目录

导读 修复未来

中文版自序 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

第一章 转折点

第三章 时机已到

第四章 何谓正义？

第五章 开始行动

第六章 受害者，抑或幸存者的国度？

第七章 “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第八章 “我感到如重见光明一般”

第九章 我为什么做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第十章 “我们原来不知道”

第十一章 没有宽恕，真的没有未来

致 谢

后记 吸尘器与洗碗机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修复未来

熊培云

每个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都会有些灵魂式的人物。南非何其幸运！1991年，白人作家纳丁·戈迪默女士因为反种族隔离作品《七月的人民》获诺贝尔文学奖。1993年，黑白双星曼德拉和他的政治对手德克勒克作为促进族群和解的典范，一起走上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台。而在此前近十年的1984年，本书作者图图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成为南非首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并于次年成为南非开普敦首位黑人大主教。

几年前我在台湾旅行，在书店里偶然读到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一时感慨万千。我一直以为，中国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它包括生命意义、自我价值、自尊、爱与同情、信仰，它主要涉及的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即你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当然它也包括我们如何在宽恕他人的基础上保全自己。人的教育面对的不是几个简单的群己权界的概念，但它们是所有权利观念的起点。好社会同样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有针对人与制度的双重建设。而我有幸在图图大主教的书里看到了这种双重努力。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着重探讨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历史使命。这同时是一本悲欣交集的书，很多细节在我读后一直难以释怀。

书中讲到一个悲哀至极的故事，并由此质问—为什么那个开普敦年轻人被处死并就地焚烧后，杀害他的四个人竟然能够一边翻动火堆里的尸体，一边坐在旁边心安理得地吃烧烤？他们如何回到家里拥抱自己的妻子，参加孩子的生日聚会？

至于喜极而泣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图大主教第一次去古古乐图参与投票时的情景：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堕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们的感受。（第3—5页）

南非民主化与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让被压迫的黑人实现了政治上的“南非梦”。然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接下来最紧要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重建，即如何促成族群之间、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宽恕与和解，让南非从种族隔离的伤害中复原而不是冤冤相报。图图大主教深刻地认识到潜在的危险，他担心新生的南非因为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清算重新倒在废墟里。如果仇恨和清算注定只能将新南非变成一座新的废墟，那么宽恕与和解就不仅不是软弱，而且是另有广阔前途。

图图大主教的这种忧虑及其远见，与曼德拉不谋而合。曼德拉后来在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中，也特别回忆到自己走出监狱并当选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后的心路历程—南非绝不能撕裂，重演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战争。你若真心热爱自由，就必须在拯救受害者的同时，也拯救加害者。因为在一种罪恶的制度下，加害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囚徒。

“人们只记得恨是爱的邻居，却忘记了爱也是恨的邻居”—后德克勒克时代的南非精英打破了这古老的诅咒，他们弃绝了冤冤相报，而是选择了宽恕与和解。在这个已然千疮百孔的国家，他们试图以修复未来的明辨是非取代你死我活的黑白分明。经过漫长的讨论，南非最终没有选择纽伦堡审判的模式，也没有选择全民遗忘，而是走了第三条道路。依据1995年《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以真相换自由”让南非因此“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从1996年开始，在图图大主教的主持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当事各方提供证言，就1960—1994年期间南非人权状况还原历史真相，既揭露了种族主义政权虐待黑人的罪恶，也不回避非国大等黑人解放组织的暴力活动曾经迫害反对派、侵犯人权的问题。每个参与迫害行动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用图图的话说，这也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第34页）

种种质疑也随之而来。一个恶人仅仅因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就可以溜之大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是否道德？大赦是否有违正义？这些也都是作者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着重探讨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图图在书中特别对比了两种司法的区别：

在惩罚性司法（Punitive justice）中，毫无人情味的国家在施行惩罚时几乎不为受害者着想，更不要说为罪犯着想。与此相比，在非洲的传统法学中还有一种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后者关注的重点不在报复或惩罚，而是本着乌班图精神（Ubuntu），努力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这种司法力图救助的不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们应该得到机会重新融入因其行为而被伤害的社会中。

在图图看来，乌班图精神是非洲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有乌班图精神的人，必定慷慨、好客、友善、关怀他人且常有怜悯之心。在乌班图精神的感召下，人们相信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相信无论加害者愿意与否，他在实施加害时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而真相同样是重要的。宽恕并非不问是非。促成南非族群和解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是大法官萨克斯。有关他“温柔的复仇”的故事，可以较好地说明这一切。

萨克斯是犹太裔南非白人，他曾经因为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付出巨大的代价。1988年4月7日，早在他流亡国外的时候，被南非政府派出的恐怖人员设置的汽车炸弹夺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尽管如此，在就任南非大法官后，他仍是宽恕与和解工作的重要推动者。条件是，作恶者必须说出真相。

当年意图谋害他的特务亨利在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后，曾经失魂落魄地找到萨克斯。两人虽谈了许多，但萨克斯对亨利说：“除非你到真相委员会说出一切，否则我不会与你握手。”事隔多日，两人在一次宴会上偶遇。当亨利表示自己已经前往真相委员会坦白一切，并希望能有机会与萨克斯握手时，萨克斯便立即答应了他。

这是一个暗含隐喻的姿势—萨克斯没有用幸存的胳膊为失去的胳膊复仇，而是用它握住敌人的手。据说，亨利离开宴会回家后痛哭了两个星期。这个细节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回到图图对人性与道德的理解—这个世界是有道德存在的，尽管所有证据显示出的，可能是个相反的世界，但邪恶、不公、压迫和谎言，绝不会是世界最后的归宿。

萨克斯同样注重修复的价值。在《断臂上的花朵》一书中记录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回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否违宪的问题。南非宪法法院否决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的质疑，相关结语明确指出应对那些作恶者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换取他们提供有关过去的真相。另一方面，制宪者的选择是为了让国会能够促进“社会的重建”，其过程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修复”。为了达到修复的目的，国家在思考各个冲突的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那些在过去非常时期中，基本人权受到侵害的受害者与家属的“被忽视的痛”。

事实上，宽恕加害者也并不意味着对受害者的完全忽视。图图认为宽恕在要求受害者放弃向罪犯讨还血债的同时，也有可能解放受害者。所以，“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如果一个人死抱着仇恨不放，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隶。这种精神上的持久的加害，有时并不亚于他曾经受到的伤害。就像我在解读影片《天堂五分钟》时所揭示的，复仇者未必能获得大仇得报时的“五分钟天堂”的快感，却严严实实地将自己的一生推进了挤满仇恨的地狱。在此意义上，没有宽恕何止是没有未来，连现在也不会有。

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着力推进的是全社会政治和解，是对一个错误和悲伤的时代的纠错，而不是对日常刑事案件的是非不分。它要求申请大赦者的行为在特定期间内（请求予以大赦的行为，必须发生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之间），并且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大赦条款是为特定目的进行的临时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会永远照此办理。它只适用于有限时期的特定目的。那些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没有资格申请大赦。如果行为是执行或代表一个政治组织的命令，则罪犯有资格提出申请。条件是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并遵守适配原则。这不是说要宽恕一切罪恶，而是对坏制度下人的一种宽恕与救济。

南非的这场“真相与和解”运动，有时候难免会让人觉得它过于浪漫和天真，仿佛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所有旧的罪恶也自动清零、一笔勾销了。受害者出于感情因素对此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另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由清算转为清零”的模式也让那些处于转型期国家的人们心怀忧惧—不是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这个可被宽恕的前景会不会鼓励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人，借着这种“政治宽恕”进一步胡作非为？

对此忧虑，当然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反驳：假如加害者与被害者没有和解的可能，假如德克勒克放下权力的那一刻即意味着要将自己和同僚送进地狱，他们将如何计算自己的利害，这个国家的历史又将在冤冤相报中倒退与徘徊多少年？

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也会从上述角度来理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如果承认制度与文化相关，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观念，就应该看到没有宽容的观念，绝不会产生可以安放人心的宽容的社会制度。即使这个国家完成政治上的转型，如果没有宽恕与和解来医治社会长年累月的创伤，即使自由已经得到，也将消失在新的漫长的冤冤相报之中。

本套译丛关注转型正义，集中译介了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萨克斯的《断臂上的花朵》以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且当是转型期南非的“和解三部曲”。其他相关内容，我还会在另两本书的序言中加以补充。倘若读者能够静心阅读并体会个中精义，并让它们长存于心，这也算是译介者为这个国家播撒一些面向未来的种子，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宽阔前景。

2014年8月6日，于东京大学访学期间

中文版自序 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访问伟大的中国时，就被中国人民的勤劳刻苦深深地打动了。譬如为了工作，工人们到晚上还在探照灯下忙碌于建设工地上。更使我感动的是中国人民的慷慨大方，这从我和妻子得到惠赠的礼物上就可以感受得到。但我在其他方面也体会到了这种大度。我了解到日本人曾经在南京犯下的残暴罪行，然而向我描述那些恐怖事件的人却并未心怀怨毒和仇恨。我还耳闻了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骇人暴行。但那些身受其害的当事人却再次让我惊讶万分，他们在叙述往事的时候并未表现出怨恨或报复的情绪，尽管他们曾无端遭受过来自同胞的无法言传的伤害。我要向他们的宽容大度表达我的敬意。

但我却不能肯定，在最终的意义上这就是迈向未来的最好途径。我对把过去扫入角落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否合适表示怀疑。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它们有种怪异的力量，能够重现并长久萦绕在我们心头。我们在南非就有这种感受。英国人和布尔人曾试图欺骗自己，在上上个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当时英国人把很多布尔人妇女和儿童都送进了他们发明的集中营。双方后裔表面上友善相处，然而不断发生的事端却表明，这种友好只是一种假象。一位年轻的布尔人小伙子告诉我，无论何时听他祖母讲述那场战争，他都义愤填膺，随时准备再打一次布尔战争。他们需要有一天通过恰当的途径最终与这段历史告别。

我们在自己国土上的经历令人宽慰。人们表现出真正高尚的宽宏大度。他们宽恕罪恶、放弃复仇的意愿实在令人敬佩。他们把自己从受害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再心怀怨言、死抱住创伤不放，从而开创出崭新的人际关系。他们给予罪行的制造者以机会，从内心的愧疚、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样便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就像中东所发生的冲突，是如此的具有破坏性。这样做，和平与安全不可能真正到来。复仇和暴力只能生发出更多的复仇和暴力。

我理解中国人出于传统文化中保护面子的需要，对道歉可能感到为难。但是，夫妇之间发生争吵时会出现什么情形呢？难道他们不会和好吗？难道道歉的一方会有失面子吗？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关系就不妙了。愿意道歉和宽恕的人是坚强而非软弱的人。纳尔逊·曼德拉是软弱或无足轻重的人吗？

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

（鲁刚 译）

献 给

南非的妇女和“小人物”们

第一章 转折点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乔治·桑塔亚纳

1994年4月27日—这是我们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日子。为了这一天，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为了这一天，我们有那么多人遭受催泪瓦斯的毒害、遭受警犬的撕咬、遭受警棍与皮鞭的毒打；为了这一天，有那么多人被酷刑折磨、被隔离监禁、被处以死刑或被迫流亡。这一天终于降临了，我们终于可以投票，可以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参加第一次民主选举。等到有权投票的日子，我已经62岁，纳尔逊·曼德拉则已近76岁高龄。

充满兴奋、期待、焦虑乃至恐惧的气氛令人心惊魄动。是的，人们害怕那些发誓要破坏这最重要一天的右翼分子的邪恶阴谋可能得逞。东西南北到处都有炸弹爆炸事件。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竟发生了数起爆炸。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和往常一样，清晨起身，静思和散步，进行晨祷，然后到主教廷的大主教礼拜堂领圣餐。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土，可是它已浸染了那么多儿女的鲜血，它是如此悲惨的一块国土，我们企盼着在它历史上这非同寻常的一天，局面能够尽可能保持正常。在南非历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前夜，暴力变成了一种瘟疫。直到那著名的最后时刻之前，M. 布特莱齐的因卡塔自由党（IFP）仍在扮演主角，威胁着不参加选举。我们全都下定了决心，准备面对最残忍的血腥屠杀，特别是在因卡塔自由党的堡垒夸祖鲁―纳塔尔省。因卡塔和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在该省的对抗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杀戮，政治上的极度不宽容令人震惊，已有无数人为此丧生。局势之严重，无以复加。我们几乎要透不过气来了，不知道这次又会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万幸的是，在某个神秘的肯尼亚人的斡旋之下，布特莱齐终于同意放弃抵制，避免了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血腥杀戮。全国上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终于就要开始采取一项政治和公民行动了，这在那些正常的国家里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他们通常担心的是选民的冷漠，而不是投票点的暴力和混乱。

我们既兴奋又紧张。我的内心深处怀着死结一般的忧虑。那天早上我们真诚地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的国土，挫败被黑暗蒙蔽的子民的阴谋。在过去种族隔离猖獗的黑暗日子里，我曾经布道说：“这是上帝的世界，上帝是主宰。”有时当邪恶似乎就要压倒善良时，我只能紧紧抓住这一条教义，好像在黑暗中为自己壮胆，又常常忍不住想在上帝的耳边悄悄说：“我的老天，你就不能让你的主宰更明显一点吗？”

早餐后，我们驱车出了开普敦大主教“官”邸—主教廷（1990年2月11日纳尔逊·曼德拉在此度过了他获释后的第一个自由之夜），离开了周围绿树成荫的富人郊外居住区。我已决定要到贫民城镇去投票。这样做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我要表明，我是和那些长期被剥夺了选举权、日复一日生活在贫困和肮脏的种族隔离贫民窟中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毕竟，我本来就是他们的一分子。1986年我就任大主教时，根据种族分隔居住区的“社团区域法”仍在执行。即使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又担任了南部非洲圣公会的大主教和都主教，我也不能和家人住进主教廷，除非首先得到特许证，使我免于社团区域法的管辖。但是，在我当选大主教后，我已宣布我不申请这样的特许证。我说我是大主教，应当住进大主教的官邸，种族隔离政府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我并未因违反了这一可憎的法令而遭到起诉。

我去投票的地方叫古古乐图，是一个典型的黑人小镇，火柴盒式的房子一排接着一排，单调乏味。那里已经排起了等待的长队，人们兴高采烈，但也得有极大的耐心和相当的幽默，才能忍受得了漫长的等待。我的第一次民主投票是新闻热点，很多海外的朋友也亲临现场，作为观察员监督选举是否公正和自由。但他们所做的还远不止于此。他们就像接生婆，帮助着一个稚嫩的新生命—一个自由、民主、非种族主义、无性别歧视的新南非的诞生。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堕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有人陶醉于这种梦境般的幸福之中，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投票后我走了出来，人们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像是欢度节日。这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说明那些生来就备受压迫的人，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变成了无名氏的人—变得无名无姓、无声无息、身在自己的祖国却被忽略不计、每时每刻都在遭受欺侮的普通民众—是无辜的。他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塑造出来的，但是他们的尊严却被种族隔离制的奴才们、被声称反对种族隔离却不惮享受种族隔离为其带来的巨大特权和好处的人粗暴践踏，原因仅仅是他们偶然的出身，一个毫不相干的生理因素，即他们的肤色。

我决定驱车在周围转转。所见所闻令我惊叹不已。人们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排成长长的队。这些长队如今已是举世闻名，但在当时却又是那么脆弱。警察和保安部队可能非常紧张，但他们并不惹人瞩目。只消几个疯狂的极端分子、几支AK-47冲锋枪就足以造成巨大的混乱，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几乎各处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不是选票不够了，就是缺了印台，还有些官员在规定的投票时间几小时后方才到场。人们的耐心令人叹为观止。全局性的灾难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并没有发生。

这是一幅令人惊异的场景。各种族的人们可能是平生第一次站在同一个队伍里。专业人士、佣工、清洁工及其女主人—所有的人都排在长长的队伍中，慢慢走向投票箱。可能发生的灾难看来却是一个福音。这些队伍在南非创造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身份象征。人们后来夸耀说：“我站了两个小时才投上票”，“我等了足足四个钟头！”

漫长的等待让我们南非人重新找回了彼此。人们传阅着报纸、分享着三明治、遮着同一把阳伞，等级在他们的眼中消失了，南非人找到了南非人同胞，意识到了我们曾费尽心力想要告诉他们的东西，即他们有着共同的人性，民族、种族、肤色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发现的不是一个有色人、一个黑人、一个印度后裔或是一个白人。不，他们发现的是人类同胞。白人认识到黑人、有色人（常常是混血）、印度后裔原来也是人，也和他们一样，同样有情感，有忧虑，有期待，这是多么重大的科学发现啊！这些人也想有个像样的家、一份好工作，也想家人有个安全的环境、孩子有个好学校。他们中间没有人想把白人赶到海里，而只想得到自己在阳光下的一席之地。

无论在哪里，选举都是世俗意义的政治事件，但我们的却远不止于此。我们的选举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思想历程，一种登临顶峰的精神感受。走进投票站时黑人是一个人，走出来时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人。走进去时，她满怀仇恨、背负着压迫的重担，她无法忘记自己曾被视为粪土，这种记忆像强酸一样侵蚀着她的心。她重新出现时，知道自己已经自由了，头昂得那么高，背挺得那么直，脚步是那么轻快。你如何传达那种如同第一次尝到蜜糖滋味一样的自由的感受呢？你怎么跟生来自由的人形容这种感觉呢？不可能，就好像无法跟一个天生的盲人讲清什么是红色一样。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们的感受。

白人走进投票站时，则为自己曾享受过压迫和非正义的果实而满怀负罪感。他走出来时也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新人，他放下了负担，获得了自由。白人体会到自由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在种族隔离压迫的黑暗岁月，我一直在说，如果黑人没有自由，南非白人也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图图的另一条口号，和其他口号一样靠不住，而今天这却变成了人们亲历的现实。我常常提起一部由西德尼·波蒂埃主演的引人入胜的老电影《逃狱惊魂》（The Defiant Ones）。片中两个囚犯—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从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队伍中逃脱出来。他们铐在一起，掉进了一个沿壁很滑的深沟。其中一个费力向上爬，几乎爬到了沟顶，但却无法爬出去，因为他和仍在沟底的同伴拴在一起。要想成功，他们就必须同心协力，一起向上爬，最终爬上沟壁，逃脱出去。

因此，我要说，我们南非人只有一起生存和成功，被环境和历史绑在一起的白人和黑人只有共同努力，才能一起向上爬出种族隔离主义的深渊。任何群体都不可能单独取得成功。上帝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实践马丁·路德·金说过的话：“我们必须学会像兄弟一样共同生活，否则我们就会作为傻瓜一起灭亡。”

4月27日这非同寻常的一天，竟是在没有我们所害怕或他人所预期的破坏行为的情况下结束的。选举被宣布为公正和自由的。赞美上帝，我们欣喜若狂，我们成功了！我们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5月9日，纳尔逊·曼德拉在新南非第一届民主选举的国民议会上当选为总统。然后，我们参加了开普敦市政厅外的大游行。街上人如潮涌，与迎接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相比也毫不逊色。

我极为荣幸地将新总统和他的两位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和F. W. 德克勒克—介绍给了已等得不耐烦的人群和整个世界。当我将曼德拉引向主席台，把他交给人民时，人群中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今天，我们正在这个划时代的事件中体会这一点。选举之后，许多南非人发现民主和自由来到了他们的土地上，帮助他们打开了过去曾经紧闭的大门。曾把我们当成贱民一样对待的国际社会，此刻向我们敞开了胸怀。我们重新回到了英联邦，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仪式和祈祷感人至深，新南非的旗帜被举上圣坛，加入了英联邦国家的行列。曾在许多赛事上抵制我们的体育世界向我们展开了迎宾的红地毯。南非人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经历。他们的国家如今尝到了新生的滋味。南非人以往在国外旅行总是鬼鬼祟祟，总是尽量掩饰自己的国籍，生怕被人拒之门外。而今他们则昂首挺胸，把国旗骄傲地别在衣领上、卡在行李上，向所有人宣示他们来自南非这块土地，告诉大家他们已经打破了末日将临的一切预言，并且不同寻常地实现了从压迫和非正义向民主与自由的和平过渡。

当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任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时，可能整个世界都为之停止了运转。即使没有停止，本来也是应当停止的，因为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齐聚比勒陀利亚，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到场了。在这个历史性的就职日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是南非空军战机释放着代表国旗颜色的烟雾从空中掠过向新总统致敬。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在场的南非人，我想特别是南非黑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们似乎在同一瞬间意识到，这些长期以来在我们头顶耀武扬威的战争机器，现在是我们的而不再只是他们的了。这的的确确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我们的国家了。

纳尔逊·曼德拉在他的大女儿陪伴下到场时，保安部队、警察、监管机构的首脑正步走到他车前，向他敬礼，然后护卫着他们的国家首脑继续行进。这一时刻真是让人百感交集。仅仅几年之前，他还是他们的囚犯，而且被当做恐怖分子遭到追捕。这是怎样天翻地覆的改变啊！他邀请他的白人看守作为嘉宾参加了就职典礼。这是他以自己的惊人方式做出的许多姿态的第一个，展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襟。他将敦促同胞们为和解而努力，他将成为推动和解的强大力量，而和解将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职责，他已经指定由这个委员会来处理我们国家的过去。这个曾经被污蔑诋毁、被当做危险逃犯遭受追捕的人，转而成了宽容与和解的化身，让那些曾经仇恨他的人心悦诚服。囚犯变成了总统，为全世界景仰、赞美和当做英雄般崇拜，成了国际上最受尊敬的国家元首。南非从未像1994年4月以后那样接受过如此众多的国事访问。几乎每一个国家元首都希望和我们的总统合影留念。

然而，我们还是不由得担心，这一切会不会在我们眼前破灭。我们害怕国内某个地方的某个狂人可能会肆意妄为，颠覆整个谈判进程。但是没有发生。有很多事情出了问题，有些明显是蓄意破坏整个计划，但是没有发生能够阻止国家前进步伐的事件。

是的，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眼前。他们见证了这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件。多少人担心和预言的恐怖血洗没有发生，这些令人吃惊的南非人—白人和黑人—共同成就了相对和平的过渡和权力的转移。

我们在对非正义、压迫和邪恶的抗争中大获全胜，我要在此对国际社会说，没有你们的帮助、祈祷和对我们事业的支持，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以极大的荣幸代表千百万同胞说：“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胜利真正就是你们的胜利。谢谢！”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我曾说：“现在对南非产品的抵制已经解除。”讲话后，一位中年妇女凑过来对我说：“大主教，我听了您的讲话，的确心悦诚服。但从小我的父母就教育我要抵制南非货，我也教育自己的孩子抵制南非货。所以即使现在买南非货时，我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我的整个人都在说我做了什么错事。”我想恐怕没有哪一种事业能像反种族隔离那样唤起那么巨大的热情、那么无畏的献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我的祖国那样得到那么多人、那么长期的祈祷祝福。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真有奇迹要发生，则非南非莫属。

在我当选为大主教时，我为自己在任期内确定了三个目标。其中两个与圣公会（新教）内部工作相关。其一即接受妇女担任牧师职位，这在1992年得到批准，我们的教会也因此更为充实，更为祥和。另一目标是将大而无当的主教教区分解为较小的传教单位（我未能得到教会的支持）。第三个目标就是解放我们的人民，无论白人还是黑人，我们在1994年做到了。

因此，我的妻子丽雅和我可以欢欢喜喜等着我1996年退休养老了。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的事情，看到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从种族主义的镣铐枷锁中解放出来。

1975年我成为约翰内斯堡教长后，就以公开明确的立场参与了斗争。1976年我曾致信时任首相的沃斯特先生，警告他黑人社区的愤怒情绪正在日益高涨。他对我的信不屑一顾。几个星期后，索韦托发生了暴动，南非从此再也不是从前的面貌了。我在公共舞台上活动了20年之久，现在政治进程已经实现正常化，我也该退出中心舞台了。

我实在太向往老公民的退休生活了，但却没有料到，我们的主教会议、总统以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合力打破了我们尽善尽美的退休计划。

第二章 纽伦堡还是全民遗忘？

—第三条道路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少数白人独霸政治权利，并因此而得到了其他各种权力和特权。他们用邪恶与卑劣的手段维持着高压统治。这些白人利用所谓“单肤色统治”制度，声称人的价值在于其特定的肤色、种族特性和人种。既然具有这些特质的人为数不多，单肤色统治也就只能属于全体人类中有限的少数人了。

在古希腊，本来聪明睿智的亚里士多德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认为人的特性并非每个人都普遍拥有，因为奴隶就没有这样的特性。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居然没有注意到其观点的无比荒谬。他的主张一定让奴隶主大感宽慰，因为既然奴隶不像他们一样是真正的人，那么奴役奴隶也就谈不上残酷，而是心安理得的了。（如此说来，重获自由的奴隶会突然间得到人性！）古人相信如此不合理、不道德的思想尚可原谅，但种族隔离的实施者却不是蒙昧的异教徒，因此不能以无知来开脱。他们声称自己是西方人，和西方人一样文明，更有甚者，他们还是基督教徒。这是他们在反对制裁时竭力强调的一点。他们还成功地说服了轻信的西方，使其相信南非实际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对抗苏联共产扩张主义蹂躏的最后堡垒。他们读《圣经》、去教堂—他们居然去教堂！我记得有一次和我的岳母驱车经过一个荷兰新教教堂。她是家庭佣工，文化程度不过小学。教堂外的停车场上泊着几十辆车，我指着这些车说，布尔人显然是群敬畏上帝、虔诚礼拜的人。我的岳母笑了笑，轻声说：“我的孩子，如果上帝像对待他们一样对待我，我也会经常来做礼拜的。”

我们的人民常常对这不可思议的现实感到大惑不解，那些如此恶劣地对待他们的人居然不是未开化的异教徒，而是自称为基督徒、和他们读同一本《圣经》的人！因此，种族隔离的鼓吹者真的无法为其怪异的主张找到借口。他们和我们同读的《圣经》讲得非常明确，赋予人类—每个人都不例外—以无限价值的，不是这个或那个生理或其他外在特质。不，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是与生俱来的，是一个整体。它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化身、上帝的总督、上帝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任何人就是名副其实地亵渎上帝，就是向上帝的脸上吐唾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怀着满腔热情为正义和自由而战。激励我们的不是政治动机，而是《圣经》的信念。在非正义和压迫的情况下，《圣经》成了最具颠覆性的书。

我们常常试图指出种族主义的荒谬，希望我们的白人同胞能够感到羞愧，并放弃这荒唐可笑的东西。例如，我会说我们不妨用大鼻子来代替肤色，因为我自己有个大鼻子。假设某大学不是像种族隔离制度下专为白人而开，而是为大鼻子设立的，首要的要求是鼻子要大，而不是学业。如果你不幸天生有小鼻子的残疾，就必须向小鼻子事务部申请批准进入专为大鼻子开设的大学学习。大部分听了我这个故事的人，都会为它的荒唐和愚蠢笑得前仰后合。如果现实也只是个笑料就好了。

我父亲是小学校长。尽管做佣工的母亲几乎没有文化，家庭收入也微薄得不值一提，但在种族隔离被国民党政府制度化、系统化之前，我们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庇护，免受了南非种族主义最严酷的迫害。我没有什么政治意识，甚至认为种族主义的秩序是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接受，不要多事。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极好地调整了自己，适应了哪怕是极端恶劣的环境。我们住在芬特斯多普。这个约翰内斯堡西边的小镇，后来因成为新纳粹布尔人（AWB，或阿非利卡抵抗运动，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对种族隔离的有限改革）的总部而臭名昭著。我常常从贫民窟到白人镇上为父亲买报纸。我总是能看到流浪儿在白人学校的垃圾桶里翻腾，并常常能够找到白人孩子丢掉的完全可以食用的苹果和三明治。白人儿童更喜欢妈妈为他们准备的食品，而不是政府为他们（不包括黑人儿童）提供的免费午餐。种族主义的畸形特性之一，就是那些没有需要、自己可以负担得起食品的学生可以得到免费食品，而那些急需高质量食品但买不起的孩子反而得不到免费午餐。这或许仅仅因为他们的父母无权无势，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是隐形人，只有让他们干活时，而且常常是做仆人时，才被人想起。我注意到了这种待遇上的差别，但不敢说那给我留下了什么不可磨灭的记忆。只是很久以后维尔沃德博士对黑人实施所谓“班图教育”的劣等教育制，并停止在某些黑人学校发放免费食品后，我儿时的记忆才重新被唤醒。当被问及为什么停止这种相当经济但可有效帮助最贫穷的人们战胜营养不良的做法时，维尔沃德博士的回答令人瞠目结舌，尽管他的话完全符合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无理逻辑。他说，如果不能人人有饭吃，那么就谁也别吃。这真是登峰造极了！我们为什么不去救治那些患了肺结核的人呢？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不能救治所有病人，我们就不该只救治其中一部分病人。之所以有这样肆无忌惮的一派胡言，就是因为受害者没有政治权利。他们无法把你选下台。

在罪恶的通行证制度下，黑人的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每天都有许多人因此被捕。16岁以上的所有黑人都必须携带通行证。如果警察要求出示通行证而你恰好没有带在身上，就被视为违法，即使解释你只是出来买包烟，通行证忘在办公室的西装口袋里，也无济于事。整个制度就是要剥夺你的自我价值。黑人没有权利进入城区，能进城完全出于其主子的慈悲和恩惠。每天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否则就得加入蔚为壮观的戴上了手铐的违法者的长队，而警察则等着凑满足够的人然后把他们塞进一辆辆军车。这一切带来的日复一日的当众侮辱是难以言表的。这种军车叫做载人面包车或Kwela-Kwela（来自警察用科萨语向他们的俘虏叫喊的“上来，上来”）。堂堂正正的人被关进惯犯的囚室，第二天又被法庭上办案的出奇速度搞得大惑不解：每人两分钟，一种“载人传送带”式的正义。未及他们叫出“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这些人就已经被认定有罪，并判处了过重的罚金或监禁。这种违反人权的遭遇是几乎每一个黑人都曾经历过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曾陪伴做老师的父亲进城。当他也被毫不例外地拦住时，我的心里是多么为他难受。不过也有蹊跷的事。由于他受过教育，他有资格享受所谓的“豁免”，普通的通行证法对他不适用，他享受其他黑人没有的特权，即可以购买专供白人的酒而不必担心被捕。但为了让警察知道他享受豁免，就必须携带并出示他的高级文件—豁免证。因此，他也无法免遭被拦住去路、被喝令出示豁免证的当众侮辱。这让我感到恶心。

我们的许多邻居还遭受了更侮辱人的入户通行证检查。家是一个人的堡垒？根本没有这回事。警察专挑最能让人烦的凌晨时分闯进来，大叫大嚷着把人们轰下床，没有一点起码的礼貌：“Kom, Kom―maak oop, julle verdomde kaffers.”（快点儿打开！你们这些可恶的黑鬼！）衣不遮体的母亲惶恐地瑟缩着，孩子们发出尖叫，做父亲的则无力地站在那里，一点也没有男子气概，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丧尽尊严—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在法律的眼里，他是无足轻重的，只有三等公民的最低权利。

降临到头上的常常不是什么大事、什么令人发指的恶行。不，那是一些日常的骚扰、琐屑的无礼行为和细碎的侮辱—尊严不总是被踩到脚下，也不总是被长筒皮靴践踏，尽管这样的情况也同时存在。比如陪父亲去商店时就经常碰到。父亲是个有教养、有尊严的人，但柜台后面的小丫头竟张口叫他：“嗨，小子！”她这样做仅仅因为她是白人。我的心为我的父亲死了许多次。他常常不得不强扮笑脸讨好没有家教的坏孩子。我知道他对此无能为力，即使到别的商店，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有时也有例外，但罕见得如炼狱中的冰雪。这种待遇贬低了我们的人民，深深地侵蚀了他们的自尊心。

我担任教长、后来担任大主教来到约翰内斯堡时，丽雅和我须经“批示”方可进入城区。我们必须到土著人事务专员办事处，在通行证上加盖适当的印章，以示在我就任教职期间允许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许多黑人必须排长队等待，而白人主子们要么在谈天、要么读报、要么饮茶。等他们终于屈尊办案时，也从不会以礼相待，而是吆三喝四，让本来已经晕头转向的乡下人更加无所适从。黑人官员的态度稍好一些。丽雅被允许作为我的配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遭受的是双重歧视—作为黑人，还作为妇女。她甚至享受不到黑人男性的那点可怜的权利。

在政府眼里，关键在于你是黑人，这是最重要的事实，而不是你其实也是人。如此这般，即使我担任约翰内斯堡的大主教并身为诺贝尔奖得主，在紧急状态下，我的夫人和女儿也有被拦截并在路边被当场搜身的可能。由于我的抗议，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她们得以被带到附近的警察局进行搜身。如果这是他们给予黑人名人的惯常待遇的话，那么对其他地位卑微的黑人又有什么干不出来呢？我自问，当然更知道可怕的答案。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总报告所引述的一份材料中，后来成为宪法法院副院长的帕埃斯·兰嘉大法官讲述了他作为一个黑人的经历。

我第一次和司法系统打交道还是……1956年在德班当工人的时候。正是在此期间，我感受到了1950年《人口登记法》第30号的某些条款、1945年的《土著合并法（城区）》第25号以及当时其他歧视性法律所带来的痛苦、愤懑和侮辱。对我的直接影响是我为这一切的不公平、不公正深感失望。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种族这个因素可以决定我应该住在哪里、可以在哪儿工作。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住到男人的宿舍去，只有得到许可证才能到城里和父母一起住。……我正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认为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什么都无法阻挡，但是我错了。我的梦想遇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它在我的周围精心构筑了无理的、屈辱的，而且常常是敌对的环境，其意图就是要打击像我这样希望为自己也为周围的人改善境遇的人……

通行证法和进城控制条例是影响我早年生活的整个法规体系的核心……我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排着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长队。排到头时，一般遇到的都是蛮横的小干事或官员，或许在你的“dompas”（当地指通行证的土话）上赏你一个什么验证章。进城控制办公室的整个程序令人痛苦而屈辱，有些方面甚至给成千上万受其管辖的人造成了深深的侮辱。我记得作为一个17岁的孩子，我不得不扭过头去，把眼光避开那些赤身裸体的成年人，徒劳地希望以此为他们挽回一点尊严。我们排在队里的人都必须裸体，以方便这种有辱人格的检查。如果在许可证的期限内没有找到工作，就可能被土著事务法庭宣布为“闲杂班图”，面临被发送农场居住地的可能。许多人被送上这个法庭，并因为未能及时出示身份文件而被判刑……

但是，把这些明目张胆的歧视性和压迫性法律写入法典只是一个方面。其丑恶性又因执法的白人和黑人官员的粗暴、残忍和麻木而变得无以复加。这是一种对前来办理手续或求助的人的敌视和威胁的文化。当局的面目是对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们的战争面孔，而人的尊严则是战争的牺牲品。

1948年当政伊始，种族隔离政府就开始了疯狂的种族主义立法过程。他们废弃了许多黑人城镇，搬迁了许多安居的社区，把上帝的子孙都扔到了与垃圾场毫无二致的班图斯坦黑人定居区。垃圾可以扔，人是不能扔的。但这恰恰就是他们给予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的待遇，而这些人的罪过是生为黑人。他们把我们当物件对待。我们有一首战斗歌曲：“Senzenina? — Isono sethu bubumnyama”（我们拥有什么？—生为黑人就是我们的罪孽）。国民党把种族隔离发展到了极致—我们在居住、就学、娱乐和工作上均被隔离。我们被禁止跨种族婚配，跨种族的性事是禁忌，混血婚姻也是禁忌。就业保留制使黑人无法从事某些专为白人保留的职业—而今天他们则在大喊这样的做法“令人恶心”。

35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这一无情的社会工程试图搅碎南非这块各种族融合而成的蛋糕。这些仅仅是统计数字，但强制迁移计划的受害者却是有血有肉的人啊！丽雅和我是在约翰内斯堡以西19公里处的黑人小镇蒙谢韦尔的罗马天主教堂结的婚。那座教堂连同许多居民住宅都被夷为平地，因为蒙谢韦尔注定是要拆毁的。这个行动是个走调的音符，是本应成为一片洁白百合的地区的一个污点。只是由于雷昂·维塞尔斯的干预，蒙谢韦尔才得以幸免。他是国民党议员，后来为种族主义深表歉意，并出任为我们制定了出色宪法的制宪议会的副主席。但是，其他地方则没有这么幸运。我生活或学习过的地方至少有五个—例如索菲亚镇—就未能幸免。有一个人在约翰内斯堡当花匠，在一个村里为自己修建了一个不错的小家。一天听说他家的村子宣布要拆除，整个社区要迁移，他请求给他个照顾，并得到批准，他想亲手拆掉自己多年来苦心营造的小窝。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吊死在树上。他无法承受，他自杀了。

开普敦的桌山脚下，是市里最为热闹和时髦的部分，叫做第六区。过去这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种族聚居区，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和睦相处，没有什么种族主义事端。后来，国民党掌权，通过名称古怪的“社区发展部”，以种族和睦的名义，宣布第六区必须关闭。于是，有色人和非洲人都被迁移到离他们工作的市中心数英里之外的地方，被迫从宽敞的宅院搬进一个贫民小镇拥挤不堪令人窒息的火柴盒式的房子里。我担任大主教不久，就访问了邦特赫维尔，一个种族隔离的毒瘤。在其中一个极小的蜗居里，住着我们教区的一个教友。老人1960年从第六区迁到这里，而当时已经是1986年了。那些没有打开的塞满家什的盒子箱子，在简陋的房子里摊得到处都是。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打开时，他回答说他等着回到第六区的家。那350万人就是这样的人。老人怀着破碎的心离开了人世，箱子依旧没有开启。

有人制作了一个题为“第六区”的音乐剧，描述开普敦这个区域的繁华以及后来如何屈从于种族隔离的疯狂。我的一个属下儿时曾住在第六区，看完表演回来后告诉我们，他禁不住流下了怀旧的泪水。他母亲晚年时曾对他说她想回家，意思是要回到她第六区的旧宅。史蒂芬·奈都和他经商的父亲及母亲、姐姐从德班搬来。他父亲发了财，在开普敦附近的立特里特盖了幢大宅子。史蒂芬成为开普敦罗马天主教大主教。我向他讲述了我下属的话，他反过来让我猜猜他看了同一场演出时的感受—他也一样痛哭流涕。社区发展部宣布他们居住的区域为白人区，因此奈都一家必须搬走。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守寡的母亲请求当局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里，但是徒劳一场。于是他们找到了与别人合住的一套一室单元房。白天他们不得入内，史蒂芬和姐姐只好坐在附近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直到允许他们回家的时候。听了他的讲述后，我突然意识到许多貌似正常的人，实际上都满怀愤懑和痛苦的重负，而这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不是白人。

我们全家从我留学的英国回国时，假道法国、意大利和圣地[1]。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开普省的艾丽斯，我将在联邦神学院执教。一到南非，我们就到东伦敦市为新居添置家具。午饭时间到了，我们知道没有餐馆让黑人就餐，于是只好买了鱼和薯条坐在停靠路边的车上吃。几个星期前，我们还可以在巴黎的上流餐馆里享受法式美食，在我们自己的祖国却办不到。

我们经常到东伦敦的海滩上野餐。留给黑人的那块沙滩景致最差，周围只有很少的岩石。不远处是个带小火车的游乐场，在英国出生的小女儿这时就会说：“爸爸，我想荡秋千。”我心里沉甸甸的，只能心虚地对孩子说：“不，宝贝儿，你不能去。”如果我的宝贝坚持要去，我又该怎样回答她呢？“可是，爸爸，其他的小孩在玩呢！”我怎么能跟她说她不能去是因为她不是能去的那类人呢？我内心死去过许多次，不能直视孩子的眼睛，因为我觉得没有了人格，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和贬斥。我现在体验的一定是我父亲在他的儿子面前被羞辱时的心情。

种族隔离系统地剥夺了有色人、印度后裔以及特别是黑人的权利，扼杀了他们的人性。它给这些人提供的是形同儿戏的教育，住房不足，医疗缺乏，使孩子们罹患原本极易预防的疾病；它通过合同工制和单性别宿舍，破坏了黑人的家庭生活。种族隔离无所不在，给其受害者造成了不必要的和无法言喻的痛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不是白人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这一罪恶制度的迫害。黑人完全有权以满腔仇恨，向白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声讨种族隔离的罪行。我们的新任司法部长杜拉赫·奥马尔说我们是一个“受害者的国度”，这种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恰如其分。但我们还要欣喜地宣布我们也是幸存者的国度，其中不乏以其宽宏大量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精神震惊了整个世界的杰出人物。

现在担任美国凯洛格基金会牧师的马鲁斯·马普尔瓦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一个热情奔放的积极分子，在黑人觉醒运动中是史蒂夫·比科的密友。他和其他人一起，在贫困交加、颓废绝望的农村社区中进行了至关重要的社区发展和医疗工作。因此，他和妻子被无孔不入的安全警察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并经常遭到骚扰。他们常常未经审讯就被关进监狱，他被处以五年禁行令，行动被限制在东开普城区内。正是在此期间，他设法甩掉了警方的盯梢，来到约翰内斯堡，在我的办公室里和我见了面（当时我担任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他说在他频繁地遭受拘留的那段时间，安全警察告诉他：“我们统治着这个国家。”当他们照例折磨他的时候，他常想：“这些人也是上帝的子孙，但他们却像禽兽一样。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恢复人性。”有这样卓越的人加入其中，我们的斗争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994年4月27日是个转折点，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它预示着新的南非将如那些竞选口号所说，成为一个民主的、无种族主义、无性别歧视的南非。这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残酷压迫和极端不公的种族隔离旧制度被废除。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还会承认自己曾是这个邪恶制度的支持者。

受伤的人不会再因为风驰电掣奔向出事地点的救护车是专为救治另一种族的人而被遗弃路边。再不会有人被迫离开家园，然后像垃圾一样被抛进贫困的班图斯坦家园（专为黑人设立）。上帝的子孙再不会受到把南非人口像牲口一样分类的种族分类局的侮辱。（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经常被划分成不同的种族，肤色稍深的被归入较低级的一类。有些人宁肯自杀，也不接受这种荒唐专横的分类。）孩子们再不用接受号称为教育的那碗“薄粥”，这种教育实际上是要让黑人儿童接受永远的奴役，顺从至高无上的白人主子。这一教育制度的始作俑者、种族隔离的高级祭司、后来担任首相的维尔沃德博士，曾大言不惭地说过：

学校必须使班图人（南非黑人）适应其经济生活的需要……如果在实际中不能运用，把数学教给班图孩子又有什么用？……教育必须依据人们生活中具有的机会而施教授业……[2]

我要说“再也不会了”，因为在新南非的确如此。我们再不可能合法地、秩序井然地通过立法，将无数人的生活从尘世打入地狱，因为新南非的至高权力不在议会，而在我们的新宪法，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具人权取向的宪法。立法不能仅仅凭议会的癖好，而是要得到我们的最高法院—宪法法院的批准。诞生时间还不长的宪法法院已经表明，它能够打击一切有悖于宪法宗旨和条款的行为。宪法不是一纸空文，而是所有南非人通过其当选代表达成的庄严契约。

新的制度安排带来许多新气象。但是旧制度的某些方面还会苟延残喘，好像沉重的裹尸布笼罩着新时代。谁也没有那样的魔杖，可以让新制度的设计者手执着挥舞、嘴里念叨着“嘿，快变”，就会把南非在一夜之间变成到处流淌着鲜奶和蜂蜜的天国。持续半世纪之久并以残酷手段得到有效加强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余毒，还会在今后的很长岁月中影响着我们。

许多南非人都对种族隔离有着可怕的记忆。他们忘不了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人们对通行证法进行和平抗议示威，警察惊慌失措，向人群开火，69人倒地身亡，其中许多是在逃跑时被击中了背部。人们也忘不了1976年6月16日的索韦托起义。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反对将阿非利卡语定为授课语文的抗议游行中被射杀。（阿非利卡语被视为压迫者和种族隔离执行者的语言，因为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国民党绝大部分人操阿非利卡语。）还有那些在被警察拘留期间神秘死亡的人。当局称这些人自杀了，有的用皮带上吊了，有的洗澡时踩在肥皂上摔死了，有的则从牢房或审讯室跳窗自杀。这些话可能大部分的白人是相信的，但却根本无法让黑人相信。我们还被告知有的人是自残而死。黑人觉醒运动年轻的学生领导人史蒂夫·比科就是其中之一。据说1977年9月，他在和审讯者发生不可思议的无理争吵时，以头撞墙。史蒂夫被赤身裸体用警方的卡车驱车1500公里送到比勒陀利亚，据说是要接受治疗，可是到达不久他就死了。谁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在他被监禁的伊丽莎白港对他进行急救，或者为什么必须让他赤裸着处在昏迷状态下被送往比勒陀利亚。

人们记得1985年在夸祖鲁―纳塔尔省阿曼泽姆多蒂的爆炸事件。放置在一家购物中心外垃圾桶中的爆破弹，在忙着圣诞节采购的人群中爆炸，死5人，伤60多人。还有1986年的玛古酒吧爆炸事件。罗伯特·麦克布莱德和两个同伙在附近安放了汽车炸弹，死3人，伤69人。据说这是以邻国博茨瓦纳为基地的非国大武装派别“民族之矛”首领下达的命令。

许多南非人看到用所谓“项链”酷刑残忍地将人处死时，无不感到恶心。施刑时将灌满汽油的轮胎套在受害者的脖子上，然后点火。这种可怕的处决方法是城里支持非国大的“同志”们用来惩治“叛徒”即被怀疑和国家合作的那些人的，也被用在交战的各派解放运动的自相残杀上，比如被禁的大部分由非国大的同情者组成的联合民主阵线（UDF）和主张由史蒂夫·比科发起的黑人觉醒运动各项原则的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之间的争斗。令我们无比震惊的是，人，年轻人，居然能围在这样一个痛苦挣扎的人周围起舞。种族隔离既剥夺了实施者的人性，也剥夺了受害者的人性。在这一点上，种族隔离做得真是太成功了。

人们为1983年5月比勒陀利亚教堂街上的屠杀所震惊。巨型炸弹在南非空军总部外爆炸，死21人，伤200多人。非国大宣布对此次爆炸负责。最晚近的则是1993年7月开普敦圣詹姆斯教堂的大屠杀。在那次袭击中，泛非大会（PAC）—即1959年脱离非国大的解放运动—两名成员冲进星期天的礼拜仪式，用机关枪杀死了11名教徒，伤56人。在这场城市游击战中，似乎已经无所谓神圣可言。

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暴行充斥于我们的历史，各方面都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段历史、这段过去。我们不能装作这一切并未发生，许多事情人们还记忆犹新。

实际上，对于向新的制度安排过渡时我们是否应该有效处理既往历史的问题，并不存在异议。不，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而在于如何处理仍历历在目的过去。

有些人希望借鉴纽伦堡审判的模式，将所有严重违反人权的罪犯都捉拿归案，让他们经受正常司法程序的煎熬。结果发现这条路根本行不通，也幸好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及其轴心国，因此得以实施所谓“胜利者的正义”。被告一方毫无发言权，而且由于坐在审判席上的如俄国人本身也是人权的严重违反者（在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审判过程让不少德国人耿耿于怀。纽伦堡审判50年后，我参加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在纽伦堡当年的审判厅里举办的专题讨论时，仍有这样的感觉。德国人接受了纽伦堡，因为他们一败涂地，胜利者可以在被打翻在地的败军身上再踏上一只脚。在南非，任何一方都无权实施胜利者的正义，因为没有一方取得了可以赋予这种权利的决定性胜利。因此，纽伦堡方案被那些为向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过渡而进行艰难谈判的人拒绝了。

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如果种族隔离的安全部队认为在谈判结束时他们仍将作为肇事者面临法律的严惩的话，他们就不会支持使我们得以实现从压迫到民主的相对和平过渡这一“奇迹”的谈判解决方案了。（当时多少人作出了可怕的预言，认为会发生血洗事件，我们会被全面的灾难压倒。）他们仍掌握着枪杆子，仍然有能力破坏整个过程。

作为和平过渡的受益者，有些南非人，还有一些国际人士，喜欢喋喋不休地抱怨没有将所有罪犯绳之以法。事实上，我们都很健忘。我们忘了1994年之前我们一直焦虑不安，一场全面的灾难如在弦之箭，一触即发。由于上帝的慈悲，我们得以幸免。那些享受着新制度安排的人过早地忘记了这一切原本多么脆弱、多么渺茫，忘记了整个世界仍然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这一奇迹的展开。奇迹是谈判解决的结果。如果谈判一方坚持将所有肇事者送上法庭，就不会有谈判解决，也不会有民主的新南非。纽伦堡后盟军可以打起铺盖回家，我们南非人可是要朝夕相处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首席大法官伊斯梅尔·马霍麦德在他担任宪法法院副院长期间，当有人对法律中的大赦条款提出违宪质询时，他才能够赞许地引述马尔文·弗兰克尔大法官在其所著《走出黑夜的阴影：为国际人权而战》 [3]一书中的话：

惩罚人权罪犯的要求，可能带来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因为没有单独的或简单的解决方案。尽管关于纽伦堡审判的争论仍在继续，但那段历史—对战败国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与一国审判自己的罪犯时遇到的可能分裂国家的微妙而危险的问题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个在压迫性政权下分裂的民族，不可能在压迫一结束时就能突然达成团结一致。人权罪犯是公民同胞，和每个人朝夕相处，他们可能有权有势，而且异常危险。如果军队和警署曾是恐怖的化身，那么士兵和警察也不会一夜之间变成尊重人权的典范。他们的数量和对杀伤性武器的精通仍然是生活的重要现实……士兵和警察可能在等待时机，阴谋卷土重来。他们也可能希望保住或赢得大众的同情。如果对他们太过严厉—或者法网撒得过宽—就可能事与愿违，正中了他们的下怀。但是，他们的受害者不能简单地宽恕和忘却。

这些问题不是抽象的大话，而是当今十几个国家面临的严酷现实。如果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更多的国家摆脱了恐怖政权，那么类似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由于情况各异，问题的性质也各不相同。

马霍麦德大法官接着谈到南非的局势：

要想成功地谈判过渡，过渡的条件就不仅应该得到被迫害一方的同意，也应该得到因为向“以自由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引自宪法］的过渡而感受到威胁的那些人的认同。如果宪法永远保留着不断反击和复仇的可能性，那么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因落实宪法而受到威胁的人们的认同……[4]

纽伦堡审判的方案之所以不为南非的谈判者青睐，还有其他令人信服的重要原因。那些原因会给本已负担不轻的司法系统添加更加难堪的重负。我们有过这类案件的经验，比如1995年和1996年对前警察局死刑队头目尤金·德考克的公诉，然后是1996年对前国防部长马格纽斯·马兰将军及其他一些将军和军官的公诉。司法部和安全部门（警察）调集许多人力、历时18个月才成功地将德考克送上法庭，由于他曾担任公职，国家不得不负担其高达500万兰特的法律费用，此外还有诉讼及诉讼机构和证人保护计划的费用。在马兰及其同案犯的案件中，公诉失败，而费用则达到了天文数字，几近1200万兰特（200万美元），也由国家来负担。在一个资金紧张，教育、医疗、住房等诸多领域问题重重、亟待解决的国家，必须在国家能够负担什么的问题上作出艰难的抉择。

我们也不能允许这类侵犯人权案件的细节向大众传播的时间过长，因为这会让许多人悲伤沮丧，对脆弱的和平与稳定造成过大的干扰。我们当然做不到像纳粹的“追杀者”那样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仍然穷追不舍。我们必须平衡正义、责任、稳定、和平与和解的各种要求。我们完全可以实行冤冤相报的正义，让南非倒在废墟中—如果这也称得上胜利，那就真是皮洛士的胜利[5]，得不偿失了。

审判方案不可行的另一些重要原因在于举证困难。刑事法庭需要案件中涉及的证据经过极严格的审查，且必须就案件提出确凿无疑的理由。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的许多案件中，事件的唯一幸存证人就是罪犯本身，而他们又利用国家的大量资源销毁证据，掩盖其罪恶行径。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一有机会便谎话连篇。上至内阁部长、警察局局长，下到无一官半职的普通支持者，无一例外。他们撒起谎来肆无忌惮、毫不动摇，就像在赶就要过去的时髦。法庭上常常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受害者与几个肇事者对质，后者一般都是警官和武装部队的军官。他们后来在申请大赦时，承认作了伪证。（委员会与法庭相比被证明是取得真相的更好途径：大赦申请者必须表明他们已经披露了全部事实，方可获得赦免，因而正常的法律程序倒了过来，申请者不再极力推卸披露全部事实的责任。）大法官或地方法官必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在白人警官的阵营前，对一个孤独的证人、一个黑人作出有利的判决。

难怪司法系统在黑人中间臭名昭著。人们认为大法官、地方法官和警察沆瀣一气，让正义流了产。直到最近，所有地方法官和大法官仍然都由白人担任，他们认同白人同胞的思想和偏见，享受着种族隔离给他们提供的巨大特权，因此认为任何反对现状的行为都是共产主义煽动的结果。他们一般都支持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反对被法律排斥在其祖国的管辖之外的黑人。旧制度中的许多大法官都是厚颜无耻的政治受聘者，心甘情愿做不公正制度的同谋，因此对司法制度的名誉毫无补救之功。当然，其中也偶有例外，但总的来说，筹码是大大不利于黑人原告或被告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南非黑人对名誉扫地的警察和司法系统的信心。

在此我更应该引述马霍麦德大法官的精辟判断：

每一个正直的人一定都极不乐意接受这样的结局：邪恶行为的肇事者得以逍遥法外，其自由得到不受宪法制约的大赦的保护。但是使我们选择这条途径的各种情况值得我们仔细琢磨。在那些暴行和酷刑发生的年代里，有关监禁和犯罪调查的法律以及为调查提供信息的方法和文化，都不易进行公开调查、取证和纠正。在这个可耻岁月中发生的一切大都笼罩在神秘之中，不易展示事实和证据。亲人失踪了，有时不知原委，其中大部分已不在人世，不能再讲述他们的遭遇。其他人要么自由遭到侵犯，尊严受到打击，要么在留下深重创伤的内讧和冲突中，名誉受到极为不公的诋毁。恶魔与无辜常常同是受害者。秘密和专制掩盖了真相，把它们藏进了我们历史的阴暗旮旯中。记录难以获取，证人要么身份不明，要么死了，不能或是不愿出庭。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对亲人的伤心记忆和本能的怀疑。幸存者因此承受着深重的创伤，但同时他们又无法将自身的感受转化成经得起法律考验的客观和确凿的证据……[6]

因此，很多案件缺乏证据，还有一些则因为诉讼时效、因为犯罪发生的时间过于久远而受到影响。马霍麦德大法官在其判决中也指出了这种司法僵局造成的后果：

如果不赦免犯罪的人，使其免于刑事诉讼，那么另一条出路就是为某些人保留抽象的诉讼权，但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胜诉，继续让许多案件中受害者的家人不明真相，不知道他们的亲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使他们对真相的渴求永远得不到满足，使他们永远无法平息心中的义愤和痛苦；与此同时，肇事者可能保住了自由之身，但却无法成为新秩序的积极、全面和开创性的参与者，因为他们内心混杂着迷茫、畏惧、内疚、不安，有时甚至是惊恐。[7]

因此，审判作为处理历史问题的各种可能方式中的极端方案，被否决了。

还有些人反对审判的方案，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应该让过去的事就过去吧。这一方案是前政府及执行其命令的安全部队所竭力寻求的。他们吵吵着要一个一揽子方案或是全面大赦，就像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及其追随者对自己实行大赦，并以此作为放弃军管、将政权移交平民政府的先决条件。尽管他们同意任命一个真相委员会，但委员会只能关起门来审案，而且不能审查皮诺切特将军本人及其政府和安全部队的档案，即使审查也不是为了定罪。皮诺切特将军以及政府和军官宽恕了自己：只有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集被告、原告和法官于一身。由于智利大赦的宗旨不像南非那样是为了确定责任，我坚决支持最近对皮诺切特将军的引渡请求。我们不能容忍罪犯不仅可以决定是否赦免自己，甚至还不允许他人质疑他给予自己大赦的依据以及所赦免的罪责。

南非的情况则是不实行全面大赦。每一个参与迫害行动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人们也强烈地感到普遍大赦等于遗忘，有人指出，我们任何人都无权说“让过去的事过去吧”，然后挥手间一切就真的过去了。我们的共同经验其实恰好相反—过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尴尬地顽固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彻底地解决一切。我们必须直面禽兽，否则它就会反过身来要挟我们。

英国人和阿非利卡人（荷兰、德国或法国胡格诺教派的白人定居者）在南非的历史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实例。在20世纪初的英布战争中，英国人把20万布尔人，包括布尔妇女、儿童和在布尔人农场上干活的黑人劳工，关进了当时英国人的新发明—集中营，这在后来希特勒疯狂推行纯雅利安血统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时变得臭名昭著。大约5万名囚犯在非人的条件下死去。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都没有坐下来讨论战争这个方面的问题。当时留下的创伤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抚平，英国和阿非利卡的定居者似乎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在表面的友好下面，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并不稳定和轻松。1998年，我从慕尼黑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会议。陪伴我的是一个年轻的阿非利卡人，他说他还清楚地记得祖母对他讲述的在集中营里发生的种种悲剧，一想起这些故事，他就觉得愿再打一次英布战争。

在纽伦堡附近的前达豪集中营建有一个纪念馆，纪念当时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可以看到毒气室和火化犹太人尸体的焚尸炉。毒气室看上去平淡无奇，好像普通的浴室，直到你看到将致命毒气注入浴室的喷头。纪念馆里的一些照片显示，囚犯们跟在铜管乐队后面将难友送去处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德国人是那么有章法、有系统。他们将一切记录在案，包括他们进行的人类忍受力实验—当然实验品是“劣等的”、非雅利安的犹太人囚犯。照片将一切都摆在我们眼前，一张张痛苦万分的脸扭曲成了怪兽的模样。

纪念馆入口处上方，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话发人深省：“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那些在南非为我们的未来而谈判的人懂得，除非我们承认过去并加以妥善处置，否则过去就可能毁掉我们的未来。

全民遗忘之有害无益，还有另一个显著的原因。选择这条路无异于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再次成为受害者。这意味着否认作为其自我重要部分的那段经历。智利剧作家阿利埃尔·多夫曼写过一个题为《死亡和少妇》（Death and the Maiden）的戏。少妇的丈夫刚被任命为国家真相委员会的成员。她正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有个人的车抛了锚，进来求助。少妇看不到他，但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并认出他就是几年前自己被拘留时折磨和强奸她的那个人。下一幕中那个人被绑了起来，无助地等待她发落。她举枪对着他，真想一枪把他打死，因为他拒不承认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而且不断地找出借口证明自己不在现场。僵持很久之后，他终于承认他就是肇事者，但奇怪的是，她把他放了。他的矢口否认击破了她的心底、她的完整性和她的自我，而这一切都是和她的经历、她的记忆密切相关的。否认颠覆了她的人格。她其实就是她的记忆，犹如一个早老性痴呆症患者不再是那个我们曾经熟悉的同一个人。

我们的民族力图恢复和肯定那些长期被迫缄默不语、被变成了无名氏和边缘人的受害者的尊严和人格。现在，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他们将有能力叙述自己的故事、唤醒自己的记忆，并在公开的诉说中，使其个性和不可剥夺的人格得到承认。

当听取受害人的证词时，由于我们不是刑事法庭，我们是依据平衡各种可能性来确定事实的。既然立法赋予我们权利，让我们恢复受害者的人性和公民尊严，于是我们允许那些前来作证的人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证实这些故事，但我们很快发现，正如宪法法院大法官奥比·萨克斯所指出的，真相也有不同的种类，而且并不相互排斥。既有可验证、可记录的法医鉴定的事实性真相，也有“社会性真相，通过交流、讨论和辩论达成的经验真相”。[8]个人的真相，即马霍麦德大法官所说的“受伤的记忆的真相”是可以抚平创伤的真相，而真正的法庭则往往可能让许多没有受过教育、头脑单纯的证人，更加困惑，创痛更深。但是，很多人都可以证明，来到委员会面前陈述对他们都起到了明显的医治功效。我们是在不经意间从科拉多克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弟弟那里了解到这一点的。科拉多克四人帮是支持非国大的积极分子，他们离开科拉多克的家到伊丽莎白港参加政治集会，被警察残酷杀害，再也没能回家。那个弟弟在其亲戚到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上作证后，在负有责任的警察坦白并申请赦免之前，对我说：“大主教，我们在几个场合向许多人讲过我们的故事，对报纸、电视都讲过。但这是我们讲述后第一次感到卸下了肩上的重担。”

我们国家的谈判者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

委员会的重点和大部分工作都和严重违反人权案的受害者及幸存者相关—听取他们的陈述，调查他们的证词，让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有机会公开讲述他们的故事，起草补偿与和解建议书提交政府。但是，政治家们就大赦达成的协议，使大赦和为处理赦免申请而成立的委员会，成为我们运作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第三条道路也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例如，这种方法会不会让人觉得可以得到大赦，因而鼓励了犯罪呢？罪犯仅仅抱歉并当众受辱就够了吗？正义怎么办？由于大赦一笔勾销了申请成功的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那么剥夺受害人向罪犯和国家要求民事赔偿的权利是否公平？

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一点，但结束本章时我想指出，有条件大赦的第三条道路符合非洲式Weltanschauung（世界观）的中心特点。这在恩古尼语族中叫ubuntu（乌班图），在索托语中叫botho。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人选择了宽恕而不是要求赔偿，选择了宽宏大量而不是复仇呢？

Ubuntu很难用西方语言表达。它表述的是人之为人的精髓。当我们高度赞扬一个人时，我们说“Yu, u nobuntu”，即“嘿，某某人有ubuntu”，意思是说这个人慷慨、好客、友好、体贴和热情。他把自己的所有与他人分享。这也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的人格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们绑在一种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的为人是通过他人表现出来的。”不是“我思即我在”，而是“我之为人因为我有归宿”。我参与，我分享。一个有ubuntu的人开朗而乐于助人，他或她肯定别人，不因他人的能干和优秀而感到威胁，因为他或她懂得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并由此具备了充分的自信；当其他人被侮辱、被贬损时，当他们被折磨、被压迫或被低人一等地对待时，他或她也会感到这种屈辱。

和谐、友谊和共享都是善行。社会和谐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善行。任何颠覆或破坏这一为人神往的善行的事，都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极力避免。气愤、反感、复仇的渴望，甚至于通过恶性竞争获得的胜利，都会侵害这一善行。宽容不只是利他，也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东西必然使我也失去人性。宽容使人们坚韧，使他们在经历种种剥夺其人性的行径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人性。

Ubuntu意味着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无论种族隔离暴行实施者愿意与否，其人性和遭迫害的人的人性纠缠在一起。在以非人的方式对待他人、给他人施加无以名状的痛苦时，施行者也必然失去了人性。我曾说压迫者人性的损失如果不是超过也绝不亚于被压迫者，而许多白人都认为这不过是那个他们恨之不及、不负责任的图图煽动仇恨的另一个口号。然而，吉米·克鲁格先生谈到史蒂夫·比科之死时令人胆寒的冷言冷语却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例证。他在一次集会上开玩笑说，史蒂夫·比科是死于绝食抗议，这说明他在南非有自由，他如果愿意，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饿死。他说史蒂夫·比科的死“让我无动于衷”。你不能不问，能这样随便谈论另一个人类同胞之死的人，他的人性哪里去了？

当肯尼亚迎来自由和独立时，很多人都认为毛毛将发起运动，通过疯狂的复仇把肯尼亚变成白人的坟墓。然而，肯雅塔总统那么受人爱戴，因此他的去世引起了不小的担忧。人们担心肯雅塔之后肯尼亚会变成什么样子。独立后的肯尼亚ubuntu无所不在。在津巴布韦，经过极为残酷的丛林战后，穆加贝在1980年赢得大选前夕，大谈和解、恢复和重建，让众人大为惊异。这也是ubuntu在起作用。在纳米比亚，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取胜后，努乔马用他迷人的笑脸讨好着每一个人。对白人没有复仇。这是ubuntu在显形。

当然，情况并非都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初的比属刚果，ubuntu哪里去了？1994年为什么卢旺达人忘记了ubuntu，而是相互残杀，让可怕的种族杀戮笼罩其美丽的国土？我不知道，只是要说ubuntu不是一个机械、自动和必然的过程，我们南非人幸运地拥有一批不只是黑人而是各种族的卓越人物。比勒陀利亚的约翰·史密特先生之子死于非国大搞的一次爆炸事件。史密特先生是阿非利卡人，人们大都认为，他一定会对被种族隔离政府称为共产党煽动的恐怖分子满腔愤慨和敌视。当史密特谈到他儿子的死时，他的一番话让人肃然起敬。他说他不气愤，如果气愤，也是针对种族隔离政府的。他相信他儿子的死，为我们从压迫和非正义到民主和正义的过渡作出了贡献。变革的时候到了。

[1] 指梵蒂冈。—译注

[2]《图片中的南非历史：真实的故事》（Illustrate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he Real Story），开普敦，读者文摘出版社，1988年。

[3]Out of the Shadows of Night: The Struggle fo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马尔文·弗兰克尔与艾伦·赛德曼著，纽约，Delacorte出版社，1989年。

[4]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等VS南非总统等”。

[5] 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在与罗马军队的一次会战中虽获胜，但代价同样十分惨重。“皮洛式的胜利”遂成西方谚语。—编注

[6]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等VS南非总统等”。

[7] 同上注。

[8] A. 博莱恩（Alex Boraine）与J. 列维（Janet Levy）合编：《一个民族的康复？》（The Healing of a Nation?），1995年。

第三章 时机已到

为什么南非在此时而非彼时出现了转折呢？

《新约·加拉太书》中圣保罗在给新使徒的信中使用了一个妙语：“时机已到。”[1]保罗讲耶稣诞生的时机恰到好处，一切都各就各位，诸种前兆都已具备，一切都在恰当的时刻发生了。提前一点会过早，拖后一点又会太迟，当一切发生时，就只有此刻，没有彼时。

20世纪90年代，自由在最为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大厦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而倾覆。在其强硬派前任如勃列日涅夫的时代，所有这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如果当时全球的地缘政治图景没有变化，那么其后的一切要么不可能发生，要么会付出惨重得多的生命代价，造成更大的动荡和不安。

在南非，强悍凶恶的共产主义帝国—即里根所说的“邪恶帝国”—的瓦解是促成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种族隔离政权成功地哄骗了轻信和听话的西方，让他们相信南非的确是非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了。到1990年，种族隔离政府再没有理由声称必须使用压迫手段根除共产主义的泛滥，因为共产主义已经根除。

在这世界和南非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得到了无限的祝福，德克勒克替代顽固不化的博塔担任了南非总统。1985年，博塔错失良机，在本该破釜沉舟宣布改革的时候，却把本来是响炮的重要讲话变成了一记蔫炮。很难设想顽固如磐石的博塔会像德克勒克那样，于1990年2月2日在议会宣布让整个世界既震惊又不敢相信的大胆举措：南非的政治进程将实现正常化，解除对政治团体的禁令（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后实行的禁令）；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将被允许作为合法团体开展活动，南非将努力走出种族隔离不公正和压迫的牢笼。

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他在南非的历史上为自己找到了一席之地。无论他这样做出于何种动机，无论我们如何评说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应该为他在1990年的作为而向他致敬。

我相信，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历经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要说服白人社会，让他们接受通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政权，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很少有选民会拥戴要把政权交给世仇，并以此为政纲的候选人。德克勒克先生当然没有这样直言不讳。他讲的是权利分享，让本来不中听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变得对选民来说不那么刺耳。他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险，我们如果不因此赞扬他，就太过失礼了。他本来也许希望通过谈判为白人找到一个位置，使他和追随者得以行使否决权。他也可能希望以三驾马车的方式，轮流当政。但无论怎样，在我们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他这个敢于冒险、勇于前进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幸运。

当然，如果他的对手不能够顺应时代的挑战，这一切也毫无意义。如果德克勒克先生遭遇的是一个身陷囹圄、满腔仇恨、誓死复仇的人，他很可能不会宣布其改革计划。幸而他遇到的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质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在狱中赢得了无比的声望，以至许多人担心如此圣人只会让那些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大失所望。实际上，有传言说其运动内部已有人策划谋杀他，因为他们害怕整个世界会因为他不能与形象相符而深深失望。他们担心，非国大可能失去因整个世界为其狱中领袖勾画的高于生活的形象而赢得的巨大国际支持。

我们没必要担心。德克勒克先生遇到的不是一个一心复仇，誓死让白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人。他看到的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渴望献身于让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种族主义苦痛离间了的人们实现和解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不是满口声言仇恨和复仇的人。他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让我们所有人惊异不已。谁也不会因为他大谈和解与宽容而指责他。被捕前他就受过长期骚扰，无法过正常的生活，1990年2月11日被释放出来之前，他已在监狱度过27个春秋。谁也不能说他不懂得何谓痛苦。

在一张著名的照片里，他在罗本岛和沃尔特·西苏鲁以及背景中的其他人，坐成一行，在庭院里敲石头。这种完全徒劳的苦役，可以以其毫无意义而毁掉意志稍弱的人。我们也知道，他的视力因在采石场做苦役暴露在强光之下而受到严重损伤。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就为摧毁他的意志，让他充满仇恨。但是，制度灰溜溜地败下阵来。他再次出现时，仍是完整的人。

说这27年纯粹是令人痛心的浪费并不难：想想他本来可以为南非、为世界作出多少贡献啊！但我不这样认为。这27年和其中的种种苦难是淬炼钢铁、去芜存菁的熔炉。或许没有这种痛苦，他还不能像现在这样激情满怀、胸襟博大。痛苦和其他因素一起让他获得了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赋予的权力和威信。一个真正的领袖必须有机会向他或她的追随者表明，他或她的整个事业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痛苦。

外人很容易认为，既然曼德拉是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道德巨人，他只消说句话就能让众人蜂拥相随。这是错估了非国大的性质和他作为党员的无比忠诚。非国大和其他类似的政治集团一样，其实是不同政治、哲学、主张、观点的大联盟。它1912年成立，团结了一大批非洲人领袖，联合抵制新成立的南非联邦对他们在政治上的排斥以及白人联邦政府对黑人控制的扩张。在整个斗争历程中，党内始终存在着各色人物、各种派别和组织，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无所不包。有一声令下便会冲向巴士底狱的土耳其青年，也有老成持重、温文尔雅的学者。1990年解除党禁时，其领导人是奥利弗·坦博，他为团结处于流放期间的运动成员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和其他领袖人物必须把大家凝聚在一个组织里，他们中既有流放者和在南非境内的地下积极分子，也有刚从多年的监禁中放出来的囚徒。能把这样一个由各路英雄组成，而且以协商一致即所谓“接受使命”为信条的党聚拢在一起，的确是了不起的功绩。看到人们如此认真地对待参与式的运作，对他们中间最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意见也给予同样的重视，的确令人欣慰。但是，这也可能妨碍主动性，使整个组织不得不迁就最为迟缓的人的步调。（我渐渐认为，曼德拉先生对党的忠诚的确可嘉，但是有些过分，并成为他的主要弱点。他一般不愿在党内未达成协商一致之前采取行动，他们在狱中就是这样运作的，在狱外他也要照旧如此。这使他在内阁中甚至保留了被公认为是榆木疙瘩的人物。也许他担心自己出身贵族，容易倨傲武断，因而努力避免表现得独断专行。）

在这样的一个政党内，不可能保证心平气和地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后，所有党员能够同意违反人权的罪犯可以免予起诉、逃脱严惩，这显然不是自动的行为。非国大甚至在究竟要不要谈判的问题上都必须认真决策。许多年轻党员常常头脑发热，极易迎合同龄人的愤怒情绪。我记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指控博塔先生蔑视传票，拒不到庭。一天，一个场场审判必到的年轻人在午间休息时对我说：“大主教，这个老头［指博塔］该送进监狱，哪怕几天也行。”当我反对说博塔年事已高时，他反驳道：“他应该感受一下我们的领导人经历的一切。再说，他们不是也关押了奥斯卡·姆佩塔吗！”（姆佩塔先生是西开普的一个领导人，尽管他当时已80多岁高龄且患有糖尿病，但还是被拘留了。）

还有其他政治组织力图表现得比非国大更为激进，反对任何与“敌人”谈判的建议，并视此为软弱的标志。泛非大及其武装组织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甚至在谈判进行期间仍在坚持武装斗争。非国大内部也有人对此表示同情。曼德拉必须和所有这些人进行竞争。

他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技巧和权威，才能领导其组织与他同行。幸运的是，他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应该走这条路。曼德拉先生也得到了党内对年轻党员具有号召力的一些激进分子的帮助和支持。例如，颇受尊敬的共产党总书记乔·斯洛沃就坚决支持整个谈判、妥协与和解的进程。他为说服狂热分子接受所谓“夕阳条款”，保证前政权的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在过渡时期不失去工作，作出了主要贡献。只有具备斯洛沃这种威望的人，才能说服那些想要惩罚种族隔离仆从的人接受这一妥协方案。毫无疑问，贯穿于整个谈判过程的这种精神正是来自非国大一方。

在历史性大选前夕被暗杀的克里斯·哈尼，在城镇的激进青年心目中享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曾是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之一，并接替斯洛沃担任了共产党总书记。因此，他有无可指摘的威信，大部分年轻人对他一呼百应。作为一个搞军事的人，如果选择对抗谈判进程、与希望继续武装斗争的人站在一边，他本可以把很多人吸引到自己周围。相反，他以自身的威望，走遍全国，敦促年轻人今后成为“和平战士”，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南非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幸运地看到，种族界限的两边都有出色的领导人，他们为促进和平、宽容与和解，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都置之度外。我在访问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在经历冲突或处理冲突与压迫的遗留问题的国家时，他们几乎无不叹息他们没有具备曼德拉的境界、勇气、地位和眼光的领导人，也没有像德克勒克那样有勇气和理智退出舞台的人。

纳尔逊·曼德拉的确是非国大致力于和平与和解的光辉化身，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一些较为年轻、知名度较小的人，同样经历过种族隔离的梦魇，同样也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寻求为受伤和分裂的民族抚平创伤，而不是报复仇敌。例如，帕特里克·“恐怖”·雷克塔和波波·莫雷夫就是政治屏幕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曾是历时最长的、以审判所在地东兰特的一个小镇命名的所谓德尔马斯叛国案的被告。两人都蹲过一段监狱，并在罗本岛结识了曼德拉这样的传奇人物。两人又都当选为新南非的省总理，“恐怖”和另一位省总理多齐奥·塞克斯瓦里都对我们主教团热情赞扬教会在南非，特别是在教育上所起的作用。他们说，他们致力于和解，是因为看到并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影响。

当民主到来时，波波·莫雷夫成为西北省的总理。不久，他在省会组织了一次集会，感谢教会理事会和其他人在德尔马斯审判期间给予的支持。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到场，并和我在主桌相临而坐。他说，他问波波坐在总理旁边，并作为接受礼物的人之一的那位白人是谁。扬说当波波告诉他答案时，他几乎惊呆了：“他就是审判我们的法官。”

显然，教会为在我们国土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作出了贡献，当然其过程和牧师队伍也难免良莠不齐。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影响，事情会有所不同。在我们斗争最艰难的时刻，当大部分领袖要么身陷囹圄，要么被流放或软禁的时候，教会领袖被推到了斗争的最前线，并为教会赢得了特殊的威望—在人们受难的地方，出现的是荷兰新教教会的前领袖阿兰·博萨克，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循道宗教会前首领彼得·斯多利，阿非利卡公会最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另一秘书长贝叶尔·纳武德，德班罗马天主教前大主教德尼斯·赫尔利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的领袖。因此，当他们宣讲宽容与和解的时候，人们都在洗耳恭听，这也是他们赢得的荣耀。

现任司法部长杜拉赫·奥马尔宣布了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令。我还记得他曾为种族隔离的反对者担任辩护律师。他取得了伦敦大学奖学金，但就在临行之前却被取消了护照，令他伤心欲绝。更有甚者，根据后来披露出来的情况，他已被南非政府的一个打击小组列入死亡黑名单。他们曾偷换他的心脏病药品，企图让他误食而死。他指导议会通过的立法将可以使企图谋害他的人申请大赦。

正是非国大的一个成员，西开普大学人权法教授卡德尔·阿斯马尔在他任教后的第一节课上，提出南非不应该寻求纽伦堡式的审判，而应该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非国大为委员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为处理对其阵营内部在南非境外的暴行指控，它采取了一个解放运动前所未有的举动。非国大成立了至少三个调查委员会，其领导为揭露出来的迫害行为承担了责任，并公开道歉。

因此，在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产生了将我们引向民主的临时宪法后，这一历史性文件中能够包含一篇附言，作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宪法指南，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族团结与和解

本宪法将在一个以斗争、冲突、无以言状的痛苦和不公正为特征的深刻分裂的社会的过去，和一个建立在承认人权、民主、和平相处以及不论肤色、种族、阶级、信仰和性别而使每个南非人都有发展机会的未来之间，建立一座历史的桥梁。对民族团结的追求，全体南非人民的幸福与和平，要求南非人民实现和解，重建社会。

本宪法的通过，将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使南非人民超越引起过严重违反人权行为、在暴力冲突中践踏人道主义原则并遗留下仇恨、恐惧、悔疚和复仇的分裂而紧张的过去。现在可以提出这一切的基础是，我们需要理解，不是复仇；是补偿，不是报复；是乌班图精神，不是牺牲。

为了促进和解与重建，对与政治目的相关以及在过去冲突过程中发生的作为与不作为及犯罪，将予以大赦。为此，议会将根据本宪法通过法律确定一个明确的分界日……并提供该法律通过后实施大赦的机制、标准和程序。

[1] 《加拉太书》，4 : 4。

第四章 何谓正义？

一个人犯下滔天大罪，仅仅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可以万事大吉，这究竟对不对？持批评意见的人说得是否有道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不道德吗？委员会的建立所依据的《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甚至没有要求申请人表示任何悔悟或自责。获得大赦的条件仅仅是：

· 请求予以大赦的行为，必须发生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之间。

· 行为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没有资格申请；但如果行为是执行或代表一个政治组织的命令，如前种族隔离政府及其附属班图斯坦黑人家园，或一个公认的解放运动如非国大或泛非大，则罪犯有资格提出申请。

· 申请人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

· 必须遵守适配原则，即手段应与目的相适应。

法律规定，如果上述条件具备，就可给予大赦。受害者有权表明这些条件没有达到，反对大赦申请，但没有对大赦的否决权。

后来我们意识到，立法时没有将忏悔作为大赦的条件之一，比我们当初的想法要高明。如果有这一要求，那么满口道歉和忏悔的申请人可能被认为是在装模作样，而严肃死板的申请人则会被指责为冷酷无情、毫无悔意。这样只能于事无功。实际上，大部分申请人都表示了悔悟，并请求受害者宽恕。至于请求是否出于真诚的愧疚，回答永远莫衷一是。

那么，大赦是否损害了正义的伸张呢？这不是什么无所谓的问题，而是严肃的事，关系到整个真相与和解进程的正当性。

根据法案要求，如果犯罪行为是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即定义为绑架、杀害、酷刑或严重虐待的行为，申请就必须通过公开听证予以处理，除非这种方式可能妨碍司法（例如，证人受到威胁，不能公开作证）。实际上，几乎所有向委员会提出的重要申请都是在电视聚光灯下公开审理的。因此，罪犯也经受了公开亮相和受辱的考验。许多出来坦白的安全部队成员过去曾备受尊重。周围的人，甚至其家人，常常是第一次听到原来他们是死亡小组的成员或对监禁的犯人屡施酷刑的人。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残酷的打击，婚姻因此破裂。这的确是不小的代价。

南非广播公司负责报道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广播小组，收到一个自称海伦娜的妇女的来信（她希望匿名，以防报复）。她住在东部省份的姆普马兰加。公司广播了来信的大部分节选内容：

我那时还是东自由州一个生活在农场上的十几岁的女孩子。18岁时，我遇到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在高级安全机构中工作。美好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甚至还谈到了结婚。他是那么生气勃勃、精力充沛，那么聪明睿智。他虽然是英国后裔，但“布尔”阿非利卡人都喜欢他。我的所有女伴都对我羡慕不已。后来有一天，他说他要“出趟门”。“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可能永远见不到了。”我伤心欲绝，他也一样。我草草和他人结婚，但很快就破裂了，因为我结婚就是为了忘却。一年多前，我通过一个女友再次见到了我的初恋情人，这才第一次知道他到国外参加了行动，并打算申请大赦。当我看到曾经高大英俊的人变成了现在的这副形骸，心中充满无法言喻的苦痛。他只有一个愿望—必须说出真相。大赦无关紧要，它不过是通向真相的途径。

婚姻失败后，我又遇到了一个警察。他虽比不上我的第一个恋人，但也非常出色、非常特别，也是一个生气勃勃和可爱的人。他幽默，爱唠叨，凡事有板有眼。后来他说，他和我们的三个朋友得到提升。“我们要调到一个特殊部门。现在，我的宝贝，我们是真正的警察了!”我们欣喜若狂，甚至庆祝了一番。他和朋友常常来看我，有时甚至住上一段。但他们会突然变得焦躁不安，冷不丁地说一声那可怕的“出趟门”，便开车走了。我……这个爱他的人……只能在焦虑和失眠中度日，担心着他们的安全，揣测着他们的所在。我们只能安慰自己：“不知者心静。”我们这些亲人所了解的……只是我们能亲眼看到的。进入特别部队三年后，地狱般的生活终于降临到我们头上。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内向偏执，有时干脆用双手捂着脸抖个不停。我意识到他开始酗酒了。深夜，他不休息，却从这个窗户到那个窗户来回踱步。他想要掩饰无法遏制的内心恐惧，但我还是看出来了。一天凌晨两点到两点半之间，我被他急促的喘息声惊醒。他在床上滚着，脸色煞白。闷热的夜晚他却一身冷汗，浑身冰凉。他目光迷茫，又像死人一样呆滞。还有那不停的颤抖、可怕的呕吐和从他灵魂深处迸发出的恐惧和痛苦的尖叫，令人不寒而栗。有时，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发呆。我从未搞清楚、从来不知道这每次“出门”他都强咽下了什么。我就像生活在地狱中。祈祷吧，祈求吧：“上帝啊！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到底怎么了？他怎么能变得这么厉害？他是不是疯了？我再也受不了他了，可是我又无法脱身。如果我离开他，他会像鬼魂一样缠我一辈子。为什么呀，上帝？”

今天我找到了所有问题令我心痛的答案。我知道了一切的开端和背景，知道了那些“在上边的人”的作用，那些“小集团”和“我们的人”不过是执行他们命令的“秃鹫”。而今他们却都掸掸手好像无辜者，抗拒着真相委员会的现实。是的，我和我的杀人犯站在了一起，他让我和白人的老南非安然入睡，而那些“上边的人”又在为秃鹫寻找下一个需要“永远从社会上根除掉”的目标了。

我终于搞清了这场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我被剥夺了一切，如果我的生活、我孩子和父母的生活被法律窒息，如果我只能看着白人尽管已得到最好的，但还要更好的而且得到了，我也会斗争的。我羡慕并尊敬斗争的人们—至少他们的领袖有勇气站在他们的秃鹫一边，承认他们的牺牲。可我们靠谁呢？我们的领袖都过于神圣和清白。没有心肝。德克勒克先生说他不知道，我可以理解，可是该死的一定有一个小集团、一个还活着的人是这一切行动、一切“上边的命令”的元凶。该死！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不是违反人权又是什么？精神杀害比血肉模糊的肉体杀害更没有人道。我希望我能把旧南非从每个人的过去抹掉。我要用我那被毁了的秃鹫的话结束我的故事。一天夜里，他对我说：“他们可以一千次地赦免我。即使上帝和所有的人都一千次地赦免了我，我也得生活在这个地狱中。问题出在我的脑子里，我的良心里。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解脱，崩了我自己的脑袋，因为那儿有我的地狱。”

海伦娜

此外，不应认为给予大赦是鼓励有罪不罚，让罪犯完全逃脱其行为后果，因为大赦只给那些承认有罪并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人。大赦涉及的不是无辜的人，也不是自称无辜的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参与杀害史蒂夫·比科的警察尽管申请大赦，但被驳回。他们否认自己犯了罪，声称毒打他是为了反击他无缘无故发起的攻击。

因此，整个进程鼓励的是承担责任，而非相反。它支持的是尊重人权的新文化和承认责任、承担责任，新民主制度希望以此为其特点。还应注意到，大赦条款是为特定目的进行的临时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会永远照此办理。它只适用于有限时期的特定目的。

另外，在惩罚性司法中，毫无人情味的国家在施行惩罚时几乎不为受害者，更不要说为罪犯着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司法形式。我认为还有另一种司法，即作为非洲传统法学特点的恢复性司法。它关注的重点不在报复或惩罚，而是本着乌班图精神，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这种司法力图救助的不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们应该得到机会重新融入因其行为而被伤害的社会中。这种方式将犯罪行为视为发生于人们身上的事情，其结果是关系的破裂，因而更富人情味。我们可以说，司法，恢复性司法，是在寻求抚慰、宽容与和解中伸张正义的。

一旦符合法案规定的条件，大赦立即生效，罪犯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连同国家对公职人员的责任，同时一笔勾销。大赦产生的是好像犯罪行为从未发生过的效果，因为犯罪行为的法庭记录将是白板，一张白纸。这意味着受害者失去向罪犯索取民事赔偿的权利。要求受害者付出如此代价的确过分，但是使我们从压迫到民主实现较和平过渡的谈判者认为，这是我们的民族必须要求受害者付出的代价。

我们的自由代价高昂。但要正确计算这一代价，我们应该比较一下我们所享受的高度稳定和前苏联在进行类似的变革时经历的剧烈动荡和骚乱，更不要说前南斯拉夫的可怕屠杀和不稳定了。国际社会正在追究前南斯拉夫一些人的滔天战争罪行。大部分种族隔离制度下违反人权行为的受害者，都有其默认的代表为他们讲话。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和现实，他们一般都会接受其代表作出的决定，认为那应该是达到其愿望的最好决定了。

1999年1月，我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教堂向很多人介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像其他类似的集会一样，有人情绪激动地对我说司法有其道德要求，而我们的进程损害了这一点。他强烈认为（我猜想，那里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也同意他的观点），从道义上讲，这样的安排只能由受害者本身作出，而不能是别人，无论其动机如何崇高。我希望我当时在这一点上给予了令他满意的回答，即那些为实现和平过渡而进行谈判的人，在解放运动的代表团中有人自身便是邪恶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许多人曾被拘留、骚扰、监禁、拷打和流放，而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们都遭受过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的不公和压迫。他们可凭亲身经历讲话。例如，直到难以忘怀的1994年4月，他们所有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直到那一天，他们从未在生身的祖国投过一次票。他们遭受过极不公正的通行证法的侮辱，看到自己的人民流离失所，像垃圾一样被大规模强制迁徙计划扔掉，无数人受到极大的伤害。因此，我可以向那位提问的犹太人保证，谈判者并非自以为是，而是在诉说他们和亲人的亲身经历。

大选结果揭晓时，这些谈判者不仅没有被指责未能反映选民的意见和态度，反而得到了广泛支持，赢得了大选的压倒性胜利，使非国大执掌了民族团结政府。同样是这些人—现在已是当选的代表—给我们带来了新宪法，并根据宪法通过法案，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不是什么理想主义新星的杰作，而是老成务实的政治家的功绩。他们常常眼睛盯着下一次大选，一般不会做出疏远选民、让自己下台的事。这些政治家是在曼德拉和他的继任者姆贝基的领导下运作的。如果他们在法案上的行动有悖选民的情感，这早就该反映在民意测验中。真相与和解进程进行三年后，历经无数引起争议的大赦决定，在对政治领袖的民意调查中，曼德拉仍赢得了80%的高分，姆贝基则为70%。（他们最强的对手仅得30%。）这说明，尽管选民因为压迫时期之后的第一届新政府未能兑现其全部承诺，自然会感到失望，但是非国大仍然得到了认可。最近，支持建立委员会的政党在1999年的大选中赢得了90%的选民。用我在伦敦国王学院的老师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这样断言不无道理”，即那些参与谈判并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人，实际上完全有资格代表受害者而且得到了认可。

当他们接受受害者必须不仅放弃其刑事诉讼权利，而且要放弃民事赔偿要求的权利，才能达到我们今天的局面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自己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这样做的。形成这一立场并非轻而易举。这曾引起过极大的愤怒，但是显然，即使是民事赔偿，如果申请大赦的人知道尽管他们将免于刑事责任，但逃不了民事责任，很可能他们根本不会提出申请了。把他们吸引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面前的胡萝卜的魅力将大打折扣。可以说，如果不如此办理，更多的人会因此而冒可能被起诉的风险（就像马兰将军及其同案犯被无罪释放后许多人的行动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曾经发誓保守秘密或与同党串通提供伪证，其罪行的内幕仍然是个秘密。找到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但却是当时形势下的最佳选择，即以真相换取罪犯的自由。

取消受害者要求民事补偿的权利，就产生了赔偿的问题。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常常为人忽视，但对建立和解的进程确是相当关键的。正如我们在《报告》中所说：

没有足够的赔偿和复原措施，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抚平创伤、实现和解……此外……赔偿是大赦的重要平衡。大赦的实施剥夺了受害者对罪犯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因此政府应承担赔偿的责任。

马霍麦德大法官在宪法法院的判决中清晰而雄辩地指出，“细致入微的针对每个人的赔偿”，要比让有可能胜诉的少数受害者对国家提起民事诉讼，对于解决种族隔离制度遗留问题将是更具创新性的方式：

那些基本人权被酷刑和迫害所践踏的人的家庭，不是唯一忍受许多人必须长期忍受的非人性种族隔离造成的“不可名状的痛苦和不公正”的人。多少代已经出生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将遭受种族隔离制度造成并延续的、影响了无数人生活的贫困、营养不良、无家可归、文盲和能力的丧失。国家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将一切扭转过来。我们需要付出多年的决心、理智和努力，才能“重建我们的社会”，让得到了真正成长机会的新一代实现他们的正当梦想。过去的几代人首先被种族隔离的实施，在这一制度死亡后又被其无情的后果，剥夺了梦想和机会。国家的资源必须创新、明智、有效和公平地加以利用，以促进重建进程，最大限度地给最广大的人民带来救助和希望，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开发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的种族主义过去背负耻辱或痛苦的人的内在潜力。

宪法的谈判者和民族的领导人要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不得不作出艰难的抉择。他们可以选择首先将国家的有限资金，用来赔偿那些遭受过国家公职人员谋杀、酷刑或殴打的人，与此同时挤掉本可用在诸如教育、住房和基本医疗这些关键领域所急需的资金。他们有权对问题所涉及的各种不同需求排定轻重缓急的顺序，可以决定将国家的民事赔偿责任加以限定，把那些……（发生时间过于久远、已无权要求赔偿的案件）和那些发生在最近、不能以法定期限进行限制的案件区分开来。他们也有权说这种方法没有道理而拒绝采纳。他们可以选择让国家背上保险公司赔偿要求的重负，因为这些公司为国家公务员的民事行为进行过机构赔偿，这样又会把急需的资金从为饥饿的人提供食品、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为争着挤进已经超员的学校的孩子提供黑板和书桌这些方面挪走。他们有权决定把这些学童、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的需要放在首位。

宪法制定者所领导的大选，使议会赞成“社会的重建”，并在此进程中运用广义的“赔偿”概念，使国家既能够考虑到各项事业对其资金的竞争，又可顾及在过去的冲突中人权遭到侵犯的个人和家庭的“无可名状的痛苦”。有时给予这些家庭的最大赔偿，莫过于通过助学金或奖学金帮助他们的孩子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潜力；在其他情况下，最有效的赔偿可能是职业培训和恢复工作能力；有些人可能需要复杂的外科手术和医疗救助，另一些人可能需要住房补贴，以便不被从他们已经无法维持的住房中赶出来；在某些情况下，为故去的人竖起墓碑、公开表彰他或她的高尚和英勇，可能是对受伤的心的最大慰藉。即使两个人在同样的非法行为中遭受了同样的损失，对他们的赔偿也可能在形式和性质上有所区别，因为他们现在一个收益丰厚，另一个则生活拮据。[1]

法律以及委员会提交给曼德拉总统的建议均作出规定，给法案认定的受害者以赔偿。委员会委员尽量避免使用“补偿”这个字。我们认为，任何人、任何方式都无法对丈夫、父亲、一家之主遭到残酷杀害的家庭进行补偿。这种损失造成的伤害是无法计算的。此外，如果我们给予补偿，那么是不是所有受害者，无论其受害的情形有多么的不同，都应该得到同样的补偿呢？因此，我们向总统和议会建议，应该给认定的受害者相当可观的赔偿金，但必须说明这笔钱更多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补偿。国家实际在向受害者说：“我们承认你们的权利受到了严重践踏。没有什么能替代你们的亲人。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说，我们非常抱歉，我们把你们的伤口揭开，希望能够清理干净；这些赔偿如同药膏，敷在伤口帮助愈合。”

法案要求据此建立起来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必须“对受害者友善”，以恢复受害者作为人和公民的尊严。但它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罪犯的申请一旦批准立即给予大赦，而委员会要到进程开始几年后向总统递交《报告》的时候才能就受害者的问题提出建议。总统同意后，再把意见提交议会；然后议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讨论这些建议。议会通过委员会的建议后，受害者才有希望得到赔偿。可惜这个过程非常漫长，结果真相委员会成立后的三年内没有批准一项赔偿，而罪犯却一个接一个得到大赦。我们不难理解找到委员会的受害者的不满和怨气，也可以理解有些人对委员会的激烈批评和讽刺挖苦，说我们宣传的“对受害者友善”实际是对罪犯友善。

我们委员会也对法律的这个方面表示了不满。结果，在1998年10月29日向总统提交《报告》的时候，20万名左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认定的受害者得到了所谓的“紧急过渡救济款”。这笔紧急救济标准统一，一般每个受害者最多得到2000兰特（330美元）。

除紧急救济外，我们在《报告》中还建议，国家应该支付“个人赔偿金”。我们希望，所有受害者最终都可以得到每年23000兰特（3830美元）、持续6年的赔偿金。我们估计国家总计要支付29亿兰特（4.77亿美元）。撰写本书时，政府共拨出相当于此数五分之一的预算，分三年支付。

我们的个人赔偿金建议引起了几个问题。能不能给痛苦设定一个价钱？在国家金库紧张的情况下，国家是否能支付得起这笔钱？如果种族隔离本身如五位高级大法官所谴责的那样，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是对人类的犯罪，那么是不是每一个遭受这一邪恶制度之苦的人都应被认定是受害者呢？这一切中的公平何在？那些被强制迁徙的人怎么办？还有那些因为接受劣等教育而终生受损的人、那些由于种族原因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而罹患本来很容易预防的疾病的人，怎么办？我们根本列举不完。

委员会中没有人怀疑，法律在限定违反人权行为的含义时，是有一定武断性的。但是，立法部门显然感到有必要将处理的问题控制在可以应付的范围之内。赔偿本可以追溯到远远早于1960年的时期，比如到1948年，即国民党首次掌权，开始进行疯狂的种族主义立法，试图通过有系统地剥夺大部分南非人的基本人权，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二等公民的时候。然而，我认为议会的决定是极为明智的，为我们完成任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机会。它也保证了避免整个国家长期被处理过去之事牵扯精力，不得脱身，最终影响和平过渡进程。

我们也根据同样的道理向政府建议，应实行我们所说的受害者“封闭式名单”，只有向委员会提出申请的受害者，才有资格得到赔偿金。我们指出，大规模宣传活动已经使人们了解自己有作证的机会，而得到赔偿的人应该是那些确实作过证或者提交了陈述的人。如果在无法估计究竟有多少受害者的情况下政府就承诺给予赔偿金，局面可能难以收拾。

任何人都没有对赔偿的重要意义抱任何幻想。司法部长杜拉赫·奥马尔领导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他在我们提交《报告》后的辩论中正确指出，我们是一个受害者的民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幸存者的民族。他还建议考虑给予集体赔偿，因为有时受到更大伤害的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大部分理智的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坚持认为，应尽一切可能保证有权得到个人赔偿的人不被遗漏。毕竟，他们已经放弃了损害赔偿的诉讼权利，不能让他们再作出过分的牺牲了。

我们委员会的人往往对来到我们面前的人备感惭愧，因为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常常是那么谦卑。“我能不能给我的孩子立块墓碑？”“委员会能不能帮忙找到我儿子的尸骨，哪怕是一块骨头，让我们为他安葬？”“能不能帮我让我的孩子上学？”如果我们让他们失望，连这些可怜的要求都不能满足，那该是多么悲哀的事。我们深知政府资金承受的压力，但必须作出令人痛苦的艰难选择。

委员会也建议用倒下的英雄命名街道和学校，修建具有纪念意义的公共设施，如诊所、社区中心和娱乐场所。现在这一切已经开始。我们还认为应该建立纪念碑和纪念堂，缅怀为我们带来自由的人们。这些建筑应尽量具有包容性，应帮助我们积极地而不是怀恨地记取过去；纪念堂不应离间我们中的一些人，而应促进恢复与和解的进程；应该让记忆在我们忍受了旨在分裂我们、散播敌意与不合的一切后，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希望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确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国度时，我们能学会庆祝让我们团聚一堂的时刻和事件，庆祝历史性的大选、曼德拉就任总统或是我们在世界杯或非洲国家杯足球赛中的胜利。

[1]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

第五章 开始行动

1995年9月，我以为可以作为大主教退休了，但是在我参加的倒数第二次主教会议上，我得到提交给总统的、担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的一致提名。我是从最初的200人缩减到45人的候选人之一。我们在南非的几个中心进行的听证会上，接受了多党小组的面谈。小组把25个名字提交给总统，总统经与民族团结政府内阁商榷后，选择其中17人组成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被任命担任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Alex Boraine）博士担任副主席。

既然总统发话，下面的人便没有什么选择了。谁会对曼德拉说“不”呢？我等待已久的喘息告吹了。在此后的三年中，我们将投身委员会既令人心碎又催人振奋的工作，聆听对滔天罪行的可怕陈述，又为我们同胞表现出的非同寻常的宽容精神而振奋不已。这的确是难得的殊荣。

总统在1995年12月15日的《政府简报》中宣布了委员会的成立，第二天，即12月16日，我们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如果有人要寻找什么征兆的话，那么我们能在今天叫做和解日的公共假日聚集一堂，的确是个好兆头。这个假日经过了有趣的演变过程。它曾经被叫做丁干日（Dingaan’s Day），但不是为了纪念同名的祖鲁国王，而是带有沙文主义色彩地纪念一小撮阿非利卡殖民者的侥幸胜利。19世纪30年代，他们被英国似乎要平等对待“本地人”和白人的政策激怒，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开普。他们取道后来被称为“非常之路”（Great Trek）的小径，想象自己在重演上帝的选民出埃及的大逃亡。他们是上帝的新的选民，逃脱的是英帝国主义的枷锁。1883年，Voortrekker人的一支小队伍在开始与祖鲁军团的战役前，疯狂地祈求上帝在随后敌众我寡的战斗中给他们佑福。他们还在盟约中发誓，如果上帝保佑他们战胜了当地蒙昧的乌合之众，他们和子孙后代都会庄严纪念这个日子。他们采用新战术，将篷车围成一圈，如同流动的堡垒—laager—他们可以藏身其后，赶跑敌人。奇迹发生了。上帝被他们的祈祷感召，他们以决定性的胜利打败了强大得多的敌人。从此之后，阿非利卡人便开始庆祝他们在12月16日血河之战中取得的胜利。他们认为，这一胜利清楚表明他们跟那些异教徒黑人相比，是高出一筹的。这一公共假日变得臭名昭著，南非黑人都害怕丁干日的降临。我还记得小时候大人吓唬我们说，如果在那一天离开贫民窟到白人的镇上去就会发生可怕的事。实际上大部分黑人在那一天都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免进城。常常可以听到有些不听劝告的愣头青，如何被打、被嘲弄和被谩骂的令人毛发倒竖的事情。据说有的黑人的山羊胡简直就是从脸上被连根扯掉的，因为白人认为山羊胡子是殖民者的典型特征，不能容忍黑人这样仿效他的主子。

这样一个帮派的、沙文主义的假日居然叫做丁干日，真是荒唐至极，纪念的倒像是那个祖鲁国王，而不是他的败仗。因此，国民党政府将节日更名为盟约日。当时政府正引诱祖鲁人接受班图斯坦黑人家园的政策，重揭祖鲁人败仗的旧伤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根据这一政策，黑人在按部落画地为界的小国内享受自治，自封的独立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南非及其卫星国外再无人承认。在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情境中，南非黑人将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外人，无法在南非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这一政策被国民党大肆宣扬为南非参与非殖民化的新进程、帮助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举措，而实际上仍是分而治之的老政策，鼓励部落主义，阻挠将南非黑人作为非洲人而不是各个不同部落的成员团结起来的运动。白人至上论者无论何等愚蠢和不道德的事都愿意做。

节日更名后的庆祝活动以宗教为重点，即作为宗教仪式永远纪念殖民者在上帝赐予胜利的大战前夜向上帝许下的诺言。这一新的含义，使我们又向促进创伤的愈合、和解及承认南非迈进了一小步，用1955年解放运动通过的《自由宪章》的话来说，这个南非“属于生活在南非的所有人”。

这个节日逐渐体现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思想，即越来越多的南非人将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它将把一个多样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它将是包容性的而不是帮派性的，它也不会通过贬低某些人而抬高另一些人。这样的秩序，对人民被长期离间、不公正和歧视又加深了相互仇恨的社会来说，绝非易事。但是，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丰富多彩的民族生存下去，这一进程就不容失败。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一和解日召开的。

我们聚集在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的圣邸主教廷。这也颇有意思，因为这里曾叫做布舍维尔，是1652年到达南非的第一个白人定居者扬·范·里贝克的故居。他从荷兰被派到开普为船队建立东行的中转站。他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种植了一道苦杏树篱笆，把当地的科依人挡在定居点外。在主教廷附近，至今仍可看到篱笆的残余。用记者阿利斯特·斯帕克斯的话来说，这道篱笆不愧是有了它之后南非的生动象征。[1]范·里贝克把欧洲带到了非洲，而本地人却成了被挡在外面的异类。这道篱笆最终结出的苦果，就是南非充满冲突的那段历史以及白人和其他种族之间的仇恨，而我们委员会正是为处理这段历史而建立的。尽管要求我们处理的是1960—1994年这34年间的问题，但我们真正面对的却是我们美丽的祖国自1652年以来的历史。

对我来说，在主教廷开会，更是有切肤的感受。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里越来越经常成为反对日益加深的种族压迫的抵抗运动领导人的开会场所。正是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他们策划组织了1989年9月13日的大游行。其后连续几个星期，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最终促成了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先生宣布的划时代变革。游行号召人民抵制1989年9月6日的大选。在开普敦，几个和平示威的人被安全部队杀害。伤亡者中也包括孩子—他们站在自家庭院里竟也挨了枪子。我记得，当工作人员报告说已有20人被杀时，我悲伤地走进主教礼拜堂，流着泪质问上帝：“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你怎么能允许他们对我们这样做？”我不能声称拥有通向天堂的热线，但跟上帝争辩一番后，我知道了上帝希望我们游行。我向有些吃惊的工作人员宣布，我们也要去为和平游行，表达开普敦大部分居民都感到的义愤，他们必须有个办法宣泄他们的愤怒。

主教廷也是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和温妮度过第一个自由之夜的地方。在接听了各国总统、国王包括白宫的电话后，他就是在这里与最亲密的同事讨论未来战略的。我走进会议室，开始吟唱几乎成为第二国歌的赞美诗：Lizalis’idinga lakho（实现你的意志，啊，与真理同在的上帝）。所有的人都跟着放声高唱，仿佛他们的生命就取决于此。我进行了祷告，感谢上帝的仁慈带来的奇迹，请求他保佑在座的各位和我们的祖国。然后，我告辞，让他们继续讨论。第二天，曼德拉在主教廷的花园里召开了获释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也是在主教廷，教会领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黑人政治领袖会议。其中一些激进分子第一次表示愿意和颇有争议的班图斯坦黑人家园领袖坐在一起。这些人由于和种族隔离政府合作而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主教廷召开的会议，聚集了可以想象得出的形形色色的南非人。共到会16人，一人因故缺席。其中10名黑人、6名白人，包括两个阿非利卡人。政治上，我们代表了从左翼到白人保守右翼的各种派别。有基督徒、穆斯林、一个印度教徒、几个没有信仰的人，也不乏一两个不可知论者。

副主席伯莱恩博士曾是议会的反对党成员，其观点受到支持种族隔离的议员的激烈攻击。他在20世纪80年代愤然辞职，开始创建议会外组织，继续为实现民主奔波。玛丽·伯顿女士是“黑色腰带”（Black Sash）这一为南非黑人争取权利的妇女运动的中坚人物之一。克里斯·德杰格，资深律师，曾是极右翼党派的成员和执行法官。伯格尼·芬卡牧师是东开普反对种族隔离的著名教会领袖。希西·坎佩培小姐是一个深度介入劳工权利斗争的律师。理查德·莱斯特先生是曾在事端不断的纳塔尔省工作的人权律师。怀纳德·马兰先生是律师，曾代表当政的国民党担任议员，后来脱离出来，参与建立了一个白人的反对党。科萨·姆格佑先生是循道宗教会前会长、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以及为争取纳塔尔省实现和平的著名纳塔尔教会领袖团体的成员。贺兰吉维·姆吉泽女士是心理学家，曾担任政府的精神卫生专家。

经常为我或伯莱恩代行职责的杜米萨·恩彻贝扎先生，曾是东开普的政治犯和著名人权大律师。温迪·奥尔医生在担任国家医生时，因找到被拘留者遭受酷刑的证据、成功获得法庭对警方的强制令而名扬天下。丹泽尔·伯基埃特先生是资深律师，曾在开普敦的政治审判中担任辩护律师。马普勒·拉马沙拉医生是临床心理学家，曾被流放，并在医学研究理事会担任要职。法泽尔·兰德拉医生长期活跃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雅思明·苏卡也是律师，曾率南非代表团参加世界宗教与和平大会。格兰达·维尔舒特女士是精神科护士及开普敦暴力受害者康复中心的领导，在处理酷刑和冲突受害者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在主教廷的会议上（后来我们将会议移到我们自己的办公地点），我们把委员分配到下设的三个专门委员会。17名成员中的15名分别进入了我担任主席的人权违反案件专门委员会和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有权任命并非委员会正式成员的人进入下设委员会。在任命时，我们特别注意到地区、性别、政治和宗教的代表性，以填补委员会组成上的空白。例如，我们保证了至少有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白人荷兰新教教会的领袖参与。

两名律师委员被任命为大赦专门委员会成员。不久，总统任命的3名法官使委员会增至5人，随后又增至19人，以加快对7000件大赦申请的审理。（大赦专门委员会在真相委员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法官领导，他们并非真相委员会成员，拥有自主决策权。我或者真相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都无法对其是否准予大赦的决定产生影响。法律禁止真相委员会审议其决定。）

委员会在一次早期会议上，还决定按地区分片运作。于是，我们在德班、东伦敦、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都开设了办事处，开普敦是总部所在地。我们很快就招募了350名工作人员，并投入了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伯莱恩博士，他在安排办公设施和任用工作人员上大显神通。

我真担心我们无法应付这项白手起家、后来证明是规模巨大的任务。不过，我们努力做好了，到完成任务时已经锻造了一支由认真、勤奋的委员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出色队伍。能担任这支杰出队伍的领队，乃是极大的荣幸。带领一支必胜的队伍并不难，而我们恰恰就是这样的队伍。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挚的谢意。在我们递交《报告》之前，两位委员辞职：拉马沙拉医生被任命为德班―韦斯特维尔大学的总监和副校长，而曾是保守党成员的德杰格律师感到无法继续再与其意见相左的委员会一起工作，但留任大赦专门委员会，于是我们就剩下一个阿非利卡委员了。

我在早期的另一次会议上建议，所有委员一律退出现有的政治党派或组织。有人完全正确地指出，我们之所以被提名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人们预料我们将把个人和团体的包袱、把我们的政治偏见和观点、把我们的见识和盲点，都带进这个重要委员会的工作中。大部分委员认为，如果退出所属党派，我们只能弄巧成拙。如果我们假装脱离政治，就会显得不那么坦诚和透明。我们可能会不偏不倚，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还在“究竟种族隔离是邪恶的还是政策不错只是执行时走了样”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大部分人谴责种族隔离是彻头彻尾的邪恶制度的言论，都是记录在案的。也正是这一立场使我们赢得了声望，并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

我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成立伊始，阿非利卡新闻媒体和政治领袖就指责委员会存在缺陷，挤满被他们蔑称为“好斗”型（指反种族隔离斗争）的人物，而且偏向非国大。他们呼吁建立一个支持种族隔离的人数与其对立面相等的委员会。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其要求是何等傲慢，典型地体现了当这块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对治理方式毫无发言权时他们的行为方式。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旧制度的支持者，仍然希望一切率由旧章。他们空口无凭地（因为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工作）宣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杀旧秩序，特别是阿非利卡人。

我们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我们中的一些人很久以来，早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想法产生之前，就热诚地投身于和解事业。我们致力于为受到伤害的人们抚平创伤，这种热诚使我们不仅不会破坏这一进程，反而会更加力求公允。我对一群抱有类似想法的白人新教领袖说，你们只要看看我既往的记录，就知道可以倚重我的个人品格了。我提醒他们，尽管我反驳过，很多人还是认为我反对种族隔离是出于政治原因，并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会三缄其口，不对非国大领导的政府提出批评。他们几乎肯定我会接受一个政治职务，公开进入政坛。我指出，恰恰相反，我没有寻求也未接到担任政治职务的邀请。非国大执政不久，我就批评他们接受过高的薪金。我建议他们看看我们究竟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报告，再评头论足不迟。

（他们即使看到事实，我也不认为他们会对我们大加赞扬。我们的确信守诺言，不偏不倚，非国大甚至因此抱怨我们，想要阻挠《报告》的公布，声称《报告》所言并非事实，指责我们用同样的道德准则评判与种族隔离斗争的人和实施种族隔离的人。）

令人难过的是，我们一直未能争取到阿非利卡人中叫嚷得最凶的那些人，他们坚持透过变色眼镜看待能够表明我们严守公允的事实。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勾勒出由于既往的政治冲突在我国发生的严重违反人权的状况。我们在确定罪责轻重时，也是为了培养有责必负和尊重人权的文化。我们下定决心毫不畏惧、毫不偏袒地完成这一重要使命，而全世界和大部分讲道理的南非人似乎都认为我们干得不错。

如前所述，我们对南非社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既是至关重要的特点，但也给我们带来不少烦恼。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后来我们发现种族隔离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所有人。我们懊恼地发现，我们是南非社会的缩影，受伤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发现彼此之间常常猜忌，不易建立相互的信任。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都屈从于一种强大的条件反射，使我们用成见对待属于其他群体的人，尽管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激烈申辩自己不怀成见。

第一年中召开的会议简直如临深渊。每个人都想辟出自己的地盘、建立自己的空间，要达成一致意见，谈何容易。黑人委员总是琢磨白人同事会不会对其他白人作出同样的反应，反之亦然。有些委员因为是白人的自由派—“自由派”在南非是骂人的话—而被指责为企图左右事态以出人头地。我们任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都是白人，于是警钟四起，有些委员甚至立刻害怕委员会将被白人掌握、执行白人的议程。对这样的气氛，我准备不足，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们教会的会议，特别是大家都翘首盼望的主教大会。这些会议是那么和谐、那么积极向上，完全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会议上的明枪暗箭、含沙射影。我们的确原原本本地反映了作为种族隔离社会基本特征的隔阂、分裂和猜疑。我们可以成为整个国家的标尺，如果我们最终能够凝聚成一个团结、和解的有机整体，那么南非就有希望了。

有意思的是，总统任命担任委员会主席的是一位大主教，而不是法官或其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准司法机构。委员中七人是律师，因而法律界拥有最强的代表性。但是，也有三位活跃的牧师，而且三人都是其教派的全国性领袖。此外，伯莱恩博士在辞职从政之前，曾是循道宗大会最年轻的主席。因此，可以说我们当中有四位牧师，而这必定会影响我们的审议和工作方式。

总统一定以为我们的工作属于深邃的精神世界。毕竟，宽容、和解和赔偿，并非政治辞令中的流行语言。政坛上的惯例，是要争取心满意足，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并坚信我们的世界是你死我活的世界。大部分政治家并不是在那里疗治创伤、恢复平衡或是消除分歧。宽容、忏悔与和解在宗教领域才能找到更合适的安身之地。

尽管我们存在分歧，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闭门谢客，以便我们提高精神境界，敏锐视听。无论我们对各自的圣灵如何认识和称呼，我们都坐在我的精神导师法兰西斯·古尔的身边，将身心敞开，聆听超凡圣灵的启示和教诲。在委员会任期将满时，我们又一次闭门谢客，在罗本岛经历了感人至深的反省。我们首先游览了小岛，从一个监牢走到另一个监牢，深深沉浸在历史和愤懑之中，并意识到我们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然而，我们彼此也更加贴近了。

委员会还接受我的建议，在会前和会后进行祷告，并在会间小憩时祈祷和整理思绪。在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我们议定当受害者或幸存者到委员会的受害者听证会上陈述他们的辛酸经历时，我们应该营造庄严的气氛，应该有祷告、赞美诗和燃烛仪式，纪念在斗争中死去的人们。在东开普进行的第一次听证会前，我问我主持会议时，是否应该穿上作为我公共形象一部分的大主教紫色教袍。委员会认为应该，印度教同事甚至态度极为坚决。

我被任命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后，立即要求全世界圣公会联盟秘书处告知我们教派的所有修女和修士，在委员会存在期间，我们急切需要他们为我们定期祷告。这样，我们知道我们至少经常被这些基督徒热切的祈祷所包围。从其他人那里我也了解到，全世界许多人用他们的爱和祈祷支持着我们。我要为他们的出色表现致以深深的谢意。无论我们取得了什么成绩，都要归功于笼罩我们、支持我们的这片祥云。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所承担的是深刻的宗教和精神使命。

很少有人反对委员会对精神特别是对基督教的倚重。当有记者对此提出疑问时，我回答说，我是宗教人士，也是因此被选出来的。我无法装扮成另一个人。我按照本来面目行事，并得到了委员会的接受。这就意味着，神学和宗教的思想理念将成为我们所作所为的依据。我们也不无欢欣地接受了委员会中从事医学的成员所给予的适当指导，心理学家、医生和护士为我们提交给总统的赔偿和复原政策的制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年事的增长，我惊喜地发现神学对我们的整个生活是多么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委员会的工作中，我们欣慰地发现我们其实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当上帝申斥亚当违反禁令偷吃禁果时，亚当不愿承担抗旨不遵的罪责，把责难推到夏娃身上。而上帝指责夏娃时，她也一样地推卸责任。（我们不知道蛇是如何为自己辩解的。）因此，大部分人不情愿承担种族隔离暴行的责任，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指责他人他事而不是自己，正说明他们是亚当和夏娃的真正子孙。

哈佛大学神学家哈维·考克斯在题为《勿归咎于蛇》（On Not Leaving It to the Snake）一书中，对我们归罪于他人的倾向进行了颇有教益的驳斥，大大有助我避免轻率判断和对他人的不幸而幸灾乐祸。这在委员会接触犯下最为十恶不赦罪行的罪犯时尤为重要。委员会常常为人可以邪恶到这种地步而深感震惊，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具有这种行为的人是魔鬼，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如同魔鬼。我们必须区分行为和罪犯、罪孽与罪人：痛恨和谴责的是罪孽，而对罪人则要满怀热诚。如果罪犯被当做无可救药的魔鬼，那么我们就谈不上什么追究责任了，因为他们被宣布为不能对其行为负责的非正常人。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他们改过自新的希望。神学认为，尽管他们的行为可憎，但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孩子，能够忏悔、能够改变。如若不然，我们委员会就必须关门大吉，因为我们运作的前提是人可以改变，可以认识到并承认其行为的错误，经历痛悔，或至少感到歉疚，并最终迫使自己坦白罪行，请求宽恕。但是，如果他们被蔑视为魔鬼，便理当无法参与宽恕与和解这一触动人心的进程。

在这门神学中，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人，因为我们的上帝为罪人保留了特别柔软的心肠。在耶稣讲述的故事中，牧人宁可将99只温顺听话的绵羊抛在荒野，也要去寻找那只离群的羊—不是毛茸茸的可爱羔羊，因为可爱的羔羊不会离开妈妈，而是桀骜不驯、惹是生非的老公羊。牧人正是在这只羊身上颇费心血。等找到时，它很可能已没有漂亮的羊毛，浑身污秽，也可能跌到了污水沟里，搞得臭气熏天。牧人找寻的就是这样一只羊，而且找到之后，绝不会厌恶地侧身掩鼻。不，他会将它轻轻抬起，扛在肩上，回家后盛宴庆祝，因为他找到了迷途的羊。耶稣说，一个悔过的罪人，比99个无需忏悔的人，可以给天堂带来更大的欣喜。

基督徒受到这条福音—与世俗常理相悖的偏向罪人的福音—的约束。耶稣基督得罪了循规蹈矩的大多数和正统的宗教领袖，因为他与之为伍的不是受人爱戴的社会精英，而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渣滓糟粕—是妓女、罪人和被摒弃的人。在我遵从的神学中，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人定为不可救药而打入地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陪伴他的是两个小偷。其中一个表示忏悔，耶稣向他保证，他们将一起进入天堂。故事的主旨，是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断言某某人已经万劫不复，因为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即使最为十恶不赦的罪人是不是在最后的时刻也能忏悔并得到宽恕，因为我们的上帝首先是慈悲的上帝。

我们之所在，我们之所有，甚至于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都是一份礼物，不是我们争取到的，而是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据说上帝对罪人的偏向巨大无边，以致我们在天堂会碰到我们根本料想不到的人物。（反过来说，我们也会因为应该遇到的人没有出现而吃惊。当然我们自己得先进天堂才行！）总之，根据这一神学，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是毫无希望、无可救药的。

上帝不会抛弃任何人，因为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直至永远，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好坏，直到永远。他的爱不会遗漏我们任何人，因为上帝的爱是不变的，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说我无法让上帝更爱我，因为他对我的爱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同样，我也无法让上帝爱我少一点。上帝爱的是原原本本的我，他帮助我成为我所能够成就的人。当我意识到上帝对我的深爱时，我会尽一切努力为了爱去做能让我的爱人欢愉的事。如果有人认为这为道德堕落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么他一定没有爱过，因为爱比法律要求得更多。一个疲惫不堪的母亲本该就寝休息，但为了看护生病的孩子，她可以毫不犹豫地彻夜不眠。

我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听取违反人权的罪犯讲述他们的罪行时便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能够做出最可怕的邪恶行为—我们全体。谁也无法预见，如果受到同样的影响，处在同样的境地，我们会不会成为和罪犯一样的人。这并不是纵容或原谅他们的行为。这是要让心中充满更多的上帝之爱，为看到他所爱的人走上这样的悲伤之路而哭泣。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而不是出于虚假的虔诚对自己说：“为了上帝的慈悲我向前行。”

不幸中之万幸，当我聆听受害者的陈述时，我对他们的宽宏大度感到了惊讶。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他们不是渴望复仇，而是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宽容意愿。于是我感谢上帝，让我们所有人，甚至于我，都具有行善、宽容和大度的不凡能力。

神学帮助我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人认识到，我们身处一个道德世界，善与恶都是现实，而且关系重大。道德的世界就意味着，尽管有不少现实不尽如人意，但邪恶、不公和压迫无论如何不会最终占上风。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死去与复生，就证明了爱比恨强大，生命比死亡强大，光明可以战胜黑暗，欢笑、快乐、热情、温情和真诚，都远胜于其对立面。

在委员会，我们亲眼看到这一切在我们面前展开。那些在种族隔离岁月中趾高气扬，随意抛撒死亡、不公和种族隔离各种虐政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在阴暗世界中参与的暴行也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天。他们原本得意地认为自己想主宰天下多久，就可以多久。如今一切都已大白于天下，而且不是什么推测或者无根无据的指控。不，完全是罪犯亲口道出的事实：他们如何绑架、如何枪杀、如何掩埋尸体或抛到河里喂鳄鱼。他们帮我们找到50具被他们秘密绑架、杀害和掩埋的尸体。如果这不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将永远被掩盖。

在斗争最艰难的日子里，人们面对猖獗的邪恶势力常常士气低落。这时我会说：“这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种族隔离的捍卫者已经失败了。”我也曾向我们的南非白人同胞呼吁：“我们在善待你们，加入必胜者的行列吧！”我们这些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得到了最为辉煌的胜利。而胜利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同属于白人和黑人—上帝的彩虹子民。

[1] 《南非的精神》（The Mind of South Africa），Bollantine丛书，1991年纽约出版。

第六章 受害者，抑或幸存者的国度？

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依据的法律中所规定的参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武断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回溯到范·里贝克的年代，或者宣布凡不是白人的人都自动具有受害者的资格，因为他们都遭受过种族隔离的折磨。但这就意味着要处理几百万人的问题。显然，无论如何应付，都无助于创巨痛深、四分五裂的人们的复原与和解。再者，如果所有受害者都是黑人，就太过偏颇，使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起到弥合裂痕的作用。

为从压迫到民主的艰难过渡而进行谈判的人们，明智地选择了有限但可应付的规模。他们规定的时间限度并非完全武断。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的确是一个分水岭，因为此后重要的黑人政治团体被禁，并转化成解放运动，不得不放弃非暴力，进行武装斗争。1994年5月10日这个截止日也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曼德拉就任总统的日子。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标志新制度的开始的话，那么正是这一天表明了我们与冲突、分裂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过去的彻底决裂。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两年，后来延长到三年—解决这一段历史中尚可应付的问题。为了使全国不至于长期陷入追究过去这一分裂人心的过程，我们在1998年10月提交了《报告》，但大赦过程在委员会其他工作宣布“暂停”后一直持续到1999年。

为了确定委员会的工作坐标，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案必须定义何谓“对人权的严重违反”。这被限定为杀害（无论是否有预谋）、绑架、酷刑和严重虐待。这一相当武断的定义至少有两点好处。首先，将罪行限定为这四类，使委员会的工作有一定限量，有望在期限内完成。接替曼德拉担任非国大主席、后来成为南非总统的塔博·姆贝基，向委员会热切地呼吁，不要给新政府留下尾巴，特别是大赦的尾巴。1996年他代表非国大在委员会作证时说：

委员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大赦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主国家不必承担刑事调查和对在本应由委员会负责处理的期限内犯罪的人进行起诉……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尽快结束其工作，使我们的确能够让过去成为过去，尽管我们不敢淡忘。

但法案的定义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它意味着委员会的确可以不偏不倚地认定受害者，因为罪犯的党派背景在确定其行为或罪行是否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时不在考虑之内。如果一个国民党人绑架、折磨或杀害了某人，则构成对受害人人权的严重违反；如果这是过去冲突的结果，则属委员会的法定职责之内。如果非国大党员犯下同样的罪行，根据法案的定义，亦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因此，不论是种族隔离的支持者还是推翻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我们费尽心机说明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道义上的平等。一个女子开枪打死企图强奸她的人，行为本身构成他杀。抢劫犯杀死他所劫持的汽车的主人，这也是他杀。女子的行为可以被宣布为正当防卫，她的勇敢甚至会得到赞誉。而抢劫犯则犯下了杀人罪，会得到相应的惩罚。

有人批评我们“把解放斗争变成了罪责”，侮辱了参与斗争的人，因为我们把他们和种族隔离的捍卫者放到了同一平台上。最违背真相的言论也莫过于此。我们遵从的是法案的规定。无论谁是凶犯、出于什么动机，严重违反就是严重违反。国民党实施酷刑是严重违反，解放运动成员实施酷刑同样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

我们明确声明，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也同样坚决地声明，解放运动开展的是正义的战争，因为他们有着正义的事业。但是，《日内瓦公约》和正义战争的原则都清楚地指出，战争中必须有正义。正义的事业必须通过正义的手段进行斗争，否则它就可能严重变质。

非国大对其阵营中在南非境外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调查，并为揭露出的罪行公开道歉。如果解放运动可以使每一个打着其名义的行为成立，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尽量与更多的南非人接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接触到所有的南非人；让他们加入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任何人都不应被缺省在外，每个人都应知道他们有机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可能得到赔偿。我们的宣传重点放在最容易为文盲群体接受的广播上。我们散发小册子、张贴招贴画，上面印着鲜明的标志和诸如“真相令你痛苦，但沉默让你死亡”之类的口号。我们得到了各宗教团体的大力帮助，他们的网络深入到了南非的各个角落。我们对与我们合作的非政府组织亦深表感谢。国际社会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慷慨相助。没有这些帮助，尽管我们和其他类似的委员会相比资金已经相当可观，但也不免会捉襟见肘。我们的确特别幸运。整个世界都惊喜异常，希望能从南非学到些经验，帮助解决其他地方的冲突。

我们雇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采录员，奔赴全国各地。他们在志愿者的协助下，记录下那些认为自己可能在法案规定范围之内的人的叙述。最后，我们一共收到两万份陈述，超出了所有类似的委员会。有些陈述记录了不止一起违法事件，涉及不止一个受害人。

第一次听证会于1996年4月在东伦敦举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区别于其他地方类似委员会的另一特征是其公开性。最初有人建议大赦委员会的工作秘密进行，但遭到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最终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使委员会的工作具备了令其他国家钦佩的公开性。让这场大戏如此迅速地拉开大幕，需要大量艰苦的工作。举行一场听证会的后勤工作令人咋舌。先要得到陈述记录，但谁也不能保证人们会走上前台。他们或许会受到曾迫害过他们的人的恐吓；或许自认为是参加斗争的战士而拒绝被视为受害者；他们也可能感到灰心失望，不再相信那些敏于承诺缓于行动的人能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

我们没必要担心。人们当然想要道出他们的经历。他们被迫沉默得太久了，几十年来，他们被邪恶的制度、不公正和压迫挤到了边缘，成了无名无姓的隐形人。许多人的情感压抑已久，一旦得到宣泄的机会，就如同打开了泄洪的闸门。但是，令我们沮丧的是，没有多少白人站出来；能站出来的都是了不起的人。

我们有幸窥视到许多同胞灵魂的秘密，他们在那里深藏着最为隐秘的愤怒和痛楚。在他们讲述了各自的经历后，我总是禁不住感叹，这些人看上去是那么正常、那么普通。作证之前，他们谈笑自如，就像其他健康人一样毫无包袱地生活着。但听了他们的故事后，你就会惊异地问他们，怀着尊严和纯真、默默地忍受着如此沉重的痛苦和愤怒，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被我们倨傲地视为“普通人”的人们，在面对足以摧毁意志薄弱者的巨大挑战和困扰时，表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坚忍。我已经说过，在我遵从的神学中，不存在什么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由于是上帝的代表，都是非常特殊的人—是比通常的“重要人物”远为重要、远为普遍的“非常特殊的人物”。

我们亏欠这些人的，远远超过了我们所知道或能够承担的。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确愿意作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会成为公共财富。我们根本无法预知媒体和公众对这些不得不把自己的痛苦公之于众的人会作出什么反应。我们给那些将要作证的人提供了心理咨询，帮他们度过无论如何都非常难熬的时刻。

我们还给证人提供了“陪同员”，负责陪伴证人。作证时，他们坐在证人身边照顾，在他们痛哭流涕时递上一杯水、一片纸巾。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有些人嘲讽我们是Kleenex[1]纸巾委员会）。我们对座次安排慎之又慎。最好的座位是保留给证人的。我们必须避免任何他们在受审的印象，因此证人和听证的委员会成员坐在一条水平线上。

证人必须感到舒适自在，因此我们坚持他们用自己选择的语言作证。这就意味着必须使用同声传译，进一步增加了听证安排的复杂性。证人作证时还允许亲属陪伴。为所有这些可能前来参加听证会的人安排交通食宿，如同一场噩梦。所幸我的同事及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非常能干，即使在设备极为短缺的小镇和乡村，也能有条不紊地将一切安排就绪。听证会使用过许多不同的场所—市政厅、公共活动中心，特别是教堂大厅。宗教界在这方面予以的协助，值得热烈赞扬。

委员会并未得到普天下的一致欢迎。有些人表示强烈反对，特别是那些害怕委员会揭露其罪恶过去或是坚信委员会其实是追杀阿非利卡人的一个聪明伎俩的人。我们担心这些人会破坏委员会的会议，因而安全成了重要问题。第一次听证会就被炸弹恐吓打断，听证不得不中止，让警犬嗅遍全场。幸而是闹剧一场，但我们不能拿人命当儿戏，更何况我们任务的圆满完成事关重大。委员会的任何闪失，都会让反对和解进程的人幸灾乐祸。

我们希望人们感到有充分的时间讲述其经历，并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因此，委员会只能在特定的领域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证人进行听证。在进行陈述的人当中，十分之一的人得到公开听证的机会。那些未被允许作证的人多少感到失望，但他们得到保证，我们会像对待公开证词一样，认真对待他们陈述的经历。

人们如此重视听证会，或许可以视为对我们的赞许。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广播、电视和报纸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受害者及大赦听证，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南非广播公司电台用11种南非语言对听证会进行的实况报道因经费不足停播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很少参加听证但显然非常关注的白人，也叫苦连天（后来恢复了报道）。海外专家对我们如何利用电视镜头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把镜头放在不显眼的固定位置。摄影师则抱怨说，让他们把设备固定在一个地方太受拘束，难以施展。

第一次听证会上气氛庄严凝重。我们深知此举意义重大，第一次的成败与否，会对今后听证会造成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我们有些忐忑不安。第一次听证会在东伦敦附近的贫民小镇姆丹查尼举行。我们首先进行了感人的多宗教祈祷仪式。有记者问我在第一次听证会前夕有何感受，我说：

我的心里当然是七上八下的。但能从事这项事业，能看到这么多人表现出的宽宏大度，我又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们希望这件事成功，知道自己的经历必须倾诉出来，这一进程也必须了结。

我们祈求上帝保佑我们的土地，保佑受害者、罪犯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一直坚持用英语、科萨语、索托语和阿非利卡语进行祈祷，以强调委员会属于所有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用同样的语言欢迎到会的人，并指出我们民族的多样性。

市政厅挤得水泄不通，大部分都是黑人。证人面对委员会成员、背朝听众而坐（后来我们改变了这一做法）。主席台一侧是翻译使用的隔间，整个大厅装饰着鲜花和盆栽植物。警察在入口处对每个人进行检查，保证了听证会的安全。

当我们一行人入场时，听众都站了起来，全场很快一片肃静。我上前和将在今后4天作证的证人及陪伴他们的亲属握手。接着，我在肃静中点燃一支蜡烛，纪念所有在过去冲突中死去的人。我的一位同事诵读了一份缅怀死者的悼词，然后我们一起高唱“Lizalis’idinga lakho”（“实现您的意志”）。曼德拉被释放的第一天在主教廷和他的同志们唱的就是这首歌，在今后无数重要的场合，我们还会唱起同一首歌。

然后，我开始祈祷：

公正、慈悲、和平的上帝啊，我们渴望将种族隔离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分裂，将以其名义蹂躏我们社会的暴力，抛在身后。我们请求你，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开始纠正曾在这里和整个国土上发生的不公这项重要工作时，以你的智慧和指引，保佑委员会。

我们祈祷，希望所有身心受到伤害的人都能通过委员会的工作得到抚慰，并使它成为处理许多人，特别是在东伦敦的受到深重伤害的人们的机构。我们也为那些对其同胞犯了罪的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到这里向万能的上帝坦白忏悔，并得到你神圣的仁慈和宽恕。我们请求圣灵对委员会和委员们尽显公正、慈悲和博爱，让真相在听证会上得到认可并大白于天下，让我们按上帝的意志最终实现与我们邻友的和解与爱。我们以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祷这一切。阿门。

随后，我对到会的各位表示欢迎：

我们欢迎所有即将讲述自身经历的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我们愿意听取你们的经历。举行这些听证会的根本原因是：让违反人权案件委员会帮助（真相）委员会确定某些人是否遭受了对其人权的严重违反，宣布这些人为受害者，并将他们转给赔偿和复原委员会。此后，委员会将向总统就赔偿的性质和数量提出适当建议。在南非和世界各地曾经和正在为委员会及其工作祈祷的人们，谢谢你们！我们肩负着揭露黑暗过去的真相的使命：埋葬过去的魔鬼，使它永远不会再回来纠缠我们。我们希望以此抚慰创伤深重的人们—我们所有南非人都受到过伤害，我们希望以此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和解。我们要指出，在委员会作证的人只要道出的是真相并本着诚意而来，就将得到在法庭作证的同等对待。

接着，我宣布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开始。重要的时刻终于到了。

我们决定，公开听证的第一个程序应该是受害者的听证会，以强调那些长期以来被挤在社会边缘、无名无姓、无人理会的人终于走出了阴影，并在委员会存在期间，站到了舞台的中心。我们希望这能够帮助他们恢复公民和个人的尊严。我们保证了作证的受害者尽可能代表最广泛的政治派别，以达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必须不偏不倚的要求。这些案件还必须尽量涵盖规定的34年期间和尽量广泛的地区。

我们有意选择东伦敦市作为第一次听证会的地点，是因为这个地区在南非的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在这里，白人和土著人为了争夺地盘，进行了第一场全面战争。东开普省是反对白人扩张主义的黑人抵抗运动的发源地。这里还建立了第一个黑人的高等院校，因而也是黑人求学的发源地。这里还是许多黑人政治领袖的出生地—纳尔逊·曼德拉、温妮·马蒂奇泽拉―曼德拉、高文和塔博·姆贝基父子、史蒂夫·比科等等。这里是黑人抵抗运动和政治觉醒的发祥地。正因为如此，这里也发生了种族隔离最为残忍和臭名昭著的暴行。当局将最沉重的黑暗和最深重的压迫都施加在东开普省了。

我们希望营造热情、友好和积极的气氛。我们不希望用冷酷的盘问伤害证人，因此拒绝了让被指控的罪犯进行交叉讯问的要求。我们说，如果而且只有当委员会通知他们发现对其不利的证据时，他们才有权陈述自己一方的事实。正是这些人曾左右司法程序，并经常得到各级法官的纵容。其中两个被指控的罪犯的确设法搞到了法庭禁令，使证人不能对他们指名道姓。这使本希望在听证会上听到重要人物证词的人们，大感失望和气愤。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阻止我们的一些证人后，却又不无讽刺意味地在随后的大赦申请中，供认了他们阻止证人作证的罪行。他们又一次对世界趾高气扬，显示法律与公正及道义没有干系。

我们决意为证人提供安全的环境。因此，无论谁主持听证，都会像1996年4月15日的第一场听证会我们对第一个证人那样，致以热情友好的欢迎：

伯莱恩博士：我们请诺雷·莫哈比太太上证人席。莫哈比太太，您愿意宣誓还是不经宣誓作证呢？

莫哈比太太：我宣誓。

伯莱恩博士：非常感谢。你庄严宣誓，你提供给委员会的证据将是事实，全部是事实，而且只有事实。愿上帝帮助你。

莫哈比太太：愿上帝帮助我。

伯莱恩博士：非常感谢。请就座。我们欢迎您作为第一个证人，进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并回忆您在过去经历的痛苦。我们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马佩特拉［莫哈比］死于警察的监禁中。我们记得这些日子的恐怖和愤懑……我们知道……您也曾被拘留，并被单独关押。我们对您的勇气深表敬意。您今天到场，表明了您致力于真相、公正和在整个南非实现和解与和平的决心。您作证时，泰尼·马雅将代表委员会向您提问。欢迎您的到来。

马雅女士：艾利克斯，谢谢。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指出，证人更希望用科萨语作证。因此，我请不懂科萨语的人戴上耳机，以便我们开始工作。Molo，Sis Nohle。［早上好，Sis Nohle（莫哈比）。］你好吗？

我主持听证会时，总是力图在一天结束时根据当天的气氛，总结当天的特点。这也是向证人和他们代表的群体表示肯定的机会，是我们所有人从我们民族这一非凡历程中汲取教训的机会。我常常向白人同胞呼吁，不要避讳委员会，而应把它当做失而不能复得的机会。我说，那些完全可以渴望复仇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应该得到有意或无意地受益于种族隔离的人以同样的宽宏大量作出的回报。这些呼吁似乎飘教于虚空，不过虽然会场上白人寥寥无几，却有不少人通过广播直播密切关注着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例如，在听证会初期，我曾发言说：

我想读一读我昨天收到的两封信……“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希望告诉您，上星期在东伦敦进行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证词，令我深受感动和鼓舞。那些残酷可怕的故事和那些深受创伤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宽容，既令我痛苦，又令我欢欣。我们都深受伤害。我写了一首诗，试图搞清这一切的意义所在。我希望告诉您，许多人都深深同情那些人。痛苦是我们大家的。谢谢您，谢谢你们所有人，感谢你们自身的人格，也感谢帮助我们抚平创伤。”诗是这样的：

“世界在哭泣。

鲜血与痛苦深入我们的耳廓，进入我们受伤的灵魂。

你的啜泣就是我的垂泪；

你湿透的手帕，我泪浸的枕畔

为那尚且不能平息的疲惫的过去。

说吧，哭吧，看吧，听吧，为了我们所有的人。

啊，属于沉默的掩藏的过去的人们，

让你的故事在孤寂恐惧的风中播撒种子。

播撒吧，直到僵硬的大地开始融动

开始企盼、微笑和歌唱；

直到鬼神可以狂舞

直到我们的生命知晓了你们的痛苦

直到复原。”

最后我进行了总结：

当我们听到彼此之间人性的堕落可以达到何等地步时，我们感到震惊和恶心。我们可以为彼此造成的痛苦而感到嗜虐般的快感，可以把残忍推向极致，让亲人为亲人的死活和去向费劲猜疑，让他们从一个警察局到另一个警察局，从医院到停尸房徒劳地奔波。这是一方面—到目前已经显现出来的阴暗而沉重的一面。

但还有另外一面—崇高和激动人心的一面。我们为人的精神的坚毅而深深感动。本该一蹶不振的人们，拒绝屈从于巨大的痛苦、暴力和威胁；拒不放弃自由的希望，因为知道自己应得到比遭受非人的不公和压迫更好的命运；拒绝在威逼之下俯首帖耳。人们表现出的宽宏大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愿被痛苦和仇恨吞噬，愿意和那些曾践踏自己人格、侵犯自己权利的人见面，愿意以宽容与和解的精神相会。他们急切想知道真相是什么、罪犯是谁，以便宽恕他们。

我们感动得潸然泪下。我们欢笑，我们沉默，我们直面野兽般的黑暗过去。我们经受住了煎熬，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确可以超越既往的冲突，挽起手实现我们共同的人性……宽容的精神相遇时，宽容会盈溢而出。坦白之后，宽容会接踵而至，继而是创伤得到抚慰，民族实现团结与和解。

这就是受害者听证会的通常情形。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成了委员会家喻户晓的公众形象。在南非，如果有人说“我不知道啊”，是没人会相信的。

[1] Kleenex，一种纸巾品牌。—译注

德斯蒙德·图图（CFP供图）

1960年3月21日，沙佩维尔屠杀。被警方杀死的69人，多数从背部中枪身亡，另有176人受伤。

1984年10月12日，德斯蒙德·图图领受诺贝尔和平奖。图图大主教以非暴力方式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做出巨大贡献，因此荣获198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CFP供图）

1990年2月12日，南非开普敦，曼德拉出狱后第二天。左起：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曼德拉、温妮·曼德拉和沃尔特·西苏鲁。（CFP供图）

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非洲人国民大会获胜，曼德拉当选为总统。图为黑人城镇居民排队等待投票。（CFP供图）

2009年8月12日，美国华盛顿，奥巴马总统为图图颁发“总统自由勋章”。同时获奖的包括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奥斯卡第一位黑人影帝西德尼·波蒂埃、美国资深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等16人。（CFP供图）

2008年7月12日，英国斯托克城，球王贝利与前英格兰队守门员戈登·班克斯各自领队进行友谊赛。图为贝利（中）与图图（右）在场外观战。（CFP供图）

2010年6月21日，南非开普敦，图图参加2010年南非世界杯新闻发布会。（CFP供图）

2010年5月29日，约翰内斯堡，曼德拉与国际长者会成员会面。左起：曼德拉夫人格拉萨、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图图、美国前总统卡特、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印度自我就业妇女协会创始人埃拉·巴特、联合国前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与曼德拉（坐者）。（CFP供图）

2013年2月26日，图图造访缅甸仰光，在昂山素季寓所与她会见。（CFP供图）

2013年6月27日，南非开普敦街头挂出曼德拉与图图的巨幅照片。当时曼德拉因肺部感染入院治疗已20天，此举意在为曼德拉祈福。（CFP供图）

2014年3月3日，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办缅怀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活动，图图大主教在活动上发表讲话。曼德拉于2013年12月5日去世，享年95岁。（CFP供图）

第七章 “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当我聆听来到委员会的人讲述他们常常是难以承受的痛苦经历时，当我翻阅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罪犯在申请大赦时披露的事实时，我总是不禁要问，上帝是否有时也要嘀咕当初为什么把我们造出来呢？

写作此书时，正值北约进攻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我们听说塞尔维亚人在米洛舍维奇总统的领导下正在赶走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开始了又一次的所谓种族清洗。不时有不可言状的恶行的报道：妇女儿童被告知逃离家园，并保持沉默，否则就会被杀；男人被成群驱赶着，执行集体枪决。我想整个世界都无法忘记一个年轻人用手推车把岳母推到安全地带的情景。这已经成为上帝的一些子孙遭受另一些子孙带来的痛苦的形象定格。或许，这会像越战期间那个赤身裸体从汽油弹的轰炸中死里逃生的小女孩一样，成为这场屠杀难以磨灭的形象。

我斗胆想象上帝巡视着人类历史上的遍地残骸：血腥的十字军东征和以上帝名义进行的其他战争。大地浸透了在暴行中死去的无辜者的鲜血。还有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柬埔寨和卢旺达的大屠杀；在苏丹、塞拉利昂、两个刚果、北爱尔兰和中东的可怕仇杀以及让拉丁美洲深受其害的暴政。这恶毒的清单记录了我们丧失人性、彼此伤害可以达到何等地步。我可以想象上帝巡视着这一切，哭泣着，就像耶稣对着铁石心肠的耶路撒冷在哭泣，因为他回到自己人中间却得不到接纳。如果上帝真的感到创造我们是个错误，那么我们的确为他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创世记》中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第六章）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杰弗里·斯图德尔特·肯尼迪牧师在他的诗中思忖着人类的行为给上帝带来的痛苦：

面对可悲可耻的故事

还有阳光下的人类罪恶，

如何能够安之若素？

上帝的主宰何来荣耀？

何处能安享他的慈爱？

永恒的心中难道无泪？

上帝的灵魂难道未被痛苦撕裂？

他定是阴间地狱的魔王，

挥舞大棒将人间击成了碎片。

如果上帝基督让你睁开双眼，

如果你第一得到了上帝的感召，

你就定是受难者和抚慰者

让利剑的苦痛刺透了你的心。

这意味着，你的悲苦

将你击倒在那孤苦的树下，

而今朝今昔、明日明夜，

圣明的上帝还将与你同在。[1]

当我听到在我们彼此间发生的痛苦行为时，我多次想到上帝的悲哀。这些可怕的事情难以用言语表述，也让我们对自己是否有权利被称为人产生了怀疑。在这样的时刻，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把这些可怕行为的实施者叫做魔鬼，而不值得再把他们视为人。他们的行为使所有正直的人充满了义愤和憎恶。这些罪犯来自长期困扰我们这块土地的冲突各方。

5名警官在大赦申请中，详细讲述了他们在比勒陀利亚地区是如何残酷折磨几十个所谓“恐怖分子”，杀害他们并处理尸体的。电击这种刑罚已经司空见惯，以致其中的一个警官可以无动于衷地说“我们像对付前两个人那样审讯了塞法鲁”，如同例行公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实际上，委员会确认，安全警察认为使用酷刑是理所当然的事。

请看看5个警官之一、准尉保罗·范·弗任警官的证词。他曾属前德兰士瓦省北安全分局，被同事称为“电工”。

我们像对付前两个人［杰克逊·马科和安德鲁·马库贝］那样审讯了塞法鲁（哈罗德·费罗）……我们使用了一种黄色的罗宾牌便携式发电机，对他的身体进行电击，逼他开口……一共两条电线，分别接在他的脚上和手上。我们打开发电机时，他的身体挺得僵直……塞法鲁是个坚强的人，而且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审讯后，他供认自己是沃特班克非国大的高层组织者……

乔·马马塞拉把刀子从下面捅进他的鼻子后，他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消息。他请求饶命，还问是不是可以唱“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2]。然后，他说我们还不如把他杀了。他还说非国大终有一天会掌权，种族隔离不会长久……（我们把马科电死后）马马塞拉用非国大旗帜盖住了他的尸体，而塞法鲁在一边唱着“Nkosi Sikelel’iAfrika”。然后，我们把马库贝也电死了……

我们只有杀了他们，才能摧毁整个组织。谁也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之后，我们用地雷把他们炸成了碎片，让别人无法辨认……必须搞得好像他们是在布地雷……我们不喜欢干这种事情，也不想干，但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此外，我们和非国大在交战，也必须除掉他们。塞法鲁在我们杀害他的过程中的表现，让我对他深感佩服。

德克·克埃兹曾是比勒陀利亚附近“Vlakplaas”的头目。这实际上是臭名昭著的警察死刑队的总部。克埃兹、阿尔蒙德·诺夫梅拉和大卫·施卡兰加为谋杀德班著名律师格里菲斯·姆先格而申请大赦。

克埃兹对大赦委员会说：

决定是纳塔尔港安全警察局的扬·范·德霍芬准将……作出的，他告诉我（姆先格）是肉中刺……因为他是所有非国大干部的教官……而且他严格以法律为依据。因此，他们拿他没办法……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直到接到指示，制订针对格里菲斯·姆先格的计划。这只意味着一件事—除掉他，杀掉他，再无其他……就是要害了他、杀了他。

克埃兹在接受南非广播公司安吉·卡佩里安妮斯的采访时，讲述了如何选择下述黑人警官实施谋杀计划的：

……布赖恩·恩古兰加被选中，因为他是祖鲁人，了解那个地区，通晓……当地语言……我1973年就认识大卫·施卡兰加，他为我干事……我则帮他当上了警察，而且进了Vlakplaas，所以是个信得过的人。阿尔蒙德·诺夫梅拉是个严肃的家伙，很合适……有猛虎一样的胆量。如果你要办什么事，阿尔蒙德没有二话。他有胆量。乔·马马塞拉更是再合适不过，有杀人的“本能”……烟酒不沾，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手。他根本住不了手，他的枪也一样闲不着……

谋杀伪装成一次抢劫，小组的人用刀和车轮扳手袭击了姆先格：

……施卡兰加首先动了刀……他没法把刀从姆先格的胸上拔出来……然后姆先格显然自己把刀拔了出来，并拿着刀追他们，这时阿尔蒙德用车轮扳手把他打倒在地……接着阿尔蒙德和乔开始疯狂地用刀捅他。

大赦专门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德鲁·威尔逊法官在大赦听证会上询问了诺夫梅拉：

威尔逊：你能说出……他被捅了那么多刀的原因吗？

诺夫梅拉：我想原因就是……他总是不倒下。他一直在反抗。

威尔逊：他反抗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是不是？

诺夫梅拉：是的，先生，没错。

威尔逊：他有武器吗？

诺夫梅拉：没有，据我所知没有。

克埃兹在广播采访中说，他们捅刀子的时候，他正在“德班城里喝酒兜风……欢宴狂饮，就等着跟他们的接头时间一到，跟他们见面，问一声一切顺利吗？没出什么岔子吧？好，（咱们去）庆祝一番”。

广播采访还报道了维多利亚·姆先格太太是如何在政府的停尸房找到丈夫尸体的：

在他身上、肺部、肝部和心脏，共45处被割被捅的伤口。他的喉咙被割断，两个耳朵几乎被割了下来。肚子也被开了膛。

杀手处在疯狂之中，但话说回来这又只是他们的工作，冷酷无情执行的工作，因为他们跟姆先格并无个人恩怨。他们好像没有情感，不过是一部无情的效率极高的杀人机器的部件。

下面是德克·克埃兹在大赦申请中就杀害被警察绑架的一个东开普年轻人提供的供词：

水里滴了药水，然后灌进希茨维·孔迪勒嘴里……之所以（这样）把昏迷药给他灌下去，是因为我觉得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可能有胆量就那么……面对着另一个清醒的正常人……用枪抵住他的脑袋把他杀死。阿奇·弗莱明顿少校手下的一个人拿了一把装上消音器的手枪，趁……孔迪勒先生仰面躺在地上的时候，冲他头顶开了枪。人抽搐了一会儿，就完了……4个尚未进入现役的下级军官……每人提起一只手或脚，把尸体扔到轮胎和木柴堆上，浇上汽油，点着了火……这一切进行时，我们在喝酒，甚至还在火堆边吃烧烤。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显示我们的“胆量”，而是要告诉委员会这一切是多么残忍，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又走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需要7个小时才能把尸体完全烧成灰。大块的肉，特别是屁股和大腿，必须在夜间不断翻动，才能保证一切都烧成灰……第二天早晨，我们把灰烬仔细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剩下一块肉、一根骨头，然后各自散去了。

人能够枪杀另一个人，并竟然在尸体火化时在一旁吃烧烤，这令人毛骨悚然。他们这么做，人性何在？他们怎么能咽得下去？对大部分正常人来说，焚烧尸体的臭气令人翻肠倒肚地恶心。难道他们带着双重人格—把自己分裂为两个人—生活下去吗？在这样的外出之后，他们如何还能回到家里，拥抱妻子，享受—比方说—孩子的生日聚会呢？

在东开普的许多案件中，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尸体被烧成了灰。但是在“科拉多克四人帮”的案件中，1985年6月几个活跃分子在从伊丽莎白港到克拉德克小镇去的途中被绑架，失踪一个星期后，人们发现了他们被肢解的尸体。然而，杀害马修·格尼维、福特·卡拉塔、斯贝罗·穆孔托和西塞罗·姆拉乌利的全部真相和凶手的身份，直到委员会成立后才披露出来。

代表被害人亲属出庭的乔治·比祖斯大律师，询问了申请大赦的警官之一约翰·马丁·范·泽尔。

比祖斯：范·泽尔先生，在27日晚你们杀害的4个人身上发现了63处刀伤。你是否同意地区法医对此的报告？

范·泽尔：主席先生，我不能不同意。

比祖斯：你是否同意这63处刀伤是野蛮行径的证明？

范·泽尔：主席先生，反省之后，当然是这样。可事实上，下达的指令是这次要杀得像联防治安袭击，如果用稍微仁慈一点的做法，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

比祖斯：你的回答是否意味着你愿意像一个残忍的野蛮人一样行动，以便误导那些可能调查这起凶杀案的人呢？

范·泽尔：主席先生，实际上是的。

被捕的非国大活跃分子，面对监禁甚至死亡的威胁，有时会同意为警察办事。他们被叫做“askaris”[3]，在Vlakplaas的乔·马马塞拉就是其中的一位。根据他自己的供词，他曾参与了几十起对政治活跃分子的杀害活动，常常是打入青年团体内部，假装招募他们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把他们引入警察设下的死亡圈套。首席检察官想让他作为国家证人，并以此换取免于公诉。在首席检察官的保护下，乔拒绝了申请大赦，这既是藐视委员会，也是对他前主子表示愤恨。在他过去同事的大赦申请听证会上，他就1985年杀害伊丽莎白港黑人公民组织领导人“培伯克三人组”（Pebco Three）一案提供了证词：

在这个魔窟的所有经历中，我从没听说什么叫干脆利落地杀。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只存在于那些到这里来、不想让其他人承受不必要痛苦的诚实和体面的人的心里。根本没有这回事—人总是被残忍地杀掉，死得连猪狗都不如，这才是事实……安全警察的目的，不仅仅是杀人，还要……在你断气之前尽量挖出他们想要得到的消息。施加的痛苦越重越好。这是一种施虐狂似的、精心设计的杀人方式，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也是其中一部分。

培伯克三人组包括斯波·哈舍、尚比龙·加勒拉和恰恰乌里·戈多罗兹。他们在克罗多克附近一个废弃的派出所被杀。马马塞拉告诉委员会，哈舍先生对他的审讯者说，非国大“代表着民主的南非”。

这一回答似乎比什么都更让［吉德昂·］纽武德中尉恼怒，他抓起一根铁管，朝那可怜的老人头上不停地击打，其他人见他这样也一拥而上……他唯一的一点反抗就是击打声中的哀号。接着，纽武德中尉命令我把他的手塞到他的嘴里，止住他的叫声，免得惊动附近的农民。我和皮埃特·莫格埃拼命止住老头的叫声，我说的其他人则对他拳脚棍棒相加。

纽武德中尉用铁管数次击打老人的头部时，我看到鲜血从他的鼻孔、耳朵和嘴巴里涌了出来。我看到老人的眼球翻成了白色，而且还在转，似乎他就要昏迷或是死去……殴打一直没停，直到我看见老人满头满脸是血地趴在地上……

在殴打尚比龙·加勒拉的时候，发生了极为野蛮的事……准尉比斯拉尔掏出尚比龙·加勒拉的睾丸用力捏，直到挤成了高尔夫球大小。然后，他用右手使劲击打，打得很重。我眼看着他在变，他的脸色由惨白而发青，一些黄色的液体从他的生殖器中溅射出来。这是我在Vlakplaas的整个生涯中经历的最野蛮的事。我在这个魔窟中已经待得够久的了，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我作为这些人的战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丧尽天良的事。

马马塞拉曾渗透进去并把他们引向死亡的另一群人，是后来所谓的“克瓦恩德贝利九人团”（KwaNdebele Nine）。1986年7月，这群年轻人在从比勒陀利亚以东的黑人城镇马梅洛地逃往农村的克瓦恩德贝利黑人家园途中被杀。马马塞拉对委员会说：

在“克瓦恩德贝利九人团”的案子里，他们在一所房子里遭伏击，九人全部被枪杀。杀他们用的是AK-47冲锋枪，然后［雅各·］厄克特中尉……拿来一大（桶）25升汽油，浇在所有尸体上，点着了火。有的人还活着，可以听到他们的惨叫，所有人都被焚烧了。

在斗争的另一方，不断有人指控纳尔逊·曼德拉的前妻温妮·马蒂奇泽拉―曼德拉说1988至1989年由她在索韦托操纵的所谓“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并非一群改邪归正的小青年和她的保镖。据说他们是一群小流氓，恐吓、纵火、绑架和杀害那些被他们视为“出卖者”，即为警察充当奸细、与“制度”合作的人。据说那些被怀疑为此类的人被施以酷刑，并常常被处决。人们说，他们这样做不仅得到曼德拉夫人的怂恿，而且得到她的支持和鼓励，甚至更令人不安的是，得到她的指使。在多项主要指控中，有一个轰动事件，涉及的是14岁的活跃分子斯登皮埃·赛伊佩伊。他从家乡奥兰治自由州的警察局逃了出来，躲避在循道宗牧师保罗·维尼（后来成为主教）家中。1991年，曼德拉夫人被判从那里绑架了斯登皮埃。她称自己是从维尼那里救出了孩子，因为她发现牧师对前来避难的男孩子有鸡奸行为。1989年1月，在荒野里发现了斯登皮埃被肢解的尸体。

我们对曼德拉夫人的保镖进行了特别听证。听证共持续了9天，是对一个政治领导人进行的为期最长的听证。一个接一个的证人指证她参与了袭击和杀害行为。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是杰里·理查森，在委员会成立前几年，就被控杀害斯登皮埃，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从监狱来到委员会，讲述了斯登皮埃和另外三人是如何被绑架和审讯的：

我们用布尔人折磨自由战士的方式折磨这些孩子。我对斯登皮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两侧把他举起，然后把他摔在地上。“妈咪”［曼德拉夫人］坐在一边看着。

一两天之后，一个被他称作“快刀”的帮手把遍体鳞伤的斯登皮埃带到了索韦托郊外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把他给宰了，就像宰一只羊似的宰了。我们让他趴在地上，我把剪枝用的剪刀插进他的脖子里。剪子扎进去后，我就开始动手了……

我是按照妈咪［曼德拉夫人］的指示杀死斯登皮埃的。妈咪自己从不杀人，但她利用我们杀了很多人。她甚至不到监狱来看我们。她利用了我们！

理查森说他还杀了普莱斯拉·莫索郁。她别号谷奇·泽瓦尼，是足球俱乐部一个成员的女朋友，被怀疑是内线，1988年12月死于多处刀伤：

我用刀捅她，还割断了她的喉咙。我们把她的尸首扔了……我向妈咪报告说：“妈咪，我已经完成了您的命令。我已经把谷奇杀了。”妈咪拥抱了我，说：“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

尼克德姆斯·索诺先生向我们讲述了最后一次见到儿子的情景。曼德拉夫人用小面包车把还活着的他的儿子带到他这里：

……他浑身是伤，脸上全是青紫色，实际上全肿了，好像有人把他打了一顿，又撞到了墙上……曼德拉夫人对我解释说鲁罗是个奸细……我开始求她。我跟她说，求求您，既然鲁罗已经挨过揍了，就把他交给我吧。如果要惩罚，他受到惩罚我可以理解，您难道不能把他交给我吗？……她拒绝了，还提高嗓门大声说：“我不能把他交给你。他是个奸细。”

又央求了一会儿之后，曼德拉夫人坐在车里绕着索诺先生的住处转了一圈，然后同意鲁罗的父母给他拿一件套头衫。索诺先生回到车边看到了儿子：

我看到鲁罗的时候，他状态很糟糕，他浑身发抖……我又开始乞求曼德拉夫人：“求求您，我的儿子已经挨了打，您就不能把他留给我吗？”……她断然拒绝：“这是个奸细。”她又对……司机说：“开车。”于是他们开走了。司机启动车的时候我一直在求她，直到她说：“我要把这条狗带走。（解放）运动组织会看着办。”

彼得·斯多利主教是当时约翰内斯堡地区循道宗的领袖，曾任教会的主席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前主席。他向我们详细讲述了教会为救出斯登皮埃和其他被绑架男孩子所作的努力。他的结论是：

我认为曼德拉夫人知道斯登皮埃出了什么事，也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如果斯登皮埃真的是在她的住所被杀或被折磨得半死的话，我想她应该知道……

阿扎尔·卡查利亚和墨菲·莫罗贝是大众民主运动这个松散的内部反种族隔离组织的领导人。他们告诉我们，斯登皮埃死后，他们公开发表声明，疏远曼德拉夫人和足球俱乐部的行为。卡查利亚先生解释说：

当时我们认为已经存在客观事实。首先，包括斯登皮埃的4名男性被从牧师的住处带到曼德拉家里。其次，他们被迫滞留曼德拉家时遭到毒打。第三，一个叫肯尼斯·克加塞的年轻人1月7日逃了出来，并报告了他的遭遇。第四，斯登皮埃不仅在家中被拷打，而且随后被残酷杀害了。

对曼德拉夫人来说……从好处说她是知道而且鼓励了这一犯罪活动。从坏处讲，她可能指挥并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第六，保罗·维尼被陷害。第七，教会、社区领袖、曼德拉先生和［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寻求曼德拉夫人的合作、遣散这群小流氓的努力，均告失败。

斯多利主教总结说：

主要的毒瘤可能是、过去是、将来也是种族隔离压迫，但二级感染（Secondary infection）已经影响到许多种族隔离的反对者，侵蚀了他们分辨善恶的能力。生活的悲剧之一，就是我们可能变成我们自己所憎恨的东西。我总觉得这场悲剧就是一个例证。

下文讲述的是1986年在德班海滨的“Why Not”和玛古酒吧外发生的非国大汽车炸弹事件。格莱塔·阿佩尔戈兰和罗伯特·麦克布莱德一起被捕。爆炸使3人丧生、69人受伤。格莱塔本是罗马天主教徒，后改信伊斯兰教，取名扎哈拉·纳克迪恩。我们在南非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中通过安吉·卡佩里阿妮丝的报道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86年冬。扎哈拉·纳克迪恩和罗伯特·麦克布莱德在远东兰德省的尼杰尔被押上车。他们的双手被铐在背后。厚重的呢大衣把他们从前到后遮住，挡住了整个脸。他们就这样坐了三个小时的车，汗水浸透了大衣。在德班的CR斯瓦特警察局，扎哈拉·纳克迪恩被审讯并受到折磨。在13层楼上，酷刑日复一日，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当他们辱骂她的时候，她就转动手中的念珠……默默祈祷。

纳克迪恩女士也因其在爆炸案中的角色而到委员会接受讯问。她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次听证会上，讲述了未经庭审便被监禁的人和囚犯在狱中受到的待遇。她首先讲述了她遭受的酷刑和单独监禁：

开始7天，他们的确没少折磨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合作……我为自己是MK ［Umkhonto we Sizwe，非国大的武装派别“民族之矛”］的同志而骄傲，为自己参加了斗争、是个革命者并愿意承担后果而骄傲。他们想从我嘴里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折磨了我7天。但最终把我打垮的，是他们威胁要到我姐姐住着的我的住所，把我4岁的外甥抓来，从13层楼上扔下去。

这时候我感到极端的虚弱，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冒险，把我自己交给这些人，任他们糟蹋，但是我不能把别人的身体交出去，于是这时候我答应与他们全面合作。此时，我已经变得越来越虚弱……［他们］常常在7点半或8点早饭后，把我提出来审讯一整天，接着持续到夜里，一直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我始终都得站着，他们一群人对我谩骂尖叫，但我可以忍受，因为我可以默默祈祷，对他们的谩骂充耳不闻。

他们开始意识到我可以忍受这种谩骂，于是找来了一只塑料袋……一个人抓住我的双手，另一个则把塑料袋套到我的头上……然后，他们把口扎紧，使我不能呼吸，并持续了至少两分钟。塑料袋已经粘到我的眼睑、鼻孔和嘴巴上，我的整个身体开始抽搐，因为我真的无法呼吸……

折磨我的时候，他们总安排一个女的在场。他们问她是否要避开一会儿，因为他们要加重刑罚。这些日子我一直穿着同样的衣服，一条长裙，而且还有月经……血流得很多。他们让我躺在地上做各种运动，用手把身体支撑起来，即他们所谓的俯卧撑，然后减少手指数量，直到我只能用两个手指支撑身体。这时，我已经不行了，因为我太累了，浑身酸痛，我只能摔在地上，再撑起来，每摔下去一次，膝盖都磕得生疼。我倒下去时，他们就踢我、踩我……

接着，她被关了100多天的单独监禁：

真正让我难受的是那些老鼠……老鼠很大，像猫似的，囚室里有，走廊里更是从没少过。我坐在那儿吃东西，三只老鼠就会蹲在旁边看着我。我在院子里祈祷时，老鼠就在周围，我把它们轰走，但一会儿它们就又回来了……一天晚上，一只老鼠爬到了我的身上，我没有在意，直到它一直爬到我的脖子上。我像疯了一样，尖叫声响彻整个监狱……看守跑了过来……看到我蜷缩在角落里，啃着自己的T恤衫。我给惊吓到了这样的地步。

在彼得马里茨堡庭审时，她被女狱监当做危险的恐怖分子，并根据监狱规则，每天被迫两次脱得精光：

我不得不赤身裸体地站着。我曾说：不，我再也不给你脱裤子了。你尽管搜吧，你搜完了，我会很快脱下来的。

被判监禁后，在种族隔离下被划分成“有色人”的纳克迪恩女士，因为和其他囚犯发生冲突而受到黑人同志的指责。她被送进单人囚室关了7个月：

所以，我必须为自己是有色人付出代价。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自己属于少数人这一事实……即使我的同志也利用我不是真正的非洲人这一点。我很痛苦……我的父母一直教导我，祖鲁祖先对他们多么重要，因此还要被自己的同志折磨，令人痛心……

我简直不愿再提我必须具备怎样的心理状态才能活下来。总有一天，我会写下来，但我说不出来。不过，我的确学到了点东西……即人不能单独活着……因为自己一个人是无法生存下来的……随着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感到自己在一点点沉入地狱……孤独的日子一个月一个月过去，我觉得上帝抛弃了我，整个世界抛弃了我，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处在整个宇宙中……

现在我已经出狱……7年，但还没有恢复，也永远不会恢复了。我知道，我不会……出来后的前两年，我尽量使自己正常，但我越努力，越感到不安。我必须承认自己受到了伤害，我的一部分灵魂被蛆吃掉了。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我永远找不回来了。

比尔·莫叶斯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制作了题为“面对真相”（Facing the Truth）的有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纪录片。其中也不乏相似的故事。他采访的人中有一位叫唐迪的索韦托妇女，在监禁期间也遭到折磨。她屡遭奸污。她说她能活下来，是因为她把自己的灵魂从身体中取出来，放在了奸污发生的囚室的角落里。经过这样的分解之后，她就可以冷眼观瞧这些人蹂躏她的身体，他们想让她恨自己，也说她肯定会恨自己的。她一边想象着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人在遭受侮辱，一边嘴里念叨着充满同情的话。她眼中噙满泪水，说自己还没有回到那房间去取回她的灵魂，它还待在她把它留下的那个角落里。

从1982年起，国家安全部队的秘密行动有所增加。例如，在“零零行动”（Operation Zero Zero）中，乔·马马塞拉引诱8名东兰德的年轻活跃分子，答应训练他们如何使用手榴弹以对付警察。8个人拿到的是做过手脚的手榴弹，一拉引信，便被炸成了碎片。一个叫玛姬·斯克萨娜的姑娘，自己也是参加斗争的活跃分子，好心把马马塞拉介绍给了这群年轻人。结果，她被怀疑是“出卖者”，是奸细，遭到一群人的攻击，并成为所谓“项链”—把轮胎套在脖子上、灌满汽油点燃—这种残忍杀人手段的最早受害者之一。这种没有心肝的杀人手段被媒体广泛宣传为黑人对黑人的暴力行为，并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大肆利用。

玛姬的家人因为自己的亲人是奸细，不得不在耻辱中生活，并长期遭到排斥和诋毁。在委员会的工作中，令人欣慰的时刻之一，就是通过大赦进程，真相终于大白，弄清了8个人的死是由于国家的“肮脏伎俩”，玛姬不是奸细。玛姬的家人恢复了名誉，重新为社会接纳，这真是社会和解的一个壮举。她不可能复生，但人们将充满敬意地缅怀她，而不是认为她死得不干不净。

由于种族隔离本质上是邪恶和不道德的，因此它也必须使用同样邪恶和不道德的手段加以维持。1988年6月12日，即索韦托暴动12周年纪念前夕，马梅洛地公民协会秘书长斯丹察·伯帕佩被拘留三天之后死在狱中。当时的警察署长阿德里安·弗洛克宣布斯丹察·伯帕佩在被从约翰内斯堡押往南边的法尔时逃跑了。难以置信的是，戴着手铐的伯帕佩显然是找到了钥匙，打开手铐，逃过了三个忙着换轮胎的警察，跑到了也许是莱索托。谁都知道警察动辄开枪，而这三个警察竟无一人对他开枪，这怎么可能呢？弗洛克先生公然说谎，并误导公众。结果，伯帕佩的家人在与南非北部相邻的“前线国家”的流亡者中，徒劳地寻找着亲人。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的母亲几次泣不成声，说她只要“那些和他一起的警察到这里来，告诉她尸骨在哪里”。

一个内阁部长和警察署长可以大言不惭地伙同其部下，大肆掩盖事实，迷惑公众。从后续的大赦申请中，我们得知斯丹察·伯帕佩受电刑后死去。警察害怕在这样一个敏感的纪念日前在一触即发的民众中引起不测，于是撒了谎，并在混淆视听时得到内阁部长和警察署长的支持和怂恿。他们将尸体秘密运到当时的东特兰斯法尔，扔进了鳄鱼四伏的河里。如果没有大赦进程，这一切将永远掩藏在种族隔离隐藏其秘密的阴暗角落里。伯帕佩一家知道了自己亲人的尸骨所在，至少心中可以有个了断。

在东伦敦进行的首次受害者听证会上，最后一个上台的证人是辛括瓦纳·马尔加斯先生。他现在不得不坐在轮椅里，但正当年时，他作为非国大的一员，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为法律所不容，被警察骚扰。他照例受到折磨，并在关押黑人政治犯的罗本岛服刑。这一切使他在一次中风后半身不遂，说话困难。他告诉我们他受到酷刑折磨。于是伯莱恩博士请他讲述一下他遭受的酷刑。我当时觉得自己这一天表现得还不错：尽管聆听着一个个揪心的故事时，我几乎泪水盈眶，但我还没有泣不成声，而这已经是那天最后一个证人了。伯莱恩博士终于让我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感情。马尔加斯先生讲述了施加在他身上的一些酷刑手段。他讲到了一种后来我们又多次听到的刑罚—所谓的“直升飞机”—警察将犯人双手反铐在背后，双踝捆在一起，然后将人倒吊旋转。

马尔加斯先生费力地讲述着。是他不忍再回忆起这一切，还是他的舌头无法讲清他对我们的诉说，我不得而知。（他在我们向曼德拉总统提交《报告》之前就去世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干脆用正常的那只手掩住自己的脸，痛哭起来。我已经听得太多了，已经无法再承受下去。我无法止住自己的泪水，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我伏在桌上，用双手掩住了脸。后来我对别人说，我这个人爱笑，也爱哭，恐怕并不是领导委员会的合适人选，因为我知道我很脆弱。

好在那是我在委员会期间最后一次当众哭泣。我向上帝祈祷，不要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因为媒体的注意力会一下被吸引到我身上，而忽略了他们本该关注的证人。我有几次几乎泣不成声，但终于还是忍住了。

正是这类证词让我意识到我们会堕落到何等地步，我们每个人都有邪恶的超凡能力。我已经讲过，这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什么可自命清高或指责他人的。我们已经给了上帝足够的证据，让他可以像大洪水前一样扫净一切，重新开始。应该注意的是，具有这些行径的人实际都是普通人。他们既不头上长角，也没在屁股上拖着条尾巴。他们和你我没什么两样。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讲到过“邪恶的平庸表象”—卷入邪恶的人外表当然不一定丑恶。无论其居心如何，他们就是像你我一样的正常人。

值得庆幸的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委员会得到的证词反映出的阴暗的一面。证词同时也揭示了令人骄傲的另一面。有时上帝在巡视自己的杰作时，可能也会洋洋得意的。据载，上帝在完成了创造世界的工作后，宣布他的所见不仅像他每完成一件工作后所说的那样好，而且是很好。我们仿佛能看到上帝为他创造的生命的美和善，而搓着双手兴奋不已。上帝在《约伯记》中对撒旦讲话时就断言他的创造之善美。当时撒旦还没有堕落成处处与上帝作对的邪恶源泉。在这个故事中，撒旦仍是上帝天庭中的一员，尽管他已经明显地在变成一个上帝的仆人的资格检验官，就如同当今法庭上检察官总是揭出证人的痛处，削弱其证词的分量一样。上帝骄傲地指着约伯问撒旦，他是否已经考虑过上帝的仆人约伯。实际上，上帝是在炫耀，他实际上是在问撒旦：“你不觉得他很了不起吗？”不管怎么说，是上帝为他消灾免祸，让他飞黄腾达的。让上帝如此娇宠的人，本没有什么自身的长处。上帝是把自己的名誉押到了约伯身上，而约伯不得不忍受种种苦难，因为撒旦希望约伯为自己承受的无名之苦而谴责上帝。

上帝一定看到过他创造的人类高贵、热诚和慷慨的时刻。当他看到那些不畏暴君的人、那些为信仰而死的人所表现出的正气和勇气，当他看到圣方济各、特蕾莎修女[4]、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时，上帝一定说过：“不，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他们没有辜负我对他们的信任。”上帝会又一次得意地搓着手说，他的所见不仅仅好，而且是很好。

在东开普进行的听证会上，也有一个故事表现出人类精神的崇高。解放运动之一的泛非大会通过其武装力量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决定加强武装斗争，宣布1993年为“大风暴之年”，尽管当时种族隔离政府和反对派的谈判已经开始。首先袭击的目标是1992年11月在威廉王镇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品酒会。4人死亡，蓓丝·萨维芝女士是重伤员之一。她接受了开胸手术，在特护病房住了整整7个月。出院时，她仍然生活不能自理，靠她的子女为她洗浴、穿衣和喂食，为她料理我们连想都不愿想的事情。这对她是很大的不幸。她的双亲对此特别想不通，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教育孩子要尊重他人，无论其种族或地位如何。在当时的南非，这样做的确勇气可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反对种族隔离及其疯狂政策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反而成为他们竭力相助的人的袭击目标。他们不能接受没有特定目标的袭击，即任何白人都是目标，因为在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聚会上，任何人都无法区分谁支持谁、谁反对谁。

蓓丝·萨维芝认为她的父亲是伤心而死。她告诉我们，即使到了1996年听证开始时，她仍然不能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各种警报警灯都会启动，因为她身上仍存留着弹片。她讲述的这场经历给她带来的影响，颇为震撼人心：

总之，我必须说，经过这一切创伤之后，我感到更加充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种丰富了人生的经历，是一条成长的曲线。我借此与遭受同样创伤的人们产生了共鸣。

她说这一切丰富了她的人生！这才真是出语不凡，再一次表明我们中间的确有出类拔萃的人。如果仅此而已的话，她的话已经不同凡响。可是，当被问及她对给予罪犯大赦有何看法时，她接着说：

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正像我对许多人都说过的那样，我真心希望的，是以宽容的精神，和向人群扔手榴弹的人见面，并希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也能够原谅我。我的确很想和他们见面。

她的崇高姿态令我们许多人肃然起敬，并为几乎所有的受害者—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表现出的宽容大度，而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这似乎是我们国家的好兆头。

在东伦敦同一场听证会上，我们还听取了科拉多克四人帮的遗孀们的证词，其中包括诺蒙迪·卡拉塔、诺布依塞罗·姆拉乌利及其女儿巴巴尔瓦·姆拉乌利。巴巴尔瓦意思是“幸运儿”，而她在听证会上所说的一字一句，也的确给听众带来了幸运和祝福。

这4个人致力于为其生活的乡村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乡村遭受的种族隔离之苦比城镇更为深重。（不过很难让城镇居民相信这一点。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生活状态形同地狱。）4人在被绑架和杀害之前，都经常遭到警察的拘留、拷打、威胁和骚扰。

受害者之一福特的妻子诺蒙迪·卡拉塔在我们的第一次听证会上作证：

［东部省］《导报》送到的时候，我看了看大标题。我的一个孩子说：“妈妈，看这儿！爸爸的车被烧了。”当时，我浑身颤抖，害怕丈夫会遭不测……尼亚米［格尼维，科拉多克四人帮中另一受害者的遗孀］总是非常帮忙，当时我才20岁，不能应付这一切，于是我被送到尼亚米家。我到的时候，尼亚米正在嚎啕大哭……

证词讲到此时此刻，卡拉塔太太忍不住放声痛哭。这种哭声几乎成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特征之一，人们来到这里，可以哭泣，可以敞开他们的心胸，可以把心中郁闷已久、无人理会的愤怒发泄出来。我宣布休会，让她平静下来。重新开始时，我带领众人唱起了Senzenina?（《我们做了些什么？》）。

后来，诺布依塞罗·姆拉乌利太太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对待她的丈夫西塞罗和巴巴尔瓦的父亲的：

我阅读了验尸文件……在上腹部有25处伤。这些伤表明，他们要么用不同的凶器捅了他，要么许多人同时在打他。下腹部也有伤，但是伤口数量达到43处。我们还知道，他们往他的脸上泼了酸。然后，他们齐腕剁下他的右手，怎么处置的那只手，我就不知道了。

事实上，那只手被泡在酒精里，保存在伊丽莎白港的警察总部。警察就用这被叫做“狒狒之爪”的手，恐吓拘留的人。他们说，如果不与警察合作，拒不交代，那么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而且可能更惨。

巴巴尔瓦（西塞罗的女儿）知道所有这一切。她经历了母亲在安全警察手下遭受的所有骚扰和侮辱。她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活跃分子的女儿的故事。这中间既有城镇人民给予的温暖和支持，也有警察带来的无休止的折磨。

她讲述完自己的经历后，说她想见到杀害她父亲的人。她说得很平静，带着她同龄人少有的成熟和尊严。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只听她说：“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当时还不知道罪犯的身份。种族隔离政府曾进行过死亡调查，并任命了司法委员会负责将此血腥案件调查到底。警察部门把这一切变成了一场骗局。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串通一气提供伪证。直到罪犯们利用委员会的大赦进程申请大赦时，方才真相大白，揭露出杀害科拉多克四人帮的凶手实际上是警察部门。

1992年9月，发生了后来被称为“比绍大屠杀”的惨案。比绍在东开普省，是奥乌帕·格阔佐准将统治的“独立”家园西斯凯伊的首府。开始时他对非国大颇为友好，但后来关系逐渐紧张。他宣布西斯凯伊为该党的禁地后，关系更加恶化。非国大决定在比绍组织游行，宣传在所有家园特别是西斯凯伊、博普塔茨瓦纳和夸祖鲁应有政治活动的自由。（这些以及其他家园都是在种族隔离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要剥夺所有南非黑人的公民身份，使他们成为遍布南非的、以种族为基础的、七零八碎的班图斯坦的公民。夸祖鲁抵制住了政府迫使其“独立”的努力，但三地的领袖都感受到了非国大的威胁。）

非国大举行政治活动自由游行时，西斯凯伊的国防军士兵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游行者，造成30人死亡。28名示威者当场中弹死亡，一个西斯凯伊士兵被同伴误杀。另一个非国大的支持者于1995年因伤重不治死亡。

委员会就比绍大屠杀进行了两次听证会,而第一次举行的地点就在离惨案发生地点不远的比绍。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既有当年受伤的人或死者的亲属,也有参加过那场最终变成了惨案的游行的人。会场气氛紧张浓烈。一些曾参加游行的非国大高级领导人将出面作证，其中有当时的非国大秘书长谢里尔·拉马福萨，他后来成为制宪议会的主席，为我们奉上了令世人称颂的宪法；还有现任水利事务部长罗尼·卡斯理尔斯。

最早的证人之一是西斯凯伊国防军的前首领马里奥斯·奥埃尔齐格少将。他激怒听众的，与其说是他说话的内容，不如说是他说话的方式。也许他保持着军人的姿态，充分控制着自己的情感。或许这是军人本色，不应喜怒形于色。但当人们受到了伤害，感情极其脆弱的时候，这种态度就显得过于冷漠和铁石心肠了。他讲完证词后，大厅里的气氛骤然升温。

其他证人是前国防军军官，包括一个白人，其他都是黑人。白人军官赫斯特·舒贝斯伯格上校是他们的代言人。他说，的确，他们命令士兵开了枪。会场的气氛紧张得好像凝成了硬块。听众的情绪越来越充满敌意。接着，他转向听众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请求：

我要说我们非常抱歉。我要说我们终生都将背负比绍大屠杀的重负。我们无法让它消失。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特别请求那些受害者不要忘记—我无法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是求你们宽恕我们，让军人们重新回到社会中去，完全接纳他们，设想一下他们当时承受的压力。我只能做到这些。我非常抱歉，这个我可以说，我非常抱歉。

原本恨不得绞死他们的人群此时作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大厅中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难以置信！气氛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上校的同事一一表示抱歉，等掌声渐渐停息时，我说：

我们是否可以静默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经历着极其深刻的历程。我们都知道，请求宽恕并非易事，宽恕他人也同样不容易，但我们也都知道，如果不能宽恕别人，就没有前途。如果夫妻吵架，其中一方不说“我很抱歉”，而另一方也不说“我原谅你”，那么关系就难以维持。我们的总统和许多其他人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谁也没有料到那天事情的转机。仿佛有人挥动特殊的魔棒，将愤怒与紧张瞬间化解为了社会宽容、前嫌尽弃的壮观场面。面对这样的场面，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也深深地感谢所谓普通人所表现出来的大度和崇高。

1985年圣诞节前夕，南非军队袭击了内陆高山王国莱索托的首府马塞卢。袭击导致9人死亡。4天之后，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海滨小镇阿曼泽姆多蒂的一个购物中心发生爆炸，5个从北部来此进行圣诞购物的人丧生。年仅19岁的非国大活跃分子苏布西索·安德鲁·荣都坚持说这是对袭击莱索托的报复。他被判有罪，判处死刑，并在1986年9月执行。他的两个同伙也被警察处决。

爆炸案中的死者之一是科尼留斯，即到委员会作证的约翰·史密特先生8岁的儿子。（前面我已经提到他在儿子死后作出的不同凡响的反应。）

我告诉报界，我认为我的儿子是个英雄，因为他是为自由、为被压迫的人民而死。很多人因此批评我，认为我是个叛徒，并谴责我，但我仍然这样认为。人人都把非国大叫做“恐怖主义者”，却看不到事情的另一面。如果我不是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不是亲眼看到［黑人］是怎样斗争的话，我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这番话的确不同寻常。一个父亲本来应为自己的儿子被夺去幼小、无辜的生命而怒火冲天。然而，这个白人父亲，而且还是个阿非利卡人，所说的话令人感动莫名。这本是我们梦想得到但又不敢希冀的东西。奇迹在我们眼前发生了，我们不是在做梦。我们亲耳听到了他的话，却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93年8月，泛非学生组织（PASO）联合支持非国大的南非学生大会（COSAS），在开普敦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砸了很多汽车，全然不顾非国大对其行为的谴责。他们的口号也充满杀气，如“一个定居者，一粒枪子儿”、“杀了农场主，杀了布尔人”等。一些年轻的黑人活跃分子在大赦申请中说，是这些口号煽动他们进行了血腥的活动。

艾米·比埃勒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的西开普大学学者。来到南非之前，她曾长期参加斯坦福大学的反种族隔离学生运动。1993年8月25日，她开车送几个学生朋友到古古乐图去。一群年轻人用石头砸他们的车。艾米和朋友们下车后，人群开始追赶他们，用石头砸她，用刀砍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献身正义的她，竟死在她支持的人们手中。

她的家人显然悲痛欲绝。然而，他们没有满怀仇恨、寻求报复，没有反对那些残忍地杀害了亲人的凶手申请大赦。比埃勒夫妇参加了大赦申请听证，并表示完全支持和解与大赦进程。他们与杀害女儿的凶手的家人拥抱在了一起。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建立了艾米·比埃勒基金会，其宗旨是要帮助镇上的年轻人，而镇上的居民很可能就有人参与杀害了他们的孩子。比埃勒夫妇经常回到南非，关照基金会的事务，并经常经过他们的女儿命归九泉的地方。他们作证说，女儿的死使他们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帮助女儿死去的那个社区的年轻人。他们热诚地致力于拯救古古乐图的青年，拉他们走出命中注定的死胡同，把他们从暴力犯罪中解救出来，走上具有责任心的成长之路。

20世纪80年代，非国大开始爆炸行动。它声称爆炸的目标是安全部队人员或其工作场所，如警察局和军事设施。但是，与非国大宣布的意图相反，爆炸中死伤的大部分是平民。

第一次大规模爆炸发生在1983年5月20日比勒陀利亚的教堂街。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在南非空军总部所在的市中心爆炸，21人死亡，219人受伤。其中11位死者为空军总部工作，两位是非国大武装力量成员，其余均为平民。

219名伤者中，有一位双目失明的内维尔·克拉伦斯先生。他费尽周折才从空军得到伤残赔偿和抚恤金，但是他却对违反人权案件委员会说：“我对汽车爆炸案的罪犯，无丝毫怨恨，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策划这场爆炸的人申请大赦时，他参加了听证会。主要申请人是阿布巴克·伊斯迈尔先生。内维尔·克拉伦斯没有对大赦提出异议。相反，他走到已经为造成平民的伤亡而道歉的伊斯迈尔先生面前，与他握手，并说尽管他的行动让自己双目失明，他还是要原谅他，希望携起手来，为所有人的幸福共同努力。他后来说，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仿佛不愿松开一样。他们握手的场面在电视上播放，并登载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这比语言更能说明和解与抚慰进程的意义，成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标志之一。

我把到委员会作证的受害者形容成“出色的”、“非凡的”和“特别的”，他们也的确名副其实。但是从另一重要意义上来讲，他们又不是“出色”、“非凡”和“特殊”的，因为他们并非唯一的例外或是不合常情。否则，南非应对分裂的、可怕的、伤痕累累的过去的方式，就不可能成为世人仿效的典范，因为那样说来它就不可重复。那种说法也有不顾事实之嫌—比埃勒一家就是例证。他们不是南非人，而是美国公民。因此，南非人没什么特别。或许更好的说法是，每个民族都有平凡的人能够成就不凡的事，都有人民在面对过去时可以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成为可行的选择。犯下滔天暴行的人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很可能就是自家邻居；同样，那些显示出非凡的宽容和大度精神的人，也可能就是附近的街坊。令人欣喜的是，宽容与和解在哪里都是可能的，而且也确实常常无声无息地发生着。

下面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玛丽亚塔·杰埃格和丈夫带着5个孩子在蒙大拿州度过了愉快的暑期野营假期。假日的最后一天，她最小的孩子7岁的苏西失踪了。玛丽亚塔抱着一线希望，盼着找到女儿。一天晚上，劫持苏西的人打来电话，她以为有希望了，但那人不过是想嘲弄她。最终，罪犯落入法网，孩子的尸体也找到了。她见到了杀害女儿的凶手，并说她宽恕他。下面就是她对这段经历的讲述：

我终于认识到，真正的正义不是惩罚，而是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原来面目，而是恢复本应该具有的状态。在我信仰的希伯来和基督教的教义中，那里描写的上帝是充满慈悲和爱心的上帝。上帝寻求的不是惩罚、毁灭或把我们置于死地。他总是不懈地努力着，帮助和抚慰我们，让我们恢复与和解，让我们重新获得我们生而应有的丰富而充实的生活。现在，这就是我要对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行使的正义。

尽管他可被判死刑，但我觉得以苏西的名义处决劫持犯，会玷污了她的可爱、美丽和善良。她值得我们用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方式来纪念，而不是把这个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的囚徒，以既定的方式冷冰冰地处死，无论他的罪行是多么该死。我觉得我对她最好的纪念，不应是做出我所痛恨的事，而是告诉大家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值得保留。因此，我要求检察官采纳另一判决—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我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且这一判决作出后，罪犯才供认了杀害苏西和另外三个孩子的罪行。

我承认，一开始我真想亲手杀了这个家伙，但他的罪行结案后，我深信我最好和有益的选择莫过于宽恕。在失去女儿后的20多年里，我一直在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而我的经验一再得到证实。受害者的家属当然有权感到愤怒，这是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始终抱着复仇心理的人，最终只能给罪犯又送去了新的受害者。他们为过去困扰、折磨，无法解脱，生活质量受到严重损害。无论我们多么有理，我们的不宽容只能伤及自己。气愤、仇恨、恼怒、痛苦、报复—这一切是死神的精灵，会像夺去苏西的生命那样，也夺去我们的“一部分生命”。我相信，我们要成为全面、健康和快乐的人，就要学会宽容。这就是玛丽亚塔福音中永恒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我不愿事情如此，但从我女儿之死中得到生命礼物的第一人就是我。[5]

故事震撼人心。

无独有偶，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在其著作《不屈的人生—乱世之爱》[6]中，讲述了格登·威尔逊在其女儿惨遭杀害后的非凡举动：

能达到如此平静的精神状态，绝非一般人之所为。我想他们该是某种圣人，不是那些被美化、被册封的圣徒，而是与他们在一起我们可以感到上帝就在身边的那种人，因为无论他们身处何处，都有上帝相伴。上帝不是他们的保镖，也不会像苏联坦克一样为他们开道。他的陪伴就如同女高音的纯净声音与妙曲相伴，如同露滴与玫瑰相依。

格登·威尔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那么恪守仁爱的准则，以至当自己可爱的女儿玛丽在恩尼斯基林爆炸案中惨遭不幸时，爱和宽容的话语是那么从容地从他的口中道出，自然得如同孩子的眼光必然追逐着母亲。他的话让我们羞愧，让我们始料不及。他的话和我们所想到和习以为常的是那么不同。这些话带着平静和超然，来到了我们甚至不忍目睹的丑恶的地方。然而，他也遭到了诽谤，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收到大包大包充满仇恨的信件。人们叫喊着，你怎么胆敢宽恕？宽恕杀了自己女儿的凶手，你算什么父亲？他们好像从未听说过爱和宽容的教义，好像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别人讲话，而从不知基督曾经说过“父亲，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自己的所为”。一个教徒就格登·威尔逊的事对我说，“这个可怜的人一定是悲伤过度了”，好像给予爱和宽容，是意志脆弱而非精神力量的表现。

上帝可能的确有后悔把我们造出来的时候，但是我想更多的时候，上帝看到的是那些在邪恶、酷刑、侮辱和痛苦的暗夜中闪亮的人，是那些勇于宽容、具有崇高精神和宽宏大度的人。他们驱散了阴霾，带来了清新的空气，改变了事情的面貌。人们因此满怀新的希望，希望绝望、黑暗、气愤、恼怒和仇恨不会最终占据上风，希望丧尽天良的罪犯找回他们的人性，而化敌为友的新局面得以最终形成。这不是不负责任的胡思乱想。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噩梦有望过去，乱麻终将解开。上帝拥有一支出色的人马和非凡的同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就大善的能力，上帝也一定因此会说值得冒险把我们创造出来。非同一般的是，全能的上帝要依靠我们—我们这些渺小、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才能实现他要达成的善良、正义、宽容、抚慰和大同。上帝只有我们。希波的圣奥古斯丁说：“上帝不能没有我们，就如同我们不能没有上帝。”

一个冒冒失失的年轻物理学家对一个土里土气的俄国牧师，陈述了所有无神论的理由，然后傲慢地说：“因此，我不信上帝！”那个小牧师不仅不生气，反而平静地回答道：“哦，不要紧。上帝是相信你的。”

上帝相信我们。上帝依靠我们帮助他把这个世界变成他所希望的样子。

[1] 诗名“The Suffering God”，引自北爱尔兰Gorrymeela News杂志，1988年秋冬季号。

[2] 一首民间赞美诗，曾在自由运动支持者中传唱，现已改编为南非国歌。

[3] 祖鲁语，保安。—译注

[4] Mother Teresa，印度天主教仁爱教会创建人，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5] R. D. 英赖特与乔安娜·诺思合编：《透视宽恕》（Exploring Forgiveness），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8年。

[6]Unreconciled Being ― Love in Chaos，伦敦与伯克姆斯特德，1997年。

第八章 “我感到如重见光明一般”

颇有一些人对委员会不屑一顾，嘲笑它是Kleenex纸巾委员会，因为证人在公开听证会上常常痛哭流涕。还有些人希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失败，他们傲慢地质问委员会究竟成就了什么和解，揭露了什么真相。他们挖苦我们，说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些哗众取宠、毫无根据的信口胡说。

如果我们问这些讽刺家他们自己为促进和解有何作为的话，往往只能听到他们嘟嘟囔囔为自己辩解。他们好像忘了，如果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没有不进行报复以及南非人应努力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或派性冲突的新国家这一过渡协议，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在这里高谈阔论的一天。我们是多么迅速又是多么容易就认为一切理所当然啊。南非的很多白人都认为，他们有权得到和解和宽恕，而无须出半点力去帮助这一关键而艰难的进程。

（这是笼统地讲，当然任何笼统的说法都会忽视了那些甚至在种族隔离压迫最为深重的黑暗岁月里也坚持正义的出色白人。他们中间许多人也遭受到白人同胞的敌视。他们被排斥，甚至常常被拘捕、折磨，遭受了在这个国家所有敢于站出来逆潮流而动和被诅咒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他们对我们斗争的贡献无可限量、不可或缺，我要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尽管如此，我必须沉痛地指出，许多白人都过快且过于轻率地忘记了，我们国家的确处在灾难的边缘，完全可能陷入吞噬了诸如波斯尼亚、中东和北爱尔兰这些地方的那种屠杀和动乱。我们应该感激涕零，因为我们的局面完全不同，我们的总统是宽容与和解的国际偶像，我们这块土地上有那么多人追随着他。我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尽管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但仍愿意宽恕罪人的黑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能够在白人中激发同样的宽容精神。

这些就是诋毁我们的人，他们不完全是但大部分是白人。如果真的问我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回答是我们受命全面展现在我们负责调查的34年中对人权的严重违反行为。委员会应该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必须强调，其任务是促进而非实现这些目标。它应该对一项本应为全国性的事业作出贡献，而且可能是显著的战略性贡献。每一个南非人都有责任认识到，这不是一项我们可以漠不关心的事业。它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过程，每个南非人都有义务为此作出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进程。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存亡，关系到我们全体人民和每一个人的存亡，因为没有宽容，没有和解，我们就没有未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问委员会成就了什么，为时尚早。但在我们开展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

前一章列举的和解与宽容的事例，并非仅有的成就。我们发现，许多来到委员会的人事后都认为，陈述自身经历本身，就让他们得到了解脱，感到了宽慰。接受和承认他们的确曾深受痛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剂畅快的良药。只要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委员会就不枉存在。很多人向我们表示了同样的感受，这使我们不由地希望能给更多的人发泄愤怒、解脱负担的机会。

在第二章中，我讲述了科拉多克四人帮之一马修·格尼维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嫂子恩亚梅克在委员会作证后，他们全家感到如释重负。根据乌班图之道，她的经历等于他的经历，因为乌班图说他们所有格尼维家族的人都是一体的。他们在相互依存的整体中相互关联，一个人的经历就是所有人的经历。恩亚梅克意思是“忍耐的人”、“耐心的人”。恩亚梅克·格尼维作证时，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全家听到地方法官对其丈夫之死进行的第一次质询结果时，是何等失望。他们被告知，他和其他同志被不明身份的人所杀，而实际上安全部队的介入一直是公开的秘密。

……我们一家人努力使第一次质询公开进行，而他们［国家］却只希望事情秘密进行，尽快处理。我们通过律师进行了反抗，最终事情稍微公开了一点。但是……这没有带来任何结果。然后，我们又不得不经历第二次漫长的质询，身心都受到严重伤害，我想我们当时也抱着很高的期望。我记得当听到调查结果时，我们是多么的失望。我不知道最终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到委员会来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情……之所以［对到委员会来］迟疑不决，就是不知道这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得到的消息很少。但现在来了之后，我在别人的经历面前感到惭愧。我可以很高兴地说，我很高兴我来了。

人们将自己脆弱的一面公开展露后找到的那种感觉，让我们感叹不已。我不能自称自己预见到，所有到委员会来的人，在讲述其悲惨遭遇后都会感到宽慰和复原。尽管作为牧师我应该稍许了解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但我不是专业心理学家。聆听人们敞开心扉，在讲述中恢复完整的自我，是难得的荣幸。我感谢上帝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供了安全和温暖的气氛，使人们可以尽情地倾诉。

卢卡斯·斯克维培里这个年轻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时说，臭名昭著的开普敦警官H. C. J. “巴里”·巴纳德朝他的脸部开枪，致使他双目失明。然后他说：

我觉得……到这里讲述我的经历，就好像让我恢复了视力，重见了光明。我觉得一直让我闷闷不乐的原因，是我不能讲述我的故事。但是现在……来到这里，讲述我的故事，我感到如重见光明一般。

参加这一进程的殊荣，足以抵消很多人表现出的尖刻。这些人拒这一进程于门外，使自己失去了难得的获益机会。

最为艰苦的听证会之一，是对温妮·曼德拉的“足球俱乐部”的活动进行的为期9天的马拉松式调查。尽管人们众说纷纭，但就是这样熬人的听证会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由于受害者的陈述，也鉴于法庭对其绑架和伤害行为的判决，委员会根据《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第29条传她到场。这条规定是我们可以传唤证人进行调查。在通常情况下，调查会秘密进行，但由于她的坚持，听证会公开进行，意图是让她能够回应所有对她的猜疑、指责和影射。

无可否认，她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不寻常的女子。当丈夫被判终身监禁关在大牢时，种族隔离制度用尽一切手段对她进行骚扰，企图摧毁她的意志。她曾被拘留，被警察监视，甚至被从索韦托赶到了离自由州近480英里的布兰德堡，被迫与操塞索托语的人们一起生活，而当时她并不懂当地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的精神崩溃，让她与人民隔绝。她成了被遗弃的人，成了自费的囚犯。她被禁止参加集会，即不能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接触。在通常为期5年的管制期间，未经准许，她不得擅离指定的司法区域。她不能去影院、教堂，不能野餐。如果没有准许，她甚至不能参加家人的婚礼或葬礼，即使申请也常常被驳回。一个被管制的人不能与另一个被管制的人联络，没有部长的批准，言论不得被引述。无论平常还是周末，从晚6点到早6点必须闭门不出，名副其实地惨淡度日。许多种族隔离的反对者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未经适当程序的情况下就被管制起来。部长既是公诉人也是法官，既然不知道管制的理由和根据何在，也就无法提起上诉。这一切毫无法治可言，而对西方宣传的理由则是必须这样才能打击共产主义。实际上许多此类犯法者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温妮·曼德拉非同一般。她具有超群的个人魅力，在受管制前曾是极有号召力的演说家。当我们的大部分领袖要么流放要么坐牢时，她在集合群众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对反种族主义斗争功不可没。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完全懂得如何让所谓的普通人激扬起来。当他们痛苦时，她会出现在他们中间。政治领袖争取大众支持时，她鞍前马后地奔忙。即使现在因绑架赛伊佩伊而名誉扫地，她也仍然具备东山再起的实力。非国大基层党员对她的支持始终是稳固的，到1999年又开始增强。

她在布兰德堡时，我曾去看望她，为她带去圣餐，在我的车里一起享用。远处的山坡上，安全警察坐在车里严密地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周末她不能走出庭院，于是我们常常一个在篱笆这边、一个在篱笆那边享用圣餐。我常常想，我们的国家在世人面前装扮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且不论其中的含义—而我们却不得不在这样的状态下享用圣餐。

把她赶到布兰德堡带来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她很快开始身体力行地启发这个质朴乡村的人们的觉悟。布兰德堡是一个灰蒙蒙的贫民小镇。她种了一块草坪，辟了一个菜园，很快一个个小菜园和巴掌大的小草坪开始在布兰德堡出现。她开办了一个诊所和图书馆，阿非利卡人开始要求当局把她迁走，说她是个煽动者，自从她来了之后，本地人就不那么守规矩了。人们仰慕她，热爱她。她不是个可以小瞧的人物，我觉得她也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她自信但不傲慢。我非常喜欢她，她的两个女儿亲热地叫我“叔叔”。她是海外抵抗运动，特别是旅美非洲人的宠儿，被人们称为“国母”。

种族隔离当局对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到一条人生哲理，我们最好还是夹起尾巴做人，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宽以待人，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了解他人的处境。我并不是要一笔勾销曼德拉夫人对那些可怕事件或可能参与的行动的责任，更不是要纵容这种行为。然而，她的确在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谁也不能肯定自己在同样的压力下就不会屈服。的确有人挺过来了，但这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同，都以不同的独特方式作出自己的反应。

进行为期9天听证会的唯此一人。可以想见，如果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一个阿非利卡人，会引起怎样的抱怨和轩然大波。有些总是另有图谋的人声称，这样做正逢非国大领导层求之不得让她难堪、以削弱她在人民中的威信的时候。委员会希望进行秘密听证这一点，就足以驳斥这种指责。我们决意了解这个不凡的人物，了解她对违反人权重大事件的深刻影响。是她自己坚持进行公开听证，并招致公开宣传的。

1997年11月，约翰内斯堡西郊的梅费尔加强了戒备。媒体全副武装蜂拥而至，而身着优雅时装的曼德拉夫人也没让众人失望。她的众多支持者也到了场，其中有尽情歌舞的年轻人，也有不苟言笑、身着显眼制服的非国大妇女联盟的大嫂们前来声援她们的主席。这些女士一度把声援的标语挂到了会场里，我不得不出面制止，指出这是蔑视听证会的行为。尽管听证不同于法庭审判，但许多法庭的规矩是保留的。（例如作伪证的证人可以像在法庭作伪证一样被判刑。）

律师小组代表与事件相关的人参加了听证。我们阻止了交叉讯问，让他们感到有点不快，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追究事实、定罪量刑的法庭。我们的目的是尽量揭示真相，但又必须不断提醒人们听证结束不会作出无辜还是有罪的判决。委员会将在最终的总报告中，宣布违反人权事件的责任所在。

曼德拉夫人把所有指控都不屑一顾地指为“荒唐”和“可笑”。她几乎不动声色。可能唯一让她有所触动的，就是维尼主教一番感人肺腑的话。在直接向乔伊斯·赛伊佩伊太太为没有更多地保护她的儿子表示歉意后，这位被她无故诬蔑为虐待儿童的主教对她说：

我们曾在我的住所见过面，你可以想见，我对你的感觉非常复杂。我渴望我们能够和解。你关于我的有些言论，非常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伤害了我，让我无比心痛。我不得不专门找个地方学会如何宽恕你。当然，你可能不需要宽恕，或者认为我原本就该宽恕你。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我相信上帝深爱的人民，我努力寻求着与你和解的方式。因此，我才坐在你面前跟你说这番话。

听证结束时，委员会休会，研究对曼德拉夫人及其足球俱乐部的调查结果，并写进了1998年公布的《报告》中。但是在这之前，我满怀热诚地向她提出请求。首先，我向听证会讲述了我们两家的关系：

我只想说，我们和曼德拉一家关系非常紧密。我们住在有时被称为贝弗利山［索韦托的西奥兰多］的同一条街上。我们的孩子在斯威士兰上同一所学校……曼德拉夫人是我的一个孙子的教母，那孩子是在曼德拉被释放后的那个礼拜日受洗礼的。

我谈到我到布兰德堡的探访，并把她称为自由的象征：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为斗争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和她那打不垮的意志。为摧毁她的意志，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她激励着无数的人，对斗争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她是她丈夫最合适的代表。

接着，我向曼德拉夫人发出呼吁，重申了听证会的目的，讲述了我对一些著名领袖人物的表现的喜忧参半的感受。这些人在听证会上陈述了他们为阻止足球俱乐部的行为而进行的干预和努力。

我们努力建立一个新的、不同的制度，要让新道德、原则、真诚和责任成为日常准则。我们之所以说犯罪、家庭暴力、无视环境、腐败、自私存在和盛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道德秩序和对权利的尊重，作为治疗这一切的抗生素。

有些人痛不欲生，但也为在听证会上发生的一切而欢欣鼓舞。让他们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斗争的著名领袖的表现。他们道德的败坏，令人震惊不已。当然也有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外，比如阿扎尔·卡查利亚、墨菲·莫罗贝，两位循道宗主教，西尼·穆法马蒂［现任负责警察部门的内阁部长］……

我们必须要证明，新制度有质的不同，有本质上不同的新道德。我们必须站起来维护善、真和爱，而不是向强权低头。

然后，我开始我的呼吁：

我承认曼德拉夫人在我们斗争历史中的作用，但也必须说的确出了问题，而且是严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谁也无法预见—我们只能说，我为仁慈的上帝而活。的确出了问题，以致许多领导人必须介入这一问题的解决。

［1990年］……看到温妮和丈夫从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手挽手走出来，看到他们在他获释后的那天走在主教廷，真是好极了。

［1998年，当足球俱乐部的活动迫使教会和公民领袖采取行动时］我是被邀请来与你对话的教会领袖之一。……我来和你会谈时，你不能见我们，因而无法会谈。你说，你在学习……

当时我要跟你说的，也是我现在想要对你说的。我深深地爱着你，爱着你的家人，我是以这样的身份对你讲话的。当时我会对你说，我们举行一个公开会议，让你在会上站起来说，出了问题，的确出了问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欢迎你的。我仍然欢迎你，因为我爱你，而且爱得很深。如果你能说出出了问题，说出“我很抱歉。我为自己在这些问题中起的作用道歉”，会有很多人愿意欢迎你。

我相信我们是不可思议的人。很多人都会抱着原谅你、欢迎你的急切心情，冲到你的面前。

我请求你，我请求你，我请求你。我还没有就发生的问题调查出任何结果。我是作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普通人在讲话。你是一个伟大的人，你不知道如果你说出“对不起，出了问题，原谅我”，你将会更加伟大的。我求你了。

曼德拉夫人回应道：

非常感谢你充满智慧的一番话。这是我一直都知道的你作为神父的一面，希望这一面没有改变。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告诉［阿布巴卡·］阿斯瓦特博士[1]我是多么的抱歉，告诉斯登皮埃的母亲我是多么的抱歉。几年前当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曾向她道过歉。我要说的确出了问题，我完全同意，我们也都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问题的发生。我为过去痛苦岁月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表示深深的歉意。

话说到这里，我宣布休会。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冷不热的请求，但即使对半心半意的宽恕请求，我们也不能表示不屑。说出“我很抱歉”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任何语言中，这都是最难吐的字眼。即使在床笫之间，我都觉得很难跟太太道歉。我可以想见在电视镜头前、在大庭广众之下要说出这几个字，又是多么艰难。

先知以赛亚说上帝的奴仆非常温顺，甚至不会吹灭一个火星。我想这是曼德拉夫人第一次公开道歉，对她这样一个高傲的人来说，这的确非同一般。在听证过程中，媒体拍下了她和赛伊佩伊太太的合影。有人说这是委员会有意安排的，因为促成这两个人之间的和解，会大大提升委员会的威望。但实际上，这是赛伊佩伊太太主动提出的，她本身就是一个不计前嫌的了不起的人。

我的同事、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席雅思明·苏卡，向南非广播公司电台记者介绍了公众，特别是白人对我的呼吁的反应。

我认为有些人误解了他的举动，以为他是在给她找台阶下。但我认为事情本该如此，本来就该说：出了问题，我们要对此负责。我觉得那一时刻非常感人，可以说是委员会的一个闪光之处。

我没时间考虑如果曼德拉夫人反驳会出现什么后果。我满怀热诚的请求很可能被置若罔闻。幸亏她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我也可以第二天放心地乘飞机到开普敦赶赴另一个紧急会议。说得轻一点，我感到如释重负。

但是，在夸祖鲁―纳塔尔省一个警察的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主动努力求得宽恕会得到什么结果。1988年12月，布特莱齐领导的因卡塔自由党和与非国大结盟的联合民主阵线打得不可开交。警察上校布赖恩·米歇尔命令一群临时警察向联合民主阵线的支持者开枪。这些警察被戏称为“Kits”警察（Kits在阿非利卡语中意为“速成”），因为他们只经过初级训练就被拉出来对付人民了。他们往往纪律涣散，有时酒气熏天就上班了。他们的装备是霰弹枪。城里的青年跟他们捣乱，他们和其他警察一样，被蔑视为走狗。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对“制度”的反对者心慈手软。但这一次，他们听错了命令，攻错了目标。他们没有袭击联合民主阵线的支持者，反而枪杀了托拉斯·费得农场11个守夜的妇女和孩子，使这个不问政治的村子沉浸在悲伤之中。米歇尔被判有罪，并受30年监禁。在听证会上，他请求得到被他伤害的人们的宽恕。

我只能请求直接或间接卷入此案并受到影响的人们……考虑宽恕我……我已经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

托拉斯·费得农场的人们说他们可以宽恕他，但他必须积极参与到被他毁掉的社区的重建中来。米歇尔做了一件很有勇气的事。他要求委员会安排他访问农场。事情很可能出问题。会议一开始紧张而艰难，大家都有些不自在，农场的人自然抱着敌意。他迟疑了一下，开始对人们讲话：

我想感谢你们允许我今天来到这里，感谢到目前为止你们对我表现出的善意。有人告诫我今天不要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我得知许多在1988年离开这个地区的人还不能重返家园。我认为，必须想办法让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土地，耕种自己的土地。还必须实现这个地区分歧严重的各政党之间的和解。

气氛开始变化，开始缓和。有一两个受害人还不大情愿宽恕他，但大部分人都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等他离开时，已经是亲热地向他挥手告别了。这一出紧张而轻松的会面上了电视，并在南非广为报道。这对暴力和动乱不断的夸祖鲁―纳塔尔省来说，是件大好事。我肯定，这件事也会鼓励其他人走上化敌为友这条虽然艰辛但最终回报丰厚的道路。

米歇尔因为参与秘密策动政治团体间的争斗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太太与他离婚，他很长时间见不到儿子。我赞赏他把自己的悔恨化为帮助受害人实际行动的意愿。或许这样的赔偿应该成为准予大赦的条件之一。这样，所谓得到大赦的人白占了便宜，而受害者依然贫困痛苦的言论，就会不攻自破了。

另一个故事同样表明，在其他方式失败的情况下，委员会是可以揭出真相的。1988年8月31日凌晨，炸弹爆炸的巨响震撼了约翰内斯堡的科特索大厦，南非教会理事会的所在地被夷为平地。无人重伤，这简直是个奇迹。一个守夜人从电梯上被抛下来，也只受了轻伤。对面老人公寓的窗户被爆炸的冲击力炸得粉碎，像飞弹一样散射出去，但住户都逃了出来，没有重伤员。科特索大厦前的街道白天总是车水马龙，火车站就在附近，行人熙熙攘攘，小贩往来叫卖，一片热闹。到我前去观看现场时，见到大厦门厅中一幅耶稣护卫一座城市的挂毯在一片狼藉中丝毫无损。这或许就昭示着真与善终将取胜。

我与大厦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大厦正是在我担任教会理事会主席期间在德国教会的慷慨支持下买下来的。我作为南部非洲都主教，赶乘能够搭乘到的最早一班飞机从开普敦飞到出事地点，对理事会及受到严重伤害的工作人员表示声援。我和当时的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巡视现场时，对他开玩笑说，我交给你一座宏伟大厦，你怎么能让它遭到如此下场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即使没有符合庭审要求的证据，我们也知道这不过是种族隔离政府的又一肮脏伎俩。因此，我们谁也没有理会政府宣传机器随后的报道。当时的法制及秩序部长阿德里安·弗洛克居然宣布非国大应对科特索大厦爆炸事件负责。当时非国大仍是被禁的政治团体，其成员动辄被称为受到“共产主义煽动”的“恐怖分子”。他居然有胆量指名道姓地说出警察当局声称的幕后策划者。一个叫薛利·古恩的女士受到指控，在未经庭审的情况下，带着她还是婴儿的儿子被关了6个月。

大部分白人都深受政府控制的宣传机器的影响，他们不假思索就接受了政府的解释。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那些野蛮家伙的又一恐怖行动，为的是要推翻为白人提供了世界上一流生活水平、让本地人循规蹈矩、敬畏上帝的基督教政府。大多数白人都相信弗洛克，并为能够如此迅速制伏恐怖分子的警察部门感到自豪。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安全得到可靠的保障。如果我是白人，恐怕也会有同感。只有心怀慈悲，才能放弃一个给自己带来如此多的特权、优惠和好处的制度。我总是对那些反对给他们带来巨大好处的制度的南非白人钦佩不已。

如果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世界和南非恐怕永远无法了解科特索大厦事件的真相。不可能指望警察揭自己的疮疤，整个世界会继续认为非国大是罪魁祸首，当然有些人也不免嘀咕，对一个坚决反对种族隔离、常常被称为“穿教袍的非国大”并被指责为非国大恐怖主义挡箭牌的组织，非国大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政府有时声称教会理事会是非国大的补给站，楼里藏着非国大的武器。白人中又有许多人相信这一派胡言。他们就不问一句：既然警察证据在握，为什么不干脆搜查大厦，向世界揭露教会理事会，让他们永远失去作为以和平方式促进变革的组织的名声呢？（果真如此，几乎所有海外教会和政府都会抛弃南非教会理事会，视其为耻辱，理事会也会因此失去最重要的资金后盾。）但是，政府说什么，白人就相信什么。他们不想问那些难堪的问题—大树底下好乘凉，何必把大树砍倒呢？

后来，曾向媒体断言非国大一手制造了爆炸事件的前内阁部长弗洛克先生在其大赦申请中披露了事实真相。正如他明确宣布的那样，这一恐怖行动实际是他手下的部门所为。本该维护法律和秩序、惩治恐怖分子的警官们，竟亲手制造了严重的城市恐怖事件。这清楚地表明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道德败坏，不得不靠如此邪恶的手段苟延残喘。

这也是为什么警察部门无法解决我国历史上许多悬案的原因。是谁杀害了史蒂夫·比科？是谁把“培伯克三人组”残忍地引向死亡？是谁杀害了“科拉多克四人帮”？又是谁炸毁了南非工会总部大楼和罗马天主教总部？警察部门无法破案，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罪魁，并企图用谎言蒙骗公众。这些犯罪不是偶然的，不是像种族隔离政府的维护者所称是个别“坏家伙”所为。这是种族隔离企图破坏法制、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这个制度毫无正义可言，已经烂透了。这一切是其本性使然。

弗洛克先生披露，科特索大厦爆炸事件是在前总统博塔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根据他的指示进行的。博塔先生和一些人声称此事件不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因而不属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但是，事件中无人伤亡，恰是罪犯们的大幸。执行者之一尤金·德考克上校告诉委员会，他们接到命令，如果有人干扰爆炸，即使是警察也格杀勿论。政府颠覆其本应尽职维护和保卫的法律，是无论如何不能为人接受的。

值得称道的是，弗洛克先生在申请大赦后，就恶毒诬陷古恩女士一事向她深表歉意。尽管什么都无法补偿她失去人身自由和遭受不公的痛苦，但令人欣慰的是，她至少因为这一暴行所造成的伤害成功地将政府送上了法庭。

契卡尼博士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岁月里，经受住了炸弹袭击、牢狱的酷刑和对他的叛国罪审判。一天，在去纳米比亚的途中，他突然身患重病。他康复了，但后来才意识到这一切是在他换了衣服之后发生的。他几乎忘了这件怪事，直到他在美国几乎死在餐桌旁。这件事救了他的命，因为他太太所在的威斯康辛大学有个学者正在研究毒药。结果发现，他吸收了喷洒在衣服上的有机毒药。大部分人都怀疑，这是政府为保住政权玩弄死亡游戏的又一例证，这一次是暗杀反对派。如果没有大赦进程，我们还得继续愤怒和怀疑下去，继续为不能找到确凿证据印证我们的猜测而懊恼不已。

现在真相大白了，因为委员会在1998年6月就前政府的化学及生物战计划，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在这些公开会议上揭示出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新的民主政府对公开听证表示不快，担心公开揭露某些秘密计划，会置其于违反它所签署的不扩散条约的境地。我们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安排：当政府力图对听证加以限制时，我裁定听证必须公开进行，因为我们是在努力培养一种透明、负责和尊重人权的新文化，但我们会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有损国家安全或导致违反不扩散条约的消息泄露出去。

我们很快搞清了，与种族隔离政府所声称的恰恰相反，其化学和生物战计划并非仅仅用于防卫目的，而是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令我胆寒的是，一切都做得那么科学、严谨、冷静。在此之前，我们就听到过提交给委员会的许多事实细节。但是，一尘不染的实验室中穿白大褂的人们，在设计这些攻击性计划时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他们背弃科学，为邪恶服务。参与初步调查的委员会工作人员值得称道，开普敦大学的学者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解析复杂的科学公式，同样值得褒奖。

听证会上展示的证据表明，科学家、医生、兽医、实验室、大学和具政治倾向的公司，通过广泛的国际网络支持了种族隔离。科学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给某些人群带去疾病，损害其健康。霍乱、波特淋菌、炭疽病、化学毒药及镇静剂、摇头丸等（用于集体控制的）毒品的大量生产，都是这一计划中的项目。我们现在不得不问，开普敦有色人公寓毒品泛滥，这究竟是不幸的社会现象，还是和化学与生物战计划存心破坏这些社区的风化有关呢？

一切都显得有点离奇古怪，某些方面甚至像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情节。下毒的工具包括特殊的雨伞、改锥和其他可以成为致命武器的东西。但是，利用科学对付无辜的人们，让我不由得想到达豪集中营的恐怖。对我来说，化学与生物战计划是种族隔离最没有人性的一面。我可以接受其维护者会尽一切努力垂死挣扎，但从没想到他们会败坏到如此地步。计划的领头人是一个心脏病专家乌特·巴森医生，媒体称之为“死亡医生”。当不得不来到委员会时，他表现得颇为冷漠，和我们捉着迷藏，称他已经受到刑事起诉，为我们作证可能会让自己罪责加重，因而不能提供证词。他的举动带着挑衅，出席听证时，他穿的是曼德拉总统喜爱的那种色彩鲜艳的“马蒂巴”上衣。

该计划耗资巨大。其研究却建树平平，而执行者的不称职，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对计划谋害的目标反而成了幸事。几乎置契卡尼博士于死地的神秘行动也揭开了盖子。在他的一次旅行中，行李箱被做了手脚，内裤被浸上毒药，但浸得不够。可见，执行下毒命令的人不称职，让他捡了条命。据说计划中有一个项目，是要找到一种专门针对黑人的细菌，以降低黑人的生殖能力。

科学家沙尔克·范·伦斯伯格医生是证人之一，他在听证会上说：

曾有计划用不留痕迹的重金属毒药铊掺入曼德拉总统在普尔斯莫［监狱］使用的药品。曼德拉释放后，我在和［另一个研究人员］安德烈·伊梅尔曼谈话时……他很肯定地说纳尔逊·曼德拉的大脑功能肯定会逐渐受到损害。

感谢上帝，他们都未能尽职。我们民族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曼德拉这样一个宽容与和解的热情倡导者。

1998年6月14日，即化学和生物战听证会后的那个礼拜天，我应邀到比勒陀利亚林伍德一个白人富人区的荷兰新教教堂布道。这也是一些前政府要员的教区。教堂里要人云集，这也是我第二次进入虎穴。

直到最近，白人的荷兰新教教会一直坚定地支持种族隔离。它为种族隔离提供神学依据，而且甚至在政治家之前就提出某些立法，以上帝的名义主张种族的隔离。他们利用巴别塔、人们被分散并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沟通以及“含”（Ham）的咒语（他的子孙后代被诅咒永远做“奴仆的奴仆”）等故事，让本地人循规蹈矩。用在巴别塔的故事中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来解释上帝的神圣意愿不免奇怪。这完全忽视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记录的第一个基督圣灵降临节，在教会看来这是对巴别塔的彻底扭转。大部分教会都谴责种族隔离为异端邪说，而荷兰新教教会却骚扰那些反对其立场的人，并宣布其为异教徒，其中就有继我担任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的贝叶尔·纳武德博士这样的出色人物。

但是，这个长期从神学上坚持种族隔离的教会，终于放弃了这一立场。它把过去受到迫害和具有长远眼光的见证人请到了宗教大会上，并公开为教会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表示深切的歉意。看到贝叶尔·纳武德这样的上帝的忠实维护者恢复了名誉，令人很是欣慰。很少有教派会如此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行为的错误。我自己所在的圣公会在其教义、宗教大会及大会的决议中，一向反对种族隔离，但它却是以种族隔离的形式存在的。当然，南非是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很难有非种族主义的教区，但圣公会却迟迟不肯承认它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许多白人教民拒绝和家庭帮工一起领圣餐，但就是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他们也没有理由这样做。教会建立一个多世纪后，才在1960年任命了第一位黑人主教。政府并未下令让教会根据种族给牧师发放津贴，但实际上白人牧师比黑人牧师的薪酬高得多。因此，我们圣公会的人和荷兰新教教会相比，也没什么好自得的。

为比勒陀利亚之行做准备时，我心中忐忑不安，因为那里的许多白人，特别是阿非利卡人，都视我为恶魔，称不上是基督徒。他们怀疑，我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是要追杀阿非利卡人。然而，我受到了热烈欢迎。教堂里挤满了人，音乐美妙极了。一群孩子手持蜡烛，列队走进来。我讲的经文是《罗马书》5 : 8中我最喜爱的一段：“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进行的唯一布道，就是上帝是以慈悲的心怀无偿地爱着我们，我们不需要取悦上帝以换取他对我们的爱。

接着我说，阿非利卡人认为他们在南非的政治、社会和社区生活中，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做统治一切的人上人，要么做卑躬屈膝的人下人，任人践踏。我说，现在还有激动人心的第三种选择，即热诚地欢迎新制度，用他们掌握的巨大财力、技能和经验，帮助建立人人得益的社会新秩序。

我告诉他们，化学和生物战听证会揭示出的一切是多么让我心痛。我祈祷，在白人中间，特别是在阿非利卡人中间，能够出现领袖人物，帮助我们正视这一切，并且明确道歉，而不要自作聪明，虚情假意地让道歉成为空话。这是一个惊人的时刻。人群中有几个人在啜泣，奥奇·鲁本海默牧师走上讲台，和我站在一起。他的双眼噙满泪水，忍不住在低声哭泣。他说，他担任随军牧师30年，从不知道有这种事在计划中或已经发生。他哽咽着请求我的宽恕。我们在讲台上拥抱在一起，人群中发出了激动的欢呼声。

上帝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成就了一些离奇的事情，而这就是其中不凡的一件。这件事能在比勒陀利亚富人区的荷兰新教教堂中发生，就显得更加非同寻常。这就如同美国南部的白人牧师在黑人牧师布道的教堂里，为隔离黑鬼而赔礼道歉；又如同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到约旦河西岸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赔礼道歉一般。我们共同的祖国的确充满了希望。只有最为冷酷的人才会对此无动于衷。这个例子，再次显示了上帝通过委员会实现的非同寻常的和解。

在委员会的早期工作中，我们在开普敦附近的帕尔举行过一次听证。当时最重要、最感人的，莫过于荷兰新教教会主要神学院所在地斯泰伦勃斯的白人长老会发表的讲话。他们坦言没有遵从耶稣基督福音书中的要求和戒律，这是我们从他们口中听到的最直接、最明确的忏悔。长老会对自己与非正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沆瀣一气，而不是和穷人、下层人及被压迫的人们站在一起，并未含糊其辞。在往往是自我狡辩的氛围里，这不啻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在帕尔举办了一个特别展览，展示种族主义历史和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重大时刻。其中一个部分是关于征兵的，展品之一是士兵华莱士·麦克格莱格在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使用过的军服和武器。他出生在阿非利卡人家。他母亲安娜玛丽还不能接受儿子已战死边境的事实。在书面陈述中，她对我们说：

我被告知，我的儿子在［纳米比亚北部］离奥沙卡提几公里的地方被杀。他被裹在厚厚的密封塑料袋里运回了家。我们接到命令，不得打开塑料袋。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儿子四肢还完整。他叔叔双手摸遍了塑料袋，确认了这一点。我是从他那里听说的……

我知道这是军事法律。即使孩子躺在那里死了，也不能再看他一眼。给华莱士下葬的那天，他的棺材也没有打开。我最后一次看到儿子，已经是10年前了，而为他安葬也已经9年，但我仍在挣扎着完成对华莱士的悼念。

有时我怀疑装在塑料袋里的究竟是不是他。如果我没能亲眼看着他离开，我如何能在心中让他安息呢？当我失去我深深爱着的母亲时，我看到了她，触摸到了她，因而能够与她分离，继续生活下去。但是在华莱士身上，却有那么多没有解开的疑问。

我痛苦挣扎着，我想知道他究竟死在哪里？怎么死的？死的时候，有谁和他在一起？有没有人曾试图帮他保住性命？是哪位医生救治他的？我从未得到问这些问题的机会，也没有人对我儿子的死给我任何解释……

我有时仿佛看到华莱士就在大街上。我清楚地记得有两次，我都以为自己看到了他。其实只是个像他的人而已。在儿子死亡和诞辰纪念日上，我尤其感到痛苦。1月份，他就应该是30岁了。我把他的所有照片都保存在相册中，以安慰自己的心灵。可是当许多事情仍是悬念的时候，这样做是很难的。

委员会安排麦克格莱格一家和曾与他们的儿子一起行动的人见了面。他描述了华莱士死时的情景，安娜玛丽·麦克格莱格太太一直低声念叨着：“Hy is rerig dood（他真的死了）。”一旦事实确凿无疑了，她似乎就能够接受这一灾难，将一切了结了。她不必再自我折磨，妄想着部队搞错了，她的儿子还活着。

我无法忘记一个到委员会作证的母亲的凄惨哭声。她告诉我们她儿子失踪了。她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她不能肯定，但觉得他已经不大可能还活着，因为他音讯全无，也没有什么被流放的传言来打破一直折磨她的沉寂。她从心底里发出请求：“你们难道不能找到他的一块骨头，让我好好地为他的遗骸下葬吗？”

反种族主义斗争经受了残酷的考验。特务们总是趁着夜色，绑架被他们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人或者解放运动的地下干部，以及尚属合法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头人。然后，他们将人质押到偏远的警察局或农场，酷刑折磨，最后常常把这些人杀掉。他们还经常越过南非边境，理直气壮地进入邻国，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劫持他们想要的人，并随心所欲地进行处置。许多人就这样失踪了，剩下的只有母亲悲伤的哭声。没有委员会，这哭声只能随风飘去，消失在无奈的叹息中。

差不多有200多人失踪。掌握了大赦申请中的信息之后，我们的调查人员奔赴到全国各个角落调查。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似乎颇为成功地争取到了个别农场主和帮手的合作，把不少人掩埋在鲜为人知的墓地，帮他们掩盖着黑暗的秘密。如果没有那么多寻常白人百姓自愿与国家合作，种族隔离恐怕垮台的时间要早得多。或许他们的确相信自己是在为抵制共产主义的泛滥作出一份贡献。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普普通通的守法公民，竟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参与如此残忍的行动。难怪一些解放运动组织认为，农场主，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农场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平民，而是军事机器的一个有机部分，理应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驳斥了这一观点，但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坚持此论。

有些农场神秘地掩埋了不止一人，成为了死亡农场。一次，委员会的调查人员打开了三个坟墓，以为每个坟中可以找到一具尸体，但实际却是4具，一共12具死尸。所有人都为之震惊。尸体的发掘是在警犬帮助下，由懂得识别地表各种痕迹的专家进行的。病理学家和法医专家帮助我们整理尸骨。

许多受害者的家人掘墓时在场。他们一定希望墓是空的，他们还可以指望自己的亲人可能还活着，还能听到他们熟悉而轻快的笑声，看到他们说话时叉着手的样子。我们总是以各种方式维持着自己的希望，尽管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枉然。否则，我们可能觉得生活无法忍受。

尸骨挖出来后，这些家庭还得搞清楚究竟是不是自己亲人的遗骸。值得庆幸的是，警察部门对这些可怕事件都一一记录在案。种族隔离制度销毁了许多罪恶文件，但没来得及全部毁掉，因此有时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确认死者身份。而死者的身份毫无疑问，有时也颇为揪心。当一个墓穴打开后，一个人说：“那是我弟弟。我认得那双鞋，是我给他买的。”

谈到记录，我记得委员会工作后期，我们的调查组搜查了很多警察局，提取幸存的档案，并发现了许多恐怖的照片。安全警察似乎经常把其战利品带到这个靠近边境的警察局，上刑，然后杀害受害者。从照片上看，被烧掉的肢体显示他们好像使用了焊枪。要是果真如此，这又是怎样的惨死啊！施刑者如何能忍受那恶臭和惨叫？他们或许想用照片恐吓其他受害者。看到这些照片，我几乎支撑不住。那些能做出这种事的人，一定异常冷酷。

我们的小组打开了多处坟墓。领导夸祖鲁―纳塔尔办事处的委员理查德·莱斯特讲到其中一个墓地时说：

至今萦绕我心头，并且我终生也不会忘记的……是在夸祖鲁―纳塔尔挖掘的第一个坟墓。这是一个年轻女子［费拉·恩德旺德维］的墓，她是斯威士兰非国大民族之矛的高级成员。她遭一个叫安迪·泰勒的臭名昭著的安全警察绑架，被带到纳塔尔中部警察分局租用的一个偏远农场。她被赤身裸体关在一间小屋里。我们了解这一切，是因为杀害她的人申请了大赦。他们关押和折磨她的目的，是要说服她做内线。

后来他们觉得她已经没用了，就让她跪下，从脑后给了她一枪。他们挖的墓穴很深，但不够长，因此必须将她仰面放进去后，再把她的双腿蜷起来。我们发现她的尸体时，看到腰上放着一个蓝色塑料袋。我们问……这是什么。他们说，审讯和受刑时，她用塑料袋遮盖着身体，想要维护一点女性的尊严。对我来说，这不仅说明了杀她的人是怎样的人，也说明了像她这样的人、那些死去的人，又是怎样的人。他们说：“她非常勇敢。”

在我们处理的坟墓发掘案中，有50多起案件受害者的家人得以将亲人的遗骸安葬。非国大干部的葬礼得到军葬礼遇，并有内阁部长或副部长出席。所有安葬了亲人的家庭，都对委员会深表谢意。现在他们知道了亲人的遭遇，可以在心中有个了断了。

[1] 阿斯瓦特博士是索韦托的一位医生，斯登皮埃死后几星期，阿斯瓦特在一次手术中被杀。据说他是在治疗了这位受伤的男孩之后被谋杀的。

第九章 我为什么做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的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居然答应接受主持这个特殊委员会的工作。每当我意识到委员会中各种关系远没有到达理想状态的时候，就忍不住暗自气馁。我已经指出，我们能在性别、种族、政治派别、年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职业和主张等诸方面，广泛代表南非社会，是一件大好事。但委员会这一值得称道的特点，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可以相互信任、协商一致的团体。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每个人都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不是可以小瞧的。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开辟自己的小地盘，确保自己不被忽视，让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如果时间充裕，可以进行团队建设的话，这一切都不成问题。然而，我们面对着繁忙的日程安排，而且必须立即动手为我们承担的非同小可的任务搭建基础设施。这种争权斗势，令人头疼得要发狂。当然，大部分同事都工作得非常勤奋。其中有一位对委员会的目标尽心尽职，甚至在我们向曼德拉总统提交了《报告》，她自己的任期也已经结束后，还自愿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委员会未及处理的问题。

由于我们在极大的压力下工作，大家都神经紧张，时有摩擦。我们都能把矛盾控制在一定程度，作为一个比建立之初更为团结的群体完成工作，已经非常了不起。我们活像一群神经质的歌剧女主角，动辄就会为鸡毛蒜皮甚至捕风捉影的事而感到不快。

或许，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种族隔离的打击，都带着这样那样的创伤。这个邪恶制度所伤害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都受到过种族隔离不同形式的伤害。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后，我和其他人才意识到这一点。更准确地讲，这一意识如同一记重锤把我们打醒。无论是支持者、罪犯、受害者，还是这一罪恶制度的反对者，我们的人性都受到了触动。没有种族隔离，我们所有南非人就不会成为我们后来所成为的整体。那些曾享有特权的人对一切越来越漠然和无情，越来越失去人性，因而也越来越不成其为人。他们失败了，因为这个世界的构造，要求我们必须遵守其道德法则，不然就要付出代价。其中的法则之一，就是我们被《圣经》中所说的“生命之束”（the bundle of life）绑在了一起。我们的人性和其他人的缠绕在一起。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所归属。我们为群体、为归属、为家庭而生，并生活在微妙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中。的确，“人独居不好”[1]，因为任何人独处都无法保持人性。无论情愿与否，我们都是彼此的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是可贵的生命。这不以人种、性别或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地位为转移。每个人不仅应当得到尊重，而且应当作为上帝形象的化身受到敬仰。如果以任何不及于此的方式对待他人，就不仅仅是邪恶的、痛苦的，而且简直就是亵渎神灵，因为这等于向上帝的脸上啐唾沫。如果这样做，就不能逃脱违反宇宙法则的后果。

正如彼得·斯多利主教在温妮·曼德拉的听证会上尖锐指出的那样，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也可能成为自己最为痛恨的那种人。令人悲哀的是，他们常常变得像他们所反对的人那样残忍、堕落。受害者往往主观上接受了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定位，甚至开始认为自己大概就是其主子告诉他们的那种人。因而，他们也常常会认为值得为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念而奋斗。由于自我憎恨和自我蔑视作怪，受害者的内心形成极为负面的自我形象。这种形象侵蚀着自爱和自信，蚕食着他们的自我。这也是美国黑人相互残杀、自我毁灭的祸根。社会制度让人们充满自我仇恨，并使他们朝这个目标迈进。他们恨自己，并通过毁掉那些他们学会憎恨的类似这一自我的人而毁掉自己。

不公正，特别是种族不公的最为亵渎神灵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可以让上帝的孩子怀疑自己是不是上帝的孩子。南非成了受伤者之间的战场—他们或是身体遭受重创，或是心灵饱经摧残。或许那些声称自己没有受到肉体和精神伤害的人，才是真正需要怜悯的人。

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受到创伤的人民愈合伤痛。委员会的成员并非高人一等，并非向贫穷、不幸的受害者予以施舍。我们带着自身的负担而来。我们同样受到这一制度的影响，它为南非定了性，让她自我杀戮，向自己开战，让她成了世界的弃儿。所幸的是，这个世界没有看着我们胡来而袖手旁观，而是为我们祈祷、爱我们，为我们感到震惊、抵制我们、制裁我们，直到1994年4月21日出现举世瞩目的奇迹时，又继续支持我们。

我不是太聪明。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我们一起步就迈错了脚，因为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上任命和推荐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白人。我们都急切地想尽早开展工作，于是我建议让我做主教时的私人助理和秘书，担任我在委员会的私人助理，因为他不仅了解我的脾气秉性，更重要的是他能读得懂我的手书。此外，我的前新闻秘书担任了新闻总监，因为我们需要和媒体尽快联络。伯莱恩博士也作出了类似的安排，让现任秘书担任他在委员会的秘书。这些任命几乎未经讨论就执行了。当我和伯莱恩博士建议由一个在人权案中崭露头角的年轻白人律师担任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时，却捅了马蜂窝。委员们虽不明说，但却明白无误地表明对究竟由谁执掌委员会深感忧虑。是由我运筹帷幄，还是仅仅充当伯莱恩的黑色门脸？他是个坚定的强硬派，“斗争”记录无懈可击，但却可能成为南非反种族隔离政治斗争中的仇恨对象，被认为是想利用委员会实现个人野心的白人自由派。事情何至如此，谁也说不出个究竟。但是，水已经给搅浑了，近两年之后，人们才开始认为我们实际上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抱有许多共同的忧虑。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经历了其他一些小差错。第一批工作人员上任后，我们很快就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西开普地区办事处任命的第一批人中，有一个是一位委员会成员的配偶。这种情况本身并非一个大问题，问题出在这位委员是面试小组的成员，而面试她的配偶时，她本应有先见之明，要么回避，要么声明相关利害。地区办事处的大部分同事都对她的原则性毫不怀疑，对她参与面试没有什么异议，不担心她的判断力会因为裙带关系受到影响。但其他同事则不能苟同。正当我们举行东伦敦第一次听证会时，正当我们手头事情繁多的关头，这件事被揭露出来。这对夫妻的白人身份，更让事情雪上加霜。不过令人费解的是，面试小组还有其他成员，如果这个人真的不合格，他们势必会拒绝录用，但人们对此却视而不见。

于是，在本应全力以赴利用第一次听证会有效宣传委员会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得不一心二用。第一次听证的效果以及给媒体和公众留下的印象，对受害者是否愿意前来作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为这样的事分心，的确非常不合时宜。我还担心某些媒体无法抵制这类花边消息的诱惑，早就把委员会视为追杀阿非利卡人和非国大打击政敌的工具的人，更会对此热心。委员会中某些人和媒体打交道时非常幼稚，为自己出现在报章、电视上而自命不凡、洋洋得意，忘了应保守法律规定的秘密。

我们懊恼地发现，委员会漏得像个筛子。根据法令规定至少应在听证举行前保密的消息，不断被泄露公开，更增加了相互的不信任。我们不知道敏感的材料是否会不合时宜地泄露和公开。我得学会抛球游戏，在空中同时抛接几个球—担当起团队所有成员的领导职责；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特殊的、受到珍视的，并为委员会带来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向媒体提供他们应该得到的消息，防止得罪媒体，影响这个进程。

幸运的是，我有一个记者出身的出色的新闻总监，他备受媒体尊重。总体上，我也和报道委员会工作的媒体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很久之前我就决定，在我的公共生涯中，要尽量接近媒体。在斗争的艰难日子里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有限，需要媒体帮助，与种族隔离政府资金雄厚的宣传机器较量。我还决定，最好是采取直截了当、保持透明的策略，这样我有时不得不说“无可奉告”或“稍等片刻”时，记者们会信任我，知道我不是故意不吐露消息。我们也认识到，抢先把自己的消息发出去实为上策，因为这样常常会削弱后续消息的力量。如果让人首先抓住把柄，不得不申辩解释，那就再狼狈不过了。一旦需要申辩，就等于已经输了这个回合。因此，我尽量避免出现过多的秘密。人人都喜欢权力。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拥有秘密。但如果外面的人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宝贝，拥有秘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努力防止这种炫耀的诱惑，尽量争取媒体的信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时因走漏了消息而处境尴尬。

就这样，在第一次听证会上，我们本该集中精力进行熬人的听证，现在却担心如何应对媒体就任命委员会一位成员的配偶一事可能提出的尖锐问题。幸而要么消息没有走漏，要么媒体认为和在委员会听到的令人心碎的证词及展示的创伤相比，这件事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我们表现得镇定自若、成竹在胸，那么我们非得是天才演员，平静的水面下其实是涌动的暗流。

或许我应该更好地享受清晨的时光。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静坐着与安详、亲切、慈爱的主同在，分享或接受一份神圣的安宁。每日的圣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通常在办公室或饭店的房间里，和我的私人助理、新闻总监及负责保卫我安全的警官一起享用。只要在开普敦，我们都会星期五到圣乔治大教堂去。知道有那么多南非和世界各地的人为我们热诚祈祷，令人无比欣慰。没有这一切，我知道我一定会垮下来，始终伺机破坏的邪恶势力，就可能阻碍愈合一个民族创伤的不凡之举。我们会被分裂和导致失败的势力压倒。我们幸运地一直保持着与善之源泉的联系，这不仅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更多的是靠许多人的爱心和关注。

《旧约》中说，一次，先知以利沙和仆人被一群敌人包围。先知出奇地镇静，泰然处之，而仆人却越来越不安。先知请上帝打开仆人的眼睛，于是他看到自己一边的人远远多于敌人。我们南非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就经历了这一切，即善的力量实际远比邪恶强大。我们在委员会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形，对那位委员会委员配偶的任命即是一例，一个原本可能闹翻天的事情，最终还是友善解决了。可我宁愿委员会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插曲。但看看委员会的组成，想想种族隔离给我们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样想未免天真。即使不是这个问题，也会有别的问题出现。这几乎是我们正视各自的过去、正视整个国家的过去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是航行在惊涛骇浪间，指望我们一帆风顺，未免太过乌托邦和超理想主义了。

还有一次，我接到报告说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在处理与比绍大屠杀相关的证人时有失公正，报界对此大量报道。我对媒体说，我们深知，法律要求我们不偏不倚，这样来自冲突各方的人们才能感到听证对他们是公正的，他们没有受到歧视。我说，我们不可能让人们认为我们偏向一方而破坏了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破坏不起。

那个小组的成员认为我让他们当众出了丑。不久，他们在委员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此事，说他们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需要道歉的事。他们觉得，他们对曾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所提的问题和所抱的态度，是公平和恰当的。当然，他们也承认自己完全了解这些人帮助种族隔离制度给受害人带来的痛苦。我强调，他们完全有自由拥有自己的感觉，但必须谨慎地保证公允和不偏不倚地处理所有案件。我指出，对他们的批评，并非来自那些对委员会抱有敌意的记者，而是那些希望看到我们成功的人。我的同事们坚持认为自己没错，而且对所有并非一贯客观或支持斗争的媒体抱怀疑态度。这次会上，显然大家并非同声相应。抱有反对意见的委员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其中一段对我的原则性提出质疑。我对整个事件非常重视，我们的工作可能因此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于是，我说我不可能在我的诚意受到攻击的环境中工作。我还说，如果他们不重新考虑他们的声明并认识到其行为的严重性，我将提出辞职。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圆满的结局—那个段落被撤回，而这一次的内部危机和辞职威胁也没有透露出去。但是，我们为此事都付出了身心两方面的代价。

我们在努力学会相互信任，成为一个更为团结统一的整体。这中间我们遇到不少坎坷和波澜，但和涉及一位委员的指控相比，这一切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一次大赦听证会上，一位委员被指控曾参与了听证所涉及的事件，即1993年12月30日阿扎尼亚人民解放武装对开普敦郊区瞭望区海德伯格酒馆的袭击，至少也是个同谋。事件中，两名武装分子对酒馆的客人开枪扫射，造成3名妇女死亡，6人受伤。他们还向人群中投去装满钉子的手榴弹，幸而没有爆炸，否则死伤人数还要更多。在被指控的6人中，3人被判长期监禁。正是审议这3人—汉弗里·卢杨铎·基昆发、维伊希勒·布赖恩·马达斯和祖拉·普林斯·玛巴拉时，一个证人认出了作为委员和调查部领导的杜米萨·恩彻贝扎先生。

在调查这些大赦申请的过程中，调查组在过去警察的档案里，找到一个叫贝纳特·斯巴亚先生的书面陈述。陈述中说，斯巴亚在海德伯格酒馆袭击事件后不久，在开普敦的黑人小镇古古乐图，看到一群武装分子在一辆以恩彻贝扎先生名字注册的车里。斯巴亚先生说，他还见到一张纸，上面画着去海德伯格酒馆的路线草图。委员会调查人员和斯巴亚先生进行了面谈，他进一步证实了陈述中的内容。在1997年10月的听证会上，他就所作的陈述出面作证。当问到斯巴亚先生是否能够认出他在古古乐图看到的站在车边上的恩彻贝扎先生时，全场都屏住了呼吸。他缓缓地在屋子里走着，经过恩彻贝扎面前，然后又折回，说他就是那天晚上他见到的人。

与这一证词及指认相比，委员会内其他的事情都变得像周末野餐那样轻松。听证结束我回家时，心里多么希望这不过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一觉醒来我们会看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仍是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地工作着。然而不是这样，这就是严酷的现实。报纸为此刊出大幅标题，电视连续播放斯巴亚先生在屋里缓缓走动最后停在目瞪口呆的恩彻贝扎先生面前的画面。值得称道的是，恩彻贝扎先生没有做出什么一时冲动的反应。我心怀忐忑地相信他是正直和无辜的。斯巴亚先生经受住了恩彻贝扎的律师穷追不舍的犀利盘问。许多人都说，他的表现非常出色。尽管他只是个没受过教育的花工，但却非常自信，不任人摆布。他似乎讲的是实情，我们的确遇到了大麻烦。几个月前，我们的调查人员就听说了这份陈述的事，但我们错误地认为，通过一种恩彻贝扎回避的内部调查，可以在听证进行之前解决问题。但我们没有做到，现在事情公开化了，整个委员会的工作都受到了威胁。

这个特殊案件如同委员会本身的O. J. 辛普森案，对工作人员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几乎按种族分裂成相等的两个阵营。认为斯巴亚先生讲的是实情的人，觉得他太老实，不可能编造出他所讲的一切；只有一种解释，即他没有编造。斯巴亚的大部分支持者都是白人。同样，也有人深信恩彻贝扎的话，认为他是无辜的，而这些人大多是黑人。种族隔离真是贻害深远。

你可以想象委员会的敌人是什么感觉。当我们被头上的阴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却在郊游。这件事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如果发生在委员会建立之初，我们必毁无疑。但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建立了更多的相互信任。委员们几乎一致接受恩彻贝扎的正直不容怀疑，我们相信他的话。这里面有些值得庆幸的事，但更多的是矛盾和沮丧。

在指认恩彻贝扎引起轩然大波几天后，斯巴亚便惴惴不安地要找我谈话。他坦白说给警察的书面陈述和后来的证词都是假的。他说海德伯格酒馆袭击事件发生时，他恰好因非法贩卖小龙虾被捕。他被警察酷刑威逼作了伪供，陷害恩彻贝扎。当时，恩彻贝扎被警察认为与阿扎尼亚解放武装及泛非大有牵连，面临着一系列指控。他在数次政治审判中为他们担任律师，和1981年被杀的德班律师格里菲斯·姆先格一样，成了警察的眼中钉。

说我们如释重负，还不足以表达当年的情形。我们还争分夺秒地要让整个世界了解这一情况。我带着斯巴亚先生参加了记者招待会，他的辩护律师也在场。一场噩梦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对那些盯在我们身后恨不得现在就给委员会下讣告的人，这是最好的驳斥。这些日子里，可怜的恩彻贝扎如同生活在地狱里。虽然几个同事的支持可聊以自慰，但这哪里敌得过工作人员中半数和外面的大部分人都对你谴责呢！秃鹫在头顶盘旋，吃不吃掉你只是早晚的问题。

尽管斯巴亚先生进行了坦白，委员会还是决定请曼德拉总统紧急任命一个司法调查委员会进行彻底调查。总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任命了德高望重的宪法法院法官理查德·戈德斯顿，并要求他尽早提交报告。我认为在法官的报告出来之前，恩彻贝扎暂时回避委员会的工作是明智之举。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说这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而他完全是清白的。

戈德斯顿法官行动迅速，很快就提交了报告。他认为指控是错误的，恩彻贝扎无罪。他批评委员会没有在指控刚出现时就要求进行独立调查。我应该对此负责，因为我的确希望通过内部调查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我想另一个动机是我希望尽量避免委员会出丑，尽量庇护同事。这不是明智的决定，也表明保持透明是多么重要，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但是，这段经历再次表明旧制度即使寿终正寝，也会想方设法拔除身上的肉中刺。如果不能排除这种影响，我们还会为那个时代的警察系统付出代价。

前总统曼德拉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再说就有点陈词滥调了。他知道恩彻贝扎会坐卧不安地等待戈德斯顿的报告。因此，一拿到法官的报告，他就急切地要让恩彻贝扎知道他完全无罪，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但是，我对这一不顾礼仪的举动却感到不快，于是打电话给总统秘书，说她应该告诉总统我不高兴，因为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我应该第一个了解报告的内容。我刚挂掉几分钟,总统就来了电话。他说：“姆彼罗［我的非洲名字］，你是对的。我应该先告诉你，但我为那个年轻人担心。我道歉。”像他这样如此屈尊的大人物，我所知道的没有几个，但他在全世界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人。

每次我想低头认输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真和善终于占了上风,而我又一次意识到能参与如此非凡的试验是何等的荣幸。于是我又抖擞精神继续前进，直至遇到下一次迎头打击。

还没有来得及说“种族隔离”之前，又一次危机在1998年10月29日我们向总统提交《报告》前夕意外地发生了。现在我更明白了什么是“鸡没孵出来前先别忙着点数”。

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依据的法令规定,委员会意在对个人、机构或组织进行不利调查时，必须书面通知调查对象。这类通知送达过个人，也送达过各种党派。每个调查对象都有机会向委员会提供进一步证据，修正不利调查的结果。所有得到通知的一方，都有机会与委员会对话，但只能书面进行，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听取为数众多的可能被指控为罪犯的人的口头陈述。在非国大的案件里，各种问题已经在三次涉及其政治和武装领导人的听证会上得到明究细查，他们也得到了充裕的时间对通知予以答复。

非国大要求和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通知里的内容。我必须说，我们中有些人对此十分吃惊，因为对非国大来说，通知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几经推敲的调查结果，都是以非国大自己递交的翔实、全面、坦诚的材料为依据的，其中包括为违反人权行为表示遗憾。这些行为有时是解放运动的特工在执行非国大的政策，有时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遵守非国大的指示，还有一些则是干部对种族隔离当局的报复行动。

比如，非国大为在地雷战中造成的平民伤亡（地雷战也因此而终止）以及比勒陀利亚教堂街爆炸事件中伤害了无辜，而表示歉意。非国大还承认，有些女性成员在设在安哥拉和其他地方的军营被奸污，领导层为此承担起了道义和政治责任，不愧为表率。这一原则立场在非国大的最高领导层身上得到合乎逻辑的表现，他们集体象征性地请求大赦。这一姿态高尚、可敬，充分说明他们没有抛弃自己的队伍，而是情愿代为受过。可惜《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中没有集体申请大赦的条款，但是这一举动背后的动机是值得称道的。因此，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

委员会代理主席杜米萨·恩彻贝扎委员和非国大进行了频繁的联系，指出所有收到通知的人都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就相关问题向委员会作出答复。非国大秘书长许诺向委员会提交该党的书面答复，因此他觉得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但是，非国大直到超出了我们规定和他们许诺的最后期限，才递交了答复，然而《报告》已经付梓。

这一切发生时，我和伯莱恩博士都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我在埃默里大学坎德勒神学院。我们原计划回国参加委员会交接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交接仪式本该是一次盛大的活动，到会的将包括受害者代表、外交使团以及各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南非广播公司届时将在电视和电台进行实况转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登台亮相。

最后一次会议差不多就是例行公事。我们已经变得非常亲密并共同经历了那么多难熬的日子，在最后一次正式会议上，大家不免情绪激动，依依不舍，甚至黯然神伤。我们首先宣布，大赦专门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已被任命担任全国副总检察长的要职，而两位也非常称职。然后，又讲了些闲杂事项。接着，犹如晴天霹雳，一位委员提出重新审议非国大要求召开一次会议的要求，因为有些委员认为应该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重新审议开始时已经是11点钟。我和其他委员力图说明，这样做只能让大祸临头，因为这可能被解释为向执政党献媚，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都没有得到过类似的待遇。有些委员敦促说我们应该审议非国大迟交的书面回复，而两天后共5卷、2700页之巨的《报告》就将印好，并提交曼德拉总统。

审议非国大在我们的宽限期后才迟迟提交上来的答复，甚至可能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即使他们能有理有据地说明为什么委员会应该修正其调查结果，我们修改《报告》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过是非国大的马屁精和吹鼓手。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但那些敦促重新审议整个问题的同事们却固执己见，坚持与非国大举行会议或审议其答复，即使《报告》提交在即，也毫不动摇。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委员会的信誉和声望明摆着受到了威胁。任何理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冒险抹杀委员会的卓越成就，破坏民族和解的工作。我想盲点之所以称为盲点，大概确实有看不到的地方。即使伸出手在眼前晃，不愿或不能看见的人也还是看不见。我看到整个进程将毁于一旦，脑子里一片空白。对那些不幸的受害者来说，这莫过于最大的恶作剧。他们为了民族那么慷慨、那么高尚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而现在我们却要朝他们脸上吐唾沫，以此作为对其宽广胸怀的回报。

我们很少投票表决，但这一次却必须在紧张的气氛中投票作出决定。赞成与非国大开会的一方以微弱之差失败。然后，我们投票表决是否审议非国大的书面答复。结果，7票赞成，7票反对。僵局。我从未使用过自己决定性的一票，但这次我投了非国大的反对票。本该亲切友好、完全不存在争议的最后一次会议，竟搞得剑拔弩张。

有些同事似乎知晓非国大决定如果不开会就将我们告上法庭的意图，可能是想避免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得知这一消息后，我肝胆俱裂。在按期提交《报告》的前一天，非国大居然做出这种事—他们居然请求最高法院下令阻止我们发表《报告》中任何涉及非国大违反人权行为的部分，除非我们审议其答复材料。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德克勒克也提出申请，要求删除对他不利的调查结果。他的行为我们尚可理解，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的一贯特点。但是，一贯支持和解进程的非国大做出这样的事，却是大出意料，而且完全有悖其特性和态度。

从开普敦到即将举行交接仪式的比勒陀利亚途中，我心情十分沉重。我们的法律部和律师委员通宵达旦准备提供给法院的有关材料。法院将在仪式前不久宣布其判决。我们继续着各项准备工作，好像头顶没有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为世界各地的记者开辟了专门场所，使他们能在仪式开始前的三四个钟头里阅读长达5卷的《报告》，准备头版消息。

法院的裁决下来了，非国大败诉，并承担全部费用。消息传来，我们不事声张地庆祝着。我禁不住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没有让受害者失望。整个仪式尽管比原来增加了悲哀的色彩，但却非常隆重，既庄重，也不无欢庆，悲哀与欢笑、泪水和狂舞交织在一起。在我们的顶级唱诗班悠扬的歌声中，总统和我翩翩起舞，跳起了后来被称为“马蒂巴漫步”的舞步。

当我把真皮装帧的《报告》递交给曼德拉总统时，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我感谢上帝这样善待我们，让我们挺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感谢让我们能够竭尽所能揭示真相；感谢我们这个机构能够为人们带来了结、安慰与和解；感谢我们能够正视魔鬼；感谢上帝给了我出色的同事；而最应当感谢的还是那些来到委员会向我们、向世界敞开自己的人们。他们置自身于不顾，在恢复自己尊严的同时，也帮助我们重新获得了人性。

正如圣保罗所说，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脆弱而有缺陷的土陶。至高无上的荣耀无疑是属于上帝的。

[1] 《创世记》，2 : 18。

第十章 “我们原来不知道”

正常、体面、敬畏上帝的南非白人，何以能够对一个剥削、压迫和践踏与他们共享一块土地、共有一个家园的人们的制度视而不见呢？如果没有这些少数特权阶层的支持，种族隔离一天也不可能存在。如果像他们许多人后来所称，他们“原来不知道”，为什么白人中又有人不仅知道官方政策的毒害，而且谴责这一邪恶政策，并努力结束这一政策呢？如果那些大大受益于种族隔离的人不是在纵容或听之任之的话，那么这些人又为什么会遭到其他白人的排挤和敌视呢？

应该指出，许多白人生长在这一制度中，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制度，对此抱着默认的态度，因为这种现状给他们带来莫大的舒适。这个制度并不幼稚，而是极为精密复杂的。黑人城镇往往设在白人的视野之外，眼不见自然容易心安理得。如果是白人，就必须愿意费上些周折，才能见到黑人城镇。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但大部分人更愿意待在郊区安闲、富有的舒适窝里。我们—南非的黑人和白人—罹患了精神分裂症，我们在身心两方面都生活在两个分割的、相异的世界里。我任主教时，住在绝对是开普敦高档郊外社区的主教廷。这个区的富足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相媲美，有的是豪宅大院、花园泳池。即使离像兰加或古古乐图这样最近的黑人城镇，也有相当远的距离，而其他方面就更是大相径庭了。如果不是真的想要亲眼看一看黑人城镇，白人一般不会涉足这里，甚至不愿打此经过。一个正常的白人为什么要找这个麻烦呢？

不过今天却找不到一个曾经支持过种族隔离的人。但是，委员会想要搞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不可接受的制度竟存在了这么久。《法案》要求我们搞清严重违反人权状况发生的“先例、条件、因素和背景”。为有利工作，我们进行了所谓“机构听证”，由主要社会机构的代表陈述其与种族隔离的关系。

法律界、医疗部门、商界、宗教界、工会及媒体，对我们的邀请作出了积极反应。有些机构允诺前来陈述，但未能守信。其他机构则断然拒绝，其中包括代表白人农场主的南非农业联盟和白人的矿工联盟。在南非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跨国石油公司没有答复。我们就青年、征兵、监狱等问题举行了听证，还专门召开了妇女听证会。

在大部分听证中，观点通常都因种族界线而歧异。黑人自然而然对这些机构在支持和维持种族隔离中的作用持批评态度，而同一机构中的白人则为维持压迫现状申辩。一个人的观念的确要视其人及其所在而定。许多白人支持征兵—在种族隔离制下只限于白人—因为他们相信政府的观点，认为文明生活的最后堡垒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大部分白人视希望废除征兵的白人青年为懦夫和叛徒，而反对派则认为征兵无异于参与保卫他们所憎恶的制度。有人提醒我们要警惕以偏概全，情况比乍看起来复杂得多，需要进行慎重和细致的分析。

机构听证揭示出，在这个国家里，大部分人被有系统地、蓄意地排斥在政治决策进程之外。这继而意味着他们被排斥在任何权力和有影响的领域之外，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一个非白人担任要职，保证了他们的声音能被听到，他们的观点受到重视。大部分白人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这也不足为奇。他们的价值观被认为是四海皆准的，所有人都应该符合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否则就是下贱的异类、怪胎和被驱逐的对象。大部分白人对此不假思索就接受了，而这些观点又得到有效保护白人利益的现状的鼎力支持。

许多机构在种族隔离制下的运作方式，在媒体听证会上可见一斑。白人掌握报纸的所有权。新闻从白人的角度报道。即使自认为是自由派并可称为反种族隔离的报纸，也长期认为形容一场事故中“一人和四个土民”受伤，无可厚非。白人记者和编辑似乎从来没想到，这恰好揭示了其内心的态度。尽管没有明言，但潜意识里，他们认为黑人不像白人一样也是人。可能有人对此说法大为光火，但听者所得之意的确如此。

整个国家其他事情的规范，也证明种族主义深深侵入了南非人的生活秩序。因而，这些同样的报纸一贯使用政府偏爱的说法，将被黑人称为“自由战士”的人说成“恐怖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本来可以使用较为中性的词汇，如“造反派”或“游击分子”。南非政府懂得必须以恐怖主义置解放斗争于不义，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引起白人及国际社会中许多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式的反应。

号称反种族隔离的报社，在其新闻采编室里却实行着这一制度—诸如饭厅、厕所之类的公共场所均按种族进行隔离。黑人员工无论是进修机会还是工资，总是非常背运。报社亦不反对进行自我新闻检查，以免触怒政府，并美其名曰规避法律控制。当种族隔离政府关闭黑人报纸《世界报》（The World）后，属于同一家报业公司的白人报纸进行了不冷不热的抗议，还旁敲侧击说《世界报》是在玩火，结果烧了自己。白人记者的报道往往比黑人的更受青睐，即使后者的第一手经验更多也无济于事。黑人记者报道安全部队对黑人的残暴行为时，其稿件一般都以有诽谤之嫌被修改得语气较为缓和。我们现在当然知道，黑人记者是如实报道的。编辑也会气愤地抗议，说自己不是种族主义分子。不，他们要的是“客观描述”。他们并不在意从谁的角度定义“客观”二字，因为他们的标准被认为是普遍标准。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会令他们大惊失色，但事实上，如果黑人一词和他们对自己人的认识及其“正当标准”相冲突时，他们便拒绝接受。黑人中无人能够旗鼓相当地与其抗争。这些报社甚至出版了城镇版，似乎要显示他们承认对什么有新闻价值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许多黑人对此态度颇为矛盾，因为城镇版的存在似乎正是遵循了政府各种族各自发展的旨意。

政府威胁要严办那些“没有纪律”、惹是生非、鼓动黑人的报纸。这一招的确奏效。那些报纸的业主们乖乖就范，做了政府的帮凶，甚至关闭了一家勇敢地拥护被压迫者斗争的报社。这家报社就是拥有一些出色编辑的《兰德每日邮报》（Rand Daily Mail）。它一直是政府身上的芒刺，在同业的压力之下，只好关闭。政府懂得既相对自由又顺从听话的报业的价值。这可以起到很好的对外宣传作用：“南非没那么坏吧？至少其新闻业是自由的，有批评精神的。”阿非利卡新闻界则大言不惭地颂扬和支持种族隔离政府。阿非利卡报社对此毫不讳言。他们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和政府一边，大部分是党的喉舌。

电子媒体情况亦然。南非广播公司掌握在阿非利卡兄弟会这一秘密社团手中。该会成立于1918年，旨在促进阿非利卡人的利益。其触角无所不在，深入到教会、学校、商业、文化界、大学、专业人士、国防军、体育和媒体之中，当然还包括政府的政策。它的政策成了政府的政策。如果不是这个强大无比、无所不在的秘密社团的成员，要想在阿非利卡人世界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出人头地，机会等于零。违背其戒律和决定，就休想取得成功。

于是，南非有了一致的最高德行：不要与制度作对。最高德行的基础，就是对兄弟会言听计从。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人们没能培养出提出尖锐问题的能力的原因。对大部分人来说，只要某个权威人士发话了，事情就有了定论。就算并非不可能，至少他们觉得很难区分什么是权威、什么是专断。最后连最为奇怪的事情也可以接受，因为他们已经培养起从众的本能。由于日元的巨大能量，来访的日本商人被尊为“荣誉白人”。在南非出生的华裔是“非欧洲人”，而出生在中国的中国人却自然而然地被归入欧洲人之列！好在这一切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否则真是荒唐至极。有些人甚至因为被错误地划归到其他种族而自杀，因为种族归类关乎所有的自身价值和特权。它决定了你可以住在哪里、可以和谁结婚、孩子可以上什么学校、你可以做什么工作，甚至死后可以葬在哪里。

南非广播公司的主席一度是兄弟会的头目，而阿非利卡人大权在握，甚至监督为非白人提供各项服务的咨询委员会都由清一色的白人组成。我们得知，广播公司雇用的黑人，无论培训或使用的设备，都要次人一等，工作时间也安排得别别扭扭。他们被禁止目视白人妇女，违规就要受罚。不可思议的是，员工纪律条例中规定，员工可以在解雇和受鞭刑之间作出选择。在我们的媒体听证会上，人们才第一次得知这惊人的内幕。黑人员工成了这种野蛮政策的受害者。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完全因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盛行。如果总统不喜欢电视新闻中的某个词，就可以中断新闻，必须立即修改。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这就是过去的南非，政府掌管一切，没人敢提出质疑。身为国家总统的博塔是个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人。他脾气暴躁，据说七尺的汉子、他的内阁大臣竟让他尖酸刻薄地训斥得哭起来。没人敢惹他，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在听证过程中，宗教界比其他机构都更诚实地坦白自己的错误和与种族隔离现状合作的事实。他们承认，他们的确公开和尖锐地批评种族隔离，但在机构的运行中却实施着种族隔离。有些机构分裂成种族集团。弗兰克·契卡尼博士就曾被同一教派—使徒信心会的白人成员所带领的安全警察审讯并拷打过，而那个人结束拷打后竟径直到教堂做礼拜去了。（这个教派的两个阵营在一次感人的弥撒中和解，白人教徒请求黑人教徒宽恕。）在真相与和解进程中，宗教界认为他们在帮助人们抚平创伤、鼓励信徒的和解与补偿方面，肩负着特殊的责任。

白人农场主和从事商业性农业的人不仅是最初占领土地之行为的受益者，而且得益于臭名昭著的1913年《土地法》，获得了大片土地。他们以极为优惠的条件，首先从国家，后来从土地银行得到补贴和贷款。他们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因为通行证法禁止黑人在粮食生产上与备受宠幸的白人农场主竞争。实际上，黑人曾一度成长为成功的农民，对白人造成了现实的威胁。政府把黑人赶离土地，让他们去做矿工。有人建议，教会应该仔细审查其土地的获取方式，如果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了土地，就应该物归原主。人们也敦促教会研究如何缓解无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医疗部门也是按种族分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非没有培养过一个黑人医生。1990年以前，医学院对黑人学生存在严重的歧视。他们常常单独上课，几乎被禁止在白人身上做解剖实验，而且几乎从未在妇科和产科做过临床诊断。得到同样的资历后，他们却挣不到和白人同事一样的工资。但医疗界最可憎的表现体现在其与安全警察的合作中。一些地区的医生完全违背医德。在检查被拘留者时，他们根本不遵守医生和病人的保密原则。他们总是在有警察或狱官在场的情况下检查病人。他们屈从于警方的压力，在未经病人许可的情况下，就将检查报告交给警方，根本置病人的利益于不顾。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当然是前面讲到的史蒂夫·比科一案，医生们将病人的死活交给了警察。有些医生教警察如何不留痕迹地进行拷打，告诉他们犯人还能承受多久。另一些医生则拒绝给受伤的激进分子治疗，理由是警察需要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的消息，或者他们不能帮助恐怖分子。

法律界也好不到哪里。直到1990年，一些地区的律师协会仍拒绝黑人加入，使黑人律师难以从业。种族隔离时期的一条法律禁止黑人在白人区设立事务所。现任大法官伊斯梅尔·马霍麦德曾不得不钻到白人同事事务所的厕所里吃午饭，而白人则在专用的白人餐厅用餐。他要工作时，必须搞清哪位白人同事出庭，以便暂时借用其办公室。种族隔离制将他划为印度裔人，因此他不得在过去最高法院的上诉庭所在地布隆方丹过夜。于是，当他在南非最高法庭辩护时，不得不在开庭期间日行400英里，往返于约翰内斯堡和布隆方丹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作为大法官，他的官邸就在布隆方丹！）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审理的时间段里，几乎所有法官都是白人男性，无论承认与否，他们都为自己的职责打上了白人的烙印。

不幸的是，南非的法官高高在上，几乎被奉为圣人。他们极少有人能真正进入站在面前的被告的世界，因为那些人是黑人，而种族隔离制下黑人的经历，黑人所遭受的屈辱、剥削和压迫，对他们来说是个未知世界。因此，很少有法官会理解或同情黑人的政治抱负。法庭之外，他们见到的黑人只有家里的仆人，也不可能问这些人黑人究竟有何感受。黑人因政治罪受审时，作为赋予白人特权与霸权的统治阶层一部分的白人法官，几乎无人同情试图推翻他们已习以为常的制度的人。因此，大部分黑人将其视为压迫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官和律师不假思索地参与了极为不公的司法体系。大部分的法律甚至不加掩饰，毫无公正可言。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白人混淆了“合法”和“道义上正确”这两个概念。因此，当我和另一些人指出不公正的法律并不一定要遵守时，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对教会和大众民主运动及其所领导的抵制不公正法律运动，非常不满。许多南非白人认为非法等于不道德。如果向他们指出世界上存在着禁止夫妻同床共枕的法律，他们似乎不明白基督徒的义务是要服从上帝的法则，而不是哪个人的法则。上帝的法则告诉我们，上帝结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拆散。（在控制黑人人身自由的法律下，如果妻子到丈夫做合同工的白人城镇找他，并同宿在男性宿舍，就是违法。）

当我们问法官和律师为什么与违背正义的种族隔离制合作时，他们往往说最高权力在议会，给司法部门留下的回旋余地很小。当被问及为什么不辞职，拒绝与不公正的制度合作时，他们说他们害怕政府会任命更不具正义感的人，保住一点正义的机会总比没有好。我认为，议会的最高权力只有在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确实代表人民时，才能实现。南非显然不在此列。能有相对坚持法治的法官在位当然不错，但是如果他们辞职，或许种族隔离的丑恶可以更早更深刻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这样的立场可以加速种族隔离制的灭亡。南非政府利用了司法独立。

有些法官向委员会提供了精彩的陈述，但遗憾的是他们拒绝出面作证，声称这将有损其独立性。这样的托词很难站得住脚。委员会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几乎没有重复这一进程的可能，因而也不可能形成先例。法官和其他到委员会作证的人一样，不会被送上被告席，而是要和我们一道探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构建怎样的司法系统才能帮助我们创建尊重法治、尊重人权的文化。或许我们没有动用委员会的权力传唤这些法官是个错误，因为他们始终违背事实，坚持自己没有责任。大部分黑人都认为司法界是邪恶制度的同伙。他们使这一制度得到了本不应得的合法性，玷污了整个司法制度。

我们黑人的理解，是黑人在南非的法庭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法官中不乏可敬的例外，他们不仅竭力为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们挤出一点正义的空间，而且完全没有参与制定那些可恶的法律条款。但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拒绝接受一般都是黑人的被拘留者指控遭受酷刑的证词。即使有医学证据支持指控，他们也总是相信警察。一位高级警官向委员会证实了我们认为检察与警察部门之间存在合作的直觉。在调查激进分子神秘死亡案时，情况更是如此，地方法官几乎总是判决无人有罪。他称，在一次质询中，检察官把将向他提出的问题和他应该提供的答案，都事先交给了他。

现在司法界在变革，有更多的女性和黑人被任命为法官。但最近的4个案子，让许多人认为这一系统仍为种族隔离心态所左右。我们的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被破天荒地传去作证，案子涉及他任命一个司法委员会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为白人控制的足球业时所凭借的依据，结果法庭判他有罪。另一个案子，一个白人杀害了一个黑人婴儿，但仅被判了缓刑。第三个案子，两个白人警官用铁镐抡向人群，造成两人死亡，但法官量刑极轻。第四个案子，一个白人用枪吓唬一个黑人妇女，把她赶出他的地界时，将她枪杀了，但也只被判缓刑。这类事情无法让从来就不相信这一制度的人们对它建立起信心。

至于工商界，大部分黑人都认为所有公司都参与了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与种族隔离统治者沆瀣一气，以赚取最大利润。工商界，特别是矿山，得益于严格限制黑人人身自由、使他们不能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出售劳动力的通行证法。这些邪恶的法规将班图斯坦（黑人家园）变成了源源不断地供应廉价劳动力的基地。合同工只有在就业期间才被允许进入白人城镇。他们被迫住在单性别宿舍，黑人的家庭生活因而受到极大影响。通行证法及其他法律，使白人的公司得以积聚大量资本，并垄断股票交易。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1]指出，南非的贫富差距令人瞠目结舌，为非洲大陆之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认为这种情况随时可能导致灾难，必须立即消除这一差距。委员会收到的建议，包括征收财产税、一次性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或要求在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上市的私营公司将其市值的1%作为捐款，用于黑人的发展。委员会让专家们去决定这些建议的可行性，但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一点，即如果种族隔离受害者的物质生活没有得到切实改善，我们就可以跟和解告别了。没有某种补偿，就不可能有和解。

我们进行的妇女听证会，揭示了女性非凡的毅力和勇气。统计表明，妇女到委员会作证时，讲述的几乎都是他人的经历；而男人作证时，几乎无一例外讲的都是自己的经历。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门的妇女受害者听证会，听取与女性相关的犯罪和违反人权事件。妇女在无人陪伴时似乎比男性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折磨她们的人更容易利用她们的亲人打击她们，比如谎称孩子生病或生命垂危。许多人诉说遭受过性虐待，性别成了侮辱她们的手段。她们或遭奸污，或在月经期间无法洗浴，或遭警察谩骂，说她们之所以参加解放运动，是因为找不到男人，实际上是男战士的免费妓女。

我在受害者听证会上第一次意识到，我们欠女同胞的太多，没有她们就没有我们取得的自由。我要为她们在斗争中发挥的卓越作用，向她们致敬。一天，我的夫人丽雅指着一个汽车保险杠上的贴条喜不自禁，上面写着：“想和男人平起平坐的女人没有野心！”南非妇女的确了不起。

好坏参半

我们委员会确实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在伊丽莎白港进行的一次违反人权案专门委员会听证会上，艾维·格琴纳女士讲述了白人女狱官艾琳·克鲁斯对她的照顾：

同一天晚上，我看到灯光亮了，牢房的门开了。我不知道是谁打开了牢房。我根本就没看。她对我说：“艾维，是我。我是克鲁斯中士。我给你拿了点药来。”她晃晃我，让我把药吃下去。我告诉她我连东西都拿不起来，不过我可以试试。我跟她说我会尽一切努力。她说：“没关系，别担心。我会帮你的。”她让我吃下药，然后开始给我按摩。这样下来，我至少可以努力睡下。

几天后，一家地方报纸《东部省导报》（Eastern Province Herald）在头版刊出艾维·格琴纳和艾琳·克鲁斯拥抱的照片，并附有以下报道：

昨天饱受折磨的激进分子艾维·格琴纳和她的救命天使—善良的女狱官重逢。在她经过数小时安全警察的残酷审问后，是这位女狱官握着她的手，为她疗伤。当两个人流着泪悲喜交加地在露台上拥抱在一起的时候，37岁的艾琳说：“我从没想到你会记住我。”59岁的艾维答道：“可我被打之后，是你夜里来到我的牢房帮助我的。这样的人，你能忘吗？”

“那是两个人、两个女人的相逢。”艾维追忆道，“我们是那么心心相印。她给我拿来干净毛巾，嘘寒问暖。关系是那么融洽。”艾琳答道，帮助艾维时她觉得自己不过是在“尽职”。

如果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尽善尽美，其成员无可挑剔，则未免言过其实，而且完全是事与愿违的。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我们都有缺点，和其他人一样，既有才干，也有错误。谁也不能以道德模范的标准来对我们指指点点。只可惜我们不是，这令我们无比沮丧和懊恼。不难看出，委员会如同牧师的鸡蛋[2]，部分是好的。委员会的确有非凡之处，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有些事情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有些事还可以做得更好。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是在未知的海洋上航行，而且常常需要灵活应对即时出现的情况。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要归功于所有参与这一进程的人们。

在我看来，委员会的最大不足就是未能吸引大部分白人参与真相与和解进程。这当然可能因为我们的过错，但也可以肯定，我们的白人同胞也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与此同时，他们也拒绝全身心地欢迎新制度。我认为，他们花费了过多的时间无病呻吟，尖刻挑剔，在无中生有或真正找到现任领导人的短处时，过早地喜不自禁。他们对自己失去部分政治权力过于愤恨不满。问题是，他们认为在任何社会政治体制中，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人上人，要么是人下人。在这样的意识中，没有参与和共享权力的一席之地。

可悲的是，南非白人没有一个自己的、有分量的领袖—也必须是他们自己的领袖—告诉他们：“白人同胞，觉醒吧！如果说你们失去的是绝对的政治统治，那么情况的确如此，但是你们手中仍然掌握着很多权力。你们仍掌握着大部分经济权力，你们几乎没有金钱上的损失。你们没有被赶出美丽的家园，没有生活在棚户里。你们受到了比黑人强出许多的良好教育，这也赋予你们很大的权力。你们可以热烈地欢迎新制度的到来，并以自己的资金、才干和技能，助其一臂之力。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幸运。让我们以自己的所有，促进新制度的成功。否则，总有一天，黑人会因政治变革没有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实惠而愤怒，那时候就没有曼德拉这样的人物控制他们了。新制度的成功才是我们的最大利益之所在。没有我们的合作，它会失败，而我们也会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大海。”

尽管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仍未赢得因卡塔自由党的全面参与。我们的确进行了努力。他们的正式参与最多只能说是不冷不热，更多的时候是敌对的表现。我们向该党领袖布特莱齐指出，其组织的普通党员只有在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作证后，才能根据《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被确定是否属于受害者，是否符合享受总统基金赔偿的条件。直到我们这样声明之后，他们才告诉其党员应该到委员会作证。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会被转给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包括进赔偿金受益者的名单。我们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在规定期限的最后时刻才递交上来的申请。有些受害者可由大赦专门委员会直接转给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但大部分受害者一般是通过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转交的。未能及早争取到因卡塔自由党的参与，成了我们的又一缺陷。

在赔偿与复原的过程中也存在缺陷。首先，大赦申请成功的人立刻就自由了，而受害者则在我们的《报告》递交一年之后还在等待最后的赔偿。这令我们非常沮丧，前文已经述及。我也讲过，许多受害者感到，到委员会作证是个转折点，使他们能够为过去画上句号。但是，包括委员在内的一些人批评我们没能提供长期的心理咨询和帮助。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咨询员，给予证人的支持和同情远远超出一般刑事法庭。但是，很可能有些人在委员会面前重新揭开自己的伤痛后，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专业帮助化解自己的愤怒，反而加重了创伤。难就难在我们得到的授权是进行调查，向政府提出赔偿与复原建议，而非实施。因此，我们无法得到足够的国家拨款，为受害者提供比咨询员更为广泛的心理及其他方面的咨询和支持。我们非常感谢进来填补这一空白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但如果这本身即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使命的一部分，情况会大为改观。当然，能到委员会作证的不过是受害者中的代表，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得到了这样的机会。最终，我们的建议还是要靠政府和公民社会通过赔偿和复原计划，来维护受害者的利益。

尽管委员会和大赦专门委员会通常合作得很好，有时也难免遇到问题。起草法案时，国民党担心委员会对旧制度存有偏见，因而任命一位法官担任大赦专门委员会主席，并规定大赦决定不得再由委员会审议。因此，这个专门委员会享有特别的自主权，其决定只有法庭可以审议或推翻。在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和温妮·曼德拉的听证会期间，我们得知37位非国大领袖获得大赦。他们申请大赦的动机可嘉—他们要表示他们对其干部的行为负集体责任。然而，在《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中没有在未列举具体罪行的情况下，给予集体大赦的规定，就连我们中间不是律师的人，都对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颇感不妥。但我们被捆住了手脚。我们要提出反对意见，就只有将自己的专门委员会送上法庭。我们试图通过谈判和非国大达成一致，以避免冗长的官司。国民党知道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做出的努力，为了抢功，他们先告上了法庭。最后，我们和国民党的申请同时在法庭审理，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被推翻。国民党毫无原则的行为，令我作呕。他们明知事实并非如此，仍然把我们首先想到的行动鼓吹成自己的胜利。对委员会偏袒非国大的指责从未间断过。我真高兴自己没有政治家那份脑筋。明摆着的原则性，有些人就是可以视而不见。

委员会的成功之一，是旧制度下的许多警察都来到委员会申请大赦，揭露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们掌握的大部分真相，都是从罪犯口中得到的。某些人批评说我们公布的真相，不过是在偏向受害者的听证会上得到的不实指控和责难。而罪犯所提供的恰好是对这种批评的有力回击。受害者听证会上的证词，远不及大赦听证会上揭露的暴行那样令人震惊。像乔伊斯·穆提姆库鲁太太这样的母亲可以说她的儿子在监禁之后头发脱落，身体变形，不得不依靠轮椅，后来人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可能会猜测其中有安全部队的参与。知道一切的警察部门可能成功地让法庭阻止她在证词中对他们指名道姓。但是，最终揭露杀害她儿子的凶手的人，不是她，而是那些申请大赦的凶手本身，那些为阻止她作证而故意当庭撒谎的人。谁也没有承认在她儿子被关押期间曾经对他下毒—据医生诊断，这正是造成他下肢残疾和脱发的原因。但是，杀害他的人坦白并揭露了令人作呕的事实细节—他们绑架了斯皮维·穆提姆库鲁，在咖啡中下毒，朝他头部开枪杀害了他，然后焚毁了尸体。焚尸共持续了6小时之久，他们轮流加柴，翻动大腿，以便全部烧成灰烬。然后他们将骨灰撒进了附近的鱼河（Fish River）。他们把这一切告诉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在穆提姆库鲁失踪案的调查中串通作伪供，而且是在宣誓后这样做的。高级警官执法违法，公然提供伪证。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中，罪犯必须彻底披露真相方可换取大赦，而在法庭上他则通过撒谎维护自己的清白。

我们幸运地得到许多警官前来申请大赦，但非常悲哀的是军队，即往日的南非国防部队（SADF），却几乎不与委员会合作。这在我们挖掘真相的工作中留下了一大空白。有些重要人物申请大赦，完全是因为与其联合行动的警察提出了申请，逼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伤口要彻底愈合，和解要彻底有效，就必须了解更多的真相。

总体战略

南非国防部队是博塔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全面进攻”而制定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南非处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之下。该机构名义上隶属内阁，但实际上统治国家的正是控制了政府思维的所谓“安全官僚”。进入80年代时，整个国家几乎处于战备状态。我们经历了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从那之后，如果质疑政府的决定，亦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就是不爱国。一切都成了当权者规定的国家安全的附属品。南非白人觉得有个外部的坏世界要来侵犯他们，毁掉他们享有的“南非生活方式”。这个敌对世界想要推翻基督教政府，代之以不信上帝的、没有民主的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种族隔离政府的宣传机器不失时机地指出，我们北边接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洲国家都遭受了灾难，实际上，它声言这些国家之所以停顿不前，就是因为被不可靠的、不中用的黑人接管了。

当时，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冷战。他们用尽各种伎俩，特别是利用在不同战区的代理国，显示威力，建立霸权。这一时期，任何政府只要声称自己反共，无论其人权记录多么糟糕，都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因此，种族隔离政府大大得益于里根总统臭名昭著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美国对反种族隔离的情绪只是开些空头支票，他们声称与种族隔离当局这样无法无天的政府保持关系，比孤立和排斥它，可以更好地施加影响，使其弃恶从善。

我曾徒劳地试图说服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通过经济制裁，以和平方式带来南非的变革。1984年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久，在白宫会见了里根总统及其内阁，但仍没有取得结果。我向他展示我的南非护照时，他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我不能得到正常的南非护照。真正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护照上对我的国籍的记录：“目前无法确定。”我和撒切尔夫人一起饮茶，在唐宁街10号一起度过了近一个小时。她光彩照人，我觉得她的确非常有魅力，与她不能容忍任何软弱的铁娘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我没能说服她相信制裁的重要。正如她在讲到另一件事时所说，本女士不是让人耍的。幸而，两国人民最终还是听取了我们的呼吁，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制裁，特别是美国的制裁。这大大加快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但直到那时，这两位西方主要领袖都坚决反对制裁。

里根政府资助了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颠覆桑地诺解放运动。他们支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高压政府，同时还在安哥拉的内战中，支持若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反对当时亲马克思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南非紧随其后，支持安盟，因为南非也在打击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哥拉提供了基地。

南非实行了所谓热线追踪，军队袭击了设在所谓前线国家的所谓恐怖主义基地和营地，前线国家包括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安哥拉、赞比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他们这样做，严重违反了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目的是要迫使他们停止给流亡者和南非的解放运动提供庇护所。为加强军事打击，南非还实行了颠覆政策，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培养走狗。它在莫桑比克支持阿丰索·德拉卡马的全国抵抗运动，对执政的解放阵线党进行残酷的战争。全国抵抗运动对自己的莫桑比克同胞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实施割耳、削鼻、切嘴唇或是其他肢解刑罚；绑架整村的人，包括儿童、妇女，并经常奸淫妇女；强迫男童参军等。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被内战搞得满目疮痍，南非的颠覆政策无疑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1989年10月发布的题为《种族隔离恐怖主义》的报告[3]中，南非国防部队从1980年到1988年进行的颠覆活动共造成：

· 150万人死亡；

· 400万难民；

· 6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10万头大象和犀牛死亡，象牙和牛角被用来“补偿”南非为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和安盟所提供的武器。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仍在付出惨重代价，其大部分耕地无法耕种，因为地里仍然埋着地雷。1999年5月，若阿金·希萨诺总统在首都马普托的一次会议上说，莫桑比克需要60年才能清除干净剩余的200万颗地雷。1993年以来，在耗资高达160万美元后，有6万颗地雷被宣布是安全的。南非国防部队对这一灾难、对安哥拉仍然战火不停的内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现南非国防部队对多起严重违反人权案负有责任。在1978年南非国防部队进行的一次袭击中，600个纳米比亚人在安哥拉的卡辛格营地被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称卡辛格是个难民营，但南非国防部队坚持说那是个军营，因而理所当然可以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认为袭击造成营地许多平民伤亡，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

委员会本希望有更多的南非国防部队的人出来作证，并得到更多的合作，以便揭开屠杀政策之谜及其导致的后果。我们了解的一点，是从80年代中期起，这一政策导致了南非决策的日益军事化。

任何军队的目的，都是要歼灭敌人，扫除敌方军备。它的存在是为了摧毁和消灭敌人。随着80年代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加剧，军队的矛头日益对内。于是，嫌疑犯和罪犯不再被抓起来，而是被消灭掉。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了南非学生大会的4个人身上，宾波·马迪凯拉、恩辛克·马塔巴尼和范亚娜·恩拉坡3个少年被杀，赞迪斯勒·姆斯受伤。1982年2月，安全警察引诱他们来到约翰内斯堡以西克鲁格思道谱的一个废弃矿井。申请大赦的警官包括威伦·斯库恩、亚伯拉罕·格罗贝拉、扬·克埃兹和克里斯蒂安·罗利奇。他们告诉委员会，一个保安说学生们想得到武器并训练，然后杀死准尉警官姆克斯。克埃兹认为，与其逮捕这些激进分子，不如杀了他们。现场布置得好像这些少年把自己炸成了碎片。大赦听证会上，我们问申请人是否知道这些少年的年龄，他们是不是恐怖分子，警方是否还考虑了其他杀害方式。罪犯们由一个高级警官指挥，是一个准将下的命令。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因为依法处理嫌疑犯非常困难：逮捕嫌疑犯，并在法庭上提供不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参与、策划或计划颠覆活动，谈何容易。不，那样做太费时间，与其逮捕不如杀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80年代的会议纪要中，充满了“压制”、“消灭”之类的字眼，而种族隔离政府的领导人却想让我们相信，这些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不过就是拘留或者禁止而已。执行命令的人却几乎始终将其理解为杀死、谋害或暗杀。

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列举了一些安全委员会文件和政治家在公开场合或议会演说中使用的词汇（阿非利卡语的英语译文引自《报告》）：

· “elimineer vyandelike leiers”（“消灭敌人领袖”）

· “neutraliseer”（“压制”）

· “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治安手段压制造成威胁的人”

· “毁灭恐怖分子”

· “fisiese vernietiging—mense, fasiliteite, fondse, ens.”（“形体上

的毁灭—人，设施、基金，等等”）

· “uithaal”（“拔掉”）

· “uitwis”（“扫除”）

· “verwyder”（“除掉/让……失踪”）

· “maak’n plan”（“制订计划”）

· “metodes ander as aanhouding”（“除拘留以外的其他方式”）

· “onkonvensionele metodes”（“非常规方式”）

在公开场合，种族隔离政府使用的就是下述这类语言：

安全部队将狠狠打击他们［非国大］，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打击。我说的话就是政府的政策。我们不会坐等他们跨过我们的边界。我们将不断地侦察。我们将确定目标，把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同道和帮凶碾碎。[4]

警察和士兵就是以此为依据理解接到的命令的。某些政界、军界和警方的领导人面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时，承认有些词句的确“含糊其辞”，但又申辩说他们没有让其下属去违法。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反驳：“好了，住口吧！”如果他们只想授权监禁、逮捕、禁令或驱逐，那为什么不发出明确无误的命令呢？

约翰·范·德梅尔维将军曾是德克勒克手下的警察头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安全警察司令。他因一系列谋杀案申请大赦。他的话更直截了当一些。我们的《报告》中引述了他在武装部队听证会上陈述的证据：

所有［交给安全部队的］授权，都是为了防止非国大/

南非共产党达到其革命目标，而且我们常常需要在前政府的同意下越出法律的界线。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南非警察，特别是安全部队的行为中有违法的成分。

而且：

如果你跟一个士兵说“消灭敌人”，视情况而定，他很可能理解为杀死。话可能不止一个意思，但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意思。

在他作证时，委员会曾给他施加压力：

委员会：我问你，你同不同意使用诸如“vernietig”、“uitroei”、“uit te wis”、“elimineer”［“毁掉”、“铲除”、“扫除”、“消灭”］等字眼，会导致死亡？你同不同意呢？

德梅尔维将军：是的，主席先生。

我们越是逼近那些执行命令的人，得到的答案就越直接。警察安全部门负责情报的头目阿尔夫·乌斯图赞告诉我们：

“拔掉”、“消灭”这些词从来都是明白无误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必须杀掉。

有些前内阁成员向我们提出，对下令进行谋杀和破坏负有责任的，应该是博塔周围的一小撮人。但是，在1990年德克勒克先生开始谈判后首先为种族隔离表示道歉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雷昂·维塞尔斯先生，则认为这不能成为借口：“我进一步认为，我不能利用‘我们原来不知道’这样的政治辩解，因为我相信在很多方面我们是不想知道。”

这些陈述表明，要想坚持说种族隔离政府从未准许暗杀反对派这一立场，是几乎站不住脚的。我们在《报告》中也指出，有证据显示，自1978年博塔首先作为总理然后作为总统掌权后，国家就开始使用非法手段对付反对派。这种罪恶行径从他又延续到其继任者德克勒克。国家开始犯罪，因而很难再被认为是合法政权。据前内阁部长弗洛克先生说，是博塔下令在1988年8月炸毁南非教会理事会总部科特索大厦的。

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未预见到采用日益军事化的战略可能造成的后果，非常令人遗憾。我们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区分参与军事行动的人和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恐怖分子”一词使用范围甚广，没有确切的定义。所有反对派都被视为理应消灭的对象。

我们发现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是“装聋作哑、推诿责任”的极好范例—政治家们故意将其指令巧妙措辞，使他们这些安全部队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可以将责任推到下属身上。

说出道歉

1996年末的大赦听证会上，有证据揭露出是博塔亲自下令炸毁科特索大厦的。我们的副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尽管被诬蔑为反阿非利卡和对国民党有失公正，却建议我到开普南海岸的乔治城，拜访退休在家的前总统。

这些年我曾几次与博塔先生见面。第一次是在1980年，我作为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率教会领袖代表团，到比勒陀利亚的联邦大厦与他及其内阁见面。同事中有些人批评我们和非法政权的头目打交道。但是，我认为摩西尽管知道法老铁石心肠，却还是接近他。当时和解并不吃香，但我坚定地投身其中，和现在毫无二致。会见中，我向博塔先生提出了几条建议，如果当时被他采纳，就会为我国的和平谈判打下基础。会谈气氛亲切，但我们力图开始对话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我们一口回绝了他让我们到纳米比亚―安哥拉边境的南非国防部队“作战区”进行宣传的要求。后来我们得知，在他会见我们的时候，其政府却试图从背后颠覆我们。他们利用政府秘密资金，支持南非基督教联盟这一右翼私人机构，反对南非教会理事会。

1986年我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同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当选开普敦主教。我再次试图说服博塔先生，希望能够奇迹般地说服他改变立场，为和平解决创造机会。这一次是单独会见，气氛依旧亲切，但我没有得到任何妥协。尽管会见后他在记者面前和我热情地握手，但照片中的我脸上却带着不自在的表情。

和博塔先生的第三次也是最艰难的会面是在1988年。我请求他免去6个人的死刑，他们被控在1960年曾发生过大屠杀的沙佩维尔杀死了一个被怀疑为政府奸细的人。会见的前半部分是友好的，我们两人冷静地讨论了他是否应该动用总统特权。法庭在那个星期内停止了处决，并给这几个人减了刑。接着，他掉转话题，开始指责我和其他教会领袖为反对对几个政治组织进行的限制而领导的到议会的非法游行。他递给我一封有关此事的信，而信的内容已经提供给议会成员和媒体。我对此提出了抗议。然后，他又攻击说我在一个葬礼上举着共产党的旗子，我让他拿出证据，因为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实情。我坐在他开普敦的办公室里，暗自思忖着我是洗耳恭听呢还是据理力争。他可是一个能把自己的内阁部长都逼哭的人。我心想：这些家伙让我们的人民受苦，如果非破釜沉舟不可，那就这样吧。他不能这样威吓我。我对他说我不是小孩子，他没有权利对我这样说话。我是他的客人，他应该以礼相待。可惜我们最后竟真的像孩子一样相互指责。会见结束时，我说我对他的话持严重的保留态度，他则还嘴说：“那就带着你的保留，走吧！”我走了出去，会见不欢而散。不久，教会开展了我们称为“坚持真理运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那年晚些时候，科特索大厦遭炸弹爆炸。

1988年后，博塔先生患中风，被德克勒克领导的内阁成员赶下台，一直退休在家。年届八十的他现在已完全退出公共生活。他最后一次在新闻中露面是曼德拉总统拜访他的时候。他当时告诉记者，自己不愿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有任何瓜葛。

伯莱恩博士建议我看望博塔先生，是为鼓励他与我们合作再做一次努力，因为他主政南非时，正值种族隔离压迫最深、“总体战略”达到巅峰的时期。他还曾多次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我本没有必要去看博塔先生，委员会可以向任何人发出传票，并有权搜查和没收。但我还是同意前往，希望以此告诉阿非利卡人我们并非一心想侮辱他们，也不是要把他们追杀到底。我飞到乔治城，在他女儿的家里和他亲切见面。他的女儿是个殷勤的主人，为我们端上茶水和阿非利卡点心，整个气氛与我们会面涉及的可怕问题大相径庭。博塔先生在向我递上一份书面材料后，同意与委员会合作，书面回答我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指出需要经验丰富的律师协助工作，并需要查阅政府文件。他问我是否可以利用我对曼德拉总统的影响力，为庞大的律师费用和使用必要的政府文件取得资金支持。

回到开普敦，我立刻就这两个问题去见曼德拉总统，并立即得到他的同意。我们想方设法迁就博塔先生，一再延迟他递交材料的最后期限。在此期间，他的夫人去世了。我认为，向博塔先生及其支持者表明我与他并无个人恩怨，极其重要。于是，我再次飞到乔治城，参加了他夫人的葬礼。我知道许多黑人对我这样做轻则觉得奇怪，重则感到气愤。的确，事后一个黑人记者找到我，让我务必向听众解释我为什么在场。

博塔先生花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才回答完我们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不断揭示出新内容，于是我们决定请包括博塔先生在内的一系列前军政要人举行听证会。书面答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这不同于面对面的问答，一个回答可能引出更多的问题。我们被告知博塔先生身体欠佳，于是同意推迟他的出席。我们甚至建议在乔治城举行听证，以免他飞往开普敦旅途劳顿（尽管他与一位较为年轻的女士订了婚，飞去看她的行程不亚于飞往开普敦）。这对委员会来讲，不仅费用更高，而且更不方便，因为我们不得不把翻译设备带到乔治城。委员会和他的律师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后，他宣布委员会是场“闹剧”，拒绝出席听证。我们发出了传票，但他应该到场的那天，他却派律师带着书面答复来了。

西开普的首席检察官决定以拒绝传票罪传讯博塔先生。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放弃努力。他的案子在乔治城的地方法院开庭后，我们继续谈判，希望达成妥协，争取他到委员会作证。我们提出在附近的饭店进行听证，并可事先将问题提供给他。我们还说他的医生可以在场，必要时我们可以暂停听证，等他身体状况恢复为止。这样的听证用不了一天就能完成。我们的律师和博塔先生的律师之间进行了好一番讨价还价。我们已经尽量迁就，但最后他还是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于是法庭审理继续进行。只有邪恶之徒才会说我们是在纠缠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许多黑人认为我们过分迁就，实行双重标准，对曼德拉夫人是一个样，对许多人认为给他们造成巨大创伤和痛苦的人却百般呵护。

过去，博塔先生以他的冷酷和暴躁而畅行无阻。谁也不想和他针锋相对。他以为这些规则仍然适用，但时代已经变了。他可以在关起门来的情况下，在舒适的饭店里接受调查，回答事先已经得到的问题。他选择了继续做个顽固不化的老头，但却因此大吃一惊。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他这个曾让内阁部长们胆寒的前国家总统，被送上被告席，接受一个黑人法官的审判。这在道义上也说得过去。公诉方传了几个证人，其中包括警察死亡小组总部的前头目德考克上校。德考克毫不掩饰他对政治领袖的蔑视：“我自己和安全部队的其他人……被胆小的政治家特别是国民党里的人出卖了。”他对法庭说，“他们想得到羊羔，但却不想看到流血和屠杀；他们是胆小鬼。”所有这些都被媒体大加报道。

人们担心，博塔先生可能成为右翼分子骚乱和暴力的焦点，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参加庭审的只有他的一些家人。审判加上延迟，共持续了两周时间。如果他接受我们的建议，问题一天就能解决。

我也被传出庭作证，因为他称我曾向他保证不会让他到委员会作证。在他的律师对我进行了两天交叉讯问后，我觉得走下证人席之前，我必须最后一次向他呼吁。我向法庭请求：

阁下，我可不可以就说一件事？我认为我们还有机会—尽管这是法庭，而且我也不想表示被告有罪。我在此代表由于各届政府—包括他曾领导的政府—所执行的政策而遭受巨大痛苦的人们。我想向他呼吁。我呼吁他利用法庭提供的机会，说他自己本不想造成人们的痛苦，本不会下令或授权……我只是说他所领导的政府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引起了极大的愤怒。我们的人民希望成为这个国家与和解的一部分。希望博塔先生能够说出“对不起，本政府的政策给你们带来了痛苦”，就说这些。他能不能让自己说出“我很抱歉，本政府的政策给你们带来了巨大痛苦”呢？这样做意义重大，我呼吁你这样做。谢谢。

博塔先生对我的呼吁却只是大发雷霆。他被指控有罪，法官判他缓期监禁和罚款，但由于小小的技术问题，监禁被取消了。（我们过于迁就他，发出传票的时间过迟。发传票的那天，我们的授权到期，而曼德拉总统还没有签署新的授权。）政治上、道义上，他都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面对其政策的受害者和执行者，政治上遭到孤立。法庭上，他是那么可悲，我都替他感到遗憾。他的顽固正是一些人希望看到的—旧制度的领导人得到了应得的报应，但这违背了委员会的意愿。

对德克勒克先生于1990年2月2日在议会宣布的富有勇气并具划时代意义的决定，我已经进行过热烈的赞扬。任何事情都无法抹杀这一重要里程碑。我们本来很可能卷入流血冲突的。如果当时他能够毫无保留地为种族隔离表示歉意，就的确达到了伟大的层次，会作为杰出的政治家记录在南非的史册上。令人悲哀的是，在1990年至l993年的新宪法谈判中，他可能被在1992年只有白人参加的大选中赢得的对其政策的支持冲昏了头脑，认为可以通过削弱其主要谈判对手曼德拉而继续掌权。当时，曼德拉已越来越成为他的强劲对手；所谓“黑对黑”的暴力在升级，并发生了多次屠杀事件。他可以声称安全部队并没有煽动暴力，即便煽动了也是个别“坏蛋”的责任，是个别现象。对此我恐怕难以相信。我无法相信，80年代至少有一个内阁部长和两个警察局局长参与的人权暴力事件不过是个别人物的失常之举。

我对德克勒克先生并无敌意。在宣布1993年和平奖得主前夕，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给德克勒克先生和曼德拉先生共同颁奖的意见。我对此表示热烈支持。如果我表示反对意见，委员会应该会重新考虑其意图，否则咨询我的意见就毫无意义了。如果我当时知道现在了解的一切，我一定会坚决反对。实际上，1996年到委员会作证时，德克勒克先生为种族隔离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但又摆出种种借口，使其歉意失去了意义。如果他能像其前内阁同事、外交部长“皮克”·博塔或雷昂·维塞尔斯那样真诚而坦率地道歉，该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啊。他无法看清种族隔离丑恶的本来面目。他是个出色的律师，字斟句酌地护卫着自己的立场，但这只能削弱他的形象，使他成了一个没有宽广胸怀的矮小之人。我希望他能够意识到，他在1998年宣布的成立和解机构的想法，只能给他所执行的政策的受害者伤口上撒盐。

但是为了上帝的慈悲……

在委员会的机构听证中，可以感到对人们产生影响的各种力量的强大。那么多的白人能够过着正常的生活，享受自由和特权，我们对此不应感到震惊。让我们吃惊的，不是许多白人最终接受了沿袭已久的种族主义价值观和态度，并没有真正思考过种族主义政策对其同胞的影响。真正令人惊叹的，是那些—我始终认为是为数众多的—没有屈从于渗透到生活中每一个方面的邪恶风气的人们。这些不平凡的人们不仅抵制住了种族主义主流文化的诱惑，而且希望结束这一制度。如果考虑到种族隔离一方集结的各种强大力量，那么善于塑造白人的态度、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他们能做到这些就更不一般。我们看到过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控制了每一个机构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都在教白人以特定的方式思维和行动。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被程序化了。

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尼日利亚时，感到自己也被程序化了。驾驶我乘坐的飞机的，是尼日利亚飞行员。南非没有黑人做这个工作，因此我为黑人的成就倍感自豪。飞机顺利起飞，但接着就遇到了气流干扰。我们一会儿飞行在这个高度，一会儿又跌落下去。飞机颠簸着向下掉。我被自己的发现所震惊了，我发现我在暗自对自己说：“我真希望驾驶舱里有个白人。这些黑人能让我们顺利过关吗？”这完全是无意识和自发的。我根本无法相信我也被这么彻底地洗了脑。我会矢口否认，因为我为自己呼吁黑人的觉醒而颇感自豪，但在危机中，更深层的东西显现了出来：我接受了白人的定义，认为白人比黑人更优越、更称职。当然，这些黑人飞行员让飞机顺利地着了陆。

我们不能低估条件反射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对违反人权的罪犯，我们应该多一点宽容和理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纵容他们及南非白人实施或允许实施的行为。但如果我们更多地意识到我们和他们一样容易受到影响的话，我们的判决或许会多些爱心。这可以使我们的判决少一点武断和鲁莽，为一些人敞开大门，让他们宽容自己的软弱和怯懦。这或许可以让他们更情愿承认自己的脆弱，因而更容易承担责任。这也可能让我们在判决的时候对自己说：“为了上帝的慈悲，让我前行。”

换言之，希望是有的。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罪犯—以及得益于种族隔离的人—被认识到他们也是人，就算并不坚定，但只要走出自我开脱或拒不认错的模式，说一声“对不起，请宽恕我”，就可以弃恶从善。

经历了委员会的艰苦工作后，我深深地感到—真的是一个异常振奋的认识：尽管邪恶遍地，我们人类还是有向善的非凡能力。我们可以非常善良。正是这一点让我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满怀希望。

[1] 《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指质量优劣兼备，源出1895年Punch杂志所载一位胆小的助理牧师与主教共餐时分得一只坏蛋，却说此蛋也有部分是极好的。—译注

[3] 《种族隔离恐怖主义：颠覆报告》（Apartheid Terrorism：The Destabilisation Report），菲利斯·约翰森和大卫·马丁合著，英联邦秘书处、詹姆斯·卡利出版社及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4] 国防部长马兰将军1986年2月4日在议会上的讲话。

第十一章 没有宽恕，真的没有未来

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近50万人丧生。一年后，我访问了这块满目疮痍的土地。我是作为全非教会大会主席前往的。在为期10年的两届任期中，我努力通过教事访问，把全非大会带到成员教会去，特别是那些经历着这样那样危机的国家。我和大会的其他负责人访问过内战中的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安哥拉及其他国家。我们也去庆祝胜利，比如庆祝埃塞俄比亚以民主代替了压迫和非正义。但我们通常是去处在苦难中的国家，对基督教徒表示声援。大会的领导层去了卢旺达。

我们访问了首都基加利附近的一个村子恩塔拉马，图西族人在这里的一个教堂被扫射枪杀。新政府没有清理尸体，因此教堂就像个墓地，尸体仍保持着一年前屠杀时的样子，恶臭扑鼻。教堂外堆着被凶残杀害的人的头骨，有的上面还扎着弯刀和匕首。我想祈祷，却忍不住哭泣起来。

此情此景令人深感不安，它像一块石碑，记录着我们人类对自己的同胞可以达到何等的凶恶程度。这些兵戎相见的人们常常是曾住在同一个村庄、说同一种语言和睦相处的人。他们相互通婚，而且信奉同一种宗教，大部分是基督教徒。殖民主子希望通过偏向图西族，打击胡图族，维持其欧洲人霸权，为最终酿成非洲当代史上最为血腥的屠杀播下了种子。（另一个部族叫特瓦族，人数少得多。）这场屠杀没有把人类一切罪孽都归咎于种族主义，因为尽管是白人煽动的种族内乱，真正的屠杀却是黑人杀害黑人。

在离教堂几公里的地方，一些妇女在修建住所，她们把它叫做曼德拉村。这将成为种族屠杀后一些寡妇和孤儿的家。我和开展这个项目的妇女运动领导人进行了交谈。她们说：“我们必须悼念死者，为他们哭泣。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不能永远哭泣。”多么令人赞叹，多么不可摧折！在恩塔拉马，我们可以说看到了死亡和十字架。在曼德拉村，则有复活、新生活、新开端和新的希望。妇女再一次表现出了她们的坚韧和滋养生活的本能。

我还参观了拥挤的基加利监狱，里面塞满被怀疑参与屠杀的人。他们几乎都是胡图族人，有妇女、男人甚至孩子，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中还有教士、修女、教师和律师。有些人因窒息而死。我对巴斯德·比齐蒙古总统说，那个监狱随时可能发生灾难，它只能增加人们的痛苦记忆，加深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的仇视。

访问期间，我还参加了在基加利大体育场举行的集会。人们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创伤之后，还能这样唱歌、跳舞、欢笑，真是令人惊叹。包括总统在内的大部分政界人物都到会了。我应邀布道。我首先表达了非洲其他地区兄弟姐妹的哀思，因为人们都为这里的屠杀和破坏大为震惊。（现在看来，如果国际社会听取了当时发出的各种警告，或许联合国能够调集足够的资源进行干预，种族屠杀很可能不会发生。卢旺达人对联合国颇为愤怒，受害者和幸存者都对这种情况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深感失望。）我说，卢旺达的历史是典型的人上人和人下人的历史。人上人紧紧抓住其既得特权不放，人下人则竭力要把他们推翻。得手后，新的人上人便开始反攻倒算，让新的人下人为他们高高在上时造成的所有痛苦付出代价。新的人下人像愤怒的公牛一样进行还击，试图推翻新的人上人，全然忘记了新的人上人认为自己是在为现在的人下人在位时所造成的痛苦而报仇雪恨。这是复仇与反复仇的悲惨历史。我提醒图西族人，他们等了30年才讨还了他们认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我说，胡图族人中的极端分子也完全可以等上30年甚至更长时间，推翻新政府，大肆反攻复仇。

我说有人在议论建立法庭，因为人们不愿看到罪犯逃脱惩罚。但是，我担心如果他们真想得到的是一报还一报的正义，那么卢旺达已经尝到了它的滋味。无论如何，大部分胡图族人都无法相信法庭判定他们有罪是因为有确凿的证据，也不会相信世界上任何法庭面对同样的证据都会判定他们有罪。他们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他们被判有罪不是因为他们的确有罪，而是因为他们是胡图族人。他们会等待报复的那一天。到时候，他们会让图西族人为恶劣的监狱条件付出代价。我告诉他们，必须打破贯穿其历史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怪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报复性的正义，实行复元性的正义，升华到宽恕，因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卢旺达总统对我的弥撒表示了极为宽容的态度。他说，他们愿意宽恕，但就连基督都说，魔鬼不可宽恕。我不知道他在何处为自己的话找到的根据，但他的一个观点还是得到了一些共鸣，即有些恶行是不可宽恕的。我自己的观点与此不同，但听众对我非常公平友好。后来，我对议会和政界领袖发表了讲话，他们没有因为我反复呼吁实行宽恕与和解、放弃相反的做法而把我轰下台来。

为什么没人反驳我？这些创伤深重的人们为什么会听进这样的逆耳之言呢？他们之所以听我讲，是因为南非发生的事值得他们三思。这难道不是解决冲突的一种可行方式吗？过去刀兵相向的人不能努力和睦相处吗？全世界都认为南非会被血洗，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接着，全世界又认为民主选举的新政府上台后，那些长期被剥夺了权利、人格尊严被无情地踏在脚下的人们，一定会反攻倒算，进行无情的报复，让他们的祖国再次遭受蹂躏。但是相反，我们成立了无与伦比的委员会，人们讲述其伤心欲绝的故事，受害者表达了宽恕的意愿，而罪犯在坦白了确凿的恶行后也请求得到他们所伤害的人的宽恕。

整个世界无法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1999年4月，联邦德国前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在听说了我国的情况后，在柏林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未来有了新的希望。”南非人非同寻常地实现了从深重的压迫到相对平稳的民主的和平过渡。他们以自己处理既往的崭新方式，让世界耳目一新。可能一开始他们对自己能在重新回顾过去的可怕情景时表现得那样镇定也感到震惊。这一现象整个世界不能不重视。正是这一点，使我能够在卢旺达的兄弟姐妹面前讲在其他条件下可能被认为是无情和无理的一番话。

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在努力正视和理清其冲突与纷争的历史。我在访问这些地方时，也有同样的感受。1998年，我访问了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两地的人们都非常欣喜地听到，我们南非的经验表明没有任何情况是完全令人绝望的。大部分人都会说我们面对的问题无可救药。我说：“我们的确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但噩梦结束了。”爱尔兰人已经走上结束噩梦的路，不是已经有了《耶稣受难节协议书》（Good Friday Agreement）吗？我说，他们不应该为实施这一关键协议道路上的障碍而灰心丧气。我们的经验是，常常哪里有突破，和平的敌人就会在哪里加倍进行破坏。我说，爱尔兰人应该加倍努力，提高警惕，不要与结束其“麻烦”这样一个近在眼前的珍贵礼物失之交臂。

我告诉他们，在南非，我们常常有坐过山车的感觉。有时我们为新的关键性倡议的出现而欢欣鼓舞，和平与正义似乎近在咫尺。当我们以为只剩最后的一圈时，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屠杀、僵局、局势处于崩溃的边缘、某个代表威胁退出等，我们会跌到绝望和丧气的谷底。我告诉他们这是正常的。最终的报偿是惊人的，他们不应该放弃建立新爱尔兰的梦想。那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竟蒙昧了那么长时间，会意识到善良、和平与宽容是那么美好而且那么简单，而他们却浪费了多少时光和生命。我提醒他们，我们本来也觉得达到现在的地步不可思议。我们的梦魇结束了，他们的也必将很快结束，如同昼夜相随一般。

他们听了这番话，如同听到圣贤的哲言。我的话之所以可信，是因为我们实现了相对和平的过渡，找到了处理遗留问题的新途径。我敦促他们不要为在解除武装问题上遇到的僵局而绝望，希望我的话对他们有所助益。在贝尔法斯特，那么多乐于奉献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被斗争撕裂的社区不停地工作，在彼此疏离的受伤的人们之间搭建桥梁，担当着和平与和解的非凡的代言人。我对他们说，任何事情都不是徒劳的，他们的努力即使失败了，也没有烟消云散。不，他们可能想不到，他们的工作已经渗入了周围的环境。我们知道的确如此。别人无需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家是美好的，因为我们能感受家的共鸣，这是刻骨铭心的东西。我们知道何时教堂里散发着智慧、神圣的芳菲，知道何时这里回荡着祈祷声。我们几乎能够嗅到神圣的气息，感受到前人的力量和虔诚。一个祈祷声不断的教堂与充满音乐会堂氛围的教堂，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告诉那些为和平与和解努力的人们，不要为看不到进展而放弃他们至关重要的工作。根据我们的经验，没有什么是徒劳的，时机成熟，一切都会结合在一起。回首过去，人们会意识到自己作出了多么重要的贡献。他们就是亘古存在的走向统一与和解的宇宙运动的一部分。

让我们生活在友谊与和睦中，一直是上帝的意志。这正是伊甸园这个故事的要旨，那里没有流血，甚至没有出于供奉宗教的流血。雄狮和羔羊一起嬉戏，所有人都是素食者。后来上帝希望所有所造之物能够享受的和谐被彻底动摇和打破，影响到所有上帝的造物。人类成了一群榆木脑袋，相互指责，兵戎相向。他们和造物主被离间。现在他们竭力躲避曾一起漫步伊甸园的上帝。所造之物现在张开了“血盆大口”，友谊被敌对代替。人类在被蛇咬到脚跟之前，会把它碾得粉碎。这个故事正是通过《圣经》极富想象力的诗一般的语言，讲述了生存的真理。

那些不能升华到诗人境界的凡夫俗子，会对这样富有想象力的叙述不屑一顾。然而，即使我们怀疑是否真的存在伊甸园那样的神秘和谐，除非迟钝，否则不会有人怀疑我们的确在亲历所有存在的根本破裂。时间脱了节，生活中充满分歧、不和谐、冲突、动荡、敌意和仇恨。我们的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如果大自然没有被糟蹋和滥用，就无须有生态保护运动。水土流失侵蚀了原本肥沃的良田，土地现在只能长出荆棘。河流、大气被盲目地污染，我们为臭氧层损耗和温室效应可能带来的灾难而忧心忡忡。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还不太自在，到处都弥漫着对失去的乐园的怀恋情绪。

信奉者说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大部分历史，形容为对和谐、友谊与和平的追求史，而我们人类似乎就是为此而生的。《圣经》把这一切描述为上帝领导的恢复原始和谐之战，他希望雄狮再次与羔羊同眠，他们不再习武练兵，因为刀剑被铸成了铧犁，长矛被弯成了吊钩。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成就更好的东西。我们不时可以看到我们本来应该具备的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例如自然灾害发生时，我们会同心协力进行抗争，整个世界都包融在巨大的同情和慷慨之中，一时间被我们关怀的人性、一种普遍的乌班图精神绑在了一起。这好的一面还体现在得胜的国家制订马歇尔计划，帮助过去的敌国进行重建的时候；体现在我们建立联合国组织，让全世界的人可以会聚一堂避免战争的时候；体现在我们签署保护妇女儿童权利宪章的时候；体现在我们禁止杀伤性地雷的时候；体现在我们一致禁绝酷刑和种族主义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到，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共存，为了友谊、集体和家庭，我们原本应该生活在相互依存的微妙网络中的。

在事物的核心，存在着一种不易察觉的运动，逆转着离间、破裂、分歧、敌意和不和谐的可怕离心力。上帝启动了向心的进程，开始了向着中心，向着同一、和谐、善良、和平与正义，能够扫除一切障碍的运动过程。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1]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双臂伸展，仿佛要拥抱一切，将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拥进他无所不包的怀抱，让万众万物都有所归依。没有局外人，一切都在内中，都相互归属。不存在什么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家庭、上帝的家庭、人类的家庭的成员。没有什么犹太人或是希腊人、男人或是女人、奴隶或是自由人—没有分裂与隔离，所有的区别构成了一个统一体的丰富多样性。我们有区别，因而我们才能懂得我们彼此需要，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自给自足。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上帝的意志是要把天上、人间的万物，结合在基督的整体中，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一伟大运动。因此古生物学家德日进[2]在其著作《神界》（Le Milieu Divin）中说：

我们有时不禁认为，在创造世界的历史中，同样的东西总是一再重复。这是因为相对我们每个短暂的生命而言，季节过于漫长；相对我们有限而肤浅的认识来说，变迁过于巨大和深刻，以致我们无法看到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不懈进步。让我们相信启示，它又一次在我们凡人的不祥预兆中，忠实地支持着我们。在一切平凡的表象之下，在我们有功无功的忙碌之中，一个崭新的地球正在形成。

一天，福音书告诉我们，人类和上帝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达到这个世界规定的极限。……在万物中悄悄增长的基督的存在，会突然显现出来，如同两极之间的闪电。它将打破所有遮蔽了各种物质的障碍和将它困住的滴水不漏的灵魂，侵入大地。上帝之子的引力如同闪电、猛火和洪水一样，席卷宇宙万物，将它们重新统一和归属于一身……正如福音书中警告我们的，揣测这一势不可挡的事件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这可能就是至高的基督功能，也是我们宗教最显著的特点……只有我们的热烈企盼，才能使耶稣基督早日到来……我们基督徒作为以色列人的后人，肩负着让希望之火在世界上永远燃烧的责任。耶稣升天不过20个世纪，我们的期待取得了什么结果呢？

幼稚的急躁和认识上的失误，使第一代基督徒认为基督很快就会归来，结果令我们产生了失望和怀疑。我们对上帝的信仰由于世界对善行的抵制而被破坏。悲观情绪使我们……认为这个世界邪恶得无可救药。于是，我们让火焰在沉寂的心中逐渐熄灭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诚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企盼了。[3]

因此，我可以对贝尔法斯特的优秀人民说，什么都不是徒劳。他们的行为促进了和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延迟或促进、阻碍或推动处于宇宙中心的进程。基督徒会说结果是毫无疑问的。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使这一点无可置疑，即善良、欢笑、和平、同情、温存、宽容与和解，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对种族隔离的胜利，就是这个乌托邦式梦想的有力证明。

愿这样的时刻早日到来，男人（和女人）被唤醒，觉悟到在包容一切的创造上帝之子的作业中，世界的一切运动紧密相连。当他们投身于自己的任何一项任务中时，都将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工作无论如何微不足道，都将被宇宙的中心接受并妥善利用。[4]

1989年圣诞节，我访问了圣地，并有幸参观了耶路撒冷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博物馆。当媒体问及我的感受时，我说令人心碎。我说我侍奉的上帝自己也是犹太人，他会问：“但是，宽容哪里去了？”这句话如同水溅进了油锅。我遭到一致谴责。我也对巴勒斯坦人受到的待遇表示了不满，我认为这种状况与犹太先知的教导以及我们基督徒追随的犹太拉比的要求，相去甚远。我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在我下榻处附近的耶路撒冷圣乔治圣公会大教堂墙上出现了乱涂的标语，上面写着：“图图是黑皮肤的纳粹猪。”

因此，1999年1月旧地重游时我有些忐忑不安。我将访问西岸，在一个圣公会教堂布道，并参加佩雷斯和平中心的会议，我是中心的理事会成员。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耶路撒冷的会议组织者不得不谢绝人们的到来。我们所到之处，都显示出南非发生的一切使这里的人们着了迷。前总理、外交部长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西蒙·佩雷斯称赞我们的和解进程为历史上绝无仅有。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耶路撒冷会议上，以色列人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及宽恕与和解的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指出，我们在南非认识到，枪杆子打不出真正的安全。只有当为众人敬仰的中东的所有居民都认为其人权和尊严得到尊重与维护，真正实现了正义的时候，真正的安全才会到来。我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仍然认为有宽容的必要，必须既保证以色列国的安全，也保证对巴勒斯坦人的正义和公平。在以色列，人们已经对我另眼相看。

显然，在诸如卢旺达、爱尔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南非所经历的进程，证明了他们的国土上所缺乏的东西的价值。人们听到了逆耳的话，但不会指责我无情无理。更重要的是，似乎听到我的话的人，都从南非的经验中看到了希望。我们幸运地得到了敢于冒险的领袖人物的祝福—当请求得到或给予宽恕时，就是在冒险。

如果你请求得到一个人的宽恕，你可能遭到回绝；你曾伤害的人可能拒绝原谅你。如果你是受伤害的一方，希望给予宽恕，那么冒的险就更大。罪犯可能傲慢而冷酷或毫不觉悟，不会或不愿道歉或请求宽恕。因而他或她无法接受别人给予的宽恕。这种拒绝可能破坏整个过程。我们南非的领导人可以说他们甘冒一切危险，走完坦白、宽恕与和解的路。他们似乎赌赢了，因为我们的国土没有遭受似乎不可避免的灾难。

关键是，当某种关系受到损害或可能崩溃时，罪犯应该承认真相，准备并愿意道歉。这大大有助于宽恕与和解的进程。这并非易事。我们都知道承认错误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在几乎每一种语言中，最难启齿的都是“我很抱歉”。因而，那些被指责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群体，总是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甚至不承认自己能干出种种暴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们采取否认策略，声言某某事根本没发生过。当证据确凿时，他们便装傻充愣。德国人说他们根本不知道纳粹想干些什么。南非白人也用了同样的遁词。前种族隔离政府内阁部长雷昂·维塞尔斯的话更近情理，他说尽管有人提醒过我们，但我们不想知道。长着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关于犯人在狱中神秘死亡的报道。长着耳朵的人也会经常听闻令人不安甚至胆寒的事情。但是，他们对邪恶却选择了不看、不听、不说。即使坦白的人也会推诿罪责—“我们不过是执行命令”，拒绝以负有道义责任的个体来承认罪责。但每个人都必须为执行有昧良心的命令而承担责任。

没有人愿意暴露自己脆弱或罪恶的一面。但是，如果要进行宽恕与复原的进程并取得成功，罪犯的认罪是必不可少的。承认真相，承认错待了他人，是触及犯罪根源的重要条件。如果夫妻吵架，过失的一方不坦白承认错误，弄清分歧的根源，丈夫照旧献花，两人装作一切正常，那么他们很可能埋下大祸。他们没有充分解决既往的问题，掩饰分歧，不能直面真相，唯恐发生伤人的冲突。他们的行为正是先知耶利米所说的稍事疗伤后便大叫“平安了！平安了！”[5]。他们只是掩盖了裂痕，却没有搞清为什么出现了裂痕。结果只能是，尽管鲜花依旧，伤害却在滋长。终有一天危机会爆发，他们会意识到他们取得的和解是多么草率。真正的和解不能草率。上帝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唯一的儿子的生命。

宽恕与和解不是假装事情并非其本来面目，不是相互拍肩搭背，对错误视而不见。真正的和解会揭示出恶行、欺侮、痛苦、堕落和真相。有时它甚至让情况恶化。真正的和解是冒险，但终究是值得的，因为处理真相最终会真正抚平创伤。虚假的和解只能带来虚假的复原。

如果犯错的人认识到其错误，那么他应该感到悔恨，或至少为其错误感到后悔或歉疚。这应促使他坦白错误，请求宽恕。这当然需要相当的谦卑，特别是当受害者被罪犯自身的群体所蔑视的时候。南非的情况就经常如此，罪犯往往是政府的特工。

我们希望，受害者能为罪犯的道歉所感动，对罪犯给予宽恕。如前所述，我们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常常对受害者表现出的宽宏大量赞叹不已。当然有人不愿意宽恕。我认为，这充分表明宽恕不是理所应当的，宽恕既不能草率也不易获得。这就是可能出现的情况，而我们遇到的大多数情况都是那么感人至深，令人自愧不如。

在宽恕时，我们没有要求人们忘却。相反，铭记过去是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暴行的重演。宽恕不等于纵容已犯下的错误，而是意味着认真对待既往，拔除威胁我们生存的毒刺，而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宽恕要求我们理解罪犯，设身处地体谅迫使他们犯罪的种种压力和影响。

宽恕不是多愁善感。对宽恕的研究日益兴旺。过去它被轻蔑地归为精神和宗教概念，而今由于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出现，宽恕越来越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心理学家、哲学家、医生和神学家的研究对象。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附设了国际宽恕研究所；约翰·邓普顿基金会与其他机构联合开展了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宽恕运动研究。据研究，宽恕还有益健康。

宽恕意味着受害者放弃向罪犯讨还血债的权利，但这同时也解放了受害者。在委员会，我们听到人们说宽恕后感到轻松了。最近一期的《精神状态与健康》（Spirituality and Health）杂志在封面上刊载了三位美国前军人站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前的照片。其中一个问：“你是否已经原谅把你当战犯关押的人了？”另一个人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他的伙伴说：“那么他们似乎还在关押着你，是不是？”

罪犯的悔过和坦白是不是受害者宽恕的先决条件呢？毫无疑问，这样的坦白有助于那些想要宽恕的人，但这并非必不可少的条件。基督并没有等待那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请求宽恕。但他们将钉子锤进他的身体时，他已经在请求上帝宽恕他们，甚至找借口为他们开脱。如果受害者只有在罪犯坦白后方肯宽恕，那么无论他愿意与否，他都会受制于罪犯，钻进受害者身份的枷锁。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曾用下述比喻阐述罪犯坦白的必要性。想象一下你被关在一个潮湿、憋闷而黑暗的房间里，窗户、窗帘紧闭，外面阳光灿烂，清风拂面。如果你想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入，就必须打开窗户和窗帘，这样原本就有的阳光将照亮你的房间，清新的空气将扫除周围的潮闷。宽恕也是一样。受害者可能愿意宽恕，送出这份厚礼，能不能接受礼物取决于罪犯—取决于他能不能打开窗户和窗帘。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可以开启窗户和窗帘，让宽恕的阳光和空气进入他自己。

实际上，宽恕的行为等于我们宣布：我们对未来的关系充满信心，对犯错误的人改过自新、不再重蹈覆辙，充满信心。我们说，现在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个行为表示的是对罪犯可以改变的信心。据基督说，我们应该准备不止一次甚至七次这样做，要七十个七次[6]—无止境地去做，只要你的兄弟姐妹愿意为他们的错误一次次向你坦白。

这是一个挑战，但人无完人，我们总是会因为自己的错误伤害他人，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因此，我们永远需要一个宽恕与和解的过程，来处理令人遗憾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关系问题。这是人类生存无法逃避的特征。

罪犯坦白和受害者宽恕，并不意味着整个进程的结束。罪行常常给受害者造成了有形的、物质上的伤害。种族隔离为白人提供了巨大的特权和利益，而其受害者则备受压迫和剥削。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钢笔，然后请求我宽恕他，那么他必须退还我的笔，否则其悔过和坦白等于零。只要条件允许，坦白、宽恕和赔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在南非，和解过程受到巨大贫富差距的严重阻碍，富人大部分是白人，而穷人则大多为黑人。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造成的贫富鸿沟，给和解与国家的稳定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威胁。罪犯和种族隔离的受益者大多属于富人，而大部分受害者则来自穷人阶层。这就是为什么我敦促白人要保证黑人境况的改善，因为如果不能用住房替代黑人居住的棚窝，如果黑人不能够得到白人早已享受的洁净水、电力、廉价的医疗、像样的教育、良好的工作和安全的环境，我们就可以同和解告别了。

和解可能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其中不乏崎岖坎坷，不是一朝一夕或靠一个委员会—无论效率多么高—就能完成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只是作出了贡献。和解必须是每个南非人的事。它必须是整个民族的事业，每个人都应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学习他人的语言和文化；准备和乐于补救过去的错误；拒绝成见，拒绝用种族或其他笑话讥讽某一群体；促进尊重人权的文化，加强宽容，对不宽容毫不宽容；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使大部分人甚至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感到自己是局内人，不是被挤到社会边缘的局外人或陌路人。

为和解而努力，就是要实现上帝为人类提供的梦想，即让我们都懂得我们同属一个大家庭，同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微妙网络中。

西蒙·魏森达尔在题为《向日葵》的文集中，讲述了他如何无法宽恕一个请求宽恕的纳粹士兵。这个士兵和一群人包围了几个犹太人，把他们关进楼里，然后纵火烧死了里面的人。现在，那个士兵行将就木，他希望供出同谋，得到一个犹太人的宽恕，以此解除良心上的不安。西蒙默默地听完了他讲述的可怕经历。士兵讲完后，西蒙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当然也没有一句宽恕的话。文章结束时，他问：“你会怎么做？”

《向日葵》汇集了不同的人对其问题的回答。新增的一版[7]中包括了我的文章。魏森达尔面对的困境是非常现实的。他的观点也是许多犹太人的观点，即生者没有权利代表被杀害、被折磨而现在无法为自己决策的死者表示宽恕。他们的不情愿可以理解。如果他们宽恕了，似乎他们认为受害者的遭遇不足挂齿；而且代表那些深受苦难的人们讲话，特别是当你没有遭受过同样深重的苦难的时候，就显得过于臆断了。

1990年底，南非各教会齐聚勒斯滕堡，召开我国宗教界人数最多、代表性最强的会议。本次会议被称为勒斯滕堡大会。与会的既有强烈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教会理事会会员，也有以其神学理论支持种族隔离（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这一立场）的主要白人教会—荷兰新教教会。当然还有那些为数众多的信奉圣灵降临的教会。他们试图不问政治，但他们肯定意识到了自己臆想的中立实际上支持了不公正的现状。此外，还有海外教会合作伙伴的代表以及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所谓非洲独立教会的代表。

会议开始不久，荷兰新教教会的著名神学家威利·扬克尔就代表阿非利卡人，特别是荷兰新教教会的教民，请求黑人基督徒的宽恕。我们不清楚他是不是该教派的指定发言人，但后来其代表团表示支持他的讲话，因此可以把他视为其教派的代表。我们完全可以问他是否也代表了前几代教民。如果不认为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教派先一辈的教民既应共担罪责和耻辱，也应共享宽恕和荣耀的话，这个教派就显得异常怪异了。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否则历史便毫无意义，我们只关注同时代的人足矣，然而显然这不是人类的行为方式。我们褒扬先人的成就，尽管他们属于遥远的过去，我们仍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的影响力与当初取得成就之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可能增强了。失败和耻辱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我们情愿与否，这些都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讲话的时候，深知包围着我们的是众多的见证人。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扬克尔教授的忏悔如果没有遭到他所应代表的人们的反驳，就应被视为代表了生者和死者，代表了现在的人和既往的人。

我和当时非洲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进行了磋商，我们认为，如此诚挚的请求和忏悔，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文字游戏。从神学上讲，我们知道上帝和救世主的福音教诲我们，当别人请求宽恕的时候，应该给予宽恕。我们现在又处在国家历史的重要时刻。同一年的早些时候，曼德拉出狱，国内出现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促进从压迫到民主微妙过渡的真诚努力。如果作为强大和解力量的教会不能实现彼此的和解，那么很可能给政治家和教民传达错误的信息。如果教会尽管背负历史的负担，但仍能够敞开胸怀公开宽恕与和解，就会助和平过渡一臂之力。于是，我站起身，说我们接受这感人和真诚的宽恕请求。

当然，我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过于自作主张。谁给我权利让我自称代表几百万同时代的种族隔离受害者？更不要说几百万已经不在人世的受害者了。DRC把种族隔离带进了教会，为在种族隔离下被划分的黑人、印度裔人和“有色人”，分别建立了教会。与会的一些黑人代表，特别是来自起初被叫做DRC的“女儿”教会后被称为“姊妹”教会的人，对我颇为愤怒，觉得白人教会逃脱了实际或象征意义上的谋杀罪责。他们对忏悔的诚意提出质疑，因为DRC仍拖拖拉拉不愿与黑人教会合并。让他们感到恼怒的另一件事是，尽管DRC中的其他教会都接受了“贝尔哈忏悔”，白人教派仍在进行阻挠。这一忏悔将种族隔离斥为异端。尽管我被要求说明我的立场，而我也非常情愿地进行了解释，我并未遭到驳斥，勒斯滕堡大会也可能的确促进了和平过渡的事业。

我觉得有些难以理解的是，犹太人何以能够接受欧洲各国政府和机构为作为大屠杀的同谋而付出的巨额赔偿。如果我们接受我们不能代表曾历经苦难或已经故去的人而给予宽恕这一观点的话，那么从逻辑上讲，没有直接受到赔偿所涉行为伤害的人，也不能代表他人接受赔偿。他们的立场也意味着罪犯来自的群体和受害者来自的群体要恢复正常和睦的关系，还存在巨大障碍。无论犯罪的一方如何赔偿，无论他们希望采取什么新的更好的态度，他们都摆脱不了脖子上吊着的曾是罪犯的枷锁。这是一个让新的关系变得脆弱和不稳定的定时炸弹。

我希望犹太人的哲学家、神学家和思想家能够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看看为了我们这个世界，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他们对世界道义的影响非常宝贵，不应受到其现有立场的破坏。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非洲人说欧洲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补偿肮脏的奴隶贸易的罪孽，今天的非洲人永远不愿宽恕欧洲人在奴隶制上的罪责，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奴隶贸易至少造成4000万人丧生，更不要说家庭被毁、妇女遭欺侮以及多少上帝的子民遭受的蹂躏。

如果我们要继续前进，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有效了解肮脏的过去。我可以想到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罪犯或其后代承认已经发生过的残酷事件，受害者的后代以宽恕作为回应，同时应采取措施对影响依在的惨案受害者进行哪怕是象征性的补偿。或许，美国的种族关系要改善，就必须给美洲土著人或黑人一个机会，倾诉他们被劫掠、被奴役的苦难。我们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看到了倾诉的复原功效。

如果当代人不能合法地代表作古的人们，我们就不能对南非早在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之前就存在的种族主义历史的罪孽予以宽恕。我们这块土地的复原就会遭到挫败，因为永远会有暴行被揭露出来，破坏我们既得的成就；或是总有人会说：“这样做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终究这是无效的，因为它不能卸下历史的包袱。”

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为古人，为现在，也为将来。不论怎样，这才是群体成其为群体、人民成其为人民的东西。

我曾经深切地希望，在北爱尔兰和中东这种地方致力于解决那些似乎无可救药的问题的人们，不要小看了一些细枝末节，其意义和重要性可能远远超出了表象。令我沮丧的是，我听说那些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紧密相关的人物拒绝在公共场合握手，有些人甚至竭力避免与对方、与现在的敌人拍进同一张照片。在约旦国王侯赛因的葬礼上，以色列总统魏茨曼有勇气和巴勒斯坦一个激进组织的领导人握手，的确是不凡之举。这一举动使敌人具有了人情味，而不是将其视为魔鬼。一次小小的握手，可以让不可思议、遥不可及的事情—和平、友谊、和睦与宽容—不再遥远。

我也希望现今世界的敌对方，能用更加缓和的语言形容其对手。今日的“恐怖分子”很可能是明天的总统。南非的情况就是如此。大部分被打成“恐怖分子”的人，现在都成了我们的内阁部长或担任了国民议会中的要职。如果今日与我们有分歧的人可能明天成为我们的同仁，我们还是现在就开始使用变革到来时不至于让我们尴尬的语言对待他们为好。

我们还必须记住，谈判、和平对话、宽恕与和解往往不是在朋友或类似的人中间进行。之所以需要这一切，恰恰因为人们是死对头，视彼此为仇敌。但敌人是潜在的盟友、朋友、同事及合作伙伴。这不是什么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第一次民主选举出的南非政府，是一个由曾经相互殊死斗争的政党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其领袖是一个被当做危险的恐怖主义分子而身陷囹圄27载的人。

如果世界上的冲突各方开始作出象征性的和平姿态，改变他们对敌人使用的语言，开始和他们对话，那么他们的行为也可能改变。例如，在得到承认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建造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抵触和敌对，让他们感到被蔑视和侮辱，这对中东未来的各种关系又有什么好处呢？对那些注定要成为邻居的孩子来说，这又能给他们留下些什么呢？阿拉伯国家完全不切实际地认为他们可以摧毁以色列时，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在我们进入新世界之时，如果真正的和平能够降临这块和平之主的土地、人们说Salama或Shalom[8]的土地，那该是献给世界的何等美好的礼物啊！

和平是可能的，特别是如果今天的敌人能够想象彼此化敌为友，并开始行动，使这种友谊成为现实。如果他们谈判时能够照顾到对方的需要，就太好了。愿意作出让步，是力量而不是懦弱的表现。有时值得输掉一场战役，去赢得一场战争。那些为和平与繁荣而谈判的人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辉煌而无价的目标，因此应该不难找到让所有人成为赢家而不是争斗不休的办法。谈判者应该保证谁都能保全面子，谁都不会空手而归、对自己所代表的民众无法交代。我们多么希望谈判者能够避免规定底线、放弃过多的前提条件。在谈判中，我们就像宽恕进程一样，希望提供重新开始的一切机会。顽固不化只能让日子更难过，而表现出灵活性、愿意作出有原则的让步的人将成为最后的胜者。

我曾说过我们的委员会并不完美。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以我的全部热情坚定地说，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处理实现民主后我们所面临的状况的最佳途径。尽管存在各种瑕疵，我们在南非进行的努力还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个疲惫、失望和嫉愤的世界，在频繁而深重的痛苦之中，为看到这个在失望中带来希望的进程而无比振奋。在我访问所到之处，在我讲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地方，人们都把这一不甚完美的努力看作希望的灯塔，看作解决长期暴力、冲突、动荡及派系斗争，以及不仅在各国之间而且更经常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冲突的模式。冲突结束后，北爱尔兰、巴尔干、中东、斯里兰卡、缅甸、阿富汗、安哥拉、苏丹、两个刚果以及其他地方的交战各方，必须坐在一起，决定经过了流血的过去后，他们如何和睦相处，如何共同创造没有冲突的未来。从我们南非的努力中，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线希望。

上帝的确不乏幽默感。除了作为可怕制度的典范，除了用它告诫人们不要如此治理国家和种族关系，明理的人谁能想象南非会是什么其他典范呢？我们南非人是最没有希望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上帝选中了我们。我们不能为自己的成就居功。我们本来注定要遭到毁灭，却被从大毁灭中救了出来。如果存在不可救药的一群，则非我们莫属。上帝希望他人看到我们时能够汲取勇气。上帝希望我们成为希望的灯塔、可行的模式。他希望能指着我们说：“看看南非！他们曾经历了叫做种族隔离的噩梦。现在结束了。他们的问题曾被视为无可救药，现在他们正在解决。任何地方的任何问题都不能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了。你们也有希望。”

我们的实验会成功，因为上帝希望我们成功。这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和强大，而是为了上帝的世界。上帝想要表明，冲突和压迫之后生命依旧；有了宽恕，就有了未来。

[1] 《约翰福音》12 : 32。

[2]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法国古生物学家、哲学家、耶稣会神父，主张进化论，两次来中国进行地质考察（1923、1926—1946），曾参加鉴定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著有《人的现象》、《华北旧石群的发现》等著作。—译注

[3] 转引自玛丽·麦卡利斯《不屈的人生—乱世之爱》，第99页。

[4] 德日进，同上，玛丽·麦卡利斯引述。

[5] 《耶利米书》，6 : 14，8 : 11。

[6] 《马太福音》，18 : 22。

[7]《向日葵：宽恕的可能和局限》（The Sunflower :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Forgiveness），西蒙·魏森达尔著，邵肯图书出版社，1998年。

[8] 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即“和平”。—译注

致 谢

我要感谢上帝，感谢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委员、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为我们国家的和解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

本书是我在埃默里大学坎德勒神学院访问讲学期间完成的。

凯文·拉戈里院长及其同事为我提供了一个躲避近年来繁杂事务的场所，让我可以静思写作。我的私人助手拉维利亚·布朗识别了我的笔迹，誊清了手稿。纽约的卡内基公司慷慨资助坎德勒神学院，将约翰·艾伦从南非请来担任我的研究助理，他为手稿的整理、润色做出了宝贵贡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广播报道组根据南非广播公司出版的真相与和解进程光盘整理的文稿，使我们能够迅速查找关键的证据。我对此深表感谢。

没有下述人士的帮助，本书也很难完成，其中包括我的文学代理琳·富兰克林及其在伦敦的同事玛丽·克莱美；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的特雷西·墨菲和埃里·马捷尔；莱德/兰登书屋的朱蒂斯·肯德拉；以及坎德勒神学院的杰克林·史密斯和桑德拉·布赖恩。

没有我的夫人丽雅，我恐怕难以完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重任。我深深地感谢她在委员会的听证及其他工作中，给予我的爱和支持。

后记 吸尘器与洗碗机

贞女圣玛丽教派的玛格丽特·玛格达兰修女，是住在南非的一个圣公会修女。她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讲述了耶稣是如何处理在其教区遭到的痛苦和愤怒的。她用吸尘器和洗碗机作比喻。吸尘器吸入所有的尘埃并保留在袋中，而洗碗机则在洗净脏盘子后，立即将污秽排泄进了下水道。她认为耶稣的行为更像洗碗机而不是吸尘器。他吸收了遭遇的一切，然后又把一切转移给了圣父。

在委员会着手工作前夕，工作人员中的精神卫生专家向我们讲解了如何应对即将开始的艰巨任务。他们建议我们每个人找一个精神伙伴或类似的朋友或心理咨询员，以便向他们倾诉，卸下精神负担。他们还敦促我们保持有规律的生活，否则我们将吃惊地看到，自己会因为体验到委员会作证的人的痛苦与愤怒而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而且很容易精神崩溃、极度沮丧。他们强调，我们应该和配偶及家人共度快乐时光，保证休息，经常运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坚持宗教仪式。我们自认为已经为伤人的工作做好了准备。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被所见所闻震惊了，常常支撑不住或几近崩溃。我尽量遵守精神卫生人员的忠告，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弄清这一经历对我们产生了多深的影响、给我们及家人造成了多大的损害。有一个委员的婚姻破裂了。（可喜的是，她在委员会重新找到了爱。她和爱人—前违反人权案专门委员会成员—已经喜得男孩，所以并不全是负面的影响。）许多委员说睡眠不安，有些人担心自己脾气变坏了，更容易和配偶吵架，而且饮酒过量。对委员会进行报道的记者也受到了影响。有些人精神崩溃了，有的比过去更容易哭泣。

我们的口译人员更是难熬，因为他们必须以第一人称说话，一会儿是受害者，一会儿又成了罪犯。“他们剥光我的衣服。他们打开一个抽屉，然后把我的乳房放进去，反复挤压我的乳头，直到挤出了白色的液体。”“我们绑架了他，把掺了毒药的咖啡给他喝，然后对着他的头把他毙了。然后我们开始焚尸。焚尸过程中，我们在一边吃烧烤。”如此这般地转换身份，的确难熬。即使远离听证会场的人也会被证人的经历深深打动。一天，我们打印部的负责人告诉我，她打出听证文稿时，在感到滴到胳膊上的泪水时，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地哭泣。

1997年1月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得知自己患了前列腺癌。也许无论我做什么都会患这种病，但这也似乎表明我们做的事的确代价沉重。宽恕与和解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成就的事。我自身的疾患似乎生动地证明了，让创伤深重的人民康复，其代价是何等沉重，担此重任的人们自己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或许我们更像吸尘器而不是洗碗机，我们把所见所闻的痛苦和创伤，过多地吸入了自己体内。

人们说，癌症让我放松了下来，因为我更明晰地认识到真的没有胡闹的时间了。有时我以自己的病为借口差遣我的同事。他们有点固执己见时，我便貌似认真地说：“哦，对我好一点。别忘了我是个病恹恹的老头子。”有时这一招的确可以缓解紧张。

身患危及生命的恶疾，使我有了新的态度和视角。它让生命重新现出炽烈，我意识到有那么多事我认为理所当然—夫人丽雅的爱和奉献，孙子们的活泼和欢笑，日落的壮丽，同事们的奉献，沾满露滴的玫瑰之美。疾患没有让我恐惧，反而使我更加珍视我可能无法再看到和体验的一切。它让我接受了自己的死亡，并深深感激在我一生中发生的美好的事情，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一切。能够亲眼看到自由来临，亲自参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是对我投身反种族隔离斗争多么精彩的肯定啊！

是的，参与使我们的民族复原的工作，是我的极大荣幸。但对委员会的人来说，这一荣幸代价沉重。我意识到，也许，我们只有像亨利·努文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成为“受伤的疗伤人”，我们才能做出成效。

［译名对照表］

A

阿布巴卡·阿斯瓦特 Abubaker Asvat

阿布巴克·伊斯迈尔 Aboobaker Ismail

阿德里安·弗洛克 Adriaan Vlok

奥比·萨克斯 Albie Sachs

阿尔夫·乌斯图赞 Alf Oosthuizen

阿尔蒙德·诺夫梅拉 Almond Nofomela

阿丰索·德拉卡马 Afonso Dhlakama

阿兰·博萨克 Allan Boesak

阿利埃尔·多夫曼 Ariel Dorfman

阿利斯特·斯帕克斯 Allister Sparks

阿曼泽姆多蒂 Amanzimtoti

阿奇·弗莱明顿 Archie Flemington

阿扎尔·卡查利亚 Azhar Cachalia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 Azanian People’s Organization（AZAPO）

埃里·马捷尔 Eric Major

埃里克斯·伯莱恩 Alex Boraine

艾琳·克鲁斯 Irene Crouse

艾伦·赛德曼 Ellen Saideman

艾米·比埃勒 Amy Biehl

艾维·格琴纳 Ivy Gcina

安德烈·伊梅尔曼 André Immelman

安德鲁·马库贝 Andrew Makupe

安德鲁·威尔逊 Andrew Wilson

安德鲁·扬 Andrew Young

安迪·泰勒 Andy Taylor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MPLA

安吉·卡佩里阿妮丝 Angie Kapelianis

安娜玛丽 Anne-Marie

奥利弗·坦博 Oliver Tambo

奥奇·鲁本海默 Ockie Raubenheimer

奥斯卡·姆佩塔 Oscar Mpetha

奥乌帕·格阔佐 Oupa Gqozo

B

巴巴尔瓦·姆拉乌利 Babalwa Mhlauni

“巴里”·巴纳德 “Barrie” Barnard

巴斯德·比齐蒙古 Pasteur Bizimungu

班图教育 Bantu Education

班图人Bantu

班图斯坦 Bantustan

邦特赫维尔 Bonteheuwel

保罗·范·弗任 Paul van Vuuren

保罗·维尼 Paul Verryn

贝尔哈忏悔 Belhar Confession

贝弗利山 Beverley Hills

贝纳特·斯巴亚 Bennet Sibaya

贝叶尔·纳武德 Beyers Naudé

蓓丝·萨维芝 Beth Savage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比尔·莫叶斯 Bill Moyers

比勒陀利亚 Pretoria

比绍 Bisho

比斯拉尔 Beeslaar

彼得·斯多利 Peter Storey

彼得马里茨堡 Pietermaritzburg

宾波·马迪凯拉 Bimbo Madikela

波波·莫雷夫 Popo Molefe

伯格尼·芬卡 Bogani Finca

博普塔茨瓦纳 Bophuthatswana

博塔 P. W. Botha

布赖恩·恩古兰加 Brian Ngqulunga

布赖恩·米歇尔 Brian Mitchell

布舍维尔 Bosheuvel

布特莱齐 Mangosuthu Buthelezi

D

达豪集中营 Dachau

大卫·施卡兰加 David Tshikalanga

丹泽尔·伯基埃特 Denzil Potgieter

德尔马斯叛国案 Delmas Treason Trial

德克·克埃兹 Dirk Coetzee

德克勒克 F. W. de Klerk

德尼斯·赫尔利 Denis Hurley

德日进 Teilhard de Chardin

德斯蒙德·图图 Desmond Tutu

丁干 Dingaan

丁干日 Dingaan’s Day

东特兰斯法尔 Eastern Transvaal

杜拉赫·奥马尔 Dullah Omar

杜米萨·恩彻贝扎 Dumisa Ntsebeza

多齐奥·塞克斯瓦里 Tokyo Sexwale

E

恩塔拉马 Ntarama

恩辛克·马塔巴尼 Ntshingo Matabane

恩亚梅克 Nyameko

F

法尔 Vaal

法兰西斯·古尔 Francis Cull

法泽尔·兰德拉 Fazel Randera

泛非大会 Pan Africanist Congress（PAC）

泛非学生组织 Pan Africanist Student Organization（PASO）

范亚娜·恩拉坡 Fanyana Nhlapo

非国大（非洲人国民大会）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

费拉·恩德旺德维 Phila Ndwandwe

芬特斯多普 Ventersdorp

弗兰克·契卡尼 Frank Chikane

弗洛克 Vlok

福特·卡拉塔 Fort Calata

G

格登·威尔逊 Gordon Wilson

格莱塔·阿佩尔戈兰 Greta Appelgren

格兰达·维尔舒特 Glenda Wildschut

格里菲斯·姆先格 Griffiths Mxenge

古古乐图 Gugulethu

谷奇·泽瓦尼 Kuki Zwane

H

哈罗德·费罗 Harold Sello

哈维·考克斯 Harvey Cox

汉弗里·卢杨铎·基昆发

Humphrey Luyando Gqomfa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荷兰新教教会 Dutch Reformed Church

贺兰吉维·姆吉泽 Hlengiwe Mkhize

赫斯特·舒贝斯伯格 Horst Schobesberger

黑人觉醒运动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黑色腰带 Black Sash

亨利·努文 Henri Nouwen

胡图族 Hutu

华莱士·麦克格莱格 Wallace MacGregor

怀纳德·马兰 Wynand Malan

J

基加利监狱 Kigali Prison

吉德昂·纽武德 Gideon Nieuwoudt

吉米·克鲁格 Jimmy Kruger

杰弗里·斯图德尔特·肯尼迪

Geoffrey Studdert Kennedy

杰克林·史密斯 Jacqueline Smith

杰克逊·马科 Jackson Maake

杰里·理查森 Jerry Richardson

K

卡德尔·阿斯马尔 Kader Asmal

卡辛格 Kassinga

凯洛格基金会 Kellogg Foundation

凯文·拉戈里 Kevin LaGree

科拉多克四人帮 Cradock Four

科尼留斯 Cornelius

科萨·姆格佑 Khoza Mgojo

科特索大厦 Khotso House

科依人 Khoikhoi people

克里斯·德杰格 Chris de Jager

克里斯·哈尼 Chris Hani

克里斯蒂安·罗利奇 Christian Rorich

克鲁格思道谱 Krugersdorp

克瓦恩德贝利九人团 KwaNdebele Nine

肯尼斯·克加塞 Kenneth Kgase

肯雅塔总统 President Jomo Kenyatta

夸祖鲁―纳塔尔 KwaZulu/Natal

L

拉维利亚·布朗 Lavinia Browne

莱索托 Lesotho

勒斯滕堡 Rustenburg

雷昂·维塞尔斯 Leon Wessels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理查德·戈德斯顿 Richard Goldstone

理查德·莱斯特 Richard Lyster

立特里特 Retreat

丽雅 Leah

联合民主阵线 United Democratic Front（UDF）

林伍德 Lynnwood

琳·富兰克林 Lynn Franklin

零零行动 Operation Zero Zero

卢卡斯·斯克维培里 Lucas Sikwepere

鲁罗 Lolo

罗本岛 Robben Island

罗伯特·麦克布莱德 Robert McBride

罗尼·卡斯理尔斯 Ronnie Kasrils

M

马尔文·弗兰克尔 Marvin Frankel

马格纽斯·马兰 Magnus Malan

马科斯总统 President Ferdinand Marcos

马里奥斯·奥埃尔齐格 Marius Oelschig

马鲁斯·马普尔瓦纳 Malusi Mpumlwana

马梅洛地 Mamelodi

马佩特拉 Mapetla

马普勒·拉马沙拉 Mapule Ramashala

马塞卢 Maseru

马修·格尼维 Matthew Goniwe

玛格丽特·玛格达兰 Margaret Magdalen

玛古酒吧 Magoo’s Bar

玛姬·斯克萨娜 Maki Skhosana

玛丽·伯顿 Mary Burton

玛丽·克莱美 Mary Clemmey

玛丽·麦卡利斯 Mary McAleese

玛丽亚塔·杰埃格 Marietta Jaeger

毛毛 Mau Mau

梅费尔 Mayfair

蒙谢韦尔 Munsieville

米洛舍维奇总统 President Milosevic

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

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

民族之矛 Umkhonto weSizwe（MK）

墨菲·莫罗贝 Murphy Morobe

姆彼罗 Mpilo

姆丹查尼 Mdantsane

姆克斯 Mkosi

姆普马兰加 Mpumalanga

N

内维尔·克拉伦斯 Neville Clarence

纳克迪恩 Narkedien

南非国防部队 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SADF）

南非学生大会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s（COSAS）

尼克德姆斯·索诺 Nicodemus Sono

尼亚米·格尼维 Nyami Goniwe

努乔马 Sam Nujoma

诺布依塞罗·姆拉乌利

Nombuyiselo Mhlauni

诺雷·莫哈比 Nohle Mohapi

诺蒙迪·卡拉塔 Nomonde Calata

P

帕埃斯·兰嘉 Pius Langa

帕尔 Paarl

帕特里克·“恐怖”·雷克塔

Patrick“Terror”Lekota

培伯克三人组 Pebco Three

皮埃特·莫格埃 Piet Mogoai

皮诺切特将军 General Augusto Pinochet

普尔斯莫 Pullsmoor

普莱斯拉·莫索郁 Priscilla Mosoeu

Q

恰恰乌里·戈多罗兹 Qaqawuli Godolozi

前线国家 frontline states

乔·马马塞拉 Joe Mamasela

乔·斯洛沃 Joe Slovo

乔伊斯·穆提姆库鲁 Joyce Mtimkulu

乔伊斯·赛伊佩伊 Joyce Seipei

乔治·比祖斯 George Bizos

乔治·桑塔亚纳 George Santayana

R

人口登记法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

若阿金·希萨诺 Joaquim Chissano

若纳斯·萨文比 Jonas Savimbi

S

塞法鲁 Sefolo

桑德拉·布赖恩 Sandra Bryan

桑地诺解放运动

Sandinista liberation movement

沙尔克·范·伦斯伯格 Schalk van Rensburg

尚比龙·加勒拉 Champion Galela

社团区域法 Group Areas Act

圣灵降临节 Christian Pentecost

史蒂芬·奈都 Stephen Naidoo

史蒂夫·比科 Steve Biko

斯贝罗·穆孔托 Sparrow Mkhonto

斯波·哈舍 Sipho Hashe

斯丹察·伯帕佩 Stanza Bopape

斯登皮埃·赛伊佩伊 Stompie Seipei

斯皮维·穆提姆库鲁 Siphiwe Mtimkulu

斯威士兰 Swaziland

苏布西索·安德鲁·荣都

Sibusiso Andrew Zondo

索韦托 Soweto

T

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

泰尼·马雅 Tiny Maya

唐迪 Thandi

特雷西·墨菲 Trace Murphy

特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

特瓦族 Twa

图西族 Tutsi

土著合并法（城区） Natives（Urban Areas） Consolidation Act

托拉斯·费得农场 Trust Feed Farm

W

威利·扬克尔 Willie Jonker

威伦·斯库恩 Willem Schoon

维多利亚·姆先格 Vitoria Mxenge

维尔沃德 Verwoerd

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 Victor Verster prison

维伊希勒·布赖恩·马达斯

Vuyisile Brian Madasi

魏茨曼 Ezer Weizman

温迪·奥尔 Wendy Orr

温妮·马蒂奇泽拉―曼德拉

Winnie Madikizela-Mandela

沃尔特·西苏鲁 Walter Sisulu

沃斯特 B. J. Vorster

沃特班克 Witbank

乌班图精神 ubuntu

乌特·巴森 Wouter Basson

X

西奥兰多 Orlando West

西德尼·波蒂埃 Sidney Poitier

西蒙·佩雷斯 Shimon Peres

西蒙·魏森达尔 Simon Wiesenthal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SWAPO

西尼·穆法马蒂 Sydney Mufamadi

西塞罗·姆拉乌利 Sicelo Mhlauli

西斯凯伊 Ciskei

希茨维·孔迪勒 Sizwei Kondile

希西·坎佩培 Sisi Khampepe

谢里尔·拉马福萨 Cyril Ramaphosa

辛括瓦纳·马尔加斯 Singqokwana Malgas

辛普森 O. J. Simpson

薛利·古恩 Shirley Gunn

Y

雅各·厄克特 Jacques Hechter

雅思明·苏卡 Yasmin Sooka

亚伯拉罕·格罗贝拉 Abraham Grobbelaar

亚德瓦谢姆 Yad Vashem

扬·范·德霍芬 Jan van der Hoven

扬·范·里贝克 Jan van Riebeeck

扬·克埃兹 Jan Coetzee

伊斯梅尔·马霍麦德 Ismail Mahomed

以利沙 Elisha

因卡塔自由党 Inkatha Freedom Party（IFP）

尤金·德考克 Eugene de Kock

约翰·艾伦 John Allen

约翰·邓普顿基金会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

约翰·范·德梅尔维 Johan van der Merwe

约翰·马丁·范·泽尔

Johan Martin van Zyl

约翰·史密特 Johan Smit

Z

扎哈拉·纳克迪恩 Zahrha Narkedien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种族分类局 Race Classification Boards

朱蒂斯·肯德拉 Judith Kendra

自由宪章 Freedom Charter

祖拉·普林斯·玛巴拉 Zola Prince Mabala

Table of Contents

导读 修复未来

中文版自序 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

第一章 转折点

第三章 时机已到

第四章 何谓正义？

第五章 开始行动

第六章 受害者，抑或幸存者的国度？

第七章 “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第八章 “我感到如重见光明一般”

第九章 我为什么做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第十章 “我们原来不知道”

第十一章 没有宽恕，真的没有未来

致 谢

后记 吸尘器与洗碗机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光辉岁月

熊培云

一切个人传记必然是“断章取义”的。这未必是坏事。曼德拉愿意以“Long Walk to Freedom”为主题来回溯自己的一生，既是为了在书面上为自己的人格赋予意义，也是在表明他对自由的态度——追求自由，是他生死以之的志业。

早先读《漫漫自由路》的时候，我也注意到网上有一些关于曼德拉的负面评价。比如他脑子里还有些列宁、斯大林式国家主义的东西，作为总统不懂市场经济，等等。批评者感叹曼德拉在破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促进族群和解方面光彩照人，其他细节却被世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不过依我之见，上述细节即便是事实，历史也会将它们慢慢淡忘。世人乐于铭记的还是那个意义最大化的曼德拉。正如乔治·华盛顿虽然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蓄奴经历，但这些并不影响美国人将他尊为国父。没有谁是完人，英雄、圣人、伟人都不是。你我肉身凡胎所能企及的“完人”高度，也不过是尽量做个能完成自己某一天命的人。前提是，你还要知道自己有何天命，因何而往。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只是有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何天命，或虽知其天命，大多又都辜负了自己的天命。就后者而言，他们不是死在人生的结尾，而是死在人生的中途。曼德拉的幸运在于他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天命，并且坚持到了人生最后。此天命就在于让四分五裂的南非走向团结与自由。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了解他的优点远比缺点更重要，因为他的某些缺点已广泛地存在于同时代人物当中，而他在完成天命时所具有的良知、勇气在同时代却是屈指可数的。

《漫漫自由路》是一本关于南非黑人争取自由历程的书。在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曼德拉曾谈到自己并非生来就渴望自由，因为他生下来就是自由的。那时候他可以在家里自由地奔跑，在村旁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这些都是符合人之本性的。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发现生活中的不自由越来越多。换句话说，这种不自由感是从他的生活经验中慢慢生长出来的。而当他意识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像我一样的每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的时候，他开始担负自己的天命，开始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

曼德拉的传奇主要集中在两段人生：一是为反对种族隔离而坐了二十七年牢，二是当选总统后致力于推动南非族群和解。这两段人生在本质上一以贯之，都是避免一个国家处在事实的分裂之中。作为新南非的领导者，曼德拉更希望建立起一套制度，使“一群人压迫另一群人”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希望太阳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监禁，这一剥夺人类自由的刑罚，比起直接戕害身体的刑罚貌似进步。米歇尔·福柯将监禁视为精神的刑罚，其作用主要在于规训，在于摧毁人的意志。在此意义上，曼德拉又是幸运的。他不仅没有被训服，反而在二十七年后破茧而出。

曾经关押过他十八年的罗本岛监狱如今早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并被人称为“曼德拉学校”。正是在那些漫长而寂寞的监禁岁月里，曼德拉更好地理解了自由和奴役。一方面，他从对自己的自由的渴望变成了对所有的、不论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另一方面，正像被压迫者的亲身感受一样，压迫者必须得到解放，因为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可恨的囚犯，他们被锁在幽暗人性的铁窗背后。两种解放所针对的，都是被束缚的人性。曼德拉洞悉人性中被遮蔽的光亮。他相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一定的仁慈和慷慨。他相信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肤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既然恨是后天学来的，那么爱也一定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而且爱在人类的心中远比恨来得更自然。

获得自由的人，同样要经受自由的考验，才能真正拥有自由。对自由的理解让曼德拉变得宽宏大量，也更好地认识了自己的天命。“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说，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回想人类历史中的无数革命与苦难，这段话尤显意味深长。笔者相信，真正伟大的革命，不在于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翻身做主人，而在于让这个国家从此不生产奴隶。

在《漫漫自由路》中，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些与曼德拉精神有关的词汇：勇敢、仁慈，以及心怀希望。这些品质也并非与生俱来。如其所述，“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关于这一点，我读马丁·路德·金的传记时也深有体会。这是一种在恐惧面前让自己免于恐惧的自由。

曼德拉曾经在法庭上念完自己四个多小时的稿子后，静静等待死刑判决。但只要是活下来了，哪怕是在监狱里，也要积极生活——哲学意义上，我们谁又不是在狱中求存呢？在此，我愿意将他的狱中生活概括为“小处安身，大处立命”。

相信许多人都在在曼德拉身上看到影片《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的影子：坚守心中的维度，不被监狱体制化，与恶周旋同时坚守底线，相信人性中的善。此外，力求从小处着手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曼德拉和狱友们不仅一度争取到了《经济学人》杂志，还给自己开辟了网球场。甚至，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监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块菜地。1982年，曼德拉被转移到波尔斯穆尔监狱后，有了更大的菜园，近900株植物让他变成了一个“菜农”。种植菜园成了曼德拉在狱中最愉快的消遣，也是他“逃避周围单调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些植物的荣发生长除了给了他耐心和时间感，还有其他意义。而且，曼德拉很快注意到，当狱警吃了囚犯种的番茄后，举起皮鞭的手不再那么有力了。

历史上任何直接针对人性的改造都以失败告终，真正有希望的变革是将人性置于美好的关系（制度）之中，让人性之恶得到规避，人性之善得到弘扬。所以说，不是人坏，是关系（制度）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坏的关系（制度）彻底改变之前，人必定甘于束缚而无所作为。若真如此，新关系（制度）也必然无从建立。

曼德拉谙熟“小处安身”的道理，他很快意识到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长、监狱管理局局长，甚至也不是监狱长，而是负责其监禁区的狱警。前者会以不合规定（制度）为由拒绝给你一条毯子，但走廊内的那位狱警可能会二话不说，立即到仓库里给你拿条毯子。这样的交往在曼德拉眼里意义非凡——狱警身上那些若隐若现的人性，虽然短暂无比，但作为人性永不熄灭的火种，却能给他无穷信心。另一方面，监狱里的这些“小处安身”，也是曼德拉“与敌人对话”的开始，所谓“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

当然，上述权宜之计和细碎的希望并不能掩饰苦难本身，肩负天命者还必须于“大处立命”，融入时代的洪流。熟悉南非转型历史的人知道，南非最终能够平稳转型，仍决定于那是一个敌友双方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一合力，远非曼德拉一人所能完成。除了大主教图图、流亡律师奥比·萨克斯，更有白人政府时期的当政者德克勒克。人势已有，时势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东欧剧变，苏联无力支持非国大，一直拒绝对话的非国大能否与南非白人政府走向谈判桌？如果德克勒克是个铁血的独裁者，曼德拉又是否可以平安地走出监狱？

从这些方面说，曼德拉和南非是幸运的。1993年，放下权柄的德克勒克与走出监狱的曼德拉同时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彰显转型时期当政者与反对派联手推进的积极意义。相较于曼德拉，许多人并不熟悉德克勒克也获过诺奖，大概是因为前者人生实在过于传奇，以至于闪现在德克勒克身上的人性的光辉被部分遮蔽了。对于德克勒克，图图大主教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有较为公允的评价——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历经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当然，幸运同样给了德克勒克。如果德克勒克遇到的是个一心复仇，誓死让白人以血还血的人，他也可能无所作为。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走完了他九十五年的人生历程。曾经有人问他，希望世人如何纪念他，他的回答是——“我希望在我的墓志铭上写一句话：埋葬在这里的是已经尽了自己职责的人”。

为自己尽责，在我看来就是“以己任为天下”，就是“以不负自己之天命而不负世界”。曼德拉的上述遗言让我想起刻在伦敦西敏寺地下无名墓碑上的文字：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据说这是块改变了曼德拉一生的墓碑。几十年前，他因为看到这篇碑文而茅塞顿开，从此放弃了急功近利、以暴易暴的思维，努力于让自己成为亲友和同胞眼中的榜样。几十年后，他终于因为改变并坚持那个最好的自己而改变了他的国家。我不确定这段传闻是否属实，但我确定西敏寺已经在2014年3月宣布将为曼德拉安放纪念石，因为这位黑人的确改变了世界。

曼德拉是一个传说，他将以意义曼德拉的形式在世界流传。2013年初，我在美国开始第二次为期一月的旅行。为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的非暴力抗争史，我横穿大陆，多次搭乘了夜间巴士赶往下一座小城。在那一次次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中，伴我最多的歌声是黄家驹为曼德拉出狱而写的《光辉岁月》。记得有个晚上，当大巴车穿行至一片雪地山林时，耳畔正好传来“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时竟至热泪盈眶。

一个来自东方的游子，在美国的风雪中怀想起远在非洲的曼德拉，这是一幅怎样穿透黑夜的人类精神交流图景？我们总是盼着自由来临的时候，将迎来光辉岁月，其实光辉岁月并非只在将来，更在我们承受并拒绝苦难之时。

2014年8月8日，于东京大学访学期间

译序 勇者曼德拉

谭振学

勇者曼德拉自传的创作本身就充满着传奇色彩。在狱友瓦尔特·西苏陆和凯西的建议下，曼德拉于1975年在罗本岛狱中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罗本岛监狱当局当时对以曼德拉为首的政治犯管理很严，撰写回忆录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开始数周，曼德拉白天去石料厂劳动，晚上吃过晚饭后先睡一觉，然后从晚上10点钟开始在墙上撑起的简易书桌上伏案写作。后来，由于身体实在是吃不消，于是只好请病假不去石料厂劳动。监狱当局似乎对此并不介意。因此，曼德拉得以白天睡觉，夜间秘密地撰写回忆录。为了不让监狱当局发现，曼德拉及其狱友建立起了一条处理手稿的“流水线”。每天，曼德拉把写好的手稿设法交给凯西，凯西看过后再设法把手稿交给瓦尔特，瓦尔特看过后再交给拉鲁·奇巴。最后，由拉鲁·奇巴把手稿转换成微型速记稿。经过4个月的机智而辛勤的劳作，他们终于共同完成了回忆录的初稿。按照刑期，狱友麦克将于1976年出狱，因此将手稿带出罗本岛监狱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在麦克出狱之前，厚达500页的手稿必须妥善隐藏。为此，在狱友的帮助下，曼德拉把书稿分成三捆，分别用塑料布包好后埋在了院子内的角落里。不幸的是，后来其中的一捆被监狱当局无意中发现了。这给曼德拉及其狱友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麦克于1976年12月份被释放。几经周折，麦克成功地把书稿带到了伦敦。在伦敦，麦克对书稿进行了整理，并设法将书稿打印成册。直到1994年，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之后，书稿才经过认真整理正式由英国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该书一面世立即引起了轰动，很快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1995年该书由Abacus（阿巴克斯）公司再次出版。此后，其印刷次数达到27次之多。

曼德拉出身于南非泰姆布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既是泰姆布国王的参事，也是姆卫佐部落的酋长。曼德拉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不久，泰姆布代理国王容欣塔巴收养了他。容欣塔巴对他非常好，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在代理国王的监护下，曼德拉完成了初级和中级学业，并顺利地考取了福特黑尔大学。在学校里，曼德拉不但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学生，而且也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遗憾的是，由于曼德拉坚持原则，拒绝向学校当局低头，最终他不得不选择了中途辍学。

按照他的监护人对他的定向培养，曼德拉本来也可以像其父亲一样做泰姆布国王的参事。但是，为了逃避代理国王为他安排的婚姻，曼德拉毅然决然地与代理国王的儿子一起离家出走。他们两人几经周折来到约翰内斯堡，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受尽了各种苦难和磨炼，先后干过金矿保安、律师事务所学徒、律师。在入不敷出的艰难困苦中，他边谋生边学习，依靠坚忍不拔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南非大学考试，拿到了福特黑尔大学毕业证。随后，他又考取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这为他后来兴办律师事务所创造了条件，也为他从事反对白人专制和种族隔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从事律师工作期间，曼德拉亲眼目睹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野蛮和黑暗。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南非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早在1944年，曼德拉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并参与组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他先后担任过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副主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

1961年，曼德拉创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民族长矛军（又译“民族之矛”），从而结束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无法对南非独裁政府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为应对南非独裁政府要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曼德拉起草了著名的“曼德拉方案”，简称“曼氏方案”。该方案在后来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曼德拉参与领导了一系列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和种族迫害的斗争。最著名的是“沙佩维尔反通行证法大示威”和“全国抗议日大罢工”。随着斗争的深入，南非白人独裁政府对曼德拉及其他非国大党人的迫害和镇压也逐步升级。曼德拉曾经多次被“禁止”（一种限制人身和言论自由的治安处罚）和逮捕：1953年被禁止参加集会2年；1956年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5年；1962年8月被逮捕入狱，同年11月被判处5年监禁；1964年6月12日被判处终身监禁。曼德拉在监狱里度过了27个春秋，其中在罗本岛监狱里就被关押了18年。

即使是在极其艰难的监狱生活中，曼德拉也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他把监狱里的斗争看作整个南非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和种族迫害斗争的一部分，把监狱变成了与白人独裁政府作战的战场和学习的课堂。有人甚至把罗本岛监狱称作“曼德拉大学”。

长期恶劣的斗争和监禁生活并没有摧毁他的身躯和意志，反而使他政治上更加成熟，观察问题更加周全，人格魅力得到了升华。曼德拉的伟大人格和坚强意志甚至感动了监管他的狱警，后来他们彼此竟然成了朋友。这种非凡的人格魅力帮助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世界上最受敬重的政治家。他的贡献已经超越了他的国土。因此，他当之无愧地荣获了许多世界级荣誉：1991年，他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一起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1993年7月4日，曼德拉获得了美国克林顿总统授予的“费城自由勋章”；1993年10月，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一起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98年9月，曼德拉又获得了美国“国会金奖”，成为第一个获此奖项的非洲人；2000年8月，南部非洲共同体授予他“卡马奖”；2005年，曼德拉被联合国任命为“联合国亲善大使”。

作为一位当代伟人，曼德拉博大宽广的胸怀备受世人敬仰。2000年，南非全国警察总署发生了这样一件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在总部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工作人员开启电脑时，电脑屏幕上的曼德拉头像竟逐渐变成了“大猩猩”，全国警察总监和公安部长闻之勃然大怒，南非人民也因之义愤填膺。消息传到曼德拉的耳朵里，他反而非常平静，对这件事并不“过分在意”。他说：“我的尊严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几天后，在参加南非地方选举投票时，当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看着曼德拉身份证上的照片与其本人对照时，曼德拉慈祥地一笑：“你看我像大猩猩吗？”逗得在场的人笑得合不拢嘴。此后不久，在南非东部农村地区一所新建学校的竣工典礼上，曼德拉不无幽默地对孩子们说：“看到你们有这样的好学校，连大猩猩都十分高兴。”话音刚落，数百名孩子直笑得前仰后合，曼德拉也会心地笑了。他善于巧用别人对自己的恶作剧来活跃气氛。在这里，幽默成为曼德拉博大胸怀的自然写照，书写着一种坦荡而豁达的胸襟，也体现着一种“厚德载物”的至高境界。

2003年年底，我有幸去南非参加了商务部机电司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正是利用这次机会，我购得曼德拉先生的自传——Long Walk to Freedom。当时购买此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拜读，并没有翻译出版的打算。

当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这本巨著之后，曼德拉先生那坎坷的人生和志存高远、好学上进、百折不挠、豁达开朗、虚怀若谷、甘愿为人民的利益和正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因此，产生了把这本书译成中文、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的强烈愿望，以便让中国读者深入了解这位南非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当今世界伟人——纳尔逊·曼德拉。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从1月份正式开始动笔翻译。在周围朋友和同事们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下，翻译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到7月份，基本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

翻译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书中出现的南非人名的翻译问题。尽管这些人名都采用英文字母书写，但是，由于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部落，其发音往往与英文习惯大相径庭。据了解，即便是南非人，其中包括南非英国人、南非荷兰人，甚至南非其他部落的人，对于出自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的人的名字，也很难正确无误地把它们读出来。例如，曼德拉的父亲给曼德拉起的名字是“Rolihlahla”。这个名字按照英文发音应该译成“劳利赫拉赫拉”，但是，根据科萨人的发音，这个名字则应该译成“豪利沙沙”。按照英文翻译这个名字不但听起来别扭，而且也无法让南非科萨人接受。为了尽量准确地把书中涉及的大量人名翻译出来，我利用8月份第二次去南非的机会，请教了许多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的南非人，使本书中涉及的每一个名字都基本上得到了核准。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的同事及亲朋好友都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李建生和张台安同志，他们为本书提供了多幅照片，感谢我的同学及好友李华轩同志，他是本书译稿的第一个读者，并为译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还要特别感谢姜洪和王萍女士，她们俩在百忙中为我打印了部分译稿，王萍女士还对部分打印稿进行了校对。

另外，由于时间紧，特别是由于自己的翻译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曹凌志先生通过我单位办公室的同事与我取得联系，出版社已委托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购得了翻译出版Long Walk to Freedom一书的版权，为曼德拉自传再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创造了条件，也为我修改和完善这部巨著的译文提供了机会。

与第1版相比，本版中除对个别地方进行了必要的译文修订外，没有太大的变动，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初版的原貌。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再版增加了“译名对照表”部分，一一列出了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重要历史事件的名称。

好了！说起曼德拉，译者总是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赞美之情。但是，作为序言已经说得不算少了，因此只好就此住笔。

借此机会，我十分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厚爱！

2010年5月于济南

谨以本书

献给我的6个子女：马迪巴和马卡紫薇（我的大女儿）——

他们现在已经去世，以及马卡托、马卡紫薇、泽尼和津泽，

我十分珍惜他们的支持和爱；

献给我的21个孙辈和3个曾孙辈，他们给了我巨大的欢乐；

献给我所有的同志、朋友和那些我为之服务的南非同胞，

他们的鼓励、决心和爱国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源泉。

致谢

正如读者将会发现的那样，本书具有很长的历史。早在我被囚禁于罗本岛期间的1974年，我便暗暗地开始创作本书。没有我的老同志瓦尔特·西苏陆和阿迈德·卡特拉达孜孜不倦的提醒和鼓励，能否完成本书的书稿值得怀疑。

我随身保存的手稿被监狱当局发现并没收了。但是，除了他们独到的书写技巧之外，我的狱友麦克· 马哈拉基和伊苏·奇巴确保将书稿安全地转移到了目的地。1990年出狱后，我也恢复了对本书的完善工作。

自从出狱后，我的日程一直被数不清的责任事务所挤占，因此，留给我写作的自由时间少之又少。幸运的是，我有乐于奉献的同事、朋友和专业人士的帮助。最终，他们帮助我完成了出书工作。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十分感谢理查德·斯腾格尔（Richard Stengel），他与我合作完成了本书的创作。在对本书第一部分的编辑和改写中，以及在后面部分的写作中，他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回想起我们在特兰斯凯一起散步的那些清晨，在约翰内斯堡谢尔大厦和我在霍顿的家中的许多次长时间的采访，总是令人高兴。特别感谢马丽·普法夫，她协助理查德完成了他的工作。同样感谢法蒂玛·弥尔、皮特·马古巴尼、纳丁·戈迪默和伊齐基尔·莫法莱勒，他们的意见和支持使我受益匪浅。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志阿迈德·卡特拉达，他在对本书的修改、校订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为书中信息的准确性提供了帮助。多谢我的非国大办公室的职员们，他们耐心地承担起了后勤工作，特别是芭芭拉·马塞凯拉， 她为本书提供了高效的协调工作。同样感谢伊克巴尔·梅尔，他在本书的商务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我十分感谢我的编辑——“Little, Brown”出版公司的威廉姆·菲利普斯，他早在1990年就开始对本书的出版工作提供了指导意见，后来又对文本进行了编辑工作；也感谢他的同事乔丹· 帕夫林、斯蒂夫·谢利得、麦克曼·马提尔和唐娜·彼得森。我也想感谢盖尔·格哈特教授，她基于事实对书稿内容做了审核工作。

纳尔逊·曼德拉

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光辉岁月

译序 勇者曼德拉

致谢

影像集 自由之路（1918——2013）

第一部 乡村童年

第二部 约翰内斯堡

第三部 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

第四部 斗争是我的生命

第五部 叛国罪

第六部 黑色的海绿花

第七部 利沃尼亚

第八部 罗本岛：黑暗的岁月

第九部 罗本岛：希望的曙光

第十部 与敌人对话

第十一部 自由

［译名对照表］

［纳尔逊·曼德拉年表］

影像集 自由之路（1918——2013）

19岁的曼德拉（1937年）

身着科萨传统民族装的曼德拉

行割礼后的科萨族少年

1952年，曼德拉在他与奥利佛·塔博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那是约翰内斯堡第一家黑人开办的律师事务所。

曼德拉练习拳击

曼德拉与温妮结婚照（1958年）

温妮与女儿津泽

温妮与曼德拉的母亲

1958年叛国罪审判期间的曼德拉

曼德拉在伦敦

转入地下工作的曼德拉（1962年）

曼德拉与西苏陆在罗本岛监狱交谈（1966年）

2011年2月，南非比勒陀利亚的最高法院司法大厦底下的囚室，墙上写着著名的“自由宪章”。1963——1964年利沃尼亚审判中的政治犯们被囚于此，曼德拉在审判期间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已做好赴死的准备”。（CFP供图）

2003年11月28日，南非开普敦罗本岛监狱旧址中曾经关押曼德拉的牢房。（CFP供图）

1990年2月12日，南非开普敦，曼德拉出狱后第二日。左起：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曼德拉、温妮·曼德拉和瓦尔特·西苏陆。（CFP供图）

曼德拉与孙子巴姆巴塔

1990年10月15日，曼德拉访问印度新德里时在圣雄甘地巨幅像下，似在冥想之中。（CFP供图）

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黑人城镇居民排队等待投票，多数黑人期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曼德拉获胜。（CFP供图）

1993年12月10日，曼德拉与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共同接受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5月10日，曼德拉宣誓就职南非总统，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上图：曼德拉在开普敦会见法国总统密特朗；中图：曼德拉在英国与克林顿和布莱尔一起出席文艺晚宴；下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曼德拉。

2007年7月18日，南非约翰内斯堡，曼德拉迎来89岁寿辰，他发起创建的国际长者会也于当日宣告成立。这个独立的智囊机构旨在汇集这些前任领导者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为一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图中左起：曼德拉、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图图大主教。（CFP供图）

2010年5月29日，约翰内斯堡，曼德拉与国际长者会成员会面。左起：曼德拉夫人格拉萨、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图图大主教、美国前总统卡特、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印度自我就业妇女协会创始人埃拉·巴特、前联合国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与曼德拉（坐者）。（CFP供图）

2011年6月21日，曼德拉在家中会见到访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和她的两个女儿。（CFP供图）

2013年6月30日，南非开普敦，美国总统奥巴马偕同夫人米歇尔及两个女儿探访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时的牢房。（CFP供图）

2013年12月15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世纪葬礼在南非的库努村举行。库努村是曼德拉的故乡，他幼时在此地度过了近10年的快乐时光。在经历了壮阔、伟大的一生后，曼德拉终于魂归故里。（CFP供图）

第一部 乡村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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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让我具有强壮体格并与泰姆布王室有着永恒联系的一条生命外，我父亲还给了我一个名字——豪利沙沙。在科萨语中，豪利沙沙字面是“拽树枝”的意思，但其口语意思更为准确，意思是“惹是生非的家伙”。我不相信名字能决定命运，或者说，我不相信我父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预测了我的前途。但是，后来的岁月中，亲戚朋友竟然认为我出生时的名字注定会给我带来许多风风雨雨。直到上学的第一天，我才有了更让人熟悉的英文名字，即教名。但是，现在我正在超越我自己。

1918年7月18日，我出生在姆卫佐。这是一个位于乌姆塔塔地区穆巴谢河边的小村庄。乌姆塔塔是特兰斯凯的首府。我出生的那年，世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场大战中，南非爆发了流感，数百万人在这场流感中死于非命；二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派代表团参加了“凡尔赛和会”，代表们在会上讲述了南非人民的苦难。但是，姆卫佐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地方。生命数百年来一直平静地在这里延续着。

特兰斯凯距离开普敦800英里，距离约翰内斯堡550英里。它位于凯伊河和纳塔尔边界之间，北有德拉肯斯山脉，东有蓝色的印度洋。这是一个美丽的、群山连绵起伏的地区。这里土壤肥沃，数千条小河使它一年四季保持湿润。特兰斯凯曾经是南非最大的行政区划区之一，其占地面积有瑞士那么大，拥有大约350万科萨人，另外还有少量的巴索托人和白人。它是泰姆布人的家园，而泰姆布人又是科萨民族的一部分，我本人是科萨民族中的一员。

我父亲名叫格达拉·亨利·穆帕卡尼斯瓦，他从血缘和传统上说都是一个酋长。泰姆布国王任命他为姆卫佐部落的酋长，但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他的任命需要政府承认。姆卫佐政府以地方行政长官的形式实施统治。作为一位政府认可的酋长，他可以得到一份薪金和一部分由政府从该部落征收的牲畜接种疫苗税和公共牧场税。尽管酋长是一个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角色，但在75年前，这一角色由于白人政府统治的冷漠无情而早已经被贬低了。

泰姆布部落向上追溯20代到雷戴王朝，按照传统，泰姆布人往往居住在德拉肯斯山脉的山脚下。他们从16世纪开始向沿海迁徙，在沿海与科萨民族融为一体。至少从11世纪算起，科萨人就是居住在南非富饶而气候温和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恩古尼人的一部分。恩古尼人在这里以狩猎和捕鱼为生。这个东南沿海地区横跨北起内地大草原、南到印度洋的大片土地。恩古尼人可以被划分为北部部落和南部部落。北部部落由祖鲁人和斯威士人构成；而南部部落则由阿马巴查、阿马崩瓦纳、阿马嘎莱卡、阿马木棼古、阿马木旁多米斯、阿马木旁多、阿比索托和阿比泰姆布组成，他们一起构成了科萨民族。

科萨民族是一个富有自豪感的父系民族，他们拥有表达力强且悦耳动听的语言。他们崇尚法律、教育和礼节，组成了一个平衡而和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每一个科萨人都属于向上追溯到一个祖先的氏族。我是马迪巴氏族的一员。马迪巴氏族是以一位泰姆布酋长的名字命名的，这位酋长在18世纪曾统治着特兰斯凯。作为对我的尊称，常常有人叫我“马迪巴”。

恩古奔库卡死于1832年。他是伟大的君主之一，是他把泰姆布部落联合在了一起。作为传统习惯，他拥有三个后宫：大后宫、右后宫和伊基巴宫。王位继承人通常是从大后宫选择。有人也把伊基巴宫叫做左后宫。解决国王家的争端是左后宫儿子们的责任。大后宫的长子穆提克拉克拉继承了恩古奔库卡的王位。他的儿子中还有恩干盖里兹韦和马叹兹玛。萨巴塔是恩干盖里兹韦的孙子，他从1954年开始统治泰姆布。恩干盖里兹韦是卡尔泽·达里旺伽的长辈。萨巴塔还有一个更为人熟悉的名字是K. D.马叹兹玛，是特兰斯凯的前首相。从法律和血缘关系上说，他是我的侄子，也是马叹兹玛氏族的后代。伊基巴宫的长子是西玛卡德，其弟弟就是我爷爷曼德拉。

尽管数十年中有许多关于我是泰姆布王室的后裔的传说，但是，我刚刚简要叙述的宗谱表明，那些传言都是荒诞之说。尽管我是王室眷属中的成员，但我并不属于作为王位继承人来培养的少数特权人员之列，而是作为伊基巴王室的后代之一，被预备担任像我父亲一样的王室参事。

我父亲有着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皮肤，为人正直，姿态严肃。我认为自己继承了他的这些特点。他有一头盖在额头以上的簇状白发，孩提时代，我往往弄一些白灰搓在头发上去模仿他。父亲很严厉，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他意志坚强，这也是他传给儿子的又一个特点。

我父亲有时被误认为是达林迪叶波在泰姆布当政时期的首相。达林迪叶波是萨巴塔的父亲，他在位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据说他的儿子容欣塔巴继承了他的王位。其实这是误传，根本就没有达林迪叶波这个朝代。但是我父亲所担任的角色与首相并没有什么差别。作为辅佐过两代君主的参事，他经常伴驾外出，并且每当有国王会见英国政府官员的重要活动时，他经常陪伴在国王的身边。他是一位公认的科萨历史专家，部分原因是他作为一名参事得到了承认。我个人早就对历史感兴趣，父亲也鼓励我了解历史。虽然我父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是，他仍然被誉为优秀的演说家。他通过传播欢乐和知识让听众对他的演讲着迷。

后来，我发现父亲不但是国王的参事，而且还是国王的拥立人。20世纪20年代，容欣利兹韦过早地辞世之后，大王后的儿子萨巴塔因为年幼而不能登基。于是，围绕其他王后所生的容欣塔巴、达布拉曼兹和麦里塔法三个最大的王子中谁来继承王位而展开争论。王室征求我父亲的意见，他推荐容欣塔巴继承王位，理由是容欣塔巴受过最好的教育。他说，容欣塔巴不仅是最好的王位继承人，而且还是幼小王子的一位优秀的辅佐。我父亲和几个有影响的酋长都十分重视教育。他们经常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讲这个问题。大家对推荐容欣塔巴继承王位存有争议，因为其母亲的地位相对较低。但是，我父亲的意见最终被泰姆布王室和英国政府采纳了，容欣塔巴后来以我父亲当时无法想象的方式作了报答。

众所周知，我父亲有四个妻室，其中的第三个就是我母亲诺塞凯尼·范妮。她是恩凯达玛的女儿。恩凯达玛出生于科萨民族中的阿马穆俳夫家族，属于右妻室。大妻室、右妻室（我母亲）、左妻室和伊夸狄（也叫家务助理）四个妻室都有自己的克拉尔。一个克拉尔就是一处家园和田产，通常由存放牲畜的围栏、种植农作物的田地和一座或多座圆草顶房子构成。我父亲四个妻室的克拉尔彼此相距数英里，他定期轮流在四个克拉尔居住。我父亲和四个妻室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其中四个男孩、九个女孩。我是他右妻室的长子，也是他四个儿子中最小的。我有三个姊妹，她们是巴利韦、诺坦楚和玛库茨瓦娜，其中巴利韦在三姊妹中最大。尽管父亲的长子是穆拉尔瓦，但是，父亲作为酋长的继承人是大妻室生的达利基里。达利基里死于20世纪30年代。除了我以外，父亲的儿子都已经去世，他们从年龄和家庭地位上说都高于我。

当我还是一个新生婴儿的时候，我父亲陷入了一场围绕剥夺他的姆卫佐酋长职务的争论。此事充分反映了他的人格素质。我相信他的这种素质也传给了他的儿子。我坚持认为教养而非天性，是人格的主要造型材料。但是，我父亲具有一种富有自尊心的叛逆性格和追求公道的、百折不挠的正义感。这也是从我自己身上可以找得到的性格。作为一个酋长，或者正如白人经常说的那样叫首领，我父亲必须不但要服从泰姆布国王的领导，还要服从当地英国政府的行政长官的领导。有一天，我父亲管辖下的一个老百姓因丢失了一头牛而告了他。行政长官立即送信要我父亲去见他。当我父亲收到这封召见信的时候，他作了如下回复：“Andizi，ndisaqula”（我不去，我还准备战斗）。当时，这种违抗英国政府的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我父亲所作出的反应说明，他相信英国政府没有法定的权力能对他怎么样。当遇到氏族问题时，他不是按照英国国王的法律去处理，而是按照泰姆布惯例去处理。这件事不是一个愿意去或不愿意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他是在维护他作为一个酋长的传统权力而向英国政府挑战。

当这位行政长官收到我父亲的回复时，他立即指控我父亲犯上作乱。但没有人对此事进行询问和调查，因为这种指控只适用于白人公务员。这位行政长官干脆罢免了我父亲，于是曼德拉家族的酋长地位就结束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过我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的父亲按照当时的标准是一个富有的贵族，这样一来，他既失去了财富，又失去了官职。他被剥夺了绝大多数本属于他的牲畜和土地，也失去了这些牲畜和土地给他带来的收入。由于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母亲只好搬到库努去居住。那是一个位于姆卫佐北面比较大一点的村子，在那里她可以得到亲戚朋友的接济。虽然我们在库努的居住条件不太体面，但正是在乌姆塔塔附近的这个小村落里，我度过了孩提时代中最愉快的岁月。并且正是在那里，我开始了我最初的记忆。

2...

库努村位于狭窄而杂草丛生的山谷，清清的小河在这里相互交错，村子被环抱于青山之中。这里不过居住着几百人，都是清一色的茅草房。这种茅草房的结构如同蜂窝，墙是泥巴墙，房中央立着一根柱子，支撑着用草搭成的锥形房顶。地面是用粉碎了的蚁巢上面的土丘硬壳铺成的，通过定期涂上新鲜牛粪使它保持光滑。烟从房顶上冒出，房子唯一与外面相通的就是一个低矮的门道。人们必须弯下腰才能从门道里通过。居住区内的茅草房一般是成组建造的，并且选择在玉米地附近。那里没有大路，只有被赤脚的小孩和妇女们在草地上踏出的羊肠小道。村子里的妇女和小孩身上都裹着用赭石染成的毯子，只有很少的基督教徒穿西式服装。牛、绵羊、山羊和马都在公共牧场上吃草。库努周围的土地上基本没有树，只有远处的小山上有一片片白杨。土地本身归国家所有。那时，非洲人在南非几乎没有土地，租种土地的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租金。在这个地区，有两所私立小学、一座仓库和一个用来为牲畜洗去寄生虫和污物的水池。

玉蜀黍（西方称玉米）、高粱、大豆和南瓜构成了我们的主要食品。这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食品情有独钟，而是因为南非人买不起其他富有营养的食品。村里的富裕户另外会有茶、咖啡和糖之类的食品。不过，对库努村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食品是他们无法得到的奢侈品。浇地、做饭、洗涮用水都是用水桶从河里或泉边打来的，这是妇女们干的活儿。的确，库努是一个妇女儿童村：多数成年男人大部分时间都在遥远的农场或矿脉一带的金矿上打工。矿脉是一个由含金量很高的岩石和页岩构成的山脉，它形成了约翰内斯堡的南部边界。他们可能一年回两次家，主要是回乡耕作自己的土地。锄地、拔草和收割等农活都留给妇女和孩子们去做。村子里极少数人能读书写字，教育这个概念对多数人仍然是陌生的。

我母亲在库努有三座茅草房。根据我的记忆，三座茅草房内总是被亲戚家的幼童挤得满满的。实际上，在我的记忆中，我作为一个孩子似乎从来没有独处过。在非洲文化中，姑姨叔舅家的儿女都被认为是兄弟姐妹，而不是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我们不像白人那样划分亲属关系。我们没有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我母亲的姊妹我也叫母亲，我叔叔的儿子也是我的兄弟，我兄弟的孩子也是我的子女。

我母亲的三座茅草房，一座用来做饭，一座用来睡觉，一座用来储藏东西。我们睡觉的那座房子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家具。我们睡在席子上，坐在地板上。在去穆克孜韦尼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枕头。我母亲在房间中心或房子外面点起的火堆上用三脚锅做饭。我们吃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和制作的。我母亲自己耕种并收割玉米，玉米干了以后才从地里收获回家。玉米被装在袋子里或放在地里挖的坑内储存。妇女们用不同的方法对玉米进行加工。她们用石磨将玉米加工成玉米粉，用来做面包；或者是先把玉米煮熟，然后再加工成“阿穆佛苏拉”（一种就酸奶吃的玉米面）或“阿蒙苦梢”（玉米面粥，有时也掺上大豆）。玉米有时供应不足，但从我们家的牛和羊身上挤出的奶却总是充足的。

从年龄不大的时候开始，我的空余时间多数都是在多岩石的草地上度过的，和我们同村里的其他男孩子一起玩耍和打斗，因为整天在家里围着母亲围裙转的男孩被认为是懦夫。晚上，我把我的食物和毯子同这些孩子一起分享。不到5岁的时候，我就成了一个牧童，在田野上照料牛羊。我发现，科萨人给牛加上了几乎神秘的色彩。他们不但把牛作为食物和财富的来源，而且也把它们看作上帝的赏赐和幸福的源泉。正是在田野里，我学会了如何用弹弓把飞鸟从天空打落，如何采集野生蜂蜜、水果和可食根类，如何直接从牛的乳房吸取热而甜的牛奶，如何在又清又凉的河中游泳，如何用线和一头磨尖的铁丝钓鱼。我还学会了“棍战”，这是一种乡下非洲男孩都要掌握的基本格斗知识，也是各种格斗技术的基础。例如，“躲闪出击”、“声东击西”、“快步逃脱”。在这些时光中，我建立起对多岩石的草地、广阔的田野、大自然的简单之美以及清晰的地平线的热爱。

作为男孩子，我们可以毫无约束地玩耍。我们玩自己制作的玩具，用黏土制作各种飞禽走兽，用树枝制作牛拉雪橇，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运动场。库努周围的小山上到处都是平滑的石块，我们用石块做成“过山车”。我们坐在平滑的石块上从平滑的大岩石上滑下来，一直玩到我们的屁股酸痛无比、无法坐下为止。我在断了奶的小牛背上练习骑术，摔下几次后就学会了这种技术。

一天，我从一头没有驯服的驴子那里得到了一个教训。我们轮流在驴背上爬上爬下，轮到我的时候，我一跃爬上了驴背，驴子一阵狂奔后钻进附近的荆棘丛中，它猛一低头想把我摔下来。我还真的被它摔了下来，我的脸被荆棘刺破了。这时，我的朋友们来到了我的面前。像东方人一样，非洲人很有自尊心，或者说非洲人如同中国人所说的很要“面子”。我在朋友面前丢了脸。尽管是一头驴子把我摔下来的，但是，我懂得了羞辱别人就是让人家遭受一种不必要的、残酷无情的打击。即使是在很小的时候，我打败了我的对手，我也不会羞辱他们。

通常，男孩子会找男孩子玩。但是，有时候也容许我们的姐妹和我们一起嬉戏。男孩和女孩都玩诸如“恩迪兹”（ndize，捉迷藏）和“埃塞阔”（icekwa，抓人游戏）之类的游戏。不过，我最喜欢与女孩子们玩的游戏是我们叫做“基萨”（khetha）或“挑选你最喜欢的那一位”的游戏。这不是一种很有组织的游戏，而是一种在我们请到一群年龄同我们相仿的女孩子后即兴玩的游戏，要求她们每人从我们中间挑选一位她喜欢的男孩。我们的游戏规则规定，尊重女孩子的选择，一旦选中她所喜欢的男孩，她可以在她喜欢的那个幸运男孩的护送下继续她的行程。但是，女孩子都很聪明，比我们这些愚蠢的男孩子精明得多。她们常常商议后再挑选一个男孩，通常是最平庸的一位，然后她们会在回家的路上戏耍他一路。

男孩子最普通不过的游戏莫过于“森提”（thinti），和大多数男孩子们玩的游戏一样，“森提”是一种富有孩子气的战争模仿游戏。两根棍子作为打击的靶子，将一头牢牢地直插入地中，彼此间相距100英尺。游戏的最终目标是每个队向对方的靶子扔棍子并将靶子打倒。我们每人都要捍卫自己的靶子，并设法阻止对方补给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还组织起来同邻村的男孩子们进行比赛。在这种友谊赛中，获得胜利的那些人很让人羡慕，作为获得胜利的大将理所当然要接受大家的庆贺。

做完这种游戏后，我回到母亲的克拉尔，这时母亲正在那里做饭。我父亲常常给我讲历史战争和科萨战争英雄的故事，而母亲则常常会给我讲科萨人的传奇故事和寓言。这些故事往往让我非常入迷。这些传奇故事和寓言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已经流传了无数代。这些故事激发了我幼年的想象力，其中就包含一些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记得母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个行人的故事：有一个行人遇见了一位双目患严重白内障的老婆婆。她请求这个行人给予帮助，而他没有帮她。然后又来了一位行人，老婆婆又赶上前去，请求他帮她治疗自己的眼睛。尽管第二位行人有点不愿意帮她，但最终还是按照老婆婆的请求做了。白内障奇迹般地好了，老婆婆变得年轻又漂亮，最后这个行人与她结了婚，并从此富了起来。这是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但是，它有着深刻的寓意：行善和慷慨助人总会得到自己意想不到的报答。

像所有的科萨孩子一样，我主要靠观察积累知识。我们的父辈要求我们通过效仿和竞争获得知识，而非通过提问来增长见识。当我第一次到白人家里去的时候，我对孩子们向他们的父母提问的次数和性质以及他们的父母无不愿意一一回答感到惊奇。在我家里，孩子向大人提问题是令人厌烦的事情，成年人只有认为有必要时才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生活，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由当时的习惯、礼节和戒律决定的。毫无疑问，这是我们生命的全部。男人们沿着父辈为他们铺设的路子往前走；女人们则过着与其母亲所过的相同的生活。虽然没有人告诉我，但我很快懂得了男女之间相处的规矩。我发现一个男人不能进入刚刚生过孩子的妇女的房间，一个刚刚结婚的女人不举行仪式不能进入新家的克拉尔。我还懂得了忘记自己的祖先会招来厄运并在生活中失败。如果你做了有辱你祖先的事，唯一的赎过办法就是求助于传统司神人员或氏族长辈与祖先沟通并表达深深的歉意。所有这些信仰对我来说都是很自然的。

孩提时代，我在库努很少见到白人。当地的行政长官当然是白人，他也是距离库努最近的一个商店的店主。偶尔有白人或白人警察从这里路过，这些白人对我来说看上去就像上帝那样尊贵，他们既让人畏惧又让人尊敬。但是，他们在我生活中的影响是遥远的，我一般很少想或根本就不想我们自己的人民与这些令人好奇而距离遥远的人之间的关系。

在库努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不同氏族或氏族部落之间的唯一矛盾是科萨部落与阿马木棼古部落之间的隔阂。阿马木棼古是居住在我们村里的一个少数氏族部落。埃马非卡尼时代，阿马木棼古部落在逃离沙卡祖鲁军队后来到了东开普。1820——1840年，由于沙卡祖鲁国的崛起，爆发了大战和移民浪潮。在此期间，祖鲁军队企图用武力征服和统一所有的部落。阿马木棼古部落是来自埃马非卡尼的难民，他们原不是讲科萨语的氏族。他们被迫去做其他非洲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在白人的农场和白人企业中劳作。这些都是科萨人看不起的工作。但是阿马木棼古人民是勤劳的人民，他们与欧洲人接触，因而往往比其他非洲人接受的教育更多，也更西方化。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阿马木棼古是最先进的部落。他们为我们提供职员、警察、教师、公务员和翻译。他们也是最早信仰基督教、最早建造好房子、最早用科学方法从事农业生产的非洲人。他们比他们的科萨同胞更富有一些。他们接受了传教士的公理，即信仰基督教就是文明化，文明化就是信仰基督教。科萨人对阿马木棼古人仍然有些敌对情绪，但我认为这更多的是出于嫉妒，而不是部落之间的敌对。根据我小时候的观察，这种敌对形式是相对无害的。在那个阶段，我没有目睹也不会怀疑，发生暴力的部落之间的这种敌对情绪最后会被南非的白人统治者进一步激化。

我父亲不赞成当地人对阿马木棼古人的偏见，并且他还与阿马木棼古两兄弟乔治和本·穆贝克拉成了朋友。两兄弟在库努村非同一般：他们受过教育并皈依了基督教。老大乔治是一位退休教师，本·穆贝克拉是一名警察士官。尽管穆贝克拉兄弟信奉另外的宗教，但我父亲却仍然远离基督教而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地信仰伟大的科萨精神——“夸马塔”——父辈的上帝。我父亲是一个非正式任命的神职人员。他主持宰杀牛羊的宗教仪式，并且主持关于种植、收割、出生、婚嫁、入会、丧葬等当地传统礼仪。其实，他不需要被任命，因为科萨传统宗教是以博大为特点的，所以在神圣与世俗、自然与超自然之间只有很小的区别。

虽然穆贝克拉兄弟没有在我父亲身上产生影响，但他们的确影响了我母亲，她皈依了基督教。事实上，范妮就是她的基督教教名，因为她是在教堂里开始叫这个名字的。由于穆贝克拉兄弟的影响，我自己也成了卫理公会的教徒，或者按照当时的叫法，我成了“美以美教派”的教徒，并且被送进了学校。穆贝克拉兄弟经常看见我在一边玩耍或放羊，并经常过来与我谈话。一天，乔治·穆贝克拉拜访了我母亲。“你儿子是个聪明的小家伙，”他说，“他应该去上学。”我母亲没有吭声。我们家没有人上过学，所以我母亲对穆贝克拉的建议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她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我父亲去作决定。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我父亲立刻决定他的小儿子应该去上学。

学校只有一间房子，屋顶是西式的房顶，在库努山的另一侧。我当时7岁，在我上学的头一天，我父亲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要上学必须要适当着装。直到那时，我同库努村里的其他男孩子一样，身上只有一条毯子，把毯子绕一边肩膀一裹，然后别在腰间。我父亲拿了他的一条裤子，在膝盖处一剪，然后让我穿上。这条裤子长短倒基本合适，但裤腰太肥。我父亲就用细绳对裤腰进行了收缩处理。我穿着这条裤子一定是一副滑稽相，但是，我感觉穿什么衣服都比不上穿父亲这条裤子更骄傲。

上学的第一天，我的老师穆丁佳尼女士给我们每人起了个英文名字，并告诉我们，从今以后这个英文名字就是我们在学校里用的名字。这在那个年月是非洲人的习惯，但毫无疑问，这是英国人对我们教育的偏见造成的。我所接受的教育是一种英国教育，在这种教育下，英国思想、英国文化和英国政体自然被认为是最优越的。在非洲文化中根本就没有这种事。

我这一代非洲人，即使是今天，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英文名字，一个非洲名字。白人不是不能就是不愿意念非洲名字，他们认为有一个非洲名字是不文明的。那天，穆丁佳尼女士告诉我，我的新名字叫纳尔逊。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起这个名字。可能与英国伟大的船长纳尔逊爵士有某种关系，但这仅仅是一种猜测。

3...

我9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预感到家中要出乱子。我父亲回来了，他通常轮流去看望他的四位妻子，大概一个月来我们这里住一个礼拜。然而，这一次却不是他通常来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我母亲的房间里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一阵阵地咳嗽。凭我这个小孩的目光也能看出，父亲将不久于人世了。他患了某种肺病，但到底是什么病并没有确诊，因为我父亲从来就没有找医生看过病。他连续在房内躺了好几天，既不动弹也不讲话。随后，有一天夜里，他的病情加重了。我母亲和我父亲最小的夫人娜达伊玛妮正伺候在他身旁。那天深夜，他呼喊娜达伊玛妮：“给我拿烟来。”我母亲和娜达伊玛妮经商量后认为，在他处于这种状态下抽烟是不明智的。但是，他却坚持要抽。最后，娜达伊玛妮只好给他装好烟袋，点上后递给他。我父亲抽上烟并安静了下来。他几乎不住地抽了一个小时，然后就去世了。他的烟袋仍然冒着烟。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大的悲痛。尽管我母亲是我生存的核心，但是，我还是认为自己不能没有父亲。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父亲的去世会立刻改变我的一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哀悼之后，母亲告诉我，我将要离开库努。我没有问她为什么，也没有问上哪里去。

有一天大清早，我带上属于我的几样东西，向西踏上了新的旅途。我为父亲的去世感到悲伤，更为我行将离开的这片土地感到悲伤。库努是我知道的全部，我以一个小孩热爱他的第一家乡的方式无条件地热爱着它。在身后那些小山丘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之前，我回转身来，寻找想象中的村庄是什么样子。我能够看到那简陋的房屋和四处奔波的村民，我能够看到我曾经与其他孩子一起戏水的小河，我能够看到那一片片的玉米地和成群的牛羊正在懒洋洋地吃草的草场。我想象我的小朋友们外出打鸟、直接从牛的乳房吸食甜甜的牛奶、在小河尽头的水池里跳跃的情形。尤其是，我的目光停留在了那三座圆顶茅草房上，在那里，我得到了母亲的慈爱和呵护。正是在这三座圆顶茅草房内，我感受到了世间所有的幸福和愉快。就这种生活本身，我为在离开前没有亲近它们而感到后悔。我无法想象，我面对的将来能从哪些方面与我就要抛在身后的过去相比拟。

我们默默地步行，直到太阳慢慢地接近地平线。但是，母亲与儿子之间的沉默并不是孤独的。母亲和我之间的话本来就很少，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有很多的话语。我绝不怀疑她对我的爱和支持。这是一次筋疲力尽的长途跋涉，我们沿着多石而尘土飞扬的道路，越过起伏的山峦，穿过无数的村庄，一路上没有停步。傍晚时分，在一个绿树环绕的山谷里，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村庄中心有一个大宫殿，这是一座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宫殿”。望着它，我只有感到惊奇。大宫殿的建筑由两个长方形的大房子和七个圆形的大房子构成，都刷着白色的石灰，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更加耀眼夺目。宫殿前有一个大菜园，玉米地四周种着桃树。宫殿后有一个更大的菜园，里面有苹果树、蔬菜，还有一个狭长的花园和一片金合欢。宫殿附近是一个白灰粉刷的教堂。

主房前面的门道上有两棵增光添彩的橡胶树，树荫下大约坐着20位长者。宫殿周围有一大群牛羊在茂盛的草地上吃草，至少有50头牛和500只羊。一切是那样井井有条。这是一派我想象不到的、富庶而有秩序的景象。这个宫殿叫穆克孜韦尼，是泰姆布临时首府，也是泰姆布人民的摄政王——容欣塔巴·达林迪叶波的王宫。

正当我被这座壮丽的宫殿深深地吸引住的时候，一辆豪华轿车隆隆地驶进西大门，坐在树下的那些人立刻摘下帽子，然后站起来呼喊：“Bayete a-a-a, Jongintaba!”（向容欣塔巴致敬！）这是科萨人向其首领致意的传统礼节。从车内（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气派的汽车就是福特V-8）走出一位身穿华丽服装、身材不高但体格健壮的人。我能看出他是一位充满信心、习惯于行使权力的人，他的名字对他来说也很合适，因为容欣塔巴字面上就是“雄视群山”的意思。他受人敬仰、强健有力、仪表非凡，黑黑的皮肤，容貌儒雅。他随和地与树下的那些人一一握手。后来我才知道，树下的这些人是泰姆布最高行政院的组成人员。这就是即将成为我的监护人并且是今后十年中抚养我的那个人。

在惊奇地看到容欣塔巴及他的行政院班子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棵从地里连根拔起并被扔进河中心的小树苗，无法抵抗那强大的水流。我既感到迷惑，又感到敬畏。到这时，我除了高兴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想法。我除了想吃好并成为一名棍战冠军之外再没有别的野心。我本来不想有钱、有地位、有名声或有权力。但是，一个新世界忽然展现在我的面前。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在忽然面对时来运转的时候，经常发现自己被许多诱惑所欺骗，我也不例外。我感觉许多已经树立起的信仰和忠诚开始渐渐消失，父母给我打下的单薄的基础开始动摇。在那个时刻，我看到生活可能会给我带来比当棍战冠军更好的前程。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父亲临去世前，容欣塔巴提出要当我的监护人。他将会把我当做他自己的孩子，我将得到和他的孩子们一样的待遇。我母亲没有别的选择，她没有拒绝摄政王的提议。尽管她会想念我，但让她高兴的是，在摄政王的呵护下我将会得到更好的教育。摄政王没有忘记，正是在我父亲的干预下，他才成为至高无上的代理国王。

我母亲在穆克孜韦尼住了一两天后就回了库努。我们之间的别离并没有激动。她没有训诫，没有嘱托，也没有与我吻别。我知道，她不想让我为她的离去而感到伤心。当然，这种伤心是毫无疑问的。我知道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希望我受教育，以便将来有好的前程。然而在库努，我无法实现他寄予我的厚望。她那温柔的表情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母爱和支持。在她即将离我而去的那一时刻，她转过身来对我说：“Uqinisufokotho, Kwedini !”（振作起来，我的孩子！）小孩子常常最不会伤感，特别是在他们正沉溺于某种欢乐之中的时候。就连我亲爱的母亲也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即将离开我的时候，我仍然满脑子沉浸于新家的兴奋之中。我怎么会不振作起来呢？我已经穿上我的监护人专门为我新买的漂亮衣服。

我很快适应了穆克孜韦尼的日常生活。一个小孩的适应能力往往是很强的，虽说并非完全适应，但是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大王宫，就好像我一直生活在这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奇幻的王国，一切都那样令人愉快。在库努是平淡的日常生活，而在穆克孜韦尼却变成了冒险。当我没有上学的时候，我曾经是农夫、车夫和牧童。我骑马，用弹弓打鸟，找别的男孩子一起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有时，我们跳舞，并聆听泰姆布少女美妙的歌声和掌声。尽管我想念库努和母亲，但是，我完全被这个新的世界吸引住了。

我在一所与王宫相邻的独屋学校里上学，在那里学习英语、科萨语、历史和地理。我们学的是Chambers English Reader。我们在黑色石板上做作业。我们的老师是法达纳先生，后来是吉克瓦先生，他们对我特别感兴趣。我在学校里学习好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勤奋。我的自我约束能力在姑妈法斯维的帮助下得到了加强。她就住在王宫里，她每天晚上都要仔细检查我的作业。

穆克孜韦尼是卫理公会的一个传教站，远比库努繁华，西方化的程度也比库努高。那里的人穿着时髦，男士穿西装，女士受新教派传教士的影响，身穿又厚又长的裙子和高领衬衫，并且肩上披着披肩，头上围着头巾。

如果穆克孜韦尼的世界是以摄政王为核心，那么我的小世界就是以摄政王的两个孩子为核心。老大佳士提斯是摄政王唯一的儿子，是王室的继承人；诺玛福是摄政王的大女儿。我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受到完全相同的待遇。我们吃的是同样的饭，穿的是同样的衣，干的是同样的事。后来萨巴塔的大哥、王位继承人恩凯考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四人组成了一曲“四重奏”。摄政王和王后对我就像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把我抚养长大。他们为我操心，教育我，也惩戒我。这一切都是出于对我的爱。容欣塔巴为人严肃，但我从来不怀疑他对我的爱。他们叫我“塔陶木库鲁”，这是对我的爱称，是“爷爷”的意思。因为他们说，当我很认真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个老年人。

佳士提斯比我大四岁，在我眼中，他是除了我父亲之外的第一个英雄，我非常敬重他。他已经在克拉基伯雷上学，那是一所寄宿学校，离穆克孜韦尼大约60英里。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体格健壮，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特别擅长田径及场地项目，如板球、橄榄球、英式足球；他快活外向，是一位天生的演员。他有使观众为之倾倒的歌喉，他的舞蹈也能使观众迷得目瞪口呆。他有一大群女性追随者，不过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有些人认为他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佳士提斯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不同：他性格外向，而我性格内向；他无忧无虑、漫不经心，我严肃认真；他什么都来得容易，而我必须依靠自己努力。我认为，年轻人在各方面都要向他看齐，都要以他为榜样。虽然待遇相同，但我们的命运却是不同的：佳士提斯将根据继承权成为泰姆布最有权力的酋长，而我则将取决于摄政王的慷慨，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每天在王宫里出出进进地做事，当然是为摄政王做事。我最愿意干的事是给摄政王熨衣服，这是一项非常令我引以为豪的工作。他有六套西装，我要花个把小时才能把他裤子上的褶子熨平。他的王宫可以说由两所薄顶西式房子构成。那个年月，没有几个非洲人拥有西式房子，它们被认为是拥有巨大财富的象征。围绕着主房呈半圆形坐落着六座圆形房子，里面都是木地板铺地，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摄政王和王后住在右面的圆形房子里，王后的妹妹住中间那座，左面的圆形房子是餐厅。王后的妹妹住的那个圆形房子地板下面有蜂房，我们有时掀开一两块地板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蜂蜜。我搬来穆克孜韦尼不久，摄政王和王后就搬进了中间那个圆形房子里，它自然就成了大王后宫。大王后宫附近有三个小一点的圆形房子：一个供摄政王的母亲住；一个供来访的客人住；一个供佳士提斯和我共同居住。

在穆克孜韦尼，左右我生活的两条原则是王权和基督教教规。尽管当时我没有把这两条原则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但它们之间并不容易协调。依我看，基督教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体系，倒不如说是马替奥罗牧师个人的信条。我认为，他的存在体现了基督教的诱惑。他与摄政王一样家喻户晓、令人敬爱，可以说是摄政王在精神方面的领路人，这个事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教堂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事实上可以说非洲人所有的成就似乎都是来自教堂的传教。宗教学校培训传教士、翻译和警察，而当时这些人代表了非洲人的最高理想。

马替奥罗牧师是一个55岁左右的矮胖子，他用一副低沉有力的嗓子讲道和吟诵。当他在穆克孜韦尼西部的那座简易教堂讲道时，大厅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厅里响彻着信徒们的赞美之声。此时，女士们会跪在他的脚下乞求得到拯救。我到了王宫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他仅仅用一部《圣经》和一个灯笼就赶走了一个危险的魔鬼。我认为，在这个故事里，既没有不真实性也没有矛盾。马替奥罗牧师讲的卫理公会有所不同，掺杂着一点万物有灵的味道。上帝是聪明和万能的，但是，他也是个复仇心很强的上帝，不会让任何邪恶逃脱惩罚。

在库努，我唯一一次去教堂是我受洗礼的那一天。宗教是我因为母亲而迷上的一种仪式，我对这种仪式并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在穆克孜韦尼，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每个礼拜天都跟随摄政王和王后去教堂。摄政王对他的宗教信仰非常认真。事实上，他给我的唯一一次庇护是在我没有去教堂做礼拜而是去参加了与另一个村里的孩子打架的时候，后来我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

这不是我由于冒犯传教士而受到的唯一一次指责。一天下午，我溜进马替奥罗牧师的菜园偷了一些玉米，并在菜园里藏着吃起来。一位小姑娘看见我在菜园里吃玉米，立即向牧师告了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传扬了出去，并传到了摄政王王后那里。那天晚上，她一直等到祈祷的时间——这是每天在家中举行宗教仪式的时间。对我所犯的错误，她责备我拿了一个可怜的上帝服务人员的食物，给家里丢了人。她说，小鬼一定会带我去赎罪。我感到既害怕又羞愧：怕的是我将受到上帝的惩罚，羞愧的是我玷污了摄政王，毁坏了家里的名声。

因为摄政王受到白人和黑人的普遍尊敬，而且拥有似乎不可动摇的权力，所以我认为王权就是生活的中心。王权的力量和影响在穆克孜韦尼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任何人能获得影响和地位的主要方法。

我后来关于王权的认识是通过观察摄政王和他的内阁而受到深刻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我经常通过王宫召开的部落会议进行观察和学习。这些会议并非预先计划举行的，而是根据需要举行，研究各种国家大事，如旱灾、确定宰杀的牛、行政长官要出台的政策，或者英国政府新颁布的法律。所有的泰姆布人都可以自由参加，他们都骑马或步行来开会。

在这种场合，摄政王都是被他的智囊团或者被称为高参的一伙人簇拥着，这些高参起着摄政王的议会和司法部的作用。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士，脑子里装着部落的历史和风俗，他们的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召集开会的通知从摄政王的王宫发到参加会议的那些部落首领和酋长那里后，泰姆布王国各地的重要人物很快都会来到王宫。客人集中在摄政王王宫前面的大院内，摄政王将首先感谢大家来参加会议，并说明为什么把他们召来，然后宣布正式开会。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发表任何意见了，直到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才开始讲话。

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发表意见，这是最单纯的民主。在这些讲话的人中，可能有重要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发表意见，包括酋长和庶民、军人和医生、店主和农民、农场主和雇工。一个人讲话时，不准有人打断。会议要持续好几个小时。自我管理的基础是大家都能自由地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意见意味着公民是具有平等价值的（女人恐怕天生就是二等公民）。

开会的这一天要举行盛大宴会，我总是边听边吃，常常由于吃得太多而肚子痛。我看到，有的人胡吹海侃，却似乎总是说不到点子上，而有的人直接切入话题，观点清晰而有说服力；我看到，有的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试图用情感和戏剧语言来打动听众，而有的人则镇定、平和，避免激动的情绪。

起初，我对会议的热烈气氛感到吃惊。人们热烈、直率地批评摄政王，不仅仅是有人批评他，事实上，他常常是批评的主要目标。但是，不管对他的批评何等激烈，摄政王总是认真听，也不为自己辩护，丝毫也不激动。

会议一直开到达成某种共识后，在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但和谐有时是由不和谐达成的协议，等到一个更恰当的时间再提出解决办法，民主的意思就是让大家都发表意见，并且集中大家的意见后形成一种决议。“大多数原则”只是外国人的一种概念，少数人的意见也不能因大多数原则而不予理睬。

只有到了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随着太阳将要落山，摄政王才发表讲话。他讲话的目的首先是总结大家所讲的内容，并且在不同意见中形成某些共同的认识。但是，不会有强加于持不同意见者的结论。如果达不成共识，他将再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会议结束时，唱颂歌的歌手或者诗人会向古代的国王献颂歌，对现在的领导人则既称赞又讽刺。在摄政王的带领下，观众会哄堂大笑。

作为一个领导人，我总是遵循我起初在王宫看到的摄政王演示过的原则。我总是努力倾听参加讨论的每一个人发表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通常情况下，我自己的意见仅仅是我在讨论中听到的一种共同认识。我总是记着摄政王的至理名言。“一个领导，”他说，“就像一个牧羊人。他站在羊群后面，让最敏捷、最聪明的羊走在前面，而其它羊则紧随其后。不要指望从羊群后面对它们发号施令。”

正是在穆克孜韦尼，我才开始培养起对非洲历史的兴趣。直到那时，我只听说过科萨英雄的故事。但是，在王宫内我又知道了其他的非洲英雄，如巴培迪国王塞库库尼、巴索托国王摩舒舒、祖鲁国国王丁冈，另外还有巴木巴塔、辛沙、马卡纳、蒙齐瓦和科嘎玛。我是从王宫解决争端和审理案件的酋长和头领那里听到这些英雄人物的。这些人虽然不是律师，但是他们介绍案情，然后再对案件进行裁决。有时，他们早早办完事后就坐下来讲故事，我则徘徊于他们的周围静静地听。他们使用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方言，演讲严谨而庄重，神情不慌不忙。我们语言的传统节奏富有长长的韵味和表演性。

开始时，他们撵我走，说我太小了，听不懂。后来，他们让我为他们取火或者打水，或者告诉女士他们要喝茶。在早些日子里，他们分派我的差事太多，无法听全他们的谈话。但是后来，他们允许我待在那里听，我知道了许多抵抗西方统治的伟大的非洲爱国志士。这些非洲战士的光荣事迹激发了我的想象力。

最老的一位酋长是兹韦立班纪利·兆伊。他用古老的故事招待聚集在一起的老人。他是恩古奔库卡国王的大王后生的儿子。兆伊酋长太老了，他长满褶子的皮肤罩在身上就像一件宽松的外衣。他慢条斯理地讲着故事，并且常常由于一阵阵激烈的咳嗽而被迫中断几分钟。兆伊酋长是泰姆布历史的权威，因为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生活了许多年。

但是，兆伊酋长经常就像个孩子一样，当讲到恩干盖里兹韦国王军队中的战士们抗击英军的时候，他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兆伊酋长一边讲着胜利和失败的故事，一边挥动着长矛，沿着草原潜行，他还讲述过恩干盖里兹韦的英雄主义、慷慨和谦让。

兆伊酋长讲的故事人物并不全是泰姆布人。他第一次讲到科萨人以外的战士时，我不知其所以然。我就像一个崇拜当地足球英雄的男孩，对于与自己没有联系的外国球队的球星不感兴趣。直到后来，我才被非洲历史的广阔范围和所有非洲英雄人物的事迹所感动。

兆伊酋长控诉白人，他认为是他们故意分裂科萨部落，使科萨兄弟四分五裂。白人告诉泰姆布人，他们真正的领袖是大西洋对面伟大的英国女王，泰姆布人是她的臣民。但是，英国女王除了给黑人带来苦难和不忠不义之外，什么也没有带来。如果她是一个领袖，那她也是一个罪恶的领袖。兆伊酋长的战争故事和他对英国的控诉使我感到气愤和上当受骗，好像我已经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

兆伊酋长说，非洲人民，直到白人带着冒火的武器来到非洲之前，一直生活在相对安静的生活之中。他说，以前泰姆布人、旁多人、科萨人和祖鲁人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儿子，他们像兄弟一样生活，白人破坏了各部落之间的兄弟情义。白人对土地十分渴望和贪婪，而黑人同他们分享土地，就像同他们分享空气和水一样，土地并非个人所有，但白人就像一个人牵走另一个人的马一样占有了这片土地。

我并不知道，我们国家的真实历史并没有写进标准的英国教科书。英国教科书声称，南非历史从简·范·里贝克于1652年在好望角登陆开始。从兆伊酋长那里，我开始发现，讲班图语的这些人的历史在遥远的北方，那是一个有湖泊、有绿色的平原和山谷的国家，经过数千年的漫漫迁徙，我们南下到了这个伟大大陆的南端。但是后来我发现，兆伊酋长关于非洲历史的说明并非那么准确，特别是1652年之后的历史。

在穆克孜韦尼，我的感觉与每一个刚到大城市的乡村男孩并无不同，穆克孜韦尼远比库努发达，库努人被穆克孜韦尼人认为是落后的。摄政王不愿意让我去库努探亲，害怕我会倒退，回到我老家那帮坏伙伴之中。当我真正回到库努，我感觉摄政王已经向我母亲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因为她会详尽地问我同哪些人玩。摄政王也曾多次安排把我母亲和妹妹接到王宫去住。

当我刚到穆克孜韦尼的时候，我的同辈人把我当做乡巴佬，认为我无法像在王宫那样一切都很讲究的气氛中生存。作为一个青年人，我努力做到举止文雅、成熟。一天，在教堂里，我看见一个可爱的年轻姑娘，她是马替奥罗牧师的女儿，名叫温妮娅。我请她出来，她同意了。她对我很热情，但是她姐姐诺玛木旁多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蠢笨的人。她告诉她妹妹，我是一个野孩子，不配和马替奥罗的女儿一起玩。为了向她妹妹证明我如何不开化，她邀请我到教区长家里去吃午饭。我们仍习惯于在家里吃饭，在家里我们不使用刀子和叉子。在她家的饭桌上，这个顽皮的姐姐递给我一个盘子，盘子里有一个鸡翅。但是鸡翅没煮烂，所以鸡肉不容易从骨头上弄下来。

我观察别人熟练地使用刀子和叉子，于是我也拿起了刀子和叉子。观察了别人一会儿后，我就想割那个小鸡翅。一开始，鸡翅在我的刀叉并用下在盘子里直打转，我希望把肉从骨头上弄下来；然后，我把鸡翅叉住，用刀子割，但是也没有成功。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中，我的刀子捣得盘子叮当作响。我一次一次地努力着。此刻我发现那位姐姐在冲着我笑，并故意看她的妹妹，好像在说：“我告诉过你他是一个很蠢笨的孩子。”我努力了又努力，搞得浑身是汗，但是我不愿意承认失败，于是我用双手抓起了那个小东西。那天的午饭我并没有吃到多少鸡肉。

后来，那位姐姐告诉她妹妹：“如果你爱上这么蠢笨的一个男孩儿，你将毁掉你这一辈子。”但是，我高兴地说，那位年轻的姑娘没有听她姐姐的话，尽管我很蠢笨，但她仍然爱我。后来，我们当然各奔东西，彼此离开了对方。她上了另一所学校，并成了一名合格的教师。我们通信联系了几年，后来与她失去了联系。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在饭桌上的礼节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4...

当我满16岁的时候，就到了摄政王决定让我成为成年男子汉的岁数。在科萨传统中，这只能通过一个办法来实现，就是举行割礼。在我们的传统中，一个没有行割礼的男性不能继承其父亲的财产，不能结婚或者行使部落宗教仪式。因为没行割礼的科萨男人从词语上讲就是矛盾的，因为他根本就不被当成一个成年男子汉，只是一个男孩子。对于科萨人来说，行割礼代表男性正式融入了社会。它不仅是一个外科手术，更是准备做成年男子汉的一种冗长的、精细安排的礼仪。作为一个科萨人，我从行割礼的那天计算作为成年男人的年龄。

割礼训练的传统仪式主要是为佳士提斯安排的，我们其余的24个人在那里主要是为他做伴儿。新年伊始，我们来到穆巴谢河岸僻静山谷里的两座小草房前。这个山谷叫提亚拉哈，是泰姆布国王行割礼的传统地方。两座草房是很幽静的住所，我们将与社会隔离居住在这里。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我感到高兴，我将完成加入到我们的人民中间的习俗，并准备由男孩变为男子汉。

在行割礼仪式的前几天，我们就搬到了河边上的提亚拉哈。作为男孩子的最后几天是与其他开始做成年男子汉的人一起度过的，我们之间建立了令人愉快的友情。我们的住所就在巴纳巴基·布拉伊家的附近。巴纳巴基·布拉伊是这次割礼培训中最有钱、最知名的一个男孩儿。他是一个有魅力的孩子，也是一名棍战冠军和衣着亮丽的孩子，他的许多女朋友使我们不断地有好东西吃。尽管他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但他却是我们中间最有才气的一个。他给我们讲述他去约翰内斯堡旅行的故事，那是我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这些故事使我们很振奋。他劝我说，当一个矿工比当一个君主更有吸引力。矿工有一种神秘性，当一名矿工意味着强壮和勇敢，这是成年男子汉的理想。后来，我认识到，正是像巴纳巴基这样的男孩子所夸大的神话故事，才使那么多青年男子跑到约翰内斯堡的矿上去打工。在那里，他们往往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在那些日子里，在矿上工作几乎与取得割礼培训合格证一样重要，但这是一个有助于矿主而不是有助于我们的人民的神话。

割礼训练这种习俗是一个人必须在行割礼前完成的勇敢行为。在古时候，这种习俗可能包括与牛搏斗，甚至包括参加一次战役，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英雄事迹更多地表现为恶作剧而不是什么勇敢行为。在我们搬到提亚拉哈的两个夜晚之前，我们决定偷一头猪。在穆克孜韦尼，有一个族人养着一头老猪。为避免出声引起这个农户的警觉，我们想了一个让这头猪成全我们的办法。我们拿了一把家酿非洲啤酒的酒渣，猪喜欢这种气味很浓的酒渣，把它放在猪的上风处，这种气味对那头猪非常有诱惑力，于是它走出了克拉尔，沿着我们放的酒渣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这里走来，边哼哼，边吃酒渣。当它走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可怜的家伙抓获并杀掉。然后点起了一堆火，在星光下吃起了烤猪肉。在这之前和之后，我们从来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猪肉。

行割礼之前的那个夜晚，在我们住的小房前举行了一个仪式，大家尽情地唱歌、跳舞。女士们从附近的村子里赶过来，我们伴随她们的歌声和掌声翩翩起舞。随着音乐节奏的加快和声音的加大，我们的舞蹈也越来越疯狂，使我们忘记了即将到来的那个时刻。

天快要黎明的时候，星星仍然挂在天上，我们开始作准备。我们被送到寒冷的河水中进行沐浴，这是在举行割礼仪式前所进行的一种净身仪式。割礼仪式定在中午举行，我们被要求在离那条河有一段距离的空地上排成一行。有一群父母和亲戚，其中包括摄政王以及少数酋长和参事聚集在那片空地上。那天，我们每个人围了一条毯子，当仪式开始的时候，随着咚咚不停的鼓声，我被吩咐双腿向前伸开，坐在地上的一个毯子上。我感到有些紧张，不知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将会作何反应。畏缩和哭叫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也是对其成年荣誉的污辱。我决心不给自己这一伙人和我的监护人丢脸。割礼是一种对勇敢和坚强的检验：不使用麻药，行割礼的人必须默默地忍受疼痛。

通过眼睛的余光，在右边我看见一位瘦瘦的年长者从帐篷里走出来并跪在一个男孩子面前。人群中一阵激动，我也有点战栗，知道仪式将要开始。老人是一位来自基卡雷卡兰的著名割礼专家，他用木柄标枪一下子就让我们从男孩子变成成年男人。

忽然，我听见第一个男孩喊出声来：“Ndiyindoda!”（我是一个男子汉！）这是我们在训练期间要求在行割礼时说的一句话。几秒钟后，我听见佳士提斯那低沉的嗓音发出了同样的喊声。现在，再有两个男孩就轮到我了，我的心里一定是一片空白，因为没等我反应过来，老人就已经跪在了我的面前，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他面色黯淡，尽管那一天很冷，他的脸上仍然闪动着汗水。他的手是那么快，似乎是受另一个世界的力量所控制。他一言未发，就捏住我的包皮，向前一拽，然后一标枪刺下去。我感觉好像是火焰注入了我的血管，疼痛是那样的剧烈，我把我的下巴紧紧地贴在了胸前。若干秒过后我才想起那句话，然后我醒过神来并喊了一句：“Ndiyindoda!”

我低下头，看见了一块整齐的包皮，干净并呈圆形，好像是一个环。但是我感到羞愧，因为其他男孩似乎比我更坚强。他们更及时地喊出了那句话。我为自己的没用而难过，尽管疼痛很短暂，我仍竭力地加以掩饰。一个男孩可以失声恸哭，但一个男子汉则要隐藏他的疼痛。

现在，我迈出了每个科萨男子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步。现在，我可以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耕种自己的田地。现在，我可以成为社团的一员，我的意见也将被人重视。在行割礼的仪式上，我被给予了割礼名：“达利班佳”，意思是“班佳的创始人”，班佳是特兰斯凯传统统治的体现。按照科萨人的传统意思，这个名字比我的其他两个名字豪利沙沙或纳尔逊更好听。我自豪地听到我的新名字：达利班佳。

行完割礼后，一位跟随割礼大师的助手把割下来的包皮从地上拾起来并把它绑在我的毯子的一个角上。然后，我们的伤口被用一种有助于愈合的植物叶子包扎起来，这种植物叶外面多刺，但里面平滑，可以吸收血和其他分泌物。

在仪式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小草房，房内点起了一堆木柴，冒出浓浓的烟，这种烟被认为可以加速伤口愈合。我们被吩咐仰面朝天地躺在满是浓烟的草房内，一条腿伸直，另一条腿弯着。我们开始进入了男子汉的世界。我们得到一位监护人的照料，这位监护人向我们说明，如果想正常地进入男子汉时期，就必须遵守戒律。监护人的第一项工作是在我们赤身露体并刮过汗毛的身子上，从头到脚涂上一层白色的赭石涂料，把我们变成小鬼。白色象征我们的纯洁，至今我仍然记得身上有这层干了的涂料而产生的那种僵直感。

第一天夜里夜半时分，有一个随从人员围着房子爬行，轻轻把我们每个人唤醒。我们在他的引领下离开草房，摸黑去掩埋我们被割下来的包皮。传统理由是，这样我们被割下的包皮不等男巫用它们来干坏事就已经被藏了起来，同时，我们也象征性地把我们的孩提时代埋入了地下。我不想离开温暖的草房并在灌木丛中摸黑行走，而是走进树林，并在几分钟后解下我被切下的包皮埋进了地里。我感觉好像现在抛弃了自己孩提时代最后的剩余物。

我们住在两间草房内，每间13人，直到我们的伤口愈合为止。在房外的时候，我们裹上毯子，因为不准让女人看见。这是一个平静的时期，也是即将做男子汉的一种精神准备。在我们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那一天，我们一早就走进河里，用穆巴谢河水把身上的白色赭石洗掉。一旦身子洗净并晾干后，我们又被涂上红色的赭石粉。根据传统，一个人被涂上红色赭石粉，就应当与一个女人睡觉，这个女人后来将成为他的妻子，她会用她的身体擦掉他身上的涂料。但是，我身上的涂料是用植物油和猪油的混合物除掉的。

在我们的世外生活结束的时候，草房和其他用品都要被烧掉，把我们与孩提时代的最后联系彻底销毁。为欢迎我们作为男子汉回到社会上而举行了一个大型仪式。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当地的酋长聚集在一起发表讲话、唱歌、赠送礼物。我被赠予了两头小母牛和四只绵羊，这些东西使我感觉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富有，因为我作为一个以前一无所有的人忽然拥有了财产。尽管赠给我的礼物与赠给佳士提斯的礼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仍然感到很兴奋。赠给佳士提斯的是一整群牛羊。我不羡慕佳士提斯的礼物，因为他是一个国王的儿子，我从命运上讲最多只能成为国王的一位参事。那天，我感觉浑身是劲、满心自豪。我记得那天走路都与往常不一样，身子挺得更直、更高，也更坚定。我内心充满希望，认为有一天我将会拥有金钱、财产和地位。

那天的主讲人是梅利格立酋长，他是达林迪叶波的儿子。听了他的讲话后，我那充满色彩的梦想忽然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以传统的话语开场，讲我们正在如何更好地继承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任何人都可以想象的那样久远。然后，他转向我们，调门忽然变了。“这里坐着我们的儿子，”他说，“他们年轻、健康、漂亮，是我们科萨部落的花朵，也是我们大家的骄傲。我们刚刚为他们举行了割礼，许诺他们进入成年男子时代，但是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空虚而骗人的许诺，也是一个永远不能兑现的许诺。因为，我们科萨人和所有的南非黑人一样，是一个被征服了的民族。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家内的奴隶，我们是我们自己土地上的佃户。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权力，不能在自己出生的这片土地上把握自己的命运。你们将走向城市，在那里，你们将住简易房，喝低价酒。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繁荣昌盛、繁衍生息的土地赠给你们。你们将在白人们深深的矿井中把自己的肺咳嗽出来而毁掉健康，并且永不见天日，而白人却可以不平等地过着繁荣富足的日子。在你们这些年轻人中，有的将会成为有职无权的酋长，因为我们没有权力来管理我们自己；有的会成为永远不去打仗的战士，因为我们没有打仗的武器；有的会成为永不教书的学者，因为我们没有地方让他们授课。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才能、知识和前途将被消耗在维持生计的艰难之中，去为白人做最简单、最不用脑子的工作。今天的礼物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自由’和‘独立’这些最好的礼物可以赠予你们。我深信上帝能看到一切，因为他从不睡觉。但是，我怀疑上帝可能正在打盹。如果是这样，但愿我死得越快越好，因为这样我就能看见上帝并把他唤醒，告诉他恩古奔库卡的孩子们——科萨民族的花朵正在枯萎。”

随着梅利格立酋长的讲话越来越激昂，听众们越来越肃静。我认为，他们越来越气愤。没有一个人想听他那天讲的话，我知道我自己也不想听。酋长的话不仅对我不是一种鼓励，而且让我感到气愤，认为他的话是一个无知者发表的诽谤性评论，他不能欣赏白人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教育和有益的价值。那时候，我不把白人看作压迫者，而是看作造福者，我认为这位酋长忘恩负义。这位令人反感的酋长毁了我的重要日子，他的错误讲话伤害了我的自豪感。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话很快在我身上发生了作用。他播下了一粒种子，尽管我认为种子将休眠一个季度，但是它最终会生长。后来我才认识到，无知者不是那位酋长，而是我自己。

行完割礼后，我回到了那条河边，看着它蜿蜒向前流淌，流向许多许多英里以外的远方，并消失在印度洋。我从来没有渡过那条河，对河那边知道得很少，或者说一点都不知道，那是一个当时向我招手的地方。太阳几乎就要落山了，我赶忙回到我们一直居住的那些小房子。尽管在焚烧那些房子的时候禁止往后看，但是，我并没有抵挡住往后看的诱惑。当我再回到那里的时候，所有剩下的东西只有两堆用含羞树烧成的金字塔形的灰烬。在这两堆灰烬中，有一个失去的、充满愉快的世界，那是我在库努和穆克孜韦尼生活过的童年世界，是一个甜蜜的、无忧无虑的世界。现在我成了成年男子，我将再也不去玩森提游戏、偷玉米或者在母牛的乳房上喝牛奶。我开始为自己的少年时代哀悼。回首从前，我知道那天我还不是一个男子汉，而真正成为一个男子汉还需要许多年。

5...

与曾经和我在一起参加割礼训练的其他大多数人不同，我并没有命中注定要在矿脉金矿上工作。摄政王经常告诉我，如果让你去给白人挖金矿，你绝不知道如何写你的名字。我的命运是要当萨巴塔的参事，为此，我必须要接受教育。行完割礼后，我回到了穆克孜韦尼。但是，在那里没有住多久，因为我要越过穆巴谢河，第一次去位于恩科波地区的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深造。

于是，我又离开了家，我急于知道在更广阔的世界上我如何生活。摄政王亲自用他那辆气派的福特V-8把我送到恩科波。动身之前，他组织了一场庆祝会，祝贺我通过了标准五级考试并被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录取。那天杀了一头羊，人们尽情地跳舞和歌唱，这是第一次专门为我举行的庆祝活动，因此我非常兴奋。摄政王给了我一双皮靴，这是我的第一双皮靴，这也是成年男子汉的一种标志。那天晚上，尽管它本来已经锃亮，但我还是把它擦拭一新。

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建于1825年，它坐落在特兰斯凯最古老的魏斯勒阳地区。那时候，克拉基伯雷是非洲泰姆布地区的最高学府。摄政王本人上的就是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佳士提斯也曾在那里学习过。它既是一所中学，也是一所教师培训学院。不过，它也提供更多的技术培训，例如木工、裁剪和白铁工。

在路上，摄政王就我的举止和前途提出了要求。他激励我只能做为萨巴塔和他本人争光的事情，我向他作了保证。然后，他向我简要地介绍了该学院的院长——哈利斯牧师。他说哈利斯牧师是一个独特的人，是一个白色人种的泰姆布人，是一个心中热爱、理解泰姆布人的白人。摄政王说，当萨巴塔老了的时候，他会把将来的国王委托给哈利斯牧师，哈利斯牧师将把他培养成既是一位基督教教徒，同时又是一位传统的统治者。他说，我必须向哈利斯牧师学习，因为我将注定为哈利斯牧师塑造的那位领袖服务。

在穆克孜韦尼，我见过许多白人商人和政府官员，其中包括行政长官和警官，这些都是有地位的人。摄政王对他们很客气，但是并不奴颜媚骨。他像他们对他那样平等地对待他们。有时，我甚至看到他责备他们，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见。我直接与白人打交道的机会很少。摄政王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如何同白人交往，我总是观察他并以他为榜样。但是，在谈论哈利斯牧师时，摄政王第一次就如何与白人打交道向我谈了意见。他说，我必须像对待他一样尊重和服从这位牧师。

克拉基伯雷远比穆克孜韦尼大得多。学校本身就有大约24栋殖民地风格的漂亮建筑物，其中包括个人住宅、图书馆和各种授课厅。这是我住过的第一个西式而不是非洲式的住所，我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对其中的规矩当时尚不清楚。

我们被带进哈利斯牧师的书房，在那里，摄政王把我介绍给了哈利斯。我站在那里同他握了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白人握手。哈利斯牧师热情、友好，对摄政王特别客气。摄政王对他说，我将被培养成国王的一位参事，希望哈利斯牧师特别予以关照。传教士点头答应，并说，克拉基伯雷的学生们在学习以外的时间里需要参加手工劳动。

结束谈话时，摄政王向我告别，并给了我1英镑作零用钱，这是我曾拥有的最大的一笔钱。我向他说再见，并保证不会让他失望。

克拉基伯雷是一所泰姆布学院，他是伟大的泰姆布国王——恩古奔库卡提供土地建造的。作为恩古奔库卡的一位后人，我认为自己在克拉基伯雷也会受到在穆克孜韦尼曾经企盼得到的那种尊重。但是，我痛苦地发现我想错了。因为我所受到的待遇与其他学生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人知道或关心我是不是显赫的恩古奔库卡的一个后代。校方没有吹喇叭欢迎我，我的同学在我面前也不鞠躬。在克拉基伯雷，许多男孩子都有显赫的血统，我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重要教训，因为我怀疑在那些日子里我有点高傲自大。我很快认识到，我必须以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凭借血统开辟自己的道路。我的同学多数在运动场上超过我，在课堂上思维也比我敏捷，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奋起直追。

课程从第二天早晨开始，我与同学一起爬到了我们的教室所在的二楼。教室内铺着华丽的木质地板。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穿上了那双新皮鞋。以前我从来没穿过皮鞋，第一天走路就像是一匹新钉了掌的马。上楼时，差一点摔一跤，几乎打了好几次滑。当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进入教室的时候，我的皮鞋重重地撞击在光滑的木质地板上，我发现坐在前排的两个女生正在瞪大了眼睛盯着我那走了形的脚步。其中比较漂亮的那位依在另一位的身上用足以让大家听得到的声音说：“这个农村男孩穿皮鞋不习惯。”此时，她的那个朋友笑了。我感到既气愤又尴尬，两眼直冒火花。

她名叫玛托娜，她有点自作聪明，那天我发誓永远不和她说话。但是，随着怨恨的慢慢消失，加上我穿皮鞋走路也习惯了，我逐渐了解了她。她成了我在克拉基伯雷时最好的朋友。她是我第一位真正的女性朋友，我们平等相待、相互信任、共享秘密。在各个方面，她都成了我后来与女士建立友情的典范，我发现与女士交往时我能较为放松，并会坦诚自己的弱点和胆怯，而这些我是绝不会向任何男人透露的。

我很快习惯了克拉基伯雷的生活。我尽可能参加运动和比赛项目，但是，我的成绩仅仅是一般水平。我参加体育活动是出于爱好，而不是为了荣誉，因此我也没有得到过荣誉。我们用自制木板打草地网球，赤着脚在光秃秃的地上踢英式足球。

我第一次听本身受过正规教育的教师给我们讲课。他们中有好几个人有本科学位，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天，我正在与玛托娜一起学习，我向她透露害怕自己到年底英语和历史考不及格。她告诉我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的教师格特鲁德·恩特拉巴提是第一个取得B. A（学士学位）的黑人女教师。“她太聪明了，不会让我们考不及格。”玛托娜说。我还没有学会不懂装懂，由于我对B. A只有模模糊糊的概念，于是我请教玛托娜。“咳，是的，当然，”她回答说，“B. A是一本很厚很难的书。”我对她的回答深信不疑。

另一位有文科学士学位的非洲教师是本·马拉赛拉。我们崇拜他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是因为他不惧怕哈利斯牧师。就是白人教师在哈利斯牧师面前也规规矩矩，但是马拉赛拉先生竟然大摇大摆地出入牧师的办公室，有时连帽子都不摘！他与牧师平等相待，有时也发表与牧师不同的意见，而别人对牧师的意见往往是一味地同意。尽管我尊敬哈利斯牧师，但是，我欣赏马拉赛拉先生不惧怕哈利斯牧师这一事实。那时候，一位有B. A学位的黑人勉强能与一位受过小学教育的白人相提并论。不论一个黑人学识多么高，他仍然被认为不如水平最低的白人。

哈利斯牧师以铁手腕和一贯公平的理念经营着克拉基伯雷学院。克拉基伯雷学院与其说是一个教师培训学院，倒不如说是一所军事院校，即使是最小的过错也会立即受到惩处。在大会上，哈利斯总是面带冷峻的表情，不会有任何轻率的表现。当他走进某个房间时，全部职员，包括培训部和中学的白人校长、工业学院的黑人校长都要起立。

在学生中，他与其说是受人爱戴倒不如说让人惧怕，但在花园里我所见到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哈利斯牧师。在他的花园里劳动有两个好处：一种对收拾花园和种植蔬菜的终身热爱在我身上深深地扎了根，也有助于我去了解这位牧师和他的家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与之如此亲近的第一个白人家庭。于是，我发现哈利斯牧师有两副面孔，一是公共面孔，另一个是私下的态度。两者有很大的差别。

在这位牧师的严厉面孔的背后，是一颗友善、宽宏的心。他由衷地相信教育年轻非洲人的重要性。我常常发现他在花园里陷入沉思。我不打搅他，很少与他讲话。但是，作为一位无私地献身于慈善事业的好人，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与他的沉默寡言相反，他夫人却十分健谈。她是一位可爱的女士，经常到花园里来同我闲聊。我再也记不起她讲了些什么，但是我仍然能回味起许多下午她送给我吃的香喷喷的面饼。

在慢慢的、平淡的学习生活开始之后，我努力学好一切功课，并加快学习速度，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拿到了通常需要三年才能拿到的初级文凭。我因此得到了一个记忆力强的好名声，但是，事实上我不过是勤奋而已。在我离开克拉基伯雷的时候，我与玛托娜失去了联系。她是一个全日制的学生，她父母不想送她去进一步深造。她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有天赋的人，但她的潜力由于家庭出身而受到了限制。这种事情在南非特别典型，不是能力限制了我们的人民，而是我们的人民没有机会。

在克拉基伯雷的这段时间里，我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了。但是，到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我已经是一位心胸开阔、没有偏见的年轻人。我遇见了来自特兰斯凯各地的学生，也遇见过一些来自约翰内斯堡和巴苏陀兰的学生。正如当时大家了解莱索托一样，他们中有的很老练、很大气，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有点乡土气。尽管我想赶超他们，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有可能与他们匹敌。我不羡慕他们，甚至在我离开克拉基伯雷的时候，我打心眼里认为我仍然是一个泰姆布人。我怎么想就怎么做，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的根就是我的命运，正如我的监护人所要求的那样，我认为自己将会成为泰姆布国王的参事。我的视野没有超越泰姆布国土，我认为做一个泰姆布人是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事情。

6...

1937年，我19岁。我同佳士提斯一起在希尔德顿博福特堡的魏斯勒阳学院学习。这里距离乌姆塔塔大约175英里，位于乌姆塔塔的西南方。在19世纪，博福特堡是所谓“边境战争”期间的英国前哨之一。在这期间，白人定居者一步一步地侵占，使各个科萨部落逐步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在一个多世纪的冲突中，许多科萨战士因勇猛顽强而著名，例如马克汉达、山迪勒和穆考玛。其中后两人被英国当局投进了罗本岛监狱，并在狱中牺牲了生命。当我到达希尔德顿的时候，上个世纪的战争遗迹已经所剩无几。主要遗迹是博福特堡：过去只有科萨人在那里生活和耕种，而此时却成了一座白人城镇。

希尔德顿坐落在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的末端，周围是翠绿的群山。它远比克拉基伯雷美丽，当时是赤道南最大的非洲院校，有1000多名男女学生在那里学习。殖民地式的建筑物上覆盖着常青藤，校园内树荫幽幽，给人一种特别宜人的感觉，是名副其实的校园绿洲。和克拉基伯雷一样，希尔德顿也是一所卫理公会教会学校，它提供英国基督教和智力开发式教育。

希尔德顿学院的院长是阿瑟·威灵顿博士，他是一个胖大而拘谨的英国人。他声称，自己与威灵顿公爵有血缘关系。在开学典礼上，威灵顿博士走上主席台，用他那低沉的嗓音说：“我是伟大的贵族、议员、大将军威灵顿公爵的后代。他在滑铁卢打败了法国的拿破仑，从而拯救了欧洲文明，也拯救了你们。”此时，我们会热情地高呼。我们每个人都为威灵顿公爵的后代竟然不辞劳苦来教育像我们这样的土著人而充满感激之情。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每个人都立志做一个“黑色的英国人”，正如我们经常被这样不无嘲笑地称呼一样。他们教导我们，最好的思想是英国思想，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最好的人是英国人。

希尔德顿学院的生活是很严格的。第一遍钟声是早上6点，6点40分去餐厅吃早饭。早饭是干面包加热糖水。餐厅的墙上有英王乔治六世的画像。买得起黄油的可以在伙房里购买，而我吃的是干面包片。上午8点，我们在宿舍外的院子里集合，站在那里等候女生们从女生宿舍走出来。我们在教室里一直学到12点45分，然后去吃午饭。午饭有玉米面片、酸奶和大豆，很少有肉。午饭后我们一直学到下午5点，然后是一小时的做操时间，做完操后再接着学习，从晚上7点学到9点。晚上9点30分熄灯。

希尔德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也有来自巴苏陀兰和斯威士兰地区的学生。尽管多数是科萨部落的学生，但也有来自其他部落的学生。放学后或周末，来自同一部落的学生会聚集在一起，甚至不同的科萨部落如阿马木旁多等部落的学生也会被相互吸引在一起。我也坚持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在希尔德顿结交了第一个讲索托语的朋友。他叫扎查里亚·莫莱泰。我认为，有一个非科萨部落的朋友是勇敢的表现。

我们的动物学教师名叫弗兰克·勒本特莱勒。他也是一个莱索托人，学生们都很熟悉他。他长得很帅气，并且平易近人，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因此，在学生中很有人缘。他甚至参加了学院里的第一支足球队，并且成了一个球星。最让我们惊奇的是，他与来自乌姆塔塔的一个科萨女孩结了婚。当时，不同的部落之间通婚是很少见的。在此之前，我从没认识过与同部落之外的人结婚的人。我们一直接受禁止这种婚姻的教育。但是，看到弗兰克和他的夫人，我们这种狭隘意识开始动摇，并渴望冲破仍然束缚着我们的部落主义，我也开始觉察到我作为一个非洲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泰姆布或科萨人的身份。不过这仍然是一种初步的认识。

我们的宿舍里有40张床，一边20张，中间是过道。我们的课外教师是性格开朗的S. S.莫基提弥牧师。后来，他成了南非卫理公会的第一个非洲主教。莫基提弥也是一位莱索托人。作为一位现代的、有觉悟并理解我们苦楚的人，他在学生中很受敬仰。

莫基提弥牧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敢于顶撞威灵顿博士。一天晚上，两个班级长在学院的主干道上发生了口角。班级长的责任是防止学生之间发生口角，而不是挑动学生争吵。莫基提弥牧师被叫来做调解工作。威灵顿博士从城里回来，忽然出现在发生口角的人群中。他的出现使我们大为震惊，就好像是上帝下凡来解决我们人间的凡事一样。

威灵顿博士自视甚高，想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莫基提弥的头顶只能够到威灵顿的肩膀，他说：“威灵顿博士，事情已经解决了，我明天向你报告。”威灵顿博士没有因此而罢休，他不高兴地说：“不行，我现在就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莫基提弥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威灵顿博士，我是课外教师，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明天向你报告。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我们从来没看到有人特别是黑人敢于顶撞威灵顿博士。我们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但是，威灵顿博士仅仅说了声“那好”，然后就走了。当时，我认识到，威灵顿博士并不是上帝，莫基提弥也不是卑躬屈膝之辈，黑人没有必要主动地屈从于白人，不管白人的地位有多高。

莫基提弥牧师试图把改革引入学院。我们都支持他为改善学生的生活和待遇所作的努力，包括他提出的关于学生有责任自己管理自己的建议。但是，有一件事让我们担心，特别是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学生——莫基提弥提出了一项建议，让男女学生礼拜天一起在餐厅里吃午饭。我对此感到十分不快，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仍然不习惯使用刀子和叉子，不想在眼睛尖尖的女生面前丢人现眼。但是，莫基提弥带头组织大家这样吃午饭，于是，我只好每个礼拜天中午饿着肚子扫兴地离开餐厅。

但是，我很喜欢在操场上参加体育活动。希尔德顿学院的体育运动水平比克拉基伯雷寄宿学校好得多。在第一年中，我的体育水平还不能参加正式比赛。但是，到了第二年，我的朋友劳吉·恩扎迈拉鼓励我从事一种新的体育运动：长跑。他是希尔德顿学院的长跑冠军。我是个瘦高个，劳吉·恩扎迈拉说瘦高个是长跑运动员的理想身材。在他的指点下，我开始练长跑。我喜欢长跑运动的训练方法和独立性，可以让我逃离学校生活的喧嚣。同时，我还参加了一项似乎不适合我的运动——拳击。我训练刻苦，一年后体重增加了好几磅，并且开始参加拳击赛。

在希尔德顿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我被莫基提弥牧师和威灵顿博士任命为班级长。班级长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新任命的班级长要干其他班级长最不愿意干的工作。开始，在下午劳动的时间里，我负责领着一伙学生擦窗子，每天清洁一幢建筑物。

我很快得到了提升，我的职责变成了值夜班。在值夜班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但是，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道德方面的疑惑。这个疑惑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们的宿舍里没有厕所，但在宿舍的后面大约100英尺处有一个厕所。晚上下雨的时候，学生们半夜醒来，不愿意穿过杂草丛生的泥泞小路到外面的厕所里去解手，而是站在阳台上直接把尿撒在灌木丛中。当然，这种行为是学校明令禁止的。班级长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干坏事”的学生记录下来。

一天夜里，我正在值班，外面下着大雨，因此我抓住了好多从阳台上撒尿的学生，可能有15位之多。天快亮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学生从宿舍里走出来，他左右望了望，然后就站在阳台的一端往外撒尿。我朝着他走过去，告诉他他被抓了。当他转身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是一位班级长。这让我犯了难。在法律上有这么一句话：“谁来管管理别人的人？”如果班级长不遵守规章制度，怎么指望让学生们去遵守？事实上是班级长凌驾于规章制度之上，因为，他们就相当于规章制度，一个班级长不会去告发另一个班级长。但是，我认为不告发那位班级长，只把别的学生记下来是不公平的。于是，我干脆把记下的名单撕掉，一个也没有报告。

在最后一年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颗彗星从天空划过一样。快到年底的时候有人通知我们，伟大的科萨诗人库鲁尼·木卡伊要来这所学院参观。木卡伊实际上是一个赞美歌手、历史讲解员，他用诗歌赞美当代的大事和历史。这对他的人民具有特殊的意义。

学院为他的到来专门放了一天假。在指定的那个上午，学院里的全体人员，包括黑人和白人教职员工，都集中在餐厅里。这里也是我们举行全院大会的地方。餐厅里的一头有个台子，从这里经过一道门就可以直接走到威灵顿博士的房子里。门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我们把它看作威灵顿博士的象征，因为除了威灵顿博士本人，谁也没有走过这道门。

忽然，这道门开了，走出来的不是威灵顿博士，而是一个身着民族豹皮服装、头戴豹皮帽子、手握木柄标枪的人。威灵顿博士一会儿也跟了出来。但看到穿部落服装的黑人从那道门通过，我身上就像触了电一样。这对我们的冲击是很难说清的。宇宙似乎被翻了个个儿。当木卡伊紧挨着威灵顿博士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控制我的兴奋之情。

但是，当木卡伊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坦白地说我感觉很失望。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早就形成了一种形象。根据我的想象，像木卡伊这样的科萨民族英雄，应该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脸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服装外，似乎完全与普通人一样。当他用科萨语讲话时，他的语速很慢，时讲时停，常常停下来搜寻适当的词汇。当找到适当的词汇时，他又一遍一遍地加以重复。

当讲到一个重要问题时，他会举起他的标枪以示强调。不巧的是，标枪一下子戳在了他头顶上方悬挂台幕的金属丝上，造成了一阵哗啦哗啦的响声，悬在上面的台幕也在不住地摆动。诗人看了看他的标枪尖，又向上看了看那根金属丝，然后陷入了深思，并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几分钟后，他停住了脚步，面对着我们又来了精神。他为刚才的偶然事件而感叹。“标枪戳金属丝象征非洲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冲突。”他提高了嗓门说，“标枪代表非洲历史上的英雄和真理，它是非洲人作为战士的标志，也是非洲人作为艺术家的标志。这根金属丝，”他指着上面说，“是西方制造的标志，它包含着技术，但却冷冰冰的，聪明而没有灵魂。”

“我要说的，”他继续往下讲，“并不是一块骨头触及一块金属，或者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的重叠，我要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好的东西与外国的、坏的东西之间的撞击。我们不能容忍这些不关心我们的文化的外国人抢走我们的国家。我预测，有一天，非洲社会的力量将会战胜入侵者。我们屈服于这些白人假上帝已经太久了。但是，我们将摆脱这些外国杂种。”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威灵顿博士和其他白人在场的情况下谈这些敏感的问题，这种胆量真是让我们吃惊。同时，他也唤醒和激发了我们，让我们开始改变对威灵顿这样的人的认识。我原来一直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恩人。

木卡伊然后开始背诵他的著名诗篇。在诗中，他把天上的星星比喻成世界上的各个民族。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在主席台上慢慢地走来走去，用标枪指着天对欧洲人说——法国人、德国人还有英国人——“我给了你们银河这个最大的天体，因为你们是稀奇古怪的人。你们充满着贪婪和嫉妒，你们贪得无厌。”他把一些星星分给亚洲人、南美洲人和北美洲人。然后，他讨论非洲，并把非洲大陆分成许多个国家，把特定的天体分给非洲不同的部落。他一直在主席台上手舞足蹈，挥舞着标枪，转换着说话的腔调。然后他忽然安静下来，并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现在，科萨人你们过来，”他边说边低下身子并单膝跪倒，“因为你们是自豪而强大的人民，所以我给你们一颗最重要、最超凡的星——晨星，它是计算成年男子年岁的星。”当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深深地低下头。我们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欢呼，我不想停止鼓掌和欢呼。此时此刻，我感到那么自豪。我并不是作为一个非洲人而自豪，而是作为一个科萨人而自豪。我感觉自己好像是杰出人民的一员。

木卡伊的表演使我激动，同时也使我困惑。他从民族解放和包罗万象的非洲统一这个大题目讲到范围比较小的，即我就是其中一员的科萨民族的问题。当我在希尔德顿的学习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有许多新的、有时相互矛盾的问题。我开始明白，各部落的非洲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尽管此时伟大的木卡伊在高度赞扬科萨人；我看到了一个非洲人与一个白人站在一起的可能，但我仍然在努力寻找白人带来的好处，而这常常需要屈从。从某种意义上说，木卡伊在焦点问题上的转变就是我自己心情的一面镜子。因为，我自己也处在为自己是一个科萨人而自豪和与其他非洲人血缘关系相近的感受之间前后徘徊。但是，当我年底离开希尔德顿的时候，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科萨人，其次才是一个非洲人。

7...

直到1960年，位于希尔德顿以东大约20英里的艾丽斯市的福特黑尔大学仍然是南非高学历黑人的唯一聚集中心。福特黑尔不仅是来自南部、中部和西部非洲学者的灯塔，而且对于像我这样的南非黑人青年而言，也是一所与牛津、剑桥、哈佛和耶鲁一样著名的大学。

摄政王急于让我去福特黑尔大学读书，我也很高兴去那里深造。在我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摄政王给我买了一套服装，这是我自己拥有的第一套双排扣灰色服装。穿上它让我感觉长大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那时我21岁，还无法想象福特黑尔大学的学生有谁能比我穿得时髦。

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的佼佼者。令我高兴的是，摄政王也将会有一位具有大学学位的亲属。佳士提斯仍然在希尔德顿学院攻读初等文凭。他喜欢玩，不怎么喜欢学习，他是一个满不在乎的学生。

福特黑尔大学是1916年由苏格兰传教士在东开普要塞遗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曾经是19世纪最大的要塞。它建造在岩石平台上，丘脉河像护城河一样在它附近流过。福特黑尔位置优越，使英国人能够与英勇的科萨王山迪勒作战。山迪勒是拉哈贝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他在19世纪最后一次要塞战役中被英国人击败。

福特黑尔大学只有150名学生，我当时已经知道，其中有十来个学生来自克拉基伯雷和希尔德顿。我第一次见面的K. D.马叹兹玛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按照部落血统，他是我的侄子，但是我比他小，也远不如他老练。他个头高大修长，并且特别自信。他是三年级学生，对我关心爱护有加，而我就像尊重佳士提斯那样尊重他。

我们两人都属于卫理公会，我被安排与他住在一起。这个住所叫韦斯雷旅社，是一所漂亮的两层楼房，位于大学附近。在他的引领下，我同他一起去拉夫迪附近的一个教堂做礼拜，并开始跟着他踢足球（他是英式足球高手）。对于他的意见，我都认真听取。摄政王一般不给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寄钱，如果不是马叹兹玛的资助，我衣袋里只会是空无一文。和摄政王一样，他知道我将来要成为萨巴塔国王的参事，因此他建议我学习法律。

福特黑尔大学同克拉基伯雷和希尔德顿一样，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我们要接受劝善教育，要服从上帝，要尊敬政府官员，并感谢教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学校，由于政治态度和实践都有殖民主义倾向，因此经常受到批评。即使有这些短处，我也认为它们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更多一些。当政府不同意或不能开办学校的时候，教会却为我们开办和经营学校。尽管教会学校常常在精神上要求很严格，但是，其学习环境比种族歧视盛行的官办学校要开放得多。

福特黑尔大学既是非洲大陆一些知名的伟大的非洲学者的家园，也是他们的摇篮，Z. K.马修斯教授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矿工的儿子，深受布克·华盛顿自传《从奴隶到总统》（Up from Slavery）的影响。这本书宣扬通过努力和中庸之道获得成功。他教授社会人类学和非洲法律，并公开反对政府的社会政策。

在德育方面，福特黑尔大学深受D. D. T.佳巴福教授的影响。在这所大学于1916年开办时，他是第一位员工。佳巴福教授被伦敦大学授予英文学士学位，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奇迹。佳巴福教授教科萨文，也教拉丁文、历史和人类学。当讲起科萨谱系学的时候，他简直就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他告诉了我一些我从来就不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事情。他也是一位非洲人权代言人，1936年，他成为“全非大会”的第一任主席。该组织一直反对关于终止开普普选权的立法。

记得有一次我从福特黑尔乘火车去乌姆塔塔，坐在非洲人专用车厢里。这是唯一一节向黑人卖票的车厢。一个白人检票员过来检票，当发现我是从艾丽斯上的车的时候，他说：“你也是佳巴福教授那个大学的学生吗？”我点头说是。这个检票员立即高兴地给我检了票，并喃喃地说：“佳巴福是个好人。”

在第一年，我学习英文、人类学、政治、土著管理学和罗马－荷兰法。土著管理学是研究有关非洲人法律的一门学科。如果有人想到土著事务部门去工作，他就必须要学习这门学科。尽管马叹兹玛一直在劝我学习法律，但是，我却决心要当一名土著事务部门的翻译或公务员。那时候，当一名公务员对于一个非洲人来说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也是一个黑人能够渴望得到的最高职位。在乡下，行政长官办公室里的一名翻译，被认为只比行政长官低一级。第二年，福特黑尔大学开设了翻译专业，由提亚姆扎西授课。提亚姆扎西是一位从法院退休的著名翻译。我成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福特黑尔大学堪称是一个精英荟萃的地方。和许多高等学府一样，它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例如，高年级的学生往往对低年级的学生傲慢无礼。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校园的时候，我在中心大院碰到了卡马利尔·法巴萨。他比我大几岁，在克拉基伯雷上学的时候，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我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但是，他对我却很冷淡、很傲慢。他有些看不起地对我说，我将住在新生宿舍。然后他告诉我，他尽管是我们宿舍的委员会组成人员，但是，作为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他不再与别的同学住一个宿舍。我认为这件事很奇怪，也不民主。但是，这却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一天晚上，我们一伙学生议论起宿舍委员会里没有新生代表的问题。我们决定要摆脱传统做法，选出由两组学生组成的宿舍委员会。我们举行了讨论会，让所有住在那个宿舍里的学生都参加。只用了几周，我们就击败了高年级的学生，选出了我们自己的宿舍委员会。我本人是组织者之一，也被选进了这个新组成的委员会。

但是，高年级的学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他们召集开会，会上，一个名叫莱克斯·塔塔尼的学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新生的这种行为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怎么能够被曼德拉这样几乎连英语都讲不好的乡下落后的新生推翻呢！”然后，他模仿我的说话方式，让我听起来带有浓重的嘎莱卡口音，他的同伙对此捧腹大笑。塔塔尼的轻蔑讲话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决心。我们新生组成了正式的宿舍委员会，反过来分配高年级的学生去干他们最不愿干的工作。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

大学的学监A. J.库克牧师知道了这场争端，他把我们召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认为理在我们一边，因此不准备屈服。塔塔尼呼吁学监推翻我们的意见，说着说着，他还停下来擦眼抹泪。学监要求我们改变立场，但是我们没有屈服。像多数恃强凌弱的人一样，塔塔尼也有脆弱的一面。我们告诉学监，如果不采纳我们的意见，我们将全体退出宿舍委员会，使宿舍委员会本身失去完整性和权威性。最后，学监决定不再干预这件事。我们坚持自己的坚定立场并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与当局之间展开的第一次交锋，我感受到了公理、正义的力量。但在以后与大学当局的交锋中，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在福特黑尔所受的教育是室外、室内相结合的教育。我比在希尔德顿时更热爱体育。这有两个原因：我的个子更高了，我的体格也更强壮了；但更重要的是，福特黑尔大学比希尔德顿学院小得多，所以我的竞争者很少。我有能力参加足球和越野赛跑。越野赛跑对我的教育很有帮助，在越野赛跑中，训练比固有的能力更重要，我可以通过勤奋和自律弥补自己的天赋不足。我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作为一个学生，我发现许多青年人虽然天资聪明，但却没有充分发挥其天赋的自律能力和韧劲。

我还参加了戏剧社，并曾在一个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戏剧中参与演出。这个戏剧是我的同学林肯·木肯塔尼改编的。木肯塔尼出生于特兰斯凯地区的一个著名家庭，他是又一个我所仰视的人。“仰视”也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因为他在福特黑尔大学是唯一比我个子高的学生。木肯塔尼扮演他的同名人，而我扮演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即林肯的刺客。木肯塔尼对于林肯的塑造是庄严而正统的。他背诵了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最精彩的一段，赢得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我扮演的是一个小角色，尽管我是这个戏的寓意的载体，说明冒大险的人常常需要承担大的责任。

我成了学生基督教协会的成员，并负责礼拜天在附近的村子里讲《圣经》。和我共同负责此事的是一位理科学生。我是在足球场上认识他的，他来自特兰斯凯地区的旁多兰，名叫奥利佛·塔博。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他的才能很高，是一位思路敏捷的雄辩家。他不愿意接受我们许多人自觉自愿接受的陈词滥调。奥利佛住在博达豪尔，这是一个英国教徒开办的旅馆，虽然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与他接触不多，但是可以看出，他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有时，我们一伙礼拜天步行到艾丽斯城内的某个餐馆去吃饭。餐馆是白人开的，那些年月，一个黑人直接从前门进入餐馆是不可想象的，在里面吃饭的黑人就更少。然而，我们却倾尽所有，围着厨房吃了一圈，想吃什么就要什么。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不仅学习物理等科学知识，而且还学习交际舞。对着餐厅内的一台音调嘶哑的破留声机，我们花好几个小时练习狐步和华尔兹。我们每人都轮流跳男步和女步。我们的偶像是维克多·西尔维斯特，他是交际舞世界冠军。我们的教练员是一位同学，名叫司马利·西万德拉，他后来成了交谊舞高手。

在一个邻近的村子里，有一个非洲人舞厅，名叫恩彩拉曼兹。它迎合了当地黑人社会的需求，但对在校学习的学生来说却是个禁地。但是，一天晚上，由于急于找女舞伴练习舞步，我穿上衣服溜出了宿舍，直奔那个舞厅而去。那是一个豪华的地方，我感觉很新奇。我看见对面有一位可爱的女士，于是就请她跳舞。一会儿，她就投入了我的怀抱。我们一起跳得很默契，我能想象我当时的舞姿是多么的神气。几分钟后，我询问起她的名姓。“鲍克韦太太。”她温柔地说。我几乎要把她丢在现场快速离去。我朝对面望去，发现了劳斯伯瑞·鲍克韦先生。他是当时最受人尊敬的非洲领袖和学者之一。他当时正在那里和他的内弟、我的教授Z. K.马修斯闲聊。我向鲍克韦太太表示歉意，然后在鲍克韦和马修斯教授的目光下腼腆地把她护送到一边。我真想钻入地下，我违反了许多条校规。但是，在福特黑尔大学负责纪律的马修斯教授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他认为，只要你努力学习，就是令人高兴的事，他就能容忍。自从恩彩拉曼兹那个夜晚之后，我学习更加努力了。

福特黑尔大学的特点在于它的复杂程度，无论是从学术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对我来说都是新鲜而惊奇的。按照西方标准，福特黑尔大学的开放程度可能不怎么样。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乡下的青年，它已经够开放了。我第一次穿睡衣，开始感觉不舒服，但慢慢地习惯了。我以前从来没用过牙刷和牙膏，在家里，我们用灰把牙齿擦白，用牙签清洁牙齿。连冲水厕所和洗热水澡对我来说也是新鲜事。我开始使用香皂，而在家里，多年来我一直使用蓝色的清洗剂。

可能是由于这些不熟悉的事情，我十分想念我在孩提时代就熟悉的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有这种感情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我参加了一个探险小组，晚上秘密到学校的农场去探险。在那里，我们点起篝火烤玉米吃。我们坐在篝火周围，边吃玉米，边讲荒诞不经的故事。我们这样并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出于重新捕捉那些对我们来说最有乡间趣味的一种需要。我们有胆识，有健美的体格，吹嘘我们毕业后将挣多少多少钱。尽管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但是，实际上我仍然是一个迷恋乡间乐趣的乡下男孩。

在福特黑尔大学与世界隔绝的同时，我们则热心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我是大不列颠的热心支持者，并且，当我知道在我大学第一学期期末典礼上讲话的那个人将成为英国驻南非的大律师的时候，我特别高兴。他名叫扬·史末资，是南非前总理。福特黑尔大学以主人身份招待他，并把他拥戴为世界政治家，这是莫大的荣誉。当总理J. B.赫索格主张中立的时候，后来成了副总理的史末资，正在全国发动南非向德国宣战的运动。我非常渴望亲眼看到像史末资这样的世界领袖。

三年前，当赫索格发起运动取消开普非洲人的投票选举权的时候，我发现史末资对非洲人表示同情。我更关心的是，他帮助建立了“国际联盟”，在世界上倡导民主，而不是在国内压制自由。

史末资讲了支持大不列颠向德国宣战的意义，以及英国主张的西方价值思想——我们作为南非人也同样主张。我记得，他的英语口音几乎与我的英语口音一样糟糕！我同我的同学们一起衷心地为他欢呼，拥护他关于为自由而战的号召，而忘记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没有自由。

史末资在福特黑尔大学对那些改变信仰的人传教。每天晚上，住在韦斯雷旅馆里的学监都要分析欧洲的军事形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簇拥在一台老式收音机旁，收听BBC广播电台播放的温斯顿·丘吉尔富有鼓动性的讲话。尽管我们支持史末资的立场，但是，他的来访也引发了许多争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的一个同龄人，名叫尼亚提·康基萨，虽然被认为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但他却谴责史末资是一个种族歧视主义者。他说，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我们这些“黑色英国人”自己，英国人企图使我们文明化的同时也在压迫我们。他说，荷裔南非人与英国南非人之间不管相互如何对立，但是，两个白人集团总是会团结起来对付黑人的威胁。康基萨的观点使我们很吃惊，他似乎是个危险的极端分子。一个同学低声对我说，尼亚提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模模糊糊听说过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组织，但知之甚少。随着南非向德国宣战，赫索格辞了职，史末资成了总理。

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我邀请我的朋友保罗·马哈巴内与我一起去特兰斯凯过寒假。保罗来自布隆方丹，由于他父亲扎丘斯·马哈巴内牧师的原因而在福特黑尔大学很出名。他父亲曾经两次出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他与这个组织有联系，因而得到了一个叛逆者的罪名。当时，我对这个组织并不怎么了解。

在寒假期间的一天，保罗和我去了特兰斯凯的首府——乌姆塔塔。当时，乌姆塔塔只有几条大街和一些政府建筑物。我们站在邮局的外面，这时当地的行政长官——一位60多岁的白人走到保罗面前，让保罗到邮局里面为他买几张邮票。任何白人让任何黑人去为自己办事，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行政长官说着就想给保罗钱，但是，保罗并没有要。这位行政长官很生气。“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的脸涨得红红地说。“没有必要问你是谁，”马哈巴内说，“我知道你是谁。”行政长官问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无赖！”行政长官大怒，说：“你要为此付出大的代价！”然后就走了。

我对保罗的行为感到很不舒服。我佩服他的勇气，但也认为他这是惹是生非。行政长官很熟悉我，如果他让我而不是让保罗去办这件事，我会老实地照他的吩咐去做，并把这件事忘掉。但是，我钦佩保罗的所作所为，尽管我自己还不能也这样做。我开始认识到，一个黑人并非必须接受每天被白人强加在身上的侮辱。

寒假过后，在新的一年里，我早早返回了学校。我感觉到自己更加有力量，并且感觉什么东西都变新了。我努力学习，一直到10月份考试。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想我将成为一位有大学学位的学生，就像格特鲁德·恩特拉巴提一样。我认为大学学位不仅是做官的通行证，也是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条件。校长亚历山大·克尔、佳巴福和马修斯教授一直一遍一遍地教导我们，作为福特黑尔大学毕业的学生，我们是非洲的精英。我相信，世界将在我的脚下展开。

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最终能使我母亲重新得到财富和荣誉。这些财富和荣誉是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失去的。我将在库努为她建造一所像样的房子，并配备花园和现代家具。我将支援她和我的姐妹们，以使她们买得起这么长时间买不起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梦想，它似乎是我能够实现的梦想。

那一年，我被提名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学生代表委员会在福特黑尔是最高的学生组织。当时，我不知道围绕选举竞争将制造许多麻烦，而这些麻烦又将改变我的命运。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在那年的年末举行。当时，我们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按照福特黑尔大学的章程，从全体学生中选出6名学生代表委员会委员。选举前不久，学校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讨论有关问题并让大家发表意见。学生们一致认为福特黑尔大学伙食不能令人满意，并且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应当增加，以便让它在学校管理中不只是一个橡皮图章。我同意这两个动议。如果学校当局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学生将投票联合抵制这次选举。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投票。

这次大会后不久，预定的投票选举开始了。多数学生都抵制选举，但是25个学生（约为全体学生的1/6）参加了投票，并选出了6位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委员，其中也包括我本人。同一天，6位当选的委员碰头讨论选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一致决定集体辞职，因为我们支持联合抵制选举并且也没得到多数学生的投票支持。然后，我们起草了一封辞职信，并交给了克尔博士。

但是，克尔博士很聪明。他收下了我们的辞职信，然后通知第二天晚饭时在餐厅举行新的选举。这将确保让所有的同学都参加选举，以避免产生借口，说学生代表委员会没有得到全体学生的支持。那天晚上，选举按照校长的要求如期举行。但是，同样只有那25个学生投了票，同样还是那6个学生当选学生代表委员会委员。似乎一切还是老样子。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6个人召开了碰头会，讨论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投票差异很大，其他5位当选人坚持：我们是在全体学生中当选的。我认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全体学生都在选举现场，但是多数人并没有投票，说我们拥有他们的信任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是联合抵制选举，这是全体学生一致赞成采取的行动，我们应该仍然坚持那个决定，不能被校方的某些诡计所蒙蔽。我没能说服我的那5位当选伙伴，只好第二次辞职，我是6位当选的学生中唯一第二次辞职的。

第二天，我被校长召了去。克尔博士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实际上他也是福特黑尔大学的创始人，是个很受尊重的人。他严肃地回顾了过去几天内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让我重新考虑我的辞职决定。我告诉他我不能重新考虑。他让我晚上睡觉时再仔细考虑考虑，第二天告诉他我的最后决定。但是，他警告说，他绝不允许他的学生不负责任，并说，如果我坚持辞职，他将只好把我开除出福特黑尔大学。

他说的话使我震惊，并使我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以前我从来没有作过如此沉重的决定。那天晚上，我咨询了我的朋友兼辅导老师K. D.马叹兹玛。他认为，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辞职是正确的，不应该屈服。当时我觉得，我相信K. D.马叹兹玛胜过相信克尔博士。于是我谢别K. D.马叹兹玛，回到了宿舍。

尽管我认为我所做的在道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仍然拿不准我的辞职正确与否。难道是我正在为一个无关紧要而抽象的原则毁掉我的大学生涯吗？我发现把坚持自己的私利而牺牲自己看作是对学生们负责的原则是难以接受的一种想法。我打定主意，不能在我的同学们眼里当孬种。同时，我也不想放弃我在福特黑尔大学的学业。

第二天上午我去克尔博士办公室的时候，我仍然处于难下决定的心态。直到他问我是否作出了决定时，我才真的拿定了主意。我告诉他我决心已定，我无法问心无愧地为学生代表委员会服务。克尔博士似乎对我的回答有点吃惊。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很好。当然，那是你的决定，我也对这个问题再考虑考虑。我建议，如果你参加学生代表委员会，明年你可以再回到福特黑尔大学继续读书。曼德拉，你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考虑这件事。”

正如克尔博士一样，我对自己的回答也感到有些意外。我也知道离开福特黑尔大学是鲁莽的。但是，我需要折中的时候却又无法折中，似乎我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不让我搞折中。我在感激克尔博士的立场和愿意再给我一次考虑机会的同时，也非常愤恨他决定我命运的绝对权力。如果我愿意，我应该有退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利。这个不公正的处理痛苦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时我才明白，克尔博士不是一个大救星，而是一个并非总是和蔼可亲的独裁者。那年年末我离开福特黑尔大学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被遗弃的痛苦感觉。

8...

我通常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穆克孜韦尼，但这次则不然。考过试并回到家后，我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摄政王。他很生气，他无法理解我的做法，认为我的做法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没听我解释完，他就不客气地告诉我，要服从校长的指示，秋天返回福特黑尔大学。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我与我的资助人发生争论，那将是没有道理的，也是对他的不尊重。所以，我决定暂时往后放放这件事。

佳士提斯也回到了穆克孜韦尼，我们彼此相见非常高兴。不管佳士提斯和我分别多久，连接我们的兄弟情义是不会改变的。佳士提斯去年离开了学校，现在住在开普敦。

几天内，我恢复了在家里的传统生活。我给摄政王料理事情，包括他的牛群以及与其他酋长的关系。我没有细想在福特黑尔大学的情况，但是，生活总有办法强迫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作出决断。那完全是与我必须要干的事——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

回家几周后，摄政王把佳士提斯和我叫到他面前。“我的孩子，”他用很严肃的语气说，“我恐怕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了几年了，在我去见祖先前，我有责任看着我的两个儿子结婚。当然，我已经为你们兄弟两人安排好了婚事。”

他的这番话让我们两人感到很突然，佳士提斯和我怀着一种担心而无助的心情彼此看着对方。摄政王说，两位女孩出生于很好的家庭。佳士提斯要迎娶著名的泰姆布贵族安卡利巴的女儿，而豪利沙沙（摄政王总是这样称呼我），将迎娶当地泰姆布牧师的女儿。他说，婚礼要马上举行。彩礼通常以牛的形式由新郎的父亲办理，对于佳士提斯来说，部落将为他置备彩礼，而我则由摄政王亲自置办。

佳士提斯和我都没说什么。这不是我们向摄政王提问题的地方，而且，只要他关心，问题就定了。摄政王不允许讨论：新娘已经选好了，彩礼也置备齐了，事情最后就这么定了。

佳士提斯和我低着头从摄政王那里走出来，心里感到茫然而沮丧。摄政王是按照泰姆布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办的，他的动机也是无可非议的，他要求我们在他有生之年都安顿下来。我们以前认为摄政王有权为我们安排婚姻大事，但是现在，这不再是绝对的了。两位新娘并不特别出众，据我们所知，她们不过是有血有肉的女流之辈而已。

尽管我对女方家庭十分尊重，但是，如果说摄政王为我选择的新娘就是我梦想中的伴侣，那也不是事实。她的家庭是显赫而令人尊重的，她那种特有的尊严也是很有魅力的。但是，这位小姐恐怕早就爱上了佳士提斯，可摄政王对此却不会知道。因为，父母很少知道他们子女爱情的浪漫的一面。毫无疑问，对于与我成婚，我的那位已经选定的伴侣也不会比我更热切。

那时候，我在社会方面比政治方面更超前。在我还没有考虑反对白人的政治制度的时候，就做好了反对我们自己人民的社会制度的准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间接地也是摄政王自己的过失，因为正是他出钱让我们接受的教育才使我们背叛这种传统的社会制度。我与女士们一起在中学和大学里待了好几年，难免有一点点风流韵事。我是浪漫的，我不准备让任何人，甚至摄政王，为我选择伴侣。

我与王后——摄政王夫人，定了一个君子之约，那就是把我的婚姻大事托付给她。我不能告诉她无论如何不让摄政王为我选择新娘，因为她当然不会同意。我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告诉她我想在她的亲戚中选择一位我认为理想的伴侣。这个姑娘确实很漂亮，但我不知道她对我印象如何。我说，我一完成学业就立即娶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骗局，但总比摄政王的主意要好。虽然王后在这个问题上同我站在一起，但是摄政王并没有被说服。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不会改变这个决定。

我认为好像他不给我选择的余地，但我不能接受这桩婚事。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欠考虑的。同时我也认为，如果我拒绝了摄政王为我安排的这桩婚事，我将无法再在他的庇护下生活。佳士提斯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俩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溜之大吉，而且，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约翰内斯堡。

回想起这件事，我认为我们当时并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设法通过中间人与摄政王商量，也许通过商量就使这个问题在我们部落和家庭的范围内得以解决。我可以去请求摄政王的堂兄孜林德劳佛酋长，他是穆克孜韦尼内阁最开明、最有影响的酋长。但是，我太年轻、太急躁，没有看到耐心等待的好处，一味认为逃走似乎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在保守秘密的同时制订出了详细的逃跑方案。首先，我们需要机会。摄政王认为佳士提斯和我在一起会出乱子，至少佳士提斯喜欢冒险和狂欢会对我比较保守的立场产生影响。因此，他想方设法尽量不让我们在一起。当摄政王打算出游的时候，他一般都让我们其中一人跟随，这样当他不在宫内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在一起。他更多的是带着佳士提斯，因为他喜欢让我留在穆克孜韦尼照料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得知摄政王准备外出一个礼拜，去参加特兰斯凯立法大会，这次我们两个他谁也不带，我们认为这是逃走的最理想的机会。我们决定，摄政王一动身去开会我们就去约翰内斯堡。

我没有什么衣服，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一个箱子里。摄政王礼拜一一早就走了。我们准备接近中午的时候再动身。但是，正当我们准备要走的时候，没想到他又回来了。我们看见他的车开进了王宫，就立刻跑进了花园，并藏在玉米秸中。摄政王一进屋就问：“两个孩子上哪里去了？”有人回答说：“啊，他们就在附近。”但是，摄政王有些怀疑，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他说他回来是因为忘记带泻盐了，他四处观察了一会儿，然后似乎还满意。我想他可能有某种预感，因为他可以在城里很容易地买到泻盐，当他的车消失在群山之中的时候，我们也上了路。

我们俩都几乎没有钱，但是，那天上午我们去了当地的一个商人那里，说好把摄政王的两头牛卖给他。那位商人认为是摄政王吩咐我们来卖牛的，我们也没有纠正他的错误想法。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价钱。我们用卖牛的钱租车去了当地的火车站。我们打算从那里乘火车去约翰内斯堡。

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们不知道摄政王已经驾车来过火车站，并告诉车站经理，如果有两个青年人来买去约翰内斯堡的车票，一定不要卖给他们，因为他不允许他们离开特兰斯凯。我们到了火车站，发现那位经理说什么也不卖给我们票。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的父亲来过这里，说你们想跑。”我们大吃一惊，赶紧回到我们租的那辆车上，告诉司机把我们送到下一个车站。下一个车站距离这个站大约50英里，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那里。

我们好不容易才上了车。但这趟车最远到昆斯敦。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黑人外出旅行是件很复杂的事情。所有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有土著事务局颁发的“土著人通行证”，要求遇到白人警察、公务员或雇工老板都要出示这种通行证。不出示通行证就会被逮捕，送上法庭，判处监禁或罚款。通行证上记有持证人的住址、酋长姓名，是否缴纳了人头税等。当时，这种人头税只向非洲人征收。后来，这种通行证变成了小册子，即“身份证”。据悉，这种身份证记录了持有人的详细资料，并且每月必须由持有人的雇工老板签字。

佳士提斯和我都已办好通行证。但是，一个非洲人要离开原属地到另一个地区去工作或居住，还需要有旅行文件，即此人的雇工老板（像我们这样的就需要监护人）出具的许可证或许可函，而这些我们都没有。就是这些文件都有，警察也可能因为其中有的文件没签字或日期不对找你的碴儿。如果根本没有这些文件，那就很危险。我们的计划是在昆斯敦下车，然后去一家亲戚那里办理这些文件。这也是一个欠考虑的计划，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在昆斯敦遇见了穆旁多比尼酋长。他是摄政王的一个弟弟，对佳士提斯和我都很好。

穆旁多比尼酋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说明了需要当地行政长官签发的旅行文件，并编造我们需要这些文件的原因，谎称我们出来是为摄政王办事的。穆旁多比尼是从土著事务局退休的翻译，与行政长官很熟悉。他没有理由怀疑我所说的话。他不但领着我们去找行政长官，而且还为我们担保，并说明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行政长官听了酋长的说明后，马上为我们办理了所需要的文件，并加盖了公章。佳士提斯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满意地笑了。但是，正当行政长官准备把这些文件递到我们手上的时候，他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说：作为礼节，应当告知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我们认为这件事是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他的话让我们很不安，但是我们仍然安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行政长官用他的电话与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取得了联系。糟糕的是，摄政王正在拜访乌姆塔塔行政长官，此时他正坐在行政长官的办公室里。

当昆斯敦的行政长官把我们两人的情况告诉了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时，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似乎说：“啊，他们的父亲正好在这里！”然后让摄政王接了电话。当昆斯敦行政长官把我们的请求告诉摄政王时，摄政王勃然大怒。“把两个孩子抓起来！”他高声说，足以让我们通过话筒听见他的声音，“把他们抓起来，然后立即把他们送回来！”行政长官放下电话，对我们很生气。“你们两个是小偷，并且撒谎。”他对我们说，“你们企图欺骗我，现在我要把你们抓起来。”

我立即站起来为我们辩解。通过在福特黑尔学习，我懂一点法律，这回派上了用场。我说，我们向你们说谎是事实，但是我们并没有违反法律，你们不能仅仅依据摄政王的建议就逮捕我们，何况他又正好是我们的父亲。这位行政长官作了让步，没有逮捕我们。但他让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并且不允许我们再登他办公室的门。

穆旁多比尼酋长也很气愤，他也不再管我们的闲事。佳士提斯想起在昆斯敦有一位朋友，名叫西德尼·恩克苏，在白人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们去找此人，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对我们说，他为之打工的那个白人的母亲正打算开车去约翰内斯堡，他问问看，是否能让我们搭个便车。随后，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付15英镑，他母亲就让我们搭她的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价钱，比买火车票贵得多。搭车费让我们掏空了腰包，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决定冒险，到约翰内斯堡后再办理有效的旅行文件。

第二天一早，我们动身去约翰内斯堡。在那些日子里，如果白人开车，按照习惯，黑人必须在后排就座。我们两人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就座的。佳士提斯坐在那位女士的身后。佳士提斯是个友好而精力充沛的人，他一落座就和我闲聊起来，这使那个老太太感到很不舒服。她显然从来没有同一个对白人毫不在乎的黑人在一起待过。行驶几公里后，她吩咐佳士提斯同我换换座位，这样她就可以监视他。在剩余的路途中，她就像鹰一样监视着他。但是，一会儿，佳士提斯的魅力在她身上起了作用，她竟然偶尔被他的话逗得大笑。

那天晚上，大约10点钟，我们发现前面灯光闪烁。迷人的灯光似乎向四面八方放射开来。对我来说，电总是神奇而奢侈的，而这里却是电的世界、灯的海洋。看到从孩提时代就听说过的这座城市，我特别激动。约翰内斯堡一直被描绘成梦幻般的城市。这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城市，在这里，一个贫穷的农民可以变成富有的财主。我想起了巴纳巴基在割礼训练期间讲过的一个又一个故事：那里的楼房高得让你看不到楼顶，那里的人讲的语言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那里到处都是豪华的汽车、漂亮的女人和横冲直撞的魔鬼。这是一座黄金之都，我很快就要在这里安家落户！

在城市的近郊，交通越来越拥挤。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路上同时有那么多汽车。即使是乌姆塔塔，充其量也不过有几辆汽车，而这里却有成千上万辆。我们绕城环行，而没有直接进城。但是，我能隐约看见那一片一片的高楼大厦，在昏暗的夜空中显得更加昏暗。在路上，我看见巨大的广告牌上展示着香烟、糖和啤酒广告。所有这一切，似乎特别地富有魅力。

很快，我们来到了大片的豪宅区，即使最小的豪宅也比摄政王的王宫大。豪宅前都有草坪和高大的铁门。我们开车进入其中一所豪宅的停车道，这里是老太太的女儿居住的地方。佳士提斯和我被安排在佣人居住的偏房，我们将在那里住一宿。向老人道谢之后，我们就进入了房间，躺在地板上休息。但是，约翰内斯堡的繁荣让我如此激动，我感觉仿佛自己那天晚上是在漂亮的羽毛褥垫上睡的觉。希望似乎是无限的，此时的我就像是经过长长的跋涉到达了终点。但事实上，这只是在更长更长的旅途中迈出的第一步，它将以我当时没有想象到的方式继续考验我。

第二部 约翰内斯堡

9...

当我们到达克朗金矿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黎明了。克朗金矿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寂静、昏暗的大山丘平原上。约翰内斯堡是由于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金矿于1886年建立起来的一座黄金城市，而克朗金矿则是这座黄金城市中最大的金矿。我本想能在这里看见像乌姆塔塔市内的政府大厦那样的大楼，但克朗金矿的办公室却原来是建在金矿前面的锈迹斑斑的铁皮房子。

金矿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光秃秃、坑坑洼洼，到处是污泥垢土，但就是没有树，四周围着篱笆墙。金矿就像是经过战争破坏过的战场，到处是刺耳的噪音：有轴式卷扬机的摩擦声，有电钻的冲击声，有发电机的轰鸣声，有下达命令的吼叫声。所见之处，到处是身穿工作服、看上去疲惫不堪、压弯了腰的黑人。他们住的是凄凉阴冷、单一性别的简陋房，房子里有几百个水泥床，彼此相隔只有几英寸。

在威特沃特斯兰德，采金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矿石的含金量低、矿井深。只有成千上万工作时间长、收入低、无人权可言的廉价黑人劳力的存在，才能使白人拥有的、建筑于黑人脊背之上的矿业公司有利可图，掘取比克罗伊斯（Croesus，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最后一代国王，以财富闻名）还要富有的财富。以前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企业、这样大的机器、这样得法的组织、这样辛苦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南非的资本主义。我知道，我即将接受一种全新的教育。

我们直接去找工头。皮利索是一个粗暴的老工头，依靠他的冷酷无情谋生。他知道佳士提斯，因为摄政王几个月前曾写过一封信，要求为他安排一个管理工作。这种工作在金矿上是最令人羡慕、最受人尊重的工作。但他不了解我。佳士提斯解释说，我是他的弟弟。

“我只接受佳士提斯，”皮利索回答说，“你父亲的信没有提你弟弟的事。”他十分怀疑地看着我。但佳士提斯请求说，那仅仅是个疏忽，摄政王对我的事也发过信。皮利索那无情的外表之下也隐藏着有同情心的一面，于是，他让我担任金矿上的保安，并说，如果干得好，三个月后将给我安排一份管理工作。

摄政王的话在克朗金矿很有分量。在南非，所有的酋长都是如此。采矿官员都想从农村招募劳工，各个酋长对他们所需要的人都有控制权。他们需要酋长们鼓励自己的老百姓来矿脉做苦工。酋长的待遇与普通人大不相同。当他们来金矿参观时，矿主总是提供特别优厚的吃住条件。酋长的一封信足以使一个人得到一份好工作。由于我们的关系，佳士提斯和我受到特别照顾。我们工作没有定额，我们被安排了较好的睡觉的地方，并且有少量的工资。第一天晚上，我们没有住简陋的铁皮房。出于对摄政王的尊重，皮利索邀请佳士提斯和我与他住在一起。

许多矿工，特别是那些来自泰姆布兰的矿工，拿佳士提斯像酋长一样对待，他们用现金作为礼物欢迎他。当酋长来参观时，这通常是一种惯例。这些人多数都住在同一个住所，矿工们通常是按部落隔离安排住处。矿主这样安排是为了防止不同部落为了共同的不满情绪而团结在一起，因此有利于管理。但隔离安排住处也常常会导致不同部落、不同氏族之间发生派系争斗。对于这种争斗，矿主没有刻意地加以防止。

佳士提斯把他得到的礼物也分给我一些，并且作为奖金另给我一点额外的英镑。开始那几天，我们的口袋里总是叮当响着新的有钱人通常有的那种硬币碰击声。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成了一个百万富翁。我开始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幸运之光就在我身上闪耀，如果我们不是在大学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说不定我们真的已经成了百万富翁！我又一次看到，命运把我抛弃了。

很快，我作为一名值夜班的金矿保安开始工作。矿上给我发了一身保安服、一双皮靴、一顶钢盔、一个手电筒、一个哨子和一根圆头木棒。这是一种一端有大圆球的木棒。工作很简单：站在写着“注意，土著人从这里穿行”的警示牌的矿井入口，检查每个从这里出入的人是否有通行证。开始几天，我在矿上巡查并未发现任何事故隐患。然而，有一天深夜，我确实逮住了一位喝醉了酒的矿工。但是，他温顺地出示了通行证，然后就回了他的住所。

由于让成功冲昏了头脑，佳士提斯和我向我们在家就认识的一位朋友吹嘘起了我们的聪明，这个人也在这个金矿上工作。我们对他说，我们如何逃出王宫，如何欺骗摄政王等。尽管我们让那人为我们保密，但是，他却直接去找那位工头告了密。一天以后，皮利索召见了我们。他问佳士提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摄政王批准你弟弟出来工作的证明在哪里？”佳士提斯说他对此事已经作了说明，摄政王已经寄了证明信。皮利索并没有由于他的回答而态度有所缓和。我们感觉似乎出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了一封电报。“我与摄政王已经取得了联系。”他用严肃的口气说，并把电报递给了我们。电报上说：“立即把两个孩子送回家。”

然后，皮利索对我们大为恼火，骂我们向他撒谎，说我们滥用他的热情和摄政王的好名声。他告诉我们，他准备在矿工中集资，买火车票把我们送回特兰斯凯。佳士提斯反对回家，并说，我们仅仅是要在矿上工作，我们能自己做主。但是，皮利索根本不予理睬。我们感觉很丢面子，也感到受了侮辱。于是，我们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但下定决心不回特兰斯凯。

我们很快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去找A. B.埃克苏玛医生。他是摄政王的一个老朋友，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埃克苏玛医生来自特兰斯凯，是一位非常受尊敬的医生。

埃克苏玛医生见到我们很高兴，并非常热情地向我们打听穆克孜韦尼家乡的情况。我们告诉他许多有关我们来约翰内斯堡的半真半假的情况，并说很想在金矿上找个工作。埃克苏玛医生说他愿意帮助我们，并马上给金矿协会的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打了电话。金矿协会是代表矿主的很有权威的组织，专门管理矿工雇用事务。埃克苏玛医生告诉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我们是如何如何优秀，他应该给我们找个地方。我们谢别了埃克苏玛医生，马上去找维尔比拉伍德先生。

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是一个白人，他的办公室比我见过的任何办公室都气派。他的写字台似乎有足球场那么大。我们在一位名叫费斯特尔的金矿老板的陪同下见到了他。我们把说给埃克苏玛医生的原话又向他复述了一遍，维尔比拉伍德先生对我说的来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继续深造但并非完全是事实的理由印象很深。“好吧，小伙子们，”他说，“我将介绍你们去与克朗金矿的经理皮利索联系，我告诉他给你们安排个管理工作。”他说他与皮利索在一起工作了3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皮利索从来没有对他不忠过。佳士提斯和我听后感觉局促不安，但是并没有说什么。尽管有些担心，但我们幼稚地认为，我们现在比皮利索占优势，因为我们有他的上司维尔比拉伍德为我们撑腰。

我们又回到了克朗金矿办公室。由于我们递交了维尔比拉伍德的信，那里的一位白人经理对我们很客气。就在这时，皮利索从办公室门前经过，他一眼看见了我们，于是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你们这两个青年人！你们又回来了！”他生气地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佳士提斯很镇定。“我们是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派来的。”他回答说，语气中带有一点挑衅的味道。皮利索先生考虑了一会儿。“你告诉他你们是背着父亲偷着跑出来的了吗？”皮利索反问道。佳士提斯没有吭声。

“你们不用指望在我管理的金矿上找到工作！”他吼叫着说，“现在，你们给我走远点！”佳士提斯挥舞了一下维尔比拉伍德先生的信。“我不在乎这封信！”皮利索说。我观察那位白人经理，希望他能管管皮利索。但是，他却像雕塑一样在那里不吭声，似乎像我们一样胆怯。我们拿皮利索毫无办法，只好乖乖地离开那个办公室，感觉比第一次还要沮丧。

我们的时运开始逆转：没有工作，没有希望，也没有地方住。佳士提斯在约翰内斯堡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他进城为我们寻找居住的地方。与此同时，我提着我们的行李箱，打算随后在约翰内斯堡南面的小城镇乔治高诗与他碰头。

我请求在老家就认识的一位名叫比基沙的人帮我把箱子提到前门，有一位保安把我们挡在门口，说是要搜查一下箱子。比基沙不同意，说箱子里没有犯法的东西。保安说搜查是例行公事。他草率地搜查了一下箱子，连里面的衣服都没有翻动。比基沙是个高傲的人，当保安正准备盖上箱子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找这个麻烦？我告诉你，里面没有什么犯法的东西。”这句话激怒了保安，他决定仔细检查箱子里的东西。当他搜查箱子里的每个角落并搜查每个衣服口袋的时候，我越来越紧张。他一直翻到了箱子底，找到了我不希望他找到的那件东西：裹在我的衣服里面的那把左轮连发手枪。

他转身对比基沙说：“你被捕了。”然后，他吹响了哨子，哨音唤来了一群保安。当他们把他带往当地警察局的时候，比基沙用担心而困惑的神情看着我。我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跟在他们后面考虑对策。老式左轮连发手枪是我父亲的遗物，是他临死前留给我的，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是，为了防身，我把它带在身上来到了这座城市。

我不能让朋友承担罪名，在他们进了警察局不久，我就进去要找负责此事的警察官。我被带到了一个警察官面前，尽量直截了当地坦承：“先生，在我朋友的箱子里发现的那支枪是我的。它是在特兰斯凯从我父亲那里传给我的。我把它带到这里，是怕遇上强盗。”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福特黑尔大学的学生，我仅仅是暂时住在约翰内斯堡。警察官随着我的解释也和气了一点，他说，他将马上释放我的朋友。并说，尽管他不逮捕我，但是因为我拥有枪支，必须把我送上法庭。需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礼拜一上午去法庭应诉。我很感激他，告诉他我礼拜一上午一定去法庭。那天上午我真的去了，在法庭上我只收到了一张象征性的罚单。

与此同时，我也作出了安排，准备去乔治高诗镇，住在我的堂哥戈利克·穆贝基尼家。他是一个卖衣服的小商贩，只有一间盒子大小的小房子。他友好而热情，到了那里不久，我就把我准备当一名律师的真实愿望告诉了他。他称赞我有志气，并说他将对我说的话认真加以考虑。

几天后，戈利克告诉我，他准备带我去见“约翰内斯堡一个最好的人”。我们乘坐去市场大街的汽车来到了一个财产代理公司。市场大街是一个人口密度大、玩耍娱乐地方多的去处。这里的每条街道都有满载旅客的有轨电车和布满摊贩的人行道，让人感觉财富就在每一个角落。

那时的约翰内斯堡既是一个新开发的城市，又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屠夫就在办公大楼临近的大街上卖肉，拥挤的商店附近到处都是帐篷，高耸入云的大楼旁边晾晒着女士们洗好的衣物。工业由于战争而得到振兴。1939年，南非作为一个英联邦的成员国曾向纳粹德国宣战，农村为战争输送人力和物力。劳工们的需求量很大，约翰内斯堡成了吸引非洲人从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的“磁铁”。我在约翰内斯堡的1941年到1946年之间，这座城市里的非洲人成倍地增加。每天早晨，人们会感觉这座城市又比昨天扩大了一圈。男士们在非欧洲化城镇上寻找工作和住处。这些城镇包括纽克莱尔、乔治高诗、亚历山大、索菲亚顿和西部土著人乡镇。数千个火柴盒式的房子像监狱般建造在光秃秃的土地上。

戈利克和我坐在财产代理公司的会客厅里，一位可爱的黑人招待员向办公室里面的老板报告了我们的到来。报告完此事之后，她那灵巧的手指开始随着打印信函在键盘上来回舞动。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非洲人打字员，见到女性黑人打字员的机会就更少。在我参观过的乌姆塔塔和福特黑尔为数不多的政府部门和贸易公司里，打字员总是白人和男士。我之所以对这位年轻女士印象特别深，是因为那些白人男打字员只能用两个慢慢移动的手指打字。

她很快让我们进了办公室，在那里我被介绍给一位男士。此人看上去有30多岁，长着一张聪明、善良、表情丰富的脸。他身穿一件双排扣的上衣，尽管年龄不大，但在我看来却很老练。他也是特兰斯凯人，但他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人来人往的会客厅和写字台上堆着厚厚的材料判断，他是一个忙忙碌碌、事业有成的男士。不过，他并没有草率地应付我，似乎对我的到来由衷地感兴趣。他名叫瓦尔特·西苏陆。

西苏陆的办公室专门配备了非洲办公用具，在20世纪40年代，仍然有一些地区允许非洲人购买不动产。非洲人购买的小农场大多坐落在像亚历山大和索菲亚顿这样的地方。非洲人连续几代都在其中一些地方拥有自己的家。其余的非洲人则居住在城市，城市里有许多火柴盒式房子，住户需要向约翰内斯堡市政厅缴纳租金。

西苏陆由于既是商人又是当地的领导人而出名，他已经是社团的代表人物。在我叙述我在福特黑尔遇到的困难、准备当律师的决心和想在南非大学注册以便通过函授教育取得学位的过程中，他一直认认真真地倾听。由于疏忽，我没有告诉他我到约翰内斯堡的情况。当我说完后，他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沉思我所讲的事情。然后，他看了看我说，他的同事中有一个白人律师，名叫拉泽·希代尔斯基，并称赞他是一位高雅而进步的人。他说，希代尔斯基对非洲教育很热心，他将与他谈谈，让我当他的合同雇员。

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英语娴熟和生意成功都是获得高学历的直接结果。我推断，西苏陆事业有成，他当然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在我们离开西苏陆的办公室后，我堂兄告诉我，西苏陆从来没有通过标准六级教育考试。在约翰内斯堡，我必须忘却从福特黑尔大学得到的这个教训。我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取得文科学士学位就意味着当官，要想当官就必须有文科学士学位。但是，在约翰内斯堡，我发现许多杰出的官员根本就没上过大学。即便是我学完文科学士学位所要求的全部英语课程，我的英语流利水平和口才也比不上我在约翰内斯堡遇见的许多从来没有获得学历毕业证的人。

与堂兄一起住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后，我准备搬到圣公会教堂的J.马布托牧师家里去住。他家位于亚历山大镇第八大街。马布托牧师是泰姆布人，也是我家的朋友。他是一个慷慨、信奉上帝的人。他的夫人（我通常称她高诰），是一位热情好客而乐意帮助别人的人，她也是一位高级厨师。作为一个对我家庭很熟悉的泰姆布人，马布托牧师认为有责任帮助我。他经常对我说：“我们的祖先教导我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但我还是没有从克朗金矿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因为我没有把我离开特兰斯凯的情况告诉马布托牧师。搬到马布托牧师家中不久，有一位客人来拜访马布托牧师，我陪着他们喝茶。不凑巧的是，来客正是金矿协会的费斯特尔先生。当佳士提斯和我去找维尔比拉伍德先生的时候，费斯特尔一直在场。费斯特尔先生和我以彼此相识的方式相互打了招呼。尽管我们没提上次见面的事，但第二天，马布托牧师就把我叫到一边，明确告诉我，我不能再在他家住下去了。

我埋怨自己没有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我变得如此习惯于说谎，甚至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也说谎。我相信，如果我事先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他肯定不会介意。但是，他从费斯特尔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后，他感觉上当受骗了。在约翰内斯堡短暂的逗留期间，我说了一路的谎话，而每次说谎最终都会给我带来苦果。当时，我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胆小且没有经验。我知道，我还没有在新的生活中迈出正确的一步。在这种情况下，马布托牧师可怜我，于是又给我找了一个居住的地方，让我与他的邻居库玛住在一起。

库玛先生是亚历山大很少的拥有土地的黑人精英之一。他的家在第七大街46号。房子很小，特别是他有6个孩子，房子就更显得狭小。房子虽小但很温馨，不但有一个圆形房子，而且房子前还有一个微型菜园。为了勉强度日，库玛先生像许多亚历山大居民一样，只好向外租赁住房。他在房子后面建了一个薄顶房，比棚子好不了多少，地面又脏又乱，没有取暖设施、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但是它却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天地。有这样一个小房子住，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同时，在瓦尔特先生的推荐下，拉泽·希代尔斯基同意我取得文科学士学位时聘用我。“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三人公司是约翰内斯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受理黑人和白人的诉讼案子。除了学习法律和通过一定水平的考试之外，为了在南非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还必须经过几年的学徒生涯，这种学徒叫供职约定。但是，为了能获得供职约定，我必须首先取得文科学士学位。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在南非大学读函授。这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教育形式，人们可以通过函授获得学历证书和学位。

除了受理常规诉讼案子之外，该律师事务所还向非洲诉讼委托人提供财产交易方面的法律服务。瓦尔特给这个律师事务所介绍了许多需要财产抵押的诉讼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将受理他们的贷款申请，然后收取代理费。这种代理费需要分给非洲财产代理公司。事实上，律师事务所拿大头，剩下的一小部分留给非洲财产代理公司。黑人只能拿到一点零头作报酬，并且别无选择。

就是这样，该律师事务所也比其他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自由得多。这是一家犹太人开办的事务所。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犹太人在种族和政治问题上比白人心胸宽阔得多。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历史上偏见的牺牲品。作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拉泽·希代尔斯基能接受一个非洲青年作为约定雇员，这在当时是没有听说过的新鲜事儿。这个事实也是该律师事务所更崇尚自由的一个证明。

希代尔斯基先生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毕业生。我非常尊敬他，他对我也特别好。我到该事务所工作的时候，他只有35岁左右。他热心于非洲教育，为非洲学校捐钱，有时免费服务。他身材修长，有尊严、有礼貌，留着整齐的八字胡。对我的事，他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他告诉我，教育对我个人和全体非洲人都非常重要，只有大规模地开展教育，我们的人民才能获得自由。他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遭受压迫，因为他能够自我思考。他一遍一遍地告诉我，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也就为非洲人树立了成功的榜样。这就是我应该走的最有价值的道路。

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里与该事务所的多数职员见了面，其中包括一位名叫高尔·瑞德贝的非洲雇员。我与高尔就在一个办公室。高尔比我大十岁，他既是一个职员，又是翻译和通信员。他个子不高，但肌肉发达，很结实。他能流利地讲英语、索托语和祖鲁语，并能用这些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他很幽默，很有信心，也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和辩论能力。在约翰内斯堡的黑人社会里，他是一个著名的人物。

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的第一天上午，一位年轻的白人秘书丽波曼女士把我拉到一边说：“纳尔逊，在这个律师事务所里没有肤色隔阂。”一位服务生托着茶盘和杯子来到了前会客厅。她说：“为了你的到来，我们为你和高尔买了两个新杯子，秘书负责给几位主管端茶倒水，而你和高尔需要自己端，我们也都是自己端。当茶水来了的时候我会叫你们，然后你们可以拿你们的新茶杯。”她还让我把这些话告诉高尔。对她的殷勤我很感激。但是我知道，她那么认真地提及“两个新杯子”只不过就是她声称不存在肤色隔阂的一种证明。秘书们可以与两个非洲人共同喝茶，但喝茶的杯子不能混用。

当我把秘书丽波曼的话转告给高尔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变化，他说：“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一种有害的思想进入了一个小孩的头脑中。纳尔逊，在喝茶的时候不要担心，看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11点钟，丽波曼女士告诉我们茶水来了。秘书和其他职员面前都有了茶水，高尔走到茶盘前假装没有看见那两个新杯子，而是从旧杯子中选了一个，紧接着大方地放入糖、牛奶，然后倒上茶水。他慢慢地搅动着杯子里的茶水，然后站在那里非常自我满足地喝起来。丽波曼瞪大眼睛看了看高尔。此时高尔向我点了点头，好像是说：“轮到你了，纳尔逊。”

我困惑了一会儿，我既不想冒犯丽波曼，也不想疏远我这位新同事。因此，我决定采取对我来说似乎是最谨慎的应对方式：我一点都不想喝茶，我不渴。当时我23岁，作为一个男子汉，作为一个约翰内斯堡的居民，作为一个有上百人律师事务所的雇员，我才刚刚独立，我把中间道路看作最好、最理智的道路。从此之后，一到喝茶的时间，我总是独自一人到事务所内的小厨房里去喝茶。

秘书也并非总想得那么周到。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在所里也更有经验了。有一天，我正在向一位白人秘书口授情况，这时，这位秘书认识的一位白人诉讼委托人走进了办公室，使她感到很不好意思。为显示她并不是在听一个非洲人口授，她从钱包里掏出6个便士，傲慢地说：“纳尔逊，出去到化妆品商店给我买些香波。”于是，我离开办公室去给她买香波。

开始，我在律师事务所里干的都是些很基础性的工作，既是一个法律职员，又是一个通信员。找资料、整理资料、资料归档，这都是我要干的活。后来，我又为非洲诉讼委托人起草合同。但是，不管活多么小，希代尔斯基先生总是向我说明为什么干和为什么让我干。他是一个有耐心、宽厚待人的师长，不但努力向我传授法律知识，而且还告诉我背后的道理。他的法律知识面很宽，因为他认为法律是可以用来改变社会的工具。

在希代尔斯基先生传授他的法律观点的时候，他警告我要抵制政治方面的影响。他说，政治会在人们中间产生坏的影响，政治是麻烦和腐败的根源，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政治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沾染上政治，我将有可能陷入可怕的境地。他忠告我，不要与他认为是制造麻烦和煽动是非的人在一起，特别是高尔·瑞德贝、瓦尔特·西苏陆。希代尔斯基在尊重他们的才能的同时，也厌恶他们的政治倾向。

高尔的确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这种表述恰如其分。他是一个在非洲社团内有影响的人，但对于其影响方式，希代尔斯基先生并不知道，或者说只是有点怀疑。他是西部土著人镇上的咨询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由4位为了镇上的问题出面与当局交涉的人组成。尽管权力不大，该委员会在土著人中却有很高的威望。我很快知道，高尔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既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又是南非共产党党员。

高尔是个很有主心骨的人。他对我们的雇主并不客气，常常因为几位雇主对非洲人不公而谴责他们。他会说：“你们的人窃取了我们的土地，并奴役我们，现在你们又无情地剥削我们。”一天，我外出办完事回来走进了希代尔斯基的办公室，高尔转身对他说：“看！你坐在这里和老爷一样，而我们四处奔忙为你们办事。这种局面应该倒过来，有一天是会倒过来的，我们将把你们赶进大海里去。”然后高尔离开了办公室，希代尔斯基在那里沮丧地直摇头。高尔虽然没有文科学士学位，但他却是比带着闪光的学位离开福特黑尔大学的那些人水平还高的一个榜样。这不仅表现在他接受知识快，也因为他勇敢而自信。尽管我有意为完成学业、获取学位去法学院学习，但是，我从高尔那里得知，学位本身并不是晋升的保证，只有走出大学、融入社会中证明自己，学位才有价值。

在“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我并不是唯一的约定职员。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人名叫耐特·布瑞格曼，他在我被录用前不久才开始在该事务所工作。耐特聪明、友好、思路开阔，似乎完全“色盲”，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白人朋友。他模仿能力很强，可以逼真地模仿扬·史末资、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的声音。我经常见他对法律事务和办公程序发表意见，并不知疲倦地帮助别人。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办公室里，耐特掏出了一包三明治。他拿了一个三明治对我说：“纳尔逊，拿着三明治的那一头。”我不知他为什么让我这样做，但是，我饿了，因此决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好，掰一块。”他说。于是我就掰了一块，三明治变成了两块。“好吧，让我们一起吃。”他对我说。在我嚼着三明治的时候，耐特说：“纳尔逊，我们现在做的就象征着共产党的理论——分享我的一切。”他告诉我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并向我介绍了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我知道高尔是共产党党员，但是他从来没有向我介绍过共产党的基本知识。那天我听了耐特的话，后来，他在宣传共产主义优越性的时候试图劝我加入共产党。我听出他的意思，也提问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参加。我不想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希代尔斯基的忠告还在我的耳边萦绕。我对宗教相当执著，共产党对宗教的立场使我对它敬而远之。不过，我很感激那半块三明治。

我喜欢与耐特在一起，我们经常到外面走走，其中包括去听演讲和参加共产党的会议。我出去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是出于知识分子的好奇心。我越来越了解我们国家种族压迫的历史，并且把南非的斗争看成是纯粹的种族斗争。但是，共产党则是通过阶级斗争的透镜观察南非问题，他们认为是有没有压迫的问题。这个理论激发了我的兴趣和好奇心，但我又觉得这种理论与今天的南非似乎没有特别的关系。它可能适用于德国、英国或俄国，但对我所了解的这个国家似乎不适用。即便如此，我仍然去听、去学这些东西。

耐特邀请我参加了几次聚会，那里各种人混杂在一起，白人、非洲人、印度人，也有有色人。这些聚会是由共产党组织的，多数参加者都是共产党员。我记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时自己心里有些担心，主要是因为没有适当的服装。在福特黑尔大学，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参加任何社会活动都要系领带、穿正规衣服。尽管我的衣柜里的衣服极其有限，但我还是设法找到了一条领带去参加聚会。

我发现了一群有生气且喜欢群居的人，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肤色。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各色人种混杂在一起的聚会。我与其说是一位参加聚会者，倒不如说是一位观望者。我感到羞涩，担心出现什么差错，不习惯参加海阔天空、情绪激昂的对话。与我周围发表成熟见解的人相比，我的思想似乎还没有开化。

那天晚上，通过别人介绍，我认识了迈克尔·哈迈尔先生。我听说他是罗德斯大学毕业的英文硕士。我对他的这一学位印象尤其深刻，但到我见到他的时候，心中却在犯嘀咕：“这个人有硕士学位，竟然没有打领带！”对于这个认识上的矛盾，我无法理解。后来，迈克尔和我成了好朋友。我开始佩服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帮我抛弃了极其愚蠢的旧思想。他不仅是一个卓越的作家，也是一个执著的共产主义者，尽管他能够享受很富有的生活，但是，他却坚持与非洲人相同的生活方式。

10...

亚历山大的生活是愉快的，也是令人感到不稳定的。那里的气氛活跃，那里的精神富有冒险性，那里的人民足智多谋。尽管那里的城镇也有个别漂亮的建筑，但是公正地说，那里可以用“贫民窟”、“当局对那里的生活漠不关心”来描述。那里的道路什么也没铺，脏乱不堪，饥饿、营养不良的儿童半裸着身子四处乱跑。空气中混合着浓浓的、从马口铁火盆里和炉灶里冒出的煤烟。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从路旁流下汇聚而成的一摊摊死水蛆满为患，散发着恶臭。由于根本没有电，亚历山大被认为是一座“黑暗城镇”。夜间步行回家非常危险，因为没有灯光。寂静偶尔被喊叫声、狂笑声和枪声打破。这种黑暗与特兰斯凯的黑暗完全不同，那里的黑暗似乎是把一个人包裹在欢迎的怀抱里。

城镇区拥挤得令人绝望，每平方英尺土地不是被摇摇欲坠的房子占据，就是被铁皮屋子充斥。在特别差的地方，邪恶暴力经常发生。生命在这里是廉价的，夜里经常发生动刀动枪的暴力事件。这里身带弹簧刀的强盗很多，也很出名，当地人把这些强盗称作“曹次司”（tsotsis，歹徒）。那个年月，他们模仿美国电影明星，头戴浅顶呢帽，身穿双排扣上衣，系着宽而华丽的领带。在亚历山大，警察出警是生活中的一大特点。警察经常大量地抓人，因为那里的人行施暴力，拥有烈性酒，也不缴纳人头税。几乎每个角落里都有铁皮屋地下酒吧、非法沙龙，这些地方都出售自酿啤酒。

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是，这里也是个致富之地。作为南非为数不多的非洲人可以积累私有财产的地区之一，他们可以在此经营自己的产业。在这里，非洲人不必向白人市政管理当局磕头。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当地的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为了让非洲人生活在农村或在矿上打工，白人政府坚持认为非洲人本质上就是农村人，不适合城市生活。亚历山大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其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和种族之间的隔阂，我们不是科萨人、索托人、祖鲁人或山杠人，我们是亚历山大人。这种生活创造的团结意识，在白人当局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白人政府在处理非洲人的时候总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和依靠人民中的种族分裂势力。但是在亚历山大这样的地方，这些差别是不存在的。

亚历山大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为这是我离家之后居住的第一个地方。尽管后来我居住在索韦托地区的奥兰多，而且居住的时间远比居住在亚历山大的时间长，但是，我总是这样看，虽然在亚历山大没有自己的房子，但它却是自己的家，而奥兰多虽然有自己的房子，但它却不是自己的家。

在亚历山大的第一年，我比在库努生活的孩提时代更加了解贫穷的含义。我似乎从来就没有钱，我想方设法依靠各种生活资源生存。律师事务所每周付给我2英镑，其中包括合同约定职员一般要付给律师事务所的一大块学徒费。在每周2英镑的收入中，作为房费，我每月支付库玛先生13先令4便士；来往亚历山大最便宜的交通方式是只供非洲人乘坐的“土著人巴士”，每月要支付1英镑10便士，这用去了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为了通过函授完成学业，我还要支付南非大学的各种学习费用；另外大约1英镑是生活费。薪金的一部分还要购买更重要的物品——蜡烛，没有蜡烛我就无法学习。我买不起一盏煤油灯，蜡烛陪伴着我每天苦读到深夜。

显然，每个月我都要差几便士。为了节省车费，每月有几天我要早晨走6英里去城里上班，晚上再走6英里回家。我常常饿着肚子度过一天又一天，衣服也无钱更换。有一次，希代尔斯基先生把他的一身旧衣服给了我，他与我一般高。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五年中我几乎天天穿着它，到后来，那套衣服到处是补丁摞补丁。

一天下午，我乘巴士回亚历山大，与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人坐在一起。他是那种喜欢穿美国电影中强盗穿的服装的青年人。我发现我的衣服刚刚触及他的衣服边，他就看到了，于是他非常在乎地动了动身，使我的衣服不再靠在他的衣服上。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想起来有点可笑，但当时却令人痛心。

帮助穷人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帮助穷人常常是真实友情的孵化器。当有钱的时候，许多人都会向你表示友好，但是，当你贫穷的时候，则很少有人与你交往。如果财富是一块吸铁石，那么贫穷就是一个排斥器。贫穷也常常会引起别人的同情。一天早晨，为了省钱，我决定步行去城里上班。在路上认出了一位年轻女士，她是我在福特黑尔大学的同学，名叫皮利斯·马赛库。她在大街的同一侧向我走来。我由于穿得太破而不好意思见她，因此想横过大街，希望她认不出我。但是，我听她喊“纳尔逊……纳尔逊”！我停住了脚步，并转身走上前去，假装这时才认出了她。她见到我很高兴，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看上去有多么寒碜。“纳尔逊，”她说，“这是我的地址，奥兰多东234号，请你到我家里去玩。”我决心不再自己羞辱自己，但有一天我需要正常地吃一顿饭，于是就来到了她的家里。她没有因为我贫穷而小看我，从那以后，我经常去看她。

我的房东库玛并不富裕，但是，他是一位慈善家。每个礼拜天，我往往一整天都在挨饿，他和他的夫人总是为我提供免费午餐。那些蒸猪肉和蔬菜常常是我一周能吃上的唯一一顿热饭。不管我在哪里或做什么，礼拜天我决不会不到库玛先生家。其余时间，我都是靠面包维持生活。有时候，所里的秘书们也会给我带些吃的。

那时候我很落后，贫穷和乡土习惯有时会闹出笑话。有一天，我搬到库玛先生家里时间不长，我走在从约翰内斯堡回家的路上，十分饥饿。我已经节余了一点钱，决定挥霍一次，买点鲜肉。我好久没有吃到肉了。因为周围没有正规的屠宰肉店，于是我走进了一家熟食店。这是我来到约翰内斯堡之后才看到的一种商店，透过玻璃，我看见一大块令人馋涎欲滴的肉。我叫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位先生给切了一块。他把肉包好递给了我。我拿着那块肉，抱着有一顿美餐等着我的梦想直奔家中而去。

当我回到亚历山大我的房间的时候，我招呼房东的小女儿。她只有7岁，但她是一个聪明的小女孩。我对她说：“你把这块肉拿去让你姐姐帮我做熟好吗？”我看她想笑，但又控制着没笑出来。因为她十分尊敬长者。我感觉有些不对劲，于是问她是否有什么差错。她乖乖地说：“这块肉是熟的。”我问她说什么，她解释说我买的是一块火腿，可以直接吃。这对我完全是一件新鲜事。我没有承认自己完全无知，告诉她我知道那是一块做熟了的火腿，但我想热一下。她知道我是在不懂装懂，便跑着离开了我。那块肉好吃极了。

在亚历山大，我与生性活泼的爱伦·恩卡彬德续上了旧。我在希尔德顿读书时就认识她，这时她正在亚历山大的一所学校里教书。事实上，爱伦和我已经坠入了爱河。在希尔德顿，我对她只是稍有了解。直到在亚历山大我们重逢的时候，我们之间的爱情种子才开始绽开花朵。那时，我与她在一起的空闲时间太少了，谈情说爱很困难：我们周围总是有那么多人，几乎没有适合谈恋爱的地方。我们唯一能单独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外面的露天场所，因此，爱伦和我只好在亚历山大城内的草地上或小山上走一走。我们大多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当时间允许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搞一次野炊。

爱伦是斯威士人，尽管城内的部落观念越来越淡薄，但是，我的一位朋友却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纯粹是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关系，我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但是，我们的不同背景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马布托太太对爱伦不感兴趣，主要因为她是斯威士人。有一天，我正在马布托家里，马布托太太听见有人叫门。是爱伦，她正在找我。但马布托太太却说我不在。后来她才对我说：“哼！纳尔逊，有位姑娘曾经来这里找你。”然后马布托太太问我：“那个姑娘是山杠人吧？”尽管山杠人是名门望族，但是在当时，山杠人是个贬义词。我对此很生气，说：“不，她不是山杠人，她是斯威士人。”马布托太太坚持认为我应该找个科萨姑娘。

这个劝告并没有阻止住我。我喜欢爱伦、尊敬爱伦。我认为，不听这个劝告倒是有点绅士风度。这种关系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与一位非科萨姑娘交往使我感觉自己很有胆识。我年轻，在城里无依无靠，爱伦不但担当了我的浪漫伴侣的角色，而且还担负起母亲般的责任。她支持我，给我信心、力量和希望。但是，几个月后，爱伦就搬走了，我们痛苦地相互失去了联系。

库玛先生有5个女儿，每个都十分可爱。最令人喜爱的是他的那个名叫迪迪的女儿。迪迪和我差不多大，她多数时间都在约翰内斯堡郊外的白人区里做家政服务。我刚刚搬进她家的时候，很少能见到她。但是，后来当我对她熟悉了的时候，我也爱上了她。但是迪迪对我却不屑一顾，原因是我只有一套补丁外衣和一件脏衬衣，形象与一个流浪汉没有什么两样。

迪迪每周末都返回亚历山大，总是在一位年轻小伙子的陪同下回家。我估计送她回家的那个年轻小伙子是她的男朋友，他帅气而又有钱，还有汽车，这是很少见的。他身穿昂贵的美国式双排扣服装，头上戴着宽边帽子，很注意外表。他可能干过强盗，对此我不敢肯定。他站在房子外面的院子里，双手插在西装背心的衣袋里，显得很神气。他客气地与我打招呼，但能看得出来，他并没有把我看作他的情敌。

我渴望告诉迪迪我爱她，但是我又害怕她不认真对待我的求爱。我几乎算不上风流小伙儿，在女士面前有些腼腆。我不知道或不懂得浪漫，而别人似乎玩浪漫丝毫都不费劲。周末的时候，迪迪的母亲有时让迪迪给我送一盘食物，迪迪会端着盘子来到我的门口。她似乎只是尽快地完成她的差使，而我则尽量让她多停留一会儿。我会问她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在学校里达到了几级水平？”我问她。她回答说五级。“你为什么不继续上学？”我又问。她说上烦了。“你一定要回学校继续上学，”我继续说，“你与我年龄差不多，这个年龄重新回学校学习不会错。不然，到老了的时候你会后悔的。你必须认真考虑考虑你的前途。你现在条件很好，年轻、漂亮，有很多人追求你，但是，你需要一个独立的职业。”

我知道这些话并不是一个年轻男士向他爱上的年轻女士说的最浪漫的话，但是，我不知道另外再对她说些什么。她听得很认真，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否对我说的话感兴趣，或者说，她是否认为她比我更优越。

我想向她求爱，但又不愿意这样做，除非我确信她会答应我。尽管我爱她，但我不想让她因为拒绝我而得到满足。我想追求她，但又没有勇气和决心。搞恋爱不像搞政治，小心谨慎通常不是好事。我既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想我能够成功，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忍受万一不成功而带来的痛苦。

我在那个房子里大约住了一年，最终我也没有表露我的这种情感。因为迪迪既没有对她的那位男朋友不感兴趣的任何表示，也没有对我更有意的任何意思。我怀着对她的友谊和对她全家的热情款待十分感激的心情告别了她和她的家人，随后好多年没有见到她。后来有一天，我在约翰内斯堡当律师的时候，有一位年轻女士和她母亲走进了我的办公室。那位年轻女士已经有了孩子，但她的男朋友仍然不愿意同她结婚，她想起诉她的那位男朋友。那位女士就是迪迪。只是当时她看上去有些憔悴，并且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衣服。我看见她感到很难过，我想，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种结局？最终，她没有起诉她那位男朋友，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尽管缺少浪漫，但我还是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开始养成了一种自立感，相信自己能够在我长大成人的这个世界上干出一番事业。我慢慢发现，我不必依靠我的王室关系或家庭支持去发展。我已经与那些不知道或不关心我与泰姆布王室有联系的人建立起了关系。我有我自己的家，尽管我的这个家很简陋，我要培养支撑自立所需要的自信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1941年年末，我接到摄政王准备访问约翰内斯堡并想见我的信。我很紧张，但是我知道应该见他，而且我也确实想见他。他住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工协会总部大院。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工协会是一个沿矿脉招募矿工的办事机构。

摄政王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变化很大。他不再提我离家出走、福特黑尔大学和给我安排婚姻的事。他对我客气又关心，以慈父的方式询问了我的学习和未来的打算。他知道我的生活正在认认真真地开始，并且与他为我设想的完全不同。他没有试图劝我离开我自己要走的道路，他对我绝对信任，这使我十分感激。

我与摄政王的见面起到了双重作用：我不但恢复了自我，同时也恢复了我对他和泰姆布王室的崇敬。我对我的旧亲属关系不再看得那么重要，这是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离家出走的正确性的一种姿态，它同时也缓解了我与我热爱并看重的世界相隔离的痛苦。这是对我回到摄政王温暖怀抱中的一种安慰。

在摄政王似乎对我很满意的同时，他对佳士提斯却很生气。他说，佳士提斯必须回穆克孜韦尼。佳士提斯已经与一个年轻女士形成了恋爱关系，我知道他没有回家的打算。摄政王走后，摄政王的一位大臣潘金达沃起诉了佳士提斯。当土著人特派员传唤佳士提斯的时候，我答应帮助他。在听证的时候，我指出，佳士提斯已经是成年人，他不必仅仅因为他父亲让他回去就回穆克孜韦尼。潘金达沃讲话时，他没有就我的主张予以反驳，只是指责我对摄政王不忠。他叫着我的氏族名字“马迪巴”，这样称呼的目的是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的泰姆布血统。“马迪巴，”他说，“摄政王关心你，供你上学，对你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现在你却让他的亲生儿子离开他。这是与你的监护人的意志相违背的，也是与他为佳士提斯铺设的道路背道而驰的。”

潘金达沃的话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佳士提斯确实与我的命运不同，他是摄政王的儿子，将来有权继承王位。听了潘金达沃的这番话后，我告诉佳士提斯我的主意变了，我认为他应该回去。他对我的这个反应不理解，拒绝听我的话，决心留下来。他一定是把我的劝告告诉了他的女朋友，因为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理我。

1942年初，为了节约费用，并尽可能住得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近一点，我从库玛家后面的那个小房子搬到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工协会大院。我得到了金矿协会的费斯特尔先生的帮助，他在我的生活中又一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主动决定在金矿协会大院免费为我提供食宿。

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工协会大院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社团，那里有索托人、茨瓦纳人、文达人、祖鲁人、佩迪人、山杠人、纳米比亚人、莫桑比克人、斯威士人和科萨人。那里很少有人讲英语，而是讲混合语，也叫法纳加洛语，是一种多种语言混杂而成的语言。在那里，我不仅看见种族之间的对立，而且看到不同背景的人也有可能联合在一起。我仍然感觉不太适应，我不是在地下当矿工，而是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学习和工作。在那里，我唯一的体力活动就是去外面办事或整理资料。

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工协会大院是来访酋长的落脚之地，因此，我能见到来自南非各地的部落首领。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了现在叫莱索托、过去叫巴苏陀兰的摄政王后曼彩博·摩什威士韦。王后由两个酋长陪着，他们都认识萨巴塔的父亲容欣利兹韦。我向他们请教了有关容欣利兹韦的事情，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在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他早年的故事的时候，我似乎又回到了泰姆布兰。

王后特别注意我，有时直接与我谈话。不过，她讲的是塞索托语，我只懂得只言片语。塞索托语是索托人和茨瓦纳人的语言，他们中有一大批人住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然后用英语说：“你连自己的语言都不懂，将来还当什么律师和领导人？”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使我很难堪，也使我清醒。它使我认识到自己目光短浅，没有做好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准备，我自觉不自觉地屈服于白人政府鼓励的种族区分，不知道如何同自己的亲属朋友讲话。因为没有语言就无法与人们交流，也就谈不上理解他们；没有语言，就不能共享他们的希望和理想，也不能掌握他们的历史、欣赏他们的诗词和歌曲。我又一次认识到，我们不是讲不同语言的不同的人，我们是讲不同语言的同一种人。

摄政王访问约翰内斯堡之后不到6个月，佳士提斯和我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那是1942年的冬天。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体很差，他的去世并不十分令人感到突然。我们是在报纸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的，因为发给佳士提斯的电报给丢失了。我们立即动身去特兰斯凯，到达的前一天，摄政王的葬礼已经举行了。

尽管我因为没有赶上摄政王的葬礼而痛心，但是又为在他去世前与他消除了隔阂而庆幸。然而我依然感到内疚，我一直知道，即使是我与摄政王疏远的时候，虽然我的朋友可能会抛弃我，我的一切计划可能会落空，我的希望可能都会破灭，但是，摄政王绝不会抛弃我。即使是这样，我仍然背离了他，我不知道我的离家出走是否与他的逝世有关。

摄政王的逝世使政治舞台上失去了一位开明的、宽容的领袖。他实现了一切伟大的领袖人物所追求的标志性目标：让他的人民团结一致。大家都忠于他，不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传统派还是改革派、白领官员还是蓝领矿工。不是因为他们总是与他保持一致，而是因为他倾听和尊重不同的意见。

葬礼后，我在穆克孜韦尼待了将近一周，这是一段回顾与发现的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像回到什么也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而自己的生活却已经发生变化那样令人浮想联翩。大王宫依然如故，与我在那里长大的时候没有任何差别。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观点和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演变。我不再向往在公共事业中服务或在土著事务局担任翻译的职业；我不再认为我的前途与泰姆布兰和特兰斯凯捆绑在一起；我甚至认为我的科萨语不再那么纯正，受到了祖鲁语的影响。祖鲁语是矿脉一带的主要语言之一。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中，我接触了像高尔·瑞德贝这样的人；我在律师事务所获得的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信仰。我回想起当年那位年轻小伙子，他离开了穆克孜韦尼，作为一位土著人，他的视野很小。现在，我相信我是从事情的本来面貌理解这些事情的。当然，这也是一种幻觉。

我仍然感觉自己的大脑和心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我的心告诉我，我是一个泰姆布人，我被抚养成人，并被送进学校读书，这样我就在维护王权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难道我对去世的先人没有感激之情？难道我对使我得到摄政王的关爱的我的父亲没有感激之情？难道我对像亲生父亲一样关爱我的摄政王本人没有感激之情？但是我的大脑却告诉我，按照自己的意愿计划自己的未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难道不允许我作出自己的选择吗？

佳士提斯的情况与我的情况的确不同。摄政王去世后，他担负起了新的重要责任。他继承了摄政王的王位并决定留在穆克孜韦尼，享受他生来就有的权力。我必须返回约翰内斯堡，甚至不能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在我们的语言中有这样一句话：“Ndiwelimilambo enamagama”（我渡过了著名的河流）。意思是说，一个人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我独自一人回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话。从1934年开始，我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渡过了许多重要河流：在我去希尔德顿的时候，我渡过了穆巴谢河和大凯河；在我去约翰内斯堡的路上，我渡过了奥兰治河和法尔河。但是，我还有许多河流需要渡过。

1942年年末，我通过了最后一次文科学士学位考试，取得了我曾经梦寐以求的资格。我为取得学位而自豪。不过，我也知道，学位本身既不是轻易取得成功的法宝，也不是轻易取得成功的通行证。

在律师事务所，我与高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让希代尔斯基越来越恼火。高尔说，教育对我们的进步是基础，但是，他指出，至今没有哪国人民或哪个民族仅仅通过教育而获得自由。“教育确实是好东西，”高尔说，“但是，如果我们准备依赖教育，我们将需要等上1000年才能等来我们的自由。我们贫穷，我们几乎没有教师，甚至连学校都没有。我们甚至没有教育自己的权利。”

高尔认为，解决的办法不能到滔滔不绝的理论中去寻找。他断言，对于非洲人来说，变化的引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是在南非寻求权利的最好方式。他强调，非洲人国民大会倡导变革的历史十分久远，它建立于1912年，是南非最早的全国性非洲人组织。它的章程公开谴责种族歧视，其领导人来自不同的部落团体，倡导非洲人的目标是全南非公民化。

尽管高尔缺乏正规教育，但他事实上从各方面都是我的老师。中午吃饭休息期间，他常常即兴发表演说。他借书给我读，推荐人士同我交流，推荐会议让我参加。在福特黑尔大学，我学过两个学期的现代史，尽管我也知道许多历史事件，但是，高尔能解释历史事件的过程和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我感觉好像是在身临其境地学习历史。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全身心地投入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似乎是为自由而生。高尔有时一天出席几个会，在会上他总是作为演说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只考虑革命，而不考虑别的任何事情。

我与高尔一起去参加城区咨询委员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会议。我是以观察者而不是以参会人员的身份参加这些会议的，因为我从没想过在会上发表任何讲话。我是为了解讨论的问题、评价争论的焦点、领教演讲人员的口才而参加会议的。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大多马虎、敷衍、官僚，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议则往往充满活力，讨论的问题包括议会、通过法律、公共汽车票价等一切对非洲人有影响的公共话题。

1943年8月，我与高尔和其他一万多人参加了游行，支持亚历山大公共汽车职员罢工，抗议公共汽车票价由4便士涨到5便士。高尔是这次罢工的组织者之一。在这次罢工中，我认真观察了高尔。这次罢工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初步告别了观察者的身份，真正成为一个参与者。我发现，与人民一起游行是令人高兴和鼓舞的事情。我也对那次罢工的效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罢工后连续9天公共汽车一直空车运行，公共汽车公司不得不把车费又恢复到了4便士。

在律师事务所里，高尔的观点并不是我唯一注意的观点。有时，与希代尔斯基一起做生意的白人地产商汉斯·穆勒讨论问题也吸收我参加。他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完全从供求关系这个棱镜观看世界。一天，穆勒先生指着窗外说：“看外面，纳尔逊，你看没看见那些男男女女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他们在追逐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卖力地工作？我告诉你，他们都在追逐钱财。因为钱财就等于幸福，也是你必须为之奋斗的东西：金钱，不是别的，是金钱，一旦你有了足够的金钱，你生活中就再也不缺别的东西了。”

威廉·史密斯是一个做非洲人财产生意的有色人，经常在我们事务所附近转。史密斯是工商工人联盟的老盟员。工商工人联盟是柯莱门茨·卡德利埃发起成立的南非第一个黑人商会。但是，史密斯的观点自从这个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纳尔逊，”他说，“我涉足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现在每时每刻都在为此而后悔。我的年华都浪费在了徒劳之中，为空虚而自私的人服务，这些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他们假装为政治服务，凭我的经验，那不过是从穷人身上窃取钱财的骗局。”

希代尔斯基不参加这些讨论，他好像认为讨论政治几乎与参与政治一样浪费时间。他一次又一次地劝我远离政治，他以高尔和瓦尔特·西苏陆为例提醒我：“这些人会毒害你的大脑。”“纳尔逊，”他问我，“你要当一名律师对不对？”我说“对”。“如果你要当律师，你就要当一个成功的律师，难道不对吗？”我又回答说“对”。“那好，如果你参与政治，”他说，“你的工作就要遭受损失。你将与当局产生麻烦，而这些人又往往是你工作中的同盟者。你将失去客户，面临破产。你的家庭就会破裂，最终你将被投入监狱。如果你涉足政治，这就是你的结局。”

我听着这些人说的话，认真掂量这些话的分量。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已经倾向于某种政治，但是，我不知道我所倾向的政治是什么政治和为什么倾向这种政治。我正在边缘上徘徊，不知如何是好。

只要一涉及我的工作，高尔就不仅仅是在劝告我了。1943年初，这时我已经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将近两年。他把我拽到一边说：“我的小伙子，只要我在这个律师事务所，他们就绝不会与你签订工作合同，不管你有没有学位。”我感到惊讶，告诉高尔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又没参加成为律师的培训，他的工作怎么会影响我与该律师事务所签订工作合同。“那不重要，纳尔逊，”他继续说，“他们将会说，‘我们有高尔，他能对我们的人讲法律，我们为什么再要一个呢？高尔已经为我们律师事务所带来了客户。’但是，他们不会当面对你说这件事。他们只是往后推，拖延时间。你当律师，这对我们在这个国家里的斗争前途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准备离开这个律师事务所，自己开办一个房产代理公司。当我走了的时候，他们除了与你签订劳动合同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我请求他不要辞职，但是，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几天内，他向希代尔斯基递交了辞呈，正如高尔说的那样，希代尔斯基最终与我签订了劳动合同。我说不清高尔的辞职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但是，他的辞呈是他慷慨无私的又一证明。

1943年初，我通过了南非大学的考试之后，需要回福特黑尔大学办理毕业手续。在我动身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我决定为自己买一身合适的衣服。为此，我不得不向瓦尔特·西苏陆借钱。当我要去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摄政王为我买过一身新衣服，现在在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要自己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服。当时，我还从我的朋友兼校友兰道尔·皮特尼那里借了一身校服。

我的侄子K. D.马叹兹玛已于几年前毕业，他开车把我母亲和摄政王的遗孀“非英格兰”送到福特黑尔大学参加我的毕业仪式。我为母亲来参加我的毕业仪式感到很高兴，事实上，“非英格兰”王后来参加我的毕业仪式使我感觉好像是摄政王亲自为我的毕业祝福。

毕业后，我在达利旺伽（马叹兹玛的氏族名，我通常这样称呼他）家里住了几天。达利旺伽已经选择了世袭酋长的道路。他按照世袭关系要出任泰姆布兰埃米格兰特的酋长。埃米格兰特位于特兰斯凯的最西部。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劝我当上律师后回乌姆塔塔工作。“你为什么住在约翰内斯堡？”他问道，“你更需要在这里工作。”

这个建议有一定道理：在德兰士瓦的专业非洲人员当然比在特兰斯凯的专业非洲人员多。我告诉达利旺伽，他的建议为时尚早。但是，我心中知道自己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通过与高尔和瓦尔特结识，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是要为全南非人服务，而不是仅仅为某一个局部或某一部分人服务。我感觉到生命中的潮流正在把我从特兰斯凯冲走，冲向似乎是属于中心的地带，冲向忠于地区利益让位于忠于全南非的共同利益的某个地方。

在福特黑尔大学毕业给了我自省和反思的时间。自己的旧设想与实际经历之间的反差强烈地震撼了我，使我丢弃了以前那种大学毕业自然要当官做老爷和我与泰姆布王室的亲属关系自然保证我的尊贵地位的想法。有一份成功的职业和可观的薪金不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发现自己被拉进了政治领域，因为我不再满足于我原有的信仰。

在约翰内斯堡，我进入了见识和实际经验比高学历更重要的圈子里。我恰恰在得到学位的时候才发现，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好像与我的新环境没有什么关系。在大学里，老师们羞答答地避开诸如种族压迫、非洲人缺少机会、镇压黑人的法律和规定这样的课题。但是，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中，我几乎天天遇到这些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如何消除种族歧视的建议，我不得不通过不断摸索进行学习。

在我1943年初回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我考入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对于一个律师来说，这是预备性培训。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大家习惯称“威特大学”，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偏北部的布拉姆方丹，许多人认为它是南非第一所讲英语的大学。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使我第一次接触白人，而在福特黑尔大学我只是偶尔接触到来自格拉姆斯敦的罗德斯大学的白人学生。但是，在威特大学，我却直接与白人一起上课。这对他们和对我一样，都感到新鲜，因为我是法律系唯一的非洲学生。

南非讲英语的大学是自由价值的孵化器，这是对这些接收黑人学生的大学的一种赞扬。对于南非白人大学来说，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

尽管这所大学提倡自由价值，但我在那里从来没有真正感到舒服过。除了服务人员外，始终只有我一个黑人。往最好处说，我被别人当珍奇人物看待；往最坏处说，我被别人看作一位闯入者。这并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我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要十分警惕。我既遇到过慷慨，也遇到过敌意。尽管我设法寻找同情自己的白人，而且这些白人成了我的朋友，后来又成了我的同事，但是，威特大学的大多数白人并非不是种族歧视者或不抱种族成见的人。记得有一天，我上大堂课时迟到了几分钟，因此没注意与一个名叫萨雷尔·替基的同学靠着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他后来成为合众党的一位议员。尽管这堂课已经开始，并且只有几个空位子，但是，他却故意收拾起东西挪到离我比较远的座位上。这种行为并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没有人说“卡非尔”（非洲黑人）这个词，他们的敌意虽已较为温和，但是，我的感觉倒是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法学教授哈罗先生是一个严格而聪明的人，不允许他的学生有过多的独立性。当他谈到女人和非洲人的时候，他坚持一种奇怪的法律观点。他说女人和非洲人不应该当律师，他认为法律是社会科学，而女人和非洲人的大脑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不能掌握错综复杂的法律内涵。他曾经告诉我，我不应该在威特大学学习，而是应该通过南非大学取得学位。尽管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我无法证明他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作为一个非洲学生的处境是十分凄惨的。

我在威特大学遇到了许多人，他们与我一起经历了解放斗争的兴衰。没有他们，我将没有成就可言。许多白人学生让我感到超乎寻常的温暖。在威特大学第一学期，我认识了乔·斯洛沃和他未来的夫人鲁思·弗斯特。那时和现在一样，乔是我遇见的头脑最敏锐、思维最敏捷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因为精神高尚而闻名。鲁思具有外向的个性，也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他们两人都是南非犹太移民的孩子。我开始与乔治·毕佐斯和布拉姆·费希尔建立了终生友谊。乔治是希腊移民的孩子，是一个富有同情心且头脑敏捷的人。布拉姆·费希尔业余时间当助教，他是一个著名的南非白人[1]家庭的子孙。他爷爷曾是奥兰治殖民地的总理，父亲则是奥兰治自由邦的首席法官。尽管他或许可以担任南非的总理，但是，他却成为我所知道的为自由而斗争的最勇敢、最坚强的朋友之一。我与托尼·奥多德和哈罗德·沃尔佩成了朋友，他们都是政治激进分子和共产党党员。朱利斯·布朗德及其夫人也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反对南非种族隔离事业的精英。

我也与许多印度学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尽管在福特黑尔大学也有一小部分印度同学，但他们住在另一个旅店里，我很少与他们接触。在威特大学，我认识了伊斯梅尔·弥尔、J. N.辛格、阿迈德·布拉和拉姆拉尔·布里亚，并同他们成了朋友。这个紧密团体的中心是伊斯梅尔的住处，位于市中心住宅区考尔沃德平房13号，有4个房间。我们在那里学习、谈话，甚至跳舞，一直到第二天凌晨。这里成了年轻自由战士的司令部。如果太晚，赶不上回奥兰多的火车，我有时就住在那里。

伊斯梅尔·弥尔是一个聪明而严肃认真的人，他出生于纳塔尔。在威特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成为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要成员。J. N.辛格是一个多数人喜欢的漂亮小伙子，与所有有色人都处得很融洽，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党员。有一天，伊斯梅尔、J. N.辛格和我正在急急忙忙地去考尔沃德平房，尽管事实上是印度人能乘而非洲人不能乘有轨电车，但是，我们还是都乘坐了有轨电车。还没走多远，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就用南非荷兰语对伊斯梅尔和J. N.辛格说不允许他们的“卡非尔”朋友乘坐。伊斯梅尔和J. N.辛格对那位售票员非常气愤，告诉对方他连“卡非尔”这个词都不懂，用这样的名字称呼我是对我的冒犯。那位售票员立即让电车停下来去喊警察，警察把我们逮捕并送进警察局控告我们，并命令我们第二天去法院应诉。那天夜里，伊斯梅尔和J. N.辛格安排布拉姆·费希尔为我辩护。第二天，地方法院院长似乎了解布拉姆的家庭关系，我们很快就被无罪释放。我第一次看到，执法人员的眼睛一点儿都不会放过黑人。

威特大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理想、政治信仰与辩论的世界，一个人们对政治满腔热情的世界。我融入了我们自己那一代的白人和印度知识分子之中，这些青年人将在随后几年中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运动的先锋。我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正在坚定地开展自由解放斗争，尽管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为了被压迫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1]本书中“南非白人”（Afrikaner），指17——19世纪移居南非的白人后裔，以荷兰裔为主，又称阿非利卡人、布尔人。与后来的英国殖民者有所区别。——编注

第三部 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

11...

当我知道我将在自由解放斗争中度过我的一生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刻被政治化了。在南非做一个非洲人意味着他从出生的那一时刻就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不管他知道这个事实与否。一个非洲儿童，要在只有非洲人的医院里出生，要在只有非洲人乘坐的公共汽车里被抱回家，要生活在只有非洲人生活的区域，如果要上学则只能上只有非洲人就读的学校。

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只能做只有非洲人才做的工作，只能租住只有非洲人居住的村镇的房子，只能乘坐只有非洲人乘坐的火车。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有人让他在哪里停下他就得在哪里停下，要他出示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他就会被逮捕并被投入监狱。他的生活要受种族歧视性法律、法规的制约，从而使他的成长受到阻碍，他的潜力发挥受到限制，他的生命遭到扼杀。这就是现实，一个人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应对这个现实。

我没有灵光一现的顿悟，没有奇特的启示，没有上帝的显灵。但是，我有无数次的被轻视和慢待，无数次的被侮辱和伤害，无数次的愤怒和反抗，我无数次地希望与束缚我们人民的制度开战。我不知道在哪一个特定的日子说过“从今以后我将为人民的解放而献身”，但是，我完全知道我正在这样做，而且是别无选择。

我提到了许多对我有影响的人，但是，我越来越崇拜英明的瓦尔特·西苏陆。瓦尔特身体强壮、通情达理、老练且富有献身精神；他在危急关头绝不会不知所措，他往往在别人大喊大叫的时候保持沉默；他坚信非洲人国民大会是改变南非的有效方式，是黑人希望和理想的源泉。我知道，有时候可以通过参加某个组织的人去判断这个组织，所以我为参加瓦尔特参加的任何组织而自豪。那时，几乎没有供选择的余地。非洲人国民大会是欢迎每个人参加的一个组织，大家把这个组织看成是一个巨大的保护伞，在它的下面，所有的非洲人都能得到保护。

20世纪40年代，政治风云发生了变化。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再次肯定了个人的尊严，推出了许多民主原则。西方有人把这个宪章看作空头许诺，但是，我们非洲没有人这么看。在《大西洋宪章》和联合作战反对专制与压迫政策的鼓舞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制定了自己的宪章，称为“非洲声明”。它规定所有的非洲人都有完整的公民权，都有购置土地的权利，要求废除一切歧视性的立法。我们希望政府和普通的南非人都能看到，他们在欧洲为之战斗的原则也是我们在南非提倡的原则。

瓦尔特在奥兰多的家就是南非先进分子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的“麦加”，是一个温暖而热情的地方。我经常去那里，在那里或是举行讨论，或是品尝西苏陆太太烹调的美味食品。有一天夜晚，我遇见了安东·莱彼德（他有文科硕士和法学学士双学位）和A. P.穆达。从我听莱彼德讲话那一时刻开始就感觉到，他有强大的人格魅力。他思考问题的方式独特，能令人耳目一新。当时，他已经是南非为数不多的黑人律师之一，是德高望重的皮克雷·卡赛弥博士的法定伙伴。皮克雷·卡赛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之一。

莱彼德说，非洲大陆是黑人的大陆，只有非洲人才有权利主张对它拥有主权。他反对黑人是次等公民的理论，谴责对西方及西方思想的崇拜和偶像化。他断言，次等公民的主张是消除种族歧视的最大障碍。他指出，哪里的非洲人被给予机会，哪里的非洲人就有能力与白人一样地发展，他列举的这方面的非洲英雄有马库斯·加维、杜波伊斯和海尔·塞拉西。“我们的皮肤，”他说，“就像我们非洲的黑色土壤，是美丽的。”他认为黑人在能够发动大规模行动之前，必须改善自己的形象。他提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并且把他的理论称作“非洲主义”。我们认为，他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

莱彼德声明：新的精神正在人民中传播，种族差别正在消失，青年人不分男女都要想到自己最重要的首先是非洲人，不要认为自己仅仅是科萨人，或恩德贝勒人，或茨瓦纳人。莱彼德的父亲是纳塔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祖鲁农民，而他则毕业于亚当斯学院的师范系。这是一所美洲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他在奥兰治自由邦任教数年，学习了南非荷兰语，开始把南非白人的民族主义看作非洲民族主义的典型例证。

正如莱彼德后来在纳塔尔一家名叫Inkundla ya Bantu的非洲报纸上发表文章所说的那样：

现代历史是民族主义的历史。民族主义已经在人民的斗争中和战火中得到了考验，被认为是抵制外国统治和现代帝国主义的唯一解毒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帝国主义列强才疯狂地、竭尽全力在他们统治的人民中阻止和根除民族主义倾向。为达此目的，他们投入大量的钱财反对民族主义。他们贬称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没开化的”、“不文明的”、“恶魔般的”，等等。有些外国统治下的人也成了这种险恶宣传的上当受骗者，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此，他们受到了帝国主义的高度赞扬，到处宣扬他们是“文明的”、“思想解放的”、“进步的”、“胸怀宽阔的”，等等。

莱彼德的观点打动了我的心弦。我也一直对家长式的英国殖民主义和白人关于“文明”、“进步”、“开化”的要求有所怀疑。我已经被拉上充当英国人企图在非洲培养黑人精英的道路，这也是从摄政王到希代尔斯基对我的要求。但是，这是个幻想。像莱彼德那样，我开始把富有战斗精神的非洲民族主义看作一剂抵制外国统治和现代帝国主义的解毒剂。

莱彼德的朋友兼伙伴皮特·穆达被大家称呼为“A. P.”。莱彼德偏重于高谈而冗长，而穆达则倾向于节制且准确；莱彼德可能显得含糊和神秘，而穆达则崇尚清晰和科学。穆达的这种可操作性对莱彼德的理想主义正好是一种完美的衬托。

其他年轻人考虑问题的思路都相同，我们准备凑在一起讨论这些思路。除了莱彼德和穆达之外，这些人还包括瓦尔特·西苏陆、奥利佛·塔博、兰奈尔·马乔宝兹、维克多·穆珀博，他们都是我在希尔德顿大学上学时的老师；还有医学专业的学生、共产党员威廉·恩考茂，记者乔丹·恩古巴尼，他是Inkundla报和非洲最大的报纸《班图世界报》的记者；还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驻德兰士瓦书记大卫·博帕佩，他也是共产党党员。另外还有很多人。他们很多人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整体上看已经成了陈旧的、战斗精神不强的、有特权的非洲精英垄断的组织，关心得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群众的利益。这种评价可能是有失公允的，但大家的共识是必须采取某种措施。马乔宝兹建议组建一个青年组织，能够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层下面点一把火。

1943年，由莱彼德、穆达、西苏陆、塔博、恩考茂和我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埃克苏玛医生。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住在索菲亚顿的一所相当大的住宅里。埃克苏玛医生除了有一个小农场外，还有一个外科诊所。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贡献很大。当该组织在卡赛弥领导下其规模和地位都受到削弱时，他使它摆脱了低迷状态。在他就职该组织主席的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力只有17先令6便士。而在他的领导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力猛增到4000英镑。传统领导人都很赞赏他，他也与内阁官员们建立了联系，使该组织通过他而有了安全感和信心。但是，他自己也开始表现出与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不相称的傲慢姿态。随着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作出的贡献日渐明显，他的诊所也获得了优先权。埃克苏玛把持了代表团的选举、人员的委任、信函和电报等工作。一切都采取英国方式，其思想是，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我们都是正人君子。他愿意与白人建立联系，不想采取政治行动损害白人的利益。

在会见中，我们告诉他我们想组建青年团，以赢得更多群众的支持。我们随身带了一份起草的章程和宣言。我们告诉埃克苏玛，如果我们不振作起来采取新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埃克苏玛感觉受到了我们这个代表团的威胁，因此坚决反对成立青年团的章程。他认为青年团应该是一个松散型组织，主要发挥非洲人国民大会招募委员会的作用。埃克苏玛以家长式的口吻说，非洲人作为一个团体，其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很差，不能搞群众运动。如果搞这样的群众运动，那将是鲁莽的，也是很危险的。

与埃克苏玛医生会见后不久，在威廉·恩考茂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一个临时性的青年团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委员们参加了1943年12月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建议正式成立青年团，以协助非洲人国民大会招募新会员。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青年团正式建立于1944年复活节，建立地点是位于埃劳佛大街的班图男士社交中心，大约由100人组成，最远的来自比勒陀利亚。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团体，一个由精英组成的团体，多数都是福特黑尔大学的毕业生，我们根本不是在搞群众运动。莱彼德作了一个关于民族史的报告，他从古希腊讲到中世纪欧洲，然后讲到殖民化时代。他强调了非洲和非洲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说明白人把自己看作优秀人种和天生的优越种族是何等的愚蠢。

乔丹·恩古巴尼、A. P.穆达和威廉·恩考茂都在会上讲了话，强调了非洲民族主义精神的崛起。莱彼德被选为青年团主席，奥利佛·塔博任书记，瓦特尔·西苏陆任财政部长，A. P.穆达、乔丹·恩古巴尼、兰奈尔·马乔宝兹、康古莱斯·穆巴塔、大卫·博帕佩和我本人被选进了执行委员会。后来又吸收了一些著名的青年人，例如大学生戈佛雷·皮彻（他后来当了教师和律师），医生阿瑟·莱泰勒、威尔逊·康考、迪利扎·穆吉、恩塔托·莫特拉纳；还有贸易联合会会员旦·图鲁麦，大学生乔·马修斯、杜马·诺克韦、罗伯特·索布克韦。随后，各省很快也建立起了分支机构。

青年团的基本方针与1912年制定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个章程没有差别。不过，我们重申和强调了那些原来就关心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已经被搁置到了一边。我们的战斗口号是非洲民族主义。我们的宗旨是构建一个多部落的民族，推翻白人的霸权政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我们在宣言中声明：“我们相信非洲的民族解放要靠非洲人民自己实现……大会青年团必须做非洲民族主义精神的智囊团和加油站。”

宣言公开反对“托管政治”，反对关于白人政府终究会关心非洲人民利益的见解。我们列举了自1913年《土地法》开始40年来极其有害的反非立法，这项立法最终从黑人手中攫取了生养他们的87%的土地；1923年的《城市区域法》，为了给白人的工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制造了许多贫民窟，他们却把这些贫民窟美其名曰“土著人居住点”；1926年出台的《种族隔离法》，禁止非洲人从事他们所熟悉的贸易活动；1927年出台的《土著人管理法》，使不列颠王国政府而不是使那些最高酋长成了所有非洲人地区的最高长官；最后，1936年出台的《土著人代表权利法》，剥夺了非洲人在开普地区的普选权。这就彻底粉碎了关于白人会让非洲人控制自己命运的一切幻想。

我们对共产主义特别谨慎，所以在宣言中声明：“我们可以借鉴外国思想，但是，我们反对把外国思想完全照搬进非洲。”这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含蓄的指责。莱彼德和其他许多人，也包括我本人，认为“外国”思想不适合非洲的形势。莱彼德认为，共产党由白人支配，完全破坏了非洲的独立自主和自信。

当天还成立了几个委员会，但是，青年团的主要目的是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探索政治自由中指引方向。尽管我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当时对参加青年团仍有些紧张，仍然顾虑政治对我的约束程度。那时，我全日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除了这两项活动外几乎没有时间。我仍然有些局促不安，认为自己与瓦尔特、莱彼德和穆达相比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他们是胸有成竹的人，而我仍然不成熟。我对演讲仍然缺少自信，并且在青年团内用得特别多的口才方面有些胆怯。

莱彼德的“非洲主义”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因为他的思想以种族排他性为特点，从而引起了其他青年团员的某种反感。有的青年团员认为，包括有同情心的白人在内的民族主义更为理想。包括我在内的其余人则认为，如果黑人坚持多种族斗争形式，他们将仍然迷恋白人文化，继续受自卑感之害。当时，我坚决反对允许共产主义者或白人加入青年团。

瓦尔特的房子就是我的家。20世纪40年代初期，那里的确是我的家，因为当时我没有别的住处。瓦尔特的房子里总是住满了人，似乎那里正在进行着无休止的政治讨论。瓦尔特的夫人阿尔博提娜是一个聪明的大好人，也是瓦尔特政治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在他们的结婚典礼上，安东·莱彼德说：“阿尔博提娜，你现在是与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结婚，瓦尔特在与你结婚之前早就与政治结了婚。”

正是在西苏陆家的休息室里，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任妻子艾韦琳·马赛。她是一个安静而漂亮的农村姑娘，她似乎没有对西苏陆家里来来往往的人过于吃惊。当时，她与阿尔博提娜和皮特·穆达的夫人罗斯一起在约翰内斯堡非欧洲人总医院参加护士培训。

艾韦琳来自特兰斯凯的英格考勃，从乌姆塔塔向西还有一段距离。她父亲是矿工，当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她父亲就去世了。在她12岁的时候，她又失去了母亲。完成初级教育后，她被送到约翰内斯堡读中学。她与哥哥萨姆·马赛一起生活。萨姆·马赛当时就住在西苏陆家里。瓦尔特的母亲西苏陆太太是艾韦琳的祖母的妹妹。西苏陆夫妇拿艾韦琳当掌上明珠，他们给了她许多爱。

第一次与艾韦琳见面不久，我就约她出去玩，并很快坠入了爱河。几个月后我要求她嫁给我，她答应了。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土著人传教的教堂里举行了公证式结婚典礼。只需要签个字并有人证婚就算结了婚，因为我们办不起传统式结婚典礼，也办不起结婚筵席。我们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开始时，我们住在位于奥兰多东面她哥哥的家里，后来又住在深矿市她姐姐家里。她姐夫姆孙古利·穆古达尔瓦是矿上的一个职员。

12...

1946年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决定了我的政治发展和斗争方向。首先是矿工大罢工，整个矿脉地区有7万名非洲矿工参加了罢工。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J. B.马科斯、旦·图鲁麦、高尔·瑞德贝和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积极分子的发动下，非洲矿工工会（AMWU）于20世纪40年代一直酝酿组织这次大罢工。矿脉地区有40万非洲矿工，他们多数人一天只挣两个先令。矿工工会多次要求矿业协会最少一天支付每个矿工10先令，另外给矿工提供住处并每年提供两周的休息时间。矿业协会对矿工工会的要求不予理睬。

在这次南非历史上最大的罢工中，矿工们团结一致，坚持罢工一周。政府野蛮地进行了报复，领头罢工的人遭到了逮捕，矿工大院被警察团团围住，非洲矿工工会各办公室遭到了洗劫，游行队伍遭到了警察的野蛮镇压，有12名矿工被打死。土著人代表委员会以休会表示抗议。我有几个亲戚是矿工，罢工期间我看望了他们，同他们讨论了出现的问题，对他们表示支持。

J. B.马科斯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资深会员和共产党党员，当时任非洲矿工工会的主席。马科斯出生在德兰士瓦的一个混血家庭里。他是一个富有魅力而十分幽默的人，高高的个头，肤色不太黑。在罢工期间，我经常同他一起从一个矿到另一个矿，与矿工交谈，谋划斗争策略。从早到晚，他一直表现出冷静而理智的领导才能，他的幽默甚至可以使大的危机化险为夷。矿工工会组织及其控制矿工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在这样的野蛮镇压面前，工会组织仍然没有失控。

最终，政府占了上风：罢工被镇压，工会被破坏。这次罢工使我与马科斯开始建立了亲密关系，我经常到他家去拜访他，一起详细讨论我对共产主义所持的反对意见。马科斯是共产主义坚定分子，但是，他绝不会因为我的反对意见就对我个人抱有成见。他认为，青年人拥抱民族主义是很自然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我的视野会更宽阔。我与摩西·考塔尼和玉苏福·达杜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他们两人与马科斯一样，都认为共产主义必须与非洲的形势相结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其他共产党人谴责我和其他青年团团员，而马科斯、考塔尼和达杜绝不会这样做。

罢工后，有52人被逮捕并起诉，其中包括考塔尼、马科斯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开始他们被指控煽动罢工，然后又被指控挑动叛乱。这是一种政治审判，是一种政府表示不会对红色威胁手软的努力。

同年，另一件重大事件迫使我彻底改变了对政治工作的态度。1946年，史末资政府通过了《亚洲人土地占有权利法》。这个法律禁止印度人自由迁移，限制印度人居住和经商的区域，严格禁止他们购置不动产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以白人替代者的身份被授予议会代表权。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达杜医生把这种禁令和提供议会代表权谴责为“一种虚伪的选举权的虚假授予”。而大家把这个法律叫做《贫民窟法》，视之为对印度社团的严重污辱，是《社团区域法》的前奏，最终将限制全南非有色人的自由。

印度社团非常气愤，他们发起了为时两年、协调一致的消极抵抗运动来反对这些措施。在达杜医生和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NIC）主席G. M.奈克医生的领导下，印度社团开展了群众运动，其组织和献身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庭妇女、牧师、医生、律师、学生、商人和工人，都走上抗议斗争的前线。两年中，他们不怕牺牲、坚持战斗。他们多次举行群众大会，占领白人保留的土地，至少有2000名志愿者被抓进了监狱，达杜医生和奈克医生都被判罚6个月的重体力劳动。

参加这个运动的组织仅限于印度社团，并不鼓励其他社团组织参加。即使如此，埃克苏玛医生和其他非洲领导人还是在几次会议上讲了话，与青年团一起对印度人民的斗争给予道义上的全力支持。政府用严厉的法律和威胁对这次抵抗运动进行镇压，但是，我们作为青年团团员并以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的身份亲眼目睹了印度人民以非洲人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采取过的方式对种族压迫表示反对。伊斯梅尔·弥尔和J. N.辛格中止了学业，告别了他们的家人，走进了监狱；阿迈德·卡特拉达还是一位中学生，也被投进了监狱。我过去经常去阿米纳·帕哈德家里去吃午饭，那时，这位漂亮、动人的女士忽然为了信仰而放下围裙被关进了监狱。如果我过去曾经对印度社团反对压迫的精神有过怀疑，那么，现在我对此不再有任何怀疑。

印度社团的斗争在我们青年团所要求的那种反抗斗争方式方面成了一个典范，从而在人民中灌输了一种反抗和激进主义精神，使人民不再害怕坐牢，提高了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TIC）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提醒我们，自由斗争不仅仅是作演讲、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和派代表团的问题，而是一个精心组织、发动群众，特别是要有牺牲精神的问题。印度人的这次运动使我回想起1913年的消极反抗运动。在那次运动中，圣雄甘地领导一支喧闹的南非印度人游行队伍，由纳塔尔非法越境前往德兰士瓦。那次运动已经成为历史，而这次运动就发生在我的眼前。

1946年初，艾韦琳和我搬进了奥兰多东我们自己租用的一套两室平房里，随后又搬进了奥兰多西8115号稍大一点的房子里。奥兰多西是一个灰尘满布、到处是方盒子式小房子的一个区域，后来成了大索韦托的一个部分。“索韦托”是西南城镇的缩写。我的房子位于一个被这里的居民称作西悬崖的地方，其北面就是迷人的白人居住区。

我的新房子的月租金为17先令6便士。房子本身与数百处其他房子一样，都是沿着泥泞的街道建造在巴掌大小的一块地皮上。房顶是标准的铁皮房顶，地面是清一色的水泥，厨房不大，后面有间斗室作卫生间。尽管外面有路灯，但由于房子都没有通电，所以房内点的是煤油灯。卧室很小，一张双人床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这些房子是城市管理部门专门为必须在城市附近居住的工作人员建造的。为了缓解单调乏味，有的人开辟了一小块花园或把门涂上醒目的颜色。虽然房子很小，但它是我拥有的第一个真正的家，我因此感到非常自豪。一个男人直到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所房子将是我以后多年的唯一住处。

政府之所以把这个房子分给我和艾韦琳，是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两口之家，而是一个三口之家。那年，我的第一个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基勒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他被起了个马迪巴的氏族名字，但是，大家都称呼他的小名泰姆比。他是个健康活泼的小男孩，多数人都说他更像他的母亲。现在，我有了继承人，尽管我没有东西可以留给他。但是我留给了他曼德拉这个姓和马迪巴这个氏族名，这是一个科萨男性的基本责任。

我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实现了由到别人家做客到在自己家里招待客人的转变。我妹妹丽比叶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把她送到铁路对面的奥兰多中学去读书。按照我们的文化习惯，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有责任款待本家庭的其他成员。我亲属众多，又有新的房子，这两条就意味着我有许多客人。

我几乎没有时间去享受家庭生活，但是，我热爱家庭生活，我喜欢与泰姆比一起玩，给他洗澡、喂食，讲故事哄他睡觉。事实上，我喜欢与小孩们玩耍和聊天，这也一直是使我感到最安逸的事情之一。我喜欢在家里松弛一下，静静地读书，闻着从厨房里沸腾的锅中散发出的甜甜的、香喷喷的饭菜味。不过，我很少在家里享受这一切。

那年下半年，迈克尔·斯克特牧师开始在我家居住。斯克特是一位英国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也是一位伟大的非洲人权运动的战士。有一个名叫科莫的人一直在找他。科莫正在约翰内斯堡外面的一个棚户区谋求住处，而政府打算对那个地方实施搬迁。科莫要求斯克特出面反对这个搬迁计划。斯克特说：“只有你要占的那个地方也算上我的一份，我才帮你这个忙。”他准备搬到那个棚户区并在那里传教。斯克特为无家可归的人在一个岩石圆丘上建造了一个棚户区，这个棚户区在北非战争结束后被居住在那里的人称作“陶布卢克”。礼拜天早上，我有时带泰姆比去那里玩，因为他喜欢在那里捉迷藏。在斯克特建立起他的传教点之后，他发现科莫正在侵吞人们为反对搬迁而捐的钱财。当斯克特去找科莫理论此事时，科莫把斯克特从棚屋里轰了出来，并威胁说要要他的命。

斯克特来奥兰多我的家中避难，并带了一个名叫德拉米尼的黑人神甫。德拉米尼也有妻子儿女。我家很小，斯克特住在会客室里，德拉米尼一家住在另一个房间里，而我只好把所有的孩子都安排在厨房里。斯克特是一个很谦虚、很平易近人的人，而德拉米尼则有点难以相处。有时，他抱怨饭菜不好。“看这里，”他说，“这块肉太瘦、太硬，根本没做熟，我不喜欢吃这种肉。”斯克特对此感到很吃惊，并劝他不要挑剔，但德拉米尼却不在乎。第二天晚上，他可能又说：“好，这次比昨天好了点，但是离好吃还差得远。曼德拉，你夫人就是不会做饭。”

德拉米尼间接地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因为我想尽快让他离开我家，所以，我亲自到了那个棚户区，说斯克特不像科莫，是他们的真正朋友，要求那里的居民在这两个人中挑选一个。他们随后组织了选举，斯克特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于是，他又搬回了棚户区，并把德拉米尼神甫一起带回了棚户区。

1947年初，我完成了硬性规定的三年见习期，在“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里的合同见习期已满。我决心做全日制学生，以便获得法律学士学位，这样我就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开启律师生涯。我在希代尔斯基那里每月挣8英镑10先令1便士的薪金没有了，这种损失简直就是灾难性的。我向约翰内斯堡南非民族学院的班图福利信托公司申请250英镑贷款，以支撑我的学业。这笔钱包括大学学费、教科书费和生活用度。最后，我获得了150英镑的贷款。

三个月以后，我又向福利信托公司写了申请，说明我太太要休产假，每月我们将失去17英镑的工资，而这个钱是我们生活所绝对必需的。我真的又得到了一笔贷款，我为此而非常感激，但是贷款后的境况却很不幸。我女儿马卡紫薇的出生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她的体质比较差。从此之后，我们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许多夜晚，艾韦琳和我轮流看护着她。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病正在危及这个小女孩的生命，医生也没有说清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艾韦琳以一位母亲的不知疲倦和一位护士的专业技能监护着这个小生命。在9个月大的时候，马卡紫薇夭折了。艾韦琳十分伤心，唯一能减轻我的悲伤的事就是设法安慰她。

在政治上，不管你考虑得多么周密，环境条件常常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947年7月，我与莱彼德就青年团的事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他对我说，他的胃突然疼痛，而且伴随着发冷。当疼痛恶化时，我把他送进了嘉勉医院，当天夜里，他就去世了，当时他只有33岁。许多人为他的去世而感伤，瓦尔特·西苏陆似乎无法忍受这种巨大的悲痛。他的去世是非洲青年运动的一大损失，因为莱彼德是思想的源泉，他能把其他人吸引到这个组织里来。

莱彼德的职务由皮特·穆达接任，他的分析方法、清楚而简单地表达自己的能力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青年团的杰出领袖。穆达比较瘦弱，不愿意多说话。他对不同的观点能够兼容并包，他的思想比莱彼德更成熟、更先进。我认为，穆达的领导水平在莱彼德之上。

穆达认为，青年团应当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起到内部增压器和民族起飞的翅膀的作用，以便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推向一个新的纪元。那时，非洲人国民大会连一个全日制工作人员都没有，组织一般很差，运行缺少计划性（后来瓦尔特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职职员，薪金极为微薄）。

在Z. K.马修斯和人类学讲师戈佛雷·皮彻的指导下，穆达在福特黑尔大学建立了青年团支部。他们在那里招募大学生，为青年团吸收新鲜血液和思想，其中最杰出的是马修斯教授的儿子乔和罗伯特·索布克韦。罗伯特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说家和卓越的思想家。

穆达在民族主义方面比莱彼德温和，他的思想没有莱彼德那种激进的色彩。他仇恨白人压迫和白人统治，但不是仇恨白人本身。他对共产党也不像莱彼德和我那样极端。我是青年团成员中对白人内部左派持怀疑态度的人。尽管我有许多白人共产党朋友，但我警惕白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反对与共产党联合行动。我担心，共产党会在联合行动的幌子下接管我们的民族运动。我认为，我们的运动是纯粹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或多种族主义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可以使我们获得自由。我甚至与青年团中的几个同事一起在主席台上闹事，扯掉标语，抢夺麦克风，破坏共产党的大会。在12月份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大会上，青年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驱逐共产党人。但是，我们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尽管受1946年印度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影响，我担心印度人同担心共产党人一样，害怕他们谋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获得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受教育、经验和训练方面都优于我们。

1947年，我被选进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在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C. S.拉默哈诺的领导下工作。这是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第一个正式职务，它代表着我献身这个组织的一个里程碑。直到这个时候，我所作出的牺牲仅仅是周末不能在家陪伴我的太太，晚上回家很晚。我没有直接介入任何大的运动，我还不懂得一个自由战士的生活是何等危险和困难。我不必为我的献身而付出大的代价。自从被选进德兰士瓦省执行委员会，我开始认识到自己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整体，不论是希望还是失望、成功还是失败，我此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业之中。

拉默哈诺是另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人。他是一个坚强的民族主义者和卓越的组织者，能权衡不同的看法，从而达成折中认识。尽管拉默哈诺不同情共产党人，但是他仍然能够与共产党人很好地交往。他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应该欢迎一切支持我们事业的人。

1947年，在印度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启发下，埃克苏玛、达杜、奈克分别以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和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医生公约”，同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是朝着非洲人与印度人联合在一起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不是创立一个核心政体去领导所有的运动，而是同意在共同利益问题上开展合作。后来，“非洲人民组织”（APO）也参加了这一合作。当时，非洲人民组织是一个有色人的组织。

不过，这种协议至少是一种尝试，因为每个民族集团所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例如，“通行证法”只影响印度人和有色人，而“犹太人法”对印度人的抗议活动是一种促进，但对非洲人也有影响。有色人当时更关心种族划分和工作保留问题，而这些问题并没有严重地影响到非洲人和印度人。

“医生公约”为将来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因为它关系到每个民族的独立，并且也说明通过一致行动可以获得成效。“医生公约”在全国促成了一系列非激进的反政府运动，其目的是把自由斗争中的非洲人、印度人团结在一起。在这些运动中，首先是第一次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人民公投选举大会，这是一个把选举权推广到全南非的运动。在我主持的一次非洲人国民大会紧急会议上，埃克苏玛宣布了此事。当时我认为，这一运动将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控制之下进行，但是，当我得知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准备领导这个运动的时候，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应当立即从运动中退出。当时，我的想法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只介入自己领导的运动。与关心运动能否成功相比，我更关心谁能获得信任。

即使在退出运动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拉默哈诺又发表了一个紧急声明，号召本省非洲人参加普选，明确反对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这是执行委员会不能容忍的背叛行动。在为解决这个问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要求我提出一个不信任动议，反对拉默哈诺违反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我感觉在义务与个人忠诚之间、组织责任与个人友情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我十分清楚，我将要谴责的是这样一个人的行动——我对他的忠诚和奉献毫不怀疑，他在解放斗争中的牺牲远比我的牺牲要大；我知道，他号召采取的这种行动实际上是崇高的行动，因为他认为非洲人应该帮助他们的印度兄弟。

但是，拉默哈诺违抗上级的决定，其性质是严重的。虽然像非洲人国民大会这样的组织是由个体组成的，但是，它比任何一个个体都要大，忠于组织胜过忠于个人。我同意带头对他展开斗争，于是提出了谴责他的动议。这种谴责得到了奥利佛·塔博的支持，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其主席的与会者与站在执行委员会一边的与会者之间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斗，会议在混乱中收场。

13...

非洲人不能投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关心谁赢得了选举。在1948年的白人大选中，执政的合众党在史末资将军的领导下反对复兴的国民党。当时，合众党正处于国际威望鼎盛时期。在史末资使南非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阵营的同时，国民党拒绝支持英国而公开同情纳粹德国。国民党的竞选运动以“黑人危险”为中心，在竞选中打出了两个口号：“黑鬼待在他该待的地方”、“苦力们滚出这个国家”。苦力是南非白人对印度人的贬称。

在前荷兰归正会的牧师、一家报社的编辑丹尼尔·马伦的领导下，国民党是一个受仇恨驱使的党派。他们对英国人充满仇恨，英国人几十年来一直把他们当做次等人；他们对非洲人也充满仇恨，国民党人认为黑人是对南非白人文化的繁荣和纯度的威胁。非洲人对史末资将军谈不上忠诚，而我们对国民党就更没什么忠诚可言。

马伦的理论平台就是种族隔离。“种族隔离”是新术语、旧思想。其字面的意思是“隔开”，它代表的是一种压迫制度下的所有法律、法规的总和，这些法律和法规使非洲人在地位上低于白人达几个世纪。这种或多或少的非法现实无情地被合法化。在过去300年中，偶然的隔离常常被巩固成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其行政手段是残忍的，行政范围是无所不包的，行政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种族隔离的前提是白人比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优越，其作用就是永远维护白人的霸权地位。正如国民党人所指出的那样：“白人必须始终保留其上司地位。”他们的理论平台是建立在“白人至高无上”这一基础之上的，“白人至高无上”的含蓄意思就是在各个领域内保持白人的绝对统治。这个理论得到了荷兰归正会的支持。荷兰归正会用宗教理论为种族隔离提供依据。这种宗教理论暗示南非白人是上帝的选民，黑人是南非白人的附属。按照南非白人的世界观，种族隔离和教会两大武器要同时并举。

国民党的胜利是英国人结束对南非白人的控制的开始。英语作为一种官方语言仅次于南非荷兰语。国民党的口号包藏了他们的使命：“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自己的土地。”按照南非白人扭曲的宇宙理论，国民党的胜利就像以色列人到“应许之地”一样。这是上帝应许的实现，在他们看来，南非应该永远是白人的国家。

这次胜利也是一种震惊。合众党和史末资将军打败了纳粹，他们也一定能击败国民党。大选的那天，我与奥利佛·塔博及另外几个人一起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个会议。我们几乎没探讨国民党人政府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想到会有这个政府。会议进行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卖报的售货亭正在出售《兰德每日邮报》：国民党人胜利了。我感到吃惊和失望，而奥利佛的态度更见考量。他说：“我喜欢这个结果。”我想象不出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他解释说：“现在我们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将采取什么立场。”

就连史末资将军也认识到了这种理论的危险，他把“种族隔离”谴责为“狂热的概念”，是由于偏见和恐惧而产生的理论。自从国民党人当选的那一时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土地从今以后将成为紧张、冲突的战场。在南非历史上，一个唯我独尊的南非白人政党第一次把持了南非政府。马伦在他大选胜利后演讲时宣布：“南非属于我们了。”

同一年，青年团在穆达起草的、执行委员会公布的文件中阐述了自己的方针，这就是号召一切爱国青年推翻白人独裁统治。我们反对南非共产党人关于非洲人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受压迫而不是作为一个种族受压迫的见解，并且指出，我们必须在非洲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由非洲人自己领导发动一个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我们提倡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废除禁止非洲人从事技术工作的种族歧视法律，要求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该文件也重点批评了更极端的马库斯·加维主张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青年团的非洲民族主义两大理论之间相互拆台的做法，后者承认南非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我赞成非洲民族主义的极端革命倾向。我对白人不满，而不是对种族主义不满。虽然我不准备把白人赶进大海，但是如果他们爬上他们的轮船自愿地离开这个大陆，我将十分高兴。

青年团或多或少地对印度人和有色人更友好一些，与非洲人一样，青年团把印度人也视作被压迫的人民。但印度人有自己可以依靠的祖国——印度。有色人也是被压迫人民，但是他们不像印度人，他们除了非洲之外并没有自己的祖国。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方针政策，我愿意接受印度人和有色人。但是，他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是不相同的，我怀疑他们是否能够真的投入到我们的事业中来。

马伦立即开始实行他的恶毒纲领。上台几周内，国民党政府就赦免了战时的叛徒罗贝·雷布朗特——他曾经组织叛乱，支持纳粹德国。国民党政府企图限制商会运动，废除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有限的权利。《选民分离代表法》最终剥夺了有色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权。《禁止通婚法》于1949年出台，紧接着又出台了《不道德行为法》，使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性关系非法化。《人口登记法》把南非人按种族加注标签，使肤色成了个人最重要的仲裁条件。马伦出台了《社团区域法》，并把这个法描述成“种族隔离的核心”，要求为每个种族社团划分居住区。过去，白人依靠武力夺取土地，现在他们又通过立法把掠夺的土地合法化。

面对来自政府的这种新的强大威胁，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走上不平常的历史性道路。194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努力，把自身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青年团起草了行动纲领，纲领的核心就是发动群众运动。

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非国大采纳了青年团的行动纲领，号召举行联合抵制、罢工、消极抵抗、抗议示威及其他形式的群众行动。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过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策略一直是把其活动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青年团团员早就看到了采取合法的手段打击种族压迫的失败。现在，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开始迈出了更积极的一步。

如果没有内部的剧烈变动，这些变化是不会发生的。在召开年会的前几周，瓦尔特·西苏陆、奥利佛·塔博和我在索菲亚顿埃克苏玛医生的家里私下会见了埃克苏玛。我们向他说明，按照甘地在印度发动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和1946年开展的消极抵抗运动，我们认为采取群众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压迫面前太软弱。我们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终究要准备冲破法律的束缚，并且如果有必要则愿意像甘地那样为了自己的信仰去坐牢。

埃克苏玛坚决反对，声称这种策略是不成熟的，只能让政府抓住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借口。他说，这种形式的抗议，最终必然会在南非发生，但是，在眼下这个时刻迈出这一步是致命的。他明确表态，他是一个远近闻名且事业有成的医生，他不会去坐牢，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我们向埃克苏玛摊了牌：如果他支持我们建议的行动纲领，我们将在下一次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选举中支持他；如果他不支持我们的纲领，我们就不会支持他。埃克苏玛生气了，骂我们是敲诈，断然拒绝我们为他投票的条件。他说我们年轻气盛，不尊重他。我们规劝他，但是没起作用，他没有支持我们的建议。

深夜11点，他不礼貌地把我们从他家中轰出门外，然后立即关上了门。索菲亚顿没有路灯，那天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并且所有的公共交通早就停止运行，而我们则住在几英里外的奥兰多。奥利佛说，埃克苏玛至少应该为我们提供交通工具。瓦尔特在附近有个朋友，我们说服他留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宿。

在12月份召开的大会上，青年团团员都知道不投埃克苏玛的票。由于只有两个候选人，我们准备选J. S.莫罗卡为主席。他本来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Z. K.马修斯才是我们想选的人，但是，马修斯认为我们太激进，我们的行动计划太不可行。他称我们是幼稚的狂热分子，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成熟起来。

莫罗卡先生是一位希望不大的候选人。他是全非大会会员，当时全非大会是托洛茨基分子把持的组织。当他同意反对埃克苏玛的时候，青年团把他作为会员吸收进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时，他坚持把非洲人国民大会作为全非洲的“国务院”。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不太了解，也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活动家，但是他尊重别人，支持我们的纲领。和埃克苏玛一样，他也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南非很富有的黑人。他在爱丁堡和维也纳上过学，而他的曾祖父曾经是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统。19世纪，他曾祖父曾经张开双臂欢迎南非白人，并且向南非白人赠送土地，后来却被出卖了。埃克苏玛被击败了，莫罗卡医生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奥利佛·塔博当选为全国执行主席。

在这次年会上行动纲领获得通过，它号召通过联合抵制，即罢工、不服从政府和不与政府合作，去争取政治权利。另外，大会还号召一个全国性停止工作日，抗议政府的种族歧视和反动政策。这是一种脱离单纯地依靠温和抗议的腾飞，许多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坚定分子在这个富有更伟大的战斗精神的新时代变得大为逊色。如今，青年团团员登上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舞台。我们正在引导非洲人国民大会走上更积极、更革命的道路。

我只能在远处庆祝青年团的胜利，因为我不能出席大会。当时我正在一个新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上司不准我请两天假去布隆方丹参加会议。这家律师事务所虽然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律师事务所，但是，要求我忘记政治，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如果我去参加大会，我将丢掉工作，我经不起这个损失。

群众的革命精神十分高涨，但是我却对共产党人和印度人一起采取的任何行动仍然抱有怀疑。1950年3月，由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土瓦印度人大会、非洲人民组织和共产党地区委员会一起组织的“捍卫自由演讲大会”，吸引了上万人集中在约翰内斯堡的贸易广场上。莫罗卡医生没经过咨询执行主席，就主持了“捍卫自由演讲大会”，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但是，我仍然对此保持警惕，因为其背后的发起者是共产党。

在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鼓动下，大会通过了举行一天总罢工的决议，这一天是5月1日，被称作自由日。这次罢工要求废除“通行证法”及所有种族歧视性法规。尽管我支持这些目标，但是，我认为共产党人企图抢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抗议日的胜利果实。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首先发起这次运动，所以我反对五一大罢工，并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搞自己的运动。

阿迈德·卡特拉达当时只有21岁，和其他青年一样，他极力为准备大干而摩拳擦掌。他是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的一名骨干。他听说我对五一大罢工持反对态度。一天，当我走在总督大街上的时候，碰见了卡特拉达。他很生我的气，指责我和青年团不想同印度人或有色人合作。他用挑衅的口吻说：“你是非洲人的一个领导，我是一个印度青年，但是我相信非洲群众是支持五一大罢工的。我向你提出挑战。你可以指定在任何一个非洲人居住的城镇召开一次会议，我保证那里的人民将会支持我。”这纯粹是一种恐吓，但也使我很气愤。我甚至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共产党三方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并准备在会上提出申诉，但是伊斯梅尔·弥尔劝我冷静下来。他说：“纳尔逊，他年轻，头脑发热，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最后，我对我的这一行动感觉有点厌倦，并撤回了申诉。尽管我与卡特拉达有分歧，但是我佩服他的激情，我们之间出现的小插曲仅仅是个偶然事件。

运动在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支持下提前进行。正如预料的那样，政府禁止5月1日这天召开任何会议和集会。这一天，三分之二以上的非洲人都在家中静坐。当天夜晚，尽管政府禁止集会，但是群众仍然在奥兰多聚集。当时，瓦尔特和我就在奥兰多西区自由日群众集会的外围。天上的月亮皎洁而明亮，当我们看着整齐的抗议队伍游行的时候，我们发现500码以外的小河对面有一伙警察正在集中。他们一定也看见了我们，因为他们忽然向我们这个方向开枪。我们假装被击倒在地上，看着警察冲向人群用警棍击打群众。我们躲进附近的一个护士宿舍里，在那里听见子弹射入墙中的声音。在这次不加区别的、无缘无故的袭击中，有18名非洲人被打死，另有许多非洲人被打伤。

尽管这次暴行遭到了抗议和谴责，但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却是保持克制。几周后，政府出台了臭名昭著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个法律宣布南非共产党是非法的，使参加共产党成了犯罪，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这个法律的打击面太大，它把一切仅仅是最温和地向政府提出的抗议也列为违法，把犯罪范围扩大到在工会内进行任何引起“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骚乱或混乱”的理论宣传。这个法律基本上允许政府随意把任何一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禁止任何个人反对政府的政策。

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新对策。除了其他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外，达杜医生也讲了话，他说，允许过去的分歧阻碍联合阵线反抗政府是愚蠢的。我发言支持他的观点：显然，对任何一个自由团体的镇压都是对所有自由团体的镇压。在这次会上，奥利佛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今天镇压的是共产党，明天将会是我们的商会、我们的南非印度人大会、我们的非洲人民组织和我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在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将1950年6月26日定为全国性抗议活动日，抗议政府5月1日杀害18名非洲人和通过《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这项建议获得了批准，在准备全国抗议日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密切了与南非印度人大会、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共产党的关系。我相信，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可以使我们与我们的印度盟友和共产党盟友携起手来。

这一年年初，我被选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接替了埃克苏玛医生的位置。埃克苏玛在再次竞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落败后辞去了职务。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我10年前来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是埃克苏玛医生设法为我安排了第一份工作，当时我还没有介入政治的想法。现在，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资历最深的人一道工作。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已经由一个“牛虻”变成了一个我一直反对的实权人物。这是一种很难理解的感觉，让我百感交集。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异见人士更容易一些，因为他没有责任。但是，作为一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必须权衡各种意见并作出决定，而且还要预料到来自像我自己这样的反对者的批评。

群众运动在南非是危险的。在这里，非洲人举行罢工是犯罪，言论自由和集会运动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举行罢工，一个非洲人不但要承担丢掉工作的危险，而且还有可能丢掉他的全部生活条件，甚至还会丢掉他在本地居住的权利。根据我的经验，政治性罢工要比经济性罢工更危险。因为出于政治上的不满而举行的罢工，与因为一个明确的利益诉求而举行的罢工相比——诸如要求提高工资或减少劳动时间，是一种更危险的活动，需要特别有效的组织。全国抗议日正是一次政治性罢工，而不是一次经济性罢工。

在酝酿6月26日大罢工的过程中，瓦尔特走遍了全国，征求各地领导人的意见。在他外出期间，我主持繁忙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这里是组织这次全国性大罢工的指挥中心。每天，各种各样的领导人都到这个办公室了解按计划准备这次罢工的进展情况。他们有：达杜医生、迪利扎·穆吉、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J. B.马科斯、玉苏福·凯查利亚和他的弟弟莫拉维、行动委员会书记高尔·瑞德贝、迈克尔·哈迈尔、皮特·拉宝罗克、恩塔托·莫特拉纳。我负责协调全国各地的行动，与各地领导人保持电话联系。我们一点闲空都没有，匆匆忙忙地做着各种谋划。

全国抗议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尝试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政治性大罢工，也是一次恰到好处的、成功的大罢工。在城市里，多数工人都待在家里，黑人经营的商店和公司都关门停止营业。在贝瑟尔，后来成为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格特·西班德领导了5000人的游行队伍，这次活动成为全国各大报纸的重要新闻。全国抗议日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给马伦政府传递了一个警示：我们不会在种族隔离面前一直保持被动。因此，6月26日成为自由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解放运动中，它被看作自由日。

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我感觉到一种由于计划周密而取得对敌斗争胜利迸发出来的兴奋感和与可怕的敌人斗争中产生的同志情谊。

我正在学习的斗争是非常耗费精力的。如果一个人投身于斗争中，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家庭生活的人。在准备全国抗议日期间，我的第二个儿子马卡托·莱瓦尼卡出生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正在医院里陪着艾韦琳。但是，这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日常休息时间。他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自1917年到1924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二任主席的赛法库·马宝高·马卡托，一个是赞比亚一位领导者莱瓦尼卡。马卡托是一个佩迪酋长的儿子，他曾经带领志愿者反对不允许非洲人在比勒陀利亚人行道上行走的种族歧视性法令，他的名字对我来说是胆识和勇气的象征。

在全国抗议日的准备期间，有一天我太太告诉我，我那当时只有5岁的大儿子泰姆比问她：“我父亲住在哪里？”我一直是深夜他已入睡的时候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他还没醒我就早早地离开了家。我不想离开我的孩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十分想念他们，不知不觉我竟然几十天没和他们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我长期坚持反对共产党的立场发生了动摇。共产党的总书记、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摩西·考塔尼经常深夜来我家，我们常常一直辩论到第二天早上。考塔尼头脑清醒、自学成才，是德兰士瓦省一位农民的儿子。他说：“纳尔逊，你为什么反对我们？我们都反对同样的敌人，我们不想独揽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权力，我们也是为非洲民族主义工作。”最后，我无法找到理由反驳他的观点。

由于我与考塔尼、伊斯梅尔·弥尔和鲁思·弗斯特之间的友情和我对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观察，我越来越难找到对共产党抱有偏见的正当理由。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像J. B.马科斯、埃德温·莫福参亚纳、旦·图鲁麦和大卫·博帕佩这样的共产党人比别人更埋头苦干、努力工作，他们作为伟大的自由战士是无可挑剔的。达杜医生，1946年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作为一个争取人权的战士而起到的作用使他成为各个团体组织的英雄。我不能再怀疑这些人的诚意。

即使我不再怀疑他们的献身精神，但是我仍然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从哲学和实践角度提出问题。然而，我对马克思主义又知之甚少。在与我的共产主义者朋友开展的政治讨论中，我常常由于对他们的理论的无知而陷入尴尬的境地。我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我找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全套著作，探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理。我没有时间认真研究这些著作。虽然我对《共产党宣言》产生了兴趣，但是研读《资本论》却让我疲惫不堪。不过，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认为，这种思想与非洲传统思想很相似。在非洲传统思想中，生活是共同享受的，财产是共有的。我赞成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它既简单明了又慷慨无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辩证唯物主义似乎既是驱赶种族压迫黑暗的明灯，又是用来结束种族压迫的工具。我认识到要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通过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形势。因为，如果我们的斗争要取得胜利，我们必须超越黑人和白人的概念。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总是倾向于相信我能证实的东西。我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的唯物主义分析很有道理。商品价值是由进入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这个思想特别适合南非。统治阶级支付给非洲劳工仅供生存的工资，然后在商品成本中增加价值，这种增加的价值被他们自己留下了。

马克思主义号召采取革命行动像音乐一样萦绕于自由战士的耳畔。他关于通过斗争取得历史进步和革命飞跃中发生变化的思想同样富有感染力。在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一个政治家解决面临的问题是很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苏联特别支持许多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就是我为什么改变对共产党人的看法、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欢迎马克思主义者加入的另一个原因。

有一个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能在坚持非洲民族主义的同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我来说，这并不矛盾。我首先是一个为我们从少数统治者那里解放出来而战、为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战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但同时，南非和非洲大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问题除了鲜明性和特殊性之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一个把问题置于世界范围和历史过程之内进行研究的思想是有价值的。我愿意使用一切必要的方式、方法加速清除人类偏见，加速结束沙文主义的、暴力的民族主义。我不必要为了同他们一道工作而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发现，非洲民族主义者和非洲共产主义者应当更多地加强团结，而不是加剧分裂。怀疑者总是说共产主义者正在利用我们，但是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在利用他们呢？

14...

如果说在国民党上台之前我们还对他们抱有某种希望或幻想，那么我们很快也就把这些希望和幻想放弃了。他们威胁要把卡非尔人置于应有的位置上并不是一句空话。除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以外，1950年又通过了《人口登记法》和《社团区域法》两部法律，这些法律形成了种族隔离的基础。正如我所提到的，《人口登记法》使政府有权按照种族把南非人划分成若干类别。如果当时种族还不是南非社会等级划分的先决条件的话，而实施新的法律后也将会是如此。这种专横地、毫无意义地把黑人从有色人中划分出来或把有色人从白人中划分出来的做法常常导致悲剧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也可能被划分成不同的人种，划分的标准完全是依据孩子肤色的深浅。一个人能不能在某个地方居住和工作，要依据他的头发是卷是直、嘴唇是大是小作出荒唐的划分。

《社团区域法》是实现种族隔离居住的基础。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每个种族社团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房产占地和经商只能在该种族拥有的独立区域内进行。因此，印度人只能在印度人区域内生活，非洲人只能在非洲人区域内生活，有色人只能在有色人区域内生活。如果白人需要另一个种族社团的土地或房子，他们只需简单地宣布这块土地是一个白人区即可拿走。《社团区域法》开始了一个强迫搬迁的时代。一旦非洲社区、城镇和村庄被划成“白人”居住区，那么其中的非洲人就被强迫搬到别的地方居住，因为附近的白人土地拥有者不让非洲人住在他们附近，或者说白人仅仅是为了取得他们的土地。

列入搬迁名单的第一个城镇是索菲亚顿，这是一个拥有5万人的生气勃勃的社区，也是约翰内斯堡最古老的一个黑人居住区。尽管索菲亚顿比较贫穷，但是这里却充满着丰富的生活气息，它是非洲人生活和文化中许多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的孵化器。甚至在政府努力对其实施搬迁政策之前，尽管人口不多，但索菲亚顿对非洲人却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

第二年，政府又出台了两个直接侵犯有色人和非洲人权利的法律。《分离代表投票法》目的是把有色人转移到开普省的分离投票处，从而淡化他们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特权。《班图管理机构法》解散了土著代表委员会这个间接的非洲人全国代表机构，由政府指派的氏族酋长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目的是恢复传统的、主要由保守的种族酋长享受的权力，使开始腐朽的种族差别永远存在下去。两个法律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道德嘴脸，都谎称保留他们企图消灭的种族，明明是剥夺人民权利的法律，却一定要标榜成恢复人民权利的法律。

有色人举行集会反对《分离代表投票法》，他们于1951年3月在开普敦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4月份他们又举行商店关门罢市、学生罢课活动。正是在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积极行动精神的鼓励下，瓦尔特·西苏陆第一次向我们中的小部分人提出了全国公民表示不服从的抗议活动思想。他草拟了一个计划，从各个社团中挑选不怕坐牢的志愿者，以反对某些种族歧视性法律。

这个思想立即对我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感染了其他人。但是，在挑选谁参加的问题上，我与瓦尔特持有不同的意见。我当时刚刚成为青年团的全国主席，我以我的这个新职务的名义力主全部挑选非洲人。我说，普通非洲人仍然对与印度人和有色人采取联合行动存有戒心。虽然我在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上已经有了进步，但是我仍然害怕印度人的影响。另外，我的许多非洲支持者都把印度人看成是黑人劳工的剥削者，因为他们是商店老板和商人。

瓦尔特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建议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个问题被提交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我的意见遭到了否决，甚至那些被认为是最坚定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也坚持否决我的意见。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把这个问题又提交到1951年12月举行的全国会议上。和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一样，我的意见又被代表们坚决地否决了。既然我的观点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级别的会议上被否决，那么，我完全接受和同意大家的立场。虽然大家对我发表的主张非洲人单独行动的讲话反应冷淡，但是，在青年团宣誓支持联合行动的新政策之后，我以青年团主席的身份发表的讲话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莫罗卡医生、瓦尔特、J. B.马科斯、玉苏福·达杜组成的联合计划委员会的要求下，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废除《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社团区域法》、《分离代表投票法》、《班图管理机构法》、“通行证法”，以及1952年2月29日出台的《限制牲畜法》。出台《限制牲畜法》的目的是减少牛的数量，防止过度放牧。但是，这个法律将使非洲人的土地进一步减少。联合委员会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在1952年4月6日举行示威活动，作为发动抗议不公平法律运动的序幕。同一天，南非白人将庆祝简·范·里贝克于1652年到达好望角300周年。4月6日是南非白人一年一度地庆祝他们的国家建立的纪念日，非洲人则把这一天诅咒为“300年受奴役的开始日”。

非洲人国民大会给总理写了信，把这些决定告诉他，并提出了他废除这些法律的最终期限。这封信是以莫罗卡的名义发出的，而莫罗卡并没有参与写这封信。按照上级的指示，我驾车到萨巴恩楚把这封信送到了他的家里。萨巴恩楚是奥兰治自由邦布隆方丹附近的一个小城镇，而奥兰治自由邦是南非的一个保守地区。我差一点没能赶去那里见他。

仅仅几周前，我刚刚参加了汽车驾驶执照考试。那时候，驾驶执照对于一个非洲人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因为没有几个黑人能够有汽车。在指定的那一天，我借了一辆车去参加考试。我有点过于自信，决定自己开车去。我出发时有点晚，所以开车开得太快。当我驾驶着汽车沿大街的一侧行驶到一条主干道上的时候，由于没有观察左右两侧是否有汽车，与来自另一个方向的汽车撞在了一起。撞得虽然不怎么厉害，但是我却误了考试的时间，与我撞车的那位驾驶员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我们双方同意分别担负自己修车的费用了事。

当我到达考场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白人妇女正在我前面接受考试，她开得很好，也很小心。当考完试的时候，考官说：“谢谢你，请把车停到那边去。”他用手指了指附近的一片空地。她圆满地通过了考试，但是，当她去停车的时候却没注意拐弯，后轮轧在了路边石上。考试官立即赶过去说：“对不起，太太，你没有通过这次考试，请另约定时间重新参加考试。”我感觉自己信心也不大了。如果这个考官设圈套不让这位白人女士考试过关，我还有什么希望？但是在考试的时候，我表现不错。当考官告诉我把车停在考场一端时，我非常小心，甚至担心他会因为我开得太慢而不让我通过考试。

一旦能够合法地驾驶汽车，我立即成了一个“私人出租车司机”。我把让同志和朋友搭车看成是自己的义务，所以，我也就有责任去给莫罗卡医生送这封信。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我总是把驾着汽车透过车玻璃看着外面当做一大乐趣。当我驾车穿过农村、外面的风从窗子吹进车内的时候，我的心情似乎会处于最佳状态。

在去萨巴恩楚的路上，要穿过克龙斯塔德。这是一个保守的自由邦的小城镇，在约翰内斯堡以南大约120英里的地方。当我开着车爬上一座小山时，我看见两个白人孩子正在前面骑自行车。我的驾驶技术仍然不怎么熟练，当我行驶到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却有一个孩子忽然没来由地来了个急转弯，于是，我们撞在了一起，他被从自行车上撞了下来。当我下车去扶他的时候，他在地上直呻吟。正当我让他伸出胳膊想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一个白人卡车司机喊我不要动那个孩子。卡车司机使小孩产生了恐惧，他放下了胳膊，似乎不让我把他抱起来。那个孩子并没有严重受伤，卡车司机把他领到了附近的警察局。

当地警察很快就到了，警察中士看了我一眼说：“卡非尔人，你今天要拉屎（shit）了！”我为这次事故及他说话的凶狠态度而十分担心，但是我仍然态度鲜明地告诉他：“我愿意什么时候拉就什么时候拉，不用警察来指点。”听了我这句话，那位中士掏出了笔记本开始记录我的详细情况。如果一个黑人能讲英语，不用多说，南非白人警察会感到非常吃惊。

我就我的身份作了自我介绍之后，他转身去查看汽车，并仔仔细细地进行搜查。从车内的垫子底下，他抽出了一份左翼周报《卫报》。这份周报是我在发生事故后立即藏在垫子下面的，同时，我把给莫罗卡的信偷偷放进了我的衬衣里。他看了周报的标题，然后举在空中，就好像是一个海盗得到了战利品：“我抓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他一边喊叫一边挥舞着那份周报匆匆地离我而去。

四个小时后，那个中士又回来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官员。这位官员也是一个南非白人，他想正常地履行他的公务。他说他要勘察一下事故的现场，并填写警察记录表。我告诉那位中士说，事故是白天发生的，到了晚上再勘察是不适当的。我又说我打算在萨巴恩楚住宿，我不能住在克龙斯塔德。那位中士不耐烦地看了看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曼德拉。”我回答。

“不，我问你的名字而不是问你姓什么。”他对我说。我告诉他我叫纳尔逊。

“纳尔逊，”那位中士说，就好像是在同一个小孩子说话，“我想帮助你重新上路。但是，如果你想找麻烦，我只好与你过不去，把你铐一夜。”这些话让我心中有了数，于是我同意他进行勘察。

那天晚上很晚我才重新上了路。第二天早晨，我正穿过伊克赛尔西亚地区的时候，我的汽车抛了锚，车没有油了。我走到附近的一个农户家里，用英语向一个老太太说我想买点汽油。她把门一关说：“我没有汽油卖给你。”我又好歹向前行了2英里，来到了另一个农户家里。由于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我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我请求见这个农户，他露面的时候我很谦卑地说：“我的巴士（baas）跑没油了。”（baas是南非荷兰语，是老板的意思，也有奉承之意）。这个农户很友好，也很乐意帮助别人。他是总理大臣斯特里德的一个亲戚。我想，如果我向他说了实话并不使用baas这个讨厌的词的话，他可能不会给我汽油。

我与莫罗卡的会面并不像我在去那里的路上那样值得一提。他接受了那封信之后，我就回了约翰内斯堡。回来的路上也没遇到什么麻烦。给总理的信表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我们的建议下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宪法手段争取合法权益，我们的要求是到1952年2月29日废除6部不公平的法律，不然，我们将采取宪法以外的行动。马伦通过他的私人秘书作了回复，声称白人天生有权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作为独立社团的身份，并且最后威胁说，如果你们采取行动，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利用一切手段进行镇压。

我们把马伦拒绝我们的要求看作是一种宣战。现在，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诉诸公民抑制、抗议。我们开始竭尽全力准备发动群众运动。招募和训练志愿者是组织这场运动的基础工作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这场运动的成败。4月6日，在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伊丽莎白港、德班、开普敦举行了初步的示威活动。当莫罗卡在对约翰内斯堡自由广场的人群发表讲话的同时，我正在服装工人工会向准备担当志愿者的人群讲话。我向几百名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解释说，由于政府当局可能会恐吓、拘禁，甚至袭击志愿者，因此，志愿者运动是一个困难的甚至危险的任务。无论政府当局采取什么手段，志愿者不能以牙还牙，不然，我们的整个计划就会遭到破坏。志愿者必须用非暴力对付暴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纪律。

5月31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执行委员们在伊丽莎白港召开了会议，宣布抗议活动将在6月26日开始，这天是全国抗议日活动一周年纪念日。他们还组建了一个全国行动委员会指导运动，建立了一个全国志愿者委员会招募和培训志愿者。我被任命为全国运动志愿者统帅和行动委员会与志愿委员会主席。我的职责是组织运动、协调各地区分支机构的关系、动员志愿者和筹集资金。

我们还就运动是否遵循非暴力的甘地原则或“不合作主义”展开了讨论。不合作主义是一种设法通过转化来征服对方的斗争方法。有的人站在纯道德的立场上赞成非暴力原则，并认为从道德上讲，非暴力原则比其他任何原则都优越。马尼拉·甘地十分赞成这个思想。他是圣雄甘地的儿子，也是《印度舆论》（Indian Opinion）的编辑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著名成员。马尼拉·甘地举止文雅，俨然就是非暴力主义的化身。他坚持认为，抗议运动要遵循其父亲在印度举行抗议活动时所采取的路线。

其他人则认为，我们不应从原则的观点，而应该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根据情况选择斗争方式。如果某种斗争方法或战略战术能够让我们打败我们的敌人，那么，我们就应该采用这种斗争方法或战略战术。在当前情况下，政府远比我们强大，我们任何使用暴力的企图都会遭到毁灭性的镇压。这种情况使非暴力成为实践的必然，而不是一种选择。这是我的观点，我按照甘地的模式看待非暴力。不能把非暴力看作一种神圣不可违背的原则，而应当把它看作一种根据形势需要而使用的战略战术。正如甘地本人认为的那样，这个原则并没重要到即使它已在妨碍我们的目的时，仍需坚持不变。我们主张非暴力抵抗，但前提是它是有效的。尽管马尼拉·甘地坚决反对，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占了上风。

联合计划委员会同意根据情况灵活运用不合作和非暴力战略战术，并建议采取两个阶段进行抗争。第一阶段，少量训练有素的志愿者将在几个市区违反要求废除的法律。他们不经允许就进入前面讲过的区域，使用只有白人才允许使用的设施，例如卫生间、火车厢、会客室和邮局入口。他们将故意在宵禁后滞留在市区。每批反抗人员都有一个领导人，由他提前把这些不服从行为告诉警察，这样，小范围的骚乱就会导致逮捕行动的发生。第二阶段，按预想的谋划采取大规模反抗活动，同时在全国举行大罢工和其他大规模行动。

在开始发动反抗行动前，我们于6月22日在德班召开了一个大会，并取名“志愿者日”。纳塔尔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鲁图利酋长、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奈克医生都在会上讲了话，表示全力以赴地参加这个运动。我在那天前就驾车来到了德班，而且是这次德班会议的主要发言人。大约有一万人出席了会议，我告诉大家，这次反抗运动将是南非被压迫群众采取的最大的行动。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发表过讲话，这是一次令人兴奋不已的经历。一个人面对广大的听众发表讲话不可能像面对少数人发表讲话一样，但是，我总是试图做得就像面对少数人发表讲话一样。我告诉大家他们将创造历史，要求他们密切注意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我强调，黑人，其中包括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要加强团结。在南非，这一点终将成为现实。

在全国各地，那些参加6月26日反抗运动的人们就是带着勇气、热情和历史感这样做的。当天一大清早，反抗运动在伊丽莎白港开始。在那里，33名反抗者在雷蒙德·穆拉巴的带领下，从只允许白人进入的一个入口进入火车站并遭到逮捕。他们高唱着自由歌曲，在朋友和亲属的喝彩声中往前行进着。反抗者和聚集的群众一唱一和地高声呼喊：“Mayibuye Afrika!”（让非洲再回来！）

26日上午，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里密切关注着当天的示威活动。德兰士瓦的志愿者计划中午在约翰内斯堡东面一个靠近非洲人居住区的城镇上采取反抗行动。在N. B.坦茨的带领下，他们将由于未经允许而进入博克斯堡市区而被法院拘留。坦茨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他是非洲卫理公会英国教堂的牧师，也是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主席。

那是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正在等待坦茨牧师从比勒陀利亚过来，他从办公室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声音中带着遗憾告诉我，他的医生反对他参加反抗运动和去坐牢。我向他保证，我们将为他提供暖和的衣服，并且保证他只在监狱里住一个晚上。但是，我的努力没有起作用。这使我很失望，因为坦茨牧师是一个著名人物，我们选择他的目的是向政府表明我们并不是一伙年轻的闹事者。

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同样德高望重的人代替坦茨牧师——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席纳纳·西塔。他在1946年的抗议运动中因为消极反抗而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月。尽管他年龄偏大，而且患有关节炎，但是，西塔是一个斗士，他愿意带领我们的反抗者进行抗议。

下午，正当我们准备去博克斯堡的时候，我发现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书记不知去向，我们本来打算让他陪着纳纳·西塔去博克斯堡。这是又一个紧急事件，我转身对瓦尔特说：“你必须去。”这是我们在德兰士瓦的第一件大事，必须有著名的人物带领反抗者，不然，当群众遭受惩罚的时候，领导人倒显得畏缩不前。尽管瓦尔特是组织者之一，并且按计划是在运动的后期参加反抗，但是他还是欣然同意了。我主要担心他正穿着的西装不适合监狱，但我们设法给他另弄到了一些旧衣服让他换上了。

然后，我们动身去博克斯堡。在那里，玉苏福·凯查利亚和我打算给博克斯堡的市长发一封信，告诉他，我们50名志愿者将在那天不经允许进入他辖区里的非洲城镇。当我们到达市长办公的地方时，我发现有大批的新闻记者聚集在那里。当我把信递给市长的时候，摄影记者纷纷拍照。市长躲开照相机的闪光灯，然后邀请玉苏福和我到他的办公室里私下进行商谈。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说，他的办公室总是对我们敞开的，但是过多的公开将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我们从市长办公室直接去了市区，那里正在进行着示威活动，即使是在半英里以外，也能听见我们的志愿者和前来鼓励他们的大批支持者的高昂歌声。到了现场，我们看见进入市区的大铁门被上了锁，我们的志愿者耐心地在门外等候着，要求进入市区。总共有52名志愿者，其中有非洲人，也有印度人，另外还有几百名热情的围观者和记者。瓦尔特站在志愿者的最前列，他的存在显然起到了预期的作用。但是，示威者的精神领袖是纳纳·西塔，尽管他患有关节炎，但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在示威者中间走动，用他的自信鼓励示威者，使他们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不到一个小时便出现了僵局，警察从来没有那么克制，他们的行为使我们感到困惑。难道他们的克制是一种消耗志愿者斗志的策略？难道他们等候记者们散去后再在黑暗的掩护下采取大屠杀？难道由于逮捕我们将会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因此他们将按我们的要求去做？就在我们捉摸不定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警察命令把门打开。志愿者立即跨过大门，这样志愿者们就违反了法律。一个警察中尉吹了声口哨，几秒钟后，警察就包围了志愿者，并开始逮捕他们。运动正在按计划进行，示威者被用车送到当地的警察局并被提起公诉。

同一天晚上，行动委员会的几个领导人，其中包括奥利佛·塔博、玉苏福·凯查利亚和我本人，在市内出席了一个会议，讨论白天要采取的行动，并计划下一周要采取的措施。开会的地点就在由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心支部主席弗拉格·博西亚罗带领的第二批反抗者被司法拘留的场所附近。晚上11点过后不久，我们发现他们整齐地行进在大街上。按规定，宵禁在晚上11点钟开始，此时非洲人在外面活动需持有许可证。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我感到疲惫不堪，此时我正在想的不是反抗，而是吃一顿热饭并睡上一觉。就在这时，一个警察走到玉苏福和我的面前。很明显，当时我们正准备回家，而不是准备去参加反抗。“不，曼德拉，”那个警察说，“你跑不掉了。”他用警棍指了指停在附近的警车说：“上车。”我想向他解释，我负责抗议运动的日常组织运行，而不打算这么早就自己参加反抗并受到逮捕。当然，这有点对牛弹琴。我看着他逮捕了玉苏福。面对这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切，玉苏福突然大笑起来。他笑着被警察带走的情景简直就是一幅生动的图画。

不大工夫，玉苏福和我来到了弗拉格·博西亚罗带领的那50多位志愿者面前，他们正在被用卡车送到被称作马歇尔广场的红砖警察局。作为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我们担心别人不知道我们的去向，我也关心谁将领导下一步的行动。但是，我们的精神是振奋的。就是在走向监狱的路上，警车在反抗者高唱的《上帝保佑非洲》（Nkosi Sikelel’ iAfrika）的歌声中摇晃着向前行驶，那是一曲曲调优美的南非国歌。

第一天晚上，我们有位同志在军队操练大院里被一位白人狱警野蛮地推倒在几步之外，扭伤了脚脖子。我对那个狱警的野蛮行径提出了抗议，他一脚踢在我的胫骨上。我要求给受伤的人治疗，发动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却声势强烈的示威活动。我们被告知，如果受伤的人希望去治疗，第二天可以申请找医生。那天，我们听见他痛苦地呻吟了一整夜。

当时，我虽然只在监狱里度过了很短的时间，但是，这却是使我第一次具有强烈仇恨的一次经历。马歇尔广场是肮脏而黑暗的地方，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情绪十分高涨，因而似乎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环境。反抗战士之间的友谊使我们感到那两天的监狱生活过得十分快乐。

在举行反抗运动的第一天，全国有250多名志愿者因违反不公平法律而被投进了监狱。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的队伍是一支整齐的、守纪律的、充满信心的队伍。

在随后5个月的时间里，共有8500人参加了反抗运动。医生、工人、律师、教师、学生、牧师中都有人因参加反抗运动而走进了监狱。他们唱着：“嗨，马伦！打开监狱门，我们要进去。”运动不仅蔓延到威特沃特斯兰德、德班、伊丽莎白港、东伦敦和开普敦等大城市，也蔓延到了东开普和西开普等地区的小城镇，甚至渗透到了农村地区。多数人所犯的“罪”都比较小，受的惩罚从监禁几天到最多监禁几周，罚款很少超过10英镑。反抗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员从2万人左右猛增到10万人。会员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开普，有一半新会员来自那里。

在历时6个月的反抗运动期间，我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我一般都是驾驶汽车天不亮就出发。我去了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向一个个小型的社团宣传反抗运动，有时只能在一个城镇内挨家挨户地宣传。我的任务大多是为了消除准备发起运动与当时刚刚发起过运动的地区间的分歧。那时候，非洲人的群众通信手段是原始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在政治方面也是目光短浅的。我们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去争取人民的支持。

有一次，我开车去东开普，解决与艾尔克特·格温奇有关的争端。当时，艾尔克特·格温奇正在东伦敦开展活动。他是一个成功的商店店主，曾在两年前组织“6·26东伦敦罢工”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这次反抗运动一开始，他就毅然走进了监狱。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个人主义很严重的人，他无视执行委员的劝告，单独作出决定。现在，他与执行委员又发生了争执。这种问题主要发生在知识分子之间。

格温奇明白如何利用特定的问题对付他的对手。他会在当地工人会员而不是知识分子会员面前演讲，而且用的是科萨语，他从来就不用英语，因为英语是知识分子使用的语言。他说：“同志们，我想你们知道，我在这次斗争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我本来有一份好工作，但是在反抗运动一开始我就进了监狱并丢了工作。现在我虽然出了监狱，但这些知识分子来了，他们对我说，‘格温奇，我们受的教育比你好，也比你有能力，应该让我们领导这次反抗运动’。”

在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发现格温奇确实没有理会执行委员的劝告。但是，他后面有群众支持，他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志愿者队伍，这支志愿者队伍在格温奇进了监狱之后仍然以整齐的阵容参加了反抗。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格温奇无视执行委员是错误的，但是他工作做得不错，他的权力地位很牢固，难以直接罢免他的职务。当我见到执行委员们的时候，我说，现在对现状进行任何变动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如果想更改，只有在下一轮选举中击败他。我第一次看见他们如此鲁莽地违背人民的意愿。群众不赞成，采取什么行动都没有用，因为强迫将是不可能的。

政府把这次反抗运动看作对他们本身的安全和种族隔离政策的一种威胁。他们不是把公民的不顺从看作一种抗议活动，而是看作一种犯罪，他们因为非洲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合作而忧心忡忡。种族隔离本来是打算把种族分开，但是，我们却表明不同的种族能够在一起工作。非洲人和印度人、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组成联合阵线的前景使他们大伤脑筋。国民党人坚持认为，共产主义鼓吹者煽动并领导了这次反抗运动。司法部长宣布，他将很快通过立法对付我们的反抗。在1953年议会召开会议期间，作为对我们的威胁手段通过了《公共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公共安全法》授权政府可以宣布戒严令，不经审判即可逮捕人；而《刑法修正案》则授权政府可对反抗者实施肉体惩罚。

政府使用了许多卑鄙手段阻挠这次运动。政府宣传喉舌一再叫嚷，运动的领导人都在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而群众却在监狱里受苦。这种指控远非事实，但是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政府还派遣间谍和密探打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自然是欢迎任何人士加入的。尽管我们的志愿者在被选中参加反抗活动之前已经经过了认真的挑选，但是警察还是设法不仅打进了我们的地方分支机构，而且也打进了某些志愿者队伍。当我被捕后被送到马歇尔广场的时候，我看见反抗志愿者中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从来没见过。他身上穿着非同一般的监狱服装：系着领带，身穿外套，脖子上还有一条丝绸围巾。什么样的人在监狱里还有这身打扮？他名叫拉麦拉，第三天我们被如期释放时，他干脆消失了。

第二个人名叫马克汉达，他因为举止酷似军人而十分显眼。我们都是来自农村，情绪都很高。反抗者们走到玉苏福和我的面前都要给我们敬礼。马克汉达是个瘦高个，他以军人的姿态走到我们两人面前行了个非常正规的军礼。许多人都与他开玩笑，说他敬礼敬得那么好，一定是个警察。

马克汉达以前只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看门人。他很勤快，人缘也算不错，因为不管谁饿了，他都会出去买鱼和炸薯条。但是，在后来的审判大会上，我们发现马克汉达和拉麦拉两人都是警察派来的间谍。经证实，拉麦拉打进了反抗者的队伍，而那个被认为信得过的马克汉达原来是警探中尉莫特龙。

非洲人当间谍对付他们自己的兄弟一般都是为了钱。南非很多黑人认为，黑人向白人挑战的任何努力都是有勇无谋的，并注定要失败，因为白人太精明、太强大。这些间谍认为我们的行动不是对白人权力构成威胁，而是对黑人利益构成威胁，因为白人会由于少数煽动闹事者的所作所为而虐待所有的黑人。

也有许多黑人警察偷偷地帮助我们。他们是正派人，知道自己的处境在道德上是进退两难的。他们忠于他们的雇主，需要有个工作来养家糊口，但是又对我们的事业非常同情。我认识少数在安全警察局工作的黑人官员，当警察要袭击和搜捕我们的时候，他们会向我们通风报信。这些人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的爱国志士。

政府不是我们的唯一障碍物，其他一度帮助过我们的人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在反抗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合众党派了两个议员督促我们停止反抗运动。他们说，如果我们响应合众党领导人J. G. N.斯特劳斯的号召，放弃我们的反抗运动，将有助于该党在下一轮选举中击败国民党。我们拒绝了这个要求，因此斯特劳斯也开始采用国民党人的手段攻击我们。

我们还受到一个从非洲人国民大会分裂出去的“民族意识团体”组织的攻击。当J. B.马科斯当选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时候，在前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赛罗佩·苔玛的领导下，这个团体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分裂了出去。苔玛是《班图世界报》的编辑，他在他的报纸上对反抗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声称共产党人把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大权，印度人的经济利益与非洲人的经济利益是冲突的。虽然他们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只是少数，但是苔玛的这种观点在一些激进青年团团员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月份，J. B.马科斯在反抗运动中期遭到了“禁止”，依据的是1950年《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罪名是“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目标”。这种“禁令”是政府下达的一种法律命令，一般是强制被禁止的人脱离某些组织，并被严格禁止参加任何形式的集会，具有监外关押的性质。禁止某一个人，政府不需要证据、不需要起诉，由司法部长作简单宣布即可。这是一种用来限制个人参加斗争，只允许他远离政治、在一个规定的狭小空间中生活的措施。如果违反或无视禁令，就意味着请你去坐牢。

在那年10月召开的德兰士瓦大会上，我被提名取代被禁止的J. B.马科斯，他推荐我继任他的职务。我是青年团全国主席，是继任马科斯职位的最佳人选。但是，我的候选人资格却遭到了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自称“Bafabegiya”（宁死不屈的人），主要由极端非洲民族主义者组成。他们企图切断与印度积极分子的一切联系，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拉到对抗主义策略的方向上去。他们的领导人是麦克唐纳·马赛库和赛皮瑞皮尔·马如朋。麦克唐纳·马赛库以前是共产党人，曾经在反抗运动期间担任过非洲人国民大会奥兰多分部的主席；赛皮瑞皮尔·马如朋则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反抗运动志愿者的带头人。马赛库和马如朋都想当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

人们大多认为马如朋有点儿像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习惯于穿带有肩章和金色扣子的卡其布军衣，随身带着因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而闻名的那种类似于警棍的东西。他常常把警棍夹在腋下站在会场的主席台上说：“我等自由等得不耐烦了，我现在就要自由！我要在十字路口见马伦，并告诉他我所要的东西。”然后，把警棍往讲台上一放，高声说：“我现在就要自由！”

因为他的这番讲话，马如朋在反抗运动期间特别出名。但是，在选举中被大家熟悉仅仅是一个因素。他认为，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知名度高，因此一定能当上主席。在选举前，当我已经知道自己将是候选人的时候，我走到他面前说：“我想让你当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这样，我当上主席你就可以与我一起干。”他对我所说的话不屑一顾，认为我实际上是让他降级，他拒绝了我，自己坚持要当主席。但是他失算了，因为我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了主席。

1952年7月30日，反抗运动正处在高潮期。当时，我在H. 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工作，警察拿着逮捕证来抓我，罪名是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政府同时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金伯利逮捕了许多反抗运动的负责人。在那个月初，警察在全国各地突袭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人士的家和办公室，并没收了资料和文件。这种突袭以前很少见，它开了普遍非法搜查的先河，非法搜查到后来成为政府行为的一大特点。

我和其他人士被逮捕后，一直到9月份才进行审判。在约翰内斯堡有21人被指控，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和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席和总书记。在约翰内斯堡受审的有莫罗卡医生、瓦尔特·西苏陆和J. B.马科斯。几位印度领袖人物也遭到逮捕，其中包括达杜医生、玉苏福·凯查利亚和阿迈德·卡特拉达。

我们出现在法庭时，法庭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政治集会。大批示威群众穿过约翰内斯堡大街，聚集在地方法院。其中有来自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有来自亚历山大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会员，也有来自小学和中学的印度学生。各种年龄、各种肤色的人都有。这个法院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审判大厅也挤满了人，此起彼伏的“Mayibuye Afrika!”喊声不时打断审判的进程。

这次审判也应被看成一次显示决心和团结的机会，但是，它却由于莫罗卡医生制造的信仰分裂而变得逊色。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反抗运动的头面人物莫罗卡自己雇用辩护律师之举使我们感到震惊。我们的计划是大家一起被审判。我们这批被指控的人让我去同莫罗卡商量此事，想说服他不要把自己同大家分开。审判前的那天，我到约翰内斯堡迪珀村去见了莫罗卡医生。

在我们见面一开始的时候，我向他提了几条建议，但是他都不感兴趣，反而有几次表现得很不冷静。他认为，他已经被排除在运动策划者之外。莫罗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相当不感兴趣，并且以后也会如此。他说，最让他不安的是与我们其他人一起进行辩护，那样的话他就会跟共产党扯上了关系。莫罗卡与政府一样对共产主义怀有仇恨。我规劝他，说与任何反对种族压迫的人合作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传统。但是，莫罗卡没有被说服。

最令人震惊的是，莫罗卡为了让拉姆颇福法官对他从轻判决而提出了一个耻辱的请求，他当着证人的面正式同意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确立的原则。当他被问及是否认为在南非的黑人与白人之间应该平等的时候，莫罗卡回答说绝不会平等。对此，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当他的律师问他在反抗者中是否有共产主义者时，莫罗卡真的用手指指向了许多人，包括达杜医生和瓦尔特·西苏陆。法官告诉他没有必要那样做。

他的表现对组织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我们马上意识到，莫罗卡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犯了把个人利益置于组织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的错误。他不愿意因为政治信仰危害他的医生生涯和财富，因此，他毁坏了他个人通过三年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反抗运动所作的大无畏努力而树立起来的形象。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因为，莫罗卡医生在法庭上的背信弃义有损反抗运动的光辉形象。曾经到全国各地宣传反抗运动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现在却背离了反抗运动。

12月2日，我们都被拉姆颇福法官判定犯有“法定共产主义罪”。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共产主义。按照《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规定，事实上，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反对政府都可以被判处“法定共产主义罪”，哪怕是你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拉姆颇福法官很公正，也很理智。他说我们策划的行动属于“公开不遵守法律并达到了与叛国罪相等的程度”，但是，他承认我们一贯坚持要求我们的会员“遵循和平行动原则，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被判处9个月的监禁，并参加重体力劳动，但缓期两年执行。

我们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反抗运动标志着斗争历史翻开了新篇章。我们列出的6部歧视性法律没有被废除，当时，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他们会废除这6部法律。我们选择的这6部法律是压在人民身上的直接负担，最好的办法是让广大的人民都参加斗争。

在这次反抗运动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说得多但采取行动少。我们没有付给组织者们任何报酬，也没有付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工作人员和会员任何报酬，我们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为我们的事业提供嘴皮子服务。作为反抗运动的结果，我们的会员一下子剧增到10万人。非洲人国民大会真正作为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组织展现在世人面前。它拥有一支活跃而富有经验的积极分子队伍，敢于直接面对警察、法院和监狱。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害怕坐牢是解放斗争的一大障碍。因参加反抗运动而走进监狱，在非洲人中成为一种荣誉标志。

我们为自己在6个月反抗运动期间的作为而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我们没有采取过任何暴力行动，我们的反抗战士的纪律性堪称楷模。在反抗运动的后期，伊丽莎白港和东伦敦发生了暴乱，40多人在这场暴乱中丧生。尽管这些暴乱与反抗运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政府却企图把这些暴乱与我们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是成功的。因为暴乱使一些白人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不然的话，这些白人是会同情我们的。

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有些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相信通过反抗运动能推翻政府。我们提醒他们，反抗运动的目的是让政府了解我们的冤情，而不是想推翻政府。他们坚称我们要让政府疲于应对，我们应该无限期地进行反抗运动。我插话说，这个政府太强大，也太残忍，用这样的方式无法推翻它。我们能反抗它，但是，通过反抗运动去推翻它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我们开展反抗运动的时间太长了，当初我们应该听从埃克苏玛医生的劝告。当计划委员会在反抗运动收尾期间去看望埃克苏玛医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反抗运动的势头很快就会减弱，在它完全失去动力之前立即刹车是聪明的。在反抗运动仍然处于高潮阶段的时候立即停下来，将是具有重大新闻效应的明智之举。埃克苏玛医生是正确的，反抗运动的势头很快就衰减了下来，但是，我们却凭着我们的热情，甚至是高傲自大，把他的劝告放在了一边。我的内心想把这场反抗运动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的大脑却让我把运动停下来。我主张停下来，但是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从众了。到了那年年底，反抗运动真的衰败了下来。

反抗运动从来没有超过第一阶段主要由市民构成的反抗队伍的规模，群众性的大规模反抗，特别是在农村的大规模反抗，从来没有实现过。东开普是唯一把反抗运动成功地推进到第二阶段的地区。在那里，农村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从总体上说，我们没有把反抗运动渗透到农村，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历史性缺点。反抗运动实际上是受到了没有专业组织者的限制。我想去组织，但是我必须同时要干律师工作，没有办法组织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我们仍然是反抗运动的业余组织者。

但是，我仍然有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从事了一种正义的事业，我有力量为这个正义事业去战斗，并在战斗中取得胜利。反抗运动使我摆脱了我也许仍然存在的不自信或自卑感，使我从被某种力量压倒的感觉中和白人及其制度似乎永远不可战胜的感觉中解放了出来。现在，白人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力量，我能够抬着头像男子汉那样走路了，也可以用自尊的目光去看每一个人了。这种尊严来自没有屈服于镇压和恐吓。我已经成长为一名自由战士。

第四部 斗争是我的生命

15...

在1952年年末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我们的领导班子有了新的变化。非洲人国民大会任命了新的、更有朝气的主席，开创了一个新的、更积极的时代，即阿尔伯特·鲁图利酋长时代。按照非洲人国民大会宪章，我作为德兰士瓦省级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四个副主席之一。而且，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命我为第一副主席。鲁图利作为为数不多的有实权的酋长之一，积极主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坚决抵制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

鲁图利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位牧师的儿子，生于当年的南罗得西亚，在纳塔尔接受教育。他在德班附近的亚当学院接受过师范教育。他个头相当高，体格粗壮有力，皮肤乌黑，笑声爽朗；他谦虚而非常有信心，也很有耐心，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他讲话不慌不忙，口齿清楚，好像每个字都一样重要。

我在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见到他，他当时是土著代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1952年9月，距离召开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只有几个月，鲁图利被召到比勒陀利亚。他被下了最后通牒：政府要求他必须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身份，并不再支持反抗运动，不然，他将被免去已当选并由政府支付薪水的酋长职务。鲁图利是一位教师，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也是引以为豪的祖鲁部落酋长。不过，他更是坚定地献身于反抗种族隔离斗争的志士。鲁图利拒绝辞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职务，因此，政府撤销了他的酋长职务。作为回应，他发表了一项原则声明“通向自由的道路避不开十字架”，在声明中，他重申对非暴力消极反抗运动的支持，并用至今仍悲哀地回响着的一句话对他的选择进行辩护：“谁会否认我30年的生命中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顺从地、谦让地叩响那扇紧闭且上了闩的大门？”

我支持鲁图利酋长，但是，我却不能出席会议。开会前几天，全国52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遭到了禁止，6个月内不准出席任何会议或集会。我就属于这52人中的一员。6个月中，我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之内。

对我的禁止包括参加各种会议，并不仅仅限于政治性会议。例如，我连我儿子的生日舞会也不能参加，并且也不准我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谈话。这是政府对那些为种族隔离而战的领导人实行全面封杀而作出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他们不让这些领导人说话，对这些领导人实行迫害，限制这些领导人的行动。这也是对我采取的一系列封杀中的第一次，这种封杀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直到几年后，我被剥夺了一切自由。

禁止不仅是从肉体上进行限制，而且也从精神上进行禁锢。禁止还会导致一种心理上的幽闭恐惧症，被禁止的人不仅渴望行动自由，而且渴望精神上的逃脱。禁止是一种危险的处罚，因为被禁止的人并没有被铐在或锁在监狱里。法律、法规就是监狱，这种法律、法规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违反的，并且常常被违反。一个人可以短时间地迅速走开，并且可以暂时幻想自由，但禁止后面隐藏着的影响是，被禁止的人在某个时刻开始感到压迫者并非来自外界，而是已经潜入内心。

尽管不准我参加1952年的年会，但是有人立即把会上发生的情况告诉了我。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在当时是要保密的，不能公布于众。

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我相信政府将会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为非法组织，就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一样。政府似乎必然要尽快禁止我们以合法组织开展工作。心里想到了这个问题后，我建议全国执行委员会必须有一个应付不测情况发生的方案。我说，我们作为人民的领导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方案，那就是失职。全国执行委员会让我起草一个能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地下运转的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作“曼德拉方案”，简称“曼氏方案”。

曼氏方案的主导思想是建立一种能使非洲人国民大会上下政令畅通的组织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最高层形成的决议不需要召开会议就可迅速传达到整个组织。换句话说，通过这个组织体系，一个非法的组织仍可继续发挥作用，被禁止的领导人仍可继续起到领导作用。曼氏方案可以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招募新会员，能够对地方和全国性问题作出反应，使会员与地下领导之间保持正常的联系。

我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领导（包括被禁止的和没有被禁止的）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共同讨论方案的内容。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完成了这个组织系统的起草工作。该系统涉及面很宽，适合地方的条件，也不会挫伤个人的积极性。就详细程度而言，它足以保证工作秩序。最小的单位是基层组织，在城市内，一个基层组织基本由一条街上的10户人家构成。每个基层组织有一个干事负责。如果一条街道有10户以上人家，那么街道干事将负责整条街道的组织工作，基层干事要接受街道干事的领导。几条街道组成一个区，这个区由一名区长负责，该区长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当地分支机构的书记处负责。当地分支机构的书记处是分支执行委员会的基层委员会，负责向省级书记报告情况。我们主张，每个基层干事和街道干事应当熟悉本组织内的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因此，干事就会得到本组织内各组织成员的信任，并且也会知道谁值得信任。基层干事负责召集基层会议，组织政治学习班，并收缴会费。基层组织的干事是该方案的关键环节。尽管这个方案从战略上主要是以市区为主，但也适合于农村地区。

该方案被采用了，并准备立即实施。我们随即通知各分支机构开始准备秘密调整组织机构。尽管多数分支机构都接受了这个组织方案，但是边远地区的分支机构的某些人士却认为，这个计划是约翰内斯堡为加强对边远分支机构控制的一种努力。

作为曼氏方案的组成部分，非洲人国民大会引入了对全国会员讲授政治基础知识的机制。这种讲座的目的不仅是对会员进行教育，而且也是一种把全国非洲人国民大会团结在一起的方法。讲座由分支机构的领导人秘密进行，听过讲座的会员依次再把听到的讲座内容传达给各基层成员。开始，讲座内容不太系统，几个月后，我们有了成套的课程。

当时有三种教材，即《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是如何被统治的》和《变革的必要性》。在第一种教材中，我们讨论了世界和南非之间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是一种概括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情况的教材。例如，我们探讨了南非黑人如何作为一个种族和经济阶级受压迫的问题。讲授者多数都是被禁止的会员，我本人也经常在晚上开授讲座。这种安排有利于保持被禁止的个人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使会员与这些被禁止的领导人保持联系。

在这个时期，被禁止的领导人经常秘密地单独见面，然后再设法与现任的领导人见面。新老领导人之间配合得很好，决策程序和以前一样，仍然是通过集体研究。我们有时感到，似乎除了必须秘密见面之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曼氏方案构思很好，但是，实施情况却并不理想，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普及到基层。实施情况最好的地区还是东开普和伊丽莎白港。反抗运动的精神在其他地区早已销声匿迹之后仍然在东开普继续着，那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们认为，贯彻曼氏方案是继续反抗政府的有效途径。

该方案遇到了许多问题：在会员中宣传不够，没有专职的组织者负责实施或监督，分支机构内常常意见不一致，无法形成实施这项方案的一致意见。有的省级领导人抵制这一方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方案不利于他们的权力。对有的人来说，政府的镇压似乎还很遥远，因此，他们没有必要提前采取措施。但是，当政府的铁拳落下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任何准备。

16...

在反抗运动期间，我的生活遵循着两条不同的轨迹：我在斗争中工作，并通过当律师维持生计。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从来也没有专职担任过组织者。非洲人国民大会只有一个专职组织者，那就是托马斯·提图斯·恩考比。我要做的工作必须围绕我作为律师的计划作出安排。1951年，我与“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的劳动合同期满后，我又到“特布兰奇－布雷基施合伙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完成合同约定见习后，我仍然不是一个羽翼完全丰满的律师，我的工作只是起草辩护书、寄送传票、找证人谈话，都属于一个律师必须在案子递交法庭前所做的工作。

离开希代尔斯基之后，我找了许多家白人律师事务所，因为当时没有黑人律师事务所。我对这些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很感兴趣。我非常气愤地发现许多获利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对黑人收取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律师费远远高于他们对富裕的白人当事人的收费。

在“特布兰奇－布雷基施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大约一年后，我又加入了海尔曼－迈克尔合伙律师事务所。这是一家思想自由的律师事务所，也是一家为数不多的对黑人收费合理的律师事务所。另外，这家律师事务所以热心于黑人教育著称，他们在捐助黑人教育方面非常慷慨。海尔曼先生是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合伙人，在很少有人关注黑人事业之前就开始参与黑人事业。该律师事务所的另一个合伙人罗德尼·迈克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位退伍军人，思想也十分开明。他是一名飞行员，几年后，他帮助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在镇压最严重的时期飞离南非。迈克尔的唯一恶习是抽烟，他一天到晚都在办公室不住地抽烟。

我在海尔曼－迈克尔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几个月，当时我正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一旦通过这个考试，我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正式律师。在几次未能通过考试后，我不得不放弃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学士学位。我选择了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考试我才能当律师，并且能挣足够的钱养家糊口。那时候，我妹妹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母亲也经常来。艾韦琳当见习护士的工资加上我那点少得可怜的收入，并不足以让家中的每个人都吃饱穿暖。

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后，我在H. 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当了一名正式的律师。巴斯纳一直是参议院的非洲人代表，是一位比较早的共产党员，也是非洲人权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作为一名律师，他是非洲领导人和非洲商会领导层的辩护人。在那里工作的几个月时间里，我经常代表事务所出庭为许多非洲委托人辩护。巴斯纳先生是一个杰出的老板，只要我做好所里的工作，他就鼓励我参加政治活动。在该律师事务所取得经验后，我准备离开那里，去开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1952年8月，我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正式开门营业。我早期能够事业有成，还应该感谢我的秘书祖备达·帕特尔。我是在她去H. 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取代讲南非荷兰语的秘书科克女士时认识她的，科克女士拒绝过我的口授。祖备达是我朋友凯西姆·帕特尔的太太，凯西姆当时是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会员。祖备达没有丝毫种族歧视的思想，她的朋友圈子很大，在法律界认识很多人，在我出去自己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她同意跟着我干。她通过她的门路给我带来了大批生意。

奥利佛·塔博当时在一家叫“考瓦尔斯基－塔克合伙律师事务所”工作。在他的午餐时间，我经常去看他，我们进的是只有白人才能进的会客室，坐的是只有白人才能坐的椅子。奥利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在午餐期间我们主要讨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我第一次对他产生印象还是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在那里，我注意到他思维敏捷，特别善于辩论，他的冷静和重逻辑的风格可以击败任何对手。更准确地说，这种才能在法庭上更为有用。在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他一直是约翰内斯堡圣皮特学校的优秀学生。他遇事冷静，这与我容易冲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值得我学习。奥利佛笃信宗教，并且一直期许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他也是我的一个老乡，来自旁多兰地区的毕扎纳，是特兰斯凯的一部分，他脸上有明显的氏族印记。我们一起做事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我邀请他跟我合伙干。几个月后，奥利佛可以从他工作的律师事务所脱身了，于是，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开办了我们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办公地点设在法官大厦，办公室门上挂着“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的铜牌。法官大厦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与市法院前高耸的大理石正义女神雕像相隔一条马路。这座大厦属于印度人，是市内为数不多允许非洲人租用办公室的几个地方之一。从一开业，“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就被委托人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我们虽然不是南非仅有的非洲人律师，但是，我们的事务所却是南非唯一一家非洲人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对于非洲人来说，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是首选的最后的求助对象。每天早晨到办公室上班，我们都不得不从拥在走廊里、楼梯上和我们的小会客室里的人群中挤过去。

非洲人对于在政府大厦中获得法律援助往往感到失望：走只有白人才能走的门是犯罪；乘坐只有白人才能乘坐的公交汽车是犯罪；使用只有白人才能使用的饮水机是犯罪；行走在只有白人才能在上面行走的海滩上是犯罪；晚上11点后在大街上走是犯罪；没有通行证是犯罪；通行证上签字有误是犯罪；在不恰当的地方被解雇是犯罪；在不恰当的地方被雇用是犯罪；在某些地方居住是犯罪；没有地方居住也是犯罪。

我们每周都会接待从农村来的老汉，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祖祖辈辈都在一块荒凉的土地上劳作，现在他们被驱逐出了那块土地。我们每周都接待老妪，她们以酿造非洲啤酒作为她们微不足道的收入的一种补贴，而现在她们却面临着被判处监禁或被罚她们支付不起的款项的困境。我们每周都会接待一些委托人，他们在同一座房子里已经住了好几十年，但是，现在那里被宣布为白人居住区，他们被迫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条件下离开自己的房子。每天，我们都会听到和看到普通非洲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形形色色的侮辱性事件。

奥利佛有惊人的工作能力。他在每一位委托人身上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不是因为专业上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无限同情心和耐心的人。他完全进入了当事人的案情和生活之中，被群众的困境，即作为一个群体的困境和单个人的困境所触动。

我很快认识到，“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这是一个他们可以随时进来并能找到同情和支持的场所，一个不会被拒绝和欺骗的场所，一个他们可以实实在在地为有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代表而骄傲的场所。这是我当初选择当律师的原因，我的工作常常使我感觉自己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我常常一上午处理五六个案子，整天在法院里进进出出。有些法院对我们很客气，而有的法院则对我们不怎么尊重。即使是我们准备充分，经过论战打赢官司的时候，我们也始终很清楚，无论我们作为律师工作做得多么好，我们也不会成为监察员、地方法官或法官。尽管我们在与能力不比我们强的官员打交道，但是，他们的权威却是建立在他们的肤色基础之上并因他们的肤色而受保护的。

我们常常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白人证人常常拒绝回答黑人律师的质询。地方法官并不指责他们藐视法庭，而是重复提出他们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例行公事地让警察到庭，向他们提出质询。尽管我能当场抓住他们说话前后不一致和撒谎，但是，他们绝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认为我只不过是“黑人律师”。

记得有一次，一开庭我就被要求确认身份，这本是一个惯例。我说：“我是纳尔逊·曼德拉，是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地方法官说：“我不认识你，你的执照在哪里？”营业执照是镶在框子里并挂在墙上的证书，并不是律师随身携带的一种文件。这就像是要求人出示大学学位证书一样。我请求地方法官开庭，到时候我会提交我的营业执照。但是，地方法官拒绝听案情，甚至让一名官员赶我出去。

这显然违反了法庭的有关规定。这件事最终被上诉到最高法院，我的朋友乔治·毕佐斯律师出庭为我辩护。在听审会上，首席法官批评了那位地方法官的违规行为，并责成另一位地方法官审理那个案子。

尽管我是一名律师，但也不能保证受人尊重。有一天，在我的办公室附近，我看见一位白人老太太的汽车被夹在两辆车中间，我立即走上前去帮助她把车推出来。说英语的老太太转身对我说：“谢谢，约翰。”约翰是白人用来向任何不知姓名的黑人打招呼时的称呼，然后她递给我一枚6便士的硬币。我很客气地谢绝了。她又一次强塞给我，我又一次谢绝了她。她大声说：“你拒绝6便士，是想要1先令，对不对？但是你捞不到！”她说完后，把钱扔在地上就开着车走了。

不到一年，奥利佛和我发现，按照《城市区域法》，没有部一级的批准，不允许我们在市内拥有经营场所。我们的申请被拒绝，但是，按照《社团区域法》我们得到了临时许可。临时许可很快就要到期，当局拒绝为我们办理新的临时许可，要求我们把办公室搬到许多英里之外的非洲人居住区。事实上，我们的当事人到不了那里去。我们认为，这是当局为把我们挤出律师这个行当而出的黑点子。他们不断地以驱逐相威胁，并非法侵占了我们的营业场所。

在南非，当律师意味着在一种恶劣的法律制度下工作。那不是一种神圣、平等的法律制度，而是一种根本无平等可言的制度。在这方面，最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人口登记法》，这个法使不平等合法化。有一次，我接了一位有色男子的案子。由于疏忽，他被错划为非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南非去北非和意大利参战，但回来的时候，一位白人官僚却把他划成了非洲人。这是一个在南非比较典型的案子，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道德拼板难题。我不支持也不承认《人口登记法》的原则，但是，我的当事人需要一种代表权，他被划进了他本不属于的那个群体。被划成有色人而不是非洲人，有很多好处。例如，有色人就不需要随身携带通行证。

我代表他上诉到人口划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审理有关《人口登记法》的案子。该委员会由一名地方法官和两名其他官员组成，他们都是白人。我为这个案子收集了许多证据，检察官也正式表示他不反对我们的上诉。但是，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对我们收集的证据和检察官的意见不感兴趣。他直视着我的委托人，并粗暴地让他转过身去，让他背对着审判台。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的委托人的肩膀，在发现他属陡肩型后，才向另外两个官员点头示意，确认了这一上诉。那时候，当权的白人认为，陡肩是有色人典型的体形特征。这样，这位男士的命运纯粹由地方法官对其肩膀的结构形状的认识来决定。

我们受理了许多涉及警察施暴的案子，尽管我们的胜诉率很低。警察施暴问题通常难于取证。警察很聪明，总是拘留被施暴的犯人很长时间，直到他的伤口愈合、伤痕消退。而且，警察的陈述常常与我们的委托人的陈述不一致。地方法官自然是站在警察一边。警察监管下的验尸官所作的死亡结论常常是“多种原因造成死亡”，或者作一个模糊不清的解释，使警察轻易就能摆脱责任。

当我受理约翰内斯堡以外的案子时，我就申请暂时对我解除禁止，而且常常会得到批准。例如有一次，我去东德兰士瓦为卡罗莱纳镇的一个当事人辩护。我的到来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因为许多人以前从来没见过非洲人律师。我受到了当地法官和检察官的热情接待，案子等了好大一阵子才开庭，因为他们就我的职业和怎样成为律师问了我许多问题。当时，法院里挤满了看热闹的城镇居民。

在附近的村子里，我遇到了一个当地医生被指控使用巫术的案子。这个案子也吸引了很多人，他们不是来看我，而是看白人的法律是否适用于桑戈人。那位医生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许多人对他既崇拜，又害怕。在法庭上，我的当事人强烈地打喷嚏，使法庭产生了混乱，多数人都认为他正在施巫术。他被证明无罪，不过我怀疑，当地人并不把这次胜诉归功于我的辩护技巧，而是归功于那位医生的巫术。

作为一名律师，我在法庭上很红火。在白人的法庭上我并没有感觉黑人低人一等，而是感觉大家不论黑人白人都是法庭上的客人。当我介绍案情的时候，我常常做大幅度的挥手动作，使用夸张的语言。对于法庭规定，我常常是一丝不苟，但是，有时我也同证人使用非正统的语言技巧。我喜欢盘问对方，常常制造出一种紧张气氛。听众席上常常坐满了人，因为城镇上的人把出席法庭当成一种消遣。

我记得有一次为一个非洲女士辩护的情景。她在城里做家政工作，当时被指控偷了她的“太太”的衣服。依照要求，被偷的衣服被摆在法庭里的一张桌子上。那位“太太”举证后，我走到放物证的桌子前开始质问。我仔细地查看了那堆衣服，然后用铅笔尖挑起了一件女人的内衣。我慢慢转身走到证人席挥舞着那件内衣问：“太太，这个……是你的吗？”“不是。”她快速回答，窘迫使她不承认那件内衣是她的。因为这个回答和她所作的证词存在着矛盾，所以地方法官驳回了这个案子。

17...

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以西大约4英里，在露出地面的岩石上坐落着非洲人城镇索菲亚顿。该城镇最伟大的朋友之一特瑞弗·赫德尔斯顿神甫曾经把它比作意大利的一座山城。从一定的距离远远看去，那里确实有许多漂亮的东西：彼此紧紧挨着的红顶房屋、袅袅升入粉红色天空的炊烟、高耸云霄的橡胶树，但近距离则只能看到贫穷和悲惨。太多太多的索菲亚顿人就生活在这种贫穷和悲惨中。那里街道狭窄，并且是土路，街道两旁都是拥挤不堪的简陋小房。

索菲亚顿是西部城区的一部分，同属西部城区的还有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这个地方原本被划为白人区，一家房地产商在这里为白人买主建造了许多房子。因为市政部门拒绝为这里提供服务，所以白人另选了其他地方，房地产商只好把这些房子卖给了非洲人。索菲亚顿是德兰士瓦地区非洲人在1923年《城市区域法》出台前能购买小块地皮的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许多砖石结构的铁皮圆顶房屋仍然耸立在索菲亚顿城内，使它具有一种古朴、优雅的感觉。随着约翰内斯堡工业的发展，索菲亚顿成为快速膨胀起来的非洲劳工的家园。这里距离市区很近，生活十分方便。劳工们就住在老住户前后院内建造的简陋小房子里。他们可能几家人共住一个小房子，40人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尽管贫穷，但是索菲亚顿很有特色，对于非洲人来说，它就是巴黎的左岸和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它是作家、艺术家、医生和律师的家园。它既时髦又传统，既有生气又非常安静。它既是埃克苏玛医生的家乡（埃克苏玛曾在那里行医），也是各种各样的强盗横行之所，住在那里的著名强盗有柏林帮和美国帮——他们都采用美国电影明星的名字，例如约翰·韦恩和亨弗莱·鲍嘉等。索菲亚顿有约翰内斯堡为非洲儿童建的唯一的游泳池。

在约翰内斯堡，西部搬迁计划意味着要把索菲亚顿、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腾出来。当时，这三个城镇共有6万到10万人口。1953年，国民党政府买了一片名叫“牧场”的土地，距离市区13英里。三个城镇的人将分成7个不同的种族重新在那里安置。政府的借口是清除贫民窟，这是试图把整个市区都划为白人区，只准非洲人临时在市区居住而放的烟幕弹。

政府受到了来自维斯特迪恩和纽兰兹周围地区支持者的压力。这些地区是相对贫穷的白人区，那里的白人羡慕索菲亚顿黑人拥有的好房子。另外，政府要控制一切非洲人的活动，而这种控制在自由拥有不动产的城镇是很难做到的。在那里，黑人可以有自己的房地产，人们来去自由。尽管通行证制度仍然实行，但是，非洲人进入自己永久拥有房地产的城镇不需要特别许可，不像非洲人进入市内某些区域那样，必须要获得特别许可。非洲人在索菲亚顿生活并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政府无情地计划把索菲亚顿的全部非洲人都搬到另一个黑人城镇，政府的计划是如此不怀好意，以至安置搬迁户的房子还没有建好就开始实施搬迁。索菲亚顿的搬迁是继反抗运动之后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同盟组织能力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尽管政府对索菲亚顿的搬迁计划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但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努力，使得它直到1953年才开始实施。到了1953年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TIC）和当地纳税人协会发动人们进行抵制。1953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省级执行委员会在索菲亚顿奥丁电影院召开了公共大会，讨论反对搬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活跃而很有生气的大会，有1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他们根本不惧怕全副武装的大批警察的存在。

召开这次会议的前几天，我和瓦尔特的禁止期满。这意味着我们不再被禁止出席会议和在会上发表讲话，因此，根据安排，我要在奥丁电影院发表讲话。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一个官员看见我和瓦尔特正在电影院外与反对搬迁的一位带头人赫德尔斯顿神甫讲话。旁边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我们作为被禁止的人无权到那里去，然后命令警察逮捕我。赫德尔斯顿神甫冲着朝我走过来的警察高声说：“不，亲爱的，你们要逮捕就逮捕我。”警察命令老人站在一边，但是，他拒绝躲开。在警察把老人推到一边的时候，我对那位警察说：“你们必须搞清楚我们是否仍然是被禁止的人。小心，我们的禁止已经期满，你们对我们逮捕是错误的。你想，如果我们的禁止期未满，我们今天晚上能在这里与你说话吗？”

那位官员以不做记录而广为人知，当禁止期满的时候，他常常并不清楚，要不就是装傻。那位官员和我一样对此心知肚明，他掂量了一会儿，然后命令警察退后。他们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走进大厅。

在大厅里，警察仍然傲慢无礼。他们挎着手枪和来复枪，大摇大摆地四处走动，不时地推搡人群，说伤害别人的话。我同其他几位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正当会议准备开幕的时候，我看见普林斯陆少校带领着几个武装警察从通往主席台的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我冲着他的眼睛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找我？”他摇了摇头，然后走上主席台，命令逮捕玉苏福·凯查利亚。此时，玉苏福已经在演讲台的后面开始演讲。就在他们抓住玉苏福的胳膊往下拽的同时，警察在外面已经逮捕了罗伯特·莱沙和阿迈德·卡特拉达。

人群开始喊叫并发出阵阵嘘声，我发现如果不控制事态的发展，将一发不可收拾。我跳上演讲台，带领大家唱起著名的抗议之歌。我一唱出歌曲的开头几个字，大家就同我一起唱起来。如果大家失去控制，我担心警察会开枪。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每天晚上都在索菲亚顿城镇中心的自由广场举行会议，动员大家反对搬迁。这些会议的场面声势浩大，会上不时回响着“Asihambi!”（我们不想搬迁！）的喊声和“Sophiatown likhaya lam asihambi”（索菲亚顿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想搬迁）的歌声。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房产持有人、租房户和镇上的政务委员。赫德尔斯顿神甫不顾警察让他把行为限制在教堂事务之内的警告，也频频在会上发表讲话。

有一个礼拜天晚上，在奥丁电影院发生那次事件后不久，我准备在自由广场发表讲话。那天，大家心情很激动，他们的激情无疑影响了我的情绪。那天晚上有许多年轻人在场，他们义愤填膺，准备采取行动。和往常一样，警察聚集在周围，身上带着枪和铅笔，铅笔用来记录谁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和讲了些什么。我情愿与警察保持透明，让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什么要隐藏的。即使是他们厌恶的东西，我们也想让他们知道。

我开始讲话，话题从反抗运动之后政府的镇压愈演愈烈开始。我说，政府现在惧怕非洲人民的力量。发表讲话时，我越讲越激动。那年月，我被认为是煽动闹事的演说家。我喜欢鼓动群众，并且那天晚上我正是这样干的。

当我谴责政府残暴、不讲法律的时候，我有点讲过了头。我说，消极反抗的时期结束了，非暴力是一种行不通的反抗策略，依靠这样的策略绝不会推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少数白人政权。那天晚上，我说暴力是唯一能够消灭种族隔离的武器，我们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使用这个武器。

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青年人，他们一阵一阵地鼓掌和欢呼。他们准备按照我当时说的去做。那时，我开始唱起一首自由之歌，歌词是：“有敌人，让我们拿起武器，对他们展开袭击。”大家也跟着唱起来。当唱完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指着警察说：“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大家又开始欢呼，并冲着我指的方向做出挑衅的手势。警察看上去有些紧张，他们有的人指着我，似乎在说：“曼德拉，我要让你对此事负责。”我没有理会，在我头脑发热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后果。

我那天晚上说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我一直在考虑未来怎么办。政府采取了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反抗运动之类的事情。我开始分析考虑其他斗争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心开展群众斗争，让南非广大的工人、农民都投入到同一个运动之中，形成足够强大的、能推翻白人压迫的力量。但是，国民党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使一切合法的表示异议或抗议的方式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我看到，政府无情地镇压广大非洲人举行的任何合法的抗议活动，一个警察政府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开始怀疑，合法的和宪法规定之外的抗议都将很快失去可能性。在印度，甘地一直与外国统治势力周旋，最后外国势力变得更实际、更有远见。南非的白人却是另一种情况。只要坚持同样的准则，非暴力消极反抗就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和平抗议中发生暴力，其作用也就变得不复存在。在我看来，非暴力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使用无效的武器就没有道义可言。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我的思想还不成熟，对我来说还是一件言之过早的事情。

非暴力消极反抗当然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贯原则。当他们知道我发表了这个讲话的时候，我因为宣扬这个有违既定方针的激进思想而受到了严厉责备。尽管全国执行委员会也有人同情我的观点，但是，没有人支持我发表这些观点的过激方式。他们告诫我，我宣传的思想不但太超前，而且是很危险的。这样的讲话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将会导致敌人彻底摧毁我们的组织。我接受了执行委员会的批评，从此之后，我在公开场合都忠实地捍卫非暴力策略。但是，我心中明白，非暴力策略并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些日子，我常常与执行委员会发生摩擦。1953年初，鲁图利酋长、Z. K.马修斯教授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一小部分高级领导人被邀请与一伙正在组建自由党的白人见了面。后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我们几个人要求他们提交与自由党人会见情况的报告。而参加会见自由党人的几个人拒绝提交这样的报告，说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与那几个自由党人会的面。我们继续就此事与他们纠缠，最后，马修斯教授说，那是一个被特别授权的会谈。马修斯也是一位律师，我有点气愤地说：“你们能与白人自由党讨论问题，事后又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与大家通报情况，你们是什么领导人？那是你们找的麻烦，你们惧怕白人，你们把与他们合作看得比与你们的非洲同志合作还要重要。”

这次冲突使马修斯教授和鲁图利酋长都很恼火。首先，马修斯教授反驳说：“曼德拉，你们了解过白人吗？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否了解过白人，你仍然是无知的。即便是现在，你也仅仅是刚刚脱下学生服装罢了。”鲁图利则冷冰冰地发着火说：“好，如果你们责怪我害怕白人，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辞职。如果你那样说，那么我也就那样干。”我不知道鲁图利是否在吓唬人，但是，他的威胁确实让我很害怕。我说话太鲁莽，没加考虑，不负责任，现在我很后悔。我马上收回我对他们的指责，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我是个年轻人，企图用战斗性弥补自己的无知。

我在索菲亚顿发表讲话的同时，瓦尔特·西苏陆告诉我，他被邀请以客人的身份出席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和平与友谊”青年学生节。由于邀请的时间紧迫，他没有机会向全国执行委员会请示。我十分希望他去，不管请示执行委员会与否，我都鼓励他去出席会议。瓦尔特决心去参加这个会议，我帮助他办理了证明他身份和国籍的代用护照（政府绝对不发给他正式护照）。以瓦尔特·西苏陆和杜马·诺克韦为团长的代表团，将乘坐唯一允许持代用护照者乘坐的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布加勒斯特出席会议。

尽管我遭到了执行委员会的责备，但是，我仍然相信国民党人的政策将很快使非暴力策略变成一个更有局限性、更不起作用的策略。瓦尔特知道我的想法，在他动身去布加勒斯特之前，我向他提了个建议：他应该设法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他们讨论向我们提供武器以便开展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瓦尔特赞成这个主意，答应顺便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行动纯粹是我的个人行动，也是很大胆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行动是出自一个头脑发热的革命者未经认真思考且无组织纪律的行动，是由于种族隔离的不道德和政府在维护这种不道德中残酷无情而迫使受害者所采取的行动。

瓦尔特的出访在执行委员会中引起了一场风波。我承担起了转达他的个人辩解的任务。不过，我没有提及我建议他顺访中国的事情。鲁图利批评说，这是无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行为规范，马修斯教授对瓦尔特出访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惊愕，执行委员会对瓦尔特的出访动机产生了怀疑，要求我对情况作出说明。有的人提出要处分瓦尔特和我，但是后来并没有给我们处分。

瓦尔特设法到了中国，在那里，他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对我们的斗争表示支持，但是，当瓦尔特谈及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时，中国领导人有些担心和谨慎。他们告诫瓦尔特，武装斗争是极端严肃的行动，他们询问南非的解放运动是否成熟到可以采取武装斗争的程度。瓦尔特带着中国领导人的鼓励回到了南非，但是他并没有带回枪支。

18...

在约翰内斯堡，我变成了一个城市人。我身上穿着整齐的西装，开着巨大的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轿车，并且熟悉市内的大街小巷。我每天都要到市内我的办公室去工作。但事实上我从内心里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农村小伙子，没什么东西比蓝天、草原和青草更使我兴奋。9月份，当我的禁止期满的时候，我决定利用我获得自由的机会暂时离开这个城市。我要去奥兰治自由邦真正自由一番。

开车从约翰内斯堡到自由邦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我凌晨3点钟就从奥兰多出发了。外出时，我通常喜欢在这个钟点动身，我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早上3点，路上空无一人，十分清静，很适合静静地思考。我喜欢看黎明的到来和从黑夜到白天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是恢弘壮丽的，这个时间也是出发最方便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通常不会碰到警察。

尽管一些白人极端种族歧视者称自由邦是他们的家，但是，奥兰治自由邦对我总是有一种神奇的作用。那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平原沃土，有辽阔无边的苍穹，有一片又一片金黄色的玉米地，有无拘无束的灌木丛。不管心境如何，自由邦的风光总会使我心旷神怡。当我抵达那里的时候，我感觉什么东西也不能把我封闭起来，我的思想可以任意翱翔，直到海角天涯。

那里的风光残留着南非白人克里斯田·德·维特将军的烙印。在英国人与南非白人之间的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的交锋中，他远远胜过了英国人。他毫无畏惧，自信而明智，如果他一直为南非人的权利而不是仅仅为南非白人的权利而战，他将一直是我崇拜的英雄。他显示了一个战败者的勇气和智慧，代表着一支不很成熟但却爱国的军队敢于抗击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力量。我一边开着车，一边想象德·维特将军部队的埋伏地点，不知这些埋伏地点是否有一天也会埋伏非洲反叛者。

驾车去维莱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当9月3日上午我走进一个基层法院的时候，在安全的错觉下，我并未意识到一纸禁令正在等待着我。我发现，那里有一伙警察正在等着我。他们二话没说就对我宣布，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要求我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两年内把我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禁止我出席任何会议和集会。我知道这种禁止将会到来，但是，我没想到会在遥远的维莱听到对我的禁止。

我当时35岁，新一轮更严厉的禁止使我结束了近10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政治生涯。这几年是我政治觉醒与成长的时期，是我逐步投身于斗争的时期。斗争成了我的生命。从此以后，我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和出谋划策都成了秘密的和非法的。禁止生效后，我必须立即回到约翰内斯堡。

对我的禁止使我从斗争的核心转到了外围，从主角转为配角。常常有人来咨询我，而且我的影响仍能左右斗争的方向，但是，这都是远距离的作用，而且是在被明确要求时才产生的作用。我不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重要器官，例如像心脏、肺和脊椎那样，而是觉得自己成了一节断肢。即使是自由战士，至少在当时也要遵守法律。那时候，为冲破对我的禁止而去坐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自己都是徒劳无益的。当时，我们没有必要作为公开的革命者而不惜一切代价公开与政府开战。当时，我们认为在地下活动比走进监狱要好些。当我被迫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时候，组织不得不解除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职务，不管我原来是什么角色，但现在我不能再行使我曾经拥有过的权力。在我驾车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自由邦的风光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使我神清气爽了。

19...

当我接到对我的禁止处罚的时候，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正准备在下个月举行，我已经起草了我的主席就职讲话。这个讲话后来由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安德鲁·库耐尼在会上进行了宣读。在后来被称作“艰难的自由路”的这个讲话中，我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那里借鉴了一条思路。我说，群众现在必须准备采取新的政治斗争形式。政府出台的新法律和新策略使旧的群众抗议斗争形式，其中包括召开公共大会、发表声明、静坐等，变得特别危险，并且有自我毁灭的可能。报纸不发表我们的声明，印刷公司拒绝为我们印刷宣传册子，他们都害怕被指控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我说：“这些变化需要我们研究新的政治斗争形式。现在使用老的斗争方法无异于‘自杀’。”

“被压迫人民与压迫者之间现在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清算日为时不会太远，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天的到来。真理和正义将会取得胜利……被压迫人民的感情已经痛苦不堪。人民的困境驱使他们与统治我们国家的强盗所采取的卑鄙政策反抗到底。推翻压迫已经得到全人类的支持，并且也是每个自由战士的最高理想。”

1954年4月，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向最高法院申请把我的名字从被认可的律师名单中取消，理由是我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证明有罪，因而有不称职、不名誉行为。这件事发生在“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正非常红火的时候，当时我每周都要在法庭上露面十多次。

申请将我除名的文件被送到了我的办公室，这个申请一公开，立即有人对我进行声援和支持，甚至许多非洲白人律师也表示帮助我。他们中有许多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这个申请有失公正。他们对此事的反应告诉我，即使是在种族歧视的南非，职业上的团结一致有时也能超越肤色，仍然有律师和法官拒绝当不道德政权的橡皮图章。

我的案子由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王室法律顾问瓦尔特·波拉克为我辩护。在我雇瓦尔特·波拉克作为我的辩护律师的时候，有人建议再雇一个与斗争没有牵连的人做我的辩护律师，因为那样会对德兰士瓦的律师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请威廉·阿龙桑作为我的指导律师。威廉·阿龙桑是约翰内斯堡一家历史最悠久的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两位律师都免费为我辩护。我们坚持这个申请是对正义的亵渎，我有天生的权利为我的政治信仰而战斗，这是每一个法治国家的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

最有分量的辩护理由是波拉克引用了一个叫斯揣敦的人的案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B. J.沃斯特（他后来成为总理）一起被拘留，罪名都是因为以前坚持过纳粹立场。斯揣敦除了企图逃跑未遂，还被发现犯有偷车罪。后来被释放后，他向律师协会申请当辩护律师。尽管他犯过罪，并且有律师协会的强烈反对，法庭仍决定接受他所犯的罪是基于政治的，而一个人不能因为政治信仰而被剥夺担当辩护律师的权利。波拉克说：“当然，斯揣敦与曼德拉是不同的。曼德拉不是国民党人，曼德拉也不是白人。”

法官拉姆斯博顿听说过这个案子，他是法官的楷模，拒绝当国民党人的喉舌，坚持司法独立。在审理这个案子时，他完全支持了我的请求，认为我有权为我的政治信仰而战斗，即使这些信仰是反政府的。他驳回了法律协会的申请，并破天荒地让法律协会承担己方的诉讼费。

20...

索菲亚顿反对搬迁的斗争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激烈斗争。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政府坚持政府的立场。从1954年到1955年，每个礼拜的礼拜三和礼拜五晚上都举行大会。会上的演讲者一个接一个，继续谴责政府的搬迁计划。在埃克苏玛的指导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纳税人协会以书信和请愿书的形式向政府提出抗议。我们打着“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的口号开展反对搬迁运动。这个口号成为台上演讲者和台下听众的共同口号。有一天晚上，这个口号甚至使小心谨慎的埃克苏玛喊出震撼人心的、19世纪用来联合非洲战士参加战斗的口号：“Zemk’inkomo magwalandini”（胆小鬼，敌人抢夺了我们的牛）。

政府计划在1955年2月9日完成搬迁。随着这一日期的逼近，奥利佛·塔博和我白天都在城内，会见当地的领导人，讨论行动计划，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为那些已经被赶走或遭起诉的人出谋划策。我们试图设法向法庭证明，政府的文件常常是错误的，因此政府颁发的指令也常常是非法的。但是，这仅仅是临时措施，政府不会让几个非法的指令挡他们的路。

在完成搬迁的日子即将到来之前，我们计划在自由广场召开一个特别大会，届时将有一万人集中在一起听鲁图利酋长的演讲。但是，鲁图利酋长刚一到约翰内斯堡，禁令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强迫他返回纳塔尔。

搬迁之前的那个夜晚，当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中最投入的领导人之一乔·毛迪斯召集了一个500多名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的紧急会议。他们希望非洲人国民大会下达命令向警察和军人开战。他们准备连夜修筑防御工事，第二天用武器和手中任何可以拿到的东西对付警察。他们借用我们的口号说：“只有跨过我们的尸体，索菲亚顿才能搬迁。”

但是，与包括我在内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充分讨论后，乔还是告诫青年人冷静下来。他们非常气愤，感觉非洲人国民大会背叛了他们。但是，我们相信暴力将是一场灾难。我们指出，一个武装行动需要认真策划，不然就无异于自杀。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做好对敌人以牙还牙的准备。

2月9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4000多名警察和部队士兵封锁了索菲亚顿。同时，有工人开始把清空的房子拆毁，政府派来的卡车开始把住户从索菲亚顿搬到牧场。那天天黑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把几户人家安排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市内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家里。但是，我们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也来得太迟，不过是权宜之计。军队和警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几周后，我们的反抗就失败了。我们多数地方领导人都被禁止或逮捕，最后，索菲亚顿没有被摧毁于炮火声中，却被摧毁于隆隆的卡车和大锤声中。

如果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那么你对一个政治行动总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当你处于政治斗争的垓心，你却没有时间去回想它。在西部城区反对搬迁运动中，我们暴露出许多缺陷，得到了许多教训。“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这是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口号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一个口号是组织与其试图领导的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理应把特定的不满情绪融入简明扼要的语言中，借以动员人民去战斗。我们的口号抓住了人民的想象，但是，却使他们误认为我们将誓死反对这次搬迁。事实上，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本就没有准备那样去做。

我们从来没有为人们提供搬迁到牧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索菲亚顿的群众认识到我们既阻拦不住政府的搬迁，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供居住时，他们自己的反抗情绪也不会那么大，流向牧场的人就会增多。许多租房户愿意搬迁，因为他们在牧场会有更宽绰、更干净的房子住。我们不曾考虑房主和租房户的不同处境。虽然房主有理由留下来，但许多租房户却愿意搬走。非洲人国民大会受到许多非洲主义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以牺牲租房户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房主的利益。

我从这次运动中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始终没有别的办法武装起来进行抵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我们“武器库”中所有的非暴力武器，例如演讲、派请愿团、威胁、游行、罢工、自愿去坐牢。这些“武器”都没有效果，因为不管我们采取哪种方式都会遭到铁拳的打击。一个自由战士逐渐明白了这个艰难历程，即由压迫者确定斗争的性质，被压迫者常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借鉴压迫者。也就是说，发展到一定时刻，只能以火救火。

教育是个人成长的巨大动力，正是通过教育，一个农民的儿子才能成为医生，一个矿工的儿子才能成为一个矿长，一个农场雇工的孩子才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总统。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别人的馈赠，以求得发展。这种发展也就使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差别。

自进入20世纪以来，非洲人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最初，外国教会和传教团创办了学校。在合众党的领导下，非洲人中学和白人中学的教育大纲基本是一样的。教会中学为非洲人提供了西式英语教育，我所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但是，我们却受到了教学设施的限制。

即使是在国民党人上台之前，投资上的差别也说明了这种种族主义教育的事实。通常，政府花在每个白人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是花在每个非洲学生身上的经费的6倍。对非洲人的教育并不是义务性的，只有在小学纸年级时才实行免费。有一多半非洲学龄儿童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机会，并且只有少数非洲人学到中学毕业。

即使是花在非洲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如此之少，仍然使国民党人感到不快。非洲白人对非洲人的教育历来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浪费，因为非洲人天生无知、懒惰，什么样的教育也不能弥补他们的这些不足。非洲白人从传统上就对非洲人学习英语有敌意，因为英语对非洲白人来说是一种外来语言，而对我们则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

1953年，国民党统治下的议会通过了《班图教育法》，这个法律企图把种族隔离的“图章”加盖在非洲人的教育事业上。这个法律把非洲人的教育管理权从教育部转到了土著事务管理局。根据这个法律，由教会和传教机构负责的非洲人的小学和中学可以选择靠拢政府否则只能接收逐渐减少的补贴，或者由政府接管对非洲人的教育，否则干脆取消对非洲人的教育。非洲人教师不得批评政府或学校当局。这是在知识方面搞白人至上，也是教育歧视制度化的一种手段。

班图教育部长亨德里克·沃尔沃德解释说：“必须根据其生活中的机遇进行培训和教育。”他的意思是，非洲人现在没有并且将来也没有任何机会，那么，为什么要教育他们呢？他说：“在欧洲人社区里，班图人也就只能停留在劳工阶层。”总而言之，非洲人应当被训练成低贱的劳工仆役，处于永久附属于白人的地位。

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这个法律是一个非常险恶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从总体上阻止非洲人的文明进步，如果获得通过，将会使非洲人民的自由斗争受到扼杀，将来非洲人的智力前景也就成了问题。正如马修斯教授当时所说：“在沃尔沃德的学校里的愚昧教育和歧视性教育，比根本没有教育更糟糕。”

这个法律和沃尔沃德的拙劣行径引起了黑人和白人的广泛愤慨。除了支持种族隔离的荷兰归正会和路德宗传教团之外，所有的基督教教会都反对这个新法律。但是，这种反对仅限于谴责，而没有进行抵制。英国国教会采取了抵制政策，他们对这项新政策的批评最大胆，也最坚决。约翰内斯堡大主教安布罗斯·里夫斯采取了极端行动，干脆把他的学校都关闭了。在他的学校里就读的儿童总数达1万名之多。但是，南非教堂的大主教，为了不让孩子们流落街头，把其余的学校都交给了政府。尽管他们表示抗议，但除了罗马天主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联合犹太改革圣教没有政府的经费仍然坚持下去之外，其他教派都开始执行这个法律。即使是我自己所属的魏斯勒阳（Wesleyan）教会，也把20万名非洲学生交给了政府。如果其他教派都像坚持抵制的教派那样，政府将面临僵局而可能被迫作出让步。但是，政府却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了。

把学校管理交给土著管理局这项法律定于1955年4月1日正式施行。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讨论当天学校联合抵制方案。我们执行委员会内部首先秘密讨论了我们是否宣告持久地进行抵制，以便在《班图教育法》生效前就使它失败等问题。讨论是激烈的，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坚持持久抵制的人认为，《班图教育法》是一杯毒水，渴死也不能喝。以任何方式接受它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他们说，国家正处于临爆状态，人民正在渴盼采取比抗议更强烈的抵制活动。

尽管我有煽动闹事者的坏名声，但是我总认为，组织绝不应作出做不到的承诺，因为，那样会使人民失去信心。我的观点是，我们的行动不应该基于理想主义的思考之上，而应基于对现实的思考。持久抵抗需要大规模的组织系统和大量的资源，而那是我们所欠缺的，我们过去的运动没有迹象表明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快速建立我们的学校以容纳成千上万的学生，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能向我们的人民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提供的任何东西就几乎都等于零。与其他人一起，我坚持主张开展为期一周的抵制活动。

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开始进行为期一周的学校联合抵制活动。这是1954年12月在德班举行的年会上建议的，但是，代表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大家赞成开展持久的抵抗运动。年会是最高级别的会议，它比执行委员会级别还要高，我们不得不肩负起几乎没有可能产生效果的一种抵制运动。沃尔沃德声明，政府将永久性关闭所有进行抵制活动的学校，参加罢课的学生将被禁止重新上学读书。

由于这次抵制活动，学生家长和社团将不得不介入教育，取代学校的位置。我向学生家长们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们发表讲话，告诉他们，每一个家庭、每一间简陋房屋以及每一个社团组织都必须变成培养我们的孩子的学习中心。

抵制活动从4月1日开始，并出现了复杂局面，因为这种抵制常常是偶然发生的、无组织和无效果的。在东兰德，有大约7000名学童受到了影响。黎明前举行了游行，并号召学生家长们让孩子待在家中。许多妇女在学校里放哨，动员已经进入学校的学生们离开学校。

在城市东南的一个名叫格米斯顿的小镇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地方分支机构的主席乔舒亚·马库伊，为800名参加抵制运动的学生开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持续了三年之久。在伊丽莎白港，巴雷特·铁西辞掉了正式的教学职位，专门为参加抵制的学生兴办学校。1956年，他让其中的70名学生去参加六级标准考试，除了三名学生之外，其他都通过了考试。许多地方都有临时学校（为了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对外称“文化俱乐部”），为参加抵制活动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政府后来出台了一个法律，从事未经批准的教育工作可处以罚款和监禁，警察经常骚扰这些俱乐部，但是许多仍然坚持在地下活动。最后，社团学校衰败了，面临接受歧视性教育还是干脆不接受任何教育的学生家长大多选择了前者。我自己的孩子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学校学习，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不依靠政府补贴。

这次抵制运动应当从两个层面判断其是否成功：是否达到了直接的目标，是否使更多的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并把他们吸引到斗争中来。从第一个层面看，这次抵制运动显然是失败了，我们没有使全国的学校都关门，也没有使自己摆脱《班图教育法》。但是，我们要求修改这个法律的抗议活动，使政府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沃尔沃德被迫宣布：教育应该一视同仁。政府在1954年11月起草的教育大纲就是对原先根据种族改造教育体制的主张的让步。最终，我们除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同意接受一种被降格的教育。但是，“班图教育”的后果却出乎意料地给政府带来了麻烦。正是由于实行“班图教育”，才使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在这个国家从未看到过的最愤怒、最叛逆的一代黑人青年。当这些在“班图教育”下的儿童进入他们的青年时代的时候，他们满怀着愤慨和叛逆的激情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鲁图利酋长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几个月后，Z. K.马修斯教授结束了在美国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涯，带着改变斗争策略的思想回到了南非。他在于开普举行的非国大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我想知道这样一个时刻是否还没有到来——即非洲人国民大会考虑召开一个全国大会，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起草《自由宪章》。这个大会要代表南非所有公民，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

几个月内，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会议收到了提案，要求建立一个人民大会政务院，让鲁图利担任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和玉苏福·凯查利亚联合担任书记。人民大会准备制定一套建立新南非的原则，新宪章将听取人民的建议，全国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被授权以书面形式听取本地区每个人的意见。这个宪章将是一个来自人民的文件。

人民大会代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存在的两种主要观点之一，即非洲人国民大会似乎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政府取缔。许多人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做好转入地下争取秘密活动的准备。同时，我们也不想放弃重要的公开策略和行动，以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带来关注和群众支持。人民大会将是一种公开的力量展示。

我们关于人民大会的梦想是让它成为自由斗争历史中的划时代的大事，通过联合所有南非被压迫人民和进步力量，形成要求改变南非现状的强烈的呼声。我们的希望是有一天会看到像1912年建立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样庄严的场面。

我们设想吸引最广泛的赞助组织，并邀请200个左右的组织出席人民大会，不管是白人组织、黑人组织、印度人组织或有色人组织，我们都请他们派代表参加1954年3月在德班附近的汤加特召开的筹备会。在会上成立了全国行动委员会，委员会由8名委员组成，分别来自4个赞助组织。该委员会由鲁图利酋长担任主席，书记处由“南非印度人大会”的瓦尔特·西苏陆（后来由于对他的禁止而被迫退出该组织，其职位由奥利佛接任）、玉苏福·凯查利亚，“南非有色人组织”（SACPO）的斯坦利·洛兰和“民主人士大会”（COD）的莱昂内尔·波恩斯坦组成。

南非有色人组织由有色人领袖人物和商业工会人士于1953年9月在开普敦成立，是一个为了在开普保留有色人投票权而开展的斗争中迟到的产物，该组织是有色人利益的代表。在南非有色人组织成立的大会上，奥利佛·塔博和玉苏福·凯查利亚发表了讲话。在反抗运动的鼓舞下，民主人士大会于1952年下半年成立，它是一个激进的、反政府的左派白人政党。民主人士大会虽然是一个小组织，主要局限于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但是，其影响与其人数却不成比例。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如迈克尔·哈迈尔、布拉姆·费希尔、拉斯迪·波恩斯坦，都是我们争取自由事业的雄辩家。民主人士大会紧密地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保持一致，提倡普遍公民权和黑人与白人完全平等。我把民主人士大会看作直接就我们的观点与白人共和党相联系的桥梁。民主人士大会对非洲人起到了一种重要的象征作用，因为反对白人而参加斗争的黑人发现，确实有一些平等对待黑人的心怀善意的白人。

全国行动委员会邀请所有的参与组织及其追随者对《自由宪章》提出自己的建议。传阅函被发往全国的每个乡镇和村庄，传阅函上写着：“如果让你制定法律……你将怎么办？你将如何把南非变成所有生活在南非的人的幸福乐园？”有的传单充满着体现宪章特点的诗一般的理想主义：

我们呼唤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让我们一起讲自由！

让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让所有使我们自由的要求都记录在案，让这些要求统统写进《自由宪章》。

这种号召体现了人民的想象力，各地的运动和文化俱乐部、宗教团体、纳税人协会、妇女组织、学校、商业工会纷纷提出建议，有些建议就写在餐巾上、从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锥形纸帽上、我们发的传单的背面。看到普通人的建议远比领导人的建议更高明，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最集中的要求是“一人一票”制。大家的共识是，这个国家属于所有以它为家的公民。

非洲人国民大会分支机构在起草《宪章》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事实上两份最好的草稿来自德班和彼得马里茨堡。这些草稿经过综合整理，然后再发往各地和各委员会征求意见。全国行动理事会有一个专门班子负责起草《宪章》，然后由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审阅。

《宪章》需要提交人民大会讨论，每个条目都要经过代表批准。6月份，在召开大会的前几天，我们的一个小组审阅了《宪章》的草案。我们仅仅作了很小的修改，因为时间紧迫，并且这个文件已经很像样。

人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西南数英里之外的克里普敦举行，这是一个坐落在草原上的村庄。大会会期是1955年6月25日至26日，这两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3000多代表不顾警察的威胁和恐吓参加了大会并表决通过了《宪章》的最后文本。他们有的自己驾驶汽车，有的乘坐公共汽车、卡车，有的步行来到会场。尽管大多数的代表都是黑人，但是，其中也有300多名印度人、200多名有色人和100多名白人。

我与瓦尔特一起驾车到了克里普敦。因为我们两位都遭到了禁止，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会场边缘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了下来。与会的人数和良好的秩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佩戴着黑、绿、黄袖章的“自由志愿者”迎接每位代表的到来，并负责给他们安排座位。有身穿会议裙、会议衬衫、会议头巾的老太太和青年女士，也有戴着会议袖章和会议帽子的老头和青年男士。到处挂满了“我们终身自由，斗争万岁”的标语。主席台上五彩缤纷：在象征四个联盟组织的四色四辐条巨型车轮前就座的，有来自民主人士大会的白人，有来自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印度人，也有来自南非有色人组织的有色人。白人警察、黑人警察及特警侦探在会场周围不时地走动，他们又是拍照，又是记录，徒劳地试图对参会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在会上，大家演唱了许多歌曲，许多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期间，代表们统一安排就餐。会议的气氛既严肃又活泼。第一天下午，分别用英语、塞索托语、科萨语向与会者逐段大声宣读了《宪章》。每读完一段，代表们都会高呼“Afrika!”（非洲！）和“Mayibuye!”（回来！）表示赞同。会议的第一天是成功的。

第二天，《宪章》每一段都在代表们的欢呼声中得到通过，当下午3时30分准备最后投票通过《宪章》的时候，一伙荷枪实弹的警察和特警侦探蜂拥跑上主席台，一个警察拿起麦克风用粗哑的声音宣布我们有谋反的嫌疑，未经警察允许任何人不准离开会场。警察开始把主席台上的人都赶下了台，并没收了他们的文件和照片，甚至在文件上做上“肉汤”和“素汤”的标志。另一伙持来复枪的警察在会场周围布置了警戒线。会议代表高唱《上帝保佑非洲》，表达强烈的抗议。然后代表们被允许一个一个地离开会场，警察一个一个地进行盘问，并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当警察开始袭击的时候，我正在会场边上，我本能地想站出来为代表们说话，但是，我想到谨慎似乎是聪明之举，因为如果我站出来，我们立即就会被逮捕入狱。会后立即在约翰内斯堡召集了紧急会议，我回去后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我意识到这次袭击是政府将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信号。

尽管人民大会遭到了破坏，但是《宪章》本身却成了指引解放斗争的伟大灯塔。像其他不朽的政治文献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一样，《自由宪章》是现实目标和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的产物。它赞美废除种族歧视和人人获得平等的权利，欢迎热爱自由并参与创造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的所有人士。它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梦想，成为解放斗争和国家未来的蓝图。《宪章》的前言部分说：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

南非属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体人民，没有黑人和白人之分，除非根据人民的意愿，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声称对它享有统治权；

我们的人民被建立在不公正、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政府剥夺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自由与和平；

我们的国家，只有我们的所有人民都和睦相处、共享平等和机会的时候才能繁荣昌盛；

只有一个建立在所有人民的意愿之上的民主政府才能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不管他或她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性别或什么信仰；

因此，我们南非人，不管是黑人或白人，大家以彼此平等的同胞和兄弟的身份接受《自由宪章》。我们决心一起努力，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到获得民主。

然后，《宪章》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提出了要求：

人民当家做主！

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将有立法部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所有的人都将有权参与国家的管理；

人民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或性别，都是平等的；

少数人统治的一切机构，包括咨询委员会、政务部门和当权机构，都将被民主政府部门所取代。

全国一切团体都有平等的权利！

全国各团体、各种族在政府各部门、法院、学校将享有平等的地位；

全国各团体将受法律保护，使种族和民族自尊不再受到伤害；

所有的人都有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习惯的平等权利；

宣传和实施民族、种族或肤色歧视或轻视将是一种犯罪行为；

一切种族隔离政策都将被废除。

人民共享国家的财富！

我们国家的财富、南非的所有遗产都要归还给人民；

地下的矿产、银行及垄断性产业都要总体上归人民所有；

将对其他所有工业和商业强化管理，使它们有助于为人民造福；

所有的人都将享有平等权利在他们选择的地方经商、生产，并可进入各种贸易、手艺和专业领域。

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共同分享土地！

以种族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将被废除，所有的土地都将由在其上劳作的人们重新分配，以消灭饥荒和土地匮乏者……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的人，特别是反共产党、反白人的一部分非洲主义者，对《宪章》持反对态度，因为它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整个历史上所要求的南非根本不同。他们声称《宪章》有利于社会主义，并认为国民党人和白人共产党人对《宪章》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影响。1956年6月，我在《解放》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宪章》赞成私有企业，将会首先使资本主义在非洲人中繁荣。《宪章》保证，当自由到来时，非洲人将有机会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拥有自己的生意、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财产，总之，将过上资本家和企业主那样的生活。《宪章》中没有说要消灭阶级和私有财产，或生产资料公有，或公布任何科学社会主义信条。《宪章》中关于矿产、银行和垄断性行业可能国有化的条款，是如果经济不仅仅由白人商人拥有和经营则需要采取的一种措施。

《宪章》事实上是一个革命性的文件，因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南非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宪章》所展望的变化就不可能实现。它并不是要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关于人民要求结束压迫的总体主张。在南非，实现公平就必须废除隔离，因为隔离恰恰是不公平的体现。

21...

1955年9月初，我的禁止期满。我上一次休假还是在1948年。当时我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轻量级人物，除了参加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和偶尔在公共大会上发表讲话之外，没有多少责任。现在到了38岁的年纪，我进入了次重量级级别，可以承担更重的担子和更多的责任。我在约翰内斯堡被禁止了两年，忙于法律和政治工作，忽视了特兰斯凯那边曼德拉家族的事情。我渴望再去农村看一看，再体验一下我孩提时代那开阔的草原和连绵起伏的山峦。我渴望见到我家中的亲人，并就涉及特兰斯凯的问题与萨巴塔和达利旺伽谈谈。同时，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很希望我就政治问题同他们一起探讨一下。我将休一个工作假，这也是我唯一知道如何度过的一次假期。

我动身之前的那个夜晚，许多朋友聚集在我的家里为我送行，杜马·诺克韦也在其中。他当时是全国青年团书记，是一个年轻而厚道的高级律师。杜马曾经陪同瓦尔特去布加勒斯特参加世界青年节。那天，他为我们唱了他在青年节期间所学的俄国歌曲和中国歌曲。半夜时分，正当我的客人们准备离去的时候，我的女儿马卡紫薇醒了，当时她只有两岁。她问我，她能不能与我一起去。我同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一直很少，马卡紫薇的请求使我产生了一阵内疚。我去特兰斯凯的热情忽然消失了。但是，我最后还是把她放回床上，并吻了她，道了晚安。当她睡着了以后，我也为我的特兰斯凯之行做完了最后的准备。

我准备动身去进行一番实地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我将得到多种喜悦，既看了农村，又看了亲朋好友和同志。我一直被隔绝于南非其他地方的发展之外，很想亲眼看看内地发生了什么变化。尽管我看过全国各地的报纸，但是，那只不过是对实际情况的不真实报道。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于一位自由战士是重要的，不是因为这种了解可以反映事实真相，而是因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披露某些新闻的炮制者和读者的偏见。在这次旅途中，我将首先要同在地里劳动的人民谈一谈。

午夜过后不久，我就动身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行驶在了去德班的公路上。路上没有车辆和行人，伴我而行的只有星星和德兰士瓦的微风。尽管我一夜没睡觉，但是我的心情十分舒畅。天亮的时候，我穿过福尔克斯勒斯特到纳塔尔，那曾是祖鲁最后的独立的国王塞奇瓦约的国家。1879年，他们的部队在伊散德尔瓦纳击败了英国的一个纵队。但是，塞奇瓦约国王没有顶住英国人的炮火，最后被打败了。越过纳塔尔边界上的一条河流时，我看见了马柱巴群山，这里有陡峭的悬崖。塞奇瓦约失败后不到两年，一小股布尔人部队在这里伏击并打败了英国红衣军团的一支驻军。在马柱巴山，南非白人通过顽强抵抗英国帝国主义来保卫他们的独立，他们为民族主义而战。现在，原来那些自由战士的后代却正在迫害我们的人民，而我们的人民正在为独立而斗争，这正是南非白人曾经为之战斗并献出生命的共同事业。我驾车穿过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山峰，没怎么考虑这些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事情——他们从受压迫者变成压迫者，考虑得较多的是残酷无情的南非白人，应该从我的人民中得到他们自己在马柱巴山给英国人留下的教训。

这种苦涩的沉思被车上收音机里班图电台播放的欢快的乐曲所打断。虽然我对政府经营的南非广播公司资助起来的班图广播电台的保守政治宣传持鄙视态度，但是，我却对它播放的音乐非常着迷（在南非，一般是非洲艺术家创作音乐，但白人录制公司从中赢利）。我收听的是一个大众节目，名叫“转播服务”，这个节目主要播放南非最著名的歌星演唱的歌曲，他们是米瑞亚姆·麦克巴、多利·拉斯比、多萝西·马苏库、陶库·舒库玛和曼哈顿弟兄等。我喜欢各种音乐，不过这种本就在我血脉中流淌着的音乐更能直达我心。非洲音乐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好像是在诉说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你可能很穷，你可能只有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子，你可能失去了工作，但是，这种音乐会给你希望。非洲音乐能够反映非洲人民的理想，它能使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点燃起政治激情。在非洲人的集会中，你可以亲耳听到这种富有感染力的歌声。政治可以借助于音乐而得到加强，但是音乐有时也有一种反抗政治的力量。

我在纳塔尔作了几次逗留，秘密地会见了那里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在快要抵达德班的地方，我顺便到了彼得马里茨堡，在那里与晁塔·摩特拉、摩西·马布黑达和其他几位朋友共同度过了一个整夜，共同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然后我又到了格鲁特维勒，与鲁图利一起过了一天。尽管他遭到禁止已经一年多，但是，他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动仍然很熟悉。他为约翰内斯堡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越来越集权、使地区的权力越来越弱化而感到不安。我向他保证，我们将会使各地区维持强大的权力。

我的下一站是去德班与奈克医生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在那里我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全国执行委员会认为，印度人大会最近有点消极，由于奈克比我年长，而且是一个比我遭受了更大打击的人，所以我本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们是在探讨克服政府限制的办法。

离开德班，我驱车沿海岸线向南行驶，经过谢普斯通港和圣约翰斯港，这是点缀在印度洋上的两个小殖民地城市。在被这个美不胜收的地区迷住的同时，我也不断地对命名建筑物和街道的白人帝国主义者深有感触，是他们镇压了原本属于这个地方的人们。在这里，我调转方向朝内地行驶，去乌姆兹姆库陆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财政部部长康考会面，进一步探讨了出现的问题。

然后，我满怀兴奋的心情直奔乌姆塔塔。当我行驶在乌姆塔塔的主要街道——约克大道上的时候，我立即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并找到了一种长时间离家后又重新回到家乡的感觉。我离开这里已经13年了，尽管没有彩旗和肥牛欢迎我这个游子回到故里，但是，见到我的母亲、我的草舍和我小时候的朋友，我非常高兴。不过，我到特兰斯凯还有第二个目的：我要与一个专门考察小组在这里见面。该考察小组此行的目的是了解特兰斯凯由棒哈管理体制向班图管理体制的过渡情况。

棒哈管理体制由108名成员组成，四分之一是白人，四分之三是黑人，其作用是在当地就非洲人立法以及当地事务的管理问题，如税收和道路的管理方面，给政府当参谋。棒哈体制虽然是特兰斯凯最有影响的政治体制，但是，其决议是咨询性的，其决定要接受所属地区白人行政长官的审查。白人给棒哈体制多大的权力，它就有多大的权力。而按照班图管理法，它即将被一种更有约束力的管理体制所取代。这种管理体制是封建式的管理体制，其基础是政府控制下的世袭制和部落制。政府嘴上说是通过实行班图管理体制将使人民摆脱地方白人长官的控制，但是，这实际上是政府暗中破坏民主、制造部落矛盾的烟幕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接受班图管理体制就意味着向政府投降。

到达乌姆塔塔的那天晚上，我立即会见了特兰斯凯的议员和我的侄子K. D.马叹兹玛，我一直称他为达利旺伽。达利旺伽在说服棒哈人接受班图管理体制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因为新的管理体制将强化他作为移居泰姆布兰的酋长的权力。在这个问题上，达利旺伽与我意见并不一致。我们的分歧在于：他选择了传统的领导体制，并准备与这种体制合作。但是，那天太晚了，无法与他深谈，我们决定第二天再谈。

我在市内的一家寄宿公寓住了一夜，第二天起得很早，两位当地酋长在我房间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他们在新的班图管理体制中所担当的角色。在我们谈话期间，寄宿公寓的女东家神情紧张地把一个白人领进了我的房间。那个白人问：“你是曼德拉吗？”

“你是什么人？”我问。

他报了姓名，说自己是保安警察局的侦探中士。

“请出示你的证件好吗？”我问道。显然他对我的大胆冒犯很生气，但是他还是不情愿地拿出了他的身份证明。我告诉他：“是的，我是纳尔逊·曼德拉。”他告诉我：“警察局局长要见你。”我说：“如果他想见我，他知道我在哪里。”然后，那个中士让我跟他去警察局。我问他是否要逮捕我，他说不是。

“那样的话，”我说，“我不想去。”他对我的拒绝感到有些吃惊，但是他知道我的拒绝是合法的。于是，他盘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我是什么时候离开约翰内斯堡的？我到了哪些地方？我与谁谈了话？我有没有进入特兰斯凯的许可证？准备在特兰斯凯住多久？我告诉他，特兰斯凯是我的家，进入自己的家不需要许可证。随后，那位中士离开了我的房间。

两位酋长对我的行为感到吃惊，责备我太无礼。我解释说，我仅仅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位酋长没能理解我，显然认为我是一个自找麻烦的年轻人。这两位酋长就是我打算劝他们反对班图管理体制的人，显然，我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好的印象。这件意外的事情提醒我，如今回到了家乡，我已经不再是13年前离开家乡的那个我。

特兰斯凯的警察是不识时务的，自从我离开那家寄宿公寓，他们就一直跟着我，我与任何人讲完话后，总有警察走到与我谈话的人的面前说：“如果你与曼德拉谈话，我们就来逮捕你。”

我与一位当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进行了短暂的会晤，并且得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缺少资金，对此我很吃惊。但是，此时此刻我主要想到的不是组织，而是我的下一站：库努。我是在那里长大的，我母亲仍然在那里居住。

我叫醒了我母亲，她猛然看见我吃惊得像是看见一个幽灵一样。但是，她非常高兴。我给她带来了食物，有水果、肉、糖、盐和一只鸡。然后，我母亲为我生炉子沏茶。我们没有拥抱和亲吻，因为拥抱和亲吻不是我们的习惯。尽管我回到家里很高兴，但是看到她老人家一个人生活在那样差的环境中，我很内疚。我试图说服她随我去约翰内斯堡住在一起，但是，她说她不愿意离开她热爱的农村。我不止一次地想，一个人置自己家庭的幸福于不顾，而为别人的幸福去奋斗，这是否是合理的。难道能有比照顾自己年迈的母亲更重要的事情？难道政治就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和原谅自己没有尽职的借口？

我同我母亲一起待了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动身去穆克孜韦尼过夜。到了那里已经是夜晚，我兴奋地鸣着汽车的喇叭，根本没有考虑人们如何理解这种噪音。人们担心地从他们的房子里走出来，可能以为来了警察。但是，当他们认出我来的时候，一群乡亲开始惊喜地问这问那。

我没有像一个孩子躺在原来的床上那样香甜地入睡，而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又在思考我所走的路是否正确。从道义上讲，我认为我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并不是说自由斗争比照顾家庭更重要，因为自由斗争和照顾家庭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第二天返回库努后，我用了一天的时间与乡亲们叙旧，到村子的田地里转转。我也看望了我的妹妹马贝尔，她是我的姐妹中最老练最通情达理的一个，我十分欣赏她。马贝尔已经结了婚，但是，她的出嫁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的另一个妹妹巴利韦比马贝尔大，她与一个小伙子订了婚，并且也收了人家的彩礼。但是，在出嫁前两个礼拜，勇敢的巴利韦却逃之夭夭。接受了人家的彩礼又无法退回，所以，家里决定让马贝尔代替巴利韦出嫁，马贝尔竟然同意了。

那天下午，我很晚才回到穆克孜韦尼去休息。我又是夜晚到达那里，并高声鸣着车喇叭告诉大家我回来了。不过，这次人们认为是他们的酋长佳士提斯回来了。佳士提斯被政府免去了酋长职务，当时他住在德班。尽管政府指定一个人代替了他的酋长位置，但是酋长是世袭的，是因为他的血统才能行使权威的。他们见到我，很高兴，但是，他们更希望能欢迎佳士提斯回家。

在我到达我的第二个母亲、摄政王的遗孀“非英格兰”的克拉尔的时候，她早就休息了，但当她穿着睡衣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她还是非常高兴，立即让我开车拉着她去附近的亲戚家去庆祝我的到来。她跳进我的车内，我们立即驱车穿过荒芜的草地，来到她亲戚家的圆形房子。在那里，我们还拜访了另一户人家。最后，直到拂晓前才躺下睡觉，虽然筋疲力尽，但我却很高兴。

接下来的两个礼拜，我往来于库努和穆克孜韦尼之间，轮流住在我母亲和“非英格兰”的克拉尔里，不是走亲访友，就是接待来客。我吃的是与我小时候吃的一样的饭菜，我走的是与小时候走的一样的路，白天看的是与小时候所看的一样的天空，晚上看的是与小时候所看的一样的星星。保持与自己的根接触对一个自由战士是重要的，喧闹的城市生活容易把过去抹去。这次回家访问使我重新恢复了我对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的感情。我又一次想起我是我母亲原来那个房子里的儿子，我又一次想起摄政王对我的抚养。

这次访问也是检测我与我家乡所产生的距离的一种方式。我看到我自己的人民仍然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我却不停地迁移，去感受新鲜事物，去获得新的思想。如果我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么此时我知道了当年在福特黑尔大学读完书后没回特兰斯凯是正确的。如果当时我回到特兰斯凯，我政治命运的变化将不会如此之快。

当专门委员会考虑推迟采用班图管理体制的时候，达利旺伽和我前往乌姆塔塔医院看望了萨巴塔。我希望与萨巴塔谈谈班图管理体制，但是他的身体却不允许这样做。我要求萨巴塔病情好转立即和他弟弟达利旺伽谈谈这个问题，并把它搞清楚。组织恩古奔库卡的两个后人共商大事使我感到自豪，我思忖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许多年之前就准备把我培养成萨巴塔的参事，而我最终也起到了这种作用。

达利旺伽与我一同驱车从乌姆塔塔前往佳马塔，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达利旺伽的弟弟乔治。当时，乔治是一个实习律师，他的两位合同见习职员与我很熟悉，我见到他们很高兴。这两位合同见习职员就是A. P.穆达和采波·莱特拉卡。他们两人都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并因此而放弃了教学，决定做律师。在佳马塔，我们围坐在一起，研究强制实行的班图管理体制问题。

我此行的目的是说服天生要在特兰斯凯的政治中担任领导角色的达利旺伽，反对强迫接受班图管理体制。我不希望我们的会谈变成一次摊牌或论战，我也不希望坐视不管或挑毛病，而是希望在心中装着人民和国家最高利益的人之间展开一次认真的讨论。

在许多方面，达利旺伽仍然把我看作他的下级，不论是从泰姆布的等级制度还是从我自己的政治发展上看，我都应该是他的下级。虽然在以前的王国中我是他的臣民，但是，我认为我的政治见解已经超过了以前的参事。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部落，而我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我不想引用政治理论的大道理使讨论复杂化，我只依靠历史常识和事实说明问题。在我们开始讨论前，达利旺伽邀请穆达、莱特拉卡和他的弟弟乔治参加，他们有点犹豫，坚持听我们两人的意见。穆达带着尊敬的口吻说：“让侄子与叔叔进行辩论。”按照礼节，我要先发表我的意见，而达利旺伽不能在中间插话，然后，在达利旺伽发表意见的时候，我再当听客。

首先，我说班图管理体制是不适合实际的，因为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已经从农村搬到了城市。政府的政策是想把非洲人圈在民族部落里，因为他们害怕非洲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我说，人民要民主，政治领袖身份要建立在功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状况之上。班图管理体制是民主的倒退。

达利旺伽的意见是想恢复他被英国人毁掉的王室地位。他强调部落制和传统领导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不想反对把这些东西奉若神明的班图管理体制。他也期待一个自由的南非，但他认为这个目标通过政府的隔离发展政策能够更快、更和平地实现。他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带来流血和灾难。他最后责备我置自己在泰姆布王室的地位于不顾，不支持传统的领导体制，他对此感到吃惊和担心。

当达利旺伽说完了的时候，我说，尽管我十分理解你个人作为一个酋长的地位，但是，我认为你自己的利益与部落的利益是相冲突的。我还说，如果我处在与你相同的位置上，我会试图让自己的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我立即对我最后说的话感到后悔。因为我认识到，在讨论中采取从道义上比对方优越的口吻说话是绝对没有益处的。我注意到在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达利旺伽板起了面孔。因此，我立即把话题转到了更一般性的问题上。

我们谈了一整夜，但是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当太阳正在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分手了。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道路当然会使我们彼此发生冲突。这使我很难过，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像达利旺伽那样曾经鼓励过我，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与他一起战斗给我的愉快更多。但是，将来则不同了。我们在家庭问题上发生纠纷仍能保持友好，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属于彼此敌对的两个阵营。

那天上午我回到了库努，在那里又住了几天。我穿过草地走亲访友，但是，孩提时代的那种奇幻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一天晚上，我告别了母亲和妹妹。我去医院看望了萨巴塔，祝愿他很快康复。凌晨3点，我又行驶在去开普敦的公路上。明亮的月光和清新的微风一直伴我渡过了凯河。行驶在步步登高、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随着太阳的升起，我的心境也开阔起来。18年前，当容欣塔巴开车送我去希尔德顿时，我就曾经走过这条路。

我发现路边有一个跛腿行走的男士举手向我示意，于是我把车速降了下来。我本能地停下来让他搭车。他大约和我年纪差不多，身材不高，很邋遢，看样子已经有些日子没洗澡了。他对我说，他的车坏在了乌姆塔塔另一侧，他要去伊丽莎白港，已经走了好几天。我发现他说的话有些漏洞，我问他车是什么牌子的，他说是别克。我又问他车牌号，他告诉了我一个牌照号。几分钟后我又问他是什么车牌号，他告诉了我一个不同的牌照号。我怀疑他是个警察，因此决定少说话。

我的谨慎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因为他一直唠叨到伊丽莎白港。他似乎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很熟悉，讲了许多奇闻轶事。他没问我姓甚名谁，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的名字。但是他很有意思，我发现他说的话很有用，也很令我感兴趣。

我在东伦敦停了一下，与几个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谈话。离开东伦敦之前，我还与其他一些人有过交谈，其中一个人有可能是便衣警察。搭我车的那个人知道了我的身份，我们回到车上几分钟之后，他对我说：“曼德拉，我怀疑那个人是警察。”这更让我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对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自己不是警察？你必须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不然我就再把你丢在路上。”

他辩解说：“不是，我将对你说实话。”他坦白说，他是一个走私犯，一直在从旁多兰沿海一带走私大麻。当时，他遭到了警察的封堵。当发现有警察时，他跳出了车，企图逃跑。警察向他开了枪，打伤了他的腿，这就是他腿瘸和没有交通工具的原因。他之所以搭我的车，是因为他认为警察正在追捕他。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么危险的生计。他告诉我，他本想当教师，但是他父母太穷，无法供他上大学。中学毕业后他只好在一家工厂里工作，但是工资太低，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所以，他开始走私大麻以补贴生计。他很快发现这个买卖很赚钱，于是就离开了工厂。他说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他都能找到发挥才能的机会。“我发现那些才能比我差的白人所赚的钱竟然是我的50倍。”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他用认真的语气说：“我也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他告诉我，他参加了1952年的反抗运动，曾经在伊丽莎白港多个当地委员会内供职。我问起几个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他似乎都了解。后来，在伊丽莎白港我确认了他的话是实话。事实上，在那次反抗运动期间，他是走进监狱的最可靠的自由战士之一。自由斗争的大门对选择从其通过的所有的人都是敞开的。

作为一名曾经受理过大案的律师，我对这种事很熟悉，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与我这位朋友一样精明的人为了生计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虽然我确实认为，有的人天生或由于教育不良而去犯罪，但是我相信种族隔离使许多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了罪犯。完全可以推断，一种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法律制度会使其法律和法规遭到蔑视。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抵达了伊丽莎白港，Z. K.马修斯和他的儿子乔·马修斯为我安排了住处。第二天上午，我会见了雷蒙德·穆拉巴、弗朗西斯·巴尔德和戈万·姆贝基。这是我第一次见戈万·姆贝基。我了解他所做的工作，因为我上学的时候读过他写的一本小册子《发展中的特兰斯凯》。他过去一直在特兰斯凯经营合作商店，罢手不干后又担任了《新时代》周报的编辑。戈万办事认真、思路清晰且讲话温和，在学术界和政治界都很有名。他深深地潜心于人民大会的计划工作，在组织中是天经地义的高级领导人。

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动身去开普敦，一路上只有收音机做伴。以前，我从来没有在伊丽莎白港与开普敦之间的公路上行驶过，我盼望饱览路旁绵延不断的迷人风光。天气很热，路两旁长满了茂密的植物。我几乎没离开这座城市多远就轧死了一条正横穿马路的大蛇，我不迷信，也不信有什么预兆。但是，那条大蛇的死亡使我很扫兴。我不想杀死任何生灵，甚至那些让一些人恐怖的生灵。

一过许曼斯多普，森林变得越来越茂密，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大象和狒狒。一只狒狒正在我的前面横穿马路，于是，我停下了车。它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活像一个特警侦探。十分讽刺的是，我虽然是一个非洲人，却第一次看见故事和传奇中描绘的非洲。我想，这么美丽的地方，包括那些人迹罕至之处，无一例外地都被白人拥有，而黑人却无法涉足，我就是不去竞选议会议员，也要选择住在这样美丽的地方。

一个自由战士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会有煽动性的思想。在伊丽莎白港以西100多英里的小城镇克尼斯纳，我停下来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考察。这里的道路比城镇所处的位置高，因此，可以极目远眺整个周围环境。周围到处是杂乱的茂密森林。我对草木并没细想，但是，我却想到，这里有许多地方可供一支游击队秘密地在这里驻扎和训练。

当天午夜，我抵达了开普敦，在那里一住就是两个礼拜。我住在瓦尔特·苔卡牧师家里，他是卫理公会教堂的主教。白天，我大部分时间都与约翰森·恩格卫韦拉和格林伍德·恩告提亚纳在一起。恩格卫韦拉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西开普地区的主席，恩告提亚纳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西开普地区执行委员会成员。两人都是共产党人，也是韦斯利安教堂的负责人。我天天去会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当地官员，例如沃尔赛斯特、帕尔、斯德琳宝士、西蒙斯敦和荷马努斯等地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官员。我在开普敦每天都有活动安排，当我问礼拜天安排什么活动时，他们告诉我安息日是专门去教堂做礼拜的时间。我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仍尊重他们的安排。共产主义和基督教至少在非洲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一天，我正走在市内的大街上，我看见一个白人妇女正在贫民窟里啃鱼骨头。她很穷，显然是无家可归。但是，她年轻，也并不是没有魅力。我当然知道也有贫穷的白人，有的白人与黑人一样贫穷，但是，却很少见到他们。在大街上，我见惯了黑人乞丐，而看见白人乞丐则使我感到惊奇。虽然我通常不对非洲乞丐施舍，但是，我却很想给这个女人一点钱。此时，我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对人的虐待，虽然非洲人把天天受煎熬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已经接受，但是，我的心却立即对这位贫穷而邋遢的白人女士产生了同情。在南非，黑人受穷好像是正常的，而白人受穷则似乎是一种悲剧。

在我准备离开开普敦的时候，我去了《新时代》报社，想看几个朋友，并想同他们探讨一下他们的出版策略。《新时代》是早期被取缔的著名左翼出版物之一，同时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朋友”。那是9月27日上午，当我走在楼梯上的时候，我听见办公室内有愤怒的吵闹声和搬动家具的声音。我听出那是这家报社的经理费雷德·卡恩森的声音，我也听见了安全警察的粗暴吼叫声，他们正在搜查报社的办公室。我悄悄地离开了那里，后来我发现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南非历史上在全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警察袭击行动的一部分，警察带着搜查被视为叛国、煽动叛乱或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证据的一切东西的许可令，对全国500多位人士的家和办公室进行了袭击。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办公室以及莫罗卡医生、法瑟·哈代尔斯顿和马修斯教授的家，都遭到了搜查。

这一次袭击为我在开普敦的最后一天投下了阴影，因为它预示着政府将开始采取新一轮的严厉镇压。至少，新一轮的禁止将会发生，而且我一定是被禁止的人之一。那天晚上，苔卡牧师和他的夫人邀请了几个人一起为我送行，在他的带领下，我跪在地上为那些被袭击的家庭祈祷平安。我在我喜欢的时间即凌晨3点离开了他们的家，不到半小时后，我就行驶在了去金伯利的公路上。金伯利是一个矿业小镇，19世纪，南非的钻石生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准备在阿瑟·莱泰勒医生家住一晚上。阿瑟后来成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位很细心的医疗工作者。我患了感冒，他把我接到他家后立即让我上床休息。他是一个勇敢而执著的人，在反抗运动期间，他带领一小股志愿反抗者走进了监狱。在黑人很少参与政治行动的一个小镇上，这对于一位医生来说是一种冒险的行动。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人可以得到几百甚至几千同样参与这种冒险活动的人的支持，而在像金伯利这样的保守小镇，没有媒体或司法部门对警察的监督，这种行动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正是在金伯利，反抗运动期间有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成员被地方法官处以鞭刑。

尽管我患了感冒，阿瑟仍然让我第二天晚上在他家里举行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我准备第二天早上3点离开金伯利，但是阿瑟夫妇坚持留我吃早饭，我只好吃完了早饭后动身。我回约翰内斯堡一路很顺利，晚饭前我就回到了家中，我的孩子们高兴地迎接我，他们知道我会给他们带回礼物。我把在开普买的礼物一个一个地送给他们，并回答他们就我这次旅行提出的问题。虽然不是真正的节日，但是，它与节日具有相同的效果，我感觉又恢复了活力，准备再一次去冲锋陷阵。

22...

我一回到约翰内斯堡，马上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工作委员会报告了我此行的情况。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大会联盟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制止政府的计划，但我并没有带给他们好的消息。我说特兰斯凯不是一个有良好组织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地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旦能够造成影响，它会很快被安全警察镇压下去。

我提出了另一个办法，我知道这种办法并不是一种正常的办法。为什么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应该参与新的班图管理体制，并以此作为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一种办法呢？如果及时的话，这种参与将会成为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的平台。

凡是有关参与隔离体系的建议，肯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开始，我也会坚决反对这样的建议。但是，我认为，只有少数人愿意为了国家去牺牲自己而投身于斗争之中。我们应该满足人民自己的要求，哪怕是看起来有通敌之嫌。我的主张是，我们发起的运动应该像一个巨大的帐篷，尽可能地容纳更多的人。

但是，当时由于我的报告与另外一个相关报告分歧较大，所以我就报告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汤姆林森考察团关于班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报告的公布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论战。政府炮制的这个考察团就所谓的班图地区或班图斯坦（或者叫“保留地”）的发展提出的建议计划，实际上是“独立发展”或大种族隔离的一个蓝本。

班图斯坦体制是由土著事务部部长H. F.沃尔沃德博士策划的。这是一种既可平息国际上对南非种族政策的批评，又能使种族隔离制度化的手段。班图斯坦将把所有的非洲公民划分成彼此隔离的黑人居住区或居住地。沃尔沃德说：“非洲人应该坚持在保留地上沿着自己的路线发展。”其主张是保留现状，让300万白人拥有87%的土地，而800万非洲人仍然维持只拥有13%的土地。

这个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反对种族之间的结合，提倡黑人和白人彼此独立地发展。为达此目的，该报告建议非洲人居住区实行工业化，声称不为非洲人在自己的居住区提供发展机会的任何计划注定要失败。该考察团指出，现在非洲人居住区的地点分布太零散，建议把非洲人居住区合并成7个被他们美其名曰“历史居住地”的主要黑人部落。

但是，该考察团建议创建这种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班图斯坦的计划无疑是荒谬的。作为这种非洲人居住体制的示范，特兰斯凯将按地理划分成3个独立的区域。斯威士班图斯坦、利博娃和文达各由3个区域组成，加赞库勒由4个区域组成，西斯凯由17个区域组成，博普塔茨瓦纳由19个区域组成，科瓦祖鲁由29个区域组成。国民党人打算拿人民的生活玩野蛮的七巧板游戏。

政府炮制黑人居住体制的目的是把特兰斯凯和其他非洲人居住区作为白人工业廉价劳力的供应地。同时，政府的潜在目的是制造一个非洲中产阶级来堵住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呼声，从而破坏解放斗争。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谴责了汤姆林森考察团的考察报告，尽管这个报告中有一些更开明的建议。正如我告诉达利旺伽的那样，独立发展对于白人不知如何管控的问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解决办法。结果，政府批准了这个报告，而否决了许多他们认为太激进的建议。

尽管形势越来越黑暗，我对政府政策的悲观情绪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仍然构想着未来。1956年2月，我回到了特兰斯凯，想在乌姆塔塔买一块土地。我总认为，一个男子汉应该在他出生的地方拥有一个家，可以在那里逃避喧嚣找到安宁。

我与瓦尔特一起北下特兰斯凯。我们首先到了乌姆塔塔和德班，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我们对特别分部的政策再一次感到失望。为提高该地区的积极性，我们在德班拜访了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朋友。

在瓦尔特的帮助下，我在乌姆塔塔向C. K.萨克韦预付了定金，算是买下了他在市内拥有的一块土地。萨克韦是棒哈组织的成员，他当时在土著事务局工作。我们在乌姆塔塔的时候，萨克韦告诉了我们一件不幸的事，这件事上个礼拜天刚刚发生在萨巴塔的一个地方——巴姆博哈尼。在政府官员和酋长们共同举行会议讨论实行班图斯坦制的时候，有几位酋长反对政府的政策，对地方长官进行了语言攻击，会议因此不欢而散。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基层对班图管理体制方案是持反对态度的。

1956年3月，经过几个月的相对自由之后，我遭到了第三次禁止。这次禁止让我在约翰内斯堡受禁5年，受禁期间，不准我参加任何会议。此后6个月中，我将被隔离在同一个区域内，看同样的街道、同样的金矿和同样的天空。我将不得不依靠报纸和别人的报告去了解约翰内斯堡外面发生的事情，别的任何东西我都不能指望。

但是，这次我对待禁止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我第一次被禁止的时候，我遵守了迫害者的规定，而现在我对这些限制却不屑一顾。我不想让我的敌人左右我的斗争范围和政治活动范围。听任敌人的摆布就是一种失败，我决不会画地为牢。

不久，我在约翰内斯堡卷入一场棘手的政治纠纷的调解中。这场纠纷涉及相互对立的两派势力，双方都谋求得到我的支持。双方在这个特定的组织内都有委屈，两派都很不愿接受调解。这场争论有发展成一场内战的危险，我竭尽全力避免了这次分裂。

我当然想谈谈我在拳击和举重俱乐部的事情，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唐纳森奥兰多社团中心参加训练。

我于1950年加入这个俱乐部，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几乎天天在该社团中心活动。前几年，我总是带着我儿子泰姆比去参加训练。到1956年，泰姆比已经10岁，他也很喜欢拳击。该俱乐部是由约翰尼斯·摩洛茨创办的，其会员既有专业拳击手也有业余拳击手，另外还有许多爱好举重的人士。我们的拳击明星杰瑞（犹茵伽）·摩劳伊后来成为德兰士瓦轻量级冠军，并获得了全国第一种子选手的称号。

运动馆的设备很差。我们没有钱建拳击台，只好在水泥地上训练，当拳手被击倒的时候，这往往是很危险的。我们只有一个吊袋和几副拳击手套。我们没有药物和梨球，没有拳击短裤和拳击鞋，也没有护齿。尽管缺少设备，但是这个运动馆却培养出了许多冠军，如南非最轻量级拳击冠军埃里克（布莱克·莫铁罗尔）·恩彩乐，德兰士瓦蝇量级冠军弗雷迪耶（托冒豪克）·恩基迪——他曾经在“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给我当过助理。我们大概总共有二三十名会员。

尽管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也参加过拳击训练，但是直到来约翰内斯堡后，我才真正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兴趣。作为拳击手，我从来没有成名过。体格上我属于重量级拳击手，但是我既没有足够的力量弥补我速度上的不足，也没有足够的速度平衡我力量上的欠缺。我喜欢拳击运动的技巧，但却不怎么喜欢拳击运动的暴力。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如何通过移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自己，如何运用战术既出击又退却，如何在比赛中保持正确的步法。拳击运动主张人人平等。在拳击台上，身份、年龄、肤色和贫穷都没有什么关系。当你正在拳击台上与对手搏击并试探他的力量和弱点的时候，往往不会考虑他们的肤色或社会地位。自从涉足政治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拳击运动。我的主要兴趣是参加训练。因为我发现，严格地进行拳击练习是消除紧张和压力的最好方式。认真练习过后，我感觉头脑和身体都轻松了许多。拳击练习是我恢复精力和体力的一种方式，经过一晚上的练习，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感觉精力和体力都十分充沛，随时准备再去战斗。

从礼拜一到礼拜四，我每晚花一个半小时健身。下班后我会直接回家，然后带上泰姆比一同驱车去社团中心。我们做一个小时的拳击训练和其他综合性练习，如长跑、跳绳、健身运动或空拳练习，再做15分钟的体能练习和举重练习，然后就进行拳击练习。如果我们为了参加比赛而进行练习，那么练习时间将延长到两个半小时。

为了培养领导能力、积极性和自信心，我们每人轮流领导练习活动。泰姆比特别喜欢担任这种领导角色。每当我儿子担任领导角色的时候，事情往往多多少少地让我有些狼狈，因为他专门对我吹毛求疵。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一有懈怠，他很快就会惩罚我。在运动馆内，大家都叫我“酋长”，而他却不使用这个尊称，而叫我“曼德拉先生”，偶尔当他同情他的老爸的时候，他会叫我“老兄”，这种称呼是镇上的一句土语，意思是“我的兄弟”。当看见我四处游荡的时候，他会严肃地说：“曼德拉先生，今天晚上你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如果你不加油，为什么你不在家陪伴老太太？”有这些笑料，大家都非常开心，看到我儿子如此高兴和自信，我也非常高兴。

由于那年斯基珀·摩劳茨与杰瑞·摩劳伊之间发生矛盾，俱乐部的友好气氛遭到了破坏。杰瑞和其他拳击手认为，斯基珀对俱乐部没有足够重视。斯基珀是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教练员，但是他很少到现场传授相关的知识。他对拳击运动的历史很有研究，能够完整叙述1915年在哈瓦那举行的杰克·约翰逊参赛的那场著名拳击赛的全部26轮过程。在那场拳击赛中，世界上第一位黑人重量级冠军丢掉了他的头衔。不过，斯基珀只有在拳击赛举行之前才愿意露面，露面的目的是收取小费。我同意杰瑞的观点，但是，为了保持和睦，我尽力弥合他们之间的纠纷。最后，就连我儿子也赞成杰瑞对斯基珀的批评，但我没有办法避免这次分裂。

在杰瑞的领导下，拳击手们威胁要退出俱乐部，他们要成立自己的俱乐部。我把所有的成员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这个会开得很活跃，同时采用塞索托语、祖鲁语、科萨语和英语进行交流。在攻击反对他的拳击手时，斯基珀甚至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指责杰瑞如同布鲁特斯背叛恺撒一样欺骗他。我儿子问：“恺撒和布鲁特斯是谁？”在我回答他的提问之前，有人说：“啊，他们死了，但是背叛的事实却在延续着！”

会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拳击手们离开后去了别的运动场所，只有举重运动员仍然留在了社团中心。在我与拳击手们一起离开社团中心后的前几周里，我们在警察运动馆内练习，那里对自由战士来说是个让人很不舒服的地方。此后，英国国教教堂许诺以合理的租金在奥兰多东给我们提供一个练习场所，我们在西蒙（木神古）·萨巴拉拉的带领下进行练习。西蒙后来成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地下自由战士。

我们的新练习场设施并不比原来的练习场好，而俱乐部再也没有能够重新组成。像其他黑人运动员和艺术人员一样，非洲拳击手也受到贫穷和种族歧视这两方面的限制。一个非洲拳击手所能挣的钱仅仅够吃饭、租房和买衣服，如果能剩下一点，就被用来购置拳击器械和用于拳击练习。他无法得到加入白人拳击俱乐部的机会，白人俱乐部拥有培养一流的、世界级拳击手所必须具备的设备和教练员。与白人专业拳击手不同，非洲专业拳击手白天需要全天干苦力劳动。陪练员很少，而且赚钱也不多。他们没有正规的练习机会和实战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成绩。但是，一些非洲拳击手却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并取得伟大的成就。像艾利伽（梅斯特劳）·莫考尼、艾诺奇（斯古宝艾）·恩拉珀、堪格鲁·冒托（他是拳击运动圈内自成一派的最伟大的拳击手）、莱卫（金童）·马迪、恩考撒纳·穆格基、马基德·莫佛和诺曼·赛伽帕尼，他们都获得过很大的成功。而佳克·吐力这位最伟大的拳击英雄，则获得过英国皇家蝇量级冠军。这都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如果给予机会，非洲的拳击手同样能够获得成功。

第五部 叛国罪

23...

1956年12月5日，天刚蒙蒙亮，我就被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惊醒，从来没有邻居或朋友如此蛮横地敲过门，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安全警察。我很快穿上衣服去开门，发现是巡警队队长卢梭在敲门，他是我们这个地区大家都熟悉的安全警官。另外还有两个警察。他出示了搜捕证，然后三人立即开始仔细搜查了整个房子，以寻找犯罪文件和资料。这时，孩子们被惊醒了，我用严肃的面孔让他们保持安静。孩子们看着我，想从我身上获得安全感。警察搜查了抽屉、橱柜和衣橱，搜遍了任何可能藏匿非法物品的地方。45分钟之后，卢梭冷冷地说：“曼德拉，我们对你依法实施逮捕，请跟我走一趟。”我看了一眼逮捕证，上面写着：“HOOGVERRAAD——高级叛国罪”。

我跟着他们走到一辆警车前。当着孩子们的面被逮捕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即使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但是孩子们不可能理解当时的复杂情况，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父亲被白人警察不作任何解释就抓走了。

卢梭开着车，我挨着他坐在前面的座位上，他没有给我戴手铐。他有搜查我市内办公室的搜查证，就近放下那两位警察后，我们直奔我的办公室。要进入约翰内斯堡市区，必须经过一段没有人烟的荒凉公路。当我们行驶在这段路上的时候，我对卢梭说，你单独一个人同我一起，并且不给我戴手铐，你一定对我很放心。他没有吭声。

“如果我反抗并把你制服，那将发生什么事情？”我问他。

卢梭不高兴地转过身来。“曼德拉，你在玩火！”他说。

“玩火是我的一种游戏。”我回答说。

“如果你这样说话，我就把你铐起来。”卢梭用威胁的口气说。

“如果我拒绝戴手铐呢？”

我们继续这样争辩了几分钟，当进入兰拉格特警察局的时候，卢梭对我说：“曼德拉，我对你不错，我希望你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我不喜欢你开这种玩笑。”

在警察局停了一会儿，另一个警察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后我们一起去我的办公室。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又搜查了45分钟。我被从我的办公室带到红砖结构的约翰内斯堡监狱——马歇尔广场，1952年反抗运动期间我曾经在这里蹲过几天。我的几个同事已经被关押在这里，他们是同一天早晨遭到逮捕并被关进来的。几个小时之后，有更多的朋友和同志被关了进来。这是政府早有预谋的一次突然袭击。有人偷偷带进来一份下午版的《星报》（The Star），我们从通栏大字标题得知，这次袭击是全国性的，大会联盟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以高级叛国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被逮捕的。在各个地区被捕的有鲁图利酋长、蒙蒂·奈克、雷基·赛普泰姆波、莉莲·恩高义、皮特·贝莱威尔德，他们被用飞机运送到约翰内斯堡，并将在这里接受审讯。当天，共有144人被逮捕。第二天，我们出现在法庭上并被正式起诉。一周后，瓦尔特·西苏陆和其他11名同志也陆续被捕，被捕人数上升到156人。总共有105名非洲人、21名印度人、23名白人和7名有色人。几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所有主要领导人，不论是被禁止的还是没有被禁止的，统统遭到了逮捕。政府最终还是采取了行动。

我们很快被转移到约翰内斯堡的一座监狱，大家通常把这座监狱叫做福特监狱。它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上，是一座凄凉的城堡式建筑。被关进监狱后，我们立即被带到一个四方形院子内，并被命令扒光衣服面墙而站。我们被强迫在那里站了一个多小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感觉十分痛苦。我们大多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其中有牧师、教授、医生、律师和商人，理应受到尊重。尽管我十分气愤，但仍然禁不住看着周围这些人发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人靠衣裳马靠鞍”这句俗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如果体格是做领导的基本条件，我看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符合条件。

一个白人医生最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问我们中有没有人患病。我们没有一个人说生病。我们被命令穿上衣服，然后被押送进两个大房子。里面是水泥地面，没有任何家具。两个大房间刚刚被粉刷过，仍然散发着油漆味。我们每人发了三条薄毯子，外加一张剑麻席。每个房间有一个毫无遮掩的公用厕所。有人说过，只有进了监狱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应从它如何对待其高级公民来判断其好坏，而应当从它如何对待其最底层的人来判断其优劣。南非政府对待其非洲犯人就像对待动物一样。

我们在福特监狱待了两周，尽管很苦，但我们的情绪仍然特别高。我们被允许看报纸，通过报纸高兴地获知，我们的被捕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南非到处都在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标语上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我们还了解到，我们的被捕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抗议。

我们的公共牢房成了各地自由战士的集会地。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严厉的禁令下生活，相互见面和交谈都是非法的。现在，我们的敌人却把我们集中到了一个房顶之下，监狱俨然成为多年来会议联盟最大、最长的不受禁止的一个会场。年轻的领导人与年长的领导人以前只是从报纸上彼此了解，但现在却生活在了一起。纳塔尔的领导人与德兰士瓦的领导人住在了一起。在等待审判的两周时间内，我们有机会交流思想和经验。

每天，我们凑在一起搞活动。帕特里克·莫劳和皮特·恩泰特都是著名的青年团领袖，他们负责组织体育训练。另外，我们还安排了各种专题讲座，我们可以听马修斯教授讲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史和美国黑人史，听德比·辛格讲南非印度人大会史，听阿瑟·莱泰勒讲非洲巫医，听詹姆斯·卡莱塔讲非洲音乐，他还用他那美妙动听的男高音嗓子为大家唱歌。乌伊西勒·米尼则每天带领大家一起唱自由歌曲。几年后，乌伊西勒因政治罪被政府判处了绞刑。他带领大家唱的最流行的歌曲是“Nans’ indod’ emnyama Strijdom, Bhasobha nans’ indod’ emnyama Strijdom”（这里是黑人，斯揣敦，当心黑人，斯揣敦）。我们高声歌唱，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有一次，马萨巴莱拉·英瓦（都叫他M. B.英瓦）——他是祖鲁劳动人民的儿子，也是纳塔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省级书记——为大家举办了一个音乐讲座。他朗诵了赞扬传奇的祖鲁勇士、国王沙卡（Shaka）的赞美歌曲。英瓦身披一床毯子，卷起一份报纸当宝剑，然后开始来回走动着朗诵赞美诗的歌词。我们都听得入了迷，即使那些不懂祖鲁语的人也不例外。然后，他突然停止朗诵，大声喊着：“Inyon’ edl’ ezinye! Yath’ isadl’ ezinye, yadl’ ezinye!”这句歌词把沙卡比作捕食的大鸟，毫不留情地把敌人杀死。朗诵结束时，立即爆发了一阵欢呼声。鲁图利酋长之前一直保持沉默，而这时他却站起来怒吼一声“Ngu Shaka lowo!”（这就是沙卡！）然后他开始边跳边唱。他的举动激发了我们的热情，我们都站了起来，不论舞场高手还是既不会跳传统舞又不会跳西式舞的懒汉，都跳起了传统祖鲁战争舞“印德拉姆”（indlamu）。有的跳着优雅的舞步，有的模仿冻坏了的山地人试图摆脱寒冷，大家都跳得热情而投入。一时间，没有了科萨人或祖鲁人之分，没有了印度人或非洲人之分，没有了右派和左派之分，没有了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之分，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爱国者，一种对我们的共同历史、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国家和对我们人民的爱把我们团结在了一起。此时此刻，我们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而亲密的激情，它把我们紧紧地联系起来；此时此刻，我们感觉到有一只造就我们本来面目的伟大的历史之手，巨大的力量把我们同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两周后，即12月19日，我们将被押到约翰内斯堡的军训大厅进行预审。军训大厅是一个军用建筑物，一般不会被用作法庭。房顶是用铁皮瓦做成的，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牲口棚，当时它被认为是唯一能容纳下如此多起诉对象的公共建筑。

我们坐在封闭的警车里，另外有六辆装满武装士兵的军车押送。政府对我们如此戒备，好像发生了全面内战。我们的支持者阻断了特威斯特大街的交通，我们在车内能听见他们的喊声和歌唱声，他们也能听见我们在车内对他们的回应。群众簇拥着警车慢慢地行驶，使这次押送变成了一次成功的大游行。军训大厅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士兵。警车开到军训大厅后面停了下来，这样就可以直接把我们从警车押进审判庭。

在审判庭内，我们遇见了另一群支持者。所以，审判庭与其说是一个庄严的法庭，倒不如说是一个热闹的抗议大会会场。我们一边伸着大拇指行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走进审判庭，一边向坐在非白人席上的支持者点头致意。里面的气氛不像是审判大会，倒像是庆祝大会，因为被起诉者与其支持者和朋友混合交融在了一起。

政府正在以高级叛国罪、全国性阴谋使用武力推翻现政府并企图用共产主义政府取代现政府罪对我们156人提起公诉。根据起诉，我们的犯罪期是从1952年10月1日至1956年12月13日，其中包括反抗运动、索菲亚顿搬迁和人民大会等事件。南非高级叛国罪并不是根据英国现行法律，而是以传统的罗马－荷兰法为准绳。高级叛国罪被定义为故意扰乱、伤害或危害国家的独立或安全，其量刑标准是死刑。

预审的目的是确定政府的指控是否足以将我们送上最高法庭，其中有两个举证阶段是在地方法庭进行。如果地方法官认定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被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子将被移交到最高法庭进行审判。如果地方法官认定证据不足，被告则将被撤销指控。

地方法官是F. C.韦赛尔先生，他是布隆方丹的审判长。第一天，韦赛尔说话的声音太小了，我们无法听清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政府没有准备麦克风和喇叭，预审被推迟了两个小时以便找到扩音设备。我们被集中在院子内就餐，很像是在搞野炊，食品都是从外面送来的，气氛几乎像是在过节。两小时后，法官宣布休庭一天，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喇叭。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我们又被押送回福特监狱。

第二天，外面的群众更多，警察也更多了，有500名武装警察围在军训大厅外面。我们到达军训大厅的时候发现，政府为我们设立了囚笼。囚笼是用菱形钢丝网制成的，被固定在立柱上，前面和顶部装了铁格子板。我们被带进囚笼内坐在板凳上，囚笼外有16名武装军警守卫着。

除了其象征效果之外，囚笼把我们同我们的律师隔离开，并且不允许他们进入囚笼。我们的一位同事在一个纸条上写道：“危险，请不要喂食。”并把纸条贴在囚笼的侧面。

我们的支持者组织集合了庞大的辩护队伍，其中包括布拉姆·费希尔、诺曼·罗森伯、伊斯雷尔·梅赛尔斯、莫里斯·弗兰克斯和弗农·贝瑞奇。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审判阵势。弗兰克斯公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反对政府给予他的委托人这样“荒谬”的待遇。他说：“像对待动物一样。”他声明，如不立即把囚笼拆除，整个辩护律师队伍将离开法庭。经过短暂的休庭之后，地方法官决定把囚笼拆掉，同时，囚笼前的铁格子板也被拆除。

直到这时，政府才开始对我们进行预审。首席检察官范·尼克先生开始宣读长达18000字的起诉书，指控我们违反了刑法。由于法庭外面的呼喊声和歌声，即使是使用了扩音设备也无法听清他的起诉。一伙警察忽然冲了出去，随之听见了连发左轮手枪的射击声，紧接着是呼叫声，然后又是一阵枪声。法官宣布休庭，并与辩护律师一起召开了会议，共有20人在这次冲突中受伤。

宣读起诉书用了两天的时间，范·尼克说，借助于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将向法庭证明被起诉者正在谋划用暴力推翻现政府，并把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强加给南非。起诉书认定我们犯了高级叛国罪。政府引用了《自由宪章》作为我们搞共产主义政府的证明，同时也作为我们策划推翻现政府的物证。到了第三天，多数囚笼都已经被拆除。第四天，我们被允许申请保释。保释金又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例子，白人保释需要缴250英镑，印度人则需要缴100英镑，非洲人和有色人却只需要缴25英镑。连叛国也有肤色之分。各行各业的好心人主动站出来为我们保释。这种支持后来成为里夫斯大主教、艾伦·佩顿和亚历克斯·赫普尔发起的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的基础。这批基金在马丽·本森及其以后的弗雷达·莱弗森审判期间派上了用场。如果我们每周向警察报告一次，我们就可以被释放，但被释放后不准出席公共集会。法庭将于1月初重新开庭。

第二天，我们一早来到我的办公室。由于奥利佛和我都一直在监狱里，事务所积累下了许多案子。那天上午正当我们准备工作的时候，一位名叫佳巴福的老朋友来拜访我，佳巴福是一个专业翻译，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在被捕前，我故意减轻体重，准备监禁生活的到来，在监狱中瘦一点好，可以在艰苦的条件下存活下去。在监狱中，我仍然继续进行训练，并且为有如此修长的身材感到高兴。但是，佳巴福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马迪巴，”他说，“你为什么看上去这么瘦？”按照非洲文化，肥胖常常是富有和健康的表现。他脱口而出：“老兄，说到底你是害怕坐监狱。你给我们丢了脸，给我们科萨人丢了脸。”

24...

甚至在审判前，我同艾韦琳的婚姻就已经出现了裂痕。1953年，艾韦琳决心在4年护理专业学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造，她考上了德班爱德华七世医院的产科专业，这使她必须离家几个月。因为我母亲和妹妹都与我们一起生活，她们可以照料孩子，所以，她离家深造倒是并无大碍。她住在德班的时候，我至少去看过她一次。

几个月后艾韦琳回来了，并且通过了结业考试。这时，她又怀孕了，那年年底生下了马卡紫薇，这是6年前夭折的前一个女儿的名字。按照我们的传统，给新生小孩起一个已经夭折的小孩的名字被认为是对已故孩子的纪念，以此对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就匆匆离去的孩子寄予哀思。

第二年，艾韦琳加入了“瞭望塔”组织，它是“耶和华见证人”教会的一个分支。这是否是她当时对其生活不满的原因，我无法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教会以《圣经》作为唯一信仰依据，相信哈米吉多顿善恶大决战即将来临。艾韦琳开始热心地分发她们的出版物《瞭望塔》，也开始做我的工作，催促我从献身于自由斗争转为献身于上帝。尽管我对瞭望塔组织有些兴趣并认为值得信仰，但是，我不能也没有加入她所信仰的瞭望塔组织。它有一种强迫观念使我对该组织敬而远之。从我所观察到的情况可以知道，她的信仰是让大家在压迫面前保持无所作为和屈从，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我始终如一地献身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自由斗争，这让艾韦琳很烦恼。她总认为搞政治是幼稚的，我总有一天会回到特兰斯凯，并在那里当律师。随着这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她坚决不同意把约翰内斯堡当做我们的家，或者说她决不放弃我们回乌姆塔塔的想法。她认为，我一旦回到家乡特兰斯凯，给萨巴塔当参事，我就不会再迷恋政治。她让达利旺伽设法把我劝回乌姆塔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许多次争吵，我耐心地向她解释：政治并不是我的一种娱乐，而是我毕生从事的事业，是我生命的必需的、基本的部分。她对此不能接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果对他们的人生憧憬有着这样不同的看法，那是无法保持亲近的。

我试图说服她理解自由斗争的必要性，而她则企图说服我相信宗教信仰的价值。当我告诉她我是在为国家服务的时候，她却说，为上帝服务高于为国家服务。我们发现越来越没有共同的理想，我相信这个婚姻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同时，我们也为孩子的信仰发生过争执。她要孩子们信仰宗教，而我则认为他们应该关心政治。她一有机会就带着他们去听瞭望塔组织的宗教演讲，她甚至让孩子们在城内散发宗教宣传册《瞭望塔》，而我则习惯于给两个男孩讲政治。泰姆比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少年先锋队队员，因此，他已经是一个有政治见解的少年。他会用最简单的语言给马卡托讲白人如何迫害黑人的故事。

我家里的墙上悬挂着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甘地的画像和描绘1917年圣彼得堡冬宫革命风暴的图画。我给两个男孩一个一个地讲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主张什么。他们知道，南非白人政府领导人的主张与这些白人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有一天，马卡托跑进房内说：“爸爸，爸爸，山上有马伦！”马伦一直是国民党的总理，孩子错把班图教育官员威利·麦瑞当成了马伦。威利·麦瑞宣布，那天他将在索菲亚顿公共大会上发表讲话。我想出去看看马卡托讲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因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组织了游行示威，确保让他们的大会开不成。当我走出家门的时候，我看见有几辆警车正护送麦瑞去他准备发表演讲的地方。但是，会议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麦瑞不得不逃之夭夭，当然也没有发表讲话。我告诉马卡托，那不是马伦，但他也有可能已经变成了马伦。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每天早晨总是很早就离开家，一直到深夜才回来。在办公室里工作一整天后，我通常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会议需要参加。艾韦琳对我晚上开会也不能理解，当我回来晚了的时候，她总是怀疑我去找别的女人。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她解释，我参加的是什么会，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会议，以及会上讨论的是什么事。但是，她总是不相信。1955年，她对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必须在她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作出选择。

瓦尔特和阿尔博提娜与艾韦琳关系很近，他们对我们最殷切的希望是我们仍然在一起。艾韦琳对阿尔博提娜很信任。有时瓦尔特出面干预此事，我粗暴地告诉他，这不关他的事。我为自己对他的粗暴态度而感到内疚，因为瓦尔特一直都像是我的兄弟一样，他的友情和支持是绝不容置疑的。

有一天，瓦尔特告诉我，他想带一个人来办公室与我见面。他没有告诉我那是我的一个连襟，看到他我感觉非常突然，但很高兴。我对自己的婚姻感到悲观，我认为把自己的感情告诉他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三个人一起诚恳地讨论了这次纠纷，讨论时瓦尔特引用了像“人以群分”之类的成语。艾韦琳的姐夫是个商人，一直反对政治和从事政治的人。他非常生气，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与我的地位相同，那就是可笑的。不要拿你们同我相提并论。”当他离去的时候，瓦尔特和我相互看了一眼，然后开始笑了起来。

在我们12月份被逮捕并在监狱内待了两周后，艾韦琳来探望了我一次。但是，当我被保释的时候，我发现她已经从家中搬走，并把孩子也带走了。我回到了空空的、静静的家中，发现她甚至把门帘也带走了，这使我有些心烦意乱。一天，她与她哥哥突然走了进来，她哥哥对我说：“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当事情冷下来后，你们将会再一起回到这个家中。”这是一种理性的规劝，但是，事与愿违。

艾韦琳和我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我不会放弃我的斗争生涯，而她也不会接受我不专心倾注于她和家庭而献身于别的事情。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她漂亮、体格健壮且忠诚可靠，并且是一个好母亲。我对她的尊敬和爱慕从未消退，但是，我们最终没能维持住我们的婚姻。

任何婚姻破裂都是一种伤害，特别是对孩子。我们的家庭也不例外，所有的孩子都由于我们的离异而受到了巨大的伤害。马卡托开始睡在我的床上。他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也是一个天真的和事佬，一直设法在我和他妈妈之间进行某种调解。马卡紫薇还很小，我记得有一天，当时我还没有被捕入狱并被送上法庭，我没有提前告诉她就去托儿所看她。她一直是一个情感热烈的孩子，但是那天她见到我的时候，却愣在那里。她不知道是该冲着我跑过来还是退缩，是该欢笑还是不满。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有一种矛盾，她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种冲突，这令人十分伤心。

泰姆比当时已经10岁，我们的离异对他的伤害最大。他不再喜欢读书，变得沉默寡言。他曾经一直喜欢英语和莎士比亚，但是我们离婚后，他似乎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有一次，他的校长对我说起此事，但是我无计可施。我带他到我能去的体育馆，他偶尔也会显得有些开心。有许多次，当我不能去接他或者很晚才去接他的时候，当我转入地下活动的时候，瓦尔特让泰姆比和他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有一次，瓦尔特带他去看了一场拳击比赛，后来瓦尔特对我说：“老兄，小家伙太安静。”我们离婚后，泰姆比常常穿我的衣服，虽然他穿起来显得太大，但是，这些衣服可以带给他某种对经常不在身边的父亲的感情。

25...

1957年1月9日，我们又一次被集中在军训大厅。当时，辩护律师开始反驳政府对我们的指控。对指控我们所犯的刑事案件进行了一次总结后，我们的主辩护律师弗农·贝瑞奇谈了我方的辩护意见。“辩护方，”他说，“将坚决反对《自由宪章》的条款是叛国和刑事犯罪的指控。相反，辩护方将主张该宪章所表达的思想和信仰，虽然与现政府的政策不一致，但是，恰恰是人类各种族绝大多数人都赞成的，也是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公民都赞成的。”经过与我们的辩护律师商议，我们决定，不仅要证明我们未犯叛国罪，而且要证明这是一次政治审判，在这次审判中，政府因为我们所采取的正义的行动而对我们实施迫害。

但是，开始辩护要经历一系列单调、冗长的法庭程序。开庭后的第一个月，几乎全部被政府一系列的举证所占用。一个证据接一个证据，每一份资料、每一种宣传册子、每一份文件、每一本书、每一个笔记本、每一封信、每一本杂志，以及警察在过去三年中所积累的每一份研究资料，都被一一出示，总数达12000份。取证范围大到美国的《人权宣言》，小到俄国的一本烹调书，他们甚至把人民大会的两个标记“肉汤”和“素汤”也当做证据提交了出来。

在接连数日的预审期间，我们一天又一天地听非洲黑人侦探和南非白人侦探宣读他们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议记录和演讲稿。这些东西大多都被作了篡改，往往不是荒诞不经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话。贝瑞奇通过巧妙的质问，揭露了许多非洲人侦探对发表这些讲话所用的英语一窍不通。

为了支持政府关于我们希望用苏联式的政府取代现政府的指控，他们企图利用开普敦大学政治系系主任安德鲁·默里教授的证据。默里把从我们那里拿到的许多文件都加上了共产主义标签，其中包括《自由宪章》。

一开始，默里教授似乎知识很渊博，但当贝瑞奇开始对他盘问的时候，他的知识就显得不再那么渊博了。贝瑞奇说他想在提供的各种文件中选几段读给默里听听，然后请默里辨别，这些话是否是共产主义的言论。贝瑞奇给他读的第一段是关于普通工人需要相互合作但不相互剥削的话。默里说是共产主义的言论。然后贝瑞奇说，这段话是南非前总理马伦博士说的。贝瑞奇然后又给他读了两段话，默里都说是共产主义的言论，而这两段话事实上是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伍德罗·威尔逊说的。最精彩的是当贝瑞奇给默里读了一段话之后，这位教授毫不犹豫地一耸肩说是共产主义的言论。然后贝瑞奇揭晓，那是默里教授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一段话。

审判进行了7个月后，政府声称将提供我们在反抗运动期间策划暴力事件的证据。政府找来了他们的明星级证人所罗门·恩古贝斯，他提供了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近乎耸人听闻的证言。恩古贝斯快40岁了，说话很温柔，但说的英语却不怎么流利，他正在因欺诈罪服刑。但在恩古贝斯的证言中他告诉法庭，他从福特黑尔大学获得了文学士学位，是一位律师。他说自己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伊丽莎白港的书记，也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声称参加了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会上作出过一个决议，派瓦尔特·西苏陆和大卫·博帕佩去苏联采购武器，以便准备在南非开展暴力革命。他说他参加了策划1952年伊丽莎白港暴乱的会议，他声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作出决定，要采用肯尼亚的摩摩（Mau Mau）大屠杀的方式把特兰斯凯的白人斩尽杀绝。恩古贝斯富有戏剧色彩的证词在法庭内外引起了轰动，并最终成为我们谋划叛国的证据。

但是，当弗农·贝瑞奇对恩古贝斯进行盘问的时候，他的狂人说狂话的嘴脸便暴露无遗了。贝瑞奇的盘问技巧在他的委托人中间为他赢得了驱邪除怪大师的称号。他很快证实，恩古贝斯既不是一个大学生，也不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更不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贝瑞奇提供的证据证明，恩古贝斯伪造大学学士证书，非法从事律师职业达数年之久，他又一次犯了欺诈罪。他声称参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策划伊丽莎白港暴乱的时候，其实他正因欺诈罪在德班监狱服刑。恩古贝斯的证言远非事实，在盘问结束的时候，贝瑞奇问这位证人：“你知道什么是无赖吗？”恩古贝斯说不知道。贝瑞奇告诉他：“先生，你就是一个无赖！”

乔·斯洛沃是被起诉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位高级辩护律师，因此可以为自己作辩护。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他提的问题十分尖锐，并试图揭露违反法律的是政府，而不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贝瑞奇的盘问一样，斯洛沃的盘问也非常精彩。杰里迈亚·莫尔森是特警中为数不多的黑人侦探之一，他声称亲自逐字逐句地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演讲中听到了一些言论。但是，他的证词同样也是胡言乱语或者说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斯洛沃：“你懂英语吗？”

莫尔森：“不怎么懂。”

斯洛沃：“你的意思是，你举报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用英语发表的讲话，但你又不怎么懂英语？”

莫尔森：“是的，阁下。”

斯洛沃：“你承认不承认你的证词中有许多废话？”

莫尔森：“我不知道。”

他最后的回答引起了哄堂大笑。地方法官对我们的大笑提出了责备，并说：“法律程序并没有什么好笑的。”

这时，韦赛尔告诉斯洛沃，他是在破坏法庭的严正性，并要以藐视法庭论处。他的话引起了多数被起诉人的愤怒。只有鲁图利保持着克制，这才使几个被告没被指责为藐视法庭。

随着举证的进行，我们开始干一些别的事情。因为多数举证都是单调乏味的法律游戏。我常常随身带着一本书或案情摘要，其他人有的看报，有的玩填字游戏，有的下棋，有的乱涂乱画。有时法官会训斥我们不专心，大家会立即把书和填字游戏藏起来。但是，随着举证又慢了下来，大家又开始玩游戏的玩游戏、看资料的看资料。随着预审的进行，政府越来越感到失望。越来越明显，政府正在搜集证据。不！应该说是正在捏造证据，以挽救这场似乎已成定势的败局。

最后，在9月11日，也就是在我们被集中在军训大厅10个月后，起诉检察官宣布预审已经完成。地方法官给辩护律师4个月的时间，以便对8000页证词和12000份文件进行仔细审查，做好辩护的准备。

预审持续了1957年一整年。法庭于9月份休庭，辩护律师开始审查证词。3个月后，没有通告，没有解释，刑事庭突然宣布被告中的61人被免予起诉。这些被告多数都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职位相对比较低的人，不过鲁图利酋长和奥利佛·塔博也在其中。刑事庭释放了鲁图利和塔博使我们很高兴，也让我们迷惑不解。

1958年1月，政府准备进行起诉。刑事庭请来了一位新的起诉检察官，他就是令人生畏的奥斯瓦德·皮洛。奥斯瓦德是前司法部部长，也是国民党的政治顶梁柱。他是南非白人中的老牌国民党员，也是德国纳粹的公开支持者。他曾经把希特勒描绘成“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他还是著名的反共产主义分子。任命皮洛担任起诉检察官又一次证明了政府对审判结局的顾虑和重视。

在皮洛起诉前，贝瑞奇宣布，既然政府拿不出足够的证据，他申请政府为我们撤诉。皮洛反对撤诉的申请，他从被告所作的几个具有煽动性的演讲稿中摘录出一些言论并告诉法官，警方发现了更多的极其危险的阴谋叛国的证据。他煽动性地预言说，这个国家正处在火山口上。这是一次很有影响、具有高度戏剧性的表演，皮洛使审判的气氛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点过于自信了，皮洛的表演提醒我们，我们将面临更严厉的指控。律师告诉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你们的人可能要去坐牢。他们的警告让我们冷静了下来。

经过13个月的预审之后，地方法官裁决，他们发现了足以把我们送上德兰士瓦最高法庭的叛国证据。法庭于1月份休庭，决定对剩下的95名被告进行正式审判。但什么时候才开始审判，我们对此一点也不知道。

26...

预审休庭期间的一天下午，在我同一位朋友驾车从奥兰多去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医学院的时候，恰好路过巴拉格瓦纳斯医院。这家医院是约翰内斯堡最大的黑人医院。当我们行驶到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的时候，我眼睛的余光看见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士在那里等公共汽车。我被她的美貌所打动，于是想回头仔细看看她。但是，我的车速太快，没能看清她。这位女士的面容总是伴随着我，我甚至想掉转车头，让她搭我的车。但是，我并没有那样做。

此后不久，奇特的巧合发生了。一天，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偶然抬头看了奥利佛一眼，发现那位年轻女士同她哥哥一起正坐在奥利佛的写字台前。我感到吃惊，努力控制着我的惊喜。奥利佛把他们介绍给我，说他们是为法律上的事来找他的。

她名叫诺姆萨莫·温妮佛雷德·马蒂奇泽拉，不过，大家都叫她温妮。她当时刚刚毕业于约翰内斯堡的詹·赫福梅尔社会工作学校，是巴拉格瓦纳斯医院的第一位黑人女社会工作者。当时我并不怎么关心她的背景和法律问题，她的美貌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考虑的不是如何受理她的案子，而是如何请她到外面去约会。我说不准是否有一见钟情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当时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温妮·诺姆萨莫就想让她做我的夫人。

温妮在C. K.马蒂奇泽拉的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六。马蒂奇泽拉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她取名诺姆萨莫，意思是努力磨炼或经历磨难。这个名字与我的名字一样具有预言性。她来自旁多兰省的比萨那，与我的老家特兰斯凯的一个地区相邻。她出生在阿马恩古提亚纳宗室中的芳多部落。她的曾祖父名叫马蒂奇泽拉，是19世纪纳塔尔的酋长，很有势力。在埃马非卡尼时代，他举家迁到了特兰斯凯定居。

第二天，我给温妮打了电话，请她在赫福梅尔社会工作学校为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募集资金，这不过是邀请她出来吃午饭的借口。我在她城内的住处接上她，然后把她带到我的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印度饭馆，这是为数不多的对非洲人开放的饭馆之一，我经常去那里吃午饭。那天，温妮真是光彩照人。事实上，她以前从来没有吃过咖喱饭菜，她一杯接一杯地喝水，好冷却她的嘴，而这更使她增添了几分美丽。

吃过午饭后，我驾车带她去了位于约翰内斯堡与伊瓦顿之间的草地，这是距离埃尔德拉多公园不远的一片开阔地。我们一起在草深及膝的草地上散步。这里的草与我们长大成人的共同家乡特兰斯凯的草十分相似。我告诉她我的希望和面临叛国指控的种种困难。我很想立即娶她做夫人，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充满活力、感情奔放、年轻漂亮、勇敢大方、积极向上，我一见到她就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切。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只要有时间就见面。无论是军训大厅或我的办公室，她都去过，她还去过体育馆看我练习拳击和举重。她与泰姆比、马卡托和马卡紫薇也见了面。她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讨论。我一边追求她，一边从政治上教育她。当学生的时候，温妮曾经迷恋过“非欧洲人团结运动”，因为她有一个哥哥参加了这个组织。后来，我曾经拿这件事与她开玩笑说，如果她不是遇见了我，恐怕早已同某个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的领导人结了婚。

与艾韦琳办理了离婚手续后不久，我就告诉温妮，她应该去拜访迈克尔·哈迈尔的夫人雷·哈迈尔，让她做一身结婚礼服。雷不但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积极分子，还是一个做服装的好手。我问温妮想要几个女傧相，并建议她回比萨那把我们要结婚的事告诉父母。温妮开玩笑地告诉人们，我从来没有向她求过婚，但是，我总是告诉她，我第一次见面就向她求过婚，从那天起，我认为她理所当然要做我的夫人。

叛国审判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它对我们的律师业务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因为我们不能坚持营业，“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奥利佛和我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对奥利佛的指控已经被解除，他可以做一些弥补性的工作，但是，造成损害已经成为事实。原来曾一度门庭若市而现在则只能四处去找委托人。我甚至付不起我在乌姆塔塔购买那块地的50英镑余款。

我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温妮。我告诉她，我们很有可能要靠她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微薄工资生活。温妮表示理解，她说她做好了承担各种风险的准备，愿意与我同甘苦、共患难。我从来没有许诺给她买金首饰和钻石，我也没有能力给她买这些东西。

我们于1958年6月14日举行婚礼。我申请中止对我的禁令，当局给了我6天解除禁止的假期。在此期间，我可以离开约翰内斯堡。我也准备了彩礼，这是一种风俗，应该送给温妮的父亲。

结婚队伍于6月12日早晨一早就离开约翰内斯堡，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到达了比萨那。按规定，被禁止者要到警察局报到，因此，我们到比萨那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当地警察局报到。根据当地风俗，傍晚我们去新娘的老家慕邦维尼，在那里，一群当地女人高兴地欢呼着迎接我们。此时，温妮和我被分开，她去了新娘的房子，而我则到温妮的一个亲戚家去赴宴。

婚礼在当地一个教堂里举行，婚礼过后，我们在温妮的大哥家里举行了庆祝活动。温妮的大哥住的房子是马蒂奇泽拉祖上传下来的。婚车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标志色进行了装饰。大家又是跳，又是唱。温妮的奶奶身体十分健康，她还专门为我们跳了舞。我们给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都发了邀请，但是，由于他们都正在被禁止，有的不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来参加我们婚礼的有杜马·诺克韦、莉莲·恩高义、詹姆斯·恩章韦医生、威尔逊·康考和维克多·提亚姆扎西。

最后的招待会在比萨那镇政大厅举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温妮的父亲发表了讲话。他注意到被邀请的来宾中有一些是警察，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他十分爱他的女儿，而我作为一个献身于国家的搞政治的人，生活是十分危险的。当温妮第一次告诉他这桩婚事的时候，他曾经惊呼：“你要嫁给一个囚犯！”但在婚礼上，他说他对未来并不乐观。在如此困难的时期，这样的婚姻注定要经历一种持续的考验。他告诉温妮，她要嫁给的是一个已经与斗争结了婚的男人。他祝他的女儿好运，最后用一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如果你的先生是男巫，那么你就必须成为女巫！”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先生走什么样的道路，你也必须跟着他走什么样的道路。然后，我姐姐康斯坦茨·穆贝基尼代表男方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婚礼过后，他们为新娘包上了一个婚礼饼，以便带到婆家再举行另一半婚礼。但我们无法举行另一半婚礼，暂停禁止的期限已满，我们必须立即回约翰内斯堡。温妮小心翼翼地珍藏起那个婚礼饼，作为结婚的纪念。在奥兰多西8115号我的家中，许多朋友和亲属欢迎我们结婚归来。他们杀了一只羊，并以我们的名义举行了宴会。

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度蜜月，生活很快围绕着审判安顿了下来。我们早晨起得很早，通常是4点起床。我离家前，温妮就把早饭准备好，吃完早饭后，我乘公共汽车去法庭接受庭审，或者到办公室工作。下午和晚上，我尽可能多地坚持在办公室工作，设法维持律师业务，以便挣点钱贴补家用。晚上的时间常常被大量的政治工作和会议占用。一位自由战士的夫人就像寡妇，即使是丈夫不在监狱里，也很少有时间在一起。尽管我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但是温妮给了我希望，我感觉自己似乎有了第二次生命，我对她的爱使我增添了斗争的力量。

27...

1958年，南非面临的重大事件是大选。所谓“大选”，仅仅是300万白人参加选举意义上的大选，而1300万非洲人没有一个能身与其中。我们对是否进行抗议展开了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只允许白人参加的选举与非洲人有没有关系？回答是，即使不让我们参加大选，我们也不是局外人。虽然我们被排斥在大选之外，但是大选并不是对我们没有影响。国民党在大选中失败将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全体非洲人的利益。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其他大会组织及贸易工会南非大会联合在一起，号召4月份大选期间举行3天大罢工。传单发往工厂和商店，发往火车站和汽车站，发往啤酒馆和医院，发往每家每户。“国民党必须下台！”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口号。我们的行动让政府很担心。大选前4天，政府作出规定，市内任何地方，10人以上的非洲人集会都是非法的。

在举行罢工之前的那个夜晚，组织这次运动的领导人都转入了地下，以防止警察突然袭击。但是，这种袭击后来真的发生了。警察还没有对我们实行连续不断的监视，一两天不露面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天夜晚，瓦尔特、奥利佛、摩西·考塔尼、G. B.马科斯、旦·图鲁麦、杜马·诺克韦和我都躲在奥兰多我的医生恩塔托·莫特拉纳家中。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转移到另一个邻居家。在那里，我们能够与全市其他领导人保持电话联系。那时候，通信手段不很完备，特别是在乡镇上，几乎没有人拥有电话，指挥罢工是一项艰难的任务。第二天上午，我们一早就派人到各个情报站去打探火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上是否有人去上班。他们带着不好的消息回来了：公共汽车和火车都满载着去上班的人，大家对罢工的号召没予理睬。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躲藏在他家的那个房东也已不知去向，他溜走并上班去了。罢工遭到了失败。

我们决定取消这次罢工。一场为时三天的罢工第一天就取消仅仅是失败一天，而第二、第三天全都失败就成了彻底的失败。被迫退缩是一种耻辱，但是，我认为不退缩遭受更大的失败则是更大的耻辱。我们发出了取消罢工的声明，不到一个小时，政府办的南非广播公司就全文广播了我们的声明。正常情况下，南非广播公司根本不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茬儿，只有我们失败的时候才会播放我们的消息，而这次竟然称赞了我们的决定。这让摩西·考塔尼大为恼火。他摇着头说：“让南非广播公司赞扬我们，这太过分了。”考塔尼问，我们是否太草率，为政府提供了方便？这种考虑是合理的，但是，决策者不应被骄傲或难堪的情绪所左右，而应完全从战略角度去考虑。当时，我们取消罢工是正确的策略。敌人利用我们的退缩，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退缩就是错误的。

但是，有的地区并没有听到取消罢工的消息，同时，也有一些地区拒不服从我们取消罢工的号召。伊丽莎白港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大本营，第二天和第三天的反应就比第一天好。但是，总而言之，我们不能掩盖罢工失败这个事实。光是我们的失败还似乎不够，国民党人在这次选举中得票率反而上升了10%以上。

我们就是否采取强制措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难道我们应该采用纠察队的形式去阻止人们上班？坚持强硬路线的人认为，如果我们采用了纠察队，这次罢工就能取得成功。不过，我一贯反对采取这种办法，最好是依靠人民自觉自愿的支持，不然的话，这种支持就是微弱的和暂时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是庇护所，而不是监狱。但是，如果多数组织和人民支持一项决定，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应该妨碍多数人的意志。

在自己家中，我曾尝试采用不同的强制措施，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埃达·马提木苦陆是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讲索托语的女士，当时她在我家打工。埃达不像是我家的雇工，而像是我家的成员。我叫她凯塞迪，意思是“姊妹”，是一种更亲近的称呼。埃达用军事方式管理我家的事务，温妮和我甘心情愿地听从她的指挥，我经常按照她的吩咐去办事。

准备举行罢工的前一天，我开车把埃达和她12岁的儿子接回家，我让她第二天给我把几件衬衣洗一下，并把它们熨好。经过一阵沉默之后，埃达转身用毫不掩饰的口吻说：“你很清楚，我不能干这件事。”

我对她的顶撞感到吃惊，问：“为什么不能干？”

“难道你忘了我也是一个工人？”她得意地说，“明天我将与我的人民和同事一起罢工！”

她的儿子见我很尴尬，想用孩子的特有方式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纳尔逊叔叔总是拿你当姊妹，而不是当工人。”埃达生气地对她善意的儿子说：“孩子，当我在这个家为我的权利而斗争的时候，你站在哪边？如果我不对你纳尔逊叔叔斗争，我就没有今天像姊妹一样的地位！”埃达第二天没干任何工作，我的那几件衬衣当然也没有洗熨。

28...

最敏感不过的问题是女人通行证问题。政府在决心对妇女实行通行证问题上毫不妥协，而妇女们决心抵制到底，也毫不让步。尽管政府当时把通行证叫做“身份证”，但是妇女们并不是那么好欺骗。如果不带身份证，她们将被罚款10英镑或坐一个月的监狱。

1957年，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妇女，不分乡下和城市，一致反对政府坚持要她们随身携带通行证。妇女们勇敢、执著、热情、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她们抗议实行通行证，为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树立了新的典范。正如鲁图利酋长所说的那样：“当妇女开始参加斗争的时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有生之年获得自由。”

在东南德兰士瓦、斯坦德顿、海德堡、巴尔弗和其他黑人村庄，数千名妇女举行了抗议活动。借叛国审判休庭的机会，弗朗西斯·巴尔德和佛罗伦斯·麦托米拉组织他们家乡伊丽莎白港的妇女拒绝实行通行证制。10月份，在约翰内斯堡，一大批妇女集中在中央通行证办公室，赶走了前来领取通行证的人和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使中央通行证办公室陷入了瘫痪。为此，警察逮捕了数百名妇女。

这次逮捕发生后不久，温妮和我吃过晚饭后正在休息，她悄悄告诉我，她将去参加奥兰多妇女团体的活动，第二天，她们将在中央通行证办公室举行抗议活动。我有点吃惊。同时，我也为她的献身精神而高兴，并钦佩她的勇气，当然我也有些担心。温妮自从和我结婚后，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她加入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组织奥兰多西支部，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我的鼓励。

我告诉她，我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我也必须告诉她参加这个行动的严重性。我说，一次行动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她的人生。按照非洲人的标准，温妮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她一直接触不到南非那些不愉快的现实生活，至少她绝不会担心下一顿饭来自何处。在我们结合之前，她一直生活在相对富足和舒适的环境中，她的生活与自由战士勉强能够糊口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我告诉她，如果她被捕，她必将被她的雇用单位即省社会工作管理局解雇。我们两人都知道，她的微薄收入是我们养家糊口的支柱，而且她可能永远失去社会工作者这一身份，因为被监禁的污点将使任何公共部门都不愿意雇用她。特别是她已经怀孕，我警告她监狱生活会摧残和伤害她的身体。我的话听起来可能有些逆耳，但我认为这是我作为丈夫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责任，应该尽可能清楚地让她知道自己行动的后果。我自己从感情上也是复杂的，因为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领导人，要关心的事总是有些不一致。

但是，温妮是一个有决心的人，我相信，我的这些话只能增强她的决心。她听完了我所说的一切，然后告诉我她的决心已定。第二天早晨，我一早起来为她准备了早餐。吃过早餐后，我开车把她送到西苏陆家去与瓦尔特夫人阿尔博提娜见面，阿尔博提娜是这次抗议活动的领导人之一。然后，我们驱车到奥兰多帕菲尼火车站，妇女们将在那里乘火车进城。在她上火车的时候，我拥抱了她。温妮上火车后通过车窗向我挥手致意，她依然十分坚定。我感到，她要踏上一次遥远而危险的征程，其终点我们两人谁也不知道。

数百名妇女集中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中央通行证办公室周围。她们中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有的背上还背着孩子。她们有的身披非洲部落服装，有的身穿漂亮的套装。她们不停地歌唱、示威和欢呼。几分钟之内，她们就被数十名武装警察包围起来。警察把她们全部逮捕，然后用警车送到马歇尔广场警察局。参加抗议的这些妇女自始至终都很兴奋。当她们被抓走的时候，有的还向记者高声说：“告诉我们的那些太太、小姐们，明天我们不会去工作！”据说，当天有1000多名妇女被逮捕。

我了解这些情况，并不是因为被逮捕的妇女中有一位是我的夫人，而是因为曼德拉－塔博律师所受召唤，代表这些被逮捕的妇女进行交涉。我很快赶到马歇尔广场去探望她们，并设法保释她们出狱。我设法找到了温妮，她看见我后露出了笑容，好像待在空荡荡的警察局拘留室里并没让她不适。这样，她似乎给了我一个会使我高兴的大礼物。我告诉她，我为她而骄傲。但是我不能在那里待太长时间，因为我还有许多法律方面的事情要做。

到第二天晚上，被逮捕的人数又增加了许多，将近2000名妇女遭到了监禁。她们中有许多人被送到了福特监狱等候审判。她们不但给奥利佛和我带来了许多麻烦，而且也给警察和监狱当局带来了许多问题。他们简直没有地方关押她们。毯子、席子、厕所和食物都太少，监狱里又脏又拥挤。虽然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有许多人（包括我）急于把这些妇女保释出来，但是，全国妇女组织的主席莉莲·恩高义和南非妇女联合会的书记海伦·约瑟夫却认为，因为这次抗议是真实有效的，所以地方法官让这些妇女坐多久监狱她们就应该坚持多久。我也规劝过她们，她们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这是女人们的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心急如焚的丈夫们都不要干涉。我坚持告诉莉莲，我认为她应该在作决定之前与这些妇女就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一直护送她到了监狱，在那里，她可以征求被监禁妇女们的意见。许多妇女都对被释放感到绝望，并且她们对自己在监狱里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并没有充分准备。作为一种折中，我建议莉莲让这些妇女在监狱里蹲两个礼拜，然后我们把她们保释出来，莉莲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在法院里花了许多力气，设法把这些妇女保释出狱。有的人给我设置障碍，甚至拿我出气。“曼德拉，我对你这个案子等得不耐烦了，”一位妇女对我说，“如果今天再办不完，我再也不在法庭上露面了。”在亲属和基金募集组织的帮助下，我们两周内就把她们全部保释了出来。

在监狱里，温妮似乎没受多大的罪。当然，她就是受了罪也不会告诉我。在监狱里，她与两个南非白人女狱警成了朋友。她们都很有同情心，也很热心。温妮被保释出狱后，我们邀请她们到我家做客。她们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乘火车来到了奥兰多。我们请她们吃午饭，然后，温妮带她们参观了索韦托。温妮与两位女狱警年龄差不多，她们相处得很好。她们在一起非常高兴，就像是亲姐妹。两位女士那天玩得很开心，在向温妮表示感谢后，她们答应将会再来拜访。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要到奥兰多，她们必须乘坐非欧洲人乘坐的火车（因为没有白人来奥兰多，所以没有白人乘坐的火车），结果，她们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两位福特监狱的白人女狱警来看望温妮和我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这对我们倒没有什么，但是，事实证明，这件事对她们影响很大，因为监狱当局解雇了她们。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也再没有听到过她们的消息。

29...

自从1月份的听证会之后，6个月来我们一直等待着对我们的正式审判。正式审判计划在1958年8月开始，为此政府专门设立了高级法庭。该法庭由三人组成：大法官F. L.拉姆颇福——他是三人法庭的庭长，另外还有法官肯尼迪和鲁道夫先生。我们对这个法庭并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三人都是白人，并且都与当政的国民党有联系。但是，拉姆颇福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比一般南非白人要正直一些。据传说，他是南非白人秘密组织“秘密兄弟会”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巩固南非白人政权。鲁道夫和肯尼迪两位法官都是著名的国民党党员。肯尼迪有“绞刑法官”的坏名声，曾经因为两名白人警察被杀，就有23名黑人被他送上了绞刑架。

开庭不久，政府对我们耍了另一个花招。他们宣布将审判地点由约翰内斯堡转移到36英里以外的比勒陀利亚，审判将在华丽的原犹太会堂内进行。当时，这个会堂已经被改成了法庭。我们这些被告和律师都住在约翰内斯堡，所以我们不得不每天去比勒陀利亚，这次审判将让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对我们来说，时间和金钱都是不富裕的。我们有的原来还能设法维持自己的工作，因为原来的法庭就在我们工作的地点附近。但是，现在我们无法继续把我们的工作维持下去了。转移审判地点也是一种借助于使我们同我们的支持者分开而从精神上摧垮我们的阴谋诡计。比勒陀利亚是国民党的老巢，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那里却没有任何基础。

几乎全部92名被告都乘坐一辆车速缓慢且极不舒适的大巴士去比勒陀利亚。车内的座椅是用木条做成的。每天早晨6点从约翰内斯堡发车，用两小时才能到达犹太会堂。往返一次几乎要花费5个小时，我们用这段时间挣点钱养家糊口那该有多好啊！

我们又一次十分幸运地拥有一支精干而咄咄逼人的辩护队伍。这支队伍以伊斯雷尔·梅赛尔斯为首，成员有布拉姆·费希尔、雷克斯·维尔什、弗农·贝瑞奇、西德尼·肯特利奇、托尼·奥多德和G.尼古拉斯。在开庭的那天，他们采取了一种具有一定冒险性的辩护策略，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辩护才能。这个策略是我们与律师们一起制定的。伊斯雷尔·梅赛尔斯站起来申请取消鲁道夫和拉姆颇福两位法官的审判资格，因为他们与被告有利益冲突，这有碍他们对我们的案子作出公正的判决。此时，法庭上可以听到大家交头接耳的议论。辩护律师认为，作为1952年反抗运动的审判法官，拉姆颇福已经对现在指控的某些方面作过判决，因此，让他来审理这个案子是不公正的。我们认为鲁道夫有偏见，因为，1954年他作为警察的律师曾经代表政府出过庭。当时，哈罗德·沃尔佩请求法庭禁止将那位警察从人民大会的一次会议中驱逐出去。

这是一个危险的战略，因为，虽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一次交锋的胜利，但却可能会使整个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我们把鲁道夫和拉姆颇福作为国民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这个国家有许多比他们还要坏的法官能取代他们的位置。事实上，在我们希望他们让位的同时，我们也暗中希望被我们尊为忠诚的政治中间人的拉姆颇福能够拒绝放弃自己的审判资格。无论他自己坚持什么政治观点，拉姆颇福还是一贯坚持以法律为准绳的。我们相信，从法律上讲我们只能是无辜的。

那个礼拜一，当三位身着红袍的法官步入法庭的时候，那种气氛正是我们所期望的。鲁道夫法官宣布他将让位，并说，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上一个案子。但是，拉姆颇福拒绝放弃自己的审判资格，他反而作出保证，对反抗运动案的审判将不会影响他对此案的审理。我们对这个决定很满意。政府提出让比克法官取代鲁道夫的位置，正如我们一开始就希望的那样，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

第一个策略旗开得胜后，我们又设法实施第二个策略。这个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开始进行连篇累牍、详详细细的辩解，对指控本身提出抗议。我们坚持认为，说到底这个指控是捏造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也对策划暴力就是高级叛国罪的证据提出了异议，指出需要拿出其声称我们打算实施暴力的证据。经过我们的辩解，案情变得十分清楚，三个法官也都同意我们的辩解。8月份，法庭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取消了两项指控中的一项。10月13日，经过两个月的法庭辩论后，刑事庭忽然宣布全部驳回关于暴力叛国的指控。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况，但是，我们对政府狡猾的行径十分了解。一个月后，起诉检察官就公布了一项新的、措辞更加严谨的指控，并宣布只审判30个被告，其余的被告以后再审。这30名被告全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也是其中之一。

按照新的指控，起诉需要证明实施暴力的意图。正如皮洛指出的那样，“被告知道《自由宪章》的实现将必然涉及用暴力推翻政府”。法庭辩论一直持续到1959年的中期。这时，法庭驳回了对其余61名被告的刑事指控。可以想象得出，法庭连续几个月来一直在玩弄枯燥乏味的法律花招。尽管在揭露政府制造冤假错案过程中的辩解是成功的，但是政府仍然顽固不化地坚持原来的指控。正如司法部部长说的那样：“不管花费几百万英镑，这个审判都要进行下去。多花些时间又有什么关系？”

1958年2月4日刚过午夜，我参加完一个会议后回到了家中，发现只有温妮一个人在家，当时她感觉腹部疼痛难忍，她就要临产了。我赶忙把她送往巴拉格瓦纳斯医院。但是我被告知，温妮几个小时后才会生产。我一直等到不得不去比勒陀利亚候审的时候才离开医院。这一轮审理后，我立即与杜马·诺克韦一起赶回家，发现她们母女俩一切平安。我抱着我的新生女儿，称她是一个真正的曼德拉。我的亲戚木丁基酋长建议给她取名泽尼，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你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它象征着挑战，寓意必须为社会作贡献。这意味着，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不仅仅是拥有这个名字，而且要实践这个诺言。

我母亲从特兰斯凯来索韦托帮助温妮，并请了一位部落术士给泽尼行部落洗礼。但是，温妮坚决拒绝了，认为这种洗礼不卫生，也不合时宜。她给泽尼涂橄榄油，搽强生婴儿粉，并喂她鲨鱼油。

温妮刚开始下床活动，我就担当起教这个新生儿的妈妈驾驶汽车的任务。那时，驾驶汽车是男人的事，几乎没有女人，特别是非洲女人，能坐在驾驶座位上。但是，温妮有独立的见解，很想学习驾驶汽车，因为我老是不在她身旁担任司机。因此，她认为学习驾驶很有用处。可能我是一个不怎么耐心的教师，或者可能我的学生是一个任性的学生，当我试图沿着相当平坦而宁静的奥兰多路教她驾驶时，我们似乎每次换挡总会争吵一番。我给她提了太多太多的建议，当她对我的一个建议不予理睬的时候，我生气地下车跑回了家。没有我这个教练，温妮似乎学得更好，因为她竟然自己驾驶汽车绕索韦托转了一小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和解，此事后来成为一个相互取笑的故事。

对温妮而言，婚后并做了母亲的生活是一种调节。她当时只是一个25岁的年轻女士，她的性格和脾气还没有完全形成。我的性格虽然已经形成，但就是有点倔。我知道别人常常把她看作“曼德拉的夫人”。在我的影子下，让她形成自己的个性毫无疑问是困难的。我努力让她发挥自身的优势，她很快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无需我的任何帮助。

30...

1959年4月6日，是简·范·里贝克登陆好望角纪念日。这一天，诞生了一个企图挑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政治组织地位的新组织，并且，该组织否认白人历时三个世纪的统治。凭借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聚集在奥兰多镇政大厅，“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作为一个明确反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多种族主义的非洲主义者组织粉墨登场。像我们中间15年前成立青年团的那些人一样，该组织的缔造者们认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缺乏战斗精神，脱离了广大群众，被非非洲人所把持。

罗伯特·索布克韦当选为主席，波特拉考·利宝罗担任总书记。他们两人都是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团员。在索布克韦的开场白之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表了宣言和章程。在宣言和章程中，索布克韦要求“非洲人的政府由非洲人说了算，并为非洲人服务”。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宣布要推翻白人霸权，建立一个内容上是社会主义、形式上是民主主义的非洲人政府。他们认为，白人和印度人是“外国少数团体”或“异邦人”，南非并不是他们的故土。南非是非洲人的南非，而不是别的什么种族的南非。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诞生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奇怪。三年多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非洲主义者一直颇有怨言。1957年，非洲主义者在全国大会上发动了对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的不信任投票，但没有取得成功。他们反对1958年的大选日罢工。他们的领袖被驱逐出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58年11月召开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上，一伙非洲主义者宣布反对《自由宪章》，声称《自由宪章》违反了非洲民族主义原则。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声称，他们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12年建立时的原则中吸取了灵感，但是，其观点显然主要出自1944年成立青年团时期由安东·莱彼德和A. P.穆达提出的具有感情色彩的非洲民族主义。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反映了当时的理念和口号：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是一个非洲合众国。不过，分裂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反对《自由宪章》和白人、印度人参与大会联盟的领导。相对于种族之间的合作，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白人共产主义者和印度人已经把持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我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缔造者们都很熟悉。罗伯特·索布克韦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一个很健谈的君子和学者（他的同事们都称他“教授”）。他总是愿意承担由于他的原因造成的错误的责任，从而赢得了我一贯的尊敬。波特拉考·利宝罗、皮特·拉宝罗克和泽法尼·马托朋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得知我政治上的良师益友高尔·瑞德贝也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使我颇为吃惊，并且确确实实让我有些难过。我很奇怪，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竟然决定加入当时就明明白白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组织。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出于个人嫉妒或不满而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站在一起的。他们没有考虑到斗争的进步性，只考虑自己的恩恩怨怨。我总是认为，要当一名自由战士，必须超越许多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而不是作为群众运动的一部分的个人感情。一名自由战士要为千千万万人民的解放去战斗，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而战。我并不是主张自由战士都变成机器人，完全摆脱自己的感情和动机。但是，同样，一个自由战士要把自己的家庭服从于人民的大家庭，他必须让个人的感情服从于自由运动。

我发现，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观点和行动都是不成熟的。有一位先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当他老了的时候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逐步成熟的人。我认为自己年轻时的一些观点是不成熟的，甚至看起来有点乳臭未干。虽然我赞成非洲主义者的某些观点，并且曾经与他们有某些共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斗争要求一个人应该讲点折中，不要做一个幼稚的、容易冲动的人。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提出了一个过激的、过于野心勃勃的、承诺速战速决的纲领。最过激、最幼稚不过的是承诺1963年年底就获得自由解放，督促非洲人自己准备迎接这个历史时刻的到来。他们断言：“1960年取得第一步胜利，1963年最后获得自由和独立。”尽管这种预言激发了等得不耐烦的人们的希望和热情，但是，作出根本无法实现的承诺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是危险的。

由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反对共产主义，该组织成为西方媒体和美国国务院的宠儿。他们把该组织的诞生当做插在非洲左派心脏上的一把匕首。甚至国民党也把他们看作潜在的盟友：他们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当做反对共产主义、支持隔离政策的典范。国民党人也反对种族之间的合作，因此，国民党和美国国务院决定对这个新生组织的规模和意义进行夸大的宣传。

虽然我们欢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发动大家参加解放斗争，但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却几乎总是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唱对台戏。他们在关键时刻造成了人民的分裂，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教训。当我们号召人民开展大罢工的时候，他们却让大家去上班。每当我们发表一项声明，他们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尽管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缔造者们都是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分裂出去的人，但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我看来仍然是有希望的，我们两个组织之间的团结是有可能的。我认为，一旦激烈的争执冷静下来，斗争目标的基本一致性将会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在这一信念的驱使下，我对他们的政策和行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想法是寻找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寻找彼此之间的分歧。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举行成立大会的第二天，我向索布克韦索要他在大会上发表的主席就职演说稿，以及章程和其他文件。我认为索布克韦似乎对我的关注感到高兴，他说他一定满足我的要求。后来不久我又见到他，提醒他我所要的资料，他说资料已经发过来了。随后我又见到了波特拉考·利宝罗，我对他说：“伙计，你们许诺给我一套你们的资料，但到现在也没有人给我。”他说：“纳尔逊，我们决定不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想用这些资料来攻击我们。”后来，我消除了他的这种错误想法，于是他大发慈悲，把我所要的一切都给了我。

31...

1959年，议会通过了《班图自治政府促进法》，这个法律制造了8个隔离的部落班图斯坦。这是政府所说的“格鲁特隔离”或“大隔离”的基础。大体是在同一时间，政府又以欺骗性的名字出台了《大学教育扩展法》，这也是一个隔离性的立法。这个法律把白人以外的人统统拒于“开放的”大学校门之外。在关于《班图自治政府促进法》的介绍中，班图管理与发展部部长德·韦特·纳尔说，每个隔离部落的福利在自己的部落内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发展。他说，非洲人再也不会与白人融为一体。

班图斯坦政策让70%的人只占有13%的土地，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按照这个新政策，尽管有三分之二的非洲人生活在所谓的白人区，但他们的公民权也仅限于自己的“部落家园”。根据这个政策，在他们“白人区”内，我们非洲人无从获得自由，而在他们所谓的“我们的”区域里，我们仍然不能独立。沃尔沃德说，班图斯坦的创立用意如此良善，这些地区再也不会成为反叛者的温床。

事实恰恰相反，农村地区出现了动乱。例如，泽卢斯特等地区的反抗就非常激烈，在那里，阿布拉姆·莫伊勒娃酋长在乔治·毕佐斯律师强有力的支持下，领导他的人民反对所谓的班图当局。这些地区的情况通常在报纸上看不到，政府借口这些地区不容易接近以掩盖政府隔离措施的野蛮性。许多无辜者被逮捕、起诉、关进监狱、驱逐流放、鞭打、折磨和杀害。塞库库尼兰地区的人民随之也揭竿而起。莫洛默曹·塞库库尼、戈佛雷·塞库库尼两位极其重要的酋长和其他参事被逮捕的逮捕，流放的流放。一位塞库库尼酋长考拉尼·克高劳考遭到暗杀，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政府的走狗。到1960年，塞库库尼地区的反抗发展到了公开的对抗，人们甚至拒绝纳税。

在泽卢斯特和塞库库尼兰地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在反抗斗争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几个新建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不顾严厉镇压，在泽卢斯特举行起义，其中一个支部发展了2000多名会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首次被政府取缔就发生在塞库库尼兰和泽卢斯特这两个地区，这从另一方面展示了我们在这些偏远地区所具有的力量。

在东旁多兰也爆发了抗议活动，在那里，政府的追随者不是遭到暗杀就是被公开处决。泰姆布兰和祖鲁兰也发生了激烈的反抗，它们也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两个地区。那里的人民有的被毒打，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驱逐，有的被关进了监狱。在泰姆布兰，人们借助萨巴塔的反抗力量从1955年就开始进行反抗。

使我特别痛心的是特兰斯凯，人民的不满情绪直接对准了我的侄子K. D.马叹兹玛。他过去曾经是我的良师益友。达利旺伽与政府勾结在了一起，我多年来对他的呼吁成了泡影。有报告说，马叹兹玛的心腹把反对他的村庄给放火烧了，有人几次要暗杀他。同样让我痛心的是，温妮的父亲也是马叹兹玛的内阁成员，并且毫不动摇地支持马叹兹玛。这对温妮是个可怕的难题：他的父亲和丈夫彼此成为一场争端的对立面。她爱她的父亲，但是，她却反对他的政治立场。

有好多次，特兰斯凯的亲属来奥兰多看我，他们都抱怨酋长与政府同流合污。萨巴塔反对班图当局，并且不会屈服，但是又害怕马叹兹玛会罢免他。最后，马叹兹玛真的罢免了他。有一次，达利旺伽在叛国审判期间亲自来看我，我把他带到比勒陀利亚。在法庭上，伊斯雷尔·梅赛尔斯把他介绍给了法官，法官们还给他设了一个名誉席位。但是，在外面，在被告中间，他所受到的待遇却没有这样幸运。他开始放肆地问辩护律师们为什么反对隔离政策，而这些辩护律师则把他当叛徒看待。莉莲·恩高义说：“Tyhini，uyadelela lo mntu（天啊，这个人真能制造事端）”。

32...

据说上帝的磨转得特别慢，但是，与某些南非司法机制相比，上帝的意旨也难以同日而语。1959年8月3日，我们被捕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也就是经过一整年的法律演练之后，真正的审判才在比勒陀利亚老犹太会堂开庭。我们最终受到了正式指控，而我们30名被告都申辩无罪。

我们的辩护队伍还是以伊斯雷尔·梅赛尔斯为首，他的助手有西德尼·肯特利奇、布拉姆·费希尔和弗农·贝瑞奇。这次审判将马上进行。在头两个月，刑事庭又收到了约2000份证据，动员了210名证人，其中200名是特警侦探。这些侦探承认采取秘密方式混进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队伍，实施了一切能使他们获得有关我们组织情报的欺骗手段。而在政府提交的这些文件和他们记录的讲话中，有许多是公开发表的，大家都可以拿得到。和以前一样，刑事庭提供的证据多数都是在1952年到1956年期间在一次次的袭击中从被告那里获取的。另外，还有一些是警察在此期间从非国大召开的大会上获取的记录。并且，特警提供的这些关于我们讲话的报告仍然和以前一样，是杂乱无章的。我们曾经把大厅内效果很差的扩音设备和特警侦探提交的杂乱无章、很不准确的报告当笑料，但我们也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说过的话而受罚，因为没听见过的事被关进监狱，因为没做过的事被推上绞刑架。

每天吃午饭的时候，政府允许我们坐在隔壁宽敞的教区花园内，吃上一份由令人生畏的塔亚纳基·皮利太太及其朋友为我们准备的饭菜。他们几乎天天为我们准备辛辣的印度餐。上午和下午休息的时候，还有茶水、咖啡和三明治，这时就像是休庭，是我们相互议论政治的一种机会。坐在教区内蓝花楹树下的草皮上是审判期间最愉快的时刻，因为从各个方面说，这个案子与其说是审判，倒不如说是对我们的耐力的检验。

10月11日上午，我们正准备去法庭，却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起诉检察官奥斯瓦德·皮洛被刺身亡的消息。他的死对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刑事庭审判队伍的有效性和攻击力被削弱了。那天在法庭上，法官拉姆颇福很动情地为皮洛歌功颂德，赞扬他的法律敏锐性和奉献精神。尽管我们将会由于他的死而受益，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感到高兴。我们对自己的对手已经有了某种感情。因为尽管皮洛的政治观点是有害的，但是，如果他不是扮演政府恶毒的种族主义代言人的角色，他还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他习惯客气地称我们“非洲人”（连我们自己的一位律师有时也会说漏了嘴，称我们“土人”），这与他的政治至上主义的观点形成了反差。在旧犹太会堂内，当我们每天上午看到皮洛在他的审判桌上阅读右翼刊物《新秩序》，而布拉姆·费希尔在我们被告席上阅读左翼刊物《新时代》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似乎以古怪的方式获得了平衡。他免费为我们提供了100多卷预审材料，他的慷慨为我们的辩护节省了大量资金。德·沃斯法官成了刑事庭的新庭长，但是，他的口才和机智却无法与他的前任相比。

皮洛死后不久，控方不再提供新的证据，而是开始检验、鉴定证人。这一步从长期忍受耐心等待之苦的默里教授开始，他是政府指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材料方面的鉴定证人。在预审期间，他被证明是不称职的。在梅赛尔斯的盘问下，默里承认《自由宪章》事实上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代表了非白人对南非恶劣状况的不满和希望。

默里并不是对政府关注的这个案件几乎未能提供帮助的唯一刑事案件证人。尽管政府从他们的鉴定证人那里弄来了数不清的刑事案件证据和证词，但控方并没有提供任何证实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策划暴力的有效证据。而他们也明白这一点。到了3月，控方突然信心剧增，他们将展示毁灭性的证据。随着宣传大张旗鼓地进行，政府向法庭提供了罗伯特·莱沙的一篇秘密录音讲话。他发表这个讲话几周之后，我们就都被逮捕了。法庭上很静，尽管这个录音有静电干扰，并且录音背景中有其他人讲话，但是，罗伯特的话仍然能够听得很清楚：

如果你们是守纪律的人，并且组织上告诉你不要实施暴力，那么，你不得实施暴力……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的志愿者，并且组织要求你实施暴力，那么，你就必须绝对地实施暴力，你必须杀人！杀人！事情就这么简单。

控方认为，这篇讲话将使这个案子得以了结。报纸把莱沙的讲话刊登在了显要位置上，这无疑是政府的意思。政府认为，这个讲话暴露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真实的、秘密的意图，说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谓不实施暴力仅仅是一种表面伪装。而事实上，莱沙的话却是反话。罗伯特如果不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演说家，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演讲人，他使用了类推法是不幸的。但是，正如辩方所言，他仅仅是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作为志愿者，组织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管你自己是否愿意干。我们的证人一次又一次地说明莱沙的讲话不仅是离题的，而且也不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

控方于1960年3月10日结束了指控程序，4天后我们将让我们的第一位证人出庭参加辩护。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很消沉，但是，当我们开始自己准备证词的时候，我们则希望尽快进行辩护，因为我们一直回避敌人的攻击。

在舆论宣传中，双方一直在斗智斗勇，都知道我们的第一位证人将是鲁图利酋长。政府方面当时也这样认为。当3月14日获知我们的第一位证人不是鲁图利而是威尔逊·康考时，控方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康考是纳塔尔省伊克索珀地区一个祖鲁牧民的儿子，除了行医，他还是青年团的缔造者之一，是抵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政部长。由于做好了出庭作证的准备，大家就他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优秀记录提了许多问题。他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高材生，名列所有白人特权家庭的子女之前。因为康考的证书都被采纳为证据，我有一个清清楚楚的印象，法官肯尼迪似乎很自豪，因为他本人也是纳塔尔人。纳塔尔人一般都忠于自己的家乡，这种感情的纽带似乎超越了肤色的隔阂。确确实实，许多纳塔尔人都认为自己是白色祖鲁人。肯尼迪法官似乎还算是一个主持公道的人，我觉得，通过威尔逊·康考这个榜样，他已经开始不把我们当做粗鲁的煽动者看待，而是把我们看做有远大理想的人。如果国家帮助我们，我们也会帮助国家。在康考的证言结束的时候，他在医学方面的成就被节录了下来，肯尼迪用流利的祖鲁话说“Sinjalo thina maZulu”，意思是“我们祖鲁人就是那样的人”。康考被证明是一个能言善辩的证人，从而再次证实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诺不动用武力。

鲁图利是第二位证人，他以其高尚的品质和诚挚给法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患有高血压，法庭同意他只在上午出庭作证。他的证言持续了好几天，几乎被质询了三周的时间。他认认真真地叙述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政策的演变，把事情说得简洁而清楚。他过去当过教师和酋长的身份使他的证词增加了分量和权威。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成为讨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如何真诚地使种族之间和谐的最佳人选。

酋长坚持认为，人类的本质是天生善良的，道德信仰加上经济压力就能对白色南非人产生影响，使他们的心灵发生变化。在讨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政策时，他强调非暴力与和平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和平主义者拒绝捍卫自己，即使在自己受到攻击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对于主张非暴力的人来说，拒绝保护自己是没有必要的。有时候，坚持非暴力的人和国家，当受到攻击的时候也不得不保护自己。

当我们倾听康考和鲁图利发表证词的时候，我在想，法官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是在听他们的公务员说他们的主子喜欢听的话，而是在听独立的、话语流利的非洲人一字一句地说出他们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他们又是多么希望实现这种政治信仰。

特瑞格福对酋长进行了质询，他固执地企图让酋长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共产党人所把持，并且有两套政策，非暴力政策是公开的，另一套秘密计划是要发动暴力革命。酋长坚决否认了特瑞格福的指控。他本人就是温和派的中坚，特别是当特瑞格福似乎失去控制的时候就显得更为温和。特瑞格福有一次指责酋长伪装善良，而酋长没有理会特瑞格福对他的中伤，他沉着地对法官说：“我的上帝啊，我认为法庭已经失去控制。”

但是，3月21日，酋长的作证被法庭外面所发生的事件打断了。那天，南非举国上下都为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而感到震惊，当鲁图利一个月后回来继续作证时，法庭乃至全南非已经是另一番天地。

33...

1959年12月，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会在德班举行，在此期间，德班正轰轰烈烈地进行反对通行证的示威游行。大会一致同意在全国范围发动大规模的反通行证运动。这项运动于1960年3月31日开始，到6月26日以点燃大篝火焚烧通行证而达到了高潮。

策划工作立即开始。3月31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向地方当局派去了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官员到各地动员分支机构参加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场工作人员在乡镇和工厂进行宣传，印制传单、标语和其他张贴物，并发往各地。火车和公共汽车上到处都贴满了这样的宣传品。

整个国家的气氛十分紧张，政府威胁要取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内阁部长们警告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马上要出“重拳”予以打击。在非洲的其他地方，自由斗争正在向前发展：1957年，加纳出现了独立的共和国，加纳泛非主义者、反对隔离的领袖克瓦麦·恩克鲁玛使国民党人更加警觉，因而加紧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压制。1960年，非洲17个前殖民地国家纷纷准备成立独立的国家。2月，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访问了南非，并在议会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大讲“事变风云”正在吹遍整个非洲。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此时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正处于寻找追随者的阶段，还没有发动能让他们得以在政治上扬名的运动。他们知道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的反通行证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也一直在邀请他们参加这个运动。但是，他们非但不和我们携起手来，反而企图从中破坏。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声明，他们要在我们开始发动运动前10天，也就是3月21日，发动他们自己的反通行证运动。他们没有召开任何会议讨论发动运动的时间表，也没有做任何重要的组织工作，纯粹是一场机会主义的闹剧。他们的目的不是去打击敌人，而是企图动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地位。

在计划发起示威的4天前，索布克韦邀请我们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联合行动。索布克韦的邀请并不是一个联合的姿态，而是防止我们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提出批评的一种策略。他直到最后时刻才邀请我们进行联合，我们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的邀请。3月21日上午，索布克韦和他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步行去奥兰多警察局，随之束手就擒。成千上万的人并没有买这些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人士的账，照旧去干自己的工作。在地方法院，索布克韦声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不会试图给自己辩护，这个声明倒符合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不保释、不辩护、不缴罚金”的口号。他们认为，他们这些违抗者将被监禁几周的时间，但是，由于没有选择缴纳罚金，索布克韦不是被监禁了几周，而是被监禁了三年。

在约翰内斯堡，响应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号召的也没有几个人。德班、伊丽莎白港、东伦敦等地根本就未出现示威活动。不过在伊瓦顿，Z. B.莫莱特在乔·莫里菲的大力支持下与乌苏姆兹·梅克一起得到了全镇的支持，数百人因没出示通行证而被捕。开普敦也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通行证示威。在开普敦市外的兰伽镇，大约有3万人在青年学生菲利普·考萨纳的带领下聚集在一起，并由于警察挥舞警棍袭击群众而激化成了一场暴乱，有两人在暴乱中被杀。发生示威的地区中，最后一个也是最不幸的一个地方，其名称一直弥漫着悲剧的阴影，这个地方就是沙佩维尔。

沙佩维尔是一个位于约翰内斯堡南大约35英里的小城镇，其位置正好处在弗里尼欣周围令人恐怖的工业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积极分子在这个地区做了充分的组织发动工作。那天下午一早，数百人的群众队伍包围了警察局。示威群众很克制，并且手无寸铁，而75名警察却是一支数目不小的、足以引起恐慌的队伍。没有人听见鸣枪示警和其他警告，警察就忽然向人群开了枪，当示威群众转身惊慌失措地四散逃跑时，警察仍然继续开枪射击。清理现场的时候，有69名非洲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多数都是在逃跑时被从身后射中的。总共有700多发子弹射向了人群，有4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这是一场大屠杀。第二天，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记录这场野蛮行动的照片。

沙佩维尔大屠杀激起了全国性的动乱，引发了一场政府危机。愤怒的抗议声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包括美洲国家。联合国安理会破天荒第一次出面干涉南非事务，谴责南非政府枪杀群众，敦促南非政府采取措施，实行种族平等。约翰内斯堡股市发生跳水，资本开始流向国外。南非白人开始准备向国外移民。自由人士敦促沃尔沃德向非洲人让步。政府坚持认为，沙佩维尔事件是共产党人阴谋制造的结果。

沙佩维尔大屠杀使南非出现了新的形势。尽管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还不成熟，并且有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却在他们组织的沙佩维尔和兰伽示威活动中显示了伟大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斗志。只有一天的时间，他们就走到了斗争的前线，罗伯特·索布克韦被国内外拥戴为解放运动的大救星。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作出快速调整，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我们中的少数人，其中包括瓦尔特、杜马·诺克韦、乔·斯洛沃和我本人，在约翰内斯堡通宵召开了会议，研究应对措施。我们知道，必须采取某些措施让人民了解这些事件，让他们出出气、鸣鸣冤。我们把计划转给鲁图利酋长，他立即接受了我们的计划。3月26日，鲁图利酋长在比勒陀利亚当众把他的通行证付之一炬，并号召其他人也这样做。他宣布全国在3月28日举行在家中静坐活动，将这一天作为对沙佩维尔暴行进行悼念和抗议的国家纪念日。在奥兰多，杜马·诺克韦和我当着数百名群众和数名摄影记者的面烧掉了自己的通行证。

两天后，也就是28日，举国上下有数十万非洲人响应了鲁图利酋长的号召。只有真正的群众组织才能协调这样大规模的活动，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愧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在开普敦，有5万群众在兰伽镇集会，抗议枪击事件。许多地区发生了暴乱。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中止实行人身保护法，动用全部武力对付一切形式的颠覆活动。此时，整个南非开始戒严。

34...

3月30日凌晨1点半，我被激烈的、凶悍的敲门声惊醒，这无疑又是警察。“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我一边动身去开门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开门后发现，门外果然站着6名武装警察。他们把我的房子翻了个底朝天，把他们能够找得到的一切资料统统收缴，包括我近期整理的我母亲收藏的家史和部落传说手稿。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这些东西。我当时被逮捕时他们并没有出示逮捕证，连叫我的律师的时间都没有。他们拒绝告诉我夫人把我带往何处。我仅仅向温妮点头示意，连对她说句安慰话的时间都没有。

30分钟之后，我们到了纽兰警察局，这里我很熟悉，我曾经多次来这里看望我的诉讼委托人。该警察局位于索菲亚顿，这里只剩下了这个警察局，因为这个过去曾经非常热闹的城镇现在变成了一片推土机推倒的建筑物废墟和空旷的场地。在警察局，我见到了我的几位同事，他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从床上叫醒后抓到这里来的。在那个夜晚，又有许多人被带到了该警察局，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总共有40人被抓。我们被关在一个露天的小院子内，只有一只小灯泡照明。空间很小，又很潮湿，我们只好站了一整夜。

早晨7点一刻，我们被关进了一间小屋，小屋只有地面上一个排水孔，而且只能从屋外冲洗。他们没有为我们提供毯子、食物、席子和卫生纸。排水孔常常被堵上，屋内的臭气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多次提出抗议，其中包括要求提供食物。当然，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于是我们决心下次开门时涌进隔壁的院子，直到提供给我们食物才肯回到小屋子里去。当我们从屋内一拥而出的时候，值班的青年警察被吓跑了。几分钟后，一位魁梧、冷酷的中士来到了院子里，他命令我们回到小屋子里去。“进去！”他大声喊，“如果你们不进去，我将叫50名带警棍的人来敲碎你们的头盖骨！”在发生过沙佩维尔惨案后，这种威胁似乎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警察局的局长来到了院子的门口，看我们要干什么。他走过来训斥我，因为我的双手插在衣服口袋内站在那里。“这就是你在官员面前站立的姿势吗？”他大声训斥说，“把你的手放下来！”我仍然使劲地把手插在衣服的口袋中，就好像是在冷天里散步。我反驳说：如果你们给我们饭吃，我也许会屈尊把手放下来。

下午3点，我们多数人到达这里已经有12个小时，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容器，里面有半干半稀的玉米饭，但是没有餐具。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无法进食。但是在当时，我们手都没洗就伸进了容器，捞起玉米饭就吃。我们吃着玉米饭，就像是在享用天底下最香最可口的美食。吃过饭后，我们选出一个委员会作为我们的代表，其中有杜马·诺克韦、Z. B.莫莱特和我。莫莱特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书记。我被推选为发言人。我们立即起草了请愿书，抗议给我们不公正的待遇，并要求立即释放我们，因为对我们的逮捕是非法的。

下午6点，我们分到了睡觉的席子和毯子。这些睡觉用具到底有多么脏，我们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毯子上到处是血渍和呕吐的污迹，爬满了跳蚤、臭虫和蟑螂，散发着臭水沟般的臭气。

接近午夜的时候，有人让我们等待召唤，我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有的人认为他们将释放我们，有的人则比较冷静一些。我是第一个被叫出去的人。我被带到这座监狱的前门，在那里，当着一队警官的面被短暂释放。但是，没等我离开，一位警官就高声喊：

“叫什么名字？”

“曼德拉。”我说。

“纳尔逊·曼德拉，”那个警官说，“我们根据紧急状态令要逮捕你。”我们根本就不会被释放，这时我才明白，我们被依据紧急状态令再次遭到了逮捕。我们每人都只自由了几秒钟，随之又被重新逮捕。在实施紧急状态令之前，我们一直被非法拘押，现在紧急状态令在午夜生效后就算是正式逮捕了。我们起草一个备忘录交给警察局局长，要求知道我们的权利。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到那个局长的办公室。在那里，我见到了我的同事罗伯特·莱沙，他也被抓进了警察局，正在那里接受局长的讯问。当我走进屋内的时候，莱沙问那个局长，为什么提前逮捕曼德拉。他的回答方式是典型的白人方式：“曼德拉厚颜无耻。”我反击说：“像你这样的人，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在你面前把手从衣袋中抽出来。”局长从椅子上跳起来想撒野，但很快被别的警察劝阻了下来。这时，特警侦探赫尔伯格中士走进办公室高兴地说：“你好啊，纳尔逊！”我回敬道：“‘纳尔逊’不是你可以叫的，我是曼德拉先生。”当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去比勒陀利亚接受叛国审判的时候，警察局局长的办公室已经到了发生全面“战争”的边缘。我哭笑不得，但是，在这次长达36小时的不公正对待期间，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令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决定让我们回到比勒陀利亚，继续对我们进行本来令他们失望而现在似乎又是不合时宜的叛国审判。于是，我们直接被押往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

35...

当法庭于3月31日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重新开庭的时候，证人席上却没有人。当时，在场的只是警察在紧急状态下漏捕的那些被告。鲁图利酋长一直没有作完他的证言，法官拉姆颇福要求就他的缺席作出说明。有人告诉他，鲁图利在之前那个夜晚已经被逮捕。拉姆颇福对此表示气愤，他说他不明白紧急状态为什么要阻碍他的审判。他要求警察把酋长带到法庭上，以便继续让他作证，为此，法庭延期开庭。

后来我们发现，酋长被抓之后曾遭到了殴打。当他被一名狱警推搡着上楼时，他的帽子掉在了地板上。他弯腰去捡帽子的时候，狱警抽了他耳光。这让我们难以容忍。一个有尊严、有成就的人，一个终身信仰基督教的人，一个身患危重心脏病的人，竟然受到了一个不配给他提鞋的人的畜生般的对待。

当我们那天上午被唤回法庭的时候，法官拉姆颇福被告知，警察拒绝把鲁图利酋长带到法庭上，法官于是宣布再推迟一天开庭。我们希望回家，但是，当我们离开法庭去找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又都被逮捕了。

但是，警察由于通常那种无组织的过火行为而犯了个可笑的错误。被告之一、商会的长期领导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维尔顿·穆夸毅从伊丽莎白港赶到比勒陀利亚接受审判，他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当他走到法庭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伙伴们又遭到了逮捕。他问一名警察发生了什么事，那个警察命令他离开，于是，维尔顿告诉那个警察说他就是一位被告。那个警察说他在说谎，并威胁说他阻碍执法，要把维尔顿抓起来。那位警察生气地命令他尽快离开，于是维尔顿耸了耸肩走出了法庭大门。这是最后一次有人在法庭上看见他。随后两个月，他一直在地下工作，并成功地躲过了逮捕。后来他逃到了国外，很快以商会大会外国代表的身份重新露面，再往后，他去了中国，并在那里接受了军事训练。

那个夜晚，我们与德兰士瓦其他地区的被拘留者会合在一起。全国范围的警察袭击导致2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投进了监狱。这些男女志士属于各个种族和各个反对种族隔离的党派。政府宣布征召新兵，调动军队到全国各个战略地区进行驻防。4月8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都被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宣布为非法组织。一夜之间，参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了重罪，不仅要被判处监禁，还要被罚款。继续坚持参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活动将被监禁10年以上。现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资助下的非暴力、法律允许的抗议也成了非法的活动，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都成了不法之徒。

在实施紧急状态令期间，我们被监禁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里，那里的装备与纽兰监狱一样差。5个人为一组，被关在一间八九英尺见方的小屋子里。屋子里很脏，光线昏暗，通风也不好。我们5人共用一个掉了盖的马桶，睡觉用的毯子生满了臭虫，每天只被允许在屋外放风一小时。

在比勒陀利亚的第二天，我们派代表就监狱的条件问题向监狱长斯尼曼上校提出抱怨。上校的回答很粗野，他要求我们提供证据，说我们在撒谎。他污蔑说：“是你们从你们肮脏的家中把臭虫带进了我的监狱。”

我说，我们也需要一个安静且亮堂的房间，以便为我们的案子做些准备。上校又傲慢地说：“政府规定，根本就不准犯人读书。”尽管上校的态度十分傲慢，但是，囚室还是很快被粉刷并喷洒了除臭剂，我们也有了新毯子和马桶。我们被允许白天在院子内有更长的放风时间，同时，还为我们叛国审判涉案人员提供了一个大房间，以便相互商量。在这个房间里，允许我们保留法律方面的书籍。

我们预料，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成为我们的“家”。我们早晨离开监狱去受审，下午再返回监狱。监狱当局根据隔离规定，按种族肤色将我们隔离关押。我们当然已经不能与我们的白人同事关押在一起，但是，让我们同我们的印度同志和有色同志也分别关押似乎有点犯神经病。我们要求一起生活，但是，监狱当局总是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官僚作风的那种顽固性与种族主义的狭隘性夹杂在一起，其结果将是难以置信的。但是，监狱当局最后还是作了让步，允许叛国审判涉案人员生活在一起。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的伙食待遇却因种族不同而有差别。早餐，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饭菜数量基本相同，只是印度人和有色人多了半调羹糖，而我们非洲人则没有糖。晚饭，食谱也基本一样，但是，印度人和有色人多给了4盎司面包，而我们非洲人却没有。这种区别的理由十分可笑，说非洲人吃不惯面包，或者更专业一点的解释：非洲人不习惯吃西餐。白人的伙食比非洲人的伙食优越得多。监狱当局的肤色观念非常强，就连供给的糖和面包，黑人和白人也不一样：白人吃的是白糖、白面包；有色人和印度人吃的是棕色的糖和棕色的面包。

我们纷纷抱怨伙食质量上的等级划分，结果，我们的辩护律师西德尼·肯特利奇在法庭上提出了正式的抗议。我声明食物不适合人类食用，法官拉姆颇福同意当天亲自抽查伙食的质量。玉米粥和大豆是监狱提供的最好的食物，同时监狱当局这次提供的大豆和肉汤也比往常多一些。法官吃了几勺，然后说伙食做得很好、味道不错。他确实也提出了改进的建议，那就是，饭菜应当趁热供应。我们对关于提供“热”监狱饭的想法感到好笑，因为这在词义上就是矛盾的。最终，监狱当局为被监禁者提供了他们所说的改善了的伙食：非洲人有面包吃；印度人和有色人享受与白人同样的食物。

我在监禁期间享有一种特权：周末可以回约翰内斯堡。这并不是监狱里的休假日，而是常规工作假日。在实施紧急状态令前不久，奥利佛按照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指示离开了南非。我们早就预料到我们的组织将被取缔，因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在被全面取缔之前需要派部分人离开南非到国外加强组织建设。

奥利佛离开南非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的计划最周全、最幸运的措施之一。当时我们就几乎毫不怀疑，外交努力将会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他的智慧和冷静、他的耐力和组织才能、他的领导能力和鼓动而不冒犯别人的感情的能力，奥利佛无疑是担当这项使命的最佳人选。

动身之前，奥利佛请托我们共同的朋友——当地律师海弥·达维多夫，帮助我们律师事务所做善后工作。达维多夫向普林斯陆上校提交了专门申请，请他允许我周末去约翰内斯堡帮他做这些善后工作。上校一时慷慨，竟然同意了这个申请，允许我礼拜五下午去约翰内斯堡工作两天，然后在礼拜一上午回比勒陀利亚出庭受审。每个礼拜五下午1点休庭后，克鲁格中士和我就一起离开比勒陀利亚，到我的办公室与达维多夫和我们的会计内森·马库斯一起工作。那些日子，我夜晚在马歇尔广场监狱坐牢，白天在办公室工作。

克鲁格中士，高高的个子，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人。他对我们很好，在从比勒陀利亚去约翰内斯堡的路上，他常常停下车让我自己待在车内，而他则去商店为我们买干肉条、橘子和巧克力。我也曾经萌生跳车逃跑的念头，特别是礼拜五人行道上和大街上行人很多，很容易逃之夭夭。

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到楼下的咖啡馆买一些零星物品，当温妮偶尔来看我的时候，克鲁格往往会扭过头去假装没看见。我们之间似乎有一个君子协定：我不会逃跑给他带来麻烦，而他会给我一定的自由。

36...

4月25日，即复庭前的那一天，伊斯雷尔·梅赛尔斯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讨论实施紧急状态令对审判的严重影响。由于实施紧急状态令，被告与我们的律师之间的相互沟通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律师都住在约翰内斯堡，无法到监狱里与我们沟通，也就无法为我们的案子做辩护准备。他们常常驾车到比勒陀利亚，但是却无法见到我们，就是能见到我们的时候，与我们的交流也会受到阻拦。更重要的是，梅赛尔斯说，根据紧急状态令，已经被监禁的人仅仅由于出庭作证，就可以被再一次监禁，因为他们必然被列为“危险分子”，因此会遭到更严厉的惩处。而未被监禁的辩护证人如果现在出庭作证，也会有被逮捕的危险。

辩护班子建议，他们应撤出这个案子以示抗议。梅赛尔斯说明了这种撤出的重要用意和我们在死刑案中进行自我辩护的后果。他说，在这种敌对的气氛中，法官可能决定判处我们更长的监禁时间。我们讨论了这个建议，29名被告（当时，维尔顿·穆夸毅已经逃走）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同意在我们的律师不在的情况下，由杜马·诺克韦和我担当辩护律师打这场官司。我赞成这种高调的姿态，因为这样可以揭露紧急状态令的不公正。

4月26日，德兰士瓦的第一号非洲辩护律师杜马·诺克韦在法庭上发表了充满强烈情感的声明，宣布被告决定请辩护律师撤出本案。接着梅赛尔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再有辩护委托在身，我们也将不再麻烦诸位先生。”随后，辩护队伍默默地走出了老犹太会堂。这个行动让三位法官感到震惊，他们用强硬的措辞告诫我们，自己为自己辩护是危险的。但是，我们非常生气，急于与政府较量一下。在随后的5个月中，我们一直是自己为自己辩护，直到紧急状态结束。

我们的策略很简单，并且实际上也很有效：拖延时间，直到取消紧急状态令，使我们的律师能够重返法庭。这个案子拖得时间已经很长了，再往后拖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个策略相当富有戏剧性。根据法律，我们每个人现在都能名正言顺地为自己辩护，并能为自己作证，而且，我们每个被告也理所当然地能对每个证人进行问询。我们按审理中被告名字的字母顺序进行排列，一号被告是德兰士瓦印度人青年大会的法里德·亚当姆斯。法里德将让二号被告海伦·约瑟夫做自己的第一证人。法里德对证人进行提问后，其余的27名被告都再向她提出质询，然后，刑事庭还要对她进行质询，最后，一号被告第二次对她进行质询。亚当姆斯质询完第一证人后，他将让三号被告作证……整个程序将一直重复下去，直到每个被告都作完证为止。按照这样的速度，我们的案子将无限期地拖下去。

在狱中为打官司做准备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案子中，我们就遇到了隔离政策的重重阻碍。所有的被告都需要相互见面沟通，但是，监狱按规定却禁止男女之间、黑人与白人之间相互见面。因此，我们不能与海伦·约瑟夫、里昂·莱韦、莉莲·恩高义和伯塔·玛裟巴见面沟通。

作为被告的第一个证人，海伦需要在杜马、我本人和法里德·亚当姆斯不在的情况下自己准备证词，而我们也需要向她提出质询。与监狱当局交涉后，我们被允许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进行相互沟通。海伦、莉莲、里昂和伯塔被从她们各自的监禁室带到非洲男子监禁区。首要条件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身体接触。监狱当局竖起了一个铁格子挡板，把海伦和里昂（都是白人）与我们隔开，然后又把海伦、里昂与莉莲（非洲人）隔开，她们也参与了出庭准备工作。就是最优秀的设计师，设计这样的结构也会感到头疼。在监狱里，我们彼此被这种精心设计的金属隔板隔开，而在法庭上，我们大家则可以自由沟通。

我们首先需要教会法里德熟悉法庭的礼节，同时，让海伦演练证词。为了帮助海伦，我扮演了法里德将要在法庭上担当的角色。我用法庭通常采用的程式进行提问：

“姓名？”我问道。

“海伦·约瑟夫。”她回答。

“年龄？”

一阵沉默。我接着问：“年龄？”

海伦闭上嘴不说话。然后，她紧皱眉头对我不满地说：“纳尔逊，我的年龄与案子有什么关系？”

海伦长得很可爱，也很有勇气，不过她也有专横的一面。她是一位到了一定年龄的女性，对年龄十分敏感。我向她解释说，记录证人的有关情况如姓名、年龄、地址和出生地是法庭的惯例。一个证人的年龄可以帮助法庭权衡他所作证词的分量，从而影响对被告的量刑。

我继续问：“年龄？”

海伦较上了劲。“纳尔逊，”她说，“我在这里不回答这个问题，到法庭上再回答。我们还是往下问吧。”

然后，我又问了她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可能在法庭上被问及的问题。我的提问方式对她来说可能太真实了一些，因此，海伦有时回头问我：“你是曼德拉还是检察官？”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令人开心的时刻，有时甚至十分令人鼓舞。

我被允许在周末探望海伦·约瑟夫，给她送去关于法律程序的记录。利用这些机会，我能够与其他被监禁的女士见面，把她们作为可能的证人，与她们一起商量案情。我对白人女狱警一向很诚恳，同时也发现她们对我去女监禁室探望被监禁的女士很感兴趣。那些女狱警绝不可能知道还有黑人律师或医生这种存在，因而把我当做异邦人。但是，随着我们之间的逐步熟悉，她们对我越来越友好和放心。我与她们开玩笑说，如果她们要打官司，我将愿意受理她们的案子。我明白，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杰出的、受过教育的白人女性与一个黑人男士讨论重大问题可以淡化她们的种族歧视意识。

有一次，我正在与海伦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转身对按照要求坐在我们旁边听我们两人谈话的女狱警说：“对不起，我们进行这么长时间的谈话一定让你很厌烦。”“不。”她说，“你们一点也没有让我厌烦，我对你们的谈话很感兴趣。”我能看出，她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话题之中，偶尔她还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议。我把这件事看作这次审判带来的一种额外的收获。这些女狱警大多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被关进监狱，她们逐渐开始明白我们为什么进行战斗，为什么甘愿身先士卒冒牢狱之险。

这正是国民党为什么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融合的原因所在。只有抱有黑人威胁论并且不了解黑人的想法和主张的白人，才支持国民党这种荒谬的种族歧视哲学。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了解带来的将不是歧视而是理解，甚至最终会带来种族和谐。

在狱中，令人愉快的时刻并不能弥补令人悲伤的时刻。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坐牢的时候，有时温妮被允许来狱中探视，每次她都带着泽尼来。当时，泽尼刚刚学会走路和说话。如果狱警允许，我会把她抱在怀里吻她几下。探视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会把泽尼递给温妮。当温妮说再见的时候，狱警会让她们母女离开监狱，这时泽尼常常要我与她们一起走，从她那迷惑不解的小脸上，我能明白她不理解我为什么不能与她们一起离开监狱。

在法庭上，法里德·亚当姆斯熟练地引领着海伦完成了她的主要证词。他常常与法官们争执不下，完全称得上是三位法官的对手，有时还会比法官高出一筹。我们当时的精神十分振奋，因为我们不再是靠玩填字游戏打发时间的被告。当被告轮流对证人提出质询的时候，三位法官和起诉检察官才第一次领略到这些被告的真正才干。

按照南非法律，既然我们是在最高法院，那么，杜马作为一名辩护律师就是唯一被允许直接向法官陈述意见的律师。我作为一名律师可以向他提供指导，但不允许直接在法庭上辩护，其余的辩护人也是如此。我们采取正确的策略辞退了我们的辩护律师，这样一来，被告就可以在辩护律师不在的情况下直接向法庭陈述自己的意见。当我向法庭陈述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拉姆颇福企图阻止我，他打断了我的讲话。“曼德拉，你要明白这个事实，”他说，“诺克韦先生作为辩护律师是唯一被允许向法庭陈述意见的律师。”我回敬说：“阁下，那很好。只要你准备付给诺克韦先生律师费，我们都准备遵守这个规定。”此后，再也没有人反对我们任何一个被告向法庭陈述自己的意见。

当法里德向海伦及之后的其他证人提问的时候，杜马和我分别坐在他两侧给他提示，帮助他应付出现的法律问题。总体来说，他不需要很多的提示。但是，有一天，当他处于连续不断的压力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每隔几秒钟就小声向他提出一次建议。法里德似乎很担心，杜马和我准备的材料都用完了，因此，法里德没同我们商量就请求法官向后延期，说他感到很疲劳。法官拒绝了他的请求，说那不是延期的充分理由，并重申在我们的律师撤出时曾向我们提出的警告。

那天下午，我们回到监狱的时候没有人唱歌，大家都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我们中间正在潜伏着一场危机。一回到监狱，就有一小部分人要求召开会议，我把所有的男被告都召集起来。来自伊丽莎白港的商人J.恩卡佩尼带头对我进行指责。他在反抗运动期间曾经帮助过反抗战士的家属。

“马迪巴，”他喊着我的氏族名字以示尊敬，“我要求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把我们的辩护律师都给辞退了。”我提醒他说，辩护律师并不是被哪个人辞退的，他们的撤出是经过大家同意的，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法庭的审理程序，马迪巴？”他说，“我们完全依靠你们这些律师。”

还有一些人，他们也有与恩卡佩尼相同的忧虑。我告诫他们，思想不一致是危险的。我说，我们干得很不错，今天的事情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挫折，我们还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我们的案子远远不是一个法院与一伙触犯法律的人之间的司法审判，而是力量的证明，是道义与非道义力量之间的较量。我说，我们担心的不是我们的辩护律师的法律技巧问题，更让我们担心的是其他问题。于是，大家的争议逐渐平息了。

海伦·约瑟夫被多次质询后，三号被告阿迈德·卡特拉达开始陈述他的案情。正是在凯西的第二个证人，即四号被告、有色人大会的执行委员斯坦雷·罗兰作证期间，总理沃尔沃德宣布取消了紧急状态。政府绝对没有打算长期实行紧急状态，他们当时认为，紧急状态已经成功地扼杀了解放斗争。这时候，我们的辩护律师回来了，尽管我们又在监狱里待了几周，但是，我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5个多月来，我们一直被关押在狱中，并在我们的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仍然出庭应诉。

8月3日，我本人开始出庭作证。我感觉通过为别人准备证言，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在经历了三年的沉默、被禁止和国内流放之后，我盼望有机会在想要审判我的法官面前申诉冤情。在我作主要证词期间，我竭力宣传种族间相互调和妥协，并重申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诺进行非暴力斗争。在面对通过逐步改革能不能实现民主这样的问题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要求实行成年人普选，并且准备通过从经济上施加压力实现我们的要求。我们将发动反抗运动、家中静坐，或采取个人行动，或采取集体行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不能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法律遭到了践踏，是在家中静坐制造了这种局面，让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按照我的观点，我会说：“对，让我们坐下来谈谈。”政府会说：“我们认为欧洲人现在对非欧洲人可能当政的政府没有准备。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给你们60个席位，由非洲人选出60名代表参加议会。我们将把这个问题拖上5年的时间，5年后我们再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想，那就是一个胜利，我们将采取重要措施，争取为非洲人国民大会获得成人普选权，那么，我们将在5年中停止公民抵抗活动。

政府决心证明我是一个危险的、制造暴力的共产主义分子。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或共产党员，但我也不想使自己看上去像是在疏远我的共产党盟友。尽管我可能会因为发表这样的观点而再次身陷囹圄，但是，我毫不犹豫地重申，共产党人已经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有一次，法庭问我是否认为南非可以选择一党执政，我回答说：

阁下，这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民主的问题。如果通过一党制可以最好地体现民主，那么我也会认真考虑这个主张。但是，如果多党制能够最好地体现民主，那么我会认真考虑多党制。例如，在这个国家，我们现在就是一种多党制，但是，对非欧洲人而言，这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邪恶的专制政治。

当拉姆颇福法官犯了与那么多南非白人在普选权问题上所犯的同样的错误时，我与他争执了起来。他们的主张是，要尽到这种责任，选民必须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于一个思路狭隘的人来说，很难搞清受过教育的人不仅仅是指有文化修养的人和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搞清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可能是远比拥有高学位的人更“有素质”的选民。

拉姆颇福：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人参加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什么意义？

纳尔逊·曼德拉：阁下，如果没有上过学的白人投票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拉姆颇福：难道他们在选举领导人时所发挥的影响还不如孩子们大吗？

纳尔逊·曼德拉：不，阁下，这就是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情况。一个人站出来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竞争一个席位，他起草了一份声明，说“这是我的想法”。如果是在农村地区，他说，“我反对限养牲畜”。那么，听听这个人的想法，如果你选他当议员，你就要确信这个人将会代表你的权益，在这个基础上你才投票选他当候选人，这与教育没有任何关系。

拉姆颇福：他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

纳尔逊·曼德拉：不，你要考虑到他能不能以最好的方式表达你的观点，如果能，就投票选他。

我告诉法庭，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通过非暴力和人数上的优势实现我们的要求。

我们心里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可能实现这些要求。就是从欧洲人自己的情况看，尽管他们对我们存有偏见和敌意，但是，他们不会永远无视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将用经济政策打击他们。欧洲人不敢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他们必须作出回应，阁下，他们也正在作出反应。

紧急状态令是在8月份的最后一天取消的。在5个月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回家。当约翰内斯堡的人听到取消紧急状态的时候，他们立即开车到比勒陀利亚，因为他们预料到我们可能会被释放。当我们被允许离开监狱的时候，我们受到了亲属朋友们的热烈欢迎。温妮已经来到了比勒陀利亚，我们的重新团圆令我们非常高兴。我已经有5个月没有和我的夫人在一起生活，5个月没有见到我夫人的笑脸。5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躺在我自己的床上睡觉。

一个人蹲过监狱后，他对生活中的小事情就会很感激：愿意什么时候散步就去散散步，走进商店买份报纸，或讲话或保持沉默。其实，都是些自己说了算的简单行动。

即使是取消紧急状态令之后，叛国审判还是又进行了7个月，直到1961年3月29日才结束。从各个角度说，这些日子对被告来说都是光荣的，因为我们自己的人民无所畏惧地坚持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罗伯特·莱沙有力地批驳了政府的谬论，说什么非洲人国民大会想引诱政府使用暴力，这样，我们就可以也还以暴力。格特·西班德雄辩地向法院陈述了非洲农民的悲惨生活。德高望重的伊萨克·本蒂已是81岁高龄，是一位非洲土著传教教堂的世俗教士。他对我们为什么选择在家中静坐而不选择罢工作了充分说明。

10月份，令人敬畏的马修斯教授被要求做我们最后的一位证人。他在证人席上表现得从容不迫，把检察官视为需要严加管教的没有素养的学生。面对傲慢的检察官，他常常使用这样的语言：“你要我说的是，你们所说的那次讲话是一个鼓动暴力的讲话，代表着我们的组织政策。而我要说的是，第一，你们的论点是不正确的；第二，我不想说这句话。”

他用漂亮的语言说明，非洲人民知道非暴力斗争会承受苦难，但是，我们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斗争，是因为我们把自由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他说，为了摆脱压迫，人民愿意承担最大的苦难。马修斯站在被告席上，辩护在高调中结束。他作完证后，肯尼迪法官与他握手，并表示希望能在好一些的环境下再次与他见面。

37...

取消紧急状态令之后，全国执行委员会在9月份秘密召开了会议，讨论将来的形势和对策。虽然我们在审判期间就曾经举行过讨论，但是，这是我们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政府正在加紧武装，不仅从组织外部对我们形成威胁，也从组织内部对我们形成威胁。我们不会听任政府取缔我们的组织，而是在地下继续进行斗争。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章程规定的关于举行全国大会、支部会议和公共集会的民主程序。为了与未被取缔的大会组织保持联系，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但是，新的组织结构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参加新的组织结构的人将有被捕和被关押的危险。执行委员会及其附属组织将不得不严格周密地进行组织，以适应非法斗争的环境。出于需要，我们解散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有人强烈反对这些调整，但是，我们现在是非法组织，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于参加组织活动的人来说，政治斗争的潜在危险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危险。

尽管“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已经关门停业，但是，我继续尽可能地做各种法律工作。许多同事都准备开办律师事务所，他们纷纷派人或打电话邀请我入伙，但是，我宁愿多数时间在科尔瓦德房产大街13号阿迈德·卡特拉达的平房内工作。尽管我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停业，但是，我作为律师的声誉并没有消失。很快，13号平房和外面的走道上都挤满了诉讼当事人，凯西回家后不得不躲到厨房里才能享有安静。

在此期间，我几乎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更是很少有时间回家。我经常在比勒陀利亚一直工作到深夜，或者匆忙赶回约翰内斯堡处理别的案子。当我真的与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晚饭的时候，电话铃也往往会忽然响起，我又不得不匆忙离开自己的家。温妮又怀了孕，她以无限的耐心忍受着一切。她希望她的丈夫在她分娩的时候能在医院陪伴她，但是，事实却让她很失望。

在1960年圣诞节休息期间，我得知马卡托在特兰斯凯生了病。他在那里读书，我不顾自己正处于被禁止的境地，赶到特兰斯凯去看他。我开了一夜的车，除了加油没停过车。马卡托需要动手术，我决定把他带到约翰内斯堡进行治疗。回来时又开了一夜的车，把他送到他母亲的住处，然后为他安排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得知温妮已经分娩。我赶忙去了布里奇曼纪念医院的非欧洲人分院，发现温妮和新生女儿已经被安排住在那里。新生女儿很好，但温妮的身体却非常虚弱。

我给我的新生女儿取名津泽斯娃，她是以科萨桂冠诗人塞缪尔·木卡伊的女儿命名的。在我去希尔德顿读书之前，塞缪尔的诗句曾一直鼓舞着我。当这位诗人经过很长时间的外出周游之后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女孩。他不知他夫人怀孕的事，认为这个女孩是别的男人的孩子。按照我们的风俗，当一个女人分娩后，丈夫10天之内不准进入夫人的房间。这位诗人十分生气，他没有遵循这个风俗，拿着长矛气冲冲地闯进他夫人的房间，想把夫人和孩子一起杀死。但是，当他看见那个婴儿的时候，发现她长得非常像自己，于是就又缩了回去，并说了声“u zindzile”，意思是“你长得太像我了”。于是，他给女儿取名津泽斯娃（Zindziswa），也就是他说过的那句话。

38...

最高法庭用了一整个月的时间对叛国案进行最终结案。最终结案常常由于法官的提问、指出争论中的问题而中断。3月份，轮到我们了。伊斯雷尔·梅赛尔斯直截了当地驳斥了暴力指控。“我们承认存在不合作和消极反抗的问题，”他说，“我们非常坦诚地说，如果不合作和消极反抗也构成高级叛国罪，那么我们就是有罪的。但是，不合作和消极反抗显然不属于叛国罪。”

对于梅赛尔斯的论点，布拉姆·费希尔继续进行辩论。但是，3月23日，法官中断了布拉姆的结论性辩论。我们还有几周的辩论时间，但是，法官要求休庭。这是不正常的。但是，我把这次休庭当做一个有希望的信号，因为，休庭说明法官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观点。6天后，我们将再回到法庭，我们认为到那时将被正式判决。同时，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我受到的禁止处罚预计在休庭后两天期满。几乎可以肯定，警察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们很少注意禁止什么时候期满这件事。到那时，我将在近5年以来第一次可以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自由参加会议。我们早就计划那个周末在彼得马里茨堡举行联盟会议，目的是鼓动全体南非人参加全国宪章大会。我被秘密指定为会议的主讲人，因此必须在发表讲话前的那天晚上驱车300英里赶到彼得马里茨堡。

我动身前的那天，全国工作委员会秘密召开了会议，讨论斗争策略问题。在监狱内外召开了许多会议之后，我们决定转入地下开展工作，按照曼氏方案开展斗争。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也将在暗中开展活动。我们决定，一旦我们被宣告无罪，我将立即转入地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提议中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只有转入地下工作的人才不会受到敌人强加限制的影响。组织决定让我在某些事件中露面，希望公开的程度最大化，以说明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在战斗。这个建议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奇怪，我也并非特别喜欢这样做。但是，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一项危险的使命，我将离开我的家人。但是，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他所信奉的生活的权利之时，他就没有了别的选择，只能成为一个违法者。

当我开完会回到家的时候，温妮似乎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一看我的脸色，她就知道我准备过我们两人都不想要过的一种生活。我向她说明了情况，第二天我将离开自己的家。她对此很坦然，似乎已经早有预料，非常理解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必须做的那些事情并没有让她有任何更安心的地方。我让她为我准备了一个手提箱，并告诉她，我走后，朋友和亲属会照顾她，但是没有告诉她我将在外面待多久，她也没有问。这并不令人感到遗憾，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我将回到比勒陀利亚，听候礼拜一的判决。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不会再回家：如果我们被判有罪，我将直接走进监狱；如果我们被判无罪，我将立即转入地下。

我的大儿子泰姆比在特兰斯凯的一所学校里读书，所以我无法向他说一声再见。但是，那天下午我把马卡托和我的大女儿马卡紫薇从奥兰多东他们母亲那里接出来。我们一起过了几个小时，一起在城外散步，交谈和玩耍。我向他们说了再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们。自由战士的孩子们也知道不向他们的父亲提太多的问题，从他们的眼神里我能明白他们知道要发生重大的事情。

在家中，我吻别了两个小女儿，当我与威尔逊·康考一齐上车的时候，她们向我挥手致意，我们将开始去纳塔尔的长途跋涉。

来自全国各地的1400名代表聚集在彼得马里茨堡参加联盟大会，他们代表着150个不同宗教、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政治的团体。当我于3月25日礼拜六晚上走上演讲台，面对忠诚而热情的听众的时候，我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我已经接近5年不能自由地在公众讲台上发表讲话了，我几乎忘记了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讲话所经历的那种激情。

在讲话中，我号召成立全国大会，通过这个大会，所有的南非人，不分黑人和白人，也不分印度人和有色人，将以兄弟般的关系，坐下来共同创造一个能够代表整体国家的国体。我号召大家精诚团结，我们将是战无不胜的。

联盟大会要求全国代表大会从所有的成年人选出的代表中在平等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全国大会组织，以便为南非制定一部全新的、无种族歧视的民主宪法。会上选举产生了一个全国行动理事会，选举我担任名誉书记，并就这个要求与政府沟通。如果政府不同意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我们将号召全国人民在5月29日举行三天大罢工，同时宣布在南非建立共和国。当时，我对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并不抱任何幻想。

1960年10月，政府进行白人投票表决，决定南非是否应该变成一个共和国。这是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长期抱有的一个理想，为了抛弃与这个国家的联系，他们在英布（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中浴血奋战。赞成成立共和国的观点赢得了52%的选票，确定在1961年5月31日宣布成立共和国。我们在宣布成立共和国的那天，开始了以家中静坐为形式的全国罢工，表明我们认为这样的变化仅仅是在做样子。

会议一结束，我立即给总理沃尔沃德发了一封信。在信中，我正式要求他召开一个全国立宪大会。我警告他，如果不召开这样的大会，我们将在全国举行三天最大规模的罢工，并且罢工将在5月29日开始。“我们对于你的政府可能采取共和制不抱任何幻想，”我在信中写道，“在最近12个月中，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我还发表了紧急声明，宣布罢工采取和平的、非暴力的家中静坐形式。沃尔沃德除了在议会中把我的信描绘成“傲慢无礼”以外，并没有作任何答复。政府反而开始显示其在南非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最吓人的力量。

39...

1961年3月29日早晨，没等老犹太会堂开门，一大群支持者和新闻记者就挤了进来。这天是期待已久的叛国案宣判的日子。有数百人被拒绝进入宣判大厅。当法官宣布开庭时，观众席和记者席都已经挤满了人。当拉姆颇福法官用木槌敲响最后的判决之时，政府提出了一个特别申请，要求对控告书进行更改。此时已是11时59分，已是最后的时刻，这个请求整整迟到了两年。法庭拒绝了这个请求，而听众席上开始嘀咕着表示同意。

“法庭内保持肃静！”维持秩序的官员高声说，拉姆颇福宣布三名法官组成的宣判小组已经达成了判决意见。此时，法庭一片寂静，拉姆颇福用他那低沉而平静的声音重申了法庭的结论。是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想用“激进的、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取代现政府；是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抵抗运动期间确曾采用非法手段进行抗议；是的，某些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发表讲话，鼓动群众使用暴力；是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具有很强的左翼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西方、赞成苏维埃的态度上，但是——

根据提交给本法庭的所有证据和我们发现的事实真相，本法庭不可能得出非洲人国民大会采用了暴力政策推翻现政府，即发动群众直接使用暴力反对政府的结论。

法庭认为，控方没有证据证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或者证明《自由宪章》就是向往共产主义国家。于是拉姆颇福法官宣布：“由于发现被告无罪，因此他们将被释放。”

观众席上的旁听者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我们站起身来，相互拥抱，向沉浸在欢乐中的人们挥手致意。然后，我们步入法院的大院内，有的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有的放声大笑，有的欢呼雀跃。当我们出现在群众当中的时候，大家一起高兴地欢呼。我们被告中有些人把我们的辩护律师高高地举了起来。把伊斯雷尔·梅赛尔斯举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身材很魁梧。我们周围到处都是闪光灯，我们四处张望，想从人群中找到朋友、妻子和亲属。温妮走了过来，我高兴地把她拥抱在怀里，尽管我知道，虽然此时此刻我也许是自由的，但是，我将不能享受这种自由。当我们大家一起走出法院大院的时候，叛国审判庭里的人都开始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政府在法庭上费了4年多时间，指派了几十个起诉人，提供了数以千计的文件和数以万计的证词，但是他们的目的并没有得逞。判决结果对政府来说是十分尴尬的，在国内和国外都丢了面子。但是，这样的结果只能使政府对我们更加仇视。他们所吸取的教训不是冤枉了我们，而是要对我们采取更加无情的打击。

我不认为这次判决说明这个法律体制本身是正确的，或者说，它证明黑人在白人的法庭上能讨到公道。它不过是唯一的一次正确判决而已，从很大程度上说，它是优秀的辩护队伍和审判班子秉公断案的结果。

这个法庭可能是南非唯一的让非洲人能够有公正听证并仍能够采用法律规定的地方。在一个合众党提名的、由开明的法官主持下的法庭上，这一点尤为真实。因为，这些人中的多数仍然能够坚守法律的规定。

作为一名学生，我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南非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适用于每个人，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位高低。我由衷地相信这一点，并且按照这个信念对我的人生作了安排。但是，我作为律师和社会积极分子的生涯却使我擦亮了眼睛。我发现，课堂上教的与法庭上学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从认为法律是一把正义之剑的理想主义观点，转变为认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一个工具。尽管我为正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且有时我也得到过正义，但是，我绝不会期待在法庭上能得到正义。

在叛国审判中，法官超越了他们的偏见、教育和背景。人的身上有一种善良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被埋没或隐藏，也可以出乎意料地显现出来。拉姆颇福法官，以他的冷淡态度在整个审理期间给大家留下了与少数白人统治者有相同的观点的印象。但是，最后判决时，一种基本的正义感主导了他的审判。与他的同僚相比，肯尼迪并不太保守，他似乎受到了平等思想的影响。例如，有一次他和杜马·诺克韦乘坐同一航班从德班飞往约翰内斯堡，当航空公司开往城里的公共汽车司机拒绝杜马乘坐的时候，肯尼迪也拒绝乘坐那辆公共汽车。法官比克总是给我胸怀坦荡的印象，并且似乎知道坐在他面前的被告在政府手中遭受了许多痛苦。我是从这三人的个人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并不是把他们当做法庭或政府或他们所属的种族的代表，而是把他们当做反逆流的人类行为的榜样。

法官比克的夫人是一个对别人的需要很敏感的人。在紧急状态期间，她曾募集物资援助被告。

但是，政府蒙受耻辱的失败之后，决心不再让这种失败重演。从那天起，他们不再打算依靠那些不是自己指派的法官。他们也不准备奉行他们认为的那些法律上美好的东西，例如，保护恐怖主义者或允许被判决的服刑者在监狱里有一点权利等。也就是说，在叛国审判期间，没有什么人曾受到隔离、拷打和折磨等形式逼供，而所有这一切在判决之后不久都将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第六部 黑色的海绿花

40...

判决后，我并没有回家。尽管别人的心情像过节一样，急于庆祝一番。但是我知道，当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动袭击，而我不想给他们留下袭击的机会。我急于在被禁止或逮捕前脱身，当天夜里我住在了约翰内斯堡一栋安全的房子里。那是一个睡在陌生床上不安宁的夜晚，每辆汽车的鸣叫声都会让我担惊受怕，认为可能是警察来抓我。

瓦尔特和杜马把我送上路，这次的目的地是伊丽莎白港。在那里，我将与戈万·姆贝基和雷蒙德·穆拉巴见面，并探讨新地下组织结构问题。我们在马斯拉·帕泽医生的家里见了面，马斯拉·帕泽后来因为允许我们在他家里会面而被判监禁了两年。在组织上安排的一所安全房子里，我会见了自由派报纸《伊丽莎白港晨报》的一位编辑，与他讨论了全国代表大会运动问题，目的是赢得另外几家报社的支持。我后来又拜访了帕特里克·邓肯，他是自由派周报Contact的编辑和出版人，也是自由党的创始人和反抗运动期间第一个白人志愿反抗者。他的报纸一直谴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由共产党人控制，但是当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说的第一件事却是仔细阅读叛国审判记录使他纠正了错误观念，他将在他的报纸上对这些错误观念进行更正。

那天夜里，我在开普敦召集的非洲人乡镇牧师会议上讲了话。我之所以提及这次会议，那是因为有一位领祷牧师几年来一直与我在一起，可以说是我困难时期的力量支柱。他感谢上帝的慷慨、仁慈、怜悯和对全人类的关心。但是，他当时也以自由的名义提醒上帝，他的子民中的某些人正在被另一些人蹂躏，而上帝对这个事情似乎没有给予注意。那位乡镇牧师后来说，如果上帝不在引导黑人得到拯救时表现得更积极一点，黑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拯救自己，阿门！

在开普敦的最后那个上午，我要在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皮克的陪同下离开宾馆，我对宾馆的有色人经理表示感谢，因为他对我照顾得非常好。他非常和善，不过也非常好奇。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告诉我有色人社团担心在非洲人执政后，他们将和现在在白人执政下一样受压迫。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意人，可能与非洲人接触不多，因此，担心黑人也会和白人一样压迫他们。这种担心在一部分有色人社团中很普遍，特别是在开普地区。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但我还是向这位经理介绍了《自由宪章》，并强调我们承诺不搞种族歧视。一个自由战士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人民宣传自己的主张。

第二天，我在德班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大会运动联合执行委员会一起召开的秘密会议，讨论即将采取的行动是否应该采用完全彻底的、配以罢工纠察队和游行示威的罢工形式。坚持采取罢工形式的委员说，我们自1950年就采用的在家中静坐的斗争策略经历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正在吸引群众的形势下，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形式是必要的。我赞成另一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家中静坐可以打击敌人，同时又可以防止敌人对我们反扑。我坚持认为，人民的信心在我们的运动中得到了提高，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我们并不是不顾他们的生命。我说，在沙佩维尔由于示威者的英雄主义，使敌人打死了我们的人。我坚持采取在家中静坐的方式，尽管我知道全国人民对消极反抗已经不耐烦，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没有全面策划就脱离我们已经验证过的斗争策略，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罢工形式。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采取在家中静坐的形式进行罢工。

生活在地下需要经历一种地震式的心理转换。你必须对每个行动进行计划，不管行动是小还是看似不重要，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无罪的。一切都不确定，你不能自己左右自己，必须完全适应你所承担的任何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对一个南非黑人来说，不仅仅是适应的问题。因为按照隔离法，黑人本就过着一种阴影般的生活，生活在合法与非法、公开与隐蔽之间。做一个南非黑人就意味着不相信任何事情，这与一辈子生活在地下没什么不同。

我变成了一个夜间活动的生灵。白天躲在隐蔽的地方，天一黑就出来做我的工作。我主要是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过根据需要我也会到其他地方。我住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在民居中间，哪里没有人、哪里不引人注意就住在哪里。尽管我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但是我更喜欢孤独，我希望有自己左右自己的机会，自己做计划、自己思考、自己谋划。不过，我孤独得有点过分，令我十分想念我的夫人和家人。

在地下的关键是让别人看不见。正如走进房间时可以使你十分显眼一样，你也完全能够在走路和行动时使自己不被别人注意。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要经常抛头露面；但作为一个亡命之徒，却又不能这样做。在地下工作的时候，我走路时不能挺胸，站立时不能直腰。我说话的声音要低，且不能说得清清楚楚。我要更低调、更少管闲事，我也不刮胡子、不理发。我伪装最多的是司机、厨师或“园艺工”。我身上穿的是工地上工人穿的蓝色工作服，并且常常戴着没有镜框的茶色眼镜。我有一辆汽车，并且有一顶与我的工作服配套的司机帽。装扮司机更为方便，因为我可以找借口开着汽车外出。

在头几个月里，当局签发了抓我的逮捕证，警察到处追捕我，我的潜逃生活使媒体产生了许多猜测，常常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说我藏在什么什么地方。全国各地都设立了道路检查站，但是，警察总是空手而归。有人给我送了一个绰号，叫“黑色海绿花”。这个绰号有某种贬义，来源于奥希兹男爵夫人的虚构人物——红色的海绿花。在法国革命时期，他曾惊险地躲过了对他的一次次追捕。

我秘密地在全国各地活动：在开普与穆斯林在一起，在纳塔尔与制糖工人在一起，在伊丽莎白港与工厂里的工人在一起。我走遍了全国各地的乡镇，夜间在各地参加会议。我甚至带上满满的一口袋三便士硬币通过电话亭给新闻记者打电话，传播有关我们的计划和警察如何无能的故事，满足人们对黑色海绿花的神话需求。我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或那里，使警察感到烦恼，人民却感到高兴。

有许多关于我在地下活动的传奇故事，人们喜欢美化勇敢者的传说。我确实有过几次险中逃脱的经历，但却没有人知道。有一次，我正驾驶汽车在城里行驶，遇到红灯后停在了路口。我看见左边相邻的轿车内坐着威特沃特斯兰德警察局的斯彭格勒上校。对他们来说，这是逮捕黑色海绿花的最好机会。我头戴工作帽，身穿蓝色工作服，眼睛上挂着我的茶色墨镜。他们竟然没有认出我来。尽管我在那里等信号只等了几秒钟，但我感觉似乎等了几小时。

有一天下午，我在约翰内斯堡装扮成一个司机，身上穿着长风衣，头上戴着司机帽，正在一个僻静处等候接我的汽车。我发现一个非洲人警察大步朝我走来，我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看是否有逃跑的可能。但是，没等我逃跑，那个警察却冲着我微笑，并暗暗地向我行了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竖拇指礼就走开了。像这样的危险我遇到过多次，每当我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更加确信，许多非洲人警察是忠诚于非国大的。有一天，一个黑人警察中士偷偷告诉温妮，一定不要让马迪巴在星期三夜里住在亚历山大，因为警察将在当天夜里发动袭击。在斗争期间，黑人警察常常受到严厉批评，但是，他们多数人都起到了极其宝贵的暗中保护的作用。

在我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不修边幅。我的工作服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苦力穿了一辈子的工作服。警察为我画了一张留着长胡子的像，并广泛张贴。我的同事催促我把胡子刮掉，但是，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正因为人们认不出来，所以有时我可能会受到冷落。有一次，我计划到约翰内斯堡远郊参加一个会议，一位著名牧师安排他的朋友留我在那里住宿。我到达门口时，没等我说明我是谁，在门口的那个老太太惊叫着说：“不，我不让你这样的人来这里！”并赶快关上了门。

41...

我在地下工作的时间主要用于策划5月29日的罢工。政府与解放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态势。5月末，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反抗组织的领导人进行了袭击。禁止召开会议、没收印刷物品，议会草草通过立法，警察对没有缴纳保释金的被指控人员可以关押12天，从而使合法的行动也遭到打击。

沃尔沃德宣布，支持罢工的人，包括对罢工有同情心的媒体是在“玩火”，这是一个不祥的宣言，充分暴露了政府的残酷无情。政府敦促工业界为工人提供睡觉的地方，这样，工人在罢工期间就不必回家。在举行罢工的前两天，政府举行了南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式。军队实施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调防，警察取消了节假日，军队封锁了城市的出入口。撒拉森坦克在市区污浊的街道上隆隆行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一旦发现有人集会就俯冲下来把人群驱散；到夜间，直升机在住宅区不断地打着探照灯。

在举行罢工几天之前，我们广泛地印发了英文宣传品。但是，罢工前却有人把这些宣传品撕碎，敦促工人去上班。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他们散发了数千份传单，号召人们抵制罢工，并把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污蔑为胆小鬼。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行动使我们感到震惊。有问题可以批评，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企图通过直接号召人民去上班和为敌人服务来破坏罢工，这是我们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举行罢工前的那个夜里，我们计划在索韦托的一座安全的房子里与约翰内斯堡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班子一起召开会议。为避免遭遇警察在路上设置的路卡，我从克利波顿进入索韦托，因为那里通常没有警察巡逻。但是，当我绕进一个偏僻的角落时，却正好撞上了我设法避免的路卡。一位白人警察示意让我停车，当时我穿的是一身普通工作服，头上戴的是司机帽。他眯着眼睛透过车窗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走过来亲自对我的汽车进行搜查。通常，这都是黑人警察干的活。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然后又让我出示通行证。我告诉他说，我的通行证遗忘在了家中，不过我能背出号码，于是我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编造了个号码背给他听。这似乎让他很满意，并最终放我通行。

5月29日是礼拜一，那天是罢工的第一天，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失业和失去生活来源的危险拒绝去上班。在德班，印度工人走出了工厂；在开普地区，数以千计的有色工人在家中静坐；在约翰内斯堡，有一半以上的雇员待在家中；在伊丽莎白港，参加罢工的人数就更多。我对人民群众的这种反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美我们的人民“敢于藐视政府史无前例的恫吓”。白人组织的共和国日庆祝活动被淹没在了我们的罢工浪潮之中。

尽管有关第一天罢工的报道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人民对这次罢工的反应总的来看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样强烈。通信和交通都很困难，而且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传播得快，随着报道越来越多，我感觉有些失望。那天晚上，我的情绪非常低落，也感到很生气。我与《兰德每日邮报》的本杰明·博格兰德进行了交谈，交谈中我建议结束非暴力斗争。

在罢工的第二天，在与我们的同事进行商量之后，我号召停止罢工活动。那天上午，在市郊白人居住区的一所公寓内，我会见了本地和外国媒体的记者，我再次声明，这次举行的在家中静坐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我毫不掩饰地认为，新的一天将要到来。我说：“如果政府作出的反应是用赤裸裸的武力镇压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策略。在我的心目中，我们正在翻过非暴力政策这一历史篇章。”这是一个庄严的声明，并且我知道，我将受到执行委员会的批评，因为我未经组织讨论就发表了这样的讲话。但是，有时为了把组织推向你希望的方向，你就必须站出来。

1960年初以来，关于使用暴力的辩论就一直在进行。早在1952年，我与瓦尔特·西苏陆第一次讨论了武装斗争问题。现在，我又一次与他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我们一致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着手采取新的斗争策略。共产党已经秘密地重新设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现在正在考虑组建自己的军队。我们决定要在工作委员会上提出武装斗争的问题，于是，在1961年6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刚一提出建议，就遭到摩西·考塔尼的反对。他是共产党的书记，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中是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他指责我没有认真考虑这个建议，说我中了政府的计，被政府的行动吓坏了，因此在绝望中企图乞求于革命的语言。他强调：“如果我们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足够的勇气，我们仍然有采用老的斗争方式的余地。如果我们采纳曼德拉的建议，我们无异于把无辜的人民交给敌人进行屠杀。”

摩西能言善辩，我明白是他使我的建议遭到了失败。连瓦尔特都不站在我的立场上说话，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后来，我与瓦尔特交换了意见，吐露了我受到的挫折，责备他没有站出来帮我说话。他笑着说，如果那样做，将是如同与怒狮的傲慢争高低一般愚蠢。瓦尔特是一个有外交手腕的人，很有心计。“让我安排摩西单独来见你，”他说，“那样，你就可以陈述你的意见。”我当时在地下，但是，瓦尔特设法把我们两人安排在市区内的一个房子里见了面，我们谈了一整天。

我坦诚地说明了我认为除了转向暴力没有别的选择的原因。我引用了一句非洲俗话：“Sebatana ha se bokwe ka diatla。”（打野兽不能赤手空拳）摩西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告诉他，反对暴力斗争就像巴蒂斯塔当政下的古巴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坚持认为，如果条件尚不成熟，只能等待时机的到来，因为他们教条地遵循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卡斯特罗没有等，他使用了暴力，于是他胜利了。如果你教条地等待条件成熟，那么这些条件永远也不会产生。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摩西，他的观点仍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作为一个合法组织的旧模式。人民已经做好了组建自己的军队的准备，能够领导他们的只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我们总是让人民走在我们的前面，现在仍然如此。

我们交流了一整天，最后，摩西对我说：“纳尔逊，我不向你许诺任何事情，但是，你可以在工作委员会内部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在一周内就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次，摩西没有发言，会议形成了一致意见，让我向德班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瓦尔特露出了微笑。

与当时所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一样，德班执行委员会会议需要秘密地在夜间召开，以躲避警察的袭击。我预料将会遇上困难，因为鲁图利酋长也要参加这次会议，我知道他一贯从道义上主张非暴力斗争。我也为这个建议不合时宜而担心：叛国审判刚刚结束，我就提出采用暴力问题，而在法庭上我们已经声称，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而不是一个根据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策略。而我本人则认为恰恰相反，非暴力是一个策略，当它不再有保留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放弃它。

在会上，我坚持认为政府不给我们选择的余地，只有选择使用暴力。我说，让我们的人民别无选择地以和平方式面对政府的武装镇压是错误的，也是无道义可言的。我再次重申，人民已经决定拿起武器，不管我们发动他们与否，暴力斗争都会开始。难道我们按照反对压迫、拯救生命的原则领导暴力斗争对人民还有什么不好吗？我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带头使用暴力，我们很快就要掉队，整个运动也将会失去控制。

酋长开始时反对我的观点。对于他来说，非暴力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而且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我做了一整夜的工作去说服他，因为我相信他心里知道我们是正确的。他最后同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可避免的。当有人含沙射影地说，可能酋长对于这样一条路线没有思想准备时，他反驳说：“如果有人认为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那就让他惹惹我试一试，他将知道他是多么的错误！”

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式认可了工作委员会的初步决议。酋长和其他人都认为，我们应该以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没有对它进行讨论这样一个态度去对待这个新的决议，因为他不想危及没被取缔的联盟组织的合法性。他的想法是，采取军事行动应该成立独立的机构，这个机构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联系，并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一个部门，但是，它可以基本保持独立。我们将保持两种独立的斗争方式，我们愿意接受酋长的建议。酋长和其他人都告诫我们，不要把这个新的局面当做忽视组织基本任务和传统斗争方式的借口。忽视组织的基本任务和传统斗争方式将由于武装斗争成为运动的核心而造成失败，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如此。

第二天夜里，在德班召开了联合执行委员会会议。出席单位有印度人大会、有色人人民大会、南非商业工会和民主党人大会。尽管这些组织一般都会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决议，但是我知道，有些印度同事将会努力反对转入暴力斗争。

会议开头就不吉利。会议主持人鲁图利酋长宣布，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了采用暴力斗争的决议，但是，“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希望与会的同事们今天把它作为一个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显然，鲁图利酋长并不完全接受我提出的新路线。

我们晚上8点开始开会，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我仍然坚持我一贯坚持的观点，但是，许多人都持保留态度。玉苏福·凯查利亚和奈克医生请求我们不要坚持这个路线，他们认为这样政府就会扼杀整个解放运动。J. N.辛格是一个能说会道的雄辩家，他那天夜里讲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非暴力没有让我们吃败仗，”他说，“而我们却让非暴力吃了败仗。”我反驳说，事实上非暴力使我们吃了败仗，因为，我们的非暴力并没有阻止住政府的暴力，或者说没有改变我们的压迫者们的心肠。

我们争辩了一整夜。第二天凌晨，我开始感到我们的争论有了进展。当时，许多印度领导人对结束非暴力仍然持失望态度。但是，南非印度人大会的成员M. D.奈杜忽然开了口，他对印度同事们说：“啊，你们是害怕蹲监狱，仅仅如此而已！”他的话在会上引起一片哗然。当你对一个人的忠诚提出疑问的时候，你可能会面临一场战斗。整个论战似乎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未了之局。不过，到天快亮的时候，大家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联盟大会授权我先行一步，组建一个新的军事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保持相互独立。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仍然保留非暴力的斗争策略。为了组建这个军事组织，我被授权优先挑选人才，想和谁合作就和谁合作，需要和谁合作就和谁合作，并且可以不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直接控制。

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50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把非暴力作为一个基本原则，不容置疑，也不容辩论。从此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是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组织。我们走上了一条新的、更危险的道路，一条有组织的军事斗争道路，其结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法知道。

42...

我从来没有当过兵，从来没有打过仗，也从来没有朝敌人开过枪。但是，组建军队的任务却落到了我的头上。这对于一个退役的将军来说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更何况是一个军事新手。这个新组织取名为“Umkhonto we Sizwe”（民族长矛军，又译为“民族之矛”），或缩写为MK。我们之所以以长矛命名这个军事组织，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人一直用这种简陋的武器抗击白人的入侵。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不允许白人参加，但是，民族长矛军并没有这个限制。我立即招募乔·斯洛沃和瓦尔特·西苏陆一起组成最高指挥班子，我在这个班子内任主席。通过乔，我招募了白人共产党员入伍，这些人早就决心使用暴力，并且已经开展了诸如切断政府的通信线路等破坏活动。我们还招募了杰克·霍奇森和拉斯迪·波恩斯坦参加行动，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杰克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是“跳羚军团”的成员，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位爆破专家。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展针对政府的暴力活动，但到底开展什么样的暴力活动还有待于研究决定。我们的意图是对个人的打击要尽可能小，而对政府的打击则要尽可能大。

我从自己唯一能干的事情着手干起，例如帮助专家查查资料或者动动嘴什么的。我要学习发动革命的基本原理，我发现这方面有很多资料，并首先阅读了现成的论述武装战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文献。我想弄明白什么样的环境条件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如何创建、训练和维持一支游击战争队伍，如何对这支游击队伍进行武装，物资供给从何处来，这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我对一切原始资料都很感兴趣。我阅读了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他们在巴蒂斯塔当政期间作为一个非法组织的斗争经历。在德尼斯·赖茨所写的《突击队》一书中，我学习了英布（英国人－南非白人）战争期间布尔将军们的游击战术。我阅读了切·格瓦拉、毛泽东、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著作和关于他们的书籍。在埃德加·斯诺的光辉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我发现是毛泽东的决心和非传统思想把他引向了胜利。我阅读了梅纳赫姆·贝京写的《起义》一书，并被这位以色列领袖在一个既没有高山又没有森林、情况与我们类似的国家里领导游击队的事迹所鼓舞。我渴望详细了解埃塞俄比亚人民反对墨索里尼的武装斗争，以及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喀麦隆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情况。

我研究了南非的过去，学习了白人入侵前后的南非历史，探讨了非洲人与非洲人之间、非洲人与白人之间、白人与白人之间的战争。我调查了南非的主要工业区、国家的运输系统和通讯网络，积累了详细的地图资料和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地形分析资料。

1961年6月26日，我给南非新闻媒体发了一封信，赞扬了人民群众在最近的罢工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并再一次号召召开全国立宪大会。我又一次发表声明，如果政府不举行这样的大会，我们将在全国发动不合作运动。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得知政府签发了逮捕证，警察正在到处搜捕我。全国行动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认真的研究……劝我不要自首，我接受了这个劝告。我将不会向我不承认的政府自首，任何严肃的政治家都会发现，在南非现在的条件下，通过向政府自首自寻无谓的牺牲就是幼稚和犯罪……

我选择了这条比坐等胜利更加艰难、更有风险的道路，我不得不离别我亲爱的妻子、儿女、母亲和姊妹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当一个违法者。我不得不像我们许多人正在做的那样，关闭自己的生意、放弃自己的职业、在贫困中生活……我将与你们一起向政府宣战，一英寸一英寸、一英里一英里地向前进，直到最后取得胜利。你们打算干什么？你们能不能与我们在一起？或者，你们想不想与残酷镇压你们的人民的政府合作？难道你们打算在关系到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和中立？我自己已经作出了抉择。只有通过艰难、牺牲和军事行动才能获得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直到结束我的生命。

43...

在转入地下后的头几个月，我在商业大街上的一户人家中住了几周。此后，我又在伯里亚与沃尔菲·克代士一起住在地下的单身公寓里，那里是距离市区很近的一个白人居住区。沃尔菲是一个民主党人大会的成员，也是《新时代》的记者。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打过仗。他的战争知识和亲身战斗经验对我帮助很大。在他的建议下，我阅读了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战争论》。克劳塞维茨的中心思想是：战争是外交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这个思想正好与我的感觉相吻合。我依靠沃尔菲为我搜集阅读资料，但我又担心会因此影响他的生活，打扰他的工作和休闲。但是，他是一位热情好客且十分谦虚的人，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睡在一张行军床上，几乎在他的公寓里住了两个月。白天躲在里面，通过百叶窗透进的光线进行阅读和筹划，召开会议则要到夜间进行。我每天早晨都会打扰沃尔菲的美梦，因为我通常5点起床并换上运动服原地跑步一个多小时。沃尔菲终于被我的养生之道所触动，开始在早上去上班前与我一起锻炼。

民族长矛军当时正在训练起爆技术。一天夜里，我陪沃尔菲到城郊的一个旧砖场去试验起爆装置。这要冒生命危险，但是我坚持要参加民族长矛军的第一次爆炸装置的试验。在砖场里，爆炸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因为在用大机器将黏土铲起并送进制砖机之前，要用炸药把黏土炸松。杰克·霍奇森带来了一个用马口铁桶灌入炸药制成的爆炸物，并用圆珠笔内芯做成了一个起爆装置。那天夜间一片漆黑，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照明装置，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操作。准备就绪以后，我们退到远处，并开始读秒计时。当数到30秒的时候，装置发生了爆炸，扬起了许多尘土。爆炸很成功，我们迅速返回车内并四散逃离现场。

在伯里亚，我感到很安全。我从不外出，因为这里是白人居住区，警察大概不会到这里来搜捕我。我白天在这个公寓里读书的时候，常常在窗台上放一品脱牛奶，让它慢慢发酵并变酸。我很喜欢这种酸奶，科萨人把它叫做“阿玛西”，并誉之为一种卫生营养食品。制作酸奶很简单，仅仅把鲜牛奶放在露天的地方，让它酸化即可。牛奶会变稠、变酸，很像酸乳。我甚至还让沃尔菲品尝了一下，但是，他只尝了一口就露出了难咽的苦相。

一天晚上，沃尔菲回来后，我们正在公寓里闲聊，忽然听见有人在窗子附近谈话。我能听出是两个非洲人用祖鲁语谈话，但无法看到他们，因为窗帘是拉上的。我示意沃尔菲不要出声。

“那个窗台上怎么会有‘我们的牛奶’？”其中一人说。

“你说什么？”另一个人问。

“窗台上有酸奶——阿玛西，”他说，“这是干什么？”然后是一阵沉默。那个眼尖的家伙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黑人才这样把牛奶放在窗台上，黑人怎么住在白人区？我当时就意识到我需要换地方了，于是，在第二天夜里我就搬到了另一个地方藏身。

我住进了约翰内斯堡市内的一个医生家里，夜间睡在佣人居住间里，白天在医生的书房里工作。白天有人来的时候，我会躲进后院，假装是园艺工。然后，我又在纳塔尔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住了大约两个礼拜，与一群非洲劳工及其家属一起住在一个名叫汤加特的小社区内，那里离德班的海边不远。我住的是一个家庭旅馆，假扮成一个受政府指派来评估土地的农业示范员。

组织上为我配备了农业示范员用的工具，我每天都要检查土壤和做试验。我对我所做的工作几乎一窍不通，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欺骗汤加特的老百姓。但是，这里的人多数都是农场工人，自然有辨别能力，他们没有打听我的身份，甚至当他们看见夜里有人开着轿车来到他们的社区，而且有些来人是当地的政治家时，他们也不打听我是何方人士。我常常夜里开一整夜会，白天睡一整天觉，这对于一个农业示范员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尽管我潜心于别的事情，但是我感觉与这个社区有一种亲近感。我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享受犹太复国主义基督教牧师们使人怦然心动的老式祈祷声。在我即将离开教堂的时候，我向一位年长者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关照。他说：“千万别客气，但是，Kwedeni（年轻人），请告诉我，鲁图利酋长要干什么？”我被吓了一跳，但是，我很快回答了他的提问：“你最好是亲自去问他，我无法替他回答。但是，根据我的理解，他要我们的土地重归我们，他要我们的国王重新当政，他要让我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他没有军队怎么办？”那个年长者问。

我很想告诉那位老人，我正在忙着组建军队。但是，我不能说。那位老人的感伤鼓舞了我，同时，我也担心别人已经发现了我的使命。我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又太长了。第二天夜里，我又像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里。

44...

我的下一个住处是立里斯里夫农场。这里与其说是藏身之处，倒不如说是一个避难之所。它坐落在利沃尼亚，是位于约翰内斯堡北部的一个小牧场，我是10月份搬到那里去的。那时候，利沃尼亚主要由小农场组成。那里的农舍和家庭用具都是由政府购置的，目的是让那些在地下工作的矿工有个安身之处。当时，我住的是一个需要整修的老房子，没有人在里面居住。

我假扮成一个给主人看管房子的男佣住进了那所房子。我化名大卫·莫扎马义，这是我以前的一个诉讼委托人的名字。在农场里，我穿一身简朴的蓝工作服，这是非洲男佣通常穿的衣服。白天，这里有许多工人，其中有建筑工和油漆工。他们正在对原有的主要房间进行维修和扩建。我们要求增加几个小房间，以便让更多的人居住。工人们都来自亚历山大城，他们称我“服务生”或“小伙子”（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名字）。早晨，我为他们准备早餐；上午和下午，我为他们准备饮料。他们也派我的公差，让我在农场里干些活，或者要我去扫地或收拾垃圾。

一天下午，我告诉他们，我在厨房里为他们准备了茶水。他们进了厨房，我把盛有杯子、茶、牛奶和糖的托盘依次端到他们面前。他们每人取了一个杯子，开始动手调制饮料。当我托着盘子来到在大家中间讲故事的一个人跟前的时候，他端起了一个杯子。他只注意讲故事，而没有注意看我。他一边讲，一边在空中挥动着茶匙，把茶匙当成了讲故事的道具，而没有用茶匙去取糖往茶中放。我几乎在他跟前站了好几分钟，最后，我有些不耐烦，于是就走开了。这时他注意到了我，高声说：“服务生，回来，我没说让你离开。”

许多人都描绘了一幅反映非洲社会人人平等的理想主义画图，我基本上同意这种描绘，但同时也认为，事实上非洲人之间并不总是能够相互平等对待。在为城市非洲居民引入白人社会的社会地位观方面，工业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那些人来说，我是一个下等人，一个男仆，一个没有正事可干的人，并因此而遭人藐视。我扮演的角色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他们没有人怀疑我是他们的仆人。

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工人们就各自回他们自己的家，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一直独自一人居住在那里，我喜欢这些宁静的时间。但是，多数晚上我都是离开这里去参加会议，直到半夜才回来。在这么晚的时间，回到我不太熟悉的并且假冒他人的名字非法居住的地方，这常常使我感到不安。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当我似乎看见有人藏在灌木丛中的时候，我感到心惊肉跳。但是，我仔细观察后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一个地下自由战士往往连觉都不能安安稳稳地睡上一次。

数周后，我在这个农场里见到了雷蒙德·穆拉巴，他是从伊丽莎白港到这里来的。雷蒙德是一位坚定的商业工会会员，他是开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位共产党党员，而且是第一个在反抗运动中被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他被非洲人国民大会选拔为第一批民族长矛军的军人。他来这里的目的是准备动身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军事培训。当时，和他一起去中国的还有另外三个人。我们恢复了瓦尔特1952年带回来的联系渠道。雷蒙德与我在一起待了两周，比较详细地向我介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东开普地区出现的问题。在起草民族长矛军章程时，我吸收了他的意见。我们也与乔·斯洛沃和拉斯迪·波恩斯坦进行了会晤，他们两人都参加了民族长矛军章程的起草工作。

雷蒙德走后，我与迈克尔·哈迈尔进行了短时间的接触。他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键人物，是民主党人大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解放》杂志的编辑。迈克尔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他当时正在研究共产党的策略，需要有一个宁静而安全的地方，以便全力以赴地进行这一研究工作。

白天，我与迈克尔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如果一个白人专业人士与一个黑人家庭仆人经常在一起谈话将会十分引人注意。但是在夜间，等工人们都走后，我们就会在一起就共产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长谈。有一天夜里，我出席了一个会议，很晚才回到农场。此时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我确信房子的门都已经上了锁，所有的灯也都已经关上了。我十分小心，因为一个黑人半夜三更开着车进入利沃尼亚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问题。但是，我忽然发现房子里的灯又被打开了，当我走近那个房子时，听见里面有收音机在响着。房子的前门是开着的，我走进房内，发现迈克尔已经在床上睡着了。我为这一安全隐患而感到气愤，于是我把他推醒并告诉他：“伙计，你怎么开着灯和收音机就睡着了！”他睡得昏头昏脑的，非常恼火。“纳尔逊，你非得打扰我睡觉吗？有事能不能明天再说？”我说不行，这是个安全问题，我对他的松懈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在这之后不久，阿瑟·戈德里克和他全家作为正式租住户搬进了这所房子，我换了一处新建的家庭工住房。阿瑟的存在为我们开展活动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掩护。他是一个专业艺术家和设计师，也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并且还是民族长矛军第一批军人。警察对他的政治倾向不甚了解，因此，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质询和袭击。20世纪40年代，阿瑟曾经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国民运动军事组织帕尔马赫一起战斗过。他熟悉游击战，帮助我填补了许多知识上的空白。阿瑟是一个十分活泼的人，因而为农场带来了一种欢快的气氛。

最后一个加入农场正规组织的人是杰利曼，他是一个友好的、退休了的白人，也是解放运动组织的一位朋友，他成了这个农场的工头。杰利曼从塞库库尼兰找来了几个年轻工人，这里很快像南非的其他小农场一样兴旺起来。他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但是，他忠诚、贤明，并且工作非常努力。我曾经为他做早饭和晚饭，而他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很久以后，杰利曼曾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帮助过我。

农场最有生气的时候，是我夫人和家人来看我的时候。有一次，戈德里克全家都住在农场，温妮利用周末来看我。我们对她到这里来作了认真安排，计划让她搭乘一辆车到某个地方下来，然后再搭乘另一辆车，最后再来到农场。后来，是她自己开车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的，她尽量选择一些迂回路线行驶，警察并没有跟踪她。

在这些周末，时间有时似乎凝固了，因为我们假设这些偷着在一起的时光是属于我们正常生活以外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在立里斯里夫比在家中更清静。孩子们可以到处跑着玩，我们在田园诗般的幻境中，不管时间有多么短，但总是十分安全。

温妮带给我一把老式气枪，这是我在奥兰多保存下来的。阿瑟和我有时用它练习打靶，或者在农场里打野鸽子。有一天，我正在房前的草坪上瞄准栖息在一棵高树上的一只麻雀，阿瑟的夫人黑兹尔·戈德里克正在盯着我，并开玩笑地说，我绝不会打中目标。但是，她的话音没落，那只麻雀就被打落在地上。我转身准备自我吹嘘一番，这时候，戈德里克的儿子保尔眼睛里含着泪对我说：“大卫，你为什么打死那只鸟？它的母亲会十分悲伤。”我的心情立即由骄傲变成了耻辱，我感觉这个小孩比我更仁慈。对于一个新生游击队的队长来说，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45...

在策划民族长矛军的发展方向和行动方式时，我们考虑了四种暴力活动：破坏、开展游击战争、搞恐怖活动、公开进行革命。对于一支规模很小而羽翼未丰的军队，开展公开的革命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搞恐怖活动不可避免地会给活动者带来不好的名声，从而引起公众的反感。开展游击战争具有可能性，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不愿意采取暴力。我们趋向于采取对个人伤害最小的暴力形式，即破坏。

因为，破坏不会导致人员死亡，体现了以后实现种族和解的最好愿望。我们不想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埋下血海深仇。英布战争已经过去了50年，南非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仇恨却仍然很深；如果我们发动一次国内战争，那么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将会是个什么样子？破坏活动还有另外的好处，那就是需要的人力最少。

我们的策略是选择军事驻防地、发电厂、电话线和交通枢纽进行突然袭击。目标不仅是破坏政府的军事有生力量，而且要对国民党的支持者产生威慑作用，吓跑外国资本，削弱经济实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策略把政府推上谈判桌。我们向民族长矛军成员下达了严格的指令，不准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如果破坏不能产生我们需要的结果，我们将转向第二阶段：开展游击战争和恐怖活动。

民族长矛军采用了亲本式的组织结构。最上层是全国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之下在各省设立地区司令部，地区司令部之下是地方武装。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地区司令部。像东开普这样的地区司令部，一般拥有50支以上的地方武装。最高司令部确定战略战术和总体目标，并负责军事培训和财政事务。在最高司令部确定的架构中，地区司令部有权选择当地的袭击目标。民族长矛军成员被严禁进行武装军事行动，无论如何不准危及生命。

我们早期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忠于民族长矛军与忠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区分问题。我们的大多数军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而且都是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积极分子。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参加民族长矛军，他们就停止了他们以前所做的地方工作。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书记发现，有些人不再参加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会议。他可能会走近一位军人说：“伙计，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参加会？”那位军人会说：“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

“什么会？”书记问。

“哦，我不能说。”

“我是你的书记，难道你不能告诉我？”不过，书记会很快发现这个军人具有另一种忠诚。出现了一些误会之后，我们决定，如果我们从某一个地方支部吸收一位民族长矛军战士，必须告诉该支部的书记，他的会员现在加入了民族长矛军。

12月份，在一个温暖的下午，我正坐在立里斯里夫农场的一间厨房里，从收音机里收听到鲁图利酋长在奥斯陆的颁奖仪式上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政府给了他12天的签证时间，让他离开南非去奥斯陆领奖。我们全体官兵都非常高兴。首先，这是对我们开展斗争的承认，也是对酋长作为这次斗争的领导人和个人成就的承认。它说明，西方承认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是被大国忽视了太久的斗争。这个奖项对国民党人是一个公开的打击，国民党人的宣传媒体把鲁图利描绘成了一个危险的、煽动闹事的共产主义阴谋家。布尔人对此目瞪口呆，因为这个奖对他们来说，正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一反常态并对南非白人有偏见的例证。宣布这个奖项的时候，鲁图利酋长正处于5年被禁止期的第3个年头上，他只能在纳塔尔的斯坦格地区活动。他身体不怎么好，患有心脏病，记忆力也很差。但是，这个奖项让他感到高兴，也让我们大家感到高兴。

这个荣誉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们同时发布了似乎令这一奖项本身存在疑问的通告。鲁图利从奥斯陆回来后，民族长矛军富有戏剧性地宣布诞生了。在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号召下，12月16日凌晨，自制炸弹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的发电厂及政府办公地点纷纷爆炸。这一天正是南非白人习惯上庆祝打败丁冈的日子。我们的一位战士在行动中因疏忽而被炸死，他名叫皮特勒斯·莫莱福，是牺牲的第一位民族长矛军战士。在战争中死亡是不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参加民族长矛军的每一位军人都知道，他随时都有可能被号召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实施爆炸的同时，新的民族长矛军宣言也被印成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宣布民族长矛军的诞生。

今天，民族长矛军有计划地实施了针对政府设施的攻击，特别是那些与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相关的设施。民族长矛军是非洲人新成立的、独立的军队，这支军队由南非各种族组成……民族长矛军将采取新的方式为自由和民主进行斗争，这是对已确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补充……

在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中，都可能会面临着只有两种选择：投降还是战斗。现在，南非正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将不会投降，我们唯一的选择是采取一切手段，尽力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民族长矛军一贯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解放，这与解放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为时已晚，但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第一次行动将唤醒每个人，让大家认识到国民党人的政策正在导致一种灾难性后果。我们希望，政府及其支持者能够及时地醒悟，以便在问题发展成内战之前使政府及其政策都发生改变……

我们选择12月16日采取军事行动是有原因的：南非白人要在这一天庆祝1838年在血河战役中打败了伟大的祖鲁领袖丁冈这一历史事件。丁冈是沙卡的同母异父兄长，当时他统治着非洲最强大的酋长国，他的统治范围甚至延伸到林波波河（也叫鳄河）以南。那天，南非白人的子弹远远胜过了祖鲁军队的长矛，附近河里的水都被祖鲁人的血染成了红色。南非白人把12月16日作为他们打败非洲人的胜利日，是上帝站在他们一边的明证，因而进行庆祝；而非洲人却把这一天作为南非白人屠杀他们人民的哀悼日。我们之所以选择12月16日，是为了表明非洲人的战斗刚刚开始，而正义和炸弹都在我们一边。

爆炸使政府感到震惊。他们把这种破坏行动谴责为极大的犯罪，同时嘲笑这一行动是愚蠢的外行人所为。这次破坏行动也使南非白人意识到，他们正坐在火山口上。南非黑人认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再是一个消极反抗组织，而是刺向白人政权心脏的一杆锋利的长矛。我们计划在两周后的除夕夜再次实施一系列的爆炸，爆炸声与钟声和报警的汽笛声混合在一起，似乎不仅与迎接新年不相和谐，而且这种声音象征着我们的自由战争进入了新的时代。

民族长矛军的声明激怒了邪恶无情的政府，对我们进行空前的反攻倒算。当时，特警部队的第一任务就是抓捕民族长矛军成员，他们不遗余力地执行着这一任务。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不会停止采取行动；而他们也向我们表明，任何事情也不会让他们放弃搜寻民族长矛军战士，他们把民族长矛军战士看作他们生存的最大威胁。

46...

当温妮来看我的时候，我曾抱有一个幻想，不管相聚是多么短暂，总认为家庭仍然完整无缺。随着警察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她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温妮有时会把津泽和泽尼带到利沃尼亚，但是，两个孩子太小，不知道我正在到处躲藏。马卡托当时11岁，已经懂事，他被告知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暴露我的真实姓名。我相信，他会以他自己的方式为我的身份保守秘密。

但是，有一天，快过年了，他正在农场与阿瑟11岁的儿子尼古拉斯·戈德里克一起玩耍。温妮给我带来了一本杂志——《鼓》，马卡托和尼古拉斯一起玩的时候忽然发现了这本杂志，他们于是就翻阅起来。然后，他们忽然发现里面有我在转入地下前拍下的照片。“那是我爸爸！”他惊喜地说。尼古拉斯不相信。他越不相信，马卡托就越想证明他说的话是实话。马卡托然后告诉他的小朋友，我的真实姓名叫纳尔逊·曼德拉。“不对，你父亲叫大卫。”尼古拉斯反驳说。然后尼古拉斯跑到他母亲的面前问我的名字是不是大卫。她回答说：“是，他父亲是叫大卫。”尼古拉斯然后对他母亲说，马卡托告诉他，他父亲的真名是纳尔逊。这句话引起了黑兹尔的警觉。我很快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又一次意识到我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太久了，但是，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农场，因为再过一周多的时间，我将离开农场去执行一项任务，执行这项任务会使我去一个只是梦想过的地方。现在，斗争的需要将第一次把我送出我的祖国。

12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接到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的邀请，去参加1962年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后来成为非洲统一组织，其目标是把非洲独立的国家吸引到一起，促进非洲大陆的解放运动。这个大会将给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重要的联系渠道，对我们争取支持、资金和培训民族长矛军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机遇。

地下组织执行委员会要我率领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尽管我希望看看非洲的其他国家，并会见我们自己的非洲大陆的自由战士，但是，我心中仍然感到很不安，因为这样我将违背自己不离开南非而是转入地下开展工作的诺言。我的同事们，其中也包括鲁图利酋长都坚持让我去，但是，要求我开完会后立即回来。我决定执行这次使命。

我在非洲的这次使命并不只是参加会议，我将为我们新建立的军队争取政治和经济支持，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在非洲大陆上为我们的军队寻找培训的地方。我也决心在非洲的其他国家提高我们的知名度，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我们仍然几乎不为人所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已经发动了自己的宣传攻势，我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也应尽可能地在这些国家加强宣传。

在动身前，我秘密开车去格劳特维勒与酋长进行协商。我们在格劳特维勒城内的一个安全的房子里会面，但这次会面并不成功。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酋长出席了创建民族长矛军的会议，并且，关于民族长矛军的发展情况我们已向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每个成员作了介绍，其中也包括鲁图利酋长。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欠佳，他的记忆力也不像过去那么好。他批评我没有告诉他组建民族长矛军的事情。我设法提醒他，我们曾经在德班就采取暴力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是，他想不起来了。这就是流传鲁图利酋长不知道创建民族长矛军，并极力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使用暴力的主要原因。这些流传的故事没有一点是真实的。

我在出国前与温妮在北郊的白人朋友家中住了一夜，她给我带来了一个整理好的新旅行箱。她为我出国而感到担忧，但是，她又一次坚持不与我亲热。她的行为与其说像是我的夫人，倒不如说更像是一名战士。

非洲人国民大会为我安排了去达累斯萨拉姆的航班，然后从达累斯萨拉姆直飞亚的斯亚贝巴。瓦尔特、卡特拉达和杜马·诺克韦计划在索韦托的一个秘密地点与我见面，并把旅行证件带给我，这也是我离开这个国家之前我们进行最后一次磋商的机会。

阿迈德·卡特拉达准时来到见面地点，而瓦尔特和杜马却迟迟没来。我最后不得不改变计划，卡特拉达设法找了一个人开车送我去贝专纳（独立后改名为博茨瓦纳），然后在那里乘包机。后来，我听说瓦尔特和杜马在路上被逮捕了。

开车去贝专纳是令人不安的，因为我担心碰上警察，又是第一次跨越我们国家的边境。我们的目的地是洛巴策，那里紧靠南非边境。我们顺利地跨过边境，傍晚到达了洛巴策。在洛巴策，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达累斯萨拉姆的电报，电报要求我把行程往后延两周。我与一个叛国审判时的狱友菲什·基茨英住在一起，他自从叛国审判后就搬到了洛巴策。

那天下午，我会见了K. T.莫才泰教授，他是贝专纳人民党的主席，这个组织主要由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士组成。当时，我有了意想不到的空闲时间，我用这些时间读书、起草参加会议的发言稿，并徒步游览了洛巴策附近那些原始而美丽的丘陵。尽管我离自己的国家边境并不远，但是，我仍然有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马克·穆琅叶尼经常陪我在一起，他是我特兰斯凯一个朋友的独生子，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青年会员。我们似乎是在狩猎，因为我们碰见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包括一群活泼好动的狒狒，我跟随它们走了一段时间，非常佩服它们有军队一样的组织和步调。

我很快与乔·马修斯见了面。他是从巴苏陀兰赶到洛巴策的，我坚持我们应该赶快去达累斯萨拉姆。在洛巴策，有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同事最近遭到了南非警察的绑架，因此我认为我们离开那里越快越好。我们安排了一架飞机，第一站将飞往贝专纳北部的一个名叫卡萨尼的小城镇。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坐落在四国交界点附近，四个国家分别是贝专纳、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西南非。当时都知道这四个国家是殖民地。卡萨尼的简易机场被水淹了，我们的飞机降落在数英里之外的灌木丛中一条比较干燥的简易飞机跑道上，当地一个宾馆经理带着来复枪来迎接我们，他报告说在路上遇到了一群凶猛的大象，所以来迟了一步。他乘坐的是一辆敞篷面包车，乔和我坐在后排，我看到一头母狮懒洋洋地出现在灌木丛中。我感觉远离了家乡约翰内斯堡的街道，第一次进入了神话和传奇般的非洲。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出发去穆贝亚，那是离北罗得西亚边境不远的坦噶尼喀的一个小镇。我们乘飞机去了维多利亚大瀑布，然后，又向北跨越一座山脉。在跨越那座山脉的时候，飞行员试图与穆贝亚取得联系，但是没有应答。“穆贝亚，穆贝亚！”他不断地通过麦克风呼叫穆贝亚。天气发生了变化，山上充满了气流，使飞机像风疾浪高的海面上漂浮着的软木塞一样上下颠簸。我们此时在云雾中飞行，飞行员在绝望中开始沿着横穿山脉的弯曲道路降落。当时，雾很大，我们无法看清道路，当飞行员驾驶着飞机急转弯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差一点撞上了突然冒出来的山头。飞机响起了紧急报警，我记得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这下子完了。”连一直说个不停的乔也一声不吭了。但是，正当我们感到绝望并想象将要撞上一座山峰的时候，我们忽然从恶劣的天气中冲了出来，见到了晴朗的天空。我一直不很喜欢坐飞机，而那是我在飞机上最惊险的一次经历，我有时只是为了表现勇敢，而假装并不在意。

我们在当地一个宾馆里订了房间，在那里看到有一群黑人和白人坐在阳台上客气地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没有种族歧视的公共场所或宾馆。我们正在等候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穆瓦康基勒先生。他是议会议员，我们不知道他已经到达了这里，并在到处找我们。一位非洲客人走到一个白人女接待员面前。“太太，穆瓦康基勒打听过这两位先生吗？”他指着我们问。“对不起，先生，”她回答，“他打听过，但是我忘记告诉他们了。”

“请注意，太太，”他用客气而坚定的语气说，“这些人是我们的客人，我希望他们能得到适当的关照。”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我置身于一个非洲人当政的国家，我平生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尽管我是一个逃亡者，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追捕，但是，我感觉压在我肩上的那副重担被取走了。在坦噶尼喀，所到之处我的肤色都自然地被接受，没有受到任何侮辱。我第一次认识到，衡量我好坏、高低的标准不是我的肤色，而是依据我的内在素养和品质。尽管在外期间我常常想家，但是，我感觉好像第一次真正回到了家。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达累斯萨拉姆，受到了刚刚独立的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接见。我们在他房间里进行了畅谈，他的房子一点都不豪华，我记得他自己开的汽车也是一部简陋的小奥斯汀。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说明，他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尼雷尔总是坚持认为，对非洲而言，阶级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则是天生固有的。

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最后呼吁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是一个精明而讲话温和的人，对我们的访问处理得很得体。但是，他对形势的理解却让我感到吃惊和失望。他建议我们把武装斗争推迟到索布克韦出狱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在非洲其他国家听见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呼吁。我描述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缺陷，坚持认为推迟武装斗争会从总体上使斗争向后倒退。他建议我争取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支持，并许诺安排引见。

我本打算在达累斯萨拉姆与奥利佛·塔博见面，但是，由于我推迟了日程，他又不能在那里等，于是给我留言，让我跟随他去拉各斯，因为他将在那里出席拉各斯独立国家大会。在飞往阿克拉的航班上，我碰见了海弥·巴萨纳和他的夫人。巴萨纳曾经是我的雇主，他一直邀请我到阿克拉跟着他干。他在南非坚持过激的政治活动，使他在南非难以生存，所以他正在加纳寻求政治避难。

飞机停在了喀土穆机场，我们排队通过海关检查，乔·马修斯是第一号，然后是我，后面是巴萨纳和他夫人。我没有护照，随身只带着坦噶尼喀签发的基本文件，仅仅证明“这是纳尔逊·曼德拉，南非共和国的公民，他被允许离开坦噶尼喀并返回这里”。我把这个文件递给柜台后面一位上了年纪的苏丹人，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并笑着说：“我的孩子，欢迎到苏丹来。”然后他与我握手，并在我的文件上盖了章。巴萨纳在我的后面，他向老人递上了同样的文件，那位老人看了一会儿，然后用狂躁的态度说：“这是什么？这张纸是什么？这不是官方文件。”

巴萨纳沉着地进行解释，他说，这是坦噶尼喀签发的文件，因为他没有护照。“没有护照？”移民局的官员轻蔑地说，“你怎么没有护照？你是一个白人。”巴萨纳回答说，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为黑人争取权利而斗争，因此受到了迫害。那个苏丹人看上去有点怀疑：“但是你是一个白人！”乔看了看我，知道我正在想什么。他低声对我说不要介入这件事，因为我们是苏丹的客人，不要伤了与东道主的和气。但是，除了他曾经是我的雇主之外，巴萨纳也是真正冒险为黑人解放而斗争的白人之一，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我没有与乔一起离去，而是仍然站在那位官员的旁边，巴萨纳每说一件事，我总是向移民局官员点点头，似乎是为巴萨纳的话作证。那位老人明白了我的意图，态度软了下来，最终在文件上盖了章，并轻声说：“欢迎到苏丹来。”

我几乎有两年没见奥利佛了，当他在阿克拉机场迎接我的时候，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以前他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但是现在他留起了胡子，头发很长，一身非洲大陆自由战士的打扮（他可能对我也有同样的反应）。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重逢，我赞扬他在国外干了很多工作。他已经在加纳、英国、埃及和坦噶尼喀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办事处，并与其他许多国家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接触。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奥利佛给各国的外交人员和政治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可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好的大使。

拉各斯独立国家大会的目标是把所有的非洲国家都联合在一起，但是，最后却演变成了一次吸收或不吸收哪个国家的吵嘴大会。我保持低调，尽量在会上少出头露面，因为我不想在我出现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之前，就让南非政府知道我在国外。

在从阿克拉去亚的斯亚贝巴的飞机上，我发现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高尔·瑞德贝、皮特·摩洛茨和其他人也要去参加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他们看见我感到很惊喜，我们立即就南非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气氛是令人高兴和轻松的。虽然我一直对高尔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感到伤心，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见到他的喜悦心情。高离地面，远离家乡，我们更希望团结，而不希望分裂。

我们在喀土穆停了不长时间，在那里转乘埃塞俄比亚的航班飞往亚的斯亚贝巴。此时，我有一种相当奇怪的感觉。当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发现飞行员是个黑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看见过黑人飞行员，当时我只能尽力消除我的恐慌。黑人怎么能开飞机？但是，一会儿我自己就清醒了：我陷入了种族隔离的思维方式，认为非洲人是下等人，开飞机是白人的工作。我坐在后排座位上，不断责备着自己的这种想法。我们飞上天空后，就不再感到紧张了。我开始研究埃塞俄比亚的地理，想着游击队如何藏在这些森林里打击意大利帝国主义者。

47...

根据传统说法，埃塞俄比亚——以前叫阿比西尼亚，由所罗门的儿子和示巴女王共同建立，远在基督诞生之前。尽管埃塞俄比亚曾经被征服过多次，但是，它却是非洲民族主义的诞生地。与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不同的是，埃塞俄比亚一直在与殖民主义战斗。尽管埃塞俄比亚没能抵挡住意大利人的入侵，但是，孟尼利克在19世纪却挫败了意大利人的入侵。1930年，海尔·塞拉西当上了皇帝，并且成为决定当代埃塞俄比亚历史发展的人物。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才17岁，这次入侵不仅激起了我对专制者的仇恨，而且也点燃了我对法西斯主义的怒火。尽管塞拉西在意大利人于193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被迫逃跑了，但是，1941年当盟军赶走意大利人之后他又回来了。

埃塞俄比亚在我的想象中总是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对我来说，访问埃塞俄比亚，比去法国、英格兰和美国更有吸引力。我认为，我将找到自己的起源，发现是什么根让我成为一个非洲人，会见这位皇帝本身就好像是与历史握手。

我的第一站是皇城亚的斯亚贝巴，这里与它的名字很不相称，因为它没有宏伟可言，只有几条柏油街道，路上跑的汽车还没有山羊和绵羊多。除了皇宫、大学和我们住的拉斯宾馆以外，再没有什么建筑物能与约翰内斯堡即使是最不引人注目的建筑物相比。当时，埃塞俄比亚在实行民主方面也算不上什么典型。那里没有政党，没有通常的政府机关，没有权力分立体制。它只有皇帝，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在大会开幕前，各代表团集中在一个名叫德布拉扎德的小城镇上，在中心广场上已经搭起了大看台，奥利佛和我坐在边上，离主席台很远。忽然，我们听见远处传来号角声，然后是铜管乐器和非洲鼓乐声，随着乐队越来越近，我能听见或者说感觉到几百人行进的脚步声。在广场边上的一座建筑物后面出现了一位手舞银光闪闪的宝剑的官员，跟在他后面的是500名黑人士兵组成的四列方队，每个士兵肩上都扛着一支擦得锃亮的来复枪。当这支队伍直接行进到大看台前面的时候，有人用阿姆哈拉语下达了命令，500名士兵就像一个人一样地立即停止行进，并原地转身，向一位身穿耀眼服装的老人行了个正规礼，那个老人就是埃塞俄比亚皇帝陛下，犹大之狮海尔·塞拉西。

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黑人将军指挥下的黑人士兵受到来自各国的黑人领袖们的欢呼和喝彩。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时刻。我希望这一场面将来也会在我自己的国家里出现。

上午阅兵式之后，奥利佛和我出席了一个会议，会上每个组织都必须申请递交国书。我们发现，我们的申请被来自乌干达的一个代表团扣了下来，这个代表团说我们是一个科萨部落组织，这让我们非常吃惊。我一时冲动，想不客气地予以驳斥。但是，奥利佛的意见是我们应该简单地加以说明，我们的组织是一个由非洲人联合组成的组织，我们的会员来自各族人民。我这样做了，并告诉他们，我们组织的主席鲁图利酋长就是祖鲁族人。于是，我们的申请被接受了。我发现非洲大陆上的许多人都是通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所了解的。

大会在东道国皇帝陛下的主持下正式开幕，他身穿精心制作的锦缎军装。我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虽然看上去块头不大，但是，他的尊严和自信心使他似乎像非洲巨人，他事实上也的确是非洲的一位巨人。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国家的领袖履行正式礼节，感到有点儿眼花缭乱。他直挺挺地站在主席台上，他的头微低，表明他在认真倾听。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的尊严和高贵。

按照会议议程，皇帝讲完话之后就是我发表讲话，我是上午唯一一位发表讲话的代表。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把大卫·莫扎马义的身份丢在一边而成为真正的纳尔逊·曼德拉。在讲话中，我回顾了南非自由斗争的历史，列举了我们的人民遭受到的野蛮屠杀，从1921年183名手无寸铁的农民被军队和警察杀害的巴尔胡克大屠杀，一直讲到40年后的沙佩维尔大屠杀。我感谢各国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其中特别提到了加纳、尼日利亚和坦噶尼喀，这几个国家成功地鼓动英联邦把南非驱逐了出去。我介绍了民族长矛军的诞生，说明一切和平斗争的机会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如果领导集体不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那么，他们就是对其人民的犯罪……在去年12月16日的夜间，在民族长矛军的沉重的打击下，整个南非都在颤抖。”没等我说完，乌干达首相就高声大喊：“继续干下去吧！”

然后我就我个人的阅历作了介绍：

我来自南非，在过去的10个月中，我一直以一个不法之徒的身份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里，远离了我的家人和朋友。当然，我在被迫过着这样的生活时，我发表了公开声明，在声明中我宣布我将不会离开我们的国家，而是转入地下继续工作。我决心这样做，并且将以此为荣。

我关于将回南非的声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们被安排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这样，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就能够对我们的事业作出评价，并给予更多的支持。许多国家当然不愿意支持在任何地方实行暴力斗争，但是，我的讲话说服了大家，南非的自由战士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拿起武器。

奥利佛和我与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的领袖肯尼思·卡翁达进行了私人之间的讨论。像朱利叶斯·尼雷尔一样，卡翁达担心南非自由战士之间缺乏团结，建议在索布克韦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联合所有的力量进行斗争。在非洲人中，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沙佩维尔已经远远超过其作为一个组织的影响力，因而当时出尽了风头。卡翁达曾经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他说他关注我们与白人共产党人之间的联合，指出这件事使我们在非洲影响不太好。共产主义不但在西方遭到怀疑，而且在非洲也遭到了怀疑。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启发，这个观点也是我在旅途中多次听到的一个观点。

当我想证实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支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被误导的时候，卡翁达拍着我的肩膀说：“纳尔逊，对我谈这个问题就像往纽卡斯尔运煤一样多此一举，我是你们的支持者，是鲁图利酋长的一名信徒。但是，我并不能完全代表联合民族独立党，你必须找西蒙·卡普韦普韦谈一谈。如果你能说服他，你将使我的工作更容易做。”卡普韦普韦是全国联合独立党的第一号人物，第二天我安排时间会见了他。我请奥利佛与我一起去见他，但奥利佛说：“纳尔逊，你一定要自己去会见他，这样你才能完全坦率地与他会谈。”

我与卡普韦普韦谈了一整天，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传奇故事。“我对你的讲话和你的全体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成员确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如果我们根据你们的讲话和你们的代表团来判断问题，我们当然要支持你们。但是，我们听到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报告，说民族长矛军是共产党和自由党异想天开的产物，民族长矛军仅仅是想利用非洲人做炮灰。”

我被搞得不知所措，于是不假思索地说，我为这种弥天大谎感到震惊。“首先，”我说，“大家都知道，自由党和共产党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玩扑克牌；其次，我在这里冒昧地告诉你，我本人就是组建民族长矛军这一行动背后的主要运作者。”最后，我说我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散布这样的谎言而感到十分失望。

那天，我最后终于说服了卡普韦普韦，他说他将召集一个会议，亲自研究我们的情况。他后来也确实这样做了。不过，这又是一个例证，它既说明其余非洲国家缺乏对南非的了解，也说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正在尽其所能地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诽谤。卡普韦普韦祝我好运，因为，现在会议已经结束。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但是，我们的工作仍然是十分繁重的。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对非洲文明的摇篮、拥有许多艺术杰作的宝库——埃及十分向往，很想去看一看那里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游览一下非洲最大的河流——尼罗河。从亚的斯亚贝巴开始，奥利佛、罗伯特·莱沙将陪伴我进行其余的旅程，我们一起去了开罗。我第一天在开罗博物馆里度过了一整天，观看了艺术珍品和史前古文物，记录笔记，了解创造尼罗河流域古老文明的人类。这并不仅仅是门外汉对考古学的一种兴趣，这对非洲民族主义者掌握证据、驳斥白人关于非洲人与西方人相比没有文明历史的谬论是非常重要的。我只用了一个上午就发现，在白人还住在山洞里的时候，埃及人就已经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和建筑奇迹。

埃及是我们伟大的榜样，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纳赛尔总统发起的社会经济改革运动。他削弱了私人的土地所有权，把某些经济部门划归国有，推动了工业化和民主化教育的迅速发展，建立了现代化的军队。这些改革也正是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南非实施的。但是，当时对我们更为重要的是，埃及是唯一拥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非洲国家，这与南非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天之后，奥利佛动身去伦敦，并计划在加纳与罗伯特和我会合。在罗伯特和我启程前，我们讨论了我们将在各个国家进行演讲的内容。我倾向于尽量真实、客观地说明国内的政治形势，不要遗漏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所做的工作。每到一个新国家，我将首先在宾馆里封闭起来，以便了解该国的政治、历史和领导人。罗伯特则与我相反，他是一个天生外向的人，他一到达某个地方，就会立即离开酒店去逛大街，通过与当地人接触进行学习。我们是一对古怪的伙伴，因为我喜欢穿卡其布衣服和工作服，这是我在地下工作中养成的习惯，而罗伯特则总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

我们的第一站是突尼斯。在那里，我会见了国防部部长，他长得与鲁图利酋长十分相似。但是，这种相似的印象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当我向他介绍诸如罗伯特·索布克韦这样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袖人物被关进监狱之后的国内情况时，他插话说：“当那个人出狱后，他会干掉你们！”罗伯特对此十分生气（他后来说：“伙计，你说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比他们自己说的还好！”），但我还是坚持向国防部长全面地介绍情况。当我们第二天会见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的时候，他的反应却十分积极和干脆：他答应为我们训练军队，并援助我们5000英镑以购买武器。

我们去的第二个地方是摩洛哥的拉巴特。它拥有古老而神秘的城墙、时髦的商店和中世纪的清真寺，似乎是非洲、欧洲和中东三地奇妙的混合体。自由战士们显然也会这样想，因为，拉巴特是非洲大陆真正的解放运动的交叉路口。我们在那里还会见了来自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和佛得角的自由战士。拉巴特也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军的司令部。我们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团长穆斯塔法博士共同度过了几天，他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的历史。

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与我们自己的情况十分相似，国内反叛者面对的是一个统治众多本土人民的白人社团。他介绍了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如何在越南奠边府击败法国人的鼓舞下，于1954年以一小股游击队的攻击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开始，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相信他们能够从军事上打击法国人，后来认为单纯从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们还是采取了游击战。他解释说，之所以开展游击战，并不是指望从军事上取得多大的胜利，主要是通过政治和经济力量打垮敌人。穆斯塔法博士劝我们说，在策划军事行动的同时不要忽视战争的政治影响。他说，国际公共舆论有时比一个战斗机群的作用还要大。

在三天会谈结束的时候，他把我们送到乌季达。这里是一个跨越阿尔及利亚边界的小城镇，阿尔及利亚驻摩洛哥军队司令部就驻扎在那里。我在前线参观了一支军队，并用战地望远镜观看了远处的战场，能清楚地看见边境上的法国军队。我坦白地承认，想象中就好像自己看到的是南非国防军的制服。

一两天后，我又参观了以艾哈迈德·本·贝拉命名的军队阅兵式。本·贝拉将成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第一位首相，最近从一座法国监狱获释出来。这次阅兵式与我在亚的斯亚贝巴看见的阅兵式完全不同，这个阅兵式没有像埃塞俄比亚那样步伐整齐、训练有素、着装漂亮的军队，但是，它却是阿尔及利亚游击战的历史见证。

走在前面的是一些头戴穆斯林头巾、身穿紧身长袍、足蹬凉鞋的久经战斗、士气昂扬的老兵，他们在许多年之前就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他们扛着他们使用过的武器：马刀、老式来复枪、战斧和长矛。走在他们后面的是年轻士兵，都扛着现代武器，同样威武而自豪。有的还扛着反坦克、反飞机的重型武器。但是，就是这些战士也不像埃塞俄比亚英姿飒爽的士兵走得那么整齐。这是一支游击队，他们都是在战火中赢得肩章的战士。他们比着装整齐、行军步调一致的阅兵式上的部队更注重战斗和战略战术。与在亚的斯亚贝巴被阅兵式上的部队所鼓舞一样，我知道，我们自己的军队应该更像在乌季达看到的这支部队。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战斗。

走在后面的是一支衣冠相当不整齐的队伍，由一位名叫苏达尼的人率领。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信心十足，肤色就像夜色一般乌黑。他挥舞着仪仗，而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一群人都起立并鼓掌、欢呼。我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其他人正在注视着我们。我意识到我们在欢呼，只是因为那个人是一个黑人，而在摩洛哥，黑色面孔十分少见。我又一次被民族主义的伟大力量和种族划分的恶果所震撼。我们及时地作出了反应，因为我们感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似乎是我们的一个非洲同胞。后来，主人告诉我们，苏达尼一直是一个传奇式的战士，甚至有人说他曾一个人俘虏一支法国军队。不过，我们向他欢呼是因为他的肤色，而不是因为他的英勇事迹。

我从摩洛哥跨越撒哈拉沙漠飞往马里首都巴马科，然后又到了几内亚。从马里到几内亚的航班更像是一辆当地的公共汽车。小鸡在走道上跑来跑去，女人们头上顶着包裹，叫卖着成袋的花生和干蔬菜。这是一次颇具民主气氛的飞行，我感到十分惬意。

我的下一站是塞拉利昂，当到达那里的时候，我发现议会正在举行会议。我决定出席他们的议会会议。我以旅行者的身份进入了会场，并被安排在离讲台不远的一个座位上。议会的工作人员走到我的跟前问我的身份，我低声告诉他：“我是南非鲁图利酋长的代表。”他热情地同我握手，并向主席台报告。那位工作人员然后解释说，他们一时疏忽给了我一个通常不允许参观者坐的位子，但是，这次破例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光荣。

不到一小时，大会就开始会间休息，当我站在议员和高官中间喝茶时，有人在我的面前排起了长队。让我吃惊的是，全体议员要排着队与我握手。我非常高兴，直到队中第三位或第四位向我喃喃而语时我才恍然大悟。他说的话意思是：“与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尊敬的鲁图利酋长握手是莫大的荣幸。”我成了一个冒名者！原来是那位工作人员产生了误会。然后，有人把总理弥尔敦·玛盖也领到我的面前与我会见。那位工作人员把我当做鲁图利酋长介绍给他，我想立即告诉那位工作人员我不是鲁图利酋长，但是，他不听我的解释。出于礼貌，我决定继续冒名顶替。后来，我会见了总统，并把搞错身份的情况作了说明，他慷慨地提供了物资援助。

在利比里亚，我会见了土布曼总统。他不但为我们提供了5000美元用于购买武器和进行培训，并且小声对我说：“你有没有零用钱？”我坦白地说，我的零用钱不多了。一位侍从武官立即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有400美元的现金。我从利比里亚去了加纳，并在那里见到了奥利佛。在加纳，我受到了加纳行政部部长阿布杜拉叶·迪亚罗的接待。当我告诉他我在几内亚没见过赛考·托雷的时候，他立即安排我们回到了那片干旱的土地。在那里，托雷给奥利佛和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一栋简陋的平房里，身上穿着早该去干洗店进行洗涤的、肮脏而且褪了色的西服。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的历史，为民族长矛军请求5000美元的援助。他听得很认真，他的答复也非常符合礼仪。他像是在发表讲话似的说：“加纳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我们的南非兄弟们的斗争，我们在联合国已经发表了声明。”他走到书架前，在书架上取下两本书，并亲笔签上名送给了奥利佛和我。他然后说了声谢谢，我们就这样被打发了。

奥利佛和我都很生气：我们被从别的国家邀请到这里，难道他给我们的一切只有他自己签过名的这两本书？真是浪费时间。不大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下榻的宾馆。此时有一位外交部的官员来到我们的房间，送给我们一个手提箱。后来，我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钞票。奥利佛和我高兴地相互看了一眼。但是，奥利佛的脸色很快就变了。“纳尔逊，这是加纳币，”他说，“离开加纳一分钱都不值，只不过是一堆废纸。”不过，奥利佛倒是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将把这些钱带到捷克大使馆，他在那里有一位朋友，可以请他为我们兑换成硬通货。

悄悄划入达喀尔港口的小船，那种美只能用身穿飘逸长袍、头戴头巾的塞内加尔女人款款而行之美来形容。我信步来到了附近的市场，完全被异国他乡的香料和香水所陶醉。塞内加尔人十分漂亮，奥利佛和我在那里只住了很短的时间，但是，我十分喜欢这段短暂的时光。他们的社会表明，不同的民族，不管是法国人、伊斯兰人还是非洲人，都能够融为一体而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文化。

在我们去会见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的路上，奥利佛得了严重的哮喘。他拒绝直接回宾馆，我只好背着他爬上楼去，到了总统办公室。桑戈尔对奥利佛的病情十分关心，坚持让他的私人医生为他治病。

有人告诉我对桑戈尔要保持小心谨慎，因为有报道说，塞内加尔士兵在阿尔及利亚为法国人服务，他很喜欢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总有一些新生的国家向往着那些殖民者的方式方法，我本人对此也没有免疫力。桑戈尔总统是一位学者和诗人，他告诉我们，他正在收集沙卡的研究资料，通过询问有关这位伟大的南非勇士的一些问题，他对我们赞扬了一番。我们简明扼要地向他介绍了南非的情况，并请求他们给予军事训练和资金方面的援助。桑戈尔回答说，直到议会召开会议予以批准后，他才能有这个权力。

同时，他要我们与司法部部长达布希尔谈谈军事训练的问题。桑戈尔给我介绍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女郎，他说，她将在我与达布希尔会谈中担任翻译。我没有说什么，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在一位我既不了解又无法信任的年轻女人面前讨论军事训练这样非常敏感的问题，我感到很不舒服。桑戈尔感觉到了我的不快，他说：“曼德拉，不要担心，这里的法国人与我们非洲人的理想完全一致。”

当我们来到司法部长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发现接待处有一些黑人秘书。其中一位问那位法国女士在那里干什么，她说是被总统派来当翻译的。接着，她们进行了一番议论。在议论中间，一位黑人秘书回头对我说：“先生，你能讲英语吗？”我说我能。她说：“部长说英语，你可以直接与他交谈，你不需要翻译。”此时，那位法国女士相当不高兴。当我去见部长的时候，她站在了一旁。部长答应满足我的要求。最后，尽管部长没有提供我们所要求的东西，但是，他却为我们办理了外交护照，并为我们支付了从达喀尔去我们下一站——伦敦的机票费。

48...

我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我属于亲英派。每当我想到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英国的议会制。在很多方面，我认为英国人就是典型的绅士。尽管英国是议会民主的发祥地，但正是这种民主把一种不公正的、致命的制度强加在我们的人民身上。虽然我憎恨英国的帝国主义主张，但是我绝不反对英国式的服装和礼貌。

我要去英格兰有几个理由，除了想看一看我很早就在书中读到的和听到的这个国家之外，我也对奥利佛的健康不放心，想说服他接受治疗；同时，我也很想见一见他的夫人阿德莱德和他们的孩子们。另外，我还想拜访玉苏福·达杜，他现在也住在英国，担任大会运动组织的驻英代表。我知道，在伦敦我可以获得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游击战方面的书籍。

在伦敦，我恢复了我的地下生活方式，我不想把我在英国的风声透漏到南非。南非安全部门的触角一直伸到了伦敦。不过，我并不是一个隐士，我在那里的10天时间都用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事务、看老朋友和偶尔顺便进行短途旅游上。奥利佛和我与一位生在比勒陀利亚的朋友马丽·本森一起游览了这座曾经统治几乎全球三分之二面积的大都市，包括西敏寺、大本钟、议会大厦。我在为这些建筑物心存赞美的同时，也对它们所象征的意义感到憎恶。当我们在西敏寺附近看到史末资将军雕像的时候，奥利佛和我一起开玩笑说，或许有一天这里会换成我们的雕像。

许多人告诉我，大卫·阿斯特经营的报纸《观察家》一直突出宣传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其编辑们有意暗示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过时。奥利佛安排我与阿斯特在他家中会面，我们就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了长时间的畅谈。我不知道我的谈话是否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观察家》的内容后来真的发生了变化。他还建议我去找几位著名的政治家谈谈，于是，在工党议员丹尼斯·希利的陪同下，我会见了工党的领袖休·盖茨凯尔和自由党领袖乔·格里蒙德。

直到我快要离开英国的时候我才见到了玉苏福，但是，这次见面并不是一次愉快的重逢。奥利佛和我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个再三被提及的难题：一个又一个的非洲人领袖问我们与白人和印度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时，提问者的意思无非是说白人和印度共产党人控制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如果不是为了公开建立民族主义和反白人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们的非种族主义就不可能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难题。在非洲的其他国家中，多数非洲人领袖却更接受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观点。奥利佛就这些问题与玉苏福进行了探讨，玉苏福却并不赞成奥利佛的结论。奥利佛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更加独立，不用别的联盟成员插手，可以单独采取某些行动。我对此十分赞赏。

我在伦敦度过的最后一夜，与玉苏福探讨了这些问题。我解释说，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但是，我们在资金、培训和政治声援方面还要依靠别的非洲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比过去更重视他们的观点。玉苏福认为奥利佛和我打算改变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准备脱离《自由宪章》的核心——非种族主义。我告诉他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不打算反对非种族主义，我们仅仅是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更加独立，并应独立于大会联盟发表声明。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有色人大会常常对仅仅影响非洲人的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这种状况将必须改变。玉苏福对此很不高兴。“这与政策有什么关系？”他继续问。我告诉他，我正在说的不是关于政策的问题，我是在谈论形象问题。我们将仍然一道工作，不过，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被摆在第一位。

尽管离开我在伦敦的朋友们使我感到难过，但是，我现在需要着手进行我这一次出访任务中最不熟悉的使命：军事训练。我准备在亚的斯亚贝巴接受为期6个月的训练。在那里，我受到了外交部部长叶甫的接见，他热情地欢迎我，并带我去一个叫考尔菲的近郊去参观，埃塞俄比亚防暴军司令部就驻扎在那里，我要在那里学习带兵打仗的艺术和科学知识。尽管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业余拳击运动员，但是，我对搏斗的基本知识却知之甚少。我的教练是一位陆军中尉，名叫旺多尼·贝非卡杜，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军人，他曾经与地下组织一起同意大利人战斗过。我们的训练计划安排得很紧：每天从上午8点一直训练到下午1点，中间洗个澡并吃午饭，然后从下午2点训练到下午4点，下午4点到晚上，由塔德赛上校给我们上军事科学课。他也是警察专员助理，曾帮助埃塞俄比亚皇帝挫败了当时刚刚发生的政变阴谋。

我学会了如何使用自动步枪和手枪，并且与皇宫卫士一起在考尔菲练习瞄准射击，或是在大约距离防暴军驻地50英里的射击场练习。我学习了如何破坏敌人的设施和使用迫击炮，如何制造小型炸弹和地雷，以及如何避开炸弹和地雷。我感觉自己已经被训练成了一名军人，开始用军人的思维思考问题，而完全脱离了一个政治家的思维方式。

我最感兴趣的是“疲劳行军”训练，在行军中，身负枪支、弹药和水，要求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某个遥远的地点。在这些疲劳行军训练期间，我亲身体验了沿途美丽的风光，既有茂密的森林，又有拔地而起的高地。这个国家特别落后：人们仍然使用木犁耕地，吃的是非常简单的食物，有时喝一些家酿啤酒。他们的生活与南非边远地区十分相似，几乎到处都是清一色的穷人。

在学习培训期间，塔德赛上校与我探讨了诸如如何创建一支游击队、如何指挥军队和如何加强纪律性等问题。一天晚上吃晚饭时，他对我说：“曼德拉，你现在创建的是一支解放军，不是一支常规的资产阶级军队。当你在岗位上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行使你的绝对权威，这是与资产阶级指挥官完全不同的。但是，当你不在岗位上的时候，你必须注意与战士们，哪怕是最下级士兵，保持平等关系。你必须与他们吃一样的饭，并且不能把食物带到你的办公室里去吃，而是与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他这些话似乎都是令人钦佩的和明智的。但是，正当他与我谈话的时候，一位中士走进了大厅，问塔德赛上校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某某中尉。塔德赛上校用明显轻蔑的口气说：“你没看见我正在这里与一位重要人士谈话吗？你不知道在我吃饭的时候不能打扰我吗？请你躲到一边去！”然后，他继续用刚才的教诲口吻对我谈话。

训练期本来是6个月，但是8周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电报，催促我回国。国内的武装斗争正在逐步发展，他们需要一位现场指挥官。

塔德赛上校很快为我购买了埃塞俄比亚飞喀土穆的飞机票。在我离开之前，他送给我一件礼物：一把自动手枪和两百发子弹。我十分感激他赠给我自动手枪，也十分感激他对我的教诲。尽管我已经进行了疲劳训练，但是，我仍然对带上那么多子弹有些畏难。一发子弹的重量就令人吃惊，带上200发子弹就像身上背了一个孩子。

在喀土穆，我遇见了一位英国航空公司的官员，他告诉我飞往达累斯萨拉姆的航班第二天才起飞，并免费为我在城内预订了星级宾馆。我有些惊愕，因为我宁愿去住不惹人注意的三等宾馆。

当我住进宾馆的时候，我必须穿过宾馆内长长的、高雅的走廊，走廊里有许多白人正坐在那里喝饮料。这里很久之前就安装了金属探测器和安全检查装置，我外衣内的手枪套里有手枪，裤腰内有200发子弹，身上还带着几千英镑现金。我似乎感觉这些衣冠楚楚的白人都有X光检测仪器，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逮捕。但是，我被安全地送进了我的房间，在房间里我让服务生整理房间，就连服务生的脚步也让我感到紧张。

我从喀土穆直接飞到了达累斯萨拉姆，在那里我迎接了第一批21名民族长矛军战士，他们到埃塞俄比亚准备参加培训。这是令人自豪的时刻，因为这些人都是我当时创建军队时自愿入伍的军人。他们在一开始就在战役中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战斗，那是一场对第一批入伍的战士来说最为危险的战役。他们都是年轻人，多数来自城市，他们既自豪又有生气。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好好地吃了顿饭，人们为欢迎我杀了一头羊。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旅行情况，告诉他们在国外必须守规矩、讲纪律，因为他们是南非自由斗争的代表。我说，军事训练必须与政治培训一道进行，因为革命并不只是一个扣扳机的问题，其目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的、正义的社会。我第一次接受了自己战士的敬礼。

尼雷尔总统为我提供了一架飞姆贝亚的飞机，然后我直飞洛巴策，飞行员却告诉我飞机将在卡内降落。这让我感到忧虑：飞机为什么要变更降落地点？在卡内，我遇见了当地的行政长官和保安人员，他们全是白人。行政长官走到我的面前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我叫大卫·莫扎马义。他说，不对，请告诉我你的真实名字。我还是说我叫大卫·莫扎马义。行政长官说：“请告诉我你的真实名字，因为有人指示我在这里迎接曼德拉先生，我是来为他提供帮助和交通工具的。如果你不是纳尔逊·曼德拉，我恐怕就要逮捕你，因为你没得到批准进入这个国家。你是纳尔逊·曼德拉吗？”

这倒让我进退两难，是不是曼德拉都有可能被逮捕。“如果你们坚持认为我是纳尔逊·曼德拉而不是大卫·莫扎马义，”我说，“我不会和你争论。”他微笑着说：“我从昨天就盼着你来。”然后，他让我乘电梯上楼，我的同志们正在那里等着我。我们坐车去洛巴策，在那里见到了乔·莫迪塞和一位名叫乔纳斯·马特罗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他当时就住在那里。行政长官告诉我，南非警察知道我要回来，他建议我第二天离开洛巴策。我对他的帮助和劝告表示感谢，但是当我到达马特罗家的时候，我决定当天夜里就离开，打算与塞西尔·威廉姆斯一起开车回南非。塞西尔是戏剧导演，也是民族长矛军战士。我装扮成他的司机，坐在驾驶座上。那天夜里，我们驱车直奔约翰内斯堡。

第七部 利沃尼亚

49...

越过边界后，我松了一口气。离开家乡后再回到家乡，使我感到家乡的空气总是那么温馨。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夜，就连家乡天上的星星看上去也比非洲大陆其他地方的星星更明亮。显然，我离开了我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世界，并重新返回到我作为一个亡命之徒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但是，我仍然为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感到高兴。

在贝专纳与西北德兰士瓦之间，有十几条没有路标的道路横跨边界，塞西尔知道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在行驶期间，他告诉了我许多我没听说过的大事。我们行驶了一整夜，半夜刚过就穿越了边界，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立里斯里夫农场。我仍然穿着我那身卡其布训练服。

一到农场，我就没有了休息和反思的时间，因为第二天夜间，我们将召开一次秘密会议，由我向工作委员会简要报告此行的情况。瓦尔特、摩西·考塔尼、戈万·姆贝基、旦·图鲁麦、J. B.马科斯和杜马·诺克韦都来到了农场，这是一次难得的重逢。我首先汇报了这次出访的大概情况，并把我们接收到的援助资金和提供培训的情况逐项作了汇报。同时，我也详细报告了我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与白人、印度人特别是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不同意见。赞比亚领导人最后会见我时说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他们告诉我，尽管他们知道非洲人国民大会比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强大，并且更有群众基础，但是，他们知道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纯粹的非洲民族主义，而他们被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种族主义和与共产主义的联系搞得有些迷惑。我告诉他们，奥利佛和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显得更独立一些，以便让非洲大陆上的新盟友对我们放心，因为，这些新盟友将是从资金上和军事训练上对我们提供支持的国家。我建议对大会联盟进行改造，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明显地被视为领导组织，特别是在一些直接影响非洲人的问题上。

这是一个严肃的主张，必须征求整个领导层的意见，工作委员会敦促我去德班向鲁图利酋长汇报。除了戈万·姆贝基之外，大家都同意这个主张。姆贝基当时不住在立里斯里夫农场，但是，他作为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出席了会议。他敦促我选派别的人执行我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风险太大。他说，组织不应当危及我的安全，特别是我刚刚回国，准备进一步发展民族长矛军。这个明智的建议被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内——拒绝了。

第二天夜间，我在塞西尔的陪同下从利沃尼亚出发。我还是扮作他的司机。我在德班安排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见，第一个就是秘密会见蒙蒂·奈克和伊斯梅尔·弥尔，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我的国外之行，讨论新建议。蒙蒂和伊斯梅尔与鲁图利酋长关系非常密切，鲁图利酋长完全相信他们两人的观点。我希望能告诉鲁图利，我已经对他的两位朋友说过了，并传达他们的意见。但是，伊斯梅尔和蒙蒂对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需要在大会联盟中起领导作用并在有关影响非洲人的事务方面自己发表声明感到忧虑。他们反对任何拆散联盟的做法。

我又来到格劳特维勒，鲁图利酋长就住在那里。我们在格劳特维勒城内的一个印度女士家中见了面。我向酋长介绍了情况，他一言不发地认真听我介绍。当我介绍完情况的时候，他说他不赞成让外国政治家干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他说，我们的政策已经很好地包含了非种族主义，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根据几个外国领袖的意见修改我们的政策。

我告诉酋长，这些外国政治家不是干涉我们的政策，他们仅仅是说他们对我们的政策不理解。我告诉酋长，我们的计划仅仅是做点表面文章，以便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更让人理解，更让我们的同盟者接受。我把这件事看作一项防御性措施。因为，如果非洲国家决定支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那么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这个弱小组织就能一下子变成一个强大的组织。

酋长并没有凭一时的冲动而匆忙下结论。我能看出，他要考虑我所说的话，并就此与他的朋友们进行讨论。我向他告别，他劝我要多加小心。那天晚上，我还要在那个小城秘密会见几个人。我最后会见的是民族长矛军德班地区司令员。

德班地区司令员是一位名叫布鲁诺·姆陀罗的破坏活动专家。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是，我以后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又一次遇见了他。我简单向他介绍了我出访非洲数国的情况，以及我们已经接受的支持和军事培训承诺。我解释说，民族长矛军暂时仅限于搞破坏活动，但是，如果搞破坏活动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我们也有可能转入游击战争。

同一天晚上，我住在摄影记者G. R.奈杜家中，与伊斯梅尔、法蒂玛·弥尔、蒙蒂·奈克和J. N.辛格一起举行欢迎、欢送会，因为第二天我就要回约翰内斯堡。那是一个愉快的夜晚，是我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放松的夜晚。当晚，我睡得也很好。8月5日礼拜天下午，我又去见了塞西尔，因为我将乘坐他的奥斯汀返回约翰内斯堡。

我穿着我的白色司机风衣坐在副驾驶座上，我们两人轮流着驾驶。那是一个晴朗而凉爽的日子，我完全沉浸在纳塔尔农村的美丽景色之中。即使是在冬天，纳塔尔仍然是一片绿色。既然我打算回约翰内斯堡，我就要抽出点时间去看望一下温妮和我的孩子们。我经常希望温妮能与我一起去分享非洲的奇观，但是，我所做到的只能是告诉她我在国外所见到的和所做的事情。

我们一离开德班的工业区就立即进入了山区，那里有一道道的山谷和深蓝色的印度洋，风景十分美丽。德班是南非主要工业区和主要港口城市，通往约翰内斯堡的公路很长一段与火车道平行。我从尽情地欣赏自然美景转向考虑铁路线，它与公路相距那么近，这就为实施破坏提供了方便。我掏出随身带的小笔记本，把这个情况记录了下来。

塞西尔和我驾车穿过彼得马里茨堡西北20英里的霍维克，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讨论破坏计划。在刚过霍维克不远的小城镇塞德拉时，我发现有一辆坐满白人的福特V-8轿车从我们右侧飞速驰过。我本能地转身向后一看，发现还有两辆坐满白人的轿车。忽然，那辆福特V-8轿车在我们前面发出信号让我们停车。此时，我知道我的地下逃亡生活就要结束了，我历时17个月的“自由”也即将到头了。

当塞西尔放慢车速的时候，他转身对我说：“这是些什么人？”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我们左侧就是陡峭而长满树木的河堤，如果我们想逃跑的话，他们可以把我们赶进河堤上的树林。我坐在右边的座位上，曾经想跳车逃进树林，但是，我知道那样几秒钟内就会遭到枪击。

当我们停下车来的时候，一位表情严肃的细高个男士直奔我这一侧的车窗而来。他没刮胡子，看上去好像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睡好觉了。我立即明白，他几天来可能一直在等着我们。他镇定地告诉我们，他是彼得马里茨堡警察局的中士沃尔斯特，并向我们出示了逮捕证。他让我说明自己的身份，我告诉他我叫大卫·莫扎马义。他点了点头，然后，沉着地问我一直在什么地方，准备到哪里去。我回避了他问的问题，没告诉他多少情况。他似乎有点恼火，然后说：“你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姆斯，你们被捕了！”

他告诉我们，另一辆车上的警察少校将陪我们回彼得马里茨堡。那时候，警察的警惕性还不怎么高。沃尔斯特并没有对我进行搜身。我身上带着一把连发左轮手枪，我又一次想到逃跑。但是，他们的人太多，我无法逃脱。我偷偷地把连发手枪和笔记本都藏在了我的座位和塞西尔的座位之间的装饰件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警察竟没有发现。这很幸运，因为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东西，将有更多的人被逮捕。

在警察局，我被带进警察中士沃尔斯特的办公室，在那里我看见有好几位警察官员，其中一位是准尉特鲁特，他曾经在叛国审判中出庭作证。特鲁特在被告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准确地说明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既没有夸大，也没有说谎。我们友好地彼此寒暄了一番。

我除了承认自己不是大卫·莫扎马义之外仍然是什么也没承认，特鲁特对我说：“纳尔逊，你为什么开这种玩笑？你明白我知道你是谁。”我仅仅告诉他我起了个新名，我的新名就叫大卫·莫扎马义。我请求聘请一位律师，但遭到了拒绝。然后，我想到应该发表一个声明。

塞西尔和我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里。现在，我有时间反思我的处境。我总是认为自己有可能被捕，但是，即使是自由战士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天晚上，我在牢房里认识到，我对被逮捕和监禁这个现实并没有任何准备。我辗转反侧，感到很不安。有人把我的行踪向警察告了密，他们知道我在德班，并且知道我将回约翰内斯堡。在我回国前几个礼拜，警察就认为我已经回国。6月份，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黑色海绿花的归来”的报道，当时我还在亚的斯亚贝巴。这是不是一种虚张声势？

当局一直在骚扰温妮，他们认为温妮知道我是否回来。我知道他们对她进行盯梢，并数次到家中搜查。我猜测他们料定我回国后将立即会去拜访鲁图利酋长，他们猜对了。但是，我也怀疑他们得到了当时我在德班的情报。政府到处都安插了情报员，即便是很谨慎的人，一般也不能总是守口如瓶。我自己也有粗心大意和丧失警惕的时候。知道我在德班的人太多了，我竟然在动身去德班的那个晚上搞了个聚会，我为自己放松警惕而自责。我思考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告密者来自德班？来自约翰内斯堡？还是来自组织内部？或者甚至是朋友和自己的亲属告了密？但是，这种猜测是毫无价值的，由于筋疲力尽，我很快就深深地进入了梦乡。至少1962年8月5日这一夜，我不必担心警察是否会来找我，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我。

第二天上午，我感觉恢复了精力，并振作精神去面对摆在我面前的新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在抓捕我的人面前表现出失望或绝望之情。8点30分，我出现在当地行政长官的面前，并被正式押送约翰内斯堡。这是一种低调处理，行政长官处理我似乎像处理一份运输单那样简单。警察在送我回约翰内斯堡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仅仅让我坐在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当时也没有给我戴手铐，只有两名警察坐在轿车的前排座位上。我的朋友们发现我被逮捕了，法蒂玛·弥尔给我送来了食物，我在车内与两位警察共同分享了这些食物。我们甚至在沿途小镇沃尔克斯拉斯特停下来，他们让我下车散散步，休息一下。当人家对我好的时候，我也就没有企图逃跑的想法，我不想利用他们对我的信任去干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抵达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关于我被捕的通告，并命令撤掉了通往纳塔尔的道路检查站。太阳落山的时候，在约翰内斯堡的郊区，我们受到了规模庞大的警察押送队的迎接。当时，我被戴上手铐从轿车上带下来，换了一辆密闭的囚车。囚车的玻璃窗是不透明的，并且装有铁丝网。然后，车队迂回向前行驶，选择不为人熟悉的去马歇尔广场监狱的路径，他们似乎担心会遭到伏击。

我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牢房里。在一片安静中，我开始考虑第二天的对策。此时，我听到附近牢房里传来一声咳嗽。我并没有想到附近会有被监禁的犯人，但是，不但有，而且这个声音对我来说特别熟悉。我突然坐起来，问了声：“瓦尔特？”

“纳尔逊，是你吗？”他应声说。我们抱着无法形容的复杂心情笑了，这里面有安慰、有惊奇、有失望，也有高兴。据我所知，瓦尔特在我被逮捕不久也被逮捕了。我不认为我们先后被捕没有什么联系。虽然这不是全国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最安全的地方，但是这里当然是方便的，那一夜过得特别快，我向他全面地介绍了我被逮捕的经过和我在德班的活动情况。

第二天我出现在法庭上，面对的是一位高级法官。哈罗德·沃尔佩和乔·斯洛沃听说我被捕后来到了法庭，我们在地下室内进行了交流。我在当律师的时候曾经多次与这位法官打过交道，我们彼此都很尊重对方。还有几位律师也在场，有的律师我也很熟悉。一个人由于别的无关紧要的事变而在特定的场合下也能比较容易地受到称赞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我受称赞绝不稀奇，但是，在这里我是一个罪犯，而且是一个很难抓到的、政府最想抓到的、在地下坚持斗争达一年以上的第一号重刑罪犯，仍然受到了法官、律师和旁听者们的尊重和职业礼遇。他们知道我是有律师身份的曼德拉，并不是罪犯曼德拉。这使我的精神振作起来。

在履行法律程序期间，法官似乎缺乏自信，并且感到不安，他不敢直接面对着我。其他律师也似乎感到困惑，当时我似乎得到了某种启示。这些人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失去地位的同行而感到不舒服，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因为信仰而遭到惩处的普通人而感到难过。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以前从来没有很好地领会过，我认识到了我在法庭上的角色以及作为一个被告所面对的几种可能。我在压迫者的法庭上是正义的象征，是不尊重美德的社会中的自由、公正和民主伟大理想的代表。我此时此刻认识到，即使是在敌人的堡垒内也能进行战斗。

当我被问及我的律师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声明我将自己为自己辩护，而请乔·斯洛沃做法律顾问。通过自己为自己辩护，我将提升自己的形象。我要把对我的审判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从道义上反对种族歧视的展示。我并不打算为自己作过多的辩护，而是想方设法把政府推上法庭。那天，我仅仅回答了有关我的名字和选择律师方面的提问，我默默地听着对我的指控：鼓动非洲人罢工，没有有效旅行文件擅自出国。在种族歧视的南非，这种“罪行”可以判处长达10年的监禁。这种指控并不算严厉：政府显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把我与民族长矛军联系在一起，不然的话，我将被指控犯有更严重的叛国罪或破坏罪。

当我准备离开法庭的时候，我意想不到地看见温妮坐在旁听席上。她面色悲凉、忧伤；毫无疑问，她正在考虑今后的艰难岁月，生活的担子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在一个常常是艰难的、什么东西都经常被禁止的城市里抚养两个孩子。要她知道今后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一回事，她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困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当我沿台阶步入地下室的时候给了她一个满意的笑容，似乎告诉她我并不担心，因此她也不必担心。我不能想象，我的笑容会给她带来帮助。

我即将被从法庭带到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当我从法院走出来并进入密闭的囚车的时候，数百名群众欢呼并高喊“Amandla！”然后就是“Ngawethu！”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常喊的应答式口号，前一句意思是“政权！”然后以“属于我们！”呼应。群众高声喊叫着、歌唱着。当囚车缓缓驶出法院出口的时候，他们的拳头纷纷击打在囚车上。我被捕和被审判的消息刊登在各个报纸的头版头条：一条是“警察突然袭击，结束两年的追捕”；另一条是“纳尔逊·曼德拉被捕”。从此，所谓的黑色海绿花不再逍遥法外。

几天后，温妮被允许来看我。她梳洗打扮了一番，至少从面容看上去与上次相比不那么忧伤了。她给我带来了昂贵的睡裤和漂亮的丝绸睡衣。这些东西不适合在监狱里穿，倒是更适合出席沙龙。我没有心思告诉她这些衣服根本不适合我在监狱里穿。但是，我知道，这些衣服是她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也是表达与我长相厮守的决心。我感谢她，尽管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迅速地讨论了家庭的有关事情，特别是她将如何自食其力和抚养孩子的问题。我提及了几位会向她提供帮助的朋友的名字，还告诉她我的几位仍然欠我钱的委托人。我告诉她，把我被捕的实际情况告诉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我将很长一段时间不在他们的身边。我告诉她，我们并不是第一个面临这种遭遇的家庭，经历过这种艰难的人才更加坚强。我让她相信我们事业的力量，相信朋友的忠诚。她那么爱我，对我那么忠贞，无论我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坚决地支持我。管理秩序的警察假装看不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和被压抑的情感相互拥抱和依恋，似乎这就是最后的离别。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两个人当时都没有想象我们的别离会经历那么长的时间。准尉警察允许我陪同温妮走到大门口，借此机会我能仔细地看看她，她看上去显得孤单且自豪，我一直目送她消失在拐角处。

50...

在福特监狱，我由上校敏纳尔监管。敏纳尔是一个神情严肃而有礼貌的布尔人，他那些更强硬的同事认为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明确表示将把我安排在监狱医院里，因为医院是最舒适的地方，在那里我将能拥有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准备我的辩护材料。尽管监狱医院确实是个舒服的地方，我可以在一张正常的床上睡觉，我以前在监狱里从来没有过这种待遇，但是，他如此慷慨的真实原因是，医院是关押我最安全的地方。要想进医院，必须通过两道高墙，每道墙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站岗，并且一旦进入，任何人想接近我被关押的地方都必须通过四道上了锁的大门。媒体推测，组织上企图搭救我，因此，当局尽最大努力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在媒体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还有一种荒诞的说法：组织内部有人出卖了我。我知道，有的人说是我在德班的朋友G. R.奈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媒体宣传我是被白人和印度共产党人出卖的，因为他们对我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坚持反对泛非主义方向的主张感到不安。但是，我认为这些故事是政府为了分裂大会运动组织而编造出来的，我把这种说法看作恶作剧。我后来不仅和瓦尔特、杜马、乔·斯洛沃和阿迈德·卡特拉达讨论过此事，而且也与温妮议论过此事。我高兴地看到，他们与我的感觉完全一致。温妮被邀请出席了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的年会，在我的鼓动下，她驳斥了这些毫无根据的谣言。报纸对她的美丽和口才大加宣扬。“我们将不会浪费时间去寻找谁出卖曼德拉的证据，”她向听众说，“这种宣传是蓄意让我们相互争斗，而不是相互团结起来反抗国民党人的压迫。”

传说最多的是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美国领事向当局告的密。这个说法也未得到证实，我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尽管中央情报局一直对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卑鄙行径担负着责任，但是，我不能把我的被捕归咎于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我在保守我个人的活动秘密方面是有疏忽的。根据回顾我认识到，当局有很多办法得到我去德班的情报。不知是什么原因，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立即逮捕我。

我在福特监狱医院里只住了几天就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在约翰内斯堡，当局不限制探监，所以不断有人来监狱探望我。探望能使一个人在监狱内保持精神振奋，而没有人来探视则会使你心灰意冷。当局把我转到比勒陀利亚的目的是让我与我的家人隔开，并把我关押在一个很少有朋友探视的地方。

我被戴上了手铐，与另一个犯人一起被用旧面包车送往比勒陀利亚。面包车内十分脏，我们坐在一个满是油污的备用轮胎上，轮胎随着面包车的颠簸而不停地滑动。为我选择的伙伴也让人感到奇怪，他名叫恩卡迪蒙，是索韦托最残忍的黑社会帮派势力的一个成员。正常情况下，当局不会让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同乘一辆车，我怀疑他们是故意让恩卡迪蒙恐吓我。我猜测，他是警察局安排的一个线人。到达监狱的时候，我身上很脏，又感到气愤，把我同恩卡迪蒙关进同一个牢房更让我气上加气。我要求有一个单独的地方，以便为我的案子做准备，最终我如愿以偿。

当时，我每周只准许被探视两次。尽管路途遥远，温妮仍然经常来看我，并且总是给我带来干净的衣服和好吃的食物。这是她表达对我支持的另一种方式，每次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她对我的爱和忠贞。我知道她在家中带着两个小孩，每周一次顶着中午的太阳来比勒陀利亚看我是多么困难。另外，还有许多人也带着食物来看我，其中包括一直对我十分忠诚的皮利太太，她每天中午都给我送可口的饭菜。

由于来看我的人十分慷慨，这使我对监狱内的这种富足感到有些不安，只能与别的犯人分享我的食物。这是被严格禁止的。为了回避这些限制，我用食物贿赂狱警们，让他们网开一面。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把一个鲜红的苹果送给一个非洲人狱警，他看着苹果，用一句“我不要”冷冷地拒绝了我。非洲人狱警往往不是比白人更有同情心，就是更严格，并且似乎超过了他们的白人主子。但是，一会儿，那位黑人狱警看见一位白人狱警拿了那个被他拒绝了的苹果后，也改变了主意。很快，我就把食物分给了所有的狱友。

通过监狱里的内部消息，我得知瓦尔特也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尽管我们被分开关押，但是，我们仍然设法互相联系。瓦尔特申请保释，我完全支持这一决定。长期以来，保释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一直是个敏感问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反对保释，因为保释可以被解释为我们是接受法律体系下种族主义约束的胆小的反叛者。我不认为这种观点应该被到处乱用，并认为应该在一事一议的基础上进行检验。即使是瓦尔特已经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我仍然认为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保释他出狱。他对组织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允许他在监狱中消耗自己的精力。在这个问题上，保释是可行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他与我不同，我一直在地下工作，而瓦尔特却没有在地下工作过。我已经成为反叛和斗争的公开象征，而瓦尔特则是在幕后操作。他同意不为我申请保释，首先，这也不会被批准，同时，我也不想让人误解我不准备承担我所选择的地下生活的后果。

瓦尔特和我作出这个决定后不久，我又被转到了福特监狱医院。听证会将在10月份举行。监狱的好处是根本谈不上的，但是封闭的环境却有利于学习。我开始利用这个环境攻读法学学士，通过拿到这个学位，我就可以当辩护律师。我到达比勒陀利亚地方法院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当局发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要学习，希望允许我买一本《侵权法》，这是学习大纲的一部分。

几天后，警察上校奥卡木博走进了我的牢房。他是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监狱长，也是监狱官员中比较坏的一个家伙。他幸灾乐祸地说：“曼德拉，这次抓住你了！”然后又说，“你为什么要买一本关于火炬的书？伙计，莫非你要把它运用于你的破坏活动？”我直到他出示了我要购买被他称作“The Law of Torches”（应是The Law of Torts，即《侵权法》）的那封请求信，才知道他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对此轻蔑地一笑，他为我没有拿他当回事而恼羞成怒。南非荷兰语中的“torch”就是toorts，与tort很相似。我向他解释说，英语中的tort是一门法律学科，并不是可以用来点燃炸弹的火把。他听后气冲冲地走开了。

一天，我正在福特监狱的院子里锻炼，这种锻炼包括慢跑、快跑、俯卧撑、仰卧起坐等。一位英俊的高个子印度人进入了我的视线，他名叫穆萨·迪纳特。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业绩辉煌的商人。他因欺诈罪而被判处了两年监禁。在监狱外，我们将仍然保持相识的关系，但是，监狱是友谊的孵化器。迪纳特经常陪我在院子里慢跑，有一天他问我，如果他获得监狱长的批准也和我一起住在监狱医院里，我是否反对。我告诉他对此我会十分高兴，但是我心中暗想，监狱当局绝不会允许。事实证明我错了。

真是天大的怪事，一个像迪纳特这样已经判刑的监禁犯人竟然被允许与一个等待审判的政治犯关押在一起。但是，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喜欢有个人与我做伴。迪纳特很有钱，对于监狱当局来说，他就是一个财神，作为对他的钱的回报，他享受许多特权：他穿白人犯人穿的衣服，享受白人犯人的伙食，在监狱里根本不用劳动。

一天夜晚，我惊奇地发现监狱长敏纳尔上校和一位著名的南非白人律师来提他。然后，迪纳特离开监狱到外面过夜，直到早晨才回到监狱。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此事，我怎么也不会相信。

迪纳特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内阁部长中间的金融欺诈和腐败的故事，我发现很有趣。这让我确信种族歧视是何等败坏，它使各个领域都从道德上出现了腐败。我小心谨慎地避免与他讨论任何政治或敏感性的问题，以防他或许也是一个线人。他有一次让我告诉他关于我的非洲之行的事情，我干脆搪塞了过去。迪纳特为尽快获释而做了足够的暗中操纵的事情，结果是两年的徒刑只坐了四个月的牢。

越狱逃跑能达到双重目的，它使自由战士避免坐牢，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战斗，而且从精神上对斗争提供巨大的鼓舞，对敌人则是一种很大的公开打击。作为一个被监禁的犯人，我总是企图越狱逃跑。在多次往返于监狱官员的办公室期间，我仔细地观察了围墙、狱警的活动规律和用来锁大门的锁和钥匙的类型。我对监狱的地形特别是监狱医院所处的准确方位和通向监狱外面的大门都画了详细的草图。这个草图被偷偷送给了组织，并告诉组织看过后立即把它销毁。

当时有两套方案：一套是穆萨·迪纳特制订的，对此我没有采纳；第二套方案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制订的，这套方案由乔·斯洛沃告诉了我。这套方案涉及行贿、配制钥匙和准备假胡子，并准备通过把它缝在我的一件上衣的垫肩内设法带进监狱，想法是让我越狱逃跑后装扮成一个大胡子。我认真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它不成熟，失败的可能性太大。这样的失败对组织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在与乔见面期间，我递给了他一张条子，表明了我的看法。我写道，民族长矛军对于采取这样的行动还不具备条件。即使是一支精锐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也可能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我建议把这套方案推迟到对我作出判决、当局对我放松警惕之后再加以实施。我最后写道，请阅后销毁。乔和其他人都采纳了我关于不逃跑的建议，但是，他决定把我写的这个条子作为历史资料保留起来，后来我却在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刻发现了它。

51...

第一次听证会定于1962年10月15日礼拜一举行。组织上成立了“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发动了以“释放曼德拉”为口号的生气勃勃的运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抗议活动，标语口号出现在了建筑物的墙上。政府则以禁止与我的监禁有关的所有集会作为报复，但是解放运动组织没有理睬这种限制。

在准备礼拜一听证会的过程中，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在法院举行了群众示威活动。方案是让群众站立在押送我的囚车将要驶过的道路两侧。通过媒体记者的报道、探视者之间的谈话甚至狱警之间的谈话，我得知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将要举行规模庞大的集会。

礼拜六，我正在准备下个礼拜一的听证会，此时有人吩咐我立即打点行李：听证会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当局没有任何通知，没有一位有同情心的狱警告诉我，也没有人知道我已经离开了约翰内斯堡。

但是，运动组织的反应是迅速的，到礼拜一上午听证会开始的时候，老犹太会堂里挤满了支持者。叛国审判4年后，老犹太会堂就如同我的第二个家。我的法律顾问乔·斯洛沃由于被禁止仅限于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能出席听证会，我乘机让鲍勃·赫普尔代替乔·斯洛沃。

在那个礼拜一上午，我穿着传统的科萨豹皮服装进入了法庭。支持的人群行动一致，他们挥舞着拳头高声喊着“Amandla!”（政权！）和“Ngawethu!”（属于我们！）。我的豹皮服装令旁观者们感到十分振奋，他们之中有许多朋友和亲属，有的甚至是从特兰斯凯一路赶来的。温妮也戴着传统的串珠头饰，穿着传统的拖到脚跟的科萨裙赶到了法院。

我之所以选择传统服装，为的是加强我是一个黑色非洲人走进白人法庭的印象。我原原本本地把我的人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背在了我身上。那天，我感觉我自己就是非洲民族主义的化身，是非洲艰难而高尚的过去和命运未卜的将来的继承人。豹皮服装也象征着对白人司法制度的蔑视。我很了解，当局将为我的豹皮服装感到害怕，正如那么多的人害怕非洲真正的文化一样。

当人群安静下来的时候，听证会已经开始了。我正式与公诉人宝施先生和法官范·赫尔顿先生见面，自从当律师的时候我就认识这位宝施先生，也早就熟悉法官范·赫尔顿。我立即提出申请要求推迟两个礼拜再进行审理，因为我被押到比勒陀利亚没有被提供通知我的律师的机会。最后，我被批准延期一周审理。

在我回牢房的路上，一位非常神经质的白人狱警告诉我，监狱长雅各布斯上校要我交出豹皮服装。我说：“你可以告诉他，他不可能得到它。”这个狱警是一个胆小鬼，他开始颤抖起来。他苦苦乞求我，说他拿不到那套豹皮服装就会被解雇。我有些同情他，说：“请注意，告诉你的监狱长，告诉他这是曼德拉说的。”不大一会儿，雅各布斯上校亲自来到我的面前，他要我交出被他叫做“毯子”的那套服装。我告诉他，对于我选择在法庭上穿什么服装，他无权干涉，如果他想没收我的豹皮服装，我将把这件事一直告到最高法院。上校再没有继续索要我的“毯子”，但是当局只允许我在法庭上穿它，不允许在往来法庭的路上穿，以防止“影响”其他犯人。

当一周后重新开庭的时候，我被允许在我被要求辩护前可以向法庭申诉。“我希望能够简单地说明，”我解释说，“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的远大理想的审判，因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正当的。”我想让这个审判班子、旁听者和媒体明白，我要把政府推上法庭。然后，我申请取消法官的审理资格，因为我认为，我从道义上不一定必须遵守我没有代表的议会制定的法律，我也不可能从一个白人法官那里讨得公道。

我为什么要在法庭上面对白人法官、白人公诉人，并被白人法警押解？有哪位能够坦诚而认真地说在这种气氛中正义的天平能够摆平？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非洲人被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难兄难弟审判的荣誉？我将告诉阁下这是为什么：这种铁板一块的种族歧视性司法制度确保了由法庭主持的正义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政策，不管这种政策是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文明世界所接受的正义规范相抵触……阁下，我十分憎恨种族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各种表现。我将与种族歧视战斗一生。我现在与它战斗，直到我的生命结束，我将一直与它战斗。我极其痛恨我周围摆出的这种架势，因为这让我感到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个黑人。这是大不应该的。

在审理期间，公诉人从全国各地，其中包括特兰斯凯和西南非，找了100多位证人。他们当中有警察、记者、乡镇负责人和印刷商。他们大多数都证明我非法出国和煽动非洲工人在1961年5月举行了三天罢工。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上我也没有争辩。从技术上讲，我对两种指控都不否认。

公诉人叫总理的私人秘书巴纳德证明我曾经给总理寄过信，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告诉他如果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将组织三天的大罢工。在对巴纳德进行反诘中，我首先向法庭宣读了我寄给总理的那封信，这封信要求总理代表全南非人民大会起草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新宪法。

曼德拉：是你把这封信放在了你的总理面前的吗？

证　人：是的。

曼德拉：那么，总理对这封信有任何答复吗？

证　人：他没有给写信人任何答复。

曼德拉：他没对这封信给予答复，那么，你同意不同意说这封信提出了对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最关心的问题？

证　人：我不同意。

曼德拉：你不同意？你不同意人权问题、人民自由问题对非洲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证　人：是的，的确是如此。

曼德拉：这些事情在其中被提到过吗？

证　人：是的，我认为提到过。

曼德拉：……你已经同意这封信提出了像自由权利、国民自由等问题？

证　人：是的，这封信提出了。

曼德拉：那么，你当然知道非洲人不享有信中所要求的权利？他们被政府否定了这些权利。

证　人：有些权利。

曼德拉：有没有非洲人是议会的议员？

证　人：没有。

曼德拉：也没有非洲人能当上省和市政府的官员吧？

证　人：是的。

曼德拉：非洲人在这个国家里有没有选举权？

证　人：就议会而言，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正在讨论国家的议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其中包括省政府和市政府。他们有没有选举权？

证　人：没有，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你会不会同意我说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作为一个总理不回复提出关系到国内大多数公民的重要问题的信将是令人愤慨的，你同意吗？

证　人：我不同意这一点。

曼德拉：你不同意作为一个总理不理睬提出关系该国多数公民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不正常的吗？

证　人：总理没有不理睬这封信。

曼德拉：请你仅仅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作为一个总理不回答关系到这个国家多数人的重要问题的请求是正常的吗？你说那是不是错误的？

证　人：总理对这封信作出了答复。

曼德拉：巴纳德先生，我不想对你不礼貌。你应该仅仅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提出的问题是，你同意不同意作为一个总理不回答关系到国家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是极其不正常的？

巴纳德先生和我绝对无法达成共识。最后，他只是说那封信的口气是挑衅性的、不礼貌的。因此，总理没给予答复。

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和法官反复地询问我准备叫多少证人出庭作证。我总是回答说：“我打算至少叫与政府叫的证人一样多的证人。”当政府最终结束起诉的时候，法庭上静悄悄的，期待着我开始辩护。我站了起来，不但没叫第一位证人出庭作证，反而实事求是地宣布我根本没叫任何证人，这时我突然宣布结束辩护。法庭上一片议论声，公诉人则禁不住感叹了一声：“我的上帝！”

我从一开始就误导了公诉人和法官，因为我知道对我的指控是准确的，政府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叫证人出庭作证和为自己辩护。通过我的反诘，目的是迫使法官放弃自己的审判资格。我已经对法庭的不公正发表了自己的声明。我认为，企图叫证人否认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法官对我的行动感到吃惊，他带有几分怀疑的口气问我：“你有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要说？”

“阁下，我认为我并没有犯罪。”

“这就是你要说的全部？”

“阁下，恕我直言，如果我还有什么别的要说的话，我早就说了。”

公诉人然后匆匆忙忙地整理了一下他的资料，试图准备发表他根本没有预料要发表的讲话。他简单地在法庭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并提请法官在两项指控的问题上判我有罪。然后，审理被延期到第二天进行，那时我将有机会在法官判决前发表请求从轻判决的陈述。

第二天上午开庭前，我在一个办公室里与鲍勃·赫普尔谈话，他一直在就这场官司为我提供咨询。我们高度赞扬了头一天发生的事实，即联合国大会第一次投票赞成对南非进行制裁。鲍勃还告诉我，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实施的破坏活动既是对联合国投票表决结果的庆祝，也是对审判我的抗议。我们正在讨论的时候，公诉人宝施先生走了进来，并请鲍勃原谅他打断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曼德拉，”他等鲍勃走后说，“我今天不想到法庭上来了。这是我在我的生涯中第一次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请求法庭判你坐牢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种伤害。”然后，他伸出手与我握手，并表达了一切将证明我无罪的希望。我感谢他对我的好意，并向他保证我决不会忘记他所说的话。

当局那天提高了警惕。法庭里的人似乎比第一天开庭时还要多，150个“非欧洲人”坐席全都坐满了。温妮也来到了法庭，并且穿上了科萨民族服装。另外还有来自特兰斯凯的一些亲属。几百名示威群众站在法院的门口，警察的人数似乎与旁听者的人数一样多。

当我走进法庭时，我举起右拳高呼：“Amandla！”（政权！），然后迎来了大家强有力的回应：“Ngawethu!”（属于我们！）法官敲着木槌，让大家遵守秩序。当法庭静下来的时候，他对指控进行了总结，然后我有了说话的机会。我要求从轻判决的请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实，那根本不是一个法律请求，而是一个政治信仰的声明。我要向法官说明，我为什么成了现在这样的人，我为什么做了我已经做过的事情，以及如果有机会我为什么还去做这样的事情。

许多年前，我还是特兰斯凯一个村子中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听过部落长者所讲述的白人没来之前的好日子。那个时候，人们在他们的国王和权威人士的开明领导下和睦相处，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在这个国家自由地、满怀信心地迁徙。国家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从权利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拥有这块土地、这片森林、这些河流，我们拥有土壤下面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家的财富。我们建立和管理着我们自己的政府，控制着我们自己的武装，我们组织我们自己的商贸活动。老人们给我们讲我们祖先在保卫祖国的过程中与入侵者进行战斗的故事，以及在那些英雄年代涌现的英雄人物……

我很欣赏这个国家的早期非洲社会结构和组织，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的演变。土地是当时的主要生产资料，它为全部落所拥有，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属于某一个人。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差别，也没有人剥削人。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是政府的基础。对这些基本原则的承认可以在政务院章程中看得到，这种章程有各种各样的叫法：有的把它叫做“Imbizo”，有的把它叫做“Pitso”，还有的把它叫做“Kgotla”，用这种章程治理部落的事务。政务院十分民主，部落里的每个成员都能够参加审议议题。酋长和大臣、将军和巫师都参加意见，并努力影响政务院的决定。政务院是一个举足轻重并很有影响的机关，部落每采取一项重大措施，都要有它的介入。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许多原始的和不可靠的东西当然不能符合现代的要求。但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已经有了民主革命的萌芽。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沦为奴隶或苦役；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贫穷、短缺或不安全感。这是一段至今仍然使我和我的政治斗争中的战友们都受鼓舞的历史。

我告诉法庭，我如何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民主和非种族歧视主义如何成为我的最高信仰。我也说明了自己作为一名律师常常不得不在服从法律还是服从良心之间进行选择。

我要说，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有思想的非洲人的一生都会被迫不断地面对一面是他的良心另一面是法律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这当然不是这个国家特有的一种冲突，在每个国家中，有良心、有思想、有感触的人们都会面临这种冲突。最近在英国，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或许是西方最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伯爵被判刑，他正好犯了与今天我所犯的同样类型的罪，因为他为了自己的良心而触犯了法律，抗议他的政府坚持核武器政策。他只能违背法律并承担违背法律带来的后果。我也只能这样做。这个国家中的许多非洲人也只能这样做。作为正实施的法律，作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被逐步修改的法律，特别是作为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按照我们的观点，它是一种不道德的、不公正的、不可容忍的法律。我们的良心促使我们必须对法律表示抗议，表示反对，并设法修改法律……我认为，人们不能对正义无所作为、无所表示、无所反应，不能不抗议压迫，不能不为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生活而作出努力。

我详细地列举了政府多次动用法律，通过禁止、限制和审判等形式干扰我的生活、事业和政治工作。

是那样的法律让我变成了一个罪犯，但是我的罪并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我的主张，因为我的思想，因为我的良心。

这样的状况使一个人成为社会的罪犯，难道还有人会对这件事有任何怀疑吗？由于政府的原因使这样一个人做好了准备去过违法者的生活，就像根据这个法庭所提供的证据证明我几个月中所过的生活一样，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奇怪吗？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我一直是艰难的。我离开了我的妻子儿女，告别了美好的生活，结束了我的律师事业，我有时盼望在饭桌上与家人团聚，而不是去过连续不断地被警察追捕的生活，远离我最亲近的那些人，在我自己的国家里，不断地面对侦察与逮捕的危险。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远比坐牢还要困难的生活。没有哪个有理性的人会放着文明社区中正常的、有家有业的社会生活不过，而自愿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

但是，这样的时期到了，就像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在这样的时期，一个人被否定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只能过违法者的生活，因为政府那么热衷于使用法律，把罪行强加在他的身上。眼下，我就是被逼到了这个境地。但是，我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在这个国家里，还会有其他人在警察的迫害和政府的管理下被逼上同样的违法道路，继承我的事业。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我列举出许多次我们把我们的冤枉申诉交给政府，而每次都被忽视或撇在一边。我解释说，我们1961年举行的罢工是在政府既不采取任何措施，又不与我们对话或者满足我们的要求之后所作的最后努力。政府通过使用暴力对付我们的非暴力要求，从而挑起了新的暴力。我申明，政府的行动使我们采取了更具有战斗性的立场。我说，在我的整个政治生命中，我特别想与那些其能力和贡献都远比我自己大的同仁并肩战斗。许多人已经在我之前为他们的信仰付出了代价，在我之后也将有许多人会这样做。

我在宣判之前告诉法官，不管政府强加给我什么样的惩罚，都不会改变我献身于斗争的决心。

阁下，我并不认为，这个宣判我的罪名并强加刑罚于我的法庭应该会被这样的信念所打动，即刑罚将会吓倒那些坚信其道路正确的人。历史表明，刑罚吓不倒已经唤起良心的人们，也吓不倒我的人民和以前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仁。

我准备接受对我的判决，尽管我知道一个非洲犯人在这个国家的监狱中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和绝望。我已经领教过这种监狱生活，知道即使是在监狱的高墙后面种族歧视也是何等的恶劣。但是，这些考虑不会让我偏离我所走过的道路，也不会使像我这样的其他人偏离他们的道路。因为对他们来说，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自由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任何东西都不能让这些被判刑的人丢掉他们的最高理想。我对监狱外全国人民所遭受到的令人畏惧的处境的憎恨，驱使我宁愿走进监狱去承受令人恐惧的痛苦。

不管阁下在这个法庭上决定给我定什么罪，请你们放心，我将在刑满后继续前进，就像人们总会凭着他们的良心在前进一样。当我从监狱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将凭借我对种族歧视的憎恨而继续前进，重新振作起来，为消除那些不公正而奋力斗争，直到最后把这些不公正彻底消灭，并永远地把它们消灭……

我已经为我的人民和南非尽到了我的责任。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将会宣布我是无辜的，在这个法庭上被判处有罪的应该是政府成员。

当我发表完讲话的时候，法官宣布休庭10分钟，以考虑给我什么样的惩处。在离开法庭前，我转过身来看了大家一眼。我对我将受到的惩处并不抱幻想。10分钟后，法官在充满紧张气氛的法庭上宣布了对我的判决：因鼓动人们罢工判刑3年，因没有护照出国判刑2年，总共判处5年徒刑，并且不允许保释。这是一个严厉的惩处，旁听席上有人放声大哭。当宣判结束的时候，我转身面对旁听席再次握紧拳头高呼了三声“政权”，然后，大家开始唱起我们优美的国歌“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当我被带走的时候，许多女士呜呜地大哭起来。旁听席上的骚动使我暂时忘记了我将走进监狱，去承受南非当时对政治犯最严厉的惩处。

在楼下，我被允许简短地向温妮告别。这时，她一点都不忧伤，精神状态很好，也没有掉泪，似乎很有信心。她是我的夫人，同时也是我的同志。她努力让我增强信心，当我乘坐在警车内离开法院的时候，我能听见车外大家歌唱“Nkosi Sikelel’ iAfrika”的声音。

52...

监狱不仅剥夺了你的自由，还企图剥夺你的个性。每个人都穿一样的囚服，吃一样的饭，遵循同样的作息时间。这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政府，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或个性。作为一名自由战士和一个男子汉，他必须与企图剥夺他的一切个性的监狱进行斗争。

我被从法院直接带到了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我对这座骇人听闻的、阴森森的红砖建筑物非常熟悉。但是，我现在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而不是一个等待审判的拘留犯，所受到的待遇与等待审判的被监禁者没有丝毫区别。我的衣服被扒走了，雅各布斯上校最终把我的豹皮服装也给没收了。我领到了一套非洲人专用的标准囚服：一条短裤、一件粗卡其布衬衣、一件帆布夹克、一双袜子、一双拖鞋和一顶布帽子。只有非洲人才发给短裤，因为只有非洲人才被监狱当局视为“男仆（boys）”。

我告诉监狱当局，我不穿短裤，并告诉他们我准备去法院提出抗议。后来，当狱警给我送来晚饭的时候，我发现是又冷又稠的玉米片粥和半茶匙糖。我拒绝吃这种食物。雅各布斯上校仔细地考虑了这件事，决定允许我穿长裤子，吃我自己的传统食物，条件是同意被单独关押。“我们准备给你与其他政治犯不同的待遇，”他说，“但是，你必须被单独关押。伙计，我希望你能同意。”我向他保证，只要能让我穿我所选择的衣服和吃我所选择的食物，单独关押也行。

在后来的几周时间里，我被完全单独关押起来，我见不到别的犯人的面孔，听不见别的犯人的声音。我每天被关押23小时，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我以前从来没有被单独关押过，真是感觉度日如年。关押我的囚室没有自然光，一只灯泡在头顶上一天24小时地亮着。我没有手表，常常把傍晚当成了半夜三更。我没有书看，没有书写用品，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的心开始与外界隔绝，但很想感受一下外面的事物，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觉得，宁愿挨一顿打也不愿意被单独关押了。被单独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哪怕是与囚室内的虫子在一起也感到高兴，有时甚至想与一只蟑螂一起聊一聊。

我有时能见到一位中年黑人狱警，于是，有一天我想用一个苹果贿赂他，让他与我说说话。“老人家，”——这是对别人的尊称，原意是父亲——我说，“我能送你一个苹果吗？”他对我的所有表示都保持沉默。最后，他说：“伙计，你要穿长裤子、吃好饭，现在你如愿以偿，但你仍然不高兴。”他的话是对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没有人做伴更使人失去人性。几周后，我准备放下自尊，告诉雅各布斯上校我将用长裤子去换取有人与我做伴。

那几周期间，我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我的命运。一个自由战士应该与他的人民在一起，而不应在监狱里，我最近在非洲获得的那些知识和关系没有被应用于斗争之中，而是同我一起被禁闭起来。我为不能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创建一支自由军队而诅咒着。

不久，我开始抗议我的监禁环境，要求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里的其他政治犯关在一起，其中就包括罗伯特·索布克韦。我的要求最后被同意了，但雅各布斯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我再放肆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我没想到我这辈子竟曾那么渴望吃冷玉米片粥。

我除了希望有人做伴之外，还很想与索布克韦及其他人谈一谈，他们多数都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因为我认为，在监狱中可能会取得在监狱外无法取得的一致。监狱条件有利于化解争议，使大家发现团结一致的因素多于分裂的因素。

当我被带到关押其他犯人的院子里的时候，我们相互热情地打招呼。除了索布克韦，还有“贸易工会南非大会”的领导成员约翰·基茨韦；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艾伦·莫莱特，他是《新时代》的一位雇员；有著名的共产党贸易工会的成员斯蒂芬·德福，他也是“泛非大会”的成员。罗伯特请我就我的非洲之行作个介绍，我高兴地这样做了。我坦诚地介绍了其他非洲国家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如何理解的。在介绍完情况之后，我说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探讨。但是，当索布克韦与我刚开始取得一定的共识之后，监狱当局就设法把我们隔离开了。我们被关押在同一条走廊的不同的囚室里，而且两个囚室分别位于走廊的两头。

有时，当我们挨靠着坐在监狱院内的地上缝补又脏又破的邮袋时，我们确实有机会说说话。我总是对索布克韦很尊重，并发现他是一个和气而有理性的人。但是，我们对面临的主要问题——监狱的条件显然是有分歧的。索布克韦认为，要改善监狱的恶劣条件，首先就要承认政府是有权把他关进监狱的。而我则认为，在丧失体面的条件下生活总是难以接受的；在整个历史中，政治犯都把为改善监狱的条件而斗争当成了他们责任的一部分。索布克韦认为，只有当国家发生变化时，监狱的条件才会跟着发生变化。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但是，我不明白在我们现在唯一能进行斗争的地方为什么不去为此而斗争。我们从来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过一致的意见。不过，当我们向监狱当局递交联络信表示对监狱条件不满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有了进步。

索布克韦在监狱内没有屈服过。但是，与在比勒陀利亚相比，他显得有点神经质和暴躁，我把这归咎于斯蒂芬·德福。德福对索布克韦构成了一种刺激，他奚落他、辱骂他，并向他挑战。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德福也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他脾气不好，喜欢争论，专横傲慢。他还能说会道、知识渊博，并且精通俄国历史。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对谁都斗，甚至包括他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德福与索布克韦几乎天天吵嘴。

我热心地与索布克韦讨论政策和策略问题，其中与他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那个“1963年获得自由”的口号。当时已经是1963年，自由还是遥遥无期。“我的老弟，”我对索布克韦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没有比提出自己知道不能实现的目标更危险的了，这会在人民中间引起不切合实际的希望。”

我是用非常尊重他的口气说这件事的，但是，德福闯了进来，并开始指责索布克韦。“老兄，”他说，“你遇见了你的对手曼德拉，你知道他是正确的。”德福沿着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说，使索布克韦非常恼火。他告诉德福说：“不要打扰我。”但是德福就是不停嘴：“老兄，人们正在等着你。他们想杀你，因为你欺骗了他们。你不过是个混子。老兄，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德福也在竭力让我从感情上与他疏远。每天早上，当狱警来检查时，他总是向他们抱怨，抱怨饭菜，抱怨监狱里的条件，说冷道热地不停地抱怨。一天，一个狱警对德福说：“伙计，你为什么每天早晨都抱怨？”

“我之所以抱怨，是因为我有责任抱怨。”斯蒂芬说。

“但是，你看曼德拉，”狱警说，“人家就不每天抱怨。”

“嗨！”他轻蔑地说，“曼德拉是个害怕白人的小子，我甚至连他是何许人都不知道。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每家报纸都在说‘曼德拉，曼德拉，曼德拉’，我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曼德拉指的是谁？’‘我将告诉你曼德拉是谁，他是被你们这些人以某种我不理解的理由树起来的人，曼德拉指的就是他！’”

瓦尔特·西苏陆与我们一起被关押了两个礼拜，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受审的时候，他也因煽动人们罢工而在约翰内斯堡受审。他被判了6年监禁。我们在监狱里有几次交流的机会，并讨论了瓦尔特的申请保释问题。当时，他的请求被搁置在了一边。对这个动议，我衷心地给予支持。两周后他就被保释了，组织上指示他转入地下，让他在地下继续领导斗争，他干得很好。

瓦尔特走后不久，我正与索布克韦一起去监狱医院的时候，在大约25码远的院子内见到了纳纳·西塔。西塔是著名的印度人运动领袖，曾领导了1952年博克斯堡的反抗运动。他由于拒绝腾房子而被比勒陀利亚地方法官判了刑。他在那所房子里住了40多年，那里紧挨着《社团区域法》公布的“白人区”。他佝偻着身子，尽管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是却一直赤着脚。这让我这个穿着凉鞋的人很难过。我想走上前去与他打个招呼，但是，在六七名狱警的眼皮底下我只好继续向前走。

我忽然一阵头晕目眩摔倒在水泥地上，我的左眼眉被碰了一道深深的大口子，需要缝三针。早在福特监狱的时候我就被诊断为患有高血压，一直在服降压药。这次晕倒显然是服用过量的药片造成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并坚持吃低盐食物，我治好了这个毛病。

那天下午，温妮来监狱探望了我，这是自从我被判刑以来她第一次来看我。缝不缝伤口倒无所谓，但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她看到我的时候十分着急，但是我安慰她说我很好，并且把摔倒的情况和经过向她作了说明。尽管这样，仍有传言说我的身体已经被搞垮了。

53...

1962年10月在我被审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了自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年会。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非法的，会议在贝专纳边界另一边的洛巴策举行。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实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长矛军之间的联合。尽管全国执行委员会声明：“我们的重点仍然是采取群众政治行动，民族长矛军只是作为我们斗争的一个军事翅膀。”这是为了制止当时“Poqo”不负责任的恐怖主义行动。“Poqo”是科萨语，意思是“无党派者”或“独立者”。这一组织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有松散的联系。他们采取恐怖行动的对象是非洲人中的通敌者和白人。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人们认识到这一新的战斗特点，同时也要认识到新的军事行动是有节制和负责任的。

政府作出了决定，加速实施“隔离”计划，以便向世界表明，这种隔离允许种族有自己的“自由”。样板地区就是特兰斯凯。1962年1月，沃尔沃德宣布，南非打算批准成立特兰斯凯“自治政府”。1963年，特兰斯凯成为南非“自治政府”的起始地。1963年11月举行了投票，选举特兰斯凯立法议会。但是，特兰斯凯选民选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立法议会代表都反对这项政策。

班图体制最终得以实行。实际上选民们都反对，他们仅仅是参加了投票而已。尽管我不赞成班图体制，但是，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利用这一体制及其内部机构作为宣传我们的政策的平台。特别是我们有那么多的领导人当时正在被监禁、禁止或流放，有这样一个平台是十分重要的。

反对班图当局的恐怖活动增加了。随着破坏行动的开展，政府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新司法部部长约翰·沃斯特是一个特别没有感情的人。他自己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反对政府支持同盟组织而被拘留过。他认为，铁拳是对搞颠覆活动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回答。

1963年5月1日，政府颁布法律，按照沃斯特的解释，目的是“粉碎民族长矛军的脊梁骨”。《普通法修正案》，又叫《90日拘留法》，撤销了人身保护权，授权任何警察只要怀疑任何人有政治犯罪，不需要逮捕证就可以逮捕。凡是被逮捕者，不需要经过审讯、起诉、律师辩护和自我申辩就可以被拘留90天。根据沃斯特的恶意解释，“90天拘留期”可以一直无限期地延长。这项法律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警察政府，没有哪一个专制者能给当局像“90天拘留”这样多的权力。结果，警察变得更加野蛮：被监禁者常常遭到毒打，我们很快就听到了电击、窒息和其他形式的刑罚。在议会中，只有自由进步党的代表海伦·苏兹曼一人对这一法案投了反对票。

对非法组织的成员增加了罪责，判刑从5年直到继续坚持共产主义或其他被取缔组织的目标可判处死刑。政治犯可以再次被拘留，正如我在1963年所看到的那样，索布克韦3年判刑期满后，政府不但没有释放他，反而再次宣布对他逮捕，然后未经审讯就把他投进了罗本岛监狱。

沃斯特通过在1962年6月出台《破坏法》也创下了立法之最，这项法律允许实施软禁，而且更严厉的处罚也不必通过法院。它严格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达到了最极端的法西斯专制的程度。破坏罪本身最轻也需要判处5年监禁，而且不准保释，最高处罚可以判处死刑。由于这项法律管辖面很宽，连“擅自进入”或非法拥有枪支也构成破坏罪。议会通过的另一项法律则禁止被禁止的人继续发表任何言论，我说的或曾经说过的话都不能在报纸上报道。1962年底，《新时代》周报遭到了取缔，而拥有被取缔的刊物也被视为一种犯罪，可以被判处长达2年的监禁。对软禁也作了规定，大家都知道，这种规定曾被用在了白人政治活动家海伦·约瑟夫身上。

54...

5月末的一个夜晚，一个狱警来到了我的囚室，他要我收拾好我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但他没有回答。不到10分钟，我就被押解到了接待室，在那里我看到了其他三个政治犯：德福、约翰·基茨韦和艾伦·莫莱特。奥卡木博上校三言两语地告诉我们，要把我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哪里？”德福问。“很美丽的地方。”奥卡木博说。“哪里？”德福又问。“海岛。”奥卡木博说。这里说的海岛只有一个，那就是罗本岛。

我们四人被铐在一起并押上一辆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马桶的囚车。我们行驶了一整夜才到达开普敦，到达开普敦海港时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四个人被铐在一起，并在一辆行驶的囚车中使用一个马桶，那可不是一件安逸或愉快的事。

开普敦港有许多武装警察和神情紧张的便衣官员，我们只好站在一条木制渡轮的船舱里，手上仍然戴着手铐。当船只驶离波涛汹涌的海岸时，站在船舱里是非常困难的。船舱上面只有一个透光、通气孔，当然除了透光、通气外还有另外一个用途：狱警们喜欢从上往下冲着我们溺尿。当我们被带上甲板的时候，天还没黑，我们第一次看见了罗本岛。岛上是一片绿色，十分秀丽，乍看上去，与其说这是监狱，倒不如说是一块度假胜地。

“Esiquithini”（岛上），这是科萨人对这座距离开普敦海岸18英里的、狭窄的、被风吹得岩石裸露的小岛的称呼。每个人都知道它指的是哪个岛，我孩提时代也曾第一次听说过这个岛。自从1819年第四次科萨战争中科萨军队那位6英尺6英寸高的统帅马卡纳（也被称作恩凯乐）被英国人囚禁在那里之后，科萨人对罗本岛就十分熟悉。此前，马卡纳曾经领导一支万人军队在格雷厄姆斯敦作战。后来，他试图驾小船逃离罗本岛，但是在快抵达岸边的时候被淹死在海中。这个不幸的记忆融入了我们的语言之中，我们科萨人用成语“Ukuza Kuka Nxele”表示“渺茫的希望”。

马卡纳并不是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第一位非洲英雄。1658年，奥祖茂（欧洲历史学家称他为“海滨之波”哈里）在考伊考伊与荷兰之间的一场战争中被俘后就曾经被简·范·里贝克囚禁在那里。我从对奥祖茂的记忆中而得到安慰，因为他被视为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从罗本岛脱逃的人。当时，他是靠摇着小船逃到大陆上去的。

罗本岛的命名来自荷兰语中的海豹，曾经有数百只海豹腾跃在冲刷海岸的本格拉寒流中。后来这个岛先后被用作麻风病人居住地、精神病医院和海军基地。现在，政府刚刚又把这个岛变成了监狱。

迎接我们的是一伙身材魁梧的狱警，他们高声喊着“Dis die Eiland！ Hier gaan julle vrek！”（这里是罗本岛！你们将在这里死去！）在我们前面是一个院子，四周有几间狱警住的房子。全副武装的警卫兵站在通向院子的路上，气氛特别紧张。一位高个子、红脸膛的狱警冲我们高声说：“Hier is ek jou baas！”（注意，我是你们的老板！）他是臭名昭著的克雷汉斯兄弟之一，大家都知道，他对被监禁者十分残忍。狱警总是说南非荷兰语，如果你用英语回答，他们会说：“Ek verstaan nie daardie kaffirboetie se taal nie”（我不懂你们这些喜欢卡非尔语言的人说的话）。

当我们朝着监狱走去的时候，警卫兵高声说“两个！两个！”意思是让我们两个两个地排着队走。我与德福排列在了一起。警卫兵开始尖声叫喊“Haas！ Haas！”在南非荷兰语中，“Haas”是“往前走”的意思，但是，这种喊声通常用来赶牛。

狱警们要求我们跑步前进，我转身低声对德福说，我们必须做一个榜样，如果现在屈服，我们将来会受他们的气，德福点头表示赞成。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普通的犯人，而是由于信仰被惩处的政治犯。

我示意德福，我们两人应该在前面带头。我们一到了前面就放慢了步伐，故意慢慢地走。警卫兵产生了怀疑。“听着，”克雷汉斯说，“这里不是约翰内斯堡，也不是比勒陀利亚，这里是罗本岛，我们这里不允许调皮捣蛋。Haas！Haas！”但是，我们继续慢条斯理地走着。克雷汉斯命令我们停下来，站在我们面前说：“注意，伙计，我们将会杀掉你们，我们不是在骗你们，你们的夫人和孩子以及你们的父母将不会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最后一次警告。Haas！Haas！”

于是我说：“你有你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决心不屈服，我们也没有屈服，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监狱里。我们被赶进一个长方形石头建筑内，并被带到了一个空旷的房间里。地面上有几英寸深的水。警卫兵喊叫着：“Trek uit！ Trek uit！”（脱衣服！脱衣服！）当我们一件一件地脱下衣服的时候，狱警们就拿过去迅速地进行搜查，然后把衣服扔进水中。就这样，每件衣服都脱掉了，每件衣服都经过了检查，每件衣服都被扔进了水中。然后，狱警命令我们穿上衣服，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把湿衣服穿在身上。

有两名狱警走进了房间，其中那位年轻的狱警就是队长格里克。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出，他在有意粗暴地对待我们。这位队长指着我们四人中最年轻的艾伦·莫莱特说：“你的头发为什么留那么长？”艾伦是一位非常温和、非常文雅的人，他什么也没有说。队长大声说：“我在与你说话！你的头发为什么那么长？这不符合规定。你应该把头发剪短。为什么不留……”他然后停顿了一下，扭头看着我，并指着我说，“……像这小子那么长的头发？”我开始讲话了：“好了，看这里，我们的头发的长度是由规定决定的……”

没等我讲完，他不高兴地大声说：“小子，不能那样对我讲话！”然后开始向前走。我感到害怕——知道有人想要打你，并且你又不能自卫，这不是一种好的感觉。

当他离我只有几步的时候，我尽量镇定地说：“如果你对我行凶，我将带你去大陆上的最高法院，当我打赢了你，你将会成为穷光蛋。”我说话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等我讲完后，他吃惊地看着我。我自己也有点吃惊，我已经被吓住了，因为我这样讲话不是出于勇气，而是出于一种虚张声势。这时，你必须装腔作势，不管你内心怎么想。

“你的票在哪里？”他问，我把票递给他。我能看出他有些神经质。“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冲着我的那张票点了点头，说：“票上写着呢。”他说：“你被判了几年？”我又指了指票说：“票上写着呢。”他低头看了看票说：“5年！你被判了5年，还那么傲气！你知道判你5年意味着什么吗？”我说：“那是我的事，我准备坐5年牢，但是不准备被人欺侮，你必须依法办事。”

没有人告诉他我们是什么人，没有人告诉他我们是政治犯，也没有人告诉他我是律师。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但是，另一位狱警在我们冲突期间突然走了出去。后来我发现他就是罗本岛的指挥官斯特恩上校。那位队长随后也走开了，走的时候比进来的时候要安静得多。

然后，只有我们四人在一起，斯蒂芬喋喋不休地说起来，并且是没完没了。“我们已经向布尔人进行了挑衅，”他说，“现在，我们在监狱里的日子大概就不会好过了。”正当他说话的时候，一位人称普雷特利叶斯中尉、身材不高但十分健壮的人走了进来。让我们吃惊的是，他竟然对我们讲科萨语，看来他十分熟悉科萨语。“我看了你们的档案，档案里写得不怎么坏。除了这一位，”他向斯蒂芬点了点头说，“你的档案是不干净的。”

斯蒂芬非常生气。“你是什么人，竟然对我这样说话？你说我的档案不干净，你一定是看过我的档案了，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所有对我的那些指控都是我为人民的权利而战斗的事实。我不是一名罪犯，你们才是罪犯。”那位中尉警告斯蒂芬，如果再那样对他讲话，他就起诉斯蒂芬。在离去之前，普雷特利叶斯说他准备把我们放在窗子朝外的一间单独的大房子里，然后又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但是，我不想让你们通过窗子对任何人说话，特别是你，曼德拉。”

然后，我们被带到了囚室。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一间囚室，窗子很大并且也不算高。通过一面墙上的几扇窗子，我们能看到其他犯人和狱警在外面走过。这是一间宽敞的、足够我们四个人住的大囚室，并且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冲澡的地方。

那是十分令人疲惫不堪的一天，晚上吃过凉玉米片粥后不久，其他三人就都睡着了。我躺在地板上面的毯子上，忽然听到有敲打窗子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发现一个白人招呼我到窗子跟前去。我记得那个排长的警告，因此，躺在那里没动。

然后，我听见那个人低声说：“纳尔逊，你过来。”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因此我决定碰碰运气。我走到窗子前，要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他一定是认为我把他当成了白人，因为他低声说的第一件事是：“我是一个来自布隆方丹的有色人狱警。”然后，他向我透露了我夫人的消息。在约翰内斯堡的报纸上有报道，说我夫人曾经去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探视我，但是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没告诉她我已经被转移到了罗本岛。我对他的通风报信表示感谢。

“你吸烟吗？”他问我。我告诉他我不吸烟，他看上去有点失望。我立即有了主意：“但是，我的同志吸烟。”他听了后很高兴，说，他几分钟后就给我们送烟和三明治来。这时，大家都醒了。德福和约翰·基茨韦吸烟，我就把烟分给了他们两人，把三明治分给我们四个人。

接下来的几周，这位有色人狱警几乎每天夜里都给我们送烟和三明治。我总是把烟均等地分给德福和基茨韦。这位狱警冒了很大的风险，他提醒我说，他直接同我一个人打交道，不然的话，他将无法对我们进行照顾。

刚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岛上到底有多少囚犯。几天后，我们得知，大约有1000人，他们都是非洲人，而且都是最近几天才来的。多数人都是普通犯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政治犯。我很想与他们接触，但是，我们是完全彼此隔离的。开始几天，我们被关在我们的那间囚室里，甚至不准出囚室的门。我们要求像其他囚犯一样去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但是，我们被单独从囚室里带出来，并且由克雷汉斯看管着。我们干的第一个工作是把新铺设的管道盖起来，工作地点位于一座小山上，在那里可以看到岛上的一些荒凉而美丽的景致。

第一天，我们工作很卖力。但是到了第二天，克雷汉斯却催促我们更加努力地干。他非常粗野，就像是在驱赶牛马。“Nee, man, Kom aan! Gaan aan!”（“不，伙计，快干！快些干！”）斯蒂芬比我们其余三人年龄都要大，有一次当他放下手中的铁锹时，立即遭到克雷汉斯的威胁。但是，斯蒂芬用南非荷兰语回敬说：“你不学无术，连自己的语言都讲不好，你用不着告诉我如何做。我将按我们的节奏工作，我们就是想这么干，我所能干的只有这么快。”然后，他十分威严地拿起锹重新开始工作。斯蒂芬一直是一位南非荷兰语教师，他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南非荷兰语，而且还可以讲南非荷兰语的母语——荷兰语。斯蒂芬能以十分谦逊而夸张的口气对狱警讲话。他们对他说的话可能不怎么理解，但是他们知道最好不要与他打嘴仗。

岛上有两个克雷汉斯，他们都身背殴打犯人的恶名。大克雷汉斯负责看管我们，他一定知道我们不是那么好欺侮，因此有些收敛，因为后来他再也没有惹我们。小克雷汉斯就没有那么老实。有一天，我们干完活后沿着一条路往回走，中间路过一支数百名犯人组成的劳动大军，他们正在用独轮车运沙子。他们不是政治犯，我们两伙人都被命令停下来，克雷汉斯兄弟俩聊了起来。小克雷汉斯一边聊，一边让他手下的一个犯人给他擦皮靴。我认出另一伙人中有一些是在1958年塞库库尼兰农民起义中被判死刑的人，于是我回转身来仔细地看着他们。小克雷汉斯粗暴地命令我回头朝别的方向看。如果我不是站在那里处于其他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我可能还知道如何作出反应。但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拒绝回头。小克雷汉斯朝我走来，显然是想殴打我，但是，当他走到离我几步远的时候，他的哥哥跑过来拦住了他。他们小声嘀咕了几句，一场风波就过去了。

有一天，监狱长塞伦来看我们，他负责管理整个罗本岛，当时是来听取我们有什么抱怨的。塞伦是一个脾气不怎么好的人，不喜欢面对面地与犯人交流。我既不想表现得对他不友好，又不想阿谀奉承他。我代表我们一伙人说：“你来看望我们，这使我们十分感激。我们有几个问题想对你反映，相信你一定能解决。”我列举出了我们的问题，当我说完后，他说：“我看看我能为你们解决什么问题。”

可能他认为自己太好说话了，因为，当他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他转身对德福说：“Jou groot pens sal in die plek verdwyn”，意思是“你这个大肚子会在这里消下去的”。“pens”意思是指肚子，不过这个词常常用来指牛羊之类动物的肚子，人类的肚子则要用“maag”。

斯蒂芬对塞伦的戏弄也不客气，他无法忍气吞声地对待这种侮辱。“你知道，监狱长，”他说，“你不能对我怎么着，因为我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一个成员，共产党在为世界被压迫人民服务方面是著名的。当我们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和你的国民党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在全世界，我比你们愚蠢的全国主席还要著名。你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不值得注意的小芝麻官。到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我将连你的名字都不记得。”塞伦转身就走了。

那位有色人狱警夜间会来探望我们，这对减轻我们在岛上的痛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就是有这样奢侈的条件，斯蒂芬仍然不满足。德福是一个大烟筒，他有时竟然吸一整宿，第二天自然就无烟可吸。但是，基茨韦却总是保留他自己的那份烟，从来不会把当天的烟全部抽光。一天晚上，德福心急气躁地面对着我，“纳尔逊，”他说，“你故意少给我烟，你给基茨韦的烟比给我的多”。

这显然是不对的，不过，我想与他开个玩笑。“那好，”我说，“每天晚上我得到烟的时候，我将先把它分成两份，然后我将让你选择你想要的那一份。”那天晚上，不，是从此之后的每天晚上，我总是把烟分成相等的两份，然后对斯蒂芬说：“你先选。”

德福为难作决断而苦恼万分。每次他都是看着两份烟，头不住地在两者之间摇来摇去。最后，他总是失望地拿起一份，然后躲到一边开始吸起来。尽管我似乎认为这个办法十分公道，但仍然有些滑稽，德福也还是不满意。当那位有色人狱警来到窗边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旁边来回走动，以便看我是否私下把香烟囤积起来，这让那位狱警感到很不高兴。“注意，”他对我说，“我只与你打交道。这是一个安全问题。”我说我理解。然后我告诉德福，当我与狱警接头的时候，不要站在我身边。

第二天夜间，当那位狱警来到窗前时，德福走上前去对他说：“从现在开始，我要我自己的那份烟，请直接给我。”那位狱警感到有些吃惊。“曼德拉，”他说，“你没有遵守你的诺言。算了，我不会再给你带这些东西了。”我把德福嘘走，然后就劝说狱警。我说：“看，伙计，他是一位老家伙，”我的意思是指德福，“他精神不很正常，”我指着我的头说，“请原谅这一次”。这样他软了下来，把烟交给了我。但是，他警告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将就此收手。

那天夜里，我认为必须处罚一下德福。我说：“现在，你看，你危及了我们的货源。今天晚上，你不要再指望有烟或三明治。你几乎让我们失去了这些特殊待遇。现在，我准备切断对你的供应，直到你变乖后再给你。”德福无言以对。

我们三个人那天待在囚室的一个角落里，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读报纸，报纸也是那位狱警送的，而德福自己则坐在另一个角落里。最后我们都睡着了。大约半夜时分，我感到有人推我的肩膀，把我从睡梦中推醒。“纳尔逊……纳尔逊。”原来是德福。

“纳尔逊，”他轻声说，“你触到了我的软肋。你不给我烟吸，可我是一个老人。我为了我的人民而遭受这般痛苦。你在监狱里是我们的领导，但这样处罚我是不公平的，纳尔逊。”

他也触到了我的痛处，因为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滥用职权。他遭遇的痛苦确实远比我遭遇的痛苦要多。我的三明治还有一多半，我立即把三明治给了他。我又唤醒基茨韦，把烟都给了他，请他与德福共同分享。德福总是喜欢找麻烦，但是，从此之后，他的行为规矩多了。

我们一旦开始工作，我立即对岛上的其他犯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当局也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一些年轻政治犯转移到了与我们的囚室相对的囚室里来。夜间，我们可以通过上了锁的栅栏门与他们谈话。在这些年轻人中，我发现了恩卡贝尼·门耶，他是我的一个外甥，家住在穆克孜韦尼，我上次在1941年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婴儿。

我们谈了一些有关特兰斯凯的事情，并得到了一些关于家庭历史方面的信息。一天夜里，当他的朋友们都围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说：“舅舅，你属于什么组织？”我说，当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我的回答使那些年轻人有点惊慌失措，忽然，他们的面孔从窗子里消失了。等了一会儿之后，我外甥又出现了，他问我是否曾经是一位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我回答说，我没有参加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然后他说他听说我在出访非洲其他国家期间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告诉他，我出访期间也没有加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而且将来也还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这又使他们感到非常惊愕，他们又一次消失在窗后。

后来我得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宣传机构声称我在出访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期间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尽管我听后不大高兴，但是，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在政治上，我们绝不能过高地估计真正了解形势的人数。不大一会儿，我的外甥又回来了，他问我是否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与索布克韦交谈过。我说谈过，并且与他进行了友好的讨论。这让他们很高兴，他们向我说了声再见，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几个小时后，一个队长来到了我的牢房里，让我们四个人收拾行李。几分钟内，我的同志们都被带走了，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在狱中，一个人能与同志们挥手告别是幸运的。一个人能够与另一个人非常亲密地共同生活几个月，然后就再也见不着他了。这是灭绝人性的一幕，因为这样的事情会使你不得不沉默地与世隔绝。

尽管我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我仍然有些忧虑不安。有时几个人在一起会有安全感，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你也就没有见证人了。我发现没有人给我饭吃，便使劲地撞击地板：“狱警，我还没吃晚饭呢。”

“你必须叫我baas（老板）。”他叫喊道。那天晚上我没吃上晚饭。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押解回比勒陀利亚。监狱管理局通过媒体发表声明说，为了我的安全而把我从罗本岛转移出来，因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犯人要殴打我。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谎言。他们把我押回比勒陀利亚，自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这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

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被单独关押，但是犯人们是足智多谋的，我很快通过那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收到了秘密纸条和其他信息。我收到了亨利·法兹的消息，他是民族长矛军的一个干部，曾经在埃塞俄比亚接受过军事训练，他在企图返回南非时被捕。他们都是根据《破坏法》被审判的第一批非国大人士。

通过监狱这个暗中传递信息的渠道，我试图在他们的辩护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并建议他们与哈罗德·沃尔培联系。我后来听说，沃尔培也遭到了拘留。这使我第一次感觉事情出了什么严重闪失。有一天，当我在放完风后被带离院子的时候，我见到了安德鲁·木兰基尼。我上次见他，是1961年9月份，当时他正准备出国参加军事训练。我在想，除了沃尔培和木兰基尼，还有谁遭到了逮捕？

1961年初，温妮被实施禁止2年。我从另一名犯人那里听说，最近温妮由于违反对她的禁止而被指控，这会使她坐牢或被软禁。温妮很固执，禁止只能是让她火上加火。我不怀疑她违反了对她的禁止令，我不会劝她不要那么做，但是，她有可能坐牢的消息却让我十分担心。

1963年7月的一个上午，正当我沿着走廊回牢房的时候，我看见了托马斯·马士法尼，他一直是立里斯里夫农场的工头。尽管我知道这毫无疑问是监狱当局故意领着他来到我牢房的走廊里，看我是否认识他，但我还是热情地与他打招呼。我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他的出现只说明一件事：当局已经发现了利沃尼亚。

一两天后，我被召到了监狱办公室，我在那里看见了瓦尔特、戈万·姆贝基、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鲍勃·赫普尔、雷蒙德·穆拉巴——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他当时刚刚从中国接受培训回国。其他还有伊莱亚斯·莫佐莱迪，也是民族长矛军成员；丹尼斯·戈尔德伯是位工程师，他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拉斯迪·波恩斯坦是个建筑师，也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吉米·坎特是位律师，他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我们都被指控犯有破坏罪，第二天将被送上法庭。这时，我5年的监禁生活刚刚过了9个月。

我零零星星地听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7月11日下午，一辆干洗店的面包车驶进了农场的汽车道，立里斯里夫没有人要送洗衣服。干洗店的面包车被一位年轻的非洲警卫人员拦了下来。但是，从车上下来了十几名武装警察和几条警犬，那个年轻的非洲警卫被他们的气势给压倒了。他们包围了房屋，几名警察冲进了主要建筑和主要附属建筑。在附属建筑内，他们发现有十几个人正围在桌子周围讨论一份文件。瓦尔特从窗子跳了出去，但是却被狂吠的警犬切断了去路。被逮捕的人中还包括阿瑟·戈德里克，在警察进行袭击的过程中，他正好开车来到了农场。

警察对整个农场都进行了搜查，没收了几百份文件和资料，但是，他们没发现武器。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就在桌子上放着，文件的名称是“Operation Mayibuye”（《行动计划》），是一项关于在南非开展游击战的计划。警察一下子得到了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全部资料。于是，大家都被按照《90日拘留法》逮捕了。

在这次袭击发生时，乔·斯洛沃和布拉姆·费希尔侥幸不在农场。但是，他们经常每天去农场两三次。从事后看，立里斯里夫是一定会暴露的，因为管理越来越严格，管理方式也越来越成熟。由于能实施24小时监听，窃听器成了普通的监听工具。对于政府来说，这次袭击是一次漂亮的行动。

开庭的第一天，我们没有任何机会把情况告诉律师。我们被带到一位地方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几天后，我们被允许与布拉姆、弗农·贝瑞奇、乔尔·乔菲、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见面，他们都是我们的辩护律师。由于我是已经判过刑的犯人，所以我仍然被单独关押，这些审理程序使我第一次有机会与我的同事们交谈。

布拉姆非常沮丧。他小声告诉我们，我们正面临着极其严厉的指控，政府已经正式通知他，会要求对我们依法实行最重的惩处——死刑。布拉姆说，根据现实情况，这种结局是十分可能的。我们都生活在绞刑的阴影之下，因为这种可能性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死刑是审判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因为比我们轻得多的犯人最近都被判了死刑。

监狱官员时刻都在提醒你，你可能被绞死。那天夜里，一位狱警敲着我的牢房门说：“曼德拉，你不必为睡觉而担心，你将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我等了一会儿说：“我们大家，也包括你，都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55...

1963年10月9日，我们被押上一辆加强了保安设施的警车。沿着车的中心线装有钢制隔板，把白人犯人和非洲人犯人相互隔开。我们将被送到比勒陀利亚的司法大厦，最高法院就设在那里。“政府对（民族长矛军）全国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员”的指控将在那里开庭。后来，这次审判被大家称作“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的审判，而更多的人把这次审判叫做“利沃尼亚审判”。在法庭附近，矗立着保罗·克鲁格的雕像，他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总统，在19世纪曾经领导人民抗击过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位布尔英雄雕像的下面，有一段从他的讲话中选出来的语句：“我们满怀信心将我们的事业置于全世界的面前，无论我们是获胜还是死亡，自由将像太阳一样从清晨的云雾中在非洲升起。”

我们的警车行驶在装满警察的卡车护送队中间。在护送队的前面行驶的是几辆坐着高级警察官员的豪华轿车，司法大厦周围到处是武装警察。为避开聚集在大厦前面的我们的支持者，我们被押解到大厦的后面，通过大铁门进入大厦。在审判大厦周围，虎视眈眈地站着手握机枪的警察。当我们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听到群众的歌声。一进入大厦，我们就被关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等候开庭。这次审判被国内外的报纸描绘成南非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审判。

当我们从牢房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位被告都由两名全副武装的法警押解。当进入装饰华丽、天花板很高的法庭时，我们每个人都握紧拳头向人民群众致非洲人国民大会礼。在旁听席上，我们的支持者高呼“Amandla！Ngawethu！”和“Mayibuye Afrika！”这是鼓舞人心的口号，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口号。因为警察把每个旁听者的姓名和住址都记录了下来，并且在他们离开法庭的时候，都被拍了照。法庭上有许多国内和国际记者，还有几十名外国政府代表。

我们就位后，警察在我们与旁听者之间形成了一条严密的警戒线。我为必须在法庭上身穿卡其布短裤和做工粗劣的拖鞋而感到气愤。作为一名已经判了刑的犯人，我不能穿正常人穿的衣服，许多人后来评论说，我当时看上去是何等的一副惨相。这不仅仅是由于我的那身打扮，还因为我几个月来被出出进进地单独关押，我的体重减了25磅多。当我步入法庭的时候，我痛苦地向旁听席微笑，看到我的支持者是我能得到的最大安慰。

安全防范特别紧，因为仅仅在几周前，阿瑟·戈德里克、哈罗德·沃尔培、摩西·穆拉和阿布杜雷·扎赛特贿赂了一位年轻狱警而逃出了监狱。阿瑟和哈罗德扮成牧师逃到了斯威士兰，然后又去了坦噶尼喀。当时，他们的出逃在地下组织中引起了一场兴奋，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这件事使政府十分尴尬，但是它却大长了我们的士气。

在利沃尼亚审判中，我们的法官是德兰士瓦的大法官夸突斯·德·韦特先生。他身穿红色长袍，坐在一片木制华盖下。德·韦特是在国民党执政前由合众党任命的最后一批法官之一，大家并未把他当成政府的走狗。他是一个不动声色、对蠢人没有耐心的法官。公诉人是珀西·尤塔博士。他是德兰士瓦的副检察长，当时正野心勃勃地要当南非的检察长。他身材矮小、秃头顶、衣冠楚楚，当生气或感情冲动的时候，他说话就会尖声尖气。他具有表演的天赋，或者用不很确切的话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夸大其实的人物。

尤塔站起身来向法庭发表讲话：“阁下，我把这个案子称作‘政府起诉（民族长矛军）全国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员案’。”我是第一号被告。尤塔递上了控告书，并被授权立即对我们起诉和即决审判。这是他们第一次向我们出示控告书，而公诉书则没给我们看。但是，他们却把公诉书给了《兰德每日邮报》社。该报社把它刊登在当天出版的报纸上，并四处散发。他们在控告书中指控我们11人共同密谋搞了200多次破坏活动，目的是促进暴力革命和对国家实施武装攻击。政府声称，我们是密谋推翻政府活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

我们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而没有指控我们犯有高级叛国罪，原因是法律对破坏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不要求进行长时间的预审（预审程序对辩护是很有帮助的），而法律规定，叛国罪则必须进行长时间的预审。而且量刑标准是一样的，最高都可以判处绞刑。对于高级叛国罪，政府必须证明犯罪事实毋庸置疑，并且每项指控都需要有两人作证。按照《破坏法》，举证责任要求辩方必须证实被告无罪。

布拉姆·费希尔站起身来，请求法庭羁押候审，因为辩方没有时间准备辩护材料。他说，几名被告一直长期在监狱里被单独关押。政府已经准备了三个月，而我们则刚刚收到控告书。德·韦特给了我们三周的准备时间，案子推迟到10月29日开庭审理。

我发现第一天温妮未能到庭，并为此感到心烦意乱。因为她当时正处于禁止期，仅限于在约翰内斯堡活动。她若要到庭，则需要经过警察批准。她申请过，但遭到了拒绝。我还获悉，我的家遭到了袭击，警察拘留了温妮的一个年轻的亲戚。事实上，温妮并非唯一遭受这种烦恼的非国大人士的妻子。阿尔博提娜·西苏陆和卡罗丽尼·莫佐莱迪都依据《90日拘留法》被拘留，瓦尔特的小儿子马科斯也遭到了逮捕。这是政府施加压力时使用的最野蛮的伎俩，他们把自由战士的妻子儿女也投进了监狱。许多人在监狱里能忍受对他们自己所进行的任何打击，但是，想到政府对他们的家人也进行如此的打击则几乎是无法忍受的。

温妮后来上诉到司法部部长，部长批准她出席旁听，但条件是不能穿传统服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我们保护家乡文化的政府却不同意温妮穿科萨民族服装进入法庭。

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里，我们被允许在一起准备辩护材料。现在我又回到了我的被告同事中间，与我的同事们在一起是令人振奋的。作为等候审判的犯人，我们每周有两次30分钟互访的权利，并且被允许每天从监狱外面送一次饭。吃着皮利太太做的可口的饭菜，我很快恢复了失去的体重。

在我们准备辩护材料的同时，政府企图把案情交给报社报道。正常情况下，尚未判决的案子是不能公布于众或在报纸上报道的。但是，既然在利沃尼亚遭逮捕的人都是被依据《90日拘留法》逮捕的，因此，无法从法律意义上判罪，只能把这项法律原则丢到一边。从司法部长以下，大家都说我们是暴力革命分子，报纸经常使用的标题是“用军事手段进行革命”。

10月29日，我们又一次走进了司法大厦，这里仍然有大批群众，还是那样一种令人激动的场面。安全防范还是特别严格，法庭上也有许多来自国外使馆的重要人物。与我们的同志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周之后，我感觉精神焕然一新，甚至感到在法庭上远比住在一个套房里舒服。我们的律师反对法官让我们穿着囚服走上法庭，我们因此获得了在法庭上穿我们自己服装的权利。我们向旁听席挥拳致意，当局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再这样无理取闹就强迫我们穿着囚服上法庭。为了避免暴乱，当局一改让被告先上法庭的正常次序，开庭那天，法官首先进入法庭，这样，当我们走上法庭的时候，法庭就已经进入了审判程序。

我们立即发动攻击，布拉姆·费希尔批评政府的控告书是卑劣的、胡编滥造的。控告书竟然断言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坐牢的时候参加了破坏活动之类的荒唐事，尤塔被搞得乱了方寸。德·韦特法官指望他回答布拉姆的质疑，但是，他不但没有提供特别说明，而且开始发表演讲，法官把他的演讲嘲笑为“政治性演讲”。德·韦特对尤塔的支支吾吾很不耐烦，并且直接告诉他：“你的论点的全部基础，据我理解，应该是希望被告有罪。”德·韦特然后撤销起诉，把木槌一敲，宣布闭庭。

当时，我们在法律意义上仍然是自由的，法庭上一片沸腾。但是，没等德·韦特法官离开他的座位，我们就又被逮捕了。斯瓦尼普尔中尉拍着我们每个人的肩膀说：“我们准备按照破坏罪指控重新逮捕你。”这样，我们就又被带回我们的牢房。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对政府的一次打击。因为，当时不得不回到本案的起步阶段，所有的审判都要停下来。

政府撤回起诉后，我们直到12月初才又回到法庭上。我们都感觉德·韦特法官在休庭期间对我们敌意渐深。我们怀疑，他先前的秉公执法招致了政府的不满，政府因而对他施加了压力。新的指控是，我们被认为招募人员进行破坏活动和开展游击战，以便发动暴力革命。根据他们的断言，我们计划帮助外国军队入侵南非共和国，以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争取并接受了资金援助。尤塔耸人听闻地说，被告订购的弹药足以把约翰内斯堡炸掉。

然后，书记员要我们进行第一次答辩。我们已经同意不按传统方式进行辩护，但是，我们将利用这种机会说明我们鄙弃这种诉讼程序。

“第一号被告，纳尔逊·曼德拉，你服不服罪？”

我站起来说：“阁下，受审的不应该是我，而应该是政府。我是无罪的。”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你是否服罪？”

西苏陆说：“政府应该对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负责。我是无罪的。”

德·韦特法官说他对政治演讲不感兴趣，只要求我们表示服罪或不服罪。大家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每位被告都在表示不服罪之前说政府有罪。

为了加强诉讼程序的宣传效果，政府安排通过南非广播电台现场转播尤塔的讲话。公诉人和法官面前都放了麦克风。正当尤塔清理一声嗓子准备讲话时，布拉姆·费希尔站起来申请法庭把麦克风拿掉。因为这种转播会使人们对案子产生偏见，并且有失法庭的尊严。尽管尤塔声嘶力竭地要求保留麦克风，但是，法官德·韦特还是命令把麦克风拿掉了。

尤塔在他的讲话中争辩说，自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赶入地下后，该组织就着手实行暴力政策，准备以游击战的形式进行破坏，直至对国家进行武装侵害。他声称，我们计划在全国部署数千支经过训练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准备担任暴动的先锋，然后让外国军队武装入侵。“在造成混乱、动乱和无序之后，”尤塔声称，“被告计划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接管和控制这个国家。”实施这个计划的引擎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政治领导下的、司令部设在利沃尼亚的民族长矛军。

在其夸夸其谈的演讲中，尤塔描述了我们如何招募民族长矛军成员，如何计划在1963年举行全国起义（这里他把我们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混淆了），如何在利沃尼亚建立强大的无线发射系统，以及我们如何应该集体对222次破坏行动负责。他说，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安德鲁·木兰基尼负责招募人员，丹尼斯·戈德堡在开普开办了招募人员的专门学校。他详细描述了各种炸弹的制造和到国外募集资金的情况。

在后来的三个月中，政府提供了173名证人，收集归档了数千份文件和照片，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游击战争史料、地图和大卫·莫扎马义的出国护照。第一位证人是一名警察摄影师，他拍摄了利沃尼亚的照片。然后是戈德里克家的佣人们，他们当时一直被拘留，尽管他们与户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联系。这些佣人对我们多数被告都算是熟悉，但是，老杰利曼先生试图保护我，当他被要求指认第一号被告时，他假装不认识我。公诉人说，再仔细看看，请认真端详每一位被告。“我认为他不在这里。”杰利曼平静地说。

我们不知道政府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有罪。在实施利沃尼亚计划期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国外和监狱里。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见到瓦尔特的时候，我已经被判刑，我催促他一定把我的所有书籍和笔记都从农场转移出来。但是，在审理的第一周，当拉斯迪·波恩斯坦申请保释的时候，珀西·尤塔突然出示了我在福特监狱坐牢时画的福特监狱草图和关于越狱逃跑的笔记。尤塔声称，这就是我们所有被告企图越狱逃跑的证据。这说明，我的东西都没有从利沃尼亚转移出来。后来我被告知，我在利沃尼亚的同事决定保留我画的逃跑路线草图，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草图具有历史价值。但是，现在，拉斯迪·波恩斯坦却因此而不能获得保释。

政府的重量级证人是布鲁诺·姆陀罗，或者如法庭上称他那样叫他“X先生”。在介绍“X先生”的时候，尤塔告诉法庭，审问将历时三天，然后，他用表演的腔调说，这位证人正处于“致命的危险”中。尤塔请求以照片的形式提供证据，但是，假如他们不讲明证人是谁，媒体将不可实名报道。

姆陀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具有出色的记忆力。他是一位来自德班的祖鲁人，已经成为纳塔尔民族长矛军地区司令部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破坏专家，曾经去过利沃尼亚。我只见过他一面，当时我刚从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回来，并在纳塔尔为那里的民族长矛军干部发表了一次讲话。他专门针对我的证词使我意识到，政府必然会判我有罪。

他的证词从说他是一个民族长矛军破坏专家开始，他曾经炸过政府的办公室、电力塔和电力线。他非常精确地说明了炸弹、地雷和手榴弹的使用方法，并描述了民族长矛军是如何在地下开展工作的。姆陀罗说，虽然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理想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当他意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变成了共产党的工具时，他确实对组织丧失了信心。

他的证词简明扼要，看起来似乎是直率而公正的。但是，姆陀罗在对他的证言所作的润色方面却有点儿过头，这显然是按照警察的要求做的。他告诉法庭，在我向纳塔尔地区民族长矛军发表讲话期间，我曾经说过所有的民族长矛军干部都应该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但不能公开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的这段证词不过是想把我与民族长矛军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他的记忆力似乎太准确了，以致任何普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认为他说的话是真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姆陀罗的背叛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无法排除甚至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级成员在警察的折磨下也会屈服的可能性。但是，根据各种流传的消息，姆陀罗从来就没有被警察触及过。他却超出寻常地把案中没有涉及的人都牵连了进来。我知道，他可能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但是，背叛那么多人，而且他们许多都是无辜的，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

在反诘期间我们得知，姆陀罗在加入民族长矛军之前曾经因盗窃被监禁过三次。尽管有这些新发现，他仍然是一个有杀伤力的证人，因为法官认为他是靠得住的和可以信赖的。他的证言几乎牵连到我们每一个人。

政府指控我们的全部依据是在利沃尼亚突击搜查时没收的一份6页纸的《行动计划》。当警察袭击利沃尼亚农场时，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官员正在开会研究这个文件。该《行动计划》在整体上勾画了开展游击战的可能性和如何发动群众举行反抗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情况。其中设想在南非4个不同的地区建立小股游击队，并对预先选出的目标进行攻击。该文件提出在全国招募大约7000名民族长矛军战士，以便与经过培训的120名游击队骨干相配合。

公诉书以很大的篇幅强调《行动计划》已经经过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研究通过，并且已经成为民族长矛军的具体行动计划。我们坚持认为，《行动计划》并没有被正式采纳，在我们被捕的时候，它仍然处于讨论之中。我坚持认为，《行动计划》只是一个草稿，它不仅没有得到批准，而且其目标和行动方案都完全是不现实的。我指出，游击战在当时的那个阶段是一个不可实施的方案。

《行动计划》是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起草的，因此，我对这个文件知道得很少。即使是在这些被审判的人中，是否把它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项政策进行采纳也仍然存在着分歧。戈万与乔·斯洛沃起草了这个文件，戈万坚持认为大家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在法庭上争论这个文件仍然处于讨论之中是错误的。但是，其他被告认为，这个文件尽管由最高司令部完成了草稿，但却没有被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批准，鲁图利酋长连见都没见到过这个文件。

尽管死刑审判往往是令人恐怖的，但是我们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涨。我们中间出现了许多关于绞刑的幽默故事。丹尼斯·戈德堡是我们被告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幽默感，常常使我们在不应该笑的时候禁不住大笑。当一位公诉方的证人描述雷蒙德·穆拉巴如何装扮成一位牧师的时候，丹尼斯从此之后就称呼雷蒙德·穆拉巴为穆拉巴牧师。

在楼下的咨询室里，我们经常互相传递纸条，我们看后就把纸条烧掉并丢进垃圾桶。负责看管我们的特警斯瓦尼普尔中尉，是一个高个子红脸大汉，他觉着我们总是背着他干什么事情。一天，当斯瓦尼普尔正在门口注视着我们的时候，戈万·姆贝基故意鬼鬼祟祟地写了一个纸条，然后又鬼鬼祟祟地把纸条递给我。我看后谨慎地点了点头，然后把纸条递给了凯西。凯西故弄玄虚地掏出火柴，似乎要把纸条烧掉。这时，斯瓦尼普尔突然闯了进来，一把就把纸条从凯西手中抓了过去，嘴上嘟囔着说，在房间里点火是很危险的。然后，他走出房间去欣赏他的战利品。几秒钟后，他气冲冲地回来说：“我要找你们算账！”原来戈万用大写字母写了一句“难道斯瓦尼普尔不是一个英俊的伙计吗？”

我们被关在牢房里，并且政府要判我们死刑。但是在监狱外面，新的生命正在诞生。吉米·坎特的夫人不几天就要分娩了。吉米是一位律师，他仅仅因为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就被政府抓来受审。

一天上午，我们正坐在被告席上，从被告席的另一端传给我一张纸条：

芭芭拉和我详细讨论了教父的人选，我们得出了结论，不管婴儿是男是女，如果你同意接受这个职务，作为你过去拥有的名声欠佳的职务的一种附加，我们将认为这是一种光荣。

作为答复，我给吉米回了一个纸条：

我将比什么都高兴，光荣是属于我的，并非婴儿的光荣。现在，他们不敢把我绞死了。

56...

政府的审判在1963年的圣诞休假期间继续进行，到1964年2月29日结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几乎没有时间检验证据和准备辩护材料。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同等地受到证据的影响，例如就没有针对詹姆斯（吉米）·坎特的证据。他连我们组织的成员都不是，根本就不应该受审。对于拉斯迪·波恩斯坦、雷蒙德·穆拉巴和阿迈德·卡特拉达，证明他们与阴谋叛国有牵连的证据也不多。我们决心不让他们受到牵连。在拉斯迪的案子中，证据是微不足道的。他仅仅被发现曾经在利沃尼亚与其他人在一起过，我们其余的六个人也将只承认在某些指控方面是有罪的。

布拉姆十分悲观，他宣称，即使是我们证明没有批准实施游击战，而且我们的破坏政策不足以判处死刑，政府也仍然会判我们死刑。被告方按照是否找人作证划分成两派，有人断言，如果我们找人作证，将对我们不利。乔治·毕佐斯认为，除非我们提供证据使法官相信我们没有决定实施游击战，否则法官肯定会判我们死刑。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的目的不是把这次审判作为法律上的审判，而是把它作为宣传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平台。例如，我们将不会否认我们对破坏活动负有责任，我们也不会否认我们这伙人已经不再坚持不使用暴力。我们并不是想逃避或减轻对我们的惩处，而是想通过这次审判增强我们大家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的决心。我们将不从法律意义上对我们自己进行太多的辩解，而是更多地从道德上进行辩护。我们把这次审判看作斗争的继续。我们承认政府知道的一切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将拒绝提供任何我们认为会涉及其他人的情况。

我们将抗拒政府关于我们着手游击战的核心指控。我们承认，我们的确制订了如果破坏不成功则开展游击战的应急计划。但是，我们坚持认为破坏并没有失败，因为破坏活动本来就没有得到充分地实施。我们将否认政府所声称的我们杀害或伤害无辜旁观者的指控。这种指控完全是一派谎言，要不然，这些事情就是其他人所为。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让外国军队介入。为了辩护，我们认为不得不就《行动计划》向法庭作出说明。

在我自己的案子中，法庭已经对刑事定罪有了充分证据。我的亲笔文件可以证明，我非法离境、安排军事训练和支持组建民族长矛军都是事实。还有一份我亲笔写下的文件手稿，题目是《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政府认为这个文件证明我是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党员。事实上，这个文件的题目源自一位名叫刘少奇的中国理论家的著作，是我为了向摩西·考塔尼证明一个观点而写的。我们一直在辩论，普通南非人是否对共产主义感兴趣。我老早就坚持认为，共产主义文献多数是难懂的、深奥的和以西方为中心的，而这些文献本应该简单、明了，并适合南非群众阅读。但是摩西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就拿了刘少奇的一篇文章为非洲读者进行了改写。

我将是第一位证人，因而能够确定辩护方的基调。在南非法庭上，证人席上的证言只能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提供。我不想局限于这种模式。我们决定不提供证言，而是在被告席上宣读一个声明，其他人则对此提供证据并进行盘问。

对于被告席上的证人作证，法官不能反诘或提问。因此，这种证言没有普通证言那样的法律分量。选择这种方式作证的人通常是为了避免遭到反诘。我们的辩护律师提醒我，这样会使我在法律上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我在作证期间所说的任何关于我是无辜的话都会被法官大打折扣。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用陈述我们的政策和理想的方式进行辩护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将为随后而来的一切建立上下联系。我很想与珀西·尤塔过过招，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想利用这个平台申诉我们的冤枉。

通过协商，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于咨询室安装了窃听装置，我们是通过相互传递纸条的方式进行协商的。我们甚至利用政府的窃听器向政府提供虚假信息。我们尽量表明我将作证，这样他们就会花费时间准备反诘。在故意安排的交谈中，我告诉我的辩护律师乔尔·乔菲，我需要上次的叛国审判资料来准备证词。看到尤塔专心致志地阅读上百卷叛国审判资料，我们感到好笑。

我大约用了两周的时间准备我的证言，我的证言主要是在牢房内利用晚上的时间完成的。当我完成了我的证言讲稿的时候，我首先宣读给我的被告同志和同事们听。他们基本同意我的讲话稿，只提了几条修改意见。然后，我又请布拉姆·费希尔过目。布拉姆阅后非常担心，他又请一位名叫哈尔·汉森的非常令人尊敬的辩护律师过目。汉森告诉布拉姆：“如果曼德拉在法庭上宣读这个讲话稿，他们可能会直接把他带到法院后面送上绞刑架。”他的话使布拉姆更加担心，第二天他来到我面前，督促我修改讲话稿。我认为不论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有可能被绞死。因此，还不如索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时的气氛特别令人感到恐怖，报纸天天都在猜测我们何时会被判处死刑。布拉姆请求我不要读最后那段话，但是，我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4月20日礼拜一，在最严格的安全防范下，我们被带到了司法大厦，这次我们将进行辩护。温妮和我母亲都来到了法庭，当我们走上法庭的时候，我向她们点头示意。法庭上又挤满了人。

布拉姆宣布，被告将承认政府的某些证言，法庭上立即出现了嘁嘁喳喳的交谈声。但是，他继续说，被告方将对政府提出的几项指控予以否认，其中包括民族长矛军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组成部分的说法。他说，民族长矛军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尽力使两个组织保持完全独立。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并非总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他坚决否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共产党的指令。他说，辩护方将否认关于戈德堡、卡特拉达、波恩斯坦和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成员的说法。他说，辩护方将表明，民族长矛军事实上没有采纳《行动计划》，民族长矛军也没有着手准备实施游击战。

“要否认吗？”法官德·韦特有些怀疑地问道。

“要否认，”布拉姆说，“证言将表明，虽然准备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采纳过这个计划。我们自始至终一直希望避免走这一步。”

然后，布拉姆轻声说：“阁下，辩护将以被告席上第一号被告进行说明开始，他本人参与了民族长矛军的创建，他能告诉法庭该组织的创建情况。”

这时，尤塔忽然从席位上站起来：“阁下！阁下！”他对我们不作证感到失望，因为他毫无疑问已经做好了反诘的准备。“阁下，”他相当失望地说，“在被告席上作陈述没有发誓作证那样的分量。”

“尤塔博士，我认为，”德·韦特法官干巴巴地说，“不需要你的帮助，被告律师有足够的经验劝说他的委托人。”尤塔于是坐了下来。

“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不知道刑法的规定，”布拉姆说，“我们可以仰仗纳尔逊·曼德拉。”

我站起身来，面对法官慢慢地照着我的讲稿念起来。

我是第一号被告。

我拥有文科学士学位，与奥利佛·塔博先生合伙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律师工作数年。我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因为我未经批准离境出国和煽动人们在1961年5月底举行罢工而被判处了5年监禁。

我直接承认，我是组建民族长矛军的人员之一。直到1962年8月被逮捕，我一直在民族长矛军事务中担任重要角色。

首先，我要说政府在开庭时关于南非的斗争受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个人，同时也作为我们人民的领导，我做了我所做的一切。这些完全是缘于我在南非的经历和我自身引以自豪的非洲背景，而不是因为任何外界可能说过的什么原因。

在特兰斯凯我的青年时期，我曾经听我们的部落老人们讲过过去发生的故事。在故事中，他们向我讲述了我们的祖先为捍卫祖国而进行斗争的事迹。丁冈和巴木巴塔、辛沙和马卡纳、斯广提和达拉希勒、莫肖伊休和塞库库尼的名字被全非洲民族引以为骄傲和光荣。当时，我希望生活为我提供服务于我的人民并为他们的自由斗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的机会。这就是本案指控我所干的一切的动机。

说了这些以后，我必须对暴力问题多说几句。在法庭至今所了解的事情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不真实的。但是，我并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我并不是因为不计后果或喜欢暴力才策划这些破坏活动。我之所以策划这种破坏活动，是清醒地分析了白人多年的专制、剥削和压迫之后出现的政治形势的结果。

我想给法庭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的行动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或没有考虑采取暴力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我特别强调了我们不想对生命造成伤害的决心。

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主张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我们避免采取任何导致加剧现有种族隔阂的行动。但是，无情的事实是，50年的非暴力斗争给非洲人带来的是更严厉的立法，从而使非洲人的权利越来越少。让这个法庭理解这种情况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又的确是事实。多年来，人民一直在谈论暴力，谈论他们将有一天与白人开战并夺回他们的国家。而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总是试图说服他们避免使用暴力，而采取和平方式，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曾经进行过讨论。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努力以非暴力方式使政府放弃种族歧视的政策并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群众开始对这种政策丧失信心，并产生了采取恐怖活动的念头……

民族长矛军是在1961年11月创建的。当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们立即制订了计划，我十分重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传统和种族和睦政策。我们感到，这个国家正在滑向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一场内战。我们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内战将意味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张毁于一旦，将使种族之间的和解更加难以实现。我们南非历史上已经有过战争的经验教训，用了50多年才消除了南非（英布）战争造成的伤疤。这种种族之间的内战会造成双方大规模的牺牲，由此而留下的伤疤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呢？

我说，破坏活动也许可以为将来的种族关系带来最好的希望。白人统治者对我们的努力作出的反应是迅速而残酷无情的：破坏活动被宣布为一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过。我说，我们不要内战，但是，我们需要做好内战的准备。

经验让我们相信，暴动将为政府提供无限的滥杀无辜人民的机会。但是，正是因为南非的土地已经洒满了无辜非洲人的鲜血，我们才认为做好长期准备，用暴力反对暴力来捍卫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在最有利于我们的人民的条件下进行。对我们来说最有可能、双方牺牲风险最小的战争形式就是游击战。因此，在准备将来开展的战争中，我们首先考虑了游击战的可能性。

白人都经历过强制性军事训练，但政府却不给黑人这种训练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建立一个训练有素的核心层是绝对必要的。一旦游击战争爆发，这个核心层将能够起到游击战争所需要的领导作用。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应对这种形势的准备。

我介绍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阶段我出国参加“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和接受军事训练的情况。我说，我接受军事训练，是因为如果发生游击战争，我希望能够与我的人民站在一起，并同他们并肩战斗。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采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没有消失，应该努力坚持下去。

我告诉法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长矛军之间的不同之处，并说明我们如何诚心诚意地把两者分开。这是我们的政策，但是，在实践中并不那么简单。由于禁止和监禁，人们常常不得不参与两个组织的工作。尽管这样有时会混淆两者的界限，但是，界限仍然存在。我反驳了政府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论断。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思想路线过去是并且一直是非洲民族主义，它与“把白人赶进大海”的呐喊所表达的非洲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坚持的非洲民族主义是非洲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实现自由。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认可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一直是《自由宪章》。它绝非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从未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上发动过革命性的变革，并且就我记忆所及，也从未谴责过资本主义社会……

与共产党不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只接纳非洲人作为自己的成员。它的主要目标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为非洲人民赢得统一的和全部的政治权利。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却是消灭资产阶级，用工人阶级的政府取代资产阶级政府。共产党强调阶级划分，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则寻求阶级之间的和谐。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之间经常进行密切合作也是事实。但是，这种合作仅仅说明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白人霸权，而不能说明利益完全一致。世界历史上充满了类似的例子。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之间在反对希特勒时的合作关系。只有希特勒才敢说，这种合作把丘吉尔或罗斯福变成了共产党人或共产党人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

对于对共产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南非白人来说，要理解为什么有经验的政治家那么愿意把共产党人作为朋友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理由则是十分显然的。在反对压迫的那些党派之间进行理论上的区分是一种奢望，现阶段我们还做不到。特别是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把非洲人当做人类并予以平等相待的政治党派。他们愿意与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谈话，一起居住，一起工作。因此，现在有许多非洲人把自由等同于共产主义。

我告诉法庭，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总是把自己视为一名非洲爱国者。我并不否认，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对我产生了诱惑，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影响。这对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事实，他们承认需要社会主义的某些方式使他们的人民能够赶上西方先进国家。

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人认为西方的议会制是不民主的和反动的。但是，与他们相反，我却是这种制度的崇拜者。

《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都是全世界民主人士奉若神明的文献。我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十分欣赏。我认为英国的议会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将永远令我羡慕。美国国会、国家权力分立理论，以及司法独立也使我产生了相似的激情。

我详细论述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生活中的巨大差别。在教育、卫生、收入以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黑人仅仅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上，而白人却处于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并且还准备继续维持这种状况。我说，白人常常声称南非的非洲人比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富裕。我们的抱怨不是说我们与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相比是贫穷的，而是说与我们国家的白人相比我们是贫穷的，而且法律剥夺了我们平等致富的权利。

非洲人缺少人格尊严是白人霸权政治的直接结果。白人霸权政治意味着黑人只能是次等公民。企图保留白人霸权的立法制度让这种状况得以维持。在南非，卑贱工作不可变更地要由非洲人去做。有什么要搬运的或要清理的活，白人可以在周围随便找一位黑人去为他做，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被他雇用……

贫穷和家庭生活崩溃是第二种后果。孩子们在大街上到处闲逛，因为他们没有学上，或者因为他们没有钱上学，或是没有家长留在家中照管他们的学习，因为他们的父母（如果父母都在）不得不都去工作，以维持家庭生活。这就导致了道德标准的崩溃，使不法事件和暴力事件日趋频繁，到处滋生，而不仅仅是政治性暴力事件……

非洲人要求在南非这个整体中得到公正。他们要求在社会中得到安全保证和居住场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求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我们将永远无能为力。我知道这种声音在这个国家的白人听起来像是革命的言论，因为多数选民将是非洲人。这使白人害怕民主……

这就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之战斗的目标。他们的斗争是真正的民族斗争。这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非洲人民在他们自己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鼓舞下所进行的斗争，这是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

我一直在念我的讲话稿，谈到这里，我把我的讲话稿放在了辩护席的桌子上，转脸面对法官，法庭变得特别静。当我脱稿说出最后几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德·韦特法官。

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事业。我反抗了白人专制，我也反抗了黑人专制。我抱有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社会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如果需要，我愿意为了这个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时法庭上下鸦雀无声。在我的讲话结束之后，我直接坐了下来。我没有回头向旁听席上致敬，尽管我感到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寂静似乎持续了老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大约只持续了不到30秒。然后，我从旁听席上听到长长的一声叹息，紧接着就是女士们呜呜哭泣的声音。

我念了4个多小时，当时是下午刚过4点，通常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法庭刚刚静下来，德·韦特就立即请下一个证人到庭。他决心减少我的讲话对法庭产生的影响。他不想那天就此结束，只让我一个人作证。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见效。当我讲完话并坐下来的时候，德·韦特最后看了我一眼。

我的讲话在本地和外国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被逐字逐句地刊登在《兰德每日邮报》上。他们忽视了我所说的话都是被禁止的这一事实。这个讲话既显示了我们的辩护思路，又消除了控方对我们的伤害，因为控方预计我将提供否认对破坏活动担负责任的证言，并完全是在这个预测的基础上准备的指控材料。他们现在明白，我们不想利用法律技巧避免承认对我们的行动负责。我们以自己的行动为骄傲，并且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是下一个发表证言的人。瓦尔特不得不首当其冲地面对尤塔为我准备的反诘。瓦尔特顶住了一系列不怀好意的提问。他摆脱了尤塔的雕虫小技，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我们的政策作了说明。他说，《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并没有作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被采纳。事实上，瓦尔特告诉法庭，由于这个计划还不成熟，他本人就反对采纳《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

戈万在瓦尔特之后走上了证人席，他自豪地告诉法庭，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党员。公诉人问戈万，如果他承认对他的几项指控中的许多行动，为什么不干脆认罪？“首先，”戈万说，“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如实说明一些导致我加入这些组织的原因，这里面有道义上的责任感。第二，简单的原因是，认罪则说明心中认为道义上有罪。而我不承认在我的回答中存在道义上的罪责。”

像戈万一样，阿迈德·卡特拉达和拉斯迪·波恩斯坦都证实自己就是共产党党员，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尽管拉斯迪是在警察袭击期间在利沃尼亚被逮捕的，但是政府起诉他唯一的直接证据是他在农场帮助架设过无线电天线设施。凯西在证言中聪明地否认了参与和煽动别人进行破坏活动。但是，他说，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斗争行动，他将给予支持。

当第八被告詹姆斯·坎特被逮捕并与我们关押在一起时，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除了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和法律合伙人之外，他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或民族长矛军都没有任何牵连。哈罗德通过他的办公室曾经为我们办过几件事，但事实上并没有起诉他的证据。我推测，政府坚持在监狱里起诉他的目的是恐吓进步律师。

在德·韦特法官准备审理吉米一案的那天，我们等候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我对吉米说：“为了吉利，我们交换一下领带。”当他接过我那条又宽又旧的领带并与他给我的那条漂亮的丝绸领带相比较时，他可能想我仅仅是企图改善一下自己的着装。尽管吉米有点讲究穿戴，但他还是戴着我的那条旧领带上了法庭，当德·韦特法官撤销对他的指控时，作为一种告别的礼节，他向我举起了那条领带。

雷蒙德·穆拉巴是东开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的领导人，但是政府并没有多少起诉他的证据。他否认他是民族长矛军的成员之一，也否认知道有关破坏活动的任何事情。我们认为，第九号被告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第十号被告安德鲁·木兰基尼都不应该作证，他们是民族长矛军的低级成员，他们不能对已经说过的事情增加多少新的内容。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尽管在监狱中遭到了毒打和折磨，但是他并没有屈服。安德鲁·木兰基尼是最后一个被告，他发表了一个违背誓言的声明，承认曾经为民族长矛军传送过信息和指令，并为了便于做这个工作而把自己化装成了牧师。他还告诉法庭，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曾经遭到过殴打，并被使用了电刑。安德鲁作完证后，辩护方就停止了辩护。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最终的合议判决。

5月20日，尤塔向媒体提交了他最后讲话的皮面精装本，并给了辩护方一个副本。尽管装帧漂亮，但尤塔的讲话是对起诉书篡改性的归纳，并没对控告书作任何的说明或对证言作任何核实，其中充满了对人身的侮辱和攻击。“被告的欺骗性是引人注目的，”他说，“尽管他们几乎代表不了班图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们却自以为有责任告诉世界，南非的非洲人是被镇压的、被压迫的和被征服的。”就连德·韦特法官也似乎被尤塔的讲话搞得迷惑不解。有一次，他打断尤塔的讲话说：“尤塔先生，你确实承认你没有证实被告决定开展游击战，对不对？”

尤塔愣住了，因为他认为正好相反。我们也感到吃惊，因为法官的提问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尤塔吞吞吐吐地告诉法庭，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工作确实已经展开了。

“是的，我知道，”德·韦特不耐烦地说，“辩护方承认。但是，他们说在他们被捕之前并没有决定开展游击战。我认为你没有证据推翻这种说法，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随阁下的便。”尤塔用从喉咙里挤出的声音说。

尤塔最后说，这个案子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级叛国案，而且还是一个在控告书里没有提及的杀人和故意杀人案。他气势汹汹地宣布：“我不无冒昧地说，控告书中每一项指控都已经被证实。”他知道，即使是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话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辩护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松第一次站起来就控告方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涉。他反驳了尤塔关于此次审判与杀人有任何关系的说法，并提醒法庭，民族长矛军的政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阿瑟开始说明其他组织进行的破坏活动也被强加给了被告的时候，德·韦特插话说他已经作为事实予以承认。这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胜利。

紧接着布拉姆·费希尔发表意见，他准备反驳政府提出的两个最要害的指控问题，即，我们实施了游击战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一回事儿。尽管德·韦特说他相信我们没有开始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并不敢冒这个险。但是，当布拉姆谈到他的第一个问题时，德·韦特忽然有点不耐烦地插话说：“我想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承认在开展游击战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作出决定，或者说没有确定日期。”

当布拉姆开始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德·韦特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也承认两个组织是不同的这个事实。布拉姆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却几乎对德·韦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忽然坐了下来。法官竟然在他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承认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感到高兴，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正在面临死刑的人来说可以算是高兴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高兴的。法庭宣布休庭三个礼拜，德·韦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案子作出判决。

57...

全世界一直在关注着利沃尼亚审判。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为此而举行了彻夜的守夜活动，伦敦大学的学生们选举我为学生会的缺席主席，而联合国的一群专家要求为南非召开专门紧急会议，以敦促南非建立真正的代议制议会，并建议对所有种族隔离反对者实行特赦。在德·韦特准备判决的前两天，联合国（有4个国家缺席，包括英国和美国）敦促南非政府结束审判，并对被告给予特赦。

在我们即将重新走上法庭接受判决之前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撰写论文，以便通过伦敦大学的一系列考试而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我要在对我判决之前参加法律考试，这似乎有点荒唐。对关押我的狱警来说，这似乎也有点稀奇古怪。他们说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法律学位。但是，我在整个审判期间一直在坚持学习，我要参加这次考试，并专心致志地进行准备。后来我发现，这是使我消除杂念的一种好方法。我知道我很快就不能做律师工作了，但是我暂时不想考虑其他的事情。最后，我通过了这项考试。

6月11日星期四，我们又集中在司法大厦听候最终判决。我们知道，我们当中至少有六人没有定论却被判有罪。问题是判什么刑。

德·韦特没进入角色前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他低声而迅速地说：“我已经把我得出结论的理由记录在案，我建议不再宣读这些记录。第一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第二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第三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对每一位主要被告，德·韦特都宣布在四项指控方面有罪。凯西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只有一项罪名成立，拉斯迪被宣布无罪并被撤销指控。

“我建议今天不考虑量刑问题，”德·韦特说，“政府方面和被告明天上午10点将被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然后，他宣布休庭。

我们曾经希望凯西和穆拉巴能够逃过判决，但是，那就是另一个信号：如果必要的话，政府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如果法官能以不多的证据判穆拉巴四项指控都有罪，那么，难道他还不能把我们这些有确凿证据的人判处死刑吗？

那天夜里经过讨论后，瓦尔特、戈万和我告诉律师，不管我们被判什么刑，甚至是死刑，我们也不上诉。我们的决定使我们的律师感到迷惑不解。瓦尔特、戈万和我相信，上诉将有损我们的道德立场。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不管我们干什么，我们必须问心无愧，必须坚持道德原则。我们现在不准备在上诉中发表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被判死刑，我们将不再约束必然爆发的群众运动。根据我们一贯坚持的、大胆的、具有挑战性的路线，上诉似乎会表明我们虎头蛇尾，甚至表明我们是令人失望的。我们要传达的信号：为了自由，即使在斗争中牺牲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律师对我们的决定感到不满，想与我们谈谈上诉的事。但是，戈万、瓦尔特和我却要求讨论第二天判决程序的细节问题。如果我们被判处死刑，将会履行哪些程序？律师告诉我们，德·韦特宣布死刑后，他将问我这个第一被告：“你是否还有任何理由认为死刑不该被通过？”我告诉布拉姆、乔尔和弗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有许多话要说。我将告诉德·韦特，我准备去死，并知道我的死将对我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一种鼓舞。我的死，我们的死，都不会白费。如果作为烈士为我们的事业而死，比活着服务于我们的事业更好，那么，我们就会去死。律师说，这样的话对上诉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而我重申我们将不上诉。

即使是，或者说特别是，如果我没被判处死刑，我们也有现实的理由不上诉。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能会失败。上诉法庭可能会认为德·韦特一直太宽容，判我们死刑是罪有应得。上诉将会有碍于国际社会为释放我们而继续施加压力。

对于政府来说，死刑可能是最现实的判决。我们听说，司法部长约翰·沃斯特告诉他的朋友们，总理史末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因为他的叛国而把他绞死。他说，国民党人将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做好了被判处死刑的准备。一个人如果真正对某件事已经做好准备，他一定真的企盼这件事的到来。而一个人如果没能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他就会暗暗地相信这件事不会发生。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不是因为我们勇敢，而是因为我们注重现实。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能够抱着必死之念，那么活果然好，死也无所惶虑。”

58...

1964年6月12日礼拜五，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法庭上。自从在利沃尼亚遭到逮捕，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安全防范依然特别紧，我们的护卫队鸣着汽笛穿过大街。通往法院的路都被封锁了，不准正常通行。对任何企图走近司法大厦的人，警察都要检查其身份。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设立了检查站。尽管有种种威胁，仍然有2000人打着旗帜和条幅聚集在法院前，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们”之类的标语，法院里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本地媒体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只有站着的空间。

我挥手向温妮和我母亲致意。看到她们在场，我十分高兴。我母亲是从特兰斯凯赶来的。来到法庭看自己的儿子是否被判处死刑，一定让她心情十分沉重。尽管我猜想我母亲不了解将要发生的全部情况，但是，她的支持绝不会动摇。温妮也一样坚定，她的支持给我增添了力量。

书记员高声喊出案子的名称：“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员案”。在宣判前，收到了两份减刑申请。一份是哈罗德·汉森提交的；另一份则是作家艾伦·佩顿提交的，他也是自由党的全国主席。汉森口才很好，他说全国上下的不满情绪不能被压制，人民总是要找到申诉不满情绪的途径。“犯罪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汉森说，“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汉森说法官应该很好地回想一下，他自己的人民，非洲白人，为了他们的自由也曾顽强地进行过斗争。

尽管佩顿本人不支持暴力，他说只有两种选择：“低头屈服，或以暴力对抗。”被告应该得到仁慈，他说，不然南非的前途将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德·韦特似乎对两个人的申诉根本没有听进去，在他们两个申诉时，他既不抬头看，也不做记录，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当中。他显然是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仅仅是在那里等待宣布他的决定。

他点头让我们站起来，我试图盯住他的眼睛，但是，他连看都不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他的两眼盯在法庭正中的前方，脸色苍白，粗粗地喘着气。我们相互看了看，似乎知道将被判死刑，不然这位通常冷静的人为什么那样紧张？然后他开始讲话。

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非欧洲人不满的事情。被告告诉我，他们的律师告诉我，这些被告都是非欧洲人的领袖，他们是在希望减少不满情绪的动机的驱使下而变成罪犯的。我完全相信被告的动机，就像他们希望法庭相信的那样他们是毫无私心的。组织革命的人往往试图取代政府，个人野心不能排除在动机之外。

德·韦特中间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缓口气。他的声音以前就很低，但现在仅仅是可以听得到而已。

这个法庭的功能，正如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庭的功能一样，旨在加强法律和秩序，并且加强其所在国的所有法律。被告被判的主要罪名是阴谋叛国罪，实际上是高级叛国罪。政府决定不以高级叛国罪提起公诉。考虑到这种情况，并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我决定不使用最高刑罚，像这样的案子通常是应该判处最高刑罚的，但是，按照我的职责，这个判决是我能表示的唯一从宽惩处。这个案子的被告将全部被判处终身监禁。

我们相互看了看，脸上露出了微笑。当德·韦特宣布他不判处我们死刑的时候，法庭上的群众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是，在一些旁听者中，有的感到惊惶，因为他们没能听清德·韦特的宣判。丹尼斯·戈德堡的夫人叫着他的名字高声说：“丹尼斯，是什么刑？”

“终身监禁！”他回答说，脸上堆满了笑容，“终身监禁！没有判处死刑！”

我回头面对旁听席，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四下搜寻温妮和我母亲的面孔。但是，法庭内太乱，人们在喊叫，警察不知所措地对群众指手画脚，我无法找到她们。当许多旁听者冲出法庭向外面的群众通报宣判结果的时候，我向他们伸出拇指行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押解我们的警察开始把我们从被告席上驱赶出来，并押解着我们朝通向地下的门口走去。我又一次寻找温妮的面孔，但是在我低头穿过那个通往下面牢房的门口之前仍然没有看见她。

我们戴着手铐，待在法院下面的牢房里。面对外面的人群，警察们十分紧张。他们让我们在地下的牢房里待了半个多小时，希望人群散去。我们被从司法大厦的后面押送上囚车。我们能听见护送的摩托车在我们两边行驶的声音。为了躲避人群，囚车选择了另外的路线行驶，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听到群众高喊“Amandla！”的口号声和高唱“Nkosi Sikelel’ iAfrika”那节奏缓慢、曲调优美的歌声。我们通过加了防护条的囚车窗子挥动拳头，希望群众能看到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看到了我们。

我们都成了判过刑的囚犯。我们与丹尼斯·戈德堡分离关押，因为他是白人，他被带到了另外的牢房。我们其余的人都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牢房里，与其他囚犯隔离开来。在这里，我们无法听到呼喊声和歌唱声，现在只能听到牢房门和监狱大门的吱呀咣当声。

那天夜晚，当我躺在铺在地板上的席子上的时候，开始思索德·韦特作出这个判决的原因。毫无疑问，南非的全国性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他难以承受。国际商会对审判提出了抗议。全世界码头工人联合会威胁不再装卸南非的货物。苏联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给沃尔沃德博士写信，要求对我们宽大处理。美国国会议员们提出了抗议。英国议会的50名议员在伦敦举行了游行。有传言说，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斯·道格拉斯－霍姆在幕后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艾德莱·史蒂文森写信说，他的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阻止我们被判死刑。德·韦特曾经承认，我们还没有开展游击战，并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两个独立的组织，因此，对他来说，判处我们死刑是有难处的，似乎显得太过分。

沃尔沃德告诉议会，判决并没有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电报和呼吁的影响。他吹嘘说，他把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报都扔进了垃圾桶。

在审判快要结束的时候，德·韦特法官顺便对布拉姆·费希尔说，辩护在这个案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宣传作用。这可能是他自己承认受到压力影响的一种方式。我知道，如果我们被判死刑，那么大多数人将会把他视为杀害我们的凶手。

他也受到了来自他所属种族的巨大压力。他是一个南非白人，是一个受南非体系影响的人，也是一个有思想倾向的人。他不想违背自己的信仰体系去行事。他屈服于让我们生的压力，而顶住了判我们死的压力。

我对德·韦特给卡特拉达、莫佐莱迪和木兰基尼的刑罚感到吃惊和不满。我原来期望他会解除对凯西的指控，并给伊莱亚斯和安德鲁较轻的刑罚。后两位是民族长矛军职位比较低的成员，他们三人的罪过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们其余任何人的罪过大。但是，由于没有上诉，我们深信凯西、安德鲁和伊莱亚斯为此付出了代价：上诉法庭可能会为他们减刑。

每天晚上熄灯前，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都会回荡着非洲囚犯歌唱的自由歌曲。我们也加入了这支情绪激昂的大合唱队伍之中。但是，每天晚上，人们似乎是遵循一个无声的命令，大家在熄灯前的几秒钟，都会立即停止歌唱，整个监狱会变得一片寂静。然后，从整个监狱的十几个地方，人们会高呼“Amandla”，从而引来数百人高喊“Ngawethu”！我们经常自己喊这个应答式的口号，但是，在那天晚上，其他所有不知名姓的囚犯带头喊这个口号还是第一次。来自监狱四周的声音似乎特别响亮，好像在鼓励我们坚强地迎接面前的考验。

第八部 罗本岛：黑暗的岁月

59...

午夜时分，我醒来并注视着天花板，审判的情形仍然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此时我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我被单独关在我的牢房里，和别人不在一起。忽然有人敲我的牢房门，我能从栅栏门认出是奥卡木博上校。“曼德拉，”他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你醒着吗？”

我告诉他，我醒着。“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他说，“我们准备把你带到一个你可以享有自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四处走走，能看见海洋和天空，而不是每天只能看见灰墙。”

他并不是故意嘲笑，但是我十分清楚，他所指的那个地方并不会给我我所渴望的自由。然后他神秘地说：“只要你不惹麻烦，你将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然后，奥卡木博叫醒了其他犯人并命令他们收拾东西，他们都在独立的牢房里。15分钟之后，我们直接向比勒陀利亚地方法院的钢铁迷宫走去，铁门的叮当声不绝于耳。

一走出牢房，我们七个人就都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的后车厢。其中有瓦尔特、雷蒙德、戈万、凯西、安德鲁、伊莱亚斯和我。午夜已过，但是我们却没有人感到疲倦，气氛一点都不忧伤。我们坐在满是尘土的车厢地板上，唱歌、聊天，重新回顾审判的最后时刻。狱警给我们提供了三明治和冷饮，中尉范·威克与我们一起坐在后车厢内。他是一个乐呵呵的人，在唱歌的间歇，他主动就我们的前途谈了他的看法。“好，”他说，“你们这些家伙不会在监狱里待多久。释放你们的要求太强烈了，一两年你们就可以从监狱里出来，将作为国家的英雄归来。群众将欢迎你们，每个人都想做你们的朋友，女士们会希望嫁给你们。嗨，你们这些家伙真行。”我们听他唠叨着，没作任何评论。但是我承认，他的话让我非常高兴。不幸的是，他的预言过了将近30年才得到证实。

深更半夜，我们在警察的押解下静悄悄地离开了比勒陀利亚。我们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市外的一个小型军用机场，然后被押上了一架达库塔（Dakota）大型军用运输飞机。飞机上没有暖气，我们在飞机里冻得瑟瑟发抖。有的人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他们似乎对坐飞机比对我们的目的地还要惧怕。飞机在15000英尺的高度突然上升和下降，似乎比关押在高墙里面的牢房里还要危险得多。

大约在空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飞机下面的大地开始出现了黎明的曙光。飞机上有舷窗，我们刚刚能看到飞机外面那柔和灰暗的光线，同志们就立即纷纷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看。我们是朝东南方向飞行，越过了奥兰治自由邦那干旱的平原和翠绿而多山的开普半岛。我也伸长脖子通过舷窗向外看，但是，我并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观看风景，而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进行观察，看游击队在哪里能找到隐藏自己的地方。

自从组建民族长矛军以来，关于南非的农村是否适合游击战，一直存在争论。多数最高司令部成员都认为不适合。当我们飞过开普地区一个叫默里斯堡的山林的时候，我向同志们说，这里是我们可以进行战斗的地方。大家感到十分高兴，都伸长脖子想看个明白。真的，这片茂密的山林看起来完全可以隐藏一支新生的游击队。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达了开普敦郊外的上空。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开普平原上那火柴盒式的房子、市中心闪烁灯光的高楼和桌山的平顶。然后，在桌湾、在大西洋那湛蓝湛蓝的碧水之中，我们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罗本岛。

我们降落在位于罗本岛一端的飞机跑道上。那是一个阴暗多云的日子，当我们走出飞机的时候，寒冷的冬风刺透了我们单薄的囚服。我们受到了带自动武器的狱警们的迎接，气氛十分紧张，但非常安静，不像我两年以前到达这个岛上所受到的接待那样喧闹。

我们被押送到老监狱区，那是一个孤零零的石头建筑物，在那里，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站在外面。监狱生活侮辱性的仪式之一就是当你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原监狱的囚服换上新监狱的囚服。当我们脱光衣服时，他们扔给我们每人一套罗本岛监狱的平纹卡其布囚服。

种族隔离甚至也体现在着装方面。除凯西之外，我们每人都是一条短裤、一件质地很差的紧身上衣和一件帆布夹克。凯西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印度人，他领到了一条长裤子。一般情况下，非洲人会领到一双用汽车轮胎做的拖鞋，但是，这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鞋。只有凯西一人还额外领到了一双短袜。给非洲人发短裤子的意思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是“男仆”。那天我穿上了那件短裤子，但是，我发誓不会长时间穿它。

狱警用枪指了指我们要去的地方，用简单的单词发号施令：“走！”“静！”“停！”他们不像我们以前在这里的时候那样虚张声势地威胁我们，而是不再表露任何感情。

老监狱区仅仅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当局正在为政治犯建一座完全隔离的、结构最安全的新监狱。当时，新监狱正处于收尾阶段。在那里，不允许我们到外面来或与其他囚犯有任何接触。

第四天上午，我们戴着手铐被押上了一辆封闭的卡车，前往另一个狱中之狱。这个新监狱是一座长方形的单层碉堡式建筑，中间有一个院子，是一片大约长100英尺、宽30英尺的水泥地。它的四周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上有狭小的通道，狱警带着德国牧羊犬在通道上巡逻。

三排牢房分别叫做A、B、C区，我们被关押在B区，位于四边形庭院的最东侧。我们每人住一间单独的牢房，分布在长长的走廊两侧，只有一侧牢房的窗户面对着院子。总共大约有30间牢房，而单个牢房里的囚犯通常有24个。每间牢房有一个窗户，大约有一英尺见方，用铁棂子封着。牢房有两道门：里面是铁门或叫铁栅栏门，外面是厚厚的木门。白天，只有铁栅栏门是锁着的，而夜间外面的木门也要上锁。

牢房建得很仓促，墙仍然是潮乎乎的。当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监狱长时，他刻薄地告诉我，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潮气。我们每人发了三条毯子，但都很薄，也很旧，几乎是透明的。我们睡觉的地铺只有一片剑麻席或草席。后来，我们又领到了一个毡垫子，有的人把毡垫子放在剑麻席的上面，以增加一些柔软度。那年月，牢房里很冷，毯子又不暖和，所以我们总是穿着衣服睡觉。

我被关押在走廊头上的一个牢房内。它的窗户面对着院子，高度与眼睛齐平。我三步就能从牢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当我躺下的时候，我的脚和头都能触及水泥墙。牢房的宽度大约有6英尺，而墙的厚度却至少有2英尺。每间牢房外面都有一个白色的卡片，上面写着囚犯的名字和牢房号。我的卡片上写着：“N.曼德拉466/64”，意思是说我是466号囚犯，于1964年来到罗本岛。我当时46岁，是一个被终身监禁的政治犯，这个小天地就是我不知还要住多长时间的“家”。

在普通监狱区里关押的几位犯人很快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原来被关押的地方离B区不远，是一个低矮的砖结构建筑。普通监狱称F区和G区，关押着大约1000名最普通的囚犯。他们中有四分之一是政治犯，只有少数人在B区与我们关押在一起。我们因为两个原因被与普通犯人隔离关押：从安全角度看，我们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但是，从政治角度说，我们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当局认为，我们会把我们的政治观点“传染”给其他犯人。

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乔治·皮克，他是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叛国审判的涉案人员，最近刚刚成为开普敦市政府的成员，因在开普敦监狱的外面安装爆炸物而被判刑；还有丹尼斯·布鲁特斯，他是一位有色人政治活动家，也是伊丽莎白港的诗人和作家，因违反禁止令而被投进了监狱；另外，比利·奈尔也与我们关押在一起，他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老会员，因参加民族长矛军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判刑。

几天后，我们有了更多的伙伴，其中有内维尔·亚历山大，他是一位杰出的有色人知识分子，是“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他在开普组建了一个名叫“游击战俱乐部”的激进支部，专门研究游击战术。内维尔在开普敦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了德国文学博士学位。与内维尔一起的还有斐济莱·巴姆，他是开普敦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也是“游击战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泽法尼·马托朋则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一直在奥兰多西任教，是班图教育制度的坚决反对者，并且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袖中头脑最清醒的一个；来自特兰斯凯的三位上了年纪的农民因策划袭击特兰斯凯自治政府总理K. D.马叹兹玛，也被判入狱同我们关在了一起。

这些人组成了我们大约20名囚犯的核心团体。他们当中，有的我认识，有的只是听说过，其他人则根本不认识。正常情况下，监狱里很少有的节假日，往往是看望老朋友和新朋友的机会。但是，头几周气氛非常紧张，我们甚至不能相互打招呼。狱警的人数与囚犯的人数一样多，他们以威胁和恐吓强化着每一项狱规。

我们第一周就开始工作，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我们将一直干这项工作。每天早晨，院子的入口处都堆放着大量排球般大小的石头，我们必须用独轮车把它们运到院子中间。监狱为我们配备了4磅重的铁锤，或是用来砸碎较大的石块的14磅重的铁锤。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石块粉碎成石子。我们被划分成四排，彼此相间1.5码，大家双腿叉开席地而坐。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用轮胎做的厚橡胶圈，用来把石块围在中间，以防碎石飞溅。

狱警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不准我们相互说话。在开始的几周内其他监狱区的狱警，甚至其他监狱的狱警都来看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稀有动物。这项工作是单调而艰苦的，它不是多么费劲就能使我们感到暖和，但却使我们浑身肌肉酸疼。

在罗本岛上，6月和7月是最冷的月份。空气寒冷，雨季刚刚开始，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华氏40度以上。就是在太阳底下，我穿着卡其布衬衣也冻得直打寒战。这时，我第一次懂得了“透骨寒”这个被用得再滥不过的字眼的含义。中午，我们停下来吃午饭。第一周，我们的伙食全是汤，而且味道很不好。下午，我们被允许在严格的监督下活动半个小时。我们排着队，轻快地绕着院子散步。

在开始砸石子的头几天里，有一次狱警吩咐凯西推着独轮车为停在院子入口处的汽车运石子。凯西身体比较单薄，不适合干重体力活，推不动独轮车。狱警们高声吆喝着说：“Laat daardie kruiwa loop!”（使劲往前推！）当凯西用力推的时候，独轮车眼看着就要翻车，狱警们幸灾乐祸地笑起来。我看得出来，凯西决心不让他们看笑话。我会推独轮车，于是赶忙站起来过去帮他。在狱警命令我坐下之前，我设法教凯西慢慢地往前推，并告诉他，那是一个掌握平衡的问题，而不纯粹是一个力气问题。他点头称是，然后小心翼翼地推着独轮车穿过了院子。狱警们总算是停止了嘲笑。

第二天早晨，监狱当局在院子内停放了一辆很大的运石子的翻斗车，要求我们到周末完成半车石子的工作量。我们努力地干，最终完成了定额。第二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四分之三车的石子。我们卖命地干，也完成了定额。第三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满满的一车石子。我们知道根本无法坚持长时间的拼命工作，但是，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我们甚至一直埋头苦干。但是，狱警激怒了我们，于是我们悄悄地低声喳咕了一个主意，那就是不要定额。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开始在岛上第一次进行消极怠工：我们的工作速度比以前放慢了一半还多，以此抗议对我们过分的、不公平的要求。狱警立即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并对我们进行威胁。但是，我们就是不加快速度，我们在院子里一直坚持这种消极怠工的策略。

从我1962年在罗本岛待了两个星期之后，罗本岛就发生了变化。1962年没有几个囚犯，罗本岛与其说是个监狱，倒不如说是一个试验基地。两年后，罗本岛俨然成了南非监狱体系中最严厉、最残酷的监狱。它不仅对囚犯来说如此，对监狱管理人员而言也是最艰苦的地方。过去曾经为我们提供香烟、向我们表示同情的有色人狱警都走了。现在的狱警都是白人，都说南非荷兰语。他们要求与囚犯保持主仆关系，命令我们称他们老板，对此我们予以拒绝。罗本岛上的种族划分是绝对鲜明的：没有黑人狱警，也没有白人囚犯。

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总是需要一段调整时间。来到罗本岛，就像来到了另一个国家。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不仅仅是另外一个监狱，而且与我们原来的监狱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离开比勒陀利亚的那种欢快心情完全让罗本岛严酷的气氛窒息了。我们面面相觑，知道我们面对的生活将是严酷的。在比勒陀利亚，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与我们的支持者和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岛上，我们感觉这种联系被割断了，而且是实实在在地被割断了。我们相互安慰，而且这是唯一的一种安慰。我的失望之情很快被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战斗即将开始的感觉所代替。

从第一天起，我就对被强迫穿短裤提出了抗议。我要求见监狱长，并且起草了一个意见清单。狱警对我的抗议置之不理，但是，到了第二周周末，我发现一条旧卡其布裤子被随便丢在了我的牢房的地板上。这种不带条条的三件一套的衣服从来没有让我如此高兴过。但是，在我穿上这条裤子前，我还要看看我的同志们是否也发了这样的裤子。

他们没有发。我告诉狱警把裤子拿回去，并坚持每个非洲囚犯必须都有长裤子。狱警嘟嘟囔囔地说：“曼德拉，你说你要长裤子，我们给你长裤子你又不要。”这个狱警拒绝碰黑人穿过的裤子，最后，监狱长亲自来到我的牢房，把裤子捡起来。“很好，曼德拉，”他说，“你就等着跟其他囚犯穿同样的衣服吧。”我说，如果同意给我长裤子，那么为什么不给每一个人发一条呢？他没有回答。

60...

在岛上住了两周之后，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律师布拉姆·费希尔和乔尔·乔菲第二天将来罗本岛访问。当他们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被押到会见地点同他们见面。他们来罗本岛访问有双重目的：看看我们在监狱里生活得怎么样，并确认我们是否仍然不想就我们的判决提出上诉。离上次我们见面只过去了几周，但是，我们却感觉好像分别了很长时间，他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

我们坐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位少校就在房外监视我们的谈话。我很想与两个律师拥抱，但是，由于那个少校的存在，我们受到了限制。我告诉他们，我们大家都很好，并且说明，因为以前我们列举的那些理由，我们仍然不想上诉，其中包括事实上我们不想因为我们的上诉而影响到其他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被告。布拉姆和乔尔似乎赞成这个意见，尽管我知道布拉姆认为我们应该上诉。

当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顺便向布拉姆询问了他夫人莫莉的情况。没等我说完莫莉的名字，布拉姆就站起来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他还是那么镇定自若，并重新开始谈话。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的会见紧接着就结束了，当我在少校的监视下回我的牢房的时候，他对我说：“曼德拉，你注意到布拉姆·费希尔的举动了吗？”我说，我注意到了。他告诉我，莫莉在上周发生的车祸中遇难了。他说，布拉姆驾驶着汽车，为了躲让马路中间的一只动物而不幸冲进了河中，莫莉是被淹死的。

我们为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莫莉是一位特别好的女士，她慷慨、无私、没有偏见，一直从多方面支持布拉姆。她是他的夫人、同事和同志。布拉姆一生已经历过巨大的不幸：他的儿子因患囊肿性胰腺炎而少年早逝。当我问莫莉的时候他转身离去，这是布拉姆的典型性格。他坚韧不拔，是一个不把自己的痛苦和麻烦留给他的朋友的男子汉。作为一个南非白人，他的良心使他不得不反抗自己的血统，并为此而受到了南非白人的排斥。他显示出一种勇气和牺牲精神，而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大家风范。我只需反对不公正，而不用与我自己的人民对立。

我告诉少校我想给布拉姆写一封信，他说我可以写。当时，关于写信的规定十分严格。我们只被允许给直系亲属写信，并且每半年才允许写一封不超过500字的信。所以，当少校不反对我给布拉姆写信的时候，我感到既吃惊又高兴。但是，他并没有遵守我们的协议，我写了信并交给了监狱当局，但是，那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出。

几个月内，我们的生活总是遵循一个模式，监狱生活千篇一律：每天都与昨天一样，每周都与上周一样。这样，月份和年份有时就被相互混在了一起。任何有违这个模式的事情都会使监狱当局感到不安，因为千篇一律是监狱管理完善的标志。

千篇一律对囚犯也是一种安慰，这就是监狱之所以被看作牢笼的原因。千篇一律就像是一个难以忍受但却又令人愉快的家庭主妇，因为千篇一律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手表和任何计时物品在罗本岛上都被禁止使用，所以，我们绝对不知道什么是准确时间。我们依靠钟声和狱警的口哨及吆喝声生活。每周都与上一周雷同，你必须记住那是哪一月哪一天才行。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我的牢房的墙壁上填日历。没有时间感会很容易使一个人失去注意力，甚至失去判断力。

监狱里的时间过得很慢，正所谓度日如年。时间过得慢通常与不得不闲散和没有生气相联系，但是，在罗本岛却不是这样，我们几乎总是忙于工作、学习和解决争端。然而，时间仍然过得很慢。部分原因是，在外面花几小时或几天就能解决的事，在监狱里要花上几个月或几年。请求发一个新牙刷可能要六个月或一年的时间才能实现。阿迈德·卡特拉达曾经说过，在监狱里几秒就像监狱外几年，而年却像分秒那样流逝。在院子里砸一下午石子可能感觉时间无限长，但是，一年的时间又感觉忽然就结束了，你不知道那些岁月都是怎么过的。

对每一位囚犯的挑战，特别是对政治犯的挑战，是如何完好地在监狱里生存下来，如何完整地从监狱里走出来，并如何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信仰。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我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一些为了生存而必须做的事情。为此，你必须知道敌人的目的，然后再采取策略去破坏敌人的图谋。监狱就是要摧毁你的精神和决心，为此目的，监狱当局企图利用你的每一个弱点摧毁你的所有念头、消灭你的全部个性。他们就是想扑灭我们每个人保持人性和本来面目的火花。

我们的生存有赖于知道当局打算对我们作何处理，并且在我们之间共同分享这些信息。任何个人的反抗，就算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一直是孤家寡人，我就不能做这件事。但是，当局最大的错误就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因为在一起，我们增强了决心和信心。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不管我们知道什么情况和获得什么消息，我们都一起分享。通过一起分享，我们个人的勇气得到了提升，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对我们遭受的困难的反应是完全一致的。人的能力有差别，对压力的反应也不一样。但是，强者要帮助弱者，使强者和弱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变得更强。最终，我们不得不在监狱里创造自己的生活，以监狱当局认可的方式去创造，秩序不是由监狱当局维持，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维持。

作为一位领导人，他有时要采取不受欢迎的行动，或是那些多少年后方见效果的举措。有时候，成功的荣耀仅仅在于取得这些成功的人知道这些成功。这对监狱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监狱里，你必须在忠于你的理想之中寻求安慰，哪怕是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现在是在外围，但是，我知道我将不会放弃战斗。我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比较小的角斗场，其观众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压迫者。我们把在监狱里的斗争作为整个斗争的一个缩影。我们将如同在监狱外坚持进行战斗一样，在监狱里进行战斗。种族歧视和镇压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将不得不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战斗。

监狱及其当局阴谋剥夺每个人的尊严，但我完全有信心生存下去，任何想剥夺我的尊严的个人和团体都将会失败，因为无论以任何代价或在任何压力下，我都不会放弃生存的希望。对于我将终身被监禁的可能性，我决不会太看重，我决不认为终身监禁就真的意味着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并必然死在监狱里。也许我否认这样的前景，是因为这样太令人不愉快，也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不过，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我将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感受走在阳光下的草地上的心情。

我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说不清这种乐观主义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这种乐观部分地来自迎着太阳勇往直前的勇气。有许多黑暗的时刻，人道主义信仰一时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是，我将不会也不可能向悲观低头。向悲观低头就意味着失败和死亡。

61...

我们每天早晨5点30分由值夜班的狱警叫醒，他总是在走廊头上敲着铜铃喊：“Word wakker! Staan op!”（醒来！起床！）我一贯起得比较早，这个时间起床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负担。尽管我们5点30分起床，但是，直到6点45分才让我们从牢房里出来，我们在这段时间打扫牢房，并卷起我们的席子和毯子。我们的牢房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卫生间，但是有被称作“ballies”的马桶。这种马桶直径有10英寸长，上面有中间凹的陶瓷盖，盖子上面可以盛水。盖子上的水是用来刮脸、洗手、洗脸的。

6点45分，当我们被允许走出牢房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走廊头上的洗涤槽内彻底清洗马桶，不然会产生一种臭气。在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清洗马桶唯一令人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小声与我们的同事说句话。清洗马桶的时候，狱警不喜欢在旁边逗留，所以是相互说话的一种机会。

有那么几个月，早饭由普通监禁区的囚犯负责送到我们的牢房。早饭是玉米片粥，是用玉米加工而成的食物。普通囚犯笨手笨脚地把玉米片粥舀到碗里，然后，从牢房栅栏门递进牢房。这是一个技术活，要想不把粥洒在外面，手必须灵巧些才成。

几个月后，我们的早饭被用旧金属油桶盛着送到院子里，然后我们用简易的金属碗自己盛饭。我们每人发了一袋被叫做咖啡的饮料，实际上只是一种烤糊了的玉米粉而已，我们可以用热水冲着喝。后来，当我们能进入院子为自己打饭的时候，我会在院子里绕着院子散散步，直到早饭送到为止。

像在监狱里的一切事物一样，伙食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有色人和印度人的伙食比非洲人的伙食好，不过差别并不大。当局总是说我们的伙食是均衡的，也的确是均衡的——介于不可口与不能吃之间。伙食是我们许多次抗议的原因，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狱警说：“伙计，你们卡非尔人在监狱里吃的比在家中吃的都好！”

在吃过早饭后，狱警吆吆喝喝地说：“Val in! Val in!”（集合！集合！）我们都要站在牢房外面接受检查。监狱当局要求每个囚犯，必须把卡其布夹克上的三个扣子扣好，当狱警走过时还要求脱帽。如果我们的扣子没扣、没脱帽或者牢房内部不整洁，我们就因违反了狱规而受到惩罚，不是被罚单独监禁就是不让吃饭。

检查过后，我们就在院子里砸石子，一直干到中午，中间也不休息。如果我们慢下来，狱警们就会喊着让我们加快速度。中午，监狱里会响起午饭的铃声，盛午餐的金属圆桶将被运进院子里。对于非洲人，午餐有煮玉米，即煮粗玉米粒。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午餐则是玉米片，或玉米饭，这种玉米饭只不过是用一种磨过的玉米做成的粥。玉米片有时还给配上蔬菜，而我们的煮玉米则只能干啃。

我们午饭常领到一份phuzamandla，意思是“健力饮”，是一种用玉米片加少许发酵粉做成的粉状物。它需要用水或牛奶冲起来喝，如果浓一点，味道还不错。但是监狱当局只给一点点儿，仅仅能改变一下水的颜色而已。我通常把我的那份省下来，直到积攒几天后，足够冲一碗地地道道的饮料才把它喝掉。如果当局发现你积攒饮料粉，就会把它没收，你也会受到惩处。

午饭后，我们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当狱警们吹响刺耳的哨子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排队报数和接受检查。然后，我们被允许有半小时的洗漱时间。我们的走廊头上的洗澡间里有两个海水淋浴喷头，一个咸水水龙头和三个用来洗澡的大电镀金属桶。没有热水，我们只能站在或蹲在桶里用咸水打打肥皂，洗掉一天的灰尘。当外面很冷的时候，用冷水洗澡不怎么舒服，但是我们洗得还是很开心。有时，我们边洗边唱，这样感觉水就不那么凉。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我们唯一能说话的时间。

正好4点30分，走廊头上会响起咚咚的敲门声，这意味着晚饭已经送来了，普通犯人给我们打饭，然后我们回到牢房里吃。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份玉米片粥，有时，玉米片粥里面有少量的胡萝卜、卷心菜或是甜菜，但通常是少得可怜。我们一旦吃上一种蔬菜，通常是连续几周都吃同样的蔬菜，直到胡萝卜或卷心菜不再新鲜或者发霉，我们彻底吃够为止。每隔一天，我们的粥里面会有一小块肉，那块肉通常大部分是软骨。

晚餐时，有色人囚犯和印度人囚犯每人有一块面包（通常叫katkop，即“猫头”，因面包的形状而得名）和一块人造黄油。一般认为，非洲人不喜欢吃面包，因为面包是“欧洲食品”。

通常，我们得到的食物比本来规定的那点不多的食物还要少，这是因为伙房里盛行克扣之风。伙夫都是普通犯人，他们往往把最好的食物留给自己吃或给他们的朋友吃。他们还常常把最可口的放在一边留给狱警，用来换取狱警的好感或优待。

晚上8点，值夜班的狱警会把自己锁在走廊里与我们在一起，钥匙则通过门上的小孔递给外面的狱警。然后，值班狱警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命令我们睡觉。在罗本岛上从来不喊着让关灯，因为我们牢房里的带网罩的灯泡白天黑夜都亮着。后来，那些攻读更高学位的囚犯被允许学习到晚上10点或11点。

走廊上的传音效果不错，所以我们睡觉前总是设法相互聊几句。但是，如果我们能十分清晰地听见低声说话，那么狱警也就能听见，他就会喊“Stilte，in die gang!”（走廊里不准说话！）狱警一般会来回走上几趟，以确定我们不再读书或写字。几个月后，我们沿着走廊撒上了一些沙子。这样，我们就能听见狱警的脚步声，也就有停止说话或隐藏非法物品的时间。只有当我们都静下来的时候，他才在走廊头上的小办公室里坐下来，一直瞌睡到第二天早上。

62...

一天上午，我与布拉姆和乔尔见面后不几天，我们被带到了监狱办公室。这里距离我们的牢房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远，是个与我们的监狱十分相似的石结构建筑物。一到了那里，我们就排着队按手印，这是监狱里的惯例。但是，在等候的时候，我看见一旁有一个拿相机的狱警。按过手印后，狱警吩咐我们排队照相。我示意我的同事不要动，并向狱警说：“我希望你出示监狱管理局局长让我们照相的文件。”根据规定，给囚犯照相要有授权。

熟悉规定总是有好处的，因为狱警也常常不知道这些规定。当你知道的比他们知道的多时，他们就多少有点儿胆怯。狱警对我的要求感到吃惊，但却不能提供任何说明或书面文件。他威胁说，如果我们不同意照相，他将控告我们。但是我说，如果没有授权，就不能为我们照相，这就是问题所在。

作为一条原则，我们反对在监狱里给我们照相，因为，身为囚犯照相是不体面的。但是，有一次我确实同意照了一张相，那是我在罗本岛上同意照的唯一一张相片。

几周后的一个上午，狱警队队长不是发给我们铁锤在院子里砸石子，而是为我们每人发了针、线和一堆破囚衣，让我们缝补。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衣服多数已破得无法缝补，因而认为这是一个不好干的活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们换了工作。大约到了上午11点钟，前门开了，我们发现监狱长带着两个穿西装的人进了院子。监狱长说，这两位来访者，一个是记者，一个是摄影师，他们来自伦敦《每日电讯报》。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国际媒体的访问对我们来说将是常有的事。

尽管这两位是我们的第一批官方访问者，我们仍然对他们有所怀疑。首先，他们是在政府资助下来访问的；其次，我们知道《每日电讯报》是一份保守报纸，不可能同情我们的事业。我们十分清楚，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处境十分关注，因此，政府很想证明我们没有受到虐待。

两位记者慢慢绕院子转了一圈，仔细对我们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我们低着头，一直集中精力地工作。他们转了一圈之后，一位狱警拽着我的肩膀说：“曼德拉，来，你来谈谈。”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代表狱友们讲话。监狱当局的规定很清楚，每个囚犯只允许代表自己讲话。这样做的目的是削弱组织的作用，分散集体的力量。我们对这一规定提出过异议，但是没有多大改善。当局不允许我们使用“我们”这样的词。不过在头几年，当监狱当局需要一个囚犯代表其他囚犯说话时，那个囚犯通常就是我。

我与那个名叫纽曼的记者谈了大约20分钟，直率地对监狱和利沃尼亚审判谈了我们的意见。他是一个很爽快的人，在我们的交谈就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想给我照张相。我不愿意照相，不过在这种场合下我却有些宽容。因为我知道，照片将只在国外发表，只要文章稍显友好，也可能对我们的事业有所帮助。我告诉他，如果西苏陆先生和我一起照，我将同意。那张照片表现出我们两个人在院子里谈话的场景，到底谈的是什么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了。不过，我后来一直也没看到过或听到过那篇文章。当狱警们把旧囚衣拿走并把锤子还给我们的时候，那两位记者几乎已经不见影儿了。

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来自《每日电讯报》的两个记者是小批量来访者中的第一批。当利沃尼亚审判的阴影仍然在人民心中产生共鸣的时候，政府急于向国际社会显示我们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媒体上一直有关于岛上的非人类状况和我们如何被殴打、被折磨的报道。这些报道使政府十分尴尬，为了进行反击，他们让许多局外人士来岛上考察，用意是反驳来自舆论的批评。

一名英国律师对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访谈，这位律师曾经在国际法庭为纳米比亚独立作过辩护。他访谈后不久我们就被告之，美国律师协会的代表海宁先生将来看望我们。当时，整个非洲对美国人还有些新奇感，我很想与这样一个令人敬畏的律师组织的代表见面。

在海宁先生来访的那天，我们被召集到院子里。他是在监狱管理局局长斯特恩将军陪同下来到罗本岛的。斯特恩很少在罗本岛上露面，所以他的露面在监狱事务中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他是一个举止高雅、处事老练的人。他总是穿着质地优良、裁剪时髦的衣服。他对人客气，称我们“先生”，甚至脱帽向我们致意，这在监狱里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但是，斯特恩将军是用忽视而不是用权势来对付我们，对岛上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他不经常露面，使残酷无情的监狱官员们更胆大妄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位将军以最和善的态度向我们的客人作了介绍，并对我们说：“先生们，请选出你的发言人。”许多囚犯喊出了我的名字。

斯特恩将军朝我点了点头，于是，我站起身来。与斯特恩将军相比，海宁先生则是一位粗壮、不修边幅的人。我感谢他对我们的访问，并说，他的来访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然后，我概括地向当局提了我们的意见。我首先谈了一些核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我说，我们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我们应该受到政治犯的待遇。我一一详细列举了我们对伙食、居住条件和工作方面的不满。但是，当我在讲话的时候，海宁先生老是插话。当我说我们工作时间太长时，他说，作为犯人必须要工作，不然就会变得懒散。

当我开始说我们的牢房问题时，他突然插话说，美国监狱里的条件远比罗本岛的条件更差，相比之下，罗本岛算是天堂。他补充说，对我们的判决是公正的，没被判处死刑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按罪过可能该判死刑。

海宁先生信口胡言，我们中的有些人因此认为他一点儿也不稳重。他说话的口音，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噪音，并且，他说话时特别喜欢吐唾沫，我们过去谁也没见过如此“大雅”之举。

最后，我再也不愿听下去了，于是打断了他的讲话：“不，先生，你误解了我所说的话。”海宁生气地说我是在顶撞他，而斯特恩将军则只是在一旁一边观察一边听，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很难保持冷静，纷纷对海宁先生的话表示不满。大家气愤地说，根本不应该让他来看我们。正常情况下，任何一种访问都会使我们感到高兴，但是，海宁先生的访问却使我们感到沮丧。或许，这正是当局所希望的。与一个倾向如此明显、知识如此贫乏的人会见是令人不愉快的。海宁最后连“再见”都没说就扭头走了，我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到遗憾。

随后的几年中，我们经常议论起海宁先生，我们许多人都模仿他说话的方式进行取乐。我再也没有听见过他的消息，他当然也不会在罗本岛上为美国律师协会赢得任何朋友。

63...

在狱中，所有的囚犯都被当局划分成A、B、C、D四类当中的一类。A类为最高级别，享受最好的待遇；D类是最低的级别，享受最差的待遇。一切政治犯，即被当局称作“治安犯”的犯人，自然被划归为D类。与这些类别划分有关的待遇包括探视、书信、学习和购买日用品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对每个犯人的生活来说都是必需的东西。一个政治犯一般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从D类升为C类。

我们对这种分类方法十分反感，因为这样的分类是不道德的、有辱人格的。它不仅对普通犯人是一种打击，而且对政治犯也是一种特别的打击手段。我们要求，所有的政治犯应该被划成一类。尽管我们对这种划分提出了抗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这种划分在监狱生活中是无法变更的。如果你抗议作为一名D类囚犯每6个月只能收到一封信，监狱当局就会说：改进你的行为，成为一个C类囚犯后，你每6个月就能收到两封信。如果你抱怨吃不饱，监狱当局就会提醒你，如果你是一个A类囚犯，你就能从监狱外得到钱，那样，你就可以在监狱的糖果店内购买额外的食物。即使是一位自由战士，能购买日用品和书籍也是大有益处的。

这种分类一般与囚犯的刑期有关。如果你被判8年监禁，你一般会在头两年被划为D类，随后两年被划为C类，再后两年被划为B类，最后两年被划为A类。但是，监狱当局把这种分类作为对付政治犯的一种武器，他们往往以降低我们的类别相威胁，借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

尽管我被带到罗本岛以前就已经被关押了近两年，但是，我来到罗本岛之后仍然被划为D类。虽然我也希望得到高一级类别的权利，但是我却拒绝在行为方面让步。最快的升级办法是听话、不抱怨。“我说，曼德拉，你是个爱找麻烦的人，”狱警们会说，“你将终身被划为D类。”

囚犯每6个月被召集到监狱委员会面前评估一次级别。监狱委员会有意以监狱规定的名义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评价，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评分与其说是一种行为评分，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评判。在我第一次与监狱委员会见面期间，委员会的官员们询问了我有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的信仰问题。尽管这与分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仍然耐心地予以回答，并试图以此感化他们，使他们也接受我们的信仰。这一次还算是把我们当人看待，但这是不多见的，我也是第一次作出了响应。后来我发现，这仅仅是当局从我们身上收集情报的一种办法，我反而无意之中中了他们的圈套。随后不久，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与监狱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

作为一名D类囚犯，监狱当局只允许我每6个月有一次被探视的机会，只能写一封信和收一封信。我认为，这是监狱系统最不道德的规定之一。与家人沟通是一种人权，不应受到监狱系统人为分类的限制。但是，这却是监狱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探视和书信仅限于“直系”亲属，我们发现，这个限制不仅是令人讨厌的，而且也是一种种族歧视。非洲人直系亲属的概念与欧洲人或西方人的直系亲属概念大不相同。我们的家庭结构更大，更具有包容性，任何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后代都被视为同一家庭的组成部分。

在监狱里，比来自家中的坏消息还要坏的事情莫过于根本就没有家人的消息，思念家人的不幸和悲伤比实际上的忧伤和失望更令人难以承受。我们宁愿收到一封写着坏消息的信，也不愿意连信都收不到。

更有甚者，这个令人痛苦的限制也被当局滥用了。期待来信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每月有一次通知来信的机会，有时6个月过去了，但一封信也没有。虽然6个月允许收一封信，但是6个月却没有收到一封信，这是一个更大的打击。谁不想知道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母亲和姊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接不到信的时候，我感觉心情像大卡鲁高原一样干旱和荒芜。有时，当局还常常恶意扣压信函。我不会忘记狱警们说的话：“曼德拉，我们收到了给你寄来的一封信，但是，我们不能给你。”他们不说明为什么，也不告诉你信是谁寄来的。这时，要完全靠自我约束，不能为这样的事情发火。后来，我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了抗议，有时还真能要回自己的信。

当真的有书信寄来的时候，收到这些书信简直可以说是如获至宝。一封信就像夏天的甘霖，甚至能使沙漠变成绿洲。当当局递给我一封信的时候，我不会急不可待地冲上前去，一把把它接过来。尽管我渴望立即把它拆开并当场展读，但是我不想让当局因看到我那急切的样子而感到满足，而是拿着信慢慢地回到牢房，似乎在展读家书之前还有许多事要做一般。

在头几个月里，我收到了一封温妮的来信，但是，信却被当局作了审查和删节，除了问候之外几乎什么内容也看不清。岛上的审查人员竟然用墨水把不允许读的段落全部涂掉，但是，当他们发现我们能把涂在信上的墨水清洗掉从而看清墨水下面的内容时，他们又改变了删节方式。他们用刀片把要删节的内容裁下来，由于多数信反正两面都写了字，因此其反面上的内容也往往被剪掉。看来，他们巴不得把信弄成碎片。对信笺的审查和删节往往延误信的分发时间，因为有的狱警文化水平不怎么高，所以审查、删节一封信可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发出的信也要经过审查和删节，常常与收到的信一样，被剪得乱七八糟。

8月末，我来到罗本岛还不到三个月，当局告诉我，第二天将有人来探视，但却不告诉我来探视的人是谁。瓦尔特也被告知有人要来探视。我猜想、我希望、我期待、我相信——探望者会是温妮和阿尔博提娜。

自从温妮得知我们被关进罗本岛监狱的时刻开始，她一直都在设法来岛上探视。作为一个身背禁止处罚的人，她必须经司法部特许才能来罗本岛，因为从法律上说，她与我联系是不被允许的。

即使得到了当局的批准，来罗本岛探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探视时间最多不能超过30分钟，政治犯则不允许与来探视的人有任何直接接触，但探视人与囚犯却在同一个房间里见面。

当局似乎从不提前安排探视。不定哪一天，他们与你的夫人取得联系，并说：“明天你被允许探视你的丈夫。”这是非常不方便的，常常使探视无法进行，如果某一亲属提前计划到狱中探视，当局有时会故意拖延时间，直到飞机起飞后才批准。由于多数囚犯的家都在离开普地区很远的地方，并且没有多少钱，所以常常无法到罗本岛探视。有的人来自贫穷的家庭，可以说多年甚至根本就见不到自己的妻子。我认识一个人，他在罗本岛上待了十几年，一次也没有人来探视过。

非直接接触探视室很狭窄，而且没有窗子。囚犯这边是一个只有5平方米的房间，通过一个小方块玻璃与另一边具有相等面积的房间相望。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通过厚厚的、模糊不清的玻璃看着对方，并通过打在玻璃上的小孔与对方交流，因此，只有大声说话才能使对方听清。后来，当局在玻璃前安装了麦克风和喇叭，效果稍有改善。

瓦尔特和我被叫到探视室，并在室内的一个角落坐下来。我心情有点不安地在那里等待着。忽然，窗子的另一端出现了温妮那可爱的面孔。为了探监，温妮总是把自己刻意打扮一番，设法穿得新一点、优雅一点。不能与我的夫人直接接触，不能温情地与她说说话，不能与她单独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大的失望。在我们看不起的人的眼皮子底下，我们不得不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条件下进行接触。

我立即看出，温妮精神压力很大。看到我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认为我一定是一直在受苦。仅仅来到这个岛上本身就够苦的了，另外还要忍受监狱中严厉的规矩、狱警们的侮辱和无人格可言的待遇。

我随后了解到，温妮近期又遭到了一次禁止处罚，并且由于被禁止而失去了在儿童福利办公室的工作。在她被解雇之前，她的办公室也遭到警察的搜查。当局一直认为，她正在秘密与我保持联系。温妮很喜欢她的工作，一天到晚忙于为孤婴寻找养父养母、为没有工作的人找工作、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医疗帮助。我夫人的被禁止和烦恼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安：我不能照顾她和孩子们，而政府正在为她自己照顾自己制造麻烦。我的无能为力使我感到十分苦恼。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很尴尬，她身后有两名狱警，我身后有三名狱警，这使得我们的谈话难以开场。狱警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我们进行监视，而且也是一种恐吓。当局规定，谈话必须用英语或南非荷兰语，用非洲人的语言进行谈话是被禁止的，谈话的内容也仅限于家庭方面的事情。任何离开家庭的话题和与政治沾边的字眼都将意味着探视的终止。如果谈到狱警不熟悉的名字，他们会要求我们停止谈话，并问该人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狱警一般不熟悉非洲人姓名的多样性和特点。有时不得不浪费几分钟宝贵的探视时间向狱警解释族系的不同分支，令人感到无奈和讨厌。但是，他们的无知也给我们带来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为我们想谈的人起一个假名，谎称我们谈的人是我们家中的成员。

第一次探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温妮对我的健康感到不安：她听说我的身体被摧垮了。我立即告诉她我的身体很好，她也能看出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只不过是比以前瘦了一点儿而已。她也瘦了，我认为这是由于精神紧张而造成的。当温妮在探视中表现出发愁或紧张的样子时，我会敦促她适当增加体重。她总是想减肥，而我则总是不让她减肥。我逐个询问了孩子们的情况，以及我母亲、姊妹和温妮家的情况。

忽然，我听见身后的狱警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用怀疑的目光回头看了他一眼，意思是不可能已经用完了半小时的探视时间。但是，事实上他是对的，探视总是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在我被监禁的岁月中，每当狱警喊叫“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总是为时间过得快而感到诧异。温妮和我只好从椅子上站起来，并匆匆告别。温妮走后，我总是感觉恋恋不舍，很想保持她在我身边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不会让狱警们看出这种情感。当我走回牢房的时候，我回味着我们所谈的话。随后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中，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探视时的情景。我知道，至少6个月内我不能再次见到我的夫人。事实上，温妮在随后的两年中一直没能再来监狱探视我。

64...

元月初的一个上午，当我们在院子里开始工作之前排着队报数的时候，当局不是让我们步行到外面去，而是吩咐我们上了一辆闷罐车。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我们的监禁区。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到哪里去，但是，我知道我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当我1962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岛上的时候曾经见过的地方，它就是石灰石料场。

石灰石料场看上去就像是山脚下挖出来的一个巨大的白石坑。从悬崖到山脚下，到处是一片令人目眩的白色。石灰石料场的顶部长满了青草和棕榈树，山脚下则是用旧金属板搭成的几间棚子。

监狱长韦塞尔斯上校接见了我们，他是一个相当缺乏个性的人，只关心严格坚持监狱里的规定。我们以立正姿势站在那里，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干的这个工作将持续6个月，然后，他将在我们服刑期间让我们干一些比较轻的活儿。然而，他定的时间后来大大延长了，我们在这个石灰石料场一干就是13年。

监狱长讲完话后，狱警们给我们发了镐头和铁锹，并告诉我们挖石灰石的基本知识。挖石灰石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第一天，我们对使用新工具不怎么熟练，挖的石灰石很少。石灰石本身是贝壳和珊瑚的钙化积淀物，比较松软，被埋在岩石层中，必须用镐头挖开岩石层，然后再用铁锹把石灰石挖出来。这项工作远比在院子里干的那个差事要费力得多，所以在石灰石料场干了几天之后，我们下午4点30分吃过晚饭就立即躺下睡觉。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感觉浑身疼痛、疲劳不堪。

当局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把我们从院子里转到石灰石料场去。他们可能仅仅是需要更多的石灰石以修建岛上的道路。不过，后来讨论这次工作变动时，我们推测，这是另一种加强纪律性的方法，同时表明，我们与在岛上石料场干活的普通囚犯没什么差别，像他们一样，我们也必须去赎罪。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从精神上摧垮我们。

但是，在石灰石料场工作的头几周，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效果却正好相反。尽管手上起了泡并流着血，但是，我们的精神却十分饱满。我更喜欢在外面的大自然中干活，因为在外面，能够看到草和树木，能够观察鸟儿在头顶上飞来飞去，能够感受从大海吹来的风。背朝着太阳浑身使劲令人感觉舒服，而堆起一堆堆石灰石也会令人产生某种成就感。

几天以来，我们都是步行到石灰石料场，而不是乘卡车，这本身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在20分钟的步行过程中，我们更好地了解了罗本岛，可以看见岛上的灌木丛和高大的树木、闻一闻桉树的芳香，偶尔还能看到跳羚和捻角羚在远处吃草。尽管有的人认为步行是一种苦差事，但我却不这样认为。

尽管在石灰石料场工作说明我们与其他囚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局仍然像对待曾经在这个岛上居住过的麻风病人一样地对待我们。有时，我们可以看见一伙普通犯人在路边干活，看管他们的狱警会吩咐他们躲进灌木丛。这样，当我们从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看见我们，似乎仅仅看见我们就会影响他们的纪律。有时，通过眼睛的余光，我们能看见某个囚犯举起拳头向我们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礼。

那条泥土路在石灰石料场附近分开，向右是通往普通犯人干活的石料场。这个十字路口后来成为我们与普通囚犯沟通的重要地点。在岔路口处，我们可以在灌木丛中看见一幢白色小屋，罗伯特·索布克韦就住在那里。这座小房子是几年前为一位黑人狱警建造的，现在只有索布克韦一个人住在那里。那是一小块灌木丛生的土地，除了站在房子前面的一个狱警，谁也不会知道有别人住在那里。

索布克韦的刑期于1963年期满，但是，按照1963年“普通法修正案”中被大家称作“索布克韦条款”的规定，司法部部长不经控告就可以对政治犯进行无限期的关押。他们对鲍勃也是这样处理的。6年来，索布克韦在岛上一直过着这种半关押式的生活。他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自由人。有时，我们能在花园里看见他，但也仅仅是看一眼而已。

上午到达后，我们从石灰石料场上的锌皮棚子里领到镐头、铁锹、锤子和独轮车，然后，在石灰石料场前集合，通常是三四个人一组。持自动武器的狱警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监视着我们。不带武器的狱警则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督促我们更卖力地干活。“Gaan aan! Gaan aan!”（快点干！快点干！）他们像赶牲口一样喊着我们。

到11点，这时太阳高高地在空中照射着大地，我们开始感到筋疲力尽。此时，我已经是汗流浃背。狱警仍然催着我们更努力地干。“Nee， man! Kom aan! Kom aan!”（不，伙计！快点干！快点干！）他们不住地喊叫着。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吃午饭。我们把石灰石装在独轮车上，然后运到卡车跟前，最后用卡车运走。

中午时分，哨声响了，这时我们会走到山脚下，在为我们遮蔽太阳的锌皮棚子下坐在极为简陋的座位上准备吃午饭。狱警们则坐在有桌子和板凳的大锌皮棚子里用餐。有人会把盛煮玉米的圆桶送到我们的旁边。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数百只海鸥尖叫着不住地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俯冲，一次准确的俯冲有时会糟蹋掉一个人的午饭。

我们一直干到下午4点钟，这时，我们就把挖出的石灰石运到在石灰石料场附近等候的卡车上。一天下来，我们的脸上和身上沾满了白色的粉尘，要不是汗水已经把部分粉尘冲掉，我们看上去肯定就像一个个白色的小鬼。当回到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在凉水中擦洗一下，身上的粉尘似乎怎么也不能完全洗干净。

在石料场，比热更厉害的是光线。我们的脊背有衬衣遮挡太阳，但太阳的光线却通过石灰石折射到我们的眼睛上。炫目的光线和石灰石粉尘对眼睛的伤害使我们无法睁眼。我们的双眼不停地流泪，必须老是眯缝着才行。每天工作过后，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使眼睛恢复到正常状态。

在石灰石料场工作几天后，我们正式向当局提出了戴太阳镜的要求。当局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因为当局连阅读眼镜也不让我们戴。我先前对监狱长说过，允许我们读书但却又不让我们戴眼镜读书是没有道理的。

后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戴太阳镜，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才争取到了戴太阳镜的权利。当时，幸亏一位有同情心的医生说，为了保护我们的视力，戴眼镜是必要的，当局才最终同意我们戴太阳镜。就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自己花钱买太阳镜。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斗争，其中包括争取太阳镜、争取长裤子、争取学习权利和争取伙食平等的斗争，是我们在监狱外长期进行斗争的必然结果。为改善监狱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反对种族歧视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斗争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在哪里看到不公平，就在哪里进行斗争，不管这种不公平是大是小，我们反对不公平，以保留我们自己的人性。

我们开始在石灰石料场工作不久，一伙B区的其他著名政治犯也加入了我们的劳动队伍。有几位是民族长矛军成员，他们是在1964年7月被逮捕的。他们被指控犯有50多起破坏活动，这次审判被称作“小利沃尼亚审判”。这些人包括：麦克·马哈拉基，他是南非共产党的成员，在斗争中头脑最为敏锐；拉鲁·奇巴，他是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并且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同志，他的这一伟大优点在监狱里得到了证实。维尔顿·穆夸毅，他是叛国审判的涉案人员之一，在1960年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混乱期间，他因为错误地在别人引导下继续在大街上行走而被逮捕。他秘密离开过南非，接受了军事训练，在利沃尼亚审判之后，他成为民族长矛军的司令员。艾迪·丹尼尔斯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是自由党的有色人，被指控参与了非洲抵抗运动组织并进行破坏活动，该组织是由自由党党员组成的一个破坏活动小组。在监狱里，艾迪成为我最伟大的朋友之一。

为了平衡这些新政治联盟的影响，监狱当局也在我们这个监禁区掺杂了一小部分普通犯人。这些人是不知改悔的罪犯，被指控犯有杀人、强奸和暴力抢劫。他们是罗本岛上臭名昭著的罪犯帮伙，不是“大五帮”（Big Fives）就是“二八帮”（Twenty-Eights），他们专门恐吓别的囚犯。这些人体格健壮、粗暴无礼，脸上大多都有械斗时留下的伤疤。在这些帮派成员中，械斗是常有的事情。他们被派到我们监禁区的作用就是寻衅滋事，他们仗势欺负我们，拿我们的食物，不让我们开展政治讨论。其中一人名叫博加特，用的就是美国硬汉电影演员的名字。他的牢房与瓦尔特的牢房对着门，瓦尔特曾经抱怨说，他每天早晨都索要食物，瓦尔特怕他，不敢不给他。

犯罪帮伙在石灰石料场内另外合伙干活，不与我们在一起。一天，他们开始唱起了一首像劳动号子的歌。实际上，那是一首著名的歌曲，但是，他们换上了自己编的词：“Benifunani eRivonia？”意思是：“你们要在利沃尼亚干什么？”第二句歌词似乎是：“你们认为你们将成为政府？”他们起劲地唱，歌声中带有嘲笑的意思。他们显然是受到了狱警的鼓动，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激怒我们。

尽管我们中有一些头脑发热的人想与他们翻脸，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用以牙还牙的方式与他们斗争。我们当中有些比他们唱得好的歌手，我们凑在一起，琢磨着我们应该唱什么歌对付他们。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唱起了《斯蒂迈勒》，这是一首赞扬从南罗得西亚向南奔驰的一辆列车的歌曲。《斯蒂迈勒》不是一首政治歌曲，但却含有政治意味，因为它暗示游击队战士乘着火车南下去打南非军。

连续几周，我们两伙人一边干活，一边对唱，并不时增加曲调、变更歌词。我们的节目增加了，并且公开唱起了政治歌曲，如游击队战士之歌——《阿玛卓尼》，歌名是一个废弃了的英文俚语，意思是歌颂游击队战士约翰尼；《措措拉兹》，这首歌曲把斗争比喻成即将到来的列车（如果重复这个歌名，听起来就像列车行驶的声音）。我们还唱了一首有关《自由宪章》的歌，而另一首是关于特兰斯凯的歌曲，其歌词大意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马叹兹玛之路，一条是曼德拉之路，试问您将走哪条路？”

歌唱使工作变得轻松了一些。有几个人嗓子特别好，我感觉像是放下了镐头，仅仅是在那里听他们歌唱。罪犯帮伙不是我们的对手，当我们继续歌唱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哑巴。但是，有一位狱警精通科萨语，懂得我们所唱的内容。他很快命令我们停止歌唱（也不准吹口哨），从那天起，我们又只好默默地工作。

我并不把罪犯帮伙看作敌人，而是把他们看作转化的对象。我们中间有个绰号叫“Joe My Baby”（我的孩子乔）的非政治犯——后来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帮助我们向监狱内外传递材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一天，我们听说博加特在石灰石料场遭到了一名狱警的殴打。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们却看到了结果。他的脸上有伤，而且伤势很重。博加特在走廊里走到我的面前请求帮助，我立即接受了他的请求。

我们一直在寻找与当局对抗的方式，报告打人事件就是我们能够与监狱当局交涉的一种方式。在博加特被打前不久，我们得知一位名叫“甘亚”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也遭到了一位狱警的殴打。我以一名律师的身份致函监狱长，代表甘亚提出抗议。我被带到监狱长办公室，监狱官员们在那里接待了我。他们一致否认有打人事件发生，问我是怎么听说的。我坚持要求把殴打甘亚的狱警赶出罗本岛。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说没有证明他打人的证据。但是，随后不久，那位打人的狱警还是被从岛上调走了。

这件事使我受到了鼓舞，所以，当博加特请求帮助的时候，我立即要求见监狱长。第二天，我又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监狱长和蔼地告诉我，他们已经对案件进行了调查，打人的人也被解雇了。“那是违反规定的，”我说，“这个案子应当进行审讯。”

“不，”他说，“我们已经调查过所谓的受害人，他否认曾经遭到过殴打。”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我昨天才与他谈过话。”

监狱长向一位中尉招了招手说：“你亲自去了解一下。”中尉把博加特带进办公室，他的脸上还绑着绷带。监狱长问他是否遭到过殴打。“没有，老板，”他轻声说，没有理会我正在瞪着他，“我从来没有遭到过殴打。”然后，他立即被带走了。

“好了，曼德拉，”监狱长说，“这个案子了结了。”监狱长因羞辱了我而感到非常得意。他显然为了让博加特撤诉而用额外的食物和香烟贿赂了他。从此之后，在接受案子之前，我要求当事人一定要提交签过字的书面委托书。

65...

1965年夏季的一天，我们发现早饭的粥上漂着闪光的肥肉，晚饭的半流质食物里也有大块大块的肉。第二天，有人还领到了新衬衣。石灰石料场的狱警们和我们监禁区的狱警们似乎对我们恭敬有加。对此，我们大家都有些怀疑，在监狱里，条件的改善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一天后，我们得知，国际红十字会官员将于第二天到岛上来。

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他们比以前的任何探视者都重要。国际红十字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独立的组织，是西方国家和联合国关注的国际组织。监狱当局很尊重国际红十字会，我在这里用“尊重”这个词，其中当然也包含“害怕”的意思，因为当局只尊重他们害怕的人和组织。监狱当局对能够影响世界舆论的一切组织都不信任，不把他们当做合法的、忠诚相待的调查者，而是把他们视为能欺骗则欺骗的爱管闲事的人。避免国际舆论的谴责是当局的主要目的。

在那些年月，国际红十字会是唯一既能够倾听我们的抱怨意见又受我们爱戴的组织。这至关重要，因为当局不听我们的抱怨意见。按规定，当局应当提供了解我们的抱怨意见的正规程序。他们也的确提供了让我们反映意见的渠道，但不过是敷衍了事而已。每到礼拜六上午，狱警队长就进入我们的监禁区吆喝：“Klagtes en Versoeke! Klagtes en Versoeke!”（快提意见和要求!快提意见和要求!）我们中许多人排着队找狱警队长，因为几乎大家都有抱怨意见和要求。我们纷纷对伙食、囚服和探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意见。狱警队长对每个人点点头，只是说“Ja， ja”（是，是），然后就喊“下一个！”对我们所提的意见连记录都不记录。如果我们以我们组织的名义说话，狱警们会大声说：“这里不允许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或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Verstaan？（懂不懂）”

在国际红十字会官员来访问前不久，我们向监狱长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意见书。当时，只允许我们用纸和铅笔写信。我们秘密在石灰石料场和厕所里相互征求意见，然后，综合成一份意见书。我们把意见书递交给我们的狱警队长。他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书，并指责我们写这样的意见书是违反规定的。我们向国际红十字会提的意见之一就是监狱当局不听取我们的抱怨意见。

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来访的那天，我们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与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见面。那年，甚至随后的几年中，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一直是森恩先生，他在他的国家瑞典曾经是监狱管理局局长，后来移民到了罗得西亚。森恩有55岁左右，是一个沉默寡言却又有点神经质的人，对周围的环境似乎一点都不满意。

会见是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与几乎所有的其他人访问和探视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要求听取我们的所有抱怨意见，并且听得很认真，还不住地记笔记。他十分客气，对我所告诉他的一切表示感谢。尽管如此，他的第一次访问还是使我们感到相当紧张。我们都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目的。

我们对我们的服装十分不满，实话实说，我们不想穿短裤，希望有合适的衣服穿，其中包括短袜和内衣。当时，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对我们的伙食、探视、通信、学习、早操、工作条件和狱警的工作作风都提了意见。我也提了一些我知道当局将不会予以满足的要求，例如，希望被转到离我们的家较近的监狱。

会谈后，森恩让我们在那里等候，他又会见了监狱长及其他访问团成员，我估计他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监狱当局，并指出了他认为是合理的意见。森恩访问后不久，我们的服装确实得到了改善，当局给我们发了长裤子。但是，森恩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一个进步人士；他在罗得西亚居住了几年后，似乎对种族歧视已经司空见惯。在我返回我的牢房之前，我又提醒我所提的关于非洲人吃面包的抱怨意见。森恩先生看上去似乎心神不安，并扫了那位监狱长一眼。“面包对你们的牙齿很不好，你知道吗，曼德拉？”森恩先生说，“玉米对你们更好些，可以使你的牙齿变得更结实。”

在后来的几年中，国际红十字会派了一些更开明的人士来访问，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改善我们的条件进行斗争。国际红十字会在不太显眼但对我们却十分重要的方面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经常向我们的家属提供资金，不然，他们就无力到岛上来探视我们。

被送到罗本岛之后，我们的支持者中有的担心当局会不允许我们学习。但是，到岛上几个月以后，当局宣布，要学习的人可以提出申请。我们多数人都交了申请。尽管是D类囚犯，我们也得到了许可。利沃尼亚审判后，政府感到很有信心，认为准许我们学习没有什么坏处。后来，他们为此而后悔不迭。读研究生是不允许的，但是，他们对我却网开一面，因为我在比勒陀利亚监狱时就已经开创了这个先例。

我们监禁区很少有人拥有学士学位，但多数都在学习大学课程。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他们选择进修课程，以便争取拿到高等学校毕业证书。有的人已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像戈万·姆贝基和内维尔·亚历山大，但是其他人还没有通过五级或六级考试。在几个月内，我们大家实际上都在学习这样那样的学位课程。每到夜晚，我们的牢房与其说是监狱，倒不如说是一个学习的大课堂。

但是，学习的权利受到了许多条件的限制。某些学科，如政治学或军事史，是被禁止的。多年来，当局不准我们接收我们家庭以外的资助，所以，我们这些穷囚犯很少有钱买书和交学费。因此，学习机会的多少取决于我们手中攥着的钱数。监狱当局也不允许我们把书借给别的囚犯，如果允许借阅，就会使我们身边较穷的狱友也能够有学习的机会。对于我们应不应该接受学习的权利一事，大家经常争吵。有的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起初认为，我们接受政府的免费学习材料会有损我们的政治形象。他们坚持认为，学习不应该是一种有条件的特许，而应当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尽管我接受这个观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拒绝学习。作为一名自由战士和政治犯，我们有责任提高和加强我们自己，而学习是提高和加强我们自己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

监狱当局允许囚犯报考南非大学或速成学院，这两所学校都可以为学习者提供高等学校学历证书。就我的情况而言，在伦敦大学的资助下学习是一种祸福兼而有之的事情。一方面，我可以得到在南非阅读目录上没有的那种激励人奋发向上的书籍；另一方面，监狱当局必然把它们视为不适合学习的书籍，因此而禁止我学习。

一般而言，获得书籍也并非易事。你必须按照合同法，向某个南非图书馆提出申请。该图书馆将对你的申请进行审查，然后，通过邮局把书寄给你。但是，由于邮递系统不正常，罗本岛又比较遥远，再加上信件检查人员故意拖延时间，所以，当你拿到书的时候也就到了还书的日期。如果日期已过，狱警将会连看也不让你看就把书直接退回图书馆。正是由于邮递系统这种固有的特点，你很可能没收到书却收到过期罚款单。

除了书籍，我们还可以借阅学习所需要的杂志。当局对此特别严格，唯一能通过检查的杂志可能是一种供囚犯学习会计用的保险计算科学类季刊。但是，有一天，麦克·马哈拉基告诉一位同志，他正在学习经济学，想申请借一份《经济学人》。我们讥笑说，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份《时代》周刊，因为《经济学人》也是一个新闻周刊。但是，麦克仅仅一笑说，监狱当局不会知道这些情况，他们只是从标题上判断书刊。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真的收到了《经济学人》，通过这本杂志，我们获得了我们渴望得到的新闻。但是，当局很快发觉了他们的疏忽，并停止让我们继续借阅。

一旦多数人都开始学习，我们就都抱怨连书桌、椅子这样起码的学习条件都没有。我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了这个意见。最后，监狱当局为每个牢房制作了一个可以站着学习的书桌，即一块从墙上伸出的、齐胸高的木板。

这不是我们所渴望得到的那种学习条件。在石灰石料场劳作一天之后，谁也不想站着在这样的书桌旁学习。我们中有许多人对这种书桌提出了抱怨意见，而凯西的意见最大，他告诉监狱长，站着学习的书桌不但是一种负担，而且由于书桌的坡度太大，书老是往下掉。监狱长突然来到凯西的牢房里查看，他要了一本书并用力把它放在凯西的书桌上，书没有动。他又向凯西要了一本书，把它放在第一本书的上面，书还是没有动。他放了四本书之后，转身对怯弱的凯西说：“伙计，这些书桌没有问题。”然后，他走出了凯西的牢房。不过，六个月后当局发了慈悲，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书桌的高度也降低了一些。

我向国际红十字会反映的另一个意见是狱警动不动就告我们的状。告某个囚犯的状就意味着狱警声称他违反了某项具体规定，不是被隔离关押就是不给饭吃，或丧失其他权利。狱警们一般不能随意告囚犯的状，因为，当一个囚犯被告了状，根据违反规定的程度，可以举行听证会，并且邀请开普敦地方法官出席。当时，监狱当局拒绝举行听证会。当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国际红十字会的时候，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

在我来到岛上的第一年里，周末除了半小时的早操时间，我们必须一直待在牢房里。有一个礼拜六，在院子里做完操回到牢房后，我发现一个狱警在走廊头上的凳子上放了一份报纸。他对我们很友好，我猜测他并不是偶然把报纸丢在那里。

对政治犯来说，报纸比黄金或钻石都更宝贵，比渴望得到食物和香烟还迫切，可以说是罗本岛上最珍贵的违禁物品。新闻是斗争的思维原材料，当局绝对不允许我们得到新闻。我们渴望得到新闻，没有新闻，瓦尔特比我还要忧伤。监狱当局企图实行新闻封锁，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任何可能鼓舞我们士气或让我们相信外面的人们仍然牵挂着我们的事情。

我们把坚持及时了解国家的政治作为我们的职责，并为得到看报的权利而长期不懈地进行斗争。多少年来，我们想了许多弄到报纸的办法，但是，当时我们的办法并不那么高明。去石灰石料场的好处之一是狱警的三明治往往用报纸做包装，他们常常用完后把这些报纸当垃圾扔掉。有时我们从垃圾中偷偷把它们捡回来。我们设法转移狱警们的注意力，把捡回来的报纸藏在我们的衬衣底下。

设法弄到报纸的最可靠的办法之一就是行贿。这是我们为获取信息而经常采取的一种非道德手段，也是我能够容忍的唯一手段。狱警们似乎总是缺钱，他们的“贫困”变成了我们的机会。

当我们真的弄到一份报纸的时候，由于风险太大，我们不敢在狱友中直接传阅，因为囚犯拥有报纸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我们先让一个人阅读，通常是凯西，后来是麦克·马哈拉基。凯西负责传递消息，他为此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凯西先通读报纸，并把重大消息做成剪报，然后把剪报悄悄在我们中间进行传阅。我们每人再根据剪报写出摘要，然后再把摘要传递给大家。最后，我们再把摘要传递给普通犯人监禁区。当监狱当局特别警惕的时候，凯西或麦克就把报纸写成摘要，然后把报纸销毁。通常的方法是把它撕成碎片，然后扔进马桶里，因为狱警从来不检查马桶。

当我发现走廊头上的板凳上有报纸，我就迅速从牢房里出来，到走廊头上向两侧望一下，然后从板凳上拿起报纸并迅速地把它塞进我的衬衣底下。通常，我把报纸藏在我的牢房里的某个地方，直到睡觉时才拿出来看。但是，我就像一个在吃正餐前先吃布丁的孩子，恨不得立即从我的牢房里拿出报纸，了解上面的新闻。

我不知道阅读了多长时间，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那份报纸上，以至于没听见脚步声。忽然，一名狱警长官带着两名狱警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连把报纸藏在铺盖下面的时间都没有。可以说，我是当场被抓的。“曼德拉，”那位长官说，“我们告你拥有违禁物品，你要对此负责。”然后，两位狱警对我的牢房进行了彻底搜查，看是否还有别的违禁物品。

一两天内，一位地方法官被从开普敦请到了罗本岛，我被带到了监狱指挥部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将被临时用作岛上的法庭。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当局总是喜欢从岛外请地方法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案子是一个一目了然的案子。我不要求辩护，然后被判处三天的隔离关押，并且不给饭吃。

我并不认为我是中了那个往凳子上放报纸的狱警的圈套，尽管有的人这样猜测。在听证会上，监狱当局严加盘问我是如何拿到那份报纸的，我拒绝予以回答。如果我是中了圈套的话，监狱当局自然就会知道我是如何得到那份报纸的。

隔离牢房也属于我们那个监禁区，不过是在另一侧。尽管只是隔了一个院子，但是它却令人感觉十分遥远。在隔离关押期间，没有人做伴，不准做操，甚至连饭都不让吃：三天中一日三餐只有米汤（米汤仅仅是煮过米的水）。相比之下，我们的正常伙食——玉米片粥，就算得上盛宴了。

被隔离关押的第一天似乎是最痛苦的。因为习惯了正常饮食，对挨饿很不习惯。到了第二天，我发现自己多多少少对饿肚子有些适应，第三天根本没有感觉怎么饿就过去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对基本权利的剥夺对非洲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我本人前些年在民族长矛军就曾经连续几天没有饭吃。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发现被隔离关押是监狱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只有自己那颗寂寞的心。我的心开始胡思乱想：这只是一个梦，还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这颗心开始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我的决定是否正确？我的牺牲是否值得？在隔离关押期间，除了老是考虑这些事情之外，再无心思考虑别的事情。

但是，人的身体在适应环境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我发现，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十分顽强，就是在身体经受考验的时候，他也能承受不能承受的极限。坚定的信仰是经受住挨饿的秘诀，即使是腹中无食，精神也仍然是饱满的。

在早期的岁月中，隔离关押变成了监狱当局的一种习惯性手段。我们常因小事受到指责，然后被罚以隔离关押。一个人可能因为斜视某个人而被剥夺了吃饭的权利，或者因为某个狱警走进牢房时没有站起来而被隔离关押。有些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囚犯经常嘲笑这些规定，为此，他们的许多时间不得不在隔离关押中度过。当局认为，隔离关押是对我们反抗和叛逆的最好的救治办法。

我第一次被隔离关押后不久，接着就又受到指控并第二次遭到了隔离关押。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为了让当局知道我们的抱怨意见而遇到了许多困难。监狱天高皇帝远，当局认为可以无所顾忌地对我们置之不理。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意见充耳不闻，我们就会在受到挫折后屈服，岛外的人也会把我们忘掉。

有一天，我们正在石灰石料场干活，这时，监狱长来到了石料场进行视察，陪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我们不认识的人。我的一个同事低声对我说，他是监狱管理局的奥卡木博准将（他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那位曾在利沃尼亚审判中给予我们照顾的奥卡木博上校并非同一人），是我们监狱长的上司。当时，两个人站在远处注视着我们。

奥卡木博身材不高、体格健壮，他身穿一身西服，而没有着警装。通常情况下，他两年来岛上视察一次。他来岛上视察时，我们被吩咐立正站好，举着自己的监号牌站在铁栅门后面接受他的检阅。

我断定，奥卡木博的突然出现正是我们反映意见的好机会，因为只有他有能力解决我们所反映的问题。我放下手中的镐头，朝他们走去。狱警立即警觉起来，冲着我就走过来。我知道我是在违反规定，但是，我希望狱警们对我的行动感到吃惊而手足无措，因此就不会阻拦我。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当我走到两位官员面前的时候，我们那位监狱长生硬地说：“曼德拉，回到你干活的位置上去，没有人叫你。”我没有理会他，而是直接对奥卡木博说话。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特别行动，是因为监狱不理睬我们所提的意见。监狱长打断我的话说：“曼德拉，我命令你立即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我回头从容不迫地对他说：“我已经来到这里，我不想回去。”我希望奥卡木博能听我把话说完。但是，他冷冷地看了看我，然后回头对狱警说：“让他老实点。”

当狱警把我带走的时候，我继续据理力争。“把他弄回牢房！”监狱长喊着。我又一次被起诉到法庭，不准辩护。这次对我的惩罚是隔离关押四天。虽然我在这方面已经有过教训，而且我也知道这条教训，但是，却由于走投无路而没有记住。尤其是在监狱里，没有人乐意听任自己的权威公开地遭到挑战。要接受我的要求，奥卡木博就不得不使他的下级难堪。监狱官员更喜欢私下提意见，要改变罗本岛的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私下对监狱官员产生影响，而不是公开对他们施加这种影响。我有时因为对监狱官员太客气而遭到批评，但是，我愿以承受批评去换取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

66...

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长、监狱管理局局长，甚至也不是监狱长，而是负责其监禁区的狱警。如果你因为睡觉时感到寒冷而额外需要一条毯子，你也许可以向司法部部长提出要求，但是，你却不会得到任何回音。如果你向监狱管理局局长和监狱长提出这样的要求，监狱管理局局长就会说：“对不起，这不符合规定。”监狱长则会说：“如果我额外给你一条毯子，那么我就必须给每个囚犯发一条。”但是，如果你走到走廊内的那位狱警面前，你又与他关系比较好，他可能会什么话也不说，而立即到仓库里给你拿一条毯子。

我总是设法与我们监禁区的狱警和平相处，与他们对抗无异于自讨苦吃。作为犯人，老是与狱警为敌是没有道理的。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这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方针。我们认为，所有的人甚至监狱里的狱警，都可以被改变，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设法让他们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我们一般都能做到与狱警平等相待。如果一个狱警体谅我们，我们也会反过来对他温和一些。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狱警都是魔鬼。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狱警中也有一些人主持公道。与狱警交朋友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他们一般都认为对一个黑人谦恭是没有必要的。由于与狱警搞好关系是有益的，我经常让某个人有选择地与某个狱警搞好关系。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在石灰石料场，有一个狱警似乎对我们很不友好。这很麻烦，因为我们要在石灰石料场讨论问题，如果狱警不允许我们说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要求一个同志与这位狱警搞好关系，以便使他不阻拦我们的谈话。这位狱警十分粗野，但是，他很快开始对那位囚犯有些收敛。有一天，这位狱警要那位囚犯的夹克，他要把夹克铺在草地上坐一下。尽管我知道我的那位同志不情愿，但是，我向他点头示意，还是让他把夹克给了狱警。

几天后，我们正在锌皮棚子底下吃午饭，这位狱警走了过来。他有一个多余的三明治，他把三明治放在我们附近的草地上说：“给。”显然，这是他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

这让我们进退两难。一方面，他拿我们不当人看待，如果拿了那个三明治，我认为将有损我们的人格。另一方面，我们在忍受饥饿，并且，拒绝他的表示对我们设法与其搞好关系的这位狱警就是一种羞辱。我能看得出，我们那位同志也很想要那个三明治。于是，我点头示意，让他把三明治收下。

这个策略起了作用，因为这位狱警不再对我们保持警惕，甚至开始问我们有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通常，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工作，他可能早已经被政府的宣传清洗了大脑。他很可能认为我们是要把白人扔进大海里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但是，由于我们平和地向他解释过我们的非种族主义思想、希望得到的权利和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他挠了挠头说：“这他妈的似乎比民族主义更有道理。”

取得狱警们的同情则解决了我们在罗本岛上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传递信息。我们认为与F区和G区的同志们保持联系是我们的义务，F区和G区都是关押普通犯人的地方。我们抱定决心，在监狱内也要像在监狱外一样，继续加强我们的组织建设。如果，我们要想在提抗议和抱怨意见方面协调一致，那么，传递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量的囚犯都属于普通监禁区，F区和G区的人不但对外面的运动情况有更新的消息，而且对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所发生的新情况也比我们知道得多。

监禁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严重违反规定的。我们发现，有许多能绕开这种禁令的有效方法。给我们送饭的人都是来自普通监禁区的囚犯，头几个月，我们设法向他们悄悄地了解情况，在了解情况的同时，我们也让他们帮助传递消息。我们组建了一个秘密信息传递委员会，由凯西、麦克·马哈拉基、拉鲁·奇巴和其他几位同志组成，他们的任务就是组织这类传递信息的活动。

第一个方法是由凯西和麦克策划的。他们注意到，在我们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狱警经常乱扔空火柴盒。于是，他们就秘密收集空火柴盒。麦克设法对这些空火柴盒的底部进行伪装，并把写好的纸条藏在火柴盒的底部。拉鲁·奇巴曾经学过裁剪，因而会写一种蝇头小字的编码信息，他就把信息用这种小字写在改造过的火柴盒上。乔·基卡比也是一名民族长矛军战士，他当时与我们在一起。他负责在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把这些火柴盒放在普通囚犯将要路过的那个十字路口上。通过给我们送饭的普通囚犯，我们就可以把信息传递给F区和G区的囚犯。F区和G区的人会指定人员在路上把火柴盒捡起来，信息就这样传递过去。我们获取信息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这种办法远远谈不上十分完善，有时下一场雨就可能使我们这种传递信息的办法泡了汤。因此，我们紧接着又研究出了更有效的办法。

我们发现，狱警有时候会放松警惕。一种机会是吃中午饭的时候和刚刚吃完饭之后。我们都是自己盛饭，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在伙房里工作的普通囚犯用塑料把信或纸条包好后放在盛饭的圆桶底下。我们回复消息也采用同样的办法，用同一块塑料把纸条包起来，并把它藏在准备送回伙房洗刷的盘子底下。我们努力制造混乱，故意用剩饭把盘子搞得一塌糊涂。狱警甚至对此颇为不满，但是，他们从来就不会自找麻烦去查个究竟。

我们的卫生间与隔离关押区相邻，普通犯人被判隔离后常常被关押在那里。我们与他们使用同一个卫生间，但是，我们使用的时间与他们使用的时间不同。麦克想办法把纸条包在塑料布里，然后把它藏在便盆的内沿下面。我们鼓励被关押在普通犯人区的同志故意违反规定，以便顺理成章地受到隔离关押。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纸条拿走，并反馈信息。狱警绝不会自找麻烦去搜查便盆。

为了万一我们写的纸条被当局发现也不让他们看懂所写的内容，我们还研究出了各种不容易被破译的书写方式。一种办法是用牛奶书写。牛奶干得极快，并且干后看上去没有字迹。但是，如果把当局发给我们清理牢房用的消毒液涂在用牛奶书写过的纸上，字迹就会立即显现出来。不幸的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牛奶。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被诊断为胃溃疡，他就可以得到牛奶，我们就用他的牛奶书写。

另一种办法是在卫生纸上写小字。卫生纸很小且容易藏匿，所以这种办法成为我们传递信息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当监狱当局不止一次地发现这些用来传递信息的卫生纸的时候，他们便采取了特别的发放措施。戈万当时有病，不能到石灰石料场去干活，他被指派负责每天为每个囚犯分8张卫生纸。

在所有这些巧妙的办法中，效果最好也是最容易的办法是在监狱医院里传递信息。岛上有一座医院，当我们在那里住院的时候，医院就无法把我们同普通囚犯分开。有时，甚至来自不同监禁区的囚犯也由同一伙狱警看管，F区和G区的囚犯混杂在一起，相互交流有关政治组织、罢工、怠工以及所有监狱中存在的问题等信息。

与监狱外的联系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通过刑满离岛人员和与探视者接触。出狱的人可以把信藏在他们的衣物里或行李中。通过来探视的人传递信息危险性较大，因为探视者本身就担负着风险。当律师访问我们的时候，不允许狱警在房间里，所以我们有时把信交给律师，让他们带出去，因为律师不会遭到搜查。在这些会见中，我们有时也采取我们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采取的书写方式传递信息。由于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我们会说：“请告诉……”然后停下来把下面的话写在纸上：“O. T.”——意思是奥利佛·塔博，“我们同意他关于削减……规模的计划”。然后再在纸上写出“全国执行委员会”。

通过藏在盛饭的圆桶里的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着的纸条，我们得知，普通监禁区的囚犯将于1966年7月开始绝食，以抗议监狱里的恶劣条件。纸条写得不太清楚，我们不知道举行这次绝食的准确日子或明确目的。但是，对于囚犯以任何理由举行的任何抗议形式，我们都将给予支持。我们大家相互传递信息，决心在下一次开饭时就开始绝食，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支持。绝食当然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吃饭。

由于信息传递不及时，普通监禁区的犯人可能一两天之后才知道我们参与了他们举行的绝食行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会使他们受到鼓舞。当局当然会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参加他们的绝食，而是在那边美餐。其实，这是当局惯用的伎俩。在一场危机中，当局必然会发动假情报攻势，挑动一个监禁区去反对另一个监禁区。在这种情况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往往一致地支持抗议行动，而某些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人有时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我们进行绝食的第一天，我们都拒绝打饭。第二天，我们发现我们的伙食加大了分量，并且，玉米片粥里面加了更多的蔬菜。第三天，晚饭还增添了肉。第四天，玉米片粥里面不但有肥肉，还有大块大块的瘦肉，并且上面还有新鲜的炖蔬菜。饭菜着实让人垂涎欲滴。当我们拒绝这些食物的时候，狱警们在一旁窃喜不已。诱惑力是巨大的，但是，我们还是顶住了这种诱惑，哪怕把我们驱赶到特别累人的石灰石料场，我们也拒绝进食。我听说，主要监管区的人都被饿垮了，只能用独轮车把他们运离工地。

我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与韦塞尔斯上校进行了交谈。这种交谈很微妙，正如我的狱友们都知道的那样，监狱当局想对我施加影响，让我取消绝食计划。韦塞尔斯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他问我为什么要举行绝食行动。我告诉他，作为政治犯，我们把要求改善监狱里的生活条件作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延伸。他说：“但是，你甚至并不知道F区和G区正在为什么举行绝食。”我说：“没关系，F区和G区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他哼了一声，然后就让我回了牢房。

第二天，我们得知绝食还有另一个特别的原因：狱警们也在为他们的伙食而进行联合抵制，并拒绝去他们的自助餐厅就餐。他们并不是为支持我们而进行绝食，而是认为如果我们能绝食，他们为什么不能？他们要求改善伙食，提高生活条件。两种人联合起来绝食使监狱当局难于应对。后来，他们与狱警实现了和解，一两天后，我们听说监狱当局去了普通监禁区，请普通犯人派三名代表与他们谈判。普通犯人宣布取得了胜利，取消了绝食。一天之后，我们也停止了绝食。

那次绝食是岛上发生的第一次绝食，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作为抗议的一种形式，绝食并没有多大的成功率，但是，其背后的基本道理总让我产生幻想。为了使绝食斗争取得成功，必须让监狱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绝食，不然的话，囚犯只是被饿死而已，并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绝食的消息悄悄传到监狱外面，将通过报纸广泛传播，因此，支持我们的团体就会对当局施加压力。但是，尤其在早期的年代里，让监狱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正在监狱内举行绝食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绝食完全是一种消极行为。因为，我们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些痛苦正在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正在危及我们的生命。我一直赞成开展更积极、更具战斗性的抗议活动，例如罢工、怠工或拒绝打扫卫生。开展这样的斗争，受伤害的是监狱当局，而不是我们自己。他们需要铺石子，我们就拒绝为他们砸石子；他们需要打扫院子，我们就拒绝为他们打扫院子。这类行为无疑会使他们感到恼怒和不安。我认为，他们看着我们绝食肯定会偷偷地高兴。因此，每当我们为开展绝食进行表决时，我总是投反对票。

但是，一旦要表决，我常常被推举为决策者。有时，我的同事甚至讥讽说我不想因此而丢掉一顿饭。主张绝食的人认为，绝食是一种传统上可以被接受的抗议形式。世界上著名的人物，如圣雄甘地，都曾经开展过绝食斗争。不过，一旦决定开展绝食斗争，我会全心全意地像那些发起者一样予以坚决支持。事实上，在绝食期间，我常常规劝那些不想遵守绝食决议的狱友支持开展绝食斗争。“马迪巴，我要吃饭，”我记得一位狱友这样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绝食。我参加斗争已经很多年了。”

狱友们有时会偷偷摸摸地吃东西。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道理就可以知道：绝食斗争到了第二天时，就应该没有人再去厕所。但是，第二天早晨，你会看到有人去卫生间。我们内部有自己的情报系统，我们知道有的人经受不住饥饿的折磨。

67...

1966年7月中旬进行绝食斗争期间，我夫人第二次来监狱探视。这次探视与第一次探视正好相隔两年，并且差一点儿就不能成行。自1964年第一次探视之后，温妮一直受着折磨。她的姊妹们和兄弟们都遭到了警察的迫害，当局企图禁止她家中的任何人与她在一起生活。有些情况我及时得到了消息，而多数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最坏不过的事情是当我从石灰石料场回来的时候得知这些消息，我常常发现关于温妮的消息被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不知是哪位狱警把这些消息放在了我的床上。

当局竭尽其卑鄙之能事，使温妮来岛上的行程尽可能地令她感到不快。两年来，地方法官一直从中作梗，一次又一次地对她下达禁止令，不准她外出。我从律师那里听说，警察告诉温妮，她只有带通行证才能到罗本岛来探视我。温妮恰恰拒绝携带让她讨厌的通行证，因为她从1950年起就一直抗议政府对女人实行通行证的政策。当局显然是蓄意侮辱她。但是，她认为我们彼此见面比抵制当局的卑鄙阴谋更重要，因此，温妮只好同意携带通行证。我十分想念她，只有见到她我才放心，并且我们还有家庭方面的问题需要商量。

温妮每次来岛上探视的手续特别冗长而繁琐。不准她乘坐火车或汽车，只能乘飞机，使一趟探视的花费颇为昂贵。当局要求她必须从机场取道最近的路线奔赴凯里顿广场，开普敦警察局位于凯里顿广场附近，她必须在开普敦警察局办理各种文件。回去的路上，她还必须向开普敦警察局报告，并办理更多的手续。

通过剪报我还得知，有一次温妮正在穿衣的时候，有一位特警闯入了奥兰多西我的家中，温妮愤怒地作出反应，把特警推出了卧室。那位特警控告她袭警，于是我请我的朋友乔治·毕佐斯为她辩护。他巧妙地进行了周旋。我在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有人甚至为温妮的好战与我开玩笑。他们说：“马迪巴，在家中你并不是唯一的拳击手。”

第二次探视只有半小时，我们要商量的事情很多。温妮由于在开普敦遭到了无礼刁难而有点激动。事实上，警察只准她坐在摆渡的船舱里，船舱内的汽油味把她熏病了。她为了我而忍痛装成没事的样子，但是她看上去又瘦弱又憔悴。

我们商量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我母亲的健康问题和我们的经济状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泽尼和津泽的教育问题。温妮把两个女儿送进了一所专门为印度人办的学校，当局以学校招收“非洲学生”违反法律为借口设置障碍。我们只好作出困难的决定，把泽尼和津泽送到了斯威士兰的寄宿学校。这对温妮是一个打击，她把两个孩子看作是最大的安慰。我为她们在那里可能会受到更好的教育而感到欣慰，但是，我也为温妮而感到不安。她将寂寞地孤身一个人生活，并且，我担心有人会假装成她的朋友算计她。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温妮会由于太轻信别人而容易上当。

为了绕开不准谈论自己家庭之外的事情的限制，我们使用了一些我们两人都清楚而狱警不明白的名字。如果我要知道温妮的真实情况，我会说：“你最近听说过恩古提亚纳吗？她过得怎样？”恩古提亚纳是温妮的一个氏族名，当局并不知道。然后，温妮就会告诉我，恩古提亚纳正在如何如何。如果狱警问恩古提亚纳是谁，我们会说她是一个表妹。如果我想了解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情况，我会问：“教堂怎么样？”温妮将以适当的语言告诉有关“教堂”的情况，然后我可能又问：“牧师们怎么样？有没有布道演说？”就这样，我们即兴地设法交流了大量的信息。

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当狱警喊“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好像仅仅过了几分钟。我想隔着玻璃与她吻别，但是，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总是等温妮先离去，这样，她就不会看到我被带走时的情景。我眼巴巴地看着她低声说再见，并尽量不让狱警看出她的伤痛。

温妮离开之后，我又重新回忆了探视时的一切详细情况：温妮穿的是什么衣服，她说了些什么话，我又说了些什么话。然后，我会把我们商量过的某些事情写信再次告诉她，并提醒她我是何等地关心她，我们的感情是如何不可动摇，她又是如何勇敢。我把我的信既当做情书，又当做对她唯一的情感支持。当时，这种支持正是她所需要的。

温妮探视后不久，我听说温妮因为到开普敦时没有到警察局报告，并拒绝回去时为警察局提供自己的地址而遭到了指控。她在渡口上已经提供了自己的地址，而回去的时候，警察却又要她提供。她拒绝再次提供自己的地址，说在这之前已经提供过了。

温妮遭到了逮捕，她受到审判并被判处一年监禁，但随之被保释出狱。一年的监禁只执行了四天，其余的时间都被保释监外执行。温妮因被判刑而最终丢掉了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的第二份工作，因此也就失去了她的主要生活收入。

政府千方百计地为我制造麻烦，因为认为我已经无力进行反抗。1966年年底，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在司法部部长的教唆下，作为利沃尼亚审判的一个结果而提议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显然，他们并没有因上次的失败而死心。早些时候，他们就曾借口我在反抗运动中被指控而企图取消我的律师资格。

我发现法律协会在我被指控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德兰士瓦律师协会是一个特别保守的组织，该组织寻求在他们认为我不能自我辩护的时候来惩处我。对于一个罗本岛上的囚犯，到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却恰恰准备这么去做。

我告诉监狱当局，我计划对德兰士瓦的做法提出抗议，并准备亲自出庭辩护。我告诉监狱里的官员，为了做好充分准备，我希望当局允许我不去石灰石料场工作，并且我还需要好用一点的桌子、椅子和台灯。我说，我需要去比勒陀利亚，到那里的法律图书馆去查资料。

我的策略就是用合法的要求打败监狱当局和法庭，当然我也知道，他们不会满足我的要求。当我要求去法院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当局总是感到烦恼不已，因为伴随而来的公开露面，可以表明我仍然在为我一贯坚持的价值原则而战斗。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曼德拉，你为什么不委托律师为你辩护？律师会正确处理你的案子，你为什么自己亲自出庭？”我继续坚持自己的要求，并向最高法庭注册主任申请得到我所需要的资料、文件和书籍。我还请求，我必须得到一个政府方面的证人名单和他们将要作的证言。

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法庭在同意我的请求前，他们必须要知道我的辩护性质。这是不正常的。在审判前询问律师的辩护性质？没有一个辩护人在真正走上法庭前可以被迫说出自己的辩护性质。我给他回信说，我的辩护性质到我提交辩护资料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不到那个时候，我不能告诉你。

这是我与注册主任及政府检察官之间的分歧的开始，当时，注册主任就代表着法律协会。我没有放弃我的请求，但当局也同样不妥协：我没有被允许脱离石灰石料场的工作，我没有得到桌子和椅子，我更不可能去比勒陀利亚法律图书馆。

我继续与法律协会和注册主任交涉，他们对此继续予以拒绝。我交涉了几个月，写了许多封信，最后他们没有大张旗鼓，仅仅草率地给我发了个通知，等于是完全放弃了这件事。这个案子并非像他们预料的那么简单。他们原来认为，我并没有主动权和必要的资金为自己辩护，但是，他们想错了。

我能够详细了解官方有关我反对法律协会的做法的态度，因为我们每天都能收到一份报纸，报纸就像直接发到我们的门口那么方便。事实上，也确实就是这么方便。

负责夜间看管我们的那个狱警是一位沉默寡言、上了年纪的卫理公会教徒。当时，麦克·马哈拉基与他已经成了好朋友。一天夜间，他慢慢地走到麦克的牢房，并告诉麦克，他想参加一次新闻写作比赛，需要写一篇作文，他想知道麦克愿不愿意帮他写篇文章。这位狱警表示，如果麦克帮他这个忙，他会有所报答。麦克同意了，并按时写出了文章。两周之后，那位老狱警非常高兴地来到麦克面前。他现在成了参加决赛的选手，问麦克能不能再给他写一篇文章。这位狱警还答应麦克，如果帮他写，他会送给他一只烤鸡。麦克告诉那位老狱警，他将考虑考虑再作答复。

第二天，麦克来找瓦尔特和我，把情况向我们作了说明。瓦尔特建议麦克接受他的奖品，而我则赞成他不接受那只烤鸡，因为那样看起来就像是麦克受到了特别关照。那天夜里，麦克告诉那位狱警，他将给他写那篇文章，条件是想得到一包香烟。那位老狱警表示同意，并且第二天晚上他就送给了麦克一包新买的香烟。

第二天，麦克告诉我们，他现在已经有办法控制那位老狱警了。“怎么控制？”我们问。“因为烟盒上有他的手印，”麦克说，“我可以敲诈他。”瓦尔特说，那是不道德的。我没有批评麦克，但是，我问他准备向老狱警索要什么。麦克瞪大眼睛说：“报纸。”瓦尔特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我认为，瓦尔特是岛上唯一与我一样喜欢看报纸的人。麦克已经与秘密信息传递委员会交流了他的想法，尽管我们两人对麦克的这个办法都有保留意见，但是，我们并没有制止他。

那天夜间，麦克告诉那位老狱警，他在烟盒上留下了指纹，如果不合作，他就会告诉监狱长。由于害怕被解雇，或许还会丢掉养老金，那个狱警同意麦克要什么就向他提供什么。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直到他被调走，老狱警一直悄悄地为麦克提供当天的报纸。麦克每天把报纸上的新闻进行综合整理，并把它们裁成纸条，再在我们中间传阅。不幸的是，那位老狱警后来并没有在比赛中胜出。

要说我们在石灰石料场做得更多的是什么，是开采石灰石还是说话？这很难说。到1966年，狱警采取了自由放任态度：只要我们干活，我们能说多少话就说多少话。我们分成一个一个的小组，四五个人围成一个小圈子，在太阳底下说一整天话，所谈的内容涉及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连续不断地讨论着，既谈论严肃的重大问题，也谈论日常的闲话琐事。

关于坐牢，自然没什么好处可言，可能只有一件事是个例外，那就是有时间思考。在斗争的旋涡中，当一个人不断地应付变换着的情况时，那么，他就很少有机会认真、全面地考虑自己所作的决定或策略。而监狱却提供了时间，而且是非常充足的时间，通过这些时间可以对自己所做过的和没有做过的事情进行反思。

我们经常进行政治辩论，有的问题需要辩论一天，有的则需要辩论几年。我总是喜欢激烈的辩论，并且一直是激烈辩论的参与者。我们所进行的最早、最长的辩论之一就是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过训练的民族长矛军战士，认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是一回事儿。甚至像姆贝基和哈里·格瓦拉这样的资历很深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也赞成这个看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所谓党派。在监狱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各党派之间不像在监狱外那样存在实质上的差别。我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群众性的解放运动组织，它欢迎斗争目标相同的所有党派共同前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各党派关系的辩论越来越激烈。我们有一位同志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给流亡卢萨卡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写信。我们起草了一份长达22页的秘密文件，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并附上我个人的亲笔信，一起发往卢萨卡。起草并私自向国外发出这样的文件是有风险的。最终，流亡卢萨卡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确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各党派是有区别的。随之，这场辩论也就被画上了句号。

另一个反复争议的政治问题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是否应该全部从工人阶级中产生。有人坚持认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主要由普通工人组成的群众组织，因此，领导人也应当在这个阶级中产生。我认为，要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必须从工人阶级中产生与要求他们都应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都是不民主的。如果这个运动组织坚持这样的准则，那么，其中的多数领导人，例如鲁图利酋长、摩西·考塔尼、达布医生，都将被认为是没有资格的。因此，革命者应当来自各个阶级。

当然，并非所有的辩论都是政治性的。引起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行割礼问题。我们中有人认为，割礼作为科萨及其他民族的一种风俗，不仅对身体是一种不必要的伤害，而且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废除的部落制度来说也是一种倒退。这种论点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多数人还是认为割礼是一种民族文化仪式，它不仅具有有益健康的长处，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这是一种强化种族身份的习俗，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我本人也同意这个观点。

辩论持续了多年，我们中仍然有人完全赞成割礼。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囚犯过去曾经为别人行过割礼，还举办了一个秘密割礼培训班，并且我们监禁区的几位年轻囚犯都在培训班上行了割礼。随后，我们为这些年轻人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茶话会，他们还按照习俗围着毯子走了一两天。

我们经常反复议论的一个话题是非洲是否有老虎。有人认为，虽然普遍推测老虎生活在非洲，但是，这是一个荒诞的说法，老虎的原生地是亚洲和印度次大陆。非洲有大量的豹子，但是却没有老虎。另外有人认为，孟加拉虎原产于非洲，并且，有的老虎现在仍然生活在非洲。有人则声称，曾经在非洲的灌木丛中亲眼看到过这种最强壮、最漂亮的猫科动物。

我认为，虽然在现代非洲已经见不到老虎，但是，在科萨语词汇中有一个词与豹子这个词不同，是老虎的意思。既然我们的语言中有这个词，那么，这种动物就肯定曾经在非洲存在过。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动物的名字呢？这个话题被争议了一次又一次，我记得麦克反驳说，几百年前印地语中就有在空中飞行的飞机这个词，并且远在发明飞机之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飞机在古老的印度就已经存在了。

68...

“Zithulele”（文雅一号），这是我们对看管我们在石灰石料场干活儿的那个宽容而讲话和气的狱警的称呼。当我们干活的时候，他总是例行公事般地站在远处，只要我们遵守秩序，他似乎对我们干什么并不介意。当他发现我们倚着铁锹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从来也不训斥我们。

我们对他也十分尊重。1966年的一天，他走到我们面前说：“先生们，雨水把路上的线冲没了，今天我们需要20公斤石灰。你们能帮帮忙吗？”尽管我们当时已经不需要干什么活儿，但是，由于他对我们以礼相待，我们也都愿意帮助他。

那年春天，我们感到当局从一定程度上说对我们变得越来越亲切、温和，岛上盛行的严格管制制度有所放宽，囚犯与狱警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了一定的缓解。

但是，这种宽容并没有维持多久，9月份的一个上午，这种宽容就突然不复存在了。当时，我们刚刚从石灰石料场放下我们手中的镐头和铁锹，准备去锌皮棚吃午饭。当一位普通犯人推着饭桶朝我们走来的时候，他低声说：“沃尔沃德死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我们中间传开了。我们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相信他所说的话，而狱警们则似乎不知道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

我们不知道这位总理是如何死的。后来，我们听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白人议会通信员把沃尔沃德刺死的，但我们不知道他刺死沃尔沃德的动机是什么。尽管沃尔沃德认为非洲人比动物还低级，但他的死并没有让我们感到丝毫的高兴。我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来不支持政治暗杀。政治暗杀是一种对待敌手的野蛮方式。

沃尔沃德被证明既是种族大隔离的理论干将，又是种族大隔离的实践大师。他史无前例地创造了班图斯坦和班图教育体制。在他被刺之前不久，他还领导国民党进行了1966年的大选。在这次大选中，种族隔离党派赢得了多数，获得了126个席位，而合众党则获得了39个席位，进步党只获得了1个席位。

正如岛上常常发生的那样，我们总是先于我们的狱警得知重大的政治新闻。但是，第二天，狱警们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他们把气都撒在了我们的身上。这种花了几个月才得以缓解的紧张关系忽然又紧张到了极点。当局开始对政治犯进行镇压，好像我们的手中正握着刺杀沃尔沃德的匕首一般。

当局总是在怀疑我们秘密地与外界各种力量保持着联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米比亚的盟友——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成立的游击队，袭击南非警察的浪潮也使南非当局非常担心。我猜想，当局过高地估计了我们——政府认为，我们新组建的民族长矛军羽翼已经丰满，足以成功地打垮政府。但是，这种怀疑只能说明他们这些心胸狭小、目光短浅的人开始感到不安，他们不是把问题归咎于自己的错误政策，而是归罪于他们的对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对我们的惩处根本没有正式政策的依据，而是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岛上时的严酷环境的再现。“文雅一号”被一个邪恶无比的家伙所取代。他名叫范·任斯博，在沃尔沃德被暗杀后，他被派到岛上对我们实行24小时监视。他很有名气，因为他的名字在囚犯中就是“残忍”的代名词。

范·任斯博是一个高大、愚笨而粗野的人，他似乎不会说话，只会喊叫。他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就发现他的手腕上刺着纳粹的“卐”字记号。不过，他用不着用这个符号证明他的残忍，因为他的工作使我们的生活要多惨就有多惨，并且他还在疯狂地追求着他的这个目标。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范·任斯博每天都会以不服从管理或诈病不工作的罪名把我们中的人送上行政法庭。每天早晨，他和其他狱警都要商量下午要处罚谁。这是一种恐吓办法，只要决定惩处某个人，那么，不管这个人那天工作有多么卖力，他都将会受到惩处。当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的时候，范·任斯博会拿着名单点名：“曼德拉（或西苏陆或卡特拉达），我想立即在监狱长面前见到你。”

很快，罗本岛上的行政法庭开始加班。为应对这种情况，我们也组成了自己的法律委员会，由我本人、菲基莱·巴姆和麦克·马哈拉基组成。麦克学过法律，他善于让当局处于防御的地位。菲基莱当时正在攻读法律学位，他头脑清醒、足智多谋，成为我们监禁区囚犯法律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们法律委员会的职责，就是为我们的同志提供在行政法庭上如何应对指控方面的咨询。

范·任斯博并不是一个聪明人，他在石灰石料场上对我们耍威风，我们会在行政法庭上让他黔驴技穷。我们的策略是不在现场与他争论，而是在法庭上与他辩理。在法庭上，我们就有机会在相对比较开明的官员面前进行申诉，指控状也会由主持审理的地方法官宣读。他可能会指控我们“在石灰石料场诈病不工作”，此时的范·任斯博会有点儿自鸣得意。当指控状全部宣读完毕后，我总是让我的同事做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事：请法官允许“更详细地提供案情”。这是作为被告的一种权利，尽管经常会有这种请求，但是，范·任斯博几乎总是拿不出更详细的证据，然后法庭就不得不休庭，而范·任斯博则会走出法庭，去搜集“更详细的情况”。

不论事情大小，范·任斯博从来都不怀好意。当我们的午饭送到石灰石料场的时候，我们会坐下来吃午饭。这时，我们已经有了简单的桌子，范·任斯博必然选择这个时间在靠近我们饭桶的地方撒尿。我们认为，他没有直接把尿撒在我们的饭上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当然，我们就此提出了抗议。

囚犯能报复狱警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就是说笑话，于是，范·任斯博就成了我们许多笑话中的笑料。我们背地里称他“小提包”。我们把狱警们的午餐盒称作“小提包”。一般来说，狱警总是指定一名囚犯给他提“小提包”，通常会找他最喜欢的囚犯，然后狱警会奖励给他半个三明治。但是，我们拒绝提范·任斯博的“小提包”，他只好自己提着。因此，我们给他送了个“小提包”的绰号。一个狱警自己提午餐盒，可以说是对他的一种羞辱。

有一天，维尔顿·穆夸毅一时疏忽，叫他“小提包”时让范·任斯博听到了。范·任斯博问：“谁是小提包？”维尔顿停了一会，然后脱口而出：“就是你！”

“你为什么叫我小提包？”范·任斯博问，维尔顿不予回答。“伙计，快讲。”范·任斯博又喊了一声。“因为你自己提自己的‘小提包’。”维尔顿试探着回答说，“普通犯人为他们的狱警提小提包，而我们不帮你提，因此我们叫你‘小提包’。”

范·任斯博考虑了一会儿，他非但不生气，而且说：“我不叫小提包，我叫Dik Nek。”大家沉默了一会，然后都大笑起来。在南非荷兰语中，“Dik Nek”字面上是“粗脖子”的意思，被用来形容某个人固执己见、毫不通融。我认为“小提包”太愚蠢，他不知道大家是在侮辱他。

有一天，我们在石灰石料场又讨论起了老虎是否原产于非洲这个话题。在范·任斯博担任我们的监管狱警期间，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由谈话，但是，我们可以边干活边讨论。

还是有些人认为老虎并非原产于非洲，其中主要是安德鲁·马桑多。他是开普地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曾经是福特黑尔大学的讲师。马桑多是一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他激动地断言在非洲从来没有发现过老虎。大家争来争去，争到激烈的时候，干脆放下了手中的镐头和铁锹。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狱警的注意。于是，他们喊叫着让我们干活。但是，我们争得正起劲儿，没有理会他们的喊叫。几位身份比较低的狱警命令我们继续干活，但是，我们也没有服从他们的命令。最后，“小提包”走了过来，用英语吆喝我们。他的英语讲得不怎么样：“You talk too much, but you work too few!”（“你讲话太多，而干活太少！”）

大家并没有拿起自己的工具，因为他们只顾在那里捧腹大笑了。“小提包”的语法错误更让大家感到特别好笑。不过，“小提包”一点都没有笑。他立即叫人去叫监狱长克勒曼少校。

克勒曼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现场，他发现我们还在那里笑个不停。他到岛上的时间不太长，决心为自己定一个正确的调子。一位狱警向克勒曼报告说，安德鲁·马桑多和我一直不干活儿，他们将以诈病怠工和不服从管教对我们进行处罚。在克勒曼的淫威下，我们被戴上手铐带走了，然后被隔离关押。

从此之后，“小提包”似乎对我特别仇恨。有一天，他正在监督我们劳动，我与菲基莱·巴姆紧挨着在一起干活儿。我们两人干活儿的地点位于石灰石料场最边缘的地方。当时，我们工作很卖力。但是，由于我们两人当时都在学习法律，因此，我们彼此交流了头一天晚上学习的内容。那天劳动结束的时候，范·任斯博站在我们面前说：“菲基莱·巴姆和纳尔逊·曼德拉，我要带你们去见监狱长。”

我们被带到了监狱长面前，范·任斯博说：“这两个人一整天没干活儿。我告他们不服从命令。”监狱长问我们是否有话要讲。“监狱长，”我应声说，“我们不服他对我们的指控。我们一直在工作，事实上我们也有证据证明我们一直在工作，这对我们的辩护是至关重要的。”监狱长对我说的话嗤之以鼻。“你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干活儿，”他说，“怎么可能会有证据？”我解释说，菲基莱和我一直单独在一起干活，我们能指给你看我们两个到底干了多少活。当时，“小提包”也傻乎乎地承认我们两个在一起。因此，监狱长同意去查看。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石灰石料场。一到那里，菲基莱和我就走到我们干活儿的那个地方。我指着我们堆起来的一大堆石块和石灰石说：“那就是我们今天干的活儿。”“小提包”对检查我们干的活从来不怕麻烦，并对我们所完成的工作量说三道四。“不，”他对监狱长说，“那是干了一周的结果。”监狱长对他说的话有些怀疑。“那好，”他对“小提包”说，“让我看看曼德拉和巴姆今天干的那一小堆儿在什么地方。”“小提包”没有回答。监狱长干了一件我很少见到的一个高级监狱官员所干的事：他当着囚犯的面训斥了他的下级。“你在说谎。”他说，并当场撤销了对我们的指控。

1967年年初的一个上午，在“小提包”任职期间，我们正准备去石灰石料场。这时，“小提包”告诉我们，克勒曼少校下达了命令，在路上和石灰石料场都不准讲话。“从现在起不准讲话！”他高声叫着。

对这个命令，大家都感到失望和气愤。说说话、讨论讨论问题是我们可以减轻劳动强度感的唯一方式。由于不准讲话，我们在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当然也就不能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吃中午饭休息期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班子和其他政治组织的首脑们秘密地制订出了一个方案。

在我们悄悄地制订方案的同时，克勒曼少校本人也来到了我们吃午饭的棚子里。这极不平常，在我们如此简陋的棚子里从来没有如此高级别的人来看望过我们。他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说，他的命令是错误的，只要不大声喧哗，我们可以在石料场讲话。他让我们继续吃午饭，然后，转身走出了棚子。我们为取消不准我们讲话的命令而感到高兴，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取消这个命令。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狱警不再强迫我们非常努力地干活儿，“小提包”也尽可能地向我们表示友好。他说，作为友好的一种表示，他决定撤销对我们的一切指控。

那天下午，我发现自己被从靠近监禁区入口处的第4号牢房转移到了靠后面的第18号牢房。我的所有东西都被搬到了新的牢房。与通常一样，也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

我们猜测，可能是有人来岛上访问。我之所以被更换牢房，是因为当局不想让我第一个与来访者交谈。如果每个囚犯轮流发表他们的不满意见，在来访者到达第18号牢房之前，监狱当局就可以说：“时间到了！”我们决定，为了统一，如果有人来访问，每个人仅限于向来访者反映自己的意见，其他意见都由第18号牢房的人负责集中反映。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小提包”告诉我们，我们不去石料场了。然后，克勒曼少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对我们说，海伦·苏兹曼女士不久将来岛上访问我们。海伦·苏兹曼是议会中唯一一位自由进步党党员，也是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唯一真正的反对派。不到15分钟，苏兹曼女士在监狱管理局局长斯特恩将军的陪同下走进了我们监禁区的大门。她一一看望了每个囚犯，并询问每个囚犯是否有抱怨意见。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有许多不满意见，但是，我们的代言人是走廊那头的纳尔逊·曼德拉。”让斯特恩将军吃惊的是，苏兹曼很快就来到了我的牢房。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并热情地作了自我介绍。

法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可以不经允许而直接到监狱进行访问，而议员则不同，他们必须先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才能到监狱来。苏兹曼女士如果不是唯一的一位，也肯定是为数不多的对政治犯感兴趣的议员之一。关于罗本岛有许多传说，因此，苏兹曼女士亲自来岛上开展调查。

因为这是苏兹曼女士第一次来岛上进行访问，所以，我首先让她放心行事。她非常自信，完全不在乎周围的环境，她建议我们立即开始谈正题。斯特恩将军和监狱长站在她身边，但是，我谈问题并没有转弯抹角。我告诉她，我们希望伙食和服装能得到改善，并要求伙食标准应该人人平等。我们希望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我们没有获取信息的权利。例如，我们不能看报纸和其他更多的资料。我告诉她，狱警们野蛮粗暴，特别是范·任斯博。我说，他前臂上还刺着纳粹“卍”字标志。海伦的反应就像是一个律师。“好，曼德拉先生，”她说，“我们不要把话题扯得太远，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刺的。譬如说，是不是他父母给他刺的？”我向她保证，肯定不是他父母给他刺的。

正常情况下，我不会对某一位狱警提出不满意见。在监狱中，最好是围绕总的原则目标开展斗争，而不能与个别人进行纠缠。但是，不管一个狱警多么冷酷无情，他总得要执行监狱里的规定。不过，范·任斯博自己属于另一类情况。我们认为，如果他不在罗本岛，我们大家的情况将大不相同。

苏兹曼女士听得很认真，把我说的情况一一记录在了一个小笔记本上，并许诺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司法部。然后，她察看了我们的牢房，并与其他人简单地进行了交谈。看到这样一位勇气十足的女士走进我们的牢房和在我们监禁区的院子里漫步，本身就是一种少有的、令人称奇的景象。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心怀善意进入我们牢房的女议员。

在苏兹曼女士来访期间，范·任斯博显得十分紧张。凯西说，在苏兹曼女士与我们谈话的时候，范·任斯博就他过去的所作所为道了歉。但是，他的悔悟并没有坚持多久，因为第二天他就告诉我们，他将恢复对我们的所有指控。后来我们得知，苏兹曼女士把我们的情况上报到了议会，她访问后仅仅过了几周，“小提包”就被调离了罗本岛。

69...

我从来也不认为，斗争只是短期的或轻而易举的。在罗本岛被关押的头几年，对岛外的组织和狱中的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利沃尼亚审判后，多数地下运动组织都被摧毁了。我们的组织结构被发现并遭到了彻底破坏，没有遭到逮捕的成员则提前敌人一步逃走了。实际上，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级领导人不是被关进了监狱就是遭到了流放。

利沃尼亚审判后的几年内，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派驻国外的机构，原来的任务只是募集资金、开展外交活动和安排军事训练，但现在就必须从总体上管理整个组织。这些驻外机构不仅要创建流亡组织，而且还有一个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设法在南非重新建立地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政府变得更加强硬。警察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他们的手段更加残忍，技术更加成熟。南非的国防军队正在准备进行扩编，经济上也比较稳固，全体白人选民都高枕无忧。南非政府在英国和美国有实力强大的盟友，这些盟友只满足于维持现状。

但是，其他地方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在兴起。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后期，武装斗争的烈火燃遍了整个南部非洲。在纳米比亚（当时叫西南非），西南非人民组织首先进入了卡普里维地带；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游击队组织正在成长和壮大；在津巴布韦（当时叫罗得西亚），反对少数白人统治的战斗正在向前推进。伊恩·史密斯白人政府得到了南非国防军队的支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把津巴布韦的战斗作为我们国内斗争的延伸。1967年，我们获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会（ZAPU）结成了联盟。当时，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会是由乔舒亚·恩考茂缔造的。

那一年，一伙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接受训练的战士渡过了赞比亚河进入了罗得西亚，试图返回他们的家园。第一伙民族长矛军战士被命名为鲁图利特遣部队，他们是武装斗争的先锋。8月份，当鲁图利特遣部队在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会部队的策应下向南运动时，他们被罗得西亚军队发现，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且双方都有伤亡。最后，我们的部队被在人数上占优势的罗得西亚部队打败了，有的被俘，其他人则退回了贝专纳。贝专纳独立后，成为现在的博茨瓦纳。到1968年年初，另一支较大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特遣部队进入了罗得西亚，不但与罗得西亚军队作战，而且也与一直支持罗得西亚的南非警察部队作战。

当月，我们就听到了谣传，但是，直到参加打仗的战士同我们关押在一起后才知道了全部情况。尽管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我们仍然默默地庆祝，我们的民族长矛军指战员在他们自己现有的条件下牵制敌人，这本身就是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佳士提斯”（正义）·潘扎是鲁图利特遣部队的一位指挥员，后来，他也与我们关在了一起。他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特遣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以及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情况。作为一位前民族长矛军的总司令，我为我的战士感到特别骄傲。

在听到关于民族长矛军在国外作战的消息之前，我们也得到了关于鲁图利于1967年7月在家中去世的消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是在他的农场附近被火车撞死的，他经常到那里去散步。我被允许给他的遗孀写了慰问信。鲁图利的去世，在组织中留下了巨大的真空。鲁图利酋长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一位世界著名人士，黑人和白人都很尊重他，因此，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人选落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理主席奥利佛·塔博身上，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现，他是一个能够顶替鲁图利酋长的位置的人。像鲁图利一样，他善于表述而又不炫耀，有信心但又非常谦虚。在他的身上也体现了鲁图利的格言：“让你的勇气随着危险而提高。”

我们在B区为酋长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悼念仪式，供每个想表示追忆的人进行悼念。那是一个肃穆的悼念仪式，只有一件事令人不愉快。当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组织的内维尔·亚历山大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显然他并不是称赞酋长，而只是为酋长送葬。他对鲁图利酋长的去世，连表示起码的遗憾都没有，他甚至责备鲁图利是白人的帮凶，主要根据就是酋长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除了错误的思想，内维尔的讲话与我们试图努力在岛上创造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气氛也完全不相称。从到达岛上的那一刻起，我就把与斗争中的敌手寻求和解作为我的使命，我把罗本岛作为一种使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消除长期存在且经常颇为痛苦的分歧的机会。如果我们能把岛上的两个组织团结起来，那将为两个组织在整个解放斗争中团结在一起开创先河。

从一开始，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关系就是竞争多于合作。有一些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早先已经来到了这个岛上，他们把我们的到来看作是对他们领地的侵犯。我听我们的某些同事讲，多数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囚犯都为我们没有被绞死而感到遗憾。

1962年，在我第一次来到罗本岛上的时候，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从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而到了1967年，这个数字被颠倒了过来。这使得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立场似乎更加强硬，他们开始公开反对共产党人和印度人。在早些年，我曾经与泽法尼·马托朋交谈过多次，他一直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泽法尼认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更具有战斗性。在监狱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服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认为，与当局谈判是一种背叛，但是，他们的这种立场并没有妨碍他们享受谈判带来的好处。1967年，我与塞尔比·恩根达尼就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在监狱外，恩根达尼一直强烈反对《自由宪章》，但在监狱里，特别是来到我们这个监禁区之后，塞尔比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态度变得友好了。后来，我们分别给各自的组织写了信，倡导两个组织之间的团结。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克拉伦斯·马克韦图也实现了和解，他后来成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主席。马克韦图曾经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的成员，他也被关押在我们的监禁区，是一个沉着、镇定而思维敏捷的人。我与他在两个组织团结方面进行过多次富有成果的商讨。但是，马克韦图被释放后，约翰·波凯拉继任罗本岛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职务，双方的会谈未能继续下去。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不稳定性有时会导致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有一次，比勒陀利亚当局下达了一项命令，把我与石灰石料场的其他囚犯隔离开来。我只能单独工作，单独就餐，单独被看管。我们后来发现，这个新情况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囚犯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几天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决定，对他们的领导人泽法尼·马托朋也实施隔离，他们自行让他单独工作、单独就餐的时间与我单独工作、单独就餐的时间一样长。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经常拒绝参加与党派无关的会议。当我们召集会议，讨论我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再彼此通报从报纸上获得的新闻时，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抵制了这次会议。对此，我十分反感。我们得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对自己组织内部在外面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当时，岛上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不相信我们关于流亡国外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已经向白人和印度人敞开了大门的说法，认为那只是谣言。但是，我们已经从报纸上看到，白人激进主义分子帕特里克·邓肯已经成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当时认为，这不过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宣传手段。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罗本岛上成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该组织被称作最高司令部，或者更正式地称为最高组织机关，由岛上最高级别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组成。这些人都是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是瓦尔特·西苏陆、戈万·姆贝基、雷蒙德·穆拉巴和我本人。我担任最高组织机关的领导人。

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最高组织机关不干预外面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我们对国内的形势没有可靠的评估办法，所以我们认为，对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提供指导并不是公正而明智之举。我们所领导的事务，只是一些与囚犯们的不满意见以及罢工、邮信、伙食等有关的事情，这些都是监狱生活中的日常问题。可能的话，我们将召集一般成员开会。我们认为，这种会议对于保持组织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召开这些会议也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不能经常召开，于是最高组织机关通常用传达的方式把所作的决定通知到其他所有成员。最高组织机关还建立了基层组织，每个基层组织由三名成员组成。

在岛上的头几年中，最高组织机关还起着我们监禁区的所有政治犯人的代表委员会的作用。1967年，我们起草了一个要求得到较好待遇的请愿书，大家都在该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和以艾迪·丹尼尔斯为代表的自由党的成员。后来，虽然大家都认可了这种组织结构，但内维尔·亚历山大一直在抱怨，最高组织机关既不民主又没有真正的代表性，他认为应当创立其他组织机构。

在内维尔的建议下，最终成立了一个犯人委员会，由来自各政治党派的人组成。其他组织的人担心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凌驾于该委员会之上，于是精心制定了工作准则，限制该委员会的权力纯粹是咨询式的，其决定不具有约束力。即使如此，该委员会也很难达成解决问题的一致意见。我们建议，由游击战俱乐部的成员菲基莱·巴姆主持会议。后来，该委员会的领导人由各组织的人轮流担任。最后，大家把该委员会称作“乌伦迪”，成为所有政治犯的一个纪律委员会。

最高组织机关由于其各族成分杂处而成为某些分歧的源头，四个常委都是科萨族。这是一种巧合，而不是故意这样安排的。岛上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领导班子中，只有4个人曾经担任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这4个人偏偏都是科萨族。仅仅因为不是科萨族就把某个级别较低的人推上最高组织机关的领导岗位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是，最高组织机关成为科萨族一统天下的事实也让我大伤脑筋，因为，这样似乎会让大家产生误解，认为我们只是一个科萨人的组织。

我对这样的批评总是感到恼火，认为这种批评说明他们既不了解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也不怀好意。我有时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一直由祖鲁人、巴索托人、佩迪人和茨瓦纳人担任这个事实予以反驳，说明执行委员会一直是一个包括各个不同民族团体的混合组织。我记得有一次，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正在院子里劳动，有些来自普通犯人监禁区的人在我上面的房顶上干活儿，他们朝着我喊：“Mdala（老伙计），你为什么只同科萨人说话？”这种责备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抬起头说：“你们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地责备我？我们都是一家人。”他似乎对我说的话感到满意，但是，他们的意见却牢牢地记在了我的心中。自此之后，无论知道什么事情，我总是会走到普通犯人监禁区的囚犯面前，设法与凯西或丹尼尔斯或其他非科萨人士进行沟通。

我们后来决定，最高组织机关中应该有第五个人选，轮流负责最高组织机关的工作。这个第五人通常不是科萨人，例如，凯西在最高组织机关成员中担任领导职务长达五年多，拉鲁·奇巴也担任过一段时间。最后，这种批评也就慢慢地听不到了。

我并不是想独揽最高组织机关的大权，事实上，我自己觉得重要的一些建议都被拒绝了，我认为就是应该这样。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这样也没有什么益处。有两个与当局有关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我就没能说服我的同事。监狱规定，在高级官员面前，犯人们必须起立。我主张我们不应该起立，因为，不得不尊重敌人而敌人又不把我们当政治犯对待是对自己的贬低。我的同志们则认为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反抗的后果并没有什么好处。

第二个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遭到了最高组织机关的拒绝。狱警既不称呼我们的姓，也不称呼我们的教名。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应该让他们在我们的称呼前加“先生”二字。我为此坚持了多年，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后来，这甚至成了一种幽默，因为我的同志们有时就称呼我“曼德拉先生”。

70...

对我们这些身在狱中的人来说，时间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对监狱外的人，时间则是不停步的。当我母亲于1968年春天来探望我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自从利沃尼亚审判结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变化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发生的。当你生活在你自己的家中，你很少注意到家人的变化。但是，当你多年不见你的家人的时候，他们的变化则让你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我母亲似乎一下子变得很老了。

她在我儿子马卡托、我女儿马卡紫薇和我妹妹巴贝尔的陪同下从特兰斯凯来岛上探望我。因为有四个人来访，并且他们又是远道而来的，当局把探视时间从半小时延长到45分钟。

自从利沃尼亚审判之前，我就没见过我的儿子和女儿，在这期间，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我端详着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但是，尽管他们已经长大了，我恐怕多多少少地仍然拿他们当孩子对待，就像我进监狱前一样。他们可能变了，但是，我却没有变。

我母亲瘦了许多，这使我非常担心。她面色显得有些憔悴。只有我妹妹似乎没怎么变样。尽管见到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商量家庭问题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是，我对我母亲的健康却感到不安。

我向马卡托和马卡紫薇表达了让他们继续读书的愿望，并向巴贝尔询问了住在特兰斯凯的亲戚家的情况。时间过得太快，正如每一次有人来探视时一样。最愉快的事情在于对亲人探视的回忆，但是这一次，我却无法摆脱对母亲的担心。我害怕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老人家。

几周后，我们从石料场回来，有人告诉我去监狱办公室拿电报。电报是马卡托发来的，他告诉我：我母亲因心脏病去世了。我立即向监狱长办公室申请，要求去特兰斯凯参加她老人家的葬礼。我的请求被监狱长拒绝了。“曼德拉”，他说，“尽管我知道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你不会逃跑，但是，我对你们的人不信任，担心他们会绑架你。”我为不能给我母亲送葬而更加伤心——作为她的大儿子，又是唯一的儿子，为她老人家送葬是我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十分怀念她老人家。她的一生远远谈不上安乐。在我当律师的时候，我还能够赡养她，但是，进了监狱之后，我就再也不能赡养她老人家了。我欠她老人家太多了。

我母亲的去世使我对自己的人生再次进行回顾和评价。她的艰难、她的贫穷，使我又一次对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提出了疑问。这一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高于自己家庭利益的位置上，这是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长期以来，我母亲对于我献身于斗争事业一直不能理解。我的家人并不想卷入这场斗争，但是，我的卷入使他们也受到了连累。

但是，我又回到了同一个答案。在南非，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说，不顾人民的需要是很难做得到的，就是牺牲自己家庭的利益也应顾全人民的利益。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最终，我母亲也支持我所作的选择。但是，这样也不能减轻我为没能使她老人家生活得更好一些以及没能让她安息而感受到的悲哀与痛苦。

1969年5月12日一大早，安全警察在我们奥兰多西的家中把温妮唤醒，并根据1967年通过的《反恐怖法》，未经指控就逮捕了她。《反恐怖法》给政府提供了不用审判就可以对某人实施逮捕和囚禁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空前的。我后来得知，这次袭击是全国性袭击的一部分。在这次袭击中，另有十几个人遭到了拘留，其中还包括温妮的姐姐。警察是在泽尼和津泽双双抓着温妮的裙子的情况下硬把她拉走的。后来，她被单独关押在比勒陀利亚的监狱里。在那里，她被剥夺了保释权和被探视权。紧接着，她一连被野蛮地审讯了好几个月。

6个月后，温妮最终被提起公诉，我设法让长期反对种族歧视的律师乔尔·卡尔森为她辩护。温妮和其他22位人士被指控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企图重新组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后来，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都参加了辩护。他们都曾是利沃尼亚审判的辩护律师。10月份，温妮被捕17个月后，政府撤销了对她的指控，温妮被无罪释放。释放两周内，温妮又遭到禁止，被软禁在家中。她立即提出申请来探视我，但是遭到了拒绝。

在监狱里，想到温妮也被关进了监狱，这比什么都痛苦。我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感到十分不安。温妮被单独关押的时候是我内心最为痛苦的时候，尽管我经常劝说别人不要为自己管不了的事情去担心，但是，我自己却不能听从自己的劝告。我有许多个不眠之夜：当局想对我的夫人下什么样的毒手？她是否能够承受？我们的女儿由谁来照管？谁将为她们支付账单？我不断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又无法回答，这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

奥卡木博准将允许我给温妮写信，但有一两封信没有及时得到她的回信。正常情况下，等待审判的囚犯是不能通信的。但是，奥卡木博作为对我的关照却允许我们通信，我对他十分感激。不过，我知道当局允许我们通信并不是出于仁慈：他们企图通过阅读我们的书信，从中得到对温妮不利的证据。

在这段时间，我又经历了另一场不幸。1969年7月一个严寒的早晨，也就是我得知温妮被关进监狱三个月后，我被叫到罗本岛监狱办公室，有人递给了我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我的小儿子马卡托发来的，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他的哥哥，即我的大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基勒——我叫他泰姆比，在特兰斯凯发生的一次车祸中丧生。泰姆比当时只有25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一个人对于这样的悲剧还能说什么呢？我对我的夫人的不幸已经够伤心了，我母亲的去世一直使我十分难过，此时，又听到这样的噩耗。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的悲伤，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创伤。

我回到我的牢房，躺在床上，我不知道在那里躺了多久，只知道那天晚上我没去吃晚饭。有人来看我，我什么话也不说。最后，瓦尔特来到我的牢房。他跪在我的床前，我把那封电报递给了他。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他陪了我多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无法对另一个人说什么。

我请求当局允许我去参加我儿子的葬礼。作为一个父亲，保证使儿子的灵魂得到安息是我的责任。我告诉他们，可以派保安警察同我一起去，我可以立下保证书，保证按时返回监狱。但是，我的请求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当局只是允许我给泰姆比的母亲艾韦琳写一封信，我只能在信中尽力安慰她，告诉她我会分担她的悲伤。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泰姆比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到我曾经从事秘密工作的西里尔德尼的一所能安全藏身的房子里来看过我。由于我一直忙于地下政治活动和法律案件，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能见到他了。有一次，我突然回到家中，看见他穿着一件旧矿工服，衣服搭到他的膝盖。他一定是穿着他父亲的衣服有一种安慰感和自豪感，就像我曾经穿我父亲的衣服一样。当我不得不向他说再见的时候，他直直地站在那里，似乎已经长大成人。他说：“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会照顾我们的家。”

第九部 罗本岛：希望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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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里，条件的改善从来不会持续太久。改善的步伐要停止时，通常还会伴随着倒退。前进一步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而倒退回去，则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好像是我们把岩石推到山顶，但是它又从山顶上滚落了下来。不过，生活条件的确有了改善。我们打了几次“胜仗”，使岛上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不合作，当局没有我们也无法开展工作，在范·任斯博离去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宽松了一些。

我们来到岛上的头三年中，每人都发了长裤子。到1969年，我们每人都发了属于自己的囚服，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每周都换一套。这些囚服很合体，当局也允许我们自己洗自己的囚服。周末的时间，我们被允许随时到院子里活动。尽管我们的伙食当时还不平等，但是，非洲囚犯有时早上也能吃到面包。我们犯人之间可以共同分享食物，因此，有些差别也没有关系。我们发了各种象棋和扑克牌，礼拜六和礼拜天我们常常下棋和打扑克。在石料场，我们可以自由谈话。如果监狱长要来，值班的狱警会吹哨让我们拿起工具。我们与最坏的狱警的关系也得到了缓解，与对我们比较好的狱警则都成了朋友，尽管当局对此有所察觉，并每几个月就轮换一次狱警。

实际上，我们随时都可以召集会议。我们可以召开最高组织机关成员的会议，一般成员和“乌伦迪”开会只要不太扎眼，也一般不会被迫中断。看起来，就像是囚犯们而不是监狱当局在管理着监狱。

由于信仰坚定和害怕上帝，南非白人对他们的宗教特别认真。每周雷打不动的活动就是礼拜天上午做礼拜，这是当局认为必须进行的一种宗教仪式。他们似乎认为，如果不让我们在礼拜天做祈祷，就危及他们自己的道德精神。

每个礼拜天上午，都会有一个来自不同宗教团体的牧师为我们布道。这个礼拜天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下一个礼拜天将是一个荷兰归正会的传教士，再下一个礼拜天则是卫理公会的牧师。牧师由监狱服务部门招募，其中一条规定是被招牧师布讲的内容仅限于宗教方面。狱警参加所有的宗教活动，如果某个牧师的布道偏离了宗教，下一次他就不会再被邀请到岛上进行传教活动。

在岛上的头两年里，即使是做礼拜时也不准我们离开我们的牢房。牧师就在我们的走廊头上进行布道。到了第三年，做礼拜改在院子内进行，我们更喜欢在院子里做礼拜。在那些年月里，这是我们在礼拜天除了半小时的早操之外唯一被允许在院子里活动的时间。我们中很少有人信教，但是，没有人介意布道的时间太长，因为我们希望在院子里多待上一会儿。

每逢在牢房外举行礼拜仪式，我们可以随便参加。有的人只参加自己信奉的宗教的布道活动。尽管我是一个循道宗的信徒，但是，我还是每种宗教活动都参加。

第一轮给我们布道的牧师是一个叫休斯的英国圣公会牧师。他是一个性情粗暴而魁梧的威尔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在潜艇部队中当过随军牧师。当他第一次来岛上的时候，他对在走廊里布道很是不满，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大不敬。因此，他第一次来岛上没有向我们布道，而是从温斯顿·丘吉尔的战时广播讲话中节录了一段话，用他那动听的男中音背诵出来：“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空降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地里战斗，我们将决不投降。”

不久之后，休斯牧师就改在院子里为我们布道，我们发现他的布道演讲很精彩。他布道时不时小心谨慎地加入了一些我们喜欢听的新闻。例如，像古埃及的法老、南非的总理正在招募部队之类的故事。

布道结束后，我们总是唱圣歌，我认为休斯牧师之所以那样频繁地来探望我们，仅仅是为了听我们唱圣歌。他随身带着一架便携式风琴，有时就为我们伴奏。他对我们的演唱十分欣赏，说我们的演唱是唯一能与他家乡威尔士唱诗班相媲美的演唱。

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是琼斯牧师，他是一个神情紧张、情绪低落的人。在刚果发生革命期间，他曾经一直生活在刚果。他在那里的经历似乎是他精神忧郁的主要原因。他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和解的重要性，其用意无非是我们需要与白人和解。

有一个礼拜天，当这位卫理公会的牧师正在作他那惯有的片面布道时，我注意到艾迪·丹尼尔斯一直烦躁不安。到最后，艾迪显然无法再忍耐下去。“你在这里大谈和解，但却找错了对象，”他大声说，“过去的75年，我们一直在寻求和解。”这对琼斯牧师已经是够受的了，因此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琼斯并不是唯一被艾迪吓跑的牧师。一位称作赛普泰姆波兄弟（Brother September）的有色人牧师也曾经来岛上为我们传过教。有一个礼拜天，一位名叫赫尼·费里斯的囚犯自告奋勇带头祈祷，他口才特别好。对于这种宗教热情，赛普泰姆波兄弟当然非常高兴。赫尼开始用高昂的语调祈祷，在祈祷时，有时他请大家闭上眼睛进行默祷。包括赛普泰姆波兄弟在内的每个人都闭上了眼睛。艾迪蹑手蹑脚地走到前面，打开赛普泰姆波兄弟的公文包，拿走了当天的《星期日时报》。当时，没有人察觉此事，但是赛普泰姆波兄弟从此之后给我们布道时再也没有带过报纸。

安德烈·斯凯福勒是南非荷兰归正会的牧师。南非荷兰归正会与荷兰归正会是姐妹教会，几乎全体布尔人都是其信奉者。其传教团教堂只供非洲白人使用。斯凯福勒牧师是一个固执而又保守的家伙，他通常只对普通囚犯布道。有一个礼拜天，他信步来到了我们监禁区，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对我们布道。“你们这些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战士，”他傲慢地说，“逮捕你们的时候，你们一定在酗酒和吸毒（大麻）。自由战士，哼，去你的！”但是，我们要求他给我们布道，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终于答应了。

从某个方面讲，斯凯福勒牧师并不是正统的宗教人士。他对宗教采取科学的态度，我发现这很有意思。许多人都是运用科学反对宗教，而他却把科学作为自己宗教信仰的支柱。我记得在一次传教演讲中，他谈到了来自东方的三位智者，他们在一颗彗星的指引下来到了伯利恒。他说：“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迷信或神话。”然后他从天文学家那里找了证据，在历史上的那个时刻，有一颗彗星运行的轨迹恰恰与《圣经》中描述的路线相吻合。

由于斯凯福勒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他对我们也就更加同情。他富有一种冷峻的幽默感，喜欢拿我们开玩笑。“你知道，”他说，“在这个国家里，白人比黑人的任务更艰难。无论什么时候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找到解决办法，而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黑人有问题，你们总是有借口。你们可以简单地说一句‘Ingabilungu！’”我们立即哈哈大笑起来，不仅因为他的发音滑稽，而且还因为他的这个观点把我们逗乐了。“Ingabilungu”是一个科萨词，意思是“这是白人干的”。他是在说，我们总是能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白人。他的意思是我们也要在自己中间找原因，也要对我们的行为负责。对此，我倒是完全赞成。

正如礼拜天是每周的休息日一样，圣诞节则是每年的休息日。只有在这一天，当局才对我们表示出某种善意。在圣诞节，我们不必去石料场劳动，我们被允许买少量的糖果。虽然我们吃不到传统的圣诞饭，但是，我们吃晚饭时会得到额外的一杯咖啡。

当局允许我们组织音乐会，举办比赛或演话剧。音乐会是最引人注目的集会。我们的音乐指挥是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塞尔比·恩根达尼。在加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前，塞尔比一直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团员。他是个天生的演艺者，拥有一副美妙的好嗓子和很高的欣赏品位。

塞尔比选择歌曲，改编和弦，选出独唱演员，并亲自导演。音乐会于圣诞节上午在院子内举行。我们演唱了传统的英国圣诞歌曲和非洲传统歌曲，其中也包括一些抗议歌曲，当局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或许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差别。狱警们是我们的观众，他们与我们一样，对我们的演唱非常入迷。

在来监狱之前，塞尔比被认为是一个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在监狱里，他才真正显示出他的气质。在监狱中，谁性情开朗，谁就是有人缘的人。

监狱是一个锻炼人的性格的大熔炉。有些人在身陷囹圄的压力下才显示出真实的气质，而有些人在监狱中展现的气质则与原先相比打了折扣。

除了举行音乐会之外，我们还举办象棋和跳棋比赛，有时也玩拼字游戏和桥牌。我每年都参加国际跳棋比赛，并且有几年我获得了大奖，奖品通常只是一根糖棒。我玩游戏的风格是慢条斯理和深思熟虑，策略上则偏于保守。我每走一步都要进行认真思考，步与步之间往往花费很长的时间。我不赞成类推，但是，这不但是我在下国际跳棋中推崇的操作方式，而且在政治问题上，我也坚持这样的方式。

我的对手多数都喜欢速战速决，常常对我这种玩游戏的方式失去耐心。与我一起玩游戏最多的对手是唐·戴维斯。他是非欧洲人联合运动组织的成员，是在金伯利的一个钻石矿区长大的。他是一个能吃苦耐劳、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唐是个优秀的国际跳棋棋手，但是，他的风格正好与我的风格相反。当他下棋时，他的脸上总是挂满汗水，有时，他会变得十分紧张和激动。他落子飞快，好像速度快也能得分似的。在年终决赛中，我们有好几次一起进入了总决赛。

唐称我为“Qhipu”，因为在下跳棋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我会认真地考虑每一种可能性，当我准备移动棋子的时候，我总是说“Qhipu！”意思是“来吧”，然后才移动棋子。对这一点，唐感到有些沮丧，他称呼我“Qhipu”并不是出于友好，而是由于恼怒。

唐和我举行过多次比赛，即使是赢了棋，他也要立即回到棋桌上向我挑战，提议再下一盘。唐总是要玩国际跳棋，直到我应战后他似乎才感到满意。我与他玩得时间太多，因此，我的其他爱好都荒废了。每当我在学习中没能通过一门考试，而有几位同事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的回答都是：“因为唐·戴维斯！”我的回答往往会引起一场哈哈大笑。

我们的业余戏剧协会每年在圣诞节都有展示才华的机会。自从在福特黑尔大学扮演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后，我的悲剧艺术才能就再也没有施展的机会，但在罗本岛上我却又一次走上了舞台。我们演的戏可能类似于现在的简单抽象派表演艺术：没有舞台，没有道具，也没有戏装，我们所有的只是台词。

我只在几出戏中扮演过角色，但是有一个角色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写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底比斯国王克瑞翁。我在狱中读过一些希腊古典戏剧，我发现这些戏剧意境很高。我从这些戏剧中学到的东西是这些人物的个性通过勇敢面对艰难环境得以证明，英雄就是在最艰难环境中仍然不屈服的男子汉。

当选中《安提戈涅》这个剧本时，我自愿报名参加演出，并请求扮演克瑞翁。克瑞翁是一个老国王，为了他所热爱的城邦，他发动了一场争夺王位的内战。开始，克瑞翁是一个诚实的、爱国的国王，在他早期的讲话中充满着智慧。他认为，经验是担当领袖的基础，对人民负责高于对个人的忠诚。

当然，直到一个人暴露出他的立场，他对人民的统治，以及法律的制定，你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其中包括他的性格、处世原则和判断力。经验才是试金石。

但是，克瑞翁对他的敌人进行的镇压是残酷无情的。他颁布命令，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尼克斯的尸体不能享受正常的葬礼，因为他发动了反对城邦的叛乱。安提戈涅基于比国家的法律更高的法律而违抗了克瑞翁的命令。克瑞翁不听安提戈涅的话，也不听别人的劝说，只服从他自己内心的邪念。他的固执和愚昧使他成了领袖，但作为一个领袖，必须把仁慈之心融入公正。安提戈涅正是我们事业的象征。她以自己的方式证明，她是一个自由战士，因为她由于法律不公正而藐视法律。

72...

有的狱警开始同我们对话，而我则绝不主动与狱警对话。但是，如果他们问我什么问题，我将尽量作出回答。当一个人要学习的时候，对他进行教育是比较容易的。通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往往带有一种不满的意味：“好，曼德拉，你到底要什么？”或“看，你头顶上有房顶，并且有足够的食物，你为什么找那么多麻烦？”这种情况下，我会平静地向狱警说明我们的政策，目的是解除他们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神秘认识，消除他们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偏见。

1969年，岛上来了一位年轻狱警，他似乎特别想了解我。我听到谣传，我们在监狱外面的人准备策划帮我越狱逃跑，并且已经有一个内线狱警混进了罗本岛，将为我提供帮助。这个人开始与我接头，说他打算设法帮我逃跑。

他零零碎碎地把打算告诉了我：在某个夜间，他会用麻药把灯塔内的狱警麻翻，以便使船靠岸。他会为我提供我们监管区的钥匙，以便开门逃到船上去。在船上，我就可以穿上潜水衣，然后游到开普敦港。有人会把我从开普敦带到当地的飞机场并逃往国外。

我听完了他的全部计划，但是，我当时没有告诉他，这个计划听起来是多么牵强和不可靠。我与瓦尔特商量过此事，我们两人都认为这个家伙不怎么靠得住。我绝不跟他说我不打算逃跑，但是，我也绝不采取对于实施这个计划所必要的行动。他一定是有所觉察，因为，不久他就被从岛上调走了。

实际上，我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后来我们得知，那个狱警是国家安全局（BOSS）的一个侦探。国家安全局是南非的秘密情报部门，他们的阴谋是先把我从岛上放走，然后，在我企图逃离国境的时候由安全部队把我击毙。整个计划都是由国家安全局制订的，就连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计划帮我越狱逃跑的谣言也是他们制造的。

监狱长的任期通常不超过三年，到1970年时，我们已经度过了好几个三年。那一年，罗本岛监狱长是范·阿德上校。他是一个非常友好、和善的人，他给了我们充分的行动自由。但是，那年年底，监狱当局决定改变岛上的气氛，任命皮特·巴登霍斯特上校为新监狱长。

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巴登霍斯特是全监狱管理人员中最野蛮、最专横的官员之一。他的被任命证明了一件事：政府认为岛上的管理太松懈，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使我们就范。巴登霍斯特的任命甚至让我们怀念起“小提包”管理我们的那些日子。

每当任命一个新监狱长的时候，我都要求见见他。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对我们的情况引起重视，同时也了解一下新监狱长的性格特点。于是，我要求见巴登霍斯特，但遭到了拒绝。他是第一个拒绝这种请求的监狱长。

我们见到他之前早就已经领教了他的管理手段。许多有关学习和自由时间的新规定立即被取消了。显然，他想把我们通过多年努力才争取到的权利收回去。老的监狱管理人员被纷纷调离罗本岛，取而代之的是巴登霍斯特挑选的人。这些新狱警都是一些年轻而粗野的人，他们对琐碎小事都加强了管理，目的就是让我们烦恼，使我们的意志消沉。巴登霍斯特被任命后不几天，我们的牢房就遭到了搜查，书籍和资料都被没收，并且动不动就不给饭吃。就连去石料场的路上，也由狱警推推搡搡地押解着。

巴登霍斯特企图把时间退回到20世纪60年代初，用那时岛上的管理方式对付我们。对于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答案始终是一个“不”字。要求见律师的囚犯反而遭到隔离关押，有任何不满意见也统统不予理睬。有人来探视，有时会无缘无故地被随意取消，伙食标准被降低，而审查措施则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巴登霍斯特来岛上大约一周后，当我们正在石料场干活的时候，他和他的司机开着车来到了石料场。当时既没有介绍，也没有事先通知，他在远处从车内走出来，开始考察我们劳动的情况。我们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我们的新监狱长。巴登霍斯特盯着我们高声说：“曼德拉，Jy moet jou vinger uit jou gat trek（你必须把你的手指头从你屁股里拔出来）。”我根本没有在意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并且连想都没有想。我开始朝巴登霍斯特走去。他离我有一段距离，没等我走到他跟前，他就钻进指挥车跑掉了。

在车内，巴登霍斯特就通过无线电通信设备向狱警下达了命令，几分钟之内，一辆大卡车来到了石料场，把我们拉回了B监禁区。他们不许我们在车上说话，到了院子里，我们被命令下车并呈立正姿势站在那里。巴登霍斯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在我们面前来回地走动着。他似乎不吐脏字就不会说话。“Jou ma se moer”是他经常挂在嘴边儿的话。“你母亲是个moer。”moer是一个粗俗词，在解剖学上指女人的隐私处。

他用粗哑的声音告诉我们，他看见我们在石料场偷懒很生气。他说，因此，他可以任意地降低我们的监禁级别。尽管我们藐视这种级别划分，但是，多数人当时已经至少升到了C级。他们在C级就可以学习，D级囚犯则不准学习。监狱当局为给了我们学习的权利而感到后悔，巴登霍斯特决心纠正这个“错误”。

后来，我们的气消了之后，我发现巴登霍斯特在石料场对我说的那句粗话是有预谋的。他一直想在罗本岛恢复原来的管理秩序，一直试图挑出他认为不服从管教的人。这就像一个教师，刚接过一个好闹事的班级之后，总是企图管教那个他认为是带头闹事的学生。

73...

1971年5月末，有几个西南非人民组织的人士被带到了隔离关押区。当时，西南非人民组织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同盟组织，领导人就是该组织的缔造者之一、勇敢的自由战士安迪巴·托伊佛·杰·托伊佛。听说他们正在为抗议对他们的隔离关押而开展绝食，我们立即决定参加这次行动。这使得巴登霍斯特及其监狱当局十分恼火，他认为这是公然不服从管教。

5月28日深夜，我们被喊叫声和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起来！起来！”狱警们喊叫着。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排着队面对院墙站着。狱警们显然是喝醉了，对我们又是叫喊又是辱骂。他们的头儿是一个名叫佛利的虐待狂，我们私下里都叫他“土匪”。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呈立正姿势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达一个小时之久，直冻得瑟瑟发抖。在这期间，我们的牢房被挨个搜查了一遍，狱警不住嘴地辱骂。一个小时即将结束的时候，戈万感觉胸部剧烈疼痛，很快就昏了过去。这似乎让佛利感到有点儿害怕，他赶紧吩咐我们回到我们的牢房。

狱警们对我们的牢房上上下下地搜查了一遍，却什么也没有搜查到。但是，这次搜查似乎仅仅是佛利虐待狂发作的一个借口。随后我们才知道，他在普通犯人监禁区以虐待狂而名声扫地。第二天，我们发现这伙狱警在来我们监禁区之前殴打了几名普通犯人，后来，他们又袭击了杰·托伊佛。托伊佛进行了还击，把一个殴打他的狱警击倒在地。为此，托伊佛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我们对狱警的虐待正式提出了抗议，但是，监狱当局没有理睬我们的意见。这个经历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但是，这种经历绝对不止一次，像这样的事情，在巴登霍斯特的指挥下是常有的事。

我们决心不能让巴登霍斯特如此肆意妄为下去。我们偷偷给岛外的人传信，让他们做工作以解除他的职务。同时，我们决心在自己内部组成一个代表团去见巴登霍斯特。我们商量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决定了代表团的组成人员：瓦尔特和我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他党派也各派两名代表参加。

巴登霍斯特同意见我们。我们要求他改变工作方式，恢复我们被他取消的许多权利，不然我们就要停止工作、消极怠工、绝食，甚至使用手边可用的武器。他说，他会考虑我们所提的要求。我们认为，这次同他见面为我们赢得了先机。因为，他对我们所作的努力已经有所察觉，知道我们已经把抱怨意见告诉了监狱外面的人民大众。这些努力很快就产生了效果。

几周后，我们意识到将有重要人物来探视。因为，那天是个雨天，我们正在石料场干活，监狱当局一反常态地允许我们避雨休息。第二天，我们被告知，三位大法官将来罗本岛。当局要求我们指定一个人代表大家反映意见。于是，大家选我当他们的发言人。

当我在为会见三个法官作准备的时候，有可靠消息告诉我，普通监禁区的一名囚犯遭到了一个狱警的毒打。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三位法官。三位法官是最高法院开普地区分院的简·斯特恩、M. E.赛伦和迈克尔·科贝特。他们上有监狱管理局局长斯特恩将军的护送，下有巴登霍斯特的陪同。那天，我在我们干活儿的地方与三位法官见了面。

斯特恩将军把我介绍给了三位法官，并解释说，我是被大家选举出来代表其他囚犯反映意见的。于是三位法官说，那说明我必须与他们私下交谈。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藏着掖着的，我们欢迎斯特恩将军和巴登霍斯特上校参加我们的会见。我能看得出，他们对我的话感到吃惊。我补充说，他们有机会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是最好不过的。三位法官不情愿地默认了我的意见。

我开始逐项列举最近在普通监禁区发生的狱警殴打囚犯的事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了解了这些事件的真相、殴打囚犯的凶狠程度，他们对犯罪事实做了手脚。我刚一开始说话，就发现巴登霍斯特不怎么自在，老是在那里动来动去。当我说完打人事件的时候，他粗暴而咄咄逼人地突然插嘴说：“这个打人事件是你亲眼看见的吗？”我冷静地回答说，我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相信告诉我这件事的人。他哼了一声，用手指着我的脸说：“曼德拉，你要当心。如果你谈论你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你就是在自找麻烦。我的意思你是知道的。”

我没有理会巴登霍斯特，而是回头向三位法官说：“先生们，你们可以自己看看，我们所面对的这位身为监狱长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如果他能在这里当着你们的面威胁我，那么，你们可以想象，你们不在这里的时候他将会干些什么。”科贝特法官回头对另外两位法官说：“这个囚犯说的话是十分在理的。”

我用剩余下来的时间就我们的伙食、学习方面的意见一一向法官作了反映。巴登霍斯特心里一定一直在生气，而表面上，他似乎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在会见结束的时候，三位法官向我表示了感谢，我也向他们说了声“再见”。

对于法官在会见后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巴登霍斯特似乎有所收敛，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蛮横。三位法官会见我们之后不到三个月，我们就听说巴登霍斯特即将被调离罗本岛。

在巴登霍斯特离任前几天，我被叫到了监狱长办公室。当时，斯特恩将军正在岛上视察，想听听我们是否还有抱怨意见。当我一项一项地提出我们的要求时，巴登霍斯特就在现场。当我反映完我们的意见的时候，巴登霍斯特直接对我说，他将离开罗本岛，并补充说：“我只能祝你们好运了。”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看上去被惊呆了，但是，我非常高兴。他说了人话，显示了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一面。我感谢他的好意，并祝他在事业中也有好运。

后来，好长时间我都在思考这一个时刻。巴登霍斯特可能是我们在罗本岛上碰到的最无情、最野蛮的一个监狱长。但是，那天在办公室里，他暴露了他的本性中还有另一个侧面，这个侧面虽然不怎么明显，但是，它确实还存在着。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好的启示，即使是似乎最冷血的人，有时也会有一颗宽容的心。如果触动到他们的心弦，他们也能有所改变。归根结底，巴登霍斯特并不邪恶，他的野蛮是由于野蛮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他行事如残暴之人，只因他因自己的野蛮行为而得到了奖励。

74...

据了解，威廉姆斯上校将接替巴登霍斯特上校担任监狱长。威廉姆斯上任后，我就要求见他，并且在他来岛上不久就见到了他。尽管他显然不是一个进步人士，但是，他待人客气、通情达理，与他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希望，巴登霍斯特任期的结束将成为我们环境条件稳定改善曲线上的一个起点。

那些野蛮的年轻狱警也与巴登霍斯特一起离开了罗本岛，我们不久就又恢复了我们以前在石料场和监禁区内的正常生活。威廉姆斯可能一直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是，当他看到我们在石料场说话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还要长的时候，他也感到不怎么高兴。

他来岛上只有几周后，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曼德拉，”他真诚地说，“你必须帮帮我。”我问他让我帮他做什么。“你们的人不干活儿，他们不听吩咐，只干自己想干的事。这里是监狱，必须讲纪律性。讲纪律不仅对我们有好处，对你们也有好处。我们必须要有规矩，不然他们将召回像前任监狱长那样的人来管理你们。”

上校的一番话是有道理的。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告诉他，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不过，我在答复前需要与我们的人商量一下。那时候，把单个牢房里的所有囚犯都召集起来开会显然是不允许的。通过请求他允许我们召开这样的会议，我要求他放宽规定。就像我所了解的那样，他也知道这个情况，他需要一些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虑。

几天之内，我就接到了威廉姆斯的回话，他允许我们召开会议。一天下午，我们大家都集中在院子里，也没有狱警监视我们。我把威廉姆斯的话告诉了大家，我们认识到，通过现在让一点步，我们最终会使我们的环境条件得到改善。我决定，至少我们要像干活儿的样子。不过，不管干什么活儿，快慢必须适当。从此之后，我们说到做到，因此，我们再也没听见监狱长对我们有什么抱怨。

在威廉姆斯任监狱长的初期，也就是说，在1971年至1972年期间，不断有被抓的民族长矛军战士被关进罗本岛。这些人都经历过战斗，对国外的运动情况非常了解。虽然我对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被关进监狱感到很难过，但是，他们到来后，我渴望听他们的汇报，我特别想知道奥利佛的消息和训练营的情况，以及民族长矛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这些人虽然战斗力特别强，但他们对监狱生活还很不习惯，其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吉米·阿普里尔。他是曾经在乔·斯洛沃的带领下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民族长矛军军官，并曾经在罗得西亚与敌人战斗过。民族长矛军用假身份证慢慢地渗透回国内，而吉米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南非被捕的。

吉米给我们讲述了他们经历的战争故事，但是，我也悄悄地向他打听过民族长矛军存在的问题。因为我是民族长矛军的缔造者，也是民族长矛军的第一任司令，吉米和其他人对我要比对其他人更坦率一些。他告诉了我一些军营中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以及民族长矛军军官滥用权力的问题。我要他对这些问题保守秘密，我则设法给奥利佛去信，建议对军队进行改革。

有一天，我正在监狱长办公室里会见威廉姆斯上校时，我看见吉米在另一个官员的办公室的外面。他激动地对我说：“他们扣押了我的信。”

“为什么？”我问道。

“他们说里面有不准许让我看的内容。”他说。我走进了那个官员的办公室协商此事，但是没等我开口，吉米就鲁莽地冲进了办公室，大声对那个官员说：“把信给我！”吉米把我推到一边，冲到那个官员的办公桌前，想自己去拿那封信。这时，那个官员拿起那封信躲在了我的身后，似乎害怕吉米袭击他。这在电影中可能是充满喜剧色彩的一幕，但是，当时却有点儿令人气愤。我回头严肃而坚定地对吉米说：“不要这样，冷静下来。我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设法让你拿到信。现在，请你先离开。”

我的话起到了预想的效果，吉米离开了办公室。然后，我转身走到那个官员面前，他似乎特别生气。我所处的位置使我感到左右为难。我不准备与监狱当局进行对抗，而是想在我自己的人和我与之长期斗争的人之间尽量斡旋。刚刚来到岛上的那些人的好战性越来越频繁地让我陷入这种两难之境。他们的激进情绪在鼓舞我们的同时，也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麻烦。

一周内，那位官员把吉米的信交给了我。

75...

一天上午，我们没有去石料场，而是被吩咐登上了一辆大卡车。卡车拉着我们朝一个新的方向驶去，15分钟后，我们被吩咐从卡车上跳下来。在我们面前的晨光中，我们看到了大西洋，看到了岩石海岸在远处闪闪发光，看到了开普敦那一幢幢玻璃幕墙的大厦。我们知道那必定是一种幻觉，这座背靠赫然耸立的桌山的城市看上去离我们出奇的近，似乎伸手就能摸得到。

一位地位较高的狱警告诉我们，我们是来海边拾海草的。他让我们把冲到沙滩上的大海草捡起来，并且把粘在岩石或珊瑚上的海草拽下来。海草本身又细又长，并且呈深绿色。有的海草有6——8英尺长，有30磅重。我们把海草从浅水中捞出，然后把它们一排排地晾在海滩上，最后再把它们装在卡车的车厢里。有人告诉我们，这些海草当时是运往日本，在日本，这些海草可以用作肥料。

那天，我们感觉这个工作似乎并不累，但是，干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后，我们发现这个工作也并不十分轻松。这倒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可以从眼前这种生动的景色中找到乐趣。我们眼望着一艘艘轮船在海面上航行，油轮在远处缓缓地移动，海鸥从海中捕鱼，海豹在浪花中腾跃。一群企鹅惹得我们大笑了一通，它们就像一伙笨拙的、走路姿势十分难看的士兵。我们对桌山上空一日多变的天气感到惊奇，一会儿阴云满天，一会儿又晴空万里。

夏天，海水让人感觉是神奇美丽的。但到了冬天，本格拉寒流使那里的海水变成了惊涛骇浪。岸边的岩石被海水击打得凹凸不平，我们的腿常常在工作中被擦伤。尽管我们并没有在那里干多长时间，但是，我宁愿在海边捡海草也不愿去石料场挖石灰石。

大西洋就是一个聚宝箱。我捡到了漂亮的珊瑚和贝壳，我有时也把这些漂亮的珊瑚和贝壳带回到我的牢房里。有一次，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了一瓶葡萄酒，瓶盖仍然完好无损。有人说，这种葡萄酒喝起来味道像是醋。泛非大会的杰夫·马塞莫拉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和雕塑家，当局让他收集漂流的木块，他把这些木块雕刻成了神奇的艺术品，狱警都愿意花钱购买这些艺术品。他为我做了个书架，后来我使用了好多年。而监狱当局则告诉来岛上访问的人，那个书架是他们为我提供的。

海边的气氛比石料场的气氛更令人放松。我们也喜欢海边，因为我们在海边吃得特别好。每天上午我们去海边的时候，总是带上一大铁桶清水。后来，我们又增加了一个铁桶，就用铁桶当罗本岛上的海鲜炖锅，可以捡蛤蜊、贝类炖着吃。我们也抓龙虾，龙虾往往藏在石缝里。抓龙虾是个技术活儿，必须紧紧抓住龙虾的头部与尾部的中间，不然，它就会蠕动着逃之夭夭。

鲍鱼，我们称它为“perlemoen”，是我最喜欢吃的海鲜。鲍鱼是软体动物，它紧紧地贴在岩石上，必须把它撬下来才行。鲍鱼很难对付，把它的硬壳打开并不容易，如果稍一煮过头，它将变得很硬，无法下口。

我们把抓到的海鲜放在第二个铁桶中，维尔顿·穆夸毅是我们的厨师，由他负责烹调海鲜。海鲜做好了的时候，狱警们就和我们一起分享，大家坐在海滩上享受丰盛的野炊。1973年，在我们偷偷搞到的报纸上，我们看到关于安妮公主与马克·菲利普举行婚礼的消息，详细报道了婚宴的盛况。菜单上有贝类、龙虾和鲍鱼，这让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吃这些美味。

一天下午，我们正坐在沙滩上吃我们的炖海鲜，这时，特布兰奇中尉忽然走了过来，他当时是监狱长。我们假装在工作，但是，我们没能瞒过他，他很快就发现了在火上炖得滚开的一锅鲜贝。中尉打开桶盖，看了看桶内的海鲜。然后，他捞起了一个鲜贝吃起来，嘴里说着“smaaklik”。这是一句南非荷兰语，意思是“好吃”。

76...

在斗争中，罗本岛被大家认为是一座“大学”。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从书本上所学到的东西，或因为囚犯学习英语、南非荷兰语、艺术、地理和数学，或因为有那么多人，像比利·奈尔、阿迈德·卡特拉达、麦克·丁加克和艾迪·丹尼尔斯获得了多个学位。罗本岛之所以被大家认为是一座“大学”，是因为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我们自己教自己，我们有自己的教授、自己的课程、自己的教材。我们还对正式的理论学习和非正式的政治学习进行了区分。

我们这所大学部分地是在需要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当年轻人来到岛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知道得很少。瓦尔特可能是最伟大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学家，他开始给他们讲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他的教学方法很科学，也很容易理解。这种非正式的历史知识经过最高组织机关编撰，逐渐形成了一种学习教材。这部教材叫做《教学大纲A》，涵盖了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的材料，可以学习两年。《教学大纲A》还包括由凯西讲授的“印度人斗争史”，另有一位同志还在这个大纲中增加了有色人的历史，麦克曾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学习过，他就给大家讲马克思主义。

当然，教学条件不太理想。大家按学习小组在石料场工作，大家围成一圈，把主讲人围在中间。教学风格从本质上讲是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和理论通过主讲边问边答给大家讲得又深又透。

我们整个教学的核心材料是瓦尔特的教材。到岛上来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轻会员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就存在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知道得太少，于是，瓦尔特就带领他们学习了从1912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创建以来的全部历史。对于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所接受到的唯一的政治教育。

由于这些教材逐渐被普通监禁区的人所了解，普通监禁区的同事们开始向我们索要这种教材。从此之后，这种教材也成为适合普通监禁区的囚犯学习的教材。教师把演讲材料偷偷地传给他们，而他们再把问题和评论偷偷地传回到教师手中。

这不但对我们有好处，而且对他们也有好处。这些人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但是，他们都很了解世道的艰难。他们所关心的是实际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如果有一个演讲材料讲到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就会问：“是的，但在实践中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有地没有钱，而我的朋友则有钱没有地，我们两人谁的需求更大些？”这种问题提得很有价值，能够迫使我们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认真思考。

我给大家讲了几年的政治经济学。在讲课时，我总是试图讲述经济从最古老的时代到现代社会的演变，让大家大概知道原始社会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我绝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擅长当教师，我一般喜欢让大家提问题，并不仅仅是作讲演。我的教学方法并不属于哪个思想体系，但是，它有社会主义的倾向，我认为社会主义是当时人类经济生活最先进的阶段。

我除了进行非正式学习之外，仍然继续做法律工作。我有时想在我的牢房外挂上一个牌子，因为每周我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为其他囚犯写申诉书。尽管根据监狱服刑规定，这是不允许的，但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想法的囚犯都想得到我的帮助。

南非法律没有给辩护人进行法律陈述的权利，由于缺少这种陈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穷人被关进了监狱。很少有非洲人能雇得起律师，他们绝大多数除了接受法院的判决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普通犯人监禁区的许多人都是没有辩护就被判了刑。有的人找我为他们写申诉书，他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与律师接触。

我收到了一个悄悄从F区或G区的一名囚犯那里传来的纸条，请求我提供帮助。我当时需要了解有关案子、起诉、证人和证词方面的详细情况。由于彼此之间的交流需要偷偷摸摸地进行，信息传递得很慢，并且是零零星星地传递。在“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只需要不超过半小时的咨询，而在岛上则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建议我的“当事人”给最高法院的注册官写信，要求提供一份案情记录。我告诉那个囚犯，向注册官说明自己没有钱，希望能免费提供。有时，注册官会大发慈悲，免费为当事人提供这些材料。

得到这些案情记录后，我就立即整理出一份申诉书。通常，我写的申诉都是根据法律上的反常现象提出的，例如，偏见、程序不正确、证据不足等。我亲笔给法官写了信，然后，把信传到普通犯人监禁区。因为给另一个人写申诉书违反监狱规定，因此，我就让“当事人”自己抄写一遍，如果他不会写字，我就让他找一个会写字的人代他抄写。事实上，许多囚犯都不会写字。

我为能通过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法律知识不被荒废而感到高兴。在我帮助申诉的几个案件中，有的判决被推翻，有的被减了刑。这些小小的胜利令人感到欣慰和满意。监狱当局人为地让一个人感到无能为力，这也是改变这个制度的原因之一。我常常见不到我为他提供法律帮助的人，有时候，有人出乎意料地请我吃午饭，并低声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帮了他的忙。

77...

那时，对我夫人的迫害并没有停止。1972年，安全警察踢开了奥兰多西8115号的大门。他们把砖头从窗子扔进了房内，并朝着前门开枪射击。1974年，温妮被指控违反了对她的禁止令，因为当时除了孩子和她的医生之外，不准有任何其他人与她来往。她当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她吃午饭期间，有一位朋友带着泽尼和津泽去看她。为此，温妮受到指控并被判处6个月的监禁。她被关在奥兰治自由邦的克龙斯塔监狱，但是，她在那里的经历倒是没有她上次在比勒陀利亚监狱时那样可怕。温妮给我写信说，这次她在监狱里感觉自由了些，这更让她坚定了献身于斗争事业的信心。当局允许津泽和泽尼在礼拜天去探视她。

当温妮在1975年被释放的时候，我们通过书信和其他方式与我们的律师联系，制订了一个让我同津泽见面的计划。监狱规定，不准年龄在2岁至16岁的孩子探视囚犯。在我去罗本岛的时候，我的子女都在法定禁止探监的年龄段之内。这个规定背后的推理倒算不上恶毒：制定法律的人认为，探监会对儿童敏感的心灵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对囚犯的影响可能也是同样有害的：不能看到自己的子女正是一个悲伤的源泉。

1975年，津泽已经15岁了。我们计划让她母亲更改她的出生证，证明她是16岁而不是15岁，这样她就能来监狱里看我。对于非洲人，出生记录档案的保管并不统一和规范，温妮更改出生证以证明津泽早一年出生并不困难。她提出了申请，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在津泽计划12月份来探视我的几周前，我有一个早就安排定的探视，即温妮的母亲。当我在探视区隔着玻璃与她会面的时候，我对她说：“妈，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不久就能见到津泽了。”我岳母以前当过教员，她当时对此有些吃惊，并且怒气冲冲地说：“不，津泽不能来看你，因为她还不到16岁。”

我立即意识到，还没有人把我们精心策划的计划告诉她。我们身后各有一个狱警监视着我们，所以我决定，对她所说的话仅仅予以搪塞了事。于是，我含含糊糊地说：“哦，那好，妈，没事。”

但是，我岳母是一个倔强的人，她不想让这件事就此罢休。“好，Mkonyanisi（这是科萨语中对‘女婿’的爱称，她总是这样称呼我），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津泽只有15岁。”

我瞪大眼睛让她警惕，她一定是知道了我向她传递的信息，因为她再也没提津泽的事。

自从津泽3岁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她也是通过一张旧照片而不是通过记忆才认识她爸爸的。那天我穿上了一件新衬衣，在衣着上比平日多下了一番工夫。这是我自己的虚荣心使然，但是，为了我最小的女儿，我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老人。

我一年多没有见到温妮了，看到她很好我感到很高兴。我看到最小的女儿已经长成漂亮的女人，并且长得那么像她母亲，我感到更加高兴。

一开始，津泽有些害羞和犹豫。我相信，她最终看到她不真正熟悉的、只能从远方爱她的、似乎不属于她而是属于人民的这个父亲是不好受的。在内心深处，她一定对她父亲感到怨恨和生气，因为她的父亲在她童年和少年期间没在她身边呵护她。我能立即看出，像她自己的母亲在她这个年龄时一样，她也是一个自强不息而充满激情的年轻女人。

我知道她肯定感觉很不舒服，于是，我尽量使气氛缓和下来。当她到来的时候，我对她说：“你见到我的贴身警卫了吗？”我的意思是指随时随地跟在我身后的狱警。我询问了她的生活、学习情况，以及她的朋友等方面的情况，然后我试图把她带回到过去的日子。对于那些日子，她几乎不记得了。我告诉她，我经常回忆起在家中度过的那些礼拜天上午，那时候，妈妈在厨房里做饭，我把她放在我的腿上逗着她玩。我记得当她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在奥兰多发生过一次次小小的事故和危险，那时候，她虽然很小，但她却很少哭闹。透过玻璃，我能看见她在说话的时候尽量设法控制自己，强忍住就要流出的眼泪。

这次探望使我得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温妮告诉我，布拉姆·费希尔出狱不久就得癌症去世了。布拉姆的去世使我非常难过。尽管政府没有直接对布拉姆下毒手，但是，是政府对他的无情骚扰才使他最终得上了很快夺走他的生命的绝症。甚至在他去世后，他们也仍然迫害他，政府竟然在他被火化后没收了他的骨灰。

布拉姆是一个纯粹主义者，利沃尼亚审判后，他决定通过转入地下去过一种被剥夺了法律保护的人的生活，以便更好地为斗争事业服务。他在法庭上所代表的许多人都走进了监狱，而他自己却能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使他感到十分烦恼。在审判期间，我劝说布拉姆不要走这条路，并强调他在法庭上就是对斗争的最大贡献，因为在法庭上，人民可以看到一个南非白人法官主席的儿子正在为无权利的人获得权利而战斗。但是，他不愿意让别人受苦受难而自己却享受自由的生活。就像一个在前线与战士们并肩战斗的将军一样，布拉姆不愿意让别人承担他自己不愿意承担的牺牲。

布拉姆在被保释出狱后转入了地下，并于1965年被捕。他因被指控犯有阴谋破坏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我曾经在监狱中给他写过信，但是，监狱里规定不准囚犯之间互相通信联系。在他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之后，新闻媒体根据人道主义精神要求释放他。新闻媒体的要求对政府产生了影响，当局把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并把他送到了布隆方丹他哥哥的家里，但他在布隆方丹期间仍然被软禁。仅仅几周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这位奥兰治河殖民地总理的孙子布拉姆·费希尔，以各种方式作出了伟大的牺牲。不管在追求自由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我总是能从他那里获得力量，他始终同我的人民在一起，并且为了我的人民而战斗。布拉姆是一个为了其他民族的自由而同他自己的人民进行斗争的自由战士。

这次探视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温妮的信，她最近要求来监狱探视我的请求被当局以荒唐的理由拒绝了——当局说我不希望见温妮。我立即去见普林斯中尉，他当时是监狱长，我向他提出了抗议。

普林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个老练的人，当我去见他的时候，我心平气和地说明了情况，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意思。但是我说，像这样的情况是无法接受的，必须允许我夫人前来探视。

普林斯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当我说完后，他说：“曼德拉，你夫人只是想引起公众注意。”我告诉他，我反对他的这种说法，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对我的夫人出言不逊，这让我立即发了火。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绕开他的办公桌向他走去。普林斯开始退却，但是，我又立即克制住了自己。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是，我没有用拳头教训他，而是用语言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不是一个喜欢出言不逊的人，但是，那天我违反了自己的原则。我告诉他，他是一个不知廉耻的人，如果他再重复一次他所说的那些话，我那天绝对不会轻饶他。

我说完话后，立即气冲冲地转身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走的时候看见凯西和艾迪·丹尼尔斯站在外面，但是，当我走回我的牢房的时候，我与他们连招呼都没打。尽管我让普林斯闭了嘴，但是，他却使我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我认为这是自己在对手面前打了一个大败仗。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两名狱警来到了我的牢房，说让我去监狱长办公室。当我到了监狱长办公室的时候，有六名武装狱警围住了我。普林斯中尉站在一边，中间是个准尉，他是监狱的起诉官。当时，气氛十分紧张。

“好啊，曼德拉，”起诉官说，“我听说你昨天很得意，但是，今天你就不会那么高兴了。我要指控你侮辱和威胁监狱长，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严厉的指控。”然后，他把指控书递到了我的手上。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问。

“不，”我回答说，“你可以与我的律师去说。”然后，我要求回我的牢房，普林斯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起草一个反起诉书，指控从中尉到司法部部长都在滥用职权。我要控告整个监狱系统是一个种族歧视机构，这个系统企图永远保持白人的霸权地位。我要把这个案子办成一个有轰动效应的案子，让他们为开始起诉我而追悔莫及。

我请乔治·毕佐斯代表我打这场官司，并很快安排与他见了面。在乔治来探视之前，我告诉当局，我要向他提供书面说明。他们问我为什么，我坦率地说，我认为探视室安装了窃听设备。当时，监狱当局不允许我提交书面说明，我必须作口头说明。我告诉他们，他们无权拒绝批准我的要求。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证明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事实上，当局是在担心乔治会把我写的说明透露给媒体。这的确是我们斗争策略的一部分。他们也担心我通过乔治与在卢萨卡的奥利佛·塔博取得联系，并认为书面说明会包含敏感的信息。我以前曾经通过乔治干过类似的事，但是，我这次写的书面说明却没有包含这样的信息。

岛上开庭的日期确定了，并且从开普敦指定了一个地方法院来审理此案。在举行听证会的头一天，我被告知，我的律师将在第二天到达，我可以随便为他提供书面材料。第二天上午，我在监狱办公室里见到了乔治，我们在开庭前简要地进行了沟通。但是，没等举行听证会，起诉官却突然宣布监狱当局打算撤诉。法官把法槌一敲，宣布闭庭，然后唐唐突突地走出了法庭。乔治和我惊奇地互相看了一眼，互相庆祝这个显而易见的胜利。我正想把书面材料收起来，这时，另一个准尉走了过来，他指着我的书面材料说：“把这些材料交给我。”

我拒绝把材料交给他，并说，这些材料是我与我的律师之间的机密。我把起诉官叫过来说：“请告诉这个人，这些材料是受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规定保护的，我不想把材料交给他。”起诉官说，你说得很对，但是，案子已经结束，法庭不再开庭，这个房子里唯一说了算的就是这个准尉。准尉从桌子上拿起了那些材料，我没办法制止他。我认为监狱当局之所以撤诉，仅仅是为了这些文件。正如他后来所发现的那样，这些文件并没有包含他们尚不知道的东西。

期望逃跑也许是可能的，然而，我在岛上却从来没有考虑过逃跑。麦克·马哈拉基和艾迪·丹尼尔斯都是勇敢而足智多谋的人，他们两人总是在想办法逃跑，并研究了逃跑的可能性。多数逃跑方案都太冒险，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对这些方案进行考虑。

我们在预谋逃跑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杰夫·马斯莫拉是我们的能工巧匠，他设法制作了一把能打开我们监禁区及其周围所有的门的钥匙。一天，一个狱警把钥匙忘在我们走廊头上那个办公室的桌子上，杰夫拿了一块肥皂，并把那把钥匙印在了肥皂上。他通过这个在肥皂上印下来的钥匙模型和一块金属板，用锉刀做了一把钥匙。借助于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牢房后面的仓库和隔离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监禁区。不管怎么说，大海是罗本岛周围不可逾越的障碍。

1974年，麦克想出了一个逾越这个障碍的办法。他刚刚去过开普敦的一家牙科诊所，并发现那个牙科医生与一个很著名的政治犯有姻亲关系。这位牙科医生很同情我们，他曾经坚持，不取下脚镣就不给麦克治病。麦克还注意到，这位牙科医生家二楼会客室的窗子外面就是一条小街道，因此，我们可以从那里逃跑。

麦克回来后，他与我们几个人见了面，并催促我们与牙科医生预约，我们这样做了，并很快得知当局将安排麦克、维尔顿·穆夸毅、我本人和另一位囚犯在同一天去开普敦。我们三人都愿意逃跑，但是，当麦克与第四个人联系的时候，他却拒绝与我们一起走。我们对他的忠诚产生了怀疑，我担心他知道了我们的逃跑计划。

我们三人被用船送到了开普敦，然后在重兵押送下来到了牙科医生的办公室。我们三人都参加过军事训练，所以最有可能实施逃跑。麦克还带了一把刀子，准备必要时派上用场。在牙科医生的办公室里，狱警首先把所有其他病人都清理出去。我们要求把脚镣取下，在那位牙科医生的帮助下，狱警把我们的脚镣取了下来。

麦克把我们领到那扇窗子前，并向外指了指那条可供我们逃走的小街道。但是，他一看到那条街道，就立即担心起来。我们处在开普敦的市中心，并且是正中午，而那条街道却空无一人。而在他以前来这里的时候，街道上却是行人不断。“这是个圈套。”麦克低声说。我也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头。维尔顿非常生气，他说麦克是在胡说八道。“马迪巴，你害怕了？”他说。但是，我同意麦克的意见，不如我们三人索性让医生为我们彻底检查一下我们的牙齿。那位牙科医生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奇怪，因为，我们的牙都没有病。

当麦克在考虑最可行的逃跑计划时，艾迪·丹尼尔斯想出了一个最富有想象力的逃跑计划。在早些时候，飞机还不准飞越罗本岛。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发现不仅有飞机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而且有直升机在驶离海岸的油轮与海岸之间来回飞旋。艾迪带着他的逃跑方案来到我的面前。他的这个方案就涉及了直升机，把直升机刷上南非军用颜色，用它把我从岛上接起来，然后飞到开普敦与我们有友好关系的外国大使馆的房顶上，随之在外国使馆寻求庇护。我告诉艾迪，这个方案倒不错，应该设法把这个方案传给卢萨卡的奥利佛。艾迪确实设法把他的想法传到了卢萨卡，但是，我们没得到任何回音。

78...

在罗本岛上，祝寿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没有生日蛋糕和生日礼物，我们就凑一点儿食物，多给过生日的人一片面包或一杯咖啡。菲基勒·巴姆和我都是7月18日生人，我把圣诞节买的糖果省下一点儿，等我们两人共同过生日时尽情分享。1968年，我的50岁生日静悄悄地就过去了。但是，在1975年，当我满57岁的时候，瓦尔特和凯西带着他们的长期计划来到了我的面前，他们要使我的60岁生日更让人难以忘怀。

我们经常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人民面前保持斗争的意志。在前几十年里，政府封杀了绝大多数的激进媒体，并禁止刊登被禁止或被监禁的个人的言论或照片。若是给我或我的同事拍一次快照，一个编辑就可能被关进监狱，而且他的报纸也会被取缔。

一天，凯西、瓦尔特和我正在院子里谈话，他们建议我写一写自己的回忆录。凯西认为，出版这本书的最佳时间是我的60岁生日这一天。瓦尔特说：“这样一本书，如果写得真实而公正，可以让人民了解我们的战斗历程。”他还说：“同时，它将成为鼓舞年轻自由战士斗志的源泉。”这个想法打动了我，在后来的讨论中，我同意写一本回忆录。

当我决定干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喜欢说干就干。于是我很快就投入到了这项新的工程之中。我制订了一个相当反常的工作计划：在夜间写作，而在白天睡觉。在开始的一两周里，吃过晚饭后我先睡一小觉，到晚上10点钟起来，然后一直写到第二天吃早饭。在石料场干完活儿后，我会一直睡到吃晚饭，这样周而复始地一直继续下去。如此干了几周后，我告诉监狱当局我身体不太好，无法去石料场劳动，他们似乎对此并不介意。从此之后，我就能在白天大部分时间睡觉。

我们创建了一条处理手稿的流水线，每天我把我写好的稿子交给凯西，他看过后再交给瓦尔特。凯西会把修改意见写在手稿的空白处，瓦尔特和凯西总是乐意给我提意见，我也很重视他们的意见，并总是按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

被标注得密密麻麻的稿子传递给拉鲁·奇巴后，他再花上一夜的时间把手稿转换成几乎是微型的速记稿，把十页大纸转换成一张小纸。设法把稿子偷偷地传到岛外则是麦克的工作。

很快，狱警们就产生了怀疑。他们走到麦克面前说：“曼德拉在干什么？他为什么夜间老是不睡觉？”麦克只是耸耸肩说不知道。我迅速地写，仅用了4个月就完成了初稿。在措辞方面，我并没有过多地斟酌。我的回忆录涵盖了从我出生到利沃尼亚审判的主要经历，最后以罗本岛的日记作为结尾。

我随写随回忆我的经历。在那些不眠之夜，当我默默地写作的时候，我再一次回忆起我在库努和穆克孜韦尼的情景、来约翰内斯堡之后的兴奋和恐惧、青年团的风风雨雨、叛国审判的无休无止、利沃尼亚的轰动事件。它们就像是正在醒来的梦一样，我尽量写得简单，尽量真实地用白纸黑字把它们表达出来。

麦克机智地把抄写好的书稿藏在他用于学习的一捆记录本内。只能用这个办法才能使全部书稿瞒过监狱当局的眼睛，然后才能在1976年他被释放时偷偷把书稿从监狱里带出去。我们的安排是，当书稿被安全转移到国外的时候，麦克会秘密通知我们，只有接到书稿已经被安全转到国外的消息后，我们才能把原稿销毁。同时，我们需要先把这部500页的手稿进行妥善处理。我们认为，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手稿埋在院子的花园里。院子内的监视不很严密，并且是断断续续的，因为狱警们通常都是坐在北头的一个办公室里聊天。他们从办公室里看不见与隔离关押区相邻的南端，而在南端恰恰就有一个小花园。我早上散步的时候顺便考察了一下那个小花园，我决定就把手稿埋在那里。

为了避免挖的坑太大，我们决定把手稿分成三份掩埋。我们分了两个小包和一个大包，每个包都先用塑料布包裹起来，然后再放进空的可可容器里。这项工作必须尽快完成，于是，我请杰夫·马塞莫拉准备挖坑工具。不几天的工夫，我们就找到了几根锋利的铁钎。

一天早上吃过早饭后，凯西、瓦尔特、艾迪·丹尼尔斯和我悄悄地来到院子南端的花园中。我们假装在那里商量事情，每个人的衬衣下都藏了一部分手稿。我使了个眼色，我们立即弯下腰开始挖坑。我在中间挖，正位于一个通向排水管检修井的井盖附近。当挖到排水管的时候，我在排水管的下面挖了个洞，把三包中最大的那包手稿放在了洞内。他们三个人挖了两个较浅的洞，把另外两包手稿埋在了里面。

在大家就要排队去石料场的时候，我们已经及时地把手稿掩埋好了。那天上午我走在路上，一直为手稿的安全藏匿而感到莫大的安慰。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手稿的事担心了。

几周后的一天，我们刚刚被叫醒，就听见院子里有一种使我不安的声响，那是镐头和铁锹刨地的碰击声。当我们被允许从牢房里出来进行洗漱时，我走到走廊的头上，设法向门外窥视。在院子南端，有一伙来自普通犯人监禁区的人正在干活。使我紧张的是，他们正在掩埋手稿的地方挖土。

监狱当局决定在隔离关押区前面垒一道墙，因为他们发现，被隔离关押的犯人能在院子里与我们联系。这伙人是在挖一道浅沟，以便为垒墙打混凝土地基。

我一边洗漱，一边设法告诉瓦尔特和凯西关于外面挖沟的事情。凯西认为，那一大包手稿被埋在排水管底下，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另外两个小包却有可能暴露。当早饭送到院子里的时候，负责看管那伙干活的人的狱警吩咐他们离开了院子。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们与政治犯有任何亲善的机会。

我端着饭碗把瓦尔特和凯西领到院子的南头，假装有什么私事需要商量。开挖的地基沟的一头已经接近了那两个小包。同时，艾迪·丹尼尔斯也来到我们跟前，他立即发现了这个问题。

只有一件事要做：尽量不露马脚。于是，我们四人开始在掩埋两小包书稿的位置上挖起来。我们设法以最快的速度把两个小包挖出来，然后重新用土把两个坑填好。要挽救埋在排水管下面的那一大包手稿，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相信它不会被发现，因为当局不会为垒墙而把排水管移走。

我们把挖出来的书稿藏在我们的衬衣下，然后回到了我们的牢房。艾迪那天不去石料场，我们把两包书稿交给了他，让他尽快把它们销毁。要做这件事，艾迪必然会冒着很大的危险。知道挽救了那两包书稿后，我松了一口气，并尽量在那天工作的时候不再去想那包仍然埋在地下的书稿。

当我那天下午从石料场回到牢房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去洗澡，而是直接走到院子的南头。我尽量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我被我所见到的情景吓了一大跳。那些囚犯已经平行着隔离关押区的墙挖好了地基沟，并真的把排水管给挖了出来。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发现了手稿。

我必须以某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退回来或作出反应。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一直受到几名狱警的监视。这些狱警后来说，我的反应证实我知道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我回到走廊里先去洗脸，并告诉瓦尔特和凯西，我怀疑书稿已经被发现了。还好，艾迪已经对另外两包书稿进行了妥善处理。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监狱长召进了监狱办公室。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刚刚从比勒陀利亚来的高级监狱官员。监狱长直截了当地说：“曼德拉，我们发现了你的手稿。”

我没有回答。然后，监狱长从他的办公桌后面拿出一捆稿子。

“这是你的笔迹，对不对？”他说。我还是没有开口。“曼德拉，”监狱长恼怒地说，“我知道这是你的书稿。”

“那好，”我回答说，“你必须提供证据。”

他嘲笑我的回答，并说，书稿空白处的批注是瓦尔特·西苏陆和阿迈德·卡特拉达加上去的。我再一次指出，如果要兴师问罪，他们必须提供证据。

“我们不需要证据，”监狱长说，“我们有证据。”

尽管那天没有问罪，但是，不长时间之后，瓦尔特、凯西和我被召到监狱管理局副局长路易将军面前。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滥用学习权利，书写非法书稿。因为这个罪过，我们的学习权利被无限期地剥夺了。结果，我们失去了学习权利长达四年之久。

麦克于12月份被释放后，他把记录本寄到了英格兰。在南非被软禁6个月后，他逃出了南非，首先去了卢萨卡，到那里去找奥利佛·塔博，然后又去了伦敦。他在伦敦住了6个月，并同一个打字员一起，重新对书稿进行了整理，最后形成了一份打印稿。然后，他又回到了卢萨卡，给了奥利佛一本。

从那之后就渐渐断了消息。关于书稿的事，我从卢萨卡没听见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奥利佛对书稿做了些什么工作。尽管我在监狱里的时候，这个书稿并没有出版，但是，却为这本回忆录打下了基础。

79...

1976年，我接待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访客：吉米·克鲁格。他是国家监狱管理局局长，是总理内阁的重要成员。克鲁格不仅对监狱的政策很有影响力，而且在政府对解放斗争的处理方面也是一个关键人物。

我对他到来的原因多少有点儿了解。当时，政府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行其隔离发展政策和描绘“准独立”国的蓝图。隔离发展政策的样板就是我的侄子、恩人K. D.马叹兹玛领导下的特兰斯凯。当时，他已经成功地把几乎所有的合法反对派都镇压了下去。我记得监狱长最近以嘲笑的方式对我说：“曼德拉，你应该回特兰斯凯好好地休息休息。”

原来，这也正是吉米·克鲁格的企图。吉米身材不高，但很健壮，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他并不像我想象中的一个内阁部长那么干练。我把这次与他见面当做反映我们的抱怨意见的又一次机会。一开始，他似乎在认真地听取我所反映的意见。我首先提醒他，1969年我们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听到回音。他仅仅耸了耸肩，然后我又详细地反映了岛上的恶劣条件，并重申我们是政治犯，并不是刑事犯，应该按政治犯对待。但是，克鲁格对此却不以为然，说：“哼，你们都是共产党暴徒。”

然后，我开始给他讲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以及我们转入暴力斗争的原因。显然，他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乎一无所知，他所知道的仅仅是右翼媒体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反面宣传。当我告诉他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远比国民党的历史长的时候，他竟然无言以对。我说，如果认为我们是共产党人，那他应该再读一读《自由宪章》。他茫然地看着我。看来，他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自由宪章》。我发现一个内阁部长竟然如此闭目塞听。是的，我不应该为此而感到惊奇，国民党政客惯常于对那些他们并不懂的东西一概横加谴责。

我提出了我们的释放问题，并提醒他1914年发生的南非白人造反案。南非白人尽管在议会中有代表，并且也能召集会议甚至可以投票表决，但他们还是使用了暴力。即使是德·威特将军和凯普将军领导着12000人的武装力量，攻城略地，造成了许多死亡，但他们两人在被判处高级叛国罪之后不久就被释放了。我还提到了劳贝·雷布朗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了地下组织，反对南非支持同盟军，为此，他被判终身监禁，但不久也被释放了。克鲁格对他自己人民的历史中的这些事件就像对《自由宪章》一样，似乎一无所知。与那些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商讨问题，无异于对牛弹琴。

克鲁格把所有这些事实都搁置到一边，他说：“那只不过是古老的历史。”于是，他提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尽管他以粗暴著称，但是，他却以恭恭敬敬的态度提出了他的建议。他简明扼要地说，如果我承认特兰斯凯政府的合法性，并愿意搬到那里去居住，就可以大大缩短我的刑期。

我也恭恭敬敬地听着，直到他把话讲完。我说，首先我反对班图斯坦政策，我不会给予支持；其次，我来自约翰内斯堡，我回去的地方也应该是约翰内斯堡。克鲁格对我进行了劝说，但是，他并没有成功。一个月后，他带着同样的建议又来到罗本岛，我再一次拒绝了他的建议。这是一个只有叛徒才能接受的建议。

80...

尽管我们在收集新闻和情报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们对现实形势的了解仍然是肤浅的。外界所发生的事件往往被我们首先听到的传闻所蒙蔽，只有随后通过报纸报道或来岛上探望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证实。

1976年6月，开始我们听说国内发生了大动乱。这种谣传稀奇而荒唐：索韦托的年轻人打败了政府的军队，军队的士兵放下武器开了小差。直到第一批参加过6月16日暴动的年轻犯人于8月份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了真实情况。

1976年6月16日，15000名学生在索韦托集会，抗议政府关于中学要有一半班级必须在接受教育时使用南非荷兰语的规定。学生们不愿意采用压迫者的语言学习，教师也不愿意用压迫者的语言教学，但家长和教师们的恳求和请愿都遭到了拒绝。于是，警察特遣队与群情激奋的学生队伍发生了对峙。警察没有示警就开了枪，打死了年龄只有13岁的学生赫克托·彼得森和其他许多人。孩子们用棍棒和石块进行反抗，接着就演变为群众暴乱，有几百名孩子伤亡，并且有两名白人被用石头砸死。

那天发生的事件震撼了南非的每一个村镇。暴动又进一步在全国引发了骚乱和暴力活动。为政府暴力的殉难者举行的集体葬礼变成了全国联合行动的导火索。南非的年轻人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反抗精神，而学生们则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联合抵制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者们加入了学生的抗议行列，积极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班图教育制度弄得其发明者焦头烂额，因为这些愤怒而勇敢的年轻人就是这种教育制度的受害者。

9月份，隔离关押区关押了几位暴动中被逮捕的年轻人。通过在相邻走廊中与他们低声交谈，我对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有了一定了解。我的同志们和我都特别高兴，似乎在20世纪60年代体现出来的这种群众抗议精神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爆发。在这些年轻人中，多数人都离开南非参加过我们的军事行动，然后又悄悄地回到南非。他们数以千计地在坦桑尼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军训营中接受了军事训练。没有什么事情比知道监狱外的人正在支持我们的事业更让人欢欣鼓舞了，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事业而被关进监狱的。

这些年轻人与我们以前见过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勇敢、好斗，富有攻击性；他们不守纪律，一有机会就喊“政权”。他们的天性就是好斗，而不是合作。监狱当局不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他们把罗本岛搅了个底朝天。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我曾经对安全警察说过，如果政府本身不进行改革，将来取代我们的那些自由战士总有一天会使得当局怀念我们。这一天真的在罗本岛上到来了。

在这些年轻人中，我看到了时代所应有的那种狂热的革命精神。事实上，我早就知道一些。几个月前，我与温妮见面的时候，她就用我们的语言代码设法告诉我，有一个新兴的对社会不满的阶级，他们富有战斗精神，并信仰非洲主义。她说，他们正在改变斗争的性质，我们应该注意他们。

这伙新囚犯对岛上的恶劣条件感到吃惊，他们认为岛上的环境是无法容忍的，他们不理解我们是如何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的。我告诉他们，应该了解一下1964年的罗本岛，但是他们几乎与怀疑监狱当局一样地怀疑我们。他们对我们关于纪律性的要求不予理睬，认为我们的劝告是软弱的、不果敢的表现。

显然，他们认为我们这些曾在利沃尼亚受过审的人是温和派。那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被谴责为激进的革命分子，而现在却被认为是温和派，这是令人感到新奇但又不十分愉快的。我知道，我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责备他们的粗野，或者听听他们要说什么。我还是选择了后一种方式。

当这些人中有人来到我们监禁区的时候，例如南非学生组织的斯特里尼·穆德雷和黑人大会组织的萨特斯·库珀，我要他们向我们提供有关他们的组织及其哲学的资料。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参加了斗争，是什么东西对他们产生了激励作用，他们对今后又有什么打算。

他们来到岛上不久，监狱长就来找我，要我帮他一下忙，特别与这些年轻人谈一谈。他要我告诉他们，应该对自己进行约束，应该知道他们是在监狱里，要接受监狱的管教。我告诉他，我不想做这件事。如果我这样做了，他们就会把我看成是压迫者的帮凶。

这些人连监狱里的基本规定都拒绝遵守。有一天，我在监狱长办公室里刚刚与监狱长谈完话。当我与少校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正好遇见一个年轻的囚犯，他正在那里与一位监狱管理人员交谈。这位年轻人大概还不超过18岁，在高级监狱官员面前仍然戴着囚帽，这显然违反了监狱的规定。当少校走过去的时候，他也没站起来，这又违反了监狱的规定。

少校看了看他说：“请把帽子摘下来！”那个年轻囚犯没有理睬。然后，少校生气地说：“摘掉你的帽子！”那个年轻囚犯回头看着少校说：“为什么？”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这样的反问无疑具有反叛意味。少校似乎大吃一惊，但是，他还是对年轻人的反问作了回答。他说：“这是违反规定的。”那位年轻囚犯反驳说：“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制订这个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少校来说，囚犯提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容忍的，他生气地跺着脚走出了那个房间，说：“曼德拉，你与他谈一谈。”但是，我不会管他的闲事，仅仅朝那个年轻囚犯点了点头，让他知道我站在他这一边。

这是我们第一次与黑人觉醒运动组织接触。随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共产党被取缔，黑人觉醒运动帮助年轻人填补了真空。“黑人觉醒”与其说是一种运动，倒不如说是一种哲学思想，即黑人必须把自己从长达三个世纪的白人统治造成的自卑感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非洲人民才能增强自己的信心，真正把自己从被压迫状态下解放出来。虽然黑人觉醒运动组织提倡建立一个非种族歧视的社会，但是，他们排斥白人在建设这样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种思想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可以说与我在25年前创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时的思想十分相似。那时候，我们也是非洲主义者，我们也强调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们也反对在斗争中得到白人的帮助。从许多方面看，“黑人觉醒”集中体现了黑人对从来没有消失的同样的问题的一种相同的反应。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超越了我们的青年团世界观一样，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也将会超越“黑人觉醒”思想的种种束缚。尽管我为他们的战斗精神所鼓舞，但是我认为，他们以黑人为中心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是宗派主义的，它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十分成熟的中间观念。我认为，作为一个老一代政治领导人，我的作用可能会帮助他们树立包容性更强的“大会运动”思想。我也知道，这些年轻人最终将会遇到挫折，因为“黑人觉醒”思想既没有提供行动纲领，也没有提供斗争方式。

尽管我们把黑人觉醒运动组织阶层作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块沃土，但是我们并不想吸收这些人作为我们组织的成员。我们知道，这样会使他们和岛上的其他党派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所疏远。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友好、热情，并赞赏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而不是让他们改变信仰。如果他们来到我们面前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对班图斯坦是什么政策？”“《自由宪章》关于民族化是怎么说的？”我们会向他们作出回答。他们也的确有许多人都来问过我们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个人也曾用偷偷递条子的方式与他们中的某些人接触过。我同来自特兰斯凯的一些人交谈过，并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我老家的一些问题。来到这个岛上的这些人中，有的在斗争中已经很出名。我听到过关于帕特里克·“泰勒”（恐怖）·勒寇塔斗争如何勇敢的报道。他是南非学生运动组织的一个领导人，我给他传递过一个欢迎他来罗本岛的条子。

“恐怖”这个绰号来源于他在足球场上的威猛。不过，他的辩论能力也非常强。他不赞成他的一些同志存在的种族排他性思想，而是逐步接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观点。有一次，“恐怖”决定在岛上参加我们的组织，但是，我们却让他很失望。不是我们不想要他，而是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会在普通监禁区造成紧张气氛。

但是，“恐怖”绝不会以“不”字作为回答，反而公开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表示拥护。随后不久，对他不满的黑人觉醒运动成员用园丁叉袭击了他。他被救治之后，监狱当局指控了袭击他的那些人，并想把他们送上法庭。但是，为了和睦相处，我们劝说“恐怖”不要提起诉讼。他听从了我们的劝说，并拒绝承认遭到过他们的袭击。于是，这个案子就这样被搁置了起来。我认为，这样的审判正中监狱当局的下怀。我想让这些年轻人知道，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帐篷”，能够容纳许多持不同观点和不同身份的人。

发生这件事之后，闸门似乎已经被打开，许多黑人觉醒运动组织的年轻人都决定加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策划袭击“恐怖”的人。“恐怖”在普通犯人监禁区中上升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最上层，不久就开始向其他囚犯宣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像他这样的人，他们的勇气和眼光都可以证明，我们的观点仍然是有说服力的，仍然在总体上代表了统一解放斗争的最良好的愿望。

政治斗争在F区和G区仍然在继续。我们听说，在普通犯人监禁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黑人觉醒运动组织之间发生了冲突，有数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遭到了殴打。另外，一大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被监狱当局指控，审判将在罗本岛行政法庭进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岛外请了一位律师来处理这个案子。尽管我没有亲眼看见这次冲突，但是，我仍然被邀请作为人格证人参加审判。当然，这不是一个好差使。虽然我非常愿意为我们的同志提供证词，但是，我不想采取会使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黑人觉醒运动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的任何行动。

我认为，我在监狱内的角色不仅仅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而且也是团结的促进者、忠诚的中间人以及和平的使者。我不愿意在这次争端中袒护任何一方，甚至是我自己的组织。如果我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作证，那将危及我在不同党派之间进行协调的可能性。如果我要竭力维护团结，我就必须担当起协调员的职责，尽管这可能会导致我自己的某些同事因此而疏远我的后果。

因此，我决定不去作证。我的这个决定使我的一些同事感到失望，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足以使他们产生不满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必须让黑人觉醒运动组织的年轻人明白，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81...

当局只顾对付这些年轻的“雄狮”，而或多或少地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在石料场进行的消极怠工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我们要求彻底结束一切体力劳动。我们要求得到的权利就是，要做对我们的时代有用的事情，例如研究或学习一门手艺。我们甚至不想去石料场走走过场、装装样子，但我们也仅仅是在我们自己的人中间谈谈而已。在1977年年初，监狱当局宣布结束体力劳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可以在监禁区打发我们的日子。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一些在院子里干的活儿，但是，这不过是一块掩盖他们“宣布投降”的遮羞布。

这个胜利是我们不停地进行抗议和当局的后勤管理跟不上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结果。监狱当局一般是每三个囚犯配备一名狱警。在索韦托事件的囚犯到来之前，狱警的人数就显得不够用，而富有造反精神的年轻学生来到岛上之后，就需要更多的人对他们进行管理。他们是那么勇敢，似乎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专门的狱警才能应付得过来。如果我们都在自己的监禁区里，这样就只需要较少的狱警。

对我们来说，体力劳动的结束是一种解放。现在我可以读书、写信，与我的同志们讨论问题，或者处理法律文件。自由时间允许我去追寻我在罗本岛养成的最大的业余爱好：收拾菜园和打网球。

要在监狱里存活下去，你必须要找到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满足的办法。你可以通过许多办法去实现这种满足，例如：洗衣服，使自己的衣服特别干净；打扫走廊，使走廊上没有一点儿灰尘；收拾自己的牢房，使自己的牢房尽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一个人在监狱外干大事会感到自豪，而在监狱内干小事同样会感到满足。

几乎自从我在罗本岛上开始服刑，我就要求监狱当局允许我在院子内开辟一个菜园子。几年中，他们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我。不过，最终他们总算同意了，我在对面的墙根处开垦了一片狭长的小块土地，搞了个小菜园。

院子内的土地非常干旱，而且有很多石块。院子是用废渣垫起来的，为了开辟菜园，我必须把大量的石块挖出来，使植物有生长的空间。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志与我开玩笑，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因为我白天在石料场挖石灰石，而业余时间又在院子内挖石头。

监狱当局为我提供了种子。开始，我种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葱，都是一些不需要沃土或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第一茬收成不怎么好，但后来收成很快增加了。当局并没有为允许我开辟这个小菜园而感到后悔，因为这个小菜园绿色满园之后，我常常为狱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葱。

虽然我一直喜欢种植蔬菜，但是直到我被关进监狱后我才能够得到一小块土地种植蔬菜。我第一次在菜园里种菜是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的时候。在那里，作为大学要求体力劳动的一部分，我曾经在我的教授的一个菜园里劳动过。作为脑力劳动的一种调节，我喜欢与土坷垃打交道。到了约翰内斯堡后，一开始是学习，然后是工作，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去施展我的园艺才能。

我开始订购种植蔬菜和园艺方面的书籍。我学习了各种种植技术和施肥技术。但是，我没有那么多书中介绍的材料，只能通过试验并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学习种植技术。有一段时间我想种花生，用了不同的土壤和肥料，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这是我遭遇的唯一一次失败。

对我来说，种植蔬菜是监狱中为数不多的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情之一。先是播种、观察各种植物的生长，然后是照料植物，最后就是收获。这样的劳动过程可以提供一种简单但是经久的满足。作为这一小块土地的主人，它为我提供了一点自由的感觉。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把菜园作为我的生活的某些方面的象征。一位领导人也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菜园，他也要播种、看护、耕作，最后才能去收获。像一个园丁一样，一个领导人必须对他所培育的东西担负起责任。他必须关心自己的工作，要驱赶敌人，要保留可以保留的东西、除掉不应保留的东西。

我给温妮写了两封信，介绍一棵长得特别漂亮的番茄。我告诉她，我如何精心地侍弄它，从播种一直到长成一棵结出深红色果实的大番茄树。但是，后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或缺乏护理，那棵番茄开始凋零、枯萎，而我对此却毫无办法。当它最终枯死的时候，我小心地把它从地里拔出来，洗干净后“埋葬”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

我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了这个小故事，不知她是否读懂了那封信。但是，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不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像那棵番茄一样枯死，但是，我又感觉没有能力培养我们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关系。对于一些必定要消亡的事物，有时你是无力回天的。

结束人工劳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我的体重增加了。尽管我们在石料场很少干得满身是汗，但是，来回步行去石料场足以使我保持着原来那修长的体形。

我一直认为，体育锻炼不仅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而且对心情平和也非常关键。以前，很多时候我只能通过击打沙袋而不是拿同志或警察消除气愤和驱赶烦恼。锻炼能消除紧张，而紧张是心情平静的敌人。我发现，当我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的工作也会好，而且脑子也好使。因此，锻炼成为我生活中雷打不动的活动。在监狱里，有一种驱除烦恼的方式是绝对重要的。

就是在罗本岛上，我仍然坚持我以前的拳击训练模式，从礼拜一到礼拜四，我坚持跑步和体能训练，然后，休息三天。礼拜一到礼拜四早晨，我在牢房里跑45分钟，然后做1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50个下蹲运动和其他各种体能训练活动。

在我给孩子的信中，我经常督促他们坚持做锻炼，参加像篮球、足球或网球之类的快速体育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就可以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的烦恼。尽管我在督促我的孩子们坚持身体锻炼方面不能算是那么成功，但是，我仍然设法影响我那些更不愿意活动的同志去参加锻炼。对于我这个年龄的非洲人，锻炼身体通常不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一种运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瓦尔特早上也开始在院子里跑上几圈。我知道有些年轻同志看我在那里锻炼，他们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那个老年人能锻炼身体，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们也开始锻炼。

从一开始与监狱外的探视者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者见面时，我就在强调为我们提供适当的锻炼时间和设施的重要性。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际红十字会的资助下，我们才得到了像网球和乒乓球台这样的运动设施。

在我们停止了石料场劳动的同时，一位狱警主张把我们的院子改造成一个网球场。院子的大小倒是正合适。于是，普通犯人监禁区的囚犯把水泥地面涂成绿色，然后，按照传统网球场的样子画上白线。几天后就拉起了球网，我们突然在前院里有了自己的温布尔登球场。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打过几次网球，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网球手。我的正手相当有力，而反手却比较弱。但是，我打网球是为了锻炼身体，并不是为了追求风度。这是取代来回去石料场步行的最好的、唯一的一种运动方式。在我们监禁区中，我是第一批打网球的人之一。我是一位后场网球手，轻轻一抽就可以过网。

结束体力劳动后，我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但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书现在都读透了。当我所学的那几门课程被取消的时候，我仍然在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我就开始攻读这个学位，学习权利被剥夺了四年，这将毫无疑问地使我在攻读这个学位时花费更长的时间。

但是，中止学习权利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使我阅读了许多其他的书籍，如果不中止我的学习权利，我就不会阅读这么多的书。现在，我对小说也十分感兴趣，而不是仅仅钻研一本又一本的合同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供我随便挑选书籍的图书馆。我们看了许多不易记忆的神话小说、侦探小说和少量达夫妮·杜穆里埃的著作。政治书籍是被禁止的，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书都是绝对不准读的。要借阅一本书名里头有“红”这个字的书，哪怕是《小红帽》，都会被审查官拒绝。尽管H. G.威尔斯写的《星球大战》是一本科幻小说，但也由于书名中有“大战”二字而被拒绝。

开始，我想阅读一些关于南非的书或由南非作家写的书。我阅读了纳丁·戈迪默写的所有当时未被禁止的小说，学到了大量有关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识。我还读了许多美国小说，印象特别深的是约翰·斯坦贝克写的《愤怒的葡萄》。我发现，该书中描写的移民的困境与我们南非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相似。

我多次反复阅读过的一本书是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尽管书名中有“战争”二字，但是，这本书却允许阅读）。我特别喜欢关于库图佐夫将军的描写，俄国宫廷中的每个人都低估了他。库图佐夫之所以打败了拿破仑，正是因为他没有被宫廷大臣们那种目光短浅的观点所动摇，并在对他的将士和人民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决定。这就又一次提醒我，一个人要想真正领导他的人民，那么他必须真正地了解他的人民。

82...

在索韦托学生暴动之后，我得知温妮与我的老朋友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一起参与了“黑人父母联合会”的活动。该联合会是一个与当地专业人士和教会首脑有关的组织，他们对学生起到帮助和中间调解人的作用。当局像担心年轻造反派一样，对父母联合会也十分担心。8月份，学生暴动后不到两个月，温妮被依据《国内安全法》逮捕，并未经指控就被关进了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她在那里被关押了5个月。在这期间，我能给她和我的两个女儿写信，表示我对她们的支持和休戚与共的情感。对于她被关押，我感到非常苦恼，尽管这次她显然没有受到虐待。12月份被释放后，她更坚决地投入到斗争事业中去。

尽管被禁止活动，温妮决心从哪儿跌倒还从哪儿站起来，当局为她在索韦托年轻激进分子中有那么高的知名度而感到吃惊。他们试图削弱她的影响，并采取了厚颜无耻的行动：对她实行国内流放。1977年5月16日夜间，多辆警车、轿车和一辆卡车停在奥兰多西我们的房子外面，他们把我们的家具和衣物装上了卡车。这一次，温妮并没有被逮捕、拘留或审问，她被流放到自由邦的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小镇上。我从凯西那里得知了详细情况，而他是从一个来探视的叫辛杜的牧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布兰德福特大约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250英里处，在自由邦布隆方丹的正北面。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温妮、津泽和她们的衣物都被扔在一座三间式锌皮顶的铁皮房子前面。这座房子位于布兰德堡一个荒凉的非洲人居住的乡镇上，是一个非常贫穷、非常落后的地方。那里的人生活在当地白人农场主的控制之下。温妮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当地语言是塞索托语，温妮不会讲这种语言。

她的新处境使我感到悲伤和愤怒。当她在索韦托的家中的时候，我至少能想象她在厨房里做饭和在休闲室里阅读的情景，我还能够想象她在房内醒来时的身影。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也是我感到安慰的源泉。在索韦托，即便是她被禁止活动，周围也有朋友和亲属。而在布兰德福特，她和津泽却是孤立无援的。

我在去布隆方丹的路上走过那个乡镇，但是当时并没有怎么注意它。在到处充满了贫穷和荒凉的地方，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记忆的。当时我不知道布兰德福特802号这个地址有一天对我来说会是如此的熟悉。我又一次感觉到，似乎温妮和我同时都被关进了监狱。

通过温妮的来信，我知道她们在布兰德福特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她们没有取暖设施，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乡镇上没有商店，而镇上的小卖部对非洲顾客都是充满敌意的。大多数白人讲南非荷兰话，并且十分保守。

温妮和津泽一直处在警察的监视下，并且经常遭到他们的骚扰。几个月内，津泽被安全警察的恐吓搅得十分烦恼，但津泽并没有遭到禁止。9月份，在温妮的律师们的帮助下，我提交了一份紧急申请，要求禁止布兰德福特的当地安全警察对我女儿进行骚扰。书面材料递交给了法官，描述了警察闯入房间对津泽进行恐吓的详细情况。法官认为，津泽应该在安静的状态下接受探视者。

温妮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她就赢得了镇上人们的好感，其中也包括周围的一些有同情心的白人。她在“反饥饿组织”的帮助下向镇上的人提供食物，还为镇上的儿童兴办了一个托儿所，并募集资金，在很少有人见过医生的地方建立起了一家诊所。

1978年，泽尼与斯威士兰的索布胡萨国王的儿子图布姆兹王子结了婚。泽尼是我的第二年轻的女儿，也是我与温妮生的第一个孩子。那时，他们两个是在学校里认识的。由于身陷囹圄，我无法履行一个父亲的传统责任。按照我们的风俗，新娘的父亲必须与没过门的女婿谈一次话，对他的前途作出评价。他还必须确定送多少聘礼，然后要新郎亲自送到新娘的家中。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女方的父亲必须把女儿交给新郎。尽管我对新郎没有任何不放心的地方，但是，我请我的朋友和法律顾问乔治·毕佐斯代替我履行了父亲的职责。我请乔治与王子谈一下，问问他打算如何照顾我女儿。

乔治在他的办公室里与王子见了面，然后安排在罗本岛上与我商量此事。由于泽尼不到21岁，在法律上我必须同意她结婚才行。我在咨询室与乔治见了面，他看见一个狱警和我在一起而感到吃惊。我解释说，这是按规定办事，因为这次被认为是家人探视，而不是一次法律访谈。我开玩笑地对乔治说，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对我的警卫人员保守秘密。

乔治对我说，两个孩子如何互相爱慕，我未来的女婿又是如何有前途，等等。他的父亲索布胡萨国王是一个开明的传统领袖，同时也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当乔治转告我新郎家所提的条件时，他不厌其烦地指出，新郎是斯威士兰的王子。我让乔治转告新郎，他要娶的也是一位泰姆布的公主。

泽尼成为斯威士王室的成员有许多好处：她立即被授予了外交特权，可以随便探视我。那年冬天，她与图布姆兹结了婚之后，他们一起来看我，还带着他们的新生女儿。由于王子的社会地位，我们被允许在咨询室里相互见面，而没有用那个用墙和玻璃隔离开的探视室。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当他们走进咨询室的时候，那确实是一个美妙的时刻，我站起身来，当泽尼看见我的时候，她把她的小女儿递给丈夫，穿过咨询室来拥抱我。自从她大约与她自己的女儿那么大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抱过我这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经历，时间似乎就像科幻小说中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自己的孩子就已经长大成人了。然后，我又与我的女婿拥抱，他把我的小外孙女递给我，在整个探视期间，我再也没有把她放下过。用我一双长期以来一直在握着镐头和铁锹的粗糙的大手托着那么脆弱、那么柔软的新生婴儿，是那么令人由衷地高兴。我想，任何一个男子汉抱着一个婴儿时，都不会比那天的我更高兴。

那天见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给小外孙女起个名字。在南非，由外祖父起名是一种风俗习惯。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扎孜蔚，意思是“希望”。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在监狱里那么多年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现在，我也决不会放弃希望。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是南非新一代的组成部分，对他们来说，种族隔离将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这就是我的梦想。

83...

我不知道索韦托动乱之后到底是监狱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是监狱外我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1976年以后的一两年里，我一直处于朦胧、怀旧的心绪之中。在监狱里，一个人有许多时间回忆过去。可以说，记忆既是一个朋友，也是一个仇敌。我的记忆把我带到了一个既大喜又大悲的时刻。我梦中的生活非常富有，我似乎在重新经历过去的那些令人高兴和令人悲伤的旧时光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

我做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在梦中，我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不过，那个监狱并不是罗本岛，而是在约翰内斯堡。我走到进入市区的大门之外，发现没有人迎接我。事实上那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人，没有汽车，也没有出租车。然后，我开始步行去索韦托，我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奥兰多西，然后转弯来到了8115号，最后我看到了我的家。但是，那里却是一座空房子，是一个鬼屋，所有的门和窗子都敞开着，但却一个人也没有。

不过，并不是我所有被释放的美梦都是那么黑暗。1976年，我给温妮写信，向她诉说了一个比较愉快的梦：

2月24日夜里，我梦见开着车回到了8115号，发现房子里有许多青年人在跳摇摆舞和银莫巴舞。我的突然到来使他们感到非常吃惊。有人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其他人则悄悄离去，我看见，卧室里同样挤满了家人和关系密切的朋友。你正在床上休息，马卡托（我儿子）看上去很年轻，正面朝着墙躺在那里睡觉。

可能我在梦中回想起了1956年12月份那两周的情景，当时马卡托才6岁，我把马库鲁（艾韦琳的母亲）一个人留在家中。当时，马卡托与他母亲还住在奥兰多西，但是，我回家前几天，他来到了他姥姥的身边，并睡在了我的床上。他非常想念我，睡在我的床上一定能多多少少地减少他对我的思念之情。

我在详细叙述那些愉快时刻并感到幸福的同时，也为因我不在家经常给我的家庭带来痛苦而感到懊悔。下面是我在1976年写的另一封信：

当我2月25日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正在像往常一样地深深思念着你和孩子们。这些天来，我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想念你们母子，也想念母亲和亲朋好友们。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如何一直在思念，并且实际上经常想象使你身心保持良好状态的所有的一切，其中包括每天都要说的那些充满深情的话和使别的女人灰心丧气的那些令人恼火的事……我甚至还记得，有一天，当你正怀着津泽的时候，你在费力地修剪指甲。我现在满怀羞愧地回想这些事情，对于这些事情，我本应该替你去做。不管我是否意识到了这些事情，我的看法是，我尽到了我的职责，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现在由于你的身体状况而面临的一切困难都只能由你一个人承担。我唯一的安慰是当时我所过的那种生活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去想这些事情，也不知道我回去的时候，情况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美丽的照片仍然悬挂在我的左肩上方2英尺高的墙上，我每天早晨都仔细地把上面的灰尘拂去，这样做能使我感到高兴，就像以前我正在对你爱抚的感觉一样。我甚至用我的鼻子去触你的鼻子，以便重新感受过去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在我的血液中产生的那种通电的感觉。诺利莎的照片正对着我在桌子上放着。当我得到这样两位漂亮的女士的脉脉注视的时候，我的情绪怎么会低落呢。

诺利莎不是我的家庭成员，但我一直保存着她的照片。我在1976年给我女儿津泽的信中透露了有关她的身世的秘密：

顺便告诉你，你母亲告诉过你关于我的牢房中那个来自安达曼群岛的女士诺利莎的事情吗？她曾一直与你、泽尼、恩丁迪、南迪、曼拉（后三位是我的孙子、孙女）、马基和你母亲做伴。这是你母亲很少向你们提及的一件事，因为她在某些程度上把俾格米美女当做情敌了，几乎不会怀疑我是从《国家地理》杂志上把她的照片裁下来的。

当我自由散步的时候，我不停地思念着那一天。我一遍又一遍地幻想着，自己可能做些什么。这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最好的办法。我于1976年再一次把这些白日梦写在了纸上：

我希望能开着车拉着你进行一次很远很远的旅行，就像我在1958年6月12日所做的那样。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更喜欢我们两个单独旅行。我离开你已经有那么长的时间，我回去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你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自由自在地开着车与你在一起，使你有机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看南非的美丽景点，看一看那些绿草和树木、鲜艳的野花、波光粼粼的河水以及在草原上吃草的动物，并能与沿途我们遇见的那些淳朴的村民聊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是你父母安息的地方。我希望，他们互相靠着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样，我就能向使我可以像现在这样愉快而自由的人表示敬意。也许，这些年来我很想告诉你的这些故事就是从这里作为开始。这种气氛可以使你的耳朵更灵敏，并使我把精力集中在吸引人、启迪人和有建设性的那些方面。然后，我们就停下来，然后接着去穆帕卡尼斯瓦和诺塞凯尼（我的父母）居住的地方，那里的环境也是同样美好。我相信，当我驾车回到8115号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将更加饱满，意志将更加坚定。

20世纪70年代初，当局开始允许我们接收直系亲属的照片，温妮给我寄来了一个影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收到温妮、子女或孙子、孙女的照片，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贴在影集里。我珍视这本影集，通过它，我就可以随时看到我所爱的人了。

但是，在监狱里，任何权利的获得都会伴随着烦恼。尽管我被允许接收照片和保存影集，但是，狱警们却经常搜查我的牢房并没收温妮的照片。最后，当局终于不再没收照片，我也最终整理好了我的影集。影集厚厚地集了一本，其中有全家所有人的照片。

我不记得谁是第一个请求借我的影集的人，但肯定是我们监禁区的人。我高兴地借给了他，随后还有两个人也曾经借过。很快，许多人都知道我有一本影集，因此，就连F区和G区的人也来借阅我的影集。

一般情况下，F区和G区的人很少有人探视，甚至很少有人来信，拒绝让他们通过这个窗口观察外面的世界未免有点儿太吝啬。但是，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我那本宝贵的影集被弄得破旧不堪，并且有许多绝版照片被人取走了。这些人在他们的牢房里见到某些个人的东西就会引发绝望的情绪，因而无法控制自己。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我就会下决心重新整理一本影集。

有时候，人们仅仅是向我要一张照片，而不是整个影集。我记得有一天，一个普通犯人监禁区的黑人觉醒运动组织的年轻人给我带来了食物，并把我拉到一边说：“马迪巴，我想要一张照片。”我说：“好啊，就给你一张。”“什么时候给？”他十分直率地问。我回答说，我可以在周末给他。这似乎使他感到满意，于是就想离去，但是，他忽然又转身说：“注意，不要给我老太太的照片。你要给我一个年轻姑娘的照片，津泽或泽尼的照片。记住了，不是老太太的照片！”

84...

1978年，经过将近15年要求听新闻广播和读报的权利的斗争终于有了结果，监狱当局向我们作了妥协。他们开始为我们提供自办播放新闻的服务，但仍然不允许我们得到报纸和听新闻广播。他们所提供的所谓服务，只是每天通过监狱内部的播音系统广播一下经过筛选的新闻摘要。

这种新闻广播既不客观也不全面。岛上的几个信件审查员只是通过其他的每日新闻编一个简单的新闻摘要。所以，播放的内容针对政府来说都是好消息，而对政府反对派来说则是坏消息。

第一次广播以关于罗伯特·索布克韦之死的报道开始，其余的早期报道则大都是关于伊恩·史密斯的军队在罗得西亚打了胜仗和在国内拘留政府反对派的新闻。尽管全是歪曲事实的报道，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得到这些新闻。从字里行间去解读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并且，我们还可以根据明显的删节进行种种猜测。

那一年，我们通过内部消息得知，P. W.博塔已经接替约翰·沃斯特出任总理。狱警没告诉我们的是，沃斯特的辞职是媒体揭露信息部滥用政府基金这一丑闻的结果。除了知道博塔一直是一位霸气十足的国防部长并曾经在1975年支持军事入侵安哥拉之外，我对他并没有多少了解。我绝对不认为他会是一个改革者。

我刚刚看了一本沃斯特的官方自传（这是一本不在监狱图书馆收藏之列的书），发现他是一个肯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代价的人，并且曾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德国而进过监狱。对沃斯特的下台，我们一点儿都不感到惋惜，因为他把反对自由的战斗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过，就是没有这种经过删改的广播新闻，我们也能知道当局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得知，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于1975年取得了解放斗争的胜利，从而成为拥有革命政府的独立国家。时代的潮流正在冲刷着南非的路。

随着岛上开放程度的提高，我们此时也有了自己的电影院。我们几乎每周都能在与我们的走廊相邻的大房间里通过挂在墙上的一面床单凑合着看电影。后来，我们有了正规的银幕。电影是一种奇妙的娱乐方式，对凄凉的监狱生活来说无疑是一种逃避。

我们最初看的电影都是好莱坞的无声、黑白动作片和美国西部片。这些电影甚至是我们之前那个时代的产品。我记得其中有一部电影是《佐罗的面具》，影片中有一个闯荡江湖的道格拉斯·范朋克斯（佐罗扮演者）。这部电影是1920年拍摄的。当局似乎有些偏爱历史电影，特别是对有严肃道德寓意的电影更是偏爱有加。我们看过的早期电影现在都已经拍成了彩色片，并且都配上了音，像由查尔顿·赫斯顿主演摩西的影片《十诫》、尤·伯连纳主演的《国王和我》、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埃及艳后》。

我们对《国王和我》一片十分感兴趣，因为它描写了东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似乎说明，西方有许多东西需要向东方学习。对于《埃及艳后》大家是有争议的，我们许多同志对埃及王后由一个黑头发、紫眼珠的美国女演员扮演有异议，这不仅仅是个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坚持认为，该电影是西方宣传的一个例证，他们企图抹杀克利奥帕特拉是一个非洲女人这个事实。我向他们讲述了我去埃及时，曾亲眼见过年轻、黑肤色的克利奥帕特拉的漂亮雕像。

后来，我们也看到了黑人影星演的南非本土电影，我们以前都知道这些黑人影星。在那些夜晚，我们那个简陋的剧院里回荡着喊叫声、口哨声和欢呼声，有时是在为一位老朋友出现在银幕上欢呼。随后，我们被允许自己选择看纪录片。我喜欢纪录片，从此之后，我开始跳过传统电影（但我绝不漏过片中有索菲亚·罗兰的任何电影）而选择看纪录片。纪录片要从国家图书馆租用，通常由阿迈德·卡特拉达挑选，因为，他是我们监禁区的图书管理员。我看过的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次大海战的纪录片，它对我影响很大。这部纪录片展现了被日本人击沉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王子号”的特写，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温斯顿·丘吉尔听说英国舰艇被击沉而流泪的那个镜头。这个镜头在我脑海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向我展示，有时一个领导人也可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自己的悲伤，而这并不会影响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我们还看过一个关于长期存有争议的美国摩托车俱乐部——“地狱天使”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把地狱天使们描写成为一群不顾后果、崇尚暴力和反社会的人，而把警察们描绘成正派、正直和值得信赖的人。当电影结束时，我们立即开始讨论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大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批评地狱天使们无法无天的举动。但是，一位名叫斯特里尼·穆德雷的黑人觉醒运动组织的年轻成员站起来，谴责大家看问题脱离了时代这个具体条件。因为，摩托车骑手代表的是1976年反抗当局的索韦托学生。他还责备我们就像影片中的右翼当局，属于落后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代表摩托车骑手。

斯特里尼的责备引起了轰动，许多人起来谴责他，认为地狱天使们没有辩护的余地，把我们的斗争与这帮反社会分子相比拟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但是，我对斯特里尼所说的话进行了思考，虽然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我仍然为他进行了辩护。即使地狱天使们冷漠无情，并且他们都是令人讨厌的反叛者，但是，他们针对的却是统治者当局。

我对地狱天使并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斯特里尼认为的那样，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我们的革命意志是否出了问题。我们被关在监狱里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5年，而我自己则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将近18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危险就在于思想已经僵化。监狱在这个转动着的地球上是一个静止点，在世界滚滚向前的同时，我们在监狱里很容易停留在原来的地方。

我一直努力接受新的思想，从不拒绝接受任何新的或不同的观点。在岛上的那些岁月里，我们始终就我们的信仰和思想不断进行对话，并就此开展辩论和提出问题，因而使我们的信仰和思想得到了净化。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停滞不前，我们的思想已经有所进步。

尽管罗本岛越来越开放，但仍然没有迹象表明政府正在改变自己的看法。即使如此，我仍然不怀疑我们总会有一天将获得自由。我们也许受制于某个地方，但是，我们深信世界将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转动，而不是背离我们而去。这部影片又一次提醒我，当有一天我真的走出监狱时，我不想成为一块年代久远的政治化石。

经过了漫长的15年之后，当局终于于1979年通过岛上的内部广播系统宣布，从此之后，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享受一样的伙食标准。但是迟到的正义就像被否定的正义一样，一种如此滞后、如此勉强宣布的改革似乎并不值得庆祝。

所有的囚犯早晨都可以得到同样多的糖：一调羹半。但是，当局并非仅仅给非洲人增加定量，而是在为每个非洲人增加半调羹糖的同时，少给了每个有色人和印度人半调羹糖。没有多长时间，非洲囚犯早晨开始有了面包，但是，并没更多的改善。几年以来，我们狱友之间一直把分得的面包集中起来，然后再共同分享。

我们的伙食在前两年就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并不能归功于当局。在索韦托暴动之后，当局作出了决定，罗本岛将成为关押南非“治安囚犯”的专门监狱。普通囚犯的数量大幅度地减少。结果，政治犯第一次被分派到伙房工作。政治犯一进伙房，我们的伙食马上有了改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饭的技术更高超，而是因为偷拿食物的现象立即得到了制止。新的炊事员们不再克扣我们的食物或用我们的食物贿赂狱警，而是把我们应得的那份口粮全部分给了我们。蔬菜的数量更多了，我们的汤中和菜中也有了肉味。只有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多年来应当吃到的是怎样的伙食标准。

85...

1979年夏季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打网球，我的对手打了个让我很难接的斜线球。当我快速地横向移动去接球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右脚跟痛得很厉害，使我不得不停下来。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走路时就一瘸一拐的。

我在岛上找一个医生为我做了检查，他认为我应该去开普敦找一个专家看一看。监狱当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害怕我们死在监狱里，果真如此，他们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尽管在正常情况下，我和别人都希望去开普敦，而作为一名囚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戴着手铐被放在船上的某个角落里，周围有五个全副武装的狱警看管着。那天海浪很大，船颠簸得很厉害，当船行驶到罗本岛与开普敦之间的半路上时，我感觉我们的船有倾覆的危险。在两个按年龄足以充当我的孙子的年轻狱警后面，我发现有一件救生衣。我自言自语地说：“如果翻船，我会在这个世界上作最后一次孽，越过两个狱警先抢到那件救生衣。”但是，船最后并没有翻。

在码头上，有更多的狱警在迎接我们，另外还有少量围观的群众。当那些普通市民看到一个服刑的囚犯在他们面前走过时，脸上露出了惧怕和厌恶的表情，看到这种情形，使我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污辱。我真想躲藏起来，但是却又无法躲藏。

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他问我以前脚跟是否受过伤。事实上，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时曾经伤过脚。一天下午，我正踢足球，就在我抢球的时候，感觉我的脚跟像烧灼一样疼痛。我被弄到了当地医院，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医院看病。在我生长的那个地方，没有非洲医生，找白人医生看病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

福特黑尔的医生检查了我的脚后跟，他说我需要动手术。这个诊断结果使我十分恐惧，我生硬地告诉他，我不让他给我动手术。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我认为找医生看病就不是男子汉，接受治疗就更不用说了。“随你自己的便，”他说，“但是，当你年龄大了的时候，这个病肯定会给你带来麻烦。”

开普敦的外科医生用X光对我的脚后跟做了检查，发现里面有碎骨片，这些碎骨片可能自从我在福特黑尔大学时就已经存在。他说，他要通过局部麻醉把碎骨片取出来，这一次我立即就同意了。

手术很顺利。当做完手术后，医生告诉我如何注意保护我的脚后跟，他的话被狱警负责人野蛮地打断了，那个狱警负责人说我必须立即返回罗本岛。外科医生对此非常生气，他以极其威严的语气说，曼德拉先生必须在医院里住一夜。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我离开医院。那个狱警负责人被镇住了，只得默然同意了医生的意见。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正规医院里住了一夜，这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护士们一直在为我跑前跑后。那天夜里，我睡得很好。第二天早晨，一伙护士走进我的病房说，我应该穿医院发的睡衣睡裤和病号服。我向她们表示感谢，并告诉她们，我所有的同志们都会因此而羡慕我。

从另一方面说，我认为这次来开普敦也是有启示意义的。因为，在医院里，我感受到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医生和护士都对我很好，似乎他们平生一直都在平等地对待黑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不同的感受，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鼓舞。我再一次坚定了我长期坚持的“教育是偏见之敌”的信仰。这些人都是科技人员，而科技是不分种族的。

我唯一的遗憾是，在我去医院前没能有机会与温妮联系。报纸上出现了谣言，说我快要死了，她为此十分担心。但是，当我回到岛上的时候，我立即给她去信，消除了她的担忧。

1980年，我们拥有了购买报纸的权利。这虽然是一个胜利，但是，正如司空见惯的那样，每得到一个新的权利，里面都会包含着意料不到的复杂情况。新的规定要求，A类囚犯可以每天购买一份英语报纸和一份南非荷兰语报纸。但问题是，如果A类囚犯被发现把报纸给了非A类囚犯看，那他将丧失购买报纸的权利。我们对这个限制提出了抗议，但是，抗议也没有用。

我们得到了两份日报——《开普时报》和《公民》，都是比较保守的报纸，特别是后者。尽管如此，监狱审查员每天都要对每份报纸进行审查，把他们认为对我们来说是不安全的文章剪掉。到我们收到这些报纸的时候，上面到处都是“天窗”。很快我们就能用《星报》、《兰德每日邮报》和《星期日时报》对剪掉的内容进行补充。但是，这些报纸却审查得更为严格。

我肯定不可能读到的一篇文章是1980年3月刊登在《约翰内斯堡星期日邮报》上的，标题是“释放曼德拉！”上面还有一个请愿书，人们可以在上面签名要求释放我和我的政治犯同志。尽管报纸上仍然禁止刊登我的照片或任何我曾经说过或写过的话，但是，这份邮报仍然发起了一场关于释放政治犯的公开大讨论。

这个主意是奥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卢萨卡想出来的。这次请愿运动是我们实施新战略的一个基础，而这一新战略将使我们的事业更加深入人心。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通过把这个运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可以使要求释放我们的请愿更有针对性。毫无疑问，后来成为这一运动支持者的数百万人当时还不知道到底谁是曼德拉。（有人告诉我，当邮报刊登的“释放曼德拉！［Free Mandela］”这一消息传到伦敦时，多数年轻人都认为我的教名就是“自由”［Free］。）岛上有少数人对此事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请愿运动针对某个人违背了组织的集体原则。但是，多数人则认为，这是唤起民众的一种策略。

前一年，我在印度获得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人权奖”，这是斗争出现转机的另一个证明。我当然还是被拒绝出席颁奖仪式，温妮也没得到准许，但是，奥利佛还是在我缺席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奖。我们感到，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复兴。民族长矛军的破坏战正在升级，这支军队已经更加成熟。6月份，民族长矛军战士在约翰内斯堡正南的萨索尔堡大型炼油厂实施了爆炸。同时，民族长矛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精心策划了为期一周的系列爆炸活动。炸弹在东德兰士瓦、杰米斯顿、戴维顿和新布赖顿等地的发电厂，在比勒陀利亚郊外的福尔特莱克霍尔特军事基地遍地开花。这些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很容易引起世人的注意和政府的担心。在P.W.博塔的支持下，国防部长马格纳斯·马伦将军采取了一项被称为“总攻”的政策，这是为对付解放斗争而在全国实行军事化的一项应急措施。

“释放曼德拉”运动也有它的薄弱环节。1981年，我得知伦敦大学的学生提名我作为大学荣誉校长的候选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而我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安妮公主和贸易联合会的会长杰克·琼斯。最终我得了7199票，败给了英国女王的女儿。我给在布兰德福特的温妮发了一封信，告诉温妮，我希望这次投票能有片刻把她那简陋的铁皮房变成一座城堡，使那些小房间像温莎古堡的舞厅那样豪华。

要求释放我们的运动重新让我们燃起了希望。在20世纪70年代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非洲人国民大会似乎坠入了阴影之中，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不向绝望低头。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我们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民主的、无种族歧视的南非。但是，随着我们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十年，我们对一个新南非感觉到的希望又重新燃烧起来。有时，我清晨起来走出牢房，进入院子，发现那里的每一种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像海鸥、鹡鸰、小树，甚至小草的叶片，都在阳光下微笑和闪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这个狭小的、封闭的世界角落的美丽。我知道，有一天我的人民和我都将会获得自由。

86...

像我父亲一样，我一直是作为泰姆布国王的参事接受培养的。尽管我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但是我仍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实践我一直被培养的那个角色的责任。在监狱里，我努力与泰姆布国王保持联系，尽最大努力去劝说他。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我的心思也经常回到特兰斯凯的那些青山绿水之中。尽管我不会在政府的劝诱下到那里去，但是，我梦想有朝一日能回到一个自由的特兰斯凯。1980年，我听说泰姆布的最高首领萨巴塔·达林迪叶波国王被特兰斯凯的首相、我的侄子K. D.马叹兹玛罢黜了王位，对此我感到十分震惊。

一群泰姆布酋长紧急要求与我见面，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当局的批准。当局通常愿意让我与那些传统领导人见面，因为他们相信，我越是参与部落和特兰斯凯的事务，我对斗争事业的参与就越少。

政府提升了那些传统领导人的权力以便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相抗衡。尽管我的许多同志认为，我们应该拒绝承认那些传统领导人，但我仍然倾向于对他们加以关注。做一个传统领导人还是当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这个问题在岛上引起了一场最持久、最复杂的论战：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否应该参加政府设立的机构。许多人认为这是通敌行为。我又一次想，有必要在原则和战术之间加以区别。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战术问题：我们的组织是通过参加这些机构才能更强大，还是拒绝参加这些机构才能更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还是通过参加这些机构，我们的组织才会更强大。

我在探望区的一个大房间里与酋长们见了面，他们向我介绍了他们进退两难的处境。尽管他们从内心里赞成萨巴塔，但是他们都害怕马叹兹玛。听了他们的介绍之后，我劝他们支持萨巴塔，反对马叹兹玛，因为马叹兹玛正在非法地、厚颜无耻地篡夺国王的权力。我同情他们的处境，但是我却不能宽恕马叹兹玛的所作所为。我请他们转告我对萨巴塔的支持和对马叹兹玛的反对态度。

马叹兹玛也要求探视我，以便与我讨论萨巴塔和家庭问题。作为我的侄子，他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想安排这样的探视。尽管马叹兹玛声称要讨论家庭问题，但是，这样的探视无疑会引起政治后果。从马叹兹玛第一次提出这种要求的那一时刻起，我就征求过我监禁区内的最高组织机关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意见。有的仅仅耸耸肩说：“他是你的侄子，他有权来探视你。”但是，雷蒙德、戈万和凯西则坚持认为，尽管这样的探视可以被解释为家庭事务，但是，里面和外面的人都会认为这是我对一个人及其政策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马叹兹玛想来看我的原因，也是我不能接受这种探视的原因。

我理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是，我还是想见见我这位侄子。我也许总是过高地估计面对面探讨问题的重要性和我自己在这种探讨中能够说服对方改变观点的能力。我一直希望，我能说服马叹兹玛更改自己的政策。

最终，我们监禁区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决定，不反对马叹兹玛来岛上探视我。为了发扬民主，我们然后又就这个问题征求了F区和G区里我们的人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坚决反对。斯蒂夫·茨韦特说，这样的一次探视将在政治上帮助马叹兹玛，因此是不能接受的。斯蒂夫·茨韦特是普通犯人监禁区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他们许多人都注意到，马叹兹玛已经设法通过任命温妮的父亲——哥伦布·马蒂奇泽拉为其政府的农业部部长来拉拢我。他们说，如果马迪巴不同意他来探视，这对他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接受了普通犯人监禁区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意见，遗憾地告诉监狱当局，我不接受我侄子的探视。

1982年3月，监狱当局告诉我，我的夫人出了车祸，并住进了医院。他们了解的情况很少，我对她的情况可以说一无所知。我谴责监狱当局封锁消息，紧急要求允许我的律师来看我。监狱当局把这个消息作为一件武器，并且被证明是一件很管用的武器。我一直对我夫人的健康状况忧心忡忡，直到3月31日温妮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杜拉·奥马尔来探视，我才感到好了一些。

很快，杜拉就使我不再担心温妮了。她乘坐的车确实翻了车，但是，她一点儿也没伤着。我们见面的时间很短，当我被带回B区的时候，我心里仍然老是想着温妮，我为自己无能为力和不能帮助她而烦恼不已。

我刚回到我的牢房不久，监狱长和其他监狱官员就来探望我。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因为监狱长一般不到牢房里看望囚犯。当我刚刚站起身来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并且监狱长真的进了我的牢房，而我的牢房却几乎无法容纳下我们两个人。

“曼德拉，”他说，“我要你收拾起你的东西。”

我问他为什么。

“我们准备把你转移到别的地方。”他简单地说。

“转移到哪里去？”

“我不能说。”他回答道。

“我要求知道为什么。”他只告诉我，他接到来自比勒陀利亚的指示，要求立即把我转移出罗本岛。监狱长走出了我的牢房，然后又去了瓦尔特、雷蒙德·穆拉巴和安德鲁·木兰基尼的牢房，向他们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我的心里很不安。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将到哪里去？在监狱里，一个囚犯只能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驳，但却不能违抗命令。我们既没有得到警告，也没有任何准备。我在岛上被关押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8年，难道就这样突然地离开？

我们每人发了几个大硬纸盒，以便装我们的东西。我在近20年中所积攒的全部家当用这几个纸箱就可以装得下。我们收拾了半个多小时。

当其他人知道我们将离开这里的时候，走廊里出现了一阵混乱，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向我们这些年的同志好好地道别。对监狱来说，这是又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与其他囚犯结成的友谊和忠诚关系，对监狱当局根本就不算什么。

几分钟之内，我们都上了渡船，向开普敦驶去。我借着落日的余晖回头看着那座小岛，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再见到它。一个人对任何事情都能够习以为常，我就已经习惯了罗本岛。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年，虽然它不是一个家——我的家在约翰内斯堡，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能够使我感觉舒服的地方。我一直认为，改变是困难的，离开罗本岛也不例外，不管当时它是多么令人可怕。但是，我不知道在企盼什么。

在码头上，我们在武装狱警的包围下被推上了一辆闷罐车。闷罐车似乎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四个人就一直在黑洞洞的车厢里站着。我们通过了一个又一个检查站，最终闷罐车停了下来。车的后门被打开了，我们下车后摸着黑沿着水泥台阶向上走，通过几道铁门后，进入了另一个安全设施。于是，我设法问一个狱警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

“波尔斯穆尔监狱。”他说。

第十部 与敌人对话

87...

波尔斯穆尔是最大的安全监狱，它位于开普敦东南几英里处一个名叫陶凯的、由绿草坪和整齐的平房构成的繁华的白人住宅区附近。监狱本身坐落在开普敦一个十分漂亮的风景区，北面有康斯坦提亚伯格山脉，南面有数百公顷葡萄园。但是，我们在波尔斯穆尔监狱那高高的水泥墙后面，却看不到这种自然美。在波尔斯穆尔，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奥斯卡·王尔德关于囚犯称天空为蓝色帐篷的绝妙比喻的真实性。

波尔斯穆尔监狱表面上很摩登，但内里却很原始。楼房特别是监狱管理人员住的楼房既整洁又新潮，但是，囚犯住的牢房却陈旧而又污浊。除了我们几位，波尔斯穆尔监狱里的囚犯都是普通犯人，他们的待遇很差。我们被同他们隔离开，待遇也不一样。

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对周围的环境有了全面的了解。我们四人被安排在监狱的一个顶层公寓里居住。那是一个位于三楼的宽敞的房间，整个三层楼上只有我们四个囚犯。主房间干净而且时髦，是一个50英尺长、30英尺宽的长方形房间，并有单独的卫生间，里面有马桶、小便池，还有两个水池和两个淋浴头。房间里有四张正规的床，床上有床单和毛巾被。对于18年来多数时间都睡在铺着薄席的石头地板上面的我们来说，这是十分奢侈的。与罗本岛相比，我们就像住进了五星级大酒店。

我们的楼层有一个L形阳台，是一个露天的、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户外场所。白天，我们可以在阳台上活动一下。阳台垒着大约12英尺高的白色混凝土墙，因此，我们只能看见蓝天。在一个角上，我们可以看到康斯坦提亚伯格山脉的山梁，特别是那个叫“象眼”的山头。我有时认为，这个山头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冰山之巅。

没说明原因忽然就被转移到一个新地方，这一点令人感到十分迷惘。一个人在监狱里必须做好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但是，对于这样的变化我们却从来没有料想到。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大陆上，但是，我们却感觉更加孤单。对于我们来说，罗本岛现在已经成为斗争的中心。我们从眼下尚能彼此为伴而得到一些安慰，并在我们为什么被转移的沉思中度过了几周的时间。我们知道，当局早就对我们在青年囚犯中所产生的影响而感到不满和惧怕。但是，似乎更合逻辑的理由是，我们认为监狱当局企图通过把领导班子转移出来以斩断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岛上的龙头。罗本岛本身正在斗争中变成支撑斗争事业的神话，他们要通过把我们转移到别的地方消除某些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像瓦尔特、雷蒙德和我都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但是，有一件事不太好理解，那就是木兰基尼也在这次转移之列。安德鲁不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也不在罗本岛上的主要领导人之列。我们认为，监狱当局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关于我们的组织的情报时常不够准确。

我们的推测几个月后似乎得到了证实。这时，凯西也被转移到了波尔斯穆尔监狱，他的确一直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更重要的是，凯西一直还是我们联络工作的负责人，正是由于他所做的工作，我们才能与新的年轻囚犯进行沟通。

凯西到来几周后，还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甚至不是来自罗本岛。帕特里克·马库贝勒是一个年轻的律师，也是东开普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他之前与格里菲思·穆森基签了约，成了格里菲思的入门弟子。格里菲思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律师，他曾经为许多被扣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担任过辩护律师，而于去年在德班附近遇刺身亡。马库贝勒因叛国罪被判刑20年，是从约翰内斯堡的迪普克鲁夫转到波尔斯穆尔监狱来的。原因是他在迪普克鲁夫监狱组织囚犯兴风作浪。

开始，我们对这个新来的囚犯抱有戒心，怀疑他有可能是监狱当局安插在我们中间的密探。但是，我们不久就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帕特里克是一个聪明、和蔼、勇敢的人，我们与他相处得很好。对于他来说，与一伙20年来一直在一起生活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老年人在一起生活，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混凝土世界之中，所以，我更怀念罗本岛上的自然景观。但是，我们的新家也有许多令人感到欣慰的东西。首先，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伙食远比罗本岛的伙食好，经过多少年一日三餐全是玉米片粥的生活之后，我们感到波尔斯穆尔的伙食就像是宴会，能正常地吃到肉和蔬菜。允许我们看的报纸和杂志也相当多。我们可以看诸如《时代》杂志和每周从伦敦发来的《卫报》之类的报刊，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了解世界的窗口。我们还有一台收音机，但是，只能收当地的电台，听不到我们一直想收听的BBC世界广播电台。我们可以整天随意地到阳台上活动，但是，12点到下午2点狱警们吃午饭期间却是例外。我们甚至不需要去装装样子参加劳动。我们的大房间附近还有一个小房间，那里可以当做学习的书房，里面有椅子、书桌和书架，我白天就在那里读书和写东西。

在罗本岛上，我在自己狭小的牢房里做锻炼，而现在，我们有了锻炼的地方。在波尔斯穆尔监狱，我早晨5点起床，然后在我们的公共房间锻炼一个半小时。我每天重复着同样的锻炼内容：跑步、跳绳、仰卧起坐、俯卧撑。我的同志不喜欢早起，所以我的这些锻炼项目很快使我在牢房里成了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我到了波尔斯穆尔监狱不久，温妮就来探视我。看见探视区远比罗本岛上的探视区好，并且设施先进，她很高兴。我们有一个大玻璃隔墙，通过它可以看到探视者的上半身，麦克风也远比以前的更先进，所以，我们不费劲就可以听清彼此讲的话。这样的窗子至少给你一种更加亲近的幻觉。在监狱中，幻觉可以让人感到舒服。

我夫人和家人到波尔斯穆尔监狱远比到罗本岛容易得多。这样一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对探视的监督也显得更人道了一些。温妮来探视时，通常总是由准尉詹姆斯·格雷戈里负责监视，他曾经做过罗本岛上的信件审查官。我对他不怎么熟悉，但他对我们却十分了解，因为他一直负责检查我们的来往信件。

在波尔斯穆尔，我越来越熟悉格雷戈里，发现他与普通狱警不大一样。他处世圆滑，说话和气，对温妮也很客气、很尊重。探视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他会说：“曼德拉太太，你还有5分钟的探视时间。”而不是厉声喊叫：“时间到了！”

《圣经》告诉我们，先有菜园后有园丁。但是，在波尔斯穆尔，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那里，种植菜园成了我最愉快的消遣，也是我逃避周围单调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种方式。经过几周的考察，我发现我们的楼顶上整天都能见到阳光。于是，我决定在那里开辟一个菜园，并且得到了监狱长的批准。我请求监狱后勤部门给我提供了16个大油桶，并让他们把油桶锯成两半。然后，他们又在桶内装上潮湿、肥沃的土壤，制成了32个大花盆。

我种上了各种蔬菜，如洋葱、茄子、卷心菜、花菜、豆角、菠菜、胡萝卜、黄瓜、球茎甘蓝、甜菜、生菜、番茄、辣椒、草莓等。最多时，我在这个小小的“农场”里种了接近900棵植物，这个菜园远比我在罗本岛上经营的菜园要大得多。

有的种子是我买来的，有的则是监狱长芒罗准将给的，例如球茎甘蓝和胡萝卜种子。监狱长特别喜欢这些蔬菜，狱警们也给我一些他们所喜欢的蔬菜种，并且也有足够的粪肥可供使用。

每天早晨，我戴上草帽和手套在菜园里工作两个小时。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向伙房里提供蔬菜。这样，他们就能为普通囚犯做一顿特殊的饭菜。我有时也把我种的相当一部分菜送给狱警，他们通常用书包把新鲜蔬菜带走。

在波尔斯穆尔监狱，我们的问题似乎比罗本岛上遇到的问题少得多。芒罗准将是一个正派、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他特别尽职尽责地确保让我们得到所需要的东西。然而，小的问题也时有发生。1983年，在温妮和津泽来探视期间，我对我夫人说，我发了一双鞋，号码太小，挤得脚趾生痛。温妮对此非常关心，并且我不久就听说，有媒体报道我的一个脚趾被切掉了。由于通信比较困难，来自监狱里的消息常常在监狱外被夸大。如果我能打一个电话，告诉我夫人我的脚没有毛病，这样的乱子也就不会发生。不久，海伦·苏兹曼被允许来探视我，她问了我关于我的脚趾的问题。我认为最好的回答就是让她看一下。我脱下袜子把脚放在玻璃墙上，扭动着我的脚趾让她看了看。

我们抱怨房内太潮湿，常常弄得我们患上感冒。而后来，我却听说南非的报纸刊登文章说，我们的牢房里发了大水。我们要求与别的囚犯进行接触，并且一直在提同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求拿我们当政治犯对待。

1984年5月，我发现还有一些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这些事情似乎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有一次，温妮、泽尼和她的小女儿来探视我。准尉官格雷戈里没有带我去正常的探视区，而是让我走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没有任何隔离设施。他很客气地对我说，当局已经作了调整。从那天开始，他允许我们进行“接触性”探视了。

然后，他走到外面去找我的夫人和女儿，并单独找温妮谈话。当格雷戈里把她叫到一边和她单独谈话的时候，温妮被吓了一跳，认为我可能是得了病。但是，格雷戈里陪同她来到门口，我们两人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同一个房间，然后就相互拥抱在一起。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拥吻我的妻子。这曾是我千遍万遍地梦想的时刻，而在当时，似乎我们仍然在梦中。我拥抱着她，时间似乎不再流动。我们静静地拥抱在一起，除了我们的心脏跳动的声音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尽管我不想放开她，但是，我还是放开了她，去与我女儿拥抱，然后又把泽尼的小女儿放在我的腿上。算起来，我已经有21年没有碰过我夫人的手了。

88...

在波尔斯穆尔，我们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我们注意到，斗争正在加剧，敌人的镇压也同样在加强。1981年，南非国防军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办事处发动了袭击，杀害了我们13个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1982年12月份，民族长矛军在开普敦郊外建成的库伯格原子能发电厂实施了爆炸，并在全国许多其他的军事目标和种族隔离地区放置了炸弹。同一个月内，南非军队又攻击了位于马塞卢和莱索托的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前哨基地，杀害了42个人，包括十几名妇女和儿童。

1982年8月，活动家鲁思·弗斯特在她的流放地马普托打开一个邮递包裹的时候，被邮件炸弹炸死了。鲁思是乔·斯洛沃的夫人，是一个勇敢地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家，并曾经因此被关押了好几个月。她是一位足智多谋、有立场有观点的女士，我是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时第一次认识她的。她的死充分说明了政府镇压我们斗争事业的野蛮程度。

民族长矛军第一次用汽车炸弹进行攻击发生在1983年，攻击的目标是位于比勒陀利亚市中心的一个空军情报部门。这是对政府在马塞卢及其他地方无故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军事攻击的报复，这显然表明武装斗争开始升级。当时有19人被炸死，另有200多人受伤。

杀害公民是一大悲剧事件，我对那么多人在斗争中被杀感到极度震惊。但是，我在为这些悲剧感到不安的同时，也知道这显然是决定开展军事斗争引起的必然结果。人类的错误总是离不开战争，而其代价通常是昂贵的。正是由于我们知道要发生这样的悲剧，我们作出武装斗争的决定时才会那么慎重和无奈。但是，正如奥利佛在发生爆炸时所说的那样，武装斗争是种族隔离政策强加给我们的。

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双方都在两个方面做着努力：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在政治战线上，政府实行标准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企图把非洲人同有色人和印度人分离开。在1983年11月举行的公民投票中，白人选民赞成P. W.博塔关于创建一个所谓的“三方分立”议会的计划，即除了白人以外，还吸收印度人和有色人参加。这是政府为拉拢印度人和有色人并使他们同非洲人分离开所作的努力。但是，这不过是为印度人和有色人提供的一种“玩具”而已。因为所有印度人和有色人在议会中采取的行动，都受制于白人的否决权。这也是欺骗外界、让外界认为政府正在改革种族隔离体制的一种手段。博塔的骗术并没有蒙蔽住人民群众，因为1984年，80%的印度选民和有色选民都抵制参加新的议会选举。

国内出现了强大的基层政治运动组织，这些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着牢固的联系。其中一个主要的基层组织就是联合民主战线，我被提名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联合民主战线是为了协调反对1983年通过的新隔离宪法和1984年第一次投票选举“三方分立”议会的斗争而创立的。联合民主战线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联合了600多个反对隔离制度的组织，其中包括贸易联合会、社区团体、宗教团体和各地的学生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经历一次新的振兴——越来越为公众所接受。民意测验表明，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取缔了25年之久，但是，它在非洲人中仍然是最有群众基础的政治组织。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作为一个整体运动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4年，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曾向他写信表示祝贺，但是，当局拒绝把我写的信转交给他）。南非政府处在不断加大的国际压力之下，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开始对比勒陀利亚当局实行经济制裁。

几年来，政府一直派“探子”对我进行试探，开始是由克鲁格部长做我的工作，劝我搬到特兰斯凯。做这些工作并不是要进行和谈，而是企图把我与我的组织分离开。克鲁格多次对我说：“曼德拉，我们可以与你合作，但是，我们不能与你的同事合作，请你明智一点儿。”尽管我没有对这些意见作出反应，但是，他们想与我们谈话而不是想攻击我们这个事实可以看作他们真正想与我们谈判的一个序曲。

政府正在试探我们。1984年末和1985年初，两位西方著名的政治家访问了我。他们是尼古拉斯·贝泰尔爵士和塞缪尔·达什。尼古拉斯·贝泰尔是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和欧洲议会的议员，而塞缪尔·达什则是乔治敦大学的法律教授和前美国国会水门委员会的公诉律师。这两次访问都是由新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批准的，他似乎是一位新型的南非白人领导人。

我在监狱长办公室会见了贝泰尔爵士。当时，室内墙上的显要位置悬挂着醒目的博塔总统的巨幅照片。贝泰尔是一位善良而开朗、身体矮小而结实的人。当我第一次会见他的时候，我拿他的体形开玩笑：“你看上去好像与温斯顿·丘吉尔沾亲带故。”我一边与他握手一边说着，他听后不由地笑了。

贝泰尔爵士想了解我们在波尔斯穆尔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我向他作了介绍。我们讨论了武装斗争方面的问题，我向他表明，放弃武力的主动权不在我们一边而在政府。我重申，我们的武力是针对顽固的军事目标，而不是针对人民。“我不会要求我们的人去实施暗杀，例如在座的这位少校。”我指了指弗里茨·范·西特尔特少校。此时，他正在监视我们谈话。范·西特尔特是一个善良的人，寡言少语，但是，听了我的言论，他开始说话了。

贝泰尔访问过后，达什紧接着访问了我。在他的访问中，我提出了作为将来南非非种族歧视的最低要求：建立一个不分故土、不分种族、一人一票选举的中央议会制的统一国家。达什教授问我，政府声明拟废除关于禁止通婚的法律和其他种族隔离法，是否使我受到某种鼓舞。“这是小问题，”我说，“与白人女士结婚或与白人一起游泳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我要的是政治上的平等。”我十分坦诚地告诉达什，现在我们还不能在战场上打败政府，但是，我们却能给他们的统治制造困难。

两个美国人的来访对我而言可不能算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他们都是保守报纸《华盛顿时报》的编辑。他们似乎不是想了解我的观点，而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和恐怖分子。他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有这个倾向，而当我反复讲我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恐怖分子的时候，他们却企图通过引证马丁·路德·金牧师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力来说明我也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告诉他们，马丁·路德·金开展斗争时的环境条件与我们的条件完全不同：美国是一个由宪法保证人人权利平等、保护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国家（虽然美国仍然存在着对黑人的偏见），而南非却是一个其宪法把不平等奉为神圣、其军队以武力对付非暴力的警察国家。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基督徒，并且一直是一个基督徒。我说，即使是基督，当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他也会被迫驱赶圣殿里的放债人。他并不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人，但是，他除了使用武力对付邪恶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我想，我并没有能说服他们。

面对国内的麻烦和国外的压力，P. W.博塔采取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折中措施。在1985年1月31日的一场议会辩论中，这位国家总统公开说，如果我“无条件拒绝以暴力作为政治手段”，我就可以获得自由，并且这种宽宏大量可以延伸到所有的政治犯。然后，他好像向我公开挑战似的说：“因此，阻碍曼德拉先生走上自由之路的并不是南非政府，而是他本人。”

当局一直在提醒我，政府准备提出一项关于释放我的动议，但是，我却对国家总统在议会中提出这个动议没有作任何准备。根据我的记忆，在过去十年中，这是政府第六次提出有条件释放我的建议。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建议后，便要求监狱长允许我的夫人和律师伊斯梅尔·阿尧博立即到监狱里与我见面，以便让我对国家总统的建议作出反应。

一周后，温妮和伊斯梅尔并没有获得批准。在此期间，我致信外交部部长皮克·博塔，拒绝释放我的条件，同时，我也准备公开作出反应。我急于通过作出这种反应做几件事，因为，博塔之所以提议释放我，只不过是想通过引诱我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接受的条件，从而在我与我的同志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我要向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特别是奥利佛·塔博证明，我对组织的忠诚是不容怀疑的。我还希望给政府传递一种信息，让他们知道我拒绝他们的提议是因为附加的条件，但是，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谈判，而不是战争。

博塔想把暴力的责任强加在我的身上，而我则想向世界重申，我们只是以暴力反对暴力。我想说清楚的是，如果我从监狱出来后又陷入我过去被捕时的那种境地，我将被迫继续开展我被捕之前曾经采取的各种行动。

在一个礼拜五，我见到了温妮和伊斯梅尔。礼拜天，联合民主战线大会将在索韦托雅布拉尼体育场举行，在会上，我将把对国家总统的提议所作出的反应公布于众。我不熟悉的一些狱警在监视我与温妮和伊斯梅尔的会见，当我们开始讨论我对国家总统的提议作出反应时，其中一个十分年轻的狱警插话说，只准讨论家庭事务。我没理会他，几分钟的工夫，他叫来了一个我刚刚认识的年龄大些的狱警。这位年长的狱警说，我必须停止讨论政治问题。我告诉他，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回答国家总统提议的有关国家的大事。我警告他，如果他想停止我们的讨论，他必须得到国家总统本人的指令。“如果你不愿意给国家元首打电话要求得到这种指令，”我严肃地说，“那么就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讨论。”还好，他没有再做傻事。

我把我准备的讲话稿交给了伊斯梅尔和温妮。除了对总统的提议作出反应外，我还想公开感谢联合民主战线工作做得好，并祝贺图图大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强调，他的荣誉属于全体人民。1985年2月10日礼拜天，我女儿津泽在一个群情激昂的集会上宣读了我的这个讲话。二十多年来，人民群众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以合法的方式听到我的声音。

津泽像她母亲一样，也是一个善于演讲的演说家。她说，她的父亲应该到体育场亲自讲话。知道是她代我演讲，我感到非常自豪。

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我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在我的生命停止之前，我将仍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奥利佛·塔博胜过我的亲兄弟。近50年来，他一直是我最伟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们中有人珍视我的自由，那么奥利佛·塔博就更加珍视，并且我知道，为了看到我获得自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

我对政府想加在我身上的条件感到吃惊。我不是一个喜欢暴力的人……只有在所有其他形式的反抗都不再适合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转向了武装斗争。要让博塔显示他与马伦、斯揣敦和沃尔沃德到底有什么不同，让他声明放弃暴力，让他自己说出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让他承认人民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让他释放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禁止、驱逐和流放的人士，让他确保人民的自由政治活动，以便人民能够自己决定将来让谁管理自己。

我十分珍视我自己的自由，但我更珍视你们的自由。自从我进了监狱之后，已有太多人牺牲了生命；因为热爱自由，已有太多人遭受了苦难。我感激他们的遗孀、他们的遗孤、他们的母亲和他们的父亲，是这些人为他们承受了痛苦。在这些漫长、孤独、荒废的年月里，不仅仅是我遭受了痛苦。在热爱生命方面，我一点也不比你们逊色。但是，我不能出卖我与生俱有的权利，我也不想出卖人民与生俱有的享受自由的权利……

在人民的组织仍然处于被取缔状态的同时，政府能给我什么自由？当我可能在某个通行检查站被逮捕的时候，政府能给我什么自由？当我亲爱的夫人仍然在布兰德福特遭到禁止的时候，政府会给我什么样的家庭生活的自由？当我必须请求被允许居住在某个城市的时候，政府会给我什么自由……当连我的南非公民身份都没受到尊重的时候，政府又会给我什么自由？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讨价还价，囚犯又怎么能谈和约……当我和你们，我的人民，还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会提供任何承诺。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是分不开的。我会回来的。

89...

1985年，监狱里的医生给我做完一次常规健康检查后，我被转诊到一个泌尿科专家那里。他诊断我患有前列腺肿大，并建议我做手术治疗。他说这是普通手术。我征求家人的意见后，决定接受手术治疗。

在严密的安全措施下，我被转到开普敦人民医院。温妮乘飞机赶到开普敦，赶在我进行手术前看望了我。当时，还有另一位探视者，也是一位让我感到吃惊和没有预料到的探视者——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不久前，我曾给库依茨写过信，敦促他安排一次见面的机会，共同讨论一下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问题。他并没有作任何答复。但是，那天上午，他像是看望一位几天没见的老朋友一样，没有预先通知就忽然来到了医院。他总体来说是既热情又友好，多数时间我们都在开玩笑。尽管我假装把这件事当做世界上最正常的一件事，但实际上，我仍然感到吃惊。政府正在以缓慢、试探的方式希望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某些方面实现和解。库依茨的到访无疑就是一根橄榄枝。

尽管我们没有讨论政治，但我确实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我夫人的处境。8月份，就在我住院前不久，温妮不得不回约翰内斯堡接受治疗。当时，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从布兰德福特去看我或她的医生。当她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她在布兰德福特住的房子及其后面的诊所都因遭受到了火焰弹的袭击而被破坏，温妮已经没有地方安身。尽管约翰内斯堡对她来说是禁区，但是，她还是决定继续留在约翰内斯堡。她连续在约翰内斯堡住了几周，没发生任何问题。紧接着安全警察就写信通知她，布兰德福特的房子已经修好了，她必须返回布兰德福特。但是，她拒绝回去。我请库依茨允许温妮留在约翰内斯堡，不要强迫她回布兰德福特。他说，他不能作任何承诺，但是，他会实实在在地处理这件事。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在医院里住了几天，以便身体在手术后得到恢复。当我出院的时候，芒罗准将把我从医院里接了出来。监狱长一般是不到医院里接囚犯的，因此，我立即产生了怀疑。

在开着车返回监狱的路上，芒罗就像与我闲聊那样随便地对我说：“曼德拉，我们现在不准备把你送回到你的朋友中间去。”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从现在起，你将单独住在一个地方。”我问他为什么。他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我仅仅是服从监狱管理局的指示。”这一次又是事先既不警告又不解释原因。

我一回到波尔斯穆尔监狱，立即被带到监狱一楼的一个新的牢房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侧楼，上面还有三层。我一共有三间房子，还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一个房间可以用来睡觉，一个房间在大厅的对面，用来做书房，另一个房间可以锻炼身体。按照监狱的标准，这有点儿过于奢侈了。但是，这些房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潮湿发霉，只能见到很少的自然光线。我对准将没说什么，因为我知道这并不是他的决定。我需要时间考虑他们把我转移到这里的意图。政府为什么要采取这一步呢？

称作一次新发现或许有点儿牵强，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到几周的时间内，我悟出了把我转移到新住处的原因。我认为，这种变化也许并不仅仅是一种倾向，而是一种机会。与我的同事分开，我当然很不高兴，我也怀念我的菜园和三楼上的阳台。但是，我单独居住也为我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我决定用这个机会做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开始与政府谈判。我认为，通过谈判把斗争向前推进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如果我们不立即开始对话，双方都将很快陷入镇压、暴力和战争的黑夜。单独居住无疑为我提供了一次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的机会，如果不认真地审时度势，有可能导致这种努力归于失败。

我们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历史已有大半个世纪之久，我们进行武装斗争也已经有20多个年头。双方有许多人已经死去。敌人强大而坚决，他们虽然拥有各种轰炸机和坦克，但是，他们一定感觉到自己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尽管我们还不算强大，但是，正义却在我们这一边。我很清楚，军事胜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双方在没有必要的冲突中使成千上万的人牺牲生命，这是毫无道理的。他们也一定知道这一点，是到了和谈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双方都认为，和谈是软弱和背叛的象征。没有一方会在另一方作出重大让步之前走到谈判桌前。政府一遍又一遍地声称我们是共产党恐怖组织，而他们不可能与恐怖分子或共产党人谈判，这是国民党的信条。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同样一遍又一遍地声称政府是法西斯和种族歧视主义者，除非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取缔令，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把军队从各个城镇撤走，否则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决定是极其重要的，所以这个决定只能在卢萨卡作出。但是，我认为谈判的程序需要先着手安排，可是，我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与奥利佛进行全方位的沟通。我方需要有人迈出这第一步，而单独居住既为我提供了这样做的自由，又可以至少暂不让别人知道我所作的一切努力。

我现在处于一种貌似受到优待实则孤立无援的境地，尽管我的同事们与我相隔只有三层楼，但是，就像他们是远在约翰内斯堡一样，为了见到他们，我必须提出正式要求探视的申请。这种申请还必须由比勒陀利亚总部批准，常常需要几周的时间才有回音。如果得到了批准，然后我才能在探视区与他们见面。这岂不是咄咄怪事：狱友之间现在竟然也成了探视和被探视的关系。多少年来，我们一天就能谈上几个小时，现在我们却必须正式提出申请进行约定，并且我们的谈话也要受到监视。

我住进新牢房几天之后，我请监狱长安排一次这样的会见，他很快就作了安排。我们有四人参加了讨论，主要是关于我的转移问题。瓦尔特、凯西和雷蒙德对我们被分开关押感到十分气愤。他们要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我们重新生活在一起。我的反应却出乎他们的预料。“伙计们，”我说，“我认为，我们不应反对这件事。”我说，我的新牢房条件更优越，这完全有可能为所有的政治犯树个先例。然后，我又含糊其辞地说：“这可能也是出于好意。我现在的处境更便于我们与政府接近。”他们并没有怎么关心我后面的解释，我知道他们也不会关心。

对于我打算做的事，我决定先不告诉任何人，既不告诉楼上的我的同事，也不告诉卢萨卡的那些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集体，但政府却让这个集体无法发挥集体的作用。我没有把握或时间与整个组织讨论这些问题。我知道，我楼上的同事可能会因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而谴责我，甚至没等我的这种进取精神发挥作用就把它扼杀掉。有时，作为一位领导人，他必须在前面站出来，带领大家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并确信自己正在带领大家走上正确的道路。最后，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的孤立处境可以为我的组织提供一个借口：老人被单独关押，完全与外界断绝了联系，他的行动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不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

90...

从楼上搬到楼下几周之内，我就致信科比·库依茨，建议就谈判问题进行一次对话。正如以往的情况一样，我没有得到答复。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还是没有回音。我发现这件事很奇怪，并且有点儿泄气。我意识到，我必须寻找别的机会与他取得联系。1986年初，这种机会终于等来了。

1985年10月份，在拿骚举行的一次英联邦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在是否参与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制裁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坚决反对这样做。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同意组成一个“著名人士”代表团出访南非，并对制裁是否有助于结束种族隔离写出报告。1986年初，由七位著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尼日利亚前军界领导人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将军和前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的带领下，肩负着实事求是的使命到达了南非。

2月份，奥巴桑乔将军访问了我，向我简要介绍了代表团访问南非的真实目的。他迫切希望我能与代表团全体团员见上一面。经政府批准，会见安排在5月份进行。代表团与我见面后将与内阁交换意见，所以我把这次会见看成是提出谈判问题的一次机会。

政府对我与代表团的会见显得异乎寻常地重视。在我与代表团会见的前两天，芒罗准将探望了我，并带来了一位服装师。“曼德拉，”监狱长说，“我们希望你以平等的身份与这些人见面，不希望你穿那些破旧的囚服，因此，这位服装师要给你量量尺寸，做一套正规的服装。”这位服装师一定是个高手，因为第二天，我就试了一套已经裁剪好了的完全合体的服装。我还领了一套衬衣、领带、鞋、袜子和内衣内裤。监狱长似乎十分欣赏我的新服装。“曼德拉，你现在看上去像是一位总理，哪像是一个囚犯。”他笑着说。

在我与著名人士代表团会见的时候，另外还有两位重要观察员也参加了会见，他们就是科比·库依茨和监狱管理局局长W. H.威廉姆斯中将。像那个服装师一样，这两个人似乎也在那里对我“量体裁衣”。但奇怪的是，会见开始后不久他们就走了。我请他们留下来，说我没有什么事情要保密。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了。在他们离开之前，我告诉他们谈判的时刻到了，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坐下来谈判。

著名人士代表团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暴力问题、谈判问题和国际制裁问题等等。开始，我为我们的讨论定下了几条基本原则。“我不是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我告诉他们说，“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是卢萨卡的奥利佛·塔博。你们一定要去见见他。你们可以告诉他我是什么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不能代表我在监狱中的同事。说到底，我赞成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与政府谈判。”

代表团许多成员都非常关心我的政治倾向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南非民族主义者，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承认在南非长期居住的人，不分肤色，都属于南非民族，并且我决心致力于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我告诉他们，我相信《自由宪章》，这个宪章体现了民主和人权原则，但它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蓝图。我谈到了我对白人的关注，少数白人在一个新的南非中应当有安全感。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我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缺少沟通造成的，有些问题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谈判来解决。

他们广泛地向我询问了暴力方面的问题。尽管我还不打算正式宣布放弃暴力，但是，我尽可能地以最强烈的语言声明，暴力绝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并且不分男女，人在本性上都需要通过某种谈判达到相互理解。我再一次声明，这些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时，我建议，如果政府从各个城镇撤出军队和警察，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同意停止武装斗争，作为谈判的序幕。我告诉他们，仅仅释放我，并不会阻止这个国家发生暴力或带来和平。

代表团结束与我的会见后，他们打算去见一见卢萨卡的奥利佛和比勒陀利亚的政府官员。在我的谈话中，我已经向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传递了信息。我希望政府明白，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与我们举行谈判，并希望奥利佛知道我的立场与他的立场是相同的。

5月份，著名人士代表团准备与我一个人进行最后一次会见。我很乐观，因为他们已经去过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并且我也希望已经播下了谈判的种子。但是，在我们准备会见的头一天，南非政府采取了措施，从而破坏了英联邦代表团刚刚带来的善意。在著名人士代表团计划会见内阁部长们的那天，依照博塔总统的命令，南非国防部队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基地发动了空袭和突然袭击。这完全破坏了和谈的气氛，著名人士代表团立即离开了南非。我又一次感到，我为促进和谈所做的工作遭到了挫折。

奥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南非人民举行武装暴动，人民积极响应。动乱和政治暴力达到了新的高潮。群众的愤怒失去了控制，城镇变得动荡不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与日俱增。1986年6月12日，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企图捂住抗议浪潮的盖子。从表面上看，选择这个时间似乎对和谈不怎么吉利。但是，最让人灰心丧气的时候，常常也正是发生转机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往往要寻找走出困境的办法。当月，我给威廉姆斯将军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只是说：“我希望看到你能在国家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在一个礼拜三，我把信交给了芒罗准将。

那个周末，监狱长通知我做好准备去见威廉姆斯将军，当时他已经在从比勒陀利亚来开普敦的路上。这次会见没有按通常的模式进行。我被带到了他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住所，而不是被带到探视区与这位将军进行会谈。

威廉姆斯是一个坦率的人，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正题。我告诉他，我要见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他问为什么，我犹豫了一会儿，不想与一个监狱管理官员讨论政治问题，但是，我还是坦率地作了回答：“我想见部长，以便提出在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举行谈判的问题。”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曼德拉，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不是一个政客。我不能与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然后他停了一会儿，似乎刚刚想起了什么事情。“竟然如此凑巧，”他说，“司法部长现在就在开普敦。你或许能够见到他，我会设法找他的。”

然后，威廉姆斯将军给部长打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上谈了好大一阵子。放下电话之后，威廉姆斯将军转身对我说：“部长说，‘把他带到这里来。’”几分钟后，我们坐着威廉姆斯的轿车离开了他的住所，直奔部长在开普敦的住宅而去。安全保卫措施并不怎么严格，只有另外一辆车与威廉姆斯将军的车随行。这次会见安排得如此容易和迅速，这使我怀疑政府可能提前就对这次会晤作出了安排。他们是否提前作出安排并无关紧要，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朝着和谈迈出第一步的机会。

在他的官邸里，库依茨热情地欢迎我，我们在会客厅里那舒适的椅子上落了座。他对没有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换掉囚服而表示抱歉。我与他谈了三个小时，他那种机警老练和愿意倾听我的意见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并且切中要害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他对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十分熟悉。他问我，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停止武装斗争？我讲话是否能在整体上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对新南非中少数民族在宪法保障方面有什么打算？他所提的这些问题切入了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分歧的核心。

如同我对著名人士代表团所作的答复一样，我以同样的方式对他提的问题也作了回答。然后，我感到库依茨希望得到某种答案。“下一步将怎么办？”他问。我告诉他，我要见国家总统和外交部部长皮克·博塔。库依茨把我的要求记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便笺上，然后说，他会通过正常渠道转达我的要求。然后，我们相互握手告别，我被送回波尔斯穆尔监狱一楼的那个单身牢房。

我很受鼓舞。我感觉到，政府正急于打破国家面临的僵局，并且他们现在开始相信，必须抛弃自己原来的立场。此时，我若明若暗地看到了和解的曙光。

对自己与库依茨的这次会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不希望在我与库依茨的会见有任何结果之前就告诉别人。有时候，必须要等到某项政策既成事实之后，才能告诉自己的同事。我知道，一旦他们认真分析了形势，我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和卢萨卡的同事都会支持我。但是，在情况开始有了转机之后，反而又没了音信。几周过去了，然后几个月又过去了，库依茨没给任何回话。于是，我在心灰意冷之中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91...

尽管我没有直接从科比·库依茨那里得到答复，但是，另有迹象表明，政府正在为了让我获得另一种生存方式做着准备。在圣诞节前的那一天，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副监狱长加韦·马克斯中校吃过早饭后来到我的牢房，他非常随便地说：“曼德拉，你要不要去看看市容？”我虽然并不十分清楚他心里是什么想法，但是，我觉得说声“是”也没有什么害处。“好吧，跟我来。”他说。我跟着中校穿过从我的牢房到监狱大门之间的15道上了锁的铁门，当我们走出监狱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车正在那里等着我们。

我们驱车沿着漂亮的海滨大道向开普敦驶去。他心中并没有目的地，我们仅仅是围着开普敦市转弯抹角地随意行驶着。看到人们正在从事简单的活动，这种生动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老人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女士们忙着去商店购物，有的人在遛狗。这些正是在监狱里的人最渴望做的再简单不过的日常活动。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来到陌生去处的好奇游客。

转了一个小时左右之后，马克斯中校把车停在了一条僻静街道上的一家小商店门前。“你想喝冷饮吗？”他问道。我点了点头，于是他进了那个小商店。我单独一人坐在那里。开始的几分钟，我并没考虑我的处境，但是，随着秒针滴答滴答地往前走，我越来越感到不安。22年来，我第一次来到了监狱外面的世界，并且没有人看管。我有一种打开车门、跳出车外并一直跑得无影无踪的幻想，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在督促我这样做。我注意到，在道路附近有一片森林，我可以在那里躲藏起来。我特别紧张，身上开始冒汗。中校去了哪里？但是，我后来控制住了自己。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先不说它有多么危险，它是不明智的和不负责任的。从整个情况来看，很可能就是人为地在让我逃跑，尽管我认为并非完全如此。一会儿，我不再感到紧张，这时我看见中校朝着车走来，手里拿着两罐可口可乐。

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那天只不过是在开普敦作多次短途旅游的第一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与中校又一次外出旅游，不仅到开普敦市区，而且还去了开普敦市区周围的一些景点，游览了秀丽的海滩和漂亮而凉爽的山区。不久，一些职位更低的监狱官员也被允许带着我出去游览。与他们常去的地方之一是一个被称作“菜园”的地方，那是监狱附近的一些小农场，专门种植农作物供应监狱的伙房。我喜欢到外面的大自然之中，在那里，我能看到远处的地平线，感受太阳照射在我肩头上的美妙。

有一天，我与一位队长一同去了菜园。走进菜地之后，我们信步来到了一个马厩。当时，有两位身穿工作服的年轻白人小伙子正在那里收拾马匹。我走到他们面前，对一匹马称赞了一番，然后对小伙说：“请问这匹马叫什么名字？”那个年轻小伙子似乎很紧张，低着头没有看我。然后，他喃喃地说出了那匹马的名字。但是，他是在告诉队长，而不是告诉我。然后，我又问另一个小伙子，他的马叫什么名字，他的反应也与第一个小伙子完全一样。

在我与队长一起返回监狱的时候，我对队长说，我认为那两个小伙子的行为让人莫名其妙。队长笑了，“曼德拉，你知不知道那两个小伙子是什么人？”我说不知道。“他们是白人囚犯。以前，在白人官员在场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被非洲犯人提问过。”

一些年轻的狱警带我去了相当远的地方，我们在海滩上漫步，甚至在咖啡馆停下来喝上一杯茶。在这些场合，我常常试图看一看是否有人能认出我，但是，从来没有人认识我。报纸上曾经刊登过我的照片，那还是1962年照的。

从几个方面来说，这样的游览都是有益的。我看到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后的这段时间内，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去的地方主要是白人居住区，因此，我可以看到白人生活得特别富足和安逸。尽管这个国家正处在动乱之中，并且有些城镇正处于开战的边缘，但白人的生活却十分平静，一点也没有受到打扰。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有一次，一位被称作布兰德准尉的十分文雅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他的公寓里，让我认识了他的夫人和孩子们。从那天之后，我每年都给他的孩子们寄圣诞卡。

我非常喜欢这些小小的冒险活动，我非常明白，当局并不是有意让我纯粹地进行消遣，而是有别的想法。我意识到，他们是在让我适应南非的生活，可能同时也想让我先熟悉一下这种有限的自由，这样我将会为了获得彻底的自由而自愿和解。

92...

1987年，我恢复了与科比·库依茨的接触。我在他的住所同他有过几次私下会晤，政府于当年年底提出了第一个具体的建议。库依茨说，政府愿意委派一个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与我单独进行讨论。并且，一切都将在总统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他本人将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成员将包括监狱管理局局长威廉姆斯将军，监狱管理处主任范尼·范·德默韦和前大学教授、时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的尼尔·巴纳德博士。前面三人都熟悉监狱系统，因此，如果谈判失败或走漏风声，双方都能够设法掩盖，完全可以说我们是在讨论监狱的条件，而不是别的什么内容。

然而，巴纳德博士的存在让我感到不安。他相当于南非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也负责军事情报。我能够向我的组织证明与其他官员谈判的正确性，但是不能证明与巴纳德谈判也是正确的。他的存在使谈判变得更为棘手，同时也意味着扩大了讨论的范围。我告诉库依茨，我将利用一个夜晚的时间对这个建议进行认真考虑。

那天夜里，我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知道P. W.博塔设立了一个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这是一个由安全事务专家和情报官员组成的影子秘密部门。根据媒体报道，他创建这个部门的目的是遏制内阁影响，从而扩大自己的权力。巴纳德博士是这个内部机构的关键人物，并且据说还是总统的门客。我想，如果拒绝巴纳德参加谈判，就会因此而疏远博塔，所以我断定这样一个策略太冒险。如果总统放弃谈判的计划，那将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早晨，我给库依茨传话，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知道，我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讲明：第一，我要在往下进行之前与我三楼上的同事沟通；第二，关键是把将要发生的情况告诉卢萨卡的奥利佛；第三，我打算给P. W.博塔起草一个备忘录，把我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摆在世人面前。这个备忘录将为今后举行任何谈判列明谈判要点。

我申请与我的同事见面，让我吃惊的是，当局立即予以拒绝。这是很不正常的，因此我推测，这反映了我本人与政府之间的秘密谈判的前景，仍然笼罩着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我又向更高一级的官员提出了这个要求。最终当局同意了，但却附带了一个条件：我只能一个一个地分别与我的同事见面，而不是与他们全体一起见面。

我与他们在探视区见了面。我决定忽略一些细节，仅仅准备征求一下他们关于与政府谈判的意见，而不提政府实际上已经组成了谈判班子。我第一个见的是瓦尔特，我把我给监狱管理局局长写信和与库依茨见面的事告诉了他。我说，我已经与库依茨讨论了与政府开始谈判的想法，政府对此很感兴趣。然后，我问他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

我一直与瓦尔特同甘共苦，他是一个聪明而有理智的人，并且他对我也最了解。在所有的人中，我最相信他，也最尊重他的意见。瓦尔特对我告诉他的事情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能看得出，他很担心，或者说只能算是反应冷淡。“原则上讲，”他说，“我不反对和谈。但是，我希望政府主动与我们和谈，而不是我们主动与他们和谈。”

我回答说，如果你原则上不反对和谈，那么谁主动与谁谈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取得谈判成功，至于如何开始谈并没有多大关系。我告诉瓦尔特，我认为，我们应该推动和谈，不必担心谁先敲谁的门。瓦尔特看出我的决心已定，他说他不会阻止我，但是，他希望我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到心中有数。

紧接着，我见到了雷蒙德·穆拉巴。我像对瓦尔特一样，全面地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雷蒙德总是少言寡语，当时，他对我所说的话考虑了许久。然后，他看着我说：“马迪巴，你一直在等什么？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应该开始这样的谈判。”安德鲁·木兰基尼的意见与雷蒙德的意见完全一致。我最后会见的人是凯西。他的意见正好相反，坚决反对而不是像雷蒙德和安德鲁那样坚决支持我的提议，他比瓦尔特还要坚决，认为主动与政府和谈，会显得我们是在有条件地投降敌人。像瓦尔特一样，他说他原则上不反对和谈，我对他给予了与给瓦尔特一样的答复。但是，凯西很固执，他认为我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不过，尽管他十分担心，但是他说他不会当我的拦路石。

此后不久，我收到了奥利佛·塔博通过我的一个律师秘密捎给我的一个纸条。他已经知道，我正在准备与政府秘密地进行谈判，他对此十分关心。他说，他知道我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做什么，并且没有与我的同事关押在一起。他肯定一直在想：曼德拉怎么样？奥利佛的条子很简单，但很重要：他要知道的是我打算与政府谈什么？奥利佛不会相信我会背叛，但是，他可能认为我会犯判断上的错误。事实上，他的条子的大体意思已经透露了这样的想法。

我用一封非常简短的信对奥利佛作了答复，告诉他我准备只与政府谈一件事，而且是唯一的一件事：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与政府之间举行一次会晤。我没有作详细说明，因为我不能保证这种通信方式的保密性。我仅仅说，这种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背叛组织。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几十年以来曾经呼吁过与政府进行谈判，但是，我们却从来也没有面对过真正的谈判。从理论上考虑谈判是一回事，而真正面对谈判则是另一回事。在我打算给奥利佛回信的同时，我也在开始起草给P. W.博塔的备忘录。我要确保也让奥利佛能理解这件事。我知道，当奥利佛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同事们看到我的备忘录的时候，他们对我偏离正确道路的担心会随之消除。

93...

秘密工作组的第一次正式会晤于1988年5月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区的一个最高档的官员俱乐部举行。尽管我认识库依茨和威廉姆斯，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范·德默韦和巴纳德博士。范·德默韦是一个沉默寡言、没有成见的人，只有当他有重要事情要说时才开口讲话。巴纳德有35岁左右，是一个极其聪明、机智而又严于律己的人。

会谈一开始，大家都有些古板，不过，后来再谈，大家讲话就自由、坦率得多了。几个月中，我几乎每周都和他们会谈。后来，间隔时间就不怎么固定了。有时一个月谈不了一次，然后，忽然又每周谈一次。会谈通常由政府安排，但有时我也要求安排会谈。

在我们早期会谈期间，我发现，除了巴纳德之外，其他会谈伙伴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知道的并不多。他们都是精明干练的南非白人，远比其他南非白人思想更开明。但是，他们都是南非片面宣传的牺牲品，因此有必要让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即使是巴纳德博士，他虽然研究过非洲人国民大会，但是，他的绝大多数资料都是从警察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卷宗中得到的。由于搜集者们的偏见，这些资料基本上都是歪曲事实的。所以，他也同样无法避免这种偏见的感染。

我首先在简要介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方面花了一些时间，然后，又介绍了我们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的主要分歧所坚持的立场。澄清了这些基本问题之后，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某些关键问题上，如武装斗争、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的联盟、多数原则的目标和种族和解的主张等。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武装斗争问题，从各个角度讲，这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讨论这一问题。他们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首先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政府才同意正式和谈，即由博塔总统出面进行谈判。他们的论点是，暴力是政府所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

我反驳说，政府要对暴力负责，因为总是压迫者，而不是被压迫者热衷于这种斗争形式。如果压迫者使用暴力，被压迫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暴力进行反击。就我们的情况而论，暴力仅仅是一种自卫的合法形式。我大胆地表示，如果政府决定使用和平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将使用和平的方式。我说：“放弃暴力的主动权在你们的手中，而不是取决于我们。”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但是，问题很快从哲学讨论转向了实践方面。正如库依茨部长和巴纳德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复强调，不会同任何提倡暴力的组织和谈。因此，如何忽然宣布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谈判而又不使自己失信呢？他们说，为了使我们能够开始谈判，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作出一些让步。这样，政府就不至于在他们自己的人民面前丢面子。

这种说法是合情合理的，我能够理解，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他们找到别的出路。“先生们，”我说，“解决你们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是我的工作。”我索性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告诉他们的人，不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坐下来谈判就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能解决南非面临的问题。“人民是通情达理的。”我说。

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联盟这个问题似乎与武装斗争一样，让他们感到棘手。国民党接受了20世纪50年代最顽固、最保守的冷战思维方式，把苏联当做邪恶的帝国，把共产主义当做恶魔的作品。我没有办法能让他们从这种错误观念中解脱出来。他们坚持认为，共产党支配和控制着非洲人国民大会，所以要开始谈判，我们必须首先同共产党决裂。

我说，首先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自由战士会服从他正在与之斗争的政府的命令，或仅仅为了取悦于对手而抛弃自己长期的盟友。然后，我又作了大量的解释，说明共产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两个组织的短期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推翻种族压迫，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但是，我们的远期目标却是不同的。

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个月。像绝大多数南非白人一样，他们也认为，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共产党人都是白人和印度人，因此，他们正在控制着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黑人。我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在政策方面是不同的，并且，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我的话似乎没能打动他们。最后，我愤怒地对他们说：“你们认为你们自己是理智的，对不对？你们认为你们自己人多势众又能说会道，对不对？那么，你们有四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你们不能左右我，或者说让我改变我的想法。是什么东西让你们认为共产党人能成功而你们则会失败呢？”

他们对国有化的思想也很担心，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自由宪章》都在支持南非经济的全盘国有化。我解释说，我们主张更合理地分配某些工业的收益，即那些已经成为垄断行业的工业部门，可能要实行国有化。但是，我们建议他们看一看我在1956年为《解放》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说，《自由宪章》不是社会主义的构想，而是非洲式资本主义的蓝图。我告诉他们，从那时起，我的这个思想一直就没有改变。

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多数原则。他们认为，如果有了多数原则，少数民族的权利就可能会受到践踏。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如何保护少数民族白人的权利？他们要求搞清楚这一点。我说，在南非历史上，没有哪个组织在努力团结南非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种族方面能比得上非洲人国民大会。我请他们读一读《自由宪章》的前言：“南非属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体人民，没有黑人和白人之分。”我告诉他们，白人也是非洲人，在将来任何形式的治理中，处于多数的民族都需要少数民族。我说：“我们并不想把你们赶进大海里去。”

94...

会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8年冬天，有人告诉我，博塔总统打算在8月底之前与我见面。（南半球的时令变化与北半球相反。）国家仍然处在动乱之中，政府在1987年和1988年两次宣布实行国家紧急状态。国际社会的压力也在加强，有更多的公司离开了南非。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制裁南非的法案。

1987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庆祝成立75周年，并于当年底在坦桑尼亚举行了庆祝大会。当时，有5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奥利佛宣布，武装斗争将会进一步加强，直到政府准备和谈、废除隔离制度为止。两年前，在为纪念《自由宪章》诞生30周年而在赞比亚的卡布韦举行的大会上，其他种族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首次被选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宣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全部领导人被从监狱释放出来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会再与政府举行谈判。

尽管暴力仍然在到处弥漫，但国民党却从来没有如此强大过。在1987年5月份举行的白人大选中，国民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了大选。情况更糟糕的是，自由进步联合党作为官方反对党被保守党所取代，这正好符合国民党人的利益，便于政府打一场以政府对黑人太宽容为主题的宣传战。

尽管我对秘密会谈持乐观态度，但是，当时仍然是一个困难时期。温妮刚刚来探望了我，她告诉我，我们在奥兰多西8115号的房子被纵火犯放火烧毁了，那里是我们结婚的地方，我也一直把那里看成自己的家。我们失去了宝贵的家庭档案、照片和纪念品，甚至包括温妮为我将来释放保留的一块结婚面包。我总是想，有一天，当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通过看到那些照片和书信就能回想起过去。但是，现在却都已经化为灰烬。监狱剥夺了我的自由，但却无法剥夺我的记忆。然而，现在我感到，某些敌人甚至企图剥夺能唤起我记忆的东西。

我患上了严重的、似乎无法摆脱的咳嗽，并且常常感觉身体虚弱，根本无法进行体育锻炼。我不断地抱怨我的牢房太潮湿，但也无济于事。一天，在探视区与我的律师伊斯梅尔·阿尧博见面期间，我感觉身体很不好，并且不停地呕吐。于是，我被带回牢房，并找一位医生为我做了检查，我很快就康复了。但是，几天后，我吃过晚饭正在牢房里待着，忽然来了几个狱警和一名医生。医生给我做了简单的检查，然后，一个狱警让我穿好衣服，说：“我们准备带你去开普敦的医院。”在严格的安全防范下，我上了一辆轿车，另外有好几辆轿车和军车护送，并且至少有十几个狱警陪同。

我被送到位于斯泰伦博斯大学校区的泰格堡医院，那里属于开普敦的一个绿色富人区。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他们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当局害怕我在一所大学医院里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关注。狱警首先进入医院，把入口处的人统统赶走。然后，我被护送到一楼，当时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大厅里却有十几名武装警卫人员一字排开。

当我坐在体检室内的一张桌子旁边的时候，一位年轻而友善的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他也是这个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检查了我的喉咙，听了一下胸部，并做了一些常规检查，不大一会儿就给我检查完了。“你什么病都没有，”他微笑着说，“我们明天就让你出院。”我正在担心我的病会影响我与政府之间的会谈，因此，我对这个诊断结果感到很高兴。

检查完后，那位医生问我是否想喝杯茶，我说好的。几分钟后，一位高个子有色人护士端着茶盘走了进来。大厅里全是武装警卫和狱警，这使她非常紧张，她慌慌张张地把茶盘放在我的病床上，茶水溅到了盘子上，她赶忙离开了大厅。

在重兵保卫下，我在那间空荡荡的病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吃早饭，有一位老医生就来看我，他是这个医院的内科主任。老医生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远没有头一天那位热情的年轻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好。他没有给我做任何常规检查，仅仅是在我胸部敲了几下，然后就生硬地说：“你肺里有水。”我告诉他，昨天那位医生已经做过检查，说我没有病。他有点儿不高兴地说：“曼德拉，你看你的肺部。”他说，我的肺部一侧比另一侧大很多，很可能有积水。

他让一个护士给他拿了一个注射器，干净利落地刺进我的肺部，很快就抽出了一些褐色液体。“你吃早饭了吗？”他问。我说没有。“那好，”他说，“我立即带你去手术室。”他告诉我，我的肺里积有大量的水，他要立即把水抽出来。

在手术室里，我被实施了麻醉。我记忆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医生还在。我感觉有些昏昏沉沉，但是，我听他在说他从我的胸部抽出了两升液体，经过化验，发现有结核病菌。他说，我的病尚在初发期，对肺没有造成什么损害。他又说，尽管重结核病病人正常需要花六个月才能治好，但我应该有两个月的时间就能痊愈。医生还说，可能是潮湿的牢房使我患上了这个病。

我在泰格堡医院又住了六个礼拜，接受康复治疗。12月份，我被转到了康斯坦提亚伯格专科医院。这是一家位于波尔斯穆尔监狱附近的豪华医院，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黑人来这里看过病。我到了那里后的第一个早晨，科比·库依茨就来医院看望了我，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负责照顾我的副监狱长马雷少校。在我们互致问候的时候，我的早饭也被按时送到了我的病房。

由于我一直在患病，而且有高血压病史，所以院方要求我严格控制进食高热量的食物。当时，这项医嘱显然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医院的厨房，因为送来的早餐有炒鸡蛋、三片培根和几块加了黄油的烤面包。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吃到培根和炒鸡蛋了，而且我已经饿疯了。正当我准备享用那些可口的炒鸡蛋的时候，马雷少校说：“不，曼德拉，这些食物有违医嘱。”他走过来想把我的早餐盘子端走。我紧紧地抓着盘子说：“少校，很抱歉。就是这份早餐能药死我，我今天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在康斯坦提亚伯格医院安顿好后，就又开始与科比·库依茨和秘密委员会恢复了会谈。当我仍然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库依茨就说，他想让我处于半囚禁半自由的状态。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仍然知道他说这个话的意图。因此，我只是点了点头。我当然不会那么幼稚地认为，他的建议就意味着自由。不过我也知道，这是朝着让我自由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同时，这个专科医院条件也特别好，我第一次真正喜欢在医院里慢慢地康复。那里的护士们似乎把我宠坏了。她们不是白人就是有色人，但不允许有黑人。她们额外给我送来了甜食和枕头，她们不断地来看我，甚至不在班上的时候也是如此。

有一天，一个护士对我说：“曼德拉先生，我们今天晚上准备举行一次聚会，希望你也能参加。”我说，我很荣幸参加你们的聚会，但是，监狱当局对此事肯定会有说法。监狱当局不允许我去，这使护士们很气愤。于是，她们决定在我的病房里举行聚会，并坚持说，如果我不参加，她们就不举行这次聚会。

那天夜晚，有十几位参加聚会的年轻女士，带着糕点、饮料和礼物一窝蜂似的来到了我的病房。警卫们似乎感到迷惑不解，但是，他们几乎不认为这些活泼的年轻女士会有什么安全方面的危险。当一位警卫企图阻止某些护士进入我的病房的时候，我还开玩笑地责怪他对一位老人引起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女士的注意而心生妒忌。

95...

1988年12月份，监狱当局加强了对我的牢房的安全防范措施，值班的狱警们也比往常提高了警惕，这无疑预示着要发生什么变化。12月9日晚上，马雷少校走进了我的房间，让我准备离开医院。“上哪儿去？”我问他。他没有告诉我。我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四处寻找那些真诚的护士。我为没能向她们说声谢谢和再见而感到失望。

我们匆匆忙忙离开了康斯坦提亚伯格专科医院，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进了一个监狱，我认出这个监狱的名字叫维克多·维尔斯特。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在开普敦东北35英里处，位于美丽的老开普区一个叫做帕尔的荷兰人居住的城镇上，那里是开普省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区。这个监狱拥有样板监狱的“美誉”。我们行驶了很长一段路程，然后沿着穿过监狱后面的相当荒凉的一片密林的泥泞路来到了一座独立的、刷成白色的单层小别墅，别墅周围有混凝土墙和高大的冷杉树。

我被马雷少校领进了那座别墅，我发现里面有宽敞的客厅和与客厅相邻的大厨房，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卧室。里面虽然配备的东西不多，但很舒适。在我到达那里之前，别墅显然一直没有打扫，卧室和客厅里有各种不知哪里来的虫子、蜈蚣、猴面蜘蛛等，有的虫子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那天夜晚，我把床上和窗台上的虫子清除干净，在我将来的这个新家里睡得特别好。

第二天早上，我考察了我的新住处，发现后院里有一个游泳池，另外还有两间小卧室。我走出房间，欣赏着那一棵棵为房子遮阴纳凉的高大树木。整个去处让人感到遥远，似乎与世隔绝。唯一有损这幅田园诗般的图画的，就是墙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和出口处有警卫站岗。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失为一处美妙的地方，因为这座别墅可以说是介于监狱和自由之间。

那天下午，科比·库依茨来看望了我。他带来了一箱开普葡萄酒，作为为我的新家“温锅”的礼物。一个监狱官员给他的囚犯带来这样的一件礼物，对我们双方都具有讽刺意味。他非常热心，并希望核实一下我是否真的喜欢这个新家。他亲自察看了房子，唯一的建议就是房外面的墙应该加高，他说是为了不让我受到干扰。他告诉我，维克多·维尔斯特这座别墅将是我成为一个自由人之前最后的一个家。他说，这次搬家的理由是想让我有一个安闲、舒适的地方举行私下会谈。

这座别墅确实让我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可以随意睡觉和起床，愿意什么时候游泳就什么时候去游泳，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吃的也都是可口的饭菜。白天可以随便到外面走走，在我希望散步的时候去散散步，这是一种自我感到荣耀的时刻。窗子上没有铁棂子，也没有叮叮当当的钥匙，因为不再需要锁门和开锁。在那里，处处都使我感到愉快，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那只是一个镀了金的笼子。

监狱为我配备了一个厨师，都叫他司沃特准尉。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情安静的南非白人，曾经是罗本岛监狱的狱警。我并不记得他曾经在罗本岛上工作过，但是他说，有时候他开着车送我们去石灰石料场，并故意开着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不过是为了让我们在车上坐不稳当。“那就是我对你们干的事。”他腼腆地说，并且笑出了声。他是一个正派的、性情十分温和的人，并且没有偏见，在我看来就像是我的一个小弟弟。

他每天上午7点过来，下午4点离开，为我做早饭、午饭和晚饭。医生为我制订了食谱，他按照食谱准备饭菜。他是一位可爱的厨师，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会把我的晚饭放在微波炉里，以便加热，微波炉当时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玩意儿。

司沃特准尉为我烤面包、酿造清淡啤酒和其他美味佳肴。当有人来看我的时候，他会准备精美的饭菜。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看我。他们总是称赞饭菜做得好，我敢说我的厨师让所有来看我的人都有些羡慕。当当局开始允许我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同志、联合民主战线（UDF）和群众民主运动（MDM）组织的人来看我的时候，我敢说他们就是冲着美味的饭菜而来的。

有一天，吃过司沃特先生做的精美饭菜之后，我走进厨房去洗盘子。“不，”他说，“那是我的工作，你一定要回会客厅。”我坚持说，我必须干点活儿，你做饭，我洗盘子，这是合情合理的。司沃特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最后还是让了步。他也反对我早上起来自己整理床铺，说这些活儿都是他应该干的。但是，多年来，我一直自己收拾自己的床褥，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有时，我们也从另一方面互相取长补短。像许多讲南非荷兰话的狱警一样，他也很希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而我则总是在寻找提高我的南非荷兰话的方法。我们两人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与我讲英语，而我则用南非荷兰语回答，这样，我们两人都能有机会练习自己说得最差的语言。

我经常点几个菜让他做。我有时要吃玉米粥和大豆，这些是我从小就喜欢吃的东西。有一天，我说：“你知道，我想让你给我做一些糙米。”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问：“糙米是什么？”司沃特是年轻人，我向他解释，糙米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粗米。在战争年代，当没有白米吃的时候，我们常常吃糙米。我说，吃糙米远比吃白米有利于身体健康。他对我说的话有些不大相信，但是，他仍然设法为我找了一些糙米。我亲自指导他把糙米做熟，我吃得有滋有味。但是，司沃特先生不喜欢吃这种糙米饭，并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我再要吃这种糙米，我必须自己去做。

尽管我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但是，来了客人，我总是喜欢用葡萄酒招待我的客人。有时，为了让我的客人感觉舒适，我也会喝上一点儿。但是，我唯一能喝的是一种南非的“半甜”葡萄酒，这种酒实际上很甜。

在我的客人到来之前，我会让司沃特先生去弄一种尼德堡葡萄酒。这种酒以前我曾经喝过，知道它是一种真正的半甜酒。有一天，我期待着我的朋友和律师杜拉·奥马尔、乔治·毕佐斯和伊斯梅尔·阿尧博来吃午饭，因此，我让司沃特先生去买一些尼德堡葡萄酒。乔治·毕佐斯不是穆斯林，他可能会在吃饭的时候喝点儿酒。我发现，当我让司沃特去买酒的时候，他苦着脸，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曼德拉先生，”他说，“我总是给你买这种酒，只是因为你老是让我去买这种酒，但是，这种酒是一种很便宜的饮料，并不怎么好。”我提醒他，我不喜欢干葡萄酒，我认为乔治无论如何也喝不出有什么差别来。司沃特听着我说的话有点儿好笑，于是建议折中一下：他出去买两瓶酒，一瓶是干葡萄酒，另一瓶是我要的尼德堡葡萄酒，然后我可以问问我的客人到底喜欢哪一种。“那好，”我说，“让我们试一试你的主意。”

当我们四个人都已入座准备吃午餐的时候，司沃特拿着两瓶酒走到我的客人们面前询问：“先生们，你们喜欢哪种葡萄酒？”乔治看都没看我，就指向那瓶干白葡萄酒。司沃特准尉笑了。

96...

与谈判委员会的会谈仍在继续，但是，我们总是在一些相同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使我们无法往下谈。这些问题依旧是：武装斗争、共产党和多数原则。我一直在敦促库依茨安排让我与P. W.博塔会谈。这时候，当局已经允许我与我在波尔斯穆尔、罗本岛和卢萨卡的同志们进行最起码的沟通。尽管我知道我比我的同事们先行了一步，但是，我并不想走得太远，一味地孤军奋战。

1989年1月，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四位同志来看我，我们讨论了我准备提交给总统的那份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我们在秘密会谈中所谈的多数内容，但是，我仍然想让总统直接听听我的想法。他会明白，我们并不是怒目相向的恐怖分子，而是有理性的人。

3月份，我在致博塔先生的备忘录中说：“正如其他南非人都毫无疑问地感到不安一样，我为南非分裂成势不两立的黑人和白人两大阵营互相残杀而感到不安。”为避免这种局面并为和谈奠定基础，我建议政府同意放弃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三项要求作为和谈的前提条件，即，放弃暴力、与南非共产党决裂和放弃多数原则。

关于暴力问题，我写道，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放弃暴力并不是主要问题，“问题在于政府还没有做好与黑人分享政治权力的准备……”我解释说我们愿意把南非共产党放在一边，并重申我们并不处在南非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我写道：“哪一个有尊严的人会在共同的对手仍然存在的时候抛弃仍然与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信任的终身朋友？”我说，政府反对多数原则只不过是试图维护统治的一种不太巧妙的托词。我建议他要面对现实。“多数原则和国内和平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白人统治的南非必须承认，只有多数原则得到充分实行，这个国家才会有和平和稳定。”

在信的末尾，我提出了关于和谈的粗略框架。

有两个政治问题必须要进行讨论。首先，在统一的国家中要求实行多数原则；其次，白人对这种要求的担心以及白人坚持在政权结构上得到保证，即多数原则并不仅仅意味着少数白人受大多数黑人的统治。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所面临的最关键任务就是要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我建议，完成这个关键任务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坐下来讨论，创造与和谈相适应的条件；第二步是实际和谈本身。“我必须指出，我的动议为你提供了打破目前僵局的机会，并且可以使国家的政治形势正常化。我希望，你能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时机还是失去了。1月份，P. W.博塔忽然身患中风。尽管中风并没有使这位总统丧失执政能力，但是，却使他更虚弱了，并且据他的内阁讲，中风使他变得更加急躁。2月份，博塔出人意料地辞去了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但仍然保留自己作为国家总统的职务。这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局面：按照南非议会制度，处于多数的党的主席才能担任国家总统。博塔现在仍然是国家总统，但却不再是他自己那个党的主席了。有些人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积极的措施：为了给南非带来真正的变化，博塔想要“超脱政党政治”。

政治暴力和国际社会压力仍然在不断加强。全国被扣押的政治犯成功地举行了绝食斗争，要求司法部下令释放900多名在押的政治犯。1989年，联合民主战线与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结成了同盟，组建了群众民主运动，当时正准备着手组织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向隔离制度挑战。在国际战线上，奥利佛·塔博与大不列颠政府和苏联举行了会谈，并于1987年1月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美国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是解决南非问题不可缺少的因素，对南非的制裁仍然在继续，并且正在进一步加强。

政治暴力也有其悲剧性的一面。随着索韦托暴力的不断加强，我的夫人找了一伙年轻人做她在索韦托活动时的保镖。这些年轻人没有接受过训练，组织纪律性很差，参与了一些与解放斗争的宗旨不相符的活动。后来，温妮由于她的一个保镖受审而在法律上受到了牵连，这个人当时被指控杀了一位年轻的同志。这个案子使我非常担心，因为这样的丑闻在团结为重的时期只能会使运动组织发生分裂。我全力支持我的夫人，并坚持认为，尽管她判断有误，但是，对她的任何严重指控，她都是无辜的。

那年的7月，为了我的71岁生日，几乎我全家都到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来看望了我。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的夫人、儿子、女儿、孙子和孙女团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令人高兴的时刻。司沃特准尉尽其所能地准备了宴会，而当我让我的一些孙辈在吃正餐之前先吃些布丁时，他甚至一点都不感到麻烦。吃完饭后，我的孙辈们跑到我的卧室去看恐怖录像片，而成年人则在客厅里闲聊。我的全家人都围绕在我的身边，这使我感到特别高兴，唯一的痛苦就是多年来我已经失去了许多这样的机会。

97...

7月4日，威廉姆斯将军又来看望了我。他告诉我，第二天我将被带去见博塔总统。他把这次与博塔的会面说成是一种“礼节性拜访”，并告诉我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动身。我告诉威廉姆斯将军，尽管我期待着这次会见，但是，我认为去见博塔先生应该有一套像样的西服和领带（著名人士代表团来访问时的那套西服早就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威廉姆斯将军同意给我做一身西服，不大一会儿，一位服装师来给我量了尺寸。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了新的西服、领带、衬衣和鞋。在动身前，威廉姆斯将军还问了我的血型，以防万一第二天会发生任何不幸的事情。

我尽可能仔细地为这次会见做了准备。我又看了一遍我的备忘录和为起草这个备忘录所做的笔记。我尽可能多地看了一些报纸和刊物，以便了解时事。博塔总统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后，F. W.德克勒克当选为新的国民党主席，据说两人之间一直在耍政治手腕。有的人可能把博塔愿意会见我解释为抢先于其对手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对此并不担心。我还演练了一番总统可能要坚持的主张以及我如何作出反应。每次与对手会谈，你必须确保能够把要给对方留下的印象准确地留给对方。

我对去见博塔先生有些紧张。大家都叫他“die Groot Krokodil”（大鳄鱼），我对他那狂暴的脾气曾多次有所耳闻。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守旧、固执、倔强的南非白人的典型，认为与黑人领袖没有多少好商量而只能服从他们的。他刚刚发生的中风显然只会加剧他的这些倾向。我决心已定，如果他对我指手画脚，我将不得不告诉他，我对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然后我将站起来，中止与他的会谈。

早晨5点30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监狱长马雷少校准时来到我住的那座别墅。他走进了客厅，我穿着新做的西服站在他面前让他看一看。他围着我转了一圈，然后一个劲地直摇头。

“不，曼德拉，你的领带……”他说。我在监狱里很少戴领带，我知道那天早上系领带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如何正确地打结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了个结，并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它。马雷少校解开了我的衣领，松开并取下领带，然后站在我身后，给我打了一个双温莎结。然后，他走到我的面前欣赏他自己为我系的领带。“好多了。”他说。

我们乘车从维克多·维尔斯特到波尔斯穆尔，然后又到了威廉姆斯将军的家里。在他家里，将军的夫人为我们准备了早餐。吃过早饭后，在一个小型车队的护送下，我们乘车来到了总统府图因胡伊斯。我们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在那里谁也不会看到我们。图因胡伊斯是一座优美的19世纪开普荷兰式建筑，但是，那天我并没有能好好地看看这座建筑，而只是悄悄地直接进了总统府。

我们在地下停车场乘电梯来到总统办公室前面的一个华丽的、木板镶壁的大厅。在大厅里，我们受到了科比·库依茨、尼尔·巴纳德和一批监狱随从官员的迎接。我早就已经就这次会见与库依茨和巴纳德博士广泛地交换过意见，他们一直在劝我避免与总统谈有争议的问题。在我们等候在那里的时候，巴纳德博士向下看了一眼，发现我的鞋带没系好，便立即蹲下来为我把鞋带系好。当时，我只注意他们如何紧张，却也没有使我自己镇定下来。然后，门开了，我带着最坏的打算走进了总统办公室。

P. W. 博塔从他气派的办公室对面朝我走过来。显然，他事先已经对自己的步幅作过演练，因为我们正好到达房中间的时候走到了一起。他笑容满面地伸出了手，事实上，从这一时刻开始他完全使我放松了下来。他客气、恭敬而友好，显得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很快就摆好姿势，两人握着手拍了照，然后与科比·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和巴纳德博士一起坐在了一张长桌子旁。有人给我们倒上茶，然后我们就开始谈判。似乎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陷入紧张的政治争议之中，而是双方进行生动而有趣的交流。我们没有讨论实质性的问题，而是谈了一些诸如历史和南非文化方面的话题。我提到自己刚刚在一份布尔语杂志上阅读了一篇关于1914年南非白人叛乱的文章，也提到了他们如何占领了自由邦的城镇。我说，我把我们的斗争看作与这次著名的反叛相类似的斗争。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这些历史插曲。对南非的历史，黑人和白人当然有很不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那次反叛只是兄弟之间的吵架，而我们的斗争则是一种革命斗争；我说，也可以把我们的斗争看作肤色不同的兄弟之间的一种斗争。

这次会谈进行了不到半个小时，自始至终都充满着友好而轻松愉快的气氛。就在这个时候，我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请博塔先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其中也包括我自己。这是会谈中唯一比较紧张的时刻，博塔先生说，他恐怕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

然后，就会谈的消息如果透露出去我们将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进行了简短的讨论。我们很快就起草了一个轻描淡写的声明，把我们的会谈说成是促进国家的和平而在一起喝茶。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意见后，博塔先生站起来与我握手，并说我们一直谈得很愉快。的确一直很愉快。我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沿着我们来的路线离开了总统府。

尽管这次会谈从和谈的角度讲并没有取得进展，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博塔先生早就说过，我们必须跨过鲁比肯河，但是，他直到那天上午在图因胡伊斯才亲自这样做了。当时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走回头路。

一个多月之后，即1989年8月，P. W.博塔走上国家电视台，宣布辞去国家总统的职务。在一篇近乎漫谈式的告别演讲中，他指责内阁成员不守信用，对他置之不理，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占了便宜。第二天，F. W.德克勒克作为代总统宣誓就职，并宣布将致力于改变和改革。

我们以前认为，德克勒克先生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他成为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党员，做起事来不偏不倚，他的过去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表明他具有改革精神。作为一位教育部长，他曾经力主不准白人大学招收黑人学生。但是，他一接管了国民党，我就开始密切关注他。我读了他所有的演讲，听了他所发表的谈话，开始明白他真正背离了他的前任。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倡导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改变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宣誓就职的当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见面。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德克勒克说，他的政府将致力于和平，将与任何其他致力于和平的团体进行和谈。但是，只有在他就职后，在大主教图图和阿伦·布塞克牧师领导群众在开普敦策划游行示威、抗议警察的野蛮行径的时候，他关于新秩序的承诺才得以显示出来。在博塔总统当政期间，这种游行将遭到禁止，而参加游行的人将会蔑视这种禁止，因此必然会导致暴力。而新总统却实践了不限制政治集会的诺言，允许举行游行示威，只要求游行示威者不诉诸暴力。由此看出，掌舵的是一个新的、与前任不同的舵手。

98...

即使是德克勒克成了总统，我仍然继续在与秘密和谈委员会接触。宪法发展部部长格雷特·维尔强也加入了我们和谈的行列，他是一个卓越的人物，拥有古典文学博士学位。当时，他的职责是把我们的讨论纳入宪法框架。我竭力要求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其美好的动机，并敦促政府释放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监狱的政治犯，以显示其真正的诚意。在我告诉谈判委员会必须无条件释放我的同事的同时，我说，释放他们以后，政府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奉公守法之人。戈万·姆贝基的行为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是在1987年被无条件释放的。

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总统宣布将释放瓦尔特·西苏陆和七名我在罗本岛上的同志，他们是：雷蒙德·穆拉巴、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伊莱亚斯·莫佐莱迪、杰夫·马塞莫拉、维尔顿·穆夸毅和奥斯卡·穆培塔。那天上午，瓦尔特、凯西、雷蒙德和安德鲁来看望了我，他们仍然住在波尔斯穆尔，所以我能够向他们告别。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被释放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五天之后，这些人就被从约翰内斯堡监狱释放了。这是一个立即引起国内、国外称赞的行动，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与由于瓦尔特和其他人的释放使我产生的那种兴奋之情相比，我的感激之情显得有点儿苍白。这是我们那么多年一直渴望到来并为之战斗的一天。德克勒克实践了他的诺言，人们被无条件地释放了，他们可以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发表讲话了。显然，对组织的取缔也已经不再有效，这说明我们的长期斗争和我们坚持原则的决心是正确的。

德克勒克着手有步骤地拆除各种隔离制度的障碍，他宣布，南非海滩度假胜地向所有肤色的人开放，并声明，《保留福利设施隔离法》将很快被废除。1953年以来，这项一直被大家称作“小隔离”的法律措施得到了加强，把公园、剧院、餐馆、公共汽车、图书馆、厕所和其他公共设施都按照种族进行分离式管理。11月，他宣布解散“国家安全管理系统”。在当时，这是一个在P. W.博塔执政期间建立起来的专门对付反隔离力量的秘密机构。

12月初我被告知，与德克勒克的会见安排在当月的12日。利用这段时间，我就能够与我的新老朋友进行协商，并在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会见我的老同事和群众民主运动及联合民主战线的领导人。我接见了来自各个地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和来自联合民主战线及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组织的代表团。当时，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西里尔·拉马弗萨，他是全国矿工工会的总书记，也是新一代领导班子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人。我的罗本岛狱友也来看望了我，其中有“恐怖”勒寇塔和道克尤·赛克斯瓦勒，他们两人还一起与我吃了午饭。他们两人特别能吃，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司沃特准尉抱怨别人太能吃，他说：“那两个人想把我们的家当全吃光！”

在几位同事的指点下，我给德克勒克写了一封信。与曾经寄给P. 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这封信的主题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谈判问题。我告诉这位总统，当前的对立正在消耗着南非的生命力，谈判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接受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特别是没有政府要求的那种前提条件：停止武装斗争。政府要求“真诚地致力于和平”，而我指出，我们准备和谈是真心实意的。

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我对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和阐述和解的内容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的话深深地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南非和世界人民，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新南非的诞生。我说，通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彻底废除隔离制度，以及为加强隔离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但是，我又说，那个讲话精神后来并没有多少见之于行动。许多人把政府的政策理解为以其他方式继续实行隔离制度。我说，政府在与“黑人家园”（班图斯坦）的领袖和其他赞成这种制度的人谈得时间太长了。我断言，这些人是旧的剥削制度的代理人，广大南非黑人是反对他们的。

我重申，我提议的谈判要分两步走。我告诉他，我完全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采取的方针。这个声明把消除政府自己制造的和谈障碍的责任归于政府方面，包括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对组织的取缔和对个人的禁止，结束紧急状态，从各地城镇撤出军队。我强调说，共同达成停火协议、结束相互敌对行动应当是当务之急，因为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进行。这封信在我们会谈的前一天被转交给了德克勒克先生。

12月13日上午，我又被带到图因胡伊斯，在我曾经与其前任喝茶的同一个房间里会见了德克勒克。他的陪同人员有科比·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巴纳德博士以及他的同事麦克·洛维。我祝贺德克勒克当选总统，并表示希望我们能一道工作。他十分热情，并对我作出了同样的表示。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在我说话时，德克勒克先生听得非常认真。这是一种新鲜的经历。国民党的领袖在与黑人领袖们讨论问题时，一般都是听他们想听的意见，而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正想听取和理解我们的意见。

那天，我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刚刚颁行的“五年计划”，其中出现了“团体权利”的概念。所谓“团体权利”思想，意思是没有哪个民族或种族团体高于其他种族团体。尽管他们把团体权利定义为“在南非保护少数种族自由的一种办法”，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想保留白人统治。我告诉德克勒克，这一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我补充说，保留这个概念也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不放弃这一条，就会给大家造成他要使种族隔离现代化的印象，这会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进步力量的眼中形成有损于他和国民党的形象。我说，对于一种压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须全部抛弃。我提到了最近国民党在开普地区的喉舌——《公民》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其中暗示，团体权利的概念被理解为从后门把隔离制度弄回来的一种企图。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如果他的党报这样理解团体权利，那么，他又会怎么认为我们将如何理解团体权利的概念呢？我补充说，75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反对隔离制度，这只是由于隔离制度有一层伪装。如果他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团体权利这个特洛伊木马来保留隔离制度，那么，他就不是真正想结束种族隔离。

我发现，那天德克勒克的反应有些迟钝。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注意倾听我必须要说的话，并不与我争论。“你知道，”他说，“我的目标与你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区别。你在给P. W.博塔的备忘录中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应当一道工作，去解决白人担心的黑人统治问题，而‘团体权利’的思想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种解释对我有所触动，但是，我说，“团体权利”与其说是减轻白人的担心，倒不如说是增加黑人的担心。然后，德克勒克说：“那么，我们就对它进行修改。”

然后，我提出了我的自由问题，并说，如果他认为我准备竭尽全力争取自己获得释放，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重申，如果我被释放后，环境条件与我被捕时的环境条件仍然一个样，那么我还会去干我被逮捕前所干的同样的事情。我向他挑明，向前推动和谈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释放政治犯并让被流放的人士回来。如果政府不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取缔令，那么我一走出监狱，将仍然是在为一个非法组织工作。“那么，”我说，“你一定会在我走出监狱大门之后重新把我逮捕。”

他又一次认真倾听了我所说的话。他肯定对我说的话不感到奇怪，因为他说他将考虑我所说的一切，但是，他不会作任何承诺。这次会谈是一次试探性的会谈，我知道，那天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谈，就像我刚到罗本岛的时候试探监狱长一样，我对德克勒克进行了一番试探。我可以给卢萨卡的同志写信，告诉他们，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的与以往的国民党政客不同。我说，德克勒克先生印证了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著名描述：他是我们能够与之共事的一个人。

99...

1990年2月2日，F. W.德克勒克站在议会前致了传统的开幕词。他要做一些别的南非国家领导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真正开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从而为建设一个民主的新南非奠定基础。他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宣布：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其他31个非法组织的禁令，释放非暴力活动的政治犯，停止实行死刑，取消紧急状态法及其规定的各种限制。他说：“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真的一下子就使南非的形势实现了正常化。我们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40年的被迫害和被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现在又成了一个合法组织。我和我的所有同志不会再由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由于高举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绿黄黑三色旗、由于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名字而被逮捕了。近30年来，我的照片、我说的话和我所有被禁止的同志们的照片及言论第一次可以出现在南非的报纸上。国际社会为德克勒克的勇敢行为喝彩。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好消息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对德克勒克先生没有完全取消紧急状态并命令军队从各城镇撤离表示反对。

2月9日，也就是德克勒克在议会致开幕词七天之后，我又一次接到了去图因胡伊斯的通知。下午6点，我到达了总统府。我与微笑着的德克勒克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了面，当我们握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准备第二天就把我从监狱里放出来。尽管南非和全世界的媒体几周来一直在推测我即将被释放，但是，这个宣布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都算是一个惊喜。并没有人告诉我，德克勒克要见我的原因是告诉我他打算让我获得自由。

我感觉我的内心和大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很想尽快离开监狱，但是，根据如此简短的一个通知就离开监狱却是不明智的。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感谢，然后说，冒着看上去不领情的风险，我宁愿让大家再关注一周，以便让我的家庭和组织对我的释放做好准备。我说，明天就这样出去，可能会引起混乱。我请求德克勒克，从那天算起一周后再释放我。等了27年后，我当然能够再等上一个礼拜。

德克勒克对我的反应感到吃惊，他没有对我的要求作出答复，而是继续讲述释放我的计划。他说，政府会用飞机先把我送回约翰内斯堡，并正式在那里释放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告诉他，我强烈反对以这种方式释放我。我想步行走出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大门，并能向那些关照我的人表示感谢，向开普敦的人民表示问候。尽管我来自约翰内斯堡，但是，我已经在开普敦待了接近30年。我要回约翰内斯堡，但是，我会自己选择在什么时候回去，而不是在政府要我回去的某个时候回去。“一旦我获得自由，”我说，“我会自己照顾自己。”

德克勒克又一次显得不知所措。但是，他这次还是对我的拒绝作出了反应。他说了声“对不起”，就离开他的办公室去与别人商量。10分钟后，他满脸不高兴地回来说：“曼德拉先生，现在太晚了，计划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回答说，这个计划是无法接受的，我想一周后在维克多·维尔斯特被释放，而不是在约翰内斯堡。这是一个十分紧张的时刻，当时，我们两人都没有顾得上琢磨其中的讽刺意味：一个囚犯要求待在监狱里，而监狱警当局反而催他快走。

德克勒克又一次说了声“对不起”，便离开了他的办公室。10分钟后，他带回了一个折中办法：“好，我可以在维克多·维尔斯特释放你，但是，释放时间不能往后延了。”政府已经告诉国外的媒体，我第二天将被释放，他们认为不能违背自己作出的声明。我觉得，不能再在这件事上争论。最后，我同意了这个折中办法，德克勒克为我们每人倒了一杯威士忌以示祝贺。我举起威士忌呷了一口，但仅仅是假装喝而已，因为这样的烈性酒对我来说劲儿太大了。

我直到接近午夜的时候才回到了我的别墅，一到了那里，我立即给我在开普敦的同事们捎信，我将在第二天被释放。我又设法给温妮捎信，并给住在约翰内斯堡的瓦尔特打了电话。他们都将于第二天乘包机飞到开普敦。那天晚上，几位来自被大家称为全国接待委员会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士来到我的别墅，为我起草我将在第二天发表的声明。他们一早就离开了我的别墅，尽管我心情十分激动，但我当晚还是好好地睡了一觉。

第十一部 自由

100...

释放我的那天，我4点半就醒了，只睡了几个小时。那天是2月11日，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也是开普敦结束夏季的一天。我做了一番简单的常规锻炼，然后洗漱并用了早餐。早饭后，我给几位住在开普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战线人士打了电话，让他们来我住的别墅为我的释放做准备工作，并帮助我写讲话稿。监狱里的医生过来给我做了一次简单的身体检查。当时，我并没有老是在想我被释放后的前景，而是在想释放前我必须要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正如人生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关头往往使人感到千头万绪、不知所措。

有许多必须要讨论和解决的事情，但又几乎没有时间去做。接待委员会的几位同志，其中包括西里尔·拉马福萨和特雷弗·曼纽尔，高高兴兴地一大早就来了。我想首先向帕尔区人民发表讲话，他们在我被囚禁期间一直对我很好。但是，接待委员会坚持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我首先向那些富有的帕尔区白人发表讲话，会让人感到奇怪。确实，按照计划，我首先应该在开普敦大广场向开普敦人民发表讲话。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在什么地方度过。我倾向于在开普公寓区度过那个夜晚，因为那里是开普敦黑人和有色人居住区，可以显示我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但是，我的同事和我的夫人都坚持认为，为了安全，我应该在主教大院与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住在一起，那是位于白人居住区内的一座豪华住宅。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前，一直不允许我住在这个居住区。我想，在一个高档的白人居住区度过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可能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但是，接待委员会解释说，主教大院已经成为图图领导下的多种族居住地，是开放的、包容的非种族主义的象征。

监狱为我提供了箱子和盒子，以便收拾行李。在我被囚禁的大约头20年里，我几乎没积累下什么东西。但是，最后几年我却攒了足够多的财产——主要是书和资料，足以弥补过去几十年的不足。我这些家当装了十几个箱子。

我释放的准确时间定在下午3点，但是，温妮、瓦尔特及其他从约翰内斯堡乘包机过来的人直到下午2点多才到达。房子里已经有几十个人，整个场面呈现出了一片喜庆的景象。司沃特准尉为我们大家准备了最后一次美餐。我对他表示感谢，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做了两年的饭，更是因为他和我做了两年的伴。詹姆斯·格雷戈里准尉也来到了现场，我热情地与他拥抱在一起。几年来，从波尔斯穆尔到维克多·维尔斯特，他给了我许多关照，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政治，但是，我们的友谊是不言而喻的，我会怀念他给我带来的安慰。司沃特、格雷戈里和布兰德准尉这些人使我更加坚定了对基本人性的信仰，甚至也包括那些把我关押了27年半的人。

当时，几乎没有多少告别的时间。根据计划安排，温妮和我乘车去监狱的前大门。我已经告诉了监狱当局，我想与关照过我的警卫人员和狱警告别，我请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前门等着我，在那里，我将与他们一一道别。

下午3点过几分，一位著名的南非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给我打电话，他要求我在距离大门前几百英尺处走下车来，这样，他们就能够为我拍摄正在走向自由的情景。这个要求似乎是合理的，于是我同意了。这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认识到，事情可能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平静。

到了3点30分，我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已经过了计划安排的时间。我告诉接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的人民一直等了我27年，我不想让他们再等了。将近4点时，我们乘车离开了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大约在距大门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车子慢慢地停下来，温妮和我从车上下来，开始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开始，我没能看到我们前面有什么动静，但是，当我们走到距离大门大约150英尺的时候，我看到一大群人正簇拥在那里。当时，现场有数百名摄影记者、摄像记者、新闻记者，以及数千名满怀希望的人。我为此感到震惊，并且有点紧张。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我想象至多会有几十个人，可能主要也就是狱警和他们的家人。但是，这个场面原来仅仅是开始。我发现，我们没有充分做好应付要发生的这一切的准备。

在距离大门大约有20英尺的地方，照相机开始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那种声音听起来就像“金属动物”发出的噪音。新闻记者开始大声地提问题，电视记者也开始向前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则在叫喊和欢呼。即使这种混乱稍稍让我感到有点儿不知所措，但它仍然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场面。当一个电视台记者把一个长长的、黑糊糊、毛茸茸的家伙对着我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还以为那是在我被关押期间发明的一种什么最新式武器呢！温妮告诉我，那是一种麦克风。

当我来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举起了右拳，紧接着是一片欢腾。27年来，我一直不能这样做，现在，它似乎给了我一种涌动的力量和激动。我们只在人群中待了几分钟，然后，就回到车上向开普敦驶去。尽管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非常高兴，但是，由于没有机会向监狱的管理人员说声再见，这还是使我感到十分苦恼。当我最后通过一道道大门从另一侧进入汽车的时候，尽管已经71岁，但我仍然感到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想，长达一万个日夜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了。

开普敦位于维克多·维尔斯特西南方35英里处，但是，由于没预料到在监狱门口有那么多人，司机选择了别的路线。我们的车队绕到监狱的后面，抄小路和近路向市区驶去。我们穿过美丽的绿色葡萄园和一方方的农田，我尽情地欣赏着周围的风光。

农村一片繁荣，而且管理得很好，但是，让我吃惊的是竟然有许多白人家庭全家人都站在路旁观看我们的车队。他们从收音机里已经知道，我们要选择另一条路线。有的人，可能有十几个人，甚至举起他们的右拳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礼，这让我吃惊不小。这些来自保守的农业地区的少有的勇敢人士，表示了团结一致的愿望，这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在一个地方，我停下车并从车里走出来，向一个白人家庭打招呼，感谢他们的支持，并告诉他们，他们的支持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不由地想到，我正在返回的南非与我离开时的那个南非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我们进入开普敦市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向市中心蜂拥而去。接待委员会在开普敦大广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那里是一个十分开阔的广场，直通到旧市政厅的前面。我将在旧市政厅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讲话，因为站在阳台上可以俯视整个广场。我们听说，成千上万的人自从上午就一直等候在那里。根据计划，我们的车队将避开人群，转到市政厅的后面，我要从那里悄悄地进入大厦。

驱车到开普敦只用了45分钟，当我们行驶到大广场附近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司机想右转弯绕过广场，但是，他却莫名其妙地直接闯入了人海之中。人群立即拥了过来，把我们的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慢慢往前移动了一两分钟，然后被群众的身体挡在了那里。人们开始敲打车窗，然后又敲行李箱盖和车顶。在车里，听着外面就像是下冰雹一般。然后，人们开始兴奋地往汽车顶上爬，另有一些人则开始摇晃汽车。这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感到，这种爱的表达方式可能会置我们于死地。

司机比温妮和我更着急，他叫嚷着要从车里下来。我告诉他，先保持冷静待在车内，我们后面车内的那些人会来救援我们。阿伦·布塞克和其他人开始想把人们从汽车周围推开，为我的车清出一条路，但是并没有成功。我们坐在车内，就是想打开车门也是徒劳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挤在汽车周围。就这样，我们的数千名支持者围困了我们一个多小时。不用说，我计划开始发表讲话的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

几十名会议执行官员最终赶过来实施救援，并慢慢地清出了一个通道。当我们最后挤出人群的时候，司机加大油门朝着与市政厅相反的方向驶去。“伙计，你打算去哪里？”我有些不安地问。“我不知道！”他说。从他说话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十分心焦。“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说。然后，他继续漫无目标地往前行驶着。

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去我朋友杜拉·奥马尔律师家的方向，他当时住在该市的印度人居住区。我说，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这句话使他的情绪好了一点儿。很幸运，杜拉和他的家人都在家，但是，他看到我们感到很意外。27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并没有向我们表示问候，而是有些关心地说：“你们不是去大广场了吗？”

我们本来可以在杜拉家喝点冷饮，但是，几分钟后，图图大主教就打来了电话，因此，我们只在那里待了几分钟。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他十分着急，说：“纳尔逊，你必须立即回到大广场。那里的人群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你不赶快回到这里，我不敢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或许会发生骚乱！”我说，我马上就赶过去。

我们的问题在于司机：他坚决不愿意再回大广场。我说服了他，于是，我们很快就驶上了回市政厅的大路。市政大厦四周都围满了人，不过，好像后门的情况稍好一些，于是司机设法把车开到了后门。当我在别人的带领下登上这座宏伟的、过去都是白人在里面工作的大厦顶层的时候，天几乎已经到了黄昏时分。我走出大厅，来到了阳台上，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正在不停地欢呼。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小旗，有的举着标语，有的则在鼓掌，到处是一片欢笑的海洋。

我向人群举起了拳头，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巨大的欢呼声。这些欢呼声使我重新焕发了斗争精神。“Amandla！”（政权！）我高声喊，“Ngawethu！”（属于我们！）他们应和着。“非洲！”我又喊，“Mayibuye！”（再回来！）他们呼应着。最后，当人群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掏出了我的讲话稿，然后伸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眼镜，但眼镜却没在口袋里。匆忙之间，我把眼镜忘在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我知道，温妮的眼镜度数与我的差不多，于是，就戴上了她的眼镜。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向你们致敬！我在这里，站在你们的面前，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的忠实公仆。你们不懈而英勇地作出了牺牲，才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有生之年交到你们的手中。

说句心里话，我想首先告诉人们，我不是一个救世主，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领导人，实乃特殊的环境使然。我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他们为我的释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感谢开普敦的人民，并向奥利佛·塔博、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民族长矛军、南非共产党、联合民主战线、南非青年大会、南非贸易工会大会、民主运动组织、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南非妇女组成的、长期以来一直反映良知声音的“黑腰带”组织致敬。我还公开向我的夫人和家人表达了感激之情，我说：“我深信，与我本人相比，他们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要大得多。”

我清楚地告诉大家，隔离制度在南非是没有前途的，南非人民一定不要放弃大规模的行动。“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自由的曙光，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我认为，有必要公开我与政府开始的谈判。“今天，”我说，“我想告诉你们，我与政府谈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政治形势的正常化。我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就我们国家的未来进行谈判，我自己决不单独与政府谈判。”

我说，我希望很快能够营造一种有益于通过和谈取得一致的气氛，从而为结束武装斗争铺平道路。我说，营造这种气氛的步骤在非洲人国民大会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已经描述过。作为真和谈的一个条件，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并释放所有政治犯。

我告诉大家，德克勒克在实现政治形势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国民党领导人都要开明。当时，我用经常萦绕在我心头的话说，我一直称德克勒克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当德克勒克似乎不想实践他的诺言的时候，我曾经多次想起这些话。

我绝不会屈服，并且斗争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刚刚开始。让我的人民和政府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重申，我是“一个忠诚的、守纪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鼓励大家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加强斗争，共同走过这段最后的路程。

到我讲完话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我们被簇拥着回到汽车上向主教大院驶去。当我们进入那片古朴的建筑群时，我看到几百张黑色面孔正在等待着迎接我。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大家突然唱起歌来。当我看到图图大主教的时候，我张开双臂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用语言和胆识鼓舞整个国家的人，他使人民在最黑暗的时刻重新燃烧起了希望的火焰。我们被领进屋内，在那里，有更多的亲属和朋友在等候我们。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还是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打过来的电话的时候。我立即意识到打电话的人是谁。奥利佛·塔博的声音比较低弱，但是，他的声音绝对不会被人认错。在这么多年之后，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使我非常高兴。当时，奥利佛正在瑞典接受康复治疗，他于1989年8月患上了轻度中风。我们约好要尽快见面。

我一直在梦想，一离开监狱就从从容容地开着车去特兰斯凯，去看一看我的出生地，看一看我小时候曾经在那里玩过的山丘及河流，看一看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的我母亲的墓地。但是，我的梦想必须推迟，因为我很快得知，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为我制订了繁重的工作计划，而在这些计划中，没有一项是去特兰斯凯进行一次轻松的旅行。

101...

根据计划安排，我释放后的第二天下午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上午，我会见了许多同事，与他们商量招待会的议程和策略。我收到了一大堆贺电，并尽可能一封封地亲自拆看。这些贺电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是总统发来的，有的是首相发来的。但是，我特别记得有一位开普敦白人家庭妇女发来的一封贺电，她的贺电使我尤为开心。贺电说：“释放你我很高兴，你将回到你的朋友和家人中，但是，你昨天发表的讲话却很令人厌烦。”

在进监狱前，我从来没有举行过那天举行的那种记者招待会。过去没有电视摄像机，而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绝大多数都是秘密进行的。那天下午，有那么多的记者，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不知道是在向谁说话。在这些记者中，我发现黑人记者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使我很高兴。在记者招待会上，我还着重重申了几个主题：首先，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忠诚、守纪律的成员。我对许多资深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在国外观察我被释放的这一事件很留心，他们一直试图从远处评价我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我知道他们听到了一些谣言，说我偏离了组织，放弃了原则，所以，我每次都要先澄清这一点。当有的记者问我在组织中将起什么作用时，我告诉他们，非洲人国民大会让我起什么作用我就起什么作用。

我告诉记者们，在我继续支持武装斗争和提倡和谈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正是武装斗争的现实和威胁，才迫使政府走到了谈判桌前。我补充说，当政府停止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实施暴力的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也会以和平回报政府。有人提到制裁问题，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没有要求减轻制裁，因为导致制裁的主要形势——黑人没有政治自由——仍然没有任何改变。我说，我虽已经走出了监狱，但是，我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还被问及白人的担心问题。我知道，人们预计我会拿白人撒气。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在监狱里，我对白人的愤怒已经有所缓和，但是，我对这种制度的仇恨却变得越来越强烈。我要让南非人明白，尽管我仇恨这个使我们相互仇视的制度，但是，我甚至对我的敌人也不乏爱意。

我想让记者们知道，白人在新的权力分配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也绝不会忽略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还没有得到解放就先遭到毁灭，而驱赶白人无疑将会使这个国家毁于一旦。我说，在白人的担心和黑人的希望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找到这个中间地带。“白人也是南非的同胞，”我说，“我们想让他们感到安全，并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不分男女，只要是放弃隔离制度的人，都将被团结在我们为建设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而进行的斗争之中。我们必须尽我们的所能，说服我们的白人同胞，一个新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对所有的南非人都将是一个更好的国家。

在我第一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发现，正如记者们很想了解我的政治思想一样，他们也很想了解我的个人感情和我的亲属。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儿，当我走进监狱的时候，一个记者绝不会想着询问关于我夫人和家人的问题，关注我的情感和最隐秘的时刻。尽管媒体对这些事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发现要满足他们的这种好奇心是很困难的。我不是，并且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谈论自己的情感的人。记者们常常问我获得自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描述这类不好描述的事情，并且，我通常是不成功的。

开完记者招待会之后，图图大主教的夫人从约翰内斯堡打电话说，我们必须直接坐飞机去约翰内斯堡。温妮和我都希望在开普敦放松几天，但是，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约翰内斯堡的人民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我不立即赶过去，那边就会出乱子。那天晚上，我们乘飞机到了约翰内斯堡，但是，我被告知，当时有数千人围在我的老家——重新建成的奥兰多西8115号，去那里是不明智的。我勉强同意了，因为我渴望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我释放后的第二个夜晚，但是，温妮和我还是住在了北郊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的家里。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直升机飞往索韦托第一国家银行体育场。我因而能够在上空转一圈儿，看一看索韦托这个由火柴盒式的房子、铁皮棚子和尘土飞扬的道路组成的大都市，这里是南非黑人的母城，也是我作为一个男人走进监狱之前所知道的唯一家园。尽管索韦托有了发展，有的地方也很繁华，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十分贫穷。他们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在像南非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里，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许多地方，人们比我进监狱时还要贫穷得多。

我们绕着挤满了12万人的体育场上空盘旋了一周，然后降落在运动场的中央。体育场里到处都挤满了人，看上去好像要挤爆了。我表示，回到他们中间我很高兴，但是，随后我就对那些给城市黑人生活造成各种严重损害的人进行了谴责。我说，学生们必须回到学校，犯罪行为必须得到控制。我告诉他们，我听说有的犯罪分子装扮成自由战士，骚扰无辜，焚烧汽车，这些流氓在斗争中绝没有好下场。没有教化的自由，没有和平生活的自由，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自由。

今天，我满怀愉快的心情回到了索韦托。同时，我也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到了索韦托，我悲伤地得知你们仍然在野蛮的制度下遭受痛苦。没有房子，没有学校，没有工作，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虽然我作为索韦托社区的一个成员而感到自豪，但我也为从报纸上看到索韦托的犯罪统计数字而深感不安。尽管我理解我们的人民被剥夺了权利，但是，我必须说清楚，城内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是有害的，必须作为当务之急予以解决。

最后，我向所有善良的、怀有良好愿望的南非人张开了我的双臂，作为讲话的结束，我说：“不分男女，只要是放弃隔离制度的人，都不会被排斥在我们的运动之外，我们的运动正朝着按照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团结、民主的新南非向前发展。”这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使命，这就是我多年寂寞地在监狱生活期间一贯坚持的目标，这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要坚持的目标，这也是我44岁走进监狱的时候珍藏在心底里的一个梦。但是，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人，现在我已经71岁了，我已经浪费不起任何时间。

那个夜晚，我同温妮一起回到了奥兰多西8115号，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已经离开了监狱。对于我来说，8115号是我的人生世界的中心，是在我的精神地理中标有“X”标记的地方。当时，这套四室的房子在被付之一炬之后已经被重新建好。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为它比我记忆中的那个家小得多又那么简陋而感到吃惊。与我在维克多·维尔斯特住的那座别墅相比，8115号只比得上别墅后面那个供佣人住的小房子。但是，一个人获得自由后居住的任何房子，与哪怕是最豪华的监狱相比，都会让人感到就像是一座城堡。

那一夜，尽管我回到家中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自己最需要、最渴望的事还是否定现在的自己。我希望恢复一种正常而普通的生活，重新去做我年轻时做的工作，能够早上去我的办公室，晚上回到我的家中；能够出去逛逛，到杂货店里买一些牙膏；能够在晚上出去转转，看看自己的老朋友。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正是一个在监狱里的人最向往的和获得自由之后最想干的事情。但是，我很快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的。那天夜晚，不，而是随后几周、几月中的每个夜晚，房子周围总是围着数百位希望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人们在那里歌唱、跳舞和欢呼，他们的愉快情绪感染了我。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民，面对他们，我没有权利也不希望否定我自己。但是，在把我自己交给我的人民的过程中，我也明白，我将再一次把自己从我的家中分离出来。

那个夜晚，我没有睡多少觉，因为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战线负责警卫我这所房子的人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以便让我们好好休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许多人劝我搬到迪普克鲁夫扩建区去住，因为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温妮已经在那里建了一处房子，离8115号只有几条街。按照索韦托居住水准，它算是一个很气派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它却是一所没有任何意义或留下任何记忆的房子。不仅如此，由于面积太大，费用太高，似乎也不适合一个人民的领导人居住。我尽可能地拒绝了那个建议，我不但要住在我的人民中间，而且还要像人民一样住下来。

102...

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向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汇报情况。2月27日，也就是我出狱两周多之后，我乘飞机去卢萨卡会见全国执行委员会。能与几十年没见面的老同志见面，无疑是一次令人高兴的重逢。有许多国家的黑人领袖也参加了我们的聚会，我分别与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博茨瓦纳的奎特·马西雷、莫桑比克的华金·希萨诺、安哥拉的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进行了短暂的会谈。

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为我的获释感到高兴的同时，他们也很想对我这个被释放的人进行评价。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他们有许多问题要问。曼德拉还是27年前走进监狱的那个人吗？或者，这是一个不同的曼德拉，还是一个被改造了的曼德拉？他挺过来了，还是垮掉了？他们听到过我与政府对话的报道，对此，他们当然十分关心。我不仅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而且自从1984年开始，我甚至不能与监狱内的同事们进行沟通。

我认真而严肃地说明我与政府谈判的真实情况，并讲述了我提出的要求和所取得的进展。他们看过我给博塔和德克勒克写的备忘录，知道这些文件坚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我知道，前几年有些被释放的人去了卢萨卡，并散布谣言说：“曼德拉现在软下来了，他已经被监狱当局收买了。他穿着三件套的西装，喝葡萄酒，还吃上等食品。”我听说过这些谣言，也想过予以驳斥。但我知道，驳斥这些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地把我所做的一切讲清楚。

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我被选举为副主席，在奥利佛康复疗养期间，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阿尔弗雷德·恩佐担任执行主席。在我们见面之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被问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长期支持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博士所提的建议：既然我已经被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应该在南非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我回答说，尽管我高度评价卡翁达博士的智慧和支持，但是，停止武装斗争还为时太早，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我们之所以拿起武器的目标。我说，帮助德克勒克安抚他的右翼支持者并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要做的工作。

我开始访问非洲，这次出访包括许多国家。在我释放后的头6个月里，我在国外度过的时间比在国内度过的时间还要长。凡我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大批热情的围观者，尽管我十分疲劳，但仍然有许多人围观和护送，他们用这种方式鼓励我。在达累斯萨拉姆，我受到了大约50万人的热烈欢迎。

我的旅途十分愉快。我要看一看新的和老的景观，品尝一下不同的食物，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一下。我必须尽快地使自己适应与我离开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随着旅行、通信和传播媒介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也在加速。现在，事物变化得如此之快，有时使你很难跟上这种变化。温妮想让我把速度慢下来，但是，要做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实在无法放慢速度，组织上也要我好好利用一下由于我的释放所带来的欢快气氛。

在开罗，与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进行私人会晤后的那一天，根据计划安排，我要在当地会议大厅举行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我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挤满了人，但安全方面却准备得并不充分。我对一位警察说，我认为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但是，他仅仅耸了耸肩了事。温妮和我在大厅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等候，在约定的时间，警察挥手示意让我走进大厅。我告诉他，可以先护送我们代表团的其他人进去，因为我害怕当我走进大厅时会引起混乱，使他们无法进入大厅。但是，那个警察却催促我先进入大厅。情况确实如此，我一走进大厅，人群就拼命往前挤，并冲过警察组成的警戒线。他们热情地把我挤得东倒西歪，我感觉有些紧张，在混乱中还被挤掉了一只鞋。几分钟之后，秩序开始恢复正常。我发现，不光找不到自己的鞋，连我的夫人也找不到了。最后，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温妮才被领上了演讲台，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时，她已经被搞得心神不安。我再也无法向人群发表讲话，因为他们那么疯狂地喊叫着“曼德拉！曼德拉！”根本无法听清我的讲话。最后，我只好赤着脚与我难得如此安静的夫人一起离开了大厅。

我在开罗的时候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考虑停止对抗”。这是给政府发出的一个信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都在尽力制造一种成功地进行谈判的气氛。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政府结束实行紧急状态，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废除所有的种族隔离法律，以便使国家的形势正常化。同时，政府则坚持先说服非洲人国民大会停止武装斗争。尽管我们还不准备宣布停止武装斗争，但是，我们想为德克勒克先生提供足够的勇气，以使他能坚持自己的改革战略。我们知道，我们最终将停止武装斗争，一方面是为更重要的谈判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就可以使德克勒克先生能走到他的支持者——南非的白人选民面前，说：“看，这就是我的政策取得的成果。”

在完成非洲旅行之后，我又飞往斯德哥尔摩去看奥利佛。看望我的老朋友、律师和合伙人，这是我一直在盼望的一次重逢。奥利佛身体不太好，但是，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草原上的两个孩子，从彼此的爱中找到了力量。我们开始时谈了一些往事，但是，当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组织的领导班子问题。“纳尔逊，”他说，“你现在必须接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你知道，我仅仅是一直在代你工作。”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告诉他，他在流亡中领导着组织，工作远比我过去做得更好。再说，以这样的方式变更职务，既不公平也不民主。“你已经被组织选举为主席，”我说，“让我们等到下一次正式选举时再说吧，到那时可以由组织决定。”奥利佛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也不肯让步。他要我出任主席，这说明了他为人谦让和无私，但是，这不符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原则。

1990年4月，我飞往伦敦参加为我在温布利举办的音乐会。许多国际艺术家都将参加演出，但多数我都不认识，同时，这次音乐会还将向全世界进行电视转播。我利用这个机会衷心感谢全世界为反对种族隔离所作的努力，他们在对南非实施制裁、督促南非政府释放我本人和其他政治犯，以及对我国被压迫人民给予的真诚支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03...

当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夸祖鲁班图斯坦首相M. 布特莱齐正是南非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但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圈子内，他却远远不是受大家欢迎的角色。布特莱齐酋长是大祖鲁国王塞奇瓦约的后裔，塞奇瓦约曾经在1879年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打败了英国人。他青年时就读于福特黑尔大学，然后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我把他看作运动组织未来的年轻领导人之一，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暗中支持下，他当上了夸祖鲁班图斯坦的首相；即使是他创办了因卡塔自由党，作为一个祖鲁文化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几年来，布特莱齐酋长却脱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尽管他坚决反对隔离制度，并拒绝按照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把夸祖鲁变成“独立的”班图斯坦，但他在民主运动中却是个刺儿头。他反对武装斗争，批评1976年索韦托暴动。他反对国际制裁，并向南非统一思想提出了挑战。但是，布特莱齐酋长仍然一贯要求释放我，并拒绝在释放我和其他政治犯之前与政府谈判。

布特莱齐酋长是我出狱后首先给他们打电话的人士之一，我应该感谢他对我的一贯支持。我的想法是尽快与他见面，以便设法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在我首次出访卢萨卡期间，我就产生了会见他的想法。但是，我的这个想法被否决了。在我被关押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时候，祖鲁国王古德威尔·斯维里斯尼一直邀请瓦尔特访问夸祖鲁班图斯坦首府乌伦迪，当时我曾敦促瓦尔特接受他的邀请。我认为，这是影响南非最受人尊敬、最有实力的王室首脑的好机会。瓦尔特要去的地方是诺格玛王宫，全国执行委员会有些勉强地批准了这次访问，因为去乌伦迪也就意味着承认班图斯坦当局。

当我从卢萨卡回来的时候，我与布特莱齐酋长和国王都通了电话，告诉他们，瓦尔特将去诺格玛看望国王，但不会去乌伦迪。国王说，他只能接受瓦尔特去首府看望他，其他地方都不行。“我是国王，”他说，“我邀请他到乌伦迪来看望我，他没有权利说要到别的什么地方看我。”我说：“阁下，我们面对着我们的全体成员构成的一堵墙，他们根本不让西苏陆先生去夸祖鲁。我们想方设法才使这个折中办法得到了批准，你能不能也通融通融？”但是，他没有让步，拒绝与瓦尔特见面。

从此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5月份，我说服非洲人国民大会让我去拜访夸祖鲁国王和布特莱齐。国王同意见我，但是，在我出访前一周左右，我收到了他的来信，说我必须一个人去。这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不可能屈服于这样的要求。我告诉国王，除非在我同事的陪同下，否则我不会去与他见面。夸祖鲁国王把这个要求当做对他的又一个冒犯，于是就取消了这次拜访。

我的目标是与夸祖鲁国王建立一种独立的关系，以便和我与布特莱齐酋长之间的关系分开。夸祖鲁国王是祖鲁人真正的世袭领袖，他们一直非常热爱他、尊敬他。在夸祖鲁，有更多的人忠于国王，而不是因卡塔自由党。

与此同时，纳塔尔却变成了杀人场。实际上，全副武装的因卡塔支持者已经宣布，在纳塔尔中部地区和彼得马里茨堡周围地区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据地开战。许多村子被放火烧毁，有几十人被杀，数百人受伤，数千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仅1990年3月一个月里，就有230人在这次灭绝人性的暴力中丧生。在纳塔尔，祖鲁人正在屠杀祖鲁人，因为因卡塔自由党党员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都是祖鲁人。2月间，我被释放仅仅两周，我就去过德班国王公园，向10万人发表演讲，他们几乎全都是祖鲁人。我呼吁他们放下武器，和平地携起手来：“拿起你的长枪、匕首和砍刀，把它们统统扔进大海！关闭死亡工厂，立即结束这场战争！”但是，我的号召没有人听，战争和死亡仍在继续着。

我十分担心，因此，我愿意竭尽全力去会见布特莱齐酋长。3月间，在一场特别恐怖的暴力之后，我自行宣布，我将在彼得马里茨堡外的一个山村会见他。就个人而言，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互相尊重，所以我希望能利用这种个人关系。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会见对纳塔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他们认为这是危险的，并且不让我去见他。后来，我还是去了彼得马里茨堡，在那里，我看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们被烧焦的遗骸，并尽力安慰他们的亲属，但是，我却没有见到布特莱齐酋长。

104...

3月间，经过我们多次协商之后，我们决定与德克勒克政府进行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这是一次“关于谈判的谈判”，初步敲定于4月初开始。但是，3月26日，在约翰内斯堡以南大约30英里处的斯卜航镇，警察没有警告就朝着一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示威者开枪，当时有12人被枪杀，数百人受伤，并且多数都是在逃跑时被从背后击中的。警察在对付示威者时使用了真枪实弹，这实在是无法容忍的。警察声称他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而许多被从背后击中的示威者根本没有武器，他们不可能受到背向而逃、手无寸铁的人的威胁。政府不会随意给予为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而举行集会、示威的权利。这种行动最使我气愤，我告诉媒体，南非的每一个白人警察都把黑人当成了军事目标。经过与全国执行委员会商量，我宣布停止我们之间的谈判，并警告德克勒克先生，他不能一方面搞和谈，另一方面又在屠杀我们的人民。

不过，尽管中止了正式谈判，但是，经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我还是在开普敦私下与德克勒克见了面，以便跟上和谈势头的发展。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新的谈判日期上，双方同意定在5月初。我提出了警察在斯卜航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和黑人、白人受到不平等对待的问题，警察使用真枪实弹来对付示威者，而他们绝不会把枪口对准右翼白人抗议者。

政府方面并不急于开始谈判，他们指望欢迎我被释放所带来的兴奋浪潮平息下来。他们想拖延时间让我丢面子，以便证明被赞颂为救世主的前囚犯是一个很容易犯错误的人，已经跟不上当时形势的发展。

尽管表面上采取了改革措施，但德克勒克绝对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救星。他只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一个谨慎的实用主义者。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丢掉权力。他进行改革的目的恰恰相反：确保南非白人在新的统治制度下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他不准备为结束白人统治制度而进行谈判。

他的目标是在“团体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分权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在南非保留占少数的白人继续当政的改良形式。他坚决反对多数原则，有时，他把多数原则称作“简单的多数主义”，因为，多数原则的实施也就意味着白人统治的结束。我们早就知道，政府坚决反对“大选获胜者决定一切”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尽管他准备允许占大多数的黑人参加投票和立法，但是，他仍想保留少数团体的否决权。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同他谈这个方案。我对德克勒克先生说，这是一种乔装改扮了的隔离制度，是一个“大选落选者决定一切”的社会制度。

国民党企图战胜我们的长远战略就是与因卡塔自由党建立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联盟，引诱开普地区说南非荷兰语的有色选民参加新国民党。从我被释放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开始拉拢开普地区的布特莱齐和有色选民。政府试图恐吓有色人，使他们相信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反对有色人的组织。他们支持布特莱齐竭力保留祖鲁政权的愿望，并通过让他相信“团体权利”和联邦主义使他认同新南非。

5月初，与政府举行的第一轮谈判花了三天多的时间。我方代表有瓦尔特·西苏陆、乔·斯洛沃、阿尔弗雷德·恩佐、塔博·姆贝基、阿迈德·卡特拉达、乔·莫迪塞、鲁思·蒙帕蒂、阿尔奇·古弥德、拜尔斯·诺德牧师、谢里尔·卡罗勒斯和我。谈判地点定在格鲁特舒尔，这座开普荷兰式大厦是南非第一个殖民总督府，塞西尔·罗德斯总督曾经在里面住过。我们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被带进了敌人的埋伏圈。

但是，与原来预料的相反，谈判是在认真而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历史上相互打了三个世纪的老对手走到了一起，并相互握手。许多人大声发出惊叹，这样的讨论为什么以前没有举行！政府向共产党的总书记乔·斯洛沃和民族长矛军司令乔·莫迪塞颁发了临时特赦令，看着这两个人与几十年来一直把他们视为恶魔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人握手，这是极不寻常的事。正如塔博·姆贝基后来对记者说的那样，双方发现对方都没有“刺儿”。

谈判本身这一事实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谈判不仅提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东西，而且也结束了以南非黑人与南非白人关系为特点的主仆关系。我们不是以请求者或请愿者的身份，而是以平等的南非人的身份，共同走到了谈判桌旁。

对我们来说，第一天或多或少算得上是一个历史教训。我向我们的伙伴解释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自1912年创建时就一直想与政府和谈。德克勒克先生出于个人考虑建议说，分离发展的制度是作为一个善良的想法构思的，但是，在实践中它却行不通。对这件事，他说很抱歉，并希望通过协商进行弥补。这不仅仅是一种对隔离制度的解释，而且也表明他比其他国民党领袖更开明。

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犯和政治流放的界定问题。政府坚持采取一种狭义上的界定范围定义，试图限制我方有资格要求被赦免的人数。我们则坚持认为，界定范围要尽可能地放宽，任何由于政治动机而被判处有罪的人都应该有资格要求被赦免无罪。双方未能在“政治动机”犯罪定义问题上达成一致，显然，这将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

在三天谈判结束的时候，我们达成了一个后来被大家称为“格鲁特舒尔备忘录”的协议。双方都保证继续进行和平谈判，并敦促政府承诺取消紧急状态法。他们很快就在暴力事件经常发生的纳塔尔省以外的其他各省兑现了这一承诺。我们同意建立联合工作小组，以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存在的障碍问题。

当讨论立宪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告诉政府，我们准备要求通过选举产生的立宪机构起草新宪法。我们认为，起草的人应该由人民自己选择。但是，在选举宪法起草机构之前，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政府，由这个过渡政府监督整个过渡过程，直到选出新的政府。政府不能像现在这样，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我们倡议设立多党协商大会，组成过渡政府，并提出指导宪法起草机构的原则。

105...

尽管我曾经想过出狱后立即去库努，但是，直到4月份我才能成行。在路上，我不能想在什么时候停留就在什么时候停留，因为不光要考虑安全问题，还要准备在各地演讲。到了4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特兰斯凯的军队领导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朋友班图·霍勒弥萨将军作了出访安排。但是，我心中想的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先去我母亲的坟墓祭扫。

我首先去了库努和我母亲的墓地。她老人家的坟墓很简单，没有任何装饰，只盖着几块石头和一些胡乱堆起的砖块，与库努的其他坟墓没有任何区别。当时，我感到很难描绘我的感情，我恼恨当她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在她身旁，懊悔在她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没能好好地照顾她，想象如果我选择另一种生活，那该又会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多年后，我又看到了我的那个村庄，不论是已经发生变化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对我的触动都很大。我小的时候，库努人根本不问政治，他们不知道为非洲人的权利而斗争，人们顺其自然地接受生活，并没有改变它的梦想。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听见库努村小学的学生们在唱着歌颂奥利佛·塔博和民族长矛军的歌曲，我为当时斗争已经渗透到了非洲人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感到惊奇不已。

我所感受到的是社区的热情和简朴，它们把我带到了我的孩提时代。但是，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如果说村民们不比过去更穷，至少似乎仍然和过去一样穷。多数人依旧住在地面很脏的简易小房子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我小的时候，村子很整洁，水也没有污染，所见之处，到处是绿油油的草场。克拉尔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表层土没有被破坏，田地划分得整整齐齐。而现在，村庄没有人打扫，水也已经被污染，遍地都是塑料袋和包装物。我小时候没见过塑料，曾认为它肯定在某些方面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库努在我眼中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村民们似乎也不再有自豪感。

在那个月中，我还回到了另一个“家”。为了劝说25名民族长矛军政治犯，让他们接受政府的大赦离开监狱，我又回到了罗本岛。尽管我8年前就离开了这座岛，但是，我对这所监狱仍然记忆犹新，怀旧之感没有丝毫淡化。经过多年都是被别人探视之后，成为罗本岛上的一名探视者令我有一种奇特的感受。

但是，那天我并没有多少机会进行观光，因为我很快就见到了那些抗议政府实行大赦的囚犯。他们坚称，只有在战场上而不是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之后，才会离开罗本岛。他们坚决反对这种特别的和解办法，因为按照这个办法，他们必须在接受特赦前列举自己所犯的罪行。他们谴责非洲人国民大会违背了关于无条件、一揽子赦免包括被流放者在内的所有政治犯的哈拉雷宣言。有一个人说：“马迪巴，我与政府战斗了一生，现在我还得乞求他们原谅。”

我很同情他们的意见，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切合实际的。每个战士都想在战场上打败自己的敌人，但是，就眼下的情况来说，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战场已经转移到了谈判桌上。我强调说，他们留在监狱里并不能推动我们的斗争事业向前发展。他们在监狱外比在监狱内作用更大。最后，他们同意接受政府的特赦。

6月初，我被安排去欧洲和北美进行为期6周的访问。动身前，我私下会见了德克勒克先生，他当时想讨论一下制裁方面的问题。依据他在南非进行改革的成果，他让我停止关于继续进行国际制裁的呼吁。尽管我们知道德克勒克先生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们认为，制裁仍然是迫使他进一步改革的最好的杠杆。我知道，欧共体和美国根据德克勒克所进行的改革努力，都倾向于放松制裁。我对德克勒克解释说，直到他彻底废除隔离制度并建立过渡政府之后，我们才能告诉我们的支持者不再继续呼吁。虽然他对我的答复感到有些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感到吃惊。

我和温妮第一站先到了巴黎，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及其迷人的夫人达尼埃尔非常隆重的款待。达尼埃尔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这不是我第一次到欧洲大陆来，但是，我依然被这个“旧世界”的美丽迷住了。虽然我不想吝惜赞美这座灯海城市的美丽，但是，当我在巴黎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南非政府宣布废除紧急状态法。我非常高兴，然而我很清楚，他们在我访问欧洲的时候采取了这一行动，目的是破坏我关于继续制裁的呼吁。

在去瑞士、意大利和荷兰之后，我又到了英格兰。我在那里停留了两天，看望了奥利佛和阿德雷德。我的下一站是美国，但我回南非时还要再回到英格兰，因为根据日程安排，我要会见撒切尔夫人。作为礼节，我离开英国前与她通了电话，她给了我严肃而善意的告诫。她说，她一直在关注我的行程安排，注意我每天参加的各种活动。“曼德拉先生，在我们讨论任何问题之前，”她说，“我必须要告诫你，你的行程安排得太累。你必须减掉一半，就是比你年轻一半的人，满足加在你身上的这些要求也会出现麻烦。如果你坚持这样做，你可能会无法活着走出美洲。这就是我对你的劝告。”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在书上看到过关于纽约的介绍。能够看到成千上万条电报纸条、彩色纸带、撕成纸条的报纸同时从大楼窗口抛下以示欢迎，从两侧大厦耸立的大都市街道通过无疑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经历。据报道，有100万人直接观看了我们的队伍穿过市区，看见他们对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给予支持的热情场面使我深受感动。从报刊上看，纽约总是给人一种冷酷的感觉，但是，我第一天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却恰恰相反。

第二天，我们去了哈莱姆区，自从20世纪50年代看见索韦托的年轻人模仿哈莱姆的花花公子穿着时髦时装，这里就是在我心目中留下几分传奇印象的地方。据我夫人说，哈莱姆就是美国的索韦托。我在扬基体育场向广大民众发表演讲，告诉他们，一条牢不可破的生命线把南非黑人和美国黑人联系在了一起。我说，我们都是非洲儿女，两岸的黑人之间有血缘关系，我们都受到了W. E. B.杜波伊斯、马库斯·加维和马丁·路德·金这些伟大的美国人的鼓舞。在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非常崇拜“褐色轰炸机”乔·路易斯。他们不仅在拳击场上接受对手的挑战，而且在拳击场外也敢于接受种族歧视者的挑战。在监狱里，我支持美国黑人为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差别和经济不平等所进行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哈莱姆就是反抗力量和黑人骄傲的象征。昨天，我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带有“BLACK BY NATURE，PROUD BY CHOICE”（天生是黑人，为选择而自豪）字样的T恤衫，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们通过我们的本质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也为我们的选择而相互感到骄傲。

在去孟菲斯和波士顿之后，我又去了华盛顿。在那里，我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并与布什总统单独进行了会晤。我感谢美国国会关于反对种族歧视的立法，并告诉他，新南非希望实现创建我所面对的这种两院体制的价值。我说，作为自由战士，我们不可能不了解像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伟人，也不可能“不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我还传递了继续对南非制裁的强烈愿望，因为我了解到，布什政府认为已经到了解除对南非制裁的时候。我敦促美国国会不要解除制裁。

甚至是在会见乔治·布什前，我就对他有了正面的印象，因为他是第一位在我出狱后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的外国领导人。从那时起，布什总统就把我记入了他可以就重大问题相互通气的世界领导人名录。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听说他是一个热情而思想敏锐的人。尽管我们在武装斗争和制裁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是，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有不同意见但能友好共处的人。

我从美国去了加拿大，在那里，我会见了马尔罗尼总理，并在他们的议会发表了演讲。按照计划，我们下一站是爱尔兰。在横跨大西洋之前，我们的小型喷气式飞机需要在位于北极圈北面的一个遥远的、被称作“鹅湾”的地方加油。我想借此机会在清新的空气中散散步，可当我在停机坪上散步的时候，我发现机场栅栏围墙外站着一些人，我问一位加拿大官员那是什么人。“爱斯基摩人。”他说。

在我生活在地球上的72年中，我从来没见过因纽特人（美洲爱斯基摩人），并且从来没有想到我会遇见他们。我翘首向栅栏墙边望去，发现有十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听说我们的飞机将在这里加油而来到了这个边远的飞机场。我小时候就曾经在教科书上看到过因纽特人（殖民者给他们起了个“爱斯基摩人”的名字），从殖民主义的教科书中，我印象中的因纽特人是非常落后的。

但是，通过与这些活泼的年轻人交谈，我得知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我被释放的消息，并且对南非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很熟悉。他们有一个人还喊了一句：“Viva ANC！”（非洲人国民大会万岁！）历史上，因纽特人一直是受白人殖民主义者虐待的土著人，而南非黑人的情况与因纽特人的情况也差不多。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在我被关押的几十年里，这个小行星竟然变得如此之小。让我感觉有意思的是，生活在世界北屋脊上的年轻因纽特人竟然能看到非洲南端释放一名政治犯。电视使这个世界变小了，并且正在成为消除无知、促进民主的强大武器。

我在都柏林作短暂逗留之后又去了伦敦，在那里，我要与撒切尔夫人会谈3个小时。站在寒冷的室外与青年因纽特人交谈，使我有点儿感冒。去会见撒切尔夫人的那天正好是寒冷的冬天，并且下着雨。当我们动身的时候，温妮告诉我一定要穿上雨衣。当时，我们已经走到了宾馆的大厅，如果回去拿雨衣，肯定就会迟到。我是一个严格遵守时间的人，这不仅因为我认为迟到是对你要会见的人的不尊敬，而且也是对西方人坚持认为非洲人办事拖拉这种陈词滥调的一种反击。我告诉温妮，我们没有时间了，于是我们走出宾馆，站在雨中为儿童们签字留念。当我见到撒切尔夫人的时候，我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后来经诊断我患上了轻度肺炎。

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会谈。她像一位小学老师责备她的学生一样责备我没接受她的劝告，删减自己的行程。尽管撒切尔夫人在诸如制裁等许多问题上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对立面，但是，她仍然是一位直爽而热情的女士。在制裁问题上，我们那天的会谈没有取得一点儿进展。

106...

7月份，我对乌干达、肯尼亚和莫桑比克进行短暂的访问后回到了南非，回国后我立即要求与德克勒克见面。国内的暴力正在升级，1990年在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500人，大大多于前一年因政治原因死亡的人数。经过与我的同事商量之后，我认为必须加快政治形势正常化的进程。我们的国家在流血，我们必须赶紧行动起来。

德克勒克先生6月份取消了紧急状态法似乎为恢复谈判搭起了舞台，但是，到7月份，政府安全部队又逮捕了大约40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其中包括麦克·马哈拉基、普拉文·戈德汉、西皮韦·恩衍达和比利·奈尔，声称他们参与了被称作“乌拉行动”的共产党阴谋，企图推翻政府。德克勒克要求与我举行紧急会谈，并向我读了所谓的在袭击中没收的文件。当时，我感觉很为难，因为我对这件事一点儿都不了解。

会谈后，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于是给乔·斯洛沃打了电话。乔解释说，德克勒克先生读的那些段落是断章取义，“乌拉”是一个被废弃了的计划。政府想利用这个发现拆散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不让乔·斯洛沃参加谈判。我回头去见德克勒克先生，并告诉他，他被自己的警察欺骗了，我们不打算与南非共产党断绝关系，或者把乔·斯洛沃从我们的谈判队伍中排挤出去。

7月中旬，在计划与全国执行委员会见面前不久，乔·斯洛沃带着一个建议单独来见我。他说，我们自觉自愿地暂时停止武装斗争，以便营造恰当的气氛，推动和谈向前发展。他说，德克勒克需要让他的支持者看到他的政策已经给国家带来了好处。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反对，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但是，后来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而且，这正是采取主动的最好办法。我也认识到，乔恰恰是提出这个建议的适当人选，因为他作为一个激进分子是没有争议的。他不会因此而被责备上了政府的当，受了政府的骗，或者变成了软蛋。第二天，我告诉乔，如果他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出这个想法，我将给予支持。

当乔第二天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有的人坚决反对，说那样对德克勒克的支持者无疑是一种鼓励，而对我们自己的人则是一个打击。但是，我为这个建议进行了辩护，并说，武装斗争的目的是把政府弄到谈判桌上来，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争辩说，“暂时停止”意味着随时可以撤销我们的决定，但是，对于显示我们的诚意却是必要的。几个小时的争论之后，我们的观点占了上风。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意见。尽管民族长矛军并不活跃，但是，武装斗争的气氛对于许多人来说具有伟大的意义。即使是仅仅作为一种装饰加以利用，坚持武装斗争也是我们积极打击敌人的一种标志。因此，武装斗争深得人心，它远远大于地下斗争实际取得的效果。

8月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在比勒陀利亚签订了后来被大家称作“比勒陀利亚备忘录”的协议。在该协议中，我们同意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的支持者所讲的那样，尽管我们暂时停止了武装行动，但是，我们并没有终止武装斗争。该协议也为释放政治犯和发布某种形式的大赦令提出了具体的日期要求。大赦计划到1991年5月份完成，政府也同意对《国内安全法》进行审议。

在阻碍和平进程的问题上，唯有国内暴力升级问题最令人头疼和灰心丧气。我们都希望随着谈判的进行，暴力事件逐渐减少。但事实恰恰相反。警察和安全部队也很少抓人，城镇上的人们开始谴责他们助长和煽动暴力。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安全部队是在纵容暴力。许多暴力事件表明，警察不是在平息暴力，而是在煽动暴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走遍了被暴力困扰的约翰内斯堡南部法尔三角地区，安抚那里的受伤群众和死伤者的亲属。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同一个说法：警察和国防军正在破坏那里的稳定。有人告诉我，警察头一天在一个地方没收武器，第二天，因卡塔自由党的武装力量就用那些被没收的武器袭击我们的群众。我们还听说，警察甚至护送因卡塔自由党人互相接头并发动袭击。

9月份，我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我说暴力后面有一只黑手，并暗藏着一支神秘的“第三武装”，他们由脱离安全部队的人员组成，一直在企图破坏和谈。我们说不清这支第三武装的组成人员到底是些什么人，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断定他们是存在的，他们的杀人黑手正在伸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

我是在亲身经历了两次特别的暴力事件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1990年7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接到情报，属于因卡塔自由党的某些人员正在一家旅馆里策划于7月22日在法尔三角区的斯卜航镇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进行重点袭击。通过我们的法律代理人，我们告诉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警察局局长和地区专员，警告他们即将发生暴力袭击，并敦促他们采取适当措施。我们要求警察，必须阻止因卡塔武装人员进入斯卜航参加因卡塔自由党集会。

7月22日，满载因卡塔武装人员的公共汽车在警车的护送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了斯卜航。他们在那里举行了集会，然后，这些武装人员开始实施暴力袭击，在一次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袭击中，他们大约杀害了30人。第二天，我探访了这一地区，亲眼目睹了过去我从来没见过并且希望再也不会见到的悲惨景象。停尸房内堆满了被砍死的尸体，有一具女尸的乳房都被用刀割掉了。不管这些杀人者是谁，但可以断定他们无疑是一群野兽。

第二天，我要求会见德克勒克先生，我愤怒地要求他对此事作出解释。“你们事先已经得到了警告，”我告诉他，“但仍然没采取措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直不采取行动？为什么警察也在那里插手干坏事？”然后，我告诉他，在其他任何国家发生这样大的悲剧，当有30多人被屠杀的时候，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发表声明表示哀悼，但他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对我提出的问题，他没有作任何答复。我要求德克勒克向我作出说明，但他却对此事未置一词。

第二个暴力事件发生在11月份，一伙因卡塔自由党党员进入了约翰内斯堡东部杰米斯顿市郊外的一个名叫藏基兹兹韦（Zonkizizwe）的牧场。Zonkizizwe是祖鲁语，意思是“欢迎各个民族的地方”。他们驱赶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有许多人被杀害。然后，因卡塔武装人员占领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铁皮房屋，并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牧场的居民说，因卡塔成员当时是与警察一起来的。发生这一悲剧之后，警察和政府同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南非黑人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不值钱。

我又一次会见了德克勒克先生和他的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艾德里安·弗劳克。我又问德克勒克先生，为什么在这次犯罪后警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说，袭击者可以很容易地被发现，因为他们现在占领了被害者的房子。德克勒克先生请弗劳克先生说明此事，然后，弗劳克以相当粗野的口气问我，房子位于谁的地产上，意思是说这些人都是非法定居者，因此，没有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我告诉他，事实上当地政府已经批准这些人在那块土地上居住。他的态度仍然是许多南非白人所采取的那种态度，只是简单地认为黑人部落自古以来就一直在相互残杀。德克勒克再一次告诉我，他将调查和处理此事，但是，他仍然什么也没有做。

在这一期间，政府采取了另一个行动，使事态更加火上浇油。政府作出了新的规定，允许祖鲁人携带所谓的“传统武器”在纳塔尔和其他地方举行政治集会和会议。这些所谓的传统武器——长矛、标枪、圆头棒、大头木棍，实际上是因卡塔自由党武装人员杀害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时使用的武器。这件事使我对德克勒克先生的和平诚意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些反对和谈的人从暴力中获得了好处，而这些暴力总是在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朝着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的时候突然发生。这些邪恶势力企图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点燃战争的火焰，我相信许多因卡塔自由党成员也在密谋策划发动这样的战争。政府中的许多人，包括德克勒克先生，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采取的是一种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的态度。毫无疑问，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最高领导正在帮助“第三武装”。这些疑点后来被媒体所证实。据报纸披露，南非警察的确在秘密资助因卡塔自由党。

随着暴力继续升级，我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考虑暂时停止武装斗争的问题。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已经有些躁动不安，于是到9月份，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暴力的不断升级可能会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形势看来很严峻，与政府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似乎要毁于一旦。

107...

1990年12月，奥利佛经过30年的国外流亡生活之后回到了南非。有他在我身边，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回来是为了参加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协商会议，来自国内外的45个不同地区的15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我称赞奥利佛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黑暗的时期一直领导着非洲人国民大会，斗争的烈火从来没有熄灭。现在，他领导我们来到了看到光明和希望的未来的边缘。在我被关押的27年间，是奥利佛拯救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并把它建设成一个具有实力和影响的国际性组织。在绝大多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不是被关押就是被流放的时候，他担负起了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重任。他是一位战士、一位外交家、一位政治家。

尽管我批评政府组织反革命活动，但是，正是奥利佛的讲话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开幕式上，他发表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要求对我们的制裁政策进行重新评价。他坚持认为，除非采取主动缩小制裁的规模，非洲人国民大会将面临“脱离国际社会”的危险。欧共体已经开始缩减制裁的规模。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都要为南非进行的改革对德克勒克先生作出回报，认为这样就会鼓励他继续进行改革。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策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国际上的实际情况。

尽管大家对奥利佛的讲话进行了讨论，并且，他的讲话也得到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批准，但是，他的建议却遭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领导人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必须保持原来的制裁规模。

这样一来，连我自己也成了抱怨和抨击的对象。他们批评参加和谈的人不与基层接触，与国民党领导人在一起的时间比与自己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大会上，有人还批评我搞“个人外交”，不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般会员沟通。作为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我接受了大家对我的批评，承认在让整个组织都了解谈判的过程方面有所疏忽。但是，我也知道我们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微妙，我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他们保守机密。尽管我接受了批评，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同一条路向前走。我知道，我必须更加虚心和务实，让更多的人充分了解我们在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我在后面的谈判中没有忘记这一条原则。

每天，每个周末，报纸都会及时报道在我们的社区和城镇发生的新的流血事件。显然，暴力已成为南非的第一大问题。在纳塔尔以及约翰内斯堡周围的里夫地区，各种犯罪、政治对抗、警察暴行和地下团伙杀人事件时常发生，搅得许多社区的群众不得安生。只要暴力问题不解决，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道路就仍然是艰难曲折和不可想象的。

为了遏制暴力事件的升级，我与布特莱齐酋长取得了联系，安排与他进行会谈。1月份，我们在德班的王室宾馆见了面。布特莱齐酋长首先向出席的代表们和媒体发表了讲话，但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翻老账。他列举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对他进行的语言攻击，批评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和谈要求。当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不是选择与他针锋相对，而是感谢他多年来为我的释放所做的工作。我用事实叙述了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强调了有关两个组织团结而不是分裂的许多问题。

我们的私下会晤取得了进展，布特莱齐酋长和我签订了一个规范双方下辖组织行为的协议。这是一个公平的协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协议得以执行，肯定会有助于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我要说的是，因卡塔自由党从来也没有执行过这个协议，当然我方也有违反这个协议的地方。

我们两个组织之间的暴力活动仍在继续着，每个月都有数百人死亡。3月份，因卡塔自由党成员在约翰内斯堡北部的亚历山大镇发动了一次进攻，在3天的冲突中有45人被杀死，但仍然没有人被逮捕法办。

随着暴力活动的继续，我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试图再与布特莱齐酋长见面。4月份，我去了德班，我们又一次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并签订了另一个协议。但是，上面的字迹还没有干，协议就被浸泡在了血泊之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政府在背后支持暴力活动，而暴力活动正在阻碍和谈。德克勒克先生对暴力不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关系濒临危险的边缘。

4月间，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对德克勒克先生诚意的怀疑。全国执行委员会相信，政府在后面支持暴力活动，暴力正在搅乱和谈的气氛。在致政府的一封公开信中，我们要求罢免国防部部长马格纳斯·马伦和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艾德里安·弗劳克的职务；禁止在公共场合携带传统武器；逐步取消移民工客栈，因为约翰内斯堡周围的城镇上的客栈里住着很多因卡塔自由党成员；撤销政府的反暴乱秘密部门；指定独立的委员会调查安全部队的不正当行为。

我们要求政府最晚在5月份满足我们的要求。德克勒克先生通过要求5月份召开多党派会议讨论暴力问题对我们的要求作出了答复，但是，我的回答是，召开这样的会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政府完全知道要结束暴力必须做什么事情。5月份，我们宣布停止与政府谈判。

1991年7月，非洲人国民大会30年来第一次在南非国内召开了年会。有224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都是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内外的分支机构民主选举产生的。在这次大会上，我全票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西里尔·拉马福萨被选为总书记，充分表明火炬将从老一代领导人手中传递给年轻一代。我只是在出狱时才与西里尔见过面，他被许多著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认为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他可能是最有经验的谈判人，他的谈判艺术无疑是在他担任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时磨砺而成的。

在讲话中，我对大家赐给我如此大的荣誉而表示感谢，并告诉大家，要跟上我的前任奥利佛·塔博的巨大步伐是何等的困难。虽然我们当时正在与政府争吵，但是我说，和谈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政府参加和谈这一事实，正是他们没有能力维持种族隔离的表现。我反复讲，和谈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我们与之谈判的那些政客根本就不想交出他们自己的权力。“大家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和谈本身也是一种斗争，正如其他任何形式的斗争一样，和谈可能会发生多次反复。”

但是，和谈不能靠等待。就我们的利益来说，绝不能以任何理由拖延种族隔离的痛苦。我说，有必要尽快创建一个过渡政府。

大会强调，非洲人国民大会面临着一个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把一个非法的地下解放运动组织转变成一个合法的群众性政党。30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秘密地在南非发挥作用，有些工作习惯和斗争技巧已经根深蒂固。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从最小的支部到全国执行委员会。在这个非常的变化时期，我们必须利用大约几个月的时间做好这件事情。

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已经被流放。他们多数都在7月份回来参加了年会。他们并不熟悉今天的南非，对他们和我来说，南非是一个新发现的地方。但是，却有一批杰出的留在国内的联合民主战线和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的年轻领导人，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全面了解了政治形势。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的替身开展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要把这些人吸收进自己的组织。

我们不仅面临着逻辑上的问题，而且面临着哲学方面的问题。当你们在与一个共同的敌人打仗的时候，使运动组织保持一致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命题。但是，当敌人走到了谈判桌旁的时候，要制定一种政策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在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们不仅必须与许多不同的组织结合在一起，而且还必须考虑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把组织统一到和谈的思想上来。

在头17个月的合法活动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吸收了70万新会员。这是激动人心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对此沾沾自喜。就比例而言，这些会员中只有少部分是来自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最薄弱的地区。同时，国民党正在向非白人敞开大门，正忙着吸收那些对非国大不满的有色人和印度人。

自从我出狱后，政府就一直在对我夫人进行诽谤。在她被声称绑架了四位住在迪普克鲁夫的年轻人并造成其中一人死亡之后，温妮第一次遭到了谣言的诋毁，然后，她被指控绑架四人并造成一人死亡。连续对她的人格进行的这种造谣中伤，使温妮和我都很想赶快走上法庭，证明温妮在这些指控中都是无辜的。

2月，对我夫人的正式审判在约翰内斯堡市内的兰德最高法院开庭。我参加了第一天的审理，像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资深人士一样，我尽量多去参加对她的审理。我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为了表达对我夫人的支持，同时也为表明我相信她是无辜的。乔治·毕佐斯为她作了辩护，努力证明温妮与这起绑架和打死人的案件没有牵连。

3个半月之后，法官认定她在这起绑架案中是有罪的，并且在一起流氓杀人案中是同谋。但是，法官很清楚，她本人并没有亲自参与杀人。她被判处6年监禁，但是根据她的请求，她很快被保释出狱。对我来说，不管判决结果如何，她毫无疑问都是无辜的。

108...

1991年12月20日，经过长达一年半的关于“谈判的谈判”之后，真正的谈判开始了：民主南非大会（CODESA）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他南非党派之间举行的第一次正式和谈。我们以前进行的所有双边谈判为这次谈判奠定了基础。谈判在约翰内斯堡史末资机场附近的一个现代化的展览中心，即世界贸易中心举行。出席民主南非大会的共有18个代表团，他们代表着南非各政治党派。另外，出席大会的还有来自联合国、英联邦、欧共体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这个大会是在南非召集的一次最广泛的政治团体横向联合大会。

这次谈判无疑是一个历史盛会，当然也是自1909年开普和纳塔尔英国殖民地与前德兰士瓦布尔共和国及奥兰治自由邦同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以来最重要的立宪大会。1909年召开大会的目的并不是发扬民主，而是对民主的违背，因为当时的代表中没有一个是黑人。但是在1991年的今天，南非黑人已经占了大多数。

我们的筹备小组由西里尔·拉马福萨牵头，成员还有乔·斯洛沃和瓦利·穆萨。一周以来，他们一直与政府就选举、宪法、宪法起草机构和过渡政府问题进行讨论。来自20个不同党派的代表，包括来自班图斯坦政府的代表，已经同意了召开大会的基本原则。

在谈判开始就持乐观态度的人不会因为几个拆台者而扫兴。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决定抵制谈判，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试图建立一个多种族政府。尽管一个月前，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围绕共同目标发表声明，组建了联盟组织——爱国阵线，但是，仍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害怕民主选举，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选举将暴露他们并没有多少支持者。布特莱齐酋长也在抵制谈判，因为不允许他组成三个代表团：因卡塔、夸祖鲁政府和斯维里斯尼国王。我们认为，国王应当不属于任何政党，如果把国王纳入政党的范围之内，那么南非各部落应该都能派他们的最高领袖参加谈判。

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的和谈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自力更生的意义。与津巴布韦和安哥拉那样的非洲国家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和谈不同，他们需要外国人调解，而我们南非则是依靠我们自己消除分歧。德克勒克先生讲了关于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过渡性“权力共享”政府的必要性，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大卫·德维利尔斯甚至为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表示了道歉。

我在自己的公开讲话中指出，随着民主南非大会的产生，进步在南非最终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说，政府通过其所管理的人民的批准才能取得统治权和合法性，我们正在举行的会议就是要创造这样一个合法的政权。我说，民主南非大会标志着选举产生一个起草新宪法的机构的开始，我看不出这样的一个宪法起草机构有任何理由在1992年不能产生。我呼吁政府，可以组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过渡政府监督这种选举，控制国家宣传机构和武装部队，全面负责向新的、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南非过渡。

在第一天的大会上，最大的与会党派，其中包括国民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都支持签署一个意向声明，号召所有的党派都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南非，其最高法律将是受独立司法系统保护的宪法。国家的司法系统将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起草“权利法案”，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总之，我们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以成人普选权为基础的、多党派执政的民主政府。就我们而言，这是对新南非提出的可接受的最低立宪起点。因卡塔自由党拒绝签署这个声明，因为声明中要求建立“统一的南非”，这意味着不可能采取联邦制。

大会选举产生了五个工作组，以便在1992年初开始工作，做好1992年5月召开第二轮“民主南非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工作组将探讨营造自由政治气氛中面临的问题、班图斯坦的未来、重新组建南非广播公司、检验诸如联邦制之类的各种立宪原则和创建过渡政府。各党派同意，各项决议将在“充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虽然没有作出界定，但实际上，充分一致就意味着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他多数党派之间达成了协议。

召开第一次民主南非大会的第一天，直到临近休会都没有出现意外的事情。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电话里与德克勒克先生一直谈到晚上8点。德克勒克先生问我，是否同意让他在第二天最后一个发言。尽管按照日程安排，我将对大会作总结，但是，我告诉他，我将把这个问题提交全国执行委员会。那天晚上，我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大家有些担心，但是，我说服他们允许德克勒克先生最后发言。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我准备让德克勒克满意。

到这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讲了谈判的重要性，我讲完话后，德克勒克接着讲。他强调了这次盛会的历史意义，论述了克服相互不信任的必要性。但是，随后他却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开始攻击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坚持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他开始像一个校长训斥一个调皮的小孩子那样对我们讲话。他严厉地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公布武器库的位置，然后又谴责我们保留“秘密武装”——民族长矛军，违反了1991年9月份达成的《全国和平条约》。他甚至用激烈的言词质问，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否有足够的诚意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

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我听任德克勒克先生讲这种话而不予以驳斥，那么我当时就会受到谴责。他讲完后，当天的会议本应随之结束。但是，会场的气氛变得非常安静。我没有允许会议就此结束，而是朝讲台走去。我不能让他讲完话就这样算了。我的声音里带着愤怒：

我对今天德克勒克先生的行为十分担心。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了攻击，并且在攻击中一直很不诚实。即使是像他这样一个非法的、名声败坏的、少数人当政的政府的首脑，也要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他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名声败坏的政府的首脑，就可以不遵守道德规范……如果一个人能来到这种性质的大会上玩弄他已经玩弄过的政治手腕，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同这样的人打交道。

政府官员曾一再劝说我，允许他们最后讲，他们特别期望在这里最后一个发言。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最后讲，他滥用了他的职权，因为他指望我不会反驳他。他完全错了，我现在就要说几句。

我说，德克勒克先生用这样的语言对我们说话，这是不能接受的。我重申，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而不是政府提出了和平讨论的倡议；是政府，而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次又一次地不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以前我已经告诉过德克勒克先生，公然攻击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他仍然在这样做。我强调，我们已经暂时停止了武装斗争，以显示我们支持和平的诚意，而政府却仍然在与发动战争的那些人共同策划战争。我要告诉他，只有当我们成为收缴武器的政府的一部分时，我们才上缴我们的武器，不到那时我们是不会上缴的。

我补充说，政府显然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参加和谈不是为了争取和平，而是在谋取自己的小政治利益，即使是在和谈的时候，他们也在暗地里资助秘密组织对我们实施暴力。我提到了最近披露的向因卡塔提供100万兰特的事实，德克勒克先生声称不知道此事。我说，如果拥有他这个职位的人“不知道这些事，那么他就不配当政府首脑”。

我知道我说得太严厉，于是，为了使整个谈判不再陷入僵局，我以缓和一点儿的口气结束了我的讲话：

我请他摊出牌来。让我们坦诚地在一起工作，不要有背着对方的事情。不要私下再打什么小算盘，也不要说服我们允许他最后发言，因为他想滥用这个特权攻击我们，并希望我们不予驳斥。尽管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我仍然准备与他一道工作。

第二天，民主南非大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德克勒克和我都尽力表现得像没发生不可挽回的伤害一样。在会议开始时，他和我公开握手，并表示我们将一道工作。但是，彼此之间已失去了信任，因此，和谈陷入了僵局。

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6周后，国民党在波切夫斯特鲁姆参加了“补缺选举”。波切夫斯特鲁姆是德兰士瓦的一个保守的大学城，历史上一直是国民党的一个根据地。但是，国民党人出乎意料地被保守党右翼的候选人击败。保守党坚决反对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和谈的政策，其党员主要由认为德克勒克先生不再靠得住的南非白人组成。选举结果似乎让人对德克勒克先生的改革及和谈政策产生了怀疑。国民党十分惊慌，他们自己心脏地区的嫡系选民也在反对他们的政策。

德克勒克决定孤注一掷。他宣布，根据在波切夫斯特鲁姆补缺选举的结果，他号召于3月17日进行全国白人公民复决，对他的改革政策和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谈进行投票表决。他说，如果公民复决遭到失败，他可以辞职。公民复决对年满18岁的所有的白人选民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你支持继续实行总统于1990年2月2日开始进行的、旨在通过和谈建立新政府的改革吗？”

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把一切非白人排除在外的这种公民复决。同时，我们也很现实：我们当然不想让白人选民反对德克勒克为坚持和谈所作的努力。尽管我们原则上反对这次选举，但是，我们还是鼓励白人投“赞成”票。我们把这种投票表决看作支持和谈的一个信号，当然并不是支持德克勒克本人。

我们怀着几分不安的心情关注着德克勒克采取的这个行动。他和国民党搞了一次微妙的、昂贵的、美国式的政治活动，与此相伴的还有广泛的报纸和电视宣传、大量的广告和各种各样的集会。我们把这场闹剧看作德克勒克先生将对我们发动进攻的一次彩排。

最后，69%的白人选民支持和谈，这给了德克勒克很大的鼓舞。他感觉自己是正确的，我却认为投票结果让他有点儿自鸣得意。他的手腕更强硬了，结果，国民党人在和谈中的立场也就强硬起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09...

1992年4月13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我的两位老朋友、老同志——瓦尔特和奥利佛的陪同下，我宣布与我夫人分手。形势变得如此困难，我认为我们的分手对各有关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家庭和温妮，都是最佳选择。尽管我把这件事提交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了研究，但是，离婚本身是基于我个人的原因。

我宣读了以下声明：

我自己同我夫人诺姆萨莫·温妮·曼德拉同志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了众多媒体炒作的主题。我现在发表这个声明，以澄清自己的立场，希望我的声明能够使各种猜测不攻自破。

诺姆萨莫同志和我本人，在我们国家解放斗争的关键时刻结为连理。由于我们献身非洲人国民大会和为结束种族隔离进行的斗争而承受的压力，我们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尽管存在这些压力，我们相互之间的爱恋和双方对婚姻的忠贞却丝毫没有动摇……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罗本岛坐牢，对我个人而言，她是必不可少的支柱和安慰……诺姆萨莫同志单独承担起了抚养我们子女的重担……她以非凡的刚毅承受了政府对她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并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对自由斗争的无私奉献和支持。她的顽强精神进一步加强了我对她的尊敬、爱恋和不断加深的感情，也赢得了全世界广泛的钦佩。我对她的爱是始终不渝的。

但是，由于我们之间最近几个月中对许多问题有不同看法而造成的紧张状况，我们都认为分手将对我们双方是最好的选择。我的行动并不是因为媒体现在正对她进行指责而采取的……诺姆萨莫同志完全可以像过去一样，在她有生之年继续依靠我的慷慨支持。

我个人绝不会对诺姆萨莫同志和我曾经共同分享的生活感到后悔。尽管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结局，但是，情况使我们不得不分手。离开我的夫人，我并无任何怨恨。从我第一次遇到她的那一刻起，我就以我在监狱内外对她培育出来的所有的爱恋爱着她。女士们，先生们，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所经历的这种痛苦。

或许，由于我为没能尽到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感到痛苦而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但是，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夫人的生活比我的生活更艰难，我的回归对她比对我来说也更艰难。她嫁给了一个很快就离她而去的人，那个人变成了一个神，后来那个神又回了家，并证明他不过是一个人。

正如我后来在我女儿津泽的婚礼上所说的那样，自由战士似乎命中注定要过不稳定的个人生活。当你的生命就是斗争，像我的生命那样，你就几乎没有家庭生活的余地。这一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也是我所作的最痛苦的选择。

“我们看着我们的孩子们在没有我们的指引下成长，”我在我女儿的婚礼上说，“当我们真的［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有父亲，并且有一天他将会回来。但是，让我们失望的是，我们的父亲回来后又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因为他现在成了国父。’”作为一国之父是莫大的荣誉，但作为一个家庭之父却是莫大的愉快。然而，这种愉快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110...

1992年5月，在中断了4个月之后，多党会议在世界贸易中心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即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为了准备谈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的谈判者之间，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其他党派之间已经进行了秘密的磋商。在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前一天，德克勒克先生与我之间进行了最后的会谈，就各代表团的磋商结果进行了讨论。自从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会见。

在民主南非大会准备召开的几天前，政府被两个丑闻搞得焦头烂额。第一个丑闻是负责改善班图斯坦黑人生活水平的发展援助署暴露出来的大规模腐败和行贿受贿案，第二个丑闻则是政府高级安全官员卷入了1985年杀害4名联合民主战线成员案，这4名成员中最著名的是马修斯·戈尼韦。这两个丑闻为警察涉嫌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实施袭击增添了证据。两个丑闻先后曝光，大大削弱了政府的信誉，提高了我们的威信。

在前几个月中，政府提出了许多半途而废的建议。这些建议，例如轮流执政，多数都是在竭力保护他们的权力。但是，通过过去几个月的和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达成了一个关于实行两步过渡、最终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南非的尝试性协议。第一步，由民主南非大会各代表团任命一个多党“过渡执行委员会”，起到临时政府的作用，以便为各党派“建立平台”，起草临时宪法。第二步，举行大选，选出一个宪法起草机构和立法机关。在选举中，得到5%以上选票的所有政党都可以参加组阁。宪法起草机构的成员，50%通过全国选举产生，另外50%通过地方选举产生。这个机构将被授予起草宪法的权力和通过法律的权力。另外，还将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主持选举和保证选举的自由和公正。

还有许多问题，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没能达成协议，譬如说，宪法起草机构决定宪法方面的问题和同意某项“权利法案”所必需的投票率。在召开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前几天，政府才建议成立第二个机构——参议院，人员由各地区选出的代表组成，作为行使少数否决权的一种方式。他们还建议，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前，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首先必须就临时宪法达成协议。但是，起草临时宪法将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所有这些问题的谈判都在幕后进行，到1992年5月15日召开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时候，达成协议的希望似乎依然十分渺茫。我们感到担心的是，已经达成的协议会因此受到影响。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在多数重大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政府似乎准备无限期地拖下去，他们的想法是等的时间越长，支持我们的人就会越少。

大会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就出现了僵局。当时，主持谈判的两个法官建议德克勒克先生和我，晚上再举行一次会谈，以便设法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那天晚上，我们确实边喝咖啡边进行了会谈，虽然我们没有找到打破僵局的办法，但是我们却同意继续进行谈判。“全南非和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和我，”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我们要挽救这个和平进程。让我们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至少确定下一次谈判的日期。”我们决定，两人都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本着让步的精神发表讲话。

第二天下午，我们按照与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双方同意的相反顺序发表讲话：由德克勒克先生先讲，我最后讲。德克勒克先生在讲话中坚持国民党不寻求“少数否决权”，但是，他们确实想要一种制衡制度，以防止占多数的种族“滥用权力”。尽管他的意见让我听起来像是对多数原则的公然反对，但是，当德克勒克讲完话后，我还是仅仅说，我们需要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去工作，以便消除围绕和谈的紧张气氛。

尽管我们想在这个问题上持积极态度，但是大会第二天仍然在僵持不下的状态下闭幕。根据我的看法，僵局的原因是国民党一直不愿意由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他们的命运。

最终，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四个基本问题上没能取得突破：政府坚持反对宪法起草机构以高得票率通过宪法（他们主要是要求拥有不正当的否决权）；维护地方政权，以便对将来的宪法进行限制；反对民主选举参议院，要求参议院对内阁的立法有否决权；把经过大会协商通过的临时性宪法定为永久性宪法。

这些都是难题，但是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决心不让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出现的僵局阻碍和谈的进程。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都同意双方继续谈判，以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使问题的解决变得不再可能。

随着和谈陷入了僵局，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一致同意采取“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的策略，以便通过这个策略向政府显示全国人民支持我们的程度，并表明南非人民不准备为了自由永远地等待下去。群众运动的形式包括罢工、示威和联合抵制等。开始采取群众运动的日期定在1992年6月16日，因为这个日子是1976年索韦托暴动周年纪念日，并计划在8月3日和4日举行两天的全国大罢工，把群众运动的声浪推向高潮。

但是，在举行罢工前又发生了一件事，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92年6月17日，因卡塔自由党的武装力量偷袭了博伊帕通市的法尔镇，有46人被杀，其中多数都是妇女儿童。这是一周内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遭到的第四次大屠杀。全国人民都为此感到震惊，并指责政府参与了这次大屠杀。警察没有制止这次犯罪，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既没有逮捕犯罪分子，也没有调查案情。德克勒克先生一声不吭，我感到忍无可忍，我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政府正在使和谈陷入僵局，同时也在以隐秘的方式向我们的人民开战。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同他们谈判？

发生大屠杀后的第四天，我向两万多名愤怒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发表了讲话，告诉他们，我已经指示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西里尔·拉姆福萨停止直接与政府接触。我同时还宣布，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一时间，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沙佩维尔那些黑暗的日子。我把国民党的行为比作德国的纳粹党，公开警告德克勒克，如果他企图采取新的措施限制群众示威和自由表达，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发动全国范围的反抗运动，并且，我将是第一个志愿者。

在大会上，我看见有人打出了标语口号，上面写着：“曼德拉，给我们枪！”“胜利来自战斗而不是来自谈判！”我理解这种情绪，人民的确遭到了伤害，他们认为谈判不会有积极的结果。他们开始认为，推翻隔离制度的唯一办法是拿起枪杆子。发生博伊帕通惨案后，全国执行委员会中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武装斗争？我们应该放弃和谈，而不是放弃武装斗争。和谈绝不可能使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我开始同情这伙强硬派，但我逐渐认识到，没有别的选择，和谈是我多年来一直竭力主张的，我不能放弃和谈，但是，也到了让和谈凉下来的时候了，群众运动是介于武装斗争与和谈之间的中间道路。人民需要有一个出气的方式，群众运动就是这种出气的最好方式。

当我告诉政府我们准备停止和谈的时候，我们向德克勒克先生提交了一个备忘录，简要说明了我们退出和谈的理由。除了要求解决在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立宪的僵局，我们还要求追查暴力责任人，将他们绳之以法，并拿出加强对暴力事件发源地——客栈的治安管理办法。德克勒克先生给我们作了答复，要求与我面谈。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我认为，这样的面谈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要谈，而当时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好谈。

8月3日和4日举行了大罢工，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和谈要求，并抗议政府支持的暴力活动，群众运动终于达到了高潮。全国有400万工人待在家中拒绝上班工作，这是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罢工。这次罢工的重头戏是10万人到比勒陀利亚工会大厦进行游行示威，我们在大厦前面的大草坪上举行了大规模的露天集会。我告诉游行群众，我们总有一天会作为南非第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占领这座大厦。

面对这次群众运动，德克勒克先生说，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故意把这个国家搞乱，政府将被迫考虑采取某种不愉快的措施。我警告德克勒克先生，任何反民主的行动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我说，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威胁，建立过渡政府才是最为关键的当务之急。

在这次群众运动的鼓舞下，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一伙人决定去毕晓举行游行示威。毕晓是东开普西斯凯邦的首府，是由奥帕·基考佐准将领导的一个班图斯坦。西斯凯素有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传统，1991年，奥帕·基考佐准将宣布西斯凯处于紧急状态，以制止他所谓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的恐怖主义。1992年9月7日上午，7万名抗议者从四面八方向毕晓体育场涌去。当一支游行队伍想从一个篱笆墙开口处通过、选择另一条路进城时，毫无人性的班图斯坦军队朝游行队伍开了枪，打死了29人，打伤了200多人。那一天，毕晓作为野蛮的代名词被载入了史册。

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最黑暗的时刻是黎明的前奏。毕晓的悲剧反而导致和谈的重新开始。为了找到共识，避免再发生毕晓这样的悲剧，我会见了德克勒克。谈判双方又开始定期进行会晤。双方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希望和谈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于是，9月26日，德克勒克先生和我举行了一次正式的高峰会谈。

那天，我们两人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一份为以后举行的所有和谈树立样板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监督警察的行动，采取措施对客栈加强管理，禁止在集会上携带“传统武器”。不过，“谅解备忘录”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立宪的僵局。政府最终同意建立一个单独的、选举产生的宪法起草机构，该机构将采用一个新宪法，并作为新政府的过渡立法机构。其余需要协商的事就只有选举这一机构的日期和该机构要形成决议所必须达到的得票率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构建把南非建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框架。

“谅解备忘录”迫使因卡塔宣布，从所有涉及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和谈中退出来。这个协议使布特莱齐十分恼火，他因此与国民党疏远了关系，而与其他不讲信誉的班图斯坦领导人和只关心建立南非白人班图斯坦的白人右翼党派结成了联盟。布特莱齐要求废除“谅解备忘录”，结束民主南非大会，解散民族长矛军。

正如在停止武装斗争问题上首先建言一样，乔·斯洛沃又率先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建议：建立全国统一政府。10月份，乔·斯洛沃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与政府的和谈并不是像在战场上向被打败的敌人发号施令地提条件那样的停战谈判。甚至在大选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想控制局势也可能需要花几年的时间。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的政府将仍然需要许多现政府的公共服务人员去管理国家。乔建议为全国统一政府增加“落日条款”，根据这一条款，在一定的时期内，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同国民党共同分享权力，大赦国家安全官员，并尊重公务员与政府签订的任何合同。“共同分享权力”本身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有争议的条款，被认为是政府所要求的“少数否决权”的代名词。但是，在这个文件中，它仅仅意味着，如果国民党在大选中能获得足够的票数，就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普选产生的政府。

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我支持乔的意见，并在11月18日得到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认可。只要少数党没有否决权，全国执行委员会就同意“共同分享权力”的方案。12月份，我们与政府举行了新一轮秘密谈判。这次谈判共用了5天多的时间，是在丛林中一个狩猎别墅举行的。后来的情况表明，这轮谈判是一次关键的谈判，因为这是建立在“谅解备忘录”基础上的一次谈判。在这次丛林会议上，我们原则同意建立一个为期5年的全国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中，所有在大选中得票率超过5%的党派，都将按得票率参加政府内阁。5年后，联合政府将变成一个按照简单多数规则选举的政府。1993年2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宣布，就5年联合政府、多党内阁以及建立一个过渡性行政院原则上达成了协议。选举将在1993年底举行。

111...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应当在其出生的地方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家。自从被释放后，我就打算在库努为自己建一所村舍。1993年秋天，房子建成了。这所房子是模仿我在维克多·维尔斯特住过的那所房子建造的。大家经常对这所房子评头论足，但是，我对这些评论的回答很简单：维克多·维尔斯特那所房子是我住过的第一所宽敞、舒适的房子，我很喜欢那种样式。我对那所房子的结构十分熟悉，因此，在库努我也就不必在夜间摸索着找厨房。

4月份，我在特兰斯凯的住处休了几天假。4月10日上午，我刚要走出房子，去迎接特兰斯凯警察橄榄球队的几个队员，这时候，我的管家跑过来告诉我，有我的紧急电话，而且她失声痛哭起来。我向几位年轻人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就去接电话。一个同事告诉我，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民族长矛军的参谋长、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克里斯·哈尼，在约翰内斯堡郊区博克斯堡的家门口被近距离射杀身亡。博克斯堡多数居民都属于白人工人阶级，克里斯当时正在他们中间做团结工作。

克里斯之死对我本人和运动组织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是一个自由战士和爱国志士，对工作尽职尽责。在南非青年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与青年人同呼吸共命运，青年人对他言听计从。如果有的年轻人不守规矩，能驾驭他们的可以说只有克里斯。南非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儿子，失去了一位在把南非转变成一个新的国家过程中十分难得的人才。

南非是脆弱的。有人担心，哈尼的被杀可能会引发种族战争，青年们认为他们的英雄应该成为烈士，为了这位烈士，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首先乘直升机去萨巴莱勒看望克里斯的那位82岁高龄的父亲，向他老人家表示慰问。萨巴莱勒是位于特兰斯凯市科斐法巴区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我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因为马叹兹玛就住在这里。当我到达这个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村镇的时候，我对这个小地方竟然孕育出像克里斯·哈尼这样以其激情和能力唤起整个民族的伟大人物而感到吃惊。他对乡下穷人的关心源于他在萨巴莱勒的童年，因为他的根扎得深而且实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丢掉自己的根。克里斯的父亲深切地表达了他失去儿子的痛苦，但是，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儿子是在斗争中牺牲的。

我一回到约翰内斯堡，就听说警察逮捕了一位南非白人抵抗运动右翼武装力量的成员。他是一位从波兰移居南非的移民，是被一位勇敢的南非白人妇女向警察报告了杀人犯的汽车牌照号之后被捕的。这个杀人犯是一个绝望的狂徒，一直试图破坏和谈进程。那天晚上，我应邀在南非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在这种情况下，总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而不是政府在努力地安抚人民。

我说，和平进程及和谈不能停止，我以我所拥有的权威“呼吁我们的人民保持冷静，以保持一支纪律严明的和平力量的方式向克里斯·哈尼表示怀念和敬意”。

今天晚上，我要向每一个南非人，其中包括黑人和白人，讲一讲我的肺腑之言。一位心怀偏见和仇恨的白人，一到我们的国家就犯下了如此卑鄙的罪行，把我们全国的人民推向了灾难的边缘。一位属于南非荷兰人的白人妇女，我们可以想象她冒着生命危险，使这个杀人犯被绳之以法……现在，是所有的南非人站在一起，从各个角落抗击那些想破坏克里斯·哈尼为之献出生命的属于我们大家的自由的时候了。

杀害克里斯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企图阻止这种历史的必然结果，他们宁愿让国家陷入内战也不接受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多数裁定原则。

我们采取了一个策略以便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有所交代。为避免报复性暴力事件的发生，我们在全国安排了为期一周的、一系列的群众集会和示威。这样，就可以为人民提供一个表达他们不满的方式，而且又避免了暴力。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已经私下里进行了会谈，并一致认为，我们决不让杀害哈尼的凶手破坏和谈。

几天后，我们得知，保守党成员克莱夫·德比－刘易斯因与杀害克里斯·哈尼有牵连而遭到了逮捕。这就进一步说明，南非的确存在着“第三武装”。克里斯本人就曾经批评过最近有人从一个空军基地盗窃武器，警察初步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杀死克里斯·哈尼的枪恰恰是来自那个空军基地的武器库。

整两周之后，又有一个重要人物去世了。这个人物的去世并不像克里斯之死那样使全国感到震惊，但是，却使我十分悲痛。长期以来，奥利佛·塔博身体就一直不太好，中风使他突然死亡。他的夫人阿德莱德早上一早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立即赶到了奥利佛的床前。我没有得到向他告别的机会，因为当时他已经去世。

在柏拉图关于金属的寓言中，先哲把人分成了金、银、铅三类。奥利佛就是纯金，他的智慧、他的友情和博爱、他的宽容和慷慨、他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就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我非常尊敬他；他作为一个人，我是那样地热爱他。

尽管我被关押期间我们一直不在一起，但是，奥利佛在我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尽管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通过许多方式一生中都在心里与他进行交流。这可能就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之所以感到如此悲痛的原因。正如我对一位同事说的那样，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仿佛是我们刚刚重逢，他就被死神从我身边夺走了。当我看着他静静地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尽管我们还没有执政，但是，我要为奥利佛举行国葬。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能给他的最后的安慰。在索韦托体育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数百名来自外国政府的显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向这位在流亡期间仍然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充满活力的伟人表示敬意。民族长矛军为他举行了游行，并在他的墓前鸣枪21响志哀。奥利佛活着看到了释放政治犯和流亡者的归来，但是，他没能活到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亲自投上自己的一票。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这仍然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112...

尽管很少有人能记住1993年6月3日这个日子，但是，这一天却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就在这一天，经过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了几个月的和谈之后，多党会议投票确定了南非第一次进行全国性、不分种族、一人一票式选举的日子：1994年4月27日。在南非历史上，占多数的黑人将第一次走到投票地点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根据协议，选民将选出400名代表，组成一个宪法起草机构。这一机构将既负责起草新宪法，又起到议会的作用。选举产生这个机构之后，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举总统。

谈判在4月份就已经恢复。当时，26个党派，包括因卡塔自由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保守党，几个月以来一直敦促政府确定选举日期，但他们却一直敷衍搪塞。然而今天，这个日期被实实在在地确定了下来。

一个月后，即7月份，多党会议同意先起草一部临时宪法。其中规定，在全国和地区党派名单中，按比例选举成立400人的两院制议会，而参议院则通过地方立法机构间接选举。

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与全国大选同时进行，地方立法机构可以起草自己的地方法规，而地方法规必须符合全国宪法。

布特莱齐酋长要求在选举前起草宪法，并站出来抗议在完成起草宪法之前确定选举日期。8月份起草的临时宪法第二稿虽然赋予了地方更大的权力，但是，却仍然没有平息布特莱齐酋长和保守党的不满。保守党把这些决议描绘成违背了南非白人的利益，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南非国防部前部长康斯坦·维尔强将军领导的名为“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阵线”的组织，企图联合白人保守组织，统一到所谓“人民国家”，即“白人家园”的思想上来。

11月18日午夜刚过，多党会议举行了一次会议，批准了临时宪法。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携手搬掉了其余的障碍。新的内阁将由得票率超过5%的政党组成，形成决议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政府建议的三分之二的人同意。全国大选将在1999年举行，这样，全国统一政府的任期将长达5年。最后，政府同意我们所坚持的一次投票选举办法，而不是由全国立法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分别选举。两次选举只能使多数选民产生混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一生中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在选举前的一个时期内，由各党派人士参加的一个过渡性执行委员会将确保为选举创造合适的气氛。事实上，过渡委员会就是1993年12月22日至1994年4月27日大选期间的临时政府。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独立选举委员会将负责选举的管理工作。我们真正地迈进了新时代的门槛。

我从来没有过分关心对个人的奖励。一个人不会仅仅为得奖而成为一名自由战士，但是，我与德克勒克先生共同分享了199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让我深受感动。对我来说，诺贝尔和平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涉及南非的历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是诺贝尔委员会给予这种殊荣的第三个南非人。阿尔伯特·鲁图利酋长于1960年获得过这个奖项。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人是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他在种族隔离制度最恐怖的岁月里无私地与种族隔离邪恶势力进行了斗争，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荣誉属于全体南非人民，特别是属于那些在斗争中战斗的南非人，我要代表他们接受这个荣誉。但是，诺贝尔奖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种奖励。即使是在罗本岛上那些最艰难的岁月里，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大赦国际”也未曾支持过我们，这个组织不可能为坚持暴力的人撑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诺贝尔委员会绝不会把和平奖授予一个创建民族长矛军的人。

我对挪威和瑞典人民怀有特别的感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我们去西方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寻求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但是，在挪威和瑞典，我们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们为我们合法的自卫行动提供了各种援助，其中包括奖学金和其他资金，并为政治犯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在挪威，我利用发表演讲的机会，不仅感谢诺贝尔奖委员会，并向他们介绍了南非将成为一个正义和平等的新南非的未来蓝图，而且也称赞了我的获奖伙伴F. W.德克勒克先生。

他承认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深谋远虑，理解和接受所有的南非人必须通过和谈并作为和谈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一起决定他们的未来。

常常有人问我，我怎么能够在那么严厉地批评德克勒克先生之后与他一起接受这个奖项。尽管我不会收回我对他的批评，但我可以说，他对和平进程作出了真正的、不可缺少的贡献。我不想损害德克勒克先生的威信，因为他威信越低，和谈进程就会越慢。要想与对手和平共处，你就必须与对手一道工作，使对手变成你的伙伴。

尽管正式选举全国宪法起草机构直到1994年2月才开始进行，但是，我们在新宪法被批准通过后就立即开始准备竞选。其实我们算不上超前，因为国民党从释放我们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

尽管民意测验显示非洲人国民大会遥遥领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胜利已经在握。我告诫大家，要克服过分的乐观主义。我们阅读了好多关于某些政府有望赢得大选而最终却得了个第二名的资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竞选对手。

我们的竞选是在由珀珀·莫莱斐、泰勒·勒寇塔和凯特索·戈德汉组成的领导能力很强的竞选班子的领导下开展的，他们都是联合民主战线中善于动员群众的活动家。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估计将有2000万人参加投票，而且他们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选举。我们的许多选民都是文盲，投票的场面也有可能把他们吓回去。根据独立选举委员会统计，全国将设立一万个投票站。我们设法对十多万人进行了培训，对他们实施选举方面的教育。

我们选举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开展被大家称作“人民论坛”的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候选人将走遍全国各地，在乡镇和村子里召集会议，听取人民的愿望、担心、想法和不满意见。“人民论坛”与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美国问鼎总统道路上举行的选民见面会差不多。“人民论坛”就相当于人民的议会，与我小时候在“大王宫”看见的那种酋长会议是完全不同的。

我醉心于“人民论坛”这种形式，11月份，我在纳塔尔开始参加“人民论坛”，然后去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北部的PWV地区。有时，我一天参加多达三四个“人民论坛”。人民当然也非常喜欢“人民论坛”这种形式，过去没有人就他们自己的国家应该做什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把“人民论坛”的建议搜集起来之后，我们开始走向全国各地，把我们的信息传递给人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的人主张把竞选活动简化成一种解放选举，并告诉人民：请投我们的票，因为我们使你们得到了解放。我们决定，向他们描绘我们创建的新南非的前景，请求人民投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票，这不仅因为我们与种族隔离政策斗争了80年，更因为对于建立一个他们所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南非来说，我们是最有资格的。我认为，我们的竞选应该着眼于将来，而不是盯着过去。

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了一个长达150页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称作《建设与发展纲领》。它简要说明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将通过发展公共事业创造工作机会，建造100万户带有供电设施和冲水厕所的新房子，扩建基本卫生设施并为所有的南非人提供10年义务教育，通过土地产权法重新配置土地，停止对基本食品征收增值税。我们还将致力于在私人和公共领域采取一系列更广泛、更积极的措施。这个文件被编写成一个名为《为全南非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宣言，这个标题后来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竞选的口号。

正如我们告诉人民我们将要干什么那样，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告诉人民我们能干什么。许多人认为，通过自由、民主选举，生活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但是，情况远非如此。我经常对大家说：“不要指望大选之后，马上就能坐上奔驰车，在自己后院的游泳池里游泳。”我告诉我们的支持者：“除了你们将增加自尊心并成为你自己国家的公民之外，生活不会戏剧性地发生变化。你们必须要有耐心，可能必须等上5年才能看到结果。”我向他们提出挑战，我说不会资助他们。“如果你们想继续在贫穷中生活，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饭吃，”我告诉他们，“那么你就到那些黑酒店里去酗酒吧。但是，如果你们想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努力工作。我们不能为你们包办一切，你们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劳动。”

我还告诉白人听众，我们需要他们，不想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像我们一样，都是南非人，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直言不讳地说，我对隔离制度十分反感。但是，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把精力集中到为大家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上来。

每逢集会，都要告诉大家如何投票。选票本身是一张窄长的纸条，左边是按降序排列的政党的名称，右边是该政党的符号和政党领袖的照片。选民要在靠近他们选择的政党的下一栏中打上一个“×”号。我告诉我的听众：“选举那天，认真看一下你们的选票，当你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人，就打个‘×’号。”

113...

通向自由的道路远不是平坦的。尽管在新的一年里，过渡执行委员会开始行使职权，但是，仍有几个政党退出了大选，并采取了抵制政策。在布特莱齐的支持下，斯维里斯尼国王要求夸祖鲁实行自治，呼吁夸祖鲁省内的人都不参加投票。白人右派把这次大选说成是一次背叛，吵闹着要建立所谓“人民国家”，但是，他们又没有说在哪个地方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在整个南非，没有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地方行政区域。

1994年2月12日是各政党登记注册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因卡塔自由党、保守党和“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阵线”没有参加登记。博普塔茨瓦纳班图斯坦政府也拒绝参加大选，并反对被并入统一的南非。我为这些重要的群体选择不参加大选一事感到烦恼不已。为了争取他们，我们作出了一些重大的让步：同意他们就本地和全国立法机构进行两次投票，保证地方有更大的权力，把纳塔尔省重新命名为夸祖鲁－纳塔尔，同意把具有共同文化和语言的群体可以实行“内部”自决这一原则写进宪法。

我安排于3月1日在德班与布特莱齐酋长见面。我在这次会见之前的一次集会上说：“我将向这些想把我们的国家拖向战争深渊的人跪下乞求。”布特莱齐酋长同意临时登记参加选举，以换得把我们之间在立宪问题上的分歧提交国际调解的许诺。我非常高兴地同意了他的意见。在注册登记的最后一天，维尔强将军也以一个名为“自由阵线”的新政党的名义登记参加选举。

尽管博普塔茨瓦纳的首领卢卡斯·曼高佩选择了不参加大选，但是，大选的浪潮很快使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多次敦促他，让他的人民自行决定是否参加大选，但是，他根本不听。要参加大选的人发动了群众游行示威和罢工，并很快蔓延到了博普塔茨瓦纳的公共服务部门，广播和电视也停止了播放。在马费坑大街上，班图斯坦警察与罢工工人和罢课学生们之间发生了冲突。曼高佩从他的白人右翼盟友那里调来了援兵。很快，他自己的军队就抛弃了他，在3月初的一次政变中，他被赶下了台。几周后，西斯凯的基考佐准将也宣布缴械投降，并请求南非接管西斯凯班图斯坦。

纳塔尔的暴力越来越严重。因卡塔自由党的支持者们不准我们在纳塔尔进行竞选。15名非洲人国民大会选举工作人员在张贴非洲人国民大会宣传品之后被枪杀和砍死。3月份，约翰·克里格勒法官向我和德克勒克先生报告，由于缺乏夸祖鲁政府的合作，如果不直接进行政治干预，自由选举将无法举行。为了显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塔尔的力量，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德班市中心举行了游行示威，然后，因卡塔自由党企图也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游行示威，从而造成了悲惨的后果。

3月28日，数千名因卡塔自由党成员挥舞着长矛和圆头棒穿过约翰内斯堡市区到市中心集结。同时，一伙因卡塔武装人员企图进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总部谢尔大厦，但是被武装警卫击退。市中心也发生了不明身份枪手的枪击事件，共造成53人死亡。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景象，南非似乎已经濒临内战的边缘。因卡塔正在企图拖延大选，但是，德克勒克先生和我是不会动摇的。这个日子是神圣的，不允许有任何改变。

我已经同意国际调解，4月13日，一个由前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爵士和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首的代表团来到了南非。但是，当因卡塔自由党被告知，选举日期不容调解时，他们拒绝与调解人见面，因此，两位调解人没有与任何人进行会谈就离开了南非。当时，布特莱齐酋长知道，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大选日期都是不会更改的。4月19日，离大选日期仅剩一周的时候，布特莱齐酋长接受了关于允许祖鲁民主立宪的条件，并同意参加大选。

在投票日的10天前，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单独在电视上进行了辩论。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声情俱佳的辩论选手。在我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后的最初几年中，我走上讲台参加过多次激烈的辩论。在罗本岛开采石灰石的时候，我们也锻炼过辩论的技巧。所以，我对电视辩论充满了信心。尽管如此，辩论前一天，我们举行了一次模拟辩论。在模拟辩论中，记者艾利斯特·斯帕克斯巧妙地充当了德克勒克先生的角色。据我的竞选顾问班子说，我过于认真，他们说我讲话的速度太慢，缺乏进攻性。

但是，当举行实际辩论的时间到来的时候，我非常坚决地抨击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我指责国民党，通过散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口号是“杀一个有色人，杀一个农民”的富有煽动性的连环画，煽动开普地区的有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种族仇恨。我说：“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一个组织像新国民党那样故意制造分裂。”当德克勒克先生批评非洲人国民大会计划耗资数百万美元用来建造房屋和提供社会福利的时候，我反驳说，他是在担心我们会把如此多的财力用在黑人身上。

但是，当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感觉我对将来在全国统一政府中成为我的伙伴的这个人也许过于残酷无情了。在作总结时，我说：“德克勒克先生与我本人之间的交流不应掩盖一个重要的事实。我认为，我们是全世界来自不同种族但却对同一个国家有着同样的忠诚和同样的爱的人之光辉典范……尽管德克勒克对我提出了批评，”我然后看着他说，“先生，你依然是我信赖的人士之一。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个国家的问题。”这时，我伸过手去握住了他的手说：“我为握着你的手共同前进而感到自豪。”德克勒克先生似乎有些吃惊，但他很高兴。

114...

我于4月27日参加了投票选举，这是4天的投票时间中的第二天（某些特定群体包括老人、残疾人和住在国外的南非人被允许在4月26日投票选举）。我之所以选择在纳塔尔参加投票是想向住在这个分离省份中的人民显示，去投票站投票并没有什么危险。我是在位于德班正北一个青翠的小山城伊南达的奥哈兰治高等学校参加投票的，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第一任主席约翰·杜比就安葬在这里。这位非洲爱国战士于1912年帮助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他的坟墓旁边投上我神圣的一票，让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他82年前开创的历史使命马上就要完成了。

当我来到位于一所小学上面的土坡上，伫立在他的坟墓前的时候，我所想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当我走到投票站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那些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英雄，他们为了现在即将完成的事业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我想到了奥利佛·塔博、克里斯·哈尼、鲁图利酋长和布拉姆·费希尔。我怀念那些伟大的非洲英雄，正是因为他们作出了伟大的牺牲，几百万南非人才能在这个日子里参加投票选举。我想起了乔西亚·古弥德、G. M.奈克、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赫曼、莉莲·恩高义、海伦·约瑟夫、玉苏福·达杜、摩西·考塔尼。4月27日那天，我并不是一个人去投票站，我与他们一起投上了我那神圣的一票。

在我走进投票站之前，一位不恭敬的媒体记者问：“曼德拉，你要选谁？”我笑了，说：“你知道，整个上午，我一直在为选谁而感到苦恼。”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个字后面的空格中打了个“×”号，然后把折叠起来的选票投进了一个简易的木箱中。我投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张选票。

非洲人那天去投票站投票的情景一直在我记忆中燃烧。耐心的人们排着长龙，蜿蜒穿过乡镇和城市那尘土飞扬的道路和街道。那些等了半个世纪才等来一生中第一次投票选举的老年妇女说，她们一生中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人类；白人则说，他们为最终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而感到自豪。投票期间，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之中。暴力和爆炸事件也不再发生，我们的国家宛若获得了新生。投票选举工作中，后勤服务方面发生了问题，选票放错了位置，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法投票站和骗人的谎言，但与民主和正义的压倒性胜利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

统计投票结果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全国选票的62.6%，略低于我们希望的三分之二的得票率（不需其他政党帮助就可以通过最终的宪法），从而使我们有资格在国家机构中的400个席位中占有252个席位。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北德兰士瓦和东德兰士瓦、西北地区、东开普和自由邦取得了绝对优势。在西开普，我们的得票率是33%，而国民党在这个地区获得了胜利，他们在有色选民中的得票率特别高。在夸祖鲁－纳塔尔，我们获得了32%的选票，因卡塔自由党在这一地区的大选中胜出。在纳塔尔，由于害怕发生暴力和恐吓，我们许多选民都待在家中，没有能参加投票。有人举报，出现了许多假票和废票。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大局。我们低估了因卡塔自由党在夸祖鲁的力量，他们在选举那天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影响力。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人因我们没有进入三分之二这个门槛而感到失望，但我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如果我们得到三分之二的选票，并能够起草宪法而不受因别的政党介入而带来的影响，那么，人们就会说我们通过了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宪法，而不是南非的宪法。我要的是一个真正全国统一的政府。

5月2日晚间，德克勒克先生发表了一个措辞温和的讲话，承认竞选失败。在经过了3个多世纪的统治之后，占少数的白人终于承认在大选中失败，并把权力交给了占多数的黑人。那天晚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卡尔顿大酒店舞厅里举行庆祝大会。当时，我患了重感冒，我的医生要我待在家中休息。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去参加庆祝大会。大约9点钟，我走上了舞台，看到的是一张张幸福、快乐的笑脸。

我向大家解释说，我的声音由于感冒有些沙哑，我的医生劝我不要来参加这个庆祝会。然后我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告诉他我没能遵守医嘱。”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祝贺，他表现得很得体。我感谢所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民主运动组织的成员，他们工作得如此出色，如此长久。那天晚上，伟大的自由战士马丁·路德·金的夫人科雷塔·斯科特·金也在舞台上，当我引用她丈夫那段不朽的名言时，我敬重地看了她一眼。

这是我们国家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满怀骄傲和欣喜站在你们的面前——我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老百姓而骄傲。你们表现了这样一种镇定而有忍耐的决心，要求收回自己的国家政权。现在，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可以公开大声宣布：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为你们的勇气所折服，并怀着对你们大家充满热爱的心情站在你们面前。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时刻，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荣誉。我是你们的公仆……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现在，医治旧伤、建设一个新南非的时候已经到来。

自从统计结果明确显示将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组建政府的那一刻起，我就把呼吁和解、包扎这个国家的伤口、加强信任和信心作为自己的使命。我知道，许多人，特别是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白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正在对前途感到忧虑，我希望他们放心。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我利用一切机会表明，全南非人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样的人民，我们要携手并肩走向未来。

115...

5月10日拂晓，天空中万里无云。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高兴地忙于接待政要和前来在就职典礼之前表示敬意的各国领导人。这次就职典礼将是国际领导人在南非土地上的一次最盛大的聚会。

就职典礼在比勒陀利亚由工会大厦组成的一个美丽的圆形露天戏场举行。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白人霸权的象征，现在，这里却变成了各种肤色和民族织成的一道彩虹，南非第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政府就要在这里诞生。

在这个秋风送爽的日子里，我在我女儿泽尼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在讲台上，德克勒克先生首先宣誓就任第二副总统，然后，塔博·姆贝基宣誓就任第一副总统。当轮到我宣誓就职的时候，我庄严地说出了自己的誓言：遵守和坚持宪法，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共和国的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面对在座的嘉宾和全世界的目光，我说：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新生的自由带来了光荣和希望。经受了太长太长的人道灾难之后，一个全人类都为之骄傲的社会就要诞生了。

……我们，不久前还是囚犯，今天却被给予了宝贵的特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为主人接待世界各国的客人。我感谢我们尊贵的国际友人出席这个大会，与我国人民共同庆祝这个属于正义、和平、人类尊严的伟大胜利。

我们终于获得了政治解放。我们决心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从贫穷、被剥夺、痛苦、性别歧视及其他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绝不能让这个美丽的国家再次发生一伙人压迫另一伙人的悲剧，绝不能！绝不能！……太阳将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让自由主宰一切。上帝保佑非洲！

不长时间之后，当南非喷气式飞机、直升机和军事运输机壮观的编队从工会大厦上空呼啸着进行各种造型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惊奇地抬头望着天空。这不仅是尖端技术和军事力量的展示，而且也是军队忠于民主、忠于自由公正选举出来的政府的表现。仅仅不长时间之前，南非国防军和警察的最高将领，胸前挂着绶带和勋章向我敬礼，并宣誓效忠。我不禁想起没有多少年前，他们不但不向我敬礼，而且还逮捕过我。最后，排成V字形的黑斑羚喷气式飞机在其尾部喷出了黑、红、绿、蓝和金黄色的彩烟，那是新南非国旗的图案。

那天，我认为更有象征意义的是黑人、白人分别用科萨语和南非荷兰语演唱我们的两首国歌。白人唱的是“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而黑人唱的是“Die Stem”——原先的共和国国歌。尽管那天黑人和白人都不熟悉各自唱的歌词，但是，他们将很快从心底里体会到这些话语的含义。

就职典礼那天，我一直沉浸在一种历史感之中。20世纪中的第一个十年期间，也就是残酷的英布战争之后以及我本人降生之前不几年，南非的白人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并建立起了一种白人在黑人自己的土地上统治黑人的社会制度。他们创造的这种制度，形成了世人皆知的最残酷、最野蛮的社会基础。现在，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也就是在作为我个人的第八个十年里，这个制度被永远地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承认所有的人，不分他们是什么肤色都享有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制度。

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难以想象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这些人作出的牺牲是绝对无法计算的，也是绝对无法得到回报的。正如过去的那么多其他日子一样，那一天我感到，我仅仅是那些先我而去的南非爱国者的代表。那条漫长而崇高的斗争道路似乎已经到了终点，现在将由我把它延续下去。我为不能向他们表示感谢和他们不能看到自己的牺牲换来的今天而感到难过。

种族隔离政策在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持久的伤痕。我们大家要从深深的伤害中得到康复，即使不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也可能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但是，几十年的压迫和野蛮统治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它造就了像奥利佛·塔博、瓦尔特·西苏陆、鲁图利酋长、玉苏福·达杜、布拉姆·费希尔、罗伯特·索布克韦这样伟大的时代人物。对于这些如此勇敢、智慧、慷慨大方的人物，可能再也没有人去了解他们。也许，只有如此深重的压迫才能打造出这种高尚的人格。我们国家的地底下蕴藏着许多矿产和宝石，但是，我总认为，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还是它的人民，他们比最纯正的钻石还要纯净和宝贵。

我正是从这些斗争中的同志身上弄清楚了勇敢的含义。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人们不分男女，为了一个理想而去冒险和牺牲生命，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人民勇敢地、不屈不挠地面对攻击和折磨，显示了难以想象的力量和坚韧。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

我从来也没有对发生这种伟大转变丧失希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提到的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而且也因为我们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仁慈和慷慨。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肤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人们一定是通过学习才会有恨，如果他们能够学会恨，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够学会爱，因为爱在人类的心中比恨来得更自然。即使是在监狱里那些最冷酷无情的日子里，我也会从某个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但是，它却足以使我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人的善良就像是可以隐藏但绝对不会熄灭的火焰。

我们睁大眼睛开展斗争，绝不能幻想斗争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当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同志为他们的信仰付出的代价，并且，这种代价往往是十分昂贵的。对于我自己，我绝不会为献身于斗争而后悔，我随时准备去面对影响我个人的各种困难。但是，我的家庭为我献身斗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或许，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在生活中，每个男人都有两项义务：一项是对家庭、对父母、对妻子、对孩子的义务，另一种是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在文明的社会中，每个男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尽到这些义务。但是，在像南非这样的国家里，对于像我这样的出身和肤色的男人，要想尽到这两项义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南非，一个黑人要想作为一个人去生活，可能会受到处罚和隔离；在南非，一个想为他的人民尽义务的人，必然会被迫离开他的家和家人，去过一种孤身奋战、带有秘密和反叛性质的生活。我并非一开始就作出了把我的人民置于我的家人之上的选择，但是，为了为我的人民服务，我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儿子、兄弟、父亲和丈夫尽自己的义务的权利。

这样，我献身于我的人民——我从来不认识、从来没见过面的数百万非洲人，是以牺牲我最了解、最热爱的人为代价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在一个孩子问他父亲时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这位父亲一定会说出这样一句近乎可怕的话：“还有与你一样的别的孩子，许许多多的孩子……”然后，他的声音就渐渐地听不清了。

我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渴望着自由，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自由的，我以我能知道的各种方式享受着自由：我在我母亲那个小房子周围自由地奔跑，我在穿过我村庄的清清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我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我骑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只要我听我父亲的话并遵守部落的风俗习惯，人间和天上的律条都不会找我的麻烦。

只有当我开始知道我童年的自由之梦其实是幻想的时候，我才发现，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因此，我开始渴望自由。开始，作为一个学生，我仅仅是要我自己的自由：晚上能待在户外的自由，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这些都是一些暂时的自由。后来，作为约翰内斯堡市的一个年轻人，我渴望得到基本的、有尊严的自由：发挥自己潜力的自由，维持生计的自由，结婚的自由和拥有家庭的自由，这些都是在遵纪守法的生活中不受束缚的自由。

但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不仅我没有自由，我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自由。我发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像我一样的每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自己自由的渴望转变成了对人民自由的更大的渴望。正是这种更大的渴望，即为人民争取尊严和有尊严地生活的自由，才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因此，我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我并不比别人道德高尚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我发现在我知道我的人民不自由的时候，我甚至不能享受我被允许享受的最起码、最有限的自由。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的人民任何一个人身上戴着枷锁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着枷锁，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着枷锁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着枷锁。

正是在那些漫长而寂寞的岁月里，我对我自己的自由的渴望才变成了我对所有的、不论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我同时也知道，正像被压迫者的亲身感受一样，压迫者必须得到解放。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是可恨的囚犯，他被锁在偏见而心胸狭窄的铁窗背后。如果我要剥夺别人的自由，我也就不是真正自由的，就像当我的自由被别人剥夺时我也一定不自由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都被剥夺了人性。

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说，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我们还没有迈出旅途中的最后一步，而且在更漫长、更困难的道路上，我只不过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已经走过了漫漫的自由之路。我一直在努力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在这条路上，我也迈错过脚步。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后，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要去攀登。我在这里稍停片刻，悄悄地看一看周围的壮丽景观，回头看看我已经走过的那段路程。不过，我只能稍息片刻，因为伴随着自由而来的责任，使我不敢就此却步，我的漫漫自由路还没有到达终点。

A

阿比索托 abeSotho

阿比泰姆布 abeThembu

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赫曼Abdullah Abdurahman

阿布杜拉叶·迪亚罗 Abdoulaye Diallo

阿布杜雷·扎赛特 Abdulhay Jassat

阿布拉姆·莫伊勒娃 Abram Moilwa

阿德莱德·塔博 Adelaide Tambo

阿尔伯特·鲁图利 Albert Luthuli

阿尔博提娜·西苏陆 Albertina Sisulu

阿尔弗雷德·恩佐 Alfred Nzo

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 FLN（Algerianresistance）

阿尔奇·古弥德 Archie Gumede

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阵线 Afrikaner Volksfront

阿伦·布塞克 Allan Boesak

阿马巴查 amaBaca

阿马崩瓦纳 amaBomyana

阿马恩古提亚纳 amaNgutyana

阿马嘎莱卡 amaGcaleka

阿马木棼古 amaMfengu

阿马木旁多 amaMPodo

阿马木旁多米斯 amaMPodomis

阿马穆俳夫家族 amaMpemvu clan

阿迈德·布拉 Ahmed Bhoola

阿迈德·卡特拉达 Ahmed Kathrada

阿蒙苦梢 umngqusho

阿米纳·帕哈德 Amina Pahad

阿穆佛苏拉 umphothulo

阿瑟·戈德里克 Arthur Goldreich

［译名对照表］

阿瑟·莱泰勒 Arthur Letele

阿瑟·威灵顿 Arthur Wellington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Pan 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PACA）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nian People’s Organizaation

埃达·马提木苦陆 Ida Mthimkhulu

埃德温·莫福参亚纳 Edwin Mofutsanyana

埃克苏玛，A. B.　A. B. Xuma

埃劳佛大街 Eloff Street

埃里克·恩彩乐 Eric Ntsele

埃马非卡尼 iMfecane

埃米格兰特 Emigrant

埃塞俄比亚暴动军司令部Ethiopiaan Riot Battalion

艾德莱·史蒂文森 Adlai Stevenson

艾德里安·弗劳克 Adriaan Vlok

艾迪·丹尼尔斯 Eddie Daniels

艾尔克特·格温奇 Alcott Gwentshe

艾哈迈德·本·贝拉 Ahmed Ben Bella

艾丽斯市 Alice

艾利伽·莫考尼 Elijah Mokone

艾利斯特·斯帕克斯 Allister Sparks

艾伦·莫莱特 Aaron Molete

艾伦·佩顿 Alan Paton

艾诺奇·恩拉珀 Nnoch Nhlapo

艾韦琳·马赛·曼德拉 Evelyn Mase Mandela

爱国阵线 Patriotic Front

爱伦·恩卡彬德 Ellen Nkabinde

安布罗斯·里夫斯 Ambrose Reeves

安德烈·斯凯福勒 Andre Scheffler

安德鲁·库耐尼 Andrew Kunene

安德鲁·马桑多 Andrew Masondo

安德鲁·默里 Andrew Murray

安德鲁·木兰基尼 Andrew Mlangeni

安迪巴·托伊佛·杰·托伊佛Andimba Toivo ja Toivo

安东·莱彼德 Anton Lembede

安卡利巴 Khalipa

奥卡木博准将 Brigadier Aucamp

奥兰多 Orlando

奥兰多东 Orlando East

奥兰多西 Orlando West

奥兰治自由邦 Orange Free State

奥利佛·塔博 Oliver Tambo

奥卢塞贡·奥巴桑乔 Olusegun Obasanjo

奥帕·基考佐 Oupo Gqozo

奥斯卡·穆培塔 Oscar Mpetha

奥斯瓦德·皮洛Oswald Pirow

奥祖茂 Autshumao

B

巴雷特·铁西 Barrett Tyesi

巴利韦·曼德拉 Baliwe Mandela

巴木巴塔 Bambatha

巴纳巴基·布拉伊 Banabakhe Blayi

巴纳德 Barnard

巴培迪 Bapedi

巴斯纳，H. M.　H. M. Basner

巴苏陀兰 Basutoland

巴索托 Basotho

拜尔斯·诺德 Beyers Naude

班图·霍勒弥萨 Bantu Holomisa

班图管理机构 Bantu Authorities

班图教育法 Bantu Education Act

班图世界报 Bantu World

班图体制 Bantustan System

班图自治政府促进法Bantu Self Government Act

棒哈立法大会 Bunga Legislation

保留福利设施隔离法

Reservation of Separate Amenities Act

保罗·马哈巴内 Paul Mahabane

宝施（公诉人） Prosecutor Bosch

保守党 Conservative Party

鲍勃·赫普尔 Bob Hepple

贝瑟尔 Bethal

贝专纳人民党 Bechuanaland People’s Party

本·马拉赛拉 Ben Mahlasela

本·穆贝基拉 Ben Mbekela

本杰明·博格兰德 Benjamin Pogrund

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比基沙 Bikitsha

比克法官 Justice Bekker

比勒陀利亚 Pretoria

比勒陀利亚备忘录 Pretoria Minute

比利·奈尔 Billy Nair

毕晓 Bisho

波尔斯穆尔监狱 Pollsmoor prison

波特拉考·利宝罗 Potlako Leballo

伯塔·玛裟巴 Bertha Mashaba

博茨瓦纳 Botswana

博达豪尔 Beda Hall

博福特堡 Fort Beaufort

博克斯堡 Boksburg

博普塔茨瓦纳 Bophuthatswana

博塔，P. W.　P. W. Botha

不道德行为法 Immorality Act

布克·华盛顿 Booker Washington

布拉姆·费希尔 Bram Fischer

布拉姆方丹 Braamfontein

布兰德准尉 Warrant Officer Brand

布隆方丹非洲人国民大会Bloemfontein Conference

布鲁诺·姆陀罗 Bruno Mtolo

布特莱齐 Mangosothu Buthelezi

C

采波·莱特拉卡 Tsepo Letlaka

晁塔·摩特拉医生 Dr. Chota Motala

城市区域法 Urban Areas Act

茨瓦纳人 Tswanas

D

达布拉曼兹 Dabulamanzi

达夫妮·杜穆里埃 Daphne du Maurier

达利班佳 Dalibunga

达利基里·曼德拉 Daligqili Mandela

达利旺伽（即K. D. 马叹兹玛） Daliwonga

打败丁冈纪念日 Dingane’s Day

大会联盟 Congress Alliance

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大卫·阿斯特 David Astor

大卫·博帕佩 David Bopape

大卫·德维利尔斯 Dawie de Villiers

大西洋宪章 Atlantic Charter

大学教育扩展法Extens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ct

丹尼尔·马伦 Daniel Malan

丹尼斯·布鲁特斯 Dennis Brutus

丹尼斯·戈尔德伯 Dennis Goldberg

丹尼斯·希利 Denis Healey

旦·图鲁麦 Dan Tloome

道克尤·赛克斯瓦勒 Tokyo Sexwale

德·韦特·纳尔 De Wet Nel

德·韦特法官 Judge de Wet

德比·辛格 Debi Singh

德拉米尼神甫 Father Dlamini

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Transvaal Executive Committee

德兰士瓦律师协会 Transvaal Law Society

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 Transvaal Indian Youth Congress

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 Transvaal Indian Congress（TIC）

德斯蒙德·图图 Desmond Tutu

迪迪·库玛 Didid Xhoma

迪利扎·穆吉 Diliza Mji

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Pan African Freedom Movement for East，Central，and Southern Africa

杜波伊斯 Du Bois

杜拉·奥马尔 Dullah Omar

杜马·诺克韦 Duma Nokwe

E

恩彩拉曼兹 Ntselamanzi

恩德贝勒人 Ndebeles

恩干盖里兹韦国王 King Ngangelizwe

恩古奔库卡国王 King Ngugengcuka

恩古尼人 Nguni people

恩卡贝尼·门耶 Nqabeni Menye

恩卡佩尼，J.　J. Nkampeni

恩凯达玛 Nkedama

恩凯考·达林迪叶波 Nxeko Dalindyebo

恩科萨纳·穆格基 Nkosana Mgxaji

恩科波 Engcobo

恩塔托·莫特拉纳 Nthato Motlana

F

发展援助署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法达纳 Fadana

法蒂玛·弥尔 Fatima Mere

法里德·亚当姆斯 Farid Adams

法纳加洛语 Fanagalo

凡尔赛和会 Versilles peace conference

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联盟 anti-ANC alliance

反恐怖法 Terrorism Act

范·阿德上校 Colonel Van Aarde

范·赫尔顿 Van Heerden

范·尼克（公诉人） Prosecutor Van Niekerk

范·任斯博狱警 Warder Van Rensburg

范尼·范·德默韦 Fanie van dr Merwe

非欧洲人团结运动Non-European Unity Movement

非英格兰（纳尔逊·曼德拉养母，摄政王夫人）No-England

非洲矿工工会African Mine Workers Union（AMWU）

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

非洲人民组织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APO）

非洲声明 African Claims

非洲统一组织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菲利普·考萨纳 Philip Kgosana

菲什·基茨英 Fish Keitsing

斐济莱·巴姆 Fikile Bam

费雷德·卡恩森 Fred Carneson

费斯特尔（金矿老板） Festile

佛利狱警 Warder Fourie

佛罗伦斯·麦托米拉 Florence Matomela

弗拉格·博西亚罗 Flag Boshielo

弗兰克·勒本特莱勒 Frank Lebentlele

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弗朗西斯·巴尔德 Frances Baard

弗雷达·莱弗森 Freda Levson

弗雷迪耶·恩基迪Freddie Ngidi

弗里茨·范·西特尔特 Fritz Van Sittert

弗农·贝瑞奇 Vernon Berrange

福特黑尔大学Fort Hare（University College）

G

高尔·瑞德贝 Gaur Radebe

高诰（马布托太太）　Gogo（ Mrs. Mabutho）

戈佛雷·皮彻 Godfrey Pitje

戈佛雷·塞库库尼 Godfrey Sekhukhune

戈利克·穆贝基尼 Garlick Mbekeni

戈万·姆贝基 Govan Mbeki

哥伦布·马蒂奇泽拉 Columbus Madikizela

格达拉·穆帕卡尼斯瓦 Gadla Mphakanyiswa

格拉姆斯敦 Grahamstown

格雷特·维尔强 Gerrit Viljoen

格里菲思·穆森基 Griffiths Mxenge

格里克队长 Captain Gericke

格林伍德·恩告提亚纳 Greenwood Ngotyana

格特·西班德 Gert Sibande

格特鲁德·恩特拉巴提 Gertrude Ntlabathi

隔离法 Ghetto Act

工商工人联盟Industrial and Comercial Workers Union

公共安全法 Public Security Act

古德威尔·斯维里斯尼 Goodwill Zwelithini

国际红十字会组织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国家安全管理系统Na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国家安全局 Bureau of State Security（BOSS）

国家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令 State of Emergency/Emergency regulations

国民党 National Party

国内安全法 Internal Security Act

H

哈比卜·布尔吉巴 Habib Bourguiba

哈拉雷宣言 Harare Declaration

哈里·格瓦拉 Harry Gwala

哈利斯，C.　C. Harris

哈罗德·汉森 Harold Hanson

哈罗德·麦克米伦 Harold Macmillan

哈罗德·沃尔佩 Harold Wolpe

海尔·塞拉西 Haile Selassie

海尔曼－迈克尔合伙律师事务所Helman and Michel law firm

海伦·苏兹曼 Helen Suzman

海伦·约瑟夫 Helen Joseph

海弥·巴萨纳 Hymie Basner

海弥·达维多夫 Hymie Davidoff

海宁 Hynning

汉斯·穆勒 Hans Muller

豪利沙沙（曼德拉的氏族名） Rolihlahla

合众党 United Party

和平主义 Pacifism

荷兰归正会 Dutch Reform Church

赫尔伯格中士 Sergeant Helberg

赫克托·彼得森 Hector Pieterson

赫尼·费里斯 Hennie Ferris

赫索格，J. B.　J. B. Hertzog

黑人大会组织 Black People Convention

黑人父母联合会 Black Parents Association

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BCM）

黑腰带组织 Black Sash Group

黑兹尔·戈德里克 Hazel Goldreich

亨德里克·沃尔沃德 Hendrik Verwoerd

亨利·法兹 Henry Fazzie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胡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华金·希萨诺 Joaquim Chissano

J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Seventh-Day Adventist

基卡雷卡兰 Gcalekaland

吉克瓦 Giqwa

吉米·阿普里尔 Jimmy April

吉米·坎特 Jimmy Kantor

吉米·克鲁格 Jimmy Kruger

加韦·马克斯 Gawie Marx

佳巴福，D. D. T.　D. D. T. Jabavu

佳克·吐力 Jake Tuli

佳士提斯·达林迪叶波 Justice Dalindyebo

佳士提斯·潘扎 Justice Panza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人权奖Jawaharlal Nehru Human Rights Award

简·范·里贝克 Jan van Riebeek

建设与发展纲领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杰夫·马塞莫拉 Jeff Masemola

杰克·霍奇森 Jack Hodgson

杰里迈亚·莫尔森 Jeremiah Mollson

杰利曼 Jelliman

杰瑞·摩劳伊 Jerry Moloi

金矿协会 Chamber of Mines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会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津泽斯娃·曼德拉 Zindziswa Mandela

进步联合党 Progressive Federal Party

禁止通婚法Prohibition of Mixed Marriages Act

90日拘留法 Ninety-Day Detention Law

K

卡非尔（非洲黑人） Kaffir

卡林顿爵士 Lord Carrington

卡罗丽尼·莫佐莱迪 Caroline Motsoaledi

卡马利尔·法巴萨 Gamaliel Vabaza

开普敦 Cape Town

凯普将军 General Kemp

凯特索·戈德汉 Ketso Gordhan

凯西姆·帕特尔 Cassim Patel

堪格鲁·冒托 Kangaroo Maoto

康古莱斯·穆巴塔 Congress Mbata

康斯坦·维尔强 Constand Viljoen

康斯坦茨·穆贝基尼 Canstance Mbekeni

抗议不公平法律运动 Campaign for the Defiance of Unjust Laws

考拉尼·克高劳考 Kolane Kgoloko

科萨 Xhosa

柯莱门茨·卡德利埃 Clements Kadalie

科比·库依茨 Kobie Coetsee

科嘎玛 Kgama

科克女士 Miss Koch

科雷塔·斯科特 Coretta Scott

科莫 Komo

克拉尔 kraal

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

Clarkebury Boarding Institute

克拉伦斯·马克韦图 Clarence Makwetu

克莱夫·德比－刘易斯 Clive Derby-Lewis

克朗金矿 Crown Mines

克勒曼少校 Major Kellerman

克雷汉斯兄弟 Kleynhans brothers

克里斯·哈尼 Chris Hani

克里斯田·德·维特 Christiaan De Wet

克鲁格中士 Sergeant Kruger

克罗伊斯 Croesus

克瓦麦·恩克鲁玛 Kwame Nkrumah

肯尼迪法官 Justice Kennedy

肯尼思·卡翁达 Kenneth Kaunda

库克，A. J.　A. J. Cook

库鲁尼·木卡伊 Krune Mqhayi

库玛 Xhoma

库努（村） Qunu

夸马塔 Qamata

夸祖鲁 Kwazulu

奎特·马西雷 Quett Mashire

L

拉夫迪 Laveday

拉各斯独立国家大会 Lagos Congference of Independent States

拉哈贝王朝 Rharhabe

拉鲁·奇巴 Laloo Chiba

拉麦拉（间谍） Rammaila

拉默哈诺，C. S.　C. S. Ramohanoe

拉姆拉尔·布里亚 Ramlal Bhoolia

拉姆颇福，F. L.　F. L. Rumpff

拉泽·希代尔斯基 Lazar Sidelsky

莱昂内尔·波恩斯坦 Lionel Bernstein

莱克斯·塔塔尼 Rex Tatane

莱索托 Lesotho

莱瓦尼卡 Lewanika

莱卫·马迪 Levi Madi

兰道尔·皮特尼 Randall Peteni

兰奈尔·马乔宝兹 Lionel Majombozi

劳贝·雷布朗特 Robey Leibbrandt

劳吉·恩扎迈拉 Locke Ndzamela

劳斯伯瑞·鲍克韦 Roseberry Bokwe

雷·哈麦尔 Ray Harmel

雷基·赛普泰姆波 Reggie September

雷克斯·维尔什 Rex Welsh

雷蒙德·穆拉巴 Raymond Mhlaba

莉莲·恩高义 Lilian Ngoyi

里昂·莱韦 Leon Levy

丽比叶·曼德拉 Leabie Mandela

丽波曼 Lieberman

利奥波德·桑戈尔 Leopold Senghor

利比里亚 Liberia

利沃尼亚立里斯里夫农场Rivonia Liliesleaf Farm

利沃尼亚审判 Rivonia Trial

联合民主战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UDF）

联合民族独立党 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UNIP）

联合犹太改革圣教United Jewish Reform Congregation

联盟大会 All-in Conference

谅解备忘录 Record of Understanding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林肯·木肯塔尼 Lincoln Mkentane

卢卡斯·曼高佩 Lucas Mangope

鲁道夫法官 Judge Ludorf

鲁思·弗斯特 Ruth First

鲁思·蒙帕蒂 Ruth Mompati

路德宗传教团Lutheran mission

罗贝·雷布朗特 Robey Leibbrandt

罗本岛监狱 Robben Island prison

罗伯特·莱沙 Robert Resha

罗伯特·穆加贝 Robert Mugabe

罗伯特·索布克韦 Robert Sobukwe

罗得西亚 Rhodesia

罗德尼·迈克尔 Rodney Michel

罗德斯大学 Rhodes University

罗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

罗斯·穆达 Rose Mda

M

马贝尔·曼德拉 Mabel Mandela

马布托，J.　J. Mabutho

马迪巴（曼德拉的氏族名） Madiba

马迪巴·泰姆比基勒·曼德拉Madiba Thembekile Mandela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马尔科姆·弗雷泽 Malcolm Fraser

马格纳斯·马伦 Magnus Malan

马基德·莫佛　Mackeed Mofokeng

马卡纳 Makanna

马卡托·莱瓦尼卡·曼德拉Makgatho Lewanika Mandela

马卡紫薇·曼德拉 Makaziwe Mandela

马科斯，J. B.　J. B. Marks

马科斯·西苏陆 Max Sisulu

马克·穆琅叶尼 Max Mlonyeni

马克汉达 Makhand

马库斯·加维 Marcus Garvey

马雷少校 Major Marais

马丽·本森 Marry Benson

马尼拉·甘地 Manilal Gandhi

马萨巴莱拉·英瓦 Masabalala Yengwa

马斯拉·帕泽 Masla Pather

马叹兹玛，K. D.　K. D. Matanzima

马替奥罗牧师 Reverend Matyolo

马修斯，Z. K.　Z. K. Mathews

马修斯·戈尼韦 Matthew Goniwe

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玛库茨瓦娜·曼德拉 Makhutswana Mandela

玛托娜 Mathona

迈克尔·哈迈尔 Michael Harmel

迈克尔·科贝特 Michael Corbett

迈克尔·斯克特 Michael Scott

麦克·丁加克 Mike Dingake

麦克·洛维 Mike Louw

麦克·马哈拉基 Mac Maharaj

麦克唐纳·马赛库 MacDonald Maseko

麦里塔法 Melithafa

曼彩博·摩什威士韦 Mantsebo Moshweshwe

曼德拉方案 Mandela Plan

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Mandela and Tambo law firm

芒罗准将 Brigadier Munro

贸易工会南非大会 South African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SACTU）

梅利格立酋长 Chief Meligqili

蒙齐瓦 Montshiwa

弥尔敦·玛盖 Milton Margai

秘密兄弟会 Broederbond

民主南非大会 Convention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CODESA）

民主人士大会Congress of Democrats（COD）

民族长矛军/民族之矛 Umhonto we Sizwe

民族青年团 League of Nations

民族意识团体 National Minded Bloc

敏纳尔上校 Colonel Minnaar

摩洛哥 Morocco

摩舒舒 Moshoeshoe

摩西·考塔尼 Moses Kotane

摩西·马布黑达 Moses Mabhida

摩西·穆拉 Mosie Moola

莫才泰，K. T.　K. T. Motsete

莫基提弥，S. S.　S. S. Mokitimi

莫拉维·凯查利亚 Maulvi Cachalia

莫莱特，Z. B.　Z. B. Molete

莫莉·费希尔 Molly Fischer

莫里斯·弗兰克斯 Maurice Franks

莫罗卡，J. S.　J. S. Moroka

莫洛默曹·塞库库尼Moroamotsho Sekhukhune

姆孙古利·穆古达尔瓦 Msunguli Mgudlwa

姆卫佐 Mvezo

木丁基酋长 Mdingi Chief

木棼古人 Mfengu people

穆巴谢河 Mbashe River

穆丁佳尼 Mdingane

穆考玛 Maqoma

穆克孜韦尼 Mqhekezweni

穆拉尔瓦·曼德拉 Mlahlwa Mandela

穆旁多比尼酋长 Chief Mpondombini

穆旁多人 Mpondo people

穆萨·迪纳特 Moosa Dinath

穆斯塔法博士 Dr. Mustafa

N

内森·马库斯 Nathan Marcus

内维尔·亚历山大 Neville Alexander

纳丁·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

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纳纳·西塔 Nana Sita

纳税人协会 Ratepayers Association

纳塔尔 Natal

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Natal Indian Congress

娜达伊玛妮 Nodayimani

奈杜，G. R.　G. R. Naidoo

奈杜，M. D.　M. D. Naidoo

奈克，G. M.　G. M. Naicker

耐特·布瑞格曼 Net Bregman

南非白人/阿非利卡人 Afrikaner

南非白人抵抗运动右翼武装力量Afrikaner Weerstandsbweging（AWB）

南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南非妇女联合会 South African Women’s Federation（SAWF）

南非广播公司 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SABC）

南非国防军队South African Defense Force（SADF）

南非荷兰语 Afrikaans

南非贸易工会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COSATU）

南非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 of South Africa

南非学生组织 South African Students’Organization（SASO）

南非印度人大会 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SAIC）

南非有色人组织 South African Coloured People’s Organization（SACPO）

尼尔·巴纳德 Niel Barnard

尼古拉斯，G.　G. Nicholas

尼古拉斯·贝泰尔 Nicholas Bethell

尼古拉斯·戈德里克 Nicholas Goldreich

尼亚提·康基萨 Nyathi Khongisa

纽克莱尔 Newclare

诺玛福·达林迪叶波 Nomafu Dalindyebo

诺玛木旁多 nomaMpondo

诺曼·罗森伯 Norman Rosenberg

诺曼·赛伽帕尼 Norman Sekgapane

诺塞凯尼·范妮 Nosekeni Fanny

诺坦楚·曼德拉 Notancu Mandela

P

帕特里克·“泰勒”（恐怖）·勒寇塔Patrick “Terror” Lekota

帕特里克·马库贝勒 Patrick Maqubela

帕特里克·莫劳 Patrick Molaoa

潘金达沃 Bangindawo

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Treason Trial Defense Funds

旁多兰/旁多人 Pondoland/Pondo people

佩迪（族） Pedi

皮克·博塔 Pik Botha

皮克雷·卡赛弥 Pixley ka Seme

皮利斯·马赛库 Phyllis Maseko

皮利索 Piliso

皮特·巴登霍斯特 Piet Badenhorst

皮特·贝莱威尔德 Piet Beyleveld

皮特·恩泰特 Peter Nthite

皮特·拉宝罗克 Peter Raboroko

皮特·摩洛茨 Peter Molotsi

皮特·穆达/A. P. 穆达 Peter Mda/A. P. Mda

皮特勒斯·莫莱福 Petrus Molife

贫民窟法 Ghetto Act

珀珀·莫莱斐 Popo Molefe

珀西·尤塔 Percy Yutar

破坏法 Sabotage Act

普雷特利叶斯中尉 Lieutenant Pretorius

普林斯陆上校 Colonel Prinsloo

普林斯中尉 Lieutenant Prins

普通法修正案 General Law Amendment

Q

乔·格里蒙德 Jo Grimond

乔·基卡比 Joe Gqabi

乔·马修斯 Joe Matthews

乔·莫迪塞 Joe Modise

乔·斯洛沃 Joe Slovo

乔丹·恩古巴尼 Jordan Ngubane

乔尔·卡尔森 Joel Carlson

乔尔·乔菲 Joel Joffe

乔纳斯·马特罗 Jonas Matlou

乔舒亚·恩考茂 Joshua Nkomo

乔舒亚·马库伊 Joshua Makue

乔西亚·古弥德 Josiah Gumede

乔治·毕佐斯 George Bizos

乔治·马叹兹玛 George Matanzima

乔治·穆贝基拉 George Mbekela

乔治·皮克 George Peake

乔治·舒尔茨 George Shultz

乔治高诗镇 George Goch

青年团 Youth League

琼斯牧师 Reverend Jones

丘脉河 Tyume River

全非大会 All-African Convention

全国和平条约 National Peace Accord

全国行动理事会 National Action Council

全国行动委员会 National Action Committee

全国志愿者委员会 National Volunteer Board

R

人口登记法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

人民大会 Congress of the People

人民公投 Votes for All

人民论坛 People’s Forums

容欣利兹韦·达林迪叶波Jongilizwe Dalindyebo

容欣塔巴·达林迪叶波Jongintaba Dalindyebo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José Eduardo Dos Santos

S

萨巴塔·达林迪叶波 Sabata Dalindyebo

萨克韦，C. K.　C. K. Sakwe

萨雷尔·替基 Sarel Tighy

萨姆·马赛 Sam Mase

萨特斯·库珀 Saths Cooper

塞尔比·恩根达尼 Selby Ngendane

塞库库尼兰 Sekhukhuneland

塞伦，M. E.　M. E. Theron

塞缪尔 ·木卡伊 Samuel Mqhayi

塞缪尔·达什 Samuel Dash

塞奇瓦约国王 King Cetywayo

塞索托语 Sesotho

塞西尔·罗德斯 Cecil Rhodes

塞西尔·威廉姆斯 Cecil Williams

赛法库·马宝高·马卡托Sefako Mapogo Makgatho

赛罗佩·苔玛 Selope Thema

赛皮瑞皮尔·马如朋 Seperepere Marupeng

森恩先生（国际红十字组织代表） Senn

沙卡 Shaka

沙佩维尔大屠杀 Sharpeville Massacre

山迪勒国王 King Sandile

山杠人 Shangaans

社团区域法 Group Areas Act

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释放曼德拉运动 Free Mandela Campaign

司马利·西万德拉 Smallie Siwundla

司沃特准尉 Warrant Officer Swart

斯蒂芬·德福 Stephen Tefu

斯蒂夫·茨韦特 Steve Tshwete

斯彭格勒上校 Colonel Spengler

斯坦雷·罗兰 Stanley Lollan

斯特恩上校/将军 Colonel/General Styn

斯特劳斯，J. G. N.　J. G. N. Strauss

斯特里尼·穆德雷 Strini Moodley

斯瓦尼普尔中尉 Lieutenant Swanepoel

斯威士兰 Swaziland

所罗门·恩古贝斯 Solomon Ngubase

索布胡萨国王 King Sobhuza

索菲亚顿 Sophiatown

索托人 Sotho people

索韦托（西南城镇的缩写）Soweto（South-Western Townships）

T

塔博·姆贝基 Thabo Mbeki

塔德赛上校 Colonel Tadesse

塔陶木库鲁 Tatomkhulu

塔亚纳基·皮利太太 Thayanagee Pillay

泰姆布兰/泰姆布人Thembuland/Thembu people

坦茨，N. B.　N. B. Tantsi

坦噶尼喀 Tanganyika

坦桑尼亚 Tanzania

唐·戴维斯 Don Davis

唐纳森奥兰多社团中心Donaldson Orlando Community Center

陶布卢克 Tobruk

特布兰奇－布雷基施律师事务所Terblanche &amp; Briggish Law Firm

特布兰奇中尉 Lieutenant Terblanche

特兰斯凯 Transkei

特雷弗·曼纽尔 Trevor Manuel

特鲁特准尉 Warrant Officer Truter

特瑞弗·赫德尔斯顿 Trevor Huddleston

特瑞格福辩护律师 Advocate Trengove

提亚拉哈 Tyhalarha

通行制度 Pass system

图布姆兹王子 Prince Thumbumuzi

土地法 Land Act

土著人代表权利法Representation of Natives Act

土著人代表委员会Natives Representatives Council

土著人管理法 Native Administration Act

土著事务部门 Native Affairs Department

团结运动组织 Unity Movement

托马斯·马士法尼 Thomas Mashifane

托马斯·提图斯·恩考比Thomas Titus Nkobi

托尼·奥多德 Tony O’Dowd

W

瓦尔特·波拉克 Walter Pollak

瓦尔特·苔卡 Walter Teka

瓦尔特·西苏陆 Walter Sisulu

瓦利·穆萨 Vallii Moosa

旺多尼·贝非卡杜 Wondoni Befikadu

威尔逊·康考 Wilson Conco

威利·麦瑞 Willie Maree

威廉 ·史密斯 William Smith

威廉·阿龙桑 William Aronsohn

威廉·恩考茂 William Nkomo

威廉·土布曼 William Tubman

威廉姆斯，W. H.　W. H. Willemse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工协会

Witwatersrand Native Labor Association

韦塞尔斯上校 Colonel Wessels

韦赛尔，F. C.　F. C. Wessel

韦斯雷旅社 Wesley House

维尔比拉伍德先生 Wellbeloved

维尔顿·穆夸毅 Wilton Mkwayi

维克多·穆珀博 Victor Mbobo

维克多·提亚姆扎西 Victor Tyamzashe

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 Victor Verster prison

维克多·西尔维斯特 Victor Sylvester

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公司Witkin, Sidelsky and Eidelman law firm

魏斯勒阳 Wesleyan

文达人 Vendas

温妮·曼德拉 Winnie Mandela

温妮娅 Winnie

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沃尔菲·克代士 Wolfie Kodesh

沃尔斯特中士 Sargeant Vorster

乌拉行动 Operation Vula

乌姆塔塔 Umtata

乌苏姆兹·梅克 Vusumuzi Make

乌伊西勒·米尼 Vuyisile Mini

X

西德尼·恩克苏 Sidney Nxu

西德尼·肯特利奇 Sydney Kentridge

西里尔·拉马弗萨 Cyril Ramaphosa

西蒙·卡普韦普韦 Simon Kapwepwe

西蒙·萨巴拉拉 Simon Tshabalala

西南非人民组织 South-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SWAPO）

西苏陆太太（瓦尔特·西苏陆的母亲）MaSisulu

希尔德顿 Healdtown

消极抵抗 passive resistance

小利沃尼亚审判 Little Rivonia Trial

谢里尔·卡罗勒斯 Cheryl Carolus

辛格，J. N.　J. N. Singh

辛沙 Hintsa

新时代 New Age

刑法修正案 Criminal Laws Amendment Act

行动计划 Operation Mayibuye

休·盖茨凯尔 Hugh Gaitskell

休斯牧师 Father Hughes

选民分离代表法Separate Representation of Voters Act

学生基督教协会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

雅各布斯上校 Colonel Jacobs

亚的斯亚贝巴 Addis Ababa

亚历克斯·道格拉斯－霍姆Alex Dougglas-Home

亚历克斯·赫普尔 Alex Hepple

亚历山大·克尔 Alexander Kerr

亚历山大镇 Alexandra Township

亚洲人土地占有权利法Asiatic Land Tenure Act

扬·史末资 Jan Smuts

耶和华见证人教会 Jehovah’s Witnesses

叶甫（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 Yefu

伊恩·史密斯 Ian Smith

伊夸狄 Iqadi

伊莱亚斯·莫佐莱迪 Elias Motsoaledi

伊丽莎白港 Port Elizabeth

伊萨克·本蒂 Isaac Behndy

伊斯雷尔·梅赛尔斯 Israel Maisels

伊斯梅尔·阿尧博 Ismail Ayob

伊斯梅尔·弥尔 Ismail Meer

医生公约 Doctors’　　Pact

因卡塔自由党 Inkatha Freedom Party

英格考勃 Engcobo

游击战俱乐部 Yu Chi Chan Club

有色人 Coloureds

有色人人民大会 Coloured People’s Congress

玉苏福·达杜 Yusuf Dadoo

玉苏福·凯查利亚 Yusuf Cachalia

约翰·波凯拉 John Pokela

约翰·杜比 John Dube

约翰·基茨韦 John Gaetsewe

约翰·威尔克斯·布斯 John Wilkes Booth

约翰·沃斯特（B. J.沃斯特） John Vorster

约翰内斯堡福特监狱Johannesburg Fort prison

约翰尼斯·摩洛茨 Johnnes Molotsi

约翰森·恩格卫韦拉 Johnson Ngwevela

约韦里·穆塞韦尼 Yoweri Museveni

Z

泽法尼·马托朋 Zephania Mothopeng

泽卢斯特 Zeerust

泽尼·图布姆兹·曼德拉（曼德拉的小女儿）Zaziwe Thumbumuzi Mandela

扎查里亚·莫莱泰 Zachariah Molete

扎丘斯·马哈巴内 Zaccheus Mahabane

詹姆斯·恩章韦 James Njongwe

詹姆斯·格雷戈里 James Gregory

詹姆斯·卡莱塔 James Calata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

志愿者日 Day of Volunteers

种族隔离法 Color Bar Act

朱利斯·布朗德 Jules Browde

朱利叶斯·尼雷尔 Julius Nverere

孜林德劳佛酋长 Chief Zilindlovu

兹韦立班纪利·兆伊 Zwelibhangile Joyi

自由党 Liberal Party

自由日大罢工 Freedom Day Strike

自由宪章 Freedom Charter

自由阵线 Freedom Front

祖备达·帕特尔 Zubeida Patel

祖鲁兰/祖鲁人 Zululand/Zulu people

［纳尔逊·曼德拉年表］

1918年7月18日：纳尔逊·曼德拉出生在特兰斯凯首府乌姆塔塔附近的姆卫佐村。

1923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12年成立）正式改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

1927年：曼德拉9岁，父亲逝世前把他托付给泰姆布部落摄政王容欣塔巴收养。

1928年：曼德拉到克拉基伯雷寄宿学校读书。

1937年：曼德拉到希尔德顿省博福特堡的魏斯勒阳学院学习。

1938年：曼德拉开始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在此期间与奥利佛·塔博等人结识。

1940年：曼德拉因参与学生罢课被校方暂令退学，回到家乡后，又因不满容欣塔巴为他操办的婚事而出走。

1941年：曼德拉到约翰内斯堡，先是在克朗金矿当保安，后搬到亚历山大镇，并结识了瓦尔特·西苏陆。

1942——1947年：在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工作。

1942年：曼德拉通过函授获得福特黑尔大学的文科学士学位。随后，靠贷款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

1943年：亚历山大黑人居住区的非洲人为抗议车票涨价，举行了为期9天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曼德拉参与了这次运动。

1944年：曼德拉结识了当护士的艾韦琳，不久即结婚。 同年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并参与组建主张改革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

1946年8月：德兰士瓦金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遭到政府武装镇压。

1948年：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全国书记。同年，国民党竞选获胜，马伦政府上台，开始全面推行种族隔离制度。

1949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推举詹姆斯·莫罗卡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候选人，他击败埃克苏玛当选为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当选为秘书长，曼德拉与塔博进入非国大全国执委会并通过“行动纲领”。

1950年：马伦政府通过《人口登记法》和《社会区域法》，使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系统化。

1950年5月1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组织罢工集会，遭马伦政府镇压，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

1950年6月20日：面对即将于7月生效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威胁，南非共产党宣布自行解散。

1950年6月2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联合组织全国性大罢工，曼德拉负责两个组织间的协调工作。

1950年底：曼德拉当选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非国大青年团全国主席。

1951年：马伦政府颁布《班图权利法》。

1951年12月：曼德拉和西苏陆将“行动纲领”的具体计划提交非国大年度大会，建议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活动。

1952年4月6日：在两次致函马伦总理均未得到合理答复后，非国大决定在全国举行抵制不公正法律的群众大会，曼德拉当选为反抗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

1952年6月26日：1950年全国大罢工纪念日，反抗运动正式开始。当天深夜，曼德拉散会后因宵禁时间在外行走而遭到逮捕。这是他第一次进监狱，但很快被释放。

1952年7月30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的16处工作站。两个星期后，逮捕了反抗运动的20位领导人，其中包括纳尔逊·曼德拉。他们后来被判9个月监禁，缓期两年执行。

1952年10月：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

1952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全体会议选举阿尔伯特·鲁图利为主席，选举纳尔逊·曼德拉为副主席。曼德拉在取得律师合格证书后，与奥利佛·塔博合办律师事务所，并受非国大委托制订了“曼氏计划”。

1953年：马伦政府颁布《班图教育法》，曼德拉提出建立社区学校以进行抵制。

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请求最高法院取消曼德拉的律师资格，理由是他在反抗不公正法律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但这一请求被最高法院驳回。在“曼氏计划”获得通过后，曼德拉着手落实组织机构的改革工作，并全力准备召开南非人民代表大会。

1955年6月26日：南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自由宪章》。

1955年9月27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搜捕活动，至少有500人在办公室或家里遭到搜身。

1955年底：对曼德拉的管制禁令到期；随后，警察又对他宣布了为期5年的禁令。同年，与艾韦琳的婚姻关系破裂，3个孩子随母亲生活。

1956年12月5日：1000多名警察同时出动，在全国范围内对黑人解放运动积极分子进行搜捕，曼德拉与其他非国大领导人被捕。被捕的156人被控犯有叛国罪。

1957年12月：大法官放弃起诉叛国案中的61名被告，其中包括鲁图利酋长、奥利佛·塔博等。

1958年：曼德拉与温妮相识。

1958年6月14日：处于管制禁令之下的曼德拉争取到6天婚期，在温妮的家乡比萨纳举行婚礼。

1958年8月：叛国案的正式审判开始。

1958年底：温妮·曼德拉因参加反通行证法游行而遭到逮捕，当时她已有身孕，出狱后不久生下泽尼。

1959年1月19日：法庭又宣布撤销对64名被告的指控。这样，156名被告仅剩下31人受审，曼德拉仍在其中。

1959年4月6日：非国大中的非洲主义派和自由宪章派正式分裂。在罗伯特·索布克韦领导下，非洲主义派正式宣布成立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证运动游行开始。沙佩维尔惨案发生，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69人，伤180人。随后，警察在兰伽地区又杀害了6名示威者。

1960年3月30日：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

1960年4月8日：南非议会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为非法。

1960年8月底：政府取消紧急状态，释放被捕者。

1960年12月： 曼德拉与温妮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取名津泽。

1961年3月29日：法庭对叛国案作最后宣判：所有被告无罪。随后不久，曼德拉开始转入地下活动。

1961年5月29日：曼德拉号召全国举行为期三天的罢工，但因为组织不得力，曼德拉于第二天即宣布停止罢工。

1961年6月26日：反抗运动9周年纪念日。转入地下的曼德拉向南非人民发表长篇声明。

1961年12月：曼德拉创立“民族长矛军”。

1961年12月16日：“民族长矛军”发起第一次军事行动。

1962年7月20日：曼德拉在出席“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访问非洲15国以及伦敦后，潜回南非。

1962年8月5日：曼德拉在从德班返回约翰内斯堡途中被捕。

1962年10月25日：曼德拉被指控犯有煽动罢工罪和无护照出国罪。

1962年11月7日：曼德拉被判处5年监禁。

1963年7月11日：非国大“民族长矛军”司令部被查获，一些非国大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其中包括西苏陆等人。警方发现曼德拉参与了“民族长矛军”的组织工作，将他从罗本岛转到比勒陀利亚监狱。

1963年10月9日：震惊世界的利沃尼亚审判开庭。由于起诉书不准确，法官不得不撤销起诉。

1963年12月3日：利沃尼亚审判重新开庭。

1964年4月20日：法庭辩论开始，曼德拉利用提供供词的机会宣读了著名的“法庭宣言”。

1964年6月11日：法庭裁定，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条罪行。9名被告中，有8名被判有罪。

1964年6月12日：法官宣布判处曼德拉等8名被告终身监禁。

1965年：温妮·曼德拉受到5年管制禁令的处罚。

1967年6月21日：《恐怖主义法》正式生效。

1969年5月21日：温妮被捕。

1970年2月16日：温妮与其他被告全部获释。

1976年6月16日：索韦托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野蛮镇压，导致了持续多年的索韦托暴动。

1976年8月：温妮再次被捕，后不久在判决中胜诉并获释。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政治犯起草了一份声明，支持学生的抗议运动，谴责南非当局的镇压暴行。

1976年10月26日：特兰斯凯黑人家园宣布“独立”。

1977年5月16日：温妮又一次被捕，次日被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布兰德福特镇。

1979年：津泽离开了母亲温妮去读书。

1980年：非国大宣布当年为“行动年”。“释放曼德拉”的群众运动从南非国内蔓延到国外。

1981年3月：曼德拉被提名为伦敦大学名誉校长候选人，得票达7199张。

1982年4月1日：曼德拉与西苏陆等人从罗本岛监狱被秘密转移到开普敦的波尔斯穆尔监狱。

1983年：博塔正式提出“三院制议会”方案。

1983年8月：南非联合民主战线成立。

1984年5月：监狱当局通知曼德拉夫人可以开始“接触性探视”。

1984年9月：法尔三角地区的黑人城镇发生暴乱，并迅速蔓延到全国。

1985年初：南非当局允许英国保守党人贝泰尔勋爵和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律系教授达什访问曼德拉。

1985年6月：非国大在赞比亚举行协商会议，专门讨论政策问题。

1985年7月13日：南非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

1986年起：以南非政府司法部长库依茨西为首的4名部长开始与狱中的曼德拉举行谈判。

1986年9月16日：欧洲共同体宣布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1986年10月2日：美国参议院投票赞成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1987年11月5日：利沃尼亚叛国案中年龄最大的姆贝基被释放。获释前，他在波尔斯穆尔监狱会见了曼德拉。

1988年2月24日：南非政府禁止联合民主战线和17名其他黑人反对派组织参与政治活动。

1988年8月：曼德拉因肺病住院治疗。4个月后，他又被转移到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

1988年12月28日：温妮领导的“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将4名黑人青年绑架到温妮的住宅。

1989年1月27日：索韦托社区领袖要求温妮解散她的足球俱乐部，被温妮拒绝。

1989年2月2日：博塔因病辞去国民党领袖职务，德克勒克当选为新主席。

1989年7月5日：南非总统邀请曼德拉到官邸“用茶”。狱中的曼德拉接受了邀请，并向博塔递交了一份声明。

1989年8月14日：博塔辞去总统职务，由德克勒克继任。

1989年8月21日：《哈拉雷宣言》获得通过，提出南非谈判七点方针。

1989年9月20日：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德克勒克正式宣誓就任南非总统。

1989年10月11日：德克勒克总统会见一批黑人宗教领袖，其中包括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

1989年10月15日：包括西苏陆在内的8名黑人领袖被南非政府无条件释放。

1989年11月23日：曼德拉在狱中与姆贝基长谈3个小时，讨论西苏陆等人访问卢萨卡非国大总部一事。

1989年12月13日：德克勒克在总统官邸会见曼德拉。

1990年1月25日：开普敦左派周报《南方》全文发表了曼德拉在会见博塔时递交的5000字声明。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重大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对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的取缔令。

1990年2月11日：南非当局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当晚，曼德拉在开普敦市政大厦广场发表演说。第二天，他在开普敦举行了出狱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2月13日，他回到索韦托家中。

1990年2月25日：曼德拉到黑人暴力冲突最严重的德班访问，呼吁加强团结，实现和平。

1990年2月27日：曼德拉率非国大国内代表团到赞比亚卢萨卡的非国大总部参加非国大全国执委会议。

1990年3月2日：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副主席。

1990年5月2——4日：以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代表团和以德克勒克为首的政府代表团举行首次会谈。

1990年5月：曼德拉访问非洲6国。

1990年6月4日：曼德拉出访非洲、欧洲和美洲14国。

1990年7月25日：南非警方制造“红色阴谋”事件，逮捕了40多名非国大成员和南非共产党员。

1990年7月26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举行紧急会晤。

1990年8月6日：非国大与政府的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

1990年底：非国大与政府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先后两次会晤，使气氛得到缓和。

1991年6月30日：种族隔离制正式宣告结束。

1991年7月2——7日：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主席。

1991年12月20——21日：举行关于制定新宪法的谈判。

1992年3月17日：白人公民投票结果表明，大部分人对德克勒克总统的改革持赞成态度。

1992年6月17——18日：发生博伊帕通大屠杀。

1992年11月26日：德克勒克提出时间表，最迟在1994年4月底以前举行多种族选举。

1993年4月1日：在中断9个多月后，恢复制宪谈判。

1993年6月3日：谈判会议确定1994年4月27日为选举日。

1993年9月8日：曼德拉呼吁取消对南非的所有经济制裁。

1993年10月15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93年11月14日：曼德拉表示，非国大承诺次年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将包括当时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

1993年11月16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就制宪谈判关键问题再次举行会谈，并取得进展。

1993年12月7日：过渡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从而使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家事务上有发言权。

1993年12月10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在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

1993年12月22日：南非白人议会通过了南非历史上第一部非种族主义的临时宪法。该临时宪法被用来指导南非民主进程，直至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1994年2月：曼德拉作出重大让步，表示非国大同意起草有关建立一个白人家园的宪法草案。

1994年4月8日：德克勒克总统、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因卡塔领袖布特莱齐和祖鲁国王古德威尔·斯维里斯尼举行四方首脑会谈，谈判解决威胁选举的暴力行为。随后，非国大发表声明，承认斯维里斯尼为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合法君主。

1994年4月19日：布特莱齐正式宣布参加南非首次大选。

1994年4月26——28日：南非举行第一次多种族大选，非国大取得决定性胜利。

1994年5月9日：多种族议会正式开幕，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新政府总统。

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职总统。翌日，南非新内阁宣誓就职。

1998年7月18日：曼德拉80岁生日，与第三任妻子格拉萨结婚。

1999年6月：曼德拉卸任总统。后大力兴办学校，并为南非防治艾滋病投入大量心力。

2004年：南非广播公司举办“最伟大的南非人”票选活动，曼德拉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

2013年6月8日：曼德拉因肺部感染病情恶化，紧急入院救治。后病情缓慢好转。

2013年7月18日：曼德拉在病床上度过95岁生日。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住所逝世。

LONG WALK TO FREEDOM

by Nelson Mandela

Copyright © 1994, 1995 by 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20-2010-2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漫自由路 : 曼德拉自传 / (南非) 曼德拉著 ; 谭振学译. —3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2015.2 重印）

ISBN 978-7-5495-5490-4

Ⅰ. ①漫… Ⅱ. ①曼… ②谭… Ⅲ. ①曼德拉，N.（1918～2013）－自传Ⅳ. ①K834.7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7429号

本书中部分图片由CFP提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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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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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965mm×635mm 1/16

印张：42　插页：16　字数：625千字　图片：30幅

2014年9月第3版 2015年2月第3次印刷

定价：98.00元（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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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 读 英雄救美

谢 词

前 言

第一章 恐怖主义与刑讯的故事

第二章 我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

第三章 他的名字叫亨利：真相、和解与正义

第四章 理性与热情

第五章 法律与幽默

第六章 理性与判决

第七章 哭泣的法官：司法权与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

第八章 人性尊严与比例原则

第九章 当神圣与世俗相遇：同性恋婚姻的双重挑战

第十章 开始与结束

跋与致谢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 读 英雄救美

熊培云

古希腊的时候，有个叫芙丽涅（Phryne）的人体模特，据说是雅典城最美的女人。因为“亵渎神灵”，芙丽涅被送上了法庭，她面对的将是死刑判决。关键时刻，辩护人希佩里德斯（Hyperides）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她褪去了衣袍，并对在场的所有市民陪审团成员说：“你们忍心让这样美的乳房消失吗？”

这是古典时代有关美与正义的最动人的故事。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肉体之美（芙丽涅）和精神之美（希佩里德斯）的双重感召下，雅典法庭最终宣判芙丽涅无罪。19世纪法国画家热罗姆（Jean-Leon Gerome）曾经为此创作了油画《法庭上的芙丽涅》，场面香艳生动，不愧为世界名画。不过，这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实在太过浪漫，以至于让人觉得不真实。据说芙丽涅被释放后，雅典通过法律，禁止被告在法庭上裸露胸部或私处，以免对法官造成影响。

本文将要重点介绍的是另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它发生在近几十年，而故事的主角正是《断臂上的花朵》一书的作者萨克斯（Albie Sachs）。

1935年，萨克斯出生于约翰内斯堡一个立陶宛犹太裔移民家庭。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年少立志，愿投身于人权事业。十七岁，在开普敦大学学习法律期间，曾参与抵制恶法运动（Defiance of Unjust Laws Campaign）。几年后，作为人权律师，萨克斯成为南非当局的眼中钉，并因此被拘禁和刑讯逼供。1966年，出狱后的萨克斯被迫流亡海外。

然而厄运并未因为流亡而结束。1988年4月7日，在莫桑比克从事法律研究的萨克斯惨遭汽车炸弹袭击。虽然大难不死，他却丢掉了一条手臂和一只眼睛。而凶手正是南非当局派来的特务。萨克斯在他的自传里生动地回忆了自己醒来时的情景。他像天主教徒在胸前画十字架一样，对自己进行“眼镜、睾丸、钱包、手表”式的检查：

我的手往下摸，毯子下的我光溜溜的，所以很容易就能摸到我的身体，我的阳具还在！我的老鸡鸡啊！（当时我独自一人，这么说应该无伤大雅吧。）这家伙曾经带给我许多的欢乐与哀愁，我相信往后它也会继续带给我许多欢乐或悲伤。接着检查蛋蛋，一、二，两颗都在！既然在医院中，也许我该称它们为睾丸以示尊重。我弯曲手肘，人又有了欲望是多么的美好，其次就是能做我想做的事情……

萨克斯将自己近乎荒诞的反应归功于他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对自己肢体的残缺没有一点悲伤，只是因为他知道空洞的悲伤已经于事无补。既然他以推进南非人权状况为自己一生的志业，对于任何可能付出的代价也早有心理准备—

马普托墓园葬满了被南非特务谋杀的人。我们身边已经死了好多人。所以当我在马普托中央医院里暂时苏醒过来时，我感到胜利的喜悦。我活下来了。作为一名自由斗士，你每天都会猜想这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会是今天吗？会是今晚吗？会是明天吗？我在面对它的时候能保持勇敢吗？它真的到来了，而我活了下来，活了下来，活了下来。

莎士比亚说，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了好多次，而勇士一生只死一次。萨克斯显然无愧于勇士的荣誉。按说，如此遭遇足以在精神上毁掉一个人，让他从此丢掉初心，陷入复仇主义的深渊。然而，这颗汽车炸弹不但没有摧毁萨克斯，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加平静而昂扬的生命。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是因为我看到许多心地美好的人在此打击下难免以牙还牙，甘于同流合污，与敌同沉。而萨克斯几乎没有做太多的思想斗争便救出了自己。早在第一次被拘捕时，萨克斯就意识到自己与南非白人政权的较量是意志与品格的较量。因为抓捕他的人对他的折磨已无关他手上的信息，而只是想打垮他。“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他们比我强大。”然而，即使是作为一个牢笼中的弱者，他也不希望与囚禁他的人互换角色。他必须将自己从复仇的野蛮中救出来，必须呵护好内心高贵的东西。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憎恨的是一种坏制度，而不是在这种坏制度中各扮角色的可怜人。作恶者人性的世界已经坍塌了，而萨克斯人性的世界还在。那里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如果他也像敌人那样以剥夺别人的自由为目的，那他就等于爬进敌人的战壕，与他们为伍了。

在《断臂上的花朵》中，萨克斯曾这样重申自己的理想与道义—“让所有南非人民都获得自由，远比囚禁、施加酷刑在那些曾对我们如此的人，更属有力的复仇。以牙还牙意味着，我们将变成他们的同类，变成帮派分子、骗子和暴徒。虽然是为了更加高尚的目的没错，但最后我们就会和他们沦为一丘之貉，只比他们更加有权力而已。我们的灵魂会像他们的灵魂，而我们的凶残也将和他们的凶残无所区别。”

虽然肉体之我被迫害者做了减法，但在遭此劫难之后，萨克斯知道如何坚定信念，为精神之我做加法。“不管我怎样身受重创，我还是比他们优越—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比他们更高尚，我的信仰深度为他们无法企及，我才是真正的人类，我为正义而战、我为自由奋斗，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种样子。某种程度上，慈悲为怀的信念，而非残忍的以暴制暴，赋予我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让我能够坚强地走下去。”

“我知道只要我能康复，我的国家也将会康复”—这是我在萨克斯书里读到的最感动的一句话。我丝毫不认为这是一种狂妄自大，恰恰相反，在这里我听到的是一个人在惊魂初定后立即找回的责任心。对制度之恶不同常人的理解，对同代人苦难命运的广泛同情，对内心美好世界的坚守不移……如果不是这些观念与责任心，萨克斯也不可能绕开冤冤相报的复仇，重新踏上康复南非的道路。

后面有关南非转型的故事，早已广为人知。被囚二十七年的曼德拉在1990年被德克勒克请出监狱。同年，萨克斯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祖国。四年后，曼德拉当选总统，并指派萨克斯担负新南非的宪法法院大法官。大法官卸任后，萨克斯著书立说，经常去世界各地演讲，分享南非转型经验与宪政成就，为那些深陷仇恨的国家愈合伤口。

维克多·雨果说过，最高贵的复仇是宽容。一个屡遭来自祖国的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没有因此憎恨自己的国家，反而不断要求提升自己的德行，并召唤同类，这在南非并不少见。南非能够平稳转型，正是有赖于那些长年斗争的人彻底放下了心中仇恨，走向和解。一个渐渐达成的共识是，南非或许需要复仇，但它指向的绝不是人，而是人心中不义的观念与现世不公的制度，包括仇恨本身。关于这一切，读者很容易在曼德拉和图图的宽宏大量中找到共鸣。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导下，身为大法官的萨克斯与当年参与汽车炸弹谋杀的亨利握手言和，为此亨利回家哭了两个星期。新制度将原来的迫害者还原为普通人。曾经的作恶者终于回归内心，如今眼泪汪汪。新南非无法做到将原来的迫害者统统关进监狱，也不能建立在大规模扩建的监狱之上，而应该奠基于一种全新的观念和制度。以复仇为目的的清算不仅会使新南非国父们的理想显得缺少诚意，而且会让这个国家因为冤冤相报而永无宁日。在此意义上，宽恕不仅具有道义内涵，而且是理想南非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

萨克斯曾在书中谈及自己的理想追求，“若民主能在南非落地生根，那么代表纯洁和殉道的玫瑰与百合花将从我的断臂上开出”。在个人恩怨与理想之间，萨克斯选择了后者。这就是他“温柔的复仇”。而且，这种“温柔的复仇”是强而有力的。“我在被监禁时所立下的誓言，现在终于实现了，但不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击败对方，而是升华为一套哲学与情感的圭臬，勾勒出我心中的理想人格、我想要生活于其中的理想国家，以及我愿意奉行恪守的理想宪法。”

萨克斯不辱天命。由于恶法和恶政的存在，他曾经由法律的研究者变成了“法律的敌人”，而现在他作为大法官成为新南非法律忠实的捍卫者。在这个犹太裔南非白人的主导下，南非宪法确立了废除死刑，保障同性恋婚姻权利、艾滋病人权利等若干原则，成为“最受世界尊敬的一部宪法”。在萨克斯看来，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法律必须像人一样拥有灵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一味地要求人要有法的精神，却对法缺少人的精神置若罔闻。

写作此文，并不是为萨克斯歌功颂德。我更愿意将他“温柔的复仇”视作人类历史中的宝贵经验。毕竟，从远古的同态复仇到博弈论中的报复平衡，从近现代仇恨煽动下的革命、战争到今日的核威慑，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复仇史。而萨克斯“英雄救美”的意义，在于时刻提醒那些有着远大理想的人，如何做到不违初衷，不借口恶人的过错而让自己成为自己所反对的人。

转型期南非的政治精英能放下仇恨，固然有时代整体氛围的影响，但这一切又何尝不是个体选择的堆积。除了从流亡者到大法官的萨克斯，还有甘愿放下手中权力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主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大主教图图，从监狱里走出来的黑人政治领袖曼德拉……这些新南非的国父无一不在向世人昭示他们的意义并发问：当世界坍塌之时，个人如何守卫自己心中的世界？在死握权柄与扬言报复之间，交战中的精英该以怎样宽广的心怀去带领受伤的人民？

还是让我们回到芙丽涅的那场审判吧。人类为自己创立思想和制度，同时不得不接受它们的奴役。芙丽涅自法庭平安归来，让世人看到“渎神罪”的弹性，也看到了由此而生的种种悲喜剧—与其说它们是来自上帝的威仪与审判，不如说是源于人类的自我裁决。当然，这既包括群体对于个体的群裁，也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审视和自我意义的抉择。

我不得不承认，与希佩里德斯那场古老的英雄救美相比，萨克斯在20世纪的“温柔的复仇”更让我为之动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救救他的故事，它还有着关于人生美学的深广内涵。萨克斯用他一生“温柔的复仇”，昭告身怀理想的人如何听从天命的召唤以抵抗不幸的命运。萨克斯是不幸的，他因为追求世界之美而不得不面对身体的残缺。萨克斯又是何等幸运！他没有因为憎恨而失去内心之美。而真正的英雄救美，就是同时对世界之美和内心之美担起责任。

最后说点感谢的话。几日来先后为曼德拉、图图和萨克斯的中文版图书撰写序言，倾听他们卓然于世的心声，对我而言都是莫大的荣耀。记得昨夜，当我沉浸于这最后一篇序言的写作时，外面台风呼啸，暴雨难歇，今早醒来已是天朗气清，极目千里。大自然竟是如此应景，想必这也是读者合上“南非转型三部曲”时的感受。依我之见，无论是曼德拉、图图，还是我最后着重介绍的萨克斯，他们能够在抗恶的过程中不与恶同沉，都是基于以下思想与信念：作恶者嚣张于一时，但并不掌控这个世界，包括你高贵的灵魂。作恶者表面不可一世，实际卑微十足，他们唯一能负责的只有自己的罪恶。而你真的可以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你另有乾坤，当作恶者负责恶时，你必须负责美—美到作恶者暗淡无光，美到作恶者为自己流泪，美到作恶者为你鼓掌。

2014年8月11日

东京大学访学期间

写在前面

两年前凡妮莎与我生下一个小男孩，

他只要问一声“为什么？”就能带给我们无比的喜悦。

如果有天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给他取了“奥利弗 ”这个名字，

为什么他的爸爸只有一只手，

以及为什么大家都叫他爸爸“法官”，

他会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判例目录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疗愈与和解的开始

穆罕默德案—政府必须作为尊重人权的榜样

贝森案—利用国家权力非法害人，是对人性莫大的戕害

关达案—我们的立国精神就是基本人权

乔丹案—禁止性交易背后的性别歧视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续）—了解而非复仇，修复而非报复

迪可可案—名誉如何可用金钱衡量？

伊丽莎白港市拆迁案—法律应以仁慈与悲悯为念

S v M案—孩童的尊严与权利

刑事诉讼的核心矛盾—无罪推定原则

投票权的意义—尊严与平等的象征

宗教豁免于一般性法律—当信仰与法律相互抵触

“笑笑就好”案—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

玛斯拉案—礼仪是宪政民主的黏着剂

罗伦斯案—禁酒的理由

丹尼尔案—被宗教垄断的婚姻

索布拉曼尼案—当国家的资源有限

索布拉曼尼案（续）—痛苦的选择

古特邦案—人，就应该被当人对待

霍夫曼案—愿偏见与歧视不复存在

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法院是基本人权的守护者

普宁司案—狎侮来自陌生

沃克斯案—结婚证书之外的付出

罗斯登堡白金矿案—宪法精神不只是用来点缀法条的饰品

芙莉案—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手举南非国旗的奥比·萨卡斯大法官（感谢21 Icons South Africa[www.21icons.com]和摄影师Adrian Steirn[www.adriansteirn.com]授权使用本图片）

谢 词

本书第四章部分参考了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在《卡多索法学评论》的文章《理性、热情与“法律的进步”》。

第五章有部分内容摘录自拙著《一个自由斗士的温柔复仇》（The Soft Vengeance of a Freedom Fighter）[1]。

[1]详见Cardozo Law Review, “Reason, Passion, and ‘The Progress of Law’”, Brennan, William J. Jr (Vol 10, October/November 1988)与The Soft Vengeance of a Freedom Fighter, Albie Sachs (2nd edn, Cape Town: David Philip;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first published in 1990 in Great Britain by Grafton Book), pp. 9-12 and 116-119。

前 言

在这些赤贫的人的眼神与言谈当中，我看到他们为正义与自由奉献心血，乃至于牺牲生命的决心。我同时也深深被他们的活力与笑声鼓舞，它们对实践正义所能有的贡献，似乎远胜于我的法学院里高妙但缺乏热情的清谈。

在不可思议的命运安排之下，我成为了一位法官。如果司法工作真的是我当初立定的生涯目标，那么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浪费：八年的学业加上包括法学博士在内的三个学位、在开普敦十年忙碌的律师生涯，以及随后横跨三个大陆认真地在法律系执教，出版数册专书，有些是学术性的，其他则是自传性质。但若以法律对我人生的实际影响而言，过去的每件事都荒唐离谱：学生阶段，我家曾在破晓前被警察突袭搜索，而我则受到当时所称的“禁制命令”限制居住及行动；在执业阶段，我曾两度遭到国安警察处以“单独拘禁”的惩罚，第一次一百六十八天，第二次则是三个月，期间国安警察还以剥夺睡眠的方式对我刑讯；当我完成博士论文时，却有国归不得，流亡于英格兰；而数年之后，在莫桑比克从事法学研究时，我的祖国却派了情报特务用汽车炸弹谋害我，导致我失去一条手臂和一只眼睛。

事实上，在我的大半生中，我既是法律的守护者，又是法律的敌人。任何参与过地下活动的人都会知道，若一个人在公共领域里以法律为行为准绳，而在暗中却试图颠覆法律，那么他的心灵会承受如何的撕裂。然而造成此矛盾的缘由并不难理解，而我的志愿也很清楚—只有当我们结束种族隔离，重新使法律与正义接轨的时候，我才能再次成为一个内在和谐完整的人。然而，在我这个法律人的灵魂深处，有一个好像不会产生明显危险，但却更加令我不安的忧虑，它被种族隔离下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给加剧，但其实有更深层、更复杂的起源。

开始产生这种不安时，我尚在开普敦大学就读。阳光流贯我们的教室，而我善尽一个好学生的本分，认真聆听教授们谈论着法律向来广受推崇的美妙的抽象性。为了应付考试，我将教科书上那些谈论法治、基本权利，以及司法独立的优雅词句倒背如流。接着，入夜后，我会在仅靠忽明忽灭的烛光照亮的陋室里，主持开设给穷人学习的课程，并在这些赤贫的人的眼神与言谈当中，看到他们为正义与自由奉献心血，乃至于牺牲生命的决心。我同时也深深被他们的活力与笑声鼓舞，它们对实践正义所能有的贡献，似乎远胜于我的法学院里所有高深玄妙但缺乏热情的清谈。同一座城市，却存在着两个世界，彼此视同陌路，仅由痛苦而非希望来联系，而我则彷徨踟蹰于两者之间。

在三十多年的律师生涯当中，我不停地与这个分裂的自我奋战。我从没想到，是那颗炸弹将这个分裂轰出我的人生之外。炸弹把我逐出日复一日的例行法律生活，从而让我能自由地从头开始过我的人生。我学习如何走路、站立、奔跑……以及草拟南非的新宪法。刹那间，令人欢欣、动容，法律教科书中那些堂而皇之的抽象概念，与过去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对正义的渴望，两者融为一体，紧紧相拥。法律不再构成不义的路障，以至于为了追求自由而非冲撞、拆毁它不可，如今它反而是达成和平革命的主要工具。在接下来的制宪期间，我生命中原本扞格矛盾的力量得以调和。如果制定新根本大法的过程治愈了我的国家，那么它也一并消除了我自己深层的内在分歧。

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若某些人生来就将做法官、从事司法工作，我则是法官一职自己掉到头上并欣然接受的那种人。自曼德拉总统任命我和其余十位同事担任南非的第一届宪法法院法官以来，我有幸经历了在人生与知识上皆精彩、丰富、引领着我精益求精的十四个寒暑。

对我来说，当法官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我不认为这是我生来就该做的工作，也不是没有其他的质疑。我早年与法律激烈的敌对关系本不该产生这种结果。更有甚者，在我流亡海外时所从事的社会与法律实证研究（social-legal studies）使我习惯观察并反省法律人所作所为的实际意义。此外，我还不断受到世界各地的大学和法律团体的邀约，希望我能解释如何在一个本来几乎要陷入种族相互屠戮悲剧的国家建立起民主宪政，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奇迹。倘若你认为南非已民主化，却又不相信奇迹这回事，你应当会加倍努力地找寻理性的解释。民主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而我的法官角色究竟在当中发挥了什么功用？

回首往事，我已在全球各地针对这些问题发表报告，各个不同的国家都得面对这些问题引发的相似争论。这些年来我在纽约、伦敦、德里、剑桥和芝加哥等地反复进行的演讲被集结成册，准备出文集。但这卷文集缺乏贯穿首尾的内在肌理，因此为了把它们串在一起，我便开始摘录并加入若干宪法法院的判决，有些判决是出自我自己，有些则来自我的同事。至少，这能在个人演讲和司法判决之间提供有趣的对照：前者的风格相对平易近人，并有更多个人化的抑扬顿挫，后者则是如同神谕般的庄严公正。不过，我察觉到这个结合了我的叙事文字与法律判决摘要的作品所发挥的比较和对照作用，进一步替我的想象力提供了更加精彩的素材，它激发我去探索我在法律以外的生命阅历和我作为法官的判决两者之间所发生的化学反应，那虽然若有似无，却十分微妙。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一本全新的著作开始在原有的手稿之间自然成形。

我人生中最具戏剧张力的经历都与恐怖主义和酷刑虐待有关。对那些曾在种族隔离时期干过惨无人道之暴行的人严惩不贷，本会是对我的过去最直接、单纯的反应。我本可以理直气壮地问：那些当初全无恻隐之心而拒绝给予他人平等权与公正审判之人，如今怎能寻求并享受此等权利的庇护？我过去被视为恐怖分子；我反对用恐怖主义来当做争取自由的手段；当被派来摧毁我所属的解放组织的政府特务因事迹败露而被擒获时，我必须处理是否该严刑拷打他们的问题；我也是国家主导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然而，回顾我留下来的司法文献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在法庭上做出的响应却是复杂许多。生命阅历无疑已改变了我对法律的理解，而不变的是那些已经经久确立且仍能与时俱进的法律思想原则。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最让我惊讶的发现是，在处理我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简称真和会）的关系时，当中恰巧包括一段插曲，也就是我和指挥在我乘坐的车中安放炸弹的那位特务的会面。我一直以为这段真和会的经历，与我身为法官的思维逻辑是分得很清楚的。但从我历年的判决来看，我发现和解在我的法律思维当中始终是个核心的主题，并在两边都鲜明地表现出来。一边强调在诸如诽谤或中伤案件当中道歉的重要性，即一种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另一边则着重调解沟通（mediation）在和解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使拥有广大闲置土地的富人，可以和那些在他们的土地上搭建栖身之所的穷人和平共处。

当我开始思考组织这本书的架构之后，我便忍不住想加入一章来讨论欢笑在民主社会中的功用。自由斗士常被说是一群阴郁寡欢的人，只有在仇敌溃败时才会挤出一点笑容。我在反抗运动中的经验并非如此。在我被炸弹攻击并接受手术之后，我一醒来就立即对自己讲了个笑话。幽默若在我生命中以及争取自由的奋战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开放与民主的社会中也该有相同的地位。所以，在审理 “笑笑就好”一案，处理某商标遭到戏谑使用的问题时，我在判决书的开始便提问道：法律有没有幽默感呢？

在南非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最激烈的论战莫过于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究竟该不该包括社会经济权，即诸如健康、居住、获得食物、受教育等权利。我们长久以来艰苦奋斗，争取的便是让这些“面包权”能和其他古典的“自由权利”一样，纳入宪法。但它们一经写入宪法，该如何被落实的问题便接踵而来，成为对司法工作者的严峻挑战。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在给予社会经济权实质保障的同时，又能谨守司法的角色与分际，不至于演变为非民选的法院篡夺了民选政府的职权？古特邦女士（Mrs. Grootboom）的案子为此立下了里程碑。每当冬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她和其他一千多人只能露宿街头，每晚只能与星辰相伴入眠。经由宪法法院的合议，我成功地将自己的想法融入我同事查克·亚可布（Zak Yacoob）大法官主笔的判决书。如今它已成为相当知名的案例。后来，法院又处理了两件涉及艾滋病患者权利的案子。当时我们的法庭挤满了人，每个人身上都穿了一件写着“HIV-POSITIVE”（艾滋病毒阳性反应）的T恤。现场的气氛非常激烈，而那个当下我感受到一股逆向的感染力—不是生命改变了法律，而是法律改变了生命。因此这章的结尾是一个反省，回顾我参与法院审判的客观经历对我的主观人格产生了什么影响。我替这章起的标题是“哭泣的法官”。

同性恋婚姻一案第一次让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强烈的个人生命体悟会如何左右司法判决。我在准备将于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保罗·罗伯逊讲座（Paul Robeson Lecture）时，我发现有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过去经历对我影响至关重大，并塑造了我对同性恋议题的看法。第一次是在我担任法官之前，我曾出席同性恋大游行表达支持。另一次则是我代表宪法法院出席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Christian Lawyers in Africa）会议致词。这些经历并没有影响我最后的立场，但它们凸显了我们这个开放、民主的新宪法秩序必须面对的一桩重要任务，那便是俗、圣两方该如何化解歧见、彼此和解。若有人对我过去的人生抱有过于单纯的看法，他们也许会预期我的判决很可能会将全体国民一分两半，一半开明进步，另一半蒙昧无知：开明进步的对宪法抱持着“解放束缚”的态度，或至少不排斥这种想法；而蒙昧无知的另一半则冥顽不灵地死抓着过往迂腐的偏见不放。然而事实上，因为我们有一个严重分歧的社会，而透过接触其中的各种人物，包括参与大游行的示威者以及基督徒律师，我有机会发展出一套我个人以为更加成熟细腻的立场。虽然这个立场明确地支持同性伴侣应享有和异性伴侣平等的待遇，但同时也给予基于良心而持不同立场的宗教信徒应有的尊重与宪法的认可。

最后，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需要一番交代。我是如何做出决定并写成判决（在美国判决称为法院意见〔opinions〕）？当我在多伦多大学授课时，我的开场白是“我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这句话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我解释说，谎言指的不是我的判决内容，它们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我所指的虚伪不实，是判决书行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静、井然有序的风格，粉饰了我落笔时翻来覆去的思考与剧烈的犹豫和挣扎。我感到有必要澄清一种通俗观念，即从法官们看似权威而堂皇的口吻当中，有人会以为司法判决完全是在理性的神奇引导之下自动写成。这使我去找出我写过的判决中所具有的四种不同的逻辑：发现的逻辑、证立的逻辑、说服的逻辑与润饰的逻辑。最后我必须面对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关系，还有人性尊严与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的概念：这些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概念，贯穿了这整本书。

像我这样一个成长于启蒙理性传统中的人，实在很不想和有关炼金术的东西扯上关系。但我必须承认，许多影响我们决策的过程在理论上虽不难理解，但实际上像炼金术一样，以一种很难定义的神秘方式产生影响。生命经验进入法官判决的方式，或者至少是对我判决的影响，便是如此。所以我单纯想指出，从我曲折离奇、多彩多姿的人生到法院里影响深远的工作，其间的差距不可谓不大，而将两者熔于一炉的炼金术尽管古怪，却是充满挑战、险阻与喜悦的。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自然会问自己：“人生经验究竟是怎么影响法律判决的？”我的回答是：“无从预期。”

第一章 恐怖主义与刑讯的故事

此人曾经手握生杀大权，威胁恐吓了许多人，如今竟然当庭落泪。他的两眼浮肿、双颊通红、泪下如雨。他过去曾是国家的刽子手，双手可能夺去好多人的生命，如今我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泣不成声，但他的流泪不是因为受到严刑峻罚，而是被问了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为什么人能够对人做出这种事情？”

三十九岁那年，我发现我被南非政府视为恐怖分子，当时我正流亡海外，在南安普敦大学（Southampton University）法律系执教。我受邀参与一场在耶鲁大学当代历史系举办的会议，但无法取得美国签证。为什么呢？因为我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常被简称为ANC，即非国大），一个由曼德拉所领导的团体，而他曾是以推翻南非种族隔离为目标的“民族之矛”（Spear of the Nation，又称Umkhonto We Sizwe）[1]的总指挥。因此，尽管我在英格兰是个安分守己的法律教授，但就我参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我是恐怖分子。幸好，几个月后，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游说团在华盛顿占了上风，胜过南非政府雇用的游说团。美国国务院修改政策，于是我就从恐怖分子的名单上除名了。

“恐怖分子”这个标签之所以惹人憎恶，并不仅因为它是个污名。在南非，成千成万的人因为被视为恐怖分子而遭受骇人听闻的对待。由于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可以不经审判就被拘禁，单独囚禁，无法与家人、律师或任何人联系。什么理由呢？理由是有关当局正在对抗“恐怖主义”，对抗它们对南非进行所谓的全面开战。而他们同时也会牵扯苏联带来的威胁，与各种各样的危险祸害，诸如“黑祸”与“红祸”，以及当中国崛起时，“黄祸”的说法也随之出现，通过这些把他们以反恐为名的自我防卫正当化。然后他们便恣意将我们从家里与工作场所押走，关进大牢。

此时要保持勇敢真是不容易！大祸尚未临头之前，你可能会单纯地以为，倘若你被监禁了，就抬头挺胸、保持信念，然后誓死不屈。现实则完全不同。你被困在小小的水泥方块里。你一下瞪着你的脚趾，一下又瞪着墙壁。再瞪着脚趾、再墙壁、再脚趾、再墙壁，你不知道这到底要持续多久才会结束。你不知道能做什么，也没有人可以与你聊天。这不是人该过的生活。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是需要同伴一起过日子的。有些人想考验自己的意志力，因此花费数年的时间独自一个人坐在柱子顶端。我有位朋友是尼姑，她可以做到一两个月内完全缄默不语。但这是她自愿选择的结果，她是自己行为的主人。我被独自监禁则是出于被迫，不是让你借由沉思来陶冶灵魂，而是要透过孤独来毁灭它。

我仍记忆犹新，我当时是如何试着让自己有事可做，好让我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有活跃的头脑与正常的情绪。我曾试着背诵全美各州的州名。我依稀记得我有次背出四十七个州，但我无法把它们写下来，所以在缓慢地按着字母顺序一路往下背之后，我不确定我到底背出了几个州。我那时两只手臂都还在，因此我像英文字母J一样吊单杠。然后我开始唱歌，再次按照字母顺序来唱：Always、Because、Charmaine—可说是一套1963年畅销单曲的私人精选。（顺道一提，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消息立即传遍世界，但我当时可能是唯一还不知道的人。大概有一周之久，我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因为我被监禁在一个与新闻隔绝的世界。一直到有个狱警实在忍不住，想把这惊天动地的消息讲给一个还不知道的人听，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像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会唱歌：

我将待在这里，一直待在这里，一年又一年，一直待在这里。在我所熟悉的小牢房里。我会待得好好的，一直待在……

另外，我也喜欢哼着由诺埃尔·科沃德[2]诠释、带有中上阶层风味的欧文·柏林[3]的曲子来振奋精神：

我不会离开，一直留下来，我会抬高我的下巴，一直抬着。不止一小时，不止一个礼拜，不止九十天，而是一直不停。

将我拘禁的法律称为《九十日法》（90-day law），这部法允许政府在未经起诉的状况下将嫌疑人单独囚禁，最长可达九十天。九十天以来，我就像每个被关进来的囚犯一样，在牢房的墙上刻画记号，终于算到第九十天。我获得释放，我拿回我的领带和西装—它们是我遭逮捕时穿在身上的衣物，当时我正要走进我的律师事务所上班—我也拿回了自己的手表，然后我便说：“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但当我走出监狱来到街上，一名警员向我走来—他还先和我握了握手—对我说：“你被逮捕了。”我便又回到监所，再次交出我的手表、领带、西装。九十天可以再接着一个九十天、下一个九十天、再下一个九十天。

一旦你开启了贬损法治的那一扇门，便也将法治的那一扇门关上，也将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正当讯问、公正审判的那一扇门关上。对国安部门来说，开门与关门永远不厌其烦。在破案压力下，他们向来想打开更多方便之门，所以他们需要九十天，然后又一百八十天，最后变成无限期的拘禁。上面提到的是我第一次被拘禁，先关九十天，接着七十八天，当时我完全不晓得要被关到什么时候才能获释。

两年之后（你并不会因为被关越多次而变得更坚强），我再次被拘禁。他们为了逼供，不让我睡觉。我白天和晚上都无法睡觉，有一个讯问小组对我咆哮，敲打桌面十分钟，再陷入死寂十分钟，交替进行，轮班执行一整天。当我开口要求一些东西吃时，他们似乎显得很愉悦，把饭菜递给我时，看得出他们在窃笑：我很清楚他们在那些饭菜中下药。而第二天早上，我的身体会反抗我的意志、我的心灵。想睡觉、想倒下休息的渴望几乎征服了我。我知道有人撑过四天、五天、七天，而撑得越久，他们最后会崩溃得越彻底。他们失去了一切自制能力。我害怕会变成他们那样子。理论上来说，我必须撑过三十六小时，使我的同伴有逃脱的时间。但我没有负责保护什么人，而我手上的信息也是两年前的旧闻。

他们对我的折磨已无关我手上的信息。他们只想打垮我。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他们比我强大。我当时没有想到让—保罗·萨特，后来我便想起他写到过法军在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刑讯。他指出，法军负责刑讯的单位，其目的不只是逼问情报而已，它更是要毁灭受刑人的意志、信心与自尊。这当中存在强烈的种族因素。透过刑讯，主事者企图把这些人生而为人的身份剥夺，使之成为比人低下的生物。他们不只感到他们有权利这么做，他们更感到他们非如此不可，因为他们得与邪恶作战，旨在消灭一群低等的、具有威胁性的生物。黑人受到种族歧视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在讯问者的眼中，我某种程度上比黑人更加恶劣。我身为白人，却造谣生事，煽动原本纯洁的心灵，从感谢政府变成痛恨政府。这个政府其实让他们过得比非洲其他的同胞更好。

那是我生命中最糟、最不堪回首的时刻。这可不是某些学者所空想出来的思想实验，拿来讨论政府实施刑讯的成本与效益。此外，如同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刑讯案件一样，当我瘫软在地上、他们对我泼水、把我硬生生地拉起来的时候，并没有一颗正在倒数计时的炸弹要爆炸。我仍记得那些硬把我的眼皮扳开的粗重手指。我再次倒卧在地上，就会有更多的水泼向我，黑色、棕色的皮鞋在我身旁四处踩踏，表现出一种无声而井井有条的紧迫，而他们看到我的抵抗逐渐瓦解时，我仿佛感受得到一股被消音的胜利欢呼在四周回响。我当时所知道的所有情报都过时了。或许他们是想要我作证指控其他参与反抗运动的人。如果我招了，他们就取得双重胜利，因为我就可以被说成是叛徒，被我原先竭力对抗的体制所利用。他们追求的是霸权、宰制、权力、掌控和主宰。这些措施是系统性的，是预先组织好的，是被纵容的，更是种族隔离政策的一环。它们是这个尊奉白人至上的体制所不可或缺的，非采用这些肮脏龌龊的手段便无法维持这个泯灭正义的体制，而其不堪连在种族隔离的南非都让人羞于启齿，以至于被政府掩盖与否认。腐败的苹果直接摆在箱口，而非藏在箱底。半年、一年、两年后，施暴者陆续被法院传唤出庭，并否认他们的行为。法官看得到作证指控迫害的证人，但他们看不到淌流的鲜血、折裂的骨头和烧烂的皮肤。他们看到的是苍白、神经质、结结巴巴的受害者声称遭到虐待，然后再听取并接受国安警察的说词。毕竟，后者表示，他们的作为是在保护法官和其家人免于受到恐怖攻击。公允地说，确实有法官用行动证明，无论大环境如何黑暗，公正独立的司法良心仍有施展的空间。不过，令人难过的是，这种法官实在不多。

我记得我第一次被囚禁时，我想着，如果我有机会成为一名位高权重的官员，我绝不可以对任何人做出这种事情。当你软弱无力的时候，你会试着想象当自己和那些羞辱你的人一样掌权时，会如何表现。什么是你所能施展的最大权力？你想到的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过于卑微渺小，以至于翻转这个权力关系对你来说根本不可能、根本无法想象。情感上，更有可能对自己说的是，不管我怎样身受重创，我还是比他们优越—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比他们更高尚，我的信仰深度为他们无法企及，我才是真正的人类，我为正义而战、我为自由奋斗，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种样子。某种程度上，慈悲为怀的信念，而非残忍的以暴制暴，赋予我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让我能够坚强地走下去。数年后，当我在记录我被汽车炸弹攻击并失去一只手臂的经验时，我发现我不断重复的一个句子是“这将是我温柔的复仇”：如果在我的汽车上埋置炸弹的凶手，在莫桑比克的法庭上被起诉但却因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我写道—这将是我温柔的复仇，因为我们将生活在法治之下。让所有南非人民都获得自由，远比将单独监禁与酷刑折磨施加于那些曾如此对我们的人身上，更属有力的复仇。以牙还牙意味着，我们将变成他们的同类，变成帮派分子、骗子和暴徒。虽然是为了更加高尚的目的没错，但最后我们就会和他们沦为一丘之貉，只比他们更加有权力而已。我们的灵魂会像他们的灵魂，而我们的凶残也将和他们的凶残无所区别。

最荒唐、最离谱的是，我们明明极力反对恐怖主义，却被当成恐怖分子来处罚。从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早期，到处都是“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只有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没有落入这种主义的窠臼。而其中一种因为与我们的理念背道而驰而被我们摒弃的“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以暴力还诸种族隔离所施加的暴力，它就是不对。恐怖主义采取一种会伤及无辜的暴力手段，加害于所有恰好身在特定团体、种族、社群之中的平民百姓。这是完全欠缺政治理性的，并完全与我们的理念对立。我们对抗的目标是一套白种人至上的体制，而不是对抗一个种族。而此宗旨在我们的讲台和文献上不断三令五申，我不会说它是陈腔滥调，但确实是不厌其烦地被反复宣讲，仿佛成为我们的抵抗运动的某种祷文。长年以来，我们笃信非暴力路线。这一部分是为了避免发生种族间的流血冲突，这很可能会造成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建筑物你可以毁掉又重建，而一旦受创的是心灵，悲愤怨怼将世代相传，难以平息复原。因此当所有的和平示威都被禁止而我们的运动最终走向武装反抗时，我们仍不考虑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因此，尽管当时世界各地的运动都纷纷制造轰动的劫机事件以引人注目，而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轻成员都在质问，为何我们的运动领袖不效法相似的做法，但我们的领袖始终表达坚决的否定。不只是因为我们的代理主席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也会搭飞机旅行，或其他乘客中也会有支持我们使命的人。也不只是因为，这会让我们这场分明是光明正大的奋斗，这一场对抗种族隔离、对抗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的抗争，被当成仅仅是两个敌对种族为了权力和苟活所展开的斗争。一个让我们念兹在兹、不敢或忘的大问题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不是某个种族，也不是特定的群体，违背正义的体制才是我们的仇敌。当我们以暴力来挑战这个违背正义的体制时，针对的对象一定是这个体制的实际权力和宰制结构，而非平民百姓。而我确信，使奥利弗·坦博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严加摈弃恐怖主义的深层理由是，他们不愿意我们也滋生出恐怖分子式的灵魂。恐怖主义对那些奉行它的人会有什么影响呢？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你如何能自诩为自由斗士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无辜呢？我相信这是我们的基本道德原则，有时会明白宣示，有时则是每个人心底的默契。而此人道精神不仅没有让我们变得不堪一击，反而还让我们越战越勇。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之中构成一股强劲的力量，将我们团结起来，使我们得以一路挨过流亡海外的三十年，未曾经历剧烈的纷争或分裂。相较之下，当时其他的海外反抗运动几乎都四分五裂了。

1985年，仍在流亡中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又针对暴力路线问题进行了一场激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改革（Perestroika）尚无眉目，因此我们当时所遭遇的难处与国际情势无关。柏林围墙倒塌也是几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我们当时在赞比亚的一座叫做喀维（Kabwe）的小镇开会，并获得赞比亚军队的保护，以防南非的特遣队跑来把我们全部炸死。会议非常地严肃，真的非常严肃。我特别记得那场会议讨论到的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的反抗运动可以采用哪些手段和策略。我还记得萨巴塔·达林迪耶博（Sabata Dalindyebo）国王的发言，他是东开普省传统上的君主，非常爱国，拒绝成为南非国民党政府的傀儡，因此被迫流亡。我曾在莫桑比克款待他和他的家人，还在去海边时借给他我的泳衣—我之前从没将泳裤借给一位国王过！他在会议上的发言，讲的是我们该如何增强我们的反抗，推翻种族隔离。他用科萨语（isiXhasa）[4]发言，因此我们这一小群文化上落伍的听众因为无法听懂而需要口译的协助。（非洲人需要懂英语—压迫者的语言，但压迫者却不用懂多数人所使用的语言。）他用非常生动的方式对我们演说，而听众都被逗得发笑；当我们在五分钟之后听到口译的内容后，我们也笑了。这是他说的故事：“两个男人用棍子在打架，打得不可开交。两人都非常生气，而他们的妻子在一旁鼓噪。甲男的妻子对他吼道：‘我的夫君啊，你是怎么回事？你比对方强壮那么多，也更会打架，但他却要打赢你了？你会输是因为你只用一只手拿棍子，而另一只手却完全无用，因为你像个傻子一样拿块毯子遮掩你的裸体。快把那块笨毯子丢了，不要再管你是裸体，然后用你的双手来和他打！’”听到这边大伙儿都笑了；而当我五分钟后听到英文口译时，我也忍俊不禁。

他所说的，是指我们因为怕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以至于不必要地限制了自己反击的能力。有些与会者在走廊上彼此低语，说到白人只有在流着泪埋葬自己的儿女时，才有可能明白非洲人民所承受的苦难。但会堂中的与会者以极富非洲风度的方式对这番发言报以温和的笑声，仿佛是说，我们懂你的意思，我们听进了你的故事，这故事相当有说服力而我们对你愿意和我们分享它感到非常敬佩，但是这并不符合我们的宗旨。接着，大家便跳到下一个议题。若是我来响应，我可能会跳起来说：“国王同志（我们平常都这样称呼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长久以来的原则是反对恐怖主义，它背后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接受，原因在于这样、这样、那样。”非洲风度相较之下更加内敛，也少了许多冲突和摩擦。而会议的结果清楚明白地否决了任何要求我们使用恐怖主义手段的提议，坚持了我们长久一贯的原则。

会议所处理的第二个主要问题与我直接有关。此前当我在莫桑比克担任司法部的研究部门主持人时，奥利弗·坦博邀我前去和他谈“一桩要务”，在卢萨卡（Lusaka），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时的总部所在地。我很好奇那桩“要务”是什么。最后我抵达他小小的办公室。他先问了我的健康、我的家人、我在莫桑比克的工作，以及该国的政治情势。我记得一件让我感到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位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一名领袖人物竟然一边和我谈话，一边将报纸卷起来打苍蝇。我们终于切入重点。“我们现在有个状况，”他一边说着，一边以敏捷的一击拍去一只苍蝇，“我们俘虏了几个人，我们相信他们是奉南非政府之命而来的，企图消灭我们组织。但我们目前没有任何规范去规定如何对待俘虏。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宪章只有规定年会、干部选举和政策等等。但对我们该如何处置落入我们手上的人员则未置一词。我们目前不确定该如何填补这个漏洞。”他顿了顿，扫去另一只苍蝇，并以其温文儒雅且深富律师风度的方式补充说道：“我很确定要订出一套妥善的规范并不容易。”而我则信心满满地回说：“这也不至于太过困难……国际公约对此讲得相当明白：不可刑讯，不可采取非人道、屈辱人性尊严的处置。”他看着我并缓缓地说：“我们对俘虏用刑”，面色严峻。我简直不敢相信。非洲人国民大会可是为了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团体，居然对俘虏用刑？

数年后我得知，那些被南非政府派来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以及阻挠我们行动的特务被俘后，囚禁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安哥拉基地，并受到刑讯。随后非洲人国民大会高层对此展开调查，并证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维安人员确实有对俘虏用刑。维安人员的说法是，捍卫解放运动免于可预期的威胁是其职责所在。现在，奥利弗·坦博把我找来，是要我以法律专家的身份来帮助我们的组织建立与实施一套合宜的行为准则来处理此类状况。而依照坦博一贯的作风，他不会用他的领袖身份来由上对下发布一道命令，谕知全组织哪些行为准则须被遵守。相反的，他请我起草一份守则，并在循正当程序召开的集会中，以合乎民主的方式由组织全体来辩论。

我所面对的任务，是在一个流亡海外的解放运动组织内部建立法治，当时提供我们安身之地的地主国期待我们处理我们自己的法律事务。我最后写出来的作品，无异于一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并且也考虑到一个流亡海外且成员四散各处的政治组织所面对的迥异情况，而有所特殊设计。在我这一生所写过的法律文字之中，有两份的重要性远超过我的其他著作和判决：一件是我入狱而遭剥夺睡眠的酷刑之后，偷渡出去的简短笔记，而另一件便是这部行为准则。

奥利弗·坦博是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人，他认为我们应该审慎考虑一个解放运动组织是否能够运用刑讯来保护自己免于重大危害，这是个攸关重大的道德与哲学难题。同时他也服膺民主原则，因此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交由全体成员议决，而不是由领导者一人乾纲独断。所以该准则的草案被提供给所有流亡海外的成员（以及部分在南非从事地下工作的成员）以预先讨论，以便各支部可以对相关问题表明立场。接着，各支部的看法被整理出来，并提供给会议代表。

我对这场辩论记忆鲜明。这部行为准则在会议上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对于它把侵害组织的犯罪分为三类，并依其类别而分别制定调查程序与处分规则，与会者皆感到相当满意。这种层级化的设计，是针对三种类别的行为人：仅在支部集会时扰乱秩序者，酒醉驾驶或犯下伤害、窃盗、虐待妇女等罪者，以及受派潜入组织内部企图谋杀干部与瘫痪组织运作者。我们设置了与法院相仿的审判机构来处理第二和第三种类别的案件，职权独立的司法官、负责起诉的检察官、辩护律师、上诉权一应俱全。在会议上，毋庸置疑地可以发现，与会者都非常同意在组织内建置合宜的司法体制。

不过，另外有个问题特别的棘手，而且奥利弗·坦博认为该会议势必不可回避这个问题。这便是，这部行为准则是否该在极端严峻的状况发生时，破例允许“极端讯问方法”。“民族之矛”的年轻战士一位接着一位上台发言，对此表达他们的看法：绝对不允许。他们表示，从你允许例外或豁免的那一刻开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保安部门便会以它来瓦解禁止刑讯的原则。他们坚持一定要有清楚明确的规定，在所有的情况下，无条件禁止刑讯，不管我们赋予它多么委婉或动听的名称。他们没有像某些学者那样耐心地做理性的探究，讨论在何时、何处可以划出一条界线。可不可以将人刑讯致死，如果有一颗炸弹正在倒数计时？可不可以对囚犯使用电击、水刑[5]，或睡眠剥夺？年轻的战士—以及没那么年轻的律师—斩钉截铁地表明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为何而奋斗，以及我们的道德和核心价值为何。亲身的经历告诉他们，刑讯不但剥夺了受刑人的人格，也让刑讯者自己失去人性，刑讯将他们的朋友，那些和他们一起放弃学业和大学并投笔从戎的伙伴，变成禽兽。为了和禽兽交手，他们让自己落入禽兽的状态，即使只是刹那间的事而已。发言者立场坚定。他们无法参与一个允许刑讯的组织。这点不容妥协。

此时此刻对我来说委实非比寻常。我们漂泊海外，处境艰险，对抗一群火力强大、组织严密并且残酷无情的敌人。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因为一场特遣队的伏击或一颗从天而降的炸弹而身首异处。我们许多的朋友都被刑讯致死或遭到暗杀身亡。但是，我记得一位年轻的战士走向麦克风说道：“我们是为了生命而奋战的—我们怎么可以伤害生命呢？”他所说的生命不只是指生物性的活着，他所说的生命也包括了一种人格、人性尊严的展现。这份精神是我们得以在这场对抗不公不义的抗争中保持斗志与活力的泉源，我们岂可违背、离弃它呢？听着这些话，我的内心澎湃激荡不已。这不但呼应了就我所知是奥利弗·坦博深信不疑的信念，也符合我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同时也体现了反抗运动的核心精神，是它使我们的成员能承受这坚苦的奋斗所带来的颠沛流离，并使我们彼此紧密相连。

而且这也与国际法得来不易的原则完全一致。

查阅今天的国际法，我没看到有哪个地方承认只要有倒数计时中的炸弹就可以暂时把《禁止酷刑公约》（Torture Convention）晾在一旁。刑讯就是刑讯，就是刑讯。你去到阿根廷，刑讯就是刑讯。你去到智利，刑讯就是刑讯。在这些国家，一整个世代的人受到刑讯，他们有切身之痛。他们亲身经历过它，对他们而言，刑讯这个难以释怀的历史创伤，仍然像恶灵一般纠缠着这个民族的灵魂，他们不可能轻易将之淡化为想象中的推理问题，像算账一样毫无感情地计算其利益与损失。

我现在来谈一个常常在讨论恐怖主义时忽略的主题，亦即，国家恐怖主义。比起“非正规团体”，国家恐怖主义所重伤、灭绝、屠戮和谋杀的人远远超过前者许多。国家除了一般所具有的可以杀害、中伤、刑讯和折磨人的权力之外，也同时因为掌控媒体而能恐吓那些本欲挺身而出的证人，使得众人对国家一切的为非作歹噤若寒蝉，从而使自己得以逍遥法外。我并未参与武装抗争。我的职责是当律师和写作，以及（后来）在欧洲及美国推动终结南非种族隔离。然而，武装冲突与国家恐怖主义主动找上了我—南非的特务来到莫桑比克，在我的汽车上装设炸弹。我幸而未死。但收到邮包炸弹的露丝·福斯特（Ruth First）则不幸殒没，她当时在位于马普托的蒙德拉内大学[6]的非洲研究中心任职。马普托墓园葬满了被南非特务谋杀的人。我们身边已经死了好多人，所以当我在马普托中央医院里暂时苏醒过来时，我感到胜利的喜悦。我活下来了。作为一名自由斗士，你每天都会猜想这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会是今天吗？会是今晚吗？会是明天吗？我在面对它的时候能保持勇敢吗？它真的到来了，而我活了下来，活了下来，活了下来。基于一种深切的信念，我知道只要我能康复，我的国家也将会康复。

而这个盼望果不其然地成真了，我们也终于设置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种族隔离期间所发生的暗杀与刑讯事件。该委员会带给南非人相当大的震撼。我们借此听到了许多的故事，而许多的细节都因此公之于世。重要的并不是事实、数据、记录，甚至不是结果。重要的是看到受害者们的面孔、听到他们的声音、目睹他们的泪水，以及看着凶手痛哭流涕着承认暴行，并寻求原谅。这是大家掏心挖肺、坦诚相对的一刻。这些是我们的同胞，而非陌生且被贴标签的个体，诸如：“仇敌”、“刑讯者”及“国安警察”。这是某某警官。这是某某女士，述说她看到她的儿子回到家里，头发褪落，而被下毒的身体日渐枯槁。这就像一场举国投入的戏剧，生动地上演着，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有个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插曲格外让人难忘。那是一场发生在两人之间的对话：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部队的托尼·杨格尼（Tony Yengeni），以及本塞因（Benzien）警官，他曾刑讯前者，而现在他乞求赦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托尼要求本塞因警官对委员会示范他当初是如何将浸湿的帆布袋套在囚犯头上。“示范给委员会看你当初是如何让我们窒息，害我们以为自己溺水、以为自己即将窒息而死。”于是委员会请一个人平躺在地板上，一个布袋套在他头上。“请示范给我们看，你当初是如何固定那个布袋—还有你绑住它多久。”本塞因警官跪在地上把那个布袋固定住，并持续一阵子。在他站起身后，托尼对他问道：“你可以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人能够对人做出这种事情？”这位警官接着便哭了起来。此人曾经手握生杀大权，威胁恐吓了许多人，如今竟然当庭落泪。他的两眼浮肿、双颊通红、泪下如雨。他过去曾是国家的刽子手，双手可能夺去好多人的生命，如今我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泣不成声，但他的流泪不是因为受到严刑峻罚，而是被问了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为什么人能够对人做出这种事情？

而某种程度上这成了委员会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一群人可以对另一群人做出这种事情？想到这个问题总不免让人感到惊骇与不可思议。这样的行为威胁到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这并非仅是计算某项国家政策的利弊得失，在各个利害关系之间做权衡轻重。此事攸关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们关怀什么？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我们有羞耻心吗？若有，那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羞耻呢？而所有的证据与反省都指向一个确切的结论，即绝不可重蹈覆辙。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使命，有些事情就不该是人类对人类彼此相加的。或许在整个真相与和解的听证中，最让人永志不忘的场景就是那位过去的施暴者流泪的画面。

本塞因警官得到了赦免。他坦白揭露真相。假设我们可以找到必要的证据将成千上万如他这样的人定罪，并通通关进监狱里，对我们来说反而所获有限。但若民主能在南非落地生根，我写道，那么代表纯洁和殉道的玫瑰与百合花将从我的断臂上开出。而这就是我温柔的复仇。温柔的复仇是强而有力的。我在被监禁时所立下的誓言，现在终于实现了，但不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击败对方，而是升华为一套哲学与情感的圭臬，勾勒出我心中的理想人格、我想要生活于其中的理想国家，以及我愿意奉行恪守的理想宪法。

故事继续下去。我后来成为宪法法院法官，披上绿色的法袍，和其他十位法官一同列席法院，思索恐怖主义对我们的新宪法秩序所拥戴的核心价值有何影响。在我这些同事之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大半生都被视为恐怖分子，而另一半则是恐怖分子的辩护人。我的许多同事都曾忍辱含垢而活，不仅是因为三餐不得温饱而已，更因为由于他们不是白种人而被羞辱、歧视。现任的南非首席法官有次和我开着车经过一栋位在德班（Durban）的建筑，他以嘲谑的口吻对我回忆一件陈年往事，说他还是一名十六岁的少年时，他曾在那栋建筑前面被迫和其他人排成一列、脱光衣物，并被人用消防水管喷水清洗身体、接受身体检查，完毕后才准予“通行”。他当时还是个少年，对这种事可以过了就算了，人生就是这样子，但他无法置若罔闻的是，许多比他父亲还要年长的男人也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另一位同事在罗本岛的监狱里关了十年。其他至少有两位，我确定，曾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工作。另一方面，也有人拥有非常不同的生命历程，尽管这让他们能过着品尝佳肴美酒、收藏珍本古书的生活，他们同时也始终是义无反顾、毫不妥协地反对种族隔离的律师。法官们背景各有不同，但无论我们的生活与专业经历有何差异，我们所有的人都全心全意地拥护宪法。更准确地说，我们全都发自肺腑地服膺这部没有种族与性别偏见的宪法，矢志献身于捍卫以人性尊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开放及民主社会。

就我而言，我确信倘若我们没有在1980年代或更早之前，牢牢确立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原则与立场，包括真正的“敌人”是谁、什么样的反抗手段是合法的、刑讯该如何被禁止，我们今天将不会成就这部被许多人认为是举世最进步的宪法。在我们的反抗运动中，我们将人权法案的精神付诸行动，透过实践来表明我们誓死维护自己作为自由斗士的荣誉和尊严，并再三重申这场抗战所坚持的正义原则。因此，之后南非在转型为一个遵从自由与宪法秩序的社会时，这些原则就相对容易被落实、接受。我们的宪法从而与我们反抗运动的指导原则有着深厚的渊源。我们的宪法是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尽可能地广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在自己的土地上胼手胝足打造的。而它字斟句酌的条文则是经过了六年国会内外激烈的协商，并由宪法法院依据众所同意的原则加以审查后，才公布实施，从而成为我们在处理许多当代的棘手问题时可资依循的重要工具。

其中之一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院都曾被要求处理的议题。那便是倘若被告所犯的是穷凶极恶的罪行，其人是否有权受惠于其罪行所欲破坏的法律秩序，并获得基本权利的保障？宪法法院审理的四件案子便是环绕着这个问题。

第一件案子牵涉到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一项法条的合宪性。那项条文规定，倘若当事人愿意完整地交代他或她在政治冲突期间所犯下的罪刑，则他或她不但可以得到赦免而免受刑事追诉，同时也免于民事求偿责任。但有人质疑，免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侵害到个人可透过公正审判解决纷争的宪法权利。这是十分有力的挑战，但最后不为法院所采纳。我们的见解是，宪法本文在结语里非常清楚地宣布国会可以制定此类保障的规定。在一份格外鞭辟入里的判决书里，当时担任宪法法院副院长而后转任南非首席大法官的伊斯梅尔·马霍麦德（Ismail Mahomed）说到，真相的厘清以及迈向和解所不可或缺的必需基础，证明了立法者在处理过去的暴行上所采取的决定是正当的。

第二件案子的当事人是穆罕默德（Mohamed）先生，被控为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的共犯。这是一桩非常非常令人发指的行动，夺走了六十条人命，一些是美国人，更多是坦桑尼亚人。这毫无疑问是恐怖主义，不只造成大量平民死伤，也因为是对国际外交机构下手而直接挑战了国际法的原则。在爆炸案发后，穆罕默德先生化名并冒充成难民南下到开普敦。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他的行踪，而南非的主管机关没有给他任何机会求助律师，便把他移交给美方，使他在美国被起诉求处死刑。

我们的法院对此做出意见一致的判决。判决指出，主管机关让穆罕默德先生被送到纽约受审，为这桩可怕的罪行承担责任，自然是法律所允许的。但法院认为，本案在两个方面对他宪法权利的保障有所不足。第一，在他落网后，我国政府拒绝提供他任何法律协助，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被起诉的罪名越严重，就越需要律师协助。第二，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未获得美方保证不会在他被判有罪确定之后就予以处死的情况下，他不该被移交给对方。早在我们所受理的第一件案子里，我们便主张死刑侵害了人所应得的尊严与免受残酷、非人性或羞辱式刑罚的权利。

批评者可能会怀疑，对高枕无忧地坐在约翰内斯堡法庭上、遥距恐怖主义现场十万八千里的法官们来说，宣读这些冠冕堂皇、四平八稳的判决，但却远离现实的话实在太轻松了。然而事实上，爆炸案在当时的开普敦此起彼落，那正是我住的城市。恐怖主义正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一位警官和地方法院法官接连遇害，而凶手被认为是一个宗教激进主义组织。它对我们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但尽管我们生活在这种被焦虑和恐惧包围的艰难处境下，我们并不允许它影响到我们的判决。有很多声音冒出来，呼吁恢复许可无须审判之拘禁，但我们的国家没有因此慌了手脚。杀人犯、爆破犯，都是经由警方得当的情资搜集、组织渗透，以及预备周详的起诉而伏法。他们最后之所以纷纷落网，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都被孤立，失去原本根据地的支持。当他们变得越孤立的时候，要说服人们提供关于他们活动的情报就越加容易，而他们就越发难以找到合作的对象以及安全的藏身处。而现在已过了十年，这些活动已不再出现，而我们的宪法仍旧安然无恙。

第三件案子是审判一宗企图大规模杀人的阴谋。被告是沃特·贝森（Wouter Basson）医师，被报纸称为“死神医师”。贝森医师是著名的心脏内科专家，在种族隔离期间的最后几年，他主持南非军队的细菌与化学战计划。在民主肇始后，他被控诈欺及阴谋杀人而受审。一审法官不采信对被告所有的诈欺指控，并且不受理对本案最严重的控诉，即被告在南非境内偷偷研发一种毒物，并在纳米比亚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outh 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大约两百名的成员施用，先将他们迷昏再用小飞机载去海上抛弃，让他们在汪洋中溺毙并葬身鲨鱼之腹。法官认为，依据南非法律，共谋在境外杀人，是无罪名可审理的。

此事在南非国内外都引起广大的关注，在国内尤其群情激愤。对我们来说，问题则很单纯，即本案有没有需要宪法法庭来审议的宪法争点。我另外写就一份不同意见书，强调此案对国际人道主义法这个古老原则的破坏事关重大，该原则已经在日内瓦公约之中明确规定，并被奉为国际法惯例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南非宪法所要求遵守的。我接着详细地交代那些严重违反战争法的重罪有何特质。不过在阐明这些要点后，我的判决意见转而强调，无论贝森医师被控犯下的罪刑是如何的严重，都不该使他应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受到一丝一毫的减损。我写道，他被控犯下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恰好凸显了公正审判的必要性。当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所危害的是法治与国际法的根本原则时，便正是法治的原则最需要被恪遵的时刻。如此一来，你不仅仅是让罪犯为自己的罪行负起责任而已。你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当事人所被控企图破坏的规范和原则。唯有借由援用法治的精神，而非违背它，你才能真正捍卫法治。

第四件案子涉及一群策划在非洲某处发动恐怖攻击的南非人。约莫六十名南非人，据称是一队正前往赤道几内亚意图策动血腥政变的佣兵团，他们的飞机在哈拉雷[7]降落以领取装备，而他们在那里被查获，遭逮捕监禁。他们的妻子、情人和双亲便急迫地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我们援引南非人权法案对此进行干涉，让他们免于在津巴布韦受到刑讯以及免于被移送到赤道几内亚遭到进一步的酷刑，并很可能在不公正的审判后被处决。本案为国内法律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带来许多复杂而新奇的问题。但我们可不能好整以暇地做详尽的研究—倘若人都已经被严刑拷打也被处死之后，我们才宣读我们思虑周详的判决，那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在法院的休会期间紧急开庭听取辩论。佣兵对过去非洲所发生的许多残酷暴行都难辞其咎；拿钱杀人的他们简直就是法治的敌人的化身。但当佣兵的家人静静地相依坐在法庭里头，恭敬地聆听那些建立在人权原理上的深奥辩论，尽管这些原理被他们的另一半或子女所蔑视，这幅景象也确实令人鼻酸。

我们的决定是，南非政府有义务认真地看待家属们的请求，并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在它认为合适的时机透过它认为合适的方法）尽可能地保证南非公民在海外（无论他们原先计划图谋什么）免于不公正的审判与刑讯。我们几位法官分别写就各自的判决意见，在若干部分彼此意见相左。但我们一致认为，若国际法所保障的人权受到重大侵害，则政府负有法律义务，在法院的督促下，穷尽一切外交上的可能方法来加以干涉。

在辩论的阶段里，我一度略嫌冒失地对家属们的诉讼代理人说道，人若冒险进到狮穴，那他在遇到狮子时便也没什么好惊诧的。媒体挑了这段话来报道，甚至还有借此发挥的漫画。和诉讼代理人的针锋相对是法律程序中艰巨的一环，但也是取得真相所不可或缺的。不过我们法官在最后需要对众人交代负责的，是我们的判决，而非我们在过程中问的问题。

要去分析法院判决到底对真实的历史事件有什么影响是不容易的。实质的影响很可能在于司法诉讼使得该事件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而在审判过程中被提出的证据与观点很可能比判决本身对公共生活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不管法庭上的交相攻防如何尖锐、冗长，这总是远胜过发射子弹。将我们这个时代的烫手难题交由司法机关来审理，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根据国际公认的公平与正义价值来进行，便是在我们与佣兵团与暴力（无论是替政府效力的还是反政府的）之间划下了一条泾渭分明、不可逾越的界线。它以务实的做法应对迫切的问题，同时协调三个国家的政府、法院和执法部门，彼此面对并审慎地思考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它也再次向南非的社会大众宣示，在我们这个宪政民主国家里，一切的国家权力都必须在宪法的规范下行使。它指出了这个与我们休戚与共的国家的核心价值，也说明了坚持原则和理性辩论的重要性。它证明我们业已摆脱威权主义，并迈向以法律以及法律保障下的说理与权利为尊的文化。

世界各国的法官们想必都会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重危机而头痛不已。作为一名法官，或就算只是一个平凡人，只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要对这些危机无动于衷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这个时代我以作为一名法官为傲，不仅仅因为我是南非这个拥有进步宪法的国家的法官，更因为我属于一个坚信基本人权与自由的跨国法律人社群的一分子。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关塔那摩湾监（Guantanamo Bay）监狱的问题展现出我认为是坚定且周到妥切的立场时，那便让全世界的律师都感到与有荣焉。同样令人振奋的时刻还有，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同侪对刑讯以及自由社会的本质表达出同样坚定且明智的立场。当考验来到时，若我们作为法官却未能透过判决宣扬我们国家所拥戴的核心价值，那便会是我们的失职。而当我看到许多遍布各地的法律同侪，尽管他们国家的宪法不如南非的完备，依旧致力于守护一个开放且民主社会的精神，认真严肃推动其实现，而非仅仅只是高谈阔论、哗众取宠，那么此时的我不仅因为身为一个法官而感到骄傲，更在艰巨的挑战当中看见蓬勃滋长的希望。我们将见证到林肯所说的，那股保护吾人心中“善良天使”[8]的智慧与道德力量。

[1] “民族之矛”主张以武装抗暴来推翻南非国民党政府及其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繁体版编注，后同）

[2] 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著名剧作家、作家、导演、歌手，善于讽刺中上阶层，以机智与夸饰闻名，当红于1960与1970年代。

[3] 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1888—1989），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留下九百多首由埃拉·费兹杰拉德（Ella Fitzgerald）等名歌手传唱的歌曲，其中包括《白色圣诞》（White Christmas）、《脸贴脸》（Cheek to Cheek）等脍炙人口的曲子。

[4] 南非官方语言之一，约有七百六十万的使用者。

[5] 将受虐者的脸部用毛巾蒙住并且洒水，让受虐者以为自己即将溺水而死，因窒息感而产生心理恐慌。

[6] 马普托（Maputo）是莫桑比克首都与最大城市，当地的蒙德拉内大学（Eduardo Mondlane University）是该国最大、最古老的大学，其名是为了纪念成立莫桑比克解放阵线（Mozambican Liberation Front）的人类学者爱德华多·蒙德拉内。

[7] 哈拉雷（Harare），津巴布韦首都，也是该国最大的城市。

[8] 典故出自林肯首任就职演说词：“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一定不要成仇敌。我们友情的纽带，或会因情绪激动而绷紧，但绝不可折断。那种不可思议的回忆之弦，从每个战场和爱国志士的坟墓，伸展到这片辽阔土地上每一颗充满活力的心房和家庭，它一经我们本性中的善良天使再度（而且一定会）拨动，终将重新奏出响亮的联邦之曲。”（数据源：美国数据中心网站：http://www.americancorner.org.tw/）

[判例一]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疗愈与和解的开始

许多在种族隔离时代犯下暴行的加害者纷纷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坦承他们的恶行，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保护他们免受被害者的控诉。然而，本案的关键在于，真和会这么做是否有违宪的嫌疑？南非的真和会在全世界都受到推崇，因为它树立了一个国家得以用非复仇的方式疗愈过去历史伤口的典范。然而，也有批评者认为，真和会让过去的加害者得以不必为罪行负责，这在道德上是无法接受的。如今，阿扎尼亚人民组织（The Azanian People’s Organization，简称AZAPO）与受害者家属联合起来，质疑授予真和会权力的法律违宪，该条文不仅能让施虐与暗杀的凶手免受刑事起诉，还保护他们免于民事责任。宪法法院否决了他们的挑战，因为临时宪法（Interim Constitution）的结语当中已明言表示应对那些人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换取他们提供有关过去的真相。以下的文章摘录自伊斯梅尔·马霍麦德的判决，他当时是宪法法院副院长，后来还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首席大法官。文中呈现出宪法起草者们责无旁贷需要面对的艰难选择。

马霍麦德副院长：

任何有良知的人若是知道曾犯下邪恶暴行的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在这片土地之上，因特赦保护而不受合法的追究，免于罪责，都会觉得如坐针毡。然而对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解。在那些惨绝人寰的暴行发生时，无论是当时的法律还是习惯文化都不易于我们的公开调查、定罪与矫治。当时的法律是允许对人的囚禁与侦查的，其习惯文化也如出一辙。在这段令人感到羞耻的时期，很多事情都被掩盖、粉饰，因此我们很难挖掘真相。许多人的至亲至爱忽然谜一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多生死未卜。其他有些人是自由被剥夺、人格遭践踏，名誉在水火不容的冲突当中因为彼此抹黑而遭严重的侮蔑。不管是善良的老百姓还是穷凶极恶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在集权主义与缺乏公开信息的文化当中，真相被隐匿在历史的微小隙缝当中。档案被封锁，证人不是无处可寻、已经死了，就是不能或不愿意出来作证。唯一还有迹可循的就是悲痛不已的幸存者对往生者的记忆，然而，在严格的法律检验之下，这些记忆往往无法转换成客观、可靠的证据。《真相与和解法》（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Act）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解决这个难题，它鼓励那些曾经被虐待、折磨、重伤、杀害的受害者家属或幸存者将他们的悲与痛向大众讲述，好让这个新国家的人民都知道他们曾经做错什么，而更重要的是用集体的力量帮助他们挖掘他们的亲人究竟怎么了？他们人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谁需要负责？真相，受苦受难的人亟需知道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那些犯下禽兽般暴行的人知道他们若是全盘揭露真相就不会接受处罚，才更有可能昭彰于世。这么做并不表示那些加害者本不应受罚，他们应该的。

若没有赦免的保障，就没有鼓励人们坦白从宽、交代案情的诱因，受害者殷切期盼的真相大概就会石沉大海。有了这个诱因，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新宪法能够良好运作所必需之条件。受害者家属将获得大力帮助以挖掘真相；加害者将有机会卸下纠缠他们多年的良心不安与罪恶感以重新做人；国家将得以开展治疗过去历史伤痛的漫长旅程，消弭愤怒、伤痛与结构性的积习以追求“和解与重建”，而这正是临时宪法之结语在历经艰难与痛苦的挣扎之后决定要保障之特赦的由来。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提供特赦，固然我们确保了对特定人士进行起诉的法律权利，但我们也无充分证据能保证诉讼会成功，而许多受害者家属将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挚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对真相的渴望将永远无法被满足，他们的恨与痛将跟随他们一辈子，而元凶也许能继续逍遥法外，但恐惧、罪恶感、彷徨无助，甚至惊恐不安，将永远纠缠着他们的良知，让他们无法成为这个新国度里一个活泼有力、健康成熟的公民。

该法所构思的特赦并非地毯式的、毫无区别的授予所有人，那将形同于一种强制性的法律失忆症。特赦的授予必须是为了能对促进民主政治有建设性的作用，只有当特赦委员会（Amnesty Committee）收到完整的事实揭露之后，才会授予特赦。或者是该罪行发生在上述历史时期之中，而且是在过去的对立冲突当中有政治目的的行为，才能被赦免。

制宪者的选择是为了让国会能够促进“社会的重建”，其过程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修复”。为了达到修复的目的，国家在思考各个冲突的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那些在过去非常时期中，基本人权受到侵害的受害者与家属的“被忽视的痛”。

根据立法者的判断，不提供特赦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提供特赦，根据我的看法，也没有违宪问题。

[判例二]

穆罕默德案—政府必须作为尊重人权的榜样

一个人被我国政府遣送到美国接受恐怖主义的控诉，但事先却没有获得美国政府保证，就算他罪刑定谳也不会被处死。这样的做法合乎我们的宪法吗？

判决是以宪法法院的名义完成的。

宪法法院：

穆罕默德用化名与假护照入境南非。他为了申请政治庇护，用假信息来证明他的资格，并在申请期间获得临时签证以暂时在南非停留。这些因素成了南非政府遣送他出境的原因。然而，故事还没完，真正的关键在于穆罕默德取得临时签证之后发生的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他是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的嫌疑犯，因此发出国际拘捕令，并与南非移民局在一场联合行动中逮到他。两天之后，在违反法令的情况下，南非当局将他送交给联邦调查局，好让他在美国接受大使馆爆炸案的审判。他一到美国就被与爆炸案相关的各种罪名起诉，而且法院告诉他，若是罪行确立他会被判死刑。南非当局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磋商将穆罕默德移交美国政府的时候，必定也知道他有被判死刑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嫌疑犯，马赫穆德·萨利姆（Mahmoud Mahmud Salim）也被怀疑涉嫌参与爆炸案，于是从德国被引渡至美国。德国已经废除死刑了，同时也是《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的签署国。德国政府于是与美国交涉，要求美国政府保证就算萨林被定罪也不会被判死刑。对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做法才合理。

既然我国矢志要以人权为重，我们就必须对人的性命与尊严予以加倍重视，国家在任何行为上也都须以此为念。但是，我国移民当局在将穆罕默德移交美国时，未能确保他不会被判处死刑，算是置穆罕默德的生命权于不顾。他该有的人性尊严被尊重、被保护的权利，以及他该有的不受残酷、非人道、羞辱式惩罚的权利，也都被忽略。

（宪法法院特别强调人权法案所要求于国家的积极义务，即“保护、促进，并实现人权法案所举出的权利”。接着继续指出：）南非政府与外国政府合作，将一个逃犯移往另一国，但这个逃犯既不是该国国民，而且除了将在该国接受可能被判死刑的审理之外与该国也无任何关系，这么做是与我国宪法的根本原则相悖的。政府未能克尽保障每一个南非人生命权的义务，也背弃了隐含在宪法中的承诺，即南非不会施以残酷、非人道、羞辱式的惩罚……

将穆罕默德交给美国政府代表来处理遣送至美国的事宜是违法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判决。南非是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因此仍在摸索如何最能实现宪法推崇的价值与理想。因此，国家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在奥姆史戴等人对美国（Olmstead et al.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把这个原则说得最好：“在法治国家中，若政府不能兢兢业业地遵守法律，政府的存续就要岌岌可危……政府是强大且无所不在的导师。无论是好是坏，它都是所有人的榜样……如果政府自己带头犯法，人民就会轻蔑法律；它告诉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制定法律；它将导致无政府状态。”这个警告来自一个遥远的时空环境，但实在是放诸四海皆准之至论。特别是对我国而言更是有切身的关系：在过去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将法律扭曲，而在今天，我们有可能为了打击犯罪而采取可议的手段。在面对想要摧毁政府的组织性暴力时，这个警告更需铭记于心。国家的非法行为不仅不能强化宪法秩序的正当性，反而会削弱它。在本案中，南非政府代表的两项作为有悖于宪法，其一是没有确保穆罕默德不会被判死刑就将他交出去；其二是在他没有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甚至被剥夺获得法律咨询权的状况下，利用他的同意。

[判例三]

贝森案—利用国家权力非法害人，是对人性莫大的戕害

前南非生物与化学作战计划主持人贝森被控共谋杀人的案子被法院撤销。这样的判决是否有合宪性争议是本文的核心。我的同事认为的确有争议，我也另外写了一份判决支持他们的观点，于是宪法法院有权审理该案。

萨克斯大法官：

南非从过去一个严重破坏国际人道法案的国家，转型为提供人权宪法保障的国家，这个过程有复杂的历史与法律背景。要厘清本案，首先需要了解这个背景。在其他案件中可能只是如何诠释法条或法院上诉之权力的技术性问题，但在面对战犯时，就上升到了宪法层次。

暗中利用国家权力来杀害、处决敌人，是对平等、人性尊严、自由等原则的莫大戕害，莫此为甚。因此，若是司法权的作为会直接阻碍国家为这样的行为负责，那自然属于宪法秩序的核心问题。而当涉及的罪恶已经不只是一般的国家犯罪，而是战犯，就更是宪法非关心不可的事了。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临时宪法要求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它的目的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搭一座桥，并企图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达到平衡。被告并没有诉诸真和会。于是我们也只好以一般的法律与条文解读来处理这个案子，并时时参照宪法的规范与精神。在本案中，我相信法院之撤销告诉，以及后续导致的最高上诉法院（Supreme Court of Appeal）拒绝接受上诉，都影响了宪法所期待的法律秩序，特别是在这种有战犯牵涉其中的案子里。它们直接触及我们民主宪政的核心价值。以上正是我们眼前的案子的关键问题，换句话说，上诉申请中的争议的确是宪法问题。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所言种种皆不表示因为事涉战犯，宪法保护被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就应该被打折扣。正因面对案情如此重大的指控，而维持法治的宪政精神又是本案所需捍卫的价值，审理与起诉工作的进行都应该严格、谨慎地尊重基本宪法权利保障。对战犯做出妥当的处置，与被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两者之间没有冲突。相反的，它们都源自共同的宪法与人道基础，也就是坚持法治与捍卫人性尊严、平等与自由等原则的需求。

[判例四]

关达案—我们的立国精神就是基本人权

本案的争议在于南非政府有没有法律义务提供保护给予在津巴布韦被捕，以及可能在赤道几内亚被刑讯、处决的南非佣兵。有些大法官坚决认为政府有此义务，我也在协同意见书中撰文支持。我指出，南非宪法已经明订国家安全的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为实践和平共处，禁止南非公民参与任何未经宪法或立法同意的武装冲突，不论是国内的或国外的”。

萨克斯大法官：

阴谋透过武装政变推翻政府的佣兵严重地违反以上原则。政府有绝对的责任予以制裁，尤其是当这些佣兵滋生于南非的土壤时。

另一方面，南非宪法第一九九条是这么说的：“国家安全单位的行动，以及对其成员的训练与要求，都应该遵守宪法与法律，包括对共和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惯例以及国际公约。”此条文强调的是，即使国家遭逢了极严峻的威胁，都不能因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采取卑劣的手段……

宪法的价值与国际法推崇的人权原则是相辅相成、唇齿相依的。南非当初得以终结种族隔离政策，国际社会与团体的帮助以及他们信奉的基本人权价值厥功甚伟。今天如果我们反过来认为，针对那些帮助这个国家诞生的根本价值，我国政府可以选择要不要遵守但没有必定得遵守的义务，并根据此前提来解读我们的宪法，那是十分荒唐的。

根据我的看法，南非政府有明确且不容推托的责任去帮助海外的南非人，无论被控的罪行如何重大，都不受刑讯、不公平审判以及死刑的对待。另一方面，至于如何才能提供最妥切的外交援助，政府应该享有充分的选择空间。

我们后来从媒体上得知，在津巴布韦的那些申诉人每人都被判大约一年有期徒刑，只有首谋被判七年；而在赤道几内亚的申诉人则几乎都被确立阴谋推翻政府的罪名，且尽管检察官要求判死刑，他们都只被判徒刑，最长的达三十四年。

第二章 我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

法律相当倚赖神秘。正义的本质本身蕴藏着崇高的道德与历史面向。法治、基本权利、司法独立等观念具有崇高、神圣的地位，并吸引人们前仆后继地追随它。

“我写过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这是几年前我在多伦多大学演讲的开场白，这话惊醒了许多打瞌睡的听众。我想告诉听众的是，法官在做判决时并不是不带一丝感情地把法律条文按照逻辑顺序理性地堆砌在一起就好。现在，也许我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句话的重点：“我写过的每则判决都透露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谎言。”

身为宪法法院的新成员，每当第一眼看到我所写的判决印制完成时，我心里总是微笑者。判决以一种条理井然、概念清晰、层次分明的叙述方式交代事情。一开始会先说本案争点，接着是该案过去的诉讼过程及特别需要本院解决的事项。接着，它会列出相关的法律原则，将这些原则套用在本案事实之上，最后得出合适的结论。这是一个单纯按表操课的过程，像钟表运行时的滴答声一样，“滴”总是在“答”之前出现。然而实际上，“答”经常比“滴”早出现。事实上，在写作判决词时，我最后落笔的一句话经常变成是判决的开头，用来勾勒出本案的重点所在。

我的判决事实上都是从残缺甚至是混乱的心灵状态开始，这和最终呈现的判决中清晰明了的表达方式可说是大异其趣。判决中的形式逻辑其实都无可避免地掺杂了大量灵光乍现的直觉判断，以及自由奔放、飘移不定的感性元素。有许多次我对判决中那种完全平静，甚至是平淡、冷漠的文字几乎感到愤怒，因为它未能呈现判决过程中出现的热情与激烈的论辩。

我从自身经验学到，法律文书的撰写绝非易事，其主要工作也不是把纯粹的、理性的法律观念与前进的思想结合，然后就能自动抵达完美的逻辑终点。虽然内在的理性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全部。判决书的撰拟就像是一趟旅程，始于最具尝试性的大胆想法，经过彻底的怀疑和论辩，最终排除所有的可能错误，获致经得起考验的结论。那些偏颇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尝试则被隐藏了。我曾经对于撰写判决的费心和艰困，感到惊讶不已。

上述的说法并非从法理辩论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毋宁是以参与者或观察者的角色，针对我曾经实际经历的过程，提出一些想法。我与个案的第一次接触都是透过阅读当事人提交给宪法法院的诉状。通常我心中对于案件走向会浮现一些直觉反应和暂时的想法。我的助理会准备便条纸，然后我们天马行空的讨论。在那个阶段，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列出相关的法律问题。接着，在言词辩论的前一晚，我重读诉讼文件，记下我要问律师的问题。开庭时，每当提到某个问题，各种想法和可能的解决方式开始如潮水般涌出，但我会尽力遏制自己不轻易妄下定论。在这个阶段，我还不会要求自己运用特定严格的形式推理程序来思考。我们宪法法院的特色之一就是避免我们被同事的观点过度影响，所以我们在开庭之前并不讨论案情。因此我往往会在言词辩论时，惊艳于其他大法官对诉讼代理人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怎么会有这么多我不曾想过的分析角度？而且，经常可见的情形是，套句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话：我已有的困惑都变得更加混淆。

关于我对法律争点的初步想法通常是“想当然耳”的直觉反应，而非严谨的理性分析，读者并不需要大惊小怪。当一个人会被任命为像南非宪法法院大法官这样的职位时，其直觉已不会是盲目、不专业，或是极为主观的偏见。大法官也不能只是书呆子，或像我过去一样的政治运动参与者，或蹲过监牢，或曾被流放，或是炸弹攻击的受害者。这些生活经历固然在我的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丰富了我对人世的看法，但只要牵涉到我的法律思维，这些生活经历便会被过滤、转换成一套与时俱进的法律原则，而这是我和其他与我有着完全不同人生历程的人所能共同分享的。

“我写过的每则判决都透露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谎言。”这句话不表示我们应该原谅任何公共生活中的谎言。正如同古希腊人所说“自然界里不容真空”，一个宪政国家也必然拒绝谎言，毫无例外。公开与清白并不只是个人美德，也是同一政体下公民与政府互信的根本基础。所有机关当中最不能说谎、不能造假的，就是司法机构。对于那些轻视司法程序，认为它不过是用虚伪的客观来包装空洞的主观的人，我有一句忠告：人们永远可以怀疑法律的矫揉造作，但绝对不可以对法律可能创造的结果失去信心。

在这里，我只能就我撰写判决的经验来谈。很有可能我的同事们一坐下来就能毫无滞碍地运用理性的论辩法则，像判决所呈现的顺序一样，逐步导出结论。不过，我对此存疑。按照设计原理，宪法法院只处理棘手的争议案件。基本上我们是上诉法院，自己决定是否受理案件，通常会剔除根本不可能胜诉的案件。我们受理各种合理期待下有可能胜诉的上诉案件，他们或许有理由、或许无理由。但他们绝非根本不可能胜诉的案件。就定义而言，我们审理的案件并没有直截了当的答案，大法官们凭良心讲可以选择不同的论理构成来下判决。我们常觉得内心很纠结，我的一位同事很喜欢形容他在做成决定前都像是被“凌迟”一样。说实在的，的确很难想象艰困案件可以简简单单就写出来。

而且，我们也不是一个自满的宪法法院。我们有十一位大法官，进行合议至少必须有八位在场。我们始终都在激荡新的想法，新的解释取径。集体的讨论就像一个大锅炉，在激辩中把我们个人不合宜的主观意见蒸散掉了。每次听到同事们的卓越见解，总是会令我心悦神怡。我们很清楚，我们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者是作为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法律这一行的传承者，另一者则是在一个既渴望变革也亟需可预测性的国家里，传递崭新宪法思想的推动者。我们每周围着会议桌开会一次、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我们随意就坐，接着就开始用一种激烈、有话直说的态度，进行高度专业、审慎的探讨，除了法律人（以及一些教会神职人员）之外，没有人这样的。当我们不断尝试不同的观点时，你几乎可以听到我们大脑运转的声音。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寄给同事态度客气但思考锋利的电子邮件。在如此严格的思想交流过程中，我们一开始所抱持的各种主观偏好都将尽可能地包装在专业的法律论述底下。

“我写过的每则判决都透露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谎言。”这句话也不该被解释为我所有的陈述都是不可信的（如此一来我就使自己陷入一个逻辑矛盾，因为这句话本身要求你不要相信它）[1]。这句话的意思仅仅是说，我所撰写的判决在判决汇编或网络上所显现的外观，和真实的思考形成过程之间有巨大的落差。前者只是表象，而后者是一个繁复的规划、创造、解释与形式化的过程。所以，“判决的书写过程就像它所呈现出来的外观一样”，此一预设是错的。所有的彷徨困惑、有时甚至是在某些关键点上的大翻盘，都是在判决书的最终版本中看不到的。所有过程中的交相攻防、反复波折都被抹煞掉了。最后缜密周延的结论是从复杂的过程得来的，但后者却全部被排除在外。简言之，最终的判决形式背叛了其诞生的过程。

结果是一些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解开了这长久以来让我困惑不已的矛盾。多伦多大学安排个别教授每晚邀请访问学者到不同的餐厅用餐，我原本以为这是贴心的安排，让访问学者不必孤单的在旅馆用餐，后来才发现天下真的没有白吃的晚餐：校方安排的晚餐实际上就是研讨会！而且我还发现，当我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我写的每个判决都是谎言时，政治学教授们的反应一点也不惊慌。“哦，”他们响应，“我们早就知道……这是‘发现的逻辑’（logic of discovery）与‘证立的逻辑’（logic of justification）之间的差异。”照他们的解释，任何科学家都熟知这种差异，好像律师不知道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不论是自然科学或政治学，人们早就知道“发现”是一个特定过程，有着自身的逻辑、自身蕴含的前提，以及因其本质而出现的惊奇。另一方面，“证立”的逻辑，则是基于可受检证的证据以及逻辑推理所导出可重制的结果。证立的结论必须是经由同一方法也可导出的结论。“证立”建立在已经受肯定的确定原理原则之上，而“发现”却是要从确定的事物当中提出不确定的新事物。

在比较成熟的最高法院，法理争议通常不会任意透过新原则的创建来解决，而是根据该法院的判决先例来进行扩张或限缩解释。只有在罕见的状况，才会创造新的原则，带动重大的司法见解进展。然而，以我国而言，宪法法院是新的，宪法也是新的，抑有进者，社会期待我们的宪法法院多去参考各国宪法原理，因此，我们的特色就是不断发展各种创新的原则。我们的主要挑战是为“带来变革的宪法理论”（transformativ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奠下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这种新设的宪法法院和成熟的最高法院，譬如说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特别重视各国法院法律推理演进的共通历程。

了解到发现和证立的不同路径之后，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我撰拟判决书的过程如此不安。然而，我在发现（直觉）和证立（逻辑）之间并没有太多选择。证立的含义是，使用特定的、被接受的原则、法规、标准来获致与前述原则、法规、标准一致的结论。一个不能被证立的发现就是不能成立。的确，证立的基础是责任，以及建立在逻辑的绝对性上的原理。因此，一个人不能在直觉—那种基于你的个人生命经验的强烈冲动—和严格的形式化推理之间有太多的选择。

为了严格遵守应有的推理程序，我常常不得不放弃一些最强烈的直觉，放弃我身为法律人具有的敏锐。因此，在关于以刑法禁止卖春和妓院经营是否违反宪法保障自由和隐私权利的问题上，我曾坚定地认为国家有权利规范以性换取酬劳的交易行为，而非将其入罪化。我强烈地相信，企图使用刑法来禁止卖春不只是没有效率，根本就是伪善。正如同肯特里奇爵士[2]这位驰名于约翰内斯堡与伦敦的律师曾经告诉我的，他现在所居住的麦达维尔街在清教徒气氛浓厚的19世纪时以声色场所闻名，英国国会议员会在下班后搭着他们的马车前来寻欢。然而，宪法要求我们在解释人权法案条文时，必须提倡以人性尊严、平等、自由为本的开放民主社会的价值。于是我不得不做大量的研究，了解其他开放民主社会如何以法律处理卖春问题。让我气馁的是，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哪一种处理方式，只有极少数的民主社会采用我最初直觉以为是正确的方式。我被迫重新思考，并接受一个我原本以为最离谱的答案。我所能做的便是指出当国会议员考虑此问题时，可以考虑的方向之一是将卖春除罪化。虽然这观念看似难懂，但唯有除罪化既不至于在法律上承认性交易，也不会以刑法将其入罪，且能够正确地反映社会上存在的分歧意见，并减少执法上的问题。我这个浅陋的法学研究结果都写在乔丹案判决摘录文中。

正是发现与证立之间不同秩序的交互作用，迫使我们这些坐在法官席上的人必须战战兢兢、小心以对（当然也是一种刺激的脑力激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殚精竭虑地想方设法，不断变化角度、观点，在发现的逻辑与证立的逻辑之间来回转换。“答”和“滴”两者总不按顺序出现，直到我们有天终于化解了前后的不一致，让原本混乱跳跃的“答滴”、“滴滴滴”、“答答”又恢复成“滴答”、“滴答”、“滴答”。钟表的指针一步接着一步稳稳当当地从六点走到十二点，它的机械设计强迫它永远依循固定的逻辑，然而，我们人类依据脑中奇思幻想与即兴节奏来撰拟判决书。

正是上述古怪的思考与写作习惯，解释了为什么我的判决中最后写的一句话通常恰恰是第一句话：“本案的症结在于……”我都是在把冗长的判决看完之后，才写下这句破题的话，唯有在那一刻我才能够概括全案，并找出串联首尾的关键因素。事实上，我有时会在案子进行到后期才发现，原来关键的因素还被埋没在蜿蜒曲折的幽径之下，呼喊着我的注意。这几乎就像是雕刻家可能会有的感觉，你追求的东西就埋藏在大理石或木材里。而且，也只有在发掘出贯穿首尾的内在逻辑并强化整体的陈述之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写出判决的开场白。此外，我必须说明，我最后所确认的重大基本争点，也就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常常和我在初稿里所认定的问题差异很大。

了解到发现的逻辑和证立的逻辑的不同，大大有助于我弄清楚自己撰写判决书的迂回历程。然而，除了要在发现与证立两者之间取得调和之外，我感觉到还有一件事对我的工作也相当重要。我必须加入第三个要素：“说服的逻辑”（logic of persuasion）。

说服建立在证立的基础之上。如果在推理的过程中有遗漏或跳跃，判决就会明显地有瑕疵而无法说服任何人。但是，说服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性说明。若不是“修辞法”（rhetoric）一词在英文里有负面的意涵，我愿意将说服视为利用修辞法帮判决加分的结果。修辞法是一种使人信服，并将个案中的特殊议题与更普遍的生活经验联结起来的论说方式。特别是它触及了法律经年累月所创造的强大神秘特质。法律并不仅止于理性。人类认知法律意象的核心关键反倒是神秘感。虽然诸如法治与司法独立等概念确实是由技术性的法律规则所建构起来的，但它们不能被当做只是这些规则的加总而已。它们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共鸣和诉求。从而，修辞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将本杰明·卡多索[3]所说的粗糙原始的个案事实与千百年来熠熠生辉的法律真理给联结起来。

有些法官具有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能力，他们可以用三言两语强而有力地总结他们的思想，丝毫不用迟疑。但大多数法官不是这样。也许这种斯巴达式的作风根本也不是我们想追求的。我们觉得有必要去拓展更多面向的观点，去更深入地掌握脉络，去审视我们的想法会对当事者造成哪些冲击，并且以能够启迪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与想象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而且我们知道真正能打动人的往往是一个画面、一个能与群众有所联结的例子，或是一个衍生出来的弦外之音。简言之，能说服人的是法律修辞，仅靠作为其基础的形式化逻辑是不够的。

最后，我想在判决写作的复杂过程中加入第四个元素，我将其称之为“妆点增色”（preening）。妆点增色是指法官在判决中的论证添加一些带有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有点展现个性的意味。如果你喜欢这种做法的话，你会称之为“画龙点睛”，如果你不喜欢，那它就是“膨风”。当我阅读其他案件的判决书时，有些掷地有声的论点让我发出共鸣，使我深以身为法律人为荣，并更加热爱司法工作。如同我说过的，法律相当倚赖神秘。正义的本质本身蕴藏着崇高的道德与历史面向。法治、基本权利、司法独立等观念具有崇高、神圣的地位，并吸引人们前仆后继地追随它们。如果妥善使用，这些原则可以为法律思维提供一个框架、一种尊严、一种风格，以及相关的历史脉络。我再重申一次，我认为只要节制得当，一点点擦脂抹粉，或是说得好听一点是法官们荣誉感的恰到好处的展现，并不与法官的职责相左。

不过，那种为了制造新闻标题式的耸动语言确是该被谴责的。“司法民粹主义”（judicial populism）的确相当诱人，但它通常只有浅薄的司法口号，欠缺真凭实据的法理内容。在我们国家，法官不是透过选举产生，而且，在我个人看来，法官也不应该追求个人名声。然而，我认为，法官使用比较铿锵有力的语言或震撼人心的比喻以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没有什么不对，尽管有人认为判决不需要这样也可以成立，甚至还更有说服力。事实上，很少有其他公共领域的活动比司法判决更能影响人们的生活，其中又更少见有比司法更能控制政府的重要公共活动，而政府还是付薪水给法官的机关。因此，我们不应该认为社会大众把我们看成是隐姓埋名的法条适用机器人是一件好事。我们应对自己的判决负责，勇于用自己的语言说话。

那么，以上所有的反刍能为下一份印着“萨克斯大法官意见”的判决书提供什么意义呢？无论下个案子能传达多么令人兴奋的法学思想，其诞生却绝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越是优雅简洁、越是具有说服力而容易理解，就表示它经历过越多令人心力交瘁的苦劳。而当我们在法庭上进行越多的讨论，我潜意识里因为个人生活经历所致的偏见就越会被我同事的观点所调整中和。在上诉法院的合议庭工作并不必然剔除或冲淡每个法官的主观经验，但它确实能提供多元的个人观点。我不只是认真聆听同事们的逻辑推理，更尝试着去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进而对我最初的草稿进行重大修改。然而，最终公布版本的判决书都不会呈现这些内容。最终公布的判决排除了大量的增修删节过程，而加入了许多同事提供的意见。而且判决书上既不会具体写出哪个部分是为了响应同事的某项批判，也不会标明哪些段落是抄自某张便条纸上潦草记下的灵光一闪。

简单、清楚、具有说服力，这是包括我在内所有法律人的梦想。但据我有限的所知，这样的判决会误导读者对其起源的认识。但矛盾之处就在于，为了写出这个有误导之嫌的判决，我得投注所有的心力，对其推理逻辑琢磨再琢磨，推敲再推敲，验证再验证，并反复思考我的同事提出的正反两面意见。然而，结果竟是每当我投注的心力越多、越成功，这份判决就越虚伪。答滴。

后记：如果有任何人认为本章也是带有自相矛盾的谎言，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1]如果“我写过的每个判决都是自相矛盾的谎言”是真的，那么这句话本身也是个谎话，换言之，作者有些判决是说真话，这样又推翻了原本的话，因此陷入逻辑上的前后矛盾。

[2]肯特里奇爵士（Sir Sydney Kentridge），南非出生的英国著名维权律师，曾代表曼德拉等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异议分子打官司。

[3] 本杰明·卡多索（Benjamin Cardozo，1870—1938），曾任纽约上诉法庭法官，1932—1938年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判例]

乔丹案—禁止性交易背后的性别歧视

本案涉及将性交易入罪的法律是否合宪的问题。宪法法院投票结果是六比五，我们甚至无法在“卖春”（prostitution）或“性工作”（sex-work）的名称上取得共识。然而，我们的主要争议点并不是遣词用字甚或是采纳什么政策—我认为，就算不是全部的大法官也有大多数的大法官赞成以规范来代替刑罚。我们主要的歧异在于，此问题应该是一个交由立法机构由多数选票决定的政策问题，还是一个应该由法院来决定的基本宪法权利保障的问题。由我和凯特·欧瑞冈（Kate O’Regan）大法官所撰拟的少数意见偏向后者。产生分歧的关键也是导致女性主义者分裂的原因：有些女性主义者主张，卖春是对女性最严重、最屈辱的压迫，因此法律一定必须予以谴责。但另一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压迫女性的其实是法律，因为正是禁止卖春的法律害女性容易受到暴力、犯罪，与疾病的威胁。在我看来，我们只有一个差强人意的共识，即开放与民主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即便如此，我们认为，该法将女性而非男性视为潜在被告乃是对女性的歧视。

欧瑞冈与萨克斯大法官：

宪法法院无法决定，究竟性交易入罪化是可以减少暴力犯罪的有效措施，还是入罪化本身创造了一个容易让暴力孳生的环境。在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中，究竟何者是因、何者是果无疑是难以厘清的。同样的问题正在全球上演，等待人们的决断。此外，这是一个归属于立法选择的问题，所有开放民主社会中的立法机构都具有正当性去决定适合他们社会的最佳选择，也可以合理地和其他社会区别。

在检讨何种程度的隐私需受到保护的比例性原则同时，宪法法院必须依循开放民主社会的标准。开放民主社会对于性交易有着南辕北辙的不同反应，是以在这种社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开放：开放性交易但不开放经营场所、两者都开放、两者都禁止、设置性交易专区、开放场所经营并收取税金等。此议题通常被视为由立法机构处理的政策问题，而不是法院决定的宪法问题。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国家的法院曾宣告禁止性交易的法律违宪。此议题似乎被当做是应由立法机构来选择，而非由司法机构来裁决。它的本质盘根错节，诸如个体自主性、性别、商业、社会文化、执法等因素都应该被考虑到。种种不同的因应措施与调整都是可能的，社会大众意见分歧，女性主义者也因此分裂。简言之，这是典型的该交由须对选民负责的立法机关来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结论是，虽然几乎所有的开放民主社会都谴责性交易，但其对性交易的规范方式却大不相同，此议题适合留给各国以民主方式选出的国会机关进行考虑。“性别委员会”（Gender Commission）、“性工作者教育及维权小组”（Sex Worker Education and Advocacy Taskforce，简称SWEAT）、“生育健康与研究小组”（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esearch Unit）等团体的声音有助于导正大众和国会成员的注意，最终达成男女平等的宪法目标。

欧瑞冈大法官和我继续陈述我们与多数人在“该法是否不当地造成性别歧视”一节上的不同意见。我们的看法是，该法对于付钱的男性嫖客和收费的女性性工作者之间适用双重标准，因此的确构成性别歧视。我们明白，该法表面上呈现出性别中立的外貌，而且理论上嫖客可以被当做共犯起诉。尽管如此，我们的意见如下：

法律直接课以刑责的对象是娼妓，这意味着法律惩戒与矫正的直接目标是卖春行为。在整件案子中假涉有嫖客的话，其刑责也只是因为娼妓卖春的行为在先而来。后者才是主犯，前者只是间接的。主要的罪行和耻辱均烙印在性行为的收费者而非付费者身上。

这是个长年累积下来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妓女是被社会所抛弃的，男性嫖客的行为则是被社会接受的或视而不见的。“她”是可见的、可被谴责的，“她”的存在因“她”的行为蒙羞。“他”则是隐形的，只是“她”的罪行的一部分，而非主动犯法的人。性交后“他”仍可以衣冠楚楚地做人。对于性，我们社会普遍有着双重标准，“他”常被视为受到诱惑而情不自禁，或是这就是男人自然会做的事。因此，召妓的男人在我们社会上不常被认为是道德上有污点的，但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则是千夫所指。

以上观点背后的推论逻辑是，性交易问题的主要成因不是因为男人有性需求，而是女人响应了男人的性需求：她是堕落的，但他往好处讲则是富含男子气概，往坏处则顶多是太过脆弱。因此，这种差别对待潜在地贬低了女性的尊严与人格。

在本案中明显存在对于男女两性的差别待遇，亦即，在对两性情欲的解读上，它采取并强化了一种双重标准。这种差别待遇造成的结果并非偶然，正如国家不起诉男性顾客并不令人意外。两者均起源于我们司法制度的同一疏失：对同一行为的男女行为者有双重标准。

第三章 他的名字叫亨利：真相、和解与正义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而我几乎瘫倒在身旁朋友的怀里。后来我在一头雾水的宴会主人那听到，亨利突然离开宴会，回家后足足哭了两个星期。

邂 逅

接待处通知我有位自称“亨利”的男士求见，于是我从法官办公室起身，带着些许的期望走向安检处。亨利几天前曾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即将前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造成我失去右手的汽车爆炸案作证。自然的，我很想见见这位出于勇气、傻劲，或单纯只是好奇而想见我的人。

我开门让这位身形修长的年轻人进来，他自称亨利，并告诉我他的姓氏。我想，他曾经是南非国防军的上尉军官吧？当他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时，脚步虽称不上是昂首阔步，但仍保持着军人的仪态。而我则以我认为法官该有的轻快步伐走在他身边。

我们坐下并开始对话。我确定我们彼此都对对方感到困惑。他简单地解释他在汽车爆炸案中的工作，他只是照相，并将档案交给实际执行行动的同僚。他说他在该爆炸案之前就退出行动小组，所以他无法对发生的事情直接作证。但他了解行动小组和其运作方式，他将前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诉说他的故事并寻求赦免。

我并不确定他为何要到这边来讲他的事给我听，我也想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在此刻之前我从没见过他，他是谁？为什么一个不认识我、与我无冤无仇，甚至对他而言我只是个反抗运动名义上领袖的人，他却要置我于死地？当时他在想什么？他的职务是什么？而他又是如何成为“另一边”（“敌人”、“种族隔离体制”）的一员的？我们双方彼此不认识的“另一边”。

我试着从他身上挖出更多内幕、更多他的背景。他说他家世清白，双亲都是正直善良的人，从小就教育他要有强烈的荣誉感，母亲尤其重视这点。他在大学中表现优异，毕业后决定以军旅作为其职业生涯。当他说到自己晋升快速时带着一丝骄傲，他是个卓越的战士，也因此被吸收为特种勤务人员。

我并不想抢先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之前侦讯他，我只希望他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他看过我的档案。他必然知道我曾经被放逐于南非的邻国莫桑比克，协助重建该国司法制度。档案中应该也提到虽然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特别是所属宪法委员会（Constitutional Committee）的活跃分子，但我从来没有参与地下活动、军事行动或情报工作。然而他们却找上我，决定消灭我，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我是个知识分子，因为我反对他们提出的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让南非的黑人和白人平等共处的主张吗？每个知识分子都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受到重视，但不是这种“重视”……

我们谈了大约两小时。他几乎是以一种嫉妒的眼神望着我。他坐在我悬挂着美丽画作的办公室中，我是这个国家位阶最高的宪法法院的大法官，而他却是个有着不堪的过去和绝望的未来的退伍军人，他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比起获得金质奖章的退伍将军们，他得到的只是一点金钱。他曾经愿意为这个国家、为了种族隔离政策付出他的心血、智慧，甚至是生命，但如今他不值一文。他也因此受过伤，他曾经被子弹打中腿，至今走路仍有点跛。他看来有些烦躁，我是法官，而他连工作都没有。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对望着聊下去。

我起身说：“亨利……（我心中一度浮现一个没有风度的念头，我有冲动对他说—我不能跟你握手，你可以看到我曾经用来表达欢迎的手现在变成怎样了）……通常有人来拜访我，道别时我会和他们握手，但我没办法和你握手。我现在没办法。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告诉他们这一切吧，帮助这个国家，为南非做点事，那也许我们还会再次相见。”当他离开走到安检处时，那英挺的军人仪态不见了，相反的，他看来惶惶不安。我目送他出门，向他道别，直到他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全球各地共成立了三十个左右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但没有一个像南非的如此具有震撼力。这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真和会不像南非的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并受到如此多的国际关注。为什么它这么特别呢？

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真和会的成立并不是一群聪明人围坐讨论说，为了处理过去的不公不义，我们必须设立真和会。南非的真和会不是这样的产物，相反的，真和会是因为南非社会内部强烈的、特殊的需求而产生的。

这一切起源于1993年8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的一场交锋激烈、炮火猛烈的会议，那是南非首次民主选举前的八个月。那场会议讨论我们该如何响应在解放运动时期，非国大干部在安哥拉营区所犯下违反人权罪行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来自非国大自己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说非国大安全人员曾抓到几名当时南非政府派到普里托利亚刺杀非国大高层并制造混乱的人。别忘了那是1980年代，警卫和安全人员大量地使用野蛮的手段进行侦讯。

我曾经在前面提到，组织本身对此事进行调查，也撤换了整组安全人员，并在1985年建立了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该行为准则实际上便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可能是世界上所有解放运动中唯一的一部行为准则，法院、检察机关、被告辩护律师等都应有尽有，还有罪刑法定、检察官起诉、证据优先并受检验，甚至有上诉制度。大体上来说，违反人权的罪行虽不是彻底绝迹，但已经大大减少了。现在是1993年，从那之后又过了十年，虽然武装抗争时期已经结束了。然而，曾经发生过的违反人权行为不该被假装未曾发生。非国大自身会如何看待成员在武装抗争时期的所作所为呢？这份调查报告特别强调：“有人必须为此负责。”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八十名委员讨论该如何处理这事。

有些委员大声呼吁：“我们设立了调查委员会，也收到了这份报告，我们要继续处理这件事。”另一批人则义正词严地反驳：“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们当时在安哥拉的丛林中艰苦地为自由奋斗，敌人又持续对我们做无情的攻击。我们仅有没受过训练的年轻侦讯人员，他们尽其所能的保护领导阶层。我们现在怎能反过来惩罚他们呢？”

另一方再度回应：“我们从事自由运动，为正义而奋斗。如果正义不从我们自身开始，如果我们不捍卫这些价值，如果我们使用和敌人相同的手段，那我们并不比敌人更好，我们和他们没有差别。人们愿意支持我们、为我们受苦，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目标—一个人不能既为捍卫生命而奋斗，同时却又是生命的敌人。”就在此时，现任部长的帕洛·乔丹（Pallo Jordan）起身，用他那慷慨激昂又高亢的语调说：“同志们，我今天学到了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有过去政权的刑讯，也有我们非国大的刑讯。过去政权的刑讯是不好的，而非国大的刑讯是好的。谢谢你们的启发！”语毕他就坐下了。

整个会议室因此事分为两派，这攸关重大的道德判断，也不是可以举手表决的议题。最后，有人起身问了个简单的问题：“我的母亲会怎么说？”“我的母亲”这词代表的是一位平凡、正直、劳动阶级的非洲妇女，她并不世故但有着良善的内心，并对人和世界以诚相待，一位在艰困的生活中自然淬炼出荣誉与正直的美德的人。他先自己回答：“我的母亲会说非国大八成是疯了。我们在此反省检讨我们自身的脆弱和过错，并将我们自身赤裸裸地摊开在世人面前。这也许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另一边已经杀害、虐待、折磨我们的人民几十年甚至几世纪的恶棍却不受处罚，没有人去检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是如此倔强的自省，我们对自身道德纯净性的爱惜近乎洁癖，以至于不去思索另一边的人对我们造成的伤痛，这些人完全没有受到惩罚就离开，也不必负任何责任。当我们对数百万平民的伤痛视若无睹时，我们所主张的又是什么样的自由运动？公平何在？正义何在？”

卡迪尔·阿斯马勒（Kader Asmal）教授起身说道：“唯一的答案就是南非需要真和会。唯有真和会能通盘审视双方所有违反人权的行为。人权就是人权，不论什么人都该享有人权。所有刑讯或其他违反人权的行为都必须由公正无私的委员会进行调查，而不是由某一政治运动力量自行处理了事。这必须是国家层级的，要用国家的资源、以国家的角度来处理。”

他说得对极了。当下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如果非国大赢得选举，且当时情势也的确乐观，选后将会成立一个真和会来调查种族隔离政策最后几年的违反人权罪行，无论该罪行是在何处发生的。

真和会成立的第二个重要因素也是南非经验。当时双方签署了一部新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宪法草案。我们以为大功告成了。我们制宪过程分为两阶段，我们大量参考印度经验，这其中包括选出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Assembly），由制宪大会来起草出最终宪法版本。我们为制宪会议订了三十四条规约，当时我们心想，只剩下选举还没举行了。我当时到伦敦去向一个多年来支持我们的天主教公民团体说明南非新宪法的架构。随着谈判的顺利进展，我们所受到的待遇也随之升级，最后住到了机场的假日饭店。但现在我回到靠近国王十字区的普通旅社，与外界无甚接触。有天当我正要就寝时，招待我的团体派来一个信差，他带着歉意地敲我的门，并给我一份紧急电报。那是非国大总部发的，电报中说有个紧急事件需要处理。显然南非的国安警察曾获戴克拉克总统保证赦免，所以他们忠实地保护协商过程的进行，也确保选举不受意图破坏政权转换过程的炸弹攻击，未来他们也将捍卫新的政府和宪法。但是，如果之后他们因为支持前政府的行为而面临牢狱之灾，这样的工作内容要求就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他们并不是在以政变相要挟，但若没有赦免的保证，他们就要集体请辞。

这真是给非国大领导阶层丢了个大难题，毕竟赦免是戴克拉克总统而非非国大所承诺的。同时，非国大领导阶层们也了解到国安警察已忠诚地确保协商过程不受多股右翼势力的攻击。在另一方面，非国大本身的安全人员因为对潜在攻击者的认识不足，显然难以确保选举过程的和平。我们这一世代的人都梦想过在新的宪法秩序下，能实现人人平等、摆脱过去罪行的“一人一票”选举。但若是选举过程被严重破坏了，不只梦想无法实现，种族间的暴力也将持续下去。国安警察没有威胁以武力破坏选举，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确保民主进程的努力能获得肯定。然而与此同时，仅仅因为他们支持宪政进程而给予他们全体赦免却违背了责任政治原则。当时我房里没有便条纸，因此我将我的答案写在电报背面。何不将赦免和真和会联结起来呢？我是这么建议的。我们不能承诺全体赦免，但每一个挺身而出并坦白他或她做过什么事的人，都可以接受到个人的免责。

这个建议被接纳了，也因此真和会和赦免便以个人为基础联结了起来。这就是后来极为成功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的原因。侵害人权的加害者、滥刑者、杀手等都有了将其过去所作所为坦承公之于世的诱因。相对的，南非国人将能得到真相。这不是别有所图的哗众取宠的公开审判，也不是利诱或威逼。不是那些过去执政者施加的诸如单独拘禁、倒立罚站、电击折磨等摧毁受害者心理的威胁手段。这是以保证赦免为奖励的自愿性告罪忏悔。

欲使委员会运作顺利有三项要素。第一，真和会必须在宪法位阶上有着明确的法律架构。宪法给予这些在过去政治冲突期间犯下罪行的人赦免的权利，但该权利必须由新国会订定的法条详细规范之。国会后来规定究竟如何赦免应由真和会根据不同个案来决定。

第二，虽然设立真和会的动力主要来自新政府，但实施细节不能由行政部门单方认定。不论有多么的不完整或不情愿，某些共识是必要的。光是立法工作就花了一年。那是艰苦的一年，为了纳入所有利害相关者和公民团体，我们举行了无数的协商和辩论，以确保这是公平、可靠的最佳机制。公民团体的角色变得特别重要。与世界上许多的人权团体相同，他们不愿见到任何暴行的加害者获得赦免（有时候，不是身受其害的人反而更不宽容）。如果这程序要继续下去，他们坚持必须要公开进行，大众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建议不公开的录像作证，因为我相信唯有这样那些想要寻求赦免的人才敢走出来。我错了。所幸公民团体对公开作证的坚持胜过我那过于谨慎的建议。

第三，真和会一定要有能干、杰出、正直，且过去没有直接参与冲突的成员。这不是说我们要找寻“中立人士”。一个自称自己过去在种族隔离时期保持中立的人，不会是我们需要的处理这些暴力案件的适当人选。我们需要的不是中立而是公正。这必须是对正义和人权有热情，并能公正处理过去曾支持或侵害人性尊严的任何个人、团体、政党或组织。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以同样客观、公正的标准检验非国大在安哥拉营区发生的事和国安警察过去曾长期犯下的大量罪行。具备以上特质的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大主教便被邀请担任真和会主席。经过一个复杂的甄选程序，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宗教背景，许多具有卓越能力和才干的人才都被延揽进真和会。

真和会分为三个部门，各有其独立的功能和人事。第一个部门负责听取受害者提供的重大违反人权案件的证词。我们应当记得，种族隔离政策本身就违反人权，而且早已被当做是对人性的重大戕害。当时的法律将人们以种族分级、（黑人被）强迫佩戴识别证、被逐离家乡、不能接受教育、不能使用公共设施，也不能投票，这些都违反人权。但这不是真和会要调查的，过去严格的《国家安全法》（Security Law）动辄将人们不经审判就单独监禁的事件也不是真和会要调查的。真和会要调查的是即使在《种族隔离法》（Apartheid Law）下也违法的行为。

那样的行为因为过于丑陋、骇人，因此就连公开支持种族政策的人也不得不加以隐匿、否认。虐囚、暗杀、使人凭空失踪、越界突袭行动等造成的绑架和杀害行为都是违反南非法律的，即使依据的是严苛的种族隔离时期保安法也不例外。这些罪刑才是真和会要调查的。其调查对象不是种族隔离政策，那样的行为已经受到世人谴责并被南非新宪法所唾弃了。相对的，真和会的主要目标是在种族隔离时期被犯下并被掩饰的罪行，其中大部分是为了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所为，但也有些罪行是反抗该制度的人所犯下的。

图图大主教把这个由他主持的单位称之为“小市民”发声的部门。于是，不论是都市居民或是乡下人，所有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都可以来申冤，倡言他们的不幸遭遇、他们的伤痛和他们的损失。像我这样的人有机会上电视、写书，或前往世界各地向无数的听众、读者演讲我们的遭遇。但有难以计数的人曾遭受暴力加害，失去儿子、女儿、母亲、父亲，却只能将这样的伤痛隐藏在心中。全国各地大约有一万多人前来为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人作证，还有大约一万人以书面方式作证。

法官不哭泣，但这显然不适用于图图大主教，他哭了。这不是严肃的以发掘法律真相为目的的法庭，而是一个让人们倾吐自身遭遇的人性化空间。在法院，证人是孤立的。但在这里，证人旁边总是有安慰者，也许是拍拍他们的肩膀，也许是在哽咽的时刻递上水和纸巾。听证仪式通常以和谐的非洲音乐展开，希望这样能给在场的所有人鼓励和支持。有时也以祷告开始。接着，这个国家里不同地区和不同语言的人都来作证。证词在电视上播出，因此全国人民都能亲耳听到当事人的故事，全国人民都成了证人。这些证人不是来法院告发、控诉别人，也不是因为曾受伤害而要求赔偿。我们没有惩罚或补偿，我们只是提供一个说出真相的机会。

摘要和分析这些证词的集结有五巨册，其中包括照片和不少令人动容的证词的节录，构成珍贵的文献。这不是枯燥的政府报告，而是发自肺腑能打动人的记录。此外，它也深刻反省了不可饶恕的暴行如何被纵容且越演越烈，以及怎样的机制、文化才能避免其再度发生。这也就是真和会最伟大的目标：不能只是让伤痛抒发出来，而是要解释这样的不公不义是在什么环境之下滋生的，进而阻止其在未来复发。

没有人能逃掉这场调查。商人们，你们在哪？毕竟生意就是要赚钱，要和国安警察直接合作，提供炸药、卡车和信息。媒体们，你们在哪？有些勇敢的报社和伟大的记者，但媒体的组成结构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附庸，它的思维方式就是贩卖恐惧，他们将反抗种族隔离者描绘成恐怖分子，绘声绘色地说他们有多可怕，他们贪婪地攫取眼前的利益。因此，一份商业期刊的社论写道，我整天游走于利刃之间，万一我因利刃而死，也没有人该抱怨。关于人们因肥皂而滑倒、从窗户坠楼、从楼梯上摔下的事件都被记者们写得像真的一样，媒体同时散布不实消息，造成人们以为自由斗士是暴徒，他们被刑讯或杀害是正当的氛围。

法律人，法官们，你们在哪？我们这些法官，无论新的或老的，对此曾有过激烈的辩论。最严厉的批判是因为过去的司法系统根据的是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法律，而且在面对酷刑与虐囚的指控时缺少警觉心，实际上已成为这些不公不义的帮凶。当时的掌权者滥用巨大的权力不经审判就逮捕和拘禁人民，并将证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囚禁以逼取供词，而法官们却将其视为正常程序。所幸，仍有些法官表现出卓绝的风骨和勇气，他们证明了即使在最晦暗的环境下，人们仍然能坚持选择正义的道路。他们在有限的空间里继承了伟大的法律传统，让我能很自豪地说，他们当中的几位现在是我在宪法法院的同僚。然而绝大多数的法官向不公正的法律与不公正的手段屈服了。最终，司法机关的领导人送了一份文件到真和会，承认司法系统在种族隔离时期未能善尽保障基本人权的职责。

赔偿委员会（Reparations Committee）是完全独立的。它从第一个委员会（听证委员会）取得报告，并确保每位受害者取得一次给付的金钱赔偿。这不仅是作证者的伤痛，而是整个世代的伤痛，是无法衡量的伤痛。虽然赔偿经费不能从砍掉教育、医疗，或土地改革预算取得，但每位前来作证的人都能取得或多或少的物质赔偿。然而，有些人对赔偿的金额与赔偿的方式有所抱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呼吁对于遭到处决或虐待致死者重新举行有尊严的葬礼。在我看来，建纪念塔、给予受难者小孩奖学金、以受难者的名字命名道路、花园或建造宏伟的纪念塔等等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宏伟的纪念碑，而是一个素朴得像人民自己一样的纪念碑，一个如同他们亲身经历的伤痛般哀痛逾恒、历历在目、念念不忘的纪念碑。

委员会的第三个部门，也是工作最困难的部门，就是特赦委员会。每个法庭有两位法官，这也是真和会中最像是法院的部门。然而当刑事法庭通常判决一个人是否要被关进监狱，这边做的却是相反的，这里的法官决定一个人是否可以免于被起诉。因为牵涉到人身自由，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等原则在此必须被遵守，但不像一般法庭要求严格的证据法则和正式起诉程序。我们处理过许多令人惋惜、鼻酸的案子。

克里斯·汉尼（Chris Hani）曾是首批游击队员的一分子，后来晋升为非国大军事部门“民族之矛”的指挥官以及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是受到人民爱戴的英雄。在一个复活节假期，当我们还在协商新宪法时，他在慢跑后返家时被枪杀。凶手走出车来，拿枪抵着他的头，然后扣下扳机。对方是住在南非多年且与南非极右派合作密切的波兰极端右翼分子。因为邻居指证他作案用的车，警方迅速逮捕他。不夸张的说，那把枪甚至还在冒烟。讽刺的是，因为非国大反对死刑而使他和另一名同伙逃过死罪，并能寻求赦免。他们应该被赦免吗？特赦委员会因为两名凶手隐瞒太多事实而拒绝赦免，他们被起诉并被判终身监禁。

接着是关于温妮·曼德拉（Winnie Mandela）足球队的案例[1]。温妮勇敢、孤僻、好战、热情、亲切，令人如沐春风，有些人会说她可以用她的方式摧毁任何人或任何事。温妮召集了一伙人犯下重伤害罪，并和当地非国大爆发冲突。那是曼德拉仍在狱中的种族隔离制度末期。血腥杀戮时有所闻。温妮本人并未寻求赦免，是她的足球队员来求饶，他们说是温妮妈妈（Mama Mandela）命令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应该获得赦免吗？这个棘手、悲痛、折磨人的南非问题需要一个棘手、悲痛、折磨人的南非答案。我们的真和会还未臻完备。它引发许多争议，并驱使我们进一步的反省。因此，杀害史蒂夫·比科[2]这位勇敢、爽朗的领导者的凶手们因为隐瞒太多事实而未被赦免。然而，以信件炸弹谋杀露思·法斯特和珍妮·朔恩（Jenny Schoon）的凶手们虽然手段凶残，还是因为符合标准而被赦免。

知识与认知

我想分享一些我个人对于真和会的想法。首先是关于知识（knowledge）与认知（acknowledgement）的不同，这是斯坦·科恩[3]告诉我的一个概念，而他又是听托马斯·内格尔[4]说的。“知识”指的是拥有信息，并因而了解事实。事实上，对于南非境内的迫害案件有无以计数的知识，但却少有关于人们付出多少代价的认知。“认知”指的是一种接受，但不只是对客观事实的接受，还有对其情感与社会重要性的接受。认知的前提是对事件之发生抱有责任感，并了解到该事件对当事人以及整体社会的意义。

了解真和会运作的方式之一是将它视为把知识转化为认知的过程。首先必要的是认知过去的伤痛。成千上万的人受难的事实，这是广为人知的“知识”—政府迫害人民、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人们枉死牢狱之中。然而人道和个人面向没有彰显，人民真实的苦痛没有抒发的机会。然而，当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受害者，知道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听到他们亲口诉说他们的痛苦，那原本空洞的信息就不再空洞了。这对那些前来作证、回家后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人也是极有意义的。因为有了真和会充满人性与关怀的做法，社会大众可以认知到成千上万过去被隐藏的私人伤痛。另一种认知则事关加害者自己，他们需要勇敢走向摄影机，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最终，整个国家认知到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而且可能再次发生，所以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实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我们了解其来龙去脉，并降低其再次发生的机率。

当初公民团体要求的公开性（publicity）成为真和会得以震撼南非与国际社会良心的关键。眼泪、声音、严峻表情、悲泣皆历历在目。几百万双的眼睛从电视上或从书本中见证剧力万钧的一幕幕。大家因而去反省，在那个环境之中他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有什么是该做而没做的。

真相的四个面向

身为一个法律人和一个法官，我常对真和会的许多特色感到困惑。它们大多跟我们该怎么看待真相这个概念有关。“什么是真相？”这个问题从将近两千年前就被拿来开玩笑，但至今我们仍须回答。我并没有受过认识论或存在论的训练，所以我自己将真相分为以下四类：观察所得出的真相（observational truth）、逻辑推演出的真相（logical truth）、经验告知的真相（experiential truth），以及透过对话而归结的真相（dialogical truth）。这样的分类是非常有助理解的。

观察真相，不论在自然或社会科学里，都要界定出一个特定的框架，并排除所有这个框架不考虑的变项。在法庭上，我们在界定的框架下运作，回答某特定问题，像是某人是否在某特定时间以某特定方式蓄意杀人。你确定目标，划下范围，然后找出真相。这就是观察真相—巨细靡遗、锁定焦点。

逻辑真相是建构在假设之上的普遍真相，蕴含在特定命题中的逻辑。逻辑真相的获得是一个演绎和推论的过程，最后，我假设，借由文字的力量来解释世间万事万物的抽象关系。许多法律就是在找出观察真相和逻辑真相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将观察真相放入逻辑架构中。

经验真相则是另一套规则，它来自深入现象之中而后取得的理解。这种真相是我们每一个经历过它的人都能体悟到的。我第一次想到这概念是在读甘地的书《我对真理的实验》（My Experiment with Truth）[5]之时，我当时对这书名感到困惑。这不是我对“实验”一词的了解啊！我们在学校用本生灯与盛着各种液体的烧瓶在控制条件下测试科学假说，那才是实验。甘地却没有假说，他拿自己当实验，而非一个想法或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这个实验是将他自己全心全意地沉浸于特定经验之中，然后就其经历做出结论。这个过程的核心是诚实、客观的探索工作，同时也需要能客观地排除个人想法，并以一个真正无偏见的方式来省思你的主观经验。如此的经验真相是深入且深刻的。然而这样的真相也让我们法律人感到尴尬，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主观且无用的，因此会试着将它排除。我们宣称我们要的是客观的真相，也就是我们称为“事实”的东西。

最后，也就是我所谓的对话真相。这是一种从人们的交流互动中诞生的真相。我们都对客观世界（reality）有不同的经验，且我们不同的兴趣和背景又影响了我们如何去诠释这些经验。正反不同的主张与观点时而进行交锋论战，碰撞出新的综合观点，但综合观点维持不久就被挑战、驳斥，然后开启新一轮的辩论。这个过程永远没有终点，确定不移的真相永远也不会产生。

观察真相在其狭隘的框架之内是绝对的；经验真相容许主观诠释，但它是私人的，且仅有个体意义；逻辑真相是客观的、普遍的、非个人的，且独立于外在客观判准之上；对话真相囊括了以上三者的所有元素，并默认了一个包含许多声音与多元观点的对话社群，而且唯有在此条件之下对话真相才有可能蓬勃发展。以南非来说，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重大的违反人权的事件。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可以宣称拥有毫无疑问、不容挑战的观点。

所以，尽管人权受难者的经验是强烈而真实的，但他们的经验并不比加害者、记者或法官的经验更真实。我这么说并不表示我认为世间上没有一个衡量各种行为的价值的标准。真和会的立场是以一个行为究竟是尊重人权还是泯灭人权来作为衡量标准。真和会也假设人们永远有选择，且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对话真相借由聚集所有不同角度的真相、不同经验和不同声音，而归结出最中肯的叙述和最有意义的现象衡量标准。真和会本身并不是一个由十二位、十五位或十七位机械式思考，看待事情的态度和人生经验都相同的委员组成的同构型团体。报告中的叙述和评估都是透过不同委员间的对话而形成。图图有他本身特殊的坦诚与来自个人经验的观点。他的副手和他价值观相近但生活经验不同。其他的委员各有不同的背景，也反映出多样的历史和文化经验。他们将不同的观点和评价融会综合，而非仅仅是东拼西凑起来。这就是对话真相的诞生经过。

真和会的威力，以及它为何能引发如此广大的回响，乃是因为它奠基于对话，听取各方观点，并汇集各方观点。真和会并不是像是检察官的一群人跑来对你说：“我们代表国家，我们将要从你身上搜取真相。”国家无法从任何人身上取得真相，真相不是这样产生的。唯有不同面向的声音和观点才能一点一滴地拼凑出丰富且真实的故事真相。真和会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组合体，其功能在于尽可能找出最有意义且最具说服力的语言、表达形态，以及陈述故事的方式。

在真和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之后，我开始思考另一个新问题：“为什么法庭上得到的真相如此少，而从真和会得到的真相却如此之多？”后者简直像是条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大江，细节和旁枝也许不太确定，但主干的方向是无可争议、势不可挡的。真和会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让我们不再拒绝面对真相。即使是旧政权最死忠的支持者，也无法否认那些以其名而为的暴行。另一方面，法庭记录是枯燥乏味的信息。除去那些侦查所得的琐碎细节，你知道的很少。该为侵害人权行为负责的社会因素与文化及制度系统，则仍逍遥法外。

要解开这个谜团，就得了解探求真相的不同途径其实有不同的目的。法院的核心关切是个体的责任。罪责与赔偿是它们首要处理的。正当法律程序在意的是证据，而非真相。你必须先证明被告的确犯下被起诉的罪行才能将他们送进监牢。当判决的罪刑与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且大大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时，你需要这套严格限制的程序。然而当一个国家意欲了解和处理其历史时，要问的是更大的问题：“这是如何发生的？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有什么影响与意义？我们要如何提早防患未然？要如何防止其再度发生？”当你处理的是这样大范围、长时间的问题时，重点就不仅仅是循正当法律程序来决定刑责或赔偿就好，而是要让整个国家社会能了解、能认知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唯有如此，疗愈才能开始。对话是疗愈的基础。参与对话的人的自尊心是寻求公民意识的根本。当每个声音都被赋予同等的重要性时，疗愈才真正开始，因为届时大家才会意识到彼此的道德与责任是紧紧相连的。

南非若要达到全面彻底的和解，最终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人人受到同等尊重且享受相同机会的社会条件。然而，真和会的存在大大地推动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修复。我想这不但对我们的国家，可能对整个世界都是重要的一课。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谨守正当法律程序、伸张美德打击邪恶的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但我们仍需要一套弹性、包容的制度来让其他因素能够与暴力及创伤取得妥协，在这套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原告和被告的关系，而是寻求共识的对话者。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有些人因为被听见而如释重负，有些人因为认知到自己的恶行而羞愧认错，而重要的是他们都想与彼此对话，而非杀死对方。事实上，制宪的过程和真和会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两者都肯定我们有需要让曾经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双方面对面看着彼此的眼睛，去发掘彼此心灵深处共享的人性价值。如果说宪法本身就是经由对话达成尊严和安全的产物，那它也应该被视为经由对话加速化解争议的工具。而真和会的作用还远超过帮助我们处理剩下的问题。彼此相互沟通了解，勇于面对过去惨痛的错误，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信条。

此外，在接下来的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续）和迪可可案（Dikoko Case）之中，道歉和调解是主导我的判决的核心精神，并改变了司法运作的方式。

真相与和解

严格地来看，一蹴即成的和解是很少的。少数的加害者得到受害者直接的原谅，但那只是极少数。人们感到不公不义、感到愤怒、感到不舒服，因为只有少数的加害者流露出人性的情感。但也有些例外。有个白人因为非国大在普里托利亚的炸弹攻击而失明。炸弹客阿布贝克尔·伊斯梅尔（Abubaker Ismail）坦承这是解放运动期间，他的组织在军事目标附近放置的炸弹，并寻求赦免。他说他因为被迫要以这样的方式战斗而感到非常的愧疚，也对受害者感到抱歉。然而受害者主动与伊斯迈尔握手，对他说：“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当时是为了自由而战，那是你的使命。现在我们可以放下过去，继续向前了。”

在南非还有些像这样的例子。惟就比例而言，它们虽不是唯一，但仍属罕见。在大部分的案例中，创伤并没有被化解。大多数的加害者西装笔挺、在律师陪伴下前来，肢体僵硬、表情冷淡，像在法院般朗读准备好的演讲稿，而不是发自肺腑、敞开心胸地倾吐与哭泣。他们同意认罪是很重要的，但往往只限于对非法行为事实部分的认知，配上排练过的道歉，而不是真诚的悔悟认错。非洲人们有很大的包容心，但唯有加害者表现出同等的坦诚与真心时才能得到宽恕。正如即使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世界，我们仍有权做利他的事情，所以即使在一个强调法律与道德责任的世界，我们仍有权宽恕他人。但问题在于，唯有当加害者认知到他们的错误行为，他们才能得到宽恕。

即使在和解程序上有这么多的限制，我相信为这个国家整体的和解奠定基础的目标已经大致完成了。即使在个人之间和社群之间的和解，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在国家的层次上，南非首次有了对近代最悲痛的一段过去的共同单一历史。一群没有共同记忆的人不可能组成国家，也不可能孕育出共同的公民精神。你不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同一块土地上有一套白人历史、一套黑人历史，而且两者毫不对话，各自表述。你需要有一套单一、普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国家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黑人和白人能享受的公共设施与生活机会并不均等，但至少现在我们的国家没有像以前那样分崩离析了。就像美国人说的：“我们现在都在同一块土地上，或至少开始聚集在一起了。”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我们也要记住，负责任可以有许多方式。惩罚也不意味着一定要把人关进监狱里去。那些在电视上公开说“我们要把人分尸，然后拿去喂鳄鱼”的人并不是真的没被惩罚。他们的惩罚就是罪行被公之于世、就是羞耻感。他们看着已经不在自己权力统治之下的受害者家属。他们以平等的方式看待对方。然后他们回家，忍受着邻居、儿女、家人的目光。他们曾经受到肯定、受到晋升，如今他们被遗弃、被否定，许多人因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而要接受心理治疗。他们落寞的表情就像是警告我们—纸永远包不住火，真相终将公之于世。

许多失踪者的遗体被找到了。曾经花了几年却一无所获的案子，例如史帝夫·拜寇和被称作“克拉达克惨案”（Cradock Four）[6]的运动领袖的死因，如今都真相大白。所以我们在“知识”和“认知”两者都收获丰硕，这代价是赦免愿意挺身而出、说出真相的人。然而没有证据是很难在法庭上起诉成案的，我们也很难去断定谁应该被以什么罪名起诉。但我相信，南非因此和解过程而成为更强大的国家。

我们要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其中一个答案是我们必须让这些国安警察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永远保密的。这些人绝不能再有国家无论如何可以保护他们的错误认知，真和会已经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我们的这个世代是不可能的。而其他的答案便是要重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真和会运作的过程已经深入人心，希望日后报告内容能够编入教材，而其结论能够启发所有南非人的思维。邪恶和残酷必须以它们真实的面貌被看见，不能以保护国家免于想象的外来恐怖的攻击，作为自身违反道德规范、为非作歹的正当理由。进一步来说，未来我们必须有强健的机构致力于保卫基本人权。我们的宪法对此着墨甚深，其中之一便是宪法法院，而我很荣幸是其中一员。

宪法法院

我们在曾经是约翰内斯堡最恶名昭彰的监狱的中心盖一座新的宪法法院，它要以一种让大家都看得到的方式表达“绝不重蹈覆辙”的原则，并成为拯救国家生命的象征。甘地曾经被囚禁于此，但除此之外，它和印度还有更深的渊源。我们为新法院的建筑设计举办了一场国际竞赛：有六百人买了报名手册，最终有一百八十人缴件，其中四十名来自国外。评审团主席查尔斯·柯利亚（Charles Correa）是孟买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师。他被选为主席是因为我们认为他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的不是将北美建筑移植到南非，我们要的是一座符合南非历史、文化，并针对当地特有的光线、物理结构、地形与需求而设计的建筑。

杰出的斯里兰卡建筑师杰弗里·巴瓦（Geoffrey Bawa）是另一位评审团成员。柯利亚的夫人莫妮卡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她做的闪闪发亮的织锦。织锦中有棵紧紧附着于地面却悬浮在半空中的榕树，这象征着宪法法院是人们可以享其庇荫的大树，人们保护着大树，而大树也为人们挡风遮雨。宪法法院将她那幅带有印度风的织锦放在法院中显眼的位置上，但宪法法院和印度的关系可不仅止于表面上这么简单。我们选定的地址是原来的“老碉堡监狱”（Old Fort Prison）。我们常带着既得意又羞愧的口气说，南非有着世界唯一一座曾经关过甘地和曼德拉两人的监狱。而对甘地的南非岁月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大部分最深刻的人性实验都是在这座监狱进行的。就是在这座监狱，当他看到印度囚犯有盐配饭、非洲囚犯却没有时，他决定他也不取盐。也是在这座监狱，因为盐巴事件让他决定放弃物质享受，以了解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惭愧的是，是南非给了他这么丰富的生活经验。当印度犯人被要求戴上非洲犯人才戴的囚犯帽时，他并没有反抗，而是说他将其视为一种荣誉。当他于1914年回到印度时，他也带走这顶后来成为印度自由奋斗象征的囚犯帽。我们的宪法法院，就矗立在甘地戴上囚犯帽的地点。

我们的新宪法法院、新民主需要一座新建筑，但同时保有旧监狱的结构。监狱就这样环绕着宪法法院，有条旧监狱的楼梯还留在新法院里，而监狱的砖块就这样包覆着法庭。宪法法院传达的讯息不只是“绝不重蹈覆辙”这条重要的民主宪政原则，更象征了奋斗、希望，以及能够战胜绝望与残酷的勇气与人性。过去可怖的负面能量于是被转化为迎向未来的正面能量。我们希望新的建筑是简单的大楼，让进来的人能够感觉到正义是友善、温暖的，而且并不遥远。每当我走进今天南非的治安法庭，我都会感觉到我是罪人，但明明我就是这块土地上最高位阶法院的法官！目前的法院建筑都有一套制式的标准，目的是在彰显其权威，它像是在对你说：“注意喔，国家统治着你。”我们的宪法法院并不展现权力，它限制权力。我们的任务是捍卫新宪法，确保所有的政府权力都在宪法所规范的程序下行使，并使之与宪法遵奉的信条与价值并行不悖。

正是这些价值把我们与甘地链接在一起。奠定我们的新民主的基础价值都昭告在人权法案之中，也体现在平等的公民权利之上，它不只是被动地保护人民权利不受政府权力侵犯，更积极地主张所有人都有权过着正直、有尊严的生活。宪法法院被明文要求必须促进开放民主社会的价值。这样的社会必须认知到，所有成员不论尊卑都享有平等的价值和尊严，并且也尊重一个事实，即人与人在外表与内在性格上都有可能是不同的。这些都是甘地的理想。

然而我们在这部宪法之中不只能找到甘地的精神，也能看到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哲学。曼德拉的自传取名《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其实便是改编自尼赫鲁的名句—“追求自由没有快捷方式”。印度争取自由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如何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包容多元文化的经验，曼德拉世代影响深远，也反映在我们的宪法条文当中。因此，我们从一个印度伟人，以及另一人身上的悲天悯人与谦冲自牧的精神中，看到了民主的制度化。这两大横跨印度洋而来的助力厥功甚伟，因为它不只是透过文字传递，而且是透过与这两位伟大印度导师共同奋斗的南非人的抗争与被囚经验而来的。

其他的影响来自世界各地，来自非洲其他国家、来自欧洲、来自北美洲和南美洲。普世主义和全球化其实是对立的概念。普世的人权概念并非某一套经过全球化之后，强加于所有人头上的教条。人权不是从某个国家输出到全世界的舶来品。相反的，它来自不屈不挠的奋斗，以及世人所共同信仰的理想主义。国际社会一致遵守的信念原则乃是全球各个角落的人们为了人性尊严而付出的成果。这样的精神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人权斗士，不分国界，不分年龄，并体现在我国的宪法条文之中，而我，作为宪法法院的法官，矢志捍卫之。

后 记

在一整年繁重的工作之后，我在约翰内斯堡参加了一场轻松有趣的聚会。那是一场充满勇敢和机智的电视连续剧幕前、幕后人员的年终聚会。主办人也就是屋主，乃是导演之一。她父亲在她童年时就被暗杀，是第一批被种族隔离分子派的杀手暗杀的人之一。她甚至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在她怀里死去。至今她仍不知凶手是谁。但她没有因此被打垮，并成为有名的电影工作者。

在喜乐的音乐声中，我听到有人叫：“哈啰，奥比！”我转身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对着我微笑，他看起来非常愉快。这人又说：“哈啰，我是亨利，你记得我吗？”一开始这名字在我脑中完全没有唤起任何记忆，他又说：“记得吗？我去……”于是我想起来了，“你到我的办公室，你说你要去真和会……”

音乐震耳欲聋，跳舞的人环绕着我们。我们到角落去以便听清楚对方的声音。他笑容满面。我问他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说他写信给真和会，尽其所能地告诉真和会他所知道的，并对六件罪行寻求赦免。不久，他花了几个小时回答苏、鲍比、法若克代表真和会所提出的问题，他们都曾在艰困的解放运动期间生活于莫桑比克。我跟这三位都很熟，他们都曾在莫桑比克为自由而战。亨利提到这些人的时候都是直呼其名，而且相当亲切而兴奋。

然后他停下来，看着我说：“你说如果……也许……？”我回应：“是的，亨利，我说如果你和真和会合作，如果你为南非做点事，那也许我们还会再次相见……当时你答应我，而我现在从你的眼神中知道，你已经说出真相。”

所以我伸手和他相握。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而我几乎瘫倒在身旁朋友的怀里。后来我在一头雾水的宴会主人那听到，亨利突然离开宴会，回家后足足哭了两个星期。

[1] 温妮·曼德拉曾是南非总统曼德拉的妻子，两人于1996年时离婚。在南非民主转型过程中，她与其丈夫不同，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激进路线。她是非国大重要干部，作风非常有争议性，并曾被判刑。1988年，曼德拉联合足球队（Mandela United Football Club）的一员从一位牧师家中绑架了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詹姆斯·赛比（James Seipei）与其他三名小男孩。该球员声称，因为温妮·曼德拉怀疑该牧师曾性虐待这些小男孩，于是他们对小男孩施暴逼供。来年6月，赛比的尸体被发现了，身上有被棍棒殴打的伤痕。1991年，温妮·曼德拉被定罪涉嫌绑架与共谋杀害赛比，但原本六年的徒刑被减为罚金。在1988年的最终报告当中，真和会指出温妮·曼德拉应对曼德拉联合足球队违反人权的罪行负起政治与道德责任，且她须直接为多起谋杀、虐囚、绑架，与攻击事件负责。2003年，她涉嫌诈欺被定罪，随后辞去非国大所有职务。然而，由于她始终受到广大非国大草根群众的支持，在2009年仍代表非国大参与南非国会大选。

[2] 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反种族隔离人士，1977年死于南非警察的虐待。他曾发起“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名言为“黑是一种美”（black is beautiful）。

[3] 斯坦·柯恩（Stan Cohe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系教授，出生于南非。

[4] 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纽约大学哲学系教授，擅长于伦理学、政治哲学、心灵哲学。

[5] 完整书名应为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 with Truth，是甘地的自传，记录了他从童年到1921年的故事。

[6] 1985年，来自克拉达克的四位反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青年，Matthew Goniwe、Sparrow Mkhonto、Fort Calata以及Sicelo Mhlauli，被南非警察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在种族隔离史上留下最悲惨的一页。

[判例一]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续）—了解而非复仇，修复而非报复

以下将用伊斯梅尔·穆罕默德在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的判决摘录，深入说明《真相与和解法》的滥觞。

穆罕默德副院长︰

掌权的人开始与曾经被囚禁、被剥夺发言权、因为反抗国家控制而被驱逐出境的人协商，为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而努力。这些协商催生了一部承诺以保障基本人权，并朝更公正、更稳固的民主政治而努力的临时宪法。参与协商过程的人非常明智地察觉到，由于过去历史留下的创伤以及不容否认的不平等，要重新建立一个民主政权是极为困难的。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唯有我们以坚定的决心与慷慨的大度去追求和解与共生。

以下文字摘自南非宪法的结语，其内容清楚地阐述了上述的基本哲学：

国家团结与和解

本宪法旨在提供一座具历史意义的桥梁，以联结这个国家的过去与未来，前者是一个充满了摩擦、冲突、被掩盖的痛苦与不公不义的分裂社会，而后者将以对人权、民主，以及所有南非人，不分肤色、种族、阶级、信仰、性别的共存共荣的承诺为前提。

欲达国家团结、所有南非人民的富裕以及和平，需要所有南非人民的和解和社会的重建。

本宪法的公布施行提供南非人民安全的保障，以免于过去的分裂与摩擦，与其造成的严重人权侵害案件、对人道原则的暴力破坏，以及充满仇恨、恐惧、罪恶与复仇的恶习。

这些问题现在都可以根据以下共识来解决：我们需要了解而非复仇，需要修复而非报复，需要和解共生（ubuntu）而非寻找代罪羔羊。

为促进和解和重建，我们需要提供赦免给过去因为政治目的或在矛盾与撕裂当中犯下的行为、疏忽或侵害。为达此目的，依本宪法成立之国会应制定法律，限定明确日期，亦即1990年10月8日和1993年12月6日之间，并建立相关的机制、标准、程序，若是需要的话，还要建置法庭，以利该法通过后赦免案的处理。

借由这部宪法和这些承诺，我们南非人民为这个国家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

依据上述宪法结语的诫命，国会通过了现今一般所称的《真相与和解法》。

为达成功的协商与转型，转型的条件不仅需要过去的受害者的同意，也需要那些会被一个“基于自由与平等的民主社会”给威胁到的人的首肯。如果新宪法没有杜绝复仇与报复持续发生的可能，那么，可能会受到新宪法秩序威胁的人就不可能支持新宪法。若是真的这样，某些人的恐惧与某些人的愤恨将形成威胁，这部宪法所构筑的历史桥梁将是摇摇欲坠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参与宪法协商的人几经思考之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需要了解而非复仇，需要修复而非报复，需要共生而非寻找代罪羔羊。

这结果不论在任何层面都是困难、尖锐的，甚至是极度痛苦的，必须要在过去受到国家暴力侵害的受难者寻求正义的需求、和解的需求，以及迅速转型通往新未来的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样的，在鼓励犯错者协助重建真相和因真相而得到补偿的受害者之间、在纠正过去之错误和创造新未来之间，要取得平衡也绝非易事。这是一场在政治、情感、道德、逻辑等种种考虑下极度困难的实验。这个判断工作主要落在转型前及转型过程中被赋予立法工作的人身上。结果也许常不完美，转型正义的追求或许也印证了康德的那句话：“在人性这根曲木之上无法造出正直之物。”针对立法者在宪法结语当中选择出来的方法与机制，以及其意味的艰难工作，他人都有理由进行批评讨论。但我们并不在乎该机制是否明智或有效，而只在乎其合宪性。

往昔冲突对立的敌人如今仍同住在一个国度之中。而他们必须生活在一起，并学习如何彼此相处。幸而这个国家如今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能找出最能促进双方和解与重生的管道。这一棘手的任务，南非人民唯有审慎地参考其独特的历史与种种复杂、矛盾的因素，还有其情绪性与制度性传统，才有可能妥善处理。在特殊的条件与环境之下，惩罚在面对过去罪行时能扮演什么角色，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判例二]

迪可可案—名誉如何可用金钱衡量？

萨克斯大法官:

在诽谤案中的损害赔偿……我们把诸如名声与荣誉这样深深内在于一个人的人性尊严之中的事物，当做市场上的商品一样在处理。不像其他产业，荣誉的价格不会标示在股市交易上。对受害者最真实而永久的安慰应该是法院在社会大众面前还他或她一个清白。真正的胜利在于让他或她能够抬头挺胸地离开，并知道即使是那个诽谤其名誉的人也承认了错误……

想要为受损的名誉设法找出一个成比例的补偿金额，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被污损的名誉要么能够被洗刷清白，要么就是继续蒙冤。较高的金额不能恢复更多的名誉，较少的金额也不会恢复较少的名誉。最终能够还原告一个公道的是，法院能够发现证明其人格的证据，而不是他或她户头里的存款增加多少。

有人主张一个人的名声的价值必须用赔偿金额来予以呈现，但这样的想法是有危险的，它会破坏掉法律最需要恢复的那个东西，亦即，受害者的令名清誉。它是抽象的、社会建构的，但具有重大意义。这类型的伤害需要通达人情世故的法官在常规之外，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做出适当的判决，鼓励双方和解。现行法律对于诽谤罪的处理只会加大双方的裂痕，迫使他们渐行渐远，而不是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如果有一方会胜利，那必然有一方要输，输赢的差距在于赔偿金额的多寡……

我们现在急需的是更宏观的视野，并鼓励使主动撤告与道歉这样的修补式价值（reparative value）能够被引入诉讼程序。用法律术语来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还有哪些补救方法得以让我们抛开传统的思维模式，而专注在人的问题上。首要的目标应该是修补双方的关系，而非惩罚某一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将我们宪法所推崇的“和解共生”（ubuntu-botho）这个价值融入诽谤案的诉讼程序当中……

“和解共生”不是一个只是在法官们已经做出判决之后，为了让这个判决看起来更仁慈、更积极正面，而另外找来为判决添加光环的陈腔滥调。它其实内在于我们的宪法，并且与其制定密不可分。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南非人的一道活水源头，激励着我们去追求和解，并驱使这个曾经深深撕裂受伤的社会去搭一座桥，以克服、超越一个支离破碎的过去。用现代观点来看，“和解共生”具有历久弥新且生生不息的特色，代表了人类团结合作的精神，而将自由与平等凝聚在一起，创造出能够支持宪法核心价值的正面且相互支持的协奏曲，“和解共生”完全融入宪法所彰显昭告的基本权利之中，并滋润丰富着它……

“和解共生”也与在国际社会上当红的“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这个概念不谋而合。这观念不但深植于我们的文化，并且也与全球人士努力建立的以修复而非报复为核心的修复式正义体制相呼应。修复式正义的主要元素有四：面对、修补、融合、参与。“面对（对话）”让受害者和加害者谈论曾经发生过的伤害和未来的相处之道。“修补”着重在治疗伤口而非制造另一个伤口。“融合”进同一个社会有赖于双方的尊重与承诺。最后，“参与”需要的是一个较不正式的交流场合，并让双方的亲友也能参与。这些观念与我们国家传统上排解纷争的手法是若合符节的，而其根本精神即为“和解共生”，它已代代相传，且将绵延不绝……

如同修复式正义原则，和解共生的哲学常在刑法中被引用，特别是跟孩童有关的案件。然而它不应该只在这些案件中被引用。在诸如死刑、非法占用一个勉强的栖身之所的人是否应该被驱离等等性质迥异的案件当中，“和解共生”的观念都影响着法律人。最近，高等法院在判决一桩杀人案时，就很有创意地在判处附条件的缓刑时，应死者母亲的请求，要求被告家族中的长老出面道歉……

种种既要恢复个人的公共名誉，同时又得抚平个人创伤与社会伤痛的案例，是我认为最需要善用“和解共生”概念的。我们在这些案子中应该注意的是其和“正式道歉”（amenda honorable）[1]这个罗马—荷兰法学说（Roman-Dutch law concept）[2]的关系……

虽然“和解共生”是南非文，“正式道歉”是法文，且分别来自不同的法律文化，但两者皆有着相同的哲学内涵和宗旨。两者都旨在促进面对面沟通，以利公开排解纷争，恢复群体和谐。在两种法律文化当中，诉讼程序的首要宗旨都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以尽其可能地鼓励一方真诚地道歉，一方宽容地接受……

然而今天，整个法庭运作的基本心态，从证据的推导到辩论的呈现，都只着眼于增加或减少赔偿金额，而不是鼓励有人道歉。我认为，以“量”为中心的法庭思维需要修正，如何提供修复双方关系的药方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仇恨言论，立法机关已经指出它支持新的以道歉为主的补救措施。因此，衡平法院（Equality Court）有权力下令，被告在其他的补偿之外必须正式道歉。我相信这些深深为我们的宪法所拥护的价值，会鼓励我们在诽谤案件中也采取同样精神的措施。在“和解共生”这个核心宪法价值的鼓励下，审判法庭应该设法尝试新的机制，其目的不在于斤斤计较赔偿金额之多寡，而在于帮助各方化解纠纷，圆满和解。问题是，如果法律的愿景依然故步自封，那么，诉讼当事人就不太可能透过直接且有尊严的交流互动来修补关系。结果，道歉将仍被视为减低伤害的技术性手段，而不能发挥拨云见日、一扫阴霾，让各方重修旧好的主要模式。

我想要澄清，特别强调修补双方关系并非意味着要完全排除损害补偿金额。在我们的社会，金钱的作用有如牲口，有其重要象征意义。只要我们仍处于金钱主导的世界，损害补偿便需要被保留，以作为一种吓阻违法的手段。因为即使是最让人没面子的道歉（不论真心与否）也不花费当事人一毛钱，许多匪类恶棍将相当高兴只要道歉就好—“毕竟只要说几句话而已”。除此之外，众所皆知，一个人的名誉一旦受损就很难借由公开道歉获得完全的澄清，伤害性的言论通常会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所以即使损害补偿无法疗愈诽谤，仍能对意图诽谤者造成威吓，并能对受害者无法挽回的清誉带来些许实质安慰……

在道歉与金钱赔偿之间，我们需要有更具弹性、更具创造性的思维。从“和解共生”和“正式道歉”这两个概念的交集之处着手，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更佳的补救措施，前者蕴含一种新精神，后者是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法律形式。不论我们采用多么创新的方式，也不论事实在每个具体案例当中对结果会有多大的影响，法律若是能提供更多的补救措施以供选择，当事人之间就越有可能实践正义，我们也更有希望实践宪法所憧憬的人性社会……

[1] 法国早期的一种处分方式，要求犯人赤足裸身、手持火把、颈套绳环，在教会与众人之前下跪，并寻求上帝、国王与国家的原谅。如今意指一种令人满意的道歉。

[2] 指荷兰人在17、18世纪建立在罗马法之上的法律体系。荷兰人自己在19世纪就废止了这套体系，但它仍然在南非、斯威士兰、印度、东帝汶、斯里兰卡等国家流传。

[判例三]

伊丽莎白港市拆迁案—法律应以仁慈与悲悯为念

以下系摘录自我在伊丽莎白港市拆迁案中所做的判决。该判决指出，若未经进一步的谈判调解就将身无分文的黑人自搭建在白人土地上的简陋木屋中驱逐，那将是不正义、不公平的。

萨克斯大法官:

当无家可归的人被迫四处寻觅供家人遮风避雨之栖所时，不只是穷人们的尊严受损而已。我们整个社会也会因为国家没有设法帮助、反而恶化他们的不幸而蒙羞。赤贫者需要最基本的物资以过着勉强有尊严的生活，当他们的这种需求一再被拒绝，而国家的行为非但没有帮助满足他们的需求，反而将其拒之千里之外时，我们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就破产了。是以，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司法审查过程，以处理充满压力与冲突危险的社会争议。

在《禁止非法强拆和不正当占有法》（Prevention of Illegal Eviction and Unlawful Occupation Act，简称“禁拆法”）的内容中，正义与公平两个词汇蕴含的标准并非只是一般土地法条文中的技术性规范。强调正义和公平是禁拆法的中心哲学和策略目标。法治与促进平等有时被视作不同且甚至是矛盾的目标，但禁拆法把它们当做是彼此相关、互补，且相互强化的。若没有对每个个案的实质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必要的和解就不可能达成。法院因此被要求在它的例行工作之外多做一点，在以公平为原则的前提下，对当前充满矛盾的法律与社会争端进行更积极的司法管理。这对法院应该如何处理这些议题有很大的影响，譬如说，法院要如何追查证据、采用何种程序、如何施展权力且要如何判决……

我国宪法和禁拆法要求法官在考虑合法性之外，也得判断占有者的利益和处境，并以宏观的视野将公平性与其他的宪法价值一并纳入评估，如此才能获致正义与公平的判决结果。所以，禁拆法明确要求法庭在法律的一般架构之外，须以仁慈与悲悯为念。这要求法院实行一种一贯的原则以平衡各方的利益，并推动宪法所憧憬的一个能够敦亲睦邻、相互关怀的温暖社会。我们的宪法和禁拆法都相信人并非孤岛。“和解共生”的精神，不但是南非人民固有的传统文化要素之一，也紧紧交织在我们宪法当中。它将个人权利与人权法案的中心思想融合在一起，而后者不外乎是我们的新社会对人性尊严、关怀，以及相互需要的结构性、制度化、可执行的宣言……[1]

过去我们国家在宏观层面上所承受的不公不义，使得今天法院要在微观层面上达到公平变得十分艰难。司法机关本身无法矫正所有我们社会上的系统性不平等。然而，面对无法享有公平资源的弱势族群即将被迫驱离，司法机关至少可以设法减轻不公义、不平等的程度。正如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宗堕胎案的少数意见书所指出的，有些因为不同价值观而产生的问题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内在于我们的社会，以至于无论是立法或是司法单位都无法用一个“正确”的答案来予以“解决”……

因此，在处理禁拆法所导致的两难时，法院应当尽力善用其所能运用的证据与程序资源……

在寻求前述矛盾的解决之道时，正义与公平的程序及实体面向不能被拆开理解。法院的角色或许需要一点创新的思维。是以，一个兼具尊严和效率的达到不同利益之间的和解方式，乃是鼓励并要求双方以积极主动和诚实的方式与对方互动，以寻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只要有一丁点的可能性，都应该先尝试互相尊重的面对面沟通或经由第三方调解，而非直接采取零和游戏式的对立……

强制调解（compulsory mediation）是现代国家的普遍趋势。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强制”之意在于强制参与，而非强制以调解解决争议。在南非，许多劳资纠纷案件在告上法院之前的调解或和解乃是必经程序。家事纠纷的调解状况也类似如此，虽然其调解并非强制，但在判例之中越来越常见……

基于上述理由，想要国家执行强制驱离的人应该被劝说放弃一种观念，即那些脸孔模糊、身份不明的非法居民应该被当做社会的毒瘤一样被赶走。我国宪法不容许这种因循苟且的手段。正义与公平要求我们把每一个人都当做有尊严的个体来对待。同时，这些因贫困、无家可归而被迫住在他人土地上的破屋里的人，也不应将自己视为无助的、没有道德能动性的受害者。他们以坚忍刻苦的精神与创意巧思在断垣残壁中搭起房子，找到工作，让孩子接受教育，凡此种种均足以证明他们的求生能力和适应能力。正义与公平也要求他们运用同样的能力来克服他们的苦难，并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取得合宜的住所或土地……

第四章 理性与热情

日后若有认真的研究者细心地整理我潦草记下的所有笔记，他们会发现上面可能残存许多水滴留下来的痕迹。令我讶异的是，这些即兴、随意的挥洒反而是最受欢迎的珠玉之论。

虽然判决是我自己写的，但我必须要说，和其他大法官一样，我在判决中展现的思考都汲取自宪法这座智慧之泉。我在宪法法院的同僚以各种方式去克服、解决种族隔离所造成的屈辱与不义。这部宪法的核心精神是反种族主义。事实上，宪法条文就是缔造于我们这个世代手中。它预设宪法法院的角色是积极能动的，愿意介入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社会不平等的深层问题，寻找原则融贯和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而其条文也明白表示，希望我们应该力求置身于具有前瞻性的国际法学主流思潮当中，与之互相参照。

然而，尽管启迪我们思想的是同一个源头，同事们彼此也相处甚欢，但法官工作的本质却是孤独的。我判决的方式与风格一向与其他同事有所不同，这件事让我更加觉得孤独。幸运的是，在两个意想不到之处我遇到了慰藉。第一个慰藉是我发现在一个社会和历史环境与南非完全不同的国家中，有一个法官，极杰出的法官，也受到同样的思考动力驱使。他就是曾经任职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小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 Jr.）大法官。

在美国讲学时，我很喜欢让听众猜猜我最常在判决中引用的两位美国大法官是谁。答案是能够以极其动人的方式阐述深奥、细腻法律理论的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大法官，以及善于用个人独特的口吻、有理有节地传达进步主义司法愿景的布伦南大法官。一位听众告诉我他写了一本布伦南大法官的传记，并送我一本。其中有一篇是布伦南大法官为了向本杰明·卡多索大法官致敬而发表的演讲，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了我的法哲学。布伦南大法官开头就指出，卡多索大法官提醒美国人民要注意司法判决过程中的人性面，亦即，判决一方面不只是将纯粹理性运用到法律争议之上，另一方面不可能让法官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与热情来判案。相反的，判决是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潜意识两股力量融会之后的作用的产物，没有一个法官能够免于这种影响。布伦南大法官的理论是，这两股力量的交会、理性与热情的内在对话，非但不会有碍于司法程序，相反的，它正是司法程序的活力来源，尤其是在宪法解释方面更是如此。对此我是由衷地同意。

布伦南大法官指出，在20世纪之初，对理性的关注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们的视野里容不下其他，而法律社群亦认为理性以外的观点将会严重危及司法机关的正当性（legitimacy）和权威性（authority）。在他看来，更大的威胁其实是法律社群不了解理性以外的其他特质在司法程序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忽视了其他特质，司法部门错失了许多能够滋养丰润理性，使其蓬勃昂扬的其他重要特质。布伦南大法官以“热情”（passion）来含括这些特质，这个词经过他深思熟虑而选用，因为这个词涵义很广，而且包含了许多看来像是与“理性”对立的观点。所谓的“热情”，根据他的看法，包括了对事实与观点的情绪性与直觉性反应，也就是在我们的理性还没开始推展三段论法（syllogisms）之前，就潜入我们意识之中的反应。他引用卡多索大法官的看法，法律也可以一针见血地让人有直觉性的顿悟，也能让人有豁然开朗的启发。布伦南大法官延续他的观点并指出，想象力的源头与其说是逻辑，不如说是人类的生命经验，那才是让法律得以运行并有意义的场域。细心留意一个人的直觉与情绪，审慎观察人类的生命经验，是司法程序需要的，而不是该避免的。这是我们需要呵护的而非感到害怕的。

布伦南大法官的结论是法官身负重大的责任，而这个责任来自成文宪法的文本开放特性，以及透过不同方式来调和各种原则与热情。而宪法解释的工作，特别是在最高法院[2]这一层级，常是令人望之生畏的。不论一个人曾经多努力钻研或思考宪法，宪法解释的责任之重，往往也不是大法官能预期的。大法官经常挣扎于追求法律解释的稳定性，这种挣扎是如此真实及持续，因为它涉及我们对于自己做出的解释是否有信心可以成为未来的法律原则。然而，就算理想中的稳定性永远无法到达，大法官仍然必须为之努力，因为唯有每个世代的大法官都能贡献其经验与智慧、其热情与理智，法律才有进步的希望。再一次，我又由衷佩服布伦南大法官的观点。

我获得慰藉的第二个来源则完全是个惊奇。当我看到其他国家的法官引用我的判决时，我总是觉得新奇有趣。而且我注意到，他们引用的判决都是我在放下法律工作、心中想着别的事时，意识最深处突然蹦出来的灵感。以下我将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经验。

针对死刑，我曾在一个判决里说了一段话。当杀人者被处决了，他或她反而获得了畸形的道德胜利，因为国家执行的死刑会降低社会大众对蓄意杀人的厌恶感。在一本写给英国和各国读者的死刑研究专书里，安德鲁·卢瑟福（Andrew Rutherford）教授在前言引述了这句话。而我也记得当初是怎么写下这句话的。我们南非宪法法院的第一个案件就是关于死刑的合宪性，这个案子引起了各方激烈的讨论和余波荡漾的情绪反应。而为了让我的思虑和情绪能有片刻休息，我偶尔会让自己享受泡热水澡。也就是在一个这样让人昏昏欲睡的时刻，突然天外飞来一笔，让我想起了日后被鲁斯佛教授引用的这句话。在我所有的判决中，这句话是最没有经过理性推敲、最未经深思熟虑的，但却也是流传最广的。

不久之后，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3]的约翰·斯泰恩爵士（Johan Steyn）寄给我一份他所撰写的判决书片段，该判决处理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关于某法条中举证责任倒置对于无罪推定原则（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影响。“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在特定状况下，举证责任转换到被告身上，因此被告需要提出其他事实来证明自己是无罪或不具有可归责性。这种法律原则的运用结果，是否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斯泰恩爵士引述的话大意是，刑事案件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在本质上有个矛盾：越是重大的犯罪，越是众人皆曰可杀，越须坚守被告的无罪推定。这又是一个当我懒洋洋地泡在浴缸里时的突发奇想，一样一开始让人吃惊，但其实却是再合情理不过。

我猜，日后若有认真的研究者细心地整理我潦草记下的所有笔记，他们会发现上面可能残存许多水滴留下来的痕迹。令我讶异的是，这些即兴、随意的挥洒反而是最受欢迎的珠玉之论。当然，它们并非真的凭空而来。在这些想法从石头里蹦出来之前，要经历几周甚至几个月严谨、理性的探索，要阅读几百页的法律报告、教科书、论文，以及与同事的论辩激荡，如此我的脑中才会先有各种点子的雏形。然而，也唯有当我接近我的佛教徒朋友称之为“入定”的状态，这些论述才会仿佛无中生有般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第二章中所讨论的四种逻辑，即发现、证立、说服，与增色润饰，竟在刹那间一气呵成。

在一桩事关囚犯之投票权的案件中，我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当时我正困惑着为什么我对这个议题有特别强烈的感觉，结果正当我放空思绪的时候，突然就顿悟了一个道理。我倏地跳出澡盆匆匆写下，不只是因为投票是每个民主国家的公民都应享有的民主权利，更因为这个得来不易的权利涉及每个人最根本的尊严，因为投票权把这个社会里面最高不可攀和最谦卑低下的人都联结在一起，而且如实地传达“人人一票、票票等值”的讯息。这个道理其实早已在我脑海中形成，只是在那个瞬间从各种杂乱又矛盾的念头中脱颖而出，并将它们全部调和融会。此外，这个概念与它的表达与修辞方式也是同时诞生、不可分割的。后来，这段话被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一个类似案件中引用。这个概念的创造过程并没有用到笛卡儿式的抽象演绎。但它却漂洋过海，被一个我向来景仰的法院引用。

我必须强调，南非宪法法院的其他大法官的判决也曾被国外法院引用，但我从未和他们讨论过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获得这些想法。我猜，如果被认真追问，每个人都会回想起灵感就在他们心不在焉的时刻不请自来，例如在莳花弄草时、在跑步时、在洗衣服时、在爬山时，甚或是在一趟无聊的旅程中握着方向盘时。我明确记得某位同僚说，有次他在判决当天早上淋浴时，想到了一个令所有人折服的论证。

据说阿基米德在他泡澡时有所谓的“我发现了！”时刻，但我怀疑把自己浸在热水中和提升创造力之间有任何的关联。不过，我现在的确变得更爱泡澡了，也不认为本院的判决因此蒙受任何损害。不过，巧妙的是，我最初三次被外国法院引述的判决，都是在我最没有严肃思考法律问题时所想到的。

对此我有两个结论。第一个是显而易见的，这么说吧，当裁判的论证都已经充分形成时，热情的生命经验必然会逐渐扩散，并影响不带一丝情绪的理性思维。另一个结论比较不明确，即生命经验对法律思维的影响不是线性、可预测的。因此，成长于一个强力反对宗教的家庭环境中的我，理论上应该对要在公共领域中保护宗教情怀的呼吁比较无法感同身受。然而，我小时候没有信仰却就读于一所宗教学校，这个经历大大地让我对宗教良心保持着同情的立场。这种倾向呈现在我另外一个在澡盆中想出来的判决里，而且还被英国上议院引用。该案强调国家应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让宗教信徒免受一般性法律的规范。

[1] 原注：伊冯·莫哥罗（Yvonne Mokgoro）大法官在一个宪法法院解释死刑违反人权法案的案子中，如是解释“和解共生”：

“和解共生”通常被阐释为“人道主义”（humaneness）。其最深层的意涵应该可以被翻译为人性（personhood）与道德（morality）。用象征性的方法来说，就是umuntu ngumunt ngabantu，意指在族群的生存与繁衍问题上，群体的团结至关重要。它包含的概念有团结、慈悲、尊严、服从基本规范与集体合作，但其核心还是人性与道德。其精神强调尊重人性尊严，用和解取代对抗。在南非人建立民主的道路上，“和解共生”的观念特别引起共鸣。这是我们缤纷绚烂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它在过去和未来都可能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下呈现不同的样貌。在西方文化传统下，尊重生命的观念体现在“人性”（humanity）和荷兰文“人的尊严”（menswaardigheid）这样意味深长的概念之中，而且被人人尊奉为圭臬。这些价值正是我们的宪法要推动的。它们能为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的原则赋予意义与肌理。

[2]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不仅是普通法院的上诉审，也是合宪性控制的最高层级法院，就此部分而言，与德国或南非的宪法法院相同。但由于美国采取分散型的宪法解释模式，因此各级法院也都可以针对系争法律是否合宪表达见解，和集中型的宪法法院模式不同。

[3] 在2005年《宪制改革方案》生效前，上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亦即英联邦司法体系的终审法院。依据普通法传统，该委员会成员对于英国不成文宪法的阐释与案例适用，具有最终的拘束力。

[判例一]

刑事诉讼的核心矛盾—无罪推定原则

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斯泰恩爵士关于2001年蓝博特案[1]的演讲摘要。

斯泰恩爵士：

在2001年的麦金托什案[2]中，宾厄姆首席大法官[3]参考南非宪法法院萨克斯大法官在1997年柯慈案[4]的判决。萨克斯大法官对于无罪推定的说明可说是入木三分，因此值得在此全文引述（原判决第677页第220段）：

在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里有个矛盾：越是重大的犯罪，越是众人皆曰可杀，宪法对于被告所提供的保障就越显重要。若以涉及基本权利的比例平衡当做出发点的话，确保清白无辜的人不会蒙受任何的罪名、羞辱、刑罚的公众利益，远比确保罪犯必须被绳之以法的公众利益更为重要……因此，无罪推定原则不只是为了保护个案中的人，也是为了确保社会大众对司法长远的公正性与安全性的信心。因此，特别指出某类犯罪的普遍或严重都不应该破坏这样的优先级。前人在思考无罪推定原则时，本来就已经考虑过重大恶行的可能性了，因此不应该因为某罪行特别令人发指就改变了预设的原则。若非如此，谋杀、强暴、劫车、侵入民宅、毒品走私、贪污等各式各样犯罪，都可以被说成是潜藏在所有角落而且危害甚巨，就都可以免受无罪推定的束缚了，或许，它残留的一点价值就变成替那些最无关痛痒的罪行尽力辩护。

[1] R v Lambert [2001] UKH37.

[2] H M Advocate v McIntosh, P.C. (5/2/2001).

[3] 汤姆·宾厄姆勋爵（Lord Bingham of Cornhill），曾任英国上诉法院民事庭首席大法官（Master of the Rolls）、高等法院刑事庭首席大法官（Lord Chief Justice）、上议院首席大法官（Senior Law Lord），是英国地位最崇高的司法人员。著有《法治》（Rule of Law）一书。已于2010年去世。

[4] State v Coetzee [1997] 2 LRC 593.

[判例二]

投票权的意义—尊严与平等的象征

一般人该如何看待囚犯争取在大选中能投票这件事：他们自作自受？或是他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了呢？以下是我在担任宪法法院法官时写的一段判决，该判决认为囚犯不能因为一纸行政命令就被剥夺投票权，唯有符合宪法诫命、经国会通过的法律才能剥夺囚犯的投票权。请参考1999年的奥古斯都案。[1]

萨克斯大法官：

成年人的投票权是我们宪法秩序中的基本价值。这项权利的取得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一则是因为它表示所有南非人，不分种族，都取得了完整、有效的公民权，一则是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国家开始平等接纳所有的人。人人有选举权不只对国家重要、对民主重要，每个公民的选举权就像是象征着个人尊严和人格的勋章。它表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正如每个人的那一票都是等值的。在一个财富和权力差异如此大的国家，人人有选举权无异宣告了不论贫富、贵贱，我们都是民主南非的一员，且我们的命运都与这个国家休戚与共。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要有正当理由，而与投票权有关的法律应该被解释有利于选举权的行使，而非相反。

[1] August v Electoral Commission and Others (1999).

[判例三]

宗教豁免于一般性法律—当信仰与法律相互抵触

民主国家应该在多大的范围内容许宗教团体的成员可以不遵守一般性法律？以下是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沃克法官（Robert Walker）在2005年的教育及劳动部案[1]中的意见。

沃克法官：

请容我引用南非宪法法院最近的南非基督徒教育案[2]。该案和本案牵涉的议题相同，但脉络却不尽相同。不同的脉络是因为南非宪法条文规定、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所造成的，该国宪法法院格外重视后者。即便如此，我发现萨克斯大法官主笔的判决对本案非常有参考价值，特别是第68页至第70页（亦即第33段至第35段）的综合讨论。萨克斯大法官在第35段提到：

任何一个以人性尊严、平等和自由为本的开放民主社会都必须审慎正视良心与宗教自由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困难是，民主体制要给予宗教团体多大的空间去决定哪些法律是他们会遵守的，哪些又是他们不会遵守的。一个社会唯有所有的成员都同意某些基本规范与标准是有约束力的，才能凝聚在一起。因此，宗教信仰者不能以信仰为理由，主张拥有自动免受这片土地上的法律管制的权利。然而，与此同时，国家应该在合理范围内，尽力避免逼迫信仰者必须在忠于信仰与恪守国家法律之间做痛苦且沉重的抉择。

[1]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nd others ex parte Williamson and others [2005] UKHL 15.

[2] Christian Education South Africa v Minister of Education (2000) 9 BHRC 53.

第五章 法律与幽默

幽默是民主社会里的伟大润滑剂。它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呈现这个社会上的暧昧与矛盾，让社会上诸多的不满以自发的、富有创意的方式抒发出来。最终，幽默可说是让宪政健全发展的灵丹妙药。

一切是如此的平静和死寂，全然的无声无息，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如果我死了，我不会知道。如果我还活着，我也不会知道。我对什么都没有感觉，对我自己没有感觉，对我的周遭没有感觉，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感觉。

“奥比……”，黑暗中突然有了声音，不是旁人提到我的名字，而是正对着我讲话，用那柔和而平静的声调唤着我的名。“……奥比，我是伊沃·加里多（Ivo Garrido）……”他的语调充满了同情和温柔，我认识艾佛，他是位杰出的年轻外科医师，更是我的好友。“……你现在在马普托中央医院……你手臂的状况令人同情。”他用了个优雅的葡萄牙词汇来形容我的手臂，相对于英国文化，莫桑比克文化真是细腻啊！出院后我一定要跟他讨教是哪个字。“……我们要开刀，答应我，你会坚强地走下去。”

一种全然的欣慰、安详与喜悦包覆着我，我在前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1]手上，我在莫桑比克政府手上，我安全了。

“发生了什么事？”我对着黑暗发问，我的神智被艾佛的声音唤醒了，我又能与人交流对话了，我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我耳边有个我想是女性的声音回答我，“……汽车炸弹……”听到这我怔了一下，我内心笑了，向无垠无际的虚空笑了一下。

当我再次有感觉时，人已经在别的地方了。我躺在沙发上，身上有条凉爽干净的毯子，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身体，我能动能思考，甚至能开自己玩笑。每个东西仿佛都光明而美好，而我对这一切都感到快乐与好奇。这是重新了解和探索自己的好时机。我怎么了？我还剩下什么？又伤了什么？我当时的感觉很棒，思路很清晰，而不只是模糊的感觉。但也许内在正在崩解……

让我来检查看看……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一个从以前就知道的笑话，从我们犹太人还在用笑话来抵抗压迫和羞辱的时代以来，从我还是年轻学生时，我的登山朋友每周都讲一个笑话给我听的时代以来，就知道的笑话。当我告诉自己一个笑话时，我对自己微微笑了，我觉得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因为我能够告诉自己一个关于希米·柯恩（Himie Cohen）跌下公交车的笑话，当他爬起来的时候，他似乎在身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记号。

一个朋友看呆了。“希米，”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天主教徒。”“你说什么天主教徒？”希米回他。“就是你刚刚做的检查眼镜、睾丸、钱包、手表的动作啊。”[2]我的左手能动，能做出我想做的动作。嗯，既然是用左手，我决定把顺序调整一下，相信希米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意见的。“睾丸”，我的手往下摸，毯子下的我光溜溜的，所以很容易就能摸到我的身体，我的阳具还在！我的老鸡鸡啊！（当时我独自一人，这么说应该无伤大雅吧。）这家伙曾经带给我许多的欢乐与哀愁，我相信往后它也会继续带给我许多欢乐或悲伤。接着检查蛋蛋，一、二，两颗都在！既然在医院中，也许我该称它们为睾丸以示尊重。我弯曲手肘，人又有了欲望是多么的美好，其次就是能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把手移到胸口，能自由移动身体真棒啊，人体真是美妙的艺术品啊！“钱包”，我的心脏还在，肋骨一根不少，血液还在流动，人体的中心，所有你视为理所当然的部分都在，我好好的，我会继续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眼镜”，我把手指头放在额头上，没有伤口、没有碎裂，而且我知道我现在神智清醒，黑暗渐渐褪去，不像之前那么漆黑了。“手表”，我的手从肩膀、上臂一路摸下去，突然摸不到东西了……所以我失去了一只手。艾佛并没有告诉我是哪只手，也没说可能会截肢，也许在他的言谈中有暗示，但我没听出来吧？既然刚刚我都用左手在检查，所以我失去的应该是右手。结论就是我失去了一只手，就这样。我失去了一只手，就这样。他们试图谋杀我、将我炸得粉碎，但我只失去了一只手。“眼镜、睾丸、钱包、手表”检查完成，我自嘲，故我在。

这是个笑声洋溢的时刻，所有的听众都发出了如雷的开怀笑声。我会一直说这故事，而且雅各布·祖马[3]，他在我出院后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阶层来探视我，他更是从奚落我的过程中获得许多乐趣，不时爆出笑声，用这种富有抑扬顿挫的呼应来平衡我的讲述；在此起彼落的笑声中调整我的讲述方式，并从中也得到喜乐。

我慢慢地跟祖马讲医院这段经历，听到艾佛·贾瑞多医师的声音和他用委婉而礼貌的措辞来描述我手臂的状况（大笑），讲到他跟我说要开刀，还要我坚强地走下去那段（含蓄的笑声），以及我庆幸为莫桑比克解放组织拯救的心声（这个笑声来自感激，感激长期以来有这么好的同志，以及用感恩与不吹嘘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

讲到故事结尾时，我俩正一起用午餐。“你说什么天主教徒？……还有什么眼镜、睾丸、钱包、手表？”祖马听到这边笑得不可遏止，他的嘴巴大开，笑到全身前后颤抖，他的眼神充满了同情的笑意。我被这情境感动了，被我们之间真挚的互动感动了。这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我们加入这个组织后并不会抹去个人特质和文化，而是把每个成员的特质和文化带到这个组织里面，互相分享。祖马的非洲性、他重视对话和幽默的祖鲁特质，和我的犹太笑话融为一体，滋润它，并延长和加强了这笑话带来的欢乐。我们很亲近，但我们不必成为对方、不必改变个人品位、不必改变想法和做事的方式，相反的，我们将彼此的文化差异融入到整体的文化脉络中。这就是我们将来要重建南非的方式，不是像压路机一样把不同文化碾平，而是把不同文化都找出来，将它们视为同一棵大树的不同树根，也许有些根比较强壮，但大小树根都是这棵树力量和美丽的源头。

法庭上的笑声

法庭上的笑声是一回事，但法官们如何看待笑声又是另一回事了。有时候，法官最冷的笑话都能让律师与旁听观众行礼如仪地大笑。我相信这不只是出于对法官的谄媚，反而更像是弗洛伊德关于小聪明和潜意识的一个小实验的结论：是焦虑引发了笑声。每当图图大主教说起上帝是有幽默感的，结果总是得到听众咯咯的笑声以为回报，这又是因为释放焦虑而引发笑声的例证。然而，如果上帝有幽默感，那法律有幽默感吗？法律和公共生活中的焦虑可以借由笑声化解吗？这就是我在“笑笑就好”案中所处理的问题。

[1] 成立于1962年的莫桑比克独立运动组织，信奉共产主义。莫桑比克独立之后成为执政党，但旋即因为其一党专政遭到反对而引发内战。其反对者之中包括了南非的少数白人政府。

[2] 当希米·柯恩用手做身体检查的时候，手依序抚摩眼镜、睾丸、钱包、手表的动作仿佛是在身体上画了一个十字架，因此让人误会他是天主教徒。

[3] 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现任南非总统，同时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

[判例]

“笑笑就好”案—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

在本案中，宪法法院判决不禁止某T恤厂商对某公司商标的讽刺性改编使用，因为其对商标所有人财产权的侵害远不及保护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在协同意见书中，我特别针对欢笑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提出意见。节录如下︰

萨克斯大法官：

法律之中有幽默感吗？这个难题每每在商标权保护的案子中出现，在其对立的两造之中，一方是需被言论自由原则保护的讽刺性作品，一方是同样强而有力的财产权原则。然而，参考世界各国的判决经验之后我们会发现，各国法院不但没有树立一个明确的方针，我们反而能从千变万化的判决当中看见法律的幽默。

在本案中，一位新闻学研究生与几家大企业杠上了，他将自己的公司称为“笑笑就好”，他毫不掩饰地将大企业商标或文字戏谑改造，然后印在T恤上出售。受害者之一，“南非酿酒公司”（South African Breweries）发现其知名商标被改编后印在T恤上并公开贩卖。“黑标”（Black Label）和“卡尔林啤酒”（Carling Beer）商标分别被改为“黑劳工”（Black Labour）和“白人罪恶”（White Guilt），而说明性的副标“美国最生猛有力的啤酒”和“南非酿造”则被改写为“非洲自1652年以来最生猛有力的剥削”和“全球无人喜爱”。可想而知，“南非酿酒公司”是笑不出来的。该公司前往开普敦高等法院声请禁止该T恤的流通贩卖，并获得胜利。

“笑笑就好”公司不服判决而决定上诉，但南非最高上诉法院法官同样不觉得这是一种幽默的表现。判决认为将种族剥削的形象加诸“南非酿酒公司”受保护的商标对该公司有害，更何况这么做的目的是贩卖T恤以获取金钱利益。最高上诉法院判决维持对该T恤的禁令。这个判决的效果非常矛盾，一方面“笑笑就好”的品牌一下子打开了国内外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破产危机。随后，这个案子上诉到了宪法法院。

这个案子的核心问题在于“笑笑就好”故意且明确地使用“南非酿酒公司”的商标，且还别有用心。它使用对手的品牌来挑战“品牌”这回事，借此凸显不只在南非，在世界各地都以商标法打压言论自由。这是一步精心设计的险棋，而该公司的宗旨就在于颠覆与挑衅。另一方面，一个讽刺作品如果没有尖酸挖苦的效果，那就失去意义了。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这个讽刺作品是否触怒我们，或“笑笑就好”的行为是否勇敢、莽撞，或是好笑或愚蠢。我们要衡量的是“笑笑就好”的行为是否合法、合宪。我的答案是极度肯定的，理由如下。

讽刺作品自然是有矛盾性的。好的讽刺作品既是原创的，也是寄生的，既是新创造物，也是衍生物。而商标和讽刺作品的关系便是，如果讽刺作品和其寄生的商标没有高度相似性，一般大众就认不出那商标，也就无法理解作者的幽默。相对的，若是讽刺作品和原商标太过相似，不论其有多幽默，都会因为太少原创性而被视为侵害知识产权。

讽刺作品的确是挪用与模仿，但也包含匠心独具的移花接木。最重要的是，讽刺作品其实默认了模仿对象的权威性与实际效果。讽刺作品保留原作的意象，并依赖观赏者的能力来辨别其相似性并解读或“破译”其中的暗示。换句话说，观赏者和作品的创造者进行了多种的交流，以呈现该讽刺作品。与以欺骗为目的的剽窃者不同的是，讽刺者依赖观赏者辨认出原作品的能力。另一方面，观赏者的机智与鉴赏力也是该讽刺作品成功的关键。

在这个充斥着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社会，商标已经变成吸引消费者注意的重要营销工具。企业和生产者无不投注大笔经费来设计、广告，并保护其商标之独特性。在这样的运作过程中，知名商标自然成了讽刺作品嘲弄的目标。讽刺者各自为了不同动机而创作，也许是娱乐大众，也许是为改造社会而发声，也可能是因为有利可图。鲁兹（Rutz）曾说：

讽刺作品的笑点并非来自原作或原作者，而是其巧妙的移花接木之功。社会大众可能在发现讽刺的对象之后而莞尔一笑；另一方面，观众也可能觉得生气或惊讶，端视该作品的脉络而定……

所以，一个公正、审慎的观察家在看待这个案子的时候，会先仔细纵览全局，并以宪法尊崇的言论自由价值为经，以商标法提供的财产权保障为纬，然后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讽刺作品对商标所有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是否大于我们需要保护的言论自由价值？法官在权衡轻重时需要有所依据，并且辅之以每个法官都应该有的对人情世故的理解。此外，虽然讽刺作品将在法庭上被严格审视，其所涵盖的内容（不论是视觉、言语还是两者兼具）则须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对其重要性和（可能）对观众造成的影响作评估……

“笑笑就好”的唯一员工贾斯汀·纳斯（Justin Nurse）表示那只是间小公司，仅凭捉襟见肘的预算来营运。其运作方式便是制作数量有限的T恤、架设网站，并在促销T恤时办些娱乐活动。

“笑笑就好”对于它对该商标的嘲讽戏弄做出如下解释。品牌无所不在，它渗透进我们所有的公私生活领域中。在当代文化空间里，品牌将自己包装成某种生活风格、自我形象定位、个性品位的代言人。品牌通常和产品本身关联性不大，所以尽管全世界的“黑标”啤酒喝起来味道都不同，但全叫“黑标”。在南非，这个品牌和啤酒的实际口味、质量也没有关系。该品牌广告将喝啤酒、特别是喝“黑标”啤酒视为男子气概、运动场上的勇猛表现甚至是性能力的象征，例子如下：

“卡尔林黑标”被定位为全球“男性”喜爱的饮品。这清楚地将饮用“黑标”啤酒和男子气概做联结；

“卡尔林黑标”是“最生猛有力”的啤酒；

“卡尔林黑标”饮用者具有或即将具有“大家伙”；

“卡尔林黑标”饮用者下班后更有活力。

“笑笑就好”坚信“黑标”啤酒塑造出一种男性形象，如果你想成为这样的男性，就要用辛苦赚来的钱买些“黑标”啤酒。至于广告主打的美国印象，以及所有有关美国的林林总总（例如，黑人小区年轻人被美国大城市里黑人区风行的嘻哈音乐所吸引）则全然近乎诉诸荒谬的“偶像崇拜”。“笑笑就好”在诉状中申论如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商业和文化彼此交错、混为一谈的社会。这成了今日争议之肇端，企业努力让他们的品牌跻身为南非文化的标志，一旦达成此目标，他们就躲在一套游戏规则（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保护伞之下，但这些法律都不是为了压制文化表现而制定的。不夸张地说，品牌深深地影响我们的行为与选择……品牌是强大的、无孔不入的、潜移默化的。正是品牌这种不容挑战、不受质疑的本质，令人无法接受……

因此，当爱惜羽毛的品牌遇到将其以讽刺方式印制的T恤，企业的反应就像是14世纪的修道院修士看到十字架被摔个粉碎一般。事实上，“笑笑就好”确实指出，数百年来都严厉反对任何挑战与批评的教会，以及今日大企业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的品牌不容亵渎，两者之间实在大同小异。

“笑笑就好”在结辩中表示，在这个媒体无所不在的环境中，它运用的语言也是熟悉媒体文化的观众。这个主张颇为有力，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就是品牌。要在一个媒体肆虐的环境里激发社会大众热烈的讨论，就得运用这个环境里的语言……

本案中的证据指出，不论是制造者或消费者，每个相关人士都了解这件T恤就是刻意对该品牌做文章，来引发笑点，表达对品牌支配生活的不满。引发贩卖者和购买者共鸣的是颠覆性的笑点，和啤酒毫无关系。此产品的核心就是使用（别人的）商标。此案中的讽刺作品并非被用来不当地“获得注意或逃避创造新产品所需的辛苦付出”。

因此，本案的比例原则检验并不困难。要论伤害性，其实“卡尔林黑标啤酒”的营销能力并没有受损。这是一个显示传播效果远比交易更重要的案例。交易是传播的附带产品。企业创造品牌的目的乃是在让所有人获得明确讯息，T恤的贩卖只是为了传播的持续进行。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用言论自由来伪装商业竞争的案子。若我们说这个讯息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表达，那便是混淆了讽刺作品的本质，毕竟讯息就藏在巧妙地将商标移花接木之中。原创者要质疑、挑战的是品牌整体的作用与意义，只是利用特定的品牌借题发挥，而不是针对特定的品牌。该强调的是，关键问题不是该讽刺作品是否伤害了该啤酒品牌。因为该作品真正的用意是对我们社会的现状尝试采取犀利的批判。在此思维下，天平明显地倒向“笑笑就好”一方。一位美国法官说得很好，本案中的讽刺作品其实是一种幽默，而非剥削或欺诈。所以法院不应该禁止T恤的贩卖。

我将从宪法的角度补充两点以使我的结论更完整。

第一点是关于寒蝉效应，即过度使用商标法将阻碍新观念的流通。由此观之，我们必须了解到一个商标权的诉讼对拥有商标的企业和以该商标搞恶作剧的人都是同等危险（例如本案的诉讼双方）。原告寻求法院禁止对其商标滥用将面临一场漫长的诉讼，他们所有的指控都可能回到他们自己身上，而对手却不会因此有何损失。此外，任何企图限制言论自由的企业都将会发现媒体支持他们的对手。事实上，诉诸法律这个沉重的武器的企业，很可能会让他们的产品努力标榜的自由、活泼、轻松愉悦形象付诸流水。因此，在本案中“卡尔林黑标”啤酒提起诉讼所承担的风险远比“笑笑就好”贩卖两百件T恤的风险大，前者主打的欢快形象可能因此受损。打官司的原则就是，要提防任何人随时都可能采取法律行动。

从更重要的宪法观点来看，即使是威胁提出诉讼也可能引发是否有正当性的辩论。大企业掌握较多的财富与媒体及政府资源。就像是政客和政治人物，他们的商标能见度高，也容易辨识，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规范与价值。知名品牌企业对大众和政治议题有实质影响力，而这也使得企业和其品牌容易招致讽刺和批评。

然而，商标法里面的“淡化”主张，包括丑化或玷污（tarnishment）理论，当运用到非商业竞争者的讽刺艺术家身上时，就可能是以诽谤罪之名对艺术家造成威胁。如此一来，法律沦为被滥用的吓阻工具。这将造成大众的恐惧。因为每当有人想要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就会担心商标法的钳制性，最后为了避免卷入诉讼而身败名裂，不得不进行不必要的自我审查。

从这里又延伸出我对宪法之意义的第二点考虑。宪法不能规定郁郁寡欢者必须快乐起来。然而，宪法可以防止凝重肃穆之氛围扼杀社会上欢快愉悦的情绪。事实上，若是我们的社会因为国家权力操之在一群老成持重的人手中而彻底变得严肃、古板，不只所有貌似不恭的笑声将被压抑，自我节制的精神最终将使得喝啤酒本身都可能被禁止。而且，我看不出为何拿政府开玩笑可以被视为言论自由，而拿“大企业”开玩笑却不是言论自由？

笑声不是无中生有的，必然有其情境。笑点可能是戏谑的、促狭的，有力者对弱势者施加羞辱。在另一方面，笑声可以具有安慰的效果，甚至也可以为边缘化的社会批判所用，进而凸显颠覆意义。在本案中，笑点便是该T恤挑战了经济强权，抵抗意识形态霸权，并增进了人性尊严。我们的身份不是作为品位或幽默的评审或裁判，我们也不被要求判决“笑笑就好”的讽刺作品有多成功。不论我们个人对该T恤的观感如何，我们的工作是用法律来保障像“笑笑就好”这样制造批判性幽默的当事人。不论幽默的形式是变装秀中的模仿、报纸上的讽刺漫画，或是T恤上的讽刺作品，这样的保护都是必要的。喜剧演员获得薪水，或是报纸、T恤赢得销量，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它要表达的意涵可被视为单纯的商品。这也不影响在谈话节目上表达不同意见和T恤上的改作商标都是言论自由保护的范畴。“笑笑就好”选择以讽刺作品作为针砭时弊的工具，并邀请年轻的伙伴加入这个以笑声为武器的团体。

一个太过正经的社会得承受压力紧绷的副作用，并将所有正统之外的事物都视为其威胁。幽默是民主社会能接受的伟大润滑剂。它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呈现这个社会上的暧昧与矛盾。它促进多元性，让社会上诸多的不满以自发的、富有创意的方式抒发出来。最终，幽默可说是让宪政健全发展的灵丹妙药。

第六章 理性与判决

法律社群不能被视为一个僵化、不知变通的群体，它不是由一群食古不化的人组成。它的规范和标准需时时接受检验，并与时俱进。不论你喜不喜欢，司法人员总是在这个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有时候跟着前进，有时为之加油门，有时为之踩刹车。

当我被单独监禁的时候，我常想，为什么做一个勇敢的人如此困难？而如今身为法官，我常感到困惑的则是，为什么理论符合逻辑如此困难？是的，我曾一度以为，判决（judgment）很容易写：只要把法律原则套用到事实上，答案就出来了，像摩西以手杖敲击岩石，活水就自动流出来一样。然而事实上，撰写每则判决都耗费我大量的心力，不断地更改论证，总以为就要大功告成，但心里又老是觉得还不够确定。不论是生活经验或是诉诸权威性的法条都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我的秘书曾对我说，我曾想要修改我的第二十六版的草稿，她和我的法官助理甚至想过要把最新版本藏起来，以免我看到又想再改一次。

但如果法律只是把简单的逻辑运用到具体的情境，我在这么多版本的论证草稿中总该有个是正确的吧？我常好奇，彷徨踟蹰真的是司法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吗？在某次和多伦多大学法学院的政治哲学教授珍妮弗·纳达斯凯（Jennifer Nedelsky）聚餐时，我得到了一些答案。她曾受教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而阿伦特试图针对康德的著作进行符合20世纪的诠释。我们当天讨论的便是理性和判断（judgment）的差异。我记得当天她对阿伦特就康德思想的诠释，简述如下：理性具有强制性，必须服从，而判断则涉及衡量（evaluation）。纯粹的理性像这样：若A大于B，且B大于C，则A大于C。在另一方面，判断则需权衡轻重。为了说明什么是判断，她举了一个例子。“我喜欢那幅画”并没有涉及任何判断，而是在陈述一件纯粹主观认定、没什么好争执的事实。“那是一幅漂亮的画”则在表达一个判断，是判决，因为它可以用公认的美的标准来衡量。重点是，当我们说一幅画漂亮的同时，预设了有一套评价“美”的特定标准。它由艺术社群的成员所共享，并根据这套标准来讨论美是什么。

法律上的判决与此有相似点，例如当我说一个结果是正义或不正义的同时，也就是再一次的确认，根据法律社群（legal community）所接受的种种原则、规则、标准[1]，这样的结果是正义或不正义。如果只是我个人发自内心深处坚决地相信它是正义或不正义，是不够的。判决的作成是一项公共行为，将对公众造成影响。判决不能像书评那样单靠个人喜好来作成，但也不纯然是像解数学方程式那样的逻辑推理。判决是衡量评价的产物，是以公认的标准来对各项因素做权衡轻重。身为法官，我必须让阅读判决的人相信我作成的结果是符合正义的。所以我必须援引原则、规则、标准，诉诸法律推理方法和分析方法，而且这些都必须被我所对话的社群共同接受。每位社群成员都有主观的偏好，也会做出主观的价值衡量。但我们之间的讨论对话必须有客观的基础。这种讨论必须建立在我们之间对于支配司法过程的规则和价值所形成的共同理解。

纯粹的理性推理永远都是法律论述的一个元素，但也只是许多元素的其中之一。如果正义可以像一台“法律自动贩卖机”般自动产生，那我们只需输入特定数据，建立法律规则的适用顺序，然后这台机器就会根据内在的逻辑自动完成所有后续工作。果真如此，诉讼费用可以省下来，判决的准确性不会有问题，每宗诉讼都保证会有公平结果。如此一来，没有人会再要上诉，而我也就失业了。

然而，“判断”这个人类心智活动最重要的就是预设了没有绝对必然的结果。判断是不同元素间权衡交融，依循特定的公认判准去形成决策结果。在珍妮弗的印象中，阿伦特对康德思想的理解是，判断无法以纯粹理性强迫读者接受。相反的是，它必须以其论证的说服力来争取读者的接纳。反过来说，法律社群也就在大家共同参与到法律理解与适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因此我们必须争取法律社群对于判决的接纳。在彼此携手研究法律的原理、程序与价值的过程中，法律人建立起他们的认同与自我意识。如果珍妮弗是对的，至少我相信她是对的，那说服就不只是一件说理缜密的判决附带赠送的好处。它也是判断的成分之一，也是用来证明为何司法过程的最终成品不是叫做“决定”，而是“判决”。

因此，进行审判绝对不只是分门别类而已。因为“判断”本身就默认了价值判断，这在法庭上和在花展、拳击赛或溜冰赛都是一样的。虽然放在法律天平上的构成要件是客观的，但每个构成要件的个别权重，和最后综合出来的衡量结果，会因不同法官而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设下一些管控机制，以避免过多的主观偏见。

其中一项关键性的管控机制就是法官要有珍妮弗·纳达斯凯所称的“包容之心”（enlarged mentality），也就是说，一种不断调适修正的态度，以让法官抛下个人成见好去采纳、吸收这个社群里其他成员的观点。这需要我们在选任法官时，应该从他们的经验与能力，去挑选那些能够展现出具备“包容之心”的人才。第二个管控机制我先前已经说过，就是在多人组成的法院里，法官各自心里有一把尺，如此一来，不同的个人偏好和偏见才能彼此制约。最后，司法判决应该公开接受批评，法律社群和社会大众应定期对判决的论理构成及内在融贯，进行分析与批判。

同时，我们必须要了解，所谓的法律社群不只包含专业法律人士而已。这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领域，任何人带着法律意识在面对问题时，就属于这个社群的一分子。当我在草拟判决时，我不自主地会觉得我正和整个法律社群对话。我心中会想到所有可能会读这个判决，并被这个判决影响的人。我寻求一种可以被读者认同的论述形式，或至少让人觉得我以一种言之成理、有凭有据的方式在处理该案件。这并不是说我的判决是正确的，和我持不同意见的人是错的。司法制度当中自然有一种谦卑性，它帮助我避免误以为自己总是正确的，或误以为法律问题有单一的正确答案，而我恰好知道那唯一的正解。这和个人是否谦卑无关，如果你不能勇敢地为你深信不疑的立场辩护，那你就不该当法官。我所谓的谦卑是制度性的，不是个性。身为法官，我不认为我们的功能就是提供唯一正解。事实上，我们每位法官的意见有这么大的不同，怎么可能每个都是对的呢？在我看来，法官在每个案件中的任务就是竭尽所能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尽管我们提出自己所能想到最好的判断，但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判决要与未来无穷无尽的其他判决，有些甚至都还未诞生，一较高下，或是共同形成新的见解。

我曾经努力想象自己是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笔下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一个完美的法官，有着抗拒司法诱惑的英雄气概，能明察秋毫，从不犯错，在每个法律难题中都找出唯一正解。我了解这只是德沃金在哲学上的立场，他以此挑战后现代主义者拒绝承认有正确答案的立场。另一方面，他也拒绝接受极端的法律现实主义者（super-realists）观点，即我们最好承认无论理由编得如何天花乱坠，事实上我们只是用司法力量来包装我们的个人偏见或时代主流的偏见。然而，我却宁愿接受另外一种没那么崇高伟大的见解，亦即，我的所作所为只是用我所了解的法律工具，在特定的脉络、特定的时刻，诚恳、虚心地处理好眼前的案件。我尽可能地让我的意见在法律上是清楚、真确且一致的，但我不得不说，这仅是许多意见中的一种而已。我写在判决中的意见不会因为它具有法律效果，就必然是正确的。在我心中，法官的目的并非追求案件的唯一正确解答方式。法官的目的乃是在特定时刻的特定案件之中，在追求一个最完备、最恰当的法律解释的漫长过程中，发出最诚实的声音。而我所依据的判断标准都是经过法律社群反复思考与实践而确立的。

因为法律社群对法的理解经常是随时间而演进，我多少都知道我所抱持的某些立场，可能走在这个社群多数人的前面，他们可能不认为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即便如此，我仍义无反顾，因为我的法律良知告诉我，改变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新的宪法解释途径也应该因为我的判决合理而被接受。我的声音只是诸多论述主张的其中一种，可能与其他的声音一拍即合，也可能格格不入。若是我们只考虑纯粹的法律推理，那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但因为司法审判的核心其实就是判断力的行使，我倾向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法律见解的稳定性，未来不会被推翻，而是判决完成当下所展现无比强大的说服力。也就是说，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说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大法官对言论自由那有名的不同意见书，在当时是正确的。我也不认为他的看法因为在后来获得多数人支持而变得正确。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角度来思考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大法官伟大的不同意见[2]。他们所代表的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法哲学意见，而且是融贯的意见。孤独的不同意见最终成为位居主流的意见。这就是法律辩证的本质，少数意见最终可能变成主流意见，而这也是每位撰写不同意见书的法官的期望。

所以每当我依着我的法律良知撰拟判决时，我想到的总是会阅读到这份判决的同事们，我也安慰自己说若是在这个案子中我的论点不能说服同事，其实我是为这个新观点播下种子，以供往后的案子使用。我想象当其他法院的法官和裁决人员在奋力拟判时，或许会读到我的观点，并且能从中获得启发。我也想到律师或检察官，或许他们会攻击我的论点，以找到有利于他们当事人的主张。我自己也曾经在大学任教多年，我可以想象法律学者著书立说批判我的观点，与学生讨论，然后也许将我的意见变成教科书的一个脚注。我特别重视的是学生，他们仍然充满求知欲，且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理想主义的踪影。最后，我会想到一般社会大众，扪心自问，法律能为一般人做些什么呢？法律应该用怎样的语言让自己更亲民、更具说服力？

另外还有一群特殊的潜在读者：政府官员，他们可能和这些案件有关，或者须对相关问题负起特殊的责任。我记得一位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曾告诉我，在美国，许多法律推理的出发点都是把政府当做是敌人，所以他们会主张所有权利中最根本、最基础的就是不被政府干涉的权利。但在加拿大，他接着说，法院视政府为友人而非敌人，因此法院会与政府携手合作，一同确保人民的权利与福祉。我想，南非宪法和加拿大宪法相同，都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同属宪法所规划要实现的计划，其目的在改善人民生活，并保障人性尊严、平等、自由等价值。权力分立的意义是国家的不同部门各有其特殊责任，也受到不同的公众问责方式约束。但基本假设是，三权间会以合乎礼仪的方式展开对话，而非粗鲁的互动。也许有时候，司法权会因为违宪的政府行为而必须针锋相对地表示意见。但尽管法院必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监督权力的滥用，法院也不该忽视行政权必须面对在种种选择之间做出最佳决定的困难。在一个迫切需要转型，而可以用来转型的资源却相对有限的国家，更是如此。

在公共生活中，礼仪（civility）的意义不仅限于态度温良而已，它还是多元民主的重要元素。因此，礼仪在国家的三权之间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宪法的架构本来就要求司法和行政两权保持对话关系。宪法法院有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的强大力量，甚至可宣布国会通过的法案因违宪而无效。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处理立法有效性与否的问题。就此而言，宪法法院被赋予的力量是极大的。当宣布法案因为违宪而无效时，我们可以附带做出一些要求，只要它是公正、公平的，包括要求国会在一段期间内尽速修法。因此，和立法权的对话、互动本来就属司法权的权力行使范围。当国会议员草拟新法时，我想象他们将会读到萨克斯大法官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或至少他们的法案助理会瞄过我的某个判决的段落或是摘要。这让我感到片刻的虚荣。

接下来当然就是媒体。媒体选择法官的某些判决做报道，并与大众对话。为了帮助媒体理解通常是又长又复杂的判决，宪法法院会提供整理出主要问题和结论的摘要。我们这么做的目标是，大众应该对他们的基本权利和政府运作方式有所了解，而我们的判决可以作为这些知识的主要来源。判决的意义其实远远超过解决两造当事人的纷争。宪法法院的决定有助于建立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并且树立我们的民主宪政的特色。每个细节都是重要的。我们所撰拟的每个判决都必须重视其各个部分对公众发挥的影响力，正如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3]评论他的建筑作品时说的，上帝藏在细节里。毕竟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追求精确，都仍有可能遗漏。

此外，无论我的判决的实际读者有多么少，潜在读者量总是巨大的。正因为意识到大量的读者在未来有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检视我的判决，我撰写判决时总警告自己不能怠慢。撰写判决时的目标不是要取悦或激怒某些人，而是要尽可能地要求自己做到严谨、公正、忠于宪法职责，且以这种态度与社会最大多数人对话。我的经验告诉我，越是和基本权利有关的判决，越是能打动一般社会大众的语言与概念，同时也越能吸引到专业法律社群中的精英人士。

所谓的法律社群，自然不是个界线清楚且固定的群体。当这个群体太过封闭且总是只与内部对话时，就会很难找出他们的共同性。在某个阶段被该社群的领导阶层当做是中立且无可置疑的标准，很可能在其他人眼中其实只是某种偏见，而且反而因为这个偏见被隐藏、被伪装成真理而更加有害。譬如说，法律界习以为常的“理性人”（reasonable man）的概念，长久以来就被女性主义法学家批判，他们认为该概念恰恰反映出一种来自潜意识的偏见，因为所谓的“理性人”其实只是“理性的男人”。它把男人的观点当做是唯一、自然的标准。他们认为，如果只是玩文字游戏，只把“理性的男人”修改成“理性的人”（reasonable person）是不够的。举例来说，法院在思考长期受暴力侵害的妇女要靠什么才能走出恐惧的阴霾时，应该仔细体察这类妇女的真实处境；不应该把怀孕当做一种生病状态；在判断带有性暗示的玩笑是否构成性骚扰时，也该设身处地为低阶女员工着想。

相似的，期望法律能帮助环保运动的人必须对抗法律社群长久以来的成见，他们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在一夕之间转变。因此，我们需要全新的法律视野。从最初的灵感到孕育出社会上约定俗成的规范（或称软法），再从软法到具有强制力的规范，这过程往往跨越数十载。许多观念都是崭新的，譬如世代正义的信赖责任；跨越国界的法律保护；以预防原则取代习惯法传统的过失原则，以及非直接受害的第三人也可以行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律社群不能被视为一个僵化、不知变通的群体，它不是由一群食古不化的人组成。它的规范和标准需时时接受检验，并与时俱进。不论你喜不喜欢，司法人员总是在这个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有时候跟着前进，有时为之加油门、有时为之踩刹车。

而关于谁来制定这些标准的问题，在像南非这样的文化多元、信仰分歧的国家，尤其重要。过去，法律社群无论就规范面或实践面而言，不仅由白人占大多数，而且其中大多数又是基督徒，经常会积极地或不自觉地将基督教的标准加诸全民之上。因此，即使所有的种族歧视法规都废除了，我们仍然感到基督教戒律在国家法规中有特殊地位。我们的宪法非常尊重宗教信仰。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南非人自认是基督徒。图图大主教等教会领袖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声望。我们的宪法预设宗教团体与国家应该采取合作而非严格分离的态度。然而宪法坚决保护无神论者，也避免偏袒某一特定宗教。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当我在撰写关于禁止在礼拜日、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4]、圣诞节贩卖酒精饮料的禁令是否合宪的判词时，我发现我必须思考，究竟应该采取谁的立场来衡量这个问题。是一个理性的基督徒的观点呢？还是一个理性的非基督徒的观点？还是不信教的人的观点？应该采取哪一种审查标准？一个粗枝大叶、心宽体胖的人的态度吗？还是一个极度纤细、脆弱的心灵呢？我最终决定，一个理性的人可以有任何信仰，也可以没有信仰，他或她不应该太粗枝大叶，但也不会过于脆弱，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对我们的宪法价值非常敏锐，这包括人人平等、民主开放，且国家不能特别偏袒某一种意识形态。在后面的罗伦斯案中我们可以见证这样的思考模式。但我必须澄清，这可不是我在洗澡时想到的，这是清醒时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它也没有大受欢迎）。

另一个案件是关于某位依据穆斯林法嫁给某男子的穆斯林寡妇，可否从亡夫遗产中请求生活扶养费的问题。在我们有这部宪法之前，南非法院不承认穆斯林的婚姻制度与印度教教徒的婚姻制度，因为在基督教的眼中，他们的结合不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结合，而可能是一夫多妻。当我在撰写宪法法院的多数意见时，我提到某些信仰单独垄断“配偶”（spouse）一词的使用，违反了我国新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

法律社群的本质就是一方面在思想上保守，一方面却又求新求变。因此法官必须面对的难题便是他或她要选择作为既定法律原则的拥护者或改革者。然而，一个原则一贯的判决也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法官个人的偏好而大胆创新或是谨守陈规。每个维持现状或支持改变的判决，都必须充分思考（reasoned）和做出完整的论证（justified），提出法律社群就算不能被说服也会感到言之有物的论点。特别是对法律界长久以来接受的原则和标准提出剧烈修正的判决，在重新定义看待问题的方法时，必须和新宪法所带来的冲击进行强而有力的联结。事实上，身为南非宪法法院法官最独特且沉重之处即在于，这是一个新的法院、有一部新的宪法，因此每个判决都是在重新定义法律推理的规范与标准。尤其难的是，宪法法院法官在一方面引进新观念以撼动法律社群的同时，一方面也必须借由原则一贯的证立方式，再次强化法律社群的前进改革。在此前提下，我相信每当我们需要改变法律社群认为是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法律公式时，我们都是以最开放和最透明的态度在进行这种改变。

[1] 在英美法学界的讨论脉络下，规则（rule）指没有衡量空间，必须一板一眼遵守的规范；标准（standard）系指具有弹性衡量空间的规范。规则和标准的特质，正好相反。原则（principle）则是与标准相近，通常是可以广泛地运用以解决特定道德或政治争议的一套价值规范。

[2] 在1919年的艾布拉姆斯（Abrams）对美国政府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以七比二的票数，维持下级法院对艾布拉姆斯等五人违反间谍法的判决，因为他们在纽约书写和印制传单，呼吁美国人民反对美国在欧洲战场持续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持反对意见的两票分别是霍姆斯与布兰戴斯大法官，他们主张艾布拉姆斯等人的行为应该受宪法第一修正案坚持之言论自由原则的保护。霍姆斯说：“法律不能处罚言论表达，除非言论的后果必将引起明显而立即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霍姆斯的反对意见在当时虽然是少数意见，却成为后世所推崇的标准。

[3]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德国建筑师，亦是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之一，以“上帝藏在细节里”、“少即是多”等主张而闻名。

[4] 即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那天。因为是在星期五，所以称Good Friday。三天后即复活节。

[判例一]

玛斯拉案—礼仪是宪政民主的黏着剂

礼仪（civility）是宪政的必要条件。在总统突然迅速撤换国家情报局首长的案件中，我写了一篇关于礼仪是宪政必要条件的协同意见书。

萨克斯大法官：

为了公平起见，在撤换一个高阶职位官员时，为了顾全其名声，应该予以合宜的礼节。人类不能仅靠食禄而活，尤其是对职业公务员来说，良好的名声可能是食禄的基础。但我们需要留意的远不止于官员的实质利益与身份。一般大众的利益当然也要顾及。宪政机关若要良好运作，就必须时时获得滋养。欲达此目的，掌握政治权力者必须避免伤及社会大众对政府官员操守的信心。

公平对待和礼仪是不可分的。从宪政的角度来看，礼仪不只是有礼貌或行为端正而已，礼仪是宪政民主的黏着剂之一。礼仪要求我们对意见不合者心怀宽容，对有所争执者保持敬意。礼仪与和解共生（ubuntu-botho）密不可分，它深植于我们传统文化之中，也是普遍认为现今民主社会良好运作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正是前人在过去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坚持作文明有礼的对话，为我们奠定了和平宪政革命的基础。如此诞生的宪法自然也要求掌握政治权力者不可独行独断，不可以不恭敬的态度造成负面的影响。

[判例二]

罗伦斯案—禁酒的理由

禁止在礼拜日、圣诞节和耶稣受难日贩卖酒精饮料的法令是否违反宗教自由？在讨论这个案件时，四位宪法法院大法官认为该禁令并未侵害宗教自由。三位大法官则认为它侵害了宗教自由，因为此举形同只尊重基督教的节日。一个偶然的画面坚定了我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当时我看到我的助理法蒂玛（Fatima）脸上受伤的表情。当我问她为何眉头深锁时，她指出当原本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若是被用来当做一种排他的机制时，就能产生巨大的伤害。所以我撰写不同意见并获得另一位大法官的支持。我们认为，只要政府支持某一特定宗教，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支持，便是实质上侵害了宗教自由。然而在本案中，我认为既然这样的禁令其实可以找到非宗教性的正当理由，它将有助于降低双休日的酒精滥用问题。

萨克斯大法官：

对于一个抱持某种意识形态或信仰的人而言是生活中稀松平常的小事，对抱持不同信仰的人来说，却可能意味着压迫和排挤。大多数人或主流族群不放在心上的事物，在受其影响的其他人眼中可能会被放大，而且无比的真实、刺痛，且令人窒息。特别是当表面上看来无害的事物，却被那些受影响的族群视为一种象征，代表了更广、更深的排挤与剥夺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

在检视本案中，国家是否特别支持某些信仰而违反宗教自由的原则时，我首先应该做的不是去顾及什么是“理性的基督徒”的感受与观点，也不是去探讨什么是理性的犹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无神论者的感受与观点，我要做的是去探讨什么是理性的南非人（且不论其有无信仰或信什么宗教）的感受与观点，这样的人对宗教信仰既不冷漠也不狂热，而且充分体会到宪法的价值规范。在我看来，理性的国民是一个有常识的人，他或她熟稔我国的民情文化，也对宪法的大原则与细节知之甚详。理性公民一方面不会因为歇斯底里地担心迷信与神权统治，而想要无情地铲除这个社会上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事物，另一方面也不会因为有很多人与自己有一样的信仰，就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像过去一样不分派别地笃信单一宗教。

这样的理性公民，在我看来，不会特别排斥将对基督徒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礼拜日、耶稣受难日与圣诞节当做世俗性的国定假日。它们虽然已经成为南非民众休息、旅游、节庆（以圣诞节来说）的一部分，但不代表国家对基督教的偏私。与此同时，他们应该也不会怀疑在这几天禁止卖酒精饮料，而不是在别的没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挑选一天，就意味着国家恢复了前宪法时代的宗派偏见。

（后记：该判决主张，虽然贩卖酒精饮料的禁令限制了非基督徒的宗教自由，然而该限制非常的轻微且间接，相对而言，在周末、连续假日禁酒所能创造的公共利益则非常巨大。所以，依照比例原则的分析，这样的禁令是开放、民主的社会所允许的。最终，基于各种不同原因，禁令获得参与本案的九位大法官中的五位支持而得以维持。判决之后几周的某个礼拜日，我不假思索地去附近的超市想买啤酒，才发现因为宪法法院的判决，商家那天不能卖酒！）

[判例三]

丹尼尔案—被宗教垄断的婚姻

在《遗属扶养法》(Surviving Spouses Maintenance Act)的规定之下，一位穆斯林寡妇能否被视为“配偶”并主张继承遗产？我的意见是肯定的。我的意见推翻了历经殖民时期和种族隔离时期长久以来南非法院的判决，之前的判决认为经由穆斯林仪式结婚的女性，其地位被视为接近“妾”而非合法婚姻下的配偶。少数意见同意穆斯林妻子被歧视，但认为补救措施并非像我这样重新诠释“配偶”这个词，而是主张这个法规违宪，并应在适用对象上加上“经由穆斯林或印度教仪式结婚”等字，以此方式来补救法条缺漏。

萨克斯大法官：

“配偶”这个词的原始意思包含了举行穆斯林婚礼的各方。语言学并没有限制我们不准做这样的解读。相反的，如此的解读才是这个词一般被理解和使用的原意。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纳入而非排除穆斯林婚礼中的各方才是正确的。过去法院如果按照一般的方式解读“配偶”这个词，就不会将他们排除在外。相反的，由于一种文化与种族霸权垄断了该词的使用，过去的法院采取了狭隘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忠于英文本身，而是偏见的产物。不管是在主观意图上或实际影响上，狭隘的解释都有歧视的意味，它明显地独崇基督教的婚姻概念，而与穆斯林的婚姻观念相抵触。

歧视性的解释深深伤害了被旧观念与旧判决影响的人。在新宪法之下它不能继续存在。

如派厄斯·兰加（Pius Langa）副院长所言：

我们的宪法处于一段转型的历史之中，从一个充满分裂、不义、没有民主程序的社会，迈向一个尊重所有公民的尊严、政府体制程序完备的社会。因此，在解读宪法时，我们必须明了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宪法追求的目标：一个以民主价值、社会正义与基本人权为基础的社会。转型与革新本是我们宪法的特色之一……宪政的运作需要法官在解读法律时尽可能地设法阐扬宪法中的基本价值。以此观之，当讨论法律的合宪性时，法官有责任检验该法规的目的和主旨，并以符合宪法规范的方式来解读这些法规。

在本案中，关于平等、包容、尊重多元的宪法价值均强烈倾向给予“配偶”这个词更广泛的解释，如此一来，我们也才是回到了这个词的原始意义。

第七章 哭泣的法官：司法权与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

当我们离座返回审判席后方的通道时，我听到一阵欢呼声，而就在那一刻，我的眼眶湿了。我流泪不只是因为想到艾滋病对南非的伤害，更大的原因是我以身为大法官为荣，因为我能够在这个位置上，为所有人捍卫基本人权、保障人性尊严。

古特邦案

古特邦太太觉得她真是受够了。她和两个小孩、她的姐姐、姐姐的三个小孩住在离开普敦市不远的简陋木屋里。冬雨季节又快到了，而她无法继续待在一个冬天会积水的地方了。事实上，大约有五千人和她们一同住在这个没有干净饮水、没有下水道设施、没人清理废弃物、同时也几乎没有电力供应的环境里。许多住户曾向市政府申请搬到有补助的平价国民住宅，但在候补名单上最长等上七年，甚至更久。眼看着还要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住上好一阵子，古特邦太太和其他将近一千名大人、小孩搬到附近空旷的山脚下，这块地事实上便是规划作为盖平价国民住宅之用。她们和地主以及当地政府的协商一直很不顺利。最后，一纸法院命令判决她们非法侵占土地，必须撤离。于是这一千人被当地政府突然不人道地强制驱逐。她们搭建的临时居所被压土机碾平后烧毁，房屋中的物品也被付之一炬。许多人甚至没机会去抢救原本就少得可怜的财产。

一无所有的她们搬到当地风沙颇大的运动场。寒冷的冬雨季快到了，而她们只有一些塑料布能够御寒避雨。于是她们找到一位律师，递状向当地政府说明她们恶劣的居住环境，并要求当地政府履行其宪法义务：提供临时住宿。因为不满当地政府的回复，她们又向高等法院申请紧急处分。因此，古特邦太太的名字便成了当今国际法学界前沿研究的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名称。

我想象着，古特邦太太（以及数十亿和她一样的人们）躺在地上、望着星空中的乌云自问：“为什么我们的命运这么悲惨？为什么我们小孩不能在属于自己的房子中成长？”这样的问题可以转换为更正式的法律争议：“社会经济权利可以被视为须由法院直接执行（enforceable）的基本权利吗？如果可以的话，又该如何执行呢？”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通过了与居住、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相关的法律，并交由法院执行。症结点在于，宪法是否直接保障民众的居住权可以作为一种基本权利，而且对与居住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具有指导及拘束效力呢？我回想起在我们为民权抗争的年代，我们承诺，种族隔离政策的终止不只会赋予穷人投票权，也将会赋予他们教育、健康、居住的权利。

南非宪法事实上也阐明，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合宜的住宅，且政府必须在可用的资源下，采取合理的立法等措施，以促进这样的愿景逐步实现。但这些宪法条文对古特邦太太有意义吗？

高等法院判决当地政府在申请平价国民住宅的结果出来之前，必须提供原告临时居所，如此，法院便不必在雨季将至的压力下处理这个困难且重要的问题。在听证会上，政府表示了解原告是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之下，但反驳说这是过去的社会不正义（种族隔离）所带来的后遗症，并非现在的新政府无法达到基本的宪法义务。相反的，政府主张其已经借由投入大量的住宅兴建计划来达到宪法要求，数以百万的穷人将可从没有合约保障、会漏水的临时简陋木屋搬到防风防雨的住宅，而且还享有所有权。七十五万个家庭已经迁入完全补助的、有水有电的住宅。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住房计划的开展，未来更将有几百万人受惠于此政策。

高等法院同意政府的说法，认为政府实际上已经积极达到其提供合宜住所的宪法义务。然而，高院判决也指出，政府没有满足另一个特殊义务，也就是说，开普敦市政府没有达到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幼童权利。高院指出，幼童有享有地方栖身的受庇护权利（child’s right to shelter）不会仅仅因为政府提及未来将在有限资源的范围内实现的住房计划而告满足。宪法条文中所称的幼童受庇护的权利可能没有强到和适足居住权一样，但政府至少有义务提供基本的保障。此外，既然幼童和父母无法分开，法院便下令相关人等至少都应该获得基本保障。

政府将此案上诉到宪法法院。我先前可能提过，在召开辩论会时，我们得到“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 Commission)和“西开普敦大学社区法律中心”(Community Law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的大力帮忙。而“法律资源中心”(Legal Resources Center)的律师代表这些住户出庭，并成功地扩大攻防焦点，请求宪法法院考虑是否所有南非人都应该享有受庇护权利（right to shelter），不论有无小孩。这个案件充分显示出富有创意的律师和充满能量的公民团体在协助穷人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上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适足居住权究竟在宪法中是如何落实为具体规定的呢？同样的问题在规范健康医疗、食物、饮水和社会安全等权利的人权法案条款中也存在。这些规范是如何被写入宪法中，成为国家必须尽可能逐步实现的人民基本权利？宪法法院必须面对人权法案中大量存在的关于社会经济权利保障的规范。我们了解到，在决定何谓合宜的居住权时，我们要解决的不只是古特邦太太这个案子，我们同时也要解释宪法中关于社会经济权利（socio-economic rights）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按照我们宪法的规定，国家在面对人民的居住、健康医疗、食物、饮水和社会安全等权利主张时，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可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权利之起源

我个人直接面对此问题始于1980年代中期，当时我是个流亡在莫桑比克的法学教授。有群纳塔尔—德班大学（Natal-Durban University）的黑人法学院学生成立一个叫“反人权法案委员会”（Anti-Bill of Rights Committee）的社团。我吓到了：搞什么啊？不是反种族隔离，他们竟然要反宪法中保障人民权利的人权法案！我震惊的是，被压迫一方的理想主义者、种族平等与民主的奋斗者，竟然反对人权法案的理念。然而与此同时，我也了解并同情他们的动机。有些人将人权法案称为“白人人权法案”，他们认为所谓的保障人民权利，其实就是得势的少数白人用来防止社会、经济转型的工具。他们担心，该法案将保障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不公不义的社会经济状况，持续捍卫白人拥有百分之八十七的土地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制造业资本，保障白人的财产权，甚至对民主国家创造的追求财富的平等基础施加严苛限制。最终，穷人虽然在形式上得到了解放，却依然是穷人；富人在表面上看来不再占优势，但却变得更富有了。

然而，为了确保更大多数人的利益，有许多高瞻远瞩的白人法官和学者认为人权法案是必要的。他们的理由是，在每个人都有投票权、歧视被视为非法的情况下，人权法案将能确保白人族群在这个国家拥有受保障的未来。然而，法律发展的辩证关系即在于此，当这些观念旨在缓和白人族群的焦虑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引发黑人的不安。

我决定不要让这个制造社会隔阂的辩证关系变得极端化。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刻。那时我在莫桑比克，才刚刚脱离险境，南非的国安警察在我车上放置的炸弹几乎置我于死地。我立刻写了份报告给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宪法委员会，说明成立“反‘反人权法案委员会’”的急迫性。我在报告中指出，每个革命在成功之前都是看似不可能的，但是成功后又成为势不可当的。在这样的局势中，我们必须要预先设想将来南非所需要的人权法案。前述法学院学生对此的想法是非常狭隘的，他们认为像这样的文件只是为了限缩政府的权力以阻止改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人权法案也可以作为促进被压迫者权利的工具。在此，我想进一步介绍权利的三个世代演进过程。

第一代权利主要包括古典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发源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这些是作为自由人的公民基本权利，因此任何大革命之后的文献都应该已经清楚地介绍过了。

第二代人权则处理关于居住、健康医疗、教育、福利等权利的资格（entitlement）。这阶段始于1848年革命后的法国，以及19世纪末叶的俾斯麦时期。在俄国大革命时期可说达到高峰，并成为20世纪所谓“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政策主轴。因此他们的发展历经了大革命、高压威权体制和社会民主国家。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罗斯福总统将“免于匮乏的自由”列入他的“四大自由”之中。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权利获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支持，并和公民及政治权利一起被列入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接着，透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这些权利得以最终确立下来。虽然这些权利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是分别通过的，但两者的法律地位并无差别。

第三代人权的观念以及将不同内涵的人权以“世代”的方式来分类，都是由1970年代末期一位在联合国服务的捷克律师所提出。他最主要的主张在于人人都应该有权利享有一个干净、健康的环境，这个权利尚不能归类于当时所讨论的任何一种权利，是一种新的整合性权利。所以他提出所谓的第三代人权这样的理念，而这种权利是属于整个社群和未来世代的，并非个体的权利。其他相似的权利有时候被称为集体连带权（solidarity right），包括要求发展和享有和平的权利。我的朋友卡达·阿斯摩将这三个世代的权利称为：“蓝色权利”（公民与政治权利），“红色权利”（社会经济权利），以及“绿色权利”（集体连带权利）。

交代完人权的世代演进，让我们回到社会经济权利的相关讨论。当南非的政治犯被释放，像我这样流亡海外的人开始重返故乡，而新宪政秩序的协商被严肃地讨论时，上述的辩论就进入新的一页：是否可以透过公权力来强制实现这些权利。当时有三种泾渭分明的立场。有些人认为这些权利应仅被视为启发性的，而不是将其具体规定于宪法中。第二种论点的支持者主张将这些权利规范于宪法中，但只是原则性的规范而不要求法院可以在判决中要求政府执行。还有最后一群人主张宪法用语需要更明确地指出，这些宪法上保障的社会经济权利可以由法院进行审理，并且要求政府实现。

我们在各国宪法中唯一能找到的例子，刚好处于上述几种论点的中间，也就是将社会经济权利入宪，但仅仅是国家政策的指导方针，不能够作为请求法院审理的依据。当爱尔兰脱离英国独立时，其宪法将社会经济权利规范于宪法中，但也清楚指出这些规范是不能由法院来要求执行的。相似的还有印度，印度在二次大战后独立时，其制宪会议对社会经济权利的处理方式是明确规范于宪法中，但只作为国家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不能由法院要求落实。（我曾表示，印度最高法院以一种灵活的方式来阐释这些权利，利用这些条款来丰富公民与政治权利的脉络与内涵，进而成为法院可以要求具体实现的权利。）在南非的辩论中，有一派即强烈主张在宪法中设专章规范可受法院要求执行的权利，然后另辟一章列出仅仅作为国家政策指导方针的权利，这些权利只是国家政策的指导，但不能由法院直接要求执行。

也大概是这个时期、我想是1990年代早期吧，我很荣幸地收到法国宪法委员会（French Conseil Constitutionel）主席罗贝尔·巴丹戴尔（Robert Badinter）邀请，有机会到巴黎访问一周。罗纳德·德沃金正好也在巴黎，他曾经和我合作，在种族隔离时期让南非法官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律师举行对话。我希望能够了解他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宪法委员会所撰拟的人权法案草案的看法，特别是其中关于社会经济权利可受执行的部分。我们在电话中有一段有趣的对谈。“你住哪？”他问。“皇宫，”我回答，“不是‘皇宫旅馆’，是真的皇宫！”当时宪法委员会在皇宫办公，而我也的确被安排住在皇宫内的厢房。这让我有吸引他来开会的诱饵：罗纳德会不会想瞧瞧《人权宣言》的原件呢？在会议之后，当我们步下皇宫阶梯时，他提出对我们的人权法案草案的疑虑。他问，把社会和经济权利这些基本人权如此广泛、详尽地规范在宪法中适当吗？在他看来，对人民提供平等的保护是最强而有力且最一致的工具，过去因为种族歧视而蒙受极大剥夺与不平等的弱势，能从平等权得到良好的保障。

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他的观点。然而我的结论是，光是有平等保护是不够的，即使加上积极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都不够。问题的症结点不只是单纯的防止长期或新的歧视，而且更要确保每个人有权享有生而为人最起码的一点生活水平。平等权加上积极平权措施的确能有效地培养出渐渐成熟的黑人中产阶级，但对于极度贫困的穷人们却没什么帮助。结果是，平等权的条文在我们的新版人权法案中取得一个核心的位置。然而，平权条文顶多只是禁止负面的歧视行为和协助改善弱势者生存环境的行动。它本身并没有要求国家采取积极行为，好让人们能够至少生活在符合最低限度人性尊严的社会。在一个多数人生活在极度贫困环境的国家，积极平权措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范围更广的社会改良。所以问题依然如故：是否应将国家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一事，列为宪法上的义务？

在接下来的第八章我会讨论，当未经选举的法官被赋予权力去决定社会经济议题，而这些议题通常都是由民选的行政部门来负责时，会衍生哪些问题。我的结论是，当主要考虑是保护边缘化和弱势族群的时候，法官非民选反而可能是个优势。然而，在我看来，由司法权来落实社会和经济权利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制度上的合法性，真正的困难是法官能力上的力不从心。反对由法官来执行社会和经济权利的主要意见认为，法官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毕竟法官传统上出身的社会阶级，以及固有的强调抽象形式的法律思维，往往都忽略真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甚至倾向于维持现状。我们已经有国会来处理居住、土地和其他的实际社会问题了，国会能够举行听证会，并从各领域的专家那里得到专业建议。此外，政治过程的意义便在于利益的妥协与平衡。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基于互惠互利原则的政治妥协，而非赢者全拿，更应获得肯定。相对的，在制度设计上，法官完全不适合对居住、健康医疗、学校和电力做出判决，法官没有相关专门技术知识和能力来处理这些问题。不过，法官明了何谓人性尊严、何谓压迫，什么样的事物会造成一个人的生活沦落到低于民主社会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效率可说是政府的主要原则之一，为最多数人创造最大利益的效用主义可以是讨论公共资源如何分配的起点。但除了量之外，质的成分也很重要，我们不能忘记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性尊严。司法机构在制度设计上本来就是以关照人性尊严为重，因此当可在此面向上发挥作用。而法院所追求的原则一贯的利益平衡，与政治折冲中磨合出来的妥协，亦极为不同。

另外我也怀疑，在技术性问题之争论的背后有更深层的忧虑，即法院的介入将会伤害其他根本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更直白地说，有人担心为了面包，丢了自由，在追求保障基本温饱的权利时，可能牺牲了对自由权的保障。过去的历史经验不得不让人有这样的担忧。许多国家会辩解说，他们为了努力追求国家发展、促进大多数贫穷人民的生活环境，不得不打压言论自由，牺牲了多党民主体制和开放社会。然而，人们会希望有自由权没生存权？或是有生存权没自由权？这是非黑即白的强迫二选一吗？在南非，争取投票权、迁徙权、言论自由等权利的奋斗从来都是和争取居住、健康医疗、教育等权利的奋斗绑在一起的。官僚独裁深植在种族隔离制度里面，人不被当成人看待，大多数的人口也只能得到低劣的住所和次级的教育。因此，要恢复所有南非人的尊严就必须把对人权的尊重、对自由权的尊重和创造有尊严生活的物质条件等量齐观。

我们的经验事实上证明了，自由权和生存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零和游戏，两者是密切相关且互赖的。就如同阿玛蒂亚·森[1] 所说，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里，不会发生饥荒，因为食物的短缺将由具有公共责任的机关予以调节。相对的，在独裁社会，即使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有相同数量的食物，也会产生饥荒和饥饿，因为食物都秘密地被有钱人囤积或窃占了。更加羞辱人的是，他们说穷人对选举权没有兴趣，或是不在乎言论的自由，或是不在乎被歧视，穷人只想吃饱！在一般状况下，为自由牺牲最大的就是最穷的和最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奋斗争取的就是选举权和有尊严的生活。有些人认为，在全力为生活而奋斗时，选举权与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权等都可能没有实际意义。其实，选举权可以是争取更好生活的工具，相对的，在一个教育普及的社会，人民可以读书、可以学习，自然也可以在充分知情的状况下做出政治决定，并实现有意义的个人选择。如果这样的奋斗结果只是保证人民在饿死前用最后一口气享有言论自由来诅咒政府，那将是极大的讽刺。

不同世代的人权之间彼此具有相互关联，这个关联性解决了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和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冲突，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和社会经济权利如何落实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意志主义着重在个人，并强调个体自主和选择。社群主义则主张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社群，且我们对于自己生活如何选择与如何执行都和我们社会的制度息息相关。若是我们在古特邦太太的案子上采取极端自由意志主义的论调，将确保她“有权”被丢弃不管，当暴雨降到她简陋的居所时，她会有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可以抨击政府。然而她需要的不是这种“不被干扰”的自由，她需要的是国家能确保她和她的孩子有个屋顶可以遮风避雨。另一方面，若是我们采用激进的社群主义路线，她和其他成千上万入侵私有土地的人都将有正当权利对抗地主的财产权。然而，撇开地主的权利不说，其他人对这块土地也可以行使“住房权”，在这块土地上兴建住屋，他们的权利也会因此受损。

在我看来，我们的宪法采取的既不是纯然自由意志主义的主张，也不是单纯的社群主义主张。我们需要的是尊严至上主义（dignitarian）。对人性尊严的推崇可以同时结合我们追求自主的权利，并承认我们都同属一个社群的事实。最起码的人性尊严获得尊重，是所有人类的基本权利，而这也联结了自由权和生存权。

索布拉曼尼案

在我们回到宪法法院如何处理古特邦夫人案之前，我必须先提之前宪法法院处理过的关于社会经济权利的另一个案例。这是个关乎当事人生死的棘手案子，牵涉到获取医疗资源的权利（right of access to healthcare），特别是关于急救资源的使用。

索布拉曼尼（Soobramoney）先生深受慢性肾脏衰竭以及与心脏和糖尿病相关的其他疾病之苦，他要求宪法法院判决公立医院用洗肾设备尽可能延长他的生命。他之前曾经因为状况紧急而在公立医院接受过一个洗肾疗程，但在疗程结束后被告知无法继续下一疗程，因为医疗资源仅足够供给百分之三十的慢性肾脏衰竭患者使用，所以必须优先用于将来有可能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患者。因为他的身体状况被判定为不易接受器官移植，所以他在器官受赠名单上的顺位很靠后。索布拉曼尼先生曾经自费在私立医院继续洗肾以延续生命，但在家人用尽积蓄后，他希望能回到公立医院，继续免费洗肾。遭到公立医院拒绝之后，他一状告上法院，他认为基于宪法，他有权使用医疗服务，有权接受紧急医疗，但医院没有善尽义务。

这是个令人痛心的案子。简而言之，这个案子就是要宪法法院上的十一位大法官来决定这个人的生死。我们没有前例可以参考—我们只有宪法条文、资源有限的医院，以及一位濒死之人的诉状。

我们首先决定的是关于使用紧急医疗照护的部分驳回。在我们看来，要求使用紧急医疗资源的人可能是突然昏倒，也可能是遭到突然的重伤。即使慢性患者病情严重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仍不适用紧急医疗求助。如果所有的慢性患者都被视为紧急案例，当我们把所有的医疗资源都投注在这边，那国家将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处理其他急迫事项，例如亲子关怀、健康教育、预防注射、防治肺结核、癌症、疟疾，以及艾滋病防治等等。

至于获取医疗资源的权利，宪法法院的判决认为公立医院提供给索布拉曼尼先生的医疗资源并非不合理。医院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医疗计划非常合理，而且并未歧视索布拉曼尼先生，所以他的这项指控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言词辩论过程中，我对律师表示，我尊重他的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人性尊严，若是资源与同理心一样丰沛，这个案子会容易处理得多。在协同意见书中，我指出所有涉及社会经济权利的案件，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在这样的脉络下，我认为社会和经济权利的核心在于合理的限量分配。限量分配与禁止取得医疗资源是不一样的，而是为了其正常运作的必要措施。社会经济权利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就算不是本质上不同，至少在享受权利的方式上也是不同的。言论自由的本质使它并不需要受合理分配的限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每个人到了法定年龄都可以投票。以上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问题在实际行使的时候才会出现，例如广播电视频道的取得，成立独立媒体的资金够不够，或投入选举活动的竞选经费来源等。但这些权利从一开始就是完整的，是全有全无的，并不需要逐步实现。但是，社会经济权利必须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逐步实现，因此一个公平的分配系统对其存续至关重要。

我对以上两种权利的区别效果还不是非常确定，困难在于：一方面，如何以清楚的概念将权利本质的差异表述出来，另一方面，权利受到侵害后如何决定适足的救济，也有待研究。但我很确信，一种权利，若是就其本质来说在实践时需要与其他权利人彼此共享，甚至是竞争的话，其法律特性一定与完全属于个人自主且独享的古典个人权利非常不一样。

国家有逐步实现获取医疗资源的权利的义务。因此，国家可以透过提供清洁饮水、干净空气、充足的营养等基本措施，来履行它的宪法义务。这样的义务也可以是透过提供床位及昂贵的治疗药品给需要的个人来实现。重要的是，健康医疗计划触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而且每个人都有权受到平等、不受歧视的医疗救治。

再论古特邦案

让我们回到古特邦太太的案子吧。认真对待基本权利的法官往往会对于两种诱惑特别谨慎。一项是过度的形式主义，亦即以消极和无感的态度面对真实的人、事、物，另一项是希望透过保障穷人来博取报纸头条的心态。我认为在古特邦案中所有法官都注意到要避免司法民粹主义（judicial populism），也就是说，不该做出只能一时地满足民众的渴望，但事实上无法行之久远的判决。然而既然我们法官已宣誓要以全民的正义为职责，我们必须使人权法案中的社会经济权利得以落实并具体化。古特邦太太和其他同病相怜的人要求政府有所回应。若是像本案的状况，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国家的政策而失去住所，没有地方好好睡一觉、没有基本的遮风蔽雨之处，只有泥泞的土地和以塑料布当被子，所谓人民有要求合宜住宅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个法理上的稳固基础来处理他们的状况。换言之，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分析与补救方式，既不会给资源有限的政府造成太大的负担，又能强制落实社会经济权利。

在查克·亚可布大法官主笔的判决中，我们无异议通过，宪法中关于合宜住宅的规定，最核心的观念是，政府有责任通过“合理的法律与行政行为”以逐步实现居住的权利。我们觉得，法院对于“合理行为”这个概念是有能力做出判定的。若是这些措施无法达到“合理性”的门槛，那政府就是违反宪法义务了。在判决这些政府措施是否达到标准时，宪法法院同意政府在此一领域具有专业性，并了解到许多不同的政策都能符合合理性的要求。然而，不论政府的居住政策多么令人激赏，仍然有像古特邦太太这样的公民，她们的居住环境是这样的破陋不堪，她们的尊严也因此受损。换句话说，虽然从大方向来看，整个居住计划是合理的，但距离满足宪法要求仍有不小的落差。政府的措施当中并没有完整的计划来安置不得温饱的无家可归者，这包含重大天灾后的难民以及像古特邦太太这样的人。因此，我们判决，政府的居住计划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计划“无法运用既有可利用的资源，为人民制定合理的法律……致使这一群人脚下无土地、头上没屋顶，命如蝼蚁，朝不保夕。”

在宣判之后，也就是确立了国家在社会经济权领域的义务后，我们让行政部门去决定怎么弥补过去的错误，才是最佳方案。因此，我们让行政部门去决定紧急救助的方案应该由中央、各省或地方去执行，还有救助计划应该怎样发展才是最合适的，是否只提供土地让人民建避难所，还是土地和收容所都要提供？或者是国家直接提供金钱补助，让有需要的人自行使用？基于同样的权力分立思维，我们让行政部门决定救助计划的经费从哪来：可以从一般住宅计划的预算中挪过来，可以从国防预算挪过来，可以增税，可以从任何预算项目挪过来，只有一点，我必须声明，不能从法官的薪水扣，这可是宪法保障的！

透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但提醒国家有保护人民基本人性尊严的责任，也确保是由政府来决定这些计划的优先级、内容和细节，以便符合其宪法义务。

为了做出原则一贯的判决，并且具有可行性和实效性，我们深感若要实现宪法人权法案要求的权利，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这些权利是息息相关且彼此依存的。宪法要求解释人权法案时必须以促进人性尊严、平等、自由等价值为原则。我们的宪法因为这些价值，尤其是人性尊严的价值而受尊重，而能统领这个国家。我们明确主张，居住的权利不能和人性尊严的权利切割。这意味着国家若只说它盖了很多房子供人居住是不够的，即使从国际标准来看它提供的房屋在数量上已经很惊人，也还是不够。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响应不能是形式上的，居住质量的面向同等重要。

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

下一个关于执行社会经济权利的案子发生在不久之前，但同样充满争议。这个案子是关于我们国家严重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与艾滋病（HIV / AIDS）患者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能否在所有医院、诊所得到奈韦拉平（Nevirapine）[2]的治疗，而不是像现在，卫生署在南非的九个省分里，仅各选两处提供这类药品。这种药物能有效地阻止胎儿在孕妇体内感染病毒，而国家的政策是，这样的药物发放必须有所限制，以等待为期两年的相关管理问题评估。

这个案子是由“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所提出，据他们的委任律师所言，这是南非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公民组织，且该计划也已引起回响。他们已经成功地帮助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不因此可怕的疾病而被边缘化，让这些携带者仍然能尽可能地享受正常人的生活。这组织的某些领导者曾参与种族隔离时期的抗争，所以知道如何整合街头抗争、媒体和诉讼。他们的主张是，政府在每个省份里只选两处提供奈韦拉平不仅不合理，且有悖于其宪法义务。他们指出，事实上，药厂免费提供该药物五年，安全性也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药房买到奈韦拉平。他们的证据显示，不在前述范围内的其他十八个医疗机构服务的医生、护士也都迫切地希望能提供该药物给患者。

另一方面，代表政府的辩护人强力反击，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根本就是行政部门的政策抉择，不应该由法院来处理。他们不客气地说：“法官可不是开处方的医生啊！”本质上，他们的根据是权力分立的原则。而如果我们接受它，就某个程度上来说古特邦案判决的精神就被打折扣了。

我必须补充一点，“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的律师认为宪法法院在古特邦案中做得不够。他表示，人权法案的基础是个人权利这个概念。在他看来，宪法要求的是更强大的司法权，而非放任行政权拟定并执行他们觉得合理的政策。宪法要求法院来协助生活于最低限度以下的人民，使其能够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律师对此议题的讨论。我抛出这个问题：“你的意思是说，住在深山里的人可以到法院要求说他想要自来水，即使为了满足他的特殊需求所要花的钱可以供水给住在平地上的上万人，我们都应该满足他吗？”“你这是个情绪性的问题。”他如此回答。“不”，我试着说明我的想法，这是关于如何才能够最佳地运用有限的资源，以实现社会经济权利的问题。我继续问：“难道应该是手腕最灵活（而且律师最好）的人才能得到房子、水、电，还有更多吗？难道宪法要被解读为授予每个法官权利和责任，来决定谁能先得到稀少的社会资源吗？”“是的。”他回答，“如果这些人的生活低于平均水平且无法过着有尊严的生活，他们的权利就是被侵害了。”

宪法法院最终的决定可能让不少人权团体失望，因为我们认为政府透过不针对特定人的政策，以满足人民最低限度生活需求，即已履行其最低限度的宪法核心义务，不需再针对任何个人满足其特定的请求。要透过法律诉讼来处理个别案件有其困难，当类似的否决案件越来越多，民众对社会经济权利的信心就会动摇，而原本就处于弱势中的群众将更加困苦。

然而，从公众的观点来看，这个案件的主要争议点是在宪法法院怎么面对卫生署的诉讼代理人提出来的主张，亦即，不论我们这些法官的个人观点为何，在宪政制度下都不适合由法官来决定公共卫生政策。在响应权力分立的问题时，大法官反问卫生署律师，不就是宪法本身赋予宪法法院要求这些宪法权利应该获得实施吗？如果这个理解正确，那么宪法法院不就是在权力分立原则的规范下，取得司法在此一问题上的发言权吗？

当我们要进法庭宣布判决时，我的同事桑岱尔·恩格库波（Sandile Ngcobo）大法官开玩笑地递手帕给我：“奥比，你今天需要吗？”他的笑点是之前的一个他所主笔的宪法法院判决，而那也是我在世界各地演讲时喜欢与听众分享的经历。那案子是关于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男士应征南非航空（South Africa Airways）乘务员的工作，他通过了所有测验，但最后却因为身染艾滋病毒被宣布不适任。南非航空的解释是，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也曾因为担心顾客流失而没有雇用同样病情的员工。在这份判决书中，桑岱尔·恩格库波大法官明确指出，任何航空公司的商业惯例都不能作为限制南非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依据。他代表宪法法院宣告，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歧视，航空公司应该对抗歧视和偏见，避免这些人被边缘化，而非屈服于歧视。因此，宪法法院认为原告受到不公平的歧视，因此判决他获得胜诉，要求南非航空必须重新雇用他为乘务员，直到他的健康状况不足以胜任该工作为止。

当时，法庭内挤满了穿着“HIV-POSITIVE”T恤的旁听民众。宣布判决时，现场是一片寂静。但当我们离座返回审判席后方的通道时，我听到一阵欢呼声，而就在那一刻，我的眼眶湿了。我流泪不只是因为想到艾滋病对南非的伤害，更大的原因是我以身为大法官为荣，因为我能够在这个位置上，为所有人捍卫基本人权、保障人性尊严。当时的我不自觉地流泪，然而这一次，我准备好了。所以当我们要步入法庭宣布“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一案判决时，我回他：“没问题的，桑岱尔。今天我有备而来，你留着你的小手帕吧。”

当我们步入法庭时，我又看到满满的、穿着“HIV-POSITIVE”T恤的人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黑白，就像是代表我们这个多元国家的全体民众。当然，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氛，但当首席大法官亚瑟·查斯卡森（Arthur Chaskalson）以庄严的语调念出判决摘要时，整个画面却又像是凝结住了。“既然该药物可以免费取得、又被视为可在私人诊所和检测中心安全使用，政府以需要进一步检验为理由限制供应，显非合理。”我当时脑中浮现的画面是，有许多婴儿原本可以健健康康地出生，却因为政府的一纸行政命令，使得医生无法开这种药，让这些婴儿一出生就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宪法法院宣判，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都应该能提供这种药物，并让所有医疗人员能够在告知患者并取得其同意后使用。又一次，在宣布判决之后，完全的寂静。但当我们鱼贯走出法庭，在走廊上等候离开时，旁听群众的欢呼声再次响起。而我，也又一次地，哭了。

[1]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哈佛大学哲学与经济学教授，印度经济学家，以其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贡献，并且长期关心社会穷人问题，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 也称韦拉慕恩（Viramune），是治疗艾滋病毒携带者与艾滋病患者的药物。为避免产生抗药性，它通常得与其他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一同服用。

[判例一]

索布拉曼尼案—当国家的资源有限……

索布拉曼尼先生深受严重肾脏衰竭之苦，因而请求宪法法院判决公立医院应为他提供洗肾治疗。他主张，宪法保证他有取得医疗服务的权利。宪法法院判决他败诉，理由是宪法法院不应该介入由医疗主管机关做决定的事情，代为决定怎样才是使用稀有医疗资源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将稀有医疗资源用在状况较佳的肾脏受赠者身上。这份判决是由当时的院长，后来担任南非首席大法官的亚瑟·查斯卡森所主笔。

亚瑟·查斯卡森院长：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贫富不均的社会。数百万的同胞生活于极度悲惨、极端贫穷的状态。我们有高失业率、不健全的社会安全政策，许多人甚至没有足够的干净饮水和医疗照护。这些问题在制宪之前就已经存在，冀望能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有人性尊严、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这是我们的宪法核心。但只要上述不幸的现象继续存在，所有的理想都只是空谈……

若医疗单位把现有的洗肾设备都用在维持慢性肾衰竭患者的生命上，受惠病人不会比依照现有的指导方针更多，而且治疗的结果也不会更好，因为它不能真正的治愈患者，而只是让患者停留在漫长的疾病状态。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指导方针是不合理的，亦没有证据显示亚丁顿医院（Addington Hospital）诊断上诉人索布拉曼尼时，不适合使用洗肾设备的决定是不公平或不合理的……

负责夸祖鲁—纳塔尔（KwaZulu-Natal）地区卫生医疗事项的省政府必须要决定将多少经费用于医疗政策，以及这些经费该如何运用。做这些决定并不容易。在政治层面上省政府必须要填补医疗预算，在执行层面上，省政府又必须决定医疗资源使用的优先级。法院不会主动介入负责这些事务的政府机关和医疗机构基于理性与善意的决定，毕竟这就是他们的权责所在……

每个人都会同情上诉人索布拉曼尼和他家人的处境，他们可能要散尽家财来支付能让他延续生命的医疗服务。悲惨的事实是，如果索布拉曼尼够有钱，他就能到私立医院使用洗肾设备，但他不是，他只能寻求公立医院的诊治。然而国家的资源有限、他又不符合使用洗肾服务的标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个案。有许多和索布拉曼尼先生一样需要洗肾设备的患者，也有许多其他疾病的治疗面临资源不足的困境。更进一步来说，也有人民需要房子、食物、饮水、工作机会、社会安全等等。这牵涉到一种权利，亦即“生命权（right to human life）：像一个人一样活着的权利，与一个广大的群体共享生命经验的权利”……

国家必须在有限的资源上满足所有上述需求，因此有时会出现不得不有所割舍的抉择。国家必须从宏观的角度来照顾整体社会最大的利益，而非将资源用在特定的少数人身上……

[判例二]

索布拉曼尼案（续）—痛苦的选择……

在协同意见书中，我对一些社会经济权利的宏观面特质提出了看法：

萨克斯大法官：

尽管每个要求使用公共医疗资源的人都有权受到重视，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合理且一致的标准来决定谁可以得到医治，而谁又不行。缺乏一致的标准比那些标准本身是否合理还受到更多的批评。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指出：“即使在工业化国家，虽然他们有能力借由公费补助的研究带动生物医学科技产业，社会大众，特别是年长者，对高科技医疗设施的大量使用也将无可避免地增加政府支出，从而排挤了针对年轻人的预防医疗，以及对劳动人口的健康照护支出。这也就是为什么绝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对于像是洗肾或是器官移植的费用，并不给付，或是有着严格的限制（利用各种名目）。”……

如果政府无法为所有人提供相同的照顾，那它也不能只提供给某些人某些照顾。于是导致一个无法避免的难题，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好什么照顾都不提供……

健康权的本质让我们不能以传统的、以人的自主性为核心概念的法律架构来看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以人类互赖互助为本的分析架构。一个健康的生命有赖于整个社会环境：空气和饮水的质量，以及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维持的卫生环境；人际间的关怀程度也和个人健康高度相关；医疗机构提供的正式诊疗与照顾；患者的家人、朋友、小区所提供的非正式医疗关怀也同等重要。正如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米诺（Martha Minow）所言：“互相倚赖并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有限的资源让我们不得不相互迁就。谁能够用洗肾设备？谁应该先得到肾脏移植？”……

传统的权利分析模式因此必须做出调整，我们必须规划出一种宏观的宪法架构，以处理同样有资格的人彼此竞争有限资源时该怎么办的问题。当某种权利必然是分享的、互相依存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平均分配给所有人或是给予少数有特别需求的人之间取得平衡，而这样的做法并不能算是限制了这种权利……

不论生命权在南非被如何定义，事实上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宪法权利可以强大到能够排除死亡之发生。正如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John Paul Stevens）所言：“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亡是生命的完成，而非与之对立。然而，我们能做的是与死亡和解，面对它而能处之泰然。”这是我们该用来面对本案的精神。以人为方法来延续生命的稀少资源在此需挪为他用，而我们必须做出这个痛苦的选择……

法院并不是解决此类患者与医疗问题的适当场所。虽然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功能在民主体制中很重要，但囿于制度设计的局限，以及适度的宪法谦卑（constitutional modesty），我们对类似案件的审查必须格外审慎。司法系统提出的方案不可能取代那些非常个人层面的痛苦挣扎，这些挣扎都发生在“患者自己身上，发生在对病人施救的医疗人员以及关心患者的人们身上”。

此外，人权法案的条文规定不应该被过度解读，让法官处于自己是拿诉讼当事人的生命当赌注来判案的忧虑当中，并因此要求医院将最昂贵的医疗资源或不适当的医疗程序用在诉讼当事人身上，占用了稀有医疗资源而排挤了其他人的权益……

本案原告展现出一种最值得尊敬的态度，并清楚意识到世上还有很多与他一样病情急迫的病人。如果资源和同理心一样丰沛，那我身为法官做决定就容易多了。不幸的是，我们的资源有限，而我也找不出我比这些医疗专业人士更适合来做这痛苦决定的理由。

[判例三]

古特邦案—人，就应该被当人对待……

法院判定，虽然政府已经提出大规模的住屋兴建计划使人民能从简陋的木板屋搬到真正的房子，这并不表示政府可以停止给因为被驱逐，遭逢火灾、水灾而无家可归的人，兴建避难所的计划。这份经全体通过的判决由查克·亚可布大法官主笔，内容如下：

亚可布大法官：

我们的宪法不但重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重视社会和经济权利。所有的权利在我们的宪法中是互相关连且相辅相成的。无疑的，一个人若是没有食物、衣服、房子，也就没有了人性尊严、平等、自由等等基本权利。赋予人民社会经济权利是让他们享有宪法保障的其他权利的前提。这些权利的实现也是促进种族和性别平等、不分男女都有平等机会实现自我的社会进步的关键措施……

由此观之，买得起房子的人，不论房子是大是小，和买不起房子的人是有分别的。对于买得起拥有最低限度设施房子的人，国家主要的义务就是松绑政策，提供购买房屋的机会，或订定相关立法与提供贷款以帮助愿意自建住屋的民众。发展与社会福利则是要照顾靠自己买不起房子的人。国家政策必须同时照顾这两个族群的人民。贫穷的族群较为弱势，他们的需求更需要特别注意……

国家的住房政策必须有整体计划，也可能因省而异、因市而异、因都市或乡村而异，甚至因人而异。有些人只需要土地，有些人需要土地和建材，有些人需要贷款；有些人可能需要自来水、污水处理、电力供给、联外道路等等的协助。在乡村地区，务农的居民集体住在村庄里，所以适合那里的居住政策套用在都市地区可能就不适合，都市人需要的是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

住房政策的合理性问题，也必须放在整个宪法人权法案的架构下来审视。人人都有权享有合宜的住所，毋庸置疑，因为我们重视生命，也希望国民都能享有基本的生活所需。一个社会若是基于人性尊严、自由和平等而结合，就必须确保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应配有必要的生活物资。一个合理的住房政策必须考虑没有享受到权利的人被忽视的程度与广度。这些人的需要是最急迫的，他们的权利受损也最严重，如果要实现社会经济权利，所有的政策与措施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光是用统计数字说这些措施已经照顾了很多人的权利并不足以满足合理性的要求。此外，宪法要求国家照顾、关怀到每个人。如果这些措施只是在数字上好看，却没能照顾到这些社会边缘人的需求，自然远远称不上是合理的……

宪法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没有土地、没有房子、住在断垣残壁之中、因为天灾而无家可归或是房子要被铲平的人，要如何能取得暂时的栖身之所。这些人对住屋有迫切的需求。若是有一批牢固、舒适、安全的住屋，能够满足目前住宅发展相关条例所规定的住屋标准，即可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

其实住房计划的执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政府已经投注了大量的资金，也有不少的房子已经盖好了。大量的心力、人力、资源和专家也持续投入，以期让这些房子早日完工。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促成居住权的逐步落实。然而有个问题一直存在：这些措施是否符合合理性标准？

各种权利之间是彼此相互关联的，而且重要性不分轩轾。而这样的观念并非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对一个以人性尊严、平等、自由为本的社会来说，这样的想法在观念与实践上都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措施都必须兼顾人性内在的尊严才称得上是合理的。我国政府的住房政策亦然，否则宪法推崇的人性价值就将形同具文。若我们从人权法案整体的角度来诠释第二十六条[1]，被告有权要求国家在任何状况下，特别是在处理关于人性尊严的问题时，都须有合理的政策措施。简单来说，我要强调的是，人，就应该被当人对待……

[1] 南非宪法第二十六条属于人权法案一章，有关国民居住权之保障。

[判例四]

霍夫曼案—愿偏见与歧视不复存在

南非航空拒绝雇用艾滋病毒携带者霍夫曼先生为乘务员。这个经一致通过的判决由桑岱尔·恩格库波大法官主笔，判决指出，南非航空此举造成歧视，并判决南非航空必须雇用他为乘务员，直到他的健康状况不足以胜任乘务员的工作为止。

恩格库波大法官：

我们禁止歧视的根本原因是宪法认为所有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尊严。当一个人被歧视时，他的尊严就受损了。歧视程度的判断标准就在于被歧视者受伤害的程度。其他相关考虑包含被歧视者的社会地位、歧视的目的是什么、被歧视者受损害的程度，以及该歧视对受害者的人性尊严伤害程度……

上诉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是少数群体，而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的困境投以强烈的偏见，使得他们承受了制度性的剥夺和歧视，他们被污名化和边缘化。正如同本案所显示的，即使霍夫曼先生胜任该工作，却因为身染艾滋病毒而被拒绝。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导致许多携带者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以避免歧视，但这样也剥夺了他们得到帮助的机会。艾滋病毒携带者与患者是我们社会中最脆弱的一群人。即使有许多医学证据说明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式，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仍然存在。这种歧视，在我看来，是一种新形态的羞辱，是一种对于人性尊严的攻击。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偏见有毁灭性的负面影响。在职场上尤其严重，而这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因此，这样的状况在法律上需特别保护……

当然，正当的商业考虑是企业决定是否要雇用员工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我们必须对抗以商业利益做伪装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为确保更大的社会利益，每个人的人性尊严必须被承认，任何形式的歧视都必须杜绝。唯有当这些族群受到保护，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的权利也受到保护……上诉人的宪法权利不能由偏颇的社会印象来决定，也不能引用不受我国宪法管辖的其他国家航空公司的例子来决定……

偏见永远不能将歧视合理化。这个国家最近已经形成某些制度性的偏见了。我们的法学文献充满着现在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在过去被歧视的例子。我们的宪政民主被带到一个新纪元，一个所有人的尊严都被尊重的新纪元。在这个新纪元，偏见和刻板印象将不复存在。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建立宪法里我们追求的平等国家，那我们就不应该容忍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偏见存在。南非航空身为国营航空，自然必须履行其宪法义务、捍卫宪法尊严，而非向偏见和刻板印象屈服……

我们对于艾滋病带原者必须抱持同理心和理解。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现“和解”的和平共存精神。他们不应该被谴责甚至被判“经济（权）死刑”，如果不给他们平等的工作机会，那就是判他们“经济死刑”。这项课题在我国尤其重要，因为据闻我国的艾滋病感染率高得令人不安。

[判例五]

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法院是基本人权的守护者

宪法法院一致判决，卫生署限制在两年的试验期间，每个省份只有两处可以提供“奈韦拉平”这种抗反转录药物是不合理的。判决认为这样的药物应该在所有公共场所，只要有医师可以开处方和配药，携带艾滋病毒的母亲和她们的新生儿就应能立即取得，这份判决处理的是关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权力分立问题，内容如下：

宪法法院：

国家必须逐步采取负责任的措施以杜绝或减缓对我们社会伤害甚剧的大规模不公平……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在处理这类事务时，法院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实务层面与政治层面的深度调查，因此也无力决定何谓最低限度的合理标准，或判断公共经费应该怎么花才最合理有效……政府预算有许多需要急迫处理的事项……当法院命令会产生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时，那就超出了法院的能力范围。宪法赋予司法权一个明确但狭隘的角色，亦即，宪法要求司法权监督行政权是否有实行合理的政策措施以履行其宪法义务。这些合理性的决定可能有预算上的意涵，但法院不会直接影响预算分配。在这种方式下，司法权和行政权达到了一种权力分立上的平衡……

我们也意识到，政府得面对流行病带来的许多棘手问题。除了流行病之外，政府还必须要处理教育、土地、房屋、健康医疗、食物、饮水、社会安全等庞杂的事务。这些都是我们宪法里明文规定的社会经济权利，国家必须在有限的资源下，以合理的立法等措施来逐步实现这些权利。从我国的历史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个异常艰难的任务。但尽管如此，这是国家责无旁贷的宪法义务……

代表政府的律师主张，在权力分立的原则下，制定政策系行政权专属权力，司法权不能以命令的方式凌驾于政策之上，并要求行政权执行。宪法法院过去的判决已经多次阐明，虽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间的界线并不明确，但某些事项显然专属于某一权力。三权及其所辖单位都应该尊重权力分立的原则。然而，这并不是说，法院不能或不应该以命令影响政策……

法院的主要任务是忠于宪法和法律，务使其“公正、无畏、无私、无偏见的适用”。宪法要求国家必须“尊重、保护、促进、满足人权法案中的权利”。当国家政策有抵触宪法之虞时，法院必须检视政策本身和其施行是否符合行政权的宪法义务。如果法院要在任何案件中宣告行政部门未能满足宪法义务，那也是基于宪法赋予司法部门的职权所致。如果这构成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涉，那其实也是宪法要求司法权所进行的干涉。政府律师主张对政府的命令应该区分为宣示性（declaratory）与强制性（mandatory）两种，但此举实无裨益。即使是政府或国营单位的宣示性命令也会影响其政策与预算分配。政府有宪法责任去遵守法院命令，不论这是否会改变其政策，也不论其有无资源。因此，在普马兰加案（Mpumalanga case）中，宪法法院撤销省政府的政策，判决政府须补助某些学校，且这些补助需持续数月。同样的，在奥古斯都案（August Case）中，为能让受刑人也享有投票权，即使所需经费可能很庞大，宪法法院仍要求选举委员会修改选举政策、计划、规定……

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需要我们同心协力来携手合作，且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门应该各司其职，动员所有资源，相关公民团体也必须全力以赴。为达到这个目标，政府得善尽沟通协调的工作。同时，必须有一个公共卫生计划，让所有关心此议题的人，如第一线的护理师和患者，通通知晓。事实上，这样的公共卫生计划如果要符合宪法要求的合理性，它的内容就应该被适当地广为传播……

我们必须要有配套的全国性计划才能对抗艾滋病的蔓延，而政府已经承诺要投入这场战役。我们的判决指出，若是政府政策排除应该可以取得药物的人，导致无法阻止亲子间的艾滋病传染，那这项政策就无法满足宪法标准。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马上要求接受这项治疗，尽管就像萨布拉博士（Dr. Ntsabula）所言，那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每一项努力都应该朝这个目标迈进。预算的增加将能加速这一进程……我们认为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部门，特别是公民团体的参与是达到这目标的重要环节。政府一向尊重并会履行宪法法院的命令，我们相信，在本案中，政府也会这么做。

第八章 人性尊严与比例原则

尤其是当政治领导人面临来自民众巨大却不合宪法原则的压力时，人性尊严濒临威胁，此时不需向选民负责的法官反而有施展的空间。法官们可以倚赖宪法所授予他们的独立性，来确保正义无畏、无私、无偏倚地关照到每一个人。

如果说我常在浴缸中获得顿悟，他人给我的启发则常发生在餐厅里。某次我和当时服务于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丹麦法官伊西·福吉（Issy Foigel）在约翰内斯堡共进晚餐，他告诉我，在欧洲人权法院里面，来自南欧的法官和来自北欧的法官思路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对判决结果也许意见一致，但逻辑推论过程却大相径庭：来自南欧的法官相信他们的任务是分辨正义和不正义、正确与错误，而来自北欧的法官则认为他们的职责是在各自有理的权利主张中保持中立，主持程序工作。后者相信，在现代多元的民主社会里，极端的不正义已经很少见。他们认为人权法院的基本课题是要找出一个能够平衡各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一致性做法，而不是划分正义、不正义的界线。

对我来说，南非宪法法院处理的案子也多半是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冲突，或说正确的主张和正确的主张之间的矛盾[1]。我们真正的难题不是辨别合法与非法，而是努力调和在开放、民主社会之中必然有的利益冲突。在这样的前提下，抽象法释义学的论理方式不是那么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以目的、脉络、后果影响以及价值为中心的审判方式。这并不是说，前后一致的法律论证和法律融贯性（legal coherence）的要求不重要，难以捉摸且多半是个人主观判断的利益和欲望，反而成为法院的主要关心。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预先取得客观的原则与事实证据，以作为判决的根据。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时时谨记在心，这些原则本身即蕴含平衡的元素。事实上，如果有天我漂流到一个荒岛之上，而且只能带两样宪法所蕴含的法宝，那我要带的就是人性尊严和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

当我受邀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在丹麦国会“六百周年庆”活动上发表个人演说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形式主义的法律论理和目的性衡平的法律论理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异。显然，我们两个人同时受邀这件事情，也是基于一种衡平性的想法。讲话充满个人魅力、鞭辟入里的斯卡利亚大法官认为，法官的职责仅仅在于确保宪法的各项条文必须被遵守。他说，保障个人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权力分立，一方面各州和联邦政府必须分权，另一方面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也恪守本分、互不逾矩，而非让法官将他们的主观偏好加诸透过民主程序通过的法律里面。因此，他完全不赞同将比例原则、价值平衡这些观念作为司法权的武器。在他看来，立法者而非法官，才是这些必要的利益平衡的执行者，立法者必须在各种冲突的利益间取得适当妥协。这次的经历真是太美好了，我有三大收获：一、原来丹麦国会过的不是六百年生日，而是一百五十年；二、斯卡利亚大法官在法庭上十分严厉，但私底下他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三、在丹麦的社会环境中，伊西·福吉告诉我的比例原则比斯卡利亚大法官所提倡的推理原则，更令人认同。虽然丹麦的宪法是比较传统的宪法，在基本权利保障上没有太多突破，但身为欧洲国家，以及其对《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的遵守，才培养出丹麦人民强烈的基本人权意识。倒是在法国，传统上人民的总体意志透过国会呈现出来，有了很大的转变。我听过一位法国宪法委员会的法官发表如下观点：19世纪是行政权控制国家的世纪，20世纪是立法权凌驾于行政权的世纪，至于21世纪，将会由司法权来确保立法权和行政权都会遵守有关人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规范。

南非协议式的革命帮助这个曾经一度极权、充满种族歧视的国家，脱胎换骨为一个民主政体。南非著名的公法学者艾蒂安·穆瑞尼克教授（Etienne Mureinik）因此有感而发，从司法的角度提出相当隽永的评论。他指出，我们正跨越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从诉诸权威的文化通往诉诸理性论证的文化。不论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想法能否被视为诉诸权威的文化，我国的宪法法院无疑是建立在诉诸理性论证的文化之上。其意涵对司法的影响甚巨，而宪法法院有责任带领着全体司法工作者去接纳并吸收必要的改变。律师将这种改变视为从文义性解释变成目的性解释，但实际上必要的工作远超过此类技术性转换。我国宪法对司法权的运作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宪法要求宪法法院以制宪之前我们想都没想过的全新方式来处理三个大问题。这三方面都要求我们超越原本刻意固守条文的模式，进而承担起在宪法范围内进行审慎权衡的裁量。这样的转变就像是一段旅程，航程的起点是过去那种执着于概念分类和严格套用形式规则，终点是以原则一致的方式，在一个开放民主社会中必然会出现的冲突利益之间进行轻重权衡。我们的宪法鼓励我们参照外国的法律，而我们也发现在全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国宪法法院，大家对司法功能的演变都有相同的理解[2]。

在制宪之前的年代，我国是议会主权国家，国会主宰一切，没有人可以质疑国会所制定的法令。那年代法官勉强拥有的诠释功能便是从国会立法程序中的讨论去推敲立法者的原意。现在，法官的主要工作变成判断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文字是死的，我们仍努力活化法条文字，使其合宪。如此一来，司法的主要工作不再是从立法文字上去推敲国会的原意，而是判断对法条内容的某种解读是否超出了宪法所能允许的范围。从议会主权迈入宪法主权，国会不再是最高的权力来源，过去主宰法律界的陈旧、高技术性法条解释方式实际上已经不合时宜，法律争论和判决的本质也已经改变。

第二个司法工作的全新变化是，司法者在处理法律违宪争议时，不能再以迂回的方式，避免该法律对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造成限制，以对被质疑的法条进行解释。我们现今必须回答在制宪之前根本不存在的司法问题：在一个以人性尊严、平等、自由为本的开放民主社会，对权利的限制是正当的吗？事实上，关于是否可以透过立法对某项权利进行限制的问题，很快就占据了宪法法院大部分的时间。宪法本身就提供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因素。根本上，我们必须根据比例原则，针对每一个个案做判断：对权利的限制与其限制手段是否与其所欲保护的公众利益成比例？这类问题的核心在于不同利益间的平衡。简单来说，就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我再怎么重复这个词也不为过。我们的第一个案子乃关于死刑的合宪性，便是以比例原则作为整个法律分析的脊梁骨。

我之后将会详细分析比例原则的重要性，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说明司法工作第三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我将其称之为救济（remedies）的问题。如果一个法规不合宪，如果对某项权利的限制是不合法的，那么适当的救济是什么？宪法对此给予宪法法院在个案的判决上极大的裁量空间。宪法法院可以剔除法条中某些违宪的文字，只留下合宪与符合该法意旨的部分。如果剔除违宪文字不能达到目的，宪法法院可以宣布该法的概念违宪（notional unconstitutionality），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该法可能在甲、乙、丙部分违宪。这些都是我们在制宪之前未曾听闻的方式。至于那些坚持以过去的方式、企图尽可能顺从立法者意志的法匠，这样的改变更是难以骤然适应。现在，我们在解释法律时，不再受限于法条文字，而会掌握更多的意涵。

我们第一次将这种法律解释方法运用在个案之中，是针对一个移民法规的案子。该法很明确地是为了公共利益而立法，但却是违宪的，因为它只限于用于合法结婚的夫妻而不包含同性配偶。在这被视为对性倾向的歧视后，我们决定不将其送回国会修法，而是由我们来加进一段话，让同性配偶也能适用该法。该法的目的很清楚，我们以影响最小的方式进行改变，更省下大笔的政府经费。我们认为国会需要添加的文字，国会总是都会照办以使法条合宪。如此一来，透过附带条件的合宪性解释，宪法法院深化了而非阻挠了国会原本的立法目的。

一般情形，当宪法法院宣告某法条违宪时，它也有权针对这项违宪宣告做出它认为符合正义且公平的配套命令。这赋予宪法法院广泛的裁量空间去选择给予救济的方式。宪法允许法院让违宪的法律存在一段时间后才失效，以便国会有时间修正疏失，这些都是在新宪法生效前不存在的。然而这样的裁量空间不表示我们可以不提出合情合理的理由。相反的，我们在每个案件上都必须清楚地解释推论过程，胪列正反意见，以及最终采取的单一救济途径或复合式救济途径是在什么基础上做出来的。事实上，在每个个案的讨论中，我们花在讨论救济途径上的时间绝不少于讨论实体争议问题的时间。

我现在要回到宪法法院的核心实质工作，其中大部分都牵涉到比例原则如何运用在个案之上。在每个案子的最后我们都必须做出价值判断，因此很快我们就意识到有需要尽可能全面、清楚地把判断的基础原则交代清楚。判决不能只是“法官这么说”或是法官主观的看法，我们必须论证在什么样的脉络下，启动了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分析受质疑的法条能如何促进公共目的，检验该法条在多大范围内可以保障人民权利，还有最重要的，判定该限制的范围是否符合比例。同时，为了达到平衡，我们必须尊重行政权应享有一定的裁量空间，可以选择适合的措施以达到其政策目的。另外，我们也应该理解政府有一定能力对哪些政策缓、哪些政策急进行实务性的评估，并在需要时邀请立法单位介入。在政策会造成多重冲击的地方，换言之就是会对诸多生活层面造成广泛且不易计算的损害时，政府的裁量空间就特别应予以尊重。

与此同时，我们总是要以宪法为准绳来检测每项政策，是否能够在一个开放民主社会通过人性尊严、平等与自由的考验。在援用这一判案准则时，我们尽可能地多参考各国的案例，从他们的法学思维与司法实务中汲取经验。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在做出判决时，让读者能完全理解我们考虑了哪些因素，哪些因素具有扭转全局的关键性作用，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在绝大部分的案件中，我们不断辩论，直到我们取得足够的共识，能够以一致通过的方式来撰拟判决书。但也有些时候，大家对于比例原则的天平上应该包含哪些利益，各执一词、无法妥协。例如，在关于拉斯特法里教派（Rastafari）[3]主张宗教自由应可以保障他们使用大麻而不受刑罚的案件时，宪法法院大法官们形成六票对五票的局面。虽然我们都采取比例原则进行平衡性的评估，但结果每位大法官对相关考虑给的权重都不一样。这个案子是一位实习律师提出的，他按照本行的专业标准已经够格成为律师了。然而，他曾经两次因为持有大麻被定罪，而且根据他的宗教信仰，他无法保证不再吸食。宪法法院将此案延后开庭，以便收取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和大量来自司法人员的证词。在研究这些资料后，大多数的大法官认为没有办法让警察以宗教因素为拉斯特法里教派破例。我在不同意见书中指出，多数意见并没有对边缘化的宗教族群给予足够的尊重，这也让主流思想掩盖了不同群体的声音。在我看来，警察可以将查获的大麻分配一部分给指定的拉斯特法教派里牧师，以供信仰之用。详见普宁司案的判决摘录，该段显示经过比例原则的平衡后可以有不同的结果。重要的是，在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中都充分揭露我们考虑的因素，特别是我们在论辩结构上相当倚重的因素。

类似的，在牵涉到平等保障的案件中，我们必须根据宪法去判断对不同人的差别待遇是否构成了不公平的歧视。为了回答这类问题，我们被迫要去考虑该措施对特定族群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即使我们都以比例原则进行检验，我们的结论还是会有分歧。因此，在一个关于往生者（即被继承人）财产只能给配偶，不能给未婚同居人的法规是否违宪的案子上，宪法法院形成了七比三的分裂。事实上，多数意见认为，就法律观之，未婚同居人在伴侣过世前并没有任何法律义务，死后将财产判给还在世的未婚同居人在逻辑上不通，也不公平。我所提出的不同意见书，先很不好意思地说，至少是判决书的两倍长。我主张，该案不能以狭隘的婚姻法观之，而应该以宽广的家庭法来审视。家庭关系的本质和紧密度才是家庭的关键元素，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以及活着的人对死者和孩子无私的奉献，这些都限制了遗属借此敛财的机会。尽管实际上一个人可以选择的婚嫁对象往往有限，但从法律观点来看，人的确有自由去做选择。然而，我跟其他法官赋予这个事实的重要性不一样，这是造成我们之间的重大分歧的原因。我的不同意见详见沃克斯案的摘录。

接着我们要处理的是社会经济权利的执行问题，其中最值得关切的问题在于：国家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是否能实行合理的政策措施来实现这些权利，这也是本书第九章所要探讨的。比例原则、公平性、合理性：这些问题都不是光凭文义解释和逻辑分析就能得到答案的。为体现宪法精神，针对每一个来到宪法法院的案子，我们都必须在重要的社会与道德议题上做出价值判断。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做价值判断，而在于“如何”做出符合宪法表面文字与内在精神的价值判断。我国宪法是个承载丰富内在价值的宝库，那些价值不只是隐含在其整体设计的民主政治架构中，更明白表示在宪法概论、制宪原意，以及对于人权法案的解释方法之中。

从以上的两个案子来看，在关于边缘化的宗教团体和未婚同居伴侣的权利问题上，宪法法院的大法官们不必然对什么是最好的政策有不同的看法。关于卖春／性工作者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导致宪法法院分裂的争议在于，该案应该完全交由立法部门来权衡，还是因为牵涉到基本权利问题而需要司法权介入？一般来说，制定公共政策，以及决定如何利用资源才最适当，并非法官的职责，而是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法院要避免干涉预算的决定，毕竟，要执行基本公民权利通常会牵涉到预算问题，例如法院要求举行选举，或是提供法律援助的条款便是明显的例子。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法院在制度设计上，是否适合在许多选举时会引发社会舆论激烈争论的议题上，采取特定立场？答案通常是否定的。政府的政策是睿智或愚蠢是由民意和选民决定的，不是由法官决定。在民主宪政下，这是一般原则。我强调，是一般原则，但并不是完全不可变通的。

我的观点是，在少数的状况下，法官因为不需向选民负责所以在处理高争议性问题上反而处于有利的位置。宪法要求我们捍卫颠扑不破的核心价值，它不仅成为举世共尊的法律理念，更与我国日渐成熟的宪政观念有直接关联。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在宪法的设计中，独立的司法权与保障人性尊严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稳若磐石的基本权利保障提供给宪法一个面对每一个公民时的基本架构。法院的职责不是在社会上选边站，不论这边是强是弱。法院也不允许纯粹个人的政治、社会、道德立场有过大的影响力。法官当然也有个人意见，而且常常还很强烈，但法官的个人意见就像是光线一般，必须经过宪法这个棱镜的折射，才能发出光芒，才能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宪法本身将一个重大责任托付给法官，即要求他们确保人性尊严无时无刻不受到尊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享有基本人权。

在一个不但异质性特别高，而且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对人性尊严的尊重是最能凝聚社会的宪政原则。这意味着我国宪法人权法案不只是为了确保有产有业者继续享有这些权利，也为贫苦弱势群体创造了获得尊严的机会。如此一来，其实我们无须再辩论未经选举的法官是否适合在具争议性的政治问题上选边表态。真正需要深思的问题是，如何审慎地为法官们划定出一个有限且实务上可操作的界线，让身为人性尊严捍卫者的法官也可以在高争议性政治问题之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当政治领导人面临来自民众巨大却不合宪法原则的压力时，人性尊严濒临威胁，此时不需向选民负责的法官反而有施展的空间。正是在此关键时刻，司法权借由一种最纯粹的形式发挥其功能。法官们可以倚赖宪法所授予他们的独立性，来确保正义以一种宪法所期盼的方式，无畏、无私、无偏倚地关照到每一个人。

在确保特别弱势的族群的权利时，法院将奉行宪法表面文字与内在精神所共同传达的价值。大多数具有违宪审查权的法院都会透过比例原则的衡平检验，都会依照宪法诫命的价值去处理许许多多的个案。这个现象并非偶然。一个尺寸的鞋子不可能容得下所有的脚。比例原则有它的必要性、有它的逻辑、它所要求的证据门槛，以及它下辖的次级标准[4]。比例原则究竟要如何落实运用，还是要以开放民主社会中所通行的概念为准。这样的“社会”只存在于概念上，不见诸世界上哪个国家，不见诸世界上哪一部宪法，也不见诸世界上哪一种司法制度。这是一个理想型的社会，依照各个被视为民主国家的社会里面，处理权力和权利议题的实际经验而导出的理想型。这个社会消灭了所有的压迫、困厄、隔阂与歧视，这些都是旧社会的产物（令人难过的是，在世界上许多角落仍有这些现象）。这个社会充分认知人性尊严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并以“接受每一个人他们现在的样子”为目标。这个社会假设多元的存在，而且不但欢迎每个人，还以同等的关怀与尊重对待每个人。这是一个保护良知和言论自由权利的社会，这是一个确保政府需要向人民负责的社会，这是一个票票等值，而且少数意见不会被忽视的社会。

这个想象的社会成为我们用来衡量政府法规和施政之合宪性的蓝本。在处理我们经常面对的难以决定的案件时，想一想这个理想社会里面的标准，不时能给我们启发。身为法律人，同时也身为人类的一员，我们的工作始于辨别与欣赏该理想社会之轮廓。仿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在一个世纪前针对习惯法（common law）的评语，宪法的血脉不是来自逻辑，而是来自经验。这句话要成立，必须补充一点观察，宪法的动力是来自逻辑，但它整体的融贯和持续，则是来自逻辑与经验是否能够彼此交会。

[1] 作者用“正确和正确”（right and right）来对照前面提到南欧法官的“正确与错误”（right and wrong），但right同时有权利的意思，因此作者用此双关语，同时指涉“正确和正确”及“权利和权利”的冲突。

[2] 宪法法院是否可以参考、引用外国法院判决，向来多所争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很少引用外国法院判决，斯卡利亚大法官更大力驳斥引用外国法院判决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认为有违国民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

[3] 1930年代兴起于牙买加的一个基督教教派，信徒以非洲人为主，并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为天父的化身，或是耶稣基督的再生。吸食大麻是他们的宗教行为的一部分。起源于牙买加的雷鬼音乐也与拉斯特法里教派有很深的渊源。

[4] 如适当性原则（手段是否有助于达成目的）、必要性原则（是否为最小侵害的手段）、狭义的比例原则（所受损害不得超过所失利益）。

[判例一]

普宁司案—狎侮来自陌生

从以下的判决摘录可以看出，我和多数意见的大法官们都同意必须有平衡性检验。在天平的一端是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要求的让他们例外持有大麻以举行吸大麻的宗教仪式“达加”（dagga）。而天平的另一端则是可行性，或者说是让执法机关为了他们特别制定例外条款。多数意见认为，允许有限的例外将增加往后执法的难度，而且有限度的例外在任何状况下也都无法满足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的要求。我则认为，多数大法官没有对边缘性团体的宗教自由给予足够的重视，也不够重视社会整体包容彼此差异性的重要性。此外，在平衡检验上，我们也必须弄清如海洛因这样极度有害的药物和酒精、香烟同等级药物的区别，这些以休闲为目的而生产的药物早在殖民时代之前就有了，而且还是从本土植物中提炼出来的。

多数意见：

争论焦点不在于我们是否同意法律禁止人们持有、使用大麻。我们对此的观点与本案并不相关。唯一的症结在于该法是否合宪。上诉人主张该法侵害了他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这才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

在宪法要求的比例原则分析之下，宗教信仰自由和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在一个以人性尊严、平等、自由为本的开放民主社会无疑是重要的，而法律对拉斯特法里教派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造成了实质上的限制。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该法的存在是为了协助政府的反毒战争。上诉人主张，该法虽然用意与施加在一般大众身上是有正当性的，但却管得太宽，其规范限制了拉斯特法里教派的使用，那应该是合法的，不应该被禁止。

该法禁止持有与使用有害药物，目的是在源头切断这类药物的供给，使人无法取得。这个一般通则是毋庸置疑的。该法试图借由阻绝所有对有害物质的持有（唯医疗或研究目的除外）来减少药物危害，而非仅惩罚该有害物质的有害使用。这样的规范有助于该法的执行。凡持有该药物即为犯罪，是否自用或最终使用目的是否有害则所在不问。如此的管制法规事实上乃是沿用南非也参与的《1961年尼古丁药物单一公约》（1961 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

大麻这种药物在南非国内外都有大量非法贸易，此外，拉斯特法里教派在宗教仪式上所使用的大麻并非圣礼式或象征性的少量吸食。当两个或以上的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聚在一起举行宗教仪式，他们就会集体或私下吸食大麻，且在其他时机与场合也会。上诉人提供之证据显示，他在自宅及其他场所定期性地使用大麻。唯一能够区别他与其他被禁止的大麻吸食有何不同的，只有他吸食是为了宗教目的。

然而，并没有任何客观方式能够让执法者分辨人们“吸食”大麻是为了宗教目的还是休闲目的。更难以客观订出标准的是要执法者去分辨人们“持有”大麻是为了以上哪一种目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求执法者判断大麻持有者所言“宗教使用”是真是假，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由于缺乏一个严格控管的合法大麻供应链，我们根本无法区别少数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为了宗教目的而合法取得的大麻，以及整个外在环境中非法交易的大麻。合法的孤岛处于非法的汪洋之中，恐终将被淹没。

宗教性的使用大麻不能和医疗性的使用相提并论。仅靠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所谓的自律，难以保证他们不会向其他的药物吸食者一样上瘾。此外，就本案而言，若是政府另外颁发执照，特许“真拉斯特法里信众”以宗教的名义取得大麻，那么这样反而违反了宗教自由的本意。宗教自由的本质是人人有权选择宗教，而不需政府任何形式的许可……许可制无法解决执法的问题……要确保持有大麻的人只在合法范围内使用它们，完全只能靠他们自己的自制，国家非常难以监控。当然，也是有许多人更激进地认为，准许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持有大麻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准许他们自行种植……

我国政府为了公众的整体利益并履行国际义务而禁止大麻，若是为了拉斯特法里教派而特别允许例外，不可能不危害政府的执法能力。因此，依照我国宪法，不针对拉斯特法里教派设例外条款是合理且合宪的。

容许特殊的例外一定会影响到国家的执法能力，然而，若是大麻的使用被限制在特殊的例外之内，那又无法达到拉斯特法里教派的要求。

萨克斯大法官：

不宽容可能以各种形式展现。而其中最惊人、最具毁灭性的形式之一便是以权力将他人的信仰或习俗视为异端邪说，并加以摧毁。另一方面，稍微仁慈一点的不宽容则反映在故步自封、不能接纳异己的主流文化之上。

现在，大多数的大法官都认为，国家若是针对拉斯特法里教派而允许特例，那么在反毒工作上的执法能力就一定会被伤害到。如此一来，他们其实是等于要求其信众在信仰与守法之间只能选择一个，而我认为这种要求是不必要的。出现在通则之中的例外总是会迫使国家承担额外的成本，然而，执行上的不便以及主流价值的调整，本来就是宪政主义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的。在我看来，本案判决不认同放宽限制，并对该措施的冲击考虑不周，此判决的后果不仅限制了上诉人与其他信众的基本权利，也伤害了我国宪法所要求的对所有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尊重。

大法官在衡量本案中各相关利益的轻重时，不应只用纯然的逻辑与抽象的理性来思考，这好比天平的两边不会是无重量的，其轴承也必会受磨擦力的干扰。真正的轻重权衡必须在活生生的历史、社会与认知脉络当中进行。就算为了完成判决，法官不得不进行抽象的概念式思考并使自己与现实保持距离，然而，法院的运作是在现实脉络之中，而且必须考虑其判决在现实之中对人们的影响。此外，宪法法院本身即为现实的一部分，其运作必须同时既抽离现实又结合现实。我相信在本案中，历史、想象、价值观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天平上牵涉的诸多因素时。

为了取得平衡，某些法律（或某部分的法律）必须比其他法律更强调平等。因此，国家在全面禁止海洛因上所遭遇的实际困难可能和禁止“达加”所遭遇的困难并无二致。然而在比例原则的检验上，禁止海洛因对于执法造成的影响可能被放大了。在少数拉斯特法里教派信徒为了仪式而服用本土“达加”这件事上放松一点管制，对查缉海洛因、可卡因、非法镇静剂（mandrax）的大规模走私进口等真正要紧的工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确，假若给予拉斯特法里教派信徒于宗教仪式中使用“达加”的特别权利，而不是追缉逮捕他们，对于“反毒战争”可能是较有利的，这些资源可以挪用于禁止更加有害的药物。

我们需要的是在所有考虑因素中，取得最大的平衡。众多考虑因素包括：一个具有普遍性但可因个案做细微调整的方式；以国际经验为依归但兼顾南非实际情势；以公正贯穿其中，并完成我国宪法彰显的终极价值。为了达到这种平衡，宪法法院很可能会经常面对复杂的权力分立问题，它得决定什么应该属于宪法划分给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裁量空间，什么又是属于该由司法权来决断的。

若我们把拉斯特法里教派和其他主要宗教信仰相比，便知它并非大到国会议员不敢忽视其利益的宗教团体。因此，在种族主义者禁止一般非洲人持有酒类的年代，基督教会却有办法在非洲人的聚会上提供圣餐酒（这正如同在美国最严格禁酒的年代，圣餐酒被视为例外特准）。相反的，想要私酿酒作为传统宗教祈祷仪式之用的非洲人都遭到取缔。差异之处不在于使用性质，而是所牵涉的宗教的政治社会地位。虽然俗语说“亲昵生狎侮”，但在牵涉到宗教自由的问题时，我们必须承认狎侮都来自陌生。

我们很难想象，在今日南非，立法当局通过或维持任何压迫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主要信仰的法律。这些都是枝繁叶茂、基业稳固的宗教，他们有强大的能力去游说立法，且其影响力足以影响选举结果。他们自然没有需要向法院请求宪法保护。

没有任何抽象性的宪法分析可以解决信仰和公众利益之间孰轻孰重的平衡难题。然而信仰与公众利益的最大交集在于宽容，它不只是宪法推崇的美德，更是对多元与开放的尊重。因此，宗教宽容不只应该保障人们免于在信仰与守法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更对所有人都有深刻意义，因为宗教和信仰是重要的，因为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是重要的。

综上所述，本案的关键因素并非宪法法院同意或不同意拉斯特法里教派信徒使用“达加”，并非我们有没有信仰，也不是我们是不是某个特殊宗教的信徒。事实上，在本案中，真正发出响彻云霄、金声玉振之呼声的是宗教宽容，而就算我们的道德良知让我们对“达加”的使用打从心底厌恶，就算我们尊重信仰但却不归属于任何特殊教派，都应该支持这个原则，更别说本来就是同情拉斯特法里教派的人。如果我们认为对差异的合理包容不仅是法律用来解决纷争的一个技巧，更是整个宪政事业中的核心问题，那我们都应该对这个呼声有所回响。

如果我们只是接纳那些我们已经熟悉或没有争议性的事物，那称不上是人权法案所憧憬的宽容，真正的考验在于是否能够留一个合理的空间给那些“陌生、古怪甚至是可怖”的事物。

[判例二]

沃克斯案—结婚证书之外的付出……

争议焦点在于未婚同居伴侣在婚姻关系的认定上是否被不公平地歧视，因为他们被排除在《遗属扶养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宪法法院的多数大法官认为本案并无歧视，但两位女性法官提出不同意见书，我也提出不同意见书。下面的摘录可以看出由西拜尔·斯奎伊亚(Thembile Skweyiya)大法官主笔的多数判决和我的判决之不同。

斯奎伊亚大法官：

婚姻和家庭是我们社会的重要机制。婚姻有其核心且独特的地位，同时也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基石。

当我们考虑到婚姻背后伴随的独特权利与义务时，便不能说以有没有结婚做区别是不公平的。夫妻需要对彼此负担相互扶持的责任，未婚同居伴侣却没有这样的法定约束。按《遗属扶养法》规定，扶养费的利益是伴随着婚姻所界定的扶养义务而来。该法适用于被继承人未死亡时，在法律上负有扶养义务的对象身上。

婚姻不只是一张结婚证书。决定结婚的双方清楚地知道从结婚的那一刻起，按法律规定双方就负有一定的法律义务，不需要另外鉴定协议。这些义务有的可以持续到婚姻关系结束之后，甚至是婚姻一方死亡仍有效。相反的，同居伴侣之间若是有义务产生，也只是因为彼此之间有了协议，该协议之外则并无其他义务。若法律并不要求死者在生前负担特定义务，死者自己在生前也没有明白表示愿意承担此种义务，那在他或她过世后，宪法也不应该将这种义务加诸死者的遗产之上。

我的结论是，区别婚姻遗属和异性同居遗属并没有不公平。从有关在世配偶请求遗产酌予扶养金的规定来看，若死者生前依法无此义务，不许同居伴侣请求遗产酌予扶养金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若是强加，不仅不合逻辑、不公平，而且不理性且法理上站不住脚。

我对于想要结婚但未能结婚，结果只能成为权利不受保障的作为同居人的脆弱女性有极为诚挚的关怀。然而，我亦不认为将《遗属扶养法》扩大适用能对她们有实质帮助，而且不这么做也不意味着对她们存在歧视。解决歧视问题的真正答案应该是趁同居生活的双方都还在世的时候，透过法律规定改善生活境况不佳女性的处境。一旦法律依此修正，那我们解读《遗属扶养法》第二条第一款[1]的法律脉络将会产生极大的变化。

萨克斯大法官：

当一个女人曾和一个男人共组一个家庭、共同生活、与他携手生育教育子女、关心他的健康，并在他死后用她的余生继续撑起这个家，却只因为他们两人从未结婚，应该在遗产关系上被视为陌生人且没有任何权利要求补助吗？婚姻应该被视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权利作为往生者的法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唯一标准吗？

把非婚姻关系中的遗属排除在遗产继承人之外是否公平？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不应局限于较狭隘的婚姻法条文，而应该参考更宏观、更注重具体细节的家庭法，该法的原则已经在新宪法时代中有了长足的进步。

家庭法的主要目的是在亲密的家庭关系中促进稳定、责任与平等。

《遗属扶养法》的目的是为了让孤苦的遗孀有继承遗产的法律依据。其主要的元素为家庭关系、亲密的感情和实质需要。若我们将这三个元素列入考虑，只因为她没有结婚证书而被剥夺该权利，不仅不近人情，更是于法不公。

……为自己的家人尽心尽力可以说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喜悦，因此理当不需额外补偿，然而，这样的牺牲虽然不能说是不公平，却应该有更公平的处置。

宪法的目的是将无法改变的不幸转换为可以被补偿的不正义。若是我们认为一个女人因为能任劳任怨地对家庭与死前的丈夫牺牲奉献，所以也应该能够克服丈夫去世后的种种困难，那真是对家庭法的一个极为荒唐的误解。《遗属扶养法》的规范无异于要求她若非选择正式结婚，就得离开这个男人，这是对一个弱势、经济上不独立又顿失所依的人的歧视。这种陈义过高的道德要求不仅不合情理，在宪法看来也是不公平的。

当然，这个问题必须从多方面思考。我们社会的确有需求将婚姻塑造成提供亲密家庭关系的安稳、安全、安定的制度。然而，任何想要改变这种不对称负担的措施，无论是家庭法还是社会福利法，都有可能被批评为破坏自主的精神。然而，若说干预过度的家长制将压抑并妨碍我们实现社会平等，“司法创造出来的挚爱”（judicial tough love）就更可能无视人民必须在生活中亲自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知道法律会介入并提供基本正义，那么这些人将不会感到如此无助而不得不向命运低头。这也就是为什么法院要介入基本权利的保障。如此一来，司法就提升了而非贬损了人性尊严和自我价值。

许多新近丧偶、年迈、贫困的妇女发现她们除了衣服和厨具之外，并没有任何的资产或存款，找到工作的机会也不高，只有政府发放的老人年金能让她们免于三餐不继。我们应该在这个现实脉络之下去解读《遗属扶养法》的法律意旨。

她们的选择实在不多，若不想继续与一个没意愿或没能力娶她们的男人同居，就只能选择过着孤苦困顿、甚或出卖自己肉体的生活。任何人若是在“公平性”与“将她们要求扶养的权利排除在外”之间，选择了后者，必须要想清楚其后果。

综上所述，持续将所有“家庭伴侣”（domestic partner）排除在《遗属扶养法》的范围之外，而无视于他们在另一半死后对家庭的付出与奉献，是无法言之成理的。因此，该法若仍然拒绝让终身相依相偎却没有结婚的伴侣继承另一半的财产，该法就是无效的。

[1] 该条文大意为，如果婚姻关系中的一方去世，另一方又无法自己养活自己，就可以基于扶养需要主张对死者财产的权利，直到他或她再婚或死亡为止。

[判例三]

罗斯登堡白金矿案

—宪法精神不只是用来点缀法条的饰品

大法官们在审理一桩解雇案件是否公平时，对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判断仲裁人依据劳工法做出的决定发生了争议。在宪法法院进行言词辩论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究竟是要采用相对狭隘的劳工法，还是较宽广的行政法，来作为审理的依据。我的判决指出，我们需要兼容并蓄的思考，而且无论是采用劳工法或行政法，结果应该是相同的，因为真正的关键在于民主开放社会的核心价值。这个价值与文本不应该切割。

萨克斯大法官：

宪法价值的效力乃是明确而无远弗届的，而且明白清晰地彰显在我国的宪政体制当中。它寓含于新民主秩序下的各个架构和设计之中。宪法的文字和精神不可分割：价值不是用来点缀某法条的华而不实的饰品，每项单一条文也不是独立于其他条文之外，只有在被引用时才发挥效用的。法律条文不是空洞、中性、彼此毫无关联的，而使之融会贯通的正是宪法价值。条文和价值相辅相成，以缺一不可的方式提供宪法所承诺的保护。

在一个以价值为本，且具有完备、有活力、能进步的规范性结构的宪政民主体制当中，我们需要一个整合了背景事实、多元利益与价值观念的架构来处理人民对宪法所涵盖的正义的吁求。

第九章 当神圣与世俗相遇：同性恋婚姻的双重挑战

判决书不能暗示某一方是性喜标新立异、惹是生非的煽动者，或暗示另一方是食古不化的老顽固。你若一旦开始以“好人”、“坏人”来区分这些宪法服务的对象，那我想你就已经脱离宪法的初衷了。

楔子：同志大游行

那是1991年11月的某日，那时我还不是法官，而且，我正流着满身汗。毕竟这是经过二十四年的流放之后，我又再度开车驶往开普敦市区，我的背都湿了。11月的开普敦正值酷暑，而这也几乎是我在莫桑比克差点被南非的国安机关放置汽车炸弹给暗杀之后，首度自己开车。只用一只手握着方向盘让我既紧张又害怕。我冒冷汗的原因之一是对路感到陌生，太多新辟的单行道了，我们被吩咐在“老地方见”，哇！我虽然身为自由斗士，但我根本不知道“老地方”在哪儿。但是，让我冒汗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即将参加我生命中第一次的“同志之光”大游行。

我迟到了，我可以想象主办者会说：“好吧，奥比又放我们鸽子了！”前一年，他们曾经在约翰内斯堡办过游行，因为我一向反对人们对性倾向的歧视，这种广为人知的立场，使我受邀参加这次游行。但是到了游行当天，我只能向主办单位说抱歉，因为我要去参加一场异性恋婚礼，所幸这对新人都是名人，所以主办单位应该不至于认为我在找借口吧……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又发生第二次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

猛然，我在市中心看到游行队伍冲我而来，我不知道车子该停哪儿，所以我钻进圣乔治大教堂（St George’s Cathedral）的停车场，大主教应该会赦免我这唯一一次的违规停车吧？我看着游行队伍，最前头的海报写着：“吸就好，可别吞下去”，我想说：“惨了，明天我大概就会上报了吧！”为什么我不能拿着像是“我是异性恋，我挺同性恋”这样的牌子就好呢？为什么游行队伍没有分出一区给像我这样的支持者呢？但是这个念头一闪而过，随之而来的是我对自己的尴尬感到的羞愧，我想我在汽车炸弹攻击之后仍旧不够勇敢，所以我笨拙地迈开大步，跟上游行队伍。我看到我在法学研讨会上认识的爱德温·卡梅隆[1]教授，所以我走到他旁边。这时，一股美妙的感觉朝着我排山倒海席卷而来，我跨越了藩篱，而且感到自豪，我在游行队伍中感到如此自在，完全地融入了他们之中。

我们又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直到游行的终点—绿意盎然的“瓦尔公园”（Waal Park），这儿曾经是我童年时的游乐场。游行者即席召开了一场会议，人不多，大约两百个吧，我有点儿焦虑，因为那天稍晚我还要赶去参加另一场会议，他们要我当会议前段的讲者。我的脑中首先浮现童年时在此公园的欢乐时光，接着，脑海中的画面也出现当时这公园里“仅限白人”的牌子。这些都还是可见的标示，但是还有暗藏的“仅限异性恋”的不成文规定。异性恋情侣可以牵手、拥抱、在公园里自在地表现他们之间的爱意，但是同性恋情侣都知道，如果他们这么做，只会引来警察盘查。我与现场群众分享这段回忆，我说，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的平等对于一个长期无法享受充分民权的社会而言，是很重要的，而且它的意义绝不只如此，这对整个国家都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而成的国家。差异性就是南非的基本特色，我们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将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繁荣壮大。所以，这场游行引发我们思考几个问题，在摆脱了对某些族群造成伤害的种族隔离政策之后，这是我们下一个重要的课题。新民主宪法应该致力于促成一个开放社会，而这也正是开放社会的核心。说完，我赶紧开车赶往下一个行程。

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

游行拉开的序幕在2005年出现后续。我们这些宪法法院的大法官召开了会议，首席大法官皮斯·蓝加说他收到“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的信，他们将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会议，所以邀请皮斯参加开幕仪式。但那是法院休庭期间，而皮斯已经计划前往斐济协助该国处理宪政危机，他问有没有人可以代他出席？同事们面面相觑，没有志愿者。最后，我试探性地举起手说：“皮斯，我那时候会在这里，我可以去，但我想我并不是参加这个会议最适当的人选。”他摇摇头说：“不！你‘正是’最佳人选。”皮斯是牧师的孩子、是基督徒，是法律人，同时更是非洲裔，不过我猜他并不想以这种“政治正确”的身份出席。我最后同意代表宪法法院和首席大法官出席该会议，欢迎由非洲各地前来与会的法律同业。

几周之后我开车前往会场，这回我没有流汗，因为当时并不是盛暑，但是我感到紧绷和紧张，一路想着我待会儿的开幕致词。当我看到满屋子来自非洲各地的绅士淑女穿着非洲各地的传统服饰时，我没那么紧张了，多元社会的展现总是能温暖我的心。不过我还是有点儿不自在，因为我不想只是发表个客套的开幕欢迎词，聚在这里的人都是社会的良心，我应该代表健全、活跃、以捍卫我国新宪法为宗旨的宪法法院，传达给他们一个“真正”的欢迎词，毕竟我们这部代价不菲、意义深远的新宪法是在突破重重困难之后才写成的。当然我的致词也应该把我们这份工作的精神和本质，跟与会者的信仰联结在一起。我环顾四周，我知道该怎么开场了。

我想告诉听众，1994年在曼德拉的监誓之下，我宣誓成为宪法法院大法官时内心的天人交战。所以，轮到我走上台时，我说明在宣誓成为大法官时，首先要无惧、无私地高举宪法，并承诺成为全民的大法官，之后有两种方式可以确认宣誓：一是说“我确认”就好，或是你也可以高举右手说：“愿主帮助我。”在这两种方式之间选择，对我而言是个道德上的难题，我出身于一个非常、非常“不宗教”的家庭。我的父母曾经和他们的父母就宗教问题起争执。他们要么相信一套根深蒂固的教条，要么相信一套修正过后的意识形态与规范原则，彼此互不妥协。后续的影响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不好的回忆，在我就读的学校中，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学生各半，而我（一个犹太人）是唯一一个信仰不太虔诚、不太奉行敬拜的犹太人。我当时觉得，如果我只是为了不要被孤立而假装信教，那是对我自己的不尊重、对我的良知的不尊重，而且最重要的—假如神存在的话—也是对神的不尊重。

结果是，在我的童年阶段，我其实是靠着对信仰的疑问和信仰的中心—即建构“你是谁”这个问题来塑造自己的良知的。事实上，在我的心智成长期，那时候南非的种族不平等对我而言不太算一个难解的问题，我的母亲为一位非洲领袖摩西·考塔尼[2]打字，年幼的我就觉得不平等是邪恶的。但是探索自我内在对神的感觉，以及拒绝假装是信徒，对我而言却很艰难。这样的成长环境种下我一生都尊重所有信仰的种子。虽然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自称为无信仰者，但其实我有一套很强烈的信仰。我自己的世界观从许多面向来说，都有很强烈的精神性，而且有一套完整的伦理意涵。这些信仰影响我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我的婚姻对象，影响我住在哪里，最终甚至影响我的生理外观，但它们并不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也不以任何有组织的宗教形态显现。

我告诉观众，因为我持续不断地在思索与良知有关的问题，我得以在1990年代的宪政协商时，为许多人认为难以处理的问题提出解答，即宪法概论中的遣词用字。许多参与协商的人认为宪法概论必须以下列这些字开头：“谦卑地献给全能的上帝”。有百分之七十的南非人自认为算是虔诚的基督徒，而南非也有百分之五强的伊斯兰教徒或印度教徒，与为数众多的犹太教徒和其他信仰的人民。对后者而言，这份最应慎重的公领域文件，如果没有纳入他们的信仰，价值将大打折扣。但如果少了这些字，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来说，这份文件就无法引发他们内心的共鸣。另一方面，对那些自幼没有宗教信仰，或是宗教信仰不那么明确的人而言，如果这份理应最世俗、最以人为本、最凭人力诞生的文件，结果却是以这种宗教性的语句开头，应该会让人感到十分不快。我马上就想到一个解决方案，我说：“在开会之前，我们（当时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宪法委员会）唱了赞美诗—Nkosi Sikelel’ iAfrika[3]，我们将这首歌当成被压迫人民的圣歌、歌颂国家的希望之歌。不论是黑人或白人、有信仰者或无信仰者，我们一起唱了这首歌，它是我们的未来之歌。就在宪法中以南非的十一种官方语言加入这些话吧—‘Nkosi Sikelel’ iAfrika, God Seën Suid-Afrika, God Bless Africa’。”我的提议被接受了，这些话成为团结我们这个分裂国家的黏着剂，而不像信仰，可能会分化我们的人民。现在，你会听到我们的橄榄球代表队—不分白人或黑人的队员—一起唱国歌，而且正确的唱出“Nkosi Sikelel’ iAfrika”。有宗教信仰的人觉得国歌更肯定了他们信仰的重要性，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基于我们的历史、基于我们国家的融合元素，也接受了这首歌作为南非的国歌。

我和所有“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的与会代表分享这段往事，然后回到神圣的大法官宣誓。宣誓顺序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我刚好排在最后。前面已经用了官方语言中的五种。而我当时在思索的难题是：轮到我宣誓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如果照着我儿时发展的道德良知，如果要忠于我的成长背景、我的信仰，我应该说“我确认”就好。然而在这个最特别的场合，我想我有必要举起我的右边断臂，为了那些未能活着看到自由降临的朋友，我必须举起这段残肢：他们是露思·法斯特、乔·加比（Joe Gqabi）、路克司马特·所望德（Looksmart Solwande）、伊利亚·罗萨（Elija Loza），他们都因暗杀或酷刑折磨而英年早逝。这段不完整的手臂是我全身最肃穆的部位，举起它代表我的宣誓（“adjuration”—如果容我使用这个法律术语）具有最深刻的意义和内涵—我将以无惧无私的态度守护宪法。所以，我举起右手说：“愿主帮助我。”所有“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的来宾听到这里，都起立为我鼓掌欢呼。后面几位致词者不断引述我的故事。这让我困惑了，我才刚对最虔诚的信徒说我不信教，怎么他们对我致上如此敬意呢？

隔天早上，大约有七十五位前一天的与会者来参观宪法法院，我花了两个小时为他们导览我办公的这栋美丽建筑。我很乐意当他们的导游，这群人和我同样来自非洲，都是法律人，可惜我必须赶往下个会议了。（我似乎总是在会议之间赶场，我一度以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不必再开会的自由，难道是我理解错误了吗？）我已经迟到了。下一场集会在附近的旧女子监狱，现在它是历史景点，同时也是“性别平等委员会”（Commission for Gender Equality）的办公室。但当我和他们道别时，他们包围住我说：“拜托，您还不能离开，我们要为您祷告。”祷告分短、中、长三种，长的祷告不只为我祈福，内容也包括许多这些教徒对世界的信仰。我被这漫长的祷告词感动了，因为这就是我身边这群人的价值体系真诚交流之后的成果。他们发自内心地祝福我一切顺利。当祷告结束，我要赶场时又被拦住了，他们说：“您不能走，我们必须为您行按手礼。”[4]和超过七十五个人行按手礼要花点时间，好不容易全部的人都进行完了，我终于可以赶往旧女子监狱。

我举这个故事为例是因为在宪法法院处理过的众多案子中，同性恋婚姻最能驱使我积极思索生命和法律之间的奇妙关联。我们有文本、有宪法，我们担负着明确的责任，必须守护宪法。然而要把宪法套到个案上，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我所思索的是，要如何把两种貌似对立的不同经验（它们代表了两种极端、冲突的来源的力量），在我所撰写的判决书中，各自都能发声。

“标新立异”与“食古不化”的战争？

首席大法官曾要我草拟宪法法院的首份判决书。就我记忆所及，在草拟判决书时，我从来不曾刻意提起过上述任何一次经历。然而经历就是经历，经历会变成你的一部分，它会塑造你的回答和反应、你的直觉、你在不同却各自有理的法律论证之间的选择，而这最终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在我意识的深处，我亟欲找到对两个族群都有建设性的解答：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社群渴望自由、不受束缚、挣脱枷锁、享受完全的人权；而虔诚的信仰者（这是族群中的一个大团体）则认为承认同性恋婚姻是受到诅咒的，是会导致天下大乱、贻害人间的。判决书必须试着与两方公平地对话。判决书不能暗示某一方是性喜标新立异、惹是生非的煽动者，或暗示另一方是食古不化的老顽固（双方的辩护人有时会用这些字眼描述对方、模糊焦点）。你若一旦开始以“好人”、“坏人”来区分这些宪法服务的对象，那我想你就已经脱离宪法的初衷了。终极目标是为了要发现每个人身上的人性、正直、诚实，也是为了在你回复之后，能让每个人都说：“我了解判决的内容。我对于结果感到强烈的质疑。但是判决的确在乎了我的想法、我的立场，也把我的信念列入考虑，尊重我的良知和尊严；我没有被一个号称从头到尾完全中立的过程强迫接受一个答案。我的信念、价值观、看法，都被严肃地、确实地、认真地看待。”

在我早期写过的判决书中，曾经处理过某些宗教团体的案件。他们主张，因为特殊的教义，他们应该不受某些政府法律的一般条款的限制。在美国、英国和南非做研究时，我曾在学者们的论文中感受到强烈的愤怒，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既是虔诚的教徒，也是激进的社会改革者。伤他们最深的，是他们觉察到在主流的法学作品中，一切不能被合理性（rationality）与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解释的，就不能被思想进步的精英接受，也就不能被纳入公领域之中。但另一方面，宗教则被隔离到一个小角落，不管人们究竟相信什么，都可以自由自在地追寻他们以为是宗教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是把宗教从公领域中驱逐出去，因而表示反对。所以本案对我而言，最难的部分不是技术性的，而是要严肃面对宗教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要让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社群和宗教团体，都认为判决是衡平、符合原则，并且确实合理的。每个人都应该感到自己的主张和信念确实被审慎地放入宪法中考虑了。这是他们的权利。

芙莉女士和蒙思女士

玛丽·芙莉（Marie Fourie）和塞西莉亚·蒙思（Cecelia Bonthuys）告诉宪法法院一个简单的故事。她们相遇、互相吸引、开始约会，现在已经同居十年了。双方的朋友都把她们当情侣，而她们也决定结婚。婚姻官（Marriage Officer）说他个人很愿意祝福她们的婚姻，但有个难以克服的问题：誓言。她们必须要宣读的誓言文字是这样的：“你，某甲，愿意让某乙成为你的合法丈夫（妻子）吗？”婚姻官认为“丈夫”、“妻子”这两个名词让他无法办理这桩婚姻。这对情侣告上高等法院，碰上了一位算是有同理心的法官。法官同意宪法禁止种种歧视，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性倾向的歧视，这就跟对身体残障、种族、肤色、教义、国籍、出生、婚姻状况的歧视如出一辙。宪法条文都在那儿。但只要法规没有删修，他就无法命令婚姻官让芙莉女士和蒙思女士合法结婚。所以两位又上诉到最高上诉法院。最高上诉法院的一个判决让她们获得了小小的胜利。这是由爱德温·卡梅隆法官—也就是我在开普敦游行时碰到的法官—所写的。他的判决书指出，法规造成了同性恋婚姻的障碍，不过法规允许由教会官员担任婚姻官，并根据他们自己宗教的信条为人证婚；而且的确也有些同性恋教会。即使教会的神职人员尚未被家庭事务部部长（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任命为婚姻官，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将被赋予这项权力。影响所及，便是开启了未来庆祝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小窗。

与此同时，“同性恋计划”（Gay and Lesbian Project）有一个挑战法规合宪性（该法规拒绝承认同性恋婚姻的权利）的案子正在约翰内斯堡高等法院审理。高等法院法官决定暂缓庭期，直到宪法法院对（前述）芙莉案的上诉做出判决，所以该案的文件也送到宪法法院来。我们决定将两案一同审理。

法庭挤得水泄不通，有许多来自国际媒体的记者，也有同性恋婚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有时候双方律师显得情绪化，但大多时间双方都很克制。芙莉女士及“同性恋计划”的律师主张普通法和《婚姻法》（Marriage Act）歧视同性恋配偶，宪法法院应该发展判例，形成普通法，并在法规中使用“配偶”（spouse）这个中性的词汇，让同性恋配偶也能合法结婚。代表政府的律师则辩称：法规或许有“空白”（缺漏），但即使普通法和《婚姻法》条文确实存在歧视，也必须寻求民意，且补救方式应该是经由国会，而非宪法法院。代表天主教教会和“生命医师协会”（Doctors for Life）上诉的“法院之友”（Amici curiae）则强烈主张婚姻是为了确保人类的繁衍，这点应该受到保障，这是自古以来的宗教组织的立场。

我们有十一位大法官审理此案，我认为我并不适合公开我们内部的辩论。不论对于任何法院，保密与合作都是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我也不能为我们最终的决定辩护，甚至描绘我们经历的脑力激荡。判决书无疑是具有公共意义的公开文件。法官不语，所有的一切都在判决书中。我所能说的是，最终的判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通常，宪法法院在处理这种复杂问题时，可能花上三到五倍的时间来研讨，以确保所有大法官的看法都列入考虑。这么做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达成原则性的共识。我可以提供一些指标，以便大家更容易了解主要争点。读者可以在本章的最后读到判决书的原文，并自己判断我前面提到的我对于两种不同社群的互动经验，是否可以在判决书中找到响应。

阅读判决书时你将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引用美国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加拿大、英国等地的法院关于同性恋婚姻的判决。这个争议在全球各国蔓延，对立双方在各地法庭的论调也都大同小异。阅读这些数据的帮助很大，不过最后，既然我们的宪法条文各不相同，这些参考案例中的复杂论点并不是我们做决定时的焦点。对我们做成本案判决最有帮助的是丰富的南非法律资料（其中讨论了宪法中禁止性倾向歧视的平等意义），以及有关南非社会中家庭之组成方式有多么多元的相关数据。

性倾向

在南非，构成歧视罪是相对简单的事情。宪法中明确禁止对性倾向的歧视。宪法法院曾经处理过五个此类歧视案子。第一个案例中，我们取消了鸡奸罪（crime of sodomy）。第二个案例是家庭事务部案（Home Affairs case），处理的是移民法中，外国人同性恋伴侣在南非的权利问题，这些外籍同性恋伴侣的权利等同于外籍配偶（妻子和丈夫）所享有的权利吗？外籍夫妻在南非享有两项好处：工作不需特别许可，可以入境南非并申请成为南非居民。宪法法院判定，《移民法》（Immigration Act）未提供这些福利给外籍同性恋伴侣，已经构成歧视。然而，没有必要对该法准许异性恋者结婚的规定进行修法，该法违宪并非是因为已规定的内容，而是因为有所遗漏，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涵盖不足”（under-inclusive）。所以为了达到平等，宪法法院破天荒地在当时就拟定补充条款。我们在法规原文的“配偶”（spouse）后面加上“或同性的生活伴侣”（life partner in same-sex relationship）。同时也在判决书中定义这些词汇，并交由家庭事务部决定如何具体执行。

在日后的案子中，我们认同凯西·萨奇韦尔（Kathy Satchwell）法官的主张，她认为她的女同性恋伴侣应该和婚姻关系中的配偶一样，可以领取抚恤金。在下一个案子里，一位法官的女同性恋伴侣收养了一对双胞胎，并寻求她对子女的平等亲权，我们的判决认为《收养法》（Adoption Act）阻止同性恋取得这种平等地位，是违宪的—这个规定不仅对该位女士构成歧视，也违背了对小孩的最大利益。下一个类似的判决是关于对试管婴儿的亲权。

我所写的判决书引用了这几个案子。我也花了不少篇幅强调南非家庭组成的多样性，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南非只承认基督教式的婚姻（在当时当然是指异性恋婚姻）。所以伊斯兰教的婚姻并没有法律地位，因为他们可能实行一夫多妻制，结果便是，同一个男人的英国籍妻子具有法律地位，但印度籍妻子却没有。当甘地对抗这些制度、当人们自愿入监以示抗议时，他正是在说我们的母亲和我们的姊妹，正如他所说的，女性只能用虔诚的信仰当做武器，她们可能做出比男性更大的牺牲—入监只因为她们是妾，而且她们的小孩没有法律地位。而非洲传统习俗下的婚姻—这是南非最常见的婚姻—则几乎完全没有地位。所以，不同的婚姻形态，人们共同生活、表达亲昵和缔结人际网络的多样性，在这份判决书中都有所着墨。

歧视的起源

即使我们承认我们先前的判例和历史显示过去的确存在着对同性恋配偶的歧视，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究竟歧视从何而来？宪法法院可以直接提供补救、还是应该交给国会呢？为响应这个问题，可以有两个考虑。主要考虑是，宪法法院不能以剧烈的手段侵入大众文化，创造同性恋婚姻对于人们在过去几世纪以来习以为常的风俗和法律来说变化太大了。这理当属于国会的立法权。宪法法院的职权极限绝对只有宣布法律有疏失，并交由国会修法补正。次要考虑是，即使同性恋配偶之间的财产、继承、租赁、抚恤金等关系应受法律规范，这并不意味着新的法定关系应该比照婚姻关系。直接用“婚姻”（marriage）这个词，必须面对来自生物学、历史、宗教和法律的许多疑虑。

这份判决书的结构环绕着相关案件中出现过的歧视。判决书指出：对于同性恋配偶，法律并没有给予他／她们与异性恋配偶相同的身份、权利和义务，因此造成了不公平。身份的问题是一大重点。婚姻包含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结婚会有婚礼，会有周年纪念，和社会上种种与婚姻有关的习俗。有人主张承认同性恋伴侣之间的爱、亲密关系，以及社会大众对同性恋伴侣的认同，将会贬低婚姻的意义。但这样的说法会深深刺伤同性恋伴侣的尊严。

判决书的一个脚注指出：其实有些激进、想法跳跃的论者认为：“我们不想复制异性恋之间的婚姻关系，这种关系太压抑了，而且也太注重财产关系了，那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一旦这场战争开始，大量来自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的声音还是极力争取可以结婚的权利。因为婚姻强烈的象征意义，同性恋伴侣选择是否走入婚姻的权利就成了一个试金石，同性恋婚姻将代表他／她们取得完全的法律地位，也具备了与众人举办喜宴同庆的机会（当然，他／她们也因而将要面对不幸的离婚）。

一旦确立了歧视的性质，接下来必须要处理的就是如何补救法条疏失。应该由宪法法院直接补救吗？还是应该让国会来负责呢？

我的同事凯特·欧瑞冈大法官—恰巧她曾就读女子教会学校—认为该法明显违反基本人权。因此她认为宪法法院必须要革新普通法，普通法当时仍依循英国法的海德告海德案（Hyde v Hyde）中的定义，亦即，婚姻是一男一女共同生活的结合。在她看来，宪法法院应该修正前述定义，让新定义和我国的宪法接轨。新条文应该是：“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生活的结合”。她还认为：我们应该依循我们在家庭事务部案中的立场，将《婚姻法》的誓词改为中性字句（“你，某甲，愿意让某乙成为你的合法丈夫、妻子，或配偶（or spouse）吗？”）。若是国会对这样的法条文字不满意，国会议员应该将法条修正为国会认可的字句，只要国会表示出对宪法法院在宪法议题上的尊重就行了。她提议的补救方式非常简单，当下就可以完成，而且也有不少前例。她认为，宪法法院可以直接赋予同性恋婚姻的权利，不必等国会介入。

不过，有十位大法官认为国会在此议题上应该直接参与。国会和宪法法院同样有着守护宪法的责任，这是国会议员们宣誓就职时所承诺的—不论他们是举起右手发誓，或是以口头承诺。宪法人权法案必须要受到政府各部门的支持、保护、捍卫，其中包括国会。国会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让国会参与，能够确保是与全南非国民对话，也就是让全国一起参与、一起面对相关议题。所以宪法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国会应在一年内完成修法，如果国会未完成，誓词中的“或配偶”将被自动写入《婚姻法》的条文。

最后的结果让国会有机会决定“如何”消弭歧视，而非“是否”应该消弭歧视。这样的机会鼓励国会走出议事殿堂，与全国人民就此议题进行对话。而不论是在处理歧视的本质或是法规的修正问题，这份判决书都提供了为数不少的澄清和警示。

当神圣与世俗相遇

这份判决主要的关怀之一是如何确保神圣与世俗可以在同一个公共领域中和平共存。判决书中建议的答案并不是将世俗的公领域和神圣的私领域区分开来。相反的，我们接受宗教是公领域生活的一部分，宗教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具有意义，这些信徒在为自由奋斗的过程中各有立场，在同性恋婚姻一事上亦然。该判决明确指出，《婚姻法》必须完全保障各宗教、信仰、教派依其各自教规所行的婚姻仪式。判决书的任何段落都不会强迫他们以违反自身宗教的形式举行婚礼，各种宗教信仰都受到《婚姻法》及宪法的保障，宗教自由是所有人享有的权利之一。也许各宗教内部有对教义的不同观点和争论，但这是各宗教的自治事项，而非由国家来决定该怎么做。

这份判决强调，宗教事宜要严肃处理，而且人民的信仰应该被视为公领域的一部分，并受到尊重。但是法律也必须承认男、女同性恋配偶具有不可挑战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可以在国家的支持之下以公开方式庆祝，法律也应该承认他／她们的关系、亲密行为、对彼此的爱和感觉，这些都是他／她们受到宪法保障的人权。而国会所要做的，就只剩下决定并规范形式细节，让同性恋们能享有平等权利。

葡萄园还是墓园的平等？

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达到平等的问题？是应该达到墓园里的平等，还是葡萄园里的平等呢？这是我的同事劳瑞·阿克曼（Laurie Ackermann）在之前的同性恋权利案子中，引述一位美国作家的话所提出的观念。消除不平等可以透过“铲除”来达到（进入墓园），也可以透过“升华”来达到（进入葡萄园）。美国的平等保护法很重视确保每个人在类似领域都会受到相同的待遇：从形式上来说，不论是铲除还是升华都符合宪法要求的平等。而这位美国作家想要找到一个原则来判断何时该用铲除法、何时该用升华法以达到平等。最后，他主张终结不平等的方式应该以宪法原则为本，即怎样才是促进宪法原则最好的方式。

在同性恋配偶的问题上，并没有法律明显排除他／她们的权利，也没有法律采取差别待遇，他／她们根本是被遗忘了。因此《婚姻法》并没有明文规定“男、女同性恋不适用本法”。他／她们可以结婚，只是必须和异性结婚！《婚姻法》的问题是“涵盖不足”，也就是做得不够。补救之道难道是废弃整部《婚姻法》吗？你能想象南非宪法法院因为同性恋不能结婚，而宣布整部《婚姻法》无效吗？事实上，“南非法律改革委员会”（South African Law Reform Commission）的确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他们建议改成人人适用的“民事结合”（civil unions），而将“婚姻”留给宗教团体。如果你想“结婚”，就到寺庙、清真寺或天主教堂办理结婚，国家不会涉入。国家在这件事的角色仅限于提供民法仪式，庆祝一桩民事结合。虽然这个建议很合逻辑，但支持度却不高。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伴侣会怎么想？他们只想和“一般人”一样自然的结婚，却发现已经没有“婚姻”这档事了？异性恋者又会怎么想呢？过去婚姻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现在因为这些讨厌的家伙和他们的游说团体，异性恋者连结婚都不能了吗？这是平等，但却不是让人欢喜接受的平等。宪法人权法案要求的尊重是指让每个人都能从枷锁中获得解放，而不是想要让每个人都心怀相同程度的不满。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达到平等的意涵是指身份、机会以及社会上认为重要的事物的平等。所以在这个案子中，我们要的是葡萄园式的平等。大家绝对不希望我们挑选的补救方式引发后续无止境的宪法诉讼。

隔离但平等？

判决中另外提到的一般指导原则，是“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5]主义。有人建议我们使用英国式的“民事伴侣”（civil partnership）[6]方式处理此案，因为英国没有用到“婚姻”一词。英国以“民事伴侣”的方式，让同性恋伴侣能够以法定方式处理财产分配、继承、租赁等实际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如此一来也不会影响历史悠久的“婚姻”。“隔离但平等”不仅在美国造成了剧烈而悲痛的历史，在南非也是如此。在1930年代，曾经发生过印度裔的人民抗议在邮局里他们不能在白人排队的柜台排队，当时南非的终审法院—也就是上诉法院—做出了一个荒谬的判决。四位法官中有三位没看出问题：其实不管在哪一个柜台，邮局的服务都是一样的。只有一位法官—牛津大学出身、自认是社会学家、出过权威性刑法教科书的加德纳（Gardiner）法官看出问题，他说：“这些人的尊严受到践踏，这不只是邮局的服务好坏的问题。”

三十年之后，奥利弗·坦博，他当时是曼德拉的法律事务所合伙人，之后又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政府的代理主席，被要求向一位地方法官敬礼，而他所在的位置是专门保留给非欧洲人律师的。但坦博拒绝了，于是审理过程不得不中断。而在下一次审讯中，他的助手戈弗雷·皮特杰（Godfrey Pitje）也拒绝这个要求。（我后来听说坦博当时有地下工作，因此不能冒任何进监牢的风险，所以他的助手同意暂代他。）这位助手被判藐视法庭。这案子最后来到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认为不论来自律师界的哪一个部分，这位助手都应该向地方法官敬礼，所以维持罚款判决。

殷鉴不远，南非的历史显示隔离其实都是歧视的产物，目的是排除某些族群。国会必须意识到这点，而非制造另一种名为“平等”，实为“隔离”的制度。

在本案中，各国媒体报道了南非宪法法院赋予同性恋配偶结婚的权利，并给予国会一年的时间来进行必要的修法。这是在我的人生中，照片第二次被登在《纽约时报》上。第一次是汽车炸弹事件后我在伦敦医院复健，全身包着绷带。这回，照片上的我穿着绿色的法袍，我的两旁与后方是我的同事及助理。

国会称职地举办了多场公听会。有许多对同性恋婚姻的强烈攻击，且只有少数人为同性恋婚姻发声。尖锐的恐同症言论都被记录下来，但如果我们的社会有恐同症，公开的讨论总比视而不见、不处理要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南非教会委员会”（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发表一份声明，表示他们透彻地研究了判决书，并赞扬该判决有着所罗门王的智慧，这点特别让我感到高兴，因为我老爸的名字就叫所罗门·萨克斯（Solomon Sachs）。

国会的参与

在任何案件上，我们都给予国会一年的时间进行必要的修法。这是宪法赋予宪法法院的权力：宣布违宪，然后给予一段时间的缓冲以进行必要的修正。我们并不希望如果《婚姻法》在一年之后没有修法，就因违宪而被宣告无效，那将是场灾难。所以我们在判决书中指明，若是国会未能在一年之内完成修法，“或配偶”三个字将自动被写入法条，这也是修正《婚姻法》之歧视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是预留退路。就在一年期限即将届满的前几天，国会通过了《民事结合法》（Civil Union Act）。这和英国的《民事伴侣法》（Civil Partnership Act）有何差异呢？不只是因为它选用了“结合”（union）这个词汇，而且，在同性恋举行婚姻时，新人的誓词可以说“我和你进行民事结合”，或是新人喜欢的话，他／她们可以说“我和你结婚”。《民事结合法》使用了“结婚”（marry）这个词。

国会为了维持合理的弹性设立了一项但书，即在《民事结合法》的规定之下，婚姻官不必被迫为所有婚姻形式证婚。基于自身的宗教信仰、教义，婚姻官若是对同性恋婚姻发自内心地不表赞同，可以申请回避为其证婚。毕竟，被一个不甘不愿的婚姻官证婚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原则上，国家应该采取合理措施，以避免虔诚的宗教信徒在守法或守教规上面临困难的抉择。重要的是，国家应聘请对新宪法价值感到心悦诚服的人，使其可以高高兴兴地，而非满怀怒火地为同性恋配偶证婚。这也许会多花一点时间，但我们找到了这样的婚姻官，他们能够诚恳、庄重地主持同性恋婚姻，使之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法律的一部分。

最终，我想重申宪法法院应该尽一切可能寻找与整个国家的人民对话的机会。法院判决的目的不是要透过一个二分法的选择，把国人区隔为激进派和反动派、自由派和保守派，更不是要让裂痕更深，造成人民与法院誓不两立。法院应该找到一种与宪法精神契合的对话方式，并让人民发自内心地说：“我对本案结果不是非常满意，但我知道宪法法院这么判的原因。我知道我的意见也被纳入考虑，也许下一次我就是胜诉的一方了。总结来说，我真正感受到在新南非宪法的保障下做一个南非人的意义了。”

终曲，以及终曲的终曲

所以，我以终曲作结，再用另一个终曲为终曲作结。就在新法公布施行之后几周，时序正当1月，我正在开车前往开普敦的科斯坦博斯植物园（Kirstenbosch Botanical Gardens）的路上，那是坦伯山（Table Mountain）边的美丽花园，也是我所知道最适合一家大小同乐的地方。我有点迷路，然后我看到一个简单的箭头路标：“往艾美和珍的婚礼会场”。我的心怦怦跳，因为这个指标是如此简单、如此一般、如此地稀松平常。珍是南非人，和美籍伴侣艾美同住在华盛顿。她说她是用电话预约场地的，婚礼前几天，她觉得应该告知经理她们要举办的是女同性恋婚礼，电话另一头的女性经理响应：“太棒了！你们是第一对，我真高兴你们决定在这里举办婚礼！”

终曲的终曲则是，不久之后，媒体大幅报道查基·艾哈迈德（Zackie Achmat）的婚礼，他是“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的卓越领袖，他的组织致力于改善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待遇。而他多年的伴侣则恰巧是来自自由邦郊区、一个说南非荷兰语的白人家庭。这时已经是大法官的爱德温·卡梅隆教授被安排为一日婚姻官，来主持这场婚礼。每个人都想收到这场名人婚礼的邀请函。查基和他的伴侣告诉爱德温大法官，他们不想用“婚姻”这个字眼，那太不同志了！爱德温大法官努力说服他们—是人们努力奋斗才争取到婚姻权，这是身份、尊严的象征，这不是冷冰冰的“结合”、“伴侣”等词汇所能取代的。所以最后查基说：“我和你结婚”，他的伴侣也说：“我和你结婚”。接下来就是社交场合啦，大家讨论穿着、食物，有些人上台致词。但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查基伴侣的家庭—来自我国最保守地区的家人—上台致辞时说，如果他们过世的父亲今天也在场，一定会深深以儿子为荣。

[1] 爱德温·卡梅隆（Edwin Cameron），现任南非大法官，同时也是知名法律学者、人权律师。此外，他不但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更是第一个勇敢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南非高官。1998年，南非妇女古古·德拉米尼（Gugu Dlamini）因在电台公开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被人用乱石和尖刀刺杀。这件事带给卡梅隆很大的刺激与鼓舞。三个月后，在知道自己携带病毒十二年后，卡梅隆终于公告世人他也是一个艾滋病患者。在受访时他表示：“如果古古都能说出来，我为什么不能？”

[2] 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曾为南非共产党总书记。

[3] 意思为“天佑非洲”。

[4] 基督教的仪式之一，将某人的双手置于另一人的头上。

[5] “隔离但平等”是过去美国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意指将不同种族在空间上分割开来，为不同种族提供表面上平等的设施或待遇。

[6] 2004年，英国立法通过给予同性恋伴侣几乎所有、但不完全等同于异性恋婚姻的权利。

[判例]

芙莉案—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以下摘录自我所撰写的判决书，该判决仅有一位大法官持不同意见。

萨克斯大法官：

差异与平等

平等的意义在于即使有差异，但彼此之间仍有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平等并不预设要消除或是打压差异。尊重基本人权必须从对我们自身的肯定做起，而非否定。所以，平等并非暗示人人的同等化或均质化，它并非指某种形式较为优越，而另一种形式则应受到贬抑，平等乃是承认并接受彼此之间的差异。或者，至少要知道差异不应导致排他、边缘化或标签化。终极的平等则是人人可以享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为这个社会带来的活力。这个议题大大超出了过去对异性恋的排他性的假设，而这正是目前争议的源头。然而，像在南非这样的国家，承认并接受差异特别重要—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基于肤色这样的生理特征，我们被划分为优势族群和劣势族群。南非的国民形形色色，因此宪法了解到人类（生理、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了解保持差异性的权利，并拥抱这个国家的多元性。因此本案的问题不只是消除某个族群过去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是更迫切需要了解我们的社会是奠基于包容和互相尊重。要测试宽容度，不是找那些原本就与我们相处融洽的人、事、物，而是得和自己所不喜欢的人、事、物进行沟通与和解。

古老的偏见

长久以来的社会偏见与因循守旧的结果是，同性恋配偶无法享受婚姻的好处和责任，但是，这不只是像必将蒸发的晨露一般的小小不便，这代表着法律偷偷摸摸地、残酷地把同性恋视为外来的他者（outsiders），并认为他／她们的亲密关系不像异性恋一样，需要受到肯定和保护。雪上加霜的是，同性恋被当成生物学上的异类，是犯错或误入歧途的人类，和我们的社会格格不入，所以他们不适用我国宪法上对每个人都有受到关怀和尊重之权利的保障。这无异于暗示他／她们对爱、对承诺、对承担责任的能力劣于异性恋配偶。

其结果就是，既然婚姻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在我们的文化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否定同性恋婚姻，等于是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否定他／她们定义、展现自我的权利。

这种古老的偏见没有理由继续存在。奴隶制度在这个国家持续了一个半世纪，殖民主义长达三世纪，禁止不同种族的通婚甚至更久，赤裸裸的男性霸权则几乎有一千年那么长。前述这些原则都是因为明显的生物和社会因素，并被宗教戒律或国家法律支持。奴隶制度和殖民主义现在被完全地摒弃，禁止异族通婚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否定、羞辱或唾弃。类似的，如果今日的法律仍然继续拥护传统的主流意见，那歧视就难以消除。正是那些不能得到大多数人认同，或是无法在国会获得足够代表的族群，必须由宪法人权法案来确认、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

宗教的社会意义

在一个开放、民主的宪政社会中，虽然没有信仰和少数信仰的信徒的权利应该受到完全尊重，但在处理关于绝大多数南非人的信仰时，还是要特别谨慎。例如在基督徒教育案（Christian Education）中，本宪法法院曾指出，对个人良知不可侵犯性的保护只是宗教自由原则的一部分。对许多信徒来说，他们和神（或是造物者）的关系凌驾于一切，这涉及他们和自己、和社会、和世界以有意义的方式互动的能力。对于数以百万计各行各业的人而言，宗教提供了个人和社会稳定及成长的架构，并给予他们支持与滋养。宗教信仰能够唤醒自我价值和人性尊严的概念，而这也是人权的基石。这些信仰影响了信仰者的社会观和道德观。信仰的表达呈现在确立与维护习以为常的传统，其悠久的特色时常超越时代和国界。对信徒而言，面临挑战的不只是便利或舒服的问题，而是他们一直秉持的一个概念—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在宇宙中的地位。

宗教团体透过学校、医院和贫困救助计划等发挥影响力，在公众生活中扮演一个巨大且重要的角色。他们透过信徒的见证来推广善良行为，并透过国家和私人团体壮大自己；他们提倡音乐、艺术和戏剧，提供小区活动的场所，并为信徒和一般社会大众举办许多小区活动。宗教团体是公众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奉行宪法至上的多元国家里的活跃分子。宗教不只是对信仰或教义的问答。它是许多人的习性和文化，对于许多信徒来说，更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宗教组织在国家层面的生活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他们有权针对重大议题，对政府和法院表达看法。在公共事务中，宗教组织是活跃分子，也绝对够格对立法和执法表达意见。

进一步来说，虽然在所有有关同性恋权利的争论当中，宗教性力量有时展现出一种不宽容，且宗教在这个国家常被用来将最不可饶恕的种族歧视合理化，然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所有基于宗教因素的反同性恋主张都像种族主义一样不值一提，那将是错误且没有帮助的。如同劳瑞·阿克曼大法官在鸡奸案中所言：

这个案子牵涉到深层的信念，也引发我们的强烈情绪。我们不应该认为结婚要被限制在一男一女的组合，并以繁衍后代作为婚姻主要甚至唯一的目的，只有冥顽不灵又食古不化的人才会这么认为。相对的，在审慎考虑宗教和其他因素后，不想表达其性倾向者，其法律上的权利也不应被剥夺。

但我必须强调他所提到的限制：

但是我也必须指出：这些观点—不管多么诚实和诚恳—都不会影响到宪法对于性倾向歧视的谴责。

当神圣与世俗相遇

宪法法院了解到宗教在公众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一回事，但用宗教教义来阐释宪法，则是另一回事。如果用宗教教义来导出宪法权利，这是相当不合理的。若是教友和神职人员有同性恋倾向，各宗教之间（甚至各宗教内部）的观点和反应常有巨大的不同。法官若是被要求解释教义、被迫在可能导致分裂的教义之间选边站，那将会使他们处于一个无法忍受的窘境。

史密斯先生诚心地抄录了《旧约》和《新约》的圣经句子来强化他的论述，亦即，如果“婚姻”的定义改变，也将造成对那些将婚姻视为上帝认可的异性结合，或是将婚姻誓言视为神圣的人的歧视。但在法律分析之下，我们对他的感激并不意味着他引用的经典可以被当做法源。不论这些圣经内容是否强化了他的论述，都不是宪法法院所关切的。从宪政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宪法法院能确保史密斯先生视其婚姻为神圣的权利，确保各宗教能以各自的仪式举行婚礼，确保史密斯先生在公众场合和宪法法院都能以合宜的方式自由表达他的意见。除此，就不是宪法法院被期待的角色和功能了。

在一个奉行宪法至上的开放民主社会，神圣与世俗之间应该要能相互尊重、共存共荣。宪法法院的功能便是确认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只要各方都没有对任何人、任何族群的偏见，法律就会确认争议议题的多元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我要强调，前提是对基本权利没有偏见。主流意见对于持少数意见的人常常十分残酷。这正是宪法和法律必须介入导正、而非强化歧视的时机。不论是对多数或少数立场，检视的标准都必须包含其是否彰显或伤害了人性尊严、平等、自由等原则。

开放民主社会的特色乃是能以合理、公平的方式来调适、处理成员之间的不同意见和生活方式。宪法的目标是让抱持不同价值观念的人能和平共处，而且不是只有在表面上看上去政府让大家得以平等的关怀和尊重的方式相处，内心却想着互相毁灭。

共存的需要和对多元信仰的尊重，事实上明确规定在《婚姻法》之中。该法允许宗教领袖被任命为婚姻官，宗教建筑可以被用来当做举行婚礼的场所，依循各自的教义举行宗教婚姻仪式。这样的结婚仪式不仅是被允许的，还受到国家的承认，并产生法律效力，且其效力和由地方行政官或婚姻官证婚的民事婚姻效力相同。若由神职人员主持婚姻仪式，其中的国家利益也会受到保障，因为家庭事务部已授权相关的宗教部门，也已认可这种婚姻方式。

没有任何神职人员会被强迫去主持一个其教义不认可的同性恋婚姻。国家对宗教的保护，使其不至于直接或间接地被迫去主持其教义不认可的婚姻。

依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婚姻法》赋予同性恋配偶与异性恋配偶相同的婚姻地位、权利和责任，并不会与宗教自由权利（尤其是反对同性恋婚姻的宗教组织之宗教自由）产生冲突。宪法对同性恋婚姻的保护并不导致它对宗教自由的否定。这两种利益并不冲突，在容纳多元性的宪法架构之下，它们是共存的。

国会的角色

就像是《婚姻法》对同性恋配偶没有平等的保护，因此导致他们遭受歧视，就某种程度而言，其实普通法定义下的婚姻也没有满足宪法的要求。因此判决必须宣告普通法定义下的婚姻抵触宪法而无效，因为其未能提供同性恋婚姻与异性恋婚姻相同的地位和责任伴随而来的好处。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如此判决之后，宪法法院是否应自己创造普通法来弥补其不足的部分？

（该判决指出，在《婚姻法》中加入“或配偶”的新定义，将自动取代普通法原本对“婚姻”的定义。）也就是说，既然宪法要求对同性恋婚姻和异性恋婚姻必须有相同的关怀、尊重，那么《婚姻法》自然必须符合这个原则。因此，同性结合的正式登记将自动产生异性恋婚姻所具有的普通法效力和法律效力……

现在的问题是，宪法法院是应该提出满足原告和“平等计划”（Equality Project）主张的立即补救措施，还是应该订出失效期，让国会有机会来弥补立法的疏失？在考虑所有因素之后，我们必须决定什么是公正、公平的……

事关身份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妥善稳当的补救措施。要找到这个稳当的补救措施，首先必须对这个长期承受艰苦压迫的社会，以及其中有待解放的群体有深入的研究。本案的状况需要能够符合长远需求的周详立法，宪法法院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将难以达到宪法所承诺的平等，经由国会修法才是可长可久之道。

在我看来，芙莉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婚姻权，其实是更大的期许的一小部分—她们希望能公开、自由地做女同性恋，不再被法律贴上标签，让她们能融入长久被排除在外的主流社会。庆祝她们结合的意义当然远大于进入法律关系的意义，虽然后者可能也很重要—会有众多宾客参与共欢，也有后续事宜。这代表着走向平等和尊严的重要里程碑。由国家机构对她们结合的认可度越大、越确定，就代表越稳固，而且其他此类的结合也将不再被法律遗忘，最终，此类的结合也将变得稀松平常，而且经得起时间考验。

这问题在公、私领域都是很敏感的。我相信国会有办法从冰冷的法条当中为同性恋配偶找到恰当的位置。法律也许不能自动消除人们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但法律可以是一个很棒的老师，建立社会规范，并让这些规范自然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保护弱势不受胁迫、虐待或边缘化。不只司法权有责任实现宪法人权法案中的权利，立法权亦责无旁贷。其原则性的功能之一便是确保宪法概论和第一条[1]中所列的价值。

本判决书宣告现行的法律未能平等地对待原告，并借此恢复原告该享有的权利。而同时，我认为在满足这些平等权时，也应该谨守权力分立的原则，并让国会能够弥补现行疏失。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知道，立法部门有许多合法的方式可供选择，以补足现行法律的缺失……

考虑到公众的高度关切、本案所牵涉的强烈敏感议题和建立这个领域平等标杆的重要性，应该由立法权来决定最佳的补正方式。我们有一个明确无误的坚持—目前的普通法和《婚姻法》排除同性恋婚姻享有与异性恋婚姻相同的地位、权利、责任，是抵触宪法的。这个缺漏必须补正，以确保同性恋配偶不至于被直接、间接地边缘化或被法律排除在外……

在思考如何立法时，国会议员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新措施的目标必须提升人性尊严、促成平等，并增进人类的权利与自由。也就是说，在去除普通法和《婚姻法》“涵盖不足”的婚姻定义后，如果新的补救措施不是为大家带来同等的权利的扩充，而是同等的权利的损失，那也是不可以的。因此，如果因为同性恋配偶不能享有婚姻的地位、权利和责任，便让异性恋配偶也适用相同的规定，这不会达到平等。降低标准、让所有人都不适用普通法的婚姻，这种“铲除”法不会有正面效果。以等量的排除取代等量的接纳只会带来等量的不满，而非创造平等。法律关切的是所有家庭的组成和婚姻都值得被热烈支持，而不是被平等地边缘化，这就是所谓葡萄园的平等，而非墓园的平等……

我们所选的法律补偿方式必须是宽厚且有包容性的，接受同性恋婚姻有如异性恋婚姻，且在有形无形的方面都不应该有差异。

停止对同性恋配偶的排挤

本案的核心是希望能终结—或至少减少—法律长久以来对同性恋配偶的孤立。正因为婚姻在我们的社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更显得普通法和《婚姻法》把同性恋配偶排除在外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建立新典范的基石更须谨慎、小心。让国会在本判决的框架下放手去做是适当的，同时也是让立法权在宪法架构下得以发挥功能……

（判决指出，若是国会无法在一年内提出适当的补救措施，“或配偶”一词将自动加入《婚姻法》，并使同性恋配偶可以合法结婚。）

“或配偶”的措辞有简单明了的优点，而且也是对法条原文变动最小的调整方式。宪法的价值可以得到守护，现行的婚姻机制也不会改变，对国家的财政负担也是最小的。长久以来以法律保护和强化家庭生活的政策，也会维持和延续下去，而负面的刻板印象则将会消弭。宗教团体依据教义主持婚姻的权力不会受到影响，如果宗教团体坚持的话，也可以继续只承认异性恋婚姻。国家可以贯彻合理包容的原则，确保有虔诚信仰的民事婚姻官得以拒绝主持同性恋婚姻，而不必在违反其意愿的方式下被迫履行职务。

欧瑞冈大法官同意判决书主文，但在如何补救法条疏失的问题上写了一份简短的不同意见书。在她看来，宪法法院本身应该改变普通法定义的婚姻，并立即在《婚姻法》中加入性别中立的词汇“或配偶”，而不是将其送交国会，再多等一年。

欧瑞冈大法官：

宪法法院被赋予守护宪法的权力和责任，法院不应从这个角色上退缩。宪法法院下达的命令的正当性并非来自这个机关本身，而是因为它让宪法条文产生效力。有时，我们之中有些人不愿意看到宪法权利被守护，但这绝不是宪法法院应停止捍卫这些权利的理由。

[1] 南非宪法第一条共四项，明列出立国的基本价值，其中包括尊重人性尊严、平等、人权、法治、成年人普选权等等，其中第二项则是禁止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

第十章 开始与结束

若法律是一部机器，那我们就是赋予这机器生命的灵魂。良知良能是我们的领航员。

就法官这职务而言，从开始到结束都与文字有关。我们宣判，我们的工作就是处理文字，并成为我们的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说书人。我们如何说故事常常与如何讲道理同等重要。我们的声音不能是不带个性的神谕，凭着纯粹超然的智慧下达解决人世纷扰的指令。我们更不能模仿计算机冰冷僵硬的声音，拘泥于人工程序做不知变通的判决。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要细腻地了解案情之后，发出感同身受的响应。若法律是一部机器，那我们就是赋予这机器生命的灵魂。良知良能是我们的领航员，而那良知不仅得益于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生命体验，也受法律理论与实务的启迪。而且，我们会生活在被我们的判决改变的世界中。事实上，担任法官并参与法庭工作本身就是富饶而缤纷的生命经验。

我们发现合议庭的力量远大于个别法官的加总。它有自己独立的生命、独立的动能与独立的文化。我们乐在其中。历来累积的判决是司法功能的核心，它们彼此是相辅相成的，且我们不会假装不以我们的判决为荣。我们不但引以为傲，而且愿意以一种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的态度，自诩为全世界所有愿意以理性思辨取代暴力与金钱的人的榜样。正如同我在文中再三阐述的，判决工作并非只是纯粹的理性推论。完备的逻辑虽然是思考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精辟且令人信服的法律推论必然来自经验，而且将从它与真实生命的汇流之中取得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可能会对法官的某些判决提出各自的解释。然而，对法官的行为做出解释是一回事，亲自动脑筋判案又是另一回事。

我在念书的时候经常莫名其妙地遭到鞭打，被关时也常听到被鞭打的青少年的哭声，因此我对体罚印象很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对体罚议题很敏感。但这些早年的生活经历并不会完全主宰我对“基督徒教育学校案”的判决。虽然一般学校禁止体罚，但在该案件中，他们主张在特定学校使用体罚矫正偏差行为是他们宗教教义的一部分。我不认为学校的体罚可以淬炼出学生坚强的心智。但是，我在学校时的另外一个经历又告诉我，一个人不去假装接受他不相信的信仰的权利，是必须被尊重的。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平衡了我对体罚的反感。

等到我开始做法官，上述经验的能量被其他种种的经验给转化了，并交织进我在人生各阶段的反省之中，形成了我复杂且仍在递嬗演变的法律观。法律观念令人又爱又恨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是完全抽象的，一方面又完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在穿过重重险阻障碍，最终要动笔写判决书时，我觉得我不该用自身的经验来解释这个判决，而是得建构在相关的宪法价值之上。这些价值乃是凝聚过去千百年来千万人的经验而成的。这些价值能够调和布伦南大法官所说的“法律的热情”以及所有法律的规范特性。仅是就诸如身体权与良心自由权之间的矛盾写出一篇深刻的哲学分析，还不足以做出一个好判决。一个好判决必须是在对以上问题有了透彻理解之后，在具体争议当中，对这两种权利做出平衡的取舍。而我会让所有的读者，特别是诉讼当事人，知道我做出这样的判决的原因，尤其是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权衡。相关的哲学问题我已经写在第四章的“宗教豁免于一般性法律”一案中，不再赘述。该判决牵涉到认定什么是合理的体罚的一般性法律，而结论是基督徒教育团体可以在家里采取符合于他们的信仰的体罚，但不可以在学校这样的公开场合这么做。我会希望，尽管有的人在听到判决时会感到失望，但他们也能知道法院确实有认真严肃地对待他们的信仰，而且希望他们与每一个读到判决的人都会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个关键因素分别被赋予了多少的权重。

回顾过去担任法官的岁月，我深信生命经验已经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融入了我的法律良知之中，有时候是很明显的，有时候则比较匪夷所思。它们一方面改变了我服务的宪法法院文化，一方面也被宪法法院文化改变了。我唯一能肯定说的是，我们的责任并非只是以形式化的法律推理来解决问题，当然也不只是用被法律术语包装起来的个人偏好来解决问题。法官的职责在于找出问题所在、衡量所有相关因素，以期达到符合比例原则的结果，且这样的结果必须考虑到实务上的前因后果以及相关的宪法价值，并需与公众分享获得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简单讲，这就是判决的真谛。

跋与致谢

我七十三岁了，在休假担任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驻点学者期间撰写的这本书也接近了尾声，但是，我发现我突然变成反革命分子了。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是宪法法院的一分子。根据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资深官员的说法，宪法法院是想要阻止非洲人国民大会党主席雅各布·祖马成为南非总统的反革命团体之一。令人欣慰的是，几周之后，为了回应反对声浪，该资深官员表示那段话是被断章取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重申其对宪法和司法独立的支持。所以，我撰写这篇跋的时候知道，在我生命中至少有几个月，我不是个反革命分子。

与此同时，古特邦太太过世了，她这一生从没能搬到砖造的房子里。政府在她死后赞扬她的所作所为堪称是无家可归者的斗士，更有无数的报纸社论向她致敬。但在另一方面，她的家人始终未能被安置在合理的居住环境里。这正反映出要实现我国宪法中的社会经济权利是多么地不容易。

担任大法官难免有痛苦和不安的时刻，在这些时候我总会提醒自己奥利弗·坦博是如何保持冷静与沉着的。我们的孩子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但总的来说，我的法官人生是精彩、快乐、有建设性的。写书时，我曾希望我能分享我和同事们在会议室的精彩辩论内容，更渴望能描述判决出来之前经历过的多次改变。然而我不能违背在宪法法院工作所要求的保密原则。为了充分将过程中的反复交锋呈现出来，我唯一能做的是大量地摘录我所撰写的判决书内容。如此我才能分享我心中的“答”与“滴”又不至于违反保密义务。

然而即使已经如此小心翼翼，我仍然感到紧张，担心自己是否触犯了什么不成文的法律界禁忌呢？为了谨慎起见，我先把书稿寄给几位法官同事。出乎我意料（也掺杂着得意的心情），大家都对拙作表达了欣赏甚至赞叹之意。

曾经和我在宪法法院共事多年的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大法官读完书稿马上告知我，他认为书中没有逾矩之处。这真是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紧接着我也收到澳洲的托尼·诺斯（Tony North）、加拿大的罗莎莉·阿贝拉（Rosalie Abella）和克莱尔·何瑞·杜贝（Clare L’Heureux Dubé）、荷兰的威廉敏娜·托马森（Wilhelmina Thomassen）等多位大法官充满支持的评价。不久之后，我将书稿寄给几位曾共进午餐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在他迅速且亲切的回信中，赞同我正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也正好和我的观点截然不同），不过对于我描述他在法庭上十分严厉，但私底下非常和蔼可亲这段略有微词。鲁思·金斯伯格大法官则是花了数小时精读，并给我精辟且极有帮助的批评，她同时也推荐我参考一本书及一篇近期《纽约客》杂志里的文章，两者都显示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着和我在沐浴时灵光乍现高度类似的经验。（一位当心理治疗医师的朋友告诉我三个“发现”经常迸出的地点：卧室、浴室、巴士。）

写作是孤独、艰辛而劳累的。当一个人发自内心地担起责任，感激之心会特别强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萨拉·希宾（Sarah Hibbin）不但马上联络牛津大学出版社，也把书稿寄给几位我认识的英国法官。有些法官也许觉得不要回信比较好，但我收到的几封回信内容都对此书极为支持。特别是首席大法官哈里·伍尔夫（Harry Woolf）、汤姆·宾汉大法官、罗伯特·沃克大法官给我最多的鼓励；与斯蒂芬·赛德利（Stephen Sedley）法官的讨论也极为有趣，他的疑问在于将一个人的判决放在法律著作中的适当性，但愿我成功地说服了这位极有格调的法学家：这取决于该书的性质；还有布伦达·黑尔（Brenda Hale）大法官，她实在不需要如此考虑周详地说服我别用“我写过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这么强烈的措辞。

许多法学家也给了我宝贵的意见。布鲁克林法学院的厄休拉·本特尔（Ursula Bentele）在每一版的每一个章节都给予我巨细靡遗的帮助，她不只在我最不确定的时候给我信心，也使我免于将“我已有的困惑都变得更加混淆”这句弥尔顿的名言误植为莎士比亚所说。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两位逐章精读、对本书做出极大贡献的人。一位是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显然是位学者，但没有公布姓名—我必须说我要与无名氏合作了。所以首先，让我感谢纽约大学的斯蒂芬·舒尔霍弗（Stephen Schulhofer），这位朋友以最真诚、专注的态度对本书的内容和风格都给出了修改建议。接着是我对无名氏的感谢。从无名氏的评论风格和其所使用的措辞中，我很难想象无名氏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他或她的的确确抓住了我内心的想法并给了我最生动、最有帮助的建议。以上种种都已融入并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还有一些帮助是我意料之外的收获。例如，阿尔斯特大学授予我荣誉学位，而我致赠为我做致辞的克里斯汀·贝尔（Christine Bell）一份书稿，意外地使她成了第一位把拙作当教材的教授，她和学生的互动也促使我增加了人性尊严和比例原则部分的篇幅。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马洛夫（John Comaroff）则对论证的结构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有些比较激进的部分可能要等有机会再专书论述。智利大学的何塞·萨拉奎（Jose Zalaquet）请我赞助他编辑的一本人权字典，我不但照办还加赠书稿。他在我们设立真和会的时候给予了我们许多建议，也因此，他对《他的名字叫亨利》一章的评论别具意义。莫斯科大学的奥尔加·卡佐瓦（Olga Khazova）则拿她的宝贝儿子试验，据她说小家伙的反应很不错呢。而她为本书所建立的优雅架构，我必须要说，的确让这本书变得更亲近读者了。

还有许许多多不同国家的法律同行提供了他们宝贵的意见。例如先前在巴黎的法国宪法委员会服务的多米尼克·雷米—格朗热（Dominique Remy-Granger）细读书稿，并告诉我最早将社会经济权利以法律明定的，不是我以为的俾斯麦首相时期的普鲁士（德国前身），而是1848年革命之后的法国。接着，在把《恐怖主义和刑讯的故事》书稿分送给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国际律师协会会议的各国代表之后，东道国代表之一的埃米利奥·卡德纳斯（Emilio Cardenas）要求浏览全书书稿。他不但给了我许多洞见，更表示愿意将此书翻译为西班牙文。卡罗尔·斯坦伯格（Carol Steinberg）则从约翰内斯堡寄给我对本书帮助最大的评论。而为了增加地区的多元性，不时会寄电子邮件给我的好朋友路易丝·斯塔克（Louise Stack）从一间英国的寺院寄出她对书稿敏锐的观察意见。

还有两位在纽约的人士以她们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的方式鼓励了我。首先是曾经帮我一位朋友编辑书的德迪·费尔曼（Dedi Felman）。她在我刚动笔撰写本书的时候明确告诉我，要找一间愿意出版外国作家的法学专书的美国出版社是很困难的。她的真心话启发了我，我总要找个方式来宣传这本书啊。我想，这本书的规模绝不只是讲述我这个南非法官的个人感想而已，毕竟过去我在世界各地演讲的反应都不错啊！费尔曼的真心话促使我去思考举世接受的法官思考模式和司法体系运作方式。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奇幻炼金术”（“strange alchemy”）这个词不断跑进我脑中。就这样，一本新书诞生了。

另一双援手则来自一位保姆，瓦内萨·西普坦博（Vanessa September）。有天傍晚当我们两人沉浸在《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的配乐时，她说她看到放在书桌上的书稿，忍不住读下去，但只看到一半，为此她感到非常抱歉。我们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她已经成为我最美丽贤惠的太太了。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在纽约的助理玛佳丽·约翰逊（Majorie Johnson），以及在约翰内斯堡的法官助理吉姆·威廉姆斯（Kim Williams）、克莱尔·巴拉德（Clare Ballard）、伊曼纽尔·格卢夫（Emmanual de Groof）。她们都花费了无以计数的时间，不辞辛劳地协助我进行无止尽的校对和修正；在此我要再次表达最诚挚的感谢。同时，我郑重宣布，“炼金术”已经完成了，真的“完成”了，不会再有新的修改版了！

当我忙着撰写最后这段话时，书稿已经在亚历克斯·弗拉奇（Alex Flach）的耐心和贝森·库辛（Bethan Cousins）的细心下炼成一本书了。对于所有前述致谢的人士，我最后还有些话要说。虽然我无法避免你们出现任何错误—因为我不知道那会是些什么样的错误，但我可以很诚挚地说出我有多么感谢你们的共事和协助。在2009年10月12日午夜，我在宪法法院十五年的任期就要届满了。无论这本书将来的境遇如何，无论我曾经服务的宪法法院未来命运如何，各位都协助我找到向这伟大奇迹致敬的方式。在这片被许多人视为世界上最不可能孕育宪法正义的土地上，人性尊严、平等、自由等最先进的思想落地生根了，而且我衷心地希望，它在将来可以继续开枝散叶。

Table of Contents

导 读 英雄救美

谢 词

前 言

第一章 恐怖主义与刑讯的故事

第二章 我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

第三章 他的名字叫亨利：真相、和解与正义

第四章 理性与热情

第五章 法律与幽默

第六章 理性与判决

第七章 哭泣的法官：司法权与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

第八章 人性尊严与比例原则

第九章 当神圣与世俗相遇：同性恋婚姻的双重挑战

第十章 开始与结束

跋与致谢

目录

版权信息

编者的话

致谢

代序

第一部分 一个重新提出的老问题

第一章 我们的悲观

第二章 强权国家的致命弱点

第三章 强权国家的致命弱点(二)。或，在月亮上吃菠萝

第四章 世界范围的自由革命

第二部分 人类的古老时代

第五章 世界普遍史的思想

第六章 欲望的机制

第七章 门前没有野蛮人

第八章 无止境的积累

第九章 磁带录像机的胜利

第十章 知识的国度

第十一章 已经回答的老问题

第十二章 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

第三部分 为获得认可而斗争

第十三章 最初只是一场为纯粹名誉而战的殊死战争

第十四章 最初之人

第十五章 保加利亚的假期

第十六章 红面野兽

第十七章 精神的起落

第十八章 主人与奴隶

第十九章 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

第四部分 跳过罗德斯岛上的巨型雕像

第二十章 最冷血的怪物

第二十一章 劳动的精神动力

第二十二章 令人憎恨的帝国，令人尊重的帝国

第二十三章 现实主义的非现实性

第二十四章 没有权力的权力

第二十五章 国家利益

第二十六章 向和平联盟进军

第五部分 最后之人

第二十七章 自由王国

第二十八章 没有抱负的人

第二十九章 自由与不平等

第三十章 完整的权利和不完整的义务

第三十一章 大规模的精神之战

版权信息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美]福山著

黄胜强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

Guo0931@hi-pda制作

原始TXT文本源于网络

编者的话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此书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曾连续登上各类畅销书排行榜，被先后译为20余种文字。

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此论一出，在东西方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批评、拥护之声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

几年后，在吸收并研究各种反馈意见和学术观点后，福山在前文基础上，撰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

在本书中，福山在进一步阐释“历史终结论”的同时，还分析和阐释了“自由、民主”发展到顶峰后的“最后之人”问题，以此来说明“历史终结”后的人类状况。

“历史终结论”提出后，曾在国内学界引起过较大反响，有关研究部门为此举行过多次研讨会并发表一系列有关文章及评论。近几年来，“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仁慈霸权论”等一起，成为当今国际政治领域几个炙手可热的话题。

为分析研究“历史终结论”的来龙去脉及理论实质，加强对国际学术动态及学术信息的掌握与追踪，在此书推出10周年之嗉，我们译介出版了这部著作，将它收入《国际学术前沿观察》

作为一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福山的反共立场是十分簿明的，书中不乏较为露骨的词句(为尊重作者著作权，本书未一一删改)。对于其立场及观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对于其研究知法，我们认为明显偏颇。比如，书中他自始至终未分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以致将传统社会主义(指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与作为人类一种远大理想、实现之日将十分遥远漫长的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甚至还将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这些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其学术视野的片面与局限，希望读者一定要加以鉴别和批判。

致谢

1988—1989学术年间，芝加哥大学约翰·M．奥茵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纳森·塔考夫和阿伦·布卢姆教授邀请我就历史的终结这个题目举行一次讲座。没有这个机会，《历史的终结》无论是作为一篇文章还是作为一本书也许就不会诞生。这两位教授都是我多年的导师，以政治哲学为起点，我从他们二位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这次讲座的原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利益》杂志编辑欧文。哈里斯及有关人员的努力，才得以成为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在把这篇文章改写成书直至脱稿的过程中，弗莱克出版社厄文。格莱克斯和哈米希·汉密尔顿出版社安德鲁·富兰克林给我以极其重要的鼓励和建议。

本书的写作大量参考了朋友及同事的谈话和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布朗·舒尔斯基，我在书中大量引用了他的观点和看法。

我还要特别感谢欧文·克利斯多尔、大卫-爱泼斯坦、阿尔文．伯恩斯坦、亨利。伊盖拉、吉久小门理、吉雄福山和乔治·霍尔姆格林，感谢他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阅读我的书稿并提出意见。此外，这个主题在国内外各种研讨会或讲座上介绍时，得到许多人(其中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的认真评论，我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兰德公司总裁詹姆斯·汤姆森为我编写此书提供了工作场所。

加里和琳达·阿姆斯通占用他们自己写论文的时间为我收集研究。

代序

本书的前身是我在1989年夏为《国家利益》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①题为“历史的终结?”在这篇文章中，我阐述了一个热门话题，内容涉及到过去几年中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全世界涌现的合法性，它为什么会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但是，不仅如此，我还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这并不是说当今美国、法国或瑞士等国家的稳定的民主体制已不存在不公正或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则是因构建现代民主制度的两大基石——自由和平等的原理——尚未得到完全实现所造成的，并非原理本身的缺陷。或许当代有些国家能够实现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且有些国家可能会倒退回其他更原始的统治方式，如神权政治或军人独裁，但我们却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原作曾引发广泛的论争，先由美国而起，然后是一系列不同的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苏联、巴西、南非、日本及韩国。批评的形式应有尽有，有的基于对我原作的简单理解，有的则深触到我的观点的核心内涵。①许多人一开始就对我使用的“历史”这个词产生误解。他们按照常规理念把历史理解为由所发生的一个个事件组成，因此把柏林墙的倒塌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事件作为历史连续性的佐证，而且事实本身已证明我是错误的。

然而，我得出的终结观点，并不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历史，指一种在所有人在所有时期的经历基础上被理解为一个惟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对历史的这种领悟与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着密切的联系。卡尔·马克思借用黑格尔“历史”这个概念，用我们使用的“原始”与“先进”、“传统”与“现代”等字眼来论述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把“历史”改变成一种日常文化氛围的组成部分。

对于这两位思想家而言，他们都认为人类社会是从建立在奴隶制和仅能维持生命的农业基础上的简单部落，先后经历各种神权政体、君主专制和封建贵族统治，上升至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和技术先导的资本主义。这一演变过程尽管并不是一条笔直的轨迹，而且一次历史进步的结果甚至并不能回答人类是否更加幸福、境况是否更好这个问题，但它不仅具有相当的规律性，而且还可以从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发展。这两位思想家因此断言，会有“历史的终结”阶段。黑格尔将“终结”定位于一种自由的国家形态，而马克思则把它确定为共产主义社会。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导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

本书既非我原作的重复，也不是与针对我原作的众多指责和评论继续展开的讨论，更谈不上是对冷战结束后其他当代政治紧迫话题的论述。虽然本书中提到世界近来发生的重大事件，但它的中心论点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20世纪既然结束，现在再来谈论一个连续的、朝着更多人有更大的自由民主制度这一方向不断发展的人类历史，对我们来说是否还有必要?我现在的回答是完全有此必要，其理由有二：一个涉及经济学，另一个则涉及“获得认可的斗争”这个用语。

当然，求助于黑格尔、马克思或他们的当代弟子的学术权威还不足以认定历史是否有方向性。从黑格尔、马克思他们发表著作以来人类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其间，他们的智慧遗产一直受到来自各方的无情攻击。20世纪那些最深邃的理想家们已经直接攻击到“历史是一个连续的或是一个可以了解的过程”这一观点。实际上，他们否认的是：人类生活的任何一面都具有哲理。在西方，我们已经完全成为悲观主义者，不相信民主制度会全面进步。这种深情的悲观绝非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源于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真实可怕的政治事件——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极权主义的兴起以及以核武器和环境破坏为形式的科学反人类趋势。上个世纪政治暴力的受害者——从希特勒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幸存者和波尔布特的牺牲品，他们的亲身经历一定会使人难以相信会有历史进步这种事情。确实，我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于期望未来一定会掺杂着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坏消息，所以当正义、自由民主制度到来时，我们竟很难认为它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福音还是来了。20世纪最后25年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不论是军事管制的右翼，还是极权主义的左翼，人们都发现，在世界貌似最专制的核心地带存在着巨大的致命弱点。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尽管他们没有都千篇一律地实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自由民主制度却始终作为惟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此外，经济学范畴中的自由原则——自由市场——也在普及，并且不论在工业发达国家还是在那些二次大战结束时曾经是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已经成功地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尽管时而超出，时而滞后。

所有这些发展，与20世纪前50年中左翼和右翼的专制统治的不断发展这一可怕的历史形成强烈的对比。它启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个问题，这些发展是历史必然还是仅仅出于好运的偶发事件。我这里再次提出人类是否存在着一种“世界普遍史”

这个问题，并准备重新启动19世纪初期进行的那场大讨论。那场讨论由于人类社会后来经历的重大事件实在太多而多少被搁置了。我虽然借鉴了康德和黑格尔等著名哲学家过去研究这一问题时的思想，但我还是希望这里所提出的观点应当具有它的独到之处。

本书不谦虚地从两个不同的而不是一个方面来勾勒这样一个世界普遍史。在第一部分中，我先阐述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再次提出世界普遍史的可能性。然后，在第二部分中，我尝试把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一个调节或一个机制来解释历史的方向性和连续性，并提出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现代自然科学对我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起点。原因在于现代自然科学对人类的未来幸福最终会有什么影响目前还不甚清晰，但它是被普遍认可为可以累积的而且具有方向性的重要的社会活动。在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科学方法开始按照某种不是由人类而是由自然及自然法则规定的规律发展，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也随之不断提高。

现代自然科学的出现对人类历史的所有社会产生了一个统一的作用，其原因有两个：第一，掌握技术的国家可以利用技术获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并且由于在国家的国际体系中始终存在着战争威胁，任何看重国家独立的国家都不会无视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二，现代自然科学确立了一个统一的经济生产可能性范围，技术能使财富无限地累积，并因此满足了人类欲望无休止的膨胀。这个过程使所有人类，不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传统，都必然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所有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肯定会越来越相似：它们都会在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统一，推动城市化，用从功能和效率上讲具有经济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取代部落、教派或家族式等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并对本国公民实行全民教育。由于世界市场和消费至上文化的广泛传播，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不仅如此，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性似乎也在左右着资本主义朝着一个普世的方向发展。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尽管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确实可以达到50年代欧洲的工业化水平，然而不幸的是，在一个信息和技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所谓“后工业经． 济”时代里，这种经济体制会变得极不适宜。

尽管现代自然科学所代表的历史机制足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历史发展的特征和现代社会的趋同现象，但它却不足以解释民主这个现象。毋庸置疑，世界上所有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最成功的民主国家。但是，现代自然科学虽然已经把我们领到了自由民主这个“圣经中的乐土”的门前，但却没有把我们送进乐土里边，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先进的工业化在经济学上找不到必然会带来政治自由的理论依据。稳定的民主制度有可能出现在“前工业”社会中，如美国在1776年就已经实现。但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从明治维新的日本和俾斯麦主义的德国，到当今的新加坡和泰国，都可以看到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与政治专制主义共存的现象。许多例子都可证明，专制主义国家能创造民主社会无法达到的经济增长率。

因此，我们过去为有方向性的历史构建理论基础的工作，就不能说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我们所称的“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性”，实际上是经济学对历史发展的诠释，只是一个历史最终走向资本主义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反)。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性可以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现象，例如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发达民主国家的公民都是白领阶层而不是靠土地为生的农民；为什么我们不是部落式或宗族的成员；而是工会或专业化组织的成员；为什么我们不听牧师的话，却尊重官僚上级的权威，为什么一个国家要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

但是，用经济学来解释历史既不完整，也不会令人满意。因为人并不仅仅是经济动物。尤其是这样的解释不能真正说明为什么我们是民主主义者，为什么我们鼓吹人民主权原则和保障法制下的基本权利。正因如此，本书第三部分将在描述历史进程的同时论述人的所有方面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其经济方面。为此，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看黑格尔和他的基于“获得认可的斗争”的非唯物史观。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和动物一样，对食物、饮料、住所以及所有超出自我保存所必需的但自己没有的东西有自然的需要和欲望。但是，人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人对别人的欲望也会有某种欲望，即人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特别是，人强烈要求获得作为“人”的认可，即作为一个具有一定价值和尊严的人而被认可。这种价值最初与他甘愿为自己的名誉而进行斗争，甚至甘冒生命危险联系在一起。只有人才有能力战胜他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的本能，追求更高级、抽象的原则和目标。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获得认可的欲望从一开始就会驱使两个原始时代的战士寻求冒生命危险以获得别人对他作为人的认可。

当对死亡的本能恐惧迫使其中一名战士投降时，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便应运而生。在这场发生在历史开始时期的血腥战斗中，赌注不是食物、住所，也不是安全，而是纯粹的名誉。正是由于这种战斗的目的不是由生物学来决定的，黑格尔才从中看到了人类自由的曙光。

获得认可的欲望乍看起来也许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概念，但它却与西方政治哲学体系同样历史悠久，而且构成一种我们最熟知的人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第一次对它进行了描述，他认为，人的灵魂由欲望、理性和他所说的“精神”这三个部分构成。人类的行为大多可以解释为前两个部分——欲望和理性的组合；欲望唆使人们去追求自己没有的东西，而理性或盘算则告诉他们获得这些东西的最佳方法。但是，人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渴望自己的价值或者他用价值投资的人民、事物或原则获得认可。

这种以某种价值来武装自己，并渴望这种价值获得认可的倾向，用当今流行的语言表述即为“自尊”。感受自尊的倾向发自于灵魂中称为精神的那一部分，恰如人所具有的正义的天性。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具有一定的价值，当其他人用较之为低的价值来对待他时，他便自然产生愤怒的情绪。与之相反，如果人未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会感到羞愧；而每当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价值时，人就会骄傲。获得认可的欲望，连同愤怒、羞愧和骄傲，都是人格的组成要素，也是他政治生命的关键所在。黑格尔认为，正是它们驱动着整个历史的进程。

黑格尔认为，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被认可，这种欲望在历史开端时期曾驱使人为名誉进行殊死的血腥战斗。这场战斗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划分成主人和奴隶两个阶级：主人阶级愿意拿生命去冒险，奴隶阶级则向怕死的本性投降。然而，尽管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在占人类历史相当大部分的不平等的贵族政治社会中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却都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主人或者奴隶获得认可的欲望。诚然，奴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看做是人。但是，主人所获得的认可也不充分，因为其他主人并没有认可他，而奴隶的人格则还不完整。在贵族政治社会中，对未得到充分认可的不满情绪，构成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黑格尔相信，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中固有的矛盾最终都是通过法国和美国式的革命得到解决的。这两场民主革命消灭了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歧视性待遇，让过去的奴隶成为自己的主人，同时建立了人民主权和法治原则。主人和奴隶之间与生俱来的不平等的认可被普遍和互相的认可取而代之，每个公民认可所有其他公民的尊严和人格，而这些尊严和人格又被国家以赋予权利的形式加以认可。 ．黑格尔对当代自由民主内涵的理解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理解大相径庭，后者是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中的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在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理论体系中，获得认可的欲望不得不让位于已萌发的自尊——有理性组合的欲望，特别是肉体的自我保护的欲望。霍布斯、洛克以及美国立国之父杰斐逊和麦迪逊等人都认为，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保护人们可以丰富自己并满足其灵魂中欲望部分的私人领域的手段；①而黑格尔则把权利视为一种目的，因为真正能使人感到满足的并不是丰富的物质，而是对其地位和尊严的认可。黑格尔根据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曾断言历史已经走到尽头，原因在于驱动历史车轮的欲望——为获得认可而进行斗争——现在已经在一个实现了普遍和互相认可的社会中得到了满足。没有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制度可以更好地满足这种渴望，因此历史不可能再进步了。

于是，获得认可的欲望可以提供一条不可或缺的纽带，将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连接起来(参见本书第二部分“人类的古老时代”)。欲望与理性相结合，完全可以说清楚工业化进程甚至大部分的经济生活，但却不能解释为自由民主而进行的奋斗，这种奋斗是发自于要求获得认可的灵魂的精神部分的。与先进工业化相伴的社会变革特别是普及教育，明显地释放了大部分贫穷和缺乏教育的人所不具有的获得认可的欲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越来越世界公民化，教育程度也得以提高，整个社会也更平等，人们开始不满足于更加富有因而更加渴望其地位获得他人的认可。假使人们只有欲望和理性，就会满足于生活在佛朗哥当政的西班牙、军人统治下的韩国或巴西等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

即使如此，他们对自我价值也会有一种精神上的骄傲，而且这种精神上的骄傲会引导他们去向往民主政府，因为民主政府把他们当做是成人而不是儿童，承认他们作为自由公民的自主权。当今世界，共产主义逐步被自由民主制度所替代，其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制度不能给人以完全的认可。

获得认可的欲望是历史的发动机，对这一重要性的理解，可以使我们能够重新解释许多过去我们似乎很熟悉的现象，如文化、宗教、工作、民族主义，还有战争。本书第四部分试图进行这种重新解释，并将获得认可的欲望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形式放到未来的环境中去考察。例如，宗教信奉者渴望自己的神灵和祈祷得到认可；民族主义者要求他人承认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或种族。所有这些人要求获得认可的形式由于都建立在神灵和世俗之间或者人类社会之间的主观歧视之上，因此相对于自由国家的普遍认可就显得不尽合理。由此之故，宗教、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人的种族习俗的总和(统称“文化”)都已被传统地认为是成功地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拦路虎”。

然而，现实要比我们的想象复杂得多，自由政治和自由经济的成功往往建立在自由主义一直想逾越的不合理的认可形式之上。为了推动民主前进的车轮，公民们需要在他们自己的民主制度下培养一种非理性的骄傲，而且还必须培养一种基于对小共同体骄傲的依附并被托克维尔称之为“交往艺术”的意识。这些小共同体往往建立在宗教、种族或其他认可形式之上，而这些认可形式在作为自由国家立国之基的普遍的认可形式中并不具有。自由经济也是如此。在西方古典自由经济理论体系中，劳动一直被理解为是一个基本上不愉快的活动，劳动的目的是满足人的欲望和减轻人的痛苦。但在某些崇尚强烈的工作精神的文化中，如在创造欧洲资本主义的新教徒企业家或者明治维新后给日本带来现代化的精英们的眼中，人们也会为了获得认可而劳动。时至今日，在许多亚洲国家中，工作精神已经不是受到物质诱惑的驱动，而是来自重叠的社会集团的认可。这些社会集团从家庭到国家，并因此构成整个社会。这说明，自由经济的成功不能仅仅基于自由原则之上，还需要一种非理性的“精神”。

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为我们提供了透视国际政治本质的思路。获得认可的欲望导致两大阵营之间为名誉而进行原始的血腥战斗，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也自然地从一国内部扩大到国与国之间。此时，一个国家将作为一个整体来寻求获得认可，并为霸权血战不已。民族主义，这种现代但不完全合理的认可形式，曾经是数百年来为获得认可所进行斗争的载体和本世纪最剧烈冲突的源泉。这正是像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那些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强权政治”世界。

但是，倘若战争从根本上讲由获得认可的欲望所驱使，我们便没有理由要求消灭主人与奴隶关系的自由革命对国家之间的关系能产生相似的作用。自由民主制度用一种获得平等认可的理性欲望取代了那种希望获得比别人更伟大的认可的非理性欲望。因此，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中，由于所有国家都互相承认其他国家的合法性，战争的冲动会小很多。实际上，有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中，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横行霸道，即使它们完全有能力对不实行民主制度而且不接受它们的价值的国家发动战争。目前，在东欧和苏联等地区，民族主义呈现上升态势，那里的人民自己的民族身份长期得不到认可。而且，在世界上最古老最安全的民族内部，民族主义正处在异化过程中。在西欧，争取民族认可的要求已经被驯化，像三四百年前的宗教一样，与普遍认可的要求相互融为一体。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第五部分将讨论“历史的终结”和历史终结之时的创造物“最后之人”的问题。在对《国家利益》刊登的有关这篇文章的最初争论中，许多人提出，历史终结的可能性是否包括有没有一种可以取代当今世界处处可见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其他社会形态这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诸如共产主义是否真正地衰落了，宗教或者极端民族主义是否会卷土重来，等等，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更深层次而且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在于自由民主本身的好坏，而且不仅仅在于它是否能够战胜当今的竞争对手。尽管目前自由民主还没有遭到外敌的威胁，但我们能肯定成功的民主社会可以像现在这样永远地维持下去吗?在非常尖锐的国内矛盾面前，自由民主制度往往成为牺牲品，这会不会因此动摇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地位?我们并不怀疑当代民主制度会面I临各种严重的问题，不论来自毒品、无家可归，还是来自破坏环境的犯罪和消费至上主义的无聊。然而，这些问题显然不是根据自由原则所无法解决的，也并没有严重到会导致整个社会全面崩溃的程度。

黑格尔的伟大诠释者亚历山大·柯耶夫在他20世纪的著作中，用普遍的、平等的认可取代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并因此坚定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因为他所称的“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即我们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认可这个问题。纵观整个历史进程，人们一直在寻求的就是获得认可，它是早已出现的历史阶段前的社会发展动力。在现代社会中，人不仅终于获得了认可，而且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柯耶夫郑重地做出这一论断，他的论断应当得到我们高度的重视。因为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几千年来的政治问题理解成为解决认可问题所进行的努力。政治以认可作为中心，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专制、帝国主义和统治欲望的根源。然而，尽管认可有其黑暗的一面，但它却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被清除出政治生活，毕竟它也是勇气、公共精神和正义等政治美德的心理基础。一切政治共同体都有需要利用获得认可的欲望，同时又要防止自身受到这种欲望负面效应的侵害。如果当代立宪政府能发明一种政体，可使所有人都能获得认可而且还不会出现暴君，那么它肯定是人类最稳定、最长久的政治制度。

但是，当代自由民主国家中公民所能获得的认可已经使他们“完全满足”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自由民主制度能否长治久安，会不会有一天被其他社会形态所替代。在第五部分中，我们分别从左翼和右翼的观点勾勒出两个广义的答案。左翼会称，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普遍认可肯定是不完整的，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贫富差别，而且必定会形成一种事实上就是不平等认可的劳动分工。由于相对贫困的人继续存在，并因此没有被他们的同胞平等地视为人，所以一个国家的绝对繁荣水平并不能改变这种不平等状态。自由民主制度，换言之，依然是不平等地承认本应是平等的人。

右翼对普遍认可的批评我认为更具说服力，它深刻地触及到法国大革命对人类平等追求所带来的平等作用。右翼在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尼采身上找到了它最杰出的代言人，尼采的观点在某些方面被这个民主社会的伟大观察家托克维尔预见了。尼采相信，现代民主制度不是把奴隶解放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是让奴隶和一种奴隶道德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自由民主国家最典型的公民是“最后之人”，一种由现代自由主义缔造者塑造的人，他把自己的优越感无偿献给舒适的自我保存。自由民主创造了由一种欲望和理性组合而成但却没有抱负的人，这种人经过对长远利益的算计，很巧妙地以一种新的方法满足了一大堆眼前的小小需要。

“最后之人”没有任何获得比他人更伟大的认可的欲望，因此就没有杰出感和成就感。由于完全沉湎于他的幸福而对不能超越这些愿望不会感受到任何羞愧，所以，“最后之人”已经不再是人类了。

沿着尼采的思路，我们肯定会碰到以下问题：

1．一个仅仅满足于普遍的、平等的认可的人，是不是一种“不完整的人”?是不是就是被人蔑视，既没有追求也没有理想的“最后之人”?

2．人的个性中有没有执意奋争、勇敢冒险和无畏的一面?当代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和平与繁荣能不能满足这种个性?

3．有没有人承认与生俱来的不平等而获得满足?

4．不论对过去的贵族社会来说还是就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而言，获得不平等认可的欲望是否构成有价值的生活基础?

5．它们(自由民主国家)的未来生存在一定程度上会不会取决于其公民对获得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高于他人认可的渴望程度?

6．人会不会因为害怕成为可悲的“最后之人”而用一种全新的或者无法预知的方式来自我肯定，甚至再次沦为在血腥的名誉之战中使用现代武器相互搏斗的兽性的“最初之人”?

本书就是想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只要我们想知道是否存在着一种类似进步那样的东西，而且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建设一个连续的、有方向性的人类普遍史，我们就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我们都忙于应对左翼和右翼的专制主义，根本无暇去认真思考人类普遍史的问题。如今，随着本世纪末的临近，专制主义的衰落让我们再一次将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第一部分 一个重新提出的老问题

第一章 我们的悲观

就连伊曼努尔·康德那样庄重的思想家也会深信战争可以用来实现天意。广岛之后所有的战争被人们认为充其量不过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就连托马斯·阿奎那那样神圣的神学家也会郑重地声明：暴君也是神的使者。因为倘若暴君不是神的使者，殉道者就没有献身的机会。而自奥斯威辛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则会犯有亵渎罪……在现代的、文明的、技术的世界中心，发生这些可怕的事件以后，还会有人相信上帝是代表进步而不是用超越未来的天意来代表权力?

——爱弥尔·法肯海因：《上帝在历史中的存在》①

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使我们所有人都深深地陷入历史的悲观之中。

当然，每个人作为单独的个人，对自己的健康和幸福都充满着乐观。受长期的传统影响，美国人作为一国人民，对他们的前途继续充满着希望。但是，当我们触及更广泛的问题，例如历史是否有过或将会有所进步时，答案肯定各不相同。20世纪最清醒、最有思想的人也不敢断言，世界正在朝着我们西方认为是正确并人道的政治制度，即自由民主制度方向发展。我们最深邃的思想家已经得出结论称：历史，即一件件人类事件的发生，并不存在一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秩序。我们的亲身经历似乎已经说明：未来似乎不大可能不会出现新的无法想象的邪恶，例如狂热的独裁政治和血腥的种族灭绝，还有使生活百无聊赖的现代消费至上主义；未来也不可能不出现史无前例的灾难，例如核冬天或全球变暖。

20世纪的悲观主义与上一个世纪的乐观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尽管上个世纪是从欧洲的战争和革命的动荡开始，但从整体上看，那是一个和平的世纪，是一个物质财富得到巨大增长的世纪。19世纪的乐观主义建立在两个广泛的基础之上：一个是人们相信现代科学会战胜灾难和贫困，从而改善人类的生活；自然，这个人类长期的对手，将会被现代技术所征服并造福于人类。另一个则是自由的民主统治将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推行。“1776年精神”或法国大革命思想将战胜世界上的暴君、独裁者和神父。理性的自治将取代对权威的盲目服从，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和平等，他们不必屈从于任何主人而是听命于自己。在宏大的文明运动的推动之下，甚至像拿破仑式的血腥战争都被哲学家们解释为“具有社会进步意义”，因为这些战争有利于共和制度的推广。许多理论家不论是严肃还是不严肃的，都争先恐后地解释人类历史是如何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历史的曲折是如何可以被理解为通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好事多磨。1880年，英国政治家罗伯特·麦肯齐写道：

人类历史是进步的记载——积累知识和增加智慧的记载，从一个较低的智力和福利水平向更高水平不断前进的记载。每代人都把他们继承的财富用自己的经验加以改善，用他所取得所有胜利的果实加以扩大，然后把它传给下一代……人类财富的积累，已经从任性的王子的胡作非为中解放出来，现在交由伟大的天意法律所制定的慈善法规来支配。①

在1910年及1911年间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著名的第ll版中，“拷打”这个词被解释为“欧洲所关注的惟一历史利益中的一个”。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著名英国记者罗曼·安吉尔出版了他的《大幻想》一书，他在书中提出，自由贸易使领土扩张成为过时的东西，从经济学上讲，战争已变成一种非理性行为。③我们这个世纪带给我们的极度悲观至少部分地要归咎于早期的期望被粉碎所体现的残酷。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人的自信，那场战争尽管摧毁了德意志、奥地利和俄罗斯沙皇所代表的传统政治秩序，但它的心理后果却更加深远。4年战壕战争的恐怖是无法形容的。在一块小小的受蹂躏的土地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殉难，用保罗·福塞尔的话来说，是给盛行了一个世纪的世界改良主义神话“一记响亮的耳光”，推翻了“进步的理念”。④忠诚、勤奋、坚定及爱国主义这些美德竞用于有系统的、毫无意义的杀戮他人的残暴中，使创造这些价值的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名誉扫地。①作为保罗的代言人，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中的主人公年轻士兵解释说：“对我们这些18岁的小伙子来说，(学校老师)理应是使我们走向成熟世界，即工作、责任、文化和进步直至未来的世界的中介人和向导……但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亡粉碎了我们的信念。”他引用美国青年在越南战争中的话说：“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的上一代更值得信任。”②欧洲工业进步无需出卖道德就可以转为战争，这种观念导致人们更强烈地谴责所有人努力在历史中寻找更伟大的范式和意义。于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H．A．L．费希尔在1934年写道：“比我更聪明以及比我更有学问的人已经发现，在历史中有种结构，有种节奏，有种预先注定的范式。但我还没有发现，我只能看到突发事件像波涛一样接踵而至。”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实际上是即将出现一种新型邪恶的前兆。既然现代科学能制造出像机关枪和炸弹那样杀伤力前所未有的武器，那么现代政治就应当能创造一种具有史无前例的权力的国家，为此还造出一个新名词叫做“专制主义”。在有效率的治安权、群众性政党和寻求控制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激进意识形态的支持下，这种新型国家开始实施一项不逊于统治全世界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希特勒的德意志和斯大林的俄罗斯专制主义的种族灭绝行为在人类历史上亘古未见，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它独有的现代性。④当然，20世纪前也曾有过许多双手沾满鲜血的暴君，但希特勒和斯大林却是让现代科技和现代政治制度服务于邪恶。

像灭绝欧洲的犹太人和苏联的整个富农阶级这种极具野心的罪恶，“昔日”的暴君绝对没有这种技术能力，而这恰是上个世纪技术和社会进步的“杰作”之一。由这些专制主义思想造成的战争也是一种新型的战争，是一种大规模屠杀平民、大规模破坏经济资源的战争，是一种称之为“总体战”的战争。自由民主国家不得不采用像轰炸德国德累斯顿和日本广岛这样的军事战略来使自己不再遭受这一威胁，而在过去，我们一定会把这两次轰炸均叫做集体屠杀。

19世纪关于进步的理论，使人类的邪恶与一种社会发展的倒退状态联系在一起。斯大林主义确实出现于一个落后的、以专制统治而闻名的半欧洲国家；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则发生在一个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国民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类事件为什么发生在德国而没有发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倘若经济发展以及教育和文化都不能阻止纳粹这类现象发生，历史进步又可以用什么来体现呢?①20世纪的人类经历，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基础这一主张。技术能否改善人类的生活，关键在于人类道德是否能同步进步。没有道德的进步，技术的力量只会成为邪恶的工具，而且人类的处境也会每况愈下。没有工业革命的基础性发展(指钢铁、内燃机和飞机)，20世纪的全面战争也许打不起来。

自从广岛被炸以来，人类一直生活在人类最可怕的技术进步——核武器这个阴影之下。现代科学带来的梦幻般的经济增长已经产生负面影响，即它在地球表面造成的许多环境破坏，随时可能引发全球性生态灾难。人们常常断言，全球信息技术和实时通讯普及了民主思想，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就曾现场直播过东欧剧变的实况；但通信技术本身却是中立的，霍梅尼的思想就是在1978年伊朗革命前通过磁带录音机进入伊朗的。如果30年代就有电视和实时的全球通讯，肯定会极大地帮助莱尼·里芬施塔尔和约瑟夫·戈培尔等纳粹鼓吹者来宣扬纳粹思想而不是民主理念。

20世纪的各场灾难也形成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危机的背景，人类只有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前进，才可以谈论进步。在19世纪时，绝大部分欧洲人都还认为，进步就是向民主的方向迈进；而在本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形成共识。自由民主制度受到两大互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一是法西斯主义，一是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对一个好社会的看法截然不同。西方国家的人民都在问自己，自由民主是不是全人类的普遍向往?他们以前坚持这一点是否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反映?由于欧洲人不得不面对非欧洲的世界(先是以殖民统治者，后来是冷战期间的保护人以及在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理论平等者的身份)，他们不可避免地开始怀疑他们的理念的普遍性。欧洲国家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自我毁灭，戳穿了欧洲民族优越论的谎言。19世纪对欧洲人可以从本能上来区别文明和野蛮，而在纳粹死亡集中营之后，就很难再做这样的区别了。人类历史非但没有朝着一个惟一的方向发展，而是各国人民或者各种文明之间都有了不同的目标，其中自由民主制度看来并没有处在突出的位置上。

在我们这个时代，悲观主义最明显的显露就是几乎完全相信有一种永恒的、严厉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亨利·基辛格在70年代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曾警告他的国人说：“今天，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面临着一种(共产主义)没有止境的挑战这一严酷的现实……我们必须学会像其他国家这么多世纪以来那样驾驭对外政策，无法回避也无法喘息……这种状况不会消失。”①按照基辛格的观点，试图改革像苏联那种敌对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结构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政治上的成熟意味着接受一种与我们的设想并不相同的世界，意味着和勃列日涅夫的苏联达成妥协。虽然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可以缓和，但这种冲突和发生世界末日战争的可能性从来不会完全排除掉。

基辛格的观点绝不是惟一的。其实，专业研究政治和对外政策的人都相信共产主义会长期存在。因此，80年代末期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走入低潮是完全未曾预料的。这种低潮不仅只是一个会影响对事件进行客观评价的思想教条的问题，还影响到各个政治领域：左翼、右翼和中间派，也不论是记者还是学者或是东方和西方的政治家。②一种如此普遍的盲目，其根基要比单纯的党派偏见深得多，而且扎根于本世纪重大事件所造成的不同寻常的历史悲观之中。

1983年，让一弗朗索瓦·雷瓦尔宣称：“民主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历史偶发事件，一个正在我们眼前消失的短暂的插曲……”③当然，右翼从来不相信共产主义在它所统治的人民眼中能获得任何程度的合法性，而且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失败的确显而易见。但是，绝大部分右翼人士相信，在像苏联那样的“失败的社会”中仍然可以找到通过发明列宁式的专制主义来进行统治的密钥，靠这把密钥，一小撮“官僚独裁者”能够掌握现代组织和现代技术，并统治数量不等的民众。专制主义不仅成功地胁迫了臣民，而且还强迫他们在头脑中牢固树立起统治者的价值。

这就是柯克帕特里克1979年在他的著名文章中所指出的右翼传统独裁政体和左翼激进专制主义之间的区别。右翼“默认现有的财富、权力、地位的分配状况”和“崇拜传统的上帝并遵守传统禁忌”；而左翼激进专制主义则寻求“对整个社会的权力”并践踏“既有的价值和习俗”。一个专制的国家，与一个仅仅是独裁的国家截然不同，它可以非常残酷地控制社会底层，从而使改革或变革根本不可能发生。于是，本世纪的历史使我们始终不会期望激进专制制度能实现自我改革。①深信专制国家有较强的生命力，其背景是从根本上缺乏民主信念。柯克帕特里克在论及这种现象时认为，在第三世界现有的非民主国家中，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很小(也可以完全不考虑共产主义制度会实行民主)。在雷瓦尔的书中，这种现象则体现为欧洲和北美已建立的牢固的民主制度缺少自我防御的自信。柯克帕特里克列举出许多成功的民主制度应具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后，批评那些认为可以随时随地实现民主的想法是典型的美国观念。有人认为，在第三世界可能存在一个民主化的中心，这可能是一个圈套或者是一种幻想。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已经被分化为右翼的独裁主义和左翼的专制主义两大体系。雷瓦尔就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多次重复最早由托克维尔所提出的批评，即民主国家很难维持严肃的、长期的对外政策。②正是由于民主制度的特征——多数人的声音、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才致使对外政策成为跛脚。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与可怕的饥荒和长期的贫困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破坏作用相比，无谓的不满，更快地、更深刻地腐蚀、扰乱、动摇、麻木了民主制度。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公民没有真正的权力和改正错误的手段，与此相比，一个不断受到批评的社会才是惟一能够生存的社会，但同时也是最脆弱的社会”。①左翼通过另一条途径也得到了一个相似的结论。直至80年代，欧洲和美洲绝大多数的进步论者不再像二战结束时许多此类思想家那样，相信苏联能代表他们的未来。然而，在左翼中，人们仍然相信马列主义的合法性，而且这种相信程度通常与地理和文化距离成比例。于是，虽然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并不一定是美国人或英国人的现实选择，但它对具有独裁及集权传统的苏联人来说，却成为一个值得依赖的选择。更不要说中国人，他们认为马列主义比外国统治、落后和受辱要合法得多。古巴人和尼加拉瓜人也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曾是美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对于越南人来说，共产主义被看做是真正的民族传统。左翼中的许多人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第三世界激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使没有自由选择和公开辩论，通过土地改革、提供免费医疗保障及提高教育水平，也可以自己(自然地)获得合法性。根据这种观点，左翼中很少有人预见到苏联集团和中国的革命动荡就不足为奇了。

确实，在冷战后期曾以各种奇怪的形式出现对共产主义合法性和持久性的坚信。一位研究苏联问题的著名学者曾认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苏维埃制度实现了他所称之为的“制度多元化”，而且“苏维埃的领导人差不多已经使苏联比美国更接近于美国政治学提出的多元化模型的精神……”①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社会“不是死气沉沉的，也不是消极的，而是几乎为绝对全民共享的”，苏联公民“参与”政治的比例更大于美国人。②在东欧，尽管共产主义制度是强制实行的，但某些有学识的人士也持相同的观点，许多学者看到了一种惊人的社会稳定。一位专家在1987年断言，“如果我们现在拿东欧国家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如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相比，东欧国家显然是稳定的象征”；他还对“不合法政党”的传统映像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对付那些敌对并且不信任的民众所必需的”。③虽然这些观点中有些是从现实来预测未来的，但其中很多预测都是根据对共产主义在东欧合法性的评判而做出的。也就是说，尽管他们的社会存在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但共产主义统治者已经与其人民签定了一项“社会契约”。在苏联，这项社会契约被讽刺地描写为“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工作这类制度既没有生产力也没有活力，但是，我们说，为了与他们的人民取得某种程度的共识，这类制度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带来安全和稳定。①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1968年写道：

美国、英国和苏联的统治形式不同，但在这三种制度下，政府都在管理国家。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其政治制度都是绝大多数人民所赞同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公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对作为这个政治共同体基础的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传统和原则都持相同的观点。②亨廷顿对共产主义并不情有独钟，但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

事实迫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共产主义多年来确实赢得了一定程度的群众支持。

眼下，对历史进步可能性的悲观来自于两个相互独立但平行的危机：一个是20世纪政治的危机；一个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危机。政治危机导致几千万人被屠杀，几亿人被迫生活在新的更野蛮的奴隶制度下；思想危机则使自由民主制度丧失了捍卫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两个危机相互关联而且必须相互结合才能理解。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认识，本世纪的战争和革命更意识形态化，因此比过去更为极端。苏联和中国的革命与纳粹在二战期间的征服，以一种夸张的形式再现了16世纪宗教战争所具有的那种野蛮，那种战争所危及的不仅是土地和资源，还包括全体人民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所驱动的冲突，其残暴程度及其可怕的后果彻底摧毁了自由民主制度的自信，使它在一个充满专制和独裁制度的世界中备受孤立，也使人们极大地怀疑自由的权利理念能否被全人类普遍接受。

然而，我们在本世纪上半叶所经历过的，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满腹悲观；但尽管如此，下半叶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却具有一种非常不同而且出乎意料的方向性。当我们进入90年代时，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出现新的邪恶，相反，却有明显改善。在世界范围内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最使人惊愕的当属80年代后期共产主义世界出人意料的大面积塌方。但是，这一事件即使具有强大的震撼力，也只是二战以来更大规模历史事件的一部分。各种形式的独裁统治不论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纷纷土崩瓦解。①有的国家在倒塌的废墟上建立起繁荣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有的国家独裁崩溃后则带来社会动荡或改头换面成另一种独裁制度。然而，无论成功的民主是否出现，在地球每个角落，各种专制主义都处在危机四伏的境地。如果20世纪初的重大政治变革是发明了德意志或俄罗斯这样的专制强权国家，那么，近几十年则在它们的内部发现了一个致命的弱点，而且，这一弱点又是这样的普遍，如此出人意料。它带给我们这样一种启迪：这个世纪的历史所产生的悲观教训恐怕需要我们从头开始反思。

第二章 强权国家的致命弱点(一)

独裁主义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或者是从柏林墙的倒塌才开始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5年前南欧的一系列独裁右翼政府的倒台。1974年，葡萄牙卡埃塔诺政府被军事政变赶下了台，随后出现内战动乱。直到社会主义者马里奥·索亚雷斯1974年4月当选为首相，这个国家才从此得到和平的民主统治。1974年，自1967年以来一直统治希腊的军人们被轰走，让位于民选的卡拉曼利斯政府。1975年，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去世，为这个国家两年后和平过渡到民主制度铺平了道路。此外，土耳其军人在1980年9月因恐怖主义渗透到社会而对国家实施了军管，但在1983年时将政权交还给文职政府。从此之后，所有这些国家都举行了定期的、自由的多党派选举。

南欧在不到十年中发生的变化令世人瞩目。过去，这些国家曾被视作是欧洲的“害群之马”，它们游离于民主西欧的发展主流之外，其宗教和独裁的传统受到诛伐。但在80年代之前，每个国家都成功地过渡到有效运行且稳定的民主制度，而且制度的稳定性非常高(土耳其除外)，以至于那里的人民几乎很难想象会有其他更稳定的局面。

80年代，在拉丁美洲也发生了与之相似的民主过渡。它始于1980年，其标志是秘鲁在12年军人统治后恢复民主选举政府。1982年，福克兰／马尔维纳斯之战成为阿根廷军人政府垮台和民选阿方辛政府出现的前兆。阿根廷政府军转民为整个拉丁美洲起到了带头作用，随后在乌拉圭和巴西，军人政权先后于1983年和1984年下台。不到十年的时间，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和智利的皮诺切特的独裁政权先后让位于民选政府。1990年初，连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政府也在自由选举中把政权交给由维奥莱塔·查莫罗领导的联合政府。许多观察家都不相信拉丁美洲所出现的民主制度能像南欧那样持久存在。在这个地区，民主制度几起几落，关键原因在于所有新的民主国家都面临本国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债务危机。此外，像秘鲁和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还面临着严重的动乱和毒品等国内问题。尽管如此，这些新兴的民主国家却具有惊人的反弹力，它们的独裁历史仿佛为它们接种了一种疫苗，使它们能够预防轻而易举地退回到军人统治下。事实正是如此，70年代初期，只有少数拉丁美洲国家实行民主制度；而到了1990年前夕，只有古巴和圭亚那仍然是西半球仅存的两个不允许自由选举的国家。

东亚也经历过同样的发展。1986年，菲律宾推翻了马科斯的专政，科拉松·阿基诺在人民支持的欢呼声中接任总统。次年，韩国的全斗焕将军被赶下台，卢泰愚当选总统。虽然台湾地区的政治制度没有按照民主的方式进行改革，但自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社会中一直孕育着巨大的民主力量。随着许多老兵离开执政的国民党，台湾社会其他阶层包括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国民党立法会中的势力逐渐增长起来。最后还要提到，缅甸的独裁政府也受到亲民主势力的动摇。

1990年2月，F．w．德克勒克的南非白人政府宣布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并解除对南非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的禁令，从此开始了南非黑人和白人共治甚至是多数当选制政权的过渡期。

回首往事，我们因为错误地估计了专制制度自我永存的能力(或者更广义地说)即强国的生存能力，于是很难发现它面临的深刻危机。自由民主国家被人们看做是弱国，它因为需要保障一定范围的个人权利而明显地削弱了国家的权力。与此相反，专制制度不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曾寻求使用国家权力去剥夺公民的私人领域，并对其进行控制，以达到不同的目的：或是扩充军事力量，或是推行平均主义的社会秩序，或是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个人自由支配的领域所失去的权利，只能在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得到弥补。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强国最有可能被摧毁的致命弱点，是其政治制度不具有合法性，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危机。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是正确，它是一种存在于人们主观理解之中的相对概念。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能有效运行都必须以某种合法性原则为基础。①没有完全依靠强权来达到统治目的的独裁者，例如人们常提起的希特勒。暴君可以用暴力来统治他的子女、老人甚至他的妻子，假若他在身体上比他们强壮；但他却很可能无法以这种方法统治两个或更多的人，更谈不上去统治一个成千上万人的民族。⑦如果我们说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是靠强权来实现统治的，其意思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包括纳粹党、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有能力在物质上使更多的人畏惧他们；然而这些支持者又为什么效忠希特勒呢?当然不是希特勒在物质上有威慑他们的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他们相信希特勒的独裁是合法的。安全机器本身可以被胁迫所控制，但独裁者必须在其中各个岗位上安插大批深信其独裁合法性的效忠者。即使是低级庸俗、道德败坏的黑手党首领，没有他的家族以某种理论接受他的合法性，他就不会坐上“教父”的交椅。正如苏格拉底解释柏拉圈的《理想国》那样，哪怕是一群强盗，也必须有一套瓜分战利品的公平规则。因此，即使对最不正义而且血淋淋的独裁者而言，合法性也是至关重要的。

显然，这并不是说，一个制度只有对更多的民众确立合法的权威才能延续。当代有许多少数派的独裁者尽管被大多数民众所痛恨，但却成功地执政数十年。例如叙利亚阿拉维政权或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的社会复兴党，且不说现在拉丁美洲的各种军事当权者和寡头政治执政团在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下仍把握着政权。在整个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合法性存在危机，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坚分子，特别是那些垄断强权的人，如执政党、军队和警察也不相信它们没有合法性。所谓独裁制度出现合法性危机，实际上指作为该制度有效运行基础的中坚力量出现内部危机。

一种专政的合法性可以来自不同的渠道，有豢养的军队对他个人的效忠，也有为其执政权辩护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阴谋，是企图建立一个连续的、右翼的、非民主的并且不平等的合法性原则，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由于法西斯否认共同人道的存在以及人权的平等，因而它不像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那样是一种普遍的说教。法西斯的极端民族主义始终认为合法性的终极源泉是种族或民族，特别是像日耳曼那样的统治民族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力。权力和意志高于理智和平等，权力和意志是统治的资本。纳粹所信奉的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必须通过与其他文化进行冲突才能得到肯定，因此，战争是必然的，否则就不正常。

法西斯主义还没经受长期内部合法性的考验就被军事力量所击溃。希特勒和他的余党们，在柏林的地堡中直到临死还依然相信纳粹事业属于正义，希特勒的独裁是合法的。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纳粹的感召力已逐渐消失，其原因是它的战败。①也就是说，希特勒把他对合法性的寻求建立在统治世界的许诺之上，而日耳曼人所得到的却是所谓“劣等民族”对本国国土可怕的破坏和占领。当法西斯主义主要表现为“火炬之光”的阅兵和没有流血的胜利时，它不仅对日耳曼人，而且对于全世界许多人都具有极大的感召力；然而一旦其军国主义本性和不可避免性暴露无遗时便大为逊色了。可以说，法西斯主义一直受到这样一个内在矛盾的困扰：由于法西斯主义过分强调军国主义和战争，便必然会与国际体系发生自我毁灭式的冲突，结果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法西斯主义就一直构不成自由民主制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对手。

当然，我们会问：如果希特勒没有被打败，合法的法西斯主义今天将会如何?不过，法西斯主义的内在矛盾比它在军事上被国际体系所击败要深刻得多。倘若希特勒获得了胜利，全世界处在日耳曼民族帝国的和平之中，法西斯不再需要通过战争和征服来证实其民族的优越性了，便也失去了其存在的内在理由。

希特勒被打败后，右翼中取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是一些持久稳固但实质上并未成系统的军人独裁集团。这些军人政权中的绝大部分局限于维持传统的社会秩序，而且它们的主要弱点是其合法性缺乏一种似是而非的长期基础。没有人能像希特勒那样建立一套严密的国家学说，以便从理论上支持其永久的独裁统治。他们中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民主和民权的原理，并且以各种借口认为他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或因为有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的威胁，或因为过去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的失败。

每个人都不得不把自己说成是一种暂时过渡的政体，最终等待民主的回归。①然而，右翼独裁政府缺乏合法性的内在源泉这一致命弱点，并不意味着它会在短期内必然垮台。在拉丁美洲和南欧，民主政府在处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能力方面也存在严重的缺陷。②没有几个政府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许多政府甚至受到恐怖主义的困扰。但是，如果这些右翼专制主义政权的某些政策面临危机甚至失败(这种情况几乎无法避免)，缺乏合法性将成为它的致命弱点。由于人们对合法的政权高度信任，对它们的短期失误，甚至是严重的失误，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并且通过撤换总理和内阁来纠正失误。而在不合法的政权中，失误常常是政权垮台的导火索。

典型的实例是葡萄牙。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及其继位者马赛罗·卡埃塔诺的独裁政府表面上看很稳定，以至于某些观察家们把葡萄牙人描绘成“温顺、听天由命，而且极其忧郁”。③与德国人或日本人一样，葡萄牙人也证明了外国的西方观察家认为他们还不具备民主素质是个错误。卡埃塔诺独裁统治于1974年被推翻，当时军队倒戈成立了“军事武装运动”

(MFA)。①其直接动因就是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战争中越陷越深并战而不胜，而这场战争不仅耗费掉四分之一的葡萄牙财政，也消耗了葡萄牙大部分的军事力量。向民主的过渡并不平稳，因为MFA根本谈不上一致赞成民主思想，相当一部分军官信仰阿尔瓦洛·库哈尔领导的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葡萄牙共产党。但与30年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间派和民主右翼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反弹性。经过一段政治和社会的动荡时期，马里奥·索亚雷斯的温和社会党在1976年4月大选中赢得了多数，这是来自组织外部(如德国社民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结果。不过，外国的帮助也许会暴露出如果当时葡萄牙没有一个惊人强大的公民社会(政党、工会、教会)，没有这个公民社会来动员并领导广大民众起来支持民主，外来的帮助也无能为力。在这次选举中，现代西欧的消费至上文明的魅力也起到了作用。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工人……会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高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但他们向往西欧的生活水平，希望把钱花费在购买西欧消费者社会生产出来的服装、电器及工艺品。”②第二年，西班牙开始向民主过渡。那场过渡也许是专制主义合法性失败的最典型的现代史实。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从许多方面讲是19世纪建立在君主宝座和宗教圣坛之上的欧洲保守主义(在法兰西革命中已被推翻)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在西班牙，从30年代起天主教意识就处于彻底转变的过程中，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于60年代随着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而实现了自由化。西班牙天主教的重要部分接受了西欧的基督教民主思想。

西班牙教会不仅发现天主教与基督教和民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冲突，而且还更注意发挥对人权鼓吹者和对佛朗哥独裁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的作用。①这一新的思想反映在天主教的世俗技术官僚领导的“天主教工会”运动中，这些技术官僚中许多人在1957年以后进入政府管理部门并且广泛地参与了经济自由化。因此，当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时，他的政府中许多重要部门已经准备好接受一揽子“和约”，包括和平解散佛朗哥政府所有重要机构，承认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在内的反对党的合法性，以及选举产生一个能够制定出一部完全民主的宪法的国民议会，等等。如果旧政权中的重要成员(其中最重要的是胡安·卡洛斯国王)不相信佛朗哥主义是民主欧洲中的时代错误，而西班牙越来越接近欧洲社会和经济水平，这样的局面也许不会发生。②佛朗哥政权的最后一届议会做了一件令世人瞩目的事情，他们在1976年11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下届议会通过选举产生，实际上等于是一种自杀行为。与葡萄牙一样，西班牙的全体人民支持民主中间派，首先是强烈支持1976年12月的公民投票，赞成民主选举，然后在1977年11月和平地选出苏亚雷斯的中间派右翼党组阁。他们为民主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③第二章强权国家的致命弱点(一)希腊和阿根廷分别于1974年和1983年走上民主道路。在这两个国家中，军队都不是被迫退出政坛的，而是通过内部分化将政权移交给文职政府，这也反映出军队方面对统治权力的信心不足。像在葡萄牙一样，对外关系的失败是最直接的原因。1967年上台的希腊军人除民主之外，从来没有寻求建立在其他政治原则基础之上的合法性，只强调他们正在为建立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政治制度铺平道路。①因此，当军人政权因为许诺并支持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与大陆统一的意愿，从而导致土耳其占领塞浦路斯并爆发全面战争而使自己名声扫地时，它便不堪一击了。②阿根廷的少数军人1976年从伊莎贝尔·庇隆总统手中夺取政权后，其主要目标是把阿根廷社会从恐怖主义阴影下解放出来。这些军人用野蛮的战争手段来实现了这一目标，因此失去了其主要的存在理由。军人政权做出了占领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决定，发动了一场不必要的结果又是没有打赢的战争，使得他们后来失去了民心。③在其他的实例中，强大的军人政府在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也显得很不称职，而他们的民主前任也正是因这些问题被他们赶下了台。秘鲁的军人于1980年把政权让给文职政府，当时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一场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政府感到它已无法应对一系列的罢工和棘手的社会问题。①巴西军人政权曾在1968年到1973年期间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面对世界石油危机与经济的衰退，军人统治者发现自己并没有管理经济的特殊天赋。最后一个军人总统若昂·菲格雷多就在此时让位于民选总统，军队中许多人被撤换，甚至耻于他们所犯的错误。②乌拉圭军人起初是因为发动一场对1973—1974年图帕马罗斯起义的“肮脏的战争”而夺取政权的，但是，乌拉圭具有比较强烈的民主传统，很可能就是这一传统迫使乌拉圭军人政权在1980年举行公民投票来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

1983年，军人政权在选举中失败，主动让权。③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创始人，如前总理H．F．维沃尔德，不承认无条件的普遍的人人平等，坚信人种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划分和等级关系。④种族隔离曾经是使南非既通过使用黑人劳工实现其工业发展、又阻止南非黑人涌人城市(农民涌人城市是任何工业化过程的伴随产物)的一项措施；这样一种措施从社会工程学观点来看，其大胆且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其终极目标却极愚不可及。到1981年为止，近1800万黑人根据所谓“通过法”

因犯有企图在就业地点附近居住的罪行而被逮捕。由于无法违抗现代经济的法则，到80年代后期，南非白人产生思想革命，使F．w．德克勒克在就任总统前就断言：“经济需要数以百万的黑人在城市中永久居住”，而且“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了”。①由于种族隔离制度在白人中丧失了合法性，最终变成一纸空文，致使大部分南非的白人接受了与黑人共同执政的新制度。

以上这些实例虽然相互各异，但在南欧、拉丁美洲和南非这三个地区向民主过渡的进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中明显的共同点：除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外，没有一个国家的旧政府是通过暴力剧变和革命被赶下台的，②政权的更迭都是至少旧政权的部分成员自愿决定把政权交给民主选举的政府。虽然这些成员自愿下台皆由于某种直接的危机而促成，但它最终可以增强人们对民主是现代社会统治的惟一合法制度这一理念的坚信程度。一旦实现为自己设定的有限目标——消灭恐怖主义、恢复社会秩序、结束经济动荡等等，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右翼独裁者们就会发现他们自己已不再有理由继续掌管政权，并且自我丧失信心。如果国王本身只希望做一个民主国家的挂名君主，或者如果宗教站在争取人权斗争的第一线，就不可能以王权和宗教的名义屠杀人民。于是，“没有人会自动下台”这种传统的观念也许就到此为止了。

不消说，过去的许多独裁者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转向民主的，他们经常是自己的无能和失算的牺牲品。无论是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还是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都不希望在选举中落选。但是事实却是：即使最顽固的独裁者也相信他们必须通过同意选举来给自己罩上至少是一种民主的光环。在许多情况下，穿着制服的铁腕人物交出政权时往往要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因为他们会因此而失去对那些曾被他虐待过的人们对他进行报复的保护。

民主思想把右翼专制主义赶出政权门外也许并不出人们的意料。即使右翼掌权中的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拿它的权力与整个经济和社会相比，实际上也是相对有限的；他们的领导人代表着越来越接近其社会边缘的阶层，掌握国家权力的军人们通常缺乏思想和智慧。然而，左翼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又如何呢?它们有没有对强权国家这一词汇的含义进行重新定义，有没有找到一种自我永久存在的途径呢?

第三章 强权国家的致命弱点(二)。或，在月亮上吃菠萝

确实，这里有19世纪60年代编写的古比雪夫(苏联城市)九年级学生教科书的几篇课文：“1981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文化的繁荣……所有的城市交通都实现了电气化，有害的企业都被搬迁到城外……我们现在在月亮上，我们正在万花丛中和果树林中漫步……”

那么，还需要多少年我们才能在月亮上吃菠萝?我们只要有一天能在地球上吃到足够的西红柿就可以了。

——摘自安德烈·纽金：《蜜蜂与共产主义理想》①

专制主义是西方在二战后开发出来的一种概念，用来描绘苏联和纳粹德国中与19世纪传统的独裁主义具有截然不同特征的专制制度。②希特勒和斯大林以他们非常大胆的社会及政治日程表重新定义了一个强权国家的含义。像佛朗哥的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各种军事专政那样的传统专制主义也从来没有企图改造“文明社会”——社会私人利益领域，而只是去控制这样的社会；而佛朗哥的长枪党或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运动都未能建立完整的意识形态，连改变民众的价值和态度也没有尽全力。

与此恰恰相反，专制主义国家是建立在一个明确韵、能全面了解人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上的。专制主义试图完全摧毁文明社会，寻求对其公民的生活实行完全的控制。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时开始，苏维埃国家就系统地攻击了俄罗斯社会所有潜在的与专制主义相竞争的组织，包括反对党、报社、工会、私营企业和教会。尽管标有这些名称的组织30年代末期还保留着，但所有这些组织都只剩下一个空壳，其组织形式和运作都完全由国家控制。每个社会成员被变成一个原子，由这些原子组成的社会，除了一个全能的政府之外不和任何中介机构发生任何联系。

专制主义国家希望通过控制新闻媒体、教育和政治宣传来改变人的信仰和价值结构来重塑苏维埃人自己，这种控制扩展到人类最隐私的、最亲密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年轻的帕维尔。莫洛佐夫向斯大林的警察告发他的父母，多年来一直被政府树为苏维埃儿童的楷模。用米海尔·黑勒的话来说：“随着社会被系统地分裂成原子状态，构成这个社会组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宗教、历史的回忆、语言——都成为控制对象，个人的亲密关系都要由其他人来为他选择并要报国家批准。”④在肯·凯西1962年出版的一部题为《飞越疯人院》的小说中，生动地描绘了专制主义思想。该书的主题是一个精神病院的病友怎样在残暴的大护士的监视下过着他幼稚而百无聊赖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麦克·墨菲试图通过破坏精神病院的规则来解放他们，企图组织集体逃亡。但在计划进行当中，他却发现所有精神病人都自愿待在精神病院，所有人都害怕外面的世界，都情愿被监禁，与大护士之间保持着一种安全、依赖的关系。因此，这就是专制主义的终极目标。不仅是剥夺新苏维埃人的自由，而且使他们害怕自由，甘愿受到保护并在即使没有别人强迫时，也认为戴在他身上的枷锁是对他的爱护。

很多人都认为苏联专制主义的有效性是有其存在基础的，这就是俄罗斯人在布尔什维克制度之前养成的独裁传统。欧洲人对19世纪俄罗斯人的看法，拿法国旅行家卡斯廷的话来说：“是奴隶的种，他们只在乎恐惧和野心。”①西方人之所以相信苏联共产主义制度能长久，是因为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相信俄罗斯人对民主并不在乎，或者说还不具备享受民主的素质。无论如何，苏维埃的统治与二战后的东欧有所不同，它并非是在1917年通过一种外部势力强加于俄罗斯人之上的，而且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又延续了六七十年，并经受住了饥荒、暴乱和外来侵略的考验。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一个制度在广大人民中，并且肯定在当权的精英中已经赢得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对专制的自然偏好。因此，虽然西方观察家非常愿意相信波兰人如果有机会一定会渴望推翻共产主义，但对俄罗斯人却不可做此美梦。

换句话说，俄罗斯人习惯于呆在精神病院里，并不是因为有铁窗和囚牢关住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在里边具有一种安全感、秩序感和权威感，能享受苏维埃政权赐予的类似沙皇和超级大国式的特权。强权的苏维埃国家看上去确实非常强大，在全球战略竞争中处处都不逊色于美国。

毋庸置疑，专制国家不仅可以永久地维持下去，而且会像一种病毒一样传播到全世界。当共产主义出口到东德、古巴、越南或埃塞俄比亚时，它已经相当完善，拥有一个先锋队似的政党、一个集权化的国家机器、一套警察系统和一个用来统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不论国家之间在民族和文化上有何差异，这些制度看上去十分有效。 。

这种不朽的政治制度后来的情况如何呢?

1989年是法国革命和美国立宪200周年。就在这一年，作为世界历史要素之一的共产主义制度决定性地衰落了。

自80年代初以来，共产主义世界发生了迅速持续的变化，但当时我们只倾向于把这种变化看做是必然的而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程度。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主要里程碑：

——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允许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种植并出售自己的粮食。农业实际上废除了集体化，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不仅重新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而且也出现在城市工业领域。

——1986年，苏联报纸开始登载一些对斯大林时代罪行的批评文章，触及到一个自赫鲁晓夫在60年代被赶下台以来一直未曾有人问津的话题。此后，新闻自由迅速扩大，禁忌一个接一个地被打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和苏维埃领导层的其他人都受到新闻媒体的公开攻击。1990年至1991年，苏联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戈氏辞职。

——1989年3月，苏联开始选举新一届改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次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各自进行地方选举。共产党试图控制选举，但即使采取了措施也未能阻止许多地方议会处于非共产党代表的控制之下。

——1989年2月，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从此开始了随后的一系列撤军。

——1989年初，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改革者们宣布第二年举行自由的多党选举。1989年4月，《圆桌协议》产生并成为波兰工人党和团结工会之间的权力分享协议。作为选举的结果(波兰共产党试图舞弊但没有成功)，团结工会的政府于7月开始执政。

——1989年7月和8月，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开始涌人西德，爆发了一场导致柏林墙倒塌和东德国家崩溃的危机。

——东德的崩溃随后引发捷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权的灭亡。1991年初前，东欧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主要几个共和国，都理性地举行了自由的、多党派的选举。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外，共产党到处被最先驱逐出政府；而在保加利亚，当选的共产党政府不久就被迫下台。①《华沙条约》的政治基础消失殆尽，苏联军队开始从东欧撤退。

——1990年1月，苏维埃宪法中关于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第六条规定被废除。

——紧随着第六条规定的被废除，苏联国内成立了一批非共产主义政党并开始在许多苏维埃共和国执政。最引人注目的是鲍里斯·叶利钦在1990年春被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他和俄罗斯议会中的支持者一道，随后背叛了共产党。于是，俄罗斯开始鼓吹恢复私有财产和市场体制。

——1990年期间，在苏联的每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都宣布了各自的独立。波罗的海诸国走得更远，于1990年3月先后宣布完全脱离苏维埃联盟。但这并没有导致苏联立即崩溃，正如许多人所预料，俄罗斯内部为是否维持原有的联盟而进行过斗争。

——1991年6月，俄罗斯在历史上第一次举行了自由的全民选举，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反映出政权正加速从莫斯科中央向地方移交。

——1991年8月，一群坚持共产主义的人发动反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流产。这一结果部分原因是策划者的无能和不坚定，但也是由于以叶利钦为首的自称驯服而且渴望专制的苏联人民对民主制度的极大支持。

如果回到1980年，认真研究共产主义问题的学者会说，这些重大事件没有一个会在未来十年中实际发生。这一判断也许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上述任何一个事件都会削弱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关键要素，都会在精神上打击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确实，当苏联解体并且共产党由于1991年8月政变未遂而被禁止在俄罗斯继续活动，这时，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幕已经演完了。那么，学者们过去的预测为何不准确?自苏联改革开始以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个如此强大的国家却如此不堪一击说明了什么?

最致命的弱点是经济问题，但它的严重性却逃过了西方观察家的注意力。对于苏维埃制度来说，我们更不能容忍经济失败，原因在于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完全依赖于它承诺会给其人民带来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出，直到70年代初期，经济增长竟是苏维埃国家强盛的一种力量。1928年至1955年期间，苏联的GNP年增长率从4.4%提高到6.3%。在此之后的20年中，也以1．5倍于美国的GNP速度增长。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戈尔巴乔夫关于超过并埋葬美国的扬言总有一天会变成事实。①但从1975年到1985年的10年间，苏联经济增速放缓。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年增长率只在2.O%-2.3%之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些数字中并未包括隐性的通货膨胀，因此有较大的水分。各种改革派的苏联经济学家估计，那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6%一1．0%，或者甚至为零增长。②从8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乏力，加上连年增加军费开支2%至3%，这意味着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十年中间，民用经济一直急剧下滑。@所有住过苏联旅馆、在苏联有货物的商店买过东西，或在苏联农村看过最可怜的贫困的旅行者，都已经意识到苏联严重的经济问题没有得到苏联官方统计的真实反映。

关键是如何解释经济危机。80年代后期，在苏联经济机构中发生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思想转变。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保守派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4年间被阿贝尔·阿甘贝扬、尼古拉·彼特拉可夫、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奥列格·伯格莫洛夫、列奥尼德·阿巴尔金、格里高利·雅夫林斯基和尼古拉·施米列夫等改革派经济学家所替代。他们全都了解(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说很了解)自由经济理论的某些原则，并且深信中央集权的苏维埃行政管理体制是苏联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④但是，如果我们仅从经济危机来理解后来的改革，也许会犯错误。①正如戈尔巴乔夫本人所提出的那样，苏联在1985年并不处于危机状态，而是处在“危机前状态”。其他国家曾经历过的经济困难比它要严重得多。例如：在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1／3，但并未导致美国制度的全面崩溃。苏联经济的致命弱点已经不止一次地被人们所认识到，也曾进行过卓有成效的传统改革，这些改革也许延缓了它的衰退。②因此，为了了解苏联这个国家的致命弱点，就应该把经济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危机中来理解。这个更大的危机就是整个制度的合法性危机。经济上的失败只是苏联体制一系列失败中的一个，那些失败导致了信仰体系的加速崩溃并使社会基础结构的脆弱点暴露无遗。专制主义最根本的失败是它在控制思想方面的失败。我们现在已经了解，苏联公民从未失去为自己着想的能力，尽管政府进行了多年的宣传，但许多苏联人都明白他们的政府在搞欺骗。人民对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所遭受的痛苦一直表现出愤慨万分。几乎每个家庭或在集体化过程中，或在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期间，或在战争年代里都有亲属和朋友失去了生命，但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失误让他们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他们都知道这些受害者被不公正地处决，而且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为这些暴行承担责任。人民还发现，在这个想象中的无阶级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制度，出现了一种党政官员贪污受贿、享受特权的阶层，他们与旧制度下的贵族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更加虚伪。

为证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所使用的词语。如“民主化”，戈尔巴乔夫不断地用它来表明自己的目标。当然，列宁坚持认为苏联已经通过党的专政实现了比西方的虚伪民主更真实的民主。但是，在当代的苏联，所有使用“民主化”这个字眼的人都认为它的含义只是西方的民主而非列宁式的集权主义。同样，对于苏联而言，“经济”这个字眼(如“经济原因”或“经济最佳”)在当今世界中则意味着资本主义供求规律所定义的效率。任何一个对苏联日益恶化的生活质量感到失望的苏联青年人都会告诉你，他们的惟一愿望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也就是一个没有被思想意识所扭曲的自由民主的国家里。正如一位苏联朋友在1988年对我所说的，逼他的孩子做家庭作业对他来说简直是折磨他，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民主就意味着“你可以做你所想做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那些感到愤怒的人不仅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而且也是它的受益者。如1986年到1990年期间曾任政治局委员并且是“公开性”政策设计师的雅科夫列夫，鼓吹“新思维政策”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以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都曾在共产党中央机构任职。这些人和弗朗索斯·科特的国会议员们或自愿交出政权的阿根廷及希腊的将军一样，都察觉到苏维埃体制的中枢摇摇欲坠。而他们又都身居要职，完全可以对此有所作为。

80年代后期的改革，尽管部分出于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需要，但不是外部强加于苏联的，而是国内连上一代大多数苏联精英都受影响的信仰危机的一种必然结果。

苏联制度合法性的丧失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戈尔巴乔夫最初使用“公开化”和“民主化”作为巩固其领导地位的工具，后来又动员广大群众反对顽固的经济官僚制度。即使这样，他依然未能脱离开赫鲁晓夫在50年代用过的伎俩。①但这些最初的行动具有很大的政治自由化的象征意义，因而很快就显现出无限生机，并不断加以自我完善。戈尔巴乔夫起初号召的“公开化”和“新思维”，立即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响应，因为当时制度的弊端对于他们而言历历在目。结果，判断旧制度是否适应，如何认定它的失败，只具有了一个标准，即自由民主，也就是市场经济的生产率及民主政治的自由。②苏联人民受其统治者的欺凌，不仅是欧洲其他国家，而且就连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都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专制主义的胁从。其实这是所有人的误解。1989年以后，在苏联这片专制主义的封锁区内，公民社会悄然兴起，成千上万个新的社会团体——政党、工会、新的杂志社和报社、环保俱乐部、文学社、教会、民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苏联人民过去对专制的社会契约的合法性的违心承认，现在已经改换以压倒多数的投票反对各级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俄罗斯人民政治上的成熟特别表现在他们选出了第一个民选总统叶利钦，而没有选举半法西斯式的群众煽动家——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或半心半意的民主人士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人起来响应叶利钦捍卫民主制度、反对保守派1991年8月发动的政变时，再一次充分地显现了这种政治上的成熟。他们和前几年的东欧人一样，证明了自己既不是麻木不仁，也不是散沙一盘，而是随时准备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①苏联信仰结构如此翻天覆地发生转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告诉我们，专制主义作为一种体系在80年代前就已经瓦解了。

其实，专制主义开始崩溃也许可以一直追溯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开始结束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恐怖。②1956’年赫鲁晓夫所谓“秘密讲话”和斯大林的劳改集中营关闭之后，这种体系就再也不能依靠高压政治来推行它的政策，而越来越需要求助于哄骗和施恩来争取人民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讲，逐渐放弃纯恐怖是必然的，因为在斯大林统治下，领导层中都是人人自危，甚至连斯大林的警察头子叶诺夫和贝利亚后来都被处决；他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妻子被送往劳改集中营；他的接班人赫鲁晓夫鲜明地描绘说，斯大林眼睛奇怪的一瞥会使一个政治局委员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惧。甚至连斯大林本人也时刻为阴谋而感到恐惧。因此，斯大林一死，一旦高层领导人有可能，破坏这样一个对其执业者如此致命的恐怖体系，便成为几乎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苏联体系做出的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的决定，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比，并且有利于社会。这意味着从此以后苏维埃国家不再继续控制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不再简单地取缔或支配消费者的需求、黑市或地方政治机构。尽管警察的恐吓仍然是国家的一个重要武器，但经常是隐秘的，而且不得不辅之以另外①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相信俄罗斯人没有能力选择民主的许多西方诽谤者应该向俄罗斯人民道歉。

② 在学院派的苏维埃学者中间，关于专制主义目标的最后成功以及以专制主义这个词汇来形容“后斯大林”的苏联或者任何一个前东欧卫星国家是否准确有过长时间的争论。

一些如承诺提供更多消费品的政策。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国内生产总值的20%是在黑市或通过黑市实现，完全游离于中央计划者的控制之外。

中央控制越来越弱化的一个实例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在苏联的一些非俄罗斯族共和国里，出现了许多黑手党。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在共产党第一书记拉希道夫执政时期就出现过“棉花黑手党”。在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领导和其女卡琳娜及其女婿邱尔巴诺夫(莫斯科警察头子)的保护下，拉希道夫才能多年掌控着其腐败统治的大权。这帮官员成功地篡改了共和国的棉花生产账册，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个人银行的账户上，并操纵当地党的组织躲过莫斯科的审计。在这个时期，各种黑手党在苏联全社会迅速蔓延，起初在非俄罗斯族共和国，后来蔓延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

这样的体系并不能视为是专制体系，也不只是类似拉丁美洲独裁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专制主义。也许描绘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和东欧最好的用词是哈维尔所使用的“后专制主义”，意指尽管这种制度已经不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血腥镇压人民的警察国家，但人民仍然生活在过去那种专制主义横行的阴影之下。①在这些社会中，专制主义并没有力量扼杀民主思想，但它的合法性减损了其推行民主化的能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国家，专制主义也遭到失败。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控制程度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斯大林时代”全盛时期也没有达到苏联那样完备，也许有四分之一的经济从来没有纳入国家计划的视野。当邓小平在1978年领导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时，许多中国人对50年代的市场和承包经营仍然记忆犹新，因此他们在后来的十年中能够充分利用经济自由化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邓小平虽然继续在口头上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而实际上却在农村恢复了私有制，并把国家向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开放。经济改革的启动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失败最早的明确承认。

国家允许存在私营经济，便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制主义。

从1978年到1989年问，以出现自发的经济组织、企业、非政府团体等为标志的公民社会，由于相对宽松的环境在中国迅速成长起来。中国领导人计算过，可以通过发挥中国现代化和改革的作用而不是死守马克思的教条来确保其领导的合法性。

然而，和苏联一样，政权合法性的获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经济现代化要求社会向外国思想和影响开放，它把权力从国家转移到社会。它带来了腐败现象，这是一党政治制度所无法克服的；而且在大城市，它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有良好教育的、国际性的、相当于中产阶级阶层的精英。这些大学生，其中有些人曾在西方留学，他们熟悉中国之外的政治，他们不满意中国共产党那种允许较大的经济自由但不允许任何政治自由的不彻底的改革。

直到1989年夏季，当东德难民危机刚刚开始时，西方社会的许多人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在东德和东欧其他地方生根，而且由于他们的自由，这些国家会选择一种人道的左翼替代制度。这种制度既非共产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民主。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种幻想。专制主义在东欧是苏联政权强加于那些不情愿接受的人民的，它的崩溃比苏联和中国都来得要快，这也许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东欧，公民社会虽然不同程度地一同遭到破坏，但其程度远不如苏联：例如在波兰，农业没有像它的邻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那样实行集体化，教会或多或少是独立的。除了苏联人民反对共产主义价值的所有理由之外，本国的民族主义的力量也使共产主义社会前的记忆一直保留在人们的心中，并且在1989年下半年剧变后迅速复活。一旦苏联人指出他们不愿意再干预东欧的小兄弟时，惟一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在所有的东欧国家，共产党组织全部被解散，以至于连党内资格较老的保守派也几乎都是袖手旁观。

到80年代末前，在西撒哈拉非洲，一党制的非洲社会主义和后殖民体系已经几乎完全失去信任。因为许多地区经济崩溃并且内战四起。绝大多数的灾难都是像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一类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造成的。在博茨瓦纳、冈比亚、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和纳米比亚，民主制度初具规模，与此同时，专制的统治者在其他非洲国家的影响下也不得不许诺要进行自由选举。

当然，中国和古巴、朝鲜和越南一样依旧由共产党政府统治，但在1989年7月至12月问，随着东欧六个共产党政权的突然倒台，共产主义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共产主义过去曾自封为是一种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级、更先进的文明形态，从此后却与相对的政治和经济落后联系在一起。尽管共产主义政权在世界上还仍然支撑着，但它已经不再产生一种充满活力并且具有号召力的思想。那些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们现在发现他们自己正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正在捍卫着一种过时的社会秩序，就如同君主制主义者千方百计延续到20世纪一样。他们过去对自由民主制度形成的意识形态威胁现在已经结束了。随着苏联红军从东欧的撤退，绝大部分的军事威胁也随之消失。

尽管民主主义思想严重影响到全世界共产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但建立民主制度也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民主的未来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自前共产党领导人被推翻后，还不断出现政治动乱；南斯拉夫发生了内战和分裂；只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前东德在10年后将完成向稳定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过渡。但即使在这些国家中，他们所遇到的经济问题也比过去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有人认为，虽然共产主义已经衰落，但它很快又被一种狭隘的、具有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所代替，因此认为现在庆祝强权国家的灭亡还为时过早，因为在共产主义专制主义无法生存的地方，民族主义甚至可能是俄罗斯或塞尔维亚式的法西斯主义的专制主义会很快扎下根。在不久的将来的任何时候，世界的这部分地区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民主，而且根据这种理论学派，它们对现有西方民主制度的威胁丝毫不亚于过去的苏联。然而，如果不是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都实现了向稳定的民主制度迅速的平稳过渡，我们也许不会感到惊讶。其实，要是都实现了平稳过渡，才是出人意料的。因为在成功实现民主制度之前，必须越过无数的障碍。例如，过去的苏联根本不可能实现民主化，因为一个自由到可以被看成是真正的民主的苏联肯定会立即按民族和种族解体成许多小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作为单独一个地区，包括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不能实行民主制度。然而，民主化在其实现以前，必须经历一个国家分裂的痛苦过程，这个过程不会很快结束，甚至还会发生流血。在苏联，这个过程始于1991年4月，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9个开始重新谈判《联盟条约》，8月政变失败后，此过程更得以加速。

此外，在民主主义和至少部分新民族主义之间并没有固有的矛盾。尽管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绝不会立即就在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的国土上实现，但还是没有理由认为立陶宛或爱沙尼亚一旦获得独立，其自由的程度会低于瑞典或芬兰。失控的新民族主义并不一定都是扩张性或侵略性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最显著的发展之一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主流转向“小俄罗斯”概念的方向，这一变化不仅明显地表现在像叶利钦那样的自由主义者身上，而且也包括如沃诺丁和阿斯塔耶夫那样的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们。

我们应当谨慎地把长期状况和过渡状况分开来研究。在苏联或东欧某些地区，我们很容易看到马列主义被各种独裁者、民族主义分子和军方所取代，甚至共产主义者也在某些地区卷土重来。但是，这些人所代表的专制主义只会是局部的，不成体系的。就像拉丁美洲的各个军人独裁分子一样，他们肯定会面临无法获得长期合法性的问题，也苦于没有良方来解决长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可以惟一获得广泛合法性的思想仍然是自由民主。尽管该地区的许多人在他们这一代看不到民主的实现，但他们的下一代一定会成功。西欧自由民主的实现，其过程是漫长的，也是艰难的，但这一事实不会影响该地区每个国家走完这段征途。

共产主义者被误认为阻止了社会变革的自然的、有机制的过程，并用一系列从上到下的强制革命来取代这一过程，包括摧毁旧的社会阶级，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种大规模的社会重组由于是国家发动而不是社会自发的，因而注定使共产主义社会脱离不了专制主义的色彩。社会学家奉行的普遍适用于“正常”

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正常规律被束之高阁。①80年代在苏联和中国进行的改革尽管现在断言成功尚为时过早，但给我们带来了关于人类社会变革的一些重要启迪。虽然专制主义成功地摧毁了革命前俄罗斯和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但在造就一个苏维埃式或毛泽东式的新人的思想方面则是成效甚微。这两个国家从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时代产生的精英们，在可比的经济发展水平E比前人更像他们西方的同行。他们中的最杰出的精英已经有能力评价(尽管还无法完全认同)西欧、美国和日本共同的消费至上文化以及许多政治理念。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虽然还保留许多独特的“后专制主义”色彩，但最终不会成为西方理论家所断言的那种缺乏凝聚力的、不能自主的、屈服于专制主义的孩子。他们会证明自己已经成为能够分辨真理和愚弄、正确与错误的成年人，并与任何时代的成年人一样，寻求得到别人对其成人期的自主的认可。

第四章 世界范围的自由革命

我们正站在一个重要的时代，一个骚动的时代，思想在飞跃地向前发展，超越了它过去的境界，形成新的面貌。所有过去的形象概念和把世界连在一起的纽带犹如一幅梦画般正在分崩离析。一个新的思想阶段正在孕育而生。哲学特别要欢迎它的问世．而且要了解它，而其他的人无力反对它，只能顽固地坚守过去。

——黑格尔，引自1806年9月18日一次演讲

无论在共产主义左翼还是专制主义右翼中，强权政府不管是建立在一党制、军人集团基础上，还是基于个人独裁，那些能维系其内部政治凝聚力的思想都已经涣散。缺乏合法性的权威意味着一俟某个独裁政府面临某些方面的政策失败，该制度就无法求助于更高级的原则。有人把合法性比喻为一种现金储备，所有政府不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都有鼎盛时期和低潮阶段，而只有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才能在危机时刻动用它的现金储备。

右翼专制国家的致命弱点表现在它对公民社会控制的软弱无力上。许多人在上台时承诺恢复秩序或建立“经济纪律”，但后来却发现自己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或创造一种社会秩序方面还不如它的民主前任。那些成功者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一旦教育水平提高，更繁荣而实现小康后，就更难以驾驭。强权政府都是在危机出现时倒台的，每当我们回想起这些事实，社会就越来越不容忍军事统治。

左翼专制政府寻求通过控制整个公民社会来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控制其公民的思想。但是，要保持这一制度的纯正．必须实行一种连统治者自己也会受到威胁的恐怖。这种恐怖一旦有所松懈，就会立即出现退化进程，此期间国家会对公民社各的某些关键部分失去控制。最重要的是它对信仰体系的失控，由于社会主义在发展经济上的不成功，国家便没有能力阻止其公民对经济政策产生质疑，并从中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另外，几乎没有几个专制政权能够经受住一个或几个接班危机。由于没有公认的权力交接规则，某些野心家在与其竞争对手的斗争中总会企图以彻底改革为口号来推翻整个制度。在苏联到处出现对斯大林制度的不满情绪的情况下，改革牌是一张王牌。于是，赫鲁晓夫利用斯大林主义来反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戈尔巴乔夫利用它来反对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敌。参与政权斗争的个人或集团，他们是否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并不重要，原因在于接班过程逐渐趋向于通过揭露旧制度不可避免的滥用来诋毁它的声誉。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更向往民主思想，得到了解放并且很快就挣脱了那些计划先进行有限改革的人的控制。 ’

从对强权国家的致命弱点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过去的专制主义国家现在已经被民主主义所淘汰；而过去的“后专制主义”不是走向了民主制度，就是已发展成为纯粹的专制主义国家。苏联将权力下放给其加盟共和国，而中国尽管继续保持中央集权，但国家对社会相当一部分已不再加以控制。这两个国家都已不再坚持教条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更乐于用宗教的圣像来替代列宁的画像。1991年8月政变的策划者非常像拉丁美洲的军队小集团，其中军人和警察起决定性作用。

专制主义国家除面临政治危机外，经济领域也在发生一场更悄然更巨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表现(也是它的起因)就是自二战以来东亚的快速经济增长。这一成功不止包括日本等早期现代化国家，还可能包括亚洲所有愿意实行市场经济并且向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开放的国家。它的成就说明，除劳动力外没有其他资源的穷困国家可以利用向国际经济制度的开放来创造巨大的财富，迅速缩小与欧洲和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强国的差距。

东亚经济奇迹受到全世界包括共产主义阵营的密切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主义的终结危机是从中国领导人承认中国比亚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并且发现这种落后和贫困的罪魁祸首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中国的自由经济改革在5年当中使粮食产量翻番并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力量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亚洲的经验被苏联的经济学家借鉴，他们也发现，计划经济的惊人浪费和低效率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也比比皆是。东欧国家更不需要别人来教他们，他们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更明白他们之所以未能达到西欧邻国的生活水平，其原因是苏联战后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

但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学生并不限于共产主义阵营。拉丁美洲人的经济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①在50年代，当阿根廷的经济学家普雷彼什担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主席时，适值盛行一种不仅把拉丁美洲而且将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更普遍地归罪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欧洲和美洲早期的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依照他们的意志建立了世界经济结构。

并且使后来发展的国家处于原材料供应国的附属地位。但到90年代初，这种观点已经完全改变：墨西哥德戈塔里总统、阿根廷梅内姆总统和巴西的梅隆总统上台后都在寻求实施经济自由化的战略，承认市场竞争并向世界经济开放。智利从80年代初皮诺切特执政时期开始，实行自由经济原则，结果在阿尔温政权上台后，成为南半球经济发展最健康的国家。这些新经民主选举上台的国家领导人都认为：不发达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造成的。

而是他们国家过去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私有化和自由贸易已经成为取代国有化和进口替代政策的新口号。拉丁美洲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面对德索托、劳萨和南格尔等作家越来越强劲的挑战。这些作家开始发现自由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思想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随着人类走进本世纪的岁末，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两大危机只留下惟一的一个竞争者作为具有潜在的全球价值的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民主制度。它是个人自由和民权的学说。

法国和美国革命两百年之后，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已经证明它不仅是持久的，而且也是可以复活的。

自由和民主尽管密切相关，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治的自由主义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是一个法律规则，它承认某些个人权利和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尽管基本权利的定义五花八门，但我们可以使用布赖斯爵士关于民主的经典著作中的定义。他把基本权利限定在三个方面：一是公民权利：“公民在其人身和财产方面不受控制”；二是宗教权利：“在表达宗教观点和宗教信仰方面不受控制”；三是政治权利：“只要不影响全社会福利，即不受控48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制”，包括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①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要被迫承认各种第二级及第三级的经济权利，如就业、住房和医疗。

面对这个更长的权利清单，问题在于这些权利的实现与诸如财产和自由经济往来一类的其他权利没有清晰的可比性。在我们的定义中，我们坚持布赖斯的更简明、更传统的三种权利，因为它可以和美国的人权法案中所列举的权利进行比较。

另一方面，民主是所有公民用来人人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也就是所有的公民都有权投票和参与政治运动。参与政治运动可以被看做是另一个自由的权利(事实上是最重要的一个权利)，因此自由在历史上与民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民主的、狭义的、形式上的定义来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民主制度。如果一个国家赋予其人民在普遍的、平等的成人选举权基础上通过定期的、不记名的多党选举②来选出他们自己的政府的权利，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国家。@其实，只有形式上的民主并不能完全保证平等地政治参与和各种权利，民主程序有时会被精英们操纵，而且并不都能准确地反映人民的意愿和真正的自身利益。但是，如果我们放弃形式上的定义，就会立即导致民主原则被无限滥用的现象发生。在本世纪中，民主的头号大敌就曾以“实质”民主的名义攻击过“形式民主”。这正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关闭俄罗斯立宪议会并主张一党专政的借口，他们的理由是“以人民的名义”实行实质民主。另一方面，形式民主为反对独裁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机制保障，最终更容易实现“实质”民主。

尽管自由和民主通常相随相伴，但两者在理论上是可以分开的。一个国家有可能是自由的，但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比如说18世纪的英国。权利的大清单包括选举权，但只有一少部分社会精英可以完全享受，而其他人则无法得到。也有可能某个国家没有自由但有民主，也就是说不保护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利，典型的例子是当代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国家定期进行用第三世界标准来说是公正的选举，使国家比沙阿时代更民主。但是，伊斯兰的伊朗并非一个自由的国度，言论、集会，最重要的是宗教信仰的自由得不到保障。伊朗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不受法律保护，伊朗．的少数民族和其他宗教情况更为糟糕。

从经济的表现形式看，自由是对以私有财产和市场为基础的自由经济活动和经济往来的权利的认可。由于“资本主义”这个词汇多年来受到如此多的贬损，所以最近已改为“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时髦的称呼。这两个词都是经济自由可以接受的概念。

众所周知，经济自由这个相当宽广的定义有许多解释，从里根时期的美国和撒切尔夫人时期的英国，到斯堪的那维亚的社会民主以及墨西哥和印度那种相对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都占很大比重；而在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私营经济活动存在。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国有经济规模过大会使一个国家失去自由的称号，从这个观点来看，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合情理。我们不想规定一个准确的百分比，但以国家在原则上对私有财产和企业的合法性的态度作为标准可能更实用。准确地说，凡是保护私有经济的国家都是自由的国家，凡是反对私有经济或对它们适用其他原则(如“经济正义”)就不是自由的国家。

专制主义现在面临的危机并不一定都已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现。新出现的民主国家也不是全都很稳定。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正在经历痛苦的经济转型，拉丁美洲的新兴民主国家正受到过去的经济管理制度巨大失误的困扰。在东亚，许多快速发展的国家虽然实行经济自由，但仍不接受政治自由的挑战。还有一些地区如中东，依然没有受到自由革命的波及。①完全可以想象，像秘鲁或菲律宾那样的国家，面对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压力，很可能不得不重新捡起某种独裁制度。

但是，民主进程中出现的倒退和失望，或者不是每个市场经济都带来繁荣，这些事实不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决定他们如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管理时，可供他们选择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少。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各种制度，从君主和贵族制到宗教、神权政治，再到本世纪的法西斯和极权主义专政，但只有自由民主这种制度才维系到20世纪的终点。

换言之，我们所看到的胜利不是如此多的自由行为，而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即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自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而且除了人民主权之外，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合法性原则。各种形式的君主制在本世纪来临之际就已经大面积塌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作为迄今为止自由民主制度的主要政敌，二者都已名誉扫地。如果苏联(或其跟随者)没有实现民主制度，如果秘鲁和菲律宾又重新捡起某种形式的专制主义，那也只是民主暂时让位于只代表俄罗斯人、秘鲁人和菲律宾人的军人或官僚。即使是非民主人士，也不得不言必称民主，以便证实他们是民主主义这个惟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的衍生物。 ．毫无疑问，伊斯兰教是一个系统的|、连贯的意识形态，犹如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它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正义的信条。伊斯兰教的感召力也许是普世的，不仅感染着某个种族、民族或集团的成员，而且还触及所有作为人的人。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区，伊斯兰教确实战胜了自由民主制度，即使在伊斯兰教没有直接掌握政权的国度中，它也对自由构成极大的威胁。在欧洲，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很快受到来自伊拉克的挑战，其中伊斯兰教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①然而，尽管伊斯兰教在现阶段的竞争中表现出巨大的威力，但这一宗教除了伊斯兰文化发源的地区之外，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影响力。人们也许看到，伊斯兰文化征服其他文化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即使它能赢回昔日的追随者，但也找不到与柏林、东京或莫斯科青年人的共鸣。虽然世界上近10亿人(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信仰伊斯兰教，但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无法挑战本地区的自由民主。②实际上，从长远看，在伊斯兰世界终究无法与自由思想相匹敌，因为这种自由主义已经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吸引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信徒。从当前来说，部分原因是原教旨主义的复活是西方自由价值已经威胁到传统伊斯兰社会的产物。

我们这些生活在稳定的、长期的自由民主制度之下的人，其处境与往日已不可同日而语。在我们的祖父母时代里，许多有理智的人竟然可以预见出一种辉煌的社会主义前景。在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被消灭，政治本身被弱化。然而。当今世界上，我们却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

当然，在未来社会中，许多东西还需要改进，我们可以向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保证少数群体和妇女的就业机会，改善竞争条件，并且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我们还可以想象出未来世界是如何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要糟糕得多。到那时，民族的、种族的或宗教的偏执会卷土重来，或者我们会受到战争和生态破坏的毁灭。

但我们无法为我们的自由社会描绘一个从根本上不同于现在这个世界而且同时又更美好的世界。其他没有出现过这种深思的社会时期也许认为自己是最好的社会，但我们经过苦苦寻觅之后，只得出了这个结论。①实际上，当今世界性的自由革命，其广度使我们不仅提出以下问题：我们仅仅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瞬间辉煌的见证人吗?或者那种将会引导所有国家朝着自由民主制度前进的工作有没有一种长期发展的模式?

无论如何，世界朝着民主前进的趋势很可能是一个回归现象。我们只需回顾一下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就能理解这种现象。当时美国正在经历由于参与越南战争和水门丑闻所带来的自信危机。整个西方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原油禁运而陷入经济危机，绝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政府接连被军事政变所推翻。从苏联、古巴和越南到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南非，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政权似乎在全世界都前景看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希望70年代的情景不再重演或者不再继续恶化，为什么但愿30年代的反民主思潮不要卷土重来?

此外，难道我们不能认为当前的专制主义危机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是一种今后几百年都不能再现的、仅有的政治行星相会吗?通过仔细研究70年代和80年代专制主义因各种原因崩溃的事实，我们会得出很多支持偶然性观点的实证。我们对具体一个国家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发现这个国家不同于其邻国的“外部偶然事件的大动乱”，以及导致民主制度产生的偶然环境。①事物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差别：要不是这种偶然性，葡萄牙共产党也许已经在1975年赢得了大选，如果没有胡安·卡洛斯国王那样的有经验的而且温和的政治作用，西班牙也许不会向民主过渡。自由的思想必须有人来推行它，假如安德罗波夫或契尔年科活得更长一些，或者假如戈尔巴乔夫本人有另一种性格，1985—1991年问在苏联和东欧发生的剧变过程也许是完全不同的。根据社会科学当今最流行的学派观点，我们不禁会说，民主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像领导人和公共舆论这种不可预见的政治因素，而且每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在过程和结果上都不会与其他国家相同。

但是，如果我们的视野不仅仅限于过去的15年而扩大到整个历史长河，自由民主制度准确地说已经开始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民主时起时伏，但它一直是朝着民主的方向螺旋式前进的。

本书第55页至第57页的表表明：历史上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民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有方向的。拉丁美洲1975年的民主国家要少于1955年，整个世界1940年时实行民主的国家要少于1919年。由于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出现，民主的辉煌时期断断续续，而且时有挫折，但所有这些挫折只是下一个高潮到来前的低谷。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国家的数量在世界各地与日俱增。如果苏联和中国在今后30年中全部和部分实行民主制度，世界上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口比例会迅速增长。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连同它的伴侣——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已成为最近400年最为显著的宏观政治现象。

确实，民主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在1776年美国独立前，世界上没有出现过任何民主国家(佩里克利斯的雅典算不上是民主国家，因为他没有系统地保护个人权利)。0)从延续的时间来看，大工业生产、汽车和拥有数百万居民的城市也是罕见的；而奴隶的、世袭君主和王室通婚这样的制度则持续了很长时间。然而，事物发生的次数多少和它所持续时间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向：，在发达国家，城市或汽车的消失和奴隶制的重现一样，其可能性在不远的将来微乎其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前的自由革命所特有的显著的世界性才具有特别的意义。它进一步证明，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民主制度肯定会有昌盛的高潮和衰败的低谷。但是，把自由民主制度在某一个国家甚至世界①。因此，雅典的民主制度能够因它的最著名的公民索克拉蒂斯言论自由并腐蚀年轻人的罪行而将他处死。

民主国家的数量增长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同样，在西欧和北美，民主政府冲破了它原有的滩头堡，向世界其他不赞成他们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地区扩张，这种现象也十分引人注目。

曾经有人认为，古代伊比利亚人的传统是“专制的、世袭的、天主教式的、有等级的、集团式的和半封建的”。①用西欧或美国的自由民主标准来衡量，西班牙、葡萄牙或拉丁美洲国家都已发生过“种族中心主义”的罪行。②但是，世界上现在普遍适用的权利标准，竟是过去古代伊比利亚人为自己规定的标准，而且自70年代中期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升级进入了稳定的民主国家行列以来，这一标准使它们与欧洲的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拉丁美洲、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的人民来说，统一标准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民主在各个地方和各种人中的成功意味着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种族偏见的结果，而是作为人的人性的发现。随着人的观点越来越世界化，它的真谛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显而易见。

是否存在一种适用所有时期和所有人的世界普遍史，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它确实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而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又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从一开始编写普遍史的最认真、最系统的工作中，就已经看出自由的发展是历史的中心问题。历史不是各个重大事件的盲目堆砌，而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人类关于对正义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本质就是在这个整体中自我发展起来并产生影响的。如果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这个现实世界的世界，或者未来世界没有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来体现对当今秩序的彻底改善，我们就应该承认历史本身已经走到了尽头。

因此，本书第二部分将研究在20世纪结束时我们是否有必要走出悲观主义的阴影，是否重新考虑有可能编写一部人类的世界普遍史。

第二部分 人类的古老时代

第五章 世界普遍史的思想

历史的想象力即使在梦中也从来没有如此深远，现在人类历史仅仅是动物和植物历史的继续。世界普遍史学家在大海的最深处、在存在生命的泥沙中发现了他自己的足迹。他吃惊地面对着人类走过的广阔大道，当他注视到这些现代人一路都能看到的更大的奇迹时，他颤抖了!现代人骄傲地站在世界进程的金字塔尖上，矗起知识的最后里程碑，似乎正在对聆听的大自然叫喊道：

“我们到达了顶峰，我们到达了顶峰，我们是大自然的最后杰作。”

——尼采：《历史的运用及滥用》①

一部人类世界普遍史与一部世界通史不可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人类事件“流水账”式的百科全书，而是一种尝试，试图想在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过程中发现一种有意义的模式。②编写一部世界普遍史，这项工作本身就不是所有人和所有文化都必须进行的。尽管西方哲学和历史传统起源于希腊，但古代希腊的作家却从来没有进行过这项工作。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到了政治制度存在着某种自然的循环性，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则研究了革命的原因以及各个政治制度之间是如何更迭的。①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使人得到完全满足，而且因此导致人类政治制度更迭的无限循环。在这种循环中，民主并未占据特殊位置，对善良和稳定的崇尚也不过如此。其实，这两位伟大的作者都已发现民主正在让位于专制。此外，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肯定历史具有连续性。也就是说，他相信社会制度的循环不只是自然界的大循环中的一个部分，其间像水灾这样的灾难会定期地不仅消灭现有人类社会，而且还消除它们的所有记忆，并迫使它们再次从头开始历史的进程。依照希腊人的观点，历史因此不是永恒的而是循环的。

西方思想体系中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普遍史是基督教。②虽然希腊和罗马曾试图编写已知世界的历史，但第一个引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理念的还是基督教，而且因此为世界上所有人构建了一个相同的命运。像圣·奥古斯丁那样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对希腊或犹太特殊历史毫无兴趣，他所关心的是人的拯救和上帝意志在地球上显灵的重大事件等。所有民族都是广大人类的一个分支，而人类的命运可以理解为上帝的安排。基督教还带来了一种有时间限制的历史概念：历史从上帝创造人开始，直到他最后超度时结束。对基督徒来说，天国之门打开的判决之日就是世俗历史的结束之时，届时地球和世俗世界严格地讲会停止存在。

正如基督教对历史的描述，“历史的终结”是所有世界普遍史编写中的题中之义。历史的某个重大事件只有产生更大的终极或目标才会具有意义，实现这一目标必然会推动历史走向终结。人的最后的终结使一切个别的重大事件具有潜在意义。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代兴趣的恢复，为古代人本身所缺乏的思想提供了历史的境界。这一时期里，许多作家包括帕斯卡在内，曾提出将人类历史比做一个人的一生，认为现代人如果建立在古代人的成就之上就会生活于人类的古老时代。①然而．，早期最重要的编写一部世俗版的世界普遍史的尝试，与16世纪科学方法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以伽利略、培根与笛卡儿为代表人物的科学方法，为认知并因此征服大自然提供了可能性；而大自然本身则是受一整套一贯的、普遍的法则支配。人作为人不仅可以认知这些法则，而且可以积累知识，使下一代人不必重复上代人的辛劳和失败。因此，进步的现代概念发源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功，所以弗朗西斯·培根以指南针、印刷术及火药等发明为例，断言现代比古代优越。这是获得一种知识的累积和无止境的概念，这一概念由丰特奈尔在1688年用以下文字作过最为清晰的描述：

一个受过良好文明开化的思想，包括了过去所有世纪的思想，它有史以来一直在开发、在改善……我承认，具有这种思想的人永不会变质，他始终能做年轻时的工作，并越来越会从事人精力最旺盛时期的工作。直截了当地说，即人类永远不会退化，人类智慧的增长及开发永远没有终结。①

丰特奈尔所描绘的进步，主要限于科学知识领域，并没有在社会或政治进步方面形成一套相应的理论。社会进步现代概念的先驱是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历史学马基雅维利，他提议：政治应当从古典哲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人应当战胜命运之女神。其他的进步理论则是由伏尔泰、法国百科全书学者和经济学家杜尔哥以及他的朋友——传记作家孔多塞等启蒙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孔多塞所著《人类思想的进步》记述了人类统一的世界普遍史的10个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尚未到达)是以机会均等、理性、民主和普及教育为特征。②孔多塞与丰特奈尔一样，都没有描绘出人的完美性，这意味着可能会存在人类当时还未知的第11个历史阶段。

然而，编写世界普遍史所进行的最严肃的工作是在德国唯心主义体系中实现的。这一观点是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1784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该篇论文的标题为《来自一个世界主义者的世界普遍史观念》，它虽然只有16页，但为所有后来编写一部世界普遍史的努力奠定了基础框架。③康德非常明白，“人间各种愚蠢的事情”从表面上是看不出任何特殊模式的，而且人类历史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只是不断的战争和残暴。尽管如此，他并不敢肯定在人类历史中是否存在一种有规则的运动，因为从混乱的个人观点中无法看出人类历史的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这一点在人的理性发展过程中尤显特别真切。例如，没有一个人想到会发现数学的全部奥秘，但数学知识的积累却能使每一代人能够在上一代人的成就之上更上一个台阶。①康德提出，历史应该存在一个尽头。也就是说，历史有一个蕴藏在人目前的潜意识中并且使整个历史具有意义的终极目标，这个终点就是实现人类自由。因为“一个根据外部法所获得的自由的社会是与不可抗力的权利(即一部充满正义的公民宪法)高度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是大自然给人类提出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制定一部正义的公民宪法以及这部宪法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因此成为我们判断历史进步的标准。它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标准，使我们可以用它来完成一项浩瀚的工作——把人类进化中最基本的东西从构成历史素材的大量事实中抽象出来。因此，如果把所有社会和所有时代都考虑进去，一部世界普遍史所要回答的问题应当是：是否存在一个总的理由来说服全人类向共和制政府(即我们当今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制度)进步?②康德还用普通的词汇描述了可以推动人类进入以自由制度为代表的、理性水平更高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机制”。这个“机制”不是指理性，而是指理性的反面，即人的“以反社会的社会性”所创造的自私自利的对抗状态，它将引导人放弃所有人以所有人为敌的战争，携手迈进文明社会，然后推动艺术和科学的进步，使这些社会之间保持相互竞争。正是人的这种竞争性和虚荣心以及统治的欲望才是社会创造的源泉，并保证实现“未来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康德的论文本身并不是一部世界普遍史。他的《理念》是他60岁时的力作，仅仅指出需要有一个新的开普勒和牛顿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康德指出，编写这样一部历史的天才肯定同时具有哲学家的天赋，只有这样，他才能了解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可以把有史以来所有人的历史归纳成一部统一的、有意义的历史。他会沿着希腊历史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影响，再到罗马对后来毁灭罗马的野蛮民族的影响直到如今。如果我们在其中加上各个文明国家的本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地球上，国家形态是沿着“一个有规律的方向进步”的。历史是对文明一个接一个的破坏，但每次破坏都继承了先前的遗产并因此为更高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础。康德谦虚地说，编写这部历史的重任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可是一旦成功，它会为人类指出一个光明的未来以推动世界统一的共和制政府的建立。①康德编写一部世界普遍史的计划在哲学上是非常严肃的，并且是基于他对现实历史的把握，他的继承者黑格尔在康德死后才得以完成这项任务。黑格尔在盎格鲁一撤克逊世界中素来颇有争议，被他们指责为“普鲁士君主政府”的反动辩护士、20世纪专制主义的先驱以及被英国人视为是最令人讨厌的、最晦涩难懂的形而上学家。对黑格尔的这种偏见使人们认识不到他作为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是否怪罪于他，事实是我们这代人的意识都是建立在黑格尔的基础之上。

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康德编写一部世界普遍史的主张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相当具体。①黑格尔和康德一样，把他的设想说成是编写一部能“展示在发掘知识过程的精神(这里指人的集体意识)”的世界普遍史。黑格尔想解释蕴藏在历史中各种现实国家和文明的“善良”，它们为什么最后被推翻，以及这些国家与文明灭亡之后留下来的能为更高水平的发展铺平道路的启蒙基因。在康德眼中，人具有“反社会的社会性”。和康德一样，黑格尔也认为历史的进步并不是理性的稳定发展所推动的，而是通过人类冲突、革命甚至战争的各种情感(他著名的“理性的狡智”)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历史沿着一个不断冲突的过程向前发展，其间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由于内部矛盾的作用发生碰撞而崩溃，继而被矛盾较少并因此形态更高的制度所取代，并再产生新的和不同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辩证法。欧洲的哲学家曾认真地研究过印度和中国等欧洲以外国家的“其他人民的民族史”。黑格尔就是其中最早的哲学家之一，他同时还把这些民族史融人他的整体思想之中。康德假定历史的社会有一个终点，即在地球上实现自由。他说“世界的历史不过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世界普遍史的形成可以被理解为人人获得自由的过程。黑格尔将其归纳成一句名言，即：“东方国家发现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发现有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我们发现所有人都是自由的。”②黑格尔认为，人类自由的载体是现代立宪制国家或我们称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人类的世界普遍史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即人逐渐走向完全理性并达到一种在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国家中知道如何表达理性本身。

黑格尔经常被指控为国家及其权威的崇拜者，并因此被指责为自由和民主的大敌。对这些指责的较大范围的研究似乎超出了本书的范围。Q)为了举几个例子说明黑格尔其实支持君主制，我们只需借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指出，他是主张自由的哲学家，他认为历史的全部过程于所有政治和社会制度都实现自由之日而走到终点。与其说黑格尔是国家的拥护者，不如把他同时看做是公民社会的捍卫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鼓吹私有制和政治活动不受国家控制的哲学家。毫无疑问，这就是马克思理解黑格尔的方法，也是马克思把黑格尔抨击为“资产阶级辩护大师”的原因。

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过去曾有过许多曲解，最早从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开始。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可以从黑格尔思想体系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方法。也有人认为对黑格尔来说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工具，可以根据经验或逻辑的全部法则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而不需要任何实证数据和对历史事实的了解。对辩证法的这种认识是站不住脚的。只要认真阅读黑格尔的历史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偶然事件和意外在整个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②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柏拉图学说先驱苏格拉底的辩证法非常相似，后者的辩证法是两个人之间的辩论，辩论的内容涉及到善良的本质或正义的含义这两个重要主题。这场辩论的胜负是根据矛盾原则来裁判的，即自我矛盾较少的一方获胜。或者如果在讨论过程中，双方都发现有自我矛盾，就会出现独立于原来两个矛盾的第三种意见。但是，这个第三种意见本身包含着新的不可预见的矛盾，从而引发另一场辩论。黑格尔认为辩证法不仅出现在哲学辩证的层面上，也会产生于两个社会之间或者就像当代社会科学家所说“存在于各种社会经济制度之间”。我们可以把历史描绘成各种社会之间的一场辩论，其中内部矛盾深刻的社会走向灭亡，被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其他社会形态所取代。于是黑格尔认为，罗马帝国之所以最后灭亡，其原因是它给予所有人以法律的人人平等，但却没有认可人的权利和人的内在尊严，只有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哲学学派才在人的精神自由基础上建立起普遍的平等。①但是，基督教世界本身也面临其他的矛盾，典型的实例是中世纪的城市，这种城市保护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基因的商人。后来他们的经济效率优势可能使道德限制经济效率的不合理性暴露出来，因此他们拆除了哺育他们的城市。

黑格尔与早期世界普遍史编写者(如丰特奈尔或孔多塞)之间实质性的区别，在于他的自然、自由、历史、真理和理性等概念具有更深刻的哲学基础。尽管黑格尔可能不是研究历史的第一位哲学家，但他却是第一位历史相对论的哲学家——相信真理是有基本历史相对性的哲学家。②黑格尔一直认为：所有人的意识都受到人所处的环境中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因时因地)的制约。过去的思想，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是绝对的，或客观的、真实的，只是相对于这个人所生活的历史或文化范畴而真实。因此，人类历史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不同文明或不同物质水平之间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它应当被看做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延续。意识(指人对正确与错误、他们所满意的活动、他们对上帝的信奉甚至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这些根本问题的思考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这些观点相互矛盾，从而使绝大多数人是错的，或者被历史发展证明为是错误的意识形态。黑格尔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本身不是真实的，但它却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从相信他的人特定的历史需要中产生的。特别是基督教，它是一种奴隶制下产生的意识形态，而且它的人人平等的主张符合奴隶争取解放的利益。

黑格尔历史相对论的极端性如今很难理解，原因在于它已经融人了我们自己的认知范围。我们假定有一种历史的透视力，并且对那些已经过时的思维方法怀有一种普遍的偏见。在当代女权主义思想中就蕴含着历史相对论，他们把母亲或祖母对家庭的贡献看成是来自一种前人离奇的遗传。由于祖先自愿接受了一种男性统治文化，因此这种情况在“她那个时代”是一种公理，甚至会给她们带来幸福。于是不能把它看做，而且它也不能构成是一种“假意识”。历史相对论也隐含在黑人的态度中，黑人认为白人完全不了解什么叫黑人，因为尽管黑人和白人的意识不一定被历史时代所分隔，但却被每个人种的彼此所生长的文化和实践、环境所隔离，而且彼此沟通的手段又极其有限。

黑格尔的历史相对论有其激进之处，这一点在他对人的概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卢梭这个重大的例外，黑格尔之前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相信有一种称之为“人性”的东西，也就是一些作为人所具有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变的性格，如情感、欲望、能力、品德等等。①虽然每个人都不相同，但人不论他是中国农民还是现代欧洲的工会会员，其本性是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这一哲学命题在“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一老生常谈中，最经常地指贪婪、淫欲或残忍这类恶劣的本性。与之相反，黑格尔不否认人有一种来自生理需要的自然欲望，如食物或睡眠，但他认为，人的许多最基本的特性并不是固有的，因此可以任意地创造自己的本性。②所以黑格尔认为，人欲望的本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也会因历史时期和文化不同而发生变化。例如当代美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会花更多的精力去追求某个东西(如某一种型号的汽车、运动鞋或新款式的服装)或者身份(豪华的住宅、环境或学校、职业)。而所有这些欲望所追求对象在过去都不存在，因此也没有人去追求。而且，如今仍然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人民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寻找像安全或食物这一类更基本的需要，也不可能对它们产生欲望。消费至上主义以及迎合其需要的市场营销学，就是因为由人自己创造的欲望以及将来可能取而代之的其他欲望而产生的。我们如今的欲望受到我们所处社会环境的限制，而社会环境又是我们全部历史发展的产物。欲望的特定目标只是一个随时间发生变化的人性的一个方面，而且欲望相对于其他人的性格的重要性也会有所改变。黑格尔的世界普遍史因此不仅向我们揭示了知识和社会制度的进步，还向我们展示了人性本身的不断变化，因为只有人性才不固定。

黑格尔与丰特奈尔和他身后其他更激进的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他不相信历史进步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而是随着现实世界中自由社会的建立走到一个终点。这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不意味着从人类生、死和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各种事件也会终结，或对历史的真实记载可以封笔了。但是，黑格尔把历史定义为人走向更高的理性和自由的进步过程，而且这种过程在绝对自我意识实现方面有一个逻辑的终点，他认为这种自我意识物化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就像人的自由物化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以及美国革命后的北美洲所出现的现代自由国家中一样。当黑格尔宣告历史在1806年的普法耶拿之战后就结束时，他显然不主张自由国家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种胜利甚至在当时他所居住的德国乡下也不是确定的。他所要表达的是，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现代自由国家必须遵循的原则已经被发现并在最发达的国家得以实行，‘而且没有其他原则或社会形态及政治组织比自由社会或组织更优越。

换言之，自由社会不存在早期社会组织形式中特有的矛盾，并因此把历史的辩证法画上一个句号。

从黑格尔构思出这一体系之时起，人们并没有重视他关于历史以现代自由国家为终结的观点。紧接着，黑格尔受到另一位19世纪世界普遍史编写者卡尔·马克思的抨击。其实，我们并未意识到黑格尔教给我们多么广博的知识，因为他的遗产大多是通过马克思传给我们的。马克思把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很大一部分用于他自己的目的。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一个所谓人类行为历史性的观点，即人类社会随着时代发展从原始社会发展到更复杂、更高级的社会结构的观点。马克思也同意历史进程从根本上是辩证的，也就是过去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包含着内部矛盾并第五章世界警追史的思想 73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出来，最后导致社会形态的崩溃并被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马克思还赞成黑格尔对历史有终结可能性的看法，他曾预见出一种没有矛盾的最终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实现将结束历史进程。

历史终结后，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这是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最关键的不同之处。马克思认为，自由国家不能解决一个根本的矛盾即阶级冲突，也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利用黑格尔的历史相对论来反对黑格尔，认为自由国家不代表所有人都享有自由，而只是某个阶级(资产阶级)赢得了自由。黑格尔认为分离问题(人与自己分离并因此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历史终结时已经通过在自由国家对自由的哲学予以认可而得到适当的解决。可是，马克思则认为在自由世界中人仍与自由相分离，因为人所创造出的资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人的主人并支配、控制着人。①自由国家的官僚机构被黑格尔称为普遍阶级，因为它代表整个人民的利益；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只代表公民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的利益。黑格尔这位哲学家没有实现绝对的自我意识，但他本人却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即资产阶级的辩护士。马克思的历史终结只能在真正的普遍阶级(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然后实现全球共产主义乌托邦并永远结束阶级斗争后我们才能看到。②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自由社会的批判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在此无需赘述。但马克思主义作为现实社会基础的历史性受挫——《共产党宣言》发表140年后——提出了一个问题：黑格尔的世界普遍史究竟是不是比马克思的预言更准确?自。30年代起，法国籍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柯耶夫在巴黎的高级研究学校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使这种可能性到本世纪中叶得到进一步证实。如果马克思是19世纪黑格尔最伟大的诠释者，则柯耶夫肯定是20世纪他的诠释者。和马克思一样，柯耶夫并不局限于解说黑格尔的思想，而是创造性地借鉴用于构建他对现代性的领悟。雷蒙．阿龙用以下语言让我们窥见出柯耶夫的光彩和他的独到：

(柯耶夫)使倾向于怀疑或批判的超级知识分子的听众着迷。为什么?这是他的才能，他的辩证的知识造诣所致……(他的演讲艺术)与他的主题和人格融为一体。主题既有世界历史也有(黑格尔的)现象学。后一个内容阐明前面的内容。他赋予每件事物以意义。甚至那些怀疑历史的天意的人，那些怀疑艺术的技巧的人，都抵抗不过这位哲学魔术师的诱惑。当时，他对时代和历史事件的透彻理解就足以证明这点。①

在柯耶夫演讲中，有一个语出惊人的观点。他认为，黑格尔断言世界历史的进程经过无数的曲折，实际上已经在1806年结束了，这个看法基本是正确的。我们很难在柯耶夫的著作中透过连篇影射的讽刺看出他真实的意图，但在那些看似不着边际的结论背后，透显出一种思想，即法国革命带来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则(表现为柯耶夫称之为“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代表着人类意识形态的改变已经达到一个不可能再进步的终点。柯耶夫当然知道1806年以后发生过无数次流血的战争和革命，但他认为这只是“地区之间的整合”。换句话说，共产主义不是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它与自由民主同属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在全世界实现自由和平等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虽然布尔什维克和中国革命在当时看上去像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但这两次革命惟一留给我们的，也许是把已经确立的自由和平等的原理传播给落后和被压迫的人民，或强迫那些已经实现自由平等的发达国家实施更完整的自由平等。

我们可以透过下面这段文字看到柯耶夫的风采和独特：

观察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思考一下耶拿战争之后世界发生的变化，我理解到，黑格尔把这场战争视为所谓历史的终结是正确的。在这场战争中并且通过这场战争，人类的先锋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终点和目标，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从那以后，所有发生的事情不过是罗伯斯庇尔一拿破仑在法国付诸实践的世界革命的延伸。从真正的历史观点看，这两次世界大战和因此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革命，只有一个作用，即把周边地区的文化提升到最先进的(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欧洲的历史水平。如果俄罗斯建立苏维埃政权和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具有超越或不同于德意志帝国实行的民主(以希特勒的方式)或多哥获得独立或者巴布亚实行自治，那仅仅是因为罗伯斯庇尔一拿破仑革命在中国和苏联的实践迫使拿破仑后的欧洲加快了消除许多那些复辟到革命前的多少具有时代性错误后果的步伐。①

柯耶夫认为，法国革命的原则的最充分体现，是战后的西欧这些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已经达到高度的物质极大丰富和政治稳定。①因为这些国家是不存在根本矛盾的社会，人们自我满足，自食其力，他们无需再为伟大的政治目标而斗争，而可以专心致力于经济活动。柯耶夫的后半生放弃了教学工作，去当欧共体的一位官员。他认为，历史的终结不仅意味着大规模政治斗争和冲突的结束，还意味着哲学的完结。欧共体因此是历史终结的最适合的政体实现形式。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出的世界普遍史，虽然后来被其他人得以继续但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的乐观主义理论家，如奥古斯特·孔德、实证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赫伯特·斯潘塞。斯潘塞把社会发展看成是受相似于适者生存法则支配的更庞大的生物进化。

20世纪还有一些人对世界普遍史进行了研究，包括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们这些研究虽然具有一种更悲观的观点，但还是受到前人著作的影响。施本格勒和汤因比都把历史分为不同人民的历史(前者称之为历史，后者称之为社会)。并认为每个历史都受到某个统一的增长和衰变的法则所支配。于是他们打破了从基督教历史学家开始并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时期得到发展的一种不断发展的人类历史的总体系。施本格勒和汤因比在某种意义上都回归到以希腊和罗马历史为代表、以各民族为单元的循环历史论上。尽管这两部著作在当时很流行，但它们都免不了带有一种相似于器官缺陷的错误，把文化和社会与生物组织相比较非常令人质疑。人们对施本格勒比较熟悉，因为他持悲观态度，并且似乎对亨利．基辛格等政治家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两位经典作家都没有达到其德国前辈那样的严肃程度。

最后一部有意义的世界普遍史准备在20世纪完成，但它不是一个个人创作物，而将是一群社会学家(特别是美国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内容以二战以来为主，总标题是“现代化理论”。①马克思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写道：“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只能向不发达国家展示它自己未来的景象。”这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现代化理论的最初提法。现代化理论受到马克思以及社会学家韦伯和涂尔干的深刻影响，断言工业发展会遵循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届时会产生出某种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统一的社会和政治结构。②通过对英国或美国等首批工业化并现代化国家的研究，人们会揭示一种所有国家都可能会遵循的普遍的模式。①虽然韦伯对日益增长的人类历史“进步”的理论主义表现失望和对世俗主义持悲观态度，但战后现代化理论在其思想中加入了一个决定性的乐观主义，并且可以说是典型的美国式乐观主义。虽然现代化理论之间在历史演变如何直线发展以及是否存在着现代化的替代道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没有人怀疑历史是有方向性的，也没有人怀疑工业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它的终点。在19世纪50年代，这些理论者以极大的热情，利用他们的新社会科学致力于帮助第三世界新兴独立的国家发展经济和政治。②现代化理论可能会遭到民族中心主义者的谴责，也就是说有人会提出：西欧和北美的发展经验高于现实世界的一般水平，选择它作为标准就忽视了它自身的文化局限。③有一种批评指出：西方政治和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结果是纵容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即只有西方政治发展才代表有意义的模式。”④这个批评比单纯地指出除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所走的道路外还有许多条道路可通向现代化要深刻得多。它对现代化本身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它怀疑是否所有国家都真正想采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原则，各国之间是不是没有价值相等的文化起点和终点。⑨对民族中心主义的批评敲响了现代化理论的丧钟，因为提出这一理论的社会科学家也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都依赖于相对主义的假定条件，他们相信因此丧失了能够捍卫自由民主价值的科学和实证依据，并且只能强调他们无意自己也成为民族中心主义者。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产生了严重的历史悲观主义，使绝大多数世界普遍史失去信誉。使用马克思历史的概念来解释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出现的恐怖，会使历史这个词汇在许多人眼中带有一种特别不祥的回忆。历史具有方向性，具有意义，是进步的或者甚至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概念与当今的思想主流完全格格不人。像黑格尔那样谈论世界历史，甚至会遭到那些自以为把握了世界错综复杂的现实及其悲剧的知识分子的讥笑。因此，只有本世纪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世界普遍史编写者(如施本格勒和汤因比)才能描绘西方价值和制度的衰落，这在情理之中。

然而，虽然我们的悲观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一系列事件都与之相矛盾。我们不能不问道，我们的悲观是否正在成为一种姿态?是不是成为一种像19世纪乐观主义那样的轻浮?一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他对未来的憧憬会给人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而悲观主义，尽管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却有一种深邃的气质。因此持悲观态度比较保险。但是，民主力量出现在世界某个从未料想到会出现的地方时，专制主义政府的不稳定性以及理论上缺少对自由民主力量的可替代物，这两种现象迫使我们再次提出康德的老问题，是否有一种比康德时代更世界主义式的所谓的人类世界普遍史呢?

第六章 欲望的机制

让我们回到起点，在不受早期历史理论的权威影响情况下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历史有方向性吗?是否有理由认为世界历史将会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呢?

让我们先只考虑历史的方向性问题，把这种方向性是否意味着人的道德或快乐上的进步这个问题先暂时搁置一旁。所有或者绝大多数社会都朝某个统一的方向发展吗?或者它们的历史是沿着一条循环的道路还是一条毫无规则的道路发展呢?①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人类可能只会不断重复过去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奴隶制会再度出现，欧洲人还会给自己加冕王子和国王的皇冠，美国的妇女又会失去投票权。相反，如果历史具有方向性，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一旦被取代就绝不会再复辟(尽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社会会自然地重复某个相似的发展模式)。

然而，如果历史永远不会重蹈覆辙，肯定会有一种不变的、统一的机制或一系列历史的第一原因来引导历史朝着一个惟一的方向发展，并把早期的记忆一直保存到现在。不论是历史的周期性还是随意性的观点，都不排除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并且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它们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原因只有一个起源，还应当包括一种历史断代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能使人们彻底忘记过去所取得的成就的过程。因为如果不存在完全忘记历史的可能性，则每一个成功的循环，即使非常短，也会积累以前所有各个循环的经验。

作为理解造成历史具有方向性的“历史机制”的第一步，让我们先向丰特奈尔和培根讨教，并假定这些知识，尤其是关于我们能通过科学获得的自然累积的知识，是历史方向性的关键。因为倘若我们仔细观察所有人类社会行为，惟一被明确公认为累积的并且有方向性的历史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史；而像绘画、诗歌、音乐或建筑这类活动则还不完全予以肯定。例如，我们不能因为劳申伯格生活在20世纪，就可以断言他的绘画艺术比米开朗基罗更杰出，也不能按照同一逻辑认定勋伯格是一位比巴赫更有成就的音乐家。莎士比亚和帕台农神庙代表一种完美，但不代表进步。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是一种自我积累，某些连伟大的牛顿都没有认识的关于自然界的“奥秘”，现在任何一个物理系的大学生仅仅因为他们比牛顿后出生就可以完全知晓。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既不是循环的，也不是没有规律的，人类不会周期性地回到同一个愚昧状态，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也不会受到人类反复无常的左右。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某个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的科学，可以公开地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应用研究结果，而无论是独裁者还是议会都无力抗拒自然法则，尽管他们非常希望能这样做。④科学知识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并且对人类社会基本特征的形成产生了一种连贯的作用，尽管这些作用常常无法察觉。掌握铸造和农业技术的社会与只会使用石器或狩猎、采集的社会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出现，即自从笛卡儿、培根和斯宾诺莎等人在16—17世纪发现科学方法开始，科学知识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就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通过自然来驾驭自然的科学并不是所有社会的一般特征，而只是某些欧洲人在历史的某一点上的发明创造。但科学方法一旦被发现便会被理性的人普遍掌握，并有可能传播给其他所有人，无论他们是否具有相同的文化和相同的种族。科学方法的发现从根本上把历史划成有先后次序的并且不循环的各个阶段，自然科学一旦被发现，它的进步和不断被发展为解释后来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有方向性的“历史机制”。

自然科学使历史发展既有方向性也具普遍性。它所使用的第一种手段是军备竞赛。科学的普及为人类的世界性统一奠定了基础，但起初的原因则主要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和冲突。现代自然科学赋予那些能够发展、制造并部署有效的军事技术的国家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并且随着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其相对军事优势也不断扩大。①祖鲁族人无论多么勇敢，他们的长矛总不敌英国人的长枪；掌握科学是欧洲人为什么能在18世纪和19世纪征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原因。如今，也是从欧洲传播出来的科学使第三世界部分国家在20世纪重新获得独立。

战争的可能性是社会理性化和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统一的社会结构的伟大力量。任何希望其政治自主的国家都被迫采用其敌人和竞争对手的技术。更有甚者，军事强国的威胁还会要求它对其社会制度进行结构改造，尽可能适应技术的生产和开发。例如，国家一定要具有相应规模，这样才能与邻国抗衡，于是国家必须统一；国家必须能在国家范围内调动资源，于是需要建立一个具有税收和立法权力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就需要打破各种可能会影响国家统一的地方的、宗教的以及血亲的障碍；国家必须提高教育水平，以造就一批能够掌握技术的精英；国家必须与外国保持接触，了解它们的发展情况；要借鉴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全民皆兵的制度，国家至少必须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和穷人，以便能够在必要时实行战争总动员。所有这些发展都可能因为其他原因(例如经济原因)而产生，但战争以一种非常敏锐的方法体现出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性，而且也是最能检验现代化成功与否的标准。

历史上有许多所谓国防现代化的实例。许多国家都不得不由于军事威胁而进行国防现代化。①16世纪和17世纪，强大的极权君主制国家如路易十三时代的法国或者菲利普二世时代的西班牙，都想尽可能统一权力，以保证有与邻国作战所需的支出。在17世纪，这些君主制国家在100年中，只有3年没有打仗，军费开支的沉重经济负担成为中央政府打破封建权力和地方机构并建立我们视为现代的国家结构的主要动因；②而国王制专制主义的兴起又反过来通过减少贵族特权对法国社会起到了一种平等化的效应，同时为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奥托曼帝国和日本也经历过相似的进程。1798年，拿破仑率法军入侵埃及时，埃及社会深受震撼，导致埃及军队在其奥托曼高级将领默哈默德·阿里领导下进行重大改革。这支新军队经过欧洲人的训练，成功地挑战了中东地区绝大部分国家的奥托曼统治者，并且促使奥托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模仿过去两个世纪欧洲各王朝进行彻底的改革，在1826年杀光了他的禁卫军，开办一批世俗学校，打破了旧式的封建秩序，并且极大地增强了奥托曼中央的权力。同样，海军准将贝利的坚船利炮对于促使日本大名们认识到他们除了开放门户接受外国竞争外别无选择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后来到18世纪50年代，重炮专家商岛秋帆因主张引进西方军事技术而入狱)。在富国强兵的口号指引下，日本的新一代领导废除了旧的“庙宇寺院学校”，建立了由国家管理的义务教学制度，招募了一大批农民军来取代武士，并且建立了国家税收、银行和货币制度。发生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社会的全面改革以及日本国家的重新集权都是因为日本急于吸收西方技术，否则就会像中国一样沦为欧洲殖民主义的附庸。①在其他的实例中，打败仗也是社会改革的重要动因。普鲁士王国的斯特恩、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推进改革，其原因就是他们认识到拿破仑能够在耶拿如此轻易地打败他们国家，主要是由于普鲁士国家已落后，社会犹如一盘散沙。于是，军事改革，如引进全民皆兵制度，与引进《拿破仑法典》的政治改革同步进行，黑格尔称这一事件为现代化来到日耳曼。②俄罗斯的情况是，它的现代化和改革进程在过去350年问主要是靠其军事野心和军事上的失败推动的。①军事现代化是彼得大帝把俄罗斯改造成一个现代欧洲君主王朝的基础，圣彼得堡的城市最初就是被设计为涅瓦河上游的一座军事基地。俄罗斯在德意志战争中的失败直接导致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包括废除奴隶制，而它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则促发了斯托雷平的自由主义改革并使俄罗斯进入经济增长时期(1905—1914年)。②也许国防现代化最近的实例当数戈尔巴乔夫所推行改革的最初阶段。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高级官员的讲话都清楚地表明，他们着手对苏联经济进行彻底改革的初衷之一主要是他们意识到，如果苏联不改革，在进入21世纪后，就会很难保持其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力。特别是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它将使苏联整整一代核武器全部被淘汰，并把超级大国之争带人一个苏联处于严重劣势的微电子或其他全新技术的领域。苏联领导人，包括军界许多人懂得：勃列日涅夫留下来的腐败的经济体系肯定无法应对一个战略防御系统主导的世界，他们愿意接受短痛以避免长痛。③于是，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军备竞赛，反而使各国更加团结，即使战争会把国家夷为平地，它们也会接受现代技术文明和支持现代技术的社会结构。现代自然科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我们走来，绝大多数国家只要想维持民族主权就别无选择地接受现代化中的技术理性主义。在此，我们看到康德关于历史变化是人类反社会的社会性的必然结果的论断如此千真万确，人之所以生活在社会之中，其目的首先不是为了合作，而是为了冲突。只有这样，社会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

如果我们在一个与世隔绝或者没有人愿意涉足的地区，也许在某个时间段内，我们并不需要技术理性化，如果这样，有些国家就会很幸运。例如，伊斯兰教“科学”不可能生产F--4战斗轰炸机和酋长用的坦克来保护霍梅尼的伊朗免遭伊拉克这样有侵略野心的邻国的入侵，但伊朗可以用其石油资源换来收入购买这些武器。仅因此，伊朗就能够攻击制造这些武器的西方的理性主义，统治伊朗的毛拉们只要看着从地面喷出的值钱的资源就能陶醉于某些像伊斯兰世界革命那种宏伟的计划中，而其他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不能仿效伊朗。①第二种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现代自然科学通过不断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的欲望使历史发展具有方向性。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化不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密集地应用技术和发明新的机器，它也把人类理性运用于社会组织问题和创造合理的劳动分工。在发明新机器和组织生产过程这两方面同时发挥人的理性，这远远超出了早期科学方法倡导者的预料。西欧的人均收入从18世纪中叶至今已增长超过十倍，而当时就已经超过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了。②经济增长为所有社会带来了某种统一的社会变革，无论它们过去的社会结构如何。

现代自然科学通过建立一个生产可能性不断发展的境界来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向。①这种技术境界的发展方向与不断合理的劳动组织的发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②例如通讯和运输技术的改进——道路的建设、轮船和港口建设的发展、铁路的发明等等——扩大了市场规模，从而促进了通过劳动组织合理化实现规模经济。当一个工厂只向几个当地的村庄销售产品时，专业劳动几乎无利可图；而当它向全国甚至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销售产品时则会变得一本万利。③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扩大了国内市场并引起对劳动进一步分工的需求。

不断合理的劳动组织带动社会结构大规模变革。工业社会首先必须是城市化。因为只有城市才能充分提供现代工业所需的熟练工人，还因为城市拥有支持大型高度专业化企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崩溃，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建立在黑人产业工人只能永久地居住在农村这种错误政策上。劳动市场如果要有效运作，劳动力就必须流动：工人不能永久地被拴在一个特定的工作、地点或社会关系上，而必须可以自由地流动，自由地学习新技术和新工作，并且自由地向更高的出价者出卖劳动力。这种现象强有力地摧毁了部落、氏族、大家庭、宗教派别等传统的社会集团。传统社会集团在某些方面更能满足人性，但它们的组织不具备经济效率的合理原则，其活力正每况愈下。

取代这些传统社会集团的是现代的官僚组织形式。工人们必须经过培训和能力测试，而不是根据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才能编入这些组织，并根据既定的、普遍的规则来评估他们的工作绩效。现代官僚机构通过把复杂的工作按层级结构划分为一个个较之为简单的工作，并把其中许多工作采用固定的流水作业方式来进行。使劳动组织制度化合理化的官僚组织，时间一长就会被推广到工业国家的政府机构、工会、公司、政党、报社、慈善机构、大学或专业团体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与19世纪相比较，当时五分之四的美国人是个体经营者，因此不存在官僚机构，而现在个体经营者只剩十分之一。这种“无计划的革命’’在所有工业化国家相继产生，不论这个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而且也不论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前社会的宗教和文化背景是否相同。①当然，工业发展不一定都需要规模日益扩大的官僚机构或产生庞然大物般的工业联合体。大的官僚机构超过一定规模效率也会低下，受到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规模不经济’’的影响，并因此应当分成若干比较小的组织才能提高效率。某些现代产业，如软件设计业，并不一定需要建在大城市中。尽管如此，这些比较小的单位也必须按合理的原则来组织，并且需要一个城市化的社会来支持。

合理的劳动组织不应当被看成是在本质上与技术创新没有联系的现象。这两个方面都是经济生活合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属于社会组织范畴，后者属于工业生产领域。卡尔·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主要取决于机器生产(即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劳动分工。①技术可以消除城乡、石油大王和油田工人、投资银行和垃圾回收业之间的差别，并创立一种人们可以“早晨打猎，中午钓鱼，傍晚饲养家畜，晚饭后研究艺术”的社会。②世界经济发展的后来历史证明这种情景不会变成现实。劳动的合理组织仍然是现代经济生产率的基础，即使简单劳动所产生的思维麻木问题因技术进步而有所缓解。共产主义制度消灭劳动分工和废除分工的奴隶制的想法只能导致一个比马克思抨击的曼彻斯特的生产车间更恐怖的专制制度。③毛泽东在50年代末的tt大跃进’’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竭力消灭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但这两次努力都导致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人类灾难。红色高棉在1975年以后试图把农村与城市合并，其后果更为严重。

无论是劳工组织①还是官僚机构②都不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生事物。其中新的只是其经济效率原则下的完全合理化。正是合理的需要才能给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带来统一性。在工业革命前的社会中，人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标，宗教和传统会告诫人们贵族武士生活比城市商贩的生活优越；祭司也许会为某种商品规定一个“公正的价格”。但是，按这种规则生活的社会不会有效地配置资源，经济不会像按合理规则运行的社会发展得那么快。

为了说明劳动分工对社会均化的巨大影响，让我们先看看它在具体实例中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在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将军战胜共和国军时，西班牙主要是农业国家。西班牙右翼势力的社会基础在于豪门和地主，他们曾有能力利用传统和个人崇拜来发动广大农民支持者。意大利黑手党，不论在新泽西还是在巴勒莫，其凝聚力来自人的类别相似和家族关系，就像萨尔瓦多和菲律宾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方军阀继续控治农村政治一样。西班牙在50---60年代，经济开始发展，把现代市场关系带到了农村，从而带来了一场无序的社会革命，摧毁了这些传统的主仆关系。③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当地豪门失去了支持者；地主本人也变成有效率的农业生产者，面向全国甚至国际市场；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成为出卖劳动力的契约雇农。④如今，即使佛朗哥再生，也不会再有招募军队的社会基础。经济合理化的压力也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黑手党只能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意大利南部地区而不是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北部地区继续存在。基于非经济基础的主仆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也屡见不鲜(每个人都知道老板的儿子比同事晋升快)，但是，它们往往拿不上桌面，只能心照不宣。

在本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有方向性吗?”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刻意采取了非常质朴的方法，因为我们中间还有许多悲观主义者，他们会否认历史所具有的任何方向性。我们选择现代自然科学作为有方向性的历史发展的内在“历史发展机制”，因为它是惟一一个大家都认为可以积累的大规模社会活动，因此具有方向性。现代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使人们理解了许多历史变革的细节，如在乘汽车和飞机之前，人为什么坐马车和火车出行?后来的社会为什么比过去的社会更城市化?或者在工业社会中现代政党、工会或民族国家为什么会取代部落或民族作为集体主义的轴心?

然而，尽管现代自然科学能非常容易地解释某些现象，但仍还有许多其他现象(如某个特定的社会选择某种形态政府的出发点)难以解释。不仅如此，虽然自然科学可以被看做是有方向性历史发展的“调节器”，但它终究不会成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

人们立即会问，为什么会是现代自然科学?科学的内部逻辑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它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但科学本身却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追求科学。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不仅是因为人对宇宙好奇，而是因为科学能满足他们对安全的欲望，以及对无限制地获取物质财富的欲望。现代的公司不会因为对知识的抽象热爱才雇用研究开发人员，而是为了赚钱。对经济增长的欲望是绝大多数当今社会的普遍特征，而如果人不仅是个经济动物，我们或许会想象出，以上解释是不完整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回头再谈。

迄今为止，我们对现代自然科学规定的历史方向性尚没有给予任何道德或精神的价值。应当承认，劳动分工和随之出现的官僚制度，它们对人类幸福的影响，从根本上还不清楚。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及其他那些首先把这两种社会现象作为现代生活的中心特征的社会学家也强调了这一点。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义务假定自然科学提高经济生产力的能力会使人有道德，更幸福，或者比过去状况更好。作为分析的起点，我们想暂且表明，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作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而产生的历史是朝着一个惟一的、一贯的方向发展的，而且我们还想进一步研究这一结论所具有的影响。

倘若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使历史具有方向性，那么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科学发展会不会停止支配我们的生活?工业化社会有可能回归到“前现代”、“前科学”社会吗?一句话，历史的方向性可逆转吗?

第七章 门前没有野蛮人

在澳大利亚制片人乔治·米勒的电影《公路战士》中，我们现今的石油文明被描绘成由于一场世界末日性的灾难而全面崩溃。科学销声匿迹，现代的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骑着“哈雷一戴维斯”牌摩托车和越野轻便车飞奔在澳大利亚人烟稀少的荒芜地区，企图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偷窃汽油和子弹，因为生产技术已经失传。

我们现代技术文明遭受灾难性毁灭以及突然回到野蛮状态的可能性一直是科幻小说的题材，特别在二战以后，核武器的发明使这种可能性变得非常现实。这种人类遗传下来的野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昔日社会的重现，而是老的社会形态与现代科学奇妙的混合，就像皇帝和公爵结伴乘太空船在太阳系中遨游一样。然而，如果我们关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组织的相互作用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混合”的结果也许不会持久，因为如果不破坏和拒绝科学方法本身，现代自然科学也会再生，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重新创造现代的、合理的社会的许多方面。

因此，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人类有无可能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拒绝和摒弃科学方法来逆转历史的方向呢?这个问题可以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现代社会能有意识地拒绝现代自然科学吗?第二部分是，全球大灾难会导致现代自然科学非自愿地消失吗?

有意识地拒绝技术和合理的社会在现代非常普遍：从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派，再到伊朗的霍梅尼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目前，反对科技文明的最一贯、最明确的源头来自环境保护运动。当代环保主义者包括许多不同的集团和思想流派，其中最激进的环保派攻击整个依靠科学征服自然的现代事业，并提出，如果自然没有被破坏而回到接近原始状态(即“前工业”状态)，人会比现在幸福。

几乎所有的反科技学说都是卢梭思想的继承。卢梭是第一位研究历史“进步”的伪善问题的现代哲学家，他比黑格尔更早悟出人类经历的基本的历史真实性，以及人的本性会随时间推迟而发生变化。但卢梭与黑格尔不同，他相信历史变革的作用在于使人常常地感到不幸福。以现代经济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为例，卢梭在其《政府论》中指出，真正的人的需要实际上为数很少，人只需要住所和食物，连安全也不一定是一个基本需要，因为它的前提条件是生活在一起的人从本性上想互相威胁。①人的其他所有需要都不是幸福所必需的，而是来自于人与其邻居互相比较的能力，如果他没有别人有的东西，就会有一种被剥夺感。换句话说，现代消费至上主义创造的需要来自人的虚荣心，或者来自卢梭称之为“自爱”的情感。问题在于这些人自己在历史上创造的新的需要具有无限的弹性，并且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现代经济，无论有多高的效率和多丰富的创造力，也只是在满足每一个需要的同时创造了一个新的需要。人之所以不幸福，不是因为他们无法满足某些既定的欲望，而是由于新的需要及其满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地拉大。

卢梭就这个现象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收藏家对他的收藏品感到的满足远不及他对收藏不够多所感到的不幸福。人们也许会在极具创新能力的现代电子消费品产业中找到更有当代意义的佐证。在20年代到30年代，一个家庭拥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消费至上主义者最高的梦想。如今在美国连十几岁的孩子都有好几台收音机，任天堂游戏机、激光唱盘随身听或BP机也不能完全满足他们。不仅如此，得到这些物品并不能使他更满足，因为届时日本人又已经发明了其他他会渴望获得的电子小玩意儿。

卢梭认为，人要得到幸福，必须从现代技术的工作和要求创新的无限循环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状态的人的完整本性。自然状态的人并不生活在社会中，也不会拿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或者生活在充满惧怕、期待和由社会创造的期望的人造世界中。他应当通过自我存在，即作为一个自然状态的人存在于一个自然的世界中的理性感来得到幸福。自然状态的人并不想用自己的理性去征服自然，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自然本身就能造福人类，而且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理性对他来说不是自然的东西。①卢梭对文明人的抨击，提出了一个最早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触及人类征服自然的整体构想，即不把山川河流看做是人类生存栖息的地方而是把它作为进行加工生产的原材料。他对洛克和亚当·密斯所设想的经济人提出的批评，至今仍然是绝大多数对无限度的经济增长的抨击的依据，也是(有时是无意识地)绝大多数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①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深入，自然环境恶化越来越明显，卢梭对经济现代化的批评越来越获得更大的感染力。最激进的环境保护者实际上是卢梭主义的现代版，他们寻求反对征服自然的现代整体构想及其技术文明。

这种环境保护主义会出现吗?由于以下几种原因，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第一个原因涉及当前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未来是什么。虽然个人和小的集团能“回归自然”，抛弃投资银行家或者房地产开发商工作，到纽约北部阿迪朗达克山的湖边住下来；但如果全社会都起来反对技术，则意味着欧洲、美国或日本将进行一场完全非工业化，变成一个未开发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样做，也许会少一些空气污染和有害废气，但同时也少了现代的医学和通讯，少了节育因此少了性解放。绝大多数人非但没有走出新要求层出不穷的怪圈，反而重新过上一种贫农的生活，无限重复地把自己拴在土地上，无限重复地从事累断腰的劳动。当然，许多国家世代都处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发展水平，而且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民无疑获得了很大的幸福；让已经尝过技术社会消费至上主义甜头的人来过这种农村生活，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值得怀疑；如果让他们把整个社会与这种社会相交换，也许更无法想象。不仅如此，只要有工业化国家存在，非工业化国家肯定会不断地拿自己的国家与其比较。缅甸在二战后放弃在第三世界普遍实行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在国际上保持孤立，这种决定或许在“前工业”社会行得通，但在一个充满蓬勃发展的像新加坡和泰国的国家的地区，似乎不太可能。

倘若把技术发展冻结在现有的水平上，或者经过严格挑选只发展某些技术，以此作为拒绝科技的一种方法，也许更现实一些。虽然这样可能会更好地维持(至少在近期)现有的生活水平，但我们仍看不出处于某个主观选择的技术水平上的生活是如何特别令人满意的。这种状态既不会促进经济充满活力和增长，也不会回归自然。冻结技术的做法在像基督教阿门宗派或门诺派这样的小宗教共同体中曾经奏效过，但不可能在一个规模大的并且有不同阶层的社会中实现。发达国家中当今存在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如果大家分享的经济蛋糕越大，其政治破坏性就越小。

但如果美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停滞的东德，问题也许会严重得多。此外，把技术冻结在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很高的水平上，对当前尚未解决的生态危机，似乎不是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回答全球生态体系是否吃得消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追赶这个问题。选择性的技术进步带来一些难题，如由哪个当局来决定选择哪项技术?技术进步的政治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整个经济增长产生泼冷水的效应。

再者，环境保护，不一定非要拒绝现代技术以及它所创造的经济世界，甚至从长远看，还必须把保护这个世界作为环境保护的前提。事实上，除德国的绿色运动芬迪派和其他部分极端主义外，环境保护的主流承认，环境问题的最现实解决方法应当在于创新替代技术或者能正面积极保护环境的技术。一个健康的环境是一种奢侈，是只有那些拥有财富和经济活力的国家才能支付得起的奢侈。

环境的头号破坏者，不论是有害废弃物还是砍伐热带雨林，都是那些觉得自己为贫困所迫、除采伐自己的自然资源外别无他择，或者没有实施环境保护法的社会规则的发展中国家。相反，尽管有酸雨的破坏，美国东北地区和北欧许多地区森林的植被都比百年前甚至两百年前更加茂密。

因此，鉴于以上所有原因，我们的文明似乎不可能会自愿地选择卢梭所倡导的道路，也不可能拒绝现代自然科学在我们当代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是，让我们来研究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的选择不是自愿的而是由某种灾难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这种灾难或是一场全球核战争，或是环境全面恶化，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侵蚀着当代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这种灾难很有可能摧毁现代自然科学的所有成果：实际上，现代技术已经赋予我们在瞬间完成这种摧毁的手段。可是，摧毁现代自然科学本身，把我们从科学方法对我们生活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并且使全人类永久地回归到“前科学”的文明水平上，这些都有可能吗?① -现在让我们看看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性武器的全球战争情况。

广岛被炸以来，我们已把核战争视为是一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性战争，但某些新的可怕的生化武器也属于这种战争。

即使这一场战争会引发核冬天②或某些其他使地球完全不适于人类居住的自然进程，但我们也应当假定冲突会摧毁交战双方(甚至他们的主要联盟者)大量的人口、力量和财富，对中立国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有些重大的环境变化也会使军事灾难与生态灾难同时出现；世界政治架构也会发生重大变革；交战国也许会失去大国的地位，领土被分割并被坐山观虎斗的国家所占领，还会被污染到人几乎无法生存。战争或许席卷所有能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先进国家，摧毁它们的工厂、实验室、图书馆和大学，消灭制造此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即使在免遭战争直接蹂躏的世界其他地区，也可能出现对战争和技术文明的极度厌恶，使许多国家自愿放弃先进武器和制造这些武器的科学。战争的幸存者也许会比现在更坚决地拒绝威慑政策，因为它显然无法保护人类免遭毁灭，他们会变得聪明和温和起来，寻求以一种比现在更彻底的方法控制新的技术(例如，利用全球变暖技术使冰山融化或北美、欧洲沙漠化这类生态灾难也会起到控制制造灾难的科学发明的相似作用)。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恐惧也许会导致反现代和反技术宗教的复活，它们的作用也许是构筑道德和感情堤坝来阻止发明新的并且有杀伤性的技术。

然而，即使这些极端的情形看上去不可能打碎技术套在人类文明头上的枷锁，也不可能摧毁科学复制自己的能力。其理由仍与科学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有关。因为，即使人们可以销毁现代武器和制造武器的技术，我们也不可能消除对制造方法的记忆。人类文明依靠现代通信和运输手段得到了统合，科学方法及其潜能已为人类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目前还没有能力普及技术或成功应用技术的人所了解。换句话说，人类的门前已没有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威力一无所知的真正野蛮人。只要如此，具有把现代自然科学应用于军事目的的能力的国家将继续比没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占据优势。刚刚过去的战争所带来的毫无目的的毁灭不一定会使人们懂得，没有一种军事技术会用于理性的目的，而却有能使人们相信给他们带来决定性优势的更新的军事技术。一个好的国家会从战争的灾难中汲取适当的教训，努力去控制会导致战争的技术，但它们不得不与将战争视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机遇的邪恶国家生活在一个世界中。马基雅维利在现代社会开始时告诉我们，好的国家如果继续生存，就必须照着邪恶国家的样子去做。①它们即使为了自己也需要维持一定水平的技术，并且的确需要鼓励军事领域的技术创新——如果敌人也是发明家。努力控制技术创新的好国家，即使以一种不够坚定的并有节制的方法也逐渐不得不重新求助于技术。人在大灾难之后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依赖性会更大，因为技术也许是使地球再次适于人类居住的惟一途径。

一部真正的可循环的历史，只有我们假定某个文明可以完全消失、不留任何痕迹，才可能是真实的。其实，这种历史存在于现代自然科学出现之前。然而现代自然科学是如此强大，不论出于善良还是邪恶目的，除非人类灭绝，我们都不敢肯定它是否能被忘却或冻结。倘若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不可逆转，那么一部有方向性的历史以及它所带来的其他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从根本上讲也是不可逆的。

①施特劳斯认为：“战争艺术的发明应当予以鼓励，承认这个观点的困难恰恰为马基雅维利批评古典政治哲学提供的依据。”参见施特劳斯(1972年)， 299 。

第八章 无止境的积累

我们的国家有过不幸的历史，它被决定去做一种主义的实验——命运准确地把我们推向这个方向。他们不在某些非洲国家，而在我们国家进行这场实验。我们最终证明这一主义没有生存之地。它只是把我们推离世界文明国家已经走上的道路。如今，40%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要凭配给票领取产品的屈辱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这是一种无时不在的侮辱，是一种提醒；它随时都在提醒你，你是这个国家的奴隶。

——摘自叶利钦1991年6月1日在莫斯科民主俄罗斯集会上的讲话

至此，我们已经证明：现代自然科学的逐步发展带来了一种具方向性的历史和某种跨民族和文化的统一的社会变革。科技和劳动的合理组织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而工业化又带来诸如城市化、官僚制度、紧密的家庭和部落关系的瓦解以及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等社会现象。我们还证明：现代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支配在任何可疑的情况下甚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都是不可逆转的。然而，我们却没有证明：科学是否一定会导致或在经济领域中出现资本主义，或在政治领域中出现自由民主制度。

其实，有许多国家已经走过了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得到发展，城市一个接一个地拔地而起，宗教相互分离，拥有一个强大并且统一的国家结构，人口教育水平比较高。但是，这些国家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民主国家，最典型的例子一直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苏联从1928年到30年代后期之间完成了惊人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改造成一个工业化强国；但它并没有允许其公民获得经济自由，也没有给予他们政治自由。事实上，苏联国家改变的速度似乎向许多人证明：在一个警察国家专制统治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比在自由市场中运作的自由国家，更为有效，速度也更快。伊萨克·德施尔在其50年代所著著作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的无政府运作方式更具有效率，而且国有化的工业比私有工业更有能力实现工厂和设备的现代化。直到1989年，经济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的存在似乎告诉人们：中央计划经济不是与经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这些实例在某个时候说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未必会把我们引向一个开放的、富有创造性的、自由的社会，甚至会把我们引向韦伯所谓的“合理的且官僚的专制制度”的噩梦之中，因此，我们的社会机制需要扩大范围。社会机制除了解释为什么经济发达国家有城市化的社会和合理的官僚制度外，还应当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我们希望社会朝着经济和政治都自由的方向发展。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机制”在两个不同的例子中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个是发达的工业社会，一个是不发达的社会。我们先证明“机制”以某种方式使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然后再回到它是否也能产生民主制度这个问题上来。

资本主义不论对于传统主义——宗教的右翼，还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其名声都是道德沦丧。尽管如此，它作为惟一一个可信的社会制度而取得最终胜利，比自由民主制度在政治领域所取得的胜利更容易用“历史发展机制”来解释，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在成熟的工业经济条件下，在开发和使用技术以及适应全球劳动分工迅速变化的条件方面比中央计划制度更有效率。

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工业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国家不会突然地实现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演变过程并且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今天的现代化很快就变成明天的古代，满足黑格尔称之为“需要的体系”的手段随着需要本身变化而不断变化。对于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古典理论家来说，工业化主要是由英国纺织业和法国的陶瓷业那样的轻工业组成；不久，铁路的普及，钢铁制造、化学工业、造船业和其他形式的重工业便超越了轻工业的发展，统一的国家市场开始出现便构成了列宁和斯大林及他们的继承者所说的工业现代化。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已经达到这一发展水平；日本和欧洲其他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达到这一水平；苏联和东欧则在50年代达到这一水平。如今，对于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而言，这种发展水平只是一个中间阶段，目前它们已经达到一种“成熟的工业社会”、“高消费时代”、“技术时代”、“信息时代或者后工业社会”。虽然这些具体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所有词汇都突出地表明信息、科技知识和服务取代重工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自然科学——以我们熟悉的技术创新和合理的劳动组织的形式——继续规定着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其所发挥的作用与它在进入工业化第一阶段社会时所发挥的完全相同。丹尼尔’贝尔于1967年指出，新技术创新的首次发现到其商业化之间所需的平均时间从1880年到1919年之间的30年缩短到1919年到1945年之间的16年；在1945年到1967年之间缩短为9年。①这一数字随着诸如计算机和软件这一类最先进技术中产品周期的缩短，此类时间已是用月而不是用年来计量。但这种数字还没有反映出1945年以来产品和服务品种的多样性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其中许多我们从来闻所未闻)，也没有体现此类经济和新技术的复杂性——不仅在科学和设计方面，而且在营销、融资和销售方面。

与此同时，全球性的劳动分工在马克思时代就很不完整地被预见到，现在已经成为事实。国际贸易近年来以13%的年增长率增长着，国际金融等特定领域的增长速度更高。而过去，有关增长率很少达到或超过3%。运输和通信成本的不断下降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实现，其规模大大超过了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最大国内市场，结果引发了另一场意想不到并且潜移默化的革命。为了购买德国的汽车、马来西亚的半导体、阿根廷的牛肉、日本的传真机、加拿大的小麦、美国的飞机，人类的很大一部分人(不包括共产主义世界)竞走到一个惟一的市场上来了。

技术创新和劳动分工的高度复杂化，使经济在所有层面上对技术知识的需要大大增加，随之使人民通常偏爱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这不仅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包括所有支持他们的社会结构，如公立学校、大学及通信产业。现代经济生产中更高的信息含量代表着从事传统制造业的人越来越少，而从事服务业(专业人员，经理，白领，从事贸易、营销和金融业的人员，以及政府职员和医务人员等等)则越来越多。

所有希望成为后工业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向决策权下放和市场化方向发展。虽然中央计划经济能紧跟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煤、铁和重工业时代，①但它们远远跟不上信息时代的要求。实际上，我们也许可以说，马列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高度复杂和充满活力的后工业经济世界就是它们的滑铁卢。

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说到底与技术创新问题有关。科学研究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人才可以自由地思考和交流，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发明能得到奖励，这样才能获得最佳成果。苏联和中国都鼓励科学研究，并在航天和武器制造等领域采用物质刺激来推动技术创新。但是，现代经济的技术创新应当是全方位的，不仅在高科技领域，而且在更平凡的领域，包括汉堡包的营销和创造一项新的保险等等，都需要技术。苏联过去对核物理学家给予很高的待遇，但对设计经常发生爆炸的电视机的工程师以及向新的消费者推销新产品的人却漠不关心。

中央计划经济相对于合理的市场调查决策，或者相对于新技术与生产过程的有效结合都是不成功的。中央计划经济只有在管理人员能获得足够的其决策所需的信息反馈(以市场所决定的价格来表示的)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运作，而且最终还是必须通过竞争才能保证价格体系所提供的反馈是准确的。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早期的改革(更广义地说包括苏联的改革)，寻求给经济管理人员以更大的自主权，但由于没有合理的价格体系，经营自主权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面对现代经济的复杂性，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无论技术有多先进都无能为力。苏联的计划经济负责人曾经试图用自上而下的“社会公平”式的资源分配来取代需求导向的价格体系。许多年来，他们相信更大的计算机和更好的垂直管理体制肯定会让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但事实证明这不现实。前苏联国家物价委员会每年要审定近20万个价格，委员会中每个官员每个工作日要审定3—4个价格。尽管如此，他们审定的价格也只占苏联官员每年审定价格总数的42%。①如果苏联经济能提供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多品种的商品和服务，这个百分比肯定会更小。设在莫斯科或北京的官僚机构，如果就管理一个只生产数百种甚至上千种商品的经济时，也许有机会制定一套有效的价格；而在一个仅飞机就有数以万计的零部件的时代，这简直在向不可能挑战。

不仅如此，在现代经济中，价格越来越反映质量的差别：克莱斯勒“男爵”轿车和一辆宝马轿车在整体技术特性上应当属于同一档次，而消费者根据某种“感觉”偏爱宝马轿车。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官僚们能否具有这种区别能力。

中央计划的负责人需要控制价格和产品的分配，把自己置于国际分工的格局之外，也因此丧失了实现国际分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机会。在共产党执政的东德，人口为1700万，它大胆地尝试在国内效仿世界经济，结果生产了一大堆可以在外国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的产品，其中有冒黑烟的卫星牌汽车，还有获得昂纳克奖章的电路板。

最后，中央计划经济损害了人力资本中最重要的因素——工作精神。社会和经济政策如果否认工作的个人动机，就会摧毁最强烈的工作精神，而工作精神一旦被摧毁，则是很难重新创造的。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中看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许多社会的强烈的工作精神并不是现代化精神的产物，而是“前现代”文化和传统的继承。强烈的工作精神尽管不是成功的后工业经济的绝对条件，但它肯定是有益的，而且会成为保持现代经济中消费和生产两者平衡的关键砝码。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期望，但愿工业成熟对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会弱化共产主义的集权控制，用更自由的、市场导向的运行方式来取代它。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龙的判断——“技术的复杂性会使管理阶级比理论家和军人更强大”，与过去关于技术官僚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的论断形成呼应。①这些预言最终都被事实证明非常正确。西方人没有预见到的只是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证实这些预言。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家自我证明完全有能力把它们的社会带入煤铁时代，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技术并不复杂，连从农场被强迫走到简单的组装生产线上劳动的不识字的农民都可以基本掌握。这种经济的运行所需要的专业人才通常很驯服，而且政治上也易于控制。②斯大林曾经把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关进集中营，而图波列夫最好的飞机设计之一就是在集中营里完成的。斯大林的继任者试图重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地位和报酬利诱他们忠于共产主义。③在中国，毛泽东采取另外一种方法，他为了防止出现苏联那样的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向他们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战争。第一次是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第二次则是60年代后期的_文化大革命”。工程师和科学家被迫下乡种田或者从事其他形式的繁重体力劳动；而需要技术能力的职位均由政治上正确的思想家来担任。

这段经历告诉我们，切不可低估专制或独裁国家长时间拒绝经济合理性的能力，苏联和中国就长达几十年。然而，这种拒绝很可能是以经济停滞不前为代价的。中央计划经济在苏联和中国等国家超越50年代发展水平后的全面失败，削弱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甚至削弱了他们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被事实证明为是一场顶级的经济灾难，足以使中国倒退30年。因此，70年代中期，邓小平复出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和尊严，保护他们免受意识形态政治反复无常的左右，选择了一条苏联30年前使用的怀柔政策。可是，接纳知识精英使其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努力也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这些精英们获得了相对比较大的自由去思考和研究外部世界，因此而熟悉并开始接受外部世界流行的许多思想。事态的发展被毛泽东言中：知识分子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要传播人，并在后来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80年代末，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看来似乎接受了发达工业化的经济逻辑。①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开始承认市场经济和经济决策权下放的必要性，也承认必须积极参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同时，随着知识精英的出现，已公开表示愿意接受更大的社会两极分化。东欧国家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后都已回归到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间上或速度上各国不尽相同。苏联在全面实行市场经济时似乎比较勉强，但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国内进行了政治改革，终于也走上了通往自由经济改革的漫长之路。

各个社会在调节和规划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上都有一定的自由。我们这个“历史发展机制”的逻辑并未严格限定该自由的程度。尽管如此，以技术推动的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通过高度的经济竞争与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迫使发达国家接受普遍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自由。实践证明，在实现完全的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时，只此一条而别无其他道路可走。

第九章 磁带录像机的胜利

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它的政治制度如何，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

——摘自邓小平1982年讲话

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是财富和现代技术文明的严重障碍，这一事实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已成为了普遍的共识。对于那些目前还未达到50年代欧洲工业化水平的不发达国家而言，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暂时还不那么清晰。但在那些连煤、铁时代还是梦想的穷国眼中，苏联在信息技术方面的落后远不如它仅用30年的时间就创造出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的印象那么深刻。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仍然具有一定的魅力，茵为它有利于快速的资本积累，并且引导国家资源进入平衡的工业发展。苏联在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用公开的恐怖手段改造了农业，完成了美国和英国以非政治强制手段经过好几个世纪才得以实现的进程。

社会主义是第三世界应当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一观点在拉丁美洲地区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因为那里的资本主义长期无法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其实，如果不是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也许在20世纪会消失得更快，这样说绝非是哗众取宠。可是，不发达国家持续的贫困让左翼有借口将这种贫困首先归罪于殖民主义和(指没有殖民主义后)新殖民主义以及跨国公司的掠夺，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继续存在的最近期的形式为“依附理论”。这一理论最早起源于拉丁美洲，它在60年代和70年代为整个贫困的南方国家反对富有的北方工业化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依附理论与南方的民族主义相结合，产生了比理论本身影响力更大的能量，它给许多发达国家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破坏效应。

依附理论的真正创始人是列宁本人。列宁在他1914年发表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试图说明为什么欧洲资本主义不但没有造成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反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并在欧洲工人中培养出一种有理由自我满足的工会运动思想。①他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对殖民地表面上合法的剥削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当地的劳动和原材料能够吸纳欧洲的“剩余资本”。“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带来了对不发达世界的政治瓜分，最终导致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分裂，进而产生冲突、战争和革命。列宁与马克思不同，他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灭亡的最后矛盾不是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而是发达的北方和不发达世界中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虽然在60年代出现过若干流派的依附理论，但它的原始理论则当属阿根廷经济学家罗尔·普雷彼什的经典著作。普雷彼什在50年代曾担任联合国拉丁美洲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又担任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主席。他指出，世界“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相对于“中心”国家不断恶化。他认为，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地区的经济增长缓慢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结果，它使发展中国家停留在一种持久的“依附发展”状态上。①因此，北方的财富与南方的贫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参与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的所有国家都应当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尽管某个国家只卖咖啡豆，而另一国家只卖计算机，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参与世界贸易体系，实际上也能在经济发展上获得某些好处，因为它们可以直接从别国引进它们已经开发的技术，而不用自己去开发。②与之相反，依附理论则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滞后会使它永远处在落后地位，先进国家控制了贸易条件并且依靠他们的跨国公司强迫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所谓的“不均衡发展”，即出口原材料和其他加工程度较低的产品；发达的北方独占了汽车、飞机等技术复杂的工业制成品的世界市场，而让第三世界合法地成为全球的砍柴工和抽水工。④许多依附理论的理论家把国际经济秩序与拉丁美洲在古巴革命带领下刚实行的独裁制度联系在一起。④从依附理论产生出的政策是与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比较温和的依附理论的理论家试图避开西方跨国公司这一怪物，主张对进口实行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这就是著名的“进口替代政策”。比较激进的依附理论的理论家所主张的解决方法是通过革命来退出资本主义贸易体系或者以古巴为榜样，加入苏联阵营来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秩序。①于是，从7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苏联被视为现实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被第三世界和欧美大学的知识分子重新激活用来描绘不发达社会的未来。

可是，虽然依附理论存在于左翼知识分子中，但它作为理论模型已经被一个很难解释的巨大现象所推翻，这就是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亚洲经济的成功除了给亚洲国家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外，还对像依附理论这种静止的、不攻自破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依附理论由于混淆了关于经济发展源泉的观点，本身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因为如果按着依附理论的主张，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应当归罪于不发达国家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那么如何解释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呢?又因为战后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意地避免实施当时风靡拉丁美洲的经济上自力更生和进口替代政策，而是一意追求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刻意地把自己与外国市场和资本联系起来。①而且，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富有自然资源或过去的资本积累一开始就占据优势，它们并不像中东的石油富国或拉丁美洲某些矿产丰富的国家，除了人力资源以外别无其他可以拿出来与别国竞争。

战后亚洲的经验证明，后起的发达国家相对于更有基础的工业强国来说实际上是具有优势的，对于这一点早期的自由贸易理论家已有所预见。亚洲后起的发达国家从日本开始可以从美国和欧洲买到最先进的技术，并且没有低效率的、陈旧的基础设施的负担。因此，只需花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可以在高科技领域具有竞争力(许多美国人说是太有竞争力了)。事实证明，不仅亚洲与欧洲和北美相比是如此，而且在亚洲内部，像泰国、马来西亚这样的比日本、韩国起步更晚的国家也同样具有比较优势。西方跨国公司按着自由经济教科书来运行：在亚洲开发低廉的劳动力，向他们提供市场、资本和技术，扮演着普及科技的角色。结果，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自立增长。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一位新加坡高官把自己的国家最不能容忍的三种恶习说成是：“嬉皮士、男少年留长发和批评跨国公司。”②这些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记录确实令人震惊。日本在60年代的年增长率为9．8%，70年代为6%。亚洲“四小龙”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同期年增长率为9．3%，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同期年增长率为8%。③在亚洲，我们可以对两个不同经济体系所取得的成就进行相互比较。台湾地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分裂时两地的生活水平基本相等，台湾地区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GNP年增长率为8．7%，到1989年人均GNP已达到7500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当时人均GNP只有350美元，而这一水平主要还是归功于近十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1960年韩国和朝鲜人均GNP也基本相同，到1961年，韩国放弃了进口替代政策，让国内外市场价格与国际挂钩。

继而韩国的经济年增长率以8．4%的速度增长，到1989年时，人均GNP为4500美元，比朝鲜高出4倍。①经济的巨大发展并未牺牲国内的社会公正。过去有人认为，在亚洲，工资被剥削得很低，各个政府都横征暴敛，压制消费需求，强调维持高储蓄率。然而，亚洲各国及地区达到一定的繁荣水平后，便迅速地开始进行平均分配。②台湾和韩国在过去30年间逐步缩小了收入差距。1952年台湾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是20%以下低收入阶层的15倍，而这个数字到1980年时已降到4．5倍。③按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下去，在下一个30年中，东盟其他国家也会把收入差距缩小到这种水平。

在拯救依附理论的最后努力中，某些支持者曾想试图提出，东盟国家的经济成就应当归功于计划和产业政策，而不应当归功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不过，虽然经济计划在东盟国家确实比美国发挥了相对更大的作用，但东盟国家中最成功的产业仍大多是在国内市场可以高度竞争并且参与国际市场的产业。①此外，绝大多数的左翼人士在把亚洲作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例子进行列举时，都无法容忍亚洲半专制主义的计划方式及其对劳动力和福利需求的无视。左翼比较喜欢的那种计划，连同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受害者的干预，从历史上看其经济效果并不十分显著。

亚洲战后的经济奇迹证明，资本主义是一条所有国家都可以走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第三世界，没有一个欠发达国家仅仅因为迟于欧洲才开始发展而处于劣势，也没有一个已建成的工业强国能够阻止后来者的发展，但这个国家必须按经济自由主义的规则办事。

如果在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对经济发展不构成障碍，那么亚洲以外的其他市场导向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这样快地发展呢?原因就在于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的现象，与亚洲的经济成功完全一样，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世人可见的事实，也是依附理论首先出现的地点。如果我们抛开诸如依附理论那样的新马克思主义，就会产生两大类的答案。

第一类答案是文化上的原因，即像拉丁美洲这样地区的人民，他们的习俗、宗教和社会结构与亚洲及欧洲不可同日而语，使他们拒绝高水平的经济发展。②文化上的原因相当重要，我们在本书第四部分还要回过头来进行研究。即使在部分社会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不存在重大的障碍，资本主义作为经济现代化之路的普及也不会毫无问题。

第二类答案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在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有效运行过，就是由于这些国家从来没有认真地尝试过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表面上的资本主义，而实际上都奉行重商主义，并且所有具有影响的国家部门都是以经济公正的名义建立起来的。这个答案的说服力很强。而且由于政策比文化更容易改变，我们不妨先研究这个原因。

北美继承了光荣革命带来的自由英国的哲学、传统和文化，而拉美却继承了许多17—18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封建制度，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对控制经济活动的强权，这种做法被称之为重商主义。按照一位专家的说法：“从殖民时代到今天，(巴西)政府从来没有改变过经济环境，达到‘后重商主义’的欧洲的发展水平……王室是最高的经济管理者，一切商业活动和生产活动都依赖特别许可、垄断经营和贸易特权。”①在拉美，国家权力通常不是用来保护西班牙征服南美后从英、法移民来的中产阶级企业家的经济利益，而是用来保护模仿欧洲旧时懒惰的、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的拉美上层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些特权阶层由于许多拉美国家政府从30年代到60年代实行进口替代政策而受到保护，躲过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进口替代政策把本国生产者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国内市场上，他们在那里不可能会实现潜在的规模经济。例如在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生产一辆汽车的成本高于在美国生产的60%-150%。②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拉丁美洲重商主义，倾向于在20世纪与拉丁美洲进步势力想把国家作为财富重新分配以建立社会公正的欲望结合起来。①这种结合有各种形式，包括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在30年代和40年代制定的劳工立法，不鼓励发展在亚洲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于是，左翼和右翼在强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的必要性方面形成了共识，结果导致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由人浮于事、效率极低的国有部门占主导地位。这些国有部门不是想直接控制经济活动，就是以耗费惊人的管理费用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

在巴西，国家不仅经营邮电业务，还生产钢铁，开采矿产和石油，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建造电厂和飞机场。这些国有公司不会破产，以政治任命形式雇佣管理人员，整个国家的价格特别是国有企业内部的价格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而是由势力强大的联盟之间经过政治协商来决定。④再以秘鲁为例。德索托在他的《另一条道路》中，介绍了他在利马的研究所是如何试图按着秘鲁政府制定的正式法律规定设立一个虚构的工厂的经过。整个手续要办理11项官僚程序，需要289天，花费1231美元(包括支付两项贿赂的费用)。这是相当于该国最低月工资的32倍。③根据德索托的介绍，成立一家新的企业，法规上的障碍是秘鲁企业家精神的重要障碍，特别是穷人的最大障碍。它说明了为什么那些不愿意而且没有能力与国家制定的贸易壁垒去抗争的人去发展庞大的非正式经济(即非法的或地下的经济)。拉美所有的大国都有庞大的非正式部门，其生产总值高达GNP总值的1／3。不用说，强迫经济活动进入非法渠道，经济效率必然不会高。用小说家劳萨的话来说：“关于拉丁美洲最令人相信的神话之一是对经济自由主义错误的理解给它造成的落后……”实际上，劳萨认为这种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存在过，在它的位置上存在的只是一种重商主义，即“一种官僚化的、法律多如牛毛的国家体制，而这种国家体制把国民财富的再分配看做比财富的创造更为重要”，而且，财富再分配的形式是“允许垄断，照顾与国家相互依存的少数人”。①拉丁美洲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严重性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其中最典型的是阿根廷。这个国家在1939年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瑞士，是意大利的2倍，加拿大的1／2；而现在却分别不到1／6、1／3和1／5。阿根廷经济发展长期倒退的直接原因就是它采用进口替代政策来应对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50年代庇隆当政时，这一政策得以强化并且制度化，庇隆本人还利用国家权力把财富重新分配给工人阶级，以此作为巩固他个人政权的一个手段。政治领导人坚决反对经济现实要求的能力，也许比庇隆1953年写给智利总统卡罗斯·伊瓦涅斯的信更能体现出来：“把所有能给的东西都给人民，特别是工人吧!如果你已经感到你给他们的太多了，请再给他们更多的东西。您将会看到这样的结果：每个人都用担心经济崩溃来吓唬你。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一个谎言，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比经济更具有弹性。每个人对它都如此恐惧，原因在于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懂得经济。”②坦率地说，阿根廷的技术官僚现在比庇隆过去更了解他们国家经济的性质，阿根廷目前面临着否认这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合理性的难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迫接受这项任务的人为庇隆的追随者之一、时任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卡洛斯·萨利纳斯领导的墨西哥比梅内姆的阿根廷更胆大，推行了一整套自由主义，进行了范围广泛的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包括降低税率、减少预算赤字、私有化(在1982年到1991年期间，1155个国有企业被卖掉875个)、打击偷逃税和公司官僚及工会中间的各种形式的贿赂，并且与美国就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结果在80年代末期连续3年GNP实际增长3%一4%，通货膨胀率降到20%以下，是历史上和拉美地区最低的通货膨胀率。①因此，社会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和对于先进的工业社会一样，不具备一种经济模式的吸引力。三四十年前，社会主义制度似乎比较可以接受。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愿意承认苏联或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以巨大的人力成本为代价的，仍然认为这种代价从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来看是合理的。他们自己的社会曾经是无知的，充满了暴力、落后和贫困。他们认为，按资本主义条件实现经济现代化也不是一个没有代价的过程，自己的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等不起欧洲和北美现代化所走的漫长的过程。

如今，这种论点已越来越站不住脚。亚洲的新兴工业国家在效仿德国及日本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经验的同时，已经证明经济自由主义可以使现代化滞后的国家赶上并超过更早实行现代化的国家，而且这一目标可以在30年或60年的时间内得以实现。尽管这一过程不是一个完全的、没有代价的过程，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痛苦与苏联人民所受到的全社会的恐怖相比要仁慈得多。 。

近年来，苏联、中国和东欧各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验给人们带来一种全新的认识范畴，使发展中国家不敢再选择社会主义作为发展的道路。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住在秘鲁丛林中，或一个南非白人居住区的游击队领袖是如何发动马列主义或毛泽东式的革命来推翻这些国家的政府的，就像在1917年或1949年那样。他也许会认为有必要夺取政权并且使用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砸碎旧的社会制度，创造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除此之外，他现在还必须意识到第一次革命的果实肯定是有限的，他也许会希望30年以后他的国家能达到60、70年代东欧的经济水平。这种水平从任何意义上来讲都不是一种陈旧。但是，他也许会进一步想到自己的国家将要在这种水平上停留很长的时间，若这个中央集权的社会以社会道德退化和环境污染的代价来超过东德的发展水平，他一定会想到有必要进行第二次革命，也就是要废除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然而，第二次革命并非易事。因为到那个时候，他的社会或许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他的经理或许已经与外部世界最流行的管理方法失去了联系，他的工人阶级或许完全丧失了过去曾经发扬过的工作精神。想到这些问题(他完全可以事先预料到)，他也许会认为实行自由市场的游击战争无须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直接进行第二次资本主义革命也许要容易一些。也就是说，通过让旧的社会制度与国际进行竞争并解放自己公民的社会创造力来打碎旧的、充满条条框框和官僚机构的国家机构，剥夺他们的财富、特权和社会地位。

不断进步的自然科学正在把人类社会引向资本主义，使人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重商主义、依附理论和许多其他理论幻想已经混淆了人们的视线，但亚洲和东欧的经验如今122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为判定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经济体系正确与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证实验台。

美国的机制现在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建立在自由经济原则之上的普遍的消费至上文化。它不仅适用于第三世界，而且也适用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先进技术和合理的劳动组织创造出的惊人生产力和充满活力的经济世界具有巨大的同化力，使之能力通过创造一个世界的全球市场，把世界上各个社会物理地相互联结起来，并且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创造一个平行的经济模式和常规。这个世界的魅力不断为参加到其中的所有人类社会开创一个非常强大的理想的制度，而这种参与的成功则需要采纳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磁带录像机的最后胜利。

第十章 知识的国度

于是我走向你们，啊，当今时代的人，走进知识的国度……但我怎么哪?对我一切的焦虑，我只能放声大笑。我的双眼从未见过任何如此斑斓，如此杂乱的东西。我笑啊笑啊，我的双脚一直在发抖，人一直在颤动。“这儿显然是所有颜色的发源地”，我说…

——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①

现在我们讨论本书最难的部分：现代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机制”能带来自由民主制度吗?倘若现代自然科学规定的先进的工业化的进程能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创造出一个牢固的基础，那它也能创造自由的政府和民主的参与吗?社会学家马丁·利普塞特在1959年所写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指出：在稳定的民主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其他指数，如城市化、教育等等)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高度的实证的相互作用，②先进的工业化与作为这种高度相互作用一部分的政治自由之间是否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呢?或者是否有这种可能，即政治自由只是欧洲文明及其各种流派的文化产物，由于一些毫不相干的原因偶然地形成了成功的工业化?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远不是偶然的，但隐藏在选择民主这一决策之后的动机从根本上讲则与经济无关。它们有另外一个源泉，虽然工业化可以推动它，但不会与其产生必然的联系。 ．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和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南欧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1958年，西班牙开始实施一项经济自由化政策，用对外开放的经济自由政策来取代佛朗哥体制的重商主义政策，于是出现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在佛朗哥去世前的十年间，西班牙经济年增长率为7．1%。葡萄牙和希腊紧随其后，增长率分别达到6．2%和6．4%。①工业化引起巨大社会变革：在西班牙，1950年时只有18%的人口居住在超过10万人的城市中，到1970年时，该数字已经提高到34%；②1950年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人口的半数从事农业，而整个西欧的这一比例只有24%；到1970年，只有希腊的数字仍为24%，而西班牙降到了21%。③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教育水平和个人收入也得以提高，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开始重视消费文化。虽然这些经济和社会变化本身没有带来更大的政治多元化，但它们创造了一种一旦政治条件成熟，多元化即可盛行的社会氛围。佛朗哥派手下的西班牙经济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罗多，领导了西班牙绝大部分的技术革命，有报导说他曾说过，西班牙在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时就可以实行民主。事实证明，他的讲话非常有预见性。1974年，就在佛朗哥去世前，西班牙的人均收入达到2446美元。①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在亚洲也可以看到。日本这个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实现稳定的自由民主的国家(日本的民主化可以说是靠武力实现的，但长期的民主已超过强制实行的民主的程度)。台湾地区和韩国，其教育水平和人均GNP在亚洲处于第二位和第三位，但政治制度的改变则是亚洲最深刻的。②例如台湾，执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有45%具有大学学历，而且都曾在美国留学。③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美国为60%，英国22%，而台湾竞达到45%，韩国为37%。

事实上，最坚定地推动议会更多地代表民意的正是台湾议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议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欧洲人在亚洲定居的国家当然早在二战前就已经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和民主化。

在南非，国民党1948年上台后便开始把种族隔离制度法制化。但该党所代表的南非白人社会与当代欧洲社会相比，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特别落后。当时的南非白人大多是很穷、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都是因为旱灾和生活艰苦而被迫移居城市的。④南非白人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在社会和经济上优先发展自己，主要是在公共部门就业。从1948年到1988年问，南非白人很快转变成一种居住在城市的、受过教育并且企业家素质越来越高的白领阶层。①通过接受教育，南非白人开始接触外部世界的政治规范和发展趋势，感到不能再把自己封闭起来。南非社会的自由化进程始于70年代末期，其标志为黑人工会重新合法和放宽新闻审查制度。1990年2月，德克勒克解禁非洲国大党，此时，南非政府在许多方面还仅是按照白人选民的意愿执政，这些白人选民如今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水平与欧美的选民并无多大差别。

苏联也进行了相似的社会变革，但速度要慢于亚洲国家。它也从一个农业国改造成一个工业社会，普及和专业教育水平不断提高。②这些社会变革是在柏林和古巴引起的冷战的背景下进行韵，但为后来民主化的进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放眼世界，先进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和新民主国家的出现，两者之间在整体上仍然存在很强的联动关系。在过去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西欧和北美，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南欧紧接其后，于70年代实现了稳定的民主制度；其中葡萄牙在70年代中期经历了最艰难的过渡期，原因在于它的起点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社会，只能等到旧制度解体后才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亚洲在经济上紧随欧洲，该地区各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与其经济发展程度非常吻合；在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都正向完全的民主化快速过渡，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也都在1990—1994年选举了共产党改革派；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拉美大国大致相似，也与这些国家一样，未能实现完全稳定的民主制度；非洲这个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民主国家，历史不长，而且也不稳定。①惟一明显不同的是中东，那里没有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但好几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欧洲不相上下。其原因显然是石油：石油收入使沙特、伊拉克、伊朗和阿联酋等国家获得了现代化的标志物——私人汽车、录像机、米格战斗轰炸机等等，但其社会却没有像其国民劳动创造的财富那样使社会发生变革。

为了说明为什么先进的工业化会带来自由民主，我们已经提出了三种观点，但每一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缺憾。第一种观点是职能作用的观点，认为只有民主才能调节现代经济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最推崇这一观点，他认为民主是一种所有社会的净化的普及：

把民主社会视为具有普遍性，其基本观点是因为社会越庞大越复杂，有效的政治组织就越重要，不仅指它的行政能力，还包括(不限于)它对普遍主义的法律秩序的支持……除了民主社会外，任何组织都无法使个人或某个集团在行使权力方面和作出具体某个有约束性的政策决策时能取得共识。

帕森斯的观点稍加修改便可以理解为民主是迅速解决工业化过程中利益集团激增的最有力的工具。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如工人阶级，它在其内部按产业和手工业专业化不断分化；又如管理人员阶层，他们的利益与最高管理层的利益并不一定吻合；还有政府的官员，在国家、地区、各个层面上都大量存在；最后是从外国合法或不合法进来的移民，他们希望能在发达国家开放的劳工市场上挣钱养家。该观点认为，民主在这样一种社会架构中更能发挥职能作用，因为它的适应性比较强。建立一个参与政治制度的普遍的、开放的标准可以使新的社会集团和利益集团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统一到总的政策共识上来，独裁统治也会随机应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比民主反应更迅速，1886年以后日本明治时期执政的寡头政客就是这样。但是，历史上也不乏出现过与之相反的例子，例如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或阿根廷的地主，这些心胸狭窄的统治贵族无视由于经济发展而发生在他们眼前的社会变革。

按照这一观点的思路，民主比独裁更具有职能作用，原因就在于一些新生的社会集团之间的许多冲突都必须在法律制度或者最终在政治制度框架内予以调整。市场本身并不能确定公共基础投资的恰当水平和地点，也不能调节劳工纠纷或航空运输的次数、职业健康或者安全标准。这些问题每个都很重要，而且肯定会反映到政治制度中来。如果新制度要公正地调整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并且采用一种在国内主要阶层都取得共识的方法来调整，那么这种方法就必须是民主制度。独裁制度可以以经济效率的名义来解决这些冲突，但现代经济的稳定运行有赖于它的众多的相互依赖的社会成分之间相互合作的意愿；如果它们不相信调解人的合法性，如果对政治制度不信任，就不会有整个制度平稳运仃所需的积极、热情的合作。

环境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此问题的处理上，典型地说明了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民主可以说更能发挥职能作用。先进的工业化带来的最引人关注的产品是严重的污染和环境破坏，这两个问题被经济学家称为“外部效应”，即强行摊派到不直接影响那些破坏环境的企业的第三方头上的成本。尽管各种理论对生态破坏的罪魁祸首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资本主义，有的说是社会主义。但经验证明，这两种社会制度对环境都不利，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社会主义企业，还是政府部门都把目光盯住经济增长或产量上，都尽可能试图回避支付外部效应的费用。①但是，既然人民不仅希望经济能增长，还希望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因此，找到一个公正的两者之间平衡点公平地分摊环境保护的成本，且保证没有人在乎会不会公平地承担这种成本，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

在此方面，恶劣的环境记录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环境的最有效的保护者，而真正的保护者是民主制度。民主政治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在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反而要比当时的独裁体制要快得多，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种允许地方政府对在本地区建造剧毒化学工厂提出抗议的政治体系，没有监督组织、企业和公司行为的自由，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具有足够的敏感性愿意拿出更多的钱来保护环境，最终就会发生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苏联咸海的枯竭、波兰克拉科夫市婴儿死亡率比已经相当高的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倍，或者捷克西部波西米亚流产率达到70%等的生态悲剧。⑦民主国家允许公民参与政治并因此能得到公民意见的反馈，一国政府如果没有民意反馈必将只关心能带来巨大利润的大公司而忽略公民个人的长远利益。

第二种观点是专制和一党执政随着时间推移肯定会瓦解。如果要担负起把国家建成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的责任，这种政治体制会瓦解得更快。革命的政权在早期可以利用韦伯称之为“神赋人权”的权威来“有效地统治国家”，然而一旦政权的缔造者过世就不能保证其继任者也能拥有同样的权威，甚至不敢保证他们具有管理国家所需的最基本能力。长期的独裁有可能会产生个人权力膨胀，做出愚蠢的事情。例如，罗马尼亚前统治者齐奥塞斯库在其豪宅附近架设了4万瓦的树形灯架，而当时那个国家正宣布实行定时的电力管制。在政权缔造者的追随者之间会发生自我毁灭的权力斗争，他们相互掣肘，内耗使他们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对这些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肆意的独裁，取代它们的只能是对新领导人的选择及监督制度程序不断固定化和法制化。如果有领导人的更迭程序，政治体系就可以免遭破坏，国家就可以及时更换失误政策的罪魁祸首。①这一类观点还可以适用于右翼专制制度向民主过渡的情况。民主是特权集团——军队、技术官僚、产业资产阶级之间结盟或妥协的产物。这些利益集团被争权夺利搞得筋疲力尽、一事无成，最后不得不作为次佳选择接受某个和约和权力分享的安排。②无论对于左翼共产主义还是对于右翼专制主义来说，民主只能在所有人都需要它的时候才能产生，甚至可以说它是精英集团权力之争的副产品。

第十章知识的国度 131第三类观点最有说服力。它认为，成功的工业化会创造中产阶级社会，而中产阶级社会需要政治参与和权利平等。虽然在工业化初期，经常会出现贫富差别，但经济发展最终会促进更大范围的条件平等，因为它需要大批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而这种范围广大的条件平等必然预示着人民会反对那些不尊重平等或不允许人民平等参与政治的政治制度。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是普及教育的结果，教育和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经常提到而且看上去一定会非常重要。①工业社会需要大批的熟练程度较高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经理、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因此，即使最独裁的国家如果想发展经济也需要同时发展普及教育和高级专业化教育，这样的社会没有一大批专业化的教育机构是不可能延续下去的。事实上，在发达国家中，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受教育水平。②在当代美国，阶级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文化水平的差别，具有较高学历的人进步较快。文化水平的差异已经潜入社会体系，缺少教育常被视为二等公民。

教育对政治态度的作用非常复杂，但是我们仍有理由认为它为民主社会创造了条件。现代教育中自我表现的目的是把人从偏见和传统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受过教育的人可以说不会盲目地屈服于权威，而是学着自我思考。这种情况即使不普遍，也仍可通过接受教育以更清楚地看清(甚至以一种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他的自我利益，教育还可使人对自己和对别人提出更高的要求。

换言之，他们获得了一种自己的同胞公民和祖国予以尊重的尊严意识。在传统的农民社会中，地主可以雇佣农民去杀掉其他农民，然后剥夺他们的土地，这些农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他们已习惯于屈从权威。在发达国家，从事专业的人可以因许多愚蠢的原因去服兵役，例如减肥或马拉松长跑，但他们不会仅因为某个穿军装的人命令他们这样做就会去当私人保镖或敢死队的志愿兵。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还可以认为，现代工业经济所需要的科技精英最终会要求享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因为对科学的探索只能在不同观点可以自由交换并被接受的氛围下进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苏联和中国出现大批的科技精英后，就产生了某种支持市场和经济自由化的倾向，因为市场和经济自由化更符合经济合理性的标准。在这里，这一观点已经扩展到政治领域：科学进步不仅有赖于科学探索的自由，而且有赖于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向言论自由和参与开放。∞因此，这三种观点都可以说明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实证研究看，二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而且谁也无法否认。然而，到最后这三种观点也没有一个能证明二者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帕森斯提出的观点的大意是：自由民主是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最有能力在共识的基础上解决冲突的社会制度。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法制具有普遍性和程序性的特点，因此为所有可以参加竞争的人提供了一个竞技场，让他们在那里建立联合关系，最后互相达成妥协。但是，自由民主制度并不一定是最适合解决社会冲突本身的社会制度。只有在这些冲突产生于在基本价值和游戏规则方面具有广泛并且既定的共识的利益集团之间，而且冲突的性质主要是经济上的，民主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不过，未来经济的冲突要棘手得多，因为常常涉及到诸如世袭的社会地位和国籍。对此，民主制度也能力有限。

美国民主制度能成功地解决美国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这并不说明民主也同样有能力解决在其他社会出现的冲突。

美国的经验非常独特，因为美国人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是“生而平等”。①美国人虽然背景、家乡和种族各不相同，但一旦来到美国就会抛开这些身份融入到一个新的没有明显社会阶级或长期的种族歧视的社会中。美国的社会和种族结构有很大的流动性，足以阻止严格的社会阶级、重要的次民族主义或语言少数民族的出现。④因此，美国的民主几乎不存在比其他更古老的社会中出现的难处理的社会冲突。

此外，即使美国的民主也未能成功地解决它最头疼的种族问题，即美国黑人问题。黑人奴隶制度是美国“生而平等”这一原则的最大例外，而且美国民主实际上无法通过民主的手段来解决奴隶制问题。奴隶制已经废除了很多年，而且美国黑人获得完全的法律平等也已经多年，可是许多美国黑人从根本上讲依然游离于美国文化的主流之外。鉴于这个问题的深刻文化背景，无论是对黑人还是对白人都是如此，因此，我们无法断定美国的民主是否真正能够至少赋予美国黑人以完全的民主，从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转变到更大范围的条件平等。

对于一个已经实现高度社会平等并且对部分基本价值已经形成共识的社会来说，自由民主制度也许能发挥更大的职能作用。

但是，对于按社会阶级、民族和宗教分化的社会而言，民主制度只能是一种打破僵持的处方。分化最典型的形式是在封建社会制度遗留下来的高度阶层化和不平等的阶级结构的国家中发生的阶级冲突。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就处于这种社会状况，菲律宾、秘鲁等第三世界国家现在仍然处于这种状况之中。社会被传统的少数特权者(最常见的是大地主)所支配，这些人既不能容忍其他阶级，也不是有能力的企业家，在这样一种国家中即使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也存在着财富、遗产、社会地位和权力之间的巨大不平等。而这些拥有特权的少数人却善于利用这些不平等来操纵民主进程。于是，一种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疾病开始蔓延：旧的社会阶级对国家的统治产生了左翼势力的抵抗，左翼势力认为民主制度本身已经出现腐败，需要连同它所保护的社会集团一起被彻底粉碎。一个保护无能的、懒惰的地主阶级利益并且会引发社会内战的民主制度不能被看做是在经济上具有职能作用的制度。①民主制度也不善于解决不同种族和民族集团之间的冲突，民族尊严问题天生就是不可妥协的主权，它只属于一个民族：不是亚美尼亚人就是阿塞拜疆人；不是立陶宛人就是俄罗斯人。而且，如果不同的民族集团发生冲突时，很少能有一种通过和平民主的妥协来消除分歧的办法，这一点与经济纠纷无法相提并论。

苏联不可能既维持统一，又实现民主。因为苏联各民族之间在享有共同的公民权和民族身份这个问题上没有共识，民主制度只能在这个国家分成若干个更小的民族实体后才能实现。令人奇怪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却很妥善地处理了种族多样性问题，不过，这种多样性是有某种范围限制的：例如美国的种族集团没有一个是生活在其传统的教会并且有自己语言的历史共同体，他们都不记得自己过去的祖国和主权。

现代独裁制度在创造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同时出现的社会条件方面，远不如民主制度更为有效。以菲律宾为例，菲律宾的社会如今在农村仍然维持着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少数传统的地主家族控制着大面积的可耕土地，菲律宾的地主与其他国家的地主上层阶级一样，毫无活力和能力；但尽管如此，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竟控制了菲律宾国家实现独立后的政治，而这一社会集团的持续统治反过来导致了菲律宾共产党及其军事右翼组成的新人民军的出现。新人民军是东南亚现存为数不多的毛泽东主义游击运动。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倒台以及阿基诺新政权在1986年的诞生，并没有解决土地分配和反政府游击队这两个问题，其原因至少是阿基诺夫人的家族也是菲律宾最大的地主家族之一。阿基诺就任总统以后，虽然致力于实施一项实质性的土地改革计划，但却培养了一个议会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应由作为改革对象的人所控制，于是民主制度受到了限制，无法推行资本主义增长和民族本身长期稳定所必需的平等的社会秩序。①在此情况下，独裁制度可能比民主更有能力建立一个现代社会，例如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就曾经行使独裁权力推行土地改革。1968—1980年期间，统治秘鲁的左翼军人也曾推行过类似的改革，在军人执政之前，秘鲁50%的土地被控制在700个大农场主手中，这些人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秘鲁的政治。军人政权发动了拉美地区继古巴之后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用工业家和技术官僚等现代精英来取代已往的农业寡头，并通过改善教育促进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①独裁制度还使秘鲁背上了一个规模更大、更没有效率的国有部门的包袱。②但也确实消灭了一切最明显的社会不平等，为1980年军人下台后经济现代化部门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利用独裁的国家权力来粉碎既定的社会集团的桎梏，并非列宁主义左翼的专利；右翼政权也曾用这种权力来为发展市场经济和实现最先进的工业化水平铺平道路。资本主义在流动性强而且平等的社会中最容易得到发展，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中产阶级能够摆脱传统的地主阶级和其他经济效率低的社会集团。倘若现代专制制度使用强制手段来加速这一进程，并且同时避免把资源和权力从低效率的传统地主阶级手中夺回来后又交给一个同样没有效率的国有部门，那么我们没理由说现代化的专制制度与最现代的“后工业”经济组织之间在经济上不能并存。正是这一思维逻辑导致米格朗尼昂及其他苏联知识分子主张在苏联设立拥有独裁权力的国家总统职位来实行向市场经济的“专制式过渡”。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会渐渐填平以阶级、民族、种族或宗教划分的鲜明的社会鸿沟，形成民主共识的机遇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不敢保证这些鸿沟会不会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而消失或者不会以更深的鸿沟重新出现。经济发展并没有淡化在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身份意识，实际上他们害怕被占统治地位的使用英语的文化所同化，因此强化了他们保持独特性的欲望，实际上回避了民族这个问题。因此，社会越复杂越多元化，民主并不一定更能发挥职能作用。事实上，如果一个社会的多元化超过一定界限，民主制度反而无能为力。我们在前而介绍的第二类观点，即民主制度最终是作为左翼或右翼非民主特权少数阶层之间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出现，在解释为什么全世界都肯定向自由民主方向发展时也不令人满意。因为根据这一观点，没有一个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集团会把民主制度作为奋斗目标，民主反而变成一种交战各方的停战协定，而且没有能力改变他们之间的权力平衡，使某个集团或某个精英人物胜出。换言之，苏联之所以出现民主制度，其原因只有一个，即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野心家需要用煽动的手法，用蛊惑人心的方法来击败现有的政党机器。但在其中一个获胜后，民主的作用便一去不再复返。同样，这一观点还可以说明拉美的民主制度充其量不过是专制的右翼和专制的左翼之间的妥协，或者是右翼派别中各个强权集团之间的妥协。这些集团其中一个一旦夺取政权，肯定会极力推选自己所喜爱的社会制度。这也许是描绘在某些国家民主进程的最准确的方法。但是，如果民主不是所有人的第一选择，它就很难得到稳定。因此，第二类观点不足以解释全世界都会向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①第三类观点，即先进的工业化能创造有文化的、能自然地选择自由权利和民主参与的中产阶级社会，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站得住脚，我们有理由明确地说，教育对民主即使不是绝对必要的前提条件，至少也是一种非常需要的氛围。我们很难想象民主能在一个大部分人是文盲，人民无法得到信息来行使选择权的社会中有效地运行。但是如果认为教育必然会带来对民主规范的信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从苏联到中国、韩国、台湾地区和巴西，教育水平的提高都与民主规范的普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教育中心的流行思想目前正好也是民主思想。一个台湾大学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工程学士学位后，如果相信自由民主制度是现代的最高级政治组织形式，他肯定会回到台湾。但这种情况与认为他的工程知识(在经济上对台湾十分重要)和他对自由民主的信仰之间有必然的联系的观点，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确实，认为教育会自然地让人学到民主价值的观点，反映了民主人士的一种强烈欲望。在其他社会发展时期，如果民主思想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在西方受教育的年轻人也许会怀着共产主义或法西斯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的信念回到祖国。如今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更高等的教育普遍地向年轻人灌输20世纪思想的历史和相对观点，鼓励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培养他们在自由民主国家行使公民权的能力。

但同时，西方也教育他们还要相信自由民主制度比其他政府形式更为优越。

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绝大部分比较喜欢自由民主制度，而不喜欢其他形式的专制主义。尽管这是事实，但它回避了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偏爱这一问题。很显然，对民主的偏爱并不是工业化进程本身的逻辑性所决定的，其实这一进程的逻辑性似乎会导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因为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其最适合的体制并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不论是列宁主义的自由民主还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经济与专制政治的混合体制。某些观察家把它称为“官僚专制国家”，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

实证研究已经证明，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的现化代国家在经济方面比民主国家干得更好。从历史上看，某些使人印象最深的经济增长记录都是这些国家创造的，包括帝国主义的德国，明治的日本，以及维特和斯托雷平时期的俄罗斯帝国，也有近代军人在1964年夺取政权后的巴西，皮诺切特当政的智利，当然还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①例如，在1961年到1968年期间，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国家(包括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智利和哥斯达尼加)的年平均增长率仅有2．1%，而保守的专制主义国家和地区(西班牙、葡萄牙、伊朗、台湾、韩国、泰国和巴基斯坦)则为5．2%。②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为什么肯定比民主国家经济发展更快，其原因相当直观，而且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已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民主国家，选民们也许会抽象地认可自由市场原则，但在处理自己的眼前经济利益时，他们都十分乐意抛弃这些原则。换句话说，我们无法预言民主主义的老百姓会做出理性的经济选择，或者经济上失败者不会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民主制度，尽管能反映其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从整体上讲，还是偏袒于福利，通过工资税收政策来抑制生产，保护走下坡路的、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并因此承受更大的预算赤字和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拿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80年代期间，美国通过一系列增长的预算赤字使花的钱比生产的要多得多，为了维护现有的消费水平，不得不限制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下一代的选择。美国人尽管对这种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损害他们长远利益的做法表示担忧，但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能认真地应对这一问题，原因在于它不能决定如何公正地分摊削减预算和增加税收所造成的痛苦。

因此，在美国，民主制度近年来没有显示出强有力的经济职能作用。

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原则上比民主制度更有能力推行真正的自由经济政策，更能防止限制经济增长的再分配目标对其进行干预。专制制度不需要解决夕阳工业中的工人失业或者对效率低的部门进行补贴，因为后者有政治权势，他们可以实际地利用国家权力，为了从长期的增长出发来抑制消费。韩国在6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内，政府能通过禁止罢工和通过禁止讨论工人扩大消费和福利问题来拒绝提高工资的要求。相反，韩国1987年向民主过渡时，新当选的政府刚刚通过民主选举，就不得不面对爆发的罢工和受到长期压抑的增加工资的要求，结果造成韩国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国家竞争力下降。当然，共产党政权会通过无理地限制消费来获得特别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但它们的经济长期增长和现代化能力都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集中了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二者的优点，他们既能够对其人民强制推行一种比较高度的社会纪律，又能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以鼓励发明和应用最现代的技术。

如果反对民主制度经济效率的观点认为民主制度在处理收入再分配和当前消费的利益关系时太相信市场的作用，那么另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它们没有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制度在许多方面与北美和西欧的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其经济政策更具有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完全以失去高经济增长为目标，不关注收入再分配和社会正义。我们不敢肯定，这些国家补贴和支持部分经济部门而牺牲其他经济部门的产业政策是否比日本和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对经济的扶持更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无论是否有效，无论是否合适或者是否还是仅限于有竞争力的市场，都明显地与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完全吻合。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台湾地区的经济计划者不顾在纺织业等轻工业中出现的阵痛和失业，成功地将投资资源从这些产业转移到电子和半导体这一类先进的工业上。在台湾地区，产业政策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只是因为政府能够保证经济计划的技术官僚不会受到政治上的压力，以至于他们能够强化市场作用并根据效率原则来做出决策。换言之，产业政策之所以在台湾地区能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台湾没有实行民主制度。一项美国的产业政策之所以无法改变其产业的经济，恰恰是美国比台湾地区及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更民主。在美国，经济计划整个过程会很快地为来自议会的压力所困扰，不论是想保护效率低的产业还是想通过特殊政策促进某个产业的发展。

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容置疑的关系，我们只要放眼世界就可以看到这点。但是，这种关系的实质都比它的表面更为复杂，至今还没有任何理论能予以适当的解释。现代自然科学和工业化进程的逻辑性在政治范畴中并没有一个惟一的方向，这一点与经济范畴不同。自由民主与工业的成熟相匹配，因此被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的公民所偏爱。但是，工业化和自由民主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的有方向性的历史所需要的“历史发展机制”同样也会既能带来一个自由主义的未来，也会引出一个官僚专制的未来。所以我们还要考察其他方面才能理解专制主义的当前危机和世界范围的民主革命。

第十一章 已经回答的老问题

对于康德的问题，能否有可能从世界主义者的观点写一部世界普遍史?我们暂时的回答是可以的。

现代自然科学已经不断地向世人揭示了过去几个世纪的人类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一种方向性和连续性的机制。即使我们不能再用把欧洲和北美的沧桑作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待，这一机制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除巴西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丛林中很快就会消失的部落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类没有受到该机制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一部分人类不是通过现代消费至上主义的普遍经济关系而与其他部分的人类发生联系。我们必须从世界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高度来认识过去几个世纪中真正世界文化的出现，而世界文化则以科技主导的经济增长及其产生和维系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核心。即使曾寻求抗拒这种融合的社会，从德川家族的日本到奥托曼土耳其、苏联、中国、缅甸和伊朗，也只能坚持一两代人。这些国家没有被占优势的军事技术打败，却倒在现代自然科学创造的五彩缤纷的物质世界中。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个消费至上的社会，但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社会不以此为发展目标。

根据我们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把握，历史是循环的这一观点是很难站住脚的，但这绝对不是说历史不会重复。读过修昔底德的人会注意到，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敌对状态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冲突两者非常相似。如果亲眼目睹过古代某些强大王朝的周期性兴衰并把它与当代的情况相比较，人们不会看不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但是，只要我们理解在历史的重复之间存在某种记忆和运动，那么，某些长期存在的历史模式的重现是符合一个有方向的、辩证的历史规律的。雅典的民主算不上现代民主，斯巴达尽管与斯大林的苏联有些相似，但绝不会有任何当代对应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想象的真正的循环历史，除非出现全球性大变革，让过去所有的记忆统统消失；而即使在核武器和全球变暖的时代，也很难设想出一个能诋毁现代自然科学思想的全球大变革。现代自然科学只要不是为传说中的“吸血鬼的心”所驱动，一定会在几代人的时间内自我重建，并恢复与之相伴的全部社会、经济和政治。从根本上逆转这一历史进程，就是与现代自然科学及其所创造的经济世界彻底决裂。当代社会选择决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军备竞赛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让它加人这个身不由己的世界之中。

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没有变为人类社会组织的真正的一种选择，而是成为通向灭亡的历史岔道。这些最正宗的专制主义，尽管造成无数的人成为它们的牺牲品，但其寿命却都比人生要短(希特勒主义在1945年、斯大林主义在1956年)。许多其他国家曾试图以某种形式重现专制主义，从中国革命到70年代中叶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进行的种族灭绝；另外也不乏许多独裁小国，包括左翼的朝鲜、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古巴及阿富汗和右翼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①但是，所有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以后的专制主义，都是出现在相对落后、相对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②共产主义长期无法在发达国家实现而在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中占上风，这一状况似乎告诉我们“专制主义的诱惑”正如瓦尔特·罗斯托所说实际上是一种“过渡病”，即处于某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因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所需要的病态条件。③至于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它出现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是否有可能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一个现代性本身的特有发明?文明的进步本应能消散这种敌意，如果30年代那一代人对其重新爆发感到震撼，那么谁能保证我们将来不会为新的敌意爆发(其原因迄今仍未发现)而惊叹呢?

当然，答案是我们无法也不能保证将来所有时代中又出现希特勒或波尔布特。那些当代以黑格尔自诩并认为“希特勒对于1945年后德国推行民主必不可少”的人已受到世人嘲讽。另一方面，一部世界普遍史并不需要为每个君主制度和每场战争进行辩护来展现一个更大的具有意义的人类发展模式。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发展过程存在过大的并且显然无法解释的中断，则进化过程的影响力和长期规律性并不会因此而减弱或有损其说明力，就像恐龙的突然灭绝不会诋毁生物进化论一样。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揭露希特勒的种族大屠杀罪行或者只希望多出几篇论述人类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的论文上，而应当深刻反思这一重大事件的可怕性。现在有一种倾向，不愿意理性地讨论大屠杀的历史原因，这在许多方面与反核分子不承认核武器的威慑力和战略使用的合理性的情况十分相似。这两种情况都隐含着对种族灭绝会“合理化”的担忧。有些作家把希特勒的种族大屠杀看成是现代社会某种意义的头等大事，他们都共同认为，这一事件不仅其邪恶是历史上惟一的，而且也是潜伏在社会表层之下的普遍邪恶的一种显现。但是这种观点自相矛盾：如果它是惟一的邪恶事件，是史无前例的，产生它的原因也应该是惟一的，是一种不会很容易在其他时代、其他国家重现的原因。①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看做是现代社会应当具有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它是一种的普遍的灾难，那么它只是民族主义泛滥这一可怕但司空见惯的现象的极端形式。它可以放慢历史火车的行进速度，但却不能使它出轨。

我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大屠杀是一种惟一的灾难，也是德国20年代至3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不仅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根本不会出现，而且将来在其他社会也很难(尽管有可能)再现。我们应当承认，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有许多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是司空见惯的并且很可能会重复出现，如在长期残酷战争中战败和经济衰退等等。但是，其他情况则只是德国当时特殊的思想和文化传统，如它的反唯物主义思想和对斗争和牺牲的崇尚，使德国与自由的法国和英国具有很大的反差。这些传统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性，它曾得到普法战争前后德意志帝国保护主义工业化造成的扭曲的社会分化的验证。虽然有些极端，但我们完全可以把纳粹主义看做是“过渡病”的另一个变异，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但绝不是现代社会的题中之义。①当然，不要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完了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就不会再出现这一现象了，但它确实说明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病态的而且是极端的历史条件，我们因此不能以偏概全来认识现代社会。

我们在说“斯大林主义或纳粹是社会发展引发的疾病”时，并不是我们不了解它们的畸形，也不是对其受害者缺乏同情心。

正如雷瓦尔所指出，80年代自由民主制度在某些国家取得胜利这一事实，对绝大多数过去一个世纪被专制主义夺去生命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②另一方面，他们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他们的痛苦没有得到抚慰，这些事实并不能让我们无言面对历史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模式这个问题。人们普遍希望，一部世界普遍史，如果人们能发掘出来，必须能起到一种不受宗教约束的自然神学的作用，也是对历史终结时代所有存在的事物的一种诠释。然而，没有一种世界普遍史可以满足这一希望。如果要编写这部世界普遍史，就必须从一开始便舍弃大量的历史细节和纹理，最后几乎肯定会忽略“史前”的所有人和时代。我们所能编撰的任何一部世界普遍史都将不可避免地回避许多对于所经历过的人来说太现实的事件。

一部世界普遍史只是一套思想工具，它不能取代上帝拯救每个历史的受害者。

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像大屠杀这样的历史断裂，不论有多可怕，都不能抹杀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连续并且非常强大的整体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历史存在着断层，不会降低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经历方面的异乎寻常的相似性。没有人会否认20世纪的生活与过去所有时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达民主国家的富裕居民嘲笑抽象的历史进步，但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落后之中，即生活在代表人类更早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我们承认，现代社会可以让人类邪恶以新的形式来表现，甚至也可以质疑人类道德进步这一事实，但我们过去坚信，现在仍然坚信，历史是朝着一个方向持续不断地前进的。

第十二章 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

迄今为止，我们所构建“社会发展机制”显然主要着眼于从经济上来解释历史。“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性”离开愿意不惜牺牲自己的需要或者为保护自己而利用科学来征服自然的人类，本身没有任何作用。科学本身(不论以机器生产形式还是以合理的劳动组织的形式)只是自然基本法则决定技术能力水平的境界。

推动人去开发这种可能性的是人的欲望：不是满足有限的“自然”需要的欲望，而是一种弹性极大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可能性境界受到不断的推动。

换句话说，“社会发展机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历史，但得出一个完全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正是发自“自然的人’’的生产和消费的欲望致使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不愿种地而想到大工厂或大公司去就业，抛弃祖业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获得教育和遵守时间的纪律。

然而，与马克思的初衷相悖，那种允许人们以最平等的方式生产和消费最大数量产品的社会并不是一种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用以下语言描绘了共产主义带来的自由王国：

事实上，只有由人的需要和庸俗的目的所决定的劳动停止后自由王国才开始；因此，从本质上讲它超出了实际物质生产范畴。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中，文明人和原始人一样，都必须与大自然搏斗来满足自身的需要，维持并延续生命。随着人的发展，他生理需要的必然王国也随着他自身需要的扩大而扩大，但满足这些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在提高。在这个必然王国中，自由只是与大自然的交往，挣脱大自然喜怒无常的支配，并以最少的能源消费和对人性最好、最值得的条件把大自然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但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必然王国。当人的能力作为其终点提高到超过这个必然王国后，真正的自由王国便开始了。但自由王国只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之上。工作日的缩短是它的基本条件。①

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实际上是一天4小时工作制，也就是一种生产力极高的社会，一个人在上午的劳动完全可以满足他本人及其家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下午和晚上可以去打猎，或者去写诗或当一个文学评论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像苏联或者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的真实世界的共产主义社会曾进入过自由王国，标志是很少有人每天老老实实地工作4小时以上。但是4小时以外的时间也很少用来写诗或当文学批评家，因为弄不好要坐牢。他们只能排队购买食物，喝酒，或者找机会到设在饱受污染、人满为患的沙滩去休假。但是，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

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平均为4小时，那么也只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4小时或两小时，六七个小时的“剩余劳动”时间并没有只进了资本家的腰包，它也会帮助工人购买汽车、洗衣机、野餐用具和帐篷。这种社会是否构成任何意义上的“自由王国”是另一个问题，但一个美国工人与一个苏联工人相比，显然离“必然王国”远得多。

当然，每个工人的生产率统计与幸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马克思解释说，物质需要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所以必须了解哪种社会能更好地处理需要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才能了解它们其中哪个能给工人带来更大的满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对西方消费至上主义社会创造的需求表现出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望，但却没有满足它们的手段。昂纳克过去经常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生产水平“比德国皇帝时期高得多”。确实，它比人类过去绝大多数社会都好得多，并且超出无数倍地满足了人的“自然”需要。然而，这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性。东德人并没有拿他们自己与德国皇帝时期的人相比，而是与当代西德人比较，因此发现他们的社会还非常贫乏。

如果人主要是一个由其欲望和理性支配的经济动物，那么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应当是不同人类社会和文化之间会非常相似。

这就是“现代化理论”的结论，它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历史发展主要动力的观点。现代化理论在1990年似乎比15—20年前遭受学术界猛烈攻击时更具有说服力。几乎所有成功地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国家看起来确实相似。虽然有许多条道路可供各国选择来走向历史的终结，但除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外，他们似乎很少关注现代社会的其他形态。①现代化国家或地区，从西班牙到葡萄牙到苏联和中国，到台湾和韩国，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但是，像所有用经济观点解释历史的理论一样，现代化理论也有些许缺陷。这一理论只有在人是一个经济动物的前提下，只有当人受到经济增长和工业合理性必要性的支配时才能指导实践。它的雄辩的说服力来自于人，特别作为群体的人，他们确定在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一直在实践这一理论。然而，人还有其他一些与经济毫无关系的动机，而且历史断层(导致出现希特勒和霍梅尼现象的绝大多数人类战争、宗教、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情绪的进发)也在于此。一部真正的人的世界普遍史必须能够不仅解释历史明显的、渐进的发展趋势，而且还要说明历史发展的断层和出乎意料的事件。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民主这一现象，我们如果只从经济学上来理解，显然无法作充分的解释。对历史的所有经济学诠释把我们带到了自由民主乐土的门口，但它却没有把我们一直送进里面去。经济现代化进程也许带来某些像部落或农业社会向城市、受教育以及中产阶级社会转变这种大范围的社会变革，并以某种方式为民主制度创造所需的物质条件。但是，这一进程不能解释民主制度本身，因为如果研究这一进程的内涵，我们会发现经济学几乎从来不会选择民主制度。首批重大的民主革命，如美国和法国革命，都几乎与英国工业革命同时爆发，都发生在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实现今天意义上的现代化之前。所以，它们在选择人权时不会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也许对他们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而英国女王却向他们征税大为不满，但他们为建立新的民主秩序而宣布独立并向英国宣战的决定却很难解释经济效率问题。这样，在接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许多时刻，为选择繁荣而舍去自由的情况屡见不鲜——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亲英庄园主反对《美国独立宣言》，到德国和日本19世纪专制主义者搞现代化，还有当代邓小平在继续坚持共产党专政条件下实行经济搞活和现代化，一直到新加坡李光耀认为民主对新加坡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是个障碍。然而，在各个时代，都曾有人为了非经济的目的拿他们的生命和生活来冒险去为民主权利而奋斗。

没有民主主义者，没有一个由民主制度造就的民主人士来企盼并打造民主，就没有民主制度。

此外，一部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不断发展基础之上的世界普遍史只能囊括从16世纪和17世纪发现科学方法开始起的过去的400年左右的人类历史。科学方法和人类欲望的解放使人类竭尽余力去征服自然并让自然服务于人类，但这二者都不是无中生有地从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和英国哲学家培根的笔下出现的。一部更全面的世界普遍史，即使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现代自然科学，也必须理解科学在“前现代”时期的发源以及藏匿在经济人欲望之后的欲望。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对当今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自由主义革命还是对任何一部世界普遍史，我们为理解它们的基础所作的努力并没有走得太远。现代经济世界是一个庞大的并且有很强约束力的体系，宛如一把铁钳牢牢地钳住我们的许多生活，但形成这一状况的过程却与没有历史本身连接起来，而且并不足以说明我们是否到达了历史的尽头。因此，我们最好不要相信马克思和受其经济学历史观影响的社会科学体系，而应相信黑格尔，他是马克思的“唯心主义”前辈，他作为第一位哲学家回．应了康德提出的写一部世界普遍史的挑战。黑格尔对历史进程中存在的“历史发展机制”的理解深度是马克思或所有当代社会科学家所无法比拟的。对于黑格尔来说，人类历史的基本动力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也不是促进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欲望的不断膨胀，而是一种完全非经济的动力，即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

黑格尔的世界普遍史不仅补充完善了我们只勾画出其轮廓的那种“历史发展机制”，而且还带给我们一种对人的更广义的认识——作为人的人——使我们得以理解历史发展的断层、战争以及平静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非理性，这些都是实际的人类历史的特征。

回归黑格尔十分重要，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用来了解人类历史的进程将会永远继续下去还是走蓟了尽头。作为这一分析的起点，让我们先接受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历史辩证地发展或通过矛盾运动发展的这个命题，暂不考虑辩证法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也就是说，世界部分地区出现的某种形式的社会政治组织，其本身应包含着一种随时导致其灭亡或被其他不同的并且更好的社会政治组织所替代的内在矛盾。这个历史终结的问题可以这样来讨论，即在当代自由民主秩序中是否存在一种能让我们看到历史进程将继续并且会产生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秩序的内在矛盾。我们如果看到一种相当偏激、并有可能导致自由民主社会(用60年代的话来说是整个“体系”)垮台的社会不满情绪，我们会承认这种内在矛盾确实存在。在当代自由民主社会中的确存在某些问题，甚至存在着像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犯罪或毒品这类严重问题，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这类问题，除非严重到无法在制度内部予以解决、严重侵蚀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致使制度崩溃的程度，否则不会成为一种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的长期贫困对于马克思来说不只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矛盾，因为它会导致革命，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结构并用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相反我们会申辩说，如果目前社会及政治组织形式完全满足了人的最基本需要，历史就走到尽头了。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是否仍存在着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任何矛盾?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我们可以观察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看看是否存在一个能显示出某个社会形态优于另一个社会砸碎的历史模式。就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不想对“效用”和“价值”本身做出定义，而宁愿接受以价格来表示的它的市场价值一样，我们也必须接受世界历史的市场价值。我们会把人类历史视为不同制度或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一种对话或竞争。在这场对话中，各个社会或通过军事占领，或以更优越的经济制度、更稳定的国内政局战胜或在时间上超过另一个社会。④如果人类社会经过数世纪发展都朝着自由民主这个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演变或聚集，如果自由民主是惟一的最佳选择，并且如果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表示根本的不满，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对话得出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性结论，历史主义哲学家会不得不接受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终结性。世界历史是公理的最终裁判。②这并不是说采用这种方法的人都会信奉“强权出公理”这一信条惟权力和成功是从。我们没有必要承认各位在世界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不可一世的暴君和想象的帝国创建者，关键是发现某个能在世界历史全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制度或体系，这种制度或体系必须具备解决从人类历史一开始就存在的人的满足问题的能力，以及不断适应人类不断改变的环境的能力。③可是，这种“历史学”方法，无论多么专业，仍会受到以下问题的困扰：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表面上取胜的社会制度(此处指自由民主制度)似乎没有“矛盾”的状态不是一种假象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又如何才能肯定不会出现能推动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的新矛盾呢?人本性中有基本特征和非基本特征上下两个层面，没有这个必要的概念，就无法知道一个表面的社会安定是否能表示人的需要得到了真正的满足，而不是表示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特别有成绩或者仅表示革命风暴来临前的寂静。我们不会忘记，法国革命前夕的欧洲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是一派和平盛世景象，70年代的伊朗和80年代的东欧国家情况也相似。再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当代女权主义者断言，最根本的历史应当是各种“父系”社会之间的冲突史，而“母系”社会则较之更统一、更有母爱而且更热爱和平，因此是一个可行的替代社会形态。由于母系社会没有现有的实例，所以无法进行实证研究。①而且，倘若事实证明女权主义者对人类个性解放在妇女方面的可能性的理解是正确的，未来很可能会出现母系社会。要是这样，我们显然还没有达到历史的终结阶段。

确定是否达到历史终结阶段的另一种方法称为“跨历史的”方法，或一种基于自然概念的“跨历史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人的跨历史概念出发来判断现行自由民主制度是否合法。我们不能只看到英国和美国民众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的实证，而应当寻求理解人的本质，即人作为人始终具有但不是每时每刻都表露出来的人性，并按该标准来确定当代民主国家的合法性。

这一方法将把我们从现在的死胡同中引导出来，也就是从我们想判断的社会本身所设定的标准和期望中解脱出来。④人性不是一次性造就的，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自我形成的，这一事实并不能让我们不用再去讨论人性这一个话题，不论这个人性是一种自我创造过程的结构，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或终极。②例如，如果康德认为，人的理性除作为一种长期的社会进程的积累外，并不能充分开发；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理性视为不是人的本性。④第十二章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 157最后，没有一个永久的、跨历史的标准，即如果不讨论人性，“历史”显然也无法讨论，更不用说讨论“世界普遍史”。

“历史”不是给定的，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流水账，而是一项辨别事件重要性抽象化的意识工作。这种抽象所依据的标准是可变的。例如，在过去几代人中，曾有过研究重心从外交和军事历史，转向社会历史、妇女和弱势群体历史或者“日常生活”历史的过程。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曾从富人或强者转到较低的社会阶层，这一事实并不说明对历史选择标准的放弃，而只是标准的改变，以适应一种更新的并且更平等主义的意识。然而，不论是外交历史学家还是社会历史学家，都无法回避重大事件或非重大事件的选择，并且因此必须参照一种存在于历史“之外”(有时在专业历史学家本身能力范围之外)某个地方的标准。这就是一部历史的真谛，抽象程度更高的世界普遍史更是如此。

“世界普遍史学家”必须准备把所有人和所有时间划分成“史前”或“非历史”的人和时间，因为它们都不包括他或她的历史的中心“情节”。

因此，如果我们必须触及历史的终结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必须把对历史的讨论放下来，转而讨论人性的问题。我们无法仅仅局限于用当代世界向我们展示的实证来讨论自由民主制度的远景——它对生活在其社会制度中的人所具有的吸引力，以及它对长期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中的人的持久影响力，而是必须直接地、明确地提出一个跨历史标准的人性，用以判定每个社会制度或社会体系的好与坏。柯耶夫声称，我们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一个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可以完全满足它的公民。换句话说，现代的自由民主世界其内部没有矛盾。评价这句断言时，我们不想受误解柯耶夫论点的异见的影响，如有人认为，某个社会团体或个人由于贫困、种族歧视而不能平等地得到社会的好处，就会表示不满。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基本原则，即我们社会的“好处”是否真正的好而且“作为人的人”是否真正感到满足，或者某个其他形态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组织原则上能否提供一种更高级的满足。为回答这个问题，为理解当今时代是否确实是一个“人类的旧时代”，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看出现在历史进程开始前的自然人。换句话说，看看“最初之人”。

第三部分 为获得认可而斗争

第十三章 最初只是一场为纯粹名誉而战的殊死战争

只有拿生命来冒险才能获得自由。只有以生命为赌注才能证明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单纯的存在，也不只是它第一次出现时的直接形态……一个具有特征的人，如果不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也会获得作为人的认可，但他领悟不到作为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人获得认可的真谛。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①

所有人类起源学意义上的欲望——产生自我意识、人的真实的欲望——最终都是一种“获得认可”的欲望官能。人的真实“暴露”出来的以生命为代价的冒险是一种寻求这一欲望的冒险。

因此，谈论自我意识的“起源”时一定要提到一场为获得“认可”的殊死战斗。

——柯耶夫：《黑格尔导读》

世界各地，从西班牙和阿根廷到匈牙利和波兰，当人民在推翻专制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时，什么问题最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讲，答案是绝对消极的，是根据前一种政治秩序的错误和不公平做出的答案：他们想摆脱那些过去骑在他们头上的可恶的军官和党魁，或者想生活在没有恐惧和任意逮捕的环境中。生活在东欧和苏联的人民认为或者希望他们正在实现资本主义的繁荣，因为资本主义和民主在许多人头脑中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完全有可能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实现繁荣，西班牙、韩国或中国台湾就在独裁统治下实现了繁荣。然而，在它们中，繁荣并不充分。对于20世纪后期自由主义革命以及从18世纪美国和法国革命以来任何自由主义革命，把人的基本冲动作为这些革命的动因来描绘从根本上讲是牵强附会的，因为只强调了经济。现代自然科学创造的“历史发展机制”在解释历史进程时，仍然不完整而且最终不令人满意。自由政府在展现自己：美国总统或法国总统称赞自由和民主是一种本质上的善，因而似乎能引起全世界人的共鸣。

为了理解这种共鸣，我们有必要回到黑格尔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第一个因应康德的挑战并填补了那部最严肃的世界普遍史在许多方面留下的空白。正如柯耶夫所做的说明，黑格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替代的“历史发展机制”，用来理解以“为获得认可而斗争”为主线的历史进程。尽管我们需要坚持我们研究历史所采用的经济观点，但“获得认可”为我们再现了一种完全的非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它对人类动机的理解比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或从马克思派生的社会学要丰富得多。

当然，这里有个问题，即柯耶夫的解释是否符合黑格尔的原意，或者说柯耶夫是否在其中加入了他本人的思想。柯耶夫确实吸收了黑格尔学说的部分内容，如“为获得认可而斗争”和“历第十三章最初只是一场为纯粹名誊而战的殊死战争 163史的终结”，并用一种也许黑格尔本人也没有采取的方法，把它们作为该学说中最闪光的亮点。尽管诠释黑格尔原著对于“本议题”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但我们的兴趣不在黑格尔本身，而在柯耶夫所解释的那个黑格尔身上，或者在一个名叫黑格尔一柯耶夫的、可能是全新的、综合的哲学家上。从此以后，每当提到黑格尔时，我们实际上指黑格尔一柯耶夫，而且我们所注重的是思想本身，而不是最初表达这些思想的哲学家。①人们也许会认为，为了理解自由主义的真正含义，我们需要走得更远，回到这些最初创立自由主义的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所产生的时代，因为最古老、最持久的自由社会——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体系中指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洛克思想的典型表现形式。其实，我们虽然想回到霍布斯和洛克，但黑格尔对我们具有特殊意义，其原因有两个：第一，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比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解层次更高。实际上，生活在洛克的自由主义时代的人，对由这种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及其“原型产品”——资产阶级一直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其根本原因是一个道德问题，即资产阶级只关心它自己的物质利益，既不爱国，也没有公德，更不愿为自己周围的社会作贡献。简言之，资产阶级就是利己主义，而且个人利己主义已经成为马克思左派和贵族共和主义右派攻击自由社会时共同的批判靶子。黑格尔与霍布斯和洛克截然相反，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的自由社会，这种自由社会建立在人性的非利己主义部分之上并寻求把这部分作为现代政治的核心。他最后能否成功还要拭目以待，这个问题将在本书最后部分来讨论。

第二，把历史看做是一种“获得认可的斗争”，这种方法对观察当代世界非常有用，而且非常有启发性。迄今为止，我们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非常习惯于当前那些把所有动机归结为经济原因的现象，我们的个人理解力如此资产阶级化，以至于我们经常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政治生活是完全非经济的。确实，我们甚至没有一个共同的词汇来谈论人性中导致绝大部分战争和冲突的傲慢和过分自信的一面。“为获得认可而斗争”是一种和政治哲学有同样长历史的概念，意指一种与政治生活本身相关联的现象。如果目前我们对这个语汇很陌生，只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已经在过去400年中成功地经济化了。然而，不论在苏联、东欧、南非、亚洲、拉丁美洲，还是在美国本国，“为获得认可而斗争”

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并成为当代争取自由权利运动的基础。

为理解“为获得认可而斗争”的含义，我们需要理解黑格尔关于人或人性的概念。①对那些先于黑格尔的早期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关于人性的讨论只适用于对“最初之人”，即“自然状态”下的人的描绘。霍布斯、洛克及卢梭从来无意把自由状态理解为对原始人的一种经验的或历史的解释，而是一种尝试以揭示人个性的因袭性——如某人是意大利人或者是贵族或佛教徒——并揭示那些作为人的人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黑格尔否认他有一套“自然状态”的学说，而且他确实抵制过一种关于人性持久不变的概念。对于人来说，他是随意的而且是不确定的，因此能够在历史进程中创造自己的本性。然而，这一历史的自我创造过程有一个起点，它和“自然状态学说”一样，在寻找所有意图和目的。①黑格尔在《思维现象学》中描绘了一个原始的“最初之人”，他生活在历史开始的时期，他的哲学功能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自然状态的人”根本无法区别。也就是说，这个“最初之人”是人的原型，拥有公民社会和历史进程开始前即已存在的基本人类属性。

黑格尔的“最初之人”在基本的自然欲望方面与动物基本相同，如对食物、睡眠、藏身等的欲望，尤其是维持自己生命的欲望。对黑格尔来说，他是自然或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但黑格尔的“最初之人”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他所需要的既有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客观的对象——一块牛排，或一件用来保暖的皮夹克，或一片藏身之处——，，也有完全非物质的对象。首先，他需要得到别人的需要，即被其他人所需要或者被其他人认可。确实，对于黑格尔来说，单独一个人，在没有获得其他人认可前，不会有自我意识，即不会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个人。人，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存在：他自己的自我价值和身份的意识与其他人赋予他的价值密切相连。用大卫·理斯曼的话来说，他从根本上是“依附他人的”。②尽管动物也有社会性，但这种社会性是本能的而且建立在相互满足本能需要的基础之上。海豚或猴子要鱼或香蕉，但不要其他海豚或猴子的需要。按照柯耶夫的解释，只有人才能需要一种“从生物学观点看完全没有用的对象(如奖章或敌人的旗帜)”；他需要这些对象并不是为了追求对象的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别人也需要这些对象。

但是，在第二种方法或其他更基本的方法中，黑格尔的“最初之人”有别于动物，这个人不仅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而且想作为人来获得别人认可。人这一身份是由人拿生命冒险的能力构成的，这是他最根本、最独特的特征。因此，“最初之人”与其他人遭遇后会发生暴力战斗，每一方都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寻求获得另一方的认可。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依附他人的而且是社会的动物，但他的社会性把他引入的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公民社会，而是一场为纯粹的名誉而进行的殊死暴力战斗。这场“血腥的战斗”的结果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双方都战死疆场，生命本身，人的或自然的，统统灭亡；二是其中一方被消灭，但劫后余生者并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其他能有认可他的意识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三是这场战斗分出了输赢，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中一方没有选择冒死奋争而决定屈当奴隶。于是，主人得到了满足，因为他已经以生命为赌注赢到了其他人对他所做一切的认可。在黑格尔的自然状态中，“最初之人”之间的第一次遭遇像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或洛克的战争状态一样，充满了暴力，但其结果并不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契约或其他公民社会的形式，而是一种高度不平等的统治与奴役的关系。①对于黑格尔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原始社会被社会阶级所分割。但黑格尔不像马克思，他相信最重要的阶级差别并不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例如一个人是地主还是农民，而是根据一个人对暴力死亡的态度来决定的。社会被分割为一边是愿意用生命来冒险的主人，另一边是不敢冒死的奴隶。黑格尔对早期阶级划分的理解，从历史的角度看，很可能比马克思的观点准确。许多传统的贵族社会最初都是兴起于游牧部族的“武士道”精神，他们通过在残忍、野蛮和勇敢上占上风而征服了比较愿意固定居住的人。首次征服后，主人的后代开始固定居住并靠向他们所统治的众多农民“奴隶”，征税或纳贡为自己建立起一种地主式的经济关系。但是，武士道这种建立在敢于拿生命冒险基础上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意识，在和平和安逸使同样的贵族堕落为放纵和颓废的朝臣许多年后仍然是贵族社会文化的精髓。

黑格尔对早期人的此番描绘，现代人听起来非常奇特，尤其是他把为纯粹的名誉拼死的自愿当做是一种基本人性。因为这种不怕死的自愿只是原始社会的一种习俗，已连同决斗和复仇这类暴力而日渐稀少。①在我们的世界中，确实还有人在为名誉、旗帜或一件衣服在血腥的战斗中拼死，但他们逐渐地都属于一些暴力组织，或靠贩卖毒品为生，或居住在像阿富汗一类的国家。为什么追求纯粹象征性的价值、名誉或认可而心甘情愿地去杀人或被人杀的人，比那些在挑战面前更容易让步、愿意诉诸和平的仲裁或法院的人更具有人性?

在名誉之争的战斗中甘愿拼死，它的重要意义只有当我们更深刻地领会黑格尔对人类自由含义的观点时才能理解。在我们熟悉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自由主义体系中，通常把自由理解为某种完全没有约束的状态。于是，根据霍布斯的观点，从严格意义上讲，“‘自由’意味着妨碍物(我指对人的活动的外部阻碍)的消失，并且无论对有理性的还是对没有理性和生命的创造物都同样适用”。根据这个定义，一块从山上往下滚的岩石和在森林中到处乱窜的饿熊，如果没有阻挡，都可称为是“自由”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岩石的滚动是由地心引力和山坡的倾斜决定的，就像熊的行为是通过一系列天生的欲望、本能和需要相互作用来决定一样。一只在森林寻觅食物的饿熊只有形式上的“自由”，它除了解决饥饿及满足本能需要外没有其他选择。熊绝不会出于更高级的动机用绝食来示威。岩石和熊的表现都由它们本身的生理和它们周围的自然环境所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像一台按某种规则运行的程控机器，而最根本的规则则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 、根据霍布斯的定义，所有身体上不受任何束缚的人都可以被视为是“自由”的。但是，如果人具有生理或动物本性，他或她也能被看做为只是其需要、本能、欲望及感情的一种有限的组合，它们之间以一种非常复杂但最基本的方法互相作用，从而决定着人的行为。因此，一个饥寒交迫的人，在寻求满足自己对食物和住所的本性需要时，其自由程度与熊甚至与岩石相比并不更高：他只不过是一台更复杂的机器，正按一套更复杂的规则在运行。在寻找食物和住所时没有身体上的束缚，这一事实本身制造的只是自由的表象，而不是它的本体。

霍布斯伟大的政治著作《利维坦》就是从描写那种像一台高度复杂的机器的人开始的。他把人性分解成一系列基本情感，如喜悦、痛苦、恐惧、期望、愤怒和野心。他相信，通过对这些情感进行不同的组合，完全可以确定和解释人的所有行为。于是，霍布斯到底没有相信，判断人是否自由关键是看他是否有道德选择能力。人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具有理性，但这种理性只适用于像自然给予的自我保存那样的结果。而自然可以被完全解释为事物运动定律，即英国科学家牛顿发现的物质运动定律。

与之相反，黑格尔则从一个对人的完全不同的解释人手。人不仅由他们生理或动物本性来决定，他的人性本身还具有超越或否定这种动物本性的能力。他不仅具有霍布斯的身体上不受束缚的形式上的自由，而且具有自然无法从根本上支配的超自然意义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他自己的本性、他周围的自然环境及自然法则。简言之，他应当具有真正的道德选择能力，能够在两种行动之间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不只是根据哪个行动功利比较大来决定，也不只是一套情感和本能战胜另一套情感和本能的结果，而是因为他本身就应当具有制定规则并遵守规则的自由。人特有的尊严不在于他是否具有高级的算计能力，使他比低级动物更聪明，而在于他自由的道德选择能力。

但是，我们如何能知道人在这个更深的层次上是否自由呢?

肯定地说，人做出的选择实际上只是一种利己的算计，只满足于他的动物性欲望或情感。例如，一个人不敢在邻居家果园里偷苹果，可以完全不是出于他的道德意识，而是因为他害怕得到比挨饿更重的惩罚，或者因为他知道邻居不久将出门旅行让他便可以随便摘取。于是，他会用这种方式进行算计。但即使这样，他(在这种情况下)与一个抢苹果的动物也没有什么高低级之分，都受自然的本能支配。

黑格尔肯定不会否认，人有他动物的一面或者有一种限定的或既定的本性：他必须吃饭和睡觉。但他显然也能够以一种完全逆反其本能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更高级或更强烈的本能，而是纯粹为了逆反。这就是为什么为了纯粹的名誉而拼死战斗这种自愿在黑格尔对历史的描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通过甘冒生命的危险，人可以证明他能够逆反他最强烈而且最基本的本能，即自我保存的本能。正如柯耶夫所指出的，人的人性欲望一定要战胜他的自我保存的动物性欲望。这一点对于理解为什么在历史初期的原始战斗只集中在名誉、奖章或旗帜这类意味着获得认可的琐碎事物上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我之所以战斗，目的在于获得别人的认可，让他承认我甘愿冒生命危险，因此是一个自由的、真正的人。如果血腥的战斗是为了其他目的(或像我们这些霍布斯及洛克派的现代资产阶级所说的，某些“理性的”目的)，诸如保护我们的家庭，或获得敌方的土地及财产等，那么这场战斗本身只会是满足某些其他动物性需要的手段。确实，许多比人较低级的动物也能够为了(比如说)保护自己的幼子或保卫栖居的地盘而拼死战斗。在这些情况中，这种行为是由本能和确保物种继续生存而不断进化的需要所决定的，只有人才会仅仅为了证明他不惜自己的生命，他是为比一台复杂的机器或一个“情感的奴隶”更优越这一惟一的目的而进行一场殊死战斗的。①简言之，为了显示自己的自由和人特有的尊严而进行战斗。有人认为，“反本能”的行为，如愿意冒死进行一场名誉战斗，只能由另一个更深层的而且更为返祖性的本能来决定，但黑格尔也许并不知道有这种本能。事实上，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动物和人都为名誉而战，尽管没有人可以肯定后者是正常的行为者。如果我们认真地接受现代自然科学的教诲，人类王国完全是属于自然王国的，而且同样由自然法则来决定。所有人的行为最终都可以用行为心理学和人类学来解释，而心理学和人类学又是建立在生物学和化学并且最终是自然力的作用之上的。

黑格尔及其继承者伊曼纽尔·康德意识到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对人类自由选择能力的威胁。康德的伟大著作《纯理性批判》的最终目的就是在机械的自然因果关系这片汪洋中隔出一座“孤岛”，在严格的哲学意义上，使其成为人真正的道德选择自由与现代物理学共存的场所。黑格尔承认这个“孤岛”的存在，但他眼中的“孤岛”要比康德设想的大得多，广阔得多。这两位哲学伟人都相信，在某些方面，人并不完全受物理定律支配。这不是说人比光速跑得快或人能挣脱地球引力，而且说人的思维现象不能与机械运动混为一谈。

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或者还不敢去想分析德国理想主义创造的“孤岛”是否适当。人类自由的道德选择能力的形而上学问题，正如卢梭所说，是“哲学的深渊”。①但是，即使暂时把这个难题放在一边，我们仍然可以把黑格尔强调冒死的重要性时所指出的某个非常真实、非常重要的东西作为一个心理学现象来观察，无论真正的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实际上所有人都像有真正的自由意志那样行为，并且根据他们自己相信是真实的道德选择能力来互相评价对方。人的许多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然的需要，尽管如此，仍有相当多的时间用于追逐精神上的目标。人不仅寻求物质舒适，还需要得到尊敬和认可，他们相信他们值得被尊敬，因为他们拥有某种价值或尊严。心理学或政治学，如果无视人对获得认可的欲望和人罕见但非常明确的能违背自己最强烈本能的意愿，肯定会误解人的行为中某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对于黑格尔来说，自由不只是一个心理学现象，而且具有人性的人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和自然直接对立。自由不代表自由地生活在自然之中或者按照自然自由地生活，而应该说，自由只是从自然结束时才开始出现。人类自由只有在人能够超越他的自然性和动物存在并能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自我时才会出现。自我创造这一过程的象征性起点就是为纯粹的名誉而拼死战斗。

然而，尽管为获得认可的斗争是人最初的真实行为，但它远不是最后一个。黑格尔的“最初之人”不过是黑格尔辩证法的起点，要达到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人类历史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被看做是寻求一种满足主人和奴隶双方互相平等地获得认可的欲望的方法。历史正以一种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秩序的胜利而终结。

但是，在描绘辩证法后一个阶段前，有必要把黑格尔关于自然状态“最初之人”的说明与现代自由主义奠基人霍布斯和洛克的说明进行比较。因为虽然黑格尔的起点和终点都非常相似于这两位英国思想家，但他关于人的概念则是截然不同的，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当代自由民主制度。

第十四章 最初之人

每个人都希望他的同伴对他的评价和他的自我评价是相同的；而且对所有的藐视和低估都会尽可能大胆地……通过伤害藐视者并警示其他人，让他们给予自己更高的评价。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①

当代自由民主制度没有走出传统的阴影。他们和共产主义社会一样是人类在某个时间点上、根据某种理论上的理解和相应的统治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有意创造的，虽然在自由民主的理论起源中无法找到像马克思这个惟一的经典作家，但它确实声称自己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原则之上，而且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这些原则的理论先驱。写在《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之中的美国民主制度所遵循的原则，就是根据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和其他美国建国之父的著作而确立的，而他们的思想则许多是借鉴了霍布斯和洛克等英国式自由主义体系。如果我们想破译世界最古老的自由民主的内涵(这种内涵已经被北美以外的许多民主社会所接受)，我们需要重温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著作，因为两位思想家对“最初之人”本质的认识有许多前于黑格尔的假设，但他们和英国式自由主义体系对“获得认可的欲望”的态度则与黑格尔完全不同。

当今世界，人们研究霍布斯首先从两点开始，一个是他把自然状态定义为孤独的、贫困的、丑陋的、野蛮的和短暂的；另一个是他的绝对君权学说，这一学说在人们研究洛克主张的反暴政革命权的更自由主义的学说时常常作为批评的对象。但是，虽然霍布斯绝对算不上当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但他是地地道道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哲学是当代自由主义的基石，因为正是霍布斯第一个确立了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权力而不是来自君主的神权或统治者的自然优越地位的原则。在这方面，霍布斯与洛克或《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之间的差异，与他与同一时代的思想家菲尔默和胡克之间的巨大分歧相比简直微乎其微。

霍布斯的权利和正义的原则是从自然状态的人的特征中总结出来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源自情感的推论”，也许没有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一般阶段存在过，但在公民社会崩溃后却无处不在地潜伏着，例如70年代中期陷入内战后的黎巴嫩。正如黑格尔所描绘的血腥战斗一样，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被用来说明在最持久、最基本的人的情感之间相互作用下所产生人的条件。①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与黑格尔的血腥战斗之间的相似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两者都具有极端暴力的特征：原始社会的现实不是爱与和谐，而是一场所有人以所有人为敌的战争。在下面这段文字中，虽然霍布斯没有使用“获得认可的斗争”这个词汇，但他那种所有人以所有人为敌的战争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则与黑格尔的理论基本相同。

因此，在人的本性中，我们发现三个导致战斗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不信任，第三是为荣誉……而正是荣誉会使人为一些区区小事，如一句话、一个微笑、一个不同的意见和任何其他贬义的信号，不论是直接涉及本人还是涉及其家族、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民族、他们的职业或他们的名字，都会使入变得具有攻击性。

霍布斯认为，人会为需要而战斗，但更多的时候并不如此，他们会为一些“区区小事”而打仗，换句话说，为获得认可而打仗。伟大的唯物主义者霍布斯用一个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没有多少差别的词汇对“最初之人”的本性进行了最权威的描述，即最先驱使人投入所有人以所有人为敌的战争的情感，不是一种对物质占有的贪婪，而是满足少数野心家的骄傲和虚荣。②黑格尔的“对一种欲望的欲望”，或“获得认可的欲望”，可以被理解为只不过是我们通常按好恶分别称之为“骄傲”或“自尊”和“虚荣”或“自爱”一类人的情感此外，这两位哲学家都懂得，自我保存的本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自然情感中最强烈、最广泛的部分。霍布斯认为，这种本能与“舒适生活所必需的那些东西”一道，构成促使人走向和平的最强烈的情感。不论是黑格尔还是霍布斯，都在原始的战斗中看到一种带根本性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的两端，一端是促使他在为名誉而战的战斗中冒生命危险的骄傲和获得认可的欲望，另一端是导致其后退并接受奴隶生活以换取和平和安全对暴力死亡的惧怕。最后，霍布斯一定会接受黑格尔的观点，血腥的战斗在历史上会以其中一个战士由于惧怕死亡而屈服于另一个战士，从而导致主人和奴隶关系的产生。对于霍布斯来说，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就是专制制度，即一种不能消除人的自然状态的条件，原因在于奴隶只有在存在强权的威胁时才会为主人服务。①然而，霍布斯与黑格尔之间的根本上的区别，以及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体系的决定性的转折之处，在于在骄傲或虚荣(即“获得认可”)与惧怕暴力死亡这两种情感之间道德向哪一方倾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深信，在一场纯粹为了名誉的战斗中甘愿冒生命危险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的本性，是人类自由之根本。黑格尔最终并不“承认”极不平等的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而且完全知道，这种关系既是原始的也是压迫性的。但他懂得，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阶段，其中阶级平等及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中包含了对于人非常重要的东西。主人的意识对于他来说，在一定意义上比奴隶的意识更高级，更具有人的性质，因为奴隶由于向惧怕死亡屈服而无法成功地超越他的动物本性，并因此不能在自由方面与主人平起平坐。换句话说，黑格尔既在宁愿冒生命危险的贵族武士的骄傲中发现了一些道德上值得称颂的东西，也在寻求自我保存至上的奴隶意识中发现了某些卑贱的东西。

另一方面，霍布斯并没有发现在贵族主义的骄傲(或更准确地说是虚荣)中有某种精神上的拯救。事实上，正是获得认可的欲望，这种为诸如奖章或旗帜一点区区小事而战斗的意愿，是自然状态下所有暴力和人类悲惨的源泉。对霍布斯来说，人最强烈的情感是对暴力死亡的惧怕，最强烈的道德要求(所谓自然法)是保存自己肉体的存在。自我保存是最基本的道德事实：正义和公正的概念对于霍布斯来说，都建立在对自我保存的理性追求之上，而不是导致暴力、战争和死亡的非正义和错误。①惧怕死亡这个中心问题是霍布斯现代自由国家思想的起点，因为在自然状态下，制定法和建立政府之前，每个人自我保存的“自然权”，赋予了他们行使一切自己认为必要的权力(包括暴力)去实现这一自我保存的目标。如果人类没有共同的主人，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所有人以所有人为敌的战争，依照社会契约建立的政府是医治这种无政府主义状态的良药。在政府管理下，所有人都同意“放弃对万物的权力，甘愿享受一种人人如我，我如人人的自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合法性的惟一源泉是它保护和维护每个人作为人所拥有的这些权利的能力。霍布斯认为最根本的人权是生存权，即每个人的保存肉体生存的权利。能适当地保存生命而且能防止所有人以所有人为敌的战争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①然而，和平和生存权的维护是要付出代价的，霍布斯的社会契约的实质是人愿意放弃他们的非正义的骄傲和虚荣来换取对他们肉体生存的保存。换言之，霍布斯要求人放弃为获得认可而进行斗争，特别是放弃愿意在一切为名誉而战的战斗中冒生命危险，以便别人承认自己的优越。人性中寻求显示自己优于他人的一面，寻求占据优势统治他人的一面，以及向“人性极限”挑战的高贵品格都是骄傲带来的愚昧。因此，由霍布斯提出的自由主义体系明显地针对着那些会寻求超越其动物本能的少数人，并且以人最低的共同情感(即自我保存的名义)来约束他们。事实上。这是一种不仅是人类而且是更低级的动物都共有的共性。与黑格尔形成鲜明的对照，霍布斯认为，对获得认可的欲望和对单纯生命的不屑一顾并不是人类自由的起点，而是其不幸的祸根。②所以，霍布斯用这个作为他最著名的著作的书名，解释说：“上帝赋予利维坦巨大的权力，称它为骄傲者之王。”霍布斯把他的国家比作利维坦，理由是国家是“所有骄傲之子的王”。③利维坦不能满足这种骄傲，但会压制它。

从霍布斯到“1776年精神”和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之间距离非常短。霍布斯相信绝对君权，其原因不在于国王天生拥有神授的君权，而是由于他相信君王会得到某些民众同意的授权。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同意不仅可以像现在一样通过自由的无记名投票或多党制的普选得到，还可以通过一种公民愿意生活在某个特定政府并遵守其法律的默许来获得。①在霍布斯眼中，专制和合法政府两者即使外部看似乎很相似(两者都是绝对君主制形态)，它们之间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的。合法政府的统治者有民众的认同，而专制者却无法得到。霍布斯赞成一人统治胜过议会制或民主制，并不是因为他不赞同人民主权这一原理，而是他相信骄傲需要用强权政府来压制。

霍布斯的观点也有不足之处，即合法的君王可以不知不觉地避免成为专制的君王。如果没有一种选举那样的民意调查机制，通常很难知道具体某个君王是否得到了这种认同。所以，洛克便能比较容易地把霍布斯的君权学说修正成多数的议会制或立法主权的学说。洛克赞成霍布斯关于自我保存是最基本的情感，以及是一切其他权利的最基本的权利的观点。虽然他的自然状态的见解比霍布斯的要温和一些，但他同意自然状态发展到后来就会成为一种战争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也同意合法的政府产生于保护人们免受其自己的暴力伤害的需要。但洛克指出：如果国王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财产和生命，绝对的君主制就能践踏人的自我保存的权利。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绝对君主制，而是一个有限制的政府，一个能保护公民基本人权而且其权威来自被统治者认同的立宪政权。洛克认为，霍布斯的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实际上是一种反抗违背人民意愿滥用权力的暴君的革命权利。《美国独立宣言》中第一段提到的正是这种权利，它指出，人有必要“打碎把他与其他人捆绑在一起的政治枷锁”。①洛克没有对霍布斯在道德上颂扬获得认可的欲望但诋毁自我保存的本能的观点提出异议。霍布斯认为，前者必须让位于后者，因为后者是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其他一切权利都是从它派生出来的。但是，洛克与霍布斯并不相同，他认为人有一种不仅是维持肉体存在的权利，还有一种享受舒适、致富的权利。公民社会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护社会和平，还负有保护所有人通过实行私有制勤劳致富的权利使命。自然贫困(即“美国大片肥沃土地的地主在衣、食、住宿条件方面比英国的一个日工更恶劣”)必然要被社会的富饶所取代。

对“最初之人”的刻画，洛克与霍布斯相接近，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洛克所描绘的“最初之人”虽然在自然状态下为获得认可而斗争，但有人教育他，保存自己生命和享受舒适的物质生活的欲望要高于他获得认可的欲望。而黑格尔的“最初之人”却没有物质占有的欲望，只想获得其他人对他的自由和人性的认可，并在追求获得认可的过程中，自我表现为对私有财产甚至自己的生命这一类“世俗之物”不屑一顾。洛克的“最初之人”之所以进入公民社会，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在自然状态下拥有的那些物质财富，而且还为了能有机会创造无限的财富。

近年来，一些学者曾试图探寻美国政治制度中古典共和主义的痕迹，但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美国的建立到处充满了洛克的思想。①杰斐逊关于人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自我理解”理论与洛克的生存和财产的自然权利大同小异。美国的缔造者们认为，美国人在任何政治权利存在前就早已作为人拥有了这些权利，而且建立政府的初衷就是保护这些权利。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仅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还包括《权利法案》中所列举的各种权利，甚至包括随着现代社会而出现的“隐私权”等。然而，无论法律规定哪些权利，美国自由主义者及其他与其相似的立宪共和政体都有一个自我理解，即这些权利的意义在于划定一个领域，其中国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而个人自由选择受到保护。

对于一个受霍布斯、洛克、杰斐逊及其他美国缔造者思想影响的美国人来说，黑格尔对在为名誉进行的战斗中敢冒生命危险的贵族主义的称颂肯定是日耳曼人的口气，充满了邪恶。这不是这些盎格鲁一撒克逊思想家们中有哪位不承认黑格尔的“最初之人”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原型，而是他们看到，在一个只有奴隶的无阶级社会中，说服一个可能会成为主人的人去接受奴隶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政治问题。其原因在于与黑格尔相比，他们并不看重从获得认可中得到满足，尤其不认为值得用“做人的贵族和主人”的痛苦(死亡)为代价来换取这种满足。其实他们相信，对暴力死亡的惧怕和对舒适的自我保存的欲望都是非常强烈的，以至于这两种情感会在任何有理性的人的头脑中超越人的获得认可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的“名誉之战”会在直觉上被认为不合情理。

其实，一个人选择做奴隶而不做主人显然更不合情理，除非他把自我保存的相对道德重要性置于盎格鲁一撒克逊哲学体系中获得认可的重要性之上。在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中，自我保存或舒适生活的道德是第一位的，而恰恰这点使我们感到不满足。自由社会除建立相互自我保存的规则外并不想为它们的公民确定任何积极的目标，也不想推行某种比其他更优越、更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有积极目标的生活，其内容不论是公共服务或个人慷慨等高尚行为，还是自我快乐或无所事事等庸碌行为，都应该由个人自己来选择，国家对此毫无所谓，除非一个人的权利在行使时损害其他人。实际上，政府必须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积极的“更高尚的”生活，洛克自由主义核心的真空将由对财富的无止境追求来填补，因为这种追求现在已经从传统的限制需求和匮乏中解放出来了。①① 许多美国研究学者指出，洛克肯定自负和勇敢的范围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广得多。洛克肯定不想高估作威作福和攻击性的自负，只想让这两种思想处于合理的利益范围内。但是塔尔考夫曾指出，洛克在其所著‘某些关于教育的思想》一书中曾鼓励人以自由为自豪，鄙视奴隶制。生命和自由同生同灭，应当是可以为自由牺牲生命，但不意味着用生命去保护财产。因此，一个生活在自由国家的爱国主义可以与对舒适生活的欲望共存，美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

虽然人们对洛克强词的获得认可的另一面往往不甚了解，而且对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也是如此，但我认为洛克在其关于自我保存高于自豪的观点仍然坚定地站在伟大的伦理分水岭的另一面。即使通过仔细阅读洛克关于教育的著作后得出洛克是自豪的这个结论，也不能明确地说这是他在<第二论文集)中把自我保存放在首位的主要方法。参见塔尔考夫：<洛克的自由教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自由社会最典型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人，他后来被贬义地称为资产阶级。如果我们对其进行研究，就会明显地看到自由主义对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所谓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一种勤俭节约、只关心自己的人。洛克的这种人不需要具有公共精神、爱国精神，也不关心周围人的利益。正如康德所指出，如果魔鬼有理性，那么自由社会也可以由魔鬼来组成。、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尤其是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人为什么会参军上战场为国家献身。如果一个人最根本的自然权利是自我保存，那么又如何解释他没有带着自己的钱财和家人逃跑而是为国家而死呢?即使在和平时期，霍布斯或者洛克的自由主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的最好的人应该选择公共服务从政，而不应该沉湎于赚钱这种自私自利的生活。事实上，洛克刻画的人为什么应当成为他所在社会共同体中的积极分子?为什么个人对穷人慷慨施舍甚至为抚养一个家庭而牺牲自己?我们还找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①是否能够创造出一种所有公共精神完全消失的社会，除了这个实际问题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一个仅仅关心自己切身利益和物质需要的人，其身上是否会有某种非常卑劣的东西。黑格尔的那种在名誉之战中不惜牺牲生命的贵族主人，只是人类最极端的例子，因为它仅仅是一时冲动而超越了自然和生理的需要。不仅在自然状态和奴隶制度的残暴中，而且在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勇气、慷慨及公共精神中，都存在着一种自我超越的渴望，而为名誉进行的战斗就能反映出这种渴望吗?在人的本性中有一种精神，它以牺牲狭隘的生理利益去追求一种超越其生理利益的目标和原则为满足，获得认可的欲望是否与这种精神有某种联系?黑格尔没有偏袒奴隶的观点而排斥主人的观点，而是把主人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的精神确定为一个人的灵魂，他试图赋予人的生命某种精神高度，而这种高度在霍布斯和洛克所描绘的社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换句话说，黑格尔把人理解成一种精神的载体，他的特有尊严与其内心挣脱受到生理或自然限定的自由的程度紧紧地连在一起。

但是，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在原始的血腥战斗中勇于牺牲的精神是如何与我们更熟悉的精神现象联系起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认可”这个东西，同时尽量把握人性所能体现的东西。

第十五章 保加利亚的假期

“我们于是要在正义城邦消除这一切”，我说，“就从这句诗开始：

我宁愿在田野干活，做一个他人的奴隶，

即使那个人没有运气，也不富裕，

总比统治已变腐烂的死人要好……”

——苏格拉底，引自柏拉图《理想国》第三卷

“获得认可的欲望”听起来很陌生，而且带有虚构的味道，特别是我们把它称为驱动人类历史的原动力。“认可”这个词我们经常使用，如某个同事退休，我们送他一块手表，以示“对其多年来的工作的认可”。然而，我们通常不会把政治生活看成是一场“为获得认可的斗争”。在当今的政治领域中，我们更倾向于把政治视为经济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一种分配财富及其他生活物资的斗争。

“认可”的内涵并不是黑格尔赋予的。它和西方政治哲学具有一样的悠久历史，而且涉及到人格中最具有共性的层面。数千年以来，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用语来表示“为获得认可而斗争”

这一心理现象。柏拉图使用“精神”这个词，意大利资产阶级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使用“对荣耀的渴望”，霍布斯用“骄傲或虚荣”，卢梭用“自尊心”，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用“对名声的酷爱”，詹姆斯·麦迪逊用“野心”，而尼采用的是“红面野兽”。所有这些用语都指人需要把事物重要性进行排序的心理：

自己是第一个，然后才是周围的人、行为或万物。它是人格的一部分，而人格则是骄傲、愤怒和羞耻这些情感的根本源泉，但它不完全是欲望，也不完全是理性。获得认可的欲望是人格中最具政治色彩的部分，因为正是这一部分人格驱使人认为自己高其他人一等，甚至因此进入康德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性”的境界。如此众多的政治哲学家已经洞察到，政治的中心问题是以一种服从于政治社会大局的方式来控制获得认可的欲望，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实际上，控制获得认可欲望的计划被现代政治哲学家如此成功地运用，以至于我们这些现代平等的民主国家的公民常常看不出自己身上存在的获得认可的欲望是什么东西。①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对获得认可的欲望这一现象的深入分析准确地说出现在西方哲学的经典之作，柏拉图的《理想国》

一书中。《理想国》记录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两个雅典贵族青年格劳松和阿戴曼特斯之间的一段对话，试图用这段对话刻画出“正义城邦”的本质。书中的“正义城邦”和现实生活中的都市一样，需要一个卫士或战士阶级来抵御外敌。苏格拉底认为，这些卫士的主要特点是具有“精神”。他把一个具有“精神”的人比喻为一条在为保卫自己的地盘与外敌进行战斗时能有巨大勇气和愤慨的名贵的狗。苏格拉底是从外部来描写“精神”的，我们只有从个人自己勇气(甘冒生命危险)和愤怒的角度才能理解这个词的含义。①苏格拉底随后回过头来在第四卷中对精神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有他著名的“灵魂三部分说”。②苏格拉底指出，欲望是人的灵魂中的一个部分，这部分又由许多不同欲望组成。其中最强烈是饥渴。所有这些欲望的表现形式都非常相似，都是驱使人寻找自己没有的东西，如食品和饮料。但是，苏格拉底指出，人有时会在于渴时也不让自己饮水。他和阿戴曼特斯都认为，灵魂中有一个单独的部分，即理性和算计部分，它可以引导一个人朝着欲望相反的方向行动。例如，一个人如果知道水不干净可以不让自己喝水。那么，灵魂只有欲望和理性这两个部分吗?这两个部分能完全解释人的行为吗?如果只有两种欲望，如食欲和性欲，或长期安定与霎时快乐发生冲突需要取舍时，取胜的那个欲望，能用理性战胜欲望来解释所有自我克制的情况吗?

当苏格拉底给他讲了一个名叫莱昂提乌斯的人想看一眼走上断头台的人身边成堆的尸体时的下面这段描述后，阿戴曼特斯很乐意地接受了这种观念，即精神实际上只是另一种欲望：

他非常想看看，但同时对自己感到愤怒，转身而去。过了一会儿，他挣扎着，双手掩面。但最后，欲望战胜了他，他睁大眼睛，跑向尸体堆，说道：“看!你们这些该死的不幸的人，看看这个美丽的景象吧!”

我们可以把莱昂提乌斯内心进行的斗争解释为不过是两种欲望之间相争。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霍布斯的机械论。霍布斯把人的意志解释为只是“深思熟虑中的最后一个欲望”并且因此是最强烈或最顽强的欲望的胜利。但如果把莱昂提乌斯的行为解释为只是一种不同欲望之间的碰撞，便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对自己感到愤怒。①他如果能自我控制，也就不会愤怒了；相反他还会有一种另一种相关的感觉：骄傲。②稍加思寻我们会明白。莱昂提乌斯的愤怒既不是来自灵魂的欲望部分，也不是来自灵魂的谋算部分，原因是莱昂提乌斯对他心灵深处的斗争结果无法无动于衷。

因此，它应当来自第三个并且是完全不同的部分，即苏格拉底称之为精神的那部分。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由精神激发的愤怒，在协助控制错误的或者愚蠢的欲望时，具有一种与理性结为联盟的作用，但它与理性是有明显区别的。

《理想国》中出现的“精神”，多少与自我评价相关联，我们如今可以把它称为“自尊”。莱昂提乌斯认为他本人是一种具有一定尊严的人，而且一旦无法做到自尊，他就对自己感到愤怒j苏格拉底发现愤怒与“自尊”之间的关系是：人越高贵，对自己的价值估计得就越高；遇上不公正待遇时，就越愤怒。他的精神会“沸腾起来并且变得十分苛刻”，产生“一种他认为的为公正而战的倾向”，③哪怕是“忍受饥饿，严寒或所有厄运……”精神这个东西有点像人天生就有的正义感。人相信自己具有一定的价值，一旦其他人低估他的价值，人就会愤怒。自尊和愤怒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在英文中有个同义词，叫做“indignation"。“尊严”意指人的自我价值意识，“愤怒”是在这种价值意识受到侵犯时产生的。反之，如果其他人认为自我评价过高，我们就会感到羞愧，受到正确评价时则会感到骄傲。

愤怒是人潜在的全能情感，苏格拉底认为它具有控制饥饿、干渴及自我保护这类人的本能的力量。但它不是一种对自己没有的东西的欲望。如果要把它归结为一种欲望，那也是一种对“欲望的欲望”，即一种因他人过分贬低自己希望他能改变看法而按照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来认可我们的欲望。柏拉图的“精神”因此不过是黑格尔的“获得认可的欲望”的心理学基础，因为在流血牺牲的战斗中，贵族主人受到一种欲望驱使，即他希望别人按他对自己的评价来评价他，而且一旦这种自我价值意识受到伤害，他就会热血沸腾起来。精神和“获得认可的欲望”也有不同之处，前者指人的灵魂中赋予对象以价值的那部分，而后者则是一种要求他人的意识承认同一价值的精神活动。人会孤芳自赏，但是尊重却不是苹果或保时捷汽车这类东西，而是意识的一种状态，要自己的价值意识有一个主观确认，就必须得到另一个意识的承认。因此，精神典型地(但不是不可避免地)驱使人去寻求认可。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当今世界中一个很好又很能说明问题的精神实例。沃克拉·哈维尔在1989年12月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前，一直是该国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也是人权组织“宪章77“”的创始成员，长期坚持狱内外斗争。很显然，长期的拘役生活给，他大量的时间去研究把他投入监狱的政治制度以及这种政治制度所代表的本质。80年代初期，早在戈尔巴乔夫察觉到东欧的民主革命前，他发表出版了一本名为《没有权力的权力》的著作。书中叙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一个蔬菜水果店的老板，在放满洋葱和胡萝卜的橱窗上贴上一条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想告诉外界什么?他天生热衷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吗?他的热情高到具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去向公众宣传他的思想吗?他仔细考虑过如何把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吗?仔细想过联合起来意味着什么吗?……显然，这位老板并不关心所张贴的标语有什么含义。他张贴这条标语，并不是为他个人有一种向公众传播这种思想的特殊欲望。当然，这不意味着他的行为意志动机也毫无意义。或者这个口号也不会向任何人传播什么。这个口号其实是一个信号，它含有一个潜在的但非常明确的信息。从字面上讲，这个信息可以表达为：“我，×××老板，住在此处。

我知道我应当做什么，我会按你们的要求去做，我是可信赖的而且是无可指责的。我是顺民，因此我有权不受侵袭。”

毫无疑问，这条信息是向某个人传递的，他就是这个老板的上司。同时，这条信息又是一个保护伞，使这个老板能躲过告密者的监视。所以这条标语的真实用意与老板的生死攸关，代表着他的切身利益。然而，这些切身利益是什么呢?

请大家注意：如果老板接到指示要张贴一条内容为“我害怕所以无条件服从”的标语，他也许不会对标语的内容那么漠不关心了，尽管标语说出了他的真心话。这位老板会因为在自己商店的橱窗里张贴了这样一条明确表示自己思想落后的标语而感到尴尬和羞愧，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有他自己的尊严感。简言之，他对政府的忠诚必须有一个表达形式，而这种表达形式至少从文字表面上却表示着一种对信念不感兴趣的程度。严格地讲，老板应当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何不好?”这条标语才真正能说明老板内心同时缺乏一种遵从的理由和承认权力的合法性的理由。这就是“意识形态”，它能用粉饰的外表把内心的空虚掩藏起来。①

读完这段文字，我们首先对哈维尔使用“尊严”这个词感到吃惊。哈维尔把这位老板描绘成一个没有受过专门教育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连这样的人都会为张贴一条“我害怕”的标语感到羞愧。这种藏在内心深处的尊严究竟是什么东西?哈维尔指出，这种信号比宣传口号更为诚实。不仅如此，在共产党政权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每个人都懂得他们是因为害怕而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害怕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是一种所有人都具有的自然本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他是人并因此而感到害怕呢?

说到底，理由与老板认为自己有某种价值这一事实有关。这个价值涉及到他相信自己比胆小并且一无所有的动物要高贵，自己不能被害怕和需要所摆弄，他相信，即使他不能明白地表达他的信仰，他也是有能力进行选择的正常人，他会为了原则控制自己的本能。

当然，正如哈维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位老板也有能力回避这种心灵深处的斗争，因为他只是张贴了一张崇高的共产主义口号并且自我感觉自己是有原则的人，绝不是胆小鬼和可怜虫。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处境就像苏格拉底所刻画的为看一眼尸体而投降的莱昂提乌斯。这位老板与莱昂提乌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有选择的能力并因此有一定的价值，以为他们胜于本能的惧怕和欲望；但还有不同的地方，惟一的差别在于，莱昂提乌斯对他的非常懦弱很坦白，并为此感到羞愧；而老板却不敢面对自己的堕落，因为意识形态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合适的借口。哈维尔的故事告诉我们两件事：一是植根于精神底层的尊严或自我价值的感觉与一个人是否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真正有能力做出选择的有精神的人有关；二是这种自我认识所有人天生就有的特征，不论他是伟大骄傲的征服者，还是谦恭的蔬菜水果店老板。哈维尔说：

人生的基本目标每个人天生就有。每个人在内心都向往应有的尊严、高尚道德、自由的自我表现和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意识。①

另一方面，哈维尔指出：“每个人都能够程度不同地终生生活在谎言之中。”他所有的对“后专制主义”国家的指责，原因在于这种体制伤害了人的道德性格、伤害了人对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自信，因为蔬菜水果店老板在同意张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条标语时丧失了尊严感。“尊严”及其反义词“屈辱”是哈维尔在描绘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时使用最多的两个词。②这种体制强迫普通老百姓用他们的良知去做出无数琐碎的(有时并不如此琐碎)的精神妥协，例如在商店橱窗上张贴一条标语，或是在告发某个同事又干了对国家不利的勾当的揭发信上签名，再不就是对该同事受到不公正迫害时只保持沉默。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些破落的“后专制主义”国家曾试图不用恐怖手段，而是通过(具有讽刺意义的)向他们展示现代消费文化的成果把每个人变成他们的精神同谋。他们所展示的并不是那些刺激80年代美国投资银行家发财欲望的华丽而无价值的东西，而是一些诸如电冰箱，宽敞公寓或住宅甚至到保加利亚度假这类小玩意儿，而就是这些小玩意儿对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的人民来说已是莫大的恩惠了。共产主义以一种比“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更为彻底的方式，在人的灵魂的欲望部分中筑起一座抵御精神部分侵蚀的堡垒。哈维尔对共产主义的指责，不是共产主义未能兑现它物质巨大丰富的承诺，或者是它没有帮助工人阶级或穷人实现过上更好日子的希望。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向人民提供这些东西，是用来换取他们在精神价值方面的妥协。在这场交易中，这一制度的牺牲品成为这个制度永久的维护者，而制度本身却不论他们是否参加而独立地自恃下去。

当然，哈维尔所描绘的“崇尚消费至上的人民普遍不愿为自己的精神或道德高尚而牺牲既有物质利益”现象，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独有的。在西方，消费至上主义也在利诱人民做出更多的精神妥协，他们所使用的诱惑不是以社会认可的名义，而是他们自己每天信奉的欺骗他们的“自我实现”或“个人成长”之类的理念。然而，这两种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精神自抑，就很难过上正常的生活。

更谈不上过“成功”的生活。如果不像那位老板那样随波逐流，连最普通的木匠、电工或医生也干不上；如果不把自己完全蒙在制度谎言的鼓里，就绝对不会成为成功的作家、教授或电视记者。①想保持自己内心自我价值感的人，只有一种选择(假定他不属于越来越小的圈内人)，就像布科夫斯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或哈维尔本人一样，当职业的持不同政见者。但这样做意味着与生活的欲望彻底决裂，放弃诸如固定工作和住公寓之类简单的物质满足而饱尝监狱、精神病院、流放生活折磨。对于意志还没有这么坚强的广大人民，精神生活则意味着接受一种小小的日常的精神堕落。

在柏拉图的莱昂提乌斯故事中，以及在哈维尔的蔬菜水果店老板的故事中(即在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起点和终点两极)，我们看到了一种作为政治生活的一个中心要素的卑微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精神关系到良好的政治秩序，因为它是勇气、公共精神以及一种抗拒精神妥协的源泉。这几位经典作家都认为，良好的政治秩序，肯定不只是一种互不侵犯的和约，还必须满足人对其尊严和价值获得他人认可的正当欲望。

然而，精神和获得认可的欲望与上面所提到的两个例子相比，是一个范围宽得多的评价他人和评价自我的过程，渗透在日常生活(我们通常将它看成是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是彻头彻尾的“红面(意指有廉耻心——译者注)野兽”。

①著名的操美国口音的苏联电视记者弗拉基米尔·波斯内曾写过一部自传，他在其中试图为自己能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登上苏联记者职业头把交椅所做出的道德选择进行开脱。在说明他被迫妥协的程度时，他对他的读者(可能是对他自己)并不完全坦诚，然后略带修饰地问道，由于苏联制度的邪恶本质，谁会谴责他做出这样的选择?这种精神颓废的普遍现象本身也是精神生活堕落的一部分。哈维尔把这种精神生活的颓废视为“后专制主义”的必然结果，参见波斯内：《告别幻想》，纽约大西洋月刊出舨社1989年版。

第十六章 红面野兽

如果上帝的意志是要(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一直到奴隶们2500年无偿苦力堆砌起来的财富全部毁灭，一直到鞭挞流出的每一滴血都用剑血来偿还，那么3000年前人们所说的“主的判决是真实的、正确的”这句名言，现在仍然可以沿用。

——引自林肯连任总统就职演说(1865年3月)①

《理想国》中和哈维尔所描写的蔬菜水果店老板的例子说明，精神会构成一种人天生的正义感。同时也构成无私、理想主义、高尚、自我牺牲、勇气和诚实等所有美德的心理基础。精神为价值的产生和评估提供了一种全能的情感支持，并使人能为了其所认为的正确或正义而去超越自己最强烈的本性。人首先评价自己并赋予其价值，并且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愤怒；但人也会赋予别人以价值，并能代表别人感到愤怒。这种现象最经常地发生在属于自己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阶级中的成员身上，如某个代表所有妇女的女权主义者或某个种族集团的民族主义者。于是，代表自己的愤怒扩大到代表整个阶级，从而触发了团结的意识。有时，一个人可以为一个他并不属于的阶级打抱不平。例如，美国内战前激进的白人废奴主义对奴隶制表现出来的愤怒，全世界人民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愤怒，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在这些情况下，愤怒的产生都是因为感到愤怒的人相信他们是人类，即因为为种族主义牺牲的人其价值没有得到认可。

获得认可的欲望来自人的精神，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原因在于后者是正义和无私的心理基础，而同时又与自私自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精神上的自我需要获得别人对自己价值观的认可。获得认可的欲望则是一种自我肯定，是自己的价值在外部世界的镜像。一旦这些价值得不到其他人认可时，就会产生愤怒。

我们不敢保证一个人自己精神上的正义感与其他人的正义感是否相对应。例如：反种族主义者与支持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完全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对白人尊严评价上的区别。实际上，由于精神上的自我经常被自己高估，因此，洛克说过，任何一个法官都判不好自己的案子。

精神的自我肯定本质通常导致精神和欲望之间发生混淆。其实，由精神产生的自我肯定与欲望带来的自私自利之间是有明显区分的现象。①以一个汽车制造厂的经理和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为例。绝大多数当代政治学者都信奉霍布斯的哲学，都把人的意愿归结为只是欲望和理性，往往把这种纷争解释为“利益集团”之间(即经理和工人之间为争取在经济上多分得一块蛋糕)的冲突。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学家肯定会用理性来促使各方面采用讨价还价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或者，如果采取罢工的形式，则应尽量减少代价，直到各方相对立的力量产生一个妥协的结果。其实，这种表述大大简化了劳资双方内心深处的心理变化过程。罢工的工人不会打出“我是贪婪的人，我要把经理的钱全都拿到手”这样的口号，同样，哈维尔笔下的蔬菜水果店老板也不愿打出“我害怕”的标语。其实，罢工的工人最好说(并且心里也想)“我是一个好工人，我应当比现在挣得多。但与公司所获得的利润以及其他行业相似的工资水平相比，我挣得太少。我希望……”这番话如果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他作为人的尊严受到践踏。这位工人和蔬菜水果店老板一样，都相信自己具有一定的价值。这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当然是因为需要用它来偿还贷款或为孩子购买食物，但他还希望这也是自己所具有的价值的表现。劳资纠纷引发的愤怒几乎与工资的绝对水平没有关系，但却暗示着经理发给的工资不能适当地“认可”工人的尊严。这就是为什么罢工的工人对罢工破坏者比对资方要愤怒得多。即使破坏罢工的人充其量只是资方的一个走狗，工人也会鄙视他，把他看成是一个为了满足自己眼前经济实惠的欲望而丧失尊严的小人。破坏罢工的人与参加罢工的人的区别在于，他的欲望战胜了他的精神。

对于经济上的个人利益，我们都非常了解，但它与精神上的自我肯定有紧密的联系这一现象，则常常被我们忽略。增加工资既能满足人的灵魂中对物质的欲望部分，也能满足精神部分中获得认可的欲望。在政治生活中，经济要求很少以单纯多要一点表现出来，而通常使用“经济正义”这个字眼。把经济上的要求装扮为代表正义为自己谋利益，纯属一种犬儒哲学的行为，但却常常真实地反映出某些人精神上的愤怒。这些人无论是否意识到都会认为金钱纠纷核心是他们的尊严。确实，通常解释为经济动机的，其中绝大部分却源于一种对获得认可的精神欲望。这点被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完全理解了。它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出，人嫌贫爱富的理由与生理需要关系不大。这是因为“最卑贱的劳动者的工资”完全可以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如一个家庭的衣、食、住、行的需要，而且就连穷人的收入，其绝大部分都花在(严格地说是奢侈的)享受上。那么，人为什么会通过寻求经济生活的辛劳来寻求更好的条件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得到别人用同情、渴望或赞许的眼光来观察或注意自己，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所有优越感。我们关心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但虚荣总是建立在相信自己受到关注和赞许的基础之上。有钱的人之所以为其财富感到光荣，是因为他觉得他肯定会受到外界的关注，并且人类倾向于与他一起分享所有他自己从优越感中获得的喜悦……反之，穷人因贫困而羞愧。他感到自己或者被遗忘，或者即使人们注意到他，对他们的悲惨及穷困也没什么同情心……④

贫困到一定程度，如80年代非洲撒哈拉沙漠遭受大旱，经济活动就必须首先满足本能的需要。但对于世界绝大多数其他地区来说，贫困和匮乏是一个相对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它取决于金钱作为价值象征的作用。②在美国，官方规定的“贫困线”所表示的生活水平比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丰衣足食的人的生活水平要高出许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穷人比非洲和西亚的富人还要满足，而是意味着美国穷人的自我肯定的意识每天受到比这些富人更多的伤害。洛克关于美国的地主“比英国按日计酬的工人在吃住行方面都条件恶劣”的论断忽视了精神这个要素，因此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美国的地主有一种英国日工根本没有的尊严感，这种尊严感发自其自由、自足以及他从身边的社会中获得的尊重及认可。英国日工也许生活得好一些，但他完全依赖于他的雇主，而这个雇主却几乎没有把他当人看待。

由于人们对经济动机的一般认识忽视了它所蕴藏的精神要素，导致对政治和历史变革的广泛曲解。例如，人们通常认为革命是由于贫困和匮乏所导致的，或者认为越贫困越匮乏，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著名的研究却显示，事情恰恰相反，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前30—40年问，法国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期，与之同时，法国君主制还进行了一系列善意但自由主义思想很淡薄的改革。法国的农民作为中产阶级，在革命前夕与中欧的西里西亚地区和东普鲁士一样，但他们却成为革命的可燃物质，其原因在于18世纪末发生的政治生活的自由化使他们比普鲁士的人更敏锐地感受到自己的相对贫乏，需要对此表示愤怒。①当今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和最富的国家都是最稳定的国家；而正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国家，由于经济增长本身推动新的期望和需求，所以在政治上最不安定。人民不会拿自己的社会而是用富有国家来比较他们眼前的境况。人们通常理解的“由于日益增长的期望所产生的革命”，其实就是从欲望中产生一种精神现象。①精神与欲望相混淆的例子还有许多。试图解释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学家想弄清楚，美国人为什么愿意忍受这场有60万人丧生(占总人口3100万人的2%)的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许多20世纪的历史学家只强调经济原因，曾试图把这场战争解释为工业化与传统的南方农场主之间斗争。但这些解释并不令人满意。这场战争最初是北方打着更大的非经济目标的旗帜为维护国家统一而发动的，而南方则是为维护他们的“特有的制度”及其生活方式而应战的。然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时林肯的智慧胜出许多后来的历史学家，他指出，如果说“人人都知道”奴隶制在tt某种意义上’’是内战的一个起因，许多北方人肯定会反对解放奴隶并希望通过妥协尽早结束战争。但林肯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并在他严厉的训示中表示希望看到战争继续下去，哪怕是需要付出“奴隶250年无偿苦力”的代价。他的决定从经济学的眼光看是无法理解的。这样一种交换只对灵魂中精神部分具有意义。②在美国当代政治生活中，有许多体现获得认可的欲望的例子。例如人工堕胎一直是美国社会过去几代人都感到头痛的问题，而它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意义。③在堕胎这个问题上，胎儿和妇女之间的权利相互对立，但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更深的歧见，一面是传统家庭及妇女在其中的地位的尊严，一面是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的尊严。在这场争论中，对立的双方或为死在腹中的胎儿，或为死于无照行医的堕胎医生之手的妇女感到气愤。但他们也都代表自己表达愤怒：观念传统的妇女替自己表达愤怒是因为她觉得堕胎在某种意义上使母性堕落，而职业妇女感到愤怒则是因为没有堕胎权减损了她与男人平等的权利。现代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的出现只是部分因为黑人的贫困所导致的物质匮乏，而绝大多数的痛苦其实在于在许多白人的眼里，黑人是(用美国作家拉尔夫‘埃科森的话来说)一个“隐形人”。黑人并不可恨，只是作为人白人看不见他，贫困只是增加了这种不可见程度。事实上，所有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问题，不论是否有经济利益包含在其中，本质上都是精神上对正义和人的尊严不同理解的争议。

人的许多其他活动，通常情况下被视为自然欲望的反映，其中也有精神因素。例如，征服异性通常不仅是生理上的满足(人不一定都需要性伴侣)，还反映了一个人对获得他人对其性欲的“认可”的需要。这种被认可的自我未必等同于黑格尔的贵族主人的自我，也不同于哈维尔笔下蔬菜水果店老板的精神自我。然而，性爱的最深层形式实际上是一种渴望，渴望获得爱人认可某种超出他自己生理特征的东西(价值)，那就是他自己的价值。

这些说明精神的实例并不证明，所有经济活动、所有性爱以及所有政治活动都可以归结为是一种获得认可的欲望。理性和欲望是灵魂中除精神以外的另外两个部分。实际上，对于现代自由人来说，它们以各种形式构成灵魂的主导部分。人贪钱是因为他们需要“东西”，而并不是需要得到认可，而且随着现代世界初期开始的人类物质可获得性的解放，物质欲望不论在数量还是种类上都出现爆炸性增长。人有性欲是因为性让人感到快活。恰恰是由于在现代世界中，欲望和理性的重要作用使精神或获得认可的欲望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淡化，才使我注意到贪婪和性欲的精神范围。精神常常以欲望的同盟显现(女~I-E．人要求“经济正义”的情况)，因而很容易与欲望混为一谈。

在苏联和东欧的反共产主义剧变中，获得认可的欲望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毫无疑问，许多东欧人之所以希望共产党下台，确实是出于庸俗的经济原因，他们以为推翻共产党领导就可以为向西德的生活水平进军铺平道路。在苏联和中国，真正推动改革的动力，从经济学角度讲，是中央计划经济无法适应“后工业”

社会的要求的结果。但是，对繁荣的欲望总是伴随着对民主权利及其必然结果——政治参与的要求。换句话说，繁荣需要一种能在惯例和普遍基础上予以认可的社会制度。用一位俄罗斯议会捍卫者的话来说，苏联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策划者承认：如果认为俄罗斯人民会愿意“拿自由与一根香肠交换”，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评价由于共产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精神上的愤怒和对获得认可的欲望，我们便无法完全理解革命这一现象。革命状态具有一种奇妙的特征，那些把人民煽动起来冒更大风险并推翻政府的导火索，很少是那些后来被历史学家描绘为革命的根本原因的重大事件，而是一些非常小、非常不起日艮的偶然事件。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论坛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其原因是公众对政府关押哈维尔本人的愤怒，尽管杰克斯共产党政．权在此之前已经承诺实行政治自由化。1989年11月，大批人群涌上布拉格街头，起因只是有传言(后来证实为误传)一个学生被秘密警察杀害。在罗马尼亚，西部小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示威j游行抗议逮捕匈牙利民主人权活动家托克斯神父，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导致齐奥塞斯库政权在1989年12月垮台。①在波兰对苏维埃及其波兰共产党的敌视已有数十年的积聚，原因在于它们一直不愿对1940年苏联秘密警察在卡廷森林屠杀多名波兰军官的案件承担责任。1989年春季经“圆桌会议”同意参与政府组成后，团结工会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要求苏联澄清卡廷屠杀案。苏联本身的过程也与此相似。经历过斯大林时代的许多人都向那些负责政治清洗的人讨个公道，要求为受害者平反昭雪。

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如果不与想说出历史真相和恢复被秘密关遂集中营的人的尊严的欲望联系起来，是无法理解的。1990年至1991年两年间导致大批地方官员被撤职的愤怒，其原因不仅是体制的困境，还有官员的个人腐败和作威作福，伏尔加格勒市第一书记就是因为挪用党费为自己购买沃尔沃小汽车而被撤职的。

东德的昂纳克政权由于1989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受到致命的打击，出现了成千上万人逃往西德的移民危机、苏联停止支持以及柏林墙倒塌。但即使此刻，社会主义在东德还没有完全沦陷，真正把社会主义统一党完全清除出政权并使党的新领导人克伦兹和莫得诺夫失去民心的原因，则是昂纳克在郊外的豪华私人别墅被曝光。①严格地讲，当时由此引发的巨大愤怒在现在看来某种意义上是有些非理性的。有很多理由可以谴责共产党执政的东德，特别是它缺乏政治自由，与西德相比生活贫困等。至于昂纳克，他的别墅并不是现代的凡尔赛宫，他的住宅也只能与汉堡或不来梅小康市民相比。然而，长期众所周知的对东德政权的指责，远不如让东德人在电视上亲眼目睹昂纳克的别墅容易激发普通老百姓精神上的愤怒。电视画面所揭露的那种骇人听闻的虚伪，特别是它来自一种公开主张平等的政权，深深地伤害了人民的正义感，足以号召他们走上街头要求彻底结束其领导。

最后是中国的例子。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为80年代的中国年轻一代提供了全新的经济机会，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允许他们自己经商，阅读外国报纸，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留学。在这种经济自由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肯定有他们的经济要求，特别是80年代后期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由于城市居民购买力日益下降，学生们感到不满。但是，改革后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更显活力，机会增多，尤其是对于精英们就读北京、西安、广东和上海等地重点高校的宠儿更是如此。我们不敢肯定是否他们中间的所有人都要求在中国实行议会制民主，但有一点很明显，他们希望政府把他们作为成年人来认真看待，对他们的意见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和尊重。

所有这些出现在共产党国家的例子，以某种方式向世人展示了获得认可的欲望的作用。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为了建立一种使对人民普遍的认可制度化的政治制度。但是，人民精神上的愤怒对引发革命起着关键作用。人民不会为了要求政府给他们带来“后工业经济”，也不会为了超市的货架上有更多的商品而走上莱比锡、布拉格、蒂米什瓦拉或莫斯科的街头。他们的极端愤怒来自突然得知一些像牧师入狱或有权势的官员拒绝他们的请求这类小小的事件。

历史学家后来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一种次要或衍发原因，但在引发最终革命的连锁反应链中，它们是不可或缺的。革命的态势如果没有至少一些人为革命事业甘冒生命危险或宁愿牺牲安逸的生活便无法形成。这样的勇气不可能发自灵魂中欲望那一部分，而最主要来自精神那一部分。有欲望的人、经济人、真正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成本／利润分析”，时时刻刻给他们提供一个循规蹈矩的理性。只有有精神的人，因为在乎自己和同志的尊严而愤怒的人以及觉得自己的价值是由某种比生理需要更崇高的东西组成的人，只有他们才愿意走上街头视死如归。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这种渺小。的勇敢行为去回应不公正的小事，导致政治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重大事件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第十七章 精神的起落

人并不会争取快乐，惟有英国人例外。

——尼采：《偶像的黄昏》①

迄今为止，人的自我肯定意识和获得认可的欲望一直是作为像勇气、慷慨及公共精神这类高尚的源泉来体现，并且作为反对暴君、选择自由民主的依据。然而，获得认可的欲望也有它黑暗的一面，致使许多哲学家相信精神是人类邪恶的根源。

精神最初是作为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而出现的。哈维尔笔下的蔬菜水果店老板的故事说明，这种价值意识往往使人感觉自己战胜了自己的自然欲望时，抑或感觉自己是一个有能力进行自由选择的精神主体时表现出来。精神的这种朴素形式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自尊感，或者用现在时髦的话讲，是一种“自我评价”。所有人都可能拥有这种感觉，但程度或深或浅。适度的自尊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他们在世间发挥作用的能力和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胡安·第戎认为，有了这种自尊感，我们才可以无愧地对别人说“不”。

因而，人具有经常评价自己和别人的性格，但这种性格中所包含的精神与道德的实质性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在精神上的道德世界中，它们常常为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互相发生冲突、争论并且互相愤愤不平。因此，精神的任何一丝表露都是人类冲突的起点。

此外，我们无法确定，人对自我的肯定是否会受到这种“道德”本身的限制。哈维尔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道德判断的正义感，但即便我们承认这种普遍性，每个人之间的正义感的发达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人的获得认可的欲望不仅涉及他的道德价值，还包括他的财产、权利或美貌。更主要的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所有评价自己和评价别人时能做到公平。准确地说，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这种优越感有时来自真正的内心价值，但更多的是过高或自负地估计自己。于是，获得自己比别人优越这种认可的欲望，被贴上一个新的标签——“优越意识”。

“优越意识”一词同时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暴君想侵略并奴役邻国人民承认他的权威的那种“优越意识”，一种是钢琴家在音乐会希望别人认可他是贝多芬乐章最优秀的演奏者时的“优越意识”。“优越意识”的反面是“平等意识”，即获得与其他人平等的认可的欲望。“优越意识”和“平等意识”两者共同构成获得认可的欲望的两种表露，历史发展过程可以从这方面来理解。

显然，对于政治生活来说，“优越意识”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人在他优越性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认可时感到非常满意；如果能所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他肯定会更满意。而精神最初表现为一种谦恭的自尊，因此也能表露成一种统治的欲望。后者作为精神的阴暗面，在黑格尔描绘的血腥战斗中，从一开始就必须提到。因为原始的战斗是获得认可的欲望所煽动起来的，结果导致主人奴役奴隶。这种弱肉强食的逻辑后来演变成一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种被全世界认可的欲望，那就是帝国主义。

精神，不论以蔬菜水果店老板那种谦恭形式的表示，还是以凯撒和斯大林暴君式的野心来体现，一直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中心议题。即便每位思想家都赋予这种现象不同的名称，但大凡认真思考过政治和公正的政治秩序问题的人，都曾不得不关注精神的道德两面性，都试图利用它积极的一面，同时寻找一种方式来缩小它的阴暗面。

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对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因为灵魂中精神之部分对于建造他的“正义城邦”十分关键。①这座城邦与其他城市一样，面临外敌入侵需要防御侵略。因此，它需要一个勇敢并具有公共精神的卫士阶级，他们必须愿意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物质欲望。苏格拉底不相信在精明的自我利益的算计中会产生勇气和公共精神，这些品德只能从精神的底层进发，从卫士阶级对自己正义城邦的自豪感以及内心对侵略者的非理性的愤怒中产生。②于是苏格拉底认为，精神是任何政治共同体得以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天生的政治品德，因为精神是人克服欲望的自私生活和关心公共利益的根本。但苏格拉底也认为，精神既能巩固政治共同体，也能摧毁共同体。他在《理想国》中多处暗示这一点，如他把有精神的卫士比喻为一条凶猛的看门狗，狗如果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会连自己的主人都咬。①因此，建立公正的正义秩序既需要精神的发扬也需要精神的抑制，而且《理想国》前六卷更多地讨论对卫士阶级进行正确的精神教育。

推行帝国主义并以此来统治其他国家的人，这种优越意识曾是许多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们把这种现象视为对光荣的追求，具有野心的王子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被广泛地认为是人性和政治的一般特征。在帝国主义的合法性常常被认可的时代里，暴政和非正义并不一定是这种斗争的代名词。②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例如圣·奥古斯丁把光荣的欲望归人恶劣品德，但它的危害很小，并且可能成为给人带来伟大。③“优越意识”作为对光荣的欲望来理解，是早期现代思想家、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家、历史学家尼克尔·马基雅维利与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基督教政治哲学流派彻底决裂的中心思想。

马基雅维利目前基本上被视为发表过许多关于政治的残酷性的惊人的坦诚格言的经典作家，他的名言如“被吓唬比被爱好”，还包括“只有合乎自己的历史才可以遵守诺言”。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他认为，如果人不是从应当如何生活的方法中而是从人实际生活的深刻启示中就能把握自己的生活。马基雅维利并没有试图像柏拉图那样通过教育来使人善良，而是寻求创造一种良好的政治秩序来改造人的邪恶。邪恶一旦通过良好的制度得以正确引导，会用于善良的目的。①马基雅维利明白，藏在君主的野心后面的心理原动力，实际表现为对光荣的欲望的“优越意识”。一个国家有时会因为需要(如自我保护或为将来的人或资源)去偶然地占领邻国，但与人对获得认可的欲望相比，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当一位罗马帝国的将军看着他的对手戴着锁链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穿过大街时，他所感受的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对光荣的欲望并不是君主或贵族统治者所特有的性格，它体现了民主参与所带来的一种效应，就像贪婪的雅典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会使国家的野心膨胀，为其扩张提供一个更有效的军事工具。

对光荣的欲望是一个人人都具有的性格。马基雅维利发现，它带来一个特殊的问题，即这一欲望会使有野心的人成为暴君，再使其他人成为奴隶。对这个问题，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柏拉图的解决方案，并使这个解决方案成为后来共和国宪法的特征。马基雅维利没有按照柏拉图的建议对有精神的君主或卫士进行教育，而是想用精神控制精神。他提出建立一种混合共和国，用人民对独立的欲望来制衡君主和极少数贵族的精神野心，使一定程度的自由得到保障。因此，马基雅维利的混合共和国是美国宪法中惯用的三权分立原则的早期版本。

继马基雅维利之后，又出现一个可能是更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对此已经有所了解。霍布斯和洛克这两位现代自由主义的创始人，曾试图把精神从政治生活中彻底根除，并用欲望和理性的组合来取而代之。这两位早期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发现：战争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也是一种“优越意识”，只是表现为对君主的那种桀骜不驯或者好战才干的超脱尘俗的盲目信仰而已。他们对贵族精神或骄傲的否定得到不少启蒙思想家的继承，包括亚当·费格森、詹姆斯·斯图尔特，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大卫·休姆和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等人。在霍布斯和洛克及其他早期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构思的公民社会中，人只需要欲望和理性。资产阶级是早期现代思想精心制造的产物，是一项社会改造工程，内容是通过改变人性本身来创造社会安定。现代自由主义创始者们，没有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思路把少数人的“优越意识”和多数人的“优越意识”对立起来，而是希望把人性中欲望部分的利益和他的精神部分的情感相互制衡，以此来战胜“优越意识”。①优越感的社会表现，以及现代自由主义与之宣战的社会阶级，就是传统的贵族。贵族的斗士们不创造财富，而是从其他斗士的手中(准确地说从农民的剩余中)去掠夺。贵族斗士的行为缺乏任何经济理性，不会出卖劳力给最高的出价者。他根本不劳动，整日过着悠闲的生活。但他并不能为所欲为，骄傲和荣誉的清规戒律禁止他从事像经商一类有损于尊严的活动。许多贵族社会中，所有的衰败，其原因都在于——对于黑格尔的原始社会的主人来说——贵族的核心问题是在血腥的战斗中甘冒生命危险的意愿。因此，战争一直是贵族生活的中心。而且战争，正如我们所知，是“经济的次佳选择”。于是，最好能让贵族斗士相信自己的野心只是一种虚荣心，并把他们改造成一个文明的实业家，用他们自我致富的活动来促使周围的人也富起来。①当代社会科学所描绘的“现代化”过程可以被理解为灵魂中欲望部分逐步战胜灵魂中精神部分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在世界上无数国家已经完成。尽管人的文化有区别，但贵族社会仍然都会从中东到非洲直到东南亚普遍存在。经济现代化要求不仅建立像城市和合理的行政管理机构一类现代社会结构，而且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要从伦理上战胜充满精神的贵族生活方式。所以，霍布斯昔日的贵族阶级可以作一笔交易，拿他们精神上的骄傲换取物质极大丰富与祥和的文明生活。在某些国家，这种交易是公开的。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把原有的武士阶级改造成实业家，他们的企业在进入20世纪后发展成为财团。②在法国，大部分贵族拒绝这场交易，采取一系列毫无希望的抵抗行动，企图维持他们的精神秩序。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这场斗争仍在继续，武士们的后代面临着同样的抉择，他们要么随身佩剑以显示家族的高贵，要么就改换成计算机终端和办公室。

到美国建国前，洛克思想在北美洲已基本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也因此是灵魂的欲望部分对精神部分的胜利)，《美国独立宣言》中主张的“追求幸福”的权利主要指获得财产的权利。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等人在《联邦党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广泛地吸收了洛克的思想，成为《美国宪法》的伟大辩护士。例如，麦迪逊在著名的《联邦党人》第十期(该卷把有代议制政府辩护为根治人民政府存在的分裂顽症的特效药)中，提出保护人的多方面才能，特别是保护“获得财产的有差别的才能”，是“政府的第一要务”。①《美国宪法》中存在的洛克思想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如此。

上述这些政治家们发现，不能简单地把获得认可的欲望从政治生活中消除。实际上，骄傲的自我肯定被理解为政治生活的一个目标或一种动力，而且一个好的政府可以给它以适当宣泄渠道。他们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想法努力把获得认可的欲望引向积极的或者至少无害的方向。虽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第十期中提到经济“利益”所导致的分裂，但他还是把这类分裂与“情感”导致的分裂加以区别。更确切地说，这种情感是一种对是与非带有热情的看法，即“一种对涉及宗教、政府及许多其他观点的不同看法的热情”，或“对不同领导者的崇拜”。政治观念是利己主义的一种表现；与人对自己的评价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只要他的理性和自爱之间联系没有断， (人的)观点和热情就会互相影响”；“前者将是后者所依附的客体”。②所以引起分裂的不仅有不同人的灵魂中欲望部分(如经济利益)，而且还有他们的精神部分。③正因为如此，在麦迪逊所处的时代，美国政治家都因禁酒、宗教、奴隶制等问题分成若干派别。如今，分裂他们的则是堕胎权利、祈祷及言论自由等问题。

除了由许多弱势群体主张的热情的观点外，《联邦党人》的作者们还认为，政治生活还需要应付“贪名”这个问题，按汉密尔顿的说法，“贪名”是一种“贵族思维的主流热情”，即野心的强者所具有的对光荣的欲望。“优越意识”和平等意识一样，都是长期困扰美国缔造者们的一个问题。麦迪逊和汉密尔顿把《美国宪法》视为一种体制工具，其功能不是压制这些不同的精神表达，而是把它们引入一个安全的、确实有产出的宣泄渠道。于是麦迪逊认为，全民治道(即职位竞选、政治演说、辩论、撰写评论、投票选举等)，只要能逐步形成较大规模的共和国，实际上是解放人天生的骄傲及精神上自己肯定的偏好的一种温和的方法。民主政治进程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决策或“整合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且还因为它是表达精神的一个舞台，人在这个舞台上寻求对自己观点的认可。具有野心的强者，其“优越意识”的程度更高而且更有危险性，但立宪制政府已明显地被证明是一种以“野心制野心”的有效方法。政府的不同部门被看做是具有野心的强者走的阳光大道，但检查和平衡制度则可以保证这些强者互相制约，从而能防止产生暴君。一个美国的政治家也许会萌生当凯撒或者拿破仑的野心，但这一制度却让他成为吉米·卡特或罗纳德·里根，因为这一制度和各方政治力量限制了他，迫使他的野心只能实现成为一名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

霍布斯一洛克哲学体系企图把获得认可的欲望从政治中清除出去并限制或淡化它，这一主张曾使许多思想家感到十分困难。

现代社会将来全是英国作家C．s．刘易斯称之为“没有抱负的人”，即只有欲望和理性，但缺乏骄傲的自我肯定的人，而骄傲的自我肯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早期人性的核心。抱负是人成为人的标志，“只有理智，人只是灵魂；只有欲望，人只是动物”。

最伟大、最有说服力的精神主义概念支持者是尼采，他也是复活精神观点的先驱和当今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鼻祖。当代一位哲学家曾把尼采描绘成“贵族的激进派”，而尼采本人对此批评并不持异议。他的许多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做是对他所目睹的“没有抱负的人”的整个文明和一个只贪图自我安逸的资产阶级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反应。尼采认为，人的本性既不是他的理性，也不是他的欲望，而是他的精神。人首先是一个能创造价值的生灵，是一种“红面野兽”，他因为有辨别“善”，“恶”的能力才成为人。尼采笔下的拜火教的创始人这样说：

人确实生来就有辨别善恶能力。但他们确实没有接受它，没有发现它，也没有从天堂那里听到它。只有人才为自我保存而赋予事物的价值——他独自为事物创造一种意义，一种人的意义。因此，他把自己称作“人”，意思是，评价者。

评价就是创造，听听这句话，你们这些创造者。评价本身是所有被评价的事物中最有价值的财富。只要有评价，就会有价值，没有评价，存在的胡桃只有空壳。听听这句话，你们这些创造者!①

尼采认为，人创造什么价值并不重要，原因在于人有“一千零一个目标”要追求。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但别人都不理解的“善良和邪恶”标准。在此方面人是由创造价值的行为本身、自我赋予价值和要求别人对此予以认可三部分组成。所以，尼采只关心能让人说他比别人更好的那种精神，即“优越意识”。现代性的创造者霍布斯和洛克以生理安全和物质积累的名义剥去人的创造力，他们这样做才是现代性的最可怕的结果。尼采著名的“权心意志”学说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努力，目的在于重新确定精神相对于欲望和理性的重要地位，并且弥补现代自由主义对人的骄傲和自我肯定所带来的损害。尼采的著作是对黑格尔的贵族主人及其为纯粹的名誉战斗到死的赞扬，也是对现代性的猛烈抨击。因为现代社会在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全盘接受了轵隶的道德观念。

尽管用来描述精神现象或获得认可的欲望的词汇已经改变，但灵魂的这一“第三部分”仍然明显地是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哲学体系的中心课题。它启示我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解读历史的进程：也就是说，不是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逻辑，而是从“优越意识”的萌生、成长和消失来领悟它。实际上，现代经济世界只能在欲望被彻底释放后才能出现，也就是说要以牺牲精神为代价。以主人的血腥战斗为起点的历史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正在以当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现代资产阶级以财富而不是光荣为第一追求而终结。

如今，已经没有人再把精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也已经从我们的当代政治词汇中消失了。对光荣的欲望，尽管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如此顺理成章地作为人性(无节制地追求超过别人并让尽可能多的人认可自己的优越地位)的一部分，如今不再被人们接受作为描绘他个人目标的方法，而成为我们赋予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的特征，如那些暴君，希特勒、斯大林等。“优越意识”——被别人认可为优越的欲望，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但已披上各种各样的伪装，而且我们将在本书第五部分中看到，没有这种意识，我们的生活中很难感受到满足。但是，从如何看待自己这个角度看，“优越意识”在伦理上已经失败。

当今世界攻击“优越意识”，根本不尊重它，因此那些早期现代哲学家已经成功地把“精神”在公民社会中变成一种十分含糊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尼采的观点是相同的。取代“优越意识”是两个东西的组合：一个是灵魂中欲望部分的完善，表现为一种彻底的人生经济化。从欧洲国家不要伟大帝国而要一体化的欧盟这一最崇高壮举，一直到大学毕业生内心盘算选择职业这种区区小事，都无处不散发着经济化的味道。

第二个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平等意识，也就是希望自己与别人能对等地获得认可。它有各种表现形式，包括哈维尔笔下的蔬菜水果店老板、反对堕胎的抗议者或主张动物权利的律师这些人的精神。我们虽然没有使用“认可”和“精神”这些词汇来描绘我们的个人目标，但确实太多地使用诸如“尊严”、“尊重”、“自尊”和“自我肯定”这样的词汇，而且这些精神的要素甚至也参与了某个大学毕业生的职业选择过程。这些概念盛行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也是我们理解20世纪后半叶民主变化过程所必需的。

我们因此陷入显而易见的矛盾之中。盎格鲁一撒克逊现代自由主义体系曾致力于把精神从政治生活中消除出去，但获得认可的欲望仍然以平等意识的形式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吗?对试图保留人性中精神的一面、而不是把它清除出政治生活的现代自由主义来说，是否有更深刻的理解?

更深刻的理解确实有，为了说明这点，我们必须回到黑格尔，回到他没有完成的历史辩证法，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十八章 主人与奴隶

完全、绝对自由的人，对自我绝对完全满意；完美、完整并且满足的人，肯定是“战胜”自己的奴隶地位的奴隶。倘若懒惰的主人是一具僵尸，那么勤劳的奴隶则是所有人类社会和历史进步的源泉，历史是劳动奴隶的历史。

——亚历山大 柯耶夫：《黑格尔导读》①

我们前面介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只截止到历史进程的早期，即人类历史的开始阶段，当时人第一次在为纯粹名誉而战的战斗中冒生命危险。黑格尔的“本性之战”(但黑格尔从未用过这个词)，并不像洛克认为的那样，直接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建立，而是带来了主人和奴隶关系的产生。原始战士的其中一方由于怕死，“认可”另一方并愿意做他的奴隶。但是，主人和奴隶的社会关系并不能保持长期稳定，原因在于无论是主人还是奴隶最终都需要满足自己获得认可的欲望。②这种不满足构成了奴隶社会的“矛盾”，而且产生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人的第一个人类行为也许就是他在血腥的战争中牺牲生命的意愿，但他并不因此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并进而成为一个得到满足的人。只有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这种人才出现。①主人和奴隶不满足的原因有好几种。主人在某个意义上比奴隶更具有人性，因为他愿意为了一种非生物的目标(获得认可)去战胜自己的生物本能，他以生命危险为代价来展示自己是自由的。相反，奴隶却按照霍布斯的忠告，屈服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因此沦为一个赤贫和胆怯的动物，没有能力去挣破自己的生物或自然的桎梏。然而，奴隶没有自由以及他的不完整的人性则使主人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主人渴望获得其他人(即本身也拥有价值和尊严的人)对其价值和人的尊严的认可。但他赢得名誉之战后，只获得了成为奴隶的人的认可，而奴隶的人性由于怕死而没有达到完整，主人的价值也因此获得某个不完整的人的认可。②这与我们自己在获得认可方面的共同经历相似。我们自己特别看重能获得自己所尊敬的人或者自己所信任的人对自己的评价和认可，特别是这种评价和认可是自愿给予的而不是被迫的。我们养的宠物狗在我们回家进屋时摇头摆尾，就是对我们的某种认可，但他也同时认可所有穿戴相似的人(如邮递员或夜贼)，因为狗的本能具备这种条件。再举一个更政治性的例子，斯大林或萨达姆在听到群众被迫的欢呼声时，所感受的满足肯定比不上民主领袖华盛顿或林肯受到自由的人发自内心的欢呼所感受的满足。

所以，这就是主人的不幸所在：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为的是获得来自奴隶的认可，而奴隶又不配认可他，主人还是得不到满足。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人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他不需要工作，因为他有奴隶服侍他；他可以轻而易举得到生存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因此他的生活中因只有闲散和消费而死气沉沉，正如柯耶夫所指出：主人可杀不可辱。主人完全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冒生命危险与其他主人为名誉而战，为统治一个省或继承某个人的王位而战，但冒死的行为，不论具有多深刻的人性，对人本人来说永远是相同的。艰难地占领或再占领一个省份不会改变人与其他人的地位关系或他的自然环境，因而也难以成为历史进步的火车头。

奴隶也不满足。但这种不满足与主人的情况不同，不会导致死一般的静止状态，而是会产生具有创造性和成果的变化。归顺主人后，奴隶当然得不到作为人的认可，而是被改造成一种用来满足主人需要的工具。认可是完全单向的，但正是这种彻底的否认竟会导致奴隶的思变。

通过劳动，奴隶恢复了他因恐惧死亡而失去的人性。a)起初，奴隶被迫为满足主人而劳动，这是他们怕死的代价。后来，奴隶劳动的动机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不是因为害怕被惩罚而劳动，而是在责任和自律的驱使下从事劳动。在此过程中，他学会了为了工作而压抑自己的动物欲望。换句话说，他创造出某种酷似工作精神的东西。②更重要的是，在劳动中奴隶开始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人有能力改变自然，也就是能够利用自然的材料，并随意地把它们变成某个事先设计和想变的东西。奴隶使用工具，还可以使用工具来制造工具，从而发明了技术。现代自然科学不是懒惰的主人发明的，他们要什么有什么，而是被迫劳动并对自己所处的条件不满的奴隶们创造的。借助于科学和技术，奴隶们发现他们能够改造自然，不仅能改造他们出生的物理环境，而且也能改造他们自己的本性。①黑格尔与洛克相反，认为劳动已完全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了。

劳动的主要意义不只是满足人的自然需求或者新的欲望，劳动本身代表着自由，因为他显示了人战胜自然制约和通过劳动实现创造的能力。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像劳动那样“与自然相和谐”，真正的人的劳动只是当人显示出他驾驭自然时才正式开始。黑格尔对私有财产的含义的理解也与洛克不同。洛克的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获得财产，而黑格尔的人则把财产看做是他自己以物(如房屋、汽车、土地)来表现的“客体化”。财产不是物的固有特征，它只是物在人同意彼此尊重财产权的前提下才会作为财富契约的标的物存在。人从拥有财产中得到的满足不仅是需要的满足，而且是其他人的认可。黑格尔认为，保护私有财产是公民社会的合法目标，洛克和麦迪逊也持这一观点。但黑格尔把财产视为历史中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阶段或一个侧面，视为某种既能满足精神也能满足欲望的东西。①主人通过血腥的战斗和冒着生命危险来证明他的自由，并以此说明他战胜了本性的制约；而奴隶则是通过为主人劳动来构思他们的自由理念，并在此过程中意识到，他作为人，完全有能力进行自由的和有价值的劳动。奴隶对自然的驾驭是他领悟驾驭的关键。奴隶心中的自由比主人实际享受的自由更有历史意义。主人是自由的，他以直接方式享受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消费什么就消费什么。而奴隶只能心怀自由的理想，是劳动给他带来了这种理想。然而，奴隶在其自己的生活中没有自由，他的理想和他所处的实际境况之间存在着反差。因此，奴隶比主人更懂哲学，奴隶在得到现实的自由前，不得不先抽象地思考自由，不得不为自己创造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所以，奴隶意识比主人的意识更深，因为他的自我意识更强，对自己本身及所处的地位更予关注。

1776年或1789年确立的两项原则——自由和平等，不是一下子就映入奴隶的脑海中的。奴隶并不是一开始就反抗主人，而是通过长期痛苦的自我教育，帮助自己战胜对死亡的恐惧，鼓励自己争取自由。通过对自己所处地位和抽象的自由理念，奴隶自我许诺了许多预想的自由模式，最终找到了一个正确的自由模式。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都认为，这些预想的自由模式是空想的，只是思维概念而不是现实，但它却是现实(主人和奴隶关系的现实)的反映。它们尽管包含着自由理念的基因，却只能说明奴隶接受没有自由的现实。黑格尔在他的《现象学》中列举出好几个这些奴隶的意识形态，包括像斯多葛学派(禁欲主义)和怀疑主义这种哲学。但基督教则是最有影响的奴隶的意识形态，它被称为“绝对宗教”，最直接地引导人去实现建立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社会。

黑格尔之所以把基督教称为“绝对宗教”，绝不是出自任何一种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而是因为基督教和西方民主社会之间存在的客观的历史关系，韦伯和尼采等许多后来的思想家也接受这种历史关系。黑格尔认为基督教是实现自由理想的次佳形态，原因在于这种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认为每个人都有道德选择或信仰的能力，并因此认为确立了普世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也就是说，基督教一直认为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不是霍布斯式的形式自由，而是辨别是非的道德自由。人本来是一种赤身裸体、一无所有的爬行动物，但他过去也能够用他的选择和信仰的能力改造自己的精神。基督教的自由是一种精神的内部状态而不是肉体的外部状态，不论是苏格拉底的莱昂提乌斯还是哈维尔的蔬菜水果店老板，他们精神上的自我价值意识都与基督教信徒内心的尊严和自由有某种共同的东西。

基督教对自由的理解包含着普遍的人的平等，但其理由则有别于霍布斯一洛克的自由主义。《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所有人生而平等”，主要是因为创造人的人已赋予人某种不可让渡的权利。霍布斯和洛克，相信人的平等，但这种相信是建立在自然禀赋的基础之上的。霍布斯认为人与人之间因为都平等地具有杀死别人的能力而互相平等，而洛克则认为人与人之间是由于才能都一样而互相平等，但洛克提出，孩子与他们父母之间是不平等的。他也像麦迪逊一样认为，人与人之间在获得财产方面的能力是不同。在洛克的国家中，平等因此意味着机会平等。

与之相反，基督教的平等建立在所有人都天生平等地拥有某个特殊的能力——道德判断能力这一事实上。①所有人都能接受或不接受上帝，从善或作恶。1964年，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有一个梦想”

的演讲，充分阐明了基督教的平等观点。其中有一段话令人难忘。他说他有一个梦，他的四个孩子“将来会有一天生活在一个不按肤色而是根据人的性格来判断人的国家”。我们注意到，金没有说人应当根据人的天才或优点来判断，或者要求人尽可能地施展才能。金是基督教牧师，他认为，人的尊严不在于他的理性和聪慧，而在于他的性格，即他的道德性格，他辨别是非的能力。人只要是道德主体，在相貌、才能和机敏或灵巧方面显然不会都相等。最平常、最令人讨厌的孤儿在上帝的眼中与最有天赋的钢琴家或最杰出的物理学家相比可能会有一个更美丽的心灵。

基督教对历史进程的贡献因此在于使奴隶明白了人类自由的这种观点，告诉奴隶什么叫人人都有尊严。基督教的上帝对人给予普遍的认可，认可他们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换言之，“天国”代表一种希望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的平等意识——尽管不是虚荣的“优越意识”——将得到满足。

然而，基督教的麻烦在于，它只是另一个奴隶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它在某些观点方面并不真实。基督教假定的人类自由不是在地球上，而只是在天国中才能实现。换言之，基督教的自由概念是正确的，但结果是对现实世界的奴隶说：不要指望现世会获得解放，要安命于这种没有自由的现状。黑格尔认为，基督教没有意识到，人不是上帝创造的，而上帝却是人创造的。人创造上帝作为自由理想的投影，因为在基督教的上帝身上，我们看到一个能完全驾驭自己和自然的人。但基督教进而又使自己成为他自己创造的上帝的一部分，他本应是自己的救世主，但却相信上帝将来会拯救他，因此甘愿在地球上过着奴隶的生活。因此，基督教是一种哲学上的异化，一种新的奴隶制，人把自己当成他自己的创造物的一部分，从而把自己一分为二。

基督教作为最后一个伟大的奴隶意识形态，明确地向奴隶展示了人类自由应当是什么。虽然它没有向奴隶指明一条可行的解放之路，但让奴隶更清楚地看到了他的目标：自由、自主、主人，并且自己的自由和自主得到所有人普遍的互相认可。奴隶通过劳动，为解放自己铺平了道路，他驾驭了自己并按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实现对解放自己可能性的自我觉醒。鉴于此，黑格尔认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完成，只需基督教还俗即可，也就是把基督教的自由理念转化到现实世界。它还需要一场更血腥的战斗，一场奴隶把自己从主人手中解放出来的战斗。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对基督教学说的一种改造，是一种不再依附神话或圣经的权威，而是建立在奴隶的真正的理解和自我意识之上的哲学。

人类历史的进程以为了纯粹的名誉而进行的战斗为起点。在这场战斗中，贵族主人寻求获得别人对其甘冒生命危险意愿的认可。主人靠超越自己的本能来证明自己比他的同类更自由，更是真正的人。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却不是主人和他的战斗精神，而是奴隶和奴隶的劳动。奴隶最初接受他的奴隶地位，其原因是惧怕死亡，而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寻求自我保存的理性。黑格尔学说中的奴隶对自己从来不满意。也就是说，奴隶依然拥有精神，拥有一种对自己价值和尊严的意识，以及对超越奴隶生活的欲望。他的精神表现为他对自己的劳动驾驭自然“几乎没有价值的物质”并把它们加工成带有自己的印记的物品的能力感到自豪。奴隶的精神还表现为他对自由的向往，在奴隶的价值和尊严没有获得其他人认可之前的漫长过程中，他的精神使他一直在想象做一个有价值、有尊严的人的抽象可能性。黑格尔的奴隶与霍布斯哲学中有理性的人不同，他不会压抑自己的自豪，相反他在没有获得认可前，已不会感到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人。还是奴隶这种对获得认可的持久不衰的欲望而不是主人的安然自得不求上进和自我认同，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第十九章 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

国家是上帝在人间的作为。

——黑格尔：《公理的哲学》

黑格尔认为，法国革命是基督教式自由平等社会在地球上的一次实践。昔日的奴隶在这场革命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证明他们已经战胜了对死亡的惧怕，正是这种惧怕曾让他们过去被他人当做奴隶来对待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因此被拿破仑的常胜军队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法国革命以后诞生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不过是在“现在中”实现了基督教的自由和普遍的人类平等的理想。法国革命并不是为了把国家神化，也不想赋予国家一种在盎格鲁一撒克逊自由主义中不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意义，而是构成了一种认可，认可是人先创造了基督教的上帝，因此人能够让上帝下凡住在现代国家的议会大楼、总统官邸和政府机构里。

黑格尔给我们带来了用不同于源于霍布斯和洛克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自由主义体系的概念来重新解释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机会。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这种理解，同时也是自由主义一种更高尚的境界，更准确地描述了世间人们所说的希望生活在民主之路这句话。对于霍布斯和洛克及其指定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追随者来说，自由社会是拥有某些自然权利的个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在人的自然权利中，最首要的是生存(即自我保存)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一般被理解为私人财产权。因此，自由的社会就是指公民之间相互并且相等地同意不干涉他人生活和财产。

相反，黑格尔却认为，自由社会是指公民之间相互并且相等地同意互相认可。如果霍布斯或者洛克的自由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对理性的自由利益的追求，那么黑格尔的“自由主义”则可以被看做是对理性认可的追求，即在普遍基础上每个人的自由性和自主性都等到所有其他人的认可。我们选择民主这一事实，更重要并且最后更令人满足的事情是，自由社会认可我们的尊严。生活在自由社会意味着走上一条物质极大丰富的道路，但它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对我们的通向在自由的认可方面具有完全非物质的目标的道路。自由民主国家使我们具有自己的自我价值意识，我们灵魂中欲望和精神这两个部分因此都感到满足。

普遍认可纠正了存在于各种奴隶社会之中严重的认可不完全的问题。实际上，法国革命前，每个社会，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社会，只有一个人(国王)或少数人(“统治阶级”或精英集团)被认可。他们对获得认可的满足是以广大人民的人格没有相等地被认可为代价的。只有在普遍而且平等的基础上，认可才是理性的。主人一奴隶关系中的内在矛盾只有在主人的道德和奴隶的道德成功地统合到国家之中才能得到解决。在国家中，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明显差别被消灭了，过去的奴隶成为新的主人——不是其他人的奴隶，而是自己的主人。这就是“1776年精神”的含义，即1776年不是另一个主人集团的胜利，也不是新的奴隶意识的产生，而是民主国家的“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理念的实现。在这个新的统合中，主人和奴隶的东西(主人获得认可的满足和奴隶的劳动)都保留下来了。

我们把普遍认可与其他非理性的认可形式进行对照，可以更好地理解普遍认可的合理性。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即一个仅承认某个民族或种族成员为公民的国家，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认可。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获得认可的欲望，民族主义把这种欲望通过精神来表现。民族主义者首先关注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认可和尊严。①民族性不是人的一种自然特征，一个人只有被其他人认可是这个民族时才具有民族性。②但是，人并不一定作为个人为自己寻求获得认可，而是为了他作为其中一分子的集团去争取获得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代表着早期的“优越意识”蜕变成一种现代的民主形式。过去是君主为个人的荣耀而战，而现在是整个民族要求获得对他民族地位的认可，这些民族像贵族主人一样，已经显示出他们为了获得认可，为了他们在“太阳中的位置”而愿意接受暴力死亡的挑战。

然而，建立在民族或种族基础上的获得认可的欲望，并不是理性的欲望。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关键是理性；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即能够在一场为了纯粹的名誉的战斗中为获得认可而斗争的。这种区别的依据是人本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彻底决裂。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的区别，是人类历史偶然的、任意的副产品。民族之间为获得其他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尊严的认可的斗争，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了与贵族主人之间的名誉战斗相同的效应，其中一个民族成为主人，另一个民族变成奴隶。两个民族获得的认可都是不完整的，其原因和主人与奴隶最初的个人关系不能令人满足完全相同。

另一方面，自由国家是理性的国家，因为它把这些相互抵触的获得认可的欲望协调成一个惟一的互相接受的基础，即“人人相同、人人平等”这个基础。自由的国家必须是普世性的，也就是说每个公民都只因为他们是人，而不因为他们是某个民族、种族的成员而获得认可。自由的社会通过消灭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而成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因此它肯定是一种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社会。这种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如果是有意识地建立在开放并公开的原则(指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立宪过程中实行的原则)基础上，其理性将更为明显，即国家的权威不能从老一辈的传统或宗教信仰的暗箱深处产生，而应当是国家的所有公民公开评论后的产物，公民通过公开评论彼此同意按某个明确的条件共同生活。这种国家的权威表示一种理性的自我意识，人类第一次作为一个社会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真正本性，并且能够创造出一种与这些本性相适应的政治共同体。

我们用什么方式才能说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能普遍地“承认”所有人?

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赋予并保护所有人的权利，这就是它对所有人的普遍认可。也就是说，在美国或法国或任何一个自由国家出生的儿童，只因为他(她)出生在这个国家便可获得某些公民权利。他(她)不论贫富、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除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起诉他外，任何人不得伤害这个孩子的生命。到一定时候，这个孩子还将有权获得自己的财产，而且他的财产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他人的尊重。这个孩子将对任何观点有精神上的选择第十九章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 23l权，可以采取宗教信仰的形式完全自由地参加宗教活动。最后，当孩子长大成人时，他(她)还有权参与首先规定这些权利的政府管理，并参与关于最高、最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的辩论。这种参与权的形式为在定期选举中投票或直接进入政治进程(如竞选某个好职位)，或撰写支持某个人或某个立场的社论，或在政府机构中任职。人民的自治政府消灭了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每个人都有资格至少共享主人的地位。主人的作用现在表现为颁布按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即由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人自己制定的一整套普遍适用的规则。国家和人民互相认可，即国家赋予其公民以各种权利，公民同意遵守国家的法律。此时，认可实现了互惠互利。对这些权利的惟一限制发生在权利之间出现自我矛盾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就是行使一项权利时妨害了另一项权利的行使的情况。

黑格尔对国家的这番描绘听起来与洛克的自由国家十分相像。洛克把国家也相似地定义为一种保护各种个人权利的政治制度。研究黑格尔的专家肯定会立即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黑格尔对洛克或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还会反对洛克关于美国和英国是历史最后阶段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家的反对当然是正确的。黑格尔绝不会同意盎格鲁一撒克逊哲学体系中某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这些人主要代表自由主义右翼，他们相信政府的惟一功能是保证让个人绝对自由地追求个人私利。此外，自由主义把政治权利简单地看做是一种手段，是人用来保护自己生命和财产(用更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生活方式”)的手段，黑格尔肯定不同意这一观点。

另一方面，柯耶夫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真理，他断言战后美国或欧共体成员国就是黑格尔的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的化身。因为虽然盎格鲁一撒克逊式民主建立在洛克的自由主义基础之上，但他们自己的理解绝不是纯正的洛克自由主义。例如，我们已经看到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这两位在《联邦党人》杂志中是如何对待人性中的精神方面的，麦迪逊又是如何相信他及政府的职能之一是给人的精神和情感提供一个宣泄渠道的。在当代美国，当人们论及自己的社会和政府形式时，所使用的语言多半是黑格尔的，而不是洛克的。例如，在公民权利运动时期，人们说某项公民权利立法的目的是承认黑人的尊严，或是履行《独立宣言》

和《宪法》中允许美国人有尊严、有自由地生活的诺言，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当时，老百姓不必成为研究黑格尔的学者就能理解这种观点的力量，这是受过最基本教育和最普通的公民所使用词汇(在德意志联邦宪法中直接提到人的尊严)。投票权，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先是扩大到不具备财产资格的穷人，后来扩大到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还有奴隶，但它始终被当做一个纯经济问题来对待(如投票权能保护这些人的经济利益)，通常只是他们价值和平等的象征，其本身也被视为一种目标而具有价值。尽管美国建国之父们当时没有使用“认可”和“尊严”这些词汇，但这并不妨碍洛克的“权利类”词汇潜移默化地进入黑格尔“认可类”词汇表中。

因此，在历史终结时出现的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可以被看做是建立在经济和认可这两个支柱上。通向这一目标的人类历史进程，就是一直被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这两套动力向前推进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归功于灵魂中欲望部分在近代初期得到解放，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财富积累。

无限的财富积累在欲望和理性有机地组合下成为可能：资本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唇齿相依。而为获得认可的斗争与在上帝面前享受自由、平等的世界中当主人的向往所形成鲜明对照。不同时考虑这两根支柱，对历史进程的完整描述——一部真正的世界普遍史——是不会真正地完稿的。就像不考虑欲望，理性和精神就不能完整地刻画人的性格一样。只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或其他所有历史理论，如果不能说明灵魂中精神的部分和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也是历史的主要功力，则肯定不是一套完整的历史学说。

我们现在可以更充分地解释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之间的关系，并研究发达的工业化和自由民主更高程度的结合。如前所述，民主中不存在经济理性。倘若是这种情况，民主政治会成为经济效率的累赘。选择民主是一种自主行为，其目的是获得认可而不是满足欲望。

然而，经济的发展创造出某些使选择更具有自主意义的条件。其原因有两条：第一，经济发展向奴隶展示了主人的观念，奴隶发现他能够依靠技术来驾驭自然，还可以通过劳动纪律和教育来驾驭自我。随着社会教育程度的提高，奴隶开始意识到，他们是奴隶但他们希望做主人，希望消除其他奴隶反思自己的被奴役条件时产生的各种思想。教育使他们懂得：他们是有尊严的人，他们应当进行斗争使这个尊严获得认可。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绝不是偶然的，自由、平等的理念是奴隶反抗自己所处境况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和共产主义都是奴隶的意识形态(但黑格尔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部分地代表了真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者都暴露出非理性和自我矛盾，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承认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但看上去却像一个奴隶制社会的现代翻版。因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的尊严没有获得认可，8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生活在这些社会的人民理性程度的提高；反映出他们意识到，理性的普遍认可只有在自由的社会制度下才能获得。

第二，经济发展由于需要普及教育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平等化效应，普遍的机会平等环境冲破了旧的阶级隔离，虽然经济地位的变化或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会产生新的阶级，但社会本质地具有更大的流动性，推动了平等主义理念的传播。因此在法律上的平等没有实现前经济已创造出一种事实上的平等。

倘若人只有理性和欲望，他们一定会完全满足于生活在军人专政的韩国，或开明的技术官僚掌权的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者在坚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但是，这些国家及地区的人民不会只有理性和欲望，他们还有一种精神上的骄傲，并且相信自己有尊严，希望人们首先认可他们的尊严。

于是，获得认可的欲望便成为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之间短缺的一环。我们已经看到，发达工业化是如何创造出城市、汽车、有良好教育的现代社会，如何废除部落、祭师或中世纪的行会那种传统的权威。我们看到，在社会和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程度更高的实证对应关系。我们的解释能力很有限，这一点从我们正在为选择自由民主制度寻找一种经济学解释的事实中可以体现出来，我们曾经想把自由民主制度说成是来自灵魂中欲望的部分，但却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精神那部分，即灵魂中获得认可的欲望。因为，伴随着发达工业化的社会变革，特别是教育，明显解放了某个过去在穷人或文盲中所没有的获得认可的欲望。随着人变得更富有、见识更广、文化水平更高，他们会不仅需要财富，还需要获得对自己地位的认可。只有这种完全非经济的、非物质的动力才能解释为什么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中国的台湾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都表示不仅需要市场经济，而且还需要一个民治民享的政府。

柯耶夫在解释黑格尔的学说时一直认为，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应当是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因为它完全地满足了人的需要。归根结底，是由于他相信精神或者获得认可的欲望是第一位的，是最固有、最基本的渴望。黑格尔和柯耶夫不仅从哲学上；而且从心理上指出认可的重要性，他们也许比其他哲学家(如洛克或马克思)更深邃地看透了人性，而洛克或马克思只看出欲望和理性。虽然柯耶夫声称他没有用跨历史的标准来衡量人类社会制度的恰当程度，实际上，获得认可的欲望就是这个标准。总之，精神对于柯耶夫来说，是人性中永恒的部分。从产生精神到为获得认可进行战斗，也许需要数万年的历史进程，但在柯耶夫的眼里，它在灵魂中所占有的位置丝毫不比柏拉图的低。

柯耶夫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因此，他的观点正确与否，取决于当代自由民主国家满足人获得认可的欲望的程度。柯耶夫相信，现代自由民主成功地统合了主人的道德和奴隶的道德，在保留各自中某些东西的同时，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这是真的吗?特别是主人的“优越意识”真的成功地被现代政治制度升华和改造使其不再成为当代政治的一大难题了吗?人真的永远地只满足于获得其他人平等的认可而且将来不会再有其他要求了吗?如果倘若现代政治成功地升华和改造了“优越意识”，我们会赞成尼采的观点(尼采认为，他的“优越意识，，不值得称赞，而是一种不平等的灾难)吗?

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五部分进行详细研究。

现在让我们来更深入地讨论意识在走向自由民主的过程中是如何转化的。获得认可的欲望，在被转化成普遍且平等的认可前，可以表现为各种非理性的形式，如在宗教和民族主义大旗下体现的各种形式。因此，这种转化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理性的认可与非理性的认可都同时存在。不仅如此，一个代表理性认可的社会，它的出现和延续显然需要包容某些非理性的认可，这是柯耶夫的困惑所在。

黑格尔在其《公理的哲学》的序言中，解释了哲学是“思想对时代的把握”。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无法超越他所处的时代j也无法预见未来，就像没有人能从罗德斯岛上的巨型雕像上面跳过去一样。尽管有这样的警告，但我们仍然要把目光转向未来，了解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自由主义革命的前景、范围，以及它对国际关系将产生的作用。

第四部分 跳过罗德斯岛上的巨型雕像

第二十章 最冷血的怪物

有些地方虽然还有人民和牧群，但我们却不能居住在那里：哪儿有国家，国家是什么?请竖起你的耳朵听我说，因为我要告诉你关于人之死。

国家是最冷血的怪物的代名词。它还会冷冷地撒谎；从它的嘴里会蹦出这样的谎言：“我，国家，就是人民。”这简直是个谎言。是创造者创造了人民，并且赋予人民诚信和爱，于是他们为人民服务。

大屠杀的刽子手们为许多人设下了陷阱，他们把这些陷阱叫做“国家”，并在陷阱的上面悬挂一把剑，冠以上百个欲望。

我给你的信息是：每个人都用别人不理解的自己的语言来谈论善良和邪恶。每个人对习俗和权利都有自己的语言。而国家则用所有人解释善良和邪恶的语言来撒谎。国家说的全是谎言，国家有的全是窃物。

——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①

当历史走到尽头时，自由民主便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强劲对手。过去，人们反对自由民主制度，是因为他们相信自由民主制度不如君主制，不如贵族、神权、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专制主义或者其他任何过去曾让他们相信过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除伊斯兰世界之外，出现一种普遍的共识，它接受自由民主是最合理的政府，即一种最充分地实现理性欲望或理性认可的国家。假如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除伊斯兰世界以外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为什么许多其人民和领导人都已经抽象地接受民主原则的国家向民主过渡如此艰难?为什么我们对世界上某些标榜自己是民主的国家是否能将民主制度保持下去持怀疑态度，而对其他国家更稳定的民主那么信任?为什么自由主义，尽管从长期上必定胜利，但目前却有倒退的趋势?

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崇高的理性政治行为，是发动全社会来讨论支配公共生活的政体的性质和一系列基本法。

但人们常常对实现其目标的理性和政治的软弱感到吃惊，因为人“无法控制”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例如，拉美的许多国家19世纪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不久便建立了自由民主的模式，并以美国和法国为范本制定了宪法。然而，它们中间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把一个完整的民主体系维持到现在。在拉丁美洲，理论层面上对自由民主的反对除来自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短暂的威胁外，从来没有构成任何强有力的挑战。但自由民主不论是取得胜利还是巩固胜利成果都不是轻易之举。有许多国家，如俄罗斯，都曾经历过各种专制的政府，但直到最近仍很难实现稳定的民主。其他国家如德国，尽管有着深厚的西欧传统根基，但在为实现稳定的民主时却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而法国，作为自由和民主的摇篮，自1789年以来曾有5种不同的民主共和国在政治舞台匆匆走过。这些实例都与绝大多数盎格鲁一撒克逊式民主历程形成鲜明的对照，它们的民主制度却是那么稳定，那么轻松。

自由民主制度为什么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或者一旦实行后便可稳定下来，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与国家之间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和谐。国家是按一定的政治目标创立的，而人民则是一个事先已经存在的道德共同体。也就是说，人民是一种对善良和邪恶、神圣和世俗的本质具有共同信念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信念产生于久远的过去，深思熟虑并作为一种传统沿袭到现在。正如尼采所说，“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语言来谈论善良和邪恶”，并且对不仅反映在政体和法律上，而且体现在家庭、宗教、阶级结构以及他们引以为荣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上的“习俗和权利都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国家的范畴是政治的范畴，是对适当的统治方式进行有意识的选择的领域；人民的范畴是次政治的范畴，它是文化和社会的领域，其规则往往是模糊的或者很少被甚至参与其中的人有意识地认可。当托克维尔论及美国的制衡政治制度或联邦和地方政府权力的划分时，是把美国作为一个目标来讨论的。而当他描绘美国人有时表现出来的狂热精神、他们对平等的激情或者沉湎于实践胜于理论科学时，则把美国作为人民来描绘。

国家把自己强置于人民之上。有时，国家造就人民，例如利库尔戈斯和罗慕卢斯的法律就是分别用来形成斯巴达和罗马人民的精神的，或用来规范组成美利坚合众国各外来民族的民主意识中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国家在许多情况下与人民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说处于战争边缘，例如，俄罗斯共产党向其人民强行灌输马克思主义。因此，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功和稳定绝不能仅靠机械地实施某一套原则和法律，而需要人民和国家之间某种程度的和谐。

如果我们按照尼采的观点把人民看做是具有共同的善恶信念的道德共同体，那么人民和人民所创造的文化，显然属于灵魂的精神部分。也就是说，文化是从评价的能力中产生的，例如认为遵从长辈的人有价值，或者吃猪一类不干净的动物的人没有价值。于是，精神或获得认可的欲望就是社会科学称之为“价值”

的核心。正如我们所见，正是获得认可的斗争才创造了各种形式的主人和奴隶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规范——臣从君、农民为地主种田、贵族高高在上等等。

获得认可的欲望也是两个特别强烈的情感(宗教和民族)的心理基础。我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宗教和民族主义可以统一到获得认可的欲望中来，而是指从精神的角度讲，这些情感在精神中根深蒂固，从而具有巨大的力量。宗教信仰者崇拜其宗教中神圣的东西——道德规范、生活方式或顶礼膜拜的偶像，一旦神圣的尊严受到侵犯，他便会感到愤怒。①民族主义者相信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因此也相信他作为其中一分子所具有的尊严。他渴望这一特定的尊严获得其他人的认可而且他和宗教信仰者一样，在这个尊严被亵渎时感到愤怒。历史进程正是从精神上的激情(贵族主人获得认可的欲望)开始，而且正是宗教狂热和民族主义的精神的情感使历史进程近几个世纪以来始终伴随着战争和冲突。宗教和民族主义的精神源泉告诉我们，为什么围绕“价值”的冲突可能比围绕财富的冲突更残酷。尊严和金钱不一样，不能简单地侵害，它是某种天生不容妥协的东西：要不你认可我的尊严或者我奉为神圣东西的尊严；要不你就不认可。只有追求“正义”的精神才会产生真正的激情、痴迷和憎恨。

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自由民主表现出一种有损于早期道德和文化范畴的冷酷的算计。理性的欲望必须战胜对获得认可的非理性欲望，特别是傲慢的主人那种为寻求其优越地位获得认可的“优越意识”。按照霍布斯和洛克思想体系建立起来自由国家，走的是一条与本国人民进行长期斗争的道路。这种国家寻求统一各种传统文化，教人民为自己长期的私利算计而放弃传统。那里的人民必须学会一系列新的民主价值观，如“参与”、‘·理性”、“现世，’、“移情”和“宽容”，①用以取代具有自己善恶观的有组织的道德共同体。从决定人的基本道德和善良的意义上讲，这些新的民主价值一开始根本不能称之为价值，过去只具有一种工具功能，仅是成功地生活在这繁荣的自由社会中的人必须养成的习惯而已。正因为如此，尼采才把国家称为“最冷血的怪物”，一种以上百个诱惑来摧毁人民和他们的文化的“怪物”。

然而，为了实现民主，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忘掉自己价值的工具功能，在他们的政治制度中开发出某个非理性的精神骄傲和某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不是因为民主比其他制度好而是因为民主是他们自己的才热爱民主。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不再把像“宽容”这种价值看做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宽容在民主社会中应当是一种必须具备的品德。②这种骄傲在民主制度中的发展，或民主价值和公民自己的意识的同化，成为“民主”或“公民文化”所创造的内涵。这种文化对于民主的长治久安非常关键，因为没有一个现实社会可以持久地只建立在理性算计和欲望基础之上。

文化，作为一种对某个传统价值的向民主价值转变的阻力，因此也构成对民主化的障碍。那么，是哪些文化因素妨碍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呢?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一个国家的民族或种族意识的程度和性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在本质上没有冲突。实际上，在19世纪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民族团结斗争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此外，在波兰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复兴爱国运动中，以及在前苏联的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相互关联的。民族独立、主权的欲望，只要民族或种族不会成为公民资格和法律权利的惟一依据，就可以用来表现自治和自由的欲望。一个独立的立陶宛，只要能保证本国所有公民包括决定留下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公民的权利，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

另一方面，民主不会轻易地出现在一个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十分极端而排斥本国其他民族的国家中。因此，强烈的民族团结意识是稳定的民主的先决条件；英、美、法、意和德国莫不如此。在前苏联，民族团结意识的缺乏是它只有在解体后才出现稳定的民主的原因之一。①在秘鲁，其人口中白人只占11%，都是西班牙入侵者的后裔，其他都是印第安人，国家因此在地理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分裂成白人和黑人两个部分，长期严重地妨碍了秘鲁实现稳定的民主制度。南非的情况也相似，那里白人和黑人之间有明显的隔离，就连黑人内部也分裂成各种历史上长期仇视的种族。

第二类：宗教。宗教和民族主义一样，除容忍和平等的观点不一样外，与自由民主之间没有固有的冲突。我们已经提到过黑格尔是如何认为基督教通过确立建立在个人道德选择能力上的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法国大革命铺平道路的。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民主制度继承了基督教的宗教遗产，而且亨廷顿也指出，自1970年以来，新的民主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国家。①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宗教看上去并不是民主的障碍，而是民主的动力。

但宗教本身并不能创造自由社会。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必须通过使其目标世俗化来废除自己才能带来自由主义。在西方，这种世俗化公认的载体是基督新教。新教通过把宗教改造成基督教和它的上帝之间的一种私人问题，消除对神职人员这个单独的阶级的需要，以及宗教对政治更广泛的干预的需要。世界上其他宗教也借鉴了这个世俗化进程，例如佛教和日本的神道，都把自由限制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崇拜的范畴内；印度教和儒教两大教系已经混合，虽然两个教系都是比较自由的学说，因此看上去与绝大多数世俗活动没有什么格格不入，但它们的教义本质上却是有等级的、不平等的。相反，正统犹太教和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则是一种极端主义的宗教，它们寻求支配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包括政治领域。这些宗教可以和民主和平共处，特别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地承认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它们却很难和自由主义及普遍权利(特别是意识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的认可相和谐。当代穆斯林世界惟一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土耳其。这也许并不奇怪，土耳其是20世纪初期惟一一个明确表示拒绝继承伊斯兰教传统、赞成世俗社会的国家。①第三类：不平等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的存在。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民主之所以强大而且稳定，得益于美国社会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问世前就非常平等，非常民主。“美国人生而平等”。也就是说，北美地区外来的主流文化，是英国和荷兰自由主义者带来的，而不是17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绝对主义者带来的。相反，巴西和秘鲁这两个国家都继承了高度层级化的阶级结构，不同阶级之间互相仇视，都只关注自身利益。

换言之，主人和奴隶关系在有些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更加根深蒂固。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就像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部，奴隶制依然公开存在，或者以大面积的庄园形式把农民变成依附于地主的事实上的奴隶。这就是黑格尔描绘的具有早期主人和奴隶关系特征的情况——残暴、懒惰的主人和自由意识淡薄、胆小、身不由己的奴隶阶级。相反，在哥斯达黎加这个孤立的被人遗忘的西班牙帝国的一片土地上，由于没有庄园或农业，由此形成的贫穷的平等，成为该国民主制度比较成功的因素。②最后一类：社会自主地创造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的能力。所谓健康的公民社会，是指一种每个人都能够不依赖国家而发挥托克维尔的“社交艺术”的氛围。托克维尔认为，来自下面而不是从上到下的民主最有效，即中央政府应当从许多地方政府机构和私人团体中产生，自由和自治是从它们那里培养出来的。总之，民主是一个自治问题，如果人民有能力自己管理他们的城镇、公司、专业团体或大学，也一定能成功地管理国家。

至于能力，它往往与产生民主制度的“前现代”社会的特征联系在一起。有人认为，这些“前现代”社会都是一些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它们彻底地消灭了所有权力的中间层，如封建贵族或地方军阀，因此，它们实现现代化时比由皇帝和若干封建领主瓜分权力的封建社会更容易实行专制。①因此，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幅员辽阔的中央集权帝国，现在发展成共产主义集权国家；而英国和日本，过去是极其封建的制度，却维持了稳定的民主。②这种解释符合法国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在建立稳定的民主的过程中的艰难情况。在法国和西班牙，封建制度在16世纪和17世纪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现代君主制度，君主制度留给这些国家的一边是强大的国家权力，一边是依附于国家权威的死气沉沉的弱势群体。这些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形成一种思维模式，人民丧失了自发组织起来在地方层面上共同劳动和决定自己的生活的能力。在法国，内地省份未经巴黎的许可不得修路建桥，这种封建专制的传统从路易十三开始断断续续一直沿袭到拿破仑时代直到现在的第五共和国，其代表就是“国务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③西班牙把这个传统遗传给了许多拉美国家。

“民主”这种文化，它的力量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由民主各个要素出现的先后次序。当代最强大的自由民主制度，例如英国和美国的，都是先实行自由，后实现民主，或者自由先于平等首先实现。换言之，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的自由权利过去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大部分是男人、白人和地主)的特权，后来才扩大到其他人。①能有效保护失败者的权利，民主式的争论和妥协，也是首先由少数具有相似社会背景和政治观点的精英们学会的，后来才被长期充满部落或种族仇恨的广大人民所掌握。这种先后次序使自由民主得以根深蒂固并且与最古老的民族传统融为一体。自由民主承认爱国主义，因此增强了它对新解放群体的精神感召力，并使他们被民主制度越来越牢地拴住。

民族平等意识、宗教、社会平等、公民对社会的倾向以及自由制度的历史经验，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一国人民的文化。国与国人民之间在这些方面大多都存在差别，这一事实说明为什么同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某些国家可以顺利实现而在某些国家则不能，或者为什么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某个阶段反对民主，而在另一个阶段则坚定地接受民主。任何一个致力于扩大自由范畴、巩固其先进地位的政治家，都必须重视这种对国家成功到达历史终结的政治制约。

尽管如此，也必须避免对文化和民主产生误解，首先要搞清楚作为建立民主必备条件的文化因素的概念。一位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之所以实际形成多元化，只是因为苏联城市化、教育、人民收入、世俗化等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德国实际上也具备了建立稳定的民主通常所必需的所有前提条件：国家统一、经济发达、大部分人信奉新教、有一个健康的市民社会、社会平等程度和西欧其他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等等。然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中精神的自我肯定所喷发出来的强烈情绪和愤慨，足以把相互认可的欲望完全抛在一边。

民主绝不会从后门进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只能产生于建立民主的深思熟虑的政治决定。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相对独立，而且政治领域作为欲望、精神和理性三者的交汇点有自己特殊的尊严。没有一大批熟谙政治艺术并且能使人民的意愿倾向转化为持久的政治制度的，有智慧、有能力的政治家，就不可能有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我们在研究成功的民主过渡的实例时，发现一些纯政治的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新的民主领导层在处理过去滥用军权的同时使军队中立的能力，所建立的政党体系的性质，或者实行总统制民主还是议会制民主等等。①相反，通过对民主失败的研究，我们又发现，民主的失败绝不是文化或经济环境的必然结果，而往往要归咎于某个政治家的某个决策失误，例如，面对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从来没有人强迫拉丁美洲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但此类政策都严重地影响了它们的稳定的民主制度后来数年时间内的前景。②其次，也许是一个更有共性的错误，即把文化因素视为建立民主的必要条件。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民主的起源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认为现代民主起源于西方城市中某个特定的社会条件。①韦伯对历史的诠释通常充满着丰富的历史史实和说明力，但是，他把民主描绘成某种只有在西方文明一个小小的角落所具有的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才能产生的东西。民主之所以会出现，其原因在于民主是最理性的政治制度，适合各种不同文化之间更广泛的人的性格，这一事实没有得到韦伯足够的重视。

还有好几个国家的实例，它们都没有具备某些所谓民主的“前提条件”，但却经过努力实现了一种出人意料的高度的民主稳定，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印度这个国家既不富有，工业也不发达(尽管某些产业技术非常先进)，民族矛盾重重，也不信奉新教，但自1947年独立以来却一直保持着一种有效的民主制度。

过去，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被认为是在文化上不具备享受稳定的民主素质；德国人和日本人因专制主义的传统而蹒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天主教像东正教在希腊和俄罗斯一样，被视为民主不可逾越的障碍。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直没有产生任何明确的改革效应，苏联国内外的许多人都说俄罗斯人在文化上没有能力实行民主：他们没有任何民主的传统，也没有公民社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着暴君的压迫。然而，民主在所有这些国家都诞生了。在苏联，俄罗斯议会在叶利钦政权时期作为一个常设立法机构有效地运行着，而在1990—1991年间，一个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充满生命力的公民社会开始自发地脱胎而出。民主思想在广大人民中根基之深在大规模反对1991年8月的政变中表现的淋漓尽致。①我们常常听到过一种观点，认为不具备民主的先决条件的国家不能实现民主。如果民主的先决条件是必需的，那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民主，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或一种文化(包括西欧人民和文化)不是从极端的专制主义体系中走过来的。

仔细考虑一下我们便会发现，文化和政治之间、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并不那么清晰。国家可以在造就人民方面(即确定自己的“善与恶的语言”)以及创造新的生活习俗和文化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人不只是“生而平等”，他们在美国建立之前就通过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实行州和地方自治使自己“获得平等”。美国人所具有的民主素质为培养民主的美国人后代奠定了基础，这种民主的美国人是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型人(托克维尔曾作过精彩的描绘)。文化不是一种像自然法则那样的静态现象，它是人的创造物，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经济发展、战争和其他民族灾难、移民或有意识地选择都会改造文化。因此，民主的文化前提条件虽然极其重要，但不能绝对化。

另一方面，人民及其文化的重要程度制约着自由的理性主义，或者换句话说，使理性的自由制度依赖于非理性的精神。理性的自由国家不能仅靠一次选举产生，没有某种程度的爱国主义或者没有某种像宽容一类的价值导向，它也无法维持。如果当代自由民主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后者取决于人民共存的自发能力，那么自由主义显然必须超越自己的原则才能取得成功。托克维尔提到的公民社团和共同体往往在自由原则中难以找寻，但它们却建立在宗教、种族和其他理性的基础之上。因此，成功的政治现代化需要把某些“前现代”的东西继续保留在它的权利和宪法框架内，这些东西是过去的人民和国家的不完全胜利。

第二十一章 劳动的精神动力

黑格尔……相信劳动是一种本质，是人的真正本质。

——卡尔·马克思

发达的工业化和民主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应关系，因此国家保证经济长期发展的能力对于其创建和维持自由的社会能力似乎非常重要。然而，虽然最成功的现代经济可能是资本主义，但并不是所有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成功的，或者说它们至少不像其他资本主义经济那样成功。正如形式上实行民主的国家之间在实际坚持民主制度的能力上有很大差异一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能力也有天壤之别。

亚当·斯密认为，国与国之间国民财富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的英明或者失误，在没有错误政策限制时，人的经济行为多少具有普遍性。国与国之间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成功有不成功，许多其实可以归结为政府政策的不同。如前所述，拉丁美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是一种重商主义畸形，重商主义时代的国家干预降低了经济效率，压抑了企业家精神。①相反，战后东亚许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则应当归功于在这个地区实行的灵活经济政策，如保持国内市场充分竞争。政府政策的关键作用，不论在西班牙、韩国或墨西哥的对外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还是在阿根廷实行工业国有化和经济崩溃的过程中，都尤为明显。

然而，我们有一种感觉，政策上的差异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关键意义，就像它对一国人民保持稳定民主的能力起着重要作用一样。这一点在劳动态度方面更为明显。黑格尔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人类历史是劳动的奴隶们创造的，是他们把一个自然的世界改造成一个人类可以居住的世界。除少数不劳而获的主人外，所有人都从事劳动，但他们劳动的方式和强度之间是有巨大差别的。过去，我们都在“工作精神”这个框架内来讨论这些差别。

当今世界，谈论“民族特征”似乎不合时尚，一国人民的道德风尚其普遍程度无法进行“科学的”量化，因此往往根据轶事趣闻来归纳，难免落人俗套和误导。民族特征的普遍化还与当代相对主义和平等主义背道而驰，因为绝大多数的民族特征问题包含着对有关文化的相对价值的偏袒。没有人愿意听到自己的文化助长懒惰和不诚实。其实，这种偏袒常常走向重大的误导。

尽管如此，有过海外旅居经历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工作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国与国之间工作精神的差异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衡量，例如可以通过研究马来西亚、印度或美国这种多民族社会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来衡量。某些民族，如欧洲的犹太人，或定居中东的希腊人和美国人，或在东南亚的中国人，他们都素以经济智慧高人一等而闻名。在美国，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曾指出，从西印度群岛自愿移居美国的黑人后裔与从非洲作为奴隶直接被贩卖到美国的黑人后裔之间在收入和教育方面有明显差别。Q)从这些差别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不只与环境条件(如经济机会存在与否)有关，还与民族自身的文化差异有联系。

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用人均收人来进行量化比较，但不同文化对劳动的看法不同，比较起来则有许多细微之处。例如，二战时期英国科学情报活动创始人之一R．V．琼斯详细叙述过一个关于英国在战争初期能完好无缺地截获德国全部雷达系统并把它运回英国的故事。当时，英国发明了一种雷达并在技术上领先于德国，但德国的机器质量出人意料地好，原因在于他们所用的天线在容差度方面大大高于英国生产的天线。②德国在高级技能的工艺方面长期比其欧洲邻国占据优势(在汽车和机床工业方面更为明显)，这是一种从宏观经济政策上无法解释的现象之一，其深层次原因也许应当到文化领域中去寻觅。

传统的自由经济理论，从亚当·斯密创立以来，一直认为劳动是一种本质上令人不愉快的活动，③人们从事劳动的目的完全在于追求劳动所创造产品的效用。④由于劳动产品的效用主要在休闲中来享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劳动的目的不是劳动而是休闲。一个人会一直劳动到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即加班或星期日上班所产生的不愉快)超过劳动创造的物质利益的效用这一点上。人与人之间的劳动效率不同，但每个人参与程度应当基本上是劳动的不愉快感受相对于劳动成果给他们带来的愉快之间理性计算的结果。更努力的工作都是通过对工人个人更高的物质刺激来驱使的，一个人因为有双倍工资才会加班。因此，欲望和理性在传统的自由经济理论中，用来解释人们对劳动的热爱程度的差别再恰当不过了。

“工作精神”这个词本身则不同，它的含义是人与人之间工作方法及投入程度上的差别是由文化和习俗决定的，并且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与“精神”有关。其实，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强烈的劳动精神，很难用传统自由经济学中严格的效用观点来解读。以当代的A型人格(如律师或公司管理人员，或具有竞争力的日本跨国公司所雇佣的日本公薪职员)为例。具有这类人格的人可以在职业生涯处于上升阶段时，经常每周工作70—80小时，很少休假。他们的工资也许比其他人要高，但他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并不完全与其报酬成正比。实际上，从严格的效用观点看，他们的行为不是理性的。④他们如此努力地工作以至于顾不上花钱，他们不懂享受，因为他们没有闲暇的时间，他们在糟蹋自己的健康和破灭自己对安逸晚年的期望，因为他们很可能不久会离开人世。有人会认为，他们在为自己的家庭或为下一代而工作，这确实是一个动机，但绝大多数“工作狂”几乎从来不顾自己的孩子，而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这些人如此努力地工作，其原因仅仅部分地与其报酬有关，但他们显然从劳动本身获得某种满足，或从劳动给他带来的地位和认可中得到满足。他们的自我价值意识与他们工作的刻苦和熟练程度、职位升迁的快慢以及其他人对他的尊重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他们的物质占有与其所得到的声望相比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享用它。换句话说，劳动是用来满足他们精神的，而不是用来满足他们的欲望。

实际上，对“工作精神”的许多实证研究都把“工作精神”视为从本质上讲是非效用的。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马克斯·韦伯1904—1905年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谈不上是第一个观察新教(特别是加尔文主义或清教徒)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人。其实在韦伯写那本书的时代，他的观点非常一般，以至于想得到反驳对别人都是一种负担。①但这本书一出版，他的观点就得到无休止的争论。虽然许多人都对韦伯在宗教和经济行为之间假定出一种特定的因果关系提出质疑，但几乎没有人能完全否定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系。②新教主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今在拉丁美洲依然清晰可见，拉美国家大规模改信新教后出现了个人收入出乎寻常的剧增，犯罪率和吸毒下降……③韦伯想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许多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家毕生为积累财富而奋斗但他们对这笔财富的消费却不感兴趣。他们勤俭、自律、诚信、清洁和对单纯娱乐的厌恶，构成一种“现世的禁欲主义”，韦伯认为它是加尔文宿命论学说的翻版。为效用或消费目的而从事的劳动并不是一项不愉快的活动，相反，它是一种“上帝的感召”，新教徒希望劳动能反映他是被拯救还是被诅咒。劳动曾被作为一种为了完全非物质并且“非理性”的目的而从事的活动，即只为了证明人已经被“选中”。劳动中出现的奉献精神以及受到的纪律约束不能用任何世俗的快乐与痛苦之间的理性算计来解释。韦伯相信，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精神推动，时间一长就会减弱，而且为物质财富而从事的劳动重薪融人资本主义之中。尽管如此，“上帝感召中的使命感”，“像泯灭的宗教信仰的亡灵”一般存在于当今世界之中，不考虑精神原因就无法理解现代欧洲的“工作精神”。

在其他文化中，也有类似于“新教精神”的思想被用来解释经济上的成功。①例如，罗伯特·贝拉曾说明过当代日本的工作精神是如何可以从某个相当于加尔文主义的日本宗教的角度来解释的。再如，佛教的净土宗强调“节俭、朴素、诚信、勤奋”和对消费的禁欲，以某种方式承认日本早期儒教体系中不承认的逐利。②石田梅岩的“心学”运动，虽然影响比净土宗小，也主张一种“现实的神秘主义”，强调节俭和勤奋，同时反对消费。①这些宗教运动和武士阶级的“武士道”相吻合。武士道是一种贵族武士的意识形态，它注重禁欲、节俭，特别注重学习。日本在引进造船技术和普鲁士的政治制度时，并不需要同时引进“资本主义精神”及其禁欲式的“工作精神”和理性，它们有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以上所说的都是宗教信仰激发或促进经济发展的情况，但也有许多宗教和文化成为经济发展障碍的情况。例如，印度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并非建立在人人平等学说之上的几大宗教之一。

相反，印度教把人类分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等级，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权利、特权和生活方式。令人出奇困惑的是，这种印度教对印度实行的自由政治并没有构成一种障碍(虽然宗教越来越宽大的容忍程度预示这种情况迟早有一天会发生变化)，而却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人们通常把其中的原因说成是印度教把社会底层的贫困和不流动性视为一种纯洁，在承诺他们来世能提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的同时，劝说他们安于现实，认命忍受。印度教以清贫为荣的传统，被现代印度之父甘地加以现代的包装来发扬光大。甘地倡导淡泊的农民生活，认为这是一种精神充实的美德。印度教也许因此减轻了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的印度人的日常负担，而且这种宗教的“精神”对西方的年轻中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但是，它使教徒们滋生一种“现世的”懒散和惰性，这在许多方面与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印度有许多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但他们的事业(和海外华人一样)似乎必须脱离印度文化的制约才会更加兴旺。印度籍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提到许多印度的伟大科学家都在外国工作时写道：

印度的贫困比任何机器都会夺去人性，而且，印度人比其他任何工业文明社会的人都更牢固地受到印度教思想的束缚。回到印度的科学家会丢掉在海外培养起来的个性；他会重新获得自己所属的社会等级的归宿感，他们的世界又简单化了。清规戒律像绳索一样，激发他们创造性的个人洞察力和判断力被当做包袱扔掉……社会阶层的贫困不仅不可触动，而且在充满污物的印度被奉为神明。在印度，除了这种以贫为荣外，全面的顺从、天生的满足感、冒险精神的退化、剥夺人的个性和成功机会，都在不断地膨胀。①

瑞典经济学家贡纳·缪尔达尔在研究南亚的贫困问题时得出结论说，印度的宗教在各方面都是“巨大的社会惰性”，根本不可能像加尔文主义或日本的净土宗过去那样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②从印度教以贫困为荣的情况出发，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假定，宗教是将会在工业化影响下衰退的各种“传统文化’’之一。

宗教信念从根本上讲是非理性的。因此极有可能让位于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的利欲。然而，如果韦伯和贝拉是对的，那么在某些种类的宗教信仰和资本主义之间就不存在根本的紧张关系。

其实，不论在欧洲还是在日本，它们各自的资本主义都因为各自宗教“感召”(即为自己而不是为消费)中鼓励劳动而得到其极大的帮助。朴质的经济自由主义(即号召人通过理性地处理满足个人对财产的欲望问题而无限地丰富自己)也许足以解释绝大部分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但却无法完整地体现其中最有竞争力、最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社会。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几乎不存在“把人引入禁欲生活并把劳动本身视为被拯救”而自愿早死的这种从根本上讲非理性的“前现代”“工作精神”，因此达到了顶峰。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历史终结时，某些形式的非理性工作精神仍然是必须的，这是保持我们的理性的、自由的经济世界继续发展的需要，或者至少是我们保持位于世界经济强国前列的需要。

有人会反驳说，“工作精神”无论在欧洲和日本受到什么样的宗教影响，现在由于现代社会的全面世俗化这些宗教起源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己的精神源泉。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正“在感召中”工作，而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法则为了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而工作。

资本主义的“工作精神”与其精神基础的分离以及鼓励及时消费的文化，已经使许多观察家预言工作精神将严重衰退，因此资本主义本身正在弱化。①“小康社会”的实现将会摒弃所有自然需要的残渣，引导人民追求休闲而不是劳动。对“工作精神”

衰退的预言在70年代似乎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许多研究结果指出，美国管理人员普遍发现，在工人中间出现了职业标准、自律精神和劳动动机不纯等倾向。①当今的公司经理们很少有几位能体现出韦伯所描写的禁欲式的节俭。所以，工作精神并没有被正面的进攻击败，而是被其他与现实禁欲主义格格不人的价值(如“自我实现”)或者不仅要有工作而且工作还要有意义的欲望所腐蚀。在日本，尽管工作精神仍然很强烈，但也经历着同样的工作价值逐步退化的进程，而且现在的董事和经理在各个方面都模仿欧美的同事那样现实，且与自己的文化根基脱离干系，这种倾向会使这个问题在将来更为严重。

在美国，对工作精神退化的预计是否真实尚有待观望。人们在70年代观察到的工作精神弱化的趋势目前看上去正在转向，至少在美国的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这两个阶层中出现回转。④其原因主要在经济方面而不在文化方面。对于美国人口中的许多阶层，实际生活水平和就业保证在80年代都有下降，人们感到自己不得不仅仅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而更努力地工作。甚至对于那些当时享有较高水平物质繁荣的人来说，对理性的个人利益的追逐也会继续激励他们更勤奋地工作。那些像马克思一样担心消费至上主义会造成不顾人欲望和不安的无限弹性，不停地驱使人工作到生理极限。我们只要拿东、西两德工业的生产力进行比较，就能明显地看到理性的自私自利在激发“工作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原因是东德和西德两国工人尽管受同一文化的熏陶，但却面对不同的物质刺激。西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它的工人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精神”，这种状态与其说是韦伯的“宗教信仰的亡灵”不散的见证，不如说是与理性结合起来的欲望力量。

尽管如此，在同样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并且承认理性的自私自利的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工作精神”程度不同的状况。这表面上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在某些国家，精神已经超越宗教找到了它在现代世界中可以承载它的新对象。

例如，日本的文化(和许多东亚国家一样)更倾向于集团而不是个人。这些团体开始的时候，是以家庭这个最小、最直接的形式出现，后来扩展到在一个人成长和受教育期间形成的各种家长制关系的集团，包括他就职的公司，以及国家这个相对日本文化而言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最大的集团。个人在这个团体中犹如沧海一粟。在这个集团中，人工作的目的不是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更大的集团或他所在的集团的整体利益；在这个集团中，个人的地位不是由他作为个人的能力或成就而是集团的成就来决定。

所以，一个人对集团的依附具有深刻的精神特征：个人为获得集团对他的认可而不是为了由其工资所代表的眼前物质利益而工作，而当他所寻求获得认可的集团是国家时，其结果就是经济民族主义。事实上，日本比美国更具经济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民族主义不是表现在公开的保护主义上，而是采用一种隐蔽的形式，如由日本制造商支持的传统国内供应网络和宁愿付高价也要买日本产品的观念等。

正是这种对集团的认可，某些日本大公司才会有效地实行终身雇佣制度。按照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概念，终身雇佣会使雇员太有安全感而损害经济效率，例如大学教授受聘后不再著书立说。还有共产党国家的教训，那儿每个人都实际享受终身雇佣制，结果不幸被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所言中。最有才能的人必须被最具挑战性、报酬最高的工作所吸引；反之，公司需要把无用的职员裁减掉。雇佣关系，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畴中，构成制约经济效率的市场刚性。然而，在由日本文化塑造的集团意识条件下，公司对其工人表现出的那种家长式的忠诚，得到了工人更多的回报，工人们不仅为自己而且还为集团的光荣声誉而工作。集团不仅代表工资，而且也是获得认可的来源和家庭及朋友的保护伞。日本高度发达的民族自我意识提供了一个超出家庭或公司视野的认可和动力。即使在宗教精神几乎消失的时代，“工作精神”还在发扬光大，还在获得不断放大的共同体的认可基础上创造一种对工作的自豪。

高度发达的团体意识在亚洲其他国家非常典型，但在欧洲却差之甚多，在美国几乎没有踪影。在美国，终身从业于惟一一个公司往往被认为不可思议。然而，除亚洲外，还有其他形式的自我意识也有助于保持“工作精神”。例如在瑞典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经济民族主义非常强烈，体现为一种公司和工人共同努力扩展出口市场的一种共同的欲望。手工艺行业团体曾是一种传统的集团精神的起源，高度熟练的机械工人的工作热情主要来自于对劳动成果的自我欣赏。同样，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他们的工作热情是靠比较高的从业资格标准支持的。

共产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失败告诉我们，某些形式的团体意识在推动强烈的“工作精神”方面远不如个人的自我意识。东德或者苏联的工人，是在基层党的干部的督导下才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工作或者被迫放弃星期日来显示与越南或古巴的团结，他们把工作只看做是一种可以用各种方式逃避的负担。东欧那些正在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国家现在都面临着在几十年习惯于国家利益之后重塑一种建立在个人自我利益基础之上的“工作精神’’问题。

但是，某些经济上成功的亚洲和欧洲国家，它们的经验提示我们，在实行以个人利益为动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中，位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心位置的个人私利对于某些形式的集团利益来说，也许是一种低劣的动力。在西方，人们自很早就一直承认人为其家庭工作比仅为其自己工作更努力，而且在战争或危机情况下，他们会应召为国家工作。另一方面，美国和英国实行个人主义至上的经济自由主义，由于只建立在理性的欲望之上，因而从某种观点来看具有反生产力的性质。如果工人并不以自己劳动为荣，而把劳动视为是一种用来出卖的商品，或者工人和经理在一场零和的博弈中互相仇视，而不是竞争中的潜在合作者，每当这时，这种现象就会发生。①文化能影响国家实行政治自由化的能力，同样，文化也能影响国家实行经济自由化的能力。就像在政治民主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前现代”文化传统在现代中的继续。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一样，不会完全自立，必须依赖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精神。

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政治或经济自由主义的广泛接受，并不会消灭它们在文化方面的差别。随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争论的消失，肯定会越来越显著。我们已经看到，与日本的贸易争端在许多美国人的脑海中感觉比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问题更严重，尽管日本和美国实行相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持续的明显不可消除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这个意义上讲，更像是高储蓄率这种文化因素或者日本供应商之间紧密关系的结果，法律上的保护主义次之。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其中一方在某个政治问题(如柏林墙)上妥协或全部许诺时会彻底解决，而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顽固的意识形态差别是很难消灭的。

日本和美国之间在工作态度方面的文化差异，比起美国和日本与资本主义制度流产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天壤之别的文化差异，实在是微不足道。经济自由主义为所有愿意利用它的人民提供了一条最短的繁荣之路，但政策只是高经济增长率的一个前提条件，非理性的精神——宗教、民族主义和职业或专业维持从业资格标准及对劳动成果的自我欣赏的能力——继续以各种有利于国家富强或贫困的方法影响经济行为。消灭这些差别，意味着国际生活将越来越被视为一种竞争，它不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它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因为绝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属于相似的意识形态体系。

第二十二章 令人憎恨的帝国，令人尊重的帝国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无论是促进还是制约，都是本书第二部分所论述的世界普遍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潜在的障碍。现代经济——现代自然科学所规定的工业化进程——正在有力地推动人类均质化，并在此过程中正在摧毁多种传统的文化。然而，现代经济并不会百战百胜，而且发现某些文化和精神的某种表现很难同化。如果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慢下来，民主进程也将会前途未卜。世界上相信自己在思想上渴望资本主义的繁荣和自由民主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它。

因此，尽管目前还不存在能系统地替代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但某些新专制主义(在历史上可能从未有过)也许会出现在未来。这些新专制主义如果出现，肯定是由两种不同的人创造的，一种是尽管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但由于文化原因经历了长期经济落后的人民，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取得非凡成就的人。

第一种现象，即由于经济失败产生反自由主义的学说，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当前的复活，几乎触及全世界每个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可以被视为穆斯林世界普遍对非穆斯林西方保持它们的尊严时所遭受的失败的一种回应。在拥有军事优势的欧洲的竞争下，许多伊斯兰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全力以赴实行现代化，效仿西方那些被认为是保持竞争力所必需的做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规划都试图把西方理性主义的原则引入生活和各个方面，从经济、行政管理和军事，到教育和社会政策。在此方面，土耳其的规划最为系统：当今土耳其国家缔造者基马尔在20世纪继续深化19世纪的奥托曼改革，努力依靠土耳其民族主义创立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伊斯兰世界从西方引进的最主要的精神财富是世俗民族主义，埃及纳赛尔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社会党的泛阿拉伯运动就是这种影响的巨大作用。

但是，伊斯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使用西方技术在1905年打败了俄罗斯并在1941年对美国发动战争，它们从不盲目效仿西方，也不想获得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改革者曾希望获得的那种政治或经济上的成功。直到60—70年代的石油财富到来之前，没有任何伊斯兰国家能够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与西方抗衡。实际上，许多伊斯兰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然处在殖民附属地位，政教分离的泛阿拉伯联合组织运动在埃及于1967年被以色列打败后才开始启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活出现于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它并不是“传统价值”在现代的延续。这些腐朽的、有悖于宗教根本精神的价值，在过去数百年的过程中已经完全被摒弃，更确切地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活只是一种更陈旧、更教条的价值体系的返祖式复辟。这种价值体系在很久以前就有，它既不是不久前信誉丧尽的“传统价值”，也不是非常生硬地照搬到中东的西方价值。在此方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具有某种实质性的相似。相对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对原教旨主义复活对现代国家具有极大的打击作用丝毫不感到意外，因为正是这些人的传统文化曾受到西方价值的最严峻的挑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活，只能从伊斯兰社会的尊严在西方的技术和价值面前的双重失败来理解。它不仅未能把其传统社会坚持下来，也没有在效仿西方方面取得成功。

即使在美国，我们也有可能看到新的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其根源是对经济活动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公民权利运动全盛时期，绝大多数美国黑人渴望完全融人白人社会，他们不得不全盘接受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但美国黑人的问题并不’

是价值本身的问题，而是接受这些价值的黑人的尊严是否能获得白人社会的认可。然而，尽管在60年代已撤毁了平等的法律障碍，而且还实施了各种优待黑人的积极的行动计划，但美国黑人中部分人仍然不但经济上没有改善，而且反而失去了根基。

但是，持续的经济落后带来一个政治后果，就是我们现在更‘经常听到的观点，认为传统的经济发展政策，如劳动、教育和就业，只是白人的专利，不具有普遍意义。某些黑人领袖并不寻求一种消灭肤色歧视的社会，而是极力主张在美国黑人文化中发扬自己的历史、传统、英雄形象和价值这些与白人社会不同但应当是平等的文化。有时，这种主张演变成一种“黑人中心主义”，认为非洲本土的文化比欧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思想优越。这种对由于教育制度、就业人员和国家本身形成的不同文化的尊严获得认可的欲望，对许多黑人来说，取代了他们对无歧视的人的尊严获得认可的欲望，例如马丁·路德·金所提到的人作为道德载体所具有的基督教尊严。这一思想结果使黑人越来越自我隔离——在当今美国大学尤为明显，同时把集团尊严的政治而不是个人成就或经济活动作为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

但是，如果新的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会被那些感到自己在经济竞争中受到文化束缚的人继承下去，那么专制主义思想另一个潜在的根源也许不仅是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美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眼下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来自人人都目睹的经济失败的共产主义世界，而是来自自由经济与某种家长式专制主义相结合的亚洲社会。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其他亚洲社会多年来曾向美国和欧洲看齐，视其为现代化社会的样板，并相信它们必须全盘照搬从技术到西方的管理经验，甚至西方的政治制度，以此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然而，随着亚洲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亚洲的自我意识也在膨胀，亚洲渴望世人承认：他们的经济成功不仅归功于向西方的学习和借鉴，还要归功于亚洲的社会坚持自己的文化中某些传统(如强烈的工作精神)和他们的对外开放政策。

与欧洲和北美相比，政治权威在许多亚洲国家具有特殊的背景，对自由民主的理解因国家不同而异。①在儒学社会中，集团对保持工作精神非常重要，同时作为政治权威的基础也非常关键。一个人所具有的地位，不是自己的能力或价值，而是因为他是某个连锁集团的成员。例如，虽然日本的宪法和法律制度像美国一样承认个人的权利，但日本社会倾向于首先认可集团的权力。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个人只要属于某个已建立的集团并遵守集团规则就自然具有尊严。但是，每当他在集团内部主张自己的个人尊严和权利时，他便遭到社会的排斥并丧失其身份，就像传统专制的暴君被推翻一样。这是一种巨大的顺从的压力，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儿童从小就受到这种顺从的熏陶。换句话说，在亚洲的社会中，个人必须服从托克维尔称之为“多数的专制”或者确切地说，就是所有个人必须服从大小各种社会团体中的多数。

这种专制在日本社会不乏其例，在东亚的其他每个文化中也同时存在。在日本，个人最崇拜的集团是他的家庭，而且父亲对孩子的充满父爱的权威是全社会权威(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的最原始的模型。①(家长或权威在欧洲也是政治权威的模型，但现代自由主义却代表着这一传统的彻底崩溃)②在美国，人们希望儿童们顺从自己父母的权威，但随着他们长大成人，他们开始希望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得到自我。十几岁的孩子会公开挑战父母的价值和愿望，这种反叛行为，在一个成人的性格形成过程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③因为孩子正是通过这种反叛行为来开发一种长大成人后才能具有的自足和独立的资源，即一种建立在孩子已是丢开家庭保护伞的能力基础上的自我价值的精神意识。孩子只有在反叛行为本身表露出来以后才能与其父母回归到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上来，但此时，孩子已不再是一个依附父母的人，而是一个与其父母平起平坐的人。与之相反，在日本，十几岁的孩子的逆反行为并不常见，人们希望儿时对长辈的顺从要终生不渝。人的精神与个人自己所引以自豪的个人素质并不重要，关键要与自己的家庭和其他集团的名誉相统一。家庭和集体的声誉高于其任何成员的个人声誉。④自己个人未能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并不要紧，要是这些集团受到藐视，他就会感到愤怒。相反，最大的羞愧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失败，而是某个集团蒙受不光彩。①因此，在日本，父母仍然对孩子的重大决定如择偶婚嫁起重要影响，而在美国，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年轻人绝对不会这样做。

集团意识在日本的第二种表现是对民主政治的低调。也就是说，西方民主建立在对是非的不同意见争辩之上，表现为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和互相抨击，以及各个层级的竞选。这种争辩被认为是保证民主正常运作所必需的，其实也是一个不可短缺的伴随物。然而，在日本，整个社会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单独的，大的集团，只有一个权威，因强调集团协调一致而造成的公开碰撞被挤到政治生活的角落之中。因此，没有由于对“政治问题”不同政见而形成的政党轮流执政，自民党竞在台上达数十年。当然，在自民党和社会党甚至共产党之间也有公开的争论，但共产党由于过于激进，一直没有进入日本政治的主流。一般来讲，重大的政治问题，广大人民根本无法看到，都是在自民党的中央官僚机构或密室中决定的。②在自民党内部，政治不过是建立在个人至上的家长制基础上的一小撮人的阴谋，完全缺乏西方人通常理解的政治内容。

在日本，对集团一致性的强调也常因为对持不同政见者(如小说家三岛由纪夫)的尊重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在许多其他亚洲社会中，对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和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那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不太尊重。在美国电影制片人弗兰克·卡普拉的电影《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中，杰米·斯图尔特扮演一个小镇的无辜的人。他在已当选的参议员死时被政界头目指派为本州的参议员。斯图尔特到达华盛顿时，十分厌恶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并且拒绝按其幕后操纵者的意志行事，只身阻碍一项不符合原则的法案通过。斯图尔特的性格在某种意义是一个美国英雄的原型，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许多亚洲社会，个人对多数人共识全盘否定的习性会被视为是一种精神失常。

在美国人或欧洲人的眼中，日本的民主看上去多少有点专制主义。国家中铁腕人物不是自民党内部的高级官僚就是内部派别的领袖，这些人不是通过民众的选举而是依靠自己的文化背景或通过重要人物栽培才登上如此高位的。所有影响集团利益的重大问题都由这些人来决定，很少征求选民或民众的意见。从根本上讲，这种制度是民主的，因为它形式上是民主的，即它符合自由主义制度所规定的定期多党选举和保障基本权利的标准，西方普遍的个人权利概念已得到接受并已融入部分日本社会。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日本为什么能实行家长制式的一党专政制，其原因不是因为自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把自己强加于日本社会，而是因为日本人民选择用这种方式被统治。日本现行的治道制度反映了植根于日本集团主义文化中的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这种文化对公开的或多党轮流执政感到深切的不自在。

但是，由于在绝大多数亚洲社会对集团一致的要求有着广泛的共识，因此在这些地区专制主义公开实行不足为奇。其理由是家长式专制主义不仅能与亚洲的儒教传统相结合，更重要的是，它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适用于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新加坡前总理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民主拖延经济增长，因为民主干扰合理的经济计划并且助长平等至上的个人恣意性，强调个人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新加坡本身近年来已因其压制新闻自由和侵犯不同政见者的人权而臭名昭著。此外，新加坡政府对其公民的私生活进行一种西方也许完全不能接受的干预，例如规定男性青少年的头发应该留多长，查禁录像厅，对乱扔垃圾或上公共厕所不冲洗一类违章行为处以重罚，等等。新加坡的专制主义用20世纪的标准来度量还算温和，但有两点颇具特色。一是新加坡的专制主义与惊人的经济成就相伴；二是它理直气壮，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优于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

亚洲社会的集团主义给亚洲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集团要求其成员与其保持高度一致，连最温和的个人意见也会遭到拒绝。

这种社会束缚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妇女地位上，对传统父权家族的注重限制了妇女走出家门就业的机会。消费者几乎没有权利，必须接受他们没有什么发言权的经济政策。集团的认可终究是非理性的，极端条件下会成为滋生民族沙文主义和战争的温床，30年代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使没有爆发战争，集团的认可也是高度的机能失调。例如，现在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从不发达或政局不稳的国家的大批移民，吸引他们的是就业和安定。日本和美国一样需要廉价劳动力来从事某些职业，但在移民政策方面却最严格，其原因归结为日本对其集团组成人员的极度排外性。相反，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则是成功同化了大批移民的惟一可能的基础。

然而，面对现代的消费至上主义，传统的亚洲价值从长远看总有一天会崩溃，但这种变化过程过去十分缓慢。这也许是因为亚洲社会具有某种其成员很难放弃的力量，特别是当他们目睹其他国家实行非亚洲传统的社会制度并不成功时更是如此。尽管美国人在集团工作时无需高唱公司之歌，但当代美国生活中最普遍的抱怨恰恰是缺乏共同体意识。在美国，共同体意识的崩溃首先从家族开始，在过去几代人期间，美国家庭以一种所有美国人都熟悉的方式破裂了。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家乡似乎没有任何意义，而且除家庭本身外，所有社交渠道都已经不存在了。然而，正是这种共同体意识是亚洲社会所提供的，对许多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人来说，社会的协调和对个人主义的限制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

基于以上考虑，亚洲特别是日本，似乎正处在一个世界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几代人期间，亚洲将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方面是：随着世界主义不断强化和人口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亚洲会继续吸收西方普遍的、互相认可的理念，进一步推广体制上的自由民主。集团主义的重要性作为精神的体现源泉肯定会淡化。亚洲人将更看重个人的尊严、妇女的权利和个人消费，人的普遍权利原则将会深入人心。韩国和台湾地区在过去几代人中走上体制化民主正是这一进程推动的结果。日本在战后走得更远，家长制的瓦解使其比新加坡更“现代化”。另一个方向是：如果亚洲人坚持认为他们的经济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文化，而不是从西方引借的文化，如果欧美的经济增长不如远东的经济增长那么强劲，如果西方社会继续像家庭这种基本社会制度一样逐步瓦解，并且如果欧美继续对亚洲人持不信任和敌视态度，那么，一种把技术经济理性主义与家长式专制主义相结合的、反自由主义的、非民主的社会制度就会在远东赢得市场。迄今为止，许多亚洲社会至少在口头上赞成西方的自由民主原则，在形式上也予以采纳，但同时也对其内容进行了修改以适应亚洲的文化传统。但是，如果民主的形式本身是一种西方的强加，而且与亚洲社会的成功运作不相适宜，西方经营管理技术与亚洲经济格格不入，亚洲社会就可能会反对民主，甚至会公开与民主决裂。在李光耀的理论阐述中，以及在石原慎太郎等日本人的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亚洲系统地反对自由主义的开端。如果未来出现这种状况，日本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取代美国作为许多亚洲国家现代化的楷模。①新的亚洲专制主义几乎不会采取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严厉的专制主义警察国家。亚洲的专制也许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社会制度，这种尊敬就是人民愿意服从更高的权威并遵守一套严格的社会规范。我们不敢肯定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会不会向其他没有儒教文化背景的国家出口，更不能肯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否已扩散到世界上的非伊斯兰国家。②这种社会制度所代表的令人尊敬的帝国也许会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它对绝大多数公民来说意味着长期的不成熟，因此是一种不完全满足的精神。

在当代世界中，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双重现象：一边是普世的大同世界的胜利，一边是各民族依然存在；一方面现代经济和技术以及理性认可作为世界惟一的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理念在普及，使人类不断地同化；另一方面到处都在重新确定(至少在政治层面上)抵制这种最终会强化人民和民族之间隔绝的文化价值。国家这个最冷血的怪物已经无法取得彻底的胜利。虽然可接受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经过过去几百年的大浪淘沙所剩无几，但对所保留下来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却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即使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会退到后台，国家之间的差异也将会继续下去，只是将转向文化和经济方面。这些差异还启示我们，现行的国家制度不会立刻瓦解成大同世界，即使越来越多的民族采用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的组织形式，国家仍将继续作为认可的核心。①所以，我们有必要考虑这些国家之间应当是什么关系，这些关系和我们所熟悉的国际秩序有什么不同。

第二十三章 现实主义的非现实性

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我们所熟悉的人，出于本性的需要，只要有权力，他们就会统治。我们的情况也相同，因为我们既不能修改法律，也不会在法律修改时就行使法律的权力。但我们感到法律的存在，希望法律始终存在，所以让我们利用法律。我们懂得，无论是你们还是其他人，如果拥有同样的权力，肯定会做同样的事情。

——引自“雅典米洛斯岛人所说的话”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一个有方向性的历史，它的存在对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

如果大同世界的到来意味着在一个社会内部和在生活层面上建立一种理性的认可并且废除他们之间主人和奴隶关系，那么这种国家在国家体系中的推广一定会要求废除民族之间的主人和奴隶关系，也就是要消灭帝国主义及因为帝国主义而发动的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就像20世纪的重大事件使人们对是否存在着一种世界通史以及国家内部的是否会进步发展感到深深的失望一样，人们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持悲观态度。后一种悲观在某种意义上讲比对国内政治的悲观更近乎于绝望，因为尽管经济学和社会学主流理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一直与历史和历史变化问题进行着斗争，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谈及这个问题时仿佛历史不存在，例如认为战争和帝国主义是人类范畴中的一个永远存在的方面，其根本原因与修昔底德时代没有任何区别。虽然人类社会环境其他所有方面——宗教、家庭、经济组织、政治合法性概念——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但国际关系本身却被看做是一成不变的：“战争是永恒的。”①对国际关系这种悲观主义的观点，已经形成一种有系统的程式，分别冠以“现实主义”或者“强权政治”的名称。现实主义，无论这个词是否有意识这样称呼，是理解国际关系的主流框架，并且体现出美国当今几乎每个人和世界其他国家许多对外政策专业人士的思想特征。为了理解民主的普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我们需要分析现实主义这一主流学派的缺陷。

现实主义真正创始人是马基雅维利，他认为，人应当从他如何生活而不是从哲学家想象他们应当怎样生活来给自己定位。他告诉我们，最好的国家应当通过汲取最坏国家的教训来延续自己。

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涉及当代政治问题的学说，直到二战后才进入人们的视野。从那时起，现实主义就有好几种不同的表述。

最初表述是战前和战后初期像神学家雷恩霍德·尼布尔、外交官乔治．凯南和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等经典作家所论述的那种，这些经典作家所写的国际关系的教科书可能是对美国人在冷战期间考虑对外政策等问题的思维方式惟一最具影响力的。②从那以后，这一理论曾有过许多学院派版本，如“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的”现实主义，但上一个30年期间惟一最系统的倡导者则是亨利·基辛格。基辛格任美国国务卿时，曾把教育美国公众抛弃传统的威尔逊自由主义以更现实地理解对外政策作为他的一项战略任务。现实主义是基辛格许多学生和门徒的思维特征，并且在基辛格离任多年后继续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所有现实主义的理论都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不安全因素由于其永恒的无政府主义性质而成为国际秩序中普遍并且长期存在的一个特征。①由于国际主权尚未建立，每个国家都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并且除了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外，没有其他手段来消除不安全因素。②这种威胁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国家都会把其他国家的防卫行动误以为是对本国的威胁，威胁因此成为一种自圆其说的预言。这种现象所产生的后果便是所有国家将寻求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最大化。竞争和战争是国际体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其原因并不在于国家本身的性质，而应归咎于国家体制作为一个整体的无政府主义特征。

这种权力的追逐并不取决于国家内在的特质，不论是神权国家、贵族制国家、法西斯国家、共产党国家，还是自由民主国家都会追逐权力。摩根索解释说，政治的本质是让政治演员在政治舞台上利用意识形态将其行为的真正目的掩饰起来，而这一真正的目的永远是权力。③例如，俄罗斯在沙皇统治时期对外扩张，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也对外扩张，政府的特定形式改变了，但扩张没有改变。①将来的俄罗斯政府，即使完全背离马列主义，也会奉行扩张主义，因为扩张主义代表俄罗斯人对权力意志的表达。日本目前也许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不是像30年代那种的军国主义国家，但日本还是日本，它现在靠日元而不是靠刺刀在亚洲占主导地位。②倘若对权力的追逐各国都基本相同，那么，决定战争可能性的真正因素就不是部分国家的侵略行为，而是这些国家体制中权力是否平衡。如果平衡，侵略就不会发生；如果不平衡，这些国家就想掠夺邻国。最纯正的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权力分配是战争与和平的惟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国际上有两个国家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强大，权力可采用一种“两极”的方式来分配。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的雅典和斯巴达，数世纪后的罗马和迦太基，或者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都是这种两极分配的实例。两极的替代物是“多极”体制，即许多国家分享权力，如18世纪和19世纪时的欧洲。在现实主义者中，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讨论两极还是多极更能维护长期的国际稳定。绝大多数人认为两极更利于稳定，尽管他们的理由很可能与历史上偶发因素有关，例如现代国家在联盟体系中无法完全适应。③所以，二战以后权力的两极分配被视为欧洲在1945年以后保持史无前例的半个世纪之久稳定的重要原因。

最极端的现实主义把民族国家视为一个撞球，它的内容掩藏在半透明的外壳内，人们无法根据它来预测其行为。国际政治学并不研究撞球的内部，人们只需要理解支配撞球之间相互作用的机械定律：如撞球正面撞击球台边有多大的反弹力，或者一球同时撞击两球时力量如何分配，等等。因此，国际政治并不关心人类社会复杂的历史发展的相互作用，也不关心因价值冲突引发的战争。根据撞球理论，只要知道国际体系是两极还是多极化，就可以确定战争、和平各自的可能性。

现实主义既是对国际政治的一种诊断，也是对国家如何制定对外政策下的处方。现实主义的处方是否有价值，明显地取决于其诊断的准确性。好人一般来说不想按现实主义的愤世嫉俗的原则行事，除非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受许多坏人行为影响不得已而为之。作为处方的现实主义最终会归结为下面几种人们所熟悉的指导政策的交通规则。

第一条规则是：国际不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应当通过维持反对潜在敌人的权力平衡来找到。由于战争是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最终裁决，因此国家不得不拥有足够的权力来保卫自己。它们不能把保卫自己完全寄托在国际协议，或者像联合国这种没有强制执行或制裁权力的国际组织上。美国神学家雷恩霍德．尼布尔谈到国际联盟未能惩罚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时指出：“国际社会的声望还没有大到树立一种相当团结的集团精神来约束不守规则的国家的地步。”① ．军事力量是国际政治领域真正的货币。其他权力，如自然资源或者工业发展水平，尽管非常重要，也主要是一种提高自己军事能力的手段。

第二条规则是：盟友和敌人应当主要根据它们的权力来选定，而不能根据它们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内在的特征来选择。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比比皆是。例如，为打败希特勒而形成的美苏联盟，还有布什与叙利亚结盟。拿破仑被打败后，奥地利外长梅特涅所领导的反法联盟拒绝瓜分法国土地或要求法国割让土地，他的理由是需要法国作为抗衡未来出现新的不可预见的威胁欧洲和平的力量。事实证明，后来不是法国而是俄罗斯和德国企图推翻当时的欧洲。基辛格第一本书的主题就是这种不考虑意识形态或历史恩恩怨怨的权力平衡，它是现实主义在实践历史上的一个生动的实例。①第三条规则是：政治家在认定外来威胁时应当更注重军事能力而不是对方的意图。现实主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意图是始终存在的，即使某个国家今天看起来很友好而且处于非交战状态，明天气氛就会急转直下。军事能力(坦克、飞机和大炮的数量)则不会如此反复无常，它本身就构成意图的指标。

最后一条规则是：在对外政策中必须摒弃道德主义。摩根索攻击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用支配宇宙的道德法则来认识某个国家道德取向的倾向”，认为这种倾向导致骄傲和勇往直前，而“用权力来定义的利益概念……则能使我们避免道德过度和政治愚昧”。②基辛格沿着相似的思路认为有两种国家制度：一种是“正统”的国家制度，一种是革命的国家制度。在前一种国家制度中，所有成员国互相接受国家的基本合法性，并且不寻求破坏国家制度或者挑战它们存在的权力。而在革命的国家制度中，由于某些成员不愿接受现状，所以长期受到大规模冲突的困扰。④苏联就是革命国家的明显实例，它热衷于世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像美国这种自由民主国家当时也扮演革命国家的角色，它曾企图把自己的治道形式强行推广到从越南到巴拿马这些很不适合的地区。革命的国家制度天生就比正统的国家制度更酷爱冲突，这些国家之间不赞成和平共处，把所有冲突都看成是摩尼教与第一律的斗争。自从和平，特别是在核武器时代，成为最重要的目标以来，正统的国家制度广泛地被认为优于革命的国家制度。

于是出现了强烈反对把道德主义融人对外政策的观点。尼布尔说：

道德主义也许和政治现实主义者一样是个危险的向导。它通常发现不了所有当代社会和平中存在的不公正和高压政治……对合作和互助过分地赞美因此导致接受传统的不公正，甚至更偏爱经过粉饰的公开高压政治。①

我们现在的情况有点自相矛盾：始终寻求保持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权力平衡的自由主义者，也最热衷于与强大的敌人和平共处。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与强大的敌人和平共处顺理成章。

因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永恒的并且是普遍的，因此，敌对国家意识形态和领导层的变更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国际安全进退维谷的困境。通过革命手段(如通过批评侵犯人权而攻击对方政府的基本合法性)来解决安全问题，这种企图不但是一种误导，也是十分危险的。

所以，梅特涅等早期现实主义者与其说是军事家不如说是外交家，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尽管根本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但却是70年代早期美苏关系缓和局面的创建者，这种缓和是一种自由民主国家和一成不变的苏联之间的缓和。就像基辛格当时想告诉人们的那样，苏联共产主义政权是国际现实的长期状况，是一种无法回避或者无法进行彻底改革的状况，而且美国人在与其打交道时必须习惯于和解的思维而不是冲突。美国和苏联在避免爆发核战争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基辛格非常一贯地反对把人权问题(如苏联限制犹太人移民)纳入促进共同利益的范畴中。

现实主义在美国人考虑二战后对外政策的方法上发挥了很大的并且有益的作用。它把美国从以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天真方式寻求安全(例如主要依靠联合国)的误区中拉了出来，现实主义是理解当时国际政治的一个适当的框架，因为世界当时正按照现实主义的预期在运转。其原因不是现实主义原则所体现的真理没有时代性，而是世界被清晰地划分为两类意识形态截然不同并且相互敌视的国家。世界政治在本世纪前半叶首先被具有侵略性的欧洲民族主义(主要是日耳曼民族主义)所主宰，随后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法西斯主义显然接受了摩根索关于所有“政治生活的全部就是无休止的权力追逐”的观点，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各自都认为它的正义概念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从而把它们之间的冲突推向世界几乎每个角落。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不可替代的敌对确保了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框架的建立，然而，这个本应调解自由主义国家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框架不是被无视就是被滥用来推行侵略某个国家的目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拒不履行国际联盟的决议，苏联1946年以后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①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国际法只是一种幻觉，军事力量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惟一手段。所以，现实主义看上去像了解世界按什么方式来运作最合适，并且能为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国家及日本的军事联盟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现实主义是适合于一个悲观主义世纪的政治观，它随着许多主要实践者的生活历史应运而生。如亨利·基辛格，他亲身经历了文明生活变为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野蛮斗争的过程，他当时还是一个孩子，被迫逃离纳粹德国。他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了关于康德的论文并获优等奖，他在论文中攻击康德历史进步的观点，但接受他当时主张的虚无主义观点，即认为上帝和黑格尔的世界普遍史中的世俗机制都不能赋予历史事件发展以任何意义。历史不过是一系列国家之间混乱无休止的斗争，其中自由主义并没有占据任何优势。∞然而，现实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早期的贡献不应当使我们忽视这一观察国际关系的框架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现实主义无论对现实的诊断还是为政策所开的处方都存在这种严重的缺陷，原因在于现实主义已经被老练的外交政策专家奉为偶像，他们常常不加批判地接受现实主义思维，没有发觉他们使用的方法已经不适应当今世界了。越南战争时代坚持这种理论框架已经导致战后冷战时期的思维和行为产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主张。例如，有人建议西方应当阻止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原因是欧洲的两极对立有利于1945年以后飘荡在这块大陆上空的和平。②还有人认为，欧洲对立的结束会导致在欧洲出现一个比冷战时期更不稳定、更危险的时期，因此主张通过向德国扩散核武器来改变这一态势。①这两种主张使我们不禁想起一个医生的故事，他对一个癌症患者进行长期痛苦的化疗之后，终于根除了癌症，然后他极力劝说该患者继续进行化疗，理由是这种治疗方法过去非常成功。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在继续治疗一个已经痊愈的病人，现在也发现自己为痊愈的病人提出一种价格昂贵并且十分危险的治疗方法。为了确定患者基本上是健康的，我们必须回头看看现实主义关于潜在的病因的假定，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第二十四章 没有权力的权力

现实主义是一种理论，它坚持认为，不安全、侵略和战争在国际的国家体系中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而且这一状况是人的状况，即是说这种状况最终起源于固有不变的人性之中，因此不会随着人类社会各自的特定形式和种类而改变。为支持这一观点，现实主义者指出，从《圣经》中记载的最早的血腥战斗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历史充满了战争。

所有这些乍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现实主义却是建立在两个极不可靠的基础之上，一个是对人类社会的动机和行为毫无道理的简单化，一是回避历史这个问题。

以它现有的形式，现实主义试图摒弃一切国内政治因素并把国家体制作为惟一原因来研究战争的可能性。按照一位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冲突在国家之间屡见不鲜，其原因是国际体系创造出对侵略的强烈的刺激……各国都寻求通过相对其他国家权力最大化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①然而，这种纯正的现实主义又偷偷摸摸地再次引入某些关于构成该体系的人类社会性质的高度简化的假定条件，并错误地把它们视为“体系”而不是构成体系的单元。例如，绝对没有理由假定在无政府的国际秩序中任何国家都感到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除非人们有理由认为人类社会与生俱来就是侵略性的。现实主义所描绘的国际秩序非常像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其中人处于所有人以所有人为敌的战争状态。但霍布斯的战争状态并不仅产生于自我保存的欲望，而是因为自我保存的欲望与虚荣或获得认可的欲望同时存在。

倘若没有部分人特别是那些宗教痴迷者，渴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其他人，霍布斯本人也不会认为原始的战争状态从一开始就存在。自我保存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所有人以所有人为敌的战争状态。

自然的和平状态准确地讲是卢梭提出来的。卢梭否认虚荣心和自爱是人的本性，认为处在自然状态下人是恐惧的、孤独的，基本上没有侵略性，因为他少得可怜的自我利益很容易得到满足。恐惧和不安全只会带来孤独和平静，不会导致无休止地追逐一个又一个的权力。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都是像牛仔般的个人，他们安居乐业，也满足于体验不依靠其他人独自存在的感受。所以，原始的无政府状态创造和平。换言之，在只有寻求保存自己自然存在的奴隶的世界中，可以没有冲突，因为只有主人才有进行血腥战斗的冲动。如果我们假定人类社会都像卢梭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或黑格尔的奴隶那样行事，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惟一利益是自我保存，那么完全有可能想象，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制也是和平的，其中两极还是多极无关紧要。因此，现实主义者关于国家互相有受威胁感因此武装自己的观点，其根据不过是一个隐含的假设，即人类社会的国际行为趋向于与黑格尔笔下寻求获得认可的主人，或者霍布斯笔下虚荣心极强的最初之人(但不是卢梭笔下胆小的、孤独的人)的行为相像。

历史上国家体系中很少有和平，这一事实反映出某些国家寻求的不只是自我保存。与具有伟大精神的个人一样，它们出于时代、宗教、民族或意识形态原因，也寻求获得对其价值或尊严的认可，并在此过程中强迫其他国家或者与其决斗或者投降以示顺从。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终极原因因此也是精神而不是自我保存。正像人类历史以为纯粹的名誉而进行的血腥战斗开始，国际冲突也是从国家之间为获得认可而进行战争开始，其最初的根源就是帝国主义。因此，现实主义者仅从国家体制内部的权力分配的事实中不会得到任何启示。此类信息只有当他或她对构成该体制的社会性质做出某种假定(如至少部分人寻求获得认可而不仅是自我保存)时，才会有意义。

现实主义者的早期一代人，如摩根索、凯南、尼布尔和基辛格等人，在他们的分析中适当考虑了国家内在特征的因素，并因此能比“结构的”现实主义学院派更好地了解国际冲突的原因。∞学院派起码承认冲突是由人的统治欲所引发的，而不是来自撞球的机械相互作用。尽管如此，各流派的现实主义者每当谈及内部政治时都倾向于用高度简洁的原因来解释国家行为。

例如，我们很难知道像摩根索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是否能以事实证明权力斗争按照他的说法“在时空上是普遍的”，因为有无数的实例表明，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看上去都受到某种对权力最大化的欲望以外东西的影响。希腊的军官们在1974年把政权移交给文官政府，或者阿根廷军人统治集团在1983年下台后面临着被追究责任，这些实例都无法合理地解释为追求权力最大化。英国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把绝大多数国力用于殖民侵略，特别是占领非洲，而在二战后以同样的国力致力于大英帝国的解体。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梦想一个泛突厥或泛土兰帝国，设想疆域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绵至俄罗斯中亚地区，但后来在基马尔执政时期则放弃了这一帝国主义野心，退回到安纳托利亚这个小小的民族国家的边界。这些国家寻求缩小的实例能与权力斗争的情况(指国家企图通过侵略和扩军扩大势力范围的情况)相提并论吗?摩根索也许会提出，上述实例其实也是权力斗争的情况，因为斗争有各种方式方法：有的国家通过推行一个稳定不变的政策寻求维持它的权力；有的国家则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扩大势力范围；还有一些国家通过保持历史遗产的政策来炫耀自己的权力。放弃殖民统治的英国和基马尔主义的土耳其也不得不维持一定的权力，所以与追求权力最大化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们的退却其目的完全出于在战略上保存实力的需要。一个国家并不一定通过像军事和领土扩张这种传统的渠道追求权力最大化，其他如发展经济、带头为自由和民主进行斗争等，也是扩大权力的重要渠道。

但是，通过进一步研究，可以看出“权力”这个词汇定义非常广，不仅包括寻求退守的国家，还包括使用暴力和侵略扩张领土的国家，这样已经失去了它的描绘或分析价值。这种定义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国家走上战争之路。因为广义的“权力斗争”其某些表现不仅不会威胁其他国家，反而可能会使它们受益。例如，如果我们把韩国和日本扩大出口市场解释为一种互相间的权力斗争，那就是一种于双方国家都有利的权力斗争，而且整个地区都会受益，人们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产品。

显而易见，所有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的国家目标甚至只是为了继续生存，都必须追求权力。这种意义上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普遍存在，不必大惊小怪。如果所有国家都寻求使其权力、特别是军事权力最大化，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用什么方法使加拿大、西班牙、荷兰或墨西哥视为争取权力最大化的国家对我们有利呢?每个国家肯定寻求更加富裕，但财富是为了本国内消费才需要，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相对于邻国的权力地位。事实上，这些国家也会支持其邻国的经济发展，因为它们自己的繁荣与之息息相关。①因此，国家不单单追逐权力，它们追逐合法性概念所规定的各种目标。②合法性概念犹如一套套牢固的桎梏，强有力地束缚了国家为自己追逐权力。不顾合法性追逐权力的国家实际上在自取灭亡，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放弃印度和大英帝国其他殖民地时，其主要考虑是它的国力问题。但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英国人当时已经意识到殖民主义不符合《大西洋宪章》和《世界人类宣言》的精神，而且英国还刚刚据此结束了对德国的战争。

如果权力最大化是英国的主要目标，英国肯定会像战后法国一样继续统治其殖民地，或者等国家经济恢复元气后再收复殖民地。

英国之所以没有想收复已失去的殖民地，是因为英国接受现代世界关于殖民主义是不合法统治的判决。

权力和合法性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东欧似乎更容易说明。1989年至1990年间，东欧经历了过去时期权力平衡最大规模的重新调整：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两德统一。但权力的物质平衡却依然如故：欧洲没有一辆坦克被摧毁在战斗中，或者按军控协议被取代。这种权力的重新调整完全是合法性标准改变的后果。共产党政权在东欧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信誉，苏联自己也没有自信来用武力恢复帝国，华沙条约组织的凝聚力比处于实际战争最紧张时期涣散得还快。

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战士和军人不愿意有或不愿意用他们来打击假想的敌人，或者他们不愿意对公民抗议者开枪以捍卫他们表面上效忠的制度，那么有多少坦克或多少架飞机根本无关紧要。用哈维尔的名言来说，合法性实际上是“没有权力的权力”。

现实主义者只关心能力而不考虑意图，如果意图彻底改变他们便失算了。

合法性的概念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情况暴露出现实主义的第二个致命弱点：“它不考虑历史。”①现实主义把国际关系描绘成一个没有时空概念的孤立的事物，它与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每个其他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也与周围所发生的变化毫无关系。但是，世界政治从希腊修昔底德时代开始一直到冷战时期，表面上虽然从来没有中断过，但社会对权力的追求、控制和关注的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帝国主义(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武力统治)直接来源于贵族主人获得别人对自己优越地位认可的欲望——优越意识。主人这种让奴隶屈从的精神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寻求获得所有人的认可，其结果必然把他的社会卷入一场与其他社会进行的血腥战争之中。这一过程从逻辑上讲直到或者得以称霸世界或者战死才会有终结。主人获得认可的欲望而不是国家体制的结构才是战争的第一根源。帝国主义和战争因此是某个社会阶级的专利，如主人阶级，或称为贵族，他们过去靠敢于冒生命危险才获得这种社会地位。在贵族社会(过去200年前人类社会绝大部分都是贵族社会)，君王对获得普遍但不平等认可的追逐被广泛地视为具有合法性。为不断扩大统治范围的领土扩张战争被视为一种人的正常追求，即使战争的破坏性受到部分伦理学者和作家的强烈抨击。

主人追求获得认可的精神还可以表现为其他形式，如宗教。

对担当宗教主人的欲望，即获得别人对自己的上帝和偶像认可的欲望，可能伴随着自己当主人的欲望(就像西班牙探险家科特斯征服墨西哥或者皮萨罗征服秘鲁印加帝国那样)，或会使所有世俗动机让位(像16世纪及17世纪进行的各种宗教战争)。它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权力斗争，不像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那种王朝和宗教扩张主义之间的共同基础，而是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

但是，精神的这些表现形式在近代初期在很大程度上被获得越来越理性的认可形式所取代，这种形式的认可最终表现为现代的自由国家。霍布斯和洛克所预言的资产阶级革命寻求从道德上把奴隶对死亡的恐惧放在高于主人贵族精神的位置上，并藉此把君王的野心和宗教痴迷等非理性的精神表达形式升华到无止尽的财富积累之中。就在过去围绕王朝和宗教问题发生冲突的地方，现在已经形成了由现代自由欧洲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和平地区。政治自由主义在英国结束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在17世纪几乎毁灭国家的宗教战争，现实主义的到来让宗教学会了宽容。

自由主义带来的非军事的和平从逻辑上讲也相应地影响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历史观点看，帝国主义和战争是贵族社会的产物。如果自由民主能消灭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差别，使奴隶成为自己的主人，它因此也会消灭帝国主义。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以稍微不同的观点论述了这一命题。他认为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是典型的反战、反帝社会，因为这种社会为过去发动战争的能量提供了一个宣泄渠道：

竞争制度在各个经济层面上吸纳了人的绝大多数能量。不仅对特殊经济专业，而且在其他竞争的活动中，能量的持续运用、关注和集聚，构成了在竞争制度下生存的条件。与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相比，用于战争和征服的过剩能量大大减少。过剩的能量大部分倾入产业本身，造就了它的杰出人物——产业家，其他则用于艺术、科学和社会斗争……因此，一个纯正的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培育帝国主义的沃土……关键是它的人民基本上不喜欢战争。①

熊彼特把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无限武力扩张的无目的倾向”。②这种无限度地追逐征服并不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也不是奴隶社会对安全的抽象寻求所造成的，而是在某个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进发的，例如公元前18一前16世纪统治埃及的希克索斯王朝被驱逐后或阿拉伯人改信伊斯兰教以后的埃及，其原因是埃及此时出现了贵族制度，它的道德基础具有战争的倾向。

现代自由社会更多地继承了奴隶而不是主人的意识，并且这一伟大的奴隶意识形态——基督教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在如今充分体现为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心以及越来越不容忍暴力、死亡和苦难。例如，发达国家逐渐废除死刑，发达社会对战争伤亡越来越不接受；③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枪杀逃兵习以为常，而在二战期间美国只枪毙过一个逃兵，而且他的妻子后来为此起诉美国政府；英国皇家海军过去习惯于强制社会下层人服役当水兵，现在则不得不用相当于公民社会工作的报酬来招募他们并向他们提供海上的家庭舒适。在17世纪和18世纪，君王只考虑他们的个人荣誉，把成千上万的农民战士送去冒死，如今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到国家处在极端危急状态时绝不会把自己的国家引向战争，并且在采取这类重大决策前必须考虑再三，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政治不会宽容鲁莽行为。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国家一旦走向战争，领导人就会受到严厉惩罚。①托克维尔1830年撰写《美国的民主》一书时，已经注意到同情心已经日益广泛。

他引用了1675年德赛维涅太太写给她女儿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平静地描述了一个拉小提琴的人仅因为偷盗几张纸便被处以五马分尸，被撕碎了肢体然后被分别扔往城市的四个角落。②托克维尔感到十分震惊的是，这位太太叙述这件事时犹如在谈论天气那样轻松，因此认为后来刑罚逐渐宽松，其原因应当归结于平等的兴起。

民主拆除了隔离不同阶级的围墙，正是这堵墙使像德赛维涅这样有教养并且感情脆弱的人并不把那个拉小提琴的人作为人来看待。

如今，我们的同情心不仅伸到社会的底层，而且还包括更高级的动物。③随着社会平等的普及，战争经济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工业革命以前，绝大多数社会是农业社会，国家财富只能从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广大农民的少量剩余中获取。一位有野心的君王想增加财富，只能去掠夺其他人的土地和农民，再不就是霸占某些有价值的资源，如美洲大陆的金银。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作为财富资源的重要性与技术、教育和劳动的合理组织相比明显下降，后一类要素所产生的巨大的劳动生产率比通过土地占领获得的经济实惠更有意义、更稳定。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区土地有限，人口不多，自然资源贫乏，但在经济上处于令人羡慕的位置，它们没有必要诉诸帝国主义来增加财富。当然，伊拉克企图吞并科威特，这表明控制石油这种自然资源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利益。但是，这种侵略所带来的后果，似乎会使这种寻找资源的方法在未来失去吸引力。由于可以通过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平地获得同样的资源，与两三百年前相比，战争的经济意义要少得多。

与此同时，战争的经济代价随着科技进步按指数成倍增长，康德为之哀叹。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常规技术就已经使战争非常昂贵以至于即使这些国家打赢了战争，整个社会也会因参战受到严重创伤。更不用说核战争，它使战争的社会代价高出许多倍。核武器在冷战时期维护和平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同，①对于欧洲自1945年后一直没发生战争的原因，我们很难严格划分核武器的效应和两霸相互牵制的因素。但是，反过来说，一个接一个的冷战危机——柏林危机、古巴危机或中东危机，如果两个超级大国没有意识到战争潜在的惨痛代价，也许早已升级为实际战争了。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似乎有一定道理。②自由社会本质上的非战特征，明显地体现在自由社会之间所维系的特别和平的关系中。迄今为止，有许多文学作品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大动干戈，兵戎相见。①如政治学家米歇尔·多伊尔一直认为，在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存在的两百多年间，没有发生一场战争。②当然，自由民主国家仍要和非自由民主的国家打仗，例如美国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发动与朝鲜、越南的战争，特别是近年来的海湾战争。它们在发动这类战争时所怀有的正义感甚至超过传统的君主制和独裁制的优越意识，但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却很少表现出互相不信任或对互相占领感兴趣。这些国家遵循共同的普遍平等和权利的原则，所以不存在互相质疑合法性的基础。在这些国家中，优越意识已经找到了除战争以外的其他宣泄渠道，再不就是已经消耗殆尽，已无力发动现代版的血腥战争。因此，自由民主的非战特征不仅由于它压抑了人攻击和暴力的本性，而且还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本性本身，并且泯灭了帝国主义的冲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变革中，我们看到了自由主义理念对对外政策的和平作用。按照现实主义理论的说法，苏联的民主化并没有动摇苏联的战略地位。事实上，许多现实主义学派的观察家曾非常清楚地预见到戈尔巴乔夫绝不会允许拆除柏林墙或苏联在东欧失去缓冲地带。然而，这闪光的变化，不是因为苏联国际地位有任何物质上的变化，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称之为“新思维”的思想在1985年至1989年间出现在苏联对外政策中。苏联的“国家利益”不是给定的，而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重新限定在极小的范围之内。①“新思维”首先重新确定了苏联面临的外来威胁。在苏联，民主化直接导致苏联把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担心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侵略性”、“报复主义”的担心从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中去除。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理论报刊《真理报》在1988年初解释说：“在西欧和美国都没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企图“对社会主义发动军事进攻”，而且“资本主义民主是此类战争道路上的最终障碍”。②如此看来，对外来威胁的判断并不是由一个国家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客观地”决定的，而是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威胁判断的改变因此为苏联大规模单方面销毁常规武器铺平了道路。共产主义在东欧遭受挫折，使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其他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也相似地宣布单方面裁军。所有这些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在苏联和东欧的新兴民主力量比西方现实主义者更懂得民主使国家之间减少威胁这个道理。③有些现实主义者曾试图用自由民主国家互不接壤(因此无法互相侵占)或者由于受到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威胁而被迫互相合作的理由来解释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这个令人瞩目的活生生事实。他们认为，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三个历史上互相仇视的国家自1945年以来一直和平共处，不能用它们共同遵循自由民主的原则这个原因来解释，而应当从它们对苏联的共同恐惧来考虑，它们对苏联的恐惧促使它们结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共体。①这种结论只有在把国家视为撞球并且无视其内部发生什么变化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有些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可以主要用更大的互相威胁的来解释，而且一旦威胁不存在会立即互相反目为仇。例如，叙利亚和伊拉克，它们只有在与以色列冲突时才站在一条战线上，而其他时间里经常兵戎相见。但是，即使在“和平”时期，阿拉伯联盟内的互相仇视是人人皆知的。而在冷战期间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民主国家之间，却不存在这种仇视关系。

在当代法国和德国，还有谁在等待机会跨越莱茵河去占领新的领土或为往日的怨恨复仇呢?用约翰·米勒的话来说，在像荷兰或丹麦这些当代民主的国家之间，战争简直不可思议。②美国和加拿大近一个世纪维持着一个幅员相当于整个大陆并且竞无防卫的边界，尽管这条边界是加拿大的权力真空地带。依据现实主义者的一贯主张，美国应当占领加拿大，因为冷战的结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当然，如果他是美国人。有人认为，冷战条件下形成的欧洲秩序肯定会回归到19世纪权力纷争的状态，但这种观念却忽视了当今欧洲彻底的资产阶级特征。自由欧洲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不会成为不信任和不安全的根源，因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互相太了解了。他们知道他们的邻国太自我放纵，太奉行消费至上主义，以至于不愿去冒生命危险。邻国充满了企业家和公司经理，但缺乏怀有发动战争野心的君王和蛊惑民心的政客。

然而，还是这个资本主义的欧洲，许多现在仍活着的人都亲身经历过战乱。帝国主义和战争并没有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而消失。历史上毁灭性最大的战争恰恰是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发生的。对此我们如何解释?熊彼特的观点是，帝国主义是一种返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的遗传：“它是一种从生活条件(不是现在的而是过去的)或者从过去而不是现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的成分。”①尽管欧洲已经发生过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其统治阶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仍具有贵族性质，它们的民族伟大和光荣的概念还没有被商业所取代。贵族社会好战的精神气质能够传给民主的后代，一旦遇到危机和热情，它们就会浮出水面。

熊彼特把帝国主义和战争解释为贵族社会遗传的返祖现象，对此，我们应当补充另外一个直接来自精神史的解释：在以王朝和宗教野心代表的旧式的认可形式和它在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中发现的解决方法之间，精神可以以民族主义的面貌出现。

民族主义显然与本世纪的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它在东欧和苏联的复活正在威胁着前共产主义欧洲的和平。这正是我们下面将讨论的问题。

第二十五章 国家利益

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具有现代性质的现象，因为它通过互相和平等的认可取代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但它并不完全合理，原因是它把这种认可只适用于某个民族或种族集团中的成员。它具有比世袭君主制更民主、更平等的合法性，全体人民都被看做是拥有世袭权。因此，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运动没有出人意料地与民主运动联合起来。可是，民族主义者寻求获得认可的尊严只是其集团的尊严，并不是普遍的人的尊严。对这种认可的需要难免会与其他也寻求自己尊严的集团发生冲突。所以，民族主义完全有能力取代王朝及宗教的野心作为帝国主义的理论依据。

德国恰恰就是一个实例。

18世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长期存在，其原因不仅是武士精神的一种返祖式复活，也有主人的优越意识没有完全升华为经济活动的原因。过去几个世纪的国家体系是一种自由和非自由社会的}昆合体，在非自由社会中，像民族主义这种精神的非理性表现形式，往往一发不可阻挡，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欧洲各民族之间盘根错节，特别是在东欧和西南欧，而且分散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埋下了多年持续冲突的火种。自由社会为抵抗非自由社会的侵略，也走上了战争之路，他们也会主动地进攻或统治非欧洲的社会。许多表面上的自由社会由于奉行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改变了国家的颜色，把本应普遍适用的权力概念建立在种族基础之上。“自由主义的”英国和法国19世纪末在非洲和亚洲大规模殖民殖地，靠的是武力而不是人民的准许，因为他们把印度人、阿尔及利亚人、越南人等等的尊严都划到比他们自己低一级的层次上。在历史学家威廉·朗格的笔下，帝国主义“也是一种超出欧洲范围的民族主义的镜像，是为这片大陆几个世纪以来存在的权力和权力平衡而进行的历史悠久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的放大”。①现代民族国家在法国大革命后兴起，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性质。②王朝之间发生战争时，君主领导不同民族的农民，去征服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份，而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荷兰之所以不再是西班牙的领地或者皮埃蒙特不再属于奥地利，只因为上一代的联姻或战争；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哈布斯堡王朝和土耳其帝国这种多民族的国家纷纷瓦解。和现代政治一样，现代军队也实行民主原则，义务兵役制度应运而生。随着广大人民参与战争，通过战争所达到的目的从某种意义讲应当满足整个民族的共同需要，而不仅是个人统治的野心。联盟和边界越来越严格，因为民族和人民不再是被摆布的棋子。不仅是形式上的民主国家，就连像俾斯麦时期的德意志帝国这种民族国家即使不承认人民主权，也不敢违抗以国家名义发布的命令。④不仅如此，人民群众一旦被民族主义发动起来投入战争，他们有精神的愤慨会达到过去王朝式的冲突中罕见的高度，制约了领导人与敌人妥协或变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就是最典型的实例。与维也纳议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凡尔赛和约》在欧洲重建一个可行的权力平衡，其原因一方面是在重新划定德意志和奥匈帝国之间的边界时需要考虑民族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是法兰西共和国提出的惩罚德意志的要求需要满足。

但是，我们在承认民族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具有的重要影响力的同时，必须正确地认识这种现象。新闻记者、政治家甚至学者们，都一致地把民族主义看成是一种深刻的、根本的人性渴望，看成是一种与国家和家庭一样古老并且永恒的社会实体，它是民族主义所代表的那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共同智慧一旦得以发挥，会在历史上产生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等其他信仰形式无法阻止的自然力，最终将战胜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①最近，在整个东欧和苏联的民族主义复活过程中，这一观点得到了明显的实证支持，以至于有些观察家预言，冷战后的时代将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复活的时代，与19世纪极其相像。②苏联共产主义一直认为，民族问题只是更深刻的阶级问题的副产品，主张通过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随着民族主义者在各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和整个共产主义的东欧先后推翻共产主义政权，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主张毫无根据，动摇了所有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关于取代民族主义主张的可信性基础。

我们尽管不否认民族主义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把民族主义现象视为永恒的而且是无敌的观点不仅狭隘，也不真实。首先，这种观点没有看到民族主义这种现象所具有的现代性和偶然性。用杰尔内的话来说，民族主义“发自人的灵魂深处”。①人对比自己更大的社会集团只要它已经存在就都有一种类似于爱国的依附，但直到工业革命前这些集团才具有语言上或文化上同质实体的性质。在前工业社会中，同一民族的人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无所不在，成为相互交往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俄罗斯的贵族与法国贵族之间的共同语言也许比他与自己的农民之间要多得多，不仅他的社会条件与法国贵族的社会条件相似，而且他还会说法语，但他们都不能直接与自己的农民沟通。②政治实体并不考虑民族：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查理五世可以同时统治德意志、西班牙和荷兰，而土耳其帝国则可以同时统治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北非的柏柏尔人和欧洲的基督教徒。

然而，也正是本书第二部分中讨论的现代自然科学的经济逻辑迫使所有经历过贵族制度的社会从根本上变得更平等、更均质化、更有文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得不说同样的语言，因为两者都互相交织在同一个国民经济中：离开土地涌向城市的农民不得不用这个语言读书识字，并接受足够的教育才能在现代工厂中甚至办公室中做工。阶级、民族、部落和教派这类旧的阶级的社会区别，在连续的劳动流动性的冲击下，逐渐淡化，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个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语言文化，作为它的社会相关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民族主义是地道的工业化和与之相适应的民主的、平等的意识形态的产物。①作为现代民族主义结果的所创造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已存在的“自然的”语言差别。但它们不是民族主义人为精心炮制的产物，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任意界定语言和民族。比如，日前在苏联中亚“觉醒的”那些民族，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语言实体存在过；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民族主义者如今正在回到图书馆去“再找找”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全新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杰尔内指出，在地球上目前有八千多种“自然”语言，其中七百多种是大语种，而我们的民族数量还不到二百。许多老的民族国家包含有两种以上的语言集团，如西班牙包含巴斯克少数民族，如今均受到民族分裂的压力。这说明民族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所有时代人民的“自然的”偏爱根源。民族之间的同化和重新定义是可能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②民族主义似乎有某种生活历史。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如在农业社会阶段，人们全然没有民族主义这个意识。它是随着人类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开始或在其过程中逐步膨胀起来的，而且每当一国人民在走过经济现代化第一阶段后其民族身份和政治自由均得不到时，民族主义就会变得特别激进。所以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西欧国家演变成法西斯的超国家主义国家(这两个国家也是欧洲最后一批步人工业和实现政治统一的国家)，二战后最强烈的民族主义都是第三世界的前欧洲殖民地国家，这两种情况在我们看来并不出乎意料。回首以往，当今最强烈的民族主义出现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较为滞后，而且民族的地位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制。

然而，对于其地位比较确定而且历史比较悠久的民族来说，民族作为精神认可的源泉的作用已经淡化。民族感情最受伤害的地区——欧洲，也是民族主义兴起和高潮最先消失的地方。在这块大陆上，两次世界大战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民族主义的重新定义。经历过最可怕的非理性民族主义或认可时期后，欧洲人民逐渐接受普遍的、平等的认可方式。其结果是，从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努力消除国家边界，把人民的热情从民族自立转向经济生活，于是欧洲共同体便应运而生。欧共体没有公开地消灭国家之间的差别，在实现其创始人所预期的超主权的目标方面还困难重重。但是，欧共体在农业政策和货币联盟问题表现出来的那种民族主义，与煽起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相比，已经非常温和了。

有人主张，民族主义是自然，它太强大了，自由主义和平等的自我利益根本不可能战胜它。这些人应当想想有组织的宗教的命运，它是民族主义之间的一种获得认可的手段。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宗教在欧洲政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新教和天主教自己组成一个政治团体，发动教派战争，给欧洲带来了惨痛的损失。英国的自由主义，众所周知，它的出现正是英国内战的宗教狂热主义的直接产物。当时有人认为宗教是政治领域中一个必要的、永恒的特征，可是，与这些人的观点恰恰相反，“自由主义在欧洲战胜了宗教”，宗教经过几个世纪与自由主义的冲突后，终于学会了宽容。在16世纪，对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使用政治力量来推行自己的宗教信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如今，无论多虔诚的牧师，对信仰其他宗教会亵渎自己宗教信仰的想法，会感到非常不理解。因此，宗教已经从政治领域下降到私人生活之中——除某些极特别的问题(如堕胎)外，宗教已经被多少永久地驱逐出了欧洲的政治生活。①如果民族主义也像宗教那样脱离政治实现现代化，个人民族主义接受一种与其他人不同的但平等的地位，那么民族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基础就会动摇。②许多人相信，当前欧洲的一体化倾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经历所造成的暂时不正常状态，而现代欧洲历史的总趋势则朝着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可是，事实是：两次世界大战所起的作用与16世纪和17世纪宗教战争对宗教所起的作用非常相似，不仅影响下一代的意识，而且会一代一代地影响下去。

如果民族主义退出政治舞台，它首先必须像宗教那样学会宽容。民族集团可以保留它们自己的语言和民族意识，但这种意识主要应表现在文化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法国人可以继续喝法国酒，德国人可以继续吃他们的香肠，但这只限于私人生活范畴。

这种变化在过去几代人中一直在欧洲最先进的自由民主国家中进行着。虽然当代欧洲社会的民族主义仍然甚嚣尘上，但与上世纪相对新兴的“人民”和民族概念中存在的那种民族主义在特征上不可相提并论。希特勒灭亡以来，没有一个西欧的民族主义再把统治其他民族作为本民族地位的关键。相反，绝大多数现代民族主义都走上了基马尔的道路，都以在传统的祖国中实现民族团结和净化为己任。其实，人们可以说，所有成熟的民族主义都在经历“土耳其化”这一进程。这种民族主义看上去没有能力建立新的帝国，充其量也只能打碎现存的帝国。当今世界，像德国社会共和党或者法国勒庞国民阵线这类最激进的民族民主分子首先关注的不是统治外国人，而是把他们驱逐出本国，就像某个寓言中所说的那种贪财的市民，独自无忧无虑地享受人生的美好。最令人惊讶并且有说服力的事情是，过去往往被算作是欧洲最落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竟然也迅速地走上了土耳其化进程，放弃扩张主义，主张“小俄罗斯”政策。①现代欧洲一直在迅速地让渡主权，在个人生活的天伦之乐中享受民族地位。民族主义和宗教一样，不存在消失的危险，它对欧洲人牺牲自己的安逸生活来实现帝国主义的野心的蛊惑力已丧失殆尽。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未来将永远不会有民族主义冲突。

对那些在东欧和苏联新出现的民族主义来说，这点尤其千真万确，因为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民族主义犹如一头睡狮，根本无法实现。事实上，随着冷战的结束，民族主义冲突在欧洲肯定会加剧。在这些情况下，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长期以来被否定自己赞成主权和独立存在的民族或种族集团，是民主化普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伴随物。例如，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在1990年举行自由选举后，这两个前共和国把政权交给了支持独立的非共产主义政府，却反而为南斯拉夫的内战搭起了舞台。多民族长期共存的国家一旦瓦解肯定会带来暴力的、流血的战争，民族之间交织程度越深，情况就越严重。例如在苏联，近六千万人(半数为俄罗斯人)生活在本民族的共和国以外，而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人口中1／8为塞尔维亚人。早在苏联时期就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随着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迁徙规模还要扩大。在许多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正在出现一些新的民族主义，而且其表现形式非常原始——狭隘、沙文主义、对外极富侵略性。①此外，过去存在的民族国家很容易受到要求独立的小语言集团自下而上的攻击。斯洛伐克现在想得到捷克对其独立的认可。

自由主义加拿大的和平和繁荣并没有使魁北克的许多讲法语的人感到满足，他们仍要求坚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新的民族国家出现的可能性是没有止境的，例如：库尔德、爱沙尼亚、奥塞梯、斯洛文尼亚等等都在要求民族独立。

但是，对民族主义这些新的表现形式必须作适当的分析。首先，最强烈的民族主义多半发生在欧洲最不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巴尔干和前俄罗斯帝国的南部地区。在这些地区，民族主义尽管时常兴起，但不影响欧洲老的民族主义长期向更宽容的方向演变。虽然苏联在外高加索曾犯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野蛮罪行，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证明东欧北半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的民族主义会朝着有悖于自由主义的攻击性方向发展。这并不是说现有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不会分裂，或者波兰和立陶宛不会发生边界争端。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并不一定会导致像其他地区那样的政治暴力，还会受到经济一体化压力的制约。

其次，新的民族主义冲突对欧洲乃至世界更广泛的和平的影响与1914年相比要小得多。当时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只因刺杀奥匈帝国一位继承人竞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南斯拉夫解体后，获得解放的匈牙利及罗马尼亚人为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地位冲突不休。尽管如此，欧洲竞没有一个大国为占领更好的战略地位而插手这一冲突。相反，绝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都避免卷入这种难以脱身的冲突之中，只是对过度的侵犯人权，或者对本国民族构成的威胁出面干预。南斯拉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如今陷于重重内战，国家面临着分裂。但欧洲其他地区对解决这一问题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共识，一致认为有必要把南斯拉夫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分开来。④最后，很有必要认识当前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民族斗争所具有的暂时性。这些民族斗争是该地区随着苏联解体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普遍的民主秩序之前的阵痛，我们有理由期望从这一进程中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大多为民主国家，而且它们的民族主义，尽管眼下由于独立斗争而激烈，将趋于成熟，最终和西欧一样进入“土耳其化”进程。

二战后基于民族地位的合法性原则，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大规模立足。第三世界的这个过程，由于工业化和国家独立滞后，所以晚于欧洲，但它发挥的作用则是完全相同的。虽然自1945年以来在第三世界很少有国家成为正规的民主国家，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放弃了王朝或宗教制度的合法性而改奉民主自治原则。民族主义这些新的内涵表明，它们比旧的民族主义更自立，比欧洲的民族主义更确定而且更有自信。例如，泛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就和上世纪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一样建立在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上，而它通过建立一个惟一的、政治一体化的阿拉伯国家来实现民族主义的愿望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然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国际冲突。对民族自治原则的广泛接受使任何人都难以挥舞军事干预或领土扩张大棒。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力量基本上获得了普遍的胜利，而且看上去与技术和发展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越南和阿尔及尼亚赶走法国人，乍得赶走利比亚人，柬埔寨赶走越南人，越南赶走美国人，阿富汗赶走苏联人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①自1945年以来，国际间边界发生的重大变化几乎都是国家按民族分裂而不是依仗帝国主义扩大领土的情况。例如1971年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分道扬镳。对发达国家而言，征服领土并不划算，因为战争费用，包括统治一个敌对民族的费用急剧上升，国内经济发展可以作为可容易获得的财富来源等等，这些因素其中有许多已经影响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冲突。②在第三世界、东欧和苏联，民族主义仍在继续强化，而且持续时间肯定会超过在欧洲和美国的时间。新民族主义的生命力似乎已经使发达的自由民族国家的许多人非但看不到本国民族主义的淡化，反而相信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非常奇怪，为什么人们相信这种历史并不悠久的民族主义现象在人类社会范畴具有如此永恒的特征?经济的力量曾经用国家取代了阶级，推动了民族主义并在其过程中创造了一个权力集中的语言同质化的实体。目前，还是这种经济的力量正在推动国家壁垒的崩溃，正在创造一个惟一的、一体化的世界市场。民族主义的政治中性化，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肯定不会看到，但这并不影响它最终的必然实现。

第二十六章 向和平联盟进军

在没有实现自由的国家中，强权政治依然占主导地位。第三世界工业化和民族独立相对滞后，导致其在许多方面以一种明显区别于工业民主国家的方式行事。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将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后历史”部分，一是历史部分。①在i后历史”那部分世界中，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轴心是经济，过去的强权政治规则越来越没有市场。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想象到一个民主的欧洲，一个多极的，并且由德国经济为主导的欧洲，而德国的邻国并不因此感到有任何一点军事威胁，也不会采取任何特别措施来提高自己的军备水平。在这样的欧洲中，经济竞争甚为激烈，而军备竞赛日趋衰减。“后历史”世界又分成各个民族国家，但它们各自的民族主义已经与自由主义和平共处并且越来越局限于私人生活的范畴，而经济合理性将侵蚀主权的许多传统特征，把市场和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在历史部分的世界中，各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此形成的不同宗教、民族和意识形态互相冲突，使这个世界四分五裂，强权政治规则在其中依然盛行，像伊拉克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继续侵略自己的邻国，发动流血战争。在历史世界中，民族国家将继续是政治认可的中心。

“后历史”世界和历史世界的分界线朝令夕改，因此很难划定。苏联正在从一个阵营向另外一个阵营过渡，它的解体将带来一些加盟共和国成功地向自由民主国家过渡，另一些则无法过渡。中国自从开始经济改革，对外政策可以说越来越“布尔乔亚”。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似乎明白，经济改革的政策绝不能改变，中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大部分拉美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在过去30年间已经从历史世界中走到了“后历史”世界。尽管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退回到历史世界，但他们通过经济上相互依存已经与其他工业化民族国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在许多方面，历史世界和“后历史”世界将会并存但相互独立，互相之间影响不大。可是，这两个世界会围绕若干个轴心互相冲突。第一个是石油，它是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危机的背景原因。石油生产集中在历史世界里，但却是“后历史”世界的经济命脉。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时，尽管许多商品的全球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大，惟独石油生产仍集中在一方，石油市场会受到政治因素的操纵和干扰，而石油市场的破坏会直接对“后历史”世界造成灾难性经济后果。

第二个是移民，这个轴心现阶段虽不及石油的轴心那么明显，但从长远看会更麻烦。目前，从贫困和政局不稳的国家每天都有人涌向富裕稳定的国家，几乎影响到所有发达国家。这种移民潮，近年来不断扩大，如果遇上历史国家的政治动荡，很可能会突然加剧。像苏联解体或者东欧严重的种族暴力那样重大的事件，都是历史世界向“后历史”世界大规模移民的导火索。这种移民潮将确保“后历史”世界继续关注历史世界，或是为了阻止移民，或是因为新移民已经进入了它们的政治体系并且现在正在推动新接纳的移民更广泛地加入其中。

事实证明，“后历史”国家很难阻止移民，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这些国家无法实行排外政策，这一政策有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之嫌，有悖于自由民主国家承诺遵守的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在某个时期限制过移民，但在实施时经常受到良心的谴责。

二是由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缺少某种非熟练或不熟练的劳动力，而第三世界则可敞开供应，尽管不是所有低工资的工作都可以输出。在统一的全球市场中，经济竞争会促进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一体化，恰如资本主义初期国内劳动力高度流动促进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出现一样。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世界秩序”。除某些历史国家对其邻国有特别的威胁外，许多“后历史”国家也将高度关注阻止某些技术向历史国家扩散，理由是那个世界特别容易发生冲突和暴力。当前，这些技术包括核武器、弹道导弹、生化武器等等；但将来，世界秩序问题也许会扩展到不加限制的技术扩散对环境的威胁问题。倘若“后历史”世界像本书假定的那样与历史世界以不同的方式行事，那么，“后历史”的民主国家不仅在保护自己免受外来威胁而且在推动目前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的民主事业方面，都是有共同利益。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处方，它给国际关系所开的处方，在70年代和80年代已经使民主国家受益匪浅，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历史世界仍然在按现实主义的原则运行，“后历史”世界在与仍处于历史阶段的国家打交道时也必须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互不信任、互相惧怕，虽然经济上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但实力依然决定着相互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诊断，为世界提供运行模式，人们对它的期望很大。现实主义认为目前所有处在历史阶段的国家都具有不安全和权力最大化的性质，这种诊断经不起仔细推敲。人类历史进程带来一系列合法性概念，有王朝的、宗教的、民族主义的，还有意识形态的，使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理论依据越来越多。“前现代”民主的所有合法性形式，都建立在主人和奴隶关系的基础之上，以至于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随着合法性概念随历史发展而发生变化，国际关系和合法性概念一样，也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虽然战争和帝国主义看上去贯穿全部历史，但不同的时代，战争有不同的目的，不存在任何能在各种时空下指导国家行为的“客观的”国家利益，而是有许多种国家利益，适用哪个合法性原则，则按当时的以及解释它的个人来选定。

毋庸置疑，通过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来消除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时，自由民主国家，其对外政策的目标也各不相同。在“后历史”世界中，和平的基础不是各个大国之间具有共同的合法性原则。过去欧洲所有国家在历史上某个时期都曾经是君主制或封建帝国，但仍然没有和平。和平应当来自民主制度所具有的特定性质，及其满足人们对获得认可的欲望的能力。 ‘民主和非民主之间的差别，以及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普及这一更广阔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美国对外政策中传统的道德标准，以及它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关注，都是完全正确的。亨利‘基辛格在70年代认为，挑战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从道德上讲是有道理的，但从实践上则是鲁莽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解决军控或地区冲突等问题上都不接受“现实主义的”

调解。美国前总统里根因其在1987年要求苏联拆掉柏林墙而遭到猛烈抨击，原因只是德国长期习惯于苏联霸权这个“现实”。

可是，在一个向民主演变的世界中，这些对苏联的合法性的革命性挑战只要符合当时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大多数人表达的愿望，不但从道德上讲能使人满足，而且从政治上讲也是理性的。

当然，没有人会主张对拥有核武器的非民主国家实行军事挑战政策。1989年在东欧发生的那场革命是罕见的，甚至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民主国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对外政策建立在与其对立的独裁国家自动崩溃的预测上。但在计算实力时，民主国家应当牢记，合法性也是一种实力，强国的致命弱点往往在内部。这说明，民主国家如果按意识形态(是否民主)划分敌友，很可能从战略上得到更强大、更持久的盟友。在对待敌国问题上，民主国家不应忘记它们社会之间的道德差别，以及在增加实力时忽视人权的问题。①民主国家的和平行为进一步说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维护民主主义在世界上的势力范围并在可能且谨慎的条件下逐步扩大势力范围方面，都有长远利益。换句话说，如果民主国家相互和平共处，“后历史”世界的稳步扩张就会带来更多的繁荣和和平。共产主义在欧洲和苏联走进低谷以及来自华沙条约组织的直接军事威胁已烟消云散，这些事实都不能让我们对后面的事情无动于衷。因为从长远看，自由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盛行，才是西方面对历史世界、统一后的德国或经济强大的日本的最大保证。

民主国家之间需要互相合作共同促进民主和国际和平，这二思维几乎与自由主义同时出现。康德在其“永恒的和平”和“世界普遍史思想”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按法则管理的国际民主联盟”的设想。康德认为：人从自然状态走向公民社会过程中所得到的好处，大部分被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所抵消；“由于把财力浪费在互相战斗上，由于战争甚至时刻备战造成的破坏，国家妨害了人性的全面发展”。①康德论述国际关系的著作后来成为当代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理论基础。康德提出的联盟方案被美国人借鉴用来建立第一个国际联盟和后来的联合国。如前所述，战后现实主义在许多方面使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摆脱现实的困境，因为它提出国际安全的真正解决方案不是国际法而是实力均衡的观点。

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在提供集体安全时，以及先后应对墨索里尼、日本和希特勒、苏联扩张主义的挑战时，明显软弱无力，导致人们普遍对康德的国际主义和普遍适用的国际法产生了怀疑。

然而，使许多人不理解的正是，康德思想的具体化从一开始就背离了康德，其原意被严重扭曲。②康德对永久和平的“第一条”

规定，国家在国家体系中的构成必须是共和制，即必须是自由民主制度；③“第二条”规定，“国际法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同盟之上”，④即各国都应当实行共和制。康德的原理非常直观，建立在共和制原则上的国家互相之间不太容易交战，因为有自治能力的人民宁愿接受专制也不愿意接受战争的代价，而国际同盟的有效运行则必须遵守共同的自由权利原则，国际法仅仅是国内法的放大。

联合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这些条件。联合国宪章只字未提“自由主义国家”联盟，而只申明了“所有成员主权平等”这一较宽松的原则，①即联合国成员资格向所有拥有某一最低形式标准的主权国家开放，不论它们是否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原理之上。

所以斯大林的苏联从一开始就是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在安理会占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还有权否决安理会决议。殖民地非殖民化后，联合国大会中第三世界国家占多数，这些国家中很少伸张康德的自由原则，却发现联合国是非自由政治的一个有用的工具。

由于在政治秩序或权力性质的正义原则上不存在共识的基础，用集体安全的标准来衡量，认为联合国一直未能发挥真正的重要作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美国人民对联合国总是心怀疑虑也不足为奇。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尽管在1933年有苏联加入，其成员的政治性质方面更为同质化，但它实施集体安全的能力则非常脆弱，原因在于国家体系中的大国(日本和德国)当时不是民主国家，而且不愿意遵守联盟的规则。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民主运动在苏联的兴起，联合国已部分摆脱了过去的软弱。安理会通过对伊拉克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以及在伊拉克人侵科威特后授权使用武力，代表了未来国际行动的模式。然而，如果对付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安理会仍束手无策，而联合国大会又是非自由主义国家占据多数。我们无法确定联合国能否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新秩序”的镇石。

倘若有人想按照康德本人的概念来创造一个能克服过去国际组织致命弱点的国际联盟，显然他必须比青睐联合国更青睐北约——建立一个由自由主义国家按照它们对自由原则的共同义务走到一起组成的联盟。这样一个国际联盟应当更有能力采取强制行动保护集体安全不受来自非民主世界的威胁，其成员国家可以按国际法准则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像这种康德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在冷战期间一直存在着，它受到北约、欧共体、经合组织、七国集团和关贸总协定①以及其他以自由主义作为成员资格前提的国际组织的保护。工业化民主如今正在非常成功地编织一张大网，用有约束力的法律协定规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这些国家会因牛肉配额和欧洲联盟的性质，或者因如何对付利比亚和阿拉伯一以色列的冲突等问题发起政治斗争，但民主国家之间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然而，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他们生活的世界中过去那种地缘政治越来越淡化，而且历史世界的规则和方法已经不适合“后历史”世界的生活。对于“后历史”世界来说，未来主要是经济问题，如促进竞争和技术创新、处理国内和对外赤字、保持充分就业、解决严重的环境问题等等。换言之，他们必须承认，他们是400年前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人。“后历史”世界是一种对舒适的自我保存欲望超越为为纯粹名誉拼死而战的欲望世界，是一种普遍的、理性的认可取代为统治而斗争的世界。

当代的人民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他们是否已经到达了“后历史”世界——国际生活中是否还会产生帝国、独裁者、未能获得完全认可的民族主义者，或者像沙漠风暴那样的新宗教。但从某个角度上讲，他们还必须面临着“后历史”世界的生存地点是否适宜他们永久居住这个问题。这个生存地点是他们躲避20世纪的毁灭性灾难而为自由主义建造的。如今，对发达世界的几乎每个人来说，自由民主制度显然比它的主要竞争者——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更受人类的欢迎。但是，它本身值得我们去选择吗?或者自由民主制度已经能使我们从根本上得到满足吗?在我们的自由秩序的中心，在法西斯独裁者、狂妄的军人被赶出地球后，还有矛盾存在吗?本书最后一个部分将集中研究这个问题。

第五部分 最后之人

第二十七章 自由王国

人(“阶级”)为获得认可互相战斗，通过劳动与自然战争，这种历史被马克思称为“必然王国”，在其之上是“自由王国”，人在其间不再战争(互相无保留地认可)，只需要少得可怜的劳动。

——柯耶夫：《黑格尔导读》①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编写一部世界普遍史的可能性，我们当时曾把有方向性的历史变化是否构成进步这个问题暂时搁置。如果历史无论怎样都会引导我们走向自由民主，那么这个问题便成为一个自由主义是否属于善良以及一个它所基于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的问题。常识告诉我们，自由民主与其20世纪主要竞争对手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具有很多优势，而只要我们坚持本来的价值和传统，就是对民主的承诺。然而，自由民主这项事业不需要盲目的拥护者来为其献身，也不需要失败者正面攻击民主的过失。显然，没有深入地研究民主问题及其不足，我们不可能回答历史是否已走到尽头。

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对外政策的框架下考虑民主的继续发展问题。在像雷瓦尔这种人的眼里，民主的最大弱点是没有能力对付残忍的、顽固的暴君。暴君的威胁是否已经被打退以及退到多深的位置，在一个充满专制主义、神权政治主义及狭隘的民族主义等等的世界中，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但是，我们暂且假定，自由民主已经战胜了它的外国对手并在可预见的将来其生存不会受到任何严重的外部威胁，那么问题是欧美那些长期稳定的自由民主能永远自立，或者它们会有一天像共产主义那样因某种内部腐败而衰落吗?毫无疑问，自由民主国家目前还受到许多问题的困扰，主要是失业、环境污染、毒品以及犯罪，等等。但除这些近忧外，还有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内部是否存在其他更深刻的矛盾根源的问题——生活是否真正地令人满足。倘若我们还看不到这些矛盾，我们就可以说黑格尔和柯耶夫对我们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但要是我们看到了这些矛盾，那么我们应当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将继续。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仅从世界范围内民主面临的挑战的实证来研究是不够的，因为这个实证始终不清晰而且很可能会引起误导。当然，我们以共产主义走入低潮为论据，断言民主未来不会再有敌手，或者认为民主总有一天也会遭遇共产主义韵命运。相反，我们需要一种跨历史的标准来衡量民主社会，“人作为人”的某些概念会让我们看到它潜在的缺陷。为此我们再回到霍布斯、洛克、卢梭和黑格尔的“最初之人”。

柯耶夫认为获得认可的欲望是人最基本的愿望。根据这个观点，他认为人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点。对他来说，获得认可的欲望从人类第一场血腥战斗开始一直是历史的动力；由于人人平等的国家体现了完全满足这种愿望的相互认可，历史因此而终结。柯耶夫对获得认可的欲望的强调，似乎可以作为理解自由主义前景的框架。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前几个世纪中出现的重大历史现象——宗教、民族主义和民主——可以被理解为为获得认可而斗争的表现形式。对精神在当代社会中被满足或未被满足的方式的分析，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自由民主国家的合法性。

于是，历史终结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的前途问题：自由民主国家是否恰当地满足了获得认可的欲望，或者按柯耶夫的说法是否从根本上讲仍未得到充分满足且因此能够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自己?我们过去曾试图编写一部世界普遍史，创造出两条相互平行的历史进程，一条受现代自然科学和欲望的逻辑支配，另一条由获得认可的欲望引导。两个进程殊途同归，都走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一终点上来。但是，欲望和精神也会如此被同一种社会和政治制度满足吗?满足欲望的东西难道也能满足精神吗?反过来说，难道没有一个人类社会能使“作为人的人”感到满足吗?

自由社会不代表欲望和精神的同时满足，而是加大了两者之间的分离。左翼和右翼在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中都提出了这种可能性。

来自左翼的批评坚持认为，在自由社会中，普遍的、相互的认可状态仍然不能基本满足，因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认可。来自右翼的抨击则提出，自由社会的问题不在于认可的非普遍性，而在于平等认可的目标本身。后者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人类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平等地对待他们并不是认可而是否认他们的人性。现在，让我们研究这两种观点。

在这两个方面的批评中，左翼对自由社会的批评在上世纪已非常普遍，不平等的问题则在未来将困扰自由社会。原因就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自由主义范畴中，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尽管如此，在当前的社会秩序中，不平等的矛盾与右翼所谈到的认可的适当性(即不愿意把平等的认可作为一个目标)相比，似乎还不那么具有根本性。

社会不平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来自人的习俗；一类则属于自然的或者必然的。第一类是平等遇到的法律障碍——社会分割成各个封闭的阶层、种族隔离制度、歧视黑人的法律、投票权的财产资格，等等。此外，还存在一些因文化而形成的习俗上的不平等，如不同民族和宗教集团对经济活动的态度。后者既不是来自所制定的法律或政策，也不能归咎于自然。

第二类是平等遇到的自然障碍，它始于同一人口中自然能力或天赋的不平等分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音乐会上的钢琴家或者全国职业篮球赛上“湖人”队的主力队员，麦迪逊指出，他们每个人获得财产的条件也不会是平等的。英俊的小伙子和美丽的姑娘比相貌平平的人在吸引婚姻对象上就具有优势。还有其他直接源于资本主义市场运作的不平等，如劳动分工和市场本身无情的运作。这些形式上的不平等并不比资本主义本身更“自然”，但这是选择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现代经济的生产率没有合理的分工是不可能得到的，资本主义从一个产业、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向另一个产业、另一个地区或另一个国家转移时，不可能没有输家和赢家之分。 。

所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原则上要消灭各种习俗上的不平等。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对劳动需要的不断变化，必然会打破平等思想所遇到的许多习俗上的和文化上的壁垒。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极不平等的社会，但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比它所取代的农业社会在社会效应方面要平等得多。①资本主义是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不断地冲击纯习惯性的社会关系，用建立在技能和文化水平基础上的新的阶层划分来取代世袭的特权。没有普遍的扫除文盲和教育，没有高度流动性和向才能而不是特权开放的职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无法运行，或者不会有效率地运行。此外，几乎所有的现代民主国家都用法律来规范商业，调节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差别，并且承担部分社会福利的责任，从美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补助制度发展到德国和瑞典那种覆盖面更广的社会福利制度。虽然美国也许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是最不愿意扮演这种家长作用的国家，但罗斯福实施的新政已经被保守主义者所接受并被事实充分证明是不可能倒退的了。

所有这些平等化进程已经带给人类的都可以称为“中产阶级社会”。这一用词容易引起误解，因为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结构还是像一座阶级的金字塔，而中间并不是圣诞老人。然而，这座金字塔的中间却非常开阔，并且具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允许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并且都认为自己已经是(至少将来是)这个阶级的成员。中产阶级社会在某些方面仍然很不平等，但是不平等的根源越来越归咎于天赋的自然不平等、经济上必需的劳动分工以及文化。柯耶夫认为，战后的美国实际上已经到达了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我们用以下文字来解读他的这一命题：

无阶级社会并不是说要消灭所有的社会不平等，有些不平等之所以继续存在某些方面是由于事物的本性而不是人的愿望所决定的，因此是必然的而且是无法根治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应当可以说已经实现了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因为它有效地根除了自然的需要，人民能够用最小量的劳动满足他们适当的需要。

即使采用这一比较宽松的平等标准来衡量，绝大多数现有的自由民主国家也还是没有完全合格。因为习俗而不是因为自然或必然的各种不平等中最难根除的是由于文化而形成的不平等，例如：当代美国所谓的黑人“下等人”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个在底特律或南布朗克斯长大的年轻黑人，他所遇到的障碍只是从低水平的学校开始，而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是可以通过调整公共政策予以解决的。但是，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几乎完全由文化程度来决定的社会中，这个黑人在没有达到人学年龄前就已经受到不平等的社会待遇。由于他们缺乏一个能够传授抓住机遇所必需的文化价值的家庭环境，这样的儿童会时刻被街头的生活所吸引。街头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比中产阶级的美国更熟悉且更具魅力的人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经济给他们提供了完全平等的机会，黑人的生活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文化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还不完全清晰，因为许多情况表明，恰恰是那些为帮助黑人、下等人而实施的社会政策却削弱了家庭的角色，加大了他们对国家的依赖性，结果，反倒是伤害了他们。没有一个人把“创造文化”——重新激发内在的道德价值——作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来解决。所以，虽然美国在1776年就正确地确立了平等的原则，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一原则直到90年代却还有待于完全实施。

此外，资本主义即使有能力创造巨大的财富，也仍然无法满足人对获得平等认可的欲望，即“平等意识”。劳动分工带来不同职业有贵贱之分，道路清洁工和公共汽车司机受人尊重的程度远远比不上脑外科医生或足球明星，而失业者的个人尊严就更少。在经济繁荣的民主国家，贫困问题已经从自然需要的问题转变为成为一个获得认可的问题。社会对穷人和流浪者真正的伤害不是在物质方面而是在个人尊严上。由于他们没有财富或财产，因此得不到社会其他人足够的重视：政治家不会讨好他们，警察和司法制度不会严格地保障他们的权利。在一个依然依靠自己发家致富的社会中，他们找不到工作，只能屈尊去找一些低贱的工作；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通过教育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通过其他方法来发挥自己的潜能。只要有贫富差别存在，只要职业有贵贱之分，就没有一个能改变这种状况或消除每天对穷人的伤害的绝对的物质富裕水平。总之，欲望和精神是不能同时满足的。

即使在最完美的自由社会也会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这说明，作为此类社会基础的两大原则，自由和民主之间还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托克维尔明确提出，①这种紧张状态的产生与这种状态的不平等状态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根除的”。

给这些弱势群体以“平等的尊严”所做的任何一项努力，都将意味着剥夺其他人的自由或权利，特别是如果弱势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就更是如此。如果实施有利于弱势群体的计划，给予少数人的工作或大学教育的每个位子就都是从别人那里剥夺而来的，政府花在国民健康保险或福利上的每个美元都意味着对私营经济投入的相应减少。为保障工人不失业，企业不破产，所做的每项努力都要以牺牲经济自由化为代价。自由和民主之间没有一个天然的平衡点，也没有任何一种能使两者同时都达到最大化的方法。

在某种极端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寻求主张按需而不是按贡献大小分配及消灭人类天生的不平等，借此来推行牺牲自由的极端的社会平等形式。将来所有试图超越“中产阶级社会”建立社会平等的设想，都必须充分考虑马克思主义这一设想在实践中所遭受的挫折。因为如果要根除那些看上去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根除的”不平等，肯定会创造出一个魔鬼般的强权国家。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如果可以努力地消灭城乡差别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就必须以剥夺所有人最基本的权利为代价。苏联如果能按需而不是按劳动或才能来取酬，就必然会使整个社会丧失对劳动的激情。这种“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均会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出现一大群南斯拉夫作家和政治家米洛瓦·吉拉斯称之为“新阶级”的党魁和官僚。①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走入低潮，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状况出现了。左翼在推崇自由社会的同时，对那些更难以解决的不平等问题，竟出人意料地不知所措，没有任何带根本性的思路。目前，对个人认可的精神上的欲望正在与对平等的精神上的欲望相互对峙。如今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几乎没有批评自由社会的人主张通过完全放弃自由主义原理来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不是自由社会的原理，而是自由和平等之间最佳的平衡点。从美国里根或英国撒切尔的个人至上主义，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平衡点在每个社会都各不相同。这些国家在社会惯例和生活质量方面虽然存在很大差异，但它们在选定平衡点时，则都能够坚持自己民主的基本原理。对更深层的社会民主的欲望并不需要牺牲形式民主，因此它本身不会否认历史终结的可能性。

虽然左翼主张的经济阶级问题目前已经过时，但我们并不能肯定自由民主将来是否会受到另一种不平等所引起的一场新的并可能是更激进的挑战。实际上，诸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以及对同性恋的歧视之类的不平等形式已经在当代美国大学中取代了左翼传统的阶级问题而成为关注的焦点。平等地认可每个人作为人的尊严(即满足他的“平等意识”)这一原则一旦确立，我们就无法保证人会继续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且无法根治的”不平等的遗留形式。上帝没有把天赋平等地赐予每个人，这并不意味着正义。不能仅仅因为我们这代人或作为自然或作为必然而接受了这种不平等j就要求将来这种不平等必是神圣不可侵犯。有朝一日，政治运动会接受《女人的集会》中强迫英俊的小伙子与丑姑娘(或漂亮的姑娘与丑小子)结婚的“阿里斯托劳计划”，或者会发明一些新技术以驾驭自然产生的原始不公正并对自然的好东西(如美丽或智慧)公平地进行重新分配。①例如，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如何对待残疾人的。人们过去认为残疾人是自然对他的恶作剧，就像一个人生来就矮或者斜视眼一样，只有遗憾终身。但是，当代美国社会已经努力着不仅医治他们的生理残疾，还要修复他们的心理创伤。许多政府机构和大学目前所选择的帮助残疾人的方法，从许多方面来讲比过去都更费钱。许多城市一改过去向残疾人提供特殊交通服务的方法，现在则让所有的公共汽车都搭载残疾人。许多公共建筑都已取消了不引人注意的轮椅专用出入口，而在正门出入口处建造斜坡。这些花费和努力并不是为了减轻残疾人的生理上的痛苦(这样做也许更经济)，而是为了减少对其个人尊严的伤害。我们所保护的，是他们的精神。我们就是要战胜自然，就是要证明残疾人能与其他人一样乘坐汽车，从正门入口处进出公共建筑。

对获得平等认可的酷爱，并不一定会伴随着更多平等的实际实现而减弱，却可能因此而更易激发。

托克维尔指出，如果社会阶级或集团之间的差别很大并受到长期传统的影响，就会导致人的麻木不仁及听天由命。可是，如果社会处于流动状态，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人对这种差别的继续存在则会变得十分敏感甚至会越来越愤怒。在一些民主国家，对平等的热爱比对自由的热爱更深切，也更持久。没有民主，自由仍然可以获得，而平等则是民主时代惟一的有定义的特征，而且因此人民对它更为执著。过度的自由——赫尔姆斯莱或特朗普的傲慢行为、勃伊斯基或麦肯犯下的罪行、艾克森公司瓦尔迪兹号油轮原油泄漏对普拉德霍湾造成的损害——比诸如全是巴结奉承的平庸之辈，或全是暴君这样的极端平等所带来的邪恶更引人注目。政治自由只能让少数人欣喜若狂，而平等却能使人民大众等到尽管不那么巨大的喜悦。①因此，虽然在过去百年问自由的事业基本上获得成功，把比较明显的“优越意识”从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但我们的社会却将继续为使每个人的尊严都平等这个问题所困扰。如今在民主的美国，有许多人献身于完全、彻底地消灭各种不平等，保证姑娘不再需要比小男孩多付理发费，不再有童子军拒绝接受同性恋者，不再有大楼的正门没有轮椅通过的斜坡。这些激情之所以在美国存在，不是因为目前还有许多不平等，而是因为不平等现在越来越少了。

将来左翼挑战我们现在的自由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会大大不同于我们在本世纪所熟悉那些形式。共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是如此直接和明确，其学说如今这样的不得人心，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已经被完全赶出发达世界。未来，左翼对自由民主的威胁更倾向于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而实际上偷梁换柱，不再从民主制度和原理上来正面进攻。

例如，几乎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在过去一代都大批出现新的“权利”。许多民主国家不仅关注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也赋予公民保护隐私、旅行、就业、休闲、性偏好、堕胎、未成年人保护等权利。毋庸置疑，许多权利在社会内容上定义模糊而且互相矛盾。不难预见，《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将被新的旨在实现社会更彻底的平等化的权利主张严重地减损。

当前，关于权利本质的观点很不成体系，反映出在对人性的理性理解方面存在着一场更深刻的哲学危机。权利直接来源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但如果对人的本性没有形成共识，或者认为这一共识原则上并不可能，那么，任何对权利下定义或阻止创造新的、可能会引起误解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为举例说明这种情况，我们不妨看看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不再存在时权利未来超普遍化的可能性。

古典政治哲学坚持认为，人的尊严位于野兽和神灵之间。人的本性中有一些与野兽相似，但人有理性，因此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特殊的美德。康德和黑格尔以及作为他们理论基础的基督教认为，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绝对重要。人的尊严高于自然界任何物种，因为只有人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人有主观能动性，人不是完全由本能所决定的，它具有自主的道德选择。

如今，每个人都在谈论人的尊严，但对为什么人会有尊严则众口不一。无疑，很少有人相信人是因为能做出道德选择才具有尊严。现代自然科学以及黑格尔和康德以后的哲学，在整体上已经迫使人们否认自主的道德选择的可能性，并迫使人用“次人类”和次理性的冲动来理解人的行为。康德曾认为的自由且理性的选择，在马克思看来，却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弗洛伊德则认为它是灵魂深处的性冲动。按照达尔文的说法，确定人是从次人类进化而来，从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角度看，人越来越容易理解。

本世纪的社会科学告诉我们，人是他生活的社会和环境的产物，而且人的行为和动物行为一样，是按照某种生物决定论法则进行的。对动物行为的研究表明，动物也能投入名誉之战，而且(天知道)能有自豪感或获得认可的欲望。现代人如今已经明白，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自己是从“有生命的细胞”连续进化而来的。人的生活来自动物的生活，但在数量上而不是在质量上与其有所不同。可以自主的人，可以从理性上遵守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成为一种自我陶醉的神话。

人的高于其他动物的尊严激励人去征服自然。也就是说，由于现代自然科学，人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利用和改造自然。

但现代自然科学似乎证明人和自然没有什么区别，人不过是一种更有组织、更有理性的“细胞”。如果人没有高于自然的尊严，那么人驾驭自然的目标就无法解释。否认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别的平等至上主义的情感可以升华到否认人与更高级动物之间的巨大差别。动物保护运动认为，猴子、耗子或黑貂和人一样都会感到痛苦，而海豚看上去智商更高，那么，为什么杀害人有罪而杀戮动物无罪呢7 ．不过，这个观点并不到此为止。因为高级或低级动物的区别如何确定?谁能确定自然界中什么叫痛苦?事实上，为什么感受痛苦的能力或者说更高的智商就必须具有更高的价值?最后，为什么人比自然界其他物体(从最谦卑的路边石头到距离最远的恒星)有更高的尊严?为什么昆虫、细菌、蛔虫和艾滋病病毒不应当拥有与人相等的权利?

绝大多数当代环境保护论者都不认为上述的物种具有权利。

这一事实表明，他们仍然相信某种概念上的比较高的人的尊严。

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保护小海豹和蜗牛，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在我们周围。但这只是他们的一种虚伪。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人的尊严高于自然的尊严，那么就没有理由说一部分自然，如小海豹的尊严高于另一部分自然(如艾滋病病毒)的尊严。事实上，环保运动中也有少数极端分子更赞成这种划分标准，相信自然——不仅包括有感情或有智商的动物，还包括所有自然创造物——都具有与人相同的权利。这种观点所带来的后果是对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出现大面积饥荒而无动于衷。因为这仅是自然对人类过分行为报复的例子，也是大自然的一种判决，判决人类应当回归到全球一亿左右人口的自然状态，只有这样，人才能停止其自工业革命以来所一直进行的对生态平衡的破坏。

平等原则从适用于人类延伸到适用于非人类创造物，现在听起来虽有些怪异，但它却是我们当前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百思不解的必然结果。倘若我们真的相信人没有能力做出道德选择或理性的自主运用，倘若人完全可以用次人类来解释，那么权利逐渐扩大到动物和其他与人相同的自然物种不仅有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自由的平等、普遍的人性概念，加上人的特殊尊严，肯定会受到两面攻击。一面是那些认为某些集团的地位比人的质量更重要的人，另一面是那些相信人类与非人类没有什么区别的人。现代相对论者在理论上的困惑使我们无法最终地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因此无法保护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权利。

在人人平等的国家中，可以获得的那种相互认可并不能完全满足许多人。这是因为，借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富人将继续炫耀自己的富有，而穷人则将继续为自己的贫困感到羞愧，觉得自己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虽然共产主义目前走人低潮，但这种不完美的相互认可必然会成为左翼寻求替代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力量源泉。

然而，尽管平等人的不平等认可是反自由民主的人最惯用的批评，但我们有理由认为更大并且最终更严肃的威胁则是来自右翼，即来自自由民主给予不平等人以平等的认可的倾向。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十八章 没有抱负的人

现代最普遍的标志是：在人的眼中，自己的尊严已经丧失到一种难以置信的程度。长期以来，万物都有中心和悲壮的英雄，因此至少决心要证明自己与万物的有决定性的而且本质上有价值的一面密切相关——像所有希望依附人的尊严的形而上学论者一样，坚信道德价值是最重要的价值。背弃上帝的人更忠诚于道德信仰。

——尼采：《权力意志》①

为了完成我们目前的讨论，我们就必须展望一下在历史终结阶段出场的人物——“最后之人”。

黑格尔认为，人人平等的国家通过把过去的奴隶变成他们自己的主人，正在完全调和存在于主人和奴隶之间关系中的矛盾。

主人不再只获得人格多少有些低的人的认可，奴隶的人性也不再被否认。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个人，即每个自由的并且认识到自我价值的人，都认可其他人具有与自己相同的素质。主人一奴隶的矛盾即使消失，矛盾各方仍保留了某种东西，这就是既有主人的自由，又有奴隶的劳动。 。

卡尔．马克思是黑格尔的最大抨击者之一，马克思否认认可是普遍的，只要存在经济阶级就不能有普遍的认可。另一个最大抨击者是尼采，他的思想尽管更为深刻，但从来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付诸于大规模的运动或以某个政党形式表现出来。他所提出的人类历史进程的方向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且即使在最后的政权从地球上消失后也未必能得到解决。

尼采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大，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即一个能体现普遍认可的社会。对此，他提出一系列问题：一个可以实现普遍化的认可是否值得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目标?认可的平等性难道不比认可的普遍性更为重要吗?普遍认可的目标是否注定会变得无足轻重?

从本质上讲，尼采的“最后之人”实际上是一个获得胜利的奴隶。尼采完全赞成黑格尔关于基督教是奴隶的意识形态，以及民主是一种世俗化的基督教的观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基督教关于在天国中所有信徒人人平等的思想的实现。但是，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只是一种偏见，一种从弱者反抗强者的愤恨中产生出来的偏见。弱者如果团结起来，以罪恶感和良知为武器就应能战胜强者，基督教就是从这种领悟中发源的。在现代社会，这种偏见日益普及，其势不可挡，而原因并不在于它已被事实证明是真理，而是因为弱者的队伍日益壮大。①自由民主国家没有实现黑格尔所说的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结合。尼采认为，它代表着奴隶的无条件胜利。①主人的自由和满足消失了，因为民主社会中没有人真正地实行统治。自由民主国家的典型公民是霍布斯和洛克所推崇的个人，他应当放弃相信自我优越感的自豪，选择舒适的自我保存。对于尼采来说，民主的人完全由欲望和理性组成，能通过长期自我利益的计算智慧地发现满足许多小的需要的新方法。但他却完全缺少优越意识而只满足于自己的幸福，并且不会因没有能力超越这些小的需要而感到自惭。

当然，黑格尔仍然认为，现代的人不仅为获得认可而斗争，也为满足欲望而战斗，并且当人人平等的国家赋予他这些权利后，便获得了斗争的胜利。如今，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些权利的人正在为争取这些权利而斗争，例如在东欧和苏联。但是，他们只获得权利本身，人性是否得到了满足，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使我们想起美国喜剧演员格鲁乔·马克斯的笑话：绝不参加那些允许你入会的俱乐部。一个只要是人就可以获得的认可又有什么价值?在一场成功的革命(如1989年发生在东德的剧变)以后，每个人受益于新的权利制度。确实，不论是否为自由而斗争过，不论是否满足于过去旧制度下奴隶的地位或者是否当过秘密警察，统统都是受益者。一个给予这种认可的社会也许是精神满足的一个起点，而且显然好于不承认每个人的人性的社会。可是，仅仅赋予自由的权利就可以满足能使贵族甘冒生命危险的伟大欲望吗?这种质朴的认可即使能令许多人满足，但能满足那些野心勃勃的少数人吗?倘若每个人只要在一个民主社会拥有权利就感到完全满足了，没有任何超越公民资格的非分之想，我们还有必要过多地关注他们吗?另一方面，倘若精神不能从普遍的相互认可中得到根本上的满足，那么民主社会不就暴露出一个致命弱点吗?①近年来，我们可以在美国看到一场“自尊”运动，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在1987年设立的“自尊委员会”。②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普遍认可这个概念内部所存在着的矛盾之处。这场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正确的心理学观点，即生活的成功来自自我价值的意识，如果人没有这种意识，会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价值的人，而这种感觉将会变成一个宗教中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场运动的理论前提，也是康德哲学和基督教的理论前提，即每个人都是人，因此每个人都有某种尊严。在基督教理论体系中，康德也许会认为所有人都平等地有能力决定其是否按道德法则来生活。但这种普世的尊严取决于人能否辨别哪些行为违反道德法则因而属于邪恶行为，真正的自尊意味着人必须能够在无法达到某个生活水准时感到惭愧或自我厌恶。

现阶段自尊运动的问题是它的参与者，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民主的且平等至上的社会中，却很少愿意选择应当自尊什么。他们想走到外面拥抱每个人，告诉他们无论生活有多么不幸、多么不体面，他们也有自我价值，他们也不是一般人。他们不想以无价值为借口排斥任何人或任何行为。如今，作为一种策略，一个最不幸的人，如果在关键时刻有人表示对他的尊严或“人格”给予绝对的支持，他也许会由此振作起来。但到最后，母亲会发现她是否曾忽视孩子的尊严，父亲会发现他是否曾去喝酒，女儿会发现她是否曾经说谎，因为“欺骗别人就像在一条深处有盏路灯照亮的小巷内自己和自己幽会”。自尊必须与某种程度的成就感相结合，无论这个成就有多小。取得成就的困难越大，自尊意识就越强：一个人通过海军基础训练时的自尊意识肯定比排队领免费午餐时要强烈得多。然而，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我们根本不会说某个人或某种生活方式或某项活动比另一个人、另一种生活方式及另一项活动更好、更值得。①普遍认可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可以归结为： “是谁尊敬我?”人从获得认可中得到的满足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给予认可的人的素质吗?获得你尊重的人的认可难道不比获得你不了解的人的认可更令人满足吗?最高的因而最令人满足的认可形式一定要来自小团体吗?最高程度的成就只能由有着相似成就的人来评价吗?例如，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其研究工作得到同行中最优秀的人的认可，比得到《时代》周刊杂志的认可可能会更使他满足。即使人不在乎如此高程度的成就，认可的质量问题仍然非常关键。例如，作为一个当代民主国家的公民所获得的认可比作为一个近亲繁殖的前工业小农业共同体的成员所获得的认可更令人满足吗?虽然后者在现代意义上没有政治“权利”，但他们是小的、稳定的社会集团的成员，因血缘、劳动、宗教等关系而结合，他们互相“认可”并且互相尊重，即使他们经常受到封建领主的剥削和迫害。与之相反，现代城市的居民，生活在大面积的住宅小区中，虽然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但他们与其一起居住，一起工作的人却互不相识。

尼采相信，除贵族外，不存在任何真正的人的杰出、伟大或崇高。∞换言之，只有优越意识(即被认可比别人要优秀的欲望)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创意。尽管人生而平等，但他们却极端到只要求与每个人都相同。人只有具备被认可为比别人更优秀的欲望才能出众。这种欲望不仅是征服及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也是创造交响乐、绘画、小说、道德规范或政府制度等所有人生值得拥有的事物的前提条件。尼采指出，任何真正的杰出，首先来自不满足，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反对，最终导致一场反对自己的战争，其间的痛苦就像“一个人必须仍处在混沌世界之中才能使一颗明星诞生”。健康的身体和自我满足是一笔债务，精神是人刻意寻求斗争和牺牲的一面，目的在于证明自己比一个胆怯的、贫困的、本能的、受生活制约的动物更好和更高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冲动，但对那些能感受这种冲动的人来说，知道自己仅仅在价值方面与他人完全一样并不能使精神得到满足。

追求不平等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表现在如布尔什维克革命那种寻求创立一个以完全的人类平等为基础的新社会的重大事件中。像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那样的人，也不是只为与其他人一样平等才闹革命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列宁也许不会离开萨马拉，斯大林也许还是第比利斯神学院的学生。革命和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具有比常人更坚强、更具想像力、更冷酷及更有智慧的精英人物，而这正是早期的布尔什维克所富有的特别素质。然而，他们为之奋斗的这种社会却极力消灭他们自己具有的雄心大志和特别素质。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所有左翼运动，从布尔什维克到中国革命、到德国绿党，最终都陷入其领导人“个人崇拜”的危机的所在。因为在平等至上的社会中的平等意识及创造这样一种社会所必须的优越性之间存在抵触关系。

因此，像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追求更纯洁、更崇高的事物的人就更容易产生于认定人生来并不平等的社会之中。民主社会认为人生而平等，这有利于传播所有生活方式和价值一律平等的信念，但它不会教公民如何得到，或者怎样才能幸福、崇高和伟大。①相反，它们培养宽容精神，使之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美德。如果人不能肯定某种生活方式比其他种生活方式更好，就会回过头来肯定生命本身：肉体、需要和惧怕。不是所有的灵魂都同样的高尚和智慧，而所有的肉体都有痛苦，因此，民主社会关注的问题是保护肉体免受痛苦。在民主社会中，人们最关心物质利益，希望生活在一个旨在满足人体无数细微需要的经济世界中，对此我们并不大惊小怪。尼采认为，最后之人“之所以离开生活艰苦的地区，是因为他需要温暖”。

人仍需要劳动，因为劳动是一种娱乐。但人又担心娱乐也会令人痛苦。人既不会贫穷也不会富裕，因为两者都需要太多的努力。谁也不想统治别人，谁也不想受到别人的统治，因为两者都需要太多的努力。

没有牧羊人只有一群羊!每个人都要相同的东西，每个人都相同，有不同感觉的人将自愿走进精神病院。②

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很难严肃地处理公共生活中涉及真实的道德内容的问题。道德问题关系到辨别好坏、善恶，似乎践踏了民主的宽容原则。由于这个缘故，最后之人才最关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因为这不会引起争议。在当今美国，我们有资格批评别人的抽烟习惯，但没有权力批评别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行为。对美国人来说，自己身体的健康——吃什么、喝什么、从事什么锻炼、保持什么样的线条——比其先辈所关心的道德问题更重要。

由于把自我保存放在首位，最后之人便很像黑格尔所描绘的历史起点阶段的血腥战争中的奴隶，但最后之人的境况作为此后整个历史进程(即人类社会向民主过渡的复杂积累过程)发展的结果却变得更糟。按照尼采的说法：一个生命体除非生活在某种价值和信仰被绝对地而且无异议地接受的环境中才会健康、强壮或者具有生产力。没有这种环境，没有他们对工作的过分“热爱”，“就没有绘画的画家、打胜仗的将军和获得自由的国家”。①然而，恰恰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竞使这种热爱变得不可能。

历史告诉我们：新的历史环境(文明、宗教、道德规范，“价值体系”)是数不胜数的。生活在过去的环境中的人，缺乏对历史的现代意识，都相信他们的环境只能是惟一的。后来进入这一进程的人，生活在旧人类时代的人，不会如此没有批判观点。现代教育，即普及教育，是任何社会走向现代经济世界时绝对关键的事业，它把人从对传统和权威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环境只是一种环境，并不是坚硬的土地而是一片海市蜃楼，但人们走近它时它就消失了，又能看到另外一个环境。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是最后的人：他对历史的经验感到厌倦，并且放弃了直接体验价值的可能性。

换言之，现代教育正在推动人类向相对主义发展。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环境和价值体系都是相对于特定的时空而存在的，它们没有一个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只能反映前人的偏见和利益。相对主义否认有任何比其思想更为优越的思想，这一观点与民主主义关于人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其他人一样好的欲望的观点如出一辙。在这方面，相对主义不会给伟人或强者带来解放，只给普通人带来了解放，因为相对主义使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感到羞愧的。①生活在历史起点的奴隶在血腥的战争中之所以不敢冒生命危险，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本能的胆怯。生活在历史终点的最后之人懂得用一种比冒生命危险更好的方法来为一项事业奋斗，因为他认识到，历史充满了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新教或天主教、德意志和法兰西之间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做出驱使人拼死的勇敢行为和牺牲行为的这种忠诚，在此后的历史中被证明为只是一种愚昧的偏见。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满足于闲坐在家中，对自己的心胸豁达和中庸感到庆幸。正如尼采笔下的拜火教的创始人所说：“为此你们说：‘我们完全是真实的，没有信仰，也没有迷信。’于是你们挺起胸膛——可是，胸膛里竟是空的。”②当代民主社会中，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满足仅庆幸自己心胸开阔，而是喜欢“生活在一种境界中”。换句话说，他们想选择一种比自由主义本身更深刻的信仰和“价值”观，比如说传统宗教。但他们却面临着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他们比历史上也许任何一个其他社会都具有更大的选择信仰的自由：他们可以信伊斯兰教、儒教、神智学、牧牛神或者成为林顿．拉罗斯的追随者，更不用说传统的天主教或浸礼会了。可是选择对象太多也会令人感到困惑，而且，那些已经选择并走上某条道路的人，在选择后又会意识到还有许多其他选择。他们特别像美国喜剧演员伍迪·艾伦所扮演的角色米奇·萨克斯，当他得知自己已是癌症晚期后，到世界各地宗教的超级市场上疯狂地采购，但最终挽救他生命的却是很偶然的事情：他听到了美国爵士乐小号吹奏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一首忧郁的布鲁斯乐曲《笨蛋》，然后他发现毕竟还是存在着有价值的东西。

当不同的共同体按照一个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惟一的一个信仰而结合在一起时，这种信仰的权威就会被误认为是天赋的，并成为一个人道德特征的组成部分。信仰使人和他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其他成员密切关联。在现代民主社会，人选择信仰如今并不需要付出很高代价，也几乎没有什么后果，但给他带来的满足也同时大打折扣。信仰越来越使人相互分离而不是凝聚，因为可供选择的信仰实在太多。当然，一个人可以加人许多小的信仰共同体中的一个，但他不会把共同体与工作和邻居统一起来。如果信仰变成一种障碍——如因信仰而无法继承父母的财产，或发现他所崇拜的人实际上很卑鄙——信仰就会像青春期每个阶段一样逐渐淡化而去。

尼采对最后之人的关注，已经得到许多现代思想家的呼应，他们对民主社会的特征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①托克维尔因此把在民主的美国中生活的高度隐私性看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会导致前民主共同体中使人互相连接的道德约束的松懈。他与其后的尼采一样，也发现解除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形式上的关系并不会使奴隶后来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是把他们变成另一种新奴隶。

我想追寻专制主义如何以新面孔出现的踪迹。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人人平等，互相相像，不懈地追求能充实他们生活的细微的快乐。他们每个人都独立生活，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的孩子和私交构成人类的全部。至于其他同胞，即使近在身旁，也视而不见；他与他们相接触，但没有感情交流。他只存在于自己的内心，而且只为自己一人而存在；如果他还有同胞，那么可以说他至少已经失去了国家。

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保护着这一类人。它毅然独自地确保他们得到满足。这股力量是绝对的，有规则，有远见，而且温柔。当它的保护目标是培养成人，它便具有父母的威严，但它却寻求把人永远作为孩子；它乐于使人享乐，但人必须只思享乐而别无他求。① 在像美国这样的大国里，公民的义务很少，个人在国家的伟大面前显得十分渺小，使他没有任何主人的感觉，相反，在他所无能为力的现实面前他却感到自己十分弱小和无能。因此，除了在最抽象、最理论化的层面上以外，凭什么说人民已经成为自己的主人呢?

早在尼采之前，托克维尔就已经完全了解贵族社会过渡到民主社会后会失去什么。他指出，民主社会不会创造贵族社会所特有的华而不实的东西，例如诗歌、形而上学的理论和法贝热的复活节蛋；另一方面，它却制造大量的丑陋但很实用的东西，如机床、高速公路、丰田牌轿车以及预制结构的房屋(现代美国曾试图这样做，以至于它最光辉并最受宠的年轻人会制造一些既不美观也不实用的东西，例如律师每年制造堆积如山的诉讼文件)。

然而，与人在道德和理论领域某种可能性的丧失，精细的手工艺术的消失便不足挂齿。这种可能性是贵族社会从容和刻意反功利主义精神所带来的。托克维尔在提到法国数学家和宗教作家帕斯卡时写道：

如果帕斯卡只看到某些大的利益，甚至只追求功名，我不想像他曾经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智力来发现更多上帝深藏着的东西。但当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从他的灵魂化生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全部投入这些研究之中，并且过早地割断了肉体与生活之间的关联，不到40岁便衰病而死。我茫然伫立，感到一般的原因绝对不会产生如此不一般的寻常的力量。①

帕斯卡在童年时就自己发现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命题，31岁时住进一家修道院过上了隐居生活。他与前来请教他的人会面时，把钉有钉子的皮带绑在自己坐的椅子上。如果谈话使他感到高兴，就用力压住椅子，让肉体感到痛苦。②帕斯卡和尼采本人一样，成人后的生活长期受病魔困扰，最后4年完全丧失了与他人交流的功能。他从不散步，也不顾劣制烟草对他身体的损害，但他在去世前的几年，还能进行西方哲学体系中最深刻的精神冥想。帕斯卡对宗教如此执著，连像数学这样有前途的生涯都牺牲了，一位美国传记作家对此感到非常气愤，认为帕斯卡只要允许自己“摆脱……他也许可以全面发挥他的天赋，而不至于在大量对人的痛苦和尊严毫无意义的神秘主义和迂腐的观点中糟踏自己的后半生”。①“最后之人”中最聪明的人说：“以前，整个世界都曾疯狂。”

如果尼采最大的担心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风靡全球，托克维尔则会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很乐意看到美国生活方式的普及。托克维尔与尼采不同，他对民主国家里的广大民众生活中的任何一点细微变化都很敏感。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认为民主的前进步伐是不可阻挡的，任何抵抗都是徒劳无用的、反生产力的。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告诉那些狂热的民主支持者们还有其他选择，而这些民主的替代制度可以通过适度的民主坚持下来。

柯耶夫赞成托克维尔关于现代民主不可避免的观点，尽管他深知民主的价值。如果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人具有为获得认可而斗争的欲望以及人能为驾驭自然而进行的劳动，并且如果在历史终结时他既获得人性的认可也得到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那么“真正的人”将不再存在，因为他已经停止劳动和斗争了。

因此，在历史终结时，人也会消失，这不是一个宇宙的灾难：自然世界还是那么永恒；也不是一个生物灾难：人仍作为一种动物继续生存，与自然或既有的存在和谐共存。消失的真正的人，即否定既定事实的行为和错误，或者，更广义地说，与客观对立的主观……②

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战争和血腥的革命的方法的终结。如果人都赞成这种结局，就没有理由互相发动战争。①他们可以通过经济活动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不用再到战场上冒生命危险。换言之，他们将重新回归到动物，就像血腥战斗没有发生前的历史起点一样。狗只要给它吃的，它可以整天躺在太阳下睡觉，原因是它对目前的现状十分满足。它不关心其他狗是否过得比它好，或者它作为狗事业是否有成就，或者在世界上遥远的地方还有狗正遭受着虐待。假使人可以进入一个能成功地消灭不公正的社会，他的生活就会与那条狗完全没有不同。②于是，人们又陷入一种奇怪的迷惘之中：他似乎需要不公正，因为向不公正作斗争才能唤起人性中最高级的东西。

柯耶夫与尼采不同，对于人在历史终结后会回归动物并不感震惊，反而把自己的余生致力于建立一套旨在监督建造最后之人最终住所的一套官僚机制上。他认为，这个机制就是欧洲共同体。柯耶夫在解读黑格尔的著作时曾加上许多反讥的批注，其中就指出：历史的终结还意味着艺术和哲学两者的终结，也是他个人一生活动的终结。想必已不可能再创造出像反映某个时代最高精神境界的伟大艺术，如荷马的《伊利亚特》、达·芬奇或米开朗基罗的圣母像，或者镰仓大佛。因为不会再有新的时代，也不会再有艺术家和诗人所需要的那种独特的人的精神存在。艺术家或许可以创作无数的诗歌来赞美青春的美丽和少女胸部的丰韵，但他们却无法从根本上写出描写人的新东西。哲学也将变得行不通，原因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已经达到了真理状态。未来的“哲学家”，即使可以具有与黑格尔不同的观点，除了重复过去的无知外也不会再有新观点。①更重要的是：“所消失的……不仅是哲学或对智慧的探索，而且还有智慧本身。”因为在这些“后历史”的动物身上，再也不会有任何对世界和对自己(不得要领)的理解。②罗马尼亚那些与齐奥塞斯库卫队战斗的革命者，为民族独立反对莫斯科的立陶宛人，保卫议会和总统的俄罗斯人，都是最自由并且因此而最具有人性的人。他们是过去那些在夺取自由的血腥战斗中甘冒生命危险的奴隶。所以，当他们最终取得胜利后，就如同注定一般，会为自己创造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那时，他们不再需要从事过去无意义的劳动，也不可能再像过去在革命斗争中那样自由和具有人性。③如今，他们会想象出，只要到达这个理想之地，他们就会得到幸福，因为那里可以满足罗马尼亚人或其他国家的一些人目前所具有的许多需要和欲望。有朝一日，他们也都会拥有洗碗机和录像机，甚至是私人汽车。但他们对自己满意吗?或者我们会不会得出结论说，人的满足与他的幸福正好背道而驰，满足并不来自目标本身，而是来自不懈的斗争和劳动?

当尼采笔下的扎拉图斯特拉对众人谈论最后之人时，有人大声要求道：“喂!扎拉图斯特拉，把这个最后之人给我们!”最后之人的生活是一种安全上有保障、物质上有丰裕的生活，恰如西方政治家喜欢向其选民所承诺的那种生活。但这难道就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历史的结局吗?我们有必要担心我们对自己的状态(不再是人而是动物)既感到幸福也感到满足吗?或者如果我们在某个层面上感到幸福，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却不满，由此而想把世界拉回到充满战争、偏见和革命的历史中去，这样做您不感到危险吗?

第二十九章 自由与不平等

对于我们中间那些相信自由民主的人来说，很难沿着尼采的思路走得太远。尼采公开反对民主和作为民主的理性。他希望出现一种弱肉强食，加剧社会不平等甚至助长某种残酷的新的道德。一个真正的尼采主义者，就必须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是条硬汉子。尼采本人在冬天的屋里拒绝生暖气，手指被冻得变色，神经错乱发作前几年间，几乎整天在剧烈的头痛中度日——说明他的生活方式并不受舒适和和平的软化。

另一方面，我们很乐意接受尼采对心理问题的许多准确看法，尽管我们反对他的道德观念。在尼采的诸多观点中，正义和惩罚的欲望常常扎根于弱者对强者的愤恨之中的方法、同情和平等对精神的潜在软化作用；部分个人故意拒绝舒适和安全并不满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功利主义意义上的幸福，斗争和冒险构成人类灵魂组成部分的方法；比别人更伟大的欲望和个人才能以及战胜自我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看做是人的条件的准确反映。对于生活在基督教自由主义中的我们来说，应当可以接受。

不消说，尼采的学术观点我们比较熟悉，因为他关心的是获得认可的欲望。其实，尼采最关心的问题也许可以说是精神(人赋予事物和自我价值的能力)的前途，他认为人的历史意识和民主普及正在威胁着人的精神。尼采的哲学被人们广泛地认为是激进的黑格尔历史相对论，同样，他的心理学也可能被视为黑格尔对认可的强调的激进化。

我们眼下不必认同尼采对自由民主的厌恶，但我们可以借鉴他关于民主和获得认可欲望关系紧张的观点。换言之，只要自由民主能成功地从生活中清除优越意识并用合理消费来取代它，我们就会成为最后之人。但人类肯定会起来造反以反对这种思想。

也就是说，他们肯定反对成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中(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与他人毫无差别的人。他们肯定宁愿做公民而不愿意成为资产阶级，觉得没有主人的奴隶生活，即合理消费的生活到最后一定会令人厌烦。他们肯定想拥有为之生存而献身的理想，即使最大的理想已经在地球上基本实现。即使国际体系成功地消灭了战争的可能性，他们肯定还想拿生命来冒险。这就是自由民主仍未解决的“矛盾”。

从长远看，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着从内部被颠覆的可能，其罪魁祸首不是过度的“优越意识”就是过度的“平等意识”，即对平等认可的狂热欲望。我的直觉是，后者最后对民主的威胁更大。一个文明如果沉湎于一发不可收拾的“平等意识”而且狂热地追求消灭所有不平等，必定很快就会陷入自然本身所设定的框框之中。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共产主义试图依靠国家权力消灭经济上不平等的时代的尾声。倘若未来的对平等意识的热爱试图废除美与丑之间的差别，或者主张没有腿的人与四肢健全的人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生理上都平等，那么，这种观点在一定时候就会不攻自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平等意识的观点其理论依据是马列主义，我们花了一个半世纪才完成了对它的回应。然而，自然在这一点上支持我们，就是有人可以把自然扔出去，它也肯定会跑回来。

另一方面，自然会密谋甚至在我们的平等至上的民主世界中保留相当程度的优越意识。尼采相信某种程度的优越意识是生活本身的必要前提条件，他的这一观点绝对正确。如果没有一个人想被认可为比别人好，也不承认此类欲望基本上是健康的、善良的，则任何一个文明都几乎不会产生艺术或文学、音乐或文化生活。没有相当多的高素质人才选择国家机关工作，社会就得不到很好的管理，经济也不会充满活力，手工业和产业也将会失去高雅和变化，技术永远处于二流水平。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能力与其他充满优越意识的文明相抗衡，因为这些文明社会的公民都乐于抛弃安逸而为拥有统治权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优越意识历来就是一种模糊的道德现象：生活中的善与恶同时而必然地出自同一个优越意识。倘若自由民主有一天会被优越意识所推翻，’其原因肯定是自由民主需要优越意识，而且绝对无法仅在普遍的、平等的认可的基础上继续生存。

因此，像美国这样的当代自由民主国家，为渴望被认可比别人更伟大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民主消灭优越意识或把它转化为平等意识的努力，即使再有效也不会彻底。事实上，民主长期健康和稳定有赖于它为其公民所提供的发泄优越意识的渠道的数量和质量。这些渠道不仅可以使精神中的能量得以释放，把它变成一种生产力，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地下管道，用来排出那些会使共同体破裂的过剩能量。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些渠道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企业家精神和其他各种经济活动。工作首先是为了满足“需求体系”——欲望而不是精神。但如前所述，工作很快会成为一个精神追逐的竞技场：企业家和产业家的行为很难理解成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需求满足问题。资本主义不单单允许而且必然需要一种有节制并且具有较高层次的优越精神，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战胜竞争对手。在亨利·福特、安德鲁·卡内基或者泰德·特纳等企业的层次上，消费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动机；一个人拥有的房子和汽车甚至妻妾数量都是有限的。当然，这种人在追求超大量的金钱时表明他存在着贪婪的一面，但这些金钱与其说是获得个人消费物资的手段，不如说是他们作为企业家的能力的显示。他不会去冒生命危险，但他们看重自己的财富、社会地位和名誉，把它们作为一种荣誉来追求；他们工作非常努力，牺牲微小的喜悦以换取更大的无形的快乐；他们的工作经常体现为产品和机器，用它们来表示他们对大自然这个最强大的主人的非凡的征服，即使他们不具有古典意义上的公共精神，也不得不融入由市民社会构成的社会世界。因此，熊彼特所描绘的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不是尼采的最后之人。

正是在美国这种典型的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有天赋、最有雄心的人应当去经商，而不是去从政、从戎、去当大学教授或者神父。如经济活动能牵住这些壮志凌云的精英终生倾注，对于民主政治的长治久安并不完全是件坏事。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人创造了支撑整个经济的财富，还因为他们不问政治和军事。他们一旦卷入政治和军事，就会把精力放在国内的改革或国外的冒险上，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然，这仅是自由主义的早期创立者设想的结果，他们希望用利益来战胜激情。斯巴达、雅典和罗马等古代共和国素以其激发的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而广受赞誉：它们造就了公民而不是资产阶级。可是后来，工业革命之前，它们的公民失去了大部分选择的自由：你只能经商，不用考虑荣誉、活力、变革或统治；你只需像你的父亲或祖父一样不断地供应传统的市场。就这样，雄心勃勃的雅典政治家亚西比德进入政坛后，不顾稳重的尼齐亚斯的劝阻，执意入侵了西西里岛，最后竞导致国家的毁灭。其实，现代自由主义的创造人懂得，亚西比德对获得认可的欲望要是倾注在制造第一台蒸汽机或者微处理器上也许会更好。

人类应当大胆地发挥在经济活动中应发挥的精神作用。人类依靠现代自然科学征服自然的目标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紧密结合后，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极富创造性的活动，它是一种占有“几乎没有价值的自然物资”的欲望和一种极力被别人认可为比其他科学家和工程师更优秀的欲望。无论是对单独一个科学家还是对社会来说，科学作为一种活动不可能没有任何风险，其原因是自然有足够的能力用核武器和艾滋病吞噬人类。

民主政治也为人的野心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选举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活动，其间，候选人与其他人进行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方面的观点交锋，在与他人竞争中获得公众的认可，但是，像汉密尔顿、麦迪逊这样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师则对精神倾注到政治上的潜在危险，以及专制主义的野心摧毁旧式民主的方法十分了解，他们因此在现代民主社会的领导人周围设置了许多制约他们权力的机制。其中最首要的当然是人民主权：现代国家的行政长官认为自己是总理，即第一人民公仆，而不是主人。④他们必须迎合人民的情感，不论这些人是卑贱还是高贵，无知还是受过教育；他们还必须实施许多不光彩的阴谋以赢得选举或继续连任。结果造成的是现代国家的领袖徒有统治之名：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发挥作用、经营管理和把握方向，但同时也被机制限定在一定的行动范围之内，因此很难搞个人崇拜或专制。不仅如此，在最先进的民主国家中，涉及国家管理的重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这反映出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各政党之间本已很少的分歧正在越来越少。我们不清楚那些昔日具有野心的人，其想当主人或政治家的本身是否很容易感受到民主政治的吸引力。

民主政治家主要在对外政策领域才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在其他职业中所得不到的认可。从传统上讲，对外政策一直是重大决策的竞争场所和重要思想的碰撞之地，即使这类碰撞的范围由于民主的胜利已经相当有限。英国政治家丘吉尔在领导他的国家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显示出与前民主时代政治家相同的主人意识，反而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美国人在1991年发动的海湾战争表明，像乔治·布什这样的政治人物，尽管处理国内问题时缺乏连续性、缩手缩脚，但仍有能力行使宪法赋予他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权力而在世界舞台开创新局面。近几十年来，不少总统在治理国家方面平庸无为，甚至一团糟，而一旦赢得一场战争，就会得到连最成功的工业家或企业家都无法得到的公众认可。因此，对那些具有被认可为比别人更伟大的人来说，民主政治仍然具有吸引力。

巨大的历史的世界与“后历史”世界共存这一事实表明，历史的世界今后将会继续对某些个人具有吸引力，其原因恰恰在于它是一个充满斗争、战争、不公正和贫困的世界。奥戴·温盖特认为自己是英国的一个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倒霉鬼和局外人，却因帮助巴勒斯坦犹太人组织军队及协助埃塞俄比亚人进行反对意大利人的独立斗争而声名大振；1943年，他在缅甸的抗日战争中因飞机失事在密林深处光荣牺牲。雷吉士·德布雷与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并肩作战，找到了其精神追求在繁荣的中产阶级的法国所无法找到的发泄渠道。第三世界可以吸纳这种人的精力和野心，它有助于自由民主国家的健康发展，但对第三世界国家是否是件好事，则应另当别论了。

除了经济领域和政治生活外，优越意识还在体育、登山、赛车等纯粹形式上的活动中找到越来越多的发泄渠道。在体育比赛中，只有“分数”和目标使一部分人成为优胜者，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为败北者，换句话说，比赛的胜出满足了人获得比别人优越的认可的欲望。比赛的水平和项目是随意的，所有体育活动的规则也是如此。例如攀登欧洲阿尔卑斯山这一体育项目，其参加人几乎一成不变地来自繁荣的“后历史”世界国家。为了保持身材，登山运动员必须坚持锻炼。徒手单人攀岩要求上体特别发达，因此如果不锻炼，肌肉会被拉伤。喜马拉雅山的攀登者在登山过程中，必须在尼泊尔的山麓搭建帐篷来安全渡过一场场痢疾和暴风雪。海拔超过4000米后，遇难的几率会相当高：每年都有十几个人死于像勃朗峰或马特豪恩峰的山上。总之，登山运动员自己为自己重现历史上斗争的所有场面：危险、疾病、艰苦，甚至暴力死亡的风险，但其“目标”纯粹是形式主义的，与历史的斗争所追求的目标不可同日而语，例如争做登上喜马拉雅山脉K--2或南伽峰的第一位美国人或德国人，或者(指实现上述目标后)争做无氧攀登的第一人，等等。

对于绝大多数“后历史”欧洲国家来说，世界杯已经取代军备竞赛作为民族主义追逐冠军的主要发泄渠道。柯耶夫说过：他的目标是重建罗马帝国，但此时是重建一个多国足球队的罗马帝国。加利福尼亚是美国最具“后历史”时代特征的一个州，那里的人们最热衷于高风险的休闲运动，如攀岩、滑翔、高空跳水、马拉松长跑、铁人运动，等等，这些运动虽毫无目的但却能使参加者摆脱资产阶级安逸生活。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如果诸如战争这样传统形式的斗争已成为不可能，而且如果广泛的物质富裕使得经济上的奋斗不再需要，有精神的个人必定要开始寻求其他一种能赢得认可的发泄活动。

柯耶夫在解读黑格尔的著作中指出：1958年，他曾去过日本并在那里爱上一位姑娘，回来后，他认为人已经不再是人了，已经回归到动物状态。他现在要改变这个看法，原因是日本自16世纪丰臣秀吉出现后，经历了长达几百年的内外和平状态，这与黑格尔假设的历史终结状态相似。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不再进行斗争，也无需拼命工作，而是追求像动物那样本能的情爱和玩耍。换句话说，日本人非但没有进入最后的人的社会，反而通过发明一系列永远不会完全满足的形式艺术，如能乐戏剧、茶道、花道等等，来证明自己可以继续是人。①茶道不可能为明确的政治或经济目的，甚至连它的象征意义都已经随着时间而消失。但是，茶道仍然是优越意识的竞技场，只是表现形式为纯粹的贵族风度：茶道和花道都有流派之间的竞争，各个流派都有大量弟子、传统以及清规戒律。这种活动的形式本身——与体育活动一样，毫无功利目的的规则和价值的创造，这已告诉柯耶夫，历史终结之后仍然会存在具有某些特定的人性的活动。

柯耶夫开玩笑说，日本非但没有西化，反而是西方(包括俄罗斯)会日本化(这一进程目前正在发生，但与柯耶夫的日本化概念略有不同)。换言之，在一个由于所有重大问题已经解决因此斗争结束的世界中，纯粹形式上的贵族风度也许会成为优越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②在美国，我们的功利主义传统甚至使美术都难以成为纯粹的形式。艺术家喜欢相信自己不仅忠实于美学价值，而且对社会负有责任。但是，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所有主要被认为是具有社会价值的艺术的终结，并且因此，连艺术活动也屈降为传统日本艺术的空洞的形式主义。

这就是自由民主国家中优越意识的发泄渠道。追求被认可为比他人更优越，虽然这种追逐还没有从人类生活中消失，但它的表现形式和范围已经改变。具有优越意识的个人现在不再寻求被认可为能征服外国人，而是想征服喜马拉雅山脉的安纳布尔那山，或艾滋病，或x光印刷技术。其实，在当代民主国家中，所不允许的可以说只有会政治独裁的优越意识。民主社会和贵族社会的区别，并不在于消灭了优越意识，而是把它引到了地下。

民主社会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命题，它们的精神是平等精神。虽然法律并不禁止任何人想获得比别人优越的认可，但它不鼓励任何人这样做。所以继续存在于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优越意识的这些表现形式与公认的社会理想正在发生冲突。

第三十章 完整的权利和不完整的义务

尽管竞选总统和攀登珠穆朗玛峰也许需要人的某些野心，但现代生活为获得认可欲望的更一般的满足还提供了一个广泛的领域，这就是共同体，次于国家层面的团体生活。

无论是托克维尔还是黑格尔都强调团体生活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现代国家中公共精神的核心。在一些大的现代民主国家，广大人民的公民权仅表现在每几年进行的议员选举上。政府是一种制度，它只允许竞争公职的候选人(可能情况下)及其竞选班子，以及以政治为职业的报纸的专栏记者或评论员直接参与政治进程。因此，政府的形象是冷漠的、没有人情味的，而古代的共和国家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它要求几乎所有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从政治决策到服兵役。

在近代，公民权通过“中介机构”得到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包括政党、私营公司、工会、公民社团、专业组织、教会、教师家长会、学校董事会、文学协会，等等。人民正是通过这样的公民社团把自己的关注从个人私利上移开。我们往往把托克维尔的观点理解为公民社会中的社团生活很有必要，因为它是一所教授民主的高等学府。但托克维尔也感到，这本身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可以防止一个民主的人沦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民间团体无论大小，都是一种共同体，是一种一个个人能为其奋斗并牺牲自己个人私利的更大的目标的理念。虽然美国人的社团生活并不需要古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推崇的美德行为和自我牺牲精神，但它能使更多的人做出“日常的自我牺牲的小事情”。①个人的社团生活在现代民主大国中比公民权本身更能直接地令人满足。国家对个人的认可终究不会富有人情味；而共同体生活却能使个人获得与之有共同利益和价值、宗教的人的更多的认可。共同体的每个成员不仅能获得基于他的普遍的“人格，，的认司，而且还获得对其个人许多特殊素质的认可。富有挑战性的工会、地方教会、禁酒同盟、女权组织或者防病协会，都以一种个人的方式来认可它的成员。②然而，一个强大的共同体生活如果像托克维尔要求得那样是民主的最好保障，能防止其公民不会变成最后之人，在当代社会中肯定会不断受到威胁。一个有意义的共同体，它所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其外部的力量，而是作为共同体的基础并且目前已经传播到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这两大原则本身。

作为美国建国基石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自由理论认为，在共同体中，人拥有完整的权利但不承担完整的义务。义务不完整的原因在于义务是与权利相平衡的，但共同体的存在是保护权利。因此，道德义务只是契约式的。它不是以上帝的名义所规定，也不是为了人的生命能永恒，或为了维护宇宙的自然秩序而规定，它是从契约人对他人履约的自我利益中产生的。

从长远看，平等的民主原则不利于共同体的发展。如果最强大的共同体是靠某种裁定成员的是与非的道德法律组成的，这些道德法律也会区别共同体的内部和外部。而且如果这些道德法律需要发挥作用，那些由于不承认这些道德法律而被排除在该共同体之外的人一定会拥有与该共同体成员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但是，民主社会可以从单纯地容忍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向主张基本平等的方向发展。民主社会反对否认其他生活方式的价值和合法性的道德准则，因此也反对强大的、凝聚力强的共同体产生的那种排他性。

很明显，仅靠自我利益构成的共同体相对于由绝对义务组成的共同体具有某些弱点。家庭是最低水平的社团生活，但从许多方面讲却是最重要的。托克维尔看上去不认为家庭是民主社会中的社会分化趋势的重大障碍，也许是因为他把家庭视为自我的延伸，而且对所有社会都是必然的。可是，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家庭如今已经越来越少，几乎成为他们所知道的惟一的社团生活或共同体。50年代备受鄙视的郊区美国家庭实际上是某种道德生活的空间。美国人如果不为其国家或伟大的国际事业去斗争，不去牺牲、去吃苦，就往往为自己的孩子这样做。

不过家庭如果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之上，即如果家庭成员把家庭视为一个合资的股份公司，由于对他有用而组成，而不是建立在责任和爱情之上，就无法发挥作用。人生中的抚养孩子或结婚从利益得失上看需要非理性的个人牺牲。家庭生活的真正好处往往不属于那些负有最沉重义务的人，而是被转移给下一代。当代美国家庭中许多问题——高离婚率、缺乏家长权威、子女叛逆等等，恰恰都产生于其成员主张严格的自由主义这一现实。也就是说，当家庭的义务超过其成员所期待时，他或她就会违约。

在最大的社团(国家)层面上，自由主义原则对共同体生存所必需的最高形式的爱国主义具有破坏力。人们广泛认为这是盎格鲁一撒克逊式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缺陷，因为它认为没有人会为仅仅建立在理性的自我保存原理之上的国家去献身。人会甘冒生命危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家人，这一观点终究会站不住脚，原因即在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财产只为了自我保存而非其他理由而存在；人随时可以带着家庭和钱财离开祖国，或者可以逃避兵役。实际上，自由主义国家的公民并不都想逃避服兵役，这一事实反映出他们受到骄傲和荣誉因素的鼓舞。我们都明白，骄傲正是自由主义国家所代表的强大的利维坦所要征服的性格特征。

坚固的共同体生活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挑战。自由经济原则不支持传统的共同体；相反地，它趋向于分化和分裂人民。对教育和劳动力流动的要求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人越来越少地生活在他们或者他们祖辈生长的共同体内。①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要求生产以及工作的地点和性质经常改变，他们的生活和社会联系越来越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人越来越难以在共同体内扎根或者与工作同伴或邻居建立长期关系。个人必须经常在新的城市从事新_的职业。地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身份意识已经淡化，人们感到自己又退回到家庭这种他们像野餐用具一样随身到处携带的微型世界之中。

与自由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具有共同的善恶道德观的共I司体，比仅建立在自我利益共享之上的共同体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在亚洲国家，这些看上去对它们的内部自律和经济成功如此重要的集团和共同体并不是建立在自我利益当事各方的契约基础之上，而是一种源于宗教或孔孟之道一类的从几个世纪前承继下来而成为一种宗教的西方文化导向。与之相似，在美国，最坚固的共同体生活形式也源于共同的宗教价值而不是理性的自我利益。定居新英格兰的美国清教徒都是靠对上帝的崇拜而非自己物质财富方面的共同之处走到一起来的。美国人喜爱把他们对自由的热爱追溯到17世纪欧洲逃避宗教迫害的非英国新教派。但是这些宗教共同体在性情方面相互高度独立，而与革命被理解为自由主义的时代相比，则绝对谈不上自由。因为他们追求信教的自由，而不是宗教本身的自由。如今，我们可以而且经常可以把清教徒视为一些排他并且思想封闭的狂想分子集团。①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访问美国时，洛克的自由主义已经支配了这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但他观察到大多数公民社团仍然不是起源于宗教或者具有宗教目的。

像杰斐逊或富兰克林等领导美国革命的洛克派自由主义者，或者像林肯这样的自由和平等的痴迷者，都坚定不移地认为，自由需要相信上帝。换句话说，理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之间的契约不会孤立地存在；它需要用神的回报和惩罚来补充完善。当今世界，我们正在朝着形式上更纯粹的自由主义前进：最高法院已经判决，即使非宗教派的“相信上帝”的观点也会冒犯无神论者，而且因此不允许进入学校课堂。在为了宽容而不鼓励任何道德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的条件下，在一个因不履行向世界上所有信仰和“价值体系”开放的承诺而淡化对任何一个学说的精神氛围中，共同体生活在美国日趋衰落便是一种情理之中的现象。这种衰落的出现不但并不违背自由原理，而且还应该归罪于这些原理。它告诉人们，如果个人不向共同体交出部分权利，并接受历史上的某些不宽容，共同体生活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强化。①可以这样讲，自由民主国家不可以自力更生：它们所依赖的共同体生活最终必须来自与自由主义本身不同的地方。②建国之时构成美国社会的男人和女人们并不是孤立的、只顾个人私利的理性的个人，绝大多数都是拥有相同的道德规范和对上帝信仰的宗教共同体的成员。他们最终所接受的理性自由主义并不是过去文化的镜像，而是与这些文化处于某种紧张状态。“可以正确理解的自私自利”成为一个受到广泛理解的原则，在美国已经为公共美德奠定了一个根基不深但却坚实的基础，一种在许多情况下比信教或只承认前现代价值观更为坚实的基础。然而，从长远看，这些自由主义原则对维系强大的共同体所必需的自由主义价值基础以及对自由社会自力更生的能力具有腐蚀作用。

第三十一章 大规模的精神之战

人们从共同体生活的衰落中得到启迪，未来我们很有可能成为无忧无虑的、专心于自身利益的最后之人的危险，他们除了个人安乐外缺乏任何精神追求。但也存在着一种相反的危险，如可能回归到为毫无意义的名誉而进行血腥战斗的最初之人，尽管只能使用现代武器。实际上，这两种危险相辅相成，都是因为“优越意识”没有得到固定而且积极的宣泄渠道造成的，优越意识失去宣泄渠道就只会以一种极端的、变态的形式重新出现。

我们无法肯定是否所有人都相信，在自我满足并且繁荣昌盛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各种可能的斗争和牺牲都会唤起人最高级的那部分东西。如果人人都成为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的开发者，或者赖恩霍尔德·梅斯纳那样的登山运动员，或者乔治·布什那样的政治家，还会有取之不竭(其实从来没有取过)的理想主义思想宝库吗?从许多方面讲，尽管成为这些伟大的人物并且对于他们获得的所有认可来说，都极不容易，但他们的生活都不是最困难的，他们所追求的事业也不是最严肃的或是最正义的。只要不是这样，他们所确定的人性的境界终究不会满足最有精神的人。

战争唤起的英雄气概和野心特别不容易在自由民主国家中表现出来。有许多无形的战争——专门从事收购对手的公司律师会把自己视为骗子和杀手，证券交易商像汤姆·沃尔夫的小说《虚荣的篝火》所描写的那样，梦想自己是“宇宙的主宰’’(但他们只能在股市上扬时才有这种感觉)。可是，当他们坐进宝马牌轿车柔软的皮座时，内心深处会突然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真正的杀手和主宰，这些杀手和主宰对在现代美国致富和扬名所需要的卑鄙的德行不屑一顾。无形的战争和象征性的胜利能满足优越意识多长时间，这个问题现在仍悬而未决。有人怀疑，某些人只有用历史起点上构成人性的行为本身来证明自己才能感到满足；他们渴望在一个暴力战斗中去冒生命危险，因此让事实向自己和同伴明明确确地证明自己是自由的。他们会故意地自寻不自在和牺牲，因为痛苦才能惟一地、决定性地证明他们有自信心，他们仍然是人。

黑格尔——在这一点与其诠释者观点相反——认为，人性中骄傲的感觉是人的一种需要，历史终结时的“和平与繁荣，，并未能满足这种需要。①从公民转变为纯资产者的危险始终威胁着人，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自卑。因此，公民权的最终考验过去是并且将来继续是为祖国献身的意愿：国家需要军队并且会继续战斗。

黑格尔因这一思想而被人指责为军国主义者。但他绝不会单纯地歌颂战争或者把战争看成是人的主要目标；战争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对性格和共同体的副作用。黑格尔相信，没有战争的危险性和战争所需要的牺牲，人就会变得软弱，变得自私自利；社会就会陷入自我享乐主义的沼泽之中，共同体也会最终解体。人对“主人与主宰，死亡”的惧怕是一种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超越自我，能使他们时刻想到自己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而是具有共同理想的共同体的成员。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即便或许每30年左右会打一场短暂但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或者打一场保卫本国自由和独立的战争，比起一个只有和平的国家来也要健康得多，也会更令人满足。

黑格尔的战争观反映出战争的共同特点：在战斗中，人必定要受苦，但他很少感到害怕和悲惨，如果能活下来，他们的战斗经历会使他们另眼看待世界。公民生活中被通常称为英雄主义和牺牲的东西，看上去肯定微不足道；反而倒是友谊和勇猛具有新的并且更有生命力的内涵。于是，他们的人生被对曾经参与比自己更伟大的事业的回忆彻底改变。正如一位作家在美国南北战争(无疑是现代最血腥、最恐怖的战争)结束时所写的那样：“谢尔曼军队中的一位老兵与其他人一起返回家乡时，发现如果军队真的在人民心中消失了，他会难以适应。士兵们曾经南征北战，目睹一切，但生命中最伟大的活动已经结束，大部分的人生还在后头，需要在和平的国家中找到共同感觉，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①假如世界充满了自由民主国家，那么就不存在值得去斗争的专制和压迫了吗?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人不能为一项正义的事业而斗争，即使因为这项正义的事业在上一代已经取得了胜利，那么他们也会与这项正义的事业做斗争。他们为了斗争而斗争。换言之，他们为摆脱某种无聊而斗争：因为他们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没有斗争的世界中。如果他们所在的世界大部分已经成为和平及繁荣的自由民主国家，则他们肯定与这种和平及繁荣进行斗争，与民主进行斗争。

1968年法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其深层次原因就是这种心理。

学生们占领了巴黎并把戴高乐赶下台，他们并没有任何造反的“理性”的理由，因为他们中间绝大部分人都是在一个地球上最和平、最繁荣的社会中饱食终日的人的后代。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中缺乏斗争和牺牲，才导致他们涌上街头去与警察发生冲突。他们中间许多人尽管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但对更完美的社会却没有完整的构想。抗议的内容并不重要，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他们生活在一种没有理想的社会中。

和平与繁荣带来的无聊在历史上曾产生过更严重的后果。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究其根源到今天也非常复杂、非常深刻，而且颇有争议。这场战争的起因，包括德意志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欧洲势力均衡逐渐被打破，同盟体系日益强化。理论学说和技术所带来的对先发制人和防卫的刺激以及领导人个人的愚蠢和鲁莽，都有其正确的部分。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会引发战争的无形但却十分关键的导致因素，那就是许多欧洲人想要战争，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公民生活中的沉寂和缺乏共同性。在制定战争决策时，绝大多数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理性的战略考虑上，而忽略了用于全民总动员的群众的巨大热情。奥匈帝国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暗杀于萨拉热窝后对塞尔维亚发出极端严厉的最后通牒，受到柏林狂热的示威游行的支持，尽管德国与这场冲突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1914年7月底到8月初最关键的7天中，在外交部和德国皇帝的皇宫前发生过多起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示威；当德国皇帝7月31日从波茨坦回到柏林时，他的座车竟被要求战争的人群团团围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策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做出的。①在那个星期里，巴黎、圣彼得堡、伦敦和维也纳都出现了同样的场景。群众的狂热反映出一种情绪，战争意味着民族团结和最永恒的公民权，战争可以逾越公民社会特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教和天主教、农场主和雇工之间的鸿沟。一位作家在描写柏林街头人群的感受时写道：“人们互不相识。但所有人只有一个最热烈情感：战争、战争，一种团结的感觉。”②1914年，欧洲自上次席卷大陆的大战经维也纳会议宣告结束以来，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这个世纪随着欧洲工业化的实现，现代技术文明蓬勃兴起，带来了惊人的物质繁荣和中产阶级社会。1914年8月在欧洲各国首都爆发的大规模支持战争的示威活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看成是对中产阶级文明及其安全、繁荣和缺乏挑战的一种反抗。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强的平等意识已不再令人满意了。优越意识重新泛起：它不是君主个人的优越意识，而是整个民族寻求对自己的价值和尊严的认可的优越意识。

首先，在德国，许多人认为战争是对法国和资产阶级社会原型(英国)创造的商业世界的唯物主义的反叛。当然，德国对欧洲当时的秩序，从殖民和航海政策到俄罗斯经济扩张所带来的威胁都特别不满。但是，在看到德国人对战争的解释时，人们一定会为德国人一贯强调需要有一种漫无目标的斗争感到震惊。这种斗争只有净化道德的效果，与德国人是否能赢得殖民地或航海自由毫无干系。1914年9月，一位年轻的法律专业大学生在赶赴前线的途中，对战争进行了一段很典型的评论，他虽然把战争谴责为“是可怕的，没有人性，愚昧、落伍，而且在所有意义上都是破坏性的”，但他却赞成尼采的观点，即“重要的，是一个人对献身的甘愿，而不是牺牲的目的”。①责任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文明的自私自利或一种契约义务，它是一种体现一个人的内在力量和战胜唯物主义与人本性局限的绝对的道德价值。责任是自由和创新精神的起点。

现代思想无法阻止不是在自由民主怀抱中成长起来的人反对自由民主的虚无主义的战争。相对主义——认为所有价值只是相对的并攻击所有优越观点的学说——最终也必须诋毁民主和宽容价值。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针对绝对主义教义和西方传统的不可动摇性，而且也针对强调容忍多样性和思想自由的传统。如果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如果所有的价值都是从文化上做出的决定。那么，像人类平等这种伟大的原理也要被束之高阁。

用尼采本人的思想来说明这一点是再好不过的。尼采认为，人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真理的想法是一种威胁也是一种机遇。说它是威胁(如前所述)，原因在于它会减损生活在某种境界中的可能性；说它是机遇，则是因为它可以使所有人从过去的道德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对于尼采而言，人的创造力的最终形式不是艺术而是最高贵、最新价值的创造本身。一旦他把自己从过去相信有绝对真理或绝对正确的哲学观点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的目标就是重新创造所有价值，首先重新创造基督教的所有价值。尼采刻意寻求诋毁人类平等的信仰，认为这只是基督教强加于我们的一个偏见。尼采希望平等的原则总有一天会让位于弱肉强食的道德观念，并且最终去赞美无情的学说。他憎恨多样化和宽容的社会，比较喜欢不宽容的、本能的并且没有慈悲的社会——如印度的按人的社会地位划分的种姓制度或“毫不留情地扑向老百姓”的“食肉棕发野兽”。①尼采与德国法西斯的关系曾引起许多争议，而且虽然他可以不被指责为民族社会主义简单学说的鼻祖，但他的思想与纳粹主义相关联却绝非偶然。尼采的相对主义和他的后继者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如出一辙，都摧毁了支撑西方自由民主的一切哲学基础，而换成一种强权和统治的学说。②尼采相信他正在帮助开创的欧洲虚无主义的时代必将导致一场大规模的精神战争，这场战争毫无目标，惟一的目的就是肯定战争本身。现代自由主义的目标企图把人类社会的根基从精神转移到欲望这块更牢固的土地上，而自由民主国家通过限制和升华优越意识来解决优越意识问题，所使用的手段是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如人民主权原则，设立权力、制定法律、三权分立，等等。自由主义还通过把欲望从占有财富的一切压抑中释放出来，与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形式的理性相结合，创造出现代经济世界，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并且无限富有的奋斗场所突然展现在人的眼前。根据盎格鲁一萨克逊的自由主义理论，惰性的主人应当被奉劝放弃他们的虚荣世界而搬到这个经济世界中来定居。精神应当从属于欲望和理性，这就是由理性指导欲望。

黑格尔也懂得，在现代生活中发生的根本性转变是主人驯化后蜕变为经济人。但是他意识到这并不意味着精神会因此而消失，而是转化为一种全新的(他相信)更高级的形态，极少数人的优越意识必须让位于多数人的平等意识。人不能没有抱负，但他们的抱负不再由于这种优于他人的骄傲而膨胀。过去在旧民主主义的世界里，多数人得不到满足，而在普遍认可的现代世界中得不到满足的人的数量已大大减少。因此，这就是当代世界中民主稳定和力量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讲，尼采的一生可以被看做为一种从根本上回归优越意识的奋斗。柏拉图笔下的卫士的愤怒不再受到任何共同美好概念的限制，因为不存在任何的共同美好：美好是由强者来定义的。毫无疑问，连保护最后之人的共同的美好都已经消失，不再有卫士，不再有善恶之分，只是每个人的愤怒的程度不同。

从此以后，他们也许只能通过愤怒的程度(即把他们的价值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来区分。对于柏拉图来说，精神是人的灵魂中的三个部分之一；而对尼采而言，这是人的全部。

回眸已往，我们这些生活在人类旧时代的人也许会得出以下结论：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没有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能够满足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包括自由民主制度。其原因并不在于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或者说不在于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还未普及到所有人，而是说恰恰是因为民主几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后才出现不满，这是一种对自由民主本身的不满，所以那些尚未得到满足的人始终有可能重写历史。

更进一步说，理性的认可并不能自我维持，它必须依赖于前现代非普遍的认可形式才能正常运行，这一点似乎具有一定道理。稳定的民主有时需要一种非理性的民主文化和从前自由主义体系中自发产生的功利社会。最能促进资本主义繁荣的是强烈的工作精神，而强烈的工作精神则不是建立在已死的宗教信仰本身之上，就是建立在它的亡灵之上，再不就是一种对民族和种族的非理性的忠诚。集团而不是普遍的认可无论对经济生活还是对共同体生活来说，都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支持；而且即使这种认可最终是非理性的，它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破坏其所在的那个社会。

因此，不仅是普遍的认可能否普遍地令人满足，而且连自由民主自我构建的能力以及在理性基础上自我长期维系的能力都不能不让我们担忧。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不是永远发展的而是循环的，原因在于所有社会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不完美的，而且这些社会残缺会不断地引导人民去要求改变社会制度。看看我们前面所列的各种理由，难道我们不能说它们也同样适用于现代民主社会吗?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我们也许会断言：只靠欲望和理性建立的最后的人的社会总有一天会让位于只追求获得认可的兽性的最初之人的社会，然后又反过来并且无限循环下去。

然而，这两种人之间根本不是平等的。如果我们选择尼采的观点，就必须与灵魂中的欲望部分断绝关系。这个世纪已经告诉我们，唤醒无拘无束的优越意识其后果必将不堪设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已经经历了某些尼采所预言的大规模战争。发生在1914年8月支持战争的示威活动获得了他们所企求的牺牲、危险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后来发生的世界大战则证明，战争虽然具有树立人格和建立共同体的积极的副作用，但这些副作用已被战争的主要后果——破坏性完全抵消了。到20世纪前，在一场血腥的战斗中，甘冒生命危险这种行为已经彻底地平民化，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特别的性格标志，而是一种广大人民被迫接受的经历，最终也包括妇女和儿童。这种冒险并没有带来获得认可的满足，却招致许多无名的而且是毫无目的的死亡。现代战争不仅没有增强人们的品德和创造性，反而摧毁了人民对勇气和英雄主义等概念内涵的信任，并在战争经历者中植下深刻的孤僻感和心理变态。如果未来的人厌倦和平与繁荣，找寻新的精神斗争和挑战，就有可能产生更可怕的后果：我们现代拥有的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在瞬间杀害数百万无辜的人。

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所描绘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制约机制是防止历史重新开始并回归到最初之人的一道防波堤。这个机制由无限制的欲望所驱动，但由理性来指导。优越意识在现代世界的复活意味着与这个强大而富有活力的经济世界的决裂，是一种割断技术发展逻辑性的企图。这种割断在特定的时空(如像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为国家获得认可而自我牺牲)已经被证明是可能的，但我们不敢肯定整个世界是否能长期处于这种断裂状态。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中，德国和日本受到获得自己优越性认可的欲望的驱动，但他们同时也相信可以用新重商主义或“共荣圈，，来征服自己，保证他们的长期经济繁荣。后来的经验证明，经济安全通过自由贸易比通过战争更容易得到保证，而且军事占领之路是经济价值的彻底毁灭。

纵观当代的美国，我并不为我们面临着的优越意识过度的问题所震惊。那些最真诚的年轻人纷纷学习法律和商业，焦虑地填写入学登记表格，希望维持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享受的生活方式，其实他们更容易变成最后之人而不会重新感受最初之人的情感。对他们而言，用物质财富、安全和获得认可的野心充满人生的目标似乎颇有功效。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法律大学生的情况，我们会很难找到任何伟大的未得到满足的期望和非理性的激情。

在“后历史”世界的其他国家也存在此种情况。80年代期间，绝大多数的西欧领导人即使面对冷战、消灭第三世界的饥饿和使用武力对付恐怖主义等问题，也没有表现出对伟大的斗争或牺牲的向往。当然，在年轻一代中，也有一些狂热者投身德意志赤军派和意大利红色旅，不过他们只代表了一小撮疯狂的社会另类在苏联集团的援助下苟延残喘。1989年秋天东欧剧变之后，许多德国人对西德统一的正确性产生质疑，因为它的代价太过高昂。这些例子都不是一个文明社会随时会用新的且无法预见的狂热之火自焚的标志，而是用一个相当满足现状和未来的文明社会标志。

柏拉图指出，虽然精神是道德的基础，但精神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好坏之分，必须经过培养才能为共同美好服务。换言之，精神必须由理性来支配，必须与欲望结盟。一个公正的古希腊城邦应当是一个灵魂的三个部分都得到满足并在理性的指导下形成均衡的城邦。①最理想的社会制度特别难以实现，原因在于它必须同时满足人的全部：他的理智、他的愿望、他的精神。即使现行社会制度不可能使人完全满足，但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现行社会制度好坏的标准。哪种制度能最好地同时满足灵魂的三个部分，它就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如果以这一标准与历史上的其他标准相比较，会使我们看出自由民主社会似乎为所有三个部分提供了最广阔的领域。自由民主社会即使理论上称不上为最正义的社会制度，也可以算作实际上的最正义的社会制度。因为正如黑格尔所告诉我们的，现代自由主义并非建立于消灭获得认可的欲望，而是使欲望转变为更理性的形式的基础之上。即使精神没有以往日的形态完全保留下来，但也没有完全被否定。不仅如此，现行的自由社会没有一个旨在建立于平等意识之上的，所有自由社会都必须允许某种程度的安全和经过驯化的优越意识，即使这有悖于他们坚信的原则。如果历史进程确实建立在理性欲望和理性认可这两大支柱之上，而且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确实是最能以某种平衡满足这两者的政治制度，那么，我们将看到对民主的主要威胁会是我们自己弄不清哪一个最为重要。尽管现代社会已经向民主进化，现代思想已经走入窘境，已经不能对人是什么和人的特定尊严是什么形成共识，因此我们无法界定人的权利。这种状态一方面为对获得平等权利认可的超强烈的需要开辟了一条道路，另一方面也为优越意识的重新解放提供了可能。尽管理性的欲望和理性的认可正在驱动历史朝着既定的方向继续发展，而且尽管自由民主国家在现实中正在成为人类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这种思想上的混乱也仍然还会发生。

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事态继续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发展，那么走向自由民主的普世的和有方向性的历史的理念就有可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而且现代思想的相对主义困境将会在某种意义上得到自我解决。换言之，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欧洲的一项发明)也已经被我们这个世纪所接受，因为欧洲第一次发现自己不得不通过殖民地政策和殖民地独立的经验认真地对待非欧洲文化。过去几个世纪的发展——欧洲文明道德上自信的退化、第三世界的崛起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许多都具有偏向于增强对相对主义的信任。但是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具有多种文化和历史的社会都显示出相似的长期发展的模式；如果最先进韵社会政体模式继续趋同；而且如果经济发展将继续导致人类的同质化，那么相对主义的理念要比现在更为奇妙。这是因为，各国人民之间在善恶观上的差别将会被视为是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文明遗产。

人类不是会盛开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而是奔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一辆辆马车。其中有的马车飞速驰向城镇，有的马车将退回到沙漠荒野，要不就是循规蹈矩地翻山越岭。有几辆马车受到印第安人的袭击，被烧毁后浓烟滚滚地丢弃在路旁。还有少数几辆马车的驾驭者被战争吓破了胆，他们迷失了方向，并且暂时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偶有一二辆马车已经厌倦了旅途，决定沿路回到某一点，支起永久性的帐篷。其他马车都会发现到达主路的其他途径。即使他们也将发现如果要穿过最后山脉，大家都应该走同样的道路，大部分马车也会缓缓驶入城镇，而且绝大部分马车最后都会到达那里。马车与马车之间都非常相似：虽然它们被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所用的材料也不尽相同，但每辆马车都有四个轮子，都是由马来牵引，车上坐着一个个希望并且祈祷旅途平安的家庭。马车构造表面上的差别并不能被视为驾驭马车的人之间永久的、必然的差异，而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路上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

柯耶夫相信，历史本身最终将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马车驶入城镇这一情景会使任何有理性的人看到后都不得不承认只有一条路，且只有一个终点。毋庸置疑，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目的地上，因为无论近年来自由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如何蓬勃兴起，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关于马车迷失方向的证据仍然不能具有结论性。在我们的分析中，即使大多数马车都到达同一个城镇，我们也无法知道车上的人是否会环顾一下新的环境，当发现这个环境并不适合他们时，他们会再把目光投向一个新的、更遥远的征途。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毛俊杰 译

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2011 by Francis Fukuyama

Maps copyright © 2011 by Mark Nugen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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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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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秩序的起源 :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 (美)福山著 ; 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2015.12 重印）

书名原文: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BN 978-7-5495-5511-6

Ⅰ. ①政… Ⅱ. ①福… ②毛… Ⅲ. ①政治制度史－世界 Ⅳ. ①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431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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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35.75　字数：476千字　图片：39幅

2014年9月第2版 2015年12月第5次印刷

定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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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重新带回国家

刘瑜

好的学术著作其实像侦探小说：作者提出一个悬念，然后抛出一个接一个的线索，在每一个线索上诱导你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侦探小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见的世界，在政治上呈现出如此之丰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起源何在？就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福山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追踪”：从生物学的成果到各大洲地理风貌的不同，从部落文明的特点到宗教的政治影响，从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到各个社会不同群体的博弈纵横，福山试图把近年来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展整合到一个问题框架中来，在一团乱麻中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

这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在一个学术日益专业化、精细化、技术化的时代，几乎已经没有学者敢于提出如此之气势磅礴的问题，更不用说就此写出皇皇巨著了。在理解整体的基础上理解局部，从历史全貌出发定位当代，这更像是一百年前古典思想家的思维方式，而不符合21世纪初的“学术范式”。但福山先生却“偏向虎山行”——某种意义上，这不仅仅是挑战，甚至可以说是挑衅：对从技术性细节出发理解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这一可能性的质疑。

但就回答福山所提出的问题而言，打开视野的广度又是必然要求。显然，如福山自己所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如此之多领域的专家，但是对不同领域权威和成果的引用，使得该书从本质上而言不仅仅有一位作者，而是由无数作者共同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也许福山在每一个领域都不能称为专家，但一个学者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从来就更多取决于他通过问题意识组织和提炼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知识本身的掌握。就串连庞杂的细节组织成一个“侦探故事”的能力而言，福山没有让人失望。

一

提起福山，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表达了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则代表了“最后的人”。由于这一观点发表于冷战结束伊始，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视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宣言。当然，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被视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代表，并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过去二十年来，福山先生的问题意识一直在慢慢转向。从1995年的《信任：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到2004年的《国家建构》，2007年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再到最近出版的这本重磅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个几乎可以说“面目全非”的福山逐渐浮现。甚至可以说，前面几本书都是为最后这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最后这本书构成了对前面几本书的整合与深化。

在何种意义上《政治秩序的起源》构成对《历史的终结》的“180度转向”？与其说对同一个问题“新福山”给出了与“旧福山”不同的回答，不如说“新福山”所关注的是全新的问题。如果说触动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的，根本上而言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最终能够征服世界”，那么触动他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则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

从关注“同一性”走向关注“多样性”，从关注“终结”走向关注“起源”，从关注“人性”走向关心“历史”，这个问题意识的转向显然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与过去二十多年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紧密相关。在这二十年来，福山和我们一样，共同目睹了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的艰难：中东欧在转型过程中的阵痛、非洲许多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种族和部落动员、美军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移植”民主的艰难，乃至最近中东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与反复……固然，也有韩国、巴西、波兰这样相对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二十年的风云变幻，使得“西方的胜利”这样的结论显得过于轻率和乐观。

那么，“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或者说，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如此多样？对这个问题，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福山的主要切入点是：国家建构。什么叫“国家建构”？沿着韦伯对国家的定义，福山将“国家建构”理解为政府的统治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能力。

客观地说，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对政治发展的认识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他使用“问责”一词，以囊括在民主制发展初期的“精英民主”形态，但就其当代形式而言，就是民主制［编按：本书译为“负责制”］）。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间的平衡，但在整本书中，福山对“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格外强调是清晰可见的。

这首先体现在书的构架上。在整本书的三个核心内容部分，“国家建构”部分排在最前面，所占篇幅也远大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而言，福山对世界各国政治传统分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对其政治源头“国家建构”成败与早晚的分析。由于将“国家建构”视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福山对比较政治史的讲述，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欧洲模式当做政治发展的“常规状态”，把其他国家视为偶然的“变异”。相反，他在书中强调，“我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复制这一模式”。（参见本书第24页）将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参见本书第25页）如果说“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是西方学者惯常的思考出发点，现在福山想掉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

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进程。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中国是最早最经典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征战给当时的各地君主带去“国家建构”压力——唯有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军事动员、控制和管理生产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政权能够“适者生存”。于是，集权最成功的秦国“脱颖而出”，并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将这一“秦国模式”推广到整个中国。

相比之下，印度从很早开始就是“弱国家”传统——或许由于地理和人口因素，部落和王国之间的战争从未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频度和烈度，而且其国家建设的进程被婆罗门教的兴起所阻截和压制——根据该教的教义，宗教首领的权力高于世俗政治首领的权力。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为今天印度的“强社会弱国家”、“强问责弱治理”的政治形态埋下了伏笔。

中东则像是一个“迟到”因而“发育不全”的中国。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中东的政治传统长期是部落式的，伊斯兰教在7世纪的兴起给中东地区带来“国家建构”的契机，之后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则把这个国家建构过程推向了高峰。但是，国家建构时间上的“迟到”、宗教的“尚方宝剑”地位、最高权力继承体制的缺乏以及军事奴隶制对外来力量的依赖，使中东的这种国家建构从未达到过中国的高度。

欧洲的传统则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一方面，中世纪之后连年不断的王朝征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建构”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不得不“嵌入”之前已经形成的法治传统、教会和贵族势力、城市经济等制度环境。于是，集权的压力与分权的传统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欧洲。

可见，对于“政治为何如此多样”这个问题，除了开篇谈及的地理、人口等因素，福山格外强调的是，各国在摆脱部落制和封建制过程中，政权与社会不同集团的力量对比与博弈，以及“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制之间的发展顺序。换言之，在历史的源头，“国家建构”的成败与时机是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第一推动力。

二

“国家建构”越成功越好吗？显然不是。在书中福山一再指出，只有当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构成平衡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才构成“现代政治的奇迹”。而“一个没有法治和问责制的强国家相当于专制。它越现代和制度化，其专制就越有效”。 （参见本书第137页）秦国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被其称为“极权主义的原型”。

那么，为什么对政治发展的“国家建构”维度格外强调？与其说这是因为福山过去二十年有一个价值转向，不如说他对现实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变化。

现实形势如何？在书中，福山时不时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就那些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是国家能力的薄弱令民主化过程常常成为失序化过程。即使是那些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削弱也使其民主制陷入危机。“现代民主制的失败有各种情况，但21世纪初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国家能力的薄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被捆住手脚和陷入僵局，因此无法作出困难的决定以确保其经济与政治的长期生存。”在福山眼中，印度公共设施建设的缓慢、欧洲福利国家的滞涨乃至美国赤字问题的困境，都是民主制里国家能力欠缺的表现。

也就是说，现实政治形势的演化使他越来越担忧，在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三角关系”中，人人过于强调前者对后二者的伤害，却往往忽视国家能力同时往往也是建设法治和民主的前提。福山在此书中的努力，是试图弥补这个认识上的盲点。换言之，根本上而言，他对国家建构的强调，不是为了弘扬专制主义，而是为了挽救西方的法治与民主。

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福山认为，过度宣扬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解：如果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应该是索马里——在那里，政府小到基本上不存在，但实际上索马里的经济一团糟。

同样，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他也对“社会放任主义”的观念（姑且发明这个词）进行了批评。我们今天习惯于把英国的宪政发展归功于“教会”、“贵族”等社会性因素对王权的制衡，却没有足够重视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社会并没有失去对王权的尊重——它从未失去其保守主义的这一面。如果王权越软弱、一个国家就越容易实现民主和法治，那么世界上最早实现民主和法治的，不应该是英国，而是匈牙利——13世纪初，匈牙利就产生了匈牙利版的“大宪章”，但是在匈牙利，贵族如此之强大，王权如此之弱小，以至于政治体制演变成了“寡头统治”。正如美国南部社会的种族主义、印度社会的种姓文化所展现的，“社会性因素”未必就代表了先进文明的力量，它也可能带来另一种形式的专制。

此外，福山还对没有国家能力保障的“法治”发展表示质疑。他对哈耶克所说的“自发扩展秩序”表示异议：在他看来，法治在英国的生根不完全是“自发秩序自然演进”的结果，无论是早期的国王、后来的教会还是诺曼征服之后的中央权力，都曾相当大程度上诉诸自上而下的强制或干预去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

三

对“国家建构”如此强调，是否可以说，“新福山”已经否定了“旧福山”？“旧福山”二十年前的观点已经“过期作废”？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你看，连福山都不谈民主，转而谈论国家能力了”，至少在中国，不少“国家主义者”为福山的问题意识转向感到欢欣鼓舞。但对《起源》一书真正严肃的阅读会使我们认识到，与其说福山试图用《政治秩序的起源》去否定《历史的终结》，不如说他试图用《起源》去完善《终结》。

何以如此？福山与中国一些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是情境性的，而不是原则性的。即，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不是基于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一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处方”。因为他认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转型国家和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欠缺导致诸多政治问题，所以应当强化国家能力。但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言，在《起源》一书中，他的判断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法治与问责不足”。“推断有问责体制的社会会最终战胜那些没有它的社会，有一个重要原因：政治问责给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路径。在王朝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坏皇帝’的问题。……在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当代中国，这个问题仍然至关重要。”（参见本书第436—437页）

同样，不能将福山对“社会因素”的警觉视为站在国家的角度敌视社会。固然，他强调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将一切社会自发性力量当做文明的动力，但是，当他试图解释英国道路（问责制政府）与法国道路（弱专制主义）更不用说俄罗斯道路（强专制主义）的不同时，他诉诸的解释因素恰恰是社会力量的强大和团结程度。在英国，贵族、底层士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团结构成了抵御王权、达至宪政的强大力量，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士绅和资产阶级被法国王权瓦解分化，而在俄罗斯，他们则对王权几乎是彻底依附。

因此，从价值上而言，似乎始终只有一个福山。虽然对世界各地情势的总体判断使他现在更强调国家能力——因为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去贯彻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纸空言，而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作为基本秩序的维护者，民主很可能成为民粹的狂欢。但如果脱离语境，将这种强调应用于那些国家能力已经超强甚至过剩的国家，就成了认识上的刻舟求剑。

四

问题在于，强调“国家建构”，矫枉可能过正。如何把握国家能力的“度”？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难题。

对于思想者而言，一个悖论在于，时代往往是有意义问题意识的来源，但是为时代写作又有可能导致问题感的短视。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过一次矫枉过正的经历。为了超越民主专制类型学的政治学视角，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表达了统治程度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更体现政治发展的观点，并在这个意义上把美苏归为一类而不是两类国家。他的这一观点曾经启发了几代学人，但是到1989年，苏联及其阵营的垮台则某种意义上否证了亨廷顿的观点：政治制度很重要，美国和苏联并不是一类国家。

当福山频繁地将国家能力强化等同于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化等同于“政治衰败”时，同样的危险也隐约可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观点甚至可能被某些教条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当做武器弹药。固然，一定的国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前提，但是一定程度的法治和问责也是国家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秦朝、更不用说纳粹德国会最后崩坍——摧垮这些政权的，并不是权力分散化、封建化带来的“政治衰败”，而恰恰国家能力的无度拓展。

更重要的是，法治与问责使国家能力的发展变得“有价值”。对比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我们会发现，由于法治原则中的平等和公正精神、问责原则中的自治与参与精神，这两个维度具有内在价值，相比之下，国家能力则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几乎不会有人认为不顾及民众死活的“强大政府”是令人尊敬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能力这种“工具”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时，我们才能把它视为褒义的“政治发展”。如果不划出这条界限，一味将国家能力的深化称为“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和下沉称为“政治衰败”，这既不合乎我们的伦理直觉，也不合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国家能力的相对“衰败”使法治与问责的“发展”得以可能。

而且，正如福山自己在书中指出的，“马尔萨斯的世界”——缺乏科技革命的农业社会——和“后马尔萨斯的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国家建构在政治各维度中显得格外重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往往依赖于对土地的征服和人口的掠夺，而占领土地和掠夺人口则依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但在一个“后马尔萨斯的世界”里，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安全保障，都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和资本聚集，而科技创新与资本安全则更多地依赖于法治与问责制。换言之，即使历史上国家能力曾经是政治各维度中最重要的一面，在一个已经彻底变迁的世界中，是否依然如此则并非不言自明。

在制度选择问题上“重新带回国家”，一定程度上，福山过去二十年的个人思想史反映了西方知识界的思想史走向。这种转变既是现实的变迁使然，也是知识的逻辑使然。冷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要求知识分子做出思想上的回应，而不仅仅是用历史必然性来“一言以蔽之”。对未来的阐述不能替代对现实的解释，对人性的剖析也不能省略对历史多样性的追问。如果说《政治秩序的起源》对《历史的终结》有明显超越的部分，大约就是对其“历史决定论”色彩进行了涂改：一个制度是合理的并非意味着它是必然的，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回访历史往往会使一个人的乐观变得更加审慎，因为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起源》是对《终结》一书的推翻，不如说是对它的救赎。

纪念

塞缪尔·亨廷顿

- 导读 重新带回国家

- 序言

- 第一部分 国家之前

- 第1章 政治的必需

- 第2章 自然状态

- 第3章 表亲的专横

- 第4章 部落社会的财产、正义、战争

- 第5章 “利维坦”的降临

- 第二部分 国家建设

- 第6章 中国的部落制

- 第7章 战争和中国国家的兴起

- 第8章 伟大的汉朝制度

- 第9章 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

- 第10章 印度的弯路

- 第11章 瓦尔纳和迦提

- 第12章 印度政体的弱点

- 第13章 军事奴隶制与穆斯林走出部落制

- 第14章 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

- 第15章 奥斯曼帝国的运作和衰退

- 第16章 基督教打破家庭观念

- 第三部分 法治

- 第17章 法治的起源

- 第18章 教会变为国家

- 第19章 国家变为教会

- 第20章 东方专制主义

- 第21章 “坐寇”

- 第四部分 负责制政府

- 第22章 政治负责制的兴起

- 第23章 寻租者

- 第24章 家族化跨越大西洋

- 第25章 易北河以东

- 第26章 更完美的专制主义

- 第27章 征税和代表权

- 第28章 负责制或专制主义？

- 第五部分 迈向政治发展理论

- 第29章 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

- 第30章 政治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 参考文献

- 致谢

序言

本书有两个起源。第一，源于我的恩师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请我为他1968年的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再版撰写新序。[1]亨廷顿的著作代表了从宏观角度论述政治发展的新努力之一，也是我在教学中经常要求学生阅读的。它在比较政治学方面建立了甚多重要见解，包括政治衰败的理论、威权现代化的概念、指出政治发展是有别于现代化其他方面的现象等。

我在写新序时觉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尽管很有启发，但确实需要认真的更新。它的成书时间距离非殖民浪潮席卷二战后的世界仅十年左右。它的很多结论反映了那一时期政变和内战所带来的极端不稳定。但自该书出版以来已发生很多重大变化，像东亚的经济奇迹、全球共产主义的衰退、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政治秩序在很多地方尚未到位，但在不少发展中地区却取得成功。返回该书的主题，将之用于今日世界，似乎是个好主意。

我在思考如何修订亨廷顿思想时又突然省悟到，若要详细解说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的起源，还有很多基本工作要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将人类历史晚期的政治世界视作理所当然。其时，国家、政党、法律、军事组织等制度（institutions，参见本书第29章“制度[机构]”一节的编者按，本书第406页）均已存在。它所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推动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但没有解释这些现代化制度在其发源地是如何成形的。国家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发生的事，仍对政治的性质发挥着重大影响。如想弄懂当代制度的运作，很有必要查看它们的起源以及帮助它们成形的意外和偶然。

我对制度起源的关心又与第二份担忧紧密吻合，即现实世界中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失败的问题。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就政府濒临崩溃或不稳的国家，我一直在研究其国家和民族构建的难题。与此有关的更早努力，是我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2]美国和广大的国际捐赠社区，大力投入世界各地的国家建设项目，包括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海地、东帝汶、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我本人也跟世界银行和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接洽，观察包括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尼巴布亚省、所罗门群岛在内的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的国家建设问题。它们在建造现代国家方面遇到重大困难。

譬如，如何将现代制度植入美拉尼西亚社会，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该社会以人类学家所谓的分支世系制（segmentary lineage）组成部落，而分支世系是指共享同一祖先的群体，其中的亲戚人数少至几十，多至数千。这些群体在本地被称为一语部落（wantok），它是英文词语“一种话语”的洋泾浜变种，即操同一语言的人群。存在于美拉尼西亚的社会分裂颇不寻常，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超过九百种互不通用的语言，几乎占世界现存语种的六分之一。所罗门群岛的人口仅50万，却有超过七十种的独特语言。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多数居民，从没离开过出生地的小峡谷，他们生活在一语部落内，与邻近的其他一语部落互相竞争。

美拉尼西亚

一语部落接受头人（Big Man）的指挥，但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头人，也不能将之传给儿子。更确切地说，必须在每一代赢得该职。它不一定落在体力强壮者的头上，通常给赢得社区信任的人——以分配猪肉、贝壳货币和其他资源的能力为基础。在传统的美拉尼西亚社会中，头人必须时时小心，因为权力觊觎者可能就躲在背后。如果没有可供派分的资源，他就会失去其领袖地位。[3]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准许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英国也承认所罗门群岛独立。它们都建立现代“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式政府，公民定期参加多党派的选举，以选出议会成员。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政治选择离不开中立偏左的工党和保守党（澳大利亚的自由党和英国的托利党）。总的来说，选民根据意识形态和政策来决定取向（譬如，他们要更多的政府保护，还是要更多的市场取向）。

但这种政治制度被植入美拉尼西亚后，结果却一片混乱。原因在于，美拉尼西亚多数选民投票不看政治纲领。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支持自己的头人和一语部落。如果头人（偶尔是女头人）被选入议会，这位新议会成员将尽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将政府资源搬回自己的一语部落，向自己的拥护者提供学校费用、埋葬开支、建筑工程等。尽管有全国政府和主权象征，如国旗和军队，美拉尼西亚的居民中没几个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国家，或属于自己一语部落之外的社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议会中，没有凝聚的政党，只有大批单枪匹马的领袖，将尽可能多的猪肉带回自己狭小的拥护者团体。[4]

美拉尼西亚社会的部落制度限制了经济发展，因为它阻止现代产权涌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95%以上的土地属于所谓的惯例（customary）土地所有制。根据惯例的规则，财产是私有的，由亲戚团体以非正式形式（就是说没有法律文件）一起拥有。他们对土地享有单独和集体的权利，地产的意义不仅在经济上，还在精神上，因为死去的亲戚都葬于一语部落的土地，其魂魄仍在徘徊。一语部落中的任何人，包括头人，都无权将土地卖与外人。[5]寻觅地产的开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必须与数百人谈判，有时甚至是数千人。此外，根据传统规则，土地产权不受时效法律的限制。[6]

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美拉尼西亚政治家的行为看来像政治腐败。但从传统部落社会的角度看，头人只是在履行头人历来的职责，那就是向亲戚分发资源。只是现在，他们不但拥有猪肉和贝壳货币，而且享有开矿和伐木权利的收入。

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起飞，几小时就可抵达澳大利亚的凯恩斯（Cairns）或布里斯班（Brisbane）。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航程跨越了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在思考美拉尼西亚的政治发展时，我开始考虑：社会如何从部落层次过渡到国家层次，现代产权如何从惯例产权中脱颖而出，倚靠第三方执法的正规法律制度如何问世。美拉尼西亚社会从没见过正规的法律制度。如果想得更远，认为现代社会已远远超越美拉尼西亚，依我看来可能只是夜郎自大，因为头人——将资源派分给亲戚和拥护者的政治家——在当代世界依然到处可见，包括美国国会。如果政治发展的涵义就是脱离家族关系和人格政治，那我们必须解释，为何这些行为仍在多处幸存，为何看似现代的制度往往要走回头路。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找不到有关答案，这段历史需要认真的梳理，以重温亨廷顿的主题。

因此就有了现在这本书，考量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和政治衰败的过程。这是两卷中的第1卷，涵盖从前人类时期到美法革命前夕的政治发展。本书与过去有关——事实上，它并不始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而是人类的灵长目祖先。它的前四个部分讲述人类史前史、国家起源、法治、负责制政府。第2卷会一直讲到今天，特别关注非西方社会在追求现代化时受到西方制度的影响，然后再解说当代世界的政治发展。

阅读本卷时需要预先掂量第2卷的内容。我在本卷最后一章中讲得很清楚，现代世界的政治发展所遇到的条件，与18世纪晚期之前的截然不同。工业革命发轫后，人类社会退出了直到那时一直所身历的马尔萨斯式处境（Malthusian conditions），一种新动力被注入社会变化的进程，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后果。本卷读者可能觉得，这里叙述的漫长历史进程意味着，社会会受困于自己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生活在非常不同且动力多样的环境下。

本书涵盖众多社会和历史时期；我也使用自己专长之外的资料，包括人类学、经济学、生物学等。为了从事如此广泛的研究，我不得不几乎全然依靠二手资料。尽管我尝试让这些资料承受尽可能严密的专家过滤，但我仍可能犯了事实和解释方面的错误。对深入研究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专家来说，本书很多单独章节是不够格的。但我认为，以比较方式作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考量，本身似乎就是一种美德。若全神贯注于特定题材，往往会看不清政治发展的大模式。

[1]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弗朗西斯·福山的新序（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和世界秩序》（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有关重新分配的经济制度，参见 Karl Polanyi，《作为制度化过程的经济》（The Economy as an Instituted Process），载Polanyi和 C.W. Arensberg编，《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纽约：自由出版社，1957年）。

[4] R. J. May，《混乱的民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动荡和制度改革》（Disorderly Democracy: Political Turbulence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Papua New Guinea）（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拉尼西亚国家、社会、治理研讨会论文2003/3，2003年）；Hank Nelson，《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奢侈的例外不再是例外时》（Papua New Guinea: When the Extravagant Exception Is No Longer the Exception）（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03年）；Benjamin Reilly，《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工程和政党政治》（Political Engineering and Party Politics in Papua New Guinea），《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第8卷，第6期（2002年）：701—718页。

[5] 有关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利弊，参见Tim Curtin，Hartmut Holzknecht和Peter Larmourde，《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地注册：竞争的角度》（Land Registration in Papua New Guinea: Competing Perspectives）（堪培拉：美拉尼西亚国家、社会、治理研讨会论文2003/1，2003年）。

[6] 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产权谈判的困难，参见Kathy Whimp，《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本土地主和代表权》（Indigenous Land Owners and Representation in PNG and Australia），未刊稿，1998年3月5日。

第一部分

国家之前

第1章

政治的必需

第三波民主化，时人对自由民主制前景的担忧；左右两派憧憬政府消亡，发展中国家却在身受其害；我们视各式制度为理所当然，但对其来龙去脉却一无所知

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经历一次高涨。1973年，世界151个国家中，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评估为自由国家的仅45个。自由之家是一家非政府机构，每年就世界各国的公民权和政治权提供量化评选。[1]该年，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是独裁政权；苏联和其东欧卫星国仍显得强大和凝聚；中国正卷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一群腐败的“终身总统”正在非洲巩固他们的统治；大部分拉丁美洲处于军人独裁之中。到了下一代，人们亲眼目睹巨大的政治变化。民主制和市场导向的经济，在中东阿拉伯之外的世界各地蓬勃兴起。20世纪90年代后期，约有120个国家——占世界独立国家总数的60%——成为民主制。[2]这一变化，即是亨廷顿所讲的第三波民主化。自由民主制作为预设，已成为21世纪初普遍接受的政治景观。[3]

潜行于体制变化之下的，是社会的一大转型。世界上一度消极的千百万民众组织起来，参与他们各自社会的政治生活，其结果是朝民主制的大幅转向。此次社会大动员，背后有众多因素：广为普及的教育，使民众意识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环境；信息技术，使思想和知识得到迅速传播；廉价的旅行和通讯，让民众得以用脚来参与选举，特别在对政府不满时；经济繁荣，诱发民众渴望获得更齐全的保障。

第三波在20世纪90年代后达到顶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出现“民主衰退”。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复到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受严重侵蚀。[4]自由之家提及，2009年是世界自由程度连续下跌的第四年，这是其自1973年创办自由度测评以来的首次。[5]

政治焦虑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出现若干形式的病状。第一种焦虑，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逆转，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其民选领袖忙于拆除各式民主机构、操纵选举、关闭或鲸吞独立的电视和报纸、取缔反对派的活动。自由民主制不仅仅是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它由一套复杂制度所组成，通过法律和制衡制度来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行使。很多国家，虽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却在系统性地取消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对法律发起系统性的侵蚀。

第二种焦虑，那些似乎走出威权政府的国家，却又陷入政论家托马斯·凯罗塞斯（Thomas Carothers）所谓的“灰色地带”，既非完全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6]苏联的许多继承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即如此。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个普遍假设：几乎所有国家将过渡成民主制，而民主实践中的种种挫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逐一克服。凯罗塞斯指出，该“过渡模式”的假设是靠不住的，很多威权精英阶层无意建立削弱自身权力的民主制度。

第三种焦虑，无关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关乎它们能否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拥有民主制度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治绩的优劣。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乌克兰就是一个案例。2004年，它给世人带来惊奇，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基辅的独立广场，抗议总统选举的不公。这一系列抗议被称为橙色革命，引发新一轮选举，导致改革家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当上总统。然而一旦当权，橙色联盟却一无是处，尤先科辜负支持者的期望。政府内部争吵不已，无法应付乌克兰的严重腐败，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治下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2010年初，当选为新总统的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而2004年被指控操纵选票、企图窃取选举成果从而触发橙色革命的，恰是此人。

困扰民主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的治理失误。众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那里，阶级等级往往等同于族裔。其民粹领袖的上升，如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与其说是不稳定的起因，倒不如说是不均的症状。很多人觉得，名义上是公民，但在现实中却横遭排挤。持久的贫穷经常滋生其他社会功能的失调，如帮会、毒品交易、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在哥伦比亚、墨西哥、萨尔瓦多，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威胁国家本身和其基本制度。不能有效处理这些难题，民主制合法性便会受到破坏。

另一案例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它一直维持颇为成功的民主制——考虑到其贫穷程度、种族和宗教的多元、幅员的广袤，此成就尤为惊人。（如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印度的政治发展，将会减少我们的惊异。这是本书第10—12章的主题。）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越是近距离观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举例来说，几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员，现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诉，有些甚至是重罪，如谋杀和强奸。印度政治家经常从事公开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来交换选票。印度民主的烂搅难缠，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很难做出决策。印度众多的城市里，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往往可见非洲式的贫穷。

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经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中国统治者不受法治或民主责任的牵制：如想建造大水坝、拆除旧居以造高速公路或机场、实施即时的经济刺激，他们的速度远远超过民主的印度。

第四种政治焦虑与经济有关。现代全球资本主义，证明是高效的。其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越生活在1800年前任何人的梦想。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几乎翻了四倍。[7]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亚洲人口的大部已挤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全球性资本主义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动的良方，尤其是金融业。金融危机定期折磨全球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是欧洲，1997—1998年是亚洲，1998—1999年是俄罗斯和巴西，2001年是阿根廷。可说是罪有应得，此种危机最终在2008—2009年击中全球资本主义的老窝——美国。为促进持续的增长，自由的市场很有必要，但它不善于自动调节，特别在涉及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时。制度的不稳定最终仍属政治上的失败，即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提供恰当的管制。[8]

这些经济危机的累积，未必减弱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当作引擎的信心。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凭借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参与，在经济上继续表现良好。但显而易见，开发恰当的管制以驯服资本主义的大幅波动，这一政治工作尚未完成。

政治衰败

就民主前景而言，上述情形涉及另一种紧急但又常被忽略的焦虑。政治制度的发展通常是缓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起来，以征服自己所处的环境。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便会发生政治衰败。制度的保存自有规律。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并以超越的意义和价值来加固那些规则。周围环境改变时，便会出现新的挑战，现存制度与即时需求便会发生断裂。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制度，反对任何基本变化。

美国政治制度可能正面临其适应能力的重大挑战。美国制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集中的政治力量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构成了朝不虑夕的危险。因此，美国宪法设有广泛的相互制衡，使政府的某些部门得以防范其他部门的暴政。迄今为止，这个制度表现良好。因为在历史关键时刻，当强大政府是不可或缺时，其政治领导最终能达成共识，取得胜利。

很不幸，没有机制上的保障能够确保美国制度既防范暴政，又在必要时按照初衷来顺利行使国家权威。后者取决于对政治目的达成社会共识，这恰是最近几年来美国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美国现在面对一系列巨大挑战，大部分与其长期财政困境有关。过去一代，美国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没有缴纳足够的税款。宽松的信贷，以及家庭和政府的超支，无疑是雪上加霜。长期的财政亏空和对外负债，威胁美国在世人眼中的国力根基。其他国家的地位，如中国，则获得相对拔高。[9]

这些挑战，如采取痛苦和适时的行动，没有一项是无法克服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本应促进共识的形成，现在反而加剧挑战的艰巨。国会两极分化，令法案的通过变得异常困难。国会中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仍比最开明的共和党人更偏向自由派，这是现代史中的首次。以10%或更少选票当选的国会议员席位，19世纪末仍有将近200名，持续下降至21世纪初，仅剩50余名。此类席位，往往是两党争夺的主要对象。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物以类聚，审慎的辩论日益退化减少。[10]这种分裂并非史无前例。但在过去，强势的总统总是能够驾驭此类分裂。而近来，则未见强大能干的总统。

美国政治的未来，不仅依赖政治，而且依赖社会。国会的两极化反映了一大趋势，即美国的社区和地域正在日益同质化。美国人选择在何处居住，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排队。[11]跟志趣相投的人共处，这一倾向因媒体而获得增强。交流途径的多样化，反而减弱了公民的共享经历。[12]

国会的左右两极化、既得利益团体的成长和力量，都在影响美国政治制度应付财政挑战的能力。工会、农产企业、制药公司、银行、大批有组织的游说团，经常对可能损害其经济利益的法案行使有效的否决权。民主国家里，公民保护自己利益完全合理，也属预计之中。但到一定程度，此类保护将化作索求特权，大家的利益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为此而陷入困境。这解释了左右两派高涨的民粹主义愤怒，这种愤怒又进一步推动两极化，更反映出社会现实与国家原则的不协调。

美国人抱怨美国受制于精英和利益团体。这反映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在与日俱增。[13]不均本身，不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大问题。美国强调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如人们相信，通过努力工作，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仍有公平机会获得成功，而富人是按规则取得成功的，那么如此制度仍是合法的。

然而在事实上，美国世代流动性的比率大大低于众多美国人所相信的，甚至低于传统上被认作僵化和等级分明的其他发达国家。[14]日积月累，精英们得以钻政治制度的空子，以保护自己的地位。他们向海外转移财产来避税，通过精英机构的优惠途径将优势传给下一代。该伎俩的大部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暴露无遗。人们痛苦地发现，金融服务业的报酬与其对经济的实际贡献没有直接关联。该行业动用相当大的政治力量，在前十年想方设法废除有关的管制和监督。金融危机发生后，它仍在继续抵抗新的管制。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指出，美国金融寡头的力量无异于新兴市场国家中的类似团体，如俄罗斯或印尼。[15]

没有自动机制可使政治制度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因应不良，即政治衰败的现象，会在本卷的后半部得到详细介绍。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没有较早接纳枪械以应付外国威胁，这并不是非发生不可的。最终击败他们的奥斯曼帝国，就这样做了。中国明朝皇帝没向老百姓征收足够税金以支撑一支强大的抗满军队，这也不是无可避免的。两件案例中的症结，都是现存制度的巨大惯性。

社会如不能通过制度上的认真改革，以应付重大的财政危机，像法兰西国王在1557年无力偿还“大借款”（Grand Parti，编按：此指1555年，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为支付战争开销，向里昂银行家大举借贷一事）后所做的，它就会倾向于采取短视的补救，最终却腐化自己的制度。这些补救屈服于各种既得利益者，即法国社会中有财有势的人。国家预算不平衡，导致破产和国家本身非法化，这一历史过程以法国大革命告终。

美国的道德和财政危机还没到达法兰西王国的地步。危险的是，其处境将会继续恶化，直到某种强大力量彻底打破这当前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

无政府幻想

我们对未来的甚多焦虑，如俄罗斯退回威权、印度腐败、发展中国家政府衰败、当代美国政治受制于既得利益者，均可用一条共同线索串起，那就是如何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政治制度，虽然强大，但遵守规则，又承担责任。这么明白的道理，看上去像是任何四年级小学生都认可的。然而，想得更深一步，这又是很多聪明人迄今尚没弄清的。

让我们以第三波的退潮和21世纪初世界上发生的民主衰退开始。我认为，当前我们对民主传播的失败感到失望，其原由不在思想这个层次。思想对政治秩序极其重要，它是政府的合法性被接受的基础，它能够凝聚人心，并使民众愿意服从政府的权威。柏林墙的倒塌标志共产主义的破产，共产主义曾是民主制的主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因此成为被最广泛接受的政府形式，获得快速的蔓延。

时至今日，这仍是事实。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话说，民主制仍是“预设”：“民主尚未获得普遍的实践，甚至未被普遍接受。但在世界舆论的大气候中，民主制已获得被视作基本正确的地位。”[16]世界上很少人公开钦佩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石油民族主义、乌戈·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伊斯兰共和国。没有重要的国际机构将民主制以外的任何东西认作是公平合理的统治形式。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刺激了他人的忌妒和兴趣。但它的威权主义模式，不易解释清楚，更少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轻易模仿。现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威望，以致今日的威权政客，为了合法也必须上演选举，宁可躲在幕后操纵媒体。事实上，不但极权主义从地球上消失，连威权政客也往往假扮成民主人士来称颂民主制。

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说是在执行中。世界上大多数人极向往这样的社会：其政府既负责又有效，民众需要的服务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但没几个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两点，因为很多国家的制度衰弱、腐败、缺乏能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不管是南非和韩国的，还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政权更替”，使威权政府蜕变成民主制。但如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制度，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有一种奇妙的想法，对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视而不见，这几年来影响很多人。他们憧憬超越政治的世界，这种憧憬，不专属于左派或右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版本。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的预测广为人知：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私人财产废除，“国家消亡”。自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来，左翼革命家认为，摧毁旧权力机构即已足够，没去认真思考何以代之，这项传统延续至今。反全球化的学者，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建议削减国家主权，代之以互联的“群体”（Multitude），以铲除经济上的不公平。[17]

现实世界中的共产党政权，恰恰做了与马克思预测相反的事。它们建立庞大且暴力的国家机器，如民众不是自觉自愿，就逼迫他们参与集体行动。这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东欧民主活动家。他们憧憬心目中的无政府社会，让动员起来的公民社会来取代传统的政党和集权政府。[18]这些活动家随后对无情的现实感到失望，因为没有制度，社会便无从治理，而建造制度又必然需要令人厌烦的妥协。共产主义垮台后的数十年，东欧是民主的，但对其政治或政治家来说，却不一定感到满意。[19]

右派中最流行的无政府幻想认为，市场经济令政府变得无关紧要。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期间，参照花旗银行前首席执行官沃尔特·利斯坦（Walter Wriston）的口吻，很多狂热者主张世界正在经历“主权的黄昏”。[20]新兴的信息技术在挑战传统上由国家掌控的政治权力，使边界变得不易管辖，使规则难以执行。互联网的上升，导致电子边疆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约翰·巴洛（John Barlow）等活跃分子发布“网络空间的独立宣言”。它通告工业化世界的政府：“在我们中间，你们不受欢迎。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21]全球性资本主义，将以市场的主权取代民主制的主权。如果某国议院采用严格条例限制贸易，它将受到债券市场的惩罚，最后还是被迫改用全球资本市场所认可的合理政策。[22]无政府幻想总能在美国找到同情听众，因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常数就是对政府提高警惕。各式的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不仅要缩减蔓生的福利计划，甚至要废除像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这样的基本机构。[23]

认为现代政府变得臃肿，因而限制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这非常合理。抱怨官僚作风冷漠、政客腐败、政治中不讲原则，也绝对正确。但在发达国家，我们视政府的存在为理所当然，以致忘记它们有多重要、重建它们有多难、缺乏基本政治制度的世界会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不但视民主为理所当然，还把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当作理所当然。我居住多年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是美国最富的县之一，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每年的冬天风暴过后，由于季节性的结冰和解冻，县公路上便会出现坑坑洼洼。但在春天结束之前，那些坑洼都得到神奇的填补，无须担心在坑洼里撞断自家汽车的底轴。如没有填补，费尔法克斯县的居民会变得愤怒，会抱怨地方政府的无能。没人（除了政府专家）停下来思忖哪个政府部门在尽此职责。它复杂，但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没人停下来问，为何接壤的哥伦比亚特区却需要较长时间来填补坑洼，为何很多发展中国家从不填补它们道路上的坑洼。

实际上，左右派梦想家所想象的最小政府或无政府的社会，并非只是海市蜃楼，其确实存在于当代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很多地方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天堂。该地区大体上都是低税收的乌托邦，政府征收的税金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相比之下，美国超过30%，部分欧洲国家占50%。如此低的税收，与其说释放工商创业的热情，倒不如说导致政府资金异常短缺，无法提供健康、教育、填补道路坑洼之类的基本公共服务。现代经济所依据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法庭、警察，在这里不见踪影。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索马里就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普通人不但可拥有突击步枪，还可拥有火箭推进榴弹、防空导弹、坦克。民众有保卫自己家庭的自由，但他们是别无选择。尼日利亚生产的电影，数量可与印度闻名的宝莱坞媲美。但必须尽快赚回报酬，因为政府无力保障知识产权，无法避免其产品的非法复制。

发达国家的民众视政治制度为理所当然。这习惯可见证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善后计划，或善后计划的缺乏。美国政府似乎认为，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一倒台，伊拉克就会自动回复到预设的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等到伊拉克的国家机构在疯狂的洗劫和内乱中轰然崩塌时，美国政府似乎感到由衷的惊讶。在阿富汗，美国的目标遇上同样的挫折。十年努力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迄今没能培植出一个稳定合法的国家。[24]

政治制度是必要的，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你“叫政府让开”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它们得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不能替代强大且等级分明的政府。近几年来，经济学家有了广泛认同，“制度确实重要”。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们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因此，我们需要好好了解那些制度的来源。

达到丹麦

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问题，常被形容为如何“达到丹麦”。这其实是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是世界银行社会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迈克尔·伍考克（Michael Woolcock）。[25]对发达国家居民而言，“丹麦”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度。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大家都想弄清，如何将索马里、海地、尼日利亚、伊拉克、阿富汗转化成“丹麦”。国际发展团体列出一份假设是丹麦属性的长清单，尝试帮助落后国家来“达到丹麦”的水平。

这个想法，问题多多。那些异常贫穷和混乱的国家，可以指望在短期内建立起复杂制度吗？这显得有点不靠谱，要知道，那些制度的进化花费了多长时间。此外，制度反映它们所处社会的文化价值。丹麦的民主政治秩序，能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扎根吗？谁也不清楚。富裕稳定的发达国家，其多数居民不知道丹麦本身是如何“达到丹麦”的——甚至对于很多丹麦人自己来说也是这样。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斗争，既漫长又痛苦，以致工业国家的居民对自己社会的来龙去脉罹患了历史健忘症。

丹麦人的祖先是维京人，一个很凶悍的部落，曾战胜和掳掠从地中海到乌克兰基辅的大部分欧洲。率先定居不列颠的凯尔特人、征服他们的罗马人、取代罗马人的日耳曼蛮族，起初都组成部落，像阿富汗、伊拉克中部、巴布亚新几内亚现存的那些部落一样。中国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几乎地球上所有人类，都有过同样经历。他们尽的主要义务，不是对国家，而是对宗族；他们解决争端，不通过法庭，而通过以牙还牙的正义；他们把死者葬在宗族集体拥有的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部落社会逐渐发展出政治制度。首先是中央集权，在固定领土范围内实施有效的军事力量垄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和平得到维持，不再靠宗族团体之间的大致均势，而靠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它们成为常备力量，对抗邻近的部落和国家，保护自己的社区。财产不再归属于宗族，而为个人所拥有，其主人渐渐赢得任意买卖财产的权力。产权的保障不再靠宗族，而靠法庭来解决争端、补偿损失。

日积月累，社会规则越来越正规化，变成书面法律，不再是习惯或非正式的传统。这些正式规则，不必顾及在特定时间行使该权力的某人，可自主决定制度中的权力分配。换言之，制度替代了领袖。这些法律，最终成为社会中的最高权威，高于暂时指挥军队和官僚的统治者，这就是法治。

最后，有些社会不仅迫使统治者遵守限制国家权力的书面法律，还责成他们向国会、议会和其他代表较多人口的机构负责。传统的君主制，含有某种程度的负责，但通常只向少量精英顾问征求非正式的咨询。一旦统治者接受正式规则，限制自己的权力，并让自己的统治权臣服于通过选举表现出来的大众意志，现代民主制便呱呱坠地。

本卷的目的，是想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起源，从而填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将要讨论的三种制度，即是刚才所提及的：

1.国家（the state）

2.法治（the rule of law）

3.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

这些制度的首次出现是因为民众发现，可借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自利，如何与人合作，都取决于使政治结社取得合法性的思想。因此自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三种制度中已存在一种，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也会出现。例如阿富汗，自2004年以来一直举行民主选举，但只拥有非常孱弱的国家，在其领土大部无法执法。相比之下，俄罗斯拥有强劲的国家，也举行民主选举，但其统治者觉得自己不受法治束缚。新加坡拥有强劲国家和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法治，但只提供缩了水的负责制政府。

这三种制度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如能弄清这些基本制度的出现，我们便可明白，阿富汗或索马里离当代丹麦究竟还有多远。

如不理解政治衰败的补充过程，就讲不清政治制度的发展。人类的制度很“黏糊”；这是指，它们长期延续，只有经受了重大的艰辛，方能得到变革。为满足某种条件而建立的制度，在该条件改变或消失时，常常得以苟延；未能妥善因应，便会引发政治衰败。这适用于旧式政治制度，也适用于集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于一身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保证，一个民主政体会继续向公民提供所允诺的；也不能保证，它在公民的眼中继续是合法的。

此外，人类袒护亲友的自然倾向——我称之为家族主义（patrimonialism）——如未遭遇强大抑制，会一再重现。组织起来的团体——经常是有钱有势的——久而久之，得以盘根错节，并开始向国家要求特权。尤其是在持久和平遇上财务或军事危机时，这些盘踞已久的家族团体更会扩展其优势，或阻挠国家采取妥善的因应。

政治发展和衰败的故事，曾被讲述多次。多数高中开设“文明之兴起”的课程，提供社会制度如何进化的概论。一个世纪前，讲述给大多数美国学生的历史，以欧洲甚至英国为中心。它可能从希腊和罗马开始，然后转向欧洲中世纪、大宪章、英国内战、光荣革命，再到1776年和美国宪法的起草。今天，类似的课程更加多元，囊括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非西方社会，更会讲述历史上遭排斥的群体，像土著、妇女、穷人，等等。

现存的关于政治制度发展的文献，我们有理由表示不满。首先，大部分没在足够广泛的规模上作出比较对照。只有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的经验，方可梳理复杂的因果关系，弄清为什么某些制度出现于某地，而不在其他地域。很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从卡尔·马克思到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当代经济历史学家的大量研究，都侧重英国作为首个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英国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特殊的，对处在不同境地的国家来说，未必是好的指南。

最近几十年，取而代之的多元叙述，很大程度上也没作严肃的比较对照。它们选择的，要么是非西方文明贡献于人类进步的正面故事，要么是其遭受迫害的负面故事。为什么某制度发展于某社会而不在另外社会，我们很难找到严肃的比较分析。

优秀的社会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常说，仅了解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是不懂国家的人。没有比较对照就无法知道，某一特殊的实践或行为，是某社会中所独具的还是众多社会所共有的。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清因果关系，才能把地理、气候、技术、宗教、冲突与今日世界上呈现的各式结果挂上钩。这样做，我们也许能解答下列问题：

· 为什么阿富汗、印度丛林地区、美拉尼西亚岛国、中东部分地区，至今仍是部落组织？

· 为什么中国的预设统治是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印度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除短暂时期，从没见过如此高度的中央集权？

· 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功的现代威权政体——像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都集居在东亚，而不在非洲或中东？

· 为什么民主制和齐全法治得以在斯堪的纳维亚生根发芽，而处于类似气候和地理条件下的俄罗斯，却产生了不受节制的专制主义？

· 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拉丁美洲国家反复遭遇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而美国和加拿大却没有？

本卷提供的历史资料很有趣，因为它们照亮现状，解释不同政治秩序的来龙去脉，但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为了备战和参战，现代国家得以在中国或欧洲出现。这并不意味着，今日非洲的薄弱国家为达到现代化，必须重复同一经验。我会在第2卷中讨论，今日政治发展的条件大相径庭于第1卷所涵盖的。社会成员的组合，因经济的增长在不断重新洗牌；今天国际因素对个别社会的冲击远远大于旧日。本卷的历史材料可以解释，各种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但它们走过的路径，既不能决定它们的将来，也不能成为其他社会的楷模。

中国第一

伟人所编写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如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亨利·梅因（Henry Maine）、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倾向于认为西方经验是现代化的范本，因为工业化首先在西方发生。这样注重西方不难理解。1800年后，在欧洲和北美所发生的生产力爆发和经济持续增长，既是史无前例的，也把世界塑造成今天的模样。但发展不只局限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也在不断发展。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有时与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有时又独立自主。本卷着重于政治方面的发展和政府制度的进化。现代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

基于此，我在本卷第二部分讲述国家崛起时，就以中国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欧洲的发展当作标准，只探询其他社会为何偏离。我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而探询其他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这并不表示中国胜于其他社会。我们将看到，没有法治或负责制政府的现代国家，可能实施非常暴虐的专制主义。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发展史解说，却很少提及此一创新。

我自中国开始，就跳过了其他重要的早期社会，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中南美洲。在此还需要作进一步解释，为何不在本卷详细涵盖希腊和罗马。

古代地中海世界树起的先例，对后续的欧洲文明发展非常重要，自查理曼（Charlemagne）时代起，便受到欧洲统治者的自觉模仿。一般认为，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其统治者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的。多数部落社会也是相对平等的，其统治者也是选出的（参看第4章）。但希腊人超前一步，其介绍的公民概念，以政治标准而非亲戚关系为基础。公元前5世纪雅典或罗马共和国实践的政府形式，其较为贴切的称号应是“古典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因为选举权只属于少数公民，尖锐的阶级差别排斥大批人（包括众多奴隶）的参与。此外，这些不是自由国家，而是社群式（communitarian）国家，不尊重隐私和其公民的自主权。

希腊和罗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受到以后很多社会的模仿，包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国、诺夫哥罗德（Novgorod）、荷兰联合省。但这种政府有致命的缺陷，后代学者，包括很多深思该传统的美国创始人，都有广泛认知：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它在小型且均质的社会中表现最佳，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或早期的罗马。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渐渐壮大，难以维持曾凝聚他们的社群价值。随着疆域和居民的扩展，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该享受公民权，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君主制最终战胜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内战，最终也变成帝国。君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特别在管理庞大帝国时，证明是出类拔萃的。罗马帝国就是在此种政治制度下，达到其权力和疆域巅峰的。

在第2卷里，我将返回古典共和政府作为现代民主制先例的题目。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impersonal, or impersonality, 译按：“非人格化”在本书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公元1年时，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媲美，而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罗马。罗马自有其重要遗产，尤其在法律领域中（在第18章中详述）。作为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先驱，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但在国家发展上，中国更为重要。

可与中国相比的社会还有印度。大约在相同时间，印度社会也自部落升至国家。大概二千五百年前，由于新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印度走上一段弯路。该宗教限制印度政治组织可达到的权力，却在某种意义上为现代印度民主打下基础。穆罕默德先知的时代，中东也是部落组织。伊斯兰教的诞生，再加上军事奴隶制这一奇特制度，令埃及和土耳其的某些政治组织崛起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欧洲则截然不同，其退出部落行列，不是通过统治者的自上而下，而是通过天主教在社会层次颁布的规则。只有在欧洲，国家层次的制度不必建造于部落组织之上。

宗教也是法治起源的关键，它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基于宗教的法律，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穆斯林的中东、基督教的西方。但唯有在西欧，独立法律制度得到最强劲的发展，并设法转成世俗形式，存续至今。

第四部分中，负责制政府的兴起主要在欧洲，但在这一点上，欧洲各国并不齐整一致。负责制政府在英国和丹麦兴起，却没在法国或西班牙；俄罗斯发展出专制主义，其权力与中国的旗鼓相当。社会能否把负责制强加于君主，取决于各项特殊的历史条件，譬如幸存至现代的某些封建机构。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欧的政治发展次序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出现，而且早了数个世纪；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制机构的兴起，却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击败或消灭旧封建机构，比如议会。

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之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现象仅是历史上的偶然。中国有强大国家，但没有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印度有法治，现又有负责制政府，但传统上一直缺乏强大国家；中东有国家和法治，但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已扔掉后者。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可自由借用彼此的思想和制度。它们过去长得如何，帮助塑造了它们今天的面貌，但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是只有单一的路径。

底下无数龟

本卷的宗旨，与其说是介绍政治发展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分析主要政治制度出现的原因。被称作“一连串混账事件”的众多历史著作，不愿意尽量提炼普遍规律和适用于其他场合的因果理论。人类学家所写的民族志，也没跳出这个窠臼，虽然细致详尽，但仍然故意避开广泛的概括。这肯定不是我的方法，我的比较和概括，将跨越众多的文明社会和历史时期。

本卷有关政治发展的整体构架，与生物进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达尔文进化论建筑在差异和选择这两条原则上：有机体发生随意的遗传变化，最适应环境的，得以存活和繁殖。政治发展也是如此，政治制度也会产生变异，最适合当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也得以存活和扩散。但生物进化和政治进化之间，又有很多重大差别。人类的制度不像基因，可得到精心的设计和选择；它们的代代传播凭借文化，而不是遗传；它们因各种心理和社会的机制，而被注入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变得不易变革。政治发展因政治衰败而经常逆转，其原因就在人类制度固有的保守性。触发制度变革的外界变化，往往远远超前于社会接受改革的实际意愿。

然而，该整体构架不是预测政治发展的理论。依我看，要找到政治变化的精简理论，就像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增长理论，根本是不可能的。[26]促使政治制度发展的因素既繁多又复杂，经常依赖于偶然或伴生事件。即使引证出某种发展的原因，却发现其本身仍有先决条件，这样的溯源回归是永无止尽的。

让我们举例说明。有一条政治发展的著名理论认为，欧洲因需要发动战争而建立国家。[27]在现代欧洲的早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将看到，它也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但在宣布这是国家形成的通理之前，必须回答下列难题：为什么某些地区，尽管历经长期战争，却一直没能发展国家制度（美拉尼西亚）？为什么在另外地区，战争似乎反而削弱了国家制度（拉丁美洲）？为什么某些地区，其冲突水平低于其他地区（印度与中国相比）？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把原因推向其他因素，例如人口密度、自然地理、技术、宗教。战争发生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平原或大草原）、拥有相应技术（马匹）的地区，与发生于人口稀少、深山老林、全是沙漠的地区相比，会发挥截然不同的政治影响。战争促使国家形成的理论，涉及更多更深的问题，譬如，为何某种战争仅爆发于某种地区。

我想在本卷推介一种中间理论，既避免高度抽象（经济学家的恶习），又躲开巨细无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问题）。我希望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19世纪历史社会学或比较人类学的传统。我不想一开始就向普通读者推介庞大的理论构架。在介绍历史的章节中，我会触及各种理论，但对政治发展的抽象讨论（包括基本概念的定义），我会保留至最后三章（第28—30章）。这包括政治发展之所以产生的通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

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我认为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应从事实推论出理论，而不是相反。当然，没有预先的理论构思，完全坦白面对事实，这也是没有的事。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客观实证，那是在自欺欺人。社会科学往往以高雅理论出发，再搜寻可确认该理论的实例，我希望这不是我的态度。

有个可能不真实的故事，由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转述。一位著名科学家在作有关宇宙论的演讲，房间后面有位老妇人打断他，说他是废话连天，而宇宙只是驮在龟背上的一只圆盘。该科学家反问，那龟又驮在何物之上？以为就此便可让她闭嘴。她却回答：“你很聪明，年轻人，但底下是无数的龟。”

这是任何发展理论的难题：作为故事开头你所挑选的龟，究竟是站在另一只龟的背上，还是站在一头大象、一只老虎或一条鲸鱼背上。大多数所谓的发展概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性。他们只是化繁为简，试图从复杂的历史真实提取出单独的诱因。他们没能将故事推至足够原始的历史时期，以解说它的起点和前提。

我把故事推得很远。讲中国发明了国家制度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起源，甚至人类社会的起源。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不是外在的。自有人类起，就有社会和冲突，因为人类天生是群居和竞争的动物。人类的老祖宗灵长目，就在实践一种缩了水的政治。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自然状态和人类生物学，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的政治行为设定框架。生物学为支撑龟们提供一定的稳固基础，但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即便是生物学，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起点。

[1] 参见自由之家的网站（freedomhouse.org），先找“世界上的自由”（“Freedom in the World”），再找“国家现状和等级的概述”（“Country Status and Ratings Overview”）。拉里·戴蒙（Larry Diamond）估计为40个，到第三波顶峰时增至117个。参见《民主精神：在全世界建设自由社会的斗争》（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纽约：时代出版社，2008年）：41、50页。

[2] 拉里·戴蒙，《民主衰退：金融危机前后》（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载Nancy Birdsall和弗朗西斯·福山编，《金融危机之后发展的新思路》（New Ideas in Developmen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1年）。

[3]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俄克拉荷马城：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1年）。

[4] 拉里·戴蒙，《民主衰退：金融危机前后》：240—259页。

[5] 自由之家，《2010年世界上的自由：对自由的侵蚀愈益加强》（Freedom in the World 2010: Erosion of Freedom Intensifies）（华盛顿特区：自由之家，2010年）。

[6] 托马斯·凯罗塞斯（Thomas Carothers），《过渡范式的终结》（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第13卷，第1期（2002年）：5—21页。

[7] 以2008年美元为计算单位，从1970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总值从15.93万亿涨至61.1万亿。来源：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美国劳工统计局。

[8] 弗朗西斯·福山和 Seth Colby，《他们在想什么？经济学家在财政崩溃中的作用》（What Were They Thinking? The Role of Economists in the Financial Debacle），载《美国利益》（American Interest）第5卷，第1期（2009年）：18—25页。

[9] Fareed Zakaria，《后美国的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8年）；有关批评文章，参见Aaron L. Friedberg，《老调重弹：唱衰派和凯旋派所错过的》（Same Old Songs: What the Declinists and Triumphalists Miss），载《美国利益》第5卷，第2期（2009年）。

[10] William A. Galston，《极化的美国政党制度“健康”吗？》（Can a Polarized American Party System Be“Healthy”?）（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治理问题研究第34号，2010年4月）。

[11] 参见Thomas E. Mann和Gary Jacobson的章节，载Pietro S. Nivola和David W. Brady所编的《红色和蓝色的国家？》（Red and Blue Nation?）第1卷（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2006年）；亦参见James A. Thomson的《分裂的家庭：极化及其对兰德公司的影响》（A House Divided: Polar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Rand）（加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2010年）。美国公众的极化程度已引起不少争论。在很多文化问题上，如堕胎和私人拥有枪支，广大中间派并没有强烈信念，两端的少数派却异常坚定。参见Morris P. Fiorina等编，《文化战争？极化美国的神话》（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第3版（波士顿：朗文出版社，2010年）。

[12] 相互交往的繁多选择造就政治交流的愈加类聚。多年前，Ithiel de Sola Pool已作出类似预测，参见《自由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Freedom）（马萨诸塞剑桥：Belknap出版社，1983年）。

[13] 例如Isabel V. Sawhill和Ron Haskins，《进取或败退：美国的经济流动性》（Getting Ahead or Losing Ground: 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2008年）。

[1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家庭私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隔代社会流动性》（A Family Affair: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cross OECD Countries），载《争取增长》（Going for Growth）（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年）；Emily Beller和Michael Hout，《隔代社会流动性：比较视角下的美国》（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载《孩子的未来》（Future of Children）第16卷，第2期（2006年）：19—36页；Chul-In Lee和Gary Solon，《隔代流动性的趋势》（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经济和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第91卷，第4期（2009年）：766—772页。

[15] 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静悄悄的政变》（The Quiet Coup），载《大西洋》杂志（Atlantic），2009年5月。

[16] 阿马蒂亚·森，《民主乃普世价值》（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第10期（1999年）：3—17页。

[17] 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群众：帝国时代的战争和民主》（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纽约：企鹅出版社，2004年）。左派中的重要派别在20世纪下半部趋于成熟，接受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观点：在进步议程上取得成就，还得倚靠“透过制度的长征”（long march through institutions）。德国绿党（German Greens）采纳同一口号，以参与德国的民主政治过程。

[18] 参见Bronislaw Geremek，《公民社会：过去和现在》（Civil Society: Then and Now），载拉里·戴蒙和Marc E. Plattner编，《全球民主的中兴》（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第2版（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6年）。

[19] 参见Charles Gati的《退色的浪漫》（Faded Romance），载《美国利益》第4卷，第2期（2008年）：35—43页。

[20] Walter B. Wriston，《主权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Sovereignty）（纽约：Scribner出版社，1992年）。

[21] 参见http://w2.eff.org/Censorship/Internet-censorship_bills/barlow 0296.declaration。

[22] 参见Thomas L. Friedman的章节《金色紧身衣》（The Golden Straitjacket），载《凌志轿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纽约：Farrar, Straus和Giroux出版社，1999年），99—108页。

[23] 例如 Ron Paul，《终止联邦储备局》（End the Fed）（纽约：大中央出版社，2009年）；Charles Murray，《成为自由至上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一项个人解释》（What It Means to Be a Libertarian: A Personal Interpretation）（纽约：百老汇出版社，1997年）。

[24]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编，《国家建设：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外》（Nation-Building: 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

[25] “达到丹麦”实际上是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伍考克（Michael Woolcock）的原始标题，后改为《解决方案本身成为问题时的应对：重整发展中的紊乱》（Solutions When the Solution Is the Problem: Arraying the Disarray in Development）（华盛顿特区：全球发展中心工作论文，第10期，2002）。

[26] 经济增长理论，如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索洛模型（Solow）、内生模型（endogenous growth theory），都是纯粹推理式的，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实际增长时，究竟有多少价值很难说。

[27] 提出此论点的评论家，始于19世纪的赫伯特·斯宾塞，继以Werner Sombart、John Ulric Nef、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参见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纽约：D. Appleton出版社，1896年）；John Ulric Nef，《战争与人类进步：论工业文明的兴起》（War and Human Progress: An Essay on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2年）；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990—1990年》（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马萨诸塞剑桥：Blackwell出版社，1990年）；Bruce D. Porter，《战争与国家的兴起：现代政治的军事基础》（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纽约：自由出版社，1994年）。

第2章

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的哲学讨论；现代生命科学彰显人性和政治的生物学基础；黑猩猩和灵长目中的政治；诱发政治的人性特征；人类出现于世界不同地域

西方哲学传统中对“自然状态”的讨论，一直是理解正义和政治秩序的中心议题。而正义和政治秩序，又是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古典政治哲学把天性和惯例（或称法律）截然分开。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主张，合理城邦必须存在，与之相匹配的是永久人性，而不是昙花一现和不断变化的人性。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给予这差别以进一步的拓展。他们撰写有关自然状态的论文，试图以此作为政治权利的基石。讨论自然状态，其实是讨论人性的手段和隐喻，用来建立政治社会应予培养的各级人性美德（a hierarchy of human goods）。

但在一个关键命题上，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洛克、卢梭泾渭分明。他主张，人类天生是政治的，其自然天赋使之在社会中兴旺发达。而这三位早期现代的哲学家则恰恰相反。他们争辩说，人类天生不是社会性的，社会只是一种手段，使人类得以实现单凭个人所无法得到的东西。

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在罗列人类的自然激情后主张，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害怕是暴毙。他由此演绎，大家享有保护自己生命的自由，这就是基本自然权。人性中有三项诱发争端的特征：竞争、畏葸（害怕）、荣誉；“第一项，诱发人类侵略以获好处；第二项，以获安全；第三项，以获荣誉”。因此，自然状态被描绘成“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为逃离这一危险处境，人类同意放弃随心所欲的自由，以换取他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权。国家，也就是利维坦，以社会契约的形式来执行这一相互的允诺，来保障他们天生拥有但在自然状态中无法享受的权利。政府，也就是利维坦，借保障和平来保障生命权。[1]

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对自然状态的观念，比霍布斯的温和。他认为，人类所忙碌的，主要是将劳动与自然物结合起来，以生产私人财产，而不是彼此打斗。洛克的基本自然法，不限于霍布斯的生命权，还包括“生命、健康、自由、财产”。[2]依照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不受节制的自由会引发战争；为保护自然的自由和财产，社会契约便成为必要。依照洛克，国家虽是必要的，但也有可能成为自然权利的褫夺者。所以他保留反抗不公正权威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提倡的生命、自由、追寻幸福之权，直追霍布斯的天赋人权，再辅以洛克有关暴政的修正。

霍布斯的暴力的自然状态，与卢梭较和平的版本，一直是鲜明的对照。在霍布斯那里，人生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和短暂的”，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好几处公开批评霍布斯：“最重要的，让我们与霍布斯一起总结：人天生是恶的，因为他对善念一无所知；他品行不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美德为何物；他拒绝为同类做事，因为他自信不亏欠他们；他因此而理直气壮，要求得到一切想要的，并愚蠢地视自己为整个宇宙的主人。”[3]卢梭认为，霍布斯实际上没能发掘出自然人，《利维坦》讲述的暴虐人，其实只是数世纪承受社会污染的产物。对卢梭而言，自然人虽很孤独，但却是胆小恐惧的；彼此可能互相躲避，而不是交战。野蛮人的“欲望，从不超越其物质需求；除了食物、配偶、休息，他不知道任何其他财产”；他害怕疼痛和饥饿，而不是抽象的死亡。政治社会的产生，不代表拯救于“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反而因相互依赖，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奴役。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开门见山：“我们此时所从事的研究，不可当作历史真相，只算是假设性和有条件的推论。它适合于解释事物的本性，并不适合于显示其真正起源。”对卢梭和霍布斯而言，自然状态与其说是历史叙述，倒不如说是揭示人性的启发教具——那是指，去掉文明和历史所附加的举止后，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特征。

很清楚，《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意图是提供人类行为的发展史。卢梭谈论人的完美性，推测其思想、激情、行为的长期进化。他引证新大陆加勒比人（Caribs）和其他土著的丰富资料，评判观察动物所获得的论据，尝试弄清天生人与社会人的差别。自认懂得伟大思想家的真正意图总是很危险的。霍布斯、洛克、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解释，涉及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至关重要。所以，将之对照我们因生命科学最新进展所认识的人类起源，不能算作不公平。

此类认识存在于若干领域，包括灵长动物学、人口遗传学、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当然还有进化生物学的总构架。我们可以用更好的实证资料，再次运行卢梭的思考试验。所得的结果，既确认他的部分洞察力，又对他的其他观察提出疑问。以现代生物学来寻找人性，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将提供最基本的部件。我们可借此来理解人类制度后来的进化。

卢梭的有些观察是非常精彩的，如他认为，人类不平等起源于冶金、农业、私人财产的发展。但卢梭、霍布斯和洛克，在一个重要论点上是错误的。这三位思想家，都视自然状态的人为隔离中的个体，都视社会为非自然的。根据霍布斯，原始人类的相处，主要表现为害怕、羡慕、冲突。卢梭的原始人更为隔离，性是自然的，但家庭却不是；人类的相互依赖几乎是意外发生的，如农业的技术发明，使大规模的合作成为必要。他们认为，人类社会随着历史进展而出现，人与人相互妥协，从而放弃自然的自由。

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法律学家亨利·梅因，在1861年出版的《古代法》中，以下列词句批评这些自然状态理论：

这两种理论（霍布斯和洛克的），将英国的严肃政治家长期分裂成敌对的两派。其相似处，只有对史前无法取证的人类状态的基本假设；其分歧处，则有前社会状态的特征，以及人类将自己提升入社会的反常。我们熟悉的，只是社会。但他们一致认为，原始人与社会人之间有一道鸿沟。[4]

我们可将之称为霍布斯式谬误：人类一开始各行其是，仅在发展中较迟阶段进入社会，因为他们作出理性推算，社会合作是达到各自目标的最佳方法。原始个人主义这个假设，支持美国《独立宣言》对权利的理解，也支持后来兴起的民主政治社群。该假设更支持了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其各项模型的前提是：人类是理性的，并希望将自己的功效或收益发挥到极点。但在事实上，人类历史上逐渐获得发展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社会性。今天，个人主义似乎是我们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核心，那是因为我们发展了相关制度，以克服身上更自然的群体本能。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天生是政治的，他比这些早期现代的自由理论家更为正确。从个人主义角度理解人类动机，有助于解释今日美国商品交易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活动，却不是理解人类政治早期发展的最佳途径。

现代生物学，与人类学所介绍的自然状态完全相反：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没经历过隔离时期；人类的灵长目先驱，早已开发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技巧；促进社会合作的功能是人脑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可被描绘为战争状态，因为暴力是自发的。实施暴力的，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密切结合的社会群体。人类并不因为自觉且理性的决定，而进入社会和政治生活。公共组织在他们中间自然形成，只是不同的环境、思想和文化，塑造出了各自独特的合作方式。

事实上，人类出现的数百万年前，就有合作的基本形式。生物学家找到合作行为的两个自然来源：亲戚选择（kin selection）和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关于第一，生物进化的竞争，不是指有机体本身的继续生存，而是指有机体体内基因的继续生存。这种情形一再出现，以致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将之定为包容适存性原则（inclusive fitness）或亲戚选择。该原则认为，有性繁殖物种的个体，对待亲戚时是利他的，利他程度与它们分享的基因呈正比。[5]父母和小孩，亲兄弟姐妹，分享50%的基因。他们之间的利他，更强于他们与堂表亲之间，因为后者仅分享25%的基因。这种行为可见证于各类物种。譬如，黄鼠在筑巢时竟能分辨嫡庶姐妹。就人类而言，现实世界的裙带关系，不仅基于社会缘由，更基于生物学缘由。[6]将资源传给亲戚的欲望是人类政治中最持久的常态。

与遗传上的陌生人合作，被生物学家称作互惠利他。这是亲戚选择之外，社会行为的第二生物学来源，也可见证于众多物种。社会合作取决于如何解答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游戏（prisoner’s dilemma）。[7]在那些游戏中，如大家合作，参与者都有可能获益；如他人合作而自己免费搭乘，则可获益更多。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艾克塞洛德（Robert Axelrod）组织了解答“囚徒困境”游戏的电脑程式比赛。优胜战略是“一报还一报”：如对方在较早比赛中是合作的，则采用合作态度；如对方以前不予合作，则采用拒绝态度。[8]艾克塞洛德以此论证，随着理性决策者彼此间长期互动，道德可自发产生，尽管一开始是由自私激起的。

除人类之外，互惠利他还出现于其他众多物种。[9]吸血蝙蝠和狒狒被观察到在群居地喂养和保护伙伴的后代。[10]另一些情况中，就像清洁鱼和它们所清理的大鱼，相互帮忙的纽带可存在于全然不同的物种。狗和人之间的交往，显示了这两个物种相互进化得来的行为。[11]

黑猩猩政治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

进化生物学，为我们弄懂人类如何从灵长目先驱进化而来提供了宏大框架。我们知道，人类和现代黑猩猩共享一个类似黑猩猩的祖先。人类分支出来，约在五百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染色体，约有99%的重叠，多于灵长目内任何其他的一对。[12]（除了解剖上的重要差别，那1%的偏离与语言、宗教、抽象思维等有关，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然不可能研究这一共同祖先的行为，但灵长学家花费很长时间，在动物园和自然栖息地观察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的行为，发现它们与人类拥有明显的连贯性。

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在他《雄性恶魔》一书中，叙述成群结队的野外雄性黑猩猩，远离自己领土去攻杀邻近社区的黑猩猩。这些雄性彼此合作，悄悄追踪包围，先杀死单独的邻居，再逐一消灭社区内的其他雄性，然后捕获雌性，以纳入自己的族团。这很像新几内亚高地男人的所作所为，也像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所观察到的雅诺马马印第安人（Yanomamö Indian）。根据兰厄姆的研究，“甚少动物生活于雄性组合的父系群体，其雌性为避近亲繁殖，经常去邻区寻求交配。组成一个紧密的系统，由雄性发起领土进攻，包括突袭邻近社区，寻找弱小敌人，再加以攻击和消灭，如此做的，已知道的仅两种”。[13]这两种，就是黑猩猩和人。

根据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Steven LeBlanc）的研究，“非复杂社会的人类战争，大部分与黑猩猩的攻击相似。在那个社会层次，人类大屠杀其实是罕见的。由消耗战而取得胜利是可行战略之一，另外还有缓冲区域、突袭、收纳女俘、刑辱敌人。黑猩猩和人类的行为，几乎是彻底平行的”。[14]其主要差异，只是人类的更加致命，因为他们的武器更多样、更犀利。

黑猩猩像人类群体一样，保卫自己的领土，但在其他方面又有很多不同。雄性和雌性不会组成家庭来抚养小孩，只是建立各自的等级组织。然而，等级组织中的统治权运作，又令人想起人类群体中的政治。黑猩猩群体中的雄性老大（Alpha Male），并不生来如此，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头人一样，必须借建立同盟来赢得。体力虽然要紧，但最终还得依靠与他人的合作。灵长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荷兰阿恩海姆动物园观察驯养的黑猩猩群体。他叙述两只年轻黑猩猩，如何联手取代较年长的雄性老大。篡夺者之一，取得雄性老大地位后，即凶狠对待它曾经的同盟者，并最终将之杀害。[15]

雄性或雌性黑猩猩在等级组织中，一旦取得各自的统治地位，便行使权威——即解决冲突和设定等级规则的权力。黑猩猩通过卑顺的招呼来承认权威：一系列短促的咕噜声，再加上深鞠躬；向上级伸手，亲吻上级的脚。[16]德瓦尔介绍一只占统治地位的雌性黑猩猩，名叫妈妈（Mama），相当于西班牙或中国家庭中的老祖母。“群体中的紧张气氛达到巅峰时，甚至包括成年雄性在内的参战者总是求救于她。我多次看到，两只雄性之间的激烈冲突告终于她的手臂。冲突升到顶点时，对手们没有诉诸暴力，反而大声尖叫，奔向妈妈。”[17]

在黑猩猩社会建立同盟，不是直截了当的，需要有评判他人品质的能力。像人一样，黑猩猩擅长欺骗，所以需要评估潜在同盟者的可信度。在阿恩海姆动物园长期观察黑猩猩行为的人注意到，每只黑猩猩都有显著个性，有的比其他的更可信赖。德瓦尔描述一只名叫普依斯特（Puist）的雌性黑猩猩，被观察到常常出其不意地攻击伙伴或假装和解，等其他黑猩猩放松警惕再有所行动。由于这些行为，低等级的黑猩猩都学会远离她。[18]

黑猩猩似乎懂得，它们被企盼遵循社交规则，但不总是照办。如违反群体规则或违抗权威，它们会流露像是犯罪或困窘的感觉。德瓦尔讲起一件轶事，一位名叫伊冯的研究生，与一只名叫可可（Choco）的年轻黑猩猩同住：

可可变得益加淘气，该管管了。一天，可可多次把电话听筒搁起。伊冯一边把可可的手臂攥得特紧，一边给予严厉的责骂。这顿责骂似乎蛮有效果，伊冯便坐上沙发，开始读书。她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突然可可跳上她的膝盖，伸出手臂搂她的脖子，并给她一个典型的黑猩猩亲吻（嘴唇敞开）。[19]

德瓦尔很清楚将动物人格化的危险，但贴近观察黑猩猩的人们，绝对相信这些行为背后的情感潜流。

黑猩猩行为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人类和黑猩猩，都进化自同一的类人猿祖先。现代黑猩猩和人类，尤其是生活在狩猎采集或其他相对原始的社会中的，表现出相似的社交行为。如霍布斯、洛克或卢梭对自然状态的叙述是正确的，那我们必须假定，在进化成为现代人类的过程中，我们的类人猿祖先短暂抛弃了自己的社交行为和情感，然后在较迟阶段，从头开始第二次进化。较为可信的假定应是：人类从没作为隔离的个体而存在；现代人类出现之前，社交和融入亲戚团体已成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人类的社交性，不是因历史或文化而取得的，而是人类天生的。

唯独人类

将人类与类人猿祖先分开的1%染色体，还含有什么？我们的智力和认知力，总被认为是我们人类身份的关键。我们给人类的标签是智人（Homo sapiens），即人属（Homo）中“有智慧的”。人类自类人猿祖先分支出来，已有五百万年。其间，人类的脑容量翻了三倍，这在进化史上是异常神速的。不断增大的女人产婴通道，勉强跟上人类婴儿硕大头颅的需求。那么，这认知力又来自何方呢？

乍看之下，人类似乎需要认知力来适应和征服他们的自然环境。更高的智力，为狩猎、采集、制造工具和适应苛刻气候等提供优势。但这一解释并不令人信服。很多其他物种，也狩猎、采集、制造工具，却没能获得类似人类认知的能力。

很多进化生物学家推测，人脑如此迅速增长的原因，是为了与人合作，是为了与人竞争。心理学家尼古拉·韩福瑞（Nicolas Humphrey）和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分别表明，人类实际上走进一场相互的军火竞赛；运用新的认知力来理解彼此行为，以建立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成为竞赛中的优胜者。[20]

前文提及的博弈论表明，经常与人互动的个人，愿意与诚实可靠者合作，避开机会主义者。但要行之有效，他们必须记住彼此的过去，并揣测动机，以测将来。这颇不容易，因为潜在合作者的标记，只是诚实外表，而不是诚实本身。譬如，依照经验你似乎是诚实的，我愿意与你携手合作；但如果在过去，你只是在故意积累信任，将来，你就能从我这里骗得更大好处。所以，自利推动了社会群体中的合作，也鼓励了欺瞒、行骗和其他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

黑猩猩能达到数十成员的社会族团层次，因为它们拥有所要求的认知技术来解答基本的“囚徒困境”游戏。如阿恩海姆动物园的普依斯特，因她不可靠的历史，而遭遇其他黑猩猩的回避；“妈妈”取得领袖地位，因她调停纠纷时公正的声誉。黑猩猩拥有足够的记忆和沟通技巧，以解释和预测可能的行为，领袖与合作遂得到发展。

但黑猩猩无法迈进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早期人类中出现的语言，为改进合作和发展认知力，提供了大好机会。有了语言，谁诚实和谁欺诈，不再取决于直接经验，而变成可传送给他人的社会信息。但语言又是说谎和欺骗的媒介。发展更好的认知力来使用和解释语言，从而测出谎言，能这样做的社会群体，对其竞争者就占有优势。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认为，求偶对认知力的独特需求促进了大脑皮层的发展，因为男女不同的繁衍战略，为欺骗和侦测生育能力创立了巨大奖励。

男性繁衍战略是，寻求尽可能多的性伙伴，以取得最大成功。女性繁衍战略是，为自己后代谋求最佳的雄性资源。这两种战略，目的截然相反。所以有人认为，这在进化方面激励人类发展欺骗本领，其中语言扮演了重要角色。[21]另一位进化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语言、社交能力、掌控环境都在相互加强，为精益求精而施加进化压力。[22]这解释了脑容量增加的必要，大脑皮层很大一部是用于语言的，它恰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behaviorally modern humans）所独有的，而在黑猩猩或古人类身上是找不到的。[23]

语言的发展，不仅允许短期的行动协调，还令抽象和理论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所独有的关键认知力。词语可指具体物件，也可指物件的类别（狗群和树丛），甚至可指抽象的无形力量（宙斯和地心引力）。综合两者，便使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成为可能——那是指因果关系的一般声明（“因为太阳发光，所以变得温暖”；“社会强迫女孩进入定型的性别角色”）。所有的人都在制造抽象的心智模型。这样的推论能力给予我们巨大的生存优势。尽管哲学家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无数一年级统计学的教授一再告诫，关联不表示因果，但人类经常观察周遭事物的关联，以推断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要踩蛇，不吃上周毒死你表亲的草根，你将免遭同样命运，并可迅速将此规矩告诉子孙。

制造心智模型的能力，将原因归于冥冥中的抽象概念，这就是宗教出现的基础。宗教——笃信一个无形的超自然秩序——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很不幸，试图重建早期人类血统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其精神生活只能提供甚少的线索，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化石和营地的物质记录。但我们尚未发现没有宗教的原始社会，并有考古迹象表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和其他原始人类群体，也可能有宗教信仰。[24]

今天有人主张，宗教是暴力、冲突、社会不协调的主要来源。[25]但在历史上，宗教恰恰扮演相反的角色，它是凝聚社会的源泉。经济学家假设，人类是简单、理性、自私的参与者。宗教则允许他们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广泛更安全。据我们所知，彼此一起玩囚徒困境游戏的参与者，应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合作。但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显示，随着合作群体的逐渐扩展，集体行动便开始瓦解。在庞大群体中，越来越难监察每个成员的贡献，免费搭乘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变得司空见惯。[26]

宗教得以解决这集体行动的难题，通过奖罚而大大增强了合作的好处，甚至在今天也是这样。如我认为部落领袖只是像我一样的自私家伙，我就不一定服从他的权威。如我相信部落领袖能调动已死老祖宗的灵魂来奖励或处罚我，我会对他更加尊崇。如我相信已死老祖宗在旁监视，比活人亲戚更能看清我的真正动机，我的羞耻感可能更大。与宗教信徒和世俗者的见解恰恰相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是很难得到证实或证伪的。即使我怀疑部落领袖与已死老祖宗的联系，我也不愿承担风险，万一这是真的呢？根据“帕斯卡赌注”（Pascal’s wager），我们应该相信上帝，因为他可能存在。这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适用，虽然在早期怀疑者可能会更少。[27]

在加强规范和支撑社区方面，宗教的功能一直是公认的。[28]“一报还一报”（tit-for-tat），即以牙还牙和报李投桃，是反复互动的合理结果，也是圣经道德的基础，更是人类社会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你待他人，如他人之待你，这条黄金定律只是“一报还一报”的异体。它只是强调善，不讲恶罢了。（由此看来，基督教以德报怨的原则是反常的。人们可能注意到，即使在基督教社会，它也很少付诸实施。没有一个我所知道的社会，把以怨报德当作其群体的道德准则。）

进化心理学家主张，凝聚社会所提供的生存优势是人类天生偏爱宗教的原因。[29]思想可增加集体的团结，宗教不是唯一方式——今天，我们有民族主义，还有世俗意识形态，如马克思主义——但在早期社会，宗教在社会组织走向复杂一事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宗教，很难想象人类社会得以超越族团的层次。[30]

从认知观点出发，可把任何宗教信仰称作现实世界的心智模型。它们把因果关系，归因于日常世界之外的无形力量，归因于形而上的王国。改造自然界的理论由此而生。例如，神的愤怒造成干旱，把婴儿血洒入大地的犁沟，便可使之平息。之后，它又导向礼仪，即有关超自然秩序的重复表演。人类社会希望借此来获得对环境的主导。

礼仪反过来又帮助区分群体，标记边界，使之有别于其他群体。它促进社会团结，最终会脱节于导致其产生的认知理论。譬如当代世俗欧洲人，仍继续庆祝圣诞节。礼仪本身和支撑它的信念，会被赋予极大的内在价值。它不再代表心智模型，不再是遇上更好选择时可随意抛弃的普通理论，而变成目的本身。

红脸野兽

促使人类合作和存活的心智模型和规范，产生时可能是理性的，恰似经济学家所说明的。但宗教信仰在信徒眼中，即便证明有错，也从来不是可弃之如敝屣的简单理论。它被视作无条件的真理，如指控其谬误，会受到社会和心理的沉重惩罚。现代自然科学带来的认知进步，为我们提供了检验理论的实验模式，允许我们更好地改造环境（如使用灌溉系统，而不是人的血祭，来提高农业生产力）。这里有个疑问：人类为何忍受如此僵硬难改的理论构思？

基本正确的答案是：人类之遵循规则，主要植根于情感，并不依靠理性过程。人脑培养了情绪反应，犹如自动导航装置，以促进社会行为。喂奶的母亲看到婴儿，便会分泌乳汁。不是因为她清楚想到她自己的小孩需要食物，而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她大脑产生荷尔蒙，诱发了乳腺分泌。对陌生人的好意表示感激，对无缘无故的伤害表示愤怒，这不是精心考虑的反应，也不一定是学来的情感（尽管通过实践，这些感受会获得加强或受到抑制）。同样，当有人表示不敬，在朋友前蔑视我们，或评论我们母亲或姐妹的德行，我们不会核算评论的精确度，也不会考虑为未来交往而保护声誉，我们只是感到愤怒，只想痛揍这不尊重他人的家伙。这些行为——对亲戚的利他主义，捍卫自己的声誉——可用理性的自利来解释，但却是在情绪状态下作出的。一般情况下，情绪化的反应却是理性的正确答复。为什么？这是进化的安排。行动经常是情感的产品，而不是计算的产品。所以我们经常弄错，打了更强壮、更会报复的人。

这种情绪化反应，使人类中规中矩，遵循规范。规范的独特内容由文化决定（不吃猪肉、尊敬祖先、宴会上不点香烟），遵循规范的能力却是遗传的。同样，语言因文化而异，但都植根于人类普遍的语言能力。例如，在违反规范和他人都遵守的规则时被人看到，大家都会觉得困窘。很明显，困窘不是学来的举止，因为小孩通常比父母更易觉得困窘，即使是小小过失。人类能将自己置于他人位置，并通过他人眼睛观察自己的行为。今天的小孩，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被诊断为具有自闭症的病理征兆。

通过愤怒、可耻、有罪、骄傲的特殊情感，遵循规范的习惯得以嵌入人性。规范受到侵犯时，如陌生人费尽心思羞辱我们或团体分享的宗教礼仪受到嘲笑或忽视，我们会感到愤怒。无法跟上规范时，我们会感到耻辱。取得大家赞许的目标，从而获得群体的称赞，我们会感到骄傲。人类在遵循规范中，投入这么多情感，以致失去理性，危害自身的利益。帮派成员因受到侮辱（实际上的或想象的），而向另外帮派的成员施以报复，但心里很清楚，这将导致暴力的逐步升级。

人类也将情感投入后设规范（metanorm），即如何恰当地阐述和执行规范。如果后设规范得不到妥善的遵循，人类会发起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所称的“说教型进攻”。[31]某命案的结局与自己利益毫不相关，但人们仍想看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解释了犯罪影片和法庭戏剧为什么特受欢迎，还解释了人们对巨大丑闻和罪行为什么着迷关注。

规范化行为植根于情感。它促进社会合作，明显提供生存优势，协助人类进化至今。经济学家主张，盲目遵守规则在经济上却是理性的。如每一次都要计算得失，就会变得非常昂贵和适得其反。如必须跟伙伴不时谈判新规则，我们会陷入瘫痪，无法从事例行的集体行动。我们把某些规则当作目标本身，而不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一事实大大增加了社会生活的稳定。宗教进一步加强这种稳定，并扩充潜在合作者的圈子。

这在政治上造成难题。很多案例中成效明显的规则，遇上短期的特殊情况，却变得苍白无力，甚至功能失调，因为导致其产生的情形有了大变。制度规则是很“黏糊”的，它抗拒改革，变成政治衰败的主要根源之一。

寻求承认的斗争

规范被赋予内在价值后，便成为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 F. Hegel）所谓“寻求承认的斗争”的目标。[32]寻求承认的欲望，截然不同于经济行为中获得物质的欲望。承认不是可供消费的实物，而是一种相互的主观意识。借此，个人承认他人的价值和地位，或他人的上帝、习俗、信念。我作为钢琴家或画家，可能很自信。如能获奖或售出画作，我会有更大的满足。自从人类把自己组织起来，进入社会等级制度后，承认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使寻求承认的斗争，大大有别于经济交易的斗争。它是零和（zero sum），而不是正和（positive sum）。即某人获得承认，必然牺牲他人的尊严，地位只是相对的。在地位比赛中不存在贸易中的双赢情形。[33]

寻求承认的欲望有其生物学根源。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在各自的族团中，争夺雄性老大和雌性老大的地位。黑猩猩群体的等级制度提供繁衍优势，因为它控制群体内的暴力，凝聚成员，一致对外。雄性老大获得更多性伙伴，以保证繁衍成功。在包括人类的各种动物中，寻求地位的行为已成为遗传，与寻求者大脑中的生化变化直接有关。当猴子或个人顺利取得高级地位时，其血液中重要的神经传递物复合胺（serotonin），会获得大幅提高。[34]

人类具有更为复杂的认知力，其寻求的承认不同于灵长目。黑猩猩雄性老大只为自己寻求承认，而人类还为抽象概念寻求承认，如上帝、旗帜、圣地。当代政治的大部，以寻求承认为中心。对少数民族、女性、同性恋者、土著等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有历史理由相信，自身价值从没得到重视。这些寻求可能有经济色彩，如同工同酬，但通常只是尊严的标记，并不是目标本身。[35]

我们今天把寻求承认称作“身份政治”。这类现象主要出现于流动且多元的社会，其成员可具多重身份。[36]甚至在现代世界出现之前，承认已是集体行为的重要动机。人类奋斗，不仅为自身利益，而且代表群体，要求外人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习俗、上帝、传统。所采取的形式，有时是统治外人，更多时候是相反。人类自由的基本涵义是自治，即避免隶属于不配的外人。犹太人三千多年前逃离埃及的奴役，以后每逢逾越节所庆祝的，就是此种自由。

承认现象的根本所在是裁决他人的内在价值，或人为的规范、思想和规则。强迫的承认毫无意义，自由人的赞美远远胜过奴隶的卑从。群体钦佩某成员，因为他显示出彪悍、勇气、智慧、判决纠纷时的公平，政治领袖遂得以产生。政治可说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但也是追随者的故事。大众甘做部属，愿意给予领袖更高地位。在凝聚且成功的群体中，部属地位是心甘情愿的，这基于领袖有权统治这一信念。

随着政治制度的发展，认可自个人移至制度——转移到持续的规则或行为模式，像英国君主制或美国宪制。在这两个范例中，政治秩序都基于合法性，以及合法统治所带来的权威。合法性意味着，社会成员大体上承认制度是基本公正的，愿意遵守其各项规则。我们相信，当代社会的合法性，表现在民主选举和尊重法治。但在历史上，民主制不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政治力量最终以社会凝聚为基础。凝聚可源自自利，但光是自利不足以诱使追随者为群体而牺牲自己生命。政治力量不仅是社会可掌控的公民人数和资源，也是对领袖和制度合法性的认可程度。

政治发展的基础

现在，我们有了一切重要和自然的构件来组建政治发展的理论。人类虽然自私，但却是理性的，如经济学家所称的为自利而学会互相合作。此外，人性提供通向社会性的既定途径，为人类的政治披上下列特征：

· 包容适存性、亲戚选择、互惠利他是人类交际性的预设模式。所有的人都倾向于照顾亲戚和互换恩惠的朋友，除非遇上强烈的惩罚。

· 人享有抽象和理论的能力，以心智模型探究因果关系，又偏爱在无形或非凡的力量中寻找因果关系。这是宗教信仰的基础，而宗教又是凝聚社会的重要源泉。

· 人倾向于遵循规范，以情感为基础，而不是理性。心智模型和其附属的规则，常被赋予内在价值。

· 人渴望获得他人的主观承认，或对自己的价值，或对自己的上帝、法律、习俗、生活方式。获得的承认成为合法的基础，合法本身则允许政治权力的实施。

这些自然特征是社会组织益加复杂的基础。包容适存性和互惠利他，不仅属于人类，也见于众多动物，为（主要是）亲戚小群体的合作作出了解释。人类初期的政治组织，很像在灵长目中看到的族团社会，如黑猩猩的。这可被认作社会组织的预设。照顾家人和朋友的倾向，可通过新的规则和奖励加以克服。譬如，颁发规定，只能雇用合格者，而不是家人。某种意义上，较高层次的制度则显得颇不自然，一旦崩溃，人类就会返回较早的社会形式。这就是我讲的家族制的基础。

人类以其抽象理论的能力，很快建立征服环境和调节社会行为的新规则，远远超过黑猩猩中存在的规则。尤其是祖先、精神、上帝和其他无形力量的观念，订下新规则和相应的奖励。不同种类的宗教大大提高人类社会的组织程度，并不断开发社会动员的新形式。

与遵循规范有关的一套高度发达的情感，确保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心智模型即使不再符合现实，也不是可丢弃的简单理论。（甚至在现代自然科学领域，虽有假设检验的明确规则，但科学家偏爱现存理论，宁愿抵制相反的实验证据。）心智模型和理论常被赋予内在价值，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允许社会的扩展。但这显示，社会是高度保守的，将顽强抵制对其支配观念的挑战。这在宗教思想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世俗的规则，以传统、礼仪、习俗的名义，也被注入极大的情感。

社会在规则上趋向保守，是政治衰败的来源之一。因应环境而建立的规则或制度，在新的环境中变得功能失调，却得不到更换，因为人类已注入强烈情感。这表示，社会变化不会是直线的——随时势的变动而作频繁的小型调整，而是延长的淤滞，继之以剧烈变革的爆发。

由此说明暴力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霍布斯指出，对暴毙的恐惧，与获益或经济欲望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很难为自己的生命或爱人的生命标出一个价格。所以，害怕和不安全对人类的激发，往往是单纯自利所比不了的。政治出现是为了控制暴力，但暴力又是政治变化的背景。社会可能陷于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中，因为既得利益者否决任何必要的变革。为打破这一平衡，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有时就变得不可或缺。

最后，获得承认的欲望，确保政治不会降成简单的经济自利。人类对他人或制度的内在价值、功用、尊严不断作出裁决，再借此建立等级制度。政治力量最终植根于承认——领袖或制度被公认的合法性，得以赢得追随者的尊敬。追随者可能以自利出发，但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其合法性以广受欢迎的观念思想为基础。

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发展的构件。横跨不同社会的人性是基本不变的。我们所看到政治形式上的巨大差异，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上，首先是人类所处环境的产物。人类社会分支蔓延，填补世界上多样的自然环境。他们在特定进化（specific evolution）的过程中，发展出与众不同的规范和思想。此外，各群体也在互动，在促进变化方面，其重要性与自然环境不相上下。

分隔甚远的社会，对政治秩序问题却提出异常相似的解决方案。几乎每个社会，都曾一度经历过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阶段，其规则逐渐变得复杂。多数社会随后发展了国家制度和非人格化管理方式。中国、中东、欧洲和印度的农业社会，得以发展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以及益加官僚化的政府。甚少文化联系的社会，却发展出相似的制度，如中国、欧洲、南亚政府所建立的盐业专卖。近年来，民主负责制和人民主权成为普遍接受的规范思想，只在实施程度上有高低之分。不同社会经不同路径而走到一起，这一重聚提示了人类群体在生物学上的相似。

进化与迁移

古人类学家追溯从灵长目先驱到“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进化。人口遗传学家所作的贡献，则是追踪人类朝地球不同地区的迁移。普遍认为，类人猿至人类的进化在非洲发生。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世界各地，经历了两次大迁徙。所谓的古人类——直立人（homo Erectus）和巨人（Homo ergaster）——早在一百六十万至二百万年前就离开非洲，迁往亚洲北部。三十至四十万年前，巨人的后裔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自非洲抵达欧洲。他们的后裔就是欧洲后来的人类，如赫赫有名、散居多处的尼安德特人。[37]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其尺寸和体格特征，大致等同于现代人类——出现于约二十万年前。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约在五万年前。他们能用语言进行交流，并开始开发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

依据时下的理论，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约在五万年前，这个其成员可能仅150人的群体离开非洲，穿越阿拉伯半岛的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缺乏书面材料，但人口遗传学的最新进展，使古人类学家得以跟踪此一进程。人类的遗传，包括Y染色体和含历史线索的线粒体DNA。Y染色体归男性独有，余下的DNA则由母亲和父亲的染色体重组，代代有别。Y染色体由父亲单传给儿子，基本上完好无损。相比之下，线粒体DNA是陷入人类细胞的细菌痕迹。数百万年前，它就为细胞活动提供能源。线粒体有它自己的DNA，可与Y染色体媲美，由母亲单传给女儿，也基本上完好无损。Y染色体和线粒体都会积累基因的突变，然后由后代儿子或女儿所继承。计算这些基因突变，弄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人口遗传学家便可重建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血统。

于是有下列的假定：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因为在中国、新几内亚、欧洲、南美洲，当地人口都可回溯至同一的父母血统。（非洲本身有较多血统，因为现居非洲外的人口，只是当时非洲数个群体之一的后裔。）该群体在阿拉伯半岛分道扬镳，一个族团沿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海岸线，进入现已不存的巽他大陆（Sunda，连接现今的东南亚诸岛）和萨浩尔大陆（Sahul，包括新几内亚和澳洲）。他们的迁移得益于当时出现的冰川期，地球的大部分水源已冻成冰帽和冰川。与今日相比，当时海平面足足低了数百英尺。依据遗传定时法（genetic dating），我们知道，目前居住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的美拉尼西亚人和澳洲土著，已在那里定居了将近四万六千年。这表示，他们的祖先离开非洲后，仅花费不长时间便抵达这一偏远角落。

其他族团离开阿拉伯半岛后，朝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迁移。前者经过近东和中亚，最终抵达欧洲。在那里，他们遇上早先脱离非洲的古人类后裔，如尼安德特人。后者则在中国和亚洲东北部定居繁衍，再穿越其时连接西伯利亚和北美洲的陆地桥梁，最终南下至中南美洲。约在公元前一万二千年，已有人抵达智利南部。[38]

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圣经故事称，上帝把统一联合的人类驱散到各地，令他们讲不同语言。在比喻意义上，这确是真相。人类迁移到不同环境，随遇而安，发明新的社会制度，开始退出自然状态。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看到，起初的复杂社会组织，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其出现全靠宗教思想的协助。

[1] 该论点由托马斯·霍布斯提出，其有关自然状态的第二条定律是：“先有一人愿意，他人也附和，为了和平和自我保护，有必要放弃随心所欲。他满足于自己享有反对他人的自由，也允许他人享有同等自由来反对自己。”《利维坦》第1部和第2部（印第安纳波利斯：Bobbs-Merrill出版社，1958年），第13和14章。

[2]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印第安纳波利斯：Bobbs-Merrill出版社，1952年），第2章，第6节。

[3]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10年），第1部分。

[4] 亨利·梅因（Henry Maine），《古代法》（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3年），第5章。Karl Polanyi也有类似见解，参见《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纽约：Rinehart出版社，1944年），48页。

[5] 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社会行为的遗传进化》（The Genetic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载《理论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第7期（1964年）：17—52页。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也有详细描述，参见《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

[6] P. W. Sherman，《裙带关系和警告的演变》（Nepot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Alarm Calls），载《科学》第197期（1977年）：1246—1253页。

[7] 有关博弈论作为社会合作的基础，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纽约：自由出版社，1999年），第10章；Mart Ridley，《美德的起源：人的本能和合作的进化》（The Origins of Virtue: Human Instin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纽约：维京人出版社，1987年）。

[8] Robert Axelrod，《合作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4年）。

[9] Robert Trivers，《互惠利他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载《生物学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第46期（1971年）：35—56页。

[10] Jerome H. Barkow，Leda Cosmides和John Tooby编，《适应的头脑：进化心理学和文化世代》（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167—169页。

[11] Robert Trivers，《互惠利他的进化》，47—48页。

[12] Nicholas Wade，《黎明之前：找回我们已遗失的祖宗历史》（Before the Dawn: Recovering the Lost History of Our Ancestors）（纽约：企鹅出版社，2006年），7页，13—21页。

[13] Richard Wrangham和Dale Peterson，《雄性恶魔：类人猿和人类暴力的起源》（Demonic Males: Ape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Violence）（波士顿：Houghton Mufflin出版社，1996年），24页。最初创造“男性结盟”一词的是人类学家Lionel Tiger，参见《群体男性》（Men in Groups）（纽约：兰登书屋，1969）。

[14] Steven LeBlanc和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Constant Battles: 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3年），83页。

[15] 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章。另请参阅他的《好心：人类和其他动物中的是非起源》（Good Natured: The Origins of Right and Wrong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 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87页。

[17] 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56页。

[18] 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66页。

[19] 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42页。

[20] Nicolas Humphrey，《智力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tellect），载P. P. G. Bateson和R. A. Hinde编，《动物行为学的萌芽》（Growing Points in Etholog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303—317页；Richard Alexander，《人类怎样进化：反思绝无仅有的种类》（How Did Humans Evolve?: Reflections on the Uniquely Unique Species）（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0年），4—7页；Richard Alexander，《社会行为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载《生态学和生物分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第5期（1974年）：325—385页。

[21] Geoffrey Miller，《求偶思维：异性选择造就人性的演变》（The Mating Mind: How Sexual Choice Shap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纽约：双日出版社，2000年）；Geoffrey Miller和Glenn Geher，《求偶的智慧：性、关系和思维中的繁殖系统》（Mating Intelligence: Sex, Relationships, and the Mind’s Reproductive System）（纽约：Lawrence Eribaum出版社，2008年）。

[22] Steven Pinker和Paul Bloom，《自然语言和自然选择》（Natural Language and Natural Selection），载《行为和大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第13期（1990年）：707—784页。

[23] George E. Pugh，《人类价值的生物起源》（The Biological Origin of Human Values）（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77年），140—143页。

[24] 有关宗教的普世性，参见Nicholas Wade，《信仰本能：宗教的演变与持续》（The Faith Instinct: How Religion Evolved and Why It Endures）（纽约：企鹅出版社，2009年），18—37页。

[25] 例如Christopher Hitchens，《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一切》（God Is Not Great: 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纽约：特威尔出版社，2007年）；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幻觉》（The God Delusion）（波士顿：Houghton Mufflin出版社，2006年）。

[26]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马塞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

[27] 参见Nicholas Wade，《信仰本能：宗教的演变与持续》，第5章。

[28] 这个见解特别与埃米尔·涂尔干有关。参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纽约：自由出版社，1965年）。批评文章，参见埃文斯—普理查德的《人类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nthropological Thought）介绍涂尔干的章节（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1年）。

[29] 例如Steven Pinker，《头脑怎样工作》（How the Mind Works）（纽约：诺顿出版社，1997年），554—558页。

[30]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称：“我们观察到，如果好处超过成本，人们会违反社会规则。我们也看到，人们仍在服从规则，尽管个人小算盘会让他们反其道而行。人们为何不在农村乱丢废物？他们为何不骗不偷，尽管处罚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与好处相比……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社会学知识，我们的能力还不足以解释当前的资源分配和历史上的变更。我们无法解决搭便车的根本困境，也无法解释各社会在合法性上作出的巨额投资。”参见《经济史的结构和变化》（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纽约：诺顿出版社，1981年），46—47页。

[31] Robert Trivers，《互惠利他的进化》。

[32]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年），第13—17章。

[33] Robert H. Frank，《选择正确的池塘：人的行为和对地位的追求》（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

[34] Robert H. Frank，《选择正确的池塘：人的行为和对地位的追求》（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21—25页。相反，地位低下的人经常患上慢性抑郁症，如得到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的药物治疗，像百忧解（Prozac）和乐复得（Zoloft，或称舍曲林，左洛复）等，效果不错。这些药物帮助增加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参见Roger D. Masters和Michael T. McGuire，《神经递质的革命：血清素、社会行为和法律》（The Neurotransmitter Revolution： Serotonin,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Law）（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4年），10页。

[35]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弗朗西斯·福山，《身份、移民与自由民主制》（Identity, Immigr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载《民主杂志》第17卷，第2期（2006年）：5—20页。

[36] 参见 Charles Taylor，《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

[37] Nicholas Wade，《黎明之前：找回我们已遗失的祖宗历史》，16—17页。

[38] 参见R. Spencer Wells等，《欧亚心脏地区：以大陆角度看待Y染色体的差异》（The Eurasian Heartland: A Continental Perspective on Y Chromosome Diversity），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第98卷，第18期（2001年）：10244—10249页。

第3章

表亲的专横

人类社会进化的事实和性质，以及相关的争议；家庭或族团层次的社会向部落的过渡；介绍血统、宗族和其他人类学基本概念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年）发表之后，涌现出大量涉及人类早期制度起源的理论。首先在19世纪末，新兴人类学的首创者，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收集积累了尚存原始社会的实证资料。[1]摩尔根对日益减少的北美洲土著进行实地勘察，发明了解释其亲戚关系的详尽分类，并将此推及欧洲的史前。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阶段——野性、野蛮、文明，他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须一一经历这三个阶段。

卡尔·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读了摩尔根的书，运用该美国人类学家的民族学研究，发展出私人财产和家庭的起源理论，之后变成共产世界的福音。[2]马克思和恩格斯携手推出现代最著名的发展理论：他们设置一系列的进化阶段——原始共产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全部由社会阶级的基本矛盾所驱动。马克思主义这一错误和从简的发展模型，误导了后来数代的学者，或寻找“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试图在印度找到“封建主义”。

早期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第二动力，来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以及其自然淘汰理论的进一步阐述。将生物进化原理应用到社会进化上，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在20世纪初所作的，在逻辑上讲得通。[3]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都要参与生存竞争，优秀的得以支配低劣的。欧洲之外社会的发展，或受到阻妨，或停滞不前。达尔文之后，进化理论在辩护当时的殖民秩序上确实取得成功。全球等级制度的顶端是北欧人，通过黄色和棕色皮肤的深浅不同，一直降至身处底部的黑色非洲人。[4]

进化理论中褒贬和种族的特色，酿成20世纪20年代的逆反回潮，至今仍在影响世界上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部门。优秀的人类学家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主张，人类行为受到社会彻头彻尾的改造，并不植根于生物学。他在一项著名研究中，以移民头颅大小的实证资料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归因于种族的东西，实际上却是环境和文化的产物。博厄斯还认为，早期社会的研究需摒弃对各式社会组织的高低评估。在方法论上，民族学家应放弃自己文化背景的偏见，全身心投入他们所研究的社会，评估其内在逻辑。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倡“深描”（thick description）；他认为，不同社会只可解说，不可互比，不分轩轾。[5]博厄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则把文化人类学科继续引向非评判性的、相对的、绝无进化的方向。

早期的进化理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还存有其他问题。它们的社会形式，往往是相对直线的，有严谨的等级，前阶段必须早于后阶段，某元素（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决定整个阶段的特征。随着对尚存原始社会的知识积累，大家愈益清楚，政治复杂性的进化不是直线的。任何指定的历史阶段，往往包含前阶段的特征。将社会推至下一阶段，又凭借多重的动态机制。事实上，我们可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前阶段并不被后阶段完全替代。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便由基于亲戚关系的组织过渡至国家层次。但时至今日，复杂的亲戚关系组织，仍是一部分中国社会的特征。

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由文化的比较研究总结出真正的普遍规律。发现了违反所谓社会发展规律的冷僻社会，人类学家常常感到兴奋。但这并不表示，不同社会中没有进化形式中的规则性和同类性。

史前阶段

以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背景，博厄斯派的文化相对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在比较人类学的领域里，留下了政治上求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持久遗产。严格的文化相对论，有悖于进化论，因为后者明确要求厘清社会组织的不同层次，并确定后一层次取代前一层次的原因。人类社会随时间而进化，这是显而易见的。生物进化的两个基本组件——变化和选择——也适合人类社会。即使我们细心避免后期文明“高于”前期文明的评判，但它们确实变得更为复杂、更为丰富、更为强大。因应成功的文明，常常战胜因应不成功的，恰似个体有机体之间的竞争。我们继续使用“发展中”或“开发”的名词（如“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佐证了下列共识：现存的富裕国家是上一阶段社会经济进化的结果，贫穷国家如有可能，也将参与这一进化过程。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政治制度借文化而获得传递，与借基因的生物进化相比，则面对更多的悉心设计。达尔文的自然淘汰原则与人类社会的进化竞争，仍有很明显的类似。

这一新认可导致了进化理论在20世纪中期的复兴。人类学家如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6]、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7]、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8]、莫顿·弗莱德（Morton Fried）[9]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0]认为，各式社会在复杂、规模、能源使用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升级。[11]根据萨林斯和塞维斯，人类群体都经历所谓的“特别进化”，以适应他们所占居的生态环境，其结果便是社会形式的多样化。对社会组织的普遍问题，不同社会往往采取类似的应对方法。由此表明，相交相汇的“普遍进化”在生效。[12]

人类学家的难题是，没人能直接观察，人类社会如何从早期模式发展到较复杂的部落或国家。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假设现存的狩猎采集或部落社会是早期模式的实例，再通过观察其行为来推测引发变化的力量，如部落何以演变为国家。可能是基于此，对早期社会进化的推理，已从人类学移至考古学。不像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可通过不同文明在数十万年间留下的物质记录，追踪其社会活力的伸张。例如，考古学家调查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人住宅和饮食的改变，得以了解战争和环境压力对社会组织的改造。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缺乏民族学研究的丰富细节。太依赖考古学记录，会导致对唯物主义解释的偏爱，因为史前文明的精神和认知世界，其大部已永远丢失。[13]

泰勒、摩尔根、恩格斯之后，对社会发展的进化阶段的分类系统，也经历了自身的进化。放弃了具强烈道德色彩的词句，如“野性”和“野蛮”，而改用中性的描述，如点明主要技术的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另一系统则点明主要的生产方式，如狩猎采集、农业、工业社会。进化人类学家，以社会或政治组织的形式来排列阶段。这是我在此所选用的，也是我的主题。埃尔曼·塞维斯发明了四个层次的分类，即族团、部落、酋邦、国家。族团和部落中[14]，社会组织以亲戚关系为基础，成员之间相对平等。相比之下，酋邦和国家等级分明，不以亲戚关系而以领土为基础来行使权力。

家庭和族团层次的组织

很多人相信，原始人类社会组织是部落的，这一见解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比较人类学家，如努马·丹尼斯·甫斯特尔·德·库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和亨利·梅因，认为要在复杂的亲戚团体中去理解早期的社会生活。[15]但部落组织的兴起，要到九千年前定居社会和农业出现时。这之前，狩猎采集社会历时数万年，由类似灵长目族团的流浪家庭集居而成。这样的社会，至今尚存于合适的边缘环境，如爱斯基摩人、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en）、澳洲的土著。[16]（也有例外，如美国太平洋西北部的土著，属狩猎采集者，却生活于可支撑复杂社会的富饶区域。）

卢梭指出，政治不平等起源于农业的兴起，他在这点上是基本正确的。出现农业之前的族团层次社会，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的私人财产。就像黑猩猩的族团，狩猎采集者居住于他们守卫的领土，偶尔为之争斗。但他们不像农人，犯不上在一块土地上设立标志，说“这是我的”。如有其他族团前来侵犯，或有危险猎食者渗入，由于人疏地广，族团层次的社会有移居他方的选择。他们较少拥有像已开垦的耕地、房子等投资。[17]

族团层次的内部，类似现代经济交易和个人主义的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这个阶段没有国家暴政，更确切地说，人类只体验到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所称的“表亲的专横”。[18]你的社交生活囿于你周遭的亲戚，他们决定你做什么，跟谁结婚，怎样敬拜，还有其他一切。家庭或数户家庭合在一起打猎和采集。特别是打猎，与分享直接有关，因为那时没有储存肉类的技术，猎到的动物必须马上吃掉。进化心理学家纷纷推测，现代流行的进餐分享（圣诞节、感恩节、逾越节），都起源于长达数千年的猎物分享传统。[19]此类社会中，大多数的道德规则不是针对偷人财产者，而是针对不愿与人分享者。在永久匮乏的阴影下，拒绝分享往往影响到族团的生存。

族团层次的社会高度平等，其主要差别仅在年龄和性别上。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男人打猎，女人采集，繁衍一事自有天然分工。族团内，家庭之间仅有极小的差别，没有永久领袖，也没有等级制度。个人因突出的品质，如力大、智慧、可信，而被授予领袖地位。但该地位是流动的，很容易移至他人。除了父母和孩子，强制的机会非常有限。如弗莱德所说：

简易平等社会的民族学研究中，很难找到某人要求他人“做这做那”的案例，却充满了某人说“如能完成此事，那真太好了”之类的话语。之后他人可能照办，也可能不予理睬……因为领袖无法迫使他人。在我们的叙述中，领袖扮演的角色只牵涉权威，无关乎权力。[20]

此类社会中，领袖因群体的共识而浮现。但他们没有职权，不能传予子孙。没有集中的强制力量，自然就没有现代意义的第三方执法的法律。[21]

族团层次的社会围绕核心家庭而建，通常奉行人类学家所称的异族通婚和父系中心（patrilocal）。女人嫁出自己的社会群体，搬到丈夫的居所。这种习惯鼓励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加基因的多样化，创造群体之间发生贸易的条件。异族通婚也在减轻冲突中发挥作用。群体之间有关资源或领土的争议，可通过女人的交换而获得谅解，就像欧洲君主为政治目标而安排的战略性联姻。[22]群体的成员组成，与之后的部落社会相比，则更为流动：“任何地域的食物来源，不管是派尤特人（Pauite）的松果或野草籽的丰收，冬春猎场上海豹的数量，还是中部爱斯基摩人在内陆峡谷遇上驯鹿群的迁移，都是不可预测的，且分布太疏，以致任何一代的亲戚，即使想组成凝聚排外的群体，也屡屡遭挫。因为生态机遇时时在诱惑个人和家庭采取机会主义。”[23]

从族团到部落

农业的发展，使族团层次过渡到部落层次变得可行。九千到一万年前，世界上很多地区出现农业，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大洋洲、中美洲，常常位于肥沃的冲积流域。野草和种子的驯化逐一发生，伴以人口的大增。新兴的产粮技术促使人口繁密，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但埃斯特·博塞鲁普（Ester Boserup）认为，这样讲是因果颠倒了。[24]无论如何，它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取决于气候，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1到1人，而农业的发明，则允许人口密度上升至每平方公里40到60人。[25]至此，人类的相互接触更加广泛，便会要求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部落、氏族、家族、宗族”，被用来描绘高于族团的新层次社会组织，但用得不够精确，甚至靠此吃饭的人类学家也是如此。其共同特征是：第一是分支式（segmentary）的，第二是以共同的老祖宗为原则。

社会学家涂尔干以“分支”一词来解释由小型社会单位自我复制而成的社会，如蚯蚓的分段。这样的社会以添加新的支系而获得扩展，但没有集中的政治机构，没有现代的分工，也没有他所描绘的“有机”团结。发达社会里，没有人是自给自足的，每个人都要依赖社会中大批他人。发达社会的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生产自己的粮食、修理自己的汽车、制造自己的手机。在分支式社会中，每个“支系”都是自给自足的，都能丰衣足食，都能自我防卫。因此，涂尔干称之为“机械”团结。[26]各支系可为共同目的聚在一起，如自卫，但他们不依赖对方以获生存。在同一层次上，每个人只能属于一个支系。

部落社会里，支系以共同老祖宗为原则。其最基本单位是宗族，成员们可追溯到好几代之前一名共同老祖宗。人类学家使用的术语中，后裔可以是单传（unilineal），也可是双传（cognatic）。单传系统中，后裔追随父亲，被标为父系；追随母亲，被标为母系。双传系统中，后裔可追随父母双方。稍作思考便可明白，分支式社会只能是单传。为了避免支系的重叠，每名小孩只可分给一个后裔群，或是父亲的，或是母亲的。

在中国、印度、中东、非洲、大洋洲、希腊、罗马曾经流行的宗族组织是父系家族。它是最普遍的，也存在于战胜欧洲的野蛮部落。罗马人称之为 agnatio（族亲），人类学家遂称之为aganation。父系家族只追踪男性的血脉。女人结婚时，便离开自己家族，转而加入丈夫家族。中国和印度的男系家族制度中，女人几乎彻底切断与自己家族的联系。所以，婚姻之日变成妻子的父母悲伤时，只能在女儿的聘礼上获求补偿。女人在丈夫家里没有地位，直到生下儿子。其时，她彻底融入丈夫的宗族组织，在她丈夫的祖先坟前祷告祭祀，保障儿子将来的遗产。

父系家族虽是最普遍，但不是单传的唯一形式。在母系社会里，后裔和遗产追随母亲家族。母系社会（matrilineal）不同于女性掌权得以支配男性的女家长社会（matriarchal）。似乎没有证据显示，真正的女家长社会真有存在。母系社会仅表示，结婚时是男子离开自己家族，转而加入妻子的家族；权力和资源，基本上仍掌握在男子手中；家庭中的权威人士通常是妻子的兄弟，而非孩子的生父。[27]母系社会远比父系社会罕见，但仍可在世界各地找到，如南美洲、美拉尼西亚、东南亚、美国西南部、非洲。埃尔曼·塞维斯指出，它们通常建立于特殊环境，如依靠女人劳作的雨林园艺区域。但该理论无法说明，为什么美国西南沙漠地带的霍皮人（Hopi），也是母系社会和母系中心的（matrilocal）。[28]

宗族有个神奇的特点，只要追溯到更早祖先，便能进入更为庞大的宗族组织。例如，我是追溯到我爷爷的小宗族成员，邻人的爷爷便是外人。如作进一步的追溯，到第四代、第五代甚至更早，我们两个宗族又找到亲戚关系。如情况合适，大家就有可能携手合作。

此类社会的经典描述是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对努尔人（Nuer）的研究，他的著作《努尔人》为数代人类学的学生所必读。[29]努尔人是居住在苏丹南方养牛的游牧民族。20世纪末，他们和传统对手的丁卡人（Dinka）联合起来，在约翰·加朗（John Garang）和苏丹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下，向喀土穆的中央政府展开长期斗争，以争取南方独立。但在20世纪30年代，埃文斯—普理查德进行实地考察时，苏丹仍是英国殖民地，努尔人和丁卡人仍生活在传统中。

根据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部落是分支式的。我们把最大的支系，称之为主要部落。它再一步步分割成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部落……第三层次由数个村庄组成，其居民相互之间都有亲戚和家庭的关系”。[30]

努尔人的宗族组织彼此经常打架，通常是为了在他们文化中占中心地位的牛。同一层次内，血统之间互相打斗。但他们又能联合起来，在更高层次作战。到了最高层，全体努尔人同仇敌忾，向以同样方法组织起来的丁卡人开战。埃文斯—普理查德解释说：

每个支系，本身也是可分的，其成员互相存有敌意。为反对同样层次的邻近支系，支系的成员会联合起来；为反对更高层次的支系，又会与同样层次的邻近支系联合起来。努尔人以政治价值来解释这些联合原则，他们会说：如果娄（Lou）部落的郎（Leng）第三层次支系与努阿克瓦科（Nyarkwac）第三层次支系打仗——事实上，两支系之间战事频频——组成这两支系的各个村庄都会参战；如果努阿克瓦科第三层次支系与鲁莫乔科（Rumjok）第二层次支系发生争执——不久前，为了用水——郎和努阿克瓦科将团结起来，以反对共同敌人鲁莫乔科。鲁莫乔科也将组成其各支系的联盟。[31]

各支系能在较高的层次汇总。一旦联合的原因（如外部威胁）消失，它们又倾向于迅速瓦解。可在众多不同的部落社会中，看到多层次的支系。它体现在阿拉伯的谚语中：“我针对我兄弟、我和我兄弟针对我表亲、我和我表亲针对陌生人。”

努尔人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执行法律的中央权威，没有制度化的领导等级。像族团层次的社会，努尔人社会也是高度平等的。男女之间有分工，宗族之内有分代的年龄级别。所谓的豹皮酋长，只扮演礼仪的角色，帮助解决成员的冲突，但没有强迫他人的权力。“在整体上我们可以说，努尔人酋长是神圣的人，但这神圣并没给他们带来特殊场合之外的权力。我从未看到，努尔人特别尊敬酋长，或在谈话中把他们当作重要人物。”[32]

努尔人是分支世系组织获得充分发展的范例，其宗族系谱的规则严格决定社会的结构和地位。其他的部落社会，则更为松散。共同老祖宗，与其说是严格的亲戚规定，倒不如说是建立社会义务的借口。甚至在努尔人中，仍有可能把陌生人带入宗族，视之为亲戚（人类学家称之为虚拟的亲戚关系）。很多时候，亲戚关系只是政治联盟的事后理由，并非构建社团的原动力。中国的宗族往往有成千上万的成员，整个村庄使用同样的姓，这显示中国亲戚关系的假想和包容。当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把自己称作“家庭”时，它的血誓仅是血亲的象征。现代的种族划分，把共同老祖宗推到很远，使宗族系谱的追溯变得异常艰难。我们把肯尼亚的卡冷金（Kalenjin）或基库尤（Kikuyus）称作部落，该称呼是非常松散的，因为他们各自的人数，少至数十万，多至数百万。[33]

祖先和宗教

实际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曾经组成部落。因此，很多人倾向于相信，这是自然的情形，或有生物学上的原因。但弄不清，为什么你想与四圈之外的表亲合作，而不愿与非亲的熟人合作。难道，这只是因为你与表亲分享了六十四分之一的基因。动物不这样做，族团层次的人也不这样做。人类社会到处建立部落组织，其原因是宗教信仰，即对死去祖先的崇拜。

对死去祖先的崇拜开始于族团层次社会，每个族团内都会有巫师或宗教人，专司与死去祖先联络的工作。随着宗族的发展，宗教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建制化，反过来又影响其他制度，如领导权和产权。相信死去祖先对活人的作用，才是凝聚部落社会的动力，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生物本能。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提供了有关祖先崇拜的最著名描述之一。他的《古代城市》初版于1864年，给数代欧洲人带来启示。欧洲人习惯于把希腊和罗马的宗教与奥林匹克的众神挂起钩来。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则揭示更古老的宗教传统，其他印欧群体，包括移居印度北部的印度—雅利安人，也在遵循这一古老传统。他认为，对希腊和罗马人来说，死者的灵魂并不飞上天国，却住在葬地的底下。基于此，“他们总是陪葬他们认为死者需要的东西——服装、器皿、武器。他们在他坟上倒酒以解渴，放置食物以充饥。他们殉葬马匹和奴隶，认为这些生命将在坟里为死者继续服务，就像生前一样”。[34]死者的精灵——拉丁文是manes——需要在世的亲戚不断的维持，定期供上食物和饮料，免得他们发怒。

在最早期的比较人类学家中，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知识领域远远超出欧洲史。他注意到，灵魂转世（死时灵魂进入另一肉体）和婆罗门宗教的兴起之前，印度教徒奉行类似希腊罗马的祖先崇拜。亨利·梅因也强调这一点，他认为，祖先崇拜“影响着自称为印度教徒的大多数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在多数人的眼中，自己家神比整个印度万神庙更为重要”。[35]假如库朗日的知识领域涉及更远，他很有可能发现古代中国相似的葬礼。那里，崇高地位人士的墓穴填满了青铜和陶瓷的三足鼎、食物、马、奴隶、计划陪伴死者的妾。[36]像希腊和罗马人，印度—雅利安人也在家里供养圣火。圣火代表家庭，永远不得熄灭，除非家族本身不复存在。[37]所有这些文化中，圣火被当作代表家庭健康和安全的神而受到崇拜——这里家庭不仅是现存的，而且是死去多年的列祖列宗的。

部落社会中，宗教生活和亲戚关系紧密相连。祖先崇拜是特定的，不存在整个社群都崇拜的神。你只对自己祖先有责任，对你邻居或酋长的祖先则没有责任。通常，祖先并不久远，不像所谓的罗马人祖先的罗慕路斯（Romulus）。祖先只是三或四代之前的人，家中老人可能还记得。[38]根据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它丝毫不像基督教对圣徒的崇拜：“葬礼的礼仪只容最亲近的亲戚做虔诚表演……他们相信，祖先不会接受他人的奉献，只接受家人的；祖先不需要崇拜，除非是自家的后裔。”此外，每人都渴望有男性后裔（父系家族），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其死后照料他的灵魂。因此，结婚和育有男性后裔变得非常重要。大多数情形下，独身在早期希腊和罗马都是非法的。

这些信念的结果是，除了现存子女，每个人与死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后裔都有关联。裴达礼（Hugh Baker）这样解释中国的宗族关系，一条绳子代表血脉，“两端是无穷尽的，经过一把象征现在的剃刀。如果绳子遭到腰斩，两端就会自行掉离，绳子不复存在。如果一名男子死而无后，其祖先和后裔的连续体便跟着一起消亡……他的存在是必须的，因为他是整体的代表。除此之外，他又是无关紧要的”。[39]

部落社会中，以宗教信仰形式出现的思想，对社会组织有极大影响。对先祖的信仰得以凝聚众人，其规模大大超过家庭或族团层次。该“共同体”包括的，不仅是宗族、氏族、部落现有成员，而且是祖先和未来后裔的整条绳子。甚至最疏远的亲戚都会觉得，他们之间有牵连和职责。这种感受，借共同体共同遵循的礼仪，而获得加强。对如此的社会制度，成员不相信有选择的权力。说得确切些，他们的角色在出生之前已被社会预定。[40]

宗教和权力

军事上，部落社会远比族团层次社会强大。一获通知，他们可动员数百乃至数千名的亲戚。第一个以祖先崇拜来动员大量亲戚的社会，很可能享有对付敌人的巨大优势。一经发明，它就会刺激他人的模仿。因此，战争不仅造就了国家，也造就了部落。

宗教在促进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很自然，人们要问：部落组织是既存宗教信仰的结果呢？抑或，宗教信仰是后添的，以加强既存的社会组织？很多19世纪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涂尔干，都相信后者。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它是精英们发明出来以巩固其阶级特权的神话。据我所知，他没有对部落社会的祖先崇拜发表过任何意见。但也可推而广之，说家长在操纵死去祖先的愤怒，以加强自己在活人中的权威。另一解释是，需要帮助以对抗共同敌人的族团领袖，为赢得邻人支持，而求援于传奇或神话中死去多年的共同祖先。虽是他的首倡，但这想法蔓延滋长后自成一体。

很不幸，我们只能推测思想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无人目睹从族团层次到部落社会的过渡。考虑到宗教观念在后来历史中的重要性，假如因果关系不是双向交流的，人们反而会感到惊讶。宗教创意影响社会组织，物质利益也影响宗教观念。但要记住，部落社会不是“自然”的，不是其他更高社会崩溃时回归的首选。它出现于家庭和族团层次社会之后，只在特殊环境中繁荣昌盛。它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靠某种宗教信仰获得维持。如若新宗教引入，原有信仰发生变化，部落社会就会分崩离析。我们将在第19章看到，这就是基督教挺进野蛮欧洲后所发生的。随时间流逝，部落社会被更有弹性、更易扩张的社会所取代，但其缩了水的变种从未消失。

[1]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或《人类进步研究：从野性、野蛮到文明》（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纽约：Henry Holt出版社，1877年）；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Language, Art, and Custom）（纽约：G. P. Putnam出版社，1920年）。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Light of the Researches of Lewis H. Morgan）（纽约：国际出版社，1942年）。

[3] 赫伯特·斯宾塞，《生物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纽约：D. Appleton出版社，1898年）和《社会学原理》。

[4] 例如参见Madison Grant，《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或《欧洲历史的种族基础》（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修订第4版（纽约： Scribner出版社，1921年）。

[5] 这一经典之句出自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73年）。

[6] Leslie A. White，《文化的演变：罗马崩溃前的文明发展》（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纽约：麦克劳希尔出版社，1959年）。

[7] Julian H. Steward，《文化变迁的理论：多线性演化的方法学》（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伊利诺伊州乌尔班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3年）。

[8] 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第2版（纽约：兰登书屋，1971年）。更早尝试进化思路的是V. Gordon Childe，《人类自己创造自己》（Man Makes Himself）（伦敦：Watts出版社，1936年）。

[9]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纽约：兰登书屋，1967年）。

[10] Marshall D. Sahlins和Elman R. Service，《进化与文化》（Evolution and Culture）（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0年）。

[11] 有关进化理论的背景，参见Henri Claessen和Pieter van de Velde，《社会进化概论》（Social Evolution in General），载Henri Claessen，Pieter van de Velde和M.Estelle Smith编，《发展和衰落：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变》（Development and Decline: The Evolution of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马萨诸塞州南哈德利：Bergin and Garvey出版社，1985年）。

[12] Marshall D. Sahlins和Elman R. Service，《进化与文化》，第1章。

[13] Jonathan Haas,《从领袖到统治者》（From Leaders to Rulers）（纽约：Kiuwer Academic/Plenum出版社，2001年）。

[14] 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

[15] 甫斯特尔·德·库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古代城市》（The Ancient City）（纽约州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5年）；亨利·梅因，《古代法》（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3年）。

[16]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47—54页。此类社会的知识来自对本土美国群体的研究，像Algonkian或 Shoshone的印第安人，但他们现都已消失。

[17]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94—98页。

[18] 参见Ernest Gellner，《民族主义与复杂社会的两种凝聚形式》（Nationalism and the Two Forms of Cohesion in Complex Societies），载Ernest Gellner，《文化、身份与政治》（Culture, Identity, and Politic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6—28页。

[19] Adam Kuper，《中选的灵长目：人性与文化差异》（The Chosen Primate: Human Nature and Cultural Diversity）（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227—228页。

[20]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83页。

[21]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90—94页。

[22]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69页。

[23] C. D. Forde，引自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61页。

[24] Ester Boserup，《人口与技术变化》（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40—42页。

[25]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7年），27页。

[26]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的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3年），特别参见第6章。涂尔干所用的分支式比我的更为广泛，事实上，也许太广泛了，以至不能通用。他将之用于已有高级政治发展水平的国家层次社会。有关批评，参见Ernest Gellner，《民族主义与复杂社会的两种凝聚形式》。

[27] 在这样的社会中，兄弟姐妹之间和母亲女儿之间的纽带，强于丈夫妻子之间和父子之间。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115页。

[28]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居民是父系的，沿海群体中很多却是母系的。两个制度都培植强烈的部落身份感。《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110—111页。

[29] 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40年）；《努尔人的亲戚关系和婚姻》（Kinship and Marriage Among The Nuer）（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1年）。

[30] 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39页。

[31] 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42—143页。

[32] 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73页。

[33] 有关部落标识的松弛，参见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157页。有些父系家族的部落以双传规则来接纳成员，尤其在政治上于己有利的时候。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遇上需要，也有类似的情形。流行于欧洲大部的萨利克法律，严格规定父系家族的遗产继承。如果君主没有男性继承人，只有意志坚强的女儿，也会想方设法扭曲规则，让女儿继位。

[34] 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古代城市》，17页。

[35] 亨利·梅因，《早期法律和习俗》（Early Law and Custom: Chiefly Selected From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德里：B. R. Pub. Corp出版社，1985年），56页。

[36]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年），165页。

[37] 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古代城市》，29页。

[38] 亨利·梅因，《早期法律和习俗》，53—54页。

[39] 裴达礼（Hugh Baker），《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26页。

[40] 像努尔人那样的部落社会，对政治学的理性选择提出了挑战。这些团体中的很多行为，似乎并不基于个人选择，而基于复杂的社会规范。促成努尔人社会组织的，很难想象是社会成员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更像是社会学的解释，让社会组织植根于宗教信仰，譬如祖先崇拜。

政治学家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接受了这一挑战。依他看，社会学传统，无论是涂尔干式的，马克思式的，还是韦伯式的，都认为秩序源于道德、强制或权威的规范。他继续以理性选择理论来审阅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努尔人》，该理论认为人们行为植根于彻底的个人主义。他认为，努尔人家庭或分支所作的彼此交往的选择，反映了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通常与牛资源的效用最大化有关。他列举各种方法，以个人主义的前提来模拟家庭团体之间的争端处理。努尔人的制度可被视作应付互相配合的有效方法，也可通过博弈论来得到模拟。他总结道：“它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政治社会学的问题在于它太偏向社会学，为了强调社会的至高无上，根本不想知道集体行为能否来自个人的决策。此外，它极力坚持方法论的基本假定，如‘社会事实的独立有效性’，或‘各层次分析’的严格分离，进一步显示它实在无法解决问题。它确信社会生活没有疑问的文化高姿态，不鼓励他人去审查私人选择和集体行为之间的联系。然而社会秩序的问题，恰恰需要如此的检验。”罗伯特·贝茨，《无政府社会中的秩序维持：重新解释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The Preservation of Order in Stateless Societi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Evans-Pritchard’s The Nuer），载罗伯特·贝茨，《非洲乡村的政治经济》（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Afric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19页。

然而，贝茨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作了错误的两分法。不管是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人类学的角度，既不要求所有行为都基于规范，也不要求个人的理性选择在最终决策中没有发挥影响。总是有某种层次上的互动—通常在最高聚合的社会单位—在那里，理性选择是社会单位所作所为的最好解释。与欧洲相比，奥斯曼帝国具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但在外交政策中，它仍遵循熟悉的规则，作出现实政治的选择来促进自己利益，而不是宗教的选择。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难以解释的是低层次社会单位本身。努尔人为何组成后裔团体，而不是宗教互助会，或像美国年轻人那样的自愿协会？理性选择不可能提供社会动员的理论，因为它故意忽略了思想和规范的作用。后者可能反映出进化更深刻的理性，所考虑的是团体利益，而不仅是个人利益。进化生物学家们正在讨论，基因能否编入程序，从而塑造促进团体适存性的行为，而不仅是个体适存性（就像包容适存性）。没有特别理由证明，社会规范不能促进此类的行为。像自杀爆炸那样的现象，单单它的存在就表明，这并非天方夜谭。参见David Sloan Wilson和Elliott Sober，《为他人：无私行为的进化和心理》（Unto Others: The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of Unselfish Behavior）（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David Sloan Wilson，《集体选择的论争：历史和现状》（The Group Selection Controversy: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载《生态系统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Ecological Systems）第14期（1983年）：159—187页。

第4章

部落社会的财产、正义、战争

亲戚关系和产权发展；部落社会中正义的性质；部落社会作为军事组织；部落组织的优缺点

法国大革命以来，分隔左右两派的最大争议之一就是私人财产。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将不公平的起源追溯到圈地标为己产的首位男人。卡尔·马克思把废除私有财产定为政治目标，受他激励的所有共产党政权，所采取的最早施政之一就是“生产工具的国有化”，不单是土地。相比之下，美国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论》第10篇中坚持，政府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保护个人不均平的致富能力。[1]现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将私人产权视作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用道格拉斯·诺斯的话，“增长根本不会发生，除非现存经济组织是高效的”，这意味着“必须建立制度和产权”。[2]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了里根—撒切尔的革命。自那以后，市场导向的政策制定者，其当务之急就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提高经济效率，虽然遭到左派的激烈反对。

共产主义的经验，大大提升了现代私人财产的重要性。基于对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剥削兴起之前，曾存在“原始共产主义”阶段，是共产主义意图恢复的理想国。摩尔根描述的惯例财产（customary property），由密切相处的亲戚团体所拥有。前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则强迫数百万无亲无故的农民，参加集体农庄。集体化打破努力和报酬之间的关联，摧毁对工作的奖励，在俄罗斯和中国造成大规模饥荒，严重降低农业生产力。在前苏联，仍在私人手中的4%土地，却提供将近四分之一的农业总产量。1978年中国的人民公社，在改革家邓小平的领导下获得解散，农业产量仅在四年间就翻了一番。

私人财产重要性的争论，大都牵涉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传统英国村庄，其放牧地由村庄居民集体所拥有，共同使用。但其资源是可耗尽的，常因使用过度而荒芜。将共有财产转为私人财产是避免荒芜的对策。业主甘心投资于维护，在持续基础上开发资源。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著名文章认为，众多全球性的资源，如洁净空气和渔场等，都会遇上公地悲剧；如无私人产权或严格管理，将因过度消耗而变得一无用处。[3]

现代有关产权的非历史性讨论中，人们往往觉得，因为缺乏现代私人产权，人类一直面对公地悲剧。集体所有与有效使用是背道而驰的。[4]现代产权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上的理性行为，人们讨价还价来分割共有财产，就像霍布斯的“利维坦”从自然状态中脱颖而出。如此解释会遇上两个疑问。第一，现代产权出现之前，曾存在各种各样的共有财产，虽未能像现代产权那样鼓励高效地使用，但也没导致类似的公地悲剧。第二，找不到很多案例来证明，现代产权始于和平自发的讨价还价。共有财产让位于现代产权，其过程是狂暴的，武力和欺骗扮演了重要角色。[5]

亲戚关系和私人财产

最早的私人财产，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宗族或其他亲戚团体。主要动机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宗教和社会的。20世纪苏联和中国的强迫性集体化，试图逆转时光，进入想象的、从未存在的理想国。它们让无亲戚关系的人合在一起，拥有共同财产。

把希腊和罗马人的家庭牵连到具体地产的有两样东西：屋内供圣火的家灶（hearth）和附近的祖坟。渴望得到地产，不仅是为了它的生产潜力，还为了死去的祖先和不可移动的家灶。地产必须是私人的，只有如此，陌生人或国家才无法侵犯祖先的安息地。另一方面，早期私人财产缺乏现代产权的重要特征，通常只是使用权（usufructuary），不能出售，也不得改造。[6]其主人不是单独的业主，而是现存和死去亲戚的整个社团。财产就像一种信托，为了死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后裔。很多现代社会也有类似安排。20世纪初，一名尼日利亚酋长说，“我想，地产属于一个大家庭，其成员中，很多已死，少数还活着，还有无数尚未出生的”。[7]地产和亲戚关系由此而紧密相连。它使你有能力照顾前世和后世的亲人，并通过与你休戚相关的祖先和后裔来照顾你本人。

沦为殖民地前的部分非洲，其亲戚团体受土地的束缚，因为他们祖先葬在那里，就像希腊和罗马人。[8]西非的长期定居点则有不同形式的宗教运作。首批定居者的后裔，被指定为土地祭司来维持土地庙，并主持有关土地使用的各式礼仪。新移民不是通过买卖，而是通过加入当地礼仪社团，以取得土地使用权。社团把种植、狩猎、捕鱼权，当作社团会员的特权，但不是永久的。[9]

部落社会中，财产有时由部落集体拥有。历史人类学家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如此描绘凯尔特部落（Celtic），“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依亲戚关系而聚居（父系家族）。他们集体拥有土地，其地界往往与村庄边界不同，像蜘蛛网分布在不同定居点”。[10]集体拥有并不表示集体耕耘，像20世纪苏联或中国的集体农庄，个别家庭经常分到自己的耕地。其他情况下，个人可以拥有地产，但受严重限制，因为他有对亲戚的义务——活的、死的，还有未出生的。[11]你的土地挨着你表亲的，收获时互相合作，很难想象将你的土地卖给陌生人。如你死而无后，你的土地归还给亲戚团体，部落经常有权再分配地产。根据维诺格拉多夫，在印度的边界地区，战胜的部落在大块土地上定居下来，但没把土地划分给亲戚。有时或定期的重新分配，证明部落对土地的有效统治。[12]

现代的美拉尼西亚，仍有亲戚团体的共有财产。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95%以上的土地仍是共有财产。采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想买地产，必须应付整个一语部落。[13]任何交易，部落中每个人都享有潜在的否决权，而且不受时效法律限制。因此，某亲戚团体决定将土地卖给公司；十年后，另一团体会站出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只在数代前被人偷走了。[14]还有很多人，不愿在任何情况下出卖土地，因为祖先的神灵仍在那里居住。

亲戚团体中的个人不能充分利用其财产，不能将之出售。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忽略或不负责任。部落社会中的产权分得很清楚，即使不是正式或法律上的。[15]部落拥有的财产是否得到很好照顾，与部落内部的聚合力有关，与部落所有权无关。哈丁叙述的共有财产灾难，在英国历史中到底造成多大灾难，尚不清楚。因议会圈地运动（Parliamentary Enclosure Movement）而告终的敞田制（open-field），并不是有效的土地使用方法。18和19世纪的富裕地主，怀有强烈动机，把农民赶出共有地产。起初，敞田制与亲戚关系有关，以邻里耕耘者的团结为前提[16]，通常没有使用过度和浪费的现象。[17]如果有，也是由于英国乡村中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世界上其他运作良好的部落社会里，很难找到公地悲剧的纪录。[18]此类问题，肯定没有骚扰美拉尼西亚。

努尔人那样的部落社会，从事畜牧而非农业，其规则略有不同。他们不把祖先埋入需永久保护的坟墓，乃因追随牛群而要跋涉宽广地域。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是排他的，只是为了通行和使用，就像希腊和罗马家庭的土地。[19]权利不全是私人的，但像其他的共有安排，这并不表示牧场一定会遭到过度开发。肯尼亚的图尔卡纳人（Turkana）和马赛人（Masai），西非的游牧民族富来尼人（Fulani），都发展了互相可以享用牧场但拒绝外人的制度。[20]

西方人没能理解共有财产的性质，以及它与亲戚团体的难解难分，或多或少是非洲目前政治失调的根源之一。欧洲殖民官员相信，缺乏现代产权，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产权是独立且可转让的，并获法律制度的确认。很多人相信，如听任自由，非洲人将不懂如何有效且持久地使用土地。[21]他们自己也有私心，或为天然资源，或为商业农场，或代表欧洲移民。他们想获得地契，便假设酋长“拥有”部落土地，宛如欧洲的封建君主，可以擅自签约转让。[22]在其他情况下，他们请酋长做代理人，不仅为了土地，还把他招为殖民政府的一员。非洲的部落社会中，传统领袖的权力曾受到复杂亲戚制度的有效制衡。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认为，欧洲人欲建立现代产权，故意让一帮贪婪的非洲头人攫取权力，以非传统的方式欺负自己部落的伙伴，从而助长了独立后世袭政府的滋长。[23]

法律和正义

部落社会只有软弱的中央权威——头人或酋长，因此，其强制他人的能力远远低于国家。他们没有现代法律制度中的第三方执法。维诺格拉多夫指出，部落社会中的正义，有点像现代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各式各样的主权决策者，有时互相谈判，有时全靠自助。[24]埃文斯—普理查德如此解说努尔人的正义：

血亲复仇是部落社会的规则，发生于违反法律之后，以获补偿。事实上，对血亲复仇的恐惧是部落中最重要的合法惩罚，也是个人生命和财产的主要保障……个人觉得受了损害，但投诉无门，无法得到赔偿。所以，他便向损害自己的人提出决斗，这一挑战必须获得接受。[25]

显而易见，埃文斯—普理查德在此提到的“法律”和“合法惩罚”都是泛指的，因为国家层次的法律与部落社会的正义很少存在关联。

然而，如何实施血亲复仇，又有一套规则。遇害努尔人的亲戚，可以追缉作案者和作案者的男性近亲，但不能碰作案者母亲的兄弟、父亲的姐妹、母亲的姐妹，因为他们不是作案者的宗族成员。豹皮酋长会在中间调解，其住房又供作案者寻求避难和遵循礼仪，以净化自己沾上的遇害者的血。有关各方也需遵守精心的礼仪，以防冲突的扩大。例如，将伤害对方的矛送到受害者的村庄，以获魔法处理，从而避免伤口变得致命。豹皮酋长作为中立人士，享受一定的权威。他与被告村庄的其他长者一起，倾听对方的申述，但没权执行判决，就像无法执行现代国家之间判决的联合国仲裁人。仍以国际关系为例，实力是至关重要的，弱小的宗族很难从强大的宗族获得赔偿。[26]讨回公道的程度，则取决于争执双方出于自利的斟酌。大家都不愿看到，血亲复仇逐步升级，造成更多伤害。

实际上，所有部落社会都有寻求正义的相似规则：亲戚们有义务为受害者寻求报仇和赔偿；无约束力的仲裁制度，以帮助争端的和平解决；与各种犯罪相对称的赔偿表，北欧日耳曼部落将之称为赔偿金（wergeld）。《贝奥武夫》（Beowulf）传奇，就是一篇亲戚为遇害者寻求报仇或赔偿的英雄叙事长诗。不同的部落社会，自有不同的仲裁制度。太平洋海岸克拉马斯河（Klamath）的印第安社会中，“尤罗克（Yurok）人如想提出诉求，就要雇用二、三或四名越界者（crosser）。他们是来自其他社团的非亲人士，被告也要雇用自己的越界者。这群人合在一起充当中间人，确定诉求和反驳，并收集证据。听过所有证据之后，越界者会作出赔偿裁决”。[27]像努尔人的豹皮酋长，越界者无权执行自己的判决，如当事人拒绝接受裁决，只能付诸排斥的威胁。部落男性同居于“流汗屋”（sweathouse）的事实，使之较为有效。被告核算，如自己将来受到委屈，也需要流汗屋伙伴的支持。因此，付出赔偿是得到鼓励的。[28]

同样，自6世纪克洛维一世（Clovis）时代以来，萨利族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在日耳曼各部落中胜出，他们的萨利克法典（Lex Salica）也建立正义规则：“萨利族法兰克部落成员，如向邻居提出诉求，在传召对方时一定要遵循精确的程序。他必须前往对方居处，在其他目击者面前宣布自己的诉求，并定下对方出席司法聚会的日期。如被告不来，他必须数次重复如此的传召。”维诺格拉多夫总结说：“我们清楚看到部落社会司法的固有弱点：其法律裁决的执行，通常不靠最高权威，在很大程度上落在诉讼者和其朋友的手中。所以只能说，这是部落社会在司法上批准和认可的自助。”[29]

第三方强制执行司法裁决，还必须等待国家的出现。但部落社会确实开发了愈益复杂的制度，以便在民事和刑事纠纷中提供妥当的裁决。部落法律通常不是书面的，但为了引用前例和建立赔偿额，仍需要监护人。斯堪的纳维亚发明了雷格曼一职（laghman），他是民选的法律专家，专门在审讯时发表有关法律规则的演讲。

民众聚会起源于部落纠纷的判决。《伊利亚特》（Iliad）有关阿喀琉斯护盾（shield of Achilles）的章节，就描述一场涉及被杀男子价格的争论，在市场的大庭广众面前发生，再由部落长者读出最后的裁决。讲个更具体的案例，执行萨利克法律的是条顿制度（Teutonic），称作百户法庭，由当地村民组成，即现代模拟法庭（moot court）的源头。百户法庭在露天开会，其法官都是住在本地的自由民。百户法庭的主席（Thingman）是推选的，他主持实际上的仲裁法庭。亨利·梅因认为，“其主要功能是让热血有时间冷却，防止人们自行寻求赔偿，把争执接管过来，并协调赔偿的方法。如有不服从法庭的，最早的惩罚可能是逐入另册。不愿遵守其判决的人，将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被杀，其亲戚们迫于舆论压力，将不得参与本属职责和权利的复仇”。[30]梅因指出，英国国王也派代表出席类似的法庭，最初是为了分享罚款。随着国家的出现，英国国王逐渐坚持自己的裁决权和更重要的执法权（参看第17章）。百户法庭和主席一职，作为司法制度早已消失，作为地方政府的工具却得以保存。我们将看到，它最终成为现代民主代议制的一部分。

战争和军事组织

迄今为止，我还没从理论上解说，人类为什么自族团层次过渡到部落社会。我只提及，它与历史上出现农业后生产力大大提高有关。农业使人口的高度密集成为可能，并间接创造了对大型社会和私人财产的需求。如我们所见，私人财产与复杂的亲戚组织，紧密纠结，盘根错节。

人类过渡到部落社会的另一原因是战争。定居的农业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群体变成近邻。他们生产的粮食，远远超过生存所必需，因此有更多的动产和不动产需要保护，或可供偷窃。部落社会的规模，远远超过族团层次，在人口数量上可压倒后者。它还有其他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上的灵活性。我们在努尔人身上看到，部落社会遇上紧急状况可迅速扩展，不同层次的分支能组成各式联盟。恺撒在介绍他所战胜的高卢人（Gauls）时指出，一俟战争爆发，其部落便选出联盟的共同领袖，开始对他手下行使生死权。[31]基于此，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把分支式宗族描述成“掠夺性的扩张组织”。[32]

类人猿祖先和人类的连贯性似乎是暴力倾向。霍布斯有个著名断言：自然状态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卢梭则不同，明确表示霍布斯弄错了。他认为，原始人是温和隔绝的，只是在社会使人腐化的较晚阶段才出现暴力。霍布斯比较接近事实，但要有重大调整，即暴力应发生于社会群体中，而不是隔离的个人之间。人类高度成熟的社交技术和合作能力，与黑猩猩和人类社会中常见的暴力并不矛盾。说得确切些，前者还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这表示暴力是一项社交活动，参与者是成群结队的雄性，有时还有雌性。黑猩猩或人类都面对同类的暴力威胁，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合作。孤独者容易受到相邻领土的打劫帮派的攻击，与伙伴携手合作得以自保的，方能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

对很多人来说，人性中的暴力倾向是很难接受的。众多人类学家像卢梭一样，坚信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还有很多人情愿相信，早期社会懂得如何与生态环境保持平衡。但很不幸，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撑这两种观点。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以详尽的考古记录显示，史前人类社会的暴力一直持续不断。[33]基利还指出，根据跨文化的调查，每五年中，70%到90%的初期社会——族团、部落、酋邦的层次——参与战争。这样的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经历低水平的突袭或暴力，通常是由于环境提供了屏障阻止邻人来犯。[34]狩猎采集者的残余群体，如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和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如果不受干涉，我行我素，其凶杀率是美国的四倍。[35]

就黑猩猩和人类而言，狩猎似乎是战争的源泉。[36]黑猩猩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地追捕猴子，再以同样技术追捕其他黑猩猩。人类也是如此，只不过人类的猎物更大、更危险，所以要求更高度的社会合作和更精良的武器。将狩猎技术用于杀人是司空见惯的，我们有历史记录。例如，蒙古人的骑术和马背上打猎，正好用来对付敌人。人类完善了追猎大动物的技术，以致考古学家往往把某处巨大动物群的绝迹，定在人类迁移至该地的时期。乳齿象、剑齿虎、巨型鸸鹋、大树懒——这些大动物，似乎都被组织良好的原始猎人斩尽杀绝了。

随着部落社会的出现，我们看到武士阶层的兴起，还看到人类最基本最持久的政治组织，即领袖和他的武装侍从。后续的历史中，这种组织实际上无孔不入，至今依然安在，如军阀和手下、民兵队、贩毒卡特尔、社区帮派。他们掌握了武器和战争的专门技术，开始行使以前族团层次中所没有的强制权力。

部落社会中，致富显然是发动战争的动机。讲到10世纪末战胜俄罗斯的维京人精英时，历史学家杰罗姆·布鲁姆（Jerome Blum）说：

君主（维京人酋长）支持和保护他的侍从，以换取他们的服务。起初，他们与君主同住，像他的家庭成员。其赡养费，则靠斩获的战利品和部落上缴的保护费……弗拉基米尔王的侍从埋怨，因为没有银勺，他们必须用木勺进食。君主旋即命令，赶快安排银勺，并说“金银难买侍从，有了侍从，就能获得金银”。[37]

20世纪90年代，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两国沦为军阀混战，因为福戴·桑科（Foday Sankoh）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积极招募侍从。这次，他们凭借武装侍从争夺的不是银勺，而是血钻石。

但战争的爆发，不单单依靠致富的冲动。武士可能贪婪金银，但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勇敢，不是为了资源，而是为了荣誉。[38]为一个目标而甘冒生命危险，为获得其他武士的认可，这就是荣誉。请看塔西佗（Tacitus）在1世纪编写的日耳曼部落历史，这是有关欧洲人祖先的罕见的同代人观察：

侍从中有很大竞争，决定谁是酋长手下第一副将；酋长中也有很大竞争，决定谁拥有最多、最犀利的侍从。身边有大量精选青年的簇拥，这意味着等级和实力……到达战场时，酋长的膂力比不上他人的，侍从的膂力跟不上酋长的，那是丢脸；比酋长活得更久，得以离开战场的，那是终身的臭名和耻辱；保卫酋长，以壮举颂扬酋长，那是侍从忠诚的精髓。酋长为胜利而战，侍从为酋长而战。[39]

即使从事农业或贸易的报酬更高，武士也不愿与农夫或商人交换地位，因为致富只是其动机的一部分。武士发现农夫生活可鄙，因为它不共担危险和团结：

如果出生地的社区长期享有和平和宁静，很多出身高贵的青年，宁可自愿寻求其时忙于战争的其他部落；休息于比赛无补，他们更容易在动乱中功成名就；再说，除了战争和暴力，你很难挽留优秀的侍从……说服他们向敌人挑战，以伤疤为荣，比让他们犁地以待丰收更为容易；凭流血可获的，你偏要通过辛苦劳作，这似乎有点窝囊和闲散。[40]

塔西佗评论，战争之间的空闲期，年轻武士们懒散度日，因为从事任何民间工作只会降低他们的身份。这种武士道德被取代，一直要等到欧洲资产阶级兴起的17和18世纪。其时，以获利和经济计算为内涵的道德规范替代荣誉，成为杰出人士的标志。[41]

政治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其原因之一，就是无法预知领袖与侍从之间的道德信任。他们的共同利益以经济为主，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掠夺。但单靠经济是不能把追随者与领袖捆绑在一起的。1991年和2003年，美国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作战时，它相信战场上失败将迅速导致其政府的倒台，因为他的重要部属会意识到，去掉侯赛因应是一件好事。但那些部属，由于家庭和私人的联系，加上害怕，结果却紧密团结，同舟共济。

长期互惠所建立的互相忠诚，是凝聚力的非经济原因。部落社会向亲戚关系注入宗教意义和神灵制裁。此外，民兵通常由尚未成家、没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年轻人组成。他们身上荷尔蒙高涨，偏爱冒险生活，对他们而言，经济资源不是掠夺的唯一对象。我们不应低估，性和俘获女人在造就政治组织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通常用女人作为交换中介的分支式社会。这些社会相对狭小，由于缺少非亲女子，其成员往往通过对外侵略来遵循异族通婚的规则。蒙古帝国的创始者成吉思汗，据称如此宣称：“最大的快乐是……击败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的财富、看他们的亲人痛哭流涕、骑他们的马、把他们的妻女拥入怀中。”[42]在实现最后一项抱负上，他是相当成功的。根据DNA的测试，亚洲很大一块地区，其现存的男性居民中约有8%是他的后裔，或属于他的血统。[43]

部落社会中的酋长和侍从，不同于国家层次中的将军和军队，因为两者的领导性质和权威是截然不同的。在努尔人中，豹皮酋长基本上是一名仲裁人，没有指挥权，也不是世袭的。现代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或所罗门群岛，其头人处于同等地位。根据传统，他是亲戚们选出的，也可能会以同样方式失去该职。塔西佗写道，日耳曼部落中，“他们国王的权力不是无限或任意的；他们的将军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榜样及他人由衷的赞美，站在队伍的前列来控制人民”。[44]其他部落则组织得更为松懈。“19世纪的科曼奇（Comanche）印第安人，甚至没有称作部落的政治组织，没有率领百姓的强悍酋长……科曼奇的人口，由大量组织松散的自治族团组成，没有应付战争的正式组织。战争头领只是战绩累累的杰出战士；如能说服他人，任何人都可动员一支战斗队伍；但其领导地位只在攻袭期间有效，还必须依赖他人的自愿。”[45]等到欧洲移民入侵北美，施加了军事压力，夏安人（Cheyenne）等的印第安部落才开始发展出持久和集中的指挥机构，如固定的部落会议。[46]

疏松且分散的组织，对部落社会来说，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们联网的组织，有时可以发起强大的攻击。配备以马匹，游牧民族的部落能奔赴远方，征服广袤的领土。阿尔莫哈德王朝就是一个案例，其柏柏尔部落在12世纪突然崛起，征服了北非全地和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斯。没人可与蒙古帝国媲美，他们来自亚洲内陆的大本营，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设法攻克了中亚、中东大部、俄罗斯、部分东欧、印度北部、整个中国。但其永久领导的缺席、分支式联盟的松散、继位规则的缺乏，注定了部落社会最终衰弱的命运。他们没有永久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能力，无法治理征服的领土，只好依赖当地定居社会提供的例行管理。几乎所有征战的部落社会——至少是没能迅速演进为国家层次的——都会在一代或两代以内四分五裂，因为兄弟、表亲、孙子都要争夺创始领袖的遗产。

国家层次的社会，在继承部落层次的社会后，其中的部落制并不消失。在中国、印度、中东、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国家制度只是重叠在部落制度上，两者长期共存，处于勉强的平衡。早期现代化理论的错误，一是认为政治、经济、文化必须相互匹配，二是认为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过渡是干净和不可逆转的。世界上只有欧洲，自觉自愿和个人主义的社会关系完全取代部落制，基督教发挥决定性作用，打破了以亲戚关系为凝聚基础的传统。多数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都是欧洲人。他们假设，世界其他地区走上现代化，会经历与亲戚关系的类似告别，但他们错了。中国虽是发明现代国家的第一文明，但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却从未能成功压抑亲戚关系的弄权。因此，其两千年政治历史的大部分，一直围绕在如何阻止亲戚关系重新渗透国家行政机构。在印度，亲戚关系与宗教互动，演变成种姓制度（caste），迄今仍是定位印度社会的最好特征。从美拉尼西亚的一语部落、阿拉伯部落、台湾人宗族，到玻利维亚的“艾柳”（ayllu）村社，复杂的亲戚关系组织仍是现代世界众多社交生活的主要场所，并塑造其与现代政治制度的互动。

从部落制到保护人—依附者和政治机器

我以亲戚关系来定位部落制（tribalism），但部落社会也在进化。分支世系制的严格系谱，慢慢变成父母双传的部落，甚至是接受无亲戚关系成员的部落。如果我们采用更广泛的定义，部落不但包括分享共同祖先的亲戚，还包括因互惠和私人关系而绑在一起的保护人和依附者，那么，部落制便成了政治发展的常数。

例如在罗马，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描述的父系亲族，叫作家族（gentes）。但到共和国初期，家族开始积累大量无亲戚关系的追随者，叫作依附者（clientes）。他们由自由民、佃户、家庭侍从所组成，到后来甚至包括愿意提供支持以换取金钱或其他好处的贫穷平民（plebeian）。从共和国晚期至帝国初期，罗马的政治离不开强悍领袖动员各自依附者来攫取国家机构，像恺撒、苏拉（Sulla）、庞培。富有的保护人，把他们的依附者编成私人军队。在考察共和国末期的罗马政治时，历史学家塞缪尔·芬纳（Samuel Finer）很小心地指出，“如果抛开具体人物……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尔虞我诈、大公无私、高贵庄严，并不比一个拉丁美洲的香蕉共和国多多少。如果把罗马共和国看成是弗里多尼亚共和国（Freedonian Republic），将时间设在19世纪中期，将苏拉、庞培和恺撒想象成加西亚·洛佩兹、佩德罗·波德里拉和海梅·比列加斯，你会发现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由依附者构成的派系、私人军队和对总统职位的武装争夺”。[47]

宽泛意义中的部落制，仍是活生生的事实。例如，印度自1947年建国以来，一直是成功的民主政体，但印度政治家在议会竞选中，仍需依赖保护人和依附者之间的私人关系。严格讲，这些关系有时仍属部落的，因为部落制仍存在于印度较穷、较落后的地区。其他时候，政治支持以种姓制度或宗派主义为基础。但在每一件案例中，政治家与支持者的社会关系，与在亲戚团体中的一模一样。它仍建基于领袖和追随者的相互交换恩惠：领袖帮助促进团体利益，团体帮他获得竞选。异曲同工的是美国城市的赞助政治。其政治机器所依据的，仍是谁为谁搔了痒，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现代”动机。所以，以非人格化形式的政治关系取代“部落”政治的斗争，仍在21世纪继续。

[1] “财产权源于各自的能力。对利益一致来说，能力上的差异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保护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标。”詹姆斯·麦迪逊，《联邦论》第10篇。

[2] Douglass C. North和Robert P. Thomas，《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编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1—2页。

[3] Garrett Hardin，《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载《科学》第162期（1968年）：1243—1248页。另请参阅Richard Pipes，《财产和自由》（Property and Freedom）（纽约：Knopf出版社，1999年），89页。

[4] 例如Yorani Barzel，《产权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

[5] 在1849—1850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这些权利据说得以自然涌现。矿工举行和平谈判，以分配他们所标出的开采地。参见Richard Pipes，《财产和自由》，91页。但这解释忽略了两条重要的上下文：第一，矿工都是英美文化的产物，对私人财产权的尊敬已深植人心；第二，这些权利以众多本土居民的习惯权利为代价，这些习惯权利没有得到矿工的尊重。

[6] 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Land Law and Custom in the Colonies），第2版（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1968年），26页。

[7] 引自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Colonial Period on the Definition of Land Rights），载Victor Turner编，《非洲殖民主义1870—1960年》第3卷：《变化中的侧面：非洲社会与殖民统治》（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3: Profiles in Change: African Society and Colonial Rul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203页。

[8] 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6页。

[9] 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200页。

[10]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Historical Jurisprudence）（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3年），327页。

[11] 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17页。

[12]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22页。

[13] 有关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利弊，参见 Curtin，Holzknecht和Larmour，《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地注册》。

[14] 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产权谈判的困难，参见Kathy Whimp，《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本土地主和代表权》。

[15] 产权的现代经济理论并不指定，如要制度有效，产权应属何种社会单位。根据一般假设，单位是个人，但家庭和公司也经常充作产权所有人。它们的成员，在有效使用共有资源上，被认作分享共同的利益。参见Jennifer Roback，《交换、主权和印英关系》（Exchange, Sovereignty, and Indian-Anglo Relations），载Terry L. Anderson编，《产权和印度经济》（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马里兰州兰哈姆：Rowman and Littlefield 出版社，1991年）。

[16]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43页。

[17] Gregory Clark，《常识：共有财产权、效率与制度变革》（Commons Sense: Common Property Rights,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载《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58卷，第1期（1998年）：73—102页。另请参阅Jerome Blum，《评论：英国议会圈地》（Review: English Parliamentary Enclosure），载《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53卷，第3期（1981年）：477—504页。

[18]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引用很多资源合用的案例（即互不排斥，但仍有竞争）。尽管没有私人产权，社区仍能给予持续发展的管理。参见Elinor Ostrom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19] 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13—14页。

[20] 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202页。

[21] Thomas J. Bassett和Donald E. Crummey，《非洲农业体系中的土地》（Land in African Agrarian Systems）（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3年），9—10页。

[22] 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196—197页；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12页。

[2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非洲抢夺中，欧洲强权在建立行政制度时因陋就简，利用本地领袖的网络来执行规定、征募劳役、收集人头税。参见Mahmood Mamdani，《公民和百姓：当代非洲和殖民主义晚期的遗产》（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

[24]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51页。

[25] 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50—151页。

[26] 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50—169页。

[27] 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Customary Indian Law: Two Case Studies），载Terry L. Anderson编，《产权和印度经济》（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29—30页。

[28] 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Customary Indian Law: Two Case Studies），载Terry L. Anderson编，《产权和印度经济》（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31页。

[29]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53—355页。

[30] 亨利·梅因，《早期法律和习俗》，170—171页。

[31]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45页。

[32] Marshall D. Sahlins，《分支世系制：掠夺扩展的组织》（The Segmentary Lineage: An Organization of Predatory Expansion），载《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63卷，第2期（1961年）：322—345页。

[33] Lawrence H. Keeley，《文明之前的战争》（War Before Civilizat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Steven LeBlanc和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

[34] Lawrence H. Keeley，《文明之前的战争》，30—32页。

[35] Lawrence H. Keeley，《文明之前的战争》，29页。

[36] Lionel Tiger，《群体男性》，这是男性结盟一词的起源。参见Steven LeBlanc和 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90页。

[37] 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和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38—39页。

[38] 像罗伯特·贝茨那样的政治学家，以经济眼光看待政治，有时将武士列为“暴力专家”，好像其所作所为只是在从事一项经济职业，像鞋匠或房地产中介人。他们这样做掩饰了武士社会团结的非经济来源，不管是彼此之间，还是与领袖的。参见罗伯特·贝茨的《繁荣与暴力》（Prosperity and Violenc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

[39] 塔西佗，《阿格里寇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对话集I》（Agricola Germania Dialogus I），翻译者 M. Hutt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13.3—4，14.1。

[40] 塔西佗，《阿格里寇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对话集I》（Agricola Germania Dialogus I），翻译者 M. Hutt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14.2—3。

[41] 有关替代的思想历程，参见Albert O. Hirschman，《激情和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观点》（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

[42] James Chambers，《魔鬼的骑士：蒙古入侵欧洲》（The Devil’s Horsemen: The Mongol Invasion of Europe）（纽约：Atheneum出版社，1979年），6页。

[43] Tatiana Zerjal等，《蒙古人的基因遗产》（The Genetic Legacy of the Mongols），载《美国人类遗传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第72卷（2003年）：717—721页。

[44] 塔西佗，《阿格里寇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对话集I》，7.1。

[45] 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33页。

[46] 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36页。

[47] S. E. Finer，《政府史》第1卷：《古代君主政体和帝国》（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Vol. I: Ancient Monarchies and Empire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440—441页。

第5章

“利维坦”的降临

不同于部落社会的国家层次社会；国家的“原生”形成和竞争形成；国家形成的不同理论，包括此路不通的灌溉论；国家为何仅出现于部分地区

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层次社会具有下列重要差别：[1]

第一，它们享有集中的权力，不管是国王、总统，还是首相。该权力委任等级分明的下属，至少在原则上，有能力在整个社会执行统一规则。该权力超越领土中所有其他权力，这表示它享有主权。各级行政机关，如副首脑、郡长、地方行政官，凭借与主权的正式关联而获得决策权。

第二，该权力的后盾是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体现在军队和警察上。国家有足够权力，防止分支、部落、地区的自行退出。（这也是国家与酋邦的分别。）

第三，国家权力是领土性的，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因此，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期，法兰西还不算国家。其时，统治法兰西的是法兰克国王，而不是法兰西国王。国家的疆土可远远超越部落，因为其成员资格不受亲戚关系的限制。

第四，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更为等级分明，更为不平等。统治者和他的行政官员，常与社会中的他人分隔开来。某种情况下，他们成为世袭的精英。部落社会中已有听闻的奴役和农奴，在国家的庇护下获得极大发展。

第五，更为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将合法性授予国家。分开的僧侣阶层，则充任庇护者。有时，僧侣阶层直接参政，实施神权政治；有时，世俗统治者掌管全部权力，被称作政教合一（caesaropapist）；再有时，政教并存，分享权力。

随着国家的出现，我们退出亲戚关系，走进政治发展的本身。下面几章将密切关注中国、印度、穆斯林世界以及欧洲如何自亲戚关系和部落过渡到非人格化的国家机构。一旦国家出现，亲戚关系便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因为它时时威胁要返回部落社会的私人关系。所以，光发展国家是不够的，还要避免重新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我所谓的家族化。

世界上，不是所有社会都能自己过渡到国家层次。欧洲殖民者出现之前，19世纪的大部分美拉尼西亚，由群龙无首的部落社会组成（即缺乏集中的权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一半，南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2]缺乏悠久国家历史的事实，大大影响了它们在20世纪中期独立后的进展。与国家传统悠久的前东亚殖民地相比，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中国很早就开发了国家，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没有，尽管人类抵达后者更早。为什么？这就是我希望回答的问题。

国家形成的理论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把国家形成分成两种，“原生”和“竞争”。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邦）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第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与周边的部落社会相比，国家通常组织得更为紧密、更为强大。所以，不是国家占领和吸收邻里的部落社会，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会起而仿效。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竞争形成的案例，但从没观察到国家原生形成的版本。政治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只能猜测第一个或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有众多解释，包括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以及地理界限。

国家源于自愿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卢梭，一开始并不想提供国家如何出现的实证。相反，他们只是试图弄清政府的合法性。但最先的国家是否通过部落成员的明确协议而建立集中权力，弄清这一点还是很值得的。

托马斯·霍布斯如此解说有关国家的“交易”：国家（即利维坦）通过权力的垄断，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安全，公民放弃各行其是的自由以作交换。国家还可向公民提供无法独自取得的公共服务，如产权、道路、货币、统一度量衡、对外防卫。作为回报，公民认可国家的征税和征兵等。部落社会也可提供一定的安全，但因缺乏集中的权力，其公共服务非常有限。假如国家确实源于社会契约，我们必须假设，在历史上的某一天，部落群体自愿决定将独裁的统治权委托给个人。这种委托不是临时的，如部落酋长的选举，而是永久的，交到了国王和其后裔手中。这必须是部落中所有支系的共识，因为如有不喜欢，每一支系仍可出走。

若说主要动机是经济，即产权的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国家源于社会契约似乎是不可能的。部落社会是很平等的，在密切相处的亲戚团体中，又很自由自在。相比之下，国家是强制、专横、等级分明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把国家称作“最冷酷的怪物”。我们想象，自由的部落社会只会在极端逼迫之下才出此下策。譬如面对即将来临的异族入侵和灭绝，委托一名独裁者；或面对即将摧毁整个社团的瘟疫，委托一名宗教领袖。实际上在共和国期间，罗马独裁者就是这样选出的，如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后，汉尼拔（Hannibal）对罗马造成了切实的威胁。这表明，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暴力，或暴力的威胁。社会契约只是有效途径，并非终极原因。

国家源于水利工程

社会契约论的变种是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工程”论，前人为此花费了很多不必要的笔墨。魏特夫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蜕变成反共产主义者。他发展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专政出现于非西方社会提供了经济解释。他认为，大规模的灌溉需求，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方能满足，从而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墨西哥的国家兴起。[3]

水利工程的假设要解答很多疑问。新生国家的地区，其早期灌溉工程多数都是小型的，地方上自己就能应付。像中国大运河这种大工程，是在建立强大国家之后，只能算是结果，不应该是原因。[4]魏特夫的假设若要成真，我们必须假设，部落成员聚集起来说：“我们将心爱的自由交给一名独裁者，让他来管理举世无双的大型水利工程，我们将变得更加富有。我们放弃自由，不仅在工程期间，而是永远，因为我们的后代也需要卓越的工程主管。”此种情形如有说服力，欧洲联盟早已变成一个国家了。

密集人口

人口统计学家埃斯特·博塞鲁普主张，人口的增加和密集是技术革新的主要动力。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江河流域的密集人口，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业。它涉及大规模灌溉、高产作物、各式农业工具。人口密集允许专业化，允许精英和百姓的分工，从而促进国家的形成。低密度人口的族团和部落社会，为减少冲突可分道扬镳；如发现不能共存，便自立门户。但新兴城市的密集人口并无如此的选择，土地匮乏，如何取得重要公共资源，这一切都可触发冲突，从而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口密集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仍有两个未获答案的疑问：一开始是什么造就了密集人口？密集人口与国家又是怎样互动的？

第一个问题似乎有简单的马尔萨斯式答案：如农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大大提高了土地产量，导致父母生育更多孩子，从而造成密集人口。问题是，有些狩猎采集社会的利用率，远远低于当地环境的富饶能力。新几内亚高地居民和亚马孙印第安人开发了农业，尽管在技术上做得到，却不愿生产余粮。有了提高效率和产量的技术，可以增加人口，但并不保证这一切确实发生。[5]人类学家表明，在某些狩猎采集社会，粮食供给的上升反而导致工作量的降低，因为其成员更在乎休闲。按平均来说，农业社会的居民比较富庶，但必须工作得更加努力，这样的交换可能并不诱人。或者说，狩猎采集者只是陷入了经济学家所谓的低平衡。那是指，他们掌握了转移至农业的技术，因为面对他人分享盈余的前景，旋又打消了转移念头。[6]

这里的因果关系，可能被颠倒了。早期社会的人们不愿生产盈余，除非挥鞭的统治者强迫他们这样做。主人自己不愿辛苦工作，却很乐意压迫他人。等级制度的出现，不在经济因素，而在政治因素，如军事征服或强迫。埃及金字塔的建造，顿时浮现在眼前。因此，密集人口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终极原因，只是中间的变数，其本身又是尚未确定原因的产物。

国家源于暴力和强迫

经济解释的弱点和空缺，把国家形成的来源指向暴力。部落到国家的过渡，涉及了自由和平等的巨大损失。很难想象，为了灌溉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部落社会愿意这么做。所以，牵涉的利害关系必须更大，威胁生命的有组织暴力比较可信。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实际上一直参与暴力，尤其是在部落层次。一个部落战胜另外一个时，可能出现等级和国家。为了在政治上控制战败部落，战胜者建立了集中的强迫机构，渐渐演变成原生国家的官僚系统。如果两个部落在语言或种族上是不同的，战胜者可能建立主仆关系，等级制度慢慢变得根深蒂固。异族部落前来征服的威胁，也会鼓励部落群体建立起更永久、更集中的指挥中心，如夏安和普韦布洛的印第安人。[7]

部落征服定居社会的案例，在历史记载中屡有发生，如党项、契丹、匈奴、女真、雅利安（Aryans）、蒙古、维京人（Vikings）、日耳曼人，他们都是以此建国的。唯一的问题是，最早国家也是这样起家的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苏丹南部的部落战争，历时数世纪，却一直没能建起国家层次的社会。人类学家认为，部落社会自有平衡的机制，冲突之后会重新分配权力。努尔人只收纳敌人，并不统治他们。于是，解释国家的兴起似乎还要寻找其他原因。彪悍的部落群体，从亚洲内陆草原、阿拉伯沙漠、阿富汗山脉向外出征时，才会建立更为集中的政治组织。

地理界限和其他环境因素

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注意到，就国家形成而言，战争虽然是普遍和必要的，但还不够。他认为，生产力增长，如发生于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或发生在敌对部落的有效包围中，才能解释等级制国家的出现。在非环绕地区或人口稀少地区，衰弱的部落或个人可随时跑掉。夹在沙漠和海洋中间的尼罗河峡谷，以沙漠、丛林、高山为界的秘鲁峡谷，都不存在逃跑的选择。[8]地理界限也能解释，由于没人搬走，生产力的增长只会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加。

新几内亚高地的部落也有农业，也住在被环绕的峡谷。所以单凭这些因素，也是无法解说国家兴起的。绝对规模可能很重要，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峡谷、墨西哥峡谷，都是相当规模的农业区，又有山脉、沙漠、海洋的环绕。他们可以组成较大、较集中的军队，尤其是在马或骆驼已获驯养的情况下，可在广阔地区施展威力。所以，不仅是地理界限，还有被环绕地区的大小和交通，决定国家的形成与否。地理界限尚可提供额外的帮助，暂时保护他们免遭峡谷或岛屿外敌人的攻击，让他们有时间扩军备战。大洋洲的酋邦和雏形国家，只在斐济、汤加、夏威夷那样的大岛上出现，而不在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Vanuatu）、特洛布里恩群岛（Trobriands）那样的小岛。新几内亚虽是大岛，但多山，被分割成无数个微型的生态环境。

国家源于魅力型权威

推测政治起源的考古学家，偏爱唯物主义的解释，如环境和技术；不大喜欢文化因素，如宗教。这是因为，我们对早期社会的物质环境，已有较多了解。[9]但宗教思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部落社会丧失自由，过渡到等级制度，都可从宗教那里获得合法性。在传统和现代理性的权威中，马克斯·韦伯挑出了他所谓的魅力型（charisma）权威。[10]这是希腊文，意思是“上帝碰过的”。魅力型领袖行使权力，不是因为部落伙伴推崇能力而选他，而是因为他是“上帝选中的”。

宗教权威和军事威武携手并进，让部落领袖得以调度自治部落之间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它也让自由的部落成员，将永久权力委托给领袖和其亲戚，这比经济利益更有说服力。之后，领袖可使用该权力建立集中的军事机器，战胜反抗部落，确保境内的和平和安全，在良性循环中再一次加强宗教权威。祖先崇拜等宗教受到其固有规模的限制，因此需要一个有的放矢的新宗教。

展示此一过程的具体案例是正统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Patriarchal ＆ Umayyad caliphates）时期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兴起。数世纪以来，部落群体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属埃及、波斯、罗马、拜占庭等国家层次社会的边缘地域。他们的环境恶劣，不适合农耕，所以没有遭遇他人的侵占，也没遇上仿效建国的军事压力。他们只在附近定居社会之间充任中介和商人，自己不能生产相当的粮食盈余。

公元570年，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城镇的麦加，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根据穆斯林传统，穆罕默德40岁那年获得上帝的首次启示，随即开始向麦加部落布道。他和追随者由于受到迫害，在622年搬至麦地那。麦地那部落的争执需要他的调解，他便草拟所谓的麦地那宪法，为超越部落忠诚的信徒团体（umma）定位。穆罕默德创立的政体，尚无真正国家的所有特征。但它脱离了亲戚关系，不靠征服，而靠社会契约，这全凭他作为先知的魅力型权威。新成立的穆斯林政治体经过数年征战，赢得信徒，占领麦加，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中部，一举成为国家层次的社会。

在征战国家中，创始部落的领袖血统通常开创新朝代。但在穆罕默德的案例中，这没有发生，因为他只有女儿法蒂玛（Fatima），没有儿子。新兴国家的领导权因此传给穆罕默德的同伴，他属倭马亚氏族，也是穆罕默德的古莱什部落（Quraysh）中的支系。之后，倭马亚氏族确实开创了新王朝。倭马亚国家在奥斯曼（Uthman）和穆阿维叶（Mu‘awiya）的领导下，迅速战胜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在这些现存的国家层次社会中实施阿拉伯统治。[11]

就政治思想的重要性而言，先知穆罕默德促使阿拉伯国家兴起是最好的证明。之前，阿拉伯部落只在世界历史中扮演边缘角色。多亏穆罕默德的魅力型权威，他们获得统一，并把势力扩展到整个中东和北非。阿拉伯部落自己没有经济基础，但通过宗教思想和军队组织的互动，不但获得经济实力，还接管了产生盈余的农业社会。[12]这不是纯粹国家原生形成的案例，因为阿拉伯部落已有周边如波斯和拜占庭等现成国家，先作为仿效榜样，后予以征服。不过，其部落制的力量非常强大，后来的阿拉伯国家不能完全予以控制，也建不成无部落影响的官僚机构（参看第13章）。这迫使后来的阿拉伯和土耳其朝代采取特别措施，如军事奴隶制和招聘外国人充当行政官，以摆脱亲戚关系和部落的影响。

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创立，昭示了宗教思想的政治力量。这是非常突出的案例，但几乎所有国家，都倚靠宗教使自己获得合法地位。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创始传说，都把统治者的祖先追溯到神灵，或至少一名半神半人的英雄。如弄不清统治者如何控制宗教礼仪以取得合法地位，就不能理解早期国家的政治力量。请看中国《诗经》中，献给商朝创始者的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天帝任命燕子降，入世生下我商王，居衍殷地广且强。古时帝命神武汤，整顿边界安四方。）

另一首颂诗《长发》称：

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睿智的商君，早现朝代的祯祥。洪水滔滔，禹来治理大地四方。）[13]

我们似乎在接近国家原生形成的齐全解释，它需要若干因素的汇合。首先，那里必须资源丰富，除维持生活，还有盈余。这类丰裕可以是纯粹自然的，太平洋西北地区充满猎物和鱼，其狩猎采集社会得以发展成酋邦，虽然还不是国家。但更多时候，创造丰裕的是技术进步，比如农业的兴起。其次，社会的绝对规模必须够大，允许初级分工和执政精英的出现。再次，居民必须受到环境的束缚，技术机遇来到时，其密度会增高；受到逼迫时，会无处可逃。最后，部落群体必须有强烈动机，愿意放弃自由来服从国家权力。这可通过组织日益良好的团体的武力威胁，也可通过宗教领袖的魅力型权威。上述因素加在一起，国家出现于像尼罗河峡谷那样的地方，这似乎是可信的。[14]

霍布斯主张，国家或“利维坦”的产生，起源于个人之间理性的社会契约，以终止暴力不断和战争状态。在第2章的开头，我曾表明，全部自由社会契约论都有一个基本谬误：因为它假设在史前自然状态时期，人类生活于隔离状态。但这种最早的个人主义从没存在过。人类天生是社会的，自己组成群体，不需要出于私心。在高层次阶段，社会组织的特别形式往往是理性协议的结果；但在低层次阶段，它由人类生物本能所决定，全是自发的。

霍布斯式谬误，还有其另外一面。从蛮荒的自然状态到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从来未见干净利落的过渡；而人类的暴力，也从未找到彻底的解决办法。人类合作是为了竞争；他们竞争，也是为了合作。利维坦的降临，没能永久解决暴力问题，只是将之移至更高层次。以前是部落支系之间的战斗，现在是愈益扩大的战争，主要角色换成了国家。第一个国家问世，可建立胜利者的和平。但假以时日，借用同样政治技术的新兴国家将奋起提出挑战。

国家为何不是普世共有？

我们现在明白，国家为何没在非洲和大洋洲出现，部落社会又为何持续存在于阿富汗、印度、东南亚高地。政治学家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认为，非洲很多地区缺乏自生国家，原因在于各式因素的聚合：“非洲的建国者——不管是殖民地的国王和总督，还是独立后的总统——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人口稀少且不适居住的领土上行使统治权。”[15]他指出，与大众的想象相悖，非洲大陆上仅8%的地区处于热带，50%的地区降雨不够，难以支撑农业。人类虽在非洲起家，却在世界其他地域繁荣昌盛。现代农业和医学到来之前，非洲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其在1975年的程度，刚刚达到欧洲在1500年的水平。也有例外，如非洲肥沃的大湖区和东非大裂谷（the Great Rift Valley），养活了高密度的居民，并出现集权国家的萌芽。

非洲的自然地理，使权力的行使变得艰巨。非洲只有很少适合长途航行的河流（这一规则的例外是尼罗河下游，它是世界上最早国家之一的摇篮）。萨赫勒地区（Sahel）的沙漠与欧亚的大草原迥然不同，成为贸易和征服的一大障碍。那些骑在马背上的穆斯林战士，虽然设法越过这道障碍，却发现自己的坐骑纷纷死于孑孓蝇传染的脑炎。这也解释了，西非的穆斯林区为何仅局限于尼日利亚北部、象牙海岸、加纳等。[16]在热带森林覆盖的非洲部分，建造和维修道路的艰难是建立国家的重要障碍。罗马帝国崩溃一千多年后，其在不列颠岛上建造的硬面道路仍在使用，而热带的道路能持续数年的寥寥无几。

非洲只有少数在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统治者因此而遇上极大的困难，将行政管理推入内地，以控制当地居民。因为人口稀少，通常都有荒地可开；遇上被征服的威胁，居民可轻易朝灌木丛做进一步的撤退。非洲的战后国家巩固，从没达到欧洲的程度，因为战争征服的动机和可能性实在有限。[17]根据赫伯斯特，这显示，自部落社会向欧洲式领土政体的过渡从来没有发生于非洲。[18]非洲的被环绕地区，如尼罗河峡谷，则看到国家的出现，这也符合相关规则。

澳洲本身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与非洲雷同。大体上说，澳洲非常贫瘠，而且甚少差别。尽管人类在那里已居住良久，但人口密度总是很低。没有农业，也没有被环绕地区，由此解释了超越部落和宗族的政治组织的缺乏。

美拉尼西亚的处境则不同。该地区全由岛屿组成，所以有自然环境的界限，此外，农业发明也在很久以前。考虑到多数岛屿都是山脉，这里的问题与规模大小和行政困难有关。岛屿中峡谷太小，仅能养活有限人口，很难在远距离行使权力。就像较早时指出的，具大片肥沃平原的大岛，如斐济和夏威夷，确有酋邦和国家出现。

山脉也解释了部落组织为何持续存在于世界上的高山地区，包括：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老挝和越南的高地，巴基斯坦的部落区域。对国家和军队来说，山脉使这些地区难以征服和占领。土耳其人、蒙古人、波斯人、英国人、俄国人，还有现在的美国人和北约，都试图降伏和安抚阿富汗部落，以建立集权国家，但仅有差强人意的成功。

弄清国家原生形成的条件是很有趣的，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国家出现的物质条件。但到最后，有太多互相影响的因素，以致无法发展出一条严密且可预测的理论，以解释国家怎样形成和何时形成。这些因素或存在，或缺席，以及为之所作的解释，听起来像是吉卜林的《原来如此》（Just So Stories）。例如，美拉尼西亚的部分地区，其环境条件与斐济或汤加非常相似——都是大岛，其农业能养活密集人口——却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无法复原的历史意外。

找到这样的理论并不见得有多重要，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是原生形成的，而是竞争形成的。很多国家的形成是在我们有书面记录的年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开始得很早，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与地中海和新世界（New World）的国家兴起几乎同时。早期中国历史，有详尽的书面和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细致入微的中国政治纹理。但最重要的是，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中国人发展出了明确反家庭的政治原则，其早期统治者刻意削弱豪门和亲戚团体的力量，提倡非人格化的行政机构。中国投入建国大业，建立了强大且统一的文化，足以承受两千年的政治动乱和外族入侵。中国政治和文化所控制的人口，远远超过罗马。罗马统治一个帝国，其公民权最初只限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少数人。最终，罗马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从不列颠到北非，从日耳曼到叙利亚。但它由各式民族所组成，并允许他们相当可观的自治权。相比之下，中国帝王把自己称作皇帝，不叫国王，但他统治的更像王国，甚至更像统一国家。

中国的国家是集权官僚制的，非常霸道。马克思和魏特夫认识到中国政治这一特点，所以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词语。我将要在后续章节论证，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出世。在中国，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之前，后者可以是拥有领土的世袭贵族，组织起来的农民，以商人、教会和其他自治团体为基础的城市。不像罗马，中国军队一直处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从没对政治权力构成独立威胁。这种初期的权力倾斜却被长期锁定，因为强大的国家可采取行动，防止替代力量的出现，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要到20世纪，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才能出现，打破这种权力分配。强大的外敌曾不时占领部分或整个中国，但他们多是文化不够成熟的部落，反被中国臣民所吸收和同化。一直到19世纪，欧洲人带来的外国模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途径提出挑战，中国这才真正需要作出应对。

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主要表现在：其他建制化的力量，无法抵消这早熟现代国家的发展，也无法加以束缚，例如法治。在这一方面，它与印度截然不同。马克思最大错误之一是把中国和印度都归纳在“亚细亚”模式中。印度不像中国，但像欧洲，其建制化的社会抵抗力量——组织起来的祭司阶层和亲戚关系演变而成的种姓制度——在国家积累权力时发挥了制动器作用。所以，过去的二千二百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统一帝国，缀以内战、入侵、崩溃；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弱小政治体的分治，缀以短暂的统一和帝国。

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一千八百年内，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治体凝聚成大一统的国家。它创立了永久且训练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阶层，使政治组织脱离亲戚关系成为可行。就像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就是中国。

[1] 有些人类学家，如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和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在部落和国家中间再分出一个层次，即酋邦。酋邦很像国家，它也等级分明和中央集权，并从建制化的宗教那里获得合法性。它与国家的不同处在于，通常不维持强大的常备军，也无权防止属下部落或地区的出走。埃尔曼·塞维斯，《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第5章；罗伯特·卡内罗，《酋邦：国家的先驱》（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载Grant D. Jones和Robert R. Kautz编，《新大陆向国家的过渡》（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

[2] 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 和埃文斯—普理查德编，《非洲政治制度》（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0年），5—6页。

[3] 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参见Henri Claessen，Pieter van de Velde和M. Estelle Smith编，《发展和衰落：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变》，130—131页。参见Henri Claessen和Peter Skalnik编，《早期国家》（The Early State）（海牙：Mouton出版社，1978年），11页。

[4] 参见Michael Mann的讨论，《社会力量的来源》第1卷：《从开始到公元1760年的权力历史》（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1760）（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94—98页。另请参阅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127—129页。

[5] 参见Kent V. Flannery的讨论，《文明的文化演变》（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载《生态学和生物分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第3期（1972年）：399—426页。

[6] 这是斯蒂芬·勒布朗的建议，出自私人对话。

[7] 参见Winifred Creamer，《中央集权的起源：格兰德古典时期地方控制的变化特征，1325—1540年》（The Origins of Centralization: Changing Features of Local and Regional Control During the Rio Grande Classic Period, A.D.1325-1540），载Jonathan Haas，《从领袖到统治者》。

[8] 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国家起源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载《科学》第169期（1970年）：733—738页。另请参阅罗伯特·卡内罗，《人口密度和社会组织复杂性的关系》（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ze of Population and Complexity of Social Organization），载《人类学研究杂志》（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第42卷，第3期（1986年）：355—364页。

[9] 这一点由Kent V. Flannery在《文明的文化演变》中提出。

[10] 这三种权力为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经济与社会》第1卷（Economy and Society, Vol. I）（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212—254页。

[11] 如需背景资料，参见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章。

[12] 如需背景资料，参见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章；Joseph Schacht编，《伊斯兰教的遗产》（The Legacy of Islam）第2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187页。

[13] 引自F. Max Muller 编，《东方圣典》第3卷（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Ⅲ）（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79年），202页。

[14] Robert C. Allen，《古埃及的农业和国家起源》（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tate in Ancient Egypt），载《经济史研究》（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第34卷（1997年）：135—154页。

[15] Jeffrey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11页。

[16] Jack Goody，《非洲的技术、传统和国家》（Technology, Tradition, and the State in Africa）（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37页。

[17] Jeffrey Herbst，《非洲的战争和国家》（War and the State in Africa），载《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14卷，第4期（1990年），117—139页。

[18] Jeffrey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第2章。

第二部分

国家建设

第6章

中国的部落制

中国文明的起源；古代中国的部落社会组织；中国家庭和宗族的特征；周朝的封建扩张和政治权威的性质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有部落制，分支世系制迄今仍残留于中国南部和台湾。历史学家谈起中国“家庭”时，不是指夫妇带小孩的小家庭，而是指成员达数百乃至数千的父系家族。中国早期历史有相当齐全的记载，提供了观察国家自部落社会脱颖而出的罕见良机。

人类长居中国。早在80万年前，像古直立人的古人类已现踪迹。智人离开非洲数千年后，也抵达中国。稷（北方）和稻（南方）很早获得人工培植，冶金和定居社区的首次出现，则在中国朝代之前的仰韶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到龙山时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可见城郭和社会等级分化的明显遗迹。在这之前，宗教基于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由巫师主持。他不是专家，像在大多数其他族团层次社会，只是社区的普通一员。随着等级社会的逐渐成形，统治者开始垄断巫术，借此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1]

开发农业后，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恐怕是马匹驯养，公元前四千年在乌克兰率先发生，又在公元前二千年早期传至中西亚。过渡到草原游牧业则完成于公元前一千年初，也是马背部落向中国挺进的开始。[2]这种挺进主宰了中国后续历史的大部分。

古代中国的分期有点让人困惑。[3]仰韶和龙山不是朝代，而是考古学的范畴，以中国北部黄河中下游的定居点而命名。中国王朝始于三代，即夏、商、周，公元前770年，周朝又发生分裂，从陕西的镐京迁都至现代河南的洛阳，前为西周，后为东周。东周本身又分春秋和战国前后两段。

表1. 古代中国

从远古到统一中国的秦是古代中国所涵盖的历史。我们的有关知识来自浩淼的考古资料，包括用于占卜的甲骨文（通常是羊肩骨）、青铜器彝文、官员用来记录政务的竹简。[4]另一来源是问世于东周最后数世纪的伟大经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嗣后成为中国官员的教育之本。据称，这五部经典是孔子编纂和传播的，再加上卷帙浩繁的注释，构成了塑造千年中国文化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经典的形成背景是东周时期，其时内战方兴未艾，政治分崩离析；《春秋》就是鲁国十二名国君的编年史，在孔子眼中，显示了这段时期的退化和堕落。这些经典和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等人的著作，虽然蕴含大量历史信息，但大体上仍属文学作品，其精确性尚不明确。

但有确凿证据显示，中国政治体数量经历了极大的收缩，从夏初的大约一万，到西周开国时的一千二百，到战国时只剩下七个。[5]中国西部的秦孝公和谋臣商鞅，奠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秦王征服所有对手，建立统一国家，并将秦首创的制度推向中国北方的大部，国家巩固由此告成。

部落的中国

从部落到国家层次的过渡在中国慢慢发生，新的国家制度重叠在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之上。夏商时期被称作“国”的，虽然有日益明显的等级和集中领导，实际上只是酋邦或部落。一直到商末，亲戚团体仍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到了周朝才有变更，涌现了拥有常备军队和行政机构的真正国家。

中国历史的早期社会由宗族组成，即同一祖先的父系家族。基本军事单位由宗族内大约百家男子组成，以宗族领袖为首，聚集在同一旗号下。宗族又可灵活组合，凝聚而成氏族（clan）或更高层次的宗族，而国王只是特定地区所有宗族的最高领袖。[6]

三代时期，宗族中的仪式被编纂成一系列法律。这些仪式涉及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在祭有祖先神位的庙堂举行。庙堂内分划不同的祭殿，对应不同层次的宗族，宗族领袖掌控仪式以加强自身权力。未能正确遵守仪式或军事命令，会引来国王或宗族领袖的严苛处罚。依此类推，如要彻底摧毁敌人，一定要毁其祖庙，劫其珍宝，杀其子孙，绝其香火。[7]

像其他部落社会，中国社会组织的层次也时高时低。一方面，村庄范围的宗族为战争、自卫、商业而团结起来，有时出于自愿和共同利益，有时出于对个别领袖的尊敬，但更多时候是迫于强制。战争变得愈益频繁，夯土围墙的城镇在龙山时期变得星罗棋布。[8]

另一方面，宗族社会又在分化瓦解。年轻人开发荒野，自立门户。其时，中国仍属地广人稀，只要搬到他地就能逃避现存宗族的管辖。[9]因此，正如国家形成理论所预测的，人口稀少和缺乏界限阻碍了国家和等级制度的形成。

尽管如此，在黄河峡谷的古老地段，人口密度与农业生产力一起上升。商朝的等级制度愈加分明，这可见证于领袖对追随者施加的惩罚，以及其时流行的奴役和人祭。甲骨文提及五种处罚：墨（面部刺字涂墨）、劓（割鼻）、剕（断足）、宫（阉割）、大辟（处死）。[10]很多当时的葬地，挖掘出八至十具作揖的无首骨骼，许是奴隶，又许是战俘。高级领袖的陪葬人数竟高达五百。在殷墟出土的陪葬人总共一万，还有大量马匹、战车、三足鼎和其他珍贵工艺品。为平息死去祖先的灵魂，活人竟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包括人、动物、器物。[11]很明显，自部落到等级分明政体的过渡正在展开。

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

社会组织中家庭和亲戚的重要性是中国历史上重大常数之一。秦国君主试图抑制亲戚裙带，以推崇非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先在自己王国，统一成功后再推向全中国。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台后，也尝试使用专政权力消灭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使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但这两项政治工程，都没获得发明者所期待的成功。中国家庭证明是颇有韧性的，父系家族迄今仍活跃于中国部分地区。[12]短暂的秦朝之后，非人格化管理最终在西汉期间得以确立（公元前206—公元9年）。到了东汉末期和隋唐，亲戚团体又卷土重来。要到第二个千年初期的宋明，非人格化国家管理才得以恢复。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宗族和氏族一直处于强势，直到20世纪。它们在地方上发挥准政治的功能，在很多事情上取代国家成为权力的来源。

关于中国亲戚关系，我们有很丰富的资料，大部分由人类学家所编撰。他们研究台湾和中国南部的现代社区，所使用的亲戚团体记载可追溯到19世纪。[13]个别亲戚团体所保存的详细记录，有助于研究更为早期的家庭关系。但在古代中国亲戚关系上，我们却只有很少信息。将现代趋势投射得那么久远，风险不小。有学者主张，当代宗族是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政策的产物，与公元1000年之前的亲戚关系是迥然不同的。[14]尽管如此，在中国数世纪的历史中，亲戚团体的某些特征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中国社会的亲戚关系严格遵循父系社会或父系家族的规则。有人类学家将之定义为“使用统一礼仪、显示共同祖先的集团（corporate）”。[15]某些现代宗族的祖先可追溯到二十五代以上，但历史上的宗族通常不超过五代。相比之下，氏族是容纳若干宗族的更高级组合，通常基于虚拟（fictive）的亲戚关系。这种氏族和相关的姓氏联盟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确定异族通婚。[16]

像其他父系家族社会一样，继承和遗产只通过男子。女子不是宗族的永久成员，而是与其他重要家庭联姻的潜在资源。结婚后，她与生身家庭一刀两断，在很多中国历史时期，只可在规定时日回访娘家。妻子不再往生身的家庙祭拜，而是改去丈夫家的。香火传承全靠男子，因此，她在新家庭中没有地位，直到生下儿子。除非有了将来为父母灵魂祈祷的儿子，她的灵魂将不得安宁。讲得实在些，儿子又是她晚年的经济保障。

数世纪来，无数中国小说和戏剧记载了年轻妻子与婆婆之间的紧张关系。婆婆虐待未生儿子的媳妇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旦有了儿子，女子作为重要宗族继承人的生母，又可获很高的地位。中国王朝众多的宫廷权术，都涉及意欲提升儿子政治地位的擅权遗孀。西汉时期的皇太后，至少六次得以选择皇帝继承人。[17]

前现代（premodern）社会的可悲真相之一，就是很难把儿子抚养成人。现代医药发明之前，地位和财富只能提供很有限的差别。世界君主政体的历史，充斥着王后或妃嫔没能生下儿子而引起的政治危机。日本皇太子徳仁亲王于1993年结婚，与妻子雅子一起尝试生个儿子（而未成功），引起众多现代日本人的急切关注。与一连串早期皇帝相比，这又算不了什么：仁孝天皇（1800—1846）十五个孩子中，仅有三个活到三岁；明治天皇（1852—1912）十五个孩子中，仅有五个活到成年。[18]

跟其他社会一样，传统中国的因应对策是纳妾。地位高级的人士可娶二房、三房甚至更多的妻子。为确定个中的继承权，中国发展了复杂的正式规章制度。妻子再年幼的儿子对妾的儿子，仍享有优先继承权，但也有违反此例的皇帝。虽然有具体规矩，继承权的不确定性仍是宫廷政治的主题。公元前71年，霍光妻霍显设法谋害了坐月子的许皇后，让女儿成君取而代之。公元115年，汉安帝多年不育的阎皇后鸩杀了刚生下儿子的皇妃李氏。[19]

像库朗日所描述的希腊和罗马，中国亲戚制度也与私人财产制度有关。周朝宣称，所有土地都是国家财产，但周天子太弱，难以付诸实现。土地日益私人化，买卖和改造也变得普遍。[20]作为整体，宗族拥有祖庙或祠堂。较富的宗族又投资于共同财产，如水坝、桥、井、灌溉系统。单独家庭拥有自己的耕田，但不得随意处置，因为有对宗族的礼仪义务。[21]

宗族增长始终给遗产的继承制造难题。周朝早期有长子继承权制度，之后又改为儿子们平分。这一规矩延续了中国历史的大部，直到20世纪。[22]根据这个制度，家庭的土地经常越分越小，以致无法维生。中国开发了大家庭概念，数代男子同堂。成年的儿子或在分到的祖地上安家，或试图购买邻地。对宗族的共同财产，他们仍然有份；对共同的祖先，他们仍有祭拜的责任。这一切阻止了他们的搬迁，或出售祖地。[23]

在财产和同堂方面，不同区域出现了巨大差异。中国北方，宗族力量逐渐变弱，宗族成员搬往分散的村庄，丧失了相互之间的认同。在南方，宗族和氏族成员继续并肩生活，以至整村人只有一个姓。为此出现很多解释，其中之一是这么认为的：很多世纪以来，南方一直是蛮荒地带，宗族即使增长却仍能抱成一团；而在北方，战争频仍，流离失所时有发生，从而拆散了数代同堂的宗族。

要记住，宗族组织在很多情形中纯属富人特权。只有他们才能负担得起平分的庞大地产、共同财产、为传宗接代而娶的多房妻妾等。事实上，周朝首次编纂的宗法规则，只适用于精英家庭。贫困家庭只能负担很少的孩子，有时为弥补无子无孙，而让入赘女婿改用妻子的姓氏。这在日本很普通，在中国却遭否定。[24]

中国的“封建”时期

商灭于周。周的部落定居于渭河流域（当代陕西省），在商的西方。周的征服始于公元前11世纪初，历时数年。其时，商的军队还必须在山东应付马背游牧民族的袭击。周王杀死商的储君，谋害自己兄弟，夺取政权，建立新朝。[25]

这一征服开创了很多学者所谓的中国封建时期。其时，政治权力非常分散，掌控在一系列等级分明的氏族和宗族手中。从西周到东周早期，亲戚关系仍是社会组织的原则。到了春秋和战国，这些亲戚团体之间战火纷飞，国家开始慢慢成形。我们可仔细追溯国家形成的各项因素，所依靠的不再是考古学的重新组合，而是历史记载中的证据。

从对比角度看，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格外有趣。它在很多方面为欧洲几乎一千年后的历程树立了先例。周部落征服长期定居的商朝领土，建立了封建贵族阶层。无独有偶，日耳曼野蛮部落打败衰败凋零的罗马帝国后，也创立了类似的分散政体。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发动战争的需求促使了国家的形成：封建属地逐渐聚合成领土的国家，政治权力趋于集中，现代非人格化行政脱颖而出。[26]

然而，中国和欧洲又有重要差别。英语版的中国朝代史，给中国平行制度贴上既定标签，如“封建的”、“家庭”、“国王”、“公爵”、“贵族”，从而遮掩了中间的差别。所以，我们需要确定这些标签的意义，既指出重要对应，也挑明不同文明的分道扬镳。

最混乱和误用最多的，可算是“封建的”和“封建主义”。由于学者和辩论家的混乱使用，这两词基本上变得毫无意义。[27]根据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观念，“封建主义”往往指欧洲中世纪庄园上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有个避不开的封建阶段。这种按图索骥的僵硬，迫使传统学者到处寻找封建阶段，即使在毫不相干的社会。[28]

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关注存在于中世纪欧洲的采邑（fief）和属臣（vassalage）制度，从而给封建主义提供了历史上比较准确的定义。采邑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契约，后者获得保护和土地，一定要向领主提供军事服务作为交换。契约在特定仪式中获得尊严，领主将属臣的手放入自己的手中，以亲吻来锁定相互的关系。这种双方兑现义务的从属关系，需要一年一度的更新。[29]属臣之后还可将采邑分割成更小的子采邑（subfief），与自己的属下再签新的契约。该制度自有一套复杂的道德规范，与荣誉、忠诚、宫廷婚姻有关。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欧洲封建主义的关键不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隐含的权力分散。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说：“西欧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是一种政府……其中，一队军事领袖垄断政治权力，队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却又相对平等。”[30]这个定义与马克斯·韦伯有关，也是我在本卷所使用的。该制度的核心是分派采邑或封地，属臣可以在其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权。封建契约在理论上可随意取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属臣们把采邑转换成自己的家族财产。这表示，后裔得以继承采邑。他们在自己采邑享有征兵征税的政治权力，能独立作出司法裁决，不受领主的干涉。因此，他们一点不像领主的代理人，却是实打实的小领主。马克·布洛赫指出，封建制度晚期的家族性质实际上代表了该制度的退化。[31]总之，封建制度的独特处恰恰是它分散的政治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周朝的中国是个封建社会[32]，与中央集权国家没有相似之处。像很多征战的朝代，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周天子发现自己没有足够军队或资源来直接统治所占领的土地，特别是在草原游牧部落频繁骚扰的西方，还有后来成为楚国的南方边境。所以，他分派封地给麾下的将领。考虑到周社会的部落性质，那些将领多是他的亲戚。周天子共设七十一处封地，其中五十三处由他的亲戚治理，剩下的则分给其他文武官员，以及已被击败但愿效忠的商贵族。这些属臣在治理自己封地时享有实质性的自治。[33]

周朝的中国封建主义与欧洲的相比，仍有重大区别。在欧洲，野蛮部落一旦皈依基督教，分支式的部落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即遭摧毁，通常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机制，把没有亲戚关系的领主和属臣绑在一起，在亲戚关系不复存在的社会中促进社会合作。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参与者不是独立分散的领主，而是领主和他们的亲戚团体。在欧洲领主的境内，领主与农民签署封建合同，非人格化管理已开始扎根。权力在领主手中，而不在领主亲戚团体的手中。采邑只是他的家庭财产，并不属于更大的亲戚集团。

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地授予亲戚团体，之后又逐次分封给下一级的宗族或部落分支。中国贵族与欧洲领主相比，其权力比较薄弱，其等级森严比较缓和，因为他陷入了限制他擅权的亲戚架构。我曾提到，部落社会的领袖地位往往是赢取的，而不是继承得来的。周朝的中国领袖，虽然趋向于等级分明，但仍受亲戚人脉的限制，看起来比欧洲的更像是“部落的”。有位评论家指出，在春秋时期，“国家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君主统而不治；大夫们很重要，不是因为其职位，而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戚，或是显赫家庭的家长”。[34]君主与其说是真正的一国之主，倒不如说是伙伴中的老大。“各种故事讲到，贵族当众责备君主，并吐口水，却没受到他的训斥或处罚；拒绝他对珍玩的索求；在他妻妾群中与他一起玩游戏；未获邀请而坐上他的桌子；上门邀他分享晚餐，却发现他在外射鸟。”[35]

周朝社会的氏族组织中，军队也是分支式的，没有中央统领。各个宗族动员自己的军队，再蜂聚到更大单位中（像努尔人的分支）。“有关战争的记述透露，战场上，征来的士兵只跟随自己的将领；重要的决定通常由将领们集体讨论决定；部队编制松散，以致将领只能指挥自己手下，而顾不上其余。”[36]很多案例显示，因为没有严格的统领制度，部将得以修改名义上君主的命令。根据第5章介绍的人类学分类，周朝早期政体是部落的，至多是酋邦的，而绝不是国家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非常相似，都发展了悬殊的阶级分化和贵族阶层，起因是关于荣誉、暴力、冒险的道德信念。开始时，早期部落社会相对平等，并有防止地位悬殊的各式调整机制。然后，某些人开始在狩猎中出类拔萃。狩猎与战争有关联，这可追溯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等级制度在狩猎和征战中脱颖而出，因为有些人或群体就是略胜一筹。优秀猎手往往又是优秀战士，狩猎所需要的合作技能进化成军事战术和战略。通过战绩，有些宗族获得更高的地位；宗族内，卓越的战士崛起而成为将领。

这也在中国发生。狩猎和战争的关联保存于一系列礼仪，使武士贵族的社会地位获得合法化。陆威仪（Mark Lewis）解释说，春秋时期，“君主之所以在群众中鹤立鸡群，全靠在圣坛前的‘壮举’，即礼仪化的暴力，如献祭、战争、狩猎”。[37]狩猎把动物送上祖先的祭台，战争把战俘送上祖先的祭台。血祭是商朝的习俗，到周朝仍然继续，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军事征战出发于庙堂，为确保战争的胜利，既有牺牲品又有祈祷。礼仪中，大家分享祭肉，战鼓因战俘的血液而变得神圣，特别可恨的敌人则被剁成肉酱，供宫廷或军队成员进食。[38]

周朝早期的贵族战争高度礼仪化。发动战争是为了使另一氏族承认自己的霸权，或是为了荣誉受到藐视而实施报仇。军队向前冲是为了保护“继承下来的祖业”，不克尽责的领袖，死后将得不到妥善的祭拜。他们通过在仪式上展示的力量和荣誉来达到目的，不需付诸殊死的实战。战役经常在贵族之间预先安排，需要遵守复杂的规矩。敌人一旦在战场出现，军队一定要上前迎战，否则就是耻辱。不向敌人的最强部位发起攻击，有时也被认作丢脸。敌方君主去世时，为了不影响对方的哀悼义务，军队就会退出战役。春秋初期，贵族打仗多用战车。而这种战车，既昂贵，操作起来又需要高超技术。[39]显而易见，军事战略家孙子依靠奇袭和欺骗的“迂回”战术，还要等到中国历史的后期。

周朝早期的中国社会，处于部落和酋邦之间。史书中称为“国”的，都不是真正的国家。周朝的中国好比是家族社会的教科书，换言之，整个国家为一系列封地君主和其亲戚团体所“拥有”。土地和定居于此的民众，都是可传给后裔的家族财产，只受父系家族亲戚规则的约束。这个社会中没有公私之分，每个占统治地位的宗族都可征兵征税，并作出自认妥善的司法裁决。然而，这一切将很快发生变化。

[1]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2—130页。

[2] 鲁惟一（Michael Loewe）和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编，《剑桥中国古代史：从文明起源到公元前221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909—911页。

[3] 有关早期中国的分代，参见李学勤，《东周和秦的文明》（Eastern Zhou and Qin Civilization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年），3—5页。

[4] 有关这段时期，参见顾立雅（Herrlee G. Creel），《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研究》（The Birth of China: A Stud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纽约：Ungar出版社，1954年），21—37页；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西周历史资料：青铜器铭文》（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

[5]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26—27页。

[6]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35页。

[7]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41页。

[8]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85页。

[9]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124页。

[10]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170页。

[11]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164—165页。

[12] 有关中国家庭主义的残存，参见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纽约：自由出版社，1996年），69—95页。

[13] 参见Olga Lang，《中国的家庭与社会》（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年）；Maurice Freedman，《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伦敦：Athlone出版社，1958年）；Maurice Freedman，《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jian and Guangdong）（伦敦：Athione出版社，1966年）；Maurice Freedman，《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亲戚》（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年）；孔迈隆（Myron L.Cohen），《台湾的中国家庭制度》（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武雅士（Arthur P. Wolf）和黄介山（Chieh-shan Huang），《中国的婚姻与过继，1845—1945年》（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1845—1945）（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

[14] 有关当代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讨论，参见 James L. Watson，《中国的亲戚关系：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研究》（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92期（1982年）：589—627页。

[15] 有关当代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讨论，参见 James L. Watson，《中国的亲戚关系：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研究》（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92期（1982年），594页。

[16] Paul Chao，《中国的亲戚关系》（Chinese Kinship）（波士顿：劳特里奇出版社，1983年），19—26页。

[17] 鲁惟一（Michael Loewe），《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E-220 CE）（印第安纳波利斯：Hackett出版社，2006年），6页。

[18] Donald Keene，《明治天皇和他的世界，1852—1912年》（Emperor of Japan: Meiji and His World, 1852-1912）（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年），2页。

[19]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6页。

[20] 柯昌济（Ke Changji），《中国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载Timothy Brook编，《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Armonk，纽约州：M. E. Sharpe出版社，1989年）。

[21] 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中国传统财产观念》（Traditional Property Concepts in China），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第15卷，第4期（1956年）：507—516页。

[22] Paul Chao，《中国的亲戚关系》，25页。

[23] 裴达礼，《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55—59页。

[24] Paul Chao，《中国亲戚关系》，19页；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172—173页。

[25]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纽约：Harcourt出版社，1972），36—37页。有关周的起源和对商的征服，参见顾立雅，《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研究》，219—236页。

[26] 有关此类的对比，参见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

[27] 有关封建主义概念的主要评论，参见Elizabeth A. R. Brown，《建构的暴政：封建主义与欧洲中世纪历史学家》（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 Feudalism and 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9卷，第4期（1974年）：1063—1088页。另请参阅 Jørgen Møller，《重返封建主义：历史学家的技艺，以及对概念工具和概括的需要》（Bringing Feudalism Back In: The Historian’s Craft and the Need for Conceptual Tools and Generalization），未刊稿。

[28] 有关讨论文章，参见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和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Chin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Fall of Ha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34—40页。

[29]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年），161页。

[30] Joseph R. Strayer，《西欧的封建主义》（Feudalism in Western Europe），载Fredric L. Cheyette编，《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和社区：选读》（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Selected Readings）（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68年），13页。

[31]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90页之后。

[32] 有关周朝和欧洲封建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李峰，《封建主义和中国西周：评论》（“Feudalism” and Western Zhou China: A Criticism），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63卷，第1期（2003年）：115—144页。李峰认为，西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已超过“封建主义”这一术语所能指称的。

[33]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37—41页；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5年），53页；列文森和弗朗茨·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30—32页。

[34]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78页。

[35]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33页。

[36]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35页。

[37]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17页。

[38]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28页。

[39]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22、37—38页。

第7章

战争和中国国家的兴起

国家源于军事竞争；商鞅的现代化改革；法家对儒家家庭主义的批判；没有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伴的政治发展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真正的国家开始在中国成形。它们设立常备军，在界定领土内实行统一规则；配备官僚机构，征税执法；颁布统一的度量衡；营造道路、运河、灌溉系统等公共基建。尤其秦国，全力投入不寻常的现代化工程，目标直指周朝早期亲戚家族的社会秩序。它绕过武士贵族，直接征募大量农民，使军队趋于民主化；从事大规模土地改革，将家族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破坏世袭贵族的权力和威望，从而提高社会流动性。这些改革听起来像是“民主的”，但其唯一目的是富国强兵，打造冷酷的专政。这些现代政治制度的优势，令秦国打败所有对手，进而一统天下。

战争与国家建设

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有个著名论点：欧洲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驱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1]战争和国家建设的关联不是普世共有的。总的来说，拉丁美洲就没有这一历史过程。[2]但毫无疑问，在中国的东周时期，国家形成的最重要动力就是战争。从公元前770年的东周初期到前221年的秦朝统一，中国经历了连绵不绝的战争，规模、耗资、人命的牺牲有增无已，从分散封建国家到统一帝国的过渡全凭武力征服。这时所建立的几乎每一个现代国家制度，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发动战争息息相关。

与其他好战社会相比，中国在东周期间的血腥记录仍然突出。有学者计算，春秋时期的294年，中国的“国家”之间共打了1211次战役，和平岁月仅有38年，超过110个政治体被灭绝。后续的254年战国时期，打了468次战役，仅有89年太平无事。兼并使国家数量大跌，战役总数因此减少，战国七雄灭了其余十六国。另一方面，战役的规模和历时却有显著的上升。春秋时，有些战役只打一个回合，一天就完。到战国末期，围攻可持续数月，战役可持续多年，参战将士高达50万。[3]

与其他军事化社会相比，周朝的中国异常残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的仅1%，希腊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的仅5.2%，欧洲早期现代则更低。[4]人员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李维（Livy）报道，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美诺湖战役（Lake Trasimene）和坎尼会战（Cannae）中，总共损失约5万军人。而一名中国史官称，24万战死于公元前293年的战役，45万战死于公元前260年的战役。总而言之，从公元前356年到前236年，秦国据说一共杀死150多万他国士兵。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数字夸大其词，无法证实。但它仍颇不寻常，中国的数字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10倍。[5]

持续战争带来的制度改革

激烈战争造就强烈的奖励，导致了旧制度被摧毁和新制度取而代之。它们都与军事组织、征税、官僚机关、民间的技术革新以及思想有关。

军事组织

一点也不令人惊奇，激烈战争的最初影响是参战各国军事机构的演变。

如早先提到的，春秋早期的战事是驾战车贵族的互相厮杀。每辆战车配备一名御手和至少两名武士，还需多达七十人的后勤支持。驾车开打是高难度的技术，需要实质性的训练，的确是适合贵族的职业。[6]这时的步兵仅发挥辅助作用。

从战车到步兵加骑兵的转变逐渐发生于春秋末期。在南方湖泊和沼泽众多的吴越两国，战车用处非常有限，在多山地区更是相形见绌。很显然，与西方草原马背野蛮人打交道的经验，促使骑兵出现于战国初期。随着铁兵器、弩、盔甲的广泛使用，步兵变得更为有效。西部的秦是最早重整军队的国家之一，它淘汰战车，改换为步骑兵的混成。其主因，既是秦的地形，又是野蛮人的持续压力。楚是在他国征兵的第一国，击败陈之后，强迫当地农民提供军事服务。这些军队不再是亲戚团体的组合，而是等级分明的军事单位，统领着固定数量的部下。[7]公元前6世纪中期，第一支全步兵军队投入战斗，在未来两个世纪内，完全取代战车军队。到战国初期，将农民大批征入军队已成司空见惯。[8]

中国军队打击力量的核心从战车转到步兵；无独有偶，欧洲也从盔甲骑士转到弓箭和长矛的步兵军队。担任战车手和骑士的贵族，在这两个转向中，根本无法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在这两个文明中，负担得起旧式装备和培训的只有贵族精英。这个转向似乎与技术改革有关；中国贵族数量持续下降，够格的战车手日渐稀少，可能是另外原因。

贵族阶层的人员损失，推动了军内的论功封赏。周朝早期，军事将领全凭亲戚关系和在氏族中的地位。斗转星移，越来越多的非贵族将领，单凭自己的骁勇善战而获晋级。国家也开始分配土地、爵位、家奴给将士以作奖励，无名小卒跃升为将军时有发生。[9]参战的野战军队中，骁勇善战不是文化规范，而是存活的前提。所以很有可能，论功封赏的原则始于军队，辗转传入文官体系。

征税和人口注册

将农民大批征入军队，需要相应的物质资源来支付和装备他们。从公元前594年到前590年，鲁国开始征收田赋，不再作为亲戚团体的财产，而是以众多农家合成的“丘”为计量单位。邻国齐的入侵，迫使鲁国快速增征甲兵。从公元前543年到前539年，子产在郑国重划带渠的田地，把农民编成五户一组以征收新税。在公元前548年，楚国丈量土地，登记盐池、鱼塘、沼泽、森林、人口。这项调查是为日后的征税征兵预作准备。[10]

官僚机构的发展

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官僚机构自周朝中国的混乱中崛起，全没计划，只为征收战争所需的税金。

周朝头几年的管理是家族式的，像其他早期国家一样，如埃及、苏美尔、波斯、希腊、罗马。行政官位配给君主的亲戚，被视作君主家庭的延伸。决策时，并不严格遵守等级分工，而是以咨询和忠诚为依据。所以，君主可能掌控不住大夫，如有分歧，也不能予以解雇。像一语部落中的头人，面对让贤的强大共识，周朝一名君主只好束手听命；除非他铤而走险，如公元前669年的晋献公，把合谋反己的所有亲戚统统杀光。宫廷权术不是个人操作的，而是宗族，满门抄斩才能绝其香火。[11]

官僚化始于军队，各项职能由贵族转让给庶民。军队需要征募、装备、训练大批新兵，记录和后勤也是不可或缺的。支援军队的需要又增加了对文官体系的需求。他们帮助征税，确保大规模军事动员中的连贯性。军事机构成为文官的训练场所，并促进统领体系的形成。[12]同时，周朝贵族内部的自相残杀，为大夫家庭提供了社会升迁良机。大夫虽在传统上也来自贵族阶层，但经常属于远离君主和其亲戚的外围。士族是低于贵族的另一阶层，包括军人和其他有功绩的庶民，也得以取代家族关系的大夫，承担重要职位。所以，随着贵族阶层的日渐式微，论功封赏而不是论出身封赏的原则开始慢慢获得认同。[13]

民间的技术革新

公元前4世纪到前3世纪，中国经历了集约型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靠的是技术革新，包括青铜工具转向铁工具、基于双向活塞鼓风的生铁冶铸、牲口耕犁的改进、土地和灌溉的改善。中国各区域之间的商业交流增加，人口密度也开始出现显著上升。粗放型增长靠的是人口增长，以及开发像四川那样的新边境。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增长源于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因素”。这表示，它不是经济制度的内部逻辑所造成的，而是得益于意外的技术革新。军事上的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动力。战国时期的每个国家都面对增税的巨大压力，为此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仿效对方的技术革新以加强自己实力。[14]

思想

那么剧烈狂暴的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思潮，这很值得钦佩。战乱不断所造成的流离失所，促使了对政治和道德的深刻反思，并为天才的老师、学者、谋士提供了出人头地的良机。其时，众多老师四下游学，招揽学生。其中有孔子，他出身于贵族，但只是作为学者和老师而谋生。战国初所谓的百家争鸣时期，还有很多如此的学者，包括墨子、孟子、孙子、韩非子、荀子，身后都留下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的著作。当时的政治不稳定，似乎造就了文人的无根无蒂，这反映在文人的周游列国，不管何等政权，只要感兴趣，他们都愿奉献自己的服务。[15]

这种智慧横溢有两层政治意义。首先，它创建了宛如意识形态的东西，即政府如何施政的思想，后代中国人可以此来评判自己政治领袖的表现。最为著名的就是儒家，而儒家学者又与其他学派展开激烈争辩，例如法家——这些争辩其实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真实写照。中国的学者和文人享有最高级荣誉，甚至高于武士和巫师。事实上，文人和官僚的作用合二为一，在其他文明中是找不到的。

其次，中国文人的流动性又孕育了愈来愈像全国文化的东西。其时创作的伟大经典著作，变成精英教育的基石和中国文化的基础。有关经典著作的知识，成为国民身份的坐标。它们享受如此高的威望，以至在中华帝国无远弗届，甚至传播到边界之外。边境线上的游牧王国，有时在武力上强于中国，但无法匹配中国的智慧传统。所以，他们倾向于以中国的制度和技术来治理中国。

商鞅的反家庭运动

周朝晚期，中国各地逐渐采用现代国家制度，但都比不上西部的秦国。大多数情况下，新制度的采用全凭运气，是反复试验和政府别无选择的结果。相比之下，秦确立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率直地阐明中央集权新国家的道理。秦的建国者清楚看到，早期的亲戚网络是中央集权的障碍，为了取而代之，特意实施把个人与国家绑在一起的新制度。这些原则被称作法家思想。

商鞅起初在魏国做官，后来投奔相对落后的秦，一举成为秦孝公的总顾问。他上任初期，就向既存的家族管理发起进攻。他攻击继承得来的特权，最终以论功封赏的二十等爵制取代了世袭官职。在这个边境国家，论功封赏中的功就是军功，土地、家臣、女奴、服饰，都按各人战绩来分配。[16]另一方面，不服从国家法令的将面对一系列严厉处罚。最重要的是该制度下获得的职位不可转为世袭财产，像家族贵族那样，而要由国家定期重新分配。[17]

商鞅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除井田制，再把土地分给由国家直接监护的农家。井田制中，农田分成九方块，就像中文的井字。八户农家各耕一块，中间的是公田。每个贵族家庭拥有若干井田，耕耘的农家为此需要履行徭赋和其他义务，很像封建欧洲的农民。井田上布满路径和水渠，方便管理，八户农家组成贵族地主保护下的公社。[18]废除井田制使农民挣脱对地主的传统义务，并允许他们搬往他人新开发的土地，或干脆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使国家避开贵族，向全体地主征收以实物支付的统一地赋。

此外，为了资助军事行动，商鞅还向所有成年男子征收人头税。国家颁布，家庭如有若干儿子，长大后一定要分居，不然就要缴双倍的税。商鞅的矛头直指传统儒家的大家庭，而赞许夫妇带小孩的小家庭。对没有足够财产可分的穷苦家庭来说，该制度造成了莫大艰辛。其目的可能是提倡个人奖励，也加强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

这次改革还与新的家庭注册有关。传统中国由庞大的亲戚团体组成，商鞅则把家庭分为五户和十户的群体，让他们相互监督。其他国家也在实施类似改革，如鲁国的“丘”，不同之处是秦在执行中的暴虐。群体中的犯罪活动，如不予检举，惩罚是腰斩；举报人有赏，等同于在战斗中斩敌首级。该制度的翻版在明朝得以复活，称为保甲。

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书中认为，所有国家都具备共同的特征：它们都试图掌控各自的社会，一开始就“昭告”天下。[19]它们清除自生自长的弯曲小街的旧区，代之以几何图形般秩序井然的新区，就是为此。19世纪，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在巴黎中世纪废墟上建造宽敞的林荫大道，不单是为了美观，还有控制人口的动机。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于商鞅治下的秦。除了废除井田制，他还将郡县制推向全国。他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设四十一个县；县令不是地方推举的，而是中央政府指派的。一开始，这些县位于边境地区，表明其作为军事区的起源。取代井田制的是更大的整齐矩形，与东南西北的轴心相对称。现代地图学显示，曾是秦国的地域都有这种直线布局的地貌。[20]商鞅还颁布在秦国通用的统一度量衡，以此来替代封建制度下的杂乱标准。[21]

商鞅竭尽全力投入社会工程，将传统亲戚关系的权力和地产制度转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非人格化统治。显而易见，他招惹了秦国家族贵族的极大反感。庇护人秦孝公一去世，继位人立即反目，商鞅只得逃亡。他最终遭人检举，所依据的恰恰就是自己颁布的严禁庇护罪犯的法律。据传，商鞅遭车裂之刑，即四车分尸，他的宗族成员全被诛杀。

东周的中国，每一项制度革新都与战争的需求直接相连：服役扩充至全体男子、先是军队后是文官的永久性官僚体系、家族官职减少、论功封赏、人口注册、土地改革、家族精英地产的重新洗牌、更好的通信和基建、非人格化的等级行政部门、统一的度量衡。这一切，都可在军事要求中找到根源。战争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唯一引擎，但肯定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涌现的主要动力。

儒家与法家

商鞅在秦国实施的政策得到后续学者的肯定，如韩非子，并被归纳成全套的法家意识形态。在法家和儒家的紧张关系中，可以读懂中国后来历史的大部，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那份紧张都与政治中的家庭作用有关。[22]

儒家极力主张向后看，其合法性扎根于古代实践。孔子在春秋末期编辑他的经典作品，十分怀恋周朝的社会秩序。但它因战事不断，已在分崩离析中。家庭和亲戚关系是家族秩序的核心。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

所有部落社会都实行祖先崇拜，虽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儒家给中国版本涂上了特殊的道德色彩。儒家的道德原则规定，对父母的责任，尤其是对父亲的，要大于对妻子或子女的。对父母不敬，或在经济上没尽扶养责任，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儿子对妻子或子女的关心，如超过对他父母的，也要受到严厉惩罚。如发生冲突，例如父亲被控犯了罪，父亲的利益一定高于国家的。[23]

家庭和国家的紧张关系、家庭责任高于政治责任的道德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迄今，中国家庭仍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竭力捍卫它的自治，不愿接受政治权力的干涉。家庭和国家的力量关系呈反比。19世纪清朝式微，中国南方强大的宗族干脆接管地方事务的治理。[24]1978年的中国，邓小平推行包产到户的改革，农民家庭又变得生龙活虎，成为后来影响全国的经济奇迹的主要引擎。[25]

相比之下，法家向前看。它把儒家和对家庭的尊崇，看作巩固政治权力的绊脚石。儒家精致微妙的道德和责任，对他们丝毫没用。作为替代，他们追求直截了当的赏罚分明——特别是惩罚——使百姓臣服。如法家思想家韩非子所说的：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26]

法家建议，不可把臣民当作可以教诲的道德人，只可当作仅对赏罚有兴趣的自私人——特别是惩罚。所以，法家的国家试图打破传统，废除家庭道德责任，以新形式将臣民与国家绑在一起。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推动的社会工程与法家有明显关联。就像早先的商鞅，毛泽东也把传统的儒家道德和中国家庭看作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他的反孔运动意在铲除家庭道德的合法性，共产党、国家、公社变成帮助中国人团结起来的新式制度。一点不令人惊讶，商鞅和法家在毛泽东时代得以复兴，在很多共产党学者的眼中成为现代中国的先例。

有学者说，“儒家推崇圣王理想，可被视作道德的专制主义；作为对照，法家否定道德与政府的关联，可被视作赤裸裸的专制主义”。[27]对皇帝的权力，儒家无法想象任何制度上的制衡。更确切地说，儒家试图教育君主，缓和他的激情，使他深感对人民的责任。让君主获得良好教育，以建良好政府，西方传统对此并不陌生。这实际上是苏格拉底在描绘合理城邦时所简述的，记载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皇帝到底深感多少对人民的责任，还是仅仅利用儒家道德来保护自身利益，那是后续章节的主题。法家直接剥去道德政府的外衣，公开宣称臣民是为君主而活的，不可颠倒过来。

我们不应存任何幻想，推崇法令的法家思想与我在本卷中常提的法治有任何关联。西方、印度、穆斯林世界有一套受宗教庇荫的既存法律，并获得教士等级制度的捍卫。它独立于国家，其历史比国家更长。与当前统治者相比，这套法律更古老、更高级、更合法，因此对统治者也具有约束力。法治的含义就在：甚至国王或皇帝也是受法律束缚的，不可随心所欲。

这种法治从没存在于中国，对法家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他们认为，法律只是记录国王或君主口述的典章。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看来，这是命令，而不是法律。它只反映君主的利益，不是治理社区的道德共识。[28]商鞅认为，惩罚一旦确定，适用于社会所有成员——贵族不得豁免。那是法家法令与现代法治所分享的唯一共同点。[29]

战国时期的中国

商鞅所创建的新式国家制度，使秦国在调动资源方面，比以前更加广泛，比邻国更加有效。但仍不是取胜的保票，因为敌对国家的强烈竞争导致了互相仿效。秦国崛起进而称霸全中国的故事，与其说是发展领域的，倒不如说是国际关系领域的。

春秋末期为巩固国家而发起的争战中，秦国实际上是配角，只在更强大的对手中间发挥平衡作用。它处于争战国家中的最西面，在地理上受一定保护（参看地图）。从公元前656年到前357年，涉及大国的160场战役中，秦仅发动11场。秦孝公和商鞅开展国家改革后，这就有了大变。从公元前356年到前221年，秦发动了96场大战役中的52场，打胜48场。公元前4世纪最后十年，秦打败南方大国楚，又在前293年打败东面的邻国魏和韩。东方的齐国是仅存的主要敌人，也败于前284年。到了公元前257年，所有他国都丧失了大国地位。始于公元前236年的统一战争，最终导致中国在前221年出现大一统的秦朝。[30]

争战国家到底图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东周冲突背后的症结是旧贵族秩序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庶民寻觅新机会，以攀登权力阶梯。这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儒家和法家为此而争论不休。这个争论发生于一国之内，也发生于各国之间；既是争战的原因，又是争战的结果。秦国把自己当作法家的旗手，它的动机与其说是信服，倒不如说是实用。[31]

这里利害攸关的主导思想，不同于上述争论，而是商周统一中国的古老理念。统一中国的实现，其传说的色彩大于现实。东周的分裂始终被看作旷日弥久的异数，需要承担天命的血统崛起，予以拨乱反正。寻求承认的斗争，就是看哪个宗族获得统治整个中国的荣誉。

中国发展路径为何异于欧洲

许田波（Victoria Hui）等学者提出这样的超历史大题目：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由多极国家体系组成，最后巩固成单一的庞大帝国，而欧洲却没有。欧洲国家体系实际上也有兼并巩固，从中世纪末的400个主权政治体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25个。尽管有不少尝试，包括哈布斯堡（Habsburg）的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希特勒，但还是没有见到单一的欧洲大国。

有下列可能的解释，第一条是地理。欧洲因河流、森林、海洋、山脉而分成众多区域，如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莱茵河、多瑙河、波罗的海、喀尔巴阡山脉，等等。不列颠岛屿又是很重要的因素，在欧洲历史上扮演了破坏霸权组合的平衡角色。相比之下，第一个中华帝国仅拥有今日中国的部分领土，由西向东，只是从渭河峡谷到山东半岛而已。战国时期已修筑很多道路和运河，当时的军队很容易在这个地区纵横驰骋。这个核心地区巩固成单一强国之后，才开始向南、北、西南方向拓展。

第二条与文化有关。商和周的部落之间有种族差异，但周朝时期涌现出的各国，则无种族和语言的明显区分，不像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法兰克人、维京人、斯拉夫人、匈人之间。中国北方有不同方言，但商鞅和孔子的周游列国，以及相互的思想交流，都证实了日益增长的文化统一。

第三条是领导，或领导的缺乏。许田波指出，多极国家体系不是自我调整的机器，不能永远取得防止霸权崛起的平衡。国家有自己领袖，解读自身利益。秦国领袖运用机智的治国术，以分而治之的策略击破敌国的联合。而敌人无视秦国的凶险，反而经常自相残杀。

最后一条与中国和欧洲政治发展走上不同路径直接相关。欧洲从没见过像秦朝那样的强大专制国家，唯一例外是莫斯科大公国。但它发展较晚，一直处于欧洲政治的边缘，直到18世纪的下半叶。（俄罗斯进入欧洲国家体系后，很快占据欧洲的大部，先是在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后在1945年斯大林时代。）17世纪晚期，像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国家通常也被称作“专制主义”。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在征税和动员方面，远远比不上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潜在的专制君主开始其国家建设大业时，就会遇上组织良好团体的阻挠。例如，既得利益的世袭贵族、天主教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独立自治的城市。所有这一切，都可在国境内外灵活运作。

中国情形很不同，它依赖广泛的亲戚体系。中国的封建贵族，从没建立起与欧洲领主一样的地方权力。根于宗族的中国贵族，其权力往往分散于各地，又纠缠于其他亲戚团体；作为对照，欧洲封建社会发展了强大且等级分明的地方政治主权。此外，不像欧洲贵族，中国贵族得不到法律、古老权利、特权的保护。中国贵族的人数，因数世纪不断的部落战争而几近耗尽；专业政客得以组织强大的庶民军队，轻易击败早期的贵族军团。周朝的中国从没发展出可与欧洲媲美的强大世袭地主贵族。君主、贵族、庶民阶层之间的交叉斗争，对欧洲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却从没在中国发生。相反，它有个早熟的现代集权国家，一开始就打败所有的潜在对手。

马克斯·韦伯定为本质上的现代特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很熟悉中国的韦伯为何把中华帝国描述成家族国家，这是个谜。[32]迷惑韦伯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没有经济现代化的陪伴，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也没有社会现代化的陪伴，亲戚关系没有转换为现代个人主义，反而与非人格化管理共存，一直到今日。像其他现代化理论家一样，韦伯相信发展中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紧密相连的。很可能是因为现代化的其他方面没在中国出现，所以韦伯认不出中国的现代政治秩序。欧洲的实际发展中，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也没有密切相连，有顺序上的先后，它的社会现代化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所以，欧洲的经验是独特的，不一定能在其他社会复制。

多种现代化

秦统一中国后，政治现代化为何没有导致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国家的出现是集约型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还不够。如要资本主义出现，其他制度也要到位。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之前有一场认知革命，发明了科学方法、现代大学、以科学观察创造财富的技术革新、鼓励革新的产权体系。秦朝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是智慧的沃土，但其主要学术传统是向后看，无法达到现代自然科学所需要的抽象。

此外，战国时期没有出现独立的商业资产阶级。城市只是政治和行政的中心，不是商业中心，也没有独立自治的传统。商人或工匠没有社会威望，崇高地位只属于地主。[33]虽有产权存在，但其形式无法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秦朝的独裁政府，剥夺大批家族地主的土地来削弱其权力，向新地主征收重税来支持军事扩张。国家不是创造奖励，让农人的耕耘更为有效，而是订出产量定额，如果完不成，还要加以处罚。秦朝最初的土地改革，打破了世袭的地主庄园，开辟了土地买卖市场，但随之没有出现自耕农阶层，土地又被新贵阶层所吸纳。[34]没有法治来限制主权国家没收私人财产的权力。[35]

亲戚关系体系崩溃，被更自愿、更个人形式的团体所取代，这就是社会现代化。但它在秦统一后没有发生，原因有二。首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出现，促进新社会团体和新身份的广泛分工也无从说起。其次，破坏中国亲戚关系的努力是独裁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相比之下，破坏西方亲戚关系的是基督教，既在理论层次上，又通过教会对家事和遗产的影响力（参看第16章）来进行。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生根发芽，比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足足早了数个世纪。

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经常不能达到目标。中国的父系宗族和以此为基础的家族政府，其相关制度虽遭受痛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将看到，昙花一现的秦朝之后，它们又卷土重来，并作为权力和感情寄托的来源，在后续世纪中一直与国家明争暗斗。

[1]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990—1990年》；查尔斯·蒂利，《集团犯罪式的开战和建国》（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载Peter B.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和 Theda Skocpol编，《收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马萨诸塞州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另请参阅Bruce D. Porter，《战争与国家的兴起：现代政治的军事基础》。

[2] 参见Cameron G. Thies，《拉丁美洲的战争、竞争与建国》（War, Rivalry, and State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载《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49卷，第3期（2005年），451—465页。

[3]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56—58页。

[4] Edgar Kiser和蔡勇（Yong Cai），《战争与科层官僚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 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载《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68卷，第4期（2003年）：511—539页。

[5]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67页；Edgar Kiser和蔡勇，《战争与科层官僚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2003年），520页；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和国家形成》，87页。

[6] 有关概述，参见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5卷第7部分，《军事技术》（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5, Pt.7: Military Technolog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

[7] 陆威仪，《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55—58页。

[8] 陆威仪，《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60页；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71页。

[9]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73—75页。

[10] 陆威仪，《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58—59页。

[11]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82—87页。

[12] Edgar Kiser和蔡勇，《战争与科层官僚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516—517页。

[13] 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64—65页。

[14] 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67—73页。

[15] 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82—100页。

[16] 李又宁，《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Shang Yang’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纽约州白原市：M.E.Sharpe出版社，1977年），32—38页。

[17] 李又宁，《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Shang Yang’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纽约州白原市：M.E.Sharpe出版社，1977年），38—39页。

[18] 农民家庭通常太穷，不能维持世系，可将井田制视作延展性亲戚团体的替代。

[19] James C. Scott，《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

[20] 陆威仪，《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63页。

[21] 李又宁（Yu-ning Li），《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Shang Yang’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66页。

[22]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Burton Watson译，《韩非子：基本作品》（Han Fei Tzu: Basic Writing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年），1—15页。

[23] Paul Chao，《中国的亲戚关系》，133—134页。

[24] 裴达礼，《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152—161页。

[25]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的讨论，93—94页。

[26] 引自李又宁编，《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127页。编者按：福山此处所引文字，实际上乃是法家学派李斯所说（上秦二世《督责书》），见李又宁该书所收萧公权先生的论文《法家思想与专制政体》（Legalism and Autocracy in Traditional China），原始引文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27] 萧公权，《法家思想与专制政体》，引自李又宁编，《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16页。

[28] 鲁惟一和夏含夷编，《剑桥中国古代史：从文明起源到公元前221年》，1003页。

[29] 鲁惟一和夏含夷编，《剑桥中国古代史：从文明起源到公元前221年》，1009页。

[30] 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65—66页。

[31] 商鞅在国内破坏基于亲戚关系的传统秩序，在国外从事权术外交，打破了贵族限制冲突的约定和规范。例如，他游说自己以前的国君魏惠王，让他称霸，摆出周天子的场面，使之陷入与邻国韩和齐的纷争，最终败于齐国。公元前340年，秦国攻打魏国。商鞅邀请魏军首领公子昂来自己营地参与和谈，却在会谈后生擒公子昂。像在国内所颁布的严厉处罚一样，这一切都在强权政治的名义之下得到美化。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70—71页。

[32] 韦伯多次写到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纽约：自由出版社，1951年）和《经济与社会》第2卷（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1047—1051页。

[33] 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99—100页。

[34]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88页。

[35] 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69—70页。

第8章

伟大的汉朝制度

秦始皇和他所创建的朝代为何迅速倒塌；汉朝恢复儒家制度，但仍保留法家原则；秦汉时期的中国治理

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创始人嬴政（死后庙号是秦始皇帝，生于公元前259年，卒于公元前210年），精力充沛，且不可一世，全凭政治权力改变了中国社会。世界闻名的兵马俑是特地为他铸造的，在1974年出土于一个2平方英里的陵墓区。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声称，造秦始皇陵动用了70万劳工。即便是夸大其词，但很明显，他创建的国家掌控大量盈余，以惊人的规模调配资源。

秦始皇把秦的制度推广到全中国，其所创造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将在后继者汉朝手里变成一种统一的中国精英文化。这不同于群众现象的现代民族主义。尽管如此，将中国社会精英链结起来这一新意识，坚韧不拔，在朝代兴亡和内乱之后，总能浴火重生。外邦人好几次打败中国，但无法改变中国制度，反被吸收消化，直到19世纪欧洲人抵达。邻居的朝鲜、日本、越南，虽独立于中国政体，但借鉴了大量中国思想。

秦始皇用来统一中国的是赤裸裸的政治权力。他实施了商鞅所阐述的法家原则，其时，秦仍是个边陲国家。他攻击既存传统，推行庞大的社会工程，所作所为几近极权主义，从而激发了社会中几乎每个阶层的强烈反对。仅十四年后，秦朝轰然倒塌，改朝换了姓。

秦朝为后世君主留下一份复杂遗产。一方面，受秦始皇攻击的儒家和传统派，在之后的世纪中，诅咒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不道德、最为暴虐的政权之一。儒家在汉朝重新得势，试图推翻秦的很多革新。另一方面，秦朝凭借政治权力所建立的强大现代制度，不但活过了汉初的贵族复辟，而且在事实上定义了中国文明。尽管在后来中国王朝中，法家不再是钦准的意识形态，但在国家制度中仍可看到它留下的遗迹。

秦朝国家和崩溃

秦始皇的政策由丞相李斯执行。李斯是法家思想家韩非子的同学，但设下阴谋让后者蒙辱自杀。一旦掌权，这名建国设计师的最初行动是将帝国行政分为两级，共设三十六郡，郡以下设县。郡县的长官全由皇帝从首都咸阳指派，旨在取代地方上的家族精英。早已孱弱的封建贵族是打击对象，历史记载说，为方便监督，全国十二万贵族被迫迁至首都近郊。[1]在人类历史这么早的时期，很难找到如此使用政治集权的案例。这显示中国离开部落社会已有多远。

秦始皇留用的儒家官员抵抗国家集权，在公元前213年建议皇帝重新分封，试图在乡野为自己打下新的权力基础，这似乎不是偶然的。李斯认为，这将破坏他们的国家建设大业：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2]

秦始皇表示同意，遂命令焚烧经典，据称还下令活埋了四百名不服的儒家信徒。这些行为招致了后世儒家对他经久不衰的憎恨。

商鞅治下的秦国已有统一度量衡，现在推广至全中国。秦始皇还以史籀大篆统一全国文字，这也是秦国当初改革的延伸。改革目的是为了促进政府文件中的文字统一。[3]就是今天，中国各地仍有不同方言。文字统一为确定中国身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但行政部门有统一语言，而且全国各地都可分享经典的同一文本。

秦朝严格遵守法家方法，其统治如此暴虐，以致在全国激起一系列起义。它的轰然倒塌是在秦始皇死后不久的公元前210年。被押去军事营地的一队罪犯，因暴雨而受阻，遂揭竿而起。法律规定，无论什么原因，延迟到达者都是死罪。小队领袖决定，即使造反，他们的命运也不会变得更糟。[4]叛乱迅速蔓延至帝国其他地区，很多幸存的前君主和前封建贵族，看到秦朝变得衰弱，便拥兵宣告独立。同时，丞相李斯与一名宦官共谋拥戴秦始皇次子胡亥登基，反而死于宦官之手。接下来，宦官又死于他想立为皇帝的子婴之手。出身楚国贵族的项羽，还有其庶民出身的部下刘邦，组织新军队，攻入秦首都，消灭秦朝。项羽分派土地给亲戚和拥护者，试图返回周朝的封建主义。刘邦（死后谥号是汉高祖）转过身来反对项羽，四年内战后成为胜利者。他在前202年建立汉朝，史称西汉。[5]

在项羽封建复辟和秦始皇现代专政之间，新皇帝汉高祖的政权采取折中路线。不像秦始皇，汉高祖没有既存国家的权力基础。他的合法性来自他的魅力，他是反暴政的造反军的成功领袖。为取得政权，他统领一个由杂乱军队组成的同盟，包括很多传统家族和前君主。此外，他还须提防北方游牧部落的匈奴。因此一开始，他改造中国社会的能力，远远低于其前任秦始皇。

高祖创建双轨制度，部分地区恢复了周朝的封建主义。他把内战中支持自己的前君主和将军们分封去小王国，又给自己家庭成员分派新的封地。剩下的地区则保留秦朝的非人格化郡县制，构成高祖自己的权力核心。[6]最初几年，朝廷对小王国的控制很弱。秦朝统一中国的工作本来就不彻底，汉朝早期仍需继续努力。高祖启动这一过程，逐渐取消地方封王中不是刘姓的权力。继承者汉文帝在公元前157年，废了长沙最后一个小王国。皇族成员管辖的封地持续较久，与搬到长安的中央政府日益疏远。公元前154年，它们中的七个为取得完全独立而反叛。成功的镇压导致汉景帝宣布，剩下的封地不再享有行政权力。政府提高征税，迫使封地在兄弟姐妹中分家。西汉开国一百年后，封建统治最后的残余变得无权无势，地方官几乎都是中央政府指派的。[7]

家族拥有地方权力、不受中央政府管辖的周朝封建主义，在中国后来历史上定期回潮，尤其是在朝代交替的混乱时期。中央政府一旦站稳脚跟，又夺回对这些政治体的控制。从来没有一次，封王强大到可逼迫帝王作出宪法上的妥协，如英国的大宪章。中国地方上的封王，不像封建欧洲的对应阶层，从未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我们将看到，以后的世袭贵族试图在中国掌权，不是打造地方上的权力基础，而是直接攫取中央政府。强大国家早期的中央集权，随着时间的推移，竟使自己变得永久化了。

在中国不同地区根除家族统治，代之以统一的国家政府，事实上是法家的胜利，也是秦建立集权强国传统的胜利。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上，儒家的传统主义得以东山再起。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治下，儒家学者重返行政高位，兴办太学，设置儒学五经博士，专门研究各自的经典。读好经典成为做官的敲门砖，著名的科举制度的雏形也于此而起。[8]

思想领域也发生重大变化。法家为君主着想的残酷统治，原是商鞅和韩非所倡导的，此时遭到贬谤，民为邦本的古代儒家见解重又获得尊敬。这离民主观念还很远，没有一名儒者相信，对皇帝的权力或权威应有制度上的正式制衡，更不用说普选或个人权利。对皇帝权力的唯一制衡是道德；也就是说，给予皇帝正确的道德教育，敦促他仁民爱物，并时常劝诫他不可辜负这些理想。

早期的皇权也有限制，因为皇帝身处儒家官僚机构之中。官僚机构只是皇帝的代理人，没有制衡皇帝的正式权利。但像所有的官僚，凭借专长和帝国运作的知识，他们施加了可观的非正式影响。像任何等级组织的领袖，从军队、公司到现代国家，坐在汉朝政府顶端的皇帝，必须依赖众多顾问来制定政策、执行命令、判决呈入朝廷的案件。这些官员负责训练年轻太子，等他们长大登基后，再提供咨询服务。传统和文化上的威望，增加了高级官僚左右皇帝的影响。历史记载中，丞相和尚书批评皇帝的案例很多，有时还得以扭转有争议的决定。[9]

武装起义是对坏皇帝的最后制裁，根据儒家天命流转的原则，又是正当合法的。天命的首次提出是为了辩解公元前10世纪周对商的篡夺，之后又被用来辩解对不公或腐败皇帝的造反。没有精确规则来确定谁享有天命，其获得往往是在造反成功之后（第20章对此有更详尽的讨论）。显而易见，这种制衡是非常极端的，带有极大风险。

君以民为贵的儒家思想，把负责制的原则带进了中国政府。但要注意，这个负责制不是正式或程序上的，而是基于皇帝自己的道德观念，而这观念又是官僚机构所塑造的。列文森（Levenson）和舒尔曼（Schurmann）认为，官僚机构所塑造的道德说教，主要反映了自身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强烈反对法家君主赤裸裸的专制统治，因为儒家就是这种权力的首批受害者。他们只想在汉朝复辟时期保护自己的地位。这些官僚不是公众利益的监护人，而在代表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等级制度；他们自己，又恰恰身处该制度的顶端。[10]尽管如此，对这一执政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多讲几句。它至少在原则上坚持君主应对人民负责，并执意保护抗衡集权的现存社会制度。

汉朝政府的性质

汉朝时期涌现出的中央政府，在秦朝的独裁集权与周朝的亲戚制度之间，取得了更好的平衡。它日愈合理化和建制化，一步步解决家族统治的地方势力。在西汉末期王莽的土地改革之前，没有试图使用权力来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基本上，它不触及既存的社会人脉和产权。为营造公共工程，它也征用徭赋，但没有秦朝那样穷凶极恶。

汉朝时期，中国政府愈益建制化。在家族制中，无论是周朝的中国，还是当代的非洲或中亚国家，政府官员获得任命，靠的不是自己的资格，而是与统治者的亲戚或私人关系。权力不在职位，而在担任此职的人。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就是指家族统治被官僚机构所取代。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现代官僚机构的特征包括：因功能而分的官职需有明确专长、在界定清晰的等级制度中设立各级官职、官员不得有独立的政治基础、官员必须遵守等级制度中的严格纪律、薪俸官职只是谋生的职业。[11]

西汉的中国政府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12]政府内确实有很多留用的家族官员，尤其是在高祖统治的早期，因为皇帝需要反秦和内战盟友，以帮助自己巩固新政权。但在中央政府，非人格化基础上选出的官员逐一取代家族官员。朝廷显贵和执行君主决策的永久官僚机构之间，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差别。

始于公元前165年，皇帝昭告全国高级官员，推荐定额的优秀青年以任公职。汉武帝治下，官员被要求担保其推荐人选的孝悌和正直。在公元前124年，郡官推荐的学生赴都城长安的太学参加考试。考试成绩最好的，接受老师和学者的一年培训，以钦准的儒家经典为基础，然后再次参加考试，以担任政府要职。用人的来源也在进化，例如设立专职人员巡游帝国查找人才，或邀请公众就帝国现状撰文参加竞赛。这种非人格化用人，允许非汉族人才脱颖而出，例如出身匈奴的军事将领公孙昆邪。[13]

公元前5年，中国的编户人口是六千万，在首都和省级供职的就有大约十三万官员。政府设立专门培养公职人员的学校，训练十七岁或以上的青年，测试他们阅读不同文体、管账等能力。（到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将变得更为成熟。）汉朝仍有很强的家族因素，高官可推荐儿子或兄弟担任要职，推荐制度肯定不能杜绝一切私人影响。就像后续的朝代，任人唯贤仍有教育条件的限制。只有富贵人家才能培育出满腹经纶的儿子，有资格获得推荐或参加考试。

尽管尚有家族制的残余[14]，根据韦伯的定义，汉朝的中央政府日愈官僚化。职位最高的官员是三公，从高到低分别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有时，丞相职位一分为二，分成左右丞相，可以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三公之下是九卿，各有自己的僚属和预算。最重要的卿中，有掌管宗庙祭祀的奉常（后改称太常）、负责皇帝禁卫的光禄勋（秦时称郎中令）、负责皇宫和京城守军的卫尉、负责皇帝财政的少府、负责司法的廷尉、负责粮食和税收的大司农。在当时农业社会里，这最后一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手下有六十五个机构，派遣高级官员去各州帮助管理谷仓、农活、水利。[15]

理性的官僚机构不一定追求理性的目的。奉常手下的机构分管奏乐（太乐）、祝祷（太祝）、牺牲（太宰）、星象（太史）、占卜（太卜）。太史向皇帝提供举办大事和仪式的凶吉日期，还监督文官考试。太祝下设三十五名僚属，太乐掌管三百八十名乐人，政府的规模于此可见一斑。[16]

汉朝政府最不寻常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有效控制，这可追溯到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中国截然不同于罗马，后者雄心勃勃的将军，如庞培（Pompey）和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经常争夺政治权力。中国也不同于军事政变频繁的现代发展中国家。

这不是因为中国缺乏军人权威或魅力，其历史上充满了常胜将军和赫赫武功。即使在战国之后，中国仍继续打仗，主要与草原游牧民族，但也包括朝鲜、西藏以及南方部落。几乎所有朝代的创始皇帝，都凭借自己的军事能耐而登上龙位。如我们所知，刘邦原是农家子，全凭军事上的组织和战略能力才当上汉高祖，他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到了唐朝，像安禄山那样野心勃勃的将军也试图争夺王位。唐朝的最终崩溃，是因为防御北方野蛮部落的边境军队得以挣脱中央政府的控制。

一般来讲，征战成功的王朝创始人一旦登基，就会卸下戎装，实施文官统治。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摒除将军于政治之外，放逐野心军人至遥远边境，镇压妄图起兵造反者。不像罗马近卫军（Praetorian Guards）或土耳其禁卫军（Janissaries），皇帝的宫廷卫士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扮演过王者之王的角色。考虑到战争对国家形成的重要性，中国文官统治为何如此强大？弄清此事非常重要。

原因之一是军事等级的建制化比不上文官。太尉、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后将军，按理说，其地位都高于九卿，但这些职位经常是空挂的。它们多被认为是仪式性的，没有真正军事权力，通常由文官担任。此时，军队中尚无专业军官，皇帝手下的官员出将入相，被认作文武双全。一旦开国的内战结束，军事长官通常被派去边远的草原或要塞，远离文明。抱负不凡者所追求的，不会是这种职业。[17]

这些理由又带出新的疑问，中国制度中的武官为何获得如此低下的威望，答案很可能是规范化。春秋和战国的严峻考验中涌现出一种思想：真正的政治权威在于教育和教养，而不在于军队威力。觊觎王位的军人发现，必须披上儒家学问的外衣，方能获得他人的信服；必须让儿子接受大儒的调教，方能继承王位。光说笔杆子比剑更为强大，这似乎还不够。我们应该考虑，文官政府得以成功控制军队，最终还得依赖有关合法权威的规范思想。如有需要，美国军队明天就可夺走总统权力，但它没有这样做。这意味着，大多数军官即使在梦中也不想去推翻美国宪法，如果真的想做，他们指挥的大多数士兵也不会服从命令。

汉朝在两种利益群体中取得平衡：一方面，大家都想创建强大统一的中央政府，以避免东周式的动乱和战争；另一方面，全国的地方精英又试图尽量保留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秦始皇打破制度上的平衡，过于偏向集权国家，所侵犯的不仅是家族精英的利益，而且是普通农民的利益。农民以前面对地方领主的暴政，现在则换成了国家暴政。汉朝重作平衡，既考虑曾是秦朝打击对象的封王和贵族的利益，又致力于逐渐减少他们的影响。它的儒家思想，虽糅入法家精神，但又矢口否认，使自己重归合法。西汉创建的国家是稳定的，因为大家达成妥协。但与秦朝比，它又是薄弱的，尽量避免与残余的贵族影响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新平衡是成功的。除了篡位皇帝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短命的“新朝”，汉朝存活了四个多世纪，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这是颇不寻常的政治成就，但很遗憾，最终还是不免寿终正寝。

[1]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85—86页。

[2] 引自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87页。编者按：原始引文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3]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271页。

[4] Edgar Kiser和蔡勇，《战争与科层官僚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

[5] 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80—81页；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95—96页。

[6]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43页。

[7]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276页。

[8] 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83页。

[9]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95—97页。

[10] 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88—91页。

[11] 特征列表：

a．官员本身是自由的，只须在规定范围内服从权威。

b．他们被分配到明确定位的等级制度的职位。

c．每个职位都有规定的专长范围。

d．职位的任免基于自由的契约关系。

e．选择候选人是以技术资格为基础。

f．官员的酬劳是固定薪水。

g．职位是任职者唯一的职业。

h．职位成为一种职业。

i．所有权和管理之间的分离。

j．官员遵守严格的纪律和掌控。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220—221页。很多评论家提到，韦伯的定义最适用于他最熟悉的普鲁士—德国的官僚机构，却不能准确描述今天诸多公共或私人的有效科层机构。例如，平面管理（flat management）的很多范例将高度自治权下放给属下，并放松经典等级制度的严格掌控，使不同职位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但依我看，现代官僚机构最重要的特征，如职位的专业性、职位从属于更高级政治权力、公私分明，仍是所有现代公共管理制度的特征。Allen Schick主张，公共管理中最新革新，仍需基于传统的科层官僚机构。参见他的文章《为何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应尝试新西兰的革新》（Why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Not Try New Zealand Reforms），载《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家》（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第13卷，第8期（1998年）：1123—1131页。

[12] 这一点由顾立雅在《中国官僚机构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中指出。

[13]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74—76页。

[14] 家族制主要幸存于小王国和藩国，作为汉朝当初政治妥协的一部分。秦朝的郡县制，现被复杂的多层行政所取代。郡和藩国被分割为县、国、道、邑。到公元2年，如此的行政单位在全国有1 577个。国（侯国）是家族化的官职，可出钱购得，也可安插皇帝的亲戚或豪强贵族。它是世袭的，在某种情况下，可被用于奖励皇帝的亲戚。然而，不像欧洲的封建领地，它们不是独立的世袭贵族阶层的堡垒。更确切地说，国像是中央政府可轻易创造或撤销的封赏，以示对各政治参与者的抚慰或处罚。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46—50页。

[15]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24—30页。

[16]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24—25页。

[17]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56—62页。

第9章

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

四百年汉朝为何倒塌；大庄园增长的意义和马尔萨斯式社会的不公；门阀士族攫取政府和国家变弱；中国意义的国家

不能假定，政治秩序一旦出现就能自我持续。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开初只是一篇名叫“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的文章。他认为，与现代化理论的循序渐进相反，没有理由可以假设，政治发展比政治衰败更有可能。社会中各竞争力量取得平衡，政治秩序便会涌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和外部都会发生变化。当初建立平衡的参与者在进化，或干脆消失了，又出现新参与者；经济和社会条件也会发生变更，社会遭遇外部侵略，或面对新的贸易条件，或引进新的思想。因此，先前的平衡不再有效，引起政治衰败，直到现存参与者发明新的规则和制度来恢复秩序。

汉朝的崩溃原因多种多样，涉及早先政治平衡方方面面的变迁。公元2世纪，由于外戚和宦官的干涉，汉朝皇族的团结和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破坏。除了中国，宦官还在很多帝王的宫廷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已被阉割，不再有性感觉和性能力，所以深得信任。他们没有家庭，在心理上完全依赖主人，也不会想方设法为子女（因为不存在）争夺利益。他们扮演重要角色，帮助中国皇帝避开强大自治的官僚机构，并慢慢发展了自己的集团利益。

先是外戚梁太后一族的领袖挑选软弱的汉桓帝（公元147—167年在位）继承皇位，以便自己的宗族获得政府高位和特权。不久，大难临头。皇帝在宦官的帮助下发动了现代拉丁美洲人所谓的自我政变（auto-golpe），残杀梁氏外戚。宦官摇身一变，成了强大政治力量，获得皇帝褒奖的官职、免税等，从而威胁了官僚和儒家的地位。始于165年，官僚和儒家开始发起反宦官运动，最终取得彻底胜利。[1]

环境条件令形势雪上加霜。173、179、182年发生瘟疫；176、177、182、183年发生饥荒；175年发大水。广大民众的悲惨导致道教的兴起，它在农民和其他庶民中吸引众多信徒。儒家是一种道德，不是超现实的宗教，一直是精英的行为准则。道教源于古老的民间信仰，现在变成非精英的抗议宗教。184年爆发的黄巾（他们头戴黄色头巾）起义以它为精神支柱，更因过去十年中农民所忍受的艰辛，而迅速星火燎原。虽在二十年后遭到血腥镇压（据传死去五十万人），它摧毁了大量的国家设施和生产力。[2]这些灾难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的骤减，从157年到280年，骇人听闻地减少了四千万，等于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3]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家族精英攫取国家权力以削弱中央政府，是汉朝衰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秦朝消灭封建主义，创建非人格化现代国家，这一努力现在遭受极大挫折。在中国，亲戚关系再次成为权力和地位的主要途径，一直延续到9世纪的晚唐时期。[4]

但这不是周朝封建主义的复辟。秦朝以来已有太多变动，包括强大的中央政府、官僚机构、披上礼仪合法性的宫廷。西汉已逐步消除封地上的家族影响，当贵族家庭卷土重来时，他们没有重建地方上的权力基础，而是直接参与中央政府机构。周贵族和汉贵族之间的区别，有点类似17世纪晚期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之间的区别：英国领主仍住在自己庄园，行使地方上的权力；而法国贵族被迫迁去凡尔赛，以靠近宫廷和国王来谋取权力。在中国，宫廷中的权力就是通向地产的阳关大道，有权有势的官员可获得土地、侍从、农民、免税特权。

富人更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历了大庄园（latifundia）愈益扩张。它们受贵族家庭的控制，其家人身居高位，要么在长安的中央政府，要么在地方州郡。这加剧了贫富悬殊，一小群贵族家庭掌控日益集中的财富。他们逐步剥夺政府的税收，因为自己的富饶农地无需纳税，这些家庭就是今天所谓的追求租金精英的早期版本。他们利用政治关系攫取国家权力，再使用国家权力使自己富上加富。

农业社会有条大庄园的铁律：富人将变得更富，除非遭到遏制——或是国家的，或是农民起义的，或是国家害怕农民起义而采取的。在前现代农业社会里，财富上的不均不一定反映能力或性格上的不均。技术是呆滞的，创业或创新的人得不到奖励。农业机械化之前，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好处，所以无法解释大庄园的扩张。大地主的耕田都是分成小块，让单独农民家庭各自耕作。因债务机制，最初资源的小差别将与日俱增。富农或地主会借钱给较贫困的；遇上坏季节或坏收成，负债人不但赔掉家产，甚至可能沦为农奴或奴隶。[5]大地主又可购买政治影响，以保护和扩充自己的财产，长此以往，富人优势自我更新，有增无已。

所以，把现代产权理论误用于历史场景，只会导致根本上的误会。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健全的产权促进经济成长，因为它保护私人投资的回报，从而刺激投资和经济成长。但中国汉朝的经济生活，不像工业革命后二百年的世界，却像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学原理》中所描述的。[6]今天，我们期待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劳工效率增长（人均产量）。但在1800年之前，效率增长全靠运气。开发农业、灌溉、印刷机、火药、帆船远航，都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增长。[7]但在间隔的漫长岁月中，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反而降低。很多农业社会已达到其技术可能性的顶端，进一步投资不会增加产量。唯一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增长，即开发新耕地，或干脆争夺他人的。所以，马尔萨斯的世界就是零和，一方得益，另一方必然受损。富有地主不一定比小地主更为勤劳，他只是有更多资源来挨过难关。[8]

在集约增长不可能的马尔萨斯式世界，健全产权只会巩固资源的既存分配。财富的实际分配，代表不了生产效率或勤劳与否，只能代表起初的运气，或者业主与政治权力的关联。（甚至在今天流动和创业的资本主义经济，古板的产权捍卫者经常忘记，现存财富分配并不一定反映富人美德，市场也不一定是高效的。）

如由他们自由选择，精英们倾向于扩张大庄园。在这面前，君主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与农民站在一起，运用国家权力来促进土地改革和平均地权，剪去贵族的翅膀。这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18世纪末瑞典和丹麦的国王与农民站在一起，反对相对较弱的贵族（参看第28章）。或者，君主站在贵族一边，运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地方寡头对农民的控制。这发生在俄罗斯、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那里的农民原本多是自由的，但自17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的同流合污，却逐渐沦为农奴。法兰西王国的君主政体太软弱，不能剥夺贵族，也不能取消其免税地位，只好把新税负担全部压在农民头上，直到整个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自我爆炸。君主的何去何从——保护现有的寡头政治，或反戈一击——取决于很多具体因素，如贵族和农民的凝聚力、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宫廷内部的钩心斗角。

汉朝的中国君主最初选择支持农民，一起反对愈益强大的大地主。西汉时期，有人不时呼吁回到商鞅废除的井田制。当时，它被视作农业社会地方自治的象征，而不是封建制度。贫困农民因大庄园兼并而丧失土地，其困境促使了恢复井田制的呼吁。公元前7年，有人建议大庄园地产不得超过三千亩（1亩等于0.165英亩），由于大地主的反对，最后无疾而终。篡夺王位终止西汉的王莽也尝试实施土地改革，使大庄园国有化。他也面对极大反抗，最终在应付赤眉军（他们把眉毛画成红色）起义中筋疲力尽。[9]

王莽土地改革的失败，反让家族贵族在东汉恢复时扩充财产，巩固权力。大庄园成功控制成百上千的侍从、佃户、族人，还经常拥有私人军队。他们为自己和部下取得免税地位，减少帝国税收以及可供劳役和征兵的农村人口。

中央政府因军队的衰退而进一步变弱。中国大部分军队专注于西北部的匈奴部落，驻扎在遥远的要塞，供应线拖得很长。农民很不愿意服这样的兵役，政府只好改在当地野蛮居民中招募雇佣军，或招募奴隶和罪犯。军人愈来愈像一个特殊阶层，在边境要塞的附近居住和务农，子承父业。这种情况下，获得军人忠诚的更可能是曹操和董卓那样的当地将领，而不是遥远的中央政府。[10]

日益增加的土地不均，加上2世纪70年代的自然灾害和瘟疫，黄巾起义终于爆发。秩序荡然无存，中央政府因派系斗争而分崩瓦解，这一切促使大户家庭躲在围墙后的庄园和地区，不再接受软弱国家的控制。汉朝的最后几十年，中央国家完全崩溃，权力落到一系列地方军阀手中，他们要么选择自己中意的皇帝，要么自己黄袍加身。[11]

国家分裂和家族制复辟

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最长命的朝代汉朝，终于在公元220年彻底崩溃。除了很短的例外，中国在今后的三百年中不再有统一国家。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小说之一《三国演义》，讲的就是东汉到晋朝这段时期。晋朝始于280年，但持续很短时间。小说作者罗贯中，在明朝写成（也许在14世纪晚期，但没有确定日期）这部作品。其时，明朝已从蒙古人手中解放中国，在汉人自己统治下，再度统一中国。[12]小说的潜在主题是中国的不统一（内乱），造成混乱和外国侵略（外患），还阐述了恢复国家统一的条件。在塑造现代中国人历史意识方面，《三国演义》可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媲美。它被改编成电子游戏和无数电影版本。北京要求统一台湾，其背后对分裂的痛苦记忆，就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观点看，值得关注的是亲戚关系和家族制，如何在汉和隋之间的空白时期（581年中国再度统一）重新成为中国政治的组织原则。中央国家的力量，正好与家族团体的力量成反比。即使在现代国家获得建立之后，各种形式的部落制仍是预设的政治组织。

汉朝终止之后的时期是非常复杂的，但从发展角度看，细节就不那么重要。中国最初分裂成所谓的三国：魏、蜀汉、吴。魏得以在西晋名下重新统一中国，但很快发生内战。西晋的都城洛阳在311年遭到匈奴部落的洗劫和占领，匈奴国王在中国北部创建众多外族朝代中的第一个。逃至南方的西晋幸存者，在长江边上的建康（现代的南京），也建立数个南方朝代中的第一个，即东晋。北方和南方一分为二，都经受了持续动乱。在北方，洗劫洛阳导致了所谓十六国的部落战争。有两次新的野蛮人入侵，第一次是原始西藏人的氐和羌部落，第二次是拓跋部落，即突厥鲜卑人的分支。拓跋部落建立了北魏（386—534），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汉化。他们冠中国人的姓，与汉人家庭通婚联姻。拓跋部落中的紧张导致再一次的内战，到6世纪早期分成东魏和西魏。在南方，迁自北方的旧宫廷重组东晋朝代，大量贵族家庭和侍从跟踪而来。到4世纪中，东晋灭于军事政变，之后又有武将建立的数个孱弱朝代。[13]

汉朝军阀曹操和儿子曹丕在220年建立魏国，制定九品中正制，从而加速了始于东汉的家族制倾向。每个郡和州，都派有仲裁人，官名叫中正，依据品德和能力评议官职的候选人。不像早先的汉朝推荐制度，遴选仲裁人的不是中央，而是地方，显然要受更多地方精英的影响。新招聘制度将所有精英家庭排成正式等级，又与各层官位挂上钩。汉朝时，不做官的人仍可有高级地位。自从有了九品中正制，官位变成争取高级地位的唯一途径。加上对血统的愈益重视，子承父位便成家常便饭。[14]

在强大中央政府的手中，九品中正制可以是削弱豪门、加强国家的对策。17世纪和18世纪初，法国君主出售一套精细的爵位和等级给贵族阶层，从而削弱该阶层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每个贵族家庭太忙碌了，沾沾自喜，瞧不起底下人，以致不能互相合作来保护自己广泛的阶级利益。3世纪的中国，九品中正制却似乎成了贵族攫取国家的手段。庶民人才不能再通过推荐或考试攀至高位，这些官位只保留给现任官员的孩子，好像他们是战胜部落的领袖。其时的皇帝往往不能保证自己的宠臣得到高位，因为宠臣缺乏合适的血统。这一切证明，真正的权力不在国家手中，而在贵族家庭手中。[15]

西晋垮台后，家族制在北方和南方各有不同发展。在南方，东晋宫廷由本地大户和洛阳迁来的贵族流亡者所掌控。他们把九品中正制也带来，政府操纵在王、陆、张姓的大户手中，都是高级血统的近距离表亲。[16]

大庄园的继续扩张加剧了贵族控制。早在3世纪晚期，西晋颁布土地法，规定所有农民有权获得最低数量的土地，以换取他们的徭赋负担。它也规定了贵族家庭拥有土地、免税租户和侍从的最高限额。但它和东晋时颁布的类似法律，从没得到执行。像王莽夭折的土地改革，这些失败证明了大庄园势力的日益壮大，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控制和资源。[17]

在北方，战胜的羌人和突厥人首先是部落组织，就把自己的主要宗族安插到重要官位。初期仍有持续的冲突和部落之间的争战，这些外族家庭便是整个地区的领导精英。汉朝时兴起的中国贵族家庭，要么南逃去投奔东晋宫廷，要么退回自己的庄园。他们仍拥有地方权力，但避开宫廷政治。5世纪的后半叶，北魏朝代得以集中权力，5世纪90年代迁都到历史名城洛阳，事情于是开始发生转变。魏孝文帝禁止在宫廷使用鲜卑语和鲜卑服，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邀请主要的汉贵族家庭赴宫廷供职。他得以创造统一的贵族阶层，将所有精英家庭排成正式等级，就像南方的九品中正制。在这样的环境中，多数高级官员同属一个宗族，贵族等级又是晋升高级官位的必要条件。[18]大庄园兼并土地，贵族阶层权力日益增加，也都是北方的难题。485年北魏颁布一条法令，限制大庄园，保证农民获得最低数量的土地。[19]

强大的中国国家

6世纪中期，北方的东魏和西魏被北齐和北周所取代。577年，北周进攻并打败了北齐。时任北周将领的杨坚成为风云人物，他出身鲜卑族，妻子来自匈奴一个强大氏族。杨坚在内斗中击败对手，于581年建立隋朝。他的军队在587年打败南方的梁，在589年打败南方的陈。这是220年汉朝崩溃以来，中国在单一中央政府治理下的首次统一（实际领土与秦汉时不同）。谥号为文帝的新皇帝把京城搬回长安，以汉朝为榜样重新打造强大的中央政府。他儿子兼继位人炀帝执迷于运河营造，还向朝鲜的高句丽王国发起草率的进攻最终失败。他死于618年，隋朝很快消失，这一段空白很短。名叫李渊的北方贵族在617年起兵，下一年攻取长安，宣布成立新朝代。唐朝是中国最伟大的朝代之一，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直到10世纪初。

隋唐重建中央集权，但没能终止贵族家庭的影响。他们在间隔的空白时期，攫取了众多小国的政府权力。我们将在第20章和第21章看到，反对家族制的斗争将持续随后的三个世纪，一直要到11世纪的宋朝，行政机构才返回汉朝时的“现代”基础。中国国家的重新集权，得以激活像科举考试和学而优则仕那样的制度。在先前的数世纪中，这些制度在门阀贵族面前一输再输。

汉隋之间三百年混乱所提出的最有趣问题之一，不是中国为何崩溃，而是中国为何再次统一。在如此广阔的领土上维持政治统一，这个命题绝对不是琐碎的。罗马帝国崩溃后，尽管有查理大帝和其他神圣罗马皇帝的努力，仍然得不到重组。汉朝之后的多国制度凝固成像欧洲一样的半永久制度，众多国家，相互竞争，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有了。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即使中央国家崩溃了，它的许多继承者在自己边界内，仍尽量复制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仍尽量追求在自己领导之下完成统一大业。合法性最终来自天命的继承，而不在于偏安一隅。那些继承国家在边界内复制汉朝机构，从而防止进一步的分崩离析。所以，没有在中国出现像欧洲那样的一再分封。

中国何以再次统一的第二个原因也许更为重要，能向当代发展中国家提供启示。中国在秦汉时期所创造的，除了强大国家，还有共同文化。这种文化不能算所谓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因为它仅存在于中国统治阶级的精英阶层，而不存在于广大老百姓。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感情：中国的定义就是共同的书面语、经典著作、官僚机构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全国范围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的层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这种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炽烈。

遇上不同传统的外族野蛮人时，这种共同文化的力量变得尤为显著。占领中国的几乎所有入侵者——匈奴、鲜卑（拓跋），或更迟的女真（满人）、蒙古、党项（西夏）、契丹——起初都希望保留自己的部落传统、文化、语言。但他们很快发现，如不采用中国精湛的政治制度，便无法治理中国。更有甚者，中国文化的威望迫使他们要么同化，要么回到老家的草原或森林以维护自身文化。

中国得以重新统一是因为秦汉两朝已创下先例，统治整体比统治其中一部更为合法。谁有此权利呢？这是个复杂题目，要作出回答，先要认真弄清中国对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朝代的间隔期尤其富有启示。这段时期无疑是一场自由竞赛，政治权力的门外汉——农家子、可疑种族背景的外族人、未受儒家教育的军人——都有机会攀爬到制度的尖顶。中国人愿意向他们和其后裔提供合法性和绝对权力，其原因有点扑朔迷离。在后面论以及其他的改朝换代时，我会重新回到这一问题。

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但这个国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负责制机构的限制，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上的。没有法治和负责制的强大国家，无疑是一个专制国家，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统一中国的秦朝作出雄心勃勃的努力，想把中国社会重新整顿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国家。这个工程最终失败了，因为国家没有工具或技术来实现这个野心。它没有激励人心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组织一个党派来实现它的愿望，凭借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深入中国社会。它的权力所到之处，它的专制是如此暴虐，以至激起了导致自己迅速灭亡的农民起义。

后续的中国政府学会收敛雄心，学会与现有的社会力量并存不悖。在这一方面，它们是专制的，但不是极权的。与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国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颇不寻常。

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程与印度截然不同。这两个社会作为“亚洲”或“东方”的文明，经常放在一起。它们在早期表现出相似特征，后来却各奔东西，南辕北辙了。过去两千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中央官僚国家，缀以分裂和衰败；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一系列弱小王国和公国，缀以短暂的政治统一。我们如果察看印度的历史长河，它是民主国家的事实就丝毫不足为奇。这不是说印度早期就有民主思想，从而创下先例；而是说很难在印度政治中，建立起专制统治。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其原因在宗教和思想的领域。

[1]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74—177页。

[2]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79—181页。

[3]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82页。中国历史人口的计算有很多争议。邓刚（Kent Deng）以调整后的正式人口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从公元157年的五千六百五十万，跌至公元280年的一千八百五十万，跌幅高达67%。邓刚，《以正式普查资料揭示前现代中国的真正人口统计》（Unveiling China’s True Popul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Pre-modern Era with Official Census Data），载《人口评论》（Population Review）第43卷，第2期（2004年）：32—69页。

[4] 参见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东汉的荫庇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the Later Han），载《美国东方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03卷，第3期（1983年）：533—542页。

[5] 有关墨西哥的当代案例，参见Kent V. Flannery，《文明的文化演变》。

[6] 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学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纽约：企鹅出版社，1982年）。

[7] 参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Growth and Intera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Roots of Modernity）（华盛顿特区：AEI出版社，2001年），21—27页。

[8] 中国案例被描绘为“高级平衡的陷阱”，伊懋可（Mark Elvin），《旧中国模式：社会和经济的解释》（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

[9] 白乐日（Etienne Balazs），《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Chinese Civilizations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102—103页。

[10] Scott Pearce，Audrey Spiro和伊沛霞编，《中国重建中的文化和权力，公元200—600年》（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8—9页。

[11]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81页。

[12] Moss Roberts，《编后记：关于〈三国演义〉》，载英译本《三国演义》（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938—940页。

[13] J. A. G. Roberts，《中国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a）（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40—44页；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21页。

[14]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17—18页。

[15]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1页。

[16]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2页。

[17] 白乐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104—106页。

[18]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5—26页。

[19] 白乐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108—109页。

第10章

印度的弯路

印度早期的发展因婆罗门教的兴起而不同于中国；瓦尔纳和迦提；印度早期的部落社会；印度亲戚关系的特征；印度在建国大道上的弯路

印度早期的政治发展明显与中国形成分流。一开始，它们都是分支式的部落社会组织。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第一批酋邦和国家从印度北部的部落社会中脱颖而出，比中国晚不了太多。在这两个文明中，酋邦和国家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而是由等级分明的政府，开始在领土范围内行使强制权力。

就战争而言，它们的轨迹却截然不同。印度从没经历像中国的春秋和战国时期持续数世纪的暴力。原因不很明确，可能是由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人口密度大大低于中国，受地理局限较少；与其顺从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倒不如迁移他处。[1]无论如何，早期印度国家无须像中国所经历的那样，应对社会动员的极端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出现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对印度政治造成巨大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大约在国家刚刚形成之际，便涌现出界限分明的四大社会阶层，被称为瓦尔纳（varnas，阶层）：它们是祭司的婆罗门（Brahmins）、武士的刹帝利（Kshatriyas）、商人的吠舍（Vaishyas）、包罗其余的首陀罗（Sudras，主要是农民）。从政治观点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它把世俗和宗教的权力一分为二。中国也有祭司和宗教官员，像主持宫廷礼仪和皇帝祖陵的礼部尚书，但只是国家雇员，严格屈从于皇家权力。中国祭司从没作为独立集团而存在，中国也就发展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另一方面，印度的婆罗门与刹帝利判然分开，甚至比武士享有更高权威。虽然它没有组成像天主教一样的严密集团，但仍享有类似的道德权威，不受国家干涉。此外，婆罗门阶层被当作神圣法律的监护人，而这法律不但独立于政治统治，且具更长历史。所以，国王必须遵从他人所编纂的法律，自己不是一言九鼎的法律制定者，如中国皇帝。跟欧洲类似，印度也有可称作法治的萌芽，以限制世俗的政治权力。

第二项重要社会发展是迦提（jatis）的涌现，最终演变成种姓制度（caste）。它把所有的瓦尔纳，再细分为数百种分支式、对内通婚的职业群体，从各式祭司、商人、鞋匠到农民，达成评论家所谓的职业秩序的神圣化。[2]迦提重叠在现有血统结构之上，为氏族的异族通婚设定界限。也就是说，异族通婚的父系家族的血统，必须在迦提范围内谈婚论嫁，鞋匠女儿必须嫁给不同氏族的鞋匠儿子。成员相互合作，共同生活于自给自足的社区，在这一点上，迦提保留了其他部落社会的分支式特征。但他们又是相互依靠的，是更广泛分工的一部分。与工业社会相比，这种分工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它又远比单纯的部落社会复杂。依照涂尔干的标准，迦提显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双重特征——这是指，个人既是自我复制相同单位的成员，又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互助。

在中国，出现于周朝的国家在社会顶端取代了分支式或部落的组织。宗族仍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国家和亲戚团体之间出现了权力的此起彼落，一方强大了，另一方就变弱。到最后，塑造中国文明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在印度，瓦尔纳和迦提所创造的社会分类成为社会基石，大大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掌控。以瓦尔纳和迦提为定义的印度文明，获得广泛扩散，从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到东南亚，统一了语言和种族的众多群体。不像中国，这块辽阔领土从没受到独家政治权力的统治，也没发展出独家文学语言。20世纪晚期之前，印度历史只是持久的政治分裂和政治软弱，最为成功的统一政治体中不少是外国入侵者，其政治力量依赖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印度部落社会

与中国相比，我们对印度部落社会以及其向国家的过渡，所知极其有限。虽然处于对应的社会发展阶段，印度社会的文化水平要低得多，绝对比不上记载商朝政治活动的大量甲骨文或东周的冗长编年史。印度最早的定居点是旁遮普（Punjab）和西部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它的哈拉帕（Harappan）文明仅留存于考古学资料。[3]我们所了解的印度早期社会组织，都是从“吠陀本集”（Vedic texts）中推断而来。该本集记载圣歌、祈祷、注释等，可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或三千年，以前是口口相传，直到公元前一千年中期才变成书面记录。[4]印度第一个本土帝国是孔雀王朝（Mauryas，公元前321—前185年），在很多方面，它又是最伟大的本土帝国。但它的文字记载仅有流散到次大陆的数块法令岩石，再加上希腊、中国和其他外国著作的提及。这里可能有因果关系：缺乏流传广泛的书面文化，尤其是在印度统治者和行政官员中，大大阻碍了强大集权国家的开发。

印度—雅利安部落自黑海和里海（Caspian）之间的俄罗斯南部迁移至印度，由此开创了印度政治发展。某些部落群体转向西方，成为希腊、罗马、日耳曼和其他欧洲团体的祖先；另一群体朝南抵达波斯，第三群体向东到阿富汗东部，再穿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斯瓦特峡谷（Swat Valley），直达旁遮普和印度河—恒河（Indo-Gangetic）分水岭。现在通过Y染色体和线粒体，可以追踪印度—雅利安群体之间的血缘关联，但首次确定相互关系的却是语言学家，他们在印度梵语（Sanskrit）和西方语言之间找出相似，因为它们同属更大的印欧语系。

早期印度—雅利安部落是游牧民族，放牧牛群，以牛为食，并已驯养马匹。他们第一次迁入印度河—恒河平原时，碰上他们称作达萨（dasas）的其他定居者，后者可能属于不同种族，使用达罗毗荼语（Dravidian）或澳斯特罗—亚细亚语（Austro-Asiatic，又称南亚语）。[5]这段时期，这些部落的行为与他处部落非常相似。他们袭击达萨社区，偷他们的牛，与其他部落打仗。如果遇上强有力的军事抵抗，他们就退避三舍，该地当时仍属人烟稀少。吠陀本集中最古老的是《梨俱吠陀》（Rg Veda），它提及部落之间的频繁冲突、拉贾（Raja）或部落领袖的涌现、确保战争成功的祭司。印度—雅利安人开始在恒河平原安顿下来，从单一游牧业转为游牧业和农业的混合。种植由小麦改成稻米，农业技术因此获得改进，使更多盈余、更突出的送礼和礼仪奉献成为可能。大约同时，奶牛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从印度—雅利安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像努尔人一样），到受人崇拜的图腾动物。[6]

在这个发展阶段，与我们已经解说的其他分支式社会相比，印度—雅利安社会似乎没有任何的别具一格。例如，拉贾一词经常被译成国王，但实际上只是当时的部落领袖。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指出，拉贾的主要词根是“发光、带领”，但它的另一词根是“使人满意”。这显示，拉贾在部落中的权威有赖于众人的共识。[7]拉贾又是军事领袖，帮助保卫自己的社区，率领众人向邻近部落发起袭击以攫取战利品。他的权力受亲戚团体集会的制衡，如维达萨（vidatha）、萨巴（sabha）、萨米提（samiti）。其中的维达萨，专门负责在社区内分派战利品。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头人，拉贾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奉献和盛宴中分配资源的能力。拉贾们彼此竞争，看谁可摆出最多的财富以及最终的浪费，很像夸扣特尔（Kwakiutl）和其他西北太平洋海岸印第安人的庆典。[8]

像其他部落社会，印度没有法律制度，以赔偿金解决争端（杀人赔偿金是一百头奶牛）。拉贾没有征税权力，也不在现代意义上拥有土地。所有权都在家庭手中，还有对亲戚团体的义务。像其他分支式社会，印度—雅利安部落可团结起来，组成像般庶王朝（Panchalas）那样的高层次分支，高层次分支之间可以再次联手，以达成更高层次的联盟。

印度家庭和亲戚关系

像希腊、罗马、中国，印度—雅利安部落也组成父系家族的血统。19世纪的历史人类学家，包括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和亨利·梅因，在希腊、罗马、凯尔特、条顿、当代印度人中，找到甚多相似的亲戚结构。我曾提及，希腊、罗马、早期印度人都在家庭祭坛供养圣火（参看第3章）。从1862年到1869年，梅因是在印度度过的。作为总督会议的法律成员，他潜心攻读印度的原始文献。他确信曾有过统一的“雅利安”文明，包括罗马和印度。由于共同的历史起源，他们有关财产、遗产、继承的法律条款都非常相似。他相信，印度以某种方式保存了法律和社会实践的古代形式，人们可从印度的现在看到欧洲的过去。[9]

后来的人类学家对梅因提出严格批评，认为他过于简化印度的亲戚关系，并在它之上强加了不妥当的进化结构。在显示欧洲人和印度人的共同种族起源上，他似乎确有强烈兴趣，也许是为了提供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基础。但他仍是比较人类学的伟大创始人之一，并以渊博知识展示，不同文明发展了相似方案，以解决社会组织问题。当代人类学家都意识到，各社会的亲戚结构中存有难以置信的微妙差异，但有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认不清同级发展水平的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似程度。

像中国一样，我们也不能将当代印度亲戚组织，投射到早期的印度—雅利安人。亲戚关系作为社会基本结构原则，从没在印度消失，这不像西方，倒与中国相近。所以，印度的社会组织自有其潜在的持续性，我们必须心领神会，方能解释其政治发展的此起彼伏。

印度的亲戚组织分属三大区，与次大陆的三大民族语言区相对应：第一，北部，其居民是讲梵语的印度—雅利安后裔；第二，南部，其居民讲达罗毗荼语；第三，东部，与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地区非常相似。[10]几乎所有的印度亲戚团体，都形成分支式的世系，绝大多数是父系社会。然而，在印度的南部和东部又有重要团体，分属母系社会和母系中心，例如马拉巴地区（Malabar）的那雅人（Nayar）。[11]跟中国一样，后裔团体基于共同祖先，通过某种形式的共有财产而取得集团身份。

印度亲戚关系不同于中国，因为瓦尔纳和迦提的等级制度参与其中。迦提确立异族通婚的界限。这意味着，任何人通常不得与自己瓦尔纳或迦提之外的人谈婚论嫁。瓦尔纳和迦提的制度等级森严，较低地位女子如何“高攀”较高地位男子，或较低地位男子如何“高攀”较高地位女人（后者比较少见）（人类学家称之为向上通婚[hypergamy]和向下通婚[hypogamy]），它都设有精细规则来作规范。每个瓦尔纳和迦提的本身，在地位级别上又作进一步的条分缕析。所以，即使在自己分类中通婚，也会遇上甚多禁忌。例如，婆罗门中有些必须主持家庭仪式，而另一些则不必；有些主持葬礼，而另一些则不必。婆罗门最高级别的男子，绝不可能娶最低级别婆罗门的女儿（即主持葬礼的）。[12]

梵语的北方和达罗毗荼语的南方，它们在亲戚规则上的差别涉及表亲通婚，从而影响政治组织。在北方，儿子必须与父亲血统之外的人通婚，不可与第一表亲通婚。在南方，儿子同样必须与父亲血统之外的人通婚，但是，与父亲姐妹的女儿通婚，不但允许，而且获得鼓励。这种做法叫作交叉表亲（cross-cousin）的婚姻。而平行表亲（parallel cousin）的婚姻，即与父亲兄弟的女儿通婚，则不可，因为这违反了氏族的异姓通婚规矩。所以，男子可与姐姐的女儿和舅舅的女儿通婚。换言之，像很多阿拉伯部落一样，南方的印度部落倾向于把婚姻（以及相关的遗产）局限于狭窄的亲戚小圈子，相连的血统因此而聚居在一起。在北方，家庭为了孩子能找到合适的配偶，被迫在更大范围内撒网。达罗毗荼的交叉表亲婚姻，加强了其社会关系狭小内向的特征，这存在于所有的部落社会。[13]可以假定，这样的婚姻实践降低奖励，使南方的国王不愿去寻求远方的婚姻同盟，如建立现代西班牙的阿拉贡国王（Aragon）和卡斯提尔女王（Castile）的联姻。

这段简洁的概述，尚未触及印度复杂亲戚关系的皮毛。对梵语的北方和达罗毗荼语的南方，虽然可做出一个概述，但这两个地区在亲戚规则方面，因地理位置、种姓制度以及宗教的不同，而展示出巨大的内部差异。[14]

过渡到国家

促使印度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国家，其原动力是什么？我们所拥有的相关信息，远远少于中国案例。我们有两种关于国家形成的虚幻解说，与人类学家的暴力和社会契约理论遥相呼应。第一种解说，“吠陀本集”中较晚文本的《爱达罗氏梵书》（Aitareya Brahmana，或译《他氏梵书》）解释：“众神与魔鬼大打出手，但在敌人手中吃尽苦头，便聚会讨论，决定要一名拉贾来率领打仗，于是指定因陀罗（Indra）为他们的国王，战势很快获得逆转。”这个传奇显示，印度最早的国王应人们和军事的需求而生，其首要职责是率领部下打仗。[15]第二种解说来自佛教资料：

当人们丧失原始的光荣，阶级差别（瓦尔纳）遂出现。他们签订协议，接受私人财产和家庭的制度，盗窃、谋杀、通奸和其他罪行由此而起。人们聚会讨论，决定要选出一名成员来维持秩序，报酬是分享一份土地和畜牧的收获。他被称为“大选出王”（Mahasammata），头衔是拉贾，因为他取悦于其他成员。[16]

佛教始终是印度教的翻版，只是更为仁慈，更为温和。它强调非暴力，以及轮回转生的更为可行。所以，佛教徒认为国家形成获得大家同意，也属意料之中。但上述两种解说都不是历史记载。

实际的过渡也许牵涉到其他社会在建立国家时所遇到的所有因素。第一是征服：《梨俱吠陀》讲到印度—雅利安人遇上达萨人，发动战争，最终征服后者。最早提及的瓦尔纳，不是大家熟悉的四大社会阶层，而是两大社会阶层，分别是雅利安阶层和达萨阶层。所以很明显，从平等部落社会到等级国家社会的过渡，开始于军事征服。最初，达萨人只是因为自己的种族和语言而与征服者有所区别，到后来，达萨一词变成了从属或奴隶的代名词。这个转变是逐渐发生的，时间在印度—雅利安从游牧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之后。[17]剥削从属阶级创造庄稼收获的盈余，自己部落不必投入劳动，便可收取一笔地租。“拉贾”的意思，也从部落领袖变为“自土地或村庄享受收入的人”。[18]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等级的日益分明又与永久定居、雏形城市、土地所有权紧密相连。[19]在土地上劳作的，不再是亲戚团体共同协作的家庭，而是与地主并不沾亲带故的农民。[20]为了使低级阶层永远处于被主宰的地位，为了防止他们逃逸，常备军和领土的政治控制变得不可或缺。

跟中国相似，促进政治巩固的还有技术变化。其中之一是铁器，它在公元前800年之后得到与日俱增的使用。铁斧可用来清除密集的森林，铁犁可帮助耕地。国家没有控制铁的生产，但铁工具的使用带来威望，并增加国家可挪用的有效盈余的总水平。[21]

像中国和其他从部落过渡到国家的社会，独特和永久的祭司阶层婆罗门，赋予部落领袖愈益增长的合法性，使后者权力获得很大提升。拉贾行使政治权力，祭司通过仪式使之合法化；拉贾又支持祭司，并提供资源来补偿这些服务。早期的拉贾凭借祭司而获得神性，从而将自己职位转为祖传财产，通过渐渐流行的长子继承权再传给儿子。显而易见，半神半人不再是部落长者中的老大。所以，部落集会的萨巴失去了选择氏族领袖的能力，开始扮演咨询的角色。国王的授权仪式发展成持续一年的献祭仪式；其间，拉贾经历净化和象征性的新生；到终结时，婆罗门再赋予他职位和神性。[22]

公元前6世纪末，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社会已从部落过渡到雏形国家或酋邦，被称为伽那—僧伽（gana-sangha，编按：前者意为“众多”，后者意为“集合体”）。北方的国家，如鸯伽（Anga）、摩揭陀（Magadha）、俱卢（Kuru）、般庶，控制界定的领土，治理城市中相对密集的人口，完全是主权政治体。它们等级森严，王位世袭，其精英向农民抽取租金。相比之下，伽那—僧伽尚保留部落社会的特征：等级松弛，领导权模糊，不能像真正国家一样行使强制权力。[23]

弯路

到此为止，印度北部和两三千年前的中国西周，它们所经历的政治发展没有重大差别。最初，社会组成父系氏族的联合体，信奉祖先崇拜；大约在过渡到定居农业社会时，转向等级分明、世袭领袖、统治者和祭司的分工。很有可能，商朝统治者比印度的统治者行使更多权力，但差别不很惊人。

首批真正国家出现于印度河—恒河平原时，印度的政治演变以戏剧性的方式与中国模式分道扬镳。印度国家没有经历五百年日益激烈的连续战争，就像中国早期国家在东周时所承受的。之后的数世纪内，印度国家也彼此打仗，也与伽那—僧伽交战，但从没达到中国所实施的相互灭绝的惨烈程序。如我们所知，中国独立政治体的总数，从东周初的数百持续下跌到东周末的一枝独秀。相比之下，印度只有较少较不激烈的战争，以及较低程度的统一。较为原始的伽那—僧伽，没被强大的国家所兼并，一直生存至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在发展现代国家制度方面，战国时期的中国政治体不得不仿效邻国，而印度政治体显然没有此种压力。公元前3世纪末，孔雀王朝得以统一次大陆的大部，建成单一帝国，但仍有部分地区从没被征服，甚至其核心地带的统治也没得到彻底的巩固。孔雀王朝持续仅136年，这种幅员辽阔的政治体再也没有在本土政权下重现，直到1947年印度共和国出现。

差别的第二领域涉及宗教。中国设立了专业祭司，主持向国王和皇帝赋予合法性的礼仪，但其国家宗教从没超越祖先崇拜的层次。祭司主持对皇帝祖先的崇拜，但没有自己的司法权。末代皇帝失去合法性时，或朝代之间没有合法统治者时，没有作为机构的祭司来宣布谁享有天命。这种合法性可由任何人赋予，从农民、军人到官僚。

印度宗教则走上迥然不同的路。印度—雅利安部落的原始宗教，可能也像中国那样基于祖先崇拜。但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即“吠陀本集”创作时，它发展成精细的形而上学系统，以无形超然的世界来解释尘世的全部现象。新兴的婆罗门宗教，把重点从个人的祖先和后裔转到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为这超然世界把关的就是婆罗门阶层，其权威是很重要的。他们在未来世界中所保障的，不但是国王的血统，而且是最低级农民的福祉。

在婆罗门教的影响下，分别是雅利安人和达萨人的两大瓦尔纳，进化成四大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处于顶端的是祭司阶层，他们创作了构成“吠陀本集”的仪式祈祷。随着宗教的发展，历代的婆罗门默记这些祈祷。这礼仪咒语的倒背如流成为他们的专业，与其他瓦尔纳争夺社会地位时，又变成其优势。法律就从这些仪式中脱颖而出，起初只是惯例，口口相传，最终写入法律书籍，像英国人所称的《摩奴法典》（Manava-Dharmasastra）。所以在印度传统中，法律并不来自政治权力，这不像中国；它的源泉既独立于统治者，又比统治者更为崇高。事实上，《摩奴法典》讲得很清楚，国王之存在是为了保护瓦尔纳制度，不可颠倒过来。[24]

如果我们把中国案例当作政治发展的标准直线，印度社会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走上一条大弯路。印度没有经历漫长的战争，以开发现代非人格化的集权国家。[25]权力没有集中于国王，而在界限分明的祭司阶层和武士阶层之间平分。他们相互依赖，以求生存。印度虽然没在当时开发出像中国一样的现代国家，但创造了限制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法治雏形，中国则没有。很明显，印度始终不能以中国方式集中权力，其根源就是印度宗教，我们将对此作更仔细的审视。

[1] 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From Lineage to State: Social Formations in the Mid First Millennium B.C. in the Ganga Valley）（孟买：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157页。

[2] 哈罗德·古尔德（Harold A. Gould），《印度种姓制度》（The Hindu Caste System）（德里：Chanakya出版社，1987年），12页。

[3] 参见Stanley Wolpert，《印度新史》（A New History of Indi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14—23页。

[4]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10—111页。

[5]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12—113页。

[6]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14—116页。

[7]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20页。

[8]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27页。

[9] 梅因，《古代法》；梅因，《东西方的村庄—社区》（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纽约： Arno出版社，1974年）；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Family,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India）（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8—12页。摩尔根比较亲戚组织的研究指出，印度达罗毗荼部落的亲戚术语，很像北美土著群体的，如易洛魁人。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14—15页。

[10] 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50页。

[11] 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67页。

[12] 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53页。

[13] 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67—68页。

[14] 印度东部的居民群体，如Mundanri和Mon-Khmer，说的是流行于整个东南亚的南亚语。在印度—雅利安人那样的外来征服者到达之前，这些群体代表定居于次大陆的本地人口。他们今天只生存于深山老林或闭塞地区，有些仍是部落。他们的亲戚规则相当纷杂，代表了古代模式和邻近社会新式影响的混合。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72页。

[15]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A Survey of the Culture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Muslims）（伦敦：Sidgwick and Jackson出版社，1954年），81页。

[16]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A Survey of the Culture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Muslims）（伦敦：Sidgwick and Jackson出版社，1954年），82页。

[17]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12页。

[18] 罗米拉·塔帕，《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155页。

[19]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17页。

[20] 罗米拉·塔帕，《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158页。

[21]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44页。

[22]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21—122页。

[23]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37—138页。

[24]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Aspects of Political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India）（德里：Motilal Banarsidass出版社，1968年），159页。

[25] 历史前因后果的层叠龟中有一只龟，那就是早期印度部落、酋邦、国家的战争为何少于中国。如果印度北部的居民，与东周时期的中国居民相比，确实较为稀疏，且比较不受地理上的限制，那么原因就在环境。但也有可能是宗教的角色，以某种方法，压抑了印度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和动机。

第11章

瓦尔纳和迦提

经济与宗教，作为社会变化的源头；印度的社会生活因宗教而变得包罗万象；印度宗教对政治权力的启示

作为社会变化的源头，经济利益与思想到底谁占鳌头？这是社会理论家最古老的争辩之一。从卡尔·马克思到持现代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物质利益享有优先权。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这个神话是精英编出的，为了辩护其对社会他人的掌控。很多现代经济学家不像马克思那么尖刻，但仍认为他们的功利最大化的理性架构（rational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足以解释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Becker）曾表示，不同意者只是研究得不够认真。[1]思想被认为是外在因素，也就是说，为了解释物质利益，它只是在事后建立的，并不是社会行为的独立原因。

站在该论点对面的是一批现代社会学创始人，包括韦伯和涂尔干。他们认为，宗教和宗教观念是主要因素，既是人类行动的动力，又是社会身份的来源。韦伯坚持，在现代经济学家所运作的架构中，个人是主要决策者，物质利益是主要动机；但最终，这架构本身又是新教改革的观念的产品。写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韦伯继续写出有关中国、印度和其他非西方文明的著作。它们显示，要理解经济生活是如何组织的，宗教观念不可或缺。

如果要举马克思一方的例子，即宗教在为少数精英掌控他人作辩护，一定不会选普世平等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而要选公元前最后两个千年出现在印度的婆罗门教。根据《梨俱吠陀》：

众神奉献牺牲时，以普鲁沙（Man）为祭品……

他们分解普鲁沙时，将他分成多少块？

他的嘴和双臂叫什么？双腿和两足又叫什么？

婆罗门是他的嘴，他的双臂成为武士。

他的双腿成为吠舍，从两足生出首陀罗……

众神作完奉献，这是神圣法律之首。

这些大力神飞天，那里住有永久神灵。[2]

婆罗门不仅将自己安置在这四大社会阶层的顶端，而且授予自己对祈祷和圣歌的永久垄断。那些祈祷和圣歌在赋予合法性的各种仪式中不可或缺，从最高级的国王授权，到最低级的婚礼或葬礼。

以纯唯物主义来解释印度社会中的宗教功能，难以让人满意。首先，它无法解释神话中的实际内容。如我们所见，在过渡到国家的前夕，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有很多结构上的相似。中国精英，像每个已知社会的精英，也利用赋予合法性的仪式来提升自己的权力。但中国人想象不出一个像印度那样的既深刻又复杂的形而上学系统。事实上，即使没有超然宗教的帮助，他们仍能有效夺取和保有权力。

此外，在印度占居首位的不是拥有强制和经济权力的精英，反而是仅有仪式权力的精英。即使有人相信物质原因是最重要的，他仍要回答这一疑问：为什么刹帝利和吠舍——武士和商人——甘愿臣服于婆罗门，不仅向后者提供土地和经济资源，而且让后者控制自己个人生活的隐私。

最终，就印度社会而言，不管是经济解释，还是唯物主义解释，都必须解释该制度为何经久不衰。公元前600年，婆罗门教适合精英小团体的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并不适合印度社会中其他阶层和团体的利益。为何没有反精英运动的兴起，宣扬新的宗教思想，以提倡普世平等？在某种意义上，佛教和耆那教就是抗议宗教。两者继承了很多婆罗门教的形而上学假设，但在次大陆却得不到广泛接纳。对婆罗门教霸权的最大挑战，却是外国入侵者凭借武力进口的——莫卧儿帝国带来了伊斯兰教，英国人带来了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所以，必须把宗教和政治本身看作行为和变化的动力，不可视之为宏大经济力量的副产品。

印度宗教的合理性

就现代经济的需求而言，很难想象还有另外一个社会制度，其兼容度低于婆罗门教迦提制度。现代劳工市场理论要求，每个人通过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资，自由地与人签约来出售自己的服务，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话。信息流通的灵活劳工市场，能够导致个人处境的最大改善和资源的优化分配。相比之下，根据迦提制度，个人天生只能从事有限行业。他们必须继承父业，必须与同一迦提团体的成员通婚。投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个人永远都不能在生活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在迦提制度中，社会升迁只适用社区总体，不适用个人。所以，迦提的团体可决定搬往新区，或开发新的商机，但不允许个人创业。该制度对社会合作造成了巨大障碍，对某些婆罗门来说，光是看见贱民就需要一个冗长的净化仪式。

从现代经济观点看，这很不合理；对接受婆罗门教根本前提的人来说，这又完全合理。整个社会制度，包括种姓制度中最细微的规则，作为宏观形而上学系统的逻辑结论，却是非常完美的。现代评论家经常试图以实用或经济功利来解释印度的社会规则，例如，禁食奶牛刚开始只是卫生措施，为了避开受污染的牛肉。除了不符合早期印度—雅利安人像努尔人一样吃奶牛的事实，这种解释无法看透主观上体验到的社会凝聚，反而折射了评论家自己的世俗偏见。

韦伯认识到婆罗门教理后面的高度合理性——自然神学（theodicy），或上帝的理由，他称之为“天才的手笔”。[3]去印度修道院研读的西方皈依者，往往能体会到这一天才，其始于否认现实的现象世界。下面是皈依者自己的话语：

所有印度宗教系统，其终级目的是为了超越生命（moksha）。它们都假设，感知的存在是对现实（maya）的误解，仅是外表，躲在背后的才是终级存在的梵（brahman）。它无形无体，正因为无形无体，所以永恒。它是唯一的现实。我们所感觉的，我们因自己的物质存在而有所依恋的，都是稍纵即逝的（都会凋零和死亡），所以是虚无缥缈的（maya）。不像有些解说者所宣称的，存在的“目的”实际上不是“获得”对梵的认同，而是排除万难去体会，个人内心（atman）中真实永久的东西就是梵。[4]

凡人的生存涉及物质的生物生存，其对立面，就是超越此时此地的无形无体的真正存在。早期婆罗门认为，“与分娩有关的流血、与疾病和暴力有关的痛苦和变形、与人体排泄物有关的污浊恶臭、与死亡有关的衰败腐烂”，都会牵涉凡人生命，都需要得到超度。这就是为什么婆罗门在社会等级制度中授予自己特权地位：“污染物质渗透了凡人的生存，在现世和漫长的上升轮回（samsara）中，需要婆罗门主持的仪式来予以控制和削减，这是获得解脱（moksha）的必要途径。”[5]

迦提制度源于业力（karma），即个人在现世所做的一切。职业的地位有高有低，取决于它们离污染源有多远——诸如血液、死亡、泥土、腐败的有机物。皮革匠、屠夫、理发匠、清扫夫、收生婆，以及处理动物尸体或死人的行业，被认为是最不洁净的。相比之下，婆罗门是最完美的，因为遇上血液、死亡、泥土时，他们可依赖他人的服务。这解释了婆罗门的素食主义，因为吃肉就好比吃尸体。[6]

社会升迁在现世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指望来世。业力只在代代相传时才有变更，因此，个人一生都陷于自己的业力。在迦提等级制度中，个人到底获得升级还是降级，则取决于自己是否履行了所属迦提的法（dharma），即良好行为的准则。未能遵守准则的，将在来世等级制度中降级，从而更加远离真正的存在。婆罗门教将神圣化赋予现有的社会秩序，履行现存迦提的法变成了宗教责任。

瓦尔纳秩序发展自同样的形而上学前提。前三级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被认为是“两次投胎”，所以获得允许，进入仪式地位。包含大多数人口的首陀罗是“一次投胎”，只能希望在来世获得仪式地位。历史上不是很清楚，印度社会离开部落组织时，瓦尔纳和迦提的出现谁早谁晚。可能是宗族进化为迦提，它们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都有精细的亲戚关系规则。但也有可能是先进化为瓦尔纳，再为随后出现的迦提设置架构。[7]

宗教信仰所造成的迦提制度，创造了颇不寻常的组合，既有分支式的隔离，同时又有社会中的相互依赖。每个迦提成为世袭地位，以调整现存的宗族系统。迦提设置了氏族的异姓通婚的外限，在众多分支式单位中，又倾向于成为自给自足的社区。另一方面，每种职业又是更大分工的一部分，所以需要相互依赖，从高级祭司到葬礼工。[8]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引用布兰特（编按：E. A. H. Blunt，1877—1941，英属印度殖民地官员）的资料：

理发匠联合抵制曾拒绝为他们婚礼跳舞的舞女。

在格拉克珀（Gorakhpur），一名地主试图中断皮革匠的生意。他相信他们在毒死自己的牛群（经常有如此的怀疑），便命令他的租户将无缘无故死去的牛的皮革故意割碎。皮革匠奋起反抗，命令他们的女人停止收生婆的服务。地主只好让步。

在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又译阿默达巴德，位于古吉拉特邦），一名正在重盖屋顶的钱庄老板与糖果店主发生争执，糖果店主说服瓦片制造商，拒绝为钱庄老板提供瓦片。[9]

这不单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为每个执行自己功能的迦提，对其他迦提都具有仪式上的重要意义。

思想及其政治后果

瓦尔纳制度对政治有巨大影响，它要求武士的刹帝利服从婆罗门。[10]根据哈罗德·古尔德（Harold Gould），“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有共生的相互依赖。王室权力需要连续获得祭司（即仪式）权力所赋予的神圣化，以维持神圣的合法性”。[11]每位统治者需要与宫廷祭司（purohita）建立私人关系，他作为世俗领袖所采取的每一次行动，都要得到宫廷祭司所赋予的神圣化。

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力在理论上的分离，何以在实践中对后者设限，初看上去不很清楚。婆罗门教的等级制度，没有像天主教那样组成正式的中央权威机构。它有点像巨大的社会网络，单独的婆罗门互相交流和合作，但并不行使制度化的权威。单独婆罗门拥有土地，但作为制度的祭司阶层，不像欧洲教会，却没有自己的领地和资源。婆罗门肯定不能像中世纪的教皇，召集统领自己的军队。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1076年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革出教门，并迫使后者赤脚来卡诺莎（Canossa）请求赦免，这在印度历史中绝对找不出可媲美的案例。世俗统治者需要宫廷祭司来祝福自己的政治计划，在收买后者一事上，好像总能如愿以偿。印度宗教和社会的制度等级分明，各有分支，但它们如何使政治集权难以实现，我们还需寻找其他原委。

瓦尔纳和迦提的制度限制了军事组织的发展，这个影响很明显。武士的刹帝利是瓦尔纳制度四大阶层之一，自动限制了印度社会军事动员的潜力。像匈奴、匈人、蒙古人的武装游牧民族，之所以如此强大，原因之一就是可以动员几近100%的健壮男子。就必不可少的技能或组织而言，武装掠夺和游牧漂泊没有什么两样。仍是游牧民族时，印度—雅利安人曾经也很强大，但现已定居下来，建立了瓦尔纳社会。武士地位成为少数贵族精英的专业，如想加入，不但讲究训练和出身，还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

在实践中，该制度并没有始终限制他人的加入。很多印度统治者出生于刹帝利阶层，但也有不少来自婆罗门、吠舍、首陀罗。新统治者夺取政治权力后，倾向于在事后获得刹帝利地位。以这种方式成为刹帝利，比成为婆罗门更为容易。[12]瓦尔纳四个阶层都参与战争，婆罗门中有级别很高的军事将领，首陀罗倾向于充当辅助部队。就从属关系而言，军队的等级制度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拷贝。[13]不像秦国和其他后期东周列国，印度政治体从未能动员大部分的农民。[14]考虑到仪式上对血液和尸体的厌恶，很难想象，受伤军人能从高贵战友手中获得很多救助。在采用新兴军事技术方面，如此保守的社会显然是迟疑不决的。他们在基督时代之后才放弃战车，比中国人晚了好多世纪；大象继续用于战争，尽管其效用早已被人怀疑。印度军队从没开发有效的射箭骑兵，以致惨败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和12世纪的穆斯林。[15]

从社会上层一直到底层，印度社会以迦提为基础形成众多紧密结合的小集团，其组织动力正是由婆罗门教提供的。这是限制政治权力的第二条途径。这些集团自我管理，不需要国家帮忙组织。事实上，它们抵抗国家的渗透和控制，政治学家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称之为软弱国家和强势社会。[16]这种情形维持至今，种姓制度和村民组织仍是印度社会的支柱。

19世纪的西方评论家，包括卡尔·马克思和亨利·梅因，注意到印度社会自我组织的特征。马克思宣称国王拥有一切土地，但又指出，印度村庄在经济上偏向于自治，以一种原始共产主义为基础（这种解释有点自相矛盾）。梅因指的是自我调整、一成不变的村庄社区，这种看法在维多利亚的英国非常流行。19世纪早期，英国行政官员把印度村庄当作能幸存于帝国毁灭的“小小共和国”。[17]

20世纪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部分原因是依据上述解释，想象出一幅本土村庄民主的田园画像，即潘查亚特制度（panchayat）。他们声称，这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源头，直到被英国殖民者破坏。现代印度宪法的第40条，详细解释了复原的潘查亚特机构，旨在促进地方民主，曾在1989年获得拉吉夫·甘地政府的特别关注。其时，政府正试图在印度联邦制中推动权力分散。但印度早期的地方统治，不像后来评论家和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实际上不是民主和世俗的，而是基于迦提或种姓制度的。每座村庄倾向于有个强势种姓，也就是说，其人数和拥有的土地都超过其他种姓，而潘查亚特制度仅仅是该强势种姓的传统领导组织。[18]

单独村庄自有地方的统治机构，不需要国家从外部提供服务。潘查亚特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司法，它依据惯例来裁决迦提成员之间的争论。村庄中的产权不是共有的，这有悖于马克思的想象。像其他分支世系社会，财产为复杂的亲戚团体所拥有，单独家庭在处理土地时要面临很多责任和限制。这意味着，国王虽是名义上的主权君主，却没有真正“拥有”村庄土地。我们将在后续章节看到，在征税和征地时，印度政治统治者的权力往往非常有限。

商业活动也依据迦提，宛如不需外界支持的自控公司。从9世纪到14世纪，印度南部的贸易大多由像阿育尔（Ayyvole）那样的商人行会控制。它们派出的代表满布次大陆，与印度之外的阿拉伯人商人打交道。古吉拉特邦的商人，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长期控制印度洋、东非、阿拉伯半岛南部、东南亚的贸易。艾哈迈达巴德商人组成全市大公司，吸引所有主要职业团体的成员。[19]在中国，贸易网络只靠宗族，不像印度同行那样组织良好。中国宗族的司法权，往往局限于家法、遗产和其他家庭琐事（尤其在强大政府时期）。印度的迦提除了地方社会的行政管理，还发挥公开的政治功能。根据萨提希·萨贝瓦尔（Satish Saberwal），“迦提提供了社会动员的各式场合：进攻性的，则争取掌控权和统治权……防御性的，则抵制国家和帝国入侵迦提领域……破坏性的，则任职于更大政治体，运用其权力和高位来谋取私人利益”。[20]迦提还为成员提供地理和社会上的升迁。例如，泰米尔（Tamil）纺织种姓的凯寇拉（Kaikolar），在朱罗王朝（Chola）时期改行，变成商人和军人；19世纪后期，锡克人的木匠和铁匠离开家乡的旁遮普，迁往阿萨姆邦（印度的Assam）和肯尼亚（非洲的Kenya）。[21]这些决定由众多家庭集体作出，以便在新环境中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在印度北部，拉杰普特（Rajput）迦提在扩充地域方面尤为成功，得以控制大片土地。

限制政治权力的第三条途径是婆罗门教社会制度对文化的控制，这一习俗延续至今，使大批印度人陷于贫穷和绝望。现代印度处于某种吊诡状态。一方面有大量印度人接受良好教育，攀登众多领域的世界顶峰，从信息技术、医药、娱乐到经济。境外印度人始终享受较多的社会升迁机会，这一事实多年前便引起小说家奈保尔爵士（V.S. Naipaul）的注意。[22]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出现，境内印度人也开始兴旺起来。另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居民仍是少数，国内文盲和贫穷的程度高得惊人。快速增长的城市，如班加罗尔（Bangalore）和海得拉巴（Hyderabad），其郊外是广阔的乡村内地，那里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上竟名列底层。[23]

这些差距的历史根源最终还归罪于瓦尔纳和迦提的制度。作为仪式监护人，婆罗门当然掌控学习和知识。一直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期，他们坚决反对把最重要的“吠陀本集”付诸文字。根据萨贝瓦尔，“为仪式上的使用而默记圣歌——既为自己，又为主顾——是婆罗门最独特的学习方式。仪式上和学习过程中的高效，并不要求弄懂所背诵的东西……很多婆罗门献身于浩瀚的默记、逻辑分析、辩论”。[24]为达到所需求的仪式效果，精确默记“吠陀本集”是必须的。据说，朗诵中的小错将导致灾难。

也许并非偶然，婆罗门坚持口头传诵“吠陀本集”，设置加入婆罗门的额外障碍，更加强自己的至高无上。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从他们宗教传统的一开始就是“圣书上的民族”，婆罗门却顽强抵抗文字和有关的书写技术。5世纪和7世纪，中国取经人来印度寻求佛教传统的文献，竟找不到书面文本。中国人和欧洲人改用羊皮纸之后很久，印度人仍在使用棕榈树叶和树皮。讨厌耐用的羊皮纸有宗教起源，因为它来自动物的皮肤。11世纪造纸技术来到时，婆罗门仍然迟迟不用。[25]在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的乡村，日常行政管理中的纸张使用一直要等到17世纪中期。一出现，它们就大大改善了记账和监管的效率。[26]

公元1000年之后，书写才变得普遍，自婆罗门扩散到印度社会其他群体。商人开始制作商业记录，迦提开始记载家庭谱系。在喀拉拉邦（Kerala），“王家和贵族血统”的那雅人开始学习书面梵语，该邦的统治阶级开始制作大量政治和商业的记录。（20世纪晚期，当地共产党政府治理的喀拉拉邦成为印度治绩最佳的邦之一。有人怀疑，这样的治绩是否植根于数世纪前的文化传统。）

与中国相比，婆罗门垄断知识，抵制书写，严重影响了现代国家的发展。从商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使用文字传递命令、记录法律、保管账目、书写详尽的政治历史。在中国，对官僚的教育集中于识字、攻读漫长复杂的文学传统；对行政官员的训练，依现代标准看仍属有限，但仍涉及反复分析书本、以史为鉴。汉朝以来，科举制度获得采用，政府用人基于对文学技能的掌握，并不局限于特定阶层。虽然在实际情形中，普通老百姓登上政府高位的机遇非常有限，但中国人都知道，教育是社会升迁的重要途径。所以，宗族和地方社区在儿子的教育上全力以赴，充分利用科举制度。

如此情形在印度是不存在的。统治者自己是文盲，依靠同样无知的家族官员来维持治理。文化是婆罗门阶层的特权，他们维持对知识和仪式的垄断来保障自身利益。跟军队的情形一样，瓦尔纳和迦提的等级制度阻止了大多数人获得教育和文化，从而减少了可为国家所用的称职人才。

在印度发展历史中，宗教影响政治权力的最后途径是建立了所谓法治的基础。法治的本质是一组反映社会正义感的规则，比国王的意愿更为崇高。这就是印度的情形，各种法典中的法律不是国王创建的，而是婆罗门依据仪式知识所制定的。这些法律讲得很清楚，瓦尔纳不是为国王服务的，更确切地说，国王只有变成瓦尔纳的保护人，方可获得合法性。[27]如果国王触犯了神圣法律，史诗《摩诃婆罗多》公开认可反抗，宣称此人已不再是国王，而是一条疯狗。在《摩奴法典》中，主权在法律，而不在国王：“在本质上，法律（danda）即是国王，享有权力，维持秩序，发挥领导作用。”（《摩奴法典》第7章第17节）[28]

不少古典文献叙述有关梵那（Vena）国王的警世故事，他禁止除了给自己的所有其他祭品，还推行种姓之间的通婚。结果，神圣的众神向他发起攻击，以奇迹般化成矛的青草叶，将他杀死。很多印度朝代，包括难陀王朝（Nanda）、孔雀王朝、巽伽王朝（Sunga），都因婆罗门的阴谋而变弱。[29]当然，就像中世纪的天主教，很难弄清婆罗门是在捍卫神圣法律，还是在保护自己利益。像欧洲而非中国，印度的权威是分裂的，对政治权力造成了颇具意义的制衡。

印度的社会制度源于宗教，大大限制了国家的集权能力。统治者不能动员大批人口以建立强大军队；不能渗透存在于每座村庄的自治且严密组织的迦提；自己和部下缺乏教育和文化；还要面对维护规范化秩序的严密的祭司阶层；自己在这一秩序中仅扮演从属角色。就上述的方方面面而言，印度统治者的处境非常不同于中国。

[1] Gary S. Becker，《诺贝尔奖答谢辞：以经济眼光看待行为》（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载《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101卷，第3期（1993年）：385—409页。

[2]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241页。

[3] 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The Religion of India: The Sociology of Hinduism and Buddhism）（伊利诺伊州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8年），131页。

[4] 哈罗德·古尔德，《印度种姓制度》，15页。

[5] 哈罗德·古尔德，《印度种姓制度》，15—16页； Martin Doornbos和Sudipta Kaviraj，《国家形成的动力学：印度与欧洲的比较》（Dynamics of State Formation: India and Europe Compared）（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塞奇出版社，1997年），37页。

[6] 路易·杜蒙（Louis Dumont），《等级人：种姓制度及其衍生现象》（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150页。其他流派，尤其是耆那教，在遵循非暴力原则（ahimsa）和素食主义方面，远远超过正统印度教。它们甚至避免昆虫的杀戮。杜蒙将之归功于不同流派之间的竞争，有点像军备竞赛。耆那教徒和婆罗门，都想在纯净仪式上比对方略胜一筹。

[7]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24页。

[8] 罗米拉·塔帕，《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169—170页。

[9] 杜蒙，《等级人：种姓制度及其衍生现象》，176页。

[10] 这一论断往往与杜蒙有关。他认为，种姓制度来自基于纯净度而分层的宗教，与世俗的权力截然分开。这个见解受到不同角度的批评，尤其是Ronald B. Inden。他认为，杜蒙进口了西方的两分法，将之强加于一个毫不相干的社会。有人反对婆罗门的地位高于刹帝利的见解，认为两者只是整体的宗教—政治制度的正反两面。还有人甚至认为，种姓制度在印度历史上并不重要，是英国殖民当局故意创造的，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

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的分隔，可能是现代西方社会规范化的偏爱。把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分成各自的分析对象，这一想法并不表示西方的偏见。这两种权威在不同社会中可以多种方式出现，或分开或混合。如果没有分类，就无法将印度与中国或中东作比较。对杜蒙的批评似乎反映了印度学家的狭隘偏见，他们没有将印度与其他社会作比较的习惯。参见Ronald B. Inden，《想象印度》（Imagining India）（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0年）；Gloria Goodwin Raheja，《印度的种姓制度、王位与统治》（India: Caste，Kingship，and Dominance Revisited），载《人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第17卷（1988年），497—522页；V. Kondos，《讨论正义：对杜蒙〈等级人〉的回应》（A Piece on Justice: Some Reactions to Dumonts Homo Hierarchicus），载《南亚》（South Asia）第21卷，第1期（1998年）：33—47页；William S. Sax，《四面出击：印度教的宗教和政治》（Conquering Quarter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Hinduism），载《国际印度教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ndu Studies）第4卷，第1期（2000年）：39—60页；Rohan Bastin，《印度社会的死亡》（Death of the Indian Social），载《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第48卷，第3期（2004年）：205—213页；Mary Searle-Chatterjee和Ursula Sharma编，《将种姓制度语境化：杜蒙之后的方法》（Contextualising Caste: Post-Dumontian Approaches）（马萨诸塞州剑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4年）；Nicholas B. Dirks，《种姓制度的发明：殖民地印度的民间社会》（安阿伯：密歇根大学，CSST工作论文第11号，1988年）。

[11] 哈罗德·古尔德，《印度种姓制度》，19页。

[12]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161—162页。

[13]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128页。

[14]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129页。

[15]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129—130页。

[16] Joel Migdal，《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家能力》（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

[17] 路易·杜蒙，《等级人：种姓制度及其衍生现象》，158—159页。

[18] 如路易·杜蒙所指出的，它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世俗的，只是反映了迦提制度中固有的权力统治关系。路易·杜蒙，《等级人：种姓制度及其衍生现象》，158—163页；也参见罗米拉·塔帕，《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164—165页。

[19] Satish Saberwal，《分段工资：欧洲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研究》（Wages of Segmentatio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ies on Europe ana India）（新德里：东方朗文出版社，1995年），27—29页。

[20] Satish Saberwal，《分段工资：欧洲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研究》（Wages of Segmentatio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ies on Europe ana India）（新德里：东方朗文出版社，1995年），26页。

[21] Satish Saberwal，《分段工资：欧洲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研究》（Wages of Segmentatio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ies on Europe ana India）（新德里：东方朗文出版社，1995年），25页。

[22] 奈保尔（V. S. Naipaul），《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纽约：Vintage出版社，1978年）。

[23] 在2004年，印度34%以上人口的生活费低于每天1美元。Shao-hua Chen和Martin Ravallion，《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指数，1981—2004年》（Absolute Poverty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1981-2004）（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论文WPS4211，2007年），26页。

[24] Satish Saberwal，《分段工资：欧洲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研究》，113页。

[25] Satish Saberwal，《分段工资：欧洲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研究》，114—116页。

[26] Frank Perlin，《国家形成再思考》第2部分（State Formation Reconsidered Part Two），载《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19卷，第3期（1985年）：434页。

[27]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159—160页。

[28] 引自 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On the Enchantment of the State: Indian Thought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Narrative of Modernity），载《欧洲社会学杂志》（Modern Asian Studies）第46卷，第2期（2005年）：263—296页。

[29]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87页。

第12章

印度政体的弱点

孔雀王朝何以成为印度第一个且最成功的本土统治者；孔雀王朝治下的国家性质；阿育王的性格；式微、分裂、笈多王朝的复兴；印度为何被外国所征服

一开始，印度的社会发展就压倒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次大陆获得一种以宗教信仰和社会实践为特征的共同文化，在尝试取得政治统一之前，就被标为与众不同的文明。统一过程中，社会力量足以抵制政治权力，阻止后者对社会的改造。中国发展了强大国家，其社会因此而处于孱弱地位，并自我延续。印度有个强大社会，先发制人，反而阻止了强大国家的兴起。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初的印度次大陆，成千上万的小国和酋邦，自部落社会脱颖而出。其中三个王国——迦尸（Kashi）、拘萨罗（Kosala）、摩揭陀——和酋邦（或伽那—僧伽）的弗栗恃（Vrijji），成为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逐鹿者。摩揭陀（其核心地区在现代的比哈尔邦[Bihar]）注定要扮演秦国角色，统一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公元前6世纪的下半世纪，频毗娑罗王（Bimbisara）登基，凭借一系列战略性的婚姻和征服，使摩揭陀成为印度东部的主要国家。摩揭陀开始征收土地税和收成税，以代替国家形成之前低级血统的自愿进贡，由此而招聘征税人员。税率据说是农业产品的六分之一，如果属实，这在早期农业社会是相当高的。[1]国王并不拥有国内所有土地，只享有荒地，其时人口稀少，应该是相当广袤的。

儿子阿阇世王（Ajatashatru）谋杀频毗娑罗，兼并西部的拘萨罗和迦尸，并与弗栗恃展开持久斗争。后来，他在伽那—僧伽领袖中挑拨离间，终获大胜。他死于公元前461年，其时，摩揭陀已迁都至华氏城（Pataliputra），控制了恒河三角洲和恒河下游的大部。统治权传给一系列国王，包括出身首陀罗的短命的难陀王朝（Nanda）。亚历山大大帝曾遭遇难陀军队，由于军队哗变，而不得不转向旁遮普。希腊的资料称，难陀军队有两万骑兵、二十万步兵、一千辆战车、三千头大象。这些数字肯定是夸大的，以证明希腊人的退却是正确战略。[2]

继承难陀王朝的是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又称月护王）。他极力扩充领土，在公元前321年建立了印度次大陆第一个本土政治体——孔雀帝国。他是婆罗门学者兼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的门生，后者的《政事论》（Arthasastra）被视作是印度经世王道的经典论文。月护王率军攻击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征服西北部，并将旁遮普、阿富汗东部、俾路支地区并入孔雀王朝的版图。至此，他的帝国西到波斯，东到阿萨姆邦。

对印度南方达罗毗荼人的征服，则留给了月护王的儿子宾头娑罗（Bindusara）和孙子阿育王（Ashoka）。宾头娑罗将帝国扩展到南方德干高原的卡纳塔克（Karnataka）。经过一场众所周知的持久的血腥征战，阿育王在公元前260年占领东南部的羯陵伽（Kalinga）（包含现代奥里萨邦[Orissa]和部分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其时，印度缺乏文学文化，阿育王的功绩从未见于史书，像中国的《尚书》和《春秋》。后代印度人一直要等到1915年，方才把他视作伟大的国王；其时，大批法令岩石的古文字获得译解，考古学家终于拼搭出他治下的帝国疆域。[3]

孔雀王朝历经三代而建起的帝国，占据了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整个印度北方，西至波斯，东至阿萨姆，南至卡纳塔克。印度次大陆上，唯一没被统一的是南方边缘地带，分别是现代的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斯里兰卡。没有单独的印度本土政权再一次统治这么辽阔的领土。[4]莫卧儿帝国所征服的德里苏丹国要小得多，英国人在次大陆的帝国更大，但不得不问：说阿育王、阿克巴（Akhbar）、英国总督统治印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孔雀帝国：何等国家？

历史学家在古印度国家的性质上争论不休。[5]如果从比较眼光看，特别是对照阿育王的印度和秦始皇的中国，我们也许能看得更加清楚。这两个帝国几乎在同时形成（公元前3世纪的中到晚期），但它们政体的性质可说相差十万八千里。

两个帝国都环绕一个核心而组成，分别为摩揭陀国和秦国。秦国是个真正的国家，具有马克斯·韦伯所界定的现代国家政府的许多特征。管理国家的世族精英，大多已在数世纪的战争中战死，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凭借非人格化基础而获选的新人。秦国废除井田制，推翻传统的产权，以统一的郡县制取代世族封地。它最终打败对手，建立大一统帝国，便将这中央集权政府推向全中国。推广至被征服国家的，还有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我们已在第8章看到，秦朝君主的社会工程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家族统治在西汉卷土重来。但汉朝统治者坚持中央集权，逐渐取消剩余的封地。它所建立的不算帝国，而是统一的中央国家。

阿育王的帝国

此类事项在孔雀帝国发生得很少，核心国的摩揭陀好像没有任何现代特征。与秦国相比，我们对其行政管理的性质了解得实在太少。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种姓制度的严格限制。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讲明，高级官位的主要资格应是高尚出身，其“父亲和爷爷”必须是大臣（amatya）或更高，他们几乎全是婆罗门。官僚的薪俸非常悬殊，最低与最高之间的比率是1∶4 800。[6]没有证据显示，官府用人是选贤与能的，或前三级瓦尔纳之外的人也可申请公职。这些事实曾得到希腊旅行家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的确认。[7]将摩揭陀推上战胜国地位的战争没有那么持久和残忍，不像秦国所经历的那样。旧精英得以留存，摩揭陀的处境从没恶化到非要动员男子总人口的地步。据我们所知，孔雀王朝没有统一度量衡，也没有在管辖地区统一语言。事实上，迟至公元16世纪，印度国家仍在努力推行统一标准，其最终实行是在英国治下，距孔雀王朝已将近整整两千年。[8]

通过联姻和征服获得的地区，其与摩揭陀的关系也大大不同于中国。秦国灭绝他国，往往是消灭或放逐整个统治宗族，并鲸吞其领土。东周时期，中国精英宗族的数量大幅下降。孔雀帝国的建立则较为温和，涉及大量伤亡和焦土战术的唯一战役是对羯陵伽的攻占，给战胜者阿育王带来很大震撼。其他情形中，现有统治者吃了败仗后，便接受孔雀帝国在名义上的主权。《政事论》建议，孱弱的国王最好屈服，自愿向强大邻国进贡。没有出现中国或欧洲式的“封建主义”，即剥夺现有统治者，把领土赏赐给王室成员或侍从。印度历史学家有时谈到属臣国（vassal），但它没有欧洲属臣的契约意义。[9]说孔雀王朝重新分配权力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一开始就没有中央集权。孔雀王朝也没有设法将其国家制度，自核心国推向帝国其他地方。地方政府完全是家族的，没有试图建立永久且专业的行政制度。这意味着，每位新国王带来新的忠诚侍从，替换现有的行政官员。[10]

孔雀帝国在它管辖区域内，仅行使松弛的统治；它称霸的整段时期，部落联盟或酋邦（伽那—僧伽）始终存活，就是明证。与等级分明的王国相比，伽那—僧伽的政治决策涉及较多的参与和共识，但它仍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幸存的部落政体。印度历史学家有时称之为“共和国”，这只是在为它涂上现代光彩。[11]

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详尽讨论了财政政策和征税，只是不清楚他的建议究竟有多少被付诸实践。与“东方专制主义”的信徒相悖，国王并不“拥有”全部土地。他有自己地盘，另外宣称掌控荒地、森林等，但通常不向现存产权提出挑战。不过，国家坚持向各式地主征税的权利，缴税可依据个人、土地、收成、村庄、边界的小统治者，基本上以实物或劳役的形式。[12]似乎没有一名印度统治者尝试大型变革，像商鞅的废除井田制，或王莽雄心勃勃但一败涂地的土地改革。

阿育王死于公元前232年，他的帝国旋即衰落。西北部落到了大夏国（Bactrian Greek）手中，部落的伽那—僧伽在西部的旁遮普和拉贾斯坦（Rajasthan）重又兴起，南方的羯陵伽、卡纳塔克和其他领土纷纷脱离，返回独立王国的地位。孔雀王朝重又回到中央恒河平原的摩揭陀王国，其末代国王波罗诃德罗陀（Brihadratha）于公元前185年遇害。还要等五百多年，笈多王朝（Gupta）方才崛起，再次统一印度，其规模可与孔雀帝国媲美。次大陆的孔雀帝国仅维持一代，它的王朝持续一百三十五年。孔雀王朝的终止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于国家之前的层次。

孔雀帝国的统治如此短暂，至少从外表上看，它对下辖区域从没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事实上，这不是牵强附会。孔雀王朝从没建立强大的国家制度，也从没自家族政府过渡到非人格化政府。它在整个帝国维持广泛的间谍网，但没有证据显示，它像中国一样建造道路或运河，以促进交通。很不寻常，除了首都华氏城，孔雀王朝没在任何地方留下有关它强盛国力的纪念物。后代没把阿育王当作帝国创建者，这也许是原因之一。[13]

孔雀王朝的统治者从没想到国家建设，也就是说，没有尝试以一套新颖的共同规范和价值穿透整个社会。孔雀王朝没有真正的主权概念，即在全国范围实施非人格化统治的权利。次大陆没有统一的印度刑法，直到英国统治下诗人兼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cCaulay）第一次引入。[14]国王没有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反而保护现存的各式社会秩序。

印度从没开发出像中国法家一样的思想，即政治目标就是赤裸裸地集权。《政事论》之类的论述，可向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君主提供建议，但只针对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与政治无关。此外，婆罗门教的精神孵育了非军事思想。非暴力主义（ahimsa）可在“吠陀本集”中找到根源，认为杀生对业力造成负面影响。它的有些文本批评吃肉和动物祭品，但另一些却予以批准。如我们所知，像佛教和耆那教的抗议宗教，非暴力更是中心思想。

孔雀王朝第一位国王旃陀罗笈多最后皈依耆那教，为了遂愿当一名苦行者，而自动让位给儿子宾头娑罗。他与一批僧侣搬到印度南方，据说，最后以耆那教的方式慢慢饿死。[15]他的孙子阿育王起初是正统的印度教徒，在生命后期皈依佛教。羯陵伽征战中的伤亡激起阿育王深深的悔恨，据传十五万羯陵伽人被杀或受逐。根据他的岩石赦令（Rock Edicts），“羯陵伽已被兼并，此后，陛下便开始了对宗教法律的热诚追求”。他还宣布，“曾遭杀戮和俘虏的羯陵伽人，其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如在今天遭受同样厄运，也会是陛下的遗憾。此外，如果有人冒犯他，只要还可以忍受，陛下也必须忍耐”。阿育王继续敦促仍在帝国边境的外人，“不用怕他，应信任他，应从他那里获得幸福，而不是悲伤”。他还呼吁他的儿子和孙子避免进一步征战。[16]帝国扩展由此戛然而止。不管阿育王后裔究竟是遵从他的意愿，还是本身就不中用，反正他们治下的帝国冰消瓦解。有人会问，如果印度开发了像中国法家一样的权力原则，而不是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阿育王的帝国会变成怎样——如果真是这样，它就不是印度了。

社会战胜政治

孔雀帝国崩溃后，印度经历了政治衰败，尤其是在北方，部落政体在西部的拉贾斯坦和旁遮普再次出现。该地区又受到来自中亚部落的侵略者的骚扰，部分原因是中华帝国的政治发展太具优势。秦朝开始建设长城以御外人，迫使游牧的匈奴返回中亚，取代当地一系列部落。这一连锁反应又导致斯基台人（Scythians，即塞克人[Shakas]）对印度北部的侵犯，紧跟在后的是月氏，它在现为阿富汗的地方建起贵霜帝国（Kushana）。印度北方的王国中，没有一个组织良好，可以考虑像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所以，部分印度北方平原为这些部落所占。[17]

在遥远的南方，地方上的酋邦发展成王国，例如公元前1世纪统治西部的等乘王朝（Satavahana）。但这个政治体持续不长，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中央机构，尚比不上孔雀王朝。为了控制德干北部，它与其他小王国发生冲突。此外，小王国之间也在争斗，如注辇国（Cholas）、潘地亚国（Pandyas）、萨提亚普特拉国（Satiyaputras）。这段历史相当复杂，难以融入政治发展的大叙述，也就缺乏启发功能，从中呈现出来的只是普遍的政治衰败。南方国家经常无法发挥最基本的政府功能，例如征税，因为其治下的社区既强大，又组织严密。[18]没有一国得以在永久基础上扩展疆域，实现霸权，也没开发更为复杂的行政机构，以实施更为有效的统治。这个地区的政治分裂状态还要持续一千多年。[19]

在印度第二次成功创建大型帝国的是笈多王朝（Guptas），始于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 Gupta I）。公元320年，他在摩揭陀国当政，其权力基础与孔雀王朝相同。他和儿子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 Gupta），再次统一印度北方的大部。沙摩陀罗笈多在拉贾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其他地区，兼并了众多伽那—僧伽，这种政治机构因此而寿终正寝。他还征服克什米尔，逼迫贵霜帝国和塞克国进贡。在他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415）的治下，文化生活变得繁荣，建了不少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庙宇。笈多王朝再持续两代，直到塞建陀笈多国王（Skanda Gupta）死于5世纪的下半叶。其时，西北部的酋邦变得衰弱，中亚新兴的游牧部落匈人（Huns或Huna）趁虚而入。笈多帝国在这场战争中耗尽自身，在515年将克什米尔、旁遮普、恒河平原的大部都输给匈人。[20]

姑且不论它的文化成就，笈多王朝没在国家制度方面作出任何革新，也没有试图把征服的政治体整合成统一的行政机构。被打败的统治者，以典型的印度方式留下来继续执政，只是以后需要上缴贡品。笈多王朝的官僚，甚至比孔雀王朝的前任更为分散，能力更差。它征收农业收成税，拥有关键的生产资料，像盐场和矿山，但没有干预现存的社会安排。笈多帝国的疆土更小，因为没能统一印度南方。它持续了将近两百年，最后分裂为相互竞争的众多小国，从而进入政治衰败的新时期。

外国人的国家建设

10世纪后，印度的政治历史不再是本土发展史，而是一连串外国入侵史，先是穆斯林，后是英国人。从今以后，政治发展成为外国人如何将自己制度移植到印度土壤。他们仅取得部分成功。每个外国入侵者必须对付这同一的“小王国”社会，四分五裂，却又组织紧密；它们不团结，所以很容易征服；它们屈服后，又很难统治。外国入侵者留下了一层层新制度和新价值，在某些方面是移风易俗的，但在另外很多方面，又没触碰内在社会秩序的一根毫毛。

10世纪末之后，一系列突厥—阿富汗的穆斯林侵入印度北方。伊斯兰教在7世纪涌现后，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先后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在很多方面开发了比印度本土政体更为精细的政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军事奴隶制和外国人充任行政官的制度（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允许阿拉伯人和突厥人超越亲戚关系，实施选贤与能的用人制度。一批批穆斯林入侵者来自阿富汗，最为著名的是拉杰普特人部队（Rajputs）。印度国家的军队竭力抵抗，但实在太薄弱、太分散。13世纪早期，马穆鲁克（Mamluk）朝代的顾特布-乌德-丁·艾贝克（Qutb-ud-din Aybak）得以建立德里苏丹国。

德里苏丹国维持三百二十年，长过任何一个本土印度帝国。虽然穆斯林建立持久的政治秩序，但其国家权力有限，仍不能改造印度社会。跟笈多王朝一样，它也没能向印度南方推进太多。用苏迪普塔·卡维拉吉（Sudipta Kaviraj）的话说，“伊斯兰政治统治者，在社会习俗方面，含蓄地接受了对自己权力的限制，这与印度本土统治者非常相像……伊斯兰国家知道自己像其他印度国家，既有局限，又游离于社会之外”。[21]今天，穆斯林统治的遗产体现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个国家，还有印度一亿五千多万的穆斯林公民。就幸存的制度而言，穆斯林的政治遗产不是很大，除了像查明达利（zamindari）土地所有制之类的实践。

英国统治则不同，其影响既持久又深远。在很多方面，现代印度是外国人建国计划的产物。卡维拉吉认为，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叙述相悖，“英国人没有征服一个既存的印度。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征服了一系列独立王国。在他们的统治时期，这些独立王国又聚合成政治层次的印度，也算是对英国统治的答复”。[22]这呼应了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的见解，与社会层次相对，政治层次的“印度”在英国统治之前是不存在的。[23]将印度凝成政治体的重要制度，如行政机构、军队、共同的行政语言（英语）、实施统一和非人格化的法律制度、民主本身，既是印度人与英国殖民政府互动之后的成果，又是西方思想和价值融入印度历史经验之后的产物。

另一方面，就社会层次的印度而言，英国的影响又很有限。英国人修改了他们发现的可恶社会习俗，例如自焚殉夫（Sati），引进了人人平等的西方观念，促使印度人反思种姓制度的哲学前提，鼓励对社会平等的追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印度精英，在20世纪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种姓制度本身、自给自足的村庄社区、高度地方化的社会秩序，基本上完整无缺，远离殖民政府的权力。

中国和印度

21世纪初，中国和印度作为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前景引起极大的讨论。[24]讨论的大部分围绕它们各自政治制度的性质。作为威权国家，中国在推动大型基建工程方面比印度更为成功，像高速公路、机场、发电厂、大型水电项目。它的三峡大坝需要在漫水区迁走百万以上的居民。中国的人均储水量是印度的五倍，主要依靠大坝和灌溉工程。[25]中国政府一旦决定拆除街区，以建设工厂或公寓大厦，可以直接要求居民搬走。后者几乎没有途径保护自身权利或表述愿望。另一方面，印度是个多元的民主政体，各式社会团体都能组织起来，利用政治制度来达到自身的目标。印度的市或邦政府想建造新发电厂或新机场，很可能遭到反对，从环保非政府组织到传统的种姓协会。很多人认为，这会使决策程序瘫痪，经济增长的远景因此而变得暗淡。

这类比较都有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各自的政治制度均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例如，很多人相信当代印度民主只是历史发展的副产品，而这历史发展又是相对近代的，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有些民主理论认为，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维持成功的民主，这使很多人感到惊奇。印度丝毫不符合稳定民主“结构上”的前提：它过去非常贫困，从某种角度看，现在依然如此；在宗教、种族、语言、阶级等方面，它又是高度分裂的；它在公众暴力的狂乱中诞生，随着不同小团体的相互争斗，公众暴力又会定期重现。根据这个见解，在印度高度不平等的文化中，民主只是文化舶来品，由殖民政权输入，并不深植于国家传统。

这是对当代印度政治相当肤浅的见解。这倒不是说，现代制度所表现出的民主深深植根于古代印度实践，如阿马蒂亚·森等评论家所提示的。[26]而是说，印度政治发展的历程显示，它从来没有为暴政国家的发展提供社会基础，以便其有效集中权力来渗透社会和改造基本社会制度。在中国或俄罗斯出现的专制政府，即剥夺全社会（包括精英阶层）财产和私人权利的制度，从没存在于印度大地——不管是印度本土政府，还是蒙古人和英国人的外来政府。[27]因此而引发了如下的吊诡事态：印度有很多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但不像欧洲和中国，大体上从不针对印度的执政当局。更确切地说，它们只是针对婆罗门所控制的社会秩序，经常表现为异端的宗教运动，像耆那教或佛教，以否定现世秩序的形而上学基础。政治当局被认为离日常生活太遥远，也就太不相干了。

中国情形则不同。那里，拥有现代制度的强大国家早已产生，可刻意追求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广泛干预，并在塑造国家的文化和身份上取得成功。当新的社会组合出现并提出挑战时，国家的早期独尊给自己带来优势。今天，由于经济发展和融入世界全球化，有迹象显示，中国公民社会正在渐渐成形，但中国的社会参与者始终比印度的更为薄弱，更加不能抵抗国家。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和阿育王正在建造各自的帝国，这一比照在当时很明显，在今天依然真实。

中国早熟出世的强大国家，始终能够完成印度所做不到的任务，从建造阻挡游牧入侵者的长城，到兴建21世纪的大型水电工程。从长远看，中国人是否因此而得益，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中国强大的国家从来不受法治的约束，也就无法遏制其统治者的异想天开。它可睹的成绩，都以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作为代价，而老百姓基本上无力（过去和现在）来抵制国家的征召。

印度人也身历专横，不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专横，而是我前文提出的“表亲的专横”。在印度，个人自由受到诸多限制，如亲戚关系、种姓制度、宗教义务、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印度的表亲专横允许他们对抗暴君的专横，社会层次的强大组织平衡和抑制了国家层次的强大机构。

中国和印度的经验表明，强大国家和强大社会同时出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互相平衡，互相抵消，这样才会有较好形式的自由。这个主题，我以后还会回顾。但此时，我将考察浮现于穆斯林世界的国家及其独特制度，它们允许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政体走出部落制。

[1]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52页。

[2]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56页；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131页。

[3]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78—179页。

[4] Stanley Wolpert，《印度新史》，55—69页。印度共和国今日所包括的最南端和像阿萨姆（Assam）一样的东方属邦，并不在孔雀王朝的版图上；今日所不包括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其大部却出现在孔雀王朝的版图上。

[5] 相关概述，参见Hermann Kulke，《导论：前现代印度的国家研究》（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the State in Pre-modern India），载Hermann Kulke编，《从1000年到1700年的印度国家》（The State in India 1000-1700）（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286—287页。Sharma 认为，孔雀王朝的国家“从现代意义看，可被认为是不理性的……它不算家族制，因为它并不属于皇室家庭”。但这种讲法只在最狭义的家族制定义下才讲得通。另请参阅罗米拉·塔帕的《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他计算出的比率是1∶96（195页）。

[7]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165—166页。

[8] Frank Perlin，《国家形成再思考》第2部分。

[9]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93—94页。

[10]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206页。

[11] 有些部落团体，如弗栗恃，打败后并入摩揭陀；而西方很多部落继续存活下来，后来遇上亚历山大大帝。在帝国边缘的西北山区—现在的阿富汗东部—这些部落在21世纪初仍然存在，并与北约军队交上火。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96—97页；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204页。

[12]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85—187页；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288—289页。

[13]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89页。

[14] Martin Doornbos和Sudipta Kaviraj，《国家形成的动力学：印度与欧洲的比较》，93页。

[15]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78页。

[16] 引自 Hemchandra Raychaudhuri，《古代印度政治史：从环住王即位到笈多王朝覆灭》（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From the Accession of Parikshit to the Extinction of the Gupta Dynasty）（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288—290页。另请参阅罗米拉·塔帕的《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81页。

[17]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219页。

[18] Burton Stein，《国家形成与经济再思考》（State Formations and Economy Reconsidered），载《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19卷，第3期（1985年）：387—413页。

[19] 注辇国的集权如此软弱，以致历史学家称之为“分支式”的。它有一个中央管理的小核心，仅在名义上统治众多外围的自治聚落。参见伯顿·斯坦因（Burton Stein），《南印度农业系统的汇合》（Integration of the Agrarian System of South India），载Robert E. Frykenberg编，《印度历史上的土地控制和社会结构》（Land Control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Indian History）（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9年）。斯坦因将南方印度国家比作非洲阿鲁尔（Alur）前国家状态的分支式部落社会。

[20] Stanley Wolpert，《印度新史》，88—94页。

[21] 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270页。

[22] 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273页。

[23] Sunil Khilnani，《印度思想》（The Idea of India）（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1998年）。

[24] 例如Bill Emmott，《竞争对手：中国、印度及日本之间的权力斗争将怎样塑造我们的下一个十年》（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纽约：Harcourt出版社，2008年）；Edward Friedman和Bruce Gilley编，《亚洲巨人：比较中国和印度》（Asia’s Giants: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5年）；Tarun Khanna，《亿万企业家：中国和印度正在怎样重塑他们和你们的前途》（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 How China and India Are Reshaping Their Futures—and Yours）（波士顿：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8年）。

[25] Somini Sengupta，《常被烤干的印度尽量利用季风雨》（Often Parched, India Struggles to Tap the Monsoon），《纽约时报》，2006年10月1日。

[26] 阿马蒂亚·森（Amartya K. Sen），《作为自由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纽约：Knopf出版社，1999年），234—240页。

[27] 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230页。

第13章

军事奴隶制与穆斯林走出部落制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部落制是阿拉伯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军事奴隶制最早兴起于阿拔斯王朝；部落成员长于征服，却短于管理；柏拉图应付家族制的对策

16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正处权力的巅峰，大约每隔四年就会看到一次非同寻常的征召。1453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落到土耳其手中。1526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在莫哈奇（Mohács）战役中征服匈牙利；到1529年，才受挫于维也纳城门。在帝国的巴尔干半岛省份，官员分头寻找十二至二十岁的年轻男子，这便是德米舍梅征募制（devshirme）[1]，或基督徒壮丁征募制。这些官员像寻找足球明星的探子，在评判年轻人潜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经验丰富，要完成首都伊斯坦布尔（Istanbul）规定的配额。官员访问村庄时，基督教士被要求提供所有获洗礼男童的名单，适龄的被带来供官员检验。多数富有潜力的男孩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编成一百至一百五十人的小组。他们的名字仔细登记在两本花名册中，一本是在家乡获选时，另一本是在抵达伊斯坦布尔时，互相对照，以防止父母把孩子赎回。如果儿子们长得特别强壮，父母身边可能一个也留不住。官员带着俘虏一起返回伊斯坦布尔，家人将永远见不到自己孩子。那段时期，这样带走的孩子估计为每年三千。[2]

他们不是注定在卑微和耻辱中度过一生。恰恰相反，最优秀的10%会在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Edirne）的宫殿中长大，受伊斯兰教世界中最好的培训，为充任帝国高级官员而作准备。其余的则被抚养成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加入著名的土耳其禁卫军。这是精英的步兵部队，陪伴苏丹左右，在欧洲和亚洲南征北战。

服务于宫殿的精英男孩，在宦官的监督下接受两至八年的训练。最为杰出的，再被派去托普卡帕宫（Topkapi），以获取进一步的调教，那是苏丹在伊斯坦布尔的居所。他们在那里攻读《古兰经》，学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音乐、书法、数学，还参与严格的体育锻炼，以及学习马术、剑术和其他武器，甚至要涉猎绘画和书籍装订。那些进不了宫殿的，则在皇家骑士队（sipahis of the Porte）中担任高级职位。[3]如果年轻的奴隶军人证明是强壮能干的，可逐步升级为将军、维齐尔（vizier，大臣）、外省总督，甚至是苏丹治下最高级的大维齐尔（grand vizier），即政府首相。在苏丹皇家军队服完役之后，很多军人会被安置在指定的庄园，靠居民的缴税而安享晚年。

另有一个平行的女奴制度，不属于军事奴隶制度。这些女孩是在奴隶市场从巴尔干半岛和南俄罗斯的掠夺者手中买来的。她们将担任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妻妾，像男孩一样，也被养在宫殿，高度制度化的规则督导她们的成长和教育。很多苏丹是奴隶母亲的儿子，像其他君主的母亲，她们也可通过儿子施展重要影响。[4]

但这些奴隶必须面对一个重要禁忌。他们的职位和庄园不算私人财产，既不可出售，也不能传予子女。事实上，这些军人中的多数被迫终生保持单身。也有人与来自基督教省份的女奴组织家庭，但孩子不能继承父亲的地位或职位。不管如何有权有势，他们永远是苏丹的奴隶。苏丹稍有不满，就可对他们罚以降级或砍头。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度是非常奇特的。没有一名穆斯林可成为合法的奴隶，所以，也就没有帝国的穆斯林居民追求政府高位。像中国一样，文武官员都是量才录用，以固定的程序招聘和提拔最能干的军人和文官。但又不像中国，这个招聘和提拔只对外国人开放，他们在种族上不同于自己所治理的社会各阶层。这些奴隶的军人和官僚在泡沫中长大，与主人和同僚建立亲密纽带，但与自己所治理的社会却格格不入。像在封闭阶层工作的许多人一样，他们发展了高度的内部团结，成为一个凝聚的团体。在帝国的晚期，他们变成了王者之王，擅自决定苏丹的废黜和任命。

不出意料，面临此种征召的基督教欧洲人，包括那些住得遥远只是听说此事的人，都心怀恐惧。等级分明的奴隶在治理一个强盛的帝国，这一图像在基督教西方的眼中，成了东方专制主义的象征。到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已趋式微。不少评论家认为，土耳其禁卫军是怪诞且过时的制度，在阻挡土耳其帝国的现代化。禁卫军在1807年罢免塞利姆三世（Selim Ⅲ），在下一年拥戴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Ⅱ）登基。后者在后续年份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在1826年放火焚烧禁卫军兵营，害死大约四千人。扫除了挡道的禁卫军，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现在可以推动改革，照现代欧洲的模式重建一支军队。[5]

显而易见，把孩子从父母身边抢走，使之成为改信伊斯兰教的奴隶，这种制度非常残酷，与现代民主价值格格不入，即使这些奴隶享有特权。穆斯林世界之外，没有看到可以媲美的相似制度，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等评论家认为，它的创建最终归于伊斯兰教深处的宗教原因。[6]

但进一步观察后发现，穆斯林的军事奴隶制并不从宗教原则进化而来，仅仅是强大部落社会中建国的对策。它发明于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其统治者发现，不能依赖部落组织的军队来维持帝国。阿拉伯部落的征召和扩军很快，以取得速胜。统一后，他们凭借伊斯兰教的激励，又成功占领中东的大部和地中海世界的南部。如我们所知，中国、印度、欧洲的部落层次制度，因不能完成持续的集体行动，而被国家层次的制度所取代。部落社会高度平等，以共识为基础，不轻易服从，倾向于发生内讧和分裂，很难长期守卫领土。

为了创建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军事奴隶制在世界最强大部落社会之一应运而生，成为一个精彩的适应。它作为集中和巩固国家权力的措施，极为成功，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认为，它挽救了伊斯兰教，使之成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7]

创建穆斯林国家

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古莱什部落，其时，该地不属于任何国家。如第5章所提及的，他运用社会契约、实力、超凡魅力的组合，首先统一了争吵不休的麦地那部落，然后是麦加和周边城镇的部落，从而建成了国家层次的社会。在某个意义上，先知的布道是故意反部落的。它宣称有个信徒团体，其忠诚只献给上帝和上帝的话语，而不是自己的部落。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在内争好斗的分支式社会中，为拓宽集体行动的范围和延伸信任的半径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维持政治统一始终是阿拉伯部落制背景下的艰辛斗争。穆罕默德死于公元632年，麻烦立即露出端倪。先知的超凡魅力足以凝聚他所创建的政治体，现在却面临四分五裂的威胁，其组成部分很有可能分道扬镳，如以麦加为基的古莱什部落、来自麦地那的“辅士”（Ansar）和其他部落的信徒。穆罕默德同伴之一的艾布·伯克尔（Abu Bakr），以他娴熟的政治运作，说服部落团体承认自己为第一任哈里发（caliph），即继承者。此外，他还是部落系谱的专家，借用他在部落政治上的渊博知识而赢得拥护自己的共识。[8]

在头三个哈里发的治下——艾布·伯克尔（632—634年在位）、欧麦尔（Umar，634—644年在位）、奥斯曼（644—656年在位）——穆斯林帝国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兼并整个阿拉伯半岛，以及今日的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埃及的主要地区。[9]最壮观的胜仗是卡迪西亚会战（Qadisiyyah），打败了波斯的萨珊帝国。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时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曾大肆庆祝这一历史战役。661年，随着倭马亚王朝建立于大马士革，版图扩展仍在继续，进一步征服了北非、小亚细亚（Anatolia）、信德（Sind）和中亚。阿拉伯军队在711年占领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山的北边继续挺进，直到732年在法国的图尔战役（Battle of Poitiers）中受到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遏制。

阿拉伯部落虽有宗教动机，但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奖励。他们所征服的定居农业社会，可提供大量土地、奴隶、女子、马匹、动产。最初的统治问题是所有掠夺游牧民族所面临的：如何分配战利品，以避免各部落之间的内讧。通常当场分配可搬走的战利品，五分之一给哈里发，运回麦地那。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变成哈里发治下的国家领土，不少干脆落到参与战役的各部落手中。[10]

过不多久，阿拉伯部落男子必须由征服者变为管理富饶农地和居民的统治者。哈里发不需要重新开发国家制度，因为四周都是成熟的国家或帝国。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萨珊帝国提供最及时的中央管理模式。曾属君士坦丁堡的领土现已被阿拉伯征服，居住于此的很多基督徒前来参加穆斯林政府的工作，从而带来拜占庭政府的治理方法。

真正的穆斯林国家何时出现？与文学描述相对的历史记载，相对来说比较缺乏，使精确判定变得异常困难。维持常备军队和警察、定期向居民征税、设立行政机构以收税、裁定司法以解决争端、主持像大清真寺那样的公共建设，从事上述这一切的政体，肯定存在于倭马亚王朝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685—705年在位）时期。或许更早，甚至在倭马亚王朝第二任哈里发穆阿维叶（Mu‘awiya，661—680年在位）时期。[11]很难说先知穆罕默德创建的不是部落联合体而是国家，因为上述的制度特征在他生前尚未出现。

波斯的理想绝对君主制中，其国王强大得能够维护和平和遏制贪婪的武装精英，后者是农业社会中冲突和混乱的主要来源。从现代民主角度看这样的社会，我们倾向于认为，农业社会的君主只是掠夺性精英团体的一员，也许由其他寡头选出来保护他们的租金和利益。[12]但实际上，这些社会中几乎总有三角斗争，分别是国王、精英的贵族或寡头、非精英的农民和市民。国王经常站在非精英一边来反对寡头，既可削弱潜在的政治挑战，又可争到份下的税收。于此，我们可看到国王代表大众利益的概念的雏形。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寡头精英的大庄园扩展，皇帝为此而受到威胁，遂运用国家权力来予以限制和破坏。同样道理，萨珊帝国的绝对君主政体被视作秩序的壁垒，以反对损害大众利益的精英的相互争执。所以有人强调，君主执行法律便是正义的标志。[13]

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的社会，早期阿拉伯统治者享有几点优势。绝对君主制的中央行政官僚模式，作为国家层次社会的规范，早已存在于周边国家。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宗教意识形态。就某种意义而言，以巴士拉（Basra）和阿拉伯半岛为基地的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从先知布道中得出了最符合逻辑的结论。他们认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只要是穆斯林就够，不管他是不是阿拉伯人，也不管他来自哪个部落。如果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如此照办，他们可能会尝试创建一个包容不同种族的超级帝国，基于意识形态，不靠亲戚关系，就像神圣罗马帝国。但对倭马亚王朝来说，光是维持帝国统一，且不谈建立横跨各地域的中央政府，已证明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顽强的部落忠诚胜过意识形态，穆斯林国家继续受困于亲戚关系的争吵和仇恨。

先知死去不久就爆发了一起最重要的冲突。穆罕默德属于古莱什部落的哈希姆（Hashemite）血统，但又与竞争的倭马亚血统共享曾祖父阿卜杜·玛纳夫（Abd Manaf）。倭马亚血统和哈希姆血统争吵得很厉害，不管是先知出生之前，还是先知在世时，前者甚至起兵，反对穆罕默德和他在麦地那的穆斯林信徒。穆罕默德征服麦加后，倭马亚血统改信伊斯兰教，但两个血统之间的仇恨仍在继续。穆罕默德没有儿子，只跟最心爱的妻子阿以莎（Aisha）生了女儿法蒂玛（Fatima），长大后嫁给先知的表亲阿里（Ali）。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属于倭马亚血统，把很多亲戚带入权力圈，最终死于行刺。继承他的是阿里，却被赶出阿拉伯半岛，在库法（Kufa，今日伊拉克）祈祷时，又被哈瓦利吉派系的人杀死。随之，哈希姆血统、哈瓦利吉派、倭马亚血统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内战（fitnas）。等到阿里儿子侯赛因（Husain）战死于伊拉克南部的卡尔巴拉（Karbala）战役，倭马亚血统才得以巩固政权，开拓新朝代。阿里的党羽被称为什叶派（Shiites），信奉正统主义，认为阿拉伯帝国只能属于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14]倭马亚王朝穆阿维叶的追随者发展成为逊尼派（Sunnis），声称自己是正统理论与实践的奉行者。[15]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大分裂，起源于阿拉伯部落竞争，在21世纪的今天，仍引发汽车爆炸、对清真寺的恐怖袭击等。

早期的哈里发尝试创建超越部落忠诚的国家组织，尤其是在军队里，其十人和百人单位都是跨越部落的。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新兴的穆斯林精英“知道部落身份在阿拉伯社会中植根太深，既不能以法令废除，也不能以超越部落排外性的措施将之驱走。他们能否将部落成员成功融入国家，既取决于为自身利益利用部落关系的能力，也取决于自己超越部落关系的能力”。[16]占领伊拉克安巴（Anbar）省的美国人，在2003年入侵之后发现，倚靠部落领袖的传统权威，比创建无视社会现实的非人格化单位，更容易掌控部落军人。部落成员与指挥官发生争吵，可能会悄悄溜走，返回自己的亲人中。如指挥官又是自己部落的酋长，他就会三思而不行了。

但是，以部落为基础的国家本质上是孱弱和动荡的，部落领袖的暴躁闻名遐迩。他们缺乏纪律，经常因为争吵，或受到忽略，而与亲戚们逃之夭夭。早期哈里发对所招募的部落领袖满腹狐疑，通常不让他们担任重要的指挥职位。此外，新建国家经常受到独立游牧部落的威胁，穆斯林领袖对之只有轻蔑。据传，哈里发奥斯曼不愿理会一名重要部落领袖的见解，斥之为“低能贝都因人”的唠叨。[17]

军事奴隶制的起源

军事奴隶制发展于9世纪中期的阿拔斯王朝，用以克服之前穆斯林军队基于部落征召的重重弊端。[18]阿拔斯王朝属于哈希姆血统，在什叶派和波斯的呼罗珊（Khorasani）义军帮助下，于750年推翻倭马亚王朝，并把首都从大马士革迁至巴格达。[19]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在巩固其统治方面非常残忍，尽量灭绝倭马亚王朝的血统，并镇压曾经的盟友什叶派和呼罗珊义军。国家集权有增无减，大权独揽的是称为维齐尔的首相。宫廷的规模和奢华均有增加，定居城市的帝国与其发源的部落区域则更加分隔。[20]

一开始，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就暗示，基于亲戚关系的政治权力趋于浮躁善变，可能的解决之道就是军事奴隶制。哈里发马赫迪（al-Mahdi，775—785年在位）宁可选择一批毛拉（mawali，释奴）作为自己的仆人或助手，也不愿挑选亲戚或呼罗珊盟军。他解释道：

我坐在观众席里，可以唤来毛拉，让他坐在身边，他的膝盖触碰我的膝盖。等到散席，我可命令他去侍候我的坐骑，他仍然高兴，不会生气。如果我要求其他人做同样的事，他会说：“我可是你的拥护者和亲密盟友的儿子”，或“我可是你（阿拔斯王朝）霸业的老兵”，或“我可是首先投入你霸业的人的儿子”。而且我不能改变他的（顽固）立场。[21]

到马蒙（al-Ma’mun，813—833年在位）和穆尔台绥姆（al-Mu’tasim，833—842年在位）的治下，阿拔斯王朝征服中亚的河中地区（Transoxania），大批突厥部落投靠帝国，外国人充当国家军事力量的核心方才成为惯例。当阿拉伯人遇上生活在中亚大草原的突厥部落时，其领土扩展受到阻止，后者优秀的打仗能力获得很多阿拉伯学者的承认。[22]哈里发不能招募整个突厥部落为自己打仗出力，因为它们同样有着部落组织的缺陷。所以，突厥人只是作为个别奴隶，在非部落军队中接受训练。马蒙创建了四千突厥奴隶的卫兵队，称作马穆鲁克，到穆尔台绥姆时期，壮大至将近七万人。[23]他们是凶悍的游牧人，新近皈依伊斯兰教，充满了对穆斯林事业的热情。他们成为阿拔斯军队的核心，“因为他们在威力、血气、勇敢、无畏方面，都比其他种族优越”。根据一名见证马蒙征战的观察员，

停战区道路两侧站着两行骑士……右首一侧是一百名突厥骑士，左首一侧是一百名“其他”骑士（即阿拉伯人）……大家都排成战斗行列，等待马蒙的莅临……时值正午，天气愈益炎热。马蒙到达时发现，除三四人外，突厥骑士依然危坐于马背，而“混杂的其他人”……早在地上东倒西歪。[24]

穆尔台绥姆把突厥人组成马穆鲁克团，因为本地居民与突厥士兵的暴力争端，而把首都从巴格达迁至萨迈拉（Samarra）。他让他们在自己学院中接受训练，购买突厥女奴配给他们成家，但不准与本地人混杂，由此创建了一个与周围社会分隔的军事种姓。[25]

忠于家庭，还是忠于公正的政治秩序，两者之间存在矛盾。这种思想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具有悠久历史。柏拉图的《理想国》记载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一群年轻人的讨论，他们试图在“讲说中”创造一个“正义之城”。苏格拉底说服他们，正义之城需要特别激昂的保卫者阶层，为防御自己城邦而感到无比自豪；保卫者是武士，其首要原则是对朋友友善、对敌人凶狠；他们必须接受妥善的音乐和体操的训练，以培养公益精神。

早期阿拉伯帝国治下的扩张

《理想国》第五卷有段著名论述，谈到保卫者应实行妻小共有制度。苏格拉底指出，性欲和生儿育女都是自然的，但保卫者又要忠于自己防御的城邦，两者会有竞争；为此，必须告诉孩子一个“高尚谎言”，他们没有生身父母，只是大地之子。他还主张，保卫者必须过集体生活，可有不同的性伙伴，但不可跟单独女子结婚，生下的孩子也必须过集体生活。自然家庭是公益的敌人：

那么，我们已讲过的和我们正在这里讲的这些规划，是不是能确保他们成为更名副其实的保卫者，防止他们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把公有的东西各各说成“这是我的”，各人把他所能从公家弄到手的东西拖到自己家里去，把妇女儿童看作私产，各家有各家的悲欢苦乐呢？[26]

不很清楚，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是否相信此举的可行性。事实上，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对“讲说中”的正义之城能否成为现实，表示了巨大疑问。讨论的目的在于指明，亲戚关系和对公共政治秩序的义务之间永远存在紧张关系。它的启示是，成功的秩序需要通过某种机制来抑制亲戚关系，使保卫者把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家庭之上。

如果说马蒙、穆尔台绥姆或其他早期穆斯林领袖读到了柏拉图的著作，或知道他的想法，这非常可疑。但军事奴隶制确实应答了柏拉图所提出的必需，没说他们是大地的孩子，只知道出生地非常遥远，除了代表国家和公益的哈里发，不欠任何人。奴隶们不知道生身父母，只认主人，忠心耿耿。他们获得通常是突厥语的普通新名，身处基于血统的社会，却与任何血统毫不关联。他们没有实行女人和孩子的共产主义，但隔离于阿拉伯社会，不准扎根，尤其不可自立门户，以避免“把能弄到手的所有东西都搬回家”。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裙带关系和部落忠诚的难题，就此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

作为军事制度的马穆鲁克来得太迟，以致不能保住阿拔斯王朝。9世纪中期，帝国已分裂成一系列独立主权政治体。756年，逃亡的倭马亚王子在西班牙设立第一个独立伊斯兰国，帝国分裂自此开始。8世纪末9世纪初，独立王朝建立于摩洛哥和突尼斯；9世纪末10世纪初，独立王朝又在伊朗东部出现。到10世纪中期，埃及、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也从版图上消失，阿拔斯国家只保留伊拉克的部分地区。阿拉伯政权，不管是王朝还是现代，再也没有统一的穆斯林或阿拉伯世界。统一大业只好留给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

阿拔斯帝国灭亡了，但军事奴隶制得以幸存。事实上，它在后续世纪中，为伊斯兰教本身的生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个新的权力中心涌现出来，都基于军事奴隶制的行之有效。第一个是伽色尼（Ghaznavid）帝国，曾在前一章中提及。它以阿富汗的伽色尼为中心，统一了波斯东部和中亚，还渗入印度北部，为穆斯林统治次大陆铺平道路。第二个是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在阻止基督教十字军和蒙古军方面，扮演了生死攸关的角色，可能因此而挽救了作为世界宗教的伊斯兰教。最后一个就是奥斯曼帝国，它改善军事奴隶制，为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打下基础。所有三个案例中，军事奴隶制解决了部落社会中建立持久军事工具的难题。但在伽色尼和埃及马穆鲁克的案例中，亲戚关系和家族制渗入马穆鲁克制度，使该制度衰落。此外，作为埃及社会最强大制度的马穆鲁克，不愿接受文官的控制，进而接管国家，预示了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专政。只有奥斯曼帝国清楚看到，必须把家族制赶出国家机器，其照章办事将近三个世纪。尽管文官政府严格控制军队，但从17世纪晚期起，当家族制和世袭原则重新抬头时，它也开始走下坡路。

[1] 我使用罗马拼法，而不是现代土耳其文的拼写，所以是 devshirme和sanjak，而不是devşirme和sancak。

[2] Albert H. Lybyer，《苏莱曼一世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纽约：AMS出版社，1978年），49—53页；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纽约： Knopf出版社，1972年），49—50页。

[3]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51—52页。

[4] 这在1574年之后尤其如此。其时，奥斯曼帝国征服突尼斯，并将北非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参见William H. McNei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Europes Steppe Frontier, 1500-180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29页；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纽约州新罗谢尔市：奥菲斯出版公司，1989年），86—87页。

[5] Patrick B. Kinross，《奥斯曼世纪：土耳其帝国的兴衰》（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77年），453—471页。

[6] Daniel Pipes，《奴隶军与伊斯兰教：军事制度的起源》（Slave-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93—98页。

[7]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历史绪论》（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引自 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I: Politics and War）（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97页之后。

[8] 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82—85页；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年），197—198页。

[9] 有关这些征服的详细介绍，参见Hugh N. Kennedy，《阿拉伯大征服：伊斯兰教的扩张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The Great Arab Conquests: How the Spread of Islam Changed the World We Live In）（费城：Da Capo出版社，2007年）。

[10] 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239—242页；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I: The Central Islamic Land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64—65页。

[11] Fred M. Donner，《伊斯兰教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载《美国东方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06卷，第2期（1986年）：283—296页。

[12] 例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巴里·温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和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暴力和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他们眼中，国家变成了相对同等的寡头之间的集体行动问题。

[13] 其实用价值就是君主的经常干涉，以降低本地精英强加于自己臣民的掠夺性税收。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281—282页；Fred M. Donner，《伊斯兰教国家的形成》，290—291页。

[14] 参见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引自Joseph Schacht编，《伊斯兰教的遗产》（The Legacy of Islam），164—165页。

[15] 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72页。

[16] 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258页。

[17] 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263页。

[18]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 David Ayalon，《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Islam and the Abode of War: Military Slaves and Islamic Adversaries）（佛蒙特州布鲁克菲尔德：Variorum出版社，1994年）。

[19] 有关阿拔斯王朝的兴起，参见Hugh N. Kennedy，《巴格达统治穆斯林世界时：伊斯兰教最伟大朝代的兴衰》（When Baghdad Ruled the Muslim World: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s Greatest Dynasty）（马萨诸塞州剑桥：Da Capo出版社，2006年）；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284页。

[20] 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286页。

[21] 引自 David Ayalon的《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2页。

[22]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Outsiders in the Lands of Islam: Mamluks, Mongols, and Eunuchs）（伦敦：Variorum出版社，1988年），325页。

[23] 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125页。

[24] 引自David Ayalon的《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25页。

[25] 引自David Ayalon的《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29页；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125—126页。

[26] 柏拉图，Allan Bloom译，《理想国》（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68年），464页c—d。

第14章

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

马穆鲁克如何在埃及上台；中东阿拉伯的权力却在突厥奴隶之手；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于十字军和蒙古军；马穆鲁克实施军事奴隶制的缺陷导致政权的最终衰落

军事奴隶制帮助穆斯林政权在埃及和叙利亚掌权近三百年，从阿尤布（Ayyubid）王朝终结的1250年到1517年。其时，马穆鲁克苏丹国败在奥斯曼帝国的手中。今天，我们把伊斯兰教和全球的穆斯林社区（现今总人口约15亿）视作理所当然。但伊斯兰教的扩张，不仅取决于宗教思想的号召和吸引力，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治权力。根据穆斯林的信念，穆斯林军队必须向身处战争土地（Dar-ul Harb）的非信徒发起圣战（jihad），再把他们带入伊斯兰土地（Dar al-Islam）。归功于穆斯林，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在中东不再是主要宗教。同样道理，如果十字军得以掌控中东，或蒙古军一路扫到北非，伊斯兰教也可能成为次要流派。尼日利亚、象牙海岸、多哥、加纳等北部边界，就是当初穆斯林部队的远征终点线。要不是穆斯林部队的打仗威力，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的穆斯林少数派就不复存在。它的出现不仅靠宗教狂热，还靠国家建立有效制度来集中使用权力——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奴隶制。

伊斯兰教本身的生存取决于军事奴隶制，这一见解与阿拉伯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伊本·赫勒敦不谋而合。他活在14世纪的北非，与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同一时代。他在《历史绪论》（Muqadimmah）中说：

（阿拔斯）国家淹没于颓废和奢华，披上灾难和衰弱的外衣，被异教的鞑靼所推翻。鞑靼废了哈里发的宝座，毁掉该地的辉煌，使非信徒在信念之地得逞。这全是因为信徒们自我放纵，只顾享乐，追求奢侈，精力日衰，不愿在防卫中重振旗鼓，放弃了勇敢的脸面和男子汉的象征——然后，善良的上帝伸出救援之手，复苏气息奄奄的人，在埃及恢复穆斯林的团结，维持秩序，保卫伊斯兰教的城墙。上帝从突厥人和其众多部落给穆斯林送来保护他们的统治者和忠实助手。这些助手借助奴役的渠道，从战争土地来到伊斯兰土地，本身便藏有神的祝福。他们通过奴役学习荣誉和祝福，荣获上帝的恩惠；受了奴役的治疗，他们以真正信徒的决心走进穆斯林宗教，保持游牧人的美德，没受低级品行的玷污、享乐的腐蚀、文明生活的污染，他们的激情不受奢华的影响，仍完好无缺。[1]

马穆鲁克制度创立于库尔德人的阿尤布王朝末期，那是12世纪末13世纪初，阿尤布王朝短暂统治埃及和叙利亚，其最著名的子孙是萨拉丁（Salah al-Din，在西方被称作 Saladin）。阿尤布王朝曾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反十字军战争中，投入了突厥奴隶军。它的最后一任苏丹萨里（al-Salih Ayyub），创建了伯海里（Bahri，编按：意即河洲）团，以总部所在地的尼罗河小岛的城堡命名。据传，库尔德士兵的不可靠使他转向突厥人。[2]该团含八百至一千的奴隶骑士，主要是钦察突厥人（Kipchak Turkish）。像钦察一样的众多突厥部落，开始在中东扮演日渐重要的角色。其时，他们受到另一强大游牧民族的挤压，蒙古人正在把他们从中亚传统的部落地域赶走。

伯海里团很早就证明了自己的骁勇善战。法王路易九世1249年在埃及登陆，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翌年，他败在伯海里团手中。率领伯海里团的是一名钦察人，名叫拜伯尔斯（Baybars）。他曾是蒙古人的俘虏，作为奴隶卖到叙利亚，最后被招聘为新马穆鲁克的领袖。由此，十字军在埃及遭到驱逐，路易九世的赎金相当于法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1260年，拜伯尔斯和伯海里团，在巴勒斯坦的阿音札鲁特（Ayn Jalut）战役中取得更为重大的胜利，他们打败了蒙古军。其时，蒙古军已经征服欧亚大陆的大部。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此前蒙古各部落已经在他手上完成统一。13世纪30年代，他们摧毁了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打败了中亚的花剌子模帝国；同时又战胜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王国；侵犯和占领了俄罗斯的大部，1240年洗劫基辅；在13世纪40年代挺进东欧和中欧。他们最终停止前进，不是由于基督教军队的威力，而是因为大汗窝阔台（成吉思汗的儿子）的去世。蒙古指挥官奉召撤退，以讨论继承人选。1255年，蒙哥命令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征服中东。他占领伊朗，建立伊儿汗国（Ilkhanid），再朝叙利亚挺进，旨在征服埃及。1258年，陷落的巴格达遭到彻底蹂躏，阿拔斯王朝的末代哈里发也被处死。

马穆鲁克在阿音札鲁特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兵力优势，由于蒙哥的去世，旭烈兀不得不率领主力部队撤退。尽管如此，为了攻击马穆鲁克，他仍留下最好的指挥官之一和实质性的兵力。蒙古人是优秀的战术家和战略家，以迅速转移和简易给养，设法包抄敌人。相比之下，马穆鲁克装备得更好，战马更为高大，携带更为坚实的盔甲、弓、矛、剑，并且纪律异常严明。[3]阿音札鲁特的胜利不只是侥幸，马穆鲁克曾与伊儿汗国发生一连串战役，以保卫叙利亚，直到1281年战争结束。它后来在1299、1300、1303年，又三次阻挡蒙古人的入侵。[4]

伯海里系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2年

马穆鲁克取代阿尤布王朝，与伊儿汗国开战时，就以拜伯尔斯为第一任苏丹，开始了他们的统治。[5]以马穆鲁克为基础的政权比之前的王朝更为稳定。萨拉丁是伟大的军事领袖和穆斯林的英雄，但他组建的政体非常脆弱，与其说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公国联邦。他的军队并不忠于王朝，在萨拉丁死后，分裂成一群相互竞争的民兵。相比之下，马穆鲁克治理一个真正的国家，设有中央官僚机构和专业军队——实际上军队就是国家，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6]不像阿尤布王朝，马穆鲁克没有瓜分国家，也没有分发封地给亲戚或宠臣。不像萨拉丁死后，叙利亚在马穆鲁克的治理下，也没有马上脱离埃及。[7]

马穆鲁克制度在埃及马穆鲁克政权的统治下获得进一步的加强。苏丹国得以从中亚草原、西北和北方的拜占庭领土获得一波波新兵，这是成功的关键之一。有些新兵已是穆斯林，另外的是异教徒和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重建了他们的忠诚，并拉近了他们与新主人的感情。新兵与家庭和部落完全隔绝，经过从小伊始的培训而获得新家，即苏丹家庭和马穆鲁克相互的手足情谊，这是另一个关键。[8]

太监在制度运作上也扮演重要角色。不像中国或拜占庭帝国的太监，穆斯林太监几乎都是在穆斯林土地之外出生的外国人。有位评论家这么说，“穆斯林没有生下他。他也没生下一名穆斯林”。[9]马穆鲁克几乎都是突厥人或欧洲人，太监则有可能是从努比亚（Nubia）或南方其他地区招募来的非洲黑人。跟马穆鲁克一样，他们也与自己家庭完全隔绝，因此对主人忠心耿耿。去势得以让他们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年轻马穆鲁克的教师。后者的获选，除了体力和尚武，还取决于他们的健美。作为只有袍泽之谊而难近女色的军人集体，老牌马穆鲁克的同性恋索求，始终是一件头痛事，太监还可从中发挥缓冲的作用。[10]

作为政治制度的马穆鲁克之所以成功，除了教育特殊，还因为贵不过一代的原则。他们不能将马穆鲁克地位传给孩子，儿子会融入普通老百姓，孙子则完全享受不到任何特权。其中的道理简单明了：穆斯林不能是奴隶，而马穆鲁克的孩子生来就是穆斯林。此外，马穆鲁克的孩子生于城市，没经历过草原上流浪生涯的锻炼，在那里，孱弱就等于夭亡。假如马穆鲁克地位变成世袭，就会违反当年获选时严格的量才录用原则。[11]

马穆鲁克的衰退

马穆鲁克制度的设计中至少有两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它本身变得日益软弱。第一，马穆鲁克军中没有制度化的统治机制。苏丹以下有等级分明的指挥链，但苏丹本身却没有明确的选任规则。有两条相互竞争的原则，第一条是王朝原则，当政的苏丹选择一个儿子来继位；第二条是非世袭原则，各派马穆鲁克一边争权夺利，一边试图达成人选的共识。[12]第二条比较占上风时，各资深埃米尔（emir，王公）所选出的苏丹，经常只是门面装饰。

马穆鲁克国家结构的第二个缺陷是缺乏最高的政治权威。马穆鲁克创建时，仅是阿尤布王朝的军事工具。到最后一任阿尤布苏丹去世，马穆鲁克却接管了国家，造成了逆向的代理。大多数政治等级制度中，主人拥有权力，委任代理人去执行自己的政策。很多政体发生功能的紊乱，因为代理人自有打算，与主人的目标大相径庭。制度的设计就是要鼓励代理人遵循主人的命令。[13]

相比之下，在马穆鲁克的案例中，代理人自己又变成了主人。他们既是服务苏丹的军事等级机构，同时自己又在争夺苏丹职位。这意味着，他们既要做军官工作，又要图谋攫取权力并削弱对手。这自然给纪律和等级制度造成极坏的影响，就像现代发展中国家的军政府。这个问题在1399年变得异常尖锐，其时，蒙古的帖木儿国侵犯叙利亚，洗劫阿勒颇（Aleppo），而马穆鲁克忙于内斗，无暇组织防御，竟撤回开罗。此外，他们也让地方部落夺走对上埃及的控制。最终幸免于难，只是因为帖木儿国需要应对另一新兴力量的威胁，即奥斯曼帝国。[14]如果马穆鲁克服从于文官政府，像奥斯曼帝国那样，文官政府就可采取措施予以解决。[15]

反世袭原则逐渐衰退，最终导致埃及马穆鲁克国家的崩溃。随着时间的推移，世袭不但用于苏丹，甚至蔓延至马穆鲁克，他们也试图建立自己的朝代。像中国的非人格化科举制度，贵不过一代的原则违背人们的生物性追求，马穆鲁克都试图保障家人和后裔的社会地位。富有的马穆鲁克发现，他们可以捐赠给伊斯兰宗教慈善事业瓦克夫（waqf）、伊斯兰学校（madrassa）、医院和其他信托机构，让自己的后裔担任主管，从而战胜贵不过一代的原则。[16]此外，有些马穆鲁克没有直系亲戚，却把种族关系当作团结基础。苏丹盖拉温（Qalawun）废弃钦察人，开始招募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和阿布哈兹人（Abkhaz）的奴隶，以组建新的布尔吉团（Burji）。最终，切尔克斯派从钦察派的手中夺走苏丹国。[17]

到14世纪中期，马穆鲁克制度的严重退化已经相当明显。事实上，其时的情形是一片和平繁荣，对马穆鲁克的纪律却有灾难性的影响。圣地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多已消失，马穆鲁克在1323年与蒙古人签订和平条约。自己不是马穆鲁克的苏丹纳绥尔·穆罕默德（al-Nasir Muhammad），开始委派非马穆鲁克的效忠者担任高级军职，并清洗他心疑的能干军官。[18]

政府随着苏丹巴库克（Barquq）在1390年的上台而获得短暂活力。他的掌权全靠布尔吉，即切尔克斯人的马穆鲁克，他还恢复了招募外国奴隶的旧制度。后续的苏丹使用国家垄断所积累的资源，大大扩充了对年轻马穆鲁克的招募，从而造成代沟问题。老牌马穆鲁克开始演变成军事贵族，像现代美国大学的终身制教授，在等级制度中盘根错节，固守现状，以应对年轻一代的挑战。资深首领的平均年龄开始上升，人员流通显著减缓，古老贵族分为氏族。马穆鲁克开始提拔自己的家人，以财富的炫耀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女眷也在争取子孙利益上扮演更大角色。马穆鲁克制度，最初创建时是为了在军事招募中克服部落制，自己现在反而变成部落。[19]新的部落不一定基于亲戚关系，但反映出人们内心深处的冲动：应付非人格化社会制度，以促进和保障后裔、朋友、依附者的利益。

久而久之，马穆鲁克制度从中央国家退化成军阀的寻租联合体。年轻的马穆鲁克不再忠于苏丹，如一名历史学家所说的，反而变成

一个利益团体，它在战场上的可靠性是可疑的，它的造反倾向却是自然的。苏丹国的最后几十年，开罗的逐日编年史就是一个不断要求苏丹付款以换取国内稍稍稳定的故事。招募来的马穆鲁克以掠夺……欢迎甘素卧·胡里（al-Ghawri，一位晚期苏丹）的登基。受训新兵烧了五名高级长官的豪宅，以表达对自己低报酬的不满，作为对照，大首领通常聚敛巨额的财富。[20]

将马穆鲁克与早期苏丹绑在一起的道德关系，已被经济考虑所替代。高级马穆鲁克向低级军人购买忠诚，后者再向国家或平民百姓榨取租金，以期获得赞助人的奖励。苏丹只是伙伴中的老大，有些遭到了马穆鲁克派系的行刺或撤职，所有晚期的苏丹都不免会提心吊胆。

除了政治上的不稳定，政府在15世纪晚期又遭遇财政危机。葡萄牙海军在印度洋取得首要地位，切断了香料贸易，苏丹的收入在14世纪末开始下跌，只好依靠税率的增加。这迫使经济主体——农民、商人、手艺人——想方设法隐瞒资产来逃税，征税官员愿意低报税率来换取自己荷包的回扣。结果，虽然税率增高，实际税收反而下降。政府只好诉诸没收所能找到的资产，包括马穆鲁克用来为后裔隐藏财富的伊斯兰慈善事业瓦克夫。[21]

作为犯罪集团的国家

政治学家将早期现代的欧洲国家比作有组织犯罪。他们的意思是，国家统治者使用自己组织暴力的专长，向社会上其他人榨取资源，经济学家称之为租金。[22]有些学者使用“掠夺国家”的字眼来描绘一系列现代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像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治下的扎伊尔（刚果），或查尔斯·泰勒治下的利比里亚。在掠夺国家里，掌权精英试图向社会提取最高程度的资源，以供自己的私人消费。这些精英之所以追求权力，就是因为权力可向他们提供经济租金。[23]

毫无疑问，有些国家是高度掠夺性的。在一定意义上，所有国家都是掠夺性的。在理解政治发展时要面对一个重要议题，即国家是否在掠夺最大化的租金，或出于其他考虑，仅在提取远远低于理论上最大化的租金。以租金最大化来描绘成熟的农业社会，如奥斯曼土耳其、明朝中国、“旧制度”下的法兰西王国，并不一定恰当。但对有些政治秩序来说，如蒙古人等游牧部落所设置的征服政权，这肯定是精确的，也愈来愈成为后期马穆鲁克政权的特征。马穆鲁克苏丹的征税，既是没收性的，又是任意的，使长期投资变得难以想象，主人只好将财产投入非优化的用途，像宗教慈善事业瓦克夫。有个有意思的推测：当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在意大利、荷兰、英国起飞时，在埃及却被扼杀在摇篮中。[24]

另一方面，高水平征税仅出现于埃及马穆鲁克三百年统治的末期。这表明，早期苏丹的征税远远低于最大化。换言之，最大化的租金提取并不是农业社会中前现代国家不可避免的特征。根据波斯的中东国家理论，君主功能之一就是保护农民，以正义和稳定的名义来对抗贪婪的地主和其他追求租金最大化的精英。这个理论为阿拉伯人所采用。所以，国家不单是占据领土的强盗，更是新兴公共利益的监护人。马穆鲁克国家最终走向完全的掠夺，归因于内外力量的交汇。

诸多原因导致马穆鲁克政权的政治衰败，它在1517年遭到奥斯曼帝国的摧毁。从1388年到1514年，埃及承受二十六年的瘟疫。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马穆鲁克越来越难以招募奴隶军，因为奥斯曼帝国直接挡在赴中亚的贸易途径上。最后，马穆鲁克制度证明太僵硬，不愿采用新军事技术，尤其是步兵军队的火器。面对欧洲敌人的奥斯曼帝国，早在1425年就开始使用火器，约在欧洲探索此项革新的一个世纪之后。[25]他们很快掌握这些新武器，其大炮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马穆鲁克要到甘素卧·胡里苏丹（1501—1516年在位）时期，方才认真试验火器，离他们毁灭于奥斯曼帝国已经不远。马穆鲁克骑士发现使用火器有损自己尊严，而政府又受铜铁矿产匮乏的限制。经过一些夭折的测试（十五门火炮在试用时全部炸坏），苏丹国设法装备了有限数量的火炮，并组建了非马穆鲁克的火枪第五军团。[26]但这些革新姗姗来迟，无法保住这个资金短缺、堕落、传统的政权。

阿尤布苏丹创建伯海里团，所想解决的问题与早期中国建国者所面临的完全相同，即在高度部落化的社会中组建军队，不得忠于自己的部落，只能忠于以他为代表的国家。他的对策是购买年轻外国人，切断其对家庭的忠诚。他们进入马穆鲁克奴隶大家庭后，在选贤与能的基础上获得晋升；每年招募新人，前途全凭自己的才干。如此建起的军事机器令人印象深刻，顶住两代蒙古军的进攻，将十字军战士赶出圣地巴勒斯坦，为保卫埃及而打退帖木儿国。如伊本·赫勒敦所说的，马穆鲁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伊斯兰教，否则，后者可能早已变得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马穆鲁克的制度设计又包含了自己消亡的种子。马穆鲁克直接参政，不满足于担任国家的代理人。没人可以管教他们，每一名马穆鲁克都能追求苏丹一职，因此蓄谋弄权。王朝原则很早为最高层领袖所接受，很快传染给整个马穆鲁克上层，变成既得利益的世袭贵族精英。同时，这些精英没有安全产权，想方设法从苏丹手中保住自己的收入，以传给后裔。在布尔吉系马穆鲁克的治下，精英群体分化于年龄的差异，老牌马穆鲁克将年轻者招入自己的家族网络。曾将年轻马穆鲁克与国家绑在一起的训练不见了，只有为自己派别的赤裸裸的租金追求，他们使用强制力量，从平民百姓和其他马穆鲁克那里榨取资源。马穆鲁克精英为这些权力斗争煞费苦心，以致不得不采用非常谨慎的外交政策。仅仅凭运气，15世纪早期的帖木儿国侵略，没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外部威胁，一直到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逐一崛起的世纪末。由于瘟疫造成的人口减少和外贸的丧失，马穆鲁克的财政日渐捉襟见肘。没有外部威胁，也就没有军事现代化的激励。奥斯曼帝国完善了军事奴隶制，并组建了更为强大的国家。所以，马穆鲁克1517年败于奥斯曼帝国，早成定局。

[1] 引自 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97—98页。《历史绪论》在技术上只是现在很少阅览的巨著的序言。

[2]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328页。

[3] Reuven Amitai-Preiss，《蒙古人和马穆鲁克：马穆鲁克与伊儿汗国的战争：1260—1281年》（Mongols and Mamluks: The Mamluk-Ilkhanid War:1260-1281）（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215—216页。

[4] Reuven Amitai-Preiss，《蒙古人和马穆鲁克：马穆鲁克与伊儿汗国的战争：1260—1281年》（Mongols and Mamluks: The Mamluk-Ilkhanid War:1260-1281）（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228页。

[5] 参见 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The Bahri Mamluk Sultanate, 1250—1390），载 Carl E. Petry编，《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I: Islamic Egypt, 640-1517）（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

[6] R. Stephen Humphreys，《马穆鲁克军队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the Mamluk Army），载《伊斯兰教研究》（Studia Islamica）第45卷（1977年）：67—99页。

[7] Peter M. Holt，《马穆鲁克苏丹的职位和权力》（The Position and Power of the Mamluk Sultan），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第38卷，第2期（1975年），237—249页；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63页。

[8]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328页。

[9]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69页。

[10]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72页。

[11]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328页； 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56—257页，但一代的原则从来没在任何地方明说。

[12] Amalia Levanoni，《马穆鲁克对苏丹国的概念》（The Mamluk Conception of the Sultanate），载《国际中东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26卷，第3期（1994年）：373—392页。

[13]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第2章。

[14] Jean-Claude Garcin，《切尔克斯马穆鲁克政权》（The Regime of the Circassian Mamluks），载Carl E. Petry编，《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292页。

[15] 该问题有个当代版本。世界银行建议，发展中国家将决策者与服务者分开，后者仅仅是代理人，如表现不良，可以受到前者的处分。参见世界银行的《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Making Services Work for Poor People）（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4），46—61页。

[16] 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57页。

[17] 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58—259页。

[18] 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61—262页。

[19] Jean-Claude Garcin，《切尔克斯马穆鲁克政权》，290页。

[20] Carl E. Petry，《马穆鲁克晚期的军事制度及革新》（The Military Institu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Late Mamluk Period），载Carl E. Petry编，《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468页。

[21] 《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470—473页。

[22] 查尔斯·蒂利，《集团犯罪式的开战和建国》，载Peter B.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和Theda Skocpol编，《收回国家》。

[23] Peter B. Evanss，《掠夺、发展和其他国家机器：比较分析第三世界的国家》（Predatory, Developmental, and Other Apparatus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ird World State），载《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第4卷，第4期（1989年）：561—582页。

[24] 参见Carl E. Petry的《马穆鲁克晚期的军事制度及革新》，478页。

[25] David Ayalon，《马穆鲁克王国的火药和火器：对中世纪社会的挑战》（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the Mamluk Kingdom: A Challenge to a Mediaeval Society）（伦敦：Vallentine Mitchell出版社，1956年），98页。

[26] Carl E. Petry，《马穆鲁克晚期的军事制度及革新》，479—480页；David Ayalon，《马穆鲁克王国的火药和火器：对中世纪社会的挑战》，101—105页。

第15章

奥斯曼帝国的运作和衰退

奥斯曼帝国以欧洲君主做不到的方式集中权力；奥斯曼帝国完善军事奴隶制；不稳定的土耳其国家依赖持续的对外扩展；奥斯曼制度衰退的原因；军事奴隶制走进发展的死胡同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著名的政论《君主论》写于1513年。其时，奥斯曼帝国正处在权力的巅峰，将征服匈牙利，还将向哈布斯堡首都维也纳发起首次进攻。在该书第4章中，马基雅维利作出以下观察：

在我们的时代，两种各异的政府是土耳其和法国国王。土耳其整个君主政体由一人统治，其余的都是他的仆人。他将王国分割为众多桑贾克（sanjaks，编按：相当于中国的县或区），派去不同的行政官，可以随意调换。而法国国王身处自古就有的领主中间，后者在国内获得百姓的认可和爱戴，享有自己的特权，国王不可予以取消，否则会有危险。因此，无论谁在觊觎这两个国家，你将发现很难征服土耳其，但一旦征服，维持非常容易；作为对照，在某些方面，你会发现攫取法国比较容易，但很难维持。[1]

马基雅维利抓住了奥斯曼帝国的本质：它在16世纪早期的治理，比法国更加集中、更加非人格化，因此更加现代化。16世纪后期，法国国王攻击地主贵族的特权，试图创建同样集中统一的政权。他从巴黎派遣总督（intendents）——现代地方长官的前身——去直接管理王国，像治理各桑贾克的土耳其长官贝伊（bey，县长或区长），以取代地方的家族精英。奥斯曼帝国采用的制度与众不同，以征募制和军事奴隶制为基础，建成了高度强大且稳定的国家，可匹敌欧洲其时的任何政权，治理着比阿拉伯哈里发或苏丹所打造的任何一个都要大的帝国。奥斯曼社会与同时代的中国明朝有相似处，它们都有强大的中央国家，国家之外的社会参与者都相当薄弱，缺乏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奥斯曼政权仍受法律限制。）奥斯曼的国家制度是现代和家族制的奇怪混合体。家族制一旦以现代因素为代价来保护既得利益，国家制度就会衰败。奥斯曼帝国完善了马穆鲁克的军事奴隶制，但最终还是屈服于精英把地位和资源传给孩子的天性。

仅一代的贵族

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行政制度，即土耳其苏丹随意派遣和调换去外省的行政官，其根源在于，奥斯曼帝国尚是新兴的征战朝代，没有古老的制度可以继承，只能创建全新的制度。蒙古人13世纪的征服把一系列土库曼（Turcoman）部落，从中亚和中东赶到小亚细亚西部的边境地区，使之夹在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和东方的塞尔柱（Seijuk，自1243年起成为蒙古伊儿汗国的属国）苏丹国之间。这些部落组织起来，向拜占庭发动攻击（gaza）。领袖之一的奥斯曼（Osman）1302年在巴菲翁（Baphaeon）打败拜占庭军队，因此而声名鹊起，鹤立鸡群，吸引其他边境领袖前来投靠。于是，宛如暴发户的边境国家奥斯曼得以站稳脚跟。它东西出击，以征服新领土，并向周边的成熟国家借用现成制度。[2]

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源于15世纪的西帕希骑士（sipahi）和其封地蒂玛（timar，养马的意思）。最小的封地只有一至数座村庄，其税收只能负担拥有马和其他装备的单名骑士。较大的封地叫扎美（zeamet），分配给称为扎伊姆（zaim）的中级官员，高级官员分到的封地叫哈斯（has）。骑士或扎伊姆住在自己的封地，向本地农民征收实物税，通常是每个农民每年上缴一车木材和饲料，再加上半车干草。该制度是拜占庭的，奥斯曼帝国只是信手拈来。像欧洲的领主，骑士也提供地方政府的功能，如安全和司法。他还要想方设法将实物转换成现金，以支付装备和奔赴前线的旅费。较大封地的主人被要求提供第二名骑士，包括侍从和装备。整个制度称作迪立克采邑制（dirlik），迪立克意即生计，这也是它的功能。其时的经济仅取得部分货币化，苏丹的军队由此获得维持，无须增税以付军饷。[3]

地方政府围绕桑贾克组成，包括数千平方英里和将近十万人口。奥斯曼帝国征服新领土，便组成新的桑贾克，并实施详尽的土地清查，列出每个村庄的人力和经济资源，目的就是为了纳税和分配封地。起初，用于各地的规则因地制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领土的快速增加，法律和规则趋于统一。[4]桑贾克长官贝伊不是从本地招聘的，而由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指派。跟中国的地方官一样，他们任职三年后必须改任他职。[5]参战时，他们又是率领自己治下的骑士军队的将领。[6]比桑贾克级别更高的行政区是州（beylerbeyilik），他们构成了帝国的主要区域。

如马基雅维利承认的，迪立克制度与欧洲封建制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土耳其封地不能转换成遗传财产，不能传给骑士的后裔。由于新兴帝国的多数领土都是新近征服的，国家拥有大量土地（约87%在1528年获得），封给骑士的期限只是他的一生。封地是为了换取军事服务，如果没有提供军事服务，苏丹就可收回封地。跟欧洲不同，大片封地的主人不可再作进一步的分封。骑士太老不能参与战役，或中途夭亡时，他的封地便要上缴，被分配给新骑士。骑士的地位不可遗传，军人的孩子必须回归平民。[7]在封地上耕种的农民，只有使用权，但不像他们的主人，其孩子可继承这种使用权。[8]所以，奥斯曼帝国创造出仅一代的贵族，防止了享有资源基础和世袭特权的强大地主贵族涌现。[9]

防止领土贵族的出现还有其他实际的原因。奥斯曼帝国经常处于战争，因此要求骑士在夏季前来报到候战。所以每年有好几个月，封地主人外出，既减轻农民的负担，又削弱了骑士与封地的联系。有时，骑士必须在他处过冬，妻子和孩子要在家里独立谋生。骑士经常利用外出机会，挑上新的配偶。所有这一切都在破坏贵族与封地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欧洲发展中是异常重要的。[10]

完善军事奴隶制

迪立克采邑制得靠军事奴隶制，不然就会管理失当。奥斯曼帝国以阿拔斯王朝、马穆鲁克和其他土耳其统治者的军事奴隶制为基础，但剔除了使马穆鲁克制度失灵的缺陷。

最重要的是文官和军官之间有明确差别，后者严格服从前者。军事奴隶制始于苏丹家庭的延伸，像阿尤布的马穆鲁克。但又有不像之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一直保留对军事奴隶制的控制，直到帝国晚期。王朝原则仅适用于奥斯曼统治者的家庭。不管职位多高，才能多大，奴隶永远都不能成为苏丹，或在军事机构中创建自己的小朝廷。因此，文官政府可建立招收、训练、晋升的明确规则，侧重于建立高效的军事管理机构，不必担心其以军政府名义夺取政权。

为了防止军事机构中的小朝廷，遂定下有关孩子和遗产的严格规则。禁卫军的儿子不得加入禁卫军，在帝国早期，他们甚至不得结婚和组织家庭。皇家禁卫骑士（sipahis of the Porte）的儿子可加入骑士团队充任侍从，但孙子绝对不可。奥斯曼帝国似乎一开始就明白，军事奴隶制就是为了避免既得利益的世袭精英。军事奴隶制中的招收和晋升全靠能力和服务，他们的奖励是免税地位和庄园。[11]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派驻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宫廷的大使布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提及，缺乏世袭贵族的事实允许苏丹挑选奴隶，全凭能力来提拔，“出身于牧羊人的杰出大维齐尔，欧洲评论家对他一直着迷不止”。[12]

奥斯曼帝国改善了马穆鲁克制度，将招募进执政机构的非穆斯林奴隶（askeri）与帝国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百姓（reaya）严格分开。后者可有家庭和财产，可将财产和土地遗传给子孙。他们也可根据宗派附属关系，组织成半自治的社区米勒特（millets），但不能成为执政精英的一员，不能携带兵器，不能当兵或在奥斯曼政府中当官。非穆斯林奴隶的干部通常每年更新，因为年年都有新招募的基督徒。他们被切断与家庭的关联，只对奥斯曼国家效忠，没有行会、派别、自治协会，一切忠诚献给统治者。[13]

作为治理机构的奥斯曼国家

有证据显示，初期的奥斯曼帝国没有实施最大化征税。说得更确切些，他们视自己为监护人，除了较低水平的征税，还在保护农民对抗更像有组织犯罪的精英。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晚期发生财政困难，苏丹不得不大大提高征税水平。

继承于早期中东政权的自我约束已融入奥斯曼的国家理论。波斯萨珊王朝的库思老一世（Chosroes I，531—579年在位）曾说，“如有公正和适度，百姓将生产更多，税收将增加，国家将变得富强，公正是强国的基石”。[14]这里的“公正”意味着适度的征税。[15]我们可能发现，这无疑是里根执政时流行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的中东版本：低税率给予个人较多奖励，个人因此生产较多，最后的总税收也水涨船高。这种想法获得早期土耳其学者的赞同[16]，并进入所谓的公平圆圈（circle of equity），由八条谚语组成：

1. 没有军队就没有皇家权力。

2. 没有财富就没有军队。

3. 百姓生产财富。

4. 苏丹以公正统治来留住百姓。

5. 公正需要世界的和谐。

6. 世界是花园，国家是花园的围墙。

7. 国家支柱是宗教法律。

8. 没有皇家权力，宗教法律就失去支持。

这些谚语通常环绕一个圆圈写下，到了第八条再轮回到第一条。这显示，对皇家权力（第一条）来说，宗教合法性（第八条）又是不可或缺的。[17]这是一份异常简洁的声明，阐述军事力量、经济资源、公正（包括税率）、宗教合法性的相互关系。这表明，土耳其统治者的目标不是经济租金最大化，而是平衡了权力、资源和合法性的综合国力最大化。[18]

与同期的欧洲君主政体相比，奥斯曼制度有个重大缺陷，因此而变得不稳定，那就是缺乏成熟的长子继承制或其他继承规则。按照中东的古老传统，统治者的继承权在上帝手中，建立继承规则有悖上帝的愿望。[19]在继承权未定时，不同候选人急需禁卫军、宫廷官员、乌里玛（ulama，教权阶层）、行政机器的支持。苏丹青春期的儿子跟导师一起去不同省城，以获取总督的工作经验，最靠近首都的儿子在影响禁卫军和宫廷方面就占了便宜。苏丹死后，儿子之间经常发生内战。偶尔，苏丹尚未死去就有人抢班夺权。在这些情况下，兄弟之间的残杀在所难免。穆罕默德三世（Mehmed Ⅲ，1595—1603年在位）夺权时，在宫殿里处决了十九个兄弟。他终止将儿子送去外省的安排，让他们住在宫殿内特别居所，其生活宛如囚犯。[20]有人会说，这种制度确保新苏丹将是最严厉最残忍的儿子。但没有制度化的继承规则，往往造成致命弱点，在继承期间容易受到外国威胁，并让制度中的参与者获得过度的影响力，如仅是苏丹代理人的禁卫军。

奥斯曼帝国混乱的继承机制，让人们怀疑其制度在总体上的建制化。像处理中国情形一样，马克斯·韦伯也把奥斯曼制度归为家族制，而不属于现代。如果把“家族制”定位为整个政府听从统治者家庭，一切取决于统治者的心血来潮，奥斯曼制度确实如此。几乎国家的所有雇员，其正式地位都是奴隶，这表明苏丹对整个官僚机构享有绝对控制权。跟中国皇帝一样，他可以命令处决上至大维齐尔（首相）的任何官员。苏丹还有权更改制度上的任何规则，如苏莱曼一世决定放松禁卫军不得组织家庭的禁令。

另一方面，不管苏丹在理论上的权力，他治下的政府照章办事，所作的决定可以预测。首先，奥斯曼苏丹受穆斯林宗教法律——伊斯兰教法（sharia）——的束缚，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像中世纪的基督教君主，苏丹正式承认上帝的主权和法律，他自己的权力只是来自上帝的委托。法律的监护人是庞大庄严的宗教机构，乌里玛（神职学者）解说法律，主持宗教法庭，裁决家庭、婚姻、遗产和其他私人事务。对日常层次的执法，苏丹不予干涉。私人产权和国家土地的使用权受到类似保护（参看第19章）。甚至混乱的继承权争斗，在一定意义上也以伊斯兰法律为依据，其原则就是禁止长子继承权。

奥斯曼政府照章办事，还出于代理制的需要。绝对统治者必须将自己的权力和权威委托给代理人，这是简单的生活常识。由于专长和能力，代理人开始营建自己的权力。这在统治像奥斯曼帝国这样辽阔、多样、复杂的地域时，尤其如此。

很奇怪，征募制和军事奴隶制却是奥斯曼帝国最现代的特征之一。在功能上，它的目标与中国科举完全相同：都是国家非人格化招聘的来源，确保源源不断的候选人面对激烈的选择，只效忠于国家，与家庭和亲戚没有牵连，以攀高位。与中国相比，它比较不合理，因为它只允许外国人参与。另一方面，这种限制是为了防止家族化，可以撇开与家庭或地方藕断丝连的本地精英。[21]

衡量国家制度现代性的另一尺度是法律和程序在帝国的统一。理所当然，中国人设下了最佳标准，很早就创造了不同寻常的统一行政制度，很少例外。奥斯曼制度则允许较多的差异，帝国的中央地区、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开始实施相当统一的规则，如土地租佃、征税、司法等。奥斯曼帝国强迫奴隶军改信伊斯兰教，但没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外省的行政机构。希腊人、亚美尼亚基督徒、犹太人，虽然享受不到穆斯林的法律权利，但仍能组织半自治社区。这些社区的宗教领袖负责财政、教育、执法和其他有关家庭法律和人身地位的事务。[22]离帝国的中心越远，地方上的制度就越偏离核心规则。在1517年打败马穆鲁克之后，中东的重要地区，包括埃及、叙利亚、汉志（Hejaz，现代沙特阿拉伯沿红海的西部地区），并入帝国的版图。马穆鲁克获准保留自己的军事奴隶制，但必须承认奥斯曼帝国的主权。汉志则实施自己的特殊规则，因为拥有穆斯林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奥斯曼帝国现是穆斯林的监护人。

家族制的复辟和衰败

奥斯曼制度的衰退归罪于内外两种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帝国的地理极限，以及人口和环境的巨大变化。这些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变化，不仅影响了土耳其，而且影响了所有的农业大国。内部因素包括军事奴隶制的崩溃、禁卫军由国家权力的工具蜕变成既得利益团体。

如我们所知，奥斯曼制度一开始就是一个征服王朝，依赖领土的持续扩张来增加税收和封地。到16世纪30年代末，奥斯曼帝国面对两条战线，相隔几乎两千英里：在东欧与奥地利人对峙，在波斯与新近崛起的萨非王朝（Safavid）争锋。奥斯曼帝国虽能动员其人力的大部，但军队不能整年驻扎在外。以当时的技术，他们开发了先进的物流制度，但军队仍需在春天聚合，行军数百英里，奔赴前线。第一次征服维也纳败北，因为军队抵达维也纳郊外已是1529年9月27日，围攻不到三个星期，就不得不放弃，因为军队要在冬天之前返回自己的土地和家庭。类似的局限也存在于波斯前线。[23]

奥斯曼帝国为此决定全年防守匈牙利，并改善海军，以开展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他们继续赢得战利品（如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直到17世纪中期。但是，轻易的领土征服到16世纪中已近尾声，武装的外部掠夺不再是经济租金的良好来源。这给内部统治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更高水平的资源榨取必须来自帝国核心地区，而不是边境地区。没有新的基督教领土，也就减少了征募制人选的供应。

另一个外部发展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和人口增长，互为表里。从1489年到1616年，小亚细亚谷物的恒定银价上升了400%。很多学者将价格上升归罪于来自西班牙新大陆的金银增长，但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认为，有理由说奥斯曼帝国的通货膨胀不是货币事件，因为没有找到新金银进入奥斯曼土地的证据。实际上，政府因为白银短缺而一再降低铸币的含银量。更确切地说，通货膨胀是由于快速的人口增长。从1520年到1580年，小亚细亚的人口增长了50%到70%。从1520年到1600年，伊斯坦布尔的人口从十万增至七十万。这种人口增长同时也在欧洲和中国发生，原因不明，但一定与15世纪摧毁欧亚大陆人口的瘟疫的退潮有关。戈德斯通认为这可能与气候有关，再加上人类由此而增强的免疫力。[24]

这些变化大大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制度，通货膨胀使采邑制度愈来愈靠不住。采邑的骑士靠土地生活，但另有土地和军事装备的货币开支，现在变得不堪忍受。很多人拒绝参与战役，另外的干脆放弃封地，开始组成掠夺农民和地主的强盗帮派。驻扎在城市的禁卫军，为应付开支，获准从事手艺人或商人的民间职业，这模糊了奴隶和百姓之间的明显界限。有些禁卫军当上财政官员，操纵采邑登记以谋私利，或授予自己土地，或分配土地给百姓以换取贿赂。[25]

16世纪晚期，中央国家也面对财政危机。火器的引进使曾是15世纪奥斯曼部队支柱的骑士变成老皇历，国家必须以骑士为代价迅速扩充步兵。从1527年到1609年，禁卫军的人数从五千增至三万八千，再增至1669年的六万七千五百。此外，政府开始招募无地农民（sekbans）充任临时火枪手。[26]不像自我负担的旧骑士，这些新式步兵需配备现代武器，领取现金薪水。所以，政府急需将征税得来的实物，转换成已是经济交易基础的现金。骑士人数的跌幅相当于步兵人数的涨幅，放弃的采邑现在租给私人经营者，出身于非奴隶的税务承包商向他们征收现金。先前，政府约束对农民的剥削，现在为应付财政收入的燃眉之急，也就顾不上了。[27]

考虑到财政困境，军事奴隶制的规则受到腐蚀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根据马穆鲁克的经验，阻止奴隶军人将地位和资源传给孩子的规则很难执行，因为这有悖人性。奥斯曼帝国的原始制度非常严格，规定禁卫军坚持独身，不得组织家庭。但在制度内部，一直有放松规则的压力。当遇上与日俱增的财政压力时，政府只得作出让步。这一过程始于塞利姆一世（Selim the Grim，1512—1520年在位）和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先允许禁卫军结婚和组织家庭。随之，这些禁卫军又向宫廷施加压力，允许他们的儿子加入军队。这发生于塞利姆二世（Selim Ⅱ，1566—1574年在位）时期，设立了专收禁卫军儿子的定额。苏丹穆拉德四世（Murad Ⅳ）在1638年正式废除征募制，这等于确认了禁卫军子承父业的纳新制度，甚至百姓也被允许加入军人阶层。[28]晋升不再依据规则，愈来愈靠国家制度中的私人关系。以前局限于宫廷政治的家族制，现在扩散到整个体系。[29]

跟布尔吉马穆鲁克一样，将禁卫军与苏丹绑在一起的道德关系也受到蛀蚀，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福利和家庭，变成一个为己谋利的利益团体。纪律趋于崩溃，禁卫军开始定期在首都发动骚乱，以抗议薪酬的拖欠或铸币的贬值。跟马穆鲁克相似，他们与民用经济挂钩，收购商业，或提取被人遗弃的采邑的租金。[30]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奥斯曼帝国从17世纪初开始的衰落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它还维持了三百多年，直到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奥斯曼帝国仍能展示令人惊讶的精力，例如17世纪的下半世纪，科普鲁律（Köprülüs）大维齐尔得以在帝国的中央省恢复秩序，在地中海继续扩张，征服克里特岛，并于1683年再一次向维也纳发起进攻。[31]但这次中兴又遭逆转。什叶派的萨非王朝在波斯崛起，导致什叶派和逊尼派的长期战争。奥斯曼帝国鼓励在全国贯彻逊尼派的正统观念，并杜绝外部新思想。它发现自己愈来愈无法赶上邻近欧洲帝国在技术和组织上的革新，从而不得不割让领土，每隔十年再来一次。虽然如此，土耳其仍在加里波利（Gallipoli）打败英国人，进入20世纪时，继续是欧洲政治的主要角色。

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奥斯曼帝国是穆斯林世界中迄今最成功的政权。他们凭借自己创造的制度基础，集中权力，其规模在那个地区是空前的。他们在异常短暂的时间内，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的社会，然后发展了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国家制度。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和军队，以非人格化的择优标准，挑选和晋升有限的外国招聘对象。这一制度得以克服中东社会的部落机构的局限。

此外，奥斯曼帝国创造了可从中央遥控的省级行政制度。通过这个制度，他们实施相对统一的规则，确定经济的日常运作，维护辽阔帝国的治安。不像欧洲的封建主义，奥斯曼帝国从没允许制造政治分裂的地方贵族涌现。所以，不像早期现代的欧洲君主，苏丹也无需向贵族讨回权力。奥斯曼帝国的制度，比15世纪同期的欧洲政治组织更为成熟和先进。

就集权和支配社会的能力而言，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比较不像同期的欧洲国家和印度次大陆上建立的本土国家，而更接近于中华帝国。跟中国类似，它只有很少独立于国家的组织良好的社会团体。如马基雅维利所注意到的，没有古老的贵族血统，没有获得宪章的独立商业城市，没有民兵组织和法律制度。跟印度不同，村庄没有依照古老的宗教社会规则组织起来。

奥斯曼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先驱者，其不同于中国之处是存在立法的宗教机构，至少在理论上独立于国家。它能否限制国家的集权，说到底，取决于宗教权威本身的制度化程度。（我在第21章讨论法治起源时，将回到这一题目。）

就全球的政治发展而言，作为奥斯曼帝国核心力量的军事奴隶制只是一条死胡同。它的产生基于一种担忧，同样的担忧促使中国人发明了科举制度。今天，中国科举制度的实用等同物都在应用之中，不管是现代欧洲和亚洲的官僚招聘，还是美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和法国的高中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e）。相比之下，军事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已从世界政治舞台消失，不留任何痕迹。穆斯林世界之外的人，从未认为它是合法的。问题不在奴隶，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西方都视奴隶制为合法制度。欧洲人或美国人所无法想象的，是奴隶后来又变成政府高官。

从14世纪到16世纪，军事奴隶制充任奥斯曼帝国迅速崛起的基石。但它面对各种内部矛盾，不能幸免于16世纪晚期帝国面临的外部变化。奥斯曼帝国从没发展出本土的资本主义，不能长期取得持续的生产力增长，所以只能依赖粗放式增长来增加财政资源。经济和外交的政策失败，彼此雪上加霜，使本土制度无法承受。它继续生存于20世纪，多亏了创新的苏丹和最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改用西方制度。但这一切不足以保住政权，继承它的土耳其共和国则依据截然不同的制度原则。

[1]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Harvey C. Mansfield译，《君主论》（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年），17—18页。

[2] 有关奥斯曼的早期历史，参见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5—8页。

[3] 有关奥斯曼的早期历史，参见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107页；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The Sultan’s Serva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ttom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1550—165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9—13页。可在俄罗斯找到平行制度，名叫给食（kormlenie）。

[4] 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14—15页。

[5] 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Bandits and Bureaucrats: The Ottoman Route to State Centralization）（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36页。

[6] 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24页。

[7] 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36页。

[8]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109页。

[9]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114—115页。

[10] 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38—40页。

[11] Albert H. Lybyer，《苏莱曼一世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66—70页。

[12] 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31—32页。

[13]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58—59页。

[14]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65页。

[15] 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28页。

[16] 例如写于1069年的《福乐智慧》（Kutadgu Bilig），献给了喀喇汗国（Karakhanids）的突厥统治者。它称：“控制国家需要庞大军队；支撑军队需要大量财富；若要取得财富，民众必须繁荣；若要繁荣，法律必须公平；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环，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引自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66页。

[17]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88页。

[18] 奥斯曼农民在帝国早期为何只承担了较轻的税赋？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给出了另一原因。由于征募制，执政精英自己来自巴尔干半岛和其他贫穷农村；军人兼行政官比较了解农民生活的艰辛，对百姓抱有同情。他还指出，帝国核心地区的农民之所以得以承受较轻的税赋，全靠在帝国边境不断掠夺。组成军队大部的骑士都是自给自足的，依靠自己的封地。支撑军队扩展的税赋基础非常局限，所以，扩军就需要征服新领土，以设立新封地。我们将看到，帝国扩展到极点而被迫在核心地区增强税收时，该制度便开始倒塌。参见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32页。

[19]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59页。

[20]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60页。

[21] 马克斯·韦伯将奥斯曼制度定性为家族制。事实上，当代政治学家用韦伯的“苏丹制”来描述建制化很糟糕的制度。其理由在于，奥斯曼制度的最高层确实很少遵循规则，所以仍属家族制。相关人士自由参与竞夺的继位制，就是其中的一例。像波斯、罗马、中国和其他帝国，统治者的家人和宫殿侍臣易受随意的伤害，由于他们都是零和权力斗争中的潜在参与者。苏丹可以任命自己的儿子和亲戚，充当总督和军队高级将领，他确实这么在做。如想升任为维齐尔，或大维齐尔，全凭荫庇网络和私人影响。政治权力和私人财富，就要看与宫廷和苏丹的私人关系。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1025—1026页；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30—32页。

[22]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59页。

[23] 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42页。

[24] 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355—362页；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51—52页；参阅Omer Lutfi Barkan和Justin McCarthy，《16世纪的价格革命：中东经济历史中的转折点》（The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 Turning Point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载《国际中东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6卷，第1期（1975年）：3—28页。

[25]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89—90页；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363—364页。

[26]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2—93页。

[27] 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365—366页。

[28] 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60—610页；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1页。

[29] 奥斯曼制度的故障已呈现很多症状。17世纪初，乡村发生一系列强盗部队的叛乱，很多是退伍的辅助军人。他们曾是农民，学了军事技能后回到自己村庄，却找不到就业机会。有些强盗部队竟聚众两万人，到17世纪的头十年，中央政府已失去对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中部的领土控制。该现象是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的题材。另请参阅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2—93页。

[30]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1—92页。

[31] 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133—134页。

第16章

基督教打破家庭观念

令欧洲退出亲戚关系的是宗教，不是政治；对欧洲家庭性质的普遍误会；天主教会摧毁延伸的亲戚团体；英国个人主义甚至在欧洲也属极端

我迄今所叙述的世界三个地区，其国家制度都自部落社会脱颖而出。中国、印度和中东的早期社会组织，都以父系家族的血统为基础，建立国家是为了克服部落社会的局限。每一个案例中，建国者想方设法让个人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地方上的亲族团体。以领土和中央合法统治权力为基础的制度，不得不重叠在顽固的分支式社会之上。最极端的对策来自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他们绑架儿童，使之在人造家庭中长大，只忠于国家，不忠于自己的亲戚。

但在这些案例中，不让亲戚关系成为社会组织基础的建国努力，自上而下，都归于失败。事实上，这些社会的制度发展历史，大多涉及亲族团体的重新问政——我称之为家族制复辟。所以，秦朝和西汉所创建的非人格化国家制度，在东汉崩溃时又落到强大宗族手中，这些家庭继续成为中国政坛中的重要角色，直到隋唐。印度在创建强大的非人格化制度上，一开始就成绩平平，以分支式迦提组织起来的印度村庄，其社会生活大体上又与这些制度毫不相干。土耳其国家是最为成功的，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地区削弱了部落组织的影响，但在治理不严的阿拉伯省却不如人意。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在边远的贝都因（Bedouin）社区，仅行使非常有限的统治，其部落组织至今保持原样。所有这些地区——中国、印度、中东——家庭和亲戚团体至今仍然强大，成为社会组织和身份的来源，远远超过欧洲或北美。在中国台湾和南方地区尚有成熟的分支世系家族，印度婚姻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的结合。部落的依附关系在阿拉伯中东无所不在，尤其是在贝都因的群体中。

例外的欧洲

欧洲的亲戚关系采纳不同形式。人口统计学家约翰·哈吉那尔（John Hajnal）在1965年的文章中注意到，西欧婚姻模式与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形成强烈对照。[1]西欧男女倾向于晚婚，从总体上讲，不结婚的比率较高，这两个因素导致相对较低的出生率；更多年轻女子参加工作，家庭中有更多平等，由于晚婚，女子又有较多机会获取财产。这不仅是当代现象，哈吉那尔把这种模式的时期定在1400年到1650年。

西欧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差异也很突出。共同祖先的亲戚团体所组成的社区，其在欧洲的消失远远早于哈吉那尔所指出的。对欧洲人而言，亲戚和后裔很重要，特别是国王和贵族，他们有实质性的经济资源传给子孙。但跟中国贵族不同，他们没有陷入表亲的专横，因为分割遗产和长子继承权的原则早已深入人心。在中世纪，欧洲人享有更多自由，无须征得大批亲戚的同意，便可任意处置自己的土地和动产。

换言之，欧洲社会很早就是个人主义的。在婚姻、财产和其他私人事务上，当家做主的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或亲戚团体。家庭中的个人主义是所有其他个人主义的基础。个人主义无须等待国家的出现，无须等待它来宣告个人法律权利，并行使强制权力来予以保障。更确切地说，个人已在享受实质性的自由，无须承担对亲戚的社会义务，先有这样的社会，再来建起国家。在欧洲，社会发展走在政治发展的前列。

欧洲何时退出亲戚关系？如果不是政治，转型动力何在？前者的答案是：蹂躏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在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就开始退出。后者的答案是：天主教会。

马克思的错误

很明显，现代欧洲人的祖先都曾组成部落。他们的亲戚关系、法律、习惯、宗教实践，只要能找到的，19世纪伟大的历史人类学家都已作了详细记载，如甫斯特尔·德·库朗日、亨利·梅因[2]、弗雷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弗雷德里克·梅特兰（Frederic Maitland）[3]、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他们是比较人类学家，掌握不同文化的渊博知识，为父系亲戚组织之间的相似而感到吃惊。那些组织分布于世界各地，如印度、希腊、日耳曼的社会。[4]

19世纪的历史人类学家相信，亲戚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人类社会有普遍的发展模式，从亲戚团体的大集团，转向个别男女自愿结合的小家庭。梅因有个著名概念：现代化涉及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5]换言之，早期社会将社会地位赋予个人，安排一切，从婚配、职业到宗教信仰。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的个人可随意与人签约，走进不同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婚姻合同。但梅因没有提出一种动态理论，以解说过渡是何时和如何发生的。

实际上，对欧洲亲戚模式的过渡时间和过渡原因存在很多误解。很多人相信，跟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类似，欧洲人始终居住于部落或庞大的家庭团体，一直到工业革命。其时，机器生产的压力和社会流动的必要性，才将之打破。根据这个见解，工业化带来经济变化和核心小家庭出现，都属于这同一过程。[6]

这个见解很可能来自早期现代化理论。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促使资产阶级兴起的，依次是技术革新和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马克斯·韦伯指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有严重断裂。传统社会的特征是：广泛的亲戚关系，宗教或亲戚的约束对市场交易设限，缺乏个人社会流动性，基于传统、宗教、超凡魅力的非正式社会规范。而现代社会是个人主义的、平等的、以优秀和市场为导向的、流动的，并以法理型合法性权威组建起来。韦伯主张，这些特征属于一个整体，如果由教士指定价格，或财产受亲戚义务束缚，这样社会就不能发展出高效的市场经济。他相信，这种理性的现代化仅在西方出现，并把向现代化的过渡定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和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经济变化促使个人主义和核心小家庭的兴起，而韦伯则把基督新教当作主要动力。总之，依他们看，这个变化仅有几百年历史。

从身份到契约

20世纪的社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把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一直往前提。我已提及，哈吉那尔认为欧洲的特殊模式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英国个人主义起源的研究显示，生前任意处置财产和死后在遗嘱中剥夺子女继承权，早在16世纪初就获得英国普通法的承认。[7]这很重要，因为他所标志的“农民社会”中，如东欧和世界大部分区域，亲戚义务大大限制了业主出售土地的能力。农民社会的特征就是大家庭，产权要么共有，要么陷于亲戚的相互依赖之中。这样的社会中，许多非经济因素把农民牢牢绑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诸如祖先葬于此之类的理由。

但麦克法兰注意到，土地所有权（seisin）流行于英国，至少还要往前再提三个世纪。根据一项研究，15世纪晚期英国某区的地产转户中，生前赠与家人的占15%，死后遗赠给家人的占10%。[8]更早的是12世纪末13世纪初，英国的佃户（villeins，不得随意离开土地）无须获得领主的许可，已在购买、出售、出租土地。[9]

如要衡量复杂亲戚组织的衰退，就要考量女子拥有和处置财产的法律权利。父系家族的社会中，女子嫁与宗族中的男子，或给宗族生下男性后裔，方才取得法律地位。寡妇和未婚女儿有分享遗产的权利，但通常必须将宗族的财产留在父系家族中。1066年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之后不久，英国女子就可自由拥有和处置财产，并可将之卖给外人。至少从13世纪起，她们不但可拥有土地和动产，而且可起诉他人，或被他人起诉，甚至可签署遗嘱和合同，无须征得男子监护人的许可。父系社会一旦承认这种权利，就会破坏宗族控制财产的能力，从而破坏社会制度的整体。[10]所以，女子拥有和遗赠财产的能力是部落组织退化的标志。它显示，严格的父系社会规则已经消失。

根据麦克法兰，早期英国个人主义的一个有趣标志是“扶养合同”。它最早出现于13世纪，由孩子和父母签署。共同祖先的后裔团体所组成的部落社会，通常崇拜共同祖先。儒家道德的大部分涉及孩子照料父母的义务，尤其是儿子。儒家道德家讲得很清楚，对父母的义务大于对自己孩子的，中国法律严惩不孝子女。

英国的习俗却不同，父母活着时，如把产权愚蠢地转移给孩子，就得不到惯例的剩余权利。中世纪有一首诗歌，描述了父亲将财产移交给儿子的故事：儿子后来觉得扶养父亲的负担太重，便开始施以虐待。一天，父亲冷得直打寒战，儿子叫孙子送去一只麻布袋，“小男孩把麻布袋一割为二，一半留给爷爷，另一半带回给父亲。他的意思是，现在父亲虐待爷爷，等到自己长大，也会如法炮制，给他半个麻布袋以御寒”。[11]为了避免如此的困境，父母与孩子签署扶养合同，规定孩子在继承父母财产后所承担的扶养责任。“贝德福德的一对夫妇在1294年放弃财产，作为回报，将得到食物、饮料、主屋的居住；如果两对夫妇发生争吵，老夫妇会搬到另外房子，将在圣米迦勒节（Michaelmas）获得五十六蒲式耳的谷物，其中二十四蒲式耳的小麦，十二蒲式耳的大麦，十二蒲式耳的大豆和豌豆，八蒲式耳的燕麦。此外，他们还将得到这另外房子的一切，可动的和固定的。”[12]

让马克思暴跳如雷的“纯粹的金钱关系”，似乎不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发明，其在英国的出现比资产阶级的兴起早了好多世纪。将父母寄放在疗养院，在西欧有很深的历史根源。这显示，与马克思的主张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只是社会关系和习俗变化的后果，而不是原因。

如果说欧洲在13世纪离开复杂的亲戚关系，即从身份过渡到契约，这依然太迟。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注意到，封建主义在9至10世纪兴起之前，亲戚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部落宗族之间的血亲复仇在欧洲社会有悠久历史，我们对此很熟悉，只要看看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知道了。此外，布洛赫证明，在那段时期，亲戚团体或庞大家族共同拥有财产，即使个人已开始随意处置土地，卖主仍需获得亲戚团体的同意。[13]

不过，布洛赫提示，可以追溯到像中国、印度、中东那样单一祖先的巨大父系宗族，很久以前就在欧洲消失了。“罗马家族视男性后裔为绝对重要，立场异常坚定。但此事到了封建时代，已变成闻所未闻。”作为证据，他指出，中世纪的欧洲人从不单凭父亲来追溯他们的后裔；而在部落社会中，为了维持宗族分支的界线，这是不可或缺的。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母亲让女儿冠母姓是很普遍的，这在中国那样的父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经常认为自己属于两个相互平等的家庭，母亲的和父亲的。两个杰出家庭的子孙往往合并两个宗族的姓氏（如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其中季斯卡和德斯坦都是姓氏[编按：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系法国前总统，1974—1981年任职]。今日西班牙人喜用父母的双姓）。到13世纪，类似当代的核心家庭已在欧洲遍地开花。血亲复仇很难继续，因为报仇圆圈变得越来越小，很多人觉得，自己与争论双方都有关联。[14]

在布洛赫看来，某种意义上，封建主义的整个制度可被理解为迫不得已的调整，这是为了适应社会上的隔绝，因为亲戚关系不再是社会团结的来源。自7世纪晚期起，欧洲遭受了一系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来自北方的维京人、来自南方借道于北非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或撒拉森人（Saracens）、来自东方的匈牙利人。即使阿拉伯人受挫于图尔战役，穆斯林对地中海的控制仍然切断欧洲与拜占庭和北非的贸易，它曾是罗马经济的基础。[15]随着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在9世纪的式微，城市也开始凋零，受无数军阀骚扰的居民撤回自给自足的村庄。

在这欧洲文明的最低点，由于更大政治结构的倒塌，亲戚关系试图卷土重来。但其时，欧洲的父系宗族结构已变得如此脆弱，以致不能成为社会支持的来源。封建主义兴起，成为亲戚关系的替代：

暴力气氛所孕育的无数危险，时时都在威胁个人。甚至在封建的初期，亲戚团体似乎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根据它们当时存在的形式，这些团体的范围太模糊，太多变。父母都可界定后裔这种二元性，更造成了深刻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被迫寻求或接纳其他的纽带。在这点上，历史是决定性的。仍有强大父系团体的地区——北海边上的日耳曼地区和英伦岛上的凯尔特地区——对属臣、采邑、庄园一无所知。亲戚关系只是封建社会的必要元素之一，它的相对孱弱解释了封建主义的出现。[16]

封建主义是指，个人自愿屈服于无亲戚关系的他人，仅仅是以服务交换保护。“国家和家庭不再提供足够的保护，村庄的社区仅能维持界线之内的秩序，城市的社区几乎不存在。各处软弱者觉得有必要获得强人的庇护，而强人必须通过说服或强制来获得签约下属的支持，以保障自己的威望、财富、人身安全。”[17]

但我们还没算出欧洲脱离亲戚关系的日期，以及合适的因果关系。[18]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为过渡日期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把过渡的起点提至6世纪，将责任放在基督教身上——具体地说，放在天主教会的机构利益上。[19]

古迪注意到，罗马帝国结束时，与众不同的西欧婚姻模式从主要的地中海模式分化出来。包括罗马家族的地中海模式，属于严格的父系家族或父系社会，具有分支式的社会组织。父系团体倾向于同族通婚，有些更偏爱交叉表亲的婚姻。（我在第11章提及，交叉表亲的婚姻在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文化中非常流行，在阿拉伯世界、普什图人[Pashtuns]、库尔德人、众多突厥人中也很普遍。）男女有严格的分隔，女子拥有财产或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很少。在所有这些方面，西欧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分配遗产时男女都有份、禁止交叉表亲的婚姻、提倡异族通婚、女子有更多的产权和参与权。

天主教会促动了这一分化，它极力反对四种行为：与近亲结婚、与兄弟的寡妇结婚（levirate，即所谓的兄终弟及或夫兄弟婚）、领养孩子、离婚。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6世纪敦使异教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尊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在报告此事时就提及，格里高利直率谴责部落实行的与近亲和兄弟的寡妇的婚姻。后来的教堂法令禁止纳妾，提倡一生不分的一夫一妻婚姻。[20]

古迪认为，这些禁令并不直接依据《圣经》或基督教经典。被禁的行为在耶稣诞生的巴勒斯坦是很普遍的，耶稣父母可能就是交叉表亲的婚姻，与兄弟的寡妇结婚在犹太人中也很流行。事实上，基督教福音是反家庭的：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爱父母超过爱我的人，不配我；爱子女超过爱我的人，也不配我”。古迪又称，这些话语来自宣称耶稣将统治尘世一千年的先知，他试图招募人们离开安全的亲戚团体，进入新兴的分裂教派。赞成禁令的神学观点则经常来自《旧约》，犹太人对此却有不同见解。

根据古迪，教会坚持这个立场的原因，与其说为了神学，倒不如说为了教堂自己的物质利益。交叉表亲的婚姻（或任何其他近亲的婚姻）、与兄弟的寡妇结婚、纳妾、领养孩子、离婚都是他所谓的“继承策略”；借此，亲戚团体得以继续控制代代相传的财产。其时，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居民寿命低于35岁。夫妇生下儿子、长到成人、再一次传宗接代的可能性相当低。因此，为了让人们得以孕育继承人，社会提供各式合法途径。讨论中国时，已解说过纳妾一事。在一夫一妻的社会，离婚可被视作变相纳妾。哥哥在生孩子之前就已去世，嫂子就与弟弟结婚，以确保哥哥的财产将与弟弟的融合在一起。交叉表亲的婚姻能保证家产留在自家人的手中。无论什么情形，教会有计划地切断将财产传给后裔的各种途径。同时，它又强烈提倡信徒向教会自愿捐出土地和财产。拥有财产但无继承人的基督徒日益增多，得益的便是教会。[21]

西欧女子相对较高的地位也是教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意外结果。寡妇若在家庭团体内重新结婚，会将财产归还部落。教会尽量使之难以实现，所以她本人必须拥有财产。女子有权拥有和处置自己的财产，对教会大有裨益，无子女寡妇和老处女变成了捐献的一大来源。女子有权拥有财产破坏了单传原则，从而敲响了父系宗族的丧钟。[22]

规则发生变化后的数世纪中，天主教会在财政上非常成功，这绝对不是牵强附会。7世纪结束之前，法国富饶土地的三分之一都在教会手中；从8世纪到9世纪，在法国北部、日耳曼、意大利的教会财产翻了一番。[23]这些捐献使教会成为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强大的机构，为格里高利七世的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flict）铺平道路（见后文第18章）。这些捐献，跟富裕穆斯林给伊斯兰慈善事业瓦克夫的捐赠有相似之处，但后者主要是富人避税和遗赠子女的对策。而在天主教的欧洲，无子女寡妇和老处女所捐出的土地，则没有附带任何条件。教会因此发现自己成了大地主，在欧洲各地管理庄园，监督农奴的经济生产。这帮助教会履行其赈济饥民和照顾病人的使命，使教士阶层和男女修道院的大幅扩充成为可能，也使内部规则和等级制度的发展变得必不可少。这一切让教会在中世纪的政治舞台中成为一名独立角色。

这些变化对西欧的部落组织构成相当大的破坏。日耳曼、挪威、马札尔（Magyar）、斯拉夫的部落皈依基督教后，仅在两代或三代的时间就见证了其亲戚架构的解散。事实上，这种皈依植根于政治，如马札尔国王伊斯特万（István，或St. Stephen）在1000年接受圣餐。但社会风俗和家庭规则中的实质性变化，不靠政治当局，而靠运作于社会和文化层次的教会。

欧洲建国的社会背景

欧洲（以及其殖民地）是个例外，因为它脱离复杂的亲戚关系，首先在社会和文化层次，而不在政治层次。在某种意义上，教会采取政治行为，更改了婚姻和遗产的规则，但其动机却是经济的。教会不是其所在领土的主权统治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一个社会参与者，它的影响只在制定文化规则。因此，中世纪时，欧洲社会已经非常个人主义了。它早于欧洲国家建设的开端，比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更早了数个世纪。家庭中的变化，与其说是这些现代化巨变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促进现代化发生的有利条件。16世纪在意大利、英国、荷兰兴起的资本主义，不必去克服印度和中国那样的亲戚大集团的抵抗，后者亟欲保护自己拥有的实质性财产。相反，资本主义在那些社会顺利扎根，它们已有私人产权的传统，财产经常在陌生人之间转手。

这不是说，欧洲的建国者一帆风顺，没有遇上既得利益的社会建制。恰恰相反，我们在第21章继续讲述欧洲国家起源时，将看到各式强大的社会参与者，他们在创建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方面至关重要。虽然没有氏族或部落，但有既得利益的贵族，他们在封建时期积累下了财富、军队、法律地位。

这些社会建制是封建的，并不基于亲戚关系。这一事实，对后世的欧洲政治发展来说，造成了重大差别。属臣的封建关系是强者和弱者自愿签署的合同，规定了双方的法律义务。它将高度不平等和等级化的社会形式化，但也为个人主义（签署合同的是个人而不是亲戚团体）和法律人的理解树立先例。历史学家杰诺·苏克斯（Jenö Szücs）认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到1200年便获得契约特征，从而打下了将尊严扩充到农民阶层的基础。自那以后，“西方每一次农民反抗，都在表述地主违反合同所激怒的尊严，都在诉求自己的‘自由’权利”。[24]但这种事没有发生于下列社会：土地产权以亲戚关系和惯例为基础的，或以某亲戚团体称王称霸于另一亲戚团体为基础的。

以封建制度替代亲戚关系建制，对地方治理的功效而言，另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宗族和封建制度都在不同时期发挥主权和统治的功能，尤其是在中央国家式微时。它们都可提供地方安全、司法和经济生活的组织。但封建制度更为灵活，因为依据的是合同，更能组织决定性的集体行动，因为其等级分明。跟宗族中的权威不同，封建领主的权利一旦获得合法确认，便不需要持续的重新谈判。财产的法律文件，无论在强者或弱者的手中，都代表自由买卖的权利，不受基于亲戚的社会制度的限制。地方上的领主可“代表”社区讲话，但部落领袖做不到。如我们所知，欧洲殖民者在印度和非洲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假设部落领袖相当于封建社会的地方领主。在事实上，两者截然不同。

马克斯·韦伯的遗产之一，就是以价值概念来考量宗教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他的新教工作伦理（work ethic），据说通过工作的神圣化，而直接影响工业革命中企业家的行为。价值肯定是重要的，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基督原则，使女子更容易获得拥有财产的平等权利。

但此类解释经常引申新的疑问，为何有些宗教价值首先在社会中获得提倡，并深入人心。教会攻击延展的亲戚关系，就是一例，这些价值并不起源于基督教原则。毕竟，同是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并没有设法改变婚姻和遗产的法律。所以，紧密相关的亲戚社区在拜占庭统治的地区存活很久。例如，塞尔维亚代代相传的著名乡村团体“杂住盖”（zadruga），以长期血亲复仇著称的阿尔巴尼亚氏族。这些建制消失于西欧，归功于教会的物质利益和权力。教会对社会价值的控制，变成了为己谋利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经济龟站在宗教龟的上面；但从另一角度看，宗教龟又站在更为底下的经济龟上。

不管其动机是宗教的，还是经济的，天主教会变成了独立的政治参与者，其建制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的宗教权力。中国从没发展出超越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的本土宗教。相比之下，宗教发明一开始就塑造了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成为政治权力的重要制衡。但在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世界，以及印度次大陆，宗教权力从没凝聚成国家之外的中央官僚机构。它只在欧洲出现，与现代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今天所谓的法治的出现又密不可分。

[1] John Hajnal，《透视欧洲的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载David V. Glass和D. E. C. Eversley编，《历史人口：历史人口统计学论文》（Population in History: 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芝加哥：Aldine出版社，1965年）。

[2] 亨利·梅因，《关于早期制度史的演讲》（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伦敦：John Murray出版社，1875年）；《早期法律和习俗》。

[3] Frederick Pollock and和Frederic W. Maitland，《爱德华一世之前的英国法律史》（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23年）。

[4] 关于该文献的概述，参见Lawrence Krader的引言，Lawrence Krader和Paul Vinogradoff，《人类学和早期法律：保罗·维诺格拉多夫选集》（Anthropology and Early Law: Selected from the Writings of Paul Vinogradoff）（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66年）。

[5] 亨利·梅因，《古代法》，第5章。

[6] 例如Peter Laslett编，《过去的家和家庭》（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Richard Wall编，《欧洲历史上的家庭形式》（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

[7]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83页。

[8]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95页。

[9]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25页。

[10]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31—133页。

[11]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42页。

[12]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42页。

[13]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25—127、131—132页。

[14]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38—139页。

[15] 有关贸易终止的后果，参见Henri Pirenne，《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贸易复兴》（Medi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3—25页。

[16]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42页。

[17]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48页。

[18] Alan MacFarlane并没有解释英国个人主义为何发展得这么早。马克·布洛赫认为，亲戚关系的衰退与11世纪开始的贸易增长有关。但不清楚个中的道理，因为在世界其他地区，像中国或中东，贸易的消长与宗族的稳定并没有明确的关联。

[19]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另请参阅Jack Goody，《欧洲的家庭：历史人类学论文》（The European Family: An Historico-Anthropological Essay）（马萨诸塞州摩顿市：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0年）。

[20]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39页。

[21]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95页。

[22]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43页。

[23]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105页。

[24] Jenö Szücs，《欧洲三个历史性地区：大纲》（Three Historical Regions of Europe: An Outline），载John Keane编，《公民社会与国家：新欧洲视角》（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纽约：Verso出版社，1988年），302页。感谢Gordon Bajnai，他提供了此条参考。

第三部分

法治

第17章

法治的起源

法律在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凸显欧洲的例外；法治的定义和争论；法律优先于立法的哈耶克理论；英国普通法依据皇家权力来加强国家的合法性

欧洲的政治发展是个例外。欧洲社会得以较早脱离部落组织，却没有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欧洲例外还表现在，其早期建国者的杰出能力，与其说是在军事上，倒不如说在分配正义上。欧洲国家权力和合法性的增长，与法治的涌现密不可分。

早期欧洲国家分配的只是正义，不一定是法律。法律植根于他处，或在宗教（像上一章所讨论的有关婚姻和家庭的法令），或在部落和其他社区的习俗。早期欧洲国家偶尔立法——即制定新法律——但其权力和合法性更多依赖公正执法，所执的法无须是自己订出的。

弄清法律和立法之间的差异，对理解法治是至关重要的。似乎有多少法律学者，就会有多少“法治”的定义，很像“民主”这个字眼。[1]我所使用的，符合思考此一现象的西方重要潮流：法律是凝聚社区的有关正义的一组抽象规则。在前现代社会，制定法律的权威据信是超凡的，或神权，或古老习俗，或自然。[2]另一方面，立法属于现在所谓的制定法（positive law），它在发挥政治权力的功能。就像国王、男爵、总统、立法院、军阀，凭借自己的权力和权威，在制定和执行新的规则。如果有高于任何立法的现存法律，方能说有法治的存在。这意味着，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必须接受法律的束缚。这不是说，立法机构不可制定新法，它们如想在法治中发挥作用，必须依据现存法律的规则来制定新法，不可随心所欲。

法律的最初理解，即制定者是神权、古老习俗或自然，指的是人们不得更改法律，但可以为特殊情境作出妥善解释，有时还是必须的。现代时期，随着宗教权威的走低，自然法信徒的锐减，我们开始将法律视作人造的东西，但必须经过严格程序，以确保它符合基本规则的广泛共识。法律和立法之间的差异，现在相当于宪法和一般法律之间的差异。前者具有更严格的要求，例如绝大多数人的投票同意。在当代美国，这表示国会通过的新法律，必须符合现存的更为重要的宪法，一切以最高法院的解释为准。

迄今为止，我讨论了政治发展中的建国以及国家集中和使用权力的能力。法治是政治秩序中的另一组件，以限制国家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最初制衡不是民主集会或选举，而是人们坚信统治者必须依法行事。所以，国家建设和法治一直在紧张氛围中共存。一方面，统治者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或以法律的名义行事，这可提高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法律可防止他们做随心所欲的事，不能只考虑私人利益，还要考虑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所以，政治权力的欲望经常威胁法治，从17世纪避开议会自筹税收的英国国王，到20世纪以法外行刑队来对付恐怖主义的拉丁美洲政府，皆是如此。

法治的现代迷惑

在当代发展中国家，最大政治缺点之一就是法治的相对软弱。当代国家的所有组件中，高效法律机构也许是最难构建的。军事和征税的机构，天然来自人类基本的掠夺本能。军阀组织民兵向社区榨取资源，这并不困难。在另一极端，民主选举的安排也相对容易（只是比较昂贵），何况今天还有国际组织的援助。[3]但法律机构必须遍布整个国家，持续不断，长期运作。它们需要设施，投资于律师、法官及法庭其他职员的训练，还有最终执法的警察。但最重要的，法律机构必须被视作合法和权威的，不仅在普通人眼中，而且在更有力的精英眼中。做到这一点，证明是颇不容易的。今天，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国家是民主的，但其法治却非常软弱，到处是收贿的警官和逃税的法官。俄罗斯联邦仍举行民主选举，自总统而下的精英都违法乱纪，肆无忌惮，尤其是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当政之后。

有很多文献，将法治的建立与经济发展挂起钩来。[4]这些文献从根本上反映出一条重要观点，即现代资本经济世界的涌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既存的法治，缺乏高效的法治是贫困国家不能取得较高增长的主要原因。

但这些文献非常混乱，在法治的基本定义和它的存在与否上，前后又不一致。此外，将法治的不同组件与经济增长挂钩的理论，其实证经验有点靠不住；将它投射到马尔萨斯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困惑只会加倍。我们在讲法治起源的历史之前，需要清除一下当代讨论所留下的累赘。

经济学家谈论法治时，通常指现代产权和合同执行。[5]现代产权是指个人拥有的财产，可自由买卖，不受亲戚团体、宗教当局、国家的限制。经济增长受产权和合同的影响，这理论非常直截了当。没人会做长期投资，除非知道自己的产权是安全的。如果政府突然对某种投资增税，像乌克兰在20世纪90年代签署移动电话基建协议后所作的，投资者可能会在中途改弦易辙，并对将来项目心灰意冷。同样，贸易需要法律机构来维持合同，裁判合同双方不可避免的争执。合同的规则越透明，合同的维持越公正，就会鼓励越多的贸易。这就是为何很多经济学家强调，“可信承诺”是国家制度发展的重要标志。

这个法治定义与本章开头的那个略有重叠。显而易见，如果政府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享有主权，不受既存法治的束缚，那么无人可阻止它充公自己公民或外国贸易伙伴的财产。如果普遍的法律规则，一旦牵涉到强大的精英阶层或最强大的政府本身，就无法得到执行，那么产权或贸易的安全可能只是空头支票。政治学家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注意到，强大的国家既可保护产权，也可取消产权。[6]

另一方面，有“足够好”的产权和合同执行，允许经济的发展，但没有真正的法治（即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意思），这完全可行。[7]……中国经济取得三十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并不需要“法治”的抽象承诺。1978年，共产党以包产到户的法律解散了人民公社，但没有恢复中国农民的现代产权（个人转让土地的权利）。更确切地说，他们只获得可遗传的土地使用权（长期租赁权），类似于奥斯曼帝国中央省的农民。这些权利已经“足够好”，导致农业产量在改革后的四年功夫翻了一番。

古代帝制中国没有法治。另一方面，正常时期的中华帝国很可能在地方层次享有“足够好”的产权，至少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到其时技术所容许的极限。那时的产权与今天中国农民的产权相比，不会相差很多，与其说受到掠夺性国家的约束，倒不如说受到亲戚关系的约束。父系宗族将无数的权利和习俗强加于财产之上，一直到20世纪的中华民国，家庭仍有权利限制土地的出售。[8]

此外，不是很清楚，最好的现代产权足以在实质上提高生产效率，还是足以在马尔萨斯式社会中创建出现代资本主义。确保技术持续进步的其他建制（如科学方法、大学、人力资源、研究实验室、鼓励探险和试验的文化氛围，等等）尚未问世时，单凭良好产权所创造的生产效率增长仍然有限，因此不能假设技术的持续进步。[9]

所以，经济学家对法治下现代产权和合同执行的强调，可能有两个错位。首先，在技术持续革新的当代世界，虽然没有至高无上的法治，“足够好”的产权仍足以创造高度的经济增长。其次，在马尔萨斯式世界中，即使有现代产权和法治的存在，还是无法取得如此的增长，因为限制增长的约束出自其他地方。

法治还有一个定义，对经济生活具有极大影响，不管是在前现代还是在当代。这就是人身安全，即从暴力的自然状态中退出，从事日常活动，不用担心被杀或被抢。它存在时，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它缺席时，我们会尤其珍惜。

最终，谈论法治时一定要弄清法律对象，即是说，受法律保护的法人群体。社会的基本执法对大家是一视同仁的，但保护公民免受国家任意侵犯的法治，最初往往只适用于特权阶层的少数。换言之，法律仅仅保护靠近或控制国家的精英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法律就像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标榜的“强盗帮派的正义。”

举塞维涅夫人（Mme. de Sévigné）写给女儿的信为例，她是17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沙龙赞助人之一。这位聪明敏感的女子描绘，士兵在布列塔尼征集新税，把老人和孩子从家中赶出，再在屋子里寻找可供夺取的财产。因为不付税，大约六十名市民将在下一天上绞刑架。她继续写道：“那个手舞足蹈、想偷印花税纸的闲汉在车轮上就刑，被割成四块，分别在城市四个角落示众。”[10]

显而易见，法国国家不会向塞维涅夫人和她朋友圈子施以如此激烈的惩罚。我们将在第23章看到，它将繁重税赋仅仅加给平民，因为它太尊重贵族的产权和私人安全。所以，说17世纪法国没有法治是不正确的，但法律并没认为平民也是法人，也享有与贵族相同的权利。美国初创时也是如此，否定非裔美国人、妇女、美洲原住民——除了拥有财产的白人男子——的选举权。民主化的过程逐渐拓展法治范围，以包纳所有的居民。

法治定义的混乱，其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富国设计的改善法治计划，很少在贫穷国家产生效果。[11]住在法治国家的幸运儿，往往不懂它如何首次涌现，误把法治的外表当作法治的实质。例如，“相互制衡”是强大法治社会的特征，政府各部门监督彼此的行为。但制衡的正式存在，并不等于强有力的民主统治。法庭可被用来阻挠集体行动，如当代印度，其冗长的司法上诉可拖死重要的基建项目。它又可被用来对抗政府的愿望，以保护精英利益。1905年最高法院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 New York），其宗旨就是击败限制工时的立法，以保护企业利益。所以，分权的形式常常名不副实，与守法社会的主旨无法对应。

在接踵而来的讨论中，我们将从尽量广阔的角度去关注法治的发展：法律本身——整套正义规则——来自何方？产权、合同执行、商法的特定规则如何发展至今？最高政治当局如何接受法律的至高无上？

法律早于立法的哈耶克理论

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展了关于法律起源的精深理论，为法治的涵义提供了重要见解，成为今日人们思考法律的框架。哈耶克被称作当代自由至上主义的教父，但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反对规则。根据哈耶克，“共同规则的存在使社会中个人的和平共处成为可能”。[12]在法律起源上，哈耶克把批判矛头指向所谓的“唯理主义”或“建构主义”理解。这种理解思路认为，立法者理性地研究社会问题，从而发明法律，以建立自以为更好的社会秩序。在哈耶克看来，建构主义只是过去三百年的自负，尤其是部分法国思想家，包括笛卡尔（Descartes）和伏尔泰（Voltaire），都认为人的大脑足以理解人类社会的工作方式。这导致了哈耶克所谓的铸成大错，如法国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其时，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以公正社会的预设重整社会。在哈耶克的时代（20世纪的中期），这个错误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依赖理性计划和中央集权的苏联，还发生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福利国家。

在哈耶克看来，错误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没有一名计划者，能掌握足够的社会实际运作知识，以作出理性的重新安排。社会中的知识，大部分具有本地特性，再向整个社会扩散，没人能掌握足够信息来预测法律或规则改革后的效果。[13]

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不是自上而下的理性计划的结果，而是在数百或数千分散个人的互动中自发产生的。那些个人尝试各式规则，保留有效的，拒绝无效的。社会秩序产生的过程是递增、进化、分散的，只有借用无数个人的本地知识，有效的“大型社会”方能出现。自发的秩序获得发展，以达尔文为生物有机体所安排的方式——分散的适应和选择，并不倚靠创世主的专门设计。

在哈耶克看来，法律本身便构成一种自发秩序，“毫无疑问，人们发现可以制作或更改法律之前，它已存在良久”。事实上，“个人学会观察（和遵守）行为规则之后的很久，才用语言将之表述出来”。立法——有意识颁布的新规则——“发生于人类历史的相对晚期……所有的法律都是、能够是、也应该是，立法者的自由发明……事实上，这是一种谬误，一个建构论唯理主义的谬种”。[14]

哈耶克心目中的自发秩序模型就是英国的普通法，无数法官设法将普遍规则用于所面对的特定案例，其判决的累积促使法律的进化发展：

英国人享有的自由在18世纪令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们羡慕不已……它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即支配法院审判的法律乃是普通法。该法律独立于任何个人意志，它既约束独立的法院，又为这些法院所发展。对于普通法，议会很少加以干预，即便有所干预，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澄清某一法律系统内的疑点。[15]

哈耶克由此锁定法治的本质：代表整个共同体愿望的既存法律，高于当前政府的意志，它限制着政府的立法范围。他对英国普通法的偏爱，获得当代经济学家的赞同，他们也认为，它比欧洲大陆的民法传统更为灵活，对市场更为友好。[16]

哈耶克在解说其法律起源理论时作出两项声明，一项是实证性的，另一项是规范性的。他主张在大多数社会中，法律以自发的进化方式发展，这种自然生成的法律应该优于有意识制定的法律。这一解释也是伟大的英国法学家爱德华·柯克（Sir Edward Coke）所推崇的，他认为普通法始于太古时代。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为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辩护时，也援引此一解释。[17]哈耶克是强大国家的伟大敌人，不管是苏联风格的共产党专政，还是以再分配和调节来实现“社会公正”的欧洲社会民主政体。在法律学者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所谓的“法律中心论”和“法律外围论”的长久争论上，哈耶克立场鲜明地站在后者一边。前者认为，正式制定的法律创立和塑造了道德规则；后者主张，它们只是编纂了非正式的既存规范。[18]

然而，哈耶克对最低限度国家的规范性偏爱，扭曲了他对法律起源的实证性见解。在很多社会，法律的存在确实早于立法，但政治当局经常介入以作修改，甚至在早期社会也是这样。现代法治的出现全靠强大中央国家的执法，其显而易见之处甚至可在他偏爱的普通法的起源中找到。

从惯例法到普通法

哈耶克认为，法律在社会规则分散演变的基础上获得发展，这一基本见解在广义上是正确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但法律发展有重要中断，只能以政治权力的干预来解释，而不是“自发秩序”进程的结果。哈耶克只是把历史事实搞错了。[19]

这些过渡中有一个是英国从惯例法到普通法的过渡。普通法不只是惯例法的正规文本，它们之间有根本的差别。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社会从部落组织过渡到国家组织，法律的意义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部落社会中，个人之间的正义有点像当代国际关系，以竞争团体的自助为基础，没有更高级别的第三方执法。相比之下，国家层次的社会恰恰有如此的执法者，那就是国家本身。[20]

罗马帝国终结后的英格兰仍是部落组织，由盎格鲁人（Angles）、西萨克逊人（West Saxons）、朱特人（Jutes）、凯尔特人（Celts）等组成，尚无国家。家庭组成村庄，村庄再组成所谓的百户（足以承受百户居民）或县的更大单位。该层次之上就是国王，但早期君主没有武力的垄断，也不能对部落单位执行强制规定。他们不把自己当作领土的统治者，只是民众的国王——如盎格鲁人的国王（Rex Anglorum）。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6世纪末，本笃派（Benedictine）的修道士奥古斯丁（Augustine）抵达英格兰，基督教便开始破坏盎格鲁—萨克逊的部落组织。但部落法律受到的侵蚀只是日渐月染的，到公元第一个千年后半期的混乱时代，仍然盛行。亲戚团体内有深深的信任，但竞争氏族之间却有敌意和警惕。所以，正义牵涉亲戚团体之间的相处规则。

盎格鲁—萨克逊编纂的第一本部落法律，是公元600年左右的《埃塞尔伯特法典》（Laws of Ethelbert），与稍早的墨洛温（Merovingian）国王克洛维一世的《萨利克法典》非常相似，罗列出各种受伤的赔偿金：

四个前门牙，每个价值六先令；其旁边的牙齿价值四先令，剩下的牙齿价值一先令；大拇指、大拇指指甲、食指、中指、戒指手指、小手指，各自的指甲都有区分，分别定价。相似分类也用在耳朵上，损失听力、耳朵削掉、耳朵穿孔、耳朵割裂；用在骨头上，骨头暴裸、骨头损坏、骨头断裂、头骨打破、肩膀失灵、下巴断裂、领子骨断裂、手臂断裂、大腿骨断裂、肋骨断裂；用在瘀伤上，衣服外的瘀伤、衣服内的瘀伤、没显黑色的瘀伤。[21]

基于赔偿金的惩罚，其特征是不公平，因受伤者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所以，杀死一名自由人的赔偿金，也许是杀死仆人或奴隶的好几倍。

日耳曼的部落法律在本质上类似于其他部落社会，从努尔人，到当代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一语部落。如果有人伤害了你或你的亲戚，你的氏族为了保护自己的荣誉和可靠性，必须施以报复。受伤和报复都是集体的，报复对象不一定是行凶者，他的近亲通常就也足够。赔偿金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争端，以防升级，成为无休止的血亲复仇或部落间的仇杀。

现代法庭的遥远起源就是调停血亲复仇的氏族聚会。在盎格鲁—萨克逊部落，这就是模拟法庭，倾听控告和被告的作证，然后商讨适当的赔偿。但它没有现代的传讯权利，以逼迫证人出庭。它的裁决也得不到执行，除非达成协议。法律的证据往往有赖于用刑，譬如迫使被告赤脚走过火红的煤炭或犁头，或干脆将他们扔进冷水和热水，看是沉还是浮。[22]

如尼采所观察到的，基督教传入日耳曼部落后，给道德带来了深远启示。基督教的英雄是和平圣徒和烈士，不是武士或报仇的征服者；其传道的普遍平等，又相悖于部落社会基于荣誉的等级制度。基督教有关婚姻和遗产的新规则，不仅破坏部落团结，还创造新社区观念，其成员不再忠于亲戚团体，而分享共同信仰。国王的概念也从共同祖先团体的领袖，变成广大基督徒社区的领袖和保护人。不过，这个改变是循序渐进的。

部落制在基督教社会中的消亡并不意味家族制的死亡。在东正教中，这段时期的主教和教士可以结婚生子，还可实行宗教名义下的纳妾（nicolaism）。教会通过信徒的捐献获取愈来愈多的财产。教会领袖争取将圣俸传给孩子，加入地方的氏族和部落的政治运作，都变得不可避免。教会职位经手这么多的财富，本身也变成可供交易的珍贵财产，该做法叫作圣职买卖（simony）。

日耳曼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就像阿拉伯或突厥部落社会中不信者之皈依伊斯兰教，向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理论提出了有趣挑战。浏览哈耶克的相关阐述，找不到点滴的宗教因素。然而众所周知，在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穆斯林的社会中，宗教是法律规则的重要来源。基督教进入欧洲，给刚从部落习俗中脱颖而出的惯例法带来第一次主要中断。婚姻和产权规则发生变化，允许女子拥有财产，但这不是地方法官或社区的自发试验，而是强大的天主教等级制度所颁布的革新。教会并不反映地方上不同的价值观念，东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当局，都没以相似方式来改造社会上现存的亲戚规则。教会很清楚，它不只是在批准惯例法：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在1092年告诉佛兰德伯爵（Count of Flanders）：“你宣称，你只不过是照地方上的古代习俗行事？即使如此，你应该知道，创世主说过：我的名字是真理；他没有说过：我的名字是习俗。”[23]

英国法律发展中第二个主要中断是普通法的引入。普通法并不是惯例法的自发演变，它与早期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并凭借国家权力而取得最终的统治地位。事实上在诺曼征服之后，向全国颁布统一的普通法，已变成扩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伟大的法律学者弗雷德里克·梅特兰和弗雷德里克·波洛克，如此解说普通法的起源：

国王法庭（royal court）的习俗就是英国的习俗，从而变成了普通法。对于地方习俗，国王法官以一般性的语言表示尊敬，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移风易俗的主观愿望。不管如何，地方习俗即使没遭破坏，也得不到成长。尤其是程序，国王法庭取得了对所有其他法庭的彻底控制，将自己的规则视为唯一公正的。[24]

弄不清早期欧洲国王的作用，就不能理解这个过程。11世纪的国王不是领土统治者，更像分散封建秩序中伙伴中的老大。像威廉一世和亨利一世那样的国王，花大部时间在旅途中察看国土的各部分。其时，大家都已退回各自分隔的村庄和庄园层次的小社会，这也是国王宣告权力和保持联系的唯一方法。国王的主要服务是充作上诉法庭，若有人不满意领主法庭（seigneurial）或庄园法庭（manor）所提供的正义。从自身利益出发，国王也希望扩充自己法庭的司法权，因为它的服务是收费的。向国王法庭提出上诉增强国王的威望，他可以推翻地方领主的裁决，从而削弱后者的权威。[25]

起初，各类法庭相互竞争，以取得司法生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法庭开始占据优势。人们避开地方法庭有多种原因。巡回的国王法庭被视为更加公平，与领主法庭相比，它与本地诉讼人的牵连更少。它们也有程序上的优势，如强迫民众参与陪审团的工作。[26]长年累月，它们又获益于规模和范围上的经济效益，司法需要人力、专长、教育。第一个全国官僚机构是国王法庭所建立的，它开始编纂惯例规则，建立先例系统。显而易见的，写作是必要的前提。每过十年，熟悉先例的法律专家越来越多，再被指定为法官，派往全国。

顾名思义，普通法就是不特殊，普遍适用。也就是说，英国不同地区的众多惯例规则，现由单一的普通法所取代。各地的先例适用于全国，即遵循先例的原则（stare decisis）。执法的是法官网络，其工作环境是统一的法律系统，比以前拼凑的惯例规则更为系统、更为正式。普通法基于惯例法所订下的先例，但国家权力的兴起，创造了惯例规则不敷使用的全新环境。例如，以前亲戚团体以赔偿金解决的犯罪，现受到更高级别的第三方的起诉，或是庄园主，或是国王本人。国王法庭也开始变成无争议事项的登记场所，如财产注册和土地转移。[27]

因此，普通法代表了英国法律发展的中断。它依据较早的先例，如果没有诺曼征服，绝不可能成为全国法律。诺曼征服赶走了古老的丹麦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贵族，建立起愈益强大的大一统中央政权。以后的普通法演变可能是自发的，但它作为法律裁决的架构，又需要中央政治权力的干涉。[28]

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认为，中世纪时，早期国家的创建涉及法律制度和财政制度，而不是军事组织；军事动员促进国家建设，则要等到早期现代。在某种意义上，法律机构甚至早于财政机构，因为国王法庭是国王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国王提供平等正义的能力——不像惯例法中，依据受害者社会地位而定不同的赔偿金——加强了自己的威望和权威。[29]像中东传统中的君主，国王不一定被视为最大最具掠夺性的军阀。他又可充任受地方领主掠夺的牺牲者的保护人，一个主持正义的人。

中央国家的法律功能，对英国后来的产权发展和国家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对地方领主与自由佃户和非自由佃户的交易，领主法庭享有专门司法权，直到大约1400年。这种情形下，一旦发生财产争执，就有点像由狐狸来守护鸡笼。逐渐地，国王法庭宣称有权过问这些纠纷。13世纪早期，有人提出国王在全国范围享有司法权，低级法庭的司法权来自国王的委托。原告偏爱把诉讼送到国王法庭，久而久之，领主法庭慢慢失去对土地租佃纠纷的司法权。[30]这一市场驱动的选择显示，国王法庭肯定被视作更加公平，更少偏向地方领主，更可能执行裁决。

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发生类似的改变。尤其在法国，领主法庭保留对土地租佃纠纷的司法权，直到法国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很讽刺。一般认为，17世纪的法国国王，如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明显不同于英国国王，通过坚持自己的绝对权力来削弱贵族阶层，但他们却把地方法庭的司法权留给省城贵族。亨利·梅因爵士在他的论文《法国和英国》中指出，革命爆发之后，全法国的庄园主住宅被烧，纵火的第一对象是储存财产文件的契约房（muniment room）。不像英国农民，法国农民觉得地主手中的地契不合法，由于地方领主控制的法庭一直抱有偏见。[31]

最后的案例点明了法治性质的要点。法治依靠法律本身和可见的管理机构——法官、律师、法庭等，也依靠制度运作的正式程序。但法治的正常运作，既是制度或程序上的事务，也是规范性的事务。和平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服从法律，不是因为做了理性的利弊计算，恐惧处罚；而是因为相信法律基本上是公平的，在道德观念上已习惯于遵守。如果相信它是不公平的，他们就比较不愿服从。[32]

被视作公平的法律，如果执行不均，或有钱有势者得以豁免，也将被认作不公平。这似乎将负担重又放回制度和程序，以及其公平执法的能力。这里仍有规范化的问题，如果有钱有势者在某种程度上不相信自我约束的必要，甚至不相信有约束同类的必要，光是制度何以遏制他们？在很多法治软弱的国家，法官、检察官、警察可被收买，或可被胁迫，正式制度的存在又能发生什么效用呢？

要建立规范化的法律秩序，不但国王接受，老百姓也愿接受，宗教就很有必要。波洛克和梅特兰写道，国王并不在法律之上：“每个国家一定要有某人或某些人在法律之上，一名既无义务又无权利的‘君主’，这样的理论一定会遭到拒绝……没人假设，国王可以更改天主教会的普通法，即使获得高级教士和男爵的同意。”[33]国王受到约束，因为百姓会以造反来反对他们所认定的不公。什么是不公，什么会动员百姓起来反抗国王，全看国王的做法合不合法。[34]

即使是公平的规范化秩序，也需要权力。如果国王不情愿执行针对精英的法律，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法律的合法性就会受损，不管其来源是宗教、传统还是习俗，这是哈耶克和他的自由至上主义追随者所疏忽的。普通法可能是分散各地法官的业绩，倘若没有强大的中央国家，它首先不会形成，之后也得不到执行。

英国很早就完成了从惯例法到现代法律制度的过渡，让人印象深刻，这构成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其他欧洲国家在13世纪完成类似过渡，但依据的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即来自《查士丁尼法典》的民法。欧洲大陆的过渡，其关键也是天主教会的行为。这个故事，以及教会如何不同于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机构，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 有关法治定义的讨论，参见 Judith N. Shklar，《政治理论与法治》（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ule of Law），载Stanley Hoffmann编，《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inker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

[2] William Blackstone认为，确实有自然法的存在，可通过理性寻得，“对世界上所有国家永远享有约束力，与之相抵触的任何其他法律都无效”。他还认为，宗教法只是自然法的不同版本，“启示性的法律，与道德家所规定的道德体系相比，具有更多真实性，多得简直无法衡量，所以命名为自然法。”参见William Blackstone，《英国法律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费城：Birch and Small出版社，1803年），41—42页。

[3] 例如Krishna Kumar，《冲突后的选举、民主化与国际援助》（Post-conflict Elections, 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科罗拉多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98年）。

[4] 有关该文献的概述，参见Stephan Haggard，Andrew Maclntyre和Lydia Tiede，《法治与经济发展》（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载《政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第11卷（2008年）：205—234页。另请参阅Stephen Knack和Philip Keefer，《制度与经济表现：应用另类标准的全国测试》（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ross-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Measures），载《经济与政治》（Economics and Politics）第7卷（1995年）：207—227页；Philip Keefer，《有关治理的政治经济学述评：从产权到呼声》（A Review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ance: From Property Rights to Voice）（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研究所工作论文3315号，2004年）；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Massimo Mastruzzi，《治理很重要》第4卷：《1996—2004年的治理指标》（Governance Matters IV: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4）（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研究所，2005年）。

[5] Yorani Barzel，《产权的经济分析》。

[6] Barry Weingast，《政治制度的经济作用：保护市场的联邦制与经济发展》（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载《法律、经济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第11卷（1995年）：1—31页。

[7] “足够好”的产权是Merilee S.Grindle所提出的，《足够好的治理：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与改革》（Good Enough Governance: Poverty Reduction 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载《治理》（Governance）第17卷，第4期（2004年）：525—548页。

[8] 弗朗茨·舒曼，《中国的传统财产概念》。

[9]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如果不存在允许私人回报的产权，技术革新就不会发生，而这私人回报又接近于社会回报。参见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化》（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159—160页。如果技术革新得以将科学知识直接嵌入特定产品，这一见解就是正确的。但推动技术进步的很多科学研究，带有公益性质，需要得到公共机构的支持。与知识产权（专利、版权等）相比，土地和动产的产权可能有不同影响。

[10] 引自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Harvey C. Mansfield和Delba Winthrop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卷，第3部分，第1章，537页。

[11] 有关当前促进法治的项目，参见Thomas Carothers，《在国外促进法治：寻求知识》（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broad: In Search of Knowledge）（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基金会，2006年）。

[12]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卷，72页。

[13] 该论点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哈耶克和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攻击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基础。参见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载《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35卷，第4期（1945年）：519—530页。另请参阅《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

[14]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72—74页。

[15]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85页。

[16] 例如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和 Robert W Vishny，《外部财政的法律决定因素》（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载《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52期（1997年）：1131—1150页；《法律与财政》（Law and Finance），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106期（1998年），1113—1155页。这一文献激起了大争论，对经济增长来说，普通法制度是否优于民法，尚是一个未知数。哈耶克自己偏爱普通法，但仍强调，作为民法基础的《查士丁尼法典》，本身即是罗马法学家累积下的成果。到最后，夸大两者之间的差异又变得太容易。参见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1976年），83页。

[17] J. G. A. Pocock，《伯克和古代宪法—思想史上的问题》（Burke and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A Problem in the History of Ideas），载《历史杂志》（Historical Journal）第3卷，第2期（1960年）：125—143页。

[18] Robert C. Ellickson，《没有法律的秩序：邻里如何解决争端》（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

[19] 有关哈耶克的评论文章，参见Judith N. Shklar，《政治理论与法治》。

[20]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Richard E. Messick，《法庭的起源和发展》（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ourts），载《司法》（Judicature）第85卷，第4期（2002年）：175—181页。有人将法律定为第三方执行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并不存在于部落社会。尽管如此，我会继续使用部落法律一词。

[21] 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54页。

[22] 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56页。

[23] 引自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13页。

[24] Pollock和 Maitland，《爱德华一世之前的英国法律史》，184页。

[25]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29—30页；Martin M. Shapiro，《法庭：基于比较和政治的分析》（Courts: A Comparative and Political Analysi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74页。

[26] Paul Brand，《英国法律体系的形成，1150—1400年》（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1150-1400），载 Antonio Padoa-Schioppa编，《立法与正义》（Legislation and Justice）（纽约：克拉伦登出版社，1997年），107页。

[27] Paul Brand，《英国法律体系的形成，1150—1400年》（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1150-1400），载 Antonio Padoa-Schioppa编，《立法与正义》（Legislation and Justice）（纽约：克拉伦登出版社，1997年），108页。

[28] 在这点上，参见Arthur T. von Mehren，《民法体系：法律比较研究的案例和材料》（The Civil Law System: Cases and Materials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aw）（波士顿：Little, Brown出版社，1957年），7—11页。

[29]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26—31页。

[30] Paul Brand，《英国法律体系的形成，1150—1400年》，104页。

[31] 亨利·梅因，《早期法律和习俗》，296—328页。实际上，法国国家在18世纪愈益支持农民的法律索赔，以反对本地领主，进一步侵蚀了贵族的特权。托克维尔认为，这导致了农民期望的相应升高，对犹存的不平等倍感愤怒。参见Hilton Root，《勃艮第的农民与国王：法国专制主义的农业基础》（Peasants and King in Burgundy: Agrarian Foundations of French Absolutism）（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20—21页。

[32] 参见Tom R. Tyler，《人们为何服从法律》（Why People Obey the Law）（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 Pollock和 Maitland，《爱德华一世之前的英国法律史》，182页。

[34] Martin M. Shapiro主张，英国司法的独立性一直受到夸大，英国人始终对国王与议会合二为一的主权抱有信念。参见Martin M. Shapiro，《法庭：基于比较和政治的分析》，65—67页。

第18章

教会变为国家

天主教会对法治在欧洲的形成至关重要；叙任权斗争和后果；教会获得国家般的特征；世俗统治领域的出现；当代法治植根于上述发展

最深刻意义上的法治意味着：社会产生共识，其法律是公正和既存的，能够约束其时统治者的行为；享有主权的不是统治者，而是法律；统治者的正当权力只能来自法律，方才享有合法性。

在我们的世俗现代之前，在政治秩序之外，公正法律的最显著来源是宗教。宗教权威只有独立于政治权威，基于宗教的法律才能约束统治者；如果宗教权威组织涣散，或国家控制着教会的财产及教士的任免，那么宗教法律更有可能是在支持而不是限制政治权威。要理解法治的发展，不但要看宗教规则的来源和性质，还要关注宗教权威的组成和建制化。

欧洲的法治植根于基督教。欧洲国家出现之前，罗马就有颁布权威法律的基督教主教（pontiff）。欧洲关于婚姻和遗产的规则，最初不是君主所规定的，而是来自像教皇格里高利那样的个别人士。他的特使奥古斯丁带着他一清二楚的指示，远赴不列颠岛，以说服异教的埃塞尔伯特国王皈依基督教。

激进伊斯兰主义在20世纪晚期兴起以来，很多人指出，西方的教会和国家截然分开，但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样的穆斯林国家却政教不分。但这一差别经不起仔细的推敲。自基督教出现以来，西方的政教分离并不是常数，而是时断时续的。

基督教起初只是一个千禧宗派，在其存在的头三个世纪受到残酷的迫害，先是犹太人，再是罗马政治当局。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皈依基督教，它从非正统宗派一下子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的西部遭到异教野蛮人的征服，宗教和政治权力又一次分开。西方政权的孱弱给予天主教更多的独立机会，教皇哲拉修一世（Gelasius，492—496年在位）在教条中争辩，高级教士拥有比君主行政权更高的立法权。[1]到了黑暗时代之末，政治权力重新恢复，政教第二次交融。

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是一种制度，它的宗教权威完全服从于国家，像基督教向罗马国教的转化。现保留给教皇的最高教士（pontifex maximus）头衔，曾是罗马皇帝的，因为他也是罗马国教的首脑。中国始终是政教合一（唐朝可能是例外。其时，佛教在精英中颇受欢迎），此外还有什叶派掌控地区之外的大部分穆斯林世界。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是现代东正教的老祖宗，也是政教合一称号的发源地。它始终不变，直到土耳其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大家所忽视的是，到了11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都已变成实际上的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的实际意义是指政治当局对教会享有委任权，中世纪早期的欧洲都是如此。全欧洲的皇帝、国王、封建领主都在任命主教，也有权力召开教会会议，颁布教会法律。教皇将合法性赋予皇帝，皇帝却也在指定和罢黜教皇。1059年之前的二十五位教皇中，皇帝任命了二十一位，罢黜了五位。教会当局对文官当局的惩罚，欧洲国王都享有否决权。[2]

在多数欧洲国家中，教会确实拥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从而得到收入和自治。由于政治当局控制了教会圣职的任命，教会的独立程度还相当有限。教会的土地经常被认为是皇家的赞助，统治者经常委任亲戚为主教，主教和教士又允许结婚，经常会卷入他们所管辖地域的家庭和宫廷的政治。教会土地可变成遗产，传给主教的孩子。教会官员也担任政治职位，进一步增强了宗教和政权的牵连。[3]所以，教会本身就是前现代的家族组织。

天主教会宣告独立

11世纪晚期，天主教开始独立于政治权力。领衔带头的是一位名叫希尔德布兰德的修道士（Hilderbrand），后来他成为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4]他在教皇派中凝聚了一帮人，包括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i）、红衣主教汉伯特（Humbert）、教皇帕斯卡尔二世（Pascal Ⅱ）。他们认为，教皇应对所有的基督徒和政治当局行使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力，并有罢免皇帝的权利。他还宣称，任命主教的唯一机构是教会，而不是世俗当局。其时背景是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三世（Henry Ⅲ）的阴谋诡计。为了出席加冕典礼，他抵达罗马，马上罢免作为对手的三位教皇，以推举自己的候选人。[5]

根据希尔德布兰德，教会一定要实施改革，才能独立于政治权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严禁教士、主教结婚和生儿育女。他攻击常见的宗教纳妾和圣职买卖，它们让教会职位变成了可供交易和遗传的财产。[6]希尔德布兰德派发起了一场传单战役，敦促基督徒不要接受已婚或纳妾教士的圣礼，并抨击为赚钱而提供教会服务的行径。[7]成为格里高利七世后，他把教士独身订为教会的正式原则，并迫使已婚教士在教会义务和家庭义务之间作出选择。这是向教士既得利益的挑战，导致教会内部艰巨而激烈的斗争。教皇格里高利的目标是想在教会内终止腐败和寻租，所以攻击家族制的根源，即主教和神父的生儿育女。他的思维逻辑无异于中国和拜占庭依赖太监、奥斯曼帝国从家人手中夺走军事奴隶。如果在忠于国家和忠于家庭之间作出选择，大多数人出于生物本能会选后者。所以，减少腐败的最直接方法，就是禁止官员组织家庭。

这项改革自然遭到现有主教的反对。教皇格里高利明白，他赢不了这场战役，除非他有权任免主教，而不是皇帝。在1075年的教皇宣言中，他要将罢免主教和世俗教职的权利从国王手中收回。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的答复，是要将他罢黜，“下台，下台，你这个受诅咒的”。格里高利的回应是将皇帝逐出教会。[8]很多日耳曼君主和一部分主教支持教皇，迫使亨利四世在1077年赶来格里高利在卡诺莎的住所。他足足等了三天，赤脚站在雪地，以求教皇的宽赦。

有些历史性事件全由个人引起，如不提及他们特殊的道德品质，就难以解释。叙任权斗争就是这样的事件。格里高利有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在教皇派中，曾被伙伴称作“我神圣的撒旦”。就像四个世纪后的马丁·路德，他对改革之后的教会以及其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抱有恢宏的远见。他不怕胁迫，愿意看到与皇帝的冲突逐步升级，直至全面对抗。

但这历史上的著名冲突，仅靠个人意志是解释不清的。天主教会成为自治的政治参与者，其重要背景是欧洲普遍的政治软弱。拜占庭的东正教及其在俄国的正统继承者，不得不接受其所在帝国的监护。相比之下，西方教会位于政治上分崩离析的意大利半岛，北方邻国的日耳曼人也是散沙一般，神圣罗马帝国只取得名义上的统一。11世纪的法国并不团结，无法果断地干涉教皇政治。这段时期的教会虽然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很容易在周边政治体的相互竞争中合纵连横。

亨利四世在卡诺莎接受教皇的权威，但仍不愿承认教皇委任主教的权利，依旧拒绝格里高利的要求。他继续占领罗马，罢免格里高利，让自己提供的候选人克雷芒三世（Clement Ⅲ）成为一位对立教皇（antipope）。格里高利向意大利南部的诺曼国王们求救。他们答应，但到最后洗劫罗马，引起罗马居民的反抗。格里高利被迫与诺曼同盟一起撤回南方，于1085年死于萨莱诺（Salerno），身名俱败。叙任权斗争延续到下一代，格里高利的继承者，再将亨利四世和其儿子亨利五世逐出教会。另一方面，皇帝罢免教皇，扶持自己的候选人成为对立教皇。最终达成协议的是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皇帝基本上放弃叙任权，而教会承认皇帝在一系列世俗事务上的权力。

叙任权斗争对欧洲后续发展非常重要。首先，它允许天主教会进化成现代的、等级制的、官僚化的、依法而治的机构，如法律历史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Berman）所认为的，还为后来建国者树立了榜样。根据亨廷顿，机构发展的标准之一就是自治，如果不能控制对自己官员的任命，机构就不可能是自治的。这也是叙任权斗争的中心争执。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之后，教皇变成教会等级制度中无可争辩的执行总裁，在红衣主教学院的建议下，可随意任免主教。

教会也纯洁自己的行止。教士的独身制消除了将圣俸授予亲戚和后裔的诱惑，并给教职出售涂上新的道德色彩。教会可以什一税（tithe）的形式征收税赋，由于教职人士脱离地方氏族的政治，而变得更善于处置自己的财政资源。它还显示出真正国家的特征，有时组织自己的军队，在确定领土中（尽管很小）行使直接司法权。

教会对世俗事务的介入，当然未因叙任权斗争而告结束。世俗统治者也在继续设法操纵教皇职位，安置自己的候选人，例如14世纪的阿维农教皇（Avignon）。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出现新式滥权，最终为宗教改革铺平道路。与世界任何其他宗教机构相比，天主教在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连贯性方面的建制化更为高级。

叙任权斗争的第二个重要成果是精神领域和尘世领域的明确分离，从而为现代世俗国家铺平道路。如早先提及的，这个分离只在基督教中隐性存在。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在西方教会的历史上永远终止了政教合一时代。这种方式，从没出现于东正教或穆斯林世界。

为了削弱政治统治者的权力，格里高利的改革宣告教会的普遍权威，不管是精神还是尘世，甚至还包括罢免国王和皇帝的权利。事实上，基督教皇是在要求印度婆罗门从一开始就在行使的权威。然而，经过漫长的政治和军事的博弈，教会被迫妥协。它划出明确界定的精神领域，让自己实施无可争辩的控制，同时又承认，世俗统治者有权在另外范围行使统治权。这一分工，为后来世俗国家的兴起打下基础。[9]

最后，叙任权斗争对欧洲法律和法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教会阐述系统性的教会法规取得合法化；第二，教会创造了建制化的精神权威的单独领域。

罗马法的再现

与皇帝发生冲突时，格里高利和继承者没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调动，只能通过呼吁合法性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于是，教皇派发动了一次对法律源头的搜索，以支持教会享有普遍司法权的主张。搜索结果之一是11世纪末，在意大利北部的图书馆内重新发现《查士丁尼法典》（Corpus Iuris Civilis）。[10]迄今，《查士丁尼法典》仍是民法传统的基础，不管是欧洲大陆，还是受其殖民或影响的其他国家，包括从阿根廷到日本。很多基本的法律常识，如民法和刑法、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差别，都可从中找到起源。

《查士丁尼法典》是罗马法律高度精细的汇集，6世纪初，在查士丁尼皇帝治下的君士坦丁堡成书问世。[11]重被发现的文本包含四部分：摘要、制度、法典、案例，其中摘要最为重要，涵盖的题目包括个人地位、民事侵权、不公平致富、合同、补偿。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学家相信，它是早期罗马法（现已遗失）最重要遗产的汇总，并变成12世纪新一代欧洲法学家的研究主题。[12]

罗马法的复兴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在新式机构中开展了法律研究，那就是新兴的现代大学。11世纪末，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成为研究中心，来自欧洲各地的数千学生聚集起来，聆听像伊尔纳留斯（Irnerius）那样的教授讲解摘要。[13]新的法律课程让欧洲人看到一套详尽的法律系统，可立即用于自己的社会。《查士丁尼法典》的知识由此传播到欧洲大陆最遥远的角落，法律学院在其他城市纷纷涌现，如巴黎、牛津、海德堡（Heidelberg）、克拉科夫（Cracow）、哥本哈根。[14]有点像英国普通法的情形，罗马法的恢复突然取代了盛行于欧洲的日耳曼惯例法，代之以更为统一的跨国规则。[15]

推介《查士丁尼法典》的第一代学者被称为训诂者（glossators），其主要工作是重建罗马法。后续一代的学者，如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则看得更远，为寻求法律的思想基础而直抵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认为，习俗和见解需要接受人们的理性考量，并对照于更普遍的真理标准。阿奎那将这条原则，用于自己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他所建立的哲学传统，鼓励后代法律评论家不要机械复制现存法律，而要推论法律来源，以做到活学活用。[16]欧洲大学所复原的古典传统，不仅是向静态的文本寻求权威，而是对文本的涵义进行理性查询。

新兴大学培养了一批特别律师，既能解释古典文本，又掌握专门知识。教会和世俗的当局开始认为，他们需要依赖律师的专长来作出裁决，尤其是在极为重要的商业合同和产权方面。律师依次发展自己的机构利益，拒绝非专家和自私的政治派别闯入他们的专业领域。

格里高利改革之前，教会法律包括宗教会议的法令、教父的著作、教皇法令、代表教会的国王和皇帝所颁布的法令。此外，还混杂有罗马法的残余和日耳曼的惯例法。[17]随着教会等级制度的建立，教会第一次有可能权威地制定法律，凭借愈益专业的教会法律专家，将统一性注入新法典。受过法律训练的修道士格拉提安（Gratian），分析、校对、调和了数世纪以来的几千条正典（canons），再将之综合成统一的法规。这本《教会法规汇编》（Concordance of Discordant Canons）出版于1140年，洋洋洒洒一千四百页。格拉提安建立了神圣法、自然法、制定法、惯例法的法律等级制度，又设计了理性程序，以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格拉提安之后的一个世纪，教会法规得到极大扩充，涵盖了广泛的法律题目，包括刑法、家庭、财产、合同、遗嘱。[18]

天主教会通过统一教会法规的概念而取得国家属性，又通过发展行政官僚机构，而变得更像一个国家。法律学者认为，韦伯所定义的现代官僚的“职位”（office），其第一个模型是在12世纪教会等级制度中产生的。[19]现代职位的特征之一是职位和官员的分离，职位不是私人财产，执掌职位的只是领薪官员，身受所处等级制度的纪律约束；职位依功能而分，执掌职位要有技术专长。如我们所知，所有这些都是秦朝以来中国官僚制的特征，尽管有不少“职位”在后续朝代中重新家族化了。教会的叙任权从世俗政权的手中获得解放，教士独身制又得到强行的实施，自此以后，教会的官僚制特征愈益明显。例如，教会开始在12世纪早期区分教职（officium）与圣俸（beneficium）。教职人士不一定收到封建圣俸，现只是领薪的教会员工，根据自己的工作表现或被雇用，或被辞退。这些官僚开始任职于教皇秘书处（Papal Chancery），很快又变成世俗统治者秘书处的榜样。[20]

法律和现代国家的兴起

9世纪卡洛林王朝崩溃之后，权力四下分散。到格里高利改革时期，欧洲的政治秩序见证了逆转的开头。权力流向一系列的地区领袖，当地方领主在10世纪末纷纷建造城堡时，又受到进一步的分割。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生产和军事的单位，以领主的城堡和土地为中心——变成整个欧洲的统治来源。这个系统之上又出现几家王室，如以法兰西岛（Île de France）为中心的卡佩家族（Capetians）、征服英国和意大利南部的各式诺曼男爵。他们只是比对手拥有更多土地，遂变成新型领土国家的核心。

格里高利的改革不仅向领土国家提供了官僚和法律的榜样，并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建制。世俗统治者负责领土内的和平和秩序，并提供规则以促进新兴商业。这导致了独特法律领域的形成，分别与封建、庄园、城市、长途贸易有关。哈罗德·伯尔曼认为，法律形式的多样化激发了司法辖区之间的竞争和革新，从而促进自由在欧洲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独立城市的兴起，它的自由人口和对外贸的依赖，刺激了对商业法律的新型需求。[21]

教会在建制上趋向独立，更刺激了封建社会其他领域的集团组织。在11世纪，主教杰拉德·德·坎布雷（Gérard de Cambrai）和主教阿尔德贝隆·德·拉昂（Aldabéron de Laon）创立社会等级一分为三的原则：贵族、神职人士、平民——即打仗者、祈祷者、支持前两者的劳作者。这些功能组织与地域没有关系，其为三个代表阶层的形成打下意识形态的基础。统治者定期召集各代表阶层，以批准征税和讨论国家大事。如后续章节所显示的，欧洲国家今后发展的是负责制政府还是专制政府，将取决于这些阶层能否顶住中央君主的压力。[22]

欧洲国家建设的特征之一，是很早就非常依赖法律。法律在国家制度成长方面，既是动机，又是过程。专家习惯于认为，战争和暴力是欧洲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这在早期现代肯定没错，其时，专制主义的兴起与军事动员的财政需求休戚相关。但在中世纪，国家获得合法性和权威，靠的是分配正义的能力，其早期机构多为执法部门。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非英国莫属。21世纪初，我们习惯把英国及其衍生品美国，当作盎格鲁—萨克逊经济自由主义的家园，把法国当作中央集权政府的诞生地。然而在14世纪之前，这正好恰恰相反。所有的欧洲政治体中，英国国家是最集中最强大的，其基础就是国王法庭，以及它向全国提供正义的职能。到1200年，它已拥有常设机构，配置以专业或半专业官员。它颁布法令规定，与土地权有关的案例，一定要得到国王法庭的命令方可成立。它还向全国征税。[23]中央权力的证据就在《末日书》（Domesday Book，即《土地调查清册》），它的编纂在诺曼征服后不久，核查了国内每一郡的居民。[24]

当时已有了英格兰国家身份的雏形。1215年男爵们在兰尼米德（Runnymede）对抗国王约翰，强行施加《大宪章》（Magna Carta）。他们这样做，不是作为只想为自己争取豁免权的军阀。他们期待统一的中央政府，通过国王法庭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在这一点上，他们把自己当作更大社区的代表。[25]相比之下，法国其时比较分散，各地区之间有重要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国王筹集税赋，只能在法兰西岛周围的自己领地。

中世纪教会为法治树立先例

天主教会在12世纪成为现代官僚机构，并颁布统一连贯的教会法规，但这离现代法治还很远。法治牢固的发达国家，向政府统治提供合法性的通常是书面宪法。但这套法律并不起源于宗教权威，事实上很多宪法规定，在牵涉宗教的道德问题上必须维持政治的中立。现代宪法的合法性来自某种民主的批准程序。这套法律可被看作扎根于永恒或普遍的原则之中，在亚伯拉罕·林肯看来，美国宪法就是一例。[26]但多数现代宪法对其合法性的最终来源都有点隐约其词。[27]从实用角度看，那些原则的解释仍然取决于政治上的争论。到最后，借民主取得合法性的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其权力仍然要受制于借民主取得合法性的宪法。后者取决于更严格的社会共识，如某种形式的超多数选举。在最近发展中，各国政府也要受制于跨国法律机构，如欧洲人权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和国际战犯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不过，与国家层次的法庭相比，它们的合法基础比较暧昧。[28]包括以色列和印度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宗教法庭仍在家庭法上享有司法权。但这只是例外，宗教权威不得参与法律制度是普遍规则。

那么，为何要说基于宗教的法律为现代法治奠下了基石？

宗教权威的分开存在，使统治者倾向于承认，自己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弗雷德里克·梅特兰坚信，没有一位英国国王认为自己高于法律。但这不适用于任何一位中国皇帝，因为没有一条法律是他们承认的，除非是自己的金口玉言。在这方面，像印度的拉贾和刹帝利、阿拉伯和土耳其的苏丹，基督教君主同意自己身处法律之下。

在每个实行以宗教为基础的法律的社会中，政治统治者都制定法律，试图侵入宗教法律的领域。在许多情况中这种侵入是必要的，因为有很多方面宗教法律不敷使用，但最危险的侵入是针对原则的。早期现代欧洲的重要政治斗争（将在后续章节中作详细说明）涉及崛起的君主，他们凭借新颖的主权原则，将自己置于等级制度的顶部，以取代上帝。这些国王像中国皇帝，声称自己可单独制作法律，不受既存法律、习俗和宗教的束缚。成功抵制这些声称，重申法律的至高无上，那就是现代法治兴起的故事。法律本身可能还不够，所以又从宗教传统那里获得圣洁、自治和连贯性，从而更易实行这种抵制。

法律体现有关正义规则的广泛社会共识，如果明白这一点，那么中世纪法治和现代法治之间的中断，与其说是实质性的，倒不如说是表面上的。这也是哈耶克所说的法律早于立法的涵义。在12世纪的宗教年代，或在同时期的穆斯林或印度世界，社会共识往往通过宗教表述出来。与今天相比，那时宗教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宗教法律不是从外空掉入社会的，一开始可能伴随暴力和征服而至，再与社会共同进化，渐渐演变成本土的道德规则。[29]当时，宗教和世俗的领域互不分离，阐明社会共识就不得不使用宗教语言。在宗教扮演较为局限角色的今天，无可避免地，必须通过其他途径来确定社会共识，譬如通过民主选举。无论用宗教语言还是世俗语言，法律始终是广泛分享的正义规则的表述。

12世纪浮现的宗教法律，对现代法治施加了重大影响，它帮助促进了法律的建制化和理性化。法治若要存在，光是建立统治者服从法律的理论原则还不够。还要有体现有关法律的具体机构，并取得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程度的自治，否则就很难控制国家的随心所欲。此外，如果法律不是一套连贯和清晰的规则，就不能限制行政权力。宪法上的分权，必须依靠一个切实的法律体系，该体系掌控自己的用人和晋升，设立自己的专业标准，训练自己的律师和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享有不受行政机构干涉的真正权力。英国国王负责创建了以国王法庭为终极权威的普通法，他也将大量权力下放给法官，允许法律专业的茁壮成长，其就业和收入并不完全依赖国家。在欧洲大陆，查士丁尼的民法传统，意味着较为集中的法律诠释，但也有自治的法律专业的平行成长——事实上，出现了多种法律的多门专业。两种情形中，西方法律的理性化程度都要大于印度或穆斯林逊尼派。后两种传统文明中，没有涌现像修道士格拉提安那样的人，将整套既存的宗教法令统一连贯起来。

西欧出现的法律传统明显不同于东正教。影响后来政治发展的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西方基督教所采用的特别制度。东正教的主教继续接受皇帝或本地统治者的任命，教会在总体上也从没宣告自己的独立。不像西方的教会，东正教从未丧失罗马法的传统，也从未宣称法律有高于拜占庭皇帝的至上地位。

法治的涌现是构成现代政治发展的三大组件中第二个。跟确定欧洲脱离部落或亲戚社会组织的过渡时间一样，法治出现的时间也需要再往前提，其远远早于早期现代时期——至少要提到到12世纪。这也点出了本卷的中心主题，即现代化的不同组件，并不全是某种一揽子解释的一部分，它们并非都是伴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而来的。独立城市和新兴贸易的需求，促使了现代商业法律的发展。但法治一开始不是经济力量的产品，而是宗教产品。所以，作为经济现代化关键的两个基本制度——可以自由选择个人的社会关系和财产关系，透明预知的法律为政治统治设限——都是前现代中世纪教会所创造的。只是到了后来，这些制度证明在经济范围内也相当有用。

[1] Norman E Cantor，《中世纪的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Middle Ages）修订版（纽约：哈珀出版社，1993年），86—87页。

[2] 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91页。

[3] 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88页。

[4] 9世纪晚期，弗兰克神职人士已开始主张，基督教国王从上帝那里获得统治权，像“上帝的教士”。他们试图取消国王的宗教权威，即以前查理大帝等所享受的，只让教会享有宗教合法性。教士和主教的政治介入造成高度腐败，在10世纪和11世纪激起一系列改革运动。最早的是以法国南部克吕尼（Cluny）修道院命名的克吕尼运动，。它将欧洲志趣相投的修道院第一次组成统一的等级秩序。该运动促进上帝的和平，敦促基督徒对教士、圣地朝拜者、商人、犹太人、女人、农民勿施暴力或战争。Wilfred L. Warren，《诺曼和安茹的英国统治，1086—1272年》（The Governance of Norman and Angevin England, 1086-1272）（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7年），15—16页。

[5]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 Norman E. Cantor，《中世纪的文明》，249—265页。

[6] 这种情形遭到的抨击，不仅在克吕尼运动中，还在红衣主教亨伯特（Humbert of Moyenmoutier）所写的《反对圣职买卖三书》（Three Books Against the Simoniacs）等著作中。该书出版于格里高利七世担任教皇之前的1058年，强烈谴责神职的买卖。James R. Sweeney，《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Review of Harold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载《法律与宗教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第2卷，第1期（1984年）：201页。

[7] 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89—90页。

[8] 这里有先例，教皇哲拉修一世（Gelasius I）曾将君士坦丁堡的牧首逐出教会，因为后者太屈从当地皇帝。参见Norman E. Cantor，《中世纪的文明》，86页。

[9]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21—22页。

[10] Harold J. Berman，《信念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调和》（Faith and Order: The Reconciliation of Law and Religion）（亚特兰大：学者出版社，1993年），40页。

[11] 罗马法律创发于罗马共和国晚期，创发者称作法学家（jurisconsult）。他们是法律专家，可谓现代法官的先驱。罗马法典在拜占庭帝国仍获使用，但数世纪以来，其权威文本失传于西欧的大部。Norman E. Cantor，《中世纪的文明》，125—126页。

[12] Mary Ann Glendon，Michael W. Gordon和Paolo G. Carozza，《法律传统的比较》（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西部出版社，1999年），19页。《查士丁尼法典》的功劳，就是精简了庞杂的古代罗马法律，并使之连贯统一。参见Martin M. Shapiro，《法庭：基于比较和政治的分析》，128—130页。

[13] 大学提供了新式的教学模式。相对富有的学生通过交费来资助教授，他们对教学的方法和内容的控制，当会引起对教授不满的后代学生的艳羡。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123—127页。

[14]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25—26页；Mary Ann Glendon，Michael W Gordon和Paolo G. Carozza，《法律传统的比较》，25页。

[15] Martin M. Shapiro，《法庭：基于比较和政治的分析》，131页。

[16] Mary Ann Glendon，Michael W Gordon和Paolo G. Carozza，《法律传统的比较》，24页。

[17] Mary Ann Glendon，Michael W Gordon和Paolo G. Carozza，《法律传统的比较》，22—23页。

[18] Harold J. Berman，《西方法律中的宗教基础：历史透视》（Religious Foundations of Law in the West: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载《法律与宗教杂志》第1卷，第1期（1983年）：9页。

[19] Udo Wolter，《作为现代行政原型的中世纪教法中的神职》（The officium in Medieval Ecclesiastical Law as a Prototype of Modern Administration），载Padoa-Schioppa，《立法与正义》，31页。

[20]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34页。

[21] 参见Harold J. Berman，《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的错误前提》（Some False Premises of Max Weber’s Sociology of Law），载Harold J. Berman，《信念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调和》，244—250页。

[22]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早期现代的欧洲国家建设与政权》（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53—54页。

[23]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42—43页。

[24] 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The Paradox of Taxation），载Philip T. Hoffman和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Fiscal Crises,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15页。

[25]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46页。

[26] 林肯在与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的辨论中主张，宪法的基础是《独立宣言》明确列出的平等原则，这限制了多数派迫使他人成为奴隶的能力，即使多数派是民主合法选出的。相比之下，道格拉斯认为，没有比民主更高的原则，可以用来裁决此类问题。参见Harry V. Jaffa，《分家危机：解说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Crisis of the House Divide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ncoln-Douglas Debates）（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

[27] 现代宪法提到普世原则，像天赋权利或人权，需要民主的批准。但它并没解说，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应该如何调和。

[28] 参见Tom Ginsburg，《引论：国会主权的式微和垮台》（Introducti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载Tom Ginsburg编，《评新兴民主国家中的司法：亚洲案例中的宪法法庭》（Judicial Review in New Democracies: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Asian Case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

[29] 例如基督信仰是通过征服和暴力强加于西半球本土居民的。在拥有大量本土人口的国家内，如墨西哥和秘鲁，现代天主教只是基督教和异教的实践混合，如亡灵节（the Day of the Dead）的庆祝。尽管如此，把它们当作历史上的天主教国家仍不无道理。

第19章

国家变为教会

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发展，但在中国缺席；中东世俗和宗教的当局有效分享权力；前现代中东政权遵守产权；穆斯林乌里玛不能以基督教会的方式制衡国家权力；当代阿拉伯世界没有法治；现代法治的比较

在中国，宗教并不反映社会和文化的共识，毋宁说是社会抗议的手段。这体现在汉朝的道教、唐朝的佛教、19世纪受基督教影响的太平天国等。中国的国家轻易掌控各式祭司团体，从不承认比国家本身更高的宗教权威。

所以，中国没有基于宗教的法治的历史基础。中国的传统以法家思想为基石，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律主要是制定法（positive law），也就是皇帝所颁布的王法。秦、汉、隋、唐、明等朝都出版了重要法典，很多篇幅只是各式违法的处罚表。7至8世纪陆续颁布的《唐律》，不提法律的神圣来源，只说法律是世俗统治者所制作的，以控制百姓的行止和避免自然和社会的失衡。[1]

印度则完全不同，与印度国家形成同期或稍早的婆罗门教，规定政治/武士阶层——刹帝利——必须从属于祭司阶层的婆罗门。印度宗教以四大社会阶层的瓦尔纳为基础，印度统治者必须向身处顶端的祭司取得合法性和社会支持。所以，法律深深植根于宗教，而非政治。最早的法律文本《法论》（Dharmasastras），不是像中国那样的皇帝法令，而是宗教权威所写下的文本。[2]印度后来的法律发展有点像英国的普通法，没有严格遵循这些法律文本，反而依据判例，并把班智达（panditas，精通宗教典籍的学者）所创造的先例前后连接。[3]执行裁决的经常是婆罗门，而不是政治当局，不允许分开的世俗领域来制订规则。法律有很多哈耶克提及的特征，通常是不可更改的，除非能找到与当前法律有关的更古老先例。[4]独立后，印度议会试图修改婚姻和离婚的法律，据称有名保守印度人这样说：“议会的权力不可推翻经典（Shastras）的命令，那是上帝说的话，由圣人（Rishis）为我们抄录下的。印度人不可接受经典之外的任何权威。”[5]

然而，婆罗门阶层没有组织成单一的等级制度，不能对国王和皇帝发号施令，没有印度教皇，也没有印度教会。婆罗门阶层仅代表一个网络，其成员居住在无数的村庄和城市，彼此联络而已。婆罗门内部又分出不同的迦提，由此而充满等级差别。主持国王授权仪式的婆罗门，可能不愿与主持葬礼仪式的交往。宗教权威在地方上享有极大影响，几乎每一项社会事务都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从不臣服于国家，或成为国家的雇员，但也无法凭借建制化的等级制度来采取集体行动。迦提所造成的权威碎片化，不单影响政治权力，也影响宗教权力。

中东的法治

除了印度和欧洲，出现法治的另一个世界文明是伊斯兰教的中东。今天，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的很多人都知道，那里的很多政权是残酷的独裁专制政府，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内，不受任何更高法律或正义的约束。[6]西方人通常认为，教会和国家的交融合一是伊斯兰教的本质，对基督教欧洲来说，才是天方夜谭。伊朗1979年革命后所建立的神权政府，只是返回传统的穆斯林统治。但这一切都不准确。

现代穆斯林独裁专制政府的出现是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个偶然就是该地区与西方的碰撞对峙，以及之后向现代性的过渡。在基督教的欧洲，政治和宗教的权力经常联合起来。在穆斯林世界，它们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倒是有效隔离的。法律在穆斯林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与在基督教领土上的完全相同：制衡政治统治者的随心所欲——虽然较弱。法治是穆斯林文明的基础，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定义着这一文明。

让我们总结一下法律在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的社会作用的相同之处。在这两个传统中，法律都植根于宗教，只有一位上帝，行使普世的司法权，是所有真理和正义的源泉。这两个传统，再加上犹太教，都深深倚靠宗教的经典，其基本社会规则很早就被编纂成书。在伊斯兰教中，这些规则不仅是神圣的《古兰经》，还有圣行（sunna）和圣训（hadith），后者是穆罕默德生前的故事和训话，可作人们行为的指针。但这些规则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中又是模棱不定的，必须拜托专门的教士阶层——基督教中的牧师和伊斯兰教中的乌里玛（宗教学者）。在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法律并不像中国那样出自政治权力，而是来自对政治当局享有统治权的上帝。穆罕默德生前可能已是部落的统治者，但在阿拉伯伙伴的眼中，他的权威并不在他所指挥的军队，而在他是上帝启示的使者。

跟穆罕默德一样，最初几位哈里发集宗教和政治的权力于一身，这在倭马亚朝代始终如此。该朝代结束时，政治和哈里发的权力才开始分隔。其时，倭马亚王子逃离阿拔斯王朝，在西班牙建立了分立的西方哈里发政权。阿拉伯帝国的不同省份，随着岁月的消逝而逐一分离出去，哈里发的权力只达首都巴格达和周边地区，甚至变成掌权军事指挥官的傀儡。[7]法蒂玛王朝（Fatimids）先后在突尼斯和埃及分别建立分立的哈里发政权。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从没获得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的承认。哈里发可以宣称享有普遍的精神权威，但其真正的司法权非常有限。

到了11世纪，哈里发和在领土中行使政治权力的人分享权力。真正的掌权者——世俗君主——披上了“埃米尔中的埃米尔”的头衔。通过立法上的巧立名目，哈里发声称把世俗权力委托他人，以换取自己在狭窄宗教事务中的权威。[8]中世纪伊斯兰教法律学者艾布·哈桑·马沃尔迪（Abu al-Hasan al-Mawardi）解说这是合法的，因为哈里发通过代理人仍在行使世俗的权力，真相恰恰相反，哈里发只是埃米尔的傀儡。[9]伊斯兰教的世界实质上是政教合一，而不是神权。世俗统治者掌控权力，请哈里发和乌里玛来到自己领土，帮助管理伊斯兰教法。[10]

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中所缺乏的，恰好是哈里发和乌里玛脱离政治，发展成为分立的单独机构，享有分明的等级制度、司法权、人事权。也就是说，没能建成单独的穆斯林“教会”，可与格里高利改革之后涌现的天主教会媲美。跟叙任权斗争之前的天主教会一样，穆斯林知识阶层只是分散的网络，由教士、法官、阅读和应用穆斯林判例的学者所组成。逊尼派的传统内，有四家主要的穆斯林法律学派，相互竞争，在哲学上各持己见，其地位起伏有赖于权力的惠顾。乌里玛一直没有形成建制化的等级制度，无法建成单独法律传统和穆斯林等级制度，以罗马教皇的方式向政治权力提出挑战。

国家与清真寺的分离

但这并不意味宗教和世俗权力之间没有功能的分离。图森·贝（Tursun Bey）写道，15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可在伊斯兰教法之外自行制定世俗法律。这套世俗法律叫作卡奴纳莫（kanunname，该词源自欧洲使用的canon law [教会法]），用于传统伊斯兰教法鞭长莫及的领域，如公共和行政的法律。所征服领土的征税和产权、发行货币、贸易管理，全靠这套世俗法律。[11]传统的伊斯兰教法主要涉及婚姻、家庭、遗产和其他私人事务，由教法专家卡迪和穆智泰希德（kadis and mujtahids）执行。他们熟谙穆斯林经典，能将这一庞杂的法典应用到特定案例，很像印度的班智达。[12]这就需要平行的两套司法建制，一个是世俗的，另一个是宗教的。卡迪应用伊斯兰教法，但其裁决必须依赖世俗当局的执法。[13]

在理论上，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世俗法律从属于伊斯兰教法，需要接受宗教权威的审阅。哈里发在理论上高于苏丹，但在实际上却依赖苏丹。同样道理，因为日益增长的商业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规则，实际上的宗教法律反而遭受排挤。等到奥斯曼法庭设立大穆夫提（grand mufti，教法说明官）一职时，宗教权威的独立受到更大限制。以前，政府从学者圈中选任教法执行官卡迪，让他们自主处置法律内容。新的大穆夫提和他的属下，现在有权就伊斯兰教法的内容，发布不受限制的意见或论断（fatwas）。土耳其愈益增加对宗教的政治控制，所走的方向与欧洲恰恰相反。[14]如果说罗马教会展示出国家特征，土耳其国家则展示出教会特征。

前现代的中东究竟在什么程度上遵守法治？如第17章所提到的，今天普遍认可的法治至少有两层分开的意义：第一，遵守产权和合同的法律，允许商业和投资的发生；第二，统治者和统治阶级自愿接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第二层意思直接影响第一层，如果社会精英不遵守法治，使用权力随意攫取弱势群体的财产，便成为巨大的诱惑。如前所述，统治者仍有可能在实践中遵守日常法治，但在理论上却有任意侵犯产权的权力。

对我们深入研究的两个中东政权来说，即埃及的马穆鲁克和土耳其的奥斯曼，第一意义中的法治作为预设条件而存在。也就是说，它们有关于财产和遗产的完善规则，允许长期的投资和可预知的商业交易。第二意义中的法治也同样存在，马穆鲁克和奥斯曼苏丹都承认，他们的权力受上帝创建的既存法律的限制。但在实践中，他们在解释法律以袒护自己私利时，仍享有相当大的余地，尤其在财政严峻时期。对税收的迫切需求，促使他们违反长期的法律规范。

但这两个案例都没有完全的现代产权，现代产权的付之阙如是否限制了穆斯林世界的经济发展，这不很清楚。[15]奥斯曼帝国拥有大量土地，分配给提供军事服务的骑士。替骑士耕种土地的农民，可把自己的使用权传给孩子。手艺人和商人等其他百姓享有私人产权，如果幸运和技术精湛，可积累大笔财富。所有传统的中东统治者，非常清楚苛捐杂税的危险，尽可能以“正义”名义予以回避。此外，他们像其他君主一样，把自己视作保护人，使平民免受贵族精英本能上的掠夺。甚至苏丹也不可越过法律。如果苏丹的骑士遵命来执行处罚，他们仍需要把被控者带到卡迪那里，以取得法律的裁决。如个人去世而未留遗嘱，财产在国家能够拿走之前必须由理论上的遗嘱执行者保管。非穆斯林的外国人过世后，其财产同样由法学家记录下来，直到继承人出现。[16]

法律如何限制传统穆斯林政府的权力，可在慈善性质的瓦克夫的作用中找到明显证据。如我们所知，掌权的奴隶军精英最初不可拥有后裔，也不可积累财产。马穆鲁克和土耳其禁卫军，首先避开规则以组织家庭，然后再设立慈善基金，安置自己孩子或亲信来运转这些基金，其收入将保证后代的生计。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统治者，让这些瓦克夫完整无缺地持续数代，但有对改动遗产的严格限制，从而束缚了它们的经济效率。[17]

如果瓦克夫限定了国家攫取私人财产的能力，它的频繁使用意味着，其他不受宗教保护的财产往往面临随意的征税。尽管不是每个国家都堪称匪寇，但如有紧急情形，所有国家都可能成为掠夺者。15世纪的切尔克斯系马穆鲁克政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陷入愈益可怕的财政困局，导致苏丹寻求火烧眉毛的计策以增加收入。他们任意提高税率，截获各种财富，导致富人寻找越来越具创意的方法来隐藏财产，不愿做任何投资。同样，奥斯曼在16世纪后半叶面临财政危机，导致税率增长，并威胁到传统产权。禁卫军职业的制度化老规矩，不得成家的禁令，都被一一放松。国家的封地不再留作军事服务的报酬，而被腐败当权人售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像基督教统治者时时觊觎修道院的财富和其他教会财产，马穆鲁克甚至也突袭瓦克夫来筹措资金。

教皇的师团

据说，斯大林曾鄙视地问：“教皇手下有多少师团？”如我所说，既然法治植根于宗教，我们可向法官和律师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他们在法治国家中部署了多少师团？他们凭什么来迫使统治者服从他们所解释的法律？

答案当然是零，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的分权只是隐喻性的。行政官拥有强制权力，可召集军队和警察来执行他（她）的意志。司法部门的权力，或身为法律监护人的宗教权威，体现在可向统治者提供合法性，以及作为社会共识保护人而获得广泛支持。格里高利七世可迫使亨利四世来卡诺莎，但实际上无法罢免这个皇帝。对此，他必须依赖军事同盟，比如嫉妒亨利四世的日耳曼君主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国王。教皇能否吸引世俗的同盟，则要依赖其事业的合法性，以及他们为自己短期利益所打的小算盘。叙任权斗争的结果是个复杂的混合体，既有物质因素，也有道德因素。最终，拥有军队和经济资源的世俗统治者，被迫与具有部分经济资源但全无强制权力的精神领袖达成妥协。教皇的权威确实存在，并不依赖他的师团。

穆斯林乌里玛的权威在于可向苏丹授予合法性，就像教皇的权威。遇上继承权的斗争，这种权威就变得非常重要。在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教和突厥部落习俗，都反对建立王朝继承的明确规则，比如长子继承权。苏丹可指定继承人，但实际的继承过程经常变成一场苏丹儿子的自由参赛，或在马穆鲁克的情况中，变成一场主要派系领袖的自由参赛。在这种情境下，乌里玛给予或保留其支持的权力就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权力斗争中的干预变得太公开，像切尔克斯系马穆鲁克时期的哈里发事件，他们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而，我们不应夸大法治在前现代穆斯林社会中的作用。在保护产权和商业上，法律的运作尚属“足够好”，但提供不了像宪法保障的东西，以对抗存心违法乱纪的统治者。大穆夫提和卡迪都是国家选择和雇用的，明显减弱了他们的自治性，全然不同于12世纪之后天主教会聘请的独立法官。奥斯曼国家从头到尾都是政教合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穆斯林学者的控制程度日益增加。

印度和伊斯兰教的法治无法幸免于西方的叩门

在变成殖民地或接受西方重大影响之前，印度和中东的法治互相之间有很多类似之处。它们都有传统的书面法律，仰承宗教权威的保护，还有数世纪宗教法官（印度的班智达和穆斯林的卡迪）所积累的判例，作为先例而被继承下来。它们的宗教法律都是正义的最终来源。至少在理论上，政治统治者获得授权或代理权来执政。

印度和中东在这一方面，与基督教欧洲的距离，远远近于这三个地区与中国的距离。它们不同于欧洲的地方，在于其宗教机构都没有脱离政治秩序。婆罗门教中从来没有教皇，穆斯林的哈里发在倭马亚王朝之后，基本上成为伊斯兰地域中执政统治者的俘虏。这两种宗教机构不能独立于政府，也就无法发展成为自主控制用人和晋升的现代等级制官僚机构。没有自治，宗教法律的机构难以对国家发挥强大制衡。宗教机构与国家相互渗透，国家本身也不能发展成单独的世俗机构。

不管是印度还是穆斯林世界，传统的法治都没能在现代化之后继续幸存，对后者来说尤属悲剧。在1772年的印度，以瓦伦·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为首的东印度公司管辖区，决定将印度的法论用于印度教徒，将伊斯兰教法用于穆斯林，将英国版本的“正义、公平、良心”的法律用于其他案例。[18]在应用“印度教法”时，英国人误解了法律在印度社会中的作用。他们相信，法论（Dharmasastra）相当于欧洲的教会法，也就是，与世俗法律相对的、纂成法典并统一适用于所有印度教徒的宗教法。如我们所知，欧洲的教会法规发展至今，经历了漫长演变，但印度法律从没有过类似的进化。它与其说是基于文本的法律，倒不如说是一套鲜活衍变的规则，接受班智达的审视，依据语境而用于印度不同区域。[19]此外，英国统治者还因阅读梵语的能力有限而跌跌撞撞。英国人起初把班智达当作法论专家使用，随着更多梵语文本译成英语，遂改持不信任和回避的态度。班智达的使用到1864年完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英国法官，全靠自己来设法解读传统的印度教法。（用于印度穆斯林的伊斯兰教法也遇上同样的中断。）[20]此时，作为活的传统的印度教法全然崩溃，到了印度共和国方才复兴，但传统的连续性已被腰斩。

穆斯林的法治传统发生更为彻底的中断。奥斯曼政府像英国人对待印度法律那样改革伊斯兰教法。它从1869年到1876年编纂了马雅拉法典（Mecelle，又译麦吉拉）。其目标是整顿伊斯兰教法，将之汇集成统一连贯的法典，以期达到1140年格拉提安整理基督教法规的效果（编按：参见本书第18章）。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削弱了乌里玛的传统社会作用。因为与灵活不定的体系相比，在严密编纂的体系中，法官作用完全不同，其重要性下跌。1877年的奥斯曼宪法将伊斯兰教法降为各种法律之一，剥夺了它赋予政权合法性的作用。接受西方法律训练的法官，逐渐取代传统学者阶层。凯末尔（Kemal Ataturk）和土耳其共和国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废除伊斯兰王朝，以世俗民族主义取代土耳其国家的伊斯兰基础。[21]阿拉伯人从不接受马雅拉法典的完全合法性，随着奥斯曼和青年土耳其党人等运动的展开，认同感的分裂日益增强。独立之后，他们发现自己陷于尴尬境地，一边是已简化的传统伊斯兰教法，另一边是殖民者带来的西方法律。

从殖民地走到独立之后，印度和阿拉伯的途径分道扬镳。印度共和国建立了宪法秩序，行政权力接受法律和立法选举的限制。独立后的印度法律一直都其貌不扬——像是现代和传统法律的拼凑物，以讲究程序和慢条斯理而声名狼藉。但它至少是一套法律，除了20世纪70年代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布的短暂紧急状态，印度领袖愿意在它的约束下运作。

阿拉伯世界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殖民当局，其安插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的传统君主，很快被世俗的民族主义军官所取代。后者继而组织强大的中央政府，不受立法机关和法庭的限制。在这些政权当中，乌里玛的传统作用均遭废除，换成来自行政机构的“现代化”法律。唯一例外是沙特阿拉伯，它从没沦为殖民地，维持新原教旨主义（neofundamentalist）的政权，其行政权力受到瓦哈比派（Wahhabi）宗教机构的制衡。很多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阿拉伯政权，蜕化成压制性的独裁，无法为国民提供经济增长或人身自由。

法律学者挪亚·费尔德曼（Noah Feldman）认为，21世纪早期的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重新兴起，人们纷纷要求返回伊斯兰教法，既不满意当代威权政府的无法无天，又在怀念行政权力曾经尊崇法律的旧时代。他声称，回到伊斯兰教法的呼吁，与其说是反拨时钟，倒退回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倒不如说是在祈求政治权力遵守规则的平衡社会。反复诉求“正义”，甚至融入很多伊斯兰政党的名字。这不是在追求社会平等，而是在追求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现代的强大国家，如果没有法治或负责制的制衡，能够成功实施完完全全的暴政。[22]

现代伊斯兰主义者能否建成接受法治制衡的民主政权？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1979年革命后，伊朗伊斯兰教共和国的经验差强人意。自从19世纪以来，什叶派的伊朗一直拥有组织良好的神职等级制度，胜过逊尼派世界中任何其他组织。它在霍梅尼（Khomeini）阿亚图拉的领导下，夺取伊朗政权，建起真正的神权国家，政府部门都受神职人员的控制。该国发展成为神职的独裁政府，监禁和杀害政治对手，为达目的甘愿徇私枉法。

在理论上，伊朗共和国1979年宪法可以是温和、民主、守法国家的基础。它允许立法机关和总统的选举，但要接受限制。限制来自一名非民选的最高领袖，以及代表上帝的高级神职人员所组成的监督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此类安排不一定是“中世纪”或前现代的。马克斯·韦伯认为是现代理性国家典型的德意志帝国（Wilhelmine Germany），其宪法规定要有民选的立法机关，但受非民选的恺撒的制衡。如果伊朗的最高领袖或监督委员会，把自己当作高级的传统乌里玛，享有类似最高法院的权威，不时宣布民选伊斯兰会议（Majlis）的立法不符伊斯兰教法，那么将之称作新式的伊斯兰教的法治，这还有一点道理。然而，1979年宪法赋予最高领袖的，不仅是司法权，更是实质性的行政权。他控制伊斯兰教革命卫队军团和民兵（Basij），主动干涉让选举候选人丧失资格，操纵选举以制造有利结局。[23]像俾斯麦（Bismarck）宪法，或模拟它的日本明治宪法，伊朗宪法特地保留部分行政权力，不是给皇帝，而是给神职等级制度。与在日本和德国发生的情形一样，这种行政权力使人堕落，军队因此而加强对知识阶层的控制，恰恰与宪法所规定的相反。

国家建设旨在集权，法治却在一旁掣肘。 因此，法治发展将遭遇政治竞争，并受制于特殊参与者的政治利益，如早期英王、雄心勃勃的教皇、要求回到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反对派。欧洲法治的基础始建于12世纪，其最终巩固还得有赖数世纪的政治斗争。后来，法治的故事开始与负责制政府兴起的故事水乳交融，因为负责制政府的倡导者不但要求民主选举，还要求行政部门遵守法律。我将在第27章再次讨论这个故事。

西欧的法治为何较强

过渡到现代化之前，法治便存在于中世纪的欧洲、中东、印度。这些社会的统治者承认，必须在并非由自己创造的法律下过活。然而，限制他们行为的实际程度，不仅取决于理论上的认可，还要依赖立法和执法的建制化状况。要想让法律对统治者构成更为有效的约束，需要某些特定的条件：它被编纂成权威的文本；法律的内容不由政治当局而由法律专家来确定；最后，法律被有别于政治等级的建制性秩序所保护，拥有自己的资源和任免权。

与中东或印度相比，西欧的法治获得更大程度的建制化。这与其说是宗教思想的缘故，倒不如说是欧洲发展中历史性的偶然情势所致，因为东正教就从未有过类似的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权力的极端分裂，给了教会极大的机遇。这导致了颇不寻常的情形：法治得以在欧洲社会中生根发芽，不但早于民主和负责制政府的出现，而且早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这在建制化法律的方方面面都是昭然若揭的。

编纂

印度的“吠陀本集”口传心授，到后期方才写成文字。明显不同的是一神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很早就开始以权威的经典为基础。他们都被称作“圣书上的民族”。但只有在西欧，混乱的文本、法令、解释和评论被梳理成逻辑统一的整体。在穆斯林、印度和东正教的传统中，找不到《查士丁尼法典》和格拉提安的《教会法规》的等同物。

法律专业化

在这一方面，基督教与其他传统基本上大同小异，大家都培养了解释和执行法律的专家。只是法律教育在先进大学系统中获得的开发和正规化，西欧要胜过其他地方。

机构自治

按照亨廷顿的分类，自治是机构发展的典型特征。在这一方面，跟其他地方相比，西方法律获得更多进展。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类似格里高利改革和叙任权斗争的经历。其时，整个基督教会机构都投入与世俗统治者的持久政治冲突，造成势均力敌的僵局。最后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确保教会作为一个机构的自治地位，并大大鼓励它发展自己的官僚机构和正式规则。

所以在前现代，与中东、印度和东正教相比，西欧的法治对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实施了更为强大的制衡。就后来自由制度的发展而言，这个意义重大。

欧洲的法治得以存活下来，尽管它的合法性基础在向现代化的过渡中发生了变化。这是内部有机发展的结果，宗教改革破坏了教会权威，启蒙运动的世俗思想又腐蚀了当时的宗教信念。基于国王、民族或人民的新主权思想，开始取代上帝的主权，而变成法律合法性的基础。许多评论家指出，西方法治比现代民主足足早了数个世纪，所以18世纪的普鲁士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Rechtsstaat），在人民主权原则获得承认之前，已在制衡行政权力。到19世纪的晚期，民主思想获得合法性，法律越来越被视为民主社会的正面措施。此时，法治所造成的习惯已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文明生活与法律共存的观念、强大自治的法律机构的存在、资本主义繁荣经济的需求，合在一起加强了法治，尽管其合法性的基础已有变更。

我反复强调，一个没有法治的伟大世界文明是中国。中国皇帝当然有能力实施暴政，如秦始皇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基础创建大一统国家。然而，中国历代皇朝并不以严酷统治著称。在有关产权、征税及为重塑传统社会风俗而行干预的程度上，中国国家遵守明确的限制。如果这些限制不是来自法律，那源头到底是什么？作为成熟的农业社会，中国如何治理？这是下面两章的主题。

[1] John W. Head，《法典、文化、混乱和冠军：中国、欧洲和北美法律编订的共同特征》（Codes, Cultures, Chaos, and Champions: Common Features of Legal Codification Experiences in China,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载《杜克大学国际比较法律杂志》（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第13卷，第1期（2003年）：1—38页。另请参阅Martin M. Shapiro，《法庭：基于比较和政治的分析》，169—181页。

[2]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J. Duncan M. Derrett，《印度的宗教、法律与国家》（Religion, Law, and the State in India）（伦敦：Faber出版社，1968年），第3章，第4章。

[3] 参见Richard W. Lariviere，《司法与班智达：古印度法论当代读本所闹的笑话》（Justices and Panditas: Some Ironies in Contemporary Readings of the Hindu Legal Past），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48卷，第4期（1989年）：757—769页。

[4] J. Duncan M. Derrett，《印度法律史》（History of Indian Law[Dharmasastra]）（莱顿：E. J. Brill出版社，1973年）。

[5] Richard W. Lariviere，《司法与班智达》，763—764页。

[6] Alfred C. Stepan和Graeme B. Robertson提到，自由民主制的真正缺席与其说在穆斯林世界，倒不如说在阿拉伯世界。参见Alfred C. Stepan和Graeme B. Robertson，《阿拉伯的民主空白超过穆斯林》（An“Arab” More Than a“Muslim” Democracy Gap），载《民主杂志》第14卷，第3期（2003年）：30—44页。

[7] 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165—166页。

[8] 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168页。

[9] Noah Feldman，《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衰》（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Islamic Stat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37—38页。

[10] 哈里发如果牵涉政治太深，其权力的受限便变得愈益明显。伯海里系马穆鲁克苏丹国，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从巴格达调到开罗。后者因此在赋予马穆鲁克合法性一事上，只得扮演次要的角色。到苏丹国的末期，穆泰瓦基勒三世（al-Mutawakkil Ⅲ）卷入反对切尔克斯人的密谋，为此而被罢黜，过后又获复位。他的儿子穆斯泰因（al-Mustain）当上哈里发，先受埃米尔的利用，后被罢黜。另一继任者嘎伊姆（al-Qaim），也因参与尝试的政变而遭罢黜。Jean-Claude Garcin，《切尔克斯系马穆鲁克政权》，载Carl E. Petry编，《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

[11]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70页。

[12] Wael B. Hallaq，《伊斯兰教法律的起源和演化》（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slamic Law）（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75—80页。马克斯·韦伯确定，卡迪坐在市场上，提供完全主观的裁决，无须参考正式的规则或规范。在韦伯的法律分类体系中，它是实质非理性的原型。但在实际上，法学家仍以判例和先例为基础，其方式无异于欧洲法官。欧洲的教法和世俗法，在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改革之后，经历了综合化和系统化。但穆斯林法律没有经受同样历程，它的不严密明显助长了个别法官的滥用权柄。参见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75页；Max Rheinstein为《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一书写的《导言》（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xlviii页。

[13] Albert H. Lybyer，《苏莱曼一世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36—37页。

[14] Noah Feldman，《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衰》，50—52页。时至今日，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仍严格控制穆斯林宗教机构。

[15] “有效约束（Binding constraint）”引自Dani Rodrik Ricardo Hausmann和Andres Ve lasco，《增长的诊断》（Growth Diagnostics），载Narcís Serra和Joseph E. Stiglitz编，《华盛顿共识再思考》（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穆斯林世界，除了不牢靠的产权，还有许多阻止经济持续增长的其他约束。最重要的也许是知识阶层不愿投入有关社会制度的公开讨论，尤其是在17世纪末与萨法维王朝（Safavids）发生冲突之后，西方国家仍在继续超前。关于伊斯兰教与经济落后的关联，参见Timur Kuran，《伊斯兰教与钱魔：伊斯兰教的经济困境》（Islam and Mammon: The Economic Predicaments of Islamism）（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年），128—147页。

[16]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75页。

[17] Timur Kuran，《伊斯兰教法律有关公益的条款：伊斯兰慈善事业瓦克夫的起源、影响与局限》（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Under Islamic Law: Origins, Impact and Limitations of the Waqf System），载《法律与社会》第35卷（2001年）：841—987页。

[18] J. Duncan M. Derrett，《印度法律史》，2—3页。

[19] John W. Head，《法典、文化、混乱与冠军：中国、欧洲与北美法律编订的共同特征》，758—760页。

[20] Muhammad Qasim Zaman，《当代伊斯兰教中的乌里玛：变化的监护人》（The Ulama in Contemporary Islam: Custodians of Chang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21—31页。

[21] Noah Feldman，《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衰》，62—68页。

[22] Noah Feldman，《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衰》，111—117页。

[23] Shaul Bakhash，《阿亚图拉的统治：伊朗与伊斯兰革命》（Reign of the Ayatollahs: Iran and the Islamic Revolution）（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4年）。

第20章

东方专制主义

唐朝之后，现代国家重获巩固；女皇帝武则天的篡位和从中透露出的中国政治制度；天命和政治合法性在王朝中国的确立

在王朝中国，没有皇帝承认法律权威的至高无上，法律只是皇帝自己颁布的制定法。换言之，没有对皇帝权力的司法制衡，遂给暴政留下充分余地。

对中国政治制度而言，这至少提出四个基本问题。第一，缺乏法治给政治带来的影响。西方有悠久的传统，把中国列作“东方专制主义”。这种想法是出于无知、傲慢和欧洲中心主义吗？或者，中国皇帝的确比西欧的君主掌握更大权力？

第二，中国制度中的合法性来自何方？中国历史充满无数起义、篡位、内战和改朝换代的尝试。然而，中国人始终返回平衡，让他们的君主掌控巨大权力，这样做的原因何在？

第三，尽管存在着周期性的皇权专制，中国统治者为何没有尽量行使理论上所享有的权力？虽然没有法律，他们的权力仍有实实在在的制衡；中国历史上有很长时期，皇帝主持稳定和守序的政体，没有肆意侵犯百姓的日常权益。还有很多时期，皇帝确实很弱，无法在刁蛮社会中强制执行规则。在传统中国，究竟什么在设置国家权力的真正极限？

最后，就仁政的性质而言，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何种教训？中国人发明了现代国家，但阻止不了国家的重新家族化。中国王朝历史的后续世纪就是一段持久的斗争史，防止这些制度的衰退，抵制权贵为自己和家庭谋求特权的权力家族化。什么力量促进政治衰败，以及它的逆转？

我将尝试在本章解答头两个问题，以下一章解答后两个。但首先得概述一下从唐朝到明朝的中国历史。

唐宋过渡之后的中国现代化

我最后一次讨论中国是在第9章。从3世纪到6世纪，中国经历了三百年的政治衰败。我们追踪它的发展，直到隋唐的重新统一。我提到，秦汉时期就已到位的现代国家制度，遭受严重的崩溃，政府重又家族化。汉朝之后的继承国，多半由贵族家庭掌控，他们将亲戚安插在主要职位，竞相攫取更多权力。重新统一中国的隋唐两朝的创始人，杨坚和李渊，都出自这个阶层。前者来自北周重要的贵族家庭，后者来自中国西北部的李氏望族，曾被封为唐国公。[1]像大部分继承国，隋朝和唐朝早期都操纵在贵族手中，他们官居要职，统帅军队，掌控地方政权。这个精英由北方军事贵族组成，其成员与鲜卑等野蛮血统进行广泛的通婚。605年重新建立的科举制度，只是敷衍了事，在招纳非精英进入仕途上乏善可陈。[2]

唐朝持续近三百年，但在后期非常不稳定（请看表2的朝代排列）。从7世纪中期“邪恶”皇后武则天崛起开始，贵族精英杀死很多自己的同伴。到8世纪中期，帝国东北边境上的粟特—突厥（Soghdian-Turkish）将军安禄山发动叛乱，唐朝皇帝和太子不得不在深更半夜朝不同方向逃出首都长安。叛乱在八年后终告平息，但帝国中心区域的内战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损失和经济衰退。帝国再也没有获得全盘恢复，权力流失到愈益自治的边境节度使。中国政治制度始终保持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但从此时开始像罗马帝国，强悍的将军将辖下的藩镇当作权力基础，追求自己的政治前程。唐朝最终在1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崩溃于叛乱和内战，北方出现军人掌权的五个短命朝代，南方则看到十个王国你方唱罢我登场。

表2. 后期中国朝代

尽管有将近五十年的中断，中央国家的合法性在唐朝末年仍然获得广泛的认同，以致将领之一的赵匡胤在960年重新统一中国，以太祖皇帝的名号开创宋朝。在很多方面，宋朝在文化思想上是最多产丰饶的朝代。佛教和道教在隋唐两朝广受中国百姓和精英的欢迎，而儒家在北宋期间得到巨大的复兴，夺回不少信徒。宋明理学是一次强大的思想运动，波及邻国的朝鲜和日本，大大影响了整个东亚的思想文化生活。[3]

同时，中国开始承受一系列来自北方部落的入侵，他们得以占领大片领土，最终竟是整个国家。[4]边患始于契丹，它是蒙古边界的一个突厥—蒙古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庞大的辽国，夺得汉族聚居的燕云十六州。党项人在辽国西边创建了西夏，包括前几朝已受中国控制的边界地区。下一个出现的是来自东北的女真部落（满族的老祖宗），它击溃辽国，并把契丹赶到中亚。（他们向西逃得很远，竟然碰上俄罗斯人。自此，后者把所有中国人都叫作契丹斯基Kitaiskiy。）1127年，女真人洗劫宋朝首都开封，囚禁刚退位的皇帝和其儿子，迫使宋朝播迁南方，开创南宋朝代。女真人的金国在最旺盛时控制大约中国的三分之一，直到1234年败于另一入侵的游牧民族蒙古人。[5]占领中国北部之后，忽必烈可汗率领的蒙古军向西南发起进攻，一举占领整个中国。1279年，蒙古军追逐南宋朝廷到广东沿海小岛的崖山。在蒙古军的团团包围下，数千朝臣自悬崖跳入海中自尽[6]，忽必烈可汗成为新创元朝的第一任皇帝。元朝统治者最终在1368年的民族起义中遭到驱逐，为本土的明朝所取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持久战争激发了愈演愈烈的建国举措，宋朝时的外敌入侵，却没对中国政治秩序发挥类似的作用。尽管有北宋兴起的理学派的辉煌成就，这仍是一段相当令人沮丧的时期，中国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阻止了政权对迫在眉睫的边患作出充分准备。军事压力来自社会发展程度远远低于中国的游牧民族，反而成为骄傲自满的理由。在当时的人类历史节点上，国家层次的社会与组成灵活骑兵的部落民族对峙，并不一定因先进的政治发展而取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如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中国、中东和欧洲，因为邻接中亚辽阔的大草原，而遭遇周而复始的衰落—野蛮人征服—文明复苏。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一旦征服中国领土后，最终都采用中国制度，走后也没留下重要的政治遗产。只有欧洲先进“野蛮人”前来征服，方才刺激中国政治制度酝酿更为根本的改革。

从隋朝开国的581年到12世纪的宋朝晚期，中国最普遍的政治发展之一是家族政府的逆转，中央集权得以复原到西汉的古典官僚制。到结束时，中国政府已不再受贵族家庭小圈子的控制，治理国家的是从社会广泛阶层招纳来的士绅精英。官僚作为儒家价值的监护人，其道德节操获得修复，并为14世纪明朝的可观政府打下基础。中国人口在这段时期急剧增加，到1000年已有五千九百万，到1300年更高达一亿。[7]中国开发南方的大片边境地区后，其领土也扩充到几近今日的版图。在这巨大的疆域上，随着运河和道路的建造，商业和通信获得实质性的增长。尽管疆域辽阔，中国还是发明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设定规则，征收税赋。统治如此广阔领土的欧洲国家，还要再等五百年。

中国建立（或重建）较为现代的政治制度，不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与西方接触之后，而是在唐宋之间的过渡期，这一见解首先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新闻记者兼学者的内藤虎次郎（Naito Torajiro），即内藤湖南。[8]内藤认为，贵族统治在公元750年之后的动乱时期遭到席卷。其时，唐朝经历一系列叛乱和战争，非贵族背景的军事强人乘机掌权。宋朝在960年当政，皇帝不再受贵族家庭的威胁，形成更为纯粹的中央专制主义。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更为公开的途径，平民对贵族地主的农奴般的义务终告结束，其地位得到改善。共同的生活模式在全国建成，较少依赖世袭特权，白话文和平易近人的通俗文学和历史话本，逐一取代唐朝高度正规的文体。内藤从中找到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显著平行，其时的欧洲，在强大专制国家的庇护之下，终止封建特权，引进公民平等。[9]虽然内藤的假设引起很大争议（尤其是他将西方分期法套用在东亚历史上的努力），但他的主要结论中，已有很多获得了晚近学者的认可。[10]

我们现可以返回本章开头的中国政治秩序的四个问题，首先是专制问题，中国的专制是否比其他文明中的更为严峻？

“毒侔蛇虺”的女皇武则天

被后世中国史家称为“毒侔蛇虺”的武曌（624—705），其故事值得在此重提，其意义不只是它可以告诉我们中国政治的性质。女皇武则天是以自己名义统治中国、并建立自己朝代的唯一女子。她的起伏是一部有关阴谋、残忍、恐怖、性、神秘、女人掌权的编年史。她是极具天赋的政治家，单凭自己的意志和狡猾而获得权力。儒家意识形态以歧视女子著称，在这样背景之下，她的成就显得格外刺目。[11]

我以前讨论法治时曾提到，它最初往往只适用于精英，而不是广大的民众，普通大众被认为不算完整意义上的人，不值得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在法治不存在的地方，精英成员通常比普通人面临更多危险，因为在上层赌注更大、权力斗争更激烈。这就是武则天治下的情形，她向中国的古老贵族家庭撒出恐怖的天罗地网。

有些历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在武则天的兴起中看到重大的社会启示。有的认为，她代表了上升的资产阶级；有的说，她是人民大众的斗士；还有的认为，她发挥了重要作用，把隋和唐初的家族精英赶走，代之以非贵族官员。尚不清楚，这些理论中哪一条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她自己拥有无懈可击的贵族血统，与隋朝皇族杨家有渊源。她并没有提携能干的平民，事实上她取消科举考试数年，为的是在官僚机构安插自己的宠臣。她对唐宋过渡的贡献，表现在她清洗实际上和受怀疑的贵族对手，大大削弱他们的人数，使整个贵族阶层变得孱弱，从而为安禄山的叛乱铺平道路。安史之乱标志唐朝走向末路的开始，促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

像中国宫廷的很多其他女人，武曌发迹于当上唐朝第二个皇帝太宗的低级嫔妃。她父亲是唐朝第一个皇帝高祖的拥护者，后来升任高职。如上所述，她母亲是隋朝皇室的后裔。据谣传，她与太宗的儿子高宗甚至在太宗去世之前就已有染。太宗死后，她削发为尼，搬到佛教寺庵。但新皇帝高宗的王皇后，想转移丈夫对淑妃的宠爱，故意将她带进宫，以观鹬蚌之争。

这证明是个致命的大错。高宗皇帝为武曌神魂颠倒，在他漫长的当政时期，证明自己是软弱的，很易受武曌的迷惑。武曌与皇帝生得一女，在无儿女的王皇后来访之后，设法让女儿窒息而死。王皇后被控杀死武曌的女儿，与淑妃一起被废成庶人，家人都被放逐到遥远的南方。随之，武曌获得晋升，到655年当上皇后，遂下令将王皇后和淑妃截去手足，投入酒瓮。曾支持王皇后、反对武曌为皇后的宫廷官员，包括曾忠实服务于前代皇帝的，或被放逐，或被处死。

很多中国女子躲在当上君王的儿子或丈夫的幕后，却行使实质上的大权，但武皇后决心变成真正的共同皇帝（编按：与高宗一同上朝，临朝听政，合称“二圣”），在公共场合中愈益显示自己的自主权。皇帝为了摆脱她的操纵，曾指责她玩弄巫蛊和妖术。但她当面力争，反而迫使皇帝杀死控告者，并从宫廷中清洗他们的拥护者。她恢复古代仪式，为自己和丈夫加封，震撼宫廷；为了逃避所谋杀的很多对手的鬼魂，她从长安迁都到洛阳。武皇后安排毒死自己身为太子的长子，诬蔑二子阴谋篡夺父位，将他放逐，迫他自杀。她丈夫最终于683年去世，她又把继承者（她的三子）中宗从皇位上拖下，处以幽禁。

不出意外，武皇后的兴起导致了684年的公开叛乱，叛乱来自身受其害的唐朝贵族家庭。武皇后迅速予以镇压，然后设置间谍和告密者的网络，厚赏检举者，从而对整个贵族阶层实施恐怖统治。她任用酷吏广泛从事现在所谓的“法外扑杀”（extrajudicial killings）。等恐怖发作完毕，她又把矛头指向酷吏头目，把他们也给杀了，这一切为她建立新朝铺平道路。690年，她改国号为周，不再以她男性亲戚的名义，而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执政。

武则天提倡爱民政策，减轻赋役，削减靡费的公共开支，扶助老弱病贫。她也推动为女子著书立传，延长对母丧的哀悼，封自己母亲为荣国夫人。她确实发动了一场社会革命，杀死大量在朝做官的唐代贵族和儒家学者。但她提拔的，不是有才能的平民干部，而是自己的宠臣和阿谀奉承之人，为此而特别放松相关考试和教育的标准。她统治的末期充斥着神秘主义、众多男宠（往往与她的宗教激情有关）、公开的贪污受贿，对于这些她并未试图加以遏制。几近八十岁的她，最终在政变阴谋中被迫让位；儿子中宗登基，改回唐朝国号。

武则天的行为在中国统治者中不算典型，后世的儒家卫道士申斥她是尤其恶劣的统治者。但作为暴君，对政权内的精英进行大肆的恐怖统治，她在中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多数的欧洲君主，其行事处世较守规则，但对治下的农民和其他平民，往往更加残酷。

武则天的兴起反而给中国女子掌权带来挫折，因为后来的文人学士将她当作女人干政只会坏事的例证。明朝皇帝在宫门上悬挂一块铁牌，告诫自己和继承者，时刻小心后宫女子的阴谋。后者不得不回到幕后，重新操起遥控儿子或丈夫的故技。[12]

天命

武则天试图攫取皇位，创建自己的新朝代，这引出中国君主一开始如何取得合法性的问题。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主权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在这份契约中，每个人放弃随心所欲的自由，以保障自己的生命权，否则就会面对“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如果我们以“群体”替代“人”，很明显，很多前现代社会的运作就凭借这种社会契约，包括中国。人类愿意放弃大量自由，将相应程度的酌情权力授予皇帝，让他施政，以保障社会和平。他们宁愿这样，而不愿看到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交战状态。其时，寡头强人一边彼此厮杀，一边尽情剥削自己的臣民。这就是天命的涵义，中国社会将合法性赋予具体的个人和其后裔，让他们享有统治百姓的独裁权力。

中国制度使人困惑的，首先不是天命存在与否，所有君主社会中都有类似的东西。它其实是程序问题：觊觎皇位者如何知悉他（在武则天的案例中就是她）已获得天命？一旦得到，其他觊觎皇位者如有机会为何又不来抢走（要知道皇帝享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

前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其合法性可来自多方面。在狩猎采集和部落的社会，它通常是某种形式的选举的结果，参与的如果不是全体成员，就是主要氏族。或者，部落的长者开会来投票决定谁当领袖。在封建欧洲，某种形式的选举程序一直存活到早期现代。名叫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或议会（Cortes）的机构，聚集起来开会，以批准新朝代的当政。这甚至发生于俄罗斯，1613年将权力转给罗曼诺夫王朝，为取得合法性而召开了缙绅会议（zemskiy sobor，编按：俄语зе́мскийсобо́р）。

王朝合法性的其他主要来源是宗教。在基督教欧洲、中东和印度，有强大的宗教机构，既可将合法性赋予统治者，也可将之收回（如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皇帝的较量）。通常，这些宗教机构在政治当局的掌控之下，别无选择，只好确认。但在权力斗争时期，这些宗教权威又可通过授予合法性的能力，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不同于其他文明，因为天命涉及的既不是选举，也不是宗教赋予的合法性。中国没有类似三级会议的机构，可供社会精英开会，以批准新王朝的创始人；也没有宗教等级制度可提供合法性。中国制度中没有超凡的上帝，天命中的“天”，不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的神。此外，后三种宗教各有自己明确的书面规则。更确切地说，天命更像“自然”或“大道”，可被打乱，但必须返回平衡。此外，基督教皇或穆斯林哈里发，将合法性赋予国王或苏丹，但中国不同，它没有宗教机构可代表“天”来授“命”。[13]

改朝换代永远涉及合法性，因为新朝代上台往往通过简单的篡政或暴力。天命概念第一次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的商周更替，周武王很明显从合法持有人那里夺得王位。在随后四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多次的改朝换代。不但有主要朝代，像秦、汉、唐、宋、明，还有无数小朝代，像汉朝崩溃后的三国，唐朝之后的五代。此外，有时中国分裂成众多区域，各有自己的朝代。

成为王朝创始人不需要社会先决条件。有的是前朝的贵族和高级官员，如隋唐的创始人。也有的是平民，如汉朝的刘邦和明朝的朱元璋。事实上，明朝开国皇帝一开始只是农家孤儿，幸免于饥荒和瘟疫，在佛寺里充任小沙弥，后来成为红巾军的将领。红巾军是一起宗教运动，聚集农民、强盗和投机者向地方当局的不公正提出挑战。自那以后，他在愈益澎湃的反元运动中统领越来越多的军队。元朝末年的中国沦落到一系列地方军阀手中，朱元璋就是其中之一。像很多其他的王朝创始人，在某种意义上，他证明自己是最能干最严厉的军阀，最终攀上顶峰。

在中国，是否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命是否只是军阀权力斗争的事后核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一点也不奇怪，这个命题已有大批中国文献，如公元1世纪班彪的文章，解释为何有些统治者应得天命，而其他的却不值。但很难从这些文章中，提取一整套原则或程序，既能明确解说天命的授予，又不便在事后套在成功者的头上。[14]个别领袖的统治能否享有“朝代”的称号，往往要等很久才能得到历史学家的确认，从而使当时颇为可疑的政权赢得合法性。历史学家牟复礼（Frederic Mote）指出，默默无闻的北周创始人郭威和十年后创建强大宋朝的赵匡胤，他们都事涉篡位，上台都与背叛和欺骗有关，很难分辨。郭威的北周早早夭折，只因为儿子郭荣在三十八岁意外去世。如果郭荣活得长久，赵匡胤可能只是历史上一名试图搞叛国政变的能干将领。[15]

但皇帝和强悍军阀之间的道德距离还是非常遥远的。前者是合法统治者，他的权力得到大家的自愿服从，后者只是暴力的篡位者。哪些领袖有资格获得天命，哪些没有，中国精英自有一套理念，虽然不能付诸明确的程序规则。儒家的正名思想意味着，皇帝必须遵循理想前任的榜样，还必须拥有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成功君主的美德。显而易见，未来皇帝必须是天生领袖，能激励他人追随自己的权威，敢于冒险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最常见的领导能力是指挥军事（武功），所以有很多王朝创始人都是以军事将领起家。但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又比较不重视军事威力。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饱学的士大夫，而非粗野的军阀。觊觎皇位者，如果展示不出对儒家价值的恭敬和自身的教养素质（文治），便招揽不到宫廷内外各式派别的支持。牟复礼把明朝创始人朱元璋和他的竞争对手张士诚对照起来：

张士诚当过走私犯和强盗，在潜在的精英顾问和政治伙伴眼中，成了他的先天不足。很难在他的痞子经历中找到将会有大造化的证据……其早期谋士在他身上开了一个文人玩笑，朱元璋对此津津乐道。那些早期谋士给他和他兄弟换上雅致的大名，选了“士诚”二字，但没告诉他，《孟子》中有一名句，也包含依次出现的这两个字。但只要移动一下句读，该名句便变成：“士诚，小人也”。这一巧妙的蔑视让朱元璋哈哈大笑，直到有一天他怀疑，身边的文人顾问也有可能在用同样的妙计诋毁自己。[16]

中国的社会精英没有投票批准新朝代，但在潜在统治者的权力斗争中，仍发挥重要的幕后影响。天命并不总是授给最残忍最暴虐的军阀，虽然这样的人不时在中国上台执政。

很多像武后那样的觊觎皇位者，安排参与使自己获得君王权威的仪式——选择自己的庙号和朝代开始的年号——但很快垮台。中国制度能在建制化上做得特别讲究。一旦呈现某人拥有天命的社会共识，其合法性通常不会受到挑战，除非出现异常。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远比周遭的部落社会先进。

皇帝收到天命后，其权力实际上是无限的。然而，中国皇帝很少充分行使他们的权力。暴政永远可能，但往往不是现实。其何以如此，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剑桥中国史》第3卷：《中国隋唐，589—906年，第1部分》（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 Sui and T’ang China,589-906, Part I）（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57—58、150—151页。

[2]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剑桥中国史》第3卷：《中国隋唐，589—906年，第1部分》（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 Sui and T’ang China,589-906, Part I）（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86—87页。

[3] 有关宋朝文化思想的发展，参见刘子健（James T. C. Liu），《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1988年）。

[4] 有关概述，参见Anatoly M.Khazanov，《游牧民族与外部世界》（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第2版（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4年）。

[5]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帝制中国（900—1800年）》（Imperial China 900-180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2、17—19章。

[6] 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1996年），4页。

[7]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更新第2版，（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2 nd. ed., revised and updated: 960-2030 AD）（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心，2007年），24页。邓刚（Kent Deng）将1006年的人口定在四千三百万，将1330年的人口定在七千七百万。邓刚，《以正式普查资料揭示前现代中国的真正人口统计》。

[8] 内藤虎次郎，《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歷史と地理》第9卷，第5号（1922年）：1—12页。Joshua A. Fogel，《政治与汉学：内藤湖南的案例（1866—1934年）》（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1984年）。感谢关西大学的陶德民教授，为我提供内藤虎次郎的背景资料。

[9] 宫川尚志（Hisayuki Miyakawa），《内藤假设及其对日本汉学影响论纲》（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第14卷，第4期（1955年）：533—552页。

[10] 例如Robert M. Hartwell，《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42卷，第2期（1982年）：365—442页； 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和华琛（James L. Watson，又名屈顺天），《晚期帝制中国的宗族组织（1000—1940年）》（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内藤在中国历史学界是个争议人物，因为他与日本侵略中国有关。参见Joshua A. Fogel，《政治与汉学：内藤湖南的案例（1866—1934年）》，xvii—iii页。

[11] 此处对武则天的叙述，取自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3卷，第5、6章。

[12]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明朝（1368—1644年）第2部分》（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8: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2）（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18页。

[13] 当然会有预言者、占星家、占卜者。他们仰观星座，俯查自然现象，以寻找吉凶。主要的王位争夺始终涉及吉凶的预兆，例如，隋朝时起谣诼，预言新朝的开国皇帝姓李。预兆又会受到觊觎者的操纵，例如河中找到的白石据说预示武则天的兴起（参见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3卷，302页）。隋唐时期，强大的佛教和道教组织得以创立，但从未扮演过与世界其他宗教组织媲美的角色。

[14] 参见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1卷，726—737页。

[15] 牟复礼，《帝制中国（900—1800年）》，97页。

[16] 牟复礼，《帝制中国（900—1800年）》，562页。

第21章

“坐寇”

所有国家都是掠夺性的吗？能否给明朝的中国贴上如此标签；中国历史后期的独断专行；没有对行政权力的制衡，能否维持清廉政府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提出政治发展的一个简单模式。[1]世界最初落在“流寇”（roving bandit）的手中，像20世纪早期中国的军阀混战，或21世纪初在阿富汗和索马里的军阀割据。这些强盗纯粹是掠夺性的，经常在短时间向居民榨取尽可能多的资源，以便移往他处，寻找其他受害者。到一定时刻，其中一员变得鹤立鸡群，掌控整个社会：“这些暴力企业家当然不会自称为强盗，恰恰相反，他们会给自己和后裔冠上高贵的名号，有时甚至宣称享有神授君权。”换言之，自称合法统治的国王只不过是“坐寇”（stationary bandit），其动机与他所取代的流寇，没有什么差异。坐寇知道，如果不做短期的掠夺，反而向社会提供稳定、秩序和其他公共服务，让它在长远时期变得更加富饶，更能承担税赋，自己也就得到更多的收获。对受统治者而言，与流寇相比，这是一大进步。“流寇定居下来，向百姓提供政府服务，这出自他的理性自私。这理性自私将使他从社会中榨取最大化的资源，以供自己的享用。他将使用垄断的强制权力，攫取最大化的税赋和其他勒索。”

奥尔森继续指出，坐寇的最大化税率可与微观经济中的垄断价格媲美。如果实际税率超过这个限制，将打消生产动机，从而导致总税收的下跌。奥尔森认为，专制统治者不可避免总是制订最大化税率，而民主政权总是制订比专制政权更低的税率，因为它们必须求助于承担主要税责的“中间选民”（median voter）。

统治者就是坐寇，从社会中榨取最大值的税赋，除非在政治上受到阻止。奥尔森解说政府如何运作的这一概念，虽然愤世嫉俗，却讨人喜欢。这符合经济学家的努力，他们试图将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行为模型推进政治领域，把政治看作经济的衍生物。这非常吻合美国政治文化的反中央集权的传统，后者对政府和征税始终保持怀疑态度。这还为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发展理论，提供了预言性的漂亮模式，近年来得到了其他社会学家的极大扩展。[2]

但奥尔森理论是不正确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者，经常无法使用奥尔森的最大化税率向臣民征税。要回到一个不完全货币化的社会，凭借残缺不齐的历史税收数据，估算出当年的最大化税率，当然非常困难。但我们知道，前现代统治者经常增税，以满足像战争等的特定需求，待到紧急状态结束时再予以减税。仅在特定时期，统治者才会把社会逼上适得其反的绝境，这通常发生于朝代末期，以救燃眉之急。正常年代，他们向社会的征税一定远远低于最大值。

奥尔森模式的欠缺，最佳例证就是明朝中国。广泛的共识认为，当时的税率远远低于理论上的最大值，甚至低于最基本服务所必需的水平，譬如保障社会生存的国防。在明朝中国发生的，同样也会在其他农业社会发生，如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君主政体。这还可成为其他理论的组件，以解释传统政权为何很少采用最大化税率。[3]

皇帝并没行使理论上的权力，不单表现在征税上。武则天式的专制只是偶见，并不是持续现象。很多中国统治者对治下的百姓，表露出可被称为仁慈或忍让的态度，或儒家所谓的“仁”。中国有悠久的抗税历史，儒家的传统更认为，重赋代表了国家的道德缺陷。《诗经》就有如下的诗歌：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4]

明朝皇帝在权力上受到的约束并不来自法律。如我们在武则天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中国统治者不像欧洲统治者，如要增税，无须征求高等法院或议会的同意。他们不但可以颁发行政命令，任意调整税率，甚至可以随意没收他人财产。早期现代的法国和西班牙“绝对”君主，遇上强大精英时必须小心翼翼（参看第23章和第24章）。相比之下，明朝开国皇帝太祖，一下子就没收了全国最大几个地主的地产。据说，他清算了“无数”富裕家庭，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因为他相信那里有特别顽固的反抗。[5]

对中国权力的真正约束大体有三种。第一，缺乏诱因来设置庞大的行政机关以执行命令，尤其是征收较高的税赋。明初，中国已是大国，其人口在1368年超过六千万，到17世纪末更增至一亿三千八百万。[6]在这样辽阔的领土上征税并不容易。在14世纪，货币流通很少，每个居民要缴的基本农业税都是实物[7]，通常是谷物，也可能是丝、棉花、木材和其他货物。当时没有综合的货币制度，以记录这些税赋，或将之转换成共同的计量单位。很多税赋归当地消耗（纳入预算），其余的运到逐级而升的粮仓，最终抵达首都（先在南京，后在北京）。纳税人承担的运输费用，往往超过所运货物的价值。地方和中央的收入和预算不做分门别类。有学者将之比作老式的电话接线板，电线来自各方，再插入各方，复杂得像一团乱麻。[8]户部人手不足，根本无法控制或理解这个制度。作为土地税基础的土地清查，实施于朝代早期，但并不齐全，之后又没有更新。人口增长、所有权变更、地理变化（洪水淹没或开辟荒地），很快使人口登记册过时。像其他民族，中国人也非常擅长于隐藏资产，并策划掩饰收入的计谋。[9]

皇帝征税和没收的无限权力常常是闲置的。它的使用多在朝代初期，皇帝正在巩固权力，与早先的对手一一算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宫廷经常需要那些精英的合作，便在早先没收财产的地区实施显著较低的税率。

第二，缺乏行政能力所限制的只是供应方面，而不同的皇帝也有自己不同的税收需求。奥尔森假定，任何统治者都想获得税收最大化。这反映了现代经济学的普通假设：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共同特征。但这是时代倒错，将现代价值向历史投射，当时社会并不一定同享这种价值。明朝开国的太祖皇帝是一名非常节俭的独裁者，他削减中央政府，避免涉外战争，粮仓实际上常有盈余。他的继承者明成祖朱棣（1360—1424）则截然不同，启动了雄心勃勃的营造运河和宫殿的大工程。明成祖也资助宦官将领郑和（1371—1435）下西洋，其巨型舰队抵达非洲，甚至可能更远。其政府开支是太祖时的两至三倍，额外税赋和徭役都有相应提高，引发了抗税起义和普遍不满。结果，第三任皇帝和后续继承者只好降低税率，向太祖时的水平靠拢，还向受触犯的士绅阶层作出其他政治让步。[10]明朝的大部分时期，土地税定在总产量的5%，远远低于其他农业社会。[11]

中国君主一点也不逊于其他前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却往往展示出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中文名司马贺）所谓的“适可而止”（satisficing）行为，而不是最大化行为。[12]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如战争所引起的急需，他们经常满足于让睡着的狗继续躺着，仅仅征收应付正常需要的税赋。[13]下定决心的皇帝可能追求最大化税收，如明成祖，但所有专制政治领袖都会自动追求最大化的想法，显然不是真实的。

对皇帝权力的第三种限制不在征税和财政，而是权威的转授（delegation）。所有大型机构，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公司，都必须转授权威。这样做时，位居行政等级顶端的“领袖”，便会对机构失去相当程度的控制。转授的权威可以给功能专家，如预算官员或军队后勤，也可以给省、州、市和地方当局。这种权威转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统治者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知识作出国内所有的重要决定。

权威转授的背后是权力转授。代理人以专门知识向委托人行使反制的权威。它可能是管理特殊部门的技术知识，也可能是某地区特别情形的本地知识。因此，像赫伯特·西蒙那样的组织专家认为，大型官僚机构中的权威不是一味从高到低，有时竟往往是反方向的。[14]

像现代的总统和首相，中国皇帝也遇上这类难题，官僚机构要么反应迟钝，要么蓄意违抗。尚书们或者反对皇帝的提议，或者悄悄地阳奉阴违。当然，中国统治者享有现代主管所没有的手段：他可以廷杖各级官员的赤裸屁股，或随便判以监禁和处决。[15]但这种强制方案，并没解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潜在的信息问题。官僚经常不执行领袖的意愿，因为他们比较了解帝国的实际情形——并可欺上瞒下。

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其治理必须转授权力，必须依赖地方政府。不过，地方政府会滥用职权，腐化堕落，甚至共谋以反中央。正规的行政机构不足以对付此类问题。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传达，但信息不一定回馈上去。如果他根本不知道滥权的发生，最独裁的皇帝也不会去惩治恣意妄为的官员。

君主权力的局限，曾在“封建制”和“郡县制”孰是孰非的标题下，在前现代中国受到讨论。这里的封建与欧洲封建主义的复杂内涵毫不相干，只表示权力的分散，而郡县制的地方官员都是中央指派的。根据明朝学者顾炎武（1613—1682）：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16]

为了应付反应迟钝的行政机构，中国统治者的典型对策是设置间谍和告密者的平行网络，完全脱离正式政府，只是重叠在其上。这显示宦官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不像普通官僚，宦官可以直访皇帝居所，通常获得比政府官员更大的信任。皇宫因此派他们外出，或刺探情报，或惩罚正式官僚。到明末，皇宫估计有十万宦官。[17]从1420年开始，他们组织成奥威尔式（Orwellian）的秘密警察，全名叫东缉事厂，受东厂掌印宦官的管辖，在朝代晚期演变成“极权恐怖主义的机关”。[18]但皇帝又发现，他也控制不了宦官。尽管有内正司（编按：明代负责惩处违纪太监的专门机构），他们还是自订政策，上演政变，共谋反对皇帝。[19]中国政治制度没有任何政治负责制的机制——没有地方选举或独立媒体，以保证官员的诚信。因此，皇帝不得不将一套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系统，叠放在另一套之上。虽然如此，他仍然无法取得对国家的严密控制。

明朝不愿和不能征收它所需要的税赋，最终导致它的倒塌。明朝统治的头两个世纪，中国基本上没有外患威胁。到16世纪末，安全情形急剧恶化。日本海盗开始突袭富庶的东南海岸，幕府将军丰臣秀吉在1592年侵犯朝鲜。同年，内蒙古发生战争，南方的土著也纷纷起义。最为严峻的是北方的后金，它变得更加强悍，组织得更加严密，已在东北边境频作骚扰。

政府对危机的回应完全无力。面临攀升的开支，它耗尽银子储备，但仍然拒绝向士绅阶层增税，最终坐失良机。虽然军事威胁变得愈益明显，累计欠税在17世纪最初几十年仍持续上升。皇帝甚至几次颁布税赋大赦，在征收欠税上显然认输。戍边军队早先组织成自给自足的军事屯垦区，现再也无法支撑，必须仰赖中央政府长途运来的给养。政府没能组织妥善的押运制度，因此做不到准时支付军饷。朝廷步履蹒跚，勉强维持到1644年。其时，北京政府因李自成的汉族起义军的打击而愈益衰弱，最终毁于获得明军降将帮助的满洲军队。

好政府，坏政府

20世纪之前，明朝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本土政权，其传统政治制度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机构现在看来是非常现代和有效的，但其他方面却落后和失灵得难以置信。

首先是帝国的官僚选拔制度。科举制度的根源可追溯到汉朝，但在隋、唐、宋初，出仕人选仍局限于精英家庭的小圈子。到了明朝，科举制度才成为进入政府的主要途径，赢得了威望和自主，使之成为所有后世科举制度的榜样。

科举制度与更广泛的教育机构相连。全国各地都有儒家学校，接受望子成龙的父母送来的孩子。最好的学生由老师推荐去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深造，将来参加科举考试。（推荐不争气学生的老师要受罚。此法现代大学可以借鉴，用以抵制贬值的分数。）精英家庭仍有可能以“例监”的名义，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去。但这些靠捐纳取得资格的监生（类似于当代哈佛和耶鲁的遗产特选生，即富裕校友的孩子），很少抵达官僚机构的最高层，那里仍然严格要求选贤与能。[20]最高荣誉属于连中三元者，即在三级考试中都获第一名：省的乡试、京城的会试、宫廷的殿试。在明朝历史中，完成此一壮举的仅商辂一人。他在官僚机构中级级高升，到15世纪晚期成为谨身殿大学士。[21]

中国的官僚机构树立了一个模版，几乎所有现代的官僚机构都是它的复制品。它有中央集权的委任和晋升制度，各等官职从顶端的一品到底部的九品（很像美国政府的文官序列表），每一品又分正从两级，所以，官职提升可从正六品到从五品。经科举而入仕的官员，会被派到全国各地担任低层官职，但不得在自己家乡。如果亲戚碰巧分配在同一衙署，年少的通常必须引退。三年之后，官员得到部门主管的评估，再直接上报吏部。不鼓励官僚的水平调动。经受住这个制度淘汰、并被提升到顶端的官员，往往是才华特别出众的。[22]

然而，这些才干优长、组织良好的官员在为一位独裁者服务。他无须遵守任何规则，大笔一挥便可否决仔细谋划出来的政策。他们面对皇帝变化无常的处罚和清洗，只有很少高官得以结束自己的任期，而没有受到羞辱。最坏的决策出自开国的太祖皇帝，他对自己的丞相产生怀疑，不但废除丞相制，而且规定“以后嗣君，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此请者，置之重典”。这意味着，后代皇帝不能有相当于总理的助手，只好亲自与掌管实际工作的数十部门打交道。这个制度在精力充沛、巨细无遗的明太祖手中，尚能勉强运转；在能力较差的后代统治者手中，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十天内，太祖必须应答1 660本奏章，处理3 391件不同事项。[23]可以想象，继任者对太祖所规定的工作量的愤慨。

很多后代皇帝不胜其任。传统上认为，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最不堪者之一。他自1572年到1620年的漫长统治，正好对应着明朝的式微。[24]在位的后半期，他干脆拒绝与尚书们见面和主持朝廷。数千份奏折留中不发，在宫廷里堆积如山，既不看也不予答复。事实上，他一连数年不出宫殿，其间重要的政府决策都无法制定。他也非常贪心，挪用国家财政来支付私人费用，例如建造壮观的定陵。17世纪早期的军事危机中，国家储备仅剩二十七万两银子，他自己名下却累积两百多万两。不顾户部尚书的屡屡请求，他仍拒绝发放足够的帑银来支付军饷。[25]他的行动直接导致了最终摧毁明朝的满族力量的增长。

“坏皇帝”的问题

我们所讨论的政治发展三大组件中——国家建设、法治、负责制——中国在历史早期就获得了第一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他们设计的行政机构是理性的，按照功能而组织起来，以非人格化标准进行招聘和晋升，这绝对是世界第一。也许因为中国社会如此重视家庭，国家建设者认定，他们的特别任务就是在政府中杜绝腐败根源的家族或裙带的影响。

在战国时期的战争洪炉中建立如此制度是一回事，要在后续两千年中维持下去是另外一回事。早已获得现代性的官僚机构，在国家崩溃或遭受贵族家庭的瓜分时，又变成衰败和家族制复辟的牺牲品。国家衰退在数世纪内逐渐发生，再要恢复到当初秦汉创建者的设计，也要花费数世纪。到了明朝，古典制度在很多方面获得完善。它更加任人唯才，所控制的社会比汉朝的更为庞大，更为复杂。

在其他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又是落后的。它从没创立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机制。国家之外的社会像以前一样，与欧洲或印度相比，组织得更为松散，很难采取政治行动。没有拥有土地的独立贵族，也没有独立城市。四下分散的士绅和农民，只可被动地抵制政府命令，不时爆发激烈的起义，又遭到残酷的镇压。他们从来没有像斯堪的纳维亚农民所做的那样，组织成集团向国家争取权利。随着佛教和道教的流传，独立的宗教团体在隋唐时期蓬勃兴起。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这些宗教团体发挥反国家的作用，从红巾军到太平天国。但宗教始终只是小宗派现象，在正统儒家当局的眼中是可疑对象，从没能代表强大的社会共识，也不能以法律监护人的资格来限制国家权力。

中国王朝的重大遗产是高品质的威权政府。世界上几乎所有成功的威权现代化者，包括韩国、新加坡，现代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都是分享中国共同文化遗产的东亚国家，这不是偶然现象。很难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中东，找到像新加坡的李光耀或韩国的朴正熙那样素质的威权统治者。

但明朝和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经验，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没有法治或负责制的情况下，良好统治能否长久。如遇坚强能干的皇帝，该制度卓有成效，雷厉风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遇变化无常或庸碌无能的君主，他们大权独揽，经常破坏行政制度的效率。武则天清洗官僚机构，安插自己不合格的追随者；明太祖废除丞相制，让继任者束缚于这一困境；明神宗完全不理政事，导致政府瘫痪。中国人视之为“坏皇帝”问题。

中国制度中确有一种负责制。皇帝接受教育，深感对人民的责任。他们中的优秀者，尽量回应人民的需求和抱怨。尽责的统治者还经常以人民名义惩戒手下官员，并依靠宦官网络来刺探谁在做好事，谁在做坏事。但制度中唯一正式的负责制是向上的，即对皇帝负责。地方官员必须担忧，宫廷如何看待他们的表现，但绝对不会在意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因为后者无法依赖司法或选举的程序来反对自己。对普通中国人而言，遇上昏官的唯一求援是上诉，希望皇帝有可能获悉。即使是好皇帝，在如此辽阔的帝国中，要想得到他的注意简直是缘木求鱼。

……

然而，法治和政治负责制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滥权的绝大多数，并不来自暴政的中央政府，而是来自散布四方的各级地方官员。他们狼狈为奸，或偷窃农民的土地，或接受商人的贿赂，或漠视环保和安全的规则，或遵循历来地方官员所从事的。如有灾难发生，例如地震披露的豆腐渣学校工程和管理不善的公司的奶粉污染，中国人的唯一求援就是向中央政府上诉。而中央政府则不一定作答。有时，它会对犯法官员采取严厉措施，但在其他时候，它自己太忙，或心不在焉，或要应付更为紧要的事务。

法治和政治负责制本身很好，但有时会搅乱卓有成效政府的运作，如印度国家由于诉讼和公众抗议，而无法作出基建项目的决策；或美国国会由于说客和利益团体，而不愿面对像社会福利这样的紧迫问题。

但在其他时候，为维护卓有成效的政府，法治和负责制又属必不可少。在适当条件下，强大的威权制度可以建立非常有效的政府。政治制度要能承受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内部领袖的变更。法治和负责制制衡国家权力，从而减少政府表现的参差不齐。它们约束最好的政府，但也防止坏政府的失控。相比之下，中国人从未能解决坏皇帝的问题。

光有制度还不够

传统中国为何发展不出本土的资本主义？这引起了广泛争论，包括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本卷目的不是为了参与争论，只是想解说，遏制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大概不是由于良好制度的缺席。

现被认为与现代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的制度，明朝中国已拥有大部。它有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国家，可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卖官鬻爵和其他公开的腐败虽然存在，但不像17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参看23章和24章）那么猖獗。[26]暴力处于控制之中，与很多当代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实现了文官政府对军队的高度控制。其弱点当然是法治的缺乏，产权因此而受害于政府的朝令夕改。如我在第17章中所争论的，对经济增长而言，宪政意义上的法治并不是必须的。虽然土地不时被征用，尤其是在朝代初期，但国家得以维持几十年“足够好”的产权，在农村的征税也尤其偏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足够好的产权，以支持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27]

当然，明朝中国奉行经济上不理性的政策，严格控制商人和贸易。它对食盐生产的垄断将价格人为提高，像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导致大量走私和腐败。对发展来说，政策远远没有制度那么重要，朝令可以夕改，而制度的建立则艰难得多。

中国所缺乏的，恰恰是经济学家假设为人类共同特征的利益最大化精神。明朝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沉浸在巨大的满足之中。皇帝觉得没有必要收取力所能及的税赋，其他种类的革新和变更也都不值一试。下西洋总兵正使郑和远航印度洋时，发现了全新的贸易通道和文明社会，但没有激起好奇心，也没有后续的远航。下一个皇帝为了节约而削减海军预算，中国的大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刚刚开始，便告结束。同样，名叫苏颂的宋朝科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座机械时钟，由水轮推动庞大多层的齿轮系统，因女真人攻陷首都开封而遭遗弃。时钟的部件散落各地，如何制作，乃至它的曾经存在，经过几代人就湮没无闻了。[28]

阻碍明清中国取得经济增长的因素，今天已不复存在。早期西方评论家认为拖中国后腿的文化缺陷，现也不再是原因。20世纪初，大家都嘲笑儒家理想中的士绅学者，留长指甲，除了当官，拒绝做任何其他工作，成为现代化的障碍。这一独有的士绅理想已在20世纪消失，但重视教育和私人进取的文化遗产仍然生龙活虎，非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它体现在全世界无数中国母亲身上，省吃俭用，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敦促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出人头地。导致明成祖的继任者取消远航的自满，已被异乎寻常的强烈意愿所取代，中国领导人渴望学习外国经验，如果合适便加以采用。首创门户开放的政治家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在前一世纪全球经济比赛中表现得如此糟糕，现在又如此杰出。较为信服的解释是它对科学、知识和革新的态度，而不是它的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

[1]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独裁、民主与发展》（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载《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87卷，第9期（1993年）：567—576页。

[2] 例如罗伯特·贝茨，《繁荣与暴力》；罗伯特·贝茨，Avner Greif和Smita Singh，《组织暴力》（Organizing Violence），载《解决冲突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第46卷，第5期（2002年）：599—628页；道格拉斯·诺斯，巴里·温加斯特和约翰·沃利斯，《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

[3] 曼瑟尔·奥尔森的其他理论，譬如民主社会的税率低于专制社会，也是错的。我们将在第27章中看到，英国议会负责制的出现反而导致税率的大幅增加。

[4] 引自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和布鲁姆（Irene Bloom）编，《中国传统研究资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第2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卷，39页。

[5]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10页。黄仁宇（Ray Huang），《明代的财政管理》，载贺凯（Charles O. Hucker）和林懋（Tilemann Grimm）编，《明代的中国政府七论》（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105页。

[6]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更新第2版，24页。

[7]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31页。

[8] 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82页。

[9]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28—129页。

[10]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07—109页。

[11] 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85页。

[12] Herbert Simon，《经济和行为科学中的决策理论》（Theories of Decision-Making in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Science），载《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49期（1959年）：253—283页；Herbert Simon，《理性选择的行为模式》（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59期（1955年）：98—118页。

[13] 中国统治者是“税收最大化者”的见解，只是将基于现代行为的假设，投射到过去，却没有历史事实的基础。最大化的执行需要他们作出更大努力，很可能大大增加相应的成本，体现在政治反对、农民起义、官僚机构的抗议等。在王朝晚期，长江下游富庶地区的富有贵族发起激烈的抗税，导致了惊人水平的欠税。政府不仅没有加以追究，实际上反而宣布税率削减。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107—109页。

[14] Herbert Simon，《行政行为：行政组织中的决策研究》（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纽约：自由出版社，1957年），180—185页。

[15]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中国剑桥历史》第8卷，52—53页。

[16] 杨联陞，《地方管理》（Local Administration），载贺凯和林懋编，《明代的中国政府七论》，4页。

[17]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21页。

[18] 贺凯，《明代的政府组织》（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21卷（1958年）：25页。

[19]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24页。

[20]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32—33页。

[21]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38页。

[22]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41—53页。

[23] 贺凯，《明代的政府组织》，28页；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04—105页。

[24] 有关万历皇帝统治的详情，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

[25] 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112—116页；牟复礼，《帝制中国900—1800年》，734—735页。

[26] 参见 Koenraad W. Swart的《17世纪的公职出售》（Sale of Offic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海牙：Nijhoff出版社，1949年），其中有关中国的章节。

[27] 从所谓的“自然”（natural）秩序，到“开放准入”（open access）秩序，道格拉斯·诺斯、巴里·温加斯特和约翰·沃利斯提出过渡三台阶：文官控制军队、针对精英的法治、“永久”组织（其他社会学家称之为制度[机构]）。如果我主张的中国享有“足够好”的产权获得赞同，那么中国符合这三个条件，至少不差于后来成为“开放准入”秩序的许多早期现代欧洲国家。参见道格拉斯·诺斯，巴里·温加斯特和约翰·沃利斯的《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

[28] David S. Landes，《计时上的革命：时钟和创造现代世界》（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修订版（马萨诸塞州剑桥：贝尔纳普出版社，2000年），15—16页，引自李约瑟，王玲和Derek de Solla Price，《神圣的时钟：中国中世纪伟大的天文钟》（Heavenly Clockwork: The Great Astronomical Clocks of Medieval China）（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

第四部分

负责制政府

第22章

政治负责制的兴起

何谓政治负责制；欧洲建国的迟到反成自由的来源；辉格史观错在何处；比较各国才能理解政治发展；欧洲五种不同的结果

负责制政府意味着，统治者相信自己应对治下的民众负责，应将民众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

负责制可以多种方式获得，如道德教育，这是中国和受儒家影响国家所奉行的。君主接受教育，深感对社会的责任，并从老练通达的幕僚那里，接受经邦纬国的咨询。今天，统治者自称关心民众，但又不受法治或选举在程序上的限制，如此的政治制度，西方人士往往嗤之以鼻。但道德负责制在威权社会中仍有实际意义，约旦哈希姆王国与萨达姆·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复兴党（Ba’athist）政权形成明显的对照。它们都不是民主政体，但后者实施残酷和无孔不入的专政，主要为萨达姆亲朋好友的利益服务。相比之下，除了权力极其有限的议会，约旦国王无须对人民负责，但还在尽量满足约旦社会各团体的需求。

正式的负责制只是程序上的：政府愿意屈服于限制其随心所欲的机制。归根结蒂，这些程序（通常在宪法中得到详细说明）允许社会公民因政府渎职、无能或滥权而将之完全取代。今天，程序上负责制的主要形式是选举，其中最好的是成人普选的多党选举。但程序上的负责制并不局限于选举。在英国，对负责制政府的早期要求是以法律名义，公民相信国王也应服从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通法，基本上是由非民选法官所塑造，再加上非普选议会所制订的。所以，最早形式的政治负责制，其对象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代表社会共识的传统法律，以及寡头的立法机关。我在此使用“负责制”，而不用“民主”，道理就在这里。

久而久之，民主渐渐发生。选举权逐一抵达更为广泛的阶层，包括无产男子、女子、少数种族、少数民族。此外愈来愈明显，法律不再依据宗教，而要求得到民主的批准，即使其执行仍留给专业法官。在英国、美国和西欧，程序上负责制的完全民主化，一直要等到20世纪。

姗姗来迟的欧洲建国

早期现代时期，欧洲国家建设者方才投入等同于中国和土耳其的工程——建造强大的中央国家，在全国领土上实施统一的行政管理，并宣称主权。这些努力开始得很晚，始于15世纪末，成于17世纪末。国家主权的理论来自学者的笔尖，如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和霍布斯。他们主张，真正享有主权的不是上帝，而是国王。

总的来说，欧洲君主在此项工程中遇上更大阻力，与中国或土耳其相比，欧洲社会中其他政治参与者组织得更为严密。国家建设继续进行，但经常遭遇有组织的反抗，迫使统治者寻找同盟以求折中。地主贵族早已根深蒂固，坚守在固若金汤的城堡，拥有独立的收入和军队。中国贵族从未获得如此的独立；如我们所知，奥斯曼帝国从不允许此种贵族阶层诞生。国家建设广泛开展时，西欧涌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元素。商人和早期制造商创造大量财富，不受国家的控制。自治城市愈益成熟，尤其在西欧，还依据自己的规则来组织自己的民兵。

欧洲法律的早期发展在限制国家权力上发挥重要作用。君主经常侵占百姓的产权，但漠视法律依据而随意没收私人财产的却很少。因此，他们并不享受无限的征税权力，为了资助战争还要向银行家借钱。就任意的逮捕或处决而言，欧洲贵族享有更多的人身安全。除了俄罗斯，欧洲君主也避免在自己社会中向精英发动赤裸裸的恐怖和威胁。

欧洲国家建设的迟到，恰恰是欧洲人后来享受的政治自由的来源。早熟形成的国家，如果缺乏法治和负责制，能对百姓实施更为有效的暴政。物质条件和技术的每一项进步，落在不受制衡的国家手中，便意味国家更有能力为自身目的而严格控制社会。

向平等进军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开门见山：过去八百年中，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世界各地得到认可，这一事实是天赐的（providential）。[1]贵族的合法性——有人生来就高贵——不再是理所当然。没有奴隶的改变意识和寻求承认，主子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就无法颠倒过来。这一思想革命有很多来源。所有的人，尽管在自然和社会的层次有明显差异，但在尊严和价值上却是平等的。这个概念是基督教的，但在中世纪教会的眼中，其实现并不在今生今世。宗教改革，加上印刷机的发明，赋予个人阅读圣经和追求信仰的权利，不再需要像教会那样的中介。始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已开始质疑既存权威，现在这种质疑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那时，人们开始重新学习古典文献。现代自然科学——从大量实证数据中提炼普遍规则，通过可控试验来测试因果理论——树立了新式权威，很快在各大学中获得建制化。它所孵化的科学和技术，可供统治者利用，但不受控制。

奴隶日益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而变得理直气壮，这种转变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追求自己的政治权利。换言之，他们要求分享共同决策权。该权利曾存在于部落社会，只因国家兴起而湮灭。这项追求导致了社会团体的大动员，像资产阶级、农民和法国大革命中的城市“群众”，曾经都是治下的消极老百姓。

这项追求寓于普世的字眼之中，对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兴起至关重要——如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宣告的，它是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纵观人类历史的先前阶段，不同个人和团体为获得承认而斗争，但其寻求的承认是为他们自己、他们的亲戚团体和社会阶层；他们试图自己成为主人，而从不质疑主子和奴隶的关系。对普遍权利的新式理解显示，接踵而至的政治革命，不再以新的狭窄精英团体去替换旧的，而在为全体人口逐渐获得选举权而铺平道路。

思想变化的累积效果是极其巨大的。法国有中世纪机构三级会议，如有国家大事，可召集全国代表来开会作出决定。1614年，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edicis）摄政王召开的三级会议，对腐败和税赋频发牢骚，怨声载道，但最终还是接受皇家的权威。到1789年，由于启蒙和人权思想的影响，它的再次召开遂激发法国大革命。[2]

如果没有权力和利益的潜在平衡，使参与者认为它是糟糕选择中最好的，单凭思想观念，还不足以建成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强大国家既执行法律，又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制衡，这种奇迹全靠社会上不同的政治参与者彼此之间维持大致的均势。他们当中，谁也不是龙头老大，便不得不达成妥协。我们所理解的现代立宪政体，就是这些不受欢迎、计划之外的妥协的结果。

自共产主义倒塌和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我们目睹了这种动态。第三波始于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在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过渡；到70年代和80年代，再转移至拉丁美洲和东亚；随着1989年后东欧共产主义的倒塌而抵达顶峰。民主政体是最为合法的，甚至是唯一合法的，这种思想已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民主宪法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前共产主义世界获得重订，或首次制订。但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仅占参与民主过渡国家的一部分，因为社会力量的对比，未能迫使不同参与者达成宪政上的妥协。这个或那个参与者——通常是继承了行政权威的——总会比其他参与者更为强大，并以他人为代价扩充自己的势力。

支持现代民主的启蒙思想在欧洲广泛传播，一直抵达俄罗斯。各国接受程度则有显著的差别，取决于不同政治参与者对自身利益所受影响的估量。要了解负责制政府的出现，必须了解欧洲各地既存的政治力量，有些提倡负责制，另一些并不反对专制主义的抬头。

仅了解一个国家等于不懂国家

我谈论欧洲时，好像它是与中国或中东作比的单独社会，但在事实上，它拥有政治发展的多种模式。现代宪政民主的故事经常基于胜利者的观点，即老是依据英国和其殖民衍生品美国的经验。在所谓的“辉格史观”（Whig history）中，自由、繁荣和代议政府的同步成长，被视为人类制度无可阻挡的进步，其始于希腊民主和罗马法律，铭记于大宪章，虽受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威胁，但在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期间，获得了捍卫和昭雪。这些制度通过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再输给世界各国。[3]

辉格史观的问题，不是指它的基本结论是错的。实际上，强调征税在驱动负责制政府出现上的首要作用，大体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像所有仅从单一国家历史出发所作的论证一样，它不能解释议会制度为何出现于英国，而缺席于情形相近的其他欧洲国家。这种史观经常导致评论家断定，已然发生的事必然发生，因为他们不清楚导致特别结果的复杂背景关联。

举例说明，在兰尼米德七年之后的1222年，皇家侍从阶层迫使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Andrew Ⅱ）签署让步的金玺诏书（Golden Bull），被誉为东欧的大宪章。该诏书保护精英免受国王的随心所欲，如果国王违诺，主教和议会要员享有抵制权利。但这诏书从没成为匈牙利自由的基础。这部早期宪法在限制匈牙利国王权力上颇为有效，实际统治权竟而落到了不愿自律的贵族阶层手中。该宪法并没开发新政治制度，以立法机关来制衡行政权力，反而阻碍了强大中央政府的出现，以致国家无法抵抗外来侵略。国王也无法保护国内农民免遭寡头的贪得无厌。到了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匈牙利完全丧失自由，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战利品。

负责制政府兴起的任何解释，既要看成功案例，也要看不成功的。这样才能了解，为何代议制度出现于欧洲某地而专制主义却盛行于其他地方。从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欣策（Otto Hintze）开始，已有人在作出努力。查尔斯·蒂利再接再厉，认为外部军事压力和征税能力是主要的变量。[4]最近的卓越努力来自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他查阅的案例远远超过大多数比较历史研究，并对大部分观察到的差异作出了较为信服的解说。[5]

这种研究还无法成为政治发展的真正理论。说到底，能否创立这样理论都还是未知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麻烦在于有太多变量，而没有足够案例。该理论尝试解释的政治结局，不仅是代议政府和专制主义的黑白之分。如下所述，至少有五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在欧洲出现，其起源都需要得到解释。例如，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主义，跟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就相当不同。事实上，普鲁士和俄罗斯彼此之间又有很大差异。有实证显示，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不同结局的变量，其数字是很大的，既有蒂利说的外部军事压力和征税能力，还有内部阶级关系的结构、国际谷物价格、宗教和思想、统治者和民众接受变量的方式。要想从这么多因果关系中，找出可预测性的普遍理论，其前景确实微茫。

我将在后续章节中，尝试描述欧洲政治发展的重要路径，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原因。也许可从一系列案例中概括出哪些因素最重要哪些最不重要，但远远不能成为真正的预测性理论。

欧洲的东周时期

在很多方面，1100年的封建欧洲很像周朝的中国。有名义上的君主或统治朝代，但实际权力落到高度分散的封建领主手中。他们保持军队，维持秩序，主持正义，在经济上基本上自给自足。也像中国一样，有些王室凭借严密的组织能力、冷酷无情以及运气，而变得出类拔萃，并开始在愈益扩展的地域中巩固自己的领土。

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发生巨大的政治变动，导致强大国家的兴起，可与中国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国家建设媲美。变更背景是人口的大幅增长，尤其是在16世纪，再加上人均财富的递升。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如我们以前讲到的，也影响奥斯曼帝国。它在欧洲造成的效果，比在中东也许更为良性。欧洲人口从1500年的六千九百万，增至1600年的八千九百万，增长率几近30%。[6]大量金银来自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经济货币化在迅速流行。贸易增长开始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1470年到19世纪初，西欧商船的规模增长十七倍。[7]

这段时期的一开始，多数欧洲政体只是“领地国家”（domain states）。国王的全部收入来自自己的领地，只占他名义上统治疆土的一小部分。行政人员很少，来自国王家庭。实际权力分散在各级封建属臣手中。他们都是自治的政治实体，保持自己的军队，向自己的百姓征税，在地方上主持正义。如果自己是强大的男爵，就提供服务给国王。如果自己是较低等级的属臣，就提供服务给男爵。他们不是以税赋而是以自己的鲜血来履行义务，或亲自披挂上阵，或率领侍从。事实上，大多数贵族因此而免缴税赋。国王的领地可能散播于辽阔的疆土，分成数块，互不相连。他的王国只是各级属臣领土的拼凑图，甚至忠于敌对国王的属臣也会间杂其中。

到这段时期结束，大部分欧洲政治秩序已转化成国家体系。领地国家转化成缴税属国，君主的收入不仅来自国王自己的领土，而且来自他所能征税的整个疆域。管理这个制度需要更大的国家官僚机构，最开始是秘书处和财政部，以掌控收入的征集和支付。地方领主的自治受到严重限制，现在需要缴税，而不再提供服务。中央政府向农民直接征税，从而破坏了领主与农民的传统关系。欧洲教会的地产都被国家夺走，国家直接控制的领地显著增加。国家司法的领土也从互不相连的拼凑图，变换成相邻的一整片。例如，法国版图就是在那时形成现在熟悉的六边形。通过征服、联姻或外交，各国吸收弱小政治体而得以扩展。各国也开始渗透社会，以宫廷语言来统一和减少各地方言，调整社会习俗，在愈益增大的管辖区内，建立法律和商业的统一标准。

该变化的速度和程度颇不寻常，在很多方面可与东周时期的中国媲美，不同处只在最终幸存国家的众多，而不是大一统帝国。以征税为例，在哈布斯堡帝国内，1521—1556年的征税为430万弗罗林（Florins），1556—1607年便涨到2 330万。英国的平均年度税收，从1485—1490年的5 200英镑涨到1589—1600年的382 000英镑。卡斯提尔王国（Castile）在1515年征税150万枚达克特（ducat）金币，到1598年征税1 300万枚。[8]增加的税收用来支付更大更为专业的公共机构。1515年，法国有七至八千官员为国王服务；到1665年，皇家行政人员升至八万。巴伐利亚政府在1508年有162名官员领取薪俸，到1571年增至866名。[9]

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植根于主持正义的能力，但到16世纪之后，几乎全是为了资助战争。这段时期的战争愈打愈大，几乎持续不断。其中大型的包括：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为争夺控制意大利的持久战；西班牙征服荷兰联合省的努力；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在新大陆争夺殖民地；西班牙试图侵略英国；宗教改革之后日耳曼内的持续对峙（以三十年战争而告终）；瑞典向中欧、东欧和俄罗斯的扩张；奥斯曼、哈布斯堡和俄国之间的战火连绵。

早期现代的国家除了基本治安和正义，没有提供多少服务。它们预算的大部用在军事开支。荷兰共和国预算的90%，花在与西班牙国王的长期战争上。哈布斯堡帝国预算的98%，用来资助与土耳其和17世纪新教政权的战争。17世纪从头到尾，法国的预算上涨五到八倍。从1590年到1670年，英国预算增加了十六倍。[10]法国军队人数从13世纪的一万二千，增至16世纪的五万和17世纪30年代的十五万，再增至路易十四统治晚期的四十万。[11]

法律在欧洲发展中的作用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中国从少量贵族驾驶战车的战争，过渡到向全民征募的步兵战争。在12世纪和13世纪，类似的技术过渡也在欧洲发生，披甲戴盔的骑兵由配备弓矛的大批步兵所取代。跟中国的早期建国者不同，早期现代的欧洲君主没在自己领土上征募大量农民。查理五世（Charles V）投入战场的精锐军队，以卡斯提尔部队的步兵方阵（tercio）为核心，再配以来自国内外签有合同的雇佣兵。[12]欧洲的大规模征募仅出现于18世纪，但他们仍然不是国家权力的基础，直到法国大革命的国民征兵制（levee en masse）。相比之下，像秦国一样的东周列国，直接从骑兵的贵族战争过渡到大规模征募，中间没有雇佣兵阶段。[13]

早期现代的欧洲君主为何没像中国君主那样，直接征募自己领土上的大量农民？为何不以增税来付军饷，反而要依赖贷款和卖官鬻爵？

主要原因之一是欧洲的法治。我们在第18章中看到，它由宗教法律发展而来，在各领土上广泛流传。欧洲封建主义的整个等级结构，受到承继下来的法律的保护，将主权和权力有效地分配给各式从属政治体。农民受一系列封建法律和义务的束缚，主要是欠自己领主的。国王没有征募农民的法律权利，事实上，他甚至不能征募自己领土上的农民。因为后者的义务定得十分详细，可能没有军事服务。欧洲君主并不觉得自己可攫取精英的财产，因为后者可援引基于封建契约的古代权利。国家可以征税，但必须通过组织起来的各式会议（像法国的三级会议），以证明征税的正当性，方可取得许可。专制君主曾尝试削减这些会议的权力，但其操作仍局限于赋予君主合法性的法律总框架。国王并不觉得自己有权侵犯对手的私人安全，或任意拘留，或随便处死。（但要注意，这些规则很少用于非精英者，像农民和其他平民，他们还要再等到历史的后期。）

早期中国君主所实使的暴政，很少欧洲君主敢于尝试，不管是在封建时期还是早期现代。中国君主从事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任意处决当朝的行政官员，迁移整个区域的人口，疯狂清洗贵族对手。出现此类行为的唯一欧洲宫廷是俄罗斯。这种不受节制的暴力要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方才变得流行。当时，源于古老欧洲秩序的所有法律约束，被现代化一扫而空。

欧洲的国家发展必须应付限制国家权力的全套法律，懂得这一点很重要。欧洲君主试图扭曲、违反和回避有关法律，但其选择仍受成熟于中世纪的既存法律的限制。

国家建设的架构

为了投入战争，国家必须以愈益增大的规模动员资源。对资源的需求，导致更高水平的征税，想方设法将更多人口和社会资源纳入征税范围。财政资源的管理，促使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大和机构的愈益合理化，以谋求最高效率。国家要有辽阔领土，以扩大税收基础；要有相邻领土，以达防御目的。政治异见会被敌人利用，因此有必要在整片领土上实施统一的行政管理。

欧洲的某些地区——日耳曼和东欧的一部分，还有像瑞士那样的地理隔离地区——没有面对早期的军事竞争，因此组织现代国家较晚。所有的其他强国——法国、西班牙、英国、荷兰、瑞典、俄罗斯、哈布斯堡帝国、波兰、匈牙利等——从15世纪以来，都面对军事开支和中央集权的需求。[14]

欧洲历史此时的政治发展，体现在集权国家和抵抗团体之间的互动。如果抵抗团体单薄且组织不良，或被国家收买去帮助榨取他人的资源，那里就出现专制政府。如果抵抗团体组织良好，中央政府无法颐指气使，那里就出现较弱的专制政府。如果抵抗团体与国家不相上下，那里就出现负责制政府，他们坚持“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愿意提供实质性的资源，但一定要参与如何使用的决策。

斗争的结果不是国家与整个社会的双边权利争夺战。粗略而言，斗争牵涉四支力量：中央君主政府，高级贵族，更为广泛的士绅阶层（小地主、骑士和其他自由人），包括市民在内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的雏形）。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尚不是重要参与者，因为他们还没动员起来，还没成为代表自己利益的社会集团。

对国家集权的抵抗程度，取决于国家之外的三个群体——高级贵族、士绅、第三等级——能否合作，以对抗皇家权力。它也取决于每个群体所显示的内部凝聚力。最终，它还取决于国家本身的凝聚力和使命感。

在后续章节中，我将显示四个欧洲国家建设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为何迥然不同的原因。这个分类覆盖了最为纷纭的案例，从最为代议的到最为专制的。它们是：

1.软弱的专制：16世纪和17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君主政体，代表了新型的专制国家，在某些方面，比荷兰和英国更为集权，更为独裁。另一方面，它们仍不能完全支配社会上的强大精英，更重的税赋落到了最无力抵抗的阶层。它们的中央政府仍是家族的，事实上，其家族制的程度日益增长。

图1. 农业社会的政治权力

2.成功的专制：俄罗斯君主政体收买贵族和士绅，使之变成完全依赖国家的服务阶层。能够这样做，部分原因在于三方都有共同利益，都想将农民绑在土地上，并向其征收最重的税赋。当时的政府仍是家族制的，但阻止不了俄罗斯君主对贵族阶层的恐吓和控制，其程度远远超过法国或西班牙国王所做的。

3.失败的寡头制：匈牙利和波兰的贵族一开始就向国王权力施以宪法限制，导致后者一直软弱，无法构建现代国家。软弱的君主政体无法保护农民利益，以对抗贵族阶层的残酷剥削；也不能提取足够资源来建造国家机器，以抵御外来侵略。这两个国家都没建成非家族的现代政府。

4.负责制政府：最后，英国和丹麦发展出了稳定的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同时又建成能发起全民动员和防御的中央国家。英国如何发展议会制度，这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斯堪的纳维亚通过不同的政治进程，却获得同样结局。到19世纪末，一个成为自由派国家，另一个奠定了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基础。法律和负责制的原则早已深植人心。

除了上述这些，还有其他重要的变量和结局。荷兰共和国和瑞士联邦，代表了另一类通向负责制政府和法治的共和途径。普鲁士君主政体虽然没有负责制，却发展了法治和强大的现代国家。我无法一一介绍这些和其他边缘案例。重要的是弄清大致的相关条件，哪些支持负责制政府，哪些支持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

[1] 相关讨论，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平等的进军》（The March of Equality），载《民主杂志》第11卷，第1期（2000年）：11—17页。

[2] 托克维尔详尽讨论了18世纪晚期法国思想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第1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册，第1章。

[3] Herbert Butterfield，《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伦敦：G. Bell出版社，1931年）。

[4] 奥托·欣策（Otto Hintze），《奥托·欣策历史论文集》（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0年》。蒂利更为展开的见解认为，战争和资本的互动才是欧洲国家形成的动力。

[5]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

[6] Winfried Schulze，《“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Tax State”），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与国家财政》（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267页。

[7] 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21页。

[8] Winfried Schulze，《“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269—270页。

[9] Winfried Schulze，《“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268页。

[10] Marjolein’t Hart，《“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与国家财政》，282页。

[11]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Early Modern France, 1450-1700），载Philip T. Hoffman和 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282页。

[12] 有关西班牙军队组织的概述，参见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1567—1598年：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胜败的后勤》（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1567-1598: The Logistics of Spanish Victory and Defeat in the Low Countries’ Wars）（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21—41页。

[13] 许田波是对欧洲和中国的国家建设作出明确比较的少数学者之一。她指出，这种差异是欧洲方法的主要弱点（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32页和36页）。她还重复提到，欧洲人未能做到中国所实施的“自强”，但没有解释欧洲统治者为何不做。

[14] 这个关联确实存在，但尚不能完全预测国家建设。此时很多欧洲国家都感受到动员的需要，虽然不一定对应他们所面临的客观威胁。在16世纪，西班牙国王面对的是王朝继承权的威胁，而不是来自新兴荷兰联合省的生存威胁。这并没有阻止他试图迫使荷兰就范，却根本无效，反而使自己的王国破产。相比之下，波兰和匈牙利确实面临来自强大邻国的生存威胁，却没能在军备上作出妥善的投资。

第23章

寻租者

法国的财政危机导致家族政府的兴起；总督和中央政府的成长；法国精英把自由当作特权，遂无法付诸集体行动；法国政府的致命弱点，既无法控制自己的精英，也无法向其征税

法兰西王国呈现极端矛盾的形象，既强大，又充满潜在的虚弱。参观过巴黎郊外凡尔赛宫的人都会明白，路易十四时代的欧洲人为何如此敬畏法国君主政体。相比之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波茨坦的无忧宫（Sanssouci）似乎只是小木屋。17世纪晚期，路易十四的英国和荷兰对手，把法国看作幅员辽阔、富有、强大、野心勃勃的陆地强权，时时在威胁整个欧洲的自由，有点像冷战期间美国人眼中的苏联。法国君主政体是欧洲国家建设进程中的急先锋，为建立现代中央行政国家打下基础。托克维尔在19世纪40年代写道，与他同代的法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只是伴随法国大革命而出现的。如他所证明的，其基础却在两个世纪之前就打下了，法兰西王国的国王“越过大革命的深渊，与现代法国握手”。

同时，法国的国家大厦建造于腐烂和倾圮的地基。当1715年9月路易十四去世时，他的国家已彻底破产。皇家债务几达20亿里弗（livre），这还不包括6亿里弗的政府短期债券。法国的债权人已拥有直到1721年的未来税收，光是按期偿付连本带利的债务，便已超过可预期的未来税收。[1]这般险恶的财政并非新鲜事，路易十四的激进外交只是使之急剧恶化。法国国王为打造中央国家，持续一个多世纪，与地方有权有势者达成异常复杂的交易，后者以现金换取各式特权与豁免。国家逐渐蚕食所有百姓的自由，并以无法持久的方式将未来抵押给腐败的公职人员。它无法达到专制主义的更高阶段，像中国在数世纪之前所实现的。最后出于规范，它必须尊重它尝试掌控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还必须尊重承继下来的法律。等到那些社会阶层被大革命的浪潮卷走，真正的现代国家才得以浮现。

在很多方面，法国君主政体的处境与当代发展中国家很相似，它们都把法治当作抵达目标路上的讨厌障碍。政府非常挥霍，将大笔资金投入战争，不愿花在补助金或社会福利上。由此而生的预算赤字必须找到资金，君主政体为此而四下寻觅。只要有逃之夭夭的可能，它都会牵强附会、扭曲、违反有关法律。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最终，它还是要回到同一群债权人那里，去寻求新的资金。这种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君主政体征用精英的财产，那也是大革命最终付诸实现的。但这超越了旧制度的想象力或能力，它因此发现自己陷入了永久的经济危机。

同时，政府寻求资金的对象，即法国社会，也无法反过来坚持负责制的基本原则。原因在于，不同经济阶层之间缺乏社会团结，或社会资本。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更早历史时期曾有过团结，但现在彼此不抱同情。跟英国的情形不同，他们不相信自己是单一国家的一部分。这三个阶层内部又分化成自尊的等级，每一等级非常在乎自己的特权，以及相对于下一等级的优越地位，并不在乎政府掌控自己的阶层或国家。自由被当作特权，如托克维尔所说，在大革命的前夕，法国社会中“愿意为共同目标而一起奋斗的尚不满十人”。

在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中，中央国家和抵抗团体如果组织得不够严密，便出现弱的专制主义。法国的结局偏向于专制主义，但它非常脆弱，招架不住以人权为合法性基础的启蒙思想。

家族专制主义的起点

第一任波旁国王亨利四世在1594年加冕，其时，法国离统一国家或现代国家还很遥远。早期的法国国王以巴黎附近地区为权力基础，聚集数个公国，分别是勃艮第（Burgundy）、诺曼底（Normandy）、布列塔尼（Brittany）、纳瓦拉（Navarre）、朗格多克（Languedoc）。但在语言和习俗上，各区域之间仍有很大差异。王国一分为二，分别叫作财政区省（pays d’élections）和三级会议省（pays d’états）。前者是巴黎附近地区，构成国家的核心。后者是新近扩张的，处于疆土的边缘，使用不同的法律规则。此外，宗教改革又造成宗派分裂。天主教同盟和胡格诺派之间的宗教内战，要到原是新教徒的亨利四世皈依天主教，方告结束。他在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把天主教当作国教，但授予新教徒同等权利。

从波旁王朝到1789年大革命，法国的国家建设追随两条平行途径。第一条，法国国家愈益集权，从属单元的政治权利愈益缩小。这些从属单元早在封建时期便已存在，包括所有的公国，曾是地方政府的独立贵族，以及愈益纳入国家的保护和控制的市政厅、行会、教会乃至独立的私营商业组织。

第二条涉及集权的方式。不像早期的中国国家，也不像18世纪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涌现的德国，法国的中央国家，并未建立在非人格化的任人唯贤的官僚机构基础上，因此也谈不上官僚职能专业化和教育。恰恰相反，它变成彻底的家族化。国家经常缺乏现金，急需收入，便把官位卖给最高投标者，从军事将领到财政部、征税官的公职，都可以拿钱来换。换言之，政府的私有化直达它的核心功能，公职都变成世袭的私人财产。[2]

如果以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来理解廉政，代理人遵循委托人的指示必须得到鼓励。那么，法国政府所创造的制度绝对是一场梦魇。实际上，它给寻租和腐败披上了合法化和制度化的外衣，允许代理人在履行公职时谋取私利。事实上，租金一词（rente）就源自法国政府出售公职的实践，例如，出售征收特定税赋的权利，让买主获得长年累月的收入。[3]如果现代公共管理是公私分明，那么，法兰西王国代表了彻头彻尾的前现代制度。所以，法国国家只是现代和家族元素奇特而又不稳定的混合物。

中央行政国家和家族化公职的发展相互纠结，无法分开追踪它们的发展。法兰西王国的财政制度高度复杂，反映出它零敲碎打的发展过程。各种税项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税（taille），直接征于农产品，由农民负担。还有人头税和一系列间接税，征于国内运输的酒和商品。国家垄断制造的食盐也须缴税（gabelle）。[4]后续的国王还征收其他税赋，包括人头税（人均税）和所得税（vingtième）。

直接财产税很难评估，因为没有制度来维持最新的人口普查，以及居民和资产的登记，像中国、奥斯曼和英国所做的那样。[5]富有家庭自然不愿诚实公开自己的资产，不然，他们的税赋就会上涨。[6]间接税的征收也很难，考虑到法国辽阔的疆土（如与英国相比）和分散的数千市场。17世纪的法国经济尚未完全货币化，用来缴付现金税的硬币总是短缺。在这段时期，法国仍然是农业社会，那些在技术上容易收集的，如进口关税，尚没能提供实质性的收入。[7]

税赋制度的真正复杂性在于各种免税和特权。封建法国在中世纪晚期开发了两层会议的制度，一层是全国三级会议，另一层是一系列的地方或省级会议——又称为高等法院（sovereign courts, or parlements）——国王需要与之交换意见，以获得征收新税的许可。[8]为了鼓励各省加入法国的疆域，他授予省级会议特别的恩惠，承认地方精英的习俗和特权。税制因地区而有所不同，尤其是在财政区省和三级会议区省之间。贵族利用软弱的国王来为自己赢得各种豁免，从直接税到自产货物的消费税。这些免税和特权，开始自贵族向外扩散，抵达城市富有平民、皇家官员和各级地方官员等。赢不到免税的就是非精英者，即构成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工匠。[9]

公开出售公职的做法（venality，即捐官制或卖官鬻爵制）始于16世纪。法国为控制意大利，发动了与西班牙的持久战争，因此承担急需国家收入的压力。其时的国王光凭自己的收入尚不够支付战争费用，所以开始向意大利、瑞士、日耳曼南部新兴的金融中心举债。法国的信用从来不高，在1557年拒绝还债给“大借款”的银行家联盟后，更遭受极大的损害。它也拖欠为其打仗的外国雇佣军如瑞士人的薪金。在1602年，法国欠下3 600万里弗，债主是瑞士的州和市，以及指挥其军队的瑞士上校和上尉。法国政府一旦违约，瑞士雇佣军就停止参战。[10]

为了解决信用问题，国家的对策是通过一种租赁机制出售公职给私人。与普通放贷相比，租主享有该公职所控制的特定长期收入。他们至少在财政区省负责征收土地税和其他税项。由于税赋经过自己的手，他们得到取回本利的较大保障。内部财政（inside finance）的制度由此而生，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不再是私人银行家，而是已属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富人。后者因自己的投资，而与国家沆瀣一气。

到头来，这些租金的信用也靠不住。政府很快将矛头指向租主，要求重新谈判相关条款。在亨利四世和财政部长叙利（Sully）治下，国家在16世纪早期想出一个新花样官职税（paulette）：租主如果愿意付费，可将自己的公职转变成世袭财产，以传给后裔。[11]家族制的复辟可以从早期天主教会的改革中找到根源，那时教会为现代行政管理树立了一个先例，将圣俸从圣职中区分开来（参看第18章）。前者享有经济租金，它的传袭因神职人士的独身而受到限制；后者是功能性职位，并接受官僚等级制度的约束。但是，一旦非神职的平民进入国家官僚机构，因为没有圣俸或封建领地的许诺，便想方设法保住工作和照顾子女。法国政府也看到，让平民融入国家，变成了削弱古老贵族影响的有效措施。追求公职的最大客源是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成员，他们希望购买公职来提高自己的身份。所以，全面家族化渗进了法国公共行政的核心。

官职税的采用并没终止国家筹款的诡计。国家将征收间接税的权利出售给包税商。后者在保证国家获得固定税金之后，得以保留额外的税收。国家也出售征收新税种附加税（droits aliénés）的权利，很快使传统土地税相形见绌。此外，国家增加出售公职的数量，以压抑现有公职的价格，从而稀释持有人的产权。对公职的如饥似渴，甚至令该制度的创建者感到惊讶。路易十四问他的财务总监蓬查特兰（Pontchartrain），他是如何找到购买公职的新人的。蓬查特兰回答：“陛下……国王一旦设定一份公职，上帝就会创造一名购买它的傻瓜。”[12]

该制度造成的低效和腐败非常可怕。财政部公职颇受欢迎，通常为私人金融家所购买，因为可以提前知道国家可能的招标，从而占据对付竞争对手的优势。财政部长定期主持汇票和其他财政记录的烧毁，以防秋后算账。[13]英国在发展公共财政和优化征税的高级理论，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法国的征税却日益投机取巧、严重失调。[14]例如，法国各地的盐税高低不平，创造了人为的“盐税边界”，从而鼓励自低税地区朝高税地区的走私。[15]最重要的，法国财政制度特地鼓励寻租。富人不愿投资于私人经济中的产业，宁可购买不会创造财富只会重新分配的世袭公职。与其致力于技术革新，他们宁可挖空心思来与国家和税务制度斗智。这削弱了私人企业家的活力，使新兴的私人经济领域愈益依赖国家的援助。同时，英吉利海峡对面的私人市场却在蓬勃发展。

17世纪晚期开发的法国财政制度相当落后，让穷人纳税，以支持有钱有势者。几乎每一个精英群体，从高级贵族、行会成员到资产阶级市镇，都为自己争取免税，把最沉重的税赋负担留给农民，这自然激起了一系列农民起义和反抗。为支持路易十四的战争而实施的增税，在1661、1662、1663、1664、1665、1670、1673、1675年都激起反抗。最后一次即是著名的法国红便帽起义。[16]它们一一遭受残酷的镇压。例如，1662年的反税起义中，政府军带走五百八十四名俘虏，年过七十岁和不满二十岁的获得赦免，其余的都上了苦役船。[17]征税是为了支付军饷，但为了用武力执行征税任务，军队又必须自边境撤回，这不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它凸显了税收政策的根本教训：征税成本与百姓眼中征税当局的合法性，正好成反比。

总督和中央集权

17世纪下半叶，在路易十三和首相黎塞留（Richelieu）、路易十四和马扎然（Mazarin）治下，法国财政危机以总督这一新建制为中央集权铺平道路。他们通常是年轻官员，前程全靠自己。如托克维尔所说，他们“并不是靠选举权、出身或买卖官职才获得手中权力”。重要的是，他们与地方精英或管理财政的鬻官等级制度全无瓜葛。总督通常是新近封爵的人，其直接下属即是平民。他们不像寻租者，巴黎的政府部门可随意予以辞退。中国为郡县配备官员，土耳其派人管理外省，现在法国发明了相同的制度。托克维尔继续说道：

然而，这些强势的官员在残余的古老封建贵族面前仍然黯然失色，仿佛消失于贵族所尚存的光芒之中……在政府内，贵族簇拥着国王，充实宫廷；他们统率舰队，指挥陆军。总而言之，贵族不仅是那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人物，连后代的眼光也常常停留在他们身上。若是有人提议任命大领主为总督，那便是对他的侮辱。最贫困潦倒的贵族，通常也会拒绝这样的职位。[18]

17世纪中期之前，总督的派遣没有全盘计划，只是中央政府为应付特定麻烦而派出的。[19]渐渐地，他们愈益牵涉征税，尤其是传统上由地方官员监督的土地税。他们的篡权就是该世纪中期宪法危机的背景。

中央政府和地方参与者分享权力的斗争，主要涉及高等法院所发挥的作用。如前所述，法国有传统的两层会议制度。一层是省级会议，每省一个（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黎高等法院），另一层是全国三级会议。在中世纪晚期，法国国王定期召开全国三级会议来批准税赋，像英国议会一样。但没有它们，国王自己也能单独统治，这被视作专制权力的标志。从玛丽·德·美第奇摄政王的1614年，到大革命前夕的1789年，竟没召开过一次全国三级会议。代议制度在英国获得发展，在法国却没有。要弄清其中原委，必须了解高等法院为何在一国发展成为强大机构，在另外一国却没有。

代表地方精英利益的省级高等法院基本上是司法机构。跟全国三级会议不同，它们经常开会，可以成为对国王权力的制衡。国王如想颁布一项新税，就要来高等法院注册。高等法院通常举行公众讨论，遇上税务事项，会变得相当激烈。然后，高等法院可注册原封不动的法令，可修改，也可拒绝。不受欢迎的法令会在法庭上接受地方官员口头或书面的抗议。高等法院的权力很有限，因为国王可召开所谓的御前会议（lit de justice），将高等法院所拒绝的法令强行注册。[20]高等法院的抗议仅仅让国王蒙羞而已。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之后，该制度面临严重危机。其时，三十年战争的累计债款促使法国政府试图在和平时期继续战时的征税水平。巴黎高等法院的拒绝，最初导致马扎然打退堂鼓，从大多数的外省撤回总督。但高等法院领袖随后被捕，激起了所谓投石党（Fronde）的普遍叛乱。[21]从1648年到1653年，投石党运动分成两个阶段，代表了传统地方精英和贵族，对君主实施最终制裁，即武装叛乱。双方都有可能赢得内战，但到最后，政府政策激怒的各式社会参与者不能团结一致以取得军事胜利。

高等法院和贵族的失败，为法国政治制度的彻底集权铺平道路。17世纪下半叶，路易十四和财务总监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故意将总督转化成国家工具，让皇家会议（Royal Council）赋予他们在全法国的统一权力。[22]他们被安插到每个省份，权力大为增加。他们开始招募和监督地方民兵，接管公共建设，负责公共秩序。救济穷人的义务，早已被封建贵族放弃，也变成由总督经手的中央政府的功能。[23]

国家建设过程中湮灭的自由，还包括城镇和市政的自治权。直到17世纪晚期，法国的城镇居民一直行使权利，以民主方式选出地方法官。他们维护自身权利，经常还获得国王的支持，作为削弱地方贵族的手段。[24]但到1692年，第一次废除选举，地方法官改成中央指派的总督。托克维尔对此作出评论：

值得历史大加蔑视的是，这场伟大的革命在并无任何政治目的的情况下完成了。路易十一之所以限制城市自由，是因为它的民主性质使他感到恐惧；路易十四之所以摧毁城市自由并非出于恐惧，真实情况是他把城市自由出售给所有能赎买的城市。其实他并不想废除城市自由，而是想以此为交易，即使他实际上废除了城市自由，那也绝非本意，而仅仅是基于财政目的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是，这套把戏一成不变，竟然持续了八十年。[25]

托克维尔有一条非常有趣的评论。他所钦佩的新英格兰城镇是美国民主的基础，与中世纪的法国城镇一样，都源自相同的封建地方机构。到18世纪，两者却分道扬镳，原因在于法国中央政府的收买。[26]法国城镇政府开始受到寡头的控制，他们愈益通过买卖官职来获得公职，让自己出名。社区团结因而遭受破坏，除了掌控公职的精英，其他民众陷入冷漠。

政治集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更为划一的国家。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让天主教独霸一方，导致很多企业家和巧匠的新教徒移民到欧洲他处，甚至远赴北美和南非。中央政府现有更大权力，可以宣布新税，不用担心已被慑服的高等法院的反对，全国各地的税赋差异得以降低。投石党叛乱失败之后，贵族失去了其在农村的权力基础，反被召到宫廷。他们在那里直接为自己的补助金和免税进行游说，为觐见国王而忍受操纵。古老贵族争相出席路易十四的晨服仪式（levée），就是其中一例。贵族以真正的政治权力和财富作为代价，得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地位。[27]仍然剩下的权力只是他们继续控制的领主法庭。我们在第17章中看到，此类法庭在英国逐渐纳入皇家的控制。所以，法国只在错误的地方获得统一：丧失地方上的政治自治，以致不能在社区问题上做出决定；保留了地方贵族掌控的不平等司法制度，以致人们更加不相信既有产权的公平。

中央集权的局限和改革的不可行

18世纪早期，法国国家日益增强的权力践踏了个人权利，首当其冲的是产权。但它的做法，却是典型的欧洲方式，即通过操纵法律制度，而不是罔顾法律、纯用强力。要废除惯例的权利和约束，必须经过漫长的辩论，并依照封建法律秩序的规定，在政治上争个明白。因此，剥夺高等法院的权力，足足花费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法国国王对反抗的农民非常残忍，对精英参与者却有不寻常的尊敬。在投石党叛乱遭受失败之后，两名带头造反的贵族蒂雷纳（Turenne）和孔代（Condé），要求并获得了路易十四的饶恕。如果这些人是中国贵族，他们和所有家人都会被处死。

路易十四死于1715年，身后的君主政体债台高筑。为了减少负债，国家诉诸类似保护费诈骗的伎俩。它掌控名叫司法堂（chambre de justice）的特别法庭，然后威胁要调查债权人的私人财务。几乎所有债权人或多或少都涉及腐败，便同意降低政府的欠债，以交换调查的取消。[28]用选择性的反腐调查来筹集收入，或胁迫政治对手，这种策略时至今日仍然流行。

新财政部长约翰·劳（John Law）上任后，法国尝试另一套应付债权人的办法。它创建国家银行，订出硬币换成钞票的固定比率，然后强迫百姓统统以硬币兑换钞票，如有不从，则以起诉、抄家、充公来威胁。过后，银行又毁约，让钞票在硬币的基础上一再贬值，实际上只想少付债务利息。约翰·劳宣称，个人手中的财产，只有用于国王认可的正当用途，方才真正属于个人，导致孟德斯鸠（Montesquieu）称他为“欧洲史上促进专制的最伟大人物之一”。但约翰·劳的制度最终证明无法实施，随后很快破产。[29]像近代的很多专政政体，法国君主政体发现，政治法令既不能建立投资者的信心，也无法取消经济的基本原理。

18世纪时期，法国各式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者，相互均势发生了重要改变。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增长，提高了生产效率，导致物质财富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剧增。就重要性而言，这些经济变化却比不上同时发生的思想运动。关于人权和平等的启蒙思想，在欧洲迅速扩散，获得突如其来的胜利。18世纪80年代重开三级会议，开会原因完全不同于先前：三级会议限制国王权力的权利，不再基于封建习俗的古老起源，而基于它们能代表享有平等权利的广泛公众。一般认为，法兰西王国的财政制度已变得非常可怕，既复杂又不公平。早先数代财政部长，使用各式花样来赖债和搜刮债权人，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新见解：征税应该统一和公平，合法性来自法国人民推选的代表。

法国大革命和民主莅临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我不想在本书详尽叙述。我之所以提起，只是为了一个不同目的。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法国政治家，接受新思想的影响，尝试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改造旧制度，但由于既得利益团体紧紧抓住政治权力不放，而屡屡受挫。

这样的努力有过两次。第一次始于路易十五和首相莫普（Maupeou）治下的1771年。莫普发起与高等法院的冲突，禁止他们彼此联系和举行罢工。对方拒绝听命后，莫普重组整个司法系统，并取消巴黎高等法院的大部分司法权。最重要的是，他废除司法等公职的出售，让由国王直接付薪的新法官取代寻租者。更为公平的新所得税也变成永久性的，所依据的是对资产更为严格和诚实的评估。政府由此向卖官鬻爵的整个制度发动正面进攻，所威胁的不但是捐官者的职位，而且是其家庭储蓄的投资。[30]

该行动引起极大反抗，反抗者既有捐官者的既得利益团体，也有新兴的民主公众，后者奋起支持寡头反抗专制权力的扩展。传统的家族精英，把自己对改革的反抗描绘成对独裁的抵制。颇不受欢迎的路易十五突然死于1774年，他的继承者路易十六（大革命期间被送上了断头台），最终被迫恢复高等法院所有的权利和特权。[31]

第二次是在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担任财务总监的18世纪70年代。他是重农主义者，对政治改革不感兴趣，但深受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希望使法国经济更趋合理化。在这点上，他很像现代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部长。那些部长自己是技术专家，信奉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脱颖而出。杜尔哥废除了谷物的出口限制，以及旨在稳定面包价格的其他复杂规定。他进一步颁布法令，废除享有特权的行会，将劳役转换成地主的新税。所有这些，都可被视为现代化和理性的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必需的。但它们遇上狂暴的抗议，不仅来自面临面包价格上涨的城镇穷人，还来自行会和其他依赖国家租金的既得利益团体。杜尔哥倒台，第二次努力终告结束。[32]

法兰西王国的政治制度无法自我革新。广大的寻租联合体获得权利，并在传统和法律中寻求保护，这就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他们的产权体现在公职中，但这是非理性和紊乱的，且多数又属不义之财。等到寻租者被非人格化和任人唯才的官僚所替代，现代法国方能涌现。如果政府正面攻击这些权利，就会使自己权力所依赖的法律制度变得非法。作为现代政治制度重要组件的法治，很早就在法国获得发展，远在负责制政治机构和资本主义之前。所以，它所保护的不是现代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传统的社会特权和国家掌控的低效经济。即使等级制度高层，在思想上接受旧制度的破产和根本改革，他们也没有力量打破寻租联合体所建立的平衡。需要更为强大的力量，即制度外非精英团体的愤怒，借用革命来将之彻底摧毁。

抵抗法国专制主义的失败

如果说专制主义没在法国取得完全胜利，那么抵制它的社会团体，也没能向国家强加某种形式的政治负责制。事实上，后者的失败显然更为重要，源于他们未能团结一致、采取行动（参看图2）。反抗场所应该是省级的高等法院和国家级的三级会议。这些法庭作出抗议、埋怨、辩论和抵抗，多次迫使法国君主政体撤回它们所反对的建议。但在革命前夕的三级会议之前，高等法院从没迫使君主政体接受自己高于行政机构的宪政原则。自然有人会问：这些封建时代遗留下的传统政治会议，为何没能参照英国的方式组织集体行动？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高等法院。在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城市也组织成自治的政治机构。为何前者最终发展成新英格兰城镇，后者却沦作被动的行政单位？

图2. 法国

未以比较方式检视其他国家之前，我们尚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可建议大致的分类，以缩小对有关原因的搜索。第一种解释，要在法国社会结构中寻找答案，如果不是更早，也要追溯到封建时代。政治学家托马斯·埃特曼认为，家族专制主义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诺曼王国的兴起，肯定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那里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有关。卡洛林帝国之外的欧洲——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部分东欧地区——平民和贵族之间存在更多的社会团结，并发展出了强大的基层政治机构，幸存至早期现代。在拉丁语的欧洲，这些地方机构的软弱，再加上中世纪以来的频繁战争，解释了应付专制主义的集体行动的缺席。日耳曼是卡洛林帝国的一部分，发展了非家族的专制主义。它不像西班牙和法国，没有那么早就陷入地理政治的激烈竞争。等到它真正面对军事威胁，可避免他人的错误，建立更为现代的官僚机构。[33]

托克维尔赞成的第二种解释，将法国失败归罪于并不遥远的近代。特别是他认为，法国贵族和平民之间缺少社会团结，是君主政体的故意挑拨所致。托克维尔解释说，欧洲各地的封建制度并没有特别悬殊的差异，庄园、城市、农庄都有类似的法律和社会团结。他的第二本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第9章和第10章中提供了很多案例。地方上的法国领主和其平民属臣，每隔两星期出席领主法庭来裁判案件，就像英国的百户法庭。14世纪的资产阶级在省级会议和三级会议中，都扮演积极的角色，只因遭到社会差别的排斥，才在后续世纪变得消极。“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在中世纪便已得到确立，不管是法国还是英国。[34]

对托克维尔来说，专制主义之下的法国社会不和，植根于家族制实践本身，并不植根于古代传统。“在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制造差别的所有方法，其中流毒最甚、最容易在不平等之上再添加孤立的，就是征税不公平。”麻烦始于14世纪下半叶：

我敢断言，自国王约翰被俘、查理六世疯癫而造成长期混乱、国民疲敝不堪之日起，国王便可以不经国民合作便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和祸害的根苗，它们折磨旧制度的余生，并最终导致它的暴毙。[35]

免税在所有特权中最受憎恨，随着税赋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稳定上涨而愈演愈烈。再加上卖官鬻爵，免税不只是某个社会阶层的特权，也变成个别家庭的特权。购买公职的个人，只要自己觉得安全，宁愿让同胞的权利受损。在英国，穷人享受免税特权。在法国，富人享受免税特权。

不平等的征税使人堕落，不管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前者丧失他们的统治权，作为补偿，愈加死守世袭的社会地位。考虑到有那么多新近买爵的平民，旧贵族规定，很多公职需要候选人显示“四名祖先”（即四名祖父母）的贵族出身。暴发户自己挤入行列后，又尝试对后来者关上大门。资产阶级通过搬到城市和谋求公职，试图将自己与农民分开。他们原可投入企业活动的精力和雄心，现在转向公共权威所推崇的地位和安全。[36]

这还不是解释的终止。捐官和特权也存在于英国，但英国君主政体从没像法国那么有效地破坏议会团体的团结。托克维尔自己也承认，英国贵族从一开始起，与其说是世袭的种姓制度，倒不如说是真正的执政贵族（最佳者的统治）。才华超众的英国平民加入贵族阶层，比在其他欧洲社会更为容易，原因源自历史早期，现已模糊不清。我们再一次回到支撑龟的问题。很有可能，公职家族化本身也有赖一系列先在的社会条件，甚至被有意的政府政策所鼓励。

寻租的社会

法兰西王国就是今天所谓寻租社会的早期原型。在这样的社会中，精英花费所有时间来攫取公职，以保证自己的租金收入——在法国的例子中，那就是可以私用的长期固定收入的法律权利。

寻租联合体稳定吗？它持续几乎两个世纪，为法国作为主要大陆政权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冠冕堂皇的法国宫廷掩盖着严重的虚弱。最重要的是联合体之外的人们，都感受到愤怒和不公，这种感觉鲜明而强烈，最终在大革命中爆发出来。甚至联合体内的人，也不相信它的原则。如能彻底废除卖官鬻爵，君主政体会很高兴，曾在王国末期作出尝试。寻租者只顾自己，对他人存有很少同情。他们自己已深深陷入这个制度，所以无法容忍改革的想法。这是完美的集体行动难题：废除该制度，社会整体会受益匪浅；但制度参与者出于个人利益，便会阻止合作和变更。关于政治发展中法治的作用，法国的例子提供了教训。现代国家存在之前，法治便已出现于中世纪。它约束暴政，但也约束现代国家的建设。为了引进真正的现代社会，必须废除它所护卫的旧社会阶层和习俗。早期现代时期，对抗君主政体以捍卫自由，实际上是在保护传统的封建秩序和世袭的封建产权。而这封建产权，恰恰又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水火不容。政府觉得，它必须尊重传统精英的产权，既然不能直接征用，只好诉诸借贷和愈益离奇的财政花招。于是，家族统治如鱼得水。国家对法治的尊敬，反而帮助建立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虽然尝试染指寡头精英的财富，但终告失败。所以，它只能在穷人和政治弱者身上筹集收入，从而加剧不平等，并为自己的灭亡铺平道路。

法国古老的家族制在革命中死去。不过，西班牙旧政权却创建了类似的制度，在18世纪躲过革命和改革，并将之输往拉丁美洲，后者不得不与这份遗产长期共处。

[1]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76页。

[2] 有关概述，参见 Koenraad W. Swart，《17世纪的公职出售》。

[3]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98—99页。

[4]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30页；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法国的财政和政治（1589—1661年）》（The King’s Debts: Finance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589-1661）（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15—16页。

[5] 14世纪举行了大型人口普查“L’état des paroisses et des feux de 1328”（1328年国家的教区和炊爨）。

[6] Richard Bonney，《收入》（Revenue），载Philip T. Hoffman和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434页。这个问题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中是相当普遍的，参见哥伦比亚政府在土地清查和财产评估上的努力，Albert O. Hirschman，《迈向进步的旅程：拉丁美洲经济决策研究》（Journeys Toward Progress: Studies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Latin America）（纽约：20世纪基金会，1963年），95—158页。

[7]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31—232页。

[8]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72—73页。

[9]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29页。

[10] 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55页。

[11] 旧法律规定，如果官员将公职转给他人，自己又在四十天内去世，该公职必须回归国王。Charles Paulet所想出的新法律规定，他们只要缴纳一笔小额年费，就可得到豁免，该年费便被称为官职税（Paulette）。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43—244页。

[12] Koenraad W.Swart，《17世纪的公职出售》，15页。

[13] 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7页，12页。

[14] 参见Richard Bonney，《收入》，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和国家财政》，424—425页；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14页。

[15] 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14—15页。

[16]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Political Change in France Under Richelieu and Mazarin, 1624-1661）（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434页。

[17] Richard Bonney，《收入》，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与国家财政》，436页。

[18]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0—121页。

[19]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32—33页。

[20]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28页和280页；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239—240页。

[21]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52—56页。

[22] François Furet，《革命的法国，1770—1880年》（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马萨诸塞州摩顿市：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2年），6页。

[23]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71—74页；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2—124页。

[24] Hilton Root，《勃艮第的农民与国王：法国专制主义的农业基础》，49页。

[25]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4—125页。

[2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9页。

[27]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441—442页。

[28] Kathryn Norberg，《法国1788年的财政危机与1789年大革命的财政起源》（The French Fiscal Crisis of 1788 and the Financial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 of 1789），载Philip T. Hoffman和 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277页。

[29] Kathryn Norberg，《法国1788年的财政危机与1789年大革命的财政起源》（The French Fiscal Crisis of 1788 and the Financial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 of 1789），载Philip T. Hoffman和 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277—279页。

[30] François Furet，《革命的法国，1770—1880年》，17—18页。

[31]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43—144页。

[32] François Furet，《革命的法国，1770—1880年》，25—26页。

[33]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24页，237—238页。

[3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4—155页。

[35]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7页，164页。

[3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8—163页。

第24章

家族化跨越大西洋

拉丁美洲政府的特征未见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现代的西班牙发展出与法国类似的家族专制主义；西班牙制度和其移植至新大陆殖民地

拉丁美洲大陆在地理、种族、文化和经济上具有极大的多样性，但各国又显示出共同特征，使拉丁美洲的政府模式，与东南亚、中东和非洲迥然不同。

到21世纪早期，拉丁美洲人口的大多数居住在世界银行标为“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们的年度人均收入在4 000到12 000美元之间，不但超过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甚至超过快速增长的新兴国家，如印度和中国。[1]然而，经济增长趋于跳跃式，平均来看，仍远远低于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东亚国家。[2]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它在总体上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地区之一。随着民粹政府的兴起，例如在委内瑞拉，也出现了民主倒退。[3]

拉丁美洲在两个方面表现平平。第一是平等。该地区在收入和财富的不均上名列世界前茅。21世纪的头十年，某些国家的不均水平略有下降，但仍相当顽固。[4]第二是法治。举行选举，使用民主负责制来摆脱不得人心的领袖，拉丁美洲国家做得都不错，但司法的日常工作却比较落后。这体现在治安不良、犯罪率居高不下、法庭程序堵塞、脆弱或无保障的产权、很多富人和强人的胡作非为。

这两个现象——不平等和脆弱的法治——互有关联。法治的保护在拉丁美洲通常只适用于极少数人，如大企业主管或工会成员。在秘鲁、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多达60%到70%的人口生存于所谓的非正式领域（informal sector）。这些人经常没有自己住家的房契，从事无照的商业，如果受雇，也不是工会成员，得不到正式的劳工保护。很多贫困的巴西人住在蔓延的贫民窟（favelas），政府当局袖手旁观，正义经常私下解决，有时还得靠犯罪集团。执法不公平更促进了经济不公平，穷人居住的世界基本上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不愿投资于自己的家，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文件。他们身受犯罪之害时，也不愿信任警察。[5]

要发现不平等的来源很容易，其大部分都是承继下来的。很多古老精英的富有家庭是大地主，其祖先建立大庄园，又将之顺利传给后裔。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制度，又使不平等得到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富裕国家，其财政制度主要用于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它的实施可通过累进税制度（如美国），也可通过再分配政策，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资助和社会服务（如欧洲）。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的财政制度只做很少的再分配，在某种情况下，再分配却给了相对优越的团体，像参加工会的公务员或大学生。正式领域的工人和各式精英，得以保住自己的福利和补助金。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逃税方面相当成功。不像美国的累进个人所得税，拉丁美洲国家的税收很少来自个人。其富人擅长于隐藏自己的真正收入，或转移财产到海外，远离税务官的控制。这意味着，征税主要来自消费税、关税和增值税，落在穷人头上的便高得不成比例。

21世纪初，拉丁美洲政府在管理宏观经济政策上大有长进，但这只是近况。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拉丁美洲政府因预算赤字、公共部门大量举债、通货膨胀和国债违约而声名狼藉。[6]全洲范围的最后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其他国家都宣告延期还债，通货膨胀随之猛升。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历了真正的恶性通货膨胀，年增长率超过1 000%。它在2001年又一次面临财政崩溃和国债违约。

在政治上，拉丁美洲的统治也与众不同。如上所述，该地区近来有很好的民主记录。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即古巴革命之后，该洲所有大国都屈服于军事独裁。虽然民主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第一个独立国家，但拉丁美洲没有一个政权其民主政府的历史始终不断。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该地区的独裁政府没能建成可被称为极权主义的强国，也没能掌控足够的强制力，实施真正的社会革命，如剥夺富有精英的资产和收入。该地区的威权政府从没能采取极端措施（很幸运），像苏联或中国共产党政权下那样的集体化，或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规模死亡。做不到的还有“选举式威权”（electoral authoritarian）政权，如查韦斯的委内瑞拉，它们甚至无法控制政权本身的犯罪或腐败。[7]国家权力的伤害，大多落在非精英身上。如20世纪80年代，危地马拉政府发动可怕的剿反，以反对原住民族的游击队运动。富有的精英学会与非民主政府和平共处，避开国家权力的锋芒，经常获益于制度化的腐败。

如果这听起来亲切，那是因为这使人忆起法兰西王国的统治模式。在拉丁美洲，这些先例来自非常相似的家族政权，即早期现代的西班牙。跟法国相似，西班牙专制国家在1492年之后勉强拼凑而成。由于无止境的战争，西班牙君主政体永远处于破产之中。它试图通过借贷来弥补预算赤字，但很快在债权人面前丧失信用，最终诉诸像法国一样的各式伎俩来筹集资金，包括债务一再重整、货币贬值和出售公职。事实上，这个外强中干的国家为了搜寻现金，将愈来愈多的公职，包括大部分军队，都售给私人企业家。其结果是如出一辙的内部财政，私人成功地获取了国家创造的寻租权。贪污现象比比皆是，卖官鬻爵完全腐蚀了公私之分。

同时，托克维尔所叙述的法国因素，也在西班牙削弱对专制主义的抵抗。贵族、士绅和第三等级，本来应该团结起来抵抗王室权力，但却由于国家向个人提供参与分享租金的机会，而陷入四分五裂。中世纪时，西班牙议会（Cortes，像法国高等法院和英国议会）必须批准新税。但到后来，它中止了其制衡国家权力的功能。对公职和级别差异的耿耿于怀，又阻碍了西班牙社会采取集体行动。

这就是移植到新世界的政治制度，借助于新西班牙（墨西哥）总督辖区（viceroyalty）和秘鲁总督辖区。此外，它治下的社会制度比欧洲的更为不平等。就像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之后的西班牙，新大陆也是军事征服得来的。但不像前摩尔人领土，新大陆有大量原住民。16世纪40年代，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Potosí）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发现重要银矿，由此开创了庞大的采矿帝国。欧洲统治者享用开矿租金，做工的都是沦为奴隶的原住民劳力。编年史家注意到，奔赴新大陆的西班牙人，不是去做工，而是去当主人：他们“全靠印第安人的劳动、手工和汗水”。[8]从一开始，西班牙美洲的经济道德就不同于定居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农民小地主。如果美国政治制度都以黑奴历史悠久的南方各州为基础，其结果就是拉丁美洲的殖民政府。

破产的西班牙国家

随着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在1469年的联姻，现代西班牙国家迅速出现于世界舞台。该联姻合并了阿拉贡王国和卡斯提尔王国，再加上阿拉贡属下的领土加泰罗尼亚（Catalonia）、那不勒斯、西西里岛。联袂后的君主政体在1492年征服摩尔人的最后堡垒格拉纳达（Granada）。同年哥伦布前往新大陆，为西班牙争得西印度群岛（the Indies）。他们的孙子查理五世添加了包括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和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的勃艮第，到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更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纳入版图。

16世纪中期哈布斯堡帝国在欧洲的统治范围

16世纪20年代，查理五世控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帝国形成是通过王朝同盟，而不是征服，这一事实造就了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从而对国家制度发展的性质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查理五世和儿子腓力二世（Philip Ⅱ）只有卡斯提尔一个安全的征税基地（包括珍贵的新大陆殖民地），不能向帝国其他地区抽取资源来应付开支。[9]尽管如此，哈布斯堡君主政体在半岛之外担起了昂贵的担子。其中之一就是在16世纪发起与法国的持久战争，为了控制意大利，尤其是米兰公国。另外的是与荷兰联合省长达八十年的战争。最后，还有在日耳曼土地上发生的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它由于法国首相黎塞留支持新教徒，而演变成一场泛欧大战。这段时期的战争，因开发了星状要塞（trace italienne），而变得异常昂贵。这种要塞不易遭受围攻炮火的伤害，但城防工程因此而变得格外拖延和艰辛。[10]所有这些战争费用，卡斯提尔纳税人承担了其中的80%。[11]

尽管有来自新大陆的贵金属，这些昂贵的外务负担几乎压垮了西班牙的财政制度。在16世纪和17世纪，政府费用始终数倍于美洲殖民地的汇款。金银进口，从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每年20万至30万枚达克特，增至16世纪末最高的每年220万枚。但仍跟不上增长的债务，它在同期从120万涨至600万枚。[12]

16世纪早期的西班牙国王宁愿借贷，也不愿增税，很快发现自己的信用不佳。在16世纪20年代，债务服务费用就超过税入的三分之一。到西法持久战争结束的1560年，它已超过税入的100%。[13]西班牙国王募集不到足够的资金来应付赤字，只好在1557、1560、1575、1596、1607、1627、1647、1652、1660和1662年宣布破产。[14]这些破产并没赖掉债务，更像今天所谓的债务重整。国王以这些债务属于高利贷为由，宣布延期偿付短期和浮动的债务，然后再跟债权人开始拖延和不怀好意的谈判。债权人被迫将旧债务换成一纸新契（juro al quitar），有资格分享未来的税收，就像法国的租金。这种债券未标日期，可以转让，最初年息是7%，但要面对利率和本金的任意调整。通过这种债券，西班牙君主政体得以染指卡斯提尔社会精英的储蓄——神职人员、贵族、士绅、官僚等。最强大的债权人往往能获得较好条款，或者不受延期偿付的限制，或者让较弱的债权人承受债务重整。维多利亚公司（Vitoria）无法收到政府付款时，便拒绝偿付自己的债权人，包括“修道士、修道院、救济院、寡妇孤儿、其他非商人”。[15]政府发现，在政治上更难向这些精英直接征税，宁可选择不断赖账。这个传统也传至拉丁美洲的当代政府，如阿根廷。它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后，强迫外国投资者以及国内的养老金者和储户大量放弃手中的国债。

无代表仍纳税

当时很多欧洲人，尤其是受到西班牙威胁的英国人，对西班牙国王所谓的专制权力心存敬畏，相信他具有“像土耳其一样”的征税权和特权。但西班牙政权的财政基础却非常不稳定，国王对自己属下精英的权威也受法律和习俗的限制。西班牙的专制主义太弱，不敢像中国和俄罗斯那样向自己的精英发起正面进攻。它也无法像英国所做的那样开发基于情愿的合法征税制度。

像其他欧洲国家，聚集成西班牙的各王国都有称作议会的中世纪机构。莱昂王国（Kingdom of León）的议会是欧洲最古者之一，阿拉贡王国的议会是组织最好者之一，非常强势。[16]兼并莱昂的卡斯提尔王国议会，与英国议会或法国三级会议相比，其代表性少而限制多。它通常并不邀请作为集团的神职人员或贵族跟平民坐在一起开会。在14世纪，召集到议会的有一百座城镇的代表（procuradores），到15世纪，该数字跌至来自十八个城市的各两名代表。这三十六个人声称可代表全西班牙讲话，但实际上只是治内主要地区的寡头代表。[17]

议会的传统权力也受到限制。它没有立法权，因为已经留给国王。腓力二世在1567年颁布的新法典（Nueva Recopilacion）说，“一定要召集议会，征得代表的首肯，方能在整个王国征收税赋、捐献和其他税项”。但这指的是新设的额外税。像消费税（alcabala）、关税（regalias）、盐税及矿物开采税（quintos）的既存税，则不需要获得批准。国王也宣称，如果需求“合理”，议会无权拒绝。什么是合理，全凭国王说了算。

国王和议会的相对权力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央政府将消费税包给包税商，但遭到各城市的反对，后者宁要由自己负责收集和分配的人头税（encabezamiento）。人头税当年是伊莎贝拉批准的，1519年被查理五世废除，从而激发所谓的公社叛乱（comuneros）。查理五世在议会安插自己心腹，不顾反对，强行通过新税。反对原因在于他被视为外国人（出生于佛兰德斯），向卡斯提尔征收的税，又用于不涉及本地利益的外国战争。卡斯提尔所有的城镇都奋起反抗，组织民兵，并要求另组民选议会，拥戴胡安娜女王（Queen Joanna）当政。要不是公社叛乱进而反对贵族，查理五世很可能丢失对王国的控制。贵族转而向国王靠拢，查理五世最终得以重建军事控制。[18]

公社叛乱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很像一百三十年后法国的投石党叛乱。国王以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宣称他对城市的权威。由民选的独立议会充任西班牙的自由保护人，这种想法彻底寿终正寝。同时，国王意识到他需要化解不满，遂逐一收买潜在的对手。当初激发叛乱就是因为人头税的废除，他现在予以恢复，还将服务税（servicios）和普遍税（millones）的新税留在地方当局手中。他们多半是家族官僚，帮国王征税，自己可保留一部分。[19]议会后来重开时，只提供咨询，再也没有要求或获得征税的权力。但他们的偏袒还是会影响公共财政，因为他们不愿支付财产税，所以新税都是影响穷人甚巨的商业税，从而阻碍西班牙的经济增长。

西班牙国家的家族化始于16世纪60年代，在腓力四世（1621—1665）治下到达顶峰。跟法国一样，驱动这一进程的是西班牙的持久战争和无止境赤字。西班牙第一次破产是在1557年，国王要他的朋友和侍臣鲁伊·戈麦斯（Ruy Gómez）去兜售市政公职，多多益善。[20]跟法国不同，西班牙的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城市和地区的。该措施受到广泛谴责，大家知道售出的公职不能提供足够的回报，除非走歪门邪道。[21]尽管如此，财政困境促使国家出售更多公职。到了1650年，据估计政府共创造三万名捐官，按人均来算是同期法国的两倍。[22]此外，卡斯提尔领土的30%回归领主法庭的管辖，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是因为君主政体急需现款。各城镇的全部权力，包括征税权和司法权，都出售给私人。在某个意义上，西班牙的国家建设开了倒车，由于财政上的短见，中央政府失去对大部分领土的控制。

家族制也影响军事组织。西班牙经历很多世纪，方从摩尔人的手中获得解放。卡斯提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联姻合并时，军队组成所谓的步兵方阵，配备长矛，以后又改成火绳枪（arquebus，编按：中国称鸟铳或鸟枪）。[23]如此训练和装备的西班牙军人，在科尔特斯（Cortés）和皮萨罗（Pizarro）的率领下，战胜了新大陆的本土帝国。他们也奔赴西班牙帝国的其他地区驻防，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基地，从那里可经过所谓的西班牙路（Spanish Road）直达低地国家。[24]卡斯提尔士兵参与了1533年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维也纳防御战。西班牙水兵也以少量舰队参与1535年进攻突尼斯（Tunis）、1538年试图攻占阿尔及尔（Algiers）、1571年重大的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到了17世纪，募集陆海军的任务越来越多地交托给自资招募军人的私人和装备自己舰船的沿海城镇。向军队供应必需品的后勤基础，又受控于热那亚（Genoa）的金融家。这意味着，到17世纪中期，西班牙君主政体对属下的武装力量只行使很有限的控制。[25]

像其他西欧国家，法治扮演了重要角色，限制了西班牙国王在产权和公众自由方面的权力。跟北欧不同，罗马法的传统在西班牙没有完全消失。《查士丁尼法典》重现于11世纪之后，西班牙发展了颇为强大的民法传统，民法被视作神法和自然法的成文化。国王可颁布制定法，但新法典讲得很清楚，必须遵循既存的法律先例，与之相悖的皇家法令则没有效用。天主教会仍是教法的监护人，并经常向皇家特权挑战。与习惯权利和特权相抵触的皇家命令常常受到抵制，此举被称作“服从但不执行”（Obédezcase, pero no se cumpla）。赴新大陆的征服者（conquistadore），如果从总督辖区接到自己不喜欢的命令，经常援引此理。个人如不同意收到的皇家命令，有权向皇家会议提出申诉。后者像英国的对应物，享有西班牙的最高司法权。根据历史学家汤普森（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的皇家会议信奉条文主义（legalism）和正当程序，反对随心所欲。它还主张相对于行政模式的司法模式，积极抵制非正常程序，始终保障既定的权利和契约义务。[26]

该法律传统的影响，体现在西班牙国王如何处置国内敌人和百姓产权。在西班牙，找不到秦始皇或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那样的帝王，他们会任意处决自己宫廷的成员，以至灭族。像同期的法国国王，西班牙君主在搜索财源中不断侵犯国人产权，但仍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中运行。他们没有任意征用资产，只是重新谈判利率和本金的偿还表；不愿增税以造成对抗，只是使货币贬值，承受较高的通货膨胀。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实际上也是一种税赋，但无须通过立法，对普通百姓的伤害超过精英，后者拥有的大多是实物资产，而不是货币资产。

制度移植到新大陆

与长期定居、拥有古代习俗的社会相比，征服社会为制度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征服社会可实施当代企业所戏称的“未开发地区的发展”——不受既得利益团体和习惯行为的妨碍，彻底重建制度。奥斯曼帝国在封地上安顿骑士，使之成为仅一代的贵族，因为土地是不久前抢来的。一点也不令人惊讶，西班牙征服新大陆时，随身带来了现成制度。与欧洲相比，他们面对更少既得利益者的遏制，以及不同的经济机会和自然资源。如果拉丁美洲的统治类似于西班牙王国的统治，制度移植却不一定直截了当，或刻不容缓。

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战役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西班牙征服美洲：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目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格拉纳达凯旋入城；科尔特斯的叔叔和父亲参与反对摩尔人的战役。科尔特斯在与阿兹特克人（Aztec）打仗时，好像仍在与摩尔人作战，运用分而治之的类似策略。[27]

很多有关定居、殖民和政治制度的技术，直接搬自西班牙南部的殖民经验。事实上，征服者习惯把美洲本土庙宇称作“清真寺”。

这些早期探险受到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但主要依靠组织探险的私人企业家的能量。一边是身处新大陆的个人，另一边是尝试严控殖民地的马德里政府，两者之间的互动造就了拉丁美洲的制度发展。金银开采权利特别重要，因此颁给私人的土地不包括地下权益，全部留给国家。赴秘鲁和墨西哥的大部分移民，并不涉及金银的开采。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想充任土地和由此而生的农业资源的主人。与西班牙南部相比，他们面对全新环境，所征服的土地住有密集人口，适合不同模式的开发。

为了奖励和控制征服者，西班牙当局发明了托管权（encomienda）制度，所赠予的不是土地，而是原住居民。如奥斯曼帝国的封地，国王的意图是防止既得利益的地方贵族兴起。托管权的赠予是有条件的，不得遗传。[28]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án），其幸存属下中大约有40%获得托管权，相当多的皮萨罗追随者在秘鲁也获得托管权。从技术角度看，托管权并不将原住民当作奴隶，但要求他们提供劳力，以换取监护者给他们的基督教教育和善待。西班牙国王以家长姿态，担忧新主人虐待原住民工人，也担忧天花和其他极易为印象第安人感染的疾病造成原住民人口急剧下降。所以，基于种族的主奴等级关系成为早期拉丁美洲制度的组成部分。

为统治美洲殖民地，西班牙迅速建立了相对有效的现代行政机构。西班牙新大陆帝国的合法性来自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3年的诏书，它将西印度群岛（地理范围不明）永远赐给卡斯提尔和莱昂的国王。权力属于西班牙国王和马德里的西印度群岛理事会，再传至设立于墨西哥和秘鲁的总督辖区。用于新大陆的法律是卡斯提尔的，与帝国其他地区毫无关联，尽管很多西班牙征服者和新移民出生于他处。科尔特斯在1519年开始对墨西哥的征服，下一年就发生重大的公社叛乱。由于这场叛乱，移植到新大陆的政治制度不包括强大的议会，或其他类型的代议制度。政治独立的唯一努力来自皮萨罗的兄弟贡萨罗（Gonzalo），他尝试成为独立的秘鲁国王，在1548年被皇家军队打败并处决。自那以后，中央权力再也没有受到新大陆西班牙人的挑战，直到19世纪早期的独立战争。

西班牙当局移植罗马法律制度，在十处建立高级法庭（audiencia），包括圣多明各、墨西哥、秘鲁、危地马拉、波哥大。派去帮助治理殖民地的行政人士中，有很多是具丰富民法经验的律师和法官。行政人员不得与本地女子结婚，或在领地上建立家庭联系，很像中国的县令或奥斯曼帝国的桑贾克贝伊。历史学家约翰·赫克斯泰布尔·艾略特（J. H. Elliott）在评论殖民地政府时写道：“如果现代国家中的‘现代性’，指的是将中央权力的指令传达到遥远地区的机构，那么西班牙美洲殖民政府要比西班牙政府，甚至其他任何早期现代的欧洲国家，更为‘现代’。”[29]在这一方面，它与英国君主政体对北美殖民地的放任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大庄园的铁律

1570年在新大陆的西班牙行政机构，似乎比同时代的欧洲制度更为现代，但好景不长。西班牙政治制度的家族化要到17世纪才加大油门，卖官鬻爵之类的制度移植到新大陆也属无可避免。推动这个过程的基本动力，来自殖民地实际参与者的倡议。他们试图增加自己的租金和特权，而马德里的中央政府太软弱、太遥远，无法予以制止。

大地产或大庄园的铁律——富人将变得更富，除非遭到国家的遏制——既适用于像中国和土耳其那样的农业社会，也适用于拉丁美洲。移民阶层强烈抵制托管权仅维持一代的规定。一点也不奇怪，他们要求将自己的权利传给孩子，便在16世纪40年代公开违抗托管权自动回归国王的法律。拥有原住民的劳力，使部分托管权主人发财致富，并开始购买大片土地。不像托管权，土地可以遗传。到16世纪晚期，美洲面对本土居民濒临灭绝的危机。墨西哥的人口从2000万跌至160万。[30]这意味着许多人口稀少的土地突然进入市场。

新兴的克里奥尔（creole，编按：指生于美洲的西班牙白种人）精英大多住在城镇，雇用劳力开发土地，自己只是缺席地主。拉丁美洲惯例的土地所有制，与其他部落社会相比，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异。产权共有，并联系着扩展的血缘团体。剩下的印第安人，要么受骗售出自己的土地，要么被人赶走。共有土地变成私人地产，由于玉米和木薯等本地作物被欧洲经济作物所取代，周遭环境大变。很多农地转换成养牛牧场，对土壤肥力造成极大损害。马德里政府承诺保护原住民地主的权利，但天高皇帝远，无法控制实际局势。而地方上的西班牙当局往往与新兴的地主阶层狼狈为奸，帮助后者逃避有关规则。这就是拉丁美洲大庄园（hacienda）的起源，在后续年代里，成为不平等和持久冲突的根源。[31]

少量精英却拥有大片土地，在西班牙长子继承权（mayorazgo）实践中找到支持。它防止土地的分割出售和大庄园的瓦解。17世纪见证了富人的大肆兼并，甚至是整座村庄和城镇。他们再借用长子继承权，以防遗产分配造成土地流失。长子继承权也已移植至新大陆。西班牙当局试图限制长子继承权的牌照，所依据的道理与他们要求收回托管权一样。地方上的克里奥尔或移民群体，转而使用改进继承权（mejora）。父母在遗产分配上可作偏袒，目的仍是维持宗族的实力和地位。[32]

强大的地主阶层出现，但无法成为凝聚的政治参与者。像法兰西王国，税务制度帮助将个别移民与国家绑在一起，破坏了他们可能建起的与非欧洲同胞的团结。构成早期移民浪潮的有大批单身男子，结果与本土女子要么结婚，要么生孩子，造就了麦士蒂索混血阶层（mestizo）。愈来愈多的黑奴运来新大陆，与白人一起生下的后代叫穆拉托（mulatto），成为又一单独阶层。区别于这两个阶层，西班牙移民的后裔克里奥尔可以享受免税。这种待遇，如在西班牙，只属于贵族和士绅（hidalgo）。就像在北美，身为白人就能获得地位，截然不同于恭恭敬敬的印第安人和黑人。[33]

考虑到国王在马德里的财政拮据，卖官鬻爵的欧洲制度最终越过大西洋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西班牙美洲的财政管理，在16世纪的大部都还不错。殖民地毕竟是贵金属的主要来源，再逐渐改为农产品。到世纪末，矿产开始下跌。随着三十年战争的进行，西班牙国王对税收的需求又有增加。君主政体防止新大陆出现贵族阶层的努力，因此而销声匿迹。艾略特如此描述这个转变：

城市的主要家庭借助与皇家管理机构的特殊关系，聚积资源，按自己需求建立继承权，巩固对城镇和内地的掌控。他们还利用国王日益恶化的财政困境，趁机购买公职。市政会职位（regimiento）的私人交易由来已久，从1591年起，更变成公开出售。从1559年起，公证官的职位上市。到1606年，几乎所有地方公职都跟进买卖。腓力二世和腓力三世反对出售财政部的公职，但到1633年，腓力四世开始放开买卖。最终，到17世纪下半叶，甚至最高级职位也上了市场。从1687年起，就系统性地出售高级法庭的职位。[34]

像法国和西班牙，对商人阶层来说，购买公职成为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他们现在把自己当作绅士（caballero），将来再传给孩子。古老家庭更可购买西班牙贵族的爵位，以保护他们相对的优越地位。17世纪的西班牙君主敞开大门，允许数百名克里奥尔进入颇有声望的西班牙军事修道会（Military order），分封其余的为侯爵和伯爵。

到18世纪，平等和人权的原则开始向新大陆殖民地渗透，但西班牙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已在拉丁美洲获得再生。讽刺的是，家族制度的移植违背了马德里殖民当局的初衷。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尝试在殖民地建立更为现代的非人格化政治秩序，但这些计划均因国王日益恶化的财政而搁浅，使他们难以实施更为强硬的遥控。伊比利亚半岛上出现的公私不分，也在美洲发生。

在法国，寻租者和捐官者攫取国家，破坏国家权力，最终造成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爆炸。在西班牙，相同的政治演变造成国力的长期衰退。但类似的政治革命，从没光顾西班牙的母国或殖民地。19世纪早期的独立战争推崇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自由和平等，但其领袖是克里奥尔的精英——像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他们曾深深陷入旧政权的家族政制。

法国大革命得以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重新划定明确界限。它没收所有捐官者的世袭财产和特权，谁反抗就砍谁的头。新式的政治制度，其公职的招聘基于非人格化的选贤与能——中国人在将近两千年之前就已发明的——又由马背上的拿破仑带往欧洲其他国家。1806年，他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Jena-Auerstadt）两次击败普鲁士的家族化军队，从而说服新一代的改革家，像冯·施泰因男爵（Baron vom Stein）和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普鲁士国家必须以现代原则进行重建。[35]19世纪的德国官僚机构，成为韦伯现代合理政府的模型。它并不来自家族化官僚，而是与传统的刻意分手。[36]

在拉丁美洲，独立成功之前从没发生社会革命，家族制仍然嵌入很多独立后的政权。虽然出售公职和贵族封号的做法遭到废除，正式的民主制度获得建立，但旧心态依旧长存。19世纪拉丁美洲的新国家中，很少强大到能直面自己的精英，或加以征税，或加以抑制。那些精英渗透和控制国家本身，并找到空隙，将自己社会和政治的特权传给孩子。直到20世纪晚期，西班牙旧政权的财政恶习，像持续赤字、过分借贷、债务重新谈判、隐性征税的通货膨胀，仍在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等国徘徊。正式的民主和宪政，并不基于社会各阶层的对抗和妥协，而是精英自上而下所施与的，如果不再符合自身利益，又可收回。这引发高度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在20世纪的涌现，并酿造了真正的社会革命力量——体现于墨西哥和古巴的革命。过去一世纪中，拉丁美洲国家定期遭遇骚乱，要求对整个社会契约进行重新谈判。

近来出现很多新兴的社会参与者，譬如工会、有密切国际关系的商业团体、城市知识分子、试图要回殖民者所夺走的地位和权力的原住民团体。拉丁美洲政治制度的对策，不管是民主的还是威权的，都趋于让他们一步步参与国家，从而收买他们，而不是政治权力真正的重新调整。例如在阿根廷，20世纪初的前数十年，工人阶级的兴起遇到传统地主精英的顽强抵抗。在欧洲，工人阶级加入广泛组合的社会民主党，提倡再分配政策，为现代福利国家打下基础。相比之下，代表阿根廷工人阶级的却是军事领袖胡安·庇隆（Juan Perón）。他的阿根廷正义党（Partido Justicialista），向拥护者网络提供选择性的好处。阿根廷在民粹狂热和军事独裁之间左右摇摆，并没开发出真正欧洲风格的福利国家。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治下的墨西哥也有类似情形，特别优惠只给选出的组织良好的拥护者。墨西哥比阿根廷更稳定，但同样无法解决社会隔绝和贫穷的难题。所以，西班牙旧政权的家族遗产仍在21世纪存活。

[1] 在2009年，上中等收入是年度人均收入在3 856美元和11 905美元之间。属于这一级别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2] 参见James Robinson，Adam Przeworski和Jorge Dominguez写的章节，载弗朗西斯·福山编，《愈加落后：解释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发展差距》（Falling Behind: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3] 不管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开始之前，还是之后，拉丁美洲都比东亚更为民主。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和 Sanjay Marwah，《比较东亚和拉丁美洲：发展的各方面》（Comparing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载《民主杂志》第11卷，第4期（2000年）：80—94页。

[4] 有关拉丁美洲不平等在21世纪的减少，参见 Luis Fehpe Lopez Calva和Nora Lustig编，《拉丁美洲不平等的减少：十年进步？》（Declining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A Decade of Progress?）（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2010年）。

[5] 有关非正式领域的问题，参见Hernando De Soto，《其他路径：第三世界的无形革命》（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纽约：哈珀出版社，1989年）； Santiago Levy，《好意图，坏结果：社会政策、非正式领域与墨西哥的经济增长》（Good Intentions, Bad Outcomes: Social Policy, Inform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2008年）。

[6] 例如Albert O.Hirschman，《迈向进步的旅程：拉丁美洲经济决策的研究》中有关智利的章节，161—233页。

[7] “选举式威权”政权虽然通过选举来获得验证，但过程接受高度的操纵，并不允许真正公平的民主竞争。参见Andreas Schedler，《操纵的菜单》（The Menu of Manipulation），载《民主杂志》第13卷，第2期（2002年）：36—50页。

[8] 引自Henry Kamen，《西班牙走向帝国的道路：世界强国的形成1493—1763年》（Spain’s Road to Empire: The Making of a World Power 1493-1763）（伦敦：企鹅出版社，2003年），124页。

[9] 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118—131页。

[10] 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4—9页。

[11] 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Castile: Polity, Fiscality, and Fiscal Crisis），载Philip T. Hoffman和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141页。

[12]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17页。

[13]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16页。

[14] 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60页。

[15] 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61页。

[16] Alec R. Myers，《1789年之前的欧洲议会和等级》（Parliaments and Estates in Europe to 1789）（纽约：Harcourt出版社，1975年），59—65页。

[17] 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45—146页。阿拉贡议会却不如此，它很强大，以自由的城镇为靠山。然而，西班牙从没在整个半岛搞过全国的议会。

[18] 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83—184页。

[19]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14—115页。

[20] Koenraad W. Swart，《17世纪的公职出售》，23页。

[21] 有评论家说，“人们为何要……付数千枚金币（ducat）去买一个薪水仅两千至三千枚银币（maravedi）的议员公职（regidor）？”Koenraad W. Swart，《17世纪的公职出售》，26页。

[22]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18—119页。

[23] Henry Kamen，《西班牙走向帝国的道路》，28页。

[24] 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第3章。

[25]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20。

[26] 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48—149页。

[27]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20页。

[28]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40页。

[29]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127页。

[30] 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纽约：诺顿出版社，1997年），210—212页。

[31] Henry Kamen，《西班牙走向帝国的道路》，273页。有关中美洲本土地主和拉丁语移民之间的冲突，以及西班牙政府试图保护前者，参见 David Browning，《萨尔瓦多：风景和社会》（El Salvador: Landscape and Society）（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1年），78—125页。

[32]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169页。

[33]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170页。

[34]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175页。

[35] 它也使哲学家黑格尔信服，历史进程已达终点。

[36] 参见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与独裁：普鲁士经验，1660—1815年》（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Hans-Eberhard Mueller，《官僚、教育与垄断：普鲁士和英国的文官制度改革》（Bureaucracy, Education, and Monopoly: Civil Service Reforms in Prussia and England）（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

第25章

易北河以东

匈牙利成为失败负责制的另一选择；西方废除的农奴制却在东欧冒头；宪政主义和贵族统治出现于匈牙利；自由如要兴盛，既要有强大中央国家，又要有对它的制约

早期现代的法国和西班牙是弱的专制主义和失败负责制的案例。形成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国家是专制的，因为它的君主政体集中权力，无须以正式方式向议会或其他代议机构负责。其他政治和社会的参与者，如高等法院和西班牙议会，公社叛乱者和投石党人，反对国家集权，最终都被一一击败。他们失败的方式凸现了专制权力的基本弱点。国家向精英参与者提供一部分国家职能，将他们逐一收买，既削弱了他们集体行动的能力，也限制了可在他们身上行使的权威。他们的财产和特权，虽然经常受到挑战和侵蚀，但基本上完整无缺。

相比之下，匈牙利和俄罗斯提供了两条另类发展路径，它们彼此之间不同，又有别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模式。这四个案例最后都以政治负责制的缺席而告终。在匈牙利，专制努力最初是失败的，因为强大和组织良好的贵族阶层，可以向国王权力施加宪法的限制。跟英国议会一样，匈牙利议会也迫使匈牙利国王向自己负责。但他们对负责制的追求，并不代表全体国民，只代表狭隘的寡头阶层；他们只想使用这份自由，以进一步榨取自己属下的农民，又避免向中央国家缴纳重税。其结果是愈益恶劣的农奴制得到扩张，国家趋于孱弱，最终不能抵抗土耳其。换言之，一个阶层的自由导致了其余阶层的不自由，还导致国土被强大邻国宰割。

我们花时间来考虑匈牙利的例子，只想显示，对中央政府权力的宪法限制，并不一定能建成政治负责制。匈牙利贵族阶层所追求的，是更加彻底地剥削农民的“自由”，强大中央国家的缺席让他们得逞。大家都理解出自中央专政之手的中国式暴政，但暴政也可来自分散的寡头统治。真正的自由倾向于在社会精英参与者的均势中出现，匈牙利从没能做到这一点。

主人和奴隶

欧洲历史中重大谜团之一是早期现代之初，即16世纪和17世纪，主子和奴隶的关系在东西欧得到截然不同的发展。易北河以西的地区——西部日耳曼国家、低地国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中世纪期间强加于农民的农奴制逐渐取消。奴隶制从未在西班牙、瑞典和挪威出现。相比之下，易北河以东的地区——波希米亚（Bohemia）、西里西亚（Silesia）、匈牙利、普鲁士、利沃尼亚（Livonia）、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先前自由的农民却在历史同期逐渐沦为农奴。[1]

跟封建制一样，农奴制有繁多定义。历史学家杰罗姆·布鲁姆认为，“如果一个农民受领主愿望的束缚，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他低人一等，并在社会中无能为力；这种情形又被认作是领地上法律和社会结构的根本，而不是领主与他的契约或协议的结果；这样农民就是不自由的”。对农民享有司法权的是领主，而不是国家。他们的关系可由详细的惯例规则所定位，但领主可以修改规则，使之更加不利于农民。农奴仅保留少许的法律权利，不同于奴隶，但实际差别并不大。[2]

从12世纪以来，西欧农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赢得自由。他们通常先升为领主土地上的佃户，土地使用权可能限于自己的一生，也可能传给孩子。有些土地受到限制（mainmortable），只能传给与自己同住的孩子，否则就要归回领主。在18世纪，废除该限制成为自由改革家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其他案例中，农民直接升为地主，享有随意买卖和赠与土地的全部权利。法国大革命的前夕，法国农民已拥有土地的50%，超过贵族的两倍。[3]托克维尔指出，那时的领主早已停止参与对农民的统治。这就是残留的收费权利，或迫使农民使用领主的磨坊或酒坊，受到如此强烈憎恨的原因。[4]

在东欧发生的情形恰恰相反。中世纪时期，与西方相比，那里反而有相当充分的自由。多半因为它仍属人口稀少的边境地带，来自西欧和欧亚大陆的殖民者，可遵循自己的法律。从15世纪开始，整个东欧建立新规则，限制农民的迁徙。农民不得离开他耕耘的土地，否则就要面对大笔罚款的威胁。帮助潜逃农奴要受沉重处罚，城镇收容农民的能力大受限制，以防止他们逃避庄园上的义务。

农民损失最大自由的是俄罗斯。回溯到12世纪的基辅罗斯（Kievan Rus），其时已有奴隶和农奴。随着15世纪莫斯科国家的兴起，农民的义务持续上升，活动自由也在逐渐减少，直到每年仅得一次假（前提是债务已经还清），在圣乔治节（St George’s day）的前后。到了下一世纪，连这唯一年假也被取消。[5]俄罗斯领主对农奴的权利稳步加强，直到18世纪末。其时，人权原则正在整个西方传播。农奴永久绑在主人身上，没有活动权利。事实上，主人可随意调遣农奴，从一处地产迁到另一处，甚至将农奴放逐到西伯利亚，之后又任意召回。俄国统治阶层开始以手下农奴的数量来评估自己的地位。俄罗斯的贵族高层富得惊人：伯爵尼古拉·谢列梅捷沃（N. P. Sheremetov）拥有185 610名农奴；到他儿子手上，这个数字增至30多万。18世纪末，伯爵沃龙佐夫（Vorontsov）拥有54 703名农奴；到19世纪中期农奴制废除之前，他的继承者光是男奴就有37 702名。[6]

农奴制在东西欧为何有如此迥异的发展？答案在于经济、人口和政治因素的总汇，使农奴制在西方难以维持，在东方却盈利丰厚。

西欧人口密集，在1300年是东欧的三倍。随着始于11世纪的经济繁荣，众多人口变成城市居民。这些城市从意大利的北部辐射至佛兰德斯，其存在首先是政治软弱的产物，再就是国王发现，保护城市的独立可以挖对手大领主的墙脚。城市也受到古老封建权利的保护，罗马时代的城市传统并未消失。由于受到如此庇护，城市发展成为独立的社区，通过贸易增长来开拓自己的资源，独立于庄园经济。[7]自由城市的存在，又使农奴制愈加难以维持。它们好像是国内的边境线，农奴可以逃到那里来赢得自由，因此有中世纪的说法，“城市空气使你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8]相比之下，人口相对稀少的东欧城市更为小型，跟中国和中东类似，主要充任现有政治权力的行政中心。

14世纪的灾难性人口下降，更促使西欧趋向自由和东欧趋向非自由。重复发生的瘟疫和饥荒对西欧的打击，比对东欧更为严峻，爆发时间也更早。经济增长在15世纪恢复，西欧看到城镇的再生。它们提供避难所和经济机会，防止贵族进一步榨取手下的农民。事实上，为了挽留农民继续耕耘，领主必须提供更多自由，从而开启了现代的劳动市场。中央君主政体发现，保护城镇的权利可以削弱贵族对手。日益增加的需求必须依赖来自东欧和中欧的进口，包括食物和贵金属。但在易北河的东面，软弱的独立城市和国王，允许贵族依靠农民劳力来开发农产品的出口。如历史学家杰诺·苏克斯所说：“从长远看，易北河对岸的地区为西方复苏作出了贡献……‘第二次农奴制’的立法凶兆，以可怕的同步出现于勃兰登堡（1494）、波兰（1496）、波希米亚（1497）、匈牙利（1492、1498）、俄罗斯（1497）。”[9]

这是对东西欧农民权利不同模式的最明显解释。在西方，愈益强大的国王支持城市，其存在可以抵消贵族权力。在法国和西班牙，国王最终在长期斗争中获胜。与领主有委屈或冲突的农民和其他参与者，从精英的竞争中获得更多机会。在东欧，城市和君主权力都很弱，让贵族阶层自由支配属下的农民。这样的模式出现于匈牙利和波兰，国王由贵族阶层选出。东欧两个地区有强大国家：15世纪之后的俄罗斯和18世纪之后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然而，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都没有代表平民来反对贵族，反而联合贵族来反对农民和资产阶级，再招聘贵族服务以增加自己的权力。

后来，农民在大规模行动中获得解放，例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宣言。但非精英的真正自由——不仅农民还有城市中的工匠和资产阶级——还需依赖现有精英参与者的僵局或均势。非精英团体在两种情况下都受到压榨：第一，分散寡头变得太强大，那是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形；第二，中央政府变得太强大，那是俄罗斯的情形。

宪政主义及其在匈牙利的衰落

今日匈牙利只是中世纪幅员辽阔王国的缩影，它曾在不同时期囊括今日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等部分。匈牙利人是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侵犯欧洲的部落民族，由七个部落组成，其主要部落马扎尔（Megyeri）的统治者创建了阿尔帕德（Árpád）王朝。阿尔帕德大公伊斯特万（István），在1000年受洗为基督徒，并获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他监督匈牙利皈依基督教，后来被追认为圣人，即匈牙利的守护神圣斯蒂芬。[10]

14世纪初的匈牙利

匈牙利的王朝斗争消耗了君主政体，使之变得愈益孱弱，结果就是持续的寡头统治。随着部落财产共有制的瓦解，匈牙利君主政体最初拥有甚多地产，再加上来自皇家矿产的收入，其资源可与法英国王媲美。到贝拉三世（Béla Ⅲ，1148—1196）统治的晚期，国王开始分赠皇家地产、属下各县的大片土地、关税、市场收入等。这些不是西欧那样换取服务的封建赠与，而是新兴男爵阶层手中的自由财产。贝拉三世的继承者们为权力斗争继续向贵族竞相分送皇家礼物。[11]

这就是1222年国王安德鲁二世签署金玺诏书的背景（参看第22章）。[12]它实际上是限制国王权力的宪法文件，只是来自颇为不同的社会参与者。在大宪章的案例中，强大的英国男爵代表整个王国发言，迫使国王约翰限制自己享有的权力。迫使国王签署金玺诏书的不是匈牙利男爵，而是皇家和城堡要塞的军人。实际上，他们想要国王保护自己免受男爵的掌控。[13]匈牙利教会获得格里高利之后强大罗马教皇的支持，也是要求政策变化的重要政治参与者。教会想保护自己的土地和特权不受进一步的侵蚀，也要求把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商人驱逐出国，让基督徒商人取而代之。金玺诏书的政治运作显示，匈牙利社会已在国家之外组织成强大的竞争团体，包括男爵或上层贵族、士绅、神职人员。[14]

中央权力软弱的第一后果是蒙古人对匈牙利的掠夺。后者征服俄罗斯后，在1241年入侵匈牙利。[15]国王贝拉四世试图加强自己的力量，所以邀请大批异教库曼人（Cuman）进入匈牙利，反而激怒自己的贵族，后者因此拒绝参战。库曼人最后也没参战，匈牙利部队在蒂萨河之战（Battle of Mohi）中遭到彻底摧毁。蒙古人占领整个国家，得知大汗在蒙古过世消息之后，方才撤退。

匈牙利在军事上的薄弱促进了国家建设。[16]匈牙利不知道蒙古人何时归来，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东方入侵者。为未来威胁作准备，路易一世（Louis I）等的后续国王投入实质性的军事行动，以扩充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甚至抵达遥远的那不勒斯。国家还实施很多改革，以保护自己免受侵略。这包括建造大量石堡和城防，以替换顶不住蒙古进攻的木砖建筑；还以西欧模式的重甲骑士，取代匈牙利军队的轻骑兵。

军事压力导致匈牙利国王促进士绅的利益。然而，这类军人和官员没有直接进入中央国家的架构。后来的软弱国王允许他们为强大男爵服务，促使单一贵族阶层涌现。到14世纪，当初促成金玺诏书的皇家和城堡要塞的军人发现，自身的利益不在国王一边，而在男爵一边。[17]

结果是非常软弱的国家，以及寡头地主团体所控制的强大社会。包括新近获得爵位的士绅的匈牙利贵族阶层，完全拥有自己财产，不欠国王任何服务义务。阿尔帕德朝代在1301年结束之前，国王虽是当选的，却只是个装饰。他手下没有重要的军队或资源，也没有强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后继的安茹（Angevin）王朝治下，分权过程得到暂时逆转。该王朝终结于1386年，贵族迅速卷土重来。

一直到16世纪末，莫斯科公国的创始家族，持续成功地孕育男性继承人。这大大帮助了其强大国家的兴起，再一次显示人类制度的偶然性。相比之下，匈牙利却面对重复的继承权斗争，因为它的朝代短命，很多国王又有外国出身。[18]觊觎王位者为了争得权力，只好让贵族得到资源好处。在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国王治下，很多国王城堡都落到了贵族手中。[19]

事实上，匈牙利贵族以议会形式将自己的权力制度化，其权力超过法国的高等法院、西班牙议会、俄罗斯的缙绅会议。[20]远远早于约翰·洛克，贵族阶层“宣布他们有权保护王国的福祉，甚至可以反对国王，如果他试图损害共同利益”。他们还以此理由监禁一名国王。[21]召开议会的先例可追溯到金玺诏书的时代，到15世纪中，国家议会每年开会，有权选择国王。不同于英国议会，匈牙利议会受大地主贵族的控制，仅仅代表贵族阶层的利益。如历史学家派尔·恩格尔（Pal Engel）所说，“新制度的本质是决策权的分享，在理论上分给王国中所有地主，在实践中只给参与政治的贵族”。[22]早些时候，城市也可以参加议会，但随着其影响的式微，而逐渐中止。[23]（图3显示中世纪匈牙利的政治权力分配。）

图3. 匈牙利

匈牙利打造强大国家的最后机会是在15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已在东南方蠢蠢欲动。贵族地主约纳斯·匈雅提（Janos Hunyadi）在1446年被议会推选为摄政王。他通过一系列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包括1456年英勇的贝尔格莱德保卫战，而获得巨大威望。[24]约纳斯儿子马蒂亚斯（Mátyás，或写作Matthias Corvinus）在1458年因此而当选国王，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期间，完成了中央国家的现代化。这包括创建国王直接控制的强悍的黑军（Black Army），以取代纪律不佳和半私人的贵族部队，后者曾是匈牙利军队的基础；发展皇家秘书处，并配以大学培养的官员，以取代家族化的贵族官员；实施全国海关和直接税赋，中央政府征税急剧上升。[25]马蒂亚斯使用这些权力新工具，在波斯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取得了对土耳其、奥地利、波兰和西里西亚的重大军事胜利。[26]

因军事上的必需，马蒂亚斯投入其他现代化专制君主也在做的努力。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他仍需面对强大和组织良好的贵族阶层，被迫定期向选他当国王的议会征求咨询。贵族因他的军事成功而给他活动余地，但怨恨他所强加的与日俱增的税赋，以及在决策中自身影响力的销蚀。马蒂亚斯死于1490年，贵族收回中央国家在前半世纪争得的大部分权利。他们愤愤不平于自己特权的损失，渴望恢复旧状。所以，男爵们将一名软弱的外国君主推上王位，删减黑军的经费，然后将之送上土耳其的战场，结果遭到歼灭。贵族阶层还以国防能力为代价，将自己的税收负担降低70%到80%。

匈牙利返回到贵族分权的均势，很快承受后果。纪律散漫的贵族部队在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中被苏莱曼一世打败，匈牙利国王被杀。相互争执的男爵只顾反对国家，不顾国家防御；如此场景曾在蒙古入侵中发生，现又重演。匈牙利失去独立地位，一分为三，分别受奥地利哈布斯堡、奥斯曼、土耳其属国特兰西瓦尼亚的控制。

自由和寡头政治

我详细讨论匈牙利的例子，是为了挑明一条相对简洁的见解：强大、凝聚且武装齐全的民间社会，能抵制中央政府，但不一定能获得政治自由。即使有宪政安排，对行政权力实施严格的法律限制，也不能保障政治自由。匈牙利正好符合上述的一切，它得以削弱中央权力，以致国家都不能抵御迫在眉睫的外国敌人。波兰身处类似情境，软弱的国王受贵族会议的控制。两个世纪之后，波兰步匈牙利的后尘，也失去国家的独立地位。

国家独立的丧失不是匈牙利失去的唯一自由。毕竟，匈牙利面对的是庞大和组织良好的土耳其帝国，后者已在欧洲的东南部兼并了多数王国和公国。即使是一个更为集权的现代国家，恐怕也承受不了土耳其的冲击。匈牙利中央国家的脆弱，使匈牙利农民和城市处于从属地位。蒙古入侵带来了动乱和人口骤降。这之后，农民基本上成为自由人，尤其是住在皇家领地上的。作为皇家“客人”，他们有固定的权利和义务，既可充任士兵，又可以缴税来替代。他们最重要的自由是流动自由，并可选举自己的法官和教士。[27]

但世俗和教会的地主都想把他们绑在土地上，成为可供交易的商品。皇家土地分给私人始于13世纪，结果使更多农民陷入地主的司法权和掌控。始于16世纪早期的食物涨价，促使地主增加农民所欠的领地实物税。农民被迫从事更多的劳役，从前一个世纪的每星期一天，到1520年的每星期三天。农民选择地方法官和教士的权利也很有限，需要接受领主的控制。[28]此外，地主开始阻止农民在不同领地之间自由搬迁，或阻止他们移往城镇。日益恶化的境况导致了1514年的农民大起义，起义遭到残酷镇压。起义领袖被架在火堆上“登基”，他的同伴被迫分吃从他身上割下来的肉。[29]这次起义发生在土耳其人入侵的前夕，为奥斯曼帝国的胜利贡献了有利条件。[30]

如本章开头所提到的，愈益剧烈的农奴制回潮并不局限于匈牙利。它也发生于波希米亚、波兰、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整个地区的贵族要求增强税赋，取消自由，限制属下人口的流动。20世纪教诲我们，把暴政视作强大中央国家的行径，但它也可来自地方上的寡头。在当代中国，侵犯农民权利、违反环保和安全法律、从事肆无忌惮的贪污，其中最恶劣的案例，多是地方党员干部所为，或是受他们庇护的私人雇主所为，与北京的中央政府无关。中央政府的责任，就是以执法来抑制寡头；有时失去自由，不是因为国家太强大，而是太软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编按：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和种族隔离持续二十年，其终止还要靠联邦政府在南方各州强制执行宪法。由此看来，赢得政治自由，不是国家权力受到遏制时，而是强大国家遇上同样强大社会的制衡时。

美国创始人理解此种平衡的必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论》第17篇中，描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利分享。他说：

君主最终战胜属臣的案例中，其成功主要原因是属臣对其手下实施暴政。男爵，即贵族，既是君主的敌人，又是平民的压迫者。君主和平民对男爵又怕又恨，直到相互的危险和利益促成他们联合起来，那就会置贵族权力于死地。如果贵族以仁慈和公正保住其侍从和追随者的忠心耿耿，在与君主的竞争中，几乎永远是赢家，从而削弱或颠覆君主的权力。

汉密尔顿继续说，联邦架构中的州政府就像封建社会的男爵，它们独立于中央政府，其独立程度则取决于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本质上是不分好坏的，其对自由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它与从属权力机构的互动。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真理，也在匈牙利和波兰的历史上体现出来。

另一方面，如果强大国家与强大寡头相互勾结，自由就面临尤其严峻的威胁。这就是俄罗斯所处的情境，莫斯科公国在匈牙利国家消亡的同一世纪崛起。

[1] Jerome Blum，《东欧农奴制的兴起》（The Rise of Serfdom in Eastern Europe），载《美国历史学评论》第62期（1957年）。

[2] Jerome Blum，《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农民》（The European Peasantry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华盛顿特区：历史教师服务中心，1960年），12—13页。

[3] Jerome Blum，《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农民》（The European Peasantry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华盛顿特区：历史教师服务中心，1960年），15—16页。

[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册，第8章，第12章。

[5] Richard Hellie，《莫斯科公国的农奴制和军事变化》（Enserfment and Military Change in Muscov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1年），77—92页。

[6] 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370页。

[7] Henri Pirenne，《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贸易复兴》，77—105页。

[8] 参见马克斯·韦伯，《城市》（The City）（伊利诺伊州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8年）。

[9] Jenö Szücs，《欧洲三个历史性地区：大纲》，载John Keane编，《公民社会与国家：欧洲新视角》，310、313页。

[10] 参见László Makkai，《匈牙利人史前史和他们对匈牙利的征服及对西方的袭击，截至955年》（The Hungarians’ Prehistory, Their Conquest of Hungary and Their Raids to the West to 955）和《匈牙利基督国家的基础，950—1196年》（The Foundation of the Hungarian Christian State, 950-1196），载 Peter F. Sugar编，《匈牙利史》（A History of Hungary）（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0年）。

[11] László Makkai，《转变为西方式国家，1196—1301年》（Transformation into a Western-type State, 1196-1301），载 Peter F. Sugar编，《匈牙利史》；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71页。

[12] Denis Sinor，《匈牙利史》（History of Hungary）（纽约：Praeger出版社，1959年），62—63页。

[13] Janos M. Bak，《匈牙利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政治、社会与国防》（Politics, Society and Defense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Hungary），载Janos M. Bak和Bela K. Kiraly编，《从匈雅提到拉科奇：匈牙利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战争与社会》（From Hunyadi to Rakoczi：War and Society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Hungary）（纽约州布鲁克林市：布鲁克林学院社会与变革项目，1982年）。

[14] 俄国的权力以沙皇和士绅之间的牢靠同盟为基础，而反对匈牙利国王的，除了男爵和教堂，还有士绅阶层。他也不像英国国王，没有强势的法庭或新兴的皇家官僚，作为自己权力的基础。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72—273页；László Makkai，《转变为西方式国家，1196—1301年》，24—25页。

[15] Denis Sinor，《匈牙利史》，70—71页。

[16] 埃特曼（Thomas Ertman）认为，在15世纪奥斯曼帝国兴起之前，匈牙利没有面对严峻的地理政治压力。但考虑到路易斯一世（Louis I）和后续国王所投入的战争，这就不很确定了。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73—276页。

[17] Pal Enge，《安茹王朝时代，1301—1382年》（The Age of the Angevins,1301-1382），载 Peter F. Sugar编，《匈牙利史》，43—44页。

[18] C. A. Macartney，《匈牙利简史》（Hungary: A Short History）（芝加哥：Aldine出版社，1962年），46—47页。

[19] Janos Bak，《中世纪晚期，1382—1526年》（The Late Medieval Period, 1382-1526），载 Peter F. Sugar编，《匈牙利史》，54—55页。

[20] 有关匈牙利议会的建制化，参见 György Bonis，《匈牙利联邦议会，13—18世纪》（The Hungarian Federal Diet, 13th-18th Centuries），载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第25卷（1965年）：283—296页。

[21] Martyn Rady，《匈牙利中世纪的贵族、土地与服役》（Nobility, Land and Service in Medieval Hungary）（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1年），159页。

[22] Pal Enge，《圣斯蒂芬的国土：匈牙利中世纪史，895—1526年》（The Realm of St. Stephen: A History of Medieval Hungary, 895-1526）（伦敦：I. B. Tauris出版社，2001年），278页。

[23] Janos Bak，《中世纪晚期，1382—1526年》，65页。

[24] 有关匈雅提的兴起，参见Pal Enge，《圣斯蒂芬的国土》，288—305页。

[25]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88页。

[26] Janos Bak，《中世纪晚期，1382—1526年》，71—74页。

[27] László Makkai，《转变为西方式国家，1196—1301年》，32—33页。

[28] Jerome Blum，《东欧农奴制的兴起》。

[29] Janos Bak，《中世纪晚期，1382—1526年》，78—79页。

[30] William H. McNei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34页。

第26章

更完美的专制主义

莫斯科国家的涌现和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特征；君主政体依赖贵族，造成俄罗斯农民逐渐沦为农奴；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专制主义在俄罗斯取得更为彻底的胜利

尤其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兴起的21世纪初，俄罗斯联邦成为政治学家所谓的“选举式威权”政权。[1]政府基本上是威权的，受控于政治家、官员和商业利益所组成的灰色网络，但仍然举行民主选举，使继续执政获得合法性。俄罗斯民主的质量很低。政权控制几乎所有的主要媒体，不允许对政府的批评，威胁反对派候选人，或使之丧失参选资格，还向自己的候选人和拥护者提供优惠。

它在法治上的表现，比民主质量问题更为糟糕。揭露官方腐败或批评政府的新闻记者突然死去，没有看到找出杀手的真正努力。私人企业遇上政权内线人士的敌对接管，便会遭到政府部门的诬陷指控，从而被迫放弃资产。不夸张地说，重要官员即使参与谋杀，也可逍遥法外，无须负责。专门调查世界上腐败水平的非政府机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俄罗斯排在180个国家中的第147名，劣于孟加拉、利比里亚、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稍稍优于叙利亚、中非共和国。[2]

很多人看到21世纪的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连贯性，又因俄罗斯人经常表达对斯大林和苏联岁月的怀旧，而得到放大。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七十年，共产主义扎根于俄罗斯，当然塑造了当代俄罗斯人的态度。

但在共产主义的下面藏有很多龟。如果仅把当代威权主义归罪于20世纪的政治，首先就要解说，共产主义为何在俄罗斯和中国获得彻底的成功。当然，发挥作用的还有更古老的专制传统。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俄罗斯已发展了强大的中央国家，其行政权力只受法治或负责制立法的软弱约束。布尔什维克之前的俄罗斯，其取得的专制主义的性质，不同于法国或西班牙的旧政权，更接近于前现代中国或奥斯曼。个中的原因与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对它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

俄罗斯专制主义的来源

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俄罗斯国家起源于乌克兰的基辅地区，基辅曾是主要的贸易站，连接北欧和拜占庭帝国等。它的持续存在中断于13世纪30年代末，其时，拔都可汗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军队侵占俄罗斯，基辅遭到彻底摧毁。身为教皇使节的大主教迦儿宾（Carpini）写道，经过基辅时，“我们看到现场有无数死人的头颅和骸骨，该城曾经很大，人口众多，现在却一片荒芜，只有两百栋房子还立在那里，俘虏在从事着最为恶劣的苦役”。[3]蒙古占领持续了将近二百五十年。很多当代俄罗斯人，被问到为何他们的国家和政治文化迥然不同于西欧时，立即把责任推到蒙古人身上。西方也有观察俄罗斯的悠久历史，如侯爵德·屈斯蒂那（de Custine）。他坚持俄罗斯应被视作“亚洲”强国，它与蒙古人、奥斯曼人、库曼人和其他亚洲人的互动，对它的成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4]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出现，见解已经转变。新一轮修正主义的历史评论，以更为肯定的语气解说蒙古人的作用。[5]

不管怎样，蒙古入侵对俄罗斯后续的政治发展施加了重大影响，且多半是消极的。[6]首先，它切断了俄罗斯与拜占庭和中东的贸易和思想交流，后者曾是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的来源。也阻碍了它与欧洲的联系，这意味俄罗斯没像西欧那样，深入参与相关的历史进程，比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其次，蒙古占领大大延误了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基辅遭到彻底摧毁后，基本上需要重头开始，当代乌克兰的基辅地区曾是俄罗斯老祖宗的定居点。蒙古人抵达之前，俄罗斯国家已经开始分裂。政治权力向无数自称为王的小封地流散，又因蒙古占领而获得确认。俄罗斯的重心从黑海北部的欧洲本都地区（pontic）转向东北部，当地的莫斯科大公国崛起，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不像持续八百年的欧洲封建主义，俄罗斯的封地仅生存两个多世纪——从1240年开始套上鞑靼轭（Tatar yoke）到伊凡三世当政的16世纪中期——很快，小封地的领主必须面对日益强盛的中央君主政体。

最后，蒙古人破坏了继承于拜占庭的法律传统，使政治生活变得更为恶劣、更为残忍。与欧洲的基督徒君主相比，蒙古统治者把自己看作纯粹的掠夺者，其目的就是从所控制的居民身上榨取资源。他们仍处在部落层次，从未发展出政治制度或正义理论，可以带给所征服的居民。他们不像传统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并不矫饰自己是为被统治者而存在的。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表，愿意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大规模榨取资源。他们严惩任何抵抗力量，为了杀鸡儆猴，甚至愿意处死整座城镇的居民。他们招募俄罗斯的领主成为自己的征税官，包括将来创建俄罗斯国家的莫斯科大公。他们以自己的掠夺策略，训练数代的俄罗斯领袖。事实上，他们通过联姻而融入俄罗斯人口的基因。

俄罗斯的兴起

像我们所讨论的几乎所有政治体，发动战争的需要促动了俄罗斯的国家建设。像基于法兰西岛的卡佩家族，莫斯科的留里克王朝（Rurik）从自己的中心位置向外扩展，征服和吸收其他封地公国、蒙古和立陶宛等的外国军队。伊凡三世（1440—1505）治下的国家成为重要力量，兼并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Tver）。他给自己冠上全俄罗斯大公的称号，莫斯科公国从伊凡一世（1288—1340）的六百平方英里，到瓦西里二世（1415—1462）的一万两千平方英里，再到他自己统治结束时的五万五千平方英里。[7]

封地期间的俄罗斯国家，其形成非常类似于中国和奥斯曼的国家形成过程。像中国西周的创始朝代，基辅贵族家庭的后裔分布于俄罗斯各地，尤其是在蒙古入侵之后。他们组建一系列小公国，相当于俄罗斯版本的封建主义。每位领主控制自己的领地、经济资源和军队，并与自由贵族（boyar）签订契约以获服务。

莫斯科国家的权力基于服役贵族（middle service class），由骑兵组成，报酬不是现金而是封地（pomest’ia），每块封地上约有五或六户农家。由于地多人少，控制人口比控制土地更为重要。骑兵不是常备军，受领主召集而提供服务，军事季节结束后，再回到自己封地。俄罗斯和奥斯曼的封地非常相像，这可能不是意外。其时，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接触愈益增多。像奥斯曼的骑士，俄罗斯部队的核心成员，如果身处欧洲其他地区，便被称作低层士绅，其土地和资源全部来自国家。俄罗斯骑兵配置相对轻便的装备，主要倚靠迂回战术。这很像奥斯曼骑兵，而迥然不同于西欧的重甲骑士。莫斯科政权组建此种部队的动机，也与奥斯曼相似。这个军事组织的地位全靠国家，不会要求现金军饷。它可被用来抵消领主和贵族的势力，后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资源。[8]

这是俄罗斯和匈牙利的重大差异。在俄罗斯，服役贵族接受招募，直接为莫斯科国家服务。在匈牙利，它变成贵族阶层的一部分。这不同选择也许足以决定后来的分道扬镳，一个社会走上中央集权，另一个趋于权力下放。与西欧社会相比，俄罗斯社会对莫斯科的国家建设设置了较少障碍，原因之一就是：服役贵族直接从属于国家，没有接受领土贵族的再次分封。

俄罗斯版本的封建主义历史太短，尚没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这是俄罗斯贵族无法限制中央国家权力的另一原因。俄罗斯是否经历过封建主义？俄国史学界对此有长期争论，因为俄罗斯的封地从没获得西欧对应物所享受的自治权。[9]俄罗斯的领主和较低层次的贵族没有时间建造城堡，俄罗斯的平原和大草原，将优势赋予快速移动的进攻军队，而不是防御军队。

莫斯科国家颁布门第选官制（mestnichestvo，编按[下同]：俄语为Местничество），故意在贵族中播种不和。它将贵族家庭以及家庭内的个人划出等级。像法国和西班牙的爵位和特权的出售，门第选官制也让贵族互相竞争，从而破坏了贵族内部的凝聚力。[10]所以，俄罗斯贵族作为一个阶层，其内部团结很差，几乎没有发展出联合抵抗中央国家的机构。他们以内部的小争执而著称，经常自我损耗。

在俄罗斯，法治一开始就比西欧薄弱。天主教会在领土主权国家之外建立教会法规，但俄罗斯东正教从没扮演过类似角色。被俄罗斯当作模型的拜占庭帝国，其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是政教合一。东罗马皇帝委任君士坦丁堡的牧首（Patriarch，最高主教），裁决教会中的教条争议。格里高利改革和叙任权斗争的相似情形，从没在拜占庭的世界发生。东正教没有发展出可颁布法律的国家般的中央机构，也没像天主教会一样，将牧首法令编纂成统一的教会法规。当蒙古入侵切断了俄罗斯教会与拜占庭的交往时，它在莫斯科国家身上找到新监护人。教会和国家的利益相互吻合，后者提供赞助和权力，前者鼓吹后者作为“第三罗马”的合法性。大牧首尼康（Nikon）在1666年遭到开除，之后的俄罗斯教会彻底变成政教合一。到1721年，彼得大帝颁布《宗教事务管理章程》，干脆取消牧首职位，取而代之的是沙皇指定的神圣宗教会议（Holy Synod）。[11]

如果怀疑法治保护西欧精英的重要性，我们只要想想所谓的沙皇特辖制（oprichnina，俄语опричнина）。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黑暗年代，时值伊凡四世（1530—1584）统治的后半期，在西欧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他被后人称作伊凡雷帝（Ivan Grozny，俄语Иван Грозный），既可译作恐怖伊凡，也可译作伊凡大帝。他心爱的年轻妻子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俄语Анастасия）死于1560年，使他对周遭的宫廷官员疑鬼疑神。他突然离开莫斯科，至1565年方才返回，要求贵族让他建立所谓的非常行政区，并让他享有处理恶人和叛徒的唯一大权。一旦获得同意，他就发起恐怖统治，反过来攻击贵族。愈来愈多的贵族与家人一起遭到逮捕、折磨、处决。伊凡创建了所谓的特辖军（oprichniki，俄语опричники），身穿黑衣，骑黑马，成为他法外统治的特殊工具。特辖区内的私人财产遭到国家没收。之后，它又得到扩张，最后面积相当于全国的一半。估计有四千至一万的贵族被杀，古老领主家庭中存活的仅得九家，大部分土地都被充公。[12]伊凡四世好像完全失去情绪平衡，一度致命地伤害了自己的儿子兼继承人。他死后，俄罗斯只能说仍然心有余悸。[13]很难说，它不是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实施党内清洗的先例。其时，苏共总书记怀疑身边处处有阴谋诡计，杀光了当年与其携手闹革命的老共产党员。[14]它也使人不得不忆起清洗贵族精英的中国统治者，像武则天。

从俄罗斯政治发展来看，使人迷惑的是贵族为何授予伊凡这些特权，祸及自身。有人认为，他们不敢想象自己可以独自当政，也害怕君主不掌大权的后果。在伊凡四世奇怪消失于莫斯科的时候，有人提出如此可能。俄罗斯人对软弱国家会造成的混乱和崩溃心怀恐惧，这并不荒谬。他儿子费奥多（Feodor，俄语Фёдор）去世于1598年，没有留下子女，留里克王朝因此而告终，开始了所谓的混乱时期。莫斯科国家饱受饥荒和外国侵略的困扰，因一系列“伪德米特里”（false Dmitri，俄语Лжедмитрий）竞争君位而分崩离析。莫斯科君主创造的国家机器不够强大，承受不了漫长的继承权斗争。即使君主权力崩溃，也不能回归到分权的封建统治。结果只是失序的暴力和外国的霸权，直到罗曼诺夫王朝在1613年涌现。

自由选择

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兴起并不由俄罗斯文化内在逻辑所命中注定。事实上，俄罗斯历史上有西方的共和或代议制度的先例，为其他可能性提供视野。西北部的城市诺夫哥罗德从没被蒙古人征服，在早期封地时期，一直是颇具活力的商业共和国。它与波罗的海贸易紧密相连，发挥门户作用，让欧洲货物进入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的君主统领军队，但在执政时受市民大会（veche，俄语вече）的限制。市民大会从城市贵族中选出市长，所有自由公民都可投票。它还控制税赋、法律和外交，甚至可以解雇君主。城市内，社区在料理自己事务上行使很大自治权。诺夫哥罗德最终被伊凡三世征服，在1478年成为莫斯科国家的一部分。伊凡三世废除诺夫哥罗德所有的共和机构，将很多当地领袖当作叛徒处死，并将大量贵族和商人家庭驱逐出境。[15]

第二个代议机构是缙绅会议，由贵族组成，近似于法国三级会议和西班牙议会。它的开会并无定律，但在适当时刻扮演重要角色。它批准了伊凡四世的数项倡议，例如他向利沃尼亚的开战。其他会期批准了伊凡四世儿子费奥多在1584年的继位，并在1598年向摄政王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俄语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提供皇位。它最重要的举动是在1613年核准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khail Romanov，俄语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成为沙皇，从而终止混乱时期。该议会在17世纪还继续开会，批准了多次宣战和税赋，直到彼得大帝使之边缘化。[16]自那以后，代议机构在俄罗斯销声匿迹，直到1906年日俄战争之后召开的立法机构杜马（Duma，俄语Дума）。

抵制权力的最后潜在来源是俄罗斯教会。如上所述，评论家经常谴责俄罗斯教会是莫斯科统治者的驯服工具，不管是沙皇时期，还是今天。但在大牧首尼康被开除之前的时期，仍有可能走上不同途径。俄罗斯东正教曾拥有近乎四分之一的俄罗斯土地，由此而享受自治。自圣谢尔盖（St. Sergius）改革以来，俄罗斯就有优良的修道院传统，但经常引起世俗统治者的怀疑。至少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Florentine Union）触发危机之前，莫斯科的都主教（Metropolitan）都由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指派，俄罗斯君主无从置喙，之后才由俄罗斯主教会议选出。[17]也有个别教会领袖不畏暴政，如莫斯科都主教菲利普（Philip），因为谴责伊凡四世，而被赶出自己的教区，最终竟被勒死。[18]

这些案例表明，俄罗斯传统并不是暴政不断，自由选择时有发芽开花。共产主义倒台后重现创造更为自由社会的诺言，但其兑现恐怕还在将来。

农奴所有者结成卡特尔（Cartel）

17世纪末的俄罗斯国家已有中央集权，但还比不上欧洲对手。没有整齐的中央官僚机构，只有一系列所谓的衙门（prikazy，俄语Приказы），其职责既有重叠，又不一致，来自沙皇繁杂的指令（prikaz，俄语Приказ）。[19]不同于法国的总督制度，从地方到中央的政府任命，都出自沙皇，被称为“给食”（kormienie，俄语Кормление），这名字就表明制度背后的监督和掠夺意味。早在16世纪既已存在的地方自治政府，在伊凡四世的治下遭到废除，国家倚靠军事总督制度（voevody，俄语Воевода）来实施行政命令。军队也同样原始，仍然基于骑兵，只在首都组织新型步兵，但不一定靠得住。[20]

俄罗斯国家建设的下一轮是在彼得大帝（1672—1725）治下。他迁都圣彼得堡，又从欧洲引进一大批新制度。彼得是个巨人，不论是体形，还是领导才能，单枪匹马尽力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战争再次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对抗瑞典的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彼得在1700年纳尔瓦战役中，败于瑞典皇帝查理十二世，遂开始对当时欧洲边界的俄军进行彻底重整，并从零开始打造海军（从最初的单船只舰发展到最终能够战胜瑞典海军的八百艘）。他也推行俄罗斯中央政府的现代化，废除老式衙门，换成模拟瑞典的参政院（a system of colleges）。参政院以技术专长为基础——大多来自外国——在辩论和执行政策方面发挥了特殊功能。

15世纪和16世纪国家建设的第一期，主要是动员服役贵族，这分裂了贵族阶层，确保他们大部分直接依赖国家。彼得甚至更进一步，征召整个贵族阶层参与国家服务。贵族入伍先当小厮，其提升全凭现代的择优标准，一生必须附属于自己的团队。所以，与欧洲相比，俄罗斯贵族服务的观念更为持久，虽然实施方式大相径庭。为国家服务的贵族随身不带自己的属臣和侍从，却在中央等级机构中获得职位。这导致俄罗斯社会的总体军事化，在道德上重视责任、荣誉、等级、服从。[21]

支撑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内部政治力量，其平衡可用图4来说明：

图4. 俄罗斯

彼得大帝在1722年以官秩表（Table of Ranks）替换古老的门第选官制。每个国民都有自己的法定等级，以及相应的特权和义务。非贵族人员一旦升到足够的等级，不管是在官僚机构还是在军队，就可自动进入世袭贵族的行列。新鲜血液进入贵族，这很有必要，因为国家需要大批公职人员。官秩表确定贵族的集团身份，并加强其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但它从不将自己视作君主政体的对手，因为其利益与国家紧密相连。[22]

贵族提供服务，以换取免税、土地人口专有权和进一步榨取农奴的机会。农奴在君主赠与贵族的封地上首次出现，这显示农民条件的恶化和贵族服务阶层的兴起，以及两者的密切相连。这些封地倾向于在南方、东南和西方，都是国家夺之于邻国的新土地。辽阔的北方领土上没有战事，它的农民处境要好得多——基本上只是国家的农民，只有欠国家的义务，不欠私人地主的。[23]

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农民的税赋日益上涨，而更为重要的法律限制则针对农民的行动自由。根据古老的传统，农民有权离去，但在后来受到愈来愈多的限制，最后竟被全部废除。[24]限制农民的迁徙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影响俄罗斯贵族的团结，以及贵族与君主政体的同盟。

讽刺的是，此中原因与俄罗斯的地理有关。它缺乏地理界限，非常不适于奴隶制的发展。俄罗斯只有很少阻挡迁徙的自然屏障，如无法通行的大河或山脉。国家因扩张而不断拉长边境线，尤其是在南方和东南方。乌克兰南部和顿河盆地（Don Basin）的自由哥萨克社区，据说由逃走的农奴所建。像蓄奴农地与开放边境相邻的美国南方，只有农奴主之间达成牢固协议，以限制农奴行动、送回逃奴、既严罚逃奴又严罚违规地主，农奴制度方能取得成功。如有主要参与者不予合作——或是部分地主，或是自由城市，或是向逃奴提供保护的国王——整个制度就会崩溃。考虑到这段时期劳力缺乏，任何地主如果退出联盟，以较好条件将农奴吸引到自己领土，便会获取丰厚的利润。所以，必须以显著的地位特权和严守反迁徙规则的承诺，来加强地主卡特尔的团结。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基础，就是君主和上下层贵族的同盟。他们都答应遵循有关规则，牺牲品就是农民。

维持农奴卡特尔的需要，解释了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众多现象。自己没有农奴的个人，欲自由拥有土地，会受到政府愈来愈多的限制。要想得到土地，必须先变成贵族。一旦成为贵族，便能自动获得农奴，以及维持这一制度的义务。此举遏制了资产阶级在独立商业城市的成长。西方的城市在促进农民自由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在俄罗斯率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是贵族，而不是独立的资产阶级。[25]维持卡特尔的需要，也解释了俄罗斯向南方和东南方的扩张。边境旁边的自由哥萨克社区的存在，无疑是持续的诱惑，也是逃跑农民的良机，必须遭到镇压。

彼得大帝之后

彼得大帝是推行现代化的伟大人物，在很多方面促使俄罗斯“欧洲化”，并使之成为欧洲政坛中的主要角色。但他从上到下的强行改革，遇上了俄罗斯社会本质上的局限。例如，他试图创立省和地区的两级制度，以及新式的市政规则，以改造省、市和地方的政府，到最后都不了了之。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字眼来说，原因在于“能力缺乏”。那是指，地方上受过训练的行政人员不够，现存的又缺乏热情。中央颁布的法令得不到实施，政权也无法铲除既有的腐败和独断专行。[26]

彼得大帝在军队和中央官僚机构中，推行选贤与能的现代晋升制度。他死后，便难以为继。他的很多革新全靠自己的监督和精力，例如，他曾旁听政府招聘干部的考试。他去世后，宫廷内外的强大家族使行政机构重趋家族化。他的继位者软弱。想要晋升到文武官职的最高等级，全得倚靠豪门巨室的赞助，像多尔戈鲁科夫（Dolgorukov，俄语Долгоруков）、拉雷斯金（Naryshkin，俄语Нарышкин）、戈利岑（Golitsyn，俄语Голицын）、萨尔蒂科夫（Saltykov，俄语Салтыков）。日益掌控国家政策的贵族在1762年废除自己的服务义务，并获得更多针对农民的权利，如随意迁徙和驱逐农民的权利。[27]豪门家庭及其赞助网络的相互竞争，甚至延伸到军队，战斗力因此而受损。

贵族家庭的兴起分散了俄罗斯制度的权力，并软化伊凡四世和彼得大帝所遗留下的专制传统，再加上法国文化在俄罗斯精英中所享有的主导地位，这一切使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所描述的19世纪早期的贵族社会，看来酷像欧洲的贵族社会。如在两百年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但这种权力分散与西方现代行政国家的兴起，不可混为一谈。历史学家约翰·勒多内（John LeDonne）说：“全国范围家族和依附者的网络，无不在嘲弄立法文件所建立的严格等级制度。此类立法努力，一直在寻找行政秩序和‘规范化’。它解释了为何俄罗斯政府，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是人的政府，而不是法的政府。”[28]

专制主义完成

有关俄罗斯的解说，以18世纪晚期稳固专制国家的出现而告结束。显而易见，之后又有很多新的发展，包括19世纪的自由派实验和20世纪极权国家的兴起。到法国大革命时，俄罗斯统治的特征已昭然若揭，它既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弱的专制主义，也不同于中国和奥斯曼的国家。

在若干方面，俄罗斯的国家比法国或西班牙更为强大。至少在与精英打交道时，后者受到约束，必须尊重法治，这在俄罗斯却是闻所未闻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政府，以债务违约和货币操纵来蚕食产权，甚至捏造指控，通过法律程序来勒索钱财。但至少，他们觉得必须运用现有的法律机构。相比之下，俄罗斯政府无需法律借口来没收私人财产，逼迫贵族为政府服务，处置敌人和叛徒时，漠视正当的法律程序。伊凡四世的特辖制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意外，之后也没有相似的复制，直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政府。但它的曾经发生，为后来俄罗斯统治者创立了重要的先例。他们很清楚，他们手中针对精英的极端措施是西方主权国家所没有的。在这一方面，俄罗斯政府更接近帝制中国，更远离西方。俄罗斯政府发展了类似奥斯曼的专制制度，譬如作为骑兵报酬的封地。奥斯曼和马穆鲁克，即使在最兴盛时期，也比俄罗斯统治者更加尊重法治。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专制主义更为家族化，远远超过中国或奥斯曼的版本。如我们所见，中国人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和非人格化的中央统治。大体上，中国历史是国家与家族制复辟的斗争史。早在中国统一之前的公元前3世纪，非人格化和选贤与能的政府的理想就已问世。奥斯曼的军事奴役制建立任人唯才的行政制度，不受家族影响，在其全盛时期，不乏来访欧洲人的赞美。彼得大帝想在俄罗斯创建同样制度，只取得部分的成功。俄罗斯的家族力量随后轻易夺回政府，以不透明的方式在幕后制定政策。

当代俄罗斯，与彼得大帝死后的百年社会有惊人的相似。尽管有现代的正式宪法和书面法律，俄罗斯国家仍受灰色精英网络的掌控，很像曾经控制帝制俄罗斯的萨尔蒂科夫和拉雷斯金家族。这些精英行使权力的方式，不是法律或规范程序所能定义的。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得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为己着想。

俄罗斯没有陷入历史的泥潭。伊凡四世、彼得大帝、斯大林开下专制先例，但接踵而至的却是自由化。今日社会已被动员起来，其方式不同于旧政权时期，资本主义的引进允许精英的组成定期更换。今日腐败和紊乱的选举式威权主义，不再是俄罗斯人曾承受的残酷独裁。俄罗斯历史提供很多通向较多自由的其他选择，可作为将来改革的先例。

[1] 参见 Andreas Schedler，《选举式威权主义：不公平竞争的动态》（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Lynne Rienner出版社，2006年）。

[2] 这些排名来自2008年的腐败感受指数，参见：http://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

[3]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A History of Russi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79页。

[4] Marquis de Custine，《1839年的俄罗斯》（La Russie en 1893）（巴黎：Amyot出版社，1843年）。

[5] 在蒙古本土，成吉思汗今天仍被敬作国家英雄。甚至在俄罗斯，对自己真正根源的搜索，也给蒙古时期涂上比较鲜艳的色彩。例如Jack Weatherford，《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塑造》（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纽约：皇冠出版社，2004年）。

[6] 有关简易的裁决，参见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78—83页。

[7] 有关简易的裁决，参见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16页；Sergei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History of Russia）（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部，1964年），101—124页。

[8] 参见Richard Hellie，《莫斯科公国的农奴制与军事变革》，第2章；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俄国政治秩序的形成，1700—1825年》（Absolutism and Ruling Class: 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Political Order 1700-182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6页；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170—171页。

[9] 和往常一样，很多苏联历史学家采用广泛经济定义的封建主义，主张它的存在上至基辅时期下至19世纪晚期。如用马克·布洛赫对封建主义的定义，既有类似，又有明显差异。“俄罗斯的社会形式经常像是低层次的，与西方模式相比，至少是更为简单和更为粗糙的版本。”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27—128页。

[10]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64页。

[11]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57页。

[12] 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144—146页。

[13]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64—170页。英国旅客Giles Fletcher在伊凡四世死后访问莫斯科，该“政策和暴政（尽管现已停止）如此扰乱那个国家，使之始终充满怨怼和刻骨仇恨，以至不会自行熄灭（现在似乎如此），直到再次燃起国内的熊熊大火”。引自Sergei Fedorovich Platonov，《动乱时期：16世纪和17世纪莫斯科公国内部危机和社会斗争的历史研究》（The Time of Trouble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ternal Crises and Social Struggle in 16th-and 17th-Century Muscovy）（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0年），25页。

[14] 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在《伊凡雷帝》电影中作出这一联想，斯大林自己也有同一联想。感谢Donna Orwin指出这一点。

[15]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88—93页；Sergei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62—63页。

[16]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09—210页。

[17]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100—101页。

[18]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132页。

[19] 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64页。

[20]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12—213页。

[21] “1822年对若干省份的调研显示，军队的内部结构已被移植到省行政机构。元帅、法官、警长、治安官代表第一线（stroi），文官财务长和会计代表非战斗人员（nestroevoi）。”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19页。

[22] Jerome Blum，《旧秩序在欧洲乡村的终止》，202—203页。

[23]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05—206页。

[24] Jerome Blum，《旧秩序在欧洲乡村的终止》，247—268页。

[25] 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6页。

[26]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56—258页。

[27] Jerome Blum，《旧秩序在欧洲乡村的终止》，203页。

[28] 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20页。

第27章

征税和代表权

失败的负责制案例，帮助理解议会制度在英国的发展；政治团结的来源，其在诺曼征服之前英国的扎根；英国制度合法化中的法律作用；光荣革命所真正实现的

政治负责制如何发展的最后案例是英国，其政治发展的三大组件——国家、法治和政治负责制——都成功获得了制度化。我最后审视英国是为了避开辉格史观的缺陷。关于英国代议政府的兴起，已有很多论述认为，它是可溯源自古代雅典的西方发展模式的逻辑的、必然的或无可避免的结果。但这些论述很少互作比较，所引证的一系列因果事件，又忽略了不易察觉或更为遥远的因素。而在事实上，那些因素却在扮演重要角色。换言之，它们只看到顶部的龟，而忽视了蛰伏于下的龟。

我们得以避免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讨论四个负责制政府无法出现的欧洲国家——如果把所讨论过的非西方案例也包括在内，那就不止四个。我们观察英国与其他案例的异同，将更好地了解促使负责制发展的组合因素。

跟法国、西班牙、匈牙利和俄罗斯一样，英国首先是部落社会，然后是封建社会，它的中央集权始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这些社会的精英都组成政治团体——英国议会、法国高等法院、西班牙议会、匈牙利议会、俄罗斯缙绅会议——推行现代化的君主要向它们寻求支持和合法性。在法国、西班牙和俄罗斯，这些团体没能凝聚成强大的制度化参与者，没能对抗中央国家，没能取得宪政上的妥协，没能获得国王对自己的负责。相比之下，英国议会却是强大而凝聚的。

具体地说，不同于主要代表卡斯提尔城市的西班牙议会，或贵族掌控的法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团体，英国议会不仅代表贵族和神职人员（世俗和精神的领主），而且代表广泛的士绅、市民和业主。这些平民是议会的灵魂和动力。英国议会强大到成功击败国王的诸多计划，包括增税、组建新军、躲避普通法。它还创建自己的军队，在内战中打败国王，将之处死，迫使继任君主詹姆士二世退位，拥戴来自欧洲大陆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到最后，统治英国的不是欧洲大陆那样的专制君主，而是正式承认议会负责制原则的立宪君主。英国议会获得如此进展，而欧洲其他地区的议会却四分五裂和软弱无能，或被拉拢收买，或主动支持君主专制，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有人自然要问，这是为什么？

英国还在另一方面为当代发展中国家树立先例。17世纪初，早期斯图亚特治下的英国不但日益专制，而且非常腐败。渗透法国和西班牙政府的实践，如卖官鬻爵和家族攫权，同样也发生在英国身上，只是在规模上还算适中。但到该世纪末，英国的公共腐败问题，即使没有得到解决，至少已有很大收敛。政治制度得以废除公职买卖，建立现代官僚机构，提升国家整体的力量和效率。这虽然没有彻底解决英国公共生活中的腐败问题，但阻止国家陷入最终摧毁法兰西王国式的腐朽泥潭。今天，面对普遍公共腐败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英国政治制度的应对方法。

英国政治团结的根源

我们看到，法国、西班牙和俄罗斯的君主政体使用种种策略，在贵族、士绅和资产阶级当中，收买、胁迫、化解潜在的对手。英国君主作出同样的尝试，但议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团结起来，抵制并最终打败国王。问题在于，这团结来自何处。

答案至少有三，有的已在以前章节中获得详细解释。第一，很早以来，英国社会团结的政治性大于它的社会性。第二，普通法和英国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获得广泛认同，业主保卫自己财产的意愿强烈。最后，此时的宗教，虽然在英国人中间造成痛苦的分裂，却赋予议会超越的使命感。如果与国王的争执只是为了财产和资源，该使命感便不复存在。

地方政府和团结

我们在第16章中提到，欧洲的部落社会组织因基督教的影响而趋于崩溃，远远早于现代国家建设。英国在这一过程中，比任何其他地方走得都要快。6世纪晚期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传教开始，更加个人主义的社区便取代了扩展的亲戚关系。（这并不适用于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他们的部落关系——例如高地氏族——持续到很晚的历史后期。）邻居之间毫无关联，这样的社区在诺曼入侵之前的盎格鲁—萨克逊时期已属司空见惯，使当地农业社会截然不同于东欧，更不同于中国和印度。[1]

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虽然孱弱，但并不排除社会团结。紧密相连的亲戚团体，可在团体范围内提供集体行动，但遇上宗族或部落之外的合作，又会变成障碍。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其集体行动的范围非常狭窄，所以需要政治制度。

英国社会早期的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社会团结的消失，只是团结形式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诺曼征服之前，英国分成相对统一的各郡（shires），它们可能曾是独立的小王国，现已聚集成更大的英格兰王国。主持郡务的是称作长老（ealdorman）的古老官员，其职位是世袭的。（它的词根来自丹麦，现在仍存活于美国的地方政治，市府参事即写作alderman。）[2]但实际权力渐渐落到皇家官员手中，即郡治安官（shire reeve，or sheriff），后者受国王的指派，代表皇家权力。每半年，他组织一次郡会议，该区所有自由民（后来变成自由地主）必须出席。[3]诺曼征服并没摧毁该统治制度，只是将郡改为县，以符合欧洲大陆法兰克人的习惯。然而，治安官的权力大增，取代了世袭的长老。郡会议演变成县法庭，用弗雷德里克·梅特兰的话说：“国王的大领主必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与自己的属臣相聚。租户可能与自己领主坐在一起，俨然像个同等伙伴。”[4]

今天，这些制度的详情好像只有考古价值，但在解释议会作为政治制度的演变时却非常重要。欧洲大陆封建主义的性质，尤其是在卡洛林帝国地区，看来非常不同。欧洲领主贵族享有对司法权的控制，其程度远远超过英国。[5]在英国，国王享有优势。诺曼征服之后，国王利用县法庭来监察封建法庭。如个人觉得在领主那里得不到正义，就可向治安官提出上诉，要求将诉讼移至县法庭。后来，国王法庭（详见第17章）取代县法庭成为重要案件的预审庭。后者只得主持较不重要的诉讼，譬如金额不超过四十先令的土地纠纷。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非精英更有机会运用这些机构。

县法庭开始失去其司法功能的同时，却获得新的政治功能，成为更广泛政治制度的代议场所。正如梅特兰所说：

到13世纪中期，我们发现，民选代表被召集来参加全国会议，或叫议会（parliament）。他们是县法庭的代表，不是无组织群体的代表。我们几乎可称他们为集团代表。理论上，整个县都由县法庭代表……国王的巡回法官不时来访，整个县的地主团体（totus comitatus），前来晋见，报告上次来访之后的所作所为。县法庭可作出裁决，也可作证，如有犯错，还会被罚款。[6]

所以，县法庭是奇怪的组织，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它由国王所创建，受由国王任命并对国王负责的治安官统辖。但它又以全体地主的广泛参与为基础，不受世袭等级和封建地位的限制。治安官反过来又受地方民选督察官（coroner）的制衡，民选督察官应代表县民利益的观念因此而获得合法性。既有对国王的向上负责，又有对县民的向下负责，两者日益趋于平衡。

郡或县下面还有更小的地方行政单位，叫作百户（hundreds），相当于卡洛林帝国的乡（centenae）。（这些行政单位也传到美国。）百户区有自己的聚会，叫作百户法庭，开始在司法方面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百户区由治安官任命的巡警所治理，一起负责警察功能，如抓捕罪犯。百户也是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基础，需要提供审判刑事案件的十二名陪审员。[7]

因此，甚至在诺曼征服之前，整个英国社会已组建高度参与的各式政治单位，一直抵达村庄层次。这不是地方社会组织参政的基层现象，而是全国政府邀请地方上的参与，构建地方上的生活，扎根成为社区的来源。

普通法和法律机构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英国政治代议制度的构成部件，一开始只是司法机构，像县法庭和百户法庭。英国历史上，法治的出现远早于政治负责制，后者又始终与保护法律密切相联。英国司法的参与性质，加上普通法因应地方需求以定规则的特征，帮助造就了法律属于大家的感情，其强烈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欧洲社会。公共负责制首先意味着对法律的服从，尽管那时的法律，不论是法官作出的，还是颁成文本的，都没有走过民主政治的程序。

法治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护产权。在这一点上，英国普通法比其他地方的法律更为行之有效。正如哈耶克所说的，原因之一在于普通法是分散决策的产物，能尽量适应各地的情形和知识。不过吊诡的是，原因之二在于国王愿意在产权上支持非精英对贵族的反抗，这便需要强大的中央国家。在英国，原告早就可以将产权诉讼移至国王法庭，如金额不够，仍可移至县法庭或百户法庭。中世纪有不少复杂的传统产权，如佃权（copyhold）。土地在技术上是领主财产，但佃户（villein）又可将之传给儿子或亲戚。国王法庭倾向于反对领主，保护佃权所有人的权利，以致这种财产渐渐进化成真正的私人财产。[8]

县和百户层次的法庭众多，国王在地方产权争执中愿意充任中立仲裁人，这一切大大增强了英国产权的合法性。[9]到15世纪，英国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获得认可的中立性，允许它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它变成真正的“第三分支”，有资格裁决宪法问题，如议会废除专利特许证的权利。有评论家指出，“很难想象，此类问题能在中世纪欧洲的其他地方获得解决——并且是完全独立的解决——全靠法官以专业语言作出讨论，而不是政治上的樽俎折冲，或有关团体的胁迫。”[10]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仍缺乏如此的司法才能和司法独立。

到了17世纪的重大宪政危机时，不让君主破坏法治成了保卫英国自由的呐喊和议会团结以抗国王的源泉。出现于早期斯图亚特（1603—1649年）的威胁是国王的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其起源和司法权都很模糊），其为了“更有效地”起诉犯罪，而省去一般法庭的正常保护程序（包括陪审团的审讯）。在第二任斯图亚特国王查理一世（1600—1649）的治下，它带有更多政治性，不只是起诉犯罪，还用来对付假想的国王之敌。[11]

英国法律独立的更佳象征，莫过于爱德华·柯克爵士（1552—1634）。他是法学家和法律学者，最终升至王座法院（King’s Bench）的首席法官。他在各种法律职务中不折不挠，抵抗政治权威和国王对法律的侵犯。詹姆士一世试图将某些案件从普通法搬至教会法之下审理，柯克坚持说，国王没有足够权力来任意解释法律，从而引起极大愤怒。国王宣称，坚持国王在法律之下，无疑是叛国罪。柯克引用布拉克顿（Bracton）的话作答：“国王不应在人下，但应在上帝和法律之下（quod Rex non debet esse sub homine set sub deo et lege）。”[12]再加上其他的冒犯，柯克最终被解除一切法律职位，转而加入议会，成为反皇派领袖。

宗教作为集体行动的基础

跟法国、西班牙、匈牙利和俄罗斯不同，英国对专制权力的抵抗也涂上宗教色彩，大大加强了议会阵营的团结。第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一世，其母亲是被处决的玛丽·都铎（Mary Tudor），即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其儿子查理一世（Charles I）娶法国路易十三的妹妹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为妻。父子都表示相信新教，但常被怀疑对天主教抱有同情。大主教劳德（Laud）试图使英国国教向天主教靠拢，更加重视仪式，为此深受清教徒（Puritan）的憎恨。早期斯图亚特的专制主义教条和王权神授，与法国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的观点遥相呼应。很多新教徒从中看到国际天主教意欲剥夺英国人天生权利的大阴谋。1641年爱尔兰的天主教叛乱仿佛就在家门口。新教徒移民遭受暴行的报告，似乎确认了很多英国人对国际天主教扩张的最坏担心。其中还真有一定的道理。西班牙国王在16世纪末派来无敌舰队（Armada），并投入八十年战争，以征服新教徒的荷兰联合省。法国的路易十四在17世纪末接过这项任务，出兵侵犯荷兰，他的秘密同情者就是英国最后一位天主教国王詹姆士二世。

有关英国内战的浩瀚史籍总有周期的修正。它不断学术性地改变对战争动机的理解，以跟上流行的思想风尚，以致有些历史学家对取得共识放弃希望。[13] 20世纪的很多解释，淡化了战争参与者的宗教动机，并将宗教意识视作阶级或局部的经济利益的面罩。事实上这段时期的宗教和阶级，其间互动非常复杂，很难厘清宗教和政治的效忠对象。有站在议会一边的国教徒，也有作为保皇派的新教徒。很多高层国教人士认为，与天主教会相比，像公理会（Congregationist）和贵格会（Quaker）那样的非国教徒，对道德秩序构成更可怕的威胁。[14]显然，较激进的新教流派变成了社会动员和经济进步的载体，并为抗议和团结提供机会，而传统的等级制的宗教渠道是无能为力的。

另一方面，即使有人主张冲突的主要原因不在宗教，但宗教在动员政治参与者和扩大集体行动范围上，仍然发挥重大作用。这在议会阵营，以及议会创建的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中，尤其如此。由于很多军官的宗教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模范军变成反皇派激进主义的大温床。光荣革命期间，议会愿意接受奥兰治公国的威廉，以取代英国的合法君主詹姆士二世，就是因为前者是新教徒，后者是天主教徒。不然，真不好解说。

所以，英国地方上的自治团体、深植人心的法律、产权不可侵犯的信念、君主政体涉嫌参与国际的天主教阴谋，这一切都有助于议会阵营的精诚团结。

自由城市和资产阶级

现代传统智慧认为，如果没有强大中产阶级的存在，民主就不会出现。他们是有产阶级，既不是精英，也不是乡村穷人。这个概念起源于英国的政治发展，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可能的例外是荷兰）相比，英国看到更多城市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早期涌现。城市中产阶级在议会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内战和光荣革命之前，就已获得经济和政治的实质性力量。在权力的三角比赛中，它是抗衡领主和国王的大砝码。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是更为广泛的西欧变迁的组成部分，包括低地国家、意大利北部和日耳曼北部的汉萨同盟（Hanseatic）港口城市。详细描述这一重要现象的有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5]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兴起”当作他现代化理论的中心命题，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

我们在第25章中看到，自由城市的存在促成了西欧农奴的解放。对英国政治发展和议会获胜来说，强大且凝聚的资产阶级是非常重要的。但资产阶级在英国和西欧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多方面却是异乎寻常的。它是特殊境遇的后果，其他欧洲国家只是没遇上如此境遇而已。尤其是在易北河以东，那里只有很少独立自治的商业城市，遵照自己的法律，受自己民兵的保护。那些城市更像中国的，只是地方领主控制的行政中心，碰巧也充任商业中心。马克思的巨大影响促使好几代学生，继续把“资产阶级的兴起”看作经济现代化的伴随物，无须作出进一步解释，认定该阶级的政治力量来自其经济力量。[16]

早于马克思几乎七十五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资产阶级的起源，提供了更为周详、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的兴起当中，政治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斯密在第一卷第三章的篇首提出，他所谓的“富裕”（opulence），即经济增长，会有自然的升级，始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导致更多国内的城乡贸易，到最后才是日益增加的国际贸易。他注意到，欧洲现代国家所经历的次序恰恰相反：国际贸易发展在国内贸易之前，前者兴旺起来之后，强大男爵和地主的政治霸权才被打破。[17]

在斯密看来，造成这奇特次序有好几条原因。第一，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大部分土地都在强大男爵手中，他们宁愿保住自己的政治权力，也不愿追求财产回报的最大化。所以，他们创建长子继承制和其他限制性的规则，以防地产的流失。此外，他们又将农民贬为农奴或奴隶；斯密认为，农奴或奴隶既不愿卖力干活，又不愿投资于土地。不愿追求回报最大化的另一原因，是缺乏以盈余去购买的消费品。在欧洲的黑暗时代，贸易不存在。因此，有钱有势者没有其他选择，只得与大批侍从共享盈余。[18]

斯密又注意到，出现于中世纪的城市，其最初居民是“商人和工匠”。他们属于低级阶层，甚至处于奴役地位，但是他们逃离了领主的控制，在城市找到庇护。久而久之，国王授予特权，让他们可以自由嫁女（编按：指无需领主同意而自主决定），组织自己的民兵，最终作为集团实体而享有自己的法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起源，虽然亚当·斯密没有使用如此字眼。不同于马克思，斯密提到独立城市的兴起必须有重要的政治前提：

领主鄙视市民，认为他们属于不同层次，只是被解放的农奴，几乎不是自己的同类。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领主愤怒，一有机会就掠夺欺凌，不稍宽恕。市民自然也既嫉恨、又畏惧领主。恰好，国王也嫉恨和畏惧领主。国王虽可能亦会鄙视市民，但却没有理由去嫉恨和畏惧他们。所以，相互利益促使他们支持国王，又促使国王支持他们来反对领主。[19]

斯密接着说，这就是国王将独立宪章和法律赋予城市的原委，允许他们在国王与领主的斗争中成为一枚平衡砝码。

城市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与马克思所相信的相悖，不只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的结果。刚开始，他们非常软弱，从属于强大的领主，除非获得政治保护。这就是在波兰、匈牙利、俄罗斯和易北河以东其他土地上所发生的。那里，政治力量的不同配置使君主变得软弱，或促使君主与贵族的派别结盟，以反对市民利益。由于这个原因，东欧从来没有强大独立的资产阶级。技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市场，其引进者不是市民，而是进步地主，或国家本身，因此无法达到相似的繁荣程度。

基于城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旦出现，我们便离开古老的马尔萨斯式世界，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制度，生产效率的增长变成家常便饭。此时，日益富有的资产阶级，越来越能颠覆旧式地主秩序的权力，政治发展的条件因此而发生变化。斯密表明，旧精英受财富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力——钻石扣环，“更适合于作孩子的玩具，而不应是大人的认真追求”——旧农业经济是无法创造这种财富的。[20]因此而开始了政治发展的现代制度：政治变化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但一开始，资产阶级的兴起要有政治前提——市民和国王都憎恨领主。这个条件不存在的地方，如东欧的大部，就没有资产阶级的出现。

征税斗争

自13世纪以来，英国议会开始定期开会，比法国、西班牙和俄罗斯更为频繁。如上所述，它们的原始功能是司法，但久而久之，开始扮演更广阔的政治角色，成为国王的联合统治者。在批准税赋上，议会作用尤其重要，因为议会包括全国大多数地主，其资产和收入是国家征税的基础。到14世纪和15世纪，下议院与英国君主密切合作，以剔除不够格或腐败的官员，并定期监督议会拨款的具体花费。[21]图5显示的是内战前夕的1641年的英国社会力量。

查理一世在1629年解散议会，开始了十一年的“亲政”，试图以议会为代价来扩展国家权力。这导致查理一世与议会对手在好多问题上发生争执，有的已在前面篇幅介绍过。议会中很多人不喜欢大主教劳德的专制国教，怀疑查理一世同情天主教，因为他有兴趣与法国和西班牙建立外交关系。宗教问题和保卫法治互相交融，星室法庭、高级专员公署（High Commission）、北方政务会（Council of the North）起诉反主教制（anti-Episcopal）的清教徒。清教徒传教士亚历山大·莱顿（Alexander Leighton），遭到星室法庭野蛮逮捕和残酷折磨，却得不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被认为是宗教和皇家权力肆无忌惮的滥用。

图5. 英国

其时还有两大问题，一是没有议会批准、国王擅自增税的权利。国王提出新关税，向地主施以任意的罚金，重新引进蓄意避开禁令的垄断专利，在和平时期为重整海军而征收“船舶筹款”。[22]英国税务制度的发展不同于法国，英国的贵族和士绅未以法国方式购买特权和免税，税收负担的最大部分都落到了议会所代表的富人头上。可能与紧密的地方团结有关，富人阶层没有与国王共谋，将税收负担推向农民、工匠和新近致富的中产阶级，反而认为自己与议会的权力和特权休戚相关。

第二个问题涉及政治腐败。与法国和西班牙一样，英国也躲不过家族化和买卖公职的做法。从都铎时期开始，皇家公职的获得愈益依靠政治赞助，晋升不是选贤与能，而是以各种荫庇关系圈子的圈内人资格为准。[23]公职待价而沽，又变成世袭财产。到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法国包税（关税）和内部财政（向国家官员借款）的做法获得引进。国王建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就像法国的司法堂，以私人腐败的借口敲诈富有官员。[24]

1641年爆发的内战持续十年，最后在1649年，以议会的胜利和查理一世被砍头而告终。但国王和议会的长期斗争，其最终解决并不全然依靠武力，虽然暴力和暴力的威胁仍是重要的决定因素。[25]胜利的议会派因处决国王而抹黑了自己声誉；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护国公时期，又因追求愈益激进的政策而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基础。所以，查理一世的儿子在1660年成功复辟，登位为查理二世，反而带来一种解脱。二十年的强烈政治冲突之后，国家得以返回常态。

复辟确实解决了当初引起内战的腐败问题。议会在内战和护国公时期推行很多政府改革，譬如建立严密的现代新模范军和清洗腐败的皇家官员。但查理二世的上台，又带回很多早期斯图亚特的腐败做法，包括出售公职和赞助任命。但是，多种因素聚合起来，在英国政府中建立了改革同盟，最终打退这些倒行逆施。

首先是第二次荷兰战争（1665—1667）爆发，加上瘟疫突发和伦敦大火，导致国防严重衰弱，以致荷兰船队溯泰晤士河而上，烧毁英国海军船坞。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也取得进步，以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威胁欧洲大陆的均势。显然，军费必须上涨。第二是查理二世希望量入为出，以避免向议会请求特别征税。第三是政府中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精明改革家，包括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爵士和喜记日记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他们关心日益增长的外国威胁，认识到财政制度和行政管理必须改革才能获得高效。[26]最后，告别内战和护国公时期的议会，对政府的浪费和腐败深感怀疑，其时政府将税收用于非公共的开支。

不同压力的汇合允许唐宁组织的第二财政委员会（Second Treasury Commission）推荐和实施重要的改革，使英国公共行政管理更为现代化，进一步脱离家族化。它取消从都铎时期起便是腐败温床的国库（exchequer）的权力，移交给总管所有政府开支的新财政部。它向公众发行遵守公共债券市场纪律的新债券（Treasury order），以取代内部财政。最后，它将私人拥有的公职改成“悉听尊便”（at pleasure）的职位，并取消新的公职出售。[27]

1667年后发生的改革努力沉重打击了家族化实践，确保英国在管理公共资金上比法国或西班牙更为有效。反对腐败政府的斗争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唐宁在17世纪60年代发起的很多改革，其完全实施尚要等到18世纪早期。这些努力也没有排除后续稽查的需要，因为假以时日，家族制总是试图卷土重来。

17世纪晚期确实提供了扭转家族化的重要模式，对今天的反腐努力仍有意义。促使晚期斯图亚特王朝改革的所有因素依然重要：外部环境的压力迫使政府改善效率；首席执行官如果没有发挥带头作用，至少不拖后腿；政府内有人倡导改革，并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来付诸实行；最后，来自纳税人的强大政治压力，他们不愿看到浪费。

国际机构最近作出的很多反腐努力，比如世界银行或英国国际发展部，但却功亏一篑，就是因为上述因素之一的缺席。现代世界的问题在于，腐败政府经常无需向自己公民谋求税收，像查理二世所作的，因此没有议会或公民社会来监督它们的开支。它们的收入或者来自自然资源，或者来自并不要求财政负责制的国际捐赠人。亨廷顿建议，如果英国议会的呐喊是“无代表即不纳税”，今天口号应该是“不纳税即无代表”，因为最能激励政治参与的乃是后者。[28]

光荣革命

国王与议会争斗的结果是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詹姆士二世被迫退位。奥兰治公国的威廉从荷兰赶来，登基为国王威廉三世。直接原因是天主教徒的詹姆士二世试图扩军，并配以天主教军官。这即刻引起怀疑，他是否打算利用军队实施专制，并与法国和其他天主教势力结成同盟。更大原因则与议会当初反对国王导致内战的原因相同：合法性最终应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得不到同意，国王无权强加于人。危机中达成的和解，涉及宪法、宗教、财政、军事等重要方面。在宪法上，它建立了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建军的原则；议会还通过议案，罗列国家不得侵犯的国民权利。在财政上，它确立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新税的原则。在宗教上，它禁止天主教徒成为国王或王后，还添上增加异见新教徒权利的容忍议案（但排除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索齐尼派教徒）。[29]最后，它允许政府发行更多债券，使国家机构的大大扩展成为可能。议会主权的原则要在数年后才得到最后确认，光荣革命不愧为现代民主发展的主要分水岭。[30]

光荣革命导致了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大改变。作为这些事件的评论家和参与者，哲学家约翰·洛克扩充了霍布斯的观点，即国家源于为保障天赋权利而签署的社会契约。[31]其《政府论》上篇攻击罗伯特·菲尔麦（Robert Filmer）爵士为君主政体辩护的君权神授；其《政府论》下篇力辩，与霍布斯相悖，侵犯臣民天赋权利的暴君可被撤换。这些原则使用普世性的论述，对1689年的宪政和解至关重要。光荣革命不是某个统治者或一群精英从他人手中夺得国家和租金，而是定出如何选择后续统治者的原则。从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到美国革命和美国创始人的宪法理论，其间距离很短。尽管现代民主有复杂的方方面面，但1688—1689年的事件，牢固建立了政府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基本原则。

光荣革命使政治负责制和代议政府的原则制度化，但还没引进民主。此时的英国议会，只由很小比例的人口选出。出席议会的有高级阶层、议员和士绅。后者是英国最重要的政治阶级，根据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它代表了大约总人口的4%到5%。[32]更为广泛的民众参与地方统治，或参加陪审团，或协助百户区和县政府的工作，包括大部分条件较好的自耕农（yeoman）。如把这个团体也包括在内，政治参与者会接近男性成人总人口的20%。[33]我们今天理解的民主——无论性别、种族、社会地位，所有成年人都享有选举权——要到20世纪的英国或美国，方才得到实施。跟美国独立宣言一样，光荣革命建立了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让后人再去拓宽政治意义中的“人民”的范围。

有些人认为，光荣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标志了英国安全产权的开始，其实非也。[34]数世纪之前，健全产权即已建立。包括女子在内的个人早在13世纪就行使买卖财产的权利（参看第14章）。普通法、国王法庭、县法庭和百户法庭，允许非精英地主在领主司法范围之外，提出产权争执的诉讼。到17世纪晚期，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参与反斯图亚特专制的中产阶级，都已出现。光荣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强大可靠产权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它的结果。英国有产阶层觉得有重要东西需要保护。

光荣革命也未给新近壮大的纳税人减税的借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提示的。[35]恰恰相反，政府开销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1689—1697年的11%，涨至1741—1748年的17%，再涨至1778—1783年的将近24%。[36]在18世纪的高峰时期，英国征税高达30%。

光荣革命的重大成就之一是使征税合法，从此以后，征税全凭同意。民主政体的公众并不一定反对高税，只要知道这是为了重要的公共目标，比如国防。他们所不喜欢的是非法征税、税款被浪费或掉进贪官污吏的荷包。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投入两场与路易十四法国的昂贵战争，即九年战争（1689—1697）和西班牙继位战争（1702—1713）。二十年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证明是非常昂贵的。从1688年到1697年，英国舰艇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纳税人愿意支持这些及后来的战争，因为他们在战争得失上得到咨询，被要求批准新的税收。不用多作解说，英国较高的征税并没有遏制资本主义革命。[37]

与专制法国的对照是很醒目的。法国没有接受同意的原则，征税必须依赖强力。政府在同一时期从没能征收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到15%，真正到手的往往更低。法国社会中最负担得起的精英却在购买免税和特权，这意味着税收负担落到社会最弱成员的身上。所以，在路易十四过世的1715年，人口几乎是英国四倍的法国发现自己已经破产。

光荣革命和随之发生的财政和银行改革，如1694年建立的英国银行，确实使公共财政经历了革命性的变更。它们允许政府在透明的公共债务市场上借贷资金，而法国或西班牙是无法企及的。因此，英国政府借贷在18世纪激增，使得国家愈加壮大。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本卷对政治发展的介绍到此结束，时值18世纪末，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在此停下有逻辑上的原因。黑格尔的伟大注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出生于俄罗斯，后来长住法国）认为，众所周知的历史终结于1806年，其时，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击败普鲁士君主政体，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带到黑格尔的欧洲。科耶夫以他通常的讽刺和顽皮说明，1806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包括间杂世界大战和革命的20世纪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只是在填平历史所留下的坑坑洼洼。也就是说，现代政府的基本原则在耶拿战役时已获建立，后续任务不是发现新的原则和更高级的政治秩序，而是将之推至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38]

我相信，科耶夫的声明仍值得认真考虑。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组件——强大且有能力的国家、国家从属于法治、政府对所有公民负责——已在18世纪末世界上的某地获得确立。中国很早就开发了强大国家；法治存在于印度、中东、欧洲；负责制政府首次出现于英国。耶拿战役之后的政治发展，只涉及这些制度在全世界的复制，而没有看到全新制度的补充。20世纪的共产主义曾有如此的雄心壮志，到了21世纪，却又在世界舞台上几近消失。

英国是三大组件聚合在一起的第一个大国。这三者互相之间高度倚靠。没有强大的早期国家，就没有法治，以及对合法产权的广泛认识。没有健全的法治和合法产权，平民绝不可能群起奋争，将负责制强加给英国君主政体。没有负责制的原则，英国绝不可能在法国大革命时成为强大国家。

其他欧洲国家，包括荷兰、丹麦和瑞典，也在19世纪建立国家、法治和负责制的整套制度。它们所走的途径与英国有实质上的不同。但要承认，整套制度一旦到位，它所创建的国家如此强大，如此合法，对经济增长如此友善，以至成为推向全世界的模式。[39]在缺乏英国式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国家，这个模式将有怎样的遭遇，那将是第2卷的主题。

[1] 参见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Wilfred L. Warren，《诺曼和安茹的英国统治，1086—1272年》，1—9页；Richard Hodges，《盎格鲁—萨克逊的成就：考古学和英国社会的起源》（The Anglo-Saxon Achievement: Archaeology and 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Society）（绮色佳：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9年），186—202页。

[2] 感谢Jørgen Møller帮助指出这一点。

[3]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年），40页。

[4]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年），42页。

[5]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43页。

[6]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43页。

[7]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46页。

[8]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49—50页。

[9] Yoram Barzel提出英国产权的不同起源。他认为，英国国王一开始只是绝对独裁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省悟到，如果通过独立执法的第三方来树立国家信誉，可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这就是信奉理性选择的经济学家的例子。他们无视实际的历史事实，只是将基于现代行为的假设，投射到过去。Yoram Barzel，《产权和国家的演变》（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e），载《统治经济学》（Economics of Governance）第1期（2000年）：25—51页。

[10] 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载Philip T. Hoffman和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16页。

[11]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262—263页。

[12]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269页。

[13] 例如Christopher Hifi，《清教主义与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的解释》（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Studies 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纽约：Schocken出版社，1958年）；Lawrence Stone，《英国革命的原因，1529—1642年》（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纽约：Harper出版社，1972年）。

[14] G. E. Aylmer，《反抗或革命？1640—1660年的英国》（Rebellion or Revolution? England, 1640-166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28—32页。

[15] 马克斯·韦伯，《城市》；Henri Pirenne，《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贸易复兴》。

[16]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这样每发展一步，都伴随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它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面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确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权。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对马克思来说，政治权力只是该阶级经济力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17] 亚当·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作品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1章。

[18] 亚当·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作品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2章。

[19] 亚当·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作品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3章。

[20] 亚当·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作品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5章。

[21]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76—177页。

[22] G. E. Aylmer，《反抗或革命？1640—1660年的英国》，5—6页。

[23] Joel Hurstfield，《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时的自由、腐败与政府》（Freedom,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in Elizabethan England）（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137—162页。

[24]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84页。

[25] 就像所有其他的战争，对峙双方的时来运转往往取决于意外事故，牵涉到个人的英勇事迹、错误判断、怯懦、无能。该战争可与几乎同期发生的法国投石党起义互作比较，后者对峙双方是路易十四和法国高等法院的拥护者。法国君主政体赢得了斗争，而英国的却输了。由于军事结果的偶然性，很容易想象它们的反面。法国会采用议会政府吗？英国君主政体会巩固专制国家吗？

即便知道，事后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事件当初却是意外事件，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如果议会败于内战，也不会导致英国代议政府的终止。内战中，议会派更为凝聚。其比投石党代表远广泛得多的英国社会。事实上，投石党起义本身分为两段，即高等法院拥护者的投石党和贵族的投石党。从一开始，两派就没有投入行之有效的合作。法国的高等法院拥护者是争吵不断的个人，试图保护自己家庭的特权，丝毫没有英国议会人士的集团意识和内部纪律。此外，奥立佛·克伦威尔死后不久，护国公政府在1660年分崩离析，议会派实际上已被打败。但复辟后的君主政体仅持续十八年，在光荣革命中又遭推翻。这表明，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并不取决于战争的运气。

[26] G. E. Aylmer，《皇冠的仆人：查理二世治下的政府和文官，1660—1685年》（The Crown’s Servants: Government and Civil Service Under Charles Ⅱ,1660-168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213—219页。

[27]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96—197页。

[28]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65页。

[29] 该危机的宗教因素很复杂。这段时期，英国的基本分歧不在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间，而在国教高层派—以内战前的大主教劳德为代表—和异见新教徒之间，包括公理会和贵格会的信徒。后者经常怀疑，前者同情天主教的做法和利益。复辟之后，异见者的权利受到限制。两个团体之间的平衡，随着加尔文派的威廉即位，又有所变动。国教高层派变弱，异见者的地位获得加强。威廉当初寻求英国王位，其动机之一就是终止反对荷兰的英法同盟的可能。

[30] 参见John Miller，《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第2版（纽约：朗文出版社，1997）；Eveline Cruickshanks，《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0年）。

[31] 1683年后，洛克流亡荷兰，到1689年与奥兰治的威廉之妻一起返回英国。他的两篇论文出版于1689年晚期，其创作可能更早。

[32] 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33页。

[33] 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34—35页。

[34] 道格拉斯·诺斯和巴里·温加斯特认为，光荣革命解决了政府问题，它设立机构性的制度，有效承诺牢靠的产权，如打退堂鼓，任何一方都不会得利。诺斯和温加斯特，《宪法与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制度的演变》（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载《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49卷，第4期（1989年），803—832页。诺斯和温加斯特引用大量统计数字，为了证明光荣革命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帮助，但实际上只是公债的增长。他们将经济增长直接追踪到宪政和解的实证证据，尚嫌不足。

[35] 我已提及曼瑟尔·奥尔森的“坐寇”理论，在传统社会中寻求尽可能多的税收，直到得不偿失。奥尔森进一步认为，光荣革命和民主出现之后，税率应该降低，因为对人口总体负责的统治者会受限制，无法征收高额的税赋。奥尔森，《专政、民主与发展》。

[36] 该数字引自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20页。另请参阅 John Brewer，《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国家，1688—1783年》（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

[37] 诺斯和温加斯特认为，1688—1689年的宪政和解锁定了牢靠的产权，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平衡，双方—国王和议会—如要偏离，只会严重损害自身的利益。支撑它的持久，与其说是和解的形式，倒不如说是签约双方的相对力量和凝聚性。任何国家都可采用英国式宪政，将征税和立法的权力授予议会，让它与行政长官分享大权。但这并不能阻止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事后违反协议，侵占公民的产权。使英国和解经久不衰的是平民团结，并有强大国家来平衡之。如上所述，该团结得归功于更早的先例，像地方政府、社会结构和法律。

[38] 亚历山大·科耶夫，James H. Nichols Jr.译，《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69年）。

[39] 参见 Walter Russell Mead，《上帝和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创建》（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纽约：Knopf出版社，2007年）；Michael Mandelbaum，《征服世界的思想：21世纪的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2年）。

第28章

负责制或专制主义？

前述案例的互相比较；通向代议政府的英国路径不是唯一；达到丹麦；历史讨论与今日的民主斗争息息相关

我们现已介绍了五个欧洲案例，在负责制和代议制度方面，引出四个不同结果。法国和西班牙创造了弱的专制主义，但没有建立议会负责制的原则。两个国家分割出卖自己的功能给众多精英，精英以特权和免税保护自己——但不包括其余社会群体——避开国家的任意权力。俄罗斯建立了更为彻底的中国式专制主义，其君主政体将精英征入国家服务，予以掌控。在匈牙利，强大凝聚的精英在君主权力上实施宪政制衡，从而建立起负责制的原则。但这制衡太过强大，以致阻碍了国家的有效运作。最后，只有在英国，强大的议会将负责制原则强加于国王，但并没有破坏强大和统一的主权政府。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

可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来解释这些差异，其与我们所介绍的农业社会中四大政治参与者的均势有关。它们是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本身、高级贵族、士绅以及我所谓的第三等级。这种四分法过于简略，但对结果的理解大有裨益。

欧洲有些贵族家族先发制人，取得优势，而变得强盛起来——法国的卡佩家族、匈牙利的阿尔帕德王朝、俄罗斯的留里克王朝、征服后的诺曼王朝——从而出现国家。它们的兴起归功于有利地理、卓越领导、组织能力和掌控合法性的能力。合法性可能是统治者最初优势的来源，如率领马扎尔人（Magyars）皈依基督教的伊斯特万。有人以赫赫武功征服军阀对手，给社会带来和平和安全，合法性也可能接踵而至。

高级贵族可说是遗留下来的军阀，拥有自己领土、大批侍从和资源。这个群体有效治理自己的领土，可传给后裔，也可交换成其他资产。

士绅是低级精英，虽有社会地位，但不一定拥有重要的土地或资源。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贵族，明显从属于贵族。

第三等级包含工匠、商人、解放了的农奴，以及不受庄园经济和封建法律管辖的城镇居民。

除了这四个群体，还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然而，农民还不是重要的政治参与者。到18世纪，他们才在北欧某些地区参与政治。四下分散、贫困和缺乏教育的农民，很难完成重大的集体行动。中国、土耳其和法国的农业社会，农民起义同期性爆发，最终都被镇压，经常伴随可怕的野蛮和残忍。那些反抗影响了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和计算，例如，国家在考虑增加农业税时会特别小心。在其他时刻，农民起义可帮助推翻中国皇朝。但农民很难采取集团行动，以迫使整个制度实施关心农民利益的长期改革。

这五个群体的交叉关系在图1中得到说明（参看第22章）。除农民外，这些社会群体都组织起来（只在程度上有深有浅），可以成为政治参与者，为夺得权力而斗争。国家尝试扩充自己的统治。国家之外的群体试图保护和扩充现有特权，或反对国家，或互相争斗。这些斗争的结果多半取决于主要参与者的集体行动，甚至国家本身也需要精诚团结。王朝的内部分裂、组织故障、侍从不再相信王室的合法性、国王没能孕育继位者，都有可能造成国家的软弱。此外，这些不同群体可以组成各式同盟——国王和士绅之间、国王和第三等级之间、高级贵族和士绅之间、士绅和第三等级之间，等等。

图6. 集体行动的故障

出现专制主义的案例中，无论是强大的还是软弱的，抵抗国家的群体不可避免地遇上了集体行动的故障（参看图6）。哪里有负责制，哪里的国家相对弱于其他政治群体。议会政府出现的地方，凝聚的国家和组织良好、善于自卫的社会之间产生了相对均势。

弱的专制主义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早先章节所描述的各种结果。

相对软弱的国家遇上组织良好的社会，但前者仍得以掌控后者，这就是法国和西班牙，遂出现弱的专制主义。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的权力基础依靠有限的领土，包含皇家领地和国家直接征税地区——对法国君主政体来说，即巴黎周围的财政区省（编按：原文误为三级会议省[pays d’états]，据前文第23章改正）；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来说，即卡斯提尔区域。它们都想通过拉拢收买、王朝阴谋和直接征服来取得更多领土，但西欧的地理，以及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军事技术，尚不允许快速的武力扩张——应该还记得，星状要塞使围攻战争变得既昂贵又必不可少——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很快发现，自己因军事开支和帝国扩张而深陷财政危机。

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之外还有强大的地方参与者，竭力抵制中央集权。他们包括拥有土地和资源的古老血缘贵族、广大的士绅阶层、城市资产阶级，已经组成正式的等级——法国的高等法院和西班牙的议会。法国和西班牙国家一步步收买这些群体，开始时好像不是国家建设的战略计划，只是防止破产的绝望革新。最初，法国在财政区省以免税和特权来购买地方精英的忠诚。它在1557年对“大借款”赖债不还，引发破产。这之后，它开始向富有个人出售公职，到17世纪早期又摇身变为世袭财产。公职的出售和再出售，一直持续到世纪末的路易十四年代。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持久王朝战争，使西班牙国家早早陷入破产。来自新世界的收入使之维持到16世纪末。到17世纪，它也只好诉诸拍卖国家的部分职能。

法国和西班牙君主的集权能力，受到两国既存法治的严格限制，他们觉得必须尊重封建权利和臣民的特权。但他们试图抓住每一次机会，以扩充征税和征兵的权力，一有可能就想方设法扭曲、违反或规避有关法律。他们鼓励知识分子传播专制和主权的教条，以支持自己是法律最终来源的宣称，但没有设法废除或忽略法律。到最后，他们仍受规范化的遏制，无法从事中国皇帝式的随心所欲，像血腥清洗贵族对手的武则天，或像任意没收豪族土地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对精英的一步步收买，意味着一再扩展寻租联合体，先是传统的贵族精英，再是新动员起来的社会参与者，如城市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与其联合起来保护自己阶层的利益，这些精英宁愿以政治权力来交换社会地位和部分国家职能——不是议会的代表权，而是国家征税权的分享。用托克维尔的话说，自由被理解为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自治。这导致弱的专制主义，一方面，国家权力不受正式宪法的约束，另一方面，它又将自己前途抵押给了自己很难掌控的大批强势个人。

对法国和西班牙来说，国家的软弱最终证明是致命的。因为国家建设以精英免税为基础，税收负担都落到农民和普通商贩的头上。两个国家都无法征集足够收入，以满足统治者的帝国野心。法国竞争不过更小的英国，后者的税收基础因议会负责制的原则而获得保证。西班牙进入持续一世纪的军事和经济的衰退。它们的国家都丧失了合法性，因为其组成方式本身就是腐败的，法国改革的失败为大革命铺平道路。

强大的专制主义

俄罗斯建立了更接近中国的强大专制主义国家。只要将它的发展与法国或西班牙作一对比，个中原因显而易见，其间重大差异至少有五项。

第一，俄罗斯的地理——广阔大草原，只有很少自然障碍来应对基于骑兵的军队——使之易受来自西南、东南和西北的入侵，且经常是同时发生的。军事动员因此而变得非常重要。这还意味着，与对手相比，先发制人的军阀享有规模上的极大优势。莫斯科国家的权力基于对服役贵族——相当于士绅——的军事招聘。它能这样做，因为它仍是边界不定的边境国家。跟奥斯曼帝国西帕希骑士的情形一样，该阶层成员所获的奖励就是新土地，这些骑兵变成了国王的直接受养人。（最相似的西欧做法就是西班牙国王，将新大陆的托管权作为服务的报酬赠与征服者，导致了同样的政治等级制度。）莫斯科公国凭借对鞑靼的早期军事成功而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因此享有比其他封地领主更多的合法性。

第二，从卸下鞑靼轭到莫斯科投入国家建设，其间只有很短时期。封建主义在西欧扎根八百年，孕育了骄傲的血缘贵族，坚守在散布四野的险固城堡。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封地时期仅持续两个世纪，贵族成员组织松弛，根本无法抵制中央君主的权力，也没有城堡可住。与西欧相比，他们以及像诺夫哥罗德那样的独立城市，较少受到地理上的保护。

第三，俄罗斯没有可与西欧媲美的法治传统。指派俄罗斯牧首的拜占庭东正教，本身没有经历类似叙任权斗争的冲突，始终是政教合一，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失陷。拜占庭帝国的法律也没变成综合法典，受西方那样法律专业自治团体的保护。俄罗斯东正教是拜占庭教会的精神继承人，虽然时有偏离莫斯科统治者的政治独立，但也从国家赞助那里收获重大好处。天主教会可在分裂的西欧政治舞台中合纵连横，俄罗斯教会没有选择，只好去莫斯科，通常成为国家的顺从拥护者。没有独立的教会权威来监看一套教会法规，这意味着，接受训练的法律专家没有属于自己的机构来培养集团身份。教会官僚担任早期西欧国家的行政官员，在俄罗斯，管理国家机构的是军官和家族人选（经常是同一人）。最后，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统治者的榜样不是依法执政的君主，而是纯粹掠夺的蒙古征服者。

第四，地理环境使农奴所有者结成卡特尔成为必需，将贵族和士绅的利益与君主政体的利益紧紧绑在一起。因为没有地理界限，要维持像农奴制那样的制度，全靠农奴主在处罚和归还逃奴上的严格自律。沙皇只要支持对农奴实施越来越紧的限制，就可把精英拴在国家这一边。相比之下，西欧的自由城市是庇护所，逃离领主和庄园经济的农奴，为追求自由而来投奔城市。在俄罗斯，城市充任功能上的边境——最终都被封闭。明显不同于俄罗斯君主和其他东欧统治者，西欧的国王发现，自由城市在反对强势领主的斗争中于己有利，因此予以保护。

最后，有些思想在俄罗斯的渗透，达不到在西方国家那样的程度。首先是法治，再延伸到源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整套思想。丹麦王太后索菲亚·玛德莲娜（Sophie Magdalene）在皇家领地上释放农奴时，曾是伏尔泰朋友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却在对俄罗斯农奴的行动自由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当然，很多启蒙运动的思想被推行现代化的俄罗斯君主所采用，像彼得大帝。三代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方才解放农奴。与欧洲其他部分相比，现代思想对俄罗斯的影响更为缓慢、更为虚弱。

英国的结果为何不像匈牙利？

以这些未能抵抗专制的国家为背景，英国的成果便显得愈加惊人。英国主要社会群体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反对国王，所显示出的团结胜过任何其他地方。英国议会包括从大贵族到自耕农的全部有产阶级的代表。其中两个群体特别重要，那就是士绅和第三等级。前者的阶层没有被招募进入国家服务，像俄罗斯那样；后者基本上不愿以政治权利来交换爵位和个人特权，如法国那样。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的君主政体，向精英中的个人兜售官爵，从而破坏精英之间的团结。俄罗斯的门第选官法，其目的很像法国和西班牙的卖官鬻爵。英国君主也尝试像出售公职那样的手段，但议会仍是凝聚的机构，其原因早已提到——即对地方政府、普通法和宗教的普遍认可。

这还不足以解释英国议会为何如此强大，以致君主政体被迫接受宪法。匈牙利议会中的贵族也很强大，也组织良好。像在兰尼米德的英国男爵，较低层次的匈牙利贵族在13世纪强迫君主接受宪法妥协，即金玺诏书，在后续年份中又死死看住国家。[1]在马蒂亚斯·匈雅提于1490年去世后，贵族阶层扭转君主政体在前一代作出的中央集权改革，夺回权力。

但匈牙利贵族阶层没有运用权力来加强整体国家能力。更确切地说，他们以国防能力为代价给自己减税，保护自己的狭隘特权。相比之下，源自1688—1689年光荣革命的宪政和解，大大加强了英国的国家能力，以至它在未来一世纪中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那么，我们要问的是，既然英国议会已经强大到能够遏制掠夺性的君主，但议会本身为何没有发展成寻租联合体，没有像匈牙利议会一样作茧自缚。

英国负责制政府没有退化成贪婪的寡头政治，至少有两条原因。首先，英国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匈牙利。英国议会中的团体是寡头政治，但与匈牙利相比，他们底下的社会更为流动，向非精英开放的程度更高。在匈牙利，士绅被吸收到狭窄的贵族阶层；在英国，他们代表一个庞大且凝聚的社会群体，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贵族还要强大。不像匈牙利，英国拥有基层政治参与的传统，体现在百户法庭、县法庭和其他地方治理机构。英国领主习惯于出席会议，与自己的属臣和佃户平等相处，讨论决定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此外，匈牙利没有英国那样的自耕农。自耕农是相对富裕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参与地方上的政治生活。匈牙利城市受到贵族阶层的严格控制，不能像英国那样衍生出富庶和强大的资产阶级。

其次，尽管英国有个人自由的传统，但它的中央国家既强大，又在社会上获得大致的好评。它是发展出统一司法制度的首批国家之一，保护产权，为应付欧洲大陆的各式敌人而建起实质性的海军。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之后，英国又试验了共和政府和克伦威尔的护国公体制，结果都不如人意。甚至在议会拥护者的眼中，弑君本身似乎都是不正义的非法行为。英国内战见证了同样的愈趋激进，像法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革命后来所经历的一样。更为激进的反皇派，像平均派（leveller）和掘地派（digger），所追求的似乎不只是政治负责制，而是更为广泛的社会革命，从而吓坏了议会所代表的有产阶级。所以，随着查理二世的登基，君主政体在1660年得以复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2]复辟之后，政治负责制的问题在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的治下重新泛起，其阴谋诡计招致议会的怀疑和反对，最终引致光荣革命。但这一次，没人再想废除君主政体或国家，只想要一位对自己负责的国王，那就是奥兰治的威廉。

这再次证明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到17世纪晚期，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样的思想家，摆脱了基于阶级和等级的封建秩序的概念，转而赞成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就激情和彼此施暴的能耐而言，人与人在根本上都是平等的；此外，他们还享有天赋权利。洛克接受这些前提，并抨击不经被统治者同意也可有合法统治的主张。只要依照同意原则，就可以推翻国王。这些早期自由主义者认为，权利是抽象和普遍的，任何强人不得合法剥夺。但在这些思想传到匈牙利之前，匈牙利早已向土耳其和奥地利屈服称臣了。

从上述比较中可得出一个简单的教训。政治自由——即社会自我统治的能力——不但要看社会能否动员起来，以对抗中央集权，并将宪法约束强加于国家；还要看国家是否足够强大，能在必要时采取行动。负责制不是只从国家流向社会的单行道。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团结行动，没有广泛接受的共同目标，就无法奠定政治自由的真正基石。明显不同于马蒂亚斯·匈雅提死后的匈牙利，1689年之后的英国仍然强大而团结。议会愿意向自身征税，为18世纪的海外持久争斗作出牺牲。与没有制衡的政治制度相比，高度制衡的不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功，因为政府需要定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所以，负责制政治制度的稳定，全靠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广泛均势。

达到丹麦

辉格史观的问题之一在于，它将英国的经历当作宪政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兴起的范例。然而，欧洲其他国家走上不同路径，最后抵达与英国相同的目的地。我们开始解说冗长的政治发展史时，曾提出丹麦如何变成今日丹麦的问题——守法、民主、繁荣、执政清廉的政体，其政治腐败处于世界最低水平——我们需要时间来解释这个结果。

在1500年，还看不出丹麦（或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将会不同于中世纪晚期的其他欧洲社会。有些评论家尝试将今日的丹麦一直追溯到当初定居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3]除了他们不骑马，驾长艇远行，很难想象这一掠夺部落，如何将自己从来自罗马帝国之后定居欧洲的日耳曼野蛮人中彻底区分出来。

丹麦的君主政体具有很古老的血统，从13世纪起变得相对软弱。国王被迫签署宪章，允诺向贵族议会征求咨询，向教会提供特权。[4]像欧洲的其他国家，丹麦的经济仍以庄园为基础。丹麦地处波罗的海的进口，邻近汉萨同盟的港口城市，使国际贸易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5]卡尔马联盟（Kalmar Union）在15世纪中期曾短暂地统一大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解散后，丹麦仍是相当重要的多民族政权，控制着挪威、冰岛、说德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Schleswig ＆ Holstein），以及现是海湾对面的瑞典西部省份。

如果说有一个事件，促使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走上独特发展道路，那就是宗教改革。跟在欧洲其他地区一样，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思想证明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催化了大众对天主教会的长期不满。在丹麦，短暂内战导致新教徒的胜利，以及1536年路德派丹麦国教的建立。[6]促成这个结果的，既有道德因素，也有物质因素，丹麦国王视之为攫取教会资产的良机。当时，教会拥有相当多的财富，大约占有丹麦土地的30%。[7]

宗教改革在丹麦的持久政治影响是鼓励农民脱盲。路德教会坚信，普通老百姓要与上帝沟通，需要阅读圣经，或至少要读路德教的简易问答集（Lesser Catechism）。始于16世纪，路德教会在丹麦每一座村庄设立学校，让教士向农民传授基本的读写技能。结果在18世纪，丹麦农民（还有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地区）已成为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日益组织起来的社会阶层。[8]

当代社会的社会动员通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也是中世纪英国所走的道路。普通法的产权扩展，促使英国农民的最高层进化成政治上活跃的自耕农。相比之下，在前现代16世纪的丹麦，促进社会动员的是宗教。脱盲允许农民改善经济条件，还帮助他们互相交流，并作为政治行动者组织起来。到19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乡村，彼此之间的悬殊是无法想象的，尽管两者的地理相近，气候相似。

跟英国的情形不同，这里的代议民主制并不来自组织良好、足以抵抗中央国家的封建残余机构（议会）。丹麦在1660年败于瑞典，遂建立了专制国家，其官僚机构变得愈益精明。[9]丹麦议会已被废除，没有基于社会等级的政治结构，可供君主前去要求增税。

从1760年到1792年，丹麦发生了重大的政治革命。开明君主开始逐渐废除农奴制（Stavnsbånd），先在皇家领地，再扩展到所有地主，并限制地主处罚下人的权利，譬如不能再将农民放在木马上鞭打。[10]农民仍然没有选举权，但可以拥有土地，并能在同等的基础上从商。[11]

丹麦君主将农民自由视作遏制贵族地主的良机，遂遭到了地主的顽强抵抗。他又可将获得自由的农民，直接征募进国家军队。思想也很重要。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他认为，自耕农的生产效率将远远超过农奴。同样重要的是农民本身得到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动员，充分利用自由经济的机会，投入到盈利较多的增值生意，例如食物加工。

使丹麦现代民主成为可能的第二个重大事件来自外国。到18世纪末，丹麦仍是欧洲中等的多民族政权。在1814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失去挪威。19世纪前几十年，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传播促成复杂的政治后果。它刺激了基于阶级的两项需求，一项来自资产阶级和农民，跟政治参与有关；另一项来自说德语的少数民族，与国家认可有关。

普鲁士解决了第二项需求，通过一场短暂但决定性的战争，在1864年兼并了主要说德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只过一个晚上，丹麦就变成基本上讲丹麦语的整齐划一的小国。它知道自己别无他法，只好接受小国寡民的处境。

丹麦的民主出现于19世纪后期，社会民主主义出现于20世纪早期，这就是它们的来龙去脉。教士兼教育家的葛隆维（N. F. S. Grundtvig）所激发的农民政治运动，最初只装扮成宗教复兴运动。它摆脱官方的路德教会，在全国各地大办学校。[12]等到立宪君主政体在1848年当政，农民运动和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开始要求直接的政治参与，并在翌年获得选举权。丹麦在20世纪成为福利国家，这已超越本卷的范围。当它最终来到时，并不完全依靠新兴的工人阶级，还需要农民阶级的帮助。在关键时刻，促使农民动员起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宗教。

民主和现代市场经济在丹麦的发展，比在英国经历了少得多的冲突和狂暴，更不用提相比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了。为了到达现代丹麦，丹麦人确实与邻国打了好几仗，包括瑞典和普鲁士，也在17世纪和19世纪发生了激烈的国内冲突。但没有持久的内战，没有圈地运动，没有专制暴政，没有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赤贫，所留下的阶级斗争遗产非常薄弱。就丹麦的故事而言，思想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指路德教会和葛隆维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有18世纪和19世纪一系列丹麦君主所接受的关于权利和宪政的启蒙思想。

丹麦的民主兴起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不能在别处复制。丹麦抵达现代自由民主制的途径完全不同于英国，但最终都抵达非常相似的目的地。它们都发展了强大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这似乎显示，“达到丹麦”可有多种途径。

[1] 广泛政治参与所激起的国家整体感，反映在大宪章和金玺诏书的对照之中。促成金玺诏书的，不是男爵，而是皇家和城堡要塞的军人。他们想要国王来保护自己免遭男爵的掌控。英国男爵宣称代表国家整体，包括教会和普通百姓，索求保护他们权利的宪法保障。相比之下，促成金玺诏书的匈牙利贵族，主要是想保护自己阶层的利益。像法国和俄国的贵族，他们懂得自由只是特权，而不是公民的普遍权利。他们把自己照顾好，在保护他人权利方面便兴趣索然。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15页。

[2] 有关这段时期，参见Ronald Hutton，《复辟：英格兰、威尔士的政治与宗教史，1658—1667年》（The Restoration: A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1658-1667）（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

[3] 参见 Gert和Gunnar Svendsen，《社会资本和福利国家》（Social Capital and the Welfare State），载Michael Boss编，《转变中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 in Transformation）（丹麦奥胡斯[Aarhus]：奥胡斯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Kenneth E. Miller，《丹麦的政府与政治》（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Denmark）（波士顿： Houghton Muffin出版社，1968年），23页。

[5] 有关邻国瑞典的中世纪农民经济，参见Eli F. Heckscher，《瑞典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25—29页。

[6] Thomas K. Derry，《斯堪的纳维亚史：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A History of Scandinavia: Norway, Sweden, Denmark, Finland and Iceland）（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79年），90—91页。

[7] 参见Richard Bonney，《收入》，452页。

[8] Ove Korsgaard，《为人民的斗争：丹麦五百年简史》（The Struggle for the People: Five Hundred Years of Danish History in Short）（哥本哈根：丹麦教育学院出版社（Danish School of Education Press），2008年），21—26页。

[9] Kenneth E. Miller，《丹麦的政府与政治》，26页；Nils Andren，《北欧国家的政府与政治》（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斯德哥尔摩：Almqvist and Wiksell出版社，1964年），29页。

[10] Uffe Østergård，《强大的小国丹麦：丹麦现代性的农民之根》（Denmark: A Big Small State： The Peasant Roots of Danish Modernity），载John Campbell，John A. Hall和Ove K. Pedersen编，《国民身份与资本主义变种：丹麦经验》（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Danish Experience）（安大略省金斯顿：麦吉尔大学与皇后大学联合出版社，2006年）。

[11] Harald Westergaard，《丹麦的经济发展：世界大战之前和之间》（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nmark: Before and During the World War）（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22年），5—6页。

[12] Uffe Østergård，《强大的小国丹麦：丹麦现代性的农民之根》，76—81页；Ove Korsgaard，《为人民的斗争：丹麦五百年简史》，61—65页。

第五部分

迈向政治发展理论

第29章

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

政治的生物基础；政治秩序的进化机制；政治不同于经济；制度的定义；政治衰败的来源；国家、法治、负责制的相互关联；政治发展条件的历史演变

本卷提供的政治发展史是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和美国革命前夕，直到这时，真正的现代政治方才问世。此后，众多政治体出现，囊括现代政治制度的三大重要组件：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

至此，有些读者可能会断定，我对政治发展的解读是历史决定论的。通过介绍各种政治制度复杂且背景独特的起源，我似乎在主张，类似的制度要在今日出现必须要有类似条件，各国因独特的历史背景已被锁定在各自单一的发展路径上。

这肯定是误解。能把优势带给社会的制度，总是被他人复制和改进；知识和制度的跨社会交汇，伴随着历史的始终。此外，本卷的历史故事，结束于工业革命前夕，而工业革命本身，又大大改变了政治发展的条件。这两点，将在最后一章得到详细描述。本书的第2卷，将描述和分析后马尔萨斯世界（post-Malthusian world）的政治发展。

人类社会对制度持强烈的保守态度，不会每过一代就把台面上的赌注一扫而光。新制度往往重叠在既有制度上面，例如分支世系制，它是社会组织最古老的形式，却依然存在于现代世界的很多地方。如不弄清这一遗产和它对今日政治行动者选择的限制，就不可能理解今日改革的可能性。

此外，厘清制度初建时的复杂可帮助我们看到，它们的转变和模仿，即使在现代情形下，也是异常艰难的。政治制度得以建立，往往出于非政治原因（经济学家称之为政治制度的外部因素），我们已看到若干案例。其中之一是私人财产，它的出现不仅为了经济，还因为宗族需要土地埋葬祖先以平息死者灵魂。同样，法治的神圣不可侵犯，在历史上全靠法律的宗教起源。国家在中国和欧洲出现，根源就是当代国际体系所竭力阻止的无休止战争。没有这些外部因素，仍想重建这些制度，往往举步维艰。

我将总结本卷中有关政治制度发展的主题，并从中提炼出政治发展和衰败的理论大纲。这可能算不上真正的预测性理论，因为最终结果往往取决于互有关联的众多因素。此外还有龟的问题，即选来充当原因的龟，结果又要以底下的龟为基础。我以自然状态和人类生物学为本卷的开头，因为它是明显的起点，可算作底层的龟（Grund-Schildkröte），可以背驮后续的龟群。

政治的生物基础

人类在社会中组织自己行为时，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们共享一种生物本性。考虑到非洲之外的多数当代人，都可认祖归宗到大约五万年前的小群体，这种本性在全世界都是统一的。共享的本性不能决定政治行为，但可限定可能的制度性质。这表示，人类政治取决于人类重复的行为模式，既横跨文化又纵越时间。共享的本性将在下述论点中获得说明：

人类从未在无社会状态中生存。据称，人类曾是隔离的，要么在无政府暴力中与他人互动（霍布斯），要么在和平中对他人一无所知（卢梭），但这却是错的。人类及其灵长目祖先，一直生活在基于亲戚关系的大小社会群体中。生活得如此长久，以至社会合作所需要的认知和情感，都已进化成人类的天性。这表明，有关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即他们核算合作的利弊，大大低估了人类社会既存的合作，也误读了其中的动机。[1]

人类天生的社会交往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亲戚选择原则，又称包容适存性原则，是指人类会大致根据共享的基因比例，对跟自己有遗传关系的亲属（或被认为有遗传关系的个体）做出利他行为。互惠利他原则是指，随着与其他个体的长时间互动，人类会发展出共同的利害关系。跟亲戚选择不同，互惠利他不依赖遗传关系，而是依赖重复、直接的人际互动，以及从这类互动中产生的信任关系。在缺乏其他更为非人格化制度激励的情况下，这些形式的社会合作是人类互动的预设模式。一旦非人格化制度出现衰败，这两种合作又会重现，因为这是人类的本性。我所谓的家族化，就是指基于这两项原则的政治用人。所以，当中国汉朝末年皇亲国戚充塞朝廷，当土耳其禁卫军让自己的儿子入伍接班，当法兰西王国卖官鬻爵制造世袭产业，只不过是自然的家族制原则复辟了。

人类天生喜欢制定和遵循规范或规则。从根本上说，制度就是限制个人选择的规则，由此类推，可以说人类天生喜欢建立制度。人们核算如何可获最大私利，从而制定理性规则，与他人一起履行社会契约。人类天生具有认知能力，知道如何解答“囚徒困境”类的合作问题。他们记住过去行为以作未来合作的指南；他们通过闲聊和其他分享，传播和获悉他人的可信度；他们有敏锐的知觉，通过察言观色以侦测谎言和不可信赖的行为；他们掌握分享信息的共同模式，不管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在某种意义上，制定和遵循规则是在走捷径，可大大减少社交成本，允许高效率的集体行动。

人类遵循规则的本能，往往基于情感，而非理性。像罪过、可耻、骄傲、愤怒、困窘和赞美，都不是学来的，都不是洛克所谓的出生后、与外界互动时获得的。它们在小孩身上表现得非常自然，小孩依照这基于遗传但寓于文化的规则来组织自己的行为。我们制定和遵循规则的能力很像我们的语言能力：规则的内容是传统的，因社会而异；但规则的“内在结构”和我们的接受能力却是天生的。

人类倾向于将内在价值注入规则，这有助于说明社会的保守和顽固。规则的产生是为了因应特殊情形；之后，情形本身有了变化；久而久之，规则变得过时，甚至严重失调，但社会仍然拽住不放。欧洲人示范了枪械的卓有成效，但马穆鲁克仍予以拒绝，因为他们已向骑士征战注入了特殊情感，这直接导致了他们惨败于应时而变的奥斯曼帝国。因此，各社会都有竭力保留现存制度的普遍倾向。

人类天生具有暴力倾向。从存在的第一瞬间，人类就对其同类行使暴力，就像他们的灵长目祖先。尽管我敬仰卢梭，但暴力倾向不是人类在历史某时某刻学来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控制和转移暴力。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调控暴力出现的层面。

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承认。承认是指对他人尊严或价值的承认，又可称作地位。追求承认或地位的奋斗，往往不同于为物质的奋斗；地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即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所称的“地位性物品”（positional good）。[2]换言之，只有他人都处于低级地位时，你才算拥有了高级地位。像自由贸易的合作游戏是正和，允许大家都赢；然而，追求承认或地位的斗争却是零和，你的增益一定是对方的损失。

人类政治活动的大部分都以寻求承认为中心。不管是寻求天命的中国未来君主，打黄巾或赤眉旗号的卑微农民，还是法国红便帽起义军，他们都在追求承认。阿拉伯部落平息相互纠纷，征服北非和中东的大部，这是在为伊斯兰教寻求承认。欧洲战士征服新大陆，打的是基督教的旗帜。近代民主政体的兴起，如避而不谈其内核的平等承认，也是无法理解的。在英国，追求承认的性质循序渐进，从部落或村庄的权利，到英国人民的权利，再到洛克式的天赋人权。

抵制人类只追求物质利益的讲法是很重要的。人类历史中的施暴者，往往不在寻求财富，而在追求承认。冲突的长期持续，远远超过其经济意义。承认有时与财富有关，有时又以财富为牺牲品；如把承认视作另类的“功用”（utility），那就偏于简单，于事无补了。

思想作为原因

在解释社会差异和独特发展路径时，如不把思想当作原因，便无法打造政治发展的理论。在社会科学的术语中，思想是独立的变数；在龟的术语中，思想处在龟群的下层，它的底下绝对没有经济或自然环境的龟。

所有的社会都制造现实的心智模型。这些心智模型在不同因素中——时常是无形的——寻找因果关系，为了使世界更清晰、更可预言、更容易操纵。在早期社会，这些无形因素是精神、魔鬼、上帝、自然，时至今日则演变成抽象概念，像地心吸力、辐射、经济自利、社会阶级等。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现实的心智模型，都把观察到的现象归因于无法或很难观察的力量。至少从大卫·休谟起，我们懂得，单靠实证资料是无法核实因果关系的。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改用新的因果理论以控制实验或统计分析，至少可以证伪。有了测试因果的更好办法，人类得以更有效地操纵环境。例如，改用肥料和灌溉来增加粮食产量，而不是牺牲者的血液。每个已知的人类社会都制造现实的心智模型。这表明，这种能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学的。

共享的心智模型，尤其是宗教，在促进大规模集体行动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建立在理性自利上的集体行动，解释不了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社会合作和利他主义。[3]宗教信仰激发人们所做的事，只对财富感兴趣的人通常是不做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伊斯兰教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的崛起。信念和文化的分享会增进合作，因为有共同目标，还有应付类似难题的协调。[4]

很多人看到当代世界的宗教冲突，从而反对宗教，认为它们是暴力和心胸狭隘的来源。[5]这在重叠宗教和多样宗教的世界，可能是千真万确的，但他们忽视了宗教的历史作用。它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允许超越亲友的合作，成为社会关系的来源。此外，世俗的意识形态，如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已在很多当代社会取代宗教信仰，呈现出不相上下的破坏能量，也能激发强烈的信念。

心智模型和规则紧密相连，因为它往往明确指出社会必须遵循的规则。宗教不只是理论，而且是道德规范的处方，要求追随者严格遵守。宗教，就像其颁布的教规，都被注入深厚的情感；信教是为了它的固有价值，不是为了它的准确或有用。宗教信仰，既不能确认，也很难证伪。所有这一切加深了人类社会的保守性。现实的心智模型一经采纳就很难变更，即使出现不利的新证据。

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都有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这表明，宗教很可能植根于人的天性。就像语言和遵循规则，宗教信仰的内容是传统的，因社会而异，但建立宗教原则的能力却是先天的。[6]我的叙述与宗教的政治影响有关，但不以“宗教基因”的存在与否为前提。即使宗教是后学的，它对政治行为仍施加巨大影响。

像马克思和涂尔干那样的思想家，看到宗教信仰在联合群体上的高效率（或是社区整体，或是阶级整体），从而相信宗教是故意为此打造的。如我们所见，宗教思想与政治经济一起发展，从萨满教（shamanism）和巫术，到祖先崇拜，再到拥有成熟原则的多神论和一神论宗教。[7]宗教信仰与信徒团体的生存条件，必须发生明显的关联。自杀教派，或禁止其成员繁衍的教派，如震教徒（Shakers），就不会存活太久。所以很容易产生一种倾向，以物质条件来解说宗教，并视宗教为它的产物。

然而，这是一个大错。既存的物质条件永远解释不了宗教。最明显的案例是中国和印度的对照。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终止时，两个社会的社会结构非常相似，都有父系血统的家族和由此产生的政治模式。之后，印度社会转入弯路，唯一的解释是婆罗门宗教的兴起。该教形而上学的主张是非常复杂的，但要把它与当时印度北部的经济和环境条件挂起钩来，却是徒劳无益的。

我描绘的众多案例中，宗教思想都在塑造政治结果方面扮演了独立角色。例如，在欧洲两个重要制度的形成中，天主教会曾发挥主要作用。6世纪以来，日耳曼野蛮部落逐渐征服罗马帝国；但在颠覆日耳曼的亲戚团体产权结构上，天主教会是关键，更削弱了部落制本身。欧洲由此走出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用的是社会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与中国、印度和中东截然不同。在11世纪，天主教会宣告独立自主，不受世俗政府的管辖，并将自己组织成现代的等级制度，推动全欧洲的法治。相似的独立宗教机构，也存在于在印度、中东和拜占庭帝国，但在促使独立法律的制度化上，都比不上西方教会。没有叙任权斗争及其后果，法治绝不可能在西方落地生根。

没有案例显示，宗教价值是超越物质利益的。像印度的婆罗门和穆斯林社会的乌里玛，天主教会也是拥有物质利益的社会团体。教宗格里高利一世所颁布的遗产新法，似乎不是为了教义，而是为了私利；它鼓励把土地转让给教会，而不必留给亲戚团体。尽管如此，教会不只是简单的政治参与者，像当时支配欧洲的各式军阀。它无法将资源转换成军事力量，没有世俗政府的帮助，也无法从事掠夺。另一方面，它却可将合法性授予世俗的政治参与者。这件事，后者光凭自己是做不到的。经济学家有时谈起政治参与者如何“投资”于合法性，好像合法性是生产工具，像土地或机器。[8]如要理解合法性，就一定要投入它的特殊语境，即人们对上帝、正义、人生、社会、财富、美德等的观念。

人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平等的承认——发生于本卷所涵盖时期的结尾，可以说正是这一观念定义了现代世界。人类平等思想有很深的根源：学者如黑格尔、托克维尔和尼采，把现代的平等思想追溯到圣经中以上帝形象造人的说法。然而，享有同等尊严的人类小圆圈，其扩张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要到17世纪之后，才开始包括社会较低阶层、女性、种族、宗教等少数人群体等。

从族团和部落层次的社会迈入国家层次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人类自由的一大挫折。与基于亲戚关系的前任相比，国家更为富饶，更为强大。但这财富和力量，却铸造了悬殊的等级差别，有的变成主人，更多的变成奴隶。黑格尔会说，在如此不平等的社会中，统治者获得的承认是有缺陷的，最终连自己也不满意，因为它来自缺乏尊严的人。现代民主的兴起为所有人提供自决机会，以承认相互的尊严和权利为基础。因此，它只是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里，恢复当初迈入国家时所失去的。

负责制政府出现，与相关思想的传播是分不开的。我们在英国议会的案例中看到，对英国人民权利的信仰是议会团结的根本，洛克式的天赋人权塑造了光荣革命。这些思想进而推动美国革命。我在此书呈现的负责制兴起的历史原因，似乎植根于政治参与者的物质利益，但我们必须同时考虑，确定政治参与者和集体行动范围的相关思想。

政治发展的普遍机制

政治制度的进化，大致可与生物进化媲美。达尔文的进化论以两项简单的原则为基石：变异和选择。有机体的变异，源于基因的随意组合；能更好适应环境的变种，则获得较大的繁殖成功，适应力较差的就要付出代价。

以长远的历史观点看，政治发展遵照同一模式：不同人类群体所使用的政治组织发生了变异，较为成功的——能发展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得以取代较不成功的。在高层次的抽象中，很难想象政治发展还有他路可走。但先要弄清政治进化与生物进化的差异，其至少有三条。

首先，在政治进化中，选择对象是体现在制度身上的规则，而生物进化中的选择对象是基因。尽管人的天性促进规则的制订和遵循，但不能决定其内容，所以会有内容上的极大差别。制度以规则为基础，将优势授予其生存的社会；在人类代理人的互动中，获选的是优势制度，淘汰的是劣势制度。

其次，在人类社会中，制度的变异可按计划，可作商讨，不像基因变异那样随意。哈耶克强烈驳斥人类社会自觉设计制度的想法，将之追溯到后笛卡尔（post-Cartesian）的理性主义。[9]他认为，社会中多数信息其实是本地的，无法获得中央代理人的理解。[10]哈耶克论点的缺陷是，人类一直在社会各层次成功地设计制度。他不喜欢自上而下、集中的国家社会工程，但愿意接受自下向上、分散的制度革新，尽管后者仍是人为设计的。大规模设计的成功频率，可能低于小规模的，但确有发生。人类很难将意外结果和信息残缺纳入计划，但能作计划的事实表明，自觉建立的制度之变异，比简单的随机而变更有可能适应解决问题。不过，哈耶克仍是正确的，制度进化并不取决于人们设计制度的能力，单是变异和选择，便可取得适时应务的进化结果。[11]

最后，被选择的特征——政治进化中是制度，生物进化中是基因——借文化而获得传递，不靠遗传。就适应性而言，这既是优势，又是劣势。文化特征，如规范、习惯、法律、信念或价值，至少在理论上，可在一代人的时间获得迅速修改，如7世纪的伊斯兰教，或16世纪丹麦农民的扫盲。另一方面，人们偏爱将内在价值注入心智模型和由此建立的制度，导致制度的经久不衰。相比之下，生物有机体不会敬畏或膜拜自己的基因，如不能帮助生物的存活和繁殖，选择原则便会无情将之去掉。所以，制度进化既可快于也可慢于生物进化。

与生物进化不同，制度可通过模仿而获得扩散。衰弱制度的社会，被强大制度的社会打败了，或干脆消灭了，但也有采纳“防御性现代化”的[12]，从而引进竞争者的制度。17—19世纪的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治国的封建君主们从葡萄牙人和其他旅客处，很早就获悉火器的存在。但他们正处于长期的军火自我管制中，大家同意不引进火器，因为不想放弃传统的冷兵器战争形式。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和他的“黑船”在1853年的东京湾露脸时，执政的精英知道，如果不想成为第二个中国，他们必须终止这种舒适的自我管制来取得美国人所拥有的军事技术。1868年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引进的不只是军火，还有新式政府、中央官僚体制、新教育制度和其他一系列制度，均借鉴于欧洲和美国。

生物进化既是特别的，又是普遍的。特别进化是指物种适应了特殊环境，并作调整，如著名的达尔文雀（Finches）。普遍进化是指成功的物种跨越本地环境，而向外扩散。所以有大规模的普遍进化，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的有机体，从无性繁殖到有性繁殖，从恐龙到哺乳动物等。政治发展也是如此。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离开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他们努力适应遇上的不同环境，开发了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制度。同时，某些社会凑巧碰上能提供优势的社会组织。于是，也发生了普遍进化，从族团层次，转到部落层次，再转到国家层次的社会。国家层次社会中，组织较为完善的又击败或吸收组织较差的，使自己的社会组织获得传播和扩散。所以在政治制度的演化中，既有分流，也有汇集。

跟生物进化一样，竞争对政治发展至关重要。如没有竞争，就不会有对制度的选择压力，也不会有对制度革新、借鉴、改革的激励。导致制度革新的最重要竞争之一是暴力和战争。经济生产力的增长，使族团层次向部落层次的过渡得以实现，但直接动机则来自部落社会动员人力的优势。第5章中，我讨论了国家原生形成的不同理论，包括经济自利、灌溉、密集人口、地理界限、宗教权威、暴力。虽然，所有因素都发挥了作用；但从自由的部落社会到专制的国家社会，此项艰难的过渡，更像是由保全生命而不是经济利益的需要促成的。浏览诸如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等地国家形成的历史记录，我们看到暴力再一次成了主角。它鼓励国家形成，还鼓励与现代国家相关的特别制度的建立。本章后面还会讲到，合作中遇到的某种问题，除了暴力，没有其他方法。

处处是拱肩

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Stephn Gould）和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在1979年的文章中，以建筑学上的拱肩（spandrel）来解释生物变异中的不可预知。[13]拱肩是支撑圆屋顶的拱门背线与相邻直角形成的弧形区域。它不是建筑师故意设计的，而是其他精心计划的零件组装后留下的副产品。尽管如此，拱肩开始获得装饰，并随时间的推移而自成一格。古尔德和列万廷主张，有机体身上为某个原因而进化的生物特征，到后来，却能为完全不同的原因，提供适应的优势。

拱肩（左上角）

我们在政治进化中看到不少类似拱肩的东西。公司——一个有着与其组成人员清晰可分的身份并可以永久存在的机构——最初是作为宗教组织出现的，没有任何商业目的。[14]天主教会支持女子的继承权，不是想增加女子权利——这在7世纪是不合时宜的——而是看上了强大家族手中的珍贵地产，认为这是很好的途径。如果说，教会领袖当时就预见，这将影响亲戚关系的整体，这是很可疑的。最后，忙于叙任权斗争的人，脑海中并没有浮现以独立司法限制政府的想法。当时，那只是一场道德和政治的斗争，为了争取天主教会的独立自主。然而在西方，宗教组织赢得的独立自主，经过长期进化，变成了司法部门的独立自主。法律的宗教基础被世俗来源所取代，但它的结构仍保持原样。所以说，法治本身就是一种拱肩。

实际上，不同制度的历史根源，往往是一长列历史意外事件的产品，没人能够预测。这看起来令人泄气，因为当代社会无法经历同样事件来获得类似制度。但这忽略了政治发展中拱肩的作用，与制度的历史来源相比，制度的功能更为重要。一旦发现，其他社会可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来模仿和采纳。

制度（机构）[15]

在本卷中，我一直使用亨廷顿对制度的定义，即“稳定、有价值、重复的行为模式”。[16]至于被称作国家的那个制度或机构（the institution called the state），我不仅使用韦伯的定义（在界定的领土上合法行使垄断暴力的组织），还使用他对现代国家的标准（按专门技术和技能合理地分工；使用非人格化的用人制度，对公民行使非人格化的权威）。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不管是建立还是维持，都很困难。家族化——基于亲戚关系和互惠利他的政治用人——是社会关系的自然形式，如果没有其他的规范和鼓励，人类就会回归。

现代组织还有其他特征。亨廷顿列出四条标准来测量国家制度（机构）的发展程度：适应和僵硬，复杂和简单，自主和从属，凝聚和松散。[17]这是指越善于适应、越复杂、越能自主和越凝聚的机构，其发展程度就越是成熟。善于适应的组织，可评估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再修改其内部程序来应对。环境总在变化，所以善于适应的机构活得长久。英国的普通法系统，其法官因应新情形，不断在重新解释和延伸有关法律，就是善于适应的样板。

成熟的机构更为复杂，因为它们有更大的分工和专业化。在酋邦或初期国家中，统治者可能同时又是军事长官、总教士、税务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这些功能由各自为政的组织承担，它们负有特别使命，需要高度的技术能力。汉朝时期，中国已在中央、郡、地方层次派驻无数官僚机构和部门；虽然比不上现代政府，但与犹如君主家庭简单延伸的早期政府相比，却是一大进步。

自主和凝聚是机构标准的最后两条，如亨廷顿指出的，它们密切相关。自主是指机构开发自觉的集团身份，不受社会其他力量的影响。在第17至19章讨论法治时，我们看到，法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庭所取得的制度性自治。这里的自治是指不受政治干涉，有权训练、雇用、晋升、惩罚律师和法官。[18]自主与专业化也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它适宜被看作比较成熟的机构的特征。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掌控自身内部升迁的军队，比将军是政治任命的军队，或将军是金钱买来的军队，更具战斗力。

另一方面，凝聚是指政治系统中，不同组织的职责和使命都有明确的界定并被遵从。松散的政治制度中，很多组织参与政府行为，如征税和公共安全，但弄不清到底谁在负责。众多自治机构组成的国家部门，比众多从属机构组成的更有可能是凝聚的。在家族化社会中，领袖的家庭或部落成员，在各政府功能上享有重叠或暧昧的权力，或干脆为特殊个人设立特殊官位。忠诚比公共管理能力更为重要，这种情况迄今仍存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少数发达国家）。国家部门中的官方权力分工，与权力的实际分配不符，导致机构的松散。

制度（机构）的四条标准隐含一个概念，即制度是规则，或是重复的行为模式，比任何掌管机构的个人，都要活得长久。先知穆罕默德，生前以自己的魅力使麦地那部落团结起来，但他没有为阿哈里发的继承留下任何制度。年轻的宗教勉强活过第二代的权力斗争，在很多方面仍在为当初的缺陷付出代价，那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大分裂。穆斯林世界中后来的成功政权，全都依靠制度的创建，像奥斯曼帝国的征募制，招募奴隶军，不依赖个人权力。在中国，皇帝实际上变成属下官僚和繁复规则的囚犯。领袖可塑造机构，而高度发达的机构，不仅比拙劣的领袖活得更长，更有训练和招募优秀领袖的制度。

政治衰败

制度之间的竞争促使政治发展，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与此对应的，还有一个政治衰败过程；彼时，社会的制度化越来越弱。政治衰败可在两种形式中发生。制度的建立最初是为了迎接特殊环境的挑战。那环境可以是物质的，如土地、资源、气候和地理，也可以是社会的，如对手、敌人、竞争者和同盟者等。制度一旦形成，倾向于长久存在。如上所述，人类天生偏爱将内在价值注入规则和心智模型。如果没有社会规范、礼仪和其他情感投资，制度便不成其为制度——稳定、富有价值、重复的行为模式。制度长存带有明显的适应价值：如果不存在遵循规则和行为模式的天性，就要不断举行谈判，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就制度而言，社会是极端保守的；这意味着，促使制度成立的原始条件发生变化时，制度却做不到随机应变。制度与外部环境在变化频率上的脱节，就是政治衰败，就是反制度化。

社会对现存制度的历代投资，导致双重失误：不仅没能调整过时的制度，甚至察觉不到已出毛病。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失调”，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案例。[19]某社会因优秀制度而变得更富裕，或在军事上更强大，其他竞争力较弱社会的成员，如想继续生存，就必须正确地把上述优势归因于根本性的制度。然而，社会的结果总有多种原因，总能为社会弱点或失败找出似是而非的狡辩。从罗马到中国，众多社会把军事挫折归咎于对宗教的不诚，宁可献上更多的礼仪和牺牲，也不愿全力以赴地重整军队。近代社会里，很容易把社会失败归咎于外国阴谋，不管是犹太人的，还是美帝国主义的，而不愿在自己制度身上寻找原因。

政治衰败的第二种形式是家族制复辟。眷顾家人或互惠的朋友是自然的社会交往，也是人类互动的预设。人类最普遍的政治互动，发生在保护人和依附者之间，领袖以恩惠换取追随者的支持。在政治发展的某些阶段，这种政治组织曾是唯一的形式。但是，随着制度的演化，产生了新的规则，用人标准慢慢改为功能或才干——中国的科举制度、土耳其的征募制、天主教的教士独身制、禁止裙带关系的现代立法。但家族制复辟的压力始终存在。最初以非人格化原因聘入机构的人，仍试图将职位传给自己的孩子或朋友。制度遭受压力时，领袖经常发现自己必须做出让步以保证政治优势，或满足财政需求。

这两种政治衰败，我们可看到很多例子。17世纪前期，组织良好的满人在北方虎视眈眈，中国的明朝面对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政权的生存，取决于朝廷能否整顿资源，重建精兵，北上御疆。结果一无所成，因为政府不愿或不能增税。此时，政权与不愿承担更高税赋的精英，处于某种大家都觉满意的共存关系；疏于朝政的皇帝发现，比较容易的对策是让睡着的狗继续睡下去。

家族制复辟是一种循环现象。中国西汉时期建立的非人格化官僚制度，逐渐受到贵族家族的侵蚀；他们试图为自己和后裔在中央政府中保留特权；这些家庭在后来的隋唐两朝仍得以支配中国的官僚机构。埃及的马穆鲁克和土耳其禁卫军先要求成家，再要求自己的孩子进入军事机构，从而破坏了非人格化的奴隶军制度。马穆鲁克一例是对13世纪晚期局势的回应，当时蒙古威胁逐渐减退，鼠疫频仍，贸易条件恶化。奥斯曼一例的起因是通货膨胀和预算压力，导致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一世向土耳其禁卫军做出类似让步。天主教会禁止教士和主教成家以建立现代官僚制度，久而久之也发生故障；神职人员寻求圣职与圣俸的合一，使之成为世袭产业。在法国和西班牙则出现公开的卖官鬻爵，政府部门私有化，再由后裔继承。

这两种政治衰败——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经常同时发生。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家族化官僚，会极力阻止改革。如制度彻底崩溃，往往又是他们，凭借其荫庇关系网络出来收拾残局。

暴力和功能失调的均衡

我们除了指出制度长存的自然倾向，还可精确解释制度在适应环境时的姗姗来迟。任何一个制度或制度系统，即便在整体上提供诸如内部和平和产权等的公共服务，也一定会惠顾社会上某些群体，并以其他群体为代价。受惠顾的群体，可能在人身和财产方面感到更加安全，可能因靠近权力而收取租金，可能获得特别的承认和社会地位。这些精英组织在现存制度安排中享有既得利益，会尽力保护现状，除非自我分裂。使全社会获益的制度性变化，如征集土地税以应付外来威胁，仍会遭到组织良好的群体的否决，因为对他们而言，净得仍然是负数。

经济学家很熟悉此种集体行动的失败。博弈理论家称之为稳定的均衡（stable equilibrium），因为没有一名参与者能从现存制度安排的变更中得到个人的好处。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这个均衡是失调的。曼瑟尔·奥尔森认为，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群体，经过长年的累积，为保护其狭隘的特权，会组成寻租联合体（rent-seeking coalition）。[20]他们的组织能力远胜过人民大众，所以后者的利益往往在政治制度中得不到代表。失调的政治均衡可借民主而获缓和。民主允许非精英，至少在理论上，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但通常，精英和非精英的组织能力有云泥之别，从而阻止了后者的任何果断行动。

寻租联合体阻止必要的制度变革，从而激发政治衰败；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其经典案例就是法兰西王国，也是租金一词的发源地。其时，法兰西君主在两个世纪中，招诱大部分精英，而逐渐强大。招诱的形式是出卖国家功能的一小部分，之后变成世袭产业。像莫普和杜尔哥这样的改革部长，力图废除卖官鬻爵，却遭到既得利益者强有力的阻挠。卖官问题的解决，最终只有通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力。

功能失调的均衡（dysfunctional equilibria）很早就出现在人类历史上。考古证据显示，族团层次社会早已掌握农业技术，但持续几代仍坚持狩猎采集。个中原因似乎又是既得利益者。平等的族团层次社会中，分享食物相当普遍，一旦出现农业和私人财产，就难以为继。定居下来的第一户，其生产的粮食必须与族团其他成员分享，反过来摧毁了转向农业的奖励。农业的生产效率，高于狩猎采集。所以，改变生产方式将使全社会更加丰裕，但会剥夺部分成员的免费享用。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认为，部分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之所以缓慢，就是因为无法解决此类合作问题。[21]

所以，社会能否实施制度变革，取决于能否分化手握否决权的既得利益群体。有时，经济变化削弱现存精英，加强赞成改制的新精英。17世纪的英国，与商业或制造业相比，地产的回报逐渐降低，从而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获益，吃亏的是旧贵族。有时，新兴的社会参与者因新宗教的涌现而赢得权力，像印度的佛教和耆那教。宗教改革后，由于扫盲和圣经的广泛传播，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一盘散沙。还有的时候，促成变化的是领袖意志和凝聚各无权群体的能力，像叙任权斗争中格里高利七世所组织的教皇派。实际上，这就是政治的精髓：领袖们能否借助权威、合法性、恐吓、谈判、魅力、思想和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功能失调的均衡可持续很久，由此说明，暴力为何在制度革新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经典的看法认为，政治就是为了解决暴力问题。[22]但有时，要把阻挡制度变革的既得利益者赶走，唯一办法却是暴力。人类对暴毙的害怕强于获利的欲望，由此激发在行为上的深远变化。我们已在第5章提到，很难同意经济动机（如实施大型水利工程）是国家原生形成的原因。相比之下，无休止的战争，或害怕较强群体前来征服，促使自由骄傲的部落成员走进集权国家，倒是入情入理的解释。

中国历史上，家族化精英一直是现代国家制度形成的障碍，无论是在秦朝兴起时，还是在隋唐时的复辟期。秦朝方兴的战国时期，贵族带头的无休止战争，摧毁了自己阶层，为非精英军人进入政权打开大门。女皇帝武则天崛起于唐朝早期，清洗传统贵族家庭，促使较为广泛的精英阶层涌现。两次世界大战为1945年后走向民主化的德国提供了类似的帮助。它们清除容克贵族阶层（Junker），制度变革遂再无阻挡。

尚不清楚，民主社会能否和平地解决此类难题。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少数美国人试图竭力保留他们的“特有制度”——奴隶制。只要在美国的西部扩张中，没有足够的自由新州加入以推翻南方的否决权，当时的宪法规则就允许奴隶制的存在。最终，冲突无法在宪政框架内得到解决，战争遂成为必须的选择，六十多万美国人因此而丧生。

现代世界的规范和制度，在很多方面，已把暴力解决政治僵局的大门紧紧关上。没人期望或希望，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国家为建立强大巩固的国家，也经历如中国和欧洲所体验的数世纪坎坷。这意味着，制度革新的责任将落在前述的非暴力机制上。不然，社会仍将遇上政治衰败。

幸运的是，国家、法治、负责制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得以锻造成功的旧世界，十分不同于当代世界。美国和法国革命以来的两个多世纪，世界经历了工业革命和大幅提高社会交往的技术革新。如今，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组件在发展中的互动，大大不同于1806年之前。怎样的互动呢？那是本卷最后一章的主题。

[1] 关于这一点，参见 John J. DiIullio, Jr.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评论，《坚持原则的代理人：联邦官僚机构中行为的文化基础》（Principled Agents: The Cultural Bases of Behavior in a Federal Government Bureaucracy），载《公共管理研究与理论杂志》（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第4卷，第3期（1994年）：277—320页。

[2] Robert Frank，《选择正确的池塘；追求奢侈》（Choosing the Right Pond; and Luxury Fever）（纽约：自由出版社，1999年）。

[3]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化》，45—58页；道格拉斯·诺斯和Arthur Denzau，《分享的心智模型：意识形态与制度》（Shared Mental Model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载《循环》（Kyklos）第47卷，第1期（1994年）：3—31页。

[4] 哈耶克可能比其他任何社会学家更为清楚，社会科学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原因就是它的复杂性，使之不能成为在预测能力中接近物理学或化学的确定科学。参见Bruce Caldwell，《哈耶克的挑战：哈耶克评传》（Hayek’s Challeng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 A. Hayek）（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例如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幻觉》；Christopher Hitchens，《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一切》。

[6] Nicholas Wade，《信仰本能：宗教的演变与持续》，43—45页。

[7] 对社会人类学中的宗教发展作经典分析的是James G. Frazer，《金枝：巫术和宗教的研究》（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8] 例如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化》，44页。

[9]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9—11页。

[10] 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

[11] 这一点也被Armen A. Aichian提及，《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载《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58期（1950年）：211—221页。

[12]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23页。

[13] Steven Gould和Richard Lewontin，《圣马可和潘葛洛斯范例的拱肩：对适应主义方案的批评》（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rogram: 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载《伦敦皇家学会论文集》205号（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05）（1979年）：581—598页。

[14] Oscar Handlin和Mary Handlin，《美国商业公司的起源》（Origins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载《经济史杂志》第5卷，第1期（1945年）：1—23页。

[15] 编者按：此处小标题原文为institutions，可译为“制度”或“机构”，在本书中，该术语既指规范政治运作的一整套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其相当于本书标题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又指落实这套规则和秩序的组织性机构；有时兼有上述二意，如本节。译者毛俊杰先生全部译为“机构”，编者认为，作者福山在本书中更多强调的是规则、秩序这个层面的institution，所以编辑时大都将该术语改译为“制度”，只在确有必要时保留“机构”的译法，有时也用“建制”的译法。同一术语未能对应同一译文，这种做法是学术翻译上的一个妥协，也希望读者阅读时能够在思维中建立起“institution—制度—机构—建制”这样的联想关联。

[16]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2页。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道格拉斯·诺斯，将制度定为“塑造人们互动的人为约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他的制度（institution）不同于体现特定人群规则的组织（organization）。问题在于，诺斯对制度的定义太广泛。它所包括的，上自美国宪法，下至我选择熟橙的习惯。最重要的是它忽略了，传统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之间的重大差别，前者如宪法和法律制度，后者属于文化领域。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对重要性而言，社会学理论界发生很多重大的辩论。但对诺斯和其追随者来说，它们都是“制度”。此外，他并不提供测试制度化程度的标准，像复杂性、适应性、自治和凝聚力。诺斯，《制度、制度变化与经济表现》（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3页。

[17]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2—24页。

[18] 在现代组织中，日本财政部是个精英团体，只从日本最有名望的大学招募新式官员。该部对如何管理日本经济有自己的见解，不单是服从命令，有时甚至操纵它的政治上级，经常被视作自主机构的范例。参见Peter B. Evans，《嵌入式自主：国家与工业转型》（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

[19] Leon Festinger，《认知失调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另请参阅Carol Tavris，《错不在我：为什么我们要为愚蠢信念、糟糕决定和有害行动辩解》（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Why We Justify Foolish Beliefs, Bad Decisions, and Hurtful Acts）（纽约：Mariner Books出版社，2008年）。

[20] 这是奥尔森有关20世纪英国的论点，《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该书基于他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简述的集体行动的普遍理论写成。

[21] 与斯蒂芬·勒布朗的私人对话。

[22] 例如罗伯特·贝茨，《繁荣与暴力》；罗伯特·贝茨，Avner Greif和Smita Singh，《组织暴力》；诺斯，温加斯特和沃利斯，《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

第30章

政治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自18世纪以来，政治发展的条件发生剧烈变化；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及其在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的互动；在今天的互动；当代世界的期望

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的中心见解是，政治发展有其独特逻辑，与经济和社会的逻辑既有关联又有差异。他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一旦超越政治发展，政治衰败就会发生，因为现存政治制度无法容纳动员起来的新兴社会群体。他还认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遭遇此起彼伏的政变、革命、内战，原因就在这里。

有人认为，政治发展遵循自己的逻辑，未必是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看待这个观点要以经典现代化理论为背景。该理论来自19世纪的思想家，如马克思、涂尔干、滕尼斯和韦伯。他们试图分析欧洲社会的工业化所引起的巨变。尽管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异，他们都倾向于主张，现代化是个整体，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随之而生的大规模分工、强大的集权官僚国家、亲密的村庄群体变为不近人情的城市群体、公共的社会关系变为个人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一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汇聚。该宣言宣称，“资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一切，包括劳动条件、全球竞争、最为私密的家庭关系。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这些变化始于16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在之后三个世纪得到迅猛的展开和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现代化理论家移军美国，抢占地盘，像哈佛大学的比较政治系、麻省理工的国际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比较政治委员会。哈佛大学的比较政治系，由韦伯心爱的学生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领军，希望建立跨学科的社会综合科学，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冶于一炉。[1]现代化理论家将强烈的规范化价值注入现代化本身，在他们眼中，现代化的好处总会一同到来。经济发展，亲戚团体瓦解，个人主义兴起，更高更包容的教育，价值观以“成就”和理性为方向发生规范性转变，世俗化，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这一切被视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经济发展将提供更好教育，导致价值观的改变，依次再促进现代政治，等等，从而取得无止境的良性循环。[2]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摧毁现代化理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强调，现代性的好处不一定相得益彰。尤其是民主，对政治稳定而言，不一定是好事。亨廷顿讲的政治秩序，相当于我在本书中所论的国家建设。他的发展策略，被称作“威权式过渡”（authoritarian transition），主张政治秩序优先于民主，该书因此而变得名闻遐迩。[3]这也是土耳其、韩国、中国台湾、印尼所走的道路：先在威权统治下实现经济现代化，再在政治制度上开放民主竞争。

本卷呈现的历史材料确证了亨廷顿的基本见解，即发展中的各方面应分开对待。如我们所见的，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创造了韦伯式的现代国家，但没有法治或民主，更不用说个人的社会关系或现代资本主义了。

此外，欧洲的发展又与马克思和韦伯的描述大相径庭。欧洲现代化的萌芽远早于宗教改革。我们曾在第16章看到，随着日耳曼野蛮人皈依基督教，脱离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在中世纪黑暗时代便已开始。到13世纪的英国，自由买卖财产的个人权利，包括女性的财产权，已属根深蒂固。天主教会11世纪晚期与皇帝的争斗是现代法律秩序的根源。它建立欧洲第一个官僚化组织，以管理教会的内部事务。它一直被当作现代化的障碍而横遭诋毁。但从长远看，在推动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上，它至少像宗教改革一样重要。

所以，欧洲走向现代化，不是全方位的突飞猛进，而是几乎历时一千五百年的点滴改良。在这特有的次序中，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可早于资本主义，法治可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封建主义作为地方抵抗中央的顽固堡垒，可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上升之前的发展阶段。但在事实上，它主要是欧洲的独特制度。不能把它说成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过程，也不能期望非西方社会遵循相似的发展次序。

然后，我们需要分别对待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弄清它们作为分立的现象，又是如何相互关联、如何周期性互动的。我们必须弄清此事，因为它们现在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与在马尔萨斯式世界的历史条件之下，已然十分不同。

托马斯·马尔萨斯

约在1800年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那之前，生产力因技术革新而持续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美事是靠不住的。事实上，它几乎不存在。

但这并不表示，1800年之前没有发生过生产力的大幅增长。农业、灌溉、铁犁、印刷机、远航帆船，都提高了人均产值。[4]例如，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间，墨西哥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的农业生产力因引进玉米新品种而增长两倍。[5]那时所缺乏的是年复一年的生产力和人均产值的稳定增长。我们今天假设，电脑和互联网在五年后将获得巨大改进，这很可能是正确的。而中国西汉的农业技术，即基督诞生后不久，与19世纪沦为半殖民地之前的清朝的相比，则相差无几。

图7. 人均GDP水平比较：中国与西欧，400—2001年（单位是1990年国际元）来源：麦迪逊（Maddison）（1998，2001，2003a）

图7是西欧和中国在公元400年至2001年之间的人均产值估计。它显示，从公元1000年到180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在八百年期间逐步上升，之后却突飞猛进。同期的中国人均收入，几乎是停滞不前，但在1978年后腾飞，速度甚至超过西欧。[6]

1800年后生产力大幅增长的原因，一直是研究发展的核心命题。首先是智识环境的巨变，促进了现代自然科学、实用科技、复式簿记、专利法和版权的涌现。最后两项又是鼓励不断创新的微观经济制度。[7]注重最近两百年的发展是未可厚非的，但这阻碍了我们对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理解。经济可以持续增长的假设，使我们重视有助于这种增长的制度和条件，如政治稳定、产权、技术和科研。另一方面，如果假设生产力的改进非常有限，社会就会陷入零和的世界，掠夺他人资源往往变成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更佳途经。

这个生产力低下的世界，因英国神职人员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分析，而引起世人的注意。他的《人口学原理》初版于1798年，其时他仅32岁。身为八个孩子之一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假设女子“自然”生育率是每人生育十五个小孩），而谷物生产以算术级数增长，这表示人均谷物生产只会下降。马尔萨斯还认为，农业效率可以提高，但从长远看，仍跟不上人口增长；实施道德限制，如晚婚和禁欲，可以帮助控制人口的增长（那是避孕尚不普遍的世界）；但人口过剩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饥荒、疾病和战争。[8]

马尔萨斯的文章出现于工业革命前夕。如上所述，工业革命引发了1800年后生产力的惊人增长，尤其是在开发煤炭和石油的能量上。从1820年到1950年，全球的能源供应增长六倍，而人口仅增长一倍。[9]随着现代经济世界的出现，马尔萨斯经济学遭到普遍贬斥，譬如说它的眼光短浅，对技术进步过度悲观。[10]但是，如果说马尔萨斯的模式不能用于1800—2000年这段时期，它却可作为理解此前世界政治经济的基础。

作为1800年前经济生活的一种历史描述，马尔萨斯模式必须作出重要调整。埃斯特·博塞鲁普认为，人口的增加和密集，不仅没有造成饥荒，反而促进了提高效率的技术革新。例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中国发展出了密集农业模式，实现了大面积灌溉、新高产作物培育和农业工具的改进。[11]因此，人口增长本身未必是件坏事。食物供应量与死亡率并没有直接关联，除非在大饥荒时期。在抑制人口增长上，疾病一直比饥饿更为重要。[12]如食物不够，人类不必死去，可以缩小身躯来降低对卡路里的需求。[13]类似这样的情形似乎就在上一世代的朝鲜发生过，以应付广泛的饥荒。[14]最后，除了人口过剩，本地环境的恶化也是人均谷物生产下降的原因。对人类社会来说，环境破坏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今日的规模前所未有）。过去的社会曾杀尽大型动物、侵蚀表土、颠覆当地气候。[15]

经过上述修改的马尔萨斯模式可提供良好架构，帮助我们梳理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发展。全球人口在过去一万年中有惊人增长，从新石器初期的大约六百万，到2001年的六十多亿，这是一千倍的增长。[16]不过，增长的大部发生在20世纪；讲得更确切些，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182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大都是粗放型的，例如，开垦处女地、给沼泽排水、清除森林、填海造地等。新土地一旦得到开发，产量达到当时技术的限度，生活重又回归到零和。一人增加资源，他人必须削减，人均产量得不到持续增长。不管是世界整体还是本地居民，绝对增长之后便是停滞不前和绝对下跌。在全世界范围，人口因疾病而经历大幅度的滑坡。其中一次发生于罗马帝国末期，那时它面对野蛮部落的入侵、饥荒、瘟疫。另一次发生在13世纪，蒙古侵占欧洲、中东和中国，并把瘟疫带到世界各地。在1200年至1400年之间，亚洲人口从大约两亿五千八百万跌至两亿零一百万。在1340年至1400年之间，欧洲人口从七千四百万跌至五千二百万。[17]

如此缓慢的技术进步具有双刃特性。短期内，它改进生活水平，革新者为此而得益。但较多资源促成人口增加，从而减少人均产量。与革新之前相比，人类平均生活水平并没得到改善。所以，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的过渡，反而使人类生活越过越糟。虽然谷物生产的潜力大增，但人类的食谱更为狭窄，从而影响健康。他们为生产粮食消耗更多体力，居住在密集地域，为疾病的蔓延提供温床，等等。[18]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的政治

在零和的马尔萨斯世界，人的生存对政治发展有巨大的意义，也与今日的发展大相径庭。马尔萨斯式世界的人们虽有资源，但只有很少的投资机会，譬如促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工厂、科学研究或教育。如想增加财富，最好走政治途径来从事掠夺，即强夺他人资源。掠夺有两种：享有强制权力的人，可通过征税或赤裸裸的偷窃，夺走社会其他成员的资源；或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去攻击和偷窃邻近社会。为掠夺而组织起来，增强自己的军事或行政能力，往往比投资于生产能力更为有效。

图8. 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认识到战争是限制人口的因素，但马尔萨斯的经典模式可能低估了战争在限制人口过剩中的重要性。它作为人口的控制机制，与饥荒和疾病互为表里，因为饥荒和疾病通常由战争引起。跟饥荒和疾病不同，掠夺是一种可以由人有意掌控、用以应付马尔萨斯式压力的手段之一。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指出，史前社会中的战争和暴力不断，原因就在于人口老是超越环境的支撑能力。换言之，多数人宁可打仗，也不愿挨饿。[19]

图9. 马尔萨斯条件下的发展

马尔萨斯模式加以扩充后，看去就像图8。像新作物或农具那样的技术进步，会暂时提高人均产量。但假以时日，这个增产会被人口增加或环境破坏所抵消，人均产量再一次降低。阻止贫穷的蔓延有四种主要机制：他们忍饥挨饿，体型变小；死于疾病；从事内部掠夺；向其他社群发起进攻（外部掠夺）。然后，人均产量又会上升，因为土地和粮食变得更为充沛，或因掠夺他人而致富。

在没有持续技术革新的马尔萨斯式世界中，千万不要高估零和思想所占的主导地位。除了掠夺，还有很多大家都可得益的合作机会。农民和城镇居民开展贸易，便可增加大家的福利；政府提倡公共服务，如治安和互相防卫，会使政府本身和百姓都得到好处。事实上，掠夺要求紧密合作，这一事实又是发展政治组织的最重要动机之一。

图9表明工业革命之前，马尔萨斯式世界中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集约型经济增长单独处于左上方，没有任何箭头指向它。集约型增长全靠技术进步，但这些进步不可预测，发生时间的前后往往又有很大间隔。对整个制度来说，那时的技术革新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因素，独立发生，与发展的其他任何方面无关。（博塞鲁普假设，与日俱增的人口密集周期性刺激技术革新，又使技术革新成为内在因素。但它和人口增长之间，又找不到预测或正比的关系。）所以，所发生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这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总体的人口和资源有所增长，但不在人均基础上。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至关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它是取得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强制能力——军队和警察——是开展外部掠夺（战争和征服）的资源，又可用于国内居民以保障统治者的掌权。反过来，通过征服或征税而获得的资源，又可转换成强制能力。于是，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安全和产权，可提高经济生产力，但仅得一次——即奥尔森所解释的从流寇变成坐寇——但它无法促使生产力持续增长。

国家权力受合法性的影响，法治和社会动员如要影响政治，全凭作为传送带的合法性。在大多数马尔萨斯式社会，合法性以宗教形式出现。中国、拜占庭帝国和其他政教合一的国家，从其控制的宗教权威那里获得合法性。在基于宗教的法治社会中，宗教将合法性赋予独立的法律秩序，后者再向国家颁发或拒绝法律上的批准。

在马尔萨斯社会中动员新的社会群体，会比在当代世界遇上更多限制。在动员惰性社会参与者方面，宗教合法性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例如7世纪的阿拉伯部落和唐朝的佛道两教。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在动员新兴精英上发挥了类似作用。在农业社会，宗教经常成为抗议的载体，以反对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它不仅能提供合法性，还能制造不稳定。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政治发展的可能性体现在两条主要途径上。第一条围绕国家建设的内部逻辑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政治权力创造经济资源，后者回过来又创造更为强大的政治权力。这个过程自作循环，直到一个极点：对外扩张的政治体遇上物质上的极限，如地理或技术的；或碰上另外一个政治体；或两种情形的组合。这就是在中国和欧洲出现的建国和战争的逻辑。

政治变化的第二条途径与合法性有关。它或者建立法治，或者授权给新兴的社会参与者，以影响国家权力。我所谓的印度弯路，其根源就是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它削弱了印度统治者仿照中国方式集中权力的能力。新兴的社会参与者一旦获得宗教授权，既可对国家权力作出贡献，如阿拉伯人；又可约束君主集权的尝试，如英国议会。

在马尔萨斯式世界，变化的来源相对有限。国家建设的过程非常缓慢，在中国和欧洲都持续了好多世纪。它也避不开政治衰败，政体回到低层次的发展阶段，不得不再从头开始。新兴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不时出现，但像技术革新一样，有点靠不住，无法向现存制度提供持续的活力。此外，技术限制了人们和思想在世界上的迁徙和传播。中国秦始皇发明国家的消息，从没传到罗马共和国领袖的耳朵。只有佛教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其他制度大多困顿于自己的出生地。基督教欧洲、中东和印度的法律传统都自我发展，很少相互影响。

当代条件下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发展的不同方面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如何互动。最重要的变化是持续性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出现，从而影响了发展的几乎所有方面。粗放型经济增长继续出现，但在促进政治变化上，其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人均产量。此外，民主加入国家建设和法治的行列，成为政治发展的组件。这在图10中获得说明。

这些不同方面在当代世界的客观关联已有实质性的研究，可在下列关系中得到总结。

图10. 发展的诸方面

国家建设和经济增长之间

国家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示范了该命题的反面，即国家崩溃、内战、国际冲突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20]20世纪晚期，非洲的大部分贫穷都得归罪于国家的薄弱，以及不时发生的瘫痪和动乱。除了建立国家以提供基本秩序外，强大的行政能力与经济增长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绝对低水平时（少于1 000美元），国家变得尤其重要。到了较高水平的收入，国家仍然重要，但其影响可能会发生不成比例的改变。已有很多文献，把良好统治与经济增长联在一起。“良好统治”的定义，因不同作者而各有差异，有时包括政治发展的三大组件。[21]

强大凝聚的国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早已确定，但相互的因果关系却并不很清楚。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良好统治是内生的，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它的成果。[22]这听起来很有逻辑，因为政府是大开支。穷国腐败泛滥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付不起好薪水，以致它们的公务员很难负担家用，所以趋于受贿。政府方面的开支，包括军队、通向学校的道路、街上的警察，在2008年的美国大约是人均17 000美元，在阿富汗却只有19美元。[23]所以一点也不奇怪，阿富汗的国家远远比不上美国，或者，对之大笔援助只会制造腐败。

另一方面，既有经济增长没能促成良好统治的案例，也有良好统治促成经济增长的案例。举韩国和尼日利亚为例。朝鲜战争之后的韩国，1954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尼日利亚，后者在1960年从英国手中赢得独立自主。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尼日利亚的石油收入超过三千亿美元。然而，其人均收入却在1975年和1995年之间出现下跌。相比之下，同期的韩国经济每年增长7%到9%，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已成为世界上第12大经济体。这表现上的差异，几乎完全归功于韩国政府，它的治理成绩远远超过尼日利亚。

法治和增长之间

在学术文献中，法治有时被认作统治的组件，有时被认作发展的方面（我在本书的做法）。如第17章所指出的，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法治，涉及产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有大量文献显示，这个关联确实存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视之为理所当然，但不清楚，对经济增长来说，普遍和平等的产权是否必不可少。在很多社会中，稳定的产权只为精英而存在，也足以推动经济增长，至少在一段时间内。[24]此外，像当代中国那样的社会，拥有“足够好”的产权，虽然缺乏传统法治，仍能取得很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和稳定民主之间

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注意发展和民主的关联。自那以后，出现了很多将发展与民主连在一起的研究。[25]经济增长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即更多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产生更多的民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显示，低水平收入时的关联较强，中等水平收入时的关联较弱。[26]有关发展和民主的最完整研究之一显示，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可在发展的任何阶段发生，如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遇上逆转的机会较小。[27]

经济增长似乎有助于民主的稳定，但逆向的因果关系却不大明显。这似乎很有道理，只要数数近年来取得经济增长惊人纪录的威权政治体——当初仍处于独裁统治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新加坡、苏哈托（Suharto）治下的印尼、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治下的智利。因此，凝聚的国家和良好的统治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民主是否发挥同样的正面作用，就有点含混不清。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或公民社会发展）之间

很多古典社会理论将现代公民社会的出现与经济发展联在一起。[28]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增长与社会上的分工有关：市场一旦扩展，公司充分利用规模上的经济效益，社会专业更加精益求精，新兴的社会群体（如工人阶级）得以涌现。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流动性和开放途径，打破了很多传统形式的社会权威，代之以更有弹性的自愿组合。分工愈细所造成的转型效果是19世纪思想家著作的中心思想，例如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

社会动员和自由民主制之间

自托克维尔开始，大量的民主理论认为，如果没有积极参与的公民社会，现代的自由民主制无法生存。[29]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允许形单影只的个人汇集各自利益，投身政治领域。即使不追求政治目标，志愿组织也会有意外效用，帮助培养在新奇环境中彼此合作的能力——通常被称为社会资本。

上述的经济增长有助于自由民主，恐怕要通过社会动员的途径来生效。经济增长促使社会新参与者出现，随之，他们要求在更为公开的政治制度中获得代表权，从而推动向民主的过渡。如果政治系统已有很好的制度化，便可容纳这些新参与者，然后可有迈向全面民主的成功过渡。这就是20世纪的前几十年，随着农民运动和社会党的兴起，在英国和瑞典所发生的。这也是1987年军事独裁垮台后，在韩国所发生的。

高度发展的公民社会也能成为民主的危险，甚至可以导致政治衰败。基于民族或种族的沙文主义群体会散播不容忍的偏见；利益群体会尽力追求零和的租金；经济冲突和社会冲突的极度政治化会使社会瘫痪，并破坏民主制度的合法性。[30]社会动员也可导致政治衰败。政治制度拒绝社会新参与者的要求，即所谓的亨廷顿式过程，就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一再罢免获选的总统。[31]

民主和法治之间

民主的兴起和自由主义法治的兴起在历史上一直有密切关联。[32]如我们在第27章所看到的，负责制政府在英国的兴起与保卫普通法不可分。越来越多的公民受到法治保护，这一向被视作民主本身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个关联在1975年之后的第三波民主化中继续有效，共产主义专政的垮台导致了代议民主制的兴起和立宪政府的建立，以保护个人权利。

思想、合法性和发展的其他方面

有关合法性的思想，其发展有自己的逻辑，但也受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如果没有在大英图书馆奋笔疾书的马克思，20世纪的历史可能会相当不同，他对早期资本主义作了系统性的批判。同样，共产主义在1989年的垮台，多半是因为很少人继续信奉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

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影响了人们对思想合法性的认同。对法国人来说，人权的思想顺理成章，因为法国阶级结构已发生变化，还有18世纪晚期新兴中产阶级高涨的期待。1929—1931年的金融大危机和经济受挫，破坏了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使国家干涉经济获得合法性。后来，大福利国家的兴起、经济停滞、由此而生的通货膨胀，为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的里根—撒切尔（Reagan-Thatcher）革命打下基础。同样，社会主义无法兑现关于现代化和平等的诺言，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居民眼中，反使自己名誉扫地。

如果政府成功推动经济增长，也可获得合法性。很多迅速发展的东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即使没有自由民主制，也广受民众支持。相反，经济危机或管理不善所引起的经济倒退，可能动摇政府的稳定，如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印尼独裁政府。[33]

合法性也有赖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分配。如果好处只给处于社会顶端的寡头小集团，没有得到广泛的分享，反而会动员社会群体奋起反对既有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专政下的墨西哥。从1876年到1880年，再从1884年到1911年，他治下的国民收入得到迅速增长，但产权只适用于富裕精英，为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和长期内战创造了条件。其时，弱势群体为争取份内的国民收入而奋斗。最近，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受到民粹领袖的挑战，后者的政治基础是穷人和先前遭到边缘化的群体。[34]

现代发展的范例

发展的不同方面中有多重关联，这表示今天有很多潜在的路径通向现代化，其大部分在马尔萨斯式环境中是无法想象的。让我们以韩国为例，它的发展组件得到特别满意的聚合（参看图11）。

图11. 1954—1999年的韩国

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有相对强大的政府。它自中国继承了儒家的国家传统，并在1905年到1945年的日本殖民期间建成很多现代制度。[35]朴正熙将军1961年通过政变上台。韩国在他的领导下，推行工业化政策，以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箭头1）。韩国的工业化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就将一个农业穷国改造成为主要的工业强国，并开启了新兴力量的社会大动员——工会、教会团体、大学生和其他传统社会所没有的民间参与者（箭头2）。全斗焕将军的军政府因1980年的光州镇压而丧失合法性，这些新兴的社会团体开始要求军政府下台。在盟友美国的温和推动下，1987年军政府下台，宣布了总统的首次民选（箭头3）。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家的民主过渡，帮助加强了政权的合法性。反过来，这又帮助韩国平安渡过1997—1998年的严重亚洲金融危机（箭头4和5）。最后，经济增长和民主莅临都有助于韩国法治的加强（箭头6和7）。

在韩国的案例中，如现代化理论所表明的，发展中不同方面倾向于互相支持，彼此加强，尽管有明确的次序，如代议民主制和法治的开始，要等到工业化发生之后。韩国模式未必是普世的，通向现代化还有很多其他路径。在欧洲和美国，法治存在于国家巩固之前。在英国和美国，某种形式的民主负责制早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中国迄今为止走的是韩国路径，但忽略了箭头3、箭头4、箭头7。1978年邓小平发动经济自由化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相当高效的国家。开放政策促使了未来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数百万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参加工业就业，社会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迁。经济增长帮助国家取得合法性，并建立公民社会萌芽，但没有动摇政治制度，也没有施加民主化的压力。此外，经济增长导致了法治的改善，因为中国试图将其法律制度提高到世界贸易组织所颁布的标准。中国未来的大问题在于，迅速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大动员，会导致对更多政治参与的难以抑制的需求。

什么变了

马尔萨斯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发展和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发展，两者的前景如果放在一起考察，可立即看到大量差异，关键是经济持续密集型增长的可能性。人均产量的增长，其所实现的不只是在国家手中注入更多资源。它还刺激社会的广泛转型，动员各式社会新力量，假以时日，将变成政治参与者。相比之下，在马尔萨斯式的世界中，社会动员非常罕见，要是有，大多源于合法性和思想。

传统精英锁在寻租联合体之中，由此造成功能失调的均衡，社会动员是打破这种均衡的重要手段之一。丹麦国王能在18世纪80年代削弱既得利益的贵族的权力，全靠组织良好的有文化农民的涌现——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鲜事，以前只有失序动乱的农民起义。这是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动员来源是宗教，打起宗教改革和普遍脱盲的旗号。20世纪80年代，韩国军队和商业精英对权力的掌控，因社会新参与者的出现而被打破。二战后韩国经济起飞时，这些新参与者几乎都尚未问世。政治变化因此而来到丹麦和韩国。丹麦的动员似乎是个意外——丹麦国王选择路德教——而韩国的动员却是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经济增长的结果，可以预测。在这两件案例中，社会动员在民主传播上都有良好影响，但在其他方面，也导致了政治不稳定。

那时的政治发展与现在相比，另一重要差异是国际因素对国内制度的影响。本书所介绍的几乎所有故事，只涉及单一国家，以及国内不同政治参与者的互动。国际影响基本上是战争、征服、征服的威胁，偶尔还有横跨边界的宗教传播。其时的“跨国”机构，像天主教会和伊斯兰的阿拉伯帝国，在跨越政治边界传播《查士丁尼法典》或伊斯兰教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早期现代的欧洲人尝试重新发现古典的希腊和罗马，这属于跨代的学习借鉴。但从整个地球看，发展倾向于各自为政，按地理和地域而分。

今天，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我们所谓的全球化，只是数世纪来持续开展过程的最新篇章，其间，与运输、通讯和信息有关的技术在不断蔓延推广。独立发展、几乎没有外界输入的社会，在今天是微乎其微。即使是世界上最隔离最困难的地区，像阿富汗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也不能幸免。国际参与者以外国军队、中国伐木公司、世界银行经理的形式崭露头角，不管邀请与否。与以往所熟悉的相比，他们自己也感受到变化的加速。

世界各社会的更大交融增加了互相竞争，其本身就足以制造更频繁的政治变化和政治模式的汇聚。特别进化——即新物种形成和增加生物多样性——发生时，有机体扩散进入明显不同的微型环境，互相之间又失去联系。它的反面是生物全球化，暂栖船舱底层的生物从一个生态区域迁徙到另外一个，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故意。斑马贝、野葛、杀人蜂（Africanized killer bee）都与本土物种展开竞争。这一切，再加上竞争力最强的人类，已导致全球物种数量发生骤减。

这也在政治领域中发生。任何发展中国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发展模式，无须顾及本土的传统或文化。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试图输出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到了今天，美国仍有促进民主的项目。此外，还有国家指挥的东亚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那样的国际机构，随时准备提供关于建立制度的建议，以及资源和技术上的支援，以帮助扩大生产能力。现代的后发达者在制度或政策上无须重新发明车轮。[36]

另一方面，坏事也得以轻易跨越边界——毒品、犯罪、恐怖主义、各式武器、不法资金等。全球化被称作“主权的黄昏”[37]，这未免太夸张。但技术和增长的流动性，使国家很难在自己领土上执法、征税、规范行为、实施与传统政治秩序有关的其他操作。在大多数财富仍体现在土地上的时代，国家可对富裕精英施以相当大的影响。今天，财富可轻易逃至海外的银行账户。[38]

所以已不可能光谈“国家的发展”。在政治学中，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明显的分支。前者涉及国内发生的事情，后者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但现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被当作一个综合体。我们如何到达这一步，政治发展如何在当代世界发生，都将是第2卷的主题。

最终，社会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经济增长、社会新参与者的动员、跨边界社会的组合、竞争和外国模式的流行，都在提供政治变化的契机。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些政治变化要么不存在，要么颇受限制。

然而，社会并不能在一代人时间内自由重组自己。全球化对世界各社会的整合，其程度很容易言过其实。社会之间交换和学习的水平远远超越三百年前，但大多数人继续生活在基于传统文化和习惯的环境中。社会惯性仍然很大，外国的制度模式虽比过去更加容易得到，但仍需要融入本土。

必须以恰当的眼光看待本书关于政治制度起源的历史介绍。不应该期望，当代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蹈中国和欧洲社会所经历的狂暴步骤，以建立现代国家；或现代法治必须以宗教为基础。我们看到，制度只是特殊历史情境和意外事件的产物，不同处境的社会很难予以复制。它们起源的偶然，建立它们所需的持久斗争，应让我们在接受建立当代制度的任务时，备感谦逊。如不考虑现有规则和愿意支持的政治力量，很难将现代制度移植入其他社会。建立制度不像建造水电大坝或公路网络，它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首先得说服大家制度变革是必需的；再建立支持者的同盟，以战胜旧制度中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最后让大家接受新行为准则。通常，正式制度需要新文化的补充。例如，没有独立的新闻界和自我组织的公民社会以监督政府，代议民主制将不会行之有效。

孕育民主的环境和社会条件是欧洲的独特现象，立宪政体似乎因意外事件的环环相连，脱颖而出。但一旦出现，它造就的政治和经济体那么强大，以至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复制。普遍的承认已成为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并指向政治发展的初期。其时，社会更加平等，容纳更广泛的参与。我注意到，与取而代之的国家层次社会相比，狩猎采集和部落的社会提供更多的平等和参与。平等尊敬或同等高贵的原则，一旦获得明确的阐述，就很难阻止人们提出此类要求。这可能有助于说明，人人平等的概念在现代世界的无情蔓延，一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提出的。

今天的负责制

如第1章所指出的，民主在世界各地未能得到巩固的原因，与其说是思想本身的呼吁不够，倒不如说是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缺席，无法促使负责制政府出现。成功的自由民主制，既要有强大统一、能在领土上执法的国家，又要有强大凝聚、能将负责制职责强加于国家的社会。强大国家和强大社会之间的平衡方能使民主生效，不管是在17世纪的英国，还是在当代的发达民主国家中。

欧洲早期现代的案例与21世纪初的情形之间有很多平行和对照。自第三波开始以来，欲巩固权力的未来威权领袖和希冀民主制度的社会群体，两者之间发生了频繁的斗争。

图12. 今天的政治权力

这是很多苏联继承国的情形，后共产主义的统治者——通常来自前任执政党——开始重建国家，集大权于己身。这也是委内瑞拉、伊朗、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的情形。有些地方，像2000年之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或2009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伊朗，这种做法得以成功，政治反对派联合不起来，无法阻止专制国家的建立。但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动员起来的政治反对派抵制国家权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获得胜利。在前南斯拉夫，国家彻底崩溃。

早期现代欧洲的情形显然与21世纪初大不相同，但仍有集权化和社会抵抗的相似场景。今天有工会、商业团体、学生、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其他社会参与者（参看图12），以取代贵族、士绅、第三等级、农民。当代社会所动员的社会参与者，与我们研究的农业社会相比，更为广泛，更加多样。相关的政治分析，必须弄清国内外不同参与者的性质和凝聚程度。公民社会是否齐心合力和众志成城，或同盟中已有分裂？军队和情报部门是否忠于政权，或存在愿意与反对派谈判的温和路线派？政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掌控怎样的合法性？

今天的国际体系，与我们所研究的早期现代案例相比，对这些斗争有着更大的影响。反对派群体可从国外获得资金、训练、甚至偶尔的武器，而当局也可向志趣相投的盟国呼吁支持。此外，经济全球化提供财政收入的其他来源，如自然资源的出租或外援，从而允许政府避开自己的公民。国王和议会的征税争执不会在石油丰富的国家发生，可能解释了它们中极少民主政体的原因。

未来会怎样

就未来的政治发展而言，我们可提出迄今尚无答案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与中国有关。我从一开始就宣称，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所组成。拥有全部三条的西方社会，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境能否长久？没有法治或负责制，中国能否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动员，到底是受控于强大的威权国家，还是激起对民主负责制的强烈追求？国家和社会的平衡长期偏向于前者，如此社会能否出现民主？没有西式的产权或人身自由，中国能否拓展科学和技术的前沿？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

第二个与自由民主制的未来有关。考虑到政治衰败，在某一历史时刻取得成功的社会不会始终成功。自由民主制今天可能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政府，但其合法性仰赖自己的表现。而表现又取决于维持恰当的平衡，既要有必要时的强大国家行为，又要有个人自由。后者是民主合法性的基础，并孕育私营经济的增长。现代民主制的缺点有很多，呈现于21世纪早期的主要是国家的软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成为僵局，什么都是硬性规定，无法作出困难的决策，以确保自己经济和政治的长期生存。民主的印度发现，很难整修自己行将崩溃的公共基础设施——道路、机场、供水和排污系统等——因为既得利益者借用法律和选举制度横加阻挠。欧盟的重要成员发现，显然已负担不起自己的社会福利，但无法作出削减。日本累积了发达国家中最高水平的公债，仍然没有采取措施，以消除经济中阻碍未来增长的僵硬。

还有美国，它无法认真处理长期的财政难题，像健康、社会保障、能源等，似乎在政治上日益陷入功能失调的政治均衡。每个人都同意，必须解决长期的财政困境，但消弭赤字而必需的增税或削减开支，仍受到强大利益群体的阻挠。国家制度的设计基于相互制衡，使难题的解决变得尤其困难，加上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僵硬，使之束缚于既定的对策范围。尽管出现这些挑战，美国不太可能重蹈法兰西王国的覆辙，即公职家族化。但它可能也是只有短期的权宜之计，推迟而不是避免最终的危机，像法国政府那样。

现在回头看，制度的最初出现是为了历史上不确定的原因。其中某些存活并得以流传开来，因为它们能满足某种意义上的普遍需求。这就是为何制度在历史上得以互相结合，为何可以提供政治发展的概论。但制度的继续生存也涉及很多意外。一个人口中位年龄在二十几岁的迅速增长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卓有成效，但可能不适合三分之一公民已在退休年龄的停滞社会。如果制度无法适应，社会将面临危机或崩溃，可能被迫改用其他制度。不管是非民主政治制度，还是自由民主制度，它都一视同仁。

但有重要理由相信，政治负责制的社会将胜过没有政治负责制的。政治负责制为制度的改善提供和平途径。中国政治制度在王朝时期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坏皇帝”，像武则天或万历皇帝。英明领导下的威权制度，可能不时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为它可作出快速决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此制度取决于英明领袖的持续出现。如有坏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很容易导致灾难。这仍是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其负责制只朝上，不朝下。

我在卷首指出，这里所提供的制度发展的历史介绍，必须对照工业革命后的不同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重新洗过牌，以便直接解说和修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提出的问题。工业化发轫后，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取得极为迅速的进展，大大改变了政治秩序三个组件的发展前景。这将是我在第2卷解说政治发展时所用的架构。

[1]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 Nils Gilman，《未来的文官：美国冷战时期的现代化理论》（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章。另请参阅 Vernon Ruttan，《政治发展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to Political Development?），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第39卷，第2期（1991年）：265—292页。

[2] 例如 David C. McClelland，《成就社会》（The Achieving Society）（普林斯顿： Van Nostrand出版社，1961年）；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A. Shils）编，《走向普遍的行动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

[3] 该论点的最新版本由亨廷顿的学生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提出，除了国家建设，他还强调法治作为政治秩序的组件。参见《自由的未来：美国内外的不自由民主）（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年）。

[4] 参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12—30页。Gregory Clark认为，从狩猎采集时期到1800年看不到生产力的增长。但这难以置信。Gregory Clark，《告别救济》（A Farewell to Alms）。

[5]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

[6] 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9页。

[7] 例如David S. Landes，《松绑的普罗米修斯：技术变化和工业发展》（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David S. Landes，《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纽约：诺顿出版社，1998年）；Nathan Rosenberg和L. E. Birdzell，《西方如何变富》（How the West Grew Rich）（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6年）；道格拉斯·诺斯和Robert P. Thomas，《西方世界的增长》（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Philippe Aghion和Steven N. Durlauf编，《经济增长手册》（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第1卷（阿姆斯特丹：Elsevier North Holland出版社，2005年），尤其参见Oded Galor的章节：《从停滞到增长：统一增长理论》（From Stagnation to Growth: Unified Growth Theory）；Oded Galor和David N. Weil，《人口、技术与增长：从马尔萨斯式停滞到人口统计学过渡及更远》（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90卷（2000年）：806—828页。

[8] Massimo Livi-Bacci，《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文》（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An Essay on European Demographic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12页。

[9]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28页。

[10] 参见Alan Macfarlane，《马尔萨斯式陷阱》（The Malthusian Trap），载William A. Darrity Jr.编，《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2版（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年）。

[11] Ester Boserup，《人口与技术变化》，63—65页。另请参阅Ester Boserup，《发展中经济和人口统计的关系》（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Relationships in Development）（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

[12] Massimo Livi-Bacci，《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文》，119页。

[13]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36页。

[14] 参见 Marcus Noland和Stephan Haggard的《朝鲜的饥荒：市场、援助与改革》（Famine in North Korea: Markets, Aid, and Refor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 这是Jared Diamond的主题，《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成功》（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纽约：维京人出版社，2005年）。

[16]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31页；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7页。

[17]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31页。

[18] Massimo Livi-Bacci，《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文》，20页；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人口与技术变化》，35—36页。

[19] Steven LeBlanc和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68—71页。

[20] 参见Paul Collier，《最底层的十亿人：为什么最贫穷的国家走向失败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21] Stephen Knack和Philip Keefer，《制度与经济表现：应用另类标准的全国测试》；Dani Rodrik和Arvind Subramanian，《制度的首要性（这究竟意味什么）》（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and what this does and does not mean]），载《财政与发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第40卷，第2期（2003年）：31—34页；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Massimo Mastruzzi，《治理很重要》第4卷：《1996—2004年的治理指标》。

[22] Jeffrey Sachs，《终止贫穷：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行性》（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年）。

[23] 参见Melissa Thomas，《高度期望：富有的捐赠者与穷国政府》（Great Expectations: Rich Donors and Poor Country Governments），载《社会科学研究网工作论文》（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working paper），2009年1月27日。

[24] Stephen Haber，Noel Maurer和Armando Razo，《产权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Right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Mushtaq H. Khan和Jomo Kwame Sundaram编，《租金、寻租与经济发展：亚洲的理论和证据》（Rents, Rent-See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in Asi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25] 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民主的一些社会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载《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53卷（1959年）：69—105页；有关文献，参见Jared Diamond，《经济发展与民主再思考》（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载《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第15卷，第4和第5期（1992年）：450—499页。

[26] Robert J. Barro，《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全国调查》（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Survey）（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7年）。

[27] Adam Przeworskj等，《民主与发展：世界政治制度与和物质幸福，1950—1990年》（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Material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28] Ernest Gellner，《自由的条件：公民社会及其对手》（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纽约：企鹅出版社，1994年）。

[29] Ernest Gellner，《自由的条件：公民社会及其对手》（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纽约：企鹅出版社，1994年）。

[30] 例如Sheri Berman，《公民社会与魏玛共和国的倒塌》（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载《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第49卷，第3期（1997年）：401—429页。

[31] George Gray Molina，《出生于1952年的孩子：贫穷、受排挤和大众参与的前途》（The Offspring of 1952: Poverty, Exclusion and the Promise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H. Klein，《1952年以来玻利维亚的社会变化》（Social Change in Bolivia since 1952），载Merilee S.Grindle编，《宣布革命：比较视角下的玻利维亚》（Proclaiming Revolution: Boliv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伦敦：拉丁美洲研究学院，2003年）。

[32] 这一点由Thomas Carothers提出，《次序的谬误》（The “Sequencing” Fallacy），载《民主杂志》第18卷，第1期（2007年）：12—27页；Marc F. Plattner，《自由主义与民主》（Liberalism and Democracy），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77卷，第2期（1998年）：171—180页。

[33] Juan J. Linz和Alfred Stepan编，《民主政权的崩溃：欧洲》（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Europe）（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

[34] 关于拉丁美洲的不平等，以及它与民主稳定性的关系，参见弗朗西斯·福山编，《愈加落后：解释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发展差距》。

[35] 参见郑恩雨（Jung En Woo），《捷足者必先登：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财政》（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

[36] 参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历史视角下的经济落后》（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

[37] Walter B. Wriston，《主权的黄昏》。

[38] 参见Moses Naim，《非法活动：走私犯、偷运客和仿冒者在如何劫持全球经济》（Illicit: How Smugglers, Traffickers, and Copycats Are Hijacking the Global Economy）（纽约：双日出版社，2005年）。

参考文献

致谢

如果没有诸多人士和机构的鼎力相助，本书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我构思和起草本书时，仍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担任教授，并兼任其国际发展项目的主任，该学院为我的苦思和下笔提供了良好环境。对研究院以及院长Jessica Einhorn所提供的支持，我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在高等国际研究院笔耕本书的同时，我还在各地课堂中演讲它的主题，包括丹麦的奥胡斯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从中获得了很多颇有价值的反馈。

我要感谢Farrar，Straus ＆ Giroux出版公司发行人Jonathan Galassi的支持，感谢其编辑Eric Chinskj的帮助。Eric 是一位非常体贴、富有同情心的读者，促使我在本书中全面考量众多的重要课题。对我的版权代理人，即国际创意管理公司的Esther Newberg和柯蒂斯·布朗公司的Betsy Robbins，我一如既往地心抱感激。他们的鼎力相助，方使本书和我的其他著作成为现实。

我还要感谢襄助我完成本书的下列人士：Seth Colby、Mark Cordover、Charles Davidson、Larry Diamond、Nicolas Eberstadt、Adam Garfinkle、Saurabh Garg、Charles Gati、Mary Ann Glendon、Francisco Gonzalez、George Holmgren、Steve Kautz、Sunil Khilnani、Pravin Krishna、Ove Korsgaard、Steven LeBlanc、Brian Levy、Peter Lewis、Arthur Melzer、Rick Messick、Jørgen Møller、Mitchell Orenstein、Donna Orwin、Uffe Øtergård、Bruce Parrott、Steven Phillips、Marc Plattner、Jeremy Rabkin、Hilton Root、Nadav Samin、Abe Shulsky、Georg Sørensen、Melissa Thomas、Avi Tuschman、Justin Vaisse、Jerry Weinberger、Jason Wu和Dick Zinman。更有下列人士充任我的研究助手：Khalid Nadirj、Kevin Croke、Michael Leung、Matt Scharf、Bryan Prior、Purun Cheong和Kamil Dada。Mark Nugent为本书的地图作出重大努力。我也要感谢我在高等国际研究院的助理Robin Washington，不管是本书还是我的其他著作，都曾得到她的大量帮助。最后，我的妻子Laura Holmgren和孩子茱丽、大卫和约翰，在本书成形的进程中评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始终在旁充任我的啦啦队。

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奥托镇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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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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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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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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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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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沉默的记忆

许知远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曾相信苏联帝国将存续上千年。不过，她仍写下了两卷、超过1500页的回忆录。其中有关于她死于古拉格的丈夫——或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也有对自己日常生活挣扎的记录。

既然上千年都无法让人读到，回忆与书写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她可以用此来回避与对抗这压抑、残酷、粗糙的现实，确认自身的存在。

谈起苏联时代的生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布罗茨基总是最先跳出的名字。他们象征了最值得赞叹的人类精神——即使你身处最可怕的环境，仍能诚实地面对自身的经验、坚持内心价值。

但在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The Whisperers）中，你读到的是另一幅景象。在书的“导言”中，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引用到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故事。她不是选择记住，而是主动埋葬了自己的过去。作为一个“富农”之女，她在亲人的死亡、饥饿、流放中度过童年。18岁时，她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她隐瞒了自己的出身，伪造了文件，成功地进入了一所医学院。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她进入一所研究所，加入布尔什维克（尽管这个政党让她家破人亡），积极地工作与生活，谁也看不出她的过去，不仅同事与朋友不了解她的过去，甚至两任丈夫也都一无所知。

大约5年前的冬日，我几乎同时读到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希望对抗希望》与这本《耳语者》。那时，我正着迷于苏联与纳粹德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心理史。我很好奇，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人们该怎样度过这漫漫长夜。在剑桥的书店里，德国与俄国题材的书籍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似乎代表着这个热衷于经验与常识的国家对这两个常陷入“非理性”的民族的特别兴趣。而对我来说，这些“非理性”不仅是出于兴趣，也是对我自身困惑的回应。

倘若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令我深刻感到爱与勇气，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遭遇似乎更让我接近历史的普遍经验。在《耳语者》中，有很多这样的例证。在俄国的著名人权组织Memorial的协助下，奥兰多·费吉斯收集到数百份家庭档案，它们既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也有照片、实物，作者还对经历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它们构造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道德与心理故事，它可能比任何理论都更好地解释了极权主义的运转，与人们面对悲剧时活下去的欲望。

奥兰多·费吉斯将焦点集中于斯大林时代，它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通过这许多的个人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庞大的苏维埃机器，如何一步步地改造社会、家庭、个人，让人们抛弃所有熟悉的思维与习惯，让原本的多元丰富变得单一、匮乏。

在一开始，苏维埃信仰是充满诱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们投身其中，感觉到一种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后，这个新宗教不仅准备引领你的灵魂，还准备摧毁你的任何其他选择，除了跟随它，你毫无选择。

家庭不再重要了，苏维埃比父母更重要，为了苏维埃，你还可以随时背叛父母。贵族的遗产，资产阶级的商铺，农民的土地，艺术家的自由创作，都不再属于个人，它们都被收归国有。国家给你提供一切，从公共宿舍、集体农庄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试图抵制，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机器。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这个机器不仅碾平哪怕最轻微的不服从者，也同样令他自己身边的革命者殒命。

接下来，苏维埃最初的理想色彩逐渐退却，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秘密警察、庞大官僚体系维持的系统。它也对个人做出了少许让步，允许你维持一些个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家庭习惯与消费口味，但苏维埃随时有权力干预你的生活。1936年的一期党报《女工》这样写道：“党不干预共产党人的日常琐事，也不为之设立标准。它并不要求每一位党员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只要求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

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一个极度虚伪的社会的诞生。它在苏联的晚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了顶峰。理想早已破碎，恐惧减弱却仍旧普遍存在，人们就躲入私人生活的享受主义中，这样的社会私欲高涨、犬儒盛行。

不过，你实在不能指责这些普通人。面对如此的恐惧记忆与现实的压迫，倘若你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倘若极权主义是建立于个人意义消失之上的，普通个体就要主动忘记构成个人意义的来源——你的家庭传统、你的独立思考、你对未来的想象，你就必须压制这一切。唯有让自己符合党的规定，才可能是安全的。但党的路线也是随时变化的，斯大林与列宁不同，赫鲁晓夫又否定了斯大林，倘若你要在这剧烈的转变中既保持安全又避免精神分裂，你就必须既谨慎——严格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紧跟路线，又迟钝——让内心的道德、不安的声音彻底沉睡。当时的流行说法是“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

但没人能保持绝对的沉默，于是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都成为了“耳语者”。你或者对自己最信任的人悄悄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还有人成为了告密者，他们成了某种秘密警察。他们变成了特殊的“苏维埃人”，一种因极权统治而被彻底扭曲的人群。他们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

奥兰多·费吉斯用很多生动的例证来展示这种转变的挣扎。当然，这些故事不仅有挣扎，更有主动的合作。主动成为一名合作者与加害者，意味着你更安全，减少了死亡、被羞辱的几率。

幸好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预言不准确，这个政权在她死后不到10年就坍塌了，但很可惜，她没有看到这一天。她的回忆录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最终都获得出版，他们是英雄。但同时，一股记忆浪潮也泛起，斯大林时代的暴行被不断揭露出来，普通人也开始起身控诉——记忆可以被一时压制，却不会彻底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这股集体记忆转化成了巨大的历史力量，集体回忆造就出一个共同体，缓解了个体的恐惧，它也使苏联的合法性彻底消失。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说得没错，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是领袖崇拜，而是“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但这记忆也注定是褊狭与肤浅的。它仅仅演变成一桩黑白分明的道德剧，其中更细微与深层的描述、分析尚未展开。

感谢奥兰多·费吉斯的努力，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叙述了这些故事。所有对极权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会是个多么艰难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尽管人们遭遇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亲历者却普遍失去了感受能力、描述能力，他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体验。

奥兰多·费吉斯很可能是当今俄国历史研究的首席权威（至少在英语世界），将近20年来，他对俄国的近代历史作出了各种探究。与冷战时代的苏联学家不同，他的兴趣不在于外交、政治结构，而在于文化、社会心理、个人情感。也正因此，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抓住了极权主义的本质——它首先是一个道德与价值的体制，它以崇高的价值与道德诱惑人，而靠使人丧失价值与道德来维系它的存在。也因此，它的后遗症尤其严重，需要更长的时间与努力来修复。普京的再度上台、他的强硬姿态，再度证明“潜入内心的斯大林心理”并未消失，它偶尔还有局部复活的冲动。

献给

我的母亲伊娃·费吉斯，以及我们消逝的家族记忆

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沉默的记忆

引言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

第二章 大转变（1928—1932）

第三章 对幸福的追求（1932—1936）

第四章 大恐怖（1937—1938）

第五章 大恐怖的余波（1938—1941）

第六章 “等着我吧”（1941—1945）

第七章 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第八章 归来（1953—1956）

第九章 记忆（1956—2006）

后记及致谢

[注释]

[资料来源]

[译名对照表]

北欧地区苏联相关地点示意图

南欧地区苏联相关地点示意图

西伯利亚西部和中部相关地点示意图

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相关地点示意图

斯大林时期苏联相关地点示意图

引言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8岁时，与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父亲在俄罗斯北部的农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劳改营3年，家里的财产、农具、牲畜都归了集体农庄。母亲仅得一小时时间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戈洛温一家世代居住的房舍被拆，剩下的家人作鸟兽散。安东尼娜的哥哥姐姐、祖父母、叔叔姨妈以及表亲们，四下逃窜，试图躲过此劫。但到最后，多数仍然被抓，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其中多人从此销声匿迹。

安东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待了3年。那是一个伐木营地，沿河设置了5座木结构营房，安置了1000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冬天，大雪压垮其中的两座营房，流亡者不得不在冻土上挖穴而居。大雪切断交通，没有粮食补给，人们只得依靠随身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多人死于饥饿、严寒、伤寒，尸体多得无法全部掩埋，只好冻成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投入河中。

1934年12月，安东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与父亲重聚，迁入佩斯托沃镇的一个单间房，该镇聚居了大批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她承受的创伤在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即是她的“富农”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社会里，安东尼娜属于“阶级敌人”，不配获得高等教育及其他就业机会，在斯大林时代不时席卷全国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这种自卑感积累形成了她所谓的“恐惧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忍受”。她在学校里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都不敢自卫。有一次，教师找安东尼娜的碴，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穷酸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却逼迫她缄默不语。(1)

这种恐惧渗透于安东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一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苏维埃社会。安东尼娜是一名聪明的女子，性格坚强。她下定决心克服自己出身的包袱，努力学习，冀望有一天能在社会中获得平等认可。尽管遭遇歧视，但她学习成绩优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领导看重她的主动积极和能力，对她的“富农”出身视而不见。到18岁时，安东尼娜作出一个关乎自己命运的大胆举措：她决定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出身——这带有极大的风险——甚至伪造有关文件，以便就读医学院。她在列宁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40年，从没与朋友或同事谈及自己的家史。她现在声称，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直到该党在1991年遭到取缔），不是因为相信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想转移他人的猜疑，以保护自己的家庭。她也许认为，入党将有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1943年

安东尼娜对她的先后两任丈夫都隐瞒了自己的过去，而她与他们同居的时间都超过了20年。她与第一位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是终生朋友，却很少谈及各自的家史。1987年，格奥尔基的姨妈来访时说漏了嘴，安东尼娜方才获悉，他的父亲原是遭布尔什维克处决的沙皇海军军官。这么多年来，安东尼娜竟茫然不知，这位与自己结婚的男人竟和自己一样，青少年时期也是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度过的。

安东尼娜的第二任丈夫是爱沙尼亚人，名叫鲍里斯·约翰逊，也来自“人民公敌”家庭，其父亲和祖父1937年被捕，她也一无所知。她自己从不向他透露自身的经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时，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以及媒体对斯大林镇压的公开批评，他们受到鼓励，方才启齿。另外，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也借机袒露了互相隐瞒40多年的秘密，但仍担心共产党的反击，便商定不让当教师的女儿奥莉加知道。他们认为，如果斯大林主义者卷土重来，蒙在鼓里反而能给奥莉加提供某种保护。直到1990年代中期，安东尼娜才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耳语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隐瞒的家史，像戈洛温娜家一样，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苏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很多书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维埃人民如何过私人生活？他们真实的思想和感受是什么？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寄居在共用公寓，一家乃至多家合用狭小的住所，隔墙都能听到相互的交谈，究竟能有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通过立法、监督、思想控制来横加干涉，几乎无远弗届，私人生活到底还有何意义？

像安东尼娜一样，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亲属受到镇压而生活在不间断的恐惧之中。他们如何应付这种不安全？一方面，自然感受到苏维埃制度的不公和异化；另一方面，又要设法从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定位。他们如何获得平衡？为了补救他们的“历史污点”，为了变成社会中的平等成员，他们又作出了何种调整？安东尼娜在反思自己经历时说，她从没真正相信党和它的意识形态，但作为苏维埃专业人士，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这意味着，作为一名医生，她接受了该制度的基本目标和原则。也许，她在过着双重生活：公共生活中，她遵循苏维埃的规范；私人生活中，她又受制于基督徒农民的价值观。体验这种双重生活的，有许多苏维埃人士。当然，另外还有不少“富农”孩子，更不用说还有贵族或资产阶级出身的孩子，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在思想和感情上全心全意投入苏维埃制度。

《耳语者》的主要舞台是家庭道德领域，探讨各式家庭如何应对苏维埃政权的压力。如果学校、共青团等机构向年轻一代灌输的苏维埃新道德和共同目标，与自己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家长如何保存自己的传统和信念？又如何传给下一代？恐怖制度下的生活，对私人之间的亲密造成何种影响？当丈夫、妻子、父母突然变成“人民公敌”而被捕时，家人会作出何种反应？作为忠诚的苏维埃公民，他们如何处理胸中的郁结，是信任自己所爱的人呢，还是相信自己所害怕的政府？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道德真空中，情感还有多大能耐？生存的策略是什么？沉默，谎言，友谊，背叛，抑或塑造数百万人生的道义上的妥协和迁就？

没受斯大林恐怖影响的家庭甚少，按保守的估计，从斯大林接掌党权的1928年到这名独裁者去世的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1953年终告结束的，如果不是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开发的制度，至少也是其本身的恐怖统治。这2500万人——遭行刑队处决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和驱逐的少数民族——约占了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苏维埃总人口估计是2亿，换言之，平均每1.5户家庭即有1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死于饥荒或战争的。(2)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数百万人，还有数千万斯大林统治下的受害者亲属，他们的人生遭受了惊心动魄的摧残，至今仍在吞食这苦涩的社会恶果。古拉格所造成的多年分离，使家庭难以重聚，使亲情和友情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无法返回“正常的生活”。

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像安东尼娜一样，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同样的，有人甚至欺瞒自己最私密的亲友。孩子受到教诲，千万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不要将家里事讲与外人，在外看到什么，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断或批评。“我们孩子必须学会听和讲的规矩。”一名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中层官员的女儿如此回忆：

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表述，我们马上就懂，他们刚刚说的，本是我们不应听到的。(3)

另一名女子——其父亲被捕于1936年，记得：

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4)

在一个被认为口太松就会被捕的社会中，家庭抱成一团以图生存。他们学会过双重生活，掩饰自己有悖于苏维埃规范的信息、意见、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传统和私人生活模式。他们设法避开危险的邻居耳目，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学会了耳语。

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sheptun）。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但与他的政治直接相关，在每一页当中，可感受到他的存在。它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融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老百姓卷入这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是合作参与者。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叙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5)

历史学家在透析斯大林主义的内心世界这一课题上姗姗来迟，直到最近，大多数研究仍与公共领域有关，譬如政治、意识形态、“苏维埃群众”的集体经验。个人——如真有出现——主要是向当局提出申述的人士（已变成公众人士，不再是私下或家里的个人）。普通老百姓的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其主要原因是来源匮乏。在前苏维埃和党的档案中，大多数的个人收藏属于政治、科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收藏中的文件是主人精心挑选后捐赠给国家的，大多涉及这些人的公众生活。在为本书做调查的初期，我们曾浏览数千份个人收藏，但其中披露家庭或私人生活的，实在是寥若晨星。[1]

出版于苏联的回忆录，或在1991年前业已公开的苏维埃档案，一般并不披露作者的私人感受，但也有例外，特别是1985年之后在开放政策时期出版的文字。(6)发表在西方的回忆录，不管是来自苏联流亡知识分子，还是斯大林镇压的幸存者，都存有同样的缺陷。它们被广泛认作“沉默者”的“真实声音”，让我们了解普通公民是如何应对斯大林恐怖的。(7)在冷战高峰期的1980年代初，斯大林政权在西方的形象，主要以这些知识分子的幸存叙述为主，特别是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和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她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证明个人精神是反抗苏维埃暴政的内在力量。(8)这种道德视野——在1991年的“民主”胜利中获得了兑现和象征——对苏维埃政权倒塌后的回忆录具有广泛的影响力。(9)它也深深打动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在1991年之后，比以前更倾向于强调人民对斯大林独裁的反抗。(10)对许多幸存者来说，尤其是矢志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些回忆录确实揭示了真相。但是，它们无法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代言。不少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并不同样心怀这种内心的自由或异议。恰恰相反，他们默默接受和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尽可能顺从它的公共规则，甚至在犯罪过程中沦作为虎作伥的帮手。

出现在档案中的日记呈各种形式（作家日记、工作日记、文学年鉴、剪贴簿、每日纪事，等等），初看似乎很有价值。但相对来说，出自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如果不愿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其中袒露出作家真心感受和意见的，仅有极少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很少人甘冒书写私人日记的风险。一旦被捕——几乎可在任何时间，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最先没收的就是日记，如果含有可解释为“反苏维埃”的想法或情绪，便可成为罪证（作家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以细小潦草的字迹来记日记，即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就整体而言，在苏维埃时期出版的日记，其作者都小心翼翼，字斟句酌。(11)1991年之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日记——包括苏维埃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或来自前苏维埃档案，或归功于人们的自发募集，例如莫斯科人民档案（TsDNA）。(12)但总的来说，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其数量仍然太少（尚未公开的前克格勃档案中可能还有），无法就普通公民的内心世界得出结论。研究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还需要面对“苏维埃语”（Soviet-speak）的问题，很多日记千篇一律，所表达的思想都循规蹈矩。如果不知道写日记的动机（恐惧、信仰、风气），便很难解读这些日记。(13)

近几年来，部分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投向“苏维埃主观性”（Soviet subjectivity），研读文学和私人的文本（主要是日记），强调正统意识形态对公民内心世界的主宰程度。(14)他们认为，要偏离苏维埃政治的公共话语，仅作自身的思考和感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产生了非分的想法或情绪，很可能被当做“自身危机”，而接受自觉自愿的剔除。(15)苏维埃的价值和理念已渗透人的内心，这的确是《耳语者》中众多研究对象的特征。其中仅有极少数人，以自我改进的方式来认同斯大林制度，成为这些历史学家所谓的“苏维埃主观性”的代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意识中的旧价值和旧信仰，或被中止，或受压抑，被本书反映出的苏维埃心态所取代。人们接受这种心态，并不是出于“成为苏维埃人”的渴望，而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安东尼娜决心努力攻读，成为社会中的平等人——以此来克服自己作为“富农”子女的自卑感（即她所经历的“恐惧感”）。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许多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融入苏维埃制度是生存的出路，也是掩埋疑虑和恐惧的必要途径。如果大声说出，生活便会变得难以为继；相信和参与苏维埃的活动，使他们的痛苦获得意义；如果没有崇高的目标，他们可能会走投无路，陷入绝望。在此借用另一位“富农”孩子的话——“相信斯大林的正义……使我们更容易接受处罚，并带走我们的恐惧”。(16)他本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流放多年，然而，终其一生却是一名心悦诚服的斯大林主义者。

与口述历史相比，这种心态在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和信件中较少出现——其内容一般得遵循苏维埃的规则和礼貌，承认恐惧是绝不容许的。(17)研究斯大林政权的历史学家，愈益转向口述历史的研究手法。(18)与任何受制于记忆误差的其他学科一样，口述历史也有其方法上的缺陷。在学会了耳语的俄罗斯，对苏维埃历史的追忆又充斥着编造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这些缺陷因此变得格外麻烦。数百万人曾因出言不慎而遭告发，锒铛下狱。许多有此经历的老年人，看到手持麦克风（与克格勃挂钩的设备）的研究人员，马上变得格外谨慎。这些幸存者出于恐惧、羞耻、禁欲主义，压抑和遏制自己的痛苦回忆。很多人无法反思过去的生活，因为他们已习惯于逃避令人尴尬的问题，包括做出怎样的道德选择，来界定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成功。其他人则不愿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往往以事后诸葛的动机和信仰，作出各种各样的辩解。尽管有这些挑战，在很多方面又恰恰因为如此，处理得当的口述历史，可为专门研究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提供巨大的好处。这意味着要对照家庭和公共档案的书面记录，尽可能严格地核查受访者的证据。

《耳语者》引述的数百份家庭档案（信件、日记、私人文件、回忆录、照片、实物），迄今都被斯大林恐怖时期的幸存者藏匿在俄罗斯各地的秘密抽屉中或床垫下。我们在每户人家仔细采访年龄最长的成员，只有他们方能解说这些私人文件，并将之与基本上讳莫如深的家史挂上钩。与本书相关的口述历史项目，侧重于家庭和个人的内心世界，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口述历史，后者主要是社会学的，比较关注恐怖时期的外部细节和古拉格的经历。(19)这些资料组成了一份特殊档案，是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的最大文件汇集之一。[2]

《耳语者》所讲述的这些家庭，代表了苏维埃社会相当广泛的横截面。他们具有各式社会背景，来自俄罗斯各地的城市、集镇、村庄，既有遭受迫害的，也有参与镇压的。他们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或是古拉格管理人员。另外还有未受影响的家庭，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其数量极少。

《耳语者》凭借这些材料，图解了整整一代人的故事。他们生于革命初期，主要在1917年到1925年之间，其经历随苏维埃制度的轨迹波动而变迁。到了后面的章节，本书又为他们的后裔提供发言机会。为了理解该制度的遗毒，多代跟踪的方式很重要。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中，苏维埃制度对家庭的道德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尚无其他的极权制度对其臣民的私人生活造成如此深远的冲击——包括共产主义东方（经常与斯大林政权相比的纳粹独裁统治仅持续12年）。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以长远眼光来看待斯大林现象。有关这一题材的现有历史叙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仿佛只要弄清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就可把握斯大林政权的本质。但大恐怖只是斯大林统治时期中最为凶残的一段（它占了1917至1955年政治处决案件中的85%），只是一系列浪潮般涌来的迫害之一（1918—1921、1928—1931、1934—1935、1937—1938、1943—1946、1948—1953），每一次都吞噬许多人的性命。古拉格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人口数量的顶峰并不在1938年，而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几十年，数百万人仍身受其漫长暴政的遗毒。

在《耳语者》的公开叙述中，交叉编织起来的家史可能太多，读者很难逐一追踪个别的叙述，但可运用索引将它们串连起来。它们可被当做一个共同历史的变种——即给每一家生活打下烙印的斯大林主义。另有几户人家，包括戈洛温娜家，其故事贯穿整个叙述，所以列出了家族树。《耳语者》的中心题材，围绕着联姻的拉斯金家和西蒙诺夫家。他们各自的命运，在斯大林恐怖时期有天渊之别，悲剧般交织在一起。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是中心人物，也许是《耳语者》中的悲剧英雄（取决于你的见解）。他出生于遭苏维埃政权镇压的贵族家庭，却在20世纪30年代蜕变为“无产阶级作家”。今天几乎被人遗忘的他，曾是苏维埃文学阵营中的重要干将——获得六项斯大林奖、一项列宁奖，又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是一名很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他的战争小说颇受欢迎，他的戏剧可能稍有欠缺，流于宣传，但在战争时期，他又是俄罗斯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后来，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回忆录作家，诚实地审视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罪行与道德妥协。1939年，西蒙诺夫与叶夫根尼娅·拉斯金娜结婚。她的犹太家庭从“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搬来莫斯科，她是家中三姐妹中的老幺。但西蒙诺夫很快抛弃了她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转去追求漂亮的女演员瓦伦蒂娜·谢罗娃——这段浪漫史激励他写下他最著名的诗篇《等着我吧》（Wait For Me，1941年）。几乎每一名士兵都能熟记于心，冀望打完胜仗，重返自己的女友或妻子身边。从1945到1953年，西蒙诺夫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中的重要人物。其时，斯大林的理论家要求苏维埃的文学领袖，参与迫害那些被视为过于自由化的同行，并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反犹运动中摇旗呐喊。这一官方反犹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就是拉斯金，但西蒙诺夫已涉入斯大林政权太深，无法提供任何援助。也许，他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

西蒙诺夫是很复杂的，他从自己父母身上继承了贵族的公众服务价值、军人职责和服从精神。在他脑海中，这等同于热心公益、为国牺牲的苏维埃美德，使他在斯大林等级制度中心安理得。西蒙诺夫具有许多令人钦佩的素质，如果说有“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他诚实、纯真、有条有理、严守纪律，具有相当的热情和魅力。不管是所受的教育，还是自己的性格，他生来就是积极分子，幼时即迷失于苏维埃制度，面对其在道德方面的压力和要求时又无法脱身。在这个意义上，西蒙诺夫体现了一代人在道德上的冲突和困境——生活在斯大林政权的阴影中——要了解他的思想和行动，也许先要了解他的时代。

[1]科学、文学、艺术档案馆内的个人收藏（如SPbF ARAN、RGALI、IRL RAN）有时更加真实坦诚，但包含私人文件最多的部门往往不对外开放。1991年后，有些前苏维埃档案馆收集了普通家庭捐赠的个人收藏——如TsMAMLS，含有莫斯科居民的各式私人文件。

[2]大多数档案由作者和纪念学会一起取得。该协会是一个人权和历史方面的组织，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专门代表和纪念遭受苏维埃迫害的受害者。这些档案分存于圣彼得堡（MSP）、莫斯科（MM）、彼尔姆（MP）的纪念学会，其中大多数可在网上查到（http://www.orlandofiges.com），既有摘录，又有访谈录音，部分材料还有英文版。如想了解该研究项目的更多详情，请参阅书末的后记及致谢。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

一

1917年10月，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在布尔什维克总部的斯莫尔尼学院见到自己父亲时竟然都认不出他。上次见面时，她只有5岁，过后不久，父亲便潜入地下活动。12年后的今天，她已把他的模样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他的党内化名。叶丽萨维塔在斯莫尔尼学院任秘书，非常熟悉数十份法令上的签名——“谢尔盖·古谢夫”，他是负责首都秩序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她沿斯莫尔尼学院无尽的拱形长廊匆匆走过，听到正在休息的士兵和赤卫队员发出嗤笑和口哨。这座贵妇学校营房一般的教室，已改为苏维埃新政府的临时办事处，她的工作就是分发法令。当她告诉其他秘书，这些签名属于她失散多年的父亲，她们都没将之当做一回事。从未有人建议，她应该与他重建联系。在这些圈子中，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共同事业。党在为人类解放开展决定性的斗争，你如果仍在记挂私人生活，就会被视为“市侩”。(20)

最后驱使叶丽萨维塔走向父亲的是饥饿。她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食堂刚刚吃完午餐，走进来一名身材矮小但肌肉健硕的英俊男子，身着军装，戴夹鼻眼镜，尾随一长列党的干部和赤卫队员，在中央长桌旁坐下。两名士兵向饿坏了的无产者们分发菜汤和粥。叶丽萨维塔仍然很饿，坐在角落的小桌旁，观察那名英俊男子一手以汤匙喝汤，另一手执铅笔在尾随者递上的文件上签字。

突然有人叫他“古谢夫同志”。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父亲了，想也没想就站起身来，朝拥挤的餐桌挤过去。

“古谢夫同志，我需要你。”他转过身来，显得很疲惫，因睡眠不足而双眼通红。

布尔什维克首席组织者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4名秘书，1917年10月摄于斯莫尔尼学院，德拉布金娜位于右二

“我在听，同志！”

“古谢夫同志，我是你女儿，给我3卢布，我要吃一份午餐。”

也许，他已筋疲力尽，听到的只是我对3个卢布的索求。

“当然，同志。”古谢夫说，探手入口袋，掏出一张绿色的3卢布钞票。我接过钱，向他表示感谢，用它买了另一份午餐。(21)

列宁很喜欢这一则故事，在1924年去世之前，经常叫其时已变得稔熟的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讲述此事。它在党内变成了一个传奇，生动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个人牺牲，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斯大林曾说：“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应也不能拥有家庭，因为他必须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22)

德拉布金的故事是该项革命原则的典例。1895年，叶丽萨维塔的父亲（本名是雅可夫·德拉布金）尚是学生时就加入了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她母亲费奥多西娅也是党地下工作中的重要成员（娜塔莎），经常带着作为掩护的女儿奔赴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为圣彼得堡的革命者购买弹药（叶丽萨维塔的玩具包裹里藏有炸药和子弹盒）。1905年的革命流产后，叶丽萨维塔的父母为躲避沙皇警察而转入地下。5岁的叶丽萨维塔赴罗斯托夫与祖父同住，一直待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其时，新上台的临时政府释放了所有的革命者。[1]叶丽萨维塔与母亲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当时的名字）重聚，随即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赤卫队中的机枪手。她在布尔什维克10月25日的夺权中参与强攻冬宫，复又担任其首席组织者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秘书。这份工作让她走进了斯莫尔尼学院，而她的父亲就在那里工作。(23)

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敦促普通党员以沙俄时的革命家为榜样，牺牲个人幸福，放弃自己家庭，为工人阶级服务。[2]他们提倡对“大公无私的革命家”的崇拜，构建全新的道德观，以一切献给党的单一原则取代所有的旧诫。在他们的乌托邦憧憬中，革命家是新人的原型——只为公众利益而活的“集体人格”——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由这种新人组成。很多社会主义者把培育新人当做革命的根本目标。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17年春天写道：“政治生活的新结构向我们要求全新的灵魂结构。”(24)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允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25)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与政治领域截然分开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谬的，因为政治影响一切；所谓的“私人生活”，无不与政治有关。所以，私人领域仍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控制。布尔什维克将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空间视作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温床，认为必须予以揭露和铲除。

这次遭遇之后，叶丽萨维塔很少看到父亲，他们各自忙于自己的革命活动。1917年之后，叶丽萨维塔继续在斯维尔德洛夫办公室工作。在内战期间（1918—1920），她参加了红军，先是做医疗助理，后来成为机枪手，参与在西伯利亚、波罗的海、俄罗斯南部向西方列强支持的白军或反革命军队发起的进攻。她在抗击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白军的东线战役中，甚至在父亲指挥下投入战斗。其时，父亲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充当苏维埃军队的指挥中枢，该委员会以托洛茨基为首。叶丽萨维塔经常听父亲向战士发表演讲，但从没走近他。她后来说，自己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关注私人事务”。整个内战时期，他们只相遇两次。第一次是在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的葬礼上，第二次是同年稍晚在克里姆林宫的正式会议上。到了20年代，父亲和女儿都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见面更加频繁，甚至有一段时间住在一起，但仍然无法亲近。他们分开得太久，无法培养亲情。叶丽萨维塔回忆：“父亲从没对我说过他自己。我现在才意识到，等他去世后[1933年]，别人讲起他，我才开始对他有所了解。”(26)

内战不仅是对白军的军事斗争，还是对旧社会私人利益的革命斗争。为了应付白军，布尔什维克开发了第一套计划经济（战时共产主义），后来成为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原型。他们试图杜绝私人的贸易和财产（甚至计划以配给来取代金钱）；向农民征集粮食来养活城市和军队；征召数百万劳动大军奔赴“经济战线”，包括伐木为薪、建筑道路、维修铁路；强制推行实验性的集体劳动，让人们住进工厂附属的宿舍和营房；向宗教开战，迫害神职人员和教徒，关闭数百座教堂；钳制所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异见者。在内战的“内部战线”上，布尔什维克发起反对“布尔乔亚”——前沙皇官员、地主、商人、富农、商贩和旧知识分子——的恐怖运动（红色恐怖），因为这些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白军和其他“反革命”的潜在朋友。布尔什维克相信，如此凶猛地清洗社会，是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捷径。

到1921年的春天，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摧毁了苏维埃经济，把众多农民带到饥荒的边缘，苏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挨饿。全国各地的农民发动一系列叛乱，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及其粮食征用制度。列宁自己说，这“比全部白军加在一起还要危险”。在许多农村地区，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农民夺取村庄权力，切断对城市的粮食供应，饥饿的工人举行罢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其水手曾在1917年10月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现在反过来发动兵变。他们打着无政府主义的起义旗号，呼吁苏维埃的选举自由、“全体劳工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农民自主耕地的自由”。显然，布尔什维克自己正面对着新兴的革命。列宁在3月初承认，“我们快撑不住了”。托洛茨基曾称赞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革命的骄傲和喜悦”，此时却亲自指挥向该海军基地发起军事突击。军事力量和无情的恐怖，也被用来对付农民起义。据估计，在镇压起义期间，被监禁或驱逐出境的有10万人，遭枪决的有1.5万人。但列宁意识到，要扭转起义浪潮、促使农民恢复向城市供粮，布尔什维克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恢复自由贸易。击败白军之后，布尔什维克便向农民作出让步。(27)

1921年3月，列宁在第十次党代会上引进新经济政策（NEP），以相对宽松的税收来取代粮食征用制，使小规模的私人贸易和制造合法化。它偏重于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置重工业发展于次要地位。列宁这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小农——执著于私人家庭生产的原则——暂时但必需的让步，以挽救革命，为国家重整旗鼓。他谈到，这一政策将持续“不少于10年，可能更长”。1921年的苏维埃居民，身着缀满补丁的衣服，以破损的器皿烹调，用开裂的杯子饮水，什么都要换新的。市场的恢复给苏维埃经济带来新生命，私人贸易对革命和内战所造成的长期短缺作出迅速的反应。贸易商人设立摊位，跳蚤市场蓬勃发展，农民将食品运来城镇。因有新法律的许可，私人的咖啡馆、商店、餐馆、夜总会、妓院、医院、诊所、信用社甚至小型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内战时宛如墓地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突然生机盎然，嘈杂的贸易商人、忙碌的出租车司机、灯火通明的商店和街道，好像重又回到 1917年之前。

对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说，市场的恢复似乎是对革命的背叛。引进的新经济政策招致广大党员的怀疑（甚至列宁“偏爱”的尼古拉·布哈林，接受过程也非常缓慢，从1921年一直拖至1923年。后来，他反倒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捍卫者），列宁不得不使用他全部的说服力和权威，使之获得党代会的通过。尤其是在城镇工人中，人们普遍认为，新经济政策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农民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变得越来越富。在城镇工人看来，私人贸易的繁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悬殊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称作“对无产阶级的新型剥削”，他们的愤怒主要针对“新经济人”，即在20世纪20年代兴旺发达起来的私商。在苏维埃宣传漫画所塑造的大众想象中，“新经济人”以钻石和皮草装扮妻子和情妇，驾驶硕大的进口汽车，在歌剧演出时打鼾，在餐馆里高歌，在昂贵酒吧中大声吹嘘其挥霍于赛马场和赌场的美元财富。新兴暴发户的这种大肆挥霍，衬以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贫困和大量失业，给人们带来苦涩的怨恨。他们认为，革命本来应该终止不平等。

在“内部战线”上，新经济政策让“资产阶级文化”的残余得以苟延残喘。共产主义曾承诺要予以消灭，但暂时还不能没有。它中止了反对中产阶级和专业知识分子的斗争，因为苏维埃经济需要他们的专长。从1924到1928年，对宗教的斗争也告暂停：不再以先前（或后续的）的频度关闭教堂或压迫神职人员，让老百姓继续保留自己的信仰，不过，反教会的宣传仍在继续。最后，新经济政策为私人生活的旧习惯和家庭传统保留了空间，引起众多布尔什维克的担忧：俄罗斯“小布尔乔亚”的心态和习俗——数以百万计的小商人和小生产者，其数量因新经济政策而日益增多——将会阻挠甚至破坏革命运动。斯大林在1924年宣布：“我们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态度和习惯，束缚着千百万劳动者的心灵，成了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28)

布尔什维克设想，建设共产主义乌托邦，就是要与旧的习俗和习惯展开不断的斗争。随着内战的结束，他们准备在“内部战线”上发起新的持久战：通过消灭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行为和旧社会留下的陋习（卖淫、酗酒、流氓、宗教），来赢得共产主义个性解放的革命战争。布尔什维克中几乎没有分歧，他们认为改造人性的战役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有　争议的只是何时打响第一枪。马克思教导说，意识的改变依赖于物质基础的改变。列宁在介绍新经济政策时承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实现之前——其过程需要横跨整个历史时代——试图在私人生活中创建共产主义道德制度是不切实际的。但为了推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撤离私人领域，这又是多数布尔什维克不愿接受的。恰恰相反，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战场每一时刻，积极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家人、居所、内心中保留旧心态，只会对党的根本思想目标造成重大威胁。他们看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本性在新经济政策下日益增强，因此要求加倍努力，予以反击。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27年写道：“不能让所谓的私人生活领域逃离我们。恰恰需要在那里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29)

布尔什维克投入战斗的第一个舞台是家庭。20世纪20年代，他们坚信“资产阶级家庭”对社会是有害的：它是内向和保守的，是宗教、迷信、无知、偏见的堡垒，提倡自我中心和物质占有欲，压迫妇女和儿童。布尔什维克预计，等到苏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家庭将会消亡。其时，国家承担家庭的所有基本职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区里提供托儿、洗衣、食堂等服务。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可自由加入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大军；激进派相信，以男性为主的婚姻和相应的性道德都会消亡，将被“爱情的自由结合”所取代。

以布尔什维克的眼光看，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大障碍。苏维埃教育思想家西耶塔·莉莉娜写道：“家庭喜爱孩子，使他变得任性，鼓励他视自己为宇宙的中心。”(30)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同意要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性之爱”，来取代这种“自我中心的爱”。《共产主义ABC》（The ABC of Communism，1919年）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父母讲到自己孩子时，将不再使用“我的”字眼，将会关心社区内所有的孩子。这种变化需要多久方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内部有不同见解。激进派认为，党应采取直接行动，马上着手破坏家庭。但多数人接受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理论家的论点：在苏俄这样的农业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庭仍是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单位，慢慢随着国家向都市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再逐渐变弱。

同时，布尔什维克又采纳各式策略——如家庭空间的改造——以加速家庭的解体。为了解决拥挤城市的住房短缺，布尔什维克迫使富裕家庭与城市贫民分享自己居住的公寓——称为“掺沙子”政策（uplotnenie）。在20世纪20年代，最常见的共用公寓由原业主占据主房，让其他家庭搬进偏房。当时，只要符合“卫生标准”（即人均生活空间，它从1926年的13.5平方米降至1931年的9平方米），原业主仍可自由选择合住的房客。很多家庭招入佣人或熟人，以防陌生人抢占。该项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强大吸引力，不仅是新政权宣传的反特权斗争（“反宫殿的斗争！”），更是一次创建集体生活方式的运动。布尔什维克认为，迫使人们住入共用公寓，可让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于共产主义。私人空间和财产将会消失，个人家庭（“资产阶级”）将被共产主义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个人生活将融入社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新型住房设计就以这种改造作为出发点。最激进的苏维埃建筑师，例如当代建筑师联盟中的建构派（Constructivists），建议修造废除一切私人领域的“公社房屋”。其中，包括内衣的所有财产由居民共同使用，烹饪和育儿的家务由各团队轮流负责，大家按性别分睡在不同的大型宿舍，另有专为性生活而设的包房。但这类房子实际上造得很少，仅在乌托邦想象和未来小说中广为流传，如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We，1920年）。大多数确实落成的建筑，如建构派莫伊谢·金兹伯格在莫斯科设计的财政部公寓大楼（1930年），并没采用完全的社区形式。它们既有私人的生活空间，又有社区化的洗衣房、澡堂、餐厅、厨房、幼儿园、学校。然而，新建筑的目标仍是敦促大家，从私人家庭（“资产阶级”）转向集体生活。(31)

布尔什维克也直接干涉家庭生活。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定下明确的框架，以促进传统家庭的崩溃。结婚和离婚只需向国家提出简单的注册，从而取消了教会的影响力。它向事实上的婚姻（男女同居）和合法婚姻，赋予同等的法律权利。离婚原是富人的奢侈品，现在变得经济方便，大家都可一试。其结果是大幅增长的随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在1926年是法国或德国的3倍、英国的26倍。由于基督教宗法秩序的崩溃和革命年代的混乱，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性道德等，都变得松弛。(32)

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革命积极分子的家庭破裂非常普遍，几乎构成了一种职业病。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圈子中随意的性关系已成事实上的规范，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接获通知，立刻奔赴遥远的前线。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轻松随意的态度相当普遍。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的年轻仿效者经常接受教诲，要把自己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承诺，放在爱情或家庭之上。与普通的苏维埃青年相比，性乱交在年轻党员中更为普遍。许多布尔什维克将性自由，视作“苏维埃现代化”的标志，不再接受资产阶级道德的约束。有人甚至主张，配偶关系只会促使恋人们脱离集体，减弱对党的忠诚，而性乱交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抗衡。(33)

由于党的需求，布尔什维克人不能照料家事，当不好尽职的丈夫和父亲，这是众所周知的。莫斯科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人说：“我们共产党人甚至不了解自己家人。你早出晚归，很少看到妻子，几乎从不遇见自己的孩子。”整个20世纪的20年代，党代表大会经常讨论此类问题。普遍认为，与非党员丈夫相比，布尔什维克人更容易放弃妻子和家庭，因为他们对党的忠诚高于对爱情的忠贞。事实上，妻子和母亲的缺失所带来的麻烦，不仅存在于党内，也存在于广泛的苏维埃知识界。其时，大多数知识女子都投入公共生活。(34)

托洛茨基认为，与其他人相比，布尔什维克人更容易承受家庭破裂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新条件面前暴露得最为彻底”。托洛茨基在1923年写道，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先驱，“共产党先锋队只是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较早地经历了”人民大众无法避免的进程。(35)许多党员家庭肯定深切感受到开拓新型家庭的职责——父母双方都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投身公益活动——尽管要付出与子女疏远的代价。

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丈夫彼得·涅泽夫茨夫都是列宁格勒（列宁逝世后，彼得格勒的新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与3个孩子住在斯莫尔尼学院附近的私人公寓，其中之一是马克斯娜[3]。她是安娜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出生于1923年。马克斯娜很少看到父母，她早晨醒来之前，父母已经离开，要工作到深夜方能回家。马克斯娜回忆：“我觉得缺乏母亲的关爱，总是嫉妒那些母亲无须上班的小孩。”因为父母不在，孩子们由两名女佣照料，都是新近来自乡下的农妇，充任管家和厨师。根据她的回忆，作为最年长的孩子，马克斯娜自4岁起便承担家里的“全部权责”。厨师会问她晚餐吃什么，并向她要钱，去高级干部专用店购买食物。如果女佣打破家规，或“做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事”，马克斯娜就会向母亲汇报。但更多的时候，她回忆：“如果做了我不喜欢的，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她们。”马克斯娜感到自己肩负责任——她很清楚，母亲喜欢她负起责任——并欣然接受：“母亲说得很清楚，家里发生的事与她无关。对此，我从不怀疑。”

马克斯娜从小接受新社会价值的熏陶，属于1917年的一代，被父母视作“小同志”。她没有玩具，也没有小孩自由玩耍的空间。马克斯娜回忆：“父母视我为平等人，交谈起来把我当做成年人，教我从小学会独立，一切事情都要自力更生。”她7岁上小学的第一天早上，母亲带她去学校，让她记住路程——将近3公里的复杂旅途——这样，下午放学后，她就可以自己步行回家。马克斯娜回忆：“从那天起，我一直步行去学校。我的脑海里从没闪过应该有人陪我的念头。”马克斯娜步行一小时去市中心的商店，购买了所有的书籍和文具。从8岁起，她自个儿赴剧场，因为有父母的高级干部出入证，可坐在包厢内。马克斯娜回忆：“从来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是我把自己带大的。”

父母在她生活中只是很遥远的身影。到了节日，他们自己旅行去克里米亚的高级度假村，却把孩子们留在列宁格勒。但在思想上，父母实施僵硬的管束，在马克斯娜的回忆中，往往成为烦恼的来源。母亲责怪她钟情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却不读共产党青睐的儿童教育书籍，如弗拉基米尔·奥布罗切夫的科学探险故事《萨尼科夫的大地》（Land of Sannikov，1926年），或格列高利·别雷赫和阿列克谢·潘捷列耶夫的《什基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hkid，1927年）。后者讲述的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如何被送进列宁格勒的学校。母亲将这两本书带回家，马克斯娜尽职地读完，之后放入柜子，全然遗忘。母亲还禁止马克斯娜邀请学校的朋友到家里来，她的理由是：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党领导过的舒适生活——尽管仍属适度的，且带有斯巴达风格——特别是与他人的生活相比之下。父母很少称赞或表扬她，几乎从没亲吻或拥抱过她，马克斯娜感情上的唯一慰藉是她生病时前来照料她的祖母。马克斯娜回忆：“我喜欢去她家，能享受大量的关爱。她教我如何缝纫，如何穿珠成项链，为我准备玩具，甚至还给我买了一套木制玩具小厨房，放在她房间的一角，我喜欢待在那里尽情玩耍。”(36)

1917年后出生于党员家庭的许多儿童，都谈到父母亲情的缺乏。在这一方面，苏维埃精英养育子女的习惯与19世纪俄罗斯贵族相比，没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也对育婴室兴致索然，很早就把婴儿托交给保姆、女佣和其他家仆。(37)

安吉丽娜·叶夫谢耶娃1922年出生于布尔什维克家庭。内战时期，父母都在红军服役，得以相遇相识。1920年返回彼得格勒后，父亲成为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师指挥官。到1925年，他就读于军事医学院，晚上仍要刻苦学习。母亲任职于贸易委员会，等安吉丽娜出生后，开始在外贸学院学习，同样要在晚上苦读。在安吉丽娜的回忆中，童年主要是在管家的照料中度过的：

母亲很爱我，既耐心又细心，就是不够亲热。她从不溺爱，从没与我一起玩耍，希望我像成年人一样行事，把我当做成年人……父亲全心投入工作，我觉得自己只会给他们挡道，肯定是父母的累赘。我非常调皮，不喜欢待在家中，竟是在院子和大街上长大的。我8岁那年，父亲出差去莫斯科，带回一个鱼缸。他不让我出去玩，结果我绊倒了鱼缸，所有的鱼儿洒落一地。他用皮管抽我，我便大声叫嚷：“你不是一个父亲，你是一个继母，继母！”(38)

1923年，玛丽亚·布德克维奇出生于莫斯科党政干部的家庭，父母在苏维埃军队主要出版机构“军事百科全书”供职。父亲与家人分开，单独住一套公寓，这不是因为与母亲的离异，而是因为独居有助于自己的工作。玛丽亚的母亲自己也是苏共内战历史方面的研究员。玛丽亚很少看到父亲，五六岁时甚至怀疑他的存在。她回忆：“我不懂‘父亲’是什么，只知道其他女孩有叫做‘爸爸’的家人，但我几乎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会在出国旅行后突然出现，非常热闹，给每人带来礼物，然后再一次消失。”(39)

艾莱娜·邦纳的父母是列宁格勒的党干部，从清晨持续工作至深夜，很少看到留给祖母照看的女儿。艾莱娜渴望母爱，“假装爱哭”，还经常装病，迫使母亲留在家里。她羡慕那些母亲无须上班的孩子，相比之下，他们“总是显得非常欢快”；而自己的父母，即使在家时，也忙于党的工作，很少关心孩子。艾莱娜回忆，她9岁或10岁时，“父母每晚都在编写小册子，说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党的工作就是造房子”。(40)

邦纳一家住在党务工作者的特殊宿舍，那里曾是列宁格勒的阿斯多里亚酒店。房间装饰简陋，一切摆设都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党员都生活在类似的简朴环境中，即使高级官员，其生活也很朴素。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才以豪华公寓和消费物品奖励他的忠诚部下。从1923到1930年，尼古拉·谢马什科担任卫生人民委员，他家在莫斯科财政部公寓大楼只占一套简陋的小公寓。其邻居回忆道：“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舒适或装饰从来不感兴趣。”(41)

20世纪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主义者，将这种斯巴达式生活方式奉若神谕戒律。他们继承了地下工作的禁欲主义，在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更将之转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原则。俄罗斯社会主义知识阶层，其文化和思想的内核，就是对物质占有的排斥。他们努力扫除“小布尔乔亚”的生活遗迹——壁炉架上供赏玩的瓷器、鸣唱的金丝雀、全部盆栽植物、柔软的家具、家庭肖像和其他小摆设——以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革命激情，向“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发起攻击，这两者紧密结合。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1921年写道：

墙上的马克思在注视

突然

张开嘴，

开始呵诘：

庸俗理不清的纱线缠上了革命

庸俗生活比弗兰格尔[4]更为恶劣

最好

拧下金丝雀的首级——

由此，共产主义

将不会败于金丝雀。(42)

列昂尼德·埃利亚舍夫，1932年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美学，热衷于装饰自己居家的是庸俗人士。理想的“生活空间”（苏维埃官员对家的称呼）只需最少的装饰和布置，纯粹以实用功能为出发点，家具最好能节省空间，如两用沙发床。在布尔什维克的想象中，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因崇拜财产而受奴役，简朴生活反而是一种解脱。在费奥多尔·革拉特珂夫的著名小说《水泥》（Cement，1925年）中，同是党员的一对夫妇牺牲自我，抛离家园和女儿，去帮助重建一座在内战中被摧毁的水泥厂。当丈夫格列勃开始想念老家的舒适时，妻子迅即以更崇高的目标提醒他：“你想要美丽的鲜花在窗台上绽放，床上铺满软枕？不，格列勃。我冬天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在共用厨房就餐。你看，我是一个自由的苏维埃公民。”(43)

布尔什维克对个人外表持有同样严苛的态度——时髦的衣服、精致的发型、首饰、香水、化妆品，在在都是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共产党先锋队的“新人”衣着朴实——类似无产阶级或半军事化的制服——没有任何装饰。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阶段，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担忧，“布尔乔亚”文化的舒适和诱惑突然袭来，可能腐蚀广大党员，所以要将这种斯巴达态度推崇为思想纯洁的象征。1922年，党在共产主义道德方面的主要发言人阿隆·索尔茨警告说，新经济政策可能会误导党员，让他们相信“自由追求自身品味的个人生活确实存在，甚至还可模仿资产阶级社会认定的优雅”。索尔茨呼吁布尔什维克改变自己的审美观，自行清洗内心的资产阶级本能。在他看来，“想要戒指、手镯、金牙齿的人都是丑陋的，一定会激起党员们的审美愤怒”。(44)

瓦伦蒂娜·季哈诺娃1922年出生于莫斯科，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家中长大。1917年10月率队攻坚冬宫的，就是奥夫谢延科。瓦伦蒂娜的母亲在布拉格遇见这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其时，奥夫谢延科担任苏维埃驻捷克大使。她离开身为出版社编辑的瓦伦蒂娜的生父，1927年与奥夫谢延科结婚。瓦伦蒂娜回忆，20世纪20年代，她家居住的莫斯科小公寓“只有最普通的家具和铁床”，唯一有价值的只是一只孔雀石盒，为母亲所拥有。公寓里没有任何饰物或装饰，父母对此也毫无兴趣。母亲后来成为大使夫人，也不屑于佩戴首饰。禁欲主义在奥夫谢延科的家中占统治地位，这个家是由4个小房间组成的公寓，位于人民委员会第二居住区。那是莫斯科的一个公寓街区，住的全是党的高级干部。瓦伦蒂娜的房间宛如牢房，仅有的家具是折叠床、写字台和小书柜。她回忆，这种简朴的环境都是自觉自愿的，体现了她家的知识分子原则和苏维埃意识形态。她反思道：“我们是苏维埃人，为我们社会的未来幸福而活，不是为满足自身的欲望而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45)

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在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家庭长大。父亲列昂尼德在1917年还是一个少年时，就从里加逃走，在彼得格勒加入布尔什维克。他为自己富裕的犹太父母而感到羞耻和不满，他的父母非常严格和凶狠，而工人运动之所以吸引他，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斯巴达生活方式。他在1920年写给妻子的信中承认，他拥护工人运动，就是为了“唾弃我的资产阶级出身”。根据女儿柳德米拉的讲述，列昂尼德对《国际歌》的歌词有亲身体会，我们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她说，他需要放弃的不只是他的阶级，“还包括他的家人、他习惯的生活方式、舒适的公寓、郊外别墅（dacha）、精致美食、时髦服饰、网球等”。他教育女儿柳德米拉（生于1921年）和马克斯娜（生于1923年）：如果享用高于工人阶级的财富和舒适，就应感到羞愧。他会教诲她们，即便吃一顿丰盛的早餐也要感到内疚，因为其他孩子更穷，都吃不饱。他会在进餐时说：“人家只能吃面包和鸡蛋，而我们吃鱼或香肠，这实在可耻，我们凭什么要比人家过得更好？”他笃信“党的最高限额”——20世纪20年代限制党员薪酬的制度——并尽量培养小孩量入为出的习惯。女孩们不得购买新鞋，除非旧鞋已经破烂不堪，只在重要的苏维埃节日，才可领到糖果的犒赏。“我们过得很省，”柳德米拉回忆：

我们的家具很便宜——都购自政府。我们粗茶淡饭地过日子，除了军装、背心、靴子，从没看到父亲穿戴其他的。母亲为上剧场准备了“特殊装备”，另有一两套礼服，仅此而已……上剧院是我们唯一的奢侈——还有大量书籍。

约瑟夫和亚历山德拉，1924年摄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像1917年的许多其他孩子一样，柳德米拉和姐姐从小就懂得克勤克俭代表道德纯洁，是为大家的美好未来而作出的艰苦奋斗。1936年，她在日记封面上写道：“受苦受难，摧毁了渺小者，锻炼了顽强者。”(46)

对某些家庭来说，共产党斗士的禁欲主义又成了过于沉重的负担。维金斯基一家是个很好的例子。约瑟夫·维金斯基1884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他家虽是犹太家庭，但已俄罗斯化，属于自由派。父亲是一名数学教授，哥哥尼古拉是一名工程师，他与另一位哥哥弗拉基米尔都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全家因十月革命而被打散得七零八落。父母逃往芬兰；曾是孟什维克的弗拉基米尔，在1917年的临时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移居到柏林后，又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顽强对手；家庭成员中留在彼得格勒的，只有约瑟夫和妹妹娜杰日达。像弗拉基米尔一样，约瑟夫曾经也是孟什维克，但他希望重新做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积极投入内战。为了证明他的忠诚，他甚至写信给远在柏林的哥哥——毫无疑问，他知道上司会读到此信——恳求他“重新审视他的政治原则，返回苏俄，投身于共同事业”。哥哥的反革命活动把他吓坏了，约瑟夫更竭尽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他写信给尼古拉说：“由于我的历史罪孽，他们只让我当预备党员，但我要承担很多党员的职责。如同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随时准备上刀山、下火海。”(47)

事实上，他被派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供职于当地工会组织的法律部门。约瑟夫与妻子亚历山德拉住在潮湿的地下室，置办了少得可怜的家具。亚历山德拉1922年写信给娜杰日达说：“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居所，每一处都非常昂贵，只有新经济人才负担得起。我们的家庭生活缺乏最基本的用品——亚麻布、服装、针线。总之，什么都缺。”约瑟夫太忙，不关心此类“琐碎的家事”。据他的妻子说，他“除了工作以外，既不切实际，又杂乱无章”。夫妇俩没有钱，因为“党的最高限额”只允许少量的现金薪水，其中大部分又要寄给逃亡在芬兰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尽量找散工以贴补家用，她对此耿耿于怀，认为党毁了她的“家庭梦”。她在1922年做了流产，在给娜杰日达的信中，她说她原希望有孩子，最终还是中断了怀孕，她实在是被自己的“虚弱身体拖垮了”，也不想给“疲于奔命为党工作”的约瑟夫添加负担。小两口的婚姻变得痛苦不堪，不时为钱发生争吵。约瑟夫又与另一名女子发生婚外情，在1924年生下一个儿子，经济上要给予支持。他与亚历山德拉的关系更趋紧张。约瑟夫常常出差，或去莫斯科传授劳动法，或去库班参与当地的工会工作。亚历山德拉在1925年写给娜杰日达的信中说：“我很少见到我的约瑟夫。沦落到如此地步，我很是伤心。但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没有一丁点的私人生活，我们必须埋葬浪漫，它只是历史遗迹。”(48)

二

布尔什维克把教育当做创建新社会的关键。他们通过学校，以及儿童和青年的共产党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向下一代灌输新型的集体生活方式。苏维埃教育理论家之一在1918年宣称：

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他们应被塑成优秀的共产党人……我们必须拯救孩子，使之不受其家庭的有害影响……我们必须使孩子国有化，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学校的良好影响……责成母亲将孩子交给苏维埃国家——这是我们的任务。(49)

1920年代的一个“列宁角”

阿列克谢和父亲伊万·拉达琴科，1927年

苏维埃学校的主要任务，一是要让孩子脱离“小布尔乔亚”家庭，因为它私人生活的旧心态只会破坏社会本能的培植；二是要向孩子灌输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价值。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写道：“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50)

苏维埃课程的指导方针是传播共产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学校中的作用，类似于沙皇学校中宗教的作用。对此，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并不回避。有些实验性学校强调学习要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即使是在新兴的联合劳工学校——旨在向全体苏维埃学童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框架，其教学安排也围绕一系列生产车间（而不是教室上课）。孩子们通过学习技术和工艺的技能，作为攻读主流学科的第一步，尤其是科学和经济。(51)

政治灌输主要与积极分子的培养挂钩。宣传中的理想孩子，其形象是一名早熟的政治演说家，善于宣传鼓动。教育思想家认为，光是书本传授不了共产主义，还必须依靠学校的整体生活，再通过课外活动与校外广阔的政治世界结合起来，如庆祝苏维埃节日、参与公众游行、读报、安排学校的辩论和审判。其宗旨是让孩子接触到苏维埃制度的行为、崇拜、仪式，让他们长大后成为忠贞活跃的共产主义者。

孩子们从小被灌输对“列宁叔叔”的个人崇拜。在幼儿园，他们一旦能手指列宁的图像，便被称作“十月儿童”。列宁逝世后，有人担心新的一代将不清楚他是谁。于是，学校得到指示，纷纷建立“列宁角”。那是一块政治圣地，宣传这位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把他当做像上帝一样的伟人。有关列宁和其他革命英雄的传奇故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大多数孩子不懂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只把革命看成“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却能认同革命者的英雄事迹。

进步学校办得恰似微型的苏维埃国家：在墙上以表格和饼状图形，列出工作计划和取得的成就；将班级组织成军队；让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机构来监管学校的日常运行；把苏维埃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绍给孩子。有的学校鼓励学生组织自己的警察，鼓励他们批评违规的同学，甚至举办课堂上的审判。为了提倡集体服从的风气，有些学校推出政治性的操练，包括游行、歌曲、向苏维埃领导人宣誓效忠。依达·斯拉温娜回忆在列宁格勒的学生时光：“我们在公共假日，整个班级一起游行，为代表学校而感到自豪。经过窗后有人窥视的建筑物时，会故意减慢步伐，齐声高喊：家庭保姆和窗后窥视者——

恬不知耻！”(52)

阿列克谢·拉达琴科1910年出生于著名的革命者家庭。他的伯伯斯捷潘是列宁之前马克思主义地下运动的老将；父亲伊万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成员，1917年之后主管苏维埃泥炭工业（被视为重要的能源）。他家住在莫斯科东面的沙图拉小镇，其宽敞、舒适的住宅就在电厂的附近。电厂功能是将泥炭转化成电力，向苏维埃的首都供电。阿列克谢的母亲阿利西娅来自塔林的小布尔乔亚家庭，祖上有德国和瑞典的血统。她希望获得尊敬，很在乎家庭幸福和个人品味，显现了她中产阶级出身的遗痕。但在意识形态上，她心悦诚服于共产主义理想，即横扫布尔乔亚旧文化以创造新人。她是苏维埃教学理论的前驱，也是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工作中的亲密伙伴。她将自己儿子的求学当做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其理论主要来自俄罗斯体育创始人彼得·列斯盖夫特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她曾于1903年和1904年在圣彼得堡聆听过前者的演讲，又给儿子起了后者的名字（高尔基的真名是阿列克谢·帕申科夫）。她教阿列克谢各种语言；让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鼓励他从事家务和花园里的琐事，以激励他对体力劳动的尊重；安排他参观穷人居所，以培养他的社会良心。自1917年10月起，阿利西娅担任沙图拉的联合劳工学校校长。她将之办成一个公社，既有学术课程，又有农场的劳作，让孩子从一开始就明白何为共产主义生活。(53)

阿列克谢自小就崇拜父亲和其他革命者，但他体弱多病，又因脊椎病而不良于行，从而躲进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幻想世界。他崇拜列宁，把父亲鼓励他向列宁学习的话牢记在心。他在1923年12月听到列宁的病危消息，便在日记中袒露：“如果这有助于挽救他的生命，我愿冲出家门，把我所有的鲜血献给列宁。”列宁去世后，阿列克谢在自己屋内设了列宁角，在墙壁上贴满列宁的照片和熟记的列宁语录。阿利西娅记录下阿列克谢的政治进步，其中有他的日记、学校工作和绘图的样品、自己对儿子教育的评论。正如她自己描述的，她的记录是一份“科学日志”，可作为在家庭和学校实施共产主义教育的指南。阿利西娅鼓励儿子与沙图拉的其他孩子交往——主要来自电厂的民工家庭——在自家大房子里安排各式游戏和活动，让自己感觉已是这些弱势朋友的领袖。阿利西娅在儿子日记本的边缘写道：“遵循你父亲的榜样。他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你也要学会充当小伙伴的领袖。”阿列克谢在母亲的鼓励下，与学校同伴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世界儿童协会俄罗斯分会的中央局。他们有自己的徽章、自己的革命歌曲（阿利西娅为儿童编写的《开始》）、自制的红色横幅。公共假日时，他们就在沙图拉镇四下游行。(54)

1917年的孩子们受到鼓励，自觉地扮演革命家。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受欧洲教育家的影响，例如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和玛丽亚·蒙特梭利，也相信“寓教于戏”。他们把组织起来演戏当做受教育的过程，让孩子从中汲取苏维埃的集体价值观、社会参与和责任感。苏维埃学校的整个目的，不管是通过墙报和列宁角，还是通过理事会和委员会，都旨在灌输孩子是潜在革命者的观念：一旦有党的呼吁，随时准备奋起挑战——如有必要，甚至针对自己的父母。20世纪20年代，赖莎·贝格在列宁格勒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她如此回忆学校朋友之间的同志友谊和战斗气氛：

伟大的友谊、信任、团队精神，使我们全班同学紧密团结起来。我们也喜欢老师，无一例外。但在同学和老师之间仍有不间断的斗争，那是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我们不需要任何战略或阴谋，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我们同志之间的忠诚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向父母作出任何透露，他们可能会向老师告发。(55)

20世纪20年代最流行的大院游戏之一是红军与白军的战斗，很像美国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俄国内战的战事由孩子们重演，经常使用专为此类游戏而生产的气枪。扮演红军和白军的孩子常常陷入真正的打斗，因为所有男孩都想扮演列宁的角色。其中一人回忆：

我们都想扮演领袖。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没人愿当白军、孟什维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的争吵——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谁赢了，谁就是布尔什维克。

1930年代早期的维拉·米诺苏娃

另一个游戏是搜索与征用，其中一组（通常是男孩）扮演红军征用队，另一组（女孩）扮“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或藏匿粮食的“富农”。(56)

红军与白军、搜索与征用这类游戏，鼓励孩子接受苏维埃的世界两分法，一个是“好”，一个是“坏”。20世纪20年代，在苏维埃学校中进行的研究显示，孩子们总体上对近代历史的基本事实一无所知（很多学生不知道沙皇是谁）；但苏维埃宣传品、书籍、电影中的旧政权支持者的邪恶形象，却给他们留下深刻影响。这些形象使众多孩子相信，“暗藏的敌人”继续存在。这种信念很容易挑起反对旧政权标志的非理性恐惧、歇斯底里、侵略性。一位年轻女学生问老师：“资产阶级吃小孩吗？”另有一人看到同学穿的衬衫的袖口上有皇冠图案，禁不住在班级上喊出：“瞧，他是沙皇支持者。”(57)

许多1917年的孩子在少年先锋队里第一次见识政治。少年先锋队建立于1922年，以童子军运动为蓝本。童子军是共产主义俄罗斯保留的最后的独立公共机构之一，它在1920年被苏维埃政府取缔。童子军的精神旨在敦促年轻成员，通过实践活动来培养自己的公共责任感。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精神继续存在于许多少先队组织（也存在于部分苏维埃精英学校）。到1925年，在10岁至14岁的苏维埃儿童中，约有五分之一加入了少先队。随后几年中，该比例逐渐上升。像童子军一样，少先队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礼仪，还有每一名队员都熟记于心的誓言（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很多人仍能回忆起来）。“我，一名苏联少先队员，当着我的同志们的面庄严宣誓：遵守列宁的戒律，坚决拥护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少先队员参与甚多的行军、唱歌、体操和体育活动。他们还有一个呼应口号（呼：少先队员，做好准备！应：时刻准备着！），源于红军。他们编成大队，拥有自己的条幅、旗帜、歌曲和制服（白色衬衫和红领巾）。这是队员感到无比自豪的源泉，似乎成了少先队主要的诱惑。一名少先队员回忆：“我不懂该运动的职责和义务，像其他人一样，只企盼红领巾。”1928年在彼尔姆加入少先队的维拉·米诺苏娃回忆：“我喜欢制服，特别是红领巾。我每天都熨，戴着去学校。这是我唯一漂亮整齐的服饰，每当穿戴起它们，我就自豪，感到自己长大了。”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上学的瓦莱里·福雷德，如此自豪于自己的红领巾，以至在加入少先队后好几天，每晚睡觉都要戴着它上床。(58)

苏维埃儿童通过少先队强烈感受到社会的包容和排斥，每个孩子都希望成为少先队员。加入少先队是光荣和令人兴奋的，红领巾是为社会所接受、享有平等地位的重要标记。不能加入少先队的孩子——其中许多人是因为自己的社会出身——感受到深深的羞愧和自卑。玛丽亚·德罗兹多娃被少先队开除了，因为她来自“富农”家庭。她想恢复队籍的愿望如此炽烈，以至在衬衫底下悄悄佩戴红领巾多年。波兰贵族的女儿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上教堂被人发现，因而遭到少先队开除。她讲述了被开除时的情景，依然情难自抑：

突然，他们在学校走廊的墙报上发布一条公告——快讯：“立刻集合！”孩子们跑出各自的教室，在操场上排成队列，我被要求站在整个大队面前，忍受羞辱。孩子们大声喊道：“看，她去教堂，给我们全大队带来耻辱！她不配佩戴红领巾！她没有资格佩戴红领巾！”他们朝我扔土块，然后试图扯下我的红领巾。我开始哭，并大声叫：“我不给！我不给！”我跪了下来，恳求他们不要拿走我的红领巾，但到最后，还是被拿走了。从那天起，我就不再是一名少先队员了。(59)

少先队的目标是向苏维埃儿童灌输共产党的价值和纪律，让他们接受党和共青团惯用的“工作计划和讨论制度”。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扎尔金特，是党在人格的社会调整方面的主要发言人。他认为少先队运动的目标，是训练“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彻底避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毒害”。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少先队将取代家庭，成为影响苏维埃儿童的主要力量；它将教育少先队员学会勤劳和听话，以达到思想和行动上的纯洁。米诺苏娃回忆：“通过少先队，我变得聪明整洁，按时完成任务，做任何事都非常自律。之后，这一切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准则。”(60)

少先队员又是积极分子，参与各式俱乐部活动——组织示威游行、编辑墙报、从事义务劳动[5]、参加戏剧和音乐会——以培养自己的社会积极性和领导才能。瓦西里·罗马什金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省的农家，他回顾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的学习和少先队活动，还记得当时对公共活动的重视：

什么是“苏维埃人”呢？它意味着，遵循我们在学校和少先队中所学的，热爱苏维埃祖国，努力工作，树立好榜样。我把这些牢记在心。第三学年[ 1924年]时，我已是学校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又成为学校法庭的主席、学校审判中的公诉人、学校工会的副主席。我是一名积极的少先队员，通过少先队懂得了自己对学校和国家的爱，应超过对自己家人的爱。我喜欢我们村校的班主任，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61)

并非所有的少先队员都像罗马什金一样投入。对许多儿童来说，少先队活动其实只是一种游戏。依达·斯拉温娜是一位著名苏维埃法学家的女儿，她回忆幼时在列宁格勒公寓街区组织自己的俱乐部：

我喜欢看儿童杂志《莫济尔卡》（Murzilka），其封面上的口号是：“妈妈！爸爸！我们将推翻你们的权威！”这杂志呼吁儿童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汇集大家的玩具，把大家组织成像少先队一样的俱乐部。我是我们这一层楼孩子里的头儿，我会大声朗读杂志上的文章，向俱乐部成员解说其中的道理。大楼管理部门让我们借用地下室来聚会，我们在地下室的墙上贴满革命英雄的照片，并在那里寄存所有的玩具。(62)

其他少先队员对政治活动更感兴趣。他们受到长辈的鼓励，模仿成年共产党人的行止，扮演官僚和警察的角色。这些早熟的积极分子，携带公文包前来出席“行政会议”，以党的口号发言，做正规的记录，并谴责涉嫌怀有反动思想的老师，甚至还有人在街上充当举报人，协助警方追捕“间谍”和“敌人”。(63)

到15岁，苏维埃儿童从少先队升至共青团，但不是所有孩子都够格。1925年，共青团有100万成员——约占共青团员合格年龄的4%（从15岁到23岁）——仅是少先队成员相应比率的五分之一。(64)加入共青团是加入共产党的前奏，很多工作职位和大学课程只对共青团员开放，或优先择取共青团员。尼娜·维什尼亚克娃记得，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头等大事”：

迄今[她写于1990年]，我还记得共青团员手册中的每一句话——它激起我的万千思绪。我记得，我突然变成肩负重任的成年人……与加入之前相比，我似乎一下子变得能干许多。加入苏维埃的精英行列和取得巨大的成就，一直是我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即将成真。(65)

诗人叶夫·多尔马托夫斯基1915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律师家庭，1930年从少先队升入共青团。他参加申请入团的会议时迟到了，受到团书记的责备，指责他“显然不够成熟，尚不符合加入共青团的要求，申请加入只是想追求政治前途”。多尔马托夫斯基告诉父亲此事，他的满不在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父亲警告说：“他们都在看你，你必须证明，随时准备奉献自己。”下一次会议中，一名女孩追问多尔马托夫斯基，他是否“愿为苏维埃政权牺牲自己的生命”。(66)

加入共青团，就必须接受共产党的命令、规则、伦理。共青团员对革命的忠诚，应该高于对自己的家庭。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年轻的共产党人，要像党员一样全身心投入公共生活。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都是年轻的积极分子，志愿为党工作，在反对腐败和滥权的斗争中，随时准备充当间谍和举报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样的任务具有极其广泛的吸引力。革命和内战的理想，深深打动了苏维埃青年，所推崇的就是这样的行动和活力。许多年轻人加入共青团，不是因为信奉共产主义，而是因为身为积极分子，亟想有所作为，却没有施展抱负的其他渠道。(67)共青团员被要求在家长和教师中揭发“阶级敌人”，作为锻炼，还在学校和大学里参与对“反革命分子”的模拟审判。

他们出生太晚（在1905年至1915年之间），没受到旧社会价值观的熏染；又太年轻，没参与血腥的内战。这些青年积极分子，对革命的“英雄时期”抱有极为浪漫的憧憬。罗马什金回忆：“我们渴望与父兄辈的革命家挂上钩，认同他们的斗争。我们穿得像他们一样，一身军服，模仿农村男孩从红军那里学来的军人口语。”积极分子热烈欢迎布尔什维克的斯巴达文化，他们从小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革命、内战的贫瘠中，对刻苦节俭并不陌生。他们更以禁欲主义的激进，杜绝所有个人（“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快乐，以免革命斗争受损。有的自组公社，聚集大家的钱和财产，以“消灭个人主义”。他们在道德品质上也是绝对主义者，奋力挣脱古老的习俗。(68)

20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共青团员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将在斯大林政权中发挥重大作用。敖德萨地区的共青团积极分子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与朋友们组成俱乐部，他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的主导精神：“人人都是纯真的，如有需要，时刻准备以生命捍卫共产主义。如有炫耀或抱怨，会被冠以‘臭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是最具侮辱性的标签之一，比它更糟的仅有‘自私自利者’。”在这圈子里，大家都愿把自己献给党的事业。譬如有报道称，某契卡（政治警察）为了革命需要而没收父亲的五金店，没有一人会为此感到震惊。大家都认为，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是可耻的，应予以消灭。正如巴伊塔尔斯基所说的，革命需要我们为明天的美好生活牺牲今天的欢乐：

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未来。能够亲自参与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甘愿承担其中的全部责任，我们感到无比激动，做任何事，即便是很普通的，也会坚强无比。这好比在等待一列火车，把我们带去别处，投入辉煌的事业。我们愉快地竖起耳朵，寻觅远方火车的汽笛声……(69)

青年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被视作一种分心，只会削弱对革命的集体热情，婚姻被斥为“资产阶级”的习俗。列宁格勒红色普蒂洛夫厂一名共青团积极分子在1926年宣布：“维持个人关系的想法是无法接受的，这种想法属于早已消失的年代——十月革命之前。”(70)巴伊塔尔斯基苦苦追求名叫叶娃的犹太女孩——她是当地的共青团书记，全身心投入工作，很少有浪漫的邂逅。他所盼望的，只是在共青团会议后陪她回家，牵她的手，偷一个吻。他们最终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弗伊（Vi），以纪念列宁（列宁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两个字母）。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驱逐出党，巴伊塔尔斯基作为“托派反革命分子”也遭到开除。叶娃把对党的忠诚放在首位，她采信了丈夫犯了反革命罪行的认定，宣布与他断绝关系，将他驱出家门。巴伊塔尔斯基在1929年被捕。

巴伊塔尔斯基以20世纪70年代的眼光回顾过去，认为叶娃仍是好人，对党尽责使她在良心上委曲求全，党员的信仰预设了她对世界上“好坏”的反应。她让自己的个性和理性，屈从于党的“不容置疑”的集体权威。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成千上万”个叶娃，即使革命渐渐让位于斯大林专政，仍在无条件地接受党的裁判：

这些人没有变质，相反，他们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内心一如从前，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视而不见。他们的不幸在于保守主义（我称之为“革命的保守主义”），体现在他们对革命初期的标准和定义……保持一成不变的奉献。这些人甚至接受劝服，为了革命心甘情愿自认是间谍。许多人相信，这样做是革命的需要，从而可以视死如归。(71)

三

斯大林在1924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属于这支队伍非常光荣，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荣誉。”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看作美德和责任的载体，在社会上与众不同。阿隆·索尔茨在影响甚广的《政党伦理》（Party Ethics，1925年）中，把布尔什维克与沙皇时代的贵族作了比较。他写道：“今天，我们成了统治阶级……我们国家的习俗，将以我们如何居住、穿着、行事、重视何种关系为准。”布尔什维克是执政的无产阶级，与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行亲密的交往也是不可取的。索尔茨认为，布尔什维克娶无产阶级之外的女子为妻，就是“坏品味，就像上世纪伯爵娶女佣一样，必须受到相同的谴责”。(72)

沙俄的公共生活以贵族的风貌为主。与此相应，党的风貌很快也在苏俄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列宁本人曾把布尔什维克比作贵族。事实上，1917年后入党就像社会阶层的攀升，它能带来精英地位、特权、优先获得的官位，以及成为党国的一部分。内战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已占据政府所有的主要职位。随着苏俄生活的各方面陷入国家的控制，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到1921年，苏维埃官僚人数是沙皇时的10倍，共有240万国家官员，超过俄罗斯产业工人的两倍，成了新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

精英的态度很快在布尔什维克家庭扎根，并传染给他们的孩子。根据1925年在各校进行的控制游戏的研究，大多数苏维埃学生认为，党员的地位理所当然应高于社会其他成员。两个男孩发生纠纷，如果留给孩子们自己决定，他们通常支持父母是布尔什维克的男孩。该研究显示，苏维埃学校已在孩子身上造成价值观的重大变化，以新的等级制度，取代了曾在劳工阶层中奉行的公正和平等。党员的孩子滋长了明显的特权意识。在一次控制游戏中，孩子们在玩火车，男孩想要开车，不愿等待一个小女孩上车。那女孩却说：“火车会等我的，我丈夫在GPU[政治警察]工作，我也在那里上班。”她登上火车后，还要求获得免费车票。(73)

这个自封的精英阶层，其资格是“共产主义道德”。布尔什维克把自己定为政治和道德的先锋队，其救世主式的领导意识，要求其成员证明自己拥有这个资格。作为精英，每一名成员必须证明，自己的私人行为符合党的利益和信念。他还要显示，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拥有比群众更高的道德和政治的觉悟，诚实守纪，工作勤奋，无私奉献。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体系。布尔什维克拒绝抽象的或基督教的道德理念，斥之为一种“资产阶级压迫”。相反，它要求一切相关的道德问题，必须服从于革命需求。一名党的理论家在1924年写道：“在阶级斗争中有助于无产阶级的就是道德，有害于无产阶级的就是不道德。”(74)

信仰是每一名“自觉的”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关键，使之有别于为私利而加入共产党的“野心家”，信仰又是问心无愧的代名词。党的清洗和做秀公审（show trails），被用来探索被告的灵魂深处，以揭露他或她的信仰真相（坦白被视为内心的真实暴露，所以非常重要）。此外，信仰是一个公共问题，并不属于私人。也许，这与东正教传统的公开忏悔有关，却与西方基督教的私下忏悔大相径庭。在西方概念中，良心是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但共产主义道德对此是不予承认的。1917年之后，这种意义上的俄语中的“良心”（sovest）一词，几乎从官方使用中全部消失，被soznatel’nost’所取代，表示有觉悟或能力，达到对世界的较高级别的道德判断和理解。它在布尔什维克的话语中还表明已经获得道德革命的较高逻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75)

当然，并不能指望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能详细了解党的思想。对普通党员来说，只要参与日常的实践仪式便已足够——誓言、歌曲、仪式、崇拜、行为准则——犹如组织起来的宗教的信徒，只需上教堂表述自己的信念。党的学说是所有追随者的信条，集体作出的判断就是终极的正义。如果领袖指出某党员有罪，后者只得悔改，向党下跪，欢迎党的判决。如果为自己辩护，无疑是对党的意志抱有异议，是罪上加罪。这解释了为何这么多布尔什维克，即使是无辜的，也在清洗中认命。布尔什维克领袖尤里·皮亚特科夫，1927年作为托派而遭开除。过后不久，他的朋友透露一次对话，对这类人的心态有所披露。皮亚特科夫为了能够重返党内，决定放弃许多他秉持已久的政治信仰。他的朋友指责他已变成一个懦夫。但皮亚特科夫辩解，这仅仅表明：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76)

皮亚特科夫改弦易辙得如此彻底，然而像其他“叛徒”一样，再也没赢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1936年，斯大林下令再次将他逮捕。

清洗的开始，远早于斯大林权力的崛起，其起源是在内战时期。其时，党的队伍迅速增长，领导人害怕中间充斥着野心家和“自私自利者”。早期清洗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群体：“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富农”，等等。工人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一般免查，除非有人在清洗会议中提出具体的指控。到20世纪20年代，清洗方式逐渐出现了转变，变得越来越重视个别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信念。

伴随这一转变出现的是一个愈益复杂的制度，即专门检查和控制党员的私生活。申请入党的人，必须证明自己坚信党的意识形态，重点放在何时投身于党的事业。只有那些在内战中与红军并肩作战的人，才被视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献身精神。党员在一生中，要定期上交简短的自述，或填写履历表，详细解说自己的社会背景、教育、职业，以及政治觉悟的演变。在本质上，这些文件是某种形式的公开招供，党员们以此来重申他们无愧于这个精英的称号。其关键是要显示，他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全亏了革命和党的监护。(77)

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悲惨事件，更力挺了党对党员私人生活的监督。1926年，有名女学生在学院宿舍里自杀，迫使她走上绝路的是她事实婚姻的丈夫的残忍。康斯坦丁·科连科夫并没被送上法庭，然而因为“对同志的自杀，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受到了共青团组织的排斥。但地区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很像党的地区法院——推翻了这一决定，认为过于苛刻，代之以“严厉批评和警告”。数星期后，科连科夫和他弟弟抢劫了矿业学院的收银办公室，刺死收银员，刺伤其妻子。专管党的伦理和法律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其资深委员索菲亚·斯米多维奇逮住这一案件，称之为一种“病”，主要症状在于对同志的道德和行为的漠不关心：

同志的私人生活用不着我的关心。科连科夫将他生病流血的妻子锁起来，学生们只是袖手旁观——好，这只是他的私人生活。他对她使用咒骂和侮辱的语言——也无人干涉。更重要的是，科连科夫的房间响起枪声，楼下房间的学生甚至觉得没有检查一下的必要，认为这也是私事。

斯米多维奇认为，集体的任务就是以监督和干预的方式，在成员私生活中强制执行道德标准。她主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真正的集体主义和“共产党良心”。(78)

斯米多维奇设想的监督和举报的制度，不全是1917年革命的新发明。几个世纪以来，举报一直是俄罗斯统治的一部分。向沙皇请愿来对抗滥权官员，在沙皇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益加渲染了“沙皇即是公正”这个流行神话，只有沙皇（在没有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的情况下）在保护人民反对“邪恶的仆从”。在俄语词典中，举报（donos）被定义为一种公民美德（揭露非法行为），而不是自私或恶意的行为。该定义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都得以保留沿用，(79)只不过在苏维埃制度下，举报的文化更披上了新生的含义和强度。苏维埃公民受到极大的鼓励，以举报邻居、同事、朋友甚至亲戚，警惕是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首要职责。已晋升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高级委员的谢尔盖·古谢夫主张：“列宁教导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成为契卡。也就是说，他应该留心察看，积极汇报。”(80)如果认为自己的同志的思想或行为在威胁党的团结，党员也应予以举报。在工厂和兵营，党员候选人的名单张贴在党支部办公室门外，邀请大家写下对候选人的检举，指出他们各自的缺点（如酗酒或粗鲁），然后再到党员会议上讨论。尽管有些党领导人对此举的道德属性表示保留意见，汇报私人谈话愈益成为举报实践中的共同特点。苏共十四大在1925年作出决定，一般不鼓励有关私人谈话的汇报，除非有“威胁党内团结”的嫌疑。(81)

在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清洗文化中，应邀出席举报会议是一个关键。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定期召开清洗会议，党员和干部要答复群众书面和口头的批评。正如年轻的艾莱娜·邦纳在共产国际的宿舍中所看到的，这些会议很容易演变成人身攻击：

他们打探人家的妻子，有时也会问到他们的小孩。原来有人殴打妻子，狂饮伏特加。巴塔尼娅[邦纳的祖母]会说，体面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遭到整肃的人有时会说，他再也不会打妻子或酗酒了。还有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什么都明白了”。接下来，很像你被叫进老师办公室时的情景：老师坐着数落你，你得站着，旁边的其他老师露出鄙视的微笑。你赶紧说：“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会重犯。当然，这都是我的错。”但你只是在敷衍了事，只想快点离开，好去参加其他孩子的课间游戏。而这些人更为紧张，其中一些人几乎失声痛哭。看到他们这幅情景，叫人好不舒服。每次整肃都要持续很长时间，有时每晚对付三个人，有时只对付一个人。(82)

在布尔什维克的私人生活中，不受党领导关注和检举的日益减少。每一个成员都要向集体袒露内在的自我，此种公共文化是布尔什维克所独有的——纳粹或法西斯的运动没有如此的要求，纳粹党或法西斯运动中的个体，只要坚持党的规则和意识形态，仍可享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布尔什维克明确拒绝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差别。一名布尔什维克在1924年写道：“有同志说，我现在所做的只与私人生活有关，与社会毫不相干。但我们认为，那不正确。”(83)党员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社会和政治的，他所做的直接影响到党的利益，这就是“党内团结”的含义——个人与党的公共生活的彻底融合。

索尔茨在《政党伦理》一书中，把党设想成一个自我警戒的集体，每一名布尔什维克都在审议和批评其战友的私人动机和行为。他想象，这样身体力行的布尔什维克，方能借助党的眼睛来认识自我。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相互监督的效果适得其反。它鼓励人们展示自己处处符合苏维埃理想，却把真实的自我藏匿在私人领域的暗处。苏维埃制度要求忠诚，惩罚异议，于是这种虚伪变得日益普遍。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时期，对几乎每一个苏联人来说，保密和欺骗已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存策略，全新的人格和社会因此浮现。就苏联人口的大部分而言，这种双重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已是现实，特别是生活在公众视野中的党员家庭，还有因社会背景或信仰而易受迫害的家庭。人们学会了戴上面具，扮演苏维埃忠诚公民的角色，回到家中再偷偷遵循自己的生活准则。

在这个社会中，谈话是危机四伏的，家中的闲聊如在家庭之外重复，可能招致逮捕和监禁。孩子们是危险的主要来源，他们天性爱说话，太年轻，又不懂偷听来的谈话中的政治含意，操场便成了举报人的温床。萨拉托夫一名中层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女儿回忆：“我们弄懂了祸从口出的道理，家里的事不会告诉任何外人。”

听和说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小孩子必须学会。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壁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的表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凭本能学会了这些规矩。没人向我们解释这些话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不知何故，我们总能猜着。(84)

尼娜·雅科夫列娃在默默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氛围中长大。母亲来自科斯特罗马城的贵族家庭，在内战中躲避了布尔什维克；父亲是社会革命党人[6]，1921年参与了在坦波夫州爆发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大起义，之后遭到监禁（他成功越狱，逃至列宁格勒，1926年再次被捕，被判处5年监禁，囚在苏兹达尔的特殊隔离监狱）。尼娜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她凭本能懂得，不能在学校谈及自己的父亲。她回忆：“母亲在政治方面有意缄默，宣称对政治不感兴趣。”从这种沉默中，尼娜学会了闭嘴。“虽然没人定下说话规矩，但有一种感受，即家里的气氛明确提醒我们，要避而不谈父亲。”尼娜也学会了对直系亲属之外的人不予信任，她1926年写信给父亲说：“我不爱其他任何人，只爱妈妈、爸爸和柳芭姨妈。在我心里，只有家人，没有任何其他人。”(85)

捷丘耶夫一家（4岁的柳博芙坐在中间），1927年摄于切尔登小镇

加林娜·阿达西斯卡娅1921年出生于活跃反对派的家庭。父亲是社会革命党人，母亲和外婆是孟什维克（三人都在1929年被捕）。20世纪20年代，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仍有可能在苏维埃政府工作，加林娜的父母过着双重生活。父亲在新经济政策推动的合作社管理部门工作，母亲在贸易部供职。但在私下里，他们仍保留旧的政治观念。加林娜受到刻意的保护，不碰这个秘密的政治领域，被培养成为“苏维埃孩子”（她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政治是父母上班从事的，或用来写作的。但在家里，他们从不谈政治……把政治视作肮脏的行径。”(86)

尼娜和加林娜所处的家庭可能有点极端，但她们凭本能学到的沉默规则，却是众多家庭所遵循的。出生于波兰贵族家庭、因上教堂而被少先队开除的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与家人生活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住在一栋木房子的前半部。她回忆：“在家里，我们从不谈论政治或类似的话题。父亲总说‘隔墙有耳’。有一次，他甚至为我们演示，透过墙上的玻璃隔板，可以听到邻居的谈话。我们懂了，自那以后也开始害怕邻居。”(87)

柳博芙（柳芭）·捷丘耶娃1923年出生于乌拉尔地区的切尔登小镇。父亲亚历山大是东正教神父，被捕于1922年，关在监狱里将近一年。出狱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政治警察）向他施压，要他成为举报人，汇报自己教民的活动，但遭到他的拒绝。为此，切尔登苏维埃政府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并在1929年实行配给制度后拒发配给卡给他们。[7]亚历山大的教堂又被宗教改革者夺走，后者寻求东正教礼仪的简化，获得苏维埃政权的支持。不久，亚历山大二度被捕，因为宗教改革者举报他在信徒中散播不和言论（指责他拒绝加入宗教改革者的行列）。柳博芙的母亲原在切尔登博物馆从事图书目录的工作，也被辞退；两个兄弟中年龄大的那个，也被学校和共青团开除。他们家的经济来源全靠柳博芙当教师的姐姐。柳博芙回忆她在20世纪20年代的童年：

父母如果要谈论重要事项，总是去屋外窃窃私语。有时，他们会与祖母在院子里交谈，但从不在孩子们面前——从来没有……他们从不争论或批评苏维埃政权——尽管他们满腹牢骚——但我们从没听到过，哪怕是一次。母亲老是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参与闲聊，不要多嘴，听到的越少越好。”我们长大的地方，满屋子都是耳语者。(88)

四

巴塔尼娅·邦纳与三个孙儿（左起：佐里娅、艾莱娜、叶戈尔卡），1929年摄于莫斯科

许多家庭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日益加剧的代沟：旧社会的风俗习惯在私人家庭中仍保持优势，论资排辈仍然行得通；但年轻人通过学校、少先队、共青团，越来越接受苏维埃宣传的影响。对老一辈来说，这种情况构成了道德困境。他们一方面希望将家庭的传统和信仰传给子孙，另一方面又想把他们培养成苏维埃公民。

在大多数家庭中，祖父母是传统价值的主要传承者。尤其是祖母，如果父母是双职工，祖母就在养育子女和管理家务上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母亲只是兼职，祖母就承担辅助责任。用诗人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年代，似乎没有母亲，只有祖母”。(89)祖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她们通过管理家务，直接影响了孩子的礼貌和习惯。她们向孩子讲述一些陈年往事（1917年之前的），以后既可作为苏维埃历史的参考或抗衡，又促使孩子对学校灌输的宣传生疑。她们为孩子朗读在苏维埃学校很少学到的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或带孩子去剧院、画廊、音乐厅，从而传承了19世纪的文化价值。(90)

艾莱娜·邦纳是外祖母带大的。她后来写道：“我生活的中心是巴塔尼娅，而非妈妈。”她父母是党的积极分子，常常不在家。艾莱娜在与外祖母的相处中，找到了她渴望但从父母那里又得不到的爱和亲情。巴塔尼娅提供了道义上的平衡力，以抵消来自父母的苏维埃影响。即使是个孩子，艾莱娜仍能意识到，祖母——一位丰满且“美得惊人，既冷静，又不卑不亢”的女性——所处的世界，不同于父母所处的苏维埃世界。

巴塔尼娅的朋友和熟人很少来访，我们楼中的居民只有她和小孩子们不是党员，但我经常陪她去拜访别人。我看到她们不同的生活——吃不同的菜，使用不同的家具。（在我家，只有巴塔尼娅一人使用正常家具和一些精致摆设……）她们的谈论也迥然不同，我觉得（这个印象肯定来自父母）她们应属于不同种类，我说不出到底是更糟，还是更好。

巴塔尼娅保守的道德观，植根于俄罗斯犹太资产阶级的世界。她勤劳、严格、富有爱心，全身心投入家庭。20世纪20年代，巴塔尼娅曾是列宁格勒海关办事处的“特殊人才”——“资产阶级”专家和技术员虽受到很多嘲笑，却很有必要——她在那里担任会计，赚的比艾莱娜父母的“党的最高限额”多。巴塔尼娅保存了节俭持家的老习惯，与艾莱娜父母带入家中的“苏维埃方式”老是发生摩擦。她读很多书，却“顽固地拒读当代文学”，并在原则上不看电影，显示了她对现代世界的不屑。她对新秩序看不上眼，以鄙视的口吻谈论党的领导人，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过分而责怪她的女儿。她真生气时，会用这句话开头：“让我提醒你，在你们那个革命之前……”苏维埃政府禁止东正教中最丰富多彩的忏悔节之后，惋惜旧习俗的巴塔尼娅对外孙女说：“嘿，这都是拜你们的妈妈、爸爸所赐。”毫不奇怪，艾莱娜困惑于家中价值观的冲突。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我们孩子的教育问题引起了极大的争执。”

外祖母从金色儿童图书馆为我借来书籍，包括各种蠢事笑话。妈妈很不以为然，鼓起了嘴，但不敢对外祖母说什么。妈妈也带书籍回来，但决然不同，如写保尔·柯察金的，[8]还是手稿，我也照读，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喜欢哪一种。

艾莱娜热爱的外祖母，是这个世界上她最尊敬的人。但不奇怪，她仍认可父母和他们的世界：“我总认为爸妈的朋友是我的同类，而巴塔尼娅的却是陌路人。从本质上讲，我已经属于党。”(91)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在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的大多数电影中担任摄影师。在他莫斯科的家中，母亲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她出生于敖德萨的希腊商人家庭，在斯莫尔尼学院接受教育，学到了俄罗斯贵族优雅的风度和习惯。她将这些习性带进戈洛夫尼亚家庭，以“俄罗斯维多利亚式”的严酷纪律，掌管一切家事。阿纳托利的妻子柳芭是一名异常漂亮的电影演员，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贫农家庭。利季娅瞧不起柳芭的“粗俗”举止，还认为她对昂贵衣服和家具的酷爱，恰恰体现了“苏维埃新资产阶级”（那些加官晋爵的工农）的物质占有欲。柳芭在一次疯狂购物后回家，与利季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利季娅告诉她，她代表了“革命的丑陋面”。利季娅自己仅有简朴的生活习惯，总穿同样的黑色长礼服，深口袋里只有粉盒和带柄眼镜。她在内战末期席卷俄国东南部和乌克兰的大饥荒中幸存下来，尽管阿纳托利的收入应付家用绰绰有余，她仍生活在饥饿的阴影之中。这家人还包括柳芭的妹妹和柳芭的女儿奥克萨娜。利季娅用小笔记本，规划出每一餐需要的食物的确切数量。她有自己中意的商店，如精致的菲利波夫斯基面包店和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的叶利谢耶夫店，“她会在那里稍稍享受一下奢侈：喝一杯冰镇番茄汁”。回顾童年，奥克萨娜在1985年写道：

祖母非常谦虚，严守纪律，俨然是个道德家，更可说是个教育家。她总想去做“正确的事”。我记得，她喜欢这样告诉她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儿子：“如果你照我说的做，可能早已建成共产主义了。”她说起话来无所畏惧，从不隐瞒她的所思所为。她坚信，思想应大声说出来、讲清楚，不需要幌子、欺骗、恐惧。她常对我说：“不要交头接耳，这是一种无礼！”[9]现在我才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给她孙女树立一个道德榜样——为我示范正确的举止。谢谢你，祖母！(92)

祖母又是宗教信仰主要的实践者和监护人。苏维埃儿童的洗礼几乎都是她们组织的，有时父母既不知情，也没同意。她们带孩子上教堂，把宗教习俗和信仰传承下去。苏维埃儿童的父母，纵然自己保有宗教信仰，也不太可能将之传给孩子，部分原因是恐惧，万一曝光，譬如说在学校，就有可能给家庭带来灾难。来自工人家庭的弗拉基米尔·福明，出生于列宁格勒附近的科尔皮诺。他回忆：“尽管有父母的强烈反对，祖母仍带我去洗礼，在一个乡村教堂里秘密举行。父母担心如果人家发现我受洗，他们将失去工厂的工作。”(93)

祖母的宗教信仰，会使孩子与苏维埃学校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叶夫根尼娅·叶万古洛娃，1918年出生于第比利斯富裕的工程师家庭，大部分童年都与祖父母在雷宾斯克度过。父亲帕维尔是苏维埃矿业理事会的总工程师，经常出差去西伯利亚；而母亲尼娜仍在莫斯科上学，无法承担幼儿的照料工作。祖母是商人的妻子，守旧且虔诚，对叶夫根尼娅的成长影响甚巨。她上学的第一天，祖母给了她一个小十字架，藏在上衣里面，结果被一伙男生发现，并遭到取笑。他们用手指着她大喊——“她信上帝！”给叶夫根尼娅带来极大的创伤。她变得内向，即使受邀加入少先队，她也拒绝了。在她那个年龄，这实在是罕见的抗议行动。后来，她也拒绝加入共青团。(94)鲍里斯·加夫里洛夫出生于1921年，父亲是资深党员，担任列宁格勒郊区一家工厂的经理，母亲是一名教师。鲍里斯由外祖母——象牙富商的遗孀——带大，她的宗教信仰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外祖母有自己的房间——我们共有5间——墙上布满了宗教人物和带有许愿灯的圣像，这是家里父亲允许圣像存在的唯一房间。外祖母去教堂，没告诉父亲就把我带上了。我喜欢复活节仪式，只是嫌时间太长……这座教堂是她唯一的快乐所在——她不去剧院或电影院。她只读宗教书籍，也是我最早学着读的书。母亲也信教，但不去教堂。她没有时间，再说父亲也不会答应。学校教我成为无神论者，但我喜欢教堂的美丽。外祖母去世时，父母已离婚[1934年]，母亲鼓励我继续上教堂。我有时甚至领受圣餐，参与忏悔，一直佩戴十字架，但并不认为自己特别虔诚。当然，在学校里，以及参军[1941年]后，我从不谈及自己的宗教。那样的事必须藏掖起来。(95)

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意见分歧制造了很多冲突。父母说的和老师教的常有矛盾，孩子们因此而感到困惑。一名小男生在1926年写道：“回家听到一种讲法，在学校里又是另外一种，我不知道谁是对的。”宗教问题特别令人迷茫。一位女生感到“两股力量的争夺”：学校教她“上帝是不存在的，但祖母在家里又说确有上帝”。宗教问题分裂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尤其是在农村，那里的老师鼓励儿童挑战老一辈的信仰和权威。一名农村男生在1926年写道：“喝茶时，我与母亲争论上帝的存在。她说，苏维埃政权打击宗教和神父是错的。但我向她保证：‘不，妈妈，你是错的，苏维埃政权是对的，神父是个骗子。’”孩子一旦加入少先队，便信心倍增，自觉成为移风易俗运动的一员。一名少先队员写道：“四旬斋期间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祖母只给我土豆和茶水。我抱怨，但祖母说：‘别生气，四旬斋还没完。’我回答：‘对你来说，可能有道理，因为你是老人。而我们是少先队员，没有义务遵循这些仪式。’”到了共青团，这种自信更加显著，激进的无神论是“先进”政治觉悟的标志，几乎是入团的先决条件。(96)

父母必须认真考虑如何给孩子讲述上帝，即使自己有宗教倾向，也往往不想让孩子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知道，孩子长大后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须适应苏维埃文化。这种妥协在专业人士的家庭特别常见，家长们明白，实现孩子的理想，还需依赖国家的认可。一名工程师（他父亲是个建筑师）回忆：父母在革命前长大，信上帝，遵循祖父母教导的原则，但他自己从小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如他所说的，“既要体面，又要满足所有的社会需求”。类似情形也发生于住在莫斯科的斯卡奇科娃家，父亲彼得和母亲玛丽亚都是图书馆管理员，信教，经常去教堂，但从不引导三个女儿信教，其中一个女儿回忆：

父母这样认为：一旦宗教被禁后，就不会与子女讲上帝，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将不同于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无意让我们过双重生活，特别在我们加入少先队或共青团之后。(97)

福尔瑟家的农村保姆（列宁格勒）

很多家庭都过着双重生活。他们庆祝苏维埃公共节日，例如5月1日和11月7日（革命纪念日），顺应政府的无神论思想，但在私下场合仍信奉自己的宗教。叶卡捷琳娜·奥列茨卡娅是社会革命党人，20世纪20年代曾被流放到梁赞。她与一对母女同住——母亲是前铁路工人的遗孀，女儿是共青团员，在一家纸厂工作。老妇人是虔诚的教徒，但在女儿的坚持下，只在房子后屋的秘密橱柜中存放圣像，另加帷幕遮掩。如果共青团发现家中有圣像，女儿害怕会被解雇。奥列茨卡娅写道：“在星期日和重要节日，她们会在晚上卷起帷幕，点燃许愿灯，通常先把门锁上。”安东尼娜·科斯蒂科娃在同样神秘的家庭长大，父亲从1922到1928年是萨拉托夫省的一个村苏维埃主席，但在私下仍保留东正教信仰。安东尼娜回忆：“父母都笃信上帝，记得所有的祈祷文。父亲格外虔诚，但很少谈及宗教，除非是晚上在家里的时候。他从不让我们[他的三个孩子]看到他祈祷。他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学校对上帝的解释。”安东尼娜的母亲是一名简单的农妇，在桌子抽屉里藏了一幅圣像。安东尼娜发现它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母亲去世之后。(98)

秘密奉行宗教仪式甚至还发生于党员家庭，且相当普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发现，1925年被党开除的成员中，几乎一半是因为从事宗教活动。在众多党员家庭中，共产主义理想与基督并存；列宁肖像与家庭圣像并排陈列在客厅的“红色”角落或“神圣”角落。(99)

在苏维埃家庭中，俄罗斯传统价值的另一载体是保姆，她们是祖母们的天然盟友。保姆受聘于许多城市家庭，特别是双职工的家庭。农村保姆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特别是在1928年以后。其时，数百万农民为躲避集体化而逃入城市，随身带来了农民的习俗和信仰。

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雇用保姆来照顾小孩。在国家提供普遍的托儿服务之前，对大多数女党员来说，这是客观上的必需，因为需要外出工作。在很多党员家庭中，保姆们成为苏维埃态度的道德制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高级的布尔什维克倾向于雇用最昂贵的保姆；一般来说，她们恰恰最有可能怀揣反动的思想。例如，邦纳家雇过许多保姆，其中有的曾在圣彼得堡谢列梅捷夫伯爵家做事；有的是来自波罗的海的德裔（巴塔尼娅地主朋友的熟人），会教孩子“得体的举止”；有的甚至曾为沙皇家庭做过事。(100)

保姆能对家庭生活施加深刻的影响。例如，党员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彼得·涅泽夫茨夫，他们在列宁格勒家中的保姆玛莎来自农村，是一名虔诚的老信徒。[10]她在雇主家中遵循自己的宗教仪式，只用自己的盘子和餐具，与他人分开进餐，每天早晚都在自己房间做祈祷，也让孩子们参与繁缛的信仰仪式。玛莎还扮演民间郎中的角色，如她在俄罗斯北部她的家乡所做的，调制草药来治疗孩子的各种疾病。她善良慈爱，赢得了尊重，并在苏维埃当局追查宗教积极分子时，获得了雇主的保护。她的存在导致了那一家的宽松氛围，这非常罕见。安娜的女儿马克斯娜回忆：“家里有个老信徒，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其他党员家庭所流行的激进无神论，在我家却不见踪迹。虽然我们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从小学会了包容所有的宗教和信仰。”(101)

娜塔莎·奥韦奇尼科娃

伊娜·盖斯特是布尔什维克的孩子，却深受保姆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伊娜的父亲阿隆·盖斯特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母亲拉希尔·卡普兰也是经济学家，任职于重工业人民委员会。伊娜的父母均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来自法定犹太区。那是沙皇时代犹太人被迫居住的地方，位于俄罗斯帝国的西南角。夫妇俩在白俄罗斯的戈梅利镇相遇，他们内战时期入党，1920年搬入莫斯科共用公寓。阿隆在红色教授研究院学习，拉希尔在纺织工会工作。像许多苏维埃犹太人一样，盖斯特夫妇把希望寄托在工业化上，认为它将结束苏联所有的落后、不平等和剥削。他们第一个孩子伊娜出生于1925年，两个月后雇了保姆娜塔莎，让她搬入他们的新家同住。娜塔莎·奥韦奇尼科娃来自莫斯科以南梁赞省的农民家庭。内战中，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征用毁了她家的小农庄。1921年大饥荒时，娜塔莎逃入首都，但在盖斯特家很少谈及家人。即使只有八九岁，伊娜已经知道，保姆生长的世界与父母的世界大不相同。伊娜注意到娜塔莎在教堂祈祷，听到她躲在自己房间哭泣，看到她梁赞亲戚的贫困——也逃来首都，因是非法入境者，只能待在拥挤的营房——伊娜曾陪她去探视。伊娜喜欢与娜塔莎的侄女一起玩，后者没鞋穿，伊娜便把自己的鞋带去相赠，等到父母询问失踪的鞋时，再谎称自己不小心丢了。伊娜还太年轻，不会在政治上起疑，但已与娜塔莎一家建立了默契的联盟。(102)

保姆老家的农民世界基本上还保存着家长制传统。1926年，农民占了苏维埃人口的80%—1.2亿人（总人口1.47亿），分布在苏联61.3万个村庄和偏远的定居点。(103)他们仍然依恋个体家庭在家庭农庄上劳作的生活。这成了苏俄个人主义的最后堡垒，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又成了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主要障碍。

有些地区，特别是俄罗斯的中部，城市方式已渗入农村，有文化的农民子弟取代父亲，成为家庭农庄的带头人，或脱离庞大的大家族，自组小家庭。但在其他地区，家长制的农民传统仍占主导地位。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1923年出生于农家，在六个孩子中排行老幺，她的村庄奥布霍沃位于莫斯科东北800公里处。这一古老的定居点坐落在森林中间，全由木屋组成。村庄中间有池塘，还有建于18世纪的大教堂。戈洛温一族在奥布霍沃村繁衍良久（1929年，村里59户居民中有20户是姓戈洛温的）。(104)1882年，安东尼娜的父亲尼古拉出生于该村，除了当兵3年，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一生都在村里度过。像许多其他村庄一样，奥布霍沃村是紧密相连的社会，家人和亲属的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民认为自己属于单一的大“家庭”，教育自己子女以亲属名义称呼其他成年人（姨妈、叔叔等）。布尔什维克试图把他们划分成对立的社会阶层——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和贫农（所谓的农村无产阶级）——却以失败告终。内战期间，他们在苏俄大部分地区都有相似的遭遇。

尼古拉来自村里的最大家族，勤劳、冷静、成功，在奥布霍沃村备受尊敬。一位村民回忆：“他很安静——不喜饶舌混日子——工作踏实、办事得力，农民都看重这一点。”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复员回来，成为奥布霍沃村农民公社的领导人。农民公社是一个古老机构，由农民中的领头者组成，建于农奴制时期，掌管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1861年的“农奴解放宣言”发布后，其自治权力大大加强，从地主手里接管了大部分行政、警察、司法的职能，成为农村行政的基本单位。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农民公社控制的农地由社区共同拥有，由农民分户耕种。由于是长条耕种的开放制度（长条耕地之间没有分界），农民公社必须规定种植和放牧的分配，并定期按家庭人口重新划分耕地——这一平等原则有助于确保耕者有其地，帮助农民公社缴纳国税。到1917年，农民公社成为农民革命的核心。农村旧秩序崩溃之后，大多数原头面人物（士绅和神职人员）纷纷逃离，俄罗斯农民接管了所有土地——并不等待中央政府或城镇革命党的指示——再通过农民公社和1917年成立的自治村委会（苏维埃），自行分配到户。(105)

革命前，尼古拉向村里的神父租地。像俄罗斯大多数农民一样，他也靠租来的耕地养活家人。在俄罗斯，人口过剩和低效农业导致了耕地的短缺。1917年，农民公社没收教属土地，再加上共用土地，一并分给农民。尼古拉根据家里有多少“吃饭的人”（即家庭大小），分得4公顷的耕地和牧场。他现在的土地几乎是他1917年以前耕种的两倍，而且还不是租来的。但在奥布霍沃村，或俄罗斯北部的任何地区，4公顷还是不够生活。这里的土壤贫瘠，又因森林而分散，为了确保每一个村民得到平等份额，又被分割成狭长的一条条，宽不到几英尺，根本不适合现代耕犁。戈洛温的耕地由80条狭长地组成，分布在18个不同的地点——这在沃洛格达地区并非罕见。为了补充收入，农民又涉足贸易和手工业——它们在北部农村经济中一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与农业不分轩轾，在新经济政策下，又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政府鼓励乡村贸易，更通过合作社予以资助。尼古拉在他农庄的后院办起了皮革工场。安东尼娜回忆：

我家可以吃饱，但那是我们勤奋和节俭的结果。6个孩子都在土地上卖力，即使是最小的也不例外。父亲的工作时间很长，在工场里制作皮鞋和其他皮革制品。他去市场买牛，一丁点儿都不浪费。他自己宰牛，卖牛肉，鞣制皮革（本地农民都懂这门手艺)，制作皮靴，然后再去市场出售。(106)

她回忆，热爱劳动是“我们子女所接受的教育的重心”。在最勤劳的农民家庭中，这是非常典型的，孩子们从小就在农庄上劳动。安东尼娜记得，这些农民都为自己的劳作而感到自豪：

父亲喜欢说，我们要做就要尽量做好——像是行家做的，这就是他所谓的“戈洛温方式”——这是他最高褒奖的用词……到我们上学时，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会一门好职业。在他眼里，好职业是医生、教师、农艺师和工程师。他不希望孩子学习制鞋，认为这太辛苦了。他的手艺活真可媲美艺术家，我们这些孩子和访客，都为他的手艺的美妙而深感惊讶。(107)

尼古拉还为自己建造了住宅，一座单层刷白的长型建筑，位于奥布霍沃村中间的磨坊附近。它是整个村庄里唯一的砖房，包括一间饭厅和一间卧室，内置从沃洛格达买来的简陋工厂家具和两张铁床。一张供尼古拉和妻子叶夫多基娅睡，另一张供两个女儿睡（男孩子们则睡在饭厅地板上）。厨房是家里唯一的入口，外面有供牲畜遮风避雨的院子，内有牛棚、猪圈、马厩和两个谷仓，另外还有洗澡房、厕所、工具库、工场。院子外，有一园的苹果树。

尼古拉是个严厉的父亲。女儿安东尼娜回忆：“所有孩子都怕他，但害怕的根源是尊重。母亲喜欢说，‘天上有上帝，家里有父亲’。无论父亲说什么，我们都视为律法，即便是四个男孩也都如此。”在这种家长制家庭里，大人与小孩之间仅有很少的温柔和亲密。安东尼娜说：“我们从来没有亲吻或拥抱过父母，不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爱。我们从小学会尊重和敬仰他们，始终依顺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互相之间没有爱。尼古拉宠爱小女儿，后者还能忆起4岁时的一段温情。父亲穿上他最漂亮的节日棉纱衬衫，以强壮的手臂抱着她去村教堂。

突然，他拉着我的手，紧紧贴上他的嘴唇。他闭上眼，真情地吻我的手，我迄今还记得。现在我明白了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他多想表达自己的爱。他身穿绣有棕色花朵的新衬衫，那么洁净，那么清香。(108)

五

1925年，维滕贝格一家人在奥尔戈诺度假区

对旧社会精英来说，如何将家中的传统和价值观传给下一代，变得尤其复杂。想在新社会取得成功，便不能坚持自己的老习惯，而要适应苏维埃的新形势。为了维持新旧之间的平衡，各式家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例如，可以过双重生活，撤回到私人世界（“内部移民”），悄悄保留旧信念，可能还要欺瞒在苏维埃模式中长大的孩子。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家就是前精英家庭的典型例子，虽在暗中保留旧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因应了苏维埃的新形势。1917年之前，彼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圣彼得堡普里阿兹卡精神病医院担任神父。拉斯普京抵达之前，皇后亚历山德拉为治疗皇储的血友病，曾向他和其他“招魂者”求助。彼得的妻子毕业于斯莫尔尼学院，曾是皇太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的闺蜜。1917年后，彼得和长子在医院担任搬运工；曾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合唱团指挥的小儿子参加红军，在内战中战死；长女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秘书；小女儿玛丽亚放弃音乐会钢琴家的生涯，担任卢加地区集体农庄的稽查员，玛丽亚的丈夫原是歌手，现在普里阿兹卡医院当清洁工。整个20世纪20年代，全家都住在医院后面的办公室，从不抱怨自己的极度贫困，只是静静度日，认真执行新政权布置的各项任务——只有一样例外：每天晚上，他们从秘密藏匿之处取出圣像，点亮许愿灯，以便祈祷；他们上教堂，庆祝复活节，始终保留圣诞树，甚至在1929年之后依然如故。那一年，圣诞树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遗存”而遭禁止。玛丽亚和丈夫要女儿塔蒂亚娜在项链上系上金十字架，但不得让别人看到。塔蒂亚娜回忆：“我从小学会相信上帝，同时又要适应苏维埃的学校和生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家生活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地带。彼得仍向宁愿以基督教仪式埋葬亲属的人——苏维埃居民中沉默的大多数——秘密提供非正式的神父服务。[11]塔蒂亚娜解释说：“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捉襟见肘，所以外祖父老是去列宁格勒坟场，帮助操持圣礼，赚一点小费。”(109)

过去的专业精英们则采纳另一种方式，既维持家中的传统生活，又适应苏维埃社会。医生、律师、教师、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可向新政权提供自己的专业技能，以此守护自己的某些特许存在，甚至可以活得相当不错，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如此。其时，新政权仍迫切需要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的专长。

帕维尔·维滕贝格是苏维埃地质界的领军人，在开发科雷马和瓦伊加奇岛的古拉格——强制劳改营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于1884年，在家里九个孩子中排行老八。他们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裔，住在西伯利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帕维尔的父亲原籍在里加，因参与1862至1864年反沙皇统治的波兰起义，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释放后，他任职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电报局。帕维尔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敖德萨、里加和德国的蒂宾根求学，1908年来到圣彼得堡前已是一名年轻、严肃的理工博士。他与正在圣彼得堡学医的吉娜·拉祖米哈娜结婚，岳丈是铁路工程师，也是自己的远亲。这对夫妻在圣彼得堡附近芬兰湾的奥尔戈诺高级度假区，买了一套宽大而舒适的木房子。三个女儿相继出生：维罗尼卡生于1912年，瓦伦蒂娜生于1915年，叶夫根尼娅生于1922年，家人之间非常亲近。叶夫根尼娅回忆，帕维尔作为一名父亲，既“细心”，又富有“耐心和爱心”。大家在奥尔戈诺度假区享受“音乐、绘画、阅读的夜晚”，非常幸福，还有夏日闲逸的散步，以及从小照看吉娜的保姆安努沙卡精心准备的简餐。维滕贝格家经常有艺术家和作家之类的访客，例如著名的童书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在他们家度过好几个夏天。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契诃夫式的生活始终存在。

维滕贝格一家深受公共服务精神的影响，这几乎是19世纪知识分子的标志性特征。1917年后，吉娜以学得的医术在邻近的拉赫塔小镇设立医院，向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帕维尔在1917年当选为拉赫塔镇理事会的主席，他组建学校，向穷苦劳动者的子女传授技术。叶夫根尼娅回忆：“他一直在工作，如果没在写作，就在筹划极地委员会的探索，或为地质博物馆组稿。他总是在忙，很少放松。”帕维尔全力以赴投入极地考察和地质事业，虽处起步阶段，但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极地勘探者在苏维埃的书籍和电影中是英雄。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府投入大量科学预算，对北极区的潜在矿产做了地质调查。帕维尔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欢迎苏维埃政权的关注，让他在有组织有纪律的环境中追求科学成果。1927年帕维尔写道：“过去10年是极地勘探的英雄时期，未来会有更大的成就。”(110)过后不久，他就离开奥尔戈诺度假区，前往科雷马勘探金矿。

以同样方式适应苏维埃政权的另一对精英是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父母。西蒙诺夫本人是《耳语者》的中心人物，他也属于1917年的孩子。母亲亚历山德拉是奥博连斯基家族的后裔，那个负有盛名且古老的家族中涌现出不少卓越的官僚和地主，在沙俄帝国中占据显赫的地位。亚历山德拉的父亲列昂尼德像许多贵族一样，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商。亚历山德拉出生于1890年，从斯莫尔尼学院毕业，也是“旧秩序”女子，其贵族态度经常与苏维埃方式相悖。她身材高挑，颇有气派，在家里叫“阿林卡”，保留了“正确行为”的旧观念，还将之传给儿子——而他一生的绅士风度众所周知（即使在斯大林政权中取得高级职位后也是如此）。阿林卡期望人们彬彬有礼——尤其是在女性面前，忠于朋友，坚持原则。她的孙子回忆，她简直就是“教育家，在教诲他人如何立身处世时，永远不厌其烦”。(111)

1914年，亚历山德拉嫁给年龄几乎两倍于自己的米哈伊尔·西蒙诺夫——时任总参谋部的上校。一年后，康斯坦丁诞生。[12]米哈伊尔是军事防御工事的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参战，升为第五军的少将和第四军团的参谋长，却在1917年突然消失。在之后的4年中，亚历山德拉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似乎留在波兰从事一些秘密使命，无法与苏俄的家人接触；或许加入了波兰军队，或许加入了俄国内战中波兰盟友的白军。不管如何，他不愿返回俄罗斯，即使不算反革命，至少也是沙皇的将军，肯定会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目前尚不清楚亚历山德拉对自己丈夫的活动知道多少。不管如何，她一直向儿子隐瞒，无疑是为了提供保护。1921年，米哈伊尔从波兰写信给亚历山德拉，恳求她把儿子带去华沙同住，他已成为波兰公民。亚历山德拉一直犹豫不决，她仍看重自己的婚姻誓言，而米哈伊尔已经病重。但到最后，她爱国之心太甚，以致离不开俄罗斯。西蒙诺夫后来回忆：“虽然逃往国外的也有她的朋友和亲属，但母亲对俄国革命后的移民抱有悲哀的不解。她根本无法理解，怎么能背井离乡作别俄罗斯。”(112)

亚历山德拉加入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年轻女性的队伍，在新苏维埃政府中从事打字员、会计、翻译的工作。1918年秋天，她被赶出彼得格勒的公寓。其时正是红色恐怖的高潮，布尔什维克发起了推翻旧精英的运动。像奥博连斯基那样的“遗民”，即败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都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财产悉数充公。他们被编入劳动大军，或遭契卡的逮捕和监禁，在反白军的内战中成为“人质”。在好几个月不成功的申述之后，亚历山德拉和小男孩康斯坦丁只得离开彼得格勒，前往梁赞——位于苏维埃首都的东南面，相隔200公里。他们与亚历山德拉的姐姐柳德米拉同住，其丈夫曾是炮兵队长，阵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炮兵团一直以梁赞军区为基地。与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一样，他们在内战中逃离饥饿的城市，走向粮食供应地。(113)

梁赞在20世纪20年代初只是一座小镇，约有4万居民。其主要机构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军校，为内战中的红军培养军官。教职员工中的亚历山大·伊万尼谢夫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受伤（三次受到毒气攻击），后被托洛茨基招募入红军，成为一名指挥官。1921年，亚历山德拉与伊万尼谢夫结婚。对奥博连斯基家族的女儿来说，这无疑是下嫁，亚历山大只是一名卑下的铁路工的儿子。亚历山德拉自己时运不济，在丈夫的军人作风中，她觅得了自己贵族原则的影子，尤其是公共服务的理想精神。在这多事之秋，她似乎由此获得了一些慰藉。(114)

性情温和善良的亚历山大却是一名完美的“军人”——准时、认真、有序、严于律己。康斯坦丁回忆，他治家就像治军一样：

我家就在军官兵营，四周都是军人，军事方式规范了我们生活的每一步骤。我家门前的广场上，早晚都有列队行进的军人。母亲和其他军官的妻子，一起参与军队的各式委员会。如有客人来访，谈话内容总与军队有关。晚上，继父制订军事演习计划，我有时陪在旁边相助。家中的纪律很严，纯粹军事化。一切都按照计划，下的命令刻不容缓。你不能迟到，也不可拒绝，必须学会闭嘴。即使最小的谎言，也会受到严厉地斥责。母亲和父亲遵循自己的服务伦理，在家里实施严格的劳动分工。我从六七岁起，就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我除尘、擦地板、刷碗、削洗土豆、照看煤油炉、外出领取牛奶面包。(115)

这样的童年生活对西蒙诺夫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从小接受的军人价值（如他自己所定义的“服从、自觉、时刻准备克服一切障碍、必须说‘是’或‘不是’、爱憎分明”），使他全力拥护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苏维埃准军事制度。

十三岁时我就懂得：

说到就是要做到。

是即是，不是即不是，

争辩只是徒劳。

我知道责任的含意。

我知道何谓牺牲。

我知道勇气的潜能，

对怯懦就要不依不饶！

——《父亲》，1956年(116)

1927年，康斯坦丁（左一）与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大·伊万尼谢夫（右）在梁赞

西蒙诺夫课堂笔记中的一页（1923年）

西蒙诺夫崇敬继父（“我从没看到他不穿军装的时候”），从小把他看作自己真正的父亲。他从亚历山大的身上继承了责任和服从的军队准则，从母亲和她的贵族背景中获得了公共服务的理念，两者在他身上相得益彰。他童年所读的书籍中充满了苏维埃的军事崇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原则。他深深着迷于俄国内战的传奇故事，例如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Chapaev，1925年）。这是每一个小学生必读的“苏维埃经典”。少年时代他心中的英雄都是军人，他的笔记本上涂满了他自己想长成的士兵形象。(117)西蒙诺夫很早便意识到，自己需要融入一个等级制度之中，认为自己长大后不只是军人，而要当上为他人负责的军官。同时，他强烈的公共责任和服从意识，又要求他服从上司。如他自己写的，他心目中的“好”等同于“诚实”和“尽责”——这一概念后来成为他拥护斯大林政权的根源。他成长时期的人际关系大都涉及权威人士，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他大部分时间都与成人相处，并善于赢得成人的认可。在学校里，他没有密友，也从没弄清友谊中的道德准则，以及对同伴的忠诚。这可能有悖于他身上愈益明显的另一倾向，即努力赢取上级的欢心。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诗作中的主题却仍是同志间的友爱（这是他渴求的领域）。西蒙诺夫既聪明又早熟，阅读广泛，学习努力，他加入各式俱乐部，参与戏剧演出，是一名少先队员。除了涂鸦，他的笔记本还显示出他是一个严肃的男孩：花费很长时间来绘制地图和图表，像官员一样列出步骤来筹划自己的任务。(118)

西蒙诺夫在世最后一年写成的回忆录认为，他的父母已接受苏维埃政权。他不记得父母有任何议论，或不赞成政府，或后悔没在1917年后移居国外。在他眼中，他的父母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留下为苏俄工作是责无旁贷的，即使自己的价值观还没有“苏维埃化”，但有责任把康斯坦丁培养成“苏维埃”孩子。但这只是真相的一半。亚历山德拉以政治忠诚的外表，掩饰了她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毕竟，新政权给她家人带来了灾难。亚历山德拉的哥哥尼古拉，被迫在1917年后逃去巴黎（因他曾是哈尔科夫省的省长，留下则会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兄妹再也没有见上面。其余家人——亚历山德拉、母亲、三个姐妹，都生活在恐惧和贫穷之中，先是在彼得格勒，后搬去梁赞。内战结束后，亚历山德拉的妹妹索尼娅和达丽娅，返回彼得格勒。在1923年母亲死去之后，柳德米拉也跟着回到彼得格勒。亚历山德拉一人留在梁赞，尽力适应苏维埃环境。（她在1944年写信给儿子说：“我出生于另一个世界。在生命的头25年，我生活在奢侈之中……然后，我的生活遭到突如其来的摧毁……我洗刷、烹饪、奔波采购、整天工作。”）她除了传承贵族的价值观，也努力保存宗教习俗。她带儿子上教堂，直到儿子长到12岁（他在后来写给姨妈的信件中，继续在东正教节日以宗教用语向她们问好）。她还告诉他，他的贵族出身太危险，如果想取得进步，必须加以掩饰。(119)新经济政策有相对宽松的气氛，但大革命所释放的阶级斗争只是暂告停顿。在和平的表象下面，清洗旧精英的压力持续增加，威胁着像西蒙诺夫那样的人家。

1927年，母亲将西蒙诺夫带去克列缅丘格城附近的农村，与继父的亲属同住。“热尼娅姑姑”与其丈夫叶夫根尼·列别捷夫住在一起——他是一名老将军，很久以前因腿伤而从沙皇军队退伍，几近瘫痪，全得依赖年轻的妻子。老将军是自由派，心地善良，开朗乐观，对苏维埃政府并没有抱怨。康斯坦丁喜欢与他做伴，因为他有趣，善讲故事。有一天，康斯坦丁去树林散步，回到姑姑家时，房门已被陌生人打开。原来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来抄家寻找反革命活动的罪证，试图对老将军实施拘捕。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回忆此事：

我进去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正在掀起床垫四下搜寻，而老人还正在床上休息……那人手指一张凳子对我说：“坐下，小男孩，等在一边。”他的态度说不上是粗鲁，更近于专横。我明白，必须坐下，听从他的命令……两名制服男子在执行搜索，但没有出示搜查令。老人非常生气，咒骂他们，威胁要去控告他们的非法行径。在我看来，热尼娅姑姑还比较镇静，只是担心丈夫的心脏病发作，一直在劝慰他冷静下来，但并不成功。制服男子继续搜索，依次翻阅每本书，察看堆在架子上的刺绣和油布。老人上身靠墙，下身瘫在床上，咒骂不停……最终搜索完了，离开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他们显得克制，没有诅咒或训斥，因为面对的是一名瘫痪老人……在我的意识中，此事并不显得可怕、悲惨、令人不安，或多或少反而有点正常。

该情节的有趣之处在于西蒙诺夫的感受。他目睹了国家镇压的非法行为，受害者是自己的家人，但如他后来声称的，他并不害怕。他甚至将之视作一种循例（正常）程序。西蒙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以类似心态面对其他亲属的遭捕，包括他的继父和三位姨妈。他视之为“必要”的行为，更加以合理化——应该是弄错了，因为亲戚们肯定是无辜的；但国家必须铲除潜在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一点上又无可厚非。(120)

1928年，西蒙诺夫随父母迁居到伏尔加河边的工业大城市萨拉托夫，因为亚历山大在当地军校担任教官。全家仍住军营，占用相邻的两间屋，与几户邻居共用一个厨房。西蒙诺夫开始上中学，到1929年14岁时决定放弃中学。他不愿完成父母为他规划的学院教育计划，改上了一个普通教育与技术培训相结合的工厂技校（FZU）。

像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孩子一样，西蒙诺夫急于为自己创造“无产阶级”身份，好摆脱自己的社会出身，以免在苏维埃社会中拖自己的后腿。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工厂技校和更高层次的技术学院，挤满了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他们拒绝上大学（此时优先招募工人阶级出身的申请人），转向工厂或技校，以取得“无产者”资格，为将来的工作和教育奠定基础。西蒙诺夫将母亲的成分登记为“职员”，其他旧精英的许多孩子也隐瞒社会出身，或选择性使用自己的履历，以获得技校和学院的录取。其中的大多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的工业革命中，成为工程师或技术员，生成一种全新的专业身份，让自己从社会阶级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苏维埃工业化的贡献。西蒙诺夫拒绝父母为自己选择的学院教育，这一点很重要。这标志着他已抛弃了自己降生时进入的旧文明，转身采纳“苏维埃”新身份。

西蒙诺夫白天在技校中学车床，晚上去萨拉托夫军火厂当学徒。他后来承认，自己并“没有工业上的真正才能”，只是为了“虚荣”而坚持到底。他写信给住在列宁格勒的姨妈索尼娅，虽然年仅十几岁，却展示了他频繁的社会活动，以及对苏维埃事业的满腔热情：

[1929年]

亲爱的索尼娅姨妈！

我这么长时间才回复你的问候，望见谅。我从来没有如此忙过。我参加了4个俱乐部：担任其中两个的管理委员和另一个（青年自然学家）的主席。此外，我是[社会主义者]竞赛小组、阅读小组、学校的编辑委员会、化学队[以应付毒气攻击]的成员。我又是互助运动的教练、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向技校行政部门汇报学生的政治活动和不同意见]和“工人援助国际学会”的义工。此刻，我正在帮助校管理委员会下属小组组织反宗教的宣传，还在负责班级的管理委员会。前不久，我被要求在学校内组织一个象棋俱乐部。我想，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情况。(121)

很难讲清这些狂热活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动机——从小浸润于公共服务精神的少年，现在迸发出充沛的精力；或者，他在打小算盘，冀望通过积极表现来掩饰社会出身，以保障自己在苏维埃社会的地位；或者，完全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信念。不管如何，这就是西蒙诺夫参与斯大林政权的开端。

六

拉斯金一家（从左至右）：贝尔塔、索尼娅、叶夫根尼娅（热尼娅）和法尼娅，1930年摄于莫斯科。塞缪尔此时已流放

1927年的斯拉温家庭。依达与父亲伊利亚（左四）在一起，母亲埃斯菲莉挨着父亲。

商人阶层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适应新政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出笼之后。1922年，塞缪尔·拉斯金与妻子、三个女儿离开奥尔沙镇来到莫斯科，全家搬进苏哈勒夫卡市场附近的地下室。在新经济政策下，该市场是蓬勃发展的私人贸易的代名词。塞缪尔·拉斯金是一名小商人，经营鲱鱼和其他咸鱼。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来莫斯科是为了充分利用私人商业的新机遇。他在女儿身上寄托了各式梦想，希望她们通过苏维埃学校和大学，最终变成专业人士。而身为犹太人的自己，1917年以前是不敢作此妄想的。

1879年，塞缪尔出生于奥尔沙的商人大家族。那是法定犹太区内的一个市场集镇，全是单层木屋，没有自来水，也无下水道。父亲莫伊谢是咸鱼批发商，住在一栋破败的木房子里——房子处在通往什克洛夫镇的交通要道上，夹在两座教堂中间，一座属东正教，另一座属天主教。奥尔沙是多元文化的，俄罗斯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都聚居一起（1905年曾有一次小型的反犹屠杀）。拉斯金一家讲意第绪语和俄语，遵循犹太教仪式，上犹太教堂，送小孩去犹太学校，又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以及子女在俄罗斯社会中的进步。莫伊谢有六个孩子，三个大的（西马、索尔、塞缪尔）在家自学，年幼的三个（法尼娅、雅可夫、热尼娅）设法避开沙皇的限制——禁止犹太人上大学和成为专业人士[13]——考上了大学，成为合格的医生。这的确是非凡的成就，尤其对两名女孩法尼娅和热尼娅来说更是如此。(122)

塞缪尔跟随莫伊谢经商，1907年与邻镇什克洛夫犹太商人的女儿贝尔塔结婚。夫妇俩生了三个女儿，法尼娅（生于1909年）、索尼娅（1911年）和叶夫根尼娅（1914年），一起住在什克洛夫镇，直到1917年大革命。塞缪尔善良温和，聪明务实。他对文学和国际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全心全意拥护革命，视之为犹太人的解放良机。他一直梦想让自己心爱的女儿获得良好的教育，现在有了新经济政策，使他有可能在莫斯科立业安居，梦想成真。

新经济政策使莫斯科变成一个大市场。1921年后的5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番。内战时期，私人贸易全被取缔。经历了如此的艰辛之后，大家对市场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积累了巨大的需求。大批人群络绎不绝地来到像苏哈勒夫卡市场那样的街头市场，商人手里什么都有，从废铁、衣服、锅碗瓢盆到艺术品。塞缪尔在博洛特纳亚广场上摆鲱鱼摊，该广场位于莫斯科河南，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已变成菜市场，向繁忙的餐馆和咖啡馆供货。在鲱鱼生意上，没人比塞缪尔知道得更多。他可以打开一个咸鲱鱼罐头，马上就能确定它的产地——伏尔加河、咸海、阿斯特拉罕或下诺夫哥罗德。

开始的生活很苦，拉斯金家住在马什昌斯卡娅第一街的地下室，里面徒有四壁，睡的床垫直接铺在地板上，天花板上挂起帘子，将孩子睡觉区与大人的分开，又要与楼上居民共用厕所和厨房。到1923年，塞缪尔的鲱鱼生意日益兴旺，便租下斯列坚斯卡娅街上一栋曾经辉煌的大房子的二楼。该公寓非常舒适，有三个宽敞的房间，一个大浴室。其时的莫斯科，有独用的卫生间和厨房是罕见的奢侈。塞缪尔相当成功，甚至能每月寄钱给住在奥尔沙的父母，帮助侄子马克一家搬来莫斯科。拉斯金一家还定期去莫斯科大剧院，塞缪尔总是租个包厢。(123)

到了1923年和1924年，商品的短缺和价格的上涨引发了无产阶级对新经济人及其财富的强烈不满。为了抚慰大众的骚动，市苏维埃政府关闭了30万家私人生意。(124)拉斯金一家成为该反弹政策的受害者。塞缪尔的生意得以幸存，但必须向莫斯科苏维埃缴纳一项特别税。像其他小商贩一样，他被定为被剥夺者（lishentsy），不得享受选举权和其他公民权利。塞缪尔默默忍受这些惩罚，几年来，一直在支付他那个铁架商摊的高额“商业租金”——莫斯科苏维埃向私商征收的特别税之一，目的是为了安抚工人阶级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1925年，塞缪尔拒绝了将生意转至伊朗的邀请，那里的鱼工业亟需俄罗斯的专长。他希望三个女儿在苏联长大，充分利用他认为将会出现的众多机遇——结果却是错觉。法尼娅是老大，也最实际，1926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学校考试，因父亲属于被剥夺者，读医的申请遭到拒绝，只好去工厂上班，改在夜校学经济。索尼娅认真严肃，口齿伶俐，聪明美丽，但因不幸罹患小儿麻痹症而落下了残疾。像姐姐一样，她也无缘于高等教育，只好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工业学校的夜校学习统计，到1928年又进了钢铁学院。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包括成为工程师的表弟马克，索尼娅全心全意地拥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项目。该计划承诺，将使落后的农业俄罗斯变得现代化。拉斯金一家当初逃离的，就是那个反犹大屠杀时有发生的落后的农业俄罗斯。叶夫根尼娅（热尼娅）排行老幺，更有艺术气质，攻读家人都心仪的文学。法尼娅回忆，拉斯金一家仿佛“总是在文学辩论中”。因是被剥夺者的子女，索尼娅在1927年申请加入共青团未果。三姐妹、马克和邻近的父母的朋友的孩子，自组了一个阅读小组。他们讨论政治，举办对“文学人物”的模拟审判。有一次，他们举行对《旧约圣经》的审判，为此找到一本《圣经》，共同研究了整整一个月。(125)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文学作品、意识形态、宗教习俗发起公开审判是非常流行的宣传活动。

在第一代苏维埃犹太人中，拉斯金一家非常典型，都认同俄国革命中的国际主义。因为它承诺将消除民族之间的偏见和不平等，它所憧憬的现代化城市，将为犹太人打开通向一般学校、大学、科学、艺术、职业、贸易的大门。仅经过1917年的一代，俄罗斯犹太人都已变成城市居民，前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口不是移民，就是老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维埃犹太人中86%住在城市，其中一半聚居在苏联11个最大的城市）。莫斯科的犹太人口，从1914年的1.5万人，剧增至1937年的25万人（该市第二大的族群）。(126)犹太人在苏维埃兴旺发达，在党、官僚、军队、警察的精英中占得很大比例。虽然也有不少犹太人像塞缪尔·拉斯金一样，因自己的社会阶层和私营经济而被剥夺公民权利，但根据此时的回忆录，反犹太主义或反犹歧视相对较少。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有无数的犹太教堂被关闭，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发起了反宗教运动。家庭继续作为犹太宗教生活的真正中心。在大多数家庭中，老一辈执掌传统的祈祷和礼仪，家人同时又遵守苏维埃的公共节日，接受苏维埃的新信念，特别是年轻人。世俗的意第绪语文化，因苏维埃政府的积极推动而获得了蓬勃发展。当时有意第绪语的学校、电影院、剧院，包括莫斯科意第绪语国家剧院。该剧院指挥所罗门·米霍埃尔斯，还成为众多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犹太知识分子的关注对象。在大多数都市犹太家庭中，既有对犹太传统文化的依恋，也有对苏俄文学和艺术的承诺，两者并驾齐驱，进入更为广阔的国际性世界文化。(127)

这类复杂的多重身份（犹太人―俄罗斯人―苏维埃人），塞缪尔和贝尔塔都予以保留。他们并不信教，从来不去犹太教堂或遵守犹太教的仪式和节日。贝尔塔只是在苏维埃假日专门烹饪犹太食物。他们会讲意第绪语，但家里说的都是俄语。女儿们听得懂父母讲的意第绪语，但自己讲不好，也没尽心去学，视之为旧时代“奇异的遗物”。对女儿们来说，身份问题比较简单。法尼娅回忆：“我们不想把自己当做犹太人。虽然住在俄罗斯，沉浸在它的文化中，但也不想把自己当做俄罗斯人。我们自认是苏维埃公民。”拉斯金一家认为，教育、勤奋、文化才是获得个人解放和平等的正道。塞缪尔积极关注苏维埃政治，为杰出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成就而感到无比骄傲，例如托洛茨基。他虽没受过高深的教育，却在家里摆满书籍和报纸，还喜欢讨论政治事件，尤其是国外的，他在这方面的消息还特别灵通。朋友和亲戚星期天前来参加著名的“拉斯金晚餐”，就会与他开起“厨房议会”。据说，贝尔塔所做的犹太美食，在莫斯科是独一无二的。(128)

有些犹太家庭，其成为“苏维埃人”的愿望，反映在尽量抑制自己与犹太文化或宗教的藕断丝连上。例如在盖斯特家中，犹太人的习俗微乎其微，只有犹太菜肴、意第绪语的短句、有关沙皇时代反犹大屠杀的家庭传说，以致少年时的伊娜竟意识不到自己原来是犹太人。伊娜的父母是在戈梅利地区相遇的。瑞贝卡·高根1923年在戈梅利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她记得自己在列宁格勒的童年已“全然苏维埃化”，父母遵守主要的犹太人习俗，偶尔讲意第绪语，主要是不想让自己听懂。她说，除此之外，全用“现代方式，没有宗教，没有仍保持犹太习俗的祖父母的影响”。(129)

依达·斯拉温娜有类似的童年。1921年，她出生于莫斯科杰出的苏维埃法学家的家庭，父亲伊利亚·斯拉温曾在解放白俄罗斯的犹太人一事中扮演重要角色。伊利亚1883年出生于莫吉廖夫城附近的小镇，是贫穷的犹太劳工大家庭的长子，从12岁起就开始在当地药店工作和研究。由于取得了药剂师的资格，他在法律上有权搬离法定犹太区。[14]1905年，他登记为哈尔科夫大学法律系的走读生，尽管12岁后就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却在第一年考试中获得第一名，从而正式注册，挤入政府批准的3%犹太学生的配额。大学毕业后，伊利亚得到留校任教的聘用，但有个附带条件，即必须皈依基督教。他谢绝了，自愿回到法定犹太区，在莫吉廖夫城担任律师助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了苏俄西部。伊利亚迁至彼得格勒，在城镇联盟的总部工作，帮助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迁去俄罗斯各地。1917年后，伊利亚当选为法官，任职于莫吉廖夫、戈梅利、维捷布斯克等地的人民法庭。1921年，他搬至莫斯科，在苏维埃法律机构中继续晋升。伊利亚英俊聪明、善良温和，怀抱高尚理想，并将之投入苏维埃的实践，甚至拒绝自己的犹太身份。

从1903年起，伊利亚一直是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旨在巴勒斯坦建立社会主义的无产者锡安党的著名成员。伊利亚的犹太复国主义，来自他在法定犹太区的生活经历，那里也是无产者锡安党的主要基地。但一旦来到彼得格勒，接触到欧化与社会同化的犹太人，伊利亚开始摆脱犹太复国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他赞成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从而认可犹太民族的利益必须服从于阶级斗争。在维捷布斯克镇担任法庭主席时，他甚至维护1919年反犹大屠杀的劳工凶手，所持理由是：这是在向犹太工厂经理表达他们的阶级仇恨。(130)1920年，伊利亚离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短期加入犹太马克思主义者，到1921年再转向布尔什维克。在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简历表中，伊利亚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自那以后，犹太文化从他家中销声匿迹。他教妻子埃斯菲莉学会读写俄语，不许她讲意第绪语，并培养自己的孩子伊萨克（生于1912年）和依达成为不带犹太传统的苏维埃人。依达回忆：

父亲尽量做得正确，要求自己成为一名理想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犹太习俗，从来不讲意第绪语——我们孩子甚至蒙在鼓里。一旦成为布尔什维克，父亲便在家中尽力剔除使他忆起贫民窟和法定犹太区的一切。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他相信苏联各加盟国一律平等，家里只有苏维埃的东西。他所珍爱的宝贝只是列宁陵墓的大理石模型，立在他的办公桌上。(131)

随着新经济政策受到进一步的攻击，新都市犹太人的前景变得暗淡。1928年，莫斯科苏维埃再次向小商贩征收特殊营业税。对塞缪尔·拉斯金来说，这真是一个尴尬时刻。新经济政策重新确定了私宅和合作公寓的所有权，所以在那年的早些时候，他向祖博夫广场的建设项目投入资金。建筑商正在这个莫斯科时髦公寓区的庭院建造一栋两层楼房，塞缪尔的投资可让他拥有楼上一套三室公寓。他一直有自置私产的梦想——想让三个女儿在攻读时享有经济保障——所以拒缴这特殊营业税的全部，遂被捕，先是短期监禁于莫斯科，后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132)逮捕只是政府从192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向私人贸易发起进攻的一部分，最终导致新经济政策的废除。反对新经济政策的运动，与斯大林的崛起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失败紧密相关。后两位是斯大林在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继续支持列宁在1921年引进的混合经济政策。

在新经济政策上，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左右摇摆，但它的无产阶级支持者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不信任，更因市场的大幅波动而愈益加强。一旦农村发生商品短缺，农民不愿向城镇输送食品，市场价格就会攀高。第一次市场波动发生于1923至1924年，苏维埃为了安抚不满物价上涨的工人阶级，首次向新经济人发动攻击。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市场回归稳定，但1927至1928年，收成不好，再加上消费品欠缺，又发生了第二次市场波动。随着工业制品的价格上涨，农民减少了出售给国家仓库和合作社的粮食，因为采购价格太低，农民换来的钱还不够用来购买日常用品。所以，农民不愿卖给国家，宁可自己多吃，喂养牲畜，存储在谷仓，或运去私营市场自售。如何找到应付这场危机的正确方法？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意见纷纭。为了维护市场机制以及与农民的联盟（列宁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布哈林赞成提高采购定价，但也承认国家因此会增加开支并减少对工业的投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在向农民作出更多让步一事上小心翼翼。他们担心这会推迟苏维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在他们看来，国家应采取临时征用，确保粮食存有量和消费品的原料，之后再恢复农业市场机制。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直到1927年12月他在苏共十五大击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后他转而反对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将粮食危机斥为“富农罢工”，呼吁回到内战时的征购，以支持苏联工业化的五年计划。他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要求铲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残余（小商贩和自耕农），不允许它们阻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步。

斯大林的激烈措辞——呼吁返回革命和内战时的阶级斗争——迎合了党内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渐渐形成这样的观念：资产阶级正在回潮，打着新经济人、“资产阶级专家”、“富农”的旗号。许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理想是社会正义，而新经济政策却是一种倒退。他们担心，它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辟。一名布尔什维克回忆：“我们年轻共产党人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信念：金钱将被永远废除。如果金钱重现，富人也会重现吗？我们在滑回资本主义吗？我们以焦虑的心情自我追问。”

斯大林呼吁重返内战时的方法，对年轻共产党人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出生于20世纪的前20年，太年轻，没能参与1917至1921年的革命战争，但一直接受源于内战的“斗争崇拜”的熏陶。另一名布尔什维克（生于1909年）在回忆录中认定，他同代人的好战世界观，使他们易于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必须重新发起反对“资产阶级专家”、“新经济人”、“富农”以及其他“资产阶级走狗”的阶级战争。一名斯大林主义者解释，年轻共产党人曾经心灰意冷：

我这一代的共青团员——十月革命时仅10岁或更年轻——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恼火。不管是在共青团，还是在工厂，我们感叹没有重大事业留给我们来完成：革命已经结束，艰苦但浪漫的内战岁月，不会再一次光临；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乏味平淡的生活，既没有斗争，也没有激奋。

阿列克谢·拉达琴科在1927年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的进步青年没有投身运动的真正兴趣或焦点——现在不是内战时代，只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它是革命过程中的必要阶段，但很无聊。大家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私事和家庭琐事。我们需要新鲜东西来震撼自己，打破这沉闷的氛围（有人甚至在期盼战争）。(133)

斯大林充分利用这类浪漫概念：内战是“英雄时期”，苏联国家正与国内外的资本主义敌人展开恒久的斗争。他捏造了1927年的“战争恫吓”，让苏联报刊充斥英国“间谍”和“反苏入侵计划”的假新闻，用这种恐惧来呼吁搜捕大批的潜在“敌人”（保皇分子和“遗民”），呼吁人们全力支持五年计划和扩军。他认为，把新经济政策当做工业军备措施则实在太慢了，当做战争中购粮措施又不可靠。与敌人开展不懈的斗争是斯大林五年计划概念的出发点。1928至1929年，为取得党的控制权，他与布哈林展开政治斗争。他指责布哈林竟然相信阶级斗争将随时间的消逝而愈益减少，“资本主义元素”与社会主义制度将获得调和（其实，布哈林认为经济领域的斗争将会持续）。斯大林认为，这种观念将削弱党对资本主义敌人的防御，将让敌人渗入苏联制度，从内部发起颠覆。斯大林坚持认为，随着苏联迈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反抗一定会愈益强化，所以要以新的活力，不断“肃清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134)这像是一个前兆，他在后来的大恐怖时期，也作过类似的呼求，使日益高涨的镇压浪潮变得合理化。这个呼求激励了斯大林一派的力量，保证了对布哈林的胜利。恐怖是五年计划的灵感，并不是它的产物。

向私商发起的进攻是再一次革命战争的首役，数千名新经济人遭囚禁，或被赶出家门。到1928年底，1926年注册的40万民营企业中，已有一半以上因不堪重税或警方行动而被关闭；到1929年底，存留的仅占十分之一。对被剥夺者的新限制，使新经济政策人的家庭生活更为艰难，没有资格获得配给卡（1928年推出），只好在仅剩的私营商店购买价格急剧上涨的食品。他们的家庭被逐出国家住房，他们的孩子不得上苏维埃的学校和大学，此类事件比以前更为常见。(135)

恰好在这场阶级斗争的高潮，塞缪尔·拉斯金从下诺夫哥罗德的流放地返回莫斯科。1929年春，他们一家人搬入祖博夫广场的新家。塞缪尔和贝尔塔住一间，索尼娅住另一间，法尼娅和热尼娅挤在客厅。过不多久，塞缪尔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彻底破灭。新经济政策取消后不久，就是私有制的废除。莫斯科苏维埃将拉斯金的住房国有化，使之成为共用公寓。一对老夫妇（知名的警方举报人）搬了进来，占了两间大屋，而拉斯金一家不得不挤入一个小间，还要付租金。1929年11月，国家又征用了塞缪尔的鲱鱼生意。塞缪尔第二次被捕，先押在布提尔基监狱几个星期，后被流放到沃罗涅日。他在1930年返回，开始了苏维埃水产业雇员的新生活。(136)

塞缪尔失去了一切，像忍受先前的厄运一样，默默承受自己沦落的处境，从没抱怨苏维埃政权。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热尼娅在20世纪50年代的朋友，她在有关斯大林年代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塞缪尔：

热尼娅的父亲是名小商人。事实上，他是你想象中最小的商贩，养育三个女儿，专做咸鲱鱼生意。俄国革命曾使他欢欣鼓舞，因为它宣布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使他有机会实现三个聪明女儿接受良好教育的梦想。新经济政策推出时，他当了真，全心全意投入咸鲱鱼生意，以求培养女儿——最后却因付不起税而遭到没收。毫无疑问，他一定打过算盘，如何保住自己的家。他被送去纳雷姆地区或类似的地方，但没有为此或之前的入狱而悲痛欲绝——他入狱时，当局引进了比原始殴打更为精致的折磨“新法”，以对付“没收贵重物品”的案件。第一次流放时，他给妻子和三个女儿写了如此悲痛而柔肠百结的家书，以致她们决定不让任何外人读到。他的一生在反反复复的流放中度过。后来，同样的命运落到他的那些女儿和女婿的头上，各自走上流放和劳改营的风雨路。如果没有身处中心、坚韧不拔的父亲，这家人的命运真可成为典型苏维埃生活的缩影。他是犹太圣徒的典范，像上帝的仆人约伯一样，拥有神秘的灵性和善良。(137)

[1]临时政府由自由派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组成，旨在维持俄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宪政大会的民主选举。但工人、农民、士兵组成了自己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尤其是苏维埃，以推行激进的社会革命。临时政府的政治权威，很快因此土崩瓦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权力，就是以苏维埃的名义。起义前夕的布尔什维克，约有35万名成员，代表了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该党的温和派孟什维克则支持临时政府。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

[2]有大量例证可供选择，如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未来著名作家的父亲），在1905年为了投身于“人民事业”，弃妻子和三个孩子于不顾。还有抛离丈夫和两名年幼女儿的柳芭·拉达琴科，她在日记中指出，“真正革命家的责任，就是要做到不受家小的拖累”。（RGAE，f.9455，op.3，d.14，l. 56）

[3]仿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1917年以后，革命年鉴创造了众多的苏维埃新名字。其他常见的有：弗拉基列（弗拉基米尔·列宁）、恩格列娜、宁格、马列（马克思和列宁）、马恩列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十月革命）。

[4]内战期间俄罗斯南部的白军领袖。

[5]义务劳动就是始于内战的周六劳动，征召学生、工人和其他公民“志愿”参加体力劳动，譬如清除街头垃圾。它很快变成苏维埃生活方式的永久标志，呼吁人们投入义务劳动，不止是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

[6]社会革命党人是1917年俄罗斯最大的党派，凭借农民的支持，在制宪大会中拥有多数席位，1918年1月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取缔。

[7]他们属于被剥夺者——主要是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神职人员，没有公民权和选举权。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歧视日益加重，许多家庭不能住国家配给的住房，领不到配给卡，孩子不能去苏维埃学校上学。

[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4）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叙述了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和共青团斗士保尔·柯察金的英勇事迹。它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激励了众多的苏维埃儿童。

[9]艾莱娜·沃尔孔斯卡娅1924年出生于罗马，并在那里长大。她使用同样的语句，回忆自己的母亲。艾莱娜的母亲出生于1893年，是俄罗斯1906—1911年的总理彼得·斯托雷平的女儿，她也毕业于斯莫尔尼学院。（根据对艾莱娜·沃尔孔斯卡娅的采访，2006年7月于意大利的切托纳）

[10]17世纪50年代的教会改革，使俄罗斯东正教的仪式向希腊正教靠拢，但老信徒仍坚持遵循改革之前的旧规矩。

[11]政府提供免费的火葬，以鼓励人们采纳世俗的苏维埃仪式。但根据20世纪20年代早期任职于太平间的一名员工所说，“俄罗斯人或是信教，或是过于迷信，都不愿偏离东正教的丧葬传统”。（GARF, f. 4390, op. 12, d. 40, l. 24）

[12]他的教名是基里尔，人们也始终如此称呼他。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文学生涯，感到基里尔的发音比较尴尬，遂改名为康斯坦丁。为清晰起见，我们在本书中只用康斯坦丁一个名字。

[13]法尼娅和雅可夫上了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当时名叫Iurev），那是1917年前接受犹太学生的少数沙俄大学之一。

[14]允许搬离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包括：一级商会的商人、技艺出众的工匠、大学生和合格的药剂师。

第二章 大转变（1928—1932）

一

叶夫多基娅、尼古拉和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戈洛温（1940年代）

1930年8月2日，奥布霍沃村民举办盛宴来庆祝古老的宗教节日伊林（Ilin），一是标志夏季的结束，二是祈祷美好的收成。从教堂回来后，村民聚集在该村最大的家族戈洛温家，分享自制的馅饼和啤酒，孩子在室外撒欢。傍晚时分，村民舞蹈开始，带头的是三角琴手和手风琴手，后面的是排成两行的少男少女，身穿节日棉纱服，离开戈洛温家，沿着村里的街道载歌载舞。(138)

这一次过节已经笼罩在激烈争执的阴影之下。苏维埃政府下令成立集体农庄，但村民的意见严重分裂。大多数农民不愿放弃世代耕耘的家庭农庄，不愿与他人共用自己的财产、牛马、农具。在集体农庄里，所有的土地、牲畜、工具归集体所有，合并的大片土地可以使用拖拉机，农民变成赚取工资的劳工，只允许保留小菜园来饲养家禽和种植蔬菜。奥布霍沃村的村民本来就栈恋个体劳动和私人财产的原则，复又听到其他北部村庄的可怕故事，更被吓坏了。譬如，士兵逼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实施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杀人放火，农民逃离自己的村庄或屠宰牲畜以躲避集体化。尼古拉·戈洛温在7月的公社会议上曾告诫大家，“在自己的农庄，我们辛苦是为自己；在集体农庄，我们将再次成为农奴”。(139)奥布霍沃村的许多老农，出生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前。

尼古拉在1917年领导了农民的土地革命，组织没收了教会土地（那里没有绅士阶层），再通过公社和苏维埃完成了土地的重新划分，使耕地面积与家庭规模相匹配。自耕家庭农庄的数量因土地革命而有所增加，村民尊重尼古拉，经常向他讨教农业上的见解，看重他的智慧、诚实、勤奋、节制、谦虚。他较能吃透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并作出浅白易懂的解释，从而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他房子外面的老石磨是个非正式的聚会场所，夏日傍晚，村民都聚集于此，聆听尼古拉对本地事件的意见。(140)

戈洛温家族是农民传统的捍卫者，其家庭农庄的管理遵照父系家长制，所有孩子都在父亲的指挥下参与农活，从小学会了服从他的至高无上权威（“天上有上帝，家里有父亲”）。像其他农民一样，戈洛温一家相信私家耕作的权利，这本来就是1917至1918年土地革命的指导原则。内战中，尼古拉帮助组织北方的红军。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将捍卫农民此类权利，所以给予积极的支持（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家主屋的圣像旁，挂的就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的肖像）。但这些权利遭到布尔什维克越来越频繁的攻击，在奥布霍沃村领导集体化运动的，是激进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他们在村校召开会议，向奥布霍沃村最富裕的农民发出激烈的指控——主要针对戈洛温家。村民从没听到过如此的宣传，共青团干部的滔滔不绝给很多村民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些会议上，村民被告知他们属于三个相互敌对的阶层：作为无产阶级盟友的贫农、中立的中农，以及作为敌人的富农。[1]全由共青团员开列的三个阶层的名单，贴在村校外的告示牌上。村民以前都没有社会阶层的概念，一直以为自己属于一个大家庭。对戈洛温那样的最成功的农民，最贫穷的农民通常是尊重的，甚至于毕恭毕敬，但在村校的会议上，特别在酒精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对“富农戈洛温”的控诉。(141)

驻在奥布霍沃村的共青团工作队有12名青少年，携带枪支，身着军便服，在村庄里四下活动，令村民望而生畏。他们的负责人是科利亚·库兹明，18岁。他父亲很穷，又好酗酒，他家肮脏破烂的房子就坐落在贫民集聚的村庄尽头。还是小男孩时，科利亚就被家人派去村中其他农户乞求帮助。尼古拉的女儿安东尼娜回忆，他经常来自己家乞讨“火柴、盐、煤油、面粉。这类生活必需品，在库兹明家老是青黄不接，等不及来年”。尼古拉可怜他，让他来自己的皮革工场工作。他工作多年，直到1927年加入共青团，就对戈洛温家反戈一击。(142)

在许多村庄，特别是像奥布霍沃村那样的偏远村庄，布尔什维克尚未设立党支部，宣传鼓动工作必须依靠共青团。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村共青团员的人数是农村党员的4倍。离奥布霍沃村最近的党支部，设在7公里外的乌斯秋扎纳镇。由于奥布霍沃村的苏维埃掌控在戈洛温家族的手中，村里坐立不安的共青团年轻人，便成了开展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头人。从1928年秋天起，党领导呼吁大规模的集体化。库兹明和他的伙伴四下串联，鼓动最贫穷的农民加入战斗，以抵制“富农”和教会的反革命影响，还向镇党支部投送匿名控告信。到1929年春，尼古拉遭到奥布霍沃村苏维埃开除，又作为“皮革生意的资产阶级老板”而被剥夺公民权。11月，村共青团和镇官员前来尼古拉家里搜查，向他的“富农”农庄征收800卢布的重税。这项征税只是全国性政策的一部分，为了“榨干富农”和没收其财产，光在沃洛格达一地，就毁了近4000个农户。(143)

为了缴税，尼古拉被迫出售两头奶牛、制鞋机械、铁床和一箱衣服。那年冬季，他甚至与他四兄弟中的两位，前往列宁格勒的建筑工地，以赚取额外的现金。这三人意识到农业集体化的不可避免，甚至想离开奥布霍沃村，试探城市生活的可行性。他们睡宿舍的长椅，吃食堂，省下几百卢布寄回家中，但数月后仍决定返回。尼古拉在给家人的信中解释说：“如果什么都要从商店购买，面包、土豆、白菜，这样的日子没法过。”(144)

尼古拉在1930年春天返回，与共青团的关系也濒临破裂。一天晚上，他与来自邻村的兄弟伊万·戈洛温一起吃饭，坐在厨房窗口的桌旁。聚在屋外黑暗中的库兹明及其追随者，能清晰看到兄弟俩被煤油灯映出的身影。这帮年轻人显然喝醉了，高喊“富农”“走出来”，然后朝窗开枪。伊万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于血泊之中。

数星期后，库兹明又来尼古拉家，还带来两名镇上的党干部。那晚，尼古拉家正好有个聚会，主屋里挤满了朋友和亲属。库兹明指责他们举行非法集会，一边猛烈拍门，一边喊道，“一帮富农，开门，中止你们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并朝天开枪。尼古拉来到门廊上挡着，不让他们进去。库兹明威胁要枪杀尼古拉（有人听到他说：“我要把你打死，像干掉你兄弟一样，没人会来惩罚我”），随即动起手来，却被尼古拉推倒在地，才和伙伴们悻悻而去。几天后，他写信给乌斯秋扎纳镇政治警察（OGPU）的主管，控诉尼古拉是个富农剥削者：

与十几名富农分子一起，在我们村里散布反苏维埃的宣传。他们声称苏维埃政府在抢劫人民，其目的就是要煽动人们反抗，破坏集体化。

库兹明很清楚，这足以让他的前雇主被捕，特别是他的控告还获得了两名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他们添油加醋，称尼古拉咒骂苏维埃时“始终是醉醺醺的”。(145)

果然在8月2日，即宗教节日结束时，客人们正准备离开戈洛温家，两名官员前来逮捕尼古拉，他被关押在乌斯秋扎纳镇。三人组成的政治警察法庭，裁定他有“恐怖分子的意图”（将库兹明打翻在地），判刑三年，押往白海一座岛屿的索洛韦茨基监狱。安东尼娜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是透过乌斯秋扎纳镇监狱的铁栏。她和母亲、兄弟姐妹步行到镇上，为了能在尼古拉奔赴索洛韦茨基劳改营之前，看上他最后一眼。之后的三年中，父亲身陷囹圄的形象不断出现于安东尼娜的梦魇中。(146)

尼古拉被捕几星期之后，奥布霍沃村的农民被迫出席村庄会议，通过决议，废除自己的家庭农庄，移交所有土地、工具、牲畜，以建立集体农庄。

集体化是苏维埃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它摧毁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庄、古老的农民公社、独立的村庄、教堂、农村市场。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障碍。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散布苏联各地，包括逃离集体农庄的、因集体农庄粮产的过度征用而造成的饥荒逃难者、孤儿、富农及其家人。这批流动人口成为斯大林工业革命的主要劳动力，充斥于城市、工业建设基地、劳改营、古拉格（劳改营的主要管理机构）的“特殊定居地”。创立苦役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革命（自上而下），巩固了斯大林政权。它打破旧式的关系和忠诚，铲除旧道德，推行（苏维埃）新价值和新身份，使全体民众从属、依赖于国家——住房、教育、就业、口粮——全受计划经济的控制。

消灭家庭农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抱有根本的不信任，因在农村缺乏影响力，不得不忍受1917年农民的土地革命，以利用来破坏旧政权。但他们一直公开表示，其长远目标是扫除小农制度，代之以大规模的机械化集体农庄，将农民改造为“农村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导布尔什维克，农民是旧社会遗留下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说到底，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互不相容。农民与俄罗斯父系家长制的习俗和传统牵连太紧，在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的原则和习惯上受了太深的影响，太倾向于家庭的“自我中心”，以致无法变得完全社会化。

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民只要控制食物供应，就会对革命构成潜在的威胁。如内战时所显示的，农民如果不把粮食运去市场，就可以把苏维埃政权带到崩溃的边缘。1927至1928年的粮食危机，使斯大林小圈子再度担心“富农罢工”。斯大林为此重新启动粮食征用，为了替这一对策辩护，更营造了“富农在威胁内战”的气氛。斯大林1928年1月前往重要产粮区西伯利亚，敦促当地积极分子对涉嫌囤粮的富农毫不手软。他的战斗口号更配以一系列紧急措施，指示当地政府以刑法来逮捕拒绝上缴粮食的农民，没收其财产（这是刑法的滥用，在政府内遇到相当的抵制）。数十万“恶意的富农”（像尼古拉·戈洛温那样的普通农民）被捕，被送去劳改营，他们的财产遭到毁坏或充公。政府寻求打破“富农罢工”，更将监狱的人满为患转化成一个劳改营网络（很快被称作古拉格）。(147)

随着粮食争夺战的愈益激烈，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转向大规模集体化的政策，既加强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控制，又一劳永逸地消除“富农威胁”。斯大林在1928年说过：“我们必须制订一套程序，一旦威胁撤回国家的补贴和信贷，集体农庄就会向国家和合作机关交出所有的商品粮。”(148)斯大林对大规模机械化的集体农庄的潜力，抱有日益增加的乐观。有统计显示，已有的此类农庄所生产的商品粮盈余，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家庭农庄所能生产的。

对集体农庄的热情是这时才兴起的，之前，党对集体化并不十分重视。根据新经济政策，国家只是通过财政和农艺上的援助，鼓励集体农庄的成立。党内普遍认为，集体化只是一个渐进自愿的过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并没有接受集体化的原则，集体农庄的增长实属微不足道。1927年之后，国家通过税收政策，施加更大的压力——向集体农庄提供信贷，向“富农”农庄征收重税——集体农庄因此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增长。但它不是土地和财产都汇集在一起的大型公社，而是土地共耕、牲畜农具仍属私人的小型合作社。它们属于非正式的，遂引起了大多数农民的兴趣。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改变政策的迹象，只字不提自愿原则的变动，只预测集体农庄的耕地量将有适度的增长。

该政策的突变是斯大林在1929年强行通过的，对布哈林是致命的打击。布哈林还想在五年计划中，拼命保留新经济政策的市场机制。该计划的原始版本（1929年春天通过，不过生效日期追溯至1928年）所设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虽稍嫌乐观，却尚算合理。但斯大林要求更高的工业增长率，1929年秋天订下的五年计划，其目标大大调高，要在1932年结束时，投资额增加到3倍；煤炭产量翻一番；生铁产量翻两番（原始版本要求增加250%）。广大党员普遍怀有疯狂的乐观，苏维埃报刊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149)这些乌托邦式的增长率，迫使党接受斯大林的大规模集体化的政策，似乎只有如此，方能获得廉价和保证的粮食供应，以养活迅速扩充的工业大军（还必须保证换取外汇的农产品出口）。

该政策的核心是党向农民的宣战，农业集体化的矛头直指在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旧观念，譬如农民对村庄和教会的依恋、家庭农庄、私人贸易、私人财产。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大转变的一年》，称五年计划是在苏联反“资本主义元素”的最后一场伟大革命斗争，让社会主义工业为共产主义社会打下基础。斯大林向高尔基解释，他的“大转变”是指“彻底摧毁旧社会，热火朝天地建设新社会”。(150)

从1919年夏季起，数千名党的积极分子被派去农村，鼓动宣传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像奥布霍沃村的村民一样，大多数农民都不愿放弃沿续数百年的生活方式，盲目投入一个未知世界。另一方面，用以说服农民的集体农庄好榜样，却寥寥无几。1929年在西伯利亚工作的一名德国农业专家，将集体农庄描述成“死亡申请者”。它们中很少拥有拖拉机或其他现代设施，经营不善，其管理人员的农业知识匮乏，犯下“浅陋的错误，给集体化的全过程抹黑”。根据政治警察所说，农民担心加入集体农庄将“血本无归”——他们的土地、奶牛、马匹、工具、家园和家人。一位老农说：“讲师来了一个接一个，告诉我们应忘记私人财产，应与他人共享。然而，对私产的热望为何仍在我们的血管中燃烧不已？”(151)

积极分子无法说服农民，便开始采取强制措施。1929年12月，斯大林呼吁“消灭富农阶级”。从那以后，促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大战。党员和共青团员动员起来，全副武装，再加上当地民兵、军队及政治警察的特种单位、城镇工人、志愿学生，他们奔赴农村，肩负的严肃使命是如果办不成集体农庄，就休想回去。上级告诉他们：“最好超越目标，不可功亏一篑。记住，我们不会怪罪你们的过分，但如果你们不够努力——当心！”一名积极分子记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孟德尔·哈塔埃维奇向伏尔加河地区80名党员发表了如下讲话：

你们必须以共产党员强烈的责任感挑起重担，没有呜呼哀哉，没有腐朽的自由主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扔出窗外吧，成为无愧于斯大林同志的布尔什维克。无论富农代理人在哪里抬头，就在那里把他打倒。这就是战争——你死我活。腐朽资本主义农业的最后残余，必须消灭，不惜一切代价。(152)

1930年的头两个月，苏维埃农民的一半（约6000万人，超过10万个村庄）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在投票参加集体农庄的村民会议上，积极分子耍弄各种恐吓手段。例如，西伯利亚某村的农民，对集体农庄的议案甚不情愿；但到投票表决时，积极分子却带来全副武装的士兵，要求反对议案的人发言，大家噤若寒蝉，于是宣布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在另一村庄，农民投票反对集体农庄之后，积极分子要求知道谁投了反对票，并解释说，加入集体农庄是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反对政府，积极分子便将投票结果改为“一致通过”。在其他村庄，只有少数村民（由积极分子挑选的）获准参加会议，表决结果却对全体村民都具约束力。例如，科米地区的切勒姆霍沃村共有437户农民，出席村民大会的仅52人，18人赞成，16人反对；然而在此基础上，整村加入了集体农庄。(153)

发言表示反对集体化的农民，遭到了殴打、折磨、威胁、骚扰，直到最终同意。还有很多人被当做富农逐出家和村庄。将农民赶入集体农庄，与猛烈攻击教会相伴相随，教堂是农村旧生活方式的焦点，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又是反对集体化的潜在源头。数千神父被捕，教堂遭到洗劫和破坏，数百万信徒被迫躲在自己家里偷偷保留信仰。反对强行集体化的农村党员和官员，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

在斯大林看来，向“富农”开战与集体化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可以让“富农”中立化，或使之成为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但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辩称：“脑袋已被砍下，你就不要再为头发哭泣了。”(154)在他的心目中，迫害富农可以一箭双雕：一是消灭反对集体化的潜在力量，二是杀鸡儆猴，敦促其他村民加入集体农庄，以逃避与“富农”一样的厄运。

有关“富农”的讨论众说纷纭，却没有一个客观定义。该名称用得如此广泛随意，几乎每一个农民都可被冠以“富农”的帽子，从而遭到剥夺。向“富农”开战就是为了制造恐怖，这种含糊性更添加了恐怖的效果。根据列宁主义思想，“富农”是雇用劳工的资产阶级农民，但1929年后，实际上作为“富农”遭受迫害的农民中，符合上述定义的寥寥无几。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像戈洛温那样的农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在家庭农庄中创造了相当的财富。[2]但新经济政策对雇用劳工一直有严格控制，不管怎么说，1927年后的农民纳税大增，多数像戈洛温那样的富有农民，已失去私人财富的大部分。资产阶级农民的“富农阶级”，其实只是一种幻想。所谓的“富农”中，绝大多数是像戈洛温那样的勤劳农民——村中最为清醒、节俭、进步的农民——他们相对较多的财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结果，“富农”的勤劳在农民当中又是公认的。一名集体农庄员工在1931年说，反对“富农”的运动意味着，所有“最好、最勤劳的农人”都被赶出了集体农庄。(155)

对苏联来说，消灭“富农”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使集体农庄失去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最终导致苏维埃农业部门的持久衰退。斯大林发动对“富农”的战争，没作经济上的考量——只想剔除集体化农庄的潜在反对力量，因为“富农”是农村的个人主义者，又是农村旧生活方式最强大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必须让他们消失。

“消灭富农”在全国遵循相同的模式。1930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定出配额：6万名“恶劣富农”送去劳改营，1.5万名其他“富农”家庭流放去北方、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这只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最终将要求剥夺100万“富农”家庭（约600万人）的财产，把他们送去劳改营或“特殊定居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配额的实施（又将“富农”配额提高到所有农户的3%至5%），其具体执行再分配给地方上的政治警察和党组织（许多地区故意超额，相信这样做能显示自己的高度警惕性，以迎合上级）。(156)每村都有地区当局锁定的配额，共青团和党的积极分子开列每村逮捕和流放的“富农”名单，等他们被驱走后，再盘点清算他们家中被充公的财产。

令人惊讶的是，迫害“富农”的运动仅遇上零星的农民反抗——尤其应考虑到的是，俄罗斯的村庄团结具有浓厚的历史传统（反“富农”运动在内战时期无法分裂农民）。当然也有抵制配额的村民，坚持认为他们之中没有“富农”，或所有的农民都很穷。也有村民拒绝交出“富农”，甚至在积极分子前来拘捕时予以保护。但大多数农民，对于乡亲的突然失踪，只是战战兢兢地接受。在有些村庄，农民举行村民大会来选择“富农”（孤立无助的农民、寡妇、老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也有的地方，“富农”是通过抽签选出的。(157)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191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库尔干地区的农民大家庭。他讲述了自己父母如何被选定为“富农”并逐出家园：

他们没有调查或慎重考虑，只是赶来通知：“你们要走”。驱逐我们的村苏维埃主席谢尔科夫解释：“我收到命令[来自区党委]，找出要驱逐出去的17户富农。我召集贫农委员会，连夜开会，讨论人选。但村里没人富得够格，也没有很多老人，只好拼凑出17家，你们正好被选上了。”他还说：“这不是有意要针对你们家。我也是没办法啊！”(158)

1930年代早期被流放的乌克兰“富农”

作为“富农”受到迫害的统计人数很难确定。在“反富农运动”的高峰时期（1929年冬至1930年冬、1931年初的几个月以及1932年秋季），全国的道路上满是被驱逐之人形成的长队，每人携带自己仅剩的财产——可怜的几捆衣服和被褥，或自己拉车拖着这些家当。乌克兰苏梅地区一名目击者看到一长列人群，“朝两个方向延伸，一眼都看不到头，沿途还有人不断加入”，向铁路旁的聚集点行进。那里有载牛的车厢，把他们运去“特殊定居地”。由于铁路无法应付这么多人，许多“富农”必须在简陋的拘留营中等待数月。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老人和儿童像苍蝇一般死去。到1932年，已有140万“富农”抵达“特殊定居地”，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另有更多的人走进了附属于古拉格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劳改营；还有人仍在迁徙的旅途中。总而言之，从1929到1932年，被逐出家园的至少有1000万“富农”。(159)

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人间悲剧。1930年1月，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一家被逐出库尔干地区的巴拉巴，他们已在那里住了整整50年。祖父的房子遭到摧毁——农具、推车、马匹、奶牛转到集体农庄的名下；小件的家用品——如衣服、床单、锅碗瓢盆——则分给村民，家中的圣像全部被砸烂烧毁。德米特里的祖父母，其四个儿子中的三位和他们的家人（总共14人），被禁止与其他村民交往，暂居牛棚，等待镇上的驱逐命令。6个星期后，他们被流放至乌拉尔的木材营地（祖父母在一年之内死去）。德米特里的父亲尼古拉与家人仍留在巴拉巴的老家。尼古拉是内战时期的红军老兵，曾组织村里第一个集体农庄（TOZ），他的农业知识是集体农庄迫切需要的。尼古拉得以保住自己的房子，与他一起的还有妻子安娜和六个孩子。但到1931年早春，他们被告知也“中选”当上了“富农”，加入巴拉巴的第二波驱逐。被押送出村之前，他们只有一小时的时间来收拾简单的行装，然后就走上大草原，并被告知永远不得归来。 “我们失去了一切”，德米特里回忆：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左二）和她的姐姐（右二）以及她们的三位堂兄妹，摄于1939年

一小时之内能收拾什么呢？父亲要带走手杖（其中一根饰有银顶），但警卫不准。他们还拿走母亲的金链和金戒指，简直就是大白天抢劫。一切都被留下了——我们的家、谷仓、牲口、床单、衣服、瓷器，只能带上几件随身衣服——父母的、小孩的、兄弟姐妹的——成了我们合家的全部家当。(160)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1930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贫农家庭，到了1932年，却作为“富农”遭到迫害。瓦伦蒂娜最早的记忆是与父母从燃烧的家中逃出，此次纵火是村里共产党人下的命令，特意选在家人都已睡着的半夜。瓦伦蒂娜的父母差一点没有时间拯救两个女儿，他们带着严重的烧伤，从被火焰吞噬的家中逃出。当晚，父亲被捕，监禁之后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阿穆尔地区，在各式劳改营中度过之后的6年。他们的住房和谷仓被烧；奶牛和猪充公给了集体农庄；庭院里的果树被砍；地里的农作物遭到摧毁；唯一剩下的只有一袋豌豆。瓦伦蒂娜的母亲名叫叶菲米娅，不识字，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她带着两个幼女度日，以前的家现在已是一片废墟。叶菲米娅只能从废墟中觅寻残片，在村边搭起一个小窝棚，帮人做清洁工，勉强维生。瓦伦蒂娜和姐姐都没上学——“富农女儿”好几年都不准上学。她们是在大街上长大的，跟随母亲到处做清洁工。瓦伦蒂娜回忆：“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是悲伤的，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饥饿，从没离开过我。”(161)

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1913年出生于伊尔贝伊地区——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家里务农，在11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她的母亲1924年死于难产，父亲伊利亚一人带大所有的孩子。父亲积极进取，抓住新经济政策的机遇，由务农转行做园艺。他种植自己年幼的孩子容易照看的罂粟种子和黄瓜，因此被冠为“富农”，遭到逮捕和监禁，后被送去劳改营，把孩子们留给17岁的克拉夫蒂娅照看。父亲的财产全被剥夺：他自己建造的房子现属于村苏维埃；马、奶牛、羊、农具都被集体农庄拿走。好几个星期，孩子们住在澡堂里，直到官员把他们带去孤儿院。克拉夫蒂娅带上最小的孩子，前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坎斯克，投靠已成年的姐姐赖莎。走之前，她们向其他村民出售最后的财产。克拉夫蒂娅回忆：“我们只是孩子，没有多少东西。一条毛皮衬里的毯子、一张老羊皮、一个羽绒床垫、一面镜子，都是从自己家里救出的，便是我们拥有的一切财产。”(162)

向农民开展残酷斗争的男男女女，其动机到底是什么？大多数推行集体化的人是应征的士兵和工人——他们急于执行上级的命令（在某种情况下还从中渔利）。“富农寄生虫”和“吸血鬼”是危险的“人民公敌”这样的反复宣传，再加上上级的灌输，培养了他们对“富农”的仇恨。库班地区一名年轻的共青团领袖回忆：“我们接受培训，不把富农当人，而是当做害虫和虱子，必须予以消灭。”另一名集体化推行者在1980年代写道：“如果没有集体农庄，富农可能早已掐住我们的喉咙，活剥了我们的皮！”(163)

其他人则因共产主义的狂热而失去理智。五年计划的宣传激发了浪漫的革命热情，他们因此相信，有了布尔什维克，人类的绝对意志可以创造任何奇迹。当年的一名学生回忆道：“我们坚信，我们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它将通过若干个五年计划得以实现，我们愿意付出任何牺牲。”(164)这种激起的救世愿望和狂热，其力量在今天很容易被人低估。要知道，年轻的一代从小就接受熏陶，“崇拜斗争”，向往内战的浪漫。这些年轻人愿意相信，继续斗争是他们的天职，借用《国际歌》的话就是要创造“新的更好的人生”。约有2.5万都市积极分子大军奔赴农村、开展集体化运动，其中的一员回忆：“不断的斗争、斗争，更多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受的教育——没有斗争，就没有成果，这是社会生活的规则。”(165)

根据这好战的世界观，创造一个新社会不但是要与旧社会力量进行一场苦战，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五年计划的宣传加强了这一逻辑，它喋喋不休地谈论，要在社会、经济、国际、国内等“战线”上，发起“运动”、“战斗”、“攻势”）。理想的共产党人以这种方式将“反富农”的恐怖与乌托邦的信念调和起来。有人震惊于野蛮的暴力，有人憎恨自己扮演的角色，但很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他们无法辩解自己的一无所知，或只是在“奉命行事”）。他们都相信，如果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列夫·科佩列夫参与了对乌克兰农民的最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一，当年他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解释了当年行为的出发点。1932年，科佩列夫自愿参加向“富农”征用粮食的共青团分队，夺走一切食物，不留下一个面包。他在20世纪70年代反思时，尚能记得孩子们的尖叫和农民们的表情——“宛如惊弓之鸟，哀求，充满仇恨，迟钝的冷漠，绝望，激怒，几近疯狂的凶悍”：

看到和听到这一切，会令人痛苦。更糟糕的是，还必须参与其中……我尽力说服自己，尽力自我解释：绝不能向怜悯让步。我们在实施历史的必然之途，在履行革命义务。我们征粮是为社会主义祖国，是为五年计划。(166)

大多数村庄默许对“富农”的迫害，对集体化却有广泛的抵制。从1929到1930年，警方登记了44779起“严重骚乱”。有数百共产党人和农村积极分子被杀害，受到袭击的有数千。这些骚乱包括农民的示威和暴动，对苏维埃机构的袭击，对集体农庄财产的纵火和破坏，对关闭教堂的抗议，简直是回到了内战尾期。其时，烽火四起的农民起义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征粮，并引进新经济政策。但这一次，苏维埃政权已经强大，足以粉碎农民的抵抗（事实上，在1929至1930年的农民起义中，有不少是警方故意挑起的，为了引蛇出洞，以镇压“造反的富农”）。农民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转向传统的“弱者武器”，宰杀自己的牲畜，以防集体农庄征用。从1929到1930年，苏联的牛数量下降30%；从1928到1933年，下降了一半。(167)

斯大林眼看苏维埃农村行将变为废墟，便要求暂停集体化运动。他在1930年3月2日《真理报》登出的文章《得意忘形》（Dizzy with Success）中，指责当地官员头脑发热，对农民使用武力，以法令强行成立集体农庄。数百万农民视之为退出集体农庄的许可，纷纷以自己的双脚投了票。从1930年的3月至6月，加入集体农庄的苏维埃农户从58%下降至24%（在中部的黑土地区，从83%降至18%）。但到最后，退出集体农庄谈何容易，要回自己的私有财产、农具、牲畜几乎不可能。不安的休战持续了6个月，到1930年9月，斯大林发起了集体化的第二波浪潮，定出的目标是至少8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第一次只是50%——还要在1931年底消灭所有的“富农”。中央政治局指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北部、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的偏远地区，准备1000个“特殊定居地”，每个接收多达300户“富农”家庭。从1930到1931年，流放到这些地方的共有200万人。(168)

1930年9月，即在第二次浪潮中，奥布霍沃村成立了集体农庄，取名为“新生活”（Novyi byt），之后就变成了该村的新名字，以取代自1522年起就使用的“奥布霍沃”。村口挂上红旗，表示它已集体化。村庄中心古老的木结构教堂被推倒，木材挪作他用，教堂的钟也被取下拿去熔化，围观的一群农妇边看边哭。

原先农民的自家土地，现在合并成集体农庄的大田。集体农庄带走耕地的马匹，将村里所有奶牛圈养在集体的奶牛棚，但原来讲好的吸奶器没有兑现，不得不将奶牛退回，由主人自己挤奶，只是每户都需要缴纳牛奶税。共青团干部科利亚·库兹明成了集体农庄主席，他从邻村娶来新娘，搬进了村里最大的房子。那房子是没收来的，原先属于瓦西里·戈洛温——因是“富农”而遭到流放。库兹明也许是全村中经验最少的农民，却负责集体农庄的日常管理。他经常醉酒，喜欢动粗。他们第一个冬天就遭遇了灾难。集体农庄向国家交付了很高指标的粮食和牛奶，但一半马匹死去，每名集体农庄工人每天仅能分得50克的面包。

有些村民继续抵抗。库兹明率领武装人员前来搬走财产，常常出现愤怒的场景，很多农民宁可逃跑，也不愿加入集体农庄。戈洛温家族作鸟兽散，1929年的奥布霍沃村仍有120名戈洛温家族的人，到1931年仅剩71人（20人逃去他乡，13人成了被流放的“富农”，16人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径自搬去孤立的荒园）。

尼古拉的直系亲属全被打散，两个兄弟流放，母亲逃到最近的城镇。他的长子被捕，被送去白海运河充当古拉格的劳工；另外两个孩子玛丽亚和伊万，离家出走以避逮捕。妻子叶夫多基娅和三个最年幼的孩子想加入集体农庄，因是“富农分子”而得不到批准，更为乡亲们避而远之，只有与老朋友普日宁家还有来往。安东尼娜记得：“气氛非常可怕，妈妈经常哭泣，我们不再去外面玩，邻居不再来串门。一夜之间，我们都长大了。”叶夫多基娅和孩子获准留在自己家里，保留一头奶牛和一小块土地，再加上亲戚的暗中帮助，得以维持数月。但库兹明抢走了奶牛（牛奶是她们的主要食物来源），生活变得难以为继。1931年1月，库兹明宣布“榨干富农戈洛温家”的政策，村苏维埃向叶夫多基娅征收重税（1000公斤粮食）。安东尼娜回忆：“库兹明和他的团伙不会甘休，不断回来索取，贪得无厌。拿走所有粮食之后，就来没收家里的杂物、农具、大车、家具、锅碗瓢盆，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铁床、旧床单和几件衣服。”

然后是驱逐的命令。5月4日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叶夫多基娅和孩子们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流放去西伯利亚。她们仅有一小时的时间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普日宁搬走铁床以便保存。这张床是戈洛温家仅剩的财产，是他们家所有孩子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们家族在奥布霍沃村扎根几百年的最后遗存。安东尼娜这样回忆她们离家时的情景：

妈妈仍保持平静，让我们穿上最暖和的衣服。我们一家四口：妈妈、当时15岁的阿列克谢、10岁的托利亚和8岁的我……妈妈给我裹上羊毛围巾，但前来监督我们的库兹明命令解下围巾，说那也是被没收的物品。妈妈苦苦哀求，因为等待我们的是寒冷的天气和漫长的旅途，但他置若罔闻。托利亚给我一顶带耳瓣的男帽，他曾嫌它破旧，早想扔掉。我虽戴上，但感到羞愧：这是男帽，不是围巾[农村女孩传统的头饰]。妈妈在家庭圣像前鞠躬，划十字，带我们走出家门……我记得像灰墙一般的沉默人群，看着我们走向大车，伫立不动，一声不吭……没人拥抱我们，没人说再见。他们害怕伴随在我们旁边的士兵，对富农表示同情是不允许的，所以只好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妈妈向人群道别，“妇女们，如果我曾冒犯你们，请原谅”。她一边鞠躬，一边划十字。之后，她转过身来，再一次鞠躬、划十字。如此一共做了4次，跟大家道别。最后，我们坐在车中出发。我记得站列两旁的人群的面孔，都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与我一起长大的人，但没人走近，没人告别。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宛如排成一条线的士兵。他们心存恐惧。(169)

二

作家莫里斯·兴德斯1931年6月回到自己在白俄罗斯的家乡，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他移民去了美国。他看到，作为集体化的结果，人们身上透出“从未有过的懒散。房屋、庭院、围栏一片颓圮，亟须修葺”。圣三一村庄马上就要到了：

但没有一扇窗户或百叶帘有新油漆的痕迹，没有一个屋顶有新敷茅草的迹象。这种疏忽只是意外吗？我简直不敢相信。集体农庄甚至已传至国外的传闻，给大家带来了迟疑和观望，毫无疑问，更打消了改善家居的任何念头。(170)

1933年，西伯利亚西部“特殊定居地”的流放者

兴德斯几乎可在所有的集体化村庄得到相同的观察结果。农民曾把家庭农庄视作自尊和立身的根本，现在没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也就不再有依恋感；一旦变为集体农庄工人，也就不再有方法或动力来作任何的维护和改善。

农民在集体农庄工作，所得报酬采用口粮的形式（预计他们还会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饲养猪鸡，贴补家用），一年领取现金一至两次（平均下来，够买一双鞋）。集体农庄的大部分产品，通过强制性的“合同”制度，以低价出售给国家。集体农庄的管理者不得不进一步压榨农民，以挤出日常运行的经费。农民抱怨集体化是“第二次农奴制”。他们的祖先沦为农奴，受地主的剥削，现在自己也被绑在土地上，受国家的剥削。

在经济上，集体农庄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只有很少量的拖拉机来取代遭农民屠宰的马匹（最初几年，大量土地的耕耘全靠人力拉犁）。集体农庄经营不善，像库兹明那样的管理者，其当选靠的是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农业技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所谓“富农”的主动性和精力，他们是集体化之前工作最勤奋的农民。集体农庄的新工人对工作没有兴趣，只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自留地，或偷占集体农庄的便宜。集体农庄的众多农民，难以忍受自己私人财产的损失。他们认识自家的马和牛，尽量选用它们来耕地或挤奶。(171)

奥莉加·扎普里加耶娃1918年出生于克里沃舍伊诺村——地处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地区，家里务农，在六个孩子中她排行老四。1931年，克里沃舍伊诺村集体化。集体农庄拿走她家的大宗财产（3头奶牛、3匹马、农具、大车和两个装满干草的谷仓），只留下鸡和山羊。13岁就辍学下地的奥莉加回忆：“我们没有得到集体农庄的任何补偿，必须依靠自留地、鸡、山羊来维持生活。”该集体农庄没有拖拉机，耕地仍要使用马匹。集体农庄办事处旁边设有特殊的马棚，保管所有的马匹。但奥莉加的母亲，像很多村民一样，担心自家的马在那里受委屈，经常将它们牵回家，以确保它们得到梳洗和喂养。为了铲断农民与牲口之间的关联，该区集体农庄主席采用了调动工作的对策。奥莉加的父亲允许留在克里沃舍伊诺村集体农庄，但奥莉加的母亲和孩子们要去不同的集体农庄——8公里之外，靠近索科罗夫卡村，只能租房而居。奥莉加回忆：“我们在那里工作两年，只看到父亲一两次，因为大家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常常与父亲的休息日错开。”1935年，全家终于在托木斯克获得团圆，父亲在建筑工地的马厩工作，母亲得到一份肉类工厂的工作。他们与其他十几个家庭一起住在宿舍，都是背井离乡的前农民。(172)

1930年是个丰收年，1931和1932年的收成非常糟糕。然而，国家在1932至1933年的采购量，反而是1929和1930两个丰收年的两倍多。党的采购计划以1930年的好收成为基础，再加上地方官员为求政绩，虚报了1931和1932年的产量。1932年的实际收成，与官方数字相比，至少低了三分之一（实际上，它是自1921年那个荒年以来最差的一年）。无可避免的后果是普遍的饥荒，始于1932年春天，在第二年达到高峰。生活在饥荒地区的高达7000万人（将近苏维埃的一半人口），死亡人数无法计算，因为其中很多人的死亡并未登记在册。但据最可靠的统计估测，从1930到1933年，死于饥饿或疾病的高达850万人，最少也有460万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那里的农民抵制集体化特别顽强，粮食征收量也特别高。这种巧合使某些历史学家生疑，罗伯特·康奎斯特即认为，饥荒是“故意酿造的”，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动机，“对男人、妇女、儿童的大屠杀”。这并不完全准确，苏维埃政府无疑要为饥荒负责，但其政策并不等同于“饥荒恐怖”，不能视作康奎斯特等所暗示的种族灭绝。(173)看到饥荒的规模，政府也大吃一惊，但没有可向饥民提供的储备粮。它仍向受灾最重的地区征粮，只是到了1932年秋季才减少征购数量，这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太晚了。饥荒开始肆虐，政府却尽量隐瞒，阻止人们从受灾地区逃至北方城市。(174)

然而，还是有数百万人逃离了土地。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当中，每30人中就有10人永久离开，大多变成了赚取工资的产业工人。到1932年初，数百万人朝外流窜，挤在火车站，拼命逃离饥荒地区。(175)城市无法应付这一人群的洪流，疾病到处传染，住房、食品、燃料承受愈益增长的压力。为了寻找更好的环境，灾民从一个城镇移至另一个。中央政治局担心，工业重镇将充满叛逆的饥民，遂实施国内护照制度，限制农民迁入城镇。新法律规定，成人必须拥有在警方备案的护照，方能获得在城镇就业所必需的居留证。1932年11月，该制度在7个大城市推出，第二年又扩展至其他城镇。警察以此来控制人口流动，还把潜在的反政府“社会危险分子”（富农、商人、心怀不满的农民），从城镇中清洗出去。结果，数百万无家可归的农民，在各城镇之间流窜，在工厂和建筑工地非法打工，直到国内护照制度最终把他们逮住。(176)

随着年轻农民离开家园、奔赴城市，家庭逐渐解体。那些年间，数百万儿童遭到遗弃。许多农民逃离集体农庄，放弃留在家乡的孩子。“富农”宁肯将子女送给他人，也不愿把他们带上漫长的旅途，前往“特殊定居地”或其他流放场所，因为听说那里的条件恶劣，小孩活不长。一名西伯利亚“富农”解释，“让他们流放我好了，但不会带上孩子，不想贻害他们”。在饥荒受害者中，遗弃儿童的人太多了。母亲将孩子留在人家门口，或送去苏维埃办事处，或遗弃在邻近城镇。孤儿们在建筑工地和街上游荡，在垃圾堆里翻寻人家丢弃的食物。他们以乞讨、小偷小摸、卖淫为生，不少人加入在车站、饮酒场所、繁忙大街等聚乞活动的儿童帮派。有些遭到警方的围捕，被送去“接收中心”，再转运至儿童之家和劳教营。根据警方的数字，从1934到1935年，送到接收中心的共有842144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到1934年底，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孤儿院注册的就有329663人，还有更多儿童住在警方控制的特殊家庭和劳教营（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营地）。1935年4月又颁布新法律，将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降至12岁。自那以后，古拉格系统中的儿童人数开始稳步上升。超过10万名12岁至16岁的儿童，在后来的5年中，被各式法院判了刑事罪行。(177)

叶夫多基娅·戈洛温和3个小孩离开奥布霍沃村后，先去了最近的佩斯托沃火车站——约56公里的路程，再在那里的拘留营等待。3天后，她们被装上载牛的车厢，前往西伯利亚的克麦罗沃，整个旅途历时6个星期。车厢里坐满各式家庭，男女老少，年龄各异。每节车厢配备一只木桶，权作厕所，一天清空一次。车厢门打开时，外面的警卫分发面包，一人一条。抵达克麦罗沃后，戈洛温一家被带到暂时看管了数百家庭的疏散中心。那是一片旷野，周围是高高的带刺铁丝网，他们只能睡在自己的行李上。一个月之后，他们被转送至专为“富农”设置的“特殊定居地”沙尔铁地区，地处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

“特殊定居地”是原始且孤立的营地，大多数仅有简陋的营房，是流放者来了之后自己建造的，可容纳数百人，大家睡在木板上。另有不少“特殊定居地”，“富农”们挖穴而居，或住入废弃的教堂、牛棚、谷仓等。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摩肩接踵，拥挤不堪。沃洛格达附近的普里卢茨基修道院，住有7000名流放者，没有正常的厕所或盥洗设施，也仅有一个厨房。在沃洛格达当地，2000人挤入一座教堂。一名见证人如此描述2.5万名流放者在科特拉斯劳改营的生活：

容纳250人的营房里，几乎是一片黑暗。分散的小窗，让光线只能照见低层的铺位。居民使用室外的篝火煮食，公共厕所——只是栅栏圈起的一块地方，水——下面有一条小河，尽管仍在结冰。当地居民锁上水井（“你们会感染我们，你们的孩子已奄奄一息”），并按瓶销售。

“特殊定居地”严格说来不算监禁（大规模驱逐只是行政命令，不是法庭的执法），从1931年春天起，划归负责劳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控。“特殊定居地”的流放者每月必须向警方汇报一次。古拉格系统的主管马特维·伯曼说，定居地的条件比劳改营的还要恶劣。男人在伐木营和采矿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妇女和儿童的工作稍轻，只有很少食物（一月领取几条面包），如果生病倒下，就只好听天由命了。1931至1932年的冬季，这样死去的有几十万人。(178)

沙尔铁定居地有5座沿河的两层木造营房，其居民（约1000个农民）来自苏联各地，其中最大的群体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伏尔加德裔和西伯利亚人。男子赴邻近的伐木营砍树，每个周日回来。叶夫多基娅的儿子阿列克谢·戈洛温，虽然仅15岁，也名列其中。9月1日，她的小儿子托利亚和女儿安东尼娜开始上学——定居地所有的儿童组成一个班级，教室设在营房之中。女孩被迫剪掉辫子（农家姑娘结婚之前的传统发型）——似乎在抛弃她们从小濡染的农民文化。为了庆祝新学年的开始，定居地指挥官作了讲话，要孩子感谢苏维埃政权——“那么好，那么善良，甚至允许我们富农的孩子上学，长大成为苏维埃的好公民”。早期的古拉格系统，即使像沙尔铁那样的偏远、孤立的定居地，其意识形态的重点仍放在促使不符合“苏维埃人格”的人，通过改造而“重新做人”（perekovka）。

抵达沙尔铁定居地的第一个冬天异常寒冷，鹅毛大雪压坍了两个营房，迫使许多男孩，包括其时10岁的托利亚，挖地穴而栖。由于没有强壮的男子——他们都在伐木营过冬——只好动员学生清晨起来清理积雪。整个定居地困在深雪中长达数星期，没有粮食补给，全靠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度日。数百人患上斑疹伤寒而倒下，被隔离在单独的营房，因为没有药品，死活全凭天命。叶夫多基娅也患上斑疹伤寒，安东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每天去看妈妈，站在窗前，可以看到她躺在木板上。她的头发被剃光了，眼睛睁得很大，目光游移。她已失去记忆，根本不认识我们。托利亚一边敲窗，一边流泪，哭着叫：“妈妈，妈妈，不要生病，快起来吧。”

叶夫多基娅活了下来，但有很多斑疹伤寒患者死去。指挥官决定，因为没时间埋葬所有的死者，只能让尸体冻成一垛，等到春天解冻时，再扔进大河。

第二年冬天甚至比前一年还要恶劣。流放者得不到食物，这似乎是蓄意为之的政策，要把定居地居民削减四分之三。流放者只好捣碎树皮和马铃薯的烂根，再做成菜饼，结果肠胃急剧膨胀，因此而死去许多人。到了春天，每一个人都患上痢疾。戈洛温一家全靠运气才活了下来。指挥官视察营房时，发现叶夫多基娅正在读福音书。他需要识字人，专管前往岑特拉尔尼―鲁德尼克送信和收信——那是古拉格的采矿定居地，单程就有12公里。她被选上了，每次去送信，就会带上孩子在邻近树林收集的浆果，到岑特拉尔尼―鲁德尼克的市场出售，再买回食物和衣服。安东尼娜回忆：“指挥官当然知道，但装作没看见，因为没有其他人选。”有一次，在邮件中收到一包土豆种子，叶夫多基娅带领一组人去播种。安东尼娜回忆当时的喜悦：

真像是一个节日！我们很高兴参与种植土豆！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很努力。我们是真正的农民，我们的祖先耕耘土地都有几百年了，现在获准重操旧业。妈妈是大队负责人，西伯利亚人斯内吉列夫是我们农庄的主席。我们因为是富农，不能自组集体农庄。妈妈担心，不施肥，土豆恐怕长不好——在种植土豆方面，我们也没有任何经验。到秋天，我们却挖出一个大丰收。那个冬天，再也没人饿死，土豆是我们的救命菩萨。(179)

克拉夫蒂娅展示的两张照片。左：列昂尼德（年长者）和亚历山大，1930年；

右：克拉夫蒂娅站在右侧，纳塔利娅站在中间，赖莎与丈夫在左侧，1930年摄于坎斯克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和家人，要在雪地里跋涉几天才抵达第一个流放地。那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大地窖，位于库尔干。几百户“富农”家庭，其中有不少是他的远亲，领不到任何食物或饮用水，只得自生自灭。如果没有库尔干的亲属和别人的食物援助，他们肯定会饿死。整整一周，他们被关在地窖里，睡在自己的行李或光溜溜的地面上。后来他们被装入载牛的车厢，前往彼尔姆北部的乌索勒镇。到了那里，他们在武装卫兵的监护下，行军150公里，到达波日瓦工厂城镇。他们被安置在一个工场里，大家睡在水泥地上。德米特里回忆：“父亲很痛苦，一夜之间老了很多，说他的一生完蛋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即使别无选择，听从吆喝，仍想维持自己的尊严，不愿成为当局的奴隶。”为了在乔尔莫兹镇附近建立“特殊定居地”，德米特里的父亲被派去伐木，其家人与另外3户人家挤住在木工车间楼上的小房间。半年后，他们搬入“特殊定居地”，才与德米特里的父亲重聚。那里有10座营房，每一座可容纳500人睡在木板床上，四周耸立着高高的带刺铁丝网。定居地坐落在松林的中间，男子出外伐木，每周只能回来一次。每日的面包定量仅200克，所以死亡率非常高。但斯特雷勒兹基一家，凭借农民的勤俭得以存活下来：孩子们采集蘑菇，到乔尔莫兹镇出售；母亲晚上悄悄去集体农庄的地里偷土豆；父亲与附近屠宰场的工人达成交易，帮他们建造木屋以换取牛血（不比肉和骨头，当局比较不在乎）。到1933年的大饥荒，每天口粮减至50克面包，“特殊定居地”的居民一半死于饥饿和疾病，但斯特雷勒兹基一家全靠牛血活了下来。(180)

斯特雷勒兹基一家很幸运，他们始终能聚在一起。对许多人来说，流放就是家破人亡的代名词。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的父亲被捕于1930年，她的7位兄弟姐妹被送去各式各样的儿童之家，从此失去联系，音信杳无。克拉夫蒂娅和妹妹纳塔利娅，搬去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坎斯克，投靠已成年的姐姐赖莎。克拉夫蒂娅去医生家当保姆，后来因为国内护照制度的推行，作为“富农”的女儿，她不得不逃。她留下纳塔利娅由赖莎照顾，自己赶去伊尔库茨附近的切勒姆霍沃镇，投奔时任高级森林督察的叔叔，并在当地的苏维埃注册于叔叔的名下。1933年11月，叔叔收到克拉夫蒂娅的父亲伊利亚的来信。原来他已经出狱，现住在2000公里之外的塔什特普“特殊定居地”，离中国边境不远。克拉夫蒂娅先乘火车，再搭便车，赶到塔什特普时已是1934年1月，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她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她的注册文件上没有父亲的名字，没人愿意聘她。但她又不敢透露真相，重回“富农”女儿的身份。最终，塔什特普的苏维埃主席雇她做保姆，并安排她去一家服装厂打散工。有一天，在与主席的嫂子闲聊时，她拿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的两个兄弟列昂尼德和亚历山大，另一张是她自己与两个姐妹。

她[主席的嫂子]立刻说：“伦卡[列昂尼德]，我认识他！”我非常惊奇，她竟然认识我的哥哥。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忙问：“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当时，我很怕自己说漏嘴，很怕让人发觉自己父亲原来是一名流放者。

克拉夫蒂娅在塔什特普找到哥哥，通过他才发现，父亲就在附属于基洛夫矿区的“特殊定居地”，位于哈卡斯自治州。克拉夫蒂娅回忆道，父亲再婚，与第二任妻子开始了新生活：

我去探望，抵达时已是傍晚，他们正好从矿区下班回来，还牵回一头奶牛，看到我，既不害怕，也不惊讶。父亲和我打招呼，仿佛前一天刚刚见过我。我与他们一起坐在营房外几分钟，然后我就离开了。(181)

奥热姆伯罗斯基一家。左：1914年婚礼那天的亚历山大和谢拉菲玛；

右：1937年，谢拉菲玛与萨沙（左）、安东（右）从流放地返回

这是克拉夫蒂娅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他后来再次被捕，枪决于1938年8月。

许多“富农”家庭逃离“特殊定居地”，冒险在外漂泊。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资料，到1930年夏天，从“特殊定居地”逃走已成普遍现象，数以万计的“富农”在外漂泊，逃跑人数在饥荒期间达到高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统计，从1932至1933年，逃离“特殊定居地”的竟有422866名“富农”，之后抓获的只有92189人。(182)

奥热姆伯罗斯基一家是波兰裔的小贵族，1917年之后，失去了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但仍住在自己的村庄奥勒什科韦齐——地处明斯克的普霍韦齐地区。他们继续务农，只是家境降至当地小农的水平。亚历山大和妻子谢拉菲玛有4个孩子，两男两女，最大的生于1917年，最小的生于1928年——那一年，奥勒什科韦齐集体农庄成立。亚历山大向集体农庄交出所有的牲畜和农具，只留一头奶牛自家享用，但他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希望像当地其他波兰人一样，移民去美国或法国。然而，谢拉菲玛争辩道：“谁会碰我们呢？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我们已交出所有的财产！”亚历山大在1930年春天被捕。几天以后，政治警察又找上门对谢拉菲玛说：“准备行李，你和孩子都将被流放。”谢拉菲玛用毯子裹起几件衣服，设法藏入几件金首饰，再与孩子们挤上大车，赶去另外数百个“富农”家人集聚的教堂。几天之后，她们的男人被带回来相聚，再一起坐上大货车，赶去3000公里之外北方的科米地区定居地。索菲亚回忆，到了那里，他们被告知在空谷仓里安家，“但什么都没有——没有床板，没有刀子、勺子。我们只好在树林里收集树枝，自制床垫”。

流放者渐渐在定居地为每一个流放家庭造起木屋，就像家乡的村庄一样。奥热姆伯罗斯基家以随身带来的金首饰买回一头牛，重新开始新的家庭生活。但不久，大饥荒来临，生活变得难以为继。他们想出一个逃生计划，因为小儿子在生病，所以决定女人先逃，让亚历山大照顾小男孩，承担再度被捕的风险。谢拉菲玛带上9岁的索菲亚和5岁的艾莱娜，晚上赶路，白天躲在森林中睡觉，主要以浆果为食。谢拉菲玛镶有几颗金牙，有时会拔出来一颗以备急需，用它搭乘农民的大车或贿赂官员。最终，她和女孩们回到白俄罗斯，藏在普霍韦齐地区的娘家，长达一个星期。但她的父母怕得不得了，建议女儿向警方自首。谢拉菲玛只好去见普霍韦齐地区的警察，听了她的逃生经历，他们反而生出同情之心，让她在24小时内再次逃走。谢拉菲玛把艾莱娜留给父母，自己去附近的奥西波韦齐镇，向一对老夫妇租房，让索菲亚入学，自己再赶回科米地区，试图找到丈夫和儿子。索菲亚回忆道：“妈妈走了，没留下一句话——没有说再见，也没提供我何以为生的建议。”

整整一年，索菲亚与老夫妇同住，没想到这对老人竟是恶人。“他们咒骂我，称我为人民公敌的女儿，并威胁如果不听吩咐，就要把我赶走。我整天哭泣，没有钱，无处可去。”索菲亚实在忍受不了，逃去外婆家，发现他们自己也已被赶出家门，暂住一间旧澡房里。不过，他们还是将她收下，与艾莱娜做伴。

与此同时，谢拉菲玛抵达科米的定居地，发现亚历山大已经不在。原来，自己逃走的第二天，他又一次被捕，判刑3年，去附近的科特拉斯劳改营服刑。长子安东被警察招募为举报人（他接受训练，窃听定居者的交谈，每一次汇报可换取面包）；幼子萨沙仍然非常虚弱，由学校老师照看。回来后没几天，谢拉菲玛就被捕了，也被送去科特拉斯劳改营，但她再次逃脱，在出工回来的路上从流放者队列中逃走，潜入树林的深处。她长途跋涉3000公里，重又回到普霍韦齐地区，与两个女儿团聚。她们住在亲属为她们购买的小房子里，位于奥西波韦齐镇，生活全靠自己在小菜园的种植，还喂养了一只山羊和几头猪。1937年，萨沙和安东（继续为白俄罗斯警方工作）回来团聚。真正的阖家大团圆在两年之后到来，亚历山大获释于科特拉斯劳改营，返回家园。索菲亚回忆那一刻：

妈妈跑出去迎接，投入他的怀抱。爸爸说：“妈妈，孩子们在哪里？”妈妈回答：“别担心——孩子们都好，全部四个。”爸爸瘫倒在地，跪着吻她的手和脚，感谢她救了我们大家。(183)

奥科洛科夫一家的故事更为离奇。1931年5月，阿列克谢·奥科洛科夫作为“富农”，被逐出库兹涅茨克地区的伊琳卡村庄。那是在西伯利亚的西南部，而流放地则是在西伯利亚的北部。他从车队中逃脱，走了一个月，回到900公里之外自己的村庄，才发现妻子叶夫多基娅、7岁的女儿玛丽亚、9岁的女儿塔玛拉以及自己的父母，都被放逐到800公里之外的“特殊定居地”，离纳雷姆地区很近。阿列克谢怀揣伪造的文件，日夜兼程赶到那里。几天之后，他又组织一大队“富农”出逃，包括自己一家，有老有少。他们只在晚上赶路——母亲背着玛丽亚，父亲背着塔玛拉——17:38 2015-11-4以避开在针叶林搜查“富农”逃犯的巡逻队。他们走了10个晚上，有时竟在兜圈子，因为当地的地形实在太复杂，直到水尽粮绝，老人们因体力耗尽而纷纷倒下。到第11个晚上，巡逻队将他们重重包围，还开枪打伤了阿列克谢的肚子。士兵用大车把他们带去附近的村庄，关在一个澡堂。逃犯都要被送回纳雷姆地区，只让老人留下，包括阿列克谢的父母。之后，他们便再也没有重逢之日。

奥科洛科夫一家再次设法逃脱。前往纳雷姆地区的车队行将出发，叶夫多基娅贿赂一名村民给巡逻队灌酒，她和阿列克谢、两个女儿顺利溜走。他们逃向托木斯克，白天躲起来（可以看到道路远处的警卫和狗），晚上急行军（主要的危险是熊和狼），好几个晚上没有面包或其他食物，正好遇上一个克尔扎基部落。由于天花肆虐，该部落?所有孩子都已死光，部落头人建议，以面包、蜂蜜、小船来交换已能在部落工作的塔玛拉。他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要报警。阿列克谢勉强答应，而叶夫多基娅变得歇斯底里，但说服不了丈夫。玛丽亚回忆：“我们在克尔扎基部落整整待了一个星期，以养精蓄锐。”

妈妈仍然哭泣不止，姐姐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妙。我们离开那天，爸爸把姐姐带入一个单独的房间，把她锁在里面；然后再将悲痛欲绝的妈妈、我和食物放入船中，我们划船离开。

走了几公里之后，阿列克谢把船停下，让妻女躲在灌木丛，自己潜回克尔扎基部落搭救塔玛拉。他在4天后返回，身上背着塔玛拉。

但他们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在向北的旅途中他们又碰上了巡逻队，被带到另一所劳改营，营房周围有高高的铁丝网，此处距离托木斯克仅8公里。他们在那里度过了6个月，阿列克谢驾马车向托木斯克城运送蔬菜，叶夫多基娅和孩子像其他囚犯一样，在集体农庄工作。在托木斯克，阿列克谢渐渐认识一名镇官员，对阿列克谢的厄运颇表怜悯，出于良心，他愿意助一臂之力。有一天，阿列克谢将女儿藏在马铃薯麻袋下，驾车去托木斯克，躲在镇官员的家中。不久，叶夫多基娅跳上经过她农地的火车，也赶到镇官员的家。他们穿上那位官员帮助买好的新衣服，坐火车返回库兹涅茨克（此时已改名为斯大林斯克）。阿列克谢在煤矿上班，叶夫多基娅在食堂工作，全家开始了新的生活。“父亲立即着手建造自己的木房子，带一扇窗和一个炉灶。我们住在自己的小小角落，既不伤害他人，也不依靠他人。”

几个月后，国内护照制度推行到斯大林斯克，阿列克谢决定返回家乡伊琳卡，希望能够获得注册，但刚一到就遭逮捕，被关在劳改营。在斯大林斯克等候音信的叶夫多基娅，终于收到阿列克谢的来信，她担心来信可能已经泄漏自己的下落，便与女儿马上逃至国内护照制度尚未实行的邻镇塔什塔戈尔。不久，阿列克谢设法逃出劳改营，与她们重聚。他建起一个窝棚以避风雨，叶夫多基娅四处打散工。当她意识到自己已怀孕时，只得自行流产——用拳头猛击腹部，再将胎儿拖出。她险些丧命，在床上足足躺了几个月。镇上的医生都不敢施以援手，因为政府早已宣布堕胎是非法的，叶夫多基娅全靠吃草药来治愈自己。

1934年，国内护照制度抵达塔什塔戈尔镇。阿列克谢再次被捕，被送去斯大林斯克金属制品工厂，充当刑事劳役犯。叶夫多基娅和女孩们也被捕，纯粹是巧合，竟被送去同一家工厂。他们一家住在沿河岸挖出的地穴——共有几百户人家，紧靠工厂的围墙。“屋顶”是与泥浆搅拌在一起的树枝和松针，“墙壁”在下雨天会渗水。阿列克谢自制了基本的家具，还用木头雕出杯子和勺子。他们再次拼凑出家庭生活。他们奇迹般活下来，仍维持一个家，但过去3年的创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尤其是在女孩们身上。玛丽亚和塔玛拉噩梦连连，充满恐惧，变得内向。玛丽亚追忆道：“经过3年的逃亡生活，我和姐姐已习惯于沉默不言，不会说话，只会耳语。”(184)

三

五年计划的许诺是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社会。斯大林在1929年说：“我们万马奔腾，迈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扔掉我们俄罗斯古老的落后帽子。我们正在变成一个金属、发动机、拖拉机的国家，要让苏维埃人开上汽车，让农民坐上拖拉机，再让吹嘘自己文明的西方资本家试图赶上我们。”(185)

其象征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型建设项目：像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那样的工业城，那是在乌拉尔荒坡上平地建起的大型钢铁厂；像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白海运河那样的运河和铁路，帮助开发新疆域，向蓬勃发展的城市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像第内伯罗斯特罗伊那样的巨型水坝，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1932年它的涡轮机开始启动。对斯大林政权来说，这些“成功”具有重大的宣传价值，因为在当时，对强制集体化和五年计划过高的工业目标，仍有相当顽强的反对意见——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这些“成功”使得政府更容易激发“社会主义进步”和苏维埃乌托邦将临的信念，这些信念又变成意识形态上的理直气壮，要求人民为完成五年计划而作出一切牺牲。阿纳托利·梅苏诺夫是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为政治警察，在白海运河担任狱警。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解释了这种宣传对数百万“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包括他本人：

我对五年计划存有疑惑。我不明白，为何要迫使这么多罪犯，千生万死地去赶建运河，为何赶得这么急？有时，我感到困扰，但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建设伟大的事业，不只是一条运河，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光用自愿的方式是不够的。谁愿主动请缨来参加运河工作？我现在懂得，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未免太严苛了，几近残酷，但我仍然认为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186)

斯大林的工业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工业化。正如梅苏诺夫的看法，斯大林在五年计划中要求的增长率，如果不用强迫劳役，根本就无法达到，尤其是在寒冷偏远的远北（Far North）和西伯利亚——那里藏有苏联大部分的矿产和燃料。奴役劳工的供应，开始于1929年对“富农”的大规模逮捕和流放，后来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经济上需求的理由。该系统开始只是关押政权敌人的监狱，很快变成了经济殖民化的工具——作为廉价且迅速的捷径，以开垦荒野和发展苏联偏远地区的工业资源，那是没人想去的地方——这条理由是古拉格官员之间公开承认的。(187)历史学家对古拉格的起源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人把它当做斯大林巩固政治权力的副产品，有人强调它只是一个手段，为了孤立和惩治幻想中的“阶级”（比如“资产阶级”、“富农”）和所谓的危险族群。(188)这些因素各自发挥作用，但经济动机才是关键，随着政府追求监狱的自力更生而变得愈益重要。

20世纪20年代，劳改营基本上就是监狱，囚犯参加工作来养活自己。其中最重要的是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1923年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于同名的白海岛屿上，其前身是修道院，在利用劳役方面成了古拉格的原型。该修道院在沙皇时代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在布尔什维克的手中，又变成了关押所有敌人的普通监狱——包括被取缔的反对党成员、知识分子、前白军，甚至还有“投机倒把者”和普通刑事犯。其中一个囚犯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商人纳夫塔利·法兰克尔，因为涉及走私而在1923年被捕。他有感于监狱的效率低下，写了一封有关如何运行劳改营的建议信，投入“意见箱”。不知何故，该信竟然到了快速晋升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管格里科·雅戈达的手上。法兰克尔很快被带到莫斯科，向热衷于利用囚犯完成经济任务的斯大林，解释如何利用监狱劳力的计划。法兰克尔在1927年获释，并被委以重任：将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转化成一个盈利企业。该监狱的人数迅速增长，从1927年的1万人上升到1931年的7.1万人。它赢得合同，在芬兰边界的卡累利阿地区砍伐木材，修建道路，接管工厂。新来的囚犯大多是“富农”，尼古拉·戈洛温就在1930年12月进入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囚犯们根据自己的体能组织起来，口粮分配依照他们的产量，强者生存，弱者瘐亡。(189)

1928年，大规模逮捕的对象包括“富农”、教士、商人、“资产阶级专家”、工程师、“颠覆分子”、“破坏者”，以及斯大林强行工业化的其他“敌人”。人数之多，使苏维埃监狱制度陷入瘫痪。中央政治局为此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如何利用日益增长的监狱人口。为首的是司法人民委员N. M. 扬松，成员包括内政人民委员V. N. 托尔马乔夫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管雅戈达。到底由谁来控制监狱人力，这三人争执不下。雅戈达建议通过新设的劳改营网络，在远北和西伯利亚开发荒野和工业资源，显然获得了斯大林的青睐。那些偏远地区有几乎取之不尽的木材，像帕维尔·维滕贝格那样的地质学家，还在绘制金、锡、镍、煤、天然气、石油的丰富矿产分布图表，借助犯人的劳动，就可发起廉价的开采。1929年4月，该委员会建议实施“实验营地”的新制度，每个营地容纳5万犯人，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监控。委员会强调，集中管理大量的犯人，劳役的成本就可从每人每年的250卢布降至100卢布。两个月后，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关于使用监狱劳力），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立一个“劳改营”网络，“以囚犯的劳力来开垦荒野[偏远地区]、开采天然资源”。从那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成为苏维埃工业化的主要推手之一。它控制一个迅速扩展的劳改营帝国，其人数从1928年的2万人，增长到1934年的100万。其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合并，新机构接管政治警察，再通过古拉格系统管辖全部的劳改营。(190)

在早期的苦役劳改营中，最大的是贝尔巴伊特拉戈，到1932年已有10万多囚犯，他们被用于挖掘白海运河长达227公里的航道，以连接白海和波罗的海。首次提出这条运河的想法是在18世纪，结果发现，其要求远远超出了当时政府的技术能力。此时重提，变成了宣传五年计划的重要部分，以显示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计划，因为规划者不打算使用机器，甚至都没有开展妥善的地形勘察。该项目的批评者（他设想雇用的是自由劳工）认为，巨大的建设成本实在划不来，因为白海航运并不频繁。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只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可以提供足够的苦役劳工，运河不但可以便宜建成，而且能实现创纪录的速度——象征党的意志和力量。法兰克尔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建筑工程的主管，将他的“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方法，转用于运河工程。修建运河的许多囚犯，也来自索洛韦茨基劳改营。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运河深度很快从22英尺降至12英尺，使之仅适用于浅水驳船和客船（1932至1933年工程扫尾时，南部几段是匆匆完工的，仅有6英尺深）。囚犯们只有原始的手动工具——粗制滥造的斧头、锯子、锤子，没有炸药和机器，一切都靠人力——挖土、拖曳巨石、用手推车运土、建造木质的起重机和脚手架，还要沿河建起囚犯的自住营地。他们在严寒中工作得筋疲力尽，仅在1931至1932年的第一个冬季，就有将近2.5万人死去。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根据幸存者的传言，实际的死亡人数更高。德米特里·维特科夫斯基曾是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囚犯，在白海运河的工地上担任领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工作日结束时，工地上留下冻尸。他们的面孔上洒满雪花，其中一人弓着腰背，卧在独轮车下，他的手还拢在袖子里，就以这样的姿势冻死；有人冻死时，头低垂，夹在自己的膝盖之间；还有两人背靠背，互相支撑着，一起冻死。可以想象，他们都是农村小伙子和最好的工人，一来就是近万人。当局试图打散家庭，故意安排儿子和父亲分住不同的营地；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下挖掘鹅卵石和大石块的高定额的石方任务，即使在夏季你也无法完成。没人能够教他们，或警告他们。他们以乡下人的敦厚实在，全力以赴，很快就筋疲力尽，然后相互抱着冻死。到了晚上，雪橇出去收集他们的尸体。驾雪橇的人把尸体扔上雪橇，发出沉闷的声响。没有及时清除的尸体，到了夏天只剩下骨头，与鹅卵石一起进入混凝土的搅拌机。他们以这种方式，钻进了混凝土，浇铸了白海城最后一座升降台，由此而获得不朽。(191)

玛丽亚、娜杰日达、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和伊格纳蒂的哥哥安东（站立者），1934年摄于阿尔汉格尔斯克

除了对人命的摧残，白海运河还给许多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

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和玛丽亚从小青梅竹马，住在诺夫哥罗德省瓦尔达伊地区的杜伯洛沃村。1924年玛丽亚16岁的时候，他们结了婚，一起在伊格纳蒂的家庭农庄工作，直到1927年他们搬至列宁格勒，伊格纳蒂找到一份木匠工作。1929年10月，即女儿娜杰日达出生后5个月，伊格纳蒂被捕（他曾参与1919年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起义），先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后转至白海运河的北部工地。同时，玛丽亚也被赶出列宁格勒，只好带娜杰日达回到杜伯洛沃村，方才发现自己父母的房子已经遭毁，家人都已被流放，村里竟没留下一位亲人。一个老邻居劝告玛丽亚快快逃离，以免自己陷入囹圄。她背起婴儿，越境来到比邻的特维尔省（希望诺夫哥罗德的警察鞭长莫及），遇上第一个村庄第一栋房子就急急敲门，开门的是一对老夫妇。玛丽亚跪倒在地，恳求他们照看女儿，让她逃生，因为没人愿意雇用带婴儿的女子。这对老夫妇心地善良，抚养娜杰日达整整两年。玛丽亚在列宁格勒到摩尔曼斯克的铁路上找到一份厨师工作。这条铁路沿白海运河的北部运行，恰恰就是伊格纳蒂服苦役的地方，但在当时，玛丽亚对此一无所知。到1932年，她才从熟人处获悉，丈夫就在白海城地区的劳改营，即运河与白海的交汇之处。玛丽亚想找到他，便在小纸片上写下寻人启事，每当火车驶过白海城工厂建筑场地时，就从餐车车窗向外投掷。最终，奇迹真的发生了。她收到了伊格纳蒂的来信，他实际上是在凯姆镇附近的劳改营，还要朝摩尔曼斯克的方向继续北上55公里。伊格纳蒂在1932年底获释，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终于在那里与妻女重聚。(192)

古拉格不仅向白海运河那样的建设项目提供劳工，本身也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古拉格系统第一座工业园区是维舍拉纸浆造纸综合工厂，由众多劳改营组成，位于乌拉尔的维舍拉河畔。该综合工厂始于1926年，当初只是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所管辖的伐木营大网络。到1929年夏天，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爱德华·别尔津负责建造工厂，才在这伐木营大网络中发展了工业。维舍拉河的水质纯度很高，中央政治局因此选择该地生产20世纪30年代初出现的高品质纸张。像《苏维埃大百科全书》（Large Soviet Encyclopedia）那样的著名出版物，都使用维舍拉造纸厂的纸张。到1930年，维舍拉劳改营共有2万囚犯（包括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其中1.2万人受雇于伐木营，2000人受雇于小工厂（制造砖块和纤维），其余的参与建造纸浆造纸厂和两处营房定居地，分别处于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城和“光之城”（Gorod Sveta），后来都发展成了平民城镇。(193)别尔津设想，这些古拉格定居地是“工业发展的实验形式”，其文化机构将提供再教育，使囚犯变成“苏维埃工人”。“光之城”还吹嘘拥有电影和无线电的俱乐部、图书馆、食堂、卫生中心、喷泉花园、野生动物区、露天剧场、辩论场所和柱廊大厅内的“营地总俱乐部”。沙拉莫夫看到这座柱廊大厅，就会联想起帕特农神庙，“只是更为可怕”。(194)

在早期的古拉格系统中，维舍拉是非常典型的。以苦役来“重塑”苏维埃新人的想法，并不仅只是宣传，更是许多布尔什维克的信念。即使如此，以造纸出名的维舍拉劳改营，基本上还是一个经济企业。别尔津的经营原则仍基于投资的预期回报，包括以精神和物质上的鼓励来刺激囚犯完成生产计划。1931年11月，别尔津成为远北建设托拉斯（Dalstroi）的首任主管。那是一个劳改营大网络（包括臭名昭著的科雷马劳改营），地处西伯利亚的东北角——占地面积相当于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西欧——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就躺在它的冻土之下。别尔津以管理维舍拉的经济原则，来经营远北建设托拉斯的众多劳改营：驱使囚犯挖出尽可能多的黄金（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手下生产出的黄金已超过苏维埃1928年的黄金生产总量）。(195)在别尔津的治理时期（1931—1937），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劳改营的条件远远优于后续时期，许多囚犯甚至会怀念别尔津当政时的情形。沙拉莫夫在他的《科雷马故事》（Kolyma Tales）中写道：

乌戈列茨基赫一家（伊万站在后面），1938年摄于切尔登镇

别尔津尝试——不能说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难题：既要开发这一偏远苦寒之地，又要设法改造这些囚犯的灵魂。判处10年徒刑的人，如果积累足够的工作成绩，便可在两至三年之内获释。在别尔津的治理下，食物充足良好，冬天工作4到6小时，夏日工作10小时。虽是囚犯，仍能领取相当优渥的薪金，得以资助家人，一旦刑满释放返回内地，绝无囊中羞涩的窘态……当时的坟场很少，那些科雷马的早期居民，在后来人的眼中，似乎是长生不老的。(196)

维舍拉本身在1934年被废除，因为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的纸浆造纸厂已是工业中心，成为乌拉尔北部的经济重镇，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入工厂。

工业的兴起需要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伊万·乌戈列茨基赫1920年出生于费奥多尔措沃村的农民家庭——位于乌拉尔的切尔登镇。他父亲因是“富农”，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只好逃到切尔登镇，在河上的驳船工作，专门向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纸浆造纸厂运送木材。父亲的哥哥和叔叔也在那里的劳改营服刑。伊万从小就有强烈的上进心，父亲总是叫他学会一门专长。伊万回忆：“我们的居住地很落后，没有任何工业。我的梦想是去彼尔姆，但太远，买不起票……最主要的是学会一门手艺，要不然就真没有前途了。”他14岁之后仍能学习的唯一地方，就是附属于纸浆造纸厂的工厂技校。伊万回忆，那里所有的老师都是维舍拉的前囚犯：

他们是工程师和其他方面的专家，来自劳改营，教我们学造纸和电工。我学的是电工，后来又在造纸厂工作。我能在任何城市、任何工厂找到工作，因为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技术工人极受欢迎。我甚至去了彼尔姆，在内河航船的码头工作……我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父母也为我感到骄傲。(197)

数百万的农民子弟来到城镇，为自己努力谋求全新的身份。从1928到1932年，城市人口以每周增加5万人的速度突飞猛进。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对消费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家穷于应付。但在五年计划中，这并不属于苏维埃的优先考虑。所以，1928年之后食品、燃料、各式生活用品均实施配给制。由于私营贸易受到压制，大街上一片灰暗，餐馆和咖啡馆逐一消失，商店橱窗空空如也，人们衣着寒酸。亚历山大·巴尔米讷时任苏维埃外交官，在国外待了4年后，于1930年返回莫斯科，他震惊于首都的经济困境：

1922至1928年，莫斯科经历了经济好转，如今却显现令人震惊的变化。每一张脸、每一家门面，都充满着无可置疑的痛苦、疲惫、冷漠。几乎找不到还在营业的商店，罕见的陈列橱窗里弥漫着萧条的气氛，除了纸箱和食品罐头，橱窗内什么也没有。店员在张贴“无货”的标签，所带的神情与其说是轻率，毋宁说是绝望。每个人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其质量真是难以形容，我身上的巴黎西装让我不知所措、无地自容。什么都短缺，尤其是肥皂、靴子、蔬菜、肉类、黄油、脂肪类食品。(198)

住房情况更是糟糕透顶。1928年，苏维埃城市居民平均只有5.8平方米的生活空间，但多数最贫穷的工人，其居住面积仅有1至2平方米。有一位美国人如此描述莫斯科工人的生活条件：

库兹涅佐夫与约550名男女，一起住在800英尺长、15英尺宽的木屋中。它容纳500张窄床，填塞床垫的是稻草或干叶，没有枕头或毯子……有些人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或木箱上。有时，一张床供多人轮班使用，没有提供隐私的帷幕或墙壁……也没有壁橱或衣柜，因为每个人拥有的衣服早已穿在身上。(199)

很多出身农民的工人，本来就对私人空间抱有极小的期望。在自己村庄时，一家人传统上使用同一口大碗，在炉子旁的长炕上一起挤睡。尽管如此，搬进城镇后必须与其他家庭共享生存空间，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大冲击。

娜杰日达·普霍娃1912年出生于普斯科夫省的农民大家庭，1929年逃离集体农庄，来到列宁格勒工业郊区的科尔皮诺，在伊若拉机器制造厂找到工作。她在工厂附近租了一栋木屋的底层房间的一角，那个房间既大，又不挡风，全靠普里默斯式煤油炉取暖，但配有厨房、厕所和直通院子的入口。娜杰日达就是在此遇上了未来的丈夫亚历山大。他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省的雷宾斯克地区，也是农民，排行老大，新近才来到科尔皮诺，充当汽车修理工的学徒。房东是他的远房亲戚，让他租用楼上房间的一角。结婚后，亚历山大搬至楼下与娜杰日达同住，给床铺围上帘子，以求点滴的隐私。共有16人住在这一个大房间，其中有一名妓女，晚上常常带回客人；还有一名消防员，清晨4点就要去上班。娜杰日达回忆：“我们都睡不好。消防员睡在隔壁的床位，会在深夜起床，点燃火柴，察看时间。奥莉加[妓女]总是把男人带进带出，还威胁说，如果有人报警，她就会杀了我们，大家都变得神经兮兮的。”冬季，亚历山大在雅罗斯拉夫尔城的亲戚会来借宿，或是找工作，或是出售自制的毡靴，以补充他们集体农庄的收入。“他们都会来——姨妈、叔叔、姐妹、携带妻子的兄弟。”娜杰日达回忆：

我十分震惊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此的肮脏、原始，一点也不像我在普斯科夫城的生活，我父母的房子总是十分干净。亚历山大的亲戚睡在地板上——为了保暖，女人盖毯子，男人只盖自己的长袍，令我们的房间闻起来像马厩。(200)

奥布霍沃村戈洛温家的铁床（2005年摄于佩斯托沃）。与安东尼娜回忆的传奇色彩相比，它显得平淡无奇

戈洛温一家也走上迁徙到城镇的路。1933年2月，尼古拉终于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获释，但受到警告，不得前往沙尔铁定居地与妻子儿女团聚，否则就会再一次被捕。他只得搬去沃洛格达附近的小镇佩斯托沃，设法在建筑工地找到一份木匠工作。像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其他省城一样，佩斯托沃充斥着逃亡的“富农”，其中有叶夫多基娅的弟弟伊万·索伯列夫——他曾是神父，但布尔什维克关闭了他的教堂。他改名换姓后，开始在伐木业中充任会计。尼古拉升为工地上的工作队长后，就搬进了护林员放弃的小木屋，家庭大团圆渐渐成形。儿子小尼古拉从白海运河来到佩斯托沃，加入父亲的工作队——运河在1933年8月完成，作为对他们辛勤劳动的奖励，1.2万名囚犯获释。当初遭难时，另一个儿子伊万逃离奥布霍沃村，在西伯利亚游荡数年，现在也来到佩斯托沃，同样加入父亲的工作队。下一个是女儿玛丽亚，她在1934年寻来，当初也是潜逃者，作为“富农”的女儿流浪了3年。她担惊受怕够了，遂改名换姓，嫁与一名布尔什维克工人；当他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后，不但拳脚相加，还将她抛弃。最后在1934年12月，经过数月向乌斯秋兹地区政治警察的书面请求，妻子、安东尼娜、托利亚、阿列克谢得以安全离开“特殊定居地”，与尼古拉重聚。尼古拉安家的护林员小木屋实在太小，但曾在营房度过三载的安东尼娜，却把它当成了天堂：

这只是一个小房间，放着一张铁床——即我们被逐时，邻居普日宁为我们保存下来的——那是父母睡的床，也是他们的子女出生的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床，确切无误。它的床架上有同样的镀镍小球和床垫，这是我们旧日生活唯一的纪念。(201)

四

1932年9月3日，两名男孩被发现死于格拉西莫夫克村附近的森林——位于西伯利亚的西部。据报道，他们是被亲戚刺死的，因为其中年长的15岁男孩帕夫利克是少先队积极分子，向苏维埃举报了自己的“富农”父亲特罗菲姆·莫罗佐夫，所以亲戚施以报复。事实、谎言、政治阴谋相互交叉、纠缠，很难弄清真相。从调查的一开始，苏维埃报刊和警察就把谋杀当做一种政治犯罪：帕夫利克是少先队模范，杀人者是“富农反革命分子”。

格拉西莫夫克村是一个偏远的森林村庄，靠近塔夫达镇——在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东北方向，相距350公里。这个村的周围都是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晚上，村民们能听到警卫犬的吠叫。格拉西莫夫克村又是一个悲惨的所在，最穷的农民拥有一头牛，最富的拥有两头，拥有茶炊的只有9户人家。简陋的学校建于1931年的年底，只有一位老师和13本书。如同西伯利亚西部的其他农民一样，格拉西莫夫克村的村民非常独立。为了赢得土地和自由，他们在19世纪从俄罗斯中部东迁至此，故不愿加入集体农庄。1931年8月，没有一家签署协议加入集体农庄，难怪苏维埃报刊斥之为“富农的巢穴”。(202)

特罗菲姆·莫罗佐夫头脑清醒、勤劳，家境一般，曾在内战中参加红军，两次受伤。他颇得老乡尊敬，到 1931年秋季，已是第3次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有人向政治警察举报他出售假证件给“特殊定居地”的“富农”流放者，他儿子可能就是报案人。与苏维埃报刊的宣传相反，帕夫利克其实不是少先队员（格拉西莫夫克村根本没有少先队组织），但显然有如此的憧憬。他在开学后参与了宣传鼓动工作，便与警方愈益接近。在格拉西莫夫克村，帕夫利克素有举报犯错邻居的名声（村民数年后回忆，一直把他视为“烂小子”）。因为父亲抛弃自己的家庭，喜欢上了另一名女子，他一直怀恨在心。帕夫利克作为长子，必须照顾母亲塔蒂亚娜——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似乎因特罗菲姆的出走而有些精神失衡，又因妒火中烧，可能曾煽动帕夫利克打小报告。1931年11月，对特罗菲姆的审判在学校举行。据报道，帕夫利克当众谴责父亲的罪行，特罗菲姆随之大喊“我是你的父亲”，男孩告诉法官：“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特罗菲姆被送去远北的劳改营，后来遭枪决。(203)

帕夫利克基于自己在审判中的表现不凡而变得愈加大胆，开始举报隐藏谷物或反对集体农庄的村民。他的行为得到了9岁的弟弟费奥多尔的帮助。村民对兄弟俩的所作所为异常愤怒。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莫罗佐夫禁止兄弟俩上门，其他亲戚则试图阻止他们举报。但目前还没证据表明，亲戚参与了谋杀，很可能仅是青少年之间斗殴的结果，包括帕夫利克的堂弟达尼拉，双方曾为马具和枪支发生争执。(204)

谋杀事件一旦上了当地媒体，接踵而至的调查立即趋于政治化。达尼拉受到压力，要指控自己的祖父谢尔盖为凶手，支持此一指控的还有另外两名家庭成员：为儿子夭亡愿意指控任何人的塔蒂亚娜，以及帕夫利克的表弟伊万·波图帕契克。后者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和警察帮手，在此案中表现积极，被吸收入党。最终，莫罗佐夫“富农家族”的5名成员在1932年11月接受审判：帕夫利克的伯父和教父，被控策划谋杀；祖父和堂弟达尼拉，被控是谋杀执行人；祖母，被控将两名男孩骗去树林。从公审的一开始，他们的罪名就仿佛已经获得证实（检察官援引斯大林有关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讲话，来证明凶手的政治动机），审判不过是一次做秀。5人中的4个被判处“最重的处罚”——由行刑队枪决。不知何故，帕夫利克的伯父命大，逃过此劫。(205)

事到如今，全国新闻界已得出自己的结论。格拉西莫夫克村是俄罗斯落后农民的象征，莫罗佐夫家族是家长制“富农”家庭的典型，集体化就是要将之横扫一空。帕夫利克很快成为英雄，一场个人崇拜的宣传活动在1933年秋天推出。高尔基呼吁为这位年轻的烈士建造纪念碑，认为他“懂得血缘的亲属可能是精神上的敌人。对这样的人，决不能姑息养奸”。(206)这场个人崇拜无远弗届，故事、电影、诗歌、戏剧、传记、歌曲，都把帕夫利克描绘成一名完美的少先队员，他身在家中，却是党的忠实岗哨。他牺牲自己父亲的无私勇气，应该成为苏维埃全体小学生的榜样。对他的崇拜在道德准则和情感上，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孩子。他们从帕夫利克的身上学到，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是可耻的，反而是爱国热忱的表现——这种想法借助于这场个人崇拜，植入千百万人的脑子，成了对每个苏维埃公民的切实期待。(207)

莫罗佐夫故事的教训，到底在谁的身上产生了最深的影响？根据采访资料，在父母明确界定道德原则的稳定家庭中，仅有极少数孩子受到影响。不过在今天，我们是以大恐怖时代的背景来理解此类尴尬话题，记忆是靠不住的。现在看来，对在不稳定或受压迫家庭长大的孩子来说，帕夫利克的确是积极向上的榜样。在那些环境中，成年人的影响太弱，无法抗衡苏维埃政权的思想。这场个人崇拜的鼓吹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帕维尔·索洛缅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记者，他的报道首次引起苏维埃公众对帕夫利克的关注。他自己还是孩子时，就曾逃离残暴的继父，在一系列孤儿院长大成人。高尔基被逐出祖父的家——那是个残酷且落后的所在，男人借酒浇愁，女人向上帝寻求安慰——9岁起就在伏尔加河的工业城镇自生自灭。对具有如此不幸背景的人来说，帕夫利克就是一名英雄，因为他摆脱了自己家庭的“黑暗”生活，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积极投入公共事业，找到更高层次的少先队“家庭”，加入党和苏维埃人民的行列，迈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帕夫利克的故事尤其对孤儿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从未受到家庭生活的影响，弄不清男孩举报父亲究竟错在哪里。他们由国家带大，一直接受思想灌输，要忠于和感谢把自己从贫困中救出来的国家。他们还被告知，出生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苏联真是三生有幸，否则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2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3岁，因父母被捕而被送进孤儿院，并换了新名字。他从没弄清自己的真名，也不知道父母姓甚名谁、何等人士、为何被捕以及被捕后的去向。儿童之家的政策就是擦去原来的身份，把米哈伊尔之类的孩子，重塑成“苏维埃公民”。米哈伊尔还是小男孩时就深受莫罗佐夫故事的影响，孤儿们很小就开始反复接受此类教育。他认为帕夫利克是一名“真正的英雄”，梦想自己向他看齐，也能“抓到一名间谍”。回顾童年，他认为假如自己与家人一起长大，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会有很大的不同：

与正常儿童相比，我们这些孤儿对生活只有非常贫乏的了解。我们失去家庭活动、厨房饭桌上的对话，以及一切非官方信息。在我看来，那种信息才是最重要的，它塑造了儿童对人生的看法，以及自己与外界的关系。我们的“世界之窗”只是课堂、少先队、墙角的红色电台、《少先队真理报》。它们所有的信息都千篇一律，解读的方法也只有一种。(208)

帕夫利克的故事广受欢迎，尤其在年轻人中更是如此，这更加深了家长制农村的旧世界与苏维埃政权的城镇新世界之间的文化代沟，并在许多家庭内造成分裂。农村人口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有文化。根据1926年的人口普查，农村人口的39%低于15岁（低于20岁的超过一半），20岁出头的农家小伙识字率是父辈的两倍多（同年龄的农家女子识字率高达母辈的5倍）。他们在苏维埃学校接受教育，不再接受父母起人生态度和信仰。许多人通过少先队和共青团，信心倍增，不愿再受父母的控制。他们不愿上教堂、佩戴十字架，拒绝遵循宗教的仪式，往往捧出苏维埃政权作为此类问题的新权威，有时导致与父母起争执。他们越来越向往城市，向往城市里的信息和价值观。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城镇的流行文化蔓延至偏远的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不愿留在农村，希望进城。这愈加促使农村孩子认为，与农村相比，城镇的生活方式更好，更有文化。20世纪20年代中期，共青团在沃罗涅日省农业最发达地区的调查发现，85%的共青团员来自农民家庭，但只有3%的共青团员愿意继续务农。大多数的农村孩子想离开农村：或去城市的商店或办公室上班，或上大学、进入工业领域，或参军。(209)

梅德韦杰夫一家因老一辈与青年之间的分歧而变得七零八碎。安德烈·梅德韦杰夫1880年出生于奥布洛夫卡村——在莫斯科的东南方，相距570公里——旁边有连结坦波夫和巴拉绍夫的铁路线。他是一名铁匠，冬天帮富裕农家修理金属屋顶，夏天和5位兄弟在父亲费奥多尔的家庭农庄上干活，全家共有17人。费奥多尔是农民大家长，又是虔诚的东正教徒，白发垂肩，全以旧法治家。他的孙女回忆：“我们遵守古老的习俗，大家吃饭使用同一只大碗。祖父以勺敲碗，就是大家开始吃饭的信号。他不开口，没人敢作声。”

1923年，安德烈与年龄仅有他一半的阿廖娜结婚。她和家人1917年逃离饥饿的彼得格勒，来到坦波夫的乡下。阿廖娜来自贫困的劳工家庭。她的父亲是铁路搬运工，妻子去世后，一人抚养7个孩子，在坦波夫帮做农活，勉强维生。安德烈将年轻的妻子娶进门，1924年女儿尼娜出生。阿廖娜从一开始就发现很难适应夫家的家长制习俗。尽管只上了3年学，她还是当上了村苏维埃的秘书。她开办学校，教村里的孩子——还有许多成人——读书写字。安德烈对书本没有兴趣——梅德韦杰夫家的其他人也一样。阿廖娜从当地集镇把书籍和杂志带回家，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1928年，阿廖娜的学校变成共青团扫盲运动中的扫盲点，这是反宗教、反家长制文化的苏维埃运动之一。她又成为共产党妇女部的积极分子，常常要去镇上开会。费奥多尔对她的独立性深感震惊，威胁说要把她赶出家门，也因此经常与安德烈发生争执。安德烈自己是村苏维埃的干部，即使善妒，不赞成妻子单独去镇上，但还是予以支持。

1929年9月，奥布洛夫卡村成立集体农庄。虽然村里67户家庭中只有29户同意加入，但被认为已经足够。安德烈当选为集体农庄的主席，但费奥多尔拒绝加入，他的奶牛刚生牛犊，不愿放弃。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尼娜回忆：“如果母亲不拦着，他俩早已把对方杀死了。他们开口大骂，并发誓分道扬镳。”家庭农庄分给了各位成员，安德烈带上自己的一份加入了集体农庄，而81岁的费奥多尔仍然单干。4个月后，老人作为“富农”被捕——缘于村苏维埃的报告，奥布洛夫卡全村共逮捕了12名“富农”。费奥多尔的房子被砸，自己被流放去西伯利亚，但家庭戏剧仍没落幕。安德烈身为集体农庄主席，把前途寄托在农村，但阿廖娜向往城镇，主要是想找到治愈女儿尼娜的好办法。尼娜因病失明，需要特殊的照顾。1930年4月，阿廖娜离开安德烈，与尼娜一起回到列宁格勒，向亲戚的朋友租借了房间的一角。尼娜回忆：“我们只有4平方米，刚好能放一张窄床、床头柜和两把小椅子。我睡椅子，妈妈睡床。”家人分离两年后，安德烈也在1932年10月来到列宁格勒，亲情战胜了他对集体农庄的承诺。梅德韦杰夫一家搬去市中心一个较大的房间，阿廖娜在尼娜的学校教书，安德烈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程部门从事屋顶修建工作。(210)

像梅德韦杰夫家一样，许多家庭屈服于集体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压力。集体化只是俄罗斯农民所经历的一系列社会剧变的最后一幕——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革命、内战、饿死数百万人的饥荒——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最惨痛的。因为它在是否接受苏维埃生活方式方面，迫使父子反目，拆散了许多家庭。究竟有多少儿子真的举报了自己的父亲？这很难说，肯定有，只是没有像苏维埃报刊所报道的那么多。20世纪30年代，报刊给人的印象是，农村中充满了真实生活中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据报道，一个名叫索罗金的少先队员看到父亲偷集体农庄的粮食，报警把父亲给抓了起来；小学生谢廖扎·法捷耶夫告诉校长，父亲悄悄囤积了大量土豆；13岁男孩普罗尼亚·科利宾举报母亲偷窃集体农庄的粮食（他获得奖励，前往克里米亚的著名少先队度假营阿尔捷克，母亲则被送去劳改营）。(211)

少先队鼓励孩子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学习，举报自己的父母。少先队经常参与看管集体农庄的田园，举报窃取粮食的农民。《少先队真理报》登载年轻举报人的姓名，列出他们的功绩。20世纪30年代，在对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个人崇拜的高潮中，真正的少先队员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几乎都要揭发自己的亲人。一份省级杂志警告，没有举报自己家人的少先队员，应受到怀疑，如果发现是由于缺乏警惕性，少先队员自己也应受到举报。在这种氛围中，家长们害怕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说话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位医生回忆：

我从不在孩子面前说斯大林的不好。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故事出来之后，你害怕说漏嘴，甚至在自己儿子面前也一样。因为他可能会在学校里无心提及，有关部门就会记下，问男孩“是从哪里听到的”。他会说：“爸爸说的，爸爸不会错的。”你自己还浑然不知，却已陷入了莫大的困境。(212)

亚历山大·马里安的父亲就是这样遇上麻烦的。亚历山大的家乡马拉什蒂村在乌克兰的西南部，靠近蒂拉斯波尔城。他是共青团干部，1932年他17岁时曾写信给警方，举报父亲季莫费。亚历山大是集体化的狂热支持者，积极拥护反对“富农”的战争。他在1931年6月8日日记中，称“富农”是“苏联最后且最大的剥削阶级”。季莫费不同意，对集体化牢骚满腹，在儿子面前也不忌讳，马上被儿子举报。季莫费被捕后被送进劳改营。亚历山大在1933年10月的日记中，记下了与共青团同志的交谈。后者声称，既然亚历山大的父亲有“反革命”思想，他就不适宜担任干部一职。亚历山大写道：

我不得不向他解释，我父亲的被捕是应我的要求。他之所以持有反苏立场，归罪于他在奥地利当战俘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带回了对奥地利秩序的钟爱，坚信他在奥地利看到的资产阶级小农庄，才是创造农业财富的关键……他只是简单地把集体化初期的错误当做了动乱，而不是暂时的并发症。他如果知道辩证法，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就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公开认错。(213)

这种基于狂热意识的检举可能相当罕见。更为常见的是年轻人被动应付，宁可断绝关系也不检举家人，而且也要等到亲人已经暴露成“敌人”之后才会如此。他们接受学校和少先队的灌输，意识到如不与被捕的亲人划清界限，反而会危及自己的前途。左右这种行为的，往往有复杂的压力和考虑。除非抛弃被捕的亲人，以此证明自己时刻警惕着并且一切忠于苏维埃，否则他们自己可能遭到少先队和共青团的驱逐，不能就读大学或就业。因此有成千上万印在苏维埃报刊上的公式化通告：

我，尼古拉·伊万诺夫，与我曾是神父的父亲断绝关系。他多年来欺骗他人，宣称上帝的存在。我要切断与他的一切关系，这就是理由。(214)

这些背弃可能得到了父母的鼓励。父母很清楚，孩子如果想在苏维埃社会谋求上进，必须与自己脱离关系。例如，1932年，一名来自克列缅丘格城附近传统犹太家庭的16岁男孩，给当地意第绪语的报纸写信，声明脱离自己家庭的落后生活：

我拒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觉得，真正的父亲是共青团，能教我学会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根据后来对他妹妹的采访，男孩是在父亲的坚持下才写下这篇声明的。那个女孩回忆道：

我14岁那年，父亲把我和哥哥叫进房间，解释说他的生活方式不合时宜，不想我们重复他的错误，譬如遵循犹太人的宗教传统。他说，我们必须去找学校墙报的编辑，宣布我们开始了新生活，不愿与父亲的宗教过去有任何瓜葛。父亲硬要我们这样做，还说，这样做不会给他带来困扰，只会为我们开辟美好的前景。(215)

迫使年轻人背弃自己亲人的不仅仅是野心，还有其他因素。此类断绝关系的公开信，大多写于离家上大学或进城工作的前夕。这是新身份的宣言，也是对苏维埃梦想和目标的承诺。20世纪30年代初充满了巨大的机遇和社会流动性：工人的子女有望成为专业人士；农民的孩子梦想进城。苏维埃的宣传对症下药，刻意鼓动这类抱负，把对个人成功的崇拜放到了五年计划的中心位置。电影、书籍、歌曲，都突出无产阶级“普通英雄”的功勋——工程师、科学家、劳动模范、飞行员、勘探人员、芭蕾舞演员、男女运动员——给苏联带来荣耀。年轻人受到鼓励，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工作也可取得同样的成就，以此证明自己无愧于苏维埃公民的称号。

最重视这种抱负的往往是“富农”和其他苏维埃“敌人”的子女——这个悖论恰好又是“富农”父亲和他们的儿子之间冲突的症结。子女从小就背上出身不好的烙印，一直希望成为社会上的平等成员，唯一途径就是诀别自己的过去。有些背弃自己的“富农”亲人，有些在自述中避而不谈，还有些声称他们已“死去或消失”。这种否认往往是生存所必需的，但相关的记忆仍可唤起悔恨和羞耻。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曾经举报他人，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对“正常”，追求各自的事业，而父母却消失于古拉格。他们接受苏维埃制度，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心里很清楚，该制度已将自己的家庭摧毁。

对这些悔恨情感的表达，没人比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更为有力。他1910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扎戈列村；父亲特里凡是铁匠，夫妇俩养育了7个孩子，生活中等，尚算舒适。亚历山大年纪轻轻就是共产主义者，1924年加入共青团，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他经常因政治问题与父亲发生争论，曾两次离家出走，因为无法接受家人的农民生活方式。1927年，他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搬到斯摩棱斯克，在共青团报纸《青年同志》（Young Comrade）上发表了第一首诗《写给父亲和富人》：

你家没有缺乏，

你富裕——我观察，

所有有墙有顶的农舍中，

最好的是你家。(216)

1930年的春天，当局向特里凡课以重税。他担心被捕，逃去顿巴斯寻找工作；到秋天，儿子伊万（当时17岁）和康斯坦丁（22岁）相继跟来。他们认为，跑去寻找父亲会减轻母亲的负担。伊万在当年冬天回家，却发现自己已成“富农”的儿子，无法上学。1931年3月，除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都被逐出扎戈列村，康斯坦丁（已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和特里凡（一从顿巴斯归来即被逮捕）也加入了家人的流放行列，前往乌拉尔。在随后两年中，他们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进进出出，四处潜逃，如果能找到国内护照制度中的漏洞，就在工厂和矿区打打零工。家人时聚时散，直到1932年秋季。其时，特里凡在乌拉尔的下塔吉尔镇工厂找到了一份铁匠工作。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在斯摩棱斯克的教育学院学习，努力成为年轻诗人。他的第一首长诗《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1931年），描绘了集体农庄生活的灿烂图景。他在学院的学生会议上发言，赞成反对“富农”的运动，但他显然对家人的遭遇感到不安。1931年春天，他去拜访地区党委书记鲁缅采夫，希望他能从中斡旋，以减轻他们的磨难。特瓦尔多夫斯基在1954年回忆，鲁缅采夫却说“生活当中，有时必须在家庭和革命之间作出选择”。那次会谈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被选为“动摇分子”，苏维埃当局要考察他的忠诚。他在文学会议中，被攻击为“富农”的儿子。他得以躲避厄运，全仗当地作家阿德里安·马克多诺夫为他作了勇敢且积极的辩解（后来自己却入了狱）。(217)

由于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特瓦尔多夫斯基刻意疏远家人。1931年春天，父母从乌拉尔的利亚利亚“特殊定居地”给他写信。他们并不指望经济上的帮助——因为他们知道儿子自己也很拮据。伊万在1988年回忆：“他们只希望，他也许想与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保持联系。”伊万继续讲述了后面的故事：

亚历山大回过两次信。他在第一封信中答应帮忙，但很快寄来第二封信，内含我难以忘怀的字句：“我的亲人们！我既不是野蛮人，也不是动物。我要你们坚强起来，要有耐心，努力工作。消灭富农阶级，并不意味着消灭富农本身，更不会是消灭孩子……”再后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不能给你们写信……也不要写信给我。”

当这封信读给伊万的母亲听时，她——

低下头，坐在板凳上，陷入深思，然后大声讲出话来。她不是讲给我们听，而是讲给自己听，用来说服自己仍拥有儿子的爱和忠诚。她说：“我知道，我觉得，我相信……他并不容易。我儿子当然是别无选择，人生就像旋转木马，你又能如何呢？”(218)

两个月后，即1931年8月，特里凡带上小儿子帕夫利克逃离利亚利亚定居地，其余的人都留在原地。一个月后，他们到达斯摩棱斯克，前往苏维埃大楼寻找亚历山大，知道他在那里的编辑部工作。特里凡叫门卫打电话给儿子，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知道他来信的内容，但我想：他是我儿子！至少可以帮帮帕夫拉希卡[帕夫利克]。一个小男孩，他的亲兄弟，能给他带来什么危害呢？亚历山大出来了。上帝保佑，与儿子见面，怎么会如此担惊受怕的！我在恐慌中看着他，他已长大，修长又帅气！他父亲的儿子！他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我们，然后开口，不是说“你好，爸爸”，而是一句：“你怎么来的？”

“修罗[亚历山大]！我的儿子！我们正在饥饿、疾病、任意处罚中慢慢死去！” 我回答。

“那么，你是逃出来的？”他突然问，这似乎不是他自己的声音，他的目光也变得异样，似乎要把我钉在地上。

我保持沉默——我能说什么呢？只能如此了——我只是为帕夫拉希卡感到遗憾，他只是一个小男孩，希望得到哥哥的爱，没有想到如此的结局！

“我只能把你们送回原地，免费。”——这是亚历山大的原话。

我知道，进一步的请求或乞求都已无济于事。我只让他等一等，因为我还要去斯托尔波沃镇向朋友讨债，等我回来后，听凭他安排。他显然有些吃惊。

“那好，你走吧。”他说。

特里凡在斯托尔波沃镇找到朋友一起喝酒，帕夫利克在一边睡着了。午夜时分，警察赶来逮捕特里凡，因为亚历山大已把他出卖。(219)

亚历山大再次看见或听闻家人的消息已是4年之后。在这段时间，伊万认为，亚历山大只能将自己的内疚注入他从未发表的诗里：

你是谁，兄弟？

你好吗，兄弟？

你在何处，兄弟？

在哪一条白海运河？

——《兄弟》，1933年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1940年

1935年，伊万前往斯摩棱斯克找亚历山大。他逃离“特殊定居地”，在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镇漂泊3年，以打零工为生，但渴望回到自己的故乡，也想让哥哥知道家人的近况。兄弟俩仅有两次简短的会面，亚历山大告诫弟弟赶快离开斯摩棱斯克：“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只会发现不愉快而已。相比之下，生活在这里对我很重要，这里的人都认识我！”(220)

伊万当时对哥哥存有太多的抱怨，到了晚年，才渐渐理解亚历山大承受的压力：他必须留在人们认识和尊重自己的地方，所取得的成功又能提供某种保护。对哥哥的选择，伊万不无同情：

我敢说，我的到访激起了他的内疚和自责。他忘不了写给流放中的我们的信，也忘不了他与父亲在苏维埃大楼的见面，我为他感到遗憾。不管我喜欢与否，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一名真诚的共青团员，自20世纪20年代起，矢志不渝。我现在认为，亚历山大亲眼目睹了伤害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革命暴力，虽然是不公且错误的，却变成了一种考验，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共青团员。也许他并不想向别人证明——只想证明给自己。毫无疑问，他以这种方式来自我说服：“每一名富农都是某某人的父亲，他的孩子是某某人的兄弟姐妹。我的家人凭什么与众不同呢？要勇敢，要坚强，决不向抽象的人道主义和阶级利益之外的情感低头。”他的逻辑是：你如果支持集体化，就意味着你也支持消灭富农阶级；在道德上，你没有权利要求自己父亲获得例外的待遇。亚历山大可能在心里为家人哀痛，不过，我们家也仅是众多富农家庭之一而已。(221)

五

1928至1932年的“大转变”，摧毁了维系家庭和社区的旧关系和旧忠诚，创造了以人与国家的关系来定位的新社会。在这个制度中，社会阶级是至关重要的：国家推崇“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但阶级又不是固定或僵化的，数百万人离开家园，变换工作，在全国各地搬来迁去，很容易改变或重塑自己的阶级身份。只要有助于上进，大家都学会了编造自己的阶级身份。他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或隐瞒和掩饰自己的不纯出身，或文饰自己的履历，使之显得更像“无产阶级”。

“自我改造”的概念，在布尔什维克的圈子里是非常流行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中心，就是要清除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的冲动，创造更高层次的人格（苏维埃新人）。一位党领袖在1929年写道：“我们都是过来人，身上仍存有以往的弊病。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就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自我改造。”(222)同时，人们能改变和操控自己的阶级身份，又给党领导带来极大的焦虑。(223)他们普遍担心，涌入城镇的大量破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富农”、商人、教士等），将稀释“无产阶级”的纯度——“无产阶级”是他们想象中支持专政的社会基础——党内会充斥隐瞒自己出身的“自私自利者”和冒险家。

苏维埃报刊上有不少此类骗子故事，最有名的是弗拉基米尔·格罗莫夫。他冒名顶替，自称是熟练的工程师和获奖的建筑师，在1935年被判处10年劳改，去白海运河工地服刑。格罗莫夫使用伪造的文件，获得高薪工作和莫斯科的高级公寓，甚至说服后勤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向他预支了100万卢布。(224)对冒名顶替者的担忧，折射出党领导的深刻焦虑，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大清洗文化。大清洗中激烈的指控，就是为了要彻底揭露暗藏“敌人”的真实身份。整个20世纪30年代，党领导鼓励人们相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都有可能躲在假面具之后——这种观念，既毒害了人际关系，又为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推波助澜。艾莱娜·邦纳的弟弟在父亲被捕后曾说：“看，人民公敌到底是什么嘴脸，有的甚至伪装成父亲。”(225)

除了集体化，伴随五年计划的还有一场对“阶级敌人”和“异己分子”的大清洗，以铲除潜在的反对和异议。随着国内护照制度的引入，警方奉命加强措施，把“社会不纯分子”——“富农”、教士、商人、罪犯、“寄生虫”、妓女、吉普赛人及其他族裔（芬兰人、朝鲜人、伏尔加德裔等）——赶出城镇。(226)害怕自己受到社会的排斥，驱使数百万人隐瞒自己的出身。在理论上，自我改造是可行的，但过程可能很长，很不确定。隐瞒似乎更加可靠，更是为社会接受的捷径。20世纪30年代初的混乱时期，改变自己的身份相对比较容易，或搬去另一城市，或领取新的档案。假档案很容易获得，或通过行贿，或向每个集镇都有的伪造者购买。如果要漂亮的履历，甚至无需花费钱财。很多人干脆扔掉旧的，换一个苏维埃政府申请新的履历表，填上不同的履历，甚至还可篡改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227)各省的苏维埃官员和警察，其低效和腐败是众所周知的。

对于女性而言，婚姻是掩饰自己社会出身的又一途径。安娜·杜博娃1916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农民大家庭。父亲1929年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波多利斯克的建筑工地——就在莫斯科的南边，妻子和孩子也跟了过去。母亲得到兔场的一份工作，安娜就读于附属于面包厂的工厂技校，原以为可以回归为“正常”人，却没想到安娜姐姐的共青团员朋友，站出来揭发她们在隐瞒“富农”出身。杜博夫一家全遭驱逐，丢失了所有的财产和居住权。父母带着年幼的孩子去了莫斯科以东200公里的勒热夫地区，住在父亲亲戚的草棚内；安娜逃到莫斯科。姐姐嫁给了当地人，她让安娜睡在自己小房间里的地板上。安娜没有居住证，纯属非法居留，却仍在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她从工厂技校毕业，成了布尔什维克蛋糕工厂的糕点厨师，专门从事蛋糕的装饰工作。她的前途开始变得光明，但危险始终存在：“富农”出身和非法居留一旦暴露，她将失去一切。她在20世纪90年代的采访中说：

那段时间里，每当看到警察，我就很怕。因为在我眼中，他会告诉大家，我有嫌疑。所以我结了婚，只是为了能掩饰我的背景……我丈夫是个贫农，又是共青团员，在莫斯科附近的村苏维埃担任秘书。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他的工作就是识别和剥夺富农……我的婚姻只是一种伪装。我没有地方住，结婚之后，才有自己的一小间。上床睡觉时，我会自言自语，亲爱的主呀，我竟睡在自己的床上。

变成“无产阶级”的西蒙诺夫，1933年

安娜的丈夫很善良，就是喝酒太多。“我一直在做梦——‘主啊，要是能嫁给一位体面人，那该多好啊。’我和他朝夕相处，即便已经生下女儿，却还在梦想有一位体面的丈夫。”(228)

被迫过这种双重生活的人，需要不时承受曝光的威胁。有一名前秘密警察上校，还是共产党的模范，一直隐瞒自己的贵族出身。他回忆道：“我一直处在恐惧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假如我的真相突然暴露’，我所努力的、我为自己和家人所建立的、我的生活、我的职业生涯，都会轰然倒塌。”除了恐惧，还有其他相互矛盾的冲动和情感——被动、内向、羞愧、自卑——能在同一人身上，既激起他对苏维埃政权的秘密憎恨，又激起他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决心，以此克服自己的出身不纯。人陷入如此的双重人格，变得得不知所措，其公众形象完全吞噬了他的内心世界。有人这么回忆：“我开始觉得，我就是我正在扮演的人物。”(229)

年轻的西蒙诺夫有过类似的经历。他隐瞒贵族出身，在萨拉托夫的工厂技校学做车床工，填在登记表上的身份是“无产阶级”。西蒙诺夫擅自决定进工厂技校，而继父希望他去高等学院或大学攻读——在他父母的旧世界服务阶层看来，那是理所当然的教育轨迹。但十几岁的西蒙诺夫，为新工业社会的前景而感到无比兴奋。他看到，无产阶级是新兴的统治阶级，亟想加入其中。西蒙诺夫回忆：“这是五年计划的开始，其浪漫精神彻底征服了我。我加入俱乐部，讨论该计划和它的不同版本。它对我的吸引力，远远超过我的中学课程。我的继父非常恼火，我在工厂技校的第一年，他几乎都不理我。”(230)

工厂技校笼罩在激进的、无产阶级的氛围之中。一半学生来自工人家庭，另一半来自儿童之家。作为贵族的儿子，西蒙诺夫在此出格得危机四伏，但他尽量调整，舍弃他少年时的短裤和凉鞋，换上工人的套衫和鸭舌帽，努力与同学们打成一片。西蒙诺夫受无产阶级的吸引，其重要原因在于工人的独立性：“我认为，成人的生活始于他开始上班，赚钱养家。我也要尽快独立，养活自己。”(231)西蒙诺夫加入产业工人的大军，自然也就独立于家庭之外，不再让其贵族背景拖自己的后腿。

为了供自己在萨拉托夫工厂技校学习，西蒙诺夫去生产弹药的通用工厂当学徒，上夜班，组装突击步枪的子弹盒。到1931年春天，他的月收入是15卢布，虽然微薄，对家庭预算来说却是一大贡献。特别是在4月之后，继父亚历山大被捕，15岁的西蒙诺夫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

那次逮捕进行得有条不紊。敲门声在晚上10点钟响起。由于亚历山德拉感到不适，家人早已上床睡觉，亚历山大要到穿戴齐整，方才让警察进入自己的营房公寓。康斯坦丁醒来，发现继父正在用放大镜核对搜查证：

搜查持续了很久。他们做得中规中矩，在两个房间里逐一检查全部的物件，甚至查看我有关金属技术的技校笔记、七年级笔记和母亲的一大堆信件——她喜欢写信，也喜欢所有的亲戚和朋友给她写信……等到他们完成搜查，理好文件和信件，好像还开出了一张被没收物件的清单——也可能我弄错了。我想，终于结束了。其中一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它递给父亲，这是对他的逮捕令。我当时没想到，事后才意识到，不管搜查结果如何，逮捕从一开始就在计划之中。真不忍心看到母亲的反应，尽管她有坚强的性格。她显然病了，一整夜坐着，持续发烧，浑身颤抖。父亲很平静，认真读完那张纸——再一次从背心口袋拿出放大镜——确定它真是一纸逮捕令，然后他简速吻了母亲一下，并告诉她，一旦弄清误会，他就会回来。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与逮捕他的人一起离开了。(232)

像亚历山大一样，西蒙诺夫也认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他应该知道，许多专家在萨拉托夫被捕，包括继父任教的军事学院的好几名军官。像众多失去亲人的其他人一样，西蒙诺夫也倾向于把继父的被捕，当做一桩乌龙事件。“我认为，其他人肯定有罪，他们是我的敌人，但我无法将他们与我继父联系在一起。”(233)这种区别帮助他维持对苏维埃司法制度的信心。政治警察官员有条不紊的行为——不仅体现在亚历山大被捕之时，西蒙诺夫4年前目睹继父的亲戚叶夫根尼·列别捷夫被捕的过程也是如此——更加强了这一信心。

西蒙诺夫遵照亚历山德拉的命令，向技校老师汇报了逮捕一事。她说，不汇报反而是懦弱的表现。西蒙诺夫没被学校开除，但被告知，最好等到继父获释后再递上他的入团申请表。亚历山德拉和儿子被逐出营房的小公寓，所有家当被扔到街上——包括配有几张板凳的桌子、两个书架、一个衣柜、一张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军用木箱和西蒙诺夫曾睡过的吊床。那天正好大雨滂沱，邻居收容了正在发烧的亚历山德拉，她的儿子则赶去萨拉托夫郊区寻找新的住所。他租好房间后，又找来一个货车司机帮助搬家。终其一生，他永远记住那一天——他第一次挑起家庭的重担，一刹那间，他长大成人。

我没齿不忘，没有怨恨，甚至有点自我得意，因为我证明了我能应付一切。我有一种受伤的感觉，主要是为我的母亲……她不能原谅那些将我们赶走的人。毫无疑问，我仍能记住那些人的名字，因为我对母亲的受辱感同身受，即使我还只是一个男孩……(234)

西蒙诺夫在继父被捕一事上的反应，不是责备和质疑苏维埃政权，而是更加努力工作，以补贴家用。也许，继父的被捕更加强了他的信念：为了保护自己，他必须夯实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整个夏天，西蒙诺夫白天读书，晚上打工。他获得晋升，成为二级学徒工，工资翻了一番。这足以供奉母亲，还能每周送两个包裹给狱中的继父。亚历山德拉在一所中学教法文和德文，赚取额外的现金。到秋天，亚历山大出狱了。西蒙诺夫回忆：“他拥抱、亲吻母亲，甚至也吻了我，这很不寻常。他好像起了变化，起初我没注意，后来才明白，他的脸色变得阴冷苍白，不再是以前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模样。”(235)

亚历山大并没透露在监狱遭受的折磨，只称所有的指控都被撤销，因为他在“严峻压力”之下也拒绝认罪。西蒙诺夫回忆，在他看来，这件事的教训在于坚定不移：

时至今日[1978年]，我自问：那个夏天发生于萨拉托夫的事件，是否影响了我对生活的态度？是否在我十五六岁的心灵中留下了烙印？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就继父而言，其结果并不出乎意料。他还是原来的他——绝对是思路清晰和认真负责的典范——认识他的人全都相信他的无辜。在那可怕的岁月中，与我们交往的几乎每个人都很友好——那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对继父的审讯，由于他的强大和坚毅，其结局也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它却给我带来不安。我想，如果是一位较为软弱的人，如果承受不了同样的折磨，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令人担忧的想法，久久停留在我的脑中……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这可能是潜意识的。我也已证明，自己可以应付一场危机。(236)

“富农”子女试图掩盖自己的社会出身，其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亚于资产阶级子女和贵族子女。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就读苏维埃学校和大学，不得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不得参军，不得从事较好的职业。他们往往渴望与家人划清界限，以证明自己是“苏维埃公民”，其实质就是害怕自己受排斥。1942年，20岁的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被流放去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地区，他父亲是1935年抵达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人。沃尔夫冈在师范学院学习，同学中的大多数是“富农”子女，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被流放到这个半沙漠地区。他们幼时吃了很多苦，后来才获准上学，很快就要变成教师。莱昂哈德注意到，这使他们的政治身份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

我的大多数同学周末回家，回到卡拉干达周围的[特殊]定居地。他们返校后，谈及自己的父母时，经常义愤填膺。我经常听到他们说：“他们还是不懂！我多次向他们解释集体化的道理，但旧派人永远都不会觉悟！”

这些富农的子女，刚流放至此时还是幼儿，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上已成了斯大林主义者。(237)

很多“富农”子女最终变为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加入国家的镇压机关，开创出一片事业）。对有些人来说，转变的过程涉及一个长期且自觉的“自我改造”，不无心理成本，斯捷潘·波德鲁布尼便是一例。他1914年出生于乌克兰西部文尼察地区的农民家庭，他父亲作为“富农”流放至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与母亲1929年逃到莫斯科。斯捷潘在《真理报》印刷厂的技校找到一份学徒工，加入共青团，率领工人突击队，编辑墙报（一种宣传鼓动），成为工厂理事会成员，似乎还被警方招募成了举报人。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隐瞒着自己的“富农”出身。他的日记记录了自己的战斗历程：如何清除身上农民老祖宗的病态心理，如何脱胎换骨当上一个苏维埃公民。他尽量阅读正确的书籍，采纳正确的态度，以穿着整齐和学习舞蹈来提高个人修养，在自己身上培养关心公益和保持警惕的苏维埃美德。每年年底，他制订进度表，以便衡量自己“在文化上的进步”（犹如国家机构为五年计划规划每一年的经济进步）。他的“富农”出身，一直是自我厌恶和自我怀疑的根源，一再被视作自己缺点的缘由。他还在思忖，到底能否真正成为社会的平等一员：

1932年9月13日：我已经几次思索自己的生产工作，为何无法从容应付？为什么对我来说总是这么难？有一个念头，我似乎摆脱不掉，像吮吸桦树液一样在吮吸我的血液——那就是我的心理问题。我难道真的是与众不同吗？这个问题使我毛骨悚然，全身发抖。我现在正处在中游，不上也不下，但很容易滑向两端。

波德鲁布尼不时担心自己的出身会暴露出来，会在工作单位（充满“敌人”的巢穴）受到批斗，会被解雇，甚至会被捕。最终，政治警察确实查出了他的“富农”出身，但告诉他，只要他“继续积极配合”，就不会有事。很有可能，波德鲁布尼从此开始举报他的同事。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像是一头困兽——厌恶自己扮演的角色，渴望成为“真正的自己”。

1932年12月8日：我每天的遮掩，我内心的秘密——他们不允许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我不能有任何的自由思想，不能公开、明确地站出来。相反，我不得不鹦鹉学舌，必须走在不平的路面，朝阻力最小的方向。这真是非常糟糕。不知不觉中，我染上了阿谀奉承者和老狐狸的品性：软弱、卑怯，总是屈服。

有一位同学，其“富农”儿子的身份暴露之后，却没有遭到处罚，波德鲁布尼称之为“历史性时刻”。这似乎显示，他可以不必再为自己的出身而痛感耻辱。他满心喜悦，怀着对苏维埃政府的感激来拥抱这种个人的解放。

1935年3月2日：我也能成为苏联大家庭的公民，我热爱使之成为可能的人。我再也不是敌人圈子里的人。我一直害怕敌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处。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周遭。像大家一样，我可以对各种事物发生兴趣，做一个爱护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不是一个向主人叩头的仆人。

6个月后，波德鲁布尼被接收为莫斯科第二医学院的学生。他一直梦想在高等学院学习，但心知肚明，他的“富农”出身将是一大绊脚石。《真理报》印刷厂的共青团支持他的求学申请，对他来说，无疑是首肯了他的苏维埃新身份。(238)

对于许多“富农”子女而言，渴望被认作苏维埃人，亟想成为社会中有价值之人，与其说与政治或个人身份有关，毋宁说应该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非常聪明，精力充沛，积极主动，又继承了父亲尼古拉的强烈个性。她在沙尔铁定居地时，曾是学校里的大队干部，辅导其他学生的阅读。她1934年回到佩斯托沃与父亲重聚，年仅11岁的女孩便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证明自己的价值”。(239)但在新学校，年龄较大的男孩把她当做“富农”的女儿加以嘲弄和虐待（佩斯托沃学校有很多“富农”子女），甚至老师们也会挑剔找碴。有一天，孩子们因行为不端而受训斥。一名资深女教师更是把安东尼娜叫到全班面前，予以特别的惩戒，大声叫嚷：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卑鄙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在回忆录（2001年）中，把此事当做她人生中的决定性时刻。她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迫使她缄默不语。

佩斯托沃学校B班的优秀学生，1936年。13岁的安东尼娜（唯一没穿少先队制服的）站在左侧

突然，我心里泛起一种感觉：我们[富农]与众不同，我们是罪犯，很多事情都没有我们的份。我现在明白，我当时即有一种自卑感，深深陷入恐惧之手。这个政府可以生杀予夺，因为我们是富农，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沉默无言中忍受一切。

同学玛丽亚的父亲也作为“富农”被捕，女教师训斥事件发生之后，玛丽亚低声对安东尼娜说：“听着，老巫婆吐出这样的骂人话，我们来写一封投诉信！”安东尼娜很怕，所以由玛丽亚一人执笔写了那封信，但是以两人的名义。她写道，她们的父母是富农，但不能怪罪于子女，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以勤奋学习来证明自己。她们还在信上画了新年树[3]作装饰。安东尼娜将信藏在洗衣袋中（母亲承担学校的清洗工作），送去校长办公室。校长颇表同情，把她们叫去他的办公室，告诉她们“私下里，他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我们不得外传”。显然，他后来找了那位刻薄的女教师，因为她的态度有所软化，甚至允许这两个女孩参与学校的话剧表演。那部戏讲述农民保姆（安东尼娜饰）在“富农”（玛丽亚饰）家受尽苦难，安东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最后的独白中，我必须说这样的话：“你已吸干了我的生命，我现在懂得，再也不愿同你在一起。我要离开你，去上学！”——讲完这几句，我就离开舞台，随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深深融入这个角色，我的愤慨显得既自然，又逼真。(240)

安东尼娜全身心投入学业，她喜欢学校，成绩优秀，好几次出现在学校礼堂的优秀学生榜上。这意味着她有资格参加苏维埃节日的学校游行。安东尼娜喜欢这些游行——不是因为在政治上要求上进（她认为扛旗反而有失身份），而是因为代表自己的学校而感到自豪。她渴望加入少先队，但由于“富农”出身，不能遂愿，她为此而伤心欲绝。她戴上自制的红领巾，赶去少先队聚集的俱乐部，渴望自己能够参与他们的游戏。(241)渐渐地，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有“富农”的背景，还是在1939年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委员会看重她的主动精神和能力，对她的出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安东尼娜因此变得大胆，鼓足勇气在1939年夏天，隐姓埋名，重访自己的家乡——已改名为“新生活”集体农庄。她发现，她的老家已变成集体农庄的办公室。(242)

安东尼娜的信心和雄心在与日俱增，决定不再努力让人接受真实的她，而是为自己编造全新的身份。每当填写新表，她就开始撒谎。她回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决定重编自己的履历。”从青年起，安东尼娜就过上了秘密生活，不向朋友谈论自己的私事。1940年，她遇上第一个认真交往的男朋友，但闭口不谈自己的家世，因为她害怕对方获悉她的过去可能就会离开。之后的整整50年，她都不让家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她害怕，这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家人。回首往事，她记得：

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能漏嘴，不能暴露。我一开口，就要动脑筋：我忘掉了什么？我说的话会使人生疑吗？无时无刻不是这样……我很怕，就会保持沉默。这种恐惧伴我一生，须臾不离……妈妈总说：“当你与狼一起生活时，就必须学会狼的习性！”(243)

[1]从“拳头”一词派生出来的“富农”（kulak），最初被农民用于泛指剥削性质的行业（放高利贷的、出租土地的、投机倒把的，等等）。在他们看来，即使雇用他人的自耕农，也不可算作“富农”。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误用此词，将富裕农民全部划作富农。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将农村中的雇人（这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本来就极为罕见）视作一种“资本主义”（而不是农村劳动力短缺的弥补）。所以，富农就等同于资本家了。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想在农村挑动阶级斗争和征用粮食，便将无地农民（主要是流入城市的）组成贫农协会，以对抗被控囤积粮食的富农。到集体化时，反对加入集体农庄的任何农民——不管是富是穷——都被控为富农。

[2]戈洛温家有两个谷仓、几部小机械、3匹马、7头牛、几十只猪羊、两辆大车，还有一些家具，包括苏维埃农村中象征着富裕的铁床和茶炊。

[3]1929年圣诞树在苏联遭禁，到1935年才获得恢复，但改称为新年树。苏联的新年节日承继了传统圣诞节的很多活动，譬如家庭团聚、交换礼物以及类似圣诞老人的弗罗斯特叔叔（Uncle Frost）。

第三章 对幸福的追求（1932—1936）

一

法尼娅·拉斯金娜和米哈伊尔·沃希切斯基（结婚照），1932年摄于莫斯科

拉斯金家位于阿尔巴特地区的房子平面结构图

左：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1940年

右：斯大林工厂地铁站，20世纪40年代

1932年，法尼娅·拉斯金娜和米哈伊尔·沃希切斯基结婚。米哈伊尔既是党的干部，又在韦斯宁兄弟建筑师公司担任建筑工程的行政主管，那是莫斯科最重要的建筑公司之一。法尼娅离开位于祖博夫广场的娘家，暂时租房数月，再与丈夫一起搬入时尚的阿尔巴特区。那是一个三居室公寓，不大，总面积只有58平方米，但与绝大多数莫斯科人相比，却显得摩登豪华，拥有自己的厨房、浴室、抽水马桶，甚至还装了私人电话。(244)

20世纪30年代初，莫斯科迅速扩展。从1928到1933年，首都人口从200万增至340万，主要是由于大批农民涌入工厂，这使城市的住房承受了巨大压力。1933年以后，莫斯科通过国内护照制度以及大规模驱逐“异己分子”，得以控制城市人口。(245)数以百万计的人，梦想就是搬入莫斯科。在苏联，莫斯科是权力、财富、进步的中心。在宣传中，它被描述成社会主义制度下未来美好生活的见证。

斯大林对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浓厚的兴趣，在1935年签署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重建莫斯科的总体规划。制订该计划的建筑师有韦斯宁兄弟、列昂尼德、维克托、亚历山大等，接受莫斯科苏维埃的统一指导。该计划将莫斯科规划成一个可容纳500万居民的城市，并在郊区广泛建造新型的住宅区，由公路、环道、绿地、污水处理系统、通信网络和工业世界中最先进的地铁连接起来。计划中一切都是大规模的。满布中世纪窄街和教堂的市中心，被大规模拆除，为建造开阔的大街和广场腾出空间。一条广阔、全新的游行路线，将横穿首都的市中心。特韦尔斯卡娅大街（已改名为高尔基大街）要拓宽至40米，挡道的旧楼只能推倒（许多建筑遗迹，包括建于18世纪的莫斯科苏维埃大楼，只好退出主道，易地重组）。在红场上驱除全部的市场摊位，以便聚集的游行队伍在5月1日和革命纪念日畅通无阻地走过革命的神圣祭坛——列宁陵墓。甚至还有炸毁圣瓦西里大教堂的计划，以便让陵墓前的游行队伍可以排成没有中断的一长列。斯大林的莫斯科被重建成一座帝国大首都——即苏维埃的圣彼得堡，比苏联任何其他城市更为雄伟，更为先进，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象征（布哈林称总体规划“几近奇迹”，将使莫斯科变成“新的麦加，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战士会从世界各地赶来朝圣”）。(246)

韦斯宁兄弟在首都的重建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其建筑理论因此而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世纪20年代，韦斯宁兄弟一直走在建构主义运动的前列，尝试将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理想融入苏联建筑。但在重建斯大林的莫斯科时，他们改用了新古典主义和纪念碑式的风格。这代表着艺术和精神上的妥协，他们是建筑师，必须仰仗客户，而国家是其唯一的客户。两兄弟一直参与苏维埃宫殿的筹建，地点就在1932年即已拆毁的救世主大教堂。该宫殿如果建成，将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定为416米高，比1931年在纽约落成的帝国大厦还要高出8米），顶上耸立一座巨大的列宁塑像（3倍于自由女神的尺寸）。(247)但苏维埃宫殿从未建成，[1]多年以来，该工地无形中变成了一座纪念碑，让人记得莫斯科的允诺。

韦斯宁兄弟帮助监督莫斯科地铁的建设——共产主义进步的另一个象征。隧道的挖凿始于1932年，到1934年春天，共雇用7.5万名工人和工程师，其中许多人是农工和古拉格囚犯。挖凿是极其危险的工作，火灾频繁，更因土壤的松软而塌方连连。100多人死于第一条地铁线的建设，它全长12公里，连接索科尔尼基和高尔基公园。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所有的主要建设项目都雇用古拉格劳工（首都附近就有不少劳改营）。25万名囚犯参与了莫斯科至伏尔加河的运河开掘，为的是向首都不断增加的居民人口供水。其中许多人死于体力耗尽，尸体就埋在运河的地基中。斯大林的莫斯科，在许多方面向彼得大帝的首都寻求灵感，像圣彼得堡一样，也是以奴隶尸骨为地基的乌托邦文明。

第一条地铁线在1935年启用，莫斯科共产党的主管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誉之为无产阶级的宫殿：“我们工人乘坐地铁时，应该是欢快喜悦的，应该想象自己身处一座因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光芒四射的宫殿。”(248)该地铁站像宫殿一般，饰有吊灯、彩绘玻璃、黄铜和镀铬的饰件，墙壁由大理石（20个不同种类）、斑岩、缟玛瑙、孔雀石装饰而成。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1938年）可与教堂媲美，它的中央大厅以椭圆形的穹顶、马赛克的大理石地板、不锈钢的拱门，造就了明亮崇高的气氛。20世纪30年代后期，韦斯宁兄弟设计了斯大林工厂地铁站，希望获得身处大教堂之内的气氛。落成的地铁站（1943年），以哥特式的大理石高柱、空间和光线的巧妙利用、描绘五年计划“成就”的汉白玉浮雕（包括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中心、斯大林工厂、苏维埃宫殿和莫斯科至伏尔加的运河），完美地实现了这一初衷。(249)这些无产阶级宫殿的辉煌，与大多数人生活空间的拥挤和肮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它们又发挥了异常重要的宣教功能（与历史上教会扮演的角色没有两样）。地铁站的华美激励了民众的自豪和崇敬，加强了他们对公共目标和苏维埃价值的信念。

韦斯宁兄弟也参与兴建私人住宅，被要求设计两居室和三居室的公寓，就像米哈伊尔·沃希切斯基和法尼娅·拉斯金娜婚后居住的。法尼娅回忆：“我们非常高兴，这是我们第一次住上了带有私用厨浴的公寓。米夏[米哈伊尔]有了自己的书房。如有来客，也还有空余的客房。”(250)

这种对私人公寓的重新重视，象征了苏维埃住房政策的根本转变。20世纪20年代，建造新型集体住房的乌托邦梦想主宰一切，布尔什维克优先考虑“公社房屋”——庞大的共用社区，容纳数千工人及其家人的一长排房间，厨房、盥洗、洗衣设施都属共用，让妇女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让居民学会集体生活。当代建筑师联盟中的建构派，一直站在这苏维埃运动的前列，他们要废除一切私人领域，让人们过集体生活。但莫斯科的住房政策在1931年出现大的扭转：尽管苏维埃首都的住房长期紧缺，超过百万的新居民又使之加剧，新政策仍规定，莫斯科的主要建筑类型将是单个家庭单元的豪华住宅。

这一政策变化显然跟政治和工业新精英的崛起有关，需要提供物质奖励以保证他们对斯大林政权的忠诚。五年计划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行政官员、经理人，遍布所有的经济部门。据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的主席称，工业部门仅在1930年就需要43.5万名工程师和专家。斯大林的领导机构不信任旧工业精英（属于资产阶级，1928年的苏维埃工程师中只有2%是党员），其中很多专家一直反对工业五年计划极端乐观的目标。在1928至1932年的工业恐怖中，那些专家遭到了大规模地清洗（作为“破坏者”和“颠覆分子”）。其时，五年计划引起的混乱和燃料、原料的不时中断，使工厂不得不关闭。工人们拿不到工资，遂愤起声讨他们的主管。工业管理阶层、经济委员会、规划机构、大专院校、教学机构，清除了身居高位的“资产阶级专家”，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晋升创造了机遇。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工厂技校的全盛时期，为不断增加的工业职业和行政职位，培养了适当的人选，其中许多人前不久刚刚从农村前来。从1928到1932年，工厂技校的学生人数从180万跃升至330万（将近一半是农民）；14万工人从车间工作晋升为管理人员（其中很多人一边上班，一边培训）；150万工人离开工厂，或担任行政职务，或赴高级院校进修。同时，还有100万工人入党。党领导尝试扩充无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以支持和实施党的政策，因而降低了入党要求（在许多工厂，全体员工集体入党）。(251)

斯大林需要可靠的支持。“大转变”酿造了社会的混乱和广泛的不满，从而动摇了他的领导权威。党和苏维埃的档案中充斥着来自愤怒的工人和农民的投诉信和请愿单，哭诉“五年计划”造成的苦难。他们写信给苏维埃政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甚至直接写给斯大林本人，抱怨集体化和过度征粮的不公、在工厂遇到的麻烦、苏维埃官员和经理的腐败、住房和食品的短缺。(252)他们并不是任由命运摆布的顺民，全国各地都有起义和罢工。(253)在许多城市的大街上，反苏维埃的涂鸦，几乎与苏维埃的宣传一样醒目。(254)在农村，反苏维埃的牢骚体现于一些押韵歌谣之中：

五年计划，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十年见效。

我不去集体农庄：

那里没有面包！(255)

就斯大林的路线而言，党内虽然没有正式的反对意见，却有大量潜藏的异议和不满，主要是针对1928至1932年的巨大人力消耗。到1932年，他们逐渐汇聚为两个非正式的集团。一个由托洛茨基的前追随者组成，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左翼反对派（斯米尔诺夫、托尔马乔夫、艾斯蒙德等），他们召开各种会议，谈及如何把斯大林赶下台。另一个由较温和的右翼反对派残余力量组成，带头的是新经济政策支持者，如李可夫和布哈林，其中特别活跃的是莫斯科的一个前任区委书记留汀。他在1931年3月筹办老同志秘密聚会，其结果是一份长达194页的打印文件，题为“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该文件详细批判了斯大林的政策、统治方法和个人品性，在党员队伍中私下传阅，直到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截获。所谓留汀政纲的全部重要成员被捕，并于1932年的秋天被开除出党和判刑，其中大多数人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枪决。其时，更多的老布尔什维克，即1917年的老革命，被控与这个集团相互勾结。(256)

留汀集团的暴露增加了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偏执猜疑。1932年11月，又发生了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自杀事件，这一切让斯大林精神错乱，使他怀疑每一名随行人员。1933年1月，中央政治局宣布对党的队伍实施彻底的清洗。相关的指令并不提及涉嫌加入反对派的成员，只呼吁把“欺骗党、隐匿真实企图，表面上发誓忠于党、实质上削弱党政策的两面派”驱逐出党，从而挑明党的紧急任务是向党领导靠拢，以铲除持不同政见者。(257)

20世纪30年代，党的性质通过吐故纳新发生了渐进的演变。老布尔什维克节节败退，新兴的党员官僚阶层崛起于工业基层，主要是晋升为行政官员的工人。他们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儿子（极少是女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受训于工厂技校和其他技术机构。这一代行政官员成了斯大林政权的支柱，到斯大林统治落幕时，占了党高级领导的很大比例（在1952年的苏维埃政府中，他们在115位部长中占了57位，包括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德烈·葛罗米柯、阿列克谢·柯西金等）。(258)20世纪30年代早期涌现出的精英，一般来讲，比较循规蹈矩，比较听从当初提拔他们的领导干部。他们平均只接受过7年教育，很少能作独立的政治思考，只会借用报刊上党领导的发言，鹦鹉学舌，重复其宣传口号和政治术语。[2]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认识非常浅薄，全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为准。那是斯大林组织编写的党史，他们却背得滚瓜烂熟，完全认同斯大林政权，双方的价值和利益都是一致的。他们急于实施上级的命令，以此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

这些新精英的特征在阿尔卡季·曼科夫的日记中得到尖刻的描绘。阿尔卡季是列宁格勒红三角工厂的会计，父亲是律师，自己在工厂上班是为了取得“无产阶级”身份，并能进入图书管理员学院求学。他在1933年日记中描述他的上司——一个25岁的年轻人，像数万青年人一样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他不知来自何方，现身于列宁格勒的街头，通过劳工交流所找到一份工厂工作。数月之后，他便加入共青团，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也就是说，完成上级吩咐的一切任务——开会积极发言，炫耀他所知道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文章。于是，他突然晋升为劳工经济学家，转到行政部门工作……他取得的成就，既有一个重要的称号，又有很丰厚的薪水（每月300卢布）。他给人一个成功人士的印象，很满意自己的成绩和地位，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身穿一尘不染的英式白衬衫、领带和黑色新夹克，面带自信甚至傲慢的神态。他虽身居高位，却没有具体工作，净管些琐碎小事：留心员工的行止，检查账目，设置工作的规范。他认为自己什么都要管——为了表达工厂的意见——有时坚持，有时大声嚷嚷，有时施加威胁。他收集信息，填写从来没人查看的无谓的表格和卡片。他热衷于调查车间内的技术革新是否合法，老是在翻阅工人的规则手册。(259)

这种行政官员为了物质和政治的奖励，会很容易攻击其在苏维埃等级制度中的对手。1932年，庞大的工业集团特兰斯玛西科技公司的经理，写信给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说：

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在于，最卑鄙的人反而得心应手，官运亨通——他们刻板地执行最高权威的宏观设计……这种官员从不讲实话，因为不想让领导受窘。看到对手管辖的地区或病房正在遭受饥荒和瘟疫，他却幸灾乐祸。他绝不会动一根手指头来帮助近邻……我在周围看到的，都是可恶的政治权术、肮脏的伎俩和因口舌而被毁的人。举报不止，看不到尽头。你随口吐一口吐沫，都很难不招惹声讨者或骗子们的攻击。我们都变成什么了？都快透不过气了。越是无才的混蛋，他的诽谤就越是寡廉鲜耻。当然，清洗共产党与我无关。我只是认为，尚存的体面人士将会被赶尽杀绝，这就是它的最终结局。(260)

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 1936年）概述了他的“苏维埃热月”理论。他指出，斯大林的权力依赖于庞大的“行政金字塔”，人数约在500万至600万。(261)这新兴的执政阶层并未继承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本能，或对斯巴达的崇拜。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担忧，新经济政策的资产阶级影响将会腐蚀广大的党员。该执政阶层又希望成为苏维埃的新资产阶级，其兴趣集中于舒适的家居生活、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以及“文雅”的爱好和举止。他们的社会意识是反动的，紧紧抱住家长制家庭的习俗不放；即便在政治上相信共产主义，在文化品位上仍是守旧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捍卫苏维埃制度，他们物质上的福祉和社会中的地位全靠这个制度。

反过来，这个制度又确保了他们的满意。之前，消费行业为了赶建新厂新镇而资金短缺，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中，获得了政府的追加投资。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食品、衣服、家庭日用品的供应明显改善（当时的数百万孩子都能记得，他们穿上第一双新鞋的时间都是在1930年代中期）。从1935年秋天起，配给制逐步取消。根据苏维埃的宣传，随着商店橱窗的充实，消费者的乐观情绪高涨。照相机、留声机、收音机大批量生产，以满足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甚至奢侈品的生产（香水、巧克力、白兰地、香槟）也有稳步的上升，其主要顾客是新精英，其价格在苏维埃节日有所下调。以前只有富人享用得起的奢侈品，现在的劳工大众，只要努力工作也能买得起。这样的印象，对维持“美好生活”的苏维埃神话非常重要。新的消费杂志向苏维埃顾客提供日益多样化的时装和家具设计，百货公司和豪华商店的开张获得媒体的大肆渲染。叶利谢耶夫食品店改名为第一食品商店，1934年10月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重新营业。《莫斯科晚报》（Evening Moscow）宣布：“新店将出售1200多种食品。”

食品部有38种香肠，包括之前从未在任何地方出售的20个新品种。该部门还将出售3种奶酪——卡门培尔奶酪、布利乳酪、林堡芝士——都是商店特地订制的。糖果部有200种糖果和糕点……面包部有50种面包……

第二天来店里参观的共有7.5万人（有人猜测，大部分只是来看看）。(262)

对照于革命后前10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禁欲主义，这种对苏维埃消费文化的提倡，可算是意识形态上的急遽撤退。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仍在呼吁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幸福。到如今，苏维埃领导却发出决然相反的信息：消费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兼容。斯大林在1934年争辩，社会主义“所意味的不是贫穷和贫困，而是贫穷和贫困的消亡，并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斯大林这个想法，起源于1935年的集体农庄劳工会议。当时，他批评尝试取消家庭财产的集体农庄，要求让集体农庄工人保留家禽和奶牛，分得更多的自留地，以刺激他们对集体农庄的兴趣。斯大林还告诉与会代表，“人就是人，想拥有自己的东西”，这不算“犯罪”——想要私人财产是人的本能，“改变人的心理和教人过集体生活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263)

从革命禁欲主义撤退回来的另一迹象，是党开始重视个人的外观和礼仪。早期布尔什维克认为，关心如此小事是反社会主义的。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党宣布年轻共产党员必须具有文雅的举止和良好的仪表。《真理报》在1934年宣称：“我们赞成美丽、别致的服装，漂亮的发型，整洁的指甲。女孩应讨人喜欢，香水和化妆是优秀女共青团员的‘必须’，男共青团员剃须更是强制性的。”香水和化妆品的销售，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在20世纪30年代都有显著增长。大家还开会来讨论服装时尚和个人卫生。(264)

追求乐趣也成为新的重点。斯大林在1935年宣布：“同志们，生活变得更好了。生活也带来了更多欢乐，而当生活充满欢乐，工作就会顺利。”早期布尔什维克斥为轻浮追求的跳舞，获得斯大林政权的正式鼓励，很快风靡一时，到处涌现新开的舞蹈学校。莫斯科的公园出现了嘉年华会，大街上有了庆祝苏维埃节日的庞大的游行队伍。苏维埃电影界拍摄了一些欢乐的音乐剧和浪漫喜剧。人们还没有很多面包，却有大把的马戏团。

斯大林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建立紧密相连，该制度又以物质奖励为基础。对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勤奋和忠诚能带来即时的奖励；对底部的人来说，只有奖励的许诺，兑现则还须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该政权又与理想中的社会的建立相连。该社会的核心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其成员包括党和工业的精英、技术精英、专业人士、军警人员以及艰苦奋斗赢得声誉的劳动模范（the Stakhanovites）。[3]该社会等级制度的原则就是对国家的服务。在每一个机构内，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旨在扶植国家忠实的仆人，他们的忠心耿耿可获得优渥的回报，例如较高的薪酬、特殊的消费品、苏维埃的头衔和荣誉。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苏维埃政权鼓励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价值观，进一步推动了中产阶级的涌现。这也是一个戏剧性的逆转，因为从1917年以来，党一直在追求反家庭的政策。这一转变部分原因是为了因应“大转变”对人口造成的影响：出生率出现灾难性的下降，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劳工供应和军事实力；离婚率增高，遗弃儿童已成普遍现象；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留给政府来应付残局。回归到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也反映出工业和政治精英的新保守主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久前还属于农民和工人的阶层。如托洛茨基在1936年所写的，政策变化只是苏维埃政权坦率的认输，它“强攻旧家庭”的乌托邦尝试——铲除私人生活的习俗，培植集体生活的本能——已经一败涂地。(265)

同样，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党对家庭和私人住宅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措施。私人生活的概念（chastnaia zhizn’）——即不受国家查控的封闭且独立的领域——仍在意识形态上遭到否定，但个人生活的概念（lichnaia zhizn’）——即接受公众监督的个人或家庭的领域——却得到国家的积极推广。在这种公私分别的配置中，私人和个人的东西只表现在个性上，公共领域仍占统治地位，仍要求了解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的效果是解放出一个四面墙包裹的空间，容许家庭私事的自由表达（消费口味、生活方式、家庭习惯等），但又保留了对私人行为的政治控制，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人。妇女党报《女工》（Rabotnitsa）在1936年宣称：“党不干预共产党人的日常琐事，也不为之设立标准。它并不要求每一位党员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只要求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266)

建设私人住宅作为新的重点，是政策改变的标志。所有主要的部委在莫斯科都有自己的公寓街区，分配给自己的领导。曾在20世纪20年代朴素度日的布尔什维克家庭，现在享受了相对奢侈的生活。他们得到各式奖励，例如新住宅、特供的食品商店、带司机的公家车、郊外别墅，以及在特别的政府度假胜地和疗养院度假。对很多此类家庭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他们第一次获得自己的生活空间和自主权。向苏维埃精英授予郊外别墅——自20世纪30年代起才有大规模的实施——在鼓励私人家庭生活方面尤为重要。住在郊外别墅，远离警惕之眼和窃听之耳，亲戚们可以畅谈，要是在公共场所，那是不可思议的。此外，简单乡村生活的日常活动——游泳、爬山、采蘑菇、读书、院子里的闲逛——让家人得以暂脱苏维埃社会的约束。

在家庭内部，斯大林政权提倡回到传统的家庭关系。婚姻变得光荣，婚姻登记处布置得漂亮光鲜，婚姻证书都印在优质纸张上（来自维舍拉），不再是以前的包装纸。戒指作为基督教遗存在1928年遭禁，1936年之后又重现于苏维埃商店。一系列旨在加强苏维埃家庭的办法出笼：收紧有关离婚的法规，大幅提高离婚费，导致离婚率的急速下降；提高孩子的抚养费，取缔同性恋和堕胎。在苏维埃的精英当中，性态度开始回归传统，甚至变得相当拘谨。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应遵循一夫一妻制，并奉献于自己的家庭。根据对他个人崇拜的宣传，斯大林便是如此的榜样。[4]布尔什维克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也受到密切关注。如被认作坏父亲或坏丈夫，因而被开除党籍之事，也时有发生；同时又希望党员妻子，重回在家抚养孩子的传统角色。

推动家庭成为国家的基本单位，迎来了家庭在思想上的恢复名誉。1935年，一名教育家写道：“家庭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细胞，其抚养子女的职责来自其培养良好公民的义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政权愈益通过家庭的比喻和象征，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其时，千百万人发现自己虽然身处全新的陌生环境，而家庭的价值体系却是他们所熟悉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那几年蓬勃兴起，把他比作“苏维埃人民之父”，就好比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以前曾被比作俄罗斯人民的“沙皇父亲”（tsar-batiushka）。各式社会机构，如红军、党、共青团甚至“无产阶级”，都被重新想象为大家庭，通过同志关系来提供更高形式的归属感。在这个家长制的党国，父母的角色此时上升为权威人物，在家里坚持苏维埃的道德准则。《共青团真理报》在1935年宣称：“年轻人应该尊重长辈，尤其是自己的父母。一个人必须尊重和热爱父母，即使他们老派，并不喜欢共青团。”相对于当年对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个人崇拜，鼓励苏维埃儿童举报反对政府政策的父母，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到1935年，政府重新诠释对莫罗佐夫的个人崇拜，低调处理帕夫利克的举报，改而强调新的理念，如帕夫利克的努力工作和遵守纪律。(267)

这些年中长大的苏维埃精英的孩子，对此非常怀念，尤其是对“正常的家庭生活”。玛琳娜·伊万诺娃1928年出生于高级党员家庭，父亲在列宁格勒东南50公里外的姆加镇担任党委书记。她家在那里有一栋宽敞的乡间房子（dacha），但多数时间住在曾是贵族的祖父在列宁格勒的公寓。玛琳娜回忆：

那套公寓太豪华了，有10个大房间，我这个孩子可以任意跑来跑去。房间里的天花板很高，窗户很大，可以望见花园……列宾和列维坦的油画[复制品]挂在墙上。三角钢琴和台球桌分别立在两个会客室里……这公寓是我童年回忆中最幸福的所在。我记得熙熙攘攘的聚会，亲戚、朋友，加上他们的孩子，都来我家庆祝新年。孩子们穿上化装舞会的服饰，爸爸装扮成弗罗斯特叔叔，给每个人带来巧克力和礼品，放在新年树的周围。(268)

伊娜·盖斯特的父亲阿隆，1932年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农业部门主管，全家就搬进了专为苏维埃高级官员保留的莫斯科著名公寓（河堤大楼公寓），面对克里姆林宫。他们的公寓很大，装饰有政府提供的最新式苏维埃家具，还有一个藏书数千册的家庭图书馆。全家享受有教养的俄罗斯生活，既有共产主义理想，又有苏维埃精英的特权。他们有莫斯科大剧院高级包厢的通行证，还有频繁的假期，可以前往克里米亚和莫斯科郊区的特别度假村。但伊娜最美好的回忆，还是他们在尼科利纳·戈拉的乡间房子里度过的夏日：

乡间的房子坐落在小山峦的美丽松林中，就在莫斯科河拐弯处的上方。这个地方真是太漂亮了，是莫斯科最美的地段之一……我们的房子就在高高的河堤上，可俯视莫斯科河。那是两层的大房子：舅舅韦尼阿明掩饰不住他的羡慕，称之为“别墅”（villa）。楼上楼下各有三个大房间，还有一个大阳台。房间里经常挤满了人，总是有父母的亲戚来访——主要是我的表亲。周末，父母的朋友从莫斯科过来……我有邻近乡间房子的自己的朋友，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河上。爸爸建了从房子走下河边的楼梯，让祖母更容易走到水边。那是一条蜿蜒陡仄的楼梯，至少有100个台阶。我们离开后，人们仍把它称作盖斯特的楼梯。它的下端有一个小小的木码头，可供游泳，但周围的水奇深，只有与父亲一起，我才被允许在那里游泳。朋友和我都喜欢克尔任采夫乡间房子的码头，那里的水浅，很适合游水。(269)

但这种美好的回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福分。对许多家庭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紧张气氛愈演愈烈的时期。传统关系的恢复，经常在丈夫和妻子之间制造摩擦。对苏维埃家庭素有研究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政权背叛了当初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允诺，即把妇女从家务羁绊中解放出来。有关工人家庭中家务分配的统计数字，证明了他的判断。从1923到1934年，职业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是丈夫的3倍，到1936年更升至5倍。对于女性而言，20世纪30年代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她们在工厂上班，回到家里再做第二班，做饭、打扫、照顾孩子，平均每晚5小时——男子因工人住宅的现代化，即自来水和煤电的供应，得以解脱于传统的家务（劈柴、挑水、准备火炉），从而有更多时间追求文化和政治。(270)

托洛茨基也考虑到家庭中的性别政治：

有关苏维埃的伟大史籍，其戏剧性章节之一就是苏维埃家庭的解体和破裂：丈夫作为党员、工会会员、军官、经理而蒸蒸日上，在生活中增添新口味；妻子因肩负家务琐事的重压而原地踏步。在两代苏维埃官僚的人生轨迹中，妻子最终遭到遗弃的悲剧比比皆是。同样的现象又在新的一代中出现，最可怕的粗鲁和残酷，恐怕就在官僚机构的顶端——那里相当大的比例是暴发户，很少文化修养，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档案和回忆录总有一天将暴露对妻子乃至其他女性的赤裸裸的犯罪，而作恶者凭借自己的高位却无惧起诉，往往还在鼓吹家庭道德和强制性的“母亲的快乐”。(271)

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1903年出生于乌兹达村的贫农家庭，位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以南60公里。母亲在生他时去世，父亲在1906年移居美国，把弗拉基米尔交与姑妈抚养。他14岁时逃离家乡，加入赤卫队，参与了1917年10月在明斯克的夺权战斗。之后的4年中，他作为红军，又与内战中入侵苏俄的波兰军队交战。弗拉基米尔在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开始在莫吉廖夫农业学院学习，在此遇到并爱上了玛丽亚·乔索娃。玛丽亚1904年出生于克里切耶夫小镇的农民商人家庭，位于莫吉廖夫城以东100公里。她是六姐妹中的老幺，又是家中第一个读大学的孩子。玛丽亚1925年从农业学院毕业，在农学和经济学方面尤其卓越。弗拉基米尔与玛丽亚作为事实上的丈夫和妻子（恰似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苏维埃青年，他们拒绝登记结婚，视之为反抗资产阶级习俗的标志），在莫吉廖夫城同居。弗拉基米尔自农业学院毕业后投入研究工作，1928年搬去莫斯科加入泥炭研究所（泥炭被布尔什维克视作重要的能源），在伊万·拉达琴科的辅导下撰写论文。拉达琴科是布尔什维克的老将，又是列宁的朋友，其时担任该研究所的主管。弗拉基米尔无可挑剔的履历、无产阶级出身、对斯大林工业计划的热情，很快引起莫斯科党组织的关注，1932年便要他与拉达琴科合作，为莫斯科发展新的能源供应。弗拉基米尔成为莫斯科煤气托拉斯——新成立的工业园区——的首任主管，向迅速扩展的首都提供天然气。(272)

1934年的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

玛丽亚和列昂尼德，20世纪40年代

玛丽亚跟着弗拉基米尔来到莫斯科，在农业委员会担任经济学家，直到1933年儿子列昂尼德出生。弗拉基米尔进入莫斯科煤气托拉斯之后，全家即从原先的共用公寓小房间搬到麻雀山（1935年改名为列宁山）宽敞的独用公寓。他们享有斯大林时代新精英的所有特权：带司机的政府高级轿车，银松林专区的私人乡间别墅（dacha），专为党干部保留的秘密商店——难买的消费品在那里一应俱全。列昂尼德描述他早年的记忆：

虽然记忆零零碎碎，但仍有丰裕的感受，还有神奇童话般的氛围：我骑在父亲结实的肩膀上，看到海洋一般的灯光闪烁，以及大理石的斑斓璀璨（肯定是在莫斯科新落成的地铁站）……　 5月1日，我们还去了红场的列宁陵墓。(273)

玛丽亚雇了一名保姆，住在马赫纳茨公寓的储物室里。玛丽亚的意图是想返回农业委员会工作，但弗拉基米尔强烈反对（他告诉玛丽亚“党的高级领导的妻子应该待在家里”），当妻子试图说服时，他大发脾气。像许多男性党干部一样，弗拉基米尔认为，家庭生活应服从于他对党的责任。因为对党来说，他的工作比妻子的更为重要，她的职责就是组织“秩序井然的共产党家庭”，以免除他的后顾之忧。1935年11月，他出差去列宁格勒，在旅途中写信给玛丽亚：

我亲爱的！我要离开几个星期。我会写信告诉你我的近况和要麻烦你的事项。暂时，我只要这几本书[下附书单]……装饰一下我们的大厅是个好主意，它有点偏暗。就讲这些了。确保我们的小家伙安全健康，照顾好自己，出去时穿得暖和些……忘掉你想回去工作的幻想吧，现在你的岗位就在家里。(274)

左起：还是契卡的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1919年；柳芭·戈洛夫尼亚，1925年；鲍里斯·巴别茨基，1932年

重回“资产阶级”的物质价值观，有时变成家庭关系紧张的又一来源。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是苏维埃电影界的重要人物，他是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的摄影师，两人合作密切。普多夫金导演了几部经典电影，例如《母亲》（1926年）、《亚洲风暴》（1930年）、《逃兵》（1933年），五次荣获斯大林奖。戈洛夫尼亚1900年出生于克里米亚的城镇辛菲罗波尔，他两岁时，身为小贵族的父亲就已去世，全靠母亲凭借小额养老金把他和弟弟彼得带大。全家搬到了赫尔松城，两兄弟获得贵族议会的赠款，就读于第一预备学校——相当于普通中学。10月革命后，阿纳托利加入契卡，彼得却加入白军。1920年，阿纳托利率领一小队契卡，向驻扎在附近的白军发起伏击。该白军的首领恰恰是他最要好的同学，其父亲是贵族议会的主席。阿纳托利不忍下手，他让部下畅饮伏特加，自己悄悄越境告诫白军逃走。这段经历——记载于他的日记，从未出现在他的履历中。之后3年，阿纳托利在外漂泊，躲避红军。一开始，他在塔什干定居，有志于成为一名农学家，却遭到农学院的开除，只好逃去莫斯科。1923年9月，他在国家电影技术学院学习摄影，那是苏维埃首都新建的电影学校。他在此遇到并爱上了柳芭·伊万诺娃——一名非常漂亮的年轻演员，来自乌拉尔的车里雅宾斯克城，刚刚抵达莫斯科。她1905年出生于农民家庭，在14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他俩很快结婚，但聚少离多，各忙自己的电影工作。女儿奥克萨娜经常坐火车去赫尔松城与祖母同住，或去车里雅宾斯克城与姨妈做伴。

1933年，阿纳托利和柳芭分配到第一套公寓——共用公寓中的两个小房间，那是一座附属建筑，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住宅区的大院里。其时他们的女儿奥克萨娜7岁，她在回忆录（1981年）中这样描述他们的公寓：

地板漆成了红色[因为没有地毯]……今天追求物质享受的年轻人，会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出售遗弃家具的旧货商店，甚至是一个垃圾场。我们公寓中最珍贵的是斯拉夫式的五斗柜，所有厨房用品都放在一个漆成白色的自制橱柜里，还有两张弹簧床垫、爸爸的写字台、三个带玻璃面板的芬兰式书柜——那是我最喜欢的家具，里面有很多书……我睡一张折叠行军床，位于客厅的一角，躲在瓷器立柜的背后。那张行军床是唯一“属于”我的东西，我会在晚上跟它交谈，我曾以为，我的梦都是它讲的故事。(275)

沃利克·巴别茨基、柳芭和奥克萨娜在克拉托沃的乡间别墅，1935年

这就是苏维埃电影界两位重要人物的简易居所。其时，柳芭是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当家花旦，已演过几部默片。阿纳托利漠视个人财产，经常称自己强烈反对奢侈和优裕是基于“原则”。奥克萨娜回忆：“他拥有相当数量的只有白衬衫和领带。”阿纳托利的朴素植根于自己阶层的价值观（很多重要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革命家来自俄罗斯的破产贵族），以及母亲的节俭习惯。他母亲只有微薄的寡妇养老金，全凭自我牺牲才支撑了孩子的求学。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之所以吸引阿纳托利，正是这种努力工作和纪律严明的精神。他的孙女说，“他的性格中总有契卡的影子。作为祖父，他很严肃，也很严厉，从来没有宠爱过年幼的我”。(276)

柳芭则不同，开朗热情，情感丰富。她在家里是最年轻最漂亮的，一直受宠，并渴望享受莫斯科的上流生活。她穿的是昂贵的服装，拥有很多珠宝。1934年，柳芭爱上了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英俊且富有魅力的主管鲍里斯·巴别茨基，随即抛弃阿纳托利，搬去莫斯科郊外克拉托沃的乡间别墅，与巴别茨基以及他的儿子（沃利克）同住。到秋天，柳芭和鲍里斯回到莫斯科，搬进共产国际酒店（即勒克斯酒店）的宽敞公寓（楼上就是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办公室）。该公寓非常豪华，沿着走廊有4个铺着木地板的大房间，另有一个大厨房——管家和保姆就睡在那里。奥克萨娜回忆：“这是一座宫殿，一家博物馆，一个童话。”她在1935年也搬去那里。室内装饰由共产国际一名法国工人设计建成，家具——珍贵的古董、青铜花瓶、皮椅、波斯地毯——都是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仓库廉价购入的。列宁格勒党的负责人谢尔盖·基洛夫在1934年12月遭到刺杀，依照斯大林的命令，不少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捕，并被逐出自己的住宅，那些家具就是这样被没收来的。奥克萨娜回忆：“妈妈非常自豪于自己的收购，喜欢将买下每一件东西的故事告诉我们。”(277)

阿纳托利的母亲，即强势的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始终坚持自己旧贵族的价值观，认为柳芭沾上了“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还嘲笑她的衣服和家具“低级趣味”。在利季娅的眼中，它们只是反映出了“苏维埃新精英的物质占有欲”。她认为儿子娶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一度在激烈争持中称他们俩婚姻的结晶奥克萨娜是“革命中的最大错误”。她相信，柳芭投入巴别茨基的怀抱，是因为他更能满足她的娇贵口味。阿纳托利因柳芭的离去而变得心烦意乱，利季娅解劝他，如果有更大的公寓，或许能诱使她回心转意，但阿纳托利不愿在原则问题上作出妥协。奥克萨娜在回忆录中回顾这些事件，归纳出引起家人争吵的三种相互矛盾的财产观：贵族的旧姿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斯巴达式，以及苏维埃新精英的物质享受。奥克萨娜同情母亲，认为她之所以喜欢乡间别墅，与其说是为了占有，毋宁说是在找回童年生活：

妈妈常说，我们去“我们的乡间别墅”——好像它是属于我们的。我记得这些，是因为爸爸常说他反对私人拥有财产的想法。在那个年代，我没有财产的概念，不能理解母亲拥有自己的东西的心愿。今天，我理解得更深，才知道这不光是财产的问题。妈妈不只是在建造一栋乡间别墅——而是想建立一个家庭。她为家人做出了实在的安排，就像她的农民祖先历来所做的。她爱鲍里斯，她爱我，她爱沃利克，这种爱是她的家庭重心。(278)

二

很少人能享有柳芭·戈洛夫尼亚那样的生活方式。对大多数苏维埃人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物资短缺的时期。新的官僚阶层，即使可以光顾特殊商店，也得不到丰富的商品供应。据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期，有资格领取特殊供应的家庭共约55500家（苏维埃新权贵阶层的可靠估计），其中住在莫斯科的约有45000家。所获得的特殊供应，仅允许他们比绝大多数人生活得大为舒适，但按西方的标准，他们的生活水准仍然很是平常。下面是莫斯科的市中心政府工作人员家庭每月的配给清单，时间是1932年：

4千克肉/ 4千克香肠/ 1.5千克黄油/ 2升油/ 6千克鲜鱼/ 2千克咸鲱鱼/ 3千克白糖/ 3千克面粉/ 3千克谷物/ 8罐食品/ 20枚鸡蛋/ 2千克奶酪/ 1千克黑鱼子酱/ 50克茶叶/ 1200支香烟/ 2块肥皂

这些家庭还可凭政府发给的优惠券，从特殊商店购买衣服和鞋子。如果商店进了高级食品或是生活消费品，他们又享有优先权。但享有如此特权地位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斯大林的行政官员，只能过温饱的生活，可能有几套额外的衣服，以及稍大于普通公民的居住空间。曼科夫在日记中不无讽刺地指出：“任何人能梦想的最多是：两三套不同的服装，其中一套是进口的；进口的自行车（或摩托车）；无限制地购买每千克11卢布的葡萄（正好有货时）。”(279)

货物的分配与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中的权力或地位有直接的关联。苏维埃精英之下的人，只有很少的财产——大多数人只有一两套衣服，大家能吃饱就已不错了。即便分配这些少量的商品，也有一个严格的排序制度。各式雇员之间存在数不清的等级，以工作场所的地位、技术水平、经验多寡、地理位置为衡量标准。譬如，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工资，就要高于省级城镇和农村的。尽管有人人平等的形象和理想，但在事实上，这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即使都是穷人，也存在硬性的等级。

私人贸易部分地补偿了计划经济的不时短缺。人们在跳蚤市场出售或交换他们的日用品，如果负担得起，还可在政府容忍的少数几家菜市场，购买集体农庄工人在自留地种植的农产品。人们允许在国营商店出售自己的家具和其他贵重物品，或在外汇商店（Torgsin）以首饰和外币交换高级食品和消费品。外汇商店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为的是吸收居民的储蓄，向五年计划提供资本。在计划经济的边缘，黑市蓬勃发展。国营商店缺货的商品却在柜台底下以高价出售，或被调给私商（向经理支付贿金的朋友），拿去黑市出售。随即涌现出一种“互惠的经济”，通过后台和顾客的非正式网络（blat），来应付供应的短缺。如果没有这些私人关系，苏维埃经济在许多方面都不能正常运作。办任何事（租房、家用品、铁路客票、护照、官方文件），都需要私人关系——家人、亲戚、同事、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这种黑市原则也应用于苏维埃的工厂和机构，那里许多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和交换，也以私人关系和人情为基础。苏维埃的宣传视之为一种腐败（铲除这种非正式小网络的口号在大清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工人赞同这一观点。但大多数人感到非常矛盾：他们承认这样做在道义上不对，肯定属于不合法，但像每个人一样，都要凭此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应付一个他们知道是不公平的制度。没有非正式小网络，就不可能在苏联过得舒服。正如谚语所说的：“一个人必须要有的，不是一百个卢布，而是一百个朋友。”(280)

拥挤的城镇中，住房紧缺到如此地步，以致人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来增加自己的生活空间。由于大量农民涌入工厂，城市住房承受了巨大压力。莫斯科居民在1930年平均每人仅得5.5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到1940年，该数字又降至稍稍超过4平方米。新兴工业城镇的情况更糟，因为那里的住房建设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281)例如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工人阶级的家庭在1935年平均每人仅有3.2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大部分工人住在工厂营房，家人被拆散；或住在宿舍，木床周围挂上的帷幕便是所能拥有的唯一的隐私。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一名女工，为自己的宿舍生活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

宿舍分割成4部分，但没有单独的房间。厨房很小，转身都难，灶台上摆满了锅碗瓢盆。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的人（钢铁厂没有淋浴设施）、走廊上的小孩，都在排队取水，还有些可怜的“家具”——金属床、床头柜、自制的桌子和架子。

很多营房有意没建厨房或厕所，迫使居民前去使用公共食堂、公共浴室、洗衣房。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的大部分工人，显然不赞同私人生活的集体化，反而喜欢住在地棚（zemlianki）里，尽管条件原始，但好歹还有些许的隐私。1935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的居民中，约有四分之一居住在地棚里。靠近工厂和矿区的荒地上，布满了大批的地棚区。苏维埃尝试消灭私有财产的最后领域，但工人表现出顽强的抵制。(282)

在斯大林的俄罗斯，围绕人际关系的是对居住空间的争夺。根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

后代人永远都弄不明白，我们的“生活空间”到底是指什么。为了它，无数罪行已经发生。人们与它绑得那么紧，放弃它是永远无法想象的。谁会放弃这珍贵的12.5平方米的生活空间？没人会这么蠢。它像家族的城堡、别墅、不动产一样，传给主人的子孙。讨厌看到对方的丈夫和妻子、丈母娘和女婿、成年的儿子和女儿、成功占了厨房旁边储物室的前佣人们——都要与他们的生存空间结成连理、永不分离。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头等大事就是生活空间的问题。我听闻，抛弃妻子但留下生存空间的男人，被称作完美的绅士。(283)

有人假结婚，以此获得一个住所；离婚夫妇仍住同一间房，为的是不放弃各自的生活空间；邻居互相举报，希望能够赢得对方的空间……这样的故事无穷无尽。(284)

特维尔省农家遗孀的19岁女儿娜杰日达·斯卡奇科娃，1932年就读于列宁格勒的铁道学院。她住在学生宿舍，与其他几个女孩共用一个小房间。像许多来自农村的新移民一样，娜杰日达未能在列宁格勒登记户籍。由于国内护照制度的推行，她面临被驱逐的危险。她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一名年轻的乌克兰士兵。他在一栋共用公寓中拥有一间房（8平方米），自己即将前去顿巴斯归队。娜杰日达付给了他500卢布与他结婚，便可搬进他的房间。为筹得这笔钱，她母亲卖掉家里最后一头奶牛和其他家什；母女俩一起搬了进去。娜杰日达只见过丈夫一次：

在他归队前一天的傍晚，我们去与他见面，付完款，就去结婚登记处，再到房管所注册我俩[娜杰日达和母亲]的居住许可。一切顺利，房管所的工作人员朝我们微笑，当然心知肚明——我们钻了空子。他们确认，所有的细节都符合要求。我丈夫第二天一早就走，妈妈和我终于有了自己名下的8平方米……当然，我从没想与他一起过，他是很单纯的乡村小伙子，大字没识几个，过后给我们寄来一两封信——“你好吗？”之类的问候。他把顿巴斯（Donbass）写成了“达巴斯”（Dobas），天哪！这样简单的单词，他都不会拼。(285)

哈内耶夫斯基家房子的平面结构图（共用公寓），位于普列切斯坦卡大街，33/19，25号公寓

苏维埃城市最常见的生活空间是共用公寓，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套公寓，如果幸运，会有合用的厨房、厕所、浴室（许多城市居民不得不依靠公共浴室和洗衣店）。(286)20世纪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共用公寓。这种方式的生活，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都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常态。(287)随着其他的转变，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实质性变化。20世纪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决住房危机、打击私人生活。现在，它变成了一项重要措施，可让国家的监控进入家庭的私人空间。1928年之后，苏维埃愈益加强其“掺沙子”政策，故意让党的积极分子和忠诚的工人，搬进前资产阶级的家庭，以便监视。(288)

哈内耶夫斯基一家经历了共用公寓生活的每一阶段。阿列克谢·哈内耶夫斯基来自沃罗涅日城的富裕商人家庭。他在1901年来莫斯科学医，成为一名军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表现优异而晋升为中校，并获得贵族头衔。1915年，阿列克谢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列切斯坦卡大街附近租了一套舒适、宽敞的公寓，与妻子娜杰日达和两个小女儿伊琳娜（1917年生）、艾莱娜（1921年生）及保姆一起生活，一直到1926年莫斯科苏维埃对他实施强行的“掺沙子”政策。最先搬进来的是工人玛法·菲利娜，接着是裁缝瓦西里·卡里亚金一家，最后是老红军尼古拉·沙查诺夫——出身于无产阶级，现已晋升为共产主义学院的教授。当沙查诺夫的第二任妻子与她母亲在1936年搬来时，20世纪20年代仅住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的公寓，已经总共挤进了14个人。他们一起共用走廊、厨房（供两名保姆睡）、厕所和没水的浴室（用作储藏室），唯一可以洗涤的地方是厨房的冷水龙头。哈内耶夫斯基家为避开新邻居，竖起一道门，将自己住的公寓后部隔开。邻居喜欢这道门，因为他们自己的隐私也有所增加。到1931年，地区苏维埃下令要安装浴室——当时正在开展加强个人卫生的苏维埃运动——于是把这道门拆下。但没门的生活证明是麻烦多多，哈内耶夫斯基家和沙查诺夫家老是发生争吵。为此，阿列克谢向地区苏维埃行贿，让他们拆走洗浴装置，使之变回储藏室，再重新装上这道门。不过，沙查诺夫家与哈内耶夫斯基家的关系依然很僵。尼古拉的岳母精神状态不正常，经常在走廊叫骂，指责别人偷她藏在床底下的食物。在这些冲突中，部分原因在于阶级差别。娜杰日达担心沙查诺夫家会偷她的银器，不愿看到他们半裸着出现在走廊，还说他们的气味难闻，要他们勤快清洗。(289)

许多公寓旧主人认为，搬进的新邻居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成员，故意挑刺。1917年以前曾是伯爵夫人的维拉·奥尔洛娃，住在原先只是自家住宅一部分的共用公寓。她和丈夫、女儿搬进一个单间，女儿如此讲述该公寓在20世纪30年代的恶劣气氛：

共居生活是非常可怕的。住户丈量走廊的每一平方厘米，以及每一小块的公共空间。母亲因为在那里留下一些尚有价值的家具而受到抗议。他们声称，那些东西占了太多空间，应该搬进自己的房间，因为走廊不是母亲的。这些“邻居”计算我们待在浴室里的时间。还有些共用公寓，给厕所[电灯]装上了定时器，以保证大家耗用相同时间的电力。(290)

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多数共用公寓相比，哈内耶夫斯基居住的公寓还不算人满为患。叶夫根尼·马姆林长大的共用公寓，共有16户家庭（54人），每户住在自己的房间，共用一个厨房，还有两个厕所和两个冷水龙头，但没有浴室。(291)米诺拉·诺维科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长大，共有36个房间——每个房间至少住一户人家——全由围绕整栋楼三面的一条走廊相连。她家的房间只有12.5平方米，却住上了10个人。“我们怎么睡觉，真是很难讲清”，米诺拉回忆：

房间里有一张桌子，那是祖母睡的。6岁的弟弟睡在桌子底下的小帆布床。父母睡在门口的床上，外婆睡在矮沙发上。姑姑和她的表妹用羽毛床垫打地铺。姐姐（当时16岁）、表妹（10岁）和我（11岁）设法挤在她们的中间——我都记不得具体方式了。我们孩子喜欢睡在地板上，可以滑到父母的床底，自找乐趣。我无法想象成年人对此也会生出乐趣。(292)

共用公寓及其“走廊系统”图示，莫斯科Dokuchaev Lane，1930—1964年

莫斯科苏维埃第三号楼中赖夫施赖德尔家的房间（38平方米）

尼娜·帕拉莫诺娃住在列宁格勒一个类似的“走廊系统”，该共用公寓占据整整一层。那栋楼房曾属于一位德国男爵，1925年被贸易学院征用了。1931年，尼娜在列宁格勒铁路管理部门担任会计，与身为船舶设计师的丈夫一起搬入该公寓。它有17个房间，每间至少住一户人家，共有60多人，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一个淋浴间（只有冷水）。(293)

在社会阶层的另一端，一座名叫苏维埃第三号楼的政府工作人员共用公寓，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也有一个“走廊系统”。斯大林的内弟费奥多尔·阿利鲁耶夫，就与其母亲住在那栋楼二层的一个房间。住在楼下9个房间之一的是尼涅利·赖夫施赖德尔，她父亲是老布尔什维克兼政治作家，通常睡在大都会酒店（Metropol Hotel），剩下她、母亲、祖父母和兄妹共6人，合用38平方米的居住空间。使用同一走廊的这9个房间，其居民总数是37人，共用一个大厨房。厨房内的一边是淋浴龙头和浴缸，藏在屏风背后；另一边是一个厕所。在走廊的另一端，还有两个厕所。走出院子，可见一个共用的木棚，储有用于炉灶烧火的柴薪。该公寓当初就被当做集体生活的实验地，但有苏维埃精英想要的服务。它专设了儿童游乐场，在地下室还建了俱乐部和电影院。每一条走廊，都配有清洁工、管家、保姆各一名，费用由住户集体分担。(294)

共用公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布尔什维克相信，迫使人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空间，可促使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加共产主义化。私人空间和财产会逐渐消失，家庭生活将为共产党人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私人生活将受到社区的相互监督和控制。每一所共用公寓都有责任的分担，由居民们自己组织安排。公共服务的账单，如煤气、电力、电话，按照使用量（打了多少电话，每个房间内装了多少灯泡）或房间、家庭人口的多少，而作平均分配。维修费用也由集体支付，但经常会有争议，其解决通常需要召开居民大会。公共空间（大厅、入口、厕所、浴室、厨房）的清洁工作，由大家轮流承担（通常张贴在大厅里）。每个人都有洗衣的规定日期，早上排队上厕所也要依照既定的顺序。在这个小型国度内，平等和公平是治理的原则。马姆林回忆：“我们的分配尽可能公平，父亲是我们共用公寓的寓长，算起账来一分也不差，大家都知道自己应付多少。”(295)

寓长（otvetstvennyi kvartoupolnomochennyi）的职称始于1929年。其时，共用公寓在法律上被确认为一种社会机构，需要遵守具体的规则，向国家承担责任，譬如执行卫生的法规、征收税款、维持治安、向警方汇报居民的私人行止等。(296)寓长按规定应由居民选出，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是自荐，再通过自己的魅力或社会地位，获得居民的同意。尼娜·帕拉莫诺娃记得，他们的寓长“非常严格，管起来活像一个独裁者。我们尊重她，同时也怕她，只有她才能迫使值日的居民规规矩矩做清洁工作”。(297)根据1933年的新法律，寓长变成共用公寓的一家之长。他们与警方的联系得以加强，全权领导公寓的清洁工。那些清洁工是臭名昭著的举报人，平时打扫楼梯和院子、巡逻公寓的领地，晚上负责给大院锁门、留意人们的进出。公寓管理制度通过寓长和清洁工，变成了警方监视和控制的基本单位。

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内务人民委员会建起了一个秘密举报人的庞大网络，警方举报人遍及每一个工厂、办公室、学校。(298)相互监督的想法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这个国家幅员太广，治理不易，布尔什维克政权（与沙皇政权没有不同）还得依靠民众的自我监管。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一直拥有强大的集体规范和集体机构，从而为这种政策提供了方便。20世纪的极权政权试图发动民众参与警方工作，通过集体安全来控制统治下的全体人口，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得以渗透到社会的几乎每一层次，例如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但都比不上苏维埃政权60年来的成功。

在这集体掌控的制度中，共用公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居民对邻居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包括平日的作息表、个人习惯、访客和朋友、买了什么、吃了什么、电话（通常位于走廊上）里说了什么、躲在房间里讲了什么——隔墙非常薄（许多房间中间的隔墙还没跟屋顶连接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共用公寓当中，窃听、刺探、举报非常猖獗，大家都受到鼓励，随时提高警觉。邻居会开门查看走廊上的访客，或窃听他人的电话交谈。如果夫妇之间发生争吵，他们会进来当“证人”；如有太多噪音、酒后胡为、暴力，他们就会干预。一般认为，在共用公寓里，“私事”是不存在的，所以人们常说“一人闯祸，大家遭殃”。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记得，他在阿斯特拉罕的亲戚，其共用公寓的隔壁邻居特别警惕：“她一听到开门声，就把自己的尖鼻子伸到走廊，活像一架照相机，记牢你的外貌。那位亲戚还向我们保证，他的访客在她那里都留有记录。”(299)

在共用公寓的局促环境中，个人财产的争执时有发生——放在共用厨房的食品不见了，自己房间的物件被偷了，晚上有闹哄哄的噪音或音乐。一位居民回忆：“氛围很差，每个人都怀疑别人在偷，但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在背后窃窃私语。”(300)每个人都处在紧张状态中，相互的争执不需要很多理由，便会转化成向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此类争执大多起源于小小的猜忌。由于物品短缺，苏维埃的忌妒文化应运而生，共用公寓又成了这种文化的日常中心。在基于均贫原则的社会制度中，如果某人拥有更多，超过大家，一般会认为他是占了大家的便宜。物质上优越的任何标志——新服装、更好的厨具、特殊食品——都有可能引发他人的仇恨。他们会怀疑这些物品是通过非正常关系获得的。邻居结成联盟，为这些他们眼中的不平等，持续纠缠争斗。一名女子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一直住在莫斯科一座共用公寓。[5]她讲述了自己母亲与一个清洁工的妻子之间的宿仇。母亲在面包店工作，那个清洁工的妻子是众所周知的举报人。每当厨房里出现了蛋糕或面包，清洁工的妻子就以盗窃或破坏的罪名指控她母亲，还威胁说要向有关当局举报。(301)米特罗凡·莫伊谢延科是个工人，他帮助列宁格勒共用公寓的邻居修理家具和窗户，或做些零工赚点外快。1935年的春天，他与邻居发生争吵。对方指责他的维修费太高，为此向警方报案，谎称他在地下室工场里窝藏托洛茨基分子。随即，米特罗凡被捕，判刑3年，被送进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302)

厨房是许多争吵发生之地。傍晚时分，厨房里人头攒动，很容易头脑发热。厨房虽是共用空间，但在大多数的共用公寓，每家又都有自家的烹饪炉灶、用来吃饭的自家厨桌以及贮存自家食物的地方。贮存处或在橱柜里，或在货架上，或在内窗和外窗的中间——冬天那里的气温与冰箱无异。自家和共用地带的混淆不清，是摩擦不断的源泉，使用别人的炉灶、餐具、佐料足以激发一桩丑闻。米诺拉·诺维科娃回忆：“都不是恶毒的争吵，我们都是穷人，没有值得偷的东西。但空间永远不够，每个人在厨房里都紧张兮兮的，小争小吵是不可避免的。想象一下30名妇女同时做饭的场景！”(303)

缺乏隐私是紧张的最大来源。即使在自家房间内，也没有某个人的私人空间。一个房间发挥多种功能——卧室、餐厅、客厅、孩子做功课的书房，有时甚至充当厨房。尼涅利·赖夫施赖德尔回忆：

在我们房间里，没有私人的物件或家具，没有属于某人的架子、椅子、桌子。我的祖父母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是将他们的床用帷幕围起来，遮挡一点隐私。祖母在自己床底下的木箱中存放一些特殊物品，但她床边的桌子供大家使用。

许多家庭年幼的孩子睡在屏风、书柜、衣柜的后面，以避开大人和晚上的来客，稍得一点宁静（还可避免他们看到成人脱衣上床）。父母必须等到半夜才悄无声息地做爱。(304)

挤在方寸之间，邻居的生活几乎一切尽在目前，无需想象。大家已习惯于在走廊上看到半裸的邻居，还会目睹邻居的最坏行状——醉酒时，或毫无戒备时——没有通常为了自保在公共场合中戴上的面具。他们从门铃的声响获悉邻居来了访客（前门电铃给每个房间配上各自的号码或次序）。发生最私密行为的房间（浴室、厨房、厕所）都是共用的，很容易从留下的证据作出推断。厨房里的晾衣架、浴室里的个人物品、夜间的如厕——可以向邻居披露一切。在这种“公开的隐私”之下，私人生活不断接受集体的审视。(305)

邻居之间缺乏隐私，体现于各种形式。有些人憎恨各式的闯入——邻居擅自进入他的房间、在浴室里老听到敲门声、来客总是受到监视。其他人则不满于经常的噪音、不讲卫生、老头对女孩的好色窥视。厕所和浴室永远是摩擦和焦虑的源头。20世纪30年代，艾莱娜·巴伊格罗娃的列宁格勒共用公寓共住了48个人，却只有一个厕所。大家自带肥皂和卫生纸，平时则留在自己的房间。1936年，有一位邻居嫁给了一个黑人。艾莱娜回忆：“他第一次出现时就引起一场非议。人们不愿与他共用一个厕所或浴室，认为他太脏，因为他生得那么黑。”(306)

私人交谈是一件头痛事。在相邻的房间，能清楚听到邻居的交谈，大家因此学会了窃窃私语。人们非常小心，不与邻居谈论政治（有的共用公寓内，男人们都默不作声）。(307)具有资产阶级或贵族背景的家庭，更要小心隐瞒自己的出身。沙皇军官的外孙女阿利娜·多布列卡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长大，所有的邻居都是工人及他们的家人，即她所谓的“不友好人群”。家里禁止阿利娜向任何人提及藏在家里的外祖父的照片。她母亲已经入党，找到了一份政府里的工作，以此来隐瞒自己的过去。阿利娜回忆：“如果邻居知道外祖父是何许人，肯定会有更多的不愉快……因此，我们保持缄默，像住在坟墓里一样。”(308)在共用公寓中交谈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在哈内耶夫斯基家，娜杰日达几近失聪，她心存反苏维埃的想法，却直言不讳。她会向女儿解说，沙皇统治下的生活其实更好，越讲声音越大。丈夫阿列克谢害怕隔壁房间的萨佐诺夫家，赶紧提醒她：“嘘，请用耳语。不然我们都要去坐牢了。”(309)

人们为争取点滴的隐私而战斗。他们把自己的毛巾、洗漱用品、厨房锅罐、盘碟餐具、盐和胡椒，藏入自己的房间；尽量在自己的房间洗涤、烹饪、进餐、晾衣。共用空间也渐渐私有化：各家都会把货架的某层、走廊中的某处、厨桌的某角、门廊里的某个挂钩或鞋位占为己有。这些安排邻里之间都清清楚楚，但如果是走进共用公寓的陌生人，就会手足无措。人们梦寐渴求自己的私人空间，无须面对自己的邻居。叶夫根尼·马姆林的女儿回忆，父亲“渴望自己房间有个相连的小厨房，好让他单独做饭、吃饭，无须踏进共用厨房。但这仅是一个梦想”。对有条件担负租金的人来说，夏季去乡间别墅短住，无疑是一种解脱，可以暂时释放共用公寓的压力。(310)

从最好的角度看，共用公寓向居民提供了同志友爱和打成一片的感觉。很多人以怀旧之心，回顾自己在共用公寓度过的日日夜夜，还记得那是邻里分享一切的年代。“战争之前，我们相处和谐”，一位居民回忆：

大家互相帮衬，没有争吵，在金钱上也从不吝啬——拿到工资，很快花光。那时的日子充满乐趣，一点也不像战争之后——那时，人们开始把钱留给自己，并关上自家的门。

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怀旧与幸福的童年有关。当时，尽管物资短缺，院子里干净安全，很适宜孩子游戏，共用公寓还具有扩展了的“家庭”的气氛。在共用公寓中，孩子之间的交往远远超过父母的。他们一起玩耍，总是在串门，所以更有这种打成一片的感受。20世纪30年代在列宁格勒共用公寓长大的加林娜·马尔克洛娃回忆：

我们生活得宛如一个大家庭。那些时日，每家都敞开着大门，孩子能在整栋房子里东跑西窜。我们在走廊玩耍，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同时，大人们聚在一起玩纸牌，或多米诺骨牌。他们不是赌钱，只是为了好玩，总有很多笑声。有很多大人，所以大家轮流玩，没轮上的就站在旁边观战。我们像大家庭一样，一起庆祝苏维埃节日，好吃好喝的都是大家奉献的。过生日很快活，有很多游戏和歌曲。(311)

但过分亲近可能使人窒息。20世纪30年代在共用公寓长大的电影导演罗兰·贝科夫记得，当时的生活非常压抑，泯灭了任何个性。贝科夫回忆，共用公寓中盛行“集体法则”，抗议根本没用——只会招致“大家团结起来”，群起而攻之。叶丽萨维塔·切奇克对从小居住的共用公寓抱有同感：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走廊上所有成人一起带大的。我有些玩伴，其父母是非常严厉的布尔什维克。我怕他们，在他们面前会感到浑身不自在。现在回顾，我意识到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不自由的感觉，不敢暴露自己的本性，生怕有人看到，生怕有人有所非议。只有等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他人在身旁，才能卸下这份恐惧。(312)

共用公寓会在长期居民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心理创伤。在采访中，许多长期居民承认，非常担忧自己的无依无靠和自生自灭。[6]共用公寓几乎造就了新型的苏维埃人格。孩子特别容易接受集体价值和习惯的影响。在共用公寓里，家庭失去了对所抚育的子女的掌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往往不堪一击，被共用公寓的共同原则所取代。米诺拉·诺维科娃反思自己的童年，相信共用公寓的生活已使自己的思维偏向“我们”，而不是“我”。

一切都是公共的，没有任何私密。我们都是平等的，也都是一个样。我已经习惯于此，以后遇上不同的方式，反而感到迷惑不解。我记得参加第一次野外考察[作为地质学家]，我买了糖果，与大家共享。小组长对我说：“你应该写下花了多少钱，以便以后报销。”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念头。从童年起，我一直是与大家分享的。

其他一些在共用公寓长大的人认为，共同生活让他们学得苏维埃政权的公共价值——热爱工作、谦逊、服从、配合。但谨慎和自我意识从未远离，一位居民回忆道：“要不断努力控制自己，使自己融入其中。”

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不可能的。(313)

三

苏维埃公民很快开始奋起抗议物品的短缺和不公平。数以千计的人写信给政府，抱怨腐败和低效，并将之归罪于新官僚的特权。然而，同时又有许多公民在忍辱负重，期望自己能亲眼看到共产主义乌托邦。这一想法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维持了苏维埃政权。数百万人被说服，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眼前的日常艰辛是必要的牺牲。今天的勤劳将得到明天的回报，到那时，大家都可享受苏维埃的“美好生活”。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年）中提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倾向于认为，在通向真实而有形的天堂的道路上，要经历“一系列战略阶段”。这个未来既是当前的考虑因素，又规定了历史进程，从而将特殊意义赋予日常生活。苏联有关阶段的思想，源于1917年革命的乌托邦预测；对布尔什维克来说，1917年10月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犹如1789年标志了雅各宾派创建的新世界）。苏维埃的宣传立足于当下，投射到未来，描绘出革命运动不断向前，最终抵达共产主义乌托邦（历史的进军）。它欢呼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便是实证：这个乌托邦已隐现于地平线之上。(314)

五年计划在这个乌托邦规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计划的构想是，加快整个经济的步伐，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到来（因此有“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事实上，该计划是在征服时间本身，使之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意志。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按严格且合理的时间分配来安排各项工作。但在苏联，工作安排必须遵照五年计划的目标，完成目标总是迫在眉睫。因此，投入“突击”生产、作出短暂而疯狂的努力，实现目标后再作休整，这种做法便不无道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以这种“突击”生产为基础来完成五年计划。眼前的艰辛将在共产主义乌托邦中获得回报，又成了整个制度的思想基础。尼古拉·帕托利切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行政官员，后来升至党的高位。他回忆道：“我们苏维埃人自觉地禁绝享受。”

我们对自己说：“今天，没有急需的物品，但那算得了什么？我们明天就会有。”我们坚信党的事业，这就是力量！我这一代的年轻人，为这种信念而感到幸福。(315)

回首20世纪30年代，很多人还记得，他们当初活着是为了未来，而不是眼前。在1917年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当中——像帕托利切夫一样的年轻人，全身心沉浸于苏维埃政权的价值和理想——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对于这一代而言，共产主义乌托邦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实实在在、指日可待的现实。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苏维埃学生的想象中，共产主义即是当前现实的转化（高产奶牛和忙碌的工厂），绝不是遥远的科幻想象。(316)他们如此看待苏维埃的未来，缘于从小接受的苏维埃宣传，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根据1934年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定义是“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而艺术家的功能是描绘出一个新世界，不是它目前的形态，而是它在共产主义未来（正在变成的）的样子。

根据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1921年生）和妹妹马克斯娜（1923年生）所说，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概念，在她们列宁格勒学校的朋友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我们接受教育，期待一个幸福的未来。我记得，妹妹摔破了我们最心爱的瓷娃娃。我们没有钱，但仍去了百货商店，橱窗里有瓷娃娃在陈列。马克斯娜说：“共产主义来临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个瓷娃娃了。”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届时，什么都是免费的，大家都会过上最幸福的生活。我们很高兴，都在等待这个美好未来的降临。(317)

20世纪30年代，赖莎·奥尔洛娃在莫斯科长大。她回忆起当年“飞速奔向未来”的感受，反而视当时的实际情形为幻象：

我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我在这几堵旧墙中的生存[她长大的地方，即莫斯科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公寓]，只是在为即将到临的真实生活做准备。新生活将在一栋闪闪发光的白色新房里开始，我会在清晨起来做早操，理想的秩序将统治一切，我所有的英雄业绩也将开始。我同代人中的大多数——不管当时住在哪里，帐篷、地棚、共用公寓或是被视为豪华的私人公寓——都持有这种临时、马虎的生活态度。快点，再快点，朝着宏伟的目标，迈向新的生活。一切都能够且应该改变：街道、房屋、城市、社会秩序、人类灵魂。这似乎并不困难。首先，积极分子在纸上勾勒出蓝图；再推倒旧的（不打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清除瓦砾；然后在清理出的空地上建起社会主义的美梦。俄罗斯就是如此重建的。我们认为，也可以照样重塑新人。(318)

莫斯科是这个乌托邦的建设工地。在共产党人的想象中，“即将”和“现在”都已分不清了。莫斯科是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作为一个象征，享有很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个城市充满了动人心弦的美梦和幻想，挖好的地基成了未来的住宅区，教堂的拆除标志了文化宫的耸立。德国共产党人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在1935年与父母一起抵达莫斯科，他描述了他们使用地图时遇上的困惑：他们手上1924年的地图已经过时，但新地图标出的总体规划的新建筑，实际上要到1945年方能竣工。莱昂哈德写道：“我们出去散步，只好带上两张地图，一张是10年前的莫斯科，另一张是10年后的莫斯科。”(319)

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苏联的变化速度令人陶醉。正在创建一个新世界的错觉，导致许多人——包括大量的西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对斯大林政权产生幻想。年轻的法律系学生尼娜·卡明斯卡娅，在父亲被苏维埃银行开除、黑暗现实的证据不断涌现时，依旧相信这个新世界。她在回忆录中记下一首欢乐的歌曲——有关将临的幸福生活，她和朋友们至今依然会唱。这首歌曲象征了她们那一代的乐观，以及对父母辈正在经历的悲剧的漠视：

信任在我们国家是多么容易，

呼吸在我们国家是多么自在：

我们光荣、心爱的苏维埃大地……

我们苏维埃生活是如此精彩

未来的孩子

夜晚可能会在床上哭泣

因为没能出生在我们这一代。(320)

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也受到这种乐观气氛的席卷，对斯大林政权以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恐怖行径，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1935年4月写信给奥莉加·福雷登贝格说道：

不管如何，我看得越多，就对正在开展的活动信得越深，这便是事实。虽然很多行为给人野蛮的印象，[但]人们从未如此高瞻远瞩，如此富有自尊，怀揣如此良好的动机，为了如此重要和清醒的理由。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她和丈夫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有时也怀抱同样的想法。他们曾一度担心，如果“未能关注眼前发生的大事”，革命会把他们抛弃。奥西普1934年向朋友朗读有关斯大林的鼓动性诗篇（《谋杀犯和农民杀手》），随即被捕。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观察，相信在共产主义乌托邦名义下的所作所为，要比丈夫的坚持面对现实容易得多：“你不可能以将来的砖瓦，建造今日的大厦。但明白这一道理的人，事先一定抱了注定一死的心态，随时准备面对行刑队。”(321)

接受这种对未来的憧憬，需要采取一定的姿态，使自己能够顺利滑向与政权的合作。这意味着接受“党是真理源泉”的说法。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信念涉及不间断的思想斗争：一边是观察现实得来的真理，另一边是党的更高层次的革命真理。他们被迫生活在这两种真理中间的夹缝地带——既承认苏维埃体制的失败，又相信未来的美好生活——他们只有通过政治信仰的自觉行为，才能做到这一点。年轻党员列夫·科佩列夫，曾在1932至1933年参与向“富农”施暴，他回想起当年如何努力让自己的道德判断（他称之为“主观真理”）从属于党的崇高道德目标（“客观真理”）。科佩列夫和同伴被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坏了，但仍在遵循党的路线。如果要作撤退，理由又是他们从小学会鄙视的“良心、荣誉、人道主义”，即所谓的“资产阶级”理想，这会使他们陷入恐惧。科佩列夫回忆道：“我们最害怕的，是丧失自信、放弃我们神圣的信念、陷入疑惑或异端邪说。”(322)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也感受到了双重的现实。他加入共青团时，“已意识到现实中的苏联，完全不同于《真理报》所描绘的”。母亲在1937年被捕，朋友和老师也被带走，他自己一直生活在孤儿院。如他所说，西方读者读到他加入共青团时的喜悦，可能会觉得诧异。

不知怎的，我把这些事件乃至自己的印象和经验，与我的基本政治信念决然分开，仿佛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关于日常的事件和经历，我持批评态度；第二层关于党的伟大路线，即使有犹豫，我当时出于那套大道理，仍认为是正确的。(323)

甚至在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高潮时期，仍有许多坚持信仰的人。他们以抽象的准则（“砍伐森林时，木屑肯定会四处飞溅”；或者，“不打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为大规模逮捕作出辩护。

相信“向共产主义的进军”，需要接受相关的生命成本。党告诉追随者，他们正在国内外与“资本主义元素”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最终胜利。希特勒在1933年的崛起，成了这场斗争的关键转折点。据称，它还进一步证实了斯大林理论的正确。斯大林认为，苏联越接近共产主义，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强烈。党改持更为强硬的立场，迫使怀疑者抛开疑虑，加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不然就会被谴责为法西斯的走狗）。从1933年起，党内清洗愈演愈烈，仔细审查个人行为，以清除消极的党员和“隐藏的敌人”。有的社会阶层被整体定为“敌人”和“异己分子”，列宁格勒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残余首当其冲，其中数千人在1934年12月党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遇刺后遭到逮捕和流放。任何“资本主义旧社会的余孽”（前“富农”、小商贩、吉普赛人、妓女、罪犯、流浪汉、乞丐，等等），都因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建设的障碍而遭到清洗。从1932到1936年，数万名此类“社会有害分子”遭到警察的围捕和驱逐出境，(324)其中大多数被送去古拉格。

四

1933年8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指挥官谢苗·菲林，安排120名苏联主要作家“组队”前去考察白海运河。运河之旅的想法起源于1932年10月的一次会议，会址是高尔基在莫斯科的住宅。几位著名作家与几位政治局委员一起开会讨论文学任务，斯大林也在场。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学说的最早阐述之一，高尔基呼吁以英雄的文学来匹配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将苏联作家比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斯大林，提议以这一运河之旅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一切均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安排。作家亚历山大·阿夫杰延科不无讽刺地说：“一旦成为契卡的客人，马上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有求必应，吃喝全包，一切免费。熏香肠、奶酪、鱼子酱、水果、巧克力、葡萄酒、白兰地——供应充沛。要知道，这还是饥荒的年代。”(325)

作家们先住进列宁格勒的阿斯多里亚豪华酒店，再坐火车去白海运河，考察大坝和升降台，参观文化中心，观赏囚犯的文艺演出。他们坐在船舶上，能看到正在劳作的囚犯，但不得交谈。对许多作家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营房生活的净化版。塔玛拉·伊万诺娃在1989年回忆：“在我看来，这很明显，只让我们观看‘波将金村’[7]。”但是就算作家们半信半疑，也只有很少人敢于表达出来。旅途当中，作家们有机会询问充当向导的菲林。据阿夫杰延科称，唯一询问强制劳役的作家是德米特里·米尔斯基——他曾是王子，内战时期参加白军，后来移民去英国，在那里加入共产党，1932年重返苏联，因为他相信，斯大林的俄罗斯“将在世界历史中发挥巨大作用”，亟想置身其中。米尔斯基的追问使其他作家感到尴尬。他显然对运河建设的保密满腹狐疑，并告诉阿夫杰延科：“这里的每一步、每一座大坝、每一个升降台，都有遮起的秘密。”他似乎是在指埋在那些场所的地下的尸体。米尔斯基即使生疑，仍参与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的一个图书出版任务，以庆祝运河的竣工。36名苏联主要作家（包括米哈伊尔·左琴科、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瓦伦丁·卡塔耶夫）和艺术家亚历山大·罗德琴科（他拍了照片），突击创作、汇编成了《白海运河》（The White Sea Canal）一书，而菲林和高尔基则担任了此书的主编。这本书成了“苏维埃作家准备为布尔什维克事业服务的象征”，在1934年1月分发给苏共十七大代表。它虽是建设运河的历史，但其主题和宣传意义在于：体力劳动具有救赎和解放的功能。据称，罪犯和“富农”通过参与这一伟大的集体工程，“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经过劳役，他们脱胎换骨，变成了社会主义者。(326)

参与这种使古拉格合法化的举措，作家们自有不同的原因。毫无疑问，有些人相信斯大林“重新做人”的理想，即通过劳役来改造人们的灵魂。左琴科为《白海运河》写了一个小偷的故事，主人公名叫罗登贝格，在生活中步入歧途，通过运河工地上的劳役而改邪归正。他在给《列宁格勒文学》（Literary Leningrad）写的文章中解释，他相信故事中的真实依据：

以懒惰、欺骗、偷窃、谋杀为生的人群，我一直饶有兴趣。我也一直关注他们的再教育。说老实话，一开始，我很表怀疑。猜想这个著名的“重新做人”，只是囚犯冀望获得自由或奖金的伪装。但我必须说，我错了。我这次[白海运河之旅]看到了真正的“重新做人”，看到了建筑工人身上的真正自豪，看到了许多同志（他们现在的称号）心理上的确凿变化。(327)

高尔基也是一名信徒。他从未到过白海运河，但并不妨碍他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的那本书赞不绝口（茫然不知也阻挡不了外国社会主义者的赞扬，例如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他们在1935年称之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壮举……一次人类再生的胜利”）。高尔基的20世纪20年代是在西方度过的，1928年夏天他第一次回到苏联，之后又有数次在夏季回国，直到1931年开始永久定居。这位“伟大的苏联作家”获得交口称赞，莫斯科著名的里亚布申斯基豪宅配给他作住所，另外还有两座宽敞的乡间别墅、仆人（其实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和警察部门的特殊食品。向斯大林提供特殊食品的，也是这同一警察部门。因此，也许这并不奇怪，高尔基看不到五年计划“伟大成就”背后的巨大牺牲。1929年夏天，高尔基在他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向导的引领下，参观了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所看到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了一篇文章，声称许多囚犯通过劳动得到了改造，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以至于刑期满了之后仍想留在岛上。高尔基写道：“对我来说，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更多像索洛韦茨基那样的劳改营。”(328)

另有一些作家出于好奇而参加了这个运河之旅，如米尔斯基。还有人担心，如果拒绝参与这一项目，可能会遭到报复，如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文学理论家兼小说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他哥哥也被关在劳改营），虽没有参加集体运河之旅，但是自己单独去了。他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织撰写的那本书以及他的其他几部作品中，拔高了“重新做人”的理念。他甚至还写了关于白海运河的宣传影片的剧本。什克洛夫斯基的写作，似乎不大可能出于真心。（他去白海运河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位官员问他的感觉如何，他反讽道：“就像一只鲜活的银狐，走进了皮草店。”）在他女儿看来，这只是他“为救哥哥而付出的代价”。他哥哥1933年获释，但1937年再次被捕，且永远消失于古拉格。(329)

追求职业发展的动机也在发挥作用，阿夫杰延科就肯定与此有关。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参加运河之旅时仍是一个无名小卒。两年后的1935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在苏联媒体中获得赞誉。阿夫杰延科后来承认：“此行帮助我攀上顶端，我的生活从此腾飞。我曾是一名工人突击手，投身于文学！一下子，我在苏维埃神庙中跻身享有盛誉的作家行列。”阿夫杰延科经常向《重新做人》投稿——那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部的白海运河劳改营杂志——称赞劳役是重新做人的好途径。(330)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是另一位借助白海运河而一举成名的“无产阶级作家”。1933年，他在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充任技师——是鲍里斯·巴别茨基手下数百名技师之一。午休时间，西蒙诺夫和其他技师去看普多夫金和戈洛夫尼亚一起拍摄的电影《逃兵》（他声称这一经验激活了他对艺术的兴趣）。西蒙诺夫回忆：“那些年里，我没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读了很多书，尤其是历史书籍。我还尝试写作，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白海运河的宣传启发了西蒙诺夫，他在笔记本里写下不少关于劳役者重新做人的“歪诗”，不知何故竟引起了国家出版社（Goslitizdat）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这些诗篇中的精粹《白海运河》，被收入1933年苏联青年作家的诗歌集。1934年4月，西蒙诺夫借这一次成功的东风，向国家出版社申请许可，让他访问运河，收集劳役者重新做人的原材料，以创作赞颂劳改营的诗歌集。国家出版社予以批准，并支付他一个月的花费，在白海运河的梅德韦热戈尔斯克劳改营，担任《重新做人》杂志的记者。囚犯们与他同住一个营房，并不把这位年仅19岁的诗人当做一回事（“当我告诉他们，我在写关于白海运河的诗，他们只是笑笑”）。出于这个原因，在西蒙诺夫看来，囚犯们“与我的关系还算自然”。(331)

到1934年的初夏，白海运河的建设已大体完成。西蒙诺夫所观察的劳役者只是在修建道路和相关设施——与1931至1933年挖掘主渠、数万人累死的体力劳动相比，仅属相对轻松的任务。随着工程的结束，劳改营行政部门向劳役者颁发奖金、荣誉、奖牌，并向部分轻罪囚犯宣布提前释放的命令。这些奖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兑现“重新做人”的神话，让囚犯努力工作以改造自己（至少给人以改造成功的印象），争取获释或物质上的好处。西蒙诺夫年少天真，易于轻信。他在回忆录中回忆，从白海运河回来，“就准备畅写通过劳动重新做人的新诗”：

虽然待的时间不长，但我相信，亲眼看到了重新做人的实际发生——如我所相信的——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除了劳动，还有什么可以救赎个人罪孽呢？

西蒙诺夫听到有关一名工程师的故事，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该工程师与临时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是冬宫最后一位指挥官）——

根据第58条规定，他就算没被判上10年，至少也判个8年。他在白海运河担任工程师，工作非常努力，因此服刑3年就获释。然后，他自愿担任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某建筑工地的首席工程师。我在旅途当中获得的印象，也佐证了这样的故事。[8]

事实上，确有某些专家获释后愿意继续在古拉格系统中工作，但很少是改造的结果。但西蒙诺夫认为，他在白海运河所看到的，符合他所听说的以及在苏联媒体中读到的。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表示：“在我看来，白海运河工程不只是在建造一条运河，而是一座人道主义学校，使坏人变成好人，使普通罪犯变成五年计划的建设者。”(332)

就西蒙诺夫而言——他原是一名贵族，自觉参与重建自己的身份，希望变成“无产阶级作家”——重新做人的想法颇能激起他特别的共鸣。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富农和资产阶级破坏者”的重新做人，“对整个社会来说大有希望”，他自己也大受激励，因为它显示了“埋葬过去、走上新路的可行”。1934年，在苏共十七大（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前反对派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他眼中，这也是一大鼓舞。作为一名青年作家，他正在党严密监控的艺术领域努力开创自己的事业。在这次大会上，一直反对斯大林极端政策的党领导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皮亚特科夫等）被允许发言，他们收回了自己的旧有立场，以党内团结的名义，对斯大林歌功颂德。从他们被接受的方式来看，党领导已让他们改过自新。西蒙诺夫看到如此的榜样，心里感到非常舒坦。在他看来，接受悔改的反对派就是一个证明，像他那样的人，即使有不光彩的过去，也会得到党的宽恕。西蒙诺夫明白，自己的重新做人将取决于自己政治人格的重建。他像前反对派一样，必须背弃过去，表明自己是个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者。他有关白海运河的著作，就是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从运河回来之后，西蒙诺夫第二次申请加入共青团。上一次，由于继父在1931年被捕，他被要求自行撤回申请。这一次，他是应邀申请的，在他眼中，接受他入团真是“一大宽慰”。他在回忆录中记录，1934年是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年：

我不能代表同龄的其他人，但对我来说，1934年是我青年时期最充满希望的一年。一般认为，国家已经度过困难时期，虽然仍有问题，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生活都将变得更加容易。我很高兴能参与建设这一个新生活……在我眼中，斯大林的正确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他正在领导我国的工业化，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他与对手争辩，指出他们的错误，这都是正确的态度。(333)

西蒙诺夫，1936年

1934年夏天，西蒙诺夫从白海运河回来不久就写了《地平线》一诗，描述刑事犯在劳改营的重新做人。这首诗受到大刀阔斧的编改——编改者来自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的文化教育厅，他们认为这首诗非常糟糕（自命不凡、笨拙、喧闹、机械、伤感），但仍有宣传价值，值得发表。(334)西蒙诺夫将之收回重写，到1938年易名为《帕维尔·丘尔尼》（Pavel Chyorhy）予以发表。后来，西蒙诺夫看到这首诗会有“恐怖的感受”，坚持将之排斥在他的“作品全集”之外。(335)但这首诗对他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显示他有能力创作有助于斯大林政权的诗歌。西蒙诺夫受到鼓励，申请就读高尔基文学院。他在国家出版社和政治保卫总局文化教育厅的政治担保人，还愿意为他推荐。(336)

高尔基文学院成立于1933年，坐落在特维尔大街上的前赫尔岑宫殿，旨在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作家（直到1936年，仍被称为“工人夜间文学大学”）。上课是在晚上，这就允许西蒙诺夫在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继续上班挣钱，作为他200卢布助学金的补充。文学院的大多数学生并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像西蒙诺夫一样，出生于贵族或资产阶级家庭，先读工厂技校，或在工厂上班，以此取得入学资格。学生中一半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来自27个不同民族，可算是一个世界大杂烩。(337)在众多的犹太学生中，有两名年轻女子先后嫁给了西蒙诺夫：纳塔利娅·季波特是剧院名人之女，1935年与西蒙诺夫结婚；遭殃的新经济政策人塞缪尔·拉斯金的小女儿热尼娅·拉斯金娜1936年入学，1939年与西蒙诺夫结婚。

西蒙诺夫承认，自己并不特别钟爱文学，只是由于他的出身欠佳，才变成了他的职业。他告诉纳塔利娅：“如果不是因为贵族出身，我才不会对文学发生兴趣，我真正喜欢的是政治和历史。”(338)他在文学院中不是最有才华的（1936年，他在优秀学生名单上排名第七，排在榜首的是诗人玛格丽塔·奥列格），但以自觉出名，并且组织有方（他精心安排花在工作、阅读乃至社交上的时间），准时完成任务。同学给他的绰号是“铁屁股”，因为他学习非常努力，持之以恒。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优秀学生名单上排名第二）回忆道：“他就坐在那里，写个不停。”奥列格记得，西蒙诺夫一开始就像个干部，通常穿皮夹克，像内战中的布尔什维克；或穿夹克和衬衫，还系上领带。对文学院其他学生的波希米亚文化，西蒙诺夫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共青团活动上，或撰写书评，而不是用来玩台球。理所当然，文学院的行政部门对他非常重视，把他当做党的忠实信徒，给他布置了许多任务（1937年，他在揭发文学院“反苏维埃分子”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蒙诺夫既严肃，又挑剔，与其说像一位年轻诗人，毋宁说像一名文化官僚。他在1945年回忆：

我没有写出自己的作品，却写了不少对其他人作品的评论。我非常苛刻、急躁。这显示，写出最粗暴、最负面的评论的人，往往是尚没写出或无法写出这样一本书的人。(339)

西蒙诺夫是文学院的诗人，正在摸索如何写作才能取悦于自己的政治上级。重新做人的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已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常客，重复出现于他有关白海运河的早期诗歌。但五年计划的希望，以及体现于西班牙内战的英勇斗争，渐渐在他的诗歌中占据显著的地位。同时，西蒙诺夫深受诗歌老师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1901—1957）的影响。在文学院年轻诗人的眼中，卢戈夫斯科伊颇有魅力。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刀枪，还有来自内战和1931年征伐巴斯玛奇穆斯林起义的纪念品。在《将军》那样的诗篇中，西蒙诺夫尝试探索阳刚、英勇的主题。匈牙利共产主义者马特·扎尔卡（又叫鲁卡契将军），在西班牙内战中遇难，赋予了《将军》一诗灵感。西蒙诺夫的基本价值观来自继父的军人精神，在他看来，像扎尔卡那样的勇敢和自我牺牲，在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世界中，不但是“人类的美妙素质”，而且是“必需的第一美德”。西蒙诺夫1960年向外国记者解释：“任何人，如果想象我们未来的胜利轻而易举，无须流血，从而流露出沾沾自满，都会受到我们20世纪30年代年轻共产主义者的强烈憎恨。”那是沉浸在斗争观念中的一代——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的一代。1973年，西蒙诺夫回顾自己的学生时代，为整个时代发言：

开设文学院的同一年，纳粹上了台。我们的学习年代一直笼罩在阴影之中，那就是即将发生的反法西斯战争。那些年头，在考虑文学和自己的前途时，一定会自然想到，我们迟早会被迫参加这一场隐隐逼近的反法西斯大战——尚未确定的只是手中握的是笔还是枪。

1936年1月1日，西蒙诺夫的第一首诗《新年祝酒》发表于《消息报》（Izvestiia）。这是青年诗人——当时只有20岁——将获党领导青睐的先兆。在诗中，西蒙诺夫想象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最终搏斗：

朋友，我们今天提高警惕！

豺狼正在将共和国围困！

我们就此举起酒杯，

在默默祈愿中痛饮

为站在机枪旁边的人，

为只与步枪为友的人，

为懂得“战斗”这一动词的人，

一个悲哀的动词，必须承认。

为能够离开缄默房间

走进未知的大火的人……(340)

西蒙诺夫为职业生涯拼搏之时，他的三位奥博连斯基姨妈正在奥伦堡的流放地凋零。那是一个地处伏尔加草原东部的城市，在莫斯科的东南方，相距1500公里。她们在基洛夫遇刺之后的大规模镇压中，被逐出列宁格勒。西蒙诺夫喜欢三位姨妈，从小就定期给她们写信。他母亲的大姐柳德米拉，嫁给来自俄化家庭的德裔炮兵队长马克西米·泰德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留下柳德米拉和三个孩子，困守于炮兵团驻地梁赞。柳德米拉1922年回到彼得格勒，曾在残疾儿童学校担任教师。她1935年被捕时，三个孩子已经长大，两个跟她去了奥伦堡，长子留在列宁格勒——他在红三角厂担任经理，受到上级的高度重视，得以让自己免受逮捕的噩运。中间的姨妈是达丽娅，又叫“桃莉”，严重残疾，身体左侧畸形，部分瘫痪，使她走路颇不方便。个人的不幸，使她养成了古怪脾气，终身未嫁。她在宗教上很虔诚，几近教条，并不隐瞒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坚持贵族的传统。1927年，桃莉到梁赞拜访亚历山德拉，两人在宗教事项上不断发生争执，西蒙诺夫因此而变成了无神论者（不过，他后来给姨妈写信，仍表达宗教上的情感）。西蒙诺夫在列宁格勒时，曾多次拜访桃莉，但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尽职。他更喜欢小姨妈索尼娅，经常与她同住。索尼娅长得丰满，西蒙诺夫记得她“圆脸，笑得慈祥”，充分体现了“她的善良和开朗”。与桃莉不同，索尼娅尽量适应苏维埃制度，尽管她的举止、价值观、信仰，仍保有19世纪贵族文化的痕迹。她当初读的是师范学校，却当上图书馆员，在共用公寓里独住一间大房。她对自己的命运既不诉苦，也不抱怨。恰恰相反，西蒙诺夫记得，她是三位姨妈中最具活力、最有意思的。由于没有自己的孩子，她喜欢外甥和外甥女来与自己同住。她对康斯坦丁最为疼爱，因为他是她最年轻的外甥，他的读书热情也是她帮助培养的。她写信给西蒙诺夫：“我亲爱的宝贝基柳雄切克，我希望你长大后，成为我们的依靠和安慰，我们都非常爱你。我希望你永远有足够的食物，就像我们从前的岁月。”(341)

西蒙诺夫最后一次看到索尼娅是在1933年秋天。他寄宿于她在列宁格勒的住所，在她房间里写下了他一生最初的几首诗。1935年2月，索尼娅、柳德米拉、桃莉被流放到奥伦堡。西蒙诺夫的母亲在莫斯科获悉“三姐妹和从小在圣彼得堡就认识的许多人，都被送去流放地”，西蒙诺夫回忆她当时的反应：

她坐在那里，手捧信件[她刚收到，来自奥伦堡的]，眼泪哗哗流下。她突然说：“如果我当时与柳利娅[柳德米拉]一起从梁赞回到彼得格勒，现在我自然与她们一同受苦了。”我记得，她说话的方式使我震惊。她讲到，自己没与姐妹同住一个城市，所以逃脱了姐妹正在承受的厄运，语气中满含内疚。然后，她问继父：“也许，我们会被从这里送去流放地？”她说的“我们”，不是指我们一家，而是指她自己、她的出身，以及整个奥博连斯基家族。(342)

西蒙诺夫并没解释他为何感到震惊。也许，他惊讶于母亲的内疚，但还有其他原因。西蒙诺夫从小就把自己看作“苏维埃人”，继父的被捕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恰恰相反，反而增强了他为自己塑立无产阶级身份的决心。他努力改造自己，先成为一名工程师，再充当一名“无产阶级作家”，更加强了他对苏维埃制度的认同。但母亲对姨妈被捕的反应——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听到她以苏维埃的语言把自己称作“异己分子”——迫使他面对现实。

西蒙诺夫的母亲和继父，每月向奥伦堡邮寄食品和衣服，他也拿出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来作资助。1936年，亚历山德拉前去看望她的三个姐妹。西蒙诺夫回忆，她很害怕，担心去了再也回不来（许多人担心，如果看望流放的亲属，自己也会被捕）。总是很现实的继父认为最好还是别去，如果去了被捕，就更难向她们施以援手了。但亚历山德拉坚持要去，并宣称“如果不去，就不算是真正的自己了”。亚历山德拉从奥伦堡回来，西蒙诺夫记得：“漫长的旅途和当地可怕的情景，使她筋疲力尽、悲凉凄楚、身心交瘁。但她并没有放弃希望……因为她认为，不会有更坏的遭遇了。”(343)

然而，更坏的事还是发生了。1937年，索尼娅和桃莉在奥伦堡遭到囚禁，索尼娅被枪决，桃莉后来死在劳改营，存活的只剩柳德米拉一人。西蒙诺夫在人生的最后一年回顾这些事件，还忆起自己对最喜爱的姨妈之死的反应：

我发现，她已被关押，之后就杳无音信。然后，他们告诉我们，她已死去——但不讲明死于何处和如何死去。我记得，当时之所以感到这种强烈且痛苦的不公，全与她[索尼娅]有关，或主要与她有关。这一感觉永远伴随我的灵魂——我不怕这样说出——这是国家和苏维埃政权对我本人的严重不公，它将永远留存于我的记忆之中。这一感觉让人特别痛苦，因为我知道，如果索尼娅还活着，一旦我能有所作为，第一个想帮的就是她。

西蒙诺夫的遗憾是基于他以后获得的认知——他一直在与摧残自己姨妈的迫害制度携手合作。他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初获悉她们被捕时的反应是不同的。他为姨妈感到惋惜，但设法找出理由，使她们的遭遇变得合理，甚至合法：

我已不记得当时[1937年]的想法，不记得如何判断和自我说服的……但我知道，我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我非常热爱其中的一位[索尼娅]……也许我心想：“不磕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与当初的感觉相比，这一托词在今天听来，更具讽刺意味。其时，大革命和打破旧社会，仍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大家交谈时，不用这一熟语的人犹如凤毛麟角。(344)

与白海运河的际遇，让西蒙诺夫更靠近政权；但在其他一些人身上，却产生了决然相反的效果。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伊利亚·斯拉温是一名重要的法学家，任职于莫斯科的苏维埃法学院。1929年，他被调到列宁格勒，以援建那里的共产主义学院法律系。在同年的清洗中，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被关闭，它的“资产阶级”学者被开除，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学院法律系。它亟需值得信赖的如斯拉温那样的布尔什维克，以对抗苏维埃法律界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后者在列宁格勒仍颇有影响。(345)斯拉温已成为苏维埃法律领域的领军人物，除了担任司法委员会的顾问，还参与编纂了1926年的《苏维埃刑法》，那是1917年刑法后的第一次重大修改。在列宁格勒，斯拉温家与另外一家分享一套大公寓，他家占了两间房（在莫斯科，他们的共用公寓有15户人家）。后来，他们又搬进一套三室公寓，位于列宁格勒的苏维埃大楼，那里住有很多政府行政官员、科学家、艺术家。伊利亚的女儿依达回忆：

相对来说，我们享有特权。兄嫂有自己的房间，父母也有自己的房间。同时，父亲又在自己房间内工作。我睡在餐厅，如有客人，就先去父母房间睡觉，等父母要上床了，再把我搬回餐厅的沙发床……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奢华——绝对是斯巴达和几近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完全遵循父亲的社会主义理想……我们与穷苦的朋友和亲戚分享额外的配给食品——父亲对此感到羞愧……书籍是我们唯一的奢侈品。(346)

1931年，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学院法律系师生合影（满头白发的斯拉温坐在第二排左边第一位）

斯拉温受共产主义学院的委托，写书攻击苏维埃主要法学家的“资产阶级倾向”，从而为政治上司提供自己的贡献。1931年，苏维埃政权对法律学术界发起清洗运动。斯拉温所写的《对苏维埃刑法战线的破坏》（Sabotage on the Front of Soviet Criminal Law），只是其中一部分，篇幅虽短，却很恶毒。他选出几名重要的学者律师，将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章与其在1917年之前的相互比较、逐一对照，以揭露他声称的确凿的“资产阶级”观点。斯拉温在政治上坚信旧法律思维必须被铲除，所以谴责这些法学家正企图颠覆苏维埃法制的基本原则。他挑出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批评它一直在训练“昨日的神父和白军卫士”，却假扮成“今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明日的共产主义者”。受到斯拉温攻击的几名法学家，随即离开他们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大学教职，被迫奔赴外省，寻找工作。(347)

斯拉温家庭档案中有一张伊利亚·斯拉温的照片，时间在1931年，他的周围都是共产主义学院的同事和学生，照片背面写着：“斯拉温同志！深切怀念你——布尔什维克卫队的坚定共产党人、我们的老师、思想战线上的坚强斗士、横扫学术界寄生虫的铁扫帚。”在依达的记忆中，父亲却是一名柔和温情的男子。这两个形象，确实很难调和在一起。也许，斯拉温太软弱，无法抗拒党的要求，被吸进了这个迫害制度。也许，他觉得曾卷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易受攻击，需要写书来证明自己仍属“布尔什维克卫队”。也许，如依达所认为的，他“陷入迷途”，受了自己的信仰的误导。

斯拉温相信“重新做人”，1917年之前就已在从事改造人的实验，为莫吉廖夫城地方监狱的囚犯设立工场和文化中心。其时，他只是一名法律助理，但与监狱长关系良好。改造人的想法，重现于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法律著述，特别是他关于同志法庭（tovarishcheskie sudy）的文章。他当时坚决主张，工作场所的法庭可迫使囚犯参与社区服务以改造自己。(348)

1933年，共产主义学院领导分配给了斯拉温新任务——写一本书，暂名为“劳役者的重新做人——以白海运河为例”。(349)事实上，他被要求为古拉格劳改营赋予法律和哲学上的正当性。也许，斯拉温先前关于“重新做人”的著作起了作用，为他赢得了这一份可怕的差事。但他被选中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撰写的《对苏维埃刑法战线的破坏》显示，他已做好准备，愿意寻找和构建法律上的论证，来支持现政权的压迫制度。

相信“重新做人”是一回事，目睹它的实际操作却是另一回事。从1932到1933年，斯拉温去了几趟白海运河和其他劳改营，包括莫斯科至伏尔加的运河、西伯利亚东北部的科雷马劳改营。他所看到的，反而摧毁了他对苏维埃“重新做人”的信念。依达还记得父亲出差回来时的“疲惫和沮丧——好几天哑口无言，好像处于休克状态”。斯拉温访问儿童劳教营时，尤其感到震惊，他看到那里的狱警使用残忍的纪律来“重新锻造儿童，以培养苏维埃精神”。斯拉温实在写不出关于白海运河的书，一推再推，延后数年。好几章的草稿被他撕得粉碎（其中有一章题为“重新做人政策中的法西斯畸变”），因为他渐渐明白，“重新做人”在劳改营中并不存在。

斯拉温知道自己已陷入困境。基洛夫被刺杀之后，共产主义学院一半的工作人员遭到清洗，斯拉温一直担心下一个入狱的就是自己。依达记得，父母锁上房门：“彻夜不眠，坐着窃窃私语。”党的档案证实，斯拉温的名字在1934年12月被列入政治嫌疑犯名单（“未来的逮捕对象”）。榜上有名的人都曾属于其他党派，只是到后来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350)

共产主义学院领导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斯拉温无奈，只得呈上有关白海运河的几章草稿。他在这几章中，对古拉格系统的日常运作提出若干批评，却只字不提“重新做人”的政策，因为实在找不到证据。他曾命名为“重新做人政策中的法西斯畸变”的一章，此时改称“重新做人政策中的畸变”。这是很勇敢的举动，斯拉温因此在1935年5月受到共产主义学院编辑委员会的严厉批评，这是一个道德转折点。他深感自己的布尔什维克信念难以为继，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熟人恢复了联系——这是一个绝望的尝试，借用依达的话，他“想让时光倒流，并弥补他的政治错误”。但斯拉温一定知道，为时已晚。他身陷绝境，完成此书才有可能自救，但他在道义上无法做到，只好不断推诿，他心里很清楚，推迟得越久，入狱也就越近。1937年3月，斯拉温在共产主义学院的党员会议上说：“我完蛋了，我在政治上已经破产。”(351)

五

1931年，吉娜和帕维尔·维滕贝格在凯姆劳改营（白海运河）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古拉格人口急剧膨胀。集体化和饥荒的受害者，都被送入劳改营，成为苏维埃工业经济的一部分。从1932到1936年，劳改营、劳教营、“特殊定居地”的人口已达240万人（另有50万监狱人口）。(352)这批奴隶劳工在北极区的伐木、建筑、采矿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那里根本招收不到自由劳工。即使在古拉格系统内，也有职业生涯的上升通道：既有狱警和管理人员，又有一定数量的囚犯——前者凭借自己的尽职，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内部获得晋升；后者只要他们身怀古拉格所需要的技能，并承诺追随或愿意适应党的路线。

在苏维埃北极矿区的勘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帕维尔·维滕贝格，被捕于1930年4月。他是科学院清洗出的数百位科学家之一，监禁于列宁格勒，因为忍受不了审讯和威胁而渐渐屈服，最终承认属于一个曾帮助组织1927年雅库茨克叛乱的保皇组织（维滕贝格曾赴西伯利亚东北部，勘探科雷马金矿）。审讯人当着他的面站起来打电话，下令逮捕帕维尔的妻子吉娜（季娜伊达），从而迫使他只得屈服。在帕维尔监禁时期，吉娜一直在担心自己会被捕，她与女儿被迫搬入奥尔戈诺度假区乡间别墅中的一个房间，其他房间则由一名政治警察举报人占用，负责张罗没收他们的财产。帕维尔的女儿叶夫根尼娅回忆，她每周陪同母亲前往列宁格勒戈罗霍娃街的政治保卫总局办事处，询问有关帕维尔的近况：

她会把我，一个年仅8岁的女孩，留在海军部花园的喷泉处（当时没在喷水），让我在原地等候。如果她一去不回，就意味着她也被捕了。我就应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按上面的地址自行去找，塔吉娜·勒沃夫娜住在那里，会收留我的。

1931年2月，帕维尔被判处枪决，临到最后一刻又获缓刑，改判劳改10年。他在奥尔戈诺度假区的房子充公（变成政治保卫总局官员的乡间别墅）。他自己先被送去马伊―古帕伐木营，为白海运河提供木料；后来被送去白海运河北部入海处的劳改营——靠近凯姆镇，充当污水处理的工程师。同时，吉娜带上女儿叶夫根尼娅和瓦伦蒂娜，搬进列宁格勒一座共用公寓的单间（长女维罗尼卡已搬去达吉斯坦）。该共用公寓共住16人，其中有原主人——住在正房的一对老夫妇，还有他们充满“阶级仇恨”的前女仆，住在走廊的帷幕背后。到夏天，吉娜把两个女儿送去基辅亲戚家寄宿，自己前去凯姆镇的劳改营充当志愿医生，旨在靠近丈夫。(353)

1931年8月，吉娜刚刚回到列宁格勒，帕维尔就作为地质学家参加政治保卫总局的一支特别考察队，前往瓦伊加奇岛，评估在当地开采贵重矿产的可能。帕维尔很幸运，凭借自己的地质学专长而获得拯救。他虽是囚犯，仍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挥专长，为古拉格服务。率领瓦伊加奇岛考察队的是整个古拉格系统的主管费奥多尔·艾希曼斯，他1930年6月离开莫斯科，亲赴位于喀拉海的这个偏远北极岛，筹办第一个劳改营。1500名犯人中，近一半是地质学家、地形测绘员、工程师，虽然探测到了岛上丰富的锌和铅矿藏，却找不到艾希曼斯真正冀望的黄金和铂金。住在岛上的涅涅茨人（Nenets）为考察队提供运输服务，其古老传说中的“金女”应是一个纯金的图腾娃娃。劳改营条件很差，尤其是在营房建成之前的几个月，大家住在帐篷里，人工开采锌和铅，纪律非常严苛——稍有违规，便遭枪决——许多人死于严寒，该岛冬季的温度通常跌至摄氏零下40度。(354)

维滕贝格抵达时，寻获黄金的前景已变得渺茫，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叫他也来帮忙。帕维尔很快被委任为总地质师，完成了对瓦伊加奇岛的勘测，到1934年更开启了古拉格的采矿设施，成为北极圈内的第一个采矿区。他在政治保卫总局的内部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有关考察队的文章，甚至为海岛的自然历史作了剪贴记录。尽管是一名囚犯，帕维尔享有特权，他领取特殊口粮，住在专家住宅，甚至有自己的办公室。1932年3月，他的家人获准来访，陪他在夏天勘探瓦伊加奇岛。1933年夏天，吉娜将瓦伦蒂娜托付给列宁格勒的朋友，带上叶夫根尼娅来与帕维尔同住。其时，已在1932年10月取代艾希曼斯的劳改营新指挥官阿列克谢·季茨克兰，允许专家的家人前来团聚。吉娜的家书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瓦伊加奇岛。

1933年8月26日

我亲爱的小女儿，维罗尼切卡[维罗尼卡]和柳森卡[瓦伦蒂娜]：

24日夜深时，我们终于抵达爸爸的住地。路上一共花了6天，其中3天都遇上了彻骨的5级大风。古连卡[叶夫根尼娅]非常勇敢，要知道我们的四周大部分乘客都晕了船……爸爸上了我们的船，将行李搬上他的摩托艇。晚上11点，我们就到了家。爸爸看起来很棒，体重有所增加，脸色极好，没有一道皱纹。他的心情甚佳，充满活力，喜爱自己的工作，一如既往……我们的专家住宅很好，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这里已是北纬70度，那么确实算是相当不错。我们有两个赏心悦目的房间，每一间有3扇窗，虽然面向东北和西北，仍然光线充足。房内有一个巨大的炉灶，带烤箱的。所以，我必须改进我几乎全忘了的持家能耐。下一次航船，我会寄上爸爸的照片，你们将亲眼看到这里的条件多好、爸爸长得多壮……我们昨天晚上聚会，欢送返回大陆的[囚犯]，欢迎新来定居的。会上的发言我们都很喜欢；劳动英雄普受好评。看来，瓦伊加奇岛考察队在全苏联社会主义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这里有美好的“重新做人”：所有返回大陆的囚犯，都已成为有文化有觉悟的合格工人。真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的“重新做人”……晚会的最后节目是“活墙报”[ 一种宣传鼓动] 和精彩的音乐会。这就是我在此地一天半的见闻……(355)

1934年，瓦伊加奇岛劳改营，帕维尔·维滕贝格在自己的办公室

在劳改营的樊篱之中，维滕贝格一家的生活渐渐回归正常家庭的作息。吉娜在劳改营的诊所当医生，叶夫根尼娅就读于专家和管理人员的子弟学校。叶夫根尼娅回忆：“我们的生活围绕着妈妈和爸爸的工作。”

每天早晨，不管气温如何，爸爸总是打上一盆冷水，在我们房间内洗身，吃完早饭后，就去地质部门上班。他下班回来之后，我们共进晚餐。然后，他又要埋首案前。妈妈下班回来总是很累，即使是傍晚的阅读，她都感到吃力。我放学后承担所有的家务，因为我的时间最多。我去食堂领晚餐（两份是志愿劳工的，一份是囚犯的），厨师都是中国人，非常称职，教我如何烘焙。一般来讲，与我们在列宁格勒时相比，这里的食物似乎太丰盛了。(356)

这种对古拉格的乐观，到底是真还是假？根据叶夫根尼娅所说，吉娜的乐观乃至对“重新做人”的信念，都是由衷的，不只是写给信件检查员看看的。(357)毫无疑问，家庭得以重新团聚，由此而生的幸福感发挥了效用。同样重要的是专家的相对特权，庇护了他们免受劳改营生活的最坏待遇。另一个可能是，他们沉浸于自己的工作，心甘情愿接受让他们维持现状、不致失眠的任何解说。

1934年，瓦伊加奇岛上发生叛乱，在岛另一端工作的一帮囚犯杀死狱警，发动起义。但他们无处可逃，最终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抓回营地。吉娜是劳改营的医生，必须检查那些俘虏的伤口，以决定他们是否适合继续工作。她看到可怕的殴打的证据，但对“重新做人”的信念丝毫不曾动摇。同样丝毫未变的是她的积极配合，正如她在雇佣合约中所允诺的，她愿意减少囚犯的病假时间，去贯彻劳改营的劳动纪律。吉娜在叛乱善后工作中表现优异，因此获得“突击手”（udarnitsa）的光荣称号，还登上了劳改营的“红书”光荣榜。她帮助囚犯学习文化和一门手艺，认为这将有助于他们改造人格、成为新人、重返社会。她甚至参加党校学习，还写信告诉女儿，非常喜欢所学到的东西。(358)

据叶夫根尼娅说，帕维尔也愿接受有关古拉格的官方观点。在她看来，他为科学而活，“对政治则兴趣索然。他感谢苏维埃政权让他有机会继续自己的专业，并让家人来瓦伊加奇岛与他团聚”。如果他相信“重新做人”，在女儿看来，那是因为“他天性非常真诚，也许有点天真，具浪漫性格”。在很大程度上，这兴许是真的；只不过这个见解来自深切怀念父亲的女儿。从不同角度看，帕维尔的行为可被视作一种道德上的委曲求全。他的事业显然在劳改营的环境中蒸蒸日上，他所需要的，在那里应有尽有。帕维尔在日记中写道：“在瓦伊加奇岛担任指挥官，该有多痛快。纪律是半军事化的，工人完全听从指挥。”1935年7月，帕维尔因自己的杰出贡献而获得提前释放，整整早了6年。但他希望完成对瓦伊加奇岛的地质研究，所以与行政当局签署了一份合约，以自愿性质继续这项工作。现在看来，这是很关键的转折点。他不再是一个被迫为古拉格工作的囚犯，已经变成了古拉格系统的合作者，以此推进自己的研究。

他完成瓦伊加奇岛的地质研究后，又去德米特罗夫劳改营，成为莫斯科至伏尔加的运河的地质学家。同时，吉娜和叶夫根尼娅返回列宁格勒，发现“生活变得较为舒适”。她们搬回曾住过的共用公寓——瓦伦蒂娜和维罗尼卡也来团聚，很快分到额外的一间房。在基洛夫遇刺之后的列宁格勒恐怖中，该共用公寓的原主人已经被捕。但她们无法取回自己的旧家具，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仍在使用她们在奥尔戈诺度假区的乡间别墅，但她们因此受邀前去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仓库，自行挑选列宁格勒恐怖时没收来的家具。瓦伦蒂娜和维罗尼卡选了一对古董扶手椅、一张沙发床、一面镜子、一个书柜和一架三角钢琴。(359)

帕维尔1936年回到列宁格勒，在随后的两年当中，继续为古拉格的北冰洋行政部门工作，数次率队远征北地群岛地区。1936年，帕维尔写信给叶夫根尼娅说：“如何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让我们作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家庭舒服地住在一起，似乎是我无法解决的难题。”他通过在古拉格的工作设法争到了特权地位，但在政治上仍感到不安全，担忧自己的家人。

你们曾经陪伴我一起受苦受难，理应得到一份舒适的生活。但我却无能为力，叫我情何以堪！我所能做的，就是自建一所小房子，但妈妈听也不愿听。可以帮我的强人，却将我拒之门外。何时我才能恢复1930年之前的影响力，哪怕是其中的十分之一？

帕维尔努力让自己苏维埃化，上课学习党史，衷心接受个中的“真理”。到1936年的年底，他已经照单全收有关“托派”和苏维埃政权其他“敌人”的教义。帕维尔在日记中写道：“这真是一个耻辱，我从不知道这种事情。要是我早一点知道，阅读历史可以拓宽视野，使自己正确理解党的总路线，也许我的生命便不至于卷入流放和监禁的舛途。我的生活遭到摧残，到底是为了什么？成千上万的人沦为迷途的羔羊，全怪那个混蛋托洛茨基！”(360)

帕维尔的故事提醒我们，古拉格远远超越监狱营地本身。它是苏维埃工业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雇用了大批专家和技术员——工程师、地质学家、建筑师、研究员甚至飞机设计师——向他们提供独特的机会，让他们发展各自的事业。

帕维尔·德罗兹多夫1906年出生于切尔尼戈夫地区的农民家庭，父亲在1917年之前便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父母都在内战中丧生后，帕维尔来到莫斯科，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之后又接受电工培训（最后在负责首都电气化的发电站上班）。1925年，帕维尔因参加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组织而被捕，判处3年徒刑，流放到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地区。他在那里的伐木营工作，附属于其时仍处设立初期的维舍拉。刑满前一年，即1927年，帕维尔即已获释，自愿选择留在原地，继续他的会计工作。他娶了劳改营邻近农村的女孩亚历山德拉，育有两个孩子，一起住在劳改营的管理员宿舍。1929年，“开明”的古拉格主管爱德华·别尔津抵达维舍拉，帕维尔的命运由此而发生巨变。别尔津大力提倡囚犯“重新做人”，他相信他在德罗兹多夫的身上找到了理想的实例。别尔津赏识帕维尔的才干，特别是他的过目不忘（别尔津喜欢说，帕维尔的脑袋里安有一台计算器）。他在劳改营管理系统中迅速提拔帕维尔，与维舍拉高级官员交谈时，经常提及这位前囚犯，视之为“重新做人”的典型。1929年，帕维尔变成伐木营的首席会计；1930年，又晋升为整个维舍拉的首席会计。之后，他作为亲信，跟随别尔津离开维舍拉，前往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帮助筹办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劳改营网络。他在新的古拉格中心马加丹，成为远北建设托拉斯规划部门的首席会计，还须督察属下的各个劳改营。他晋升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中将，分得一套四室的公寓，大得足以容纳自己一家再加上妹妹一家。他还在莫斯科获得一套公寓，亚历山德拉和孩子可去那里过冬。这家人享有特权，能使用专为斯大林精英保留的特殊商店和疗养院，遇上苏维埃节日时，还可以领到远北建设托拉斯制造的礼物。(361)要知道几年前，他还是古拉格一名普通囚犯，现在已是天壤之别。

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1901年出生于伊万诺沃城附近的老信徒家庭，地处莫斯科的东北，相距300公里。1925年，他就读于莫斯科建筑学院，并与年轻艺术家艾莱娜结婚。他的妻子在工人补习学校（专门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为高等学院做准备）上课，女儿朱莉娅出生于1927年。在女儿呱呱坠地之前，米哈伊尔就已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属于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农民政策的学生组织。艾莱娜也被工人补习学校开除，只得去纺织厂上班。1930年，米哈伊尔重返莫斯科的建筑学院，两年后再一次被捕，囚在布提尔基监狱两年。米哈伊尔被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学生，被逮捕之前尚未完成他的学位论文，由于教授的干预，他获准在布提尔基监狱继续攻读，甚至回到建筑学院作了论文答辩。要是没有政治警察的帮忙，米哈伊尔这样的特殊待遇，肯定是不可想象的。他有两个叔叔在政治保卫总局供职，他的老朋友菲利浦·巴扎诺夫，即艾莱娜的第一任丈夫，也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担任高职。在米哈伊尔服刑期间，巴扎诺夫尽力帮助艾莱娜（意图说服她重回他的怀抱）。1934年，米哈伊尔流放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尽管有亲戚在当地，其中一人还曾担任摩尔曼斯克的副省长，但米哈伊尔没去探望，因为不想连累他们。

米哈伊尔全靠自己的建筑知识获得拯救。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个重大建设项目中——工厂和桥梁，他受雇为规划建筑师，附近的劳改营则提供古拉格劳工。他很快成为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总建筑师之一。即便是一名流放中的囚犯，米哈伊尔的生活条件，仍然好过身在莫斯科的艾莱娜和朱莉娅。米哈伊尔赚取高薪，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程师和技术员食堂里每天吃肉。而生活在莫斯科的朱莉娅和艾莱娜，全靠粥和面包度日，她们要靠米哈伊尔汇钱才能买肉。朱莉娅体弱多病，迫切需要营养。1930年的年底，艾莱娜干脆把她送到父亲住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希望她受益于米哈伊尔相对舒适的生活。朱莉娅上次见到父亲（她唯一的记忆）是在两年前的布提尔基监狱，那次探监造成如此大的困扰，以致6岁的她竟然想到了自杀。米哈伊尔向老妇人艾莱娜·彼得罗夫娜租借了房间的一角，并承包他们的一日三餐。朱莉娅以眷眷之心回忆那这些菜肴——肉片通心粉、裹肉馅的薄煎饼、鸡腿和冰淇淋。

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就会问我：“我们让艾莱娜·彼得罗夫娜做什么菜呀？你想吃什么呀？”我非常喜欢她的美味食物，总是会说[她煮给我们吃的第一道菜]：“通心粉和肉片！通心粉和肉片！”有一天，爸爸实在吃腻了，央求我：“柳森卡，想想别的，我不想再吃了。”但我对其他的菜连想都不想。

1935年，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画下的“爸爸的角落”

1934年的波洛兹家庭，拉达站在姨妈奥莉加和外祖母费奥克蒂斯塔之间，男孩是奥莉加的儿子沃洛蒂亚

在朱莉娅看来，从1934到1937年，她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度过的岁月，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她在学校里得心应手，茁壮成长。她喜爱芭蕾舞，父亲带她去剧院观摩，并买回留声机，让她在自家小空间随音乐翩翩起舞。艾莱娜将这小空间取名为“爸爸的角落”，仅有7平方米，是米哈伊尔以胶合板自建的，有墙有门，与艾莱娜·彼得罗夫娜的住处分隔开来，给人以单独房间的错觉，米哈伊尔为此感到非常自豪。“爸爸的角落”只能容纳一张单人床和一桌一椅，还有墙上的书架。不管如何，它仍算是一个家。朱莉娅与父亲在此生活，非常愉快。

1937年1月，艾莱娜也赶来阿尔汉格尔斯克。米哈伊尔的刑期即将结束，她想阖家一起返回莫斯科，但当局不让她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待，只好带着朱莉娅先回莫斯科。几星期后，即同年3月，米哈伊尔重又被捕，被以“反革命煽动”的罪名判处劳改5年（1938年遭枪决）。艾莱娜对此次逮捕一无所知，只是一直收不到丈夫的音信。到第二年的夏天，她返回阿尔汉格尔斯克，找到艾莱娜·彼得罗夫娜，方才获悉真相。(362)

维滕贝格家、德罗兹多夫家和斯特罗伊科夫家的遭遇均属特例。古拉格人口的绝大多数，不是充作奴隶劳工，就是羁留在劳改营和偏远定居地枯萎凋零，很少有机会获得正常生活，或缓刑减刑，所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32到1936年，超过15万人死于苏维埃的劳改营。(363)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通常还被视作1937至1938年大风暴之前的平静（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甚至称之为“素食年代”），这个死亡统计折射出了迥然不同的色彩。对饱受大恐怖摧残的人来说，有关“平静”的想法可能是真的。但如有家人早早陷入古拉格系统，对这样的数百万人来说，30年代中期已是最痛苦的年代。

阅读这些囚犯寄给家人的信件（写信人无时无刻不在提防审查人员），会惊讶地发现，古拉格大大改变了很多囚犯的价值观和选择顺序——尤其是为自己的理想牺牲甚多的“政治犯”。之前，他们可能在职业中或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中，寻求自己的满足和幸福；现在，劳改营或流放中的多年求生迫使他们重新考量，转而愈加重视家庭的价值。

塔蒂亚娜·波洛兹（娘家姓米亚赫科娃），1898年出生于坦波夫省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地区的律师家庭。她母亲费奥克蒂斯塔是神父的女儿，又是社会民主党成员；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产生分裂时，该党与前者站在一起。母亲鼓励塔蒂亚娜投入政治。1919年，塔蒂亚娜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内战的南部战线即邓尼金白军的腹地开展宣传工作，并在那里遇上未来的丈夫米哈伊尔·波洛兹。他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领导成员，又在独立的乌克兰政府军事委员会供职。该党是乌克兰境内唯一获得大量农民支持的政党，内战结束后并入布尔什维克。乌克兰接受苏维埃的统治，波洛兹变成乌克兰驻莫斯科的政治代表。塔蒂亚娜在高级党校学习，听取托洛茨基的演讲。1923年，米哈伊尔在苏维埃乌克兰政府中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他和塔蒂亚娜定居于哈尔科夫城（1934年前的苏维埃乌克兰首府），1924年，他们的女儿拉达在那里出生。

3年后，塔蒂亚娜先被流放至阿斯特拉罕，1929年再流放至哈萨克斯坦的切尔卡地区。她被控是积极的反对派，与斯米尔诺夫集团有染。在1927年其领导群被开除出党之前，那个集团一直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中一个重要派别。1929年秋天，米哈伊尔前去看望身在哈萨克斯坦的塔蒂亚娜，恳求她为了其时寄养于外祖母处的女儿，放弃她的反对派活动。据一名也流放于切尔卡地区的反对派同伴说，米哈伊尔曾在她耳边低语，“像是某种秘密信息，令她陷入彻底的沮丧，现出一败涂地的模样”。也许米哈伊尔告诉她，斯米尔诺夫一伙正在与斯大林当局谈判投降条件，以便恢复名誉，重回党内。1929年11月3日，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出现于《真理报》，他宣称自己已抛弃托洛茨基立场，全力支持五年计划和“党的总路线”，并呼吁追随者“克服犹豫不决，返回党内”。斯米尔诺夫集团的400名成员随即签署一项声明，转而支持党的总路线，其中就有塔蒂亚娜。她因此获释，从流放地返回自己的家。(364)

1930年，全家从哈尔科夫搬到莫斯科。波洛兹成为苏联预算委员会副主席，塔蒂亚娜在汽车工业界担任经济学家。他们带上塔蒂亚娜的母亲费奥克蒂斯塔和一个管家，一起住进专供政府人员使用的著名的河堤大楼，就在克里姆林宫的对面。由于浪漫的革命家一直为理想而活，他们一家并不很看重自己的特权生活。尽管丈夫坚信反对斯大林是徒劳的，母亲又全心拥护斯大林，塔蒂亚娜仍坚守自己的托洛茨基立场。1933年，塔蒂亚娜连同斯米尔诺夫集团的其他成员再次被捕，获刑3年，被送去乌拉尔地区的上乌拉尔斯克特殊隔离营。数月后的1934年，米哈伊尔也被捕，罪名是试图建立资产阶级的乌克兰政府，判处10年，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拉达和外祖母被赶出河堤大楼，搬到莫斯科郊外一个配有家具的公寓。不久，拉达的姨妈奥莉加和她儿子沃洛蒂亚也搬来同住，她的丈夫也在3年前被捕。拉达回忆，费奥克蒂斯塔“尝试教育我尊重和热爱自己的父母”。

但同时，她又希望我热爱和尊敬苏维埃政权。这不是一件易事，但不知何故，她竟然做到了。外祖母坚信，斯大林自己不清楚逮捕的规模……她认为，既然有这么多反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要查出到底谁有罪，确实很难。在我们的房子里，经常能听到“不打破鸡蛋就无法煎蛋”的感叹。(365)

从1933到1936年的6月，塔蒂亚娜共写了136封信给费奥克蒂斯塔和拉达，平均每周一封，这是古拉格尚存私人信件中最大收集之一。(366)早期信件反映了塔蒂亚娜在政治上的执著，要求给她寄去马克思著作，还会具体评论最新的政治事件。例如在1934年6月，塔蒂亚娜的信件对“切柳斯金号”的船员赞不绝口，因为他们刚刚完成跨越北冰洋的首航——从列宁格勒到白令海峡。不幸的是，这一航程以灾难告终。1934年2月，该船被坚冰撞破，沉没于楚科奇海。好在船员们安营扎寨于冰山之上，最后获得苏维埃飞机的拯救，返回了莫斯科。那里的宣传机构，将之誉为英雄生存的壮举。塔蒂亚娜在6月24日写道，“切柳斯金号”船员向全世界展示了“布尔什维克是何等人物”；4天后她的信又回到了同一主题：

作为苏维埃公民的骄傲，可能从没像今天这样全面而强烈。这一骄傲来自苏维埃人民的“优良品质”、苏维埃的先进飞机、苏维埃的杰出科学家和船员以及其他一切，来自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在冰山上显示出了其思想和组织的至高无上。对儿童教育来说，那该有多大的说服力！

塔蒂亚娜写给拉达的信（1935年6月12日）

拉达的政治教育是这些信件中不断呈现的关注点。拉达回忆，“妈妈老是在写如何建设共产主义”。

她希望我成为一名工程师和作家……她的信件对我影响很大。我虽是外祖母带大的，但我觉得，我也是妈妈通过这些信件抚养长大的。(367)

塔蒂亚娜希望拉达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她费尽笔墨，点评拉达在家里的行为（谎称是在报纸上读到的，以免透露真正的消息来源，即外祖母费奥克蒂斯塔）。

1935年6月12日

我的小猴子，我们的家务活做得怎样了？他们在报纸上写，你做家务并不心甘情愿，经常丢三落四的，但也写上了其他讯息。我在《消息报》上读到这样一份电讯：“莫斯科（塔斯社）——11岁的突击工人兼模范学生拉达，今天被要求清洗碗盘、收拾厨房。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碗盘非常干净，一切都收拾得整齐。拉达检查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示满意。她还告诉我们的记者，从现在起，她将以同样的高标准，履行所有的家务职责。”记者当然对你表示赞许，我也有同感。小猴子，按照吩咐去做你的烹饪、清洗、打扫，最重要的是听从吩咐。

塔蒂亚娜羁留在狱中愈久，她的信件就愈加牵挂家人。米哈伊尔不得与莫斯科通信，却能写信给塔蒂亚娜。由此，夫妇之间的信件成了父女相互了解的唯一途径。拉达在反思母亲的信件时认为，它们让塔蒂亚娜保持家庭联系，而她的生存又有赖于这一联系。拉达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信“充满乐观，总是提醒我们岁月如梭，也一直在期盼家人重聚的快乐时光”。塔蒂亚娜的许多监狱来信都夹有小礼物——碎布缝的娃娃、玩具动物甚至小衣服——都是她在劳改营中为拉达做的。(368)

1936年，塔蒂亚娜于上乌拉尔斯克特殊隔离营获释，又流放至乌拉尔斯克城，之后再转至阿拉木图。1936年3月，费奥克蒂斯塔赴乌拉尔斯克城，与女儿共度了两个星期。对塔蒂亚娜来说，这两周的时光实在太珍贵了。她后来描述两人坐在一起的亲密：“我的头靠在你肩膀上，一起回顾逝去的光阴。”(369)费奥克蒂斯塔返回莫斯科后不久，塔蒂亚娜写道：“妈妈！我回到家里，但这已不能算是家了。你不在，就没有‘家’[用英文写的]——再也没有温暖。”4月，塔蒂亚娜搬去阿拉木图，开始寄望于拉达能前来跟她一起生活，因此投入所有的精力为实现女儿的迁移奔走。她这段时间的信中充满了希望和兴奋。拉达写道：“她的倔强和执著聚焦于找到一份工作，以及与女儿同住的小房间。”但到最后，此行还是落空。1936年6月，拉达正要离开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图与母亲团聚，塔蒂亚娜却再次被捕，被送去另一个劳改营。拉达回忆：

我们买了赴阿拉木图的火车票，找好路上可照看我的旅伴，打好包裹，发送电报，告知我的抵达信息。回电却说：“收件人已不住在这里。”只好退掉车票。我留在莫斯科，再也没有见到母亲一面。

塔蒂亚娜被送去科雷马——那是斯大林古拉格系统中最糟糕的营地之一，并于1937年11月遭枪决。同月，米哈伊尔也被枪决于卡累利阿。他与妻子（托洛茨基分子）的通信，都被记录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文件中，足以让他被判处死刑。(370)

拉达对父母的去世茫然不知。她尽量不去想，因为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但有一次，她在梦中看到母亲：

一开始，我在大洋中一条船的甲板上，手中是两本包有褐色胶纸的教科书。我打开其中一本，看到母亲的笔迹。第一句很奇怪：“当你读到这几行字时，我已在海底……”我继续往下读，记不得读了多少行。突然，恐惧袭入我的心，海水从巨大的管道喷薄而出。我的恐惧骤涨，将我紧紧攫住，直到我惊醒过来。(371)

1926年，尼古拉和艾莱娜·康德拉季耶夫

童话《沙米不寻常的冒险记》里的画面

拉达坚信这个梦所传递的“信息”——母亲已经淹死——开始对她朝思暮想。后来，她从科雷马劳改营的幸存者那里听到有关囚犯船沉没的故事，更加确信母亲的厄运。多年来，她一直相信自己的梦；尽管后来收到当局的死亡证明，说母亲是被枪决的，但她仍然认定母亲是淹死的。

监禁之后转向家庭的狂热社会主义者，不单单是塔蒂亚娜·波洛兹。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892年出生于科斯特罗马省的农民家庭，该省地处莫斯科的东北方向，相距400公里。他在圣彼得堡大学攻读经济学，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并在1917年的土地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康德拉季耶夫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向苏维埃政府提供咨询。他全力支持新经济政策，提倡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应该优先于重工业，同时还推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并因此闻名于世。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逆转，康德拉季耶夫被解除一切职务。1930年7月，他被捕，罪名是他属于一个非法的 “农工党”（很可能是子虚乌有的）。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说：“一定要枪毙康德拉季耶夫和其他几个歹徒。”(372)但到最后，康德拉季耶夫被判处8年徒刑，始于1932年2月，囚禁在苏兹达尔镇的一个特殊隔离营——14世纪时曾是斯帕索―叶菲梅耶夫修道院。

康德拉季耶夫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频繁进出监狱医院，症状有剧烈头痛、头晕、间歇性耳聋、腿部的慢性风湿、腹泻、呕吐、失眠和抑郁。1936年，他几近失明。然而，康德拉季耶夫仍致力于研究工作，并筹划撰写5本新著。他给妻子叶夫根尼娅写的信超过100封，(373)几乎每一封都附有小字条，专给出生于1925年的女儿艾莱娜（“阿廖娜”）。康德拉季耶夫内心的离别痛苦，在这些信件中表露无遗，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女儿。他是一名如此慈爱的父亲，此情此景因而变得愈加凄美。他渴望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积极影响，做不到这一点又成了他内心最痛苦的煎熬。他在1932年3月写给叶夫根尼娅的信中说：“真可怕，她将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长大。这带给我的折磨远超过任何其他的。”(374)尼古拉将所有的父爱，注入写给艾莱娜的信中。她没写回信时，尼古拉就会责备她不够孝顺。尼古拉会不断向她提醒，自己被捕前父女共同生活中的小小轶事。他在信上绘画，给她讲修道院周遭野生动物的故事——小鸟飞来探望，还有他看到的小狐狸。在许多信件中，尼古拉还附上从修道院四周采来的花草。他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女儿的智力发展，给她寄去谜语和字谜，为她开列推荐的书单，要她写读后感。他还鼓励她记日记，纠正她来信中的错误，不厌其烦地提醒她：“书写要工整，凡事都要尽力而为。”(375)他许多来信的尾部都有小孩写的“爸爸”二字。这就是艾莱娜所拥有的有关父亲的一切。她长大后，成为一名植物学家，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也许，父亲的信件最终还是激起了她对植物学的兴趣。

1935年，为了纪念她的命名日，(376)尼古拉给艾莱娜寄去一则他自编自画的童话《沙米不寻常的冒险记》（The Unusual Adventures of Shammi），讲述一只小猫寻找理想家园，其间的“人们、动物、植物，都生活在幸福与和谐之中”。沙米与朋友公猫瓦夏一起出发，后者很懦弱，也很勉强。在旅途中，它俩遇上各种动物，都试图劝阻它们，并允诺，如果它俩放弃寻找，就会后福无量。但沙米依然一往无前，反倒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山羊、驴、马、母鸡——它们都在“努力工作并渴望更好的生活”。但很快，它们一伙迷了路，开始互相争论，有的被鳄鱼吞食，有的被森林中的猎人捕杀。

1938年8月31日，康德拉季耶夫写信给女儿：

我甜蜜的宝贝阿廖努什卡（艾莱娜）：

兴许，假期已经结束，你已重返学校。你的夏季过得如何？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更加强壮、体重增加、皮肤晒成了褐色？我非常想看看你，亲吻你许多许多次。我自己还是不舒服，仍在生病。我甜蜜的阿廖努什卡，我希望你在这个冬天不会生病，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要阅读好的书籍，做一个聪明乖巧的小女孩，听母亲的话，永远不要让她失望。如果你没把我——你的爸爸——彻底忘了，我也会很高兴。好吧，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我愿吻你个不停。

你的爸爸(377)

这是最后一封信。不久，9月17日，尼古拉就遭行刑队枪决。

[1]它的地基渗水，即使以莫斯科墓地的墓碑来堵塞，仍然无效。儿童们爬过围栏，在地基的积水潭中游泳，或钓鲤鱼。该宫殿的建造因1941年战争的爆发而停工，之后再也没有复工。但它的效果图继续印在火柴盒上，附近的地铁站名（今天的科洛波德站）仍叫苏维埃宫殿，只是工地本身后来变成了游泳池。

[2]帕维尔·加利斯基（生于1911年）还记得自己在1932年清洗期间，曾受列宁格勒红色军火厂党主管的质询。加利斯基是神父的儿子，担任工厂墙报的主编，新近入党，家庭背景使他易受攻击。工厂清洗委员会的负责人，既是地区党委主席，又是工厂董事，当场要求加利斯基介绍“列宁的著作《反杜林论》”的摘要（事实上，该著作不是列宁的，而是恩格斯的，它详细阐述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加利斯基对此书根本一无所知，但他回忆：“我想，反的意思就是反对。所以我就回答，列宁写这本书就是要批驳这个杜林。他们说：‘正确！干得不错，聪明的小伙子！’”（MSP, f. 3, op. 53, d. 2, l. 6）

[3]1935年8月，顿巴斯的矿工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ksei Stakhanov）挖出的煤炭创了纪录，赢得了全国媒体广泛的表扬。他的成就引发了一项群众运动，专门奖励熟练且尽职的工人，因为效率是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目标。斯达汉诺夫运动很快发展成一种“突击劳动”，超出生产配额的人可获得奖金、消费品、较好的住房，甚至可晋升为行政干部（尤其是警察）。就斯大林政权而言，该运动是提高生产标准、降低基本工资的措施。它使工人更依赖计件的报酬，又对经理和官员施加了强大压力。燃料或原材料发生短缺时，或模范工人无法完成指标时，经理和官员就要承担全部的罪责（常被指控为破坏者和颠覆分子）。

[4]1935年10月，斯大林探望他在第比利斯的母亲，受到广泛的宣传，由此启动了一场宣传运动，以显示他是家庭观念浓厚的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花园与他的孩子们在一起的场景也被拍了照，这在以前是绝不允许的（大多数苏维埃人甚至不知道斯大林育有子女）。

[5]出于这个原因，她希望匿名。

[6]精神科医生发现，共用公寓的长期居民中，有很高比例的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

[7]俄国将领波将金（1739—1791）为使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的领地留下好印象，在女皇必经之路旁建起一批繁荣村庄。其后，“波将金村”作为弄虚作假的代称闻名于世。——编注

[8]西蒙诺夫可能是指彼得·帕尔琴斯基（1875—1929）。他是采矿工程师，受克伦斯基的任命，在1917年10月负责卫戍冬宫。帕尔琴斯基遭到布尔什维克的监禁，20世纪20年代获释后，得以恢复他在俄罗斯技术研究所的工作。1928年，他再次被捕，第二年遭枪决。劳改营中流传着很多著名囚犯的传奇，如帕尔琴斯基的。看来，西蒙诺夫又上了当。

第四章 大恐怖（1937—1938）

一

20世纪20年代后期，奥西普、朱莉娅（坐在台阶前面右侧）与儿子伊戈尔（奥西普的身边）、弗拉基米尔（朱莉娅的膝上），以及几个邻居小孩，在莫斯科附近他们的乡间别墅

1937年7月7日晚，丈夫被捕时，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都不知作何感想。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是老布尔什维克，创立初期就是其成员，又是列宁最信赖的同志之一。1932年1月，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在祝福皮亚特尼茨基50岁生日的《真理报》文章中，把他描述成一位“典型的革命家，一切奉献给党，全为党的利益而活”。朱莉娅实在想不明白，奥西普何以变成了“人民公敌”。她是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却变得手足无措，不知道究竟应该信谁：已将皮亚特尼茨基定为“叛徒和间谍”的苏维埃媒体，抑或自己近20年的爱人？奥西普是她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被捕后，她都不敢确定是否真正了解自己的丈夫。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谁是皮亚特尼茨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抑或一个歹徒？……两者可能都是真的。我实在弄不清楚，这才是最痛苦的。”(378)

1920年朱莉娅遇上奥西普时，自己还只有21岁，他39岁。朱莉娅出生于弗拉基米尔城的俄罗斯波兰家庭。她母亲是一名波兰贵族，不顾自己阶层的习俗和宗教，没有得到其父母的同意，竟嫁给了一名俄罗斯东正教神父。母亲在朱莉娅6岁时去世，却把自己浪漫和反叛的气质，遗留给了女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热情而美丽的朱莉娅仅16岁就离开父亲的家，成为俄罗斯军队的一名护士。与她结婚的一名年轻将军，消失在1917年的一次战斗中。内战时期，朱莉娅加入布尔什维克，充任红军间谍，潜入时任东线白军领袖的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总部。她最终泄露真实身份，侥幸逃离，来到莫斯科，因精神崩溃而病倒。她在医院中治疗时，遇上了前来探望朋友的奥西普。朱莉娅高度紧张、情绪不稳，又满怀激情，有些诗人气质。由于从小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她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大大影响了自身的政治观点。据奥西普一位朋友的女儿说，朱莉娅心地善良，待人热诚，很招人喜欢：“在她面前，我们这些孩子总是很安静。她一来，我们就把忧愁抛到九霄云外，她总是充满活力。”(379)

相比之下，奥西普严肃认真，沉默寡言。他身体结实，五官清秀柔和，是职业革命家的模范。他很谦逊，几近大公无私，很少谈及自己的私生活（很多党内老同志都不知道他已成家）。1917年之前，奥西普就是地下马克思主义者中最重要的积极分子之一，负责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偷运非法印刷品。他住在国外的时间颇长，尤其是德国，在那里化名为“弗赖塔格”（Freitag，即星期五），翻回俄文便是皮亚特尼察，这也是他名字皮亚特尼茨基的来源（他真正的犹太姓氏是塔尔希斯）。与朱莉娅结婚时，奥西普是莫斯科的党委书记，但很快调到共产国际，负责至关重要的组织部，实际上成了整个共产国际的掌门人。皮亚特尼茨基督导共产国际迅速扩张，试图将革命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他的《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Bolshevik，1926年）其实是一本党的工作手册，介绍组织和道德的原则，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皮亚特尼茨基工作非常勤奋，常常筋疲力尽。他回忆：“我在共产国际工作，从早到晚。”(380)20世纪20年代中期——仅40岁出头，他的头发已全部变白，然后日益稀疏。

奥西普的繁忙工作给家庭生活添加了重负，其在河堤大楼的公寓永远是外国宾客满座。他错过了两个儿子的童年——伊戈尔（生于1921年）和弗拉基米尔（生于1925年），还与朱莉娅频起争执，起因就在于自己时常不能在家。20世纪30年代，朱莉娅因党的资产阶级化和斯大林的独裁而愈益感到失望。伊戈尔回忆父母之间的一场争论——肯定是在1934年——她以愤怒的语调，大声朗诵19世纪初诗人德米特里·韦涅维季诺夫的煽动性诗句：

污物、恶臭、蟑螂、跳蚤

到处都有其留下的手笔和杰作

还有这些唠唠叨叨的俄罗斯人——

而我们必须把这一切称作我们神圣的祖国。

1935年，莫斯科，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奥西普吓坏了，担心邻居偷听，赶紧请求妻子：“朱莉娅，小声点！”(381)

到1935年，由于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都知道皮亚特尼茨基的大名（英国共产主义者哈利·波利特曾说，皮亚特尼茨基就是共产国际）。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改成了与西方民主国家加强联系，以遏制纳粹德国（即“集体安全”）；1934年，苏联甚至加入了两年前曾攻击为“帝国主义阴谋”的“国际联盟”，而共产国际必须服从于这一外交政策。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接任总书记一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任务就是与欧洲社会党人建立联盟，鼓励他们与中间派组成联合政府（“人民战线”），以抵制法西斯的威胁。该政策在法国和西班牙取得一定成功，当地的人民阵线政府在1936年当选。但在共产国际当中，仍有人批评这一策略，其中就有皮亚特尼茨基。许多共产党人，包括20世纪20年代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前成员，认为这样做是对国际革命事业的背叛。在他们看来，只有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人民阵线”，才能推进国际革命事业，而资产阶级的中间派不在其内。此外，以李可夫和布哈林为首的较为温和的右翼反对派，其前成员对斯大林的滥用权力也越来越反感。这两个团体找到了共同的目标：都把斯大林当做“反革命”。到1936年，共产国际充斥着不满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窃窃私语。左派们把斯大林对西方列强的和解，与苏维埃精英的资产阶级化挂起钩来。他们仍然对世界革命的理想充满信心，担心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再是对西方无产者的鼓舞，反而变成既存秩序和安全的守护者。在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并没向捍卫共和国的各式左派提供足够的援助，他们因此而大失所望。1936年秋，佛朗哥将军的国民军——在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大规模援助之下——挺进马德里郊区。即使是斯大林的忠诚支持者，有时也发现很难认同自己目睹的对革命国际主义的背叛。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在1935年向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布利特解释：“你必须明白，世界革命是我们的宗教。归根结底，要是我们觉得斯大林在放弃世界革命事业，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反对斯大林本人。”(382)

斯大林对共产国际越来越不放心，担心失控。他在1935年8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其领导班子作了大规模整顿。皮亚特尼茨基不再从事共产国际的行政工作，而被调去中央委员会一个新设部门，专管党的监督工作。1936年8月，前反对派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分别登上做秀公审的被告席。这无疑是斯大林向批评者发出的明确警告：所有政策的决定权只得留给党的最高层。它的矛头直指共产国际，其反对意见被斯大林视作“外国间谍”的挑拨离间。斯大林在1937年2月写信给季米特洛夫：“你们共产国际的所有人都上了敌人的当。”数千名共产国际的官员和外国共产主义者，在1937至1938年被捕。德国、波兰、南斯拉夫、波罗的海的共产党，几乎清洗殆尽。在共产国际的总部，以及许多共产国际官员寄居的莫斯科勒克斯酒店，风声鹤唳，一片肃杀。一名官员说：“很多人已经半疯，因为时时处在恐惧之中，什么事都做不了。”(383)

皮亚特尼茨基被斯大林斥为托洛茨基分子，后来又被指控卷入了一个“共产国际的法西斯间谍组织，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所组成”。但他儿子相信，他在193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的勇敢发言，才是他被捕的真正原因。[1]很显然，皮亚特尼茨基在中央委员会的新工作中发现了什么，感到无比震惊。对斯大林巨大的个人权力，以及他肆意借用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消灭政敌，他更是忧心忡忡。据信，皮亚特尼茨基在6月的全体会议上，指责内务人民委员会捏造“人民公敌”的罪证，并呼吁建立特殊委员会，以监督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所作所为。这无疑是自杀性的发言，皮亚特尼茨基自己也有所察觉。他说完后，大厅里一片死寂，紧张气氛，一目了然。数名党领导人，包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承从斯大林的指示，试图说服皮亚特尼茨基撤回发言，从而保住自己的头颅。莫洛托夫还恳求他，要为自己的妻儿着想。但皮亚特尼茨基不愿退缩，宣称自己很清楚将会遇上怎样的噩运，但“共产党人的良心”不允许他收回自己的话。据卡冈诺维奇说，皮亚特尼茨基告诉他，他的抗议活动是有意为之的，是有计划的。“他还说，为了党的团结和道德纯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有必要，甚至愿意踏过自己妻儿的尸体。”斯大林一听到如此汇报，领导班子马上决定休会。第二天早上，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尼古拉·叶若夫率先发言，指控皮亚特尼茨基是沙皇间谍，受资本主义列强的派遣前来渗透共产国际，随即要求就弹劾的动议实施表决。弹劾获得通过，仅3票弃权，其中一票就是克鲁普斯卡娅的。她拒绝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对皮亚特尼茨基的指控，直至他被捕（“他是最诚实的人，列宁非常爱护和尊重他”）。(384)朱莉娅在日记里记载，从全会回来，皮亚特尼茨基显得“精疲力竭，颓唐神伤”。她问他是怎么回事，皮亚特尼茨基只谈及：“所有的孩子和无辜者，被迫生活在永久的心理重压之下。”(385)

在随后的两个星期中，皮亚特尼茨基待在家里，把自己锁在办公室。他吃得很少，整天打电话，试图与叶若夫取得联系。朱莉娅无法承受这样的紧张，去了乡间别墅几天——后来甚是后悔。她在1938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不清楚他当时所承受的，其实应该留在他的身边。我不够聪明，也不够强大。作为他这样的人的妻子，那就意味着要为他服务，永远坚守岗位。”(386)在这两个星期中，奥西普为被捕而做准备。他将存款和贵重物品转给朱莉娅，销毁了自己的私人笔记和信件。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曾多次被捕，知道做出何种准备。7月5日，他被开除出党。从乡间别墅回来的朱莉娅注意到，他如此沮丧，以致考虑过自杀，因为他无法想象没有党的生活。第二天，他们一起去拜访老朋友。奥西普告诉他们，他已改变主意，为了党的团结，愿意接受惩罚：“如果一定要为党作出牺牲，不管这牺牲有多艰巨，我都愿愉快地承担。”奥西普先行提醒儿子们，自己即将被捕。他解释说，他因与党的领导发生了争执而受到指控；但他否认罪名，将尽一切可能证明自己的无辜；如果被捕，那他们都不应期望能够再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伊戈尔还记得：“他警告我不要与斯大林斗，这是他要告诉我的重点。”(387)

7月7日晚上刚过11点，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找奥西普，叶若夫亲自出马。他们闯入公寓，朝朱莉娅扔来一件晨衣，叫她穿上。她开始叫喊，并咒骂他们。叶若夫告诉她：“苏维埃公民与当局代表讲话，不可使用这样的方式。”奥西普为妻子的失态表示歉意，便跟他们离去，随身只带了装有晨衣和牙刷的小手提箱。他们离开时，朱莉娅昏了过去，等她苏醒过来，他们已经不见踪影。她在日记中记下：“我只有一个念头——压倒一切，那就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更感到自己的孤立无助，太可怕了。”第二天，朱莉娅还在上班，内务人民委员会又一次闯入公寓。他们搜寻奥西普的文件，并带走家里的贵重物品。现金、存折、收音机、自行车、大衣、床单、亚麻桌布，甚至像茶杯那样的小东西，统统不见了。通向奥西普办公室的大门被用蜡封住，没人敢于打破，如果真做了，倒会发现大量的书籍，皮亚特尼茨基的家人还能将之出售，来帮助她们应付未来数月的困苦。像所有“人民公敌”家庭一样，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贫困的泥沼。(388)

奥西普的命运，很可能在他6月全会的抗议之前就已被裁定。在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中——至少130万人因危害国家罪而被捕——共产国际是斯大林的主要目标之一。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因为它是解答大恐怖起源之谜的关键。

即使以斯大林政权的标准看，大恐怖仍属异乎寻常。它不是惯例的大规模逮捕，比如斯大林统治期间不时席卷全国的那种，而是大批杀戮的既定政策。斯大林不再满足于关押他真实或想象的“政治敌人”，而是下令警方把他们从监狱和劳改营提出，统统枪毙。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和1938这两年，至少有681692人，可能更多，因“危害国家罪”而被枪决（姑且借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在1921到1940年之间判处死刑的政治犯中，这占了91%）。这两年中，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从1196369人增至1881570人（该数字不包括至少14万死于劳改营的人和数字不详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苏维埃历史上的其他阶段也见证了对“敌人”的大规模逮捕，但从未有这么多的处决。大恐怖中被捕的人中，超过半数后来被枪决。相比之下，1930年被捕的人中，枪决的不到10%——处决的死刑犯是20201人，那也是斯大林时期的第二处决高峰。在1929至1932年的“反富农行动”中，被捕人数很高（586904人），但只有6%（35689人）遭枪决。(389)

大恐怖的起源不易解释，更不易弄清为何如此集中于这两年。为了开始这个理解过程，我们绝不能把大恐怖看成不受控制的意外事件，即随时可爆发的斯大林政权的混乱产物——这是有人提出的解释(390)——而要看成斯大林精心操纵的行为，为了应付他体察的1937年的具体情况。

有些历史学家把大恐怖的起源，追溯到列宁格勒党主管谢尔盖·基洛夫在1934年12月的遇害——据说，此举导致政权对暗藏的敌人实施杀气腾腾的追捕。但该理论捎出一个疑问，为何大规模的逮捕和杀戮，没在1934至1935年开始？为何在1937至1938年大风暴之前，又出现了两年的平静？在基洛夫遇刺之后，列宁格勒的确有大批的逮捕行动。除此之外，苏联其他地区的政治人物，在1935和1936年并没看到明显的恐怖。事实上，经过了1928至1934年的混乱，政权已在苏联检察长亚历山大·维辛斯基的领导下，有意识地返回了更稳定更传统的法律秩序。(391)又有历史学家把大恐怖，与斯大林担忧国内特别是农村的威胁挂起钩来。他们认为，如果苏维埃选举照原计划进行，如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所允诺的，农村的普遍不满将会转化为政治诉求。(392)但内务人民委员会有关国内不满的报告是不可靠的（“反苏情绪和动乱威胁”往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炮制的，以便获得预算和人员的增加）；斯大林或其他领导人是否当真，又是不明确的。不管如何，这些报告并没倾向于认为1937年的国内威胁要大于先前年代。从1928到1932年，也有很多不满和反对的报告，但那些年份的国家处决远远比不上1937至1938年的强度。

还有其他历史学家建议，最好把大恐怖理解为“几个相关但分离的现象”，每一个都能自作解释，而不是单一事件的组成部分。(393)事实上，大恐怖真是不同元素组成的复合物：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做秀大公审”、政治精英的清洗、城市中的大规模逮捕、“富农行动”，以及针对少数族裔的“国家行动”。分析大恐怖的各个组成部分可能有好处，但不争的事实是，它们都在同时开始，同时终结。这显示，它们只是统一运动中的部件，需要解释的就是这个统一运动。

要了解整体的大恐怖，关键也许在于斯大林对将临战争的恐惧，以及他所感受的国际上对苏联的威胁。(394)希特勒的德国在1936年占领莱茵兰，以及日本人占领满洲里，让斯大林确信苏联正在两条战线上面对轴心国的虎视眈眈。1936年11月，柏林和东京联合起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的协定（法西斯的意大利随后加入），这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恐惧。他虽然继续支持“集体安全”，但对苏联与西方联合起来遏制轴心国，并没寄托太大的希望。譬如，西方国家没在西班牙干预，似乎指望以绥靖政策应付纳粹德国；据说在斯大林看来，西方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想把希特勒的部队引向东方，引向苏德战争，而不是在西方针锋相对。到1937年，斯大林确信，苏联已与欧洲的法西斯联盟和东方的日本处于战争的边缘。苏联报刊通常描绘苏维埃国家受到四面八方的威胁，又因法西斯在社会每一角落的渗透——“间谍和暗藏的敌人”——而变得衰弱。

斯大林在1935年告诉作家罗曼·罗兰：“我们来自资本主义各界的敌人正孜孜不倦，其渗透无孔不入。”斯大林的政治观念——如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初击败沙皇政权的反而是大后方的社会革命。他担心，如果发生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苏维埃政权将面临类似的内乱。出于同样的考虑，西班牙内战更加剧了他的恐惧。斯大林密切关注西班牙的冲突，视之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未来欧洲战争的有效的剧情概要”（他的大多数顾问都持同一见解）。(395)斯大林将1936年西班牙共和国的军事失败，归罪于西班牙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团体之间的内讧，因而得出结论：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亟需在苏联进行一次政治镇压，要粉碎的不只是“第五纵队、法西斯间谍和敌人”，而是所有的潜在反对力量。

现在看来，对“敌人”的偏执性恐惧本来就是斯大林的性格，而这种恐惧又因妻子娜杰日达1932年的自杀、斯大林声称视如兄弟的基洛夫的遇刺，而愈加强化。他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也许，斯大林从来就不太信任别人。自他们二人死后，再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人了。”[2]斯大林将基洛夫的遇刺，归罪于季诺维也夫派（列宁格勒的反对派），尽管没有证据，他仍下令逮捕列宁格勒前主管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最终被裁定犯了“道德上的共谋罪”，所依据的理由是，他们造就了反对派气氛，从而鼓励了对苏维埃领导人的暗杀。谋杀后的两个半月中，斯大林在列宁格勒亲自督办调查工作，逮捕了近1000名季诺维也夫派，其中大多数被流放到遥远的定居地。20世纪20年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参与联合反对派，与托洛茨基结盟来反对斯大林，此时双双被捕，季诺维也夫被判处10年监禁，加米涅夫被判处5年。一旦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显得手软，不愿逮捕这么多党的忠诚追随者，斯大林便把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雅戈达召来，告诫他要提高警惕，否则就“会把你也拉下马”。雅戈达的地位在1935年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其时，负责党内清洗的叶若夫声称，破获了一个“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网络，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组织的，已钻进克里姆林宫的心脏，而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此却茫然不知。斯大林终于对雅戈达失去耐心，让叶若夫取而代之。叶若夫是一个残酷的刽子手，毫无道德良知，愿意在任何场合捏造“反革命阴谋和间谍圈子”的证据，以满足斯大林的偏执狂。好几年来，叶若夫一直在推销这一理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执行托洛茨基从国外发来的命令，策划了对基洛夫、斯大林以及党领导其他成员的谋杀。以此为基础，斯大林重启了对刺杀基洛夫一案的调查。1936年8月，以叛国罪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14名其他党干部。结果，他们与涉案的另外160人全都被判处死刑。(396)

这是莫斯科首批“做秀公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和铲除由前反对派组织的“间谍和恐怖分子”网络。1937年1月的第二批做秀公审，见证了重工业副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皮亚特科夫、卡尔·拉狄克和15名托洛茨基的前支持者，被裁定犯了工业破坏和间谍罪。1937年4月到5月，8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乌博列维奇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和亚基尔将军（基辅军区司令），被逮捕并遭受酷刑，被控以叛国和间谍罪，在镜头前接受公审。据称，他们获得德国和日本的资助，结果均在同一天被枪决。最后也是最大的做秀公审发生于1938年3月，布哈林、雅戈达、李可夫和13名其他高级干部被判处枪决，罪名是参与了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暗杀苏联领导人、破坏经济并充当法西斯势力的间谍。据推测，因为有雅戈达的卷入，所以需要历时这么长久才予以揭发归案。

领导人一旦被捕，他的社会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嫌疑人物。典型的外省城镇掌控在一帮资深官员的手中——地区党主管、警察局局长、厂长、集体农庄主席、监狱长和地方苏维埃主席——他们在城镇机构中，又各有自己的后台和依附者的网络。只要他们的权力圈子完好无损，这些人便官官相护。只要有人被捕，内务人民委员会查出他们之间的牵连，其圈子里的所有成员，乃至他们的下属，都逃不脱身陷囹圄的厄运。例如，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在乌克兰东部拘捕了尼科波尔城的党委书记：

随即也逮捕了他的助理、朋友和他在尼科波尔城各地所委任的男男女女。尼科波尔军区司令也落入猎人的口袋，然后是地方检察官和他手下所有的法律助理，最后才是尼科波尔城的苏维埃主席……当地的银行、报纸、商业机构都被“清洗”……甚至祸及共用公寓委员会的经理、消防队长、储蓄机构负责人……(397)

领导阶层的恐怖，因此波及每一级党组织、苏维埃机构和社会各界。据估计，从1937到1938年，遭到处决或监禁的党员有116885人。党内的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被捕，因为属下随时准备揭发上司，以取而代之。同期，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102人遭枪决，5人自杀；此外，还有56%的十七大代表入狱。对红军的摧残更为彻底：在767名高级军官中（旅长以及更高军衔的），412人被处决，29人死于监狱，3人自杀，59人羁留在监狱。(398)

斯大林一定知道，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完全无辜的。但在战争时期，发动一场革命只需要一小撮“暗藏的敌人”。在斯大林看来，为了铲除这些“暗藏的敌人”，逮捕数百万人也是值得的。斯大林在1937年6月说过，如果被捕者中有5%是真正的敌人，“那也是一个好结果”。证据只是次要的考虑。据其时担任莫斯科党领导的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曾说：“如果报告[举报]中有10%的事实，我们就应将整个报告当做是真实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每个人都知道，为了抓住一名间谍，斯大林愿意逮捕数千人。他们很清楚，如果完不成逮捕配额，就会因警惕性不高而自找麻烦。叶若夫警告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手下：“太多好过不够，如果[在一次行动中]多杀了一千人，算不上什么大事。”(399)

对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大恐怖是在为未来战争做准备。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至死都在捍卫这一推理。莫洛托夫在1986年解释，“斯大林只是想万无一失（perestrakhoval），大清洗只是一份保单”——领导阶层的必要手段，用以揪出可能会在战争中制造麻烦的“动摇分子、野心家和暗藏的敌人”。莫洛托夫承认确有失误，很多人的被捕是不公正的，但“如果领导畏缩不前，允许内讧，我们将在战争中遭受更大损失——也许会被打败”。

我们有义务确保战争爆发后没有第五纵队的存在。要说这些人都是间谍，令人怀疑。但……更重要的是，在决定性的时刻，不需要依赖他们……如果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在战争时期加入反对派，就会有残酷的斗争和巨大的损失……每个人都会遭到摧毁！

在20世纪80年代，卡冈诺维奇以同样的理由来为大恐怖辩护：领导阶层已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国家需要“抽干沼泽（boloto）”——即“摧毁不可靠者和动摇者”。这并不是卡冈诺维奇的马后炮。1938年6月，他就告诉顿巴斯党组织，战争威胁使大镇压成为必须，如果“内部敌人和间谍”没在“大清洗”中遭到摧毁，“国家可能早已陷入战争的泥沼”。(400)

“大恐怖”由克里姆林宫统筹，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具体执行，以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形式席卷整个社会，旨在清洗“反社会分子”和战争时可能的“反苏维埃分子”。这些群众运动中最大的一次是臭名昭著的第00447号命令，即“富农行动”。从1937到1938年，它占了一半的逮捕人数（669929人）和过半的处决人数（376202人）。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前“富农”及其家人，他们刚刚服完标准的8年徒刑，从“特殊定居地”和古拉格劳改营归来。那些徒刑是1929至1930年的集体化运动中判处的，罪名是“反革命煽动”。斯大林担心，不满和怨恨的“富农”会在各地泛滥成灾，一旦发生战争，可能构成威胁。他特别关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声称保皇党组织俄罗斯军事总盟（ROVS）正在策划“富农起义”，以配合日本对西伯利亚的入侵。数万被指控的俄罗斯军事总盟成员在“富农行动”中遭到枪决，往往并不算在官方统计之中（例如，阿尔泰内务人民委员会曾针对他们在1937年枪决22108名军事总盟成员，呈送过一份单独报告）。“富农行动”又与地方苏维埃的大批清洗直接相连，这在边境地区特别残酷，如西部各省、顿巴斯、西伯利亚的西部，因为政权最不放心那里的居民。(401)

另有大规模的“全国行动”，驱逐和处决苏维埃的少数民族——被视作战争爆发时的潜在“间谍”：德裔、波兰裔、芬兰裔、拉脱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朝鲜人、中国人，甚至从哈尔滨返国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的返国是在1935年之后，其时，日本1932年扶植建立的伪满洲国，从苏联手中买下了中东铁路。斯大林对苏维埃西部地区的波兰裔尤为猜疑，这始于俄国内战时期波兰入侵乌克兰，红军随即对华沙发起反攻，却一败涂地——这一军事失败给斯大林带来羞辱，因为他就是前线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斯大林把苏维埃波兰裔（包括他认为是波兰裔的很多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当做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半法西斯”波兰的第五纵队。苏联领导人担心，波兰会与纳粹德国联合起来，向苏联再一次发起进攻。1937年8月推出的第00485号命令，就是针对波兰裔的“国家行动”。结果，截至1938年11月，近14万人或遭枪决，或被送去劳改营。(402)

从1937到1938年，许多人消失，特别是在都市的党和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时有发生。逮捕似乎是随意的，黑色警车游荡在深夜的街道，任何人好像都有可能被抓。监狱里的囚犯是全国人口的横截面；大多数囚犯不知道自己为何入狱。到1938年秋季，几乎每一户人家，或自己失去亲人，或认识亲人被押的朋友。人们总是在忧惧深夜的敲门声，睡也睡不好，一听到车子停下就会惊醒。他们躺在床上，静听脚步声渐行渐远，或走上楼梯，或移至走廊上的别家，知道不速之客不是来找自己的，才敢重新睡去。创办列宁格勒木偶剧院的柳博芙·沙波利娜，在1937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日常生活的快乐。我早晨醒来时情不自禁地想到：感谢上帝，昨晚没事。他们不会在白天抓人，但今夜如何，却没人知晓。这就像拉封丹寓言中的羔羊——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理由被捕，流放去天晓得的鬼地方。我很幸运，心里一片平静，根本不在乎。但大多数人，却生活在彻头彻尾的恐怖之中。(403)

奥西普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皮亚特尼茨基，如此回忆父亲被捕之前河堤大楼的气氛：

这座阴郁的大楼内，有500多套党的精英干部的公寓，逮捕的事经常发生。我老在院子里和走廊上玩，亲眼目睹过好几次。晚上，天黑了，大楼变得冷清、沉寂。居民们像是在守候灾难，都躲了起来。突然，几辆车子冲进院子，身穿制服或便衣的男子跳出来，走向楼梯口——他们中每个人都知道要去“哪里”。然后，就看到几套公寓的灯亮了。我知道大家住的地方，即可算出谁是逮捕对象。如果公寓里所有的灯都亮了，这意味着正在抄家。那些时日，许多人担心被捕，但不知道何时轮到自己。(404)

大家都在等待自己的噩运。许多人拾掇了一个小包，放在床边，等待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敲门，随时就可上路。这种消极心态是大恐怖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其实有很多逃避的机会——逃离城市，再在黑市上购买假身份，那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不善于追捕流窜的人口。(405)俄罗斯人本有逃离国家迫害的悠久传统——从老信徒到逃亡的农奴——这也是数百万农民逃离集体农庄和“特殊定居地”的战术。但城市居民大多留在原地，没作任何抵抗，只是束手待毙。

被捕于1943年的电影编剧瓦莱里·福雷德（1922—1998），回首往事，认为大多数人因恐惧而陷入瘫痪。他们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法力无处不在，像是处于催眠状态，实在想不到抵抗或逃跑。

我在人类历史上想不出类似的情况，只好去动物界寻找例子：震慑于蟒蛇的兔子……我们都好比是兔子，承认蟒蛇吞下我们的权利。不管是谁，一旦处于这样的注视下，便会噤若寒蝉，嘴里塞着对命运的无奈。(406)

维亚切斯拉夫·科洛布科夫讲述了他父亲深夜听到汽车在住宅外面停下时的恐慌——他父亲只是列宁格勒的一名工人。

每天晚上，他都很警觉——等候汽车发动机的声响。如果确有，他就会在床上坐起不动，一副吓坏了的模样。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什么，却能嗅到他的恐惧、手心捏着汗，能感觉得到他浑身颤抖。他听到车声，总是说“他们来找我了”。他确信，自己将因出言不慎而被捕——他曾在家里咒骂布尔什维克。他听到发动机熄火和车门关闭声，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在恐慌中摸索自以为最需要的东西。这些物件始终放在床边，以备“他们”的到来。我记得放在床边的有面包干，他最担心饿肚子。很多个夜晚，父亲几乎彻夜不眠——等候一辆始终没有出现的汽车。(407)

面临逮捕的布尔什维克精英显得特别消极被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党在思想上的灌输。向党证明自己清白的深层次渴望，很容易抵消任何试图抵制的想法。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是喀山一名资深党干部的妻子，自己也是党的积极分子。丈夫被捕后，她也失去工作，无时不在担心自己被捕。金兹伯格回忆，她婆婆是一个“简单的文盲农妇，出生于农奴制时代，却很有深刻的哲理，谈到生活问题时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这个老农妇劝她逃走：

“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你跑得越远越好，为什么不去我们的老家波克洛夫斯科耶村庄呢？”……

“老祖母呀，我做得到吗？我怎么能放弃一切，孩子们、工作？”[金兹伯格回答]

“但他们已把你开除了。至于孩子嘛，跟我们在一起，是不会吃苦的。”

“但我必须向党证明我的清白。我是一名共产党人，怎么能逃避党呢？”(408)

相信自己的清白，让许多布尔什维克变得束手无策。他们设法说服自己，真正有罪的才会被捕，而自己的清白最终会提供保护的。艾莱娜·邦纳回忆，她曾无意中听到都是忠贞党员的父母因亲密朋友的被捕而在深夜交谈。艾莱娜半夜醒来，非常焦虑，因为这一逮捕使她意识到：“快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劫数难逃，而且会来得很快。”

饭厅里漆黑一团，但父母房内仍有声息。我走近他们的门口，能听到母亲在抽泣。然后，她开始讲话，复又哭起来，我以前从没见过她哭。她不断重复“我的一生”，抽抽噎噎的……爸爸轻声作答，但我听不清。突然，她大声喊出：“我从小就认识斯捷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认识他的时间是认识你的三倍。明白吗？你明白吗？”接下来只有呜咽，还有嘎吱一声，以及拖鞋走在地板上的声响——爸爸已经起床。我从门口跳开，怕他出来。但他开始在房间内踱步——朝窗口五步，再朝床五步，好像一个钟摆。他擦燃一根火柴，妈妈又开始讲话：“告诉我，你信不信？你相信这个噩梦吗？”她停止哭泣。“你相信，阿克斯他……你相信帕维尔他……修卡他……你相信他们都……”她只讲半句，但意思已经很明显。然后，她冷静地轻声说：“我知道，你其实也不信。”爸爸发出一种陌生且哀求的声音：“但是，鲁法―占恩[他对艾莱娜的母亲露丝的昵称]，我怎么敢不信呢？”他停顿一会，又说：“毕竟，他们还没来逮捕你我。”(409)

还有其他布尔什维克，包括皮亚特尼茨基，如此献身于共产主义信仰，以至于明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如果党有要求，他们也愿意承认对他们的指控。[3]根据共产主义道德，被控危害党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悔改，跪下接受党的判决。这也就是皮亚特尼茨基在被捕前夕所说的：如果党需要有人作出牺牲，他愿意“愉快地承担”。

许多布尔什维克让家人为自己的可能被捕做好准备，尽力保护家人。卡马河上的运输官员彼得·波塔波夫，在1937年8月被捕的前几天，让家人去下诺夫哥罗德探亲。他女儿回忆：“我们已有5年多没有休过假，他感到前景有点不妙，为我们担心，希望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抓人时，我们正好不在。”摩尔曼斯克铁路上的资深官员列夫·伊林，预先从列宁格勒的宽敞公寓搬至一座合作小公寓，以避免自己一旦被捕，家人必须与人分享生活空间的难题。他还让从未外出工作的妻子先去纺织厂上班，保证以后能够养活女儿。他恳求妻子与自己离婚，希望能因此脱嫌，逃脱一起被捕的噩运。但她拒绝了，视之为“可耻的背叛”。夫妻之间时常为此发生激烈的争持，直到列夫被捕。(410)

双双在1937年被捕的斯坦尼斯拉夫和瓦尔瓦拉·布德克维奇夫妇，试图让14岁的女儿玛丽亚自力更生。他们训练她自己外出购物，教她遇上父母被捕时一言不发，还强迫她阅读报纸上的做秀公审，让她懂得父母双双被捕的威胁意味着什么。玛丽亚回忆：“我什么都懂。父亲与图哈切夫斯基走得很近，在总参谋部一起工作。我们大楼里都是军人，一个个地被捕，所以我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玛丽亚的父亲7月8日被捕，母亲的被捕是在7月14日。

那一夜，妈妈觉得他们会来抓人。我们坐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就我们俩，没有安德烈[玛丽亚的弟弟]。尽管妈妈知道我第二天早晨还有考试，依然到了午夜时分才对我说：“夜深了，你还是去睡吧。”

第二天一早，玛丽亚醒来发现母亲已经不见了——她就在那个深夜被捕——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员也搜过玛丽亚的房间。在她的床头，母亲留下了告别的字条和一些零钱。(411)

法学家伊利亚·斯拉温在1937年11月5日晚上被捕，他没写内务人民委员会要的为古拉格劳工在白海运河“重新做人”正名的书。被捕当天，伊利亚还被叫到列宁格勒的党部，接受法学院院长的任命——前院长刚刚被捕。斯拉温得到一种解脱，他原先在期待最坏的结果，现在看来似乎获救了。他心情愉快，回到家里。当天晚上，斯拉温一家庆祝了依达的16岁生日。依达回忆：

妈妈在餐桌上摆满美食。哥哥为我家墙报“哈利路亚”[斯拉温家的宣传布告栏]编出了特别的“生日版”，还兼任当晚的钢琴师。我穿上讲究的新衣，欢迎学校里的朋友……爸爸处在最佳状态：活像一个小男孩，与我们一起玩耍，跟所有的女孩跳舞，喝了不少，甚至还唱起他最喜爱的歌曲《夜莺》。

客人走后，伊利亚开始谈论他来年暑假的计划。“他希望我们全家好好聚聚，还谈及一起去高加索和黑海度假。”

凌晨1点，内务人民委员会光临。依达记得：

突然，明亮的灯光和陌生人的声响把我惊醒，叫我迅速穿衣服。站在门口的是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只稍稍移开目光，避开匆匆穿衣的我，然后把我带去爸爸的办公室。爸爸坐在房间中央的凳子上，骤然变得苍老。妈妈、哥哥及他怀孕的妻子和我都坐在沙发上。清洁工站在门口，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十分随意，像是在自己家里……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的一些点滴：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我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贝伊戈尔），环顾父亲的办公室，不时发出感叹：“你有这么多的书。我是一名学生，没有这么多。”他翻看那些书，每当发现题词，就会停下来以拳击桌，大声喝问：“这个作者是谁？”

然后出现一个几乎哭笑不得的场景。贝伊戈尔叫我拿出我的德文课本，戏剧性地翻到课本尾部，那是一篇卡尔·拉狄克的文章（他显然曾在许多家庭中，向我这样年龄的孩子表演过此幕）。卡尔·拉狄克当时已被捕，但尚未判刑或在报刊上被列为“人民公敌”。贝伊戈尔故作姿态，将那几页撕下，用火柴点燃，装成一名高尚的英雄，说：“谢天谢地，这个证据已被销毁，带走你爸爸时，我就不必把你也带上。”我太害怕了，不敢作声。随即，父亲打破沉默说：“谢谢你。”

除了这个多管闲事的贝伊戈尔，记忆中铭刻最深的是父亲兀立的身影。我从未见过如此颓丧的他——彻底的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对自己承受的屈辱，好像漠不关心。他都不像自己本人了……我朝他看，他脸上全无表情。我的注视，他既没看到，也无感受，只是坐在房间中央——纹丝不动，默不作声。这是他——却又不是他。

搜查持续了整整一夜，他们从办公室走到饭厅，再到哥哥房间。从碗柜和玻璃书柜取出书籍和手稿，撕下的书页狼藉满地；还从箱子里翻出精心保存的家庭相册，照片也散落一地。这些东西，他们大多拿走了，外加一台照相机、一副双筒望远镜（充当“间谍”的证据）和一台打字机——父亲写所有文章时用的老式安德伍德牌打字机……

在这漫长的夜晚，他们在翻阅父亲人生经历的章节，父亲在想什么？这足以摧毁他的信仰吗？贝伊戈尔（一条微不足道的蠕虫！）记录他的党员生涯细节，来充作犯罪证据，他会有怎样的恐惧感？

搜查结束时已是早晨，一切都登记在册，将被没收。父亲被带到走廊，我们跟在后面，父母房间的门已经被封。他们叫爸爸穿好衣服，妈妈已为他准备了一只小箱[内含一副眼镜、盥洗用品、手帕和100卢布的现金]。

然后，父亲打破沉默说：“再见。”妈妈抱着他恸哭，父亲抚摸她的头，口中不断重复：“别担心，会弄清楚的。”

1937年，依达·斯拉温（左）和她的父母

那个夜晚打碎了我的心，也打破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和谐与意义的信念。在我们家里，父亲曾是大家崇拜的对象。在我们眼中，他高高在上，仿若神明。现在他倒下了，让人感到整个世界似乎也已结束。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让他看出我的恐惧。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把爸爸带向大门，我紧跟在后。突然，他回头再看我一眼，一定察觉到我内心的百感交集。我哽咽着朝他扑去。他在我耳边低声说：“小鬼，我心爱的女儿，历史上总会有错误的，但请记住——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你要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

贝伊戈尔呵斥道：“安静！”这时就有人走上前来，把我拉开了。

“告别了，我的亲人，请相信正义……”——他本来还想说什么，但已被他们带走，下了楼梯。(412)

依达也可能被捕，这绝对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的空洞威吓。16岁的她，已经可以像成年人一样遭到逮捕和监禁，甚至枪决。1935年，苏维埃政府把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2岁——部分原因是为了威胁囚犯，如果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自己的孩子也会被捕（当年的第二个法令，允许逮捕和监禁犯了危害国家罪的囚犯的亲属）。事实上，这无疑宣告了人质制度的建立。许多布尔什维克，在做秀公审之前的审讯中，都受到逮捕亲人的威胁。例如，加米涅夫就受到威胁要处决他的儿子，于是同意在供词上签字，以换取斯大林不碰他家人的个人保证。季诺维也夫做了相同的交易。伊万·斯米尔诺夫在审讯期间，看到女儿受到警卫的粗暴对待而表示屈服。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顶住了残酷的刑讯，等到16岁女儿被带进房间，当着他的面遭人强奸时，才弃守投降。(413)

不管斯大林在做秀公审之前作了何种承诺，一旦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遭到处决，他就下令逮捕他们的许多亲戚。加米涅夫的儿子1939年遭枪决（一个小儿子被送去孤儿院，改名为格列博夫）。加米涅夫的妻子1935年被判处刑事流放，1938年重审，1941年遭枪决。季诺维也夫之子1937年被枪决；他妹妹被送去沃尔库塔劳改营，后来也被枪决。他另外三个姐妹、两个外甥、一个外甥女、一个表弟、一个妹夫被送去劳改营，三个兄弟和一个侄子遭枪决。斯米尔诺夫的女儿遭到囚禁，他的妻子1938年于科特拉斯劳改营被枪决。在1936到1938年之间，几乎所有托洛茨基的家人，都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格杀。他们是托洛茨基的弟弟亚历山大、妹妹奥莉加、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儿子列夫和谢尔盖，以及女儿季娜伊达（于1933年自杀）的两位丈夫。(414)

斯大林执著于惩罚敌人的亲属，也许是从格鲁吉亚学来的。家族之间的仇杀，向来就是高加索地区政治的一部分。在布尔什维克精英中，家庭氏族与政治忠诚相互交织。婚姻造就联盟，如果与反对派或敌人有血缘关系，也会葬送前途。斯大林认为，家庭应该为其个别成员的行为承担集体的责任。如果某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捕，他的妻子自动有罪，除非她奋起揭发。因为大家假定她与丈夫持有相同的观点，还会予以保护，至少她缺乏警惕性。斯大林认为，镇压亲属是一项必要措施，可从社会中铲除不满人士。莫洛托夫在1986年被问及为何要迫害斯大林“敌人”的家属，他解释说：“他们必须被隔离开来，不然，就会四下传布各式的牢骚和投诉，整个社会将因此变得士气低落。”(415)

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活在对自己被捕的等待之中。奥西普7月7日被捕前不久，她开始写日记，以倾吐自己的焦虑。现在除了恐惧，她还须应付一连串的日常麻烦。她的小儿子弗拉基米尔自6月起一直住在克里米亚的少先队阿尔捷克营，现在需要领回。朱莉娅担心，如果自己被捕前没有安排好亲友收养他，内务人民委员就会把他送进孤儿院。她的大儿子伊戈尔刚满16岁，在父亲被捕前，一直渴望在共青团内有所作为，现在一切都变了，更有被捕的危险。朱莉娅一方面试图应付伊戈尔的复杂情绪——对父亲的愤怒和对自己不幸际遇的悲痛、失望、羞耻——另一方面又要遏制自己类似的困惑。朱莉娅在7月11日的日记中注意到“伊戈尔整天都在床上看书”。

关于爸爸，以及爸爸以前的“同志”的行为，他不发一言。有时，我会表述怨恨和恶毒的想法，但他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不允许我有此类批评，有时还会说：“妈妈，你这样做，叫我实在忍受不了，我可能会把你杀死。”(416)

朱莉娅的燃眉之急是入不敷出。像在大恐怖中失去丈夫的许多妻子一样，她如此操心于每天的生计，如此受伤于地位的落差，以致没时间思忖自身的安危。(417)朱莉娅在搜查中失去存折以及本可出售的贵重物品，现在全靠自己的微薄工资，实在养不活住在公寓里的5位家人（两个儿子，年迈的父亲、继母和他们无业的女儿柳德米拉），再加上一只拳师犬，全家只好每天喝菜汤和麦片粥。她曾是资深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习惯于特权生活，发现极难适应贫困。她一肚子苦水，顾影自怜，甚至去党部抱怨，却被告知应该锻炼自己适应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业余时间，她在市内寻找薪资较高的工作，但都无果而终。钢铁建设托拉斯不需要“专家”（那里的官员告诉朱莉娅：“我们不是法西斯德国。”），甚至布提尔基监狱也不需要“她那一种”员工（即“敌人”的妻子）。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工厂官员看都不看我的资料，也不想问我什么，只瞟一瞟，就说‘没有’。”同事也拒绝帮助，朱莉娅写道：“每个人都躲着我，而那时的我，又多么需要支持啊，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关心或忠告。”同时，家里情况不断恶化，紧张气氛日益升温。朱莉娅同父异母的妹妹和继母，经常抱怨食物的短缺，将之归罪于奥西普，甚至想把朱莉娅赶出公寓。几星期后，柳德米拉找到一份工作，与父母搬去另一套公寓，不愿受皮亚特尼茨基一家的“拖累”。柳德米拉说：“如果不能解救每一个人，就让那些能够自救的另谋出路吧。”朱莉娅不清楚柳德米拉和父母是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但她对此表示怀疑：

这真是可耻，整整7年，他们受皮亚特尼茨基的供养，一起住在舒适的公寓，柳芭[柳德米拉]上的还是一所好学校。一旦我们遇上了麻烦，他们就想尽快地逃离我和我的孩子们——逃离我们的不幸。(418)

他们搬出去没多久，朱莉娅和儿子们就被逐出，搬到楼下较小的公寓，与一户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家庭合住，那家男主人早在春天时就被捕了。朱莉娅感到绝望，自己的人生正在坍塌崩溃，甚至想到自杀。在绝望之中，她去拜访河堤大楼中唯一不怕与她说话的邻居，倾诉自己的苦楚。老太太告诉她，不必为自己感到难过，好多官员现在住着更小的房间。此外，老太太还说，没有皮亚特尼茨基，朱莉娅可以过得更好，因为“你俩本来就相处得不融洽”。现在，她可以只为自己和儿子考虑，不再为丈夫担惊受怕。朱莉娅事后反思这段话，当夜在日记中写道：“这倒是真的，他没花多少时间与我们在一起，总是在工作。那些来占我们便宜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我们之间相处得并不好。”(419)在随后一年中，朱莉娅对丈夫还产生了其他疑惑。

二

作家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1937年11月29日的日记写道：

我们俄罗斯人，就像大雪压顶的树木，不堪生存的重负，亟想与人谈谈心事，实在憋不住了。但一旦开口，遇上第三者偷听——他马上就灰飞烟灭了！大家都明白，一席谈话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麻烦，所以与朋友达成共识，刻意保持沉默。我亲爱的朋友……很高兴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发现我，等到座位空出，就来与我同坐。想说点什么，但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又觉得很不方便。他变得紧张兮兮，每次准备发言，就先看看我们这一排的人，再看看对面一排的人，到头来却只是说：“是的……”我的回答也是如此。就这样，整整两个小时，我们从莫斯科一起乘到扎戈尔斯克城：

“是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是的，格奥尔基·爱德华多维奇。”(420)

即使在苏维埃时期的最好年月，交谈也是危险的。到了大恐怖时期，几句话不小心，就可能使人永远消失，举报人比比皆是。作家伊萨克·巴贝尔曾经说过：“如今，一个人只能与妻子讲心里话——晚上，把毯子拉过来蒙上头。”普里谢维恩在日记中写道：在朋友当中，他无须担心恶意谣诼或举报、可以畅所欲言的，总共仅有“两三个老头”。(421)

大恐怖让苏维埃人民闭上了嘴，非常有效。列泽达·泰西娜的父亲于1936年被捕，她回忆道：“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

“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迄今，我仍然不敢讲话，也不敢为自己辩护，或是在公共场合发言。我总是让步，没有一句抱怨。这已渗入我的性格，都与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422)

玛丽亚·德罗兹多娃在特维尔省严守宗教戒律的农民家庭中长大。1930年，德罗兹多夫一家逃离自己村庄的集体化，使用假证件，搬至列宁格勒附近的红村。玛丽亚的父亲在家具厂上班，母亲安娜在医院工作。安娜是一名不识字的农妇，深信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对基督者，他们的特工能听到、看到她所做的一切，所以不敢出门，也不敢在自己房间之外讲话。当她父亲——一个教堂看门人——于1937年被捕时，安娜更被吓得陷于瘫痪。她不愿出门，害怕讲话，担心邻居偷听。晚上，她不敢开灯，唯恐引起警方的注意。她甚至不敢上厕所，担心自己用作手纸的报纸上印有斯大林的名字。(423)

熟人之间达成一个默契，大家均不谈政治。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捕，然后就会受警方的胁迫来汇报这样的谈话，当做熟人“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在这种气氛之下，主动与最亲密的朋友之外的人讨论政治，只会引起怀疑，反被视作举报人，或寻衅滋事者。

维拉·图尔金娜记得，她的朋友和邻居均以沉默来回应她父亲的被捕。其时，她的父亲担任彼尔姆省法院主席。

对面房子住着三个女孩，她们的父亲也已被捕……我们大家尽量避免这一话题，我们所说的只是“他不在，已走了，去了某某地方”……我父亲就是因为“嘴快”而受害——这是我们家人的理解——他过于坦率，直言不讳，说得太多，超越他应该说的。我们相信嘴快是他被捕的原因，这让我们自己更为沉默。(424)

沉默的坚忍是失去朋友和亲戚之后的常见反应。艾玛·格施泰因在1937年写到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他只字不提被逐和业已死去的朋友。那个时代，没人提……只有眼泪簌簌！那些年的特征就是如此。”(425)

许多家庭的主调是静默。人们避而不谈被捕的亲属，或销毁那些亲属的来信，或不让孩子看到，希望以此来获得保护。即使在家里，谈论这一类亲戚也是危险的，即所谓的“隔墙有耳”。丈夫谢尔盖·克鲁格洛夫1937年被捕之后，阿纳斯塔西娅和两个孩子搬去一个共用公寓，其邻居供职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将两家隔开的只有一道薄墙。塔蒂亚娜·克鲁格洛夫回忆：“能听到一切声响。他们能听到我们打喷嚏，甚至能听到我们最低声的耳语。妈妈总叫我们保持沉默。”整整30年，她们不敢讲话，因为她们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邻居一直在汇报她们的一言一行（事实上，他是在故意制造恐惧，为了想要安静、听话的邻居）。(426)

父亲被捕后，纳塔利娅·丹尼洛娃跟母亲回娘家住，即奥索尔金家。在新的住处，涉及父亲的谈话都是被禁的。奥索尔金家是个贵族家庭，好几名成员已经入狱，包括纳塔利娅的姨妈马尼娅的丈夫。马尼娅个性坚强，掌管全家的一切。纳塔利娅回忆：“她敌视我的父亲，也许因为他是农民和社会主义者。她似乎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被捕也是活该，而且以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带来麻烦。她将这一观点强加于我们大家，只有她一人才有权利谈论此事。其他人如想要表示异议，只得窃窃私语。”(427)

家庭逐渐生成了谈话的特殊规则。他们学会运用迂回的语言，以暗示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外人、邻居、佣工即使听到，也会不得要领。艾玛·格施泰因回忆起堂哥的妻子玛格丽塔·格施泰因，她是老资格的反对派，曾来莫斯科与她的家人同住一段时间。有一天，玛格丽塔在谈论反对斯大林的毫无意义，正讲到句子的一半（“当然，我们可以把斯大林抹掉，但……”）：

门开了，我们的女佣波利亚走进餐厅。我打了一个寒战，吓坏了。但玛格丽塔丝毫不改她的慵懒姿态，以完全相同的语调和语音，接下去说：“所以叶莫奇卡，赶快去买丝绸，不要犹豫。你做得那么辛苦，应该给自己做一件新衣裳。”女佣离开后，玛格丽塔解释说，永远不能给人以措手不及的印象。“不用缩头缩脑，也无须一脸不安、环顾左右。”(428)

天性健谈的孩子特别危险。许多父母认为，子女知道得越少，大家就越安全。安东尼娜·莫伊谢耶娃1927年出生于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家庭；1929年，她家被划为“富农”，流放至乌拉尔的“特殊定居地”。他们在1936年返回彼尔姆附近的丘索沃镇，安东尼娜的母亲郑重告诫孩子们：

她总是说：“你们不能发表意见，否则就会被抓起来。”我们排队领面包，站了整整一晚上。她对我们说：“你们不准发表意见，政府没有面包，不关你们的事。”妈妈还告诫我们，发表意见是一种罪过。每当我们出门，她总会说：“管住你的嘴！”(429)

维尔格尔姆在莫斯科的匈牙利家庭中长大，他9岁时，即1938年，父亲在一次“国家行动”中被捕。据他回忆，母亲和祖父母并没提供具体的警告或指示教他如何应对，但他能感受到恐惧的氛围：

我下意识地明白，必须保持缄默，不可讲出心中的想法。譬如，我们乘坐拥挤的电车，心知肚明，必须保持沉默，甚至不能说我在窗外看到的东西……我也觉得，每个人都在这样做。所以，像电车那样的公共场所，总是很安静。如果开口，也只讲一些琐碎小事，例如去了何处购物。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或其他的严肃话题。(430)

奥克萨娜·戈洛夫尼亚记得一次与父亲阿纳托利——电影摄影师——同乘一辆拥挤的莫斯科巴士，她提及“洛德亚叔叔”（电影导演普多夫金）：

爸爸在我耳边低语：“你在公共场合，千万不要说出人名。”他看到我迷惑而害怕的神情，转而大声说：“看那些小饺子，可不就像是些小耳朵！”我明白他的意思——有人坐在旁边偷听！爸爸的教训对我的人生大有裨益。(431)

普里谢维恩在1937年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变得如此善于隐藏自己发言中的含义，可能会丧失讲真话的能力。

7月10日：

莫斯科的处世之道：不能说任何东西，也不能与任何人交谈。行为的奥秘在于：什么也不说，却要悟出某某信息是什么意思，传递该意思的又是谁。你必须铲除“讲心里话”的任何残痕。(432)

阿尔卡季·曼科夫在日记中提到类似的现象：

谈论公众情绪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鸦雀无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人们在窃窃私语，或在幕后，或在私下。凡在公共场合表达意见的，都是醉鬼。(433)

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缩小。普里谢维恩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完全停止了相互的倾诉衷肠。”社会正在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

社会低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语。有些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无需耳语；对他们来说，“一切本该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独中自言自语，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434)

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瞒真实的自我。表面上，他们符合苏维埃正确行为的公共规范，内心里，却躲进私人思想的领域，不为公众视觉所穿透。在这种氛围中，恐惧和恐怖愈益增长。没人知道面具背后藏的是什么，只能假设，外表是正常苏联公民的人，实质上可能是间谍或敌人。以这个假设为基础，揭发举报“暗藏的敌人”于是变得可信，不仅对普通公众来说是这样，在同事、邻居、朋友眼中也是如此。

人们只好在真实的私人世界中寻求避难所，还有些人在大恐怖时期开始写日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写日记能开拓出一个不受解剖的私人领域，也能在祸从口出的时期倾诉自己的疑虑和恐惧。(435)作家普里谢维恩在日记中透露出自己最大的恐惧。1936年，他在新年晚会上作了尖锐的评论，受到作家协会官员的攻击，他担心会失去人身自由。他写道：“我非常害怕，这些话会被归档，归档人又是监视作家普里谢维恩品行的举报人。”普里谢维恩由此而撤出公众领域，退入自己的日记世界。他写日记用细小的草体，即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对普里谢维恩来说，他的日记是“对个性的肯定”——成为一个伸展内心自由、畅诉衷肠的场所。普里谢维恩若有所思地写道：“一种是为自己写日记，挖掘自己的内心，与自己交谈；另一种是以写日记参与社会，秘密表述自己对社会的看法。”(436)就普里谢维恩而言，这两种功能都在发挥作用。他的日记充满了异议的思考，所针对的有斯大林、苏维埃大众文化的恶劣影响，以及个人精神的不屈不挠。

1926年，剧作家亚历山大·阿夫尔诺戈诺夫开始写日记，其中有不少自我批评，以及如何提高自己共产主义觉悟的想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与当?局发生了冲突。他的无产阶级戏剧的心理视角，不再能获得文学当局的青睐，此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变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他的戏剧《谎言》（1933年）受到斯大林的攻击，认为剧中缺乏致力于工人事业的共产主义正面英雄。他所属的文学组——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前主席利奥波德·阿韦尔巴赫为首——被说成是“托洛茨基派文学代理人”，正在蓄谋推翻苏维埃政权。1937年春天，阿夫尔诺戈诺夫被开除出党，又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逐出自己的莫斯科公寓。他搬到他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的乡间别墅，与妻子女儿过着几乎完全隐居的生活，不与任何人说话。老朋友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有一天，他在火车上无意中听到两名军官的对话，津津乐道于“日本间谍阿韦尔巴赫”终于被捕，而他的“心腹阿夫尔诺戈诺夫”正在监狱候审。阿夫尔诺戈诺夫日益收缩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日记也变了样。他依旧批评自己，接受他人的指控，试图成为更纯洁的共产主义者，但有了更多的反省，更多的心理直觉，更频繁地使用“我”字，而不是他以前暗指自己的“他”字。日记本成了他私人感想和感受的秘密避难所：

1937年11月2日

我回家后，坐下打开日记本，思索不受政治污染的私密角落，信笔写下。我已被排除在生活主流之外，突然觉得很有必要与人谈论正在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我对沟通的向往只能在日记本中实现，因为没人愿意与我交谈。(437)

1937年12月，叶夫根尼娅（热尼娅）·叶万古洛娃开始写日记。那一年她父母双双被捕，日记本成为她倾诉衷肠的场所，帮助维持了她所谓的“内心交谈”，对象就是消失于古拉格的双亲。她在扉页上写道：“有一天，我的亲人会读到这本日记。这一炽烈的愿望不会离我而去，所以我必须尽量使之成为现实。”叶万古洛娃是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学生，她担心自我将泯没于学院的集体生活，所以日益看重与自我相连的日记。她在1938年3月8日写道：“也许我的表述不够正确。我内心的自我并没消失——人格的内涵永远不会消失——只是深藏不露，我甚至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她认为，自我个性的表达，需要通过与他人的真挚沟通——但现实生活中又没有。同学们把她当做“人民公敌”的女儿，不予信任；她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日记本。她在1939年12月写道：“有时，除了这本沉默的日记，我真渴望能找到一位真正的朋友，能理解我，能让我倾诉所有的痛苦。”(438)

像叶万古洛娃一样，阿尔卡季·曼科夫也渴望与他人的沟通。他决定将自己的日记，展示给他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上课的同学。曼科夫的日记充满了反苏维埃思想，却披露给一个自己不很熟悉的人，这真是出于巨大信任的行为，几近愚蠢。他在日记中承认，此举源于“孤独，在这无穷尽的孤独中，我每天鬼混度日”。(439)

普里谢维恩也屈服于与人沟通的诱惑。1938年12月，他托朋友帮他找一名秘书，协助他编辑日记。他意识到，“让陌生人走进我的实验室，了解我的全部”，该有多危险啊。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噩梦：他在穿越一个大广场，突然丢了帽子，觉得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向警察询问帽子时才突然想起，“曾让一个陌生人介入自己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失掉帽子的掩饰无疑让自己曝了光”，这些分析都一一记在日记中。几天后，前来面谈的女子抵达普里谢维恩的住所，听闻要整理她不认识的人的日记，也感到忐忑不安，于是她建议，开始工作之前，两人应先了解彼此。他们在一起谈了整整8个小时，中间都没有休息，之后很快坠入爱河，一年之内结为夫妇。(440)

三

举报人无处不在——工厂、学校、办公室、公共场所和共用公寓。据估计，在大恐怖的高潮时期，数百万人在举报他们的同事、朋友和邻居。但很难得到精确的数字，因为只有零星的数据和传闻的证据。据一位资深警官说，苏维埃上班族的五分之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另一人声称，经常性的举报人占主要城市成年人口的5%（普遍的看法是比这个比率更高）。监视的程度，因城市不同而悬殊较大。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前官员称，在管辖严格的莫斯科，每六七户家庭中至少有一名举报人。相比之下，84万人的哈尔科夫，仅有50名举报人（每16800人有一名举报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古比雪夫市也许更能代表整个苏联：1938年，40万居民当中，警方声称有1000个举报人。(441)这个数字只代表警方经常使用和奖励（包括金钱、就业、住房、特殊配给和免受拘捕）的注册举报人，并不包括数百万在社会每一角落充当警方耳目的“可靠分子”（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学生积极分子、看守员、门卫等）。(442)警方也不计算每天收到的汇报和举报——那都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动要求的——使警察国家如此强大的，正是那些自发行为。每个人都知道，“忠诚的苏维埃公民”应该报告所听到的可疑交谈，“缺乏警惕”所招致的处罚迫使很多人参与此举。

举报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自愿的，通常出于物质奖励、政治信仰或是对受害者的憎恨；一类是非自愿的，出于警方的威胁或因帮助被拘亲人的承诺而身陷困境。要谴责第二类举报人很难，很多人发现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遇上如此的窘迫，任何人都有可能屈服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

1943年，作家西蒙诺夫的文学院前同学“X”前来拜访。他在自己父亲被捕后就受到将被文学院开除的威胁，除非他同意汇报所听到的同学的交谈。从1937年起，“X”就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但他心怀内疚和悔恨，所以来找西蒙诺夫，透露自己曾经汇报他们之间的交谈。西蒙诺夫说，“X”真是“悔恨交加”。他兴许还有点惧怕，因为到1943年，西蒙诺夫已成为著名作家，与克里姆林宫关系良好，可能已经获悉前同学的汇报。“X”告诉西蒙诺夫，如果有人因他的举报而承受苦难，他宁可自杀。他还解释，曾经尽可能让他的汇报避重就轻，但仍觉得这种行为 “使他的生活不堪忍受”。(443)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回想起1939年与一位同学的一次碰面。他一直认为，可与这位女孩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他们会一起去莫斯科的公园散步，讨论其时重要的政治话题。她有一天承认，自己屈服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正在汇报同学的言论。但她感到悲哀，备受良心的责备，所以想预作警告，虽然还没被要求汇报莱昂哈德的言论，但最好以后两人不再见面。(444)

瓦莱里·福雷德回忆了自己如何在1941年被招募为举报人。他是共青团员，在苏联国家电影学院（VGIK）学习。其时，该学院从莫斯科疏散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当地的粮食供给形势非常紧张，福雷德涉入一个伪造配给卡的小骗局。一天，他被叫去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审讯员对他的配给卡把戏了如指掌，随即警告他，除非他同意举报同学，证明自己是“苏维埃人”，否则将被逐出共青团和电影学院。他在整夜的审讯中受到暴力和公审的威胁，最终低头，签署了愿意配合的协议。审讯员马上笑逐颜开，握起他的手以示友好，还宣称他的配给卡把戏不会再有麻烦——事实上可以依然如故——并给了他一个求援的特殊电话号码，以应付可能的警方行动。他返回宿舍，泣不成声，整整三天无法入睡或进食。最后，他只汇报了三位学生，只是普通情况，并无具体的犯罪事实。收到这些汇报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身材矮小、满嘴金牙，颇不满意。1943年，苏联国家电影学院迁回莫斯科，福雷德才得以逃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惩罚。(445)

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成为举报人时只有17岁。她出生于奥西波韦齐镇的波兰贵族家庭，离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不远。父母在1917年革命后成为农民，又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流放去了北方的科米地区。1937年，全家返回奥西波韦齐镇，又在针对波裔的“国家行动”中再次被捕，流放到彼尔姆附近的“特殊定居地”。索菲亚决定逃走，她解释说：“我必须逃离，给自己一个机会。”索菲亚进了一所工厂技校就读——获得无产阶级出身的最快途径——然后进入库季姆卡城的医学院，位于乌拉尔，离彼尔姆不远。没人问她有关“富农”的问题，甚至都没查看她的护照。其实，她根本就没有护照。6个月后，她被叫去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索菲亚回忆：“我以为他们要把我关进监狱，因为我是一名逃犯。”结果她被告知，如果不想因隐瞒社会出身而被医学院开除，必须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她的任务是与同学们谈论政治事件，然后汇报他们所说的一切，索菲亚因此而领到了自己的护照。由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保护，她从医学院毕业，在彼尔姆的救护服务中心享有成功的职业生涯。她回顾往事，并没为自己的行为自责，即使她很清楚自己的汇报导致了许多学生被捕。她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富农”女儿在斯大林时代谋求生存的必需代价。索菲亚嫁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一名资深军官的儿子。在孩子们成长之时，她闭口不谈自己的举报活动；到20世纪90年代，“有了自由气氛，不再心存恐惧”，她才决定和盘托出。

我决定将这一切告诉我的儿孙们。他们都非常高兴。我的孙子说：“哦，奶奶，你很聪明，能记住这一切。我们将永远铭记——你所受到的迫害，以及我们的父母受到的迫害。”(446)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回忆录中讲到一个年轻举报人的故事。他的布尔什维克父亲在大恐怖中被处决，他的任务是与其他父母被捕的孩子混熟，然后汇报他们吐露出的不满字眼，以及所提及的疑惑和问题。这些报告的结果是他的许多朋友被捕。奥莉加自己在1949年被捕，在布提尔基监狱里遇见那些朋友中的一部分。她询问他们对那个男孩作何感想。很奇怪，他们都表示理解。普遍的看法是，他是个“好孩子，有点天真，相信听到的每一个口号，也相信在报纸上读到的每一个字”。那个男孩的母亲是一个极好又诚实的女子，向奥莉加坚称，她的儿子这样做，所基于的不是恶意，而是最高尚的信念。“她多次谈及他异常善良、聪明、诚实。”也许，那个男孩觉得，为苏维埃事业举报自己的朋友是爱国行为——就像举报父亲的小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447)

毫无疑问，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在大恐怖中写下举报信是在尽苏维埃公民的爱国义务。他们接受关于“间谍”和“敌人”的宣传，主动揭发敌人，即使是自己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如果熟人被捕，他们没有参与举报，就要担忧自己会受牵连。要知道，隐瞒自己与敌人的接触，本身就是犯罪；而“缺乏警惕”又是数千起逮捕案件的理由。在普遍恐惧的气氛中，大家都想赶在被他人举报之前，先行下手。这种争先恐后的举报，也许并不能解释大恐怖时期的大量逮捕——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大多数受害者被捕于“国家行动”和“富农行动”的大批网罗，所依据的是预设的名单，并不依靠举报——但确实解释了为何这么多人成为警察制度的举报人。歇斯底里的公民现身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党的办公室，罗列可能是“人民公敌”的亲戚和朋友，写下有关同事和熟人的详细信息，列出自己与他们的每一次见面，因为他们可能与“敌人”有牵连。一位老太太写信给自己工厂的党组织，举报自己的姐姐在担任克里姆林宫临时清洁工时，曾打扫后来被捕的某人的办公室。(448)

恐惧促使人们尽量洗清自己——让自己更加清白——抹去与潜在“敌人”的任何接触。在最狂热的举报人当中，很多人自己有“历史污点”（富农、阶级敌人或前反对派的子女）。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更加害怕自己被捕，举报朋友成了自己已是“苏维埃公民”的证明。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有蓄意谋划的政策，专门向弱势群体招募举报人，经常挑选已在担心自己命运的被捕者亲属。亚历山大·卡尔帕特宁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官员，自己在1938年被捕，他讲述了在招募举报人方面所获得的训练：

你要寻找有可疑背景的人，比方说丈夫已被捕的女子，可使用这样的对话：

“你是真正的苏维埃公民吗？”

“我是。”

“大家都说自己是好公民，你愿意证明吗？”

“是，我当然愿意。”

“那么，就向我们提供帮助，要求不会太多。如发现任何反苏维埃的行为或言论，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每星期见面一次，你应事先写下你所留意的：说了什么，谁说的，说话时还有谁在场，这就够了。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你是不是优秀的苏维埃公民。如果你在工作中遇上问题，我们会帮你。如果你被解雇或降职，我们也会帮你。”

这就是全部。之后，该女子就会表示同意。(449)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卢比扬卡监狱遇到一名年轻的女数学教师，名叫吉娜，来自高尔基城。吉娜的罪名是没有举报自己的老师，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讲师，每星期一次从莫斯科到高尔基城，与吉娜交谈时曾公开批评斯大林政权。他住在高尔基城的宿舍，所以借用吉娜的公寓来招待朋友，并寄存了一箱书。内务人民委员会搜查时发现，原来都是托洛茨基派的书籍。吉娜认罪，决定向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其他“敌人”，以赎罪和“洗刷[她的]良心上的污点”。她告诉审讯员，她的学院另有一名讲座教授，正在做实验时遇上停电，一时又找不到蜡烛，于是：

她[吉娜]劈开一把木尺，像农夫一样，将之点燃，以供照明。教授以此完成了他的实验，临别时说[对斯大林名言的嘲讽]：“生活变得更好，生活也带来更多欢乐。感谢上帝，我们进入了火把时代！”

1930年代，马利金在谢斯得罗列茨克城的房子

该教授因此被捕。吉娜并没有觉得自己的举报有何不对——只是有点尴尬，因为她必须在对他的审讯中当面作证。奥莉加问，这样一件小事却“摧毁了那位教授的一生”，有何感想？吉娜回答：“政治上没有小事。我和你一样，起初尚不理解他那句话的罪恶，后来才开始懂得。”(450)

许多举报出于恶意。删除对手的最快方式，就是举报他是“敌人”。社会低层对布尔什维克精英不满，更为大恐怖火上浇油。如果领导办事过于严厉，工人会举报主管，农民会举报集体农庄主席。仆佣经常受聘于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他们的雇主。一位美国记者的俄罗斯妻子马尔库莎·菲舍尔，雇用了一名坚信“敌人”之说的保姆。马尔库莎写道：她“真正代表了普罗大众的心态，把官方的每一句话都当做真理，没有一丁点的政治疑虑”。(451)有些家庭，无时不在担忧自己的仆人。

1935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许多列宁格勒党干部的家中安置新的仆人，作为基洛夫遇刺后加强监视的措施。列宁格勒高级干部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彼得·涅泽夫茨夫，被迫解雇了老管家玛莎，即会调制草药的虔诚老信徒。其时仅12岁的安娜的女儿马克斯娜回忆，新管家格鲁谢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严肃女人，她是警方派来的，以便监视我们”。马克斯娜和她同母异父的弟弟本能地意识到，不可在格鲁谢的面前交谈。马克斯娜回忆：“我们几乎没有与她说过一句话。”格鲁谢睡在厨房，与家庭住房分开；与家人相处多年的保姆米利娅，仍可待在家庭住房。格鲁谢只被视为仆人，不像米利娅或老管家玛莎，她们已被当做家庭的一员。安娜和彼得对斯大林怀有敌意，马克斯娜还记得他们的窃窃私语，怀疑斯大林应为基洛夫的死亡负责。如果玛莎仍在，他们可能会无所顾忌——她的老信徒背景可确保她的沉默——有了格鲁谢，表露这种情绪就会非常危险。1937年7月，马克斯娜的父母被捕（枪决于同年秋季），弟弟被送去孤儿院，马克斯娜和保姆米利娅搬去一个公共公寓，格鲁谢就此销声匿迹。(452)

在这种不信任、仇恨和恶意的气氛当中，小小的争执和嫉妒很容易演变成举报。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名军官，找上了来自高尔基城的乡村医生鲍里斯·莫洛特科夫，因为是老朋友，他要鲍里斯帮忙为他的情妇堕胎，但鲍里斯表示拒绝（当时堕胎是非法的）。这名军官便安排一系列举报人，举报他为“反革命”。鲍里斯因此被捕，关押在地区监狱，他的妻子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被指控涉及当地医院一桩工人谋杀案。(453)

性和爱往往在这些致命的争执中发挥作用。大恐怖时期，大量被抛弃的恋人、妻子、丈夫，成了举报人的受害者。尼古拉·萨哈罗夫是一名工程师，父亲是神父，在1937年遭到处决。尼古拉因自己的工业专长而受到重视，自忖这会保护自己不受逮捕。没想到后来有人看中了他的妻子，便举报他是“人民公敌”。另有一位莉帕·卡普兰，因拒绝工厂主管的性要求而惹上麻烦。该主管安排举报人，举报她3年前的言论，其时刚刚发生了基洛夫遇刺案。当时，她得以虎口逃生（举报内容被认为太荒谬），但到了1937年，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10年。(454)

职业私心和物质奖励，几乎是所有举报人的动力。这些动力往往又以复杂的形式，与政治信仰和恐惧混在一起。成千上万的低级官员举报他们的上级，以此在苏维埃的等级制度上攀爬（政府鼓励他们这样做）。伊万·米安契恩为了促进自己的前途，从1937年2月到11月，在阿塞拜疆举报了不少于14名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米安契恩后来辩解说：“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每个人都在写。”也许，米安契恩认为是在显示自己的警惕性；也许，他因破坏上司的前途而获得恶意的快感；也许，他因帮助警方而感到自豪。还有一种勤奋忙碌的举报人，给自己的报告仔细编号，签上“我们中的一员”或“游击队员”，以示他们的忠心耿耿。但个人的晋升、更高的薪俸、更多的配给、更大生存空间的允诺，都在发挥各自的作用。公寓住户被捕后，空出来的房间经常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接管，或由斯大林政权的其他仆从瓜分，如办公室工人和司机。毫无疑问，其中有些人凭借举报以前的住户而获得酬报。(455)

伊万·马利金在列宁格勒北边的谢斯得罗列茨克城担任工程师，他技艺高超，素受尊敬。他厂里的工人们称他为“沙皇工程师”，甚至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将他逮捕之后，仍愿意帮助他的家人。马利金是当地名人，编写过教科书和小册子，并为苏维埃报刊写文章。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住在郊区自建的大木房子里。不出意外，他的财富和名气招致了旁人的嫉妒。举报的工厂同事其实是在妒忌他的成功，声称马利金使用自己的房子与芬兰人保持秘密联系，马利金因此而被捕。原来，这项举报还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帮人精心策划的，目的是想迫使马利金以7000卢布的价格向他们出售自己的大木房子（当时刚做的估价几近50万卢布）。那帮人还威胁，如果拒绝出售，还要逮捕他的妻子。到头来，马利金遭到枪决，妻子和孩子都被赶走，大木房子分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及其家属，(456)其后代至今仍住在里面。

在大恐怖时期，事业中的进展必然涉及道德上的妥协，如果不是赤裸裸的举报，就是与斯大林政权默默勾结。西蒙诺夫的职业生涯正是在这个年代腾飞的，他以非凡的坦率和自责，写出苏维埃沉默的大多数在大恐怖中的携手合作。他在1979年临危时口述的回忆录中自责道：

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这并不是说，你做了坏事——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习惯于邪恶。1937至1938年发生的事件，现在显得离奇且狠毒，但对当时二十三四岁的你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规范，几乎是习以为常。你身处这些事件当中，对一切都装聋作哑。当你周围的人被枪决、打死或突然销声匿迹时，你却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西蒙诺夫为了试图解释这种冷漠，回忆了自己对米哈伊尔·科利佐夫1939年被捕的反应。科利佐夫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西班牙内战报道对西蒙诺夫投身的青年文坛产生了很大启发。西蒙诺夫在内心深处从不相信科利佐夫是一名间谍（1949年曾向作家法捷耶夫袒露过这种怀疑），但不知何故，当时却成功地吞咽了自己的疑虑。无论是出于恐惧和怯懦，或是相信国家的愿望，还是躲避异议的本能，他在内心做了调和，以符合斯大林政权的需求。他重新校正了自己的道德罗盘，穿越大恐怖的道德泥沼，得以维护自己的事业和信念。(457)

西蒙诺夫不是举报人，但确实曾承受此种压力，苏维埃当局可能希望他作出这方面的努力。1937年春季，西蒙诺夫收到作家协会总书记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的邀请，与文学院其他三名青年散文作家一起，前去参加高加索地区的工作度假。他们准备撰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生活经历——他是著名的格鲁吉亚人，在内战中与斯大林并肩战斗，曾担任重工业人民委员，前不久刚刚自杀。他们快要动身时，斯塔夫斯基把西蒙诺夫叫到办公室，要西蒙诺夫坦白“他在文学院[一直在散布的]所有反苏维埃言论”。他希望西蒙诺夫认罪并悔改，从而使自己难以拒绝当局的进一步要求，但西蒙诺夫否认有过那样的谈话。斯塔夫斯基随之声称已掌握“相关资料”，告诫西蒙诺夫“最好还是说实话”。西蒙诺夫回忆，斯塔夫斯基“因我的不够真诚和实事求是，显然变得十分恼火”。斯塔夫斯基的指控和西蒙诺夫的否认持续了好几轮，由于西蒙诺夫的拒不合作，双方呈胶着状态。最后，斯塔夫斯基指责他散布“反革命诗歌”，并禁止他参与这次工作度假。西蒙诺夫逐渐弄清了斯塔夫斯基的“材料”来源。原来，文学院的学生中掀起一股读吉卜林诗歌的热潮，西蒙诺夫因此卷入与一名青年教师的对话。该教师随即询问他对尼古拉·古米廖夫（作为“反革命”枪决于1921年）的诗歌有何看法。西蒙诺夫回答，虽然他更喜欢吉卜林的诗，但也喜欢古米廖夫的部分诗作。在该教师的鼓舞下，他还背诵了几段古米廖夫的诗句。西蒙诺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生平第一次感到恐惧。他知道已有被捕的危险，这不仅缘于他对古米廖夫的看法，也因为自己的贵族出身。看来，该教师向斯塔夫斯基汇报，将西蒙诺夫对古米廖夫的喜爱与他的出身联系起来。在那个学期剩下的时日，西蒙诺夫故意躲避那位教师。同一年晚些时候，该教师自己入了狱（为了拯救自己，他最后的努力就是充当举报人，试图坑害西蒙诺夫）。(458)

到1937年春天，文学院已进入高度焦虑的状态。像其他苏维埃机构一样，文学院在突然发动的大恐怖面前措手不及，其中更有一种恐慌感，认为惊讶恰恰证明了自己“缺乏警惕性”。在一系列整肃会议上，学生和教师歇斯底里地呼吁，要有更多“布尔什维克的警觉和真正的自我批评”，要从文学院铲除所有的“形式主义者”和“阿韦尔巴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好几名学生被捕，有些是因为自己的诗歌里含有自由或宗教的主题，有些是为了帮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因个人主义风格，已受苏维埃报刊的批判）讲话。大约有十几名学生，交由共青团做工作（即召开学生会议，给予严厉批评，再让他们自己发言，背弃旧作）。其中之一被文学院开除，移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因为她拒绝背弃自己的父亲——一个过气的诗人。她还勇敢地告诉聚集的指控者，“我父亲是苏联最光明正大的人”，为此她被流放去科雷马10年。(459)

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好朋友中有两位在大恐怖中遭受迫害：诗人瓦伦丁·波图帕契克，被捕于1937年2月，因为有同学向警方汇报了他的言论；同年4月，作家协会主席团谴责了富有魅力的教师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指责他竟然重新发表（1935年）“政治上有害”的20世纪20年代的旧作（关于俄罗斯大自然的浪漫诗）。卢戈夫斯科伊被迫撤回自己的诗，写了10页自卑自责的检讨《我的错误》，承诺清洗“所有的陈旧思想”，“紧跟历史进程”。(460)卢戈夫斯科伊被吓坏了，在之后几年中再也不发表诗作，除了1939年《关于斯大林之歌》的配词。(461)平时的卢戈夫斯科伊轻声细语，态度温和，却作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发言，要让敌人血债血偿。他在10月告诉一群莫斯科作家：“现在正是时候，要把这些坏蛋敌人和托洛茨基分子，从我们国家清洗出去，要用铁扫帚扫除所有的叛国贼，要在我们队伍中肃清这些异己分子。”(462)

西蒙诺夫的反应也是出于恐惧。斯塔夫斯基办公室事件发生之前，他一直被视作模范学生和苏维埃的衷心拥戴者。到如今，这种声誉却变得疑窦重重。西蒙诺夫回顾斯塔夫斯基事件，感到“惊愕和震惊，与其说是突如其来的危险感……毋宁说是一种感悟：他们不再相信或信任我了”。他接着在文学院一系列整肃会议上，奋起攻击“形式主义者”和其他“敌人”，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463)最不寻常的是他在5月16日文学院公开会议上对朋友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的尖刻声讨：

[文学院里]经常听到，有些人只是乐此不疲地谈论自己。具体讲，我记得多尔马托夫斯基同志在4班会议上的一次恶心的讲话。他没说“文学院和我们”，而说“我和我的文学院”。他的立场是：“像我这样的个人，文学院并没给予足够的重视。成立文学院，就是为了教育两三个天才，就是像我多尔马托夫斯基这样的。做到这一点，就能使它的存在变得合理，富有价值。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才——多尔马托夫斯基——文学院应该提供最好的，甚至不惜牺牲其他的学生。”(464)

也许，西蒙诺夫只是在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包括批评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那一直是共青团的风尚，学生应证明自己是忠诚和警惕的。也许，他没有伤害朋友的意思。但很显然，他在嫉妒多尔马托夫斯基因才华而获得的重视，文学院主任经常如此表示（他把西蒙诺夫放在较低等级，只能胜任“教学、新闻、编辑”的工作）。(465)西蒙诺夫在这一事件中的指责，对多尔马托夫斯基的损害相对较小。后者1938年从文学院毕业，作为一名记者被派去远东——这一职位远不相称于他的文学才华，被他描绘成一生中最艰难的工作。但他或许已很幸运，因为生活本来可能变得更糟。两人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经常在写作中赞美对方，但在西蒙诺夫的朋友当中，总有人怀疑多尔马托夫斯基对他怀恨在心。(466)

大恐怖的年代，对许多朋友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西蒙诺夫来说，却是一鸣惊人的好时机，他成为了受斯大林政权青睐的诗人。1937年，他写了几首诗，奉献给对斯大林的崇拜，包括一首《游行》（Parade），配以管弦乐团及合唱团：

这是一首有关他的歌，

有关他的真心朋友，

他真正的朋友和同志。

全体人民都是他的朋友：

你数也数不清，

就像大海中的浪花水滴。(467)

西蒙诺夫在《冰之战》（Ice Battle，1938）一诗中，将13世纪俄罗斯王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军击败条顿骑士团的民族英雄故事，与苏维埃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也是同年史诗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主题，导演是谢尔盖·爱森斯坦）呼应对照起来。该诗是宣传工作的一部分，让苏联为可能的抗德战争做好准备，也是西蒙诺夫第一次真正的文学成就，为他带来了“名誉和声望”——这是卢戈夫斯科伊1938年9月推荐他加入作家协会时引用的赞词。(468)西蒙诺夫当初拒绝充当举报人，可能对自己前途造成损害，但凭借之后创作的爱国诗篇，似乎赢得了彻底补救。他得到斯塔夫斯基的全力支持，成为作家协会的最年轻成员。

在大恐怖的疯狂气氛中，西蒙诺夫对多尔马托夫斯基的背叛，并不是异乎寻常的。一位举报人回忆，内务人民委员会找他举报自己的朋友（他父亲被捕后，那些朋友也嫌弃他），他的良心处于挣扎之中。他自问：“谁是我的朋友？我没有朋友。忠诚吧，我不欠任何人，除非他能从我身上榨取——我只欠我自己。”(469)恐惧扯断了友谊、爱和信任的纽带，也撕裂了凝聚一个社会的道德关系。人们在混乱中争求各自的生存，相互竞斗，反目成仇。

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于1937年被捕，遭到许多朋友的出卖。他们被迫在喀山监狱的审讯中当面指控她（内务人民委员会经常安排这样的“对质”），其中就有作家沃洛蒂亚·季阿科诺夫，在她供职的报馆里担任编辑。金兹伯格回忆：

我们还是老朋友，我们的父亲是同学。我帮他找到这份工作，并且很乐意、很热情地辅导他干好这一行。他比我小5岁，经常说喜欢我，愿把我当做姐姐。

在对质中，审讯员（俄语都说不好）朗读了季阿科诺夫的声明，举报金兹伯格是报馆“反革命恐怖组织”的成员。季阿科诺夫试图改口，声称他只是说她在编辑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但审讯员坚决要求他签署一份声明，证明这一组织的存在。

“沃洛佳，”我温和地说，“你知道这是个花招，你从没说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签了，就会造成数百位同志的死亡，他们一直待你不错。”

[审讯员的]眼珠子几乎要蹦跳出来了。

“你竟敢对证人施加压力！我要直接送你去最底层的惩罚牢房。你，季阿科诺夫，昨天独自一人时，你都签了这些文件。现在，你竟敢反悔！我马上以提供伪证的罪名将你拘留。”

他做了一个按铃姿势——沃洛佳，像蟒蛇面前的兔子，慢慢写上自己的名字，他的手抖个不停，好像中了风，完全不同于他签署新时代道德准则文件时的大胆利落。然后，他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请原谅我，热尼娅。我们刚生了一个女儿，我必须活下去。”(470)

四

在大恐怖时代，人们如何因应同事、朋友、邻居的突然失踪？如苏维埃报刊所声称的，他们真以为那些人是“间谍”和“敌人”吗？那些人，他们已认识多年，会相信吗？

就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党领导告知他们的是毋庸置疑的。这无关乎他们是否相信图哈切夫斯基或布哈林是间谍，而在于他们是否接受自己信奉的党的判决。可信的朋友和战友突然变成“敌人”，随之出现的问题，可以各种方式予以应付。基辅的红军军官阿纳托利·戈尔巴塔夫回忆，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高级军官被指控为间谍时，他与军队中的多名同仁不得不作出调整。

在击溃外国干涉军队和国内反动派时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人物，怎么会……突然变成人民公敌呢？……最后，在反复考虑一系列的可能解释之后，我接受了其时最为普遍的答案……当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显然，他们出国时，坠入了外国情报机构的罗网”。

亚基尔将军的被捕，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我很熟悉亚基尔，很尊重他。我衷心希望这只是一个误会——“会弄清楚的，他将获得自由”——但诸如此类的说法，也只有最亲密的朋友在小圈子里冒着风险暗自嘀咕。(471)

显然，亚基尔愿意接受党的判决，他面对行刑队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共产党万岁！斯大林万岁！”(472)

斯大林的监狱充满了相信党是正义源泉的布尔什维克。有些对指控供认不讳，为的是保住这样的信仰。为了取得布尔什维克囚犯的供词，酷刑也是经常使用的。据一名前囚犯（不是共产党人）所说，他们投降的关键因素不是刑罚，而是因为：

大多数坚定的共产党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对苏联的信念。要背弃这个信念，已非他们力所能及。在某种情况下，长期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使已经不靠谱，如要予以放弃，仍需要巨大的道德力量。(473)

娜杰日达·格兰金娜1938年在喀山监狱遇到的许多党员，仍然信奉党的路线。她告之以1932年的饥荒，他们却说，“这只是谎言，我只是在夸大其词，以诋毁我们的苏维埃生活方式”。她还告诉他们，她被无端赶出家园，国内护照制度在摧残家庭，他们会说：“没错，但这是对付像你这样的人的最佳方式。”

他们认为我是罪有应得，因为我反对过激的行为。然而，当同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却被认为这只是一个错误，会被纠正的——因为他们对上级颁布的任何指示，从不心存疑问，总是欢呼雀跃，贯彻到底……他们被开除党籍时，没有站出来互表支持，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举双手表示拥护。这真成了普遍的精神病状。(474)

对广大人民来说，现实有两种：一种是党的真理，另一种是基于经验的真理。但在大恐怖的年代，苏维埃报刊中充斥了做秀公审以及“间谍”和“敌人”的邪恶言行，真能看透宣传的人寥寥无几。要给新闻报道打折扣，要质疑大恐怖的基本假设，这都需要非凡的意志力，通常会牵涉不同的价值体系。就一些人而言，使之采纳批判性观点的是宗教或国籍；就另一些人而言，是不同的党的信条或思想；就其他一些人而言，是他们的年龄（他们在俄罗斯看得太多了，根本不相信清白可以保护任何人免受逮捕）。但30岁以下的人，从小长大只知道苏维埃世界，又没从家里承继到其他价值观，要想逃离宣传并怀疑它的政治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年轻人特别容易轻信——他们在苏维埃学校里一直接受如此的宣传。里亚伯·比德尔回忆：

在学校里他们说：“看，他们如此不愿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看，他们如何炸毁工厂、造成火车出轨、杀害民众——都是人民公敌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大脑受到不断地灌输，以致没有自己的思考。我们到处看到“敌人”，并被告知，如在街上看到可疑人物，就要予以监视并报警——他很可能是一名间谍。当局、党组织、我们的老师——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话，我们还能有其他想法吗？

比德尔1937年离开学校，在工厂找到工作，经常听到工人对“人民公敌”的诅咒。

工厂遇上故障，他们就会说：“同志们，这里有破坏和背叛！”他们会寻找有历史污点的人，称他为敌人，将他投入监狱，上刑，直至他招供。在公审大会中，他们会说：“看，这就是潜伏在我们中间的混蛋！”(475)

很多工人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要求予以逮捕，并将之与“主管们”（党干部、经理和专家）联系在一起——他们已将自己的经济困苦，归罪于那些“主管”。事实上，这种对精英的不信任有助于解释清洗为何在部分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们将大恐怖视作“主人之间的争吵”，与己无关。这一看法，在大恐怖年代广泛流传的笑话中，获得完美的诠释：半夜里，内务人民委员会猛敲一户公寓的大门，屋里的男主人问：“是谁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快开门！”男主人一下子心宽了，回答说：“不，你们弄错了——共产党人住在楼上！”(476)

近亲的被捕不足以动摇大多数人对“敌人”的信念，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予以加强。依达·斯拉温娜的父亲于1937年被捕，但她仍坚守自己的共青团信念，直到1953年：

我不相信父亲是人民公敌，当然认为他是无辜的。同时我又相信，人民公敌确实存在。我确信，正是人民公敌的破坏，才使像父亲那样的好人蒙冤入狱。在我看来，这些敌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报刊上读到有关的报道，跟所有人一样，也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与共青团员一起去游行示威，抗议人民公敌，高呼：“处死人民公敌！”报纸提供这些口号，让我们的头脑装满了做秀公审。我们读到布哈林和其他党干部可怕的供词，被吓坏了。如果这样的人也是间谍，那敌人真是无孔不入啊。(477)

罗扎·诺沃塞尔茨娃的父母于1937年被捕，她从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却愿意怀疑布哈林这样的高级干部，如她当时所说，总要“有人为我家的悲惨遭遇承担责任”。在苏维埃外交官家庭长大的弗拉基米尔·伊耶宁，相信对“人民公敌”的所有指控——认为叶若夫是个“伟人”——尽管自己的父亲、姐姐和6位叔叔姨妈都于大恐怖年代被捕。要到1944年母亲入狱，他才开始产生怀疑，他写信给斯大林，声称母亲是完全无辜的；并发出警告，她的被捕证明内务人民委员会已被“人民公敌”接管。(478)

甚至斯大林的受害者，也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或承认自己的被捕是罪有应得（犯了“反革命破坏罪”），或推定自己被误定为“人民公敌”。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是“富农”的儿子，家人作为“人民公敌”遭到流放，但他自己相信斯大林政权的宣传，在1953年之前一直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回忆：“与其放弃对斯大林的希望，倒不如继续相信他，认为他只是受了人民公敌的欺骗。这样做，使我们[受迫害者]更容易在惩罚中存活下去。”

我们从没想到，我们的痛苦得归罪于斯大林，只是感到奇怪，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受了欺骗……父亲说：“斯大林被蒙在鼓里，这意味着我们迟早会[从流放中]获释”……也许，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但在心理上，相信斯大林的公正，使人更容易忍受苦日子，并消除我们心里的恐惧！(479)

在劳改营度过多年的地质学家帕维尔·维滕贝格，支持对“人民公敌”的大恐怖。1937年2月，他远征北地群岛地区时给妻子写信：

你问我，是否听到电台上有关皮亚特科夫的公审。我全听到了——现在才明白，自己的身败名裂就因为那些流氓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试图摧毁我们的[苏维埃]联盟，其见不得人的手段，导致了这么多无辜的党外人士被送去流放。(480)

有些人对这么多“人民公敌”的存在存疑。就他们而言，引起怀疑的不是做秀公审（很少人质疑检方的诚实），而是同事、朋友、邻居的突然失踪，似乎很难相信他们有罪。

不去想它，便是应付这种疑惑的共同对策——避开所有政治，彻底退到私人生活。许多人对政治事件视而不见，设法度过大恐怖年代。甚至还有政治精英，紧闭双眼来应对自己圈子中的失踪事件。米哈伊尔·伊萨耶夫是杰出的苏维埃法学家，又是苏维埃最高法庭的成员，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住在莫斯科，养尊处优。据妻子玛丽亚的回忆，在整个大恐怖时期，虽然大规模逮捕波及许多朋友，但家里从来不谈论国事。伊萨耶夫似乎对世上发生的事浑然不觉，即使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也是如此。他1937年12月写信给女儿，抱怨年老未婚的女管家突然失踪，好几天没来上班，家里乱糟糟的，其“突然消失和毫无预警”显然让伊萨耶夫非常恼火。他弄不懂管家为何消失，还在犹豫是否要将她解雇，丝毫都没想到管家可能已经被捕——确实如此——根本没人替她给她的东家捎信。(481)

这些精英家庭的许多孩子受到庇护，对政治事件茫然不知。尼娜·卡明斯卡娅是律师和宪政民主党人的女儿，对政治不闻不问——家里从来不谈政治。甚至在父亲被苏维埃银行解雇之后，尼娜仍然在法学院过着“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她是1937年入学的。多年之后，她与朋友讨论此事。他们都同意，在大恐怖年代仍有愉快的经历，无忧无虑，甚至意识不到当时发生的大事：“我们根本察觉不到攫噬我们父母一代的恐怖和绝望。”尼娜的朋友讲述过1937年的一件事，她参加朋友聚会，很晚才回家，又找不到钥匙：

别无他法，她只好按门铃叫醒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应，于是她按了第二次。不久，听到脚步声，门打开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父亲。他不像刚刚起床，反倒像刚刚回家，或正要出门，身穿深色的西装、干净的衬衫，配以整齐的领带。看到自己的女儿，他在沉默中注视着她，然后一言未发，打了她一记耳光。

尼娜认识这位朋友的父亲，他受过良好教育，没有粗暴的倾向。他对深夜敲门的反应，显然基于他对“他们”前来逮捕的恐惧。起初，她的朋友感到震惊：

她自觉委屈，一下子泪水涟涟，怪罪于父亲。过了一会儿，便将之忘得一干二净。多年之后，她才忆起父亲苍白的脸色、沉默和那记耳光——毫无疑问，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她带着极大的痛苦告诉我这个故事，为她自己及整整一代人的不谙世事深感歉疚。(482)

人们以各种方式来应付疑惑，或予以压制，或加以合理化，来维护他们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他们当时并非刻意为之，只是数年之后方才意识到这一点。玛娅·罗德克的父亲1937年被举报为“人民公敌”，因为他无意中说出的一个短语，恰好是托洛茨基在写给苏维埃当局的信件中用过的。父亲被捕后，玛娅曾尝试将大恐怖引起的疑惑，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调和起来——这是她现在的理解。

这么多疑惑使我坐立不安，我的反应是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是当时发生的，不过我要等到今日，才使用“循规蹈矩”一词——这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生存策略。例如，朋友阿拉和我都不喜欢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要省悟它可能有错，即使在我们的内心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知道，自己需要不断改进，以剔除内心的任何疑虑。(483)

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对一个亲戚（舅婆的弟弟）被捕的反应。他是一名资深军官，涉及1937年对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高级将领的公审。西蒙诺夫回忆，自己还是小男孩时就崇拜图哈切夫斯基（经常在伯父的莫斯科公寓中遇见），所以对被告的有罪存有疑惑。西蒙诺夫的母亲非常愤慨，坚信那位亲戚的清白。西蒙诺夫因此对相关的证据认真地加以甄别，最终仍决定接受苏维埃报刊的解释。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西蒙诺夫猜想，如果没有确凿的叛国证据，没人胆敢处决如此高级的将领：

要怀疑那个可怕阴谋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任何质疑都是不可想象的——别无选择。我在讲那些时代的精神：除非他们有罪，不然就无法理解。

西蒙诺夫以同样的逻辑接受了亲戚有罪的认定。该亲戚之前曾被捕一次（1931年），因证据不足而获释；在西蒙诺夫眼中，他的再次被捕必然意味着已经找到了他有罪的新证据（他的继父曾于1931年被捕，却没有遇上麻烦，可作佐证）。(484)换言之，西蒙诺夫的解读倾向于加强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放弃信念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另一种方式将朋友和亲戚的突然失踪，与苏维埃正义的信念调和起来。那就是告诉自己，好人被捕只是一个“错误”。根据这个道理，要找出真正的“人民公敌”，出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太多的“敌人”，隐蔽得又太好。基于这种思维，真正的敌人总归是他人——监狱门口排队送包裹的女人的儿子和丈夫——永远不会是自己的朋友和亲戚。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回顾丈夫1936年的被捕，如此总结自己的反应：

不，这不可能。它不可能发生在我和他的身上！当然有传闻[仅是传闻——当时还是1936年初]，要出事了，已有逮捕事件发生。但这一切肯定只与别人有关，当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485)

奥莉加的丈夫在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拘捕时认为，这只是一个“误会”。像数百万其他人一样，他在告别妻子时说，很快就会弄清楚（“肯定是一个错误”），很快就会回来。他只带了在外过夜的小包裹。斯拉温和皮亚特尼茨基也是如此。

许多人相信弄错了，便写信给斯大林，吁求释放自己的亲人。安娜·谢苗诺娃从小就是共产主义者，在父亲1937年6月被捕之后，就曾写信给斯大林。她现在回忆道：“我想，几天后，斯大林就会收到我的信，读完后会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何要逮捕一个诚实的人？立即释放他，并向他道歉。’”3个月之后，安娜的母亲也被带走，她又一次告诉自己，“肯定又弄错了”。(486)

这一想法，因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叶若夫的倒台而获得加强。1938年秋天，身为大恐怖干将的叶若夫因私生活的各式丑闻（并不完全是虚假的）而落马，其中有同性恋暧昧、双性恋狂欢、大肆酗酒、妻子已成英国间谍的虚构故事。但叶若夫落马的真正原因，还在于斯大林愈益察觉到，大规模逮捕不再是可行策略。如果继续下去，不用很久，全体苏维埃人都要入狱了。斯大林明确表示，内务人民委员会不能单单依据举报，不予查证就径自抓人。他还指出，要警惕专靠举报来促进自己地位的野心家。叶若夫的解职是在1938年12月，新主管拉夫连季·贝利亚马上宣布，全面审查叶若夫治下的逮捕案件。到1940年，150万宗案子审查完毕，取消了对45万人的判罪，封存了12.8万宗案卷，3万人获释出狱，32.7万人走出古拉格劳改营。这恢复了许多人对苏维埃司法的信心，让疑惑者把“叶若夫恐怖”看作一时的畸变，而不是制度的滥用。据声称，大规模逮捕都是叶若夫的所作所为，斯大林纠正了他的错误，并揭露了叶若夫的“人民公敌”真面目：一直在逮捕官员，散布不满，以破坏苏维埃政府。1940年2月，最高军事法庭公审叶若夫，他的罪名是策划恐怖分子阴谋，为波兰、德国、英国、日本从事间谍活动，被枪决于他自己专为枪决“敌人”建造的特殊建筑内，离卢比扬卡不远。(487)

贝利亚的任命让人松了一口气。马克·拉斯金记得：“我们欣喜若狂，在我们眼中，贝利亚似乎是纯正的理想人物。”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希望“所有的无辜者将获得释放，监狱里只留下真正的间谍和敌人”。(488)西蒙诺夫回忆，贝利亚的审查恢复了他对苏维埃正义的信念，消除了他因亲属被捕而可能生出的疑惑。事实上，西蒙诺夫因此而加强了自己的信念：没有获释的，或之后被捕的，一定是有罪的。他如此回顾自己对1939年两个文人被捕的反应——分别是作家伊萨克·巴贝尔和戏剧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

尽管这两人在文学界和戏剧界已占据重要地位，尽管他们的突然失踪引起了巨大的震荡——那时已是如此——然而，这两起逮捕来得那么突然，涉及如此不寻常的圈子，又在纠正叶若夫错误的贝利亚当政之下——这一切让我觉得，他们也许确实有罪。在叶若夫当政时期被捕的人中，很多也许是无辜的。但这两人没有受到叶若夫的迫害，现在又是拨乱反正之时，却被突然逮捕。因此，逮捕他们似乎应有很充分的理由。(489)

对梅耶荷德和巴贝尔的指控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其中之一是作家协会前总书记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他曾试图招募西蒙诺夫做举报人。他出生于奔萨省城的工人家庭，如果没有学会在道德原则上的妥协，也不可能晋升至苏维埃文学界的顶层。他身为斯大林的“苏维埃文学界刽子手”，批准逮捕了许多作家，并亲笔写下导致曼德尔施塔姆1938年春天被捕的检举信。(490)但在这段时间内，斯塔夫斯基深受怀疑和恐惧的折磨。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绝望，他的日记像普里谢维恩的一样，也用微小潦草的笔迹，别人很难辨认。他为听到的一则故事深感不安，说一个党干部将自己带司机的汽车，改装成一个卖淫场所。该司机说：“我实在弄不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是一个普通男孩，我们中的一员，然后跨过一条分界线，就变成了一头猪，满面污秽。一个普通工人，一辈子都不会这么肮脏。”(491)也许是由于丧失信心，斯塔夫斯基开始狂饮，发胖，生病，因酩酊大醉而好几天不去上班。他躲避批斗作家的会议，或只作最温和的发言。为此，他终于在1937年11月受到作家协会党委的痛斥：

斯塔夫斯基同志，身为作家协会的领导，大声嚷嚷要在文学界提高警惕，要开展揭露敌人的运动。但在现实中，他却在帮助隐瞒托洛茨基分子，不发起真正的进攻，不缴除人民公敌和党内异己分子的武器。对自己与敌人保持联系的错误，他仍然默不作声。(492)

斯塔夫斯基承受着来自政治主子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在1938年春天被免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

像斯塔夫斯基一样，很多人对大规模逮捕存有疑问，但公开反对者极少。无论如何，如皮亚特尼茨基在全体会议上的抗议所显示的，有效反对的可能性极低。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虽然在向党领导写信表达他们对大规模逮捕的愤慨，但几乎都是匿名的。一个无名团体在1938年6月写信给莫洛托夫说：“数十万无辜人士在监狱中凋萎，没人知道为什么……一切都以谎言为基础（我们没有签名，请原谅，因为抱怨是遭禁的）。”(493)地方上确有一些党员的抗议，特别是老布尔什维克，其政治道德在斯大林崛起之前就已经定形。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讲述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故事，名叫阿尔图宁，是她1939年在科雷马劳改营遇上的。他来自沃罗涅日省，入党前是一名皮革工人，已到中年，但仍英俊，留一把红胡子。他曾经强壮，但因矿区工作而变得孱弱。与奥莉加见面时，他被调到马加丹的妇女工程队，帮助制造工具。他告诉奥莉加：

这一切开始于1937年，先说这位同志是敌人，再说那位同志是敌人，把他们都开除出党。我们举手表示同意，然后把他们打死，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啊。

起初，我假装生病，逃避参加会议或举手拥护。到后来，我觉到需要采取行动，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摧毁党，杀害善良诚实的人。我不相信他们都是叛徒，我认识这些人。

一天晚上，我坐下写了一封信，誊了几份，一份给当地党组织，一份给斯大林，一份给[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我写道，我们这是在杀害革命……我把自己的肺腑之言全都倾注入这封信中。我让妻子看，她说：“你这是在自杀，你寄出的第二天，他们就会将你投入监狱。”但我回答：“让他们把我关进监狱吧。我宁可身陷囹圄，也不愿举手杀害自己的同志。”

嗯，她说得对。我寄信3天后就入狱。他们将我痛打一顿——我被流放来科雷马劳改营，为期10年。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阿尔图宁回答确实有一次，当时他的劳动小组因严霜冰封而未能清除森林的树根，自己因此被关了禁闭：

我突然顾影自怜。其他人没做什么，也判了刑，但我是自投罗网啊。我写的信到底有何作用？什么都不会改变。也许索尔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负责人]会感到有一丁点惭愧，但老胡子[斯大林]——才不在乎呢！无法打动他。而现在，我原本可以留在家里，与老婆孩子围坐在暖和房间的茶炊旁。一念及此，我就以头撞墙，制止这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那一整夜，我在牢房内边跑边咒骂自己怎么能有这样的后悔。(494)

真正有影响的反对是在迫害制度之内。当地法庭的法官，往往能实施有效的减刑，甚至以证据不足的理由不愿受理案件。但在1937年夏季之后，大规模逮捕的几乎所有受害者，改而面对三驾马车的简易程序，即三人特别法庭（通常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检察院和党组织），以便绕开正规法庭。(495)即使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中，也有勇敢人士讲出自己对大规模逮捕的反对，特别是对“富农行动”，因为它让内务人民委员会许多地方官员联想起1928至1933年的血腥混乱。斯大林和叶若夫在1937年7月召开“富农行动”会议，鄂木斯克省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爱德华·萨利在会上说他所在的区域：

只有少量的人民公敌和托派，不值得发起一场镇压行动。总的来说，我认为，事先决定多少人被捕和枪决完全是错误的。

会议结束后不久，萨利被捕，审判之后遭枪决。(496)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是反对大规模逮捕的另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他在20世纪7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中，描述自己是一名“纯粹的契卡人”。契卡成立于1917年，其创始人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他的列宁主义理想一直是对施赖德尔的激励。施赖德尔写回忆录是为了辩解自己在契卡的工作，称自己为大恐怖的受害者。根据他的说法，在20世纪30年代，他已观察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同事的腐败，转而对斯大林政权感到失望。曾是体面、诚实的同志，如今为了自己加官晋爵，不惜使用任何酷刑来折磨“人民公敌”。施赖德尔也因逮捕的规模而感到不安，实在不信有这么多的“人民公敌”。但他不敢透露心里的疑惑，怕被举报，而且很快发现许多同事都有这一恐惧，但没人敢于打破这合谋的沉默。一名广受信任的同事消失了，其战友最多会说他可能是个“老实人”，而没人敢说他可能是无辜的。因为这样做，会承担遭人举报的风险，会被控对清洗运动存有怀疑。施赖德尔回忆：“没人弄得清楚，为何有这么多的逮捕。但没人敢于开口，因为这会引起怀疑是在帮助人民公敌，或是在相互勾结。”(497)

好几个月，施赖德尔默默看着老朋友和老同事的被捕和枪决，但无法表示反对，他慢慢蜕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良心抵制者，拒不出席在卢比扬卡院子对内务人民委员会同事的枪决。到1938年春季，施赖德尔被调至阿拉木图，成为哈萨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斯大林的连襟）的副手。施赖德尔和雷登斯成为好朋友，两家住在紧邻隔壁，相互串门频繁。施赖德尔注意到，雷登斯对手下的酷刑手段愈益厌恶，他认为雷登斯是一个性情中人。另一方面，雷登斯也感受到，施赖德尔对大恐怖中的操作方式与自己一样抱有怀疑。一天深夜，他俩乘车出城，停车后开始步行。到达司机听不到的地方时，雷登斯对施赖德尔说：“如果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还活着，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因现在的工作方式而被他枪毙。”施赖德尔装作听不明白，如果轻易对此类思想表示赞同，足以保证自己即刻被捕，而他不能肯定他的上司说的话不是一种试探。雷登斯仍在继续，施赖德尔终于弄清他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随之，施赖德尔也敞开自己不安的灵魂。一旦这种信任获得建立，这两个男人得以倾诉心声。雷登斯感到遗憾的是，所有体面的共产党人都被消灭了，而叶若夫之流却逍遥法外，毫发未损。但仍有更危险的话题，他也不敢涉及。施赖德尔回思这些低声交谈，认为雷登斯对大恐怖的了解，远远超过他所谈及的。“他的地位和当时情境，迫使他和我们一样，即使在知心朋友面前也不点明真相；有些事情，也只好避而不谈。”(498)

与雷登斯的谈话给施赖德尔壮了胆，他因此而感到懊悔和愤怒。他写信给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一名老同事以及他妻子的一个表弟（仍是在莫斯科的一个学生）被捕之事抗议，愿意担保两人的清白。几天后，即1938年6月，雷登斯收到叶若夫的电报，命令他逮捕施赖德尔。他在雷登斯的办公室中获悉此一消息，便恳求雷登斯向斯大林求情：“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你很了解我，你毕竟是他的连襟，这里肯定有错。”雷登斯回答：“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我会为你缓颊，但我担心恐怕无戏可唱。今天是你，明天无疑就会轮到我。”施赖德尔被关入莫斯科的布提尔基监狱，到1940年7月，被判处10年劳改，外加3年流放。雷登斯被捕于1938年11月，1940年1月遭枪决。(499)

五

1937年5月，艾莱娜·邦纳的父亲被捕的那个晚上，母亲叫她去与姨妈安雅和舅舅列瓦暂住，以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抄家。14岁的艾莱娜穿越列宁格勒的大街，去敲亲戚家的门。艾莱娜回忆：“门马上开了，他们好像在等我。”随之她向姨妈和舅舅作了解释。舅舅变得惊恐万分，又气又恼，开始询问有关她父亲的工作：

我不明白他要知道什么，我只想走进他们的公寓。安雅说了什么，列瓦几乎朝她大叫：“安雅，该死的，你总是这样……”他伸出右臂，挡住门道，不让我进去，然后以大声且快速的耳语说：“我们不能让你进来，我们做不到。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他如此重复好几次，唾沫四溅。安雅又说了什么，我能看到她的嘴在嚅动，但听不到声音，只有列瓦的耳语，却声如呐喊，盖住了一切。我退出来，直到我的背脊顶上了走廊的栏杆。门砰的关上了，我站在那里，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然后，我用手抹了一把脸，开始下楼，还没走下楼梯又听到开门声。我转过身来，列瓦就站在门口，我疑惑他是要叫我回去。但他什么也没说，又开始慢慢关门。我朝他喊“坏蛋”，看见他的脸瞬间变得苍白。(500)

家人被捕后，受到朋友、邻居甚至近亲的遗弃，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人们害怕与“人民公敌”的家属接触，宁可穿过马路避开他们，在走廊上遇见也不打招呼，禁止自己的孩子与他们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人们收起已经消失的亲属和朋友的照片，有时甚至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挖去或涂抹掉他们的面孔。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

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逮捕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501)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回忆丈夫的被捕：

人们以特殊的语调跟我讲话，变得怕我。见我走过来，有些人特意穿到马路对面。但也有人对我特别注意，这是他们的勇敢，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502)

父母1937年6月被捕后，伊娜·盖斯特和妹妹被逐出在尼科利纳·戈拉的乡间别墅。遵从伊娜父母的指示，保姆把她们带去诗人亚历山大·别兹梅斯基的家。他是伊娜父亲的老朋友，伊娜父母原指望他会收留这两个女孩。但诗人开车把她们送到最近的火车站，让她们坐上开往莫斯科的第一列火车。伊娜回忆说：“他太害怕了，不愿牵涉其中。以前，他经常住在我祖母的房子里。现在，他和妻子刚有一个婴儿，恐惧压倒了他的义气。”(503)

斯坦尼斯拉夫和瓦尔瓦拉·布德克维奇夫妇于1937年7月被捕，女儿玛丽亚和她的弟弟马上被赶出列宁格勒共用公寓的两个房间，转而分配给他们的邻居——一对带3个小孩的夫妇。这两户邻家曾友好相处，直到1937年邻居的妻子向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布德克维奇夫妇是反革命分子和间谍（斯坦尼斯拉夫有波兰血统）。她甚至声称，身为历史研究学者的瓦尔瓦拉其实是一名妓女，会把客人带回公寓。弟弟被送去孤儿院，刚刚14岁的玛丽亚只得自生自灭。最初几天，玛丽亚住在学校朋友的家里，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居所。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妻子是她家老朋友，建议玛丽亚去询问前邻居有无父母的消息。玛丽亚回到原先所住的共用公寓，却受到敌视：

我的上帝，他们竟然怕我，甚至不让我走进公寓。你能想象吗？占用我们房间的女人，看到我显得非常恼怒。到底是她丈夫已被逮捕，还是在担心他们会来逮捕她丈夫，我已记不得了。也许，她的家庭也遇上了麻烦。不管如何，他们不愿帮忙。那个女人只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消息，明白了吗？请不要再来这里！”(504)

邻居一夜之间竟成陌路人。将近30年，图尔金一家与尼基京一家隔邻而居。他们共用一栋三层木楼的底层，位于彼尔姆的苏维埃街和斯维尔德洛夫街相交的角落——图尔金家7口人（亚历山大、维拉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维拉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占用右侧的3个房间，四口之家的尼基京享有左侧的3个房间。亚历山大·图尔金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在彼尔姆的地下活动时期，曾是斯维尔德洛夫的战友。像全家人一样，亚历山大也在莫托韦利哈钢铁厂工作，还是当地报纸的记者，又在地区法庭担任法官。1936年，他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入狱。他的妻子也是该厂工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将他的罪行认作“已获证明的事实”。维拉的母亲非常强势，掌管图尔金家的一切，也认为亚历山大有罪。她从客厅的全家福照片上挖掉他的脸，并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敌人，就必须将他清除出去。”维拉在事故中受伤（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无权享受病假），遂被莫托韦利哈钢铁厂解雇，她能找到的唯一工作是在街头报亭卖报。维拉的弟弟妹妹也遭到工厂辞退。其时，妹妹瓦利娅已经怀孕，其丈夫立即抛弃了她，并以政治理由获得离婚批准。家里入不敷出，挣扎于贫穷困苦的深渊，从来都填不饱肚子。据维拉的女儿说，最难承受的还是朋友和邻居的排斥：

位于彼尔姆的图尔金家和尼基京家的公寓格局图

大家都怕我们，害怕与我们交谈，甚至不愿靠近，好像我们身上有瘟疫，会传染给他们……我们的邻居避开我们，禁止他们的孩子与我们一起玩……在1936年[亚历山大被捕时]，还没有人谈及“人民公敌”——只是保持缄默。到1937年，每个人都把我们叫做“人民公敌”。

尼基京一家也嫌弃自己的邻居。阿纳托利·尼基京在莫托韦利哈钢铁厂担任资深会计，也许是害怕被解雇，便与图尔金家庭断绝一切交往。两家曾在共用厨房一起进餐，两家孩子曾在院子里一起玩耍。现在，他们则各管各家，声气不通。尼基京甚至写信给苏维埃，背弃老邻居，因此而获得奖励，分得原属图尔金家的一个房间。为了腾出这个房间，瓦利娅和婴儿只好搬进弟弟和母亲共用的隔壁房间。阿纳托利的妹妹搬入瓦利娅的房间，重开了一道门，与自己家这边的公寓相通。(505)

奥西普于1937年7月被捕，皮亚特尼茨基一家承受了同样的排斥。他们被逐出自己的公寓，几乎都没有糊口的钱。朱莉娅转而求助于党内的老朋友，首先找上了奥西普近30年的朋友阿隆·索尔茨。朱莉娅去敲他家的门，被他的管家告知：“他很害怕，如果看到你在这里，他就会把我撵走。他要我告诉你，他不认识你。”朱莉娅然后去找1917年以来的熟人采采利娅·博布罗夫斯卡娅，她也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起初，她也拒绝，后来同意让朱莉娅进去“谈几分钟”，因为她马上就要去上班。她不愿听朱莉娅的故事，只含泪告诉她：“直接去找有关当局，找叶若夫。不要再去找你的同志，没人会帮你，也没人能帮你。”几天后，朱莉娅在地铁站遇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维克托·诺根的遗孀：“她看看我，一言不发……然后拉佩夫——与皮亚特尼茨基很熟稔的铁路员工——走进车厢，看到我，马上转过身子，脸朝反方向，一路上都是如此。”朱莉娅的儿子伊戈尔和弗拉基米尔，同样遭受了朋友们的遗弃。弗拉基米尔最要好的朋友叶夫根尼·洛吉诺夫也不再去他家——他父亲是斯大林的秘书。事实上，没人再上门。弗拉基米尔在学校里变成受众人欺凌的对象。他回忆：“他们嘲笑我，把我叫做人民公敌，还偷我的东西，诸如书籍和衣服，因为他们知道我不能保护自己。”朱莉娅处在隔离之中，遭到所有朋友的背弃，她开始反思人类关系的脆弱，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些日子，人际关系多么可怕啊！我相信，如果有人表示友好，或显示一下友好或“同志”的姿态，都不是出于人情或好心，而是出于物质利益或其他私念。大家都知道，我们失去了一切，没有住的，没有吃的，但没人愿意伸出一个相助的手指。我们正在慢慢死去，但无人问津。(506)

如艾莱娜·邦纳所发现的，即使是亲戚，也会嫌弃“人民公敌”的家庭。阿列克谢·叶夫谢耶夫和妻子纳塔利娅是活跃的共产党人。阿列克谢是一名医生，在性病方面担任红军的高级顾问，纳塔利娅是远东木材托拉斯的经济学家。他们和女儿安吉丽娜一起住在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1937年，阿列克谢和纳塔利娅被开除出党（阿列克谢与瓦西里·布柳赫尔元帅有牵连，后者的远东军是清洗的主要对象，其在中国的化名为加伦将军）。当时15岁的安吉丽娜记得父亲被开除出党后回家的情景：

他魂飞魄散，回到家，战战兢兢地说：“他们会来抓我。”我只是一个15岁的蠢姑娘，顺口回答：“如果你被捕，这意味着它是必需的。”因为父亲以前总对我说：“如果他们被捕，这意味着它是必需的。”我的这句话一生都回荡在我的耳畔：“它是必需的。”但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列克谢于6月1日被捕，被裁定参与了“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法西斯阴谋”（1938年3月在哈巴罗夫斯克遭枪决）。他被捕后，纳塔利娅和安吉丽娜被逐出自己的公寓。纳塔利娅害怕自己被捕，赶紧带着安吉丽娜逃至莫斯科，希望把女儿留给娘家的亲属。15岁的安吉丽娜面临一个危险：一旦母亲被捕，她就有可能被送去孤儿院。但纳塔利娅的亲戚中没人愿意帮忙，他们都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纳塔利娅的妹妹是共青团积极分子，被问及能否收留安吉丽娜时说：“让苏维埃政权把她养大吧，我们不需要她。”纳塔利娅的妈妈更为敌视，当面告诉她的外孙女：“我恨你的父亲，他是人民公敌。我也恨你。”好几天，纳塔利娅和女儿只能睡在公园长凳上。到最后，阿列克谢在莫斯科大学学医时的老朋友安德烈·格里加洛夫和妻子收留了她俩。格里加洛夫一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安吉丽娜藏在自己的共用公寓——离克里姆林宫仅一箭之遥。安吉丽娜没有在苏维埃首都的居住护照，但共用公寓的邻居（其中有莫洛托夫的嫂子）都视而不见：因为最好还是与医生为邻。纳塔利娅把女儿留在莫斯科，自己返回哈巴罗夫斯克，几星期后被捕。(507)

1937年，古尔契拉·塔吉罗娃和孩子们（中间是列泽达）。这张照片是在萨拉普尔镇照相馆拍的，寄给了监狱中的沙姆苏瓦利

沙姆苏瓦利和古尔契拉·塔吉罗夫夫妇在巴尔达的鞑靼地区担任教师——该地位于彼尔姆的西南部，相隔140公里。沙姆苏瓦利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曾在建立阿克巴什村的集体农庄中发挥主导作用。他作为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被捕于1936年（枪决于1938年），同时遭殃的还有34位巴尔达地区的鞑靼教师和宗教领袖。古尔契拉只得独自抚养6个孩子，老大11岁，老幺才出世几个星期。她是村里少数有文化的人之一（懂得鞑靼文和俄文），所以颇受村民的尊重，获得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家人。前来执行逮捕的警察，为逮捕像塔吉罗夫那样的好人而满怀悔恨，主动帮助古尔契拉一家。他送来牛奶，或让孩子们去他家吃饭。他每星期为古尔契拉和囚禁在巴尔达的沙姆苏瓦利传递一次邮件，自己也给沙姆苏瓦利写信：“请原谅我，我别无选择。他们强迫我执行逮捕，我知道你是无辜的。我现在要赎回我的罪，帮助你的家人。”古尔契拉继续在阿克巴什村小学担任教师，只是她教的课经常有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的监视，审查她说的话中有无穆斯林民族主义的色彩。

1937年，由于村苏维埃主席的举报，古尔契拉和6个孩子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全部家当放在一辆马车上，他们走了20公里，来到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及其长子住的叶克舍尔村。他们有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尚有空置的房间。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受过教育，笃信宗教，房内摆满书籍，但拒绝收容他们。她在儿子被捕一事上责怪古尔契拉，她已听到儿媳妇与那位警察的谣言，也许在怀疑古尔契拉参与了沙姆苏瓦利被捕之事。古尔契拉的女儿列泽达认为，父亲的亲属担心古尔契拉是“人民公敌”，对丈夫的被捕负有责任，还有可能危及亲属。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告诉古尔契拉，她的房子已经住满，不能让她搬进去，甚至不愿向长途跋涉之后的孩子们提供食物。当天晚上，沙姆苏瓦利的弟弟全家搬进二楼的房间（他是一个商人，正在搬家，刚好卖掉自己在阿克巴什的房子）。受到婆家的拒绝后，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只好向一名集体农庄工人租得一个村边房间。沙姆苏瓦利的母亲曾来看望过一次，抱怨孩子太吵并从此再没出现。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在叶克舍尔村一共住了15年，很少看到拒绝往来的塔吉罗夫一家。古尔契拉回忆：“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肯定没人在监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古尔契拉的孩子们与他们的堂兄弟，在同一村庄一起长大，但很少相处。列泽达回忆：“我们和他们一起上学，但从没在一起玩，也从没去过他们的家。他们对我们总是很冷淡，我们也以牙还牙。”(508)

恐惧诱发出人身上最糟糕的东西。但也有同事、朋友、邻居甚至陌生人，甘冒极大的风险，以非凡的善良帮助“人民公敌”的家人。他们收留孩子，提供食物和金钱，安顿被赶出家门的人。还有布尔什维克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怜悯受害者的家人，尽力协助他们：或警告将临的危险，或帮助查寻被捕的亲人的下落。(509)

1937年3月，建筑师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在流放地阿尔汉格尔斯克再次被捕。他的妻子艾莱娜和10岁的女儿朱莉娅，获得了家庭老朋友康斯坦丁·阿尔采乌洛夫的收留。康斯坦丁自己也属流放者，带着妻子塔蒂亚娜和10岁的儿子奥列格，住在莫斯科西南方向的莫扎伊斯克镇，与莫斯科相隔100公里。他从小学的是艺术，被捕之前曾在苏维埃空军担任飞行员，此时在莫扎伊斯克无法找到工作。所以，全靠在莫扎伊斯克任教的塔蒂亚娜支撑两个家庭。朱莉娅回忆：“为了不让我们忍饥挨饿，他们卖掉一切财物。收留我们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母亲外出寻找工作，朱莉娅就由阿尔采乌洛夫照看。1937年11月，康斯坦丁受邻居的举报，说他窝藏“人民公敌”的女儿，再次被捕，监禁一段时间后被枪决。他的妻子塔蒂亚娜继续庇护朱莉娅，但小心翼翼，不让恶毒的邻居知道。最终在1938年，塔蒂亚娜把朱莉娅悄悄带去莫斯科，康斯坦丁在那里的朋友同意暂时代为照料，直到她母亲找到工作。艾莱娜那年夏天去接她，把她带到莫斯科以北的小镇普什季诺。康斯坦丁的关系帮她在莫斯科艺术家委员会找到了工作，负责制作苏维埃领导人的画像。艾莱娜最终成为苏维埃领导人的重要肖像画家之一。对这位“人民公敌”的妻子来说，这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510)

奥列格·柳波琴科的父亲是一名乌克兰记者，被捕于1934年，枪决于1937年。住在基辅的奥列格和母亲维拉遭到流放，最后来到莫斯科西南部的小镇马洛亚罗斯拉维茨。他们虽然没有莫斯科的居住护照，却经常去阿尔巴特地区的共用公寓。维拉的家庭曾是梁赞知名的地主，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住在那个共用公寓，况且，维拉的妹妹一直都没离开。从1936到1941年，奥列格和母亲非法住在那里。共用公寓的其他居民都很配合，尽管这也可算作窝藏非法流民，具有被逐或被捕的风险。寓长是一名老契卡，名叫克拉夫蒂娅·科伊丘娜，她对此尤表支持。内战结束时，最开始邀请维拉家人住入该公寓的就是她。其时，她从梁赞来到莫斯科，在街上遇到维拉家人。她在梁赞时就认识奥列格的父亲，知道他被枪决是一桩冤案。她曾是契卡，熟悉他们的做法，她常说：“我们有法律，但没有合法性。”居民委员会主席是一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但也有恻隐之心。她很清楚，共用公寓里住有非法居民。奥列格回忆，他或母亲偶尔走进庭院，或是该主席偶然看见他们从侧门进来，她都会“以严肃的表情，将目光移开，似乎在尽量回避我们”。(511)阿尔巴特的住宅区是首都的显赫地区，深受大恐怖的冲击，却有不少非法居民。

伊利亚·斯拉温于1937年11月被捕，妻子埃斯菲莉和女儿依达被逐出他们在列宁格勒苏维埃大楼的三室公寓，搬进一个共用公寓的小房间，仅8平方米，没有水电，位于列宁格勒的偏远郊区。5个月后，埃斯菲莉也被关入克列斯蒂监狱，判处8年，前往专为祖国叛徒的妻子而设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ALZhIR），位于哈萨克斯坦。16岁的依达曾是教授的女儿，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现在突然要自生自灭。她回忆道：“我对日常生活的琐事全然措手不及，不知道面包价格或如何洗衣。”依达在列宁格勒没有亲属，无法养活自己，甚至支付不起房租。最后救了她的是同学和他们的父母，他们轮流收容她，每次仅持续几天（如果时间偏长，邻居就会起疑，就会举报他们窝藏“人民公敌”的女儿）。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额外的住宿和食物确是实实在在的负担。对依达来说，这种援助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不仅给了我食物和住宿，更提供了我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精神支持。”

依达学习努力，力争通过考试进入十年级。那是中学的最高年级，读完就可申请高等学院。她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份清洁工作来支付小房间的租金。每天，上学的通勤时间是3小时，做清洁工作的通勤时间是1小时。每周两个晚上，她还在监狱前排队，试图找出父母关在何处、是否还活着。

帮助依达的还有她学校的校长克拉夫蒂娅·阿列克谢耶娃。她是颇受尊敬的老党员，一直在学校里抵制党的清洗，尽一切可能悄悄保护那些父母已被定为“人民公敌”的孩子。譬如，她组织了寄宿制度，所挽救的不止是依达，还有许多其他孤儿。有一次，阿列克谢耶娃勇敢地驳回共青团要开除一名15岁女孩团籍的决定，因为她“没有揭发”自己作为“人民公敌”被捕的母亲。依达回忆，克拉夫蒂娅选择了一个相对简洁的战术。斯大林有一条著名的“指示”：“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4]她在遵循该指示时，故意显得“天真”而“迂腐”。

我们学校里有许多孩子，其父母遭到了逮捕。多亏了克拉夫蒂娅，没人被开除。没有发生在其他学校的那些可怕的会议——孩子在会上不得不背弃自己的父母……母亲被捕后，我去上学。克拉夫蒂娅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我在学校的伙食费用将由家长委员会支付，直到学年的结束。她还建议我写信，以健康理由申请免于考试[从而使依达自动升入十年级]。我回答：“但是克拉夫蒂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的身体很好。”她耸耸肩，微笑着向我眨眨眼。

依达获得考试的豁免，但生活仍然非常艰辛，多次濒临退学：

我考虑退学去找工作。克拉夫蒂娅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你父母将会回来——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未能完成学业，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他们将不会原谅你。”这激发了我继续求学的决心。(512)

依达最终成为一名教师。

依达·斯拉温娜不是唯一获得校长支持的孩子，她的同学艾莱娜·邦纳也获益匪浅。她的父母在1937年夏天被捕，艾莱娜晚上从事清洁工作，仍不足以支付学费（1938年在中学推出的新规定）。她决定离开学校，找一份全职工，再上不用付费的夜校。艾莱娜将申请表格交给阿列克谢耶娃，请求她的批准。

克拉夫蒂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拿过表格，读完后站起身，关上她办公室的门，然后轻声说：“你觉得我会收你的学费吗？去吧！”

为了获得免费资格，艾莱娜必须向党干部，即共青团组织者，提出申请。他的职责是“留心学生和教师的政治道德态度，把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吓得要死——俨然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代表”。邦纳吓得不敢提出申请，她的学费结果是某个人匿名付的——她相信是克拉夫蒂娅自己。艾莱娜回忆，她班上共有24名学生，父母遭到逮捕的倒有11名。

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但都不说，不希望引起注意，像正常孩子一样处世行事……我几乎可以肯定，另外10名学生都与我一起读完了十年级——都是我们校长救下的。(513)

对于像依达·斯拉温娜那样的孩子来说，在所有的职业当中，教师这一角色最为频繁地担当了他们的保护人，甚至是大救星。许多教师，特别是在斯拉温娜就读的精英学校，都曾接受旧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的熏陶。依达回忆：“我们的老师中的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仁爱之心和自由的思想。”

我们的体育老师曾是沙皇军官，在内战中投入红色骑兵军的战斗。他能流利使用3种欧洲语言……我们有剧团和诗歌俱乐部，都是我们教师鼓励筹办的。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些活动让我们接触到“苏维埃教室”所没有提供的19世纪文学。我们的历史教师马努斯·诺德尔曼，既是精彩的说书人，又是历史的普及者。他不喜循规蹈矩，无论是想法，还是穿着，都有点古怪，趋向于波希米亚风格。他在上课时小心翼翼地避开当时历史课所必需的斯大林个人崇拜。他在1939年被捕。(514)

父母在1937年被捕时，斯韦特兰娜·切尔卡索娃只有8岁，与叔叔同住，在列宁格勒上学。她的老师维拉·叶利谢耶娃教导其他同学要善待斯韦特兰娜，因为她是“不幸人”（19世纪慈善机构的用词）。斯韦特兰娜回忆：

我们班上没有人民公敌——这是我的老师讲的。她还有心帮助那些父母消失的孩子，真是不少。例如，有个生活在大街上的男孩，总是脏兮兮的，没鞋没衣服，得不到任何照料。于是，她用自己的钱给他买了一件外套，把他带回家，帮他清洗。(515)

维拉·叶利谢耶娃被捕于1938年。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也曾受到学校教师的善待，从1933年起，他的家人流放至乔尔莫兹镇。他的物理教师拿出自己的钱让他买午餐，因为他家里负担不起。德米特里想要表示感谢，但她把钱塞入他手里时将手指放在嘴上，以示不要出声。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一直在帮助“人民公敌”的儿子，以免自找麻烦。德米特里回忆：

一句话都没有，我从没机会向她道谢。她会在餐厅的外面等我，塞给我3个卢布。我走过时，她也许会低声说上一言二语——鼓励我的话——仅此而已。我从没跟她讲过话，她也没跟我真正交谈过，但我心中充满了极大的感激，她能心领神会。(516)

伊娜·盖斯特的学校（第19学校）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靠近苏维埃领导人居住的河堤大楼，学校里有很多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学生。如果他们在附近的莫斯科实验学校（MOPSh，很受布尔什维克精英的青睐）上学，就会在父母被捕之后，或遭到直截了当地开除，或被迫发表背弃的声明。但在盖斯特的学校，气氛决然不同，教师对自己的学生采取自由和保护的态度。父母1937年6月双双被捕后，伊娜回校开始新的学期，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告诉教师。伊娜解释，“我们从小长大，都在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学习”，担心也要像这位少年英雄一样，揭发自己的父母。但是，当她最后鼓起勇气坦陈一切时，老师只是说：“好吧，那又怎么样？现在让我们去上课。”伊娜的父亲是备受瞩目的布哈林公审中的被告之一，但她的老师也不在乎。学费制推行之后，她的老师掏出自己的薪水帮她代付（同校的奥西普的幼子弗拉基米尔，获得了另一位教师的资助）。由于有这一批勇敢的教师，第19学校成了“人民公敌”子女的安全港。其他孩子也受到鼓励，保护自己的同学。伊娜忆起一件事，涉及她班上最恶劣的男孩（他是父母从孤儿院领养的，伴有严重的行为缺陷）。那个男孩编制一份名单，列出班级中的25名“托派分子”（即“人民公敌”的孩子），贴在教室墙壁上，结果反而受到班上所有其他孩子的攻击。伊娜还记得一起与图哈切夫斯基公审有关的事件。其时，苏维埃学校奉命从教科书上清除这名“人民公敌”的相片。盖斯特的学校则有不同的对策：

有些男孩已在丑化课本里图哈切夫斯基的相片，或添上八字须，或加上一对牛角。我们的老师拉希尔·格里加洛夫娜说：“我已告诉女生，现在再告诉你们男生。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贴到书上，整整齐齐的，盖住图哈切夫斯基的脸，但一定要小心。今天，他可能是坏人，是人民公敌。但到了明天，他和其他人可能又会回来，被我们重新当做好人。到那时，你只要掀起这张纸，一点也不会损坏他的脸。”(517)

六

1937年10月14日，索菲亚·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在黑海度假胜地苏呼米镇被捕。当时，她还不知道丈夫弗拉基米尔已于3天前在莫斯科被捕。弗拉基米尔是索菲亚的第二任丈夫，而索菲亚也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夫妇俩1927年在布拉格相遇。其时，弗拉基米尔是苏维埃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后来改任驻波兰大使和驻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总领事）。他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曾在1917年10月领导向冬宫发起的强攻。1937年，弗拉基米尔被召回莫斯科，改任司法人民委员。其时，夫妇俩依然非常相爱，现在索菲亚的被捕似乎改写了一切。她被带回莫斯科，在牢房中给弗拉基米尔写信，乞求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但索菲亚有所不知，读到此信的弗拉基米尔，已身陷莫斯科的另一间牢房。

[莫斯科]，16/X. 监狱。

1936年，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与妻子索菲亚（右）及继女瓦伦蒂娜（瓦莉奇卡）

亲爱的，不知你能否收到此信。不知何故，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我们总是说，如果有人在我们国家被捕，一定是有充分理由和确凿罪证的——总归是有理由的，你还记得吗？毫无疑问，我的案件中也会有理由，但我被蒙在鼓里。我知道的一切，你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琴瑟和谐。无论发生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们见面的那天。我生活在你的光环之下，并为之而感到骄傲。在过去3天中，我一直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为死亡做好准备。我想不出任何东西（除了将人与“天使”区分的普遍缺陷）可被视作犯罪，无论是与他人的关系，还是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我的想法和你的完全一致——对我们的党和国家，还有人比你更敬业吗？你深知我的心，知道我的行为、思想、文字的真谛。我入狱这一现实，无疑表明我已经有了错——但我不知道……我不能忍受你不再信任我的念头……它蚕食我已整整3天，在我脑子里灼烧不已。我知道，你不能容忍一切不诚实。即使是你，也有可能弄错。似乎，列宁也有失误。所以，当我说没做错事时，请相信我。我的爱人，相信我……还有一件事，现在是瓦莉奇卡[索菲亚第一次婚姻的女儿]申请加入共青团的时候，这无疑会造成障碍。她会把母亲当做一个坏蛋，每念及此，我的心就充满悲伤。我处境中最恐惧的，是人们不再相信我，我无法如此生存下去……我向我爱的每一个人请求宽恕，因为我带来了这些不幸……原谅我，我的爱人。我真想知道你仍愿意相信和原谅我！你的索菲亚。(518)

大恐怖破坏了凝聚家庭的信任。妻子怀疑丈夫，丈夫怀疑妻子。在各种家庭关系中，率先断裂的通常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纽带。20世纪30年代的孩子，从小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英雄榜样，接受谆谆教诲，笃信斯大林、苏维埃政府及苏维埃报刊上读到的每一个字，即使这些文章将自己的父母称作“人民公敌”。孩子一直在承受来自学校、少先队、共青团的压力，一定要背弃被捕的亲人，否则就会在教育和事业中自食其果。

列夫·采尔莫拉夫斯基18岁那年，即1938年，他父亲——曾是突击工人和军事工程师——在列宁格勒被捕。他自己是共青团员和见习飞行员，一直梦想加入红军。父亲被捕后，列夫没有经受审判就作为“社会异己分子”，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奇姆肯特城。他在当地的工厂上班，母亲和两个姐姐住在500公里之外的卡扎林斯克地区。1938年9月，列夫写信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背弃自己的父亲，同时呼吁废除儿子因父亲的罪行而受惩罚的原则：

关于我父亲的几句话。母亲告诉我，他作为反抗者，被流放去了北方劳改营。我本人从不相信，因为我亲耳听到他曾告诉他的姐妹他与白军在北方的浴血奋战。他还告诉我们自己以前的战功。基洛夫遭到暗杀时，他哭了……这也许是很聪明的伪装。好几次，他倒是告诉过我，曾去过华沙……我想，父亲应有机会为自己作出解释，但我不愿承受他所铸成的耻辱。我想在红军服务，成为一名享有平等权利的苏维埃公民。我觉得，自己一直在苏维埃学校接受苏维埃精神的教育，配得上这一称号。因此，我的思想显然完全不同于他的。但我必须携带异己分子的证件，这太令人心碎了。(519)

父亲和叔叔——都是哈尔科夫的工人——在1937年被捕时，安娜·克里夫科才18岁。她遭到哈尔科夫大学开除，又作为异己分子被共青团踢出。她到处寻找工作，以供养母亲、外祖母和尚是婴儿的妹妹。她在养猪场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遭到解雇，因为他们发现了她父亲的被捕。之后，她就一直找不到其他就业机会。1938年1月，安娜写信给苏维埃副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弗拉斯·丘巴尔，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恳求丘巴尔帮助她的家人。安娜扬言，如果不能在苏联过上正常生活，就要杀死妹妹和自己。安娜的背弃信颇为极端，因为她极想证明她是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值得救赎。也有可能，她确实憎恨自己的父亲给家人带来这么多灾难：

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兄弟被控何罪，或判刑多久。我只是感到羞愧，也不想弄清。我绝对相信，无产阶级法庭是公正的。如果他们被判了刑，那就意味着他们是罪有应得。对父亲，我没有作为女儿的感情。对祖国、教育我的共青团，以及共产党，我有苏维埃公民更高层次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决定，那是1.7亿无产者的声音，我为它的判决感到欢欣鼓舞。我父亲自己承认，曾被征入邓尼金的军队，在1919年担任白军卫兵3个月，为此在1929年被判刑两年半[在劳改营]。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如果察觉到他反苏维埃的任何举措——尽管他是我的父亲——我也会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揭发，没有片刻的犹豫。丘巴尔同志！请相信我。称他为父亲，我都感到非常羞愧。人民公敌不配做我的父亲，只有教我无情憎恨全体恶棍和敌人的人民，才能承当这种称号。我满怀希望，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党，将取代我的父亲，把我当做他们真正的女儿，在人生道路上为我指引方向。(520)

有些家长在被捕后，鼓励孩子背弃自己，以免危及他们在社会或事业上的前途。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1937年在喀山监狱遇见一位名叫丽莎的女子——她在革命之前的圣彼得堡长大，童年基本上都是在大街上度过的，因为母亲行乞为生。1917年之后，丽莎在工厂上班，入党，嫁给工厂管理委员会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他们的生活舒适，培养两个女儿成为模范少先队员，大的叫卓娅，小的叫列娅列娅。丽莎告诉奥莉加：“有时，我们在工厂安排儿童之晨的活动。”

我们的小妞妞卓娅身穿丝绸连衣裙，颈系少先队红领巾，站起来引吭高歌。我丈夫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们卓娅更棒的女孩了。她长大后将成为一名人民艺术家。”我随即会想起自己童年时挨家挨户的乞讨日子……我热爱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愿为它献出我的生命。

丽莎的丈夫作为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被捕。（丽莎说：“如果我早知道他背叛了列宁，我会用自己的双手掐死他。”）不久，她自己也被捕。有一天，丽莎收到卓娅的来信。其时，丽莎正好在给卓娅写信，那天恰好是囚犯获准写信的周六。

亲爱的妈妈，我现在15岁了，计划加入共青团，我想知道你是否有罪。我一直在想，你怎么可以背叛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毕竟，我们过得很好，你和爸爸都是工人。我记得，我们生活得不错，你为我们做丝绸连衣裙，买糖果。你真的拿了“他们”[人民公敌]的钱？假如你当初只让我们穿棉布裙，岂不更好。但也许，你根本就是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会加入共青团，并将因为你的遭遇而永远不会原谅他们。如果你确实有罪，我不会再写信给你，因为我爱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恨它的敌人。如果你是其中一员，我也会恨你。妈妈，告诉我真相。我宁可你是无辜的，我就不想加入共青团了。你不开心的女儿，卓娅。

为了给卓娅写信，丽莎已用掉配给的4页信纸中的3页。她思忖片刻，然后以大写字母在最后一页上写下：

卓娅，你是正确的。我有罪。加入共青团。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祝你和列娅列娅快乐。母亲。

丽莎让奥莉加看那些信件，然后头撞桌子，哽咽着说：“让她恨我好了，没有共青团，那她怎么活呀——异己分子？她会恨苏维埃政权的。还是让她恨我吧。”奥莉加回忆，自那以后，丽莎“再也不谈自己的女儿，也不再收到来信”。(521)

就许多孩子而言，亲人的被捕引起种种疑问。他们作为“苏维埃儿童”所笃信的原则，突然与他们对自己亲人的了解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父亲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捕时，维拉·图尔金娜都不知道相信什么好。父亲在彼尔姆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母亲和外祖母都相信了他有罪，苏维埃报刊也在登载他的犯罪活动。无论走到哪里，维拉都会听到人们在嘀咕她这个“人民公敌”的女儿。维拉回忆：“父亲成了奇耻大辱的根源。”

人们对我说，如果他被捕，一定是做了坏事。大家都说：“无风不起浪。”母亲前往内务人民委员会办事处询问父亲的案情，他们回答：“等着瞧吧，他会坦白一切的。”我也设想他有罪，不然，我还能信什么呢？(522)

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是苏维埃的模范学生，热爱斯大林，崇拜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坚信有关“间谍”与“敌人”的一切宣传。虽然父亲于1937年10月被捕，她仍信念不改。父亲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日益不满斯大林的政策，但从不与女儿谈及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列宁格勒托尔钦斯基的家中，像许多其他家庭一样，在孩子面前从来不谈政治。因此，埃尔加对大规模逮捕的理解，全部来自她在学校里学到的——没有其他途径来了解父亲被捕的原因，也无法来质疑它的发生。1938年，埃尔加的两个叔叔也被拘捕。其中一位1939年从劳改营返回，向埃尔加透露自己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手中所承受的酷刑。但这仍不能动摇她的信念：如果有人被捕，一定是“由于他的所作所为”。1939年，到了16岁，她在共青团的申请表格中老实填写父亲是“人民公敌”，但谎称他已与母亲离婚，这是某种程度的背弃。埃尔加现在承认，她当时非常困惑，不敢存有任何怀疑，对父亲的背弃只是出于无知。“我们都成了僵尸——这是我的想法。我的上帝，我们只是小女孩，一直接受共青团的教育，笃信我们被告知的一切。”(523)

哑巴吃黄连，加上新闻或信息的缺乏，都加剧了家人的焦灼不安。亲人没有被捕之人的消息，没有证明清白的证据，也就寻觅不到救命稻草来抗衡公众的有罪推定。

尼娜·科斯特利娜是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有一个模范的苏维埃童年，1936年底加入共青团。其时，大恐怖的第一波震撼已开始触及她的政治意识。等到伯伯被捕，尼娜便想弄明白个中的缘由。她在1937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发生了可怕且难以理解的事件。他们说，米沙伯伯牵涉于某种反革命组织。这是怎么回事呀？米沙伯伯——自革命第一天起，他就是党员——突然变成了人民公敌！

她家的房东被捕后，尼娜思忖，如果逮捕发生在家里，自己会作何种反应：

发生了怪事。我思索再三，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父亲也是托洛茨基分子，成为国家的敌人，我不会为他感到遗憾！我虽这样写，但（我承认）仍心存疑惑。

1937年12月，尼娜的父亲也被开除党籍并解除官职，他估计自己的逮捕即将到来，便写信提醒尼娜：“你必须确信，你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坏蛋……从未以肮脏或卑鄙的行止来玷污自己的名誉”，此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父亲最终被捕于1938年9月，尼娜虽陷入迷茫和绝望，但仍坚守父亲是清白的这个信念。她在日记中写道：

9月7日

笼罩我生命的是如此不祥的黑暗。父亲的被捕又是如此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我一直理直气壮，意气风发，但现在……现在艾哈梅特夫[一个同学]可以对我说：“我们成了不幸命运中的同志！”想想吧，我是如何鄙弃他以及他那托洛茨基分子的父亲。这个噩梦日夜折磨着我：父亲也是敌人吗？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这是个可怕的错误！

尼娜的父亲在狱中度过两年，等待三人特别法庭的“审判”，最终作为“社会危险分子”被判处5年劳改。1940年11月，他写了第一封家书。尼娜读了美好的来信而深受感动，尽管有劳改营的艰辛，她仍能感受到父亲的精神、力量和热情。但母亲很恼火，只是问：“他是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是无辜的，为何不去上诉？”下一封来信有效地回答了母亲的疑问，尼娜的父亲写道：“关于我的案情，也毋庸多讲，根本都不能成立，只是一个肥皂泡，却吹得像一头大象。现在不是、过去不是、从来就不是的东西，叫我如何去反驳。”(524)

在一个家里，父亲和丈夫的角色的突然消失，给家人带来了巨大压力。妻子背弃被捕的丈夫，不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的配偶可能是“人民公敌”（这种想法可能存在），而是因为这样做，使生存下去比较容易，得以保护家人（许多丈夫为此而建议妻子背弃自己）。“人民公敌”的妻子承受国家的压力，要公开背弃自己的丈夫，不愿照办的，会面对严重后果。有些妇女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被送进劳改营，或带上孩子，或与孩子分离。其他的被赶出家园，遭到解雇，丧失口粮和公民权利。经济压力也在发挥作用：工资停发、储蓄冻结、房租提高。离婚费用通常是500卢布，为了鼓励妇女背弃丈夫，与囚犯离婚的费用降至只需3个卢布（相当于食堂的一顿饭钱）。(525)

顶住这些压力，站在丈夫一边，光凭一点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非凡的韧性。瓦西里·杜达列夫被捕于1937年，其时，他与伊琳娜的婚姻已持续约15年。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们相遇于斯摩棱斯克，一起接受教师的训练。瓦西里是内战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后成为奥廖尔城的资深党干部。1933年，他被调去罗斯托夫附近的亚速镇——靠近顿河入海处，担任当地的党主管。伊琳娜在针织厂工作，不热衷政治，但出于对瓦西里的爱而入党，变成了“党的妻子”。瓦西里被捕后，伊琳娜到处找他——不单是在监狱里找，还会去30公里之外的罗斯托夫和巴塔伊斯克的铁路站。每个星期日的晚上，都有满载囚犯的火车驶向劳改营：

我会走在火车旁的轨道上，希望找到丈夫，让他带点生活用品上路。我看到很多列火车，结满冰霜的货车都已钉牢，甚至顶部的窗口也全以金属条封死，只留下小小的缝隙。从货车厢的内部，我能听到低沉的嗡嗡声。我一边沿着火车走，一边喊叫：“有杜达列夫吗？”嗡嗡声消失了，有时会有答复：“没有”……后来有一天，有个声音回答：“杜达列夫吗？有的。”这是一名火车警卫……我拿出准备好的干净衣服，装入一个小包，交给警卫。他让我写一张纸条，说是“公事公办”。我很高兴，瓦西里现在知道了，我在找他、想他。我一直很害怕，如果没有消息，他会以为我已将他背弃……我在纸条上列出交给警卫的东西，并签署：“我很好，吻你。”几分钟后，警卫把包和纸条还我，纸条的背面已写上瓦西里的笔迹：“都已收到，谢谢。”

伊琳娜从不怀疑丈夫的清白。内务人民委员会多次传唤她，向她提供犯罪活动的“证据”，要她检举揭发，否则就要予以拘捕，但她每次都表示拒绝。伊琳娜还记得一次工厂的党员会议，她被要求揭露丈夫的反国家罪行。在类似的情况下，大多数妻子只会声称自己从不知悉丈夫的罪行，但伊琳娜却勇敢地否认丈夫犯了罪：

我独自坐在会议桌的一端，其他人坐在另一端，挤在党干部的周围，没人跟我说话。一位书记通报说，杜达列夫作为人民公敌已经被捕，现在要决定我的命运。党员逐一发言，除了口号，他们没什么好说的。在我的问题上，也没说什么，只指责我欺骗党。他们要我坦白丈夫的罪行，并解释为何要隐瞒，但没人朝我看。我试图保持冷静，字斟句酌，只作简洁的回答。我说，与丈夫住在一起，已超过15年，只知道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入党就是由于他的影响；我从不相信他参与了任何坏事。这引起很多人的轻声低语，有人喊道：“但他已经被捕！”仿佛这就是有罪的证据。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试图说服我站出来揭发杜达列夫的罪行，以履行一名党员的职责，但没人敢于说出对他的指控……只是一再要我揭发杜达列夫为人民公敌。但每一次，我都予以拒绝。

伊琳娜被开除党籍，失去工厂管理委员会的职位，转到会计部门，从事收入微薄的工作。几天后，镇苏维埃向她的公寓征收大笔税款，所给的解释是，她和丈夫几年来使用了“额外的生存空间”，这是欠下的差额。1938年7月，伊琳娜因“未能检举丈夫的敌对活动”而被捕。同年12月她被释放，得以返回斯摩棱斯克。(526)杜达列夫于1937年被枪决。[5]

丈夫被捕后，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也不知道相信什么好。她愿意想到他的好，但奥西普留下的烂摊子让她耿耿于怀——儿子们也有同感——他给家人带来了不幸。16岁的伊戈尔觉得父亲对不起他，父亲的被捕使他承受了共青团朋友的排斥。12岁的弗拉基米尔指责父亲摧毁了他加入红军的梦想。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沃尔卡[弗拉基米尔]对父亲深恶痛绝，也为伊戈尔感到惋惜。”弗拉基米尔以前的朋友，现在反而要欺负他。他在学校经常遇上麻烦，更震惊于少先队的一次冲突：少先队队长询问他父亲的情形，因弗拉基米尔拒答而当众宣布：“你父亲是人民公敌，怎么确定你与他的关系，就是你的责任。”

朱莉娅和弗拉基米尔之间不断发生争吵。有一次，母亲拒绝写信给叶若夫，以索回内务人民委员会抄家时带走的玩具枪和军事书籍，弗拉基米尔因此而大发脾气。他气愤地说：“这真是一个耻辱，至今还没枪毙爸爸，他已是一个人民公敌。”另一次，他从学校回家，得了一个很差的分数，朱莉娅发了脾气，当场咒骂他。她在日记上写，她告诉他：“他的不良行为显示，他就是人民公敌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一边大哭，一边回答：“我生而为敌人的儿子，那是我的错吗？我不要你做我的母亲了，我要去孤儿院。”朱莉娅威胁他，只让他吃块面包就去睡觉。弗拉基米尔回答，他会“割断她的喉管”。结果，朱莉娅打了他两记耳光。(527)

朱莉娅已是黔驴技穷。她被逐出自己的公寓，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愈加怀疑自己的丈夫。朱莉娅问自己：“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皮亚特尼茨基到底是谁？”

1937年7月20日

……昨天傍晚，我想起了皮亚特尼茨基，心中充满了苦涩：他怎么会让我们陷入如此糟糕的境地？他与那些人一起工作，知道他们的方法，却没有预见到他们会逼迫我们忍受一生的折磨和饥饿……对皮亚特尼茨基怀恨在心，也是入情入理的。他让孩子受到摧残，失去本来就不多的全部钱财。但是，偷走我们所有东西的人，到底又是谁呢？现在的当局等同于随心所欲的恐怖——人人害怕。我都快要疯了，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528)

整整6个月，朱莉娅在日记中进行自我审讯，试图弄明白自己的丈夫究竟是什么人。1938年2月7日被告知丈夫已受指控犯有间谍和反革命的罪行，朱莉娅便在日记中写道：

他到底是谁？如果他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如他自称的，也是我17年来所认为的，那么，他就是很不幸的人：他的周围都是特务和敌人，破坏他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他却没看出来……但很显然，皮亚特尼茨基从来就不是一名职业革命家，而是一个职业歹徒和间谍。这解释了他为何如此封闭，如此严厉。很显然，他不是我们想象的人……我们大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529)

伊戈尔1938年2月9日被捕。两名士兵来抓人时，他还在学校的教室里，后来监禁在布提尔基监狱。朱莉娅因担心自己的儿子而陷入彻底的绝望。据弗拉基米尔说，她精神崩溃了——整天躺在床上，经常想到自杀。(530)唯一支撑她的是必须为儿子们而活的想法，她在日记中一再重复提及，已成了她的口头禅。她在3月9日写道：“最好还是去死，但我的沃尔卡和伊戈尔，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我是他们的一切，这意味着我必须活下去。”然而，朱莉娅有时感到如此沮丧，她能想象的唯一救赎就是断绝一切关系，甚至是与儿子的联系：

1938年2月17日

昨晚，我想，已找到了解决方法，但不是自杀。由于我薄弱的意志和深刻的绝望，这原本是最简单最具吸引力的方法……现在改成这一种新的思路：孩子不是必要的，把沃尔卡交给国家，自己只为工作而活——持续不断地工作，停下来只是为了阅读，活得更贴近自然……冷漠以对任何人。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只投身于工作，再也没有会被带走的亲人。我为何要留住沃尔卡，于他何益？我已被埋在大山之下，无法享受正常人的生活，无法帮助沃尔卡。他想要活下去，想要朋友、阳光、温馨的家、有意义的生存，而我——只是反革命的妻子。(531)

朱莉娅一直在揣摩奥西普和伊戈尔被捕的原因。她不同于弗拉基米尔，无法把奥西普当做“人民公敌”，也恨不起来。她在日记中指出：“沃尔卡在折磨我，因为我无法憎恨皮亚特尼茨基。起初我还以为我终究会恨他的。但到头来，我还是有太多疑惑。”她尝试与弗拉基米尔讲道理，认为父亲“可能是无辜的，他们弄错了，父亲上了敌人的当”。(532)但朱莉娅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经常在日记中指出“可疑”人士，更对苏维埃法庭的公正深信不疑。她在布哈林公审时期坚信，枪毙“恶人”是很正确的。她在政治上很天真，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弄懂吞噬自己的现实。让布哈林充当摧毁她家的替罪羊，她欣然接受。布哈林和他的共同被告于1938年3月被处决，朱莉娅的评论是：“与党所承受的苦难相比，这些恶人所流的血实在是小小的代价。”

今天，他们会从地球上消失，但还不足以减轻我的仇恨。我愿给他们一个更为可怕的死法：在反革命分子博物馆里，为他们建立一个特殊的笼子，让大家来参观，怔怔地盯着他们……公民把他们当做动物一样围观，叫他们难以忍受。我们对他们的仇恨将永不休止。让他们看看，我们如何建设更美好的生活，如何联合起来，如何热爱我们的领袖，是那些不是叛徒的领袖。让他们看看，我们如何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而他们什么也不做，只是养肥自己，像动物一样，根本不配“人”的称号。

朱莉娅想象未来的“美好生活，只有诚实人才可生活和工作下去”，由此看到些许的曙光：

也许，伊戈尔会回家。皮亚特尼茨基嘛，也有可能——如果他是诚实的，当然是说，他没有牵涉这么多敌人犯下的罪行，没有疏于职责，没有上这些爬行动物的当。如果他的意图是诚实的，当然会回家。我多么想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你会有罪吗？你不赞同党的总路线吗？你是否反对过领导人，哪怕其中的一位？假如我知道真相，我的生活将变得多么容易。至于伊戈尔，我想起了他父亲的话——“真金不怕火炼，经不起考验的，我们也不需要”。(533)

朱莉娅决定寄希望于真金不怕火炼，如果奥西普是无辜的，他也能幸存于大恐怖。

皮亚特尼茨基被囚禁在布提尔基监狱，也是他儿子身陷其中的监狱。1938年4月初，列夫·拉兹贡在一个拥挤的牢房与他相遇（建造时定为可供关押25人，其时关押67人）。拉兹贡看到一名“消瘦、佝偻的老头[皮亚特尼茨基当时56岁]，满脸创伤”。

他[皮亚特尼茨基]看到我在注视他的脸，便解释说，这些伤疤是审讯人的金属皮带扣所留下的。1937年的头几个月，我曾看到皮亚特尼茨基……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他，与我以前见过的相比，判若两人，完全无法辨认。只有眼睛，仍保持同样的明亮和活力，只是变得更加悲哀，暴露了他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煎熬。

皮亚特尼茨基询问了拉兹贡的案情，以及如何受到牵连的。接下来，拉兹贡反问了他的情况：

他先是沉默，然后称，对自己的命运不抱幻想。他的案件即将结束，他已做好准备。他还告诉我，他们在审讯中如何无尽无休，如何严刑折磨，如何以死相逼，如何屈打成招。但还没说完，他们又来找他了。(534)

4月10日，皮亚特尼茨基被转移到列福尔托沃监狱，从4月12日到7月底的公审，每天晚上都接受系统地拷问。主要审讯人否认使用刑罚，声称皮亚特尼茨基表现得“冷静而克制，但有一次，因某种原因而变得烦躁，要求喝水，拿起水壶后，却用它猛击自己的头部”。(535)7月17日，奥西普与137名其他囚犯一起，接受最高苏维埃军事法庭的公审。他被指控为法西斯间谍团伙的首犯之一，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组成，潜伏在共产国际。叶若夫送交斯大林一份定罪人的名单，被克里姆林宫总统档案馆保存下来，名单顶端写有一行简短的手令：“枪毙所有的138人。约·斯[大林]。V. 莫洛托夫。”(536)

朱莉娅对此一无所知。她在布提尔基监狱外排队给儿子送包裹，甚至不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也关押在此。越是听不到奥西普的消息，她就越难坚持他是无辜的。每个人都叫她忘记奥西普，只为自己和两个儿子着想。4月12日，即奥西普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开始重新受刑的那一夜，朱莉娅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受到一只猫的折磨。她认为这个梦很重要，怀疑儿子伊戈尔是否在布提尔基监狱遭受刑罚（在监狱外排队时曾听到其他妇女讲起类似的传闻）。有关伊戈尔受苦的想法改变了朱莉娅对奥西普的情感，她在日记中记录：

我的生活已变成无止境地陷落的漩涡。我以耳语与自己对话，对皮亚特尼察[皮亚特尼茨基]和伊戈尔的命运感到彻底的绝望，尤其是我那可怜的孩子。他的第17个春天是在悲惨、黑暗、肮脏的牢房中，与陌生人一起度过的。他是无辜的，这最重要。皮亚特尼茨基已经有过自己的生活——他没有辨认出周围的敌人，或自甘堕落了，这并不让人震惊，因为是他自己要投入政治的。但伊戈尔……(537)

已经帮不了奥西普的想法使朱莉娅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尚有很长生命旅程的伊戈尔。她接受了丈夫有罪的可能，但不愿接受16岁的儿子也参与了犯罪。朱莉娅决定背弃丈夫，希望以此挽救儿子。

她拜访莫斯科的检察官办公室，被告知皮亚特尼茨基已犯了反对国家的重罪，便回答：“如果真是这样，他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检察官建议朱莉娅开始新的生活。她回答，她很愿意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他鼓励她提出正式申请，并允诺会提供支持。朱莉娅把检察官看作自己的同情者：

我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也许流露了太多情感，这是我一直未能控制的——我感到，这个人还是可亲近的。他的任务很艰巨，但又是必需的。作为一个同志，我想表达对他的尊重。对那些从党内铲除蠢猪的同志，我更想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我再次强调：尽管自己要忍受痛苦，尽管无辜者可能被牺牲（希望我的伊戈尔不是其中之一），我一定要坚持原则，一定要维护纪律、保持耐心，一定要——绝对必须——找到做出积极贡献的途径。否则，人民中间便没有我的位置。

朱莉娅一旦决定抛弃丈夫，便开始想到他的坏，她在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哦，我实在无法理解！如果真是这样，我就鄙视他，我恨他卑劣、懦弱的灵魂，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哦，他扮演得多好！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何让自己陶醉于这些间谍、挑衅者、官僚的“温暖友情”之中。他肯定没有真正的朋友，基本上是个悲观者，从没向我敞开心扉……也许，他从不爱党，从未把党的利益放在心上？但我们呢，我和孩子，他到底在想什么啊？(538)

3个星期之后，伊戈尔被拽上三人特别法庭，被控以组织反革命学生组织——如此荒谬，以致特别法庭都不予受理，但还是以反苏维埃煽动的含糊不清的罪名，判处伊戈尔5年劳改。[6]朱莉娅在5月27日被告知儿子的判决结果，顿时变得歇斯底里，要求检察院逮捕自己：“如果他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当晚，朱莉娅反思一连串事件，探索对大恐怖的理解：

皮亚特尼茨基也许真是坏人，我们将因此变成他的陪葬品。但是，我既不知道皮亚特尼茨基到底是什么人，也不明白伊戈尔究竟犯了什么罪，真是死不瞑目啊。伊戈尔没做什么错事，为什么会被抓走？也许，他只是一名潜在的罪犯，因为他是人民公敌的儿子……也许，这只是对部分居民的强制征调，他们是国家不予信任的，却又能充作劳动力？我不懂，但听起来合乎逻辑。如果确是这样，伊戈尔和其同类再也不会回来。他们将为国家发挥有价值的作用，但不会回归正常生活。不管如何，遭到遗弃是非常可怕的——只得等待，不知所以。(539)

朱莉娅本人被捕于1938年10月27日，时年39岁。警方实施逮捕时，没收了她的日记，把它当做她和丈夫同谋反对政府的定罪证据。她被送去偏远的坎达拉克夏劳改营，位于摩尔曼斯克的远北地区。弗拉基米尔随她同行，事实上，他病得厉害，刚刚动过手术，是从病床上给带走的。在坎达拉克夏劳改营，朱莉娅出工，帮助建造附近的尼瓦-GES水电站；弗拉基米尔留在营房，由内务人民委员会一名狱警照看，每天喂食两次。过后不久，弗拉基米尔设法逃脱，溜回莫斯科。他借宿于学校朋友的住所，包括叶夫根尼·洛吉诺夫——其父亲在斯大林私人秘书处任职。早先，洛吉诺夫一家鄙弃皮亚特尼茨基一家，但现在有所改变，兴许是良心发现。弗拉基米尔在洛吉诺夫家待了3个月，有一天晚上，他偷听到洛吉诺夫家人的交谈，才知道叶夫根尼的父亲因收留自己而惹上了麻烦。弗拉基米尔不愿让他们为难，主动去莫斯科苏维埃投案，碰上的官员恰好是皮亚特尼茨基1917年10月的老战友，他先叫了三明治招待弗拉基米尔，之后才去报警。弗拉基米尔被带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拘留中心，位于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人民公敌”的孩子都是从那里被发配去苏联各地的孤儿院。(540)

1939年3月，朱莉娅受到3名尼瓦-GES的同事的举报。他们声称她曾说：丈夫的被捕是错误的，丈夫是无辜的，只是认为斯大林不宜担任无产阶级领袖。朱莉娅被裁定犯了反苏维埃煽动罪，判刑5年，被送去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劳改营。伊戈尔正巧也在同一劳改营，隶属于另一个工业部门。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朱莉娅得以与他见面。伊戈尔回忆：“我们一起度过了十分美好却又异常悲伤的一天。”最后，她只得悻悻而回[妇女营地]。朱莉娅体力不支，精神失常，根本承受不了劳改营的艰辛。她依然美丽，引起营地指挥官的垂涎（这也许可以解释她何以被允许探访伊戈尔），但她予以拒绝。指挥官恼羞成怒，把她送去大坝建设工地，充当体力劳动者，以示惩罚。她必须站在齐腰深的冷水中，每天挖泥16小时。她因此病倒，死于1940年冬天一个无法确定的时辰。

伊戈尔从劳改营获释后，在1958年接待了家庭老熟人吉娜。她也是卡拉干达劳改营的囚犯，在那里见过他的母亲。吉娜告诉伊戈尔，朱莉娅已死于劳改营医院，葬身于一个万人坑。1986年，已是80岁的吉娜再次来访，告诉伊戈尔，她上一次的消息并不全部属实，因为去世前的朱莉娅要她承诺，不得透露她临死的可怕细节（吉娜现在承认，当时自己也不敢袒露真相）。但最近，吉娜梦见了朱莉娅——在梦中问询伊戈尔的消息——视之为一个启示：她应将朱莉娅的最后遭遇告诉伊戈尔，她并没死于医院。1940年12月，吉娜去卡拉干达劳改营看望朱莉娅，但没人愿意透露她在哪里。最终，有个妇人手指草原上的羊圈，叫她去那里找。吉娜走进羊圈，羊群当中，躺在冰冻地面上的就是朱莉娅：

她快死了，浑身烧得发烫，颤抖不已。羊群站在她身边，像是在作警卫，但仍挡不住寒风和飞雪。我在她身边蹲下，她试图抬起身子，但没有力气。我拉起她的手，试图以我的呼吸给她些许的温暖。

她问：“你是谁？”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只说是你叫我来的，你让我帮忙找到她……

她一下振作起来：“伊戈尔——我的儿子。”她挪动冻僵的嘴唇，低声说道：“我的小男孩，帮他一把。我求求你，帮他活下去。”我让她冷静下来，满口答应我会照顾你，仿佛你的生死全掌握在我的手中。朱莉娅低声说：“请答应我……不要告诉他，他母亲是怎么死的，答应我……”

她已经神志不清，我蹲在她身旁，也一口答应。

然后，身后传来狱警的喝问：“你从哪里来的？怎么跑到这里？”那个狱警一把抓住我，将我双手反绑在身后，押出羊圈：“你是谁？”

我解释，我是工具车间的小组长，只是路过，意外发现这名女子。但我仍被扣留，他们告诉我，不许透露我所看到的：“闭上你的嘴，不准说一个字！”

朱莉娅死于羊圈。她病倒后被扔在那里，不许任何人探望，后来就葬在她去世的地方。(541)

[1]没有皮亚特尼茨基讲话记录，6月全体会议的速记没能保存下来。但有证据显示，皮亚特尼茨基所说的，已被从记录中抹去（中央委员会档案馆的惯例），以免鼓励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后一次会议在6月29日闭幕，斯大林最后宣布：“就皮亚特尼茨基而言，调查仍在进行，将在未来几天内完成。”该页底部有斯大林秘书的笔迹：“这一段落是斯大林同志划掉的，因为它不应存入速记机。”（RGASPI, f. 17, op. 2, d. 622, l. 220）在封存的档案（如克里姆林宫的总统档案馆）中，可能还有该事件的其他记录。在相关证据披露之前，皮亚特尼茨基反对老布尔什维克大批被捕的立场的唯一记录，来自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他声称，根据他父亲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个人文件、其他档案馆的零碎证据以及卡冈诺维奇所称的回忆录，他已重新确立了6月全体会议的具体事件。该回忆录的内容是卡冈诺维奇的秘书处主管塞缪尔·古贝尔曼转述给他的。[《反对斯大林的阴谋》（Zagovor），59—70页；对弗拉基米尔·皮亚特尼茨基的采访，圣彼得堡，2005年9月。支持皮亚特尼茨基说法的还有B. Starkov的《老党卫军的自卫》（Ar’ergardnye boi staroi partiinoi gvardii），载于Oni ne molchali，莫斯科，1991年，215—225页]

[2]斯大林很可能涉及谋杀基洛夫。这位列宁格勒党领导很受欢迎，要比斯大林温和得多。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基洛夫有可能成为自己强劲的竞争对手。至于斯大林是否在谋杀中扮演角色，还没发现确凿的证据。但斯大林肯定利用了这一谋杀，坚持对内部威胁的强迫妄想，迫害自己的“敌人”。

[3]阿瑟·库斯勒的小说《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年）里的老革命鲁巴肖夫可视为这类人的缩影。由于仍想为国家服务，他在审讯中愿意承认受控的叛国罪——而他明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

[4]1935年12月，在党员和联合收割机手的会议上，一位年轻的联合收割机手表示，尽管自己是“富农”的儿子，但也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斯大林回答：“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记者抓住了这一条虚伪口号，慢慢又演变成了斯大林的“指示”。

[5]伊琳娜从未得知他的死讯，她继续寻找，向苏维埃当局写了上百封信，直到自己1974年去世。1956年之后，伊琳娜受邀重新入党，但她拒绝了。

[6]1941年，伊戈尔再一次遭指控与其他“人民公敌”的孩子策划了“反革命阴谋”，他的刑期因此延长5年。他在1948年回到列宁格勒，很快又被捕，罪名为“反革命煽动”，判处5年，被送进诺里尔斯克劳教营，实际上服刑8年。

第五章 大恐怖的余波（1938—1941）

一

1937年，安吉丽娜·布舒耶娃和奈莉·布舒耶娃

1938年7月28日，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傍晚，奈莉的外祖母去园子里采摘覆盆子，让她照看妹妹安吉丽娜，母亲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给弟弟斯拉瓦喂奶，并准备晚餐。父亲被捕于9个月之前，自那以后，仅有4岁的奈莉已习惯于帮做家务。季娜伊达正在哺乳，前门突然打开，出现两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士兵。他们告诉她，穿好衣服，带上孩子，前往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彼尔姆市中心的总部。几分钟后，奈莉的外祖母摘得覆盆子回来，已是人去楼空。

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大楼，审讯人将两个女孩安排去儿童之家。他向奈莉解释：“你妈要去远方，参加长期工作，你再也不会见到她。”季娜伊达即刻变得歇斯底里。两名警卫来带走女孩时，她开始尖叫，甚至噬咬拦阻她的其他警卫。奈莉被带走时，回头一瞥，正好看到母亲被抽耳光。两姐妹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奈莉去了一个犹太孤儿院（因为她的肤色较深），安吉丽娜去了邻近的儿童之家。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政策规定，“人民公敌”的家庭要被拆散，孩子要领取新的身份。

季娜伊达被允许保留斯拉瓦——他得了肺炎，需要母亲的哺乳。整整3个星期，母亲和儿子被关在一间拥挤的牢房。季娜伊达被控不愿检举丈夫，判刑8年，被送去专为祖国叛徒的妻子而设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是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劳改网的一部分。1938年9月，她随一大队女囚犯，从彼尔姆赶去阿克莫林斯克。离开那天，她们被迫跪在城市广场数小时，等待马车把她们一批批送去火车站。彼尔姆的居民站在旁边围观，没人试图帮助囚犯。季娜伊达的母亲看到她和斯拉瓦在广场中间，想让警卫给递一件套衫。该警卫说“滚开，老太婆”，用他的枪口把她赶走了。在火车站，大家被塞进载牛的车厢，走了10天，才抵达阿克莫林斯克，一共1500公里的旅程。季娜伊达与普通罪犯关在同一车厢，起初，受到她们的骚扰。她们试图抢走她的婴儿，认为以此可得到提前释放。几天后，她们看到斯拉瓦的病情加重，反而对母亲生出怜悯，嚷着要求警卫为婴儿寻求牛奶。她们抵达劳改营后，季娜伊达被迫将斯拉瓦留在多林卡镇的孤儿院，之后的5年她都没见过自己的儿子。该镇当时是卡拉干达劳改营的行政中心。季娜伊达是一名合格的会计，被安排在营地办事处工作，很受囚犯的羡慕，但她恳求从事最艰苦的农活。季娜伊达向营地指挥官解释：“如果有时间思考，我就会发疯的。我已失去3个孩子，让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忘却自己吧。”

季娜伊达的母亲看到女儿和外孙跪在广场之后，便去寻找安吉丽娜和奈莉，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她几星期后就找到了奈莉，但却要等到1940年春天才找回安吉丽娜。其时，安吉丽娜已有4岁，还能记得那一次际遇：

我的表哥基拉，即维佳舅舅的儿子，就住在孤儿院的附近。有一天，我们孤儿院的孩子在河边走，两两一排，排成长队，我排在最后。基拉和他父母也在河边，他一下就认出我，大声喊：“看，我们的安卡（安吉丽娜)在这里！”每个人都停下，大家都很好奇。孤儿院的带队妇女不让我的亲戚靠近，维佳舅舅与其中之一作了交谈。她说，我的名字叫阿列，也可能叫安吉丽娜，但她们不能确定。

外祖母开始向孤儿院书写申诉，然后有一天，她来接我……我还记得那一天，她带来一双红鞋，上面有闪闪发光的鞋环，让我穿上。我伸出脚，看看鞋底——它是如此光滑、干净、鲜红。我掸去沾上的灰尘，真想脱下，去舔这鞋底，因为它有这么漂亮的颜色。但外祖母说：“够了，穿好鞋，让我们去找你的姐姐奈莉。”我仍然记得当时的困惑——什么是姐姐？奈莉是谁？我一点都不懂。我们离开孤儿院时，看到门口有一个女孩在等。老太太说：“这就是奈莉，你的姐姐。”我说：“真的吗？”我当时只弄懂她叫奈莉，但弄不懂“姐姐”是什么意思。那女孩走了过来，黑色短发，穿着一件灰色雨衣，嘴巴在嚼着衣领。我问：“她为何咬衣领呀？”外祖母随即骂她：“你怎么又在咬衣领了！”(542)

安吉丽娜的童年记忆主要是饥饿。孤儿院的日常饮食一直很差（枯干的黑面包和灰色的稀粥），安吉丽娜看到鲜亮的红鞋，第一反应就是把它当做番茄，试图去吃。回家后，与奈莉和外祖母住一起，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外祖母既老又有病，不能工作。季娜伊达于1938年被捕，过后不久，外祖母也被逐出自己的家，只好搬入共用公寓一个小房间，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到1941年，彼尔姆（自1940年起，改名为莫洛托夫城）濒临饥荒。许多中央街道改成蔬菜自留地，分配给选定的居民，但安吉丽娜的外祖母与之无缘。安吉丽娜回忆：“我们学会吃各种东西：春天的椴树叶、青草、苔藓，还有晚上从较富人家垃圾箱收集来的土豆皮。”安吉丽娜意识到，受饥挨饿给她带来了耻辱和落魄。在她心里，更多的是饥饿让她沦为低等人，而不是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那时她还太年轻，无法弄懂这些概念的内涵。安吉丽娜经常受到街对面工人住宅区一帮男孩的欺负，他们知道，安吉丽娜老是来翻检自家的垃圾箱，在大街上遇见她，总是予以嘲笑。安吉丽娜学会按捺自己，从不回嘴。但有一天，这帮人中领头的，即来自工厂干部家庭、个头最高的那位，故意拿出一块黄油面包给街上的乞丐。安吉丽娜回忆：“他故意做给我看，就是想要羞辱我。我实在忍不住，那黄油面包的样子实在太诱人了，我真想自己要，不忍看到它落入乞丐之手，便朝男孩们大喊：‘你们在干什么啊？那面包上有黄油！’引得他们一场大笑。”(543)

像许多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一样，安吉丽娜并不清楚自己的损失。她都记不起父母了——他们被捕时她只有两岁——不同于仍能记住父母的奈莉。父母消失时，她也没有痛苦的感受。等到学会了阅读，安吉丽娜才想入非非，自编父母去世的幻想，均来自她读过的书籍，尤其是她最喜爱的拿破仑和莫斯科大火的故事。她回忆起战后的一次谈话，其时她约10岁：

外祖母的朋友来访，谈起我的父母。外祖母在我们房间的墙上挂有她所有孩子的照片。那位女士依次指着每一张照片，问我分别是谁。

“那是谁？”

“尼娜舅妈。”我回答。

“这个？”

“三亚舅舅”

“那个？”

我说：“那是奈莉的母亲。”

“你是什么意思呀，奈莉的母亲？她也是你的母亲。”

但我回答：“不，那不是我的母亲，只是奈莉的母亲。”

“那么，你母亲在哪儿呢？”

“我母亲死于莫斯科大火。”(544)

1940年代，艾莱娜与她的外孙女们在阿克―布拉克镇居住的房子

艾莱娜·列别杰娃与她的两个外孙女纳塔利娅（左）、艾莱娜，1940年摄于阿克―布拉克

1939年，维罗尼卡和玛丽亚在基洛夫地区的斯洛博茨卡伊镇

安吉丽娜的生活中真正的母亲形象，便是她的外祖母。她把安吉丽娜和奈莉救出儿童之家，最终让她们与她们的母亲团聚。当时，祖母和外祖母救下孩子的故事司空见惯。从大恐怖的一开始，将受迫害家庭的幸免者维系在一起的责任，往往落到她们的肩上。她们不为人知的英雄行为，实属苏维埃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事迹之一。

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娃和姐姐艾莱娜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父亲被捕于1936年10月，枪决于1937年5月；母亲柳德米拉被捕于1938年9月，判处8年劳改，被当做“人民公敌”的妻子送进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其时，纳塔利娅10岁，姐姐12岁，都被送进孤儿院，到最后，都获得外祖母的拯救。外祖母慈祥温和，却有钢铁般的意志，与内务人民委员会达成协议。艾莱娜·列别杰娃1879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商业望族，幼时上学4年，17岁那年结婚，生下7个孩子，其中柳德米拉出生于1903年，排行老四。艾莱娜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提出申诉，要求释放她的外孙女们，但被告知：如果要领出女孩，必须带她们同去流放地；如果让女孩们待在孤儿院，她自己仍可留在列宁格勒。艾莱娜毫不犹豫，领出两个女孩，变卖财产，买了3张火车票，直奔奥伦堡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偏僻的草原小镇阿克―布拉克（到达后才获悉，所有流放者的出境火车票本来应由内务人民委员会支付）。

阿克―布拉克是连接俄罗斯与中亚主要铁路干线上的小站，尘土飞扬，当地7000名居民中的许多人都在铁路上供职，主要是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另外还有不少失业的政治流放者。58岁的外祖母肯定找不到工作，列宁格勒的亲属定期给艾莱娜寄来少量的现金和小商品，让她在市场上出售，或进行物物交换，对象是她一直在努力培养友谊的当地妇女。艾莱娜无法租到房间，只好与外孙女住在她买下的小窝棚，后来又隔开与另一户流放家庭合用。那是该镇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可追溯到19世纪，其墙砖是骆驼粪做成的，屋顶是黏土的。冬天，她们在土灶中烧烤牛粪取暖。第一年，即1938至1939年，当地发生饥荒，这真是一场生死考验。两个女孩没鞋穿，只能打赤脚去流放者子女的铁皮棚学校上课。铁路职工的孩子另有分隔开来的砖房学校。但姑娘们学习努力，第二年就获准转学到其他学校，甚至还加入了少先队。流放者和铁路职工之间的关系很好，纳塔利娅回忆：“没人把我们叫做流放者。”到了1941年，两名女孩申请加入共青团，才有人指出她们的父亲是“人民公敌”。发言人不是当地居民的孩子，而是来自莫斯科的疏散者，视之为不得入团的理由。(545)

纳塔利娅回首自己在阿克―布拉克度过的岁月——即从1938年到1945年，她倾向于认为，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艰辛，她和姐姐仍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很幸运，在外祖母的小世界中长大。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饱饭，几乎没有一样自己的财产，但我们很愉快，因为我们有外祖母的爱，谁也无法偷走。”学校的朋友经常会问纳塔利娅父母在哪里，她都试图回避。她从来不谈自己的父母，担心人家会猜疑“他们已经被捕，一定做了什么错事”。对纳塔利娅来说，他们的被捕是耻辱和困惑的来源。她不明白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何消失，但从来没有怀疑父母的清白。纳塔利娅认为，在维持这一信念上面，外祖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她，她会投降于来自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压力，会背弃自己的父母，视他们为“人民公敌”。纳塔利娅回忆：“外祖母已看透一切，知道苏维埃政权的实质，不会轻易相信。革命爆发时，她已近40岁。”

艾莱娜的价值观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但她明白，外孙女需要在苏维埃世界中生存下去，所以没将自己的反苏维埃思想强加于她们。她告诉她们，父母都是好人，被捕只是一个错误，总有一天都要回来。她给她们讲述她们的母亲年轻时的故事：当年，她那么美丽，那么热爱网球，吸引那么多英俊的年轻崇拜者，又如何遇上她们的父亲，如何组成幸福家庭。她还告诉女孩们，她们的母亲就像她们现在一样。两个女孩通过这些故事得以了解自己的母亲，甚至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她的存在。艾莱娜说，“外祖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比母亲更为重要……她承担了母亲的职责，甚至在我们回到列宁格勒[1946年]和重逢真正的母亲[1951年]之后仍是如此。”(546)

对祖辈来说，照顾孙辈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子女被捕和变成“人民公敌”之后，父母经常被剥夺住房、就业、储蓄、退休金和口粮。也不是所有的孙辈都能获得拯救。维罗尼卡·涅夫斯卡娅的母亲于1933年去世，父亲被捕于1936年8月，被送去沃尔库塔劳改营。6岁的维罗尼卡和弟弟瓦伦丁，都被送进孤儿院。父亲的姨妈玛丽亚决定收养维罗尼卡，她已经收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警告，如要收养，必须要去基洛夫地区过流放生活，那地方位于玛丽亚现居地列宁格勒的东面，相距1200公里。玛丽亚是一名虔诚的教徒，已经70岁出头，把照看家人的孩子视作自己基督徒的责任。丈夫已经去世多年，她独自一人生活，没有自己的孩子，却发现外甥的子女羁留在孤儿院之中。玛丽亚一直特别喜爱维罗尼卡，为她买礼物，喜欢朗读经典作品给她听，但她已太老太弱，无力照看麻烦、任性的瓦伦丁（他先天膀胱缺陷，小便失禁，需要特殊照顾）。玛丽亚从孤儿院领出维罗尼卡，留下弟弟，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到1941年，她们收到一封电报，通知她们瓦伦丁已死于孤儿院的医院——当时只有7岁。维罗尼卡回首往事，认为祖母（她如此称呼父亲的姨妈）实在应付不了瓦伦丁，但又认为祖母心里还是充满悔恨。收到电报几天后，玛丽亚就去世了。维罗尼卡由远房亲戚收留，很快又被转给其他亲属，再被转给他人，没人对一张额外的嘴感兴趣。因此，在随后的5年中，她变成远亲家里不受欢迎的住客，直到1946年赴沃尔库塔与父亲团聚。(547)

1939年，伊娜·盖斯特（14岁）与妹妹瓦莱里娅（3岁）、纳塔利娅（8岁）在莫斯科。拍这张照片是为了寄给身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

父母的被捕使许多孩子一夜之间长大。尤其是最年长的孩子，突然要履行大人的职责，帮做家务，照料弟妹。(548)1937年夏天父母被捕时，伊娜·盖斯特才12岁，与妹妹纳塔利娅（7岁）、瓦莱里娅（1岁）、表弟伊戈尔（9岁）和外祖母一起住在莫斯科河堤大楼的自家公寓。伊娜一下子要承担许多新职责，如果不算是一名主要家长，至少也变成了一名家长的助手。伊娜写信给内务人民委员会，要求领回自家公寓中已遭查封的财物。她组织安排送给父母的包裹，通宵在布提尔基监狱的门外排队，发现母亲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之后，她又找到一份晚上的工作，给孩子做课后辅导来积攒些钱，以便每月向阿克莫林斯克寄一次包裹——自(1939)年夏天起获得这一准许。父母被捕后不久，盖斯特家的孩子们被赶出自家公寓。4个孩子与外祖母搬进一间出租房，还要与其他8名亲戚合住——都是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仅20平方米的房间住上了13人（12个孩子，加上外祖母）。作为最年长的孩子，伊娜不得不做洗涤工作，还要帮着做清洁和烹饪。从她的新家到学校，伊娜乘坐电车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晚上回家后还要洗晾衣衫，因为第二天还要再用，她为此而心力交瘁（照片中的她，黑眼圈十分明显）。伊娜回顾这一段时间，认为这有助于她学得必要的生存技能：

这是一种训练自我奋斗的生活。我总是在力争生存下去——不只是为我自己，还为瓦留西卡[瓦莱里娅]和纳塔利卡[纳塔利娅]。父母被捕时，我只有12岁。但一夜之间，我仿佛已经长大。我明白，我的童年已经走到尽头。先是我们的保姆辞职——她无法与外祖母相处，照顾婴儿瓦莱里娅变成了我的工作。我记得保姆临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你必须每天晚上给她洗澡！她的尿布会变得很脏。”我被吓坏了……发现自己进入了全新的环境，必须承担这大家庭的洗涤工作。我如果不想断送自己一生，还需努力学习，还得抚养伊戈尔和纳塔利卡。纳塔利卡会问，为什么人家都有父母，而我们没有。我告诉她，我们有非常热爱我们的外祖母。在很多方面，我成了纳塔利卡和瓦留西卡的母亲；在其他方面，我自己又还是一个孩子。(549)

像艾莱娜·列别杰娃一样，伊娜的外祖母也经常向孩子们提及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知道父母并没有抛弃他们，仍然爱他们，将会回到他们的身边。但也有其他祖母们持不同的看法。

伊拉伊达·法伊韦索维奇的父母是乌拉尔奥萨镇（位于彼尔姆的南面）的理发师。他们于1939年的春天被捕，据说策划了反苏维埃政府的政治阴谋，因为美容院的顾客举报：听到法伊韦索维奇夫妇在抱怨物资的短缺。4岁的伊拉伊达先由邻居收留，然后再转给各式亲戚，没人是心甘情愿的，直到最后才获得外祖母玛法·布留霍娃的拯救。她是个简单的农妇，又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一共带大16个孩子，其中5个还不是她自己的。她将被捕一事归罪于女婿，指责他说话太多，因此要求伊拉伊达学会闭嘴。所以，伊拉伊达在“强迫沉默的氛围”中长大，不得讨论或询问父母的事。她的自卑感植根于自己在学校里的孤儿身份，又因这强加的沉默而愈益加深。这一切迫使她深深埋藏内心的恐惧以及对父母的渴望，甚至会在梦中听到父母的声音。伊拉伊达的母亲关押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每周给住在奥萨的女儿写信。但玛法收到后，拆都不拆就予以烧毁。玛法把伊拉伊达父母的照片藏起来，让外孙女忘记他们。她对外孙女说：“我们会活下去，就我们两人，不再分离。”(550)

祖母、外祖母们成了家庭和劳改营之间的重要通讯者，她们既是写信人，又是读信人，维系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重要连结。数百万家庭，就凭这种连结，得以幸存于古拉格的分隔。

奥列格·沃罗比约夫的父母分别于1936年和1937年被捕，他和妹妹娜塔莎获得了外祖母的拯救。外祖母娜杰日达·米哈伊洛夫娜既勇敢又聪明，1905年革命之前，已是第比利斯取得行医资格的首批女医生之一。她听说内务人民委员会将把孩子送进孤儿院，急忙把他们带到图拉的乡村，与孩子的教父母一起将他们藏匿好几个月。后来回到莫斯科，她与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在工薪阶层集中的郊区租房而居，搬了好几次家。她认为，与他们以前居住的首都中心相比，这里更为安全。一般情况下，工人对邻居的政治背景不太感兴趣（他们的敌视更可能来自阶级或种族的理由）。(551)为了保护外孙和外孙女，娜杰日达收养他们，替他们改名换姓。每个星期，她写长信给他们的父亲（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和母亲（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介绍孩子们的日常起居：

1939年1月25日

……奥列格热爱上学。外公让他在早上7点半起床——只需说时间到了，他就自己起来。我们打开电水壶，准备新鲜的三明治、蛋、鱼和香肠。他吃时，再配上热巧克力、咖啡、茶、牛奶，然后去上学。他对食物非常挑剔，吃得不多。半截面包卷和一杯牛奶，他就已经饱了。他带去学校的也只有半截面包卷。(552)

1940年，奥列格和娜塔莎。照片是为了寄给身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父亲米哈伊尔而拍摄的

很多细节不是真的（奥列格记得，没有鸡蛋、鱼、香肠，只有面包，偶尔才有黄油），但这些信件给他的父母提供了安慰，即使他们不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仍在继续，等待他们的归来。

奥列格的父亲米哈伊尔是一名高级工程师，被捕之前，曾在莫斯科的国防部工作。1940年，他从索洛韦茨基调至北极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国家急切需要像他那样的专业人才，以创建庞大的综合工业，那里不久将成为镍和铂金的主要产地。米哈伊尔作为一名专家，允许收到包裹，每星期可写一次家书。他凭借与娜杰日达的通信，了解到奥列格的心态，从而对他的学习、阅读、兴趣爱好、朋友，提供了作为父亲的忠告。奥列格回忆：“他的信件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假设在我成长过程中，他就在我的身边，我对他的遵从可能还比不上我对这些信件的遵从。因为我渴望一个父亲，尽量以想象中他会赞同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至少我从信件中知道了他的想法。

奥列格是幸运的，能与父亲建立联系。信件是父母之爱的书面证明，孩子眼见为实，还能读出父母的无辜。有时，信中夹有绘画、诗歌、枯萎的花朵，甚至小片的刺绣，以传达出受过审查的词句所不能表达的情感。正是这些零碎的东西建筑起父子之情。(553)

米哈伊尔在信件中，一直敦促奥列格快快长成一位“小大人”。

1940年8月25日

我亲爱的儿子，为什么这么久没给我写信？我知道你在度假……但我促请你，至少每5天要写一封信……在信中附上你的图画，让娜塔莎也写上几句……永远不要忘记，你是她的保护者。她还小，有时任性，你要跟她讲道理。我已经写过多次，你是一个男人，理应保护娜塔莎、外公和外婆，确保他们的安全，直到我回来。你是我的副手，我们小家庭的家长，我所有的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

尽管只有10岁，奥列格觉得收到这封信后，自己已长成大人了。他认为，自己应对娜塔莎负责。这使他不再以孩子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借用他自己的话即是：“我在一夜之中长大了。”(554)

二

米哈伊尔·米罗诺夫和他的画（摘自他写给母亲的信）

卓娅·阿尔谢季耶娃，1941年于哈巴罗夫斯克

布舒耶夫家、盖斯特家、沃罗比约夫家的孩子都是幸运儿——他们获得了亲人的拯救。父母的被捕，让数百万的其他孩子自生自灭。许多人走进孤儿院——适用于未满16岁的孩子——其他的则在大街上游荡，或乞讨，或加入少年帮派。那些帮派在大城市的车站、市场和其他繁华地段，掌控大部分的轻罪和卖淫。1935年通过的新法律，将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2岁，主要是为了打击儿童犯罪。1935至1940年，苏维埃法庭给10.2万名12到16岁的儿童定罪，其中许多最终被送进由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的劳教营。(555)

有些孩子溜到制度外，自食其力。1936年父母被捕时，米哈伊尔·米罗诺夫只有10岁。他父母本是来自乌克兰的工人，在内战中参加红色游击队；被捕前在党内获得逐步的晋升，先在莫斯科，后在列宁格勒。米哈伊尔的姐姐莉利亚早已离开列宁格勒的家，前往莫斯科学医。因此，米哈伊尔只得独自一人生活。他曾在各式亲戚家寄居一段时间，成为他们的额外负担。他们都是工人，有自己的大家庭，都在为生存而挣扎。1937年9月，米哈伊尔进了列宁格勒少先队之家设立的绘画学校。之前几个月照顾他的姑姑贝拉将此视为摆脱他的良机，就叫他搬去少先队之家的学生宿舍。米哈伊尔失去父亲的所有音信（枪决于1938年），也得不到姐姐的消息，因为她担心如果写信给亲戚，会泄露自己的污点履历，会遭到医学院开除。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亲人是身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母亲，经常写信给她。他非常孤独，没有朋友和家人，急切需要母亲的爱（他的信往往以此结尾：“我吻你1000000000次”）。1941年的春天，米哈伊尔被绘画学校开除——理由是缺乏天赋——转而入读工厂技校。他被赶出少先队之家的学生宿舍，只好借住在营房的一个小房间。15岁的他在7月份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在此感到非常无聊，没有其他人，每个人都走了，全靠自己。”9月，德国军队包围列宁格勒，米哈伊尔逃到莫斯科。他到达那里时，姐姐已跟随医学院疏散到中亚，其他的莫斯科亲属也不愿收留他，所以只好流落街头。1941年10月，他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遇难。(556)

父亲在1937年6月被捕时，玛娅·诺尔金娜才13岁。一年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又抓了母亲，玛娅也被列宁格勒学校开除。她在列宁格勒有姨妈和舅舅，但没人愿意收留她。玛娅说：“他们都怕丢掉饭碗，其中有些是党员——他们显得最为害怕，断然拒绝。”大家都以为玛娅将被送进孤儿院，却没有人来找她。于是，她继续住在自家的3间房里，位于市中心的共用公寓。她的亲戚为了抢夺这宝贵的居住空间，让一个舅舅登记为该处居民。但他从没在那里住过，事实上，仍与妻儿住在城市的另一端。玛娅回忆：“我自食其力，完全独立。”这一位14岁的女孩子，会向学校里的老朋友借书，走一小时去姨妈家吃饭，用亲戚给的零用钱购买食品，有时享用共用公寓邻居的残羹剩饭。每天，她会在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前排队，希望送包裹给父亲。该处官员收了一段时间的包裹，然后告诉她，父亲已被“判刑10年，不得通信”（这意味着他已被枪决——不过她好几年都不知道）。给身在波特马劳改营的母亲送包裹更加艰辛，需要排队整整两天两夜。玛娅这样的生活，持续到1941年8月。其时，她年满18岁，加入了保卫列宁格勒的人民志愿军。她没有接受正规学校的教育，实在是别无选择。(557)

卓娅·阿尔谢季耶娃1923年出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父亲是一名船长，1937年11月25日驾船前去勘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却在途中被捕。同一天，母亲被捕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家中。卓娅只有14岁，但看起来比较成熟，所以没去孤儿院。她继续待在从1926年起就一直居住的共用公寓，自力更生，没有其他亲戚。母亲的妹妹住在哈巴罗夫斯克，只有夏天才能来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她在此地有一套乡间别墅；父亲的家人都在列宁格勒。卓娅从小享受养尊处优的生活，母亲不上班，全身心照顾这唯一的孩子。现在，卓娅什么都要自理。她自己去学校，在共用公寓的走廊上用普里默斯煤油炉煮食。她在邻居的帮助下卖掉一部分家庭财产（金表，母亲的银戒指，父亲的老望远镜、照相机，书籍，雕塑），来购买食品和附近工厂食堂的饭菜。如此筹得的钱，大部分用于为父亲上诉（被控参与“跨太平洋的反革命组织”）。他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监狱，每周给她写含有复杂指令的信，为她解释法律的晦涩含义和取出银行存款的方式。每周一次，她写回信，报告案件的进展；同样每周一次，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监狱外连夜排队，送包裹给母亲。她的迅速成长，以及对家庭危机的妥善应对，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1940年5月，他写信给在西伯利亚的亚亚附近劳改营的妻子说：

我已从济济卡[卓娅]那里收到两封信。我觉得对不起她，但也为她的成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她生气勃勃，身体健康——不久就有17岁了，完全独立自主。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她的勇敢值得大加称赞——她在14岁的年纪，就能完全自力更生，全不害怕。她甚至还能自得其乐。我把她想象成家里的小小女主人，完全掌控着家庭和学校的事务。(558)

但从卓娅的角度看，自力更生并不是愉快的经历。她在若干年后说：“有一天，妈妈被捕。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我的成年生活。”她不愿在信中让自己面临的麻烦惊扰父母。有人冒充是她父母的朋友，试图来占便宜，帮她卖掉贵重物品，却扣下一半的所得。1939年的春天，在市苏维埃担任秘书的母亲的熟人，把自己的物品搬到卓娅的房间，声称这样做卓娅就无须与他人分享生活空间。事实上，几个星期之后，该女子就报警把卓娅抓起来送到孤儿院，从而鸠占鹊巢。卓娅在孤儿院里绝食抗议，最终通过一名孤儿院工人与哈巴罗夫斯克的姨妈取得联系。她恰好来避暑，刚刚抵达自己的乡间别墅。卓娅不得不在孤儿院住了3个月，等待姨妈设法收回她的房间。16岁生日那天，卓娅终于获准返回。她半工半读，傍晚上课，完成中学的最后一年，然后上了哈巴罗夫斯克铁道学院。1940年冬天，她父亲获刑5年，被送去西伯利亚的劳改营，1942年死在那里；母亲则于1944年获释。(559)

1937年7月5日身为列宁格勒资深党干部的父母被捕时，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才13岁。马克斯娜的两个弟弟被送去不同的孤儿院——老二阿列克谢（10岁）去了基洛夫附近的儿童之家，老幺弗拉基米尔（5岁）则去了鞑靼共和国的一个儿童之家。像卓娅一样，马克斯娜看上去比较成熟，所以没进孤儿院。相反，她与保姆米利娅搬进了一座共用公寓的小房间。米利娅是一个简单的农妇，以同等程度在帮助和利用她的主人。像20世纪20年代成长于共产党人家庭的其他孩子一样，马克斯娜很小就学会承担责任。父母待她如一名“小同志”，叫她管教弟弟。现在，这种训练正好派上用场：

米利娅与我在一起，但我掌管一切，包括金钱。我付工资给米利娅，到后来，她开始偷钱。所以，我告诉她不再需要她的服务，不过仍让她睡在我的房间，因为她无处可去。(560)

马克斯娜，1941年于列宁格勒

就一名13岁女孩而言，马克斯娜具有惊人的机智。她设法取回父母被捕时遭封存的个人财物，让米利娅拿去寄售店卖出，以维持家用。寄售店是硕果仅存的私人市场，苏维埃公民借此来买卖自己的日常用品。这一自救行动的关键在于党干部兼家庭老朋友鲍里斯·波泽恩（鲍里亚叔叔）的援助，他时任列宁格勒州的检察官，在马克斯娜还是个小女孩时就认识她。波泽恩会派出一名士兵，打开查封的公寓，让马克斯娜拿出钱和财物：父亲的西装和鞋子，母亲的礼服和皮草外套，毛巾、床单。“鲍里亚叔叔”为帮助孤女，承担了很大危险，自己在1939年被捕并遭枪决。

马克斯娜将这些财物储存在自己房间内，一件接着一件，如果没有卖掉，就会被邻居们逐渐偷走。后来，米利娅又要男友搬来同住。马克斯娜终于鼓起勇气，要两人统统搬走，又在门上加了锁。此后3年中，马克斯娜孑然一身，单独住在自己的共用公寓，通过一位姑妈卖掉最后的财物。父母被捕后，那位姑妈曾不敢与她讲话，但现在却跳出来抓住机会帮助马克斯娜出售财物。马克斯娜住的共用公寓位于列宁格勒一个纯无产阶级地区，她所有邻居都是工厂工人。他们知道，她一人独居——对未成年人来说，这是非法的——但没有去报警（显然，他们愿意她住在附近，以方便他们行窃）。马克斯娜在学校里受到一名教师的欺负，被斥为“人民公敌”的女儿，便转学去了另一所学校，那里的班主任较有怜悯之心，帮助她隐瞒不好的出身。1941年，17岁的马克斯娜中学毕业，所有科目都获高分，进入列宁格勒大学的语言系就读。1942年2月，该大学疏散撤走，她仍留在列宁格勒，在公共图书馆上班。直到城市被德国军队切断之前，她不停地写信给羁留在孤儿院的大弟阿列克谢。阿列克谢在1946年返回列宁格勒，但已深受孤儿院生活的影响。她的小弟弗拉基米尔则消失得无影无踪。(561)

大恐怖使孤儿人数急速膨胀。从1935年到1941年，生活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儿童之家的人数，从32.9万人增至大约61万人（还不包括孤儿院调给苏维埃农庄和工厂的人员）。(562)大多数儿童之家比拘留中心好不了多少，里面都是流离失所的少年、流浪者、“小流氓”、小罪犯、父母于1937至1938年被捕的“奇怪孤儿”（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如此称呼他们）。这些场所的条件如此恶劣，以致数十名官员向当局写信，对拥挤、污浊、饥寒交迫以及儿童不时承受的虐待和忽视，表达了他们个人的愤慨。“人民公敌”的孩子们更承受特别的苛刻待遇。像马克斯娜的弟弟们一样，兄弟姐妹往往被送去不同的儿童之家，因为政策规定，必须拆散“人民公敌”的家庭。他们被告知，要忘记自己的父母。如果年龄够小，就会获得全新的姓名，以建立新身份。他们经常遭受欺凌和排斥，有时是来自教师和管理员，因为那些人担心：如果显示慈悲，可能会被指控对“敌人”存有恻隐之心。(563)

父母被捕后，伊纳萨·布拉特和姐姐梅拉被送去不同的儿童之家，3岁的伊纳萨去了列宁格勒的，11岁的梅拉则去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两个女孩都不断得到提醒，她们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们父母的被捕，牵涉于皮亚特科夫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在1937年1月的公审。[1]伊纳萨对孤儿院之前的童年全无印象，但记得的两年孤儿院生活，给她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那里的条件实在太可怕——我都没法走进厕所：地上满是稀屎，深至脚踝……那栋房子正对一道红砖高墙，好像被困在地狱里……儿童之家的主管总是对我说：“要记住你父母是什么人，不要惹出麻烦，只是静静坐着，不要伸出窥探的鼻子”……我变得内向，把自己封闭起来。后来，我发现很难再回到正常生活。我在孤儿院待得时间太长，学会了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梅拉所在的孤儿院有“数十名”政治犯子女。她回忆：

我们这些父母被捕的孩子，没人敢于谈及自己的家人。他们把我们称作“托洛茨基分子”，总把我们归在一起。我们也形成小团体，之间并无特殊的友谊，只是想团结起来……其他孩子会向我们扔石头，咒骂我们。我们就聚在一起来保护自己。

1940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第一孤儿院的女孩们，瓦伦蒂娜位于倒数第二排的中间

梅拉会写信给列宁格勒的外祖母。父母被捕时，外祖母曾拒绝照看她和伊纳萨。她前不久与酗酒施暴的丈夫离婚，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在列宁格勒烟厂担任质量检查员。她担心，如果照看“人民公敌”的孩子，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她还认为外孙女在儿童之家可能会过得更好。但梅拉的信使她震惊，她从没想到外孙女会陷于如此恶劣的环境。1939年，她从儿童之家救出两个女孩，带回列宁格勒的地下室，与自己同住。(564)

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妻子索菲亚被捕于1937年10月，女儿瓦伦蒂娜其时15岁。1938年2月8日，索菲亚和弗拉基米尔同一天被枪决。弗拉基米尔是瓦伦蒂娜的继父。瓦伦蒂娜的生父是亚历山大·季哈诺夫，印刷工人，来自莫斯科的工人大家庭，后来成为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主编，接着去布拉格的国际书店任职。索菲亚就是在布拉格遇见了身为苏维埃大使的弗拉基米尔。瓦伦蒂娜在1934年之前见过自己的生父，但后来失去联系。瓦伦蒂娜说：“我们返回莫斯科时，他没来探望。我没向母亲询问原因，她也没作解释。显然，我父亲不想闯入我们的生活。”索菲亚和弗拉基米尔被捕时，瓦伦蒂娜被带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拘留中心——位于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人民公敌”的孩子再从那里被发配去苏联各地的孤儿院。瓦伦蒂娜刚到那里就病倒了，父亲亚历山大知道她的处境，但没有伸出援手。他刚刚再婚，也许是害怕这样做会危及他与新娘的关系，到1938年，新娘自己也被捕了。瓦伦蒂娜被从达尼洛夫修道院转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个儿童之家，一直待到1941年才回到莫斯科。瓦伦蒂娜回顾了这一段辛酸生活：

孤儿院造成的创伤，我从未能克服，这是我第一次与人谈及此事。那是我的成长岁月，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我开始明白，他们都已死去，我的黯然神伤无时不在。在孤儿院，他们给我们新年糖果，有时教师还会大做文章，但我所感受的，只是这种黯然神伤。我形单影只，没有亲人。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母亲可以联系，也没有来信的女孩。在我们团体中，只有我一个人的母亲被枪杀[长长的沉默]。我为此一直痛苦不已。(565)

她与其他孤女凝结的友谊——救她于绝望之中——又成了孤儿院的可取之处。

在孤儿院长大，虽有无数恐怖故事，但也有找到爱和“家庭”的实例。加林娜·科舍连娃被送去孤儿院时才9岁。其父亲是波德博洛热地区（位于列宁格勒的东北）的农民，于1937年的“富农行动”中被捕并遭枪决。之后，家庭四分五裂。加林娜和弟弟先被送到基洛夫城，后来又各奔东西。弟弟去了邻近的祖耶夫卡镇孤儿院，她自己去了北部的奥帕里诺镇孤儿院，位于基洛夫城和科特拉斯城之间。加林娜刚刚抵达就患上肺炎。“我从列宁格勒来，身穿夏日的连衣裙，外加白色披肩，没有其他衣服，脚上只是一双凉鞋。我们离开时是夏天，到基洛夫时已是11月。”整个冬天，加林娜病得很重，全靠孤儿院主任的调养。她名叫叶丽萨维塔·伊万诺娃，是西伯利亚当地的年轻女子，她让加林娜穿自己的冬衣，为她自掏腰包向邻近集体农庄购买牛奶，两人关系犹如母女。叶丽萨维塔自己没有孩子，对9岁的加林娜宠爱有加，晚上为她朗读，遇上缺课还帮她补功课。她想收养加林娜，但因生活空间不够而无法获得资格。然后，加林娜的母亲在1945年突然出现。1937年，她逃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管，带着新出生的婴儿四下隐匿生活。她曾在摩尔曼斯克铁路上担任清除冰雪的工人，直到变成德国军队的俘虏，被送去彼得罗扎沃茨克的芬兰集中营。1944年，她获得苏维埃军队的解救，便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加林娜离开叶丽萨维塔和孤儿院时，显得非常伤心。她跟母亲、弟弟搬回波德博洛热地区，1952年又搬至列宁格勒。那些年，她不断写信给孤儿院的叶丽萨维塔。她回忆：“我非常爱她，使我的母亲生羡。我对母亲的爱，都不及对她的一半，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平淡如水。”(566)

尼古拉·科瓦奇1936年出生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父母1933年获刑10年，被送去白海岛屿监狱。母亲当时已怀上了姐姐艾莱娜，所以获准在监狱里作为家庭一起生活。到1937年1月，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劳改营中所有的同居。尼古拉的母亲流放去了卡累利阿的劳改营（枪决于1937年11月），父亲流放去了马加丹的劳改营（枪决于1938年）。艾莱娜其时正患结核病，被送到列宁格勒南部的托尔马乔夫孤儿院接受治疗。尼古拉被送到北部的奥尔戈诺度假区，那是1917年之前圣彼得堡精英青睐的芬兰湾度假地；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王子奥尔登堡白色宫殿的一翼为“人民公敌”的孩子建立了孤儿院。

像尼古拉一样，该孤儿院的许多孩子都没有自己的家庭记忆，却与厨房工人建立特殊的关系，由此而得到爱和亲情，甚至家的感觉。尼古拉回忆道：“有一条通向厨房的后楼梯。”

我去那里，厨娘会说：“科利亚来了！”她们会抚摸我的头发，给我一块面包。我就坐在楼梯的底部吃，没人看见。那时，大家都饥肠辘辘的——我害怕被人抢走……那些厨娘原是当地的普通妇女，可怜我们孤儿，尽力予以帮助。

孩子们还拜访当地的老人，帮助耕耘他们的自留地。尼古拉回忆：“这很适合我们。”

如果帮助一位老大爷，他就会很高兴，会对我们很亲切。他可能会变得很亲热，抚摸我们的头发。我们需要温暖和亲情，需要家庭所能提供的——只是不知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有家庭，也不感到伤心，因为根本都不知道家庭为何物或家庭的存在，我们只是需要爱。

他们通常在与动物和宠物的相处中找到爱。尼古拉说：“我们有狗、兔、马。”

孤儿院的围墙背后有一个马场。我们很喜欢去那里，会感到自由自在。有时在夏天，马厩工人让我们带马去河边。我们骑着无鞍马，在河中一起游泳，骑回来时尖声欢叫。城镇的草甸上夏季有赛马，我们总在那里。没人比我们更了解马，我们爱上了马。

在孤儿当中，相互扶持的非正式小群体发挥了许多家庭的功能。同年龄的男孩会结帮成伙，来应付把他们骂成“人民公敌”的恃强欺弱者；年龄较大的会保护年幼的，在功课和家务上提供帮助，并在晚上啼哭或尿床时予以安慰。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很团结，以反抗严厉、有时甚至残忍的教师。(567)

尼古拉不知道父母长得如何，也不知道他们已死去，只是在梦中见过母亲：

我经常梦见妈妈，我想应该是妈妈吧。我没见过她的脸，或她的身影。那是一些很幸福的梦，我和妈妈在天上飞，她拥抱我，帮助我飞，但我无法看到她——不知怎的，她要么在我后面，要么与我并排。我们没有飞得很高——只是在孤儿院附近草地和沼泽的上空。那是一个夏天，她会对我说：“不要怕，我们不会飞得太高或太远。”我们面带微笑，在梦中笑个不停。只有在那些梦中，我才感受到幸福——浑身舒畅的幸福。即使今天，我一想到幸福，仍会想起那些梦，还有那种纯粹的幸福感。

像很多其他孤儿一样，尼古拉为父母勾画了想象中的形象。他从没梦见过父亲，只是把他想象成一名飞行员——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时苏维埃的英雄形象。他在梦中渴望有一个家，尽管如尼古拉现在回忆的，他都不知道家庭为何物。直到13岁之前，他还从没见过一个实实在在的家庭，甚至没见过在一起的母子。(568)

由于没受家庭的影响，尼古拉和他的孤儿同伴对什么是对和错，自有非常独特的概念。他所谓的孤儿院的“丛林法则”，塑造了他们的道德意识，要求每一个孩子为集体而牺牲自身利益。尼古拉解释：

如果有人犯了错，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因此受到惩罚，那个人就要去向当局坦白。我们宁可让他一人受罚，也不愿让整个群体一起倒霉。如果无法说服他，就会动用体罚，迫使他老实交代。我们不会去举报——出卖自己人是被禁止的——但我们会确保他一定去坦白。

尽管出卖自己人是受禁的，但孩子和成人之间的关系却适用不同的法则。孤儿们都敬佩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尼古拉回忆道：“他是我们的英雄。”

我们没有家庭概念，不知道父亲是什么。帕夫利克背叛父亲的事实，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重要的是，他抓住了资产阶级一员的富农，在我们眼中成了英雄。就我们而言，这个故事与阶级斗争有关，与家庭悲剧无关。(569)

孤儿院的道德体系——强大的集体精神和微弱的家庭联系——使之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和红军的主要招募场所之一。20世纪30年代，有数百万儿童生活在苏维埃机构中——孤儿院、军队、劳改营，他们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孤儿们特别容易接受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因为没有父母的引导以及可供选择的其他价值体系。20世纪30年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在一连串儿童之家长大。他回忆，他和孤儿同伴们一直受到灌输：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一切都由国家供给，而领导国家的一国之父斯大林关心所有的孩子。

如果住在其他国家，我们将死于饥寒交迫——这是我们被告知的……当然，我们相信其中每一个字。我们在孤儿院体验生活，学着去思索和感受——更确切地说，不作自发的思索和感受，接受一切被告知的。我们对世界的想法全来自苏维埃政权。(570)

米哈伊尔也深受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传奇的影响，梦想仿效他的成就——揭发出一个敌人或间谍，在成为少先队员时，他感到非常自豪。像许多孤儿一样，米哈伊尔把加入少先队，看作被苏维埃社会所接纳的一刻。在那之前，他一直耻于自己的父母，仅有零星的记忆：与父亲一起骑在马上，想象中的母亲坐在灯旁擦枪（让他觉得，她一定是一名党干部）。他不知道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是刚来孤儿院时取的新名字）。他记得四五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他的前保姆来儿童之家探看，告诉他他的父母已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了；然后又说，“像枪毙你父母一样，他们也应该把你枪毙掉”。整个童年时期，米哈伊尔为此而深感羞愧。一旦加入少先队，这个耻辱获得了解除；这是他第一次得到苏维埃制度的承认和重视。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米哈伊尔把斯大林当做父亲，既权威，又慈祥。他相信，所有的善意都来自他：“我们有吃有穿、有学可上、可以赴少先队野营，甚至有新年树——这一切都归功于斯大林同志。”这就是他的看法。(571)

米哈伊尔所在的孤儿院的孩子们，早早投入了工作。他们从4岁起就帮助洗碗、打扫院子，7岁起去集体农庄的田野劳动，11岁起去纺织厂工作。该纺织厂位于邻近的奥列霍沃―祖耶沃镇——在莫斯科的东面，相距50公里。到1941年夏天，米哈伊尔又被分配到奥列霍沃―祖耶沃郊区的一家金属厂。尽管只有12岁，但孤儿院的医生以体检为基础，宣称他已有15岁（米哈伊尔长得高大，与年龄不相称），并发给他一套新证件——上面说他出生于1926年。当时有一条政策，有意提高孤儿的年龄，让他们够条件去参军或从事工业生产。在之后的两年中，米哈伊尔与孤儿院的其他孩子组成一队，在钢铁厂上班。“我们轮班工作——这一周，晚上12小时；下一周，白天12小时；每周工作7天。”工厂里可怕的真实条件，与宣传中的相比有云泥之别。米哈伊尔以前学的，均来自书籍和电影。于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开始怀疑被告知的东西。孩子们身穿工作服，睡在工厂俱乐部的地板上，吃饭都在食堂，没有任何报酬。1943年秋天，米哈伊尔逃离工厂，自愿参军——动机是躲避饥饿，不是爱国主义——成为一名坦克驾驶员，当时年仅14岁。(572)

像米哈伊尔一样，尼古拉·科瓦奇加入少先队时也非常自豪，因此而感到已被孤儿院之外的世界接受，可与其他同龄孩子平起平坐了。科瓦奇接着加入共青团，成为党的积极分子，他“最喜爱的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在少年时就加入红军，在远东服役。复员后，他却难以融入平民生活——他在苏维埃机构待的时间太长——转而去内务人民委员会上班，晚上在其附属的精英军校进修。科瓦奇任职于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个特殊单位，其主要任务是捕获儿童之家的逃犯。(573)

三

父母要求14岁的玛丽亚·布德克维奇事先做好准备，以预防父母的被捕。1937年7月，内务人民委员会抓走父母，玛丽亚得以生存下来，孑然一身，住在莫斯科的自家公寓，直到1938年夏天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她带到达尼洛夫修道院的拘留中心。她虽是自力更生，却有父母的老朋友米利察·叶夫根涅夫娜的帮助。米利察的丈夫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被捕得更早，所以米利察揣测玛丽亚的父母可能是受了自己丈夫的牵连，因而觉得对不起玛丽亚。但很快，她又担心，如果继续帮助“敌人”的女儿，自己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只好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汇报。他们来抓玛丽亚时，米利察对她说：“不要生我的气……最好还是去儿童之家，之后就会慢慢习惯，不会再是人民公敌的孩子。”(574)

玛丽亚与其他25名“人民公敌”子女一起，从达尼洛夫修道院，被转至高尔基城附近的孤儿院。孤儿院主任是个慈父般的人，鼓励玛丽亚努力学习，即使出身不好，仍可争取美好的前途。她申请加入了共青团，尽管事先受到警告，获准之前需要背弃自己的父母。她也参加各项活动，主要是在群众集会和游行中强烈谴责“人民公敌”，歌唱对斯大林和党的赞歌。她回忆，之所以加入共青团，是因为坚信这是父母希望她做的：“我怎能拒绝加入呢？妈妈总是说，我一定要成为少先队员，然后是共青团员。不加入是可耻的。”然而同时——她对导致父母被捕的政治事件茫然无知——她又认为，入团可能是错的。她记得曾感受到对父母的愧疚，好像是在背叛他们。但后来，入团仪式并没要求她背弃父母。尽管如此，她仍在参与共青团宣传时觉得尴尬。如她所忆起的，只是让人看到自己在“高歌赞美斯大林，连自己也不太相信口中吐出的歌词”。尴尬的根源是她的直觉：父母的被捕是错的（她甚至在1939年向斯大林书写抗议信）。她为生存和进步所采纳的政治身份，又与这信念发生冲突。作为共青团员，玛丽亚可以就读于列宁格勒理工学院，那是一所占处于领先地位的科技大学，学生中仅有极少数“人民公敌”的孩子。(575)

数百万孩子在苏维埃制度和其“敌人”之间的灰色地带长大，内心时常处于争相表忠与抗争冲动的撕扯之中。一方面，家庭出身的污点增强了他们证明自己是社会平等成员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遵循苏维埃的理想，加入了共青团，甚至共产党。另一方面，这些孩子不禁会对给家人带来这么多痛苦的制度生出疏远之感。

父母在1937年夏天被捕后，热尼娅·叶万古洛娃百感交集。她19岁，刚刚读完中学，留在莫斯科继续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灰飞烟灭。于是，她搬去列宁格勒，与父亲的舅舅同住。舅公是一名退休的冶金学教授，帮助她进入了工人补习学校，她希望以此升入理工学院。随着申请理工学院的日期越来越近，热尼娅变得忧心忡忡，知道在表格中将不得不揭示父母的被捕。她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麻风病人”，尽管在入学考试中取得高分，仍在担心没有资格进入理工学院。1938年，她被接受为冶金系的新生，该系的竞争不像其他系那么激烈。整个第一学年，热尼娅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抑郁症，甚至兴起自杀的念头。反观这一悲伤，她自我解释，这是父母失踪之后自己个性的“自我封闭”。在工人补习学校时，父母的被捕一直是她的耻辱之源，她的同学曾无情地欺负她，称她为“祖国叛徒”的女儿。在理工学院，热尼娅努力证明自己是一名模范学生，以克服这一耻辱。

有时，她尽力挣脱父母的阴影，享受与同学的相处，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但在短暂的瞬间幸福之后，总是涌起内疚感，使她想起身系劳改营的父母。父亲被捕后不久，热尼娅做了一个梦，梦中的父亲竟是一名侵略者。这一直给她带来困扰：

我父亲从隔壁房间的薄雾中浮现，举起手枪朝我心脏开枪。我没有身体上的痛苦，只有无法遏止的失落感……然后，我发现自己的胸部已被鲜血浸透。

1938年的“海陆空”体操表演人员，依达位于后排的中间

在理工学院时，有一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去溜冰，心情非常愉快，那还是好几个月中的第一次。可当天晚上，她在梦中又看到父亲，第二天早上醒来，满怀“沉重的抑郁”。(576)

“奇怪孤儿”中的许多人，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时，都记得有这样一个时刻——他们所衷心盼望的——遭受压迫的耻辱突然消失，他们重被接受为“苏维埃公民”。这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渴望，几乎是所有“人民公敌”子女的共同心声。只有很少人对苏维埃制度产生厌恶，或干脆反对。

对依达·斯拉温娜来说，重被接受的时刻发生于1938年的夏天，与母亲的被捕相隔不久（父亲被捕于1937年）。其时，体育教师来邀她参加学校的游行。依达是一名运动员，身材健美，自14岁起就以体操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学校游行，但在父亲被捕后，她被逐出了游行团队。她在回忆录（1995年）中追忆了当时的喜悦：重被接受为“海陆空”体操表演的体操兼跳伞选手，参加游行，庆祝苏维埃体育界所取得的成就。

我尚记得采访人在游行运动员照片中认出我时的诧异。[2]他们问，母亲刚被发配去劳改营，我怎能参加游行？现在回想起来，我当然承认年轻时的自私。我才16岁，忍受不了痛苦，渴望幸福和爱，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参加游行是在表达一个深切的愿望：我想在破碎的世界中重返完整。我再次感到，自己从属于一个庞大的“我们”。我与大家行进在方阵中，高唱让人骄傲的歌曲《我们没有国界》（We Have No Borders）。在我看来，我与任何他人一样，都是完全平等的祖国代表。我对[歌中的话]深信不疑，“我们将高举苏维埃旗帜，超越世界和世纪”。我跟大家并肩站在一起！我的朋友和教师再一次对我表示信任——这意味着，或者是我就因此认为，他们也一定相信我父母的无辜。(577)

对于大多数青少年而言，加入共青团象征了从“人民公敌”的孩子到“苏维埃公民”的过渡。父亲1938年2月被捕时，加林娜·阿达西斯卡娅17岁。加林娜的父母是积极的反对派，没期望她会成为共青团员。她和母亲从老家列宁格勒，流放到雅罗斯拉夫尔城。加林娜强烈地感到遭受迫害的耻辱，试图予以克服，决定申请加入共青团。她给学校共青团委员会写信，要他们“再看看我的材料”（即审查她的申请，尽管有父亲被捕的污点）。她坦言自己在有意识地自我净化，她公开自己的“污点履历”，希望获得集体的宽恕和救赎。在讨论她的请求的共青团会议上，领导们裁定加林娜“作为人民的敌人没有资格入团”。但有一位同学抗议说，如果阿达西斯卡娅被排斥在外，所有的学生都会离席。加林娜回忆：“党员辅导老师勃然大怒，耳红面赤。”

他坐在木凳上，大声叫喊：“这是什么？挑衅！缺乏警惕性！”不过到了最后，我还是获准加入了共青团，甚至当选为班级组织者。我们的组织在学校里赢得了第一名[在社会主义竞赛中]。

就加林娜而言，这就是她被带进集体生活的一刻。她回忆，自己在1941年被捕，“调查官员查阅我的共青团记录时，眼珠子几乎都要跳了出来”。(578)

背弃自己家庭的传统和信仰，通常是进入苏维埃社会所必需的牺牲。柳芭·捷丘耶娃1923年出生于乌拉尔北部切尔登镇的一个东正教神父的家庭，排行第四。柳芭的父亲亚历山大于1922年被捕，押在监狱将近一年才获释。政治警察要他成为举报人，汇报自己教民的活动，却遭到拒绝。后来，受政权支持的宗教改革者夺走了他的教堂，亚历山大二度被捕，但于数月后的1929年秋天获释。柳芭的母亲克拉夫蒂娅随即被切尔登博物馆解雇，她的弟弟维克多作为“阶级敌人”的儿子也被学校开除。1930年，亟想保护家人的亚历山大，带儿子搬去乔尔莫兹镇，让活跃于教会的一个工人收养维克多，以此来改善儿子的前途。作为“工人的儿子”，维克托在学校读完七年级，取得教师资格。家中的其他人也搬离让他们家破人散的切尔登镇，去南方100公里外的新兴工业城镇索利卡姆斯克，与克拉夫蒂娅的母亲一起生活。

柳芭在索利卡姆斯克长大，从小学会了遵守“自己的本分”。

妈妈经常提醒，我是神父的女儿，要倍加小心，不可与他人交往，不可信任他人，不可谈论自己的家事。我的本分是要保持谦虚，她曾说：“别人能做的，你却不能。”

她家很穷。克拉夫蒂娅在成人扫盲组织担任讲师，但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因为没有配给卡。她们勉强生存，多亏了亚历山大的小额金钱援助，他仍在乔尔莫兹镇从事神父的工作。到1937年8月，亚历山大又一次被捕，10月遭枪决。克拉夫蒂娅和孩子们变卖最后的财物，种植蔬菜，苟延残喘。最终，亚历山大的农民教友送来了援助款——他们曾在集体化运动中得到教会的帮助。

自从父亲移居至乔尔莫兹镇之后，柳芭只见过他一次。她在1937年6月前曾去拜望，几星期后，他就被捕了。柳芭回忆：“我对宗教的无知让爸爸大为不满，他试图教我古教会斯拉夫语，但我没有兴趣。这是我人生中第一节宗教课，也是最后一节。”经年的压迫促使柳芭逃离自己的家庭背景。她在索利卡姆斯克新学校的第一年，就是反宗教宣传活动的靶子。教师一边指向柳芭，一边告诉其他孩子：如果他们接触宗教，就会变得像她一样糟糕。她回忆，自己老受其他孩子的欺负，陷入了“极端恐惧和歇斯底里”的状态：

我不敢去上学。母亲和外祖母最终决定，不再带我去教会。她们告诉我，最好只有一种教育，让我相信学校里有关宗教的说法。

1949年的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

柳芭加入了少先队，自豪地戴上标志着受到接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积极分子，甚至参加了1938年反教会的示威游行，所举的横幅上写着“打死所有的神父”。柳芭最终成为一名教师——亚历山大的4个孩子中，3人选择了这个职业。将近50年，她教的是反教会的共产党路线。回首往昔，柳芭充满了悔恨，因为自己背弃了家庭的传统和信仰。[3]“我总想，如果父亲是一名教师，而不是神父；如果像其他女孩一样，也有父亲伴我长大，我的人生会变得容易许多。”(579)她弟弟维克多曾在共青团会议上正式背弃父亲，相比之下，柳芭所做的只是在苏维埃社会生存下去的绝对必需之事。

在“人民公敌”的孩子中间，成为苏维埃积极分子是一条普遍的生存策略。这样做，既可消除自己的软肋所引起的政治猜疑，又可让他们克服自身的恐惧。

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1928年出生于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城，父母在那里过着流放生活。父亲亚历山大·约西列维奇是列宁格勒印刷工人的儿子，从苏维埃政权的一开始，他就是老布尔什维克和契卡官员。他曾是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1917年10月在斯莫尔尼学院找到父亲的那个少女）的伴侣，直到爱上格鲁吉亚低级官员的女儿尼娜·德利巴什，两人在1925年结婚。两年后，他因与政治警察的前雇主发生龃龉而被捕（他1926年离开警察系统，在莫斯科学习经济），流放至西伯利亚，其时已怀上女儿的尼娜跟随而去。1918年，尼娜和女儿先回到苏维埃首都；亚历山大获释后也回到莫斯科，在外贸部任职。1930年，亚历山大再次被捕，判刑10年，被送去高尔基城附近的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属于韦特拉戈古拉格系统。同时，尼娜也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一系列的“特殊定居地”，到1932年又返回莫斯科。叶丽萨维塔一直与在列宁格勒的父亲的家人一起生活，偶尔去探望身在流放地或已返回莫斯科的母亲，直到1935年。其时，她和尼娜前去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与亚历山大同住。尼娜充任志愿者，一家人住在劳改营，叶丽萨维塔开始上学。到1936年4月，叶丽萨维塔的父母再次双双被捕，亚历山大于1937年5月被枪决；尼娜被判刑10年，先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后枪决于1937年11月。

父母被捕后，叶丽萨维塔获得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难友的收留，逃过被送去孤儿院的厄运。那位难友在1936年获释，把她带回列宁格勒。叶丽萨维塔住在不同的亲戚家——先是格列高利叔叔（1937年4月被捕），接着是马戈姑妈（7月被捕），再是赖娅姑妈（8月被捕）。于是远房亲戚将她救出列宁格勒，在把她送给在第比利斯的母亲的家人之前，先让她住在莫斯科附近他们的乡间房子里，以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她在这些亲戚当中转来转去，不清楚他们对警方的担忧，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叶丽萨维塔的外祖父母是纯朴的老百姓——外祖父出身于农民家庭，外祖母是商人的女儿——但都受过教育，汲取了第比利斯知识界自由基督徒的价值观。叶丽萨维塔没去上学，只接受外祖母的家教——她在1917年以前，曾任第比利斯中学的教师。外祖父母对清洗不抱任何幻想，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父母是无辜的，是好人，却受到了不公的惩罚。尼娜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给父母写过两次信，特地加上给女儿的安慰和鼓励。她最后一封信写于1937年11月2日被枪决之前，交在了执刑人手里。尽管是非法的，他还是将之付邮了。尼娜写道：“爸爸，妈妈，我就要死去，救救我的女儿。”她还告诉叶丽萨维塔，可在夜晚的天空找到自己的母亲，就在大熊星座的旁边。她写道：“当你看到大熊座，就能想起我，因为我就住在那一片星空。”1937年12月，尼娜的弟弟在第比利斯被捕，尼娜的信件和所有照片随之都遭销毁。[4]但最后一封信一直深入叶丽萨维塔的心灵，外祖母给她念了十几次。她回忆道：“我一直在等待，等待我的母亲。即使成年后，我晚上出去，也会寻找大熊星座，思念我的母亲。直到1958年[方才发现母亲已被枪决]，我一直视之为她终将回到我身边的象征。”

舅舅的被捕使叶丽萨维塔留在第比利斯变得危机四伏，此时，大规模的逮捕正席卷格鲁吉亚的首都。她将近10岁，从没进过学校，但在第比利斯，没人愿意收留“人民公敌”的女儿。1938年1月，外祖父母送她上火车，去列宁格勒与大姨妈索尼娅同住。索尼娅任职于基洛夫工厂工会，是党的资深积极分子和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在叶丽萨维塔所有的叔舅姑姨当中，索尼娅是大恐怖中唯一没被捕的。叶丽萨维塔回顾那些创伤年代，认为没有真正感受和了解到大恐怖对自己的巨大影响，亲戚们往往不作透露。她到10岁时，已经历了颇不寻常的各式事件——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长大，失去父母，避难于十多个不同的家——无论是“正常”的结束，还是“异常”的开始，对她来说都毫无意义。她现在回忆，当时感受到的只是迷惑和沮丧，既含糊又笼统，这植根于“没人要，没人爱”的直观感受。索尼娅的丈夫于1938年1月被捕，姨妈家的公寓因而笼罩着冷峻、紧张的气氛，与外祖父母家的友好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更加深了叶丽萨维塔的那一直观感受。不久，索尼娅被开除出党，她特地装好一只放有替换衣服和干面包的小包，以备随时可能发生的被捕。叶丽萨维塔越来越内向，生出“对他人的恐惧”。她回忆道：“我害怕每一个人。”她记起一件事，姨妈让她去当地商店买东西，店员找回零钱时多给了5个戈比，她回到家里，姨妈就叫她去退还多找的零钱，并道歉。叶丽萨维塔被吓坏了，不是因为拿了多找的零钱，而是害怕以个人化的方式与售货员（陌生人）交流。

尽管有丈夫的被捕、几乎所有亲戚遭受的迫害以及自己的被驱逐出党，索尼娅仍是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她教导外甥女相信苏维埃报刊上的一切，接受父母有罪的可能。她还声称，她父亲曾属于一个反对派组织，因此被捕，成为“人民公敌”，但尼娜很可能是无辜的。叶丽萨维塔回忆：“索尼娅很少提及我父母，我不敢向她询问父母之事，担心她会说出非议他们的话。我懂得，有关这一主题的谈话是禁止的。”也许索尼娅认为，如果外甥女对自己家庭的命运想得太多，可能会避世绝俗，更加疏离于苏维埃制度。在姨妈的鼓励之下，叶丽萨维塔先加入少先队，再加入共青团。每一次，如索尼娅所规劝的，她都掩饰真相，声称父母被捕于1935年（在清洗“人民公敌”之前）。叶丽萨维塔回顾自己的入团经历：

我陷入深深的恐惧——好像重又回到父母被捕、自己孤身只影的岁月——我害怕外面的世界，害怕一切的事物和人际关系。我不敢与人接触，唯恐他们问起我的家人。世上最为可怕的，就是在共青团会议上老是提出的出身问题。

她渐渐克服自己的恐惧，被接受入团更增强了她的信心。她回忆道：“在我生命中，我第一次不再觉得自己像一匹害群之马。”她学习成绩优秀，这让她在同学之间享有真正的权威。她变成积极分子——先当选为学校的共青团书记，后成为她所居住的列宁格勒地区共青团书记。她回首往事时认为，她的积极性救了自己，让自己获得一定程度的主动：

当我加入共青团，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当我与同代人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领袖，我就不再害怕了。我可与当局进行谈判，为他们的事业力争。当然，我也是在为自己力争。因为，越显得坚强，就越能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580)

1939年9月，物理教师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坐在最右边）、校长维克托·别兹古多夫（站在最右边）与乔尔莫兹镇特殊定居地的七年级学生

对于在“特殊定居地”和其他流放地长大的“富农”孩子而言，唯有拥抱苏维埃事业，才能克服他们的出身之耻。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与“富农”父母一起流放的许多孩子已经成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收到这些青少年的无数请愿，要求获释，重返苏维埃社会。有些人写了正式声明，背弃自己的家庭。20世纪30年代初，只有很少申诉获得成功：一些“富农”的女儿被允许离开流放地，与享有全部权利的苏维埃公民结婚。除此之外，政府认为“富农”的孩子只会污染社会，降低士气。然而，从1938年的年底起，出现一个大转折，新政策强调“富农”孩子的“重新做人”和恢复名誉。一旦达到16岁，他们就可离开流放地，恢复公民权利——但一定要背弃自己的家庭。(581)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就是这样一名“富农”的孩子，他1917年出生于库尔干地区，在集体化运动中，与家人一起流放至乌拉尔北部乔尔莫兹镇附近的“特殊定居地”。德米特里在定居地长大，伴随着“富农”出身所带来的耻辱。他回忆道：“我感觉像一个弃儿，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由于父亲的流放，我受到了莫名其妙的玷污，变成了坏人……我并没像敌人一样感到内疚，但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教育是他的唯一出路。父亲老是说：“学习呀，学习，孩子们。教育是苏维埃政权可以给你的一件好事。”德米特里学习努力，成为定居地中第一个读完十年级的男孩，1937年因勤奋而加入共青团。他最终被接受为一名平等人，感到“自豪和高兴”，很快成为一名积极分子。德米特里将自己的进步归功于党的理想，视党为更高形式的社区，其成员“公平且优等，洋溢着同志之情谊”，从中能赢得他的救赎。依照父亲的建议，德米特里前去拜访“特殊定居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指挥官，为自己赴大学深造恳求帮助。指挥官涅沃林为人善良，对这位聪明青年的处境感到惋惜。他已经知道德米特里在学校取得的成就，清楚地看出这位青年值得帮助。涅沃林颁发给德米特里一本护照和100卢布——相当于“特殊定居地”每月工资的两倍多，让他随身带上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推荐信去彼尔姆，帮助他注册成为大学的物理系学生。

德米特里从未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他在入学表格中填写自己的出身，因此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他最终决定离开，以为越远越好，希望找到一个不受出身影响的学校。他先是就读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学院，然后搬去更为东部的鄂木斯克，成为农学院学生。但在那里，他的出身仍是一个困扰。到第一学期的第6个星期，系主任告诉德米特里，他必须退学，因为学校已收到驱逐“富农”、神父和其他“社会异己分子”子女的命令。他非常沮丧，决心先去仍有亲戚的库尔干地区。除了返回“特殊定居地”，似乎无路可走。德米特里前去看望他以前的老师——他在赴流放地之前曾是该村校的学生。那位教师还记得他，邀请他回校担任物理教师。德米特里虽没有高等学院的学位，但在实际上，真正必需的资格是熟悉斯大林的党史，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又是德米特里最爱读的书籍。他教了一年书，1939年夏天回去看望仍在乔尔莫兹镇的父母。他从父母的来信中得知，“特殊定居地”的条件有所改善。但出乎意料，比涅沃林严厉的定居地新指挥官却将他逮捕，没收了他的护照，并威胁要把他送进劳教营。再一次，德米特里因自己的优秀成绩而得救。乔尔莫兹镇学校校长记起了他的得意门生，呼吁内务人民委员会手下留情，声称他急需教学人才。于是，德米特里获准留了下来。他在随后两年中任教于定居地学校，直到战争爆发时被征入劳动大军，前去伐木营（1942年4月之前，“富农”的儿子不得参与军队的前线战斗）。

德米特里即使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饱受磨难，仍是一名苏维埃爱国者，坚信共产党事业的正义性，亟想成为它的成员。他解释说：“我做梦都想入党。”

我只想获得平等人的认可，入党就是为此。我绝不是为了职业发展而申请入党的。就我而言，党是诚实和奉献的象征。他们是共产党人，既诚实又正直。我想，我应该名列其中。

他在1945年提出申请，却遭到拒绝，当时带给他巨大的失望（他60年后重述此事时，仍双手颤抖，情绪激动，哽咽难言）。到1956年后，党改弦易辙，试图吸收曾受斯大林迫害的团体的成员，他才得以加入渴望20多年的平等同伴的行列。(582)

四

左图：1936年，季娜伊达和两兄弟。

右图：1942年，季娜伊达（中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这是一张寄给家人的古拉格囚犯照片，极为罕见。3名女囚犯一起拍照是为了省钱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被判刑8年，在专为收容祖国叛徒妻子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服刑，地处哈萨克斯坦。5年之后，她从核心的监狱区域调至外围的定居地，那里的条件稍佳，有时可与家人同住。季娜伊达写信给她在莫洛托夫城的母亲。她虽然亟想与女儿团聚，即安吉丽娜和奈莉，但不希望她们承受劳改营的艰辛，“糟蹋她们的人生”。然而，莫洛托夫城挤满了难民，他们来自饱受战火蹂躏的苏维埃领土，长期的饥荒随之发生。像布舒耶夫一样的“人民公敌”，没有食物配给或自留地，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季娜伊达的母亲决定，最好让女孩们与母亲团聚。她无法想象劳改营的条件还会比莫洛托夫城更差。

为了让孩子进入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先要把她们还给孤儿院。季娜伊达等女儿取得国家收养者的身份，再要求把她们转至劳改营。安吉丽娜和奈莉回到孤儿院3个月，再由外祖母领出，坐火车从莫洛托夫城前往哈萨克斯坦，抵达阿克莫林斯克时，已是1月份的一个傍晚。季娜伊达到火车站迎接，发现她们正坐在上有遮顶的月台躲避暴风雪。她自己身穿棉袄、长裤、毡靴，即囚犯的标准冬衣。其时9岁的奈莉看到母亲，便奔跑过来，双手搂着母亲的脖子。但两岁就与母亲分离的安吉丽娜当时太小，已记不起来。她在恐惧中往后退缩，脱口说：“那不是我的妈妈，那只是身穿冬衣的农民伯伯。”季娜伊达经历了5年的苦役，已失去女性气质的外貌，再也不是安吉丽娜从家庭照片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理想母亲。(583)

1942年，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里的孩子们。斯拉瓦·布舒耶夫站在后排最右边

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是古拉格系统中专收女犯的最大的3座劳改营之一（其余两个是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劳改营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为了满足政权对“人民公敌”妻子监狱的急切需求，它匆匆造成，于1938年1月接收第一批女犯。她们中的大多数，被安置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控制的孤儿营的前营房。到1941年，估计有1万名妇女在劳改营。像布舒耶娃一样，她们中的大多数从事农活，或在纺织厂制作红军制服。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与远北和西伯利亚的相比，条件还算不错。但对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女犯来说——尤其是那些习惯于舒适生活的苏维埃精英——劳改营生活还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在最初几年。一开始，它被定为高度机密的刑事机构，为了开展反“叛徒妻子”的镇压运动，还实施了极具惩罚性的“特殊管理”。监狱的核心区域，大大不同于营房定居地，围上了铁丝网和 望塔，还有牵狼狗巡逻的狱警。女囚们早上4点就要起来上工，睡觉前最后一次点名是在午夜。许多囚犯回忆，狱警们不善于计数，往往要女犯一再起床，以便重新核查。女犯一定要履行工作配额方能领到口粮。如果连续10天完成不了配额，就会被送去“死亡营房”等死。一名前狱警回忆：“每天早上，死者被运走，埋在营房外的万人坑。”对许多囚犯来说，最难忍受的是不得与亲属通信（特殊管理规定）。1939年5月之后，“特殊管理”取消。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改为“普通劳改营”，条件开始有所改善。营房定居地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妇女在监狱区域服完刑或因勤劳而获得提早释放，都转至定居地。[5]居住条件变得比较容易承受，不再有铁丝网。狱警护送妇女去上工，晚上回来计算人头，除此以外，基本上让她们自管自。在劳改营指挥官谢尔盖·巴里诺夫的鼓励下，定居地的俱乐部有了活泼的文化生活。相对来说，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劳改营的女子当中有不少资深布尔什维克和红军指挥官的妻子和亲人，包括作家、艺术家、演员、歌手，甚至有莫斯科大剧院的独奏家。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副指挥官米哈伊尔·尤西佩科说，第一批囚犯中有125名医生、400名合格护士、40名女演员和350名钢琴家。哈萨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的副手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回忆自己访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的寝食不安，那里关有太多前同事的妻子，“我又帮不上忙”。劳改营主管向施赖德尔保证，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囚犯享有良好的条件，但在他眼中，似乎仍是一个“可怕的场所”，与其他古拉格劳改营不相上下，这不是因为客观条件，而是因为有那么多与子女分离的母亲。(584)

在这一方面，布舒耶夫一家比较幸运。季娜伊达的儿子斯拉瓦，刚到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被送进了孤儿院，等到母亲调至外围的定居地后回来与她团聚，现在又加上奈莉和安吉丽娜。她们睡在营房内一长列双层的木板床上，安吉丽娜记得：

其他女室友重新安排床位，让我们占据一个角落，像一个家庭那样生活。我们两人睡在上层，两人睡在下层，再加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角落货架。这都是我们私用的，可以储藏自己的面包和果酱……我们去食堂领饭菜，回来坐在木板床边一起吃……没人会偷我们的东西……我们营房中有4个家庭，各占一个角落，享受些许的隐私。大家都同意，这样的安排很好。

狄娜给格特鲁德绣的毛巾（局部）

安吉丽娜和奈莉就读于劳改营学校，甚至加入了劳改营组织的少先队。这是当局鼓励的，为了在“人民公敌”的孩子中培养苏维埃精神。劳改营没有红领巾，所以少先队员只得自制，他们用劳改营中到处都是的像蜂群一样的蚊子的血，来染红一条条棉布。(585)

然而，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大多数妇女与家人只有很少的联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一旦成为普通劳改营，其囚犯就可依据1939年的古拉格法律与亲友通信：一般囚犯允许每月获得一封信和一个包裹；如是“反革命罪”囚犯，像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大多数妇女一样，允许每3个月获得一封信和一个包裹。但在现实中，收到的信件数量，全取决于狱警的一时兴致、劳改营的内部规矩和劳改营的地理位置（有些劳改营太偏远，根本就收不到任何邮件）。伊娜·盖斯特讲述了如何设法邮寄包裹给身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普通邮局不接受寄去劳改营的包裹，为此而设立了特别投寄站，但又不公布它们的地址（劳改营的存在是苏维埃当局不予承认的），人们不得不依靠监狱外排队中传播的信息。1938年，发自莫斯科的所有邮递都被叫停了，伊娜只好去莫斯科西南100公里之外的莫扎伊斯克镇。她挤在人群中，想方设法将包裹交到一节指定的车厢，该次特别列车专门运载囚犯去哈萨克斯坦。(586)

对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妇女来说，剥夺通信权利无疑是某种形式的酷刑。有时，她们以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被人传诵。法学家伊利亚·斯拉温的妻子埃斯菲莉·斯拉温娜，1938年抵达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惊恐地发现大批少女——许多比她16岁的女儿依达还要年轻——不知何故，竟也在劳改营。埃斯菲莉担心，依达可能也已沦入某地的劳改营，但她没有通信权利，全无女儿的音信。事实上，依达在积极应对困境，她在列宁格勒借宿于许多学校里朋友的家，设法寄出包裹，只是没能到达母亲之手。埃斯菲莉因此绝食，这是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抗议的主要方式，其囚犯——大多数是党员，或布尔什维克的妻子——在总体上忠于苏维埃政权，兢兢业业做事，毫无怨言。埃斯菲莉不参与政治，不关心丈夫的法律事务，唯一在意的就是家人。她拒绝进食，因此被关进惩罚区。数星期后，她的身体濒临崩溃，劳改营的行政当局终于同意让她接收家人信件。埃斯菲莉的绝食也许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很难想象劳改营当局会在意个别囚犯的死亡。他们本来已在准备把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由“特殊管理”改为“普通劳改营”，使囚犯有资格收到亲人的信件。当局也有可能考虑到，埃斯菲莉绝食而死可能引起其他囚犯的反应。在通信这个问题上，囚犯情绪已经高涨，兴起了频繁的投诉。劳改营当局让步后没几天，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列宁格勒总部召来依达，告诉她可以给母亲寄送一个包裹。包裹在1940年初的冬日抵达，当时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中几乎没人收到过信件，更不用说包裹了。埃斯菲莉的胜利使她成为名人，数百名妇女聚集在她的营房，检视她包裹里的珍贵物品，这鼓励了其他囚犯也向劳改营当局提出抗议。(587)

随着通信管控的放宽，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妇女将满腔热情注入自己的信件，往往还附上小礼物，以表达对儿女的爱。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一名囚犯回忆：“我们多么希望孩子拥有我们专为他们制作的小玩意。”(588)

叶夫根尼是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校长，被捕于1937年12月（枪决于1938年），其妻子狄娜·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1938年获刑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当时他们5岁的女儿格特鲁德和弟弟被姨妈收养。狄娜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农艺师，在劳改营的农业管理方面是个资深人物——古拉格系统中的“模范囚犯”，担任专家工作，与劳改营当局合作，以换取小小的好处，但在劳改营却是生死攸关的。(589)与其他囚犯相比，狄娜允许发送和接收的信件更为频繁。她经常给女儿寄去自己手工制作的小礼物——小衣服、玩具，或是绣有动物的美丽毛巾——格特鲁德非常珍惜，一生不减。她回忆道：“我一直将它留在床上，无论是在学生宿舍，还是我住过的其他场所。在我心中，它等同于我想象中童话般的母亲。她不在身边，我只能构思一个母亲形象，非常善良美丽，只是住得很远。”(590)

与渴望有一个母亲相对的，是渴望拥有一个孩子，即使是在劳改营。1937年，乌克兰印刷工人哈娃·沃洛维奇21岁，被送去远北地区的劳改营。她感到孤立、孤独，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感受孩子的爱带来的喜悦。这是许多女性在劳改营中的渴望，她在充满感慨的回忆录中如此叙述：

我们对爱、温柔、爱抚的需求如此强烈，甚至达到了精神错乱、以头撞墙、意欲自杀的程度。我们都想要一个孩子——所有人中最亲爱最亲近的，我们甚至愿意为之放弃自己的生命。我克制自己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我真是渴望能亲手怀抱的小生命，在孤独、压迫、屈辱的漫长岁月里，又可有所寄托。

哈娃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发生恋情（“我并没选择他们之中最好的”），生下一个有着金色卷发的小女孩，取名为埃莉诺拉。劳改营没有为母亲准备特别的设施，在哈娃分娩的营房中，3位母亲合住一个小房间。

臭虫像沙粒一般从天花板和墙壁上纷纷掉落下来，我们整个晚上都用在了从婴儿身上掸走那些臭虫。白天，我们必须出工，找一位当天不用出工的老妇人暂时照看。我们留给婴儿的食物，那些妇女却拿起来，若无其事地放进自己的嘴里。

当上母亲，给了哈娃一个新的生活目标和信念：

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现在有了小孩，我最热切最强烈的希望是要有一个上帝……我向上帝祈祷，如果不会与女儿分离，他可延长我的磨难一百年。我祈祷，我能带着她获释，即使成为一个乞丐或残废。我祈祷，我能将她抚养成人，即使我必须拜倒在人们脚下，以乞求施舍来做到这一点。但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的宝宝刚刚开始走路，还没听到她咿呀学语、叫出美妙暖心的“妈妈”，我们就在冬天的凛冽寒风中，衣衫褴褛地挤进一个货运车厢，转去“母亲劳改营”。我那胖嘟嘟的金色卷发小天使，很快就变成了苍白的小幽灵，眼睛下生出蓝色阴影，嘴唇上长满疮。

哈娃先是被安排在伐木队工作，后来去了锯木厂。通过贿赂儿童之家的护士，她获准在规定时间之外前去探望，即早上点名之前和自己的午饭时间。她所发现的令人不安：

我看到护士早晨叫小孩起床。她们或推或踢，迫使小孩钻出冰冷的床被……她们以拳头推搡，嘴里时不时发出粗鲁的咒骂，脱下小孩的睡衣，用冰凉的水给他们擦洗。娃娃们甚至不敢哭，他们呼哧呼哧地吸气，像个老头一样，间以低沉的嚎叫。这个可怕的嚎叫，来自各张小床，有时竟持续数天。有的小孩大到足以坐起或爬行，就躺在床上，弓起膝盖顶住自己的胃，发出这些奇怪的声音，活像鸽子的咕咕鸣叫。

一名护士要负责17个小孩，她会找窍门加快工作进度：

护士从厨房带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粥，分到单独的盘子。她抓住最近的一个小孩，把他的双手扭向后面，用毛巾绑住，然后开始一勺一勺，将热粥灌进他的喉咙，不留吞咽的时间，像是在填喂小火鸡。

只有护士自己的孩子，她们才会给予妥善的照顾。哈娃声称，他们是“仅有的能活着看到自由的孩子”。埃莉诺拉生起病来，浑身上下都是瘀青：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如何以瘦小的双手抱住我的脖子，呻吟着：“妈妈，回家！”她还没忘记那个臭虫缠身的贫民窟。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太阳光，与母亲在一起……

小埃莉诺拉……很快意识到，她对“家”的诉求是徒劳的。我去看她时，她不再伸手要我，甚至会在沉默中转向别处。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抱起她时（他们准许我以母乳喂她），她睁大眼睛，盯着远方某处，以弱小的拳头打我的脸，抓咬我的乳房，再手指自己的床。晚上，我背回一捆柴火时，她的小床已经空出。我发现，她赤裸裸地躺在停尸间成人尸体的中间。她在这世界上总共活了1年零4个月，死于1944年3月3日。(591)

克捷万、谢尔盖和他们的儿子尼古拉，摄于卡拉干达

包含女囚犯的大多数劳改营办有儿童之家。1944年，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儿童之家，共有400名4岁以下的小孩，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在劳改营怀孕出生的。在其他劳改营，有些妇女亟想怀孕，以便脱离艰辛的劳动、分得较好的食物，甚至获得赦免。携带婴儿的妇女获得赦免一事，确有发生，(592)却并不适用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大部分女囚，因为她们犯的是“反革命罪”。她们中的大部分怀孕产子，与上述的另外两种动机也是不相干的。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前囚犯说，这400名婴儿中的大多数，都是女囚遭狱警强奸的结果，特别是劳改营副指挥官米哈伊尔·尤西佩科。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喜欢吹嘘，他“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享受了数千美丽的女人，都是倒台的党领导的妻子”。(593)

女犯和看守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总是基于强奸或渴望怀孕。有些女性为了获得狱警的保护而顺从对方的性要求。与一人发生性行为，好过遭多人强奸。在男女混杂的劳改营（但有男区和女区的分隔），女性也与模范囚犯发生性关系，后者的特权地位往往带来较多的食物和衣服，或厨房和办公室的珍贵工作。(594)除了丛林法则，很难解释这些性关系的原因——到底是模范囚犯具有保护、骚扰或威胁女性的力量，抑或是女性的性魅力，女性数量大大低于模范囚犯的——但从女性角度看，她们的动机通常是为了生存。

叶夫根尼·米赫拉兹是第比利斯歌剧院的总监，于1937年被捕。他的妻子克捷万·奥拉赫拉什维利获刑5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服刑。[6]克捷万不知道丈夫的命运（枪决于1937年），也没有两个孩子蒂娜和瓦赫坦的消息。后者在一系列孤儿院长大（成年后又被送去劳改营）。克捷万年轻貌美，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吸引了众多狱警和古拉格管理人员的注意，包括谢尔盖·德罗兹多夫。她在1942年获释后，便与德罗兹多夫结了婚，他们的儿子尼古拉出生于1944年，合家住在卡拉干达。德罗兹多夫在那里的哈萨克斯坦劳改营管理部门担任官员。(595)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娃是纳塔利娅和艾莱娜的母亲，毕业于圣彼得堡的斯莫尔尼贵妇学院。她的第一任丈夫在列宁格勒的普尔科沃天文台担任地震专家，被捕于1936年。柳德米拉被判刑8年，被送去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1938年，柳德米拉遇见狱友米哈伊尔·叶菲姆夫。他是一名农民出身的机械师，刚刚服完所谓“流氓罪”的3年刑期（因参与酒后争吵而被捕），但决定留下，成为劳改营的志愿工。他有自己的家，位于官员和狱警的定居地。他对柳德米拉产生了兴趣。起初，她拒绝了他的追求，因为仍在期待总有一天会返回丈夫身边（不知道他已被枪决）,重归他们的家。后来柳德米拉因肾脏感染而病倒，米哈伊尔给她送来金钱、情书和食物。柳德米拉并没获得完全康复。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慢慢放弃了与丈夫重逢的希望，并假定他已死去。她愈益依赖米哈伊尔，也得到热情的回报。柳德米拉获准离婚（与“人民公敌”离婚很容易）之后便与米哈伊尔结了婚，1945年获释后两人一起定居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城。(596)

劳改营的妇女不只是向古拉格官员寻求保护。劳改营外的强大保护人，有时也能决定女犯的命运。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中有一名囚犯是电影制片人阿纳托利的前妻柳芭·戈洛夫尼亚。柳芭在1938年4月被捕，判处5年的劳改。4个月之前，她的第二任丈夫鲍里斯·巴别茨基被捕，于1939年遭枪决，他曾是莫斯科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主管。柳芭后来以为，她的被捕缘于她曾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列宁格勒仓库购买家具（这些家具是从大逮捕受害者的家中没收来的，她感到深深的内疚，离开劳改营后，就将之全部卖掉）。但在事实上，她被捕只是因为她是巴别茨基的妻子。他陷入一个丑闻，导致了苏维埃电影界几十人被捕。格列高利·亚历山德罗夫的电影《快乐伙伴》（Veselye Rebiata），其流行插曲不知何故传到美国，被制成唱片，广受欢迎，导致1937至1938年对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间谍指控。

柳芭被捕时，来自3次不同婚姻的3个孩子被内务人民委员会从她共产国际酒店的公寓带走。柳芭与巴别茨基的儿子阿廖沙才两岁，被送去莫斯科市中心的孤儿院；巴别茨基第一次婚姻的13岁儿子沃利克，以及柳芭与阿纳托利的11岁女儿奥克萨娜，则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送去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拘留中心。该修道院的许多牢房已挤满孩子，其中一间扣押着奥克萨娜和20名其他女孩。沃利克被带到一个12岁以上孩子的特殊区域，由于已达刑事责任的年龄，将被送去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的特殊劳教营。他还做了指纹采集，拍了脸部照片，以建立他的犯罪记录。

几个星期后，奥克萨娜的父亲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出现在修道院。奥克萨娜回想起在庭院中看到父亲的一瞬。他身穿皮大衣，背朝着她。即使相隔很远，但她一下子就认出他，并开始从自己的窗口大声叫喊“爸爸！爸爸！”阿纳托利走向大门正要离开，因为拘留中心的主管声称奥克萨娜不在那里。一辆黑色玛丽亚——内务人民委员会用来抓人的臭名昭著的货车——正好从阿纳托利旁边开过，驶出修道院的大门，发动机的噪音盖住了他女儿的呼喊。奥克萨娜变得绝望，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再一次声嘶力竭地呼喊。这一次，阿纳托利转过了身子。她又继续大叫，并将手伸出窗户的铁窗棂，上下挥舞。阿纳托利抬头扫视大楼，但有那么多的窗户和那么多探视的面孔，戈洛夫尼亚很难找到自己女儿的脸庞，但到最后，凭借他摄影师的眼睛，终于锁定她的所在。他赶回主管的办公室，奥克萨娜很快被传唤到场。她告诉父亲，沃利克也被带到修道院。接她出去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在法律上她仍是阿纳托利的孩子。但要拯救已被视作成人的沃利克，又不是阿纳托利自己的孩子，则需要内务人民委员会熟人的帮忙。经过数小时的谈判和几次打电话给卢比扬卡，沃利克终于获释。至于阿廖沙，阿纳托利实在无法找到他的下落。但奥克萨娜记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车把她和沃利克送到修道院之前，曾在某处卸下阿廖沙。她便与父亲沿着她当时离开共产国际酒店后的路线，顺利找到那家孤儿院。奥克萨娜回忆，阿纳托利“走了进去，半小时后重新出现，阿廖沙就在他的手臂中了”。(597)

3个孩子都在阿纳托利的家中避难，那是莫斯科市中心共用公寓中两个小房间，他与高傲的母亲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同住。一年后，即1939年9月，沃利克的母亲来找他，两人消失于农村。柳芭的姐姐波利娜将阿廖沙带去巴别茨基在克拉托沃的乡间别墅。他们再加上波利娜的妹妹维拉和父亲，住两个小房间；第三间最大，住着另外一户人家。波利娜在莫斯科工作，有时到阿纳托利的公寓借宿。她两次丧偶，没有自己的孩子，坚忍地承受艰辛的生活。妹妹被捕之后，她被逐出自己的家，并丢掉莫斯科马里剧院的秘书一职；她又去莫斯科剧院博物馆担任客房服务员，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被解雇，最终改在工厂里操作机器。(598)

整整一年，柳芭毫无音信，因为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特殊管理”禁止囚犯写信给亲戚。然后在1939年春天，随着“特殊管理”的取消，一封电报送到波利娜手上。她马上给妹妹回信，两人开始了忙碌的信件往来，几乎所有内容都与家事和抚养小孩有关。据奥克萨娜说，她们也提及其他事项，只是隐藏于暗语之中，以避开审查。波利娜一片赤诚，几乎每个星期都给柳芭写信。她寄去金钱、书籍、衣服，以及从杂志上剪下的文章和孩子的照片，尤其是阿廖沙的。

阿纳托利也写信给柳芭，但并不经常，他的信自有不同的风格。他给她送去金钱、食品包裹、电影放映机手册，让她能学到实用技能。第一年，柳芭在建筑工地上班，搬运木料时摔倒，导致手掌骨折。劳改营指挥官巴里诺夫因此调她去做轻活，在收到阿纳托利的请求后，更允许她管理俱乐部电影院。这并不是柳芭从巴里诺夫那里获得的唯一特权。波利娜因害怕自己被捕，带上阿廖沙逃去了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结果她竟于1942年1月死在那里。远房亲戚把阿廖沙送入孤儿院，然后发电报通知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柳芭。柳芭获准前往几百公里之外的江布尔城——位于阿克莫林斯克的南部，从孤儿院领出阿廖沙，把他带回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营房定居地，与自己同住。这对于一个囚犯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通融，批准请假的巴里诺夫冒了极大的个人风险。很有可能，柳芭的美貌在赢得这些通融时发挥了作用，但她的难友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反而强调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的影响。阿纳托利在写给柳芭的信件中，明显没有对审查的恐惧（他的许多信件还批评了苏维埃电影当局）。阿纳托利写信表达自己对柳芭的爱，原谅她的离开，恳求她在释放后回到自己身边（“可能不会像你以为的那么久……我相信，如果我向当局提出请求，还是有办法的”）。柳芭此时尚不清楚巴别茨基的命运，便挡住了他的攻势。但阿纳托利不甘罢休，向她介绍自己电影的成功，即《米宁和波扎尔斯基》（Minin and Pozharsky，1939年）和《苏沃洛夫》（Suvorov，1941年），自己获得的大奖（1940年的劳动红旗勋章和1941年的斯大林奖），自己享受的富裕生活，以及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出席的宴会。他打出情感牌，对柳芭强调他们的女儿多么需要她：“我在等你，祈祷你能回来，即使只是为了奥克萨娜。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太忙了。我们的女儿已到这样的年龄，特别需要母亲的教导，她在我面前很害羞。”(599)阿纳托利一定知道巴别茨基已不可能再回来。他想让柳芭知道这一点，并试图让她明白最好还是与他在一起。他自己认为，或是想给柳芭这样的印象：只要她愿意回到他身边，他还拥有使她尽快获释的影响力。

五

1939年，热尼娅和西蒙诺夫在克里米亚度蜜月

1939年1月，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与塞缪尔·拉斯金三个女儿中最小的热尼娅·拉斯金娜结婚。自1936年以来，他们就是文学院的同学，其恋情开始于一年前的春天。其时，西蒙诺夫与另一位同学纳塔利娅·季波特仍在婚姻之中。但那些日子，在莫斯科学生界的波希米亚圈子中，民事婚姻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热尼娅说，西蒙诺夫以一首浪漫诗（即《五页》，最初却是为纳塔利娅写的）开始对她的追求。也许所有的年轻诗人，都会回收利用自己的旧情诗，以发动新的征服。就西蒙诺夫当时与女性的关系而言，这种做法非常典型。他性急，笨拙，很容易坠入爱河，在性经验上颇为青涩。(600)

热尼娅小巧玲珑——几乎是袖珍型的，五官精致，但吸引西蒙诺夫的显然还有她的精神素养。她慷慨，耐心，对朋友掏心掏肺，几乎与每一个人都能处得稔熟（继承于父亲的罕见秉性），并以自己的善良影响他人。热尼娅是文学院的学生会秘书。1937年文学院清洗会议中，西蒙诺夫曾举报多尔马托夫斯基，她却勇敢地站出来为两名外国学生辩解——他们太软弱以致不能保护自己——她觉得，他们的作品受到了教职员不公的批评。(601)西蒙诺夫吸引热尼娅的究竟是什么，很难确定。但她一旦爱上他，一生不变。毫无疑问，吸引她的有：他的英俊潇洒、他的诗人天赋、他的聪明才智、他的阳刚之气，以及他鹤立鸡群的领导才能。

婚礼之后8个月，即1939年8月，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出世。经过艰难的分娩，热尼娅和阿列克谢一起留在医院隔离病房好几天。西蒙诺夫给热尼娅写信：“我的小宝贝，我非常爱你。我确信，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我跟医生谈过，他说一切都很好，小宝宝会慢慢康复。请写信告诉我，你最喜欢我们儿子的哪一方面……今天，我开始写一首新诗。现在起，我每天都要写……我亲爱的，多想听到你的声音，多想看到你无疑是面黄肌瘦的小脸……请问一下，我可否给你送来犹太牛肝酱。(602)

他们的儿子出生后不久，西蒙诺夫接受了作为战地记者的第一项任务。《英勇红军报》（Geroicheskaia Krasnoarmeiskaia）派他去蒙古哈勒欣河，报道日本控制的满洲与苏联的冲突。他从苏维埃军队集结之地蒙古写信给热尼娅，随信还送上新诗《照片》：

我去旅行，没带上你的照片，

即便没有，只要牵记，仍可见面。

到第四天，乌拉尔已抛离得很远，

乌拉尔呀，我不愿让好奇的邻居窥见。(603)

哈勒欣河战役（在日本被称为“诺门罕事件”），是1932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建立伪满洲国以来，一直在酝酿的边界战争的大决战。斯大林一直在担忧日本对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帝国野心。蒙古在名义上是中国一部分，但从1921年以来，一直处于苏维埃的影响之下。蒙古和日占区之间一旦因边界争议而爆发小规模的冲突，斯大林便派出他的精锐部队：5.7万步兵、集结的炮兵部队、500辆坦克、苏维埃空军的最好飞机，全部听从红军后起之秀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的指挥。苏维埃军队把关东军从日本坚持的边界哈勒欣河推回到俄国认定的边界诺门罕，即向东挺进了16公里。日本惊讶于密集的红军坦克和炮火，要求于9月16日签订停火协定。苏维埃声称获得了巨大胜利，似乎证实了红军的战无不胜——苏维埃宣传机器的说法。然而，实际情形并不那么鼓舞人心。西蒙诺夫凭亲身经验体察到，苏方的损失远远大于政府所承认的（红军声称死伤共9000人，但实际人数却高达2.4万人，其中7000人阵亡），(604)凄惨可怕的景象纷至沓来。西蒙诺夫对军事新闻的审查感到沮丧，想通过自己的诗歌来提供较为真实的画面。《坦克》一诗讲述一排苏军士兵，在来之不易的战斗胜利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士兵留下的已遭摧毁的坦克，在诗人眼中，成了他们英勇牺牲的丰碑。西蒙诺夫的政治上司恰好是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他阻止了该诗的发表。他曾是作家协会领导，还在1937年训斥过西蒙诺夫的“反苏”言论。他告诫西蒙诺夫，应该提供对战争的乐观瞻望，来积极配合自己肩负的宣传任务。为此，斯塔夫斯基建议他在结尾处，以一辆全新的坦克来替换已遭摧毁的。(605)

与日占区的边界冲突，更加强了斯大林对腹背受敌的恐惧，担心同时卷入反轴心国的两场战争。1939年春季，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并没受到英国或法国的激烈反对。这两个国家仍在安抚希特勒，在斯大林看来，这无疑是在鼓励纳粹和日本向苏联发起侵略。尽管法国和英国仍在继续与苏维埃政府的谈判，以联手抵抗纳粹对东欧和波罗的海的侵略，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向斯大林显示，西方列强并不真诚行事。整个1939年的春天，英国和法国以波兰不愿让苏维埃军队越界作为借口，拖延与苏维埃的谈判。他们只希望苏联能在外交上阻止纳粹，但还不愿与苏联签署军事协定。与此同时，德国人却向苏维埃政府暗送秋波，因为如要发动计划中的入侵波兰，苏联的中立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提出，把东欧划分成两个势力范围，让苏联获得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地区。到8月，斯大林不愿再等英法两国。他相信，欧洲战争迫在眉睫，苏联无法抵抗纳粹德国，特别是在那么多苏军驻在满洲的时刻。他认为没有其他选择，只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德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说服他的是那些1939年的突发事件，而不是许多人以为的长远规划。苏维埃领导人认为，该协定提供了喘息的时间，让苏联武装自己，也能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创建起有效的缓冲地带。斯大林在两大势力——在他眼中都是反苏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法西斯国家——的交战中保持中立，希望看到这些国家在漫长冲突中相互耗尽，反有可能激起当地的革命（宛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了俄罗斯1917年的革命）。他告诉共产国际：“如果他们打得精彩，相互削弱，我们并不反对[战争]。”(606)

德国获得了苏维埃的中立，9月1日入侵波兰西部。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不久，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将东欧分为德区和苏区的秘密协议，红军进入波兰东部。苏联进占波兰之后，又开始向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施压，要求它们接受领土变更和苏联军事基地的进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决定妥协，签署了《国防互助条约》，让苏联红军占领他们的领土。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有关部门，伴随入侵的苏维埃军队，实施了相应的逮捕和处决：1.5万波兰战俘和7000名其他囚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枪决；至少有100万“反苏维埃分子”被逐出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却不愿俯首臣服，拒绝了苏维埃越境设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苏维埃在1939年11月向芬兰发动进攻，由于有先前在满洲、波兰、波罗的海的胜利，觉得自己稳操胜券。结果，对芬兰的战争却一再败北。苏维埃军队没做冬季战斗的准备，又无法攻破芬兰的坚强防御。4个月内，12.6万苏军阵亡，近30万苏军受伤。后援大军最终突破芬兰防线，迫使芬兰人求和。(607)

对于西蒙诺夫乃至世界各地众多共产主义者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无疑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大冲击。反法西斯斗争是共产主义团队精神和合理性的基石。西蒙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我这一代——希特勒1933年上台前后，我们当中刚满18岁的人——始终生活在将与德国开战的等待之中。对我们来说，那场战争开始于1933年，而不是1941年。”就这一代人而言，西班牙内战显得特别重要。一个原因是，他们太年轻，错过了激发他们英雄梦想的俄国内战；另一原因是，他们热切地相信，西班牙内战只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终极大战的揭幕，大战的高潮将是苏维埃和纳粹德国之间的殊死搏斗。西蒙诺夫回忆：“在哈勒欣河，这场大战不再是虚拟的，不再是我们预料中的未来事件，而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西蒙诺夫听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时身在蒙古的哈勒欣河，脑海中充满了苏维埃军队与日本军队的血腥战斗。他最初认为，这是一条务实的策略，可以保证德国不会“在我们背后发起致命一击”。他甚至欢迎苏维埃入侵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视之为反对德国军事扩张的必要举措。但在道义上，他却感到困惑。他觉得，该协议背叛了欧洲，背叛了共产主义对抗暴君、保护弱者的承诺。他特别不舒服的是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对纳粹德国的批评突然变得不被接受。西蒙诺夫回忆：“他们仍是相同的法西斯分子，但我们再也不能写出或说出对他们的批评。”(608)

这种内在冲突显现于西蒙诺夫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第一个重要剧本《我城一少年》（A Young Man from Our Town），写于1940年秋天，其时他刚从哈勒欣河返回。该剧讲述一名性情急躁的年轻红军军官，名叫谢尔盖，曾是共青团积极分子，从西班牙内战返回俄罗斯后，又志愿去哈勒欣河参战。《我城一少年》呼吁人们拿起武器，反对法西斯主义，似乎在唤起观众对纳粹德国的敌意。但西蒙诺夫回忆，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条约，这些情绪变得不便明确表述出来。1941年3月，该剧在列宁共青团剧院首演，只是让演员在朗读有反德含意的台词时赋予更多情感，以表达他们对该条约的反感。(609)

瓦伦蒂娜·谢罗娃，1940年

该剧还引出另一冲突，比较私密。主人公的原型是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朋友，即诗人米哈伊尔·卢科宁（1918—1976年），曾参与对芬兰的战争。卢科宁只比西蒙诺夫小3岁，却被认为是不同时代的苏维埃诗人，主要原因是他出生于1917年之后。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身上没有旧文化的印记，即大革命之前的知识分子文化。而西蒙诺夫的同辈，却躲不开这样的标签。西蒙诺夫将卢科宁理想化了：这位年轻诗人，曾在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工作，1937年加入文学院，体现了“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作家”的理想。西蒙诺夫一直以此为自己的努力方向。1939年，西蒙诺夫把《我城一少年》的草稿交给剧作家阿希诺戈诺夫过目，后者喜欢此剧，但认为它的主人公应有一个姓。西蒙诺夫一时有些茫然，不知取什么姓好。阿希诺戈诺夫便问，假如能有选择，西蒙诺夫希望给自己取什么姓。也许阿希诺戈诺夫看出，西蒙诺夫已在主人公身上倾注了自己本想拥有的全部素质。西蒙诺夫没有片刻的犹豫，即刻回答希望自己的姓是卢科宁。基于此，他便以“卢科宁”命名他剧本中的主人公。但卢科宁本人并不高兴：“如果我写关于足球运动员的剧本，把他叫做西蒙诺夫，你会作何感想？”(610)

《我城一少年》的女主角也有作者的个人偏好，那是特意为瓦伦蒂娜·谢罗娃写的。她是苏维埃银幕和舞台的明星，西蒙诺夫为她神魂颠倒，无可救药。他第一次看到瓦伦蒂娜，是在列宁共青团剧院的演出当中。其时，他从哈勒欣河回来不久，虽然已婚，知道很难赢得她的芳心，但还是向该剧院呈上了《我城一少年》，以图接近瓦伦蒂娜。戏中，女主角是瓦伦蒂娜的再现——不是她现实生活中的形象，而是西蒙诺夫希望她应该展现的形象（信赖他人、有爱心、有耐心、宽容）。剧中的主人公谢尔盖·卢科宁，也是西蒙诺夫希望自己应该展现的形象（比现实中的自己更阳刚、更勇敢、更苏维埃化）。这两个文学形象的原型，即理想中的瓦伦蒂娜和西蒙诺夫，频频出现于他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剧本和小说。

瓦伦蒂娜年轻、漂亮，又是著名的寡妇和电影明星，但有一段易受攻击的秘史。她父亲瓦西里·波洛维克是水利工程师，来自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地区。1930年，当时瓦伦蒂娜13岁，瓦西里在工业清洗中于莫斯科被捕，被送进劳改营，之后于1935年获释，到1937年再次被捕，判处8年，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服刑。所有这一切，都得到瓦伦蒂娜母亲的精心掩盖。她是莫斯科卡梅尔尼剧院的著名女演员，瓦伦蒂娜在那里度过童年，扮演过所有重要的小女孩角色。母亲将瓦伦蒂娜的乌克兰的姓“波洛维克”，改成俄罗斯的姓“波洛维科娃”，设法抹去所有乌克兰的痕迹。瓦伦蒂娜从小长大，否认父亲的所有信息（以后几年中，她还声称从小到大从没见过父亲）。直到1959年（他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获释的15年之后），她才鼓起勇气与他见面，而且是出于他的主动。(611)

瓦伦蒂娜在1935年加入共青团，很快迷住了该组织领导人亚历山大·科萨尔耶夫。他偏爱年轻女演员是尽人皆知的，又在掌控莫斯科列宁共青团剧院，很容易遂愿。科萨尔耶夫极力推动这位年轻漂亮门生的事业，自己却在共青团领导人的大清洗中落马，被捕于1938年11月（后来被枪决）。斯大林指责他们未能在共青团内部深挖“反革命分子”。科萨尔耶夫被捕前不久，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宴会中趋前与他碰杯，并在他耳边低语：“叛徒！我要杀了你！”守护神的被捕，使瓦伦蒂娜陷入严重困境，当初因科萨尔耶夫而被抛弃的前男友，妒火中烧，趁机举报她为“反革命”。她被要求出席戏剧工作者联盟的清洗会议，自作解释，并回答父亲被捕一事，为了避免被逐，还必须发表背弃声明。(612)

到最后，搭救瓦伦蒂娜的是她的新任丈夫，即著名的飞行员阿纳托利·谢罗夫，她与他相遇于科萨尔耶夫安排的宴会。在苏维埃的英雄神殿中，飞行员的地位非常突出。象征苏联军事实力和进展的尤其是空军，激发许多年轻男子加入军队的也是飞机的魅力。谢罗夫以英俊、利落、健康的“俄罗斯”外貌和完美的无产阶级出身，变成了极富宣传效应的理想人物。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功绩是传奇性的，遇到瓦伦蒂娜时，已是全国闻名的英雄和名人。他是最受尊敬的飞行员之一，深受克里姆林宫的喜爱。第一次见面后的第10天，他们即举行了婚礼，搬进新近腾出的豪华公寓——原属叶戈罗夫元帅，因牵连于图哈切夫斯基公审而被捕。他们享受斯大林精英的奢侈生活，深夜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派对和酒会。但灾难降临于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阿纳托利在一次空难中丧生，发生事故的细节不甚清楚，只知道谢罗夫和他的战友波利纳·奥西佩科在恶劣天气中低空飞行。两名飞行员获得国家级荣誉，下葬于克里姆林宫墙旁。4个月后，即1939年9月，瓦伦蒂娜产下阿纳托利的儿子，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她作为军事英雄的遗孀，深受苏维埃领导人的保护，有助于她在电影界的崛起。她第一个重要角色，即卖座电影《性格女孩》（A Girl With Character，1939年）中的女主角，是专为她打造的。斯大林也成了她的倾慕者之一，在自己60大寿的克里姆林宫宴会上，特地向两个著名飞行员（阿纳托利·谢罗夫和瓦莱里·契卡洛夫）的遗孀敬酒，她们当时都坐在边远桌子的尾部。然后，斯大林邀请瓦伦蒂娜到自己所在的桌子与他碰杯。她的手颤抖得厉害，以致洒了酒。据瓦伦蒂娜说，斯大林捏了捏她的手，平静地说：“别担心，不要紧。镇静点，谢罗娃同志，我们会支持你的。”(613)

到1940年夏天，西蒙诺夫爱上瓦伦蒂娜，为她神魂颠倒。但是她保持冷淡，仍沉浸在丈夫去世的悲痛之中——她还有自己的宝贝儿子，也不想鼓励西蒙诺夫这个也有同龄幼儿的已婚者。西蒙诺夫、热尼娅和阿列克谢当时住在祖博夫广场上的拉斯金公寓。热尼娅虽然还没充分觉察丈夫对这位漂亮女演员的激情，但也不可能对他经常不归家视而不见。(614)整整一年，他们的婚姻不即不离，西蒙诺夫追求着他的新浪漫，但效果不佳。西蒙诺夫并不是通常吸引瓦伦蒂娜的那种人，他的殷勤献得太辛苦，他过于严肃、枯燥，缺乏她以前的追求者的风度和信心。他们要比西蒙诺夫更为成功，更有权势。在《我城一少年》的第一次彩排中，西蒙诺夫征询谢罗娃对此剧的评论。她当着大家的面说，这只是“一部拙劣的剧本”。即使如此，也阻止不了他的追求。他向她频频赠送礼物，为她量体裁衣创作相关的剧本角色，最重要的是送诗给她，包括回收利用的：

我去旅行，没带上你的照片，

相反，我抒写有关你的歌唱。

我的诗源于内心的悲伤

想念你

把你也一起带上……

他凭借自己的笔，渐渐消磨了她的抵御。但谢罗娃屈服于他的激情，最终答应嫁给他还要等到1943年。其时，他的情诗《等着我吧》，让西蒙诺夫一跃而成苏联最受喜爱的诗人，并在克里姆林宫享有真正的影响力。通过《等着我吧》一诗，西蒙诺夫和谢罗娃变得家喻户晓。该诗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在战争中不畏艰辛，战斗到底。但没人知道他们的婚姻所达成的政治目的，以及被西蒙诺夫抛弃的前妻和幼儿。(615)

[1]他们的父亲帕维尔·布拉特是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家，母亲尼娜是工程师兼地质学家。

[2]依达接受BBC电影《斯大林之手》（The Hand of Stalin，1989年）的采访。

[3]共产主义政权倾塌后，柳芭成为教会的积极成员，出版了有关父亲生涯的书籍[L. 捷丘耶娃，《一名东正教神父的生涯》（Zhizn’pravoslavnogo sviashchennika），彼尔姆，2004年]。

[4]叶丽萨维塔没有母亲的照片，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她收到前克格勃档案馆所存的她母亲的档案。

[5]战争于1941年6月爆发后，在监狱区域服刑的犯人，被迫继续于营房定居地生活和工作。因此，在1938年获刑3年的囚犯，要等到1945年才能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获释。

[6]贝利亚当时担任格鲁吉亚首都的党领导，亲自给叶夫根尼上刑，并执行枪决。克捷万是登捷时·阿布拉达兹的电影《忏悔》（Repentance，1984年）中克捷万·巴拉泰利的角色原型。

第六章 “等着我吧”（1941—1945）

一

1941年6月，列昂尼德·马赫纳茨在他外祖父母的家里度假，那是在白俄罗斯的克里切耶夫小镇，离苏波边境600公里。那年夏天，莫斯科的气温居高不下，让人窒息。他父母自己无法脱身，便让他离开首都，独身一人来此度假。列昂尼德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是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主管，负责向苏维埃首都供应天然气，由于需要向党领导呈交一份万一发生战争的能源预案，不得不留在莫斯科。外祖父母的房子坐落在克里切耶夫镇的边缘，已能看到厚密的橡木林和广袤的牧场。这是一栋朴实的小木房，在整个苏联西部地区非常普遍，附有养猪的小院和栽满苹果树的花园，房主大都是小农、工人和商贩。

6月22日的凌晨，星期日，德国庞大的入侵部队向苏联发起总攻击，位于西部边疆的克里切耶夫镇没有任何防御计划，因为苏维埃领导对战争全无准备。像克里切耶夫镇一样的其他城镇，对将临的入侵没有一丝预感。一直到了那天中午，莫洛托夫方才在电台上以嗫嚅的声音宣布开战。之后3天中，电台是克里切耶夫镇唯一有关战争的消息来源。然后在6月26日，没有来自苏维埃当局的任何警报，克里切耶夫镇遭到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一场浩劫降临小镇，居民纷纷逃进树林，牛和猪四下狂奔，大街上尸体横陈。

列昂尼德的母亲玛丽亚，在一片混乱中赶到克里切耶夫镇。她在入侵的第一天离开莫斯科，期望在被德国军队杀死之前救出家人。此时，弗拉基米尔恰好出差，视察列宁格勒地区，要到6月底才能返回莫斯科。所以，玛丽亚只得单枪匹马，设法赶到已在遭受猛烈空袭的斯摩棱斯克，但搭乘不到驶向苏维埃前线的西行列车。玛丽亚只好朝西南方向徒步120公里，4天后抵达克里切耶夫镇，一路上都是反方向撤离的士兵和平民。列昂尼德回忆：“她到达时蓬头垢面，几近全身漆黑，满是灰尘和污垢，因长途跋涉而筋疲力尽。”

克里切耶夫镇的居民匆匆收拾财物，朝东逃难。第一批逃走的包括该镇将近一半人口的2000名犹太人，他们忧心忡忡于听闻的纳粹暴行。接着出走的是共产党人，对入侵的德军存有同样的恐惧。马赫纳茨一家，作为资深苏维埃官员的亲属，必须尽快逃走。玛丽亚希望丈夫会来找自己，因此耽误了家人的出逃。7月16日，即德军占领克里切耶夫镇的前一天，她仍没有弗拉基米尔的消息，只好先给莫斯科写信，再用马车载上细软，带着列昂尼德和父母沿乡间小路缓慢向东移动，以避开专炸主要公路的德国飞机。她不知道，弗拉基米尔正坐在专职司机的轿车中火速赶来。列昂尼德判断：“他离开斯摩棱斯克，疾驰在公路上，与我们失之交臂时相隔不过几公里。”弗拉基米尔到达克里切耶夫镇时正好看到德军进镇，从索兹河对岸的草地，可看到镇上木屋熊熊燃烧，也能听到尖叫和枪声。他以为家人将遭屠杀，试图过河，徒步前去营救，但受到撤下来的苏维埃军队的拦阻。他猜想，家人可能已经遇难，只好回到莫斯科，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妻子的来信：她会去克里切耶夫镇以东的布良斯克地区，再转去有亲戚可投靠的斯大林格勒。玛丽亚认为，那里会比莫斯科更为安全，因为有传闻说莫斯科很快将落入德军之手。回到莫斯科反而变成了弗拉基米尔的自我毁灭。不久，他因“失败主义言论和散播恐慌”的罪名而被捕，判处劳改10年。他曾与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同事交谈，言及自己在前线亲眼目睹的混乱。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这样的谈话导致多人被捕，因为苏维埃当局在拼命压制有关军事灾难的消息。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将马赫纳茨的被捕，编造成市主要能源官员的“托派阴谋”，逮捕了数十人。弗拉基米尔很想让妻子知道自己的下落，但要等到秋天——他在赴西伯利亚的漫长旅程中，从火车窗口扔出一封信，上面写有妻子在斯大林格勒的地址。一位农民路过捡起，将之付邮：

我的亲人们！我还活着，什么都好。客观情况不允许我早点给你们写信。不用为我担心，照顾好你们自己。玛丽亚，我的爱人，你将会很辛苦，但不要放弃希望。我正去西伯利亚，我是无辜的，等我，我会回来的。(616)

德国的攻击如此强悍迅猛，把苏维埃军队打得措手不及。斯大林忽略了德国准备入侵的情报，甚至把确认庞大德军在边境集结的最后通报，也当做英国引诱苏联参战的伎俩（竟把带来此条消息的情报人员，当做“英国间谍”拉出去枪毙了）。苏维埃的防御彻底乱了阵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的旧防线已被放弃，另在新占领的波罗的海地区匆匆建起的新防线，几乎没有重炮、无线电设备、布雷区，根本挡不住德军先锋的19个装甲师和15个摩托化步兵师。苏维埃增援部队冲向前线，以堵塞豁口，但遭到德军坦克和飞机的沉重打击，制空权早已落入德军之手。到6月28日，即入侵后的第6天，德军以巨大的钳形运动，一方面穿越白俄罗斯，占领苏维埃境内300公里的明斯克；另一方面在北部，穿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直逼列宁格勒。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亲眼目睹了白俄罗斯阵线的混乱。战争开始时，他作为军报记者，前往第3集团军政治部报到——地处苏波边境的格罗德诺城附近。他搭乘列车在6月26日一早抵达鲍里索夫城，但通向明斯克的铁路线正在遭受狂轰滥炸。西蒙诺夫找到一名司机，用汽车把他送去明斯克，但很快遇上撤退的苏维埃溃军。德国飞机从头顶飞过，以机枪扫射地面上的部队，并朝大路投掷炸弹。士兵们纷纷逃入树林。一名军官站在大路中间叫喊，如果他们不转身，他就要开枪了，但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树林里挤满了士兵和平民，尽量躲避盘旋于树林上空、不断朝下扫射的德国飞机。西蒙诺夫自己也险些丧命，一架被击中的德国飞机坠落，撞死他身边好几个人。它飞得如此之低，就在树林之上，他都能看到德国飞行员的脸。天黑之后，他才跌跌撞撞回到大路，找到一名政工人员，“一个胡子拉碴的年轻人，头戴船形帽，身穿冬大衣，不知何故却手持铁锹”。西蒙诺夫介绍自己是记者，打听去往前方总部的方向。该军官说：“什么总部？你没看到这里发生的事？”(617)

西蒙诺夫随军队一起撤回斯摩棱斯克。一路上都是士兵和平民——妇女、儿童、老人，其中很多是犹太人——全部向东，各种类型的大车，还有背上家当的徒步逃难者。7月初，他经过什克洛夫和奥尔沙——“安静的农村小镇”，住有很多犹太家庭，包括他妻子的亲戚拉斯金家。他在什克洛夫镇停下要水喝，一名惊惶失措的犹太人问他应否逃离。西蒙诺夫劝他们留下，并声称德军抵达什克洛夫镇之前，就会被红军击溃。几天后，德国人占领什克洛夫镇，杀死几乎所有的犹太居民，共约6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枪杀后全部埋入镇外的土坑。7月16日，德国攻下奥尔沙城，着手建立犹太人聚居区。到1943年，那里的大多数犹太人都被运去纳粹死亡集中营。也有一些人设法跑走，加入红军，例如在奥尔沙行医的塞缪尔·拉斯金的弟弟雅可夫。(618)

西蒙诺夫回顾1941年的灾难事件，逐渐省悟到其根源就在斯大林政权。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写战争巨著《生者与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1959年）时已经想通，责任都在斯大林——不单是他不了解情况，没在1941年积极备战；更重要的是他的恐怖统治，制造了这么多的恐惧和不信任，以致苏联在自卫中根本无法统一行动。西蒙诺夫当时没看到这一点——他给什克洛夫镇犹太人的建议，便是他相信宣传的确凿证据——但从1942年起，他开始在战争日记（后来成为《生者与死者》的素材）中面对这些令人不安的想法。他越来越清楚，苏维埃军队在1941年的根本缺陷是1937至1938年的军队清洗所营造的气氛。他看到，大恐怖破坏了军官的权威，使他们在作出军事决策、采取主动行动时不愿承担责任，以逃避上级的处罚和在旁监视的政委的举报。他们被动地等待总是姗姗来迟的上级命令，无法随机应变，以改善战场上的军事形势。(619)

当然在战争年代（或在1956年“解冻”之前的任何时候），这些想法是不可公之于众的。西蒙诺夫写在日记中的，不可能在红军主要报纸《红星报》上登出，他从1941年7月起担任该报的记者。战争一旦爆发，审查愈益加强。战争开始后第3天，就成立了苏联新闻社（Sovinformbiuro），以控制所有报刊和电台的报道。政府试图向公众隐瞒军事灾难，操控新闻，以鼓舞士气。像西蒙诺夫那样的记者，即使要写前线的挫折，其写出的报道也应有积极和乐观的精神。他们所写出的，几乎总是受到审查员的删减或修改。

西蒙诺夫当时面临一个特别为难的处境。7月19日，即在德国占领斯摩棱斯克3天后，他抵达莫斯科，成了从白俄罗斯前线返回的第一名记者。首都居民对军事灾难的程度一无所知，为了避免造成恐慌，斯摩棱斯克沦陷的新闻遭到封锁（直到8月13日，苏维埃军队的反攻失败，方才发布这一消息）。莫斯科人不断向西蒙诺夫询问有关军事形势的问题，但他不能如实回答，否则像马赫纳茨一样，就会有“失败主义言论和散播恐慌”的风险。所以，他决定缄口不言，将自己的抑郁深藏心底。他在日记中指出：“与他很亲近的人误以为那是他筋疲力尽的征状”。西蒙诺夫的新闻报道，尝试在他所看到的事件中努力寻找正面意义。他回忆：“要写实际上发生的，似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它不会见报，还因为我的内心”不愿接受如此黑暗的结局，亟想在灾难中找到一丝希望。他所专注的事件，发生于撤回斯摩棱斯克的混乱之中。西蒙诺夫看到两名男子，一名上尉和一名下士，在撤退的人潮面前，反而逆流而上，奔赴前线。他们的排只剩下两人，其余的都已葬身于德军的轰炸。在西蒙诺夫眼中，驱使这两名男子的似乎是先天的爱国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中找到未来苏维埃胜利的种子。(620)

苏维埃媒体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消息，谣言满天飞，人们开始恐慌。有人称：政府已经逃离，总参谋部里有叛徒，苏维埃领导已决定放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甚至还有传言称，开始于7月中旬的德军对莫斯科的轰炸，其带队人竟是著名的苏维埃飞行员西吉兹蒙德·列瓦涅夫斯基——1937年，他驾驶一架飞机想飞越北极直达美国，却从此销声匿迹。记者韦尔日比茨基在日记中记录了在莫斯科街头与一位充满活力的老人的对话。老人说：“为什么没人在电台上给我们讲话？他们应该有所表示——不管是好是坏。但我们全蒙在鼓里，必须动脑筋自作猜测。”斯大林未在公众场合现身，更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感。很显然，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他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精神崩溃：把自己锁在乡间别墅，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回到克里姆林宫是在7月1日，两天之后，才向全国发表他的第一场战争讲话，其间不时停下喝水，像是处于痛苦之中。斯大林把苏维埃人民称作“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呼吁他们为“生死攸关的斗争”而团结起来，将之形容为一场“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战争”。这是斯大林第一次以兄弟之间、包罗全民的字眼来界定苏维埃人民，不再提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西蒙诺夫回忆该讲话留给自己和前线战士的印象：“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那样与我们讲话了。这些年来，我们因缺乏友谊而深受危害。我记得，那个讲话中，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是这几个字——‘我的朋友们’。”(621)

即使斯大林的讲话激奋人心，战争的突然爆发见证了公开评论的大爆炸，其中也有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诱因可能是不确定感，也可能是恐惧的解脱。10月18日，德军离首都仅几英里，韦尔日比茨基在日记中写道：“仅在不久之前，听到如此的对白，肯定会因此走上审讯法庭。”这种不满情绪，多半来自农民和工人。他们所批评的是：对战争准备不足，劳动纪律过于严格，口粮减少，强制征兵，党领导纷纷飞到后方，让普通百姓面对侵略。在战争的头6个月，列宁格勒一半党员飞走。工人的反苏情绪如此强烈，有的甚至期盼德国胜利的前景。战初几个月发生了许多工人的罢工和示威，仿佛标志着向1917年革命氛围的回归。1941年10月，伊万诺沃地区的党领导试图平息示威游行的人群，罢工领袖向工人们高呼：“不要听他们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欺骗我们已经23年了。”在工厂会议上，工人不怕将战争的爆发和前线的失败归罪于共产党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测，许多工人和农民欢迎入侵，因为这会推翻苏维埃政权。普遍认为，害怕德国人的只有犹太人和共产党人。(622)

政府向“散播恐慌者”宣战，以对付这公开的反对。数千人因随意谈论前线的战情（“失败主义”）而被捕，许多人被枪决。罗扎·韦托诺夫斯基在开战第3天被捕，被控以叛国罪。她抵达牢房时才发现，她只是因言获罪的众多妇女之一。“这个说，德国军队更为强大；那个说，我们的庄稼收成不好；另一个说，我们像奴隶一样在集体农庄工作。”这些妇女大都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伊琳娜·舍博夫―涅费多维奇，7月30日被捕于列宁格勒。一星期之前，她在疫苗学院的党员同事检举她“制造恐慌和散布谣言”。其实，她所做的只是告诉朋友斯摩棱斯克遭到轰炸，而且她是从苏联新闻社广播那里听来的。她被判处7年，送去哈巴罗夫斯克市附近的劳改营，1946年死在那里。伊琳娜的丈夫和女儿一直不知道她的遭遇，只猜测她死于列宁格勒的轰炸之中。到1994年，他们才获悉她死亡的真相。(623)

7月20日，斯摩棱斯克沦陷后，斯大林就任于最高统帅部，委任自己为国防人民委员。他派前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西线的反攻，以夺回斯摩棱斯克。有一段时间，德军放缓了朝莫斯科的挺进，部分原因是德军重心已转向南方，意在攫取乌克兰的沃土、矿山、工业。希特勒深信经济是胜利的关键，控制这些资源可帮助第三帝国立于不败之地。8月，希特勒集中力量攻克乌克兰，这让红军在斯摩棱斯克——莫斯科的战线获得进展。9月6日，苏维埃军队短暂收复斯摩棱斯克的郊外，但因缺乏基本的军事装备而不得不后撤。在北面，德军在9月25日抵达拉多加湖，有效围困了列宁格勒。希特勒为了保存北方集团军以便发动莫斯科之战，决定对列宁格勒围而不攻，企图饿死它的居民。从严格的军事意义看，直接决定战争命运的是莫斯科和南部的战事，而不是列宁格勒。但作为沙俄帝国和革命的发源地，又作为俄罗斯的欧洲价值和文化的堡垒，列宁格勒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这有助于解释苏维埃最高司令部的拒绝放弃，以及大多数居民的留守。1941年秋，列宁格勒几乎所有的食品和燃料的供应都被切断（到1944年1月解围，死于疾病或饥饿的也许有100万人，即战前人口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德军在南方的挺进也放慢下来，因为苏维埃军队的大部驻扎于此，以保卫乌克兰的工业和食品的丰富资源。德国精心策划的巨大的钳形夹击运动，包围了基辅及其东部腹地，苏维埃军队拼死抵抗数星期，近50万士兵阵亡或被俘。德军终于在9月19日攻克基辅，尽管还有不少巷战。基辅沦陷，列宁格勒被困，希特勒从10月起，开始集中力量前去攻打苏维埃首都。他发誓，莫斯科将被完全摧毁，其遗址将会变成一个人工大湖。(624)

由于德军迅速席卷苏联各地，数以百万的家庭各奔东西，不少亲友羁留在沦陷区。入侵开始时，许多儿童仍在夏令营，在德军到达之前赶不回去与家人团聚。几十年后，父母仍想通过公共机构和广告来找到他们。数千名儿童，或在孤儿院，或在全国流浪，或加入儿童帮派或红军组织（据估计，多达2.5万名儿童在战争时期跟随军队一起行军）。(625)

1941年，尤里·斯特雷勒兹基12岁，生活在列宁格勒的孤儿院。父亲于1937年被捕，母亲流放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维什尼―沃洛察克镇。战争爆发时，孤儿院疏散到高尔基城附近的阿尔扎马斯城。尤里在旅途中跳下火车，擅自跑掉。他不满孤儿院生活，加入了专门偷窃铁路旅客的儿童帮派，很快又产生反感，便去自首。警方把他交给内务人民委员会，他们派他去阿尔扎马斯的军用机场充任学徒。驻扎在那里的工程师，把他当做福星收养，送给他酒和香烟，替他与本单位的姑娘们牵线。1942年的春天，该地20位工程师调到第比利斯，把他也带上了。尤里早就恳求带队的战士们允许自己随行。他知道自己出生于格鲁吉亚首都，只不过家人在他年幼时就离开该市。他还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曾去那里探望自己的教父母，而父母被捕后，姐姐又搬去那里与教父母同住。在赴第比利斯的旅程中，战士们把尤里窝藏起来。他没有旅行证件，如被发现，就会被捕。尤里回忆：

他们待我很好，为了把我带走，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没人抱怨，还让我分吃他们的口粮。他们爱我，怜悯我的无家可归。快到斯大林格勒时，我们的列车被拦下检查。两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警卫要求看我的证件，听说没有，就要拘留我。但战士们坚持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愿把我交出去。到最后，这两名警卫同意让我走，代价是100克[伏特加]。

1934年，纳塔利娅·加巴耶娃与父母

1939年，阿纳斯塔西娅与玛丽安娜、格奥尔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

到了第比利斯，尤里与战士们分手，在城市中乱转，希望能认出教父母的住宅。后来，他去了城市办事处，获得自己出生证的副本，以此作为开端，经过一系列的文件追踪，最终找到教父母。自那以后，尤里、姐姐与身为工程师的教父母得以团聚一处。尤里长大后也成为一名工程师。(626)

苏联西部地区的人口疏散也把家庭拆散，撤到后方的共有800万儿童。优先考虑的是从面临德国威胁的各城市抢先运走工业设施，共拆除3000座工厂运去东部——伏尔加河、乌拉尔乃至更远——从1941年6月至12月，共动用100多万节火车车厢，工厂的工人和家属也随设施一起东迁。此外，还有各式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例如政府、公共机构、大学、研究院、图书馆、博物馆、剧团和乐队。(627)

对于许多家庭而言，疏散一事喜忧参半。纳塔利娅·加巴耶娃11岁那年，从列宁格勒疏散到鄂木斯克城，住在属于艺术家联盟的儿童之家。身为画家的母亲留在列宁格勒，为了就近照顾丈夫谢尔盖。他曾是流放者，现住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夏宫，在农学院工作。1941年，他搬去列宁格勒冬宫的地下室，陪伴已从博物馆退休的年老多病的父亲。另外，他每天还要去遥远的郊区，探视已与父亲离婚的生病的母亲。纳塔利娅回忆自己是一个“被宠坏的少女”，从鄂木斯克给母亲写“吓人的信件”，乞求她来与自己做伴。“我在一封信中甚至威胁，如果母亲不来，就要自己步行回到列宁格勒。”1941年9月，她遂了心愿，母亲赶到鄂木斯克。她是在德军建立封锁线之前逃离列宁格勒的。谢尔盖因她不在身边而饱受苦难。围城的第一周，他就病倒了，他写信给朋友诉说他想看到纳塔利娅的渴望。1941年10月，他本来有机会搭乘最后的航班之一离开列宁格勒，但临时又改变计划。作为父母的唯一支柱，他不忍心自己只身离开。谢尔盖明白，周围的人都已奄奄一息，自己也不会幸存于围城之战。1942年1月1日，他写信告诉他母亲，死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想再看纳塔利娅一眼。5天后，德军炸弹直接命中冬宫，他在空袭中死去。纳塔利娅一生都为父亲的去世而感到愧疚。她觉得，母亲如果留在列宁格勒，有可能帮他存活下来，因此自己也是有责任的。纳塔利娅回忆：“我从小就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如果父母面临可怕的危险，我的力量只能救出其中之一，我会选择哪一个？我无法回答，尽量从脑海中将之驱逐，但它一再去而复返。”(628)

玛丽安娜·福尔瑟1941年才4岁，出身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尼古拉既是艺术家，又是音乐家；母亲维拉·杰美恩是教师，娘家人都是列宁格勒著名的教育家。他们都是囚犯，1929年相遇于索洛韦茨基监狱，又一起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儿子格奥尔基生于1933年，女儿玛丽安娜生于1937年。1941年1月，尼古拉因“反苏维埃煽动”的罪名被捕，判刑10年，被送去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维拉1942年死于斑疹伤寒。祖母阿纳斯塔西娅·福尔瑟一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与他们一家同住，便接过照看玛丽安娜和她哥哥的责任。战争的第一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粮食供应大幅减少，几成饥荒地区，两个孩子相继病倒。到1942年春天，玛丽安娜饿得十分虚弱，以至于无法行走，夭亡似乎是早晚的事，这让阿纳斯塔西娅实在承受不住。她咨询的医生名叫吉娜·格林讷，是著名的结核病专家，建议她将孙女送给有能力抚养的人家，兴许还能救得一命。一开始，阿纳斯塔西娅拒绝了这个建议，盼望尼古拉早早从劳改营获释。等她发现他已被枪决（1942年9月），才勉强接受了那位医生的建议，将孙女送人，自己带着格奥尔基去投靠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城的朋友。她写信给列宁格勒的杰美恩家庭：“请原谅我，求你们不要骂我。我把马琳卡[玛丽安娜]送人了，这是救她生命的唯一出路。”阿纳斯塔西娅没有其他选择：玛丽安娜身体太弱，吃不消赴伊尔库茨克的旅程，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又没有其他亲人可以照料。阿纳斯塔西娅与杰美恩家一直保持联系，但因列宁格勒围城，无法向他们移交玛丽安娜。

收养玛丽安娜的是约瑟夫和奈莉·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来自乌克兰东南部马里乌波尔城的犹太大家族。约瑟夫是苏维埃空军中的资深共产党人，1942年被派驻阿尔汉格尔斯克。1942年9月底，德军进袭马里乌波尔，约瑟夫飞回去想救出自己的家人，但事与愿违，他反而亲眼目睹了可怕的大屠杀。他走近自家的房子，听到从院子里传出的惨叫声，只能从远处眺望，希特勒的军队将他19个亲属排成队列，包括他的3个孩子，再挨个朝他们的头部开枪。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承受如此惨烈的创伤，亟想身边有个可以疼爱的孩子，甚至是——特别是——像玛丽安娜那样的恹恹病人，他们也愿意给予关爱，助她恢复健康。

玛丽安娜的外祖母维拉·杰美恩写信给已在伊尔库茨克的阿纳斯塔西娅，询问收养者的名字和地址。但此时发生了一个大错：阿纳斯塔西娅写下的名字不是戈尔登施泰因（Goldenshtein），而是戈尔施泰因（Goldshtein）。等到列宁格勒的围城解除之后，维拉一家便开始寻找玛丽安娜。但戈尔登施泰因夫妇已迁至第比利斯，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踪迹均已消失。1946年，格奥尔基返回列宁格勒，决心留下上大学。他只有13岁，太年轻，记不起收养者戈尔登施泰因的真名实姓，也从没向杰美恩一家提及失踪的妹妹。格奥尔基让祖母留在伊尔库茨克，答应会去接她，但事实上他一次也没回去。他的祖母1957年死于当地的残疾人之家。(629)

戈尔登施泰因夫妇很善良，把玛丽安娜当做自己女儿一样爱护。他们知道，她的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她的父亲已被枪决。为了保护玛丽安娜（也许也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决定隐瞒一切，不让玛丽安娜知道生身父母的信息，但鼓励她成为像她父亲一样的音乐家（事实上，她长大后成了教师，像母亲一样）。戈尔登施泰因夫妇属于第比利斯的共产党军事机构，玛丽安娜在这优越环境中长大，接受了它的许多价值和习俗。她始终认为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是自己的父母，称呼他们“妈妈”和“爸爸”。但到11岁左右，她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曾属于另一个家庭，潜藏于记忆深处的痛苦童年重又浮现。发生于少先队野营中的一起事件，似乎成了催化剂：其他孩子要去森林探险，却把玛丽安娜摒除在外，称她为“弃儿”。玛丽安娜开始慢慢拼凑自己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生活的碎片，但从不向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提及。她越来越感到自己不算“家人”，更把她内心的不满，也许还有她青春期的反叛，归罪于严厉的戈尔登施泰因夫妇，也归罪于她认为将自己抛弃的生身父母。玛丽安娜解释：

每天晚上，爸爸都会检查我的学校功课。如果不够完美，我就不能上床睡觉……妈妈病得太重，无法保护我，她患了结核病。我13或14岁时，就要做所有的家务……父母生我的气时，我会思忖：如果我住得离阿尔汉格尔斯克不远，就会逃走，去找我的祖母[玛丽安娜不知道她已死去]。父母可能对我不满，但祖母肯定不会对我如此生气。然后，我又会想起，我其实没有真正的父母。这让我哑口无言，欲哭无泪。(630)

1941年10月1日，斯大林下令将政府机构，从莫斯科撤到伏尔加河边的古比雪夫城。随着轰炸的日益猛烈，莫斯科市内的恐慌四处蔓延。10月16日，有报道称，德军已突破在维亚济马镇的苏维埃防线，离首都只有几天的行军路程。火车站内外一片丑陋场面，大家都想搭上火车，朝东逃难。韦尔日比茨基报道，有人愿意支付2万卢布搭乘从莫斯科到喀山的汽车。恐慌的部分原因是基于对内战饥荒的记忆，事实上，粮食供应形势迅速变得让人绝望。所有商店前都排着长长的队，并发生广泛的抢劫，连大规模的逮捕都无法遏制。韦尔日比茨基在10月1日的日记中总结了民众的情绪：

这种乱七八糟、普遍逃亡、偷盗猖獗、头脑中的混乱，究竟是谁造成的？人们谈论此事的公开方式，如在3天之前，肯定会导致他们被捕。排队，长龙般的排队，大家都紧张兮兮，提心吊胆。歇斯底里已从领导蔓延到群众。人们开始想起并计算所有的侮辱、压迫、不公正、官僚的欺凌和阴谋、党员的蔑视和嚣张、好大喜功的命令、剥夺、欺骗、报刊的自吹自擂。听到这一切，真是可怕，人们都在直抒胸臆。充斥着这一类情绪的城市，能坚守得住吗？(631)

同一天，斯大林发表电台广播，作出坚守莫斯科的承诺，这是决定性的转折点。人们奋起承担首都的防卫，与其说是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效忠，毋宁说是出于对莫斯科城的爱国主义。莫斯科人仍记得，当时，所有的居民都聚在城市中心——郊区几乎空无一人——似乎是由于自卫的集体冲动，或是共同抗敌的下意识需求。25万平民帮助挖掘壕沟，把食物和药品运上前线，再把负伤的士兵接回自己的家。成千上万的公民志愿军与正规军并肩作战。那些正规军也是临时组合的，既有从白俄罗斯前线撤下的残部，也有一到莫斯科马上参战的西伯利亚援军。在朱可夫将军的领导下，苏军纪律逐渐得到恢复。作为战斗新精神的象征，斯大林决定像往常一样，仍于革命纪念日（11月7日）在红场举行阅兵游行：军队方阵迈步经过列宁陵墓，直接开上前线。据莫斯科指挥官K. R. 西尼洛夫说，那次游行在扭转公众情绪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游行前，他收到的信件大多是失败主义的，很多人想放弃莫斯科，不让居民暴露在危险之中；游行后，人们普遍表达的却是愤慨和反抗。(632)

这几星期孤注一掷的战斗决定了战争的结局。11月中旬，德军深深陷入冬季的淤泥和积雪之中，在马不停蹄挺进5个月后业已精疲力竭，俄罗斯的冬季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遭受了入侵以来第一次巨大的人员伤亡。12月，苏维埃发动反攻，到4月，已把德军推回斯摩棱斯克。保卫莫斯科的胜利，大大提升了苏维埃的士气。人们开始对胜利抱有信心，不过，国家仍面临可怕的处境。到1941年底，它一共损失300万兵员，相当于开战时总兵力的一半以上；苏维埃工业的大部分已遭摧毁；仍有9000万苏联公民生活在德军占领区，将近苏维埃战前人口的一半。但莫斯科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希特勒的军队未能攻占苏维埃首都，也就不再有击败苏联的切实的机会。

二

西蒙诺夫投入战斗时，胸前口袋装有瓦伦蒂娜·谢罗娃的照片，她的模样紧贴他的心脏。1941年的下半年，瓦伦蒂娜疏散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他给她寄去一封接一封的情诗。诗人爱上的其实是他在诗歌中想象的女人：

我想说，你是我的妻子，

不是因为可以宣称，我拥有你，

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真正关系

长期以来遭人猜疑，众所周知。

我既不夸奖你的美丽

也不炫耀你已斩获的名利。

我心满意足，一名温柔亲密的女子

悄悄走进我的屋子。(633)

西蒙诺夫却没写信给自己的妻子。1941年9月，热尼娅·拉斯金娜与儿子阿列克谢、父母塞缪尔和贝尔塔、两位姐姐法尼娅和索尼娅，都疏散到乌拉尔的车里雅宾斯克城。三姐妹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工作，那是改组转而制造坦克的工厂中最大的，该城因此获得别称“坦克格勒”。索尼娅和热尼娅在采购办事处上班，而法尼娅是规范制订者（负责制订工人的生产目标和报酬率）。拉斯金一家住在两室公寓中的一间，剩下一间住着另外一户人家。法尼娅回忆，房间“虽然局促，但很温暖，相互友好，非常亲切”。西蒙诺夫的父母也疏散到了乌拉尔的莫洛托夫城。与西蒙诺夫不同，他们与热尼娅保持联系，喜欢这个儿媳妇。到12月底，西蒙诺夫得到几天新年假期，他没到车里雅宾斯克或莫洛托夫，却去了附近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拜访瓦伦蒂娜。但她拒绝见面——她即将返回莫斯科——于是，他只好飞到克里米亚，那里刚刚发动了一场主攻，试图从德军手中夺回刻赤半岛。(634)

瓦伦蒂娜继续抵制西蒙诺夫的求爱，她的感情另有他属。她似乎与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有短暂的恋情，然后又爱上了战争英雄罗科索夫斯基将军。1942年春天，他俩相遇于莫斯科一家医院，她在作慰问演出，他在疗养战伤。罗科索夫斯基是内战时期的老兵，1937年被捕，1940年获释于布提尔基监狱，与妻女定居在基辅。战争爆发后，他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接过斯摩棱斯克附近第4军团的指挥权，参与了1941年秋天保卫莫斯科的关键战役。基辅被德军占领时，他与妻子失去联系。罗科索夫斯基相信——或愿意去相信——他已是单身，可以展开对谢罗娃的追求。他以为再也不会见到妻子了，但在他与谢罗娃相遇的两个月之后，妻子和女儿在莫斯科出现。原来，德军占领乌克兰首都之前，母女得以逃出基辅。妻子在莫斯科很快听说了丈夫和电影女演员的浪漫邂逅，不过，西蒙诺夫仍然锲而不舍。这段爱情三角关系，已成为苏维埃精英中的八卦传闻，被美其名曰“苏联”（USSR，即谢罗娃、西蒙诺夫、罗科索夫斯基的联盟）。[1]罗科索夫斯基的妻子决心阻止丈夫的移情别恋，便向斯大林提出抱怨。后者也不赞成他的重要将领因儿女情长而魂不守舍。1942年7月，斯大林下令罗科索夫斯基接管莫斯科南面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必须全神贯注于战争事务。整个夏季，瓦伦蒂娜试图重温浪漫的旧梦。她已爱上英俊的将军，不顾一切飞到前线前去探望。但因有斯大林的干涉，罗科索夫斯基不愿见她。瓦伦蒂娜省悟到自己对将军的热情将得不到回报，于是对不断赠送礼物和诗歌的西蒙诺夫有所软化。她跟他上床，但仍说不爱他。有时，她还以残忍、侮辱的方式来利用他，甚至曾让他传递自己的情书给身在前线的罗科索夫斯基。(635)

其时，西蒙诺夫和瓦伦蒂娜的“浪漫”已变成一连串抒情诗的主题，家喻户晓。甚至在他们的恋情尚未成真时，在苏联人的文学想象中，却已是既成事实。

这些诗歌中最有名的是《等着我吧》，写于1941年夏季，其时的西蒙诺夫距离赢得瓦伦蒂娜的芳心还很遥远：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黄雨

勾起你的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

他们口口声声地说——

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

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

我已不在人间，

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

在炉火旁围坐，

啜饮苦酒，把亡魂追荐……

你可要等下去啊！千万

不要同他们一起，

忙着举起酒盏。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

就让那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不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拯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明白——

只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2]。(636)

西蒙诺夫写出这些情诗，只为瓦伦蒂娜和自己，从没想到发表，因为他心里明白，它们缺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所必需的“社会价值”。西蒙诺夫在1942年说：“我认为，这些诗句只是我的私事。”但他待在前线战壕时，曾朗诵给其他士兵听。他们或抄写下来，或记在心中，想从诗句中寻找感情上的共鸣，更鼓励西蒙诺夫向《红星报》投稿。1941年12月，西蒙诺夫回到莫斯科，他的几首诗先是在电台播放，再在《真理报》刊出。其中的《等着我吧》，获得了最为广泛的回响。这首诗在报刊上转载数百次，更被士兵和平民誊抄下来，四处流传，竟有了数百万个私人版本。随即，它又成了风行一时的流行歌曲。1942年，西蒙诺夫创作了电影剧本《等着我吧》，由瓦伦蒂娜扮演女主角，各地剧院纷纷推出舞台版本。士兵们将此诗抄写在他们的相簿和笔记本上，或珍藏在自己口袋里，以作护身符。他们还将反复吟唱的叠句，刻在坦克和卡车上，甚至自己的胳膊上。给自己心上人写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就会引用该诗的字句，以表达内心情感。心上人的回信，也会引述同样的承诺。一名女子写给前线的爱人道：“我的宝贝沃洛坚卡，好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但我会等着你，你会回来的。”士兵们模仿《等着我吧》，经常加入自身经历的细节，写出自己的情诗。(637)

该诗获得巨大成功，主要原因是它表达了数百万士兵和平民的内心思绪和情感。一边是自己的生存欲望，另一边是与心上人的团聚，这首诗将这两者紧密相连。1942年5月，一队士兵写信给西蒙诺夫：

每当你的诗在报上出现，我们团就有极大的兴奋。由于报纸的份数有限，我们会把它剪下，抄成副本，相互传诵。我们都想读到你的诗，喜欢讨论你的诗，已把《等着我吧》记在心里，它所表达的正是我们的感受。我们在家乡，都有妻子、未婚妻、女朋友。我们希望，她们会等下去，直到我们凯旋归来。(638)

该诗所体现的普世爱情，人人都在设计自己的独特版本——即战争背景下“你和我”的故事。对爱情的向往，只是其中的一半。该诗也提及对离别的妻子和女友的忠贞，士兵们满怀忧虑。许多士兵的歌曲对此表示担心，有一首最流行的，源于女子在男子出征后所吟唱的小曲，却在部队中获得共鸣。士兵一边唱着它，一边上战场：

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却没吐出一个字。

你悄悄却坚定地对我耳语：

“除了我，不爱其他相识！”

……

你去出征，不用担心，

我会真心待你，

你将凯旋归来，我的阿兵哥，我将把你紧紧抱在怀里！

《等着我吧》的各式变奏也强调忠贞。来自乌拉尔的一队士兵唱道：

我将等你，我亲爱的，

坚定等待我们的再会。

我等待，为乌拉尔的冬季，

也为春天的花开……

另一版本更添加了新的意境，如传统俄罗斯民歌中的夜莺：

我等待，知道你会回来。

来吧，秋天的凄风苦雨，

我将等你，我甜蜜的夜莺，

坚信我们的幸福欢愉。(639)

士兵们对不忠于前线丈夫的妻子非常苛刻。随着战争的持续，对不忠的疑神疑鬼，给越来越多的家庭带来压力。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女子不得不活在战争的现实生活中，够不上苏维埃女子的理想标准（耐心等待的女友和忠诚的妻子），即宣传影片、戏剧、《等着我吧》之类诗歌所塑造的形象。(640)

士兵们对不忠之妻的强烈愤慨，西蒙诺夫自己也曾卷涉其中。1943年9月，他隶属于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3军团，其指挥官之一不幸阵亡。几天后，收到一封那位指挥官的妻子的信，来自莫斯科东北部的维丘加镇。她在信中告诉丈夫，她要出走，因为已爱上了别人。士兵打开信，感到应该作答，要西蒙诺夫代为执笔，讲出他们的心声。西蒙诺夫尚未下笔，就被派去前线的另一部门。两个月之后，他在哈尔科夫为《红星报》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谋杀，忽然想起自己对士兵的承诺。西蒙诺夫仍有该女子的名字和地址，但决定不直接回信，而是写了一首诗《给维丘加女子的公开信》，让士兵的情绪有广为人知的机会。他向维丘加的党委书记解释，士兵当初曾告诉他如何给这位不忠的妻子回信，他的诗只是列举了他们的原话。(641)

我必须通知你

收件人并没诵吟

你毫无羞耻

邮寄出的信。

你丈夫没有收阅此信，

你粗俗的话语没让他伤心，

他没有退缩或失去理智，

他也不后悔前尘。

……

你前夫已经阵亡。

一切都好，与你新人图存。

死者不能将多余的话

写入伤害你的信。

活着吧，没有畏惧或内疚，

他写不了，也就没有回音

他不会从战场赶回你的小镇

看你携手他人，厌故喜新。(642)

诗人玛格丽塔·奥列格说，《等着我吧》以及收在诗集《友与敌》（With You and Without You，1941—1945年）中的其他诗歌，其广受欢迎的关键在于它们以强烈的个人色彩表达了普世感受。西蒙诺夫战时的诗作充满了激情和爱情，这样的诗，苏维埃读者已很少看到。战争爆发之前，公和私一直作为文化和政治上的对立面。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以公为本的苏联诗歌界，容不得任何亲密或私人的主题；言必称“我们”的诗歌（在描绘代表苏维埃公民的斯大林时，言必称“他”），均以伟大的集体革命为主题（曼德尔施塔姆甚至宣布，抒情诗已不适合苏维埃艺术，因为新的历史时期，不再对个人命运产生兴趣）。战时的苏维埃文化，却看到了公和私的逐步融合。诗歌变得更加私密，表现个人的主题，谈及人的情感和关系，并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地位和权威。诗人谢米昂·基尔萨诺夫写道：

战争不适合赞歌

其大部也不适合书本，

但我想，人民需要

这公开日记本中的精神。

——《责任》，1942年

1944年，瓦伦蒂娜与西蒙诺夫在列宁格勒前线参观

这种审美转变的第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等着我吧》。它唤出了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密世界，其创作基于个人感情，却成了千万民众的必需。到处都是战斗的噪音，譬如军官的吆喝和政委的吼叫。但人民需要诗歌，来与自己沉默的情感进行交流；也需要词语，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悲伤、愤怒、仇恨、恐惧和希望。一队士兵在1945年写信给西蒙诺夫说：“你的诗活在我们的情感当中，教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尤其是女子，因此深受我们的喜爱。你独自一人说出了我们内心最深刻的想法和希望。”(643)

除了对个人的影响，该诗的宣传效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像《等着我吧》那样的诗歌，在鼓舞士气的苏维埃运动中是强有力的武器。它们所表达的情感，有助于促进一种原始的爱国主义。它以家庭、同志友谊、爱情为中心，更为民族大团结的苏维埃概念提供了基石。据传，斯大林曾说，《等着我吧》一诗本来只应印两份（“一份给他，一份给她”），但政权很快抓住机会，充分利用该诗的声望。据红军政治部主管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说，由于西蒙诺夫的诗人价值，克里姆林宫甚至考虑将他调离危险之地。党领导因为他诗中暗示殉难的一节（其实只是针对瓦伦蒂娜的浪漫姿态）虚惊一场。谢尔巴科夫特地奉命劝他格外小心。《等着我吧》获得成功之后，西蒙诺夫迅速晋升到苏维埃文化机构的顶端。他赢得了1942年的斯大林文学奖，1943年再次夺魁，因而获得莫斯科一套豪华公寓，坐落在列宁格勒公路上（他之前来莫斯科都住在《红星报》编辑部），并且人生第一次雇起了女佣。他变得富裕，因为他的新闻工作和诗歌都有丰厚报酬，他在前线又无处花钱，他的个人开支大多是公费的。只有寄钱给热尼娅当做儿子的赡养费，或资助父母时，才需要动用自己的版权收入。(644)

西蒙诺夫的名气和财富愈益上升，在瓦伦蒂娜面前，变得更具吸引力。她一直偏爱有权有势的男人，好为自己的污点履历寻求保护伞。由于西蒙诺夫的鼎助，瓦伦蒂娜获得了多部电影和戏剧的主要角色。到1943年春天，苏维埃报刊经常报道这一对魅力四射的情侣，有时还在前线并肩出现。《等着我吧》中分离两地的恋人，在现实生活中却获得了团圆。对政权来说，这正是鼓舞军队士气的良机，不可错过。但在事实上，两人要到1943年10月才缔结连理。所有证据显示，瓦伦蒂娜同意嫁给西蒙诺夫只是结婚前不久的事。其时，西蒙诺夫仍是热尼娅·拉斯金娜在法律意义上的丈夫（没有离婚记录），不过他俩分离已有3年。婚礼本身是仓促安排的，只有少数客人，包括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和儿子瓦西里，他们带来斯大林的个人祝福。仪式结束后，西蒙诺夫立即奔赴布良斯克前线。除了两次简短的团聚，这对新婚夫妇在战争结束之前无法看到对方。第一次是在1943年，瓦伦蒂娜上布良斯克前线看望西蒙诺夫；第二次是夫妇俩一起参观列宁格勒附近的前线。即使在战争结束后，瓦伦蒂娜和西蒙诺夫仍然过着相当独立的生活。他们在列宁格勒公路上的大楼里各有自己的公寓和女佣，只不过处于同一层。瓦伦蒂娜开始酗酒，经常在白天喝醉。根据她朋友塔蒂亚娜·奥库涅夫斯卡娅的回忆录，瓦伦蒂娜结婚后郁郁寡欢，全凭饮酒度日（西蒙诺夫趁机让她上床）。人们可能会质疑奥库涅夫斯卡娅回忆录的可靠性，因为她对前夫鲍里斯·戈尔巴塔夫，即西蒙诺夫的密友，抱有深仇大恨，甚至对西蒙诺夫本人也耿耿于怀。[3]也有可能，瓦伦蒂娜确实在某一时期——譬如视他为苏维埃文化界中重要人物之时——爱上了西蒙诺夫，她的酗酒自有另外的原委。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婚姻像是暴风骤雨，远非苏维埃当局向公众宣传的幸福家庭。相互之间有不休的争论，但也有热烈的卿卿我我，至少可在西蒙诺夫从前线写给瓦伦蒂娜的情书和诗歌中看到。但直到1950年玛丽亚出生，他们才有孩子。其时，瓦伦蒂娜已屡屡背叛西蒙诺夫，有过不少外遇。(645)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喜爱《等着我吧》。有人认为，它太感伤，它的私密情感并不适宜大众的关注，(646)西蒙诺夫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就有此感。她的保留态度，一方面出于对瓦伦蒂娜的厌恶和对儿子不愿顾家的反感，另一方面出于她的贵族矜持，反对情感的轻易袒露。她特别在乎诗中的这一句“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我已不在人间”，她认为，这表明作者对她和苏联的其他母亲缺乏尊重。在莫斯科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西蒙诺夫向坐在前排的瓦伦蒂娜朗诵《等着我吧》，大厅里人山人海，亚历山德拉也身列其中。之后，她在1944年12月从莫洛托夫城写信给儿子：

基鲁尼亚！我们今天在电话上稍作交谈，更促使我想把这封信写完……因为它包含了我最近兴起的思念和牵挂。你的生活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很难跟你进行坦率的交谈。我们坐在专职司机开的汽车里，作断断续续的交流，无法诉说心里话，以及我所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但我觉得，仍须努力。

所以，我亲爱的，我要讲出痛苦的真相，我要告诉你，你的私人生活令我担忧。我当时读到就有此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更痛苦地忍受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

在我看来，西蒙诺夫做了一件大事，让青年们走近爱情，以清晰明了的话语谈论爱情，这在我们的文学和诗歌中是全新的。现有的主人公的爱情和生活，都趋向于僵硬刻板……他在创作时，从自己的私密感情中汲取了灵感。但随着谣言的兴起，人们开始变得好奇。那天晚上，大厅中的观众并不是富有思想的人前来聆听和反思，而是一群暴民。他们没有任何迟疑，纷纷站起，争先恐后，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那个女人”——他们打量、评判、羡慕，但并不十分喜欢她。你又让她暴露在这群暴民的面前，替她卸了装。我并不认为她喜欢这样的经历……这些戏剧性的表演，不能弥补你的错误，反而有损于你的形象。我很痛苦地看到，如你近年来所做的，你让这些肮脏的闲人环绕左右。你既找不到自身的力量，也找不到对生活的洞察，来看透他们……你和她，她和你，这是我们过去几年中所听到的……在我看来，这些庸俗的表演中，只有利己主义和任性妄为，并没有真正的爱情。(647)

能如此写信的只有母亲，没人能给西蒙诺夫如此严厉、尖锐的训斥。亚历山德拉对“体面”和“正确行止”自有严谨的看法，宛如一名教育家，还会毫不犹豫告诉他人该怎么做。她不赞成儿子与瓦伦蒂娜的婚姻，1944年5月曾写信给丈夫亚历山大，声称“她自私、任性、喜怒无常，我简直无法忍受”。她不喜欢儿子“爬进”苏维埃精英的方式，根据她的祝贺信的口气看来，她也不大在乎他获得的斯大林奖和其他荣誉。她指责他自私，忽略她，对她把他抚养长大所作的牺牲不知感激。亚历山德拉有一种倾向，喜欢加以夸张，像其他母亲一样，也希望从儿子那里得到更多关注，但她的训斥确有道德上的基础。亚历山德拉在一封直白的信中，责备儿子两个月不给自己写信（“然后，突然收到一张两行字的便条，还是你秘书打的字……太不像话了！”[原文]），还指责他只顾自己与瓦伦蒂娜的舒适和幸福，却让她和亚历山大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城的都是穷人，而你享受的舒适是你自己赚来的。你以前只能从历史书籍，或长大时从我讲述的早年生活中找到这种舒适。那个时候，你的福祉曾是我唯一的快乐。我出生于另一世界，在人生的开初25年[1890—1915年]，一直生活在奢侈之中，甚至无需自己穿衣脱衣。然后，我的生活遭到突如其来的摧毁。但我开始了新生活——我要为你着想。我洗刷、烹饪、奔波买东西，整天工作，都是为了你。坦率地说：我认为我的生活水平应有我抚养长大的儿子的一半，应生活在一个舒适的房间，有地方盥洗。这是我此前的付出应得的权利。(648)

使她不以为然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亚历山德拉一直在记挂热尼娅和她的孙子阿列克谢。阿列克谢体弱多病，定期复发结核病，却遭到父亲的忽视，只能生活在甚少露面的著名父亲的阴影之下。亚历山德拉在1944年写信给西蒙诺夫说：“醒醒吧，基鲁尼亚，你到底怎么了？”

1944年，阿列克谢与西蒙诺夫

宽容得体曾是你幼时的标志，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如果只看你在前线的行为，你依然保有。如果看你的私人生活，以及你对本应是最亲近的人的态度，你已弃之如敝屣……阿廖沙[阿列克谢]的幼儿园里有一个男生，他父亲只是一名水手，每天晚上都去接自己的儿子——他只是个普通的男孩。阿廖沙的精神素质正在迅速成长……你只要多关心阿廖沙一点，就可学做一个精神上更为富有的好人……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宣布，他有世界上最好的奶奶，最好的妈妈；然后，思忖片刻后再说：“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基鲁尼亚，你的儿子依然相信你，在他可爱的稚嫩心灵中，对爸爸的信任依然存在。他希望有个爸爸，一个真正的爸爸，你还有时间来实现这一愿望。相信自己，我的儿子，就像阿廖沙相信你一样。回归自己，真正体面的自己。相信自己，相信你生命中永远最宝贵的工作，相信一直在爱护、信任你的我们。全神贯注于你的意志——你一直为此感到骄傲。如果想再次成为真实的自己，你现在更需要坚强的意志。(649)

1941年的西蒙诺夫

如果说在战争期间西蒙诺夫与母亲的关系有所恶化，他与继父亚历山大的关系反倒变得更加密切。亚历山德拉在1944年写信给西蒙诺夫：“看来，在你的心目中，爸爸和我的位置互换了。你对他的爱，超过了你对我的爱。我理解个中的原因——在战争时期，你需要他——我尊重这一选择。”(650)亚历山大是个军人，所抚养的继子既认真听话，又遵守纪律秩序——那些军人价值是20世纪30年代西蒙诺夫认同斯大林政权的核心。但年轻时的西蒙诺夫，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不好的出身，一直以为自己的地位不稳。而在战争时期，论资排辈的标准，与其说是社会出身，毋宁说是对国家的贡献，他因此而在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对西蒙诺夫来说，投身军旅本身就是惊心动魄的。他在1942年晋升为中校，以优雅潇洒的风度，行使他的权威。作家伊拉克利·安德罗尼科夫记得，他是“一名举止优雅的真正的俄罗斯军官，身穿制服，脚蹬锃亮的皮靴，腰佩手枪，一脸的冷静和自信。他牙齿洁白，面孔黝黑，戴的军帽微微偏向一侧”。战争年月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西蒙诺夫在1942年写道：“我迅速习惯了军装和军人生活，以至于很难想象战后我该做什么。届时，我无须写军事报道，无须上前线，不再有数十个军团中成千上万的朋友。”玛格丽塔·奥列格回忆，他在战争时期疯狂般地忙碌。“他奔赴所有的重要前线，匆匆赶回莫斯科，赶紧写出报道，再赶去最危险的战场。他在莫斯科的时间，永远不超过一天左右，往往只有数小时，足以与朋友一起相聚喝酒。”通过战争岁月，西蒙诺夫变得更加沉着冷静，证实了自己的勇敢，在性方面也信心倍增。他有许多情侣，包括玛琳娜·切奇涅娃——王牌轰炸机飞行员和苏联英雄勋章获得者。据他后来的情侣说，西蒙诺夫对身穿军装的女子情有独钟，喜欢在他缴获来的纳粹旗帜上做爱。(651)

战争塑造了西蒙诺夫的整个世界观，他的价值观基于军事标准。他后来谈及：“军队像一座学校。在军队服役，让人们一生都记住要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责任感，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西蒙诺夫在履行自己职责时，仔细、勤奋，严守规则，几近冷酷无情的地步。他与人交往又会有霸气。在许多方面，他自己的行为模式变成了他的笔下人物，被引进俄罗斯的散文：即聪明的军官，懂得当局命令的内在逻辑，认真付诸实现。战争结束后，他仍倾向于以战争时期的表现来评判他人：

不要抹黑他人的名字

但要了解其在黑暗中的行止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

给了我们一把真正的标尺

如你愿意，它将一直有用，

不可让它滑离我们的手指，

笔直铁硬的标尺，

可用来检查他人的百态千姿。(652)

1943年的西蒙诺夫

西蒙诺夫将这把严厉的标尺应用于卢戈夫斯科伊，即自己的文学院老师，一位富有魅力、曾经鼓舞整整一代人的苏维埃诗人。1941年的一起事件，使卢戈夫斯科伊丢魂失魄。其时，他在前线服役，遇上猛烈的炮轰，撤下后，穿越曾遭袭击的小镇，在被炸毁的家园中碰巧看到数名妇女和儿童支离破散的肢体。卢戈夫斯科伊因此而精神崩溃，被疏散到塔什干城。许多朋友对卢戈夫斯科伊表示同情，包括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遗孀艾莱娜·布尔加科娃，力争解除对卢戈夫斯科伊诗歌的禁令（早在1937年即被定为“政治上有害”），但以失败告终。索尼娅和热尼娅·拉斯金娜，也向卢戈夫斯科伊伸出援手，以真挚的感情和友谊给他写信。

1943年，刚从车里雅宾斯克回到首都的热尼娅写道：“你一定要来莫斯科，这里的人需要你。有需要，大家都会赶来的。我们不是一般外人，而是你的朋友，你总不能拒绝朋友吧。”如果他返回，搬进拉斯金在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的公寓，索尼娅甚至允诺与他结婚（“我将以家庭的舒适来簇拥你”），而该公寓的3个小房间已挤进8个人。但西蒙诺夫没有这样的同情，认为卢戈夫斯科伊撤到塔什干，即是懦弱的标志，不再把他算作自己的密友。(653)

这场战争使西蒙诺夫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他开始坚信斯大林，让斯大林成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在现政权的政治和军事的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衷心接受现制度的价值观和党的领导。战争爆发时，西蒙诺夫还只是候补党员，1942年转为正式党员。他后来解释说，他入党是为了想在战争事项上享有发言权——认为这是他作为军官的责任——他不认为没有党的领导仍能赢得战争。党本身“就是集体力量，能够在战争条件下，作出必要的决策和牺牲”，他想成为这支力量中的一员。西蒙诺夫认同党，特别是其领导人，甚至让自己留起“斯大林风格”的胡须，头发背梳，嘴叼烟斗。据多尔马托夫斯基说，西蒙诺夫并不抽烟斗，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654)

西蒙诺夫主要通过写作来为党服务。他是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至少可与瓦西里·格罗斯曼和伊利亚·爱伦堡平分秋色。格罗斯曼因后来创作的小说，在西方读者中更为知名，例如《生存与命运》（Life and Fate，1980年代在西方出版），也是更为优秀的小说家，可能在道德上表现得更加勇敢。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勇敢有所不同。西蒙诺夫从没逃避过激烈的战斗，报道了下列1942年的所有主要战役：在刻赤半岛，苏维埃试图从德军手中夺回克里米亚，到了春天反成一场灾难；在布良斯克前线，红军7月丢失沃罗涅日，德军得以推向东南部，攫取乌克兰和顿河的粮食供应，以及高加索的油田；在斯大林格勒，德军在8月发动第一次攻击，为了夺取这座苏维埃据点，投入了激烈的巷战；在高加索北部，德军12月将苏维埃部队推至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城和奥尔忠尼启则。他唯一没作报道的是遭到两年围困的列宁格勒，但他去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港口——1942年夏天，西方盟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补给，开始通过英国的船舶抵达那里。

西蒙诺夫作为一名军人，亲身经历了哈勒欣河的血腥战斗。他既能从士兵的角度，也能从执行上级命令的军官的角度理解战争。他的战争报道以直接观察和人道主义著称，但也欣然接受政权分配的宣传任务。他所有的战争报道，其目的就是要鼓舞士气和加强纪律，培养对斯大林的爱，促进对敌人的恨。他写道，苏维埃爱国军队是为斯大林的荣耀而战。他从敖德萨发出报道：“我们苏维埃军队，依靠铁的纪律和布尔什维克组织，紧密团结起来，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如伟大的斯大林所教导的，他们在战斗中没有恐惧，没有疲惫……为我们的敖德萨！为祖国！为斯大林！”在西蒙诺夫的报道中，斯大林的领导永远是对苏维埃军队的激励和鼓舞。例如他写到一名在斯大林格勒前线遇见的军官：“我们的伟大领袖在莫斯科办公室，指挥我们伟大事业的全部细节。他这位普通上校，因此获得了斯大林的部分天赋和精神。这种想法成了他所有力量的源泉。”1941年11月7日，他在纪念革命纪念日的诗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斯大林同志，听到我们了吗？

大家都清楚，你必然已听见我们。

在这可怕时刻，既不是儿子，也不是母亲，

我们记得的第一人就是您。

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信念是真诚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从没表示否认。他在回忆录中承认，他的这首诗将巨大的意义赋予斯大林，但这是他的真实思想，“没有丝毫的夸张”。(655)

他的战争报道为政权敦促军?队顽强战斗的运动服务。1941年8月，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斯大林颁发无情的第270号命令，指责所有投降或被俘的都是“祖国的叛徒”。好几个高级将领被捕并遭枪决，包括西方面军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他曾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周竭尽全力，试图守住阵地，以稳住前线。被俘将士的妻子也是逮捕的对象（甚至连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妻子也被捕，被送进劳改营，因为雅可夫于7月被德国人俘虏）。西蒙诺夫接受并在1941年的报道中争辩——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是“某些将领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他们充其量是一帮懦夫，而在最糟的情况下则可能是德国间谍，枪决也是理所当然的”。他还兜售这样的说法：最勇敢的战士，其阵亡的可能性反而最低——这只是神话一般的宣传，以鼓励军队在几乎注定一死的情境中战斗到底。(656)

除了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直接的服务，西蒙诺夫还在战地报道中追求另一目标，体现在他未发表的笔记和观察心得中，后来用于他伟大的战争小说《生者与死者》。他是一名苏维埃爱国者，又是苏联胜利的坚定信徒，想从人民的行动、思想、情感中找出必将胜利的征兆。他在1941年6月苏维埃撤退的混乱中找到了第一个征兆，那就是两名下级军官逆流而上走回明斯克前线，以寻找自己的上级。(657)西蒙诺夫无法忘怀这一幕——在他眼中，它象征着普通老百姓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他想方设法为苏维埃胜利建立民粹主义的构思，写作当中一再返回这一幕。但在当时，他对敦促人民坚持战斗的强制力量仅有模糊的感觉。

三

西蒙诺夫1942年9月抵达斯大林格勒，恰好是巷战最激烈的时刻。最后的苏维埃捍卫者留守在北部的工厂区、火车站周围和市中心的小山上。在德军的坦克、大炮、飞机的轰炸下，他们的周围一片瓦砾。苏维埃士兵与德军精锐，争夺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残缺的建筑物。他们的非凡毅力，使西蒙诺夫无比惊讶。德军甚至将他们推回河岸，但苏维埃士兵仍不愿放弃城市，不愿撤退到苏维埃主力集结的伏尔加东岸。正是这一种决心——无法以军队纪律或意识形态来作解释的一种精神——扭转了大决战的局面。

斯大林格勒防卫委员会主席丘伊亚诺夫在9月16日的日记中，记下所听到的一席对话，一方是新近赶到的增援部队，另一方是撤离燃烧中的城市的一名受伤士兵：

“城里的情况如何？”[增援部队问伤兵]

“谁也弄不清。瞧，”他以未受伤的手臂指向伏尔加河——“整座城市都在起火。”

“为什么烧这么久？”援军惊讶地问。

“一切都着火了：房屋、工厂、土地，所有的金属都在融化……”

“那人呢？”

“人？他们都挺在那里！挺在那里，继续战斗！……”

苏维埃军队的钢铁决心确实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不应作为有意宣传的神话而受到忽视。然而，它的来源却从来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何这么多苏维埃士兵，全然漠视自己的生命，投入莫斯科、基辅、斯大林格勒和其他苏维埃城市的浴血奋战？

恐怖和胁迫提供了一部分解释。战前的恐怖制度重新实施，以驱使士兵战斗到底。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时，德军正在威胁斯大林格勒。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第227号命令（不准撤退一步！），要求部队捍卫每一平方米的苏维埃领土，“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惊惶失措者和懦夫”，如想推卸责任，则要面对最严厉的处罚。[4]因此而设立了特殊的阻击单位（zagradotriady），以加强既有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他们获得的命令是，监督苏维埃前线的后方，如有迟迟不愿冲锋或企图逃跑的士兵，格杀勿论。在战争期间，约有15.8万名士兵被判处枪决（另有许多士兵遭枪决却并无正式的宣判或死亡记录）；约43.6万名士兵入狱；42.2万名士兵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赎对祖国犯下的罪”，被编入从事最危险任务的特别刑事营，譬如扫雷和向德军防御工事发起攻坚。但第227号命令的作用，以及恐怖制度对军队的整体影响，不应被过分夸大。强制执行该项命令往往是在绝望之时，如斯大林格勒战役。其时，仅在几星期之内，13500名苏维埃士兵遭到枪决。除此之外，指挥官和政工人员经常忽略此项命令。他们从经验中学到，大规模的严厉处罚无助于军队的团结和效率。事实上，此项命令推行之后，军队的逃兵持续增加。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在激励士兵坚持战斗方面，恐怖手段并不有效，还要开发其他的说服方法。(658)

向苏维埃人民发出爱国主义呼吁还是卓有成效的。绝大多数苏维埃士兵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效忠的对象不是将毁灭带给农村的斯大林或共产党，而是自己的家园和家人，以及自认的“祖国”。斯大林1941年9月向埃夫里尔·哈里曼指出，俄罗斯人民的拼杀是“为自己的家园，并不是为我们”。为了吸引他们，苏维埃宣传逐渐抛弃苏维埃符号，改用更能影响士兵的俄罗斯母亲的古老形象。因此，在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时期，斯大林的画像不再是无处不在（到1943至1945年，他又重新成为国家的头面人物和苏维埃胜利的推动者）；苏联国歌原是《国际歌》，现由新国歌取代；新颁发的苏维埃勋章，饰以俄罗斯历史上的军事英雄；教会被授予新生，国家取消了许多战前的政治控制，以交换教会领导人对战争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这个政教交融的结果是宗教信仰和苏维埃信念的奇妙组合。记者拉尔夫·帕克曾在莫斯科铁路站看到一名即将奔赴前线的西伯利亚士兵，他在听喇叭里的广播，认出了斯大林的声音，他手上给自己划着十字，嘴里高呼“斯大林！”(659)

苏维埃宣传还充分利用了仇恨和报复的民心。到1941年冬天，德军的入侵给那么多苏维埃家庭带来苦难，只需煽动一下对敌人的愤慨，就可驱使人们投入战斗。年轻的士兵和人种学者列夫·普什卡廖夫，对红军指战员的文化和信念作了详细的研究。他发现，促使士兵浴血奋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对德国人的仇恨，超过其他一切。这种情感的力量如此强大且不可预测——包含了压抑已久的愤怒，所针对的还有战争之前已在承受的痛苦——而宣传机构需要加以巧妙地操控，将它导向外国敌人。诗人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向此项仇恨运动贡献文学才华的有好几位苏维埃作家，西蒙诺夫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伊利亚·爱伦堡和阿列克谢·苏尔科夫等。在呼吁民众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宣传中，最有名的诗歌是西蒙诺夫写于1942年7月的《杀死他！》，它基本上重申了第227号命令战斗到死的精神——其时是战争的紧要关头，德军正威胁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军官向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朗读此诗，以灌输反抗精神和战斗到底的决心：

如你珍惜

敞开胸脯喂你的妈妈，

她的乳汁早已干涸，

只能供你的脸颊躺下；

如你无法忍受噩梦，

法西斯站在她的身边，

抽打她布满皱纹的脸庞，

以手指缠绕她的长辫；

……

如你没有忘记父亲，

曾用手臂当你的摇篮，

他曾是一名好战士

倒毙在喀尔巴阡山的雪原，[5]

倒毙是为了伏尔加和顿河，

也为了你未来的家园；

如你不能忍受噩梦

他在坟墓中反侧辗转，

他十字架上的士兵像

被捣毁在地面

再由德军踏上一只脚

全都在你母亲的眼前。

……

那就杀死一个德国人——保证杀死一个！

尽快杀了他！

每次看到他，

每次都要保证杀了他！

西蒙诺夫的戏剧《俄罗斯人》力争取得同样的效果。它发表于1942年7月底的《真理报》，之后又在苏维埃各地的剧院上演。这出戏非常单薄，却非常及时，其主题——所有俄罗斯人联合起来，同仇敌忾——捕获了当时的反抗情绪（它于1943年赢得斯大林奖）。《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亚历山大·韦斯，其时正好派驻莫斯科，目睹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

第3幕结束时，帷幕缓缓下降，至少有10秒钟的死寂，因为那幕戏最后一句台词是：“看，俄罗斯人是怎样死的。”观众席中已有许多妇女在哭泣。(660)

胁迫、爱国主义、同仇敌忾，一一发挥了作用。但在士兵的战斗意愿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对牺牲的崇拜。苏维埃人民以20世纪30年代的心理投入战争。他们生活在频繁的革命斗争中，总被要求为伟大事业作出牺牲，他们已为战争做好准备。如西蒙诺夫所指出的，战争时期的艰辛和匮乏——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家破人亡，日常生活中止——苏联民众已有准备。他们以五年计划的名义，早已承受了这一切。(661)

随时准备作出个人牺牲是苏联最重要的武器，尤其在战争第一年，绝对是苏联得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时，苏联挣扎着，试图从1941年夏天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普通士兵和平民的英勇行为，以自身的巨大牺牲，来弥补军事指挥的失败和几乎所有权威的瘫痪。“1941年的一代”（出生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早期的人），其牺牲精神尤为壮烈。他们从小就熟知为国奉献一切的苏联英雄：屡破纪录的飞行员、劳动模范、北极勘探者、内战军人和赴西班牙的共产主义斗士。这么多年轻的志愿者效法前人的壮举，踊跃投入战争，将1941年拿起武器的号召，与内战的英勇传统和1928至1932年的五年计划联系起来——那是苏维埃历史上的两大浪漫时期，据称，其时的伟大事业在集体的努力和牺牲下得以实现。诗人大卫·萨莫伊洛夫（1941年21岁时入伍）写道：“内战——属于我们的父辈。五年计划——属于我们的兄长。但1941年的卫国战争——属于我们自己。”许多士兵把自己视作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从中觅得战斗的力量。少尉列昂尼德·库林在1943年写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沿着父亲的脚步走，他死于1919年的内战。”

他为我的生活而战。现在，我为你的孩子的生活而战……索尼娅，关于死，我想得很多——到底可不可怕？如果你知道，你是为美好的未来和我们的孩子的幸福而死，死就一点也不可怕。但你死前，必须杀掉十几个德国人。(662)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1941年的一代就无私奉献，英勇战斗，甚至有点鲁莽，付出了极为可怕的生命代价。出生于1923年的男兵中，只有3%活到了1945年。[6]年长的男兵更为谨慎——希望幸存下来。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出生于1920年，在战争中多次受伤，他回忆起老兵对新兵的帮助：

他们打得更巧妙，更清醒，不仅自己不会横冲直撞，也会阻拦我们这些新兵的冲动，他们比我们更懂得生命的价值。我就有这样一个保护者，已44岁，经常告诉我，即使在战争中，也必须爱惜自己的生命。(663)

丽塔·高根1941年参军时年仅18岁。在红军和游击队服役的妇女共有100万人——相当于所有苏维埃战斗人员的8%（另有更多妇女扮演辅助角色，譬如运输、物资、医疗）——丽塔是其中之一。(664)丽塔1923年出生于列奇察的犹太家庭，那是白俄罗斯一座工业小城。她说，她家是“苏维埃式的现代家庭”。父亲是工厂经理，母亲是会计，丽塔和妹妹从小就受“苏维埃时代精神”的熏陶，没有犹太人的习俗、信仰，也不受祖辈的影响。学校、少先队、共青团塑造了丽塔的世界观。她回忆：“我把少先队和共青团视为一种孩子组成的军队，路见不平，就会奋起开展斗争。如果在学校里看到男生欺负女生或小男孩，我会对他很凶，以致他会向老师抱怨。”激励她的精神，来自阿尔卡季·盖达尔的流行儿童读物《铁木儿和他的队伍》（Timur and His Team，1940年）。它讲述一队少年民兵，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乡间别墅里，帮助守卫奔赴前线的红军军官的家园。铁木儿的故事鼓励了许多青少年的军事抱负，他们在少先队和共青团受到的训练（组织起来的游行、操练、半军事化游戏、纪律严明、服从权威），本来就是参加红军的准备工作，即使是女孩，也不例外。宣传机构推崇苏维埃武装妇女的正面形象，把妇女军事化当做男女平等的标志。

战争爆发时，丽塔正在读学校的最后一年，她与家人疏散到斯大林格勒，后来在一所学校担任会计。但她亟想参与直接有助于战争的工作，便向当地共青团提出恳求，要上军事学校。但共青团予以拒绝（说她18岁，太年轻），只把她送去一个弹药厂，帮助组装飞机零件。1942年夏天，苏维埃报刊介绍了年轻女志愿者的壮举：她们中很少人曾碰过枪，刚走出校门就担任狙击手和高射炮手，参与斯大林格勒的防御战。丽塔决心以她们为榜样，再次向共青团提出申请，又一次遭到拒绝，被告知要坚守工厂岗位。她回忆：“我气坏了。我自愿参战，还明确表示，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却被当做一个小女孩。我跑回家，大哭一场。”丽塔组织了一群年轻的女共青团员，一起离开工厂，申请进入一所军事学校。该校正在培训电报和电台的操作人员，为发起“天王星行动”（Operation Uranus）做准备，即1942年11月针对斯大林格勒周围德军的苏维埃反攻。丽塔分到摩尔斯电码信号员的班级，学完后又与其他女孩一起被派到西南方面军的前线总部——地处斯大林格勒和沃罗涅日的中间。12月下旬，她参与“小土星行动”（Operation Little Saturn）。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联合部队，突破防线，穿插到驻在顿河的德军的后方。丽塔回忆：“我们在方面军前线总部的直接上级是一个老先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沙皇军队任职，不知如何应付我们女生，同我们交谈时非常客气，绝无生硬的命令。但他是一流的专家，保护我们免受其他军官的骚扰，那些人只想从我们身上满足性需求。”1943年1月，丽塔驻扎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前线观测点，没想到德军竟然突袭上来。她想带着无线电设备逃走，第一次品尝到生死搏斗，她近距离打死两名袭击者才得以脱身，但也严重受伤。康复之后，她作为报务员又曾在好几个方面军服务。1944年7月，她在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担任炮手，与利沃夫附近的德军作战，最终在1945年1月，随第57军抵达布达佩斯。

丽塔反思自己抗击德军的决心，可算作“1941年的一代”的代表：

我才18岁，刚离开学校，以苏维埃英雄的理想眼光看待世界。他们是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的无私先驱，我在书中读到过他们的功勋。这一切如此浪漫！我一点也不清楚战争究竟是什么，只想积极参与，那是英雄的事业……我并不视之为“爱国主义”——只把它当做自己的义务——我可以也应该尽一切努力，来战胜敌人。当然，我也可以留在兵工厂，度过整个战争时期，但我一直希望能够亲临大事件的风口浪尖：这是我从小学到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的态度。我是一名积极分子……没有想到死亡，所以不怕，因为我在为祖国而战，就像我的苏维埃英雄一样。(665)

西蒙诺夫在《日日夜夜》（Days and Nights，1944年）中试图解释的也是这一精神，该小说基于他当年日记所记录的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观察。在西蒙诺夫看来，促使士兵战斗的既不是恐惧，也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更为本能的东西，与保卫自己的家庭和社区有关。这种感觉因敌人的迫近而愈益强烈，让人们释放出能量和主动性：

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基本上是一个路障链，连在一起便成了一个大战场；分隔开来，每一个路障又必须依赖自己小团体的众志成城。他们很清楚，必须站稳脚跟，守住阵地。如果德军在某处突破，整条防线都会受到威胁。(666)

如斯大林格勒所显示的，如果知道自己浴血奋战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命运又与之紧密相连，这样的士兵才是最厉害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先后得出了相同的证明，地方爱国主义是强大的动力。如果把一个特定社区和人际关系网的防卫（而不是“苏维埃祖国”的抽象概念）认作苏维埃事业，人们更愿意投入战斗，更愿意牺牲自己。苏维埃的宣传援引了保卫“罗迪纳”（rodina）的概念（即家园，既指地方上的，也指全国性的），旨在充分利用这一情绪。

战时的民族团结只是一个苏维埃神话。事实上，战争时期的苏维埃社会是内战以来最为分裂的。苏维埃国家加剧了民族分裂，让某些少数民族充当替罪羊，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车臣人、伏尔加德裔，将他们流放到不受欢迎的地区。战争前，反犹主义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战争时期反而四下传播，尤其蓬勃发展于希特勒军队的占领地区。那里居民中的大部，直接受到纳粹种族主义宣传的影响。而类似的偏见，又由苏维埃士兵和撤离西部地区的人士带入哈萨克斯坦、中亚、西伯利亚。许多人将斯大林政权的滥权迫害归罪于犹太人，又借用纳粹的宣传，称布尔什维克都是犹太人。据《红星报》主编大卫·奥滕贝格所说，士兵们常说犹太人“推卸自己当兵的责任，逃去后方，在舒适的苏维埃办公室上班”。(667)一般来讲，在大众政治意识中，兵役责任的不平等与普遍的不平等逐渐挂起钩来；前线军人和后方“老鼠”之间的鸿沟，更成了民众和精英之间愈益扩大的分歧的焦点。

虽然没有真正的民族团结，但人民确有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社区。到1941年，400万人志愿参加公民国防。他们自愿挖掘战壕，守护建筑物、桥梁、道路，一旦遭到袭击时，还运输食品和药品上前线，撤回伤者，或直接参战。在莫斯科，公民国防有16.8万名志愿者，来自30多个民族，另有50万人帮助修筑防御工事。在列宁格勒，到1941年9月，已有13.5万男女参加公民国防，另有10.7万名工人参与军事活动。(668)他们的爱国主义高涨，却没有获得适当的训练，所以虽然奋勇作战，但在初期战役中死伤惨重。

对军队的凝聚和战斗力来说，同志友谊也是至关重要的。据军事理论家称，如果自己属于可以信赖的战友团体，即“弟兄们”，士兵往往会在战斗中表现得格外勇敢。(669)从1941到1942年，红军伤亡率非常之高，以致其小的战友团体大多历时很短。前线步兵的战斗时间，平均下来不超过数星期，不是阵亡，就是受伤。从1942到1943年，部队开始稳定下来。士兵们发现，相互之间的同志友谊变成了激励他们坚持战斗的决定因素。这些友谊的亲密无间，自然是来自他们共同面临的危险。小团体内的相互信任和支持，又是他们生存的关键。一位士兵给阵亡的战友的未婚妻写信说：“前线生活让人迅速亲近。”

在前线与他人共度一两天，就会发现他全部的素质和情感。如果是在平民世界，你一年也弄不清。再也没有比前线友谊更深厚的，它牢不可破，甚至死亡本身也无法将之打碎。

1937年，伊万·布拉金和家人

退伍军人以理想主义和怀旧之心，回顾战时友谊的亲密无间。他们声称，当时的人有“更宽大的胸怀”，“遵循灵魂行事”，自己不知怎么也变成了“更好的人”。与充满妥协和应急的共产主义制度相比，小团体内的同志友谊仿佛具有更纯真的道德关系和原则。他们经常谈及，从战友团体当中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那是他们战前生活中所缺乏的（之后也渐渐消失了）。(670)

到1943年1月，“天王星行动”和“小土星行动”将德军赶回斯大林格勒以西360公里的顿涅茨河，更把其25万先锋部队团团包围。被困的德军，既要抵御他们的苏维埃敌人，又要应付寒冷和饥饿，但仍作出了激烈的抵抗——他们非常害怕变成俘虏——他们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最终在2月2日投降。苏维埃人欢呼这次胜利是重大的转折点，大大鼓舞了士气。爱伦堡写道：“在此之前，人们只是对胜利抱有信念。到了现在，已经毫无疑问，胜利有了保障。”苏维埃军队从斯大林格勒，推进到库尔斯克，集中了40%的士兵和四分之三的装甲部队，在7月击败德军的主力。库尔斯克战役决定性地摧毁了德军在苏维埃土地获胜的奢望。红军把士气低落的德军赶向基辅，9月份抵达乌克兰首都郊外，最终在11月6日夺回基辅，恰好赶上第二天莫斯科的革命纪念日庆典。(671)

红军指战员的勇气和韧性是苏维埃军事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另一因素是在灾难性的第一年之后红军权力结构的转型。斯大林终于承认，党的干预（他自己就担任最高统帅）使军事指挥的效率降低，最好让指挥官享有一定的自主权。1942年8月，朱可夫被任命为最高副统帅——让斯大林退居幕后，不再掌管军队的日常管理——为党和军队的新关系放出了信号。战略规划和战争运行，逐步从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家手中，转至总参谋部。后者此时扮演领军角色，只需随时向党领导汇报。政委和其他政工的权力，本是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的遗产，现在在军事决策过程中受到大幅度的削减，在低层部队中干脆消失，让指挥官掌管一切。军事指挥不再受党的严密控制，发展了全新的自信。自主鼓励了主动，遂造就了一支稳定的军事专家队伍。他们的专业素养，对1943至1945年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加强专业精神，党领导在1943年1月恢复沙皇的肩章制度。那曾是旧政权受人憎恨的符号，摧毁于1917年。同年7月，“长官”的称号也起死回生，以取代一律平等的“同志”称呼。肩章的金穗带从英国进口，英国官员因此而感到愤慨，在他们看来，那是无用的俗艳装饰，但在事实上，金穗带自有它的重要性。(672)各式勋章作为对军事专家的奖励，也发挥了利害攸关的作用。从1941到1945年，共有11万枚勋章授予苏维埃军人——相当于美国授出的8倍。战斗结束之后，苏维埃士兵只需等待几天就可领到奖励，而美国士兵往往要等6个月。为了鼓励战功卓著的士兵申请入党，党组织专为军人降低了要求。

工业经济中的变化也促进了苏维埃的军事复兴。1941至1942年，与敌人相比，红军的装备很差，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到1942至1943年，坦克、飞机、汽车、雷达、电台、火炮、枪支、弹药的生产，都有显著的改善，从而组建了新的坦克师和机械化师，打得更加有效，兵员牺牲更少。苏维埃工业的迅速重组，让计划经济（斯大林制度的基础）获得茁壮成长。没有国家的强制，不可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完成必要的调整。成千上万的工厂和工人被疏散到东部；几乎所有的工业生产都面向军事需求；或建新铁路，或作新调度，将东部的新工业基地与军事前线连接起来；工厂实施戒严法，以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力。新颁布的工作纪律，严厉惩罚疏忽、旷工、擅自离岗、迟到（上班迟到20分钟以上就算“劳动战线的逃兵”）。战争年代，法庭判定的这些罪行竟高达750万件。(673)大多数工厂内，每周工作70小时已成常态。由于担心早上迟到，许多工人干脆都在工厂吃睡。实施综合的配给制度，既可降低成本，又可保证人们坚守工作岗位（要在那里领口粮）。最后，通过大规模的逮捕，动员庞大的古拉格劳工队伍，以提供国家急需的燃料和原料。

在苏维埃的战争努力中，最不为人所知的是所谓的“劳动大军”（trudovaia armiia），所征入的人数超过100万，执行自由劳工不愿做的各项任务。官方文件从来不提“劳动大军”，只委婉谈及“劳工服务”和“劳工储备”。这两个词掩盖了背后的强制特征，其实他们就是无偿劳工，其处境等同于古拉格囚犯。他们在狱警看管下列队出工，从事同样的苦力（采伐林木、建筑、车间劳作、农活）。与古拉格囚犯不同，劳动大军中很多人从没经过法庭的逮捕或判刑。其中的大多数只是被驱逐的少数民族，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军队的围捕。尤其是苏维埃德裔，战争一爆发，就被从伏尔加河地区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劳动大军也包括大量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芬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朝鲜人。

鲁道夫·戈特曼1922年出生于克里米亚的路德教德裔家庭。戈特曼一家被定为“富农”，1931年流放去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城附近的荒野。战争爆发时，内务人民委员会把鲁道夫当做“德国人”抓起来（事实上他祖先自1831年以来，一直住在俄罗斯），再送到顿巴斯的煤矿。在那里，他被征入劳动大军，与100名来自“德国人”家庭的年轻男子，前去乌拉尔北部的索利卡姆斯克食品加工厂。1942年秋天，他们改赴附近的伐木劳改营，从事伐木工作，晚上睡在营房木椅上，只有极少量的口粮。由于要在严寒中工作，第一个冬天就有超过一半的劳动大军成员死去。监管他们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狱警，对“德国”男孩毫不手软，斥责他们为“法西斯败类”。鲁道夫因受伤被送去医院，反而捡得一条小命，否则肯定会死于体力耗尽。在之后的14年中，他一直留在劳动大军，曾在工厂、苏维埃农庄、建筑工地工作，甚至奔赴高加索地区，为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建造乡间别墅。1948年之前，他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也不准离开劳动大军；直到1956年古拉格囚犯获得普遍大赦，他也沾上了光。(674)

征入劳动大军的不只是“非俄罗斯人”，原“富农”也在劫难逃。伊万·布拉金来自乌拉尔的苏克孙地区，1943年秋天被动员加入劳动大军。10年前，他作为“富农”流放到“特殊定居地”，附属于彼尔姆附近的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纸浆造纸厂。伊万因工厂的化学溶剂几乎失明，又因风湿病而几近瘫痪，却被送去科特拉斯城附近的伐木劳改营。他在造纸厂工作，因没领到足量的口粮而有所抱怨，却因此受到惩罚，被征入劳动大军。但他无法适应伐木劳改营的重活（几乎看不清要伐的树木），很快在严寒中病倒。他给在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的家人写信说：“我的腿肿得厉害，都穿不上裤子了。”劳改营的食物很糟，不足以维持他的体力，工作又非常辛苦。1943年秋季的一天，伊万实在筋疲力尽，瘫倒在地，被送去医院。他在那里慢慢恢复，1944年1月写信告诉家人，他的双脚终于显示出“生命迹象”。他希望很快出院，作为一个伤残病人，他将能获准回家。但从科特拉斯劳改营到1000公里之遥的苏克孙地区，冬季的旅程太危险了。伊万害怕在春天之前动身，担心万一他“因寒冷空气而头晕目眩，倒在冰上”。但他下了决心，一旦体力恢复，就要跋涉回家。“我只需一双大毡靴就能回家。”伊万1944年2月从劳改营获释，根本不宜开始漫长的旅途。他再没回到家，离开医院仅几百米，脚下一滑，就在结冰的路面上倒下冻死了。(675)

古拉格劳工也在战时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生产了苏维埃弹药的15%、大部分军服和大量粮食。从1941到1943年，劳改营人口有所下降，因为50万名囚犯获释，奔赴前线参战以“赎罪”；但从1943年底起，又有大幅增加，因为苏维埃军队挺进德军放弃的领土，内务人民委员会紧随在后，逮捕了几十万涉嫌投敌者和反苏民族主义叛乱者。战争期间，对古拉格劳工的剥削愈益酷烈。在采矿和伐木劳改营，为增加燃料的供应，囚犯们被驱赶到了死亡边缘，其口粮又降到最低限度。1942年，古拉格劳改营的死亡率达到惊人的25%——换言之，这一年每4个古拉格工人当中就有1人死去。(676)

除了伐木劳改营和矿区，一种新型古拉格经济在战争时期获得蓬勃发展。内务人民委员会掌控了大型工业区（古拉格城市），其中的工厂和建筑工地长期配备囚犯劳工。地处北极圈的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就是新型古拉格经济的一个典例。那里镍、铂、铜的储量非常巨大，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地质学家发现。但要到1930年，工业化使珍贵矿石变得必不可少，才完成第一次大勘探。诺里尔斯克拥有世界上已知镍储量（用于生产高级钢材）的四分之一、已知铂储量的三分之一。由于有大量煤炭可用作冶炼和运去喀拉海的能源，该区的自然条件非常有利于开采和加工矿石。另一方面，该区几乎无法居住，冬季气温能下降到摄氏零下45度，暴风雪持续不停，一年中倒有数月暗无天日。到夏季，地面变成沼泽，蚊子肆虐，奔赴诺里尔斯克的没有一个是自愿的。

1935年，该区的发展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古拉格管理部门。该部门专门在偏远地区管理大型的建设项目，尤其是民用部委不愿经营的（负责冶金的重工业部拒绝接受诺里尔斯克项目），名气越来越大。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和采矿综合企业，刚开始有1200名古拉格囚犯，挖掘冻土时只用手镐和推车。到1939年，尽管更多的人在同一时期死去，囚犯人数仍上升到1万人。但莫斯科的古拉格管理部门，仍对进展的缓慢表示不满。1939年，诺里尔斯克的首任主管弗拉基米尔·马特维耶夫被捕，被送进劳改营15年。接替他的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采矿综合企业的前主管阿夫拉姆·扎韦尼亚金，这项任命是政权重视诺里尔斯克项目的标志。对高级钢材的军事需求，使诺里尔斯克的镍产在战争中变得至关重要。诺里尔斯克的工作强度加剧，从1941到1944年，A组囚犯（从事生产或建筑的）每月休息不满3天（许多前囚犯，根本不记得还有休息日），所有的囚犯每天工作11小时，再恶劣的天气也要出工（他们在暴风雪中攀扶绳索，步行上班）。扎韦尼亚金引进奖励制度，超额完成任务的“劳动模范”（1943年，5人当中即有1人）可获得好处——较好的宿舍、衣服、口粮甚至少量金钱。他还增加自由工人和“志愿者”的数量（战争结束时，约有1万人），让他们就任管理和专家的职位。但增长最大的是监狱劳工数量，到1944年已达10万人。(677)诺里尔斯克的囚犯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特别是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在那里，大肆搜捕“民族主义者”和“与敌合作者”，就是为了向古拉格提供劳工。通往诺里尔斯克的漫长旅程先要乘火车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是西伯利亚行政区的首府，位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南部，相距2000公里。囚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上船，沿叶尼塞河，到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的港口杜金卡下船，然后再坐火车抵达劳改营。诺里尔斯克周围的北极荒原极为辽阔，根本就没有必要为劳改营搭建铁丝网。正常心智的囚犯都不会尝试逃走，事实上确实没人这样做过（尽管有不少传说称，有人横渡北冰洋，逃至5000公里之外的阿拉斯加）。(678)

瓦西里娜·德米特鲁克15岁时被送到诺里尔斯克。她出生于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地区的农民大家庭，她与数十名妇女一起，被指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的同情者。1943年，红军重新夺得她的村庄，附属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她们带去当地小镇（红军征召了村里所有的年轻男子），予以审讯和殴打，直到女孩供认“叛国罪”（她们中许多人都弄不懂这一指控是什么，因为不懂俄语）。之后，她们上了军事法庭（再一次使用俄语），被判处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服刑10年。她们参与兴建诺里尔斯克机场。尽管天寒地冻，她们唯一的住所只是一顶大帐篷，同住的还有数百名以同样方式来到诺里尔斯克的乌克兰妇女。(679)

安娜·达尔维娜作为“志愿者”被送到诺里尔斯克。当时她年仅16岁，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东120公里的乌伊阿尔镇学校念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共有约1000名所谓的“共青团志愿者”，在1943年9月被强迫送到诺里尔斯克。安娜回忆：“一大群人在诺里尔斯克火车站欢迎我们，还有合唱团和乐队。”

走出火车时已经很冷。来时还穿着凉鞋，到了这里看到地上已有积雪。当地人很穷，衣衫褴褛。他们给我们发了毛毯和毡靴，把我们当做志愿者。他们被告知，我们都是阵亡士兵的孤儿。但事实上，我们都是被军队抓来的，别无选择。我们面对一场战争，军队需要我们中的每一人充当劳工，不管身体有多虚弱。(680)

1943年，18岁的谢苗·戈洛夫科来到诺里尔斯克。他出生于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在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他家是哥萨克，在集体化运动中被定为“富农”，因此失去所有财产。谢苗的父亲和哥哥均是红军，1941年6月都阵亡于斯摩棱斯克附近。作为幸存的最年长的男性，谢苗成为一家之主。他放弃学业，在集体农庄担任拖拉机驾驶员，以此养活母亲和9个弟妹。德军在1942年9月占领北高加索，谢苗随即加入红色游击队，但不幸被俘。德军强迫他加入辅警，否则就要枪毙他的家人。4个月后，红军夺回该地区。谢苗作为“与敌合作者”被捕，流放到诺里尔斯克。他从事采矿和工厂的各式工作，很快成为大队长，甚至当上劳动模范。作为古拉格劳工，他因为对战争的贡献而赢得好几枚奖牌。(681)

奥莉加·洛巴切娃是著名的矿物学家，1944年被送来诺里尔斯克。她丈夫于1938年被捕，稍后，自己也因“反革命煽动罪”获刑8年，最终沦落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她在劳改营里生下一个儿子，被送去孤儿院。1943年秋天，奥莉加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选为专家，分配到诺里尔斯克矿区。整整6个星期，她被囚禁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西350公里的马林斯克镇，等待来自西伯利亚各劳改营的其他地质学家和采矿专家。之后，奥莉加转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准备北上，却被医疗委员会定为不适宜旅行（她得了肺炎），反被送去东面400公里的泰舍特劳改营。在囚犯的眼中，泰舍特是“死亡集中营”，有很多等死的残疾人和老人。她来到泰舍特不久，再次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选中，即使有肺炎，仍被送去诺里尔斯克。为了加快速度，她和工程师、电工、冶金专家、建筑者，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搭乘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机。奥莉加最后在技术部门担任地质研究员，与大学里的许多朋友重聚。(682)

这些大学的朋友中就有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即1917年10月在斯莫尔尼学院食堂认出失散多年的父亲谢尔盖·古谢夫的年轻姑娘。1936年12月，叶丽萨维塔作为“托派”被捕，判处5年，在雅罗斯拉夫尔监狱服刑。到1939年，她的刑期延长至15年，被送来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前3年，她在煤矿上班，随后转到技术部门，从事进口书籍和手册的翻译工作。叶丽萨维塔基于内心的爱国精神，工作起来活像一名真正的劳动模范。她觉得，通过在劳改营的工作，也在为苏维埃经济作出贡献。从1941到1945年，她前后4次申请参军奔赴前线，均遭拒绝。尽管如此，叶丽萨维塔仍因自己的勤奋工作在专家区获得自己的房间，与丈夫亚历山大·达尼埃茨同住。亚历山大的父亲是受镇压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捕于1938年。夫妇俩以前在列宁格勒时就是朋友。他们在诺里尔斯克的邻居记得，两人很安静，养了一条狗。德拉布金娜因矿区事故已成聋子，很难与人应酬。他们有朋友的小圈子，自组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劳改营图书馆里有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但对外人非常小心。1945年，圈子中有人被捕，后来以“反革命煽动罪”遭到枪决。他们因此怀疑，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囚犯已渗透到他们的圈子，便解散学习小组，转入地下，只是在遛狗时，才与朋友在通向墓地的道路上偷偷见面。叶丽萨维塔和丈夫精通几种语言，他们在家里都用

法语交谈，以防隔壁房间的偷听。(683)

四

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天，阿赫玛托娃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列宁格勒散步，突然感慨地说：“想想吧，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却是战争时期。这么多人死去，人人都在挨饿，我儿子参加强制劳役。”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给阿赫玛托娃那样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他们眼中，战争反而成了一种解脱。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尾声中写道：“战争爆发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相比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福分。它又成了一种解脱，因为它打破了一纸空文的魔咒。”这一解脱是溢于言表的，人们以战争前不可想象的方式处世行事。他们出于必需，寻回自己的主动性——相互交谈，相互帮助，不再担忧可能的政治危险。从这种自发的活动中，又涌现出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以怀旧的心态来回忆战争年代，视之为“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即是，“每个人都觉得，社区意识得到了欢快且不受拘束地复苏”。(684)

对作家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来说，那种从属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为那些年感到骄傲。对前线生活的怀旧，使我们大家都激动起来。并非因为那是我们喜欢回顾的青春年华，而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种感觉，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685)

复苏的责任感随处可见，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尤其是从1941到1943年，斯大林政权的基础因德军的入侵实际上已土崩瓦解，人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来作出相应的决策。当时担任军医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将那几年视作“自发的去斯大林化”时期：

就在我们的眼前——受命运摆布的个人，面对死亡，却出乎意料地找到了自由，做起自己的主人……作为目击者和历史学家，我可以证明：1941和1942年众多的情形和决定，其实是自发的去斯大林化的进程……我们仍是俄罗斯人和苏维埃人，但在那些年头，普世的人道精神也沁入我们的心田。

阿达·列韦多娃在医疗机构度过战争年代。在她看来，这种自发的去斯大林化体现在一种权力移交上——从刻板地控制医院的共产党官员，转到医生和护士的手中。“有太多的实例，当事人即刻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等不及当局的授权。我们顾不得正式的规章制度，不得不采取行动，或作出即时的调整。”(686)

大家感到自己有助于战争援手。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这种参与感又衍生出公民自由和个人责任。赫德里克·史密斯记录了70年代初一位科学家的对话。该科学家说，战争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然后向惊愕的朋友们解释：

因为在那段时间，我们觉得与政府贴得很近，超过了我们人生的其他任何时候。不再是他们的国家，而是我们的国家。不再是他们要求我们做这做那，而是我们自己想做。不是他们的战争，而是我们的战争。所保卫的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自己的战争援手。

据曾是沙场老将的康德拉季耶夫说，即使最不起眼的小兵，平时不断受到指挥官的虐待和鄙视，一旦在战场上发起进攻，即变成了他自己的将军：

没人可以指挥你，你掌控一切。防御时也是一样，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否则，德军就会突破进来……你觉得，仿佛俄罗斯的命运就在你的手中，如果没有你，一切可能变得不同。平时在我们社会中，什么都不取决于个人。但在战争中就不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直接参与了胜利。(687)

“1941年的一代”从小就崇拜斯大林和党。对他们来说，新兴的自由无疑是对制度的一大冲击。文学史家拉扎尔·拉扎列夫回忆：“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迫使我们第一次质疑斯大林。”1941年，他从中学直接上了战场：

战争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质疑。我们相信所有关于斯大林的宣传，相信党是正义的化身。但我们在战争第一年所看到的，迫使自己去反思那些被告知的东西，因而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688)

朱莉娅·奈曼写下《1941》一诗，其时的氛围已预示1956年（赫鲁晓夫“解冻”的第一年）的价值观变化：

那些莫斯科的日日夜夜……雪崩似的鏖战……

数不清的挫折、失败、消耗！

然而，那年的战友披露了全部真相：

在那闪光的年代，它像火炬一般闪耀！

遁词一一坠落，恰似纷纷剥落的石膏，

泄露无遗的原委，昭然若揭的实效；

透过灯火管制和迷彩伪装

我们看清了同志的面目——露出了马脚。

我们曾用来测量的暧昧标尺——

表格、问卷、资历、级别、倚老卖老——

都被唾弃，我们现在只衡量真相：

那年的标尺是信念和勇骁。

我们曾经历和目睹这一切，

记忆犹新，神圣照旧，仍然记牢

监视哨、屋顶、防空气球，

当年莫斯科爆炸中的乱嚣，

穿上迷彩服装的建筑物，

空袭的交响乐和解除警报的信号——

到最后，显得货真价实的却是

我们公民的骄傲，纯粹闪亮的骄傲。(689)

随着公民对新的自由的索求，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在战争年代，党员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但已失去战前的革命精神，因为最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1941至1942年的战斗中丧失殆尽。到1945年，600万党员中一半以上是军人，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在战争中新近加入的。这些党员，大大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党。他们更加务实，思想不那么僵化（甚至没有受训于马列主义），不愿以阶级觉悟看待世界，更不耐烦于官僚主义。(690)《真理报》总结这一新气象，在1944年6月主张，“评判党员的个人素质”，与其看他的阶级出身或思想的正确性，“倒不如看他对战争努力的实际贡献”。这与党的战前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军队里入党的拉扎列夫说，布尔什维克思想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影响，战前的口号鼓吹对斯大林和党的崇拜，但到此时，已丧失了说服力和针对性：

有传说称，士兵发动攻击时高呼“为了斯大林！”，但在事实上，我们从没提到斯大林。我们冲锋时，叫喊的是“为了祖国！”，其余的打仗口号都是骂人的脏话。

战争带来了反斯大林的打油诗和歌曲，下面是1942年的一首：

亲爱的约瑟夫·斯大林！

时至今日你已丢弃塔林！

我们为吃的而日坐愁城！

你也将失去列宁格勒城！(691)

许多人在战争时期解脱了对政府的恐惧。他们被迫不顾政治后果，径自采取行动，这也许是他们人生中的唯一一次。战争的“真正恐怖”攫夺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潜在恐怖，反而变得不那么张牙舞爪，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应付。在赫德里克·史密斯记录的交谈中，一名犹太科学家忆起战争年代的逸事：

我在喀山自己的房间睡觉……半夜里，契卡的人来把我叫醒，我却不怕。想想吧！他半夜敲门，把我吵醒，而我却一点也不怕。如果发生在30年代，我早就吓得半死。如果发生在战后，斯大林逝世之前，那也会把人吓得胆战心惊……但在战争期间，我绝对不怕，那是我们历史上的独特时期。(692)

在很大程度上，新兴的自由感来自1941年之后政权放宽对政治和宗教的控制，得益最多的是“人民公敌”的子女。他们如愿意或胜任在战时急需的领域中工作，污点履历不再是一大障碍，与战前没法比。虽然没有官方政策，但如果有亟需完成的招工和招生，务实的官员通常会对申请人的社会背景视而不见。

叶夫根尼娅·施特恩1927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官员家庭。父亲两年后作为“德国间谍”被捕并遭枪决；母亲获刑5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叶夫根尼娅只得去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与外祖母同住。1943年，她回到莫斯科，与姨妈一起生活，获准成为学校的借读生。她的老师们赏识她的潜质，刻意予以保护。1944年夏季的一天，叶夫根尼娅经过莫斯科大学，看到一张告示，通告高中生前去申报该校的物理系。她从来都不喜欢物理，也不特别擅长，但很清楚，这是她进入苏联最著名的莫斯科大学的良机。在姨妈的鼓励下，她决定试试。叶夫根尼娅回忆：

我仅16岁，在申请表格[一定要填写的]中并没提及父母的被捕，只填写父亲已死……我想，他们还是会收我的，因为想学物理的人太少了，而当时，即1944年，又急需物理学家。(693)

战争年代向安东尼娜·戈洛温娜提供了类似的机会，她就是那位掩饰自己出身的“富农”的女儿。安东尼娜的志向是上列宁格勒医学院，曾在1941年提出申请，尽管高中成绩完全符合医学院的要求，仍被拒绝。如她所相信的，原因很可能是她的社会出身。战争的爆发结束了她的梦想，因为列宁格勒已陷入围困之中。安东尼娜在佩斯托沃镇的村校担任助教，到1943年再申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该校一名学生曾是她的老同学，建议她去试试，因为该校需要医生，已放松了录取标准。尽管有“富农”出身，安东尼娜还是考上了这所大学，很快成为其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教授们全力支持她，为她的社会出身保密。她回顾道：“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全凭自己的能力来取得进步。”列宁格勒的围城解除后，安东尼娜在1944年1月申请列宁格勒儿科研究院，以继续深造。她没有列宁格勒居民的护照，虽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的老师们帮她写了热情的推荐信，但“富农”出身仍使她丧失资格。其时，列宁格勒急需儿科医生，以照看围城造成的数万名孤儿病人。建议录取安东尼娜的官员声称：“这个时候，拒收这样的学生，不啻是在犯罪。”由于没有护照，安东尼娜无法正式注册为儿科研究院的学生，只好名列14名“非法居民”之中（出身都不好），一起住在地下室。作为“非法居民”，安东尼娜不能领取助学金、借出图书、在学生食堂就餐。她晚上非法打工，充当女服务员来养活自己。1945年，这14名学生总算变得合法，领到护照，正式注册。儿科研究院的主管是一名务实的共产党人，代表他们向列宁格勒党委提出请求，坚称列宁格勒急需这些学生。对安东尼娜来说，正式注册大大加强了她的自信，减轻了她在战前感到的恐惧，让她认真考虑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以及带给她家人的影响。(694)

政权在宗教领域的让步带来了更广泛的影响。从1943到1948年（到那时，最重要的让步已被收回），政府放宽了对教会的控制，宗教生活因此出现了急剧的复苏。数百座教堂重新开放，上教堂的人数大大增加，宗教的婚礼、受洗、葬礼都有显著的复兴。

伊万·布拉金的家庭与教会有密切联系，他亲戚中有几个神父，妻子拉丽莎也是神父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他们作为“富农”遭到剥夺，流放去了克拉斯诺卡姆斯克，这些家庭关系都被加以严密地遮掩。伊万和拉丽莎不上教堂，不戴十字架，将圣像藏在箱底，门廊上通常置放圣像的地方则挂上了斯大林肖像。为了避嫌，他们鼓励子女加入少先队和参加反宗教活动。到1944年之后，全家又皈依宗教，所有孩子都在附近村庄的教堂里受洗。该教堂是在1944年重新启用的，村民先行募集了受洗池的捐款。拉丽莎从箱底拿出她最珍贵的圣像，挂在房间一角，一半有窗帘的遮掩。她进出房间时，都要在圣像面前画十字。女儿维拉回忆：

渐渐地，我们开始庆祝宗教节日，妈妈告诉我们个中的道理。她会准备一份特别的菜肴，这在战争期间并不容易。她总是说：“我们餐桌上有食物，因此是忏悔节。如果没有，那就是大斋期。”我们庆祝圣诞节、主显节、圣母领报节、复活节及三位一体节。(695)

战争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兴许是新的言论自由。人们公开讲述自己亲人的不幸，袒露内心的感受和意见。要是在以前，这种做法绝对不可想象。人们还投入政治辩论。战争的不确定性，包括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与否，消除了他们对谈论政治甚至批评政权的恐惧。

维拉·皮罗茨科娃回忆1942年回到家乡普斯科夫：“每个人都在公开讨论政治，没有任何恐惧。”她记录了一对姐妹之间的争论：姐姐22岁，前线军官的妻子；妹妹17岁，“激烈的反共人士”。当姐姐否认劳改营的存在时，妹妹一脸蔑视：“你竟不知道？全国老百姓都晓得，就你一个人不知道？你只是不想知道，躲在你军官老公的背后，自欺欺人地认为一切都很好。”另一个场合中，妹妹批评姐姐对失业的视而不见，尽管几个亲属在战前一直找不到工作。“你怎会不知道呢？除非你结婚之后，完全忘了娘家，不在乎我们穷人了。”维拉评论，那位姐夫战前与大家一起住时，没人敢如此讲话，都担心他的举报。(696)

购买食品的排队长龙是政治讨论和抱怨的温床。愤怒和挫折让大家团结起来，鼓励他们勇敢说出（所以排队长龙中总是有潜伏的举报人和警察）。一组举报人混入莫斯科商店外的各式排队，他们在1942年4月的汇报中说：“商店用品卖光后，能听到公开的反苏议论。”买煤油的队列中，有一名老汉这么说：“到处都是党员寄生虫，都是混蛋！他们拥有一切，而我们工人什么都没有，只有用于绞刑的脖子。”其中一个女人添油加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个烂摊子。”莫斯科另一排队中的举报人，汇报了下列对话：

德罗宁[士兵]：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与1929年前的一样，岂不更好。集体农庄的政策一旦生效，什么都完了。我自问——我们打仗，到底图个什么？有什么需要捍卫的？

西佐夫[士兵]：我到现在才明白，我们其实只是奴隶。像李可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那样的人，想为我们做点好事，却被他们撤了。为我们着想的人，还会有吗？

卡列林[木匠]：他们告诉我们，德国人衣衫褴褛，虱子满身。德国人确实到了我们的村庄，就在莫扎伊斯克附近，我们却看到他们天天吃肉、喝咖啡……

西佐夫：我们都在挨饿，但共产党人说一切都是欣欣向荣。(697)

舌头有了明显的放松。罗扎·诺沃塞尔茨娃回忆起1942年与一名莫斯科鞋匠的相遇。父母被捕的5年后，她刚返回首都，在被捕一事上从没质疑过苏维埃政权。她相信父母是无辜的，但也准备接受“人民公敌”确实存在，以及清洗“异己分子”的必需，这是她1938年的想法。对这位鞋匠的造访使她的想法完全改观，他在修鞋时大骂苏维埃政府，把所有的悲惨都归罪于它，并透露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遭到了不公的逮捕。他面对罗扎这样的陌生人，却以这种方式交流，显然不考虑其中的危险。他的坦率——她以前从未遇到的——使她人生第一次“停下来，认真思索这些事”。(698)

军人之间也是批评和辩论的重要舞台。前线士兵组成的互信的战友团体，是畅所欲言的安全环境。一位老军人回忆：“我们大骂领导，为何没有飞机？为何炮弹不够？混乱的起因在哪儿？”另一位老军人记得，士兵不怕讲出心里话：“他们很少顾忌……天天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士兵什么都不怕。”1945年春天，拉扎尔·拉扎列夫从前线回来，待在古比雪夫医院：

像其他士兵一样，1945年的我，嘴很快，想什么就讲什么。我谈起军队中我认为是丑闻的事，医院里的医生就警告我“要看住我的舌头”。我很惊讶，像其他士兵一样，已为苏维埃国家拼死拼活了，应该有发言的权利……我经常听到来自农村的士兵抱怨他们的集体农庄，声称赢得战争后，有必要将之废除。言论自由已达如此地步，发表意见已成家常便饭。(699)

基于这样的言论，新政治社团的轮廓开始应运而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愈益增长，帮助塑造了复苏的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这种转变的中心所在，是价值观的根本变化。战前，由于普遍不信任的气氛，没有党的领导，社团便无法形成。所有公民义务的履行，都要依靠国家的指令。但在战争期间，公民义务涉及实打实的东西，即保卫祖国。它让人们聚在一起，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塑造了一套全新的公共态度。

很多人对此变化发表过见解。作家普里谢维恩在1941年日记中指出：“战争开始之后，人们互相变得亲近，为祖国的担忧团结了每个人。”他还认为，战争中兴起的民族精神已经抹掉了阶级的分化。他在1942年写道：“我现在才懂得，‘人民’不是可见的东西，而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人民’不单是农民和工人，甚至不单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而是我们大家的内在。”其他人通过工作场所中新的团队精神，来感受这个战时的民族大团结。阿达·列韦多娃在列宁格勒医疗机构的同事之间发现了新的“亲密”，打破了旧的职业等级制度：

医疗机构变成了我们的大家庭，教授和普通工人的界限完全消失。大家感到是在承担共同的事业和责任，为了我们的机构、病人和同事。这让我们变得亲密无间。幸存于列宁格勒围城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民主精神（就是如此），即我们属于一个大家庭。战争结束后，它仍与我们同在。

一个步兵排的指挥官声称，战争使他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和关系：

在前线，能很快发现他人身上最重要的品质。战争就像一个测验，所测试的不只是膂力，还有人性。卑鄙、懦弱、自私，顷刻之间就会显露。如果不能依靠理智，那么凭直觉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弄清他人的真实面目——要是在和平时期，那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弄清。

难怪在很多人的眼中，战争变成了一种精神净化。前几年，“谎言的不人道”扼杀了所有的政治讨论，现在则受到猛烈的冲洗。拉扎列夫评论道：“战争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轻重缓急，使我们普通士兵看到了不同的真理，甚至想象新型的政治现实。”(700)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苏维埃大军开进欧洲，士兵见证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反思变得愈益普遍。1944年初，苏维埃已集结600万军队，超过东线德军数量的两倍。1944年6月，盟军发动对法国北部的侵入。与此同时，红军击溃白俄罗斯前线的德军主力，7月3日夺回明斯克，穿越立陶宛，8月底抵达普鲁士边境；乌克兰前线的苏维埃军队，席卷波兰东部，直扑华沙；在南部战线，德军很快崩溃，红军横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944年9月抵达南斯拉夫。苏维埃的进攻冷酷迅猛，到1945年1月底，乌克兰方面军已深入到西里西亚；朱可夫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已达奥得河，柏林在望。

很少苏维埃士兵去过欧洲。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参军时只有狭窄的世界观、苏维埃农村的习俗和从宣传中得来的世界形象，他们对将要发现的毫无心理准备。西蒙诺夫观察到：“欧洲和我们苏联在生活水准上的对照，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一大冲击。它改变了数百万军人的看法。”士兵们看到，普通百姓住着更好的房子；尽管有战争和红军抢劫，商店里依然货物充沛；他们在赶去德国的途中看到的私人农庄，即使处于荒芜之中，仍远远胜过苏维埃集体农庄。任何宣传都无法让他们漠视亲眼目睹的证据。

与西方的碰撞，帮助塑造了士兵们对自己祖国的期望。农民士兵们相信，随着战争结束，集体农庄将被一扫而光。军队里流传许多此类的传言，大部分涉及朱可夫对部队的承诺。士兵们给家人写信，无数次地重复此事。这些期望传遍整个农村，导致了农民对集体农庄的一系列罢工。其他士兵还谈到重新开放教堂、更多的民主，甚至废除党支部。导演亚历山大·多夫任科记得与军车司机的一席讨论，他是一名“西伯利亚小伙子”，时间在1944年1月。该司机说：“我们生活得不好，你知道，大家都在期待生活中的变化和改善。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只是没有挂在嘴上。”多夫任科在日记中记下：“听到这些话，我感到非常惊讶。人民强烈希望有不同的生活，随处可以听到，唯一听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圈子。”(701)

军官站在这项军队推动的改革运动的前列，公开批评苏维埃制度，期望改变。1945年，一名中尉写信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要求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次会议上，考虑一系列改革”。他去过纳粹在波兰的迈丹尼克集中营，看到德国独裁的后果，于是要求苏联也结束任意的逮捕和监禁。他说，苏联有它自己的迈丹尼克集中营。他还要求撤销集体农庄，因为手下士兵告诉他，那是一场灾难。此外，还有士兵要他向主席传达其他的不满。(702)

很自然，党领导对心怀改革主张的军人回国不无忧虑。对喜欢回顾历史的人来说，它与1812至1815年的反拿破仑战争有明显的比照。其时，归国的军官人员把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想带回沙俄，随即激发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45年2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出席会议的积极分子强烈呼吁，要坚决抵制西方的流毒：

1812年战争之后，我们的士兵看到法国的生活，拿来与沙俄的落后生活作比。当时，法国的影响是进步的……十二月党人看到了反沙皇独裁的必要，但今天不同。也许东普鲁士的庄园优于集体农庄，这种印象可能导致落后人士得出结论：庄园经济胜过社会主义经济。但这是一个倒退，因此，必须对此展

开无情的斗争。(703)

西方思想对党员的影响引起了特别的担忧。1945年，苏联党员的一半以上都是在籍军人。党领导假设，他们的复员，势必将危险的政治改革思想传染给平民组织。

事实上，这些思想早已在民众中传播，尤其是在关心政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与英美的结盟，让苏维埃社会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深受西方的影响。在多年的隔绝之后，苏维埃城市此时已充斥着好莱坞电影、西方书籍、租借法案下的美国进口货。数百万人见识了真正的西方生活——兴许不如好莱坞所标榜的，但远远超越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宣传中的惨淡。餐馆和商铺在莫斯科的街道重现，或许在暗示可能恢复像新经济政策那样的局面。这一切均在推高人们的期望：一旦战争结束，苏联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容易，将对西方更加开放。1944年夏季，作家兼宣传专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在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发表讲话：

战争结束后，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愉快……与西方将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触，每个人都可阅读自己喜爱的，将有学生交流，苏维埃公民到国外旅行也会变得更加容易。

知识分子公开讨论政治改革，不再担心审查（也许是党领导批准的，故意提供这样的诱惑，以维持人们的斗志，直到战争结束）。西蒙诺夫回忆：“大部分知识分子赞成自由化，在意识形态上普遍感到乐观。”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自由化意味着与政府开展有关改革的“对话”。很少人愿意向共产主义专政提出公开挑战，大多数人只希望在政治决策中能有更多的参与，在内部做工作，使制度更加开放。诗人大卫·萨莫伊洛夫表达了这样的心态：

在我们的心目中，公民责任包括为政治任务服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的效用……我们感到，如果承担了公民使命，就有权利获得政府的诚信……政府的所作所为，需要有一个解释，让我们懂得其中的道理。我们当然不希望政府随心所欲，而自己只是盲目的执行人。

甚至经济改革也是可以接受的讨论主题。莫斯科的斯大林工厂是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者，其主管伊万·利哈乔夫提倡在工业经济中引进国内市场，让地方掌握较多的财政自由，通过高工资来刺激工人的生产率——它会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的性质。一些经济学家也公开批评计划制度，提出在战后重返市场，以刺激生产。(704)

人们在这开放气氛中变得理直气壮，甚至在私人生活方面，也质疑起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和价值观。

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在战前是个少年斯大林主义者，她记得让她反思政治信仰的一起具体事件。在1941年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她作为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与一群大学生一起被送去城外挖掘战壕，晚上就睡在战壕中。其中一人对客观条件不满，向领导提出抱怨，结果遭到了惩罚、欺负、共青团会议上的举报，最终被捕入狱。对埃尔加来说，这种迫害是一大觉醒。她父亲被捕于1937年，她曾相信政权关于“人民公敌”的宣传，以为他一定做了错事。如今，她亲眼看到有人无缘无故被捕。她加入一组学生，抗议对朋友的逮捕，却无济于事。从那以后，她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共青团和共产党：它们不是民主机构，只是滥用权力的精英小集团。她甚至想退出共青团，不再参加它的会议。新看法也影响了她对共用公寓的态度。整个列宁格勒围城时期，她都在那里住：

这是一个愉快的公寓，相互之间很少争吵。但有一个女人，住在后面的房间，老是与酒鬼丈夫吵，还会遇上家庭暴力。后来，她加入共产党，突然变得非常重要。她接管了我们的房间，有了面包和家具，要啥有啥。但事实上，我曾当面告诉她，并不赞同党的做法。我记得很清楚。我很可能因此被捕。(705)

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工作，自从父母被捕以来，一直在共用公寓独自生活。内务人民委员会传召她去总部，逼迫她参与对一名退休沙皇军官的举报，使她猛然觉醒。那位退休军官为了取暖，喜欢待在图书馆帮着做些琐事。由于马克斯娜的拒绝，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审讯员转而把矛头指向她，说这没什么奇怪，因为她自己就是“人民公敌的女儿，是在同病相怜”。这种侮辱激起了马克斯娜心中无比的愤慨，既出于内心的正义感，也出于捍卫无助军官和父母的必要，她作出了勇敢却可能是愚蠢的反抗：

我气得撕心裂肺，对他说，没人证明我父母就是人民的敌人，而他讲这种话，本身就是犯罪。在我看来，一切都豁然开朗了。但想想吧，我竟说出口！只是年轻气盛才让我这么勇敢！他一跃而起，向我走来，似乎想揍我。毫无疑问，他已习惯于打人。我站起来，抓住自己的板凳准备自卫。如果没有那条板凳，他一定会动手的，他慢慢冷静下来，在桌旁坐下，询问我的证件。

几天后，马克斯娜收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她离开列宁格勒，但她不肯就范。马克斯娜回忆：“列宁格勒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全部，离开是不可思议的。我想，为何要走？我只有这一小小角落[共用公寓内]，让他们来抓我好了，我才不会离开。”第二天，马克斯娜得到了资深图书管理员柳博芙·鲁比娜的帮助。她是一名勇敢的党员，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保护了许多列宁格勒居民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恐吓。鲁比娜认识马克斯娜的继父——原区委书记——认为他是个好人。她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失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1948至1953年的反犹恐怖中失去更多亲人）。马克斯娜回忆，她直言不讳，“批评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时毫不顾忌。在她眼中，那些人都是‘爬行动物’”。鲁比娜在自己办公室里为马克斯娜设立了简易床铺，让图书馆人员别向警方透露她的下落。把人藏起来是一个很勇敢的举动，很可能使鲁比娜入狱。但她在同事中德高望重，马克斯娜躲了将近一年，却没有人透露半点风声。马克斯娜回忆：“她照顾我，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对马克斯娜来说，她们在办公室里的交谈仿佛是政治教育课，让她与父母的价值观重新连接起来，而父母从未如此畅所欲言过：

鲁比娜是个非凡的人，既勇敢又坚强，满心共产主义理想，热衷于为大家伸张正义。她对我开诚布公，无话不谈——不仅仅是关于斯大林。她有一次告诉我，集体化是可怕的错误，毁了国家。她谈到，白海运河和其他建设项目全靠囚犯建成……她还谈及[1937至1938年的]逮捕，说我父母都是无辜的。我不理解的东西，她会逐一解释。有时她会谈整整一宿。她知道，我不会背叛她，不会向人透露一个字。她对我说的都是心里话。(706)

五

西蒙诺夫赶到柏林，为了战争的最后一役。他在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坦克，更多的坦克，装甲车，喀秋莎火箭炮，数千辆货车，各种口径的大炮。”

在我看来，不是某师或某军团，而是整个俄罗斯武装部队，从四面八方攻进了柏林……在硕大却没有品位的威廉一世纪念碑面前，一组官兵正在拍照。一次5人、10人、百人；有的挎枪，有的没有；有人筋疲力尽，有人在哈哈大笑。(707)

5天后，西蒙诺夫在卡尔霍斯特镇报道德国投降条约的签署，然后返回莫斯科，参加胜利庆典和游行活动。

莫斯科的市中心挤满了士兵和平民，赶来参加5月9日的庆祝活动。塞缪尔·拉斯金的侄子马克，看到美国大使馆外的鼎沸人群而变得目瞪口呆。他们聚集在马涅斯广场上，高举自制的标语牌，表示对盟国的支持，看到美国外交官和士兵（其中多人还拿着威士忌酒瓶）从窗户和阳台向外挥手致意，更发出欢愉的狂呼。在他看来，这是自1917年以来最近似于“争取民主的街头游行”的一件事。之后，马克返回位于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的拉斯金公寓，参加家人的庆祝活动。拉斯金一家——塞缪尔、贝尔塔、法尼娅、索尼娅、热尼娅和她儿子阿列克谢——1943年都从车里雅宾斯克返回莫斯科。马克回忆：“我们为胜利干杯，为斯大林干杯（这是官方规定的），大家心中充满了喜悦。”那天晚上，莫斯科市中心有更多的人向一国之父斯大林的巨幅肖像致敬。该肖像升起在克里姆林宫上方，由投影机照亮，周围数英里之内都可看到。(708)

6个星期后的6月24日，红场上举行正式的胜利游行。朱可夫元帅骑在一匹白色阿拉伯骏马上，在瓢泼大雨中率领部队和坦克迈进广场，军乐队奏起格林卡的爱国赞歌《荣耀归你》（Slavsya！）。两百名士兵携带纳粹旗帜，游行至列宁墓前，转身面对斯大林，将旗帜掷到地上。在高级指挥官的盛大宴会上，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祝酒词，献给“几千万简单、普通、谦虚的人……他们是伟大国家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vintiki），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元帅、各方面军和军团的指挥官，都分文不值”。(709)

苏维埃人民以普遍的喜悦迎接胜利。仅在这一时刻——或许在斯大林的整个统治时期仅有这个时刻——才有真正的民族团结。甚至古拉格劳改营的囚犯，也以爱国热情迎接战争的结束。他们认为自己也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更在期待自己的大赦。一名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囚犯，在5月9日晚上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我的一生从没吻过那么多人，纯粹是出于快乐和幸福。”

我甚至吻了男人。我们分离7年半以来，这还是头一次，我全然忘却了自己的悲哀和痛苦。定居地[监狱区域的外围]的人们奏起了手风琴，还有年轻人在跳舞。好像我们并不是羁绊于此，而是与你同在。(710)

士兵逐渐回国，许多男女为适应平民生活而承受巨大周折。从战场回来已是残疾人的有200万，他们领取微薄的津贴，很难找到工作，受到苏维埃当局犯罪般的忽视，很多人最终沦为大街上的乞丐。更多的人自战场返回，患有心理创伤，如战斗造成的心理压力、对战争心有余悸以及精神分裂等。但这些疾病，很少获得苏维埃医学界的承认，退伍军人自己又过于坚忍，不愿报告自己的状况。究竟有多少患者，一直无法弄清。(711)

就其他人而言，回归“正常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失望。不再有家园和亲人，难以与朋友和亲戚沟通战争经验，不再有同志友谊，前线战友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复存在——这些导致了战后岁月的普遍抑郁。康德拉季耶夫在20世纪90年代写道：“我的大多数老战友，要么酗酒致死，要么在战争结束时自杀——最近还有人自杀。”

我们觉得毫无用处，成了废人……斯大林只把我们比作一台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我们感到受了侮辱，这绝不是我们在前线时的感受。我们曾认为，我们手中掌握了俄罗斯的命运，相信自己是公民，以身作则。

康德拉季耶夫反思那些年，写道：

我们打败法西斯，解放欧洲，归来时却没胜利者的感觉。或者说，这种感觉仅持续很短一段时间，即我们对改革仍抱有希望时。这些希望落空后，我们陷入了失望和冷漠的深渊。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战时疲惫所引起的。我们是否真正明白，我们拯救了祖国俄罗斯，同时也拯救了斯大林政权？也许，还不甚明白。即使看到这一点，我们还是会以同样方式誓死作战的。在自家的极权主义和希特勒的版本中间，我们宁可选择前者。因为，忍受自家人的暴力，要比忍受外国人的，更为容易。(712)

安东尼娜·马兹娜及她女儿玛琳娜和玛琳娜·伊利纳（左），1944年摄于奇姆肯特

家庭的重组比士兵在家书中想象的更为艰巨。情侣不愿等待；女人与士兵一厢情愿的想象并不相符；分离和重聚的压力导向婚姻的解体。1944年夏天，西蒙诺夫写了剧本《无可避免》（So It Will Be），讲述一名军官从前线返回莫斯科，妻子和孩子早已消失于德军占领区，他断定她们已经遇难，所以与教授的女儿结婚，重建新的生活。剧本的中心思想是战后的当事人必须随遇而安，与《等着我吧》的主题，竟相差十万八千里。

战争结束正好遇上古拉格囚犯的第一批大释放。1937至1938年判刑8年的数百万“政治犯”，期满释放恰好是1945至1946年（1945年之前期满的囚犯，其获释必须等到战争的结束）。各个家庭开始重新拼凑，妇女们带头奔赴全国各地，寻找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前囚犯的居住地有严格的限制，大多数不得逗留在主要城镇。所以，为了全家团聚，不得不搬去苏联偏远的角落。有时，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居所仍是古拉格区域。

尼娜·布拉特1945年获释于马加丹劳改营，历程1.6万公里，才从雅罗斯拉夫尔孤儿院（女儿在外祖母死后的归宿）接回女儿伊纳萨，与自己一同住在马加丹劳改营。她在何处定居的问题上别无选择，释放时的限制是“100城之外”。这意味着作为前囚犯，她不得在所列的100个城镇定居。(713)

玛丽亚·伊利纳的征途更为艰险。她曾是基辅大型纺织工厂的主管，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被捕于1937年（丈夫是一名高级党干部），判处8年，流放到摩尔多瓦的波特马劳改营，到1945年获释，就去寻找自己的孩子。她被捕时，2岁的女儿玛琳娜和两个儿子弗拉基米尔、费利克斯，都被送去遣散中心。他们的外祖母爱莫能助，她已在照看1936年被捕的姨妈的几个孩子。弗拉基米尔抵达遣散中心后不久就满了16岁，结果作为“人民公敌”获刑5年，被送去马加丹劳改营。费利克斯去了基辅的孤儿院；玛琳娜去了附近的布恰孤儿院，1939年又转去乌克兰首都以南200公里的切尔卡瑟孤儿院。玛丽亚从波特马劳改营写信给苏联各地官员，打听孩子的下落，但找不到弗拉基米尔——他死于马加丹劳改营，而且没有记录，时间约在1942年之前。玛丽亚花了整整18年时间才找到费利克斯，他在战争爆发后，随孤儿院一起撤到哈萨克斯坦西部的捷列克蒂地区。她在1943年获悉，费利克斯12岁时逃离孤儿院，好几个月在外流浪，结果到了2500公里之外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地区，在偏僻的切勒姆霍沃小镇的一个工厂找到一份工作。

玛琳娜的运气不错。切尔卡瑟孤儿院的医生安东尼娜·马兹娜有个妹妹，凑巧也在玛丽亚的劳改营。通过她，玛丽亚从孤儿院员工那里，定期了解自己女儿的健康状况。玛琳娜抵达布恰孤儿院后不久就患上猩红热病，几近死去。她转到切尔卡瑟孤儿院后，获得安东尼娜的精心调养。安东尼娜甚至把玛琳娜带回家，与自己女儿（也叫玛琳娜）同住，直到恢复健康，再回到孤儿院。安东尼娜给她送来食品、酥糖、甜食，告诉她这都是母亲送来的，但往往不是真的——来自波特马劳改营的只有不定期的小额汇款（尚有一些食品包裹来自外祖母，直到战争爆发）——但医生懂得，小女孩如想活下去，需要有点希望，需要相信自己有一位慈母。玛琳娜回忆：“我对母亲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不懂什么是母亲，但孤儿院里的大龄孩子，经常会谈论自己的母亲，赞美她们的慈爱——她们会谈及战前的快乐，从不挨饿，总有面包、黄油、甜食——在我脑海中，这些甜食、巧克力、酥糖，成了我想象中理想慈母的符号……这不是别人给的甜食——而是“妈妈的甜食”。(714)

1941年，切尔卡瑟孤儿院疏散到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奇姆肯特，由于有孤儿院员工的来信，玛丽亚仍与女儿保持联系。玛琳娜还太小，不会自己写信（她要等到10岁才开始上学），所以由保育员代写，并加入标准的措辞，以维护孤儿院的正面形象：

1944年1月1日，奇姆肯特

向玛丽亚·马尔科夫娜致敬！

我代你女儿玛琳诺奇卡给你写信：“妈妈，我仍记得你。你会马上回家吗？我非常想你。我的生活很好，他们让我们吃得不错。我会唱歌跳舞，不久就要上学了。妈妈，寄一张照片给我吧。再见，我吻你，你的女儿玛琳诺奇卡。”

我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她说这就够了。她身体健康，过得愉快，受到我们小集体中所有孩子的爱护……我们也定期写信给她在基辅的外祖母。私人摊位的照相费是22个卢布……如果想要，请寄钱来……

保育员亚历山德拉·扎哈罗夫娜·格拉西姆丘克(715)

孤儿院在1945年迁回，但没去原先的切尔卡瑟，而搬至利沃夫附近一个大庄园遗址，在乌克兰与波兰的交界处。安东尼娜消失了，玛琳娜仍在等待母亲的出现。她回忆：“我从没见过她的照片，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但我觉得，就像别人等待上帝一样，我在等待母亲，我的救世主。”其他的母亲陆续来到孤儿院，领走了自己的孩子。“我对他们极为嫉妒，一直在梦想，下次会轮到我。”玛琳娜并没意识到，这些孩子与自己不同——她们的父母不是“人民公敌”，与子女的分隔只是由于战争——但她听到保育员在孤儿院的“窃窃私语”，记得“人民公敌”一词，知道它是指“不能谈论的坏事”。整个1945年，玛琳娜不断写信给母亲。她已在孤儿院读二年级，可以自己动笔写信。通常情况下，老师告诉孩子写什么，包括一些标准措辞，让父母知道她们在孤儿院很快活。但玛琳娜的信表达了决然不同的情绪，她在8月17日写信给母亲：

妈妈，你好吗？妈妈，请给我写信，只要一封就够了，让我知道，你已收到我的信。我已给你写了7封，也许你一封也没收到。妈妈，我很好，没生病。这里已是冬天，很冷。即便如此，我们还要上课。妈妈，来看我，或尽快派人来接我，我在这里已经住腻了……其他女孩不会打我，但也有互相打架的。妈妈，我想你会在春天来接我。

玛琳娜不知道与母亲在一起将意味着什么，只是在孤儿院感到很不愉快。她推测，像其他孩子一样，她也是因战争而与母亲分离的，现在战争结束了，母亲就会来接她，然后，她就能享受其他孩子讲述的战前与大人共度的幸福生活。(716)

1945年底，玛琳娜的母亲从劳改营获释，但不准返回基辅，寻找孩子时，只得借宿在各地的朋友家。她侄女的丈夫是党内积极分子和历史学家，介绍她与诗人巴甫洛·狄青纳联系。狄青纳属于乌克兰首都的斯大林精英团体（私下仍对现政权不满），帮助她发现了玛琳娜的下落。玛琳娜还记得母亲的到来，所乘坐的汽车由专职司机驾驶，那通常都是政府官员使用的。一群孩子聚集在入口处，看看谁来接这位幸运的女孩。

“有人来找你了。”每个人都来告诉我……我走了出来，看到一名陌生女子，竟然手足无措。如果奔上去拥抱她，我害怕因此而受到惩罚。我知道，保育员并不喜欢孩子热情拥抱来接他们的人，这样做，有损于孤儿院的名声。我们必须让来客觉得，这里一切都好，我们都舍不得离开……其实我也很害羞。妈妈后来说，见面时没有喜悦，我好像有点诚惶诚恐。我确实害怕一切……我记得当时曾想，可能不会把我带走，因为没人告诉我她是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她是母亲，从没见过，甚至从没看到一张母亲的照片。她已经不年轻，头上戴着旧头巾，仿佛是借来的，使她显得庄重。她打扮得不像贵妇人，没有皮草、帽子、漂亮的装饰。她看上去贫穷潦倒，落落寡欢，活像一个老太太，不像一个母亲，至少不是我所想象的。我脑海中的母亲该是怎样呢？衣冠楚楚，年轻漂亮，容貌出众，活力四射……但这个女人，却头发斑白。(717)

玛琳娜的母亲把女儿带到利沃夫城，住入酒店，早餐吃软面包和可可饮料。玛琳娜第一次体验如此的奢侈，终生不忘。几天后，她们回到切尔卡瑟，住在集体宿舍的一个小房间。玛琳娜继续上学，但要克服她们之间的隔阂却非常困难。玛琳娜回忆：“最初几个星期，我与母亲都无话可谈。”

我是一个野孩子，来自孤儿院，不喜说话。她并不强迫我，反而有点怕我……也许她在我身上看到了野性的端倪，在思忖应对的好方法……母亲后来说，我不但害羞，而且胆怯，犹如惊弓之鸟。她叫我时，我都不会走近，自己也从不主动去麻烦她。很长一段时间，我只会叫“您”[“你”的敬称]，不会叫“妈妈”。内心堵着一道墙，阻止我开口。我必须要强迫自己叫“妈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们一起住了12年，一直没能培养亲密的关系，她们受伤太深，无法向对方打开心扉。玛琳娜的母亲死于1964年，从没告诉女儿自己在劳改营的经历。玛琳娜回忆：“她太害怕了，以致不敢告诉我。我也太害怕了，以致不敢提问。”她所发现的母亲在劳改营的经历，都来自玛丽亚在古拉格的朋友。1955年以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另外还有哥哥。其时，费利克斯再次出现，玛丽亚也知道了弗拉基米尔已死去。玛丽亚沉浸在深深的沮丧之中，变得完全龟缩，对过去一字不提。玛琳娜记得：“我们虽住在一起，却几乎鸦雀无声。”

这太可怕了。直到今天，我始终不明白她为何这么害怕畅所欲言？我觉得，她不想拖累我，希望我幸福，不让我痛心疾首于我家在苏联的遭遇。她知道，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不公正的，但不愿让我也有同感。(718)

[1]这里的三角关系被称为“Union of Serova, Simonov and Rokossovsky”，也可缩写为USSR。——编注

[2]此处的《等着我吧》，采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资深翻译家苏杭的译文。——译注

[3]根据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她在1937年嫁给身为知名作家、《真理报》记者的戈尔巴塔夫，希望获得保护（她父亲作为一名沙皇军官曾在1925年入狱，到1937年，又与她的祖母一起被捕，被送进劳改营。当时她正在拍电影，却因此被解雇，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表演工作）。在之后的10年中，这对夫妇享受着苏维埃精英的奢华生活，经常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塔蒂亚娜的美貌，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垂涎。1947年，她被贝利亚强奸多次，此丑闻在苏维埃领导人圈子中众所周知。奥库涅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声称，戈尔巴塔夫并没保护她，因为他刚刚晋升为中央委员，不想制造麻烦。塔蒂亚娜变得狂野，心直嘴快，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肆意酗酒，举止轻率。戈尔巴塔夫担心妻子被捕，恳求她申请入党以自救，却遭到她的拒绝。据奥库涅夫斯卡娅说，戈尔巴塔夫为了明哲保身，遂向当局提供她的活动证据。塔蒂亚娜被捕，以间谍罪获刑10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她经常出国，与外国男子的风流韵事时有所闻，包括南斯拉夫总理约瑟普·铁托）。奥库涅夫斯卡娅的被捕，成为西蒙诺夫夫妇频繁发生争执的起因。奥库涅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西蒙诺夫的深刻敌意，称他和戈尔巴塔夫都是讨厌的党内野心家。她还回忆了与西蒙诺夫的首次见面，那是1937年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她声称，他曾试图强行与她上床，把他描述成（戈尔巴塔夫的朋友中）“最叫人讨厌的人，粗鲁、迟钝、缺乏优雅、肮脏、邋遢”。但这个形象，与西蒙诺夫在他人眼中的儒雅可敬，大相径庭。[T. 奥库涅夫斯卡娅《塔蒂亚娜的一天》（Tat’ianin den’），莫斯科，1998年，第65—66页]

[4]1988年之前，苏维埃公众一直不知道这项命令，它的公开属于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它当初传达至苏维埃军队各单位是在1942年。

[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罗斯军队曾在喀尔巴阡山投入战斗。

[6]在戈洛温家，尼古拉的4个儿子有3个死于1941年的战斗：伊万（当时34岁）、尼古拉（28岁）和阿纳托利（21岁）。

第七章 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一

布舒耶夫一家1945年12月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返回彼尔姆。季娜伊达和3个孩子——奈莉、安吉丽娜、斯拉瓦——搬入苏维埃街上一座共用公寓，与季娜伊达的母亲、弟弟托利亚、弟媳妇以及弟弟的两个幼儿，挤在一个11平方米的小房间。季娜伊达和3个孩子睡一张单人床，托利亚和妻子带着女婴睡另一张床，外祖母和托利亚的另一个孩子同睡。当时10岁的安吉丽娜回忆：“我们挤在一起，真是一场噩梦。我都不知道如何熬过来的。”布舒耶夫一家从劳改营回来时，所有财产仅够装一个口袋。当时12岁的奈莉回忆道：“我们一无所有，只有被褥和身上的衣服。母亲常说：‘我都不知道能否看到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床铺的一天。’”她们居住的社区一派败落，自战争爆发以来从没任何修缮，水电全无，房顶坍塌，污水处理系统失效，到处可见害虫。

彼尔姆远离战场，未遭轰炸，但像后方许多城市一样，因大量撤入者给住房、食品、燃料带来极大压力而陷入困境。主要街道变成了种植蔬菜的自留地，市区没有汽车，只有工厂附近有几辆卡车跑动。城市的木道、长凳、围栏及绝大部分的树木都已消失，变成了柴火。(719)

1946—1948年，布舒耶夫一家所住的角落房间图示，位于彼尔姆的苏维埃街77号的一座共用公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其他国家比苏联承受的损失更惨重。[1]根据最可靠的估计，从1941到1945年，2600万苏维埃公民丧命（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1800万士兵受伤（苏维埃当局承认的数字远远低于此数[2]），400万人失踪。战争给苏联人口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18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死了四分之三。战争结束时，这个年龄段的女子是男子的两倍。在激烈战斗的地区，如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这个比例高达3∶1。农村的不平衡尤其严重，许多农民士兵选择不回去，留在城镇落户，因为那里的工厂需要人手。有的村庄，当初离家奔赴前线的士兵竟一个也没回来。自那以后，苏维埃农业从没获得真正的恢复，集体农庄里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720)

战争对物质条件的破坏是空前的：7万个村庄、1700座城镇、3.2万家工厂、4万英里的铁路，均遭摧毁。在德军占领地区，一半住房受损或遭毁。1945年，尚算不上受损最严重的莫斯科市，其90%的建筑物没有暖气，48%的建筑物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从整体来说，战争造成2000万人无家可归。农村的生活水准逐步下降，大批农民因此迁入城市，更加重了城市的住房危机，苏维埃当局却步履蹒跚。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废墟、地下室、窝棚和地穴中。

西蒙诺夫1947年成为斯摩棱斯克地区的苏维埃代表，收到数百份要求解决住房的申诉信，很典型的一封信来自1946年转业的一名党员军官。他一家6口，包括3个幼童和年迈的母亲，住在卡卢加城一间没有暖气的地下室，屋顶漏水，墙壁渗水。1941年，他们在斯摩棱斯克的房子被炸，自那以后就一直蜗居于此。他申请新的住所足足花了两年，却面对苏维埃当局的不理不睬；在西蒙诺夫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了将被安置于斯摩棱斯克的允诺。但由于官僚机构的拖延，最后完成搬家，仍要拖至1951年。(721)

战后的苏维埃经济处于灾难之中。1945和1946年的两次歉收，将苏联带到饥荒的边缘，至少有1亿人营养不良。从1946到1948年，确有饥荒发生。在受灾最严重地区，譬如乌克兰，约有200万人死于饥饿。(722)消费品的生产在战争中基本停顿，工业生产全部面向军需。尽管宣传机构允诺将有美好的生活，但冷战的现实意味着：在未来10年中，苏维埃工业的主要优先仍是钢铁、能源和军备。基本生活用品非常短缺，特别是像彼尔姆一样的省城，大家都衣衫褴褛，脚登破破烂烂的鞋靴。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国家保险机构的办公室找到工作，但口粮不足以果腹，于是她设法让奈莉也去上班，当一名办公室的信差。这意味着她们可拿到第二张配给卡。即便如此，布舒耶夫一家也仅能吃上面包、汤和土豆，但买不起肥皂。国营商店里根本没有肥皂，只能去农村买，全是农民非法制造和销售的。家里3个孩子只有一双鞋，轮流穿了去上学。季娜伊达的工资不够为孩子买衣服，只好去市场买碎布来自己缝制，孩子因此不好意思出门。安吉丽娜回忆，姨妈有一次邀请她们上剧院，那已是多年以后的1950年，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孩子各有自己的衣服和鞋子，但仍有尴尬的羞涩。

我们去不了剧院，太羞愧了。我脚上是一双花边帆布凉鞋，四季不换，仅花了3个卢布；身上是妈妈1946年为我做的棉布连衣裙，但买不起外套。我要到1957年才有自己的外套，那是黑色呢子的，质量非常低劣，且是二手货。(723)

1945年9月，党中央专门设置一个委员会，调查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国防工厂的一系列罢工和示威——当时有许多此类的工人抗议运动。该委员会的结论是：罢工主要原因是住房和消费品的长期短缺，损害了工人的尊严。对于鄂木斯克174号工厂1.2万名工人的罢工，委员会是这样汇报的：

工人及其家人急需衣服、鞋子、亚麻布。1945年，每个工人平均分到0.38件衣服和0.7双鞋。1944年，450名儿童因为鞋子和衣服的短缺而无法上学。今年，处于这种窘态的儿童上升至1300人。许多工人衣衫褴褛，无法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工人的家里没有餐具、厨具、勺、杯、碗、凳子、脸盆、足够的床位以及其他必需品。分配口粮会有长时间的拖延，其中大部分又是替代品。工人几乎都领不到肥皂、盐或煤油。(724)

人们因战时经验而壮胆，不再害怕表达心中的不满。1945至1946年，仅俄罗斯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收到50多万封苏维埃公民的信件，抱怨国家的宏观形势。一名工人甚至在愤怒的信件中大胆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这就是斯大林的第4个五年计划中，你们所谓的国家在物质生活上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我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召开这些问题的讨论会——因为，它很容易演变成反抗和起义。所有的工人都在问：“我们打仗，到底图个啥？”(725)

在战争的尾期，人们坚信苏联的生活将有好转。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写道：

大家都在期望，一旦赢得胜利，就会看到真正的幸福。当然，我们知道，国家受到了摧毁，变得贫穷，必须努力工作。我们对金山银山不抱幻想，只是相信，胜利将带来正义，人的尊严将战胜一切。

对改革的期望，更强烈的独立意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自与欧洲的碰撞和西方书籍、电影）……这一切激发了新兴政治团体的振奋和躁动。人们经过了战争洗礼，抛弃旧日的恐惧，交谈得更加自由。在退伍军人俱乐部、学生会议场所、咖啡馆、啤酒厅，人们尽情享受自己在战争中初尝的自由，谈论必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即使在最高层圈子中，变化也被认作是政治上的不可或缺。一位资深将军在私人电话交谈中告诉另一位：“千真万确，大家都在公开表达对生活的不满，到处都可听到。”这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在1946年的窃听录音。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回忆录中提及，他当时相信，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将返回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726)

反斯大林的意见很少公开发表，但在非官方交流中大家都心照不宣，使一定的社交、种族和职业的团体，以及囚徒、流放者因此团结起来，有时甚至是整座城市都对政权抱有敌意。列宁格勒战时的围城经验，培植了该市居民反莫斯科的强烈情绪。在他们的眼中，这既是公民独立的标志，又是反克里姆林宫的象征。这种异议巧妙地体现于围城的传说、献给受害者的公共纪念碑以及俚语、笑话、轶事之中。

玛丽安娜·戈登1945年从撤退地车里雅宾斯克回到列宁格勒，其时17岁。她的父亲在整个围城期间一直留在列宁格勒。他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翻译，又是一名活跃的神智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多次入狱。这次回来，玛丽安娜注意到，父亲在表达对斯大林政权的厌恶时已变得更加开放。她回忆起父亲1945年的一次评论，如果是在战前，即使在家里，他也绝不允许自己如此不慎：

收音机响着，父亲躺在床上看书，我在擦地板。歌唱家[尤里·]列维坦出场，唱起一首当时无处不在的歌曲《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我们伟大的领袖》。爸爸说：“玛丽安娜，掐死这个汉斯·萨克斯！”[3]他只是要我关掉收音机，但我仍大吃一惊。到那时为止，或多或少，我已接受了斯大林同志是胜利缔造者的解释。尽管有疑惑，但我一直在努力克服，爸爸的话却加深了我的怀疑。(727)

怀疑和异议在战后的学生社团里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公开的反对更为常见。战争期间长大的一代学生，与1941年之前长大的相比，思想更为独立。在战争中，许多年轻人已接触到成人世界，经常听到对政权的批评。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但他们的亲身经历使自己养成了特殊的独立个性，并与苏维埃的宣传和共青团的循规蹈矩保持一定的距离。瓦伦蒂娜·亚历山德罗娃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的官员，被捕于1938年；她自己1947年进了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她描述了自己同学中的价值冲突：

我们追随那个时代的精神，肯定是爱国者，我们伟大的祖国刚刚赢得战争。我们把自己当做青年近卫军，并以此名义成立了一个俱乐部。[4]但我们反对在社会上亲眼目睹的腐败——某女孩学习不好，但得到好成绩，因为她是模范工人或模范工程师的女儿，诸如此类。我们不喜欢的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情形：强制我们参加党史讲座；教师让我们在练习簿封面上写下各自的共青团员证号；对我们的宣传努力缺乏诚意。在我们看来，共青团似乎是野心家的集聚地，我们避而远之，在理工学院内自组小圈子，聚在一起喝酒，讨论各种政治思想。如果有人听到谈话内容，我们可能会被捕。我们之间的危险谈话，让我们团结得更加紧密。在我们圈子里，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我们团体的标志。有人喝了几杯后会变得非常大胆，讽刺地提出干杯：“为斯大林同志！”大家都笑成一团。(728)

这样的非正式学生团体有很多，大多数只是讨论小组，鼓励大家既阅读官方批准的书籍，又作出独立的思考。另有更加政治化的团体，信奉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新生，来对抗他们看到的“野心家”对共青团的主宰，通常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视。这些团体很小，只有很少的学生成员，所表达的意见却得到许多年轻人的赞同。譬如，在车里雅宾斯克城，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一个学生小组，他们出版自己的年鉴，登载神秘诗歌和政论文章，呼吁在共青团内恢复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1946年9月，地方党委的一份报告发现，这些态度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学生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学生们都感到共青团高高在上，未能满足他们对外国文学、性问题和哲学的兴趣。(729)

1945年，艾莱娜·舒瓦洛娃与母亲从疏散地返回列宁格勒，开始上大学。20世纪30年代，由于父亲与他身在德国的母亲仍有书信来往，全家流放到沃罗涅日城。艾莱娜的父母于1939年离婚，在流放中长大的耻辱已给艾莱娜留下烙印，借用她自己的话，使她变得更加“内向”，并“在心中抗拒苏维埃制度”。母亲是专绘斯大林肖像的艺术家，家里没外人时，常对斯大林作为一国之父进行嘲讽，更加深了艾莱娜心中的抗拒。她从小由母亲带大，要“相信上帝，始终讲真话”，感到自己越来越疏远于大学环境，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过去。对她来说，开放和直率成了她坚持自己个性的代名词。她与两个最值得信赖而且均有污点履历的朋友，自组一个讨论小组。她回忆：“我们的初衷是相互之间必须完全坦诚，我们在朋友家的共用公寓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吸引新成员，只想发展‘自己类型’的——而不是循规蹈矩的。”但该小组半途而废，因为艾莱娜将之透露给自己的外祖父，他是前沙皇官员，吓了一跳，劝她赶快停止。他还透露了一个家庭秘密，以劝阻她的计划：艾莱娜的父母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处罚，不只是因为与德国居民通信，更是因为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宗教团体。(730)

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1940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她的父亲两年前被捕、遭枪决，曾是一名资深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格勒著名的神经学家。1941年，柳德米拉跟随大学疏散至萨拉托夫城，1944年回到列宁格勒，于1946年毕业。至此，她已形成了反斯大林政权的见解。对她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他是一名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招生，拯救了不少“人民公敌”的子女。他充满道德勇气和人道精神，既有魅力，又长得英俊。柳德米拉回忆，沃兹涅先斯基是“我理想中的苏维埃人，我甚至写信向他倾心吐胆。在某种程度上，他代替了原是我理想人选的父亲”。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让柳德米拉对马克思有了更多的了解，马克思的早期作品更成了她的福音和反斯大林政权的道德基础。柳德米拉反思：“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我听了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攻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才开始懂得：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与我们在斯大林统治下所经历的，完全是南辕北辙。我们的任务是返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父亲那样的人，在那里是不会被捕的。

柳德米拉供奉的是马克思的肖像，而不是斯大林的，她每天都会在肖像前，一边画十字，一边自言自语，像是在做祈祷：“卡尔·马克思，教我如何生活吧！”她与大学朋友组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每周在公共图书馆聚会一次。像19世纪地下革命者一样，学习小组中的友谊全以政治原则为基础。柳德米拉回忆一个典型事件：

有一天在公共图书馆，我们几个人站在楼梯上交谈。有人说：“苏共十九大的召开，为何遇上这么长的延迟？这肯定违反了党的规章制度！”苏共十八大[1939年]之后，已超过5年[苏共十九大的最后召开是在1952年]。在我们眼中，这似乎违背了党的民主原则[从1917到1925年，规定是每年一次；从1956到1986年，每5年一次]。然后，这位女孩说：“斯大林肯定知道得最多最好！”我看看她，心想：“这就够了！”对我来说，她作为一个“人”已不复存在。[5]

学习小组开始阅读课堂教材之外的文学作品，像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也想找出一种“道德准则”。如柳德米拉所说的，有了它，“即便在一个全然否定道德准则的社会，我们仍可活得更加诚实，无需口是心非”。

从马克思那里我们学到了但丁。马克思引用了他的座右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们经常讨论这一条，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可完全忽视他人的意见，但应尽量遵循自己的道路，无须牺牲自己的原则，无须追随大流，人云亦云。(731)

斯大林很快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1946年2月9日，他在战后第一次重要讲话中直接挑明，苏维埃制度不会有任何缓和。当时的大背景是愈益紧张的冷战气氛。斯大林呼吁苏维埃人民加强纪律，作出更大牺牲，克服战争的破坏，迎接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带来的全球冲突（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会有战争，苏维埃必须做好准备）。斯大林要求部下，在有关民主的谈论广为传播之前，就要发起“猛烈的进攻”。审查制度收得更紧，特别是针对战争回忆录，其中的集体经验往往提倡改革。(732)内务人民委员会获得加强，在1946年3月改组为两个独立机构：一个是内务部，以后专管国内安全和古拉格系统；另一个是国安部（克格勃的前身），以后专管反间谍和外国情报的工作。因为政权的敌人其实是“外国间谍”，国安部的任务也延伸到国内监控。战后几年虽然没有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水平，但每年仍有几万人被捕——被控在冷战中站在西方一边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由法庭裁定犯了“反革命罪”。(733)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立即在军队和党的领导阶层推行新的大清洗。所谓的“自由”改革派，形成了敌对的权力中心，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威构成了挑战。斯大林的首要任务是铲除军队高级领导人，他们因1945年的胜利而享有巨大声望，其中的朱可夫元帅更成为改革派的寄托。[6]国安部开始监听高级指挥官的电话交谈，专为朱可夫建立了一个档案，因为他的声望气势已达不能容忍的地步。他是德国的苏维埃占领区的军事长官，在柏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揽下了苏维埃胜利的主要功劳。斯大林申斥他的大言不惭，把他召回莫斯科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审讯。会上，有政治局委员谴责他给苏维埃国家带来了波拿巴式的威胁（但除了一名将领，其余的都为他说了好话）。依照斯大林的命令，朱可夫被降职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后来又被送去乌拉尔，担任一个卑微官职（原本可以更糟，因为有谣言称，朱可夫试图发动反斯大林的军事政变）。朱可夫的名字消失于苏维埃的报刊，更被剔出伟大卫国战争的苏维埃历史，而斯大林成了胜利的唯一指挥者。其他普受欢迎的军事英雄，一一难逃类似的命运：前参谋长安东诺夫元帅，外放去了外高加索军区；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沃龙诺夫、瓦图丁等人，被删出官方的战争记录；从1946到1948年，还有数名高级指挥官，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名，遭到处决或监禁。(734)

斯大林还把矛头指向列宁格勒的党领导。这座城市亟想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它充满了文学艺术的活力，以19世纪的欧洲价值观为基础，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改革愿望的堡垒。列宁格勒的党领导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民主派，只是技术官僚，相信苏维埃制度的合理化。其中一些已在战争期间晋升到莫斯科的高位，得力于列宁格勒前主管安德烈·日丹诺夫的提携。战后，日丹诺夫负责党组织，还掌管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他在1948年死于心脏病时，政治局成员中的列宁格勒人多得不成比例。其中有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他们曾被广泛认作斯大林的潜在接班人。像他的兄弟、列宁格勒大学的校长一样，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也是政治经济学家，年轻有为，充满活力，英俊潇洒。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是苏维埃战时经济计划的主要策划人。1945年之后，他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思路，[7]试图让苏维埃工业的重建更趋合理化。当年，为振兴遭受内战破坏的国家，新经济政策曾立下汗马功劳。库兹涅佐夫是负责安全事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但他的声誉鹊起主要归功于他在列宁格勒围城时的军事业绩。这是他在列宁格勒普受欢迎的主因，却成了不断刺激斯大林的根源。

1949年，斯大林委派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前去检查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工作。他是共产党书记处的主管，又是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死敌。马林科夫的借口是调查区党委操纵选举的指控，真正目的是要打破列宁格勒的权力基础，首当其冲的是“列宁格勒保卫战博物馆”。该馆的展品把围城的历史，当做全市人民勇敢的集体行为，基本上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结果，博物馆关闭，负责人被捕，珍贵的个人文件和回忆录全遭销毁，仿佛是在抹去该城的独立、英勇的印记。1949年8月，在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中，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几位特立独行的列宁格勒官员，包括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全都被捕，遭到莫须有罪名的指控（从英国间谍到花天酒地）。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在1950年10月的秘密审判中被判有罪，同一天遭枪决。

与战后政治压制配对的是计划经济的卷土重来。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讲中警告，国际形势的紧张不会减缓；同年推出了新的五年计划，以巨大的建筑项目来恢复国家的基础设施。工业生产的目标定得如此离奇，如果要完成，每一名工人都必须成为劳动模范。苏维埃的宣传连哄带骗，要大家再作出一段时间的牺牲，并一如既往地允诺，辛勤工作将获得廉价消费品的奖励。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很难相信如此的允诺。少数的基本家用品，即使可以买到，也价格奇贵，无疑在降低实际的工资收入。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政府在1947年推出货币改革，10卢布旧币只能交换1卢布新币，从而大大消减了农民的消费力。战争期间，对小额贸易的限制有所放宽。农民出售蔬菜和手工制品，积累了一定储蓄，然而遇上这次货币改革，却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735)

在战后的苏维埃经济中，由于斯大林和其“厨房内阁”的命令，强制劳役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战争的结束，可供国家开发的无偿劳动力得到了快速增长。除了古拉格囚犯和征来的劳动大军，还有200万德国战俘、100万其他轴心国家战俘，主要用于木材采伐、采矿、建筑，其中怀有技能的，偶尔也会受雇于苏维埃工业部门。在有些工厂，德军战俘在生产过程中变得不可或缺，拘留营干脆就建在工厂之内，管理人员更试图阻止战俘的遣返。古拉格人口也在增加，1945年的特赦释放了很多人，但从1945到1950年，劳改营又收进100多万新囚犯，主要依靠对“民族主义者”的大肆搜捕（乌克兰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的领土被红军夺回，却从没真正融入苏维埃的政权体系。古拉格系统扩展成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拥有67个综合企业、1万个单独劳改营和1700个殖民营，到1949年共雇用240万名劳工（战前是170万）。就总体而言，从1945到1948年，估计苏维埃工业劳动力的16%—18%是强征的劳工。他们主要在寒冷和边远的地区开采贵金属，当地的自由劳工，即使能找到，也是非常昂贵的（因此，强制劳役对苏维埃经济的贡献，远远高于统计数字所提出的）。奴役劳动也参与了20世纪40年代末的大型建设项目。那些项目，至少在官方眼中，象征了战后的信心和苏维埃制度的成就：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古比雪夫水力发电站、贝加尔至阿穆尔的铁路、北极铁路、莫斯科地铁的延伸，以及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那些年，7栋像婚礼蛋糕一样的大厦（“斯大林的大教堂”），以铺张的“苏维埃帝国”风格在首都地区耸立起来，莫斯科大学就是其中之一。(736)

战后几年也看到古拉格和民用经济的逐步相融。每年约有50万古拉格劳工外包给民用部门，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或民用部门抱怨劳动力短缺的地方。另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自由劳工，大多数是专家，在古拉格的工业部门领薪工作。古拉格系统越来越趋向于物质奖励，即使在应付强制劳工时也是如此。劳改营的居民变得愈益不羁，难以控制。1945年的大赦涉及约100万囚犯，主要是刑事犯，他们的刑期或减少，或废除。劳改营留下的多是“政治犯”——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充斥劳改营的知识分子类型，而是曾上过战场的年轻人，例如外国战俘、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敌视苏维埃政权，不怕动用暴力。没有奖励，这些囚犯干脆拒绝完成指标，看守囚犯的成本也高涨成了天文数字。到1953年，内务部在劳改营雇用25万狱警，古拉格的维持费用两倍于古拉格劳工所创造的收入。内务部的几位高级官员，对强制劳工的划算与否深表怀疑，甚至在酝酿对策，或废除古拉格某些部门，或将囚犯转换成另一类平民。这些想法获得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支持，最终仍没得到认真地讨论，因为斯大林是古拉格系统的坚定支持者。(737)

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是战后古拉格经济和民用经济相融的良好榜样。从1945到1952年，其囚犯人数增长3倍，从10万升至将近30万。大多数新来者，不是从“过滤营”（通过审讯，筛选出“与敌合作者”）挑出的、来自欧洲和前纳粹占领区的苏维埃战俘，就是从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围捕而来、权作“民族主义者”的士兵和平民。同时，自由劳工的人数也有稳步增长。如果加上获释后自愿留下（或被要求留下）的领薪囚犯，在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1949年的总人数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自由劳工。最后，还有一大批作为志愿者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自愿前来团聚的囚犯家人。(738)

列夫·内托1925年出生于爱沙尼亚共产主义者家庭，他们家早在1917年就搬到莫斯科。父亲是拉脱维亚步枪队成员，在帮助列宁夺取政权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母亲成为外交部官员，给儿子起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托洛茨基的名字。1943年，列夫参加红军，分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殊游击队，被派去德军防线后的爱沙尼亚作战。1944年，列夫被敌人抓获，囚禁在拉脱维亚的德温斯克地区，后来被送去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战俘营。1945年4月，全体战俘被迫西行，列夫和其他囚犯得以从队列中逃脱，获得美军的解救。列夫在美军营地中待了两个月，虽受到不必返苏的劝说，仍在1945年5月回到苏联。其时，他20岁，很想上大学，但一走进苏维埃边境，先被送去过滤营，接着被送进红军。之后3年中，列夫在新近夺回的乌克兰西部充当一名普通战士。1948年4月，他在罗夫诺城被捕，被指控为美国间谍。内务人民委员会审讯员予以酷刑逼供，指控他在战争期间向德军出卖游击队，并威胁要逮捕他的父母。列夫因此签署了认罪书，被判处25年劳役，外加5年在诺里尔斯克流放。(739)

玛丽亚·德罗兹多娃1945年4月在柏林遭到红军逮捕，被送去诺里尔斯克。4年前，即17岁那年，玛丽亚与父母还住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小镇红村时，沦为德军的俘虏。她被带去爱沙尼亚，在一所野战医院充任护士，然后去了柏林，成为纳粹高官的家仆。德军多次想征募她为间谍，但都受到抵制——她因此承受多次殴打——但她的伤疤不足以打动苏维埃的军事法庭，仍以“叛国罪”判她去

诺里尔斯克10年。(740)

斯大林对苏维埃经济的战后重建自有一套想法，在他眼中，诺里尔斯克的贵金属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刺激诺里尔斯克的劳工，劳改营管理部门采用越来越多的劳动积分和货币奖励。到1952年，对诺里尔斯克的大多数囚犯来说，现金工资已成为规范，每人平均每月赚取225卢布，约等于正常民工的三分之一。在诺里尔斯克，伙食和住房算是“免费”的。许多志愿工赚取特别（“北部的”）工资，远远高于他们在古拉格系统之外所能赚到的。(741)诺里尔斯克开发了奇怪的混合体：这是一个监狱，囚犯却在领工资。但尊严的丧失，以及被迫在不人道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光靠薪酬是无法弥补的，造反闹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二

战后几年受过教育的苏维埃新“中产阶级”得到巩固发展。从1945到1950年，大学和高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一倍。技术和管理的新专业阶层崛起，在此后数十年内，成为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官员和受益者。这些新精英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干部：他们教育水平更高，眼光更灵活，更稳定。他们的专业资质，不但保住了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高级职位，而且确保自己不会因出身不好或思想不纯而遭到剔除。在苏维埃精英的治理原则中，专业能力已开始取代无产阶级价值。

创造这个专业阶层是斯大林政权的既定政策。它承认，苏联需要一个广泛可靠的工程师、行政官员、经理的阶层，既要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又要为苏维埃制度的安定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1945年以后，如果不想被政治改革的广泛需求压垮，便需要忠心耿耿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而赢得忠诚的最直接手段，就是满足人们的资产阶级愿望。这一新兴的苏维埃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奖励，就是安全和高薪工作、私人公寓及舒适家庭的天伦之乐。战后初期，仅有少数消费品可满足他们的愿望，但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却作出了“美好生活”的大量允诺。苏维埃的宣传、电影、小说，描绘出个人生活的幸福形象，只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大家都能达到。在战后的电影和小说中，个人致富变成了勤劳和忠诚的公正报酬；追求私人幸福、家庭生活、物质享受，变成了新兴的正面（“苏维埃”）价值。(742)

拓展高等教育体系是创造这个中产阶级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初，苏维埃大学有170万在读学生，高等技校和学院有200万在读学生。(743)学生群体基本上是一个混合体，既有知识分子的儿女，更多的是苏维埃精英的子弟，还有不少出身卑微、战争中参军晋升、此时获得优待的年轻人。他们脱颖而出，升为管理和技术的精英，其成就并不归因于阶级出身或政治狂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行政官员），而归功于苏维埃学校和大学的教育。他们对制度的认同，与自己的专业身份紧密相连。身为工程师、技术员、经理、计划制订者，自身的专业定义就是要确保苏维埃制度的行之有效，所以欣然接受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的合理性。尽管在政治上，或许因为自己家人受到迫害，他们有理由反对斯大林政权。

为了在职业道路上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必须遵循政权的要求。一名工程师在1950年解释：

如想取得进步，必须充满活力、坚持不懈，还要做到闭嘴并戴上面具……如果某人能高声呼喊“斯大林万岁！”……并顺口唱出歌曲《我找不到呼吸更自由的国家》，那他一定会成功。

据接受本书采访的逃亡者说，苏维埃行政官员中最常见的，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信徒和积极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744)通过这些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即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其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

掩饰一直是苏俄必要的生存技能。但在战后，阶级出身和政治热情逐渐让位于外表的遵循和顺应，戴上面具的艺术能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曾生活于战后波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切斯瓦夫·米沃什认为，人们已习惯于在公共场所故作姿态，开始显得极其自然：

他与自己的角色相识太久，已变得天衣无缝，以至于不再能区分什么是模拟的自我，什么是真实的自我。所以，即使是最亲密的亲友，相互交谈时也会把党的口号信手拈来。真实的自我与必须扮演的角色一旦合二为一，岂不带来解脱，可让自己放松警惕。在适当的时刻作出适当的反应，已是真正的自动行为……这种规模的表演，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745)

在公共角色中完全丧失自己的毕竟还是少数，分裂的身份也许更能代表苏维埃的心态。就像一名演员时时关注自己的表演，大多数公民明确地意识到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的差别。为了维持这两个身份的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设计出很多对策：如何压抑具有潜在危险的想法和冲动，如何应付会让自己问心有愧的道德困境。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年轻专业阶层，与20世纪30年代的父母相比，面临着全新的难题。从父母身上继承了污点履历的人群中，只有很少人笃信现行制度（与父母辈截然相反），但多数人被迫从中找出一条对策——复杂的战略性游戏，涉及掩饰（自欺）、循规蹈矩和道德妥协。许多人在职业道路上所面临的第一个道德选择，即是在招工和申报大学的履历表中，是否透露自己亲人的被捕。讲真话会有遭拒的风险，不讲真话，万一被当局识破，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伊琳娜·亚历山德罗娃1946年进入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在经济学系注册时就隐瞒了父亲的被捕。然而，到了第二年，在旅行考察之前的另一张表格中，又披露了真相。伊琳娜认为：“时代变了，大家变得更加自由；出身对于人民公敌家庭，不再带有任何的耻辱。”事后回顾这些事件，她认为自己受了朋友的影响，而那些朋友，都来自从没受过迫害的家庭。理工学院的共青团组织收到第二份表格后，组织了同年级全体学生的“清洗会议”，要她解释当初为何“隐瞒社会出身”。共青团的领导指责伊琳娜的行为“卑鄙可耻”，犹如她的“人民公敌”父亲，也算是一种“反苏维埃态度”。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理工学院开除伊琳娜。伊琳娜的得救，全靠一名身为系副主任的讲师。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工业清洗中被捕，最近才从前线复员回来。伊琳娜回忆：“那时，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仍掌控理工学院的道德基调，不容许清洗文化的回潮。他们牢牢掌控学生和宿舍，确保积极分子没在欺负像我这样的人。”该讲师保住了伊琳娜，甚至让她继续参加旅行考察；伊琳娜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理工学院。但到1949年，由于“列宁格勒案件”，该讲师本人在理工学院的大清洗中遭到开除。(746)

1947年，伊娜·盖斯特（中）与两个朋友在莫斯科大学

许多人认为，在表格中声明父母的被捕是“为人诚实”的表现。他们遵循苏维埃的方式长大，相信私人生活应接受公众的监督，生活在真实当中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人则认为，否认父母的逮捕，相当于以自我中心的理由作出背叛；反过来，接受继承于父母的污点履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保持信心的表现。伊娜·盖斯特1944年注册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总是填写父母被捕的真相，因为她害怕如果只透露一半的真相或撒谎，等于滑到了背弃他们的边缘。

我对此很恐惧……我担心，在父母一事上撒谎无疑是在放弃他们……公开声明自己是人民公敌的女儿，我觉得，反而是在保护自己，省得别人来逼迫我背弃自己的父亲。即使知道他已死去，在我看来，那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举动。(747)

有些人为了不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选择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他们心中有许多辩解的理由：父母并不是真正的人民公敌，所以不算是在隐瞒罪行；父母本来就希望他们在社会中获得上进；这种隐瞒是成为诚实苏维埃公民的唯一途径。因此，列昂尼德·马赫纳茨1949年申请莫斯科电影学院时，称父亲弗拉基米尔（被捕于1941年，判处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服刑10年）只是在战争期间“消失了，无迹可寻”。(748)弗拉基米尔·弗拉索夫干脆扔掉自己的姓（济科尔），改用姨妈奥莉加·弗拉索娃的姓。当初，父母被捕后，他是在列宁格勒的姨妈家长大的。1948年，弗拉基米尔在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找到工作。他回忆道：

我在每一份表格中填写同样的信息。姐姐帮我准备一张答案纸，可随时参照，每次都能提供统一连贯的答案。我总是填上虚假但一致的出生地点和日期，总是说从小就失去父母，“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至于母亲，我总把她叫做尼娜·伊波利托夫娜[假名字]。我还虚构了一个故事：她曾在战争中赢得3枚勋章，从未结过婚，但有个来自巴黎的情人，名叫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自己当时太小，只记得他是一个艺术家，画了很多母亲的素描。我一直编造这个故事，直到1980年。其时，我终于让已86岁的母亲“寿终正寝”。(749)

1953年，奈莉和安吉丽娜·布舒耶娃姐妹

这种谎言只有在苏联，即世界上最官僚最低效的国家，才能存活这么长久。

那些想忘记自己过去的人，与其受迫害的父母的关系，一定会发生大的变化。就像伊娜·盖斯特所担心的，放弃这样的父母始终是一种诱惑。安吉丽娜·布舒耶娃早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就加入了少先队，1946年她与母亲、姐姐一起归来，后来在彼尔姆成为共青团积极分子。她亟想成为“平等的苏维埃公民”，克服家庭出身的耻辱，享有与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1951年，安吉丽娜在彼尔姆的教育学院注册入学，很快当上共青团书记。她热爱斯大林。她的父亲1937年被捕，母亲1938年被捕，还有后续的家破人离，但她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过错。母亲持有不同的看法——在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这仍是危险的想法——所以，家里从不谈论过去。安吉丽娜尽量不去思考父亲的遭遇，只有通过拒绝想他才能朝前看，才能在彼尔姆的工厂追求自己的前途。她从不与身为工厂党干部的丈夫，谈及自己的父亲：

我们在家里常说：“知道得越多，就老得越快！”或者“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在1991年从工厂退休、开始领取退休金之前，我从没跟任何人谈起我的父亲。(750)

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1927年出生于神父家庭，父亲于1937年被捕。他是5个孩子中的长子，感到有责任帮助母亲。母亲身为邮政员，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他虽然很聪明，读完四年级之后，却因自己的污点履历而被学校开除。列昂尼德当过各种临时工，最后隐瞒父亲的被捕，设法进了工厂技校。如他所回忆的，他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在政权高度重视的职业中表现突出，以证明自己是“一流的苏维埃公民”。1944年，列昂尼德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军火工厂找到一份电气工程师的工作，晚上还在技术学院攻读。他在所有的表格中都填报父亲于1942年去世，暗示他死于战争年代。列昂尼德解释：“没人会去审查那样的日期。”

1944年的列昂尼德

我一直坚持这个版本——直到1958年。其时，我当上军火工厂“秘密小组”的特殊部门负责人，觉得应该厘正档案……我害怕，在这个“秘密小组”里工作，他们会审查我的履历，一旦发现我一直在撒谎，就会指控我是一名间谍。

列昂尼德要到1963年才得知父亲的遭遇（枪决于1938年）。在那之前，他一直坚称自己对父亲的下落茫然不知。他坦言：“我的唯一兴趣是如何攀登职业阶梯。为此，我不得不保守过去的秘密……父亲被捕的真相会抹黑我的声誉，摧毁我的前途。”列昂尼德1965年入党，最终成为自己工厂的党委书记，手下有1500名党员。他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悲痛欲绝。他的办公桌上一直供有斯大林的相片，直到他1993年退休。列昂尼德不相信斯大林应为自己父亲的被捕负责（至今仍坚持己见）。与此相反，他感谢斯大林让自己从不起眼的乡村神父的儿子，成长为工厂的高级主管。(751)

为职业生涯而忘记过去，使许多家庭关系受损。1946年，尤里·斯特雷勒兹基以高分毕业于第比利斯的高中。他想回从小长大的列宁格勒攻读理工学院的工程系，却遭到拒绝，原因是他在申请表格中承认了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尤里设法在列宁格勒的多家工厂找到兼职工作，这使他能成为理工学院夜校的借读生，但不能参加期末考试，无法拿到毕业证书。1948年，他在列宁格勒共产党出版社担任非正式的技术设计师，其时，该出版社刚从德国引进新技术。尤里在安装新式机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是非正式雇员，没有得到任何奖励或认可。事实上，新式机械一旦正常运行，他就被解雇，因为他在填写表格时坦露了父亲的被捕。尤里在之后的3年中当了一系列的临时工。1951年，他的母亲从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返回列宁格勒。她因丈夫的死亡和漫长的流放而备受煎熬，无法找到工作，生活得非常辛苦。尤里不但没去探望她，而且不愿予以资助。自己的苦涩经历使他变得自私，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

我成为自我中心者，以铁石心肠对待他人，甚至是自己的母亲。我不去想她，把她彻底忘掉。我把她看作一种负担，眼不见，心不烦。这很可耻，却又是真实的。

1953年，尤里向普尔科沃天文台申请高级技术员的工作，这一次，没有透露自己的污点履历——改写成父母双亡——因此而中选。(752)

有些年轻人拼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着想，心甘情愿充当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安全机关喜欢从“人民公敌”的子女中招募举报人，知道那些人很脆弱，其中很多人亟想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苏维埃公民。

塔蒂亚娜·叶拉金娜1926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商人家庭，1917年以前这家人曾非常富有。基洛夫遇刺案发生之后，叶拉金一家1935年被流放去了哈萨克斯坦。1945年，塔蒂亚娜申请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数学，虽然成绩很好，但因“异己分子的社会出身”而遭到拒绝。于是，她改上了莫斯科的交通工程机电学院，该校急需优秀学生，对她的家庭出身关注较少。在莫斯科上学是塔蒂亚娜的梦想，她开始上课后不久，机电学院宣布开展一场清洗运动，以铲除“社会出身不受欢迎者”。塔蒂亚娜因此逃到列宁格勒，进入电气工程学院。学校当局很高兴如此优秀的学生前来申请，对她的污点履历故意视而不见。在她学习的最后一年，学生必须参与发电站的“秘密”工作；同时，铲除不可靠者的运动也愈演愈烈。她被选中来举报同学的活动：

他们说，这没有什么可耻。不知何故，我设法说服自己：他们讲得不错。他们告诉我，如果听到学生散布学院的负面消息，或在发牢骚，即使是私下交谈，都要立即汇报，而且不能让受举报的人知道。

塔蒂亚娜使出浑身解数，尽量少作汇报，只转述听到的传言，并不提及具体的名字。但是，要她提供更具体信息的压力愈益增大。如果她拒绝，像前一年的一些人一样，可能会被电力部分配去偏远的北极地区。其时，电力部正在呼吁电气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支援边疆。她在最后一次考试前提交报告，导致3名学生被捕。她分到一份莫斯科的好工作，在水电托拉斯上班。(753)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一直靠举报来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她1930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农民家庭，她家在农业集体化的运动中被打成“富农”。家里的房子和农场都被摧毁，父亲被送去流放地，留下母亲和两个幼女，栖身于以废墟材料建成的窝棚。由于是“富农”的女儿，不得上学，瓦伦蒂娜的童年与母亲一起从事各式低薪杂活。她们先搬去伊尔库茨克，然后再到阿巴坎城——位于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在阿巴坎时，她和母亲重又见到父亲。经过多年的劳改营苦役，父亲体病心伤，只能在一所学校担任看门人，母亲也在同一学校当清洁工。瓦伦蒂娜13岁时才开始上学，之前都不识字。她回忆：

基本上，我只是一个街头野孩子，衣衫褴褛，蓬头赤脚……我童年的全部记忆，全以饥饿为主……我害怕挨饿，更害怕贫困。这种恐惧支配了我的一生。

在学校里，瓦伦蒂娜强烈地感受到“富农”出身所带来的耻辱。她对父母的贫穷、白俄罗斯背景、愚昧无知（父母都是文盲，不会讲俄语），感到越来越强的羞愧。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以自救，先后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她解释，只有这样，才“有希望逃离自己从小忍受的贫穷和饥饿”。瓦伦蒂娜长大后，相信斯大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完全接受党有关“间谍”和“敌人”的宣传。她甚至想成为一名律师，以便帮助政府追捕那些坏人。她回忆：“像斯大林一样，对所有被送去古拉格的人，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1948年，18岁的瓦伦蒂娜离家出走。她先去会计学院读书，再去萨哈林岛（库页岛）的海军基地担任实习会计，享受保留给军人的较高的工资和口粮。瓦伦蒂娜嫁给一名海军军官，成为海军基地中的可靠员工，在行政大楼工作，能看到所有人员的档案。由于这一条件，内务部招募她来举报其他军官的妻子。她的任务是赢得这些女子的信任，然后再汇报她们的私生活和个人意见：

1952年，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和她的丈夫维克托

在某些情况下，我会主动接近，要求她们制作我想购买的小玩意。许多妇女喜欢在闲暇时做些缝纫和针织的手工活。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我会与她们交朋友，去她们的住所喝茶。还有的时候，我去她们的工作场所拜访。我的控制人提供购买这些活计的金钱（我保留了很多，主要是外套和罩衫，都是我的“客户们”自己制作的）。他也给我钱购买蛋糕或其他礼物，以便我打开局面，赢得那些女人的信任。关键是拉上关系，这倒也不难。只是有一个规则：与人谈及重要内容时，一定要单独相处。只有如此，她们才会畅所欲言。

瓦伦蒂娜担任举报人好几年，写了几十份举报，涉及的人后来都遭到拘捕。她获得优渥的报酬——足以汇大笔款子给年迈的父母，足以在阿巴坎城购买房子，足以供自己和丈夫于1959年退休（她那年39岁）。在采访中，她仍坚持说，她是被迫的，有违自己的意愿，认为自己也是压迫的受害者：

拒绝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我父母和富农出身了如指掌……我知道，他们曾囚禁我父亲。我害怕他们也会因此囚禁我……此外，如果我拒绝合作，我的丈夫可能会遭殃。

另一方面，瓦伦蒂娜坚持认为，她所举报的人是真正的人民公敌，即“被裁定有罪的间谍”。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悔恨，事实上，她为自己在“反间谍”工作中的成就而感到自豪。(754)

三

西蒙诺夫，1946年

1945年之后，西蒙诺夫的职业生涯攀升到崭新的高度。他从战场返回，凭借自己的战场报道，佩戴了满胸的勋章。在斯大林青睐的知识分子核心圈子中，西蒙诺夫又是颇受信任的党员。1946年5月，世界徘徊在冷战的边缘，克里姆林宫向美国派出一个资深记者代表团，让西蒙诺夫带队。他在克里姆林宫听取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简述，斯大林布置的任务是说服美国人：苏联并不要战争。此行让西蒙诺夫第一次领略政府的特权，动身前收到的巨额经费使他感到震惊。也许，他感受更多的是自己与他知道的普通老百姓的巨大差距所带来的不安。然而，即便如此，那种感觉也只是短暂的。西蒙诺夫陶醉于西方的享受，在美国被当做一位国际名人。他的小说《日日夜夜》已是美国的畅销书，大家都知道他的诗歌《等着我吧》，他的剧作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的剧院上演。西蒙诺夫自己与许多名人合影，包括加里·库珀、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卓别林，后来都成了他固定的通信人。(755)

美国之旅只是西蒙诺夫战后初期的若干出访之一。每一次，他都身负苏维埃政府的重任。1947年，他访问伦敦，汇报了吸引重要作家（包括约翰·普里斯特利和萧伯纳）支持苏维埃事业的可能性。(756)他在赴美国的途中逗留巴黎，想说服流亡的俄罗斯作家伊凡·蒲宁返回苏联。其时，蒲宁是唯一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人，因厌恶革命而于1920年逃离俄国，一直在国外生活。他已有70多岁，但斯大林希望爱国之心和怀旧之情还能说服他返回故乡。1945年，许多流亡者受到苏联良好形象的诱惑，有些确实决定回归故土。西蒙诺夫在巴黎一系列时髦餐馆与蒲宁见面，以苏维埃政府的钱支付账单。西蒙诺夫强调自己的贵族血统，热情洋溢地赞美苏联的生活，受到邀请在蒲宁家中用餐时更提议一次“聚餐”。瓦伦蒂娜·谢罗娃专程从莫斯科飞来，带来俄罗斯的美食（鲱鱼、肥猪肉、黑面包和各式伏特加），以增强老人的故土之思。瓦伦蒂娜甚至为他唱了俄罗斯民歌，但蒲宁并没软化自己的反苏维埃态度，拒绝叶落归根，甚至不愿作短暂的访问。(757)

1946年，作家协会按政治局的模式重组，总书记是亚历山大·法捷耶夫，3名副总书记中就有西蒙诺夫。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在1946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注意到：“作家协会的领导人都冷若冰霜，正襟危坐。最糟糕的是吉洪诺夫，可以聆听几个小时而脸上不露任何表情……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也严肃刻板，一定是由于坐惯了主席台。”当选为作协领导的两星期后，西蒙诺夫接任《新世界》（Novyi mir）的主编工作，那是一份苏联最古老最著名的文学刊物。1950年3月，他离开《新世界》，改任苏联主要文学报刊《文学报》（Literaturnaia gazeta）的主编。斯大林特地要他利用社论，对冷战时期的文化政治勾画出另一种独立视角，表面上显得不同于克里姆林宫立场，以满足文学知识分子的愿望，而实质上却不偏离针对西方的强硬政策。这显示，斯大林完全信任西蒙诺夫，才委以如此微妙和尴尬的任务。(758)

西蒙诺夫晋入苏维埃的精英阶层，外表上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放弃战争年代的“军人外表”，开始穿上量身定做的优雅的英国西装，或较为随便的美国高领毛衣、驼毛外套、战后风行的短盖军帽。西蒙诺夫长得高大英俊，颇像欧洲的绅士，对生来就熟稔的贵族礼仪更是游刃有余。他喜欢寻欢作乐，愿意充当慷慨的主人，对待手下，特别是秘书和司机，非常仗义厚道。他为女士开门，帮助她们穿脱外套，以骑士式的吻手礼迎接女宾。(759)

西蒙诺夫的生活方式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拥有好几个住所：在莫斯科郊外的著名文学度假地佩列杰尔基诺拥有一栋宽敞的乡间别墅，是1946年向作家革拉特珂夫买的，价钱是25万卢布，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在苏呼米附近的古尔里普希村有一栋房子，可俯瞰黑海，购于1949年；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上，有一套宽敞的公寓，1948年后与瓦伦蒂娜同住。夫妻俩雇用两个女佣、一个管家、一个当秘书，还有为他们驾驶从美国进口的豪华轿车的私人司机。该公寓里摆满高雅、昂贵的古董，墙上挂有珍贵的画作，包括一幅库兹马·彼得罗夫―沃德金的作品，肯定来自被充公的私人收藏。该公寓又是莫斯科的文学和戏剧界精英聚会的时尚场所。西蒙诺夫自己酷爱烹饪，有时会为聚会制作精致的菜肴，但更多的时候，会叫附近著名的阿拉格维格鲁吉亚餐馆的主厨带人来他的公寓安排宴会。(760)

在《新世界》工作人员的眼中，西蒙诺夫以“封建领主”的气派著称。任职于诗歌部门的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对其时31岁的新任主编的年轻外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她又注意到，他强大的信心给自己带来了成熟人士的权威。工作时，西蒙诺夫非常严肃；向下属发出指示时，一脸的深思熟虑，口叼石楠烟斗（西蒙诺夫的办公桌上总备有半打不同的烟斗），像是在模仿斯大林。据丘科夫斯卡娅说，西蒙诺夫与《新世界》工作人员打交道时，显得傲慢霸道。她在日记中把编辑部比作19世纪的大庄园，一帮“爪牙和走狗”随时听候领主的使唤。她尤其厌恶西蒙诺夫对待两位诗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是她1946年拉来向《新世界》投稿的。一位名叫尼古拉·扎博洛茨基，刚从8年刑期的劳教营返回。西蒙诺夫同意发表他的一首诗，之后又出于政治原因逼迫他加以修改。另一位是帕斯捷尔纳克，苏维埃文坛中的巨人，当时已有56岁，在年龄上满可充任西蒙诺夫的父亲。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首诗已被接受，将在《新世界》上发表，作者只是想预支稿费，但遭到西蒙诺夫的拒绝，视之为含蓄的威胁：如果不预支，作者就会要求退稿。他告诉丘科夫斯卡娅，“威胁我”是不道德的，“我已为他做了这么多。如果我在他的位置，绝对不会这样行事的”。西蒙诺夫为了教训帕斯捷尔纳克，决定不发表这一首已接受的诗。在丘科夫斯卡娅的眼中，西蒙诺夫的行为令人震惊，因为它显示，他赞同国家权力对艺术独立的支配。她自己是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的女儿，从小就接受旧知识分子价值观的熏陶。她在日记中写道：“他[西蒙诺夫]想当一名保护人，要求他人感激涕零。”

但人们不需要施舍，只希望得到尊重。发表扎博洛茨基的诗，不是因为他曾在劳改营待过8年，而是因为他写的是好诗。西蒙诺夫有责任支持帕斯捷尔纳克，这不是在施与恩惠，而是在尽自己的责任。他是负责诗歌出版的，在这一领域，帕斯捷尔纳克应是他最须重视的……西蒙诺夫不明白，预支稿费给帕斯捷尔纳克，他是在为俄罗斯文化尽责，为人民尽责。他却把它当做个人恩惠，而帕斯捷尔纳克应该感恩戴德。(761)

像战后斯大林政权中所有的当权者一样，西蒙诺夫也能够行使巨大的影响力。他作为《新世界》的主管和作家协会副总书记，对苏联几乎所有作家的职业生涯，都握有生杀大权。他如果勇敢地站出来，以自己的影响力与当局交涉，便可在多方面施以援手——获得住房或工作，甚至保护他们不遭逮捕——该制度的运作就是如此。西蒙诺夫收到无数个人请求，来自同事、朋友、朋友的朋友、泛泛之交、战争期间遇上的士兵。他当然无法一一相助，只能有所选择，从中可以见微知著。

例如，他特别保护和关心自己的私人秘书尼娜·戈登。她30来岁，小巧玲珑，颇有魅力，1946年到《新世界》上班，曾在作家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身边工作——后者的西班牙内战文章曾给青年时期的西蒙诺夫带来灵感和启发。她的丈夫约瑟夫·戈登出身于贵族家庭，是一名电影编辑，被捕于1937年，判处5年，在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1942年，约瑟夫获释上前线参战。西蒙诺夫提拔尼娜为自己的私人秘书时，她坦承了丈夫的政治污点。其时，约瑟夫生活在梁赞的流放地，从事工程师的工作。尼娜谢绝这个提拔，但西蒙诺夫不依她，甚至自告奋勇要出面写信给内务部为约瑟夫说情——但她坚决拒绝，因为不愿利用他的好心。她在《新世界》上班，确实给西蒙诺夫带来了不愉快的后果。1948年，约瑟夫获准访问莫斯科几天，出乎意料地出现在编辑部。《消息报》的一名记者碰巧也在那里，留心了看上去像流放者的约瑟夫。第二天，充任内务部耳目的《新世界》的特别行动科（每个苏维埃机构都有自己的特科），把尼娜叫去问话，想知道尼娜为何隐瞒丈夫是政治流放者，并威胁要汇报她缺乏警惕。西蒙诺夫听到此事后怒不可遏，认为自己的主编权威受到了侵犯。特科只给了尼娜一次训斥，没有进一步的惩罚，另外发布了一条规定：“可疑人物”一律不准进入办公室。(762)

如果说西蒙诺夫在个人领域经常待人厚道，甚至勇敢地向当局力争，那么在公共领域就没有这么敢做敢当了。在战后的镇压氛围中，许多作家向他求助，西蒙诺夫的反应小心谨慎。他有的帮，有的不帮，全凭自己的好恶，永远都深思熟虑，不想危及自己的地位或引起他人的怀疑。例如在1946年9月，西蒙诺夫为文学院的老同学、诗人波图帕契克写了一封推荐信，帮助他加入作家协会。他没提波图帕契克的被捕（1937年）和在科雷马劳改营的苦役，只将“7年参军”当做没有作品发表的理由，从而避免自己在为前“人民公敌”讲情的印象。波图帕契克1946年的申请遭到作家协会的拒绝，到1961年再次提出申请，即赫鲁晓夫解冻的高峰时期。这一次，西蒙诺夫直言不讳地在推荐信中指出，其出版于1960年的第一本诗集，之所以没在20年前问世，唯一原因就是“他遭受了不公正的逮捕”。(763)西蒙诺夫也写信支持发表诗人雅罗斯拉夫·斯梅利亚科夫的作品，后者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又是拉斯金一家的密友，于1934年被捕，在劳改营待了5年，在战争中作战勇敢，复员后重回古拉格，在莫斯科附近的煤矿工作。(764)但其他求助的作家就没有这么幸运。西蒙诺夫拒绝帮助他文学院的老师、诗人卢戈夫斯科伊——他曾在1941年的最初战役中失魂落魄，战争年代是在塔什干的疏散地度过的。卢戈夫斯科伊回到莫斯科后，写信给西蒙诺夫，请求他帮助寻找新住所。卢戈夫斯科伊与妻子住在一个共用公寓，但他脆弱的心理状态亟需隐私。他写信给自己的学生：

我不再年轻，已是一个病人，忍受不了共用公寓的生活，隔壁房间住了一家6口……我长期神经紧张，整天提心吊胆，如果以后被送进疯人院，也不会令人意外……向人求助是很为难的……但你是仁慈之人，从而鼓励我向你启齿。原谅我吧！我爱你，也为你感到骄傲。(765)

西蒙诺夫没作答复，在他看来，卢戈夫斯科伊并不值得帮助。第一，他已有一套公寓；更重要的，他在战争中不够勇敢——在西蒙诺夫的眼中，那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西蒙诺夫坚信勇于承担战斗牺牲的苏维埃理想，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他与斯大林战后镇压活动的种种纠葛。首先，他参与了日丹诺夫原则的运动，那是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中肃清“反苏维埃”倾向的官方镇压，领军人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主管安德烈·日丹诺夫。

日丹诺夫原则的运动源于1945年的军事?胜利。该胜利导致排外民族主义在苏维埃领导阶层中的高涨，既为苏维埃的胜利而感到自豪，又极力推崇苏联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优势（其实是指俄罗斯优势，斯大林将之描述为苏联最重要的团体）。苏维埃―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取代了战前的国际主义，成为政权的统治思想；荒谬地号称苏维埃科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非凡成就。民族自豪感导致了一系列的欺诈和怪诞，譬如：伪遗传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声称，已开发出一种适应北极霜冻的小麦新品种；飞机、蒸汽机、收音机、白炽灯泡——无一不是苏维埃人士发明或发现的。随着冷战的启动，斯大林呼吁要以铁的纪律，清洗文化事务中所有反爱国的元素——即亲西方的元素。他认为，从18世纪初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以来，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崇洋媚外——即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如果苏联要抵抗西方，必须治愈这个“病根”。

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日丹诺夫发起了激烈的运动，以肃清西方对苏维埃文化的影响。[8]对于斯大林而言，该项运动的出发点就是列宁格勒。他从不喜欢这座欧洲城市，其独立于莫斯科的倾向在战争中获得了大大加强。镇压开始于1946年8月14日，中央委员会颁布一项法令：《星》和《列宁格勒》两份期刊要接受审查，因为发表了两位著名的列宁格勒作家的作品，分别是米哈伊尔·左琴科和安娜·阿赫玛托娃。克里姆林宫挑出这两位，旨在向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显示：他们必须向苏维埃政权低头。阿赫玛托娃在战争期间享有巨大的道德号召力，其诗歌自1925年以来很少在苏联发表，但她在数百万俄罗斯人的眼中，仍象征着人民的坚毅和尊严，激励了列宁格勒的民众幸存于围城之战。1945年，牛津大学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抵达莫斯科，担任英国驻苏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曾听闻战争期间的阿赫玛托娃——

从前线收到大量的来信，引用她的诗歌——有已发表的，也有未发表的，绝大多数是以手稿形式在私下传阅。这些来信要求诗人签名，或帮助确认诗歌的真实性，或对各式问题提供意见。

左琴科相信，中央委员会的法令之所以获得通过，是因为斯大林听说阿赫玛托娃在听众爆满的莫斯科理工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读完后又引得掌声雷动。斯大林问：“是谁安排了这样一次起立鼓掌？”(766)

左琴科也是独裁者身上的一根刺，他是硕果仅存的苏维埃讽刺作家——马雅可夫斯基、扎米亚金、布尔加科夫都已死去——该文学传统是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向他发起攻击的直接导火索是童话故事《猴子奇遇记》，1946年发表于《星》杂志，讲述一只猴子逃离动物园，沐猴而冠，接受做人的训练。但在事实上，斯大林激怒于左琴科的故事已有多年，在《列宁和卫兵》（1939年）中的哨兵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左琴科将之描绘成一个粗鲁、猴急的“南方人”，留着小胡子，被列宁当做一个黄口小儿。(767)

西蒙诺夫作为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别无选择，只好投入这场运动。他任《新世界》主编后的第一期，就刊出中央委员会的法令，外加日丹诺夫的讲话全文。该篇讲话视阿赫玛托娃为“贵族沙龙的空虚诗歌的旗手之一，格格不入于苏维埃文学”，并斥责她是“半个修女，半个妓女，或更确切地说，一个妓女和修女的混合体，既在作孽，又在祈祷”（苏维埃评论家过去用过的短语）。(768)

也许，母亲一家所认同的列宁格勒知识分子，西蒙诺夫现在却参与对他们的迫害，他有点于心不忍。但他拒绝让心中可能存有的同情拖自己的后腿，因为他懂得，自己对国家的责任更为重要。西蒙诺夫在人生最后一年回顾这些事件，承认自己投入是因为相信“需要做出点事”，来抵消知识分子当中“思想涣散的气氛”。如果不加以遏止，在苏联正需为冷战的思想斗争做好准备的时候，却会引发“危险的对自由改革的期待”。这便是他当年的理由，如他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所说的：

在思想战线上，前所未有的激烈斗争正在全球展开。尽管如此，仍有人在散布“呼吸空间”的理论——即我们应坐在咖啡馆里畅谈改革。顺便提一下，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需要呼吸空间，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只付出了极少的艰辛；事实上，大多数都没有参与……如果他们想要，我们可以提供呼吸空间，干脆叫他们中止在苏维埃艺术领域的工作。与此同时，剩下的人会坚持自己的工作和战斗。(769)

对逃避“战斗”的知识分子的蔑视——西蒙诺夫的长期观点——尤其解释了他对左琴科的敌意。对待阿赫玛托娃，他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并不喜爱她的诗歌，甚至没有真正的了解，但对日丹诺夫使用的粗暴语言颇有反感。在他看来：“所有人都不该以这种方式，对在战争中与人民同舟共济的人指指点点，就像阿赫玛托娃所做的。”[9]相比之下，左琴科在塔什干的疏散地度过战争年代。苏维埃报刊斥责这位讽刺作家的懦弱，声称他逃离列宁格勒，以躲避前线的战斗。西蒙诺夫相信有关懦弱的指控，因为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或是不愿去寻找真相。其时40多岁的左琴科体弱多病，战争开始时遵循当局的命令，方才离开列宁格勒。西蒙诺夫对没有参战的每个人，都予以苛刻的衡量标准，左琴科自然也不例外。他还将这种苛刻投射到其他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竟意识不到，必须积极投入冷战的思想斗争。最了解西蒙诺夫的戏剧评论家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指出，西蒙诺夫急于谴责像左琴科那样的人，完全是出于偏见。他写道，西蒙诺夫倾向于——

不信任那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后方度过战争年代，并没有分担前线战士的流血牺牲。这种宽泛的猜疑——丝毫不去察看每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完全忽视了数百万人在后方的非凡努力，以武装数百万的前线战友争取最后的胜利。(770)

西蒙诺夫加入了对左琴科的攻击，但不愿涉及对阿赫玛托娃的诽谤。《真理报》要他撰写谴责这两人的文章，西蒙诺夫答称只能针对左琴科一人，最后完稿的文章几乎全部聚焦于这位散文作家。几个月之后，西蒙诺夫获悉有关左琴科疏散的真相，又从作家尤里·杰美恩那里得知左琴科很勇敢，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奋勇作战。他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便作出了弥补的努力：向日丹诺夫推荐左琴科写于1943年的《党派故事》（Partisan Tales），虽然并不认为是上乘作品，但也亲自帮助编辑，不料遭到日丹诺夫的拒绝。1947年5月，西蒙诺夫在与斯大林开会时，再次提及发表一事，并解释说左琴科已陷入困境，亟需帮助。为一名不受苏维埃领导人青睐的作家，越过日丹诺夫，直接寻求斯大林的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举措。斯大林告诉西蒙诺夫，可运用自己的主编职权做主，但刊出后，他会去读，随后再就西蒙诺夫的决定发表自己的意见。如西蒙诺夫所回忆的，“斯大林的幽默中带有一丝威胁”，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党派故事》问世于1947年9月的《新世界》。(771)

尽管作出了弥补的努力，西蒙诺夫后来还是拒绝向左琴科表示同情。1954年，一组英国学生来到列宁格勒，要求与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见面，出席会议的还有几名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党员。愚蠢的学生们并不掩饰自己的反苏维埃态度，询问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如何看待1946年8月中央委员会的法令。阿赫玛托娃回答，该法令完全正确。毫无疑问，她害怕任何其他回答的后果。但左琴科不够小心，答称该法令是不公正的，强烈反驳那些声称他怯懦的指控。作家协会的党领导立即指责左琴科犯了“反爱国的行为”，并派出以西蒙诺夫为首的代表团，赴列宁格勒去“做他的工作”。左琴科在几近歇斯底里的自我辩护中宣称：他的写作生活已经完蛋，他本人已被摧毁，只恳求控诉者让他在平静中死去。但西蒙诺夫拒绝左琴科的请求，以清洗会议上检察官的方式痛打落水狗。西蒙诺夫宣布：“左琴科同志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但他什么也没学会，他应该感到羞耻”，再一次隐射他的战争记录和1945年之后的“反爱国”行为。(772)

对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攻击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系列镇压措施，针对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反苏维埃分子”。现代西方艺术国家博物馆被关闭；在苏维埃音乐界反对“形式主义”和其他“西方腐朽影响”的运动，导致好几名作曲家（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和普罗科菲耶夫）上了官方黑名单，他们的音乐创作被控为“与苏维埃人民和他们的艺术品味格格不入”。1947年1月，政治局颁布法令，指责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夫的《欧洲哲学史》（1946年），低估了俄罗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贡献，亚历山德罗夫很快卸职。同年晚些时候，即1947年7月，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充满不祥征兆的公开信，指斥尼娜·克柳耶娃与其丈夫格列高利·罗斯金：“在反动的外国资产阶级西方文化面前顶礼膜拜，奴颜婢膝。而这种文化，根本不配我们苏联人民。”这两位科学家遭到指控：在1946年访问美国时向美国人透露了癌症研究的资料。他们回国时，被拖上“荣誉法庭”，要在800名观众面前，回答充满敌意的提问。那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专门审查苏维埃各机关中的反爱国行为。(773)

随着冷战愈演愈烈，对外国人的恐惧四下弥漫。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回忆，他作为外国记者在1949年返回莫斯科（1944年到过苏联），但以前的熟人没人认他，甚至写信给老相识爱伦堡和西蒙诺夫，也杳无回音。在索尔兹伯里看来，1944年的苏联虽然贫穷，但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却处处洋溢着崭新的自由风气和冀望胜利的激昂氛围。到1949年，苏联又返回恐惧状态。

俄罗斯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遭到了彻底的分割。反过来，这反映了苏维埃政府严重的仇外心理，以及他们调教俄罗斯人的高效。如想拿到奔赴西伯利亚的单程火车票，或更遥远的地方，最有把握的方法——如果不是最快的——就是与外国人产生瓜葛。

1948年12月22日，法捷耶夫在作家协会讲话。最左边为西蒙诺夫，他身旁是爱伦堡。肖像下的旗帜上写着：“光荣属于伟大的斯大林！”

与外国人的简短接触，可能会导致以间谍罪名逮捕。苏维埃监狱中，挤满了曾出国旅行的人。1947年2月，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苏维埃公民和外国人的婚姻属于非法。警方监视酒店、餐馆、外国使馆，专门寻找与外国男人交往的苏维埃女孩。(774)

以色列建国于1948年5月，在冷战中又与美国结盟。之后，始终忠于苏维埃制度的200万苏维埃犹太人，被斯大林政权描绘成潜在的第五纵队。斯大林虽然厌恶犹太人，却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早期支持者，希望它成为苏维埃在中东的卫星国。但是，这个新建国家的领导人后来被证明是敌视苏联的，斯大林越来越怕苏维埃犹太人的亲以色列情绪。果尔达·梅厄出任第一位以色列驻苏大使，在1948年秋季抵达莫斯科，使斯大林的担忧愈益加剧。她无论去哪里，都受到苏维埃犹太人的欢呼。赎罪日（10月13日）那天，她去拜访莫斯科犹太教堂，数千人排列在街道两侧，许多人高喊“以色列人民，存活下去！”——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这只是复国的传统肯定；但对斯大林来说，这是“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危险迹象，会颠覆苏维埃国家的权威。(775)

梅厄得到的热情欢迎，促使斯大林加紧推动已开展数月的反犹运动。早在1948年1月，既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导演，又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的所罗门·米霍埃尔斯，死于内务部安排的一场车祸。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吸引西方犹太人对苏维埃战争的援助，但对许多成员来说，包括杰出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历史学家、科学家，更为广泛的目标是提倡苏联的犹太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战后初期相对来说还算有地利人和。1946年，米霍埃尔斯荣获斯大林奖，意第绪语戏剧经常在电台上播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还投入一个重大项目，以纪念纳粹对苏维埃犹太人的杀害：让瓦西里·格罗斯曼和伊利亚·爱伦堡编纂一个文件总汇，取名为《黑皮书》（The Black Book）。斯大林原希望利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来博得中东的新犹太国家的好感，但现已看清，新犹太国家很有可能与美国结盟，便一改故辙。国安部奉命网罗资料，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打成一个“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组织”。《黑皮书》的出版无限期推迟，对米霍埃尔斯的谋杀发生之后，犹太剧院也被关闭。1948年12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百余名成员被捕，屈打成招，承认自己的“反苏维埃活动”，或遭枪决，或被送进了劳改营。(776)

在苏维埃的文学界，对犹太人的攻击采纳了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形式。该词最初是19世纪文学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所创造的，泛指缺乏或拒绝民族风格的作家（“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它在战争年代重现，其时，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反犹情绪均有高涨。例如，1943年11月，法捷耶夫攻击犹太作家爱伦堡来自“那个知识分子小圈子，以庸俗的世界主义理解国际主义，不愿克服自己的崇洋媚外”。(777)1945年之后，该词更频频出现于苏维埃的文艺出版物。

1948年12月10日，法捷耶夫向斯大林转交一封不知名记者（纳塔利娅·别吉切娃）的来信，引出了反“世界主义者”运动。该信当初是写给内务部的，声称在文学机关中有一组“敌人”，列出了7位评论家和作家，作为这个“反爱国小集团”的负责人，其中6人是犹太人。在斯大林的重压之下，法捷耶夫12月22日向作家协会发表对一组戏剧评论家的攻击，点名批判了别吉切娃举报的6位犹太人中的4位（奥特曼、博尔切戈夫斯基、古尔维奇和尤佐夫斯基）。法捷耶夫声称，他们“企图抹黑我们的苏维埃戏剧”。这是相对温和的讲话：法捷耶夫显然不愿扮演斯大林的打手的角色。他曾是体面人，被迫作出道德上的妥协，而沦为一个战战兢兢的酗酒者。斯大林继续施加压力，让《真理报》反过来攻击法捷耶夫对“世界主义者”的心慈手软，并散布谣言——他在作家协会的领导地位将被取代。法捷耶夫无法再作抵制，表示拥护1949年1月29日《真理报》的匿名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集团》），其措辞让人忆起大恐怖。它控告某些戏剧评论家就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指责他们在策划“资产阶级的文学阴谋”，以破坏苏维埃文学中“民族自豪”的健康原则。(778)所有被点名的都是犹太人，执笔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党的打手兼《真理报》记者大卫·扎斯拉夫斯基。在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之前，扎斯拉夫斯基曾是孟什维克和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为斯大林写了好几篇打手文章，用以赎罪和攀升为苏维埃精英。[10]

《真理报》的文章出笼之后，苏维埃其余报刊也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们竞相谴责“反爱国团体”，声称它们在破坏苏维埃的诗歌、音乐、艺术和电影。(779)在这些恶毒文章中被点名批判的犹太人面临非常严峻的后果，许多人失去工作，或被驱逐出党和协会，生计都没有着落。有些被捕，少数人明哲保身，或承认自己的“错误”，或与“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划清界限。法捷耶夫点名批判的4位戏剧评论家中，只有约翰·奥特曼一人被捕。《苏维埃艺术》期刊发表了一篇丑陋文章，充满仇恨和稍作掩饰的反犹太主义，向他发起攻击：“我们以苏维埃人民的名义宣布，奥特曼一类的坏人，像行尸走肉一样，在污染苏维埃文化。为了净化空气，我们必须摆脱他们散发出的腐臭。”奥特曼在作家协会中受到阿纳托利·索夫罗诺夫的谴责，后者是一名反犹太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在法捷耶夫因酗酒而长期缺席的作家协会，变得举足轻重。奥特曼遭到党和作家协会的开除，于1953年3月斯大林死亡之夜被捕。法捷耶夫和奥特曼是多年的好朋友，当初坚持要奥特曼去帮衬犹太剧院的米霍埃尔斯，并解释说：“他需要一个顾问，就像一名政委，你就把它当做党的命令。”奥特曼在审讯时被问到怎么会去帮衬米霍埃尔斯，却只字不提法捷耶夫。他知道，如果提及作家协会领导人，可能会保住自己，但不想把法捷耶夫牵连进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毫无疑问，奥特曼希望法捷耶夫予以报答，从中干预搭救自己。结果，法捷耶夫什么也没做，甚至缺席了开除奥特曼的作家协会的会议，没人能在莫斯科找到他（西蒙诺夫认为，他以狂饮来逃避责任）。奥特曼再也没能从法捷耶夫的背叛中恢复过来，1953年5月出狱，心如死灰，两年后去世。(780)

西蒙诺夫也被拖入“反世界主义者”运动。开初，他试图保持温和路线，既不公开抗议这一运动，也不配合索夫罗诺夫和其他强硬派。西蒙诺夫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作为《新世界》的主编，他主持发表了好几位犹太作家的作品。他前两位妻子都是犹太人，特别是第二位妻子热尼娅·拉斯金娜，其堂哥鲍里斯·拉斯金在别吉切娃当初交给内务部的举报信中，被点名为“苏维埃文学的敌人”。西蒙诺夫的温和立场，激怒了党和作家协会内的强硬派。西蒙诺夫有许多敌人，嫉妒他“斯大林宠臣”的地位，让他年纪轻轻就攀升到苏维埃机构的顶端。此外，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认为，斯大林的保护使西蒙诺夫桀骜不恭于其他党领导。为了在他和斯大林之间挑拨离间，这些强硬派指责西蒙诺夫试图保护“世界主义者”。最恶毒的指控来自《苏维埃艺术》的主编维克托·弗多维琴科，他给马林科夫送去一份名单，列出80多名犹太人，声称是作家协会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其实，大部分指控是针对西蒙诺夫的，指责他包庇犹太复国主义者。弗多维琴科还把矛头指向《新世界》的编辑人员，声称里面有许多犹太人（“那些六亲不认的人”），尤其指责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他是一名戏剧评论家，曾因批评赫鲁晓夫最喜欢的作家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的一出戏而蒙受耻辱。西蒙诺夫却非常喜欢他，称他为“一个安静、谦虚的人”，将他从乌克兰调来莫斯科。据编辑部成员纳塔利娅·比安基说，他的文学见解在《新世界》是必不可少的：“西蒙诺夫没有他，几乎不能作出决定，他的口头禅就是‘让我们看看，博尔切戈夫斯基有什么要说的’。”弗多维琴科声称，博尔切戈夫斯基没有“一篇作品足以使他有资格留在《新世界》”，而他在《新世界》的影响力，纯粹是出于西蒙诺夫对犹太人的同情。他指出，西蒙诺夫曾与犹太人结婚，还有很多犹太朋友。(781)

像法捷耶夫一样，西蒙诺夫最终还是向强硬派的压力低了头。他害怕失去自己在斯大林精英阶层的位置，认为必须加入反对犹太人的运动，以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他给《真理报》主编写信，反驳强硬派说他偏爱犹太人的指控，同时又远离博尔切戈夫斯基和其他《新世界》的犹太评论家。(782)克里姆林宫敦促西蒙诺夫，以《真理报》匿名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集团》）的精神为基础，再扩充成作家协会上的一次主旨演讲。法捷耶夫已堕落成一具烂醉如泥的残骸，索夫罗诺夫对接手此事颇为热切，但马林科夫认为，恰恰因为其著名的温和立场，西蒙诺夫反而可赋予“反世界主义者”运动更多的权威。法捷耶夫也在敦促西蒙诺夫接手，并警告说，如果谢绝，索夫罗诺夫就会顺手牵羊。索夫罗诺夫是强硬的反犹太主义者，野心勃勃于作家协会的领导权，希望取代克里姆林宫的首选西蒙诺夫，成为法捷耶夫的继任者，一旦得逞肯定还会从作家协会逐出更多的犹太作家和评论家。西蒙诺夫为了不让权力落入索夫罗诺夫之手，同意发表这一次主旨演讲，在1949年2月4日的作家协会全体会议上，他作出了这次发言。西蒙诺夫的第一位妻子，即犹太作家纳塔利娅·索科洛娃（娘家姓季波特），在日记中描述他谴责“反爱国小集团”时的可怕气氛：

讲话持续一个半小时，中间略作休息，然后又继续一个半小时。人们聆听着，面色紧张，一脸警戒，没人说话，除了偶尔的低语：“他点了新名字吗？”……“你听见没有？”……“又一个世界主义者？”……“新的世界主义者？”有些人像我一样，列出所有被点的名单。(783)

西蒙诺夫在后来的那些年中坚持认为，他发表主旨演讲，是为了防止极端的索夫罗诺夫掌控“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他虽然懊悔自己的角色，但仍坚持，他承担领导责任是为了缓和这个反犹太作家的运动。在他朋友的回忆录中，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马林科夫打电话来说，斯大林希望西蒙诺夫发言。其时，戏剧评论家博尔切戈夫斯基恰好在西蒙诺夫的高尔基街公寓。博尔切戈夫斯基回忆，西蒙诺夫放下听筒，“伤感地看着我，再朝窗外凝视，不到10分钟便作出决定”。然后，他开口了：

“我将作演讲，修罗[亚历山大]。我自己来作，而不是让给别人，可能会更好。”他既然已经同意发言，便想寻找理由来辩护自己的“积极参与”，意欲在这不诚实的运动中，找到诚实的见解。“一切的凶残和粗鲁必须终止。我们必须学会不同层次的争辩，使用文明的语言。我们过去有，现在仍有形式主义和建构主义辩护士的问题。他们想让我们成为西方文化的奴隶，我们必须谈论这一切。”(784)

西蒙诺夫在演讲中，并不局限于揭发浅陋粗糙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而是想让“反世界主义者”运动，融入更为广泛的政治和智力的背景。他后来在一系列苏维埃报刊的文章中，更补充发挥了自己2月4日的演讲，指责“世界主义者以[让-保罗·]萨特取代马克西姆·高尔基，以[亨利·]米勒的色情取代托尔斯泰”。(785)冷战气氛无疑左右了他的思路：必须捍卫苏维埃的“民族文化”，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对美帝国主义……以及美元的卖身投靠”。除此以外，很少有证据表明，西蒙诺夫的参与给反犹太人运动带来了文明化，他的语言仍是煽动性的。他声称，“反爱国小集团”是一场阴谋，参与者是苏维埃文化的“罪犯”和“敌人”，绝不是单纯的“唯美主义者”，他们有“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反动的计划”，在冷战中为西方服务。他把许多问题归咎于犹太人自己，责怪他们不愿融入苏维埃社会，又在战后接受了“犹太民族主义”。他解雇了《新世界》所有的犹太编辑人员，甚至代表作家协会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将不活跃的作家排斥于作家协会之外，长长的名单当中都是犹太人。(786)

列入该名单的有他的朋友博尔切戈夫斯基，已被挑选出来，当做“反爱国小集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伊始，西蒙诺夫就与他逐渐疏远，他心里很清楚，最终将被迫谴责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朋友。他接到马林科夫的电话，同意发表有关“反爱国小集团”的主旨演讲，随即就向博尔切戈夫斯基解释：“这样做，我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将能帮助他人，这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西蒙诺夫还警告他不要出席全体会议，在这位戏剧评论家行将离开时，又补充说：“如果你来，我会觉得，必须以更强烈的词句来谴责你。”博尔切戈夫斯基既没有读西蒙诺夫的演讲，也没有读后续的文章。他被西蒙诺夫称作“戏剧界的破坏者”、苏维埃文学的“资产阶级敌人”、“文学败类”[11]。他信任西蒙诺夫——视之为自己的朋友——淡然声称，西蒙诺夫只是在被迫演出“仪式性的思想舞蹈”。

博尔切戈夫斯基遭到党和作家协会的开除，失去《新世界》的工作，也被他担任文学组负责人的红军剧院解雇。博尔切戈夫斯基和家人——母亲、妻子及年幼的女儿——都被踢出自己的莫斯科公寓。有一段时间，他们借住在朋友的场所，或睡在地板上，或寄宿于他们的乡间别墅（甚至住过西蒙诺夫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的乡间别墅）。博尔切戈夫斯基曾是20世纪30年代的幸存者，早学会了荣辱不惊，从容应对。他入不敷出就卖掉财产（主要是书籍），再向朋友借钱，包括西蒙诺夫。西蒙诺夫借钱给他，如博尔切戈夫斯基所理解的，“以减轻自己的良心责备”，并不让他偿还。(787)

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1947年

从1949到1953年，即博尔切戈夫斯基的禁令终告解除之时，西蒙诺夫一直心怀内疚，尽量去看望这位朋友，但从不谈及自己当年的演讲。在博尔切戈夫斯基看来，他们相遇时，西蒙诺夫会“以焦灼的眼光看我，仿佛认为他需作一番解释”。西蒙诺夫1950年7月支持出版《俄罗斯国旗》（The Russian Flag），那是博尔切戈夫斯基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爱国小说。西蒙诺夫在送交给审查官的报告中写道：“这本书颇有造诣，严肃认真，很有必要。我深信，它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将会打动读者的心灵……众所周知，博尔切戈夫斯基曾犯有严重错误，属于反爱国的性质。但他已付出代价，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本书终于在1953年获得了出版许可。(788)

博尔切戈夫斯基在50年后的2003年接受采访，谈到西蒙诺夫对自己的伤害，仍淡然处之，只是说“人们慢慢都会习惯于痛苦”。但据他的妻子说，在最后几年，他越来越受1949年事件的困扰。[12]他在回忆录中得出结论，西蒙诺夫找不到公民的勇气，在作家协会中对抗反犹主义强硬派，以捍卫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他并不觉得西蒙诺夫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恐惧，或没有良心。相反，他认为，西蒙诺夫的驱动力是个人野心，尤其是一种政治上的奴性：他太忠于斯大林，太迷恋于斯大林的权力光环，以致无法坚持更为坚强的立场。(789)

战后的“小恐怖”大大不同于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它发生的背景，不是浩劫将临，魂飞魄散的人殊死一搏，愿意以背叛和举报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而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人的道德情感不再因恐惧而遭受剥夺。实施战后迫害的是像西蒙诺夫一样的职业官僚和行政官员，他们并不一定非得参与其中。西蒙诺夫可能没有被作家协会开除的风险，更不用说被捕了。如果他拒绝将自己的声音加入对犹太人的谴责大合唱，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失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位和《新世界》的主编工作。当然，他当时可能担心得更多。但问题是，像西蒙诺夫那样的人还有选择余地。他们满可以像数百万人一样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但躲避政治责任的陷阱，所损失的最多只是特权和物质奖励。那些无法采取公开立场的人，自有更平静的方式避免参与有悖于自己道德原则的政治决定。博尔切戈夫斯基认为，1949年背叛他的人，可以选择不发言，可以不来出席作家协会的全体会议，可以假装生病，并不会受到党的纪律制裁。在博尔切戈夫斯基看来，这一时期的迫害和参与者的作为，都植根于无孔不入的对斯大林政权的顺从——即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所在。他写道：

无法以恐惧来解释1949年的现象，不单是那一年的——或者，如果确是恐惧，那也是早已溶入人类灵魂的那种……[更为确切地]毋宁说是帮闲们凑热闹式的奴性。他们拥有的勇气和道德少得可怜，以致无法违抗最基层官员的半官方指令。(790)

1949年，西蒙诺夫（前排右三）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明斯克参加苏维埃作家大会

1948年（左）和1953年（右）的西蒙诺夫

当然，在类似西蒙诺夫的主事官员中，也有人拒绝参与“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例如，科学院主席谢尔盖·瓦维洛夫就默默顶住了巨大压力，没在科学院揭发“反爱国小集团”，并阻止自己下属解雇犹太科学家（他的哥哥尼古拉是遗传学家，1940年被捕，1943年饿死在狱中）。(791)在作家协会中，也有人拒绝参与反犹太人运动，譬如主席团党委书记鲍里斯·戈尔巴塔夫。他是西蒙诺夫的好朋友，自身就是犹太人，比西蒙诺夫更有后顾之忧：他的妻子1948年被捕，以“外国间谍”的罪名判刑10年，他本人也难逃政治怀疑的阴影（1937年，戈尔巴塔夫被控在第一本小说《我们的城镇》中，散播“托派”观点。那是一部无产阶级的史诗，描绘五年计划如何在顿巴斯开展。最终，他勉强逃脱被开除党籍的厄运，但他的弟弟仍作为“托派分子”被捕，枪决于1938年）。然而，尽管面对作家协会斯大林强硬派的沉重压力，甚至被指控为“反爱国小集团的犹太同情者”，他仍拒绝参与对自己同胞的迫害。为此，他被迫放弃在党内和作家协会的职位。博尔切戈夫斯基回忆1949年与他见面，地点在西蒙诺夫的佩列杰尔基诺地区乡间别墅。戈尔巴塔夫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心碎欲绝，被打入冷宫”，却保住了道德上的尊严和原则。(792)

西蒙诺夫是一个更复杂甚至更悲惨的人物，显然深受良心的责备。“反世界主义者”运动，在某些方面令他不安，甚至厌恶，但他深深陷入斯大林制度不能自拔。他继承于贵族家庭的军人精神和公共服务价值，与苏维埃制度的道德范畴和急迫需求如此紧密相连，以致在判断或规范自己行为时，往往别无选择。西蒙诺夫拥有格外强烈的公共责任感，这界定了他的世界观。西蒙诺夫曾说：“如果没有公共责任感的自律，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他生来就是一名积极分子，从不称病缺席，以逃避艰难的道德抉择。在西蒙诺夫看来，避免承担公共责任，等同于怯懦。他也不愿与犹豫不决、软弱无能、拖拖拉拉的人打交道——他把这一切都认作人类的缺点。他钦佩人的理性和富有逻辑，这也是他文学创作中英雄人物的道德素质——即与他相似的人，只是更勇敢，能从客观证据中得出正确结论，采取果断行动。(793)

西蒙诺夫将责任感提升为至高无上的美德，由此决定了自己政治上的顺从。他对党的路线历来谦恭服从，将它混淆为公共美德，对斯大林无比敬畏。他战后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斯大林著作的提要、斯大林发言的语录、斯大林的短语和思想，以便他随时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794)西蒙诺夫迷恋斯大林的权力，觉得他无处不在，认为斯大林几乎在观察自己所做的一切。斯大林是他的靠山、保护者、老师、向导、评论家、忏悔听取者，在他的想象中，有时又成了他的狱卒、拷问者和刽子手。

源于这位苏维埃领袖的最轻微的批评，会把西蒙诺夫驱入苦难的深渊。1948年，西蒙诺夫的中篇小说《祖国炊烟》（Dym otechestva）受到《文化与生活》（Kul’tura i zhizn’）的野蛮攻击。这是一份宣传鼓动部的主要杂志，背后有斯大林撑腰。西蒙诺夫得出结论，斯大林肯定“极不喜欢这一故事”。他既惊恐，又沮丧，实在弄不清错在哪里，这还是他最心爱的作品之一。他后来告诉朋友：“创作时，我以为自己在向党也是在向斯大林本人履行职责……在我眼中，他是战争结束两年后至高无上的权威。”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名共产党老军人，1947年从国外返回苏联，确信自己已尽了对国家的职责，只想在战后的艰辛中重建私人生活。那篇小说准确刻画了当时的普遍心态，绝对是一部爱国小说，对苏联和美国之间作了很多比较，均有利于前者，但也有些坦率的对白，特别是当时避而不谈的1946至1947年的饥荒（直到赫鲁晓夫的解冻，苏维埃文学才得以直面这些社会问题）。这是引发党的责难的关键所在，西蒙诺夫为之感到震撼。与此同时，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1947年）也受到攻击，也是斯大林发动的，也刊登于这份主要杂志，从而引起猜疑这位暴君正在筹划对作家协会领导班子的清洗。西蒙诺夫亟想了解斯大林为何不喜欢自己的作品，亟想作出修改来投合他的喜好，所以拜访日丹诺夫征求意见。但这位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大管家，一点忙也帮不上——他反而非常喜欢这篇小说——于是，西蒙诺夫下定决心，“不会再版《祖国炊烟》”。(795)

不久，西蒙诺夫收到日丹诺夫秘书的电话，问他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剧本何时才能脱稿。这两位科学家已被抹黑，斯大林指控他们向西方卑躬屈膝。在1947年5月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斯大林曾向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提议，以此题材创作一部小说。他认为，需要更多的爱国文学作品，来揭批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崇拜。西蒙诺夫表示同意，但认为这个题材更适宜于戏剧。当时，西蒙诺夫正在写《祖国炊烟》，所以作了推延，尽管他曾去日丹诺夫的办公室看了有关资料，但他知道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视之为一种拖累。在西蒙诺夫看来，宣传鼓动部的攻击还记忆犹新，现在却接到日丹诺夫秘书的来电，这无疑是一个明确信号：如果及时提供斯大林在等待的剧本，斯大林就会原谅他在中篇小说中的失误。他不顾一切，亟想赎罪，在1948年初的几个月写出《外国阴影》（Alien Shadow）的第一稿。这是一部粗劣的宣传剧本，有关一名苏维埃微生物学家，因迷恋西方而背叛自己的祖国。西蒙诺夫作出可耻的政治献媚，将第一稿送交日丹诺夫审阅，再照他的指示，转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审阅。斯大林打电话给西蒙诺夫，提供如何改写的明确指示。他表示，西蒙诺夫应该强调剧中科学家的利己主义（斯大林：“他认为，他的研究是自己的个人财产”），又应该在结尾处突出政府的善良，让卫生部长落实斯大林的命令，原谅犯错的科学家，让他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斯大林说：“这是我对剧本的意见，你需要作出调整，如何去写则是你的事。一旦你作了调整，剧本将获得通过。”西蒙诺夫按照斯大林的建议，重写了剧本的结尾，将第二稿送交斯大林，作再一次的审批。西蒙诺夫回忆：“在胁迫之下，我写得很辛苦，逼迫自己相信这样做的必要。当初如能足够坚强，抵制这种自残，我可以选择不写。30年后的今天，我仍为自己的缺乏勇气而感到惭愧。”(796)

这个事件以悲喜剧的形式落下帷幕。该剧本发表于《旗帜》（Znamia）杂志，连同其他几个剧本一起，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提名。作家协会的秘书处先行讨论它们的优缺点，再递交斯大林奖委员会。在西蒙诺夫也在场的秘书处会议上，几位同事批评剧本的结尾（斯大林的建议），所持的理由是“原谅科学家，不作任何惩罚，这显得过于软弱，过于慷慨，几乎是政治上的投降”。西蒙诺夫闭口不提他与斯大林的电话交谈。“我默默端坐，倾听同事们指责斯大林的自由主义。”该剧本后来获得斯大林文学奖。(797)

西蒙诺夫习惯于自我批评和自我审查。他写了许多信，向苏维埃领导承认错误。他曾写下好几个故事的草稿，然后锁在抽屉里，因为他知道，将无法通过审查员这一关。1973年，德国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问他，是否由于承受着压力，不得不写自己知道在政治上可以被接受的作品。西蒙诺夫承认自己身上的两重性，有时是作家，有时是审查员，一生都在互相斗争。他甚至承认，当怯懦占据上风时，会非常厌恶自己。(798)

偶尔，作为作家的西蒙诺夫也会奋起反叛作为审查员的自己，诗人也会为自己的政治良心发出悲呼。例如在1946年10月，即日丹诺夫原则的运动高潮，西蒙诺夫给《小火苗》（Ogonyok）杂志的主编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写去一封火冒三丈的信。之前，他曾向该杂志投送诗稿，受到苏尔科夫的删改，被删除的人名中有外国人（以爱国的名义），也有在政治上被抹黑的苏维埃人。西蒙诺夫表示，绝不赞同如此的做法，无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在原则上。献给老朋友大卫·奥滕贝格的一首诗也被删节，西蒙诺夫对此尤为不满。1943年，奥滕贝格不愿遵循克里姆林宫开除手下犹太同仁的命令，而被解除《红星报》的主编一职。奥滕贝格甚至勇敢地写信给党领导，对某些军队和许多后方地区的“肆无忌惮的反犹主义”，表述了心中的不满。西蒙诺夫坚持：“我想保留这首诗，希望它保持完整。这是献给我所敬爱的人的，我希望它维持原样。”(799)

也许，随着自己愈益牵涉对苏维埃犹太人的文学迫害，西蒙诺夫将更多意义注入自己献给奥滕贝格的诗。他一方面参与斯大林政权的镇压，另一方面又往往承受良心的责备。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这种冲突都几乎把他摧毁。所担负的政治责任给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从他的容貌变化上就有明显的体现：1948年，33岁的西蒙诺夫似乎还是个年富力强的青年男子；仅仅5年之后，他已头发斑白，活脱脱是人到中年。他的手患上了神经性的皮肤病，只有酗酒才能让他镇静下来。(800)

在人生最后一年写成的回忆录中，西蒙诺夫忆起一件事，特别困扰他的良心，迫使他面对现实：斯大林的暴政全靠像他那样的官员的懦弱帮腔。那件事发生于1952年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为的是评选斯大林文学奖的得主。基本上，大家都已同意将此奖授予斯捷潘·左罗宾的小说《斯捷潘·拉辛》（Stepan Razin）。但马林科夫表示反对，称左罗宾在战争中表现欠佳，让自己做了德军俘虏。但在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左罗宾展现了非凡的勇敢，甚至在集中营里还率领一群抵抗战士坚持斗争。马林科夫发言之后，会场上一片死寂。斯大林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起方步，从一个个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和作家协会领导人身边走过，大声问道：“我们应该原谅他吗？”这既是自问，又在让大家考虑，仍是一片寂静。斯大林继续来回踱步，再一次问：“我们应该原谅他吗？”依然是一片沉默，没人开口。斯大林还是在踱步，第三次问道：“我们应该原谅他吗？”最后，还是他自己作了回答：“让我们原谅他吧。”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无辜的人的命运悬在半空：他要么赢得斯大林奖，要么被送去古拉格。虽然与会的所有作家，至少都认识左罗宾，但没人胆敢为他辩护，尽管有斯大林的一再敦促。如西蒙诺夫所解释的：“在我们眼中，这不是原谅或不原谅一个罪人，而是要不要发言，辩驳这样的指控。”它来自马林科夫那样的高官，显然已被斯大林当做真相。在斯大林看来，他已是罪人，问题只是原谅与否。西蒙诺夫回忆这一事件，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一直知道对左罗宾的指控，故意提名该书，让自己有机会安排这一出“小戏”。他很清楚，没人会有勇气为左罗宾辩护，他的目的就是想显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决定他人的命运。(801)

四

“反世界主义者”的运动打开了苏维埃反犹太主义的闸门。反犹太主义在俄国历史悠久，1917年后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城市的较低阶层中。对犹太商人的憎恨，就是大家不满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斯大林在攀升到权力高层时曾充分利用这样的大众憎恨。社会的低层民众对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抱有普遍的冷漠，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大恐怖主要受害者的党干部都是犹太人。但从总体来看，战前的苏维埃政府把反犹主义当做沙皇时代的遗物，给予了认真的清除。相对来说，苏维埃犹太人并没受到歧视或敌对的骚扰。这一切却因德军的占领而发生变化。纳粹宣传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煽起了反犹太主义的潜在力量，非犹太人口中有相当比例默默支持对犹太人的摧残，还作为帮凶参与围捕犹太人——或就地杀害，或送进集中营。甚至在苏维埃后方的偏远东部，由于西部士兵和平民的涌入，带来了对犹太人的憎恨，反犹太主义也有爆炸性的上涨。(802)

战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成为斯大林政权的统治思想。犹太人重被认作“异己的外人”、潜在的“间谍”和“敌人”、以色列和美国的盟友。博尔切戈夫斯基回忆，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借口之下，“杀掉犹太佬（Yids）”的气氛四下蔓延：

“无根”、“世界主义者”、“反爱国”都是黑色百人团[13]常用的字眼——用以遮掩“犹太佬”一词的面具。如要脱下面具，直说那甜美的原始字眼，却又充满风险。黑色百人团仍是胆小鬼，反犹太主义会受到刑法的严厉处罚。(803)

扩大反犹运动的官方语言同样是遮遮掩掩的。从1948到1953年，数万苏维埃犹太人遭到逮捕、解雇，被大学开除、逐出家园，但从不讲明（从没在文书中提到）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至少根据官方政策，这样的歧视在苏联是非法的。

战前，在俄罗斯主要城市的犹太人中，大部分只隐约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他们的家庭，已抛弃传统的犹太小镇生活，转而拥抱苏联的城市文化。他们放弃了犹太宗教和犹太种族，转而接受以苏维埃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身份。他们认为自己是“苏维埃公民”，融入苏维埃社会，攀升到1917年以前遭禁的位置，只是在家里仍保留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信念。战后的反犹运动，迫使他们重又把自己当做犹太人。

盖斯特一家是典型的犹太人，离开栅栏区，在苏联找到新家。阿隆·盖斯特被捕于1937年，之前曾是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妻子拉希尔·卡普兰是重工业人民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师。女儿伊娜和纳塔利娅从小就学做苏维埃公民，沉浸于俄罗斯文学的普遍文化和理念之中，几乎意识不到莫斯科家中的犹太人痕迹——仅有他们吃的食物、苏维埃节日期间的家庭礼仪以及外祖母叙述的反犹大屠杀旧事。1944年，伊娜注册为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生，晚上在教授的实验室打工，以此自给并帮助母亲。1945年，伊娜的母亲获释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在莫斯科东北100公里之遥的科尔丘吉诺镇定居。1948年，伊娜的妹妹申请莫斯科大学遭拒。伊娜想找出原因，党委书记叫她到申请表格当中去找。原来，纳塔利娅在民族一项填了犹太人。[14]伊娜说，这是她首次意识到自己的犹太出身。一名考分较低的俄罗斯男孩取代纳塔利娅，进了莫斯科大学，后来成为一名教授。

1949年4月，伊娜在大学为自己毕业论文答辩时遭到逮捕，被裁定为“人民公敌的女儿”，判处5年，流放去哈萨克斯坦。她在那里的波罗沃耶地区找到一份教师工作，那是一个荒凉、偏远的草原小镇。两个月之后，纳塔利娅也被捕，因为她在莫斯科师范学院加入共青团的申请表格上，没填上父母的被捕。她是在1948年被接纳成为该校学生的。她保留了一张父亲的照片，而不是公开背弃他，这在审讯员看来，无疑是“社会危险分子”的认罪。纳塔利娅也被判处5年，流放去哈萨克斯坦。结果在波罗沃耶地区，她、伊娜和赶来相聚的母亲团聚在一起。(804)

维拉·布龙施泰因1893年出生于乌克兰西部的犹太家庭，1907年尚是小女生时，就在敖德萨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地下革命活动的积极成员，曾参与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在莫斯科的夺权。她与一名俄罗斯工人结婚，1926年生下女儿斯韦特兰娜，1928年离开丈夫（原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因为他威胁要举报她为“托派分子”。维拉在国家档案馆工作，又在红色教授学院攻读历史，继而成为历史教授；从1938年起，她向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士兵，讲授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维拉和女儿未受大恐怖的波及，一直享受着苏维埃精英的舒适生活，直到1948年。其时，维拉因前夫的举报而遭逮捕，被裁定犯了“反革命活动”罪，判处5年，被送去波特马劳改营。斯韦特兰娜此时已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兼共青团积极分子。她面临被开除的威胁，更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她揭发其他学生和教授为“犹太民族主义者”。但她予以拒绝，不愿相信有关“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她很天真，甚至写信给斯大林，抱怨大学里犹太学生受到的歧视。此举导致自己在1952年被捕，判处10年，被送去维亚特卡劳改营。(805)

奥莉加·洛普提娜―爱泼斯坦1913年出生于犹太家庭。全家人在1917年之后，离开法定犹太区，搬至波尔塔瓦。20世纪30年代初，她本人搬到列宁格勒，与来自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鲍里斯·爱泼斯坦结婚，成为列宁工厂的会计；儿子马克出生于1937年。战争期间，奥莉加和儿子疏散到车里雅宾斯克。1944年，鲍里斯阵亡于白俄罗斯前钱。1945年，再婚的奥莉加和新丈夫，带着马克回到列宁格勒。这座城市的住房长期紧缺，幸亏奥莉加的弟弟在内务部工作，帮助找到共用公寓中一个小间。他们的邻居大多是工人，抱强烈的反犹态度，经常会在争论中表露出来。马克回忆：“那座公寓像是一个种族仇恨的火药桶，随时都会爆炸。”

邻居经常酗酒，每当有什么投诉，就会向我们发泄粗口、诅咒、威胁，叫我们搬去巴勒斯坦。然后，妈妈就会对纯俄罗斯人的继父说：“科利亚，为什么不去管管你那帮部落主义者？”公寓内的气氛恶劣，有时威胁变得煞有介事，母亲就会上访党总部[在公寓对面的斯莫尔尼学院]，但她的投诉从来没有效果。

马克在学校里被人欺负，其他孩子都拒绝坐在这位“肮脏的犹太佬”旁边。他住的大楼，大门上画有“犹太佬”的字眼。奥莉加多次向学校当局抱怨，甚至写信给党的领导，都无效。向内务部提出投诉，也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她的弟弟连同许多内务部的犹太雇员，都因列宁格勒案件而被逮捕。奥莉加出于焦虑而生病，从1949到1953年，连续几次心脏病发作，几乎成了残废人。第二任丈夫死于1955年，之后，她完全依赖儿子。母子俩继续生活于同一公寓，周围是同样的反犹邻居，直到奥莉加在1987年去世。马克65岁时才结婚，方才搬走。(806)

反犹运动也大大影响了拉斯金家庭。1943年，拉斯金一家从战时疏散地车里雅宾斯克返回莫斯科。塞缪尔和贝尔塔住在长女法尼娅在阿尔巴特区的公寓，再加上热尼娅的儿子阿列克谢和妹妹索尼娅（热尼娅仍住在祖博夫广场的自家公寓）。塞缪尔重操贸易旧业，向国营的食品商店系统供应咸鱼。法尼娅继续在拖拉机工业的管理部门工作。索尼娅在莫斯科庞大的专造汽车的斯大林工厂上班，很快晋升为金属和技术供应的主管。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战后的斯大林工厂引进了新技术和高级钢材，大批量生产轻型汽车和卡车，索尼娅对工作非常投入。她的丈夫恩斯特·扎伊德勒是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曾在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12月被捕并遭枪决，没有子女。热尼娅担任电台编辑，竭尽全力照料体弱多病的阿列克谢，不愿向西蒙诺夫求助，伸出援手的反而是自己的父母。西蒙诺夫的父母时有帮忙，1947年带阿列克谢去海边度了长假，帮助调养他的结核病。(807)

西蒙诺夫只花很少的时间在阿列克谢身上，每年只有一次或两次见面。他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经常需要提醒他别忘了给阿列克谢写生日贺信。1952年，阿列克谢13岁生日那天，西蒙诺夫的电报未能送到儿子手中，他只得补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阿廖沙！

我一直不舒服，也没在莫斯科。我到今天才意识到，由于误会，我为你生日而写的电报竟没有送出……我对你的未来充满信心，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希望你会长大、成为我的一个“小朋友”。过去的一年使你更加靠近这一目标……我每周两次走过莫斯科大学的新大楼；我一直认为，你总有一天会在那里上课。然后，你会踏上你的工作征程——奔赴国家派遣你去的地方。欢乐的召唤在等待着你，以及像你那样的数百万儿童。心怀喜悦，向往这一天；工作愉快，欢迎这一召唤……(808)

对这封信的拘谨刻板，阿列克谢并无不适之感，父子之间的交往历来如此。由于只有很少的通信，他珍惜其中的每一封。父亲的信通常是打字机打的，这意味着它们是父亲口述给秘书的，都是谆谆教导的口气，与其说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信，毋宁说是党干部的公函。下面这一封写于1948年的夏天，其时，阿列克谢仅8岁：

亲爱的阿廖沙：

我收到了你的信和绘画。至于绘画，在我看来，还真不错，特别是那只小公鸡。但目前还不是骄傲的时候，记住，父亲在你这个年龄可以画得更好。所以你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我希望你对争取高分的允诺，不只是纸上谈兵，而会很快变成现实。我将会为此而感到非常高兴。(809)

阿列克谢记得父亲经常告诉他，“血缘”在他看来没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他的“民主原则”之一，同事、下属、家人都一视同仁。阿列克谢承担了父亲这些原则的代价。他不明白，颇受他人欢迎的著名父亲，留给自己的时间却这么少。父亲仅有几次来接他出去；阿列克谢每次都感到尴尬，长时间保持沉默，但父亲从没注意到他的不安。1947年春天，西蒙诺夫从美国带回一套西装（棕色的外套、短裤和一顶帽子），送给儿子。阿列克谢并不喜欢短裤——穿上时，会遭到院子里其他男孩的嘲笑，甚至殴打——所以将它藏进抽屉。几星期后，一辆政府轿车来到祖博夫广场的公寓前，要接阿列克谢去看一年都没见面的父亲。阿列克谢的外祖母贝尔塔特意让他穿上棕色西装，以示他很喜欢父亲的礼物。其他男孩聚在院子里查看轿车，众目睽睽之下，阿列克谢走出了家门，坐进轿车，被带到西蒙诺夫包房招待朋友的大酒店。父亲让7岁的男孩面对人群，“报告”过去一年在学校的成就，听完之后再推出一个惊喜：白衣白帽的厨师走进来，手捧盛有“惊喜蛋饼”（由冰淇淋做成）的大银碟。阿列克谢留下来吃“蛋饼”，父亲则与朋友们交谈应酬。在阿列克谢眼中，父亲似乎是“全能和神奇”的。西蒙诺夫后来转向儿子，问他是否喜欢身上的西装，阿列克谢给了一个很礼貌的回答。过不多久，阿列克谢又被送回家——如他所回忆的，“等待下一次与父亲的见面，也许1个月，也许6个月，取决于他政府工作的繁忙程度”。(810)

至于对阿列克谢的忽视，除了母亲亚历山德拉，唯一敢于批评西蒙诺夫的就是索尼娅。1947年10月，索尼娅写信给西蒙诺夫。阿列克谢又一次发病，急需拉斯金一家无法获得的营养品和药物：

塞缪尔和贝尔塔，索尼娅，热尼娅和阿列克谢，摄于1948年左右

我不得不第二次提醒你，应对儿子负责（仅是第二次？），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你让自己变得漠不关心，其程度令我吃惊。相信我，如果不是出于你的孩子的必需，我和热尼娅都不会来找你。要你帮忙，我们都感到颇不自在——完全是你的缘故——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任凭阿廖沙受苦受难。如果处于不同的情形，我会把你彻底忘掉，甚至会阻止你的儿子去爱一个不愿为他牺牲两小时的父亲。关于这一点，我以前曾向你提过。(811)

1950年5月，索尼娅被捕，单独关在莫斯科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因斯大林工厂一案而接受审讯。该厂的犹太工人被指控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这源于1948年该厂工人组队前往莫斯科的犹太剧院。斯大林工厂有相当数量的犹太工人，大多是工程师和行政人员，向来支持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和以色列建国。他们的文化活动，更得到了工厂副主管亚历山大·济蒂诺夫的鼓励，他还让美国驻苏大使前去参观。这已足够让国安部炮制出一个“斯大林工厂反苏维埃集团，成员是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向美国透露工业机密。推动调查的是赫鲁晓夫，他自1949年12月起，担任莫斯科的市委第一书记，很有可能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斯大林已在担忧犹太人的“间谍”和“阴谋者”无处不在。受军事法庭的定罪，济蒂诺夫成为后来被枪决的14名“领导者”之一。这个工厂的100多名犹太工人，外加其他工厂的数百名犹太工人，被送去各个劳改营。(812)

索尼娅被判处25年的苦役，送去远北地区的沃尔库塔劳改营。法尼娅和热尼娅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面前隐瞒了苦役期限，只说是5年，因为担心真相会使他们绝望。索尼娅去了沃尔库塔的砖厂，以她一贯的充沛精力和主动性投入工作。即使身在古拉格，她仍完全致力于苏维埃的工业事业。索尼娅获得奖励，成为劳改营的图书馆员，那是一个让人称羡的工作，但在家书中，她经常流露自己的无奈：如果不是整理书籍，而是充任资深的工业家，她本可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索尼娅的被捕给塞缪尔的健康状况造成很大影响。据法尼娅说，在她流放期间，塞缪尔似乎承受了巨大的悲伤。索尼娅被捕时，塞缪尔71岁。以前，他一直非常开朗愉快，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女儿被捕后，他变得年迈体衰，再也无法以原先的步调工作。不过，家庭传统仍然继续，其后5年中的每一个星期日，家人和朋友仍像往常一样，为著名的“拉斯金晚餐”而聚在一起，贝尔塔继续准备可口的犹太菜肴，塞缪尔继续举行他的厨房议会。西蒙诺夫从未出现，但他的父母经常露面。法尼娅回忆：“他们与众不同，来自不同的阶层，与我们的父母倒相处融洽，他们喜爱热尼娅和阿列克谢。”晚餐的开幕祝酒词始终相同：“为了她的归来！”如果索尼娅的信恰恰在过去一周收到，就会被大声念出，聚集的客人展开讨论，总是会掉眼泪。每个人都会向索尼娅表示问候，由热尼娅执笔写入回信。

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劳改营的条件开始有所改善。古拉格管理员想方设法促使囚犯作出更大努力，像索尼娅那样的模范员工，每周一信并不出奇。审查员仍然检阅通信，但依据较为宽松的规则，囚犯和亲人的交流可能有久违的坦率。有时，索尼娅甚至获准给家里打电话——家人太激动了，以致语无伦次。在一次这样的电话之后，热尼娅写信给索尼娅：

热尼娅（左）与索尼娅，1952年摄于沃尔库塔

我亲爱的姑娘，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尤其是妈妈和爸爸，这是何等的高兴，你简直无法理解。这使他们更容易坚持到你归来。爸爸浑身颤抖，第一分钟内简直说不出一句话。他们听到你声音时的幸福感，无法以言语来表述……阿列克谢——长……得这么高，你都快认不出他了——跟你说话时显得紧张，所以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他谈及有关剃须的蠢话，随后又为之沮丧起来。

1952年，热尼娅去沃尔库塔探望索尼娅。允许亲属探视囚犯是古拉格系统放宽政策的一部分。热尼娅是沃尔库塔首批探访者之一，离家前夕，要求西蒙诺夫前来祖博夫广场的自家公寓。阿列克谢无意中听到父母的对话。热尼娅很害怕可能会遭到劳改营的拘留（囚犯亲戚中普遍存在的恐惧），便要西蒙诺夫作出庄严的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将儿子留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身边，直到她归来。热尼娅是生活中的外交官，具有非凡的能力，与各种人都能友好相处，不作自己的评判。但在这个问题上，她却非常坚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阿列克谢不能与西蒙诺夫一起生活。

热尼娅从不为自己向西蒙诺夫提出要求。1951年，电台行业出现了对犹太人的大清洗，她也被解雇，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她向几十家文学杂志和报纸查询工作机会，并送上自己的文章，以图发表，但从没向西蒙诺夫求助。不过，为了索尼娅，她什么都愿做。其时，热尼娅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争取索尼娅的获释，她写信给所有的有关当局——包括判处索尼娅的军事法庭、负责审查该案件的军事检察官甚至《真理报》编辑部，以伸张正义。到最后，热尼娅才转向西蒙诺夫。过去6个月当中，她数次与他见面，希望得到相关的信息和建议。但西蒙诺夫不愿介入，热尼娅写信给索尼娅说：

你无法想象科斯佳[西蒙诺夫]的变化，我们曾熟悉的他已不复存在。过去几年中，我很少见到他，每次见面永远都不会超过几分钟。所以他的新性格，让我大大吃惊——你一定也会有同感……原因不在于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他仍算年轻），也不在于他因经验而变得更聪明，更不在于他的高级地位和收入。不，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科斯佳承诺，我们将得到需要的信息。我认为，值得等待，因为这些信息很可能是可靠的，但他迄今未做。毫无疑问，他太忙了……他本可做得更多，但——愿上帝与他同在——让他去过安静舒适的生活吧。我已不再尊重他。

但从西蒙诺夫的角度考虑，即使他想出手干预，可能也无济于事。当然，这也是拉斯金家其他人的看法，所以继续以热情和尊敬相待。在罕见场合中，他们见到他，从不提索尼娅的事。法尼娅解释：“我们知道，他与斯大林走得很近，可以讨一个人情。但我们中没人提起——我们只是不想让自己走到这一步。”(813)

反正，西蒙诺夫已纠缠于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即使想帮拉斯金一家，可能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西蒙诺夫1950年接管《文学报》，就收到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要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向它的立场靠拢。以前的主编太软弱，斯大林现在要依靠西蒙诺夫将这份富有影响力的报纸改造成党的先锋队，在苏维埃文化中开展“反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西蒙诺夫一走马上任，就以“工作表现差和政治错误”的名义，开除了该报11名工作人员（全是犹太人）。在他的掌控下，该报定期发表文章和社论，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以反对“世界主义者和对西方的奴颜婢膝”，个中的反犹太主义昭然若揭。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初期，西蒙诺夫曾是“温和派”，此时看来，正在变成强硬派一员。他一直坚持这个立场，直到斯大林政权的终结。1953年3月24日，即斯大林逝世的两个多星期之后，西蒙诺夫还代表作家协会的秘书处，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列举需要开除的犹太作家（称之为累赘）。之后，他还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坚持要清洗他的老朋友和战友亚历山大·克里维斯基——其时担任《文学报》的国际部编辑。根据举报信，清洗的理由是“某些履历事实”，以及克里维斯基对犹太民族主义者缺乏警惕。(814)

警惕就是西蒙诺夫试图展示的。反犹太主义者似乎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发起了一系列攻击。西蒙诺夫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只好作出惯常的应对：拼命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反对西蒙诺夫的运动始于1951年，牵涉到犹太作家可否使用笔名的公开争论。斯大林在讨论斯大林文学奖的会议上询问，作家奥列斯特·马尔采夫为何不用自己的犹太名字（罗温斯基）；并提出建议，从今以后，在所有正式表格中，使用俄罗斯笔名的人必须在括号内列出自己的犹太名字。[15]这其实是沙皇时代的官方习惯，当时的犹太人和革命者被视作一丘之貉，但1917年之后，这种做法被认作反犹主义，已经废弃。自1949年以来，苏维埃报刊开展了有关笔名的广泛讨论，其中的强硬派敦促重启披露犹太名字的旧制度。1951年2月，《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米哈伊尔·布本诺夫的文章（《笔名仍有必要吗？》）。这是一篇卑劣的文章，带有公开反犹的色彩。布本诺夫嘲弄犹太作家的笔名，指责他们是“逃避社会的变色龙”。西蒙诺夫以《文学报》主编的名义作出回应，声称使用笔名是私人选择，他援引20世纪20年代的相关法律，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康斯坦丁（基里尔）·西蒙诺夫”。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共青团真理报》随即登出声援布本诺夫的文章，执笔者是赫赫有名的《静静的顿河》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西蒙诺夫怀疑，真是肖洛霍夫写的吗？他很想打电话单独问他，究竟承受了何等压力，但到最后还是放弃了。相反，他在《文学报》写了第二篇文章，指责肖洛霍夫和布本诺夫只是在作“廉价的煽情”，并声称就此停笔，不再多写一字。(815)

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继续发表各自的见解，新闻界收到雪崩般泻来的读者来信，有些人支持西蒙诺夫——其中有许多犹太人，其余的则选择匿名。但是，大多数来信赞同布本诺夫。在他们看来，在苏联没有使用笔名的必要，“不管是哪一个种族，大家都一律平等”，除非犹太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许多来信具有强烈的反犹色彩，指责西蒙诺夫充当“犹太人的辩护人”。(816)

此时还兴起一个反西蒙诺夫的谣言运动，有传言称他是犹太人。作家协会的主要成员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对反犹运动持反对态度，在1952年的年尾来找西蒙诺夫。他告诉西蒙诺夫，过去一年中，他曾参与中央委员会高层官员的几次讨论，因为收到一系列的举报，揭露西蒙诺夫是“秘密犹太人”。有人称，他的真名是西蒙诺维奇，实际上是“奥博连斯卡娅伯爵夫人”庄园上犹太工匠的儿子，嗣后获得伯爵夫人的收养。还有人称，他是来自圣彼得堡受过洗的犹太人的儿子。他们还纷纷指点他的“犹太外表”和化名（以康斯坦丁代替基里尔）。一开始，西蒙诺夫不予理会，认为这些谣言极其荒谬：他母亲是公主，不是伯爵夫人，更没有庄园。到后来，资深党员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的举报，也提及“西蒙诺维奇”的传言。他指责西蒙诺夫在《文学报》提拔犹太编辑人员，其目的就是要将之改造成“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1953年1月，威胁气氛愈益急迫。苏尔科夫再次造访西蒙诺夫，透露作家弗拉基米尔·克罗日科夫告诉自己，已有证据表明，莫斯科有一个文学团体，与东欧、苏联各地的犹太民族主义者都有联系。据克罗日科夫所说，这个团体的负责人就是西蒙诺夫。苏尔科夫告诉西蒙诺夫这一切，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因为克罗日科夫曾要他发誓保密。苏尔科夫警告：“有一些王八蛋正在四下挖你的墙脚，为你挖掘坟墓。”(817)

在这一段时间，反犹活动也抵达高潮，最后一幕是荒谬的“医生事件”，起源于1948年。当时，同时也为国安部工作的克里姆林宫医院医生利季娅·季马舒克，在日丹诺夫死前两天写信给斯大林，声称有关医生疏忽了日丹诺夫的严重病症。该信并没引起注意，被束之高阁。3年后，斯大林却用它来指控克里姆林宫医生属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涉嫌谋杀日丹诺夫和其他苏维埃领导人。给日丹诺夫治病的医生都不是犹太人，为了将日丹诺夫的死亡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连接起来，斯大林只得另想计策。医生阴谋的凭空捏造，全靠雅可夫·埃廷格尔医生的屈打成招。他是杰出的诊断专家，曾向亲友说出自己的反苏维埃思想，于1950年11月被捕。埃廷格尔供认自己是犹太民族主义者，还受到国安部主管维克托·阿巴库莫夫的保护，后者于1951年7月被捕。之后，数百名医生和国安部官员被捕，受尽折磨后纷纷招供。斯大林凭此编造出一个巨大的跨国阴谋，内有医学界、列宁格勒党组织、国安部和红军中的苏维埃犹太人，外有以色列和美国。整个国家似乎要返回1937年的氛围，让犹太人扮演“人民公敌”的角色。1952年12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潜在的美国间谍”，从而使全体犹太人成为他的恐怖运动的对象。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逮捕，被逐出工作单位和家园，成为“无根的寄生虫”，从主要城市流放到苏联的偏远地区。斯大林下令在远东建造庞大的新劳改营，收留所有的犹太人。在整个苏联地区，人们都在诅咒犹太人。病人拒绝看犹太医生，迫使他们歇业，很多人只好出卖体力挣钱。有人造谣惑众，称医生在自己病房杀害婴儿，孕妇因而躲避医院。人们写信给报刊，呼吁苏维埃当局“清除寄生虫”，“从聚有太多犹太猪的那些大城市，把他们赶出去流放”。(818)

然而，就在这个歇斯底里的高峰期，斯大林死了。

五

斯大林中风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医生请来，他可能还有救。但在医生事件的恐慌之中，斯大林小圈子里没人敢自作主张。斯大林的私人医生曾说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斯大林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床边的医生，可能会视召来医生的决定为不忠的表现。(819)这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讽刺，斯大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斯大林逝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参与克里姆林宫的苏维埃领导会议，列席会议的是300名最高苏维埃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局势的严重，大多数代表早早来到斯维尔德洛夫厅。西蒙诺夫回忆：“我们互相知晓，互相认识，在工作场合相遇过多次。”

我们并肩坐在那里，互相对视，但没人说话，没人向任何人问起任何事。在我看来，甚至没人觉得有开口的必要。[会议]开始之前，大厅里一片寂静。如果没在那里亲自坐了40分钟，我都不敢相信，300余人挨得这么近，却能不发出一点声响。

最后，主席团[16]成员入席，宣布斯大林已奄奄一息。西蒙诺夫得到的强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这个小圈子的其他成员都为此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也可从他们的语调中听出。(820)

西蒙诺夫从克里姆林宫直奔《真理报》办公室，正与主编交谈时，收到斯大林的死亡通知，尽管已有预料，这一消息仍令他震惊。西蒙诺夫回忆：“我内心打了一个寒战，自己生命中的某部分已经结束，说不清楚的新部分开始了。”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需用诗歌来记录自己的思绪。他不知道是否写得出，但他确定自己无法做其他任何事。他回到家里，开始动笔：

我写了最初两行，突然，出乎意外地，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现在仍可否认，因为我并不喜欢眼泪，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但只有那些眼泪，才能正确表达我当时经历的震撼。我哭，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对死者的遗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泪，而是震撼过后的眼泪。发生了一场革命，其影响如此巨大，必然有身体上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了俘获我几分钟的痉挛哀泣。

西蒙诺夫后来与同行们交流，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许多人追随他的榜样，写下对斯大林死亡的衷心哀悼。看起来，以广为不同的方式经历斯大林统治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悲伤。斯大林去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写道：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难忍的痛苦和悲泣，

无法用词句来叙述

如何为你哀悼，斯大林同志！

20世纪30年代背弃自己家庭的“富农”之子特瓦尔多夫斯基写道：

在这大悲痛时刻

我无法找到哀辞，

来充分表达

全体人民的损失……

供人瞻仰的斯大林遗体

甚至在大恐怖时期入狱两年的奥莉加·贝戈尔兹，也为虐待自己的人写下挽诗：

我们的心脏在出血……

我们自己的最亲爱的人！

抱着你的头颅，

全国都为你流下斑斑泪痕。(821)

向大众公布斯大林死讯是在3月6日，3天后举行葬礼。当中这段时间，他的遗体停放在红场附近的圆柱厅供人瞻仰。前来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挤满了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的送葬者，数百人死于踩踏事故。西蒙诺夫中选担任斯大林遗体的护卫，有机会观察普通百姓走过遗体时的反应。他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不知如何准确地描述现场——如何以文字表达。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个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队走过，第一次看到灵柩中的斯大林的一刹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某种精神痉挛。(822)

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得到。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我成年后的时光都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列宁死于1924年，当时我16岁——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823)

在拉斯金的同龄人或更年轻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们的道德基准。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际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有些大恐怖的受害者也对斯大林的死亡感到真正的悲哀。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泪流满面，尽管她丈夫于1937年被捕，自己最美好的时光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女儿安吉丽娜追忆母亲那一天回家时的情景：

母亲、姐姐、外祖母，她们都哭了。外祖母说，如果死的是自己，而不是他，岂不更好。她比斯大林大4岁，热爱他，经常给他写信。她认为，允许自己写信给女儿[身处劳改营]的是斯大林，从而使得全家破镜重圆……外祖母不断地说：“如果我死，他活，岂不更好。”我没有反驳——我也热爱斯大林。但到今天[2003年]，我只想对她说：“外祖母，你都在说些什么呀？”她自己承受这么多苦难：女儿被捕，外孙女被送进孤儿院，女婿遭枪决，作为神父的丈夫也受迫害……但她却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斯大林。(824)

但对观念在早年即已形成的老一辈人来说，斯大林的死亡同样可以成为欢庆的理由。

斯韦特兰娜·斯比特涅娃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巴尔瑙尔。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即已被捕，枪决于1938年。母亲来自鄂木斯克，1917年之前她的家人一直在那里参与社会民主运动。母亲的16名亲属在大恐怖中被捕，除了斯韦特兰娜的外祖母，其余的要么被布尔什维克枪毙，要么在劳改营丧生。斯韦特兰娜对此知之甚少，从小就学做苏维埃的模范女生，像所有女生一样，热爱斯大林。宣布他去世的那天，她从学校回来，头发上系有黑色缎带，学校里办的哀悼仪式——孩子们以棕榈叶和白色百合花装饰斯大林的肖像——深深打动了她。她回忆：“我们全都哭了，认为这已是世界末日。”回家后，斯韦特兰娜爬上屋顶，那是她喜欢独处的地方，结果发现外祖母也在那里：

她坐在那里，静静地哭，以我从没见过的方式划十字。看到我哭肿的眼睛，她说：“别担心，亲爱的，我因幸福而哭。因为他杀了我的家人：儿子、兄弟、丈夫、父亲——斯大林把他们都杀了——只留下我和你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然后，我们两人坐下来一起哭，既为欢乐，也为悲伤。(825)

对绝大多数苏维埃人民来说，无论斯大林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却都不是摆脱恐惧。事实上，反而可能增加他们的恐惧，不知道未来将有怎样的灾难。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讲述了她与她的裁缝的对话，那是少数几个与她分享感受的人之一，时间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

1953年3月6日，基辅高尔基坦克工厂举行悼念仪式

我问她：“你嚎叫什么呀？他究竟给你带来什么？”她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学会了如何与他相处。现在怎么办，又会发生什么，谁能知道呢？事情可能变得更糟……她有一定的道理。(826)

鲍里斯·德罗兹多夫与父母同住在马加丹；父亲曾是别尔津的亲信，1951年获释于劳改营。鲍里斯回忆：“斯大林去世时，大家都吓坏了，父亲也在害怕。人们担心贝利亚将上台，大家都怕他。与古拉格系统相连的是贝利亚和内务部，而不是斯大林。很多人还以为斯大林根本都不知道劳改营的真相。”(827)

维拉·布拉金的母亲崇拜斯大林，即使自己作为“富农”遭到流放，即使丈夫征入劳动大军累死于1944年。维拉回忆：“斯大林去世时，母亲并没摘下他的肖像，仍挂在墙上，紧挨父亲的照片。”在村民大会上：

每个人都在哭泣……人们将斯大林与战争的胜利、物价的降低以及配给供应的终止连接在一起，认为生活将会慢慢好转。现在则担心，将会变得更糟。

许多农民产生类似的焦虑。“富农”的女儿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回忆：“战争期间，我们的生活变得异常困难。但在最近几年[斯大林去世前]，生活有所改善。斯大林逝世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很害怕。”(828)她是在劳动大军中度过战争岁月的，然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集体农庄工作。

担心斯大林的去世将导致新一轮的大规模逮捕，使许多家庭坐立不安，尤其是曾在大恐怖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记得：

我们家的普遍反应是，“接下来会是怎样？”我们害怕政府，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我们提心吊胆，它可能以更多的逮捕来

报复斯大林的死亡。(829)

等到“医生事件”被揭露为政府的向壁虚造，恐惧气氛才开始减弱。揭示真相的决定似乎来自贝利亚，3月5日接管权力的“集体领导”以他为首——他不赞成反犹太主义运动，如果确实发生了“医生事件”引起的国安部清洗，他自己会是潜在的受害者。尽管安全警察的出身使广大民众对他心怀恐惧，贝利亚却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家。他想废除古拉格系统（以经济效率低下的理由），结束苏维埃警察的酷刑，扭转乌克兰西部、波罗的海地区、东德的苏维埃化，铲除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认为，这样一个计划将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赢得广泛的支持。4月4日，贝利亚取消对“医生事件”的调查。《真理报》宣布，“不正当调查”的负责人已经被捕，将承担“刑事责任”，但大众的舆论五花八门。根据《真理报》收到的工人来信样本，许多人继续相信：权力机构的幕后仍有“难以捉摸的敌人”；医生的平反本身就是“犹太人影响”政府高层的标志（“斯大林同志不在了，我们的政府就向犹太人低了头”，等等）。但也有人激怒于对犹太医生的恶意中伤，要求对不公正的逮捕作出解释。(830)

对托尔钦斯基家来说，“医生事件”的结论是巨大的解脱。他们视之为强有力的证据，所有的“敌人阴谋”都是国家捏造的，不必再担心新一波的逮捕。埃尔加逃脱恐惧的羁绊，信心大增，开始仗义执言，反击一直欺负自己的人。埃尔加在列宁格勒的民族博物馆担任助理，有一个资深同事，名叫玛丽亚·涅斯捷罗娃。她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又是“可怕的反犹太主义者”，极力支持“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举报了博物馆数十名犹太员工，其中有些因此被解雇。在“医生事件”的集体歇斯底里之中，涅斯捷罗娃对犹太人的指控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譬如，她告诉大家，犹太医生接生的婴儿都呈蓝色，就是因为他们的血液已被犹太人吸走。埃尔加明白，与显然憎恨自己的涅斯捷罗娃争执，毫无意义；她更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宁愿退避三舍。“医生事件”的真相暴露出来之后，埃尔加一改常态，起而与她针锋相对：

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挑明她是在胡言乱语，她讲的一切都是鹦鹉学舌，来自排队购物者的八卦……玛丽亚开始威胁我：“你知道我的厉害吗？你给我闭嘴！”然后，我不知从哪里找到回嘴的勇气：“得了吧，别威胁我，我根本就不怕你。”(831)

为斯大林的死亡而感到喜悦的人，大多过于谨慎，不会在公共场合流露，任何的高兴必须遮掩起来。克拉斯诺达尔城的工人季娜伊达·贝利科娃回忆，斯大林去世时，镇上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医生、教师甚至党干部，都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克拉斯诺达尔城的追悼会更像一个节日，他们摆出悲伤的面孔，但眼中却闪烁着兴奋，互相打招呼时却有微笑的暗示，他们内心的喜悦昭然若揭。”(832)

盖斯特家人听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时，仍在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伊娜在担心受到“医生事件”的牵连，担心自己再一次被捕。3月6日，她母亲拉希尔从商店买回一公斤白糖。以前，店内从来没有白糖出售，但由于某种原因，那一天却有供应。定居地的居民没人敢去买，担心被视作庆祝的证据。但拉希尔却认为遇上了好运，应该无妨。女儿们看到她买的糖，反而吓坏了。伊娜回忆：“我们赶紧抱住可怜的妈妈，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她怎能在这种日子买糖呢？人家会作何联想呢？可怜的妈妈！恐惧已让我们失去了理智。”(833)

在古拉格劳改营和殖民营，斯大林的去世受到毫不掩饰的欢迎。当然也有例外，有的劳改营特别警惕，或有举报人的存在，阻止囚犯们流露他们的真情。一般来讲，斯大林去世的消息都遇上了自然迸发的喜悦。因塔劳改营的尤里·敦斯基和瓦莱里·福雷德，3月6日与他们的朋友诗人斯梅利亚科夫见面，准备组织一次午夜聚会。他们无法获得任何酒类（每个人都想在那一天小酌），只好买来一包糖果，“统统吃光……好像我们是参加茶会的小孩子”。在维亚特卡劳改营，维拉·布龙施泰因和难友们听到消息后，便放下工具，开始载歌载舞，“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回家了！”囚犯们普遍认为，一旦斯大林死去，自己将获得释放，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听到这个消息时，仍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流放地。她捂住脸，不让同事看到自己的欣喜。她开始颤抖，浑身充溢着紧张的激动：“要么现在，要么永不。一切都要改变。要么现在，要么永不。”(834)

有几个劳改营，其囚犯的期望极为殷切，到头来却没获得开释，因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和暴动。1953年的春季和夏初，诺里尔斯克和沃尔库塔的劳改营都爆发了大型的罢工和抗议。1953至1954年，许多其他的劳改营也有规模较小的示威。(835)这些“奴隶起义”是重要的转折点，不仅促成了苏维埃领导早已质疑的古拉格系统的废除，更是反抗斯大林暴政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

诺里尔斯克起义是古拉格历史中最大的一次，涉及戈尔拉格监狱的6个营区、近2万名犯人。那里是诺里尔斯克的采矿工业综合企业，工作要求特别苛刻。戈尔拉格监狱的大多数囚犯，是前红军士兵、外国战俘，以及来自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其中很多人曾在1943至1945年抗击苏维埃军队，为此而服25年刑期。他们敌视斯大林政权，随时准备反抗，没有后顾之忧。一大批囚犯在卡拉干达劳改营参与武装起义之后，在1952年秋天被转移到戈尔拉格监狱。这些叛乱分子的涌入，对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政治心态，造成了激进的影响。戈尔拉格监狱的各区纷纷成立了专设的“罢工委员会”。囚犯列夫·内托所在的第4区，甚至出现了秘密的阅读讨论俱乐部，自称为“民主党”（又叫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些囚犯研究列宁有关地下工作的思想，沿武装斗争的路线把自己组织起来。

斯大林的去世更增强了他们获释的希望。但贝利亚宣布于3月27日的特赦只适用于判刑少于5年的囚犯（主要是刑事犯）。戈尔拉格监狱的条件变得更加糟糕，每天工作时间延长，囚犯被迫在风刀霜剑中出工，而口粮又减少至最低限度。狱警开始残酷对待囚犯，让刑事犯向“政治犯”故意挑起械斗，然后趁机再以暴力镇压“政治犯”。从3月到5月，20多名“政治犯”遭到狱警的杀害。发生叛乱的还有其他劳改营，其中的狱警挑衅几乎肯定是为了保住古拉格系统。贝利亚已明确表示，他想废除古拉格系统，释放最危险人物之外的全部囚犯。如果无法证明释放“政治犯”将对社会造成危险，成千上万的古拉格狱警和管理员将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没了。

戈尔拉格监狱罢工委员会和地下组织中的各式囚犯，意见分歧。有人赞成起义，也有人认为这是自寻死路，最后的决策是武装起来，实施自我防卫。在车间里筹备武器的内托回忆：“我们以零碎钢料自制刀具。”虽然没有起义计划，但在这高度紧张的氛围中，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进一步的挑衅，随时都会导致造反。(836)

对列夫·内托来说，这些事件是自己政治上觉醒的高潮，那是一个漫长过程，始于1944年——其时，列夫空降于德军后方，受命在爱沙尼亚组织游击队斗争。他出生于莫斯科的爱沙尼亚家庭，一直把自己当做苏维埃俄罗斯人，只是具有爱沙尼亚的背景。他完全出于爱国心而去执行这一项任务，但在父母的故乡所亲眼目睹的（红军参与抢劫、强奸、纵火），使他重新思考：苏维埃军队究竟是不是爱沙尼亚的“解放者”。当地居民称苏维埃军队为“斯大林的土匪”，他无言以对，只得同意。

列夫遭到德军捕获，与数千名其他苏维埃俘虏一起被囚禁在战俘营。这也是一个觉醒时机。他始终相信——如苏维埃所宣传的，没有苏维埃战俘，只有逃兵。但他回忆，在这里：

像我一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炮灰……我开始厌恶斯大林和苏维埃制度，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不把我们[士兵]当人。

到1945年春天，他待在美国军队管理的战俘营，有机会对照苏维埃制度和美国人的态度：

美国人每次参加作战行动，回营后交出枪支，第二天再去领不同的枪支。但[在苏维埃军队中]我们每人负责自己的枪支，如有遗失，就会被拖进法庭，或监禁，或枪决。美国人更重视个人价值，但在我们这里，个人是分文不值的。

列夫返回苏联后，先去过滤营，再重新入伍。1948年，他被当做外国间谍遭到逮捕，被送来诺里尔斯克。他在此遇上了民主党领袖费奥多尔·斯米尔诺夫，后者促使他将斯大林政权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背离。民主党的形成，全靠非正式的信任和同志间的友情。[17]举报人永远是潜在的危险，所以没有白纸黑字，如想参加，必须有现成员的介绍，并为新人负责。在这种环境下，像列夫那样的囚犯，才能发展和表达自己的政治身份。(837)

起义发生于5月25日，因为狱警朝出工的囚犯队列开枪，抗议的罢工迅速蔓延到戈尔拉格监狱所有区域，包括女囚区，但大本营是在第4和第5区。那里的囚犯——西部乌克兰人、波兰人、波罗的海人——激进好战，业已组织起来。他们的武器有斧头、刀具、丁字镐，但主要是靠绝食，向劳改营当局施压。内托回忆：“我们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希望获释，决心以死相搏来争取自由。我们认为，宁可死于战斗，也不愿在这种不人道的处境中苟活下去。”这是斯大林的奴隶证明自己是公民的时候。叛乱分子把自己锁在营房里，升起黑旗，以抗议对难友的任意杀戮。每一区域各有自己的罢工领袖，但很快成立罢工总委员会，向当局提出要求。内托担任各区域之间的通讯员、协调者，那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在各区域之间跑来跑去，随时都有被枪杀的危险。(838)

罢工者的要求都与尊重和尊严有关。即使有世界末日般的口号，罢工者的要求其实相对温和，绝对没有反苏维埃。(839)他们要求狱警叫他们的名字，而不是囚服上应被删除的编号；要求拆除营房窗口上的铁窗棂；要求狱警终止殴打囚犯，杀人的狱警要受到惩罚；要求一天10小时正常工作，而不是大多数囚犯被迫从事的15小时轮班；要求与亲属自由通信，而不是一年两次。罢工委员会知道，当地的主管无法做主，便拒绝与诺里尔斯克当局谈判，要求直接与莫斯科政府谈判。几天后，即6月5日，贝利亚派出他的高级官员，前来与罢工领导人交涉。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先例。以前，克里姆林宫都以暴力来回应囚犯的要求。贝利亚的使者答应将罢工者的要求转达给政府，但呼吁迅速复工，还称他们的工作对国家很重要，获得了高度重视。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因为罢工者最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认可。借用内托的话语即是：

我们已作出很大的牺牲，为国家提供镍，为此而感到自豪。我们听到的这些感谢词句——那可是出自贝利亚的代表之口——好比是精神食粮，振作了我们的精神，使我们更愿妥协。只要他们把我们当人对待，当人交谈，我们愿意作出更进一步的牺牲。(840)

罢工者中出现了分歧，有人想继续罢工，有人愿意复工，希望通过合作来争取莫斯科作出让步。事实上，激进者很难真正坚持下去，更不用说获得胜利。他们被隔离在监狱区域，周围有士兵的包围，很难获得诺里尔斯克其他囚犯的支持。所以，诺里尔斯克的首席检察官在广播系统上发表讲话，要他们散开，承诺不予惩罚。大多数囚犯听从了指挥。狱警把他们分成小组，带走首要分子，允许其余的返回营房。但仍有几千人不愿就范。7月7日在第6区，1000名女子围绕一面黑旗组成人圈，里外一共4圈。士兵试图来拖人，她们就发出尖叫、吹起口哨，持续整整5个小时，最后被救火水龙头冲散。在第5区，1400名囚犯拒绝离开，与士兵展开近距离搏斗，士兵开枪打死了20名囚犯。据报道，最顽强的抵抗发生于第3区，几百名罢工者把自己锁在营房，与士兵对峙，一直坚持到7月10日。意想不到，这些叛乱分子的带头人竟是谢苗·戈洛夫科。他是北高加索地区的青年哥萨克，突然燃起内心的勇气，领导了这一场殊死的搏斗。他回忆道：“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这样的勇气。一开始，士兵来敲门，扬言要开枪，我很害怕，一直在祈祷上帝。但是，一旦成了带头人，就不再有恐惧。”在军队接管劳改营之前，估计有500名囚犯被杀，270人受伤。(841)

罢工遭到了镇压，但劳改营从来没有真正的安定，囚犯对人类尊严的要求终究是压抑不住的。从1953到1954年，规模较小的罢工和示威仍不时发生，直到政权最后承认古拉格系统难以为继，开始释放囚犯。

[1]从比例看，波兰遭受的损失可能更大。但从绝对数字看，苏联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远大于波兰。

[2]苏维埃当局认为，有工作能力的受伤军人不算是战争伤残者。它鼓励受伤的退伍军人寻找工作——坚强起来，有助于恢复——支付小额的退休金给300万退伍军人。（B. Fieseler, ‘The War Disabled in the Soviet Union 1945–64’,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London, September 2006）

[3]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主角。

[4]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基于现实的小说，荣获了1946年的斯大林文学奖。它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地下青年组织，活跃于被德军占领的乌克兰地区。

[5]那个人（仍然在世）后来成为列宁格勒大学的党史系主任。

[6]在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的胜利阅兵式中，朱可夫骑一匹阿拉伯白色骏马，带领部队走进红场。但有一个传说称，斯大林曾打算亲自带队，却在排练中被那匹骏马甩下。这个传说可能不是真的，却表达了让朱可夫推翻斯大林的普遍愿望。

[7]沃兹涅先斯基并不提倡混合经济的恢复，只赞成取消国家对价格的控制，使之更好地反映供求。他还主张扩大合作社企业，对纺织业那样的消费行业追加投资。这两项措施，当初曾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8]经常有人认为，日丹诺夫是温和的政治家和开明的改革者，只是在1945至1946年，随着与西方关系的恶化而输给了斯大林统治集团的强硬派，例如马林科夫。根据这种说法，强硬的文化政策是日丹诺夫的竞争对手所强加的。但档案显示，日丹诺夫并没有独立的政治思想；统治集团的政策只是在追随斯大林发出的各式信号；斯大林利用日丹诺夫，将遵奉党的反西方立场的僵化意识形态，强加于苏维埃的一切艺术和科学。

[9]西蒙诺夫基于同样的理由，奋力为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辩护。格罗斯曼的剧本《如果我们相信毕达哥拉斯学派》（If We Are to Believe the Pythagoreans），1946年9月遭到《真理报》的猛烈攻击。西蒙诺夫写抗议信为格罗斯曼辩护，所持的理由是评论家不该使用辱骂的语言，来批评战争时期一直在前线作战的作家，即使他犯了“严重的思想错误”。（RGALI, f. 1814, op.9, d.1384, l. 2）

[10]扎斯拉夫斯基很可能执笔写了1936年臭名昭著的《真理报》文章“Muddle Instead of Music”，谴责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Mtsensk）。他曾在1929年举报自己的哥哥是“托洛茨基分子”，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经由法捷耶夫的倡议，并得到斯大林的同意，扎斯拉夫斯基和爱伦堡的名字，被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上删去。过后不久，即1948年12月，其他成员均遭逮捕。（RGALI, f.2846, op.1, dd.75, 101, 187, 310, 311）

[11]“文学败类”（literaturnye podonki）一词最先出现于中央委员会1946年8月14日的法令，用在左琴科的头上。

[12]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死于2006年5月，享年94岁。

[13]Black Hundreds，沙皇时代反犹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14]纳塔利娅并不是在强调自己的犹太出身。在所有正式文件中，民族或族裔出身是必须交代的问题。

[15]马尔采夫（罗温斯基）实际上是俄罗斯人，与众所周知的《消息报》犹太主编罗温斯基同姓（斯大林可能把他们混淆了）。后者因自己早期小说受到反犹太主义的攻击，而把自己名字从罗温斯基改为马尔采夫。

[16]1952年秋天，斯大林为清洗党的领导阶层预作准备，以25名成员的主席团取代政治局。

[17]列夫在民主党内的最重要朋友之一是安德烈·斯塔罗斯金。安德烈一家四兄弟，都是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队的明星。自20世纪30年代起，列夫就认识斯塔罗斯金。其时，列夫自己的弟弟伊戈尔也在踢球，只是效力对象不同，是莫斯科的迪纳摩青年队（伊戈尔·内托后来成为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队的犀利中锋，从1952年起，更担任了苏维埃国家队的队长。其时，列夫已进古拉格）。列夫深受斯塔罗斯金的影响，听来的见解都记在笔记本上。其中有一条，被列夫视作他一生的“指导方针”，却是从托尔斯泰那里借来的：踏踏实实做必需的事，做自己觉得应该的事，结果如何，听天由命。

第八章 归来（1953—1956）

一

1956年，拉斯金一家在莫斯科附近的伊林斯科耶乡间别墅。左起：热尼娅、贝尔塔、索尼娅、塞缪尔和法尼娅

索尼娅·拉斯金娜经过长时间的延误，终于在1955年11月，从沃尔库塔劳改营归来。拉斯金一家去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迎接她回家。除了曾去劳改营探望她的热尼娅，其他人在过去5年中都没有与她照过一次面。最终，索尼娅的火车到站。她从乘客人群中浮现，走出自己的车厢，看起来非常疲惫，面黄肌瘦，走向自己的家人。她站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面前，放下包裹，跪在月台上，恳求父母原谅她给家人带来的不幸。

像许多从斯大林劳改营归来的人一样，索尼娅为自己被捕所造成的伤痛而满怀内疚。她在沃尔库塔时为了寄钱回家，宁愿自己饿肚子，因此骨瘦如柴。归来后，她只想为家人而活。她已44岁，没有丈夫或孩子，愿为父母的福利和姐妹的子女，奉献自己的一切。她的外甥阿列克谢回忆：“她愿为我们做任何事，如有需要，她可以放下一切，或奔赴商店搜寻药物，或应付各种各样的差事。她对家人的奉献几乎是宗教性的，充满了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尽管她自己根本就不信教。”(842)

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继承了沙皇死后释放囚犯的俄罗斯传统。100万囚犯从劳改营获释，相当于古拉格总人口的40%。除了少于5年刑期的囚犯，大赦还适用于经济罪囚犯、带小孩的妇女、青少年及已达退休年龄的老人。政治犯不在其列，其案件要由苏维埃检察院逐个审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年，尤其是像索尼娅那样的案件，其“反苏维埃阴谋”的定罪当初曾牵涉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她的案件中是赫鲁晓夫）。到1955年4月底，苏维埃检察院审查了237412名政治犯的上诉（还不到自1953年3月以来所收到上诉的四分之一），只有4%的相关囚犯获释。(843)

这些决定既无规律，又没有理由。例如，索尼娅卷入的斯大林工厂案件源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据说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前主管所罗门·米霍埃尔斯策划的。但米霍埃尔斯自己已在1953年4月3日获得死后的平反，之后在苏维埃报刊中，他经常被称赞为忠心耿耿的爱国人士。但同年11月，总检察长通知索尼娅，找不到复查她案件的理由。因塔劳改营一名囚犯——当初也因斯大林工厂案件被捕，收到一个类似的答复，他对此愤慨不已。答复信上只有一句话：“没有理由对案件进行复查。”按理他要签字，再把它寄回，以确认当事人已收到答复。他向难友抱怨，“这完全没逻辑”，如果米霍埃尔斯是无辜的，为何自己却是有罪的。一名难友回答：“现在先签字——他们稍后会再给你一个逻辑。”(844)

释放囚犯该走多远，苏维埃领导阶层的内部也有分歧。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贝利亚就提出“只要不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就大赦所有的囚犯，包括170万政治流放者。在斯大林死后掌权的政治局集体领导中，贝利亚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权力基础在内务部和国安部。他与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共同处理国家事务。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坚决反对贝利亚，一开始就在尼古拉·布尔加宁（新任国防部长）的支持下运筹帷幄。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肯定对贝利亚的计划抱有疑虑。该计划除了要废除古拉格系统，还要在乌克兰西部、波罗的海、东德这些新近附属的领地上放松苏维埃政策。1953年春天，贝利亚要求东德领导阶层推动一系列改革。但柏林的共产党强硬派，在付诸实施时拖泥带水，导致了东柏林大街上一周的示威游行，只得借助于苏维埃坦克的镇压。贝利亚回到莫斯科后，因此遭到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甚至马林科夫的指责。6月26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政变中就擒，策划者是赫鲁晓夫和苏维埃首都的高级军官。他被囚在莫斯科军区总参谋部的地下掩体中，接受秘密审判，最后在1953年12月枪决（甚至有可能在审判之前已被打死）。政变一举没有法律依据，对贝利亚的指控极其模糊（他所做的都获得了集体领导的赞同），对他的判决甚至在审判之前就已在党内公布。但没有一位领导人反对政变，或质疑它的合法性。他们养成了斯大林的服从党的领导的传统习惯，只是一群俯首帖耳的官吏，一旦意识到顶层的权力变更，便迅速调整自己的原则。政变后的赫鲁晓夫变得信心倍增。西蒙诺夫回忆起公布枪决贝利亚的12月24日中央全会，赫鲁晓夫对“抓获”贝利亚“称心满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他的叙述中，你能得出结论，赫鲁晓夫本人在此发挥了主要作用……他发起了策划，相比之下，他比其他领导人显得更加具有眼光、才华、活力，更为果断”，其他领导人别无选择，只好就范。(845)

尽管马林科夫是苏维埃政府的正式首脑，但在领导集体的内部，赫鲁晓夫的权力日益增长。政变与政策无关，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曾支持贝利亚的计划，此时据为己有，从1953年的年底起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该名词在整个苏维埃时期一直出现，却从来没有当真。他要苏维埃检察官审查自1921年以来所有的“反革命”案件，特别是列宁格勒案件。他的对手马林科夫，曾在此案中担任斯大林的主要心腹。1954年4月，在列宁格勒案件时期与马林科夫密切合作的数名国安部官员被捕，显然对马林科夫构成威胁。赫鲁晓夫所收集的不利于马林科夫的证据，暂时还秘而不宣——他仍需集体领导的支持——到了1955年初，才开始起而争夺党的领导权，先让马林科夫承担列宁格勒案件的“道义责任”，再让他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降尊纡贵，改任电站部部长。

赫鲁晓夫利用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打击集体领导中的对手（他1955年对付马林科夫的手法，将在1961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转用于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赫鲁晓夫自己也深陷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先是1935至1938年的莫斯科市委书记，再是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负责逮捕了至少有25万人。如果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赫鲁晓夫就会限制检察官的复查，斯大林工厂案件就属此列。由于赫鲁晓夫当初的牵涉，有关囚犯的上诉就遇上了长期的拖延，唯恐揭出对他不利的证据。1954年6月，索尼娅·拉斯金娜得到消息，她的上诉将在8月获得答复；到了8月，又被告知，还要等到9月。9月后来变成10月、11月。她又在1955年2月获悉，将在3月底完成复查，但案件的最后审定是在1955年9月。(846)

像其他党领导一样，赫鲁晓夫也害怕斯大林受害者的突然释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吓坏了。我们担心，解冻可能会酿成滔天大洪水，将无法控制，反把我们都淹没了。”担任政治局委员30多年的米高扬认为，宣布所有“人民公敌”无罪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显示“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党领导对加快释放政治犯并无真正的兴趣。检察院的官员也很不情愿承认当初起诉政治犯时的错误，更不用说承认他们在斯大林恐怖时期曾捏造证据。1954年，为两方面的利益服务，苏维埃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削减了三分之二，更延长了程序上的耽搁。(847)

拉斯金一家是幸运的家庭之一。他们能返回家庭生活的老节奏，等到索尼娅从劳改营归来，变得更加亲密无间。索尼娅应邀回到斯大林工厂担任旧职，经过几个月的申请（向检察机关提出的）和力争（与苏维埃官员的），终于收到平反证书，撤销对她的所有指控，恢复她的公民权利，发给她少量金钱，作为她在劳改营荒废5年的补偿。索尼娅在莫斯科郊区分到共用公寓中的一个小间，像拉斯金一家住过的其他场所一样，供各式亲属合用。周日晚上，祖博夫广场上著名的拉斯金晚餐照常进行，公寓里总是挤满家人和朋友，包括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老师、诗人卢戈夫斯科伊，他已被视同家庭一员。阿列克谢在索尼娅归来时已经16岁，他回忆起拉斯金家中的气氛：

这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场所，完全遵循外祖父[塞缪尔·拉斯金]的理念。他的行事规矩是：走进我家大门的任何人，都会受到家庭成员式的欢迎。有一次，我想测试一下。连续几个周日，我从大街上带回各种各样的女孩，但没人说一个字，包括道德观念上非常严厉的母亲，因为这是塞缪尔的规矩。(848)

亲属从劳改营归来，使许多家庭更加亲近。数年的分离使人们更珍惜天伦之乐，甚至是曾经只为政治而活的布尔什维克。露丝·邦纳在1937年被捕之前，对自己两个孩子的抚养兴趣索然，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她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写信给十几岁的女儿艾莱娜，敦促她努力学习，但措辞相当冷漠，譬如“帮助你的外祖母，做一名模范共青团员”。她所关心的是请求米高扬（老朋友）搭救1937年被捕于共产国际清洗的丈夫，在信中一再坚持“他一直忠于党”。露丝获释于1946年，但不得返回列宁格勒，只好定居在列宁格勒向南135公里的卢加城。她在艾莱娜的朋友即那些青年诗人的帮助下，得到一份作家协会少先队营地的女舍监工作。艾莱娜曾在战争年代充任军队护士，现已返回列宁格勒，在医学院攻读儿科。她与几位女友（包括依达·斯拉温娜）合住一个房间；冬季少先队营地关闭时，露丝会来探望。起初，她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艾莱娜在回忆录中追忆：“我能感受到，她不能分享我们战后的欢乐，也不赞成我们的生活方式。”

现在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她有丈夫的死、监狱、劳改营，我有自己的损失，还有当初看来是决然不同的生活。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如何敞开心怀，而且我也不愿意。妈妈仍把我当做她离家时的14岁小女孩，我为此而感到恼怒。她的询问简直让我发狂：“你去哪里？”“什么时候回家？”

采访中，艾莱娜在反思那些年份时承认：“我经常希望母亲离我远远的，但又不能把她赶走。不过，我可以退学，逃去别处，自己谋生，只要能躲开她。”艾莱娜的女儿塔尼娅1950年出生后，露丝的关注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艾莱娜回忆：“我们找到了共同的关注点——她外孙女的成长——这使我们更加接近。”从那一刻起，露丝不再对政治有真正的兴趣。她在1954年获得平反，搬回列宁格勒，后又重新入党，但再也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艾莱娜认为，她保留党籍“主要是为了我们，更重要的是为了外孙”。[1]艾莱娜回忆：“只有孙辈[塔尼娅和她弟弟阿列克谢]才是重要的，她为他们保存了这么多的热情和内在光辉，真叫人吃惊。”露丝逐渐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母亲的价值，即艾莱娜心爱的外祖母巴塔尼娅，当初负责照顾外孙女，以便露丝自己投身于党的工作。艾莱娜·邦纳反思母亲性格的骤变，回忆起了1987年12月露丝的葬礼：

我从橱柜拿出台布来布置守灵的供桌，首先拿出的是一块彩色刺绣的厚台布……它的下面即是那块粉红色的！现在，经过无数次洗涤，只透出些微的粉色。妈妈那漂亮、精细的缝纫针脚，反以明亮的粉红映入眼帘。我简直不敢想象：我身为党干部的母亲，曾经反对资产阶级，信奉最高纲领主义，在叶戈尔卡或我的面前从不允许自己使用甜言蜜语，竟然摇身一变，帮我缝补台布，缝制衣服，打扮塔尼娅，成为“狂热”的外祖母和曾外祖母，视外孙和曾外孙为“窗口最重要的烛光”和自己受苦受难的理由。我也无法想象：她喜爱和照看窗台上的盆栽花卉，让它们长得茂盛；她带着一定的自豪和挑战前去退回党员证，不是对党的示威，也不是要算老账……她走出了这难能可贵的一步，转而将自己鲜活的疼爱，全部奉献给我们。与抽象的概念和原则相比，这种疼爱更高级更伟大。她在去世前不久说，你必须以美好和善良的方式走完一生。(849)

瓦伦丁·穆拉夫斯基与女儿尼娜，1954年摄于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

家庭在斯大林统治下承受了巨大压力，但仍保存着坚持下去的神奇能力。在多年的恐怖之后，人类生存几乎所有的传统支柱——邻里社区、村庄、教堂——均遭到削弱或破坏，唯有家庭，如雨后春笋，仍是社会中的稳定单元。对于许多人而言，家庭成了他们可信赖的唯一关系、唯一能找到归属感的所在。为了能与亲人团聚，他们甘愿承担超常的辛劳。

很少人作出像瓦伦丁·穆拉夫斯基那样重大的牺牲。他1928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无线电工程师家庭，父亲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并遭枪决之后，瓦伦丁、妹妹狄娜和母亲1937年都流放去了乌兹别克斯坦，1940年再回到列宁格勒。战争时期，他们疏散到斯塔夫罗波尔附近的切尔克斯克城，沦入德军之手，被送去奥地利和德国的多家工厂做工。1945年，狄娜在纽伦堡附近的工厂做事，获得美军的解放。她与一名美国军官结婚，移民去了美国。瓦伦丁则返回列宁格勒，与母亲团聚。战争的经历使他重新思考苏维埃制度以及父亲被捕的真正原因；德国的经历又使他得出结论，生活在西方会有更多的自由。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对此直言不讳，结果在1947年被捕，接受审讯。国安部要他去说服妹妹回到苏联，却遭到瓦伦丁的拒绝。他因此被控以“反苏维埃宣传”，判刑3年，流放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他母亲于1948年被捕，缘于与狄娜通信，判刑10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瓦伦丁于1950年获释后，去黑海沿岸的阿纳帕——靠近克拉斯诺达尔城，与一名姨妈同住。他找到水泥厂的一份工作，但很快被征召入苏维埃海军，分配去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被迫服役4年。他娶了一位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19岁女孩，他们的女儿出生于1953年。

1954年，瓦伦丁从海军退伍，决定搬去母亲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而不是自己的家乡——列宁格勒，并带上了妻子和女儿。瓦伦丁放弃了在列宁格勒的美好前途，他在海军的表现突出，退伍时有很漂亮的评语。但良心告诉他，应该帮助自己的母亲。她已61岁，身体虚弱，更因多年的劳改营生活，在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瓦伦丁回顾自己的决定，将之归因于从小学得的做人原则：

母亲老是告诉我要讲道德，要诚实，要堂堂正正做人，就像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所提倡的，特别是赫尔岑。我们年轻时，她曾朗读他们的作品给我们听……我结婚时告诉妻子，我不会隐瞒母亲羁困于劳改营的事实，只会尽一切可能来帮她……别无选择，帮她是我的道德职责。

瓦伦丁决定跟随流放的母亲，部分原因是受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影响。那些贵族妇女，在1825年12月起义失败后，追随自己的丈夫，义无反顾地奔赴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地。他自己承认，他的决定可能含有持不同政见的意味，故意躲避苏维埃制度和列宁格勒的美好前途。这一切又源于他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和对非正义的愤愤不平。(850)

瓦伦丁在哈萨克斯坦草原的大型集体农庄担任联合收割机的司机。苏维埃政府当时正投资于新技术，作为“处女地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开垦出大片干旱草原，改为种植小麦的农田，开初乐观，最终却贻害无穷。1954年推出该运动时，瓦伦丁所在的集体农庄是先锋之一，不少于19万公顷的牧场成了犁刀下的试验品。瓦伦丁带着妻子和女儿住在条件原始的营房中，位于一个偏僻的草原定居地。每周一次，他要走100公里的长路，去探望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为她带去衣服和食物。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和草原上的艰苦生活，给瓦伦丁与妻子的关系，增添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妻子不愿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1956年离家出走，回到克里米亚的娘家。瓦伦丁既要照看3岁的女儿，又要照顾自己的母亲。同年，母亲从劳改营获释。瓦伦丁把她带回列宁格勒，一起住在共用公寓的小房间，自己在列宁格勒的地铁工地上充当劳工。1957年，母亲去世，8年的劳改营生活把她给毁了。两年后，妻子归来与瓦伦丁重聚，又生了两个孩子，到1964年再次出走。瓦伦丁全靠自己带大3个孩子。(851)

玛丽安娜·福尔瑟与家人的团聚是最不寻常的。1942年，她才4岁，病得厉害。祖母束手无策，只好把她送给戈尔登施泰因夫妇，自己带了玛丽安娜的哥哥格奥尔基，前去伊尔库茨克谋生。战争之后，格奥尔基回到列宁格勒母亲的娘家，由于失去了与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所有联系，甚至不知道其正确姓名，他无法找到玛丽安娜。玛丽安娜在第比利斯跟随戈尔登施泰因夫妇长大，一直把他们当做生身父母，完全记不得自己的家人。但是，她十几岁时，事情开始发生了骤变。

1949年，玛丽安娜第一次怀疑戈尔登施泰因夫妇不是自己的父母。其时，少先队营地的其他孩子取笑她是弃儿，遂勾起了她对自己幼年的痛苦回忆。她对祖母仍存有模糊的印象，甚至还记得有一个哥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反叛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严明纪律，愈加珍惜这些遥远的记忆，并为自己失散多年的家描绘出一幅近乎神话的图景。玛丽安娜还记得曾住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一家医院，便开始寻找自己的哥哥：

我当时16岁——那是1954年。我写信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医学院，在信封上写收信人是：第一年级，第一组，按字母顺序的第一位女学生。我告诉这位女孩：小时候，我曾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帕夫林·维诺格拉多夫大街，还有个哥哥；知道这一切的应该还有一位女医生，能否麻烦找到她？你信不信，这个女孩还真的找到了她！这位女医生告诉女孩，我的祖母和格奥尔基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她还通过熟人发现，我哥哥正在列宁格勒学习物理。这位女孩写信告诉我这一切，我因此极其兴奋，马上写信给列宁格勒的所有学院，要求他们帮助寻找一个名叫格奥尔基的学生，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住过。原来，他是在理工学院学习，回信给我，还附上了照片。(852)

玛丽安娜与戈尔登施泰因夫妇，1960年摄于第比利斯

1954年的夏天，格奥尔基来到第比利斯，与玛丽安娜共度3个月。他还记得，他们的重聚是一个欢乐的时刻，虽然隐约能感觉到妹妹的嫉妒。他回忆：“我与祖母一起生活，她却被送给了陌生人。”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是好人，把玛丽安娜当做自己的女儿，从没将真相告诉她，部分原因是保护她免受父母被捕的影响，现在看来，主要原因是害怕她知道真相后会离家出走。据格奥尔基说，他们的“唯物主义价值观”，既不同于他父亲一边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又不同于母亲一边列宁格勒的文化精英。1954年秋季，玛丽安娜在列宁格勒的杰美恩家度过一星期。他们让她看了所有亲戚的照片，包括她幼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照片，但没告诉她父母被捕并死于劳改营，只搪塞说他们死于战争。玛丽安娜回顾这一次探访，认为杰美恩一家和戈尔登施泰因一家肯定有默契，故意对她隐瞒真相。这确有可能。[2]哥哥格奥尔基很清楚父母的命运，也对她隐瞒。玛丽安娜尝试解释哥哥的沉默：“对他来说，真相只会添加麻烦。唯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以获成功。”他当时是列宁格勒大学的物理系学生，后来当上了教授。(853)

玛丽安娜就读于第比利斯的轻工业学院，后来在格鲁吉亚首都任教。她一直不知道父母的真实故事，直到1986年她收到邀请，出席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父亲的画展，父亲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向她袒露了一切。玛丽安娜在严格的共产党家庭长大，一直以为父亲是死于战场的士兵，到此时年近50岁，方才获悉父亲原是被枪决的“人民公敌”。这无疑是极大的震撼，使她睁开眼睛，直面苏联的迫害历史。她曾怀抱天真的想法，因为自己家庭没受影响，向来漠不关心。她讲述道：“我觉得对不起这些人（我的生身父母）。”

我很同情他们，也想知道，如此奉公守法的好人，怎会遭受如此不公的迫害……我实在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有犯罪嫌疑，为何没有调查？为何法庭不能正常运作？我开始质疑苏维埃制度。以前长大时[在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抚养下]，对此都是全盘认同的……我渐渐明白，即使从3岁起就与亲生父母分开，我还是承继了他们的价值观。(854)

斯大林去世后的岁月，除了囚犯的归来，还见证了数万儿童走出孤儿院和儿童之家。他们中的许多人虽已长大，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

1953年，16岁的尼古拉·科瓦奇离开孤儿院时，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他记不得自己1岁时就被枪决于劳改营的父母，也没有被送去不同孤儿院的姐姐的印象。他最早的家庭生活经验发生于哈萨克斯坦，他被共青团派去参与“处女地运动”的第一次收获（为了1954年的收获，共青团共招募了30多万志愿者）。拖拉机大队一名老工人干部，把尼古拉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带他回家同住。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都把尼古拉当成家中的平等成员。尼古拉回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家庭，3个孩子比我小，都爱我。我与他们一起玩游戏，也爱他们。”尼古拉与他们在一起整整住了18个月，直到1957年参军。他说：“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是家庭。”

我观察这个家庭的运作和各式关系的相处，这个经验非常有用。后来，我读到的心理学家称，小孩子长大会像自己的家人。我还是孩子时，没有家庭，成年后才知道家庭生活。我很幸运，遇上这些了不起的人。我结了婚[1962年]，组织起自己的家庭。如果没有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经历，我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它让我懂得尊重和相爱——他们总是互相帮助，总是为对方考虑——我之前从没见过，在孤儿院肯定是看不到的。(855)

父亲1946年来孤儿院领她出去时，叶丽萨维塔·帕里佩琴科对他一无所知。父亲被捕于1935年，其时，她还只是一个婴儿。父亲在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和流放地整整度过10年，她一直没有他的音讯。母亲已死于劳改营，又没有其他家人，叶丽萨维塔别无选择，只好跟随父亲去阿拉木图城，他在那里担任地质学家。他们住在地下室，整个住所由好几个家庭合用。她虽还是一个少年，却承担了所有家务。父亲沉默寡言，难以相处，已经受了劳改营岁月太多的伤害。对叶丽萨维塔来说，与他沟通，把他当做父亲，实在太难了，因为自己身边从来没有过男性（孤儿院的所有员工都是女子）。像许多从劳改营回来的家长一样，叶丽萨维塔的父亲对她管得很严，如果不知道她去哪里、跟谁在一起，就不准她晚上外出。父女之间发生频繁的冲突，都想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叶丽萨维塔记得有一次：“我们面对面坐在桌旁一个多小时，因为我拒绝吃面包，我们都很固执。”父亲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她也从来不谈孤儿院的生活。所以，虽在一起生活，却形同陌路。1953年，叶丽萨维塔搬至列宁格勒，申请了内务部的工作。父亲曾作为“人民公敌”遭到逮捕，她竟一无所知。他发现女儿的申请后，立即赶来列宁格勒，将自己的污点履历，告诉她未来可能的雇主。他担心，她可能会因填表作假而受到惩罚。应父亲的要求，内务部同意不把他的污点履历告诉叶丽萨维塔。所以，1959年之前，她一直不知道他曾被捕。(856)

与父母分离的子女，很自然会在自己的心目中构建父母的形象，往往与重逢后的现实情形大相径庭。

父亲亚历山大·萨加茨基于1936年被捕，当时的加林娜·施泰因8岁。[3]加林娜在成长过程中，对身为列宁格勒经济学教授的父亲一无所知。父亲被捕之后，母亲也遭供职的图书馆解雇。她切断与丈夫的一切牵连，恢复了自己娘家的姓氏。战争期间，加林娜与母亲一起疏散到西伯利亚，开始燃起对父亲的渴望。她回忆：

每个人都在谈论他们“前线的爸爸”，或是战斗英雄，或英勇牺牲。我开始感到自己的欠缺，没有父亲，甚至不知道他是谁、身在何方、从事哪种职业。我不知道他长得如何，因为妈妈已销毁了他所有的照片。

加林娜写信给列宁格勒的地址局，希望找到父亲的弟弟，但被告知，他已死于列宁格勒围城之战。她放弃了找到父亲的希望，直到1947年的机遇把她重新引上寻父之路的正轨。其时，加林娜在列宁格勒大学攻读生物学，有一天在图书馆排队，突然听到有学生提及萨加茨卡娅的名字。原来，那个学生在谈论本校一位马列主义课讲师，加林娜因此去演讲厅的门外等候：

一位面容姣好的中年妇女走出演讲厅。我很紧张，一再为我的冒昧向她道歉，然后问：“有没有可能，您是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萨加茨基的亲戚？”她沉默半晌，然后说：“你是加林娜吗？”原来，她是我父亲的第一任妻子。(857)

加林娜的父亲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被判10年劳改，1948年获释后，又去古拉格定居地流放5年。加林娜写信给他，回邮地址用的是列宁格勒中央邮局的信箱。她解释：“我不想让母亲担忧。”

我每天都去邮局，查看有无父亲的回信。我从秋季[1947年]开始，到了冬天仍旧没有答复。最终，我在1948年4月决定再上一次邮局，如果还是没有，就想作罢。结果非常幸运，全亏了这最后一次的努力。他们在柜台上递给我4个厚厚的信封，纸质粗糙，都是手工制成的。每个信封里有一封长信，写在淡蓝色的信纸上。

第一封回信充满了感情：

1948年4月4日　诺里尔斯克

第一封信

（我于4月6日同时寄出3封信）

我亲爱的女儿加丽娅！

你的信让我充满喜悦……我一生中最大悲剧之一，就是与我心爱的孩子分隔得这么久。你写道：“我的信，毫无疑问，会是一个惊奇。但我希望，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愉快的惊奇。”我的回答：第一，惊奇——确是如此；第二，愉快——不止于此——它简直是一大欢喜。我甚至在你的遣词造句中，即“无论如何”，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假设我在写你这样的信，也会使用同样的措辞。在你身上看到自己的痕迹，使我不觉莞尔……相信我，加丽娅，你已找到你的父亲。我失去你这么多年，但对你的爱，却从来没有间断。(858)

亚历山大与加林娜，1956年摄于列宁格勒

加林娜通过信件与父亲开启了一段热切的交流，把他想象成书本上读到的浪漫英雄：“我崇拜勇敢的人、大胆的科学家、无畏的探险者，以及像父亲那样存活于逆境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还从没遇见这样的人士。”在早期信件中，父亲很符合她的理想。他的来信炽热、情感流溢，富有吸引力，充满他的生活细节、他的阅读、他近年来的观念转变。加林娜爱上了这个文字中的人物。她回忆：“对这些年来一直向往的父亲，我在心目中构建出了一个幻象。”

他似乎就是那种人：我可以敞开胸怀，畅所欲言；他总会耐心聆听，给我建议，等等。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尽管我比较内向，沉默寡言，但现在看来，像他一样，我终究还是情感丰富的人。现在我明白，对我来说，在信件中表达情感，要比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得多。(859)

1956年，亚历山大来列宁格勒看加林娜，但面对面的交往却令人失望：无法重建他们在通信中培植起来的心心相连。亚历山大刚刚从诺里尔斯克的流放地获释，又得到党内的平反，忙于重启自己的政治生涯。加林娜认为，他太投入党的工作，以致无法与她沟通。她回忆道：“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已不再对我感兴趣。”

我甚至觉得，他不赞成我的所作所为。我记得，他曾对我说：“你怎会变成这样一个懒妇。”他为何有如此想法？因为我对毛泽东的诗词没有兴趣，因为我没读他推荐的政治文章。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却须臾不可离开。

1956年，亚历山大搬到了列宁的诞生地，即伏尔加河旁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他在大学里教政治经济学，为各种期刊撰写相关的文章。加林娜回忆：“父亲痛恨斯大林，却是坚定的列宁主义者。尽管遭受了这么多痛苦，他仍继续相信，无捷径可走。他蒙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苏维埃历史还是正确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对他自己的生存很有必要，却成了与女儿沟通的障碍。加林娜持怀疑态度，而且不愿加入政治辩论。“与一位信徒争论，能有什么结果？他的见解完全是僵化的。政治是他生命的中心，却成了我们避而不谈的话题。”1958年，加林娜去乌里扬诺夫斯克探望父亲，这是她唯一一次探望，除了询问彼此工作的套话，两人几乎无话可谈。出于义务，加林娜继续给父亲写信，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但她承认：

真的没什么可说，再也不愿向他打开我的心扉，像我早年所做的。他写给我的信简直就像政治报告，所涉及的不是他曾出席的党员大会，就是他曾读过的书籍，没有一星半点的个人色彩。我已失去梦想中的父亲。(860)

二

布拉特·奥库德扎亚在“自传体故事”《我梦中的女孩》（The Girl of My Dreams，1988年）中，叙述了自己如何遇见从劳改营返回的母亲。先行被捕的是父亲，他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干部。接下来是母亲，被捕于1937年，判处10年，流放去了卡拉干达劳改营。其时，这位未来的诗人和作曲家只有12岁，由在莫斯科的外祖母抚养，后来又去了第比利斯与父亲的家人同住。1941年，他17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主动请缨上前线。他1945年从军队复员回来，随后成为第比利斯大学的学生。他的母亲在古拉格系统内足足待了18年，到1955年才从劳改营归来。

奥库德扎亚在该书中重温了母亲归来之夜。故事叙述者是个学生，即“一名无辜的年轻人”，与室友合住一个单间公寓。他很幸福，因为坠入了爱河。他生活中唯一的悲伤是母亲的缺席，他珍藏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有“一双棕色的杏仁大眼”，还一直记得她温婉的笑容和柔美的声音。一天，他收到一封电报，“请接501次车，妈妈”。他在赴火车站的途中想象，他们的重聚将会非常快乐、简单：

我接到她，在家里吃饭，就我们两人。她说说她的生活，我讲讲我的。应该为此承担责任的人的动机，我们既不分析，也不想弄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现在，我俩再次团聚……然后，我带她去电影院，好好放松一下。

但现实决然不同于想象。载运囚犯的501号专列一再误点，他午夜再去火车站时，才得知该专列已经提前抵达了一个小时。他找到正走向自己公寓的母亲，互相拥抱，一起默默走回家。在他的公寓里，她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不停地抽烟。他抬头注视她的眼睛，没有看到“一双棕色的杏仁大眼”，只看到：

她的眼神既冷淡，又渺茫。她朝我看，但又没真正看到我。她的面容凝滞，像是石雕，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她晒黑的手放在膝盖上，软弱无力。她一言不发。

她不能与人对话，不明白儿子所表达的。他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她回答：“什么？”他再一次询问，她回答：“我吗？”她不问儿子的经历，只喃喃自语；讲出的孤立单词，都是自己劳改营附近的地名。她害怕儿子的室友，问他是否也是从劳改营归来的，并怀疑他是举报人。她也害怕出门，儿子拉她去电影院，坐了才几分钟，电影还没开始，她就走了。(861)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身心交瘁。在古拉格待上几年，就足以让一个人未老先衰。有些囚犯老得太快，等到回家时，亲属都认不出。伊万·乌戈列茨基赫33岁那年获释于科雷马，返回切尔登镇。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自己的回家经历：

我1953年11月返回，已13年没看到自己的家人。弟弟仍住在我家的老房子，恰好不在，去取干草。弟媳妇不知道我是谁，我们坐下喝茶，她开口说，我看上去很像她的丈夫，我便告诉她，我就是他的哥哥，但让她在丈夫回来时不要点穿。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弟弟带着干草回来了，先把干草倒入牲口棚，再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看到家里来了客人——茶炊放在桌子上，旁边还有一瓶伏特加……弟媳妇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回答：“不知道，他是谁呢？一个路过的老人家？”然后，他朝我问：“你去哪里，老人家？”他一点都认不出我。我们坐在那里，一起喝茶……[伊万控制不住，呜咽起来，结束了采访。](862)

弗鲁扎·马蒂内利，1956年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有的落下残疾，有的身患慢性病。弗鲁扎·马蒂内利的丈夫曾是达拉戈古拉格综合企业的主管，直到1937年被捕。她自己从哈萨克斯坦劳改营返回莫斯科时，已成残疾人。她在劳改营中遭受了酷刑和殴打，伤痕累累。女儿艾莱娜在1960年母亲去世前，从不知道这些殴打。其时，医生看到死者身上的伤疤和瘀青，向女儿提出询问。艾莱娜回忆：“他们说，从未见过受伤如此严重的身体，甚至心脏都已被打得移了位。”

他们问：“你母亲进过劳教营吗？”他们无法想象，身负如此重伤，母亲竟然还能存活下来。那时，我才终于明白，从劳改营返回的母亲，为何如此粗鲁残忍，总说粗话，有一次发脾气竟殴打我们，乱摔家什。我曾问她，是否在劳改营遭到殴打，但她拒绝回答，只称“有些事是不能谈论的”。之后，我就再也不问了。

艾莱娜发现，与母亲一起生活变得越来越难。母亲从劳改营归来后，狂热信教，并呈现精神错乱的迹象。艾莱娜的儿子出生于1953年，从小就有残障。弗鲁扎会对这位外孙动粗，还会打碎他的玩具，窃取他的糖果，再与其他食物一起藏在自己的被窝里。艾莱娜实在无法应付母亲的怪诞行为，只好在1958年搬去列宁格勒。(863)

格特鲁德·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把身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想象成“善良、美丽的人，只是生活在远方”。这个形象来自她从母亲那里收到的信件和小礼物，例如那块自制的绣有动物的漂亮毛巾。格特鲁德14岁时，母亲自劳改营获释，允许在莫斯科100公里以外的地区定居。她选择弗拉基米尔城的附近，她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充当集体农庄的农艺师。她离开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前往弗拉基米尔，途中经过莫斯科，格特鲁德与伯父一家住在那里。格特鲁德到车站接她：

突然，一个女人走下火车，身穿羊皮衣，手提胶合板箱子和背囊。她的头发全被剃光了，身上散发出可怕的气味，她已在旅途中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把她带回家，她叫我帮她洗澡……我在厨房炉灶上烧水，帮她脱下衣服，真是臭气熏天。她全身都有虱子，衣服里还有蟑螂，让人触目惊心。我不禁连连倒退，不能接受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母亲，而只是视为外人。(864)

埃斯菲莉·斯拉温娜1943年获释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不得返回列宁格勒或任何其他的主要城市。已在新西伯利亚担任教师的女儿依达伸出援手，把她安排在学校空置的办公室。依达记得母亲的外观：

她非常消瘦，肤色暗褐，受了哈萨克斯坦烈日的暴晒，更呈现疟疾的所有症状。她一点也不像过去的自己，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母亲。她病得很重，几乎步履维艰，什么都要依靠我。

左图：埃斯菲莉与女儿依达，1938年。

右图：埃斯菲莉，1961年

1944年，埃斯菲莉搬去莫斯科。他儿子在莫斯科是专搞研究的科学家，获得许可让母亲与自己同住。依达嫁给了新西伯利亚的一名教师，1945年也回到列宁格勒，与其他5家一起住在一个共用公寓。埃斯菲莉为了照看依达经常生病的新生儿，搬去与女儿住在一起，但这却是非法的。1949年，埃斯菲莉再一次被捕，因为违反了国内护照条例（她没有居住在列宁格勒的登记许可），被流放到东南方110公里之外的马拉亚―维舍拉镇。那里的居住条件很可怕，她无法照料自己，没有工作，又受到当地居民不断地骚扰，在他们眼中，她这个“政治犯”等同于“法西斯”。她搬到马拉亚―维舍拉镇6个月之后，又一次被捕，这次作为“反社会分子”被送去西伯利亚西部的沙德林斯克镇。她只好租用郊区最便宜的房间，没有工作，生活上全靠依达的每月汇款。1951年，埃斯菲莉终于获准回到列宁格勒。照看她的依达回忆：“她已经丧魂失魄。”

几乎所有的时候，她都默不作声，不敢说话；即使开口，也只是窃窃私语。你要哄出她的每一句话，但一旦说出，她马上又会后悔。她从来不讲劳改营的经历，我尝试让她开口，弟弟也作出类似的努力，但都无济于事。她不敢出家门，如果在街上看到警察，就会奔向某栋大楼入口处，躲在里面不敢现身，直到确信警察已经消失。这一点也不符合她的个性，以前的她一向非常坚强自信。她从劳改营归来后，判若两人，她的信心和健康一去不复返。她归来后的头三年里就中风两次，失去了活力和社交能力。她谁也不想见，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865)

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在季娜伊达·布舒耶娃的身上留下了不同的伤痕。她获释时，女儿安吉丽娜才10岁，在安吉丽娜看来，母亲因此而变得冷漠严峻。季娜伊达不喜欢谈论过去，什么都退避三舍。安吉丽娜回忆道：“很难与她相处。”

她老是沉默寡言，从不透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为此责怪于她，我希望她开口。也许她想保护我们，不让我们知道她受过的罪……她总是与我们保持很大的隔阂，从不流露亲情，从不抚摸我们的头发，从不把我们搂在怀里。在她看来，当好一个母亲，就是要确保我们子女吃饱、上学、不生病——其他就没有了。在精神或情感上，她无能为力；事实上在劳改营之后，她想掏也掏不出来了。

归来的柳芭，1947年摄于莫斯科

安吉丽娜将母亲的情感枯竭归咎于劳改营。当年，季娜伊达要求从事体力劳动，不让自己有空暇思念失去的孩子。封闭自己成了一种生存机制，也被继续用来应付归来这一难题。这种生存本能，还表现在她的执迷性进食上，她总是随身携带面包，喜欢囤积粮食，半夜也会起来吃点东西，因为她害怕挨饿。(866)

柳芭·巴别茨卡娅1947年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因为没有定居首都的许可，所以是非法的，她只是想来寻找工作和亲友。她的第一任丈夫电影摄影师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早先曾劝她回到自己身边，但此时与一名年轻的制片助理有染（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雇员）。制片助理名叫塔蒂亚娜·洛博娃，仿佛对他施加了邪恶的影响，使他疏远了所有的亲戚，尤其是女儿奥克萨娜。在女儿看来，这种恋情无疑是背叛。柳芭在体力上已筋疲力尽，其电影明星的外貌也已荡然无存，莫斯科的大多数老朋友都避而远之。奥克萨娜回忆：“人们只要认出她是戈洛夫尼亚的前妻、被枪决的巴别茨基的遗孀，就设法穿过马路，避而远之。”最终向柳芭提供援助的，是女演员柳博芙·奥尔洛娃。她是柳芭的老朋友，可能是出于内疚，因为她丈夫电影导演格列高利·亚历山德罗夫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关系密切，当年曾涉及对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举报，导致了巴别茨基的被捕。奥尔洛娃收留柳芭，建议她去找地质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古列维奇，因为他能帮助柳芭找到工作，并获得莫斯科的居留许可。奥尔洛娃还解释“他一直都在爱你”，并马上打电话给古列维奇，将听筒塞入柳芭手中。古列维奇问了柳芭人在哪里，然后说：“等着，我马上就到，我们结婚吧。”多亏了他们的婚姻，柳芭获得在莫斯科居住和工作的权利，古列维奇则因此被免职。

柳芭1938年被捕时，女儿奥克萨娜才11岁，现在归来了，相隔9年，小女孩已成为妻子和母亲。奥克萨娜回忆：“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裂痕已经存在——有了这么多的痛苦、爱、嫉妒，又与隔阂混杂在一起；既渴求亲密和相互了解，同时又无法找到沟通语言。”柳芭想要控制奥克萨娜的生活。1948年，女儿与美国外交官发生暧昧关系，她很害怕，威胁女儿要向内务部举报，除非女儿提出分手。奥克萨娜的丈夫阿尔伯特·里希特来自德裔犹太人家庭，曾是海军军官，驻在敖德萨，已因“间谍罪”被捕，判处10年，去了马加丹劳改营。因此，新的举报很可能导致女儿本人被捕。最终，柳芭利用古列维奇的关系，让奥克萨娜充任助理，参加赴西伯利亚的地质考察队，中止了这段婚外情。

柳芭从劳改营返回，性情大变。母亲的温柔和亲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严厉和麻木。她在外孙们的面前，从不袒露温情；如果小孩摔倒或受伤，会要他们自己爬起、停止哭泣，因为人生中会有“使[他们]真正哭泣、更为可怕”的伤害。柳芭把劳改营的习惯带回家，如与食物有关，会显得非常自私，甚至贪婪；她脾气暴躁，有时几近残忍、暴虐；在感情上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外孙女回忆：“她床下有一个手提箱，里面装满冬衣和干粮，以备再一次的被捕。她很怕夜间的电话和门铃，在街上看到警察也会吓一跳。”这些劳改营的伤痕镌刻在她的性格当中，她1983年临死前在最后的笔记本上写道：“从劳改营获释的人，甚至会害怕自由。一旦受过一次深刻的伤害，就会很容易再一次受伤。”(867)

很多人从劳改营归来，带回了神经过敏的习惯和偏执。艾莱娜·切尔卡索娃回家后，仍计算自己走的步伐，这是她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养成的习惯，以此提高劳动效率，避免不必要的体力消耗。去劳改营之前，艾莱娜从没工作过，劳改营繁重的劳动使她经常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特别是战争年代，古拉格囚犯的工作摊派量提高，艾莱娜往往因无法完成任务而只能分到更少的面包。为了节省能量，她教会自己尽量少走路。亚历山德拉·菲利普娃也从劳改营带回类似的偏执：猜疑别人偷吃自己的食物。她与女儿住在共用公寓，经常会把食物藏在房间的隐秘之处，之后自己吃了，却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后来寻觅不得，就会指责女儿或邻居偷吃了。亚历山德拉与女儿的关系越来越僵，最后竟逼女儿搬走。(868)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在儿童之家长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在军队中度过青少年时期，后来又在各式劳改营待了15年。他在每一个机构都遇上过抢夺食物的争斗——永远是抢夺最满的杯子或盘子——学会了全不考虑他人，能抢到就是赢。他36岁那年获释于劳改营，由于从没在正常家庭中生活过，对于正常家庭生活什么都不懂。据爱上并嫁给他的维克托林娅·施韦策尔回忆，他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留一把大胡子，在莫斯科的文学界中被称为“来自火星的野人”。她把他引介给自己的家人，却为他的餐桌礼仪感到莫大的震惊。她不明白，他怎么可以不先向他人敬食，自顾自抢吃餐桌上所有的食物。她很长一段时间都缄口不言，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责备他怎可抢夺最后一个橙子，而没有照她家习俗留给孩子。维克托林娅回忆：“米哈伊尔回答：‘我实在不懂，没人教过我，你为什么不给我解释？’”“他并不贪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只是吝啬而已”，可能更由于自身经历而变得自私自利。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那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一个所知甚微的男人。“必须学会再一次爱上他。这一次，他是真正的米夏，出身于孤儿院。这样，我才能真正了解他，帮助他回归正常生活。”(869)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往往很难与亲人重建亲密关系。他们在古拉格生活多年，能期望怎样的“正常家庭生活”呢？对这些人，没有辅导或精神分析；对他们身体和行为上的失调，也没人给予帮助；甚至他们一直承受的心理创伤，也得不到承认。同时，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又不甚了解自己家人这些年来忍受的紧张和恐怖。双方——从劳改营归来的和在家等待的——都有遭排拒和疏离的感觉。

由于种种原因，劳改营的幸存者发现很难开口谈论自己在“里面”的经历，即便在家人面前，也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些人不讲是害怕惩罚（囚犯获释时被告知，不得在公共场所讨论自己的经历。其中许多人因此而担忧，即使在私人场所也不敢袒露）；其他人不讲是不想制造负担，或担心亲人不会或无法理解自己的遭遇。家长特别不敢告诉孩子，因为不愿让子女游离于苏维埃制度之外，或惹上麻烦，引起当局的注意。

即使在谈论已成为常态的家庭，父母仍在叙旧时持谨慎态度。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从科雷马劳改营归来后发现，自己不在时，儿子已经长大，成了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对斯大林无比崇拜。她在一天晚餐时询问斯大林生病一事是否属实：

当然没人知道，但儿子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我不知道他是否生病了，但如果他真的病了，而我的血液能够救他，我很乐意为他而死。”我明白，这算是给我的教训和警告，我只得闭上自己的嘴。(870)

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的劳改营经历，使她对政权持怀疑态度，但她明白，即使希望儿子知道自己所经历的，也不能说出口。她回忆：

我在“里面”所发现的，不敢向他倾诉。也许能够让他明白，国家有很多过错，他的偶像斯大林远非完美。但儿子只有17岁，假如我解释一切，假如他被说服了，就无法欢呼斯大林的名字，无法写信给斯大林，无法在课堂上称赞我国的公正平等。假如他做不到这一切，可能早已死去。也许，他会设法过双重生活，但我不想让他这么辛苦。我害怕与他坦诚相见，但不知何故，我渐渐打动了他，他会认真仔细地端详着我。几个月后，他对我说：“妈妈，我爱你。”(871)

比较普遍的交往，恰恰与此相反。从劳改营归来的父母，仍持守着20世纪30年代布尔什维克理想，却发现子女已形成了决然不同的想法和态度。在赫鲁晓夫解冻的相对宽松的气氛中，政治审查逐步放宽，苏维埃媒体重新评估斯大林时代。年轻人背离政治，开始追求个人幸福。赫鲁晓夫的时代经济繁荣，私人房屋的街区如雨后春笋，消费品更多，又从西方引进了新技术、新时尚、艺术和音乐。不可避免，共产党员们因此担忧，每当政权放松对私人领域的管制，个人主义就会抬头，社会行动主义、集体主义和其他苏维埃价值，会消亡于年轻一代的手中。所以有不断的呼吁，鼓励苏维埃青年加入共青团，成为“积极分子”，参与像“处女地运动”那样的集体活动。(872)

玛丽亚·伊利纳从波特马劳改营归来，在女儿玛琳娜的面前就遇上这种代沟。她于1937年被捕，之前是基辅大型纺织厂的主管，丈夫曾是党委书记，直到在同一年遭到逮捕和枪决。玛丽亚1945年获释，在一家乌克兰孤儿院找到女儿玛琳娜。上一次见面时，女儿才2岁，现已10岁。之后的12年中，母女住在一起，先是在切尔卡瑟，后来在莫斯科，直到1958年玛丽亚孤身一人搬回基辅。玛丽亚死于1964年，此前，母女俩每到假日都会互访，但相互关系已经非常糟糕。玛丽亚掌控女儿的生活方式，希望她以被捕前的自己为榜样，成为一名模范共产党员。她在1956年获得平反，重返党内，积极宣传党的事业。据她女儿说，“父母年轻时奉行的共产主义理想，她必须坚持到底。否则她会无法忍受，因为她已作出太大的牺牲”。

玛丽亚全身心投入女儿的政治教育，制订读书计划——包括苏维埃和俄罗斯的经典著作，旨在培养正确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态度。例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不好的，因为安娜非常自私，“对女人来说，最主要的不是爱情，而是同志友谊，以及对社会的责任”。

她要我变得坚强果断，勇敢无畏，成为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她要我像苏维埃文学中的英雄一样，成为自己的主人，克服身上的缺点，不断提升自己。在妈妈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成为自己的主人……她总是告诉我，即使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一定要去做。

玛丽亚以各种方式加以干涉。女儿想学文学，成为教师，母亲却让她入读著名的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玛琳娜加入共青团，成为工程学院的团委主席；获得工程师资格之后，在莫斯科的研究部门上班。玛丽亚想让她入党，设法安排该部门的党委书记向女儿发出入党邀请，自己再亲自出马，对女儿做劝服工作。但玛琳娜有不同想法，像很多朋友一样，她受到自赫鲁晓夫解冻后的自由气氛的鼓舞。她在思想上变得自信、独立，对政治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她认为，入党将会有太多要求——远远超过她愿意投入的。这些想法得到了丈夫伊戈尔的支持，她是在工程学院读三年级时结婚的。伊戈尔对苏维埃制度持批判态度，经常与玛丽亚发生争论。对这种政治辩论，玛琳娜毫无兴趣，她拒绝党和政治，不是因为反思了家人的悲剧，而是因为想忘记过去，以开始“幸福生活”。她的主要兴趣是音乐、电影、跳舞、交友，并得到伊戈尔的鼓励。他担任工程师，收入不错，梦想着把妻子留在家里。玛琳娜关注自己的个人形象，却老是遭到母亲反对。母亲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斯巴达态度，决不容忍这种“小布尔乔亚”的闲情逸致。玛丽亚自己整齐清洁，也有漂亮身材，但从劳改营归来之后从不重视自己的相貌，甚至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她收入微薄，买不起衣服或化妆品。但她女儿认为，她对此兴趣索然的另一原因是：劳改营的经历使她陷入抑郁，特别是在1955年之后，其时她终于发现儿子弗拉基米尔已死于古拉格。玛琳娜说：

她经历了这么多，以致自暴自弃，从不对镜顾盼，从不使用香水或化妆品……只有一次，她买了一件合身的大衣。从后面看，她还很年轻，身材高挑，双腿修长，脚踝精致。男人往往会在街上超越我们，为了回头瞟她——他们无法理解，从前面看的她却判若两人，头发灰白稀疏，脸上留有伤疤。

弗拉基米尔，1956年

由于缺钱，玛丽亚卖掉了合身的大衣，只穿棉外套，跟古拉格囚犯穿的式样差不多。(873)

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负责全市煤气供应的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前主管，在泰舍特劳改营度过14年后，于1955年6月返回苏维埃首都。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已22岁，一直不满意自己的“污点履历”。他出生于苏维埃精英的特权环境，父亲被捕之后，只好与母亲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之中。母亲没有自己的收入，他们住在共用公寓的一个小间，却遭到警方好几次突击检查，以搜寻“人民公敌亲属”的罪证。列昂尼德急于改善自己的处境，在申请莫斯科电影学院时，隐瞒了父亲的被捕。父亲回来时，列昂尼德正游走于电影界的波希米亚圈子——在解冻后的自由气氛中得以蓬勃发展。他还与国安部挂上钩，他的未婚妻塔玛拉是纳夫塔利·法兰克尔的养女。1929年，法兰克尔首创了古拉格系统的构想，此时隐居于苏维埃首都，对列昂尼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弗拉基米尔坚持要对妻儿行使权威。他的归来肯定会与列昂尼德发生冲突，这位年轻人突然多出一个严厉的父亲，在他眼中，弗拉基米尔“很难相处”：

他沉默寡言，喜怒无常，不愿谈论劳改营的经历，在感情上自我封闭。他把自己在劳改营养成的习惯和恐惧带回家，还期望我们作出配合。他不愿与当时仅46岁的母亲同睡一张床。我还记得，她有一天含泪对他说：“在你看来，我已不再是一个女人！”

尽管在劳改营待过那么多年，弗拉基米尔仍是一名坚定的列宁主义者。他坚持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斯大林政策——强迫性的农业集体化和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自己曾在实施这些政策时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他看来，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斯大林才不再是一名共产党人。对弗拉基米尔来说，归来的过程是一次时光的倒流。他重新入党，党员资格追溯到1921年。他重新进入原先的工作领域，1956年被任命为莫斯科燃料和能源局的副主管。他甚至配备了有专职司机的汽车和乡间别墅，仍在银松林专区，离原先拥有的那栋不远。被捕后发生的社会变化，对弗拉基米尔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那一代的农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斯大林工业革命中跃起而成为苏维埃的精英，他是其中一员。他在政治上激进，但社会态度依旧保守（列昂尼德出生后，他就叫玛丽亚辞职，因为他认为“资深党干部应有一位全职太太”）。现在，弗拉基米尔满心盼望自己再次成为一家之主，颇不满意列昂尼德的晚归，部分原因是劳改营使他严重失眠。父子之间不断发生争执，有一天晚上，列昂尼德参加派对，半夜才回，他们先是争吵，后来竟至动武。弗拉基米尔狠狠一拳打在儿子的脸上，列昂尼德冲出公寓，直奔法兰克尔的住所，一直住到1958年他与塔玛拉结婚。列昂尼德回忆，与弗拉基米尔关系破裂之后，法兰克尔成了他生活中的父亲角色。法兰克尔反对赫鲁晓夫的解冻，与国安部保持紧密联系。后来，国安部委任列昂尼德为电影导演，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那是一部有关冷战中苏维埃间谍的宣传故事片。(874)

劳改营幸存者的普遍感觉是自己的经历难以言说、交流。他们与没去过劳改营的人，始终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玛丽亚·德罗兹多娃在诺里尔斯克整整度过20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涯，1962年返回红村的家人身边。她写道：“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

我是活着回来了。但那里的生活，如何被押送去诺里尔斯克，我实在无从说起。他们怎能理解“押送”一词的真正含义？不管我描述多少细节，他们都难以理解。没人能理解我们所经历的，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和同情。(875)

左起：艾莱娜·康斯坦丁诺娃与母亲柳德米拉、外祖母艾莱娜·列别杰娃和姐姐纳塔利娅，1950年摄于列宁格勒

像许多前囚犯一样，与家人相比，玛丽亚感觉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里的朋友更亲近，获释后仍然与他们经常见面。一名前囚犯写道：“劳改营中形成的友谊是一生的友谊。”许多古拉格幸存者认为，劳改营难友的相互扶持，往往胜过家里的亲友。在社会上，前囚犯经常是偏见和恶意的受害者，遂建立起相互信任和依靠的特殊纽带。他们不与家人谈论劳改营，却与古拉格朋友倾诉衷肠。他们互相通信，节日见面，互相拜访，安排重聚。索尼娅·拉斯金娜有个大型联络网，成员都是她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老朋友。她在莫斯科的公寓总有老朋友借宿，其中有些人就像是拉斯金家庭的成员，出席拉斯金家所有的纪念日。瓦莱里·福雷德回忆起自己在因塔劳改营的老朋友：“难友精神非常了不起。没有任何做作，没有漫长劝说，我们尽量互相帮忙。”福雷德认为，古拉格大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是错的，因为他曾写道，囚犯在劳改营的经历一无是处。他自己与制片人尤里·敦斯基的终身友谊与合作，借助在因塔劳改营的共同经历而获得大大加强。福雷德回忆：“我感谢劳改营，它教会我友谊的含义，并给了我这么多朋友。”(876)

有些囚犯归来时，带回了在“里面”遇到的新丈夫或新妻子。特别对女子来说，这些“古拉格婚姻”的动机往往是为了生存。但另有一些，确实基于囚犯间的理解和信任。

矿物学家奥莉加·洛巴切娃，1946年获释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后，留下充当志愿工。她嫁给了地质学家弗拉基米尔——来自萨拉托夫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比自己要年轻20岁。1956年，他们一起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城。奥莉加被捕前，由于第一个丈夫米哈伊尔的被捕，她曾在那里流放。奥莉加不知道米哈伊尔的下落，长期杳无音信，只好推定他已死去，正是基于此，她才同意嫁给弗拉基米尔。但事实上，米哈伊尔被判处10年，送进卡拉干达劳改营。在那里，他娶了难友索菲亚·奥克兰德。她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匈牙利犹太人，1948年更为他生下个女儿。奥莉加和米哈伊尔的儿子深思道：“劳改营中的他们也渴望爱情和友谊，最终与别人聚在一起。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只是我的父母都爱上了年轻的对象，互相背叛。”1956年，米哈伊尔带上新妻子和女儿搬到阿拉木图城，设法找到奥莉加，甚至去塞米巴拉金斯克探望。他想说服她回到自己的身边，但奥莉加不肯原谅她的前夫，因为他在再婚之前，都没有试图找到她。(877)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娃也嫁给了自己在劳改营遇到的人。米哈伊尔·叶菲姆夫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农民，强壮、英俊，1934年因“流氓罪”被送到科雷马劳改营，帮助建造马加丹小镇。到1937年，叶菲姆夫已服完自己的3年刑期，但没钱返回诺夫哥罗德，所以作为志愿者留在马加丹。1938年，柳德米拉遇见他时，正好在棉花厂充当囚犯工，而叶菲姆夫则在建造该厂的通风管道。自1937年以来，柳德米拉一直在科雷马劳改营。她的丈夫被捕于1936年，之后就音信全无。她遇上叶菲姆夫后不久，因为肾脏感染而病得很重。叶菲姆夫替她买特殊药品和食物，照顾她恢复健康。1944年，她获悉，外祖母从孤儿院救出女儿纳塔利娅和艾莱娜，又在偏远的草原小镇阿克―布拉克流放地抚养她们长大。一年后，纳塔利娅、艾莱娜与外祖母返回列宁格勒，叶菲姆夫就开始给她们寄包裹和金钱。柳德米拉1945年秋天从劳改营获释，决定留在马加丹，因为叶菲姆夫无资格搬去列宁格勒。1947年，她与叶菲姆夫结婚。丈夫被捕至此已有10年，一直没有消息。她向苏维埃当局打听，仍无结果，只好推测他已死去。[4]1945年获得离婚许可之后，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你不能让对方永远等待，人需要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

柳德米拉不爱叶菲姆夫。在给母亲的信中，她将他描述成“科雷马最初患难日子中的好同志”，强壮、善良、乐于助人。俩人的持久友谊以古拉格的共同经历为基础，即使获释后，她仍依赖他的情感支持。1948年，柳德米拉与叶菲姆夫搬到新切尔卡斯克城，离顿河畔罗斯托夫不远，她在那里一直住到1992年去世。每年一次，她赴列宁格勒看望女儿和母亲。有时，叶菲姆夫也会同行，但对继女来说仍是疏远人物，她们称呼他时，一直客套地使用通常用于陌生人的“您”。纳塔利娅回忆：“只是在妈妈死前不久，我才开始使用[非正式的]‘你’。”艾莱娜和纳塔利娅一直与亲爱的外祖母住在一起，直到她1968年去世。她们再也没有与母亲重聚一堂，像家人一样一起生活。(878)

伊利亚和亚历山德拉·法伊韦索维奇夫妇，在彼尔姆以南的乌拉尔小镇奥萨开理发店。他们均被捕于1939年，因为有顾客举报他们抱怨物资短缺。伊利亚被判刑10年，进了高尔基城附近的劳改营；亚历山德拉判处5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他们的女儿伊拉伊达由外祖母抚养，直到亚历山德拉1945年归来。4年后，伊利亚也被释放。亚历山德拉耐心等待他的归来，这一天终于来到。房子里坐满了亚历山德拉的亲戚，亚历山德拉为伊利亚的归来准备了特殊的聚餐，但伊利亚没有出现。相反，他的妹妹利达从彼尔姆赶来告诉他们，伊利亚已与年轻的新妻子到达她的家。亚历山德拉带着女儿去看他，伊拉伊达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门开了，就是父亲——我们已有10年没见到他。他给我一个拥抱和亲吻……尼娜[他的新妻子]站在房间当中。妈妈开始哭泣，利达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劝说道：“如果10年没有看到对方，你能指望什么呢？”妈妈仍在哭。父亲把我拉近，仿佛在说，他也无能为力。我想，他那天喝了很多酒，已经醉了。妈妈开始咒骂：“你毁了我的一生！你毁了我们的家庭！”她不停地喊……“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叫我不要再等？”

尼娜和伊利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他们家屋外，1954年

亚历山德拉因此而精神崩溃，在精神病医院住了4个月。伊利亚和尼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小镇定居，住入一个旧澡堂。他们是在劳改营认识的。尼娜是来自列宁格勒的犹太医生，在医院工作，救了伊利亚的命。他外出伐木，没有食物，筋疲力尽，失踪好几天才被送到医院，已有严重的冻伤。尼娜的悉心调养使他逐渐恢复健康，这位医生最终还爱上了病人。伊利亚从劳改营归来已是残疾人，走路都需要尼娜的帮助。他每年去奥萨一次，探望亚历山德拉和伊拉伊达，有时也会写信，但互相再也不亲近。尼娜死于1978年，伊拉伊达尝试说服父亲回到母亲的身边，但他又娶了别人。亚历山德拉一直没有再婚，对伊利亚的背叛，始终耿耿于怀。她女儿说，她仍然爱着他，床边还放有他的照片，一直到死。(879)

季娜伊达·莱维娜是乌克兰少先队创始人之一，1904年出生于犹太家庭。她于1937年被捕，判刑8年，被送进科雷马劳改营。丈夫丹尼尔是工程师，作为人民公敌的亲属被捕，流放去了土库曼斯坦3年（他获释后参军，在前线受伤，再疏散到西伯利亚）。父母被捕时，女儿拉丽莎才4岁，由外祖母照看，住在基辅与别人合用的共用公寓。1945年，丹尼尔从西伯利亚归来，同时带回了新妻子里贾纳和他们的小女儿。他们搬进两个小房间，与丹尼尔的三个姐妹同住。拉丽莎搬去与他们住在一起，与同父异母的妹妹相处得很好，但遭到里贾纳和姑妈的忌恨。拉丽莎说，丹尼尔担心如果自己仍是人民公敌的丈夫，从流放地归来时就有可能再次被捕，所以选择离婚，与季娜伊达划清界限。但季娜伊达的母亲视女婿为好色之徒，认为他只是利用妻子的被捕，趁机娶了年轻漂亮的里贾纳，所以拒绝上门拜访。拉丽莎因此连外祖母都见不到，在父亲家的处境变得愈加困难。

季娜伊达1946年获释之后，依规定只能住在基辅附近的小镇兹韦尼戈罗德卡。有一天，她出现在母亲的公寓，带了个名叫瓦莱里的小男孩，介绍他是自己的儿子。季娜伊达在科雷马劳改营时，听闻了1941年9月纳粹在巴比雅对犹太居民的大屠杀，担心自己家人都已遭殃，遂下定决心再生一个孩子（当时已经37岁）。她在1942年生下瓦莱里，但一直拒绝透露孩子父亲的名字（她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但每个人都揣测他是一个狱警。1949年，季娜伊达作为“反社会分子”再次被捕（正是反犹太人运动的高潮），被判刑3年，送往波特马劳改营（后来又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瓦莱里由外祖母照管，但几个月之后，老妇人过世。拉丽莎恳求父亲向瓦莱里伸出援手，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这个行为有异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有一种东西迫使我去爱他。我感觉到一种责任，来自我的内心。我没有家人，我想保护他，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但是，丹尼尔的姐妹仍把瓦莱里送进了孤儿院，认为狱警的儿子应由国家来照看。瓦莱里消失了，直到1953年他从位于乌克兰西部的乌日哥罗德孤儿院写信给拉丽莎。拉丽莎前去认领，再把他带去身处江布尔城的母亲那里，合家三口在那里住了两年。拉丽莎回忆：

当时，我基本不了解母亲，从没真正与她在一起生活过。那段时间，从1953到1954年，是我第一次与她共同生活……她在我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爱……我不知所措，很不习惯……但我很快找到了家庭亲情的喜悦。

1955年，季娜伊达爱上了在江布尔城流放的另一个犹太人，他的家人都死于巴比雅。他帮助照看瓦莱里，视同己出。他们在1956年喜结连理。流放解除之后，他们回到基辅，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880)

就有些囚犯而言，家庭生活已经不再有可能。他们太害怕了——包括自己的失望，担心成为他人的负担，无法与人沟通。

纳塔利娅·伊斯纳尔1893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律师家庭。20世纪20年代，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歌剧工作室，从事图像艺术和舞台设计工作。1932年，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嫁给格列高利·阿别孜高兹，他是教育艺术人民委员会的低层官员。1937年，阿别孜高兹遭到逮捕和枪决。纳塔利娅也被捕，获刑8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她于1946年获释，却留在多林卡镇，在内务部的政治部担任装饰艺术家，参与劳改营的宣传艺术和戏剧。纳塔利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有亲属，还有第一次婚姻的一个女儿。但她选择留在古拉格定居地，而不是返回家人身边。多年羁绊于劳改营使她心碎，再也无法复原。纳塔利娅写信给莫斯科的小姑：

清水塘（Chistye Prudy）15号，27号公寓

艾莱娜·莫伊谢耶夫娜·阿别孜高兹

亲爱的，值得庆幸的是，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朋友]将亲手把这封信送给你。终于，我能以你能够理解的方式，作出详尽的解释。从我获得自由那天起，至今已有6个星期。然而，这却是我的第一封信，如何解释呢？不得不承认，经过漫长的分隔，我们之间已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很痛苦的。在这短暂的所谓自由时期，我已认识到，再也不能感受到与你的亲近。每当想及要回来见你，我就会因下列的担忧而望而生畏：我将没有用处，我将手足无措，我将帮不了你。我已失去当母亲的信心，这么多年下来，已变成一个决然不同的人——变得更加冷静。我要工作，努力让自己学会随遇而安，没有家人也能生存下去。我要彻底剔除这种家庭情感，使它再也不会渗入我的内心。除了工作，我什么也不需要……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会告诉你一切，有关我的生活、性格、外表，等等。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胜过任何家人，因为她一直与我在一起，经受了劳改营同样的坎坷。遇到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真叫人欣喜若狂……我觉得，我的内心已失去你。我不再需要家庭——这种情感已在我的心中死去……这不是一件坏事，事实就是如此……(881)

三

索尼娅的释放证书。上有索尼娅监禁的时间，最高法庭军事委员会“因证据不足”而终止关于她的案子的决定，并允许她回莫斯科居住

索尼娅·拉斯金娜获释于沃尔库塔劳改营时，领到两样东西：一张由劳改营两名管理员签署的释放证书，一张返回莫斯科的二等火车票。索尼娅在莫斯科有家人、工作、公寓等着她回来，其他囚犯就没那么幸运。他们无处可去：家庭已经破裂或搬走；住房已经消失或充公；禁止返回曾经生活过的城市。许多前囚犯无法回到大城市，被迫谋求边缘性的生存，寻找能获得居民登记的任何临时住所。苏维埃当局一向不太情愿向前“罪犯”提供这样的居住权。阻止他们返回自己的城镇和家园的，既有法律上的障碍，又有制度化的歧视。克服这些障碍和歧视的斗争，也是长期且复杂的。

1953年，78岁的柳德米拉·泰德曼（娘家姓奥博连斯卡娅）从流放地奥伦堡回到列宁格勒。她是西蒙诺夫三个姨妈中最年长的，自1935年起，就住在奥伦堡，也是唯一幸存于流放困顿的（桃莉和索尼娅均死于奥伦堡）。她经过多次上访，终于从市苏维埃获得许可，搬回被捕前自己和子女的共用公寓。当她搬回时，居民委员会却予以拒绝，理由是她家原有三人，现只剩一人，不可自己独居。好几个星期，柳德米拉排队上访派出所、当地住房部、市苏维埃及其他各种办事处，为了争取独居的权利。她写信给西蒙诺夫：“最令人厌恶的是，各部门的人都以为我是个骗子。他们声称，我[在市苏维埃的住房许可上]列出补充的名字，是想骗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当局不让她一人独居，也不愿修改住房许可，并声称“他们是不会弄错的”，使这个案子一拖再拖。她足足等了好几个月，才获准搬回自己的老家。(882)

西蒙诺夫的私人秘书尼娜·戈登遇上了同样的麻烦。她的丈夫约瑟夫再次被捕，作为惩罚，被送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1951年，尼娜随他而去。1954年，夫妇俩返回莫斯科，在找到自己住所之前，只好借住在西蒙诺夫那里。尼娜和约瑟夫都是莫斯科人，即使借助于西蒙诺夫的影响力，仍无法登记为居民。西蒙诺夫帮这对“诚实勤劳、近年来却遭受如此不幸的夫妇”出面，写信给市苏维埃和莫斯科民兵组织的主管。最终，他们获得在莫斯科居住一年的许可，然后搬进西蒙诺夫帮忙觅得的房间。约瑟夫在高尔基电影制片厂找到工作，尼娜回来为西蒙诺夫做事。但他们的居住许可，不知何故，很快就被作废。夫妇被告知，必须在一个月之内离开首都。西蒙诺夫只好再一次写信，这次是给莫斯科内务部的主管：

结论非常简单：一个没犯过任何罪行的人，已在监狱和流放地荒废多年，终于重拾曾被冤枉夺走的工作。现在，他又要被迫离职，再一次离去。他的妻子，为了与丈夫在一起，曾放弃过自己的工作。而现在，如想留在丈夫的身旁，必须再一次放弃工作，离开自己生长的城市。这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多亏了西蒙诺夫的申诉，夫妻俩获准在莫斯科暂住。他们在后来的4年中，换住过8个不同的房间和公寓，最后终于遂愿，注册成为永久居民。1958年，西蒙诺夫帮助他们挤入待建公寓的轮候名单，那是为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工人兴建的，但一再的延误，迫使约瑟夫和尼娜不得不寻找更多的临时住所。直到1966年，即约瑟夫去世前不久，夫妇俩才终于分得自己的一小套公寓。(883)

寻找工作和住所，都困难重重。苏维埃官员普遍不信任前囚犯，许多雇主继续持怀疑眼光，视他们为潜在的惹是生非者和“人民公敌”。1953年3月的大赦公布之后，离开劳改营的先是普通罪犯，再是政治犯，但苏维埃大众不作区分。他们将1953年后犯罪和“流氓行为”的增多，归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释放（1956年匈牙利起义之后，将重新浮现的“内部威胁和敌人”，也归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释放。其时的苏维埃报刊，更作了推波助澜的宣传）。许多前囚犯即使获得平反，在申请工作时仍遭到拒绝。平反一事本身往往成了雇主们产生偏见和猜疑的起源。他们都不想冒险聘用几年前还是“政治犯”的人。一名前囚犯回忆，哈尔科夫的工厂主管当面直言，“尽管我已获平反，但在他眼里，仍有见不得人的过去”。在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谴责斯大林之前，公众对待归来的古拉格政治犯的态度，要么是不信任，要么是敌视。人们不敢与来自劳改营的前“敌人”有任何瓜葛。看到这些归来的囚犯，往往会唤起尴尬的回忆，甚至会在许多公民的心中激起内疚和羞耻。他们的生活相对舒适，他们的同胞却在劳改营中憔悴凋零。对归来的前囚犯，大多数人倾向于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以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他们也只字不提失踪的数百万人。列夫·科佩列夫回忆，从劳改营归来后，与避开斯大林清洗的成功人士相处，反而觉得不舒服，他宁可与“某种程度上的倒霉人士”交往。他至少可以肯定：这样做，没有与以配合迫害获致成功的人为伍。(884)

寻找工作和住房如此艰难，以致部分前囚犯不得不重返劳改营。1953年之后，许多劳改营以特殊经济区的形式仍在运作，雇用名义上的自由劳工，主要是获释囚犯。他们领取工资，但行踪接受法律限制，不得随意离开偏远的定居点。有些人选择留在劳改营或定居点，因为他们觉得，还没做好重回社会的准备。有些劳改营，前囚犯一直留住在旧营房，直到20世纪60年代。甚至还有例子，前囚犯故意触犯小罪，为了回到劳改营，至少能有面包吃。(885)

伊万·乌戈列茨基赫1953年从科雷马劳改营返回家乡切尔登镇，无法找到工作和住所，警方也就拒绝向他颁发享有居住权的必要护照。他只得动用当初在科雷马当电工时的储蓄，到处游走，寻找工作。首先，他去了莫斯科，想亲眼看看红场，以遂心愿。但他身上缀满补丁的劳改营棉外套，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很快被驱逐出去；他本来就没有资格进入莫斯科。接着，他去布良斯克地区的小城新济布科夫——位于首都的东南方向，他的前妻与新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就住在那里——结果找不到工作。然后，他去顿巴斯寻找煤矿上的工作，但无处可住，没有居民登记，便无法得到他人的雇用。他在日丹诺夫和塔甘罗格遇上同样的麻烦。经过几个月的绝望寻觅，他来到了亚速海附近的国营农庄，那里所有的工人都挖地穴而栖。即使在这里，他也找不到工作，农庄官员一看他的科雷马释放证书，就予以拒绝。伊万最终决定返回科雷马劳改营，在途中却意外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在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稍作停留，去探望居住于前劳改营营房的弟弟一家，正巧遇上附属砖厂的官员。他最初的申请也遭拒绝，但一块手表的贿赂让那位官员改变了主意。伊万在砖厂一直做到1981年退休。(886)

从1953到1957年，估计共有61.2万名前囚犯获得苏维埃当局的平反，其中多人是在死后追认的。根据苏维埃领导人的说法，平反过程是还原真相的过程——为了重建对1917年公正原则的信心——从表面上看，确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从争取权利的老百姓的角度看，实际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一系列持久且屈辱的上访。他们必须排队，填写表格，与往往充满敌意的官员争斗。前囚犯要写十几封信，其上诉才会获得苏维埃当局的恩准，这是司空见惯的。不过，1956年之后，司法审查和平反的进程有所加快。有时，上诉人会被传唤去内务部或司法部的办公室，这类地方很容易引发前囚犯的恐惧。他们相信自己将被送回劳改营，因此穿上冬装，由哭泣的亲属陪同。一点也不奇怪，这种恐惧和障碍打消了不少的平反申请（很可能是当局的初衷）。相关的司法审查和官方程序，开展得非常勉强，苏维埃官员有明显的动机来敷衍了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靠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而立功晋了级，现在却要披露其中的不公，岂不要让自己上被告席？抓住稻草以求自保的尝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非常卑微可笑的。例如，一个退伍军人1947年因“反苏维埃宣传”而被判处劳改10年（他讲过“反苏维埃”的笑话），在1954年提出上诉，赢得减刑5年，遂立即获释。调查官在审查时，判定他的笑话不是反苏维埃的，但为了维持原诉（从而无需推翻原案，无需予以平反），声称其中之一有可能被理解为反苏维埃的。(887)

最后，即使获得平反，也得不到相应的道歉，更不用说在劳改营浪费的宝贵年华。在大多数官员眼中，前罪犯的平反并未抹去他的所有罪行。一名克格勃上校在1960年提醒一位前囚犯：“平反并不表示你无辜，只是你的罪还不够严重，但总归是有保留的！”(888)

就许多人而言，尤其是那些前党员和笃信1917年革命价值的人，对平反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致任何障碍都无法予以阻止。承认其公民价值，关乎他们人格尊严的根本。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人希望重新入党，只有重新领到党员证，才会感到自己重又成为十足的苏维埃公民。一名“人民公敌”的遗孀，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12年，她还记得收到丈夫的养老金和恢复党籍通知时的自豪。作为党员的遗孀，她可以得到普通受迫害家庭无缘的特殊好处（因此对平反者的地位持有扭曲的看法）。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些优势是她重返社会的象征：

我觉得终于再一次成为完整的人，在政治上和作为一个公民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今日英雄”。获得平反的党员，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各式排队，无论是宿舍和假期的分配，还是财政补助和其他种种，都享有优先权。(889)

对其他人来说，平反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给他们的生活和信仰重新带来意义。他们尽管遭受了不公正，仍坚守自己的苏维埃理想。这种信仰使他们的生命，乃至他们的牺牲，充满了意义。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在劳改营辛苦劳作，也为苏维埃事业作出了贡献，因此而感到骄傲。列宁农学院的学者亚历山大·杰格佳廖夫，在20世纪70年代向记者阿纳托利·朱可夫作出如此解释：

我在劳改营亲手挖出那么多贵金属，如果留给自己，早已是百万富翁了。这是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贡献。我在严苛条件下存活下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我对列宁主义党和其人道原则的信念坚定不移，永不磨灭。党给了我力量，让我可以忍受这些考验；党振奋我们的精神和觉悟，帮助我们坚持斗争。恢复党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890)

另一类人追求平反，因为他们相信，这将能洗刷他们名字上的耻辱。玛丽亚·德罗兹多娃获释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但在获得平反之前，并没觉得自己已是真正的自由人：“只有平反之后，我才能正视他人的眼睛，满怀荣誉和自豪，没人再会骂我。”(891)

对图尔金一家来说，平反是一大解脱。1936年，来自彼尔姆的老布尔什维克兼记者亚历山大·图尔金，作为“托派分子”被捕。自那以后，家人一直被当做“人民公敌”的亲属。20多年来，亚历山大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一直认为，亚历山大确实犯了反对国家的罪行：这也是解释老朋友和邻居敌视的唯一办法。亚历山大的岳母更从客厅的全家福照片上，挖去他的脸（“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敌人，就必须将之清除出去”）。从此，家人再也不提他的名字。后来，亚历山大的妻子被告知丈夫是无辜的，提出申诉后，又收到他的平反证书，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大解放。最终，她们可以不带任何耻辱感来谈论已失去的丈夫和父亲。[5]亚历山大的女儿维拉回忆：“一旦人们获悉我父亲平反了，便开始软化对我们的态度。这对我们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也曾怀疑他有罪，原来我们都错了。”(892)

不是每个人都视平反为足够的结果。有些人认为，他们一直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并不需要已被证明是不公正的制度的平反。这种观念常在老党员中间听到，他们是列宁的追随者，视斯大林为“反革命”。诺里尔斯克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列夫·内托，1956年从劳改营获释，他干脆拒绝申请平反，视之为“原则问题”。他为起义中的战友辩解：“我们都认为，并不需要国家的宽恕。国家迫害我们，本身就是罪行，这是一个自我尊重和自身尊严的问题。”(893)

对许多党员及其家人来说，光是平反，没有恢复党籍，还不算伸张了正义（恢复党籍意味着他们可得到国家的额外补偿）。但恢复党籍的过程非常缓慢，特别是在地方省份，当地的许多党组织，仍在老领导的管辖之下。他们当初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攀爬至高位；如今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岂不自找麻烦！1936年，亚历山大·图尔金是彼尔姆作为“托派分子”而受到不公正逮捕的30位布尔什维克之一。当他1956年获得平反的时候，当地媒体就提出给他们恢复党籍的问题，但是尽管有他们的家人的努力，恢复党籍一事还是被党组织压制住了。它的重新浮出水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然而市级领导仍然处处设绊。到1991年苏联自身解体时，这30名布尔什维克当中仍无一人得以恢复党籍。(894)

如果没有恢复党籍，前囚犯的平反赔偿便微不足道，很多人干脆谢绝接受。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1957年获得平反，领到两个月工资——是以1938年被捕时的币值计算的——以赔偿她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8年。她还领到了另外的两个月工资，赔偿其1938年遭到枪决、现因“缺乏证据”而获得平反的丈夫。她用这笔钱买了一件大衣，让两个女儿共用；给儿子买了一套西装；还有一张桌子外带6条板凳，用来布置彼尔姆苏维埃配给的一间屋的住房。(895)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1954年为自己和丈夫申请平反，等了两年才收到一份普通的证书，声称她的案件已得到复查，因缺乏证据已告撤销。她写道：“为了这个错误，我付出的代价是20年零41天的生命。”她自己的补偿是两个月工资；她死去的丈夫的补偿也是两个月工资，此外另加上11卢布50戈比，因为丈夫死时身上还持有115卢布。她是在莫斯科最高苏维埃大楼的等候室收到这份证书的，前来领取类似证书的还有另外20名妇女。其中有一名乌克兰老人，被告知她儿子的赔偿金额时，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

乌克兰老妇人开始大叫：“我不要你们的钱来换我儿子的血。你们自己留下吧，凶手！”她撕毁证书，将之掷于地上。

发放证书的士兵走近她说：“冷静下来，公民。”

这位老人又叫喊起来：“杀人犯！”并朝他的脸吐唾沫。她在狂怒中竟噎得回不过气来。一位医生带着两名助理，跑进来把她带走。每个人都默默无言，一脸压抑，四下都有努力克制的呜咽声。我发现自己也无法遏制感伤……我回到警察再也不能将我驱走的公寓，没人在家，可以尽情大哭。我哭泣，为我的丈夫，37岁，正是精力和才能的高峰，却死于卢比扬卡的地窖；为我的子女，从小变成孤儿，身为人民公敌的子女，受尽污辱；为我的父母，死于悲伤；为自己20多年所受的酷刑；为活不到平反而长眠于科雷马冻土的朋友。(896)

数以百万计的人奔赴劳改营后，一去不返。亲属很少被告知他们的下落，在1953年之后，更面临一个漫长且痛苦的等待：或等他们的归来，或等他们的噩耗。在很多情况下，要给这个等待画上句号，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甚至苏维埃政权崩溃的1991年。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一直不知道丈夫已在1938年遭枪决。直到1992年去世，她仍不知道他是否依旧在世：如已死去，她会为他哀哭；如还活着，只是选择不再回家，她可能认为他一直是有罪的。(897)

阿夫纳西娅·博托娃一直相信丈夫可能还活着，直至自己1981年去世。丈夫1937年在附属于彼尔姆火车站的工程车间工作，上班时遭逮捕，被送去巴姆拉戈劳改营。那是专为建造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的古拉格综合企业。后来，他又被送去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他女儿尼娜在1989年获悉，他在那里筋疲力尽，死于1940年11月。但阿夫纳西娅对此一概不知，只在1941年1月收到丈夫的一张便条：“到目前为止仍然活着，这里的气温是零下50度。”40年来，这张褪色的小纸条支撑着阿夫纳西娅的一线希望：她的丈夫将会回来。(898)

直到自己1982年亡故，艾莱娜·切尔卡索娃一直坚信丈夫还活着。丈夫弗谢沃洛德是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地质学家，1937年被捕，1938年2月被判处死刑。行刑之前，弗谢沃洛德获准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将永远不再见面，但没透露自己行将枪决的消息，只说自己的判决是“无权通信”，这无疑是行刑人的指示。像劳改营囚犯的数百万亲属一样，艾莱娜不知道，“无权通信”就是古拉格中死决的代称。过了1953年，她推测他的刑期应已结束，开始寻觅。她查询了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总部，又写信给莫斯科的苏维埃检察院，但没有任何信息。艾莱娜拜访内务部总部后不久，一位陌生女人来访，自称她与弗谢沃洛德曾在同一劳改营，几年前还见过他，鼓励艾莱娜相信丈夫依然在世。(899)

这是内务部的伎俩，用来欺骗遭枪决囚犯的亲属。苏维埃官员想方设法掩盖杀人真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遮掩1937至1938年的大量死亡。他们将其时处决的囚犯的死期，改成后续的年份，通常选在战争年代；并伪造发给亲属的死亡证书，声称那些囚犯死于心脏病发作，或其他疾病，但事实上都是在多年前死于枪决。

依达·斯拉温娜1955年申请父亲的平反，获得成功，除了平反证书，她还收到了列宁格勒注册局发出的死亡证书，称她父亲死于1939年4月的心脏病发作。依达感到困惑，因为苏维埃当局曾在1945年告诉她，父亲当时还活着。她上访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总部，被告知应以死亡证书为准。10年后，即1965年，她向莫斯科的克格勃询问，得到同样的答复。依达一直相信这个说法，直到1991年她有机会看到父亲在克格勃档案馆的资料，才发现他被捕3个月之后就已被枪决，即1938年2月28日。在档案中，她还发现克格勃1955年的命令：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必须误导依达，让她相信父亲死于1939年的心脏病发作。(900)

伊琳娜·杜达列娃从不放弃找到丈夫的希望。她丈夫是南部亚速小镇的党委领导，1937年8月30日被捕，10年过去了，一直音信全无。伊琳娜认为他的刑期将满，便开始写信给内务部；还向罗斯托夫地区被捕的其他囚犯的亲属，打听所有劳改营的名字和地址，也一一写信相询。不久，丈夫在亚速小镇的党内同事来访，声称曾在劳改营看到她的丈夫，活得很好。伊琳娜继续向有关当局写信，仍被告知，她的丈夫还活着，还在劳改营服刑，只是“无权通信”。1953年之后，她写得更加频繁，推测丈夫肯定已被释放，因为从没听说超过15年的苦役。她以为会被告知，丈夫的刑期出于某种原因又延长了。最后在1957年，伊琳娜收到证书，说她的丈夫病死于1944年。这是伊琳娜所知道的一切，直到她1974年去世。1995年，她的女儿加林娜查阅克格勃档案中有关父亲的文件，当中注明，他在被捕的当晚被执行枪决。(901)

四

“现在，被捕的人要回来了。两个俄罗斯人，各自注视对方的眼睛。其中一人曾把那些人送去劳改营，另一人则刚刚归来。”(902)诗人阿赫玛托娃以这些词句，预示一场即将上演的变剧。囚犯们从劳改营返回，遭遇当初举报自己的同事、邻居和朋友。

1954年，玛丽亚·布德克维奇回到列宁格勒的一套共用公寓，父母带着她和弟弟曾住在这里，直到1937年被捕。他们的两个房间已被隔壁邻居占据，那是一对抚养3个小孩的夫妇，其中的妻子曾与布德克维奇一家非常友好，临到1937年大逮捕时却突施冷箭。她指控玛丽亚的父母是“反革命分子”和“外国间谍”（玛丽亚的父亲是波兰裔），甚至宣称玛丽亚的母亲是把客人带回自家公寓的妓女。到1954年，当年的那个女人已垂垂老矣，身体瘦弱，头披长长的白发，一人独居。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搬离公寓，她的丈夫1941年被送去劳改营。玛丽亚需要这个女人签署一份文件，证明她一家曾住这里。她最近收到枪决于1937年的父母的平反证书，因此需要这份文件为逮捕时没收的住处和个人财产申请补偿。那女人听到玛丽亚说起自己的名字，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她说：“没想到你竟还能回来。”玛丽亚解释访问的目的，保证不会来争夺生活空间。那女人邀请玛丽亚坐下，开始查看需要签署的文件。玛丽亚环顾四周，仍能认出母亲收藏的瓷器、父亲从明斯克带回的皮沙发，还有靠垫、灯具、桌椅。这一切，她从小就很熟悉。那女人签完文件，叫玛丽亚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低声说：“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那女人告诉玛丽亚，自己丈夫被捕后不久从劳改营写了一封信，她出于恐惧而不敢保留。他在信中说，他的牙齿在审讯中全被打掉，思忖自己活不下去，所以叫她不要等，早早改嫁。她的丈夫再也没能从劳改营回来。她解释，之所以告诉玛丽亚这一切，只是想让玛丽亚明白，她自己也已承受很多苦难，觉得对不起玛丽亚的父母。(903)

1948年，尤里·施塔克尔贝格被控属于列宁格勒大学一个“犹太民族主义学生团体”，并遭到逮捕。据称，该团体是反苏的“间谍小圈子”，其组织者兼资助者是一名德国男爵。尤里被指控企图成立一个秘密印刷所，在大学里散布反苏维埃的宣传。这些指控没有根据，仅基于虚幻的编造和4名大学同学签名的举报信。现在看来，他们当初的动机主要是仇外心理，之所以挑上施塔克尔贝格，是因为他的外国姓氏（也有可能知道，尤里的父亲曾因“传播德国宣传”的罪名于1941年12月被捕）。1949年3月，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尤里25年苦役，把他送去巴姆拉戈劳改营（他的父亲1942年即丧生于此），帮助建造铁路桥梁。1956年，他从高处摔下，身受重伤，作为残疾人而获释。他先是住在卢加城，后来终于回到列宁格勒，在公共图书馆上班。尤里应克格勃的邀请，查看了自己的审判记录，遂得知举报人的名字。他为此一一拜访了那4个同学。尤里回忆：“他们心知肚明，我已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

其中一名女生告诉我：即使我现在回来了，但无关紧要，什么都没变，因为我当时是一个混蛋，现在还是一个混蛋……她还说，我应被拉出去枪毙。另一个男的——过去一直是挑衅者，而且举止愚蠢——带我去他的家，给我看大门口一大捆纸。这是寄售的那种，有时会在大商店出售。他说：“如果你想要，自己拿吧。也许，现在正是你开印刷所的好时候。”我笑而不答，但我的脊椎骨直打哆嗦。我真想告诉他，这捆纸尺寸太小，并不适合印刷机，但我一言未发。(904)

易卜拉欣·伊兹梅尔―扎德被捕时是巴库医学院的资深医学教授和系主任，1938年被控属于一个“反苏维埃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组织”。他从科雷马劳改营获释后，返回巴库城，在同一所医学院做些基层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从事的是尖端性研究，现在，只是在应付日常的临床工作。1955年，阿塞拜疆前党领导米尔·巴吉罗夫因涉及1938年巴库的大恐怖而接受审判，易卜拉欣充当控方的证人，得以查阅自己的档案。易卜拉欣发现，他最喜爱的学生当时却在悄悄地举报自己，后来官运亨通，升为他现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易卜拉欣在科雷马劳改营时，这位学生经常拜访他的妻子和女儿，被当做家庭成员之一。易卜拉欣归来后，这位学生冷淡许多，很少再来，特别是会与他一起坐下聚餐的晚上。他和家人之后因无法躲避，又与这位学生见面数次，虽没挑明，但大家对出卖一事都心照不宣。有一天，医学院的政治部主任来到伊兹梅尔―扎德的家，希望易卜拉欣签署一份文件，说明他家并没心存不满，会继续与这位学生保持友好关系。易卜拉欣拒绝签署，如果没有旁人的劝阻，真想把这位主任赶出家门。他女儿说，易卜拉欣为此受到了极大打击，更羞愧于被迫在这不够格的负责人手下做事。被要求签署这样的文件，无疑成了最后一根稻草。(905)

1953年，奥布霍沃村的共青团前负责人科利亚·库兹明，也搬到沃洛格达附近的佩斯托沃小镇。他曾在1930年的集体化运动中指控戈洛温家为“富农”，而戈洛温一家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归来后，也定居于此。指控之前，科利亚是戈洛温家的常客，甚至受雇于尼古拉·戈洛温的皮革作坊。当时，尼古拉可怜这位全村最贫穷人家的少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科利亚前来探望，请求尼古拉夫妇宽恕自己，不单指对他的指控，也包括他在尼古拉弟弟被杀一案中的责任。尼古拉和妻子叶夫多基娅笃信宗教，不仅予以原谅，还邀请他搬来佩斯托沃。他们的女儿安东尼娜，此时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科尔皮诺城行医，不赞成父母的慷慨，想说服他们改变主意。她的理由是：“他杀害了伊万[尼古拉的弟弟]，摧毁了我们一家。怎可原谅这样的人？”但叶夫多基娅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徒应原谅自己的敌人。”科利亚定居于戈洛温家的隔壁，为过去的行为感到羞耻，经常帮戈洛温家跑腿，试图赎罪。周六，他与尼古拉一起上公共浴池；周日，与尼古拉夫妇一起上教堂。叶夫多基娅于1955年去世，3年后轮到尼古拉，科利亚·库兹明也于1970年去世。他们都埋葬在佩斯托沃的同一块教堂墓地。(906)

还有很多前囚犯对当初举报自己的人表示了宽容。但不像戈洛温家那样，他们这种宽恕极少植根于宗教，而是基于一种豁然开朗：几乎任何人，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有多好，但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强压之下，都会变成举报人。所有经历过监狱和劳改营的人，都会有此同感。记者伊琳娜·舍尔巴科娃回忆莫斯科纪念学会（专为受迫害者设立的）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一次会议：

一位大约在1939年被捕的女子，以完全平静的声调对我说：“那边那个男人，曾举报过我。”接着她又若无其事地跟他打招呼。她看到我脸上的困惑，便解释说：“当然，我们当时只有18岁，他父母是受迫害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内务人民委员会]也想招募我。当然，他自己之后也受了迫害。”我觉得，她之所以这么说，不是不愿关注过去，或想把它忘却，而是已看透这个制度对人民惯用的可耻伎俩。(907)

到20世纪80年代，懂得这一点自然变得较为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痛苦的回忆逐渐软化，受迫害者了解到更多的历史，对苏维埃制度也有了更客观的认识。不过，避免责怪个人的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明晰。苏维埃的海外流亡者，显然不愿敌视普通的党员干部，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人本身也无能为力，兴许自己也是该制度的受害者。(908)

并不奇怪，斯大林的囚犯的归来，在有愧于心的人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惧。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所有的杀人犯、挑衅者、举报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从没想过，他们的受害者竟然还会归来。”

他们都以为，被送去另一个世界或劳改营的人，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他们从没想到，那些幽灵还能借尸还魂，来找掘墓人算账。因此，在平反时期，他们变得恐慌失措。他们想着，时光倒流了，那些所谓的“劳改营渣滓”，突然再次披上肉身，启用自己的名字。他们一下掉入恐惧的魔掌之中。

一个“可怜的女举报人”，不断收到检察官办公室的传唤，要她撤回曾对那些已经亡故和依然活着的人所作过的各项证词。曼德尔施塔姆回忆，每一次传唤之后，她就会跑去她曾举报的家庭，申辩自己“从没说过当事人的坏话，上帝是她的证人。现在去检察官办公室，只是为了帮那些死人说好话，以便他们尽快恢复名誉”。曼德尔施塔姆的结论是：

那女人从未有过近似于良心的东西，但这也已超过她所能忍受的，她不久便中风，全身瘫痪。在某一时刻，她肯定怕得要死，以致相信这些平反是严肃、认真的，所有的造谣者和其他爪牙都会面临审判。(909)

曼德尔施塔姆还讲述了一名内务部高级官员的故事。他任职于塔什干城，斯大林死后，便开始领取退休金，但“偶尔还会受到传唤，去见侥幸从劳改营归来的前受害者”。他实在无法忍受，最后自己上吊而死。曼德尔施塔姆看过他写给中央委员会的自杀信。这位官员写道，他一直在为党努力工作，从没想到：

自己服务的对象可能不是人民，而是“某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他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他所审讯的人签署各式假口供，从而误导办案官员；来自莫斯科的官员迫使自己改用“简化的审讯程序”并完成定罪配额；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那些举报人自愿提供各式指控，迫使秘密警察对这么多的人采取行动。

这位内务部官员的自杀受到遮掩，秘而不宣，他在自杀前点了太多官员和举报人的名。但他的女儿，决意要责怪迫使她父亲自杀的人。曼德尔施塔姆指出：

她的愤怒针对激发这些噩梦的人：“他们应为办事人设想！当时担任官职的人，并没有发起这些迫害，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910)

自杀的还有另一位斯大林心腹，即酗酒成瘾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他曾是作家协会的主管，但在1954年丢掉乌纱帽。他很长一段时间患有抑郁症，斯大林的去世更使他精神错乱。他写信给另一位作协成员：“我的病根不在肝里，而在脑中。”法捷耶夫向西蒙诺夫坦称，作为一名作家，他已“破产”，放弃了自己最后一部小说。那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有关党与工业破坏的斗争，以20世纪30年代的审讯资料作为借鉴。他已意识到，如他向朋友所解释的，其道德宗旨是错的，因为工业破坏根本就子虚乌有。他领导下的作家协会，参与了对作家的迫害，法捷耶夫为此而追悔莫及。他在给丘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竟是这样一个恶棍。”他尤其对老朋友约翰·奥特曼感到歉疚，奥特曼于1955年去世，即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两年后。法捷耶夫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曾举报奥特曼，后者在1949年入狱时，自己又袖手旁观。奥特曼死后，法捷耶夫沉溺于饮酒买醉。他向一个朋友坦承，他批准逮捕了许多明知无辜的作家。(911)

1953年后，法捷耶夫试图赎罪，他请愿当局释放那些被送去劳改营的作家，并为他们平反。他给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写信，呼吁党放松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控制，但遭到忽略，后来又被撤职。到1956年，法捷耶夫已成孤家寡人，在文学知识分子的眼中，只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斯大林分子，其帮助受迫害作家的努力却鲜为人知。开枪自杀之前，即1956年5月13日，他曾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这封信在1990年之前一直雪藏于共产党档案之中：

我看不到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因为党领导的傲慢无知，摧毁了我奉献一生的[苏维埃]艺术事业……我们最好的作家，由于当权者对犯罪的默许，已被消灭殆尽，或是在巅峰未至前即已殒折……作为一名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所有的意义。灵魂在这邪恶的生存中遭受恶意、谎言、诽谤的蹂躏。我离开这样的人世，只会感到解放和喜悦。(912)

到底要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还是做一个好人，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法捷耶夫悲不自胜。许多受害者都知道他天性善良。但他在斯大林政权中服务多年，所作出的妥协和调和，逐渐摧毁了他的良心、身份，乃至活下去的意愿。(913)

西蒙诺夫和儿子阿列克谢，1954年

尽管法捷耶夫对文学现状态度悲观，苏维埃作家在解冻的初期却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政权不再对作家行使直接的否决权，文学便成为关注的焦点，既强调个人和私人的生活，又拒绝斯大林官僚的横加干涉。苏维埃作家逃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公众主题和英雄人物，开始努力塑造家庭和社会中的真实人物。那个年头最大胆的虚构作品是爱伦堡的《解冻》（1954年），它有意作出挑衅，仿佛在试探新气象究竟能走多远。这部小说讲述一名专制的工厂主管，即“小斯大林”，变得越来越腐败且惨无人道，为了扩大生产、努力完成五年计划的配额，而挪用职工的住房资金。妻子对他的铁石心肠实在忍无可忍，春季的解冻预示更美好的新生活，使她鼓起勇气离他而去。解冻刚刚开始的1954年，其时的政治气氛还不容许苏维埃读者讨论小说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再说它本身也不甚明显。所以，读者关注那部小说的另一主题，即艺术家的独立，体现在一名画家身上，仅属于次要情节。该画家以制作国家需要的产品，换取舒适的生活，但与不愿向制度妥协的其他画家相比，他承认自己的平庸。

《解冻》的发表分裂了苏维埃文学界。登载该小说的《新世界》和《旗帜》属自由派，希望它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作家终于可以坦诚相见，与其反映现政权的利益，毋宁发挥塑造私人感性的真正作用。1954年，在莫斯科图书馆有关自己作品的讨论会上，爱伦堡坚持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表达“情感文化”、促进“个人对同胞的理解”。(914)苏维埃政府的保守派震惊于这些自由派言论，开始组织一系列针对解冻自由作家的反攻。1954年8月，他们解雇了《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他是个诗人，也是“富农”的儿子。批判爱伦堡的任务，落到了西蒙诺夫的头上，他取代特瓦尔多夫斯基，接任《新世界》的主编。之所以选择西蒙诺夫，是因为他被视作温和保守派，与索夫罗诺夫那样的斯大林主义强硬派相比，更具权威性。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两篇长文中，向《解冻》发起攻击，认为它对苏俄的描写过于黑暗，它的次要情节的结局又过于简单。西蒙诺夫认为，当好一名艺术家和为国家服务，鱼与熊掌，两者可以兼得。(915)

西蒙诺夫继续留在斯大林主义的阵营，直到1956年他开始接受改革精神。像生活在斯大林阴影下的许多人一样，西蒙诺夫因斯大林的去世而晕头转向。一开始，克里姆林宫政治的走向很不明朗，也有可能重返大恐怖。在这种不确定气氛中，像西蒙诺夫那样的高官，坚持斯大林逝世前的政治立场来明哲保身，那是合情合理的。西蒙诺夫回忆：“那些年头，我对斯大林的态度不断演变，在各种情感和观点之间左右摇摆。”1953年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主要感受是“为损失一个伟人而感到的深切悲痛”。这促使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惊人悼词（《作家的神圣职责》）中主张：“苏维埃文学的最高任务，就是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子孙后代，描述不朽的斯大林的伟大和天才。”这篇文章激怒了赫鲁晓夫，坚持要把西蒙诺夫调离《文学报》。整个1954年，西蒙诺夫仍忠实于自己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出身，在办公桌上放置一张自己特别喜爱的斯大林像：斯大林在凝视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恰恰也是古拉格劳工的纪念碑。斯大林在世时，西蒙诺夫从没在自己办公室或住所里悬挂他的肖像，现在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叛徒”和“野心家”的愤慨。那些人在斯大林活着时高歌自己对领袖的爱戴，等他一死就大加谴责。西蒙诺夫回忆：“促使我[摆放画像]的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近似于高尚的或知识分子的荣誉的想法。”西蒙诺夫不愿背弃自己的过去，他还在1955年的诗集中收入一首委实可怕的《斯大林颂歌》。它写于1943年，以前一直没有发表，诗中称赞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916)

西蒙诺夫在批判爱伦堡之后，又向自由派解冻中的其他先锋作家，发起一系列攻击。他在1954年7月《真理报》的重要文章中，谴责文学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排斥，愈益趋向讽刺文学。西蒙诺夫特地点了乌克兰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的名，批评他放弃了剧院的重要职责，借用西蒙诺夫的界定，即“教育苏维埃人民如何去爱护和珍惜苏维埃制度”。(917)

作为《新世界》的主编，西蒙诺夫也反对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爆炸性小说《不是单靠面包》，这份来稿想以连载的形式在《新世界》发表。这是有关发明家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物理教师，致力于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但由于小腐败和苏维埃官场的低效，他的独具匠心遭到了扼杀和破坏。在西蒙诺夫1956年发表它之前，坚决要求杜金采夫缓和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因为他担心这部小说可能引发对整个制度的质疑。即使有了西蒙诺夫要求的改动，这本书仍被改革者欢呼为反对当权派的攻坚生力军。该小说的第一次公开讨论，吸引许多人来到作家协会，学生们为了听到辩论甚至攀援水管爬到二楼窗外，最后只好请来骑警驱散人群、维持秩序。(918)

《新世界》拒绝发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西蒙诺夫对此负有直接责任。1956年9月，他代表该杂志的编委会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解释出于政治考虑的反对意见。这部小说以俄国革命和内战为背景，是史诗般的人生戏剧。1958年，苏维埃领导人发起运动，迫使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反复引用了该信。[6]西蒙诺夫对这部小说评价甚低，曾写信给儿子说，这是“一部庸俗主义的作品，既卑鄙，又刻毒，有的地方更是赤裸裸地反苏维埃”。西蒙诺夫的观点是，小说提出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知识分子接受1917年10月革命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知识分子决定跟随布尔什维克，却背叛了自己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化和人类的职责。在西蒙诺夫看来，这种偏见不仅使之成为一部反苏维埃小说，而且侮辱了整整一代专业人士，包括自己的母亲和继父。他们留在苏俄，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不是出于政治选择，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俄罗斯爱国者。(919)

随着解冻的深入，赫鲁晓夫的改革者在苏维埃领导阶层占了上风。西蒙诺夫在莫斯科文坛上成了日益孤立的人物。改革的自由精神，与拒绝改变观点的斯大林主义信徒，无法相容。西蒙诺夫在1956年写道：

主编可以要求删除

我诗句中的斯大林，

但无法帮助我赶走

我灵魂中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发言谴责了斯大林。之后，西蒙诺夫开始驱赶内心的斯大林，过程非常缓慢。(920)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在恐怖制度的缓慢消亡过程中，其重要性超过斯大林的去世。自1917年以来，这个恐怖制度一直在统治苏维埃人民。赫鲁晓夫的讲话显示，苏维埃政府终于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划清界限，人们的恐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开始渐渐离去。

苏共二十大是斯大林去世后的首次大会，1956年2月14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召开。1355名投票代表与会，期待高层领导解释斯大林之后的路线，论定已死领袖的地位。揭露和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这个决定是由领导集体作出的——但究竟到何程度，曾有激烈的争论。早在2月9日，另一个特别委员会曾就1935到1940年之间的党员迫害，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调查结果，让高层领导大吃一惊——无论是逮捕和枪决的庞大规模，还是这恐怖浪潮所依托的证据捏造——临到苏共二十大的前夕，才决定在封闭的秘密会议上向大会代表披露真相。讲话文稿是集体起草的，但赫鲁晓夫是披露真相的主要推手，并充任2月25日的发言人。

赫鲁晓夫的动机很复杂，但仍是勇敢之举，因为其他的党领导人，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显然都犹豫不决，不愿揭露自己曾扮演重要角色的现政权的罪行。赫鲁晓夫在2月9日的讨论中呼吁采取大胆措施：

究竟是什么样的领袖，会摧毁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勇敢地讲出真相……我们曾与斯大林一起工作，但这并不连累我们。随着真相的浮现，我们必须予以公布。否则，我们就在赞同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响亮发言，不以为耻，无需害怕，绝不满足于心胸狭窄的诡辩。

披露真相也有利于赫鲁晓夫对权力的觊觎。他利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打击或威胁主要的竞争对手，并在欢迎解冻和政治改革的社会群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基础。但最重要的，像党的其余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也许还在担心，如果不公布斯大林的罪行，人民将会接过发言权。在解冻的气氛中，党的批评者将会指责高层领导人人有责。最近刚从劳改营归来的一名党内老同志，向赫鲁晓夫提出警告：“要么，你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告诉他们；要么，你会发现自己也在接受审查。”赫鲁晓夫的讲话，特地提及这位老同志的证词。赫鲁晓夫给人一个印象：党领导只是在最近，经由2月9日的调查结果，才发现大恐怖的真相。他得以将责任推到斯大林的头上，以“不知情”的理由洗脱其他领导人的嫌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鲁晓夫为1935年以来党的不公提供了开脱罪责的解释：斯大林个人应负全部责任，其他领导人反而成了他“滔天罪行”的受害者（即使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追随者，也罪不该死）。没有怪罪苏维埃制度的问题——只有“克服个人崇拜”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目的是要重新恢复列宁主义。(921)

赫鲁晓夫以保密的需要来结束他的讲话：

这个议题不得传到党外，更遑论媒体。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在封闭会议中谈论此事……我们绝不向敌人提供弹药，绝不袒露我们的伤口。我相信，大会代表都明白这一点，都会遵行不悖。

他发言完毕，会场中一片死寂。大会代表之一亚历山大·雅可夫罗夫——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领军人物——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坐在楼座上，记得很清楚，赫鲁晓夫发言之后，把我紧紧攫住的，如果不是绝望，那就是一种深沉的忧虑。大厅中的寂静简直是高深莫测，没有椅子的吱吱嘎嘎，没有咳嗽，没有窃窃私语，没人注视旁人——或出于对刚刚发生的事件的猝不及防，或出于紧张和恐惧……我们都低下头，鱼贯离开会议大厅。

离开大厅走进玄关的大会代表中就有西蒙诺夫。他站在那里良久，陷入了震撼和混乱，一边吸烟，一边与中央委员会文化顾问伊戈尔·切尔诺乌索夫交谈。切尔诺乌索夫回忆：“我们已知道很多，但真相以如此方式坍塌于眼前，仍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是真相的全部吗？”(922)

[1]塔尼娅和弟弟阿列克谢在1978年移居美国后，她立即要求退党——那正是克里姆林宫反对艾莱娜·邦纳和她第二任丈夫安德烈·萨哈罗夫的高潮期。艾莱娜·邦纳1956年入党，1968年苏维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她就停止缴纳党费。露丝·邦纳担心孙辈的福利，悄悄地帮她代缴到1972年（根据对艾莱娜·邦纳的采访，波士顿，2006年11月）。

[2]玛丽安娜的表姐卡蒂娅·布龙施泰因（娘家姓杰美恩）当年18岁，对此未予证实。

[3]加林娜使用母亲的姓氏。

[4]她到1989年才发现，丈夫在1937年即遭枪决。

[5]图尔金家收到平反证书的同时也获悉，亚历山大被捕几星期后就死于劳改营，时年52岁。

[6]《日瓦戈医生》被偷运出苏联，1957年首次出版于意大利，成为国际畅销书。帕斯捷尔纳克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但面临作家协会的压力和苏维埃报刊的民族主义谩骂，被迫拒绝接受。

第九章 记忆（1956—2006）

一

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没能保密太久。讲话的一份笔录被印成小册子，发给苏联各地的党组织，在所有工作场所读给共产党人听。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数周内，在苏维埃的工厂、办公室、大学、学校聆听该讲话的，有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该讲话也被送到东欧的共产党政府，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企图遮掩，不让东德人民知道。但波兰领导人将它发表，副本抵达《纽约时报》，登在6月4日的头版，再从西方反馈到东德和苏联的其余民众。(923)

该讲话使共产党陷入混乱。苏联各地的党组织发生了激烈讨论，有些党员责怪领导人未能早说，其他党员批评赫鲁晓夫选了个尴尬的时机。1956年6月，中央委员会因担忧广大党员中的异议，发出一个秘密通告，要求当地党领导以清洗甚至监禁的方法，钳制越线的批判。(924)

在党外，无畏之士视赫鲁晓夫的讲话为讨论和质疑一切的信号，知识分子率先发言。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回忆：“苏共二十大结束了我们对苏维埃制度的暗自质疑。”她后来加入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移居美国。

青年男女开始克服内心的恐惧，分享各自的见解、信息、信仰、疑惑。每天晚上，我们聚在狭小的公寓里背诵诗歌，阅读“非官方”文章，交换各自的故事。这一切揭示了我们国家中发生的真实景况。(925)

对许多从古拉格归来的囚犯来说，赫鲁晓夫的讲话打消了他们的恐惧——现在，他们开始说出真相。拉丽莎·莱维娜回忆道：“苏共二十大是我们内心解冻的开始。”她的母亲季娜伊达1956年从流放地返回列宁格勒：

关于她在劳改营的生活[1937到1946年在科雷马劳改营，1949到1953年在波特马劳改营]，母亲几乎一言不发……但苏共二十大之后，她终于开口。相互的交谈越多，我们思想的变化就越大——更持怀疑态度。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变——家人从母亲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相互之间变得更加亲密。(926)

斯大林囚犯的子女一直背负“污点履历”的包袱，突然受到鼓舞，可以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平。赫鲁晓夫的讲话传达给工人党员时，安吉丽娜·叶夫谢耶娃正在列宁格勒的兵工厂上班。有人预先通气，她设法不让党干部察觉，偷偷溜进去旁听。宣读结束时，安吉丽娜变得情绪激动，失声呜咽。她回忆：

没人知道我失态的原委。我有完美的履历表，甚至当选为市苏维埃代表。没人知道我父亲1937年作为人民公敌被捕，我从没泄露给任何人。我总担心他们会查出我的秘密。我听到这个讲话时，觉得自己挣脱了这一恐惧。这就是我哭的原因，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从那以后，我开始倾诉过去的真相。(927)

利季娅·巴布什金娜的父亲枪决于1938年，在她看来，自己从父亲消失时就怀有的不公正之感，终于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得到了官方的确认。1956年之前，她太害怕，即使在母亲和外祖母的面前，也不敢谈论自己的感受。她们自己也对此讳莫如深，主要因为在兵工厂上班，担心自己的污点履历一旦暴露就会遭到解雇。有时，她们的沉默让利季娅父亲的清白产生怀疑。赫鲁晓夫的讲话之后，利季娅不再有如此的困惑。她鼓起勇气，不但向母亲打听父亲被捕一事，而且向同事诉说自己的感受。她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一家服装厂工作，有一天晚上，她在工厂宿舍里告诉其他女孩，斯大林才是“真正的人民公敌”，因为他下令逮捕像她父亲那样的无辜公民。其他女孩害怕起来：“小声点，小声点，你这样讲话，他们会把你抓起来！”但利季娅不受劝阻：“让他们来吧。我会响亮、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只是在重复赫鲁晓夫所说的。让他们听听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事实。”(928)

但这样的言论仍属罕见。即使在1956年之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仍过于怯懦，他们对斯大林政权仍记忆犹新，不敢作出像利季娅那样的公开批评。对赫鲁晓夫解冻的普遍理解——是一个全国性辩论和政治探索的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由笔健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所塑造的，几乎没有代表性。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开放的交谈可能已成为规范，他们利用解冻来直面大恐怖的历史。但对苏维埃大众来说，对塑造他们生活的力量，一头雾水，一无所知，坚忍和沉默仍是应对过去的常见方式。

1957年，奥萨镇的理发师亚历山德拉·法伊韦索维奇第一次向女儿伊拉伊达讲述自己的被捕，以及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生活。其时，她仍羁留在劳改营附近。她刚刚收到的平反证书，让她有勇气向伊拉伊达倾诉自己的过去。伊拉伊达回忆她们的交谈：

她告诉我，她已收到新护照[平反之后的]，她的入狱记录全被“抹掉”了，她是无辜的，因此可以开口。但她吐露的只是，我父亲入狱是因为“嘴快”[他被人听到在抱怨商品的短缺]……她入狱是因为他是她的丈夫。她还说，很多人死于劳改营——“他们像苍蝇一样一个个倒下死去”——他们生了病，得不到任何人的照料。“他们把我们当狗一样对待。”这是她所说的一切。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中）和女儿安吉丽娜、儿子斯拉瓦，1958年

在之后的25年中，直到她1980年去世，亚历山德拉对自己的被捕和劳改营生涯，再也没向伊拉伊达吐露一个字。每当女儿提出疑问，她只会说：“我有了新护照。我是清白的。”(929)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从来不提劳改营，没有告诉子女她自己或丈夫被捕时的细节。她丈夫枪决于1938年。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每当有人问起她的过去，季娜伊达就会提高警惕，自我防卫。安吉丽娜回忆：

在我们家中，没人谈论母亲被捕的原因，或为什么没有父亲，这已是一个封闭的话题。苏共二十大后，我想了解更多，但妈妈总是说“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或是“知道得越多，老得越快”。她有许多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打断对话。

娜杰日达的父亲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之墓，奔萨城，1994年

据她的女儿说，季娜伊达对政治毫无兴趣，“决不允许自己牵涉其中”。她从劳改营带回的恐惧，促使她对苏维埃政权讲的一切，采取“无条件接受”的立场。她看到了宣传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亲身体验了政权的不公，但像千百万普通苏维埃公民一样，从未“认真反思”所观察到的现实。接受苏维埃的现实是一种应对机制，帮助她活了下来。(930)

娜杰日达·马克西莫夫年幼时对自己的家史一无所知。她的父亲是来自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农民，曾在列宁格勒当木匠。20世纪20年代，他两次被捕，到1932年娜杰日达3岁时，他再一次被捕，与家人一起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娜杰日达就在那里度过童年，但对家人为何生活在北极圈毫不知情。父亲在1938年又一次短暂入狱（娜杰日达以为他出差了），之后合家搬去奔萨城定居。1946年，娜杰日达入读列宁格勒医学院，后来成为医生。要到母亲去世前不久的1992年，娜杰日达才发现父亲曾多次被捕，以及他曾在监狱、劳改营、“特殊定居地”度过8年。她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名字，连同祖父和叔叔的名字。那是一份前政治犯的名单，在苏维埃政权崩溃之后获得了死后的平反。娜杰日达让母亲看这份名单，她起初的反应是：“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还提它干嘛？”但在娜杰日达的坚持下，母亲披露了一切。父母本想保护她，不让她知道，她也就没有义务来坦白自己的污点履历。娜杰日达解释：

我的一生，每次填写表格，在有否亲属受到镇压一栏，我总能填上“无”。我不知道父亲的事，所以问心无愧，毫无焦虑。如果我知道，又强迫自己撒谎，就会顾虑重重。我敢肯定，这就是我一直没遇上麻烦的原因。

塔玛拉和母亲卡帕托莉娜，1948年

她的父母即使在1956年之后仍保持沉默。他们仍然认为，把自己的过去告诉女儿，万一她又转述给朋友，万一政治环境骤变，那岂不太危险了！因此，如她自己所承认的，娜杰日达在63岁之前很少关注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未受大恐怖影响的其他苏维埃公民，毫无疑问也会有这种冷漠。反思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生活，娜杰日达回忆道：

我听说过镇压，但没留下任何印象。例如，1946年，我们在奔萨地区的邻村发生了大规模逮捕，但不知何故，没来碰我们。我不理解，甚至也不想去弄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发现很难解释得通——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自己的生活却自成轨迹，丝毫不受影响。不知怎的，我做到了避而远之。(931)

塔玛拉·特鲁比娜50多年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母亲卡帕托莉娜所能提供的是，他作为志愿工前往远东的建设工地，一去不返，销声匿迹了。1935年遇见工程师康斯坦丁时，卡帕托莉娜是个年轻的医生，受共青团的委派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小镇苏城，在古拉格管理机构工作。而康斯坦丁是囚犯劳工，在附属于古拉格的建设工地上班。1938年，康斯坦丁被捕，卡帕托莉娜不清楚丈夫的下落，只知道他被送去远北建设托拉斯的某个劳改营，位于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卡帕托莉娜把年幼的塔玛拉留给在彼尔姆的母亲，自己返回科雷马劳改营，继续医生的工作。她与康斯坦丁的婚姻尚未登记，又继续使用娘家的姓氏，所以好几年得以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最终她工作部门的古拉格指挥官查出她与康斯坦丁的瓜葛，但劳改营的医生人手紧缺，遂决定为卡帕托莉娜保密。30年来，卡帕托莉娜继续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内务部担任医生，在1965年退休之前，最终晋升为克格勃医疗部门的上校。她一直怀抱希望，在科雷马劳改营巡回诊病时可能会找到康斯坦丁，或得到他的信息。她觉得，帮助像他那样的囚犯，如她所解释的，至少还可与失去的丈夫保持间接的联系。然而在1956年，她被告知真相：康斯坦丁已于1938年11月遭枪决。

将近20年，卡帕托莉娜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担心自己的同事会发现她丈夫是“人民公敌”，甚至害怕与家人谈及康斯坦丁。因此，他已遭枪决的新信息——她视之为他可能犯了重罪的证据——使她性格更加孤僻，沉默寡言。尽管女儿询问得越来越频繁，她仍只字不提。塔玛拉回忆：

妈妈从不提及父亲，但保留了他所有的来信[20世纪30年代的]，还有几份电报，只是从不让我看。她总是把谈话引向其他话题，只会说：“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最多再添上一句：“使他陷入困境的，也许是他的舌头。”

塔玛拉的母亲死于1992年。之后，身为克格勃高级官员的舅舅，让塔玛拉写信给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同事，询问有关康斯坦丁的信息。她收到的答复是，父亲属于一个“托派组织”，枪决于1938年，但没提及他在劳改营的监禁。于是，如同母亲所告诉她的，她仍认为康斯坦丁是一名奔赴远东的志愿工，他失宠于苏维埃当局只是1938年的事。2004年，塔玛拉在彼尔姆为本书接受采访时，才获悉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她看到文件，证明父亲是古拉格一名长期囚犯，她起初仍拒绝相信，坚持认为其中有错。因为在心态上，她不愿把自己视为苏维埃制度的“受害者”。在现实中，她是个教师，享有成功的职业生涯，视自己为苏维埃机构的一员。塔玛拉承认，她也许应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母亲的沉默，如果她知道父亲的真相，可能会在争取前途时犹豫不决。(932)

在所有的极权主义社会，压抑自己的创痛记忆，已被广泛视作受迫害者的心理自卫。但在苏联，斯大林的受害者更有特殊的原因来忘却过去。例如，没人知道赫鲁晓夫的解冻能够持续多久，很快回到镇压也有可能。事实上，解冻是短暂和有限的。在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现政权让大家明白，对斯大林迫害的讨论不可导向对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批评。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期——其时，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陵墓移出；像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那样的斯大林强硬派，被开除党籍；索尔仁尼琴有关古拉格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的出版，使对斯大林政权的评价发生了根本变化——对数百万已死或遭到迫害的人士，仍然没有官方的承认、公共纪念碑、政府道歉及适当的赔偿。就是对受迫害者的平反，也进行得非常勉强。

1964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相对宽松戛然而止，审查制度变严。在苏维埃胜利20周年之际，斯大林作为“伟大的战争领袖”的荣誉得到恢复，独裁者的半身塑像又出现于克里姆林宫墙附近的他的坟墓旁。1966年2月，地下出版物作家尤里·丹尼尔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上了做秀审判的被告席。为此而组织起来的抗议，催生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却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钳制。向异见分子发起新的迫害，是阻止讨论斯大林罪行的强大威慑。数以百万计的人对斯大林政权记忆犹新，本有可能认真评判苏维埃制度，如今只能按兵不动。他们害怕给人留下自己同情异见分子的印象，而后者一再谈及斯大林的罪行，变成了反对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另一种形式。人们再一次压制自己的记忆——拒绝谈论过去——在表面上加入苏维埃忠诚而沉默的大多数。

在斯大林的前囚犯当中，再次被捕的威胁确实存在，这足以保证1956年之后几十年的噤声。大恐怖的结束可能拔掉了克格勃的獠牙，但它仍有诸多严酷的惩罚手段，其无处不在的监控能力，更给敢想敢说敢做的人带来恐惧，因为他们的行事方式随时可被视作反苏维埃。

伊娜·盖斯特1977年在莫斯科的茨韦特梅塔夫托马蒂卡实验室担任工程师，她接到克格勃特工的电话，请她去卢比扬卡。伊娜回忆：“不用说，我开始全身发抖，脑筋也完全不好使了。”她立刻回想起自己在1949年4月的被捕，当时她在莫斯科大学作论文答辩，也以类似的方式受到传唤。她还想起妹妹在1949年6月的被捕，以及1937年自己12岁时父母被捕的景况。伊娜随即回答，她恰好在做实验，不能马上就去。克格勃官员告诉她，将在半小时后再来电话。伊娜马上疯狂地打电话给朋友，一是要警告他们，他们可能也会受到传唤，二是万一她回不了家，好让他们知道她去了哪里。克格勃的电话又响了，但伊娜仍拒绝去卢比扬卡。因此，该官员开始在电话上问起她与列夫·科佩列夫的交往。科佩列夫是古拉格前囚犯、异见分子、作家，很快将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科佩列夫认识数百名莫斯科人，伊娜只是其中之一，他还在她的房子里开过朗诵会。不知何故，克格勃发现此事，也许窃听了她的电话，更可能是朗诵会中混有举报人。伊娜吓坏了，接下来的几天中，随时准备被捕。她担心克格勃的搜查，将保存在自己公寓的异见分子的文学作品统统扔掉，也取消了新的朗诵会。伊娜没有被捕，这起事件并无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个电话激起了她痛苦的回忆，所留下的焦虑和恐惧搅扰她多年。伊娜反思：“我的一生，一直挣扎于这种恐惧之中，总是很怕。”恫吓她的到底是什么，很难说。她解释：“这不是具体的东西，更像是一种自卑，一种模糊的缺陷。”(933)

斯大林的前囚犯广泛带有这种焦虑。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就生活在不断的焦虑之中，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依然一直担心自己再次被捕。直到1981年，她收到新护照，上面没有她曾在劳改营的标记，她的恐惧才开始退却。即便如此，据她女儿所说，她“一生都在担忧恐怖的回潮，直到她死去那天”。玛丽亚·维特克维奇1945年被捕，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待了10年，迄今仍然害怕。她解释说：“我无法摆脱恐惧。”

我成年后一直深感恐惧，现在[2004年]会感受到，临死那天也会感受到。即使现在，恐怕还有人在跟踪我。50年前我获得平反，我没做过任何丑事。宪法说，他们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但我还是害怕。我知道他们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把我再次带走。

斯韦特兰娜·布龙施泰因1952年被判刑10年，在维亚特卡劳改营度过3年，1955年获释，迄今仍会做关于劳改营的噩梦。她如有精力填写文件、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排长队，早就会尝试移居美国。她相信她的恐惧会在那里消失。(934)

斯大林的大多数受害者遭受威胁，被迫沉寂，坚忍地压抑自己伤痕累累的记忆和情感。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科雷马故事》中写道：“人们用遗忘的本事来谋求生存。”曾吃尽苦头的人不愿谈论自己的生活，很少哭泣。伊娜·盖斯特深思道：“迄至今日，我都不会哭泣。斯大林的时代，大家都不哭。从那时起，我的内心一直保留禁止自己哭泣的决心。”(935)

这种坚忍引起众多历史学家的注意。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在有关苏俄的死亡和记忆的书中提到，俄罗斯人已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避而不谈身受的苦难——不是无意识的回避（否认），而是有意识的战略或应对机制——人们可能会思忖：“心理创伤的概念真与俄罗斯人的大脑毫不相干，只是外来的异想天开，就像进口机器，一遇上西伯利亚的严冬酷寒就会失灵。”(936)

精神病学认为，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而受到压抑的情绪只会延续创伤、愤怒和恐惧。(937)沉默持续得越久，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了，压垮了。坚忍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但也会使他们被动认命。造就一个坚忍、被动已成规范的社会，就是斯大林的持久成就。

在坚忍或认命方面，没人能超过尼古拉·利列耶夫。尼古拉出生于1921年，18岁被红军征召入伍，1941年当了德军俘虏；作为囚犯，他先在爱沙尼亚的一个农场工作，后来又进过德国各个矿区和工厂。1945年，尼古拉返回苏联，被捕后获刑10年，被送去科米劳改营。尼古拉1955年获释，但不准回到家乡列宁格勒，于是定居于卢加，直到1964年。他在2002年写下回忆录《不幸者活不下去》，以下面这段开场白拉开序幕。他坚称，其中没有丝毫的讽刺和黑色幽默：

我一直非常幸运，特别在我人生的困难时期。我很幸运，父亲没有被捕；学校教师待我不错；没有参与芬兰战争；从未中弹；铁窗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年是在爱沙尼亚度过的；没有死于在德国挖矿；被苏维埃当局逮捕时，没因当逃兵而遭到枪决；审讯时没受酷刑；没有死在前往劳改营的押送队列中，尽管我身高1.8米，体重只有48公斤；我在苏维埃劳改营时，古拉格恐怖已在减少。我不因自己的经历而感到辛酸，我已学会接受既有的生活。(938)

二

西蒙诺夫和瓦伦蒂娜·谢罗娃，1955年

1956年，西蒙诺夫与女演员瓦伦蒂娜·谢罗娃离婚，娶了第4任妻子拉丽莎·扎多娃——当时已怀了他的孩子。拉丽莎是艺术史学者，其父亲是苏维埃陆军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她嫁给第一任丈夫、诗人谢苗·格鲁津科时，父亲就曾大发雷霆；谢苗死于1953年。当她宣布将嫁给西蒙诺夫时，父亲扬言要把她和她的3岁女儿逐出家门（“一个诗人还不够吗？”）。拉丽莎是个认真严肃的女人，与瓦伦蒂娜相比，比较冷静。她负责西蒙诺夫的私人生活，成为他的亲密伴侣，但激发不出他的浪漫诗兴。(939)也许，他现在只想追求生活中的秩序和宁静。

与瓦伦蒂娜的分手，像西蒙诺夫与她的其他关系一样，动荡不定，风起云涌。他们的女儿玛莎（玛丽亚）出生于1950年，之后，两人的关系开始分崩离析。向来是借酒浇愁的瓦伦蒂娜，已变成慢性的酒精中毒者，她的美貌褪色，她的剧场生涯持续低落。她在马里剧院招惹的一系列丑闻，数次受到当局的训斥，最后在1952年被解雇。瓦伦蒂娜的行为让西蒙诺夫颇为尴尬，他当时在反犹太人运动中，正承受斯大林强硬派愈益增强的压力。西蒙诺夫与瓦伦蒂娜不断争吵，她的酗酒和火暴脾气更加厉害，因为她觉得他正在准备离她而去。1954年，他搬出高尔基大街的公寓，瓦伦蒂娜已知道他与拉丽莎的交往。为了挽救婚姻，西蒙诺夫在莫斯科苏维埃剧院，为瓦伦蒂娜觅得一出戏的主要角色，并承诺如果她能“振作起来”，他会回到她的身边。但瓦伦蒂娜已做不到这一点，他也肯定清楚。她是病人，需要帮助。

1956年的春天，西蒙诺夫终于决定与瓦伦蒂娜离婚，因为拉丽莎告诉他，她怀了孕。他如果拒绝与她结婚，就会承受另一桩丑闻，但瓦伦蒂娜不想离婚。像他们的许多朋友一样，她认为自己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却遭到丈夫的背弃。这也许并不公平。在苏联，对酒精中毒的了解甚少，酗酒往往被称作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医学上的治疗，西蒙诺夫根本帮不上忙。瓦伦蒂娜陷入绝望，喝得更凶，结果只好住院。恰好在此时，离婚获得法律的批准，瓦伦蒂娜因此而精神崩溃。在随后的4年中，她5次被迫住入精神病医院。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玛莎只好与瓦伦蒂娜的母亲住一起。这位小女孩因酗酒的母亲和父亲的缺失而深受困扰。(940)

1960年，瓦伦蒂娜所住医院的精神科主治医生季娜伊达·辛克维奇写信给西蒙诺夫，指责他造成了瓦伦蒂娜的精神崩溃：

瓦伦蒂娜·瓦西列夫娜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你……她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在你的手中——她作为女人的自尊、她作为戏剧和电影演员的事业、她的成功和名利、她的家人和朋友、她的孩子、她的物质财富……然后你出走了。你的离去摧毁了一切！她失去所有的信心、她与剧场和电影界的关系、她的朋友和家人、她的自尊……酒是她唯一拥有的，唯一可依靠的，但没有你，却成了对现实的逃避。

西蒙诺夫在1969年回顾这些事件，在写给卡蒂娅（拉丽莎第一次婚姻的16岁女儿，自1956年以后一直与西蒙诺夫一起生活）的信中承认，与瓦伦蒂娜离婚时，他对酗酒的妻子已“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更不用说友谊了”，他唯一的“遗憾”是没在“多年之前”就离她而去，为此只能责备自己。(941)

西蒙诺夫始终拥有这种冷酷和理性的能力，如果自己不赞成某人，或核算下来某人已没有用处，就会将其人逐出他的生活。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政治忠诚被认为高于个人忠诚，西蒙诺夫曾切断许多关系。出于这个原因，1956年之后，他的苦心钻营反过来困扰他时，他的身边也无亲密的朋友。也许这表明，在公众生活中充当斯大林主义者，又不让该制度的道德伦理影响个人关系，无疑是在缘木求鱼。

西蒙诺夫离婚后，有意识地在生活中铲除一切与瓦伦蒂娜的关联——尽管他在金钱上继续帮她，直到她1975年去世。他买了新公寓和乡间别墅，把女儿玛莎排除在其他家人之外，遇上生日聚会、家庭纪念日、读书会或电影酒会，从不邀请她参加。他在1969年写信给卡蒂娅，解释为何她与玛莎最好各奔前程，因为卡蒂娅要求知道为何她不能与玛莎见面。[1]

今有一名19岁女孩[玛莎]，由母亲带大，其习以为常的看法和规则，与我的大相径庭——因此，她虽有我的姓，但在精神上却同外人一般。我并不把她当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多年来，我倾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确保她基本上有个正常生活。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她与母亲一起生活。后者20多年来酗酒成性，治愈了再喝，喝了再治。

我从没想要你去认识这个女孩，或跟她见面，或者与她发生任何关系，因为这会使得她和你都很不愉快。我并不认为你现在有理由去认识她，你俩都不需要。生活中会有作出困难决定的时候，一个人必须承担责任，做他认为是正确的，而不是把负担转嫁给他人。(942)

要到20世纪70年代，西蒙诺夫对玛莎的态度才开始软化，之后，她才现身于各式家庭活动。

对西蒙诺夫来说，与拉丽莎的婚姻和他们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的出生，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西蒙诺夫1957年3月写信给儿子阿列克谢说：“至于你的妹妹，她今天已出世8周了。”

她正在褪去暗色，慢慢变得红润起来——我们对她的期望是：她会很坚强，对生活有健全的认知；她会以一个人应该的方式走路、吃饭、说话——总之，她会有所成就并具备良好的品行。

他的家庭幸福正值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对西蒙诺夫来说，1956年的变更代表一种精神解脱，尽管一开始他对否定斯大林仍有保留意见。阿列克谢回忆，1956年后：

父亲变得更加轻松愉快，不再因工作而不堪重负、压力重重。他的双手一直患有神经性皮肤病，我从小就记得，现在得以恢复正常。政治上的解冻似乎融化了他的心，他对亲近的人更加周到热情，因此开启了新生。(943)

1957年8月，拉斯金一家在莫斯科一个餐厅设宴庆祝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金婚纪念日。庆祝活动是塞缪尔的侄子鲍里斯·拉斯金安排的，他是一个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打印出来的请帖和餐厅里的装饰，都是嘲讽性的苏维埃宣传口号，譬如“50年的幸福——轻而易举的负担！”“你们的家庭联盟是一所共产主义大学校！”西蒙诺夫虽不赞成嘲弄苏维埃政权的笑话，但也参与了庆祝活动，还分担了费用。1956年之后，西蒙诺夫改善了与拉斯金一家的关系。他与热尼娅保持朋友关系，向她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并常听取她在文学事务上的意见。西蒙诺夫还把经手的诗歌和散文的稿件，转送给时任解冻期刊《莫斯科》编辑的热尼娅，以推进她的职业生涯。[2]西蒙诺夫对前妻的关注，可能有内疚的因素。他逐渐接受解冻精神，如果将自己在苏维埃文学界的作用与热尼娅的相比——她帮助发表异见作家的作品，是地下出版物的无畏拥护者——肯定会在道德上感到困扰。1964年的一个晚上，家人和朋友聚在莫斯科北部的机场地铁站附近热尼娅的新公寓，为她庆祝50岁寿辰，有些作家朗诵了特地为她而作的诗歌。现场的氛围是温暖幽默的，充满了对热尼娅的爱戴。西蒙诺夫作了一次尴尬的发言，拖沓冗长；面对一屋子钦佩她的道德勇气、宽宏大度、舍身相助的作家，他明显变得颇不自在。7岁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反成了他的救星，她走进房间，朝西蒙诺夫奔来。他一把抓住她，叫她“赶快祝贺热尼娅阿姨”。亚历山德拉接过麦克风：“亲爱的热尼娅阿姨，50岁生日快乐，快叫阿廖沙[阿列克谢]剃掉胡子！”(944)

就阿列克谢而言，解冻标志了自己与西蒙诺夫的新关系的开始。1956年，16岁男孩写信给父亲，谈到以往的隔阂（他与瓦伦蒂娜住一起时），并希望将来能走得更近：

我信任你，不只是把你当做父亲，也当做优秀、睿智、值得尊敬的老朋友。这种信念是我力量的源泉，而且，假如能帮到你，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也会很高兴。请记住，你的儿子虽然很年轻，也不强壮，但会永远支持你……我们很少谈及你的私生活——我想只有一次……在你的房子里，我从来没有自由自在的感觉——并没有明显的原因。只是，如果你“外出”，有些谈话我就觉得很难应对。如果你不在，我就避免上你家。我与玛莎的关系也很麻烦——我不能把她当做妹妹……现在，这都无关紧要了。我觉得，事情会有所不同。你变得更加平和，更加愉快，这太好了。我相信，我会成为你新妻子的朋友——她给我的感觉已经很好，我们将变得更加亲密。父亲，我在你的屋子里，将不再是一个客人。(945)

1956年夏天，16岁的阿列克谢完成了学业，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加入科学考察团，前往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茨克地区。就阿列克谢而言，远征是为了证明自己已是个男子汉。父亲曾在相仿的年纪离开学校，开始在工厂上班，这成了他的榜样。阿列克谢在第一封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告诉爸爸，我不会让他失望的。”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将自己的远征比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父亲在工厂的“人生大学”。西蒙诺夫的回信送来阿列克谢之前从未见过的温情和随意。西蒙诺夫在阿列克谢一生都会珍惜的一封信中写道：

在这类信件中，父亲通常会给儿子忠告。一般来讲，我并不想这样做——但在你冬季远征之前，我确有一条忠告。毫无疑问，你可能听说过，或从我相关的写作中想象得到，我在战争期间并不怯懦。这里是我想要对你说的：根据我对人类尊严的理解，以及自己作为男人的骄傲，我做了自己应做的。但请记住，如果你现在满意于拥有一个鲜蹦活跳的父亲，而不只是一块墓碑或某种回忆，那是因为我从不冒愚蠢的风险。在所有真正危险的情况下，我从不逃离，但我非常仔细、克制、小心。你应该很清楚，我为何告诉你这一点……

现在，我的朋友，我必须赶去作家协会，告诉年轻作家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同时，你可帮我添加脱漏的标点，改正我的语法错误。好吗？

吻你，我可爱的小子，捏你的小爪子。父亲。1956年8月31日。(946)

阿列克谢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67年

9月，西蒙诺夫在雅库茨克地区与阿列克谢团聚了三天，享受原始环境和远征队的同志友情，使他忆起自己在战争时期的生活（热尼娅向阿列克谢解释：“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仍可背上背包，踏上征途”）。人生中第一次，他与儿子一起坐在篝火旁，边喝酒边谈自己的生活、对政治的见解、对未来的憧憬。西蒙诺夫在文学界感到孤独，反而在儿子身上，找到了一个知己和忠实支持者。热尼娅遇见归来的西蒙诺夫后，写信给阿列克谢：“他对你的各方面都洋洋得意，满意你的成长，无论是体格上，还是精神上。他还满意伙伴们对你的评价看法。”至于阿列克谢，他从没见过父亲如此开心和兴奋：“他滔滔不绝地谈苏共二十大、他的新家庭、他的女儿、他的新房子、他的新小说《生者与死者》。在他看来，他完全可以脱胎换骨，过全新的生活。”在雅库茨克地区的三天中，阿列克谢爱上了西蒙诺夫。这些年来想象的父亲终于成为现实，与父亲的新关系更给自己带来了独立和成熟，自己也取得了蒸蒸日上的发展。他从雅库茨克地区给西蒙诺夫写信，解释自己对文学和人生的看法，并以成人的口吻征询父亲的意见。他在1957年2月写道：“我对将临的见面满怀期待，我有这么多东西要告诉你、询问你，光靠写信是不够的。”(947)

但阿列克谢与父亲的亲近关系持续时间很短。他们在雅库茨克地区取得的亲密无间，无法在莫斯科重演，西蒙诺夫根本就没时间，把父子隔开的是政治。解冻的民主精神征服了阿列克谢，但他的父亲即使不算全然反对，也仍持怀疑态度。阿列克谢太年轻，在政治上太不成熟，以致无法对父亲的政治观念提出清晰的反对意见。例如，克里姆林宫在1956年血腥镇压匈牙利起义时，他便没有什么真正的思考，他的父亲则支持派遣坦克，去镇压布达佩斯的反苏示威。然而，阿列克谢怀抱潜在的抗议意识，也许与拉斯金家庭的历史有关。阿列克谢在1956年申请第一本护照，在每个苏维埃公民都要填写的民族一栏上，尽管有资格填报父系的俄罗斯人，他却决意要用母系的“犹太人”，这将使他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多亏了拉斯金家人协调一致的努力——尤其是塞缪尔和贝尔塔的坚持——才劝服他打消这个念头。在阿列克谢看来，认同自己的犹太出身是持不同政见的自觉行为，故意扬弃苏维埃政权的价值观。他在其他事物上的见解，也流露出同样的态度。他厌恶共青团的虚假和伪善，深受杜金采夫《不是单靠面包》打动，那是一部猛烈攻击苏维埃官场的小说。阿列克谢还写信给作者，直言那是天才作品，又是苏联政治改革所急需的。他的信尾签名用了继祖父的姓（“阿列克谢·伊万尼谢夫”），而不是父亲的姓，以免牵涉父亲。西蒙诺夫批评该小说容易引发反苏维埃情绪，在它于《新世界》发表之前，迫使杜金采夫缓和了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对解冻的改革派精神，西蒙诺夫的谨慎态度远远超过儿子。1957年2月，他写信给阿列克谢：“如果往后退一步，看看我们的国家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1953年以来，我们已取得巨大进步。但是，如果有作家认为，有责任挑起不必要的叛乱，那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同情。”(948)

西蒙诺夫自己的去斯大林化，进展得十分缓慢。苏共二十大的真相披露，使他既兴奋又震撼，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予以接受。对于西蒙诺夫而言，斯大林政权的道德考验在于其在战争中的表现。他在创作伟大的战争小说《生者与死者》（1959年）时，就开始面对战争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即该政权对生命的肆意糟蹋。这部小说涉及许多从未见于公众讨论的问题：大恐怖对军事指挥的巨大破坏，战争初期席卷苏联的混乱和困惑，互不信任的气氛，不称职军官白白牺牲了众多生命等。西蒙诺夫凭借自己的日记和战争记忆，通过一系列生动场景重现战争历史，其中的官兵面对各种障碍，想方设法应付突发事件，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展现了人们因战争经验而改变，在敌人面前变得更加坚强团结，暗示这种个人精神就是苏维埃胜利的根本原因。以前，西蒙诺夫一直把斯大林的领导当做战争的关键因素。但在《生者与死者》中，他开始重新评估斯大林的作用，逐渐转向民粹主义的观念——他将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作进一步的阐述——赢得战争的是苏维埃人民，尽管有斯大林的欠缺，仍然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如西蒙诺夫所揭示的，斯大林在军界的腥风血雨，造成了混乱和不信任，直接导致了1941年的军事灾难；像他小说中主人公那样的普通人，却以爱国主义精神和主观能动性，扭转乾坤，转败为胜。西蒙诺夫曾在日记中触及这一类想法，那些从1941到1945年的日记，充满了对战争的观察。1953年之前，他也与朋友讨论过，包括作家拉扎尔·拉扎列夫。但西蒙诺夫1960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文学之夜承认，他“缺乏足够的公民勇气，不敢在斯大林在世时公布这些想法”。(949)

对斯大林，西蒙诺夫一生都有一种感情依附。他自己的历史和身份，与斯大林政权紧密相连，以致无法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遗产。出于这个原因，西蒙诺夫也无法全心全意地拥护赫鲁晓夫的解冻——在他眼中，这似乎是对斯大林的背叛，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同样也是对自己过去的背叛。他无法否定自己，也就无法否定斯大林。即使在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西蒙诺夫仍坚持斯大林专政的多项教条。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中，他就坚持强硬派立场。西蒙诺夫1957年从加尔各答写信给阿列克谢说：“数千人丧生于匈牙利事件，但英国在印巴分治中洒下更多鲜血，而且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西蒙诺夫认为，这是苏维埃在布达佩斯采取行动的动机]，而是为了挑起宗教仇恨和叛乱。”(950)

1956年之后，西蒙诺夫在自由改革派的眼中，是一名顽固守旧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在顽固斯大林主义者的眼中，又是一名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整个赫鲁晓夫时期，他只是一名温和的保守派。他承认斯大林的错误，看到适度的政治改革的必要，但他继续捍卫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创建的苏维埃制度，视之为人类进步的唯一坚实基础。他在给阿列克谢的信中说：“我们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犯了错误，但在承认错误的同时，不应动摇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共产主义原则仍是正确的。”(951)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上台，西蒙诺夫温和的保守主义获得了官方的青睐。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逐步被逆转，克里姆林宫反对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西蒙诺夫成为苏维埃文学当权派中的元老。他的著作获得广泛出版，并在苏维埃学校和大学中列作标准的课外读物。他经常出现于苏维埃媒体，并作为苏维埃文学的官方代表而周游世界。即使以苏维埃精英的标准看，他都是在享受特权生活。

1970年5月9日，即苏维埃1945年胜利的25周年，西蒙诺夫接受《社会主义工业报》的记者采访，澄清自己对战争结束以来苏维埃历史的立场：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历史。我现在所知道的大大超过我在战争刚结束时所了解的。当然，我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我的主要感觉是，我们当年的事业是正义的。今天，你周游全国看到各地的建设，看到已完成的和正在做的，就会有这种感觉。在战争中，条件非常艰苦，许多人丧失生命，我们的人民承担了必须作出的牺牲。假如他们在那个艰难奋斗中失败了，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就不会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有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世界斗争。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全靠我们的胜利。(952)

对西蒙诺夫那一代人来说，战争是他们人生中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他们大约出生于1917年大革命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渐趋成年，基本价值观全由斯大林政权所塑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陆续退休。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怀念战争年代，视之为自己青春时代的顶峰。那时讲的是同志友爱、同甘苦共患难；那时的“人品变得更好”，因为大家必须互助互信；那时的生命有更大的目标和意义，因为在他们眼中，国家的命运似乎取决于他们对战争的个人贡献。这些老兵把战争岁月当做齐心协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大家都为胜利作出巨大牺牲。他们回顾1945年，视之为苏维埃历史和记忆中几近神圣的时空存在，借用老兵兼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的话即是：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毫无疑问，战争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因此，我们不愿以任何方式来贬低我们的人民在那可怕、艰苦、难忘的岁月中的伟大成就。我们对所有阵亡的士兵的记忆如此神圣，我们的爱国情怀如此纯洁、如此深沉。(953)

俄罗斯母亲雕像，是马马耶夫库尔干战争纪念馆的一部分，位于伏尔加格勒

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等于在向世人提醒苏维埃制度的成功。在忠诚公民的眼中，包括西蒙诺夫，1945年的胜利使苏维埃政权和1917年之后的一切变得合情合理。但大众对战争的记忆——被当做人民战争——又代表了对苏维埃专政的潜在挑战。战争恰恰又是“自发的去斯大林化”时期，它不同于其他时期，苏维埃人民被迫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自发组织起来投入战争，往往没有高效的领导，或党的掌控。正如战后政权所担心的，这种自由和自主的集体记忆如果引发政治改革的思想，就会造成危险的局面。

许多年来，战争的记忆一直在苏维埃政权的公众文化中遭到淡化。1965年之前，胜利纪念日甚至不是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只是听由退伍军人团体自行操办庆祝活动和游行。政府严格审查有关战争的出版物，在政治上控制战争小说，[3]并从公共图书馆撤走战时报纸。1956年之后，对战争回忆的管控得到部分放宽，二战老兵的回忆录出现于出版物中。年轻时曾参与战争的作家纷纷发表往事回忆和小说，以自身经验来描绘现实中的士兵——通常被称为“战壕中的真相”——成为政治宣传版本的道德制衡。[4]但这些出版物已处在赫鲁晓夫解冻允许的边缘：党愿意将军事挫折归咎于斯大林，但不允许对官方叙事的挑战；仍坚持认为，共产党的纪律和领导是胜利的保证。1962年，政治局的意识形态主管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告诉格罗斯曼，其战争小说《生存与命运》的出版至少还要等200年（它最终于1988年在俄罗斯首次出版）。那部小说的原稿送交《旗帜》杂志后，即受到了克格勃的截获。

勃列日涅夫政权对战争记忆实施更加严密的控制，利用苏维埃的胜利纪念日来展示人民的忠诚和政权自身的合法性。1965年，胜利纪念日成为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党的全体领导出席排场讲究的庆祝活动，亮点是红场上的阅兵式。新的武装力量博物馆开幕，浩如烟海的展示品将战争记忆提高到崇拜的水平。两年后，克里姆林宫墙的附近建起无名战士墓，迅速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圣地，苏维埃的新郎新娘都会例行到此致敬。伏尔加格勒（以前的斯大林格勒）完成于1967年的哀悼纪念场地上，站立着一座巨大的俄罗斯母亲雕像，手持宝剑，身高52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不断重复的“两千万人死亡”进入苏维埃的政治宣传，成为救世主一般的象征，诠释苏联为解放全世界所付出的无可比拟的牺牲。

西蒙诺夫自己曾是一名军人，亲眼目睹过太多的战争现实，无意参与对公共记忆的操纵。对战争的意义和苏维埃胜利的原因，他已思考多年，这种思索更成了他对斯大林和苏维埃制度的道德反思：耗费这么多生命来赢得战争是否合理？鞭策人们坚持到胜利的到底是强力，抑或是更深层的东西，即与政治无关的爱国主义精神或坚忍耐力？西蒙诺夫在人生的最后10年，广泛收集士兵的回忆录和证词，到逝世时的1979年，已积累大量回忆录、书信和几千小时的录音采访。[5]其中许多证词用于“七个章节的诗意电影”《大兵出走》（A Soldier Went，1975年），每一篇章反映士兵经验的不同侧面，对士兵的采访和西蒙诺夫的作品朗诵交替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战争的恐怖与士兵的痛苦，在电影中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那些士兵被描绘为普通人，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勇气和韧性。该电影的最长章节之一阐述了士兵的受伤，其中有一名步兵，受伤7次，仍继续朝柏林挺进。这部电影是献给普通军人的——数百万受到忽视的无名英雄，以勇气和耐力赢得了苏维埃的胜利——它出自一名作家之手，其战争著作往往采取军官的视角。据该影片的导演玛琳娜·巴巴克（西蒙诺夫当时的情人）说，西蒙诺夫这一尊崇行为带有强烈的个人动机，因为“西蒙诺夫认为，自己在生活中从没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巴巴克回忆：“西蒙诺夫坚持，他自己不应在电影中出现。他还说，自己不配站在一名士兵的旁边。”(954)

这部电影还是遇上了麻烦，军方对其中坚韧不拔的现实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战争理念，均不以为然（审查员坚持增加一个篇章，以献给作为战争领袖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认为，所有纪念人民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尝试，都是对政府的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蒙诺夫的许多战争著作，或被禁止出版，或以删减后的版本出现。他始于1941年的战争日记，成书为《战中百日》（A Hundred Days of War），计划在1967年出版，尽管向党领导发出了个人请求，仍得不到苏维埃审查员的批准（该书最终出版于1999年）。同样的命运降临于西蒙诺夫的另外一部文集，关于朱可夫及其1941至1945年的战争日记——《战争中的不同时日》（Various Days of War），大幅削减后才于1977年出版。(955)他的纪录片《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房子》（If Your House Is Dear to You），经受了与审查员的长期斗争和大刀阔斧的删减，才于1966年问世。而他的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1964年），即《生者与死者》的第二部，其电影版遭到苏维埃审查员如此拙劣的阉割，以致西蒙诺夫在最终版本中撤下了自己的小说原名和作者署名。1967年，该影片上映时改名为《惩罚》（Retribution）。

与审查员的斗争，更使西蒙诺夫下定决心要找出战争和斯大林政权的真相。从这时起，他的笔记本充满了与斯大林见面的回忆。他自我审问，跻身于这位独裁者的侍从行列时，自己对斯大林的罪行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多少。他对斯大林的谎言和谋杀了解得越多，就越想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西蒙诺夫于1966年写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虽有疑问，但仍热爱斯大林。时至今日，明白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既不爱他，也不能再爱他。如果我早已知道我现在才明白的，我当时就不会爱他。”(956)

西蒙诺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愈益懊悔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所作所为。他仿佛在赎罪，尽力推介在斯大林时代受审查或迫害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西蒙诺夫受妻子的鼓励，成为苏维埃前卫艺术的收藏家和拥护者（他为长期被遗忘的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举办了回顾展览会）。他在争取出版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作品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还努力策划了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的俄文翻译。他资助曾遭受迫害的作家——包括博尔切戈夫斯基、维拉·帕诺娃、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并在住房、就业、重新加入作家协会等方面，仗义执言。(957)

1966年，西蒙诺夫开启一个过程，其顶点便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书的发表。它是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颠覆性的社会讽刺杰作，描述一个魔鬼来到莫斯科，通过无政府式的恶作剧，引出人们身上最恶劣的本性。它在斯大林活着时根本无法出版，1940年作者去世，之后一直藏匿于抽屉中。1956年，西蒙诺夫成为负责布尔加科夫文学遗产的委员会主席，因为作者的遗孀艾莱娜·布尔加科娃是自己母亲的老相识。西蒙诺夫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交给热尼娅·拉斯金娜。其时，她任职于《莫斯科》杂志，需要激动人心的文章来增加订户数量（直接影响到该杂志的地位和财政补贴）。文学解冻之后，《莫斯科》已变成一份相当沉闷的出版物。但热尼娅能否让此书通过正在收紧的审查，西蒙诺夫深表怀疑，甚至建议艾莱娜·布尔加科娃接受某种删减，以求发表。整个周末，《莫斯科》主编叶夫根尼·波波夫金都在乡间别墅阅读这份手稿。他向热尼娅坦承，尽管知道这将使自己成名，但仍心有余悸，建议热尼娅将手稿转交《莫斯科》另一位曾当过审查员的编辑——他与文学审查委员会关系不错，改任编辑后所呈送的手稿，从未遭到审查员的拒绝。凭借这位前审查员的帮助，布尔加科夫的手稿获得通过，只作了相对轻微的删减，从1966年11月起，在《莫斯科》分期发表。该杂志的11月号（15万份）过夜即售罄，大家纷纷订购随后两年的杂志，为了争睹布尔加科夫神奇小说的后续连载。在苏维埃读者的眼中，这在勃列日涅夫初期的压抑气氛中，似乎是一大奇迹。热尼娅和西蒙诺夫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振奋，将审查员所删减的片断，汇集粘成一个剪贴簿，以纪念这个历史性事件。他们一共做了三本：西蒙诺夫、热尼娅和艾莱娜·布尔加科娃各留一本。(958)

西蒙诺夫对这些举措的支持成了他在政治上的公开宣言。他参与抢救受压制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与苏维埃政权的自由派结成了同盟。他自觉投入这些努力（他已没有苏维埃机构或杂志的任何公职），赢得了艺术家和作家的尊敬，并当选为文学委员会和类似组织的主席，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央文学家之家（the Central House of Literature）。以亲西方和反苏维埃的自由派的眼光来看，西蒙诺夫并没变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像勃列日涅夫时代许多共产党改革者一样，他愿意接受苏维埃制度的政治文化发生根本变化。西蒙诺夫并没公开批评勃列日涅夫政府，但在私下里反对它的许多政策——至少包括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以镇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改革派政府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危机是西蒙诺夫的政治观念演变中的重大转折点，使他变得激进。他开始质疑，一党制以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停滞形式存活下去，是否可能？乃至有必要？他的儿子认为，西蒙诺夫如能多活几年，肯定会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当然，他作为一名资深党员只能走到这一步。譬如，他唯有彻底打破他的党员模式，方能站出来支持索尔仁尼琴，但他还做不到。我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为了克制自己又在强迫自己作何斟酌。但我知道，他在政治上一直在演变。对我来说，这是他最卓越的品质——他永远具有改变的能力。(959)

西蒙诺夫最后几年政治观念的发展，与审视自己的过去有密切联系，他愈益后悔自己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行为。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塑造自己行为的政治制度也持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据当时最接近西蒙诺夫的拉扎尔·拉扎列夫说，他的痛悔有时如此强烈，几近于自我厌弃。拉扎列夫回忆，西蒙诺夫会在公众场合鞭挞作为作家和作为人的自己。西蒙诺夫以自嘲、自我讽刺闻名，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视之为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但有时他们必然意识到，他的自我批评竟来自他更深层的冲动。1965年，中央文学家之家为他举办50岁生日庆祝会。有700多名宾客出席，整个晚上都是对西蒙诺夫的赞誉之声，反而令他显得有点不耐烦。晚会结束时，他因情绪激动而明显有些颤抖，他走近麦克风，作了下列异乎寻常的发言：

在这样的场合——有个人活到了50岁——当然，大家主要是记起他的好。但我想对这里的客人，即聚集于此的同志们说：我一生中做的许多事，自己都会感到惭愧；我所做的，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好——我明白这一点——我的处世行事，并不总是遵照最高的道德原则——既不是公民的最高原则，也不是人类的最高原则。在我的人生中，有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感到颇不满意；有的场合，我当时的行为缺乏足够的毅力和勇气。我知道这一切。可以这么说，我现在说出来，并不是为了悔改，那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为了要记取教训，方可免犯同样的错误。我将尽量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从现在起，不惜一切代价，我将不重复我以前的道德妥协。(960)

西蒙诺夫，1979年

这种悔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他为20世纪30年代写的关于斯大林和白海运河的文字而自责，懊悔参与斯大林政权的战时宣传，亦步亦趋于斯大林的谎言，以“犯罪行为”和“叛国罪”谴责1941年下令撤退的苏维埃将军。对自己1946年到1953年在作家协会的可耻行径，他也追悔莫及——回忆起那些年份，就会感到痛苦。他在有关法捷耶夫的文章中写道：“如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有很多事是不堪回首的；另有更多的事，甚至难以解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西蒙诺夫一直在作自我审视，尝试弄懂自己在作家协会的行为。他审问自己的记忆，为自己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的角色写下个人的观察，几易其稿，至今仍锁在他的档案中。然而，他从未试图捍卫或辩护自己在那些年中的所作所为。拉扎列夫回忆，1970年的一个夜晚，大家在西蒙诺夫的房子里庆祝他的55岁生日。作家亚历山大·克里维斯基传阅西蒙诺夫1946年的一张照片时，建议在座客人借用一首著名歌曲的歌词（“如今的他，依然一如当初”），来向主人敬酒。拉扎列夫对其中的寓意——西蒙诺夫仍是斯大林主义者——不以为然，提出下一轮祝酒，应该为主人的勇气干杯，因为他“并不害怕改变和告别过去”。接下来是一场激烈的争论：西蒙诺夫是否已经改变？改变一事到底是好还是坏？第二天，拉扎列夫打电话向西蒙诺夫道歉。但是，西蒙诺夫并没感到任何的不妥。拉扎列夫回忆：“恰恰相反，他说，那场争论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它帮助他定下决心：一个人有所改变，只要变得更好，当然是好事。”(961)

西蒙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的活动，大多出于想将功赎罪，弥补自己的过去。斯大林主义者当年对犹太作家的攻击，他仍记忆犹新，于是他带头发起了一场对莉利亚·布里克的勇敢辩护。她是马雅可夫斯基后期诗歌的缪斯，却遭到苏斯洛夫手下评论家的强烈攻击。他们以公开反犹的姿态，要求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人生叙述中抹去布里克的存在，以剔除这位伟大的苏维埃诗人的犹太因素。西蒙诺夫后悔自己1954年对爱伦堡的攻击，组织出版了爱伦堡的战争新闻报道，其中收录了西蒙诺夫写于1944年的一篇文章，称颂爱伦堡是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好的。这本书问世于1979年，即西蒙诺夫去世前不久。西蒙诺夫在医院里收到出版社送来的一册书后，打电话给编辑此书的拉扎列夫，称自己非常高兴和欣慰，因为他已与爱伦堡“讲了和”。(962)

但在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改革派中，还有不少人对西蒙诺夫痛改前非的自由主义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一位资深斯大林主义者从根本上改造自己，似乎不大可能。西蒙诺夫为某种自由事业挺身而出时，总有人怀疑其中的虚伪。索尔仁尼琴写道：“西蒙诺夫是一个多面人，既是崇高的文学殉道者，又是受人尊敬的保守派，同时与所有官方机构保持联络。”(963)

有时，西蒙诺夫的表现又与自由主义的倾向大相径庭。例如，他参与了克里姆林宫对文学年鉴《大都会》（Metropol）的迫害。它的编辑是维克托·叶罗费耶夫、叶夫根尼·波波夫、瓦西里·阿克肖诺夫，同时又由阿尔季斯公司（Ardis）在美国出版（日期和地点仍用“莫斯科，1979年”）。《大都会》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版物，如叶罗费耶夫所宣称的，只是一个“在停滞情况下与停滞作斗争的尝试”。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年迈领导人，震怒于这种对出版物控制的挑战，向《大都会》编辑施以报复。叶罗费耶夫和波波夫遭到作家协会开除，《大都会》的其他作家自行退出作家协会以示抗议，或设法移民逃离苏联。苏斯洛夫将西蒙诺夫拖入对《大都会》的迫害，还施加压力，要他谴责《大都会》的“反苏维埃”。西蒙诺夫本已牵涉其中，他22岁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爱上了维克托·叶罗费耶夫的弟弟安德烈。安德烈是一名年轻的艺术史学家，刚与亚历山德拉订婚，两人经常出没于波希米亚朋友圈子，成员都是苏维埃精英的子女（安德烈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外交官），穿得像嬉皮士，喜听叛逆的摇滚乐。《大都会》的文学丑闻一经爆发，西蒙诺夫就想中止两人的恋情，决定让自己和家人远离叶罗费耶夫一家。他们与持不同政见者乃至其外围人士的牵连，可能构成对西蒙诺夫的危险。也许，如安德烈所认为的，他希望亚历山德拉嫁入更依顺苏维埃政权的家庭。也许，他害怕《大都会》案件引出更多麻烦（它招致了西方的强烈抗议），亚历山德拉会因此吞食与叶罗费耶夫一家交往的恶果。西蒙诺夫与苏维埃政权打交道，内心的恐惧永远存在——尽管在他的暮年，他已是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人物，似乎不应再有恐惧。西蒙诺夫在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编写了针对《大都会》的文学报告。他所谴责的“反苏维埃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有维克多，还包括安德烈。亚历山德拉从安德烈那里获悉此事，不愿相信，反而指责他是在诋毁自己的父亲，遂取消婚约。但到后来她才发现，原来他说的是实话。(964)

西蒙诺夫由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死亡过程，既缓慢又痛苦。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不愿为他的治疗方案承担责任（“医生事件”之后的几十年中，那是苏联的普遍问题），并没有对症下药。西蒙诺夫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曾多次进出医院，但他仍在反思自己的过去：为何没在斯大林恐怖时代向求救于自己的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他最后的笔记是一个剧本的草稿（《四个自我》），以对话的形式，展示现在的自己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三个“自我”。他让自己上了被告席：

“那么，熟人出现在你的面前，需要你的帮忙，你怎样作答？”

“这取决于具体情形。他们有时会打电话，有时会给我写信，有时会当面开口。”

“他们会要求什么？”

“这也取决于具体情形。有时，他们要我干预，去帮助别人；他们会说那人有多好。有时，他们写信给我，说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熟人有罪，或说他们不敢相信他犯了被指控的罪——他们太了解他了，以致无法相信。”

“他们真的写过这样的信？”

“有时是这样的，但更多时候，他们写道，他们知道此事与己无关，也无法判断真伪，或许那是正确的，但是……然后，他们尝试写下所熟悉的当事人的全部优点，希望有所帮助。”

“你曾试图帮忙吗？”

“嗯，我有几次没作答复，两次吧。第一次，因为我从不喜欢当事人。不去帮助一个既不喜欢又不熟悉的人，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另外一次，我认识当事人，在前线时就和他在一起，曾经非常喜欢他。但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把他抓起来，我认为他是有罪的，可能涉及某种阴谋，但没人提及这样的事——大家都避而不谈。他写信给我，我没有回答，也没有伸出援手。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所以一再拖宕。然后，他获释了，我感到很惭愧。更何况，我事后发现，我认为比我更软弱更怯懦的另一位同志却作了回答，还在尽量帮助其他许多人——给他们寄包裹和金钱。”(965)

西蒙诺夫最后几次住院时口授了自己的回忆录《通过我这一代人的眼睛》（Through the Eyes of a Person of My Generation），但至死都没完成。(966)西蒙诺夫的回忆录是另一次与早先自我的交谈，他承认，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过去某时的真正想法，所以只能通过与自己记忆的对话，来寻求自己人生的真相。他努力解释自己对斯大林的心结、自己与斯大林政权的合作、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审问自己时毫不退缩——评判自己时冷峻严厉。

西蒙诺夫去世于1979年8月28日，他的骨灰撒在莫吉廖夫城附近的昔日战场，那是1941年6月数千人战死安息的地方。世界各地的报刊报道了“斯大林最喜欢的”伟大苏维埃作家去世的消息。20世纪80年代，西蒙诺夫的作品仍在苏维埃的学校和大学里被视为经典读物，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苏维埃政权解体后，他的文学声誉下跌，作品的销售量急剧下降。年轻的俄罗斯读者渴望新鲜事物，他的文风似乎有点过时，也太“苏维埃”化了。

三

1956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斯大林罪行的数百万人，继续过着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中有的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狱警直接参与其中；其他的作为各地的官僚间接参与。他们大多数人都能逃避内疚，自觉或不自觉地设法忘记自己的过去，借助意识形态或其他虚构的遁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是以“不知情”或“只是奉命行事”的理由来申辩自己的无罪。(967)很少人有勇气以西蒙诺夫那样的诚实，来直面自己的罪责。

根据大多数人的估计，1956年之后，生活在苏联的约有100万前劳改营狱警。那些愿意讲述自己过去的前狱警中，很少人流露出悔恨或自责。列夫·拉兹贡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在莫斯科医院遇到一个名叫尼亚佐夫的西伯利亚鞑靼人。尼亚佐夫原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比金中转营担任警卫，监督了数千囚犯的枪决。他的故事很简单。他是个看门人的儿子，在小学里就是横行霸道的小恶棍，到十几岁成了小偷和帮派歹徒。他受警方的招聘，先在鄂木斯克当狱警，后转到古拉格担任警卫。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比金中转营，是古拉格系统中许多“特殊营地”之一，那里的囚犯关押几天之后即遭枪决。从1937到1940年，即比金中转营的短暂存在时期，估计有1.5万至1.8万人枪毙于此。而尼亚佐夫参与了其中的多数，开枪之前和之后都领到了伏特加。据拉兹贡说，尼亚佐夫多年之后被告知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他没有任何悔恨，也没有任何内疚。尼亚佐夫告诉拉兹贡，他一直睡得很好。战争期间，尼亚佐夫参加红军，打到德国，在那里参与了银行抢劫。1945年之后，尼亚佐夫负责一个军事仓库的安全，靠盗窃和诈骗变得富裕起来，结果遭到新任党领导的解雇，他因此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在那里见到了拉兹贡。(968)

伊万·柯察金是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狱警。他是贫农的儿子，只受过4年农村教育，16岁那年参军时，即1941年，都不会读书写字。战争结束后，他的部队转而执行古拉格的各项任务。从1946到1954年，柯察金受雇为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狱警。他在1988年接受采访时已经知道，向劳改营输送劳工的大规模逮捕都是不公正的，但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悔悟。他以自己半生不熟的意识形态、来自生活的道德教训、对囚犯的阶级仇恨，来为自己的参与辩护：

伊万·柯察金，1988年摄于卡拉干达

我问你，苏维埃权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强制机构！懂了吗？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两名警察来敲门，然后说：“跟我走！”仅此而已！这就是苏维埃权力！他们可以把你带走，投进监狱——无需任何理由。不管你是不是敌人，你无法说服…他人相信你的清白。就是这么回事。我接到命令，看管这些囚犯。我应相信这个命令，还是相信你呢？也许我觉得对不起你，也许我根本不在乎，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你杀猪时，听到尖叫声，你会觉得难过吗？即使我觉得对不起，我又能帮什么忙呢？战争时期，我们从前线撤下来，不得不抛弃受伤的士兵，知道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但又能做什么呢？我在劳改营看管那些带着生病的孩子的母亲们，她们哭个不停，但我又能做什么呢？她们因自己的丈夫而受到惩罚，不过，那与我无关，我有工作要做。他们说，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但妻子要为丈夫负责。如果丈夫是人民公敌，那妻子又会养育出怎样的儿子？劳改营中有许多小孩，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也许没这样的母亲，反而更好。那些敌人是真正的寄生虫，他们出国旅行，总在炫耀他们的音乐、乡间别墅、精美服饰。穷人饥肠辘辘，没有油腥，过得比动物还要糟糕。那么，到底谁是人民公敌呢？我为何要为别人哭泣呢？此外，我的工作没有伤害他人，只是在为政府服务。(969)

米哈伊尔·尤西佩科，1988年摄于卡拉干达

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公众媒体就古拉格管理员的作用展开了辩论。许多前狱警写信给前囚犯，要求他们确认自己在劳改营时的善良和正派，以便留下历史记录，其中之一就是米哈伊尔·尤西佩科。他1905年出生于阿克莫林斯克的贫农家庭，只完成三年的农村教育就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父亲的出征，他被迫辍学打工。父亲一去不复返。20世纪20年代中，尤西佩科充任农场工人，以此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他在1931年的饥荒中失去妻子和两个孩子，从1934年起，在哈萨克斯坦的古拉格劳改营行政中心的卡拉干达从事党务工作。不久，他获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招募，担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副指挥官。尤西佩科在5年任期内，即从1939到1944年，涉嫌强奸了众多女囚，但没有刑事调查，只有满天飞的谣言。赫鲁晓夫的解冻年代，这些谣言似乎给尤西佩科带来了麻烦。从1961到1988年，尤西佩科写信给数百名前囚犯，包括获释后死去的女囚的子女，要求她们帮写声明佐证他的良好行为。22名女子写了证词，证明他的善良和正直，肯定好过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其他狱警（据说，写证词的女子中有几个是他的强奸受害者）。1988年，《列宁变化报》（Leninskaia smena）上有关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一篇文章，暗示他犯有性侵犯的罪行。为此，尤西佩科将那些证词转寄给全国和当地的报纸，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党组织，还附上长篇生平介绍，旨在“澄清历史真相”。尤西佩科声称，他“一直晓得”囚犯是无辜的；“从一开始就表以深切的同情，与囚犯讲话时从没趾高气扬，并尽量纾缓她们的负荷”；让她们收发超过规定的信件和包裹；甘冒危及自己地位乃至生命的“大风险”，去呈交提前释放的申请报告。尤西佩科写道：“我很容易遭到指控，说我同情人民公敌，那我就完蛋了。但我当时相信，现在也相信，我做的是好事。”他要报纸登载前囚犯的证词和自己的生平叙述，不但想证明自己的问心无愧，而且想表明他也反对“斯大林镇压”（开放政策时期杜撰出来的专用名词），也是受害者。(970)

许多前古拉格官员，为自己的过去编造相似的故事。远北建设托拉斯规划部门的首席会计兼督察官帕维尔·德罗兹多夫，被捕于1938年，判刑15年，被送去马加丹的劳改营。他于1951年获释，留在马加丹充当志愿工，很快接去妻儿。根据帕维尔告诉儿子的故事，他这位前首席会计只是不起眼的专家，在掌管劳改营的远北建设托拉斯中，并无真正的权威。这个故事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他的靠山爱德华·别尔津——远北建设托拉斯的负责人，在1937年被捕之后，帕维尔就降职为普通会计。过后不久，他自己也被捕。帕维尔在赫鲁晓夫时期末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写自己在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回忆录，他想以此纪念别尔津，视其为有远见的经济改革者和开明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与远北建设托拉斯前囚犯的通信，却使自己深感不安。他没有意识到，或在某种程度上故意漠视了他主持规划部门时手下囚犯受苦受难的程度。帕维尔多次发生心肌梗塞，遵照医嘱，他放弃了撰写回忆录。过去的真相实在太困扰他了，以致他无法面对，最终死于1967年。他的儿子继续相信父亲是无可指责的官员，在远北建设托拉斯担任会计，其时的主管别尔津采纳了“相对人道和进步的方式”，父亲也是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971)

虚构与记忆交织在一起维系每个家庭，而这在苏联更发挥了特殊作用，那里数百万人的生活被冲得七零八落。心理分析认为，创伤受害者如将自己的经验纳入更宏大的叙事中会大有裨益，可从中获得意义和目的。纳粹反犹战争的受害者找不到救赎的叙述，而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却有两个集体叙述来安置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某种意义。第一是生存叙述，体现于古拉格前囚犯的回忆录文学，个人痛苦被幸存者的人文精神所超越。第二是苏维埃叙述，个人痛苦在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苏联的成就中获得救赎。

赫鲁晓夫解冻后几十年内出版的古拉格回忆录，给普通人如何铭记斯大林时代的家史，带来了强大冲击。它们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伤受害者如何处理自己的记忆有关。如心理分析所显示的，有创伤记忆的人往往会屏蔽过去的一部分。他们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只是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情节（如父母的被捕、被逐出家园的时刻），而不是一个线性的编年表。他们尝试回忆自己的人生时，特别是在记忆力下降的老年时期，往往借鉴自己读到的或听闻的，来填补自己记忆中的空白。(972)亚历山大·多尔根是美国领事馆职员，1948年因“间谍罪”遭逮捕，被送去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他在20世纪70年代写出回忆录，开篇就解说了记忆中的欠缺：

我的故事的大部分是我确实记得的，其他的则是一定应该发生过的。有些情节、面孔、话语、感觉，已深深烙入我的记忆，不管隔开多长时间，我都不会忘记。但也有些时候，我因他们不让我睡觉而变得精疲力竭，或饥火烧肠、遭受毒打、持续高烧、生病吃药，以致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我现在只能构想出一定应该发生的，以填补这些时期中的空白。

多尔根声称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但从乘坐囚犯火车离开莫斯科，到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劳改营采石场上班，这中间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实在没有留下任何印象”。(973)

为了填补这些空白，人们会借用他人的记忆。斯大林时代业余回忆录作者所描述的许多场景，与有关大恐怖的著名书籍极为相似，譬如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的《进入旋风》（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1967年），或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73年）。这两部书都是先在西方出版，在俄罗斯的正式问世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但它们通过地下出版物，早已在俄罗斯广为流传，帮助促进了当年民间回忆录的繁荣。[6]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回忆录中的场景是作者自己的记忆，还是作者猜测已发生的，或想象“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别人也写了类似的情节。伊琳娜·舍尔巴科娃在20世纪80年代采访了许多古拉格幸存者，她如此解释记忆的借用：

几十年来，古拉格的生活催生了无穷无尽的流言、传说、神话，最常见的涉及据信早在莫斯科时就被枪决的著名人物——据称，却被人在遥远的劳改营里看到了。同样的主题和细节，反复出现于这样的故事。例如，至少有4名妇女向我描述完全相同的场景：多年以后，她们终于有镜子来查看自己的面容，所看到的第一形象，竟是自己的母亲。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觉察到，他们向我口述的事件，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或其他回忆录印刷品所描述的，竟完全吻合。现在[1992年]，讲述劳改营故事如此普遍，口述回忆的记录已经变得愈加困难。他们倾诉的大量信息，似乎都以牺牲自身的记忆为代价；他们如此投入，以致他们听闻的一切都成了自己的亲身经历。(974)

许多古拉格幸存者坚称，他们亲眼目睹了金兹伯格、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所描述的场景，见过这些作品所提及的狱警或内务人民委员会审讯员，早在劳改营时就知道这些作家。但相关的文件清楚地指出，这绝不可能。(975)

古拉格幸存者以这种方式借用他人的回忆录，有好几个原因。20世纪70和80年代，像《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书籍，已通过地下出版物四下传阅。斯大林镇压的许多受害者，强烈认同它们的思想立场，认为这是了解劳改营真相的关键，所以搁置自己的独立回忆，让这些书籍代替自己说话。受害者往往对自己的经历缺乏清晰的概念，又没有结构框架或政治背景能让自己的记忆理清头绪。这种差距更增强他们的倾向，要以这些作家连贯、清晰的记录，来取代自己混淆、零碎的回忆。一名历史学家在采访大恐怖幸存者时观察到：

你若问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你知道多少人在1937年被捕吗？”回答很可能会使你大吃一惊：“你没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书吗？你不知道所有人都被抓走了？”如果你继续问：“但你家有人被捕吗？”很可能是一个停顿：“噢，不，我家没有，但其他人都被抓了。”然后你问：“你住的共用公寓里有多少人被捕？”这次会有一个很长的停顿，接下来是：“噢，我真的记不得了。但是，有一个，伊万诺夫，住在走廊尽头的。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976)

这个例子显示，从整体看，口述证词比文学化的回忆录更为可靠，尽管后者通常被认作更为真实的记录。跟所有的记忆一样，采访时的证词也是不可靠的。但它不像一本书，它能加以盘问，可与其他证据进行比照，让真实的记忆浮现，去掉那些听闻或想象的。

已出版的那些古拉格回忆录，不但影响对场景和人物的回忆，而且影响对这段经历的理解。所有关于斯大林恐怖的回忆录，都是幸存者重新构建起来的叙述。(977)他们所讲述的，通常是炼狱和救赎的故事——即穿越古拉格的“地狱”再回到“正常生活”的旅程——叙述者通过这些讲述超越了死亡和苦难。这种令人振奋的道德精神，有助于解释这些文学性回忆录的积极影响，促使古拉格幸存者都以同样方式来回忆自己的故事。尤其是金兹伯格的回忆录，已成为幸存者的叙述模式。她的文学结构，更受到无数业余作者的模仿，后者的人生往往与她的相差无几。金兹伯格回忆录的统一主题是通过爱来获得新生——这一主题使她的写作极具感染力，成为文学佳作。金兹伯格解释，她之所以能在劳改营中生存下去，全靠自己对人类的信念；她在他人身上唤起的人性闪光，既帮助了自己的生存，又是她对人类的信念的回应。在《进入旋风》一书中，金兹伯格突出自己在科雷马幼儿园的工作，照顾别人的孩子，令她想起自己的儿子，从而给她坚持下去的勇气。在续集《旋风内》（Within the Whirlwind，1981年）一书中，金兹伯格从幼儿园转至医院，爱上了充当医生的劳改营囚犯；尽管有反反复复的分离，两人得以幸存，不知何故还保持着联系，直到斯大林去世；获释之后，他们仍留在流放地，无法回到俄罗斯主要城市，随即结婚，并收养了一个孩子。(978)这种叙述轨迹，在回忆录文学中受到无休止地模仿。这类“家族历史”和“纪录片故事”，在基本结构、形式、道德色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其中的统一性十分明显，光用文学潮流是解释不清的。也许，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都有过不寻常的生活，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同类人的命运连接起来，以同一文学模式来回忆自己的人生。

苏维埃叙述提供另一种安慰，即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的目标和成就。苏维埃的共同目标不只是一个宣传神话，还帮助人们感觉自己参与了实现苏维埃理想的斗争，自己的人生因此获得肯定，从而接受所遭遇的苦难。

在这方面，伟大的卫国战争的集体记忆是非常有效的。它促使退伍军人认为，他们的痛苦和损失自有更崇高的目标和意义，他们颇感自豪的1945年的胜利即是一个代表。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为研究战争中的苏维埃军队赴库尔斯克采访老兵，发现他们谈起自身经历时没流露半点的苦涩或自怜，全以坚忍的态度接受所有的损失，“不去重温战争的最残忍场面，反而采用已消失的苏维埃国家的语言，畅谈荣誉、骄傲、正当报复、祖国、斯大林、信仰的绝对必需”。如梅里戴尔解释的，对这些退伍军人来说，认同苏维埃战争神话是一种应对机制，能让自己承载痛苦的记忆，顽强地存活下来：

回忆当年，即战争时期，让人很容易崩溃，很容易陷入恐怖的深渊，那很可能是致命的。坚忍接受和重视手上的工作，才是通向生存的唯一出路。人们使用的词汇，都是务实、乐观的，别的只会勾起绝望。60年之后，他们很容易通过叙述恐怖遭遇，来吸引关注或博得同情。但对这些人来说，这无异于背叛自己的价值观，那关乎他们的集体荣誉和人生原则。(979)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同样也在斯大林主义的理念中找到了安慰：作为古拉格劳工，他们也为苏维埃经济作出了贡献。其中很多人看到自己亲手建成的工厂、水坝、城市，油然生起无比的自豪。这种骄傲的原因有二：第一，他们遇上了冤屈，但仍相信苏维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第二，也许，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更大的意义。在《旋风内》一书中，金兹伯格讲述了自己重返马加丹的印象，那是她在科雷马劳改营的难友们亲手建起的城市：

人的心灵真奇怪！我整个灵魂都在诅咒那些始作俑者：在这冻土上建起小镇，以无辜之人的鲜血和泪水，融化它的冻土。然而在同时，我又感受到一种荒诞无稽的骄傲……在我离去的7年当中，它长大了，变得漂亮了，我们的马加丹！简直面貌一新呀。我赞美每一盏路灯、每一段柏油路，甚至文化馆即将演出歌剧《美元公主》的海报。我们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即便是最痛苦的。(980)

诺里尔斯克，2004年7月

在诺里尔斯克，城市居民（约13万人）中的老年群体，仍强烈感受着这种自豪。居民的大部分是古拉格前囚犯和他们的后代，少数是劳改营前管理员和志愿工。古拉格撤销后，他们的家庭仍留在这块北极定居地，许多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无处可去。1953年之后，工业综合企业的管理从古拉格转至重工业部，诺里尔斯克的居民完全融入了常规的苏维埃统治机构（学校、少先队、共青团、党组织等等），这有助于培养苏维埃觉悟——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地方上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基于他们为诺里尔斯克感到的骄傲——以此覆盖古拉格记忆。迄今，该城仍传颂于歌曲和故事中，人们继续歌唱：

这个小城叫做诺里尔斯克，

我们在此挖掘铜和镍。

这里的人有顽强的精神，

俄国人都知道诺里尔斯克。

不少书籍和电影纪念在冰霜中建起诺里尔斯克的男女，但往往掩饰其中大多数是囚犯的事实（在这个尝尽折磨的城中，健忘是生存之道，古拉格的记忆仍潜存于大众意识的表面之下）。这个小城的骄傲与北极勘探的浪漫和开拓的精神紧密相连，体现于这样的流行观念：要想存活于诺里尔斯克的恶劣环境，一定要有特殊的精神力量。

瓦西里·罗马什金，2004年

这里的人由特殊材料制成。

意志薄弱的立马逃跑。

这片严酷土地不属于他们，

这里的狂风怒号，

暴风雪肆虐，

夏天终年无缘看到。(981)

还有一个流行信念声称这座城镇的居民拥有特殊的温情和同志友爱，源于他们共同承受的古拉格经验，以及艰苦条件下共同的奋斗图存。但更重要的，这种公民骄傲植根于诺里尔斯克人的劳苦功高，例如小城英雄瓦西里·罗马什金，他在2004年仍与子孙坚守此地。

瓦西里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地区的农民家庭，1937年作为“富农”被捕，从1939年起即囚在诺里尔斯克。他始终留在采矿综合企业——先是个囚犯，后来是“志愿工”——直到1981年退休。瓦西里在诺里尔斯克工作努力，多次获得奖牌，还是囚犯时，就以真正的劳动模范出名。他为苏维埃战事作出贡献，因而感到特别的骄傲，他在接受采访时解释：

这些奖牌都是给[社会主义竞赛]优胜者的——冶金业优胜者，第9个五年计划[1971至1975年]优胜者……那个奖牌是什么，我都忘了……这些是[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老兵”和“苏维埃老兵”奖牌——是表彰勇敢和敬业的。而这个是给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的五十周年纪念奖牌，因为当时的综合企业已纳入军事编制……我为自己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我尽了公民的爱国义务。(982)

瓦西里在代表老一辈发言，颂扬劳改营对苏维埃经济的贡献。特别是战争时期，他们在严寒中挖出的贵金属，对苏维埃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经常宣称爱诺里尔斯克的“美”，在某种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成就感，这个城市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来的（似乎没人注意到，那里的空气里永久充斥着有毒的黄色烟雾，树木都无法存活）。20世纪50年代初，奥莉加·伊亚斯基娜来到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她宣称：“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我们的小列宁格勒。”(983)许多城中心的建筑确实是圣彼得堡（另一个奴隶们建造的城市）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诺里尔斯克代表一个惊人的悖论：一个由古拉格囚犯建造和居住的工业城市，其市民的骄傲，却植根于他们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的奴役劳动。

类似的悖论又成了怀念斯大林的基础。这位独裁者死了半个多世纪，对他的怀念却仍在继续，涉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包括他的受害者。研究公众意见的全俄中心（All-Russia Centre），在2005年1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重新出现（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60%支持“新的斯大林”）。(984)这种怀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大，在回忆斯大林年代的老人看来，主要与怀旧情绪有关——那是自己传奇般的青春岁月：商店货物琳琅满目；社会秩序良好；他们的生活围绕简单的五年计划的目标运转，并因此被赋予意义；一切都黑白分明，因为有斯大林在动脑筋，大家只需照办。就这些人而言，怀念斯大林年代的“好日子”，恰恰反映了他们作为退休人员生活的不稳定。特别是苏维埃政权1991年解体以来，许多商品价格的上涨，远远超过他们的购买能力；通货膨胀掏空了他们的积蓄，猖獗的犯罪又让待在家中的老人担惊受怕。

屈服于这种怀旧的，包括曾占据一定地位的人士——众多的苏维埃官僚、基层工作人员、劳改营狱警、警察、专职司机、铁路职员、工厂和集体农庄的主管、寓长和清洁工，他们回顾当年，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犹如“小斯大林”，沿指挥系统拾阶而上，可与这位伟大领袖挂上钩；同时也有普通的公民，他们虽在斯大林政权中没有特别的地位，但自己的生活已与该政权的命运纠缠不清。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回忆，他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一名老斯大林主义者——曾是20世纪20年代的共青团同事，已在斯大林的工厂晋升为中级工程师。该工程师仍是斯大林的狂热支持者，他虽不想为独裁者辩护（已知道事实），但继续认同斯大林主义的许多假设，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民公敌”有罪。巴伊塔尔斯基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老朋友所抱住不放的，不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对“火热的青春年代自己曾拥有的素质的自豪”。他不愿背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信念，因为那些信念已成为自己个性的一部分；也拒绝承认正是这些素质，促使他“在内心中接受了一切，包括枪决他最亲密的战友”。(985)

对斯大林的受害者及其后裔来说，这种怀旧也不陌生。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的父亲是位神父，枪决于1938年，他自己当上一家工厂的工人和工程师时，曾隐瞒了父亲的被捕。他于1965年入党，最终当上了该厂的党委书记。列昂尼德一生都是斯大林的狂热支持者，哀悼斯大林的去世，在自己办公桌上摆放斯大林的相片，直到1993年退休。他在采访中拒绝认为斯大林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逮捕负责，包括逮捕自己的父亲：

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1985年

是的，我父亲遭了难，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但斯大林仍比我们今天的领导人强。他是诚实的，即使他周围的人不诚实……不要忘记，多亏了他，我们才赢得了战争，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今天有人试图打一场类似的大战，没人能保证俄罗斯的胜利，绝对保证不了。斯大林建立我们的工厂和铁路，降低面包的价格，激励大家努力工作。我们都知道，如果学习勤奋，上高等学院，肯定会有好工作，甚至可以自选工厂。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勤奋。(986)

1937年，在维拉·米诺苏娃17岁时，她那在彼尔姆担任铁路工程师的父亲便遭到了逮捕和枪决。如她自己所承认的，她从那时起，就一直生活在几乎是永恒的恐惧之中，即使在1947年嫁给了彼尔姆的高级党干部。她在2004年的采访中，仍不敢谈论与大恐怖有关的话题，有好几次坚决要求把录音机关掉。维拉以怀旧的心情回顾斯大林的统治时期，那时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大家都能负担得起；与我们今天相比，那时更有纪律和秩序”。维拉50多年来一直在苏维埃铁路办事处担任簿记员，她抱怨说，人们“如今都不想工作”，她声称斯大林的年代较好，因为“每个人都被迫做事”。

2003年5月，维拉·米诺苏娃在叶卡捷琳堡附近的镇压受害者纪念碑前。在她点燃的蜡烛旁边，是她父亲的名字（拼写是错的）

症结在于纪律。你必须将人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如有必要，甚至可以使用鞭子。今天，他们应该借用斯大林的方法，不能让人们上班迟到，随意回家。如果他们想要保住工作，就要被迫按照规矩行事。(987)

1939年，当伊拉伊达·法伊韦索维奇4岁时，她来自奥萨的理发师父母双双被捕，被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她在2003年的采访中也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更好。“人们不会在大街上杀来杀去！那时，晚上出去是很安全的。”伊拉伊达认为，在斯大林的时代，政治领导人比较诚实：“当然，有时会有粮食或衣服的短缺，但从整体看，他们兑现了承诺。”像许多在共用公寓长大的老人一样，伊拉伊达也怀念当年的集体主义。她还记得，那是一种愉快的生活，特别是与她退休后的寂寞生活相比：

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在精神上更为富足——我们过得更为安宁、愉快。大家都很穷，不在乎物质条件，但有很多乐趣——朋友和家人之间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共享的。人们互相帮助。我们相互借宿各自的房间，遇上节日，与大家一起上街庆祝。今天，每一个家庭都只为自己而活。

伊拉伊达说，那时的人对生活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和意义：

我们相信，未来是美好的。我们相信，如果勤勤恳恳地工作，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并不奢想自己在创造人间天堂。但我们认为，正在建造的社会足以保证每个人的温饱，只有和平，没有战争……这个信念是真心实意的，它帮助我们坚持下来。这意味着，为了将来，我们全神贯注于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无暇顾及物质条件。我们当年在工作中感到的骄傲，要大于今天的。没有信仰的生活是很难过的，我们今天信什么？都没有理想了。(988)

四

尽管有怀旧，但斯大林受害者的后裔，在独裁者去世几十年之后，仍在继续承受斯大林政权的毁灭性遗产。这不仅仅是失去的亲戚、受损的人生、破碎的家庭，还有代代相传的心理创伤。(989)[7]

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从1937年被枪决的父母那里，继承了对苏维埃当局的终身恐惧，更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她由在第比利斯的外祖父母和列宁格勒的姨妈相继带大，姨妈本人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叶丽萨维塔十几岁时加入共青团，成为学生积极分子，以此克服自己的恐惧。她努力学习，在学校里获得优秀成绩，1947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学习语言，但她的恐惧并没彻底消失。她回忆：“我总是感到自卑，因父母的遭遇，自己一直缺乏信心。我的一生，都有这内心的恐惧，那是一种损耗和脆弱的感觉。我感到自己不能算个完整的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受到有权有势者的欺负和侮辱。”她担心自己在列宁格勒被捕，便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抱负，逃到库班的宁静小镇克拉斯诺达尔，从事教师工作，直到1954年。其时，她与丈夫回到列宁格勒，找到一份图书管理员工作；她丈夫名叫约瑟夫·利伯曼，是物理系学生。

约瑟夫来自列宁格勒的犹太家庭，其家人私下里对苏维埃政权持有异议。这与叶丽萨维塔的姨妈的正统政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叶丽萨维塔由此而获得启示，更受到苏共二十大的鼓励，开始对父母失踪的事件持怀疑态度。1958年，她终于发现他们都已遭枪决，这是一个巨大打击，她曾盼望母亲可能还活着，并照着母亲发自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最后一封信所说的，一直遥望夜空中的大熊星座——那是母子团聚的象征。这一发现更加剧了叶丽萨维塔与苏维埃制度的疏离，她和约瑟夫开始与米哈伊尔·莫洛斯特沃夫发起的反对派学生团体走动。1958年，莫洛斯特沃夫被捕，从列宁格勒被送去流放地。后来，夫妇俩又加入约瑟夫·布罗德斯基的圈子。布罗德斯基是列宁格勒诗人，1964年作为“寄生虫”上了法庭，被判刑5年，送到北部的流放地（由于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在1965年获得减刑）。20世纪60年代后期，夫妻俩又与无法拿到离境签证的苏维埃犹太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的抗议后来成为人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叶丽萨维塔都活在恐惧之中。她为约瑟夫担心，他在完成博士论文多年后仍没拿到博士学位（那是领取学术薪金的资格）——这是对他参与反对派活动的惩罚，还算轻微，却是更重的惩罚将至的威胁。叶丽萨维塔变得愈益内向，担心自己的孩子亚历山大[8]（生于1955年）和安娜（生于1960年）。叶丽萨维塔只得过着“秘密生活”，吓得要死，害怕自己的持不同政见将会招致逮捕，让子女像自己一样从小就失去母亲。她回忆道：“失去母亲是我一生中最强烈的感受，我为自己的孩子而担忧。”

据安娜说，叶丽萨维塔作为母亲的保护意识特别强烈，从不告诉女儿自己的家史。安娜回忆：“在我整个童年时期，这都是一个禁忌。”她14岁时才从哥哥那里听说，自己的外祖父母都是在大恐怖时期被枪决的；但询问母亲时，又被告知，外祖父母丧生于战争年代。在开放政策时期之前，叶丽萨维塔一直不让女儿知道真相。安娜小时候完全不知道父母参与了反对派活动：“他们保护我，让我远离他们的活动。”她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意识到，父母的许多朋友都是持不同政见者，布罗德斯基曾来过他们家的公寓，父母读的手稿都是非法的地下出版物。

母亲始终坚持的是女儿一定要努力学习。安娜回忆：“她一直对我们灌输，我们必须比学校里其他孩子更为勤奋，因为我们的犹太人名字会让我们处处吃亏。”安娜觉得，这真是一种负担，好像自己有责任弥补母亲大学后的放弃深造：“上帝保佑，让我在学校里取得高分。我是被迫变得聪明的——别无选择。”安娜不得与无产阶级背景的孩子来往，因为母亲担心，如果家史泄漏，他们可能会构成危险。安娜回首往事：“现在才意识到，母亲希望我与有文化家庭的孩子交往，他们像我们一样，也受到迫害。”安娜从小学会谦虚谨慎，决不出风头，循规蹈矩，政治上忠诚顺从，参加少先队和共青团。虽然她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对当局的亦步亦趋，“纯粹是表面文章”。

安娜承认自己也有根深蒂固的恐惧，缺乏自信，在社会上自我压抑。她认为，这是母亲幼时教养的遗传：

我从小就能感受到，但很难说这种恐惧究竟是什么。我害怕与官方的任何接触……那是一种怕受羞辱的恐惧……我从小就学会，如果自己的行为可能受到当局的批评，就赶紧退却……从十几岁开始，我只在自己朋友中敞开胸怀，到了社会上就内向……我害怕与陌生人相处，总是不愿引人注目。

安娜的恐惧虽然咄咄逼人，却模糊不清、难以界定，因为尚是孩子时，她从不知道家人受到的迫害。第一次获悉污点履历可能引发的后果时，她才恍然大悟，迄今还能清楚忆起那一时刻：她向一位老师谈及自己很想上大学，但老师有所怀疑，他解释说，不是因为她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通常不会把最高分打给像你[犹太]那样的学生”。安娜随即变得“歇斯底里”，这就是她所一直担心的羞辱。

为了以后能上大学攻读旅游专业，安娜申请苏维埃护照时不填父亲的犹太民族，改用母亲的格鲁吉亚民族。她加入了共青团，即使看破了它的意识形态，仍坚持参与，唯恐招惹大学当局。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从不参加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她声称，自己一直知道苏维埃制度的不公，但严格管束自己的思想和兴趣，决不让自己以任何方式引起有关忠诚的怀疑。(990)

这种“遗传的恐惧”——安娜如此叫它——以多种方式影响了斯大林受害者的孩子，从他们在学校里的朋友，到他们的职业选择。例如，弗拉基米尔·科萨科夫出生于列宁格勒的旧知识分子家庭，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清洗中吃了不少苦头。他对列宁格勒的围城仍有童年的记忆，因此也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拒绝了在基洛夫芭蕾舞团担任演员的机会，改去波罗的海工厂上班，那是一个庞大的造船和机械工厂。他回忆，即使在那时，他也担心被攻击为“人民公敌”的儿子，所以要“投身于无产阶级”，以保护自己。(991)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初期，阿列克谢·尤拉索夫斯基在哈内耶夫斯基家的莫斯科共用公寓长大。他的外祖父是军医阿列克谢·哈内耶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贵族地位；父亲是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贵族后裔，祖父及其兄弟都曾以白军身份参与内战。他的父母和外祖母对周遭的无产阶级邻居非常警惕，阿列克谢也深知祸从口出，决不轻易相信他人。他回忆：“我从小就被教导要警惕这个体制。”

外祖母添加了甚多不合理的色彩，因为她的警告显得荒诞不经，但在小孩的眼中仍颇有说服力。例如，她曾告诉我一个男孩的故事，他一只脚刚刚踏上芬兰大使馆门前的台阶，就马上被捕——永远不见了。这个故事真把我给吓坏了，她这类童话般的故事太多了。

恐惧使阿列克谢变得极其谨慎。他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时独来独往，与外界的唯一接触就是通过他小学时装配的短波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他回避共青团和所有政治活动，感觉这一切都很讨厌，他还得出结论，最明智的策略就是避免交友，省得外人怀疑自己的政治忠诚。他40岁之前都奉行着这一策略，此前他受训成为一名考古学者和阿拉伯文化专家。阿列克谢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认为自己作出这个选择，也是为了“逃避”苏维埃制度的政治。他认为政治是一个“雷区”，其中的规则和危险变化莫测。他从小感觉的恐惧也在渐渐演变——借用他自己的话即是，变成了对俄罗斯和苏维埃政权的“悲观和怀疑”。他的谨慎也在择偶方面发生作用，安娜是他的三表妹，她的直系亲属也受到斯大林制度的迫害。阿列克谢回忆道：“这当然有帮助，我们来自相同的背景，使我们更加亲近，给我们的关系带来特别的谅解和团结。”(992)

恐惧的承继直接影响甚多的婚姻。例如，父母被捕的女子，有心嫁给党干部以期获得保护，如此的婚姻非常普遍。维拉·米诺苏娃的父亲1937年被捕并遭枪决，她就嫁给了一名比自己年长一倍的地方党主管。她虽在外表上讨厌对方，但如她母亲所规劝的，她感到能获得物质生活的保障，抚养孩子时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她回忆：“我结婚时哭得厉害，但母亲不停地催促，‘嫁给他！嫁给他！’我并不爱他，甚至感到厌恶，但我有一个女儿，她长大了，我很爱她。”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的父母在1937年被捕并被枪决，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就在列宁格勒自力更生，后来嫁与列宁格勒一位资深军事科学家和党干部。她把自己的家史一五一十告诉丈夫，让他明白个中的麻烦。她坚持不去登记婚姻，如她所说的：“即使在父母平反之后，我仍让他保留随时离开的机会——只要有一天，他觉得实在难以充当前人民公敌的女婿。”(993)

许多有污点履历的人，只是在即将结婚时，才向未来的配偶袒露一切。像马克斯娜一样，她们希望在共同生活之前，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过去。如果讲得太早，可能会把对方吓跑。利季娅·巴布什金娜交友将近3年，最后在1965年举行婚礼的前夕，才鼓起勇气，把父亲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并遭枪决告诉未婚夫（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自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军人家庭）。鲍里斯·卡辛也等到婚礼前夕，才把父亲作为“反革命分子”枪决于1938年一事告诉未婚妻。鲍里斯回忆：“这是很大的风险。但我信任她，不想蒙混过关，毁了她的一生。她反应平静，并告诉我，她自己的祖父作为富农也受过迫害，所以她熟悉这类事情。”(994)

引人注目的是，好多婚姻的双方都来自受迫害家庭，似乎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牵在一起。1955年，拉丽莎和维塔利·加尔马什，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读一年级时坠入爱河。拉丽莎是季娜伊达·莱维娜的女儿；后者在科雷马劳改营度过8年（1946年归来时还带了一个小男孩，其父亲应该是个狱警），然后在波特马劳改营度过3年，最后又去了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拉丽莎来到莫斯科之前，与母亲一起住在流放地。维塔利1949年被捕时还是个学生，刚获得平反，他来到学院的第一天就遇上拉丽莎。她回忆，相互吸引是因为他们都感到，人生第一次可向信赖的人畅谈自己的过去，对方也能心领神会。拉丽莎还记得：

演讲厅里，他坐在我一旁。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一无所知。我们开始交谈……当然，知悉他被捕的莫斯科朋友也与他交谈，他最要好的朋友最近刚从劳改营归来。也许，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没有那种与我在一起的倾吐衷肠。他的经历突然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倾泻出来……之后，我们的关系发展得十分迅速。我们承受着同样的困扰，我们的家史都不简单，这起了很大作用。(995)

尼古拉和埃尔弗拉达·梅沙尔金夫妇与他们的女儿玛琳娜、伊琳娜，2003年摄于彼尔姆

尼古拉·梅沙尔金1956年遇见未婚妻埃尔弗拉达·戈特曼时，并没袒露自己家人1933年作为“富农”被逐出奔萨，当时仍生活在科米地区的流放地。[9]他对埃尔弗拉达的家庭也一无所知——她是克里米亚的苏维埃德裔，战争时期流放到了科米地区——仅凭感觉猜测，对方可能也受了斯大林政权的迫害（科米地区有不少流放的苏维埃德裔），从而对她产生好感，频频送上情书。有好几年，埃尔弗拉达不愿向俄罗斯人打开自己的心扉。埃尔弗拉达回忆：“我想，我会找到一个不错的德裔男孩。”但尼古拉坚持不懈，几近30岁的埃尔弗拉达担心自己沦作老姑娘，终于答应下嫁。慢慢地，尼古拉和埃尔弗拉达开始倾吐各自的家史，相同的经历和相互的同情把他们紧紧拧在一起。经过将近50年的婚姻，尼古拉认为，这种相互理解是他们关系中的最重要部分：

我把这种理解称作团结一心。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即与这个女人团结一心的感觉，因为她也承受着苦难，遭受过迫害。我认为，她也会有同感。我想我们一起拥有的不是爱，而是团结一心，对我们双方来说，这更重要。爱情会远去，但团结一心就只会紧紧相连。(996)

在1992年读到要向受迫害者作出赔偿的新法令以前，尼古拉和埃尔弗拉达一直没将自身的污点履历告诉女儿们。之前，他们一直害怕透露家史，一是不想给女儿增加思想负担，二是不想让她们疏远于苏维埃制度。他们总是把涉及过去的话题，转移到比较积极的岁月，譬如双方父亲都作出过贡献的伟大的卫国战争。(997)

在这一方面，梅沙尔金一家算不上特殊。即使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后几年，即自由气氛浓烈的开放政策时期，大多数苏维埃普通家庭仍闭口不谈自己的家史，仍不把遭受迫害的往事传承给下一代。开放政策的影响局限于大城市，在外省城镇，例如梅沙尔金家居住的彼尔姆，斯大林的幽灵还在四下徘徊。诗人鲍里斯·斯勒茨基在1986年临去世前，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外省，周边，后方，

冻得太硬，解冻也束手无策，

迄今，斯大林仍在那里活着。

不是死了吗！但尸体仍有余热。(998)

苏维埃政权倾塌15年后，外省仍有人不敢谈论过去，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也是如此。(999)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污点履历，几乎在她的一生中都是高度机密。她向女儿坦白自己的“富农”出身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离她幼时流放到西伯利亚已有60多年。安东尼娜还向分别同居了20多年的两任丈夫隐瞒了家史。她在列宁格勒儿科研究院的最后一年，即1947年，遇上第一任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其时，安东尼娜为了隐瞒自己的过去，已在使用前男友的姓氏。她没有在列宁格勒居住的合法权利，担心万一当局发现她在考上研究院时曾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自己又会成为“反社会分子”并遭到再一次的逮捕和流放——那是战后降临于许多前“富农”的命运（包括自己的父亲），其时，政权正致力于各大城市的全面清洗。安东尼娜忆起当时的险境：

我所有的文件都是假的，很害怕在街上遇上警察检查。我的护照上有很多伪造的公章和签名，有些是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妹妹代签的……我居住[在列宁格勒]的许可，6个多月之前便已过期。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2004年

安东尼娜居住的共用公寓，寓长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颇有举报人的名声，已开始对安东尼娜起疑。有一次，邻居拿出一双新鞋，安东尼娜失言说出自己父亲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也是一名鞋匠（这在农村通常是“富农”的手艺）。她因此被吓坏了，唯恐真相暴露。正巧这时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向她求婚，在安东尼娜的眼中，他无疑成了一大救星。与列宁格勒居民、工程师兹纳缅斯基结婚，她就会得到新的姓氏和文件，得以合法地留在列宁格勒。

安东尼娜在后来的40多年中，一直向格奥尔基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相互之间很少谈及各自的过去，说到家人时，总是谎称他们都是贫农。她也向生理学院所有的同事和朋友隐瞒真相（很久以后，她才发现，自己所有的朋友都来自受迫害家庭）。1961年，她甚至入了党（一直到1991年），不是因为笃信它的意识形态（有好几次，她悄悄违反党的纪律，以帮助朋友），而是认为入党可打消他人对自己的怀疑。她想以此促进自己的医学生涯，并为将要申请大学的14岁女儿提供政治上的保护。安东尼娜回忆：“我很担心女儿的未来。”

我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过去，只想让她觉得，她有一个正常的母亲，像她所在的[精英]学校其他女孩的家长一样。那里，所有的父母，至少是父亲，都是党员。

甚至在1968年离婚之后，安东尼娜仍继续对格奥尔基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她后来嫁给爱沙尼亚人鲍里斯·约翰逊。1987年，安东尼娜接待格奥尔基年迈的姨妈，后者说漏了嘴，透露他父亲原是沙俄海军的少将，忠于沙皇，曾在内战中参加白军。她这才弄清，格奥尔基像自己一样，也一直在隐瞒出身。他早年也是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度过的，决意成为一名工程师，有意识地取得无产阶级身份。他申请第一份工厂工作时就在表格上编造履历，一生都保存一张答案纸，以确保自己在填写下一份表格时不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破绽。格奥尔基和安东尼娜，凭借某种奇怪的直觉，竟相互找上了翻版的自己。

鲍里斯·约翰逊也来自受迫害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被捕于1937年——但安东尼娜被蒙在鼓里，另一方面，她也不向对方透露自己的污点履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即苏维埃制度崩溃之时。其时，斯大林政权的迫害受到公开的揭发和辩论，他们因此变得大胆，终于开口谈起自己的过去。与此同时，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也敞开胸怀，道破了彼此隐瞒40多年的秘史。然而，他们仍一致同意，继续对担任教师、谋求上进的女儿奥莉加保密。他们认为，如果斯大林主义者卷土重来，全不知情反而能向奥莉加提供某种保护。有两起事件促使安东尼娜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第一件发生于1995年，72岁的安东尼娜重访奥布霍沃村，她家曾在那里居住，直到1931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上一次访问奥布霍沃村是在1958年，与哥哥和父亲同行，几星期之后，父亲便去世了。他们的老宅已是一片空地，他们以前经常坐在其上与村民聊天的磨石，周围杂草丛生。他们站着注视那块空地，安东尼娜突然听到身后的声音：“富农回来了！富农回来了！他们以前被赶走，现在又回来了，还穿着漂亮的新衣服。”安东尼娜转身寻找说话人，却无影无踪，这个记忆一直困扰着安东尼娜。她回想道：“我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仍想把它当做自己的老家。我渴望当地人认同我，与我交谈，把我当做他们当中的一员。”

安东尼娜1995年8月2日回到奥布霍沃村，恰好是父亲1930年被捕的65周年。古老的村庄所剩无几，至今仍有炊烟的只有9栋房舍。像成千上万其他村庄一样，60年的集体化耗尽了奥布霍沃村人的青春和活力。1930年，奥布霍沃村虽贫穷，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农业社区，总人口达317人，将近一半是孩子，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和合作商店。许多像戈洛温那样的家庭，还有自己的皮革作坊，生产皮鞋和其他日用品。1960年，奥布霍沃村的人口下降到68人，大多数是老年夫妇和养老的独居者。到安东尼娜1995年重访时，全村仅存13人，其中11人已有60至70多岁。村民早已遗忘了8月2日的古老宗教节日，但俄罗斯农民的好客传统，还不至于彻底消亡。安东尼娜到后不久，村里的妇女以她的名义，在伊万·戈洛温的家中安排聚餐——他是村庄里她家族中的硕果仅存者。最初的紧张气氛一旦烟消云散，村民们开始回忆起安东尼娜的父亲，称他是一个好农民，他的勤奋正是集体农庄所缺乏的。一名老妪回忆道：“戈洛温一家都是诚实、正派、清醒的人，当初把他们抓起来，都是错的。汤妮雅[安东尼娜]，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一个真正的农家女，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1000)

安东尼娜与过去达成和解的第二个转折事件，发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沙尔铁地区。1931到1934年，她与家人曾居住于此，因此她特来这个“特殊定居地”故地重游。多年之前，定居地已被撤销，但从路上就能看到，营房的废墟仍屹立在高高的铁丝网之后。安东尼娜在附近徘徊时，遇到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当地妇女，她询问可否走进定居地，随即开始了交谈。那名女子透露：她从小就住在这里，“我是富农的女儿，1930年被送来此地，我真正的家园是在巴尔瑙尔”。安东尼娜回忆当时她的反应：

我感到震撼，从未听人公开说出自己是富农的女儿，像我一样。我从没想到，说出这些话语，可以不带一丝羞耻。更何况，这个女人讲出时明显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尽力掩盖自己的富农出身。这个女人说话时，我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无他人。后来，我开始思索，为何环顾四周察看有没有旁人偷听？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然后，我大声说出：“我是个富农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句话，尽管在自己的脑海中，我曾自言自语一千次。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独处在一条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终于大声说出来了。我走到河边，用河水洁净自己，然后为父母祈祷。(1001)

[1]玛莎·西蒙诺娃2004年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并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以及信中所表达的情绪。

[2]从1957到1969年，热尼娅在《莫斯科》期刊工作，后因“严重的思想错误”（发表了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的诗歌）而遭到解雇。

[3]非常显著的例外是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1946年）。它生动地再现了普通士兵的战争，避开了通常有关党的英明领导的陈词滥调。令人惊讶的是，它竟在1946年赢得斯大林奖。

[4]这一类小说有4部：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涅克拉索夫的《第二晚》（The Second Night，1960年）、奥库德扎亚的《学生，祝你好运》（Good Luck, Schoolboy，1961年）和瓦西尔·贝卡乌的《死者无疼痛》（The Deed Feel No Pain，1965年）。

[5]西蒙诺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试图在莫斯科郊外的波多利斯克国防部档案馆，建立一个士兵回忆录专辑，但遭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反对。（‘O popytke K. Simonova sozdat’ arkhiv voennykh memuarov’, Otechestvennye arkhivy, 1993, no. 1, pp. 63-73）

[6]可在纪念学会档案馆中找到数以千计这样的回忆录。该学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的，为了纪念镇压的受害者并录下他们的回忆，遍及苏联各城镇。成立于1989年的莫斯科历史文学协会档案馆（Vozvrashchenie）、开放于1996年的莫斯科安德烈·萨哈罗夫公共中心和博物馆，都有这段时期未发表的回忆录的丰富馆藏。

[7]这种心理创伤会以各种方式传递下来，譬如父母的忧虑和恐惧、对子女的过度保护、对子女的期望过高，甚至是一起玩的游戏。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特列兹·维拉格——专门治疗反犹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子女，举了一位幼时经历列宁格勒围城的母亲的例子。那位母亲的两岁的女儿不愿吃圣诞老人的饼干，如有人硬塞给她，就会号啕大哭，以示抗议。那位母亲自己小时候曾听闻列宁格勒围城期间有人杀小孩充饥，留下了心理创伤。维拉格认为，那位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将心理创伤传给了下一代——她在女儿洗澡时与女儿一起玩耍，将女婴的脚放进自己嘴中，并念念有词——“现在，我要吃你了”。（T. Virag, Children of Social Trauma: Hungarian Psychoanalytic Case Studies（London, 2000）, p. 43）

[8]亚历山大1991年死于登山事故。

[9]20世纪90年代，尼古拉去奔萨档案馆做他自己的研究，才发现父母对他隐瞒了一个家庭秘密：他们曾拥有乡村酒馆和面包店——根据苏维埃标准，足以被定为资产阶级。

后记及致谢

《耳语者》有一段较长的历史，它的酝酿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在莫斯科做研究生时期的研究。我是专攻俄国革命和内战的，渴望能遇上仍能记得那段岁月的人，结果成了热尼娅·戈洛夫尼亚的好朋友。她是电影摄影师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的孙女，她的母亲奥克萨娜告诉我很多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家族故事，并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她所谓的“和平时期”。之后的几个月中，我拜访了大约十来个她的朋友，大多数是老太太。但她们当时太小，记不起内战时期；现在又太紧张，不愿详尽披露铸造自己人生的那段历史，即斯大林的统治时期。

我涉猎口述历史的第一次尝试，教我学会了珍惜家庭记忆，以制衡苏维埃历史的官方叙述。1991年之后，我再次考虑就“耳语者”这个主题做一些研究并写出一本书的可能性。其时，有关斯大林迫害的个人回忆录，突如潮水一般汹涌出现，更激起了我的热望。但我的直觉是，就整体而言，老年人仍不愿抛头露面。他们还在等待，以确信共产党人不会卷土重来，这可能还需时多年。从某方面来看，我错了。20世纪90年代初，现在被广泛认作口述历史在前苏联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对照于普京时期，威权政府的复辟已驱使许多俄罗斯人回到沉默寡言的旧习惯。从另一方面看，我的直觉又是正确的。在第一个高峰时期，人们亟想记录的只是受迫害的真相，以及逮捕、监禁、平反的细节，而不是塑造自己人生的内心创伤、对背叛的耿耿于怀、对失去的亲情的痛苦回忆。

到2002年我完成《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一书时，觉得征服这个未知领域的时机终于来临。在1953年之前长大的一代正在迅速消失，我由此产生一种紧迫感：通过普通家庭和个人的内心生活来了解斯大林时代，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为《耳语者》研究项目接受访谈和提供档案的人，其平均年龄是80岁。据我所知，本书完成之前，至少有27人去世（占案例总数的6%）。

一开始，我的查询范围是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和公共档案馆，冀望找到家庭生活的私人文件，然后再去采访捐赠者。这涉及对收藏的信件、笔记本、日记、回忆录进行旷日持久的搜索，结果却徒劳无获。那些文件通常以很难解读的潦草笔迹写成，虽提供了部分信息，但很难得出结论（后来，本书几乎都没用上这批档案）。我在这个研究阶段，获得了下列员工的帮助：卡蒂娅·布宁娜和朱莉娅·莎拉波娃与我一起处理了莫斯科的档案；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收集了圣彼得堡档案的资料；尼古拉·库兹明处理了奥廖尔等处的档案。在这早期研究中，我要感谢两位老教授的支持：维克托·丹尼洛夫（1925—2004年）是专门研究苏维埃农民的历史学家，对我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帮我打开了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的大门；特奥多尔·沙宁帮我获得了莫斯科社会经济科学院的支持。

在搜索档案的同时，我也开始访问家庭，倾听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故事，询问他们是否保存了私人文件。这个项目凭借口碑得到广泛的传播——仍是俄罗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我开发的关系在朋友圈子里推介我的工作，渐渐引起浓烈的兴趣。他们要求得到采访，提供家庭回忆录、书信、笔记本等其他珍贵手稿，希望得到发表（也许想卖得好价钱）。要想一一感谢在这个阶段伸出援手的人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的名字列在采访名单中），但我特别亏欠下列人士：萨沙·科济列夫欣然同意，帮助采访他在圣彼得堡的熟人和朋友；依达·斯拉温娜接受我的采访，提供了私人档案中许多文件、照片、有关家人的文章和信息；叶夫根尼娅·维滕贝格、阿达·列韦多娃、贝拉·列维蒂娜、奥莉加·拉缅斯卡娅、加林娜·佩特洛娃也接受了采访并提供了家庭档案；列昂尼德·马赫纳茨以晓畅的文笔写下自己的回忆，并提供了珍贵文件；瓦赫坦·米赫拉兹接受好几次采访，安排我与他在第比利斯的家人取得联络；热尼娅·戈洛夫尼亚不仅誊写、扫描了家庭档案，而且提供了她为电影《抛弃》（Izmennitsy，1990年）所收集的访谈和文件——来自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前囚犯和管理员。她向我解说了苏维埃电影界的复杂历史、传言、阴谋和许多人的品行，并把我介绍给众多拥有斯大林时代吸引人的故事和档案的家庭。

我通过热尼娅见到阿列克谢·西蒙诺夫，他是我最大的“债主”。我知道阿列克谢是电影导演、记者、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活动家（1999年成为莫斯科保卫开放政策基金会的主席），但并不清楚他家的不平凡历史。他母亲一边的拉斯金家的故事，几乎丝毫未见于其著名父亲的传记。为了准备与他的第一次见面，我事先预读了这些传记。他的公寓就在莫斯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大街的拐角。母亲热尼娅·拉斯金娜去世于1992年，之后，阿列克谢将拉斯金家庭档案珍藏于抽屉中，依据这些材料，他在1999年写出了有关父母的感人肺腑的回忆录《私人收藏》（Chastnaia kollektsiia）。从一开始，他就对我的志趣表示欢迎，并深信我会成为他所说的“家庭历史学家”（the family’s historian）。阿列克谢允许我复制拉斯金档案，又从繁忙之中抽出大量时间，为我解说他家的历史细节，纠正我的误解。阿列克谢是一名了不起的说故事的人，许多采访和谈话在他家的厨桌旁进行，往往持续到深夜。他像变戏法一样，生动地再现了拉斯金家的特殊气氛——阿列克谢和妻子加林娜成功维持了那种温暖和随意——我开始觉得，我不只是一名历史学家，而在事实上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拜访阿列克谢的姨妈法尼娅·塞缪罗夫娜时也有同感，她又叫杜西娅，是拉斯金三姐妹中唯一健在者，与儿子一起住在伊里奇广场附近的新式大楼11层。1990年，她和索尼娅被迫搬离自己在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将近60年的家。索尼娅于1991年去世，法尼娅的记忆也日益退化。她97岁时给了我最后一次采访，当我问起老话题时，她突然又忆起先前遗忘的细节，差点成了永久的秘密。出于这个原因，更由于她的魅力，我学会了珍惜与她相处的每一分钟。

我非常感谢阿列克谢，让我无限制地参阅他父亲在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的规模巨大的档案。我在先前封存的西蒙诺夫个人档案（第9和第10部分）中获得大批文件，都是学者们从未看到过的。事实上，其中最敏感的材料，甚至连他家人都不知晓。不幸的是，我的发现激活了家庭成员的痛苦记忆。于是，西蒙诺夫文学遗产委员会的主席卡蒂娅·西蒙诺娃（原来姓氏是格鲁津科），2005年10月决定禁绝研究人员参阅这些档案，直到2025年。

除了西蒙诺夫的档案，我还采访了他的同事、朋友、亲戚，获悉这位作家的不少经历和性格特征。我特别要感谢玛丽亚·西蒙诺娃、拉扎尔·拉扎列夫、尼娜·阿尔希波娃、阿列克谢和索菲亚·卡拉加诺夫、安德烈·叶罗费耶夫、玛琳娜·巴巴克等。另外还要感谢尤纳·莫里茨、维克托·叶罗费耶夫、维克托林娅·施韦策尔、加林娜·克拉夫琴科、阿列克谢·什马利诺夫，他们补充了我对西蒙诺夫世界的理解。

2003年的春天，我同时对十几个家庭开展研究，觉得需要更多人手来系统地扩充我的工作范围。2003年，我从艺术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和莱弗尔梅信托公司领到两笔主要资助，真是雪中送炭。没有这些英国机构的慷慨支持，便不可能写完《耳语者》，以及完成与本书相连的广泛研究，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激。

在这两笔赠款的支持下，我聘请了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的纪念学会去采访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誊写和扫描其家庭档案。选择这三个纪念学会并不困难，它们先前已有口述历史的杰出成绩，只是工作性质稍有不同。我要做的，是强调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家庭关系；他们先前所做的，只专注古拉格的历史。这些学会都拥有众多活跃的成员，涵盖各式家庭，包括在斯大林统治下相当成功的。这虽超出了我们的自然选择范围（受迫害者的群体），但还是从中选出了我的大多数研究对象。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优势是，有文化的人家大都保存有书面文件。彼尔姆的优势在于，从1941到1945年一直没受德军占领，因此，斯大林时代的记忆不会与战争创伤混淆起来；此外，该地曾布满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居民中有大量前流放者和古拉格前囚犯。

圣彼得堡的团队由伊琳娜·菲利格率领，她的睿智的洞察力、建议和评判是这个项目的无价之宝。我享受与伊琳娜一起工作，学到很多东西，将永远欠她的人情。圣彼得堡的团队还有塔蒂亚娜·科西诺娃，她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听众，像伊琳娜一样，不知何故总能从采访中得到高于预期的收获；还有塔蒂亚娜·莫尔加切娃，她以精湛的技能参与了采访和档案的工作。伊琳娜·菲利格和塔蒂亚娜·科西诺娃还曾率队前往诺里尔斯克。此外，伊尔玛还单独访问了莫斯科、萨拉托夫、彼得罗扎沃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塔夫罗波尔，从事采访、收集材料。

阿廖娜·科兹罗娃以镇静的权威带领莫斯科团队，总能提供周到、睿智的意见。伊尔玛·奥斯特罗夫斯卡娅、奥莉加·比金娜、纳塔利娅·马利欣娜和阿廖娜·科兹罗娃，安排采访时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加丽娅·布韦娜组织档案则十分高效。我对她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带领彼尔姆团队的是能干、热情的亚历山大·卡利赫，外加艾莱娜·斯卡列科娃的协助。进行采访的分别是罗伯特·拉特波夫、安德烈·格列比翁希科夫、斯韦特兰娜·格列比翁希科娃、米哈伊尔·切列帕诺夫。我向他们表示感谢，特别是罗伯特和安德烈，他们做了大部分采访，总是卓有成效，并写出很有启发的评论。

关于本项目的研究方法，需要作出几项说明。研究小组电话采访了1000多人，从而建起数据库，我再从中选出若干家庭。我的主要关注是，确保最终的抽样来自富有代表性的社会各阶层（否则，就会偏向知识分子，特别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同时坚持每个家庭必须有某种档案，以佐证采访中的讲述。这在彼尔姆变得尤其困难，其居民当中有不少背井离乡的前“富农”和斯大林政权的其他受害者。我们电话采访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没有私人文件（许多人甚至没有父母的照片）。但那些确有家庭档案的，很值得深入探讨。

在第一次采访中，尽管我事先备有一份问卷，并请受访者讲述已从数据库中呈现出来的主题，但他们可以畅谈自己的经历，只受极少的干扰（口述历史的标准做法）。这些访谈通常持续很久，达几个小时，分几天完成。我先分析已整理出来的记录，再决定后续采访的主要方向和进一步提问，以深入探讨特定的主题。通常，每个家庭会有两至三次采访。我与研究小组大约每月开会一次，讨论采访内容，从家庭档案中选出相关材料来作转录和扫描。选择档案比较简单，我们先多多益善——私人文件、日记、回忆录、笔记本、全部的通信——只要它们写于1960年之前，或能对斯大林时代提供启示。另一方面，我们在访谈中遇到许多挑战，其中的大部分，从事前苏联口述历史的研究人员都很熟悉。我们需要设计特殊方法，让受访者反思自己的人生，梳理出直接记忆，避开后来形成的印象和意见，观察以往时摆脱后来的影响，忆起当时的真实想法，克服对陌生人的恐惧。逐步建立起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往往要在访问十几次之后，他们才会把珍贵的文件交给我们复制（便携式的扫描仪和数码相机，可在当事人的家里迅速完成这项工作）。

我由衷地感谢支持本项目的所有家庭，要分别一一向他们表示感谢也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的名字都列在采访名单中），但必须感谢下列人士：安东尼娜·兹纳缅卡娅、伊娜·希赫耶娃、马克斯娜·尼基福罗娃、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安吉丽娜·布舒耶娃、瓦伦蒂娜·季哈诺娃、尼娜·费奥菲拉克托娃、玛丽亚·维特克维奇、玛丽安娜·巴尔科夫斯卡娅、格奥尔基·福尔瑟、玛丽亚·库兹涅佐娃、叶夫根尼娅·瓦西列娃、尼古拉·科瓦奇、瓦伦丁·穆拉夫斯基、拉达·波洛兹、安热莉卡·西尔曼、卓娅·季莫菲耶娃、尼古拉·利列耶夫、弗拉基米尔·皮亚特尼茨基、列夫·内托、朱莉娅·沃尔科娃、拉丽莎和维塔利·加尔马什、玛娅·罗德克、加林娜·阿达西斯卡娅、罗扎·诺沃塞尔茨娃、维罗尼卡·涅夫斯卡娅、斯韦特兰娜·赫列斯托娃、维拉·米诺苏娃、尼古拉·梅沙尔金、埃尔弗拉达·梅沙尔金娜、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伊琳娜·米库耶娃、列泽达·泰西娜、柳博芙·捷丘耶娃、维拉·瓦西里佐娃、纳塔利娅·斯特凡茨娃、伊万·乌戈列茨基赫、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塔玛拉·特鲁比娜和维拉·图尔金娜。他们都向本项目贡献了宝贵时间和珍贵资料。我要感谢艾莱娜·邦纳，她参与纪念项目，在波士顿接受了伊琳娜·菲利格的采访，又授权容我引用安东尼娜·W. 布易斯翻译的她的作品《母亲与女儿》（伦敦：Hutchinson出版社，1992年）。

这些人都是《耳语者》的英雄。本书在真正意义上是他们的书，我只提供了发言机会。对我们来说，这些只是故事，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人生。

在写作本书的每一阶段，我都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历史学家，我有责任如实转述这些人的故事，并要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本书中几乎没有匿名者，除了一两个例外，所有接受采访、提供文件的人士，都同意公开自己的姓名。出于这个原因，后期的部分书稿先行译成俄文，发给有关家庭，让当事人作出必要的修正和建议，这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因为每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传记，往往迥异于他人阅读回忆录、书信、日记、谈话记录所得出的印象——重要的是，本书当事人应该有机会作出纠正。尚无一件案例，我必须被迫改变自己的整体阐释。很多时候，我的见解因当事人的参与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尽善尽美。只有一个家庭发生了麻烦，即希赫耶夫家（盖斯特家）：有些家庭成员对伊娜的大女儿所说的内容不以为然，我在最后的版本中予以删除。伊娜阅读并纠正了所有剩下的盖斯特资料，但后来又封存了她在纪念学会的档案。我还要感谢：将本书一部分译成俄文的然娜·博格达诺维奇和纳塔利娅·列什琴科；校阅最后定稿的伊琳娜·菲利格、阿廖娜·科兹罗娃、伊琳娜·奥斯特罗夫斯卡娅；在斯拉温资料一事上提供慷慨协助的列奥·维帕林斯基；校正拉斯金和西蒙诺夫的英文资料的阿列克谢·西蒙诺夫，此外，他还让我懂得，有必要再三思索“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光碟视频中的扑朔迷离。

《耳语者》的研究项目，所收集的大部分材料可在网络中找到（www.orlandofiges.com）。你会在那里发现主要家庭档案的笔录，以及采访录音的片断，部分材料已译成英文。如果没有这个网站，许多档案会因当事人的去世而销声匿迹，因为那些身在俄罗斯的年轻一代，对苏维埃的过去兴趣索然，而且没有太多存储空间来保存这些档案。我要感谢艾玛·毕阿、艾别克·巴拉托夫、张鼎（Ding Zhang），他们帮助设计、架构了这个网站。艾玛在杰里·库厄伊的支持下，试图燃起对视频项目的兴趣，其目的是想为《耳语者》人物的采访录像创建一个影像档案，让大家在网站上浏览。

这个项目涉及漫长的差旅，好几个月远离家人，史蒂芬妮、利季娅、爱丽丝为此忍受了诸多的不便。我希望，她们现在可看到这是值得的。通过她们的爱和支持，我更加体会到家庭的真谛。

我要感谢朋友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莫斯科的慷慨款待和阿列克谢·尤拉索夫斯基的善解人意。我还要感谢艾莱娜（海伦）·沃尔孔斯卡娅的邀请，让我在她意大利托斯卡纳的美好的家中潜心钻研。2006年，本书第二稿的大部分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作为作家，我获得了鼎力支持。我的代理人德博拉·罗杰斯厚道且充满激情，一直在努力帮我；美国的梅拉妮·杰克逊也乐于助人；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文德和大都会出版社的萨拉·贝尔施泰尔，是任何作家梦寐以求的编辑团队，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大大影响了本书——西蒙以热烈的评论和鼓励在旁打气，萨拉以非凡的热情和细心逐字逐句地编辑书稿，我对他们两位都感激不尽。我要感谢担任校对编辑的大卫·沃森、复查俄文名字音译的梅尔·里德、绘制平面图的艾伦·吉利兰、提供额外编辑支持的唐纳德·温彻斯特。我很感谢俄通社―塔斯社图片组的安德烈·博布罗夫，帮我找到了一些很难觅得的照片。

我要感谢那些指点和提醒我的学者：瓦莱里·戈洛法斯特、卡捷琳娜·格拉西姆娃、斯蒂芬·惠特克罗夫特、卡特里奥娜·凯利、鲍里斯·科龙涅茨基、乔纳森·哈斯拉姆、丹尼尔·毕阿和丹尼尔·皮克。我还亏欠罗伯·佩克斯，他在应对口述历史的挑战上，与我分享了他的心得体会。詹妮弗·戴维斯在处理我和纪念学会的合同上向我提供了很好的法律咨询，在此深深致谢。拉贾·旃达瓦卡以难以历数的方式给了我忠心的支持和帮助。我真希望他还活着，可与我讨论本书。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老朋友和同事黒宫広昭（Hiroaki Kuromiya）。他是研究斯大林时代的最好、最认真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帮助审读了我的手稿，以严苛的要求剔出了书中任何可能的缺陷。如还存有任何错误，那都是我的责任。

伦敦

2007年4月

[注释]

导言

(1).MSP, f. 3, op. 14, d. 2, l. 31; d. 3, ll. 18–19.

(2).我的估计基于 M. Ellman, ,Soviet Repression Statistics: Some Comments, ,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4, no. 7（November 2002）, pp. 1151–72。 从1934年到1953年，Ellman提供的古拉格判刑案例是1875万。不过在这段时期，许多古拉格囚犯的判刑不止一次。他还提供了同期的其他数据：至少有100万人遭到处决；200万人征入从属于古拉格系统的劳动大军和其他强制劳役；500万少数民族被逐出家园。根据最可靠的估计，1928年后受迫害的“富农”约有1000万人。所以，加在一起的总数约是3650万，减去重复的古拉格判刑，所剩下的2500万应该是合理的，这个数字很可能低于实际情况。

(3).Interview with Elena Dombrovskaia, Moscow, January 2003.

(4).MP, f. 4, op. 25, d. 2, ll. 9–10.

(5).M. Gefter, ,V predchuvstvii proshlogo, , Vek XX i mir, 1990, no. 9, p. 29.

(6).See e.g. V. Kaverin, Epilog: Memuary（Moscow, 1989）;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7).有关文献相当丰富，例如：A. Barmine, One Who Survived（New York, 1945）; V. 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a Soviet Official（London, 1947）; A. Gorbatov, Years off My Life（London, 1964）; N. Kaminskaya, Final Judgment: My Life as a Soviet Defence Attorney（New York, 1982）; 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London, 1989）; same author, Hope Abandoned（London, 1990）; E. Ginzburg, 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New York, 1967）; same author, Within the Whirlwind（New York, 1981）; L. Bogoraz, ,Iz vospominanii, , Minuvshee, vol. 2（Paris, 1986）; L. Kopelev, No Jail for Thought（London, 1979）; same author, The Education of a True Believer（London, 1980）; T. Aksakova-Sivers, Semeinaia khronika, 2 vols.（Paris, 1988）; Mikhail Baitalsky, Notebooks for the Grandchildren: Recollections of a Trotskyist Who Survived the Stalin Terror（New Jersey, 1995）。

(8).A. Krylova, ,The Tenacious Liberal Subject in Soviet Studies, ,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1, no. 1（Winter 2000）, pp. 119–46.

(9).有关文献也相当丰富，其中颇有价值的有：O. Adamova-Sliuzberg, Put,（Moscow, 1993）; A. Raikin, Vospominaniia（St Petersburg, 1993）; I. Diakonov, Kniga vospominanii（St Petersburg, 1995）; Iu. Liuba, Vospominaniia（St Petersburg, 1998）;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ta lichnosti（1925–53 gg.）（Moscow, 1998）; I. Dudareva, Proshloe vsegda s nami: vospominaniia（St Petersburg, 1998）; E. Evangulova, Krestnyi put,（St Petersburg, 2000）; K. Atarova, Vcherashnyi den,: vokrug sem, i Atarovykh-Dal, tsevykh: vospominaniia（Moscow, 2001）; L. El, iashova, My ukhodim, my ostaemsia. Kniga 1: Dedy, ottsy（St Petersburg, 2001）; N. Iudkovskii, Rekviem dvum semeistvam: vospominaniia（Moscow, 2002）; E. Vlasova, Domashnyi al, bom: vospominaniia（Moscow, 2002）; P. Kodzaev, Vospominaniia reabilitirovannogo spetspereselentsa（Vladikavkaz, 2002）; E. Liusin, Pis, mo-vospominaniia o prozhitykh godakh（Kaluga, 2002）; A. Bovin, XXvek kak zhizn, : vospominaniia（Moscow, 2003）. See also: I. Paperno, ,Personal Accounts of the Soviet Experience, ,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3, no. 4（Autumn 2002）, pp. 577–610。

(10).See e.g. S. Fitzpatrick, Stalin, s Peasants: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Russian Village After Collectivization（New York, 1994）; S.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 s Russia: Terror, Propaganda and Dissent, 1934–1941（Cambridge, 1997）; S.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Berkeley, 1997）.

(11).See e.g., N. Kosterina, Dnevnik（Moscow, 1964）; O. Berggol, ts, ,Bezumstvo predannosti: iz dnevnikov Ol, gi Berggol, ts, , Vremia i my, 1980, no. 57, pp. 270–85; A. Mar, ian, Gody moi, kak soldaty: dnevnik sel, skogo aktivista, 1925–1953 gg.（Kishinev, 1987）; M. Prishvin, Dnevniki（Moscow, 1990）; E. Bulgakova, Dnevnik Eleny Bulgakovoi（Moscow, 1990）; N. Vishniakova, Dnevnik Niny Vishniakovoi（Sverdlovsk, 1990）.

(12).See e.g. V. Vernadskii, ,Dnevnik 1938 goda, , Druzhba narodov, 1992, no. 2, pp. 219–39; no. 3, pp. 241–69; same author, ,Dnevnik 1939 goda, , Druzhba narodov, 1993, nos. 11/12, pp. 3–41; A. Solov, ev, Tetradi krasnogo professora（1912–1941 gg.）, Neizvestnaia Rossiia. XX vek, vol. 4（Moscow, 1993）, pp. 140–228; , ,,Ischez chelovek i net ego, kuda devalsia – nikto ne znaet,, : iz konfiskovannogo dnevnika,, Istochnik, 1993, no. 4, pp. 46–62; Golgofa. Po materialam arkhivno-sledstvennogo dela no. 603 na Sokolovu-Piatnitskuiu Iu. I., ed. V. I. Piatnitskii（St Petersburg, 1993）; A. Afinogenov, ,Dnevnik 1937 goda, , Sovremennaia dramaturgiia, 1993, no. 1, pp. 219–33; no. 2, pp. 223–41; no. 3, pp. 217–39; K. Chukovskii, Dnevnik 1930–1969（Moscow, 1994）; M. Prishvin, , ,,Zhizn,　stala veselei . . .,, : iz dnevnika 1936 goda, , Oktiabr, , 1993, no. 10, pp. 3–21; same author, ,Dnevnik 1937 goda, , Oktiabr, , 1994, no. 11, pp. 144–71; 1995, no. 9, pp. 155–71; M. Prishvin and V. Prishvin, My s toboi: dnevnik liubvi（Moscow, 1996）; A. Kopenin, ,Zapiski nesumashedshego: iz dnevnika sel, skogo uchitelia, , Rodina, 1996, no. 2, pp. 17–29; Dnevnye zapiski ust, -kulomskogo krest, ianina I. S. Rassukhaeva（1902–1953）（Moscow, 1997）; M. Krotova, Bavykinskii dnevnik: vospominaniia shkol, nogo pedagoga（Moscow, 1998）; A. Tsember, Dnevnik（Moscow, 1997）; V. Sitnikov, Perezhitoe: dnevnik saratovskogo obyvatelia 1918–1931 gg.（Moscow, 1999）; E. Filipovich, Ot sovetskoi pionerki do cheloveka-pensionerki: moi dnevniki（Podol, sk, 2000）; A. Man, kov, Dnevniki tridtsatykh godov（St Petersburg, 2001）; Iu. Nagibin, Dnevnik（Moscow, 2001）; N. Lugovskaya, I Want to Live: The Diary of a Soviet Schoolgirl 1932–1937（Moscow, 2003）; M. Shirshova, Zabytyi dnevnik poliarnogo biologa（Moscow, 2003）. Extracts from ten diaries were published in translation in V. Garros, N. Korenevskaya and T. Lahusen（eds.）, Intimacy and Terror: Soviet Diaries of the 1930s（New York, 1995）.

(13).历史学家赫尔贝克（Jochen Hellbeck）率先投入对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日记的研究，特别是关于Stepan Podlubny的，载于赫尔贝克所编的Tagebuch aus Moskau, 1931–1939（Munich, 1996）。另可参见赫尔贝克对20世纪30年代4本苏维埃日记的讨论，载于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Cambridge, Mass., 2006）。赫尔贝克富有争议的见解是，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公民的思维全部遵照苏维埃的模式，没有替代的概念，并在日记中尝试清除所有非苏维埃的个性元素（所谓的“自身危机”），以蜕变成苏维埃新人。另可参见：J. Hellbeck, ,Self-Realization in the Stalinist System: Two Soviet Diaries of the 1930s, , in M. Hildermeier（ed.）, Stalinismus vor dem Zweiten Weltkrieg: neue Wege der Forschung（Munich, 1998）, pp. 275–90. 赫尔贝克的观点受到了其他学者的严厉批评，特别是A. Etkind的,Soviet Subjectivity: Torture for the Sake of Salvation？,[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6, no. 1（Winter 2005）, pp. 171–86]，以及S. Boym的,Analiz praktiki sub, ektivizatsii v rannestalinskom obshchestve, [Ab Imperio, 2002, no. 3, pp. 209–418]。

(14).See e.g. J. Hellbeck, ,Fashioning the Stalinist Soul: The Diary of Stepan Podlubnyi（1931–1939）,,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4（1996）, pp. 344–73; I. Halfin and J. Hellbeck, ,Rethinking the Stalinist Subject: Stephen Kotkin, s ,,Magnetic Mountain,, and the State of Soviet Historical Studies,,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4（1996）, pp. 456–63; I. Halfin, Terror in My Soul: Communist Autobiographies on Trial（Cambridge, Mass., 2003）; C. Kaier and E. Naiman（eds.）, Everyday Life in Early Soviet Russia: Taking the Revolution Inside（Bloomington, 2006）.

(15).这是赫尔贝克的主要观点（参见他的上述著作）。

(16).MP, f. 4, op. 18, d. 2, ll. 49–50.

(17).特别参见Catherine Merridale的两本书：Night of Stone: Death and Memory in Russia（London, 2000） 和 Ivan, 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London, 2005）。这两本书都在一定程度上基于采访得来的资料。

(18).See e.g. Golos krest, ian: Sel, skaia Rossiia XX veka v krest, ianskikh memuarakh（Moscow, 1996）; Sud, ba liudei: Rossiia xx vek. Biografii semei kak ob, ekt sots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Moscow, 1996）; D. Bertaux, P. Thompson and A. Rotkirch（eds.）, On Living through Soviet Russia（London, 2004）; V. Skultans, The Testimony of Lives: Narrative and Memory in Post-Soviet Latvia（London, 1998）; A. Shternshis, Soviet and Kosher: Jewish Popular 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Bloomington, 2006）. Many books have drawn from interviews, among them notably: N. Adler, Beyond the Soviet System: The Gulag Survivor（New Brunswick, 2002）; A.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London, 2003）.

(19).第一次重要的口述历史是针对苏维埃社会制度的哈佛项目（从1950到1951年，分别在欧洲和美国采访了329名苏维埃难民）。大多数受访者在1943到1946年之间离开苏联，有了在西方生活的经历，其见解是自觉反苏的，遂不能代表全体苏维埃人。然而，该项目出版了好几本社会学著作，深深影响了冷战时期西方对苏维埃社会的认识，分别是：R. Bauer, A. Inkeles和C. Klukhohn合著的How the Soviet System Works: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Themes（Cambridge, Mass., 1957），J. Berliner的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Cambridge, Mass., 1958），M. Field的Doctor and Patient in Soviet Russia（Cambridge, Mass., 1958），以及A. Inkeles和R. Bauer合著的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Cambridge, Mass., 1959）。特别是最后一本，专论“苏联社会如何影响个人，个人又如何适应苏维埃生活的日常规范”（第3页）。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两组人士，专以社会学方法从事口述历史的研究。第一组是Daniel Bertaux和Paul Thompson，其研究成果发表于Sud, ba liudei 和 On Living Through Soviet Russia。第二组是莫斯科社会和经济学院，其研究成果见于Golos krest,ian。此外，纪念学会（http://www.memo.ru）率先投入了古拉格口述历史研究。当然，无可置疑的是，第一部伟大的口述历史著作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共3卷（伦敦，1974-1978年），其内容主要依据对劳改营幸存者的采访。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

(20).RGALI, f. 3084, op. 1, d. 1389, l. 17; f. 2804, op. 1, d. 45.

(21).E. Drabkina, Chernye sukhari（Moscow, 1975）, pp. 82–3.

(22).S. Sebag Montefiore,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London, 2003）, p. 61.

(23).RGALI, f. 2804, op. 1, d. 22, l. 4; f. 3084, op. 1, d. 1389, l. 3; Drabkina, Chernye sukhari, pp. 23–9; N. Burenin, Pamiatnye gody: vospominaniia（Leningrad, 1961）, pp. 150–51.

(24).Partiinaia etika: dokumenty i materialy diskussii dvadtsatykh godov（Moscow, 1989）, p. 16; M. Gorky, Untimely Thoughts: Essays on Revolution, Culture and the Bolsheviks, 1917–18（London, 1970）, p. 7.

(25).Cited in E. Naiman, Sex in Public: The Incarnation of Early Soviet Ideology（Princeton, 1997）, pp. 91–2.

(26).RGALI, f. 2804, op. 1, dd. 22, 40, 1389; V. Erashov, Kak molniia v nochi（Moscow, 1988）, p. 344.

(27).O. Figes, A People, 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London, 1996）, pp. 752–68.

(28).I. Stalin, Sochineniia, 13 vols.（Moscow, 1946–55）, vol. 6, p. 248.

(29).K. Geiger, The Family in Soviet Russia（Cambridge, Mass., 1968）, p. 61.

(30).L. Kirschenbaum, Small Comrades: Revolutionizing Childhood in Soviet Russia, 1917–1932（New York, 2001）, p. 48.

(31).O. Maitich, ,Utopia in Daily Life, , in J. Bowlt and O. Maitich（eds.）, Laboratory of Dreams: The Russian Avant-garde and Cultural Experiment（Stanford, 1996）, pp. 65–6; V. Buchli, An Archaeology of Socialism（Oxford, 1999）, pp. 65–8.

(32).W. Goldman, Wome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Soviet Family Policy and Social Life, 1917–1936（Cambridge, 1993）, p. 107; N. Lebina, Povsednevnaia zhizn, sovetskogo goroda: normy i anomalii, 1920–1930 gody（St Petersburg, 1999）, p. 272.

(33).I. Halfin, ,Intimacy in an Ideological Key: The Communist Case of the 1920s and 1930s, , in same author（ed.）, Language and Revolution: Making Modern Political Identities（London, 2002）, pp. 187–8.

(34).L. Trotsky, 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Creating the Foundations of a New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Russia（London, 1973）, p. 72; A. Inkeles and R.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Cambridge, Mass., 1959）, p. 205.

(35).Trotsky, 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p. 48.

(36).MSP, f. 3, op. 16, d. 2, ll. 2, 7, 46–62.

(37).See O. Figes, Natasha, 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London, 2002）, pp. 119–30.

(38).MSP, f. 3, op. 18, d. 2, ll. 24, 26.

(39).MSP, f. 3, op. 12, d. 2, l. 15.

(40).E. 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London, 1992）, pp. 40, 46, 61–2, 101.

(41).Buchli, An Archaeology of Socialism, p. 131.

(42).V. Maiakovskii,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13 vols.（Moscow, 1955–61）, vol. 2, pp. 74–5.

(43).V. Dunham, In Stalin, s Time: Middle-Class Values in Soviet Fiction（Durham, 1990）, p. 64 （为求清晰，译文略有调整）.

(44).W. Rosenberg（ed.）, Bolshevik Visions: First Ph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 2 vols.（Ann Arbor, 1990）, vol. 1, p. 37（为求清晰，译文略有调整）.

(45).MM, f. 1, op. 1, dd. 167, 169; f. 12, op. 27, d. 2, ll. 47–54.

(46).MSP, f. 3, op. 47, d. 2, ll. 32–3, 59–64; d. 3, ll. 1–6; L. El, iashova, My ukhodim, my ostaemsia. Kniga 1: Dedy, ottsy（St Petersburg, 2001）, pp. 191–4.

(47).OR RNB, f. 1156, d. 597, ll. 3, 14; IISH, Vojtinskij, No. 11（Box 3, file 5/b）; VOFA, A. Levidova,,Vospominaniia, , ms., p. 11; interview with Ada Levidova, St Petersburg, May 2004.

(48).OR RNB, f. 1156, d. 576, ll. 4, 12–19; d. 577, l. 1; d. 597, l. 51; VOFA, A. Levidova, ,Vospominaniia, , ms., p. 12.

(49).V. Zenzinov, Deserted: The Story of the Children Abandoned in Soviet Russia（London, 1931）, p. 27.

(50).A. Lunacharskii, O narodnom obrazovanii（Moscow, 1948）, p. 445.

(51).E. M. Balashov, Shkola v rossiiskom obshchestve 1917–1927 gg. Stanovlenie ,novogo cheloveka, （St Petersburg, 2003）, p. 33; J. Ceton, School en kind in Sowjet-Rusland（Amsterdam, 1921）, p. 3. 关于幼儿园的工作和游戏，参见：L. Kirschenbaum, Small Comrades: Revolutionizing Childhood in Soviet Russia, 1917–32（New York, 2001）, pp. 120–23。

(52).MP, f. 4, op. 18, d. 2, ll. 1–2; RGAE, f. 9455, op. 2, d. 154; L. Holmes, ,Part of History: The Oral Record and Moscow, s Model School No. 25, 1931–1937, , Slavic Review, 56（Summer 1997）, pp. 281–3; S.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Cambridge, 1979）, p. 27; SFA, I. Slavina, ,Tonen, kii nerv istorii, , ms., p. 16.

(53).RGAE, f. 9455, op. 2, d. 30, ll. 241–56; d. 51, ll. 113–14; d. 154, ll. 47–8.

(54).RGAE, f. 9455, op. 2, d. 154, l. 397; d. 155, ll. 5, 8, 9, 15; d. 156, ll. 11–12, 171; d.157, ll. 98–103.

(55).R. Berg, Sukhovei: vospominaniia genetika（Moscow, 2003）, p. 29.

(56).A. Mar, ian, Gody moi, kak soldaty: dnevnik sel, skogo aktivista, 1925–1953 gg.（Kishinev, 1987）, p. 17; E. Liusin, Pis, mo – vospominaniia o prozhitykh godakh（Kaluga, 2002）, pp. 18–19. See further C. Kelly, ,Byt, Identity and Everyday Life, , in S. Franklin and E. Widdis（eds.）,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n Culture: An Introduction（Cambridge, 2004）, pp. 157–67.

(57).Balashov, Shkola v rossiiskom obshchestve, p. 137.

(58).MSP, f. 3, op. 37, d. 2, ll. 8–9; op. 14, d. 3, ll. 24–6; MP, f. 4, op. 24, d. 2, ll. 41–2; op. 3, d. 2, l. 24; V. Frid, 58?: zapiski lagernogo pridurka（Moscow, 1996）, p. 89.

(59).MSP, f. 3, op. 8, d. 2, ll. 1, 7; MP, f. 4, op. 9, d. 2, ll. 11–12.

(60).C. Kelly, ,Shaping the ,,Future Race,, : Regulating the Daily Life of Children in Early Soviet Russia, , in C. Kaier and E. Naiman（eds.）, Everyday Life in Early Soviet Russia: Taking the Revolution Inside（Bloomington, 2006）, p. 262; Rosenberg, Bolshevik Visions, vol. 2, p. 86; MP, f. 4, op. 24, d. 2, l. 43.

(61).Interview with Vasily Romashkin, Norilsk, July 2004.

(62).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June 2003.

(63).MSP, f. 3, op. 17, d. 2, l. 8.

(64).P.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Cambridge, 1985）, pp. 168–9.

(65).N. Vishniakova, Dnevnik Niny Vishniakovy（Sverdlovsk, 1990）, pp. 28–9.

(66).E. Dolmatovskii, Bylo: zapiski poeta（Moscow, 1982）, pp. 22–3.

(67).V. Pirozhkova, Poteriannoe pokolenie（St Petersburg, 1998）, pp. 46–7.

(68).Interview with Vasily Romashkin, Norilsk, July 2004; D. Hoffman, Stalinist Values: The Cultural Norms of Stalinist Modernity（Cornell, 2003）, pp. 121–2.

(69).M. Baitalsky, Notebooks for the Grandchildren: Recollections of a Trotskyist Who Survived the Stalin Terror（New Jersey, 1995）, pp. 56, 68, 71 （为求清晰，译文略有调整）.

(70).Lebina, Povsednevnaia zhizn, , p. 274.

(71).Baitalsky, Notebooks for the Grandchildren, pp. 94–6, 161–2.

(72).Stalin, Sochineniia, vol. 6, p. 46; Partiinaia etika, p. 287.

(73).M. Rubinshtein, Sotsial, no-pravovye predstavleniia i samoupravleniia u detei（Moscow, 1925）, pp. 69–70.

(74).Partiinaia etika, p. 329.

(75).O. Kha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Berkeley, 1999）, pp. 35–74, 212–28. 同理，“无产阶级觉悟”也需要证据，即在思想上对党的事业的承诺。光是出身于无产阶级还是不够的，因为很多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养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心态。

(76).L.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London, 1970）, p. 385.,

(77).See further I. Halfin, ,From Darkness to Light: Student Communist Autobiography DuringNEP,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5（1997）, pp. 210–36; same author, Terror in My Soul: Communist Autobiographies on Trial（Cambridge, Mass., 2003）.

(78).Kha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pp. 123–5.

(79).V. Kozlov, ,Denunciation and Its Functions in Soviet Governance,:　A Study of Denunications and Their Bureaucratic Handling from Soviet Police Archives, 1944–1953,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8（Decem, ber 1996）, p. 867; C. Hooper, ,Terror from Within: Participation and Coercion in Soviet Power, 1924–6, 4（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3）, p. 13.

(80).XIV sezd VKP(b）: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Moscow, 1926）, p. 600.

(81).Ibid., p. 615.

(82).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 p. 148.

(83).Partiinaia etika, p. 329.

(84).Interview with Elena Dombrovskaia, Moscow, January 2003.

(85).MSP, f. 3, op. 48, d. 2, ll. 1, 23, 32–4.

(86).MSP, f. 3, op. 42, d. 2, ll. 5–6.

(87).MP, f. 4, op. 9, d. 1, ll. 4–8; d. 2, l. 13.

(88).MP, f. 4, op. 12, d. 2, l. 7.

(89).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 p. 17., , , ,

(90).V. Semenova, ,Babushki: semeinye i ,s otsialnye funktsii praroditelskogo pokoleniia, in Sudba liudei: Rossiia xx vek. Biografii semei kak obekt sots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Moscow, 1996）, pp. 326–54.

(91).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 pp. 14, 15, 16, 27, 40, 78, 145; interview with Elena Bonner, Boston, November 2006., ,

(92).GFA, O. Golovnia, ,Predislovie k pismam, ms., p. 20;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Golovnia, Moscow, November 2004.

(93).Interview with Vladimir Fomin,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3.,

(94).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Yevangulova, St Petersburg, March 2004; E. P. Evangulova, Krestnyi put（St Petersburg, 2000）, pp. 7–9, 36; RGAE, f. 5208, op. 1, d. 28.

(95).Interview with Boris Gavrilov, St Pet,e rsburg, Ju,n e 2003.,

(96).,Obydennyi NEP（Sochineniia i pisma shkolnikov 20-x godov）, in Neizvestnaia Rossia xx vek, vol.3（Moscow, 1993）, pp. 285–7; HP,, ,5 9 A, vol. 5, ,p, . 25; Inkeles and Bauer, The Soviet ,C itizen, p. 216. See similarly, S. Tchouikina, ,The ,,Old and ,,New Intelligentsia and the Soviet State, in T. Vihavainen（ed.）, The Soviet Union – A Popular State？（St Petersburg, 2003）, pp. 99–100.

(97).Inkeles and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p. 223; MSP, f. 3, op. 52, d. 2, l. 19.

(98).E. Olitskaia, Moi vospominaniia, 2 vols.（Frankurt, 1971）, vol. 2, p. 56; MP, f. 4, op. 8, d. 2, l. 6. See also, MM, f. 12, op. 31, d. 2, ll. 1–2; MS,P , f. 3, op. 53, d. 2, ll. 11–12; f. 3, op. 8, d. 2, ll. 1–7.

(99).Partiinaia etika, p. 437; Liusin, Pismo, p. 11; MP, f. 4, op. 32, d. 4, l. 7.

(100).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 pp. 41, 138–9, 200–202.

(101).MSP, f. 3, op. 16, d. 2, ll. 3–4, 7.

(102).MSP, f. 3, op. 37, d. 2, ll. 13–15;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p. 5–6.,

(103).V. Danilov, Sovetskaia dokolkhoznaia derevnia: naselenie, zemlepolzovanie, khoziaistvo（Moscow, 1977）, p. 31.

(104).MSP, f. 3, op. 14, d. 3, ll. 34–5.

(105).与农民革命相关内容，参见：O. Figes, Peasant Russia, Civil War: 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 1917–1921（Oxford, 1989）。

(106).MSP, f. 3, op. 14, d. 3, ll. 8, 104; G. Dobronozhenko, Kollektivizatsiia na Severe, 1929–1932（Syktyvkar, 1994）, pp. 27–8.

(107).MSP, f. 3, op. 14, d. 3, ll. 7–8.

(108).MSP, f. 3, op. 14, d. 2, ll. 18, 69.

(109).MSP, f. 3, op. 2, d. 2, ll. 20, 43–5.,

(110).VFA, E. Vittenburg, ,Pamiati P. V. Vittenburga, ms., p. 4; interviews with Yevgeniia Vittenburg, St Petersburg, August 2003, September 2004; E. Vittenburg, Vremia poliarnykh stran（St Petersburg, 2002）, pp. 44–74.

(111).RGALI, f. 1814, op. 9, d. 351, l. 3;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112).RGALI, f. 1814, op. 9, d. 2613, ll. 7, 13; K.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Moscow, 1978）, p. 65. Family legend has it that Aleksandra blamed Mikhail for the miscarriage of a baby daughter and decided to leave him（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June 2003）.

(113).RGALI, f. 1814, op. 10, d. 360; op. 9, d. 2613, ll. 3, 13.

(114).RGALI, f. 1814, op. 9, d. 2698, l. 1.

(115).RGALI, f. 1814, op. 10, d. 360, l. 31.

(116).RGALI, f. 1814, op. 9, d. 353, l. 38; d. 337, l. 7.

(117).RGALI, f. 1814, op. 10, d. 339, l. 11; op. 9, d. 1534, l. 31.

(118).RGALI, f. 1814, op. 6, d. 70, l. 103; d. 170, l. 17; op. 9, d. 2613, l. 13; dd. 23, 24.

(119).RGALI, f. 1814, op. 9, d. 1533, l. 18; d. 24, l. 16; d. 25, ll. 6, 17, 26; d. 1010, ll. 9–10;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 p. 66.

(120).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p. 25–6.

(121).RGALI, f. 1814, op. 9, d. 25, l. 12; d. 1010, ll. 16–19; op. 10, d. 339, l. 11.

(122).SLFA, M.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 2.

(123).SLFA, ,Lichnyi listok po uchety kadrov, （Samuil Laskin）; 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November 2003, March 2005.

(124).A. Ball, Russia, s Last Capitalists: The NEPmen 1921–1929（Berkeley, 1987）, p. 39.

(125).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ne, November 2003, February, July 2004; interviews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SLFA,M.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p. 20, 21, 29.

(126).Y. Slezkine, The Jewish Century（Berkeley, 2005）, p. 217; Vsesoiuznaia perepis, naseleniia. 1937 g. Kratkie itogi（Moscow, 1991）, p. 90.

(127).A. Shternshis, Soviet and Kosher: Jewish Popular 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Bloomington, 2006）, pp. 35–43; J. Veidlinger, The Moscow State Yiddish Theatre: Jewish Culture on the Soviet Stage（Bloomington, 2000）.

(128).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ne,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SLFA, M. Laskin, ,Vospominaniia, , p. 19.

(129).Interview with Rebekka（Rita） Kogan, St Petersburg, May 2003.

(130).I. Slavin, Protsess v Novikakh（Vitebsk, 1920）.

(131).SFA, I. Slavina, ,Tonen, kii nerv istorii, , ms., p. 11;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October 2003.

(132).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March 2005.

(133).A. Barmine, One Who Survived: The Life Story of a Russian Under the Soviets（New York, 1945）, pp. 124–5; H. Kuromiya, Stalin, 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Workers, 1928–1932（Cambridge, 1988）, p. 110; RGAE, f. 9455, op. 2, d. 157, l. 183.

(134).V. Danilov, ,Vvedenie: sovetskaia derevnia v gody ,,Bol, shogo terrora,,　, , in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kollektivizatsiia i raskulachivanie. Dokumenty i materialy v 5 tomakh 1927–1939, 5vols.（Moscow,1999–2004）, vol.5:1937–1939, Part1,1937,p.9;A. Meyer, ,The War Scare of 1927, , Soviet Union/Union Soviétique, vol. 5, no. 1（1978）, pp. 1–25; S. Fitzpatrick, ,The Foreign Threat During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 Soviet Union/Union Soviétique, vol. 5, no. 1（1978）, pp. 26–35; Stalin, Sochineniia, vol. 11, pp. 170–72.

(135).R. Davi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viet Russia 3: The Soviet Economy in Turmoil, 1929–1930（London, 1989）, p. 76; Ball, Russia, s Last Capitalists, pp. 76–7.

(136).SLFA, ,Lichnyi listok po uchety kadrov, （Samuil Laskin）; 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November 2003, March 2005.

(137).N. Mandelstam, Hope Abandoned（London, 1989）, p. 551.

第二章 大转变（1928—1932）

(138).MSP, f.3, op.14, d.2, l.38; d.3, l.10.

(139).AFSBVO,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N.A.Golovina.

(140).MSP, f.3, op.14, d.2, ll.102–4.

(141).MSP, f.3, op.14, d.2, l.93.

(142).AFSBVO,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N.A.Golovina; MSP, f.3, op.14, d.2, l.69; d.3, ll.7–8.

(143).GAVO, f.407, op.1, d.98, l.7.

(144).AFSBVO,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N.A.Golovina; MSP, f.3, op.14, d.3, l.9.

(145).AFSBVO,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N.A.Golovina.

(146).MSP, f.3, op.14, d.3, l.11.

(147).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kollektivizatsiia i raskulachivanie.Dokumenty i materialy , 5 vols.（Moscow,1999–2004）, vol.1, pp.36, 148–50, 228–30, 742; Izvestiia TsK KPSS , 1991,

(148).Cited in M.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A Study of Collectivization （London, 1968）, p.257.

(149).R.Davies, The Soviet Economy in Turmoil, 1929–30（London, 1989）, pp.198–9; Pravda , 1 September,10 November, 1929.

(150).Pravda , 7November1929; I.Stalin, Sochineniia , 13vols.(Moscow,1946–55）, vol.12, p.174.

(151).R.Davies,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 1929–1930 （London,1980）, p.111;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 vol.1, pp.702–10, 716–27; M.Hindus,

(152).Davies,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 p.218; V.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New York, 1946）, p.91.

(153).M.Vareikis, ,O partiinom rukovodstve kolkhozam, , Na agrarnom fronte , 1929, no.8, p.65; Izvestiia , 19 April 1930; GARK, f.3, op.1, d.2309, l.6.

(154).Davies,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 p.198.

(155).M.Fainsod,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Cambridge, Mass., 1958）, p.250.

(156).R.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London, 1986）,pp.120–21; S.Fitzpatrick, Stalin , s Peasants: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Russi

(157).GAVO, f.22, op.1, d.37, l.41; GARK, f.136, op.1, d.121, l.153; MSP, f.3, op.14, d.3, l.75;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 vol.3, pp.66–8.

(158).MP, f.4, op.18, d.2, l.44.

(159).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p.137;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 vol.3, p.15;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 p.508.

(160).MP, f.4, op.18, d.5, l.15.

(161).MP, f.4, op.7, d.2, l.39.

(162).MP, f.4, op.5, d.2, l.30.

(163).VFA, ,Vospominaniia, , ms., p.8; Komsomol, skaia pravda , 8 September 1989, p.2.

(164).LFA, ,Roditeli, , p.24.

(165).A.Zverev, Zapiski ministra （Moscow, 1973）, p.54.

(166).L.Kopelev, The Education of a True Believer （London, 1981）, p.235.

(167).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 vol.1, pp.8–9; R.Davies and S.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London, 2004）, p.451.

(168).Davies,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 pp.442–3;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 vol.3, pp.8–9; Davies and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 pp.31, 37; Politbiuro i krest, ianstvo: vysylk

(169).AFSBVO,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N.A.Golovina; MSP, f.3, op.14, d.2, ll.82–101, 122–3; d.3, ll.11,56–8.

(170).Hindus, Red Bread , p.142.

(171).E.Foteeva, ,Coping with Revolution: The Experience of Well-to-do Russian Families, , in D.Bertaux, P.Thompson and A.Rotkirch（eds.）, On Living through Soviet Russia（London, 2004）,

(172).Interviews with Olga Ramenskaia（neée Zapregaeva） and Galina Petrova, Strugi Krasnye（Pskov oblast）, August 2003.

(173).RGAE, f.7486, op.37, d.101, ll.61–2; M.Tauger, ,The 1932 Harvest and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2–33, ,Slavic Review , vol.50, no.1（Spring 1991）; Davies and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174).For the link between the famin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assport system, in December 1932, see RGASPI, f.81, op.3, d.93, ll.24–5; f.558, op.11, d.45, l.109.

(175).Fitzpatrick, Stalin, s Peasants , p.80; 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p.237.

(176).G.Kessler, ,The Passport System and State Control over Population Flows in the Soviet Union,1932–1940,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 vol.42, nos.2–4（2001）, pp.477–504; D.Shearer, ,

(177).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 vol.3,p.63; A.Applebaum, Gulag: AHistory of the SovietCamps（London,2003）, p.333; GARF, f.5207, op.3, d.49, l.190; f.8131, op.37, d.137, l.4.

(178).L.Viola, ,Tear the Evil From the Root: The Children of Spetspereselentsy of the North, , in N.Baschmakoff and P.Fryer（eds.）, Modernization of the Russian Provinces, special issue o

(179).MSP, f.3, op.14, d.2, ll.25–6; d.3, ll.12–18, 125.

(180).MP, f.4, op.18, d.2; d.5, ll.16–17.

(181).MP, f.4, op.5, d.2, ll.37, 38.

(182).Politbiuro i krest, ianstvo, pp.467–553; Viola, The Unknown Gulag , p.232.

(183).MP, f.4, op.9, d.5, ll.2–7.

(184).AMILO, M.A.Solomonik, ,Zapiski raskulachennoi, , ts., pp.7–34.

(185).Pravda , 7 November 1929.

(186).AFA, A.M.Alekseyev, ,Vospominaniia, , p.18.

(187).See e.g.GARF, f.9414, op.1, d.368, l.115.另可参考曾于1954—1957年担任诺里尔斯克采矿综合企业主管的Aleksei Loginov的事后评论，见于：A.Macqueen, ,Survivors, , Granta , 64（Winter 1998）

(188).关于古拉格制度的经典政治解释，参见：R.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London,1992）, 以及同一作者的Kolyma: The Arctic Death Camps（New York, 1978）。强调经济解释的则有：M

(189).Sistema ispravitel, no-trudovykh lagerei v SSSR, 1923–1960.Spravochnik （Moscow, 1998）, p.395;Applebaum, Gulag, pp.31–40.

(190).GARF, f.5446, op.11a, d.555, l.32; RGASPI, f.17, op.3, d.746, l.11; Sistema ispravitel, no-trudovykh lagerei v SSSR , p.38.

(191).GARF, f.9414, op.1, d.2920, l.178; Applebaum, Gulag , pp.62–5; C.Joyce, ,The Gulag in Karelia,1929–41, , in Gregory and Lazarev（eds.）,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 p.166; N.Ba

(192).MSP, f.3, op.19, d.2, ll.1–4.

(193).GARF, f.5515, op.33, d.11, ll.39–40; GASO, f.148, op.5, d.26, l.75.

(194).GARF, f.9414, op.1, d.3048, ll.25–36; V.Shalamov, Vishera: antiroman（Moscow, 1989）, p.23.

(195).D.Nordlander, ,Magadan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Dalstroi in the 1930s, , in Gregory and Lazarev（eds.）,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 p.110.

(196).V.Shalamov, Kolyma Tales（London, 1994）, pp.368–9.沙拉莫夫于1937年抵达科雷马，他所写的有关别尔津时期的故事，多取材于劳改营中的传闻。

(197).MP, f.4, op.10, d.1, ll.1–4, 14–17.

(198).A.Barmine, One Who Survived: The Life Story of a Russian Under the Soviets（New York, 1945）, p.196.

(199).C.Ward, Stalin, s Russia（London, 1999）, p.56; A.Smith, I Was a Soviet Worker（London, 1937）, p.43.

(200).Interviews with Lydia Pukhova, St Petersburg, May, October 2004.

(201).MSP, f.3, op.14, d.2, ll.23–4, 26, 29; d.3, ll.20, 63–70.

(202).Y.Druzhnikov, Informer 001: The Myth of Pavlik Morozov（London, 1997）, pp.45–6, 155–6; C.Kelly,Comrade Pavli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viet Boy Hero（London, 2005）, p.66.

(203).Druzhnikov, Informer , pp.19–20, 30–31, 42, 114, 152; Kelly, Comrade, pp.13, 94.查阅过秘密警察档案的Kelly，怀疑莫罗佐夫审判是否真有发生。在她看来，帕夫利克的举报全是警察和媒体所捏造

(204).Kelly, Comrade, pp.26–72.

(205).Druzhnikov, Informer , pp.9–11; Kelly, Comrade, p.14.

(206).Kelly, Comrade, p.156 （为求清晰，译文略有调整）.

(207).See ibid., pp.22, 26–9, 169–71.

(208).M.Nikolaev, Detdom（New York, 1985）, p.89.

(209).V.Danilov, Sovetskaia dokolkhoznaia derevnia: naselenie, zemlepol , zovanie, khoziaistvo （Moscow,1977）, p.25; P.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

(210).Interviews with Nina Gribelnaia, St Petersburg, March, June, October 2004; AFSBTO,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F.Z.Medvedeva.

(211).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p.295; Fitzpatrick, Stalin, s Peasants , p.256.

(212).Vskhody kommuny , 19 December 1932; K.Geiger, The Family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Mass.,1968）, p.308 （为求清晰，译文略有调整）.

(213).A.Mar, ian, Gody moi, kak soldaty: dnevnik sel, skogo aktivista, 1925–53 （Kishinev, 1987）, pp.55, 71,78–9.

(214).Cited in Geiger, The Family in Soviet Russia , p.140.

(215).A.Shternshis, Soviet and Kosher: Jewish Popular Culture, 1923–1939（Bloomington, 2006）, p.61.感谢A.Shternshis向我提供了她采访索菲亚的资料。

(216).V.Baevskii, ,Syn kulaka i vrag naroda: A.T.Tvardovskii v Smolenske v 1937 g., , in Stalinizm v rossiiskoi provinstii: smolenskie arkhivnye dokumenty v pochtenii zarubezhnykh i rossii

(217).Istoriia sovetskoi politicheskoi tsenzury（Moscow, 1997）, p.109; Baevskii, ,Syn kulaka, , pp.255–8.

(218).I.Tvardovskii, ,Stranitsy perezhitogo, , Iunost, , 1988, no.3, pp.14, 18.

(219).Ibid., p.23.

(220).Ibid., p.26.

(221).Ibid., p.27.

(222).E.Iaroslavskii（ed.）, Kak provodit, chistku partii （Moscow, 1929）, p.10.

(223).See S.Fitzpatrick, ,The Problem of Class Identity in NEP Society, , in S.Fitzpatrick, A.Rabinowitch and R.Stites（eds.）, Russia in the Era of NEP: Explorations in Soviet Society and

(224).G.Alexopoulos, ,Portrait of a Con Artist as a Soviet Man, , Slavic Review, vol.57, no.4（Winter 1998）,pp.774–90.See further, S.Fitzpatrick, ,Making a Self for the Times: Impersonat

(225).E.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London, 1992）, p.317.

(226).S.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Oxford, 1999）, pp.118–38.

(227).Geiger, The Family in Soviet Russia , pp.141–2.See further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 p.133.

(228).B.Engel and A.Posadskaya-Vanderbeck, A Revolution of their Own: Voices of Women in Soviet History（Boulder, 1997）, pp.29–32（translation slightly altered for clarity）.

(229).Geiger, The Family in Soviet Russia , p.143; N.Novak-Decker（ed.）, Soviet Youth: Twelve Komsomol Histories（Munich, 1959）, p.99.

(230).RGALI, f.1814, op.10, d.339, l.6.

(231).RGALI, f.1814, op.10, d.339, l.3.

(232).K.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p.29–30.

(233).RGALI, f.1814, op.10, d.339, l.5.

(234).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p.32.

(235).Ibid., p.33.

(236).Ibid., pp.35–6.

(237).W.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London, 1957）, p.143.

(238).J.Hellbeck, ,Fashioning the Stalinist Soul: The Diary of Stepan Podlubnyi（1931–1939）, ,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4（1996）, pp.350, 353–5 （为求清晰，译文略有调整

(239).MSP, f.3, op.14, d.3, l.22.

(240).MSP, f.3, op.14, d.2, l.31; d.3, ll.18–19.

(241).MSP, f.3, op.14, d.2, l.38.

(242).MSP, f.3, op.14, d.2, l.84.

(243).MSP, f.3, op.14, d.2, ll.119–20.

第三章 对幸福的追求（1932—1936）

(244).SLFA, letter from Fania and Sonia Laskina to Gavril Popov, 18 May 1990; M. Laskin, ,Vospominaniia,, ms., p. 31; 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and Aleksei Simonov, Moscow, July 2004, March 2005.

(245).T. Colton, Moscow: Governing the Socialist Metropolis（Cambridge, Mass., 1995）, pp. 214, 270ff.

(246).RGALI, f. 2772, op. 1, d. 93, l. 2; Colton, Moscow, pp. 280, 327.

(247).RGALI, f. 2772, op. 1, d. 6, l. 24; d. 87, l. 5.

(248).RGALI,, f. 2772, op. 1, d. 94, l. 55; D. Neutatz, Die Moskauer Metro: Von den ersten Planen bis zur Grossbaustelle des Stalinismus（1897–1935）,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Osteuropas 33（Vienna, 2001）, pp. 173, 181–2; Colton, Moscow, p. 257; Pravda, 20 May 1935, p. 3.

(249).RGALI, f. 2772, op. 1, d. 97, ll. 17–18.

(250).RGALI, f. 2772, op. 1, d. 87, l. 87; d. 90, ll. 20–21;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November 2003.

(251).E. Zaleski, Plann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oviet Union, 1918–1932（Chapel Hill, 1971）, p. 120; N. Lampert, The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and the Soviet State: A Study of Soviet Managers and Technicians 1928–1935（London, 1979）, p. 71; S.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Cambridge, 1979）, pp. 199–200; R. Davies, The Soviet Economy in Turmoil, 1929–30（London, 1989）, pp. 134–5.

(252).有关这些信件的抽样，可参见：Obshchestvo i vlast, 1930-e gody: povestvovanie v dokumentakh（Moscow, 1998） 和L. Siegelbaum和A. Sokolov所编的 Stalinism as a Way of Life: A Narrative in Documents（New Haven, 2000）。

(253).See L. Viola, Peasant Rebels Under Sta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asant Resistance（Oxford, 1996）; same author,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 Stalinist 1930s: Soliloquy of a Devil, s Advocate, ,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1, no. 1（Winter 2000）, pp. 45–69; J. Rossman, ,The Teikovo Cotton Workers,　Strike of April 1932: Class, Gender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Stalin, s Russia, , Russian Review, vol. 56, no. 1（January 1997）, pp. 44–69.

(254).Interviews with Lev Molotkov, St Petersburg,May2003; Zinaida Belikova, St Petersburg, October 2003; MUFA, A. Golovanov, ,Tetradki, , ms., p. 16.

(255).TsKhDMO, f. 1, op. 23, d. 1265, l. 43.

(256).J. Arch Getty and O. 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New Haven, 1999）, pp. 52–4.

(257).Ibid., p. 126.

(258).S. Fitzpatrick, The Cultural Front: Power and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Ithaca, 1992）, pp. 160–61; same author,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pp. 178, 246.

(259).A. Man, kov, Dnevniki tridtsatykh godov（St Petersburg, 2001）, pp. 82–3.

(260).Stalinism as a Way of Life, pp. 124–5（为求清晰，译文略有调整）.

(261).L.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New York, 1972）, pp. 136, 138.

(262).J. Gronow, Caviar with Champagne: Common Luxury and the Ideals of the Good Life in Stalin, s Russia（Oxford, 2003）, p. 36; Fitzpatrick, The Cultural Front, p. 224.

(263).RGASPI, f. 17, op. 120, d. 138, ll. 78–9.

(264).D. Hoffman, Stalinist Values: The Cultural Norms of Stalinist Modernity（Ithaca, 2003）, pp. 126, 131; N. Timasheff, The Great Retreat: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Russia（New York, 1946）, pp. 317–18. 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文明生活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参见：V.Volkov, ,The Concept of Kul, turnost, : Notes on the Stalinist Civilizing Process, , in S. Fitzpatrick（ed.）, Stalinism: New Directions（London, 2000）, pp. 210–30。

(265).L. Trotsky, 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Creating the Foundations of a New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Russia（London, 1973）, p. 98.

(266).K. Gerasimova, ,Public Privacy in the Soviet Communal Apartment, , in D. Crowley and S. Reid（eds.）, Socialist Spaces: Sites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Eastern Bloc（Oxford, 2002）, p. 210; V. Buchli, An Archaeology of Socialism（Oxford, 1999）, p. 78.

(267).S.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Oxford, 1999）, pp. 150–55; K. Clark, The Soviet Novel: History as Ritual（Chicago, 1981）, p. 115; J. Brooks, ,Revolutionary Lives: Public Identities in Pravda during the 1920s, , in S. White（ed.）, New Directions in Soviet History（Cambridge, 1992）, p. 34; Timasheff, The Great Retreat, pp. 199–200, 202; C. Kelly, Comrade Pavli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viet Boy Hero（London, 2005）, p. 158.

(268).Interview with Marina Ivanova, St Petersburg, March 2004.

(269).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 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p. 15–17.

(270).J. Barber, ,The Worker, s Day: Time Distribution in Soviet Working-Class Families, 1923–36, 。这篇论文于1978年提交给了伯明翰大学的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

(271).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p. 156.

(272).MFA, L. Makhnach, ,Oskolki bylogo s vysoty nastoiashchego, , ms., pp. 2–5; interviews with Leonid Makhnach, Moscow, March, July 2004.

(273).MFA, L. Makhnach, ,Otets, , ms., pp. 2–4.

(274).MFA, Vladimir to Maria Makhnach, 29 November 1935.

(275).GFA, O. Golovnia, ,Predisloviia k pis, mam . . .,　ms., pp. 3–4, 6, 12, 14, 47.

(276).GFA, O. Golovnia, ,Mezhdu kratovym i otdykhom, , ms., p. 1; ,Predisloviia k pis, mam . . ., , ms., p. 31; A. Golovnia, ,Dnevnik, ; interviews with Yevgeniia Golovnia, Moscow, March, July, October 2004.

(277).GFA, ,Predisloviia k pis, mam . . ., , ms., pp. 40–43, 58–61.

(278).Ibid., p. 51.

(279).E. Osokina, Za fasadom ,stalinskogo izobiliia, . Raspredelenie i rynok v snabzhenii naseleniia v gody industrializatsii, 1927–41（Moscow, 1998）, pp. 128, 134; Man, kov, Dnevniki tridtsatykh godov, p. 272. See also Gronow, Caviar with Champagne, pp. 126–7.

(280).A. Ledeneva, Russia, s Economy of Favours: Blat, Networking and Informal Exchange（Cambridge, 1998）;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p. 63.

(281).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p. 46.

(282).S.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Berkeley, 1997）, pp. 161, 171, 175–6, 477.

(283).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London, 1989）, p. 135.

(284).See e.g. MSP, f. 3, op. 36, d. 2, ll. 3–9.

(285).MSP, f. 3, op. 44, d. 2, l. 57.

(286).接下来的部分基于对37名20世纪30年代共用公寓中居民的采访，参见采访名单。

(287).K. Gerasimova, ,Public Privacy in the Soviet Communal Apartment, , p. 208; V. Semenova, ,Ravenstvo v nishchete: simvolicheskoe znachenie ,,kommunalok,, , , in Sud, ba liudei: Rossiia xx vek. Biografii semei kak ob, ekt sots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Moscow, 1996）, p. 374.

(288).K. Gerasimova, ,Public Spaces in the Communal Apartment, , in G. Rittersporn, M. Rolfe and J. Behrends（eds.）, Public Spheres in Soviet-Type Societies（Sonderdruck, 2003）, p. 167; I. Utekhin, Ocherki kommunal, nogo byta（Moscow, 2001）, pp. 148–9.

(289).Interviews with Aleksei Iurasovsky, Moscow, March, June 2005.

(290).P. Messana, Kommunalka. Une histoire de l, Union soviétique à travers l, appartement communautaire（Paris, 1995）, pp. 16–17. See also R. Berg, Sukhovei. Vospominaniia genetika（Moscow, 2003）, p. 140.

(291).SSEES, Pahl-Thompson Collection, E. V. Mamlin, pp. 1–7.

(292).Interview with Minora Novikova, Moscow, May 2005.

(293).Interview with Nina Paramonova, St Petersburg, June 2005.

(294).Interview with Ninel Reifshneider, Moscow, April 2005.

(295).MSP, f. 1, op. 16, d. 2, ll. 65–6; op. 23, d. 2, l. 93; Berg, Sukhovei, p. 141; interview with Elena Baigulova, St Petersburg, May 2005; SSEES, Pahl-Thompson Collection, E. V. Mamlin, p. 4.

(296).Gerasimova, ,Public Spaces, , pp. 185–6.

(297).Interview with Nina Paramonova, St Petersburg, June 2005.

(298).V. Semystiaha, ,The Role and Place of Secret Collaborators in the Informational Activity of the GPUNKVD in the 1920s and 1930s（on the Basis of Materials of the Donbass Region）,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vol. 42, nos. 2–4（2001）, pp. 231–44. See also P. Holquist, , ,,Information is the Alpha andOmegaofOurWork,, : Bolshevik Surveillance in its Pan-European Context,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9（September 1997）, pp. 415–50.

(299).Interview with Nina Paramonova, St Petersburg, June 2005; M. Baitalsky, Notebooks for the Grandchildren: Recollections of a Trotskyist Who Survived the Stalin Terror（New Jersey, 1995）, p. 144.

(300).Interview with Natalia Grigoreva, St Petersburg, May 2005.

(301).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Moscow, March 2003.

(302).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Moiseyenko,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303).Interview with Minora Novikova, Moscow, May 2005; SSEES, Pahl-Thompson Collection, G. E. Mamlina, p. 6.

(304).Interview with Nina Paramonova, St Petersburg, June 2005;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Moiseyenko,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MSP, f. 3, op. 16, d. 2, ll. 71–2.

(305).Gerasimova, ,Public Privacy, , p. 224.

(306).Interviews with Inna Shikheyeva（Gaister）, Moscow, May 2005; Elizaveta Chechik, Moscow, April 2005; Minora Novikova, Moscow, May 2005; Maia Rodak, Moscow, October 2004; Tatiana Vasileva, St Petersburg, May 2005; Elena Baigulova, St Petersburg, May 2005.

(307).Interviews with Elizaveta Chechik, Moscow, April 2005; Inna Shikheyeva（Gaister）, Moscow, May 2005; Minora Novikova, Moscow, May 2005; SSEES, Pahl-Thompson Collection, E. V. Gavrilova, pp. 6–7; G. E. Mamlina, p. 12; MSP, f. 3, op. 16, d. 2, ll. 64–5.

(308).SSEES, Pahl-Thompson Collection, A. A. Dobriakova, pp. 5–8.

(309).Interview with Aleksei Iurasovsky, Moscow, March 2005. See also E. A. Skriabina, Stranitsy zhizni（Moscow, 1994）, p. 84.

(310).Interviews with Inna Shikheyeva（Gaister）, Moscow, May 2005; Elizaveta Chechik, Moscow, April 2005; Minora Novikova, Moscow, May 2005; Maia Rodak, Moscow, October 2004; Tatiana Vasileva, St Petersburg, May 2005; SSEES, Pahl-Thompson Collection, E. V. Gavrilova, p. 7; E. V. Mamlin, p. 12.

(311).Utekhin, Ocherki, pp. 94–5, 151, 153, 166; interview with Galina Markelova, St Petersburg, June 2004. See also MM, f. 12, op. 7, d. 2, ll. 12–15; TsGASP, f. 7384, op. 42, d. 343, ll. 421–4.

(312).N. Lebina, Povsednevnaia zhizn,　sovetskogo goroda: normy i anomalii, 1920–1930 gody（St Petersburg, 1999）, p. 195; interview with Elizaveta Chechik, Moscow, April 2005.

(313).Interviews with Minora Novikova, Moscow, May 2005; Inna Shikheyeva（Gaister）, Moscow, May 2005.

(314).K.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 1991）, pp. 184, 219. See also A. Kelly, ,In the Promised Land,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48, no. 19（29 November 2001）, from which I have drawn for this paragraph.

(315).N. Patolichev, Ispytaniia na zrelost, （Moscow, 1977）, p. 170.

(316).V. Petrov, Byt derevni v sochineniiakh shkol, nikov（Moscow, 1927）; T. Egorov, Kem khotiat byt, nashi deti？ Sbornik detskikh pisem dlia ottsov（Moscow and Leningrad, 1929）; G. Petelin, Dadim slovo shkol, niku（Moscow, 1931）.

(317).MSP, f. 3, op. 47, d. 2, l. 7.

(318).R. Orlova, Vospominaniia o neproshedshem vremeni（Ann Arbor, 1983）, p. 30.

(319).Izvestiia, 14 July 1935, p. 2; A. Tertz, On Socialist Realism（New York, 1960）, p. 78; Soviet Writers, Congress, 1934: The Debate of Socialist Realism and Modernism（London, 1977）, p. 157; S. Fitzpatrick, The Cultural Front: Power and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Ithaca, 1992）, p. 217; W. 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London, 1957）, p. 22.

(320).N. Kaminskaya, Final Judgment: My Life as a Soviet Defence Attorney（New York, 1982）, pp. 18–21.

(321).The Correspondence of Boris Pasternak and Olga Freidenberg, 1910–1954（New York, 1982）, p. 154; 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 A Memoir（London, 1989）, p. 115.

(322).L. Kopelev, No Jail for Thought（London, 1975）, pp. 11–13.

(323).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 p. 81.

(324).D. Shearer, Social Disorder, Mass Repression and the NKVD During the 1930s,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vol. 4,2, nos. 2–4（2001）, pp. 505–34; P. Hagenloh,　Socially Harmful Elements,,　and the Great Terror, , in S. Fitzpatrick（ed.）, Stalinism: New Directions（,,,London, 2000）, pp. 286–308.

(325).RGALI, f. 1604, op. 1, d. 21, l. 32; A. Avdeenko, Otluchenie, , Znamiia, no. 3（1989）, p. 11.

(326).C. Ruder, Making History for Stalin: The Story o,f the Belomor Canal（Gainesville, Fl., 1998）, p. 50; G. Smith, D. 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39（Oxford, 2000）, p. 209; Avdeenko, Otluchenie,, p. 18; Belomorsko-baltiiskii kanal imeni Stalina: istoriia stroitel, stva 1931–1934 gg.（Moscow, ,1934）.

(327).A. Starkov, Mikhail Zoshchenko: sud, ba khudozhnika（Moscow, 1990）, p. 139.

(328).S. and B. Webb,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 ivilization？, 2 vols.（London, 1935）, vol. 2, p. 591; Ivan Chukhin, Kanal,o -armeitsy: istoriia stroitelstva Belomorkanala v dokumentakh, tsifrakh, faktakh, fotografiiakh, svidetelstvakh ychastnikov i ochevidtsev（Petrozavodsk, 1990）, p. 37.

(329).Ruder, Making History,f o r Stalin, pp. 56–9.

(330).Avdeenko, ,Otluchenie, p. 8; RGALI, f. 1814, op. 1, d. 944, ll. 6, 14.

(331).RGALI, f. 1814, op. 10, d. 3, 39; d. 360, ll. 33, 35–6. On Simonov and Pudovkin: K. Simonov, ,O Vsevolode Illarionoviche Pudovkine, in Pudovkin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 1989）, pp. 274–81.

(332).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p. 39–41.

(333).RGALI, f. 1814, op. 10, d. 360, l. 34; Simonov, Glazami, pp. 39, 41, 45.

(334).RGALI, f. 1814, op. 1, d. 1, ll. 13–14, 60; d. 848, l. 5; op. 10, d. 360, ll. 34–5.

(335).RGALI, f. 1814, op. 10, d. 339, l. 4.

(336).RGALI, f. 1814, op. 10, d. 360, l. 36.

(337).RGALI, f. 632, op. 1, d. 1; d. 16, l,l.　5, 12.

(338).N. Tipot（Sokolova）, ,Dnevnik, private archive.

(339).RGALI, f. 632, op. 1, d. 15, ll. 23–7; d. 16, ll. 7–8; f. 1814, op. 9, d. 2606, l. 6; op. 10, d. 339, l. 11;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340).L. Lazarev, Konstantin Simonov. Ocherk zhizni i tvorchestva（Moscow, 1985）, pp. 18, 35; A. 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vblizi i na rasstoianii（Moscow, 1987）, pp. 9, 10; RGALI, f. 1814, op. 1, d. 71.

(341).Simonov, Glazami, pp. 42–5; RGALI, f. 1814, op. 9, d. 25, l. 13; d. 1010, ll. 16–19, 25.

(342).Simonov, Glazami, pp. 46–7.

(343).Ibid., pp. 48–9.

(344).Ibid., p. 47.

(345).TsGAIPD, f. 1278, op. ,1 , d. 439869, l. ,4 .

(346).SFA, I. Slavina, ,Tonenkii nerv istorii, ms., pp. 16–17, 30;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September 2003.,

(347).I. Sl,a vin, Vredite, lstvo na fronte sovetskogo ugolovnogo prava（Moscow, 1931）, p. 76; SFA, I. Slavina,,Put na plakhu, ms., p. 29., , ,

(348).I. Slavin, ,K voprosu o prinuditelnykh rabotakh bez soderzhaniia pod str, azhei, Ezhenedelnik sovetskoi iustitsii, 1922, no. 36; ,Proizvodstvennye tovarishcheskie sudi i revoliutsiia, Sovets,k oe gosudarstvo i pravo, 1931, no. 7; ,Nekotorye voprosy praktiki proizvodstvenno-tovarishcheskikh sudov,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1932, nos. 5–6.

(349).SPbF ARAN, f. 229, op. 1, d. 100, ll. 44–5.

(350).TsGAIPD, f. 1816, op. 2, d. 5095, l. 66., ,

(351).SPbF ARAN, f. 229, op. 1, d. 93, ll. 4, 6; d. 100, l. 67; d. 120, ll. 7–12; d. 122, ll. 6–10; SFA, ,Put na plakhu, pp. 79–81; interviews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June, October, 2003; TsGAIPD, f. 563, op. 1, d. 1467, l.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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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VFA, letter from Zinaida to Veronika and Valentina Vittenburg, 26 August 1933.

(356).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Vittenburg, St Petersburg, August 2003.

(357).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Vittenburg,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4.

(358).VFA, ,Sotsdogovor ambulatornogo vracha sanotdela vaigachskoi ekspeditsii NKVD Vittenburg Z.I. ot 2 marta 1933, ; letter from Zinaida to Veronika and Valentina Vittenburg, undated [1935];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Vittenburg,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4.

(359).Interviews with Yevgeniia Vittenburg, St Petersburg, August 2003, S,e ptember 2004; VFA, letter from Zinaida,　to Yevgeniia Vittenburg, 3 November 1935; ,Dnevnik v pismakh P. V. Vittenburga docheri Evgenii, p. 54; Vittenburg, Vremia poliarnykh stran, p. 134.,

(360).VFA, letter from Pavel to,　Yevgeniia Vittenburg, 13 September 1936; ,Dnevnik v pismakh P. V. Vittenburga docheri Evgenii, ms., p. 7.

(361).MM, f. 1, op. 4, Trudovaia kniga; f. 12, op. 9, d. 2.

(362).MM, f. 12, op. 2, d. 2, l. 13; d. 3, l. 43.

(363).S. Rosefield, ,Stalinism in Post-, Communist Perspective: New Evidence on Killings, Forced Labou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30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6（1996）, p. 969.

(364).MSP, f. 3, op. 1, d. 2, ll. 1–14; d. 5, ll. 1–5, 12–15; Pravda, 3 November 1929, p. 5; P. Broué, Trotsky（Paris, 1988）, p. 638.

(365).MSP, f. 3, op. 1, d. 5, ll. 10, 19.

(366).MSP, f. 3, op. 1, d. 4（信件的引文可按日期检索）.

(367).MSP, f. 3, op. 1, d. 2, ll. 21, 59.

(368).MSP, f. 3, op. 1, d. 2, l. 58.

(369).MSP, f. 3, op. 1, d. 2, l. 50.

(370).MSP, f. 3, op. 1, d. 2, l. 52.

(371).MSP, f,.3, op. 1, d. 5, ll. 7, 8, 21, 25–6.

(372).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edited by L. Lih, O. Naumov and O. Khlevniuk, translated by C. Fitzpatrick（New Haven, 1995）, p. 200.

(373).RGAE, f. 769, op. 1, d. 23–35.

(374).RGAE, f. 769, op. 1, d. 25, l. 10.

(375).RGAE, f. 769, op. 1, d. 31, l. 9.

(376).RGAE, f. 769, op. 1, d. 13.

(377).RGAE, f. 769, op. 1, d. 29, l. 44.

第四章 大恐怖（1937—1938）

(378).Pravda, 31 January 1932; Golgofa. Po materialam arkhivno-sledstvennogo dela no. 603 na Sokolovu-Piatnitskuiu Iu. I., ed. V. I. Piatnitskii（St Petersburg, 1993）, p. 42.

(379).Ibid., pp. 8–9.

(380).V. Piatnitskii, Zagovor protiv Stalina（Moscow, 1998）, p. 198.

(381).Golgofa, p. 9.

(382).J. Haslam,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Stal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Terror, 1932–1936, ,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9, no. 2（June 1986）, p. 412. See also same author, ,The Soviet Union, the Comintern and the Demise of the Popular Front, 1936–39, , in H. Graham and O. Preston（eds.）, The Popular Front in Europe（London, 1987）, pp. 152–60; K. McDermott, ,Stalinist Terror in the Comintern: New Perspectives,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 1（January 1995）, pp. 111–30.

(383).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New Haven, 2003）, p. 110; McDermott, ,Stalinist Terror, , p. 118.

(384).B. Starkov, ,The Trial That Was Not Held, ,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6, no. 8（1994）, p. 1303.

(385).Golgofa, pp. 20, 21, 24; interviews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386).Golgofa, pp. 62–3.

(387).Ibid., pp. 25, 39–40.

(388).Ibid., pp. 26, 34; interviews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389).M. Ellman, ,Soviet Repression Statistics: Some Comments, ,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4, no. 7（November 2002）; H. Kuromiya,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Terror, , Jah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53（2005）, p. 88; A.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London, 2003）, pp. 516, 519. The figures for 1929–32 are from V. Popov, ,Gosudarstvennyi terror v sovetskoi Rossii. 1923–1953 gg., , Otechestvennyi arkhiv, 1992, no. 2,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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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J. Getty, , ,,Excesses Are Not Permitted,, : Mass Terror and Stalinist Governance in the Late 1930s, , Russian Review, 61（2002）, no. 1, pp. 113–38.

(393).S. Fitzpatrick, ,Varieties of Terror, , in same author（ed.）, Stalinism: New Directions（London, 2000）, p. 258. For a similar view: B. McLoughlin and K. McDermott, ,Rethinking Stalinist Terror, , in same authors（eds.）, Stalin, s Terror: High Politics and Mass Repression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 2003）, pp. 1–18.

(394).O. Khlevniuk, ,The Reasons for the ,,Great Terror,, : The Foreign Political Aspect, , Annali della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vol. 34（1998）, pp. 163ff.; same author, ,The Objectives of the Great Terror, 1937–38, , in J. Cooper, M. Perrie and E. Rees（eds.）, Soviet History, 1917–1953: Essays in Honour of R. W. Davies（London, 1995）, pp. 158–76. 另可参见H. Kuromiya,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Terror, ，我从中借鉴引用了后面的段落。

(395).Kuromiya,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Terror, , p. 94; S. Payne, The Spanish Civil War,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m（New Haven, 2004）, p. 309.

(396).S. Allilueva, 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London, 1967）, pp. 88–9; J. Getty and O. 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New Haven, 1999）, pp. 157, 256–7.

(397).V. 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London, 1947）, p. 213.

(398).V. Rogovin, Partiia rasstreliannykh（Moscow, 1997）, pp. 487–9; Reabilitatsia. Kak eto bylo, 3 vols.（Moscow, 2000–2004）, vol. 1, p. 30; O. Suvenirov, Tragediia RKKA, 1938–1938（Moscow, 1998）, p. 315.

(399).Istochnik, 1994, no. 3, p. 80; N.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London, 1971）, p. 283;M. Jansen and N. Petrov, Stalin, s Loyal Executioner: People, s Commissar Nikolai Ezhov, 1895–1940（Stanford, 2002）, pp. 89, 201.

(400).F. Chuev, Sto sorok besed s Molotovym（Moscow, 1991）, pp. 390, 413; Piatnitskii, Zagovor protiv Stalina, p. 65; Kuromiya,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Terror, , p. 96.

(401).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kollektivizatsiia i raskulachivanie. Dokumenty i materialy, 5 vols.（Moscow, 1999–2004）, vol. 5: 1937–1939, Part 1, 1937, pp. 32, 33, 46, 54, 387; Kuromiya,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Terror, , pp. 92–3.

(402).N. Petrov and A. Roginskii, , ,,Pol, skaia operatsiia,,　NKVD 1937–1938 gg., , in L. Eremina（ed.）Repressii protiv poliakov i pol, skikh grazhdan（Moscow, 1996）, pp. 40–43. 关于“国家行动”作为“种族清洗”的形式，参见：T.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Ithaca, 2001）, pp. 328–43.

(403).V. Garros, N. Korenevskaya and T. Lahusen（eds.）, Intimacy and Terror（New York, 1995）, p. 357.

(404).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405).R. 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 s Russia（New Haven, 1996）, pp. 72–7.

(406).V. Frid, 58?: zapiski lagernogo pridurka（Moscow, 1996）, p. 91.

(407).Interview with Viacheslav Kolobkov, St Petersburg, May 2004.

(408).E. Ginzburg, 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New York, 1967）, pp. 21–2.

(409).E. 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London, 1992）, p. 263.

(410).MP, f. 4, op. 4, d. 2, ll. 2, 25; op. 5, d. 5, ll. 3–4; L. Il, ina, Moi otets protiv NKVD（St Petersburg, 1998）, pp. 16–21.

(411).MSP, f. 3, op. 12, d. 2, ll. 35–40, 116–17.

(412).SFA, I. Slavina, ,Tonen, kii nerv istorii, , ms., pp. 9–13.

(413).R.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London, 1992）, pp. 75, 87, 89, 127.

(414).V. Bronshtein, ,Stalin and Trotsky, s Relatives in Russia, , in T. Brotherstone and P. Dukes（eds.）, The Trotsky Reappraisal（Edinburgh, 1992）, pp. 8–15.

(415).Getty and 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pp. 486–7; Chuev, Sto sorok besed, p. 415.

(416).Golgofa, p. 29.

(417).See also MSP, f. 3, op. 34, d. 2; MP, f. 4, op. 16, dd. 2, 3.

(418).Golgofa, pp. 31, 34, 35–6, 43, 45;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August 2005.

(419).Golgofa, p. 37.

(420).M. Prishvin, ,Dnevnik 1937 goda, , Oktiabr, , 1995, no. 9, p. 168.

(421).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p. 256; M. Prishvin and V. Prishvin, My s toboi. Dnevnik liubvi（Moscow, 1996）, p. 13.

(422).MP, f. 4, op. 25, d. 2, ll. 9–10.

(423).MSP, f. 3, op. 8, d. 2, l. 9.

(424).MP, f. 4, op. 6, d. 2, ll. 18, 37.

(425).E. Gerstein, Moscow Memoirs（London, 2004）, p. 79.

(426).MM, f. 12, op. 14, d. 2, ll. 15–16.

(427).MM, f. 12, op. 7, d. 2, l. 23.

(428).Gerstein, Moscow Memoirs, p. 214.

(429).MP, f. 4, op. 8. d. 2, l. 22.

(430).MM, f. 12, op. 28, d. 2, ll. 12, 35–6.

(431).GFA, O. Golovnia, ,Dom na Vasil, evskoi, , ms., pp. 2–3.

(432).Prishvin, ,Dnevnik 1937 goda, , Oktiabr, , 1995, no. 9, p. 158.

(433).A. Man, kov, Dnevniki tridtsatykh godov（St Petersburg, 2001）, p. 144.

(434).Prishvin, ,Dnevnik 1937 goda, , Oktiabr, , 1995, no. 9, p. 165.

(435).关于日记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参见“引言”部分注释中所提到的Jochen Hellbeck的作品。

(436)., ,,Zhizn,　stala veselei . . .,,　Iz dnevnika 1936 goda, , Oktiabr, , 1993, no. 10, p. 4; M. Prishvin, ,Dnevnik 1937 goda, , Oktiabr, , 1994, no. 11, p. 144; same author, Sobranie sochinenii, 8 vols.（Moscow, 1986）, vol. 8, p. 473.

(437).J. Hellbeck,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Cambridge, Mass., 2006）, pp. 304–5, 306, 308–9, 311–22; RGALI, f. 2172, op. 3, d. 5, l. 249.

(438).E. Evangulova, Krestnyi put, （St Petersburg, 2000）, pp. 68, 81, 83.

(439).Man, kov, Dnevniki, p. 59.

(440).Prishvin and Prishvin, My s toboi, pp. 22–3, 35, 37.

(441).MM, f. 12, op. 25, d. 2, l. 136; 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 p. 448; 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s Russia, p. 71. 一名政治警察官员提供了较低的数字，说莫斯科在1930年有1万名举报人，载于：G. Agabekov, GPU: zapiski chekista（Moscow, 1931）. 另可参见：V. Semystiaha, ,The Role and Place of Secret Collaborators in the Informational Activity of the GPU-NKVD in the 1920s and 1930s（on the Basis of Materials of the Donbass Region）,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vol. 42, nos. 2–4（2001）, pp. 231–44.

(442).关于较低层次的举报人网络，参见：C. Hooper, ,Terror from Within: Participation and Coercion in Soviet Power, 1924–64,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3）, pp. 154–64.

(443).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 50.

(444).W. 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London, 1957）, pp. 100–102.

(445).Frid, 58?, pp. 160–61.

(446).MP, f. 4, op. 9, d. 2, ll. 25–7; d. 5, ll. 8–9.

(447).O. Adamova-Sliuzberg, Put, （Moscow, 2002）, p. 172.

(448).TsAODM, f. 369, op. 1, d. 161, ll. 1–2.

(449).Interviewed in The Hand of Stalin（Part 2）, October Films, 1990.

(450).Adamova-Sliuzberg, Put, , pp. 19–20.

(451).Cited in 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 s Russia, p. 154.

(452).MSP, f. 3, op. 16, d. 2, ll. 3–4, 63–5.

(453).Interview with Lev Molotkov, St Petersburg, May 2003.

(454).N. Adler, Beyond the Soviet System: The Gulag Survivor（New Brunswick, 2002）, p. 216;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 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 32.

(455).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p. 222; V. Kozlov, ,Denunciation and Its Functions in Soviet Governance: A Study of Denunciations and Their Bureaucratic Handling from Soviet Police Archives, 1944–1953,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8, no. 4（December 1996）, p. 875. On apartments see V. Buchli, An Archaeology of Socialism（Oxford, 1999）, pp. 113–17.

(456).MSP, f. 3, op. 36, d. 2, ll. 3, 13–14; d. 3, ll. 4–6.

(457).Simonov, Glazami, pp. 55, 62.

(458).RGALI, f. 1814, op. 9, d. 5, ll. 65–7;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459).RGALI, f. 632, op. 1, d. 12, ll. 28–9; d. 13, l. 10; interview with Semyon Vorovsky, Moscow, June 2005.

(460).RGALI, f. 631, op. 15, d. 242, ll. 6–8; f. 618, op. 3, d. 27, ll. 5–14.

(461).RGALI, f. 653, op. 1, d. 1087, l. 4.

(462).RGALI, f. 631, op. 15, d. 226, l. 72.

(463).RGALI, f. 1814, op. 1, d. 437, ll. 1–7.

(464).RGALI, f. 632, op. 1, d. 15, l. 23.

(465).RGALI, f. 632, op. 1, d. 12, l. 13.

(466).E. Dolmatovskii, Bylo: zapiski poeta（Moscow, 1982）;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467).RGALI, f. 1812, op. 1, d. 96, l. 7.

(468).RGALI, f. 631, op. 15, d. 265, l. 34.

(469).A. Granovsky, All Pity Choked: The Memoirs of a Soviet Secret Agent（London, 1952）, p. 101.

(470).Ginzburg, 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 pp. 90–92.

(471).A. Gorbatov, Years off My Life（London, 1964）, pp. 103–4.

(472).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pp. 203–4.亚基尔将军的动机之一，可能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家人（后来都被枪决或送去了劳改营）。

(473).F. Beck and W. Godin, Russian Purge and the Extraction of Confession（London, 1951）, p. 86.

(474).S. Vilenskii（ed.）, Till My Tale is Told（London, 1999）, pp. 124–6.

(475).Interviewed in The Hand of Stalin（Part 2）, October Films, 1990.

(476).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 p. 206. See further: S.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 s Russia: Terror, Propaganda and Dissent, 1934–1941（Cambridge, 1997）, pp. 131–5; 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s Russia, pp. 143–6.

(477).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June 2003.

(478).MM, f. 12, op. 21, d. 2, ll. 28–9; op. 32, d. 2, l. 17.

(479).MP, f. 4, op. 18, d. 2, ll. 32–5, 49–50.

(480).VFA, letter from Pavel to Yevgeniia Vittenburg, [February] 1937.

(481).TsMAMLS, f. 68, op. 1, d. 76, l. 77; d. 124, l. 19; d. 141, l. 88.

(482).N. Kaminskaya, Final Judgment: My Life as a Soviet Defence Attorney（New York, 1982）, p. 19.

(483).MM, f. 12, op. 23, d. 2, ll. 37–8.

(484).Simonov, Glazami, pp. 54–5.

(485).Adamova-Sliuzberg, Put, ,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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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O. Khlevniuk, ,The Objectives of the Great Terror, 1937–1938, , in D. Hoffman（ed.）, Stalinism（London, 2003）, p. 98; Jansen and Petrov, Stalin, s Loyal Executioner, pp. 187–8, 192.

(488).SLFA, Mark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 41.

(489).Simonov, Glazami, p. 59.

(490).V. Shentalinsky, The KGB, s Literary Archive（London, 1993）, pp. 186–7.

(491).RGALI, f. 1712, op. 1, d. 21, l. 4, op. 4, d. 8, l. 37.

(492).RGALI, f. 1712, op. 3, d. 13, l. 1.

(493).GARF, f. 5446, op. 82, d. 66, ll. 287–8. See also L. Siegelbaum and A. Sokolov（eds.）, Stalinism as a Way of Life: A Narrative in Documents（Yale, 2000）, pp. 237–41.

(494).Adamova-Sliuzberg, Put, , pp. 77–8.

(495).P. Solomon, Soviet Criminal Justice under Stalin（Cambridge, 1996）, p. 234.

(496).M. Shreider, NKVD iznutri: zapiski chekista（Moscow, 1995）, p. 42.

(497).Ibid., p. 91.

(498).Ibid., pp. 104–5.

(499).Ibid., p. 120.

(500).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 p. 304.

(501).A.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An Experiment in Literary Investigation, 3 vols.（London, 1974–8）, vol. 2, p. 637.

(502).Adamova-Sliuzberg, Put, , pp. 11–12.

(503).MSP, f. 3, op. 37, d. 2, l. 93.

(504).MSP, f. 3, op. 12, d. 2, ll. 42–3.

(505).MP, f. 4, op. 6, d. 2, ll. 6–10, 39–41, 45–9; d. 3, ll. 1–6.

(506).Golgofa, pp. 30, 32, 35;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August 2005.

(507).MSP, f. 3, op. 18, d. 1, l. 1; d. 2, ll. 2–3, 7–10.

(508).MP, f. 4, op. 25, d. 2, ll. 7–8, 13–16, 18, 19, 21–2, 26–30.

(509).See e.g. MSP, f. 3, op. 4, d. 2; MP, f. 4, op. 4, d. 2; V. Shapovalov（ed.）, Remembering the Darkness: Women in Soviet Prisons（Lanham, 2001）, pp. 228–9; N. Ulanovskaia and M. Ulanovskaia, Istoriia odnoi sem, i（New York, 1982）, p. 135.

(510).MM, f. 12, op. 2, d. 2, ll. 16–20.

(511).O. Liubchenko, ,Arbat 30, kvartira 58, , Istochnik, 1993, nos. 5–6, pp. 26–9.

(512).SFA, I. Slavina, ,Tonen, kii nerv istorii, , ms., p. 31;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June 2003.

(513).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 pp. 254–5（艾莱娜·邦纳把校长的名字误记成Klavdia Vasileevna）; interview with Elena Bonner, Boston, November 2006.

(514).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September 2004.

(515).MSP, f. 3, op. 46, d. 2, ll. 17–18, 42–3.

(516).MP, f. 4, op. 18, d. 2, l. 53.

(517).MSP, f. 3, op. 37, d. 2, ll. 23–5, 37.

(518).MM, f. 1, op. 1, d. 169（Sofia to Vladimir Antonov-Ovseyenko, 16 October 1937）.

(519).GARF, f. 7523, op. 123, d. 202, ll. 16–19.

(520).GARF, f. 5446, op. 26, d. 105, ll. 35–6.

(521).Adamova-Sliuzberg, Put, , pp. 60–63.

(522).MP, f. 4, op. 6, d. 2, ll. 37–8.

(523).MSP, f. 3, op. 4, d. 2, l. 24.

(524).The Diary of Nina Kosterina（London, 1972）, pp. 35, 44, 53, 85, 163, 165.

(525).M. Baitalsky, Notebooks for the Grandchildren: Recollections of a Trotskyist Who Survived the Stalin Terror（New Jersey, 1995）, pp. 334–5.

(526).MSP, f. 3, op. 10, d. 1, l. 1; d. 3, ll. 7, 10–11.

(527).Golgofa, pp. 41, 46, 53–4;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528).Golgofa, pp. 33, 42.

(529).Ibid., pp. 41–2.

(530).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She was receiving psychiatric help from May 1938（see Golgofa, p. 88）.

(531).Golgofa, pp. 42–3, 58.

(532).Ibid., pp. 57, 100.

(533).Ibid., pp. 52, 61;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534).L. Razgon, True Stories（London, 1997）, p. 131.

(535).Starkov, ,The Trial, , p. 1307.

(536).Lubianka. Stalin i glavnoe upravlenie gosbezopasnosti NKVD, 1937–1938（Moscow, 2004）, p. 544.

(537).Golgofa, p. 80.

(538).Ibid., pp. 83–4.

(539).Ibid., p. 99.

(540).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541).Golgofa, pp. 114–16.

第五章 大恐怖的余波（1938—1941）

(542).MP, f. 4, op. 2, d. 2, ll. 7–10.

(543).MP, f. 4, op. 2, d. 2, l. 5. See similarly MM, f. 4, op. 11, d. 2, ll. 40–41.

(544).MP, f. 4, op. 2, d. 2, l. 10.

(545).MSP, f. 3, op. 41, d. 2, l. 10.

(546).MSP, f. 3, op. 41, d. 2, ll. 6, 11, 31–2, 54, 59, 62–3, 65.

(547).MSP, f. 3, op. 6, d. 2, ll. 6, 10, 25–6.

(548).关于单亲家庭中承担成人角色的头胎孩子，参见：MP, f. 4, op. 24, d. 2, ll. 39–40; op. 13, d. 2, ll. 42–4。

(549).MSP, f. 3, op. 37, d. 2, ll. 11–12, 40;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p. 36–8, 41–7, 50, 53–4, 187.

(550).MP, f. 4, op. 22, d. 2, ll. 3–4, 24–6, 34–5.

(551).See S.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 s Russia: Terror, Propaganda and Dissent, 1934–1941（Cambridge, 1997）, pp. 131–2.

(552).MM, f. 1, op. 3, d. 905（25 January 1939）.

(553).See in particular MM, f. 1, op. 1, d. 5401; op. 3, d. 5923; f. 12, op. 25, d. 2; op. 31, d. 2.

(554).MM, f. 1, op. 3, d. 905（25 August 1940）; f. 12, op. 3, d. 2, l. 31.

(555).L. Siegelbaum and A. Sokolov（eds.）, Stalinism as a Way of Life: A Narrative in Documents（Yale, 2000）, p. 401.

(556).GMPIR, f. 2, nos. 51291–1345; VS 11026; f. 6, VS 1937, VS 1937 VS 1938.

(557).MM, f. 12, op. 22, d. 1, l. 1; d. 2, ll. 5–6, 14.

(558).MSP, f. 3, op. 40, d. 2, ll. 10, 22; d. 5（20 May 1940）.

(559).MSP, f. 3, op. 40, d. 2, ll. 7, 18, 24, 34–5.

(560).MSP, f. 3, op. 16, d. 2, ll. 71–2.

(561).MSP, f. 3, op. 16, d. 1; d. 2, ll. 25–7.

(562).GARF, f. 5207, op. 3, d. 49, l. 190; d.56, l. 18.

(563).A.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London, 2003）, p. 300.

(564).MSP, f. 3, op. 29, d. 2, ll. 1, 3, 14, 20–21.

(565).MM, f. 12, op. 27, d. 2, ll. 4, 72.

(566).MSP, f. 3, op. 13, d. 2, ll. 4–6, 21–4.

(567).MSP, f. 3, op. 24, d. 2, ll. 10, 41; d. 4, l. 25.

(568).MSP, f. 3, op. 24, d. 2, ll. 37–8.

(569).MSP, f. 3, op. 24, d. 2, ll. 20, 39–40.

(570).M. Nikolaev, Detdom（New York, 1985）, pp. 48–9, 89.

(571).Ibid., pp. 42, 65, 101.

(572).Ibid., pp. 77–9, 126; interview with Viktoriia Shweitser（Mikhail Nikolaev, s widow）, Moscow, July 2004.

(573).MSP, f. 3, op. 24, d. 2, l. 16; d. 4, l. 21.

(574).MSP, f. 3, op. 12, d. 2, l. 68.

(575).MSP, f. 3, op. 12, d. 2, ll. 127–30.

(576).E. P. Evangulova, Krestnyi put, （St Petersburg, 2000）, pp. 59, 69, 75, 77, 81.

(577).SFA, I. Slavina, ,Na vesakh nadezhdy i otchaianiia, , ms., p. 1.

(578).MSP, f. 3, op. 42, d. 2, l. 23; d. 3, ll. 1–2.

(579).MP, f. 4, op. 12, d. 2, ll. 10, 14, 32, 63–4.

(580).MSP, f. 3, op. 11, d. 2, ll. 39, 61, 62, 63–4, 72.

(581).Lynne Viola, ,Tear the Evil From the Root: The Children of Spetspereselentsy of the North, , in Natalia Baschmakoff and Paul Fryer（eds.）, Modernization of the Russian Provinces, special issue of Studia Slavica Finlandensia, 17（April 2000）, pp. 60–61.

(582).MP, f. 4, op. 18, d. 2, ll. 11, 16, 50, 52, 65, 76; d. 5, ll. 22–3.

(583).MP, f. 4, op. 2, d. 2, l. 14.

(584).Interviews with Oksana Kozmina（Moscow, 1988）, Klavdiia Goncharova（Moscow, 1986）, Inna Ilina（Moscow, 1988）, Lydia Violina（Moscow, 1988）, Klavdiia Babaeva（Moscow, 1988）; GFA, interviews with Sergei Barinov（Akmolinsk, 1988）; Leninskaia smena, 2 June 1988, p. 2; M. Shreider, NKVD iznutri: zapiski chekista（Moscow, 1995）, p. 117. See further A. Kukushkina, Akmolinskii lager, zhen ,izmennikov rodiny, . Istoriia i sud, by（Karaganda, 2002）.

(585).MP, f. 4, op. 2, d. 2, ll. 4, 45, 51.

(586).A. Applebaum, Gulag, p. 234;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 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p. 47–8.

(587).SFA, I. Slavina, ,Na vesakh nadezhdy i otchaianiia, , ms., pp. 6–7.

(588).Interview with Oksana Kozmina, Moscow, 1988.

(589).将“模范囚犯”讲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参见：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An Experiment in Literary Investigation, 3 vols.（London, 1974–8）, vol. 2, pp. 251–91。

(590).MM, f. 12, op. 29, d. 2, ll. 1, 18.

(591).H. Volovich, ,My Past, , in S. Vilenskii（ed.）, Till My Tale is Told: Women, s Memoirs of the GULAG（Bloomington, 1999）, pp. 260–64.

(592).Applebaum, Gulag, p. 293.

(593).Interviews with Oksana Kozmina（Moscow, 1988）, Klavdiia Goncharova（Moscow, 1986）, Inna Ilina（Moscow, 1988）, Lydia Violina（Moscow, 1988）, Klavdiia Babaeva（Moscow, 1988）, Mikhail Iusipenko（Akmolinsk, 1988）.

(594).On this see Solzhenitsyn, Gulag, vol. 2, pp. 229–34; Applebaum, Gulag, pp. 285–91.

(595).MIFA, Tina Mikheladze, ,Vospominaniia, , ms., pp. 1–8; interview with Vakhtang Mikheladze, Moscow, April 2003.

(596).MSP, f. 3, op. 41, d. 2, ll. 10–12, 40–41, 83–91.

(597).GFA, Oksana Golovnia, ,Vospominaniia, , ms., pp. 5–7.

(598).GFA, letter from Anatoly to Liuba Golovnia, 22 June 1940; letters from Polina Eisner to Liuba Golovnia, 11 December 1940, 22 March 1941.

(599).GFA, Oksana Golovnia, ,Predislovie k pis, mam, , ms., p. 42; Polina Eisner（Ivanova）, ,Avtobiografiia,（February 1942）; interview with Oksana Kozmina, Moscow, 1988; letters from Anatoly to Liuba Golovnia, 23 July 1939; 1 March, 27 March, 3 April 1940.

(600).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601).RGALI, f. 632, op. 1, d. 14, ll. 26–7.

(602).RGALI, f. 631, op. 2, d. 453, l. 21; f. 2897, op. 1, d. 114; A. 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Nizhny Novgorod, 1999）, pp. 35–6, 49; interviews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SLFA, Yevgeniia Laskina to Aleksandra Ivanisheva, 8 September 1939; Konstantin Simonov to Yevgeniia Laskina, August 1939.

(603).RGALI, f. 1814, op. 1, d. 93, l. 20.

(604).J. Colvin, Nomonhan（London, 1999）, pp. 169–75.

(605).RGALI, f. 1814, op. 1, d. 480, l. 106; op. 6, d. 170, l. 46; op. 10, d. 339, l. 11; K. Simonov, 100 sutok voiny（Moscow, 1999）, p. 295.

(606).G. Roberts, ,The Soviet Decision for a Pact with Nazi Germany, , Soviet Studies, vol. 44, no. 1（1992）, pp. 57–78; R. Overy, The Dictators: Hitler, s Germany and Stalin, s Russia（London, 2004）, p. 486.

(607).C. Merridale, Ivan, s War: The Red Army 1939–45（London, 2005）, p. 44.

(608).RGALI, f. 1814, op. 6, d. 170, ll. 44–6;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 67; Simonov, 100 sutok voiny, pp. 292–3.

(609).Simonov, 100 sutok voiny, pp. 297–8.

(610).Konstantin Simonov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 1984）, pp. 18–20.

(611).N.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Moscow, 2003）, pp. 10, 298–9; interview with Maria Simonova, Moscow, March 2004.

(612).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 pp. 48–9.

(613).Ibid., p. 96.

(614).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ly 2004.

(615).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 p. 115; M. Simonova, ,Ia pomniu, , Ogonek, 1993, no. 6, pp. 22–3;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November 2003.

第六章 “等着我吧”（1941—1945）

(616).MFA, L. Makhnach, ,Oskolki bylogo s vysoty nastoiashchego, , ms., pp. 1–14; Vladimir to Maria Makhnach, November 1941; TsAODM, f. 3, op. 52, d. 27, l. 21.

(617).RGALI, f. 1814, op. 10, d. 339, l. 6; K. Simonov, 100 sutok voiny（Moscow, 1999）, pp. 6–17.

(618).Simonov, 100 sutok voiny, pp. 51–2; SLFA, M.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 55.

(619).RGALI, f. 1814, op. 4, d. 5, ll. 7, 58. 关于西蒙诺夫在战争年代发展了对大恐怖的思索，参见：A. 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vblizi i na rasstoianii（Moscow, 1987）, pp. 88–9。 关于大恐怖对苏维埃武装部队的遗患，参见：E. Seniavskaia, ,Dukhovnyi oblik frontovogo pokoleniia: istorikopsikhologicheskii ocherk, , Vestnik MGU: Istoriia, 1992, no. 4, pp. 39–51; M. von Hagen, ,Soviet Soldiers and Officers on the Eve of the German Invasion: Toward a Descrip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 in R. Thurston and B. Bonwetsch（eds.）, The People, s War: Responses to World War II in the Soviet Union（Urbana, 2000）, pp. 193ff.

(620).Simonov, 100 sutok voiny, pp, 17–21, 53, 121, 409–11.

(621).Moskva voennaia 1941–1945: memuary i arkhivnye dokumenty（Moscow, 1995）, p. 475; C. Merridale, Ivan, 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London, 2005）, p. 84; Simonov, 100 sutok voiny, p. 50.

(622).Moskva voennaia, p. 478; R. Bidlack, ,The Political Mood in Leningrad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Soviet–German War, , Russian Review, vol. 59, no. 1（January 2000）, pp. 101–11; G. Bordiugov, ,The Popular Mood in the Unoccupied Soviet Un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during the War, , in The People,s War, pp. 59–60; M. Gorinov, ,Muscovites,　Moods, 22 June 1941 to May 1942, , in The People, s War, pp. 119–20.

(623).V. Shapovalov（ed.）, Remembering the Darkness: Women in Soviet Prisons（Lanham, Maryland, 2001）, pp. 150–51; MSP, f. 3, op. 35, d. 1, l. 1; d. 2, l. 34.

(624).R. Overy, Russia, s War（London, 1997）, p. 94.

(625).E. Maksimova, Deti voennoi pory（Moscow, 1988）, pp. 235–308; Merridale, Ivan, s War, p. 216.

(626).Interviews with Iurii Streletsky, St Petersburg, May 2003, February 2004.

(627).J. Dunstan, Soviet Schooling in the Second World War（Basingstoke, 1997）, p. 82; J. Barber and M. Harrison, The Soviet Home Front, 1941–19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in World War II（London, 1991）, p. 128.

(628).MSP, f. 3, op. 3, d. 2, ll. 14–15, 34–42; d. 3, l. 28.

(629).MSP, f. 3, op. 45, d. 2, ll. 9, 53, 88, 165.

(630).MSP, f. 3, op. 45, d. 2, ll. 11, 46.

(631).Moskva voennaia, pp. 478, 481.

(632).Ibid., pp. 149, 152.

(633).K. Simonov, Sobranie sochinenii, 12 vols.（Moscow, 1979–87）, vol. 1, p. 171. 我借用了Mike Munford的译文（www.simonov.co.uk）。

(634).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February 2003;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September 2003; SLFA, Sonia Laskina, s papers; RGALI, f. 1814, op. 10, d. 339, l. 41.

(635).N.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 krug otchuzhdeniia（Moscow, 2003）, pp. 150–52, 161–5;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RGALI, f. 1814, op. 9, d. 2788, l. 1.

(636).A. Todd and M. Hayward（eds.）,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Poetry（London, 1993）, pp. 623–4（translated by L. Yakovleva）.

(637).L. Lazarev, Konstantin Simonov. Ocherk zhizni i tvorchestva（Moscow, 1985）, pp. 66–7, 71, 78–9; L. Pushkarev, Po dorogam voiny: vospominaniia fol, kloristafrontovika（Moscow, 1995）, pp. 56–7; B. Pankin, Chetyre Ia Konstantina Simonova（Moscow 1999）, p. 80; Poslednie pis, ma s fronta. Sbornik, 5 vols.（Moscow, 1992）, vol. 3（1943）, p. 257.

(638).RGALI. f. 1814, op. 1, d. 765, l. 9.

(639).Pushkarev, Po dorogam voiny, pp. 31, 57–8.

(640).On this see Merridale, Ivan, s War, pp. 93, 208, 272–4.

(641).RGALI, f. 1814, op. 8, d. 93, ll. 61–2.

(642).Simonov,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1, pp. 129–32.

(643).Lazarev, Konstantin Simonov, pp. 38–9, 70–72; same author, Pamiat, trudnoi godiny. Velikaia otechestvennaia voina v russkoi literature（Moscow, 2000, pp. 47–9; Autobiographical Stat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Princeton, 1990）, p. 13; R. Stites, ,Soviet Russian Wartime Culture: Freedom and Control, Spontaneity and Consciousness, , in The People, s War, p. 175; V. Dunham, In Stalin, s Time: Middle-Class Values in Soviet Fiction（Durham, 1990）, pp. 70–71; RGALI, f. 1814, op. 1, d. 772, l. 362.

(644).L. Lazarev, Shestoi etazh. Kniga vospominaniia（Moscow, 1999）, pp. 202–3.

(645).RGALI, f. 1814, op. 9, d. 1532, l. 4; d. 775, l. 1; 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ne and September 2003;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 pp. 181–2, 290; T. Okunevskaia, Tat, ianin den, （Moscow, 1998）, pp. 119–20.

(646).See e.g. RGALI, f. 1814, op. 1, d. 765, ll. 15, 66, 68, 77.

(647).RGALI, f. 1814, op. 9, d. 1530, l. 2; d. 1533, ll. 29–30.

(648).RGALI, f. 1814, op. 9, d. 2768, l. 10; d. 1, l. 1; d. 1533, ll. 18–19; d. 2768, l. 15.

(649).RGALI, f. 1814, op. 9, d. 1, l. 3.

(650).RGALI, f. 1814, op. 9, d. 1533, l. 19.

(651).N. Ivanova, ,Konstantin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 , Znamia, 1997, no. 7; RGALI, f. 1814, op. 10, d. 339, l. 8;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London, May 2004; interview with Marina Babak, Moscow, November 2003.

(652).RGALI, f. 1814, op. 6, d. 170, l. 17;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September 2003; Lazarev, Shestoi etazh, p. 213.

(653).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pp. 9–10; A. 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Nizhny Novgorod, 1999）, pp. 22–4; SLFA, Zhenia Laskina to Vladimir Lugovskoi, 28 August 1943; Sonia Laskina to Vladimir Lugovskoi, 21 August 1943;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RGALI, f. 1814, op. 9, d. 1812, ll. 1–2.

(654).RGALI, f. 1814, op. 10, d. 339, l. 20; K.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Moscow, 1978）, p. 321; E. Dolmatovskii, Bylo: zapiski poeta（Moscow, 1982）, p. 58（also RGALI, f. 1814, op. 6, d. 170, l. 2）.

(655).rasnaia zvezda, 28 August 1941, p. 1; 7 November 1941, p. 4; RGALI, f. 1814, op. 1, d. 993, l. 37;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 87.

(656).Simonov, 100 sutok voiny, pp. 550–51.

(657).Ibid., pp. 17–21.

(658).Merridale, Ivan, s War, pp. 134–8.

(659).R. McNeal, Stalin: Man and Ruler（London, 1988）, p. 241; R. Parker, Moscow Correspondent（London, 1949）, pp. 21–2.

(660).Pushkarev, Po dorogam voiny, p. 60; E. Seniavskaia, Chelovek na voine. Istorikopsikhologicheskie ocherki（Moscow, 1997）, pp. 47–8; Lazarev, Konstantin Simonov, p. 68; 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p. 68; Simonov,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1, pp. 105–7; A. Werth, Russia at War 1941–1945（London, 1964）, p. 412.韦斯弄错了该幕的最后一句台词，他引用的词句实际上出现在前面。

(661).K. Simonov, Pis, ma o voine, 1943–1979（Moscow, 1990）, p. 110.

(662).D. Samoilov, Podennye zapisi, 2 vols.（Moscow, 2002）, vol. 1, p. 140; ,Zaveshchanie zhivym（pis, ma s fronta）, , Sovetskaia Rossiia, 9 May 1991.

(663).Seniavskaia, ,Dukhovnyi oblik, , p. 49; V. Kondrat, ev, ,Ne tol, ko o svoem pokolenii. Zametki pisatelia, , Kommunist, 1997, no. 7, p. 122.

(664).S. Conze and B. Fieseler, ,Soviet Women as Comrades-in-Arms: A Blind Spot in Soviet History, , in The People, s War, p. 212.

(665).nterviews with Rebekka（Rita） Kogan, St Petersburg, June, November 2003.

(666).A. Chuyanov, Stalingradskii dnevnik, 1941–1943（Volgograd, 1968）, p. 209; Konstantin Simonov rasskazyvaet（Moscow, 1981）, p. 106.

(667).RGASPI, f. 17, op. 125, d. 190, l. 16.

(668).D. Glantz, The Siege of Leningrad, 1941–1944: 900 Days of Terror（London, 2001）, pp. 75–6.

(669).这一颇有影响力的理论，其经典表述来自：E. Shils and M. Janowitz, ,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II, ,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48, no. 12, pp. 280–315。

(670).E. Seniavskaia, Frontovoe pokolenie 1941–1945: istoriko-psikhologicheskoe issledovanie（Moscow, 1995）, p. 86; same author, ,Dukhovnyi oblik, , pp. 46–7; C. Merridale, Night of Stone: Death and Memory in Russia（London, 2000）, p. 279.

(671).R. Overy, Russia, s War（London, 1998）, p. 197.

(672).J. Erickson, The Road to Berlin（London, 1983）, p. 40.

(673).V. Zemskov, ,Ukaz ot 26 Iunia 1940 g.（Eshche odna kruglaia data）, , Raduga, 1990, no. 6, p. 47.

(674).MP, f. 4, op. 15, d. 2, ll. 7–9; d. 3, l. 2.

(675).MP, f. 4, op. 11, d. 2, ll. 26–8.

(676).E. Bacon, The Gulag at War: Stalin, s Forced Labour System in the Light of the Archives（London, 1994）, p. 144; L. Borodkin and S. Ertz, ,Coercion versus Motivation: Forced Labor in Norilsk, , in Paul Gregory and Valery Lazarev（eds.）,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The Soviet Gulag（Stanford, 2003）, p. 78.

(677).S. Ertz, ,Building Norilsk, , in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pp. 127–50; O vremeni, o Noril, ske, o sebe . . . Vospominaniia, 5 vols.（Moscow, 2001–6）, vol. 3, p. 12; Borodkin and Ertz, ,Coercion versus Motivation, , pp. 77, 86–8.

(678).MM, f. 12, op. 18, d. 2, l. 27.

(679).Interviews with Vasilina Dmitruk, Vera Pristupa, Maria Treimanis（née Fishchuk）, Norilsk, July 2004.

(680).Interview with Anna Darvina, Norilsk, July 2004.

(681).Interview with Semyon Golovko, Norilsk, July 2004.

(682).MM, f. 2, op. 5（,Khranit,　vechno!, , ms.）.

(683).RGALI, f. 3084, op. 1, d. 1390, ll. 1, 13; MSP, f. 3, op. 22, d. 2, ll. 19–21, 36–7; d. 4, ll. 15–16; interviews with Natalia Babailova, Severodvinsk, March and November 2005; interview with Nina Sazhnova, Saratov, November 2004; interview with Nina Levina, Krasnoiarsk, August 2005.

(684).N. Mandelstam, Hope Abandoned（London, 1989）, p. 252; B. Pasternak, Doctor Zhivago（London, 1958）, p. 453; O. Ivinskaia, V plenu vremeni: gody c B. Pasternakom（Moscow, 1972）, p. 96.

(685).Kondrat, ev, ,Ne tol, ko o svoem pokolenii, , p. 224.

(686).M. Gefter, ,Stalin umer vchera . . ., , in Inogo ne dano（Moscow, 1988）, p. 305; VFA, A. Levidova,,Vospominaniia, , ms., p. 118.

(687).H. Smith, The Russians（London, 1976）, p. 369; V. Kondrat, ev, ,Paradoks frontovoi nostal, gii, , Literaturnaia gazeta, 9 May 1990, p. 9.

(688).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689).P. Blake and M. Hayward（eds.）, Dissonant Voices in Soviet Literature（New York, 1962）, pp. 164–7（translated by Walter Vickery）.

(690).关于党的思想培训中心在战争中的崩溃，参见：R. Brody, Ideolog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Soviet Home Front During World War II（Pittsburgh, 1994）, pp. 24–6。

(691).Merridale, Ivan, s War, p. 141;Werth, Russia at War, p. 943; Pravda, 24 June 1944, p. 2;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MSP, f. 3, op. 30, d. 2, l. 23.

(692).Smith, The Russians, p. 370.

(693).MM, f. 12, op. 25, d. 2.

(694).MSP, f. 3, op. 14, d. 2, ll. 46–53, 87–90; d. 3, ll. 27–33.

(695).MP, f. 4, op. 11, d. 2, ll. 10, 34–7.

(696).V. Pirozhkova, Poteriannoe pokolenie（St Petersburg, 1998）, p. 154.

(697).TsAODM, f. 1870, op. 3, d. 1, ll. 15–17; d. 3, ll. 33–4.

(698).MM, f. 12, op. 21, d. 2, ll. 31–2.

(699).E.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Hopes, Illusions and Disappointments, 1945–1957（London, 1998）, p. 17; ,Voina, kotoruiu ne znali: iz dnevnika, prokommentirovannogo samym avtorom 45 let spustia, , Sovetskaia kul, tura, 5 May 1990, p. 4;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700).M. Prishvin, Sobranie sochinenii, 8 vols.（Moscow, 1986）, vol. 8, pp. 392, 435–6; VFA, A. Levidova,,Vospominaniia, , ms., p. 119; S. Gus, kov, Esli ostanus, zhiv（Moscow, 1989）, p. 215;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701).GARF, f. 9041, op. 2, d. 202, l. 8; RGASPI, f. 558, op. 11, d. 868, l. 56; f. 17, op. 122, d. 122, ll. 27–30; Pravda, 11 September 1989.

(702).GARF, f. 7253, op. 16, d. 79, l. 173; Merridale, Ivan, s War, pp. 292–3.

(703).Seniavskaia, ,Dukhovnyi oblik, , pp. 49–50.

(704).T. Dunmore, Soviet Politics 1945–53（London, 1984）, p. 129;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p. 94; Bordiugov, ,The Popular Mood, , pp. 66, 68.

(705).MSP, f. 3, op. 4, d. 2, ll. 41–2, 46, 57–8.

(706).MSP, f. 3, op. 16, d. 2, ll. 30–34, 74–8, 98.

(707).Simonov,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9. p. 639.

(708).SLFA, M.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 72.

(709).Pravda, 27 June 1945.

(710).Chelovek v istorii. Rossiia – XX vek: sbornik rabot pobeditelei（Moscow, 2002）, p. 293.

(711).See Merridale, Ivan, s War, pp. 232–4.

(712).Kondrat, ev, ,Ne tol, ko o svoem pokolenii, , pp. 112–16; same author, ,Paradoks frontovoi nostal, gii, .

(713).MSP, f. 3, op. 29, d. 2, ll. 5–6.

(714).MM, f. 1, op. 1, d. 1942; d. 1944; f. 12, op. 16, d. 2, ll. 12–15, 68–9.

(715).MM, f. 1, op. 1, d. 1944.

(716).MM, f. 1, op. 1, d. 1944; f. 12, op. 16, d. 2, ll. 27, 29, 69.

(717).MM, f. 12, op. 16, d. 2, ll. 32–3.

(718).MM, f. 12, op. 16, d. 2, ll. 34, 71–2, 85.

第七章 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719).MP, f. 4, op. 2, d. 2, ll. 64–89.

(720).E.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Hopes, Illusions and Disappointments, 1945–1957（London, 1998）, pp. 20–21, 38; Liudskie poteri SSSR v period vtoroi mirovoi voiny: sbornik statei（St Petersburg, 2005）, p. 130.

(721).M. Heller and A. Nekrich, Utopia in Power: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London, 1986）, pp. 472–3; RGALI, f. 1814, op. 10, d. 387, l. 4; d. 389, l. 10.

(722).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pp. 11, 40. A lower rate of mortality（1.5 million deaths） is given by M. Ellman, ,The 1947 Soviet Famine and the Entitlement Approach to Famines, ,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4（September 2000）, p. 615.

(723).MP, f. 4, op. 2, d. 2, ll. 13, 19–20, 24–6, 76–9.

(724).RGASPI, f. 17, op. 117, d. 530, ll. 37–8.

(725).,Iz suzhdenii sovetskikh liudei o poslevoennykh problemakh i o zhizni v SSSR, , Istoriia otechestva v dokumentakh, 1945–1993（Moscow, 1995）, p. 17.

(726).I. Ehrenburg, The War, 1941–45（London, 1964）, p. 124; R. Service,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London, 1997）, p. 299 （为求清晰，译文略有调整）; A. Mikoian, Tak bylo: razmyshleniia o minuvshem（Moscow, 1999）, pp. 513–14.

(727).Interview with Marianna Gordon, St Petersburg, October 2003.

(728).Interview with Valentina Aleksandrova, St Petersburg, December 2003.

(729).RGASPI, f. 17, op. 125, d. 424, ll. 58–71. 关于这些团体，参见：J. Fürst, ,Prisoners of the Self？Political Opposition Groups in Late Stalinism, ,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4, no. 3（2002）, pp. 353–75; H. Kuromiya, , ,,Political Youth Opposition in Late Stalinism,, : Evidence and Conjecture, ,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5, no. 4（2003）, pp. 631–8.

(730).MSP, f. 3, op. 20, d. 2, ll. 53, 59.

(731).MSP, f. 3, op. 47, d. 2, ll. 21, 31, 35, 38, 55.

(732).See N. Tumarki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ult of World War II in Russia（New York, 1994）, p. 104; L. Lazarev, Pamiat, trudnoi godiny. Velikaia otechestvennaia voina v russkoi literature（Moscow, 2000）, pp. 61–3.

(733).Pravda, 10 February 1946; A.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London, 2003）, p. 415.

(734).R. Overy, Russia, s War（London, 1997）, pp. 304–7.

(735).A. Danilov and A. Pyzhikov, Rozhdenie sverkhderzhavy: SSSR v pervye poslevoennye gody（Moscow, 2001）, p. 108.

(736).GARF, f. 9401, op. 2, d. 234, ll. 148, 153; d. 199, l. 392; S. Fitzpatrick, ,Postwar Soviet Society: The ,,Return to Normalcy,, , 1945–1953, , in S. Linz（ed.）,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the Soviet Union（Totowa, 1985）, pp. 143–5.

(737).P. Greg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the Gulag, , in P. Gregory and V. Lazarev（eds.）,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The Soviet Gulag（Stanford, 2003）, pp. 14, 16; G. Alexopoulos, ,Amnesty 1945: The Revolving Door of Stalin, s Gulag, , Slavic Review, vol. 64, no. 2（Summer 2005）, p. 274; Y. Gorlizki and O. Khlevniuk, Cold Peace: 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 1945–1953（Oxford, 2004）, pp. 130–31, 268–71.

(738).关于在诺里尔斯克获得家庭重聚的好的案例，参见Kuznetsova-Babailova 的档案，见于：MSP, f. 3, op. 22, dd. 2–5。

(739).MM, f. 12, op. 20, d. 2.

(740).MSP, f. 3, op. 8, d. 2.

(741).L. Borodkin and S. Ertz, ,Coercion versus Motivation: Forced Labor in Norilsk, , in Gregory and Lazarev（eds.）,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pp. 102–3.

(742).V. Dunham, In Stalin, s Time: Middle-Class Values in Soviet Fiction（New York, 1976）.

(743).N. DeWitt,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mployment in the USSR（Washington, 1961）, pp. 606–7, 638–9.

(744).A. Inkeles and R.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Cambridge, Mass. 1959）, pp. 289, 326–7.

(745).C.Milosz, The Captive Mind（London, 1953）, pp. 55, 57.

(746).Interviews with Irina Aleksandrova, St Petersburg, May, November 2003.

(747).MSP, f. 3, op. 37, d. 2, ll. 44–5.,

(748).MFA, L. Makhnach, ,Oskolki bylogo s vysoty nastoiashchego, ms., p. 76.

(749).MSP, f. 3, op. 34, d. 2, l. 4. See also MM, f. 12, op. 32, d. 2, ll. 77–8.

(750).MP, f. 4, op. 2, d. 2, ll. 32–3.

(751).MP, f. 4, op. 13, d. 2, ll. 37–8, 39, 42–3, 56.

(752).Interviews with Iurii S, treletsky, St Petersburg, May 2003, February 2004.

(753).PFA, ,Vospominaniia, ms., pp. 17, 22–4; interviews with Tatiana Elagina, Moscow, May, October 2003（name changed on the request of the informant）.

(754).MP, f. 4, op. 7, d. 2, ll. 3, 7, 11–12, 26, 28, 39–40.

(755).RGALI, f. 1814, op. 10, d. 360, l. 45;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 82; A. 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vblizi i na rasstoianii（Moscow 1987）, p. 103.

(756).RGALI, f. 1814, op. 10, d. 346.

(757).K.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Moscow, 1978）, pp. 143–4; N.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Moscow, 2003）, pp. 215–16.

(758).K. Chukovskii, Dnevnik, 1901–1969, 2 vols.（Moscow, 2003）, vol. 2, p. 210; RGALI, f. 631, op. 15, d. 1004, l. 150;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 116.

(759).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Marina Babak, Moscow, November 2003.,

(760).RGALI, f. 1814, op. 10, d. 343, l. 1; N. Bianki, K. Simonov i A. Tvardovskii v ,Novom mire（Moscow, 1999）, p. 7; L. Fink, Konstantin Simonov（Moscow, 1979）, pp. 220, 235, 251, 274.

(761).L. Chukovskaia, Sochineniia v 2 tomakh（Moscow, 2000）, vol. 2, pp. 182, 186, 216. 西蒙诺夫当《文学报》主编时，被指责傲慢霸道（see RGASPI, f. 558, op. 11, d. 878, l. 55）.,

(762).RGALI, f. 1814, op. 9, d. 229, ll. 16, 20; Bianki, K. Simonov i A. Tvardovskii v ,Novom Mire, p. 16; B. Pankin, Chetyre Ia Konstantina Simonova（Moscow, 1999）, pp. 19, 23, 35–5;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Marina Babak, Moscow, November 2003.

(763).RGALI, f. 1814, op. 9, d. 2590, ll. 1, 2. 关于Portugalov在科雷马劳改营的经历，参见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对他的深情追忆，见于：RGALI, f. 2596, op. 2, d. 133, ll. 1–10。

(764).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p. 136. On Smeliakov: Sluzhili dva tovarishcha: kniga o zhizni kinodramaturgov Dunskogo i Frida（Moscow, 2002）, pp. 592–5.

(765).RGALI, f. 1814, op. 1, d. 454, ll. 43, 45; d. 643, ll. 1–2; op. 9,, d . 1812, l. 4.

(766).I. Berlin, ,Meetings with Russian Writers in 1945 and 1956, in Personal Impressions（Oxford, 1982）, pp. 160–61; N. Mandelstam, Hope Abandoned（London, 1989）, p. 375.

(767).G. Carleton, The Politics of Reception: Critical Constructions of Mikhail Zoshchenko（Evanston, 1998）, pp. 231–2.,

(768).,Doklad t. Zhdanova o zhurnalakh Zvezda i Leningrad, Novyi mir, 1946, no. 9, pp. iv–xix.

(769).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104–7; RGASPI, f. 17, op. 13,2 , d. 229, l. 21.

(770).Simonov, Segodnia i davno, pp. 337–8; A.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by（Moscow, 1991）, p. 235.

(771).RGALI, f. 1814, op. 9, d. 331, ll. 1–2;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118–20, 137, 141;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772).SLFA, ,K.M., two-part film on DVD, comments by Benedikt Sarnov in Part 1, at twenty-six minutes;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773).B. Schwarz, Music and Musical Life in Soviet Russia, 1917–1970（London, 1972）, pp. 208, 218; Gorlizki and Khlevniuk, Cold Peace, pp. 35–8;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pp. 119–23.

(774).H. Sali,s b ury, American in Russia（New York, 1955）, pp. 16–20, 38; G. Ivanova, ,Poslevoennye repressii i Gulag, in Stalin i kholodnaia,v oina（Moscow, 1998）, p.,　255.

(775).J. Brent and V. Naukov, Stalins L,a st Crime: The DoctorsPlot（London, 2003）, p. 96.

(776).,Evreiskii antifashistskii komitet,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p. 40; Reabilitatsiia: politicheskie protsessy 30–50-kh godov（Moscow, 1991）, p. 326.

(777).Cited in A. Weiner, Making Sense of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Fate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Princeton, 2001）, p. 195.,

(778).RGALI, f. 1814, op. 9, d. 2645, ll. 3–4, 9, 1,8 ;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by, pp. 3, 77, 94; G. Kostyrchenko, Tainaia politika Stalina. Vlasti antisem, itizm（Moscow, 2001）, pp. 319ff.

(779).A. Gerasimov, ,Za sovetskii patriotism v iskusstve, Pravda, 10 February 1949; N. Gribachev, ,Protiv kosmopolitizma i formalizma v poezii, , Pravda, 16 February 1949; T. Khrennikov, ,Burzhuaznye kosmopolity v muzykal, noi kritike, , Kul,tura i zhizn, , 20 February 1949; ,Do kontsa razoblachit, kosmopolitov-antipatriotov, , Pravda, 26–27 February 1949; L. Bol, shakov, ,Razgromit,　burzhuaznyi kosmopolitizm v kinoiskusstve, , Pravda, 3 March 1949; etc.

(780).Kostyrchenko, Tainaia politika Stalina, pp. 334–5;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by, pp. 185, 188–91; RGASPI, f. 83, op. 1, d. 5, ll. 92–5.

(781).RGASPI, f. 17, op. 132, d. 237, ll. 13–15. See also RGASPI, f. 77, op. 4, d. 73, ll. 7–11; Bianki, K. Simonov i A. Tvardovskii v ,Novom Mire, , p. 19.

(782).RGASPI, f. 17, op. 118, d. 229, l. 17.

(783).N. Tipot（Sokolova）, ,Dnevnik, , private archive. 关于索夫罗诺夫和西蒙诺夫竞相谋求法捷耶夫的官位，参见博尔切戈夫斯基的看法，见于：A. Borshchagovskii, Pustotelyi monolit（Moscow, 2002）, pp. 133–4.

(784).RGALI, f. 1814, op. 9, d. 19（,Vospominaniia o kampanii po bor, be s kosmopolitizmom, , ts., 1976）;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 by, p. 214.

(785).See e.g. K. Simonov, ,Zadachi sovetskoi dramaturgii i teatral, naia kritika, , Pravda, 27–8 February 1949（其有关萨特和米勒的评论，便出现于此）; same author, ,Zadachi sovetskoi dramaturgii i teatral, naia kritika, , Literaturnaia gazeta, 5 March 1949.

(786).RGASPI, f. 17, op. 132, d. 226, ll. 1–6; d. 229, l. 30; Kostyrchenko, Tainaia politika Stalina, pp. 339–40.

(787).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by, pp. 19, 35–6, 49, 187, 200, 204, 215, 223, 272, 278–9; interview with Aleksandr Borshchagovsky, Moscow, November 2003.

(788).Bors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by, pp. 266, 279; interview with Aleksandr Borshchagovsky, Moscow, November 2003; RGALI, f. 1814, op. 9, d. 4, l. 4.

(789).Interview with Aleksandr Borshchagovsky, Moscow, November 2003;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by, pp. 4, 240.

(790).Ibid., pp. 261–2.

(791).See A. Kozhevnikov, ,President of Stalin, s Academy: The Mask and Responsibility of Sergei Vavilov,, Isis, vol. 87, no. 1（March 1996）, pp. 18–50; N. Tolstoi（ed.）, Brat, ia Nikolai i Sergei Vavilovy（Moscow, 1991）; M. Popovsky, The Vavilov Affair（Hamden, 1984）; S. Ivanovich Vavilov: ocherki i vospominaniia（Moscow, 1991）. 瓦维洛夫悄悄地抵制官方决定，但他的异议一直没有受到关注，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索尔仁尼琴为何攻击他为“科学院的走狗主席”，参见索尔仁尼琴：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An Experiment in Literary Investigation, 3 vols.（London, 1974–8）, vol. 2, p. 638。

(792).RGASPI, f. 17, op. 132, d. 237, ll. 14–15; RGALI, f. 1814, op. 9, d. 1365, l. 1; f. 2203, op. 1, d. 333, l. 1; f. 631, op. 16, d. 90; f. 2203, op. 1, d. 333, l. 5; d. 336, l. 11; interview with Nina Arkhipova, Moscow, November 2003;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 by, p. 321.

(793).RGALI, f. 1814, op. 6, dd. 70, 173; d. 170, l. 17;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July 2004.

(794).RGALI, f. 1814, op. 1, d. 500.

(795).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126–8; Fink, Konstantin Simonov, p. 229.

(796).RGALI, f. 1814, op. 1, d. 563; op. 4, d. 10; op. 9, d. 5, ll. 69–70; RGASPI, f. 82, op. 2, d. 1458, l. 49; f. 558, op. 11, d. 806, l. 164;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128–31.

(797).Ibid., pp. 135–7.

(798).RGALI, f. 1814, op. 9, d. 809, ll. 1–6; 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pp. 88–9;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 pp. 609–10.

(799).K. Simonov, Sobranie sochinenii, 12 vols.（Moscow, 1979–87）, vol. 12, p. 41.

(800).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RGALI, f. 1814, op. 1, d. 454, ll. 28–41.

(801).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185–9.

(802).See Gosudarstvennyi antisemitizm v SSSR: ot nachala do kul, minatsii, 1938–1953（Moscow, 2005）, pp. 27–61.

(803).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 by, p. 267.

(804).MSP, f. 3, op. 37, d. 2, ll. 13, 52;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p. 72–3, 78–9, 257.

(805).MM, f. 2, op. 5, d. 3; f. 12, op. 30, d. 2, l. 27.

(806).Interviews with Mark Epshtein, St Petersburg, June and October 2003.

(807).SLFA, various documents;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ne 2003;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RGALI, f. 1814, op. 9, d. 1533; RGASPI, f. 495, op. 199, d. 207（Zaidler）.

(808).A. 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Nizhny Novgorod 1999）, p. 61.

(809).RGALI, f. 1814, op. 9, d. 1541, l. 36; d. 1770, l. 2.

(810).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 pp. 59–61.

(811).RGALI, f. 1814, op. 9, d. 2581.

(812).Kostyrchenko, Tainaia politika Stalina, pp. 619–26.

(813).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ne 2003, July 2004; interviews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SLFA, Iakov Kharon to Sonia Laskina, 8 March 1954; Yevgeniia to Sonia Laskina, 28 May 1954.

(814).RGALI, f. 1814, op. 1, d. 454, l. 32; op. 10, d. 92, l. 37; RGASPI, f. 17, op. 133, d. 390, ll. 81–4; d. 389, ll. 158–63;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For evidence of Simonov, s authorship of the letter of 24 March see Nash sovremennik, 1999, no. 1, p. 206.

(815).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189–204.

(816).RGALI, f. 1814, op. 1, d. 802, l. 95.

(817).RGASPI, f. 17, op. 119, d. 452, ll. 4–6;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220–22; Fink, Konstantin Simonov, p. 112.

(818).Brent and Naukov, Stalin, s Last Crime, pp. 9, 129, 176, 184; SLFA, M.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 86;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p. 137.

(819).S. Sebag Montefiore,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London, 2003）, p. 568.

(820).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223–7.

(821).Ibid., p. 229.

(822).RGALI, f, 1814, op. 4, d. 10, l. 5.

(823).SLFA, M.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p. 87–8.

(824).MP, f. 4, op. 2, d. 2, ll. 13, 30.

(825).MP, f. 4, op. 23, d. 2, l. 15.

(826).Mandelstam, Hope Abandoned, p. 385.

(827).MM, f. 12, op. 9, d. 2, l. 67.

(828).MP, f. 4, op. 11, d. 2, l. 46; op. 5, d. 2, l. 12.

(829).MSP, f. 3, op. 4, d. 2, l. 31.

(830).A. Knight, Beria: Stalin, s First Lieutenant（Princeton, 1993）, p. 185; A. Lokshin, , ,,Delo vrachei,, :,,Otkliki trudiashchikhsia,,　, , Vestnik evreiskogo universiteta v Moskve, 1994, no. 1, pp. 52–62.

(831).MSP, f. 3, op. 4, d. 2, ll. 43–4.

(832).Interview with Zinaida Belikova, St Petersburg, May 2003.

(833).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p. 175.

(834).Sluzhili dva tovarishcha, p. 357; MM, f. 12, op. 30, d. 2, l. 22; O. Adamova-Sliuzberg, Put, （Moscow, 2002）, p. 201.

(835).See Applebaum, Gulag, pp. 435–53.

(836).A. Makarova, ,Noril, skoe vosstanie. Mai-avgust 1953 goda, , ms.; Applebaum, Gulag, pp. 437, 440; MM, f. 12, op. 20, d. 2, ll. 74–5, 89, 91.

(837).MM, f. 12, op. 20, d. 2, ll. 34, 48; f. 1, op. 1, d. 1925, ll. 11–30.

(838).MM, f. 12, op. 20, d. 2, l. 92; MSP, f. 3, op. 8, d. 2, l. 18; d. 3, ll. 20–22; interview with Vasilina Dmitruk, Norilsk, July 2004.

(839).1954年5月至6月，哈萨克斯坦的Steplag特殊劳改营，其Kengir分营的造反也有同样温和的要求。参见：S. Barnes, , ,,In a Manner Befitting Soviet Citizens,, : An Uprising in the Post-Stalin Gulag, , Slavic Review, vol. 64, no. 4（Winter 2005）, pp. 823–50.

(840).MM, f. 12, op. 20, d. 2, ll. 98, 101.

(841).Istoriia stalinskogo gulaga: konets 1920-kh – pervaia polovina 1950-kh godov. Sobranie dokumentov v semi tomakh, vol. 6, Vosstaniia, bunty i zabastovski zakliuchennykh（Moscow, 2004）, pp. 320–413; Applebaum, Gulag, pp. 441–2; interview with Semyon Golovko, Norilsk, July 2004.

第八章 归来（1953—1956）

(842).SLFA, Spravka MVD, 11 November 1955; Yevgeniia to Sonia Laskina, 8 September 1955, 5 October 1955;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Sept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November 2003.

(843).Reabilitatsiia: kak eto bylo. Dokumenty prezidiuma TsKPSS i drugie materialy: mart 1953–fevral, 1956（Moscow, 2000）, p. 213.

(844).SLFA, Sonia Laskina to Dmitry Shepilov, 4 June 1955; V. Frid, 58?: zapiski lagernogo pridurka（Moscow, 1996）, pp. 358–9.

(845).Y. Gorlizki and O. Khlevniuk, Cold Peace: 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 1945–1953（Oxford, 2004）, p. 131; D. Shepilov, Neprimknuvshii（Moscow, 2001）, p. 267; A. Knight, Beria: Stalin, s First Lieutenant（Princeton, 1993）, pp. 209–10;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p. 246–7.

(846).V.Naumov, ,Repression andRehabilitation, , inW.Taubman, S.Khrushchev andA.Gleason（eds.）, Nikita Khrushchev（New Haven, 2000）, pp. 90–91; SLFA, Sonia Laskina to Dmitry Shepilov, 4 June 1955; Konstantin Simonov to Yevgeniia Laskina, 24 September 1955.

(847).N.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 Talbott（Boston, 1974）, p. 79; A. Hochschild, The Unquiet Ghost: Russians Remember Stalin（London, 1994）, p. 223; N. Adler, Beyond the Soviet System: The Gulag Survivor（New Brunswick, 2002）, pp. 90–93.

(848).SLFA, Yevgeniia to Sonia Laskina, 16 September 1955; Vladimir Lugovskoi to Yevgeniia Laskina, 20 July 1956; Maia Bykova to Yevgeniia Laskina, 25 December 1974;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June 2003.

(849).E. 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London, 1992）, pp. 89–90, 328, 330–31; interview with Elena Bonner, Boston, November 2006.

(850).可对照于异议分子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Liudmila Alekseyeva）的回忆录。她提到，阅读赫尔岑的作品和仿效十二月党人的榜样，同样促使她在道德上与苏维埃政权保持距离。参见：L. Alexeyeva and P. Goldberg, The Thaw Generation: Coming of Age in the Post-Stalin Era（Boston, 1990）, pp. 34–5.

(851).MSP, f. 3, op. 33, d. 2, ll. 33, 39.

(852).MSP, f. 3, op. 45, d. 2, l. 47.

(853).MSP, f. 3, op. 45, d. 2, ll. 132, 166.

(854).MSP, f. 3, op. 45, d. 2, ll. 26–7, 89–90, 134.

(855).MSP, f. 3, op. 24, d. 2, l. 38.

(856).MSP, f. 3, op. 35, d. 2, ll. 40–54.

(857).MSP, f. 3, op. 39, d. 2, ll. 27, 29.

(858).MSP, f. 3, op. 39, d. 3, ll. 1–5.

(859).MSP, f. 3, op. 39, d. 2, ll. 31.

(860).MSP, f. 3, op. 39, d. 2, ll. 36, 47, 52, 54.

(861).B. Okudzhava, ,Devushka moei mechty, , in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v dvukh tomakh（Moscow, 1989）, vol. 2, pp. 283–94.

(862).MP, f. 4, op. 10, d. 2, ll. 9, 28.

(863).MSP, f. 3, op. 38, d. 2, ll. 19, 36.

(864).MM, f. 12, op. 29, d. 2, l. 20.

(865).SFA, I. Slavina, ,Tonen, kii nerv istorii, , ms., p. 17;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June 2003.

(866).MP, f. 4, op. 2, d. 2, ll. 23–4, 43–5.

(867).GFA, letter from Anatoly to Liuba Golovnia, 5 December 1940; O. Golovnia, ,Predislovie k pis, mam,, ms., p. 70; L. Golovnia-Babitskaia, ,Predsmertnye zapiski, , ms., p. 4; A. Bachinskii, ,Zhizn, , liubov,　i smert, Anatoliia Golovni, , Stolitsa S, 17 January 1997;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Golovnia, Moscow, July 2004.

(868).MSP, f. 3, op. 46, d. 3, l. 43; MM, f. 12, op. 29, d. 2, ll. 34–5.

(869).M. Nikolaev, Detdom（New York, 1985）, p. 96; interviews with Viktoriia Shweitser, Moscow, July 2004; Amherst, November 2006.

(870).O. Adamova-Sliuzberg, Put,（Moscow, 2002）, p. 153.

(871).Ibid., pp. 154–5.

(872).关于这一点，参见：D. Field, ,Communist Morality and Meanings of Private Life in Post-Stalinist Russia, 1953–6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6）. 关于青年文化，参见：J. Fürst,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Stylish: Youth,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Late Stalinism, , in same author（ed.）, Late Stalinist Russia: Society between Reconstruction and Reinvention（London, 2006）, pp. 209–30.

(873).MM, f. 12, op. 16, d. 2, ll. 78, 79–80, 85, 97.

(874).MFA, L. Makhnach, ,Otets, , ms., pp. 3–8; interview with Leonid Makhnach, Moscow, July 2004.

(875).MSP, f. 3, op. 8, d. 2, l. 24.

(876).L. El, iashova, Kak zhit, ？ O zhizni Sof, i Mikhailovny Firsovoi,Sankt-Peterburgskii Universitet, no. 22（3489）, 20 October 1998, p. 24; Frid, 58?, p. 389; Sluzhili dva tovarishcha: kniga o zhizni kinodramaturgov Dunskogo i Frida（Moscow, 2002）, p. 146.

(877).MM, f. 12, op. 18, d. 2, ll. 12–14, 17–19.

(878).MSP, f. 3, op. 41, d. 2, ll. 37–41, 83–6; d. 3, l. 2.

(879).MP, f. 4, op. 22, d. 2, ll. 16, 29, 35, 50, 53, 59.

(880).MM, f. 1, op. 1, dd. 841, 2676; f. 12, op. 4, d. 2, ll. 59–80.

(881).GFA, N. Iznar, ,Avtobiografiia, ; Natalia Iznar to Elena Abezgauz, undated.

(882).RGALI, f. 1814, op. 9, d. 2581, ll. 28–36.

(883).RGALI, f. 1814, op. 9, d. 229, ll. 15, 17, 18, 21, 32, 47, 48.

(884).MM, f. 2, op. 1, d. 45, l. 1105; A.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An Experiment in Literary Investigation, 3 vols.（London, 1974–8）, vol. 3, p. 455.

(885).A. Applebaum, ,After the Gulag,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49, no. 16（24 October 2002）, p. 41.

(886).MP, f. 4, op. 10, d. 2, ll. 10–13.

(887).Adler, Beyond the Soviet System, pp. 30–31; A.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London, 2003）, p. 460; C. Hooper, ,Terror from Within: Participation and Coercion in Soviet Power, 1924–64,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University, 2003）, p. 377.

(888).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vol. 3, p. 451.

(889).RGASPI, f. 560, op. 1, d. 37, l. 487.

(890).MM, f. 2, op. 1, d. 29（Anatolii Brat [Zhukov], ,Zhutkie gody, ）.

(891).MSP, f. 3, op. 8, d. 2, l. 28.

(892).MP, f. 4, op. 6, d. 2, ll. 28–30, 39–40.

(893).MM, f. 12, op. 20, d. 2, l. 124.

(894).MP, f. 4, op. 6, d. 2, l. 29.

(895).MP, f. 4, op. 2, d. 2, l. 26.

(896).Adamova-Sliuzberg, Put, , pp. 207–8.

(897).MP, f. 4, op. 2, d. 2, l. 46.

(898).MP, f. 4, op. 43, d. 2, l. 2.

(899).MSP, f. 3, op. 46, d. 2, ll. 51–4; d. 3, ll. 49–50.

(900).TsAFSB,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I. V. Slavina（P-51969）; ,Delo reabilitatsii, （N4N-012826/55）; SFA, I. Slavina, ,Put,　na plakhu, , ms., pp. 3–6, 103;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June 2003.

(901).MSP, f. 3, op. 10, d. 2, ll. 15, 30–31; d. 3, ll. 34–5. See also MSP, f. 3, op. 38, d. 2, ll. 23–6; MM, f. 12, op. 2, d. 2, ll. 28–30.

(902).L. Chukovskaia, Zapiski ob Anne Akhmatovoi, 3 vols.（Paris, 1980）, vol. 2, p. 137.

(903).MSP, f. 3, op. 12, d. 2, ll. 60–67, 131–3.

(904).MSP, f. 2, op. 51, d. 2, ll. 3–7.

(905).MM, f. 12, op. 10, d. 2, ll. 18–23.

(906).MSP, f. 3, op. 14, d. 2, ll. 66–8; d. 3, ll. 54–5.

(907).I. Sherbakova, ,The Gulag in Memory, , in L. Passerini（ed.）,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Oral History and Life Stories, vol. 1: Memory and Totalitarianism（Oxford, 1992）, p. 114（为求清晰，译文略有调整）.

(908).See A. Inkeles and R.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Cambridge, Mass., 1959）.

(909).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London, 1989）, p. 48.

(910).Ibid., p. 49.

(911).Vokrug Fadeeva: neizvestnye pis, ma, zametki i dokumenty（Moscow, 1996）, pp. 12, 122; RGALI, f. 1814, op. 9, d. 5, l. 30; V. Kaverin, Epilog: memuary（Moscow, 2002）, pp. 313–24.

(912).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10, p. 147.

(913).关于法捷耶夫的善举，参见：K. Chukovskii, Dnevnik, 1901–69, 2 vols.（Moscow, 2003）, vol. 2, pp. 282–3; A.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 by（Moscow, 1991）, p. 21；阿赫玛托娃1956年3月10日曾写信给法捷耶夫，感谢他为争取她儿子Lev Gumilyov 从西伯利亚劳动营获释而作出的努力（“在那可怕的岁月中，你的善良和同情超过了任何其他人”），载于Vokrug Fadeeva, p. 161。

(914).RGALI, f. 618, op. 16, d. 88, l. 16.

(915).Literaturnaia gazeta, 17 July 1954, pp. 2–3; 20 July 1954, pp. 2–3.

(916).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248–53;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917).Pravda, 4 July 1954, p. 3.

(918).RGALI, f. 1814, op. 9, d. 1770, ll. 21–2. 关于公众对该小说的反应，参见：D. Kozlov, ,Naming the Social Evil: The Readers of Novyi mir and Vladimir Dudintsev, s Not by Bread Alone, 1956–1959, , in P. Jones（ed.）, The Dilemmas of De-Stalinization: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Reform in the Khrushchev Era（London, 2005）, pp. 80–98.

(919).RGALI, f. 1814, op. 9, d. 1770, l. 15; K.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Moscow, 1978）, p. 78; A za mnoiu shum pogoni: Boris Pasternak i vlast, . Dokumenty 1956–72（Moscow, 2001）, pp. 89–90.

(920).L. Lazarev, Shestoi etazh: kniga vospominaniia（Moscow, 1999）, p. 201.

(921).Reabilitatsiia: kak eto bylo, pp. 349–51; W.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London, 2003）, pp. 270, 272, 274, 278.

(922).Reabilitatsiia: kak eto bylo, pp. 5–6; Taubman, Khrushchev, pp. 273–4.

第九章 记忆（1956—2006）

(923).W.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London, 2003）, pp. 282–3.,

(924).P. Jones, ,From the Secret Speech to the Burial of Stalin: Real and Ideal Responses to De-Stalinization, in same author（ed.）, The Dilemmas of De-Stalinization: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Reform in the Khrushchev Era（London, 2005）, p. 47.

(925).L. Alexeyeva and P. Goldberg, The Thaw Generation: Coming of Age in the Post-Stalin Era（Boston, 1990）, p. 4.

(926).MM, f. 12, op. 4, d. 2, ll. 47, 78.

(927).MSP, f. 3, op. 18, d. 2, ll. 21–2.

(928).MP, f. 4, op. 26, d. 2, ll. 12–14.

(929).MP, f. 4, op. 22, d. 2, ll. 14, 62–4.

(930).MP, f. 4, op. 2, d. 2, ll. 36–41.

(931).MSP, f. 3, op. 19, d. 2, ll. 5, 24–33.

(932).MP, f. 4, op. 19, d. 2, ll. 26–7, 41–5; d. 3, l. 1; d. 4, ll. 1–3.,

(933).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p. 266–7; MSP, f. 3, op. 37, d. 2, ll. 31–2, 76.

(934).MSP, f. 3, op. 8, d. 2, l. 25; M, P, f. 4, op. 2, d. 2, l. 23; MM, f. 12, op. 30, d. 2, ll. 36–8.

(935).V. Shalamov, ,Dry Rations, in Kolyma Tales（London, 1994）, p. 43; MSP, f. 3, op. 37, d. 2, l. 45. See also: op. 1, d. 2, ll. 33–4; op. 36, d. 2, ll. 7–9.

(936).C. Merridale, Night of Stone: Death and Memory in Russia（London, 2000）, p. 21.

(937).C. Garland（ed.）, Understanding Trauma: A Psychoanal,y tical Approach（London, 1998）, pp. 4–5; D. Laub, ,Truth and Testimony: The Process and the Struggle, in C. Caruth（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Baltimore, 1995）, pp. 61–75.

(938).MSP, f. 3, op. 15, d. 3, l. 1.

(939).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Marina Babak, Moscow,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Nina Arkhipova, Moscow, November 2003.

(940).RGALI, f. 1814, op. 9, d. 1538; V.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Moscow, 2003）, pp. 258–84; interview with Maria Simonova, Moscow, March 2004.

(941).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 p. 322; RGALI, f. 1814, op. 9, d. 775, l. 1.

(942).Interview with Maria Simonova, Moscow, March 2004; RGALI, f. 1814, op. 9, d. 775, l. 1.

(943).RGALI, f. 1814, op. 9, d. 1770, l. 18;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September 2003.,

(944).SLFA, Yevgeniia Laskina to Aleksei Simonov, 28 August 1957; Mark Laskin, ,Vospominaniia, ts., p. 15; RGALI, f. 1814, op. 10. d. 342, l. 20;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ly 2004; A. 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Nizhny Novgorod, 1999）, pp. 42, 44–5, 148.

(945).RGALI, f. 1814, op. 9, d. 2199, l. 2.

(946).SLFA, Aleksei Simonov to Yevgeniia Laskina, 19 August 1956; Aleksei Simonov to Konstantin Simonov, 24 October 1956; Konstantin to Aleksei Simonov, 31 August 1956.

(947).SLFA, Yevgeniia Laskina to Aleksei Simonov, 26 September 1956; 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 p. 67; Aleksei to Konstantin Simonov, 7 February 1957.

(948).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SLFA, Aleksei Simonov, Diary, 23 December 1956; Aleksei Simonov to Vladimir Dudintsev, 13 December 1956; RGALI, f. 1814, op. 9, d. 1770, ll. 15–17, 22.

(949).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 12;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RGALI, f. 1814, op. 2, d. 127, ll. 2–3, 8.

(950).RGALI, f. 1814, op. 9, d. 1770, l. 12.

(951).RGALI, f. 1814, op. 9, d. 1770, l. 13.

(952).RGALI, f. 1814, op. 6, d. 170, l. 17.

(953).V. Kondrat, ev, ,Ne tol, ko o svoem pokolenii. Zametki pisatelia, , Kommunist, 1997, no. 7, p. 122.

(954).Interview with Marina Babak, Moscow, November 2003.

(955).K. Simonov, Sto sutok voiny（Smolensk, 1999）; same author, Raznye dni voiny: dnevnik pisatelia, 2 vols.（Moscow, 1977–8）.

(956).RGALI, f. 1814, op. 9, d. 11, ll. 1–21; op. 8, d. 58, l. 98.

(957).RGALI, f. 1814, op. 9, dd. 2590, 681, 1857.

(958).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 pp. 147–55. 这个删减约有60页打印稿，即刻出现于地下出版物，自1969年起又进入该小说的外国版本。它完整的俄文版本于1973年在苏联第一次出版。参见R. Pevear的简介和注释，载于他翻译的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The Master and Margarita）（伦敦，1997年），vii–xix页。

(959).Interviews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September, November 2003, February 2004.

(960).RGALI, f. 1814, op. 10, d. 376, ll. 20–21; Konstantin Simonov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 1984）, p. 291;N. Bianki, K. Simonov i A. Tvardovskii v ,Novom Mire, （Moscow, 1999）, pp. 32–3.

(961).L. Lazarev, Shestoi etazh: kniga vospominaniia（Moscow, 1999）, pp. 208, 210;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Simonov, Sto sutok voiny, pp. 550–54; RGALI, f. 1814, op. 9, d. 5, l. 63; op. 9, d. 19（,Vospominaniia o kampanii po bor, be s kosmopolitizmom, , ts., 1976）.

(962).K. Simonov and I. Ehrenburg, V odnoi gazete: reportazhi i stati 1941–1945（Moscow, 1979）; Lazarev, Shestoi etazh, pp. 201–2.

(963).A. Solzhenitsyn, The Oak and the Calf: Sketches of Literary Life in the Soviet Union（London, 1980）, p. 299.

(964).Interview with Viktor Erofeev, Moscow,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Andrei Erofeev, Moscow, April 2004; interview with Nina Arkhipova, Moscow, November 2003; D. Gillespie, ,Metropol,　, , The Literary Encyclopedia, 19 November 2005.

(965).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7–8.

(966).Ibid. Fragments of the memoirs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Znamia in 1988, no. 3, pp. 3–66; no. 4, pp. 49–121; no. 5, pp. 69–96.

(967).See e.g. A. Mikoian, Tak bylo: razmyshleniia o minuvshem（Moscow, 1999）, p. 589 （“当然，我们负有很大责任，但必须弄清当时的工作环境。我们相信，我们对很多事是茫然无知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无法作出改变。”）

(968).Lev Razgon, True Stories（London, 1997）, pp. 21–34.

(969).Interview with Ivan Korchagin, Akmolinsk, September 1988.

(970).IFA, ,Kommentarii k pis, mam, , ts., 1988; Mikhail Iusipenko to M. Zelder, 29 December 1988; Mikhail Iusipenko to Sergei Barinov, 18 August 1988; interview with Oksana Kozmina, Moscow, 1988.

(971). MM, f. 1, op. 2; f. 2, op. 5; f. 12, op. 9, dd. 2, 3.

(972).关于记忆与叙事之间的关系，参见：V. Skultans, The Testimony of Lives: Narrative and Memory in Post-Soviet Latvia（London, 1998）.

(973).Alexander Dolgun, s Story: An American in the Gulag（New York, 1975）, p. 4.

(974).I. Sherbakova, ,The Gulag in Memory, , in L. Passerini（ed.）,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Oral History and Life Stories, vol. 1: Memory and Totalitarianism（Oxford, 1992）, pp. 112–13（为求清晰，译文略有调整）.

(975).See e.g. MSP, f. 3, op. 42, d. 3, ll. 1–24.

(976).M. McAuley, Soviet Politics 1917–1991（Oxford, 1992）, pp. 56–7.

(977).关于古拉格回忆录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参见：Leona Toker, Return from the Archipelago: Narratives of Gulag Survivors（Bloomington, 2000）.

(978).E. Ginzburg, 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London, 1968）; Within the Whirlwind（London, 1981）.

(979).C. Merridale, Ivan, 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London, 2005）, p. 334; A. Applebaum, ,The Real PatrioticWar,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3, no. 6（6 April 2006）, pp. 16, 18.

(980).Ginzburg, Within the Whirlwind, p. 201.

(981).O vremeni, o Noril, ske, o sebe: vospominaniia, 5 vols.（Moscow, 2001–4）; A. Macqueen, ,Survivors, , Granta, 64（Winter 1998）, p. 39.

(982).Interview with Vasily Romashkin, Norilsk, July 2004.

(983).Interview with Olga Iaskina, Norilsk, July 2004. This paragraph i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over fifty people in Norilsk during July 2004. See the List of Interviews in Sources.

(984).Moscow News, 4 March 2005.

(985).Mikhail Baitalsky, Notebooks for the Grandchildren: Recollections of a Trotskyist Who Survived the Stalin Terror（New Jersey, 1995）, pp. 97–8.

(986).MP, f. 4, op. 13, d. 2, l. 18.

(987).MP, f. 4, op. 24, d. 2, ll. 64–7.

(988).MP, f. 4, op. 22, d. 2, ll. 67–71.

(989).关于这种现象，参见：H. Krystal, Massive Psychic Trauma（New York, 1968）; D.Wardl, 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London, 1992; N. Burchardt,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 the Families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n England, , in D. Bertaux and P. Thompson（eds.）,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Oral History and Life Stories, vol. 2: Between Generations: Family Models, Myths and Memories（Oxford, 1993）, pp. 121–37. 心理学家玛琳娜·古丽娜（Marina Gulina），在列宁格勒围城的幸存者所带大的孩子中，进行了一项有趣的试验研究。其中的详细信息，参见：,Malen, kii prints v blokadnom Leningrade: psikhoanaliticheskoe issledovanie, , Sankt-Peterburgskii Universitet, no. 9（3698）, 5 May 2005, pp. 32–5.

(990).MSP, f. 3, op. 11, d. 1, ll. 1–2; d. 2, ll. 53–60, 74–84.

(991).MSP, f. 3, op. 37, d. 2, l. 63;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Korsakov, St Petersburg, May, October 2003.

(992).Interviews with Aleksei Iurasovsky, Moscow, July 2004, October 2005.

(993).MP, f. 4, op. 24, d. 2, ll. 36–7, 44–7; MSP, f. 3, op. 16, d. 2, l. 91.

(994).MP, f. 4, op. 26, d. 2, ll. 6–8; op. 3, d. 2, l. 37.

(995).MP, f. 12, op. 4, d. 2, ll. 75–6.

(996).MP, f. 12, op. 16, d. 2, l. 23; op. 17, d. 2, l. 52.

(997).MP, f. 12, op. 17, d. 2, ll. 52–3.

(998).B. Slutskii, Sud, ba. Stikhi raznykh let（Moscow, 1990）, p. 40.

(999).See e.g. MP, f. 4, op. 5, d. 2, l. 20; op. 24, d. 2, ll. 70–73. 有些口述历史学者认为，2000年之后，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威权政府统治下，俄国人好像回到了苏维埃时期，“因社会压力而重趋沉默”，与90年代早期相比，“不太愿意提供坦率的访谈”(D. Bertaux, P. Thompson and A. Rotkirch（eds.）, On Living Through Soviet Russia（London, 2004）, pp. 8–9）。

(1000).MSP, f. 3, op. 14, d. 3, ll. 52–4.

(1001).MSP, f. 3, op. 14, d. 2, ll. 41–5, 59–64, 76, 85–9, 93, 119; d. 3, ll. 34, 39–40, 45–6. Antonia died in December 2006.

[资料来源]

档 案

公共档案

AFSBTO　 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Tambov Oblast, Tambov

AFSBVO　 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Vologda Oblast, Vologda

AMILO　 Archive of the Moscow Historical-Literary Society （, Vozvrashchenie, ）

ARAN　 Archive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Moscow

GAOO　 State Archive of Orel Oblast, Orel

GAPO　 State Archive of Perm Oblast, Perm

GARF　 State Arch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GARK　 State Archive of the Komi Republic, Syktyvkar

GASO　 State Archive of Sverdlovsk Oblast, Yekaterinburg

GAVO　 State Archive of Vologda Oblast, Vologda

GMPIR　 State Museum of Political History of Russia, St Petersburg

GOPAPO　 State Socio-Political Archive of Perm Oblast, Perm

HP　　Harvard Project （, 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 ）, Harvard University, USA

IIS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IRL RAN　 Institute of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 Pushkin House, ）, St Petersburg

MM[1]　Archive of the Memorial Society, Moscow

MP[2]　 Archive of the Memorial Society, Perm

MSP[3]　 Archive of the Memorial Society, St Petersburg

OR RNB　 Manuscripts Department, Russian National Library, St Petersburg

RGAE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the Economy, Moscow

RGAKFD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Documentary Films and Photographs, Krasnogorsk

RGALI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Literature and Art, Moscow

RGASPI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Moscow

SPbF ARAN　St Petersburg Filial of the Archive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SEES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TsAFSB　 Central 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Moscow

TsAODM　 Central Archive of Social Movements of Moscow

TsDNA　 Centre of Documents, , the People, s Archive, , Moscow

TsGAIPD　 Central State Archive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Documents, Moscow

TsGASP　 Central State Archive of St Petersburg

TsIAM　 Central Historical Archive of Moscow

TsKhDMO　 Centr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Documents of Youth Organizations, Moscow

TsMAMLS　 Central Moscow Archive-Museum of Personal Collections

私人档案

AFA　Alekseyeva Family Archive, Moscow

GFA　Golovnia Family Archive, Moscow

IFA　Iusipenko Family Archive, Akmolinsk, Kazakhstan

LFA　Levitina Family Archive, St Petersburg

MFA　Makhnach Family Archive, Moscow

MIFA　Mikheladze Family Archive, Tbilisi, Georgia

MUFA　Muratov Family Archive, Moscow

PFA　Pavlukhina Family Archive, St Petersburg

RFA　Ramensky Family Archive, Strugi Krasnye

SFA　Slavin Family Archive, Cologne, Germany

SLFA　Simonov-Laskin Family Archive, Moscow

VFA　Vittenburg Family Archive, St Petersburg

VOFA　Voitinsky Family Archive, St Petersburg

采访名单

Adasinskaia, Galina Antonovna （St Petersburg）

Akkuratnova, Maia Pavlovna （Moscow）

Aksyonova, Iraida Petrovna （Usole）

Aleksandrova, Irina Mikhailovna （St Petersburg）

Aleksandrova, Valentina Lvovna （St Petersburg）

Aliavdina, Veronika Anatolevna （St Petersburg）

Alkaeva, Raifa Izmagilovna （Krasnokamsk）

Anastaseva, Margarita Viktorovna （Moscow）

Andreyev, Oleg Grigorevich （St Petersburg）

Arapov, Aleksandr Pavlovich （St Petersburg）

Arkhipova, Nina Nikolaeva （Moscow）

Atapov, Sergei Mikhailovich （Tambov）

Avdasheva, Ninel Nikolaevna （St Petersburg）

Babaeva, Klavdiia Mikhailovna （Moscow）

Babailova, Natalia Borisovna （Severodvinsk）

Babak, Marina Mikhailovna （Moscow）

Babikova, Yevgeniia Spiridonovna （Norilsk）

Babina, Rada Lvovna （Moscow）

Babitskaia, Vlada Alekseyevna （Moscow）

Babushkina, Lydia Vasilevna （Perm）

Badaeva, Valentina Fyodorovna （Perm）

Badiaeva, Galina Ivanovna （Perm）

Baigulova, Elena Alekseyevna （Moscow）

Balandin, Grigorii Pavlovich （Perm）

Baranenko, Nadezhda Pavlovna （Perm）

Barinov, Sergei Mikhailovich （Akmolinsk）

Barkovskaia, Marianna Iosifovna （Izobilnoe, Stavropol district）

Batin, Pyotr Yefimovich （Usole）

Batishcheva, Maria Karlovna （Norilsk）

Batrakova, Nina Dmitrevna （Perm）

Bazilevskaia, Valentina Borisovna （Voronezh）

Bazilevskaia, Vladilena Borisovna （Moscow）

Bekker, Valentin Vladimirovich （St Petersburg）

Belikova, Zinaida Vasilevna （St Petersburg）

Beloborodov, Nikolai Nikolaevich （Perm）

Belousov, Arkadii Sergeyevich （Penza）

Belova, Anna Pavlovna （Krasnokamsk）

Beneta, Svetlana Anatolevna （Norilsk）

Blagoveshchensky, Andrei Borisovich （Moscow）

Bletsko, Tatiana Nikolaevna （St Petersburg）

Blium, Arlen Viktorovich （St Petersburg）

Blium, Igor Vsevolodovich （St Petersburg）

Bogdanov, Sergei Nikolaevich （St Petersburg）

Bogdanova, Natalia Borisovna （Moscow）

Bolchis, Tatiana Vasilevna （St Petersburg）

Bonner, Elena Georgievna （Boston, USA）

Borodina, Valentina Semyonovna （Norilsk）

Borozna, Mikhail Danilovich （Orel）

Borshchagovsky, Aleksandr Mikhailovich（Moscow）

Bronshtein, Svetlana Aleksandrovna （Moscow）

Bronshtein, Yekaterina Mikhailovna（St Petersburg）

Budkevich, Maria Stanislavovna （St Petersburg）

Bulat, Iness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Burylovna, Zoia Pavlovna （Perm）

Bushueva, Angelina Vladimirovna （Perm）

Chechik, Elizaveta Natanovna （Moscow）

Cherepanova, Praskovia Iakimovna （Perm）

Cherkasova, Karina Leonidovna （Moscow）

Cherkasskaia, Bella Martynovna （St Petersburg）

Cherkesov, Oleg Vsevolodovich （St Petersburg）

Cherkesova, Svetlana Vsevolodovna（St Petersburg）

Cherniaev, Boris Dmitrievich （Tambov）

Cherniaeva, Dalita Artyomovna （Krasnokamsk）

Chesnokov, Vladimir Ivanovich （St Petersburg）

Chulkova, Antonina Alekseyevna （Perm）

Chuprun, Gerta Yevgenevna （Moscow）

Dadzis, Lydia Ianovna （St Petersburg）

Danilenko, Irina Aleksandrovna （Norilsk）

Danilov, Viktor Petrovich （Moscow）

Danilova, Natalia Stepanovna （Moscow）

Danilovich, Liia Iakovlevna （Perm）

Darvina, Anna Andreyevna （Norilsk）

Davydova, Inna Pavlovna （Voronezh）

Delibash, Elizaveta Aleksandrovna（St Petersburg）

Dmitrenko, Irina Aleksandrovna （Norilsk）

Dmitruk, Stepan Kuzmich （Norilsk）

Dmitruk, Vasilina Korneyevna （Norilsk）

Dobrovolskaia, Ella Dmitrievna （Moscow）

Dombrovskaia, Elena Petrovna （Moscow）

Drozdov, Boris Pavlovich （Moscow）

Dudareva, Galina Vasilevna （St Petersburg）

Eisenberg, Vera Ignatevna （Kolpino）

Eliashova, Liudmila Leonidovna （St Petersburg）

Eliashova, Marksena Leonidovna （St Petersburg）

Ender, Zoia Borisovna （Rome, Italy）

Epshtein, Mark Borisovich （St Petersburg）

Erofeev, Andrei Vladimirovich （Moscow）

Erofeev, Viktor Vladimirovich （Moscow）

Feofilaktova, Nin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Filimonova, Larisa Fyodorovna （St Petersburg）

Filippova, Kir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Fomin, Vladimir Leonidovich （St Petersburg）

Fursei, Georgii Nikolaevich （St Petersburg）

Gabaeva, Natalia Sergeyevna （St Petersburg）

Galchinskaia, Liudmila Mikhailovna（St Petersburg）

Galitsky, Pavel Kalinikovich （St Petersburg）

Garmash, Larisa Danilovna （Moscow）

Garmash, Vitalii Ivanovich （Moscow）

Gavrilov, Boris Nikolaevich （St Petersburg）

Genishta, Vladimir Sergeyevich （Novosibirsk）

Genishta, Yevgeny Sergeyevich （Moscow）

Gernet, Galina Yevgenevna （St Petersburg）

Glazova, Margarita Nikolaevna （St Petersburg）

Godes, Anri Mikhailovich （St Petersburg）

Goldevskaia, Yekaterin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Goldobin, Andrei Borisovich （St Petersburg）

Golovanova, Genrietta Ivanovna （Severodvinsk）

Golovko, Semyon Georgievich （Norilsk）

Golovnia, Oksana Anatolevna （Moscow）

Golovnia, Yevgeniia Viktorovna （Moscow）

Golubiatnikova, Natalia Nikolaevna （Norilsk）

Goncharov, Yevgeny Yefimovich （Norilsk）

Goncharova, Klavdiia （Moscow）

Gorbach, Larisa Fyodorovna （Perm）

Gordon, Marianna Lvovna （St Petersburg）

Gorshkova, Tamara Filippovna （Perm）

Gotman, Rudolf Gotlibovich （Perm）

Gremiakina, Antonina Dmitrevna （Krasnokamsk）

Gribelnaia, Nina Andreyevna （St Petersburg）

Grigoreva, Natalia Vasilevna （Moscow）

Gukovsky, Maksim Stepanovich （Voronezh）

Gurevich, Sergei Grigorevich （St Petersburg）

Gurova, Irina Gavrilovna （Moscow）

Iablokov, Iurii Yevgenevich （Moscow）

Iakovlev, Gennady Ilarionovich （Usole）

Iakovlev, Mikhail Ivanovich （St Petersburg）

Iakovleva, Lelita Andreyevna （Adler, Krasnodar region）

Iakovleva, Nina Andreyevna （St Petersburg）

Iakubovich, Vladimir Andreyevich （St Petersburg）

Ianchevskaia, Maria Leopoldovna （St Petersburg）

Ianin, Vladimir Andreyevich （Moscow）

Ianovich, Elena Petrovna （St Petersburg）

Iashkov, Anatoly Vasilevich （St Petersburg）

Iaskina, Olga Ivanovna （Norilsk）

Iazykov, Vladimir Aleksandrovich （Moscow）

Ibragim-Zade, Dilara Ibragimovna （Moscow）

Ilina, Inna Vasilevna （Moscow）

Ilina, Liana Lvovna （St Petersburg）

Iodis, Praskovia Andreyevna （Norilsk）

Iurasovsky, Aleksei Mikhailovich （Moscow）

Iushkevich, Mikhail Ivanovich （St Petersburg）

Iusipenko, Mikhail Terentevich （Akmolinsk）

Iusopova, Antonina Samsonovna （Krasnokamsk）

Ivanishcheva, Sofia Nikolaevna （Krasnokamsk）

Ivanov, Aleksei Petrovich （Voronezh）

Ivanov, Sergei Borisovich （Tambov）

Ivanova, Margarita Fyodorovna （Krasnokamsk）

Ivanova, Marina Nikolaevna （St Petersburg）

Ivanova, Olga Stepanovna （St Petersburg）

Ivanova, Tatian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Kagner, Irina Borisovna （Moscow）

Kalnina, Maia Konstantinovna （St Petersburg）

Kanepei, Elena Vasilevna （Yeisk, Krasnodar region）

Kasatkina, Lydia Dmitrevna （Perm）

Kashin, Boris Romanovich （Perm）

Kashtanov, Aleksei Mikhailovich （Penza）

Kasimova, Sanie Isliamovna （Berezniki）

Katseilidi, Vera Dmitrevna （Krasnokamsk）

Katseilidi, Yekaterina Dmitrevna （Krasnokamsk）

Kavelina, Olga Aleksandrovna （Moscow）

Kazakova, Zoia Pavlovna （Perm）

Kem, Vilgelmina Ivanovna （Usole）

Kharitonova, Ella Ilinichna （St Petersburg）

Khlystova, Svetlana Veniaminovna （Perm）

Kiselyova, Yevgeniia Konstantinovna （Moscow）

Kleimenova, Zoia Izrailevna （Moscow）

Kofman, Maia Lazarevna （Moscow）

Kogan, Rebekka （Rita） Samoilovna（St Petersburg）

Kolla, Galina Nikolaevna （Perm）

Kollakova, Julia Vasilevna （Moscow）

Kollang, Rene Almarovich （St Petersburg）

Kolobkov, Viacheslav Petrovich （St Petersburg）

Koltsova, Laura Vladimirovna （St Petersburg）

Kondratenko, Dina Vladimirovna （St Petersburg）

Kondrateva, Adalina Veniaminovna （Moscow）

Konstantinova, Elena Aleksandrovna（Petrozavodsk）

Konstantinova, Natalia Aleksandrovna（St Petersburg）

Korchagin, Ivan Petrovich （Karaganda）

Korsakov, Vladimir Georgievich （St Petersburg）

Kosaryov, Vladimir Valentinovich （St Petersburg）

Kosheleva, Galina Andreyevna （St Petersburg）

Kovach, Nikolai Ivanovich （Yeisk, Krasnodar region）

Kozhin, Viktor Aleksandrovich （St Petersburg）

Kozmina, Oksana Yevdokimovna （Moscow）

Kozyrev, Aleksandr Nikolaevich （St Petersburg）

Kraeva, Klara Maksimovna （Perm）

Kraevsky, Karl Borisovich （Moscow）

Krasilnikov, Grigorii Pavlovich （Krasnokamsk）

Krasnova, Elena Iosifovna （St Petersburg）

Krasnova, Elen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Krasovitov, Mikhail Gavrilovich （Krasnokamsk）

Krauze, Elena Fridrikhovna （Moscow）

Kreines, Natalia Mikhailovna （Moscow）

Krivulina, Julia Aleksandrovna （Ufa）

Kropotina, Valentina Andreyevna （Perm）

Kruglova, Tatiana Sergeyevna （Moscow）

Krutilova, Larisa Solomonovna （St Petersburg）

Krylov, Nikolai Arkhipovich （Perm）

Krylova, Irma Adolfovna （St Petersburg）

Krylova, Valentina Ivanovna （Perm）

Kulak, Lydia Fyodorovna （Krasnokamsk）

Kurko, Nadezhda Adolfovna （St Petersburg）

Kurochkina, Olga Aleksandrovna （Perm）

Kuznetsov, Anatoly Pavlovich （Perm）

Kuznetsova, Julia Nikolaevna （Perm）

Kuznetsova, Maria Ilinichna （Moscow）

Kuznetsova, Tatiana Borisovna （St Petersburg）

Lapchev, Vasily Stepanovich （Perm）

Lapko, Laris Ivanovich （Gaiva）

Lapko, Rem Ivanovich （Yekaterinburg）

Lapko, Stanislav Ivanovich （Krasnokamsk）

Lapko, Stanislav Ivanovich （Perm）

Larionov, Maksim Mikhailovich （St Petersburg）

Larkov, Sergei Alekseyevich （Moscow）

Laskina, Fania Samoilovna （Moscow）

Lazarev, Lazar Ilich （Moscow）

Lazareva, Valentina Grigorevna （Krasnokamsk）

Lazareva, Zoia Grigorevna （Krasnokamsk）

Lebedeva, Nadezhda Mikhailovna （St Petersburg）

Lebedeva-Epshtein, Tatiana Valerevna （Moscow）

Leshchukova, Maria Ivanovna （Usole）

Leven, Leonid Petrovich （St Petersburg）

Levidova, Ada Lvovna （St Petersburg）

Levin, Valerii Pavlovich （Moscow）

Levina, Nina Pavlovna （Krasnoiarsk）

Levitina, Bella Iosifovna （St Petersburg）

Liberman, Irina Solomonovna （St Petersburg）

Likhachyov, Sergei Ivanovich （Penza）

Lileyev, Nikolai Ivanovich （St Petersburg）

Liubavskaia, Mell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Liubich, Olga Aleksandrovna （Moscow）

Liverovskaia, Olga Alekseyevna （St Petersburg）

Lobachev, Vladimir Mikhailovich （Moscow）

Lomakin, Iurii Mikhailovich （Tambov）

Lopatin, Roman Aleksandrovich （Stavropol）

Lorentsson, Lilia Vikinitevna （Perm）

Loshkareva, Taisia Grigorevna （Romanovo, Usole district）

Loviagina, Polina Nikiforovna （Perm）

Lukomsky, Georgii Vladimirovich （St Petersburg）

Makhnach, Leonid Vladimirovich （Moscow）

Makridin, Vasily Platonovich （St Petersburg）

Maksimov, Vladimir Ivanovich （St Petersburg）

Malakhovskaia, Terezia Valerianovna（St Petersburg）

Malanichev, Nikolai Ivanovich （Krasnokamsk）

Margulin, Valentin Mikhailovich （St Petersburg）

Markelova, Galina Georgievna （St Petersburg）

Martinelli, Elena Arvidovna （St Petersburg）

Medvedeva, Marina Sergeyevna （Moscow）

Melnikova, Tsetsiliia Vladimirovna （Cologne, Germany）

Meshalkin, Nikolai Ivanovich （Perm）

Meshalkina, Elfrida Gotlibovna （Perm）

Mezentseva, Klara Isaakovna （St Petersburg）

Miftakhov, Tolgat Latfyllinoch （Krasnokamsk）

Miftakhova, Asia Sadykova （Krasnokamsk）

Mikhailov, Valentin Mikhailovich （Tambov）

Mikhailova, Nadezhda Nikolaeva （Moscow）

Mikheladze, Vakhtang Yevgenevich （Moscow）

Mikova, Nina Grigorevna （Usole）

Mikueva, Irina Ilinichna （Perm）

Mikueva, Tamara Nikolaevna （Stavropol）

Mikuevich, Anatoly Pavlovich （Voronezh）

Mileiko, Vitalii Bronislavovich （St Petersburg）

Milkevich, Vladimir Vilkentivich （Berezniki）

Minusova, Vera Viktorovna （Perm）

Mitina, Valentina Nazarovna （Moscow）

Moiseyenko, Yevgeniia Mitrofanovna （Moscow）

Moiseyeva, Antonina Mikhailovna （Perm）

Molotkov, Lev Vladimirovich （St Petersburg）

Monko, Ianina Davydovna （Moscow）

Morozov, Nikita Fyodorovich （St Petersburg）

Mukhina, Nina Nikolaeva （Perm）

Muravnik, Leonid Iakovlevich （Moscow）

Muravsky, Valentin Tikhonovich （St Petersburg）

Muravsky, Vladimir Valentinovich （St Petersburg）

Nardina, Zoia Iakovlevna （Norilsk）

Nemishchenko, Galina Parfenevna （Moscow）

Netto, Lev Aleksandrovich （Moscow）

Neverova, Nina Vasilevna （Usole）

Nevskaia, Veronika Aleksandrovna（St Petersburg）

Nikiforova, Marksena Mikhailovna（St Petersburg）

Norkina, Maia Nikolaevna （Moscow）

Noskova, Tatiana Aleksandrovna （Perm）

Novikova, Minora Zinovevna （Moscow）

Novoseltseva, Roza Aleksandrovna （Moscow）

Obst, Elizaveta Iosifovna （Norilsk）

Orlova, Yekaterina Aleksandrovna （St Petersburg）

Osipov, Pavel Aleksandrovich （Orel, Usole district）

Ostasheva, Larisa Sergeyevna （Moscow）

Ovchinnikova, Nadezhda Ignatevna（St Petersburg）

Ozemblovskaia, Sofia Aleksandrovna （Perm）

Paches, Nikolai Ivanovich （Perm）

Paduchikh, Lydia Andreyeva （Orel, Usole district）

Panova, Nonna Vladimirovna （St Petersburg）

Paramonova, Margarit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Paramonova, Nin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Pavlovich, Aleksandr Georgievich （Moscow）

Perepechenko, Elizaveta Dmitrievna （Moscow）

Petrova, Galina Ivanovna （Strugi Krasnye）

Petrovich, Valentina Iakovlevna （Perm）

Piatnitsky, Vladimir Iosifovich （St Petersburg）

Pikulova, Anastasia Nikolaevna （Perm）

Pishchalnikova, Aleksandra Gavrilovna （Moscow）

Pleskina, Anastasia Gavrilovna （Krasnokamsk）

Poloz, Rada Mikhailovna （Moscow）

Ponomaryov, Nikolai Iakovlevich （Usole）

Popkova, Linda Emmanuilova （Usole）

Potapova, Nona Petrovna （Perm）

Potapova, Olga Mikhailovna （Petrozavodsk）

Potter, Nadezhda Nikolaevna （St Petersburg）

Pristupa, Vera Ignatevna （Norilsk）

Proskurina, Marina Semyonovna （Krasnokamsk）

Pukhova, Lydia Aleksandrovna （St Petersburg）

Radzevsky, Nikolai Semyonovich （Krasnokamsk）

Ragozina, Nadezhda Nikolaeva （Perm）

Ramenskaia, Olga Ivanovna （Strugi Krasnye）

Reifshneider, Ninel Kirillovna （Moscow）

Remchuk, Olga Grigorevna （Norilsk）

Riabova, Tamara Nikolaevna （Perm）

Riabtseva, Tatiana Yevgenevna （St Petersburg）

Riabushinsky, Mikhail Petrovich （Stavropol）

Rimm, Eduard Robertovich （Perm）

Rodak, Maia Isaakovna （Moscow）

Roginsky, Martyn Aleksandrovich （St Petersburg）

Romanov, Sergei Dmitrievich （Krasnokamsk）

Romanova, Natalia Ivanova （Krasnokamsk）

Romashkin, Mstislav Antonovich （Penza）

Romashkin, Vasily Feoktistovich （Norilsk）

Rozonovskaia, Svetlana Leonidovna（St Petersburg）

Sakulina, Ella Iakovlevna （Perm）

Saltykov, Leonid Konstantinovich （Perm）

Samieva, Inessa Petrovna （Pushkino）

Samsonov, Gennady Mikhailovich （Stavropol）

Sazhnov, Igor Natanovich （Norilsk）

Sazhnova, Nina Petrova （Saratov）

Sedukhina, Inessa Mikhailovna （Perm）

Selezneva, Vera Petrovna （Krasnokamsk）

Serbin, Semyon Semyonovich （Usole）

Serpokril, Nina Vasilevna （St Petersburg）

Shabrova, Iia Ivanovna （Moscow）

Shangina, Tatiana Mstislavovna （St Petersburg）

Shchegoleva, Yevgeniia Sergeyevna （Usole）

Shcherbakova, Emiliia Aleksandrovna （Perm）

Shchukina, Klavdiia Pavlovna （Perm）

Shchurenkova, Vera Anatolevna （Moscow）

Shenshina, Inna Yevgenevna （Perm）

Shikheyeva, Inna Aronovna （Moscow）

Shirkunova, Aleksandra Romanovna（Krasnokamsk）

Shirokikh, Pyotr Grigorevich （Perm）

Shishkina, Emma Ivanovna （Usole）

Shliapnikova, Klara Konstantinova（Krasnokamsk）

Shmelyov, Boris Vasilevich （St Petersburg）

Shtakelberg, Iurii Ivanovich （St Petersburg）

Shtein, Galina Aleksandrovna （Kirishi, Leningrad district）

Shumatov, Aleksandr Petrovich （Perm）

Shumilo, Vera Ivanovna （Norilsk）

Shumovsky, Teodor Abramovich （St Petersburg）

Shuvalova, Elena Vladimirovna （St Petersburg）

Shvartsvald-Khmyznikova, Elena Pavlovna（St Petersburg）

Shvartsvald-Khmyznikova, Konstantin Pavlovich（St Petersburg）

Shweitser, Viktoriia （Moscow）

Simonov, Aleksei Kirillovich （Moscow）

Simonova, Anna Iosifovna （St Petersburg）

Simonova, Maria Kirillovna （Moscow）

Simonova, Tatiana Petrovna （Krasnokamsk）

Sirman, Anzhelika Alekseyevna （St Petersburg）

Siuz-sin-Nian, Boris Ivanovich （Moscow）

Skachkova, Aleksandra Petrovna （Moscow）

Skachkova, Varvara Petrovna （St Petersburg）

Skanchenko, Nadezhda Ivanovna （Moscow）

Skorobogatov, Mikhail Mikhailovich （Perm）

Skripnik, Marta Ivanovna （Moscow）

Slanskaia, Veronika Petrovna （St Petersburg）

Slavina, Ida Ilinichna （Cologne, Germany）

Smelskaia, Valentina Stepanovna （St Petersburg）

Smirnova, Yevgeniia Vladimirovna （Moscow）

Soboleva, Nina Aleksandrovna （Perm）

Sorokina, Yekaterina Nikolaevna （Usole）

Stepanova, Antonina Fyodorovna （Perm）

Stepantseva, Natalia Ilinichna （Perm）

Stogova, Alla Aleksandrovna （Moscow）

Stogova, Liubov Ivanovna （Moscow）

Streletsky, Dmitry Nikolaevich （Perm）

Streletsky, Iurii Sergeyevich （St Petersburg）

Striapunin, Vasily Nikolaevich （Krasnokamsk）

Sukhobaevsky, Igor Iurevich （Norilsk）

Sushentseva, Liudmila Vasilevna （Perm）

Suutarinen, Khugo Ivanovich （Shemeinyi, Usole district）

Suvorov, Artur Mikhailovich （Moscow）

Suvorova, Diana Mikhailovna （Moscow）

Suvorova, Elizaveta Petrovna （Usole）

Svetlov, Iurii Valentinovich （Moscow）

Taisina, Rezeda Shamsuvalievna （Perm）

Tamanov, Boris Borisovich （Voronezh）

Tarasova, Nina Fyodorovna （Krasnokamsk）

Tell, Vilgelm Tosifovich （Moscow）

Tetiueva, Liubov Aleksandrovna （Perm）

Tikhanova, Valentina Aleksandrovna （Moscow）

Tikhantovskaia, Margarita Vasilevna （Perm）

Tikhomirov, Sergei Aleksandrovich（St Petersburg）

Tikhomirova, Elvina Georgievna （Perm）

Timofeyeva, Zoia Andreyevna （St Petersburg）

Titorenko, Nikita Stepanovich （Voronezh）

Tokmacheva, Yevgenii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Torchinskaia, Elga Grigorevna （St Petersburg）

Treimanis, Maria Aleksandrovna （Norilsk）

Trofimova, Galina Yevgenevna （St Petersburg）

Tronina, Anna Ivanovna （Perm）

Tropina, Sofia Mikhailovna （Kolpino）

Trubina, Tamara Konstantinovna （Perm）

Turkina, Vera Aleksandrovna （Perm）

Uglitskikh, Ivan Ivanovich （Krasnokamsk）

Usanina, Valeriia Viktorovna （Perm）

Vangengeim, Eleonora Alekseyevna （Moscow）

Vasileva, Tatian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Vasileva, Yevgenii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Vasileva-Ruzova, Tatiana Sergeyevna（St Petersburg）

Vasiltseva, Vera Ivanovna （Perm）

Veber, Nina Vasilevna （Moscow）

Veksler, Arkadii Favishevich （St Petersburg）

Verzakova, Liudmila Nikolaevna （Krasnokamsk）

Vikhrova, Aleksandra Antonovna （Norilsk）

Vilensky, Nikolai Alekseyevich （Moscow）

Vinogradov, Iurii Abramovich （St Petersburg）

Violina, Lydia Mikhailovna （Moscow）

Vishniakova, Angelina Dmitrevna （Perm）

Vitkevich, Mari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Vittenburg, Yevgenii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Vlasov, Vladimir Aleksandrovich （St Petersburg）

Volkonskaia, Elena （Cettona, Italy）

Volkov, Sergei Aleksandrovich （St Petersburg）

Volkova, Julia Mikhailovna （Moscow）

Volynets, Viktor Flegontovich （St Petersburg）

Vorobyov, Aleksei Mikhailovich （Moscow）

Vorovsky, Semyon Leonidovich （Moscow）

Yefremova, Nina Aleksandrovna （Perm）

Yegorovna, Vera Nikolaevna （Usole）

Yelsukova, Liudmila Anatolevna （Perm）

Yevangulova, Yevgenii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Yevgenova, Irina Nikolaevna （St Petersburg）

Zagurskaia, Lilia Grigorevna （Moscow）

Zagurskaia, Tamara Grigorevna （Moscow）

Zaletaeva, Avgusta Pavlovna （Krasnokamsk）

Zavadskaia, Olga Sergeyevna （Irkutsk）

Zelenina, Nina Ignatevna （Perm）

Zelenina, Valentina Abramovna （Romanovo, Usole district）

Zeziulina, Anna Leonidovna （Perm）

Zhuravleva, Margarita Udovna （St Petersburg）

Zimniaia, Irina Nikolaevna （Moscow）

Znamenskaia, Antonina Nikolaevna（St Petersburg）

Zorin, Ilia Mikhailovich （Romanovo, Usole district）

[1]标注“ * ”意为引自纪念档案馆的所有材料，都是本书研究项目所收集和整理的。它们中的大部分，可在网站http://www.orlandofiges.com中找到更多的细节。

[2]标注“ * ”意为引自纪念档案馆的所有材料，都是本书研究项目所收集和整理的。它们中的大部分，可在网站http://www.orlandofiges.com中找到更多的细节。

[3]标注“ * ”意为引自纪念档案馆的所有材料，都是本书研究项目所收集和整理的。它们中的大部分，可在网站http://www.orlandofiges.com中找到更多的细节。

[译名对照表]

A

阿巴坎城，Abakan

阿达·列韦多娃，Ada levidova

阿德里安·马克多诺夫，Adrian Makedonov

阿尔巴特地区 Arbat

阿尔伯特·里希特，Albert Rikhter

阿尔汉格尔斯克城，Arkhangelsk

阿尔季斯公司，Ardis

阿尔捷克，Artek

阿尔卡季·盖达尔，Arkadii Gaidar

阿尔卡季·曼科夫，Arkadii Mankov

阿尔图宁，Altunin

阿尔扎马斯城，Arzamas

阿夫拉姆·扎韦尼亚金，Avraam Zaveniagin

阿夫纳西娅·博托娃，Afanasia Botova

阿克巴什村，Akbash

阿克―布拉克，AK-Bulak

阿克莫林斯克，Akmolinsk

阿克斯，Agasi

阿拉，Alla

阿拉格维格鲁吉亚餐馆，Aragvi Georgian restaurant

阿利娜·多布列卡娃，Alina Dobriakova

阿利西娅，Alisia

阿廖娜·科兹罗娃，Alyona Kozlova

阿廖努什卡（艾莱娜），Alyonushka

阿廖沙，Alyosha

阿列克谢·奥科洛科夫，Aleksei Okorokovs

阿列克谢·巴别茨基，Aleksei Babitsky

阿列克谢·戈洛温，Aleksei Golovin

阿列克谢·哈内耶夫斯基，Aleksei Khaneyevsky

阿列克谢·季茨克兰，Aleksei Ditsklan

阿列克谢·柯西金，Aleksei Kosygin

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Aleksei Kuznetsov

阿列克谢·拉达琴科，Aleksei Radchenko

阿列克谢·帕申科夫（高尔基），Aleksei Peshkov

阿列克谢·潘捷列耶夫，Aleksei Panteleyev

阿列克谢·什马利诺夫，Aleksei Schmarinov

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ksei Stakhanov

阿列克谢·苏尔科夫，Aleksei Surkov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ksei Tolstoy

阿列克谢·西蒙诺夫，Aleksei Simonov

阿列克谢·叶夫谢耶夫，Aleksei Yevseyev

阿列克谢·尤拉索夫斯基，Aleksei Iurasovsky

阿林卡，Alinka

阿隆·盖斯特，Aron Gaister

阿隆·索尔茨，Aron Solts

阿穆尔，Amur

阿纳帕，Anapa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ian

阿纳斯塔西娅·福尔瑟，Anastasia Fursei

阿纳托利·戈尔巴塔夫，Anatoly Gorbatov

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Anatoly Golovnia

阿纳托利·戈洛温，Anatoly Golovin

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

阿纳托利·梅苏诺夫，Anatoly Mesunov

阿纳托利·尼基京，Anatoly Nikitin

阿纳托利·索夫罗诺夫，Anatoly Sofronov

阿纳托利·谢罗夫，Anatoly Serov

阿纳托利·朱可夫，Anatoly Zhukov

阿斯多里亚酒店，Astoriia Hotel

阿斯特拉罕，Astrakhan

阿希诺戈诺夫，Afinogenov

埃尔弗拉达·戈特曼，Elfrida Gotman

埃尔弗拉达·梅沙尔金娜，Elfrida Meshalkina

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Elga Torchinskaia

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

埃莉诺拉，Eleonora

埃斯菲莉·法因施泰因，Esfir Fainshtein

艾别克·巴拉托夫，Aibek Baratov

艾哈梅特夫，Akhmetev

艾莱娜·巴伊格罗娃，Elena Baigulova

艾莱娜·邦纳，Elena Bonner

艾莱娜·彼得罗夫娜，Elena Petrovna

艾莱娜·布尔加科娃，Elena Bulgakova

艾莱娜·康斯坦丁诺娃，Elena Konstantinova

艾莱娜·列别杰娃，Elena Lebedeva

艾莱娜·莫伊谢耶夫娜·阿别孜高兹，Elena Moiseyevna Abezgauz

艾莱娜·切尔卡索娃，Elena Cherkesova

艾莱娜·舒瓦洛娃，Elena Shuvalova

艾莱娜·斯卡列科娃，Elena Skriakova

艾莱娜·沃尔孔斯卡娅，Elena Volkonskaia

艾伦·吉利兰，Alan Gilliland

艾玛·毕阿，Emma Beer

艾玛·格施泰因，Emma Gershtein

艾斯蒙德，N. B. Eismont

爱德华·别尔津，Eduard Berzin

爱德华·萨利，Eduard Salyn

爱丽丝，Alice

安德烈·博布罗夫，Andrei Bobrov

安德烈·格里加洛夫，Andrei Grigorev

安德烈·格列比翁希科夫，Andrei Grebenshchikov

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

安德烈·梅德韦杰夫，Andrei Medvedev

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

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

安德烈·斯塔罗斯金，Andrei Starostin

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Andrei Siniavsky

安德烈·叶罗费耶夫，Andrei Erofeev

安东，Anton

安东尼娜·W. 布易斯，Antonina W. Bouis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Antonina Golovina

安东尼娜·马兹娜，Antonina Mazina

安东尼娜·莫伊谢耶娃，Antonina Moiseyeva

安东尼娜·兹纳缅卡娅，Antonina Znamenskaia

安东诺夫元帅，Marshal Antonov

安吉丽娜·布舒耶娃，Angelina Bushueva

安吉丽娜·叶夫谢耶娃，Angelina Yevseyeva

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

安娜·达尔维娜，Anna Darvina

安娜·杜博娃，Anna Dubova

安娜·卡尔皮茨卡娅，Anna Karpitskaia

安娜·克里夫科，Anna Krivko

安娜·利伯曼，Anna Liberman

安娜·谢苗诺娃，Anna Semyonova

安努沙卡，Annushka

安热莉卡·西尔曼，Anzhelika Sirman

安雅，Anya

敖德萨，Oddessey

奥博连斯基，Obolensky

奥博连斯卡娅，Obolenskaia

奥布霍沃，Obukhovo

奥布洛夫卡村，Oblovka

奥尔戈诺，Olgino

奥尔沙，Orsha

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

奥克萨娜·戈洛夫尼亚，Oksana Golovnia

奥库德扎亚，Okudzhava

奥勒什科韦齐，Oreshkovichi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Olga Adamova-Sliuzberg

奥莉加·贝戈尔兹，Olga Berggolts

奥莉加·比金娜，Olga Binkina

奥莉加·弗拉索娃，Olga Vlasova

奥莉加·福雷登贝格，Olga Freidenberg

奥莉加·拉缅斯卡娅，Olga Ramenskaia

奥莉加·洛巴切娃，Olga Lobacheva

奥莉加·洛普提娜―爱泼斯坦，Olga Loputina-Epshtein

奥莉加·伊亚斯基娜，Olga Iaskina

奥莉加·扎普里加耶娃，Olga Zapregaeva

奥廖尔，Orel

奥列格·柳波琴科，Oleg Liubchenko

奥列格·沃罗比约夫，Oleg Vorobyov

奥列霍沃―祖耶沃镇，Orekhovo-Zuevo

奥列斯特·马尔采夫，Orest Maltsev

奥伦堡，Orenburg

奥帕里诺镇，Oparino

奥热姆伯罗斯基，Ozemblovsky

奥萨镇，Osa

奥索尔金，Osorgin

奥西波韦齐镇，Osipovichi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htam

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皮亚特尼察），Osip Piatnitsky（Piatnitsa）

B

巴比雅，Babi Yar

巴尔达，Barda

巴尔瑙尔，Barnaul

巴甫洛·狄青纳，Pavlo Tychina

巴库，Baku

巴拉巴村，Baraba

巴拉瑟夫，Balashov

巴姆拉戈劳改营，Bamlag camp

巴斯玛奇穆斯林起义，Basmachi Muslim rebels

巴塔尼娅，Batania

巴塔伊斯克，Bataisk

白海运河，White Sea Canal

鲍里斯·爱泼斯坦，Boris Epshtein

鲍里斯·巴别茨基，Boris Babitsky

鲍里斯·波泽恩（鲍里亚叔叔），Boris Pozern

鲍里斯·德罗兹多夫，Boris Drozdov

鲍里斯·戈尔巴塔夫，Boris Gorbatov

鲍里斯·加夫里洛夫，Boris Gavrilov

鲍里斯·卡辛，Boris Kashin

鲍里斯·科龙涅茨基，Boris Kolonitsky

鲍里斯·拉斯金，Boris Kashin

鲍里斯·莫洛特科夫，Boris Molotkov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

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Boris Stepanovich

鲍里斯·斯勒茨基，Boris Slutsky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Ioganson

鲍里索夫城，Borisov

鲍里索格列布斯克，Borisoglebsk

北地群岛，Severnaia Zemlia.

贝尔巴伊特拉戈劳改营，Belbaltlag

贝尔塔·安希娜，Berta Anshina

贝加尔―阿穆尔铁路，Baikal–Amur railway

贝拉·列维蒂娜，Bella Levitina

贝伊戈尔，Beigel

奔萨城，Penza

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

比金，Bikin

彼得·波塔波夫，Pyotr Potapov

彼得·列斯盖夫特，Pyotr Lesgaft

彼得·涅泽夫茨夫，Pyotr Nizovtsev

彼得·帕尔琴斯基，Pyotr Palchinsky

彼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yotr Preobrazhensky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Petropavlovsk-Kamchatsky

彼得罗扎沃茨克，Petrozavodsk

彼尔姆，Perm

波德博洛热地区，Podporozhe

波多利斯克，Podolsk

波尔塔瓦，Poltava

波克洛夫斯科耶，Pokrovskoye

波利娜·奥西佩科，Polina Osipenko

波利亚，Polya

波罗沃耶地区，Borovoe

波洛维克（瓦伦蒂娜·谢罗娃的乌克兰姓），Polovyk

波洛维克娃（瓦伦蒂娜·谢罗娃的俄罗斯姓），Polovikova

波日瓦，Pozhva

波特马劳改营，Potma camps

博洛特纳亚广场，Bolotnaia Square

布拉特·奥库德扎亚，Bulat Okudzhava

布利乳酪，Brie

布良斯克，Briansk

布恰，Bucha

布提尔基监狱，Butyrki jail

德罗宁，Dronin

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General Dmitry Pavlov

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Dmitry Furmanov

德米特里·戈洛夫尼亚，Dmitry Golovnia

德米特里·米尔斯基，Dmitry Mirsky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Dmitry Streletsky

德米特里·韦涅维季诺夫，Dmitry Venivitinov

德米特里·维特科夫斯基，Dmitry Vitkovsky

德温斯克地区，Dvinsk

邓尼金，Denikin

狄娜·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Dina Ielson-Grodzianskaia

第比利斯，Tbilisi

第内伯罗斯特罗伊，Dneprostroi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

第五纵队，fifth column

蒂宾根，Tübingen

蒂拉斯波尔城，Tiraspol

蒂娜，Tina

杜伯洛沃村，Dubrovo

杜博夫，Dubov

杜金卡，Dudinka

杜西娅（法尼娅·塞缪罗夫娜），Dusia

短盖军帽，short-peaked cap

顿巴斯，Donbass

顿涅茨河，Donets River

多林卡镇，Dolinka

E

C

采采利娅·博布罗夫斯卡娅，Tsetsiliia Bobrovskaia

岑特拉尔尼―鲁德尼克，Tsentralnyi Rudnik

车里雅宾斯克，Cheliabinsk

重新做人，reforging（perekovka）

茨韦特梅塔夫托马蒂卡实验室，Tsvetmetavtomatika Laboratories

俄罗斯军事总盟，Russian General Military Union

（ROVS）

鄂木斯克，Omsk

恩斯特·扎伊德勒，Ernst Zaidler

儿童之家，children’s home

F

D

达拉戈古拉格综合企业，Dallag Gulag complex

达丽娅·拉斯金娜，Daria Laskina

达丽娅·塞缪罗夫娜，Daria Samuilovna

达尼拉，Danila

达尼洛夫修道院，Danilov Monastery

大卫·奥滕贝格，David Ortenburg

大卫·萨莫伊洛夫，David Samoilov

大卫·沃森，David Watson

大卫·扎斯拉夫斯基，David Zaslavsky

大转变，the Great Break

丹尼尔·毕阿，Daniel Beer

丹尼尔·皮克，Daniel Pick

当代建筑师联盟，Union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s

德博拉·罗杰斯，Deborah Rogers

法尼娅·拉斯金娜，Fania Laskina

法尼娅·塞缪罗夫娜，Fania Samuilovna

菲利波夫斯基面包店，Filippovsky bakery

菲利浦·巴扎诺夫，Filipp Bazanov

费奥多尔·阿利鲁耶夫，Fyodor Alliluev

费奥多尔·艾希曼斯，Fyodor Eikhmans

费奥多尔·革拉特珂夫，Fyodor Gladkov

费奥多尔·斯米尔诺夫，Fyodor Smirnov

费奥多尔措沃村，Fyodortsovo

费奥多西娅，Feodosia

费奥克蒂斯塔，Feoktista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Feliks Eduardovich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

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Vladimir Antonov-Ovseyenko

弗拉基米尔·奥布罗切夫，Vladimir Obruchev

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Vladimir Orlov

弗拉基米尔·布舒耶夫，Vladimir Bushuev

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Vladimir Dudintsev

弗拉基米尔·弗拉索夫（济科尔），

Vladimir Vlasov （Zikkel）

弗拉基米尔·福明，Vladimir Fomin

弗拉基米尔·格罗莫夫，Vladimir Gromov

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Vladimir Kornilov

弗拉基米尔·科萨科夫，Vladimir Korsakov

弗拉基米尔·克罗日科夫，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Vladimir Lugovskoi

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Vladimir Makhnach

弗拉基米尔·马特维耶夫，Vladimir Matveyev

弗拉基米尔·皮亚特尼茨基，Vladimir Piatnitsky

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Vladimir Stavsky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ich

弗拉基米尔·伊耶宁，Vladimir Ianin

弗拉斯·丘巴尔，Vlas Chubar

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Friedrich Froebel

弗鲁扎·马蒂内利，Fruza Martinelli

弗罗斯特叔叔，Uncle Frost

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

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

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Vsevolod Vishnevsky

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Vsevolod Ivanov

伏龙芝军事学院，Frunze Military Academy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Vladivostok

富农，kulak Gertrud Ielson-Grodzianskaia

共用公寓，communal apartment

古比雪夫，Kuibyshev

古尔里普希村，Gulripshi

古尔契拉·塔吉罗娃， Gulchira Tagirova

古尔维奇，Gurvich

古连卡（叶夫根尼娅），Gulenka

光之城，Town of Light

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Mezhrabpomfilm

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 （the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

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

过滤营，filtration camp

H

G

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

哈尔科夫，Kharkov

哈卡斯自治州，Khakasin

哈勒欣河，Khalkin Gol River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

哈利·波利特，Harry Pollitt

哈恰图良，Khachaturian

哈娃·沃洛维奇，Hava Volovich

河堤大楼，the House on the Embankment

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

赫尔岑宫殿，Herzen palace

赫尔松城，Kherson

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Helsingfors（Helsinki）

红色教授学院，Institute of Red Professors

高尔察克，Kolchak

戈尔拉格监狱，Gorlag prison

戈罗霍娃街，Gorokhovaia Street

戈梅利，Gomel

格奥尔基·爱德华多维奇，Georgii Eduardovich

格奥尔基·福尔瑟，Georgii Fursei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Georgii Malenkov

格奥尔基·皮亚特科夫，Georgii Piatakov

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夫，Georgii Aleksandrov

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ii Zhukov

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Georgii Znamensky

格拉西莫夫克村，Gerasimovka

格里科·雅戈达，Genrikh Iagoda

格列勃，Gleb

格列高利·阿别孜高兹，Grigorii Abezgauz

格列高利·别雷赫，Grigorii Belykh

格列高利·罗斯金，Grigorii Roskin

格列高利·亚历山德罗夫，Grigorii Aleksandrov

格林卡，Glinka

格鲁谢，Grusha

格罗德诺城，Grodno

格特鲁德·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

J

基拉，Gera

基柳雄切克，Kiriushonchik

基鲁尼亚，Kirunia

基洛夫城，Kirov

吉卜林，Kipling

吉洪诺夫，Tikhonov

吉娜·格林讷，Zina Gliner

吉娜·拉祖米哈娜，Zina Razumikhina

吉娜·维滕贝格，Zina Vittenburg

季莫费·马里安，Timofei Marian

季娜伊达·贝利科娃，Zinaida Belikova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Zinaida Bushueva

季娜伊达·莱维娜，Zinaida Levina

季娜伊达·辛克维奇，Zinaida Sinkevich

季诺维也夫，Zinoviev

加尔各答，Calcutta

加里·库珀，Gary Cooper

加林娜·阿达西斯卡娅，Galina Adasinskaia

加林娜·科舍连娃，Galina Kosheleva

加林娜·克拉夫琴科，Galina Kravchenko

加林娜·马尔克洛娃，Galina Markelova

加林娜·佩特洛娃，Galina Petrova

加林娜·施泰因（加丽娅），Galina Shtein（Galia）

加米涅夫，Kamenev

建构派，Constructivists

建构主义运动，Constructivist movement

江布尔城，Dzhambul

杰里·库厄伊，Jerry Kuehl

捷尔诺波尔地区，Ternopol region

捷列克蒂地区，Terekty region

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Temnikovsky camps

救世主大教堂，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

K

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喀拉海，Kara Sea

喀琅施塔得，Kronstadt

卡蒂娅·布龙施泰因，Katia Bronshtein

卡蒂娅·布宁娜，Katia Bunina

卡蒂娅·西蒙诺娃（格鲁津科），

Katia Simonova（Gudzenko）

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卡尔霍斯特镇，Karlshorst

卡捷琳娜·格拉西姆娃，Katerina Gerasimova

卡拉干达，Karaganda region

卡累利阿，Karelia

卡列林，Karelin

卡卢加城，Kaluga

卡马河，Kama River

卡梅尔尼剧院，Kamerny Theatre

卡门培尔奶酪，Camembert

卡帕托莉娜，Kapitolina

卡特里奥娜·凯利，Catriona Kelly

卡廷森林，Katyn Forest

卡扎林斯克地区，Kazalinsk

凯姆镇，Kem

凯瑟琳·梅里戴尔，Catherine Merridale

坎达拉克夏劳改营，Kandalaksha labour camp

坎斯克，Kansk

康斯坦丁·阿尔采乌洛夫，Konstantin Artseulov

康斯坦丁·科连科夫，Konstantin Korenkov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

科尔皮诺，Kolpino

科尔丘吉诺镇，Kolchugino

科雷马，Kolyma

科利亚·库兹明，Kolia Kuzmin

科米地区，Komi region

科涅夫，Konev

科斯特罗马，Kostroma

科特拉斯城，Kotlas

科特拉斯劳改营，Kotlas camp

克尔任采夫，Kerzhentsev

克尔扎基部落，Kerzhaki tribe

克捷万·奥拉赫拉什维利，Ketevan Orakhelashvili

克拉夫蒂娅·阿列克谢耶娃，Klavdiia Alekseyeva

克拉夫蒂娅·科伊丘娜，Klavdiia Kolchina

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Klavdiia Rublyova

克拉夫蒂娅·亚历山德罗夫娜，Klavdiia Aleksandrovna

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

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

克拉斯诺卡姆斯克，Krasnokamsk

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Krasnovishersk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iarsk

克拉托沃，Kratovo

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

克里切耶夫小镇，Krichev

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

克里沃舍伊诺村，Krivosheino

克列缅丘格城，Kremenchug

克列斯蒂监狱，Kresty

克伦斯基，Kerensky

克麦罗沃，Kemerovo

库班，Kuban

库尔干，Kurgan

库尔斯克，Kursk

库季姆卡城，Kudymkar

库兹马·彼得罗夫―沃德金，Kuzma Petrov-Vodkin

库兹涅茨克，Kuznetsk

L

拉达·波洛兹，Rada Poloz

拉尔夫·帕克，Ralph Parker

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y Beria

拉赫塔小镇，Lakhta

拉贾·旃达瓦卡，Raj Chandarvarkar

拉丽莎·加尔马什，Larisa Garmash

拉丽莎·莱维娜，Larisa Levina

拉丽莎·扎多娃，Larisa Zhadova

拉佩夫，Lapev

拉斯普京，Rasputin

拉希尔·格里加洛夫娜，Rakhil Grigorevna

拉希尔·卡普兰，Rakhil Kaplan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

拉扎尔·拉扎列夫，Lazar Lazarev

莱弗尔梅信托公司，Leverhulme Trust

赖莎·奥尔洛娃，Raisa Orlova

赖莎·贝格，Raisa Berg

赖娅，Raia

勒热夫地区，Rzhev

雷宾斯克，Rybinsk

莉利亚·布里克，Lilia Brik

莉帕·卡普兰，Lipa Kaplan

李可夫，Rykov

里加，Riga

里贾纳，Regina

里亚伯·比德尔，Riab Bindel

里亚布申斯基豪宅，Riabushinsky mansion

丽莎，Liza

丽塔·高根，Rita Kogan

利奥波德·阿韦尔巴赫，Leopold Averbakh

利达·法伊韦索维奇，Lida Faivisovich

利季娅·巴布什金娜，Lydia Babushkina

利季娅·季马舍克，Lydia Timashuk

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Lydia Chukovskaya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Lydia Ivanovna

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

利沃夫，Lvov

利亚利亚，Lialia

梁赞，Riazan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

列昂尼德·库林，Leonid Kurin

列昂尼德·马赫纳茨，Leonid Makhnach

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Leonid Saltykov

列奥·维帕林斯基，Leo Viprinski

列夫·采尔莫拉夫斯基，Lev Tselmerovsky

列夫·科佩列夫，Lev Kopelev

列夫·拉兹贡，Lev Razgon

列夫·内托，Lev Netto

列夫·普什卡廖夫，Lev Pushkarev

列夫·伊林，Lev Ilin

列福尔托沃监狱，Lefortovo prison

列瓦，Lyova

列娅列娅，Lialia

列泽达·泰西娜，Rezeda Taisina

林堡芝士，Limburger

留汀，Riutin

留汀政纲，Riutin Platform

柳芭·巴别茨卡娅，Liuba Babitskaia

柳芭·戈洛夫尼亚，Liuba Golovnia

柳芭·拉达琴科，Liuba Radchenko

柳芭·伊万诺娃，Liuba Ivanova

柳博芙（柳芭）·捷丘耶娃，Liubov （Liuba） Tetiueva

柳博芙·奥尔洛娃，Liubov Orlova

柳博芙·鲁比娜，Liubov Rubina

柳博芙·沙波利娜，Liubov Shaporina

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Liudamila Alekseyeva

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Liudamila Eliashova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娃，Liudamila Konstantinova

柳德米拉·列别杰娃，Liudamila Lebedeva

柳德米拉·泰德曼，Liudmila Tideman

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Liudamila Aleksandrovna

露丝·邦纳，Ruth Bonner

卢比扬卡，Lubianka

卢加镇，Luga

鲁道夫·戈特曼，Rudolf Gotman

鲁法―占恩，Rufa-djan

鲁卡契将军（马特·扎尔卡），General Lukach

鲁缅采夫，I. P. Rumiantsev

伦卡，Lenka

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

罗伯特·拉特波夫，Robert Latypov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

罗登贝格，Rottenberg

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

罗兰·贝科夫，Rolan Bykov

罗斯托夫，Rostov

罗温斯基，Rovinsky

罗扎·诺沃塞尔茨娃，Roza Novoseltseva

罗扎·韦托诺夫斯基，Roza Vetukhnovskaia

洛德亚，Lodia

M

马尔库沙·菲舍尔，Markoosha Fisher

马戈，Margo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Magnitogorsk

马加丹，Magadan

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Marksena Karpitskaia

马克斯娜·尼基福罗娃，Marksena Nikiforova

马克西米·泰德曼，Maximilian Tideman

马克西姆·高尔基，Maksim Gorky

马拉什蒂村，Malaeshty

马拉亚―维舍拉镇，Malaia Vishera

马里乌波尔城，Mariupol

马林斯克镇，Marinsk

马洛亚罗斯拉韦茨，Maloiaroslavets

马尼娅，Mania

马涅斯广场，Manezh square

马努斯·诺德尔曼，Manus Nudelman

马什昌斯卡娅第一街，Meshchanskaia

马特·扎尔卡，Mate Zalka

马特维·伯曼，Matvei Berman

马雅可夫斯基，Maiakovsky

马亚·罗德克，Maia Rodak

马亚·诺尔金娜，Maia Norkina

马伊―古帕伐木营，Mai-Guba logging camp

玛法·布留霍娃，Marfa Briukhova

玛法·菲利娜，Marfa Filina

玛格丽塔·奥列格，Margarita Aliger

玛格丽塔·格施泰因，Margarita Gershtein

玛丽安娜·巴尔科夫斯卡娅，Marianna Barkovskaia

玛丽安娜·福尔瑟，Marianna Fursei

玛丽安娜·戈登，Marianna Gordon

玛丽亚（玛莎）·西蒙诺娃，Maria（Masha）Simonova

玛丽亚·布德克维奇，Maria Budkevich

玛丽亚·德罗兹多娃，Maria Drozdova

玛丽亚·费多罗夫娜，Maria Fyodorovna

玛丽亚·戈洛温娜，Maria Golovina

玛丽亚·库兹涅佐娃，Maria Kuznetsova

玛丽亚·马尔科夫娜，Maria Markovna

玛丽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

玛丽亚·涅斯捷罗娃，Maria Nesterova

玛丽亚·乔索娃，Maria Chausova

玛丽亚·维特克维奇，Maria Vitkevich

玛丽亚·伊利纳，Maria Ilina

玛琳娜·巴巴克，Marina Babak

玛琳娜·切奇涅娃，Marina Chechneva

玛琳娜·伊万诺娃，Marina Ivanova

迈丹尼克集中营，Maidanek

梅德韦热戈尔斯克劳改营，Medvezhegorsk labour camp

梅尔·里德，Merle Read

梅拉，Mella

梅拉·布拉特，Mella Bulat

梅拉妮·杰克逊，Melanie Jackson

孟德尔·哈塔埃维奇，Mendel Khataevich

米尔·巴吉罗夫，M. D. Bagirov

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Mikhail Baitalsky

米哈伊尔·波洛兹，Mikhail Poloz

米哈伊尔·布本诺夫，Mikhail Bubennov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chev

米哈伊尔·格夫特，Mikhail　Gefter

米哈伊尔·古列维奇，Mikhail Gurevich

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

米哈伊尔·科利佐夫，Mikhail Koltsov

米哈伊尔·卢科宁，Mikhail Lukonin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Mikhail Mikhailovich

米哈伊尔·米罗诺夫，Mikhail Mironov

米哈伊尔·莫洛斯特沃夫，Mikhail Molostvov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Mikhail Nikolaev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Mikhail Pavlovich

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Mikhail Prishvin

米哈伊尔·切列帕诺夫，Mikhail Cherepanov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Mikhail Shreider

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Mikhail Stroikov

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

米哈伊尔·沃希切斯基，Mikhail Voshchinsky

米哈伊尔·西蒙诺夫，Mikhail Simonov

米哈伊尔·叶菲姆夫，Mikhail Yefimov

米哈伊尔·伊萨耶夫，Mikhail Isaev

米哈伊尔·尤西佩科，Mikhail Jusipenko

米哈伊尔·左琴科，Mikhail Zoshchenko

米利察·叶夫根涅夫娜，Militsa Yevgenevna

米利娅，Milia

米努辛斯克城，Minusinsk

米诺拉·诺维科娃，Minora Novikova

米特罗凡·莫伊谢延科，Mitrofan Moiseyenko

明斯克，Minsk

摩尔多瓦，Mordovia

摩尔曼斯克，Murmansk

莫吉廖夫城，Mogilyov

莫里斯·兴德斯，Maurice Hindus

莫洛托夫，Molotov

莫斯科纪念学会，Moscow Memorial Society

莫托韦利哈钢铁厂，Motovilikha steelworks

莫伊谢·金兹伯格，Moisei Ginzburg

莫扎伊斯克，Mozhaisk

姆加镇，Mga

N

内务人民委员会，People’s Commissariat

of Internal Affairs（NKVD）

纳夫塔利·法兰克尔，Naftaly Frenkel

纳利姆地区，Narym

纳塔利娅·比安基，Natalia Bianki

纳塔利娅·别吉切娃，Natalia Begicheva

纳塔利娅·丹尼洛娃，Natalia Danilova

纳塔利娅·季波特，Natalia Tipot

纳塔利娅·加巴耶娃，Natalia Gabaeva

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娃，Natalia Konstantinova

纳塔利娅·列什琴科，Natalia Leshchenko

纳塔利娅·马利欣娜，Natalia Malykhina

纳塔利娅·斯特凡茨娃，Natalia Stepantseva

纳塔利娅·索科洛娃，Natalia Sokolova

纳塔利娅·伊斯纳尔，Natalia Iznar

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Nadezhda Allilueva

娜杰日达·格兰金娜，Nadezhda Grankina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ia

娜杰日达·马克西莫夫，Nadezhda Maksimov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htam

娜杰日达·米哈伊洛夫娜，Nadezhda Mikhailovna

娜杰日达·普霍娃，Nadezhda Pukhova

娜杰日达·斯卡奇科娃，Nadezhda Skachkova

娜塔莎·奥韦奇尼科娃，Natasha Ovchinnikova

奈莉·布舒耶娃，Nelly Bushueva

奈莉·戈尔登施泰因，Nelly Goldenshtein

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

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

尼古拉·福尔瑟，Nikolai Fursei

尼古拉·戈洛温，Nikolai Golovin

尼古拉·古米廖夫，Nikolai Kumilyov

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

尼古拉·科瓦奇，Nikolai Kovach

尼古拉·库兹明，Nikolai Kuzmin

尼古拉·利列耶夫，Nikolai Lileyev

尼古拉·梅沙尔金，Nikolai Meshalkin

尼古拉·米哈伊洛夫，Nikolai Mikhailov

尼古拉·帕托利切夫，Nikolai Patolichev

尼古拉·萨哈罗夫，Nikolai Sakharov

尼古拉·沙查诺夫，Nikolai Sazonov

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Nikolai Voznesensky

尼古拉·谢马什科，Nikolai Semashko

尼古拉·伊万诺夫，Nikolai Ivanov

尼古拉·扎博洛茨基，Nikolai Zabolotsky

尼科波尔城，Nikopol

尼科利纳·戈拉，Nikolina Gora

尼娜·阿尔希波娃，Nina Arkhipova

尼娜·布拉特，Nina Bulat

尼娜·德利巴什，Nina Delibash

尼娜·费奥菲拉克托娃，Nina Feofilaktova

尼娜·戈登，Nina Gordon

尼娜·卡明斯卡娅，Nina Kaminskaia

尼娜·科斯特利娜，Nina Kosterina

尼娜·克柳耶娃，Nina Kliueva

尼娜·帕拉莫诺娃，Nina Paramonova

尼娜·恰拉赫昌，Nina Charakhchan

尼娜·维什尼亚克娃，Nina Vishniakova

尼娜·雅科夫列娃，Nina Iakovleva

尼娜·伊波利托夫娜，Nina Ippolitovna

尼涅利·赖夫施赖德尔，Ninel Reifshneider

尼亚佐夫，Niiazov

涅沃林，Nevolin

诺夫哥罗德，Novgorod

诺里尔斯克，Norilsk

切柳斯金号，the Cheliuskin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切托纳，Cetona

丘索沃镇，Chusovoe

丘伊亚诺夫，A. S. Chuianov

R

然娜·博格达诺维奇，Zhanna Bogdanovich

热尼娅·戈洛夫尼亚，Zhenia Golovnia

热尼娅·拉斯金娜，Zhenia Laskina

热尼娅·叶万古洛娃，Zhenia Yevangulova

瑞贝卡·高根，Rebekka Kogan

S

P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

帕夫林·维诺格拉多夫大街，Pavlin Vinogradov

帕维尔·布拉特，Pavel Bulat

帕维尔·德罗兹多夫，Pavel Drozdov

帕维尔·索洛缅，Pavel Solomein

帕维尔·维滕贝格，Pavel Vittenburg

佩列杰尔基诺，Peredelkino

佩斯托沃镇，Pestovo town

普尔科沃天文台，Pulkovo Observatory

普霍韦齐地区，Pukhovichi region

普里卢茨基修道院，Prilutsky Monastery

普列切斯坦卡大街，Prechistenka

普罗科菲耶夫，Prokofiev

普罗尼亚·科利宾，Pronia Kolibin

普日宁，Puzhinin

普什季诺镇，Pushkino

普斯科夫，Pskov

Q

奇姆肯特，Chimkent

契卡（政治警察），Cheka

乔尔莫兹镇，Chermoz

乔纳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

切尔登镇，Cherdyn

切尔卡地区，Chelkar

切尔卡瑟，Cherkassy

切尔克斯克城，Cherkessk

切尔尼戈夫地区，Chernigov

切勒姆霍沃，Cheremkhovo

萨拉·贝尔施泰尔，Sara Bershtel

萨拉托夫，Saratov

萨沙·科济列夫，Sasha Kozyrev

萨佐诺夫，Sazonov

塞米巴拉金斯克城，Semipalatinsk

塞缪尔·拉斯金，Samuil Laskin

塞瓦斯托波尔港，Sevastopol

三亚舅舅，Uncle Sanya

沙德林斯克镇，Shadrinsk

沙尔铁，Shaltyr

沙姆苏瓦利·塔吉罗夫，Shamsuvali Tagirov

沙图拉镇，Shatura

上乌拉尔斯克城，Verkhneuralsk

神智学者，theosophist

圣瓦西里大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

什基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hkid

什克洛夫镇，Shklov

史蒂芬妮，Stephanie

斯大林斯克（库兹涅茨克），Stalinsk

斯蒂芬·惠特克罗夫特，Stephen Wheatcroft

斯捷潘·波德鲁布尼，Stepan Podlubny

斯捷潘·拉辛，Stepan Razin

斯捷潘·左罗宾，Stepan Zlobin

斯拉瓦·布舒耶夫，Slava Bushuev

斯列坚斯卡娅街，Sretenskaia Street

斯摩棱斯克，Smolensk

斯莫尔尼学院，Smolny Institute

斯内吉列夫，Snegirev

斯帕索―叶菲梅耶夫修道院，Spaso-Yefimeyev Monastery

斯塔夫罗波尔地区，Stavropol region

斯坦尼斯拉夫·布德克维奇，Stanislav Budkevich

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Stanislav Frantsevich

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Stanislav Kosior

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Stanislav Redens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

斯托尔波沃镇，Stolpovo，

斯韦特兰娜·布龙施泰因，Svetlana Bronshtein

斯韦特兰娜·格列比翁希科娃，Svetlana Grebenshchikova

斯韦特兰娜·赫列斯托娃，Svetlana Khlystova

斯韦特兰娜·切尔卡索娃，Svetlana Cherkesova

斯韦特兰娜·斯比特涅娃，Svetlana Sbitneva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

斯维尔德洛夫厅，Sverdlov Hall

苏哈勒夫卡市场，Sukharevka market

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Sukhobezvodny

苏呼米，Sukhumi

苏克孙地区，Suksun region

苏梅地区，Sumy region

苏兹达尔镇，Suzdal

所罗门·米霍埃尔斯，Solomon Mikhoels

索尔，Saul

索菲亚·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Sofia Antonov-Ovseyenko

索菲亚·奥克兰德，Sofia Oklander

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Sofia Ozemblovskaia

索菲亚·卡拉加诺夫，Sofia Karaganov

索菲亚·斯米多维奇，Sofia Smidovich

索科尔尼基，Sokolniki

索利卡姆斯克，Solikamsk

索罗金，Sorokin

索洛韦茨基劳改营，Solovetsky labour camp

索尼娅·德利巴什，Sonia Delibash

索尼娅·拉斯金娜，Sonia Laskina

索尼娅·塞缪罗夫娜，Sonia Samuilovna

索兹河，Sozh River

坦克格勒（车里雅宾斯克），Tankograd

汤妮雅（安东尼娜），Tonya

唐纳德·温彻斯特，Donald Winchester

桃莉（达丽娅），Dolly

特奥多尔·沙宁，Teodor Shanin

特兰斯玛西科技公司，Transmashtekh

特里凡·特瓦尔多夫斯基，Trifon Tvardovsky

特列兹·维拉格，Terez Virag

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

特罗菲姆·莫罗佐夫，Trofim Morozov

特韦尔斯卡娅大街，Tverskaia Street

特维尔大街，Tver Boulevard

特维尔省，Tver province

天王星行动，Operation Uranus

铁木辛哥，Marshal Timoshenko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Marshal Tukhachevsky

图拉，Tula

托尔马乔夫，V. N.　Tolmachyov

托尔钦斯基，Torchinsky

托利亚，Tolia

托洛茨基，Trotsky

托姆斯基，Tomsky

托木斯克劳改营，Tomsk labour camp

托斯卡纳，Tuscany

W

T

塔蒂亚娜·奥库涅夫斯卡娅，Tatiana Okunevskaia

塔蒂亚娜·波洛兹（米亚赫科娃），Tatiana Poloz（Miagkova）

塔蒂亚娜·科西诺娃，Tatiana Kosinova

塔蒂亚娜·克鲁格洛夫，Tatiana Kruglov

塔蒂亚娜·洛博娃，Tatiana Lobova

塔蒂亚娜·莫尔加切娃，Tatiana Morgacheva

塔蒂亚娜·叶拉金娜，Tatiana Elagina

塔尔图大学，Tartu（Iurev） University

塔尔希斯，Tarshis

塔夫达镇，Tavda

塔甘罗格，Taganrog

塔吉娜·勒沃夫娜，Tatiana Lvovna

塔林，Tallin

塔玛拉·特鲁比娜，Tamara Trubina

塔玛拉·伊万诺娃，Tamara Ivanova

塔尼娅，Tania

塔什干，Tashkent

塔什塔戈尔镇，Tashtagol

泰舍特劳改营，Taishet labour camp

坦波夫，Tambov

瓦尔达伊地区，Valdai region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

瓦尔瓦拉·布德克维奇，Varvara Budkevich

瓦赫坦·米赫拉兹，Vakhtang Mikheladze

瓦莱里·福雷德，Valerii Frid

瓦莱里·戈洛法斯特，Valerii Golofast

瓦莱里·契卡洛夫，Valerii Chkalov

瓦莉奇卡（瓦伦蒂娜），Valichka

瓦留西卡（瓦莱里娅），Valeriia

瓦伦蒂娜·季哈诺娃，Valentina Tikhanova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Valentina Kropotina

瓦伦蒂娜·瓦西列夫娜，Valentina Vasilevna

瓦伦蒂娜·谢罗娃，Valentina Serova

瓦伦丁·波图帕契克，Valentin Portugalov

瓦伦丁·卡塔耶夫，Valentin Kataev

瓦伦丁·穆拉夫斯基，Valentin Muravsky

瓦图丁，Vatutin

瓦西尔·贝卡乌，Vasil Bykau

瓦西里·阿克肖诺夫，Vasily Aksyonov

瓦西里·波洛维克，Vasily Polovyk

瓦西里·布柳赫尔，V. K. Bliukher

瓦西里·杜达列夫，Vasily Dudarev

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

瓦西里·卡里亚金，Vasily Kariakin

瓦西里·罗马什金，Vasily Romashkin

瓦西里娜·德米特鲁克，Vasilina Dmitruk

瓦伊加奇岛，Vaigach

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

韦尔日比茨基，N. K. Verzhbitsky

韦尼阿明，Veniamin

韦斯宁兄弟，Vesnin brothers

维尔格尔姆，Vilgelm

维佳舅舅，uncle Vitia

维捷布斯克，Vitebsk

维克多·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

维克托·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

维克托·丹尼洛夫，Viktor Danilov

维克托·弗多维琴科，Viktor Vdovichenko

维克托·诺根，Viktor Nogin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

维克托·叶罗费耶夫，Viktor Erofeev

维克托林娅·施韦策尔，Viktoriia Shweitser

维拉·奥尔洛娃，Vera Orlova

维拉·布拉金，Vera Bragin

维拉·布龙施泰因，Vera Bronshtein

维拉·杰美恩，Vera German

维拉·米诺苏娃，Vera Minusova

维拉·帕诺娃，Vera Panova

维拉·皮罗茨科娃，Vera Pirozhkova

维拉·图尔金娜，Vera Turkina

维拉·瓦西里佐娃，Vera Vasiltseva

维拉·叶利谢耶娃，Vera Yeliseyeva

维罗尼卡·涅夫斯卡娅，Veronika Nevskaia

维罗尼切卡（维罗尼卡），Veronichka

维丘加镇，Vichuga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

维舍拉河，Vishera River

维什尼―沃洛察克镇，Vyshnyi Volochek

维塔利·加尔马什，Vitalii Garmash

维亚济马镇，Viazma

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Viacheslav Kondratiev

维亚切斯拉夫·科洛布科夫，Viacheslav Kolobkov

维亚特卡劳改营，Viatka labour camp

文尼察地区，Vinnitsa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

沃尔卡，Vovka

沃尔库塔，Vorkuta labour camps

沃利克·巴别茨基，Volik Babitsky

沃龙诺夫，Voronov

沃罗涅日，Voronezh

沃洛蒂亚·季阿科诺夫，Volodia Diakonov

沃洛格达，Vologda

乌博列维奇将军，General Uborevich

乌拉尔，Urals

乌里扬诺夫斯克，Ulianovsk

乌日哥罗德，Uzhgorod

乌斯秋扎纳镇，Ustiuzhna

乌斯秋兹地区，Ustiuzh

乌索勒镇，Usole

乌伊阿尔镇，Uiar

乌兹达村， Uzda

X

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

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Sivtsev Vrazhek

西吉兹蒙德·列瓦涅夫斯基，

Sigizmund Levanevsky

西马，Sima

西蒙·文德，Simon Winder

西尼洛夫，K. R. Sinilov

西耶塔·莉莉娜，Zlata Lilina

西佐夫，Sizov

锡安党，Zionist

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

下塔吉尔镇，Nizhny Tagil

乡间别墅，dacha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小土星行动，Operation Little Saturn

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

谢尔盖·巴里诺夫，Sergei Barinov

谢尔盖·德罗兹多夫，Sergei Drozdov

谢尔盖·古谢夫，Sergei Gusev

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

谢尔盖·克鲁格洛夫，Sergei Kruglov

谢尔盖·莫罗佐夫，Sergei Morozov

谢尔盖·瓦维洛夫，Sergei Vavilov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Sergo Ordzhonikidze

谢尔科夫，Serkov

谢拉菲玛，Serafima

谢廖扎·法捷耶夫，Seryozha Fadeyev

谢列梅捷夫伯爵，Sheremetev

谢米昂·基尔萨诺夫，Semyon Kirsanov

谢苗·菲林，Semyon Firin

谢苗·戈洛夫科，Semyon Golovko

谢苗·格鲁津科，Semyon Gudzenko

谢斯得罗列茨克城，Sestroretsk

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

新切尔卡斯克城，Novocherkassk

新西布科夫，Novozybkov

修罗，Shura

Y

雅可夫·埃廷格尔，Iakov Etinger

雅可夫·德拉布金，Iakov Drabkin

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Iakov Sverdlov

雅罗斯拉夫·斯梅利亚科夫，Iaroslav Smeliakov

雅罗斯拉夫尔城，Iaroslavl

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sek

亚基尔将军，General Iakir

亚历山大·阿夫尔诺戈诺夫，Aleksandr Afinogenov

亚历山大·阿夫杰延科，Aleksandr Avdeyenko

亚历山大·巴尔米讷，Alexandre Barmine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萨加茨基， Aleksandr Pavlovich Sagatsky

亚历山大·别兹梅斯基，Aleksandr Bezymensky

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Aleksandr Borshchagovsky

亚历山大·达尼埃茨，Aleksandr Daniets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

亚历山大·多尔根，Alexander Dolgun

亚历山大·多夫任科，Aleksandr Dovzhenko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Aleksandr Fadeyev

亚历山大·季哈诺夫，Aleksandr Tikhanov

亚历山大·济蒂诺夫，Aleksandr Eidinov

亚历山大·杰格佳廖夫，Aleksandr Degtiarev

亚历山大·卡尔帕特宁，Aleksandr Karpetnin

亚历山大·卡利赫，Aleksandr Kalykh

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夫，Aleksandr Konstantinov

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Aleksandr Korneichuk

亚历山大·科萨尔耶夫，Aleksandr Kosaryov

亚历山大·克里维斯基， Aleksandr Krivitsky

亚历山大·利伯曼，Aleksandr Liberman

亚历山大·罗德琴科，Aleksandr Rodchenko

亚历山大·马里安， Aleksandr Marian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ksandr Nevsky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ksandr Tvardovsky

亚历山大·图尔金，Aleksandr Turkin

亚历山大·韦斯，Aleksandr Werth

亚历山大·维辛斯基，Aleksandr Vyshinsky

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Aleksandr Voznesensky

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Aleksandr Shcherbakov

亚历山大·叶菲姆夫，Aleksandr Yefimov

亚历山大·伊万尼谢夫，Aleksandr Ivanishev

亚历山大·约西列维奇，Aleksandr Iosilevich

亚历山德拉·奥博连斯卡娅，Aleksandra Obolenskaia

亚历山德拉·法伊韦索维奇，Aleksandra Faivisovich

亚历山德拉·菲利普娃，Aleksandra Fillipova

亚历山德拉·拉斯金娜，Aleksandra Laskina

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Aleksandra Sokolovskaia

亚历山德拉·扎哈罗夫娜·格拉西姆丘克，Aleksandra Zakharovna Gerasimchuk

亚速海，Azov Sea

亚速镇，Azov

扬松，N. M. Ianson

叶菲米娅，Yefimia

叶夫多基娅·戈洛温娜，Yevdokiia Golovina

叶夫根尼·波波夫，Yevgeny Popov

叶夫根尼·波波夫金，Yevgeny Popovkin

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Yevgeny Dolmatovsky

叶夫根尼·列别捷夫，Yevgeny Lebedev

叶夫根尼·洛吉诺夫，Yevgeny Loginov

叶夫根尼·马姆林，Yevgeny Mamlin

叶夫根尼·米赫拉兹，Yevgeny Mikheladze

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iatin

叶夫根尼娅（热尼娅）·叶万古洛娃，Yevgeniia Yevangulova

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Yevgeniia Ginzburg

叶夫根尼娅·拉斯金娜，Yevgeniia Laskina

叶夫根尼娅·施特恩，Yevgeniia Shtern

叶夫根尼娅·瓦西列娃，Yevgeniia Vasileva

叶夫根尼娅·维滕贝格，Yevgeniia Vittenburg

叶戈尔卡，Egorka

叶戈罗夫元帅， Marshal Yegorov

叶卡捷琳娜·奥列茨卡娅，Yekaterina Olitskaia

叶克舍尔村，Yekshur

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Elizaveta Drabkina

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Elizaveta Delibash

叶丽萨维塔·帕里佩琴科，Elizaveta Perepechenko

叶丽萨维塔·切奇克，Elizaveta Chechik

叶丽萨维塔·伊万诺娃，Elizaveta Ivanova

叶利谢耶夫店，Yeliseyev store

叶莫奇卡，Emmochka

叶若夫，Yezhov

叶娃，Yeva

伊尔贝伊地区，Irbei

伊尔库茨克，Irkutsk

伊尔玛·奥斯特罗夫斯卡娅，Irina Ostrovskaia

伊凡·蒲宁，Ivan Bunin

伊戈尔·皮亚特尼茨基，Igor Piatnitsky

伊戈尔·切尔诺乌索夫，Igor Chernoutsan

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Ignatii Maksimov

伊拉伊达·法伊韦索维奇，Iraida Faivisovich

伊里奇广场，Ilich Square

伊利亚·爱伦堡，Ilia Ehrenburg

伊利亚·法伊韦索维奇，Ilia Faivisovich

伊利亚·斯拉温，Ilia Slavin

伊林（宗教节日），Ilin

伊琳卡，Ilinka

伊琳娜·奥斯特罗夫斯卡娅，Irina Ostrovskaia

伊琳娜·杜达列娃，Irina Dudareva

伊琳娜·菲利格，Irina Flige

伊琳娜·米库耶娃，Irina Mikueva

伊琳娜·舍博夫―涅费多维奇，Irina Shcherbov-Nefedovich

伊琳娜·舍尔巴科娃，Irina Sherbakova

伊琳娜·亚历山德罗娃，Irina Aleksandrova

伊纳萨·布拉特，Inessa Bulat

伊娜·盖斯特，Inna Gaister

伊娜·希赫耶娃，Inna Shikheyeva

伊若拉机器制造厂，Izhora machine-building plant

伊萨克·巴贝尔，Isaak Babel

伊萨克·斯拉温，Isaak Slavin

伊万·波图帕契克，Ivan Potupchik

伊万·布拉金，Ivan Bragin

伊万·戈洛温，Ivan Golovin

伊万·柯察金，Ivan Korchagin

伊万·拉达琴科，Ivan Radchenko

伊万·利哈乔夫，Ivan likhachyov

伊万·马利金，Ivan Malygin

伊万·米安契恩，Ivan Miachin

伊万·斯米尔诺夫，Ivan Smirnov

伊万·索伯列夫，Ivan Sobolev

伊万·乌戈列茨基赫，Ivan Uglitskikh

伊万诺沃城，Ivanovo

依达·斯拉温娜，Ida Slavina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易卜拉欣·伊兹梅尔―扎德，Ibragim Izmail-zade

因塔劳改营，Inta camp

尤里·丹尼尔，Iulii Daniel

尤里·敦斯基，Iurii Dunsky

尤里·杰美恩，Iurii German

尤里·皮亚特科夫，Iurii Piatakov

尤里·施塔克尔贝格，Iurii Shtakelberg

尤里·斯特雷勒兹基，Iurii Streletsky

尤纳·莫里茨，Iunna Morits

尤佐夫斯基，Iuzovsky

远北建设托拉斯，Dalstroi（Far Northern Construction Trust）

约翰·奥特曼，Iogann Altman

约翰·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

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Marshal Jozef Pilsudski约瑟夫·布罗德斯基，Iosif Brodsky

约瑟夫·戈尔登施泰因，Iosif Goldenshtein

约瑟夫·利伯曼，Iosif Liberman

约瑟夫·维金斯基，Iosif Voitinsky Z

扎尔金特，A. B. Zalkind

扎戈尔斯克城，Zagorsk

扎戈列村，Zagore

扎哈利·德利巴什，Zakharii Delibash

栅栏区/法定犹太区，Pale of Settlement

詹妮弗·戴维斯，Jennifer Davis

张鼎，Ding Zhang

中央监察委员会，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

中央文学家之家，the Central House of Literature

重工业人民委员会，People’s Commissariat of Heavy Industry

朱莉娅·奈曼，Julia Neiman

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Julia Piatnitskaia

朱莉娅·莎拉波娃，Julia Sharapova

朱莉娅·沃尔科娃，Julia Volkova

卓娅·阿尔谢季耶娃，Zoia Arsenteva

卓娅·季莫菲耶娃（济济卡），Zoia Timofeyeva（Zizika）

兹韦尼戈罗德卡镇，Zvenigorodka

祖博夫广场，Zubov Square

祖耶夫卡镇，Zuevka

做秀公审，show trial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

许知远

一

大约十一年前，在香港的一家书店，我随手捡起一本《传教士与浪荡子》（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它归属于“亚洲兴趣”（Asian Interest）一栏。

彼时的香港，殖民地的气息正在散去，但仍能轻易感受得到。在湾仔的六国酒店、在银行家穿梭的中环、还有旧中国银行上的“中国俱乐部”，你能感受到那个吉卜林、奥登与大班们眼中的香港。它是西方与东方交融的产物，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承受者，充满了殖民地的异域风情。连Asian Interest这个书分类名称都带有明显的这种痕迹，Asia是欧洲人创造的概念。

这本书是这种视角的延续吗？至少看起来，标题正是如此，封面也是如此，一个裸露双肩的东方女人显露出惊恐的表情。

“如今，比任何时刻，香港都感觉像一座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城市，它只有一个狂热的现在”，翻到其中《香港最后岁月》一章时，正读到这句话。文章写于1990年，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香港的不安情绪，旧秩序正在退隐，但新秩序是什么？

我也被作者的叙述吸引，个人游记、新闻报道、文学批评、历史叙述、政治分析，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他不仅捕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还给予了这情绪以更大的历史框架。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陈词滥调的逆反，他用追问、质询、嘲讽来对待所有程式化的判断，他既质疑西方眼中的东方主义，也怀疑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比如对于香港，他显然不同意这是一座纯粹的经济城市，他看到了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去发展一个政治身份，人们必须有连续感，共同分享一个过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负责的未来，他们作为公民、而非臣民。”

我买下了这本书，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一个曾长期在亚洲生活的荷兰人，通晓包括日语与中文在内的六种文字。未曾料到，这本书也随即成为一种隐喻、一个指南，它开始缓慢却有力地塑造我的思考、写作与生活方式。

马尼拉、加尔各答、东京、首尔、台北……我去了他去过的地方，试图像他一样观察、交谈与书写。我也寻找到他的其他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面具背后》（Behind the Mask）、《上帝的尘埃》（God’s Dust），到90年代的《罪行的报应》（The Wages of Guilt）、《伏尔泰的椰子》（Voltaire’s Coconuts），再到《坏分子》（Bad Elements）与《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还有那本迷人的小说《中国情人》（The China Lover）……

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奈保尔（V. S. Naipaul）、保罗·塞罗克斯（Paul Theroux）、珍·莫里斯（Jan Morris）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区域，年龄、性别不同，所关注的题材也不尽重合，却分享着相似的特质——都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他们中，布鲁玛或许是游历的地理与涉猎的知识最广的一位，在很多方面，他与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或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相似。他继承了他们对他人的文化与生活的广泛兴趣，除了知识、思想，更有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的地带的兴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欲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边缘人，这种诚实正是理解、接受、庆祝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多样性的基本态度。

但在这多样性中，思想的清晰性与道德的严肃性，从未消失。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追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罪责与社会记忆的著作《罪行的报应》中的陈述：“没有危险的人民，只有危险的情境，它不是自然、历史规律或民族性格的结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一些时候， 1951年出生于荷兰海牙的伊恩·布鲁玛让我想起他的先辈伊拉斯谟。后者在16世纪开创了人文主义传统，倡导一种宽容、多元的价值观，他也是世界主义者的先驱，从不受困于具体的地域、语言与文化。布鲁玛不具这种开创性，却是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新的全球经验书写浪潮中的重要一员。2008年，他获颁伊拉斯谟奖，被认定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将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全世界的社会发展”。

二

2013年出版的《零年：1945》，既是布鲁玛一贯风格的延续，他为被不断论述的二战胜利带来了新视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在结构上，还从他惯常的松散文集，变成了一本更有系统性的专著。

在西方读者熟知的叙事中，1945年是一个英雄主义、充满胜利感的年份——自由世界战胜了法西斯的挑战，是罗斯福、丘吉尔的光辉岁月，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建立起来。

布鲁玛却描绘了历史的另一些面貌。

他描述女人们——她们是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对于到来的盟军士兵的强烈情欲，胜利者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力量，更是强烈的性感。而胜利不仅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更是被压抑欲望的巨大释放。一位法国女小说家伯努瓦特·格鲁曾这样描述她与美国大兵情人的关系：“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好东西。”这些来到欧洲的士兵也像是历史性的隐喻，作为解放力量与历史新动力的美国不可阻挡的诱惑，格鲁感慨被美国大兵压在身下就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寝，而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

被释放的不仅是情欲，也有饥饿感、报复欲。它们都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所有人都成为极度自私者，如德国作家波尔所说的：“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

报复行为也随着这失序到来，那些昔日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成了残酷的报复者。报复也常是盲目的，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即使在德国人的压力下幸存，却又遭遇了本地人新的攻击，而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华人而不是入侵者日本人，常成为攻击对象。

让我尤其难忘的是大町的命运。1945年秋天，她是安东市七万多日本侨民中一员。对于这些带着希望与憧憬来到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个失败与惶恐的时刻。日本天皇已宣布战败，涌来的苏联红军则让他们忧惧不已——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俄国人的残酷印象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强暴与混乱，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它以歌舞表演的名义提供妓院式服务。

大町四十岁出头，是个昔日的艺伎，她成为这个歌舞团的管理者。她招募一批日本女性，说服她们要为日本献身，牺牲自己来保持更大的群体的安全与尊严。据说，因为秉承“不问政治”的立场，对于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使得歌舞团驻守的安宁饭店很快成为安东的避风港。光临的不仅有苏联人，还有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中共党员、昔日的汉奸……他们在此或寻欢作乐、或寻找情报。对于这个中朝边界的小城来说，一切都暧昧不明，日本人失败了，接下来的掌权者将是谁，它将给这群日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这个例证恰好说明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它既是历史事实，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历史中的暧昧之地，也显示作者着力要从昔日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中摆脱出来。

除去中日关系，他也写出印尼的苏加诺对于日本的暧昧态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种解放者——它至少驱逐了上一个殖民者。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缅甸与越南，这些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都想在这混乱中重获对命运的自主权。1945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图景，很多被压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书写。

三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将何去何从？”布鲁玛在序言中写道。

对他来说，1945年代表着父辈的世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都是父辈理想的产物。理解1945年，不仅是出于对于上一代人的天然兴趣，也是对此刻的回应。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 而在过去几年中，他“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战争”，他很希望父辈的故事能为此刻提供某种参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塑造我父母与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而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1945年不是一个胜利时刻，更是一个通向新的混乱的前奏，是真正胜利的一个必要过渡。

在我成长岁月的历史叙述中，1945年的意义被有意低估，1949年才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形成，被赋予了解放的意义。加入苏联阵营的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历史轨迹，也创造了一种封闭、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种意义上，1945年的意义被双重忽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被忽略，因为中国的自我封闭，中国的角色在全球叙述中被忽略。

如今，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在中国国内，一股民族主义的倾向将强化1945年代表的胜利意义，而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国之一了。

这意味着伊恩·布鲁玛对中国读者的双重意义，它提醒我们被压抑、被遗忘的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中的暧昧含混之处，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陈词滥调。当中国愈来愈成为新世纪的主要角色时，这种视角变得更加迫切。

献给我的父亲 S.L.布鲁玛和友人布莱恩·乌尔库哈特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画的是一个天使，看样子正要从他聚精会神注视的事物旁抽身离去。他凝视前方，嘴巴微张，翅膀打开。这就是人们心目中历史天使的形象。他的脸面向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不断堆起尸骸，并将它们抛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将破碎的一切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一场风暴，猛烈吹打他的翅膀，令他再也无法将它们收拢。风暴无可抗拒地将他推向背对着的未来，而面前的残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际。这场风暴，正是我们所谓的进步。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九》

序

长久以来，父亲的故事总有让我困惑不解之处。对于跟他年龄、背景相仿的人来讲，他在二战期间的经历谈不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事实上惨绝人寰的故事多了去了，但他的经历着实也够凄惨的。

我第一次听父亲讲起他的战争岁月时年龄尚小。跟一些人不同，他并不忌讳重提旧事，即便有些陈年往事再回忆起来只会勾起痛苦。他讲的故事我很爱听，与之相配的还有一些勉强算得上是插图的黑白照片，尺寸很小，夹在一本相册里。我从他书房的一个抽屉里拿到了这本相册，闲来翻翻聊以自乐。照片拍得中规中矩，但在我看来却足够奇特，不禁好奇地打量了一番：有张照片拍摄的是东柏林一座条件原始的劳工营；另一张里，我父亲龇牙咧嘴地扮着鬼脸，毁了本来挺正式的照片；还有一张里有几个文官模样的德国人，身上穿着带纳粹徽章的西装；此外有几张是周日去湖边郊游的留念；最后一张里，一群满头金发的乌克兰女孩笑容可掬地看着镜头。

照片记录的还算是比较好的光景。那时跟乌克兰人来往估计是被禁止的，但每每回忆起这些女子，父亲眼里还是会闪动着一丝怀念的神情。他曾经险些死于饥饿和体力透支，饱受害虫摧残的他不得不在一个浸满水的弹坑里解决内急，与此同时，这个“公共厕所”还兼具唯一澡盆的功能。这段苦难史都没有相片为证，但让我困惑的并不是这点，而是后来他返乡后发生的事。

父亲的家在荷兰东部小镇奈梅亨（Nijmegen），镇上居民大多笃信天主教，那里是1944年阿纳姆（Arnhem）战役爆发的地方。经过一番激战，盟军攻占了奈梅亨，阿纳姆则正是那座“遥远的桥”[1]。我祖父1920年代曾作为新教牧师被派驻到那里，负责照顾一小拨门诺派教徒[2]。奈梅亨是个边陲小镇，从父亲家出发，步行就能到达德国。由于德国物价相对便宜，全家人常常会选择去那儿度假，这种习惯到了1937年前后不得不画上句号。纳粹在当地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即使游客也已不堪忍受的地步。有一天，父亲一家在途经“希特勒青年团”的一片训练营时，亲眼目睹了几个小伙子遭到穿制服的青年团的毒打。还有一次，一家人乘船游览莱茵河，我祖父吟诵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赞美莱茵河女神“罗蕾莱”（Lorelei）的一首诗（海涅是犹太人），让同船的德国乘客很是尴尬（他也许是故意为之）。我祖母最终决定，德国是去不成了。三年后，德军大举越过了边境。

即使处于德占期，人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说来有些奇怪，但对于大多数荷兰人，只要他们不是犹太人，日子还是照常过，起码最初一两年都是如此。1941年，我父亲进入乌得勒支（Utrecht）大学攻读法律。如果将来想做律师，有一件事在当时势在必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依旧如此）——加入联谊会这个所谓的学生团体。这是个排他性组织，而且会费很高。尽管我祖父在社会上备受尊重，但单靠他那点做牧师赚来的微薄薪水远不足以支付我父亲的开销，于是一位有钱的舅舅决定出资赞助他的社交活动。

然而，父亲入会那年，学生联谊会已经被德国当局取缔了，理由是担心这是个窝藏抵抗力量的大本营。就在这前不久，凡是有犹太血统的教授都被荷兰的大学开除了。为抗议此举，莱顿大学法学院的院长鲁道夫·克莱夫林格（Rudolph Cleveringa）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演讲前，他在包里备好了牙刷和换洗衣物，以防有人来抓他，他后来也的确被捕了。学生罢课游行，大多数参与者曾是学生联谊会的成员。莱顿大学（Leyden）关门停课。在阿姆斯特丹，德国人出台禁止招募犹太人的规定后，那儿的联谊会就已经被自己人解散了。

但是乌得勒支的大门依旧对外敞开，联谊会也照常活动，只是由地上转到了地下，这意味着欺侮新会员的入会仪式也得在暗中进行。那些在社团里被叫做“胚胎”的大一新生再也不用被强行剃头了，因为这么做会向德国人暴露他们的身份。但是惯例终究是绕不开的，“胚胎们”被人勒令像青蛙一样跳来跳去，不让睡觉，被人当奴隶使唤，在各种满足学长施虐欲和想象力的游戏里受尽羞辱。我父亲跟有同样出身和教养的人一样，没有奋起反抗，而是默默屈从于这种折磨。规矩历来如此（现在也不例外），用施暴者喜欢卖弄的拉丁文说，这是“惯例”（mos）。

到了1943年，年轻人面临一项更加严峻的考验。德国占领军逼迫所有学生在一份效忠宣言上签名，发誓自己绝不会参与任何同第三帝国作对的活动。拒绝签字的后果是被遣送至德国，被迫为纳粹的战争工业效力。同85%的学生一样，父亲拒绝签字，之后便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

那年晚些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乌得勒支学生抵抗组织寄来的信，号召他返回家乡。这么做的动机至今不甚明朗，写信人要么处于惶恐之中，一时糊涂作出了错误决定，要么本来就是无能透顶。毕竟，这些人只是学生，不是什么久经沙场的游击队战士。于是父亲就跟着祖父来到了火车站，不幸的是，纳粹守株待兔，选在这个时候围捕送去德国做苦工的青壮年。月台两边都被德国警察堵住了去路，家长受到威胁，说如有人胆敢逃跑，账就记在他们头上。因为担心连累自己的父母，父亲只得签了名。这个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但算不上什么英雄事迹，直到今天他依然时不时为此感到困扰。就这样，他和别的小伙子一起被装上车，运到一个脏兮兮的小型集中营。看管他们的荷兰喽啰在党卫队的培训下，学会了一整套野蛮的管理手段。父亲在那儿没待多久，后来辗转至柏林，在一座工厂制造火车使用的制动设备，一直干到战争结束。

这是一段复杂的经历，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只要不主动跟德国人对着干，荷兰学生工人就不必被关进集中营。纵然工厂的工作单调乏味，给敌人干活有失国格，供人睡觉的营房又冷如冰窖，害虫到处乱爬，十分不舒服，但未成想这些不幸遭遇竟然也换来了补偿。父亲记得，当初听过几次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担任指挥的是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3]。

另外，克诺尔（Knorr）制动设备厂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铁板一块。厂里有个叫埃里松（Elisohn）[4]先生的人，长着一头黑发，为人沉默寡言，一看到荷兰学生工人朝他走来，转身就溜。另外一些工人也不太愿意跟人接触，他们有的名叫罗森塔尔（Rosenthal）[5]。过了很久，父亲猜测这家工厂也许在藏匿犹太人。

1943年11月，情势急转直下。英国皇家空军开始对德国首都展开绵延不断的轰炸。到了1944年，英军的兰开斯特轰炸机迎来了新搭档：美国B-17s型轰炸机。但是，真正针对柏林和其居民无休止的地毯式轰炸始于1945年初那几个月，轰炸和随之燃起的熊熊烈焰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美国人和英国人分昼夜轮流出击发动空袭，到了4月，东线苏军的“斯大林管风琴”（Stalin Organs）[6]开始炮击这座城市。

学生们有时会想办法挤进防空洞，或钻进地铁站躲避空袭，反观集中营的囚犯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有时候，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掩体只是一条匆忙挖就的堑壕。据父亲回忆，面对空袭，学生们是既兴奋又害怕。其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轰炸和炮击几乎从不间断，吵得人根本没法睡觉。耳边不时会响起防空警报、爆炸声、人们的尖叫，以及砖块掉落和玻璃碎裂夹杂在一起的噪音。然而，学生们还是为英美两国的轰炸机欢呼叫好，尽管这些飞机轻易就能要了他们的小命，而且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

1945年4月，劳工营已经不能住人了：狂风掀去了屋顶，大火烧坍了墙壁。通过向熟人求助，父亲或许从不那么亲纳粹的新教教会处获得了帮助，在柏林郊外一座别墅里找到了栖身之所。房东太太叫雷恩哈德（Lehnhard），接纳父亲之前已经收留了从柏林市中心废墟里逃难至此的其他难民。他们中间有一对德国夫妇，男的叫鲁梅林博士（Dr. Rümmelin），是个律师，他妻子是犹太人。丈夫成天担心有人来抓他老婆，于是在屋里藏了把左轮手枪，一旦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夫妻俩死也要死在一起。雷恩哈德太太喜欢唱德语歌，父亲就弹钢琴为她伴奏。用他的话讲，在柏林最后一战的大破坏中，只有这种时候才“让人感到人类社会尚存一丝文明”。

在他去往东柏林工厂上班的路上，父亲穿过一条条满目疮痍的街道，苏德两军曾在这里的屋舍之间展开巷战。他站在波茨坦广场上，看着身前的“斯大林管风琴”发出尖利的嘶鸣声，对着希特勒的总理府一番狂轰滥炸。自打那时起，父亲余生都对爆炸和焰火充满了恐惧。

4月下旬，抑或是5月上旬，雷恩哈德太太的家里来了一群苏联兵。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通常伴随着对妇女的轮奸，且不分老幼。不过这一次暴行没有发生。然而，当苏联士兵从屋内搜出鲁梅林博士的左轮枪后，父亲差点为此丢掉性命。当兵的里面没一个会讲德语或英语的，所以解释手枪由来纯属白费口舌。父亲和鲁梅林博士是屋子里仅有的男丁，苏联人命令他们背靠墙壁，准备枪毙他俩。父亲至今还记得当时那种听天由命的感觉，他那时已见惯了死亡，轮到自己大限将至，居然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决定生与死的重要关头，命运神奇地站到了他们这边。门外来了个会讲英语的苏联军官，听罢鲁梅林博士的解释后决定相信他。枪决被叫停了。

父亲和另一名苏联军官之间也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军官在战前是列宁格勒的高中教师。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只能通过哼唱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进行沟通。这位名叫瓦伦丁（Valentin）的军官开车载了我父亲一程，把他送到一个接送人的关卡，那里曾是西柏林郊外工薪阶层的居住区，经过战火摧残，现在只剩下一堆瓦砾。父亲得从那儿出发，找到一条通往城东某个战时流离人员收容站的路。在断壁残垣间艰难跋涉的过程中，他遇到一个同行的荷兰人，父亲猜那人要么是勾结纳粹的通敌者，要么是原党卫队军人。因为连续几周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父亲举步维艰。

还没走多远，他就摔倒了。形迹可疑的同伴拖着他走进一栋破损的楼房，跨过几级楼梯，来到一户人家家里。房主是这个男人的相好，是个德国妓女。之后的事情父亲记不太清了；他多数时候大概全无知觉。这个妓女救了他一命，经过她的悉心照料，父亲恢复了精力，成功地抵达了流离人员收容站。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千来号人，他们国籍不同，有些还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所有人只能从一个水龙头里取水用。

六个月后，父亲回到了荷兰。因为战时的饥饿，照片里的他依旧显得身材浮肿。他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装，裤子上还有尿渍，这套行头有可能是美国门诺派慈善组织送给他的，也有可能是他父亲传下来的。总之，尽管体型有些虚胖，肤色苍白，但照片里的他看起来还是神采奕奕，四周是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大家高举啤酒杯，嘴巴张开，看样子在欢呼，或者高唱学生歌曲。

父亲重返乌得勒支联谊会应该是在1945年9月，他那时22岁。因为战时入会是悄悄进行的，团体元老们决定重启种种整人仪式。父亲记不清是否被迫学过蛙跳，是否曾被撞得东倒西歪。这些待遇更多是用来“招待”初来乍到的新生，一些人也许刚刚脱离集中营，且条件要比我父亲待过的恶劣得多。当中估计也有犹太学生，他们曾躲在别人家的地板下，一躲就是数年。勇敢的异教徒救命恩人挺身而出，不惜冒生命危险庇护他们。然而，我父亲不记得有谁对这些历史感到难堪；没人对生平故事感兴趣，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往往都不堪回首。作为迎接新人入会的一个环节，“胚胎们”被人扯着嗓子骂，戏弄，甚至人挤人关进狭小的地窖里（后来的联谊会圈子管这个游戏叫“玩转达豪”[7]）。

好了，这就是让我疑惑的地方。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父亲怎么还能忍受如此毛骨悚然的做法呢？再说总该有人觉得这很荒诞不经吧？

没有，父亲连连摇头。不，这很正常，过去都是这么干的，这就是惯例，没人会质疑。他日后为自己的话进行了辩解，说欺负犹太幸存者很可耻，但别人是不是这么想他说了不算。

我对此感到困惑，但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想通了。这种“事情很正常”的思路似乎提供了一条帮助理解的线索。人们太想回到纳粹占领前他们熟知的那个旧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炸弹，没有集中营，没有杀戮，而整整“胚胎”则稀松平常。这种想法意在重温旧梦，恢复传统，似乎这样，就算回归了本原。

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也许在那些目睹过血腥暴力的人看来，学生之间的游戏相对而言温柔多了，年轻人嘛，就好这口，打打闹闹也无伤大雅。但更有可能的是，那些极其热衷于整人的人，本身并没有怎么受过欺负。面前摆着个充男子汉的大好机会，而且如果受害者吃过的苦头远远不止这点儿的话，那么整人所勾起的快感会更加强烈。

* * * * *

父亲的这则故事——如前文所述，不算最惨，但也够辛酸的了——让我对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事很是好奇。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当时是个热门词）将何去何从？想要找回一切照旧的感觉，是人类应对灾难的惯有态度，既符合人性，但也不切实际。因为世界可以按照战前状态重建这种想法，就好像以为早在1939年之前就已降临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十年可以当作失忆被抹掉一样，只能是一种幻想。

然而，不光政府抱有这种幻想，作为个体的人也抱有这种幻想。法国和荷兰政府幻想它们能够收复殖民地，生活一切照旧，一如日本入侵东南亚之前的状态。但这只能是幻想，因为世界已经大变样了。发生了太多的事，太多的变化。太多的人、甚至是整个社会丧失了根基。而且，除了许多人以外，多国政府也并不希望世界回到战前的状态。英国工人打仗时愿为国王陛下和祖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战后却再也不愿苟活在旧的阶级体制下，他们在希特勒倒台仅仅两个月后，就投票把温斯顿·丘吉尔赶下了台。约瑟夫·斯大林也无意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恢复任何形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即便在西欧，共产主义也被包裹在冠冕堂皇的“反法西斯”道德外衣下，使不少知识分子都将其视为比旧秩序更可行的替代选项。

在亚洲，处于萌芽阶段的变革比欧洲来得更加民主。印尼人、越南人、马来人、中国人、缅甸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看到，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羞辱得体无完肤，从此就彻彻底底摒弃了西方无所不能的观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会迎来重塑。与此同时，跟德国人一样，日本人在见证了领袖狂妄自大的迷梦化为泡影后，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战胜一方的盟国占领军软硬兼施塞给他们的变革了。

战争时期，英美两国的女性投身劳动大军，她们再也不甘沦为“贤妻良母”，放弃经济独立。当然了，许多女性依旧在家相夫教子。这和殖民地赢得全面独立是一个道理，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人们一方面抱有想要回到过去“正常状态”的保守想法，另一方面又期盼变革，从头再来，希望建立不再有毁灭性战争的美好新世界。两种想法不停地作着较量。希冀源于真诚的理想主义。国联未能阻止二战爆发，但这没有打消一些人的理想主义。于是，到了1945年，他们转而寄希望于联合国能维持永久的世界和平。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些宏愿如同想要把时钟往回拨一样，只能是人们的幻想。不过，这一事实并未削弱理想主义者的力量，或者一定就矮化他们的目标。

战后1945年的历史从某些方面来讲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古希腊人清楚地了解人类复仇渴望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他们的悲剧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血仇如何被法治所消解：靠的是法律审判，而不是冤冤相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关于人类东山再起梦想的历史记载均是汗牛充栋。基于崭新理想的社会，将屹立在昔日战争废墟和如今的建筑空地之上。不同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类似观念往往并不新颖。

我本人对战后初期的兴趣部分源于时事。近年来，我们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全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性战争，但我主要还是想走进历史，读懂我父亲和他那代人身处的世界。这么想部分是因为对家长经历的好奇是孩子的天性，随着孩子长大，年纪超过同龄时期的家长，这种好奇心便愈发强烈。而如果父辈经受过苦难的考验，后人对此只能凭空猜想的话，好奇心则尤为炙热。

但是原因不止于此。父亲差点在战争中送命，他作为一分子在战争废墟上重建起来的世界是我辈长大成人的世界。我生活的年代是父辈理想所孕育的产物：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除了这一面，1945年缔造的世界也有其另一面：共产党在俄国和东欧推行专政，毛泽东在国共内战中异军突起，还有冷战。

我们父辈创造的这个世界大体上已经灰飞烟灭，或正在高速解体，分崩离析。当然了，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波及的几乎所有地区，如今的生活在物质条件上都要远远优于1945年。人们最害怕的一些事终究还是没有发生。苏联帝国崩溃了，冷战最后的战场虽说是朝鲜半岛，但差一点就落在了狭窄的台湾海峡。然而，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讨论西方的衰落，西方既包括美国，也包括欧洲。如果人们在战后初期的一些担忧已经减轻，那么同样消逝的还有梦想。如今很少还会有人相信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能保障永久和平，甚至也不再相信联合国有能力阻止武装冲突。原先对于社会民主体制和福利国家的种种愿望——这是导致1945年丘吉尔下野的直接原因——如果还没被扼杀殆尽的话，也已经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约束的夹击下遍体鳞伤。

我对人类能以史为鉴的看法一直将信将疑，至少从认识到过去的愚蠢行为可以防止未来再犯同样错误这点来看，我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历史归根到底是一门阐释的学问。对过去的错误阐释往往比愚昧无知更危险，对旧伤和仇恨的记忆又会点燃熊熊烈火。话虽如此，但还是有必要搞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并且试着加以领会。因为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就无法读懂当下的时代。我想探寻我父亲的经历，这能够帮我了解自己，甚至了解所有人，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1]《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1977拍摄的战争片，描绘的正是盟军在荷兰遭遇的最大挫败。（说明：本书页下注除特别标明“作者注”外，皆为译者添加。）

[2]作者注：为避免误解，在此需要提一下，荷兰的门诺派教徒和他们在美国的教友有很大区别。荷兰的门诺派非常进步，对其他信仰不抵触，而且也不崇尚遁世。反观美国和德国的门诺派则不是这样。因此，穿着老派的黑西装、留着大胡子的人来奈梅亨拜访我祖父时，总会造成几分尴尬。

[3]威廉·富特文格勒，著名的德国指挥家。

[4]Elisohn是典型德籍犹太人的姓。

[5]Rosenthal是典型犹太人名。

[6]即喀秋莎火箭炮。

[7]达豪（Dachau），德国地名，曾经是大型集中营所在地。

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

序

第一部分 解放心态

第一章 欢腾

第二章 饥饿

第三章 复仇

第二部分 清理废墟

第四章 回家

第五章 沥干毒药

第六章 法治

第三部分 绝不让历史重演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跋

注释

鸣谢

索引

第一部分 解放心态

第一章 欢腾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垮台后，盟军从德国集中营、劳工营和战俘营里解救了数以百万计的俘虏。他们本以为这些囚犯肯定很听话，而且对救命恩人感恩戴德，任何形式的要求一概乐意配合。毋庸置疑，事情有时的确如此，但通常情况是，盟军遭遇了后来俗称“解放心态”的问题。拿一个目击者有些官僚口气的话来讲：“这其中包含复仇心理、饥饿和欢欣鼓舞。三种因素结合起来，让刚刚重获自由的战争流离人员在行为和举止上都问题重重，这对他们的安顿、食物供给、杀菌消毒和遣返都构成了挑战。”[1]

“解放心态”不光体现在流离人员收容所里的囚徒身上，这个词还可以用来形容刚取得民族解放的国家，有时候战败国亦是如此。

我出生在一个富庶的国家，因为生得晚，所以未曾见识过饥饿的后果，但还是能隐隐约约感受到报复心理和喜庆欢腾的回响。对那些勾结敌人，或者更恶劣的，和敌人上床的人的报复，以一种悄无声息、几乎鬼鬼祟祟的方式依旧在上演，且大都并不激烈。人们从不会在某家店铺购买日用品或香烟，因为“是个人”都知道，那些店的店主在战时“底子不干净”。

另一方面，欢庆光复在荷兰经过制度化后，已然被确立为一年一度的国家仪式：即每年5月5日的光复日。

自打我孩提时代记事时起，5月5日这天必然是艳阳高照，教堂钟声回荡在空中，红、白、蓝三色相间的荷兰国旗在轻柔的春风中迎风飘扬。12月5日的圣尼古拉节本来是个更隆重的家庭节日，但光复日这天是彰显爱国热情的大好契机，至少在我儿时的五六十年代时是这种情况。由于荷兰人不是靠自己摆脱德国占领，而是被美、英、加和波兰军队解放的，因此一年一度的爱国热情大爆发总让人感觉有些怪怪的。话虽如此，由于荷兰人跟英美两国的人一样信奉自由是民族认同的构成要素，所以德国战败在国民意识里被淡化这点就很好理解了，需要加强的是荷兰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期间的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中战胜西班牙王国的集体记忆。

作为战后六年出生的一辈，我和同龄人每当看到苏格兰风笛手顶着枪林弹雨在诺曼底海滩上行军奏乐，以及法国民众高唱《马赛曲》的影像时，总是很容易淌下动情的泪水。当然，这些画面并不源自记忆，而是好莱坞大片。不过，我也算亲历过一些欢庆场面，1995年5月5日，为庆祝荷兰光复五十周年，当年加拿大部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场面得以重现。但实际情况是，盟军5月8日才抵达阿姆斯特丹，但这点无关紧要。当时的场面一定是盛况空前，据亲历此事的一名英国战地记者回忆：“荷兰人又是亲我们，又是哭着对我们千恩万谢，我们被人拥抱，捶打，直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累到不行，耳边尖叫声、喊声一片。荷兰人把自家花园挖了个空，花朵就像下个没完的雨点一样落在盟军车辆上。”[2]

五十年后，上了年纪的加拿大老兵穿着笔挺但褪了色的军装，佩戴军功章，登上老式吉普车和装甲车再次驶入阿姆斯特丹，他们眼含热泪地向人群挥手致意，回忆起自己叱咤风云的峥嵘岁月，尽管这些事迹孙儿们早就听腻了。为期几天的欢庆过后，当年的战斗英雄们在卡尔加里（Calgary）和温尼伯（Winnipeg）解甲归田，有的做了牙医，有的当了会计。

让我感到诧异的，不是这些老先生“好汉重温当年勇”，而是荷兰老妪们的表现。毋庸置疑，她们穿着得体尊贵，但却跟其他人一样陷入了癫狂状态，跟孩子似的上蹿下跳，那股子大喊大叫的劲头活像置身摇滚演唱会的小姑娘。她们中有的还张开双臂去摸吉普车里老兵的军装，嘴里不住地重复“谢谢！谢谢！谢谢！”，激动得不能自已。这些老妇人也在重温曾经的欢乐时光。这是我见过的最奇特的情色场景之一。

* * * * *

事实上，之前已经提过，加拿大军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时间并非5月5日，战争也不是在这天正式结束的。没错，就在一天前，纳粹海军上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Hans-Georg von Friedeburg）和埃伯哈德·汉斯·金泽尔（Eberhard Hans Kinzel）将军来到位于吕讷堡（Lüneburg）野外的军帐内，向人称“蒙蒂”（Monty）的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呈上了投降书。自此，德国西北部、荷兰和丹麦境内的所有德军全部缴械投降。这两个德国军官坐着奔驰轿车、沿着乡间小路前往蒙哥马利指挥部，恰好被一位名叫布莱恩·乌尔库哈特（Brian Urquhart）的年轻英国军官看到了。就在前不久，他作为首批盟军军官之一进入了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据他称，那里被解救出来的囚犯“就算觉得找到了可以与我们沟通的语言，似乎也无法口齿清晰地讲话”。因为距离稍远，起初被乌尔库哈特误认为是圆木的东西，后来证实其实是堆积成山的尸体，“视线所及之处”，无所不在。[3]几天后，美国报纸发表了一篇记录德国暴行的报道，依旧穿着精美皮质军大衣的海军上将冯·弗里德堡读罢勃然大怒，斥之为对他国家的造谣中伤。

5月6日，瓦赫宁恩（Wageningen）附近一栋残破的乡间小屋里举行了另一场受降仪式。德国将军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带着他的部队在这里向加拿大中将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ulkes）递交了降书。阿纳姆此时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经历了1944年9月的炮战后，小城只剩下残砖碎瓦。同月，美、英、加、波联军本计划挺进荷兰，结果遭受了一场滑铁卢，史称“花园广场行动”（Operation Market-Garden）。乌尔库哈特是预见这场军事失利的人之一，他当时在一位行动主要策划人绰号“男孩”（Boy）的布朗宁将军（F.A.M.Browning）手下担任情报官。布朗宁为人风流倜傥，手上血债累累。乌尔库哈特给长官看照片，证明阿纳姆附近埋伏着德军的坦克旅，正等着迎头痛击盟军。但上峰却不听，责令他去休病假。谁都休想搞砸蒙蒂的派对[1]，更别说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情报官了。

但战争此时仍未结束，在荷兰也一样。5月7日，人们聚集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水坝广场，在荷兰王宫前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挥舞着象征荷兰王室的橙色旗帜，满心欢喜地等着迎接高奏凯歌、即将到来的英国和加拿大部队。透过广场上一所绅士俱乐部的窗户，德国海军军官看着兴奋的人群。因为自尊心受损，他们最后时刻起了杀心，下令在屋顶上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结果导致22人死亡，100多人重伤。

但这起惨案也并非战争暴力的绝唱。5月13日，也就是光复日过去一周后，有两人被德军处决。死者是德国人，因为反对纳粹，他俩开小差当了逃兵，之后藏匿在荷兰人中间，其中一人的母亲还是犹太人。5月5日这天，两人走出藏身之处，向荷兰抵抗运动成员投诚，后者把他们移交给加拿大人。然后，他们就不幸沦为典型战时混乱的牺牲品。5月4日，蒙哥马利接受德国投降后，由于荷兰境内盟军兵力不足，无力解除德国人的武装，或负责战俘的吃喝，德国军官就被暂时允许继续行使指挥权。这两个倒霉的逃兵被分配到阿姆斯特丹郊外一所废弃的福特汽车组装厂里，与其他德国兵为伍。当官的按捺不住最后一次摆官威的冲动，草草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并判处两个逃兵死刑。为了处决“叛徒”，德国人向加拿大人借枪。对条例认识模棱两可、又不想打乱临时安排的加军还真同意了。两人被迅速处死。类似的厄运也发生在别人身上，加拿大人最终制止了这种乱象，但为时已晚。[4]

官方给出的欧战结束时间，即欧洲胜利日（V-E Day），是在5月8日。虽然早在5月6日晚上，法国兰斯（Rheims）一所学校内就已签署了全体德军无条件投降声明，但庆典还不能开始。听闻艾森豪威尔将军自以为是接受了东西两线德军的投降后，斯大林怒不可遏。在他心里，只有苏联人才有权这么做，而且地点必须是在柏林。斯大林希望把欧洲胜利日延迟至5月9日，但这反过来又惹恼了丘吉尔。

全英国的人已经在忙着烤面包，做三明治庆祝胜利了；国旗和横幅都已准备就绪；教堂的钟声等待人们敲响。让所有人困惑的是，率先在电台里宣布战争结束的居然是德国人。消息发自弗伦斯堡（Flensburg），海军上将德尼茨（Doenitz）坐镇当地，名义上依旧控制着气数已尽的德意志帝国。BBC获悉了这则消息，很快，美、英、法等国家的报纸号外便出现在街头。在伦敦，大批人群涌向皮卡迪利圆环和特拉法加广场，期待首相丘吉尔宣布胜利，并继而拉开史上最大庆典的序幕。在纽约，大街上铺天盖地飘散着电报纸条。然而，盟军首脑们迟迟不发表正式声明，宣告对德战争已经结束。

就在5月8日午夜前不久，心狠手辣的军事奇才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帅在设于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的苏军指挥部——那里距离我父亲被关押的劳工营不远——接受了德国人的投降。海军上将冯·弗里德堡不得不再次在投降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面无表情，一本正经，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普鲁士军人的做派。他告诉俄国人，德国首都遭破坏程度之严重让他触目惊心。话音刚落，一名苏联军官便反问凯特尔，数以千计的苏联村庄和城镇被夷为平地，包括儿童在内的上百万苏联人因此长眠于废墟之下，他凯特尔作为下达侵略命令的人，是不是一样感到触目惊心。凯特尔耸耸肩，没有回话。[5]

受降仪式结束后，朱可夫令德国人离开。接着，俄国人就同美、英、法盟友一起开始庆祝，他们噙着泪花发表演讲，大口大口地灌下红酒、干邑和伏特加。翌日，同一房间里还召开了庆功宴。席间，朱可夫向艾森豪威尔敬酒，称赞他是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酒敬了一轮又一轮，包括朱可夫在内的俄国将军都跳起舞来，直到全部醉倒在地。

5月8日，纽约的人们已经欣喜若狂，伦敦大街上一样是万人空巷，但英国民众还是平静得出奇，似乎是在等丘吉尔发话，好宣布庆典的开始。丘吉尔决定不理睬斯大林将欧洲胜利日挪至9日的愿望，计划在下午3点整发表演说。杜鲁门总统已经先他一步了。夏尔·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也不甘被丘吉尔抢了风头，坚持要在同一时间向法国民众发表告国民书。

丘吉尔在BBC的讲话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安装了喇叭，外面的国会广场上人山人海，连挪脚的空间都没了。人们叠罗汉似的簇拥在白金汉宫门口。在伦敦西区，马路已经被蜂拥至此的人堵得水泄不通，车辆根本无法通过。接着，大本钟敲了三次，人群安静下来。终于，丘吉尔深沉而洪亮的声音从喇叭里冒了出来：“对德作战就此终结……几乎全世界都联合起来，对抗邪恶势力，他们如今已俯首称服……现在，我们务必集中精力和资源，去完成我国在国内外的使命……”讲到这儿，他的嗓音陡然一变：“前进大不列颠！自由事业万岁！上帝保佑国王！”不多一会儿，他又站在卫生部的阳台上，做出代表胜利的V字手势。“上帝保佑各位，胜利属于你们！”人群高声回答：“不，胜利属于您！”

《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是这样报道当时情景的：“伦敦市中心陷入了一派狂热庆祝的场面，人们又是欢呼雀跃，又是翩翩起舞，又是开怀大笑，已经无法自已了。他们把公共汽车团团围住，跳上轿车车顶，扒掉了一段临时围墙，在堤道上燃起篝火；他们亲吻警察，还拉后者一块跳舞……司机摁车喇叭，奏响胜利的最强音。河道上航行的拖船和轮船也在夜晚鸣响汽笛，与陆地上的胜利奏鸣曲遥相呼应。”

我母亲那年才18岁，也置身于人群中，寄宿制学校放了假，她也不用再照看弟弟。我的外婆名叫维尼弗雷德·施莱辛格（Winifred Schlesinger），父母分别是德国和犹太移民，这种时候她高兴是理所当然的，她对丘吉尔的崇拜之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可能在“兴冲冲、醉醺醺的人群，特别是美国佬中间”走丢，她就有点紧张。

在纽约，50万人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官方解除了宵禁，各大夜总会——科帕卡巴纳、凡尔赛、拉丁区、钻石马蹄铁、摩洛哥——客满为患，通宵达旦地营业。桑给巴尔酒吧请来了莱昂内尔·汉普顿（Lionel Hampton）[2]驻场演出，罗斯福烧烤酒店则由艾迪·斯通（Eddie Stone）[3]撑台面。在杰克·邓普西酒吧，提供的美食“量大得惊人”。

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上，《解放报》（Libération）的一名记者目睹了“高举盟军旗帜、熙熙攘攘的人流。一名美国大兵尽管长着一对大长腿，但为了拍照还是使劲地踮脚，摇来晃去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他的卡其裤口袋里塞着两瓶干邑酒，一瓶满的，一瓶已经空了”。一位美国轰炸机飞行员驾着米切尔B-25型飞机，飞越了埃菲尔铁塔下的拱门，看得在场人群击节叫好。在巴黎的意大利街上，“一个大块头美国水手和一个帅气的黑鬼”商量着赌一把，他们把每个路过的女人揽入自己“宽阔的胸膛”，然后数谁脸上留下的口红印多。好事者给两人下了注。在凯旋门附近，人群比往日任何时候都要庞大，他们向戴高乐将军致谢。见此情景，平时不苟言笑的戴高乐也难得绽放出一丝笑容。人们齐声高唱《马赛曲》和战时风靡大街小巷的《玛德隆》：

在很远的布列塔尼有家馆子，

疲惫的士兵喜欢去那找乐子。

老板的女儿名叫玛德隆，

在他们欢笑和闲扯时斟上酒……

噢，玛德隆，你就是唯一，

噢，玛德隆，为了你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没见过女人好久了，

你就行行好亲我们一口吧。

然而在巴黎，一些人却觉得胜利日这天过得有些意兴阑珊。毕竟，法国在1944年就获得了解放。回忆起当晚的情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样写道：“和我记忆中经历过的其他节庆相比，这天的体会格外复杂，也许是因为我的情绪有些五味杂陈。胜利是在距离家门口十万八千里外的地方取得的，我们并没有怀着焦急的心情，像盼着光复一样翘首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很久以前就有人预见到这一天，因此没带来什么新的希望。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样的结局跟死亡差不多……”[6]

反观莫斯科市民，9日凌晨听到胜利宣言后则蜂拥至大街上。许多人不顾身上还穿着睡衣睡袍，跳起舞来。“胜利啦！我们胜利啦！”的纵情欢呼响彻夜空。在寄给英国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信中，曾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Valentin Berezhkov）回忆道：“我们自豪，因为终于战胜了狡猾而邪恶的敌人；我们悲伤，为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苏军在战场上阵亡三千万人）；我们满怀希望，但愿世界永远和平，和战时盟友能继续合作。所有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汇集成一种既释然又憧憬的别样心情。”[7]

也许5月8日刊发的《解放报》说的没错：胜利日总体上是年轻人的派对。“只有年轻人兴高采烈地跳上盟军的吉普车，似乎跳上的是隆尚（Longchamps）赛马场的观众看台。车子驶过香榭丽舍大街，年轻人的头上绕着国旗，嘴里引吭高歌。当然事情本该这样，对于年轻人来讲，危险过去了。”

我外婆人在英国，心里却还惦记着在印度服役的丈夫，无心分享子女的兴高采烈。跟她感同身受的人无疑还有很多。她们思念远在他乡的丈夫和儿子。有些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太多，已经不爱说笑了。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身为移民的女儿，我外婆的反应却像个典型的英国人。“我是如此想念你，所以无心庆祝胜利，”她在给我外公的信中这样写道，“所以借着这大好时光，我在花园里会多干些零活。”

我父亲甚至都不记得战争是哪天正式结束的，他只依稀记得俄国人曾鸣枪庆祝。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在5月9日）走出宴会厅，听到外面各种武器开火的交响曲……枪炮声连绵不绝，响彻柏林部分市区和郊外。”[8]我父亲已经听惯了枪声，所以没怎么在意。

年轻的英国情报官乌尔库哈特当时被困在了德国北部。不久前刚见证贝尔森集中营惨状的他从心底里高兴不起来：“要想再现当时那种大变局下我的心理活动，并非易事。从最初的绝望，到最后的胜利，过去了差不多六年。这六年里，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战争，我目睹了难以置信的荒凉和破败……我会想起战时照片里见过的那些无名氏的脸，他们中有难民、囚犯、遭遇空袭的平民、家园被毁置身冰天雪地的俄国人，还有那些即将沉没的商船上的海员——他们当中又有多少能与家人团聚呢？”[9]

但对于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寻欢作乐的人，这些想法可不会扫了他们的兴。胜利日既是年轻人的节日，也是灯光的盛宴。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5月9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写着“纽约城灯火璀璨！”。5月8日出版的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声称“夜色中的伦敦再度流光溢彩”。在巴黎，歌剧院的景观灯自1939年9月以来第一次点亮，绽放出蓝、白、红三色光芒。在黑灯瞎火多年后，照明灯一盏接着一盏重新亮了起来，将凯旋门、玛德莲教堂和协和广场照得灯火通明。《先驱论坛报》不无骄傲地报道：“景观灯照亮了巴黎贝利街大楼前方的星条旗、米字旗和法国三色旗，巨大的旗帜呈波浪形在风中飘舞。”

纽约市自从1942年颁布灯光管制令以来，灯光一点点地变暗，到了1943年10月后进而发展为“局部断电”，只有自由女神像的火炬还能发出微弱亮光。但根据《纽约每日新闻报》（New York Daily News），到了5月8日晚上8点，“百老汇皇冠上镶嵌的所有珠宝光彩夺目，熙熙攘攘的人流像是在灯光里游泳，灯火温暖人心”。

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纪念柱被探照灯锁定。作为伦敦金融区被轰炸后几乎硕果仅存的一栋建筑，圣保罗大教堂沐浴在景观灯光中。灯火通明的电影院把莱切斯特广场映照得一片妖娆。从伦敦一路北上，直至苏格兰，夜空中无不闪耀着万堆篝火发出的温暖红光。

既然不用再害怕德国人的炸弹和“超级赛车”（即德国V1飞弹），灯光又亮了起来，这让人如释重负。不仅如此，灯光的回归还带有一层感人的象征意义。读着这些当时的文字，我不由想起了一位俄国学者在莫斯科给我讲的一则故事。她醉心于研究法国文学，一辈子都梦想能看一眼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却只从书本上读到过它们。终于，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后，她美梦成真，获准乘火车赴巴黎旅行。我问她对旅途中哪些见闻感触最深，她回答说，夜车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一瞬间，四周突然有了灯光，这一刻让她记忆犹新。

* * * * *

灯光的盛宴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可追溯至人类点亮的第一支火把。这种仪式往往有着神秘的起源，同季节变换和新生命的开始有关联。人们对光复初期的回忆部分带有一种很明显的宗教热忱，这点在女性对盟军士兵的热情接纳上尤其显著。来自海牙的年轻姑娘玛利亚·哈严（Maria Haayen）回忆到，她平生第一次看见加拿大坦克轰隆隆地驶向她时，有个士兵从炮塔口伸出脑袋，向外张望。那一刻，“我浑身的血都像被抽干了，心里默念：我们解放了。坦克驶近时，我无法呼吸，当兵的站起身，他看着就像个圣人”。[10]

这种情绪也许在年轻姑娘中间更为普遍，但也有男人持相同看法。据一名荷兰人回忆：“当时哪怕是摸一摸加拿大军人的衣袖都是件了不得的事，每个加拿大大兵都是基督，是救世主……”[11]

从某种重要维度来看，1945年夏，盟军士兵在被解放国家的经历也许可以同二十年后甲壳虫乐队造访这些国家时的情况相提并论。那时，表达解放的方式很狂热，首当其冲地体现在男欢女爱上。1945年，在诸如荷兰、比利时、法国——战败的德国和日本更是如此——男丁无处可寻。就算有，也是被关着，或者穷困潦倒，营养不良，情绪消沉。异族占领和军事失利多多少少摧毁了本国男性的权威——至少暂时如此。当时某位荷兰史学家有过这么一段描述：“荷兰男人1940年在军事上吃了败仗，1945年又在性事上吃了败仗。”[12]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法国、比利时或任何曾被异族占领的国家。战争的一大后果是许多女性再也不会百依百顺，逆来顺受。她们出门工作，为抵抗组织效力，或肩负起照料家人的重担。拿当时法语里一句很不客气的话来讲，女人都变得“男性化”（hominisée）了，她们的举手投足开始像男人。

跟瘦骨嶙峋、澡也不洗、衣衫褴褛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男人相比，加拿大人干干净净，美国人高高大大。他们伙食好，军饷足，穿着征服者军装的模样实在是又性感又帅气，看着肯定跟神仙差不多。不少荷兰女人后来嫁给了加拿大军人，拿她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来讲：“面对事实吧，我们旱了那么久，加拿大人看着就美味可口。”

没有什么比跟盟军一起到来的音乐更能说明解放的性意味了，纳粹曾取缔这类音乐，其中有摇摆乐，爵士乐，比如格伦·米勒（Glenn Miller）的《情绪正正好》（In the Mood），另外，汤米·道尔西（Tommy Dorsey）、斯坦·肯顿（Stan Kenton）、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莱昂内尔·汉普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也在取缔之列，比如那首Hey! Ba-Ba-Re-Bop。巴黎年轻人在俗称“胜利唱片”——发给美军的爵士乐唱片——的音乐中翩翩起舞。而法美混搭的精神也传递到法语香颂（chanson）[4]中。1945年由雅克·皮尔斯（Jacques Pills）唱红的一首热门歌曲歌词如下：

欧拉拉！（Oh! Là là!）[5]

早上好小姐，

欧拉拉！

哈罗，就是这样啦，

欧拉拉！

我觉得你好美，

欧拉拉！

你是帅气的阿兵哥……

1945年，西线盟军依旧被明文禁止跟德国人往来。在荷兰和法国，这种行为倒是得到了积极提倡，甚至还出现了“亲善行动”（Operation Fraternization）。到了7月，在朱莉安娜（Juliana）王妃和伯恩哈德（Bernhard）王子的授意下，荷兰成立了娱乐管委会，目的是为逾10万名加籍军人提供会讲英语的女伴。具体而言，年轻女性可以陪同这些当兵的参观艺术展、博物馆，一起看电影，或去有人监督的舞厅跳舞。

本来此举可谓用心良苦，人们期待这些女性可以“维护吾国的荣誉”。我的荷兰祖母作为新教牧师的太太，受命监督这类舞会，以确保加拿大军人和他们的荷兰女友不会做出什么有辱国格的事来。跟她一起行使这项权力的是一位名叫奥格特洛普神父（Father Ogtrop）的天主教牧师。男男女女们跳舞时喜欢和着“Hey! Ba-Ba-Re-Bop”的拍子，大声喊出神父的名字。我吃不准这些舞会上都发生了什么，但借一名加拿大士兵的话来讲，他还从来没“遇到过比荷兰女人更积极主动的”。[13]

从盟军士兵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也还过得去，毕竟他们的长官对买春嗤之以鼻。即使在法国，红灯区也是不得光顾的。反观在德占期，妓院（maison de tolérance）的生意异常红火。部分美国老兵对1918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依旧怀有美好的回忆，那时“猪巷”（Pigalle）里的妓院可是向这些大头兵敞开了温柔的怀抱。即便二战结束，禁止嫖娼的条令也无法得到完全遵守。至少有一起记录在案的事例可以证明，瑟堡（Cherbourg）的几家妓院就是美国军方间接经营的。[14]一些专对黑人士兵开放，另一些只做白种人的生意，妓院门口还有美国宪兵把守，确保排队秩序。但总的来讲，这一次，那些有充分理由担心因为缺乏有组织性交易，将导致性病大肆传播的人可是失算了，因为勾搭当地女人完全是基于你情我愿的原则。

这倒不是说占领军和当地女人的关系是平等的。男人有钱，有奢侈品、香烟、丝袜，更重要的是，他们手里有人们迫切需要并赖以为生的食物。解放者收获的各式各样的谄媚之辞显示出双方之间很可能存在一种耻辱性的倒贴关系。然而，把女人看成头脑简单的动物，因为崇拜英雄，所以主动去勾搭军人，或者无力抵抗，任人玩弄的看法都是不尽准确的。波伏娃在回忆录里写到过一个年轻的巴黎女人，她的“主要消遣方式”是“猎捕美国人”（la chasse àl’Américain）。

日后成长为知名小说家的伯努瓦特·格鲁（Benoîte Groult）和她的妹妹弗洛拉（Flora）一起记录过她们“猎捕美国人”的战果。姐妹俩给这部小说起名叫《四只手写日记》（Journal à Quatre Mains），说是小说，但内容实际上绝非虚构。格鲁会说英语，她同其他法国女人一道，向美国红十字会报名，志愿和美国兵交往。但她经常出没的地方其实没有这么健康正面，大多数夜晚她都流连于巴黎的夜总会之间。那些夜总会只对盟军士兵开放，欢迎法国姑娘，但将法国男人挡在门外。通常，它们的名字看起来没什么异样，比如“加拿大俱乐部”、“独立”、“彩虹一角”。

格鲁对美国和加拿大军人的体态描写很具体，而且笔触和那些自以为见到了圣人的人一样充满好感。只不过在她笔下，姐妹俩高度现实，大兵也绝非什么清心寡欲的圣人。她描写自己如何征服男人时的口吻和一些男人吹嘘自己“把妹”本事如出一辙。她经常光顾的夜总会在小说里叫“奴隶市场”，但在眼下，“奴隶”却成了打胜仗的英雄。

这里有一段格鲁描写美国战斗机飞行员柯尔特的文字：“他鼻子较短，略微有点朝天鼻，这让他看起来有几分美国人普遍的孩子气；因为长期在平流层飞行，他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他双手粗壮，肩膀宽得像红毛猩猩……臀部完美，笔直，算是平衡了身体其他部分的臃肿……”柯尔特从不看书，只对美食和飞机感兴趣。但她又怎会在乎呢？诚如她在日记里所言：“我渴望被白痴拥抱，被白痴亲吻。他有着迷人的笑容，嘴角上翘，露出一口美国人的洁白牙齿。”[15]

简言之，格鲁在法国男人眼里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男人婆。她结过婚，丈夫死于战争。1944年那个光复之夏给了她在男人怀抱中寻求欢愉的资格和欲望，尽管事后她和这些男人此生不会再见。这种自由千金难买。事实上，对这段感情更认真的人倒是柯尔特，他给格鲁看父母的照片，表达了将她作为战争新娘带回美国的意愿。对于格鲁这位胸怀文学抱负的巴黎文青而言，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格鲁也许格外老于世故，也许只是故作老成，但她的文字印证了一位法国史学家对于德占期的看法。据帕特里克·比松（Patrick Buisson）称，战时法国大量青壮年的德国男子给许多女人提供了反抗的机会：其中既包括那些身陷不幸婚姻或活在压抑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女人、被雇主欺负的女佣人、无人问津的老处女，也有可能是任何阶层的妇女，她们一心只想挣脱保守的家长制社会的种种桎梏，哪怕只是一时半会儿。跟占领军往来还能带来物质上的好处，让这些女人过得比别人好，有时还好过她们昔日的主子，这无疑加强了报复的快感。[16]

而且不光女人如此。按照常理，所有少数派都会同强大的外来者结盟，借别人之手摆脱多数派的欺凌，这点是一切殖民社会的共通之处。然而，战时法国的同性恋人数畸高，他们有的选择通敌，有的则把巴黎当成纵情性爱的乐园。这种情况也许跟他们都看不惯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有关。鉴于此，纳粹和维希政府（Vichy）反对同性恋的宣传没起到什么阻碍作用。外国占领并不一定受到拥护，但其打开了机会之门。

无论如何，跟盟军解放者“勾勾搭搭”总比跟德国人穿一条裤子要好，因为这么做没有叛国的耻辱感。很难弄清楚同性恋之间的亲善活动到底有多广泛，因为这种事人们显然都喜欢藏着掖着。曾经在荷兰国家芭蕾舞团担任舞蹈演员、撰稿人和编舞的鲁迪·范·丹齐格（Rudi van Dantzig）对此就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他在1944—1945年“饥荒之冬”期间曾从阿姆斯特丹逃荒至一个北方村庄。基于这段经历，范·丹齐格写了一部名叫《献给迷途士兵》的小说。当加拿大军队抵达他所在的村庄时，他只有12岁，但心里却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热望。一辆军车停在乡间小路上，车上伸出一只手，把小范·丹齐格拉上车。小说的主人公男孩杰罗恩正是在此刻邂逅加军士兵沃尔特，并在最后受到了他的性诱惑。不过这本书绝不是在控诉恋童癖，相反，这是一曲挽歌：“包围我的臂膀温暖而舒适，就像包围我的椅子。我几乎带着一丝喜悦，任由这一切的发生。我心想：‘这就是解放，事情就该是这样，跟过去不同。这是场派对。’”[17]

伯努瓦特·格鲁十分清楚和美国人上床能得到什么物质好处。在她笔下，性饥渴和对食物饥饿感之间的关联很清晰。她感慨道，躺在床上，被柯尔特压在身下的感觉就好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枕；“况且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完事后，他们找东西吃：“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好吧，差不多是二十三年。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午餐肉、鸡蛋和好时巧克力一到手就会被一扫而光，丝袜也会穿上腿，但好彩、骆驼、切斯特菲尔德和法国高卢等香烟则会被拿到黑市上去交易，以换取更多的食物。美国大兵补给充足，这点跟他们宽阔的肩膀、甜美的笑容、笔直的臀部和精致的制服一样，都成了一种难以估量的诱惑。光是能轻易搞到香烟这点，就让他们在贫穷国家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因此也不难得出结论，跟他们上床的女人实际上比妓女好不到哪里去。

持这种想法的人也确实不在少数，特别是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女人，或者被拦着不让进只对解放者和他们本地相好开放的舞厅、电影院和娱乐中心的男人。这种猜测也因为某一事实得到了加强：一些勾搭上盟军官兵的年轻女人，依旧裹着头巾，遮住她们最近被人剃得精光的脑袋。这是对她们不久前和德国人睡觉的惩罚。

毋庸置疑，有些女人是自愿出卖肉体，特别是在战败国，提供性服务是她们自己和孩子得以活命的唯一办法。但即便是那些见风使舵、急吼吼地把德国情人换成盟军情人的女人，这么做的理由也不纯粹都是为了钱。法国的某个小镇上，一名“横向通敌者”（horizontal collaborator）不久前刚被人剃光了头发，折磨她的人还不罢休，扬言要进一步惩罚她的“不道德”行为。对此，女人只是对着这群自诩替天行道的人冷冷地说道：“我才不管你们会不会剃我头发，我跟我丈夫（过去的战俘）已经断了联系，我可不会因为自己是有夫之妇就不和美国人快活了，只要我想，我就会。”[18]

读着后来人的记述和媒体评论，人们也许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1945年的夏天燃烧着漫长的情爱之火，外国军人和驻在国女性或出于贪婪，或出于情欲，或出于寂寞沉湎其中。数据似乎支持这种印象：1945年，巴黎因感染性病而住院的女性人数要比1939年高出五倍之多。在荷兰，1946年有7000多名新生儿是私生子，比1939年高出两倍。对于性病高发的解释多种多样，既有缺乏医疗救护和避孕药，也有贫困地区糟糕的卫生状况，还有若干其他原因。然而，实际情况是，许多男男女女这么做只是在寻求温暖、陪伴、爱情，甚至是婚姻。虽然解放后最初几个月的确存在严重的滥交情况，但人们还是渴望回到正常状态。不应被忽略的一点是，1946年，荷兰全国合法出生的新生儿数量达到了277000人，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高的生育数字。

* * * * *

贝尔森集中营于4月12日解放。德里克·辛顿（Derrick Sington）中尉指挥的一队英军接到命令，让他们火速赶往那里。战争尚未结束，但集中营里情况过于恶劣，当地人担心自己会感染上斑疹伤寒——这种传染病几周前刚刚夺去了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6]的生命。由于德国当局既无能力、也无心应对爆发伤寒的风险，他们不顾两国尚处于交战状态，同意让英军进入贝尔森。

士兵开车经过成堆的尸体和散发着粪便和腐尸臭气的营房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贝尔森的图片是第一批发表在西方媒体上的集中营照片。在英国，贝尔森成了纳粹大屠杀的主要符号。据布莱恩·乌尔库哈特回忆，他对纳粹的反犹主义有所了解：“但即使如此，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其实旨在肉体消灭几百万人，这让人难以想象。贝尔森让我们措手不及。”[19]但无论是他，还是其他英军官兵都不知道的是，贝尔森其实还算不上是一座灭绝营。真正的灭绝营在波兰，其中的大多数在德国人向西后撤之前就已经被毁掉了。

辛顿中尉没停车，他通过扩音器告诉生还者他们自由了，但大多数人已经神志不清，根本无力作出反应。接着，他来到关押女囚犯的主营前，手里依旧拿着麦克风。

几秒钟后，车子被上百名妇女团团围住，她们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难以控制情绪，导致扩音器里传出的话一句都没听清。集中营的营地上种着白桦树苗，女人们采下嫩芽，掰下小树枝，抛向车辆。[20]

这些女人还算是走运的，她们还能走路。一名学医的英国兵志愿加入救助行列，他在一间营房里目睹了以下场景：

我惊恐万分地站在这间肮脏不堪的屋子里，努力适应混着解剖室、下水道、汗水、伤口化脓味道的气味。突然，我听到地板上有动静。借着昏暗的光线，我低下头，看到有个女人正在脚下爬。她浓密的黑发结成一团，肋骨根根突出，好像中间根本没有肉……她在大便，但她如此虚弱，以至于无法将屁股抬离地面。她拉稀了，黄色的稀屎在大腿内侧糊了一片。[21]

医生和医护志愿者迫切地需要更多食物、药品和医疗器材。他们所面临的疾病和饥馑规模前所未见，甚至想都不敢想。每天都有几百人死去，有时是因为吃了军粮——囚犯的肠胃已经萎缩，再也无法消化肥腻的食品。然而，军队有时也效率低下，而且德国的局势十分混乱。4月下旬的一天，集中营里迎来了一批神秘的货物，打开后，里面装着大量的口红。

这被证明是场及时雨。英军救护车队的指挥官戈宁中校（Gonin）回忆道：

我相信，没有什么比口红对女囚犯们帮助更大的了。她们躺在没铺床单的床上，身上也没穿睡袍，但嘴唇却涂得绯红。你看到她们走来走去，肩上除了披了条毯子外，什么也没有，但她们的嘴唇却是红彤彤的……总算有人做了件善事，让她们重新变成了人。她们是人，不再只是文在手臂上的号码。她们终于有心思关心起自己的外表来。是口红率先把人性还给了她们。”[22]

日后成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的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时任情报官，跟乌尔库哈特一样，他在5月份被短暂派往贝尔森，那里情况依旧糟糕，但对比之前已经没那么惨不忍睹了。部队某些长官自以为出了个好主意，想为官兵和贝尔森幸存者组织一场舞会。沃尔海姆受命操办此事。可惜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当匈牙利集中营看守（他们残暴成性，声名狼藉）组成的乐队穿着民族服装，拉起手风琴舞曲时，引发了误会。由于语言不通，女人们露出手臂，给人看文在身上的集中营记号。男人们无言以对，只是抓住女人们的手，希望能和她们跳上一曲。匈牙利人越拉越快，女人们吓坏了，开始对官兵拳打脚踢。[23]

然而，这次泡汤的舞会只能算是意外。差不多同一时间，营房之间的空地上还举办过另一场舞会，这回伴奏的换成了皇家空军军乐队。一名英国兵描述道，虽然有些姑娘“几乎无法走路”，还有些“看起来一动都要断成两截”，但这次舞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位身材特别高大的加拿大军官抱着一个娇小的姑娘，姑娘的脑袋刚刚到他腰的位置。他俩跳着华尔兹。“女孩特别高兴，在场的人看了无不动容，为她欢笑，为她落泪。”[24]

这则故事或许比沃尔海姆的更具典型性，因为许多在集中营工作过的人，不论是美国犹太拉比[7]，还是联合国义工，多多少少都对幸存者快速复苏的性意识表达过赞许或非议。正如口红一样，性欲的恢复帮她们找回了一丝人性，除此之外，她们已孑然一身。

如果说1946年荷兰的出生率很高，那么流离人员收容站里的出生率就更高了。仅仅在美占区，收容站里每个月就有750名婴儿降生。年龄在18岁到45岁的犹太妇女中，有接近1/3的人生过孩子，或者怀有身孕。[25]包括贝尔森在内的昔日集中营曾因为条件无比艰苦，吞噬过数千条生命，如今它们则成为性行为高发之地，就好像幸存者都迫不及待地想向自己和全世界证明他们还活着——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孕育新生命。

义工有时对此很震惊，提起收容站，特别是犹太人收容站的时候，会说“囚犯们纵欲无度，毫无节制”。有人将此归咎于百无聊赖，毕竟，除了喝酒和交媾外，还能干什么呢？另外一些人则恪守道德原则。一名为慈善组织服务的法国医生明显对这一现象嗤之以鼻，他如是写道：“集中营幸存者中有不少道德水准低下……糜烂的性行为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但他也承认，这些情况实属情有可原，人们实在不该怪罪这些刚经历过炼狱的年轻姑娘，她们“被想要重新去爱、忘却过去的欲望捆绑着，无从抵抗，只能通过手头仅有的手段来满足这种欲望”。[26]

其他观察者提出了更加详尽的解释。一名叫玛尔塔·科尔文（Marta Korwin）的波兰籍义工相信，集中营的受害者存在一种幻想：他们苦难的结束将促使一个完美世界降临人间，似乎“他们过去的所有磨难都会被淡忘，自由会将他们带回那个一切正常的旧世界……”但当他们发现在收容站的生活依旧痛苦不堪，爱人一去不复返后，希望破灭了，只能通过买醉或滥交来逃避现实。[27]

所有这些解释都颇有道理，但还漏了一层理由——传宗接代。一个身陷危机的族群必须通过繁衍后代才能生生不息。流离人员收容站里的多数犹太人都不是灭绝集中营的幸存者，因为很少有人能在那儿活下来。许多人来自苏联，因为之前在那儿避过难，这才逃脱了纳粹的魔掌，但大多数犹太人失去了儿女、父母、兄妹和其他亲属。上了年纪的人没有办法，只能靠回忆往事了却残生，但年轻人渴望重组家庭，有了家人才有活下去的动力。况且，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犹太旗手也正儿八经地提倡族人多生育后代。许多犹太男女见面才几周，甚至几天就结为夫妻。犹太收容站里，避孕药没有市场，人们把尽可能地多生孩子看成是一种责任。性爱并不只是出于鱼水之欢，而是一项抗拒灭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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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一个人若身为德国人或日本人，跟身为法国人、荷兰人、中国人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境遇，遑论犹太人了。这点也适用于描述同外国占领军的往来。“阿米”（德语俚语里对美国佬的称呼）或“阿米库”（日语里的说法）和同他们一块到来的加拿大人、澳洲人、英国人和苏联人可不是什么解放者，而是征服者。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句话也适用于许多意大利人，特别是意大利南部的人，盟军的入侵让当地人本来就苦不堪言的生活雪上加霜。城市在空袭中灰飞烟灭，经济形势十分困窘。这让卖身为娼在许多时候成为一种必须。

在柏林，娼妓被人称为“废墟里的老鼠”（Ruinenmäuschen）。姑娘和女人们在城市的废墟间游荡，试图搭上个当兵的，换点钱、吃的或香烟。有些女孩进入青春期没多久，却已经在黑市商人设在废墟中的临时妓院里操起了皮肉生意。男孩有他们自己的接客地点，叫做“废墟男娼馆”（Trümmerbordellen），接的大多是美国兵，其中有个绰号叫“安娜阿姨”的人，后来成为法兰克福黑社会里一号臭名昭著的人物。

求生的欲念通常能消解阶级之分。有个叫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的年轻英军军官曾被派驻在那不勒斯，在他的力作《那不勒斯1944》里，他写道，有一天，一位意大利贵族前来指挥部拜访。访客是南部的庄园主，随行的还有他的妹妹。

两人的外貌十分接近：瘦瘦的，皮肤极其苍白，脸上挂着一副名门望族惯有的冷淡表情，甚至有几分严厉。他们来访的目的是想打听有没有可能安排妹妹进入军队慰安所服务。我们解释说英军没有这样的机构。“好可惜，”这位王公贵戚回答。他和妹妹曾在英国女家教手下学习过，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哎，路易莎，看样子是行不通了，行不通了。”他们礼貌且平静地谢过我们后就离开了。[28]

在日本，卖淫嫖娼从一开始就是制度化的。日本人这么做有自己的理由，日军曾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大肆奸淫妇女，官方于是担心盟军士兵会如法炮制，强暴日本妇女。在1937年沦陷的南京和1945年“玉碎之战”里几乎被摧毁殆尽的马尼拉，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惨遭强奸，然后被剁掉手足。如果经历这些兽行的受害者一息尚存，往往还是会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这只是两起极端恶劣的事件，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在中国战场，日军大范围地强暴和蹂躏妇女，以至于激起中国人更强烈的抵抗，给军事推进造成了麻烦。为了应对军纪败坏的问题，日本有时会在其占领下的地区——特别是朝鲜——征募年轻女性，但更多时候是把她们掳了去充当所谓的慰安妇，即日军慰安所里的性奴。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宣传机器从没有停止过吓唬国民，说是一旦日本战败，妇女就会遭到外国军人奸淫、折磨甚至杀害。为了避免这种可怕而耻辱的命运，日本人被命令要么战死，要么玉碎。太平洋岛屿和冲绳的妇孺被勒令拉响手榴弹，或者跳崖自尽。很多人照做了。

鉴于此，8月18日，即日本投降后第三天，日本内务省指示各地警署官员为占领日本的盟军设立“慰安机构”，招募女性加入“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为尽爱国义务“牺牲她们的肉体”。前首相近卫文麿公爵——挑起太平洋战争的主要责任人——告诉警视厅厅长，“拜托阁下保卫日本的年轻女性”。[29]也许此举能安抚来犯的外国人，这样，出身较好的日本妇女就敢于走出她们的藏身之处，走路也不用怕遭人调戏了。

这注定是门龌龊的勾当。建造特殊慰安设施的工作进行得如此仓促，以至于里面都没有床铺供士兵和“舍身取义”的女人所用。只要有空间，交媾行为哪都有可能发生，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地板上，或者在简易妓院的过道和走廊里。几个月过后，日本人才作出较为高效的安排。在东京郊外的船桥市，一栋大体量、形似机库的妓院拔地而起，人称国际宫殿（International Palace），或者IP。IP提供的是流水线式的性服务，其有个别名叫“威罗兰”（Willow Run），这当中有个典故：战时，福特公司曾在底特律附近设有工厂，专门制造轰炸机，厂址就选在威罗兰。光顾此处的男人在踏进这栋狭长建筑之前，要把鞋子留在门口，完事出来后，去另一头取回擦得锃亮的鞋子。

在军队招待所，譬如东京的野村饭店，女人来往十分频密。她们对外要么自称职员，要么是清洁妇，但常会在饭店里过夜。有些还拖家带口，以躲避冬季严寒。东京市中心有家大型舞厅，门外挂着用日语写的招牌：“爱国女青年们！来做舞女，为日本重建出力吧！”[30]军队福利社（PX）这种特供商店向占领军成员兜售食品、服饰和其他补给品，其中还有避孕套。

跟德国情况不同的是，在日本，盟军最初并没有禁止“同当地人员亲善行为”的明文规定。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知道这种禁令形同虚设。他曾告诉手下的一名幕僚：“有人一直想方设法想让我出面，阻止这些‘蝴蝶夫人’在眼皮底下晃来晃去，但我不会这么干……我不会下达禁止亲善的命令，就算说破了天也不行。”[31]

占领初期，驻日美军差不多有60万，此外还有一些澳洲、英国和少数其他国籍的军人。因此，驻军和当地人存在大量往来。1945年10月，一位名叫威廉·西奥多·德巴利（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美国海军军官——也就是日后显赫一时的中国和日本问题学者狄百瑞——当时在一封信中谈起自己在九州佐世保海军基地的所见所闻：

亲善本身成了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指挥部旁边的大桥上总是挤满了人。饥渴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跟友善的日本老百姓打着手语交流，对方不知所云，只是笑呵呵的。最后宪兵不得不出面，阻止桥上聚集更多的人。情况从一开始就是这样。[32]

尽管美国国内存在一种相当种族主义的宣传，这种情况并未因此销声匿迹。比如，这里有段摘自《周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关于盟军占领日本的文字：“日本女人平胸、塌鼻子、扁平足。对于大多数美国男人而言，她们的吸引力跟有一千年历史的石头人偶差不多。说实话，还不如人偶。美国人喜欢给人偶拍照。”[33]

如果我们积点口德的话，该文作者可以说不知所云。早在1945年，最高司令官手下的多数高级军官都给自己找了日本情妇。由于起初日本国内鲜有西方女性，出现这种情况当属意料之中。局面只有在新一波的军官到来后才发生改变，新来的人通常包容度较差，而且没有亲自上阵打过仗。在德国，虽然禁止与德国人亲善的条令已经解除，但军官们还是决定在日本加强军纪，宣布多数公共场所，比如餐馆、温泉胜地度假区、电影院和军队宾馆为“禁区”。

结果，亲善照常进行，只是隐秘性更高罢了，此外还出现了越来越多作为“个体户”的卖淫女，她们的存在对控制性病发病率只会起到反作用。妓女在受过轰炸的街道和城市公园里有自己的地盘，俗称“岛屿”。有些女人一次性交易只收区区1美元，在黑市上差不多只能买到半包香烟。这种生意十分红火，而盟军当局不顾日方建议，执意要在1946年取缔有组织卖淫后，更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日本人做事情喜欢分门别类。娼妓中的个体户，人称“潘潘女”（panpan girls），被划归为几类：专门服侍白人士兵的，专门服侍黑人士兵的，只服侍日本人的，不过也有一些大胆的女人才不接受这套清楚分类的劳什子。一些妓女只侍从一位客人，她们叫做onrii（大致是“唯一”的意思）；那些特别放荡淫乱的女人则得到了batafurais（即花蝴蝶）的称号。东京市中心的部分地区，比如正对麦克阿瑟将军指挥部的日比谷公园，或毗邻的有乐町车站，成为了典型的“潘潘女”活动区域。[34]

涂着鲜艳口红、脚穿高跟鞋的“潘潘女”是日本人耻笑的对象，因为她们象征着民族堕落，但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当中还夹杂着些许羡慕。她们的物质生活要比大多数无家可归、饥肠辘辘和一贫如洗的日本老百姓富足得多，这些“上班族”姑娘还是美国货最早的消费者和拥趸。她们比多数日本人更了解战胜者的流行文化。操着由日本俚语和从美国大兵处学来的散装英文混搭的黑话，“潘潘女”也比大部分日本人更能掌握占领者的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讲，“潘潘女”与日本一种特别下三滥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职业固然卑贱，但却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东京在古时候叫江户，这一时期，妓女的穿着就代表时尚潮流，这点透过浮世绘和歌舞伎可见一斑。盟军占领的起初几年里，“潘潘女”的文化内涵大大失去了当年的雅致韵味。军事失利、再加上战时审查制度和军国主义教育的覆灭，使得根植于过去的性商业文化死灰复燃，但如今更多地带有美国色彩。内容色情猥亵的低俗杂志，譬如《可人儿》（Lovely）、《维纳斯》（Venus）、《性爱奇幻》（Sex Bizarre）和《美女墙照》（Pin-up）等大红大紫。原先的娱乐区里开设了脱衣舞馆，大都是在弹坑边草草搭建的窝棚。便宜的舞厅里，皮条客、黑市商人和穿着夏威夷衬衫的年轻混混搂着他们的女友跳着曼波舞。日本的摇摆乐队和爵士乐歌手再度活跃起来，多年前，因为诸如此类的“外国腐朽文化”遭到查禁，他们一度销声匿迹。现在，大众对布基伍基（Boogie Woogie）的靡靡之音又是趋之若鹜了。

许多女人走上卖身这条路是为现实所迫，但也不尽然。当时的调查显示，不少女性成为“潘潘女”是“出于好奇心”。[35]比起单纯的钱色交易，这一初衷是“潘潘女”遭人极端蔑视的一大原因。“牺牲”肉体，维系一户贫农家庭的生计，或履行爱国义务，这些借口都还说得过去，甚至还有可能赢得赞赏；但若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或者出于对钱、香烟或丝袜的物欲，那就是一种耻辱。有组织卖淫在日本历史悠久，而且是为社会所容许的。但“潘潘女”因为自甘堕落而广受谴责。这样的社会氛围，让她们孤立无援，身陷险境。

尽管十分艳俗，而且饥不择食，但1945年的性商业文化好比曼波舞和布基伍基音乐，起到了解放人心的作用，其受到一些人欢迎的同时，也为其他人所不齿。1946年，日本有差不多9万名新生儿的母亲都是单身未婚女性，这一点不可能归因于纯粹的性交易。[36]在接受了蛮夷外国兵是强奸犯和杀人犯的大量负面宣传后，许多日本女人真正见到美国人时，发现他们根本没那么吓人，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一位女作者曾在享有极高口碑的女性杂志《妇人画报》（Fujin Gaho）刊文，她的话值得参考：“我觉得他们有礼貌、很友好、无忧无虑而且十分开朗。跟过去住在我家附近军营里那些傲慢、小气和粗鲁的日本兵一比，反差真是太明显了，这可真叫人悲哀。”[37]

这倒不是说盟军士兵从来不施暴，尤其是在占领日本早期。根据一项估计，1945年下半年，平均每天就有40名女人遭到强暴，而且这个数字很可能偏低，因为许多受害者出于耻辱感都没有报案。[38]再说了，这样的数据不可能出现在受到占领军审查的媒体报道中。尽管如此，大多数日本人仍然觉得美军的军纪比他们原先担心的要好多了，特别是对比他们自己的子弟兵在海外奸淫掳掠的行为。

有些吊诡的是，性风俗的变迁和美国人企图“改造”日本民族性的宣传工作是相契合的。要转型成为民主国家，日本人被告知女性必须得到平等对待。“潘潘女”的出现也许是改造者们无心插柳的结果，但他们鼓励日本人学习美国人，更加开放地通过肢体动作表达爱意。拜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所赐，1946年，日本银幕上第一次出现了接吻镜头，这部电影名叫《年轻的心》（Hatachi no Seishun），旨在使日本观众得到熏陶。影片在年轻观众中十分风靡。

当然，日比谷公园里招揽美国兵生意的站街女和开创先河的银幕一吻之间可谓天南地北，但是公众对色情娱乐和有着丰富性暗示的流行音乐的确胃口巨大，这显示出被解放民族和战败民族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对日本人而言，随着格伦·米勒的一曲《情绪正正好》一起到来的还有一种崭新的自由意识。

在西德，情况如出一辙。但在苏军占领的东德，情况就大为不同了，至少就性方面来讲是这样。如果说“勾搭”是对德国人和外国军人关系最佳阐释的话，那么强奸就是被苏联红军击败后的多重诅咒之一。当然了，在西德强奸案也有发生，虽然别的地方也有，但法占区尤其高发。举例而言，在斯图加特，多达3000名德国妇女声称遭到了法军的强暴，施暴者主要是阿尔及利亚人。[39]而在当时面积最大的美占区，美军在1945年全年犯下的有记录在案的强奸案，没有超过1500起。[40]

有若干原因可以解释西占区的强奸案发生率为何低于苏占区。也许除了法军之外，盟军并没有苏联人那么强烈的报复心理，而且他们的长官也没有鼓励下属肆意蹂躏德国女性。（斯大林本人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当兵的行军几千里，经历了血雨腥风，枪林弹雨，当然有权利“和妇女们快活快活”。）另外，德国女人也十分乐意和盟军官兵“勾三搭四”，所以强奸根本没有必要。1945年之夏，美国大兵中间盛传这样一句玩笑话：德国女人是“塔希提（Tahiti）以西”最好得手的。[41]

毫无疑问，这句俏皮话有夸大之嫌，积极传播它的人不仅有得了好处的美国兵，也有德国人自己。在他们看来，这些女同胞的行为无异于在民族自豪感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不少德国人对此很是愤慨。尽管如此，许多士兵还是宣称，比起法国女人，有着“小姐”、“皮草”和“友善的纳粹”等绰号的德国女人更愿意同他们发生性关系。对于这一现象，一名返乡的美国兵曾作出过分析，虽然听起来没有人性，但不无道理。“尽管可能泄露天机，”他写道，“但有必要承认，美国军人在欧洲只想要一笔‘好交易’——这包含‘尽可能频繁地勾搭当地女人的机会’。”他接着写道：“自然而然，美国兵在德国收获了最好的交易……到了法国情况就不同了，美国兵没有享受到在德国那种抱大腿的礼遇。跟他从老爹和1944年解放法国的美军口中听来的说法不同，法国并不是可以供人亵玩的玩物。”[42]

当然，那时德国国内的女人远比男人多，比例差不多是16比10，而那些剩下来的男人多半又老又瘸，或者遭人嫌弃。导演罗塞里尼（Rosselini）曾在柏林废墟里拍摄杰作《德意志零年》，借电影里一个年轻德国人的话来讲：“我们曾经是男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现在只是纳粹。”

伯努瓦特·格鲁在文学回忆录里写到法国光复时，不禁要对比“漂亮的美国男人”和“在我眼里普遍皮肤粗糙、黑不溜秋和营养不良的法国男人”。[43]德国和日本男人灰头土脸的程度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著有《蓝天使》（1930）的德国戏曲和电影剧作家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在1946年曾作为美国文化参赞回到故乡。他采访过一名德国女服务生，对方的态度代表了德国女人普遍的心声。女服务生不肯碰德国男人，她说：“他们太软弱，再也不是男人了。过去他们威风过头了。”[44]

在我看来，对丧失男性气概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描写出自小说家野坂昭如之手。1945年时他已长大成人，整天混迹于大阪的黑市。野坂的中篇小说力作《美国羊栖菜》（1967）便是围绕男子气概和种族血统这一主题展开，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和他年龄相仿的日本男孩，战时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告诉他西方人比日本人高，但体格要弱，特别是在臀部这块，因为他们是一群娘娘腔，习惯于坐椅子，而不像日本人坐的是榻榻米地板。所以哪怕身材矮小，任何有着强壮大腿和顽强意志的日本男人都能击败他们。老师经常向学生们提起山下奉文将军。山下人称“马来亚之虎”，曾在新加坡接受英国将军白思华（Percival）的投降。对比身材敦实、脖子粗短的山下，白思华两条长腿细如棒槌，露在卡其短裤外，显得格外滑稽，实在算不上威武。

但后来，这个日本孩子近距离见识了真正的西方人，偶然看到的美国兵形象让他难以忘怀，“他的手臂粗得就像圆木，腰杆壮得就像磨盘……臀部散发着阳刚之气，身上的军装裤子闪闪发亮……哎，难怪日本会战败了。”[45]显然，并非所有盟军士兵都是这般人高马大，肌肉发达，许多日本男人也不算矮小。但野坂的这种看法，一个饥饿男孩的第一印象，则会成为一段永恒而伤感的战争记忆。这场战争在日本人心目中原本被描绘为种族对抗，对垒双方是高贵的亚洲武士和傲慢自大的白种人。因为秉持这种心态，战后盟军和战败的日本人之间第一次碰面所造成的心理冲击，要比在德国来得更大。

在德国，起初西方当局（不包括苏联人）竭力想实行禁止亲善的政策。“漂亮姑娘能毁掉盟军的胜利。”美军广播电台昭告官兵。“聪明的官兵不会去勾搭德国人，”《星条旗》军报警告道，“别学参孙（Samson）去靠近大利拉（Delilah），她想减掉你的头发，而且是在脖子这里动手。”[46]伦敦的《泰晤士报》也加入了声讨亲善的行列，发文说道，取消禁令“恐怕会让许多留守后方的军嫂心寒”。[47]不过这些大道理对身处当地的男人毫无作用。“情妇部队”这个词当时在西方盟军中间很流行，指的是那些被美军军官包养的德国情妇（出于某些原因，被英国军官包养的情妇数量要少；英国人似乎更钟情于饮酒作乐）。上头的这种风气继而引发了下级军官的嫉妒，有人还编了酸溜溜的笑话来形容这种心态：“这政策只是给了领导们先上漂亮妞的机会。”[48]

乔治·巴顿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一样，也觉得禁止亲善没什么好处。不愁吃喝的美国士兵真的应该拒绝给饥饿的孩子糖吃么？难道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需要提到的是，巴顿对德国人要宽宏大量得多，哪怕他们曾经当过纳粹。而他对共产主义盟友或犹太人可没这么慈悲为怀。）即便是很少充当公众舆论急先锋的《纽约时报》，在从占领区发来的报道中也批评了禁止亲善令。该报的驻德通讯员在6月写道，他“还没碰上过一个当兵的希望维持禁令的，不管他的老家在伦敦，密西西比河谷，还是阿尔伯达的麦田”。同样是这位记者，还曝光了为强化禁令所采取的一系列荒唐措施。盟军往美占区的一个村子里派驻了一支反间谍小分队，目的是监视一名保安，而他正在监督一名“和德国女孩打得火热”的宪兵。[49]

6月8日，艾森豪威尔将军下令解除了同儿童亲善的禁令，自此，英美两国军人跟年轻姑娘打招呼的惯用问候语就变成了“你好，小孩！”到了8月，盟军士兵又获准可以同成年人讲话，甚至和成年女性手牵手，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身处户外的公共场合。终于，到了10月1日，盟国管制委员会——统辖四国军事占领的机构——彻底解除了禁令。促使禁令破产的一大因素是当英美两军抵达柏林时，先他们一步的苏联人早就和德国人无拘无束地勾搭上了。这种差别让西方军队越来越无法容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和德国人亲善开绿灯是早期大国对抗的结果。然而，取消禁令还是有附加条件的：和德国人通婚或者把德国人安顿在军队招待所里的做法依旧遭到禁止。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点同样成了一纸空文，上万名德国女人跟着她们新嫁的老公，跑到美国去过承诺过的好日子了。

德国也有自己的“潘潘女”，其中最卑微、最饥不择食的当属“废墟里的老鼠”。不过，所有处于军事占领下的国家都存在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情爱、欲望和卖身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在苏联治下的东柏林，无论老幼，很少有女人没受到过性侵，哪怕战争结束已经几个月了，苏军强奸德国妇女的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即使如此，跟外国军人的性关系并不总是赤裸裸的。对此，《柏林女人》这本书提供了最出色、同时也最揪心的文字记录。这是一部日记式的自传体作品，作者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记者，她靠向一位俄国军官求助，才摆脱了被无名士兵无休无止强暴的命运。温文尔雅的中尉阿纳托尔（Anatole）最后成了她的固定情人。毕竟，她写道，“他追求的不是单纯的肉欲快感，而是更有人性、更富女人味的抚慰。我愿意向他提供这种抚慰，甚至还挺高兴的……”[50]

在西占区，大部分从美国男友那里收受物质好处的德国女人很快被贴上了妓女的标签，反观她们如果是从德国男人手里收礼，则不会轻易招来如此骂名。话说回来，能搞到军队福利社的物资对许多人来讲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严冬的几个月，哪怕是一家供暖良好的夜总会，也比躲在遭受过轰炸、冷如冰窖的房间里，另外还要和许多陌生人共处一室来得更让人欣慰。然而，好彩香烟、巧克力和丝袜，乃至摇摆乐和美国大兵随和的性格，都向妇女和许多男青年展现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在专制的第三帝国曾被查禁，只会激起人们对其更为炙热的向往。不管新世界有多么粗俗不堪，人们还是对其诱惑心驰神往，因为旧世界的崩溃是以如此耻辱性的方式到来的——不光是物质上，而且是文化、智识和精神上的多重崩溃。对光复的国家是这样，比如法国和荷兰，对于德国和日本更是如此。以“亲善”为肇始，战后两国文化的美国化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走得更远。

至少有一个女人预见到了这一切的本质——不过是一场梦，既然是梦，终究会让人失望。话虽如此，但总还会留下些许印记。伯努瓦特·格鲁在最后一次拒绝美国情人柯尔特的求婚后，决意终止自己“猎捕美国人”的游戏。事到如今，她写道：“古老的欧洲形单影只，我感觉自己跟欧洲一样，老态龙钟，而且绝望消沉。今晚我刚跟整个美国说了拜拜，也跟斯蒂夫、唐、泰克斯、沃尔夫、伊恩在内的你们所有人都说了拜拜，你们曾带着醉人的笑容走进我的生活，但现在我要关上心门了……跟来自遥远西方的各位厮混再也无法让我感到快乐：你们来的地方过于遥远，而且马上就要打道回府了。你们解放了我，现在是时候让我重拾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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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说家永井荷风以擅长用怀旧笔触描写他心爱的东京的丑陋一面而闻名于世。日本战败两个多月后的10月9日，他曾写下这样一篇日记：“在山王饭店吃了晚饭。看到了七八个年轻的美国人，模样像是军官。他们似乎并不缺乏教养。饭后，我看到他们坐在吧台边，跟日本女侍应生交谈，练习日语。跟日本兵相比，他们的举止实在像谦谦君子。”[51]

一个月前，永井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报纸上讲，美国兵不知廉耻地跟日本女人鬼混。哦，他总结道，“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对日本兵在中国占领区所作所为的报应”。[52]

永井是个见过大世面的怪人，他热爱法国文化，对寻常观点不屑一顾。实际上，他这种态度上的反差很是罕见。对于美国人勾搭日本女人一事，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中间，普遍的反应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比永井年轻、相对更宽宏的作家高见顺因为曾经支持过战时政权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而感到羞愧，尽管他的立场十分模棱两可。他在日记里记述了10月某个夜晚在东京火车总站里目睹的一幕。一群大嗓门的美国兵调戏两个女乘务员，怂恿她俩在他们身边坐下来。姑娘咯咯直笑，而且看起来心甘情愿，一点都不扭扭捏捏。用高见的话来讲：“看她们的样子，似乎这么被人调戏有种无法抵挡的快感。这时，又走来另一个乘务员，她的一切神态都说明她也想尝尝被人哄的滋味。这种场面真是让人无比耻辱啊！”[53]

不论是这幅场景还是看客的观感，想必一定很普遍。但高见口中所说的耻辱到底是指什么？是因为这种打情骂俏让他感到耻辱，还是因为日本姑娘在和外国人调情？抑或这份耻辱只是他自己的感受，作为一个日本男人的感受？对这种亲善交往的不满还可以通过更为暴力的方式表达。受雇为驻北海道美军工作的日本女孩抱怨她们隔三差五会因为和外国军人的关系遭到日本男人殴打。鉴于此，美军不得不派武装卡车护送她们回家。

无疑，嫉妒心理对男人恶从胆边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这种情绪很泛滥：战败的男人羡慕战胜一方、美军羡慕苏军（美国的禁止亲善令依旧有效期间）、士兵羡慕军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小说《美国羊栖菜》里，野坂昭如就写道，这种情绪可以持续很久。故事的男主人公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太太在夏威夷度假期间，和一对美国中年夫妇成了朋友。夫妇俩后来造访日本，这个曾经带给希金斯先生美好回忆的国度。在老婆敦促他要善待客人后，日本丈夫决定尽地主之谊，让曾是占领军一员的希金斯先生好好乐乐，于是便带他去东京看现场性爱表演。一个号称日本“头牌”、无比阳刚的表演者承诺要让观众见识下日本男人的雄风。然而，当晚“头牌”的能力并未让希金斯心悦诚服，日本丈夫心中再度涌起一股似曾相识的耻辱感，他不由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在大阪废墟里见到美国大兵的场景，想到他那圆木般粗壮的手臂和被包裹在闪亮华达呢军裤里的结实臀部。

希金斯先生是白人，战时日本的宣传机器不会提及黑人，除非是拿这点做文章，来抨击美国的种族主义，进一步贬低敌人。然而，一支多种族部队占领所带来的后果要比单纯的性能力对抗更让人忧虑。美军审查官曾截获一封日本女人的来信，信里提到一则谣言，说是“在横滨，多达两万名妇女和盟军士兵有暧昧关系。县政府也已注意到，在关西地区，将有13 000名混血儿降生。光是听说横滨有3 000日本妇女怀了黑鬼的孩子，就够让人不寒而栗的了”。[54]这里，真正让写信人愤怒的并不是不伦行为本身，甚至也不是卖淫，而是纯净的血统受到了玷污。

在德国也能感受到类似的情绪，特别是1945年临近战争结束前夕。那时禁止亲善的命令刚刚撤销，正好赶上许多德国青壮年男子逐渐从战俘营里获释回家。跟日本的情况如出一辙，年轻老兵对“勾搭”这个问题尤其敏感。有份在纽伦堡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对“黑鬼的女人”（Negerweibern）进行了谴责：“脸上浓妆艳抹，穿得色彩斑斓，指甲涂得绯红，丝袜上还有个洞，鸟嘴里还叼着根又粗又大的切斯特菲尔德香烟，趾高气扬地挽着她们的黑人骑士四处转悠。”[55]另一个用来形容勾搭占领军的德国女孩的词叫“巧克力女人”（Schokoladeweibern），这个词一语双关，一来说明这些女孩对物质的贪欲，二来说明她们恬不知耻，居然对有色人种情有独钟。

正因如此，讲述占领期历史的日本和德国电影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黑人美国兵糟蹋本国妇女，就肯定不是巧合了，因为似乎施暴者的种族会加重战败一方的耻辱感。一份德国宣传册如是警告：“我们现在郑重告诉你们，我们会剪掉你们的头发，黑名单已经准备好，等时机一到就动手。”[56]实际上，有些妇女在1945年就已领教过这种羞辱。在拜罗伊特（Bayreuth），有个女人还被烧死了。在维尔兹堡（Würzburg），有三人因组织名为“黑豹党”的恐怖团伙而被逮捕，他们威胁要剪掉“所有跟有色人种士兵出双入对的德国女孩”的头发。[57]一个二十来岁的前纳粹分子这样描述跟盟军来往的女人：“德国人的气节难道荡然无存了么？……我们可以战败投降，可以被人羞辱，但不能亲手玷污自己的荣誉！”[58]

无独有偶，正如高见顺所用的“耻辱”一词，德国人对荣誉的提及很能说明问题。女人的荣誉（遑论她们选择跟谁交往的权利）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男人的荣誉，他们才是真正觉得被羞辱了的人。当然，这点在所有传统上由男人主导的社会里都是如此，战后的局势颠覆了旧秩序，女人再也不受男人的控制和摆布，这也许才是她们罪孽深重之处。

分析怨恨情绪的一种办法是将其与盟军希望扼杀的反动政治观点联系起来看。即使这种观点并非源自他们的祖国，也至少出现在战败国国内。日后成为《生活》杂志编辑的美国陆军中尉朱利安·塞巴斯蒂安·巴赫（Julian Sebastian Bach）曾记录过占领德国期间的一些心得。他认为“德国人接受‘亲善’的程度好比一根温度计，反映出他们接受战败事实、克制民族自豪感和展望未来美好新生活的程度。显然，看到德国妇女和美国占领军混在一起就发怒的多半是‘未经改造’的德国人，而不是那些急切地想和我们合作的德国人”。[59]

在最初愤慨于女站务员自轻自贱的可耻之举后没几天，高见顺在日记中也表达了同巴赫类似的看法。这一回，还是在火车站，作家看见一个日本女人从火车车窗里探出上半身，跟她的美国兵男友说“拜拜”，其余日本乘客向她投来憎恶的目光，但她似乎熟视无睹。高见在这一幕里读出了一种别样的凄楚。他写道，在包括自己在内的旁观者看来，这个女孩“看着就像出身于‘特殊慰安机构’”。但这姑娘根本就不是妓女，而且她似乎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相反，她看起来“对能和美国兵这样大胆地表现爱意十分自豪”。高见因此预言，此情此景在日本会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此外，他还写道：“这其实是件好事……这样的场面多多益善。这对日本人会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因为届时，更加自然和唯美的社会关系就会来临。”[60]

高见富有人情味、甚至理性思考的看法固然让我吃惊不小，但同样的一番话，出自朱利安·巴赫这位美国占领军中尉之口，却又显得太天真，太以自我为中心了。这是因为，男男女女对巴结敌人的同胞的嫉妒和仇视，并不仅仅在未经改造的法西斯分子身上才有。毫无疑问，战败一方的耻辱感要强烈得多，但在获得解放的人们中间这种情绪也很普遍，即便是一开始把盟军官兵看作神圣的战胜者、向他们抛撒鲜花致意的人，也有脸上无光的时候。

战后的荷兰有首脍炙人口的歌谣，歌名叫《姑娘，管好你自己》，歌词是这么唱来着：

勇敢的小伙，骄傲的战士，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他们为我们赢得了自由，

所以他们理应快活快活。

但不少“荷兰女孩”，

很快抛却了尊严，

就为了一包香烟，

以及一块巧克力……

许多向匈奴人点头哈腰的人，

已经付出了代价。

女孩，你对祖国荣誉的背叛，

丝毫不逊于前者……

没有荷兰小伙子愿意再看你一眼，

因为你让他们寒了心……

所有令人不齿的元素一应俱全：民族荣辱，道德败坏，物质贪欲，抛弃本国小伙。这里最具启发性的一点，是将跟德国占领者有一腿的女孩同傍上英国或美加两国军人的女孩做直接对比。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女性伤风败俗事大，情郎乃何国人事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同加拿大军人卿卿我我的荷兰女孩落得和“德国佬婊子”（Moffenhoeren）一样的下场，也被愤怒的暴民剪掉了头发。

无论是在获得解放的国家还是在战败国，有几件事加剧了异族占领引发的道德恐慌。占领军错误的政策对软化当地人的仇恨心理无济于事。盟军征用电影院、咖啡馆、舞厅和游泳池，供自己享用。这些设施对本地人是不开放的，但对傍上盟军士兵的当地女孩却又大开便利之门。这种区别对待自然会招致怨恨。在乌得勒支，一伙荷兰青年逮住一群姑娘，试图剃光她们的头发，原因是有人看到她们和加拿大士兵在一起。加拿大人摆出一副自卫的架势。接着，有人拔出了刀子，有人扔石块，枪声响了。这起事件里没人丧生，但伤者甚众。

盟军当局取缔有组织卖淫的规定也为性病肆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宣布战争结束后不久，身在德国的美国人中间曾流行这样一句话：“欧战胜利日（V-E）先来，性病（VD）紧随其后。”在德国的美占区，据说从胜利日直到1945年底，性病发病率激增了235%，也就是说，从每年每千名士兵里有75个性病患者上升至每年250人罹患性病。[61]尽管在火车站和红十字会俱乐部，常有人给美国大兵发放装有避孕套和高锰酸钾药丸的“胜利小包裹”（V-packets），但依然未能杜绝这种情况。在德占期，荷兰就已呈现畸高的性病发病率，而战争一结束，这一趋势又进一步加强。媒体散播耸人听闻的文章，说是有大约一万名妇女感染上了性病，自己却还浑然不知。在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恐慌。

在意大利南部，道德恐慌上升到了将性病的危险与民族耻辱相提并论的高度，而这种恐慌，在库尔乔·马拉帕尔泰（Curzio Malaparte）的名作《皮肤》一书里得到了一种典型的夸张化表述。马拉帕尔泰对自己信口雌黄之处倒也从不否认，他对法西斯主义者的同情也不止是表面功夫。不过，他在表达大众情绪上很有一套，虽然有时为了达到效果会杜撰一些无中生有的细节。在他的书里，盟军入侵被比作一场瘟疫，感染后，“四肢看上去依旧完好无恙”，但“灵魂已经腐败溃烂”。马拉帕尔泰解释道，在德国占领期间，“只有妓女”才跟占领军睡觉。但如今，美国人和英国人掌权后，“由于这种可憎的瘟疫，首先遭到腐化的是女人的荣誉和尊严感”，耻辱已经感染了每一户意大利家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害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自轻自贱成了一种值得歌颂的行为，甚至可以证明一个人爱国与否。所有男男女女不仅不脸红害臊，反而对他们自己和全世界的自甘堕落感到分外光荣”。[62]

这当中恐怕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是除开作者，也许还有不少人抱有同感。跟外国军人上床无异于出卖肉体。如果是出于自愿，那就更糟了。

驻扎法国的美国大兵看了部名叫《良家女孩也会得性病》的纪录片。不管她们身在阿姆斯特丹还是东京，被占领城市的女性经历的诸多耻辱之一就是时不时被人随机拦下，检查是否患有性病。毋庸置疑，战后的乱局中，医疗机构数量不足，卫生状况堪忧，青年男女缺乏经验，这些因素加剧了医疗问题，这一点，在保守、禁欲的社会里也时有提及。但有些紧张过头的马拉帕尔泰，却一语切中了要害：出于一系列原因，女人的行为太过随心所欲。

并非所有人都对此嗤之以鼻，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比如荷兰妇科医生、性问题改革家维姆·施托姆（Wim Storm）就认为亲善政策存在有利的一面：其为女性解放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也标志着一些过时观念可算寿终正寝了——譬如男性拥有特权和妻子应顺从丈夫。女人在加拿大人的“卡其布臂弯”中寻欢作乐，“接触了一门崭新的语言，学跳吉特巴舞，学会如何去爱，”这么说吧，“所有这些女人都清楚她们想要什么。”说她们是为了一块巧克力或几根香烟就出卖自己“是一种很过分的侮辱”。[63]解决性病蔓延的最好办法是向女性发放更多避孕套，并且在年轻人当中普及性教育。

但是诸如施托姆这种人只是少数，他们的看法不会为人所认可，至少暂时不会。在一片道德恐慌的氛围中，那些呼吁重整伦理纲常、在传统道德基础上重建社会的声音要强大得多。在荷兰是如此，以至于连《荷兰国家日报》（Het Parool）这样一份隶属于自由派、由反纳粹抵抗运动创立的报纸，也解雇了旗下一名编辑，理由是他发表了一篇赞同向妇女分发避孕药的文章。该报对此的解释是：“本报将教育吾国人民追求更高的道德准则视为我们应尽的义务……从而会反对各种形式的放任自流。”[64]同样的论调也出现在法国。戴高乐将军的临时政府十分担心战时沦陷和后来的光复会削弱公共道德，对“法兰西民族”的繁衍生息构成致命威胁。[65]在获得解放的法国，禁止堕胎和通奸的法律跟维希政权时期一样严厉，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针对一些人认为的道德崩溃，采取清教徒式对策的绝不只有宗教保守派或者政治右派。在法国，一大批效力抵抗组织的男男女女出于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或理想主义，都加入了共产党。战时的局势让常规道德法则出现了松动。但在战后，法国共产党在党魁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的带领下，迅速终结了这种状态。忠于党、保持稳定的家庭生活成了党员热情践行的信条。由战争和同外国军队亲善而引发的“堕落行径”备受谴责。无独有偶，在东德，共产党人在他们苏联主子的卵翼下，强化了对本地区的控制权。与政治压制一同到来的还有一种道德新秩序。共青团书记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千方百计想说服女青年不要再沉溺于轻浮的摇摆乐和性爱之欢中，希望能赢得她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支持。但他感到努力受挫了，其中的根源在他看来十分清楚：“我们必须打压她们对享乐的偏好（Drang nach Lebenesfreude）。”

绰号“昂尼”的埃里希·昂纳克对享乐生活其实并不陌生，他跟比自己小得多的女性有过几段风流韵事，所以没必要瞎操这份闲心。人们欢腾的状态不会维持多久。到了1945年末，收复河山带来的快意已经开始渐渐退去。外国军人一波波地回国，每批人数都在增加。德国和日本仍会保留大型军事基地，英国和意大利的规模则相对较小。道德恐慌为制定保守对策奠定了基础。在历经多年的危险、混乱和剥夺后，人们对女性掌握性爱自由的担心以及对资产阶级稳定状态的共同向往，不久便会在光复和战败的国家恢复一种更为传统的秩序。到了1950年代，1945年的夏天仿佛已是一段遥远的记忆。性解放还得再等个二十年，那时节育药得以问世，相伴而来的还有第二波盎格鲁——撒克逊式享乐主义。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是格伦·米勒和本尼·古德曼做梦都想不到的。

即便这样，战后的无序状态尽管短暂，但也不是一点积极效果都没有。伯努瓦特·格鲁重塑自由的愿望并非建立在彻头彻尾的幻想之上。早在法国光复前，法国女性便在1944年3月被临时政府赋予了投票权——这种权利源于男人的匮乏，前提是老婆可以代表缺席的丈夫发表意见。1945年，意大利女性也获得了这一权利，一年后轮到了日本女性，1946年，好运又降临到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女性头上，到了1948年，比利时女性也喜获特权。不管有些人多么渴望回到过去，世界再也不可能退回到昔日状态了。

[1]作者注：事实上，这次行动在筹划阶段的代号叫“派对”，阿纳姆战役中最著名的将领之一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甚至想把高尔夫球杆运到荷兰。

[2]莱昂内尔·汉普顿，美国爵士音乐家，演奏电颤琴。

[3]艾迪·斯通，美国爵士音乐家，演奏吉他和键盘。

[4]即法语中的歌曲。

[5]Oh! Là là! 是法语里常用的一句口语，表达无奈感慨之意。

[6]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1929——1945），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女孩，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死时年仅15岁。安妮用13岁生日礼物日记本记录下了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的亲身经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安妮一家被捕后，日记被梅普·吉斯发现并保存下来，1952年以《安妮日记》为题出版，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

[7]拉比，犹太教牧师。

第二章 饥饿

如果说5月到来的加拿大军队被一些荷兰人视为救世主的话，那么荷兰光复还留下另一种同样让人意气风发、难以磨灭的印象——“吗哪行动”（Operation Manna）。几十年过后，说起1945年5月由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军轰炸机空投、再由红十字会分发的“瑞典白面包”时，荷兰人依旧会留下感激的泪水。孩提时代的我曾经幻想过那个奇妙的情景，想象大块大块的白面包像雨点一样从天而降。实际上，当人们站在红瓦屋顶上兴高采烈地挥舞厨房抹布时，超低空飞行掠过他们头顶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和B-17s型轰炸机投下的不仅仅是一袋袋面粉，此外还有一个个柳条箱，里面装满了巧克力、人造奶油、腌牛肉、鸡蛋粉、香烟、咖啡和口香糖。英国人给这次行动起名叫“吗哪行动”[1]，美国人叫“贪食行动”（Operation Chow Hound）。

对于英美两国的轰炸机飞行员而言，在荷兰空投食物是一项令人欢迎的差事。一名英国飞行员写下这样一张字条，藏在巧克力罐头和一袋装面粉中间：

致荷兰人民，

别担心跟德国的战争，就快要结束了。空投食品和我们平时执行的轰炸任务不一样。我们会一直带来新的食品供给。你们要振作起来，祝好。

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1]

荷兰人对此感激涕零，许多人已经饥肠辘辘。5月，光复后不久，《纽约时报》提起鹿特丹的一所“饥饿医院”，那里“憔悴的病人”每天“进食6份清淡的病号饭”。据报道称，30来岁的男男女女，“看着像60岁，他们眼眶凹陷，皮肤长出黄疸，四肢严重浮肿，显示出获救之前经历的苦难之重”。与此同时，鹿特丹却还有餐馆开门营业，向“衣着品位良好的客人”提供“精美的大餐和种类繁多的饮品”。愤慨的荷兰人“得知还存在截然相反的一面时，迅速斥之为‘黑市’”。[2]

这种局面在欧洲大陆比比皆是，而且许多地方的情况要比鹿特丹恶劣得多。在苏联的部分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但荷兰的饥荒有其特殊之处：荷兰是唯一一个遭受饥荒的西欧国家，而且是作为一种有意为之的集体惩罚。斯拉夫人也经历过这种惩罚，但其他西欧人并没有领教过挨饿的滋味。

1944年9月，为了协助蒙哥马利从阿纳姆挥师东进、横跨莱茵河的行动，荷兰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结果行动惨遭滑铁卢。作为报复，德国人切断了向依旧处于占领下的荷兰西部的食物供给。不仅如此，他们还拉了电闸，淹没良田，禁止荷兰人乘火车。祸不单行，1944年和1945年的“饥饿冬天”格外寒冷。有18000人死于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侥幸活下来的人通过燃烧家具来取暖，靠吃宠物（如果还能找得到的话）过活。他们也吃死马，马匹在街上一倒下肉就被分抢一光；他们还吸食从带刺荨麻和煎炒过的郁金香花苞里提取的汁液。

饥荒的问题在于，食物太多或者种类不对，一样可以要了人的命。即使是友好的加拿大士兵递过来的饼干，吃下去的结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饼干可诱发极度口渴，只能靠大碗大碗地喝凉水来解渴。而大量饮水会导致没有消化的饼干在胃内膨胀，最终撑破胃壁。受害者很快就会死亡。

放眼世界各个角落，不论是在光复的国家还是在战败国，因为所有公共服务一概陷入停滞，经济不再运转，几乎各地都是饿殍遍野。除荷兰外，还有其他地方也不得不依赖空投食品。野坂昭如在《美国羊栖菜》里写到的那个日本少年，曾目睹美国轰炸机投下一个带降落伞的钢桶。一开始，日本村民以为这又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他们听说过广岛的事，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就吊在降落伞下。然而，这个钢桶并没有爆炸，于是乎，人们的饥饿和好奇心便胜过了恐惧。村民撬开桶盖，发现了许多装食品的包裹。他们猜这些原本是要空投给附近一所战俘营里的俘虏的，但是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很难再对陌生人发善心。包裹里有面包、巧克力、口香糖。小孩们连着几天把口香糖嚼了又嚼，淡而无味、硬邦邦的一团团胶泥在他们之间“口口相传”。另外还有一个包裹，里面包着棕褐色的东西，村民以为这肯定是紫菜，也就是日语里的“羊栖菜”。这在日本可是一道很受欢迎的美味佳肴。但这玩意吃起来味道极差，哪怕用沸水煮过还是很难吃，而且很硬，不易吸收，村民们十分好奇美国人的胃居然消化得了这样的东西。尽管这些被当成“美国紫菜”的东西其实是难以下咽的红茶茶叶，日本人还是把整袋东西吃了个底朝天。

在饱受饥饿的一年里，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集中营内。日本设在东南亚的集中营里饥馑状况令人发指，但跟大多数德国集中营比，则显得小巫见大巫。德国人把那里的奴工和“死亡行军”（death marches）幸存者撂在一旁，任其自身自灭。据大部分当时记载来看，最肮脏不堪的当属贝尔森集中营，建造初衷是为了“交换犹太人”——用那些地位显赫的犹太人来换取德国战俘的自由，但实际上这样的交换鲜有发生。后来，集中营里还来了政治犯和刑事犯。1944年末，贝尔森成了一个垃圾倾倒场，负责收容从苏联红军解放地区死亡营里迁来的犹太幸存者。其中就有安妮·弗兰克，她在离集中营解放不到一个月前死于伤寒。贝尔森从一开始就人满为患，到了1945年初更是变得极度拥挤，囚犯几乎是叠罗汉似的睡在彼此身上，他们缺乏清洁卫生设备，到最后连吃的和喝的都没了。有些饿极了的人尚有一丝体力，竟然分食起堆在营房外的尸体来。只有党卫队看守能吃饱肚子，集中营的长官约瑟夫·克拉默（Josef Kramer）还派人养猪，专供他个人享用。

由于英国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唯一能提供给这些饥民的只有军粮：火腿、培根、烘豆、香肠、牛排和腰子派。但囚犯们萎缩的肠胃哪能再吸收得了这种食物，所以食物几乎是穿肠而过而未作停留。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不顾一切地狼吞虎咽。最后死了2000人。

英国人仅有一次见识过如此大规模的饥荒，那是在1943年的孟加拉。水灾的爆发致使作物歉收，政府官员又无能，腐败横行，战时秩序混乱，官方的麻木不仁令人震惊。在这些因素的统一作用下，共有300万人丧生。鉴于此，英国军医借助不久前的研究成果，使用了一种名为“孟加拉饥荒大杂烩”的药方。具体成分是加了糖、奶粉、面粉和水的粥，味道甜得发腻。除此以外，他们还试验了滴鼻液和注射氨基酸的办法。在贝尔森，“孟加拉饥荒大杂烩”是给那些还能吞咽的人吃的，氨基酸、滴鼻液留给那些没法进食的人。这两种办法都失败了。“大杂烩”太甜，囚犯们吃不下去。而药物注射和滴鼻液这两种办法最后也只能作罢，因为死亡营的幸存者对任何看似医学实验的做法都充满了恐惧。他们确信自己死期将至，嘴里念叨着集中营里的德语：“我不要火葬。”[3]

许多人最后活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英国军医和医学生的不懈努力，也不能忘了那些本身就是医生的集中营幸存者。通过一次次的试错，他们找到了食物和水的合理配比，让奄奄一息的囚犯恢复体力。集中营里幸免于难的医生中有一位名叫哈达萨·宾科（Hadassah Bimko）的波兰牙医。还在贝尔森的时候，她嫁给了别名“约西勒”的约瑟夫·罗森萨夫特（Josef “Yossele” Rosensaft）。他是波兰犹太人，十分顽强，曾经数度被送往奥斯维辛，却都设法中途逃脱，他后来成为贝尔森集中营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还会谈到他。夫妻俩的儿子梅纳赫姆（Menachem）[2]就出生在贝尔森。

* * * * *

对比荷兰、意大利、南斯拉夫或德国的生活，英国人的日子过得可是舒坦多了，但也远不到殷实的程度。事实上，到了1945年5月，战时食物配给还一度减量：家家户户分到的烹调油少了，培根也少了。到了1946年，甚至连面包都搞起了配给制。许多人依旧睡在伦敦地铁的隧道里，而且就算战后一年里，供暖也是时有时无的，以至于1946年和1947年之交的那个严冬盛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跟欣维尔一块哆嗦，跟斯特雷奇一块挨饿”。伊曼纽尔·欣维尔（Emanuel Shinwell）时任英国的燃料和能源大臣，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则是粮食大臣。

美国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曾在1945年夏天造访伦敦。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他在伦敦的霍本区散步，走着走着，他闻到了一股恶臭。转过身，他看到了“一个小型市场，一面打开窗户的窗台上摊着一排排死乌鸦。很明显，这家店只卖这个”。[4]

到了12月，一艘载有香蕉和橙子（还混着四个一靠岸便跳进水里的牙买加偷渡客）的轮船抵达布里斯托（Bristol），受到了以该市市长为首的官方委员会的热烈欢迎。这还是战争开始后英国人第一次见到香蕉。

伦敦在庆祝胜利几个月后依然显得很压抑，不单单是因为缺少像样的食物。埃德蒙·威尔逊用他自己的话总结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普遍情绪：“战争一结束，一切突然显得那么空虚、病态和没有意义！我们一蹶不振，生活穷困潦倒，灰头土脸，而在众志成城抵抗外敌时，却可以全然忘记这些困难。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只收获了破坏，却无力在废墟上建起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5]

法国人的心态更加消沉和低落。供应部长保罗·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被人戏称为“拉马丹”（Ramadan），即穆斯林禁食的斋月；每天那点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则叫“拉马迪厄特”（Ramadiète）。[6]法国农民拒绝以固定价格出售粮食，因为他们依靠无处不在的黑市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要是没有黑市，大部分法国人根本不可能有好日子过。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当时身在德国，受命为英国政府撰写一篇关于文化生态的报告，他曾前往法国休了几个月的假。对比英法两国国民的精神状态，他察觉到一种重要的反差。在英国，人们不需要求助于黑市就能吃饱穿暖。但在法国，斯彭德不用走进穷人的生活，就能不时碰到类似巴黎大学教授那样的人，“他的西装差不多大了两号”，而且还要“面带苦笑地解释自己已经两个月没去黑市了，一直就是这么过的”。[7]

但法国至少大体上做到了“国破山河在”：历史名城、教堂和大教堂都完好无损。在刚目睹了德国满目疮痍的斯彭德看来，这只会让一切显得更加阴沉。法国，他写道，是一堆“看不见的废墟”。跟德国一样，法国必须“推倒重建”，但“尽管社会上弥漫着这种情绪，高墙依旧岿然不倒，咖啡馆依旧门庭若市（虽然没有咖啡供应），而且黑市永远存在”。[8]

由于法国经济被德国人全方位榨干了，黑市在法国的存在已经有些年头。光复后主要的问题并不只是食物紧缺，而是将食物从乡村运往饥肠辘辘的城市变得很困难。运载卡车和汽油十分紧俏。因此掌握这些重要交通资源的人就能迅速致富。瞅准了这个机会，一些很能钻营的美国兵——他们中有些在老家还有犯罪记录——开小差做了逃兵，在巴黎组织起黑帮。他们计划盗取军用卡车，然后伪造文书，或贿赂看守油库的门卫，以取得燃油。这些油接着被倒卖给法国黑帮。美国“倒爷”从中发了一笔横财，但很多人因为太过招摇，花钱无度，结果东窗事发被抓。一旦往美国国内汇款，他们的行迹就会败露，于是这些人选择在巴黎花天酒地，他们挥金如土的阔绰劲儿引起了官方的警觉。想在欧洲大陆像王公贵戚一样逍遥自在，就得干在合法和不合法之间打擦边球的勾当。也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在黑市餐馆和夜总会里，香槟和美酒依旧流淌，各种珍馔应有尽有。

埃德蒙·威尔逊在伦敦搭乘了飞往罗马的航班，在他看来，罗马这座城市“比过去更加脏乱和腐败”。[9]一次，他和来自美国的朋友在一家黑市饭店吃饭，一干人围坐在露天餐桌旁。一开始，威尔逊的心思全在享用美食和同朋友交谈上，没注意周围有什么异常，不知何时，他身后已聚起了一群人，“伸手从我们的盘子里拿东西”。接着，负责看场子的人出现了，他把一名老妪打翻在地，人群往后缩，其中多半是妇女和小孩。“有些人知难而退，但剩下的站着没走，隔得老远，眼巴巴地望着我们这些食客。”[10]

跟巴黎差不多，罗马大体上没有经受战火的摧残，但诸如帕勒莫和那不勒斯这些城市则毁坏严重。米兰也在经历了盟军轰炸和内战后伤痕累累。5月，在造访米兰的威尔逊看来，这座城市“俨然地狱的一角。有些破烂不堪的绿皮电车依旧在运行，部分居民还是照常过日子，但整个城市都像是经过震撼后陷入了停摆。那些面无血色、营养不良的人们，身上随随便便套了块旧布遮盖皮肤，他们看起来像是被禁锢在……一种永恒的负担之中”。[11]

匈牙利小说家马劳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亲历了布达佩斯的解放过程。这座受到战火严重戕害的城市在1945年2月苏联红军解放前被围困了两个多月，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一美元或一块金子的价值隔夜就能涨至几十亿。农民“知道他们的好日子来了”，“靠在布达佩斯的市场上用一头注水猪换一台钢琴或拿破仑金币”发了横财；而“知识分子、工人和公务员则一天天地等待转机，越来越苍白，越来越饥饿，越来越绝望……”马劳伊回忆道，在物价飞涨的日子里，“多数布达佩斯的居民都变得骨瘦如柴，就好像解剖学教科书里那些人体骨架素描一样，一点肉和脂肪都没有”。[12]

然而，对比柏林和大多数德国城市，布达佩斯的情况就算是好的。因为在柏林、法兰克福、汉堡、不来梅、德累斯顿，以及规模更小的市镇——比如1945年仿佛事后才被人想起并加以摧毁的维尔兹堡（Würzburg）和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所剩下的只有余烟未尽的碎瓦颓垣，其间还散发着死亡的恶臭。战后最初几个月里，这些地方静得出奇，这让初来乍到的参观者吃惊不小。

站在柏林市中心，左右手边分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时髦的咖啡馆——罗马咖啡馆——和已是尺椽片瓦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剧作家卡尔·楚克迈尔回忆起这里在战前的样子：路上车水马龙，汽车喇叭声不断，人们叽叽喳喳地聊天，购物，喝酒吃饭。如今，他感到自己仿佛独自一人置身于一片寂静的废墟中。这时他听到身旁一阵轻微响动，只见一个瘦弱的小男孩，脚上穿着木拖鞋，正拖着一辆小手推车穿过遍布残骸的卵石路。风轻柔地吹过眼前这片破败景象，楚克迈尔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然而，他写道：“与此同时，在德国上下还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感官刺激，就像一个巨大的蚁丘，在不停地爬动，抓挠，触弄人的神经……来来去去的脚步从不停歇，徘徊，行走，穿越；这是几百万只鞋子摩擦地面的声音。这就是‘黑市’……在这个世界里，游走着无家可归者、难民、流民，还有凶神恶煞般的青年。”[13]

这里还有一段文字，出自斯蒂芬·斯彭德之手，描述的是另一座已是华屋秋墟的德国城市科隆：“这座城市的毁坏反映在居民内心的颓废上。他们活着，却无法变作覆盖城市创伤的疮疤，反而成为噬咬死尸的寄生虫，在断瓦残垣间挖掘藏在下面的食物，在靠近大教堂的黑市上做着买卖——这是一种毁灭、而非创造的营生。”[14]

如果说科隆或柏林够凄惨了的话，那么东京或大阪——遑论广岛——的情况恐怕更糟。这还没算上马尼拉、华沙、斯大林格勒和其他在轴心国铁蹄下荡为寒烟的城市。英国的正统派犹太教首席拉比所罗门·舒恩菲尔德博士（Dr. Solomon Schonfeld）当年12月造访华沙，他告诉记者：昔日整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几乎是一片覆盖着残砖碎瓦的巨大荒地。街道还保留着犹太人被尽数灭绝那一天的原貌，一望无垠的砖块和人骨下，躺着几千具尸体，我还捡了几块骨头”。[15]

摧毁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是一项大规模罪行的一部分。轰炸日本城市的动机则不同，但造成的破坏性结果却差不多。日本人的房子大多用木材搭建，地毯式的轰炸和之后迅速蔓延的熊熊大火几乎把一切都烧了个精光，只剩下公共澡堂的几根石头烟囱还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焦土之上，景象颇为惨烈。跟德国一样，日本国内也是沉默处之。在寄给日后成为日本文学研究巨擘的唐纳德·金（Donald Keene）的一封信里，美国海军中尉谢伍德·莫兰（Sherwood R. Moran）如是写道：“东京是我第一个亲眼目睹的战争受难者，这座雍容华贵的城市如今毁于一旦，但最让我震撼的还是这里的死寂：没有汽车喇叭声，没有人的叫喊声，没有金属碰撞声——所有城里人既憎恨却又期待听到的声音，这里一概没有。依我看，对于东京和全日本，灾难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所有人依旧在死一般的静默中凝视着。”[16]

在战败国，饥荒和疫病肆虐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城市已经爆发了斑疹伤寒、普通伤寒、肺结核等传染病。在日本，1945年有2万多人死于痢疾，到了1948年，有将近70万人感染上了斑疹伤寒、普通伤寒、肺结核、霍乱和脊髓灰质炎。[17]在乡村地区生活略好，那里还能找到吃的。但日本城市比起德国来恐怕境遇要差很多。愿意工作的德国人都领到了食物配给证，《扬基人》（Yank）这份美军军刊曾刊登过一篇发自柏林的报道，文中描述了一名养育6个孩子的体力劳动者一家一天的伙食标准：早餐，每人一杯茶，一片黑面包；晚餐是用一个洋葱、一个土豆、半品脱牛奶再加一丁点儿花椰菜煮成的土豆汤。这点量肯定不够吃，但足以让人活命。

日本人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开始饿肚子了。政府当局指导国民如何用橡子、谷皮、锯屑（用来做煎饼）、蜗牛、蚱蜢和老鼠做菜。等到战败后大批军人返乡时，本来就很困顿的局面演变成一场危机。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只能住在火车站的地下过道里，狭长、迷宫般曲折的地道宛如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贫民窟。在这个狄更斯式的世界里，父母双亡的孤儿靠捡拾烟蒂换取吃的东西，除此之外要么当扒手，要么出卖他们营养不良的肉身。东京的上野车站作为城市无家可归者的老巢，尤其恶名远扬。成群结队的饥饿儿童被人叫做“呷铃小孩”（charinko），在日语里，charin是模仿硬币丁零当啷的象声词。[18]照片中这些穿着粗布乱服、吸着烟屁股的顽强的小家伙看着像未驯化的动物，而不像是人。这与一个英国兵对在破败的德国地下通道或火车站里的流浪汉的描写不谋而合：“他们浑身上下没一块干净的地方，黑不溜秋的，人在哪儿你都看不清。”一见到外国兵，他们就作鸟兽散，再出来时手里拿着石块或铁棒。“他们的牙齿很黑，有些都断了。”身上唯一一块干净的地方是“他们的眼白”，而那种眼神就像生了病的豹子幼崽，“唯一的敌人就是人类”。[19]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还应该铭记家园毁于战火、几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在蒋介石委员长统率的国统区，美国军人吃惊地发现竟然有小毛孩溜进他们的军营，从垃圾箱里翻找食物。一名美军中士回忆道：“牵着年幼女儿的母亲们来到我军的岗哨前，提出想把小女孩送给我们，换点糖果和香烟。”[20]与此同时，有中国人会钻到军队厕所下方，透过地板上的裂缝淘粪，然后把粪便兜售给农民当肥料。

战后人类经历的苦难程度是如此深重，以至于几乎没必要在不同国家之间作对比。德国不仅要安顿本国国民和返乡士兵，还要应对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远道而来的1000多万讲德语的日耳曼族难民，他们被驱逐出土生土长的家园，这种排德潮还得到了同盟国政府的官方批准。许多难民死在了前往德国这个他们从未谋面的国家的路上，有些还是被人杀害的。几乎所有人都变得一贫如洗。这股庞大的难民潮大大增加了四处游荡、寻找食物和栖身之所的流民的数量。

1945年可怕的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和德国的粮食危机。农业生产遭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牲畜减少，农田被毁，农具变成废铁，劳动力稀缺，再加上冬季的严寒，可谓雪上加霜。在德国东部，大量的农业机械要么毁于战火，要么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被洗劫一空。战时顶替德国人劳作的外国雇农在战后纷纷离开。日本帝国曾依赖其治下的亚洲各地提供粮食，如今则被切断了供应。

10月，日本财政大臣告诉美国记者，如果不能马上进口食品，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将有1000万日本人饿死。在德国，人们也作出了同样灾难性的预计。下萨克森州的一名社会民主党行政官表示：“如果昔日的敌人不提供援助，很难说德国人何时会饿肚子。”[21]英国议会对德国即将崩溃的报告进行了讨论。联合国救灾署官员阿瑟·萨尔特（Arthur Salter）提出严正警告：“如果我们现在的担心成为现实，即数以百万计的人将在今冬饥寒交迫，这种局面将不会是资源破坏和全世界物质短缺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下院议员被提请重视这一“人类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最大灾难”。[22]

这种观点后来被证明言过其实。一些在德国旅行的人发现，那里的状况，特别是西占区，并不比许多其他西欧国家来得差，事实上，比起东部地区还要好些。不过即使能依靠从被占领国家掠夺来的余粮储备度日，德国人的生活的确处境维艰。柏林尤其窘迫，但从德国各地传来的信息来看，其他地方情势一样不容乐观。一位美国记者在汉堡附近目睹了以下场景：“一天晚上，一名穿着西装的德国老者在一片遍布沼泽的洼地上用拐杖打死了一只鸭子。关于食物短缺还有很多段子，但这则故事可谓高度概括。”[23]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让人生起恻隐之心，但一想到纳粹德国曾经的受害者还在类似贝尔森集中营这样的地方挨饿，想到在日军战俘营里的囚犯饱受煎熬，想到上百万的难民和流离人员需要被遣返回乡，想到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自己都只能靠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果腹，而菲律宾人、中国人、印尼人分到的只会更少，最后再想到对德国陆军和党卫队全面饥饿政策记忆犹新的苏联人，公众对日本人和德国人的同情心只能是十分有限的。因此，要说服美国议员，特别是那些倾向采取孤立政策的共和党人出钱赞助国际救灾机构，比如UNRRA（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遭受德国和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伸出援手，就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花更多纳税人的钱，或按照一些人的建议，削减英国人自己的配给，去供养昔日的敌人，这样的政策自然更是难以推行。

但是总得做点什么，哪怕不是出于道德理由，而是实际考虑。德国和日本的全盘崩溃将使盟国政府肩负难以承受的压力，并使任何有序的——遑论民主的——战后秩序重建工作化为泡影。英国亲工党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在士兵当中拥有大量读者，该报用简明扼要的标题表明了其对提供援助的看法——“喂饱野蛮人？”报纸清楚地指出，根本没必要对德国人甚至是那些被赶出家园的日耳曼难民报以同情。不，“并不是什么同情心理作祟，催使我们强调有必要对当下局势做出反应”。问题在于，“如果任由欧洲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就要花更长的时间让其重见天日——导致占领也得持续下去”。[24]

关于援助还有其他考量，这种考量对美国议员更具说服力。即使UNRRA的国际主义理想有同情共产主义之嫌，美苏之间愈演愈烈的对抗迫使美国必须采取行动，而UNRRA在这方面是不可或缺的。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丹尼尔·弗拉德（Daniel J. Flood）向同僚呼吁：“饥馑、荒芜、疾病会酝酿动乱，催生共产主义的幽灵。饥民是反上帝学说的肥沃土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企图将全能国家等同于上帝的人蛊惑。”[25]

于是，盟国采取了行动。在德国的英占区，自11月下旬起，英国将军杰拉德·坦普勒爵士（Sir Gerald Templer）开始主推“大麦粒行动”（Operation Barleycorn）。他下令释放约80万名德国战俘，让他们在农场干活，抢救仅剩的一点收成。为了向德国出口更多食物，英国国民被迫进一步勒紧裤腰带；这就是1946年搞面包配给制的原因。同样，遵照1944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西北欧俘虏之战俘处置问题”的一纸手令，美国人开始向德国人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援，以“防止疾病与动乱”。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保障德国人的最低生活标准。至于到底有多低则没有定论。崇尚“强硬和平论”的政客希望制裁德国，解散工业，让其国民只能过上基本温饱的生活。这一强硬方针的主要倡导人是亨利·摩根韬（Henry Morgnthau），罗斯福时期的财政部长。他计划把德国改造成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国家，让其失去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同样，日本的盟军司令部也收到了类似的严苛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条命令严令麦克阿瑟将军限制向日本人发放救灾物资，“只需达到避免出现危及占领军或阻碍军事行动的大面积疾病和动乱的程度即可。诸如此类的进口品只能限于最少量的食品……燃料、医疗卫生用品……”[26]

值得德国人和日本人庆幸的是，这些惩罚性指令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人为弱化了。因为那些真正负责管理被占领国的长官对这些措施的危害性心知肚明。美国高级专员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的财政顾问，就曾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76号令斥为“经济白痴”的杰作。克莱将军没有摧毁德国的工业经济，从而避免引发更为深刻的骚乱。在得到华盛顿强力人物——譬如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支持后，他很快放开手脚帮助德国人重建经济。比起财长摩根韬，史汀生更能体会德国人的疾苦，他怀疑后者正“因为自己犹太人的怨念变得心胸狭隘”[27]——史汀生的看法虽然让人不悦，但却同英美政府不少高层人士不谋而合。指望这些大人物会顾及犹太人的感受是不着边际的想法。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德国人一怒之下会转投共产主义，或者孕育复仇思想。麦克阿瑟将军并不打算帮助日本人将工业水平恢复如初，但他同史汀生和克莱的想法一致，认为“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任何一种能带来食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28]

德国大部分农业都集中在东部，此外还有几大工业基地（比如莱比锡、德累斯顿、开姆尼茨），但东德的苏联统治当局并未出力重建德国的经济基础。相反，硕果仅存的一些工厂和其他资产被苏联人哄抢一空。机械设备、火车、电车、卡车都被装上载重列车运往东方。银行金库里的金子和债券被抢了个精光，研究所的档案也一点没剩，众多艺术珍品被当作战利品没收充公。刚刚从纳粹监狱获释和从莫斯科流亡归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他们“兄弟同志般的”俄国主子强取豪夺。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满洲，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东北。自1930年代初，日本人在当地扶植了“满洲国”这一伪政权，并借此建立殖民统治。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的工业重镇。苏联在美国的敦促下，于8月8日，也就是战争临近结束前不久才对日宣战。

8月9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三天，苏联举兵南下攻打伪满洲国。日本人靠残酷镇压当地人后建造起来的重工机械厂、现代铁路、采矿设备，均被苏联人以风卷残云之势分抢得干干净净，所抢物资悉数运回苏联。工厂被整间整间地拆卸分解，化整为零，运上一列列早就准备就绪的火车。发展到最后，苏联人连火车也偷，甚至连铁路的枕木也没放过，全部运了回去。还没等中国人有机会夺回东北，就出了这种事情。不管是中共，还是蒋的国民党，根本无力制止如此肆无忌惮、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而且，如果苏联人有机会入侵日本北方的话，必然会在那里重演这出掠夺资产的戏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决意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的一大原因。

苏占区的德国人，包括共产党人，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们的国民经济正在遭受苏联人的大肆劫掠，但除了养活自己外，他们还要供养苏联占领军。有许多例子表明，德国工人本来已经用残留机械的零部件把被洗劫过的工厂重新拼凑起来，结果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厂子又被人大卸八块，工人抗议的话还会遭到殴打。这些待遇使得德国工人很难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同情。当时一首脍炙人口的小曲这样唱道：

欢迎欢迎，解放者！

你们拿走了我们的鸡蛋、肉、黄油、牲口和饲料，

还顺走了手表、戒指和其他物件。

你们把我们从汽车到机器的所有一切中解放出来，

带着火车皮和铁路设备满载而归。

你们把我们从这一切没用的劳什子中解救出来！

我们兴奋得痛哭流涕，感激涕零。

你们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过去的日子太苦，现在无比幸福。

你们真是善良的大好人啊！[29]

话说回来，苏占区里许诺发放给德国人、让他们得以活命的食品配给并不比盟军占领区的份额低：每个在职人士每天差不多可以分到1500卡路里；广泛的共识是，一个成年人要想保持健康，一天最少需摄入1200卡路里。实际上，1945年时，大多数城市居民能分配到一半热量的食品就已经算得上走运了。即使面包充足，新鲜食品还是寥寥无几。是军粮，让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战后第一年里避免了灭顶之灾。秋天一到，驻日盟军的人数从60万减至20万，大量军用食品，比如腌牛肉和豆子，被转交由日本政府分发给国民。多数日本人都吃不惯这种食物。有些出身上流社会的日本名媛抱怨吃了豆子后，肚子里会胀气，很是丢脸。有人向宾客发牢骚：“新的配给食品吃了让人斯文扫地。”[30]但不吃，他们又会挨饿。1946年夏，东京市民从本国渠道依旧只能获得150卡路里的热量。[31]

然而，即使有了盟军提供的给养，大部分欧洲人和日本人还是得依靠庞大的犯罪网络——也就是黑市——来维持生计。在许多地方，货币交易已经被以物换物的形式所取代，香烟成了主要的硬通货。对于占领军而言，这种机会难以抵挡。在荷兰，加拿大产的香烟，特别是“甜心下士”牌香烟，在黑市的卖价最高。黑市商人以每根1荷兰盾的价格收购该烟，再以5荷兰盾的价格转手。一个加拿大军人可以让人从老家寄1000根香烟来，邮费只要区区3美元，然后就能赚取差不多1000荷兰盾的利润。[32]

而且用香烟几乎什么都能买到：精美的古董手表、看戏用的小型望远镜、钻戒、莱卡照相机，以及人们愿意拿出来交换燃料和食物的那些物件。用香烟还能买到一些必备品。5月，德国作家埃里希·卡斯特纳（Erich Kästner）来到奥地利乡下。一天，他看见一长队德军士兵，一眼望不到头，他们刚从东线战场上撤下来，或步行或一瘸一拐地踏上返乡之路。他在日记里写道：“为了换点现金，他们兜售手头的香烟，价格从1马克到3马克不等。对于平民衣服的需求从来没断档过，但供应量几乎为零。住在我隔壁屋里的一个人用一条旧裤子换了450根香烟。我不介意拿裤子换烟，但我身上只有一条裤子。这交易和结果太丢人了。只穿一条裤子的人可没法做这买卖。”[33]

日本杂文和短篇小说作家坂口安吾常常和其他活跃在战后初期的作家一道被归为“无赖派”或“新戏作派”。他注意到，那些受训为天皇陛下光荣捐躯的年轻士兵和飞行员，摇身一变成为黑市投机分子的速度是何其之快。能与之相比的也只有那些战争寡妇，她们把对自己战死丈夫忠贞不贰、恪守妇道的原则全抛之脑后，给自己物色了新情人。事实就是这样，安吾写道。他对此也并无厌恶之意。因为通过颓废堕落，通过舔尝人类最原始的贪婪和欲望，日本人能够找回他们共有的人性。让愚蠢的天皇崇拜见鬼去吧！让开着自杀式飞机舍生取义那套见鬼去吧！“我们变得如此堕落，不是因为吃了败仗，我们堕落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还活着。”[34]

毋庸置疑，许多日军的退伍老兵都进入黑市，谋得了一份营生，同样以此为生的还有朝鲜和台湾黑帮、日本混混组成的团伙，以及一个垮掉社会里的其他无业游民。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女人当潘潘成站街妹，男人给黑市做运输队。”[35]全日本共有超过15000个黑市，主要分布在火车站周围。当年的黑市有些至今还在，比如“アメ横市场”（Ameyoko-cho），从读音来看跟美国人有些渊源。这是位于东京上野铁路沿线一块熙熙攘攘的狭长形商业区，小吃店和服装店林立。过去，民众去那里购买赖以为生的必需品，或在几千个被风一刮就倒的小吃摊上吃点东西。小吃从油炸青蛙到杂碎汤一应俱全，如果食客走运，杂碎汤里的食材可能取自不同动物的内脏；曾有谣言说汤里还放了人体内脏。

什么东西都能拿来卖，也会被人买走，包括血迹斑斑的医院旧毛毯。在中国东北，日本殖民者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十五年，苏联军队一杀到，轮到他们害怕了，而且由于无法回国（大多数交通工具都留给部队和高级日本官员），他们不得不在黑市上变卖所有财产，换口饭吃：有和服、家具、古董，有时甚至还卖亲骨肉。经过殖民主义教化，日本人天生智商就比中国孩子高的观念让日本婴儿十分吃香，对于将来需要男性劳动力的中国农民而言更是如此。日后成为日本央行副总裁的藤原作弥在战争结束时还是个孩子，家住中国东北。他的父母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去黑市卖了。藤原至今仍记得当初听见中国人吆喝：“有卖小孩的么？有卖小孩的么？”开价介于300—500日元之间。有时孩子刚买到手，立刻就被转手卖出更高的价格。[36]

日本黑市上的大部分商品来自部队给养，盟军士兵将其转卖给日本黑社会。我曾和一个退隐江湖的日本黑帮成员攀谈过，他在聊起当年的好日子时不禁泪眼蒙眬。那时，通过在黑市倒卖从美军福利社弄到的商品，他挣了不少钱，钱多到他买得起一部美国大轿车，里面塞满了钞票，一直堆到车顶。但跟那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日本人一比，他这点能耐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些人设法在战争末期藏匿了70%的军用物资，剩余的30%里有各式各样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材料。美国人后来将这笔物资转交给日本政府，用以造福百姓。不过这些大体上跟先前被中饱私囊的物资一样不翼而飞了，许多日本官员——有些还是昔日的战犯——因此富得流油。

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文化、政治和历史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就类似局面下的人类行为而言，他们又十分相似。对于靠犯罪支撑起来、乘人之危发国难财的经济形态，其一大后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崩溃——也就是坂口安吾形容的“堕落”形态之一。具体体现在每个男人——或者更常见的是——每个女人都只顾自己，不问他人。用海因里希·波尔（Heinrich Böll）的话来说：“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37]

指责别人正是大多数人的做法。在德国，犹太人和流离人员经常被诟病为暴力行为和投机倒把的元凶。在日本，人们眼里最恶劣的犯罪分子是朝鲜人、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这些“第三方国籍人员”——既非日本人，也非美国人。他们中许多人被运到日本做奴工。朝鲜和台湾的帮会当然要同日本人夺食，参与黑市交易的犹太人和流离人员亦是如此；他们一样也得想法子生存。贝尔森集中营因此成了黑市活动的几个主要窝点之一。不少流离人员——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南斯拉夫人——被困在集中营好多年，一直缺这个少那个。卡尔·楚克迈尔在他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报告中警告道：“只要缺乏解决流离人员问题的国际性手段，就无法根除德国的反犹主义”。[38]实际上，德国人常常不做区分——不管对方是自愿为希特勒帝国效力的拉脱维亚人，还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外国人”。有时德国人不得不找上门来，以极其高昂的价格从这些“外国人”手里购买商品。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大部分投机分子，特别是那些最有势力的“倒爷”，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别的外国人，而是德国人自己。

欧文·海门特（Irving Heymont）少校时任巴伐利亚某地区的美军司令官。当地有几个大型犹太难民营，比如兰德斯堡（Landsberg），这个希特勒曾经服过刑、并在狱中写下《我的奋斗》的地方。海门特写道：“跟许多身在德国的人一样，收容站里的难民是黑市积极分子……概而言之，他们的活动不外乎基本的以物换物，换取生活用品和新鲜食品。”[39]他同时还指出，黑市里“几个大交易商”过去是商人或罪犯。他们只是在做自己得心应手的事，这是他们的老本行。

犹太人、第三方国籍人员和其他外国人会被看成是一肚子坏水的罪犯，其中一大原因是纯粹的偏见。这是一种人类共有的脾性，在恶劣条件下会更趋强化，另外，普遍的看法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偏见。许多人认为，盟军优待和偏袒外国人，驻日美国宪兵对朝鲜人的行为听之任之，而盟军官方为了确保犹太人生活优渥，不惜牺牲无辜的德国人。这些说法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鲜有犹太人能过上优渥的日子，甚至连舒服也谈不上，更别提那些在收容站里度日如年的犹太人了。说这话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事实情况是，盟军官兵自身也无法对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免疫。巴顿将军在瞧不起犹太人这点上也许比大多数人都要更极端，或者说更口无遮拦一点。他在解放达豪集中营后，曾颇为鄙夷地形容犹太幸存者“比畜生都要低贱”。[40]纵然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训示驻德美军要给犹太难民比德国人更多的优先待遇，他的话经常被当成耳边风。多数美国人似乎觉得德国人、通敌分子和来自波罗的海的难民比深受创伤的犹太人更好相处。[41]

最重要的是，迁怒外国人是否定思想的一种表征，其本质是拒绝承认德国人和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人更容易对自己的遭遇顾影自怜。8月的一天，《扬基人》杂志的一名记者在柏林散步途中目睹了这么一出：一个德国女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裙子，脚上蹬着宽大的男鞋，正朝一个俄国女兵破口大骂：“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德国人却只能饿肚子。”骂完她朝地上啐了口唾沫。[42]但即使在当时，也能听到意见不一的声音。《柏林每日镜报》（Berliner Tagesspiegel）刊登的一篇文章就谴责了“这种竖起一道墙，企图将自己和对波兰人、犹太人以及俘虏犯下的骇人暴行隔绝起来的做法；对美国和英国恩赐的食品毫无感激之意，反而觉得理所应得，这种思想太过愚蠢……”[43]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市经济逐渐被更有秩序的市场所取代。但这段无法无天的岁月对后世有着深远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因为战后经济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黑市一举打碎了旧的阶级分层。名门望族的女眷们不得不迈着缓慢的步子来到乡下，拿出祖传的宝贝去换食物。贫穷的农民突然手握大把现金，因此当时不难见到身着漂亮古董和服的日本村姑穿行在泥泞稻田之间的景象。换在过去，置办这套行头要花上一大笔钱。昔日贵族的千金小姐，在家道中落后，迫于生计只能委身下嫁给腰缠万贯但通常品行不端的暴发户。不过，战后的乱世也带来了自由，由于没有了老牌竞争对手的打压，建立公司成为可能。1945年，井深大在东京一家被轰炸过的百货商店里开了间修理无线电的铺子，这就是后来索尼公司的雏形。

在此，有必要一字不漏地引述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一段文字。这位在战前著有《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29）这部鸿篇巨制的作家曾流亡加利福尼亚，躲避战祸。战后，德布林回到德国，却自感再度成了流亡者。这里有一段他在温泉胜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写下的话：

回到德国，我的一大印象是德国人就像一群蚂蚁，在一个业已被摧毁的蚁穴间钻来钻去，他们高度亢奋，迫不及待地忙这忙那，连巢穴被人端了、自己将无处安身立命都不自知。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必需的工具，没人给他们下命令，就没法立刻开展工作。对国殇，他们并不感到太难过，反而充满了想发愤图强的干劲。今天的他们没办法，但要是有，他们定会为明天欢欣鼓舞，欣喜于陈旧不堪、胡乱堆建的巢穴已被推倒，摆在眼前的是建立一流和现代新家园的大好契机。[44]

[1]吗哪（manna），圣经故事中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物。

[2]即以色列前总理梅纳赫姆·贝京，1977——1983年任职。

第三章 复仇

1945年夏，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以出产优质啤酒闻名的百威小镇（捷克语里叫布杰约维采）附近有一座集中营，大门上钉着块牌子，上面写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集中营现在落入了捷克人之手，里面挤满了德国俘虏，多数是平民。捷克指挥官年纪很轻，但却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他逼迫德国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而且只提供极少量的食物；夜半时分，他叫醒德国人，把他们赶到每天例行点名的地方，勒令他们唱歌、爬行、互殴、跳舞，或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折磨，给看守找乐子。[1]

人类复仇的欲望就跟“食色性也”一样自然。对这点的表述，很少有人比波兰作家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做得更为细腻也更让人不寒而栗了。战时的华沙，地下文化活动庞杂且活跃，形式包括办学、办报、排演戏剧和出版诗歌杂志，所有这一切都让参与者面临被关进集中营甚至立即处决的危险。因为在秘密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诗歌，博罗夫斯基于1943年被捕，先后被关进盖世太保的监狱、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但每次他都能大难不死。达豪解放后，他作为流离人员在慕尼黑附近一座原党卫队军营里被关了一段时间。他对当年置身肮脏环境、前途未卜的这段经历的回忆，被收录进《去毒气室请这边走，女士们先生们》这部以白描手法记述集中营生生死死的经典作品中。[2]

其中一则故事名叫《寂静》。一名纳粹狗腿子试图越窗逃跑时恰好被一伙难民发现，他们协力把他逮住，然后开始“用贪婪的手撕扯他”。这时人群听到有人走近，来者是管理难民营的美国军人，便立马把德国人推到一床草甸子上，还在他身上盖了几层厚厚的被子。难民营的最高长官是一名年轻的美军军官，为人很和善，制服烫得笔挺。他通过翻译告诉众人，自己十分理解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有多么痛恨德国人，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务必坚持依法办事。即使被判有罪，犯人也必须在经过合理的程序后才能接受处罚，美国人会确保这点的实现。难民纷纷点头示意，给这个美国老好人送上欢呼。祝他们晚安后，军官伴随着“一片友好的声音”出门去巡视别的营房了。他刚走，德国人就被拖下床，在一顿踢打之后，死在了混凝土地板上。

解放后不多久出现这种事不足为奇，对于处于半解放状态的难民而言亦是如此。据另一则资料显示，盟军解放者震惊于德国人的卑劣行径，并不太坚持程序正义的原则。在达豪，党卫队看守被幸存者处以私刑，不是被淹死，就是被肢解、掐死或用铲子砸死。与此同时，美国兵则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起码有一次，某个囚徒在表明用意后，还从美国大兵那儿借来了刺刀，割掉了一个看守的头颅。有时，美国兵会亲自枪毙德国看守。还是在达豪，一名美国中尉用机枪处决了300多名守卫。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他方才在集中营焚尸炉前看到了堆积如山的囚犯尸体。[3]

1945年4月，一群德国护士首次进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有名英国护士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在受命照顾病情危重的幸存者后，她们走进一间医院病房。一瞬间，“一群囚徒厉声尖叫着向她们扑来，当中还不乏奄奄一息的病人，他们手拿刀叉，或从敷料车上一把抓起某样工具，对着护士就是一通乱划乱刺”。[4]

出了这样的事，英国人就得出面保护这些德国平民，因为她们的存在对囚犯能否活下来至关重要。但要平息受害者正常的复仇欲望，抑制这种以牙还牙的野蛮正义，无论是盟军军人、流亡归来的政府官员、福利组织成员，还是任何想要在这片备受摧残的大陆上恢复些许秩序和常态的人，都感到十分棘手。然而，正如博罗夫斯基笔下那个无奈的美国大兵一样，人们常常无力制止进一步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在那些因内战四分五裂的国家。许多时候，他们决定放手不管，还有时候，他们甚至积极地协助复仇，而且助纣为虐的程度要远远超过达豪集中营里借给囚犯刺刀的那个美国兵。不过分地说，大部分有组织报复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官方怂恿，根本不会发生。就好比性欲本身很少会直接导致淫乱，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很少是个体单枪匹马的行为；相反，这需要有人领导和组织。

此外还需要恰到好处的时机。战后比较让人意外的一件事是，大部分德国人并没有攻击自己的同胞。柏林有个女记者曾是少数几个积极抵抗纳粹的德国人之一，战后她在日记里写道，人们已经“为报复准备就绪”。战争结束前最后几个月里，许多德国人绝望无助，“即使是最蠢的蠢货也明白自己被纳粹骗得有多惨……”于是，她接着写道：“如果在溃败和盟军攻占德国之间有三天时间的空隙，成千上万对纳粹失望透顶或被纳粹欺侮过的人，一定会对他们的敌人展开报复，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施暴者。‘以眼还眼’，人们那时信誓旦旦。‘溃败后第一个小时要长刀见血！’[1]但命运最后却发生了转折。”[5]

她说得没错，在外国占领下，德国人都过着苦日子，是这点阻止了他们自相残杀。报复德国人的是其他人。

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Hans Graf von Lehndorff）曾经是位于东普鲁士城市柯尼斯堡、也就是如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一所医院的院长，这座城市于1945年4月被苏联军队攻占。他在日记里用既十分清醒又带着浓重宗教色彩的笔触写道：苏联军人突袭了医院附近一家酒厂，喝得烂醉如泥后，摇摇晃晃地闯进医院病房，见到女人就强奸，而且不分老幼，不管是护士还是病人，致使一些受害者身受重伤，几乎丧失知觉。一些女人不堪其辱，央求当兵的开枪打死她们，但一般只有在遭到屡次强奸后，苏联人才会成全她们，而多数时候这么做已经纯属多余了。

伦多夫不是纳粹。事实上，他出身贵族世家，同许多亲属一样，他对纳粹也恨之入骨。他母亲就被盖世太保抓走了，有个堂兄因为参与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而被处决。看着自己生活的城市陷入一片火海，女人被强暴，男人被杀戮，弹痕累累的房屋被洗劫一空，伦多夫博士不禁思忖着这一切的意义：“这更多的是源自人类原始的野蛮本性，还是报复心理？大概是报复心吧……他们四处搞破坏给人看，真是煞费苦心啊！……看看这些发了疯似的孩子，也就十五六岁出头，却像饿狼一样扑在我们的妇女身上，他们都不知道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这跟俄国无关，跟任何国籍和种族无关——这是人类目无神明的结果，是对人性令人发指的展现。要不是这样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如此刺痛人心——好比某人自己的罪孽。”[6]

这里流露出的情感十分虔诚，伦多夫说得一点也不错，无论是哪里的人，一旦授权他们对别人恣意妄为，很容易甚至也很乐意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来。但那些犯下伤天害理罪行的人，通常还自以为上帝或什么世俗圣人跟他们是一条战线的。报复心很少是没来由的，背后通常深藏着一段历史渊源、个人恩怨或者集体仇恨。除了犹太人外，苏联人是德国野蛮暴行下最苦难深重的民族。死难人数之多难以想象——800多万苏联军人战死，其中330万是被故意饿死的。在炎炎夏日或冰雪寒冬，他们的尸首被扔在露天战俘营里，任其腐烂发臭。另有1600万苏联平民死亡。唯一接近这一数字的是，1000多万中国平民在日军占领下丧生。但这些只是统计数据，并未反映出历史的全貌。跟谋杀和饥荒相伴相随的是从不间断的道德沦丧和羞辱。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俄国人在纳粹德国眼里属于不完整的人，是德语里所说的劣等人（Untermenschen），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像奴隶一样给德国主子干活。而那些身子骨太弱、无法当奴隶使用的人则不值得给他们饭吃。纳粹德国奉行一项名为“饥饿计划”的政策，意在饿死苏联人，为德国人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和粮食。如果这项恐怖的经济计划得到充分实施的话，将会造成几千万人死亡。

但复仇并不仅仅是因为愤怒或军纪败坏。被上峰粗暴对待的下级时而会拿平民撒气。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日军在中国为何极其凶残，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众所周知，苏联军人要忍受长官、政委和秘密警察的百般虐待。但这种情形后来大为不同了。德军被迫从苏联境内撤出后，苏联红军一踏上德国领土，就被明确告知要无恶不作。苏德边境上的路牌用俄语写道：“士兵，你现在到德国了：狠狠报复希特勒的那群狗崽子们。”[7]诸如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这样的宣传家，天天在他们耳边鼓吹：“如果你一天下来连一个德国人都没杀，你这天就算白过了……如果你杀了一个德国人，那就再杀一个——因为没有什么比德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更让我们开心的事了。”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在1945年1月公然下令称：“杀人犯的国家要倒霉了。我们要为自己经历的一切狠狠地还以颜色。”[8]

苏联兵多年来顶着“劣等人”这一帽子，可谓受尽了侮辱。况且他们多数都在可怕的战争环境下失去了亲友，因此做坏事根本不需要有人鼓励。此外还有另一层因素。苏联人早先接受了资本主义吃人本性的宣传，现在有机会诉诸暴力，革资本家的命了。让苏联兵讶异的是，即便在遭受轰炸的城市和战时缺衣少食的艰难局面下，德国百姓的生活相对也要富足多了；相形之下，他们有人甚至还没见过电是个什么玩意，怎么用的，更别提诸如手表这样的奢侈品了。贪婪、民族仇恨、阶级嫉妒、政治宣传、历历在目的德国暴行，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对复仇的渴望。正如某位苏联军官所言：“我军越是深入德国境内，就越是对随处可见的富足景象感到愤慨……我真想一记老拳狠狠砸烂那一排排整齐的瓶瓶罐罐。”[9]

即使这种情绪并非源自复仇的欲望，也可能诱发强烈的攻击性。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一周，苏联红军挥师南下，入侵中国东北，之后苏联军人便在诸如哈尔滨、奉天（沈阳）、新京（长春）等东北的主要城市大肆烧杀抢掠。本来，苏军没有理由对这些城市里的大量日侨展开报复，更别说针对中国人了。日本从未入侵苏联一寸领土。尽管在1905——1906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曾让俄国人耻辱性地吃了败仗，但当时的战场正是日后的伪满洲国领土。日本仅有一次犯浑，愚蠢地主动进攻苏联，那是在1939年，但在苏蒙边境上被打得溃不成军。[2]然而，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的行径，却如同15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

和东欧的日耳曼族一样，日本平民完全无依无靠，原因也一样：如同大部分逃往西方的德国党卫队军人、国防军军官和高级纳粹官员，日军将领和政府官员霸占了最后几班开往码头的列车，然后乘上船逃回日本了，弃大批平民于不顾。这意味着大约200万日本人被困在东北，无人保护。许多人是1932年东北建立了伪满政权后陆续移民到这片新大陆来的；日本政府积极地鼓励国人外迁，为国内农村人口谋求“生存空间”。在奉天、新京、吉林和哈尔滨这些城市，出现了成片的日本社区，银行、铁路、百货商店、学校、美院、电影院、餐馆等设施，全部由日本人经营，也只服务日本人。在农村，为了给日本定居者腾地方，中国人被赶出家园。所有这一切在日本官方的宣传中都得到了美化，这是大东亚共荣的需要，为的是建立一个美丽的新东方，它更加现代，更加高效，而且在日本主子的统治下，比西方帝国主义旧秩序更加公平。

有些中国人眼看日本战败了，趁火打劫去抢日本平民。他们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在日本关东军扶植和控制的伪满洲国，中国人被当做三等公民，地位比朝鲜人还低，几乎只要是个日本人就可以随意摆布他们。然而在许多日本人的记忆里，苏联人远比中国人要坏。比如有人回忆：“他们开着枪，闯进日本人家中，看到什么新奇玩意就抢，见到瞧得上眼的女人就强奸。”[10]

南下逃难、躲避苏军的日本人通常只能徒步，他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食物很快吃光了，长满虱子的躯体爆发了斑疹伤寒。婴儿被活活闷死，以防哭声引来一心寻仇的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兵。父母把年幼的孩子出让给中国农民，希望这样他们至少能活下来。总的算来，11000多名日本殖民者在这段苦难岁月中丢掉了性命，其中差不多1/3的人选择了自杀。

有关苏联人残暴成性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逼着日本人祭出老法子来巴结苏联红军。在毗邻中国东北和朝鲜边境的安东市[3]，日本侨民决定成立欢迎委员会，迎接苏军的到来。日本孩子发到了小红旗，火车站竖起一座拱门，上面挂满了红旗和表达与苏联诚挚友谊的标语。当地的日本名流还准备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他们等啊等，等啊等。孩子们等得都睡着了，手里还捏着红旗。直到夜深了，日本人才得知，红军决定改道，所以暂时还不会来安东。

对于中国人在苏联人手里遭的罪，日本人的回忆录倾向于避而不谈，不过事实上的确是日本平民的下场更惨一些。他们有钱，或被认为有钱，这点显然成了怂恿别人对他们下手的理由。之前引述过的目击者回忆道：“苏联兵在城里耀武扬威，好像地方是他们的一样，他们两条手臂上都戴着手表，肩上挎着照相机，军装口袋里还插着一排自来水笔。”[11]跟在德国的苏联人一样，许多来到东北的苏联兵对现代社会的标志物十分陌生。手表不走了，是因为新主人没有上发条，但苏联兵会愤愤地把表扔了——结果被中国顽童捡到，拿到黑市上去卖。一些当兵的看到天花板上吊着的电风扇害怕得不得了，端起枪就打。

退一万步说，如果不是受到官方鼓励，或当官的率先带头，苏联军人抢劫平民的行为还不至于到达这种空前的规模。跟大肆洗劫日本工厂、矿场、铁路和银行相比，偷几块手表又算得了什么呢？苏联人唯一能为他们强盗行径正名的说辞——他们倒并不十分致力于为自己开脱——是将其定义为反法西斯人民战争的固有权利。而在共产主义宣传里，法西斯就是资本主义的延伸。盗窃是革命计划的一部分。总而言之，除非是穷当兵的一下子掉到富人堆里后油然而生的耻辱感，否则羞耻心并不太能解释苏军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德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在那里，苏联人的暴力恶行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德国人的侮辱，最好的回击方式就是还以颜色，强奸女人，而且还得是在公开场合强奸，当着束手无策的男人的面强奸。这是人类冲突史上最原始的一种恐怖手段，而且不是俄国人特有的做派。在这点上，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医生说得没错。但作恶的人为他们行为的辩护总是不尽相同的。两国人民的贫富差距，以及纳粹的种族主义，导致了一种互相敌视的恶性循环，这才使得苏军在德国尤其残暴。德国人被号召宁可战死，也不能让他们的女人落到“亚洲”或“蒙古”蛮夷的手里受辱。德国人越是顽强抵抗，“蛮夷们”就越是想要把他们遭受的暴行加倍奉还，这种暴行的恶劣性要远胜于他们对德国人所做的任何事。但在这里，报复依然同对抗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德国女人在苏联宣传里不仅被描绘成跟男人一样坏的纳粹，而且还都是脑满肠肥、养尊处优、富得流油的纳粹。在一部俄国漫画里，一个有钱的德国女人同她的女儿和佣人一起被包围在一堆从俄国抢来的战利品中间，慌忙之中，她们四下寻找能用作投降白旗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军杂志里出现的脸谱化的德国女人（维罗妮卡·唐克肖恩[4]小姐），则清一色体态丰腴，金发碧眼，裙子上绣着纳粹党徽。唯一的区别在于美国大兵受过警告，要他们离维罗妮卡小姐远点，免得患上性病。反观苏联人，则是受到怂恿，把德国女人当成他们的自用品，想用就用。正如一幅苏联漫画描绘的那样，一位俄国奴仆告诉她曾经的女主人：“等着瞧啊，太太，轮到我来收拾你了。”[12]

他们的确收拾了。《柏林女人》一书的佚名作者用具体到让人头皮发麻的笔触，叙述了女人们所遭受的侮辱。施暴者对她们的厌恶之情，在先前那个想要一拳砸烂德国小资产阶级家庭里摆放整齐的便宜货的苏联兵身上也流露过。作者曾屡次遭到强奸，有一次，一个苏联兵正对她施暴，其余的则在一旁等着轮到他们。她注意到这个施暴者瞧都不瞧她一眼,不仅如此，她还成了他的泄愤对象，“他把我突然扔到床上时，特别吓人……我感到有手指在扯我的嘴角，这时我闻到了一股马匹和烟草的臭气。我睁开眼。那人的手指老练地掰开我的下巴。我们目光交汇，接着这个压在我身上的男人吐下一口唾沫，吐进我嘴里……”[13]

强奸德国女人，特别是那些看似腰缠万贯的富户，让饱受歧视的“劣等人”觉得自己又像男人了，而且最好还要当着雄风不再的昔日“主宰者民族”斗士的面这么干。拿柏林一名苏军高级军官的话来讲：“在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最初时刻，我军的小伙子们毫无疑问从凌辱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的女人当中获得了些许满足。”[14]然而，在胜利之初的喜悦退去后，奸淫之风依旧在延续。发展到最肆无忌惮的时候，官方对此根本不加约束，针对德国妇女的奸淫一直持续到1945年夏天。在这之后，苏联的军职和文职干部尝试过进行打击，多少算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管过。强奸犯有时面临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惩处。事实上，被苏联兵强奸的风险只有等到1947年苏联军人被关进军营后才真正宣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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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洗刷屈辱、恢复男性骄傲的想法，是驱使苏联军人在德国四处施暴的一种说得通的解释，那么这一说法或许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些远没有苏联人苦大仇深的人也图谋报复。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法国就爆发了所谓的“狂野清洗”（l’épuration sauvage）运动。在此期间，多达6000人因为在德占期通敌卖国被杀，处决他们的武装力量形形色色，都和抵抗组织有联系，而且常常能看到共产党的身影。另外，还有两倍于这一人数的女人被扒光衣服游街示众，她们的头发被剃得精光，身上涂满了纳粹标志。人们讥笑她们，朝她们吐口水，有的还横加折磨。有些女人被关在临时设立的监狱里，结果遭到狱头强暴。共有2000多名女性被害。类似的情景还发生在比利时、荷兰、挪威等从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的国家，虽然规模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有时，一心复仇的暴民会用老法子，在这些赤条条的女人身上浇上沥青，插上羽毛。

女性通敌的形式大多涉及出卖肉体。跟叛国罪不同，这种罪行之前在任何法典里都不存在。人们可以斥责其有失体统、自私自利、伤风败俗，但充其量就是行为不检点，构不成犯罪。所以，1944年法国订立了一部新法，专门用于处置这类情况。那些有不爱国行为——譬如和占领军上床——有辱国威的人，被判犯有“丧失国格罪”（indignité nationale），并剥夺其公民权。

1945年5月后，法国国内形形色色的人，不分男女，均遭到秋后算账，而且手段通常极端暴力。许多人被判卖国罪；其他的除了因个人恩怨挨整外，也有政治原因，比如当事人曾跟共产党作对的话，也会遭到整肃。但公众的一腔怒火却主要撒在了被控犯有“横向通敌”罪的女人身上，这不仅有失偏颇，而且经常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样，这点也可以通过普遍的耻辱感得到部分解释。对于法国臣服于强大德军这一事实，人们的描绘常常具有性意味。不可一世的德军象征着一个强大、阳刚的民族，把孱弱、堕落和阴柔的法国打得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笑嘻嘻的法国女郎（française）坐在德国鬼子（Boche）的膝盖上，呷着上好的法国香槟，这一画面就是横向通敌的写照，是最刺痛人心的屈服外敌的象征。所以女人就成了极尽羞辱和惩罚的对象。

确切来讲，早在1944年4月，也就是光复和“狂野清洗”前夕，法国女人就已破天荒地被赋予了投票权。下面几句话，摘自抵抗组织报纸《厄尔河爱国者》（Le Patriote de l’Eure）发表于1945年2月的一篇文章，其内容很能反映当时的人们对向敌人投怀送抱的女人的态度：

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女人跟我们勇敢的法国女同胞、忠诚的母亲和战俘的妻子肩并肩，一起投票了。但对于那些曾经嘲笑过我们、威胁过我们、在德国鬼子的怀抱里神魂颠倒的人，我们绝不容许她们来决定涅槃重生的法国的命运。[15]

将纵声浪笑、神魂颠倒的荡妇和深明大义的母亲和战俘的妻子一对比，人们不仅感到了耻辱，强烈的清教徒倾向也被唤醒了。“横向通敌者”不仅不爱国，而且还威胁到资产阶级家庭的传统道德观。再加上红眼病这层素来加剧怨气的因素，义愤填膺就真的变得一触即发了。从这些恶女人受到的控告来看，有一点总是不甚清楚，到底哪项罪状更重？是性生活不检点，还是跟德国人睡觉换来物质好处？上错床已经够可耻的了，但过着比所有人都好的日子，更加重了这一罪名。波尔热夫人（Madame Polge）是尼姆（Nimes）当地一个著名足球运动员的太太，从她的凄惨下场中就可见一斑。

占领期间，波尔热夫人成了当地一位德军指挥官的情妇，他有一个典型的法国姓氏，叫圣·保罗（Saint Paul）。她用身体换取各种各样的物质好处。据当时一份报纸《大众报》（Le Populaire）报道，波尔热夫人“承认每天都让人送来两到三升牛奶，另外，每周还能吃到两三次新鲜野味。她把家打理得漂亮而温暖，还有条件做头发，却从来不必付一分钱……与此同时，工薪阶层的居民和他们的孩子却都快要饿死了……”[16]波尔热夫人后来被判死刑。她被剃光了头，扒光衣服绑在车上游街，车子开往刑场。行刑后，她的尸体被公开示众，尼姆的正义之士朝她吐口水，用扫帚柄戳她。死后还被人这般侮辱简直如同现代女巫。

那些最热衷于迫害“德国鬼子的娘们”（filles de Boches）的人在战时一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英勇之举。曾经沦陷的国家一旦光复，所有人都试图标榜自己是抵抗组织成员，戴着新弄到的臂章，端着斯登式冲锋枪，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他们四处追捕叛徒和站错队的女人，在扮演英雄的戏码中乐此不疲。过去，因为慑于危险，没有挺身而出，如今报复便成了掩饰良心不安的一种做法。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而且穿越时空。正如具有真正英雄气概的波兰异见分子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1989年后抗议迫害前共产党员时所写的那样，他过去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现在也没必要靠手指别人来证明自己是个英雄。这种人性化的立场一直都很少见，1945年时就更少了。

贪婪、偏见和良心不安也许能为我们解释1945年最丧心病狂的一种报复——针对波兰犹太人的迫害。在波兰，历史悠久的犹太社区几乎被赶尽杀绝。300万波兰犹太人在纳粹占领期间遇害，不是被枪决就是被送进毒气室，而且这些罪行大都发生在波兰领土上。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靠着波兰义士的藏匿，或流亡到苏联的边远地区，才幸免于难。这些身心受到双重伤害的幸存者在失去了大部分或全部亲友后，步履蹒跚地回到老家，回到他们生活过的村庄，却常常发现他们成了不受待见的人。更糟的是，他们常遭人威胁，被轰出家乡。他们的房子被人鸠占鹊巢。犹太教堂被毁。很久以前留下的财产业已遭窃，多半是昔日邻居所为。很少有人愿意退回赃物。

这些事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在返回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后发现他们已经无以为家。但在波兰，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犹太人还面临着人身威胁。曾经发生过犹太家庭被人拽下火车，财物被一抢而光，然后人被当场杀害的事件。在1945年夏到1946年之间，1000多名犹太人在波兰遇害。即使在城市，他们也并不总是安全的。

1945年8月11日，一则犹太人在犹太教堂里杀害基督徒儿童的谣言开始在克拉科夫传播开来。这是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流言的升级版本。人们阴恻恻地说犹太幸存者在用基督徒的血来让他们元气大伤的身体恢复健康。很快，一群暴民便聚集起来，在警察和民兵的带领下，袭击犹太教堂，洗劫犹太人的家。男男女女和孩子在街上遭到殴打。一些人（具体人数不详）还丢了性命。对于刚从种族灭绝中捡回条命的人来讲，这不啻一次血腥的排犹暴动（pogrom）。受了重伤的犹太人被送进医院，有些在等着动手术的时候又遭到暴打。一位女性生还者回忆道：“有两个负责护送我们的士兵和护士说我们是犹太人渣，说我们是杀害孩子的刽子手，要不是迫不得已，他们才不会救我们，相反，我们都应该被枪毙。”另一个护士发誓手术一做完就要把犹太人都碎尸万段。医院里还有个铁道工人扬言：“作为一个波兰公民，如果连揍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的勇气都没有，那可真是太可耻了。”[17]此君说到做到，后来真的痛揍了一个受伤的犹太人。

波兰人同样在德国占领下饱受煎熬。他们跟俄国人一样被视为“劣等民族”，因而遭到了奴役，首都被夷为平地，另外还有一百多万非犹太裔的波兰人被杀。决定在波兰领土上建造灭绝营的是德国人，为此我们不应谴责波兰人。然而，波兰人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在拿一个更加多灾多难的民族开刀，发泄自己所受的冤屈。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波兰人的报复源于犹太人要为共产主义压迫负责这一看法。当苏军占领波兰各地的时候，一些犹太人希望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波兰反犹分子或者杀心更重的德国人的伤害。对于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来讲，作为民族主义对立面的共产主义，长久以来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所以，因所谓的“犹太共产主义”而报复犹太人，客气地来讲，也是不分是非。事实上，政治分歧可能根本不是报复的主要根源。因为大多数犹太人战后遭到袭击并不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何况，在盛行的反犹主义传说里，犹太人不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关系，和资本主义也有牵连。人们认为他们很有钱，比别人富有，甚至握有特权。共产党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排犹，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波兰犹太生还者最后都离开了这个他们出生的国家。

虽然大部分波兰犹太人实际上生活得清贫，但他们财富过人这一印象依旧挥之不去。这和良心不安有一定关联，奇怪的是，抹黑犹太资本家的共产主义宣传有时却能缓解良心上的不安。波兰人自然无须对德国的屠犹计划承担罪责，但他们当中的确有不少人驾着马车候在犹太隔离区边上，就等犹太人被屠戮殆尽后，瞅准机会进去捞上一笔。另一些波兰人和许多欧洲人一样，在房子和公寓的合法主人被带走并杀害后，兴高采烈地搬了进去。

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波兰东北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周围的村落，波兰人自己也参与了屠犹。1941年7月，拉齐罗夫村（Radzilow）的犹太人被关在一间大谷仓里活活烧死，他们的波兰同胞却在外四处奔忙，在包里塞满抢来的赃物。一名目击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样说道：“当波兰人开始围捕和追赶犹太人时，洗劫犹太家庭的行动也同时开始了……人们疯了，他们破门而入，撕碎被褥；空气里尽是羽毛，他们只顾装满麻袋跑回家，再返回时袋子又空了。”芬基尔施泰因（Finkielstejn）一家设法逃脱了。重返家园后，他们请求牧师为他们改宗，也许这样活命几率更高。这家的女儿哈亚（Chaja）回忆起村民的谈话：“他们总会谈论一件事：谁抢了多少东西，还有就是犹太人如何如何有钱。”[18]

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些波兰义士有着截然不同的壮举。藏匿或协助犹太人活命要冒巨大风险，不光会威胁施救者自己，而且还会连累家人。如果一个人在西欧国家因为帮助犹太人被捕，等待他的将是被送往集中营。在波兰，被捕意味着绞刑。然而，仍然有犹太人得益于波兰义士的非凡勇气而保住了性命。犹太孩子被人收养，多户人家被藏匿起来。在一起著名的事例中，有个名叫利奥波德·索哈（Leopold Socha）的蟊贼带领几户犹太家庭在利沃夫市（Lvov）的下水道里躲藏了一年之多。20多个人在暗无天日的地下，靠吃索哈提供的面包皮活了下来。在一片漆黑中，他们驱赶老鼠，且不止一次因为暴风雨倒灌下水道差点被淹死。当他们最终从窨井盖下钻出来时，脸色苍白，形同枯槁，身上沾满了粪便和虱子。地上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居然有犹太人还活着。几个月后，索哈死于一起事故。一个喝醉酒的苏军卡车司机轧死了他。邻居们窃窃私语，说这是因为他帮助犹太人，遭了天谴。[19]

这也许是战后波兰社会最让人震惊的一点。救过犹太人的人被苦口婆心地劝告不要谈论索哈的义举。这不光是因为上帝会惩罚那些帮助“杀害基督的凶手”的人，而且也是出于会遭人算计的担心。鉴于犹太人在公众眼里都是阔佬，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救命恩人定会得到大笔酬谢。所以任何承认窝藏过犹太人的人都极易遭到抢劫。

就算他们早已长眠地下，还是有人惦记犹太人身上可能还藏着什么值钱的东西。1945年秋天，当年夺去80多万犹太人生命的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成了一片泥泞的万人坑。当地的农民开始挖掘死人头骨，盘算着还能从上面拔下几颗被纳粹忽略的金牙。数以千计的人或是拿着铁锨刨土挖坑，或是在成堆骨灰间翻来找去，愣是把乱葬岗变成了一片满是深坑和碎骨头的巨大泥淖。

需要强调的是，波兰人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贪欲是野蛮占领的普遍结果，不计其数的欧洲人都染上了这种毛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就曾写道：“纳粹对于生命和躯体的漠视臭名昭著，无可辩驳；但他们处置财产的做法倒可能算得上是对重塑战后世界最重要的遗产。”[20]谁都可以抢犹太人的财产，这点是引发暴行的重要推手。波兰的特殊之处在于掠夺的规模之大。战争中涌现出一批全新的阶级，他们发迹靠的完全是侵占那些被杀害或被赶出家园的业主的财产。持久的负罪感可能导致他们变本加厉。

当时一份波兰周刊《复兴报》（Odrodzenie）在1945年9月就一针见血地表示：“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家，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新生的波兰资产阶级——业已形成，不夸张地说，其往往占据了被害犹太人的位置。而且大概因为手上能闻到一股血腥味，这个阶层的仇犹情绪比以往更为强烈。”[21]

这一观点比任何其他说法都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希特勒帝国的主要受害者有时还会遭到血腥报复。抢劫犹太人从某种方面来看是宏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且同苏联人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波兰官僚和警察队伍里位高权重的机会主义者时而心照不宣的纵容——更多时候是积极的怂恿——这类报复就不会发生。共产党主导的波兰政府在1945年并未出台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官方政策，但只要有中间派的鼓励通常就够了。

* * * * *

渴望复仇的波兰人如果希望把矛头对准德国人就更容易理解了。但这么做部分也是缘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在西里西亚（Silesia）和东普鲁士这些如今已被划为波兰国土的地区扎下了根。像布雷斯劳（Breslau，今天的弗罗茨瓦夫，Wrocaw）和但泽（Danzig，今天的格但斯克，Gdansk）等大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城市精英阶层，比如医生、银行家、教授和商人等都讲德语。1945年，在苏军入侵的原德国领土上依旧住着400多万德国人。另外有差不多400万人在听闻俄国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后，已经逃往西方。早在1945年5月之前，驱逐剩余德国人的方案就已成型。1941年，身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总理西科尔斯基（Sikorski）将军就曾宣称：“德国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往东部迁徙和渗透。他们理应被摧毁，并且被迫远远后撤（至西方）。”[22]

这一政策得到了盟军首脑们的许可。更恶劣的还在后头，斯大林建议波兰共产党“创造一些条件，让德国人自己想要逃命”。丘吉尔也在1944年12月告诉英国下院：“驱逐这一办法在我们现在看来，最令人满意，也最一劳永逸。”[23]

只要苏联红军能控制局面，波兰人多少还不会急着冲锋陷阵。丽布萨·弗里茨——克罗科（Libussa Fritz-Krockow）是波美拉尼亚地区（Pomerania）一户显赫的地主人家的小姐。据她回忆，有时在俄国人手下，全家人反而感觉受到了保护，即便还是同一伙俄国人，“要为大部分强奸和抢劫行为负责”。但是，她认为：“他们对我们施暴，无论将其解释为以眼还眼的法则，得意忘形，还是征服者的权利，多少还能让人理解。相反，波兰人纯粹就是群跟风之徒。他们夺权后是另一幅嘴脸，行事阴沉，偷偷摸摸的，甚至还有点见不得人，比赤裸裸的武力坏得多了。”[24]

克罗科一家不是纳粹。作为他姐姐丽布萨回忆录的作者，克里斯蒂安·冯·克罗科（Christian von Krockow）属于自由派人士，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家的苦难是“我们德国人自己疯狂的结果”。[25]但丽布萨的话里也许还带有一丝瞧不起波兰的偏见或挖苦之意，甚至还可能读出一种遭人背叛的感觉。她的这种情绪并不罕见。一位德裔新教牧师赫尔穆特·里希特（Helmut Richter）也曾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他一直认为波兰人老实巴交，本性纯良。毕竟，德国人过去对他们难道不好么？但事到如今他总算认出了“这些东欧人的顽劣本质”。长久以来，波兰人只要“头顶上有只拳头”，就会表现得规规矩矩，但“有朝一日他们有机会爬到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就变得“野蛮了”。[25]这是殖民者谈论原住民的一贯口吻。然而，与大部分欧洲列强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不同的是，这一事例中，许多曾经的殖民者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只是他们属于特权阶层。

总之，波兰人可不希望苏联军队在征服地区多待哪怕一会儿，这些地方如今已经是波兰国土了。大举驱逐德国人和由此而来的人口迁徙固然残酷，但这是几个大国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的决定，所以不能统统归结为波兰人的报复。有200多万属于“议会波兰”的波兰人（Congress Poles）[5]从波苏边界以东——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迁移到西里西亚等地，那里的德国人基本上已经被清除殆尽了。于是他们就占据了德国人的房子，顶替了德国人的工作，接收了德国人的资产，这一过程很少是和风细雨的。

当然了，种族清洗并不是1945年才出现的，希特勒为了给德国移民腾地方，在西里西亚等边陲地区驱逐并屠戮犹太人。但围绕争议领土的矛盾其实要久远得多。与多数血腥的族群报复相似，在希特勒排波排犹之前，当地历史上还爆发过内战。1918年，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后，两国在西里西亚的领土面临着重新划定的命运。其中一部分后来被判给奥地利，一部分划给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国也各分到了一部分。然而，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到底归谁依旧悬而未决。当时上西里西亚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独立运动浪潮，获得了当地波兰人和德国人的支持。但协约国在1919年决定，有必要进行全民表决，裁定这片领土到底归波兰还是归德国。这一决定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全副武装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到处攻击德国人，在离奥斯维辛（波兰语里叫Oswiecim）不远的卡托维茨（波兰语里叫Katowice）周围的工业区，这一现象尤为严重。这些袭击招致了凶残的德国冒险分子更为血腥的报复，他们隶属于自由军团（Freikorps）这一极端民族主义的准军事组织，其成立于德国战败后的1918年末，是酝酿日后纳粹运动的温床。他们的口号蛊惑人心，其中有一句叫“黑红金飘扬！粉碎波兰帮！”[6]上西里西亚的大多数人投票支持德国管辖，这一决定引发了更多的流血事件。最后，上西里西亚的一部分终究还是划归给了波兰。但即使时过境迁，世界已经来到了1945年，波兰人对当初依旧记忆犹新，而且在经历了纳粹占领期的种种对待后，记忆只会更加刻骨铭心。

约瑟夫·赫尼施（Josef Hoenisch）一家世世代代生活在上西里西亚。由于他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他满以为1945年留下来应该很安全。他错了，苏联人走后，波兰民兵取而代之，逮捕了他。民兵审讯赫尼施时，问他是不是纳粹，他回答不是，结果被人踢脸。他被踢打了好一会儿，浑身是血，然后被拖进一个宽6英尺、长9英尺的牢房，牢里还有其他九个德国囚犯，挤得都快没地儿站了，更别说找地方坐了。据赫尼施回忆，波兰民兵威逼被俘的男男女女脱光衣服，看他们互殴，以此为乐。过了八天，赫尼施竟在狱中见到了昔日同窗、波兰人格奥尔格·皮萨切克（Georg Pissarczik）。他是个轮毂匠，1919年参加过争夺上西里西亚的内战，和德国人打过仗。现在皮萨切克终于有机会报复了。现在这个德国佬可总算要遭报应了。但是，这一故事后来的转折颇具西里西亚的意味。两人重逢后，老同学告诉皮萨切克，1920年代早期赫尼施的父亲曾帮助他父亲谋得了一份工作，那时没有一个德国人愿意雇佣波兰人。都这么说了，皮萨切克难道还能不知恩图报么？四周后，赫尼施获释了。

不幸的是，赫尼施的故事跟不少德国受害者的回忆一样，都对别人的苦难表现出一种让人费解的麻木不仁。他感叹自己真是幸运，没在获释后被送去奥斯维辛、这个“出了名的波兰死亡营（战后归波兰人管辖）”，“没有德国人能从那儿活着出来”。[27]同样的措辞在德国保守主义者的文字里也不难见到。1945年，军人作家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在日记里就提到了俄国的“灭绝营”，并将“反日耳曼主义”和反犹主义相提并论。他写道，报纸正在“纵容”反德情绪，“像淫乱一样亢奋”。[28]

但是，即使是在最顾影自怜的德国人的陈述里，也鲜有波兰人沉湎于自发性集体报复的证据。但很显然，许多无辜的德国平民被莫须有地定性为纳粹，或因曾加入过党卫军，遭受了非人的对待。通常，设在原纳粹集中营拘禁所里的景象最为惨烈。西里西亚的德国人，如果拒绝成为波兰公民，将会失去公民权。但他们又不会讲波兰语，所以本来就无从选择。失去权利的人在任何民兵或低级官员面前都只能任人宰割。在集中营里，只要听不懂波兰语，或者点名时跟不上就可能招致一顿暴风骤雨般的拳头和乱棍，或者更糟。

丽布萨·弗里茨——克罗科把家里的地毯拿出来卖，买家是波兰市长的太太，这个女人过去好几次从她手里买过东西，都是贵重物品，但只给一丁点儿钱。这次，丽布萨被民兵逮了个正着。法律禁止德国人出售财产。犯了法的丽布萨被上了枷锁，这样人们就可以朝她脸上吐唾沫。但是，据她回忆，“德国人过马路的时候，波兰人基本上只是清清嗓子，或朝地上吐口水”。[29]

针对德国人的暴力事件中最恶劣的一些毫无疑问都是民兵干的。他们掌管着集中营，对囚犯用刑，想杀就杀，还给人上枷锁，有时这么做毫无理由。民兵组建得很仓促，成员中不乏恶贯满盈的波兰人，常常有一些年纪很小的罪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刽子手当属切萨罗·金博尔斯基（Cesaro Gimborski），他是兰姆斯多夫（Lamsdorf）集中营的司令官，年仅18岁。他曾下令处死过6000人，包括800名儿童。金博尔斯基就像一个撕掉苍蝇翅膀并乐在其中的小毛孩，从各种记载来看，他十分享受大权在握的感觉。

一些最心狠手辣的民兵过去是德国集中营的幸存者，报复心必然会驱使他们痛下杀手。但需要重申的是，嗜血心理其实受到了物质和阶级嫉妒的激化。教师、教授、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的成员成为众矢之的。波兰看守在得到德国叛徒的大力协助后，特别热衷于拷打有地位有身份的囚犯。一位关押在兰姆斯多夫的教授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原因仅仅是他戴了副“知识分子的眼镜”。这些年轻守卫和他们偏爱的施暴对象，让人不禁联想起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或者中国的红卫兵。让小青年把老师和其他权威人物树为标靶、加以围攻从来就不是一件难事。在这一事例中，族群冲突的历史加剧了人们施暴的欲望。

在旧奥匈帝国的其他地区，也发生过差不多一样的事情。1919年，德语区的居民先是被置于非日耳曼人主导的政府掌控下，而后成为了希特勒帝国里的特权公民，最后又被昔日的邻居、员工，有时甚至是朋友赶出了家园。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够了各种报复的德国人一致认为，对他们最凶的莫过于尚未成年的小孩，他们受了成年人的蛊惑，其中一些的确是苦大仇深。不少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希特勒1938年吞并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后吃了不少苦头；有些在经历了达豪、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德国集中营后大难不死。同上西里西亚的情况相似，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仇恨是其来有自的，最早可以追溯至17世纪，当时笃信新教的波希米亚贵族曾被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一网打尽。自此，德国人就爬到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头上。非德国人则只能做奴仆，或者农民。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的夏天同样也是追求阶级和族群报复的好时候，而且上层也鼓励下面这么做。

战时的捷克流亡总统、民族主义者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曾想建立一个各民族和谐相处的捷克斯洛伐克，但如今他认定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1945年，他在电台广播里宣布：“灾难，灾难，灾难，德国人要领受三倍的灾难！我们要让你们完蛋！”[30]自4月起，政府在之后的三个月里接连颁布了数条法令，剥夺德国人的财产权，还建立了“特别人民法庭”，用以审判纳粹战犯、叛徒和为虎作伥的人。到了10月，所有行为有损“国家荣誉”的人——这也包括所有德国人——都将接受处罚。

如果官员授意让捷克人对手无寸铁的人下手，他们也会和别人一样无恶不作。在布拉格等城市，人们设立审讯室，对犯人大刑伺候。有党卫军嫌疑的人被吊在路灯灯柱上。1万多名德国平民被塞进斯特拉霍夫足球场，接着机枪对准他们扫射，为的只是寻开心。捷克也组建了同波兰民兵相同性质的革命卫队，年轻的流氓阿飞在得到官方许可后，尽情地将他们的暴力幻想付诸实践。他们带领暴民，不是在街上用石头砸德国人，就是骚扰曾经属于特权阶级、戴着“知识分子眼镜”的德国公民。他们有军方撑腰，而且刚获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站在他们这边。

那年夏天，暴力浪潮如同欧洲各地的性放纵一样如火如荼，后来才渐渐退去，新秩序得以建立。在这之前，要想知道那狂野的几个月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光从一个故事中就可见一斑，而且这还算不上是最可怕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德国女演员玛格丽特·舍尔（Margarete Schell）身上的真人真事。舍尔出生在布拉格，战前在剧院和电台的表演让她出了名。5月9日，4名革命卫队士兵逮捕了她，其中一人是她家附近的肉铺老板。她同别的德国女人一道被带到火车站，负责清扫空袭后留下的碎砖瓦砾。看守逼着她搬沉重的铺路石，拿枪托砸她，还用厚底军靴踹她。暴民们高呼：“你们这些德国猪猡！这些年养肥了自己！好吧，落到现在这步田地，应该好好谢谢你们的元首！”

接着，局面迅速升级：“我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遮头，而我的头发似乎惹怒了人群……一些人认出了我，厉声尖叫：‘她是个戏子！’不幸的是，我的指甲修过，还涂了指甲油，我戴的银手镯则让人们更加疯狂。”[31]

人们逼着德国女人吃下希特勒的照片，还把从她们头上剪下来的头发塞进她们嘴里。舍尔被送进一个劳工营，那里的革命卫队动辄拿鞭子抽她，她都想不通是为了什么。然而，她不像中东欧一些德国人那般麻木不仁。并非所有捷克看守都是恶人，有个守卫看到她穿着破烂的鞋子，几乎没法走路，更别说干活了，就主动给她找了双拖鞋。舍尔回忆道：“当我听到这个革命卫队士兵说他在德国集中营里待了七个月后，我们会受到粗暴对待就真的不足为奇了。”[32]

此外，舍尔也理解捷克人恨意的真正来源。尽管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某一天唯独她被选中，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毒打，但她回想起来，有人告诉过自己，劳工营的司令官觉得她“太过高雅”。在8月8日这天写下的日记里，她提到了劳工营厨房里的一个女看守，人特别凶。“女的，”她写道，“不管在哪儿都是最坏的。很显然，这和她们心存怒气有关。因为她们看得很清楚，就算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干苦力的奴仆，但并没有丢掉过去的气质。”[33]

爱德华·贝奈斯不是共产党。但他试图向斯大林示好，况且，祖国过去被西方民主国家出卖的事实还历历在目，于是他很不明智地选择和苏联结盟。这份魔鬼盟约后来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于1948年落入共产党之手。但是，革命的种子已经播下，其形态就是玛格丽特·舍尔在劳工营厨房里深刻体会到的那种愤怒。1945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德国人主导的地区，仿佛处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其区别在于，两个世纪前的法国是先革命后恐怖，但在1945年，是先有恐怖，再有革命。

* * * * *

舍尔的日记里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她讲到自己被人带进一间屋子，过去这里是盖世太保的老巢。她和同组的囚犯被勒令在房子油漆完毕后，进去打扫干净，然后把新家具搬进场。她们的监工碰巧是个犹太人，但他对舍尔和其他德国犯人却很客气。“他说自己在集中营里待了5年，失去了双亲和姐妹，他无意欺负任何人，因为他知道当囚犯是什么滋味。虽然他完全有理由仇视所有德国人，却没有拿我们当出气筒。”[34]

这则故事也许不太具有典型性，毕竟在人类被授权昧着良心胡作非为时，这种同情心十分罕见。但事实上，尽管全欧洲的人都在忙于报复，报复德国人、叛徒、辱没国家荣誉的女人、阶级敌人和法西斯分子，那些苦难最深重的人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克制。这不是因为别人身上有驱使他们报仇雪恨的卑鄙本能而犹太人没有，更不可能是因为1945年时犹太人对一个曾妄图致他们于死地的民族还怀有好感。当然，集中营的大多数生还者体弱多病，反应迟钝，根本无力做出任何报复行为。但部分集中营里还是出现了原始正义的案例。在调查有纳粹嫌疑的人员时，某些犹太裔美国审讯者展现出了超出职业热情的积极性。斯图加特附近的一所监狱里关押着部分德国党卫队军官，他们遭到了极其粗暴的对待，事后的调查报告显示，其中137人的“睾丸被美国战争罪调查团队的办案人员踢坏，永久丧失功能”。[35]大部分审讯者都有犹太名字。

但这些只是个案。犹太人并未有组织地实施以眼还眼、血债血偿的报复。同之前提到的一样，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而是因为政治因素的掣肘。报复的欲念在1945年曾十分高涨。1944年，英国陆军成立了一支犹太旅。德国战败后，该旅驻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上的塔尔维西奥（Tarvisio），后来被编入驻德占领军。对在大屠杀中家破人亡的犹太人来讲，报仇雪恨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但为了防止出现报复德国人的个体行为，该旅发布了一条诫令：“记住，我们每个人都背负深仇大恨，任何不负责任的行为将使所有人都受损……”另一条诫令提醒官兵，在德国打出犹太复国主义旗帜就算得上是一种很过瘾的复仇了。[36]

虽然该旅不准官兵自己主持公道，快意恩仇，但其组织了复仇队，起名叫“亲我的屁股”，希伯来语发音是Tilhaz Tizi Gesheften（TTG）。领头的叫伊斯雷尔·卡尔米（Israel Carmi）。靠着从囚犯和军中熟人那里搞来的情报，TTG的成员在夜幕下离开塔尔维西奥，前去执行暗杀任务，暗杀对象是恶贯满盈的党卫队军官等被认为应对屠犹负责的人。这些行动一经英国军方察觉，犹太旅就被调离德国，派往比利时和荷兰的非热点地区。我们不知道这支部队到底杀了多少纳粹，但具体数字恐怕也就几百人。

有个人拒绝放弃报仇的念头，他叫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是立陶宛犹太人。科夫纳有一双忧郁的眼睛，留着卷曲的长发，这些特征让他看起来不像杀手，倒更像浪漫派诗人。此言不虚，他还真就是个诗人。时至今日，让他在以色列大名远扬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他的诗作。科夫纳出生在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7]，在维尔纳（Vilna，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长大。战前他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派别。1941年，他设法逃出维尔纳的犹太隔离区，藏身于一所女修道院，后来跑进森林，加入了游击队。德国投降后，科夫纳和一些幸存者——主要是波兰和立陶宛犹太人——认为战争其实并未结束，而且也不应该结束。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Dam Yehudi Nakam，意为“犹太人的血不会白流”，简称Nakam。组织的章程是由科夫纳订立的，其中一条这样写道：“犹太人的血可以白流、不必担心报复这一想法必须从人类记忆中清除出去。”科夫纳坚信，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报复，还会有人企图灭亡犹太人。“这不仅仅是报复，”他写道，“而务必成为屡遭残害的犹太民族的律法！名字就叫DIN（希伯来语“以色列流淌着复仇之血”的首字母缩写）。只有这样，后人才会知道，就算在这个惨无人道、毫无怜悯的世界上，也还是会有法官和审判。”[37]

1945年的科夫纳，看问题的角度有如《圣经·旧约》，很是阴暗，他的想法远不止搞些秘密暗杀，除掉几个党卫队军人。相反，这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清算，只有杀死600万德国人[8]，才能完全抵消德国人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若干年后，家住基布兹[9]的科夫纳坦言，自己当时的方案有丧失理智之嫌。他说：“任何理智的人都能看出，这种想法太过疯狂，但在当时，人们真的就快疯了……也许比发疯还要糟糕。这种一命抵一命的观点很可怕，既源于内心的绝望，还带有杀身成仁的味道……”[38]科夫纳“有组织、独一无二的报复计划”最终搁浅，其经过和原因颇为耐人寻味。

他的计划是往几座德国大城市的水源里投放致命化学药品。为了搞到毒药，科夫纳去了趟巴勒斯坦。人们对他的想法表示同情，但没多少人支持大规模屠杀，就算杀的是纳粹余孽。本——古里安（Ben-Gurion）[10]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崭新的犹太国家，为此他们需要博取盟国的好感。拯救欧洲剩余的犹太人，把他们变成自豪的以色列公民，这才是目标所在。在欧洲，再也不可能回归正常生活了。欧洲代表过去。纠缠于屠杀德国人的计划，说得好听点，也是浪费时间。正因如此，尽管科夫纳从未将他的计划和盘托出，犹太复国运动的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也无意出手相助。

故事讲到这儿，接下来的发展就近乎搞笑了。尽管得不到官方协助，科夫纳还是想方设法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化学实验室里买到了毒药。实验室的助手是一对叫卡齐尔（Katzir）的兄弟，其中，哥哥伊弗雷姆（Ephraim）[11]后来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统。兄弟俩以为科夫纳拿毒药只是为了毒杀党卫队军官——没人会反驳说这些人不该杀——于是就给了他一种毒性极强的药物；仅一毫克的剂量就能致大量人员死亡。

1945年12月，科夫纳背着一个筒状旅行袋，登上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袋里塞满了一罐罐贴着奶粉标签的毒药，跟他同行的是个叫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的同伙。他们俩拿着伪造的身份证件，佯装成英国军人，尽管科夫纳一句英语也不会讲。旅途中，科夫纳大半时间都在晕船。快到土伦的时候，船上的广播呼叫了科夫纳的名字。科夫纳以为自己的身份被戳穿、计划败露，把一半“奶粉”罐头全丢到了海里，并指示罗森克兰茨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就把剩下的一半也销毁掉。

实际上，科夫纳根本没有暴露，任务也没被人察觉。他遭到逮捕的原因是被人猜中了使用的是伪造证件。总之，毒药没运到欧洲。慌乱之中，罗森克兰茨把剩下的罐头也扔到了水里。纽伦堡等地的水源因此安然无恙，几十万德国人逃过一劫。科夫纳的朋友曾想在集中营里给纳粹吃的饭菜里下毒，但他们的态度不够坚决。所以就连这个计划最终也不了了之，除了一些人中毒生病外，并未有人死亡。

由于得不到政治支持，犹太人从未真正实施过复仇。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希望建立一种区别于既往的正常状态，这种状态下，英雄的以色列人将降服荒漠，耕种作物；骄傲的以色列公民兼士兵将与敌作战，保家卫国。欧洲那片土地浸透着战争鲜血，还是离得远些为妙。领袖很有觉悟，他们面向未来。未来一样会充斥流血、族群和宗教冲突，但要流的不是德国人的血。然而，阿巴·科夫纳无法适应这种面向未来的生活。过去的阴影一直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催使他写下悲情的诗篇，而且经常在夜半惊醒，仰天长啸。

他写过一首给妹妹的诗：

我在应许之地呼唤你，

四处找寻你的踪迹，

翻遍了成堆的小鞋子。

每逢佳节临近，我都找寻你。

还有一首写给他父亲的：

上帝保佑，我们的父亲四十年里，

一直从同一个炉子取出烤好的面包。

他从未想象过，

整个民族能从焚尸炉里涅槃重生，

而全世界，在上帝的帮助下，却一切照旧。[39]

* * * * *

托尼·朱特谈到战时的法国，曾这样写道：不管对于积极的抵抗者还是通敌分子，“他们的主要敌人，通常情况下就是彼此：德国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40]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不少处于外国占领下的国家：南斯拉夫、希腊、比利时、中国、越南、印尼。占领军会效仿殖民当局，利用早已存在的敌我矛盾。没有德国人，维希政权的反动派独裁者也不可能走上权力前台，克罗地亚杀人如麻的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c）和他手下的法西斯派别“乌斯塔沙”（Ustaša）也不会有机会问鼎权力宝座。在佛兰德斯，弗莱芒国民联盟（Flemish National Union）勾结纳粹占领军，希望借德国主导欧洲这一契机，摆脱讲法语的瓦隆人（Walloons）的压制。在意大利和希腊，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右派同德国人沆瀣一气，这么做既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也是为了打压左派的势力。

那么在中国情况如何呢？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因为日本对中国人犯下的战争罪行向毛泽东主席道歉。毛这个人讲话很有黑色幽默。他让客人别背负心理包袱：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他说道，没有你们日本人，我们中共不可能夺权。毛说的没错，当时的历史发展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最具戏剧性的例证。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一样害怕共产主义，双方甚至还有过联手剿共的想法；国民党里汪精卫这一支也的确同日本人大搞绥靖。但是由于战争严重挫伤了国民党的元气，日本人实际上助了共产党一臂之力，帮着后者打赢了国共内战。1945年，内战的苗头就已初露端倪，之后很快全面爆发。

同希腊一样，中国在外敌入侵前就早已深陷内战。在法国和意大利，内战也已是箭在弦上。而欧洲人在亚洲殖民地“分而治之”的做法造成了很深的积怨，使得所有社会冲突呈现出一点即燃的状态。在被德国人和日本人操纵后，这层积怨变得更加致命。

共产党和左派在反纳粹、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德国和日本为了建立帝国，诱使许多知名右派人士“落水”，名誉扫地。法国共产党自豪于其抗争历史，管自己叫“血肉筑成的党”（le Parti des Fusillés）。即使是左翼同志，如果胆敢同共产党唱反调，对斯大林主义路线叫板，也会被共产党谴责不爱国，甚至惹来“希特勒——托洛茨基分子”这一针对通敌卖国者的骂名。鉴于左翼的武装抵抗史，他们要求发动革命、建立新秩序的呼声也情有可原。战后，苏联至少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利用了这些呼声，反观西方盟国，却解除了一些与他们并肩作战、对抗德日法西斯的部队的武装，或者参与镇压了他们。不仅如此，某些原敌伪政权的统治精英在得到盟军的帮助后，重回权力舞台。这些事件为日后的冷战播下了种子。

然而，勾结外敌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在1943年的南斯拉夫，铁托（Tito）的共产党游击队就同德国人进行过谈判，因为铁托希望可以“腾出一只手”，去攻打塞尔维亚保皇党的切特尼克部队（塞尔维亚语里叫Cetniks）。同年秋天，切特尼克部队又同德国人合作，一同打击铁托的游击队。而波斯尼亚穆斯林则愿意同任何能保护他们的一方合作：克罗地亚法西斯，塞族游击队，甚至是纳粹。所有这些暂时性的结盟针对的都是内部敌人，并非外敌。

在法国，多数通敌者并不是直接勾结德国占领军，而是通过为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领衔的法国政府效劳。有了德国帮忙，维希派认为复国有望，他们将复原一个真正的法国，一个由教堂、家庭和爱国主义构成的法国，没有自由派，没有犹太佬，没有共济会，也没有其他玷污“地道法国”（La France profonde）的人或事。意大利法西斯真正意义上的通敌发生在1943年，当年，意大利被德军占领后，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权力辐射范围仅限于加尔达湖上隶属纳粹伪政权的一片弹丸之地。然而，过去二十年的法西斯统治已经在左派心中埋下了巨大的仇恨，只等德国人一走，他们就准备展开疯狂的报复。

后来当选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受丘吉尔委派，时任负责地中海国家事务的全权大使。1945年4月，他坐上一辆军用吉普车，前往博洛尼亚（Bologna）同盟军的军事主管会晤，后者刚刚在富丽堂皇、完好无损的市政厅里落脚。路上，他看到两具当地著名自由派人士的尸体，庄严肃穆地躺着，旁边不时有路人经过，眼含热泪地向遗体致以最后的敬意。黑衫党这个法西斯组织一天前仓皇出逃，临走之前枪杀了这两位自由派。“棺材盖开着，”麦克米伦在日记里写道，“这样，生前友人和仰慕者就能最后一次瞻仰领袖的遗容。两人被杀害于市政厅墙壁前——墙上血迹斑斑，很是显眼。他们曾经站立的位置已经摆满了鲜花，还有年龄不一的男男女女的照片，看着让人揪心。这些人是最近几个月里被法西斯黑衫党杀害的。”

在日记里援引了这段话后，麦克米伦接着写道：“地方行政长官是一名法西斯分子，他没能及时逃脱，被游击队员击毙，倒在了自己最后一个受害者身旁。你能看到他的脑浆溅到了砖块上，血流了一地。”[41]然后，麦克米伦就去吃午饭了。他注意到过去给德国军官烹制意式菜肴的意大利厨子，现在改为给盟军将领烧美国菜了。“这里面蕴含着一则道理。”他写道，却没有透露到底是什么道理。

1946年4月，死于寻仇的游击队之手的人还包括墨索里尼自己，以及他的情妇克拉拉·佩塔奇（Clara Petacci）。他们在试图逃往奥地利时被人逮住，同行的人里还有一些德军防空部队的士兵。游击队在一个路障前拦下了他们。德国人被放行了，游击队对他们不再感兴趣。但意大利人不准走。尽管在红裤缝的意大利将官马裤外套了件绿色的德国军大衣，但墨索里尼还是被人认出来了。4月28日，他、克拉拉，还有15名随机挑选的法西斯分子，在加尔达湖上的一间乡间别墅前，被人用机枪处决。翌日，他们的尸首出现在米兰一座破破烂烂的广场上，像猎物一样被倒吊在埃索（Esso）加油站的悬梁下，供暴民发泄怨气。很快，尸体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

一个月后，埃德蒙·威尔逊被带到事发地参观。埃索加油站现已废弃，但悬梁上用黑字写下的死刑犯名字依旧清晰可见。威尔逊写道：“墨索里尼和他的追随者被虐杀，死后暴尸街头，被人辱尸泄愤，这件事的臭气依然飘散在整个城市上空。意大利人会在酒吧里拦住你，给你看他们拍的照片。”[42]

事实上，在4月至7月期间，意大利北方可能发生过不下2万起处决法西斯和他们狗腿子的事件，这只是其中一起罢了。在这当中，有8000起发生在皮埃蒙特，4000起发生在伦巴第，3000起发生在艾米利亚，另有3000起发生在米兰省。[43]许多人是被共产党主导的游击队草草处决。其余的在临时设立的人民法院——即所谓的广场（Piazza）正义——里接受了简单审判。处决来得很快，有时还存在滥杀无辜的现象。验明身份的法西斯分子连同老婆孩子一起被枪毙。死于这种粗暴正义屠刀之下的既有警官，也有法西斯政府官员。就算有些人已经身陷囹圄，也并非绝对安全。7月17日，维琴察附近的斯基奥监狱遭到了蒙面游击队的袭击，牢里关着的55名法西斯被杀。有些复仇者是久经战阵的抵抗组织战士，有些则是待到真正的战斗一结束，最后时刻才摇身一变成了英雄，这类人壮大了各地的抵抗组织。还有些则是身背前科的罪犯，利用他们新晋的“爱国者”身份，敲诈富商、地主，或盘剥他们的财产。

话说回来，在意大利，报复的背后时常也有政治目的；这是一种反攻倒算的革命行为。共产党游击队将清洗看成是和资本主义的必要斗争。由于大企业，譬如都灵的菲亚特公司，都与墨索里尼政权合作过，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目标。尽管都灵和米兰城里最有钱有势的生意人往往都能设法跨越瑞士边境，或者用黑市商品买通前来索命的人，以此保全性命，但对于地位较低的人，他们被害后常被人抛尸当地公墓门口。

由于对意大利可能爆发共产主义革命忧心忡忡，盟军军事当局罔顾许多游击队员曾英勇抗击德军这一事实，急不可耐地想解除他们的武装。保守派意大利政客对这项举措表示支持，这点并不让人奇怪，因为他们中间一些人曾经同法西斯蛇鼠一窝。的确，正是因为罗马的意大利过渡政府在惩办法西斯分子一事上磨磨蹭蹭，才有了后来的“广场正义”。

为了讨好和安抚原游击队员的自尊心，意大利多个城市举行了游行。盟军指挥官在左右两侧意大利达官显贵的陪同下，接受了游击队的致敬。队员分别戴着不同颜色的围巾，象征着他们各自效忠的对象：红色代表左派，蓝色代表基督徒，绿色代表多由意军逃兵组成的独立派（autonomi）。不少人放下了武器，但也有人拒绝缴械。激进的左翼依旧势力强大，有时还掌握武装力量。不过，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保守派是多虑了。意大利不会出现革命。斯大林被允许将他的帝国扩展至中欧，作为回报，他同意把地中海留给西方盟友。但是杀气腾腾的报复行动依旧在上演，意大利被赤化的担忧也依然挥之不去，左派仍旧痛感遭人背叛，这种感觉有时甚至绵延至21世纪。

埃德蒙·威尔逊素来同情左翼，他对这些事态表达了不齿。他提到，美国对战后意大利民主体制建设的主要贡献是，“管我们的一条电话线路叫自由线；另外，当初游击队为我所用时，我们提供武器，鼓舞他们，但现在却在没收他们的武器，禁止他们发表政治演说，如果他们制造事端，还会被扔进监狱”。尽管知道左派手上也沾满了鲜血，但他认为，“全新的意大利革命不只是一场野蛮仇杀，我相信，这一运动的势头此刻很难被扼杀”。[44]

然而，左派的势头的确被扼杀了，一如南朝鲜、法国、南越、日本和1945年夏威尔逊造访的希腊。他下榻在雅典宪法广场上的大不列颠酒店，酒店服务很差，甚至有几分敌意，威尔逊留意到他的房间墙壁上还有弹痕。他受到怠慢是有原因的，因为雅典也像意大利一样被笼罩在一团臭气之中——一团因同样背叛而生的臭气。

这里有必要对墙上的弹孔作出解释。一年前的12月，国民解放阵线（希腊语里简称EAM）的支持者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EAM是受共产党控制的游击队组织。英军正式接管了光复后的希腊。那时，控制雅典的是一个由民族团结党主导的希腊过渡政府，政府成员多为保守派和保皇党，此外也有一些左翼人士。但大半个希腊依旧在EAM及其下属武装力量ELAS手里。赶走了德国人后，EAM和ELAS本以为可以接管政府，在希腊上下推动革命。但是有英国人撑腰的保守派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加以制止，于是就有了1944年12月3日的示威抗议。在哈罗德·麦克米伦看来，这一天“拉开了内战的序幕”。[45]

事实上，麦克米伦一定清楚，内战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希腊在一战期间严重分裂，当时的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打算支持协约国，而国王康斯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和其军事统帅扬尼斯·梅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则支持同盟国。于是，后来一段时间里，保皇派和“韦尼泽洛斯派”一直严重对立。1936年，梅塔克萨斯独揽大权，表面上看他是个银行家，但心地却如同法西斯元首（caudillo）般歹毒。他崇拜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作为国父“统一”了希腊——取缔所有政党，把共产党和政权的其他反对者关进监狱。梅塔克萨斯死于1941年，他的死让多数希腊人松了一口气。

后来，德国人举兵来犯。过去梅塔克萨斯政权的支持者大都勾结入侵者，而从梅塔克萨斯的监狱里放出来的共产党人则带领人们抵御外敌。在德国人的鼓动下，希腊法西斯兵团和一开始得到盟军帮助的左翼游击队展开激战。双方都穷凶极恶，不少受害者都是不幸身处战火夹击之下的无辜民众。

但麦克米伦说得没错：在英国人看来，真正的战斗是1944年才正式打响的。英军在得到意军的增援后，把枪口对准了几个月前还在打德国人的左翼游击队。埃德蒙·威尔逊对这种背信弃义、过河拆桥做法的不齿得到了广泛响应，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出兵希腊被看成是又一次典型的英帝国主义干预战争。不过，在英国，许多人对此也抱有同感。丘吉尔因为对德作战的领导才能备受尊崇，却因为敌视共产党游击队收获了不信任。

哈罗德·麦克米伦写道，在希腊等地，“抵抗运动在我们的宣传里被描绘成一帮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以拜伦式的热情献身战斗，为的是争取国家的自由”。[46]最有拜伦风范的一位英雄莫过于阿里斯·维卢奇奥蒂斯（Aris Velouchiotis）。阿里斯率领他的游击队，骑着战马翻越崇山峻岭，他们清一色的一袭黑衣——头戴黑色贝雷帽，身穿黑夹克，留着黑胡须。这位英雄人物在1945年和共产党一刀两断。他不仅散发着浪漫主义气息，同时还是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人们后来在他经常出没的地区挖出了万人坑，里面七零八落地埋葬着他政敌的骸骨。

希腊解放后的真正问题是，在动用武力这点上到底谁说了算。这在意大利、中国等地也是一样的。经过漫长的谈判后，希腊国民解放阵线（EAM/ELAS）同意放下武器，前提条件是右翼武装民兵，譬如纳粹占领下组建的臭名远扬的警备营，也放下武器。政府想的是把双方最出色的士兵吸纳进政府军。据EAM/ELAS称，政府方面没能遵守约定；即便左派遣散了部分部队，右派还是获准保留了武装力量。不难理解，不少原ELAS的战士将此视为恬不知耻的背叛。一名游击队员回忆道，1944年他们曾包围了一帮通敌者，但最后放了对方一条生路，把他们移交给了警方。游击队失策了，因为后来警方给这些人配枪后，放他们走了。1945年，战败的游击队员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说‘杀了他们’的同志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我们当时枪毙了所有的法西斯，就不会再起战火，打内战了。”[47]

1945年的雅典就被笼罩在这样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氛中，对此，埃德蒙·威尔逊在酒店房间里看出了端倪。1944年12月3日，宪法广场上人头攒动，人群由妇女和孩子带头，朝大不列颠酒店行进，那里是临时政府办公所在地。据传言，人们计划冲击酒店。而威尔逊从同情左派的人士那里听来的说法是——也是当时大部分希腊人的看法——这是一场和平示威。大部分群众在保皇党的警察朝他们开枪后依然毫不退却，镇压共导致100多人死伤。翌日，示威者再次途经酒店，这次是为死难者送葬，但就在这时，保皇党从酒店窗口向外射击，打死了将近200名手无寸铁的市民。

可以预料，麦克米伦的看法会有些不同。“这群所谓的平民，”他回忆道，“里面有许多全副武装的ELAS游击队员。”而且打出致命枪弹的恐怕是有心煽动暴乱的共产党特务。[48]

尽管这起惨案的真相依然扑朔迷离，有两件事当无争议。首先，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赶出希腊前，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行事冷酷无情，处决了大批名副其实和莫须有的通敌者，还有“阶级敌人”，而且在1944年之后一段时间里，清洗和杀戮依旧在上演。其次，希腊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被人背叛了。

在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左派是反纳粹和反法西斯抵抗力量的中流砥柱。在希腊，他们通过残酷地清除异己，垄断了抵抗组织。在乡村，EAM/ELAS建立了某种游击政权，人民法院负责处置所有革命的敌人。1944年9月，一位被派驻到希腊的英国军官写道：共产党在阿提卡（Attica）和维奥蒂亚（Boeotia）施行“恐怖统治”。“过去几周内有500多人被处决。由于尸体腐烂，臭气熏天，我营地附近的一个地方根本没法走近。赤身裸体的尸体被人砍掉脑袋，就这么躺在地上，无人掩埋。这片地区有很多死硬的反动派，ELAS就来整肃了。”[49]

鉴于此，人们有理由担心希腊一旦爆发革命将会出现的后果。丘吉尔曾一心想把国王乔治二世送回希腊，复辟王权，但他的那套忠君尊王的训诫就连一些希腊保守派都十分反感；此路不通。1930年代末期，乔治二世曾短暂执政，碰巧赶上扬尼斯·梅塔克萨斯的右派暴政，因此公众可不会怀念那个时代。

但出于对共产主义的畏惧，英国人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协助雅典政府同左翼游击队作战。1945年初爆发的内战持续了五个星期，多达2万名“阶级敌人”被ELAS驱逐，而且经常在被强行赶进深山后屠杀殆尽。另一方面，许多有左派嫌疑的人被英国人流放到非洲劳改营。交战各方无所不用其极，战争空前残酷，以至于2月份达成停火协议时，公众无不感到宽慰。当时，丘吉尔出现在大不列颠酒店的阳台上，在东正教大主教的陪同下，对着人山人海、欢呼雀跃的群众讲道：“希腊永世长存！希腊属于所有人民！”[50]

后来证明，这不过是战事重启前的短暂停歇。翌年，希腊再次陷入内战，一打就是三年。但其实早在这之前，丘吉尔振奋人心的演讲一结束，另一种形式的报复，或者说反报复就开始了，这回矛头指向的是左派。右翼军事组织和宪兵发了疯似的到处抓人。大批共产党或有左派嫌疑的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捕，遭到殴打，羁押或被杀害。国民解放阵线发出呼吁，号召全世界关注“一个甚至比梅塔克萨斯独裁专政还要骇人听闻的恐怖政权”。[51]1945年末，大约6000名EAM的支持者都被关进大牢，其中不乏妇孺之辈。由于人数众多，不得不专门兴建关押女囚的拘留所。犯人受到的普遍指控是他们在德占期间犯有战争罪行。然而，曾经勾结纳粹的人以及右翼保安团的罪行却大都逃脱了制裁。

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埃德蒙·威尔逊来到希腊的原因大相径庭，各自的看法也势如水火。前者是作为英国的常驻公使，后者是服务于美国的报告文学作家，但两人在一件事上意见一致：有必要加大努力，把民主左派从共产党革命分子中分裂出来。麦克米伦认为，“一种温和、合理、进步的政策”本来能撕下“共产主义冷酷本质外包裹的那层模糊、激进的外衣”。[52]在威尔逊看来，英国本应“协助EAM的领导人，帮他们摆脱苏联的束缚，另外，他们手下有些成员行事野蛮粗暴，抵抗时期，英国人对他们的骁勇善战求之不得，但如今有必要管教管教他们”。[53]遗憾的是，即使存在这样的愿望，相应的努力很快就被复仇的渴望所湮没。各路政治力量为了一己之私，激化矛盾，挑唆人们报仇雪恨。

* * * * *

用解放来形容殖民社会的战争结束也许并不合适。多数亚洲人对日本人被赶跑都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因为日本所谓的“解放亚洲”后来证实残酷性比其短暂取代的西方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1945年，荷兰人可不想让荷属东印度获得解放。同样，法国人也不希望印度支那解放，英国人不希望马来亚解放。

相形之下，美国人对菲律宾的处置方案要迁就多了，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路易斯·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对渴望民族独立的志士抱有些许同情。荷兰人和法国人则不同，他们急于尽快恢复战前的殖民秩序。即使是对渴望独立的印尼人心存同情的荷兰社会主义者，也担心一旦失去亚洲殖民地，遭受德国占领重创的荷兰经济将走向崩溃。当时流行这么一句口号：“如果丢了东印度，我们就要完蛋了。”对于印尼民族主义者，较为进步的荷兰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不过就是在归顺荷兰王室的前提下，赋予一定的自治权。另外，对那些和日本人合作过的印尼人，肯定要秋后算账，绝不姑息。

这让通敌和清算这一问题变得颇为复杂，因为至少在战争初期，东南亚人民十分支持日本人“亚洲是亚洲人的”宣传。对于苏加诺这样的印尼激进派，和日本人合作是摆脱荷兰殖民主子的最好办法。但在荷兰人眼里，苏加诺这就成了通敌分子。因此战后不可能跟他就印尼的独立问题进行谈判；相反，荷兰人认定，他因为卖国求荣理应受到惩处。

1945年，亚洲人胸中同样燃烧着一腔复仇的怒火，但矛头并不总是指向欧洲殖民主义者。复仇的形式通常比较间接，瞄准的是日本占领前的通敌行为。同欧洲一些地方的情况如出一辙，亚洲人复仇的受害者常常是不受待见的少数民族，尤其是那些享有特权、经济上更富裕、和西方殖民列强结盟的少数派。

华人常被叫做“亚洲的犹太人”，他们是日本人在东南亚野蛮行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举例而言，在马来亚，日本人不信任华人，更看得起马来人。有种看法是，华商从西方殖民主义中获益，所以华人理应被打倒。与此同时，马来族精英却在公务员和警察队伍里得到了晋升。这倒不是说日本人对马来或印尼工人农民有多好；相反，许多印尼人因为被迫为日本军工项目干活而丧命，死时的状况比多数西方战俘还要凄惨。乡村常常受到战火蹂躏，上百万的农民生活困窘；城市遭打砸抢，丧失了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黑帮成了街头老大。

日本在南洋的统治尽管残暴，但却给过去倾向于对殖民之耻逆来顺受的人灌输了一套全新的叛逆思想。西方列强被日本羞辱得体无完肤，他们外强中干的特点暴露无遗。几十万马来族和印尼年轻人接受了日本人的训练，效力于“皇协军”、民兵和各个激进青年团体。这让他们感到了一种少有的自豪。日本人利用在被殖民人群当中十分普遍的羞耻感和低人一等的心理，有意煽动反西方和反华情绪。

战时，马来亚的抗日运动大都有华人背景。马来亚共产党是抵抗力量的领导者，他们一方面以中共为榜样，另一方面也许受到了国际主义的鼓舞，这种情怀让共产主义对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都很有吸引力。尽管马来亚共产党的纲领并不太反对马来族，但所有成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华人。其麾下有支军事力量，叫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到1945年8月时，抗日军已经有大约一万名武装人员，控制了大半个乡村，形成了国中国，有自己的法律和法规，并热衷于大面积整肃不同情他们的官员。这方面很像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

战后，抗日军的成员旋即对勾结日本人的当地人——多数是印度人和马来人——进行了报复；市长、警察、记者、告密者、日本官员的情妇，以及其他“卖国贼和走狗”被人在大街上拖着游街，关进牢笼，再由“人民法院”草草审判后公开处决。这让许多马来人心生恐惧。另外，同年10月，曾和马来亚抗日军有过密切合作的英国殖民政府宣布华人应被赋予同等公民权，于是，马来人自然而然担心会失去对自己国家的控制权。时至今日，马来亚的政客依旧在利用这种畏惧心理。

马来人决定对华人予以反击。领头的是个戴着头巾、凶神恶煞的原黑帮头子，叫基亚伊·萨雷（Kiyai Salleh），他在战后一跃成为“圣战红军”团体的头目。该团体的宗旨是防止华人异教徒威胁穆斯林的信仰，并为那些在日本战败后遭华人羞辱和处决的马来人报仇。尽管排华的圣战表面上符合伊斯兰教义——萨雷诵读古兰经文，引用苏菲派圣人的教诲——但他更多地借力马来神秘主义，对外宣称自己刀枪不入：“子弹打不死他；他能不湿脚穿越河流；能撑破任何绑在身上的绳索；他的嗓音能让攻击者瘫痪。”[54]萨雷的追随者相信，在用金针刺扎身体、并喝下神圣勇士头领“开光”的汤药后，他们也被赐予了类似的神力。

“圣战红军”最喜欢用大砍刀或马来族的“克里斯”（kris）短剑杀人。据传说，这种武器跟战士们一样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在11月6日发生的一起典型的袭击事件中，一伙马来族圣战主义者袭击了巴当里峇（Padong Lebar）的一个华人村庄，用短剑和砍刀杀死了40人，其中男性5人，其余为女人和孩子，孩子的尸体被扔进一口水井。马来政客并不支持这种杀戮，但他们也未采取行动加以制止。据一份英国军事情报显示：“在受过教育的马来人中间，似乎能察觉到他们对马来人在未来马来亚的地位很是担忧。此外，人们普遍相信，华人正在掌控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对这种势头不加遏制，他们终将获得政治主导权。”[55]

同样的担心还困扰着印尼人。正因如此，马来族头领萨雷手下三员大将都是来自荷属东印度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就绝非偶然了。1945年秋的东印度，时局要比马来亚动荡得多。

雅各布斯（G. F. Jacobs）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少校，南非人，是1945年8月第一批被空投到苏门答腊的盟军士兵之一。他的任务是同日本军方建立联系，准备接受他们投降，并为盟军登陆打前站。雅各布斯得以率先一睹日军战俘营究竟，他发现里面关押了数以千计疾病缠身、形销骨立、遍体鳞伤和饥肠辘辘的平民。荷兰囚犯不能理解雅各布斯为何不准他们血债血偿：“为什么制止我们……你难道看不出我们有多想收拾这群黄皮肤的矮个儿王八蛋么？”[56]

雅各布斯少校禁止战俘对看守动用私刑的原因是他担心一种更可怕的威胁。印尼人拿着枪、匕首和长矛在乡间游荡，叫嚣要“bunuh Belanda!”，即“杀死白种人！”。现在还需要日本人来保护昔日的囚犯。

8月17日早上，也就是日本投降后两天，苏加诺在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对着不大一群人宣读了一篇短小精悍、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宣言：“我们印尼人民在此宣布印尼独立。诸如权力交接等工作将会正大光明地展开，而且会尽快落实。”

苏加诺任命自己为新成立的印尼共和国总统。这份独立宣言是他和副总统穆罕默德·哈塔（Mohammed Hatta）一同起草的。在这之前，他们和日本陆海军司令官就此事进行过密切的磋商。1945年夏，战败看来已经在所难免，日本人因此断定，缔造一个自由的、反西方的印尼将会是他们最好的一步棋。毕竟，多数日本人把“亚洲是亚洲人的”这句口号很当回事，尽管他们的真实想法是自己作为优等人种，应凌驾于其他亚洲人之上。不少印尼人都对暴力感到厌倦，他们受尽了日军的欺压，又吃不饱饭。那些被强行送去修建缅泰铁路等炼狱般日本工事、最后大难不死的人，把外来疾病带回了老家。当地人体质虚弱，完全无法抵御疾病。印尼人暂时还拿不定主意如何看待日本抛出的“自由印尼”设想。日本投降后最初的几周里，印尼人对荷兰平民还没什么敌意。苏加诺、哈塔和诸如苏丹·沙里尔（Sutan Syahrir）——一位在荷兰受过教育、从未同日本合作过的社会主义者——等领导人竭力遏制这个千岛之国上潜在的暴力事件，但他们对国家暂时还没有多少实际控制力。

大批年轻的强硬派受过日军训练，做过“皇协军”，思想激进。对于他们，新一代印尼领导人的影响力十分微弱。这些青年好勇斗狠，一心想着要打仗。他们从同情印尼的日本军官那里弄到了武器。有些是买来的，有些是从日本仓库里偷来的。据估计，战士们拿到了5万支步枪，3 000挺轻重机枪，外加1亿发子弹。[57]荷兰人此时应该做的，而且也是西方盟友建议他们做的，是同苏加诺等印尼领导人协商，因为后者无意诉诸革命暴力。蒙巴顿一厢情愿地说过：“我们唯一的想法是让荷兰人和印尼人相拥接吻，成为朋友，然后我们就好卷铺盖走人。”[58]然而，荷兰人并未照办。相反，在向英国外交部的请愿中，他们把“所谓的苏加诺政府”比喻成亲纳粹的吉斯林政权（Quisling regime）[12]，把追求国家独立的年轻印尼士兵比成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苏加诺的独立宣言则被描绘为日本意图在荷属东印度维系法西斯政权的阴谋。[59]

关于苏加诺勾结日本人这点没什么疑问。19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不是在荷兰殖民监狱里度过，就是被流放到某个偏远的岛屿上。日本人给了他荷兰人不曾给过的礼遇。所以不管怎样，苏加诺把投靠日本视为民族解放最快捷径的看法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1942年他曾说过：“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亚洲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60]

但苏加诺巴结日本人的行为，即便对不少印尼人来讲都太露骨了。他曾支持日本强迫印尼劳工为其战争事业卖命，这点玷污了他的名声。另外，激进的少壮派对他让日本人参与起草独立宣言十分愤怒。他们根本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瓜葛。但是，没有人能够质疑苏加诺身为印尼民族主义者的气节。

然而，荷兰人没有直接和苏加诺打交道，而是作出十分模糊的承诺，许以印尼人在荷属联邦中的自治地位。与此同时，9月起，荷属东印度军队的老兵开始在印尼村庄和社区周边耀武扬威。他们肆意开枪，扯掉红白两色的印尼国旗，威胁恐吓人们，这么做完全就是为了显示这里还是他们说了算。最臭名昭著的治安部队是一个叫X兵团的组织，长官分别由荷兰人和欧亚混血儿担任，手底下的士兵多是皮肤黝黑、信仰基督教的安汶人（Ambonese）、棉兰人（Medanese）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担心被其余印尼人摆布，要胜过担心被荷兰人欺压。况且他们也是殖民体系的忠实仆人。当消息传来，说已经靠岸的荷兰和英国战舰搭载着盟军部队——多为印度兵——以及一心想要恢复旧秩序的荷属东印度民事管委会（NICA）的特派员时，东南亚最血腥的暴力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这种暴力的本质，部分是革命，部分是复仇，部分是违法乱纪，几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足以致命。同年早些时候，中欧也爆发了背景相似的流血冲突。

1945年10—11月出现了一波暴力恐怖浪潮，俗称“bersiap”（意为“准备好！”）。发起这轮袭击的是成群结队的极端主义武装分子，成员多数在日本人领导的民团里服过役，或者是从雅加达、泗水（Surabaya）等城市的黑帮中招募的街头混混，说是混混，往往只是青少年。人称pemuda的青年暴力团体还囊括了学生、工厂工人和村民。他们的首领有些是黑帮老大，这些人抢劫和杀害权贵阶层的动机跟政治关系不大，更多是出于贪婪。有些头领很有魅力，比如人称“虎父”的土匪头子，他把护身符卖给手下，说是能保他们刀枪不入。爪哇神秘主义和日本人灌输的武士道精神两相结合，让年轻战士充满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Merdeka atan mati！”（“不自由，毋宁死！”）曾经出现过热血青年只拿砍刀和竹枪对抗坦克的事例。

革命复仇的主要受害者一是华人，他们大多从商，有通敌背叛的嫌疑；二是欧亚混血，亦称“Indos”；另外还有其他常跟荷兰人穿一条裤子的少数民族。除此之外，还要算上经常被凭空臆想出来的NICA间谍。对于NICA间谍的定性十分武断：一个人所穿的纱笼（sarong）[13]如果红、白、蓝三种颜色太多的话（荷兰国旗的颜色），就可能被当成荷兰当局的间谍揪出来。

雅加达的华人、混血儿和安汶人一旦听到街上有人像擂响战鼓一样用竹枪敲打空心金属路灯灯柱时，就知道麻烦来了。日本兵手里拿着枪，奉命在盟军不在时保护平民，但一听到敲击声响起后，经常会溜之大吉。暴徒袭击商店，将住宅付之一炬。狂性大发的青年把屋里的一家人乱刀砍死，他们嗜血成性，乐此不疲地挥刀砍杀，有时甚至会喝受害者的血。在雅加达附近的一个地方，干净的水源已无处可寻，因为水井被腐烂的华人尸体塞得严严实实。

在印尼式荷兰语里，最常见的一类杀戮叫getjintjangd。Tjintjang的意思是用克里斯短剑或大砍刀杀人。荷兰平民愚蠢地离开了尚有日本兵把守的集中营，结果往往是被人给tjintjanged。而日本兵如果拒绝帮助叛军，或交出手里的武器，一样也会被tjintjanged。尽管过去的集中营和充斥病怏怏的饥民的肮脏村落也是袭击目标，但只要日本看守还坚守岗位，它们依然是最安全的栖身之所。

跟许多荷兰平民一样，有个名叫彼得·范·贝尔库姆（Peter van Berkum）的年轻人生在印尼，长在印尼。一天晚上，他在泗水碰巧被一群少年暴徒盯上，他们手持削尖的竹枪。范·贝尔库姆被推上一辆卡车，送到当地一座牢房。据他回忆：“卡车减速的时候，一群厉声尖叫的人围了上来。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堆棕褐色、汗涔涔的脸，人们嘴部扭曲，张得很大。他们晃着攥紧的拳头，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在一片“杀死白种人！”的呼号声中，囚犯们被推下卡车。“一瞬间，人群冲了上来，对他们拳打脚踢，用刀砍，用棍棒戳，用刺刀捅，还用上了斧头、枪托和长矛。”[61]

印尼领导人不希望出现Bersiap，但事到如今，他们对局面已经完全失控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上爆发了全面战斗。这不光是针对殖民者和他们所谓帮手的报复行动，而且还发生在叛军和日军之间，这样的报复和反报复导致了一种血腥的恶性循环。在三宝垄（Semarang），一支由木户新一郎（Kido Shinichiro）少佐率领的日军部队与pemuda发生了冲突，后者认为日本人蓄意破坏水源。为了以儆效尤，日军杀死了一部分印尼民兵。这之后，印尼人虐杀了关押在三宝垄市内监狱的两百多名日本平民。一份英国陆军报告如此描绘当时的情景：“有些尸体吊在屋顶上，有些吊在窗口，其余的被竹枪捅了一遍又一遍……有些人临死前试图在墙上写下血书，留下临终遗言。”[62]被激怒的日军继而还以颜色，屠杀了两千多名印尼人。

陷入最严重暴力的是泗水。这座工业城市到10月底已完全落入印尼人之手。监狱里都空了。一个留着满头长发、富有感召力、人称“托莫老哥”的人，通过“叛乱电台”散播古时爪哇人大无畏的传说。在受到他的蛊惑后，成群结队的pemuda自由战士、小流氓和浪漫主义青年纷纷走上街头兴风作浪，用短刀和长矛攻击华人、安汶人和被指控是NICA间谍的混血儿。日本人由于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很乐意向暴民提供更多致命武器。

彼得·范·贝尔库姆的姐姐卡拉（Carla）和附近某个集中营里的荷兰难民一起来到泗水，但迎接他们的是下面的遭遇：“我们被一群土著暴民围攻，他们气势汹汹地用竹枪刺我们。边刺还边叫：“merdeka! merdeka! merdeka!”（“自由”之意）他们衣衫褴褛，黑眼睛里透射出让人胆寒的凶光。我好害怕。”[63]

盟军决定采取行动。荷兰海军上尉胡耶（P.J.G.Huijer）奉命进入泗水，为盟军登陆做前期准备。他的到来自然被视为进一步的挑衅。日本军火库里的枪械源源不断地流入pemuda战士手中。10月25日，大约4 000名英军在泗水登陆，其中多半是印度兵和尼泊尔的廓尔喀兵（Gurkhas）。顿时谣言四起，说这些士兵其实是把脸涂黑的荷兰人。于是，他们遭到了一群印尼乌合之众的攻击。因为担心自己的军队遭到屠戮，英国人恳请苏加诺和哈塔出面干预，约束暴徒。他们照办了，也取得了些许成效。停火协议多少算是得到了遵守。直到10月31日英军指挥官马拉比（A. W. S. Mallaby）准将在试图干预一场争斗时被印尼人开枪打死，协议才又被撕毁。

这回轮到英国人报复了。自11月10日起，泗水市经历了为期三周的轰炸、炮击和扫射。一个目击者如此描述市中心的景象：

地沟里遍布人、马、猫、狗的尸体。路上横七竖八地掉着碎玻璃、家具和缠在一起的电话线。战斗的喧嚣声在办公楼之间回响……印尼抵抗运动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狂热的自我牺牲，标志是人们手持匕首攻击谢尔曼坦克，后一个阶段更有组织性，行事也更有效，一板一眼地遵照日军编写的战争手册。[64]

到了11月底，泗水之乱终于得以平定，但代价惨重：这座城市经过轰炸，成了一片破败的战场，到处弥漫着印尼人、印度人、英国人、荷兰人、混血儿和华人尸体的恶臭。在此之后，报复行动继续发酵，荷兰人在1946年派出由绰号“土耳其人”的雷蒙·韦斯特林（Raymond “Turk” Westerling）率领的敢死队，深入数以千计荷兰平民遇害的南苏拉威西岛（South Sulawesi）展开报复。当然，发动报复的不光有荷兰人。直到1949年，印尼才赢得完全独立。（因为在印尼的这段经历，二战期间曾在北非同德军打过仗的韦斯特林成了虔诚的穆斯林。）

然而，流血只会换来更多流血。除了扣在苏加诺头上的变节罪名外，荷兰人还将他看作共产党的头面人物。泗水之战过去整整20年后，印尼军队里的一些军官借口要杜绝共产党接管印尼的隐患，发动政变，推翻了苏加诺。这一政变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清洗共产党的开始。穆斯林义警、武装青年、兵团军人、爪哇神秘论者和普通平民人人有份，总共屠杀了50万人，其中多数为华人。领导政变的是苏哈托少将，也就是日后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受过日军训练，而且被彻底灌输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在1945年曾同荷兰人作战。苏哈托在位时间长达32年，在此期间，作为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获得了所有西方大国热情而毫不动摇的支持，其中当然也包括荷兰。

* * * * *

1945年，法国人和荷兰人一样害怕失去他们的殖民地，如果说两者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耻辱感更强，这不光是因为1940年的军事失利，还因为法国人有官方通敌的历史。在事实上的日本占领期间，法属印度支那依旧处于维希派主导的殖民政府管辖之下。日本人把这块殖民地当作军事基地，而法国人则继续在西贡的体育俱乐部（Cercle Sportif）里喝着他们的开胃酒，心无旁骛地过自己的日子。但在1945年3月，这种安逸的生活走到了尽头。法国一光复，人们对法国和日本曾经沆瀣一气这点无法再视若无睹了。于是乎，法国军队和官员随即被关进西贡和河内的大牢里。

8月的第一周，随着战败几成定局，日本人将政治权力移交给越南王室政府，共产主义越盟（Vietminh，即独立越南联盟运动）则控制着北越。几周后，中国军队浩浩荡荡从北方进入越南境内，而南越又即将迎来英军，越南皇帝保大（Bao Dai）和共产党领袖胡志明都明确表示，不论发生什么，法国恢复殖民统治都将是不可容忍的。在河内，法国殖民高官的雕像被人推倒。9月2日，30多万越南人聚集在毗邻昔日法国总督府的巴亭广场（BaDinh Square）上，听胡志明宣布国家独立。乐队奏响共产主义进行曲，其中不乏“豪饮法国佬的血”的刺耳歌词。站在红旗飘飘的讲台上，胡“大叔”头顶上遮着一柄王室御用的阳伞，周围有配备手枪的越盟士兵负责保卫工作。他细声细语地对着麦克风说道：“同胞们，你们听得到我说话么？”人群山呼海啸般地回答听得见。

一位目睹这一事件经过的美军情报官向他在中国南方城市昆明的上峰报告说：“就我所见，这些人是动真格的，恐怕法国人真得跟他们打交道。同理，我们也应该跟他们打交道。”44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话多有先见之明。

许多法国人还被关在日军把守的监狱里，如果说越南人宣布独立一事吓到他们了的话，那么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则是惶惶不可终日了。1945年早期，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都经历了严重的灾荒，这既是旱灾的结果，也有将食品供给调拨给军队的原因。在印度支那，100多万人死于饥饿。在阿尔及利亚，饥荒导致民怨沸腾，心存畏惧的法国人将之视为暴力革命的肇始。

实际上，除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和激进民族主义者刻意煽动叛乱外，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只是想得到一视同仁的权利。但是每每有穆斯林朝法国殖民者扔石块，法国人就认为“阿拉伯革命”已经近在咫尺。1945年，新一届殖民当局上任，左派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他们中不少人曾积极抗击过德军。许多殖民者都拥护维希政府，而且极端反犹。（通常，只有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才会站出来捍卫法国治下犹太人的权利。）然而，那些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或争取平等权利的穆斯林很快被人贴上了“纳粹”的标签。这就好比把印尼和越南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看成是日本法西斯的部分阴谋一样，从而为左派殖民当局和原维希分子打压阿尔及利亚人授以口实。

阿尔及利亚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在该国西北城镇塞提夫（Sétif）的周边地区，由于饥荒肆虐，暴力事件尤为高发。法国殖民者同牧民发生冲突，飞扬跋扈的警官被人轰出村庄，右翼欧洲青年高喊“贝当万岁”甚至是“希特勒万岁”的口号挑衅阿尔及尔的穆斯林。法国警察还朝打算参加5月1日游行的一群穆斯林开了枪。

作为煽动穆斯林造反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策源地，塞提夫理所当然成了严重暴力冲突的重灾区。尽管过去曾同德国人狼狈为奸，但法国人决定在5月8日当天庆祝盟军战胜德国，好好地弘扬下爱国热情。当天清早，穆斯林聚集在主要清真寺前，他们多数是乡下来的，有男人，也有妇孺。一些人在耶拉巴斗篷（jellabas）[14]下藏着传统式样的短刀，有些怀揣手枪。AML的领导人（AML的全称是Amis du Manifeste et de la Liberté，即宣言和自由之友，是穆斯林要求平等权利的一个组织）向官方保证这不是一场政治示威，不会有人打出民族主义的标语。

到了8点，人群壮大至300来号人，沿着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5]大街向战争纪念碑行进，目的是去那儿敬献花圈。AML没有兑现承诺，人群里的民族主义者摊开标语，上面写着：“我们想要和你们一样的权利”。一个路障旁，警察看见有人高举“阿尔及利亚独立万岁”的标语，一把抢了过来，然后当场打死了这个可怜的阿尔及利亚人。接着，似乎是蓄谋已久的法国平民端着机关枪，从阳台上和法兰西咖啡馆里向外头的人群扫射，导致20至40人死亡。被枪击吓坏了的穆斯林逃进小巷里，用手枪和匕首攻击欧洲人。法国共产党领袖阿尔贝·德尼耶（Albert Denier）被严重砍伤，以至于双手必须截肢。

一名法国教师当时正在学校对面的咖啡馆里喝东西，她回忆道：“四面八方涌来一群高声尖叫的当地人，他们手持匕首，冲向阿拉伯市场，犯下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我看到大约15个人拿棍棒围殴瓦扬（Vaillant）先生，他可是阿拉伯人的老朋友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太可怕了。奇怪的是，大多数袭击受害者都是亲阿拉伯的人士。”[66]

法国人大开杀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村庄。虽然报复行动呈现出零星的状态，但是手段十分残忍：“我们带着刀子和步枪，我父亲杀了个面包师，只因为他是法国人。我们把门撞翻，用找到的汽油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67]法国殖民者只得逃到当地警察局避难。有些人被抓，然后被剁掉手足，女的被割掉乳房，男的生殖器被割掉塞进嘴里。三天里，共有大约100名欧洲人遇害。

社会党总督伊夫·沙泰尼奥（Yves Chataigneau）没有呼吁各方冷静，而是向军队搬来了一万人的救兵：其中有摩洛哥人、西非人和外籍兵团士兵。这次行动的目的不止是恢复秩序，还有必要教训一下阿尔及利亚人。杀害法国人的凶手必须血债血偿。

法国殖民者组建了民兵联队，并开始攻击当地人。其中的一支虎狼之师——阿尔及利亚兵团——被一纸调令从德国调回北非，这支部队曾为击败希特勒殊死战斗。回到故乡，他们却被派往内陆，追杀阿尔及利亚同胞。到6月底，整个乡村已经陷入一片死寂。村庄和城镇连续几个礼拜被飞机轰炸，又被停在海上的战舰炮击；数以千计的人遭到逮捕，并常在领受酷刑后被处决。阿尔及利亚人的具体死亡数字一直是个谜，有种说法是死者高达3万人。与屠杀相伴而来的还有刻意的羞辱。法国人重新祭出了19世纪让原住民毕恭毕敬臣服于外来征服者的做法。成千上万的农民满脸菜色，再也无法忍受无休无止的轰炸。法国人逼着他们跪在法国国旗前，恳求宽恕。其他人被推翻在地，在威逼之下高喊：“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狗，法国万岁！”

在一部分法国人看来，似乎阿尔及利亚总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更有远见的人，包括戴高乐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屠杀当地人是一个让“永恒法国”（La France éternelle）蒙羞的污点。在官方吹嘘的事迹里，法国可是大义凛然地抵御了纳粹的威胁。因此，发生在塞提夫和周边地区的事情许多年来一直被官方掩盖。

然而，西贡的法国人将塞提夫事件视作一则警告：如果不尽快扼杀越南人渴望独立的念头，同样的事就会轮到他们头上。到了8月，时局看似对法国人不利。他们中不少人仍被关押在日本人的监牢里。越盟从日军那里接收了越来越多的武器弹药，有时甚至想拿就拿。部分日本军官还加入了越盟，不管是出于信念驱使（“亚洲是亚洲人的”），还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藏身之所，避免被追究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虽然当时仍处于蒋介石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并不反对法国统治印度支那，但是法国的帝国主义计划并不讨美国人的喜欢。全心全意站在法国人这边的只有英国人，这点倒不足为奇。

暴民的暴力活动往往因谣言而起。比如9月20日，河内民众相传法国人正在密谋，计划通过殖民警察里越南人的协助，重新获得对局面的控制。据说，有人发现了大量藏匿的武器，还有人说法国人要动用毒气。法国兵不仅被日本人从牢里放了出来，甚至手上又有了枪。为了挫败法国佬的阴谋，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拿着刀子、长矛和砍刀，冲进法国人家里打家劫舍，在街上见到法国人就寻衅滋扰。日本兵多数时候只是袖手旁观。

河内最好的酒店大都会饭店（Metropole）里的招待也闯进客房，殴打客人，把他们堵在餐厅里。一个设法逃脱的法国人请求日本人释放法国俘虏，以维持秩序。

弗朗索瓦丝·马丁（Françoise Martin）是个法国女青年，她来河内“不是为了赚这个国家的钱，恰恰相反，自己浑身上下流淌着人道主义的理想”。她满脑子只有“对中国——安南文化的崇敬”。然而，她对在街上抗议、要求独立的越南人的看法恐怕颇能代表多数法国殖民者的心声：“他们中间可能有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就这帮举着旗子、满大街乱窜的乌合之众而言，里面尽是些罪犯和低能儿，只要一看到五六条枪，他们立马就会龟缩进鼠洞里。不幸的是，我们连这么几杆枪也没有，而且一时半会也不会有。”[68]

8月，关于一栋法国人的别墅里藏有大量武器的流言更加甚嚣尘上。示威人群谴责法国帝国主义。但是，除开乡下出了些杀人案外，越南人针对法国人的暴力行动并未形成多大规模。但法国人还是怕，就算国内大放厥词——戴高乐将军宣称要把印度支那当成“法国凤凰涅槃、重振国威的几大主要目标之一”[69]——法国人因为孤立无助，恐惧感反而加深了。

“每个人都武装到了牙齿。”弗朗索瓦丝·马丁回忆起河内的局势时说道，“美国人、华人、安南人都是如此；只有法国人手里除了棍棒和空瓶子外，就没有其他可以用来自卫的武器了……”[70]她对越南人争取独立的分析同她所处的大环境和时代背景十分吻合，也和她认为抗议者都是“低能儿”的看法一脉相承。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表面上，日本人是放下了武器，但他们还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战争，阻碍印尼和马来亚重新落入欧洲人之手；无论在哪儿，他们的伎俩都别无二致：制定背信弃义的计划，处心积虑地准备，一丝不苟地实施……这可真是亚洲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又一个令人叹服的例证啊，而白种人就是会不断上当。”[71]

然而，流血事件最终却并非发生在河内，而是在西贡。重大麻烦来临前的最初迹象跟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9月2日，几十万被西方媒体惯称为“安南人”的越南人聚集到西贡，通过无线电收听河内的胡志明发表独立宣言，他们当中多数是乡下赶来的农民。一大早，全副武装的越南青年在一座军营大门前举行抗议，里面依旧关押着法国军人。对于越南人的冷嘲热讽，法国人用辱骂回敬，并高唱《马赛曲》。由于技术故障，人群没能听到胡志明的广播演讲，他们怀疑是法国人从中作梗，更加群情激奋。游行的人刚抿达大教堂，就听到了枪声。人群顿时乱作一团，暴民怀疑是法国人开的枪，于是见到法国人就打。华人和欧洲人的店铺遭到打砸抢，神甫遇害，一些女人被踢掉了牙。

法国人指责是挑事的越南人开的枪，导致了暴乱。两周后，他们做通了英国将军道格拉斯·格雷西（Douglas Gracey）的思想工作，说是时候把越南人从警察局和公职队伍里开除出去了，是时候重新武装法国人了。出于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同仇敌忾，英国人同意了。9月23日，西贡看似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法国人再度大权在握。几个礼拜、几个月乃至几年来忍受的屈辱和无助，让法国人的欢庆胜利演变为一场“武斗大会”：如今轮到越南人被法国暴徒处以私刑了。一位英国军官在报告中描述：“枪声大作，安南人在街上被人拖行，然后扔进监狱。”[72]

报复来得很快。第二天，越南人就闯进法国人家里，殴打住户。法国人在河岸边遭受严刑拷打。嫁给法国人的越南女人被捅伤致残。据史料记载，一名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孕妇还被人开膛破肚。西贡的战斗持续了大约两个月，英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同越南人展开激战。有些日本人后来倒戈，投靠了越南人。法国的外籍兵团里也是鱼龙混杂，不乏曾在北非和盟军打过仗的德国人，甚至还可能有党卫队军官。数以千计的越南人在监狱里受尽了酷刑，只经过5分钟的“审判”，就被处以重刑，甚至是死刑。

到了11月中旬，法国人又能在体育俱乐部里享用他们的开胃酒了，并确信生活将一切照旧。这种假象维持了一段时间，直至1949年南越独立、定都西贡时才宣告破灭；而在北越，随着1954年胡志明的共产党被承认为北越民主共和国的统治者，并且定都河内，这一幻想也化为了泡影。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狭长的东南亚国家更能印证莎翁的话了。麦克白对他夫人说过，冤冤相报，血债血偿。此言不虚，越南在历史上曾分为法属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三部分，后来呈现南、北越分庭抗礼的格局，最后才实现国家统一。

[1]这里的long knives，暗指night of the long knives，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和慕尼黑对其政敌、冲锋队头子罗姆展开清洗行动，此次事件中，有数百名冲锋队军官被处决。

[2]即诺门罕战役。

[3]即今日的辽宁省丹东，旧时称安东。

[4]Veronika Dankeschön，Dankeschön为德语里的“非常感谢”之意，这里是双关。

[5]拿破仑战争后，沙俄成为赢家，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in Vienna）的决议，进一步获得了原为普奥吞并的那部分波兰领土，并把立陶宛的一部分也并入波兰，此后的俄属波兰就称为Congress Poland，或译议会波兰，实为俄属波兰。

[6]黑、红、金三色是德国国旗的颜色，也是传统的日耳曼民族图腾的颜色。

[7]乌克兰港口城市，位于黑海旁边的克里米亚地区，2014年俄乌危机后，克里米亚公投并入俄罗斯。

[8]二战中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约为全球犹太人总数的1/3。

[9]Kibbutz，以色列集体农庄。

[10]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首位总理。

[11]伊弗雷姆·卡齐尔（1916—2009），从政前是以色列著名物理生物学家，以色列国防军首席科学家。他的弟弟拉沙米也是享誉世界的化学家，后来死于1972年巴解组织策划的卢德机场大屠杀。

[12]吉斯林（1887—1945）系挪威法西斯头目，协助纳粹占领挪威。

[13]东南亚人穿的布裙。

[14]耶拉巴，一种带帽子的斗篷，常见于北非地区。

[15]克列孟梭（1841—1929），一战期间任法国总理，主持了巴黎和会。

第二部分 清理废墟

第四章 回家

1945年5月，逾800万“战争流离人员”被困在德国，等待被遣返回国，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在欧洲其他地方，这样的人还有差不多300多万，他们中一些人思乡心切，有些除了不想回家，去哪儿都成。其余的人则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他们无家可归：比如流落乌克兰的波兰人、奥地利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藏身南斯拉夫的白俄人、逃难到哈萨克斯坦的犹太人等等。在亚洲，流离人员的数量同样庞大：650万日本人被困在亚太各地，其中一半是平民。100多万客居日本的朝鲜劳工依然寄人篱下。成千上万的澳洲、欧洲和美国战俘则散落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印尼人和其他亚洲人则被迫为日本在该地区的军事工程卖命。多达18万亚洲人参与修建了泰缅铁路，其中只有约一半人活了下来。

但凡是战争都会导致流离失所。2003年由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致使500万人背井离乡。二战所引发的人员流散规模空前巨大，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为造成的：既出于冷酷的现实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驱动。比方说：奴隶工程、人口流动、“种族清洗”、国家边界变更、德国和日本两个“主宰者民族”外迁以寻求生存空间、内战爆发，以及整个民族被流放，不是死在屠刀下，就是在流放中忍受煎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欧洲，这些灾难背后的主要元凶是德国人，但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及其边疆地区所施行的政策往往和希特勒一样导致生灵涂炭。[1]

对我父亲而言，回家的想法并不复杂。1944年，盟军解放荷兰部分国土、并切断他老家和德国之间的联系后，他和家里人的通信就中断了。即便如此，他至少还有家可回。1945年夏天，他从马格德堡（Magdeburg）一座英国收容站出发，先后乘坐英军卡车，而后转火车，再换公共汽车，被送至荷德边境。边境小镇恩斯赫德（Enschede）的接收委员会对他和其他返乡的荷兰人进行了盘问，调查他们在德国做工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无奈。那些被怀疑自愿效劳的人不光失去了领取食品配给的权利，而且还面临着麻烦。从这种麻烦上，可以管窥未来几十年一直困扰荷兰人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像覆盖在民族伤口上的旧疮疤，一遍遍地被人揭开：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勇士，谁又是懦夫；谁卖国求荣，谁抗击外敌；谁是英雄，谁又是恶棍。（当然，实际上很少有非此即彼的那类人。）想要在欢迎声中回家，之前的路途可谓颇费周折。话说回来，盘问我父亲的人倒是彬彬有礼，他对此印象深刻：在习惯了当官的朝他大吼大叫后，他对这种礼貌已经有些不适应了。

到达家乡奈梅亨后，父亲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他离开柏林时，这个城市已经满目疮痍，可以说他见惯了破坏。但即便如此，走过奈梅亨古老的市中心时，他一定没有了方向感。原先许多气派的建筑都不见了，有些可追溯至中世纪。1944年，美国人的一场空袭搞错了目标，结果这些古迹遭了殃。父亲多年来一直渴望回家，但突然间他却心生怯意，以至于离家不远了，他却难以迈开步子。个中原因他已记不太清了，也许是因为无法确定双亲是否还健在，或者老房子还在不在。抑或者，他也许担心魂牵梦萦的团聚会让人尴尬；他不在的时候，可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最后他还是回了家。全家人都安然无恙，团聚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也很快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并重新融入社会。父亲是幸运的。

反观其他人，流离失所的状态持续了更长一段时间，而且回家也只会收获失望，甚至还有更糟的下场。曾经遭遇的极端经历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道理解上的鸿沟。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有故事的人。一个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活下来的人，怎么可能让家乡人理解他或她曾经历过的事呢，更何况这些人甚至连灭绝营都没听说过？

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Imre Kertész）在1992年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Fateless）一书中就谈到了这种理解鸿沟。[2]作者本人是归化了的布达佩斯犹太人，曾被囚禁在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遣送时年仅14岁，所以是在集中营里长大成人的。作家在小说里塑造了捷尔吉（György）这个有他自己影子的人物。捷尔吉回到布达佩斯，身上还穿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配发的破破烂烂的条纹囚服，他脸庞消瘦，满是斑痕，像个老头。老家的房子里住着一群陌生人，他们充满敌意，形迹可疑，见到捷尔吉后便狠狠关上了门。对于集中营的生还者，特别是犹太人而言，这种经历并不鲜见。因为人们不指望犹太人还会回来，如果真回来了，只会对他们冷眼相待。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同设法滞留在布达佩斯的昔日犹太邻居重逢只会让捷尔吉更加痛苦。他们告诉他：“国内日子也不好过。”得知他曾被关在哪里后，邻居给了捷尔吉一条善意的忠告：他应该“忘了恐怖的经历”，一心只想未来。这样的话捷尔吉之前也听到过。他在电车上遇到一位热心人，一名“民主派”记者，后者告诉他：最重要的是“纳粹的地狱火坑”总算完蛋了，一切都结束了。

捷尔吉没法让人们明白他并未去过什么地狱，他的经历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成分，他待的地方是集中营。他怎么可能忘记过去，只想着未来呢，难道过去只是做了个噩梦？或看了部恐怖电影？集中营的生活既非出于自愿，也谈不上舒适，但这终究是生活，是他的生活。你无法忽视这一延续性。问题在于，没有经历过相似情景的人，难以想象当时的情况，他们也不愿去想象，于是就遁入了抽象的话语，一会儿“地狱”，一会儿“恐怖”，而这些东西应该尽快被抛之脑后。

凯尔泰斯在小说结尾描写的那些人物——记者、捷尔吉的邻居施泰纳先生、弗莱施曼夫妇——都对捷尔吉抱有善意。但战时留在国内的人，后来在面对集中营幸存者或其余归国人员，譬如战俘或第三帝国客籍工人时，并非都表现得如此友好和温情。吃苦受难本来是件很个人化的事，但我们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悲惨经历得到别人的承认。如果别人也吃过苦，而且吃的苦明显多过我们，就有可能惹人恼火，也许还能勾起罪恶感，因此才有了“国内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的话。

犹太幸存者重返故乡，不管是回到波兰等经历血雨腥风的中欧国家，还是回到荷兰这样的西欧国家，他们有时遇到了冷若冰霜的对待。这种情况同一种模糊的、未完全泯灭的良心负罪感有一定关联，此外也源于反犹主义偏见。在经过了若干年德国占领军宣传大棒的教化后，这种偏见其实更可能是不减反增了。

这一点不止在通敌者和纳粹同情者身上得到了印证。1944年，荷兰南部光复后，一个名叫内蒂·罗森菲尔德（Netty Rosenfeld）的女青年终于可以告别躲躲藏藏的日子了。她来到一家荷兰抵抗运动管理的广播电台求职，却被告知罗森菲尔德这个姓氏不适合干广播这行。毕竟，她要理解，已经有足够多的犹太人为“重生荷兰”广播公司（Radio Herrijzend Nederland）工作了，这家电台甚至被起了个绰号，叫“重生耶路撒冷”。犹太人经历的遭遇固然不幸，但他们肯定吸取了一个教训：就是别想再排到队伍的最前面，期待还能主宰社会——这可是好言相劝。

1945年9月，一个名叫齐格弗里德·古德斯密特（Siegfried Goudsmit）的人在《准备报》（Paraat）这份荷兰抵抗运动创办的左翼报纸上讲述了下面这则故事：

一个公交车站。乘客们正在等候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公交车。人群中有两个犹太人。其中一个坐在凳子上……某位非犹太“女士”对此不能接受，她告诉犹太人他应该站着。“其他人才有权坐这个位子”。您说得对，太太，要是我身体健康的话一定站着，但我从德国集中营逃出来后，十分虚弱，最近刚出院。您也看得出来，我身子骨依然很弱。“他们真该把你留在集中营，你这样的人我们这儿已经够多的了……”[3]

纳粹集中营的其他生还者被告知，不是只有他们才吃过苦；荷兰人也在挨饿，或丢了自行车[1]，或如何如何不幸云云。犹太人被奉劝不要老是提要求，也不要太得理不饶人。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感恩。

曾经隶属于抵抗运动的报纸《爱国者》（De Patriot）发表过一封讨论战后荷兰反犹主义问题的读者来信。这封信刊登于1945年7月2日：

毫无疑问，犹太人正是由于遭受过德国迫害，博得了荷兰人民的巨大同情。现在犹太人有必要见好就收，别太过分；他们应该时时刻刻牢记感恩的义务，而表达这种感激之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尽他们所能，为那些代犹太人受苦受难的荷兰人提供补偿。犹太人应该感谢上苍，他们从集中营里活着走了出来。这份（来自荷兰人的）同情也可能被人弃如敝屣……他们（犹太人）真的不是唯一吃过苦的人……[4]

如此看来，多数犹太幸存者选择保持缄默就不足为奇了。对于1940年大约15万荷兰犹太人有四分之三未能活下来，他们保持缄默；对于只有区区5000人从集中营返回家乡，他们保持缄默；对于荷兰官僚、警察和法官积极协助纳粹刽子手屠犹，他们保持缄默；对于犹太人被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往外遣送时荷兰人的噤若寒蝉，他们一样保持缄默。

战后最初几年里，荷兰一口气兴建了大批战争纪念碑，有为抵抗运动战士立的，有为阵亡军人立的，有为民族苦难立的，也有为英雄烈士立的。第一块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立于1950年，位于阿姆斯特丹，靠近昔日犹太市场、17世纪葡萄牙犹太教堂和犹太人住宅区的交界处。这些宅子的主人曾经被人拖出家门，房子自此空置，里面的东西继而被瓜分，什么也没剩下。纪念碑由白色石料雕琢而成，顶端有一颗大卫星，表面刻着五幅浮雕，分别描绘爱、抵抗、坚韧，以及荷兰人的悲恸这几个主题。这座纪念碑名叫“犹太感恩纪念碑”。

事实上，犹太生还者的存在让人尴尬。因为在战后废墟上匆匆构建起来的英雄事迹根本和他们无关。不管在荷兰、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人们都想忘记一些不太光彩和叫人难过的往事。经历了战时国土沦陷的男男女女，看到别人大难临头时，选择低下头，当做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靠这种明哲保身之举，竭尽所能地在国耻中委曲求全。完了却跳出来冒充自己一直是英雄。1950年代，那时我还在读小学，从小到大，老师自豪地给我们讲荷兰人民抵抗外敌的故事——大多是些小题大做的段子，比如德国兵跟人问路时，故意给他们指错方向，等等。

我年幼时最喜欢的儿童作家是诺雷尔（K. Norel），他的书讲的都是抵抗运动小战士的英勇行为，标题个个起得慷慨激昂，譬如《赶走暴政》，《待命，儿童团》，《抵抗和胜利》。然而，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英雄名单里都没有犹太人的位置。陈旧的偏见并未消逝。这里有一段文字，摘自诺雷尔的《赶走暴政》：“犹太人也许不是英雄，但他们真的很精明。只有在纳粹开始搜刮犹太人的财富和资产时，他们方才觉醒并发动报复。他们精到骨子里了，所以才没让敌人卷走上百万的钱财。”

* * * * *

在法国，经过一段时期的狂野报复后，戴高乐政府决意弥合法国社会的深刻裂痕，做法是营造一种多数公民都曾英勇抗击德国人的假象。然而，尽管这一功利性的自我麻醉也许有其必要性，但回乡的战俘却同犹太人一样，与其基调格格不入。这些邋里邋遢的男人，穿着磨破了的老式军装。作为1940年耻辱战败的责任人，法国自然不会轰轰烈烈庆祝他们回国。在“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中（这是巴黎解放后第二天戴高乐的原话），没有这些人的位置。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还能领到食品配给券，拿到一些现金，让医生给他们做一次体检，最后还能光临几个放《马赛曲》的酒吧（前提是他们人数够多，值得奏乐欢迎）。

维希政府曾把战俘描绘为一群勇士，他们忍受牢狱之灾，为的是保全法国的荣耀，这些宣传在战后给回乡的战俘帮了倒忙。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罗杰·伊科尔（Roger Ikor）于1940年5月被俘，虽然他有犹太血统，但还是和其他法国战俘一样被关押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大牢里。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被人噤声，无法抗议，成了贝当和他党羽最好的支持者。他把我们比作法兰西最纯净的血液，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出于恰恰相反的理由，戴高乐主义者鄙视我们。两百万战俘，两百万沾上贝当主义污点的战俘，让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佬和他们对法兰西的看法蒙羞了。我们没像他们那样顽强抵抗，而是甘愿束手就擒了吧？所以我们必须得是懦夫，流的不是最纯净的而是最肮脏的血。”[5]

于是，战俘回国后，人们对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冷脸，嘴上虽然不说，但举止悄无声息地透射出蔑视。战俘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待遇也就是被人俯视。在遣返中心，接待他们的都是穿制服的官员，态度蛮横，而且常常是女人。她们的官衔有时高过这些在铁丝网后度过战争的男人，而且并不羞于拿官阶压人。

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曾参加抵抗运动，她在《战争》这部回忆录里描写了这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做派：

不断有人抵达。一卡车接着一卡车……战俘被分成五十人一组，扔在遣返中心……这些可怜的小伙子看着大厅，脸上都挂着笑容。他们周围站着遣返中心的军官。“来，小伙子们，排好队！”他们于是排好队，依旧面带笑容……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在火车东站，有个女人对着外籍兵团一名士兵一通臭骂，然后指了指她的肩章。“不知道要敬礼么，小子？你没看到我是上尉？”[6]

杜拉斯本人很左，而且对她描述的这些爱摆官架子的官员甚为鄙夷。拿她的情人和左派抵抗运动同志迪奥尼·马斯科洛（Dionys Mascolo）的话来讲（马斯科洛在回忆录里简称“D”）：这些人是反动派，他们“反对任何不直接归属戴高乐派的抵抗运动，他们会占领法国，他们自以为代表了有思想的法国、有权威的法国”。[7]他们口中“永恒法兰西”的英勇事迹一定是对自己的讴歌。

杜拉斯的回忆录里还有一段让人为之心碎的文字。她的丈夫罗贝尔·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也是左翼抵抗运动战士，他被德国人逮捕后送往布痕瓦尔德。尽管在战时已经和“D”好上了，但杜拉斯依旧渴望见到丈夫活着回来。这也是她为什么来来回回往返于遣返中心和火车东站之间的原因。她迫切想要得到他还活着的消息。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日后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巧遇了安泰尔姆，后者已经无力说话，更别说走路了。但是，日思夜想的团圆最后还是在巴黎上演了：

博尚（Beauchamp）和“D”用肩膀架着他。他们在一层楼停了下来，他抬头往上看。

后来的事我记不太清了。但他肯定是在看我，然后绽放出笑容。我尖叫着说，不，我不想看到你这样。我又开始狂奔，这次沿着台阶飞驰而上。我记得自己在撕心裂肺地尖叫。我的尖叫引发了战争，六年了，我从未哭过一次鼻子。我躲进了某个邻居家里。他们逼我喝下一些朗姆酒，往我嘴里灌酒，对着尖叫的嗓门灌酒。

接着，过了一小会儿，她又见到了他，安泰尔姆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正是这个微笑，才让我认出了他，但我们之间隔着好长一段距离，就好像我是在隧道的另一头与他相见。这是一丝带着尴尬的笑。他在为自己以这种颓废的状态出现在我面前表示歉意。然后，笑容渐渐隐去，他再度成为一个陌生人。[8]

我父亲没去过布痕瓦尔德，他老婆也不是某个投身荷兰抵抗运动、找了情人并很快同他离婚的女人。他的回家之路远没有安泰尔姆那样富有戏剧性。但在杜拉斯回忆录的这段文字之中，有些地方也暗示着我父亲害怕回家的原因——担心自己变成陌生人。

* * * * *

如果说法国战俘的回乡之路已经够艰辛了的话，那么对德国和日本战俘就更是如此。他们肩上不仅承担着吃败仗的负担——这已经够沉重的了——还要面对来自同胞的鄙夷，甚至是仇视。在国人眼里，他们要为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负责，他们还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曾几何时，这群不可一世的战士骑在整个民族头上作威作福，但最后却输得一败涂地，灰溜溜地回来了。这种说法当然有失公允。也有人，包括几百万女性，曾经夹道欢送他们奔赴战场，手里挥舞旗帜，嘴上唱着爱国主义歌曲，还庆祝他们打了胜仗——有些是真打赢了，有些则是政府的虚假宣传。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官方歇斯底里的蛊惑导致全民血脉贲张，对于其后果，普通士兵所承担的责任，并不比那些曾高声祝愿他武运长久的普通百姓要多。起码在德国，什么样的罪名都可以往纳粹头上扣。日本人没有纳粹党，所以就把他们的军事灾难归咎于“军国主义者”，或者往大了说，归咎于任何同军队有关联的人。这同样也是战后美国宣传机器所传播的观点，日本媒体对此也是亦步亦趋。

正如日本散文家坂口安吾所写的那样，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Tokkotai）“今天已经摇身一变成了黑市上的混混了”。[9]人们把这种云泥之别的落差，把这一挣脱国家妄想的全民觉醒，完全归咎于那些被派去为天皇玉碎、最后却不幸苟且偷生的人。战后没多久，日本曾流行过这样一个词，Tokkotai kuzure，即“堕落的神风队员”，用来形容那些曾经满怀病态理想主义、后来却堕落到整天嫖妓买醉的年轻男子。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人们就已经对日军的耀武扬威颇有微词，虽然公开抱怨要冒极高的风险。战时军人滥用暴力，到了和平时期又从事犯罪勾当。当人们见识了其转变之快后，帝国军人的高大形象就变得更为不堪了。战争末期，军队仓库依旧塞满了商品，要什么有什么，除了武器外，还有毛毯和衣服，这些对穷困潦倒的国民而言都是必需品。经过高级军官和他们的平民亲信——多为战时劣迹斑斑的帮派成员——大规模且有组织的掠夺后，仓库空空如也。渐渐地，这些商品流进了黑市，售价之高，使多数人无力消受。

让几百万接受训练、成为国家杀戮机器的年轻人重新做回老百姓，从来都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吃了败仗的耻辱感让这一转型更难实现。1946年夏天，一档电台节目开播，其在提供失踪人员信息之余，还推出了一个特别板块，目标听众是彷徨无措的老兵，每周播放两次，栏目名字叫“我是谁？”。此举显得再合适不过了。[10]

垂头丧气的士兵因为军事失利已经毫无血性。返乡后，看到家园破败，或者婚姻告急，他们面临更为沉重的打击。描写战后初期的德日两国的电影和书籍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即返乡士兵和妻子之间的鸿沟。妻子因为寂寞难耐，或只是为了糊口活命而与人偷情。这一主题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从特洛伊征战归来后，阿伽门农被他的妻子，或是她妻子的情人杀死在自己家里，也有说法是两个人协力谋害了他，这取决于读者读到的是哪个版本的故事。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拍摄于1979年的电影《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是将这一主题刻画得最入木三分的德国电影之一：玛丽娅的丈夫刚从惨烈的东线战场退下来，发现自己的老婆几乎赤身裸体躺在一个黑人美国兵的怀里。这一故事中，最后命丧黄泉的是奸夫。日本也拍过一部类似的影片：由小津安二郎执导的《风中的母鸡》（1948年），虽然知名度较前者要低不少。跟小津一贯平如止水的风格不同，影片最后高潮迭起，丈夫因为妻子在他离家期间和其他男人上床，醋意大发，愤而将她推下楼梯。妻子受了伤，一瘸一拐却仍央求他的原谅。最后，随着两人的泪水纵情流淌，影片在皆大欢喜中结束。

在跌宕起伏的大结局到来之前，影片的故事情节很能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片中的妻子时子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努力用她做针线活赚来的微薄收入维持自己和年幼儿子的生计。儿子后来身患重病，时子无力支付医药费，于是只好在一天夜晚下决心向一个陌生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当丈夫修一最终从战场上归来后，时子向丈夫坦白自己曾卖淫失身。修一对妻子的不忠怒不可遏，狂性大发。但忠不忠其实不是重点：真正激起战败士兵怒火的是他为了重获自尊所作的挣扎。影片高度现实主义，尽管在真实的生活中，婚姻也许不会因为催人泪下的和解而得到挽救。

报纸收到的读者来信显示出士兵返乡的问题十分严重。1945年12月16日的《朝日新闻》曾刊登过知名的小说家志贺直哉的一封信。信中，他提出政府有义务改造昔日的神风队员。年轻人曾被教唆要为国家荣誉舍生取义，这叫他们在1945年后人吃人、冷漠的世界里有何资本重建生活呢？唯一能防止他们坠入绝望、被人唤作堕落者的办法就是国家要启动一项特殊教育计划。在给志贺直哉的回信中，一位作者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但同时指出日本社会本身也亟须再教育。某封信的作者本人就是受训进行自杀式袭击的神风队员，他表示Tokkotai在战时的训练和精神正是战后日本堕落文化中所需要的元素。

《朝日新闻》收到的所有来信中，有一封言辞最为激烈，作者同样也是退伍军人。这封信刊登于12月13日：

同袍们！我们现在自由了。我们从暗无天日、惨无人道的军旅生涯中解脱出来，从血淋淋的战场上活着回来了。但在国内，等待我们的却是老百姓犀利的眼神，他们怀着对好战派的满腔怒火。我们的家园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血腥的战斗是结束了，但是生活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11]

事实上，他写道，年轻时的一些幻想已经被军旅生涯扼杀了。自私自利、欺软怕硬的军官们平日里总是惺惺作态，表现出一副效忠国家、或忠于其他浮夸理想的姿态，后来被证明完全就是矫揉造作，毫无真情。普通一兵被当成一台机器。事到如今，他写道：“老兵已经成了坏人的同义词……”

“人们到底是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老兵的？”同一天的报纸上，另一位作者这样问道。“人们认为当兵的和好战分子是一回事。当然，好战派应当为我们战败承担责任。但是普通士兵并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个为自己国家而战的爱国者。你们真的以为我们放弃自己的大好青春，在陆地战场或太平洋上厮杀，为的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么？我真心希望人们能对我们老兵多一些温情。”[12]

类似的情绪一定能得到越战美国老兵的共鸣。但即使是打赢了一场几乎全世界人都认为师出有名的战争，胜利者回国后过回老百姓的生活时也会遇到问题。小名“比尔”的威廉·莫尔丁（William“Bill” Mauldin）是美军里最有声誉的漫画家。他在《星条旗报》里用调侃的笔法塑造了威利和乔这两个努力适应欧洲战场军旅生涯的美国大兵。他的作品让他成为了美国大兵——亦称“大头兵”（dogfaces）——心目中的英雄。威利和乔说话风格及思维方式跟一般士兵没什么两样。他们的想法常常都不讨长官喜欢，这一点使莫尔丁招徕了巴顿将军的抨击，后者还威胁要让这“兔崽子蹲班房”。1945年6月，威利的形象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他的模样看起来很疲惫，胡子拉碴，蓬头垢面，邋遢得很，左侧嘴角叼着根香烟，这跟勇士的威猛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发表于1947年的作品《回家》中，莫尔丁图文并茂，描绘了威利和乔的返乡之路。从莫尔丁的画来看，两人面临的麻烦，以及他们展现出的态度，很接近日本报纸编辑收到的老兵来信中流露出的情绪，只是立场更为温和。比如拿反感上级这点来看：威利和乔两人穿着宽松的平民服装，站在酒店前台前，等待登记入住。身旁，一个穿着条纹裤子、头戴帽子、上衣缝有肩章和金黄色纽扣的搬运工正提着他俩的行李。这人脸色阴沉。乔搭话道：“是威尔逊少校啊，哦哟，你又穿上制服啦。”

比起日本兵对他们长官的仇恨，威利和乔的坏脾气还没有那么烈。要知道，日军长官曾派手下几万人执行自杀式任务，在新几内亚或菲律宾遭遇敌军火力、食物短缺之际，还杀掉下属，靠吃他们的肉果腹。但莫尔丁要表达的主旨，即一个不合格的士兵最多也就让自己倒霉，而若“将帅无能”，则会“累死三军”，说的同样是这个道理。[13]

要跨越军旅生涯和凡人生活之间的鸿沟，不管是对战斗英雄，还是对没立过什么重大战功的人来讲，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前者的适应过程甚至可能更为艰难。对于军嫂和女朋友来讲，返乡的军人并不总是英雄气概十足。一幅漫画里，威利就穿着一套脏兮兮的西装，格外别扭地抱着自己战时出生、从未见过的孩子。他那戴着考究的帽子和手套的太太如此评价：“我本来希望你能穿上军装，这样我就能以你为荣。”莫尔丁介绍道：“威利太太认识威利时还在读大学，那时处于战争初期，战事还较为顺利，和班上的女同学一样，她崇拜穿漂亮军装的男人。她一直对威利有些失望，因为他没有当上手握马鞭、穿粉红色马裤的军官”，甚至连勋章都没得过。因此，莫尔丁接着说：“她不仅被剥夺了佩戴他的勋章、昂首阔步的乐趣，而且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从未见过他穿便装的姿态，而且他看着真有些皮肉松弛，其貌不扬。”[14]

因此，一些老兵在理想幻灭后，由于无法适应平头百姓的生活，或者受战争创伤太深，从而出手伤人，就不足为奇了。所有战争过后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媒体对这些案件给予了过高的关注。一则漫画里，威利的太太在读报，标题写着“老兵脚踹婶婶”，她身旁的威利满脸沮丧，坐在扶手椅里，喝着一杯威士忌。漫画的文字介绍是这样的：“第17版上有条凶杀案的短讯，凶手用斧子连杀三人，没有老兵牵涉此案。”[15]莫尔丁一语道破了悲哀的事实，诸如此类耸人听闻的标题“为战后每个国家都存在的流言蜚语火上浇油——返乡军人所受的训练就是杀戮和斗殴，他们将是社会潜在的威胁”。

跟德日两国老兵相比，返乡美国兵造成的问题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近似，但可能没那么严重。他们毕竟是战斗英雄，回到了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沐浴在胜利的光环之下，而且不久之后还将获益于伟大的美国兵法案，由政府出资，接受教育。但即便在美国，身着戎装的男人常常和英雄事迹对不上号。不过，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有一点重要区别，这种区别造成的影响比任何惨绝人寰的战争过后的苦日子都要长久得多。一方面，德国人和日本人对英雄理想丧失了兴趣。他们再也不想和战争扯上关系。另一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却一直未能摆脱对以前峥嵘岁月的怀念，这就导致了一种很要命的倾向，诱使他们未经深思熟虑便贸然发动军事冒险，如此一来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就能重温一回当英雄的旧梦了。

* * * * *

那么，那些不愿回家的人后来下场如何呢？

克恩滕州（Carinthia）是奥地利的农业区，那里的德拉瓦河谷（Drau Valley）因壮观的阿尔卑斯山风光闻名于世，山涧湖水冰凉澄澈，牧场绿草茵茵，松林覆盖，鲜花烂漫。这番美景，对于从南斯拉夫逃难至此的斯洛文尼亚难民而言，就像来到了人间仙境。他们之前藏身于深山中，躲在一条劳工为德军所挖的隧道里，里面伸手不见五指，被水浸泡。此刻，他们终于走出隧道，重见天日。后来，也有别的人顶着严寒，走过崎岖艰险的山路，来到这里。其中一个人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说道：“在这片风光旖旎的大地，在这方奇妙多姿的世界，四周各个角落似乎都闪着生命的光芒，发出生命的回响。”[16]

1945年的春天很美。然而，如果走近了看，除了能见到星罗棋布点缀其间、美不胜收的村落和乡村教堂外，还能在这片神赐之地上看到一些奇怪且不太和谐的迹象。德拉瓦河谷遍布着难民营和棚户区，这些临时搭建的房子里住着上万人，有退役军人、妇孺，还有他们的马匹、牛车，甚至还有骆驼。村子里能看见哥萨克人，他们戴着高高的羊皮帽子，神气活现；除了斯洛文尼亚农民外，还有塞族的切特尼克党人，部分是保皇党，部分是法西斯，有些则兼具双重身份。此外，这里还有克罗地亚法西斯，他们曾隶属于令人谈之色变的“乌斯塔沙”；剩下的人里有乌克兰人、俄国人和诸多欧洲国家的战俘。甚至有些纳粹杀人狂也藏身在山间棚舍中，比如在同党口中叫做“格洛博斯”（Globus）的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他是斯洛文尼亚籍德国人，曾下令在波兰建造了几座灭绝营，除此之外还犯下过其他罪行。这群难民大多是为了躲避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或是苏联红军，才逃到这里，他们身心俱疲。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把这群人和“1500年前的东歌特人大迁移”相提并论。[17]奈格尔·尼克尔森（Nigel Nicolson）时任英军情报官，日后成为著名的伦敦出版商，用他的话来讲，克恩滕是“欧洲的污水池”。[18]

克恩滕被英军所攻占。从某种方面来讲，说克恩滕是民族迁移的痛苦渊薮，实在是恰如其分，因为该地区所见证的政治变迁很能够代表以族群划界的民族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曾在欧洲造成生灵涂炭和文化浩劫。克恩滕南部的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斯洛文尼亚族。战时，管辖该地的区长（Gauleiter，即纳粹政权的地区总督）是克恩滕人弗里德里希·莱纳（Friedrich Rainer），母语是德语的他试图在南部地区推行“日耳曼化”，手段要么是逼迫人们讲德语，要么一不做二不休，直接驱逐斯洛文尼亚人，让有日耳曼血统的人取而代之。战争末期，铁托的游击队曾入侵该地，并宣布克恩滕归南斯拉夫所有，但后来被英军打了回去。

但这仅仅只是“欧洲污水池”问题的冰山一角。那里人满为患，既有平民，也有要么不想回国、要么已无家可归的军人。奈格尔·尼克尔森写道：

似乎有源源不断的各民族的人来向我们求助，希望我们能提供保护。德国人担心铁托加害他们，哥萨克人害怕保加利亚人，切特尼克党人畏惧克族人，白俄人又忌惮俄国赤匪，奥地利人担心斯洛文尼亚人来寻仇，而匈牙利人则人人都怕，反之，其他人也怕他们……（克恩滕）不仅是纳粹战犯最后的藏身之地，也是躲避俄国人和铁托追杀的一些民族的栖身之所，他们相对来讲与世无争，却没人愿意收留他们，而且不论去哪儿，都会遭人迫害。[19]

很多时候，迫害还算是轻的。那些和铁托的共产党较量过的斯洛文尼亚人、克族人、塞族人，有时是帮着德国人一块打铁托，有时是孤军奋战。他们知道，自己如果落到南斯拉夫的死对头手里，等待他们的将是酷刑和死亡。1917年后爆发的俄国内战中，不少哥萨克人和共产党打过仗，之后的岁月里，他们当起了服务生，开起了出租车，有些还成了作家，靠向散落在欧洲各国首都、没什么名气的流亡人士杂志卖文为生。哥萨克人知道，如果回到苏联，等待他们的要么是被处决，要么是在古拉格（gulag）里慢慢死亡。同样担心的还有乌克兰人，他们愚蠢地——但不是毫无理由地——拉希特勒做靠山，希望借此摆脱斯大林。这些想想就让人胆寒的揣测后来都成了现实。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本以为欧洲最侠肝义胆、最光明磊落、最慷慨大方的英国人，居然会逼他们走上绝路。

奥地利小镇布莱堡（Bleiburg）位于克恩滕州南部，靠近南斯拉夫边界。驻扎此地的英军爱尔兰38旅的指挥官斯科特（T. P. Scott）准将于5月14日收到一份报告，称有20万克罗地亚军人和50万平民正在靠近英国人的防线。斯科特前去会见了他们的代表。虽然他富有同情心这点人尽皆知，但斯科特还是硬着心肠告诉克罗地亚人，他们恐怕不太可能获准进入奥地利境内，因为已经没地方了。他们只能饿肚子了。好吧，一些克罗地亚人回答，饿就饿吧。其余的人则想知道能不能去非洲，或者美国。不行，这同样也行不通。既然这样，那他们“宁愿死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会向布尔什维克投降”。[20]

英国人费了不少口舌，最终，克罗地亚人被说服了，他们又渴又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同意向铁托主义者投降（英国人管他们叫“铁头帮”）。克罗地亚人得到承诺，男人会被当作战俘好好对待，而女人则会被送回克罗地亚的老家。斯科特旅长大可放心。

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活下来的克罗地亚人寥寥无几，他们的回忆充满了恨意，也许带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但从中我们还是能窥见他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根据部分生还者的口述，5月15日和16日两天，有两千名士兵和军官在南斯拉夫境内被枪毙，尸体被扔进事先挖好的壕沟。5月17日，一场沿着德拉瓦河、目的地为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Maribor）的“死亡行军”开始了。据一种说法来看：“几万名克罗地亚人被分为几列，他们手上绑着绳索……然后，在又渴又饿、虚弱无力、缺胳膊少腿、痛苦不堪的情况下，被逼着和骑着马或坐着马车的‘解放者’一齐长途奔袭。受不了这种奔跑‘行军’的人不是被捅死、打死，就是被枪毙，尸体被留在路边，或被扔进土坑。”[21]另有资料估计“约12 000名克罗地亚人”葬身壕沟。“由于血水渐渐渗出地面，肿胀的死尸使地表上浮，游击队在地上浇了某种碱性溶液，再盖上一层土，最后开着坦克把地面轧平。”[22]

就算这些故事因为愤怒而失真，无可置疑的是铁托的游击队的确杀害了一大批人，受害者不仅有死在“死亡行军”过程中的克族人，也有塞族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他们被人用机枪处决在科切夫耶（Kocevje）茂密而美丽的森林里，那里至今还有野猪、猞猁和马鹿出没。他们之所以会作为共产党的俘虏出现在当地，是因为英国人把他们送上了开往南斯拉夫的火车，但骗说目的地是意大利。如果说出真正的目的地，会造成极大的恐慌，英军可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防止其发生。

英国人把俄国人和其他共产党的反对派交给他们的死对头，必要时靠的是花言巧语、虚与委蛇，有时则是强制执行。对这种政策，英国人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不外乎是这些克族人、塞族人、斯洛文尼亚人、白俄人和乌克兰人反正都是叛国者，他们曾经和德国人并肩作战。简言之，他们不仅是苏联的敌人，也是英国的敌人。但妇女和孩子很难被归为敌方战斗人员，况且，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

的确，诺曼底登陆后，盟军在法国境内俘虏的德军士兵中有十分之一其实是穿德国军装的俄国人。这些俄国人大多一句德语都讲不来，他们很乐意向英军投降，甚至如释重负。他们从来就对希特勒的计划不抱任何热情。其中不少人过去是东线战场上被俘虏的战俘。1943年，那些在德国蓄意饿死苏联囚犯政策下侥幸生还的俄国人面临着一个残酷的抉择：当时德军兵员严重不足，他们要么就加入德军特别成立的外籍兵团，要么就坐等饿死。

哥萨克人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们的高级军官都是参加过俄国内战的老兵，如今已经年逾花甲。他们将纳粹入侵苏联看成是夺回哥萨克人传统领地的最后机会，回到故土，他们就能像祖辈那样生活，延续类似18世纪时的武士等级制。德国人承诺，如果他们愿意和德国人并肩作战，就会帮助他们实现这一夙愿。哥萨克人同意了，他们作战异常骁勇，佩戴着镶嵌珠宝的祖传短剑和弯刀。要恢复一种恐怕早已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方式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追求，但是并不明智，而且过程常常十分血腥。哥萨克人在苏联打仗，后来被迫撤退至南斯拉夫，身后还跟着数以千计的难民。这些人再也无法忍受在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战争末期，德国人效仿日本人在东南亚的做法，把侵占的领土分给同他们合作的政权，算是最后时刻买通对方接着打下去的筹码。哥萨克人被告知可以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建立“哥萨克国”。可等英国人一到，哥萨克人便宣称英国人不是他们的敌人，苏共才是，并决定放弃建立哥萨克国，穿越国境，进入克恩滕世外桃源般的山谷中。

据传说，克罗地亚法西斯在不苟言笑的首领安特·帕维里奇（Ante Pavelić）的带领下，所作所为甚是骇人，就连德国人闻后都不寒而栗。意大利记者库尔乔·马拉帕尔泰的文笔常常充满了生动的想象力，他写到自己曾采访过帕维里奇。采访间隙，他看到这个独裁者的写字台上有一只柳条篮，里面装满了又小又圆、滑腻腻的东西，看样子像是鲜嫩多汁的牡蛎，或者生蚝一类的东西。马拉帕尔泰就问帕维里奇，这些是不是大名鼎鼎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n）牡蛎，帕维里奇淡淡一笑，说这些重达四磅的小圆球其实是游击队员的眼睛，是忠诚的乌斯塔沙部下送给他的礼物。

乌斯塔沙跟铁托的游击队、斯洛文尼亚的“家园卫队”和塞族切特尼克党一样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主。然而，我们很难一分为二地将他们之间的混战清楚界定为盟军对阵德军，民主派对阵法西斯，甚至是共产党对阵反共分子的战争。这些派别被卷入同时发生的几场内战之中，围绕着不同的族群、政治和宗教路线展开厮杀：克罗地亚天主教徒、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波斯尼亚穆斯林、塞尔维亚保皇党、共产党游击队、斯洛文尼亚“家园卫队”、斯洛文尼亚共产党，所有阵营都在互相打来打去。无论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之争只解释了一部分原因。只要能满足各自的国内目标，所有派别都会与外来势力结盟，纵使是德国入侵者也不例外。昔日的切特尼克党徒和游击队都在某一特定时期对抗过德国人，算是盟友。当他们同时站在面前时，叫一个英国兵如何区分谁是敌，谁是友呢？

到了最后，判断敌友同样只能借助武力了。英国的地中海事务全权大使哈罗德·麦克米伦这样写道：“到了1943年12月，对时局看得最清楚的英国人明白，南斯拉夫最终会是游击队的天下，王权没有任何出路，而且再也无法起到团结各民族的作用了。与此同时，该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军事价值；因为铁托的部队在得到充分援助后，有能力拖住好几个师的德军，这对意大利的战事，乃至今后开辟法国战场十分有利”。[23]切特尼克保皇党很不幸，他们在内战中属于必然会输的一方。

如果说1945年西方人还把铁托看成是重要盟友的话，那么斯大林也一样。那时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还亲昵地管他叫“乔叔叔”[2]。因此，1944年9月，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在莫斯科会晤苏联外交部长时，居然承诺会遣返所有苏联公民，“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24]这么做，不光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必要同战时盟友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因为英国不想贸然行事，危及苏占区几千名英国战俘的命运。

英国政府的其他成员，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对这项绥靖政策都有着良心上的顾虑，因为他们很清楚其后果如何。经济作战大臣赛尔伯恩伯爵（Lord Selbourne）在给丘吉尔的信里写道：把这些俄国难民送回俄国，“意味着他们只有死路一条”。然而，艾登却写信给首相，告诉他“我们不能太感情用事了”。毕竟，他说，这些人被俘的时候，“是在德军阵中服役，他们在法国的所作所为常常叫人恶心”。他又列举了一些原因，进一步切中问题要害：“我们当然不希望永远被这些人拖累”。[25]就这样，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所有苏联人都会被遣返归国这点得到了正式确定。

许多俄国人是被逼无奈才穿上德军军装的；而在德国从事苦力、地位卑贱的苏联妇孺也从未穿过这身皮；另外，大部分哥萨克人从来就不是苏联公民，因此也不存在遣返他们的法律依据。然而，尽管如此，这些事实却未能左右艾登和苏联领导层。对于后者，遣返这批人牵涉到要歌颂的英雄事迹，尽管这同法国和荷兰的情况不太一样。想想看，曾经有如此之多的俄国人和其他苏联公民跟苏联作对，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其余的人选择在德国干活，仅仅是为了能苟且偷生，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在官方正史里，所有生活在苏维埃工人乐园里的公民都抗击过法西斯敌人。投降是一种罪行，那些落入德国人之手的苏联人只能是叛徒，并被当成叛徒处置。

还有另一种复杂的后果。铁托的游击队也许是共同抵抗纳粹的盟友，在英国人的想象中，他们是一群被高度浪漫化、神圣的农民英雄。但他们对于意大利和奥地利南部的部分领土主张愈发让人生厌。西方盟友无意同昔日战友动武。但为了确保挫败铁托的非分要求，已经因为手下100万战俘而烦恼的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元帅要求上级授权他先在奥地利“清场”。这就意味着要将南斯拉夫人送回南斯拉夫，俄国人送回苏联，而且是尽快。

这种“清场”的直接后果是惨烈的场面。如果单靠花言巧语还不能让人乖乖听话，久经沙场的英军士兵有时不得不流着泪，把这些战俘赶上牛车和卡车，其间连哄带骗，拳打脚踢，有时还用上了刺刀。女人扑倒在他们脚边号啕大哭，孩子被恐慌的人群踩踏，混乱之中，一些人中枪，另一些人与其坐等被遣返，宁可拿刀捅自己的脖子，或跳进德拉瓦河自尽。

哥萨克人也许是最悲惨的。他们幻想着被大英帝国纳入帐下，送到非洲当兵，或者派到亚洲和日本人作战。英国人有意识地鼓励他们做梦。在不可避免的命运到来之前，只要能让他们保持平静，随便怎样都行。哥萨克人表演精湛的马术，既自娱自乐，也给看守他们的英国人助兴。甚至连解除他们武装靠的都是阴谋诡计；英国人向哥萨克军人承诺，如果他们缴械，就能拿到性能更好的新式武器。英国人意识到，如果没了带头的军官，哥萨克人就不太会违抗命令。5月底，1 500名军官被英国人叫去“开会”，说是要商讨他们的未来，晚上就能回家。但事实上，后来就再没人见过他们。被移送给苏军后，那些没有被当即处决的军官被送往古拉格，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剩下的哥萨克人看到长官迟迟没有返回，心急如焚，对英国人的疑心越来越重。是时候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了。威逼手无寸铁的人把自己交给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不好办，这一差事落到了皇家爱尔兰明火枪团肩上。原因是罗伯特·阿布斯诺特（Robert Arbuthnot）少将认为该军抗命的可能性比英军要低。但实际上，士兵们良心上很不安，甚至差点因此哗变。该团指挥官大卫·肖（David Shaw）回忆道：“士兵们一个劲地唉声叹气，但最终还是执行了命令。那场面太可怕了。我记得有些女人躺在地上打滚，大声尖叫，有些还是孕妇。我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把这些女的抱上车，然后锁上门，站着目送火车离开，车窗里还传来女人们凄厉的哭喊。”[26]

6月1日，德拉瓦河畔另一个哥萨克难民营里的几千人在得到登车命令后，被他们的牧师召集到一起，彼此紧紧相依。牧师们一身东正教装束，嘴里一边祈祷，一边唱着赞美诗。一大群人跪着，手挽着手，最里面是妇女和孩子，外面围着青壮年男子。他们四周是宗教偶像的画像，黑旗，还有一个带着巨大十字架的祭坛。这么做的原因是相信军人不会对祷告者动粗。这样一来，就有必要采取行动了。人称“拉斯蒂”的戴维斯少校（“Rusty” Davies）和许多哥萨克人私交甚笃，他回忆道：“随着外围的人被拉开，剩下的人挤得更紧了，因为害怕，他们开始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拼命想离士兵远点。结果人群像叠罗汉一样，尖叫不断，歇斯底里，有些人被压在这座人肉金字塔下，动弹不得。”[27]

因为拥挤，一扇车窗被挤破了，一位年轻姑娘整个人被挤了进去，她的腿在此过程中被碎玻璃严重划伤。她这样描述人墙一面坍塌后的景象：

人们奔来跑去……吓得六神无主。眼前的一切乱作一团：歌声、祈祷声、咆哮、尖叫、这些可怜人被当兵的逮住时的哭喊声、孩子们的啜泣声、当兵的嘴里的骂娘声。所有人都挨了打，甚至连牧师也概莫能外，他们把十字架举过头顶，依旧在祈祷。[28]

最终，任务完成了。一些哥萨克人带着孩子投河自尽，一些人在营地外的松树上上吊自杀。其余的哥萨克人里大部分被装进运牲口的车，车身密不透风，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里面放着一个木桶，供所有人如厕用。旅长斯科特向上峰报告，整件事“就是一出该死的丑剧”。“拉斯蒂”戴维斯少校说道：“回想当时，我至今仍然心存恐惧。”[29]

哥萨克人只是许多孤苦伶仃、备受打击、最后被历史灭亡的群体之一。实际上，说“历史”太过抽象了。他们是被活生生的人推向毁灭的，背后既有革命思想助推，也缘于清除异己、建立单一种族国家的想法。除了哥萨克人，还有其他人也成了这一思想的牺牲品，有些没准还曾是其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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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夏天，酷暑难耐，英、美、苏三个战胜国的领导人在波茨坦会晤，会上宣布的决定听起来就像是正确的大白话，甚至有些索然无味。在驱逐中、东欧的德裔居民一事上，盟国首脑达成以下共识：“三国政府在全方位考虑了这个问题后，确信把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裔人群以及相关人员迁至德国一事势在必行。各方同意，届时出现的任何人口流动都应以有序而人道的方式进行。”

听上去很公道。两年前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已经同意把波兰东部大片领土割让给苏联。这项遣返德国人的协议，倒是和领导人之间令人意外的友好氛围颇为协调。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和斯大林显得尤为投缘。（杜鲁门不太喜欢丘吉尔；英国首相曾试图拍杜鲁门马屁，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在位于波茨坦的总统官邸“小白宫”内，杜鲁门为斯大林和丘吉尔弹奏了帕德雷夫斯基（Paderewski）[3]的G大调小步舞曲。斯大林叫道：“啊，真好，音乐真是个好东西，它驱走了人类内心的兽性。”[30]

杜鲁门对斯大林的热乎劲儿似乎为当时许多美国军人所共享。美军军报《扬基人》在有关波茨坦会议的报道中，写到斯大林“很轻松地成为这场高朋满座的盛会吸引士兵关注的一块最佳招牌。而且这还是在流言四起、说他事先已得知日本人会投降之前的事。来自纽约州长岛市的约翰·图沃希（John Tuohy）下士在参军前是派拉蒙电影公司的订票员，如今在大腕云集的小白宫前站岗放哨。他形容斯大林‘比预想中的要矮小些，但身上一尘不染，穿着漂亮的军装’”。[31]《纽约时报》把三个战胜国首脑在废墟中磋商的画面形容为“三个走进墓地的人；他们手上握有全世界大部分权力”。[32]这其中自然就包含了决定1 100多万德裔移民命运的生杀大权。他们中不少人在后来属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地区拥有很深的根基。

波茨坦会议上的言论苍白乏味，但潜藏在背后的思潮则显得冷酷无情得多。苏台德区、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几百万德国人已经被赶出家园。就在波茨坦会议召开前，斯大林还让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兹德涅克·费林格（Zdeněk Fierlinger）放宽心：“我们不会妨碍你们。把他们都赶出去”。[33]

在雅尔塔，丘吉尔告诉斯大林，他“对用武力驱逐几百万人的想法并不感到惊讶”。斯大林也向英国首相拍胸脯保证：“（波兰）再也不会有德国人，因为我们大军杀到的时候，德国人将闻风而逃，一个都不剩。”丘吉尔接着他的话说道：“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如何在德国安顿这批人。我们杀了六七百万德国人，战争结束前估计还得再杀个100万。”斯大林喜欢精确的数字，他想问个清楚：“究竟是100万还是200万？”丘吉尔答：“哦，我可没打算设什么上限。这样的话，就能在德国腾出空间，那些有用的人就能填补这一空间。”[34]

一些遭到驱逐的德国人曾是纳粹的热情拥护者，甚至还是战犯。生活在德意志帝国边陲的德国平民中，有不少——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都对纳粹党和其当地部属怀有好感，特别是在苏台德区。虽然富甲一方，但那里的日耳曼人早在1938年之前就深感捷克人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即使这样，许多人还是跟纳粹撇清关系，有些还积极反抗过纳粹。但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斯大林，都无意作这种细化区分。所有德国人都得卷铺盖走人：罪犯、纳粹、纳粹反对者、男人、女人和儿童，无一例外。

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政策里，人口迁移、大规模驱逐和边界变动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丘吉尔脑子里想的是另一起先例：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希腊同意让国内的穆斯林移民土耳其，土耳其则让信奉希腊东正教的土耳其人迁往希腊。实际上，由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早在1923年前就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人口流动，而且都是自发形成的。官方主导下的人员交换相对而言较少出现流血。但在1945和1946两年里，中、东欧出现的人口流动在规模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了，人员交换多少还是有的：波兰东部并入乌克兰，那里的波兰人就搬到了西里西亚。这片曾经的德国领土，现在已经一个德国人也不剩了。说是交换，但真实情况是，差不多110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而且其过程很少是有序而人道的。

柯尼斯堡的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医生相信人类之所以表现得像野蛮人，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他曾一度试图徒步离开被炸弹和大火毁坏殆尽且被劫掠一空的故乡。他估摸着，如果挤上一班开往西方的火车——通常是煤车或牛车——实在太过危险，于是，他就在凄风冷雨中走过一片“荒无人烟的大地”：

（经过）一片片无人收割的农田……弹坑、被连根拔起的树木、翻进壕沟的军车，以及被烧毁的村庄。我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躲避风雨，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动。砖头地面传来一阵响声。一些衣衫褴褛的人这儿那儿地站着，凝望天空。他们中间有三个孩子瞪着我，眼神中带有敌意。很明显，他们也想逃离柯尼斯堡，但是被困在了这里。被俄国人抓住后，他们被命令哪也不准去，因此进退维谷。他们的最后一顿饭，是从稍作停留的俄国卡车上拿来的几个土豆。我没问这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但从他们说话的口气来看，很明显，姑娘们为此又吃了一次苦头。老天爷，谁还能从这些可怕的记忆里获得些许慰藉呢？[35]

还有比这糟得多的事情。但比起许多施虐狂滥用暴力、大开杀戒和饥荒的传言，这则故事更能反映出那些突然失去家园的人内心的无助和无奈。他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在一片人口衰减、落入他人之手的土地上，被困在了僵局中。

伦多夫排斥坐火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不仅会连着几天被困在超载货物的车厢里，紧挨着别人，不吃不喝，想解手也没地方，还要忍受日晒雨淋。另外，中途还很可能被人带走，送进强制劳工营，或者最起码也会遭遇拦路抢劫。保罗·罗贝（Paul Löbe）是一名记者，因为加入社民党曾被纳粹政权逮捕。他描述过乘火车横穿西里西亚的一次经历：

俄国人把火车头和车身分开后，扣留了我们22小时。类似的中途停车还发生过几次……列车共被人打劫了四次，两次是波兰人干的，两次是俄国人干的。过程很干脆。铁轨被人扒掉，列车一减速，劫匪们就爬上车厢，抢走我们的行李箱和背包，扔在路堤上。半小时后，他们跳下车，收集战利品。[36]

在这段无法无天的时期，警察等官员常常跟劫匪是一路货色，因此火车站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那些不得不在车站过夜的倒霉蛋常被成群结队的劫匪盯上。妇女不分老幼，都有可能被喝醉后撒酒疯的士兵强暴。失去家园、孑然一身的一种可怕之处就在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别人可以对你恣意妄为。

从某些方面来看，西里西亚、普鲁士和苏台德区的德国人所遭受的暴行，其实是德国人对其他人——特别是犹太人——所作所为的恐怖翻版。许多公共场所禁止德国人入内；他们必须戴上印有字母N的袖章（N代表Niemiec，即波兰语里的德国人）；德国人不准购买鸡蛋、水果、牛奶或奶酪；此外，德国人还被禁止同波兰人通婚。

当然，这种类比还是存在局限性。保守派日记作家恩斯特·荣格的朋友曾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狱中给他写信：“就眼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和匈牙利语区的悲剧而言，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犹太人大屠杀”。[37]这纯属胡扯。对于遣返过程中到底有多少德国人丧生目前依旧存在巨大争议。一些德国历史学家称死了100多万，反对者则表示实际死亡人数只有差不多一半。[38]但就算50万也已经够惨的了。话虽如此，当时并不存在系统性灭绝所有德国人的计划。而且西里西亚和苏台德区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有时得到过加入波兰或捷克国籍的选择权。纳粹魔爪下的犹太人可没有这样的权利。

德国女人时而会遭到苏军、波兰人或捷克人的性侵，她们管自己叫Freiwild，也就是平等猎物的意思。所有无家可归、丧失权利的人基本上都会沦为这种猎物。1945年之夏，西里西亚是人们口中的“狂野西部”。波兰人把过去的德国城市但泽更名为格但斯克，在那里建立了新政府，过渡政府领导人宣布一场“掘金潮”已拉开序幕：“条条马路上都能见到来自波兰各地的人，只要有交通工具，他们都在风风火火地赶往格但斯克这条‘克朗代克河’[4]，他们只有一个目标：不是劳动致富，而是强取豪夺。”[39]德国人的房子，德国人的公司，德国人的一切资产，包括德国人自己，都如囊中取物，唾手可得。

然而，1945年发生的种族清洗远不止是停留在遣返或奴役德国人的层面上。赫伯特·胡普卡（Herbert Hupka）具有一半犹太血统，家住上西里西亚的拉蒂博市（Ratibor，今波兰的拉齐布日，Racibórz）。他记得曾被人在雨中赶着走，途经自己就读过的学校。过去他的父亲在此任教，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胡普卡留意到地上有一堆破破烂烂、湿漉漉的书，有托马斯·曼（Thomas Mann）[5]的，有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有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6]的，还有其他被纳粹封杀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书在被纳粹政府没收后扔进犹太公墓，现在不知怎么的出现在大街上，拿胡普卡的话来讲，“无人认领，就这么堆在体育馆前”。[40]

1945年，德国文化遭遇灭顶之灾，连同其被一锅端的还有那些传承德国文化的人。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一些地区历史悠久，其中部分名城——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的弗罗茨瓦夫）、但泽、柯尼斯堡、伦伯格（Lemberg，今乌克兰的利沃夫）、布鲁恩（Brünn，今捷克的布尔诺）、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罗马尼亚城市）、布拉格——都是上流德国文化的中心，传承这一文化的常常是讲德语的犹太人。如今，这些城市必须经历“去德国化”。路名和商铺的标牌被重新粉刷，地址更改，德国人的图书馆被一抢而空，纪念碑被毁，刻在教堂等公共建筑上的铭文——有些历史十分久远——被一一抹去；德语本身必须取缔。《扬基人》刊载了一篇发自布拉格的报道，文章这样写道：

如果你用德语问路（除非你不会讲捷克语），别人只会对你投来异样的眼光……不是说捷克人听不懂德语。多年来，德语几乎算得上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一名被迫在布拉格一间工厂为德国人干活的捷克人……这样说道：“请别在这儿讲德语。这是畜生的语言。”[41]

中、东欧人从生活中剔除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的做法有诸多动机。不仅如此，甚至连存在过的记忆也要一并抹去。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这么做是革命需要，旨在摆脱一个令人憎恶的资产阶级。对于党外的民族主义者，比如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而言，这么做是对叛国行为的报复：“我们国内的日耳曼人……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主，背叛了同胞，背叛了人性，背叛了人类”。[42]一位在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会任职的位高权重的神甫大声呼吁：“千年等一回，跟德国人清算的时候到了，他们坏透了，所以‘爱吾邻居’的训诫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43]所有人都有仇德情绪，但将这点表达得最铿锵有力的是波兰首任总统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Wladislaw Gomulka）。他在波兰工人党的党中央大会上表示：“我们必须驱逐所有德国人，因为国家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而不是多民族的基础上。”[44]

就这样，希特勒的“宏图伟业”最终却由那些仇恨德国的人代为完成了。他的计划建立在种族纯洁和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之上，这些想法可以追溯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甚至比这还要早得多的年代。就算我们充分考虑到战后发生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令人毛骨悚然的种族清洗，我们也不应忘记，摧毁中欧地区德国文化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德国人自己。中欧的犹太人中间有相当一批都是德国上流文化坚定不移的守护者，德国人将他们赶尽杀绝，等于是咎由自取地开启了埋葬德国文化的进程。而在战后，通过把德国人赶出去，波兰人和捷克人以最快的方式为这项工作收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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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夏秋之交，数量众多的犹太生还者置身德国的流离人员收容站，这不是因为他们爱德国。就在不久前，这个国家还竭尽全力想将他们灭族，但犹太人还是感到这里更安全——反正比某些人的出生地要安全，比如立陶宛和波兰。至少，在美英两国守卫把守的难民营里，他们不太可能遭受迫害。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在波兰集中营捡回一条命后要么加入了游击队，要么结束了在苏联的流亡，返回故土。他们一窝蜂地在夏天涌入德国。很显然，虽然德国难民营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但他们还是离家十万八千里。而过去的“家”如今安在？多数幸存者已经无家可归，家仅仅存在于想象中，且已毁于战火。正如一些难民所言：“我们不在巴伐利亚……我们哪也不在。”[45]

残存的欧洲犹太人中不少受到严重创伤，生活无法自理，而且惶恐不安，心中又有怨气，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如果伸出援手的不是犹太人则更是如此。难民营里，犹太人刚开始一般都和其他犹太人共处一室。有时候，由于官员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到了不像话的程度，他们甚至还会和昔日纳粹关在一起。难民营里环境之肮脏简直难以想象。所受待遇连最卑贱的畜生都不如的人何以突然恢复自尊呢？巴顿将军对犹太人的歧视是出了名的，他的一句犹太幸存者“比畜生都低贱”也许只是一面之词，但就连坚强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来到德国帮助同胞时，也难掩惊讶之情。在哈努赫·巴托夫（Hanoch Bartov）的自传体小说《特种部队》中，一名犹太旅团的士兵称：“我一遍遍告诉自己，眼前这些就是我们谈论多年的人——隔着通电铁丝网，我感到我们之间好遥远。”[46]一名美国兵寄了封信回家，信中写到他邂逅了一名波兰犹太人。这人“刚从达豪放出来”，“哭得像个孩子”，蜷缩在慕尼黑公共厕所一角。“我不用问他为什么哭，答案肯定都是一样的，大致有以下几种：双亲被折磨致死；老婆被送进毒气室；孩子饿死；或者以上各种情况兼而有之。”[47]

如果说有哪个民族迫切需要英雄事迹，那就是犹太人。他们是众多受害者中最不幸的——顺便提一句，这点当时尚未得到广泛承认。1945年12月，在就波兰犹太幸存者状况做汇报的时候，英国正统派犹太教首席拉比所罗门·舒恩菲尔德博士居然还能说出下面这句话：“波兰犹太人都同意，死在奥斯维辛（那儿有浴室、煤气和红十字会提供的部分服务）比死在其他地方要来得更人道”。[48]居然还谈什么人道！

战时，巴勒斯坦的犹太新闻媒体就曾尝试将1943年发生在华沙犹太区大暴动的壮举跟马萨达之战（Masada）等同起来。公元前73年，犹太信徒退守到这里，虽以卵击石，但和罗马人展开背水一战，马萨达因此成为圣地。1943年5月16日刊发的以色列《新消息报》（Yediot Ahronot）的头条是这样写的：“华沙的马萨达陷落了——纳粹放火烧毁了华沙犹太区的残留部分。”事实上，华沙暴动真正成为以色列建国神话并获得承认是在1970年代。然而，战后没多久，就有人尝试用英雄之举来提振犹太人的士气。而且这些举动同犹太复国主义紧密相连，倡导对家园的梦想，借此鼓舞一个受苦受难的民族。有人提到，犹太旅团乘着卡车，从意大利浩浩荡荡进入德国，嘴里喊着“注意，犹太人来了！”（Achtung! Die Juden kommen!）的口号。7月25日，西德所有难民营委员会的犹太代表发表了一篇宣言，要求允许他们进入巴勒斯坦。他们选在希特勒1923年发动未遂政变的同一家慕尼黑啤酒馆见证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

身在圣地的犹太人同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当时仍很脆弱，因此有必要把华沙起义和马萨达之战放在一起看，好像在犹太区起义的摩尔德察·阿涅莱维奇（Mordechai Anielewicz）[7]等人是为了以色列国（Eretz Yisrael）的福祉而献身的。但在战时，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团体积极地打造这层联系，战后也不例外。难民营里，犹太幸存者很快被按照基布兹（kibbutzim）的架构组织起来。掌管兰德斯堡难民营的美国军官欧文·海门特少校自己也是犹太人，即使如此，他也吃不准该拿难民营里的基布兹党徒怎么办：“我今天得知，营地内最出色的年轻人都加入了基布兹，这可真是给我添堵。基布兹看起来是一种联系紧密、奉行自律的团体，成员强烈渴望移民巴勒斯坦。到了那儿……他们计划按照理想化的集体主义原则来构建自己的生活。每个基布兹都很抱团，对难民营的日子毫无兴趣。”[49]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幸存者还梦想过去美国建立新家园。在巴伐利亚州最大犹太难民营之一的弗伦瓦尔德（Föhrenwald），人们给那儿的街道起了很多令人向往的名字，比如“纽约”、“密歇根”、或“威斯康辛大街”。[50]但不管美国有多令人心驰神往，其并未对活下来的欧洲犹太人敞开怀抱。而且战争才刚结束，这断然不可能。来自中欧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幸存者中间拥有很好的口碑，因为他们身上洋溢着青春活力，体格较为健壮，而且十分自律，士气高昂，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乐于锻炼，勤于农耕，精于自卫。德国战败后十天，英国随军牧师列维拉比（Rabbi Levy）给伦敦的《犹太纪事报》（Jewish Chronicle）寄去了一封信，信中他高度赞扬了贝尔森集中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叫我怎能忘记……我们坐在木屋里、一起高唱希伯来语歌曲时的场景？世人会相信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存在么？两天前，我结识了一群来自波兰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住在一间最肮脏的营房里，但他们栖身的角落却一尘不染。”[51]

贝尔森集中营里最铁骨铮铮的硬汉是个矮小清瘦的人，名叫约瑟夫·罗森萨夫特，他很符合犹太英雄的形象。1911年，罗森萨夫特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哈西德（Hasidic）[8]犹太家庭，年轻时很叛逆，背离了家里信奉的宗教准则，成为一名左翼犹太复国运动人士。1943年7月，他同老婆和继子在贝津市（Bedzin）的犹太区被捕，然后被推上一辆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他不知哪来的本事，居然设法半途脱逃，在机枪火力下跳进维斯瓦河（Vistula）。后来，他在犹太区再次被捕，之后成功脱逃，结果又被人逮住，送往附属奥斯维辛的比克瑙（Birkenau）灭绝营。在一家采石场被强制劳役两个月后，他被送往另一座集中营，并于1944年3月逃脱，可只过了一个月又被人抓住了。在比克瑙，罗森萨夫特被严刑拷打了几个月，但始终没交代是谁帮助他逃跑的。因为在朵拉——米特堡（Dora-Mittelbau）集中营短暂待过——那儿的囚犯在阴冷潮湿的地道里为德军制造V-2火箭，直至精疲力竭而亡——他最后来到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罗森萨夫特算不上是受过教育的城市犹太精英。他只会讲意第绪语，但这点并非他同盟军谈判时坚持只讲意第绪语的唯一理由——这一决定让英国方面很是恼火。这么做更多是出于自豪感。作为贝尔森集中营获释犹太人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领袖，他希望犹太人被看成一个特殊的民族，拥有共同的家园。在他看来，这个家只能是巴勒斯坦。有必要把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囚犯分隔开，犹太人应该被允许自治，并做好动身前往犹太人属地的准备。[52]

其他难民营也流露过类似情绪。欧文·海门特少校经常被兰德斯堡犹太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所激怒。但在一封家书中，他援引了一位难民营代表、立陶宛农业经济学家J. 奥雷斯基博士（Dr. J. Oleiski）的演说词。海门特认为他的演讲“非常具有启发性”。奥雷斯基博士回顾了他在犹太区的那段日子，那时，犹太人“隔着维尔纳（Vilna）的围栏，望向科夫诺（Kovno）[9]等立陶宛城镇的方向”，嘴里唱着“我想再看一眼家乡”。然而，今时今日，奥雷斯基接着说道：

经历了这一切，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后，我们确信无疑地表示，昔日的家园已经变成了万人坑。我们只能用指尖摸索，抓住我们最深切也最痛苦的呼喊的影子：我再也无法见到自己的家乡了。20世纪在欧洲铲除黑死病的战胜国必须一劳永逸地理解犹太人问题。不，我们出生在波兰，但我们不是波兰人；我们曾在立陶宛落脚，但我们不是立陶宛人；虽然我们在罗马尼亚见到了生平第一缕曙光，但我们也不是罗马尼亚人。我们是犹太人！！！

海门特既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像是虔诚的教徒。事实上，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的家庭背景，原因是担心这会让他在德国本来就难办的差事变得更加棘手。尽管心里有诸多不满，但他还是对奥雷斯基的抱负表示同情，包括“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联邦”的目标（演讲原文中“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联邦”均为大写）。的确，海门特写道：“我越是想到这点，就越是没法生委员会的气。作为一个团体，委员会无比关心对人权的保护，以及把人们送出德国。我所谓的人权，指的是他们作为一个自由民族应享有的待遇，而不是作为被监护人，或者施舍的对象。”[53]

作为寄人篱下的少数派，犹太人受尽了迫害，处境艰险，迫切想要巴结讨好多数派。他们满心期待能融入当地社会，却永远都提心吊胆。改造犹太人，把他们从“施舍对象”变成一个骁勇善战的自豪民族，在属于自己的神圣土地上耕作——这一理想早在纳粹实施种族灭绝之前就已存在。这种理想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社会主义思潮，也有宗教观点，甚至是种族主义。不同派系之间不断对抗，有时格外激烈。人们一恢复健康，有力气投票了，贝尔森等集中营就兴起了组建政党之风。和罗森萨夫特一样，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大卫·本——古里安也是位波兰硬汉，他很早就看出，犹太人所受的苦难能够协助他实现一直以来坚信不疑的计划。1942年10月，他告诉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如果加以正面引导，我们能化灾难为动力；犹太复国主义的秘诀，说白了，就是它不像大流散那样，只会让我们的灾难催生绝望或堕落，而是一门从灾难中汲取创造力和利用价值的学问。”[54]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冷血，算是“工具化利用”犹太人大屠杀的最早例证。当然，绝不容忍软弱是本——古里安的一贯作风，也许这么做对谱写犹太人的英雄史诗很有必要。本——古里安看问题很实际，他认为光表达情感一点用也没有。但在1942年，连他自己也对欧洲犹太人经历的劫难之深重没有充分认识。当时知情者很少。最早对情况似乎有所了解的人是阿波利那利·哈特格拉斯（Apolinari Hartglass），一位欧洲犹太人救援委员会的成员。早在1940年，他就发出过警告，称纳粹“正在灭绝波兰（犹太）人”。然而，在波兰难民1942年证实他的最坏猜测时，就连哈特格拉斯也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如果你们说什么我都信，那我不如自杀算了。”[55]本——古里安掌握了一些情况，但和大部分人一样，他也想象不出事情的真相。

即使如此，哈特格拉斯和本——古里安利用他人苦难以服务自己政治目的的做法还是情有可原。1943年，哈特格拉斯给救援委员会寄去了一份备忘录。他在里面写到，700万欧洲犹太人很可能将惨遭屠戮，而（被称为Yishuv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对此无能为力。不过，他写道，如果一小撮犹太人幸而得救，“我们怎么的也得从他们身上捞些政治好处。从犹太复国主义的角度来看，在以下情况中能捞到这种好处——即全世界都认识到，唯一愿意接收幸存犹太人的国家是巴勒斯坦，而且也只有巴勒斯坦犹太人才愿意接纳他们”。[56]

1945年10月，本——古里安决心一睹昔日德国集中营究竟。他在日记里以干巴巴、叙述性的笔触简短记录了集中营之行。在达豪，“我参观了焚尸炉、毒气室、狗舍、绞架、囚犯营房和党卫军营房”。在贝尔森，他写道：“截至今年4月15日，这里尚有48000名犹太人……之后，31000人死亡……（死于伤寒和肺结核）。”[57]据为本——古里安作传的作者沙布泰·特维斯（Shabtai Teveth）表示，本——古里安此行目的更多是为了弘扬英雄主义。他曾设想过“从灭绝营死里逃生的人们突破英军设在滩头的障碍，奋力踏上巴勒斯坦土地”这幕景象。特维斯干巴巴地写道：“幸存者骨瘦如柴。他审视他们的姿态，就像是一个司令官在战前检阅自己的部队。”[58]

本——古里安来访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无论他去哪儿，身旁总有离散人员前呼后拥。只有在“注意到人们倾巢而出，列队恭候在通往慕尼黑城外的马路两旁时”，海门特才知道本——古里安来到了兰德斯堡。“人们手捧鲜花，举着匆忙写就的横幅和标语。难民营也装点得像模像样，花团锦簇。我们还从没见过营地里如此热情高涨。我觉得就算杜鲁门总统来了，也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轰动。”[59]海门特称，对于难民营里的人而言，本——古里安“就是上帝”。

本——古里安在德国之行中做过几次演讲，其中最有名的一场，是在慕尼黑附近圣奥迪林（St. Ottilien）市古老的本笃会修道院里面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讲话。该地离达豪不远。看着犹太孤儿们，本——古里安一度因为动情而眼眶湿润，但他很快便恢复了平静：“我不会试图表达内心的情绪……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听众中有些还穿着条纹囚服，本——古里安对他们说道：

我要告诉诸位，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不仅存在，而且欣欣向荣。就算大门紧锁，巴勒斯坦犹太人还是会用强壮有力的大手砸开大门……今天，我们是巴勒斯坦的决定性力量……我们有自己的商店、自己的工厂、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步枪……希特勒离巴勒斯坦不远，他本有机会在那里也大肆破坏，但发生在波兰的事绝不会在巴勒斯坦重演。德国人休想在犹太教堂里屠杀我们，因为每个犹太男孩和女孩都能射杀任何德国兵。[60]

强壮，力量，我们自己的步枪……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嘴里说出的这番英雄主义话语，恰恰是英国人最不想听到的，纵然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在1917年曾承诺要将巴勒斯坦变成“犹太民族的家园”。英国人进退两难，因为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里，政府曾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做过保证，“不会做任何有损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群体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巴勒斯坦大约70万人口中有91%都是阿拉伯人，鉴于此，同意犹太人移民就会产生问题。于是在1939年，英国政府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将1940至1944年之间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限制在每年1万人。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可临时再增加25000人。紧急情况遂而出现了；由于人数上限设得太低，能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只有那么一点。本——古里安现在坚持要把至少100万死里逃生的犹太人迁到巴勒斯坦，而且不惜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不管合不合法。杜鲁门总统在读到一篇关于德国犹太难民生存状态的报道后大为震惊[61]，他在给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的一封信中建议，英方应该允许至少10万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接着又补充说：“正如我在波茨坦跟您提到的，所有美国人民都坚定地认为，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大门不应被关上，犹太人在欧洲各地遭受迫害，应该遵循他们自身的意愿，允许其中一定数量的人迁往那里”。[62]

杜鲁门在信里没说的，是他不希望这几十万犹太人赴美定居。英国人积极阻止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时而还对刚从纳粹死亡营里侥幸逃生的人动粗，个中原因十分现实。巴勒斯坦依旧归英国人托管。即使在工党执政时期，英国也希望保留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作为连接印度的一块跳板。况且，阿拉伯人获得了英国外交部更多的同情，如果数量过多的犹太人被允许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土地上定居，后者一定会拿起武器造反。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那些试图非法入境的犹太人很容易遭到英国士兵的一顿乱棍，完后再被扔回破破烂烂的筏子上。有时甚至还会挨枪子儿。

但英国人的看法并非一直很现实，相反，其经常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如果说炮制犹太复国主义是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而战，那么英国人又抛出了另一套身份认同的说法。美国驻政府间难民委员会特使厄尔·G. 哈里森（Earl G. Harrison）曾提交过一份关于德国流散人员的美方特别报告，英国外交部对此针锋相对，指出报告中将犹太人和其他难民分隔开的建议是错误的。另外，犹太人留在欧洲没有前途的说法也不正确。毕竟，“这么做等于间接承认纳粹认为欧洲没有犹太人的容身之处是正确的”。盟军有义务“创造条件，让犹太人自行选择要不要回家，而不是在现阶段就认定这些条件是无法创造的”。[63]

英国外交部在计划如何在波兰、立陶宛或乌克兰这些国家创造合适条件一点上闭口不谈。犹太人并非意见一致，都同意通往锡安之路才是康庄大道。当时，在囊括巴勒斯坦所有犹太复国组织的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和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简称JDC，或者“联合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路线之争。联合会的官员尽其所能地帮助犹太难民和流散人员，发放钱、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他们很反感犹太复国主义的方针和宗旨，认为其专制霸道，而且只会适得其反。有时，犹太事务局甚至还从中作梗，不让儿童在欧洲或美国安家，因为这样可能会抑制犹太人返回故土的“上升之旅”。

虽然轮到他们得势还要再过个几年，但最终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得偿所愿了。以色列国于1948年成立，几百万犹太人在那里找到了庇护所。绝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美苏两国，对此纷纷表示同情，这也许是出于愧疚，也许是缘自20世纪以降挥之不去的观念——即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国家——也许还因为认识到以色列对多数犹太人来讲是唯一靠谱的去处。艾登关于哥萨克人的说法同样也适用于欧洲犹太人：“我们不想让他们留在这儿”。[64]

[1]二战时，很多德国人在荷兰偷自行车，因此荷兰人开玩笑常说德国人是“偷自行车的贼”。

[2]斯大林的全名叫Joseph Stalin，Joe是Joseph的昵称。

[3]帕德雷夫斯基（1860—1941），波兰作曲家，钢琴家，政治家。

[4]Klondike，加拿大西北部的一条河，因为勘探出金矿而引来人们挖金的热潮。

[5]托马斯·曼（1875—1955），在排犹狂潮中曾顶着压力，歌颂犹太人的善良性格，作品因此被列为禁书。

[6]弗朗茨·韦尔弗（1890—1945），奥地利著名作家，犹太人。

[7]摩尔德察·阿涅莱维奇（1919—1943）是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事件中犹太战斗组织之司令。

[8]哈西德，犹太教的一个虔修派和神秘运动，18世纪起源于波兰犹太人。

[9]科夫诺，即今天的立陶宛城市考纳斯。

第五章 沥干毒药

战争、军事占领和独裁专制不仅让国家山河破碎，而且在精神上也礼崩乐坏，政治合法性更是荡然无存。人们的冷漠腐蚀了公民意识。那些擅长独断专权的人通常都是最令人不齿、也最易受到腐化的群体。而时局扭转时，掌握最大合法性的往往是专政时期最边缘化的人物。二战期间，这些边缘人物包括一群积极投身抵抗运动的男男女女。在沦陷的国家，这么做很危险，但如果在伦敦，则相对要安全些，这里汇集了诸多流亡“自由”政府，维系着形式上的存在。

战后，人们刻意美化抵抗运动，但其在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军事败北中仅仅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暴力反叛招致了恶狠狠的报复，遭殃的是无辜百姓，而且这些行动通常得不偿失。因此，明哲保身的民众中间普遍存在对英雄人物的反感，因为后者的行为招致了更加野蛮的弹压。当然，抵抗运动还是有象征意义的，显示局面并非大势已去，暴政也并非坚不可摧。但是，抵抗运动的真正重要性要待到战火平息后才变得清晰起来。一些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抗击外敌的事迹，为那些曾通敌卖国或对杀人不眨眼的政权姑息养奸的社会提供了一种英雄叙事。民主的恢复取决于这些故事，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提振公民的精神面貌，也有助于政府在战后重塑执政合法性，是战后欧洲民族复兴的依托。

在中东欧的部分地区，抵抗运动扮演的角色更为复杂，因为它们要对抗两大暴政。那些视斯大林为头号死对头的人有时勾结德国人。乌克兰最著名的抵抗英雄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头目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最终赢得独立，班杰拉被人奉为国父，地位就仿佛乌克兰的乔治·华盛顿。班杰拉的塑像随处可见，此外还有班杰拉纪念碑、班杰拉纪念堂、班杰拉博物馆。然而，班杰拉很难算得上是统一国家的英雄，因为他来自乌克兰西部，那里曾隶属于奥匈帝国。而在笃信俄国东正教的东部，班杰拉至今仍然被视作1941年和纳粹沆瀣一气的法西斯分子。另外，1944年时，班杰拉手下的民族主义者还杀害了大约4万名波兰人。这桩惨案发生时，大英雄本人还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原因是他宣布乌克兰独立，脱离德国和苏联管辖。1959年，他在慕尼黑流亡期间被苏联克格勃派出的特工暗杀。

在西欧，事情可就没那么复杂了。英雄事迹在诸如法国这样的国家特别重要，因为法国的官僚机构、警察部队、司法部门、实业界领袖，乃至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跟通敌的维希政权有密切牵连，可以说都“落水了”。1940年6月18日，身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通过广播，发表了豪情万丈的讲话。那时他的大名还不为多数法国人所知，法兰西祖国（patrie）的伟大国父仍旧是贝当元帅。甚至没多少人听过戴高乐的讲话。电台里，他断断续续，但又异常感人地宣读：“无论发生什么，法国抵抗运动的火焰都不能被扑灭，也不会被扑灭。”

事实上，在战争最初几年里，法国并不存在什么抵抗势力。但到了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大败德军后，戴高乐杀回法国。作为民族气节无可挑剔的象征，他一身制服，昂首阔步走在“光复”巴黎的法军队列之首。实际上，在行进途中曾有亲纳粹的狙击手朝他开枪，但他依旧迈步前进，好像啥事都没有。就这样，这个似乎如有神助的人建立了过渡政府，一直执政到1945年10月战后第一次选举。过渡政府中不乏维希派人士，而且同抵抗组织分歧重重。这些组织大多由共产党领导，有理由对戴高乐的政治目标不信任，反之，戴高乐对他们也一样。不过，戴高乐将军作为抵抗力量引以为豪的头面人物，他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公认。他是把国家从道德困境中解救出来的不二人选。

德国和日本没有什么英雄象征或领袖可以拿来做文章（尽管在共产主义东德，人们编造了所谓“反法西斯”的英雄事迹）。1944年7月，曾有军官试图暗杀希特勒，最后杀身成仁。那时，多数德国人还未将他们视为英雄。而且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出身普鲁士将门世家，德国以外的人，连同许多德国人，一谈起这些军人，就联想到军国主义传统（又名“普鲁士主义”，Prussianism）这一被广泛归结为战争导火索的因素。战时也有部分日本人与国家对立，但他们多半是共产党，或者激进的左派，在大牢里度过了战争岁月。总的来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政府的反对者并未吐露心声，或者以德国为例，他们选择远走他乡。

但在德国国内，还是有一些积极抵抗的团体，规模虽小，但成员不顾个人安危，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其中一个人是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她是一名记者，加入了柏林一个名叫“埃米尔叔叔”（Uncle Emil）的抵抗组织。她和她勇气可嘉的朋友一同藏匿犹太人等遭受纳粹迫害的人，并秘密散发反纳粹的传单。做这种事的很少能保住性命。像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这样的人还太少，肯定不足以塑造一段全民抵抗的佳话。然而，战事一结束，危险一过去，人们还是感到有必要开展道德救赎。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在柏林俄占区的废墟里艰难度日，1945年5月15日，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段文字：

无论在哪儿，政治运动都如火如荼，人们好像急着要追回逝去的12年时光。各种“反法西斯”团体像蘑菇一样冒了出来。到处是横幅和大字报，遍地是告示和标语。随便哪个街角都成立了某某政治组织……这些反希特勒组织并非都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斗争，有些只是在希特勒时代结束后才开始了所谓的反抗。[1]

类似的虚伪之举也发生在其他摆脱德国占领的国家中，尽管性质没那么恶劣。但即使在这些国家——遑论德国或日本——英雄事迹也并不足以解决道德崩溃的问题。战后新秩序要获得合法性，就得先开展一场清洗纳粹、日本军国主义者和通敌分子的运动。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那些应该对专制独裁、迫害异己、奴役他人和大屠杀负责的人必须被清理出户。但这项工作该从哪着手呢？如何推进？又怎么定义罪行？帮凶应不应该也受到清算？到哪儿去找有罪的人？要不要适可而止？如果每一个曾做过纳粹或和纳粹合作过的德国官员都要被清洗，已经风雨飘摇的德国社会很可能就此分崩离析。因为这样的官员实在太多了。在濒临饥荒边缘的日本，如果彻底肃清战时的官僚和政治体制，就很难剩下有知识和能力维持国家运转的人才。但是，总要做点什么，好让人们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

对于一个出问题的社会，除了处决作奸犯科者，最古老且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流放。在比利时，一位保守派基督教民主党参议员在思考如何处置原通敌分子时就建言：“如果我们国家真的没地方吸纳这些人，难道就不能把他们送到别处去么？……比方说，在拉美就有一些合适的国家，他们没准能在那开始新生活”。[2]虽然这一选项私底下的确为部分纳粹刽子手所采纳，但很难算得上是一项切实可行的政府决策。况且，驱逐欧洲所有通敌卖国者、把他们送去拉美，本身就纯属异想天开，更别提把德国纳粹也悉数往那儿送了。

作者父亲S·L·布鲁玛（左一）和同学在乌得勒支

苏联军人在柏林载歌载舞

荷兰姑娘和加拿大士兵一同庆祝解放

伦敦，英国水兵和女友庆祝欧战胜利日

美国大兵在东京的公园里和日本女孩谈情说爱

1945年5月，荷兰人为轰炸机空投食品欢呼雀跃

荷兰暴民戏弄“横向通敌者”

希腊人接受盟军援助

阿姆斯特丹，一名女性通敌者被人浇沥青

为贝尔森集中营的囚犯除虱

马来亚日军战俘营，战俘饿得皮包骨头

英军放火烧毁贝尔森集中营最后一间牢房

柏林，趁清理废墟的间隙，人们稍作休息

柏林的难民儿童

横滨，家园被毁的日本人

希腊妇女为死者哀悼

意大利，一名德国将军被绑在柱子上，等候行刑

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附近，两名德国战俘在打理阵亡美军墓地

德国孩子走进位于亚琛的学校

山下奉文将军在接受审判时宣誓

戴高乐将军在法国洛里昂，原纳粹海军U型潜艇基地。基地遭盟军空袭，面目全非

巴黎，拉瓦尔在审判贝当元帅时作证（右后方为贝当）

海牙，荷兰抵抗主义者逮捕荷兰国家社会党领袖安东·米塞特

日军向西贡的英国皇家空军投降

印尼自由战士

温斯顿·丘吉尔寻求连任

克莱门特·艾德礼胜选后

然而，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有必要采取激进手段，将战败国的余毒涤荡干净，并把它们重建为永不再战的民主国家。德国和日本都要经历“去军事化”，接着再是“民主化”。取缔纳粹组织和警察部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不过，“所有旨在维系德国尚武传统的军事组织、社团、协会”也在取缔之列。另外，作为德国民主化的一个环节，“所有不止在名义上参与过纳粹党活动的党员，以及所有对盟军目标怀有敌意的人员，都将被开除公职或准公职，也不得留任重要私营部门的负责人”。

当然，苏联人和西方盟友在一点上存在分歧，即到底什么才算民主。另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是如何区分前纳粹分子、“军国主义者”和“对盟军目标怀有敌意的人员”——前提是可以区分的话。毕竟，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过去是纳粹，但现在十分乐意为盟军效劳，或者一个人过去反对纳粹，但对盟军的政策强烈反对——比方说，西占区里的共产党，或苏占区里的自由民主派。而且，开展清洗的方式也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德国经历的浩劫。在这点上，大国之间多了几分求同存异。普鲁士军国主义，或称普鲁士主义，被看成是有待铲除的主要问题。当时这一看似颇有些偏题的讨论直到日后才为世人所共知。

波茨坦会议上，有关日本的决议在措辞上稍有不同：“对于那些欺骗和误导日本人民走上征服世界之路的人，必须一劳永逸地消除他们的权威和影响力。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当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在世界上不复存在，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新秩序才有可能实现。”

这种措辞同样有些模棱两可，而且很有误导性。真的有所谓的“负责任的军国主义”么？还有，到底是谁误导了谁？掌握日本最高权力的盟军最高司令官（SCAP）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SCAP成了他广为人知的别名——并未同意裕仁天皇主动承担战争责任的请求，因为他确信，有必要保全天皇，避免发生骚乱，因此裕仁未被追究任何过错。

作为全日本最有势力的人，麦克阿瑟头上还闪耀着人们有意赋予他的伟大白人慈父的光环。他收到过不少日本人的来信，一些人对他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尊崇。司令官大人本意是想扮演权倾一时的将军这一角色，辅佐只具象征意义的天皇。结果，从某些方面来看，似乎他本人倒成了圣人。“尊敬的阁下，”一封信这样写道，“当我想到阁下对吾民以德报怨，而不是血债血偿时，我的心便为敬畏之情所震动，仿佛我面对的是一尊真神。”[3]

对于多数日本人而言，战时天皇拥有神圣的地位。但对于自由派或左倾的日本人来讲则完全不是这回事。一位或许是基督徒的作者给司令官写信，质疑他为什么不以战犯罪名逮捕天皇：“为了在全世界和上帝面前实现名副其实且不受玷污的法律正义和人类公理，我们恳请您将现任天皇作为战犯严加处置。如果您放天皇一马的目的只是为了操纵人民，那么我相信，盟军一切用意良好的政策在您离任后都将竹篮打水一场空。”[4]

不过也有一些信件警告不得擅动天皇，否则会出现可怕的后果：“显而易见，这么做会引发全世界最大的悲剧。而且要想得逞的话，首先得彻底灭绝八千万大和民族。”[5]这里的“大和”一词显示写信人是个未经改造的民族主义者。麦克阿瑟最后决定他应该听取这类意见。因此，尽管所有战争行为，包括那些最令人发指的暴行，都是以“为天皇效忠”的名义而犯下的，但天皇本人最后也成了所谓的“被误导者”。公开背离这一论述可能会惹上大麻烦，而且有时依然如此。[1]

由于日本没有纳粹党，更没有希特勒，也从未发生过1933年德国的那种政变，“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封建主义”就成了有待连根铲除的毒草。鉴于此，美军某份指令写道：“曾经积极鼓吹军国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的人将被清除出公职人员队伍，也不准在任何公立或私立部门担当要职。”[6]如果打击对象是宣传家、战犯、军事领袖的话，执行起来十分明确，但清算官僚、商人和实业家则要困难得多，因为官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很久就已任职，而商人和实业家必然同战时日本政府有过合作，并从中获利。但在许多情况下，叫他们军国主义者或极端民族主义者并不恰当。

有一种观点认为“军国主义”、“封建主义”或“普鲁士主义”好像人体内的癌细胞，能够被切除。这一观点在左倾的盟军官员中比在保守派当中更有市场。对于德国人、日本人和昔日沦陷国家的国民来讲，情况也是一样的。由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派在许多国家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中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抵抗力量的左翼成员坚持战后社会的组建应遵从他们的意愿。在他们看来，1945年可是个绝佳的机会，终于可以跟那些勾结法西斯的军事、金融和政治体制派进行清算了。

尽管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但在盟军占领日本初期，他的身边却围着一群满怀理想主义的律师和提倡新政的改革家，他们把大力推动整肃当成民主改造日本的一部分。这些人既不是专家，在战前和日本精英也没什么联系。在他们眼里，通晓日本文化没多大必要。所有国家都能进行民主化改造，前提条件是得有部正确的宪法，其间还要配合成立独立行业工会等进步举措。在日本，早期的清算行动都由查尔斯·凯兹中校（Charles Kades）等人负责督办。凯兹支持罗斯福的新政，在麦克阿瑟手下的政府管理部门任职。他的顶头上司是科特尼·惠特尼准将（Courtney Whitney），此人曾在马尼拉干过律师，跟他备受尊敬的上司一样喜欢夸夸其谈：“麦克阿瑟的治国方略，在过去的军事占领史中可谓史无前例，它将会成为一种标准，对未来的军事占领构成挑战。”[7]麦克阿瑟位于东京的“宫廷”内部勾心斗角，改革派有一位对手：麦克阿瑟的情报主管查尔斯·威洛比少将（Charles Willoughby）。

麦克阿瑟喜欢管出生在德国、本名“卡尔·冯·切普和魏登巴赫”（Karl von Tscheppe und Weidenbach）的威洛比叫“我的法西斯宠物”。这么叫的理由很充分。威洛比爱好狩猎，说话轻声细语，举止风度翩翩，但脾气十分火爆。他老是觉得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在搞阴谋，美军高层内部亦是如此。就连法国大使也遭到过他的怀疑，只因为对方有个俄国姓氏。比起司令官手下的新政干将们，威洛比同裕仁天皇周围的一干保守派廷臣走得更近。1950年代退休后，他辗转来到马德里。因为对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Francisco Franco）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担任了后者的顾问。不过，由于正式掌管占领区的警务，威洛比就要负责开除自己私底下欣赏的公众人物。威洛比对整肃一事总是抨击不断，曾见过他大放厥词的惠特尼准将这样评价：“我算服了，这么反对某项计划的人，任命他当执行者并不合适。”[8]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惠特尼此言不虚，至少当时被他言中了。

在德国，清算昔日纳粹的主要幕后推手是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也就是中情局的前身效力。诺伊曼是德裔犹太难民，战前作为政治理论家和劳工律师就已蜚声德国。在美流亡期间，他和同样是难民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一起为美国政府准备了一份“去纳粹化”指导手册。根据他俩的观点，第三帝国是“极权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例证。[9]纳粹运动背后站着的是实业家。而迫害犹太人的真正目的是转移大众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

诺伊曼在得到美占区最高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将军（Lucius Clay）的支持后，协助起草了臭名昭著的“审查问卷”（Fragebogen）。该问卷满分131分，所有德国成年人必须填写。问卷的作者希望，通过一系列考查受访者过去政治面貌和政治同情的具体问题，美军能对至少2 300万德国人清白与否搞个清楚。一个典型的问题是：“你或你的家人是否曾基于信仰或种族原因，霸占他人的被盗财物？”另一个问题牵涉大学联谊会会籍，搞得这些团体好像是纳粹党的组成机构，但其实它们在1935年后就被取缔了。当然，人们在答卷里很少会讲真话。交卷时也是拖拖拉拉，有的迟迟未交。呼吁取消这种问卷调查的声音从未间断过。盟军人手不够，也不具备相应的智识分析这些文件。甚至很少有美国人会讲德语，更别提能看懂了。军事当局的正式使命是重建德国的民主体制，为此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新颁布的“八号法律”（Law No.8）则让他们益发疲于奔命。这部法律于12月1日生效。

柏林原抵抗主义战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曾在日记里以赞许的口吻评价这部律法：

三周前，当局对纳粹党员第一次采取了行动。工商界清除了所有地位显赫的纳粹分子。文化事业也不允许纳粹分子再染指。过去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员只能受雇成为工人。[10]

对于让昔日纳粹接受劳改、干些清理废墟这种卑微体力活的建议，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表示支持。但她的出发点似乎不同寻常。她记录下了从身边人口中听到的话：“不可思议，这是白色恐怖！最近的事太不公平，叫人义愤填膺。他们不能把这部特别法律强加在20%的德国人头上。”对于这些流言，她在日记里暗暗回应：“但他们就是能！他们（德国人）难道忘了这么做有多容易么？他们难道忘了这些特别法律和八年前针对犹太人的法律几乎如出一辙么？”[11]

对于抗议的德国人，她没有表示半点同情。但她所作的类比有些欠妥。人们固然可以将纳粹当权时期的一些人扫地出门，但要是为了重建民主体制这么做，则是一种相当成问题的想法。另外，就算承认加入过纳粹党也不能说明什么。有14万德国人因此丢了工作，其中不少人只是低级官员和机会主义者，因为慑于纳粹淫威或出于个人野心而入党。与此同时，地位更高、罪孽更深重的“大鱼”却安然无恙：有些商人不屑于入党，但靠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资产发家致富；有些银行家从被杀害的犹太人嘴里拔掉金牙，囤积黄金；有些教授大肆宣扬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理论；有些律师和法官对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政令亦步亦趋，指控爱上“劣等民族”的男男女女犯有颠覆纳粹政权罪，或者“有辱种族名誉罪”。

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在战前是自由派记者和政治家，尽管他并未积极投身抵抗运动，但十分痛恨纳粹。盟军感到豪斯是他们可以信任的那类德国人。1945年，美国人任命他为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的文化部长。豪斯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学校里有能力的老师人数不足，无法为接受了十二年纳粹宣传的年轻人洗脑。整肃运动让他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在一封寄给军部的信中，他言辞迫切地写道，在他看来，整肃中被撤职的人里只有10%——15%最后被定性为纳粹。但开除这么多老师后，孩子们已无书可读。他认为，对于第三帝国崛起前接受教育的老一辈教师，“剥去他们的褐色外衣”并“唤醒他们身上善的力量”并非难事。他恳请官方给予他信任：“我们承诺帮老师清除纳粹思想，把他们改造成新观念和进步思想的传播者，本着正确的精神教育青年。”[12]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负责为美国战争部撰写报告的卡尔·楚克迈尔结束他在美国的流亡生涯，回到德国。在他看来，美国人的清洗太过拙劣，而且经常偏离真正目标，以至于去纳粹化运动有导致纳粹复辟的危险。德国保守派视去纳粹化为社会主义者的阴谋。他们相信，盟军官方有意偏袒德国激进派，后者巴不得对每个城镇进行清洗，揪出其中任何可能沾上法西斯污点的人。楚克迈尔讲了个他在奥地利时听来的笑话，大致意思是一个人去警察局登记姓名，警察问他，你登记名字做什么？这人回答，我是纳粹。警官说，那你一年前就该找我们登记了。对方答曰：一年前我还不是纳粹。[13]

等到这则笑话传得满天飞的时候，分辨忠奸、筛查昔日纳粹的工作迫于无奈，已经被交到德国委员会手里。这一做法在“摆脱国家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法律”中得到了正式确定，但效果却让人哭笑不得。德国政客无意再搞清洗。掌管整肃委员会的人说是激进革命派，但实际上常常是原纳粹分子。天主教牧师发出警告，说德国人要是提供罪证指控同胞将是不道德的。第三帝国期间，地方上的一些大佬发了横财，他们花钱消灾，通常的做法是找个把被纳粹迫害过的可怜幸存者，获取有利于他们的证词。1946年后一段时期的主题词是“漂洗运动”（Persilschein），Persil是一种漂白衣物的消毒剂。不计其数的原纳粹分子拿到的“漂白”文件把他们不久前的历史污点洗得一干二净。就连证明一个人曾在纳粹集中营蹲过大牢的文件都能在黑市上买到；每份售价25000德国马克，可谓价格不菲，但对多数原党卫队军官来讲，这点钱他们还出得起。

在东德，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共产党声称“民主苏占区”的清洗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1945年春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介绍过的那类德国“反法西斯”委员会接管了整肃工作。到了初夏，德国共产党（KPD）上台后，这些委员会被解散。从理论上讲，东德的整肃比西占区确实要严格。毕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2]成立的基础就是其令人骄傲的“反法西斯”斗争史；这是“更好的德国”，反抗过的德国。然而，这一说法因为德国人犯有集体罪行这一前提——条顿人（Teuton）[3]的痼疾——而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共产党对此很执著。他们的部分论调似乎也受到了这种德国式病毒的感染。德共要求彻底“消灭”希特勒政权的余孽。[14]在勃兰登堡州（Brandenburg）的一个小镇，昔日纳粹被勒令在衣服上佩戴“卍”标志。人们议论纷纷，说是会有严厉的惩罚。另一个地方的区长也发出警告：“对付纳粹，我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说：会下狠手收拾他们。那些干活偷懒的，我们要逼他们干活，如果有必要，还要把他们关进劳改营……到了明年年底，我们希望见到一个消灭了纳粹（Nazirein）的德国”。[15]

退一步讲，尽管这些措施不可谓不强硬，但东德的整肃几乎和“资本主义占领区”里一样不彻底。按理说，对“积极”纳粹和“名义”纳粹的甄别还是在做，但这一工作经常形同虚设。苏联人很快对此产生了厌倦，下令开除所有前纳粹党员的政府公职，并限期几个月完成——这当然是办不到的。归根到底，他们对让德国人负责整肃并不放心，而且也从未给过后者什么恰当的方针政策。在这件事上，苏联人还真是有理由不信任德国人。许多德国人拒绝合作，因为事实证明，大规模的清洗将导致教育和社会服务走向崩溃，或者让任何经济复苏的表象都化为泡影。于是，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德国人同在慕尼黑或科隆的德国人一样，想尽各种借口让前纳粹分子官复原职，或保护他们免于指控。在有迹象显示清洗行动将对苏联控制下的工厂完成生产指标造成影响时，甚至连苏联方面也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许多纳粹“小人物”轻而易举地被吸纳进共产党，对新主子的专政作风，他们不会感到陌生。对于那些地位更显赫的纳粹则采取保留档案的办法，以免他们将来惹麻烦。

所有外国占领区都存在这对矛盾。尽管德国精英过去恶贯满盈，但你还真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同时还指望能重建这个国家——不管其将来姓“共”还是姓“资”。没过多久，盟军便把经济复苏看成比伸张正义更重要的目标，尽管动机和苏联人截然相反。苏联人想的是重建“反法西斯”德国，作为横亘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间的缓冲；英美两国和盟友想的则是让“他们的”德国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民主堡垒。

在当时看来，巴顿将军于1945年发表的对去纳粹化和原纳粹分子的看法固然粗俗不堪，而且考虑到他的仕途，这席话也说早了——他说“加入纳粹党和民主、共和两党打选战没什么两样”，“我们需要这些纳粹”——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将这位巴伐利亚军事统帅撤职。但巴顿只是口无遮拦罢了，观点本身谈不上有多离经叛道。德国战败和早期清洗过后一年，多数美国官员都认同巴顿的看法。尤其是英国人，他们一开始就觉得美国人那股子教训德国人的热忱劲儿很是可笑，而且只会适得其反。英国外交部官员康·奥尼尔（Con O’Neill）对他嘴里的“低级狂热分子”充满鄙夷之情。八号法律规定所有纳粹党员只能从事低贱的工作，在这点上，他评价道：“作为典型的既系统又按部就班的愚蠢之举，这部法律还真是难以击破”。[16]

发生在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Hermann Josef Abs）身上的事很能说明问题。在第三帝国时期，他是一名银行家。同其他商人和实业家相比，他的罪行似乎很轻，不像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ied Krupp）[4]，曾经雇佣妇孺，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干活，直到累死。他也不同于和希姆莱（Himmler）[5]有私交的弗里德里希·弗里克（Friedrich Flick），后者的煤钢帝国极其残忍地剥削集中营里的劳工。和杜塞尔多夫市（Düsseldorff）曼内斯曼公司的总裁威廉·赞根（Wilhelm Zangen）或经济官僚兼乌克兰刽子手头头奥托·奥伦道夫（Otto Ohlendorff）也不同，阿布斯甚至都不是纳粹党员，也不是党卫队军官。

阿布斯从未亲手实施暴行。作为土生土长的莱茵河地区的人，他对普鲁士尚武精神只有厌恶。他文质彬彬，信奉天主教，对英国怀有好感，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战前在犹太人开的银行里供职，还是西格蒙德·瓦尔伯格（Sigmund Warburg）[6]的好友。要不是阿布斯碰巧是个雄心勃勃的德国技术官僚的话，他在1930年代几乎和纳粹扯不上半点关系。然而，阿布斯曾任德意志银行主管，通过对犹太人的公司进行“雅利安化”（Aryanizing）养肥了自己的康采恩[7]。除开为希特勒打理私人账户外，阿布斯还为诸如西门子、克虏伯和法本公司（I. G. Farben）等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这些公司都曾在奥斯维辛附近建造过大型奴隶营。阿布斯做事也许并非出于粗鄙的意识形态狂热。实际上，他几乎铁定不是狂热分子。但没有阿布斯这样的人，希特勒罪恶事业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1945年6月，阿布斯藏身一个贵族朋友家里时被人发现，随后被塞进一辆英军吉普，这时他心想完了，只有死路一条。结果，他没坐牢，而是被带到汉堡的某家宾馆，像这样仍然屹立不倒的宾馆已所剩无几。在那里，一位来自伦敦的老朋友、银行家查尔斯·邓斯东（Charles Dunston）热情地接见了他。邓斯东战前在德国做过生意，而且对纳粹运动整齐划一、昂首阔步的精神面貌颇为欣赏。“就像回到了过去，”回想起老友相见时，邓斯东这么说道，“我没有问他战争的事，这无关紧要。”阿布斯对他的不修边幅表示歉意，解释说自己没有像样的刮胡刀。但在邓斯东眼里，他看着没啥变化：“头发一丝不乱。我当即问他，愿不愿意帮助我们重建德国银行体系，他欣然接受了。”[17]

事情的发展有些偏离计划。纵然英国人屡次表达抗议，但美国人依旧我行我素，坚称阿布斯作为战争罪嫌犯，理应逮捕。一入狱，阿布斯就拒绝再为英国人提供金融咨询，除非自己获释。英国人花了三个月时间，总算说服美方放人。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他位于埃森（Essen）的乡村庄园大厅里被捕时，跟前来抓他的美军说了句“这是我家，你们干吗？”。他和实业家弗里德里希·弗里克一同接受了纽伦堡审判。法本公司老板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男爵（Baron Georg von Schnitzler）犯有奴役奥斯维辛囚犯等罪行，英国人上门抓他时，他身穿一件用上好苏格兰粗花呢布剪裁而成的高尔夫球外套，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来客。他表示，能重获自由，和X勋爵、Y勋爵和德拉华州威明顿的杜邦家族等老朋友再续前缘，真是太让人高兴了。这群朋友真的很交心，但过去几年里跟他们断了联系，很是让人痛心。[18]冯·施尼茨勒因“掠夺和侵占罪”被判入狱五年。但一年后，他就回归商界，重新融入社会。克虏伯因为雇佣奴工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最后只服了三年的刑。弗里克获刑七年，但在兰德斯堡监狱舒舒服服地待了三年后也获释了。服刑期间，弗里克曾向赫尔曼·阿布斯咨询过金融业务，也获得过后者的提点。阿布斯后来成为德意志银行、戴姆勒——奔驰、汉莎航空等公司的董事，在西德重建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960年代，克虏伯公司的控制权被转让给一家基金会，这桩交易的主要操办人之一就是赫尔曼·阿布斯。

* * * * *

希特勒的工业精英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蹲过大牢，虽然都是好吃好喝地被人伺候着。他们的日本同行甚至连这种罪都没受过。在日本，除了逮捕有战犯嫌疑的人之外，整肃行动侧重于“预防”，而非“惩罚”。需要防范的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但问题在于，美国人吃不准要收拾谁，而且太过倾向于将日本看成东方版的第三帝国。

究竟是谁“误导了日本人民”？不是天皇，因为最高司令官已经认定他无罪。最接近纳粹军事组织的机构是军警，即宪兵队（Kempeitai）。由于其刑讯和杀人手法十分老辣，所以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一提到宪兵队便谈虎色变。大约4万名宪兵队军官在清洗中丢掉了饭碗；极少有日本人会为他们的遭遇落泪。其他一些爱国组织和神道教、天皇崇拜、武术社团或战时经济规划多少有些关联，表面上看像纳粹组织，但其实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1940年成立的大政翼赞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是一个奉行改良主义的综合政治团体，宗旨是动员政客、官僚和知识分子为战争出力。该组织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创始者中甚至还有社会主义者。日本的战争规划委员会也有部分左派经济学家。美国人甚至在如何处置部队军官这点上都拿不出明确的政策。刚开始，美军决定，所有少佐及少佐以上的军官都要被清算。显然，军衔低于少佐的人是没机会误导任何人的。这件事传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理查德·马歇尔少将（Richard Marshall）耳朵里，他火冒三丈。从他的亲身经历来看，日军上尉和中尉是一群最残暴的疯子。他说，如果这些人的名字不在列，就会再次误导日本人民。于是，这些军官也被纳入了名单。[19]简言之，最高司令部的美国人对到底要打击谁没个准绳。

如果有什么机构在日本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话，那一定是官僚组织：具体而言是负责查禁异见的内务省，以及负责战时工业规划的通商产业省（战争期间被并入军需省）。甚至连大藏省也应算在内，因为其曾经大举搜刮亚洲被征服国家的资源。掌管工业的官僚曾在伪满、中国各地乃至日本本土大规模强征劳工从事劳动，数量众多的人在工厂和矿井里干活，多数条件恶劣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然而，美国占领军对处理这些历史旧案的指导方针十分模糊。虽然高级官员被撤了职，但低级官员还是保住了乌纱帽。理论上，被清洗的官员将不得再发挥影响力。但对于如何防止他们私会老部下、进行非正式密谋这点，则从来就没有拿出过办法，于是这种事就变得屡见不鲜。

在如何处置工商业精英这点上，美方内部出现了最严重的分歧。喜欢卖弄文采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宣称：“正是这些人，这些出生于封建世家、成长为一方枭雄的人，几乎将大部分日本人的生活控制于枷锁之中，他们厉兵秣马，煽动人心，带领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他因此坚持必须将这些人从“影响未来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剔除出去”。[20]

麦克阿瑟说这话其实是在1947年，那时距离效仿纽伦堡审判的东京战争罪审判（正式称法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已经过去了一年。其他美国人的看法大相径庭。曾在美国司法部任主管的东京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B. Keenan）在同年说过：“我们从未收到，也未曾发现有证据表明地位显赫的工商业领袖曾和他人密谋，策划或发动了战争。”[21]

日本人自己对清算的看法取决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在一封写给最高司令官的信里，作者希望麦克阿瑟能明白，“99%的日本人，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彻头彻尾的战争狂和军国主义者”。[22]一位立场更温和的记者称：“官僚们无组织无纪律的程度，居然发展到了允许像……前内务大臣这样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和战犯都得到留用的地步。就算他们中间有自由派，也是胆小怕事、畏首畏尾之辈。”[23]

所幸同盟国中只有美国负责主导“去军事化”和“民主化”，这使得盟军的在日使命变得略微简化了些。反观在德国，并没有类似最高司令官一职。卢修斯·克莱将军也算不上司令，他肯定不会收到下面这封来信：“我们将麦克阿瑟看作耶稣基督再世。”[24]但是由于在官僚职权划分和政治信仰的问题上存在内部分裂，美国人也从未真正拿出过一份一以贯之的清洗方案。实际管理日本的工作被交给日本人自己的内阁，由他们来指挥官僚系统落实改革措施。尽管这些举措充其量只能说是敷衍了事，美国新政派对另一个目标倒是远为重视，虽然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的意见与之相左。那些“不肯让未来日本经济建设仅仅服务于和平目标”的人会被开除，而“控制了日本贸易和工业半壁江山的工业与银行业联合体”必须被解散。[25]这些联合体，即财阀（zaibatsu），被定性为策动战争的主要经济推手。

这一决定对实业家们不啻当头一击。同赫尔曼·阿布斯和他的德国同行一样，他们在战前跟伦敦和纽约大公司董事会里的董事有很深的交情。甚至在战争结束前，一名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在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担任总裁的日本企业家，在一次实业家参加的秘密会议上用英语兴奋地大叫：“我们的朋友要来了。”[26]不少具有国际经验的日本商界领袖曾在欧美留过学，他们期待能得到意气相投的美国人的赏识，被安排主管日本经济的重建。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被扫地出门，他们的财团也随之分崩离析。

对于麦克阿瑟军政府里的新政派，这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一是解散财阀，二是土地改革，后面一条可以说压垮了日本农村“封建主义”的脊梁。许多日本左派因为美国的政策而欢欣鼓舞，在军事占领最初几年里，华府被看成左派最好的朋友。女性投票权、罢工权、劳资双方集体谈判，革故鼎新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在分工上，美国人负责推动革新，心存感激的日本人具体落实。由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开始在工会和高教领域享有巨大权力。

但即使是一些秉持左倾观点、对实业家并无好感的日本人，对财阀遭受格外严厉的责难一事也有些看不懂。在写给朋友唐纳德·金的一封信里，当时还是海军军官的西奥多·德巴利（即狄百瑞）提到他和一位名叫宫内的东京商人的谈话。宫内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信奉民主。德巴利请他谈谈对战时财阀的看法。宫内回答，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军部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没错，有些新兴财阀，比如日产（Nissan），从战争中获益巨大，但传统的“四大”财阀家族——三菱（Mitsubishi）、三井（Mitsui）、安田（Yasuda）、住友（Sumimoto）——则跟所有人一样，只是被招安和收编罢了：“它们很弱，财阀很弱。”[27]

对此说法，德巴利将信将疑。这句话他从日本人那里听到得太频繁了，以至于怀疑这是军部宣传影响的产物。他写道：“30年代的军队，肯定先是鼓吹这一论调，然后通过买通或威胁财阀，为这一说法添加了注脚。”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美国人追究财阀的责任，却基本放过官僚体系，等于是在昭告天下，他们对日本战时体制如何运作一事其实并不清楚。但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并非无知或误解；美国规划者满怀理想主义，一心想出力重建一个崭新的日本，而日本“改革官僚”则期望维持他们在战时对经济的控制，但会服务于和平的目标。双方于是想到了一块儿。

倒也不是说什么都没干。1948年底，90多万人接受了职业背景审查，150多万份问卷被拿去做分析。美国人撤销了内务省，解散了日本军队，共计1800名官员遭到整肃。但其中大多数人（70%）过去是警察，剩下的是来自内务省的官员。主管经济的官僚压根就没被找过麻烦。昔日的军需省裁撤了42人，而大藏省只开除了9个人。[28]那位曾被派到满洲负责劳工项目的军需大臣，后来参与策划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事业，史称“大东亚共荣圈”。他被捕过，却从未被正式指控犯有战争罪行。他叫岸信介，在出狱后仕途蒸蒸日上，后来成为日本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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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上，菲律宾占据着一个很有意思的位置。1941年12月8日，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10小时后，日本入侵菲律宾，攻占了该国。时任菲律宾陆军元帅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于翌年3月撤退至澳大利亚，他发誓称：“我会回来的。”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也逃到了澳大利亚，继而辗转至华盛顿，并在那儿建立了流亡政府。这么做本身就很不寻常；当时印尼没有流亡政府，缅甸也没有流亡政府。泰国倒是有流亡政府，但泰国从没被殖民过。日本人入侵时，菲律宾介于殖民地和独立国家之间。其已获得了英联邦国家的地位，而且原定将于1946年完全独立。虽然日本人承诺过——用本间雅晴将军的话来讲——要把菲律宾人从美国的专制霸权中解放出来，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摇身一变，成了新的殖民主子，而且统治手段更为残暴。尽管总统何塞·劳雷尔（José P. Laurel）在1943年正式宣布菲律宾共和国独立，但日本人仍旧大权在握。每位菲律宾政府官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日本“军师”，而每位日本军师背后都站着日本军队和令人闻之色变的宪兵队。简言之，所谓的共和国不过是个幌子。

即便如此，菲律宾国内还是有一股作风顽强的抗日力量。其中当属一支抗日游击队最有成效，其纲领有别于奎松或劳雷尔，主要在第一大岛吕宋岛的乡间活动。“虎克党”（Hukbalahap）意为抗日人民军，由赤脚的农民革命者组成，他们的敌人不光是日本人，也包括菲律宾的大地主。地主们坐享大片甘蔗和椰子种植园带来的财富，表面上佯装成民主派，实际却用封建寡头的方式统治这个国家。虎克党最有名的领袖名叫路易斯·塔鲁克（Luis Taruc），是个佃农的儿子。另一位有传奇色彩的虎克党女战士叫费利珀·库拉拉（Felipa Culala），她个头高大，骁勇善战，化名“达扬达扬”（Dayang Dayang），就连日本人听到“达扬达扬”也是闻风丧胆。

日占期间，由于许多地主放弃种植园，逃往马尼拉，虎克党就效仿起了共产党在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没收土地，建立了某种国中之国。该党的作战“小分队”纪律严明，心狠手辣，死在他们屠刀下的不光有日本人，那些有通敌或目无法纪嫌疑的菲律宾人也难逃厄运。就连威名赫赫的“达扬达扬”触犯规矩时也要受罚。她有句口头禅：“那些不发战争财的人是脑子进水了。”她说到做到，大肆抢夺财物，从水牛到珠宝，什么都抢。被捕后，她受到审判，后来被枪决。[29]

何塞·劳雷尔和供职于伪政府的多数党羽——比如曼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Roxas）和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Aquino）——均出身上流社会的地主家庭。就算没有日本占领者，虎克党也一心想要推翻他们的权力。从效忠日本人、推动反美和泛亚事业这点来看，这些人毫无疑问是通敌分子。但正如原西方殖民地内其他勾结日本人的亚洲民族主义者，他们有着复杂的动机。劳雷尔的背景让人刮目相看，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当过参议员，是马尼拉最高法院的助理法官。虽然贵为殖民精英阶层的一分子，但他也许打心底里相信，如要帮助菲律宾人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有必要仰仗日本人激进的“亚细亚主义”。欧洲的一些卖国贼（quisling）也操持相似的论调，他们认为，纳粹建立的新秩序可以为他们堕落腐朽的社会注入一丝生机。但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背叛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劳雷尔、苏加诺等人在日本人登陆前后，一直在为外国统治者效力。

劳雷尔一直是菲律宾游击队的头号目标。1943年6月，在同贝尼格诺·阿基诺在维克维克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时，他遭到两名刺客行刺，背部中弹。其中一人自称“小乔”。当年晚些时候，结束养伤的劳雷尔赴东京出席了大东亚会议。会上，一干领导人喊着亚洲人皆兄弟的口号，承诺加强泛亚合作。翌年，应日本要求，他同意向美国宣战。

与此同时，1944年10月，麦克阿瑟将军兑现了他要重返菲律宾的承诺。为了增加这一幕的戏剧性，他蹚过了莱特岛（Leyte）的浅滩，虽然戴着飞行员墨镜，但他看起来还是愁眉不展。他其实不止一次地蹚过海水，为的是能拍下恰到好处的照片，留作新闻资料。登上吕宋岛之前，他如法炮制。麦克阿瑟讲话喜欢援引《圣经》，这一套对笃信天主教和神秘主义的菲律宾人想必很有吸引力。他吟诵着：“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感谢我主的恩泽，我们的部队再次踏上了菲律宾的土地——这片土地，因为我们两国人民洒下的热血而变得神圣……到我这里来……神圣的主将为你们指明道路。”

在通往马尼拉的漫长道路上，美军艰难跋涉，经历了血雨腥风。推进过程中，他们得到了虎克党的积极帮助。菲律宾游击队将日本人赶出吕宋岛中部各地后，升起星条旗和菲律宾国旗，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期待美国支持独立的菲律宾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事与愿违，麦克阿瑟只是对虎克党的战斗精神表示了口头赞赏。有人进谏，建议他请自己最熟悉的那批人出山，也就是过去的地主精英。虽然他曾扬言“挖地三尺，也要把所有叛变的菲律宾人揪出来”，麦克阿瑟却将劳雷尔伪政府的忠实成员曼努埃尔·罗哈斯任命为美军准将。[30]

虎克党收到要他们缴械的命令，他们拒绝交出武器，随即遭到逮捕。一部分人在没有受到正式起诉的情况下就被判入狱，其中包括路易斯·塔鲁克，他和几个过去勾结日本人的通敌者被关在一间牢房里。后来，5万农民来到马尼拉的马拉坎南宫[8]前举行示威，塔鲁克因此获释，但他大部分手下仍身陷囹圄。后来发生的事不甚光彩。有人在暗地里较劲，进行钱权交易。之后，马尼拉的媒体发表文章，歌颂劳雷尔和他的同仁在战时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尽全力保护菲律宾人免受日本人的暴行侵害。麦克阿瑟赞扬罗哈斯是“游击运动的几大要素之一”。菲律宾人受到的训诫是要他们抛开“小肚鸡肠式的妒忌心理”和“毫无必要的误解”，因为这样只会“阻碍进步”。[31]

作为二战结束后的首位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宣布赦免战时的通敌叛国者。成千上万的人获释出狱。路易斯·塔鲁克躲进了深山，虎克党更名为解放人民军，也就是毛派新人民军的前身。昔日的地主家族在重新牢牢掌握住他们的财产后，继续控制着菲律宾的政治。即使到了1986年，在“人民力量”运动（People Power）推翻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亚洲民主化的曙光后，旧精英依旧把持着政坛。“人民力量”运动的明星人物是贝尼格诺·阿基诺的儿媳科拉松·“柯莉”·阿基诺（Corazon “Cory” Aquino），人称阿基诺夫人。她在位时，副总统由何塞·劳雷尔的儿子“多伊”劳雷尔（“Doy” Laurel）担任。在写作本书时，菲律宾的现任总统换成了“柯莉”的长子，阿基诺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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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合法性，一种办法是找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并团结在其周围。这既可以是一位备受爱戴的君王，也可以是抵抗外敌的义士，甚至是某位俨然一副救世主派头的外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腔调也许有些做作，甚至在一些人眼里显得妄自尊大，但他在日本和菲律宾却将这一角色发挥到了极致。他保留天皇以体现延续性的做法，背后折射出的意图是为了彰显自己身为临时将军（shogun）[9]的功绩。包括麦克阿瑟自己那套在内的英雄主义常常是一种作秀，有时则完全就是胡编乱造。举例而言，朝鲜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就是苏联红军一手扶植起来的。据称，正是这位卓越的游击战英雄，单枪匹马地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半岛。但事实上，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待在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伯力）附近的一座苏军训练营中。

战前一些傀儡政权的挂名首脑如今名誉扫地，合法性也受到挑战，这为内战埋下了伏笔。在希腊，内战就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而在中国，国共两党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试探对手和各种小冲突后，内战也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美国人管蒋介石委员长叫司令（Gimo），在战时美国驻华最高长官、绰号“酸醋乔”（Vinegar Joe）的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嘴里，老蒋的绰号是“花生米”。他名义上控制着整个中国，但实际上有大片疆土并不处于他的管辖之下。不管是自吹自擂，还是在美国的战时宣传里，司令大人都是以一副伟大民族领袖的面目出现：是他，英勇地抗击了日寇。但盘踞在大西北的毛泽东和他的游击队则提出了不同意见——倒也并非一点没有道理——说轻点蒋是消极抗日，说重点他是勾结日寇，联手对付共产党。共产党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抗日者，毛泽东才是民族英雄。但事实上，双方常把日本侵略看成是比较烦人的一出插曲，而美国人早晚都会出手收拾残局。真正的敌人在国内。随着两支势不两立的武装力量摆开架势，准备决一雌雄，同时进行较量的还有两种版本的英雄事迹。

其实，战争结束没多久，两位领导人就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见过面，并进行了漫长的会谈。虽然各自都看不惯对方，但对彼此的顽强气节很是钦佩，就好像两个敌对帮派的大佬一样惺惺相惜。毛在官方招待会上向蒋敬酒，祝他万岁。为了避免爆发全面内战，双方围绕权力分享、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等问题进行了气氛友好的磋商。会议并未达成有约束力的协定。毛告诉同志们，表达和平意愿的声明（“民主”、“一支军队”、蒋的“领导”）只是“一张废纸”。[32]但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仍然对撮合国共两党抱有希望，尽管他心智不太正常，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因为表演刺耳的巧克陶族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呐喊[10]，让主人很下不来台。在头脑发热的赫尔利的想象中，包括熟悉中国问题的外交官在内，哪个美国人要是对国共牵手抱有疑虑，那他就是叛徒，恐怕还是赤匪。

《纽约时报》记者说得没错。在10月6日刊发的一篇报导里，他这样写道：“对那些不理解为什么讨价还价如此严重的西方人而言，有必要向他们指出，军队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武器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坚持只有他有权命令日本人缴械，而毛又对此毫不理会的原因。

1945年夏，蒋的麾下有400万国军，遍布华中和华南地区。但他们训练很差，军纪涣散，而且带队的长官常常腐败无能。日本人在东北的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旧都南京建立了“伪军”，人数有上百万之多。伪军的装备比国军精良，而且常常更能打仗。所以蒋并未解散他们，而是倾向于把这些部队整编进自己的军队。另外，各省还有形形色色的一干军阀，他们表面上效忠中央，但总是靠不住，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城乡地区的中国平民都很害怕国军的到来，因为这些部队的做派更像土匪，而不像军人，他们打家劫舍，抢吃的，奸淫妇女，还从农民里抽壮丁。伪军和军阀的部队也好不到哪里去。共产党的部队大约有一百万人，另外还有两百万民兵，他们本也可以成为专横跋扈的主子，但至少他们懂得作风纪律的意义。共产党的军民关系搞得更好；他们意识到，要打赢战争，部分靠的是宣传。被老百姓视为一支英雄的人民之师是他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大半个中国不仅山河破碎，而且还因为外国占领、军阀割据、内战中的清洗与反清洗而元气大伤，经年的内战在残酷性上同抗日战争不相上下。研究日本的学者唐纳德·金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美国海军军官，被派驻在港口城市青岛。青岛毗邻黄海，因其海军基地、欧式建筑和德式啤酒屋而闻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时，日本帝国海军尚未撤退，金很快就觉察“气氛有些不对劲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欺诈和腐败的臭气；“针对通敌者的指控跟这座城市本身的可疑气质一样无处不在”。[33]

他发现，管理青岛的依旧是日本人当初任命的那批中国人，他们大多声名狼藉，从外国占领中大捞了一笔。他还发现，日本海军军官可以公开吹嘘他们的战功，而通日的中国人则挨了其他中国人的整，然而，整肃者自己过去也有污点；他们只是想搜刮嫌疑人的财物。青岛这个地方充斥着外来投机客、黑帮、见风使舵的间谍，还有依旧作威作福的日本人。所有这一切绝非青岛特有。金听说过一些中国各地传来的小道消息，大致是国民党请求全副武装的日军协助剿共。这些传闻完全准确。蒋介石政府中的一些右翼派系想借助日本人之力，立即发动和共产党的战争。但司令大人比较谨慎，他不想做得太过分。然而，确有大批日军被调去守卫中国铁路等许多设施，以防共产党来犯。

各地都出现了针对日本人的报复行动，但总体而言，国共两党都在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敌人，而国民党也需要日本的帮助。另外，中日之间存在太多的纠葛，剪不断理还乱，找不到简单的解决办法。

战争结束后没多久，南京就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1937年的南京，在日军铁蹄的长期蹂躏下，有几万、或许是几十万中国人惨遭强奸和杀害。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是二战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暴行之一。冈村宁次将军并没有直接参与屠杀，但他与同样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脱不了干系。1938年，他手下的部队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不计其数的平民。他在1942年奉行焦土政策，即中国人口中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导致两百多万人死亡。所有年龄在15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都有可能因为反日嫌疑被杀。而系统性掳掠年轻女性——大多来自朝鲜——逼她们在日军慰安所里充当性奴，同样也发生在冈村宁次治下。

但在1945年9月9日，同样是这个冈村，在向何应钦将军投降时，何将军竟然朝这位日本将军鞠了一躬，并对羞辱性的受降仪式让他丢脸表示歉意。何应钦曾在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和冈村宁次是师生关系，何尊称他为“sensai”，即日语里的老师之意。[34]就这样，冈村依旧身居南京的外交部大楼，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三年后，他被南京法庭起诉犯有战争罪，但之后蒋委员长亲自出面，让他免于再受屈辱，国民党还聘请他做军事顾问。冈村宁次于1966年死在病床上，死时很安详。

中国内战的关键其实在于东北。日本人在这里建立重工业，开发矿产，谁率先夺取这块心脏地带，谁就可以居于一种几乎坚不可摧的地位。我们之前也看到了，苏联人抢先一步赶到了那儿，夺走所有的工业和金融资产后运往苏联。他们刚开始和中共打交道时并非一团和气。苏联红军军官看不起蓬头垢面的中国军人，由于缺少翻译，沟通几乎寸步难行。另外，斯大林出于稳定大国间关系的考虑，决定暂时承认蒋委员长为中国的合法领袖。

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共八路军部队一点点流入东北，在一些地区，得到苏军指挥官的同情和帮助后，他们接收了当地的日常政务。对这片在多数中国人眼里是牧民和蛮夷家园的北大荒，许多共产党干部既陌生，又毫无根基，因此接收工作进展艰难。除开和苏联人关系紧张外，八路军还要对付当地为非作歹、四处流窜的伪军余孽，此外形形色色的潜伏特务也让他们难以省心。这些游击团体中，有些跟苏联人有关联，有些隶属于东三省的军阀，有些来自国民党阵营。正如国民党希望日本和美国能帮忙剿共一样，共产党也请求苏联支持，镇压“反苏匪徒”。[35]

与此同时，因为对共产党挺进东北感到不安，蒋介石敦促美国人把国军部队投送到东北。美国方面虽然同意了，但有些敷衍了事，因为官方政策是不要卷入“同室操戈的冲突”。通常，国军到达东北时已是姗姗来迟，而且兵力不足，有时还被送错了地方。

东北的局势后来严重恶化；1948年，长春一役中，共有30万平民死于饥饿和疾病。这个地方可谓是龙潭虎穴，将这点刻画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发生在中朝边境安东市一所著名妓院里的故事。

1945年秋天的安东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有点类似东北亚的卡萨布兰卡，那里不光有关外的中国人，也不乏朝鲜人、俄国人和大约7万日本侨民，这些日本人里既有驻扎当地的军人和定居于此的平民，也有从昔日伪满各地逃来的难民。因为担心受到来犯苏军的侵害，特别是担心妇女受到骚扰，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名义上提供歌舞演出，实则为妓院。有了这个地方，就能让苏联人转移注意力，不再不怀好意地盯着日本良家妇女。管理这一机构（名为安宁饭店，Annei Hanten）的任务落到了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肩上。她叫大町，过去在日本人开的温泉度假村当过艺伎。通过唤起人们的爱国心，她雇佣了一批日本女性，这当中不少人从未有过从事性服务的经验。大町要求她们为日本献身；她们是安东的女子神风队员。[36]

一些受过大町救命之恩的日本人心存感激，为她立了块石头纪念碑。这块碑现今依旧屹立在她位于日本的老家。大町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己“不问政治”的立场，她对所有男人，不论他们地位高低贵贱，是俄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均一视同仁。尽管大町成立“卡巴莱舞团”的初衷是为了供俄国人找乐子，但也吸引了其他类型的客人，包括日本退伍军官、社团领袖，以及过去勾结日本人、现在又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的中国汉奸。除此之外，光顾的客人里甚至还有中共和日共。嫖客们在清酒、伏特加和中国白酒的作用下，酒酣耳热，安宁饭店成了交换各种情报的场所。

大町把从苏联人那里听来的有关部队调遣和计划抓人的消息透露给日本人。许多日本人因此提前得到风声，瞅准时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安宁饭店里既有间谍，又有双重间谍；有所谓的“红萝卜”（冒充“赤党”的反共分子），也有“蓝萝卜”（经营出一副反共面目，实为打入敌人内部的共党）。他们在这里酝酿阴谋和对策。安宁饭店为一名日本职员和中共间谍（也许是根“红萝卜”）安排过一场婚礼，日本人借此可以搞清共产党到底意欲何为。在安宁饭店，国民党和日本退役军官还曾密谋启用先前藏在安东深山里的火炮，发动一场右派军事政变，不过由于国军部队未能如期赶到，这起阴谋流产了。

这边厢政变流产，没过多久，那边厢共产党八路军便浩浩荡荡地进了城，接替了苏联红军。刚开始，好像什么都没变。安宁饭店准备了一桌中式宴席招待共产党。不过因为共产党干部对陪酒行为嗤之以鼻，所以席间没有出现姑娘簇拥在一旁卖弄风骚的景象。也许日本人能帮上八路军的忙？日本“满洲国电气株式会社”的原职工成立了一个“红色剧团”，旨在演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剧”。

然而，这段蜜月期并未维持多久。共产党认为，一所国际化的娼寮妓院与新秩序不太吻合。而且，由于怀疑日本人曾插手国民党未遂政变，共产党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逮捕了大町和几位日本社团领袖。这些人下场如何，鲜有人知道。大町坐了一年牢，1946年9月，她在鸭绿江岸边被处决。她到底是不是间谍，是的话又替谁效力，始终是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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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急需某种延续性和合法性。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内战的余烬就从未停止过燃烧。保皇党和天主教反动派自共和国诞生之初便一直与其作对。德国占领和维希政权让他们暂时占了上风。戴高乐将军很难算得上是左派，但他对扯皮的多党派民主也无甚好感。尽管反感共和国体制，但出于延续性的考虑，他也只好将自己确立为共和国理所当然的继承者。虽然国民议会在1940年通过选举赋予贝当元帅制宪权，但他的维希政府在战争一结束便被宣布为非法。戴高乐在1944—1945年期间的任务是将破碎的法国重新黏合起来。

人们对内战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抵抗力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共产党早在1941年就已准备了待清洗敌人的名单。他们的想法是既要追捕实业家，也不能放过亲纳粹的法国民兵（Milice）[11]中的小喽啰。对曾经的抵抗者来讲，重要的是惩罚精英和带头人，而不仅仅是“路灯吊死鬼”（Lampistes）——意指那些幕后老板逍遥法外、自己却被吊死在路灯上的手下。[37]戴高乐意识到，一方面，正义只有看得见才算得到了伸张；另一方面，法国已经伤痕累累，禁不起大规模的清洗了，否则社会将面临难以忍受的压力。戴高乐希望尽快结束这一进程，最好几个月里就结束。设定的最后期限是1945年2月，这当然是办不到的。

不过，到了2月份，大部分快意恩仇的正义已经得到伸张。囚犯被处以私刑，4 000多人被草草处决，其中一些是被群情激奋的暴民绞死的。特别是在法国南部，某些地区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戴高乐并不支持这么做；只有国家才有权成为惩治主体。事实上，部分前抵抗者因为太过热衷于处决通敌嫌犯而被捕。但戴高乐真能怪罪他们么？帕斯卡尔·科伯（Pascal Copeau）是南方的一位记者兼抵抗运动领导人，他在1945年1月写道：

在可怕的四年里，最优秀的法国人学会了杀戮，暗杀，搞破坏，扒铁轨，有时还打家劫舍，从不遵守他们所知晓的法律……是谁教会了法国人做这些？是谁下令让他们搞暗杀？不是您，我的将军阁下（mon général），还能是谁呢？[38]

要让国家重新垄断对武力的使用权，戴高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抵抗运动的武装。由于法国抵抗运动地下党游击队员在战时曾冒着巨大的危险搞到武器，而戴高乐自己却藏身英国首都，无人身安全之虞，这项工作于是变得很棘手。共产党抵抗者依旧幻想会爆发第二次法国大革命，为此他们应保留武器。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单单是因为在法国，人们对这种激进运动并不支持，而且斯大林已表明他不会在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内支持一场革命。斯大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他劝法国共产党退一步为妙。后来，戴高乐也跟法共达成了协议。该党党魁莫里斯·多列士在1939年从法军开小差当了逃兵，逃到了莫斯科，如果法共想让他获准返乡，且不以叛国投敌罪遭到审判，前提条件是必须同意遣散武装作战人员。但还是有人小心地把大量武器藏在偏远的农庄里、地板下或仓库中，共产党最后决定放弃。渐渐地，国家重新获得了控制权。

某些标志性人物，因为在德占期间罪大恶极，引人注目，被送上了被告席。贝当本人也接受了审判，并被判卖国罪，但鉴于他年事已高，功勋卓著，不适用死刑，因此被流放到大西洋沿岸的某个小岛上。他死在那儿，葬在那儿，晚年时得了老年痴呆症，还被剥夺了军功。其晚景之凄凉，让一些忠实追随者愤愤难平。1973年，追随者曾试图为贝当洗刷屈辱，他们挖出他的骸骨，送回法国本土，打算将其风风光光地归葬在阵亡将士公墓中。但当有人在贝当的律师雅克·伊索尔尼（Maître Jacques Isorni）的车库里发现了元帅的遗骨后，遗骸旋即被送了回去。就已知的情况来看，目前依然还留在岛上。

战时，贝当最有权势的部长当属相貌平平但人见人恨的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他就没那么走运了，被判了死刑。他曾服毒自杀，但失败了，原因是氰化物毒药放置时间太久，已经失效。1945年10月，拉瓦尔被枪决。

还有人也因为战争罪遭到审判。为了使庭审能够服众，之前有必要整饬司法系统。由于战时全法国只有一位法官拒绝在效忠贝当元帅的宣誓书上签名，问题就来了。由裁判官和昔日抵抗者组成的整肃委员会必须判断法官们的行为是否像个忠诚的法国人。基于这一笼统的定义，共有266人被认定为“不良分子”。同样的标准也用在了公务员身上，制裁手段多种多样，轻则暂扣一半薪水，重则炒鱿鱼，甚或完全丧失公民权利。大约100万公务员中，有11343人受到了某种制裁，5000人丢掉了饭碗。同别国情况相似，法国工商业精英大体上没有受到冲击。那些臭名昭著的纳粹同情者，比如香水生产商欧莱雅的创始人，全都安然无恙。

雷诺汽车厂的创始人路易·雷诺（Louis Renault）并不是什么出了名的纳粹。据他自己回忆称，德国人抛给他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让戴姆勒——奔驰公司接管他的企业，眼看自己的工人被送去德国，要么就为德军制造汽车。他选择了后面一种。在共产党抵抗者圈子里，雷诺被看成是最坏的那类卖国实业家，是一等一的阶级敌人。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在1944年8月写道：“雷诺汽车厂的老板们殷勤地给敌人提供装备，致使盟军士兵丧命，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39]由于鲜有其他实业家遭到清算，雷诺可能只是替罪羊，或者戴高乐主义者扔给左派的一根骨头罢了。因为头部伤势过重，雷诺最后死在了监狱里，连出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等到。

许多遭清算的法官和公务员很快便官复原职，有些在私营部门找到了体面的营生。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的例子很有代表性，除了结局比较意外。帕蓬是最后一个因战争罪受审的法国人。还在波尔多警局任高级警官时，他曾把上千名犹太人送去集中营，但在1945年却并未受到审判。相反，他后来在多届政府里都当上了大官：戴高乐时期任国务秘书，做过科西嘉和阿尔及利亚的行政长官，并协助粉碎了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主义暴动。还是在戴高乐时期，他当过巴黎警察局局长。为了表彰他对法国的杰出贡献，戴高乐给他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帕蓬的最后一份公职是在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总统（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手下担任预算部长。帕蓬的职业生涯堪称辉煌，但有一点不同寻常：他活得很久，直到不光彩的过去找上门来。1995年，帕蓬开始受审，四年后锒铛入狱。2002年，他获释出狱，并因为非法佩戴荣誉军团勋章被处以相当于3000美元左右的罚金。勋章也被没收了。

戴高乐捏合法国社会的方式，和盟军“修复”日本、意大利、比利时乃至德国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把对战前精英的打击降到最低限度。无法坐视国家进一步两极分化的他需要商人、金融家、律师、教授、医生和官僚发挥才干。他们算找对了后台。

抵抗运动的男男女女扮演了英勇的叛逆者角色，在别人明哲保身的时候，他们以命相搏。这么做有各种理由：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百无聊赖、一腔怒火、渴望冒险，或者仅仅是正义感。但跟多数机会主义者和溜须拍马之辈相比，他们的选择可谓卓尔不群。

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对犯错之人的责罚常常是象征性的，而且惩治力度很不公平。体制派相对而言毫发无损。一个叫马尔特·李夏尔（Marthe Richard）的女人在1945年12月四处游说，建议关闭巴黎的烟花柳巷。李夏尔过去做过妓女，没准还是个间谍。一年后，《马尔特·李夏尔法案》（Loi Marthe Richard）生效，法国的妓院全部关门大吉。这股子关闭春楼的热忱劲儿很不像法国人的风格，据悉，这么做的原因是德占期间，妓院成了“通敌行为”的重镇。

第六章 法治

共产党的八路军于1945年深秋挺进东北，之后便步步为营，从替代日本人的中国国民党手里夺取了部分城池，又从苏联红军手里接收了另一部分。这项工作甫一启动，所谓的人民公审随即来临。正义来得很快，即使谈不上原始，法律的程序也十分粗糙。

有时，中文报纸会刊登广告，招募证人，呼吁过去所有跟伪满官员有过节的人站出来举证。中朝边境的安东市，人们在一所小学设立了“人民法院”。许多罪状都很鸡毛蒜皮，有些人只是长期积怨难以抒发，想要借此出口恶气。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状告一位日本商人，因为后者弄坏他的灯笼，却不肯赔偿。一个小伙子回忆道，他父亲给一家日本公司做苦力，最后活活累死。遭到控告的人通常都记不太清他们做过什么坏事，要是只被罚一大笔钱就能走人，那还算是幸运的。

还有比这严重得多的罪状。人民正义在这些案件中一样高效。12月，安东的三名官员被处决在鸭绿江边，他们中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且都在伪满洲国政府里任过职，其中一个是安东的前市长，是个姓曹的中国人，另一个是他的日籍副手渡边。有人目击了二人的下场。

他们头上罩着黑头套，胸前别着伪满洲国的勋章——这在过去象征荣誉，现在则成了耻辱的标志。两人被装上马车，沿着安东的主干道游街示众。他们的头被人按着，像是在忏悔，手里还举着木牌，上面写着鲜红色的大字，好让有所人都能看见。一块牌子上写着“反动派”，另一块上写着“傀儡”。人民法院设在户外，大批群众前来围观，想要看一眼两个罪魁祸首。人民法官扯着嗓子喊：“我们怎么处置他俩？”“杀！杀！”暴民们高声回应。于是就这么定了。两人被带到江边，被逼着跪下，后脑中枪而亡。（据称行刑前渡边的耳朵被割了下来，但这点还存在争议。）[1]

这段目击者描述的有趣之处并不在于类似审判近乎闹剧且草菅人命的本质，而是其存在的必要性。中共为什么坚持要举行审判？干吗不直接枪毙了流氓恶棍？很明显，他们希望这些处决在人们眼里是合法的。建立某种形式的法制是获取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甚至在专政体制内亦是如此，或者说在专政体制内尤其如此。但在摆样子、走过场的公审中，法律的概念完全是政治化的。审判是一种仪式，为的是彰显共产党的权威。安东的被告们受到的指控不仅有为日伪政权当差这条，还有解放后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这条。后一种情况他们很难避免，毕竟国民党先于共产党接收了安东。由于共产党名义上代表的是人民权力，所以人民在这一仪式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大声喊出期待他们喊出的判决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既不特立独行，也不异乎寻常。但凡在共产党控制的地方，类似的人民法院就犹如雨后春笋，遍地都是。1945年，苏联红军任命的匈牙利“反法西斯主义者”上台时，匈牙利作家马劳伊·山多尔正好身在布达佩斯。当时匈牙利还不是共产党国家。斯大林认为逐步夺权才是上策；他还不想过早吓到西方盟友。在11月的大选中，共产党的选情并不好。但是说到底，谁执政是苏联人说了算。拿匈牙利共产党领袖拉克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的话来讲，共产党会像“切香肠”那样一点点蚕食对手，直到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最终成立。

由于经历了苏军和罗马尼亚军队长达几个月的围困，1945年的布达佩斯千疮百孔。皇宫成了一片废墟，整个城市断电，电话打不通，坍塌的桥梁扎进多瑙河，活像受了伤的钢铁怪物。食物很短缺。陌生人时而会走进别人家里，要么希望讨口饭吃，要么只是寻衅滋事（在马劳伊笔下，他们是去表达“仇恨”的）。人们把愤怒的矛头主要对准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昔日法西斯主义箭十字党（Arrow Cross）的刑讯室被新的一套权威体系所取代，黑帮分子坐着进口美国车，在坑坑洼洼的大街上横冲直撞。马劳伊注意到城里一派繁忙景象，很是莫名，但不久后便归于沉寂。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坑蒙拐骗就像鼠疫一样四处扩散”，接着又说，法律与正义“无处可寻，尽管人民法院已经在办案了。出于政治原因的处决给失业游民提供了每天生活的乐趣，就像罗马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12]执政时期那样”。[2]

因为没有了国王，匈牙利自从192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的统治下，他的正式头衔是匈牙利王国摄政。在这一奇特的安排之前，共产党于1919年曾在库恩·贝拉（Béla Kun）的带领下统治了匈牙利一年。红色恐怖过去后，白色恐怖接踵而至。霍尔蒂是个大反动派，但算不上法西斯分子，他终其一生都对共产主义充满恐惧，同许多人一样习惯将其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霍尔蒂不喜欢犹太人，但还没到希望他们死绝的地步。1930年代末，他愚蠢地和纳粹德国结盟，但在希特勒要求他为大屠杀提供帮助时又退缩了。匈牙利犹太人虽然遭到骚扰，但一直免于毒手。这种情况到1944年发生了改变。德国人决定掌控局面，出兵侵入了匈牙利。德军在苏联正遭受重创，他们的补给线拖得太长，物资供给奇缺，运输线也被敌军切断了。但为了突出纳粹的真正要务所在，4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被以惊人的效率驱逐出境，大部分死在了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霍尔蒂被迫下台，让位给极端反犹的箭十字党党首萨拉希·费伦茨（Ferenc Szálasi）。在他在位的163天里，费仑茨大行恐怖政治，并为正式负责在布达佩斯执行“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提供了一切所需的帮助。

1945年，反法西斯政权声明，箭十字党政府里里外外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审判。一批人将被处决是意料之中的事。各地人民正义的一大共同点在于审判的结果很少存在争议。这不仅是人民法院的职责，媒体同样需要发挥作用。伊姆雷迪·贝洛（Béla Imrédy）过去做过银行经理，后来成了迫害犹太人的一员干将，1938年，他当上了总理。审判贝洛的时候，一位知名记者这样形容他：“一个干瘦的小矮子，他害怕极了，到处瞎摸”，“虽然恶贯满盈，但也是条可怜虫”，“在铁证如山面前，像只灰色的蜥蜴那样扭动着”。[3]有一点需要提到的是，西方媒体在控诉纳粹罪行时，一样也是耸人听闻。

一位匈牙利法律专家一语道破了人民审判的真正目的。审判并惩罚战犯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要为他们犯下的政治错误报复他们……”[4]法庭由党员和工会成员构成，专业法官负责引导。有时候，专业法官，特别是国家人民法院理事会——即上诉法院——的法官被批评太过心慈手软。共产党的机关报《自由人民报》（Szabad Nép）大声疾呼：“理事会里的专业法官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法官。人民不会把案件卷宗当儿戏；他们不会在审判战犯的案子里找从轻发落的理由，而是会要求狠狠报复那些让他们受苦受难、尝尽屈辱的罪人。”[5]

同样，历史也被牢牢地控制在新秩序的权威之下。需要重申的是，尽管为这一秩序撑腰的是苏联人，但其还不算是共产主义政权。法官判决一些被告——比如1941年任总理的巴尔多希·拉斯洛（László Bárdossy）——要为1919年粉碎“民主制”负责。事实上，真正被粉碎的是库恩·贝拉率领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专政，他们在好勇斗狠和草菅人命上也是颇有一套。然而，被审判的不光是人，还有这些人所代表的体制。在箭十字党政府内任司法部长的布丁斯基·拉斯洛（László Budinszky）被判处死刑，因为根据全国委员会的说法，“二十五年的专制统治”已经将“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6]

从数据来看，匈牙利其实还不算是清算前政权力度最大的国家。在比利时，有57000多人因为通敌遭到起诉。[7]在荷兰，50000名通敌者被判了刑。[8]在匈牙利，这一人数接近27000。在希腊，截至1945年底共有48956人在蹲监狱。但他们都是左派。

在个别国家，共产党和反对派都出于政治目的操纵审判，偶尔还同时进行，在这一方面，希腊是最好的例证。早在1943年的希腊，左派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被解放的地区成立了人民法院，这支部队隶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解放阵线。人民法院是在沦陷希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计划中的一环。人民法院的成员有国民解放阵线战士和其他“同志”——农民、卡车司机等等，他们审判罪犯、战犯和投敌分子。[9]判决普遍都很重。许多人在经过仓促审判后就被游击队处决，有时连审判都省略了。

希腊乡下最常见的犯罪行为似乎是偷牛。然而在希腊中部村庄德斯卡提，游击队根本无暇顾及偷牛贼。他们只是告知村民，说不准再偷牛了，因为“我们没有监狱或流放地来扣押盗贼。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偷牛时被抓了，他只要说想让我们砍他哪个部位就行，砍脑袋还是砍脚。自己定吧”。[10]很明显，这法子奏效了。至少在德斯卡提，偷牛之风戛然而止。人民法院倒是处理了一起很有意思的案子，一个小伙子在跟姑娘表明爱意后，却向另外一名女子求婚。法院给了他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娶第一个姑娘，要么掉脑袋。他迟疑了很久，直到最后一刻决定还是活命要紧。

人民法院对通敌者可就一点都不心慈手软了。通敌者包括为德国人效力的警察和宪兵、法西斯主义旗手、讲斯拉夫语并勾结保加利亚人侵吞大片希腊领土的马其顿人，或者阻碍革命的阶级敌人。1944年春，希腊从德国铁蹄下获得解放，之后一段时期执政大权落到了民族团结党组建的政府手里。但就算该政府建立了正式法院以起诉通敌者，人民法院在某些地区依然运行着，直至1945年才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希腊国内就存在两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一个是官方的，但权力有限；另一个是非官方的，但管辖范围更大。这一事实显示，在触及政治合法性时，各方很难达成什么共识。希腊没有戴高乐将军这样的人物，可以在共产党和保守派以及在保皇党和自由派之间弥合分歧。战争的伤疤远未愈合，隔阂依旧深如沟壑。

官方的法院尝试过审判战时最高通敌者，比如德占期间的数任希腊总理。但是审判进展缓慢，且时不时陷入僵局。趋炎附势的总理们使出了卖国贼惯用的伎俩，口口声声说他们恋栈权力是出于爱国，他们也的确拿出了一些证据，证明是希腊流亡政府让他们坚守岗位，在乱世中维持大局。流亡政府的首脑不是别人，正是希腊解放后首任总理乔治奥斯·帕潘德里欧（Georgios Papandreou），他的儿孙日后都成为了总理。

更歹毒的通敌者，比如凶狠的保安团，则压根没受到起诉。1945年2月，各方签订了所谓的《瓦尔基茨停战协定》后，左派被敦促放下武器，期待通过全民公投产生未来政府。在这之后，希腊实际上乱成了一锅粥。过去的右翼通敌分子拒绝缴械，并恐吓任何有同情左派嫌疑的人。一些人仅仅因为参与过人民法院就被逮捕，时而被枪决。这一回，掌管国中之国的成了右派民兵，他们的行为凌驾于政府控制之上。鉴于警察大都和右派同属于一个阵营，法庭无法仰仗他们逮捕昔日的通敌者。相反，过去为德国人卖命的武装人员倒是明目张胆地毒打、拷问并囚禁游击队员和他们的支持者。1945年，监狱里关押的通敌者和国民解放阵线支持者的人数之比为1:10。

一个叫帕纳约蒂斯（Panayiotis）的老游击队员在1945年2月交出了武器。几个礼拜后，他被前保安团的人员逮住，他们把他带到附近一所学校，把他倒吊起来，用枪托打他。接着还用鞭子抽他的脚底板，抽得他皮开肉绽，只能一路爬回家。即便如此，日后在澳大利亚的家中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因为“只沦为第一波法西斯报复行动的受害者”，并且“逃过了第二波报复。在此期间，成千上万的人在法西斯的公堂里被判处死刑”。[11]那时希腊虽然解放了，但并不标志着内乱的结束，或看似永无止境、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已经偃旗息鼓。相反，更大的乱子还在后面。

* * * * *

大约二千五百年前的雅典是悲剧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杰作《欧墨尼得斯》（Eumenides，又译“复仇女神”）的故事发生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桩谋杀案。为报杀父之仇，俄瑞斯特斯愤而弑母。劣行触发了报复狂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直到正义得到伸张。智慧女神、雅典的守护神帕拉斯·雅典娜说服俄瑞斯特斯接受审判。她告诉他，只有通过在法庭上的理性辩论，才能平息复仇之火。但即使是法庭上的理性辩论也并不总能得出清晰的结论；陪审团的票数一半对一半，于是就要由雅典娜作出神圣的裁决，她选择放走俄瑞斯特斯。不过她的决定的确是平息了人们的怒气：

心中的墙壁，

再也不能反射妖言惑众的聒噪，

也得不到鲜血和犯罪的滋润。

干渴的尘埃，

再也不能吸收流淌的黑色血流。

骚乱的公民因愤怒和复仇洒下热血

大声喊着杀人偿命！[12]

自从雅典娜守护着以她命名的历史名城以来，人世间有些事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结束血债血偿的恶性循环依旧是举行审判的最大理由。但在战争结束或专制政权倒台后，审判存在一个问题，即潜在的被告人数庞大。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跟丘吉尔说应该立刻枪毙5万名德国军官，他开这个玩笑时也许只是沉浸在黑色幽默中。但很明显，丘吉尔并没有被逗乐，反而怒气冲冲地跺着脚拂袖而去。但是斯大林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即使没有所谓的集体罪行一说，有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审也审不过来。然而，正义必须看得见才行。有些罪行的主体成千上万，而且背后还有上百万人摇旗助威。这倒不是说代为受审的人就是替罪羊。但话说回来，部分案例中，一些人的确是因为象征意义而被推到台前受审，原因是没有条件审判其他人，他们或人数众多，或逃之夭夭，或出于政治原因受到庇护。

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中有一名叫石井四郎的军医，他行事傲慢，为人孤僻，最早声名鹊起是因为发明了一套净水系统。他曾经在天皇面前展示其新发明，朝过滤水里撒尿，并邀请天皇喝上一口，把后者吓得不轻。天皇礼貌地拒绝了。石井还是最早大力号召打细菌战、化学战的人。1936年，日军批准他在伪满洲国的哈尔滨附近建造一座体积庞大的秘密设施。在那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放手试验。石井在731部队里有诸多得力助手，包括一名叫北野政次的军医，他们不仅研究鼠疫、霍乱等疾病，而且还拿几千名囚犯做活体实验，实验内容应有尽有，全看医生们的兴趣。用作人体小白鼠的多为中国人，但也有俄国人，甚至还有一小部分美国战俘。在日本人口中，他们被叫做“圆木”或“猴子”。一些人被置于极寒环境下测试抗冻能力；一些人被倒吊起来，看用多久会窒息而亡；一些人没打麻药就被开膛破肚，摘走器官；还有一些人被注射了致命病菌。731部队的另一项特长是让大量老鼠感染上致命细菌，然后将它们空投到中国城市。一同被扔下的还有拴在小型降落伞下的陶瓷炸弹，里面是成千上万只跳蚤。

1945年夏，就在苏联红军到来前，撤退在即的日本人摧毁了哈尔滨附近的“净水设施”，杀光了里面剩下的囚犯。当年的废墟上如今建起了一座“爱国主义博物馆”，里面陈列着石井和手下一起做活体解剖的蜡像。实际上，石井、北野和一些部下逃回了日本。苏联人俘虏的大多是军阶较低的医生，他们被起诉犯有战争罪。尽管麦克阿瑟将军承诺会审判日本战犯（他总是对天皇网开一面），但石井很快从视线中消失了。他设法说服了以查尔斯·威洛比少将——麦克阿瑟的“法西斯宠物”——领衔的审讯人员，声称他在华实验所取得的数据对美军有巨大价值。威洛比也相信，美国医生没条件做的人体试验的确能够提供重要信息。当时美国人很担心，生怕苏联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他们前面。另外，一名美军医学专家在写给国务院官员的备忘录里表示，人体试验要比动物试验好。而且，鉴于“任何战争罪审判都会将这类数据毫无保留地泄露给所有国家，为了美国的国防和国家安全利益，必须竭力防止这方面的信息公开”。[13]

1959年，石井四郎中将卒于东京，死时很安详。督办他葬礼的专员是过去的副官和日后731部队的继任者北野政次中将。北野是血液试验领域的行家，后来成为日本第一家商业血库“绿十字株式会社”的老板。这些刽子手没留下什么罪证，唯一的例外是哈尔滨附近监狱实验室的废墟，以及中国某地废弃地下室耗子窝里一根奇特的纪念碑。立碑的人是北野，为的是纪念那些因研究目的被他解剖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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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战区，第一个接受战争罪审判的人是山下奉文将军，他有个别名，叫“马来亚之虎”，这一绰号威震日本，但外国人却闻之色变。实际上，山下将军在马来亚没待多久，他是在1942年2月以弱胜强、攻占新加坡一役后赢得了“马来亚之虎”这一诨名的；是役，双方兵力之比为3万日军对阵10万英军和英联邦军队。山下奉文面对手下败将白思华中将（Arthur Percival）时，要求后者直截了当回答他的问题：“到底投不投降？”时至今日，人们依旧能在新加坡圣淘沙岛（Sentosa）上的游乐园里看到一组蜡像，描绘的就是当年这一羞辱性的场景。

日本的战时首相东条英机将军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山下，或许是因为妒忌后者杰出的军事才能，又或许是因为山下对日本同西方国家开战一事持反对态度。总之，东条为了排挤山下，把他调离东南亚，派去伪满洲国任职，这样他就没机会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直到1944年东条大权旁落，山下才又被派回南洋。他接到的任务是守卫菲律宾，这是份苦差事，因为菲律宾已经无险可守了。

1945年秋，山下接受审判，罪名是他纵容二战期间一起罄竹难书的暴行：马尼拉大屠杀。

屠杀的史实无可争辩。1945年2月，美军兵临城下，将2万多名日军围困在马尼拉，其中大部分是日本海军。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殊死抵抗，只要还占据菲律宾首都一天，就应尽可能地大肆搞破坏。在灌饱了啤酒和清酒后，日军进行了屠城。妇女不分老幼，均被先奸后杀。婴儿和小孩被扔在墙上摔死，或被刺刀肢解。日军剁去男人的手脚，为的只是寻开心，完事后又将他们杀害。日军还突袭了医院，放火将病人活活烧死。民房和建筑也被付之一炬。此外，就在暴行上演的同时，美军坦克和榴弹炮还不停地轰炸和炮击马尼拉，日军则靠火焰喷射器和巴祖卡火箭筒打退了美国人的一波波进攻。经过一个月的蹂躏，马尼拉成了一片火海，到处是残砖碎瓦。其遭受破坏的程度堪比华沙起义。此外，在这一漫长的屠城过程中，共有10万名菲律宾人被杀。

马尼拉在战前曾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心仪之地。因为日军屠城，他位于马尼拉饭店的客房严重损毁。隔着老远的距离，他在饭店顶上目睹日军进攻，心中充满震惊。他写道：“突然间，阁楼燃起熊熊大火，原来是被日本人击中了。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眼睁睁地看着我漂亮的军事图书馆、纪念品和收藏了大半辈子的私人物品毁于一旦……我尝尽了酸楚和美丽家园被毁的苦涩。”[14]

对于麦克阿瑟而言，1945年发生在马尼拉的屠杀，以及1942年被本间雅晴将军率领的日军赶出菲律宾这一事实，不啻一种人身侮辱。因此，针对本间和山下的审判就蒙上了个人恩怨的色彩。1945年6月，盟国就处置战犯作出决定，随即华盛顿方面就发来一纸命令，要求迅速举行审判。但审判的主体是听命于麦克阿瑟的军事委员会。不光法官是由麦克阿瑟任命的，就连庭审程序也是麦克阿瑟安排的。这让当时在场许多人明显感受到，这些审判不是为了熄灭复仇的怒火；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复仇。

有人必须要为发生在马尼拉的骇人罪行付出代价，不仅如此，还要算上日本占领者犯下的其他暴行：比如1942年4月的巴丹死亡行（Bataan Death March）、对战俘实施的饥饿政策、摧毁菲律宾城镇和村庄，还有宪兵队管理的刑讯室。由于菲律宾精英阶层中的通敌分子大多得到了赦免，而最积极的菲律宾抵抗者以剿共之名被镇压，美国人迫切需要找出一个恶棍，给饱受摧残的菲律宾人一个交代，看，正义还是能得到伸张的。需要有一张面目狰狞的脸，来代表那些无名无姓的刽子手。有人必须上绞架。

山下奉文看起来像极了这一角色：他身材矮小，头颈粗短，小眼睛，还近视。他的形象俨然一副日本战犯的漫画像。美军鼓励菲律宾人前来旁听审判。庭审在原高等专员的宅邸里进行。一位老妪对她在战时所受的屈辱耿耿于怀，在皮夹里藏了石块，为的就是在法庭上砸向这个人面兽心的日本将军。一些美国记者在山下被定罪前竭力谴责他的行径。一名参与庭审的《扬基人》记者一针见血地分析道：“从审判一开始，你就找不到哪怕愿意出两个比索（peso），赌山下被判无罪的蠢蛋。”[15]

《扬基人》继续写道：“山下将军曾以一副征服者的姿态统治菲律宾，但此刻，在布满弹痕的高等专员办公室里，他却作为战犯，站在一个五人法庭前。他依法受到了公正的审判——这种待遇，将军是不屑于提供给他的受害者的。”

这一说法几乎可以说是大错特错。山下从未进入过高等专员的办公室，更不可能摆出一副征服者的姿态。他第一次踏足菲律宾，是在麦克阿瑟蹚过莱特湾（Leyte Gulf）前不久的事。那时，镇守菲律宾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山下对当地地形根本不熟悉，军队的指挥系统又乱作一团；他的部队分散在菲律宾各个岛屿上，岛屿之间的联系大都被切断了；隐匿在山林里的许多士兵已经得不到食物补给；汽油几乎无处可寻；部队训练很差，而且被饥饿、体力透支和热带气候搞得士气低落。在菲律宾游击队的袭扰和美军优势军力的双重夹击下，山下甚至没机会见到自己的部队，更别提以一副征服者的姿态带兵打仗了。

马尼拉大屠杀至少部分是日本人自身混乱无序造成的结果。山下的指挥部位于距离马尼拉约200英里开外的山林当中。他很清楚首都是守不住的，于是下令所有日军后撤，包括名义上归他指挥的海军陆战队。马尼拉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只留1600名士兵驻守，保卫军用补给。但是海军司令官们犹豫不决。一些人想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其他人主张撤退，不过在此之前要破坏港口设施。所以到底谁来指挥就成了个谜，军令发出后收不到答复。正如日军内部常有的情况，中级军官擅作主张，他们中间最狂热的好战之徒占据了上风。等到山下气得七窍生烟，再次严令他们撤退时，水陆两军已经被困在马尼拉，只剩死路一条。

山下显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担任法官的是军队里的文职官员，他们的法律知识同他们对战场情况的了解一样贫乏。其中一名法官实在太过无聊，大部分时间一直在打瞌睡，而且睡得很沉。麦克阿瑟把一切必要资源交由检方使用，而辩护律师的遴选工作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定下人选。对于山下面临的六十多项指控，律师根本没时间调查，甚至在庭审开始前，检方又给他多加了几条罪名。有关取证和其他法律程序的规则看起来就算不存在人为操纵，也是十分武断的。在麦克阿瑟所作的一份“特别声明”中，盟军于6月确立的规则得到了重申：“军事法庭不应被取证的技术性条例束缚住手脚。其应尽最大可能，迅速而高效地采纳并运用非技术性程序，并且应承认任何被认为具有证明价值的证据。被告所作的一切所谓的认罪表述和声明，都应得到法庭的采信。”[16]

可惜，对于山下，这一安排包含以下情形：一些从前勾结日军的人，自己身不正行不端，在法庭上的宣誓和供述的真实性自然可疑，但为了把名声洗白，他们不惜作出荒诞不经的指控，说这位日本将军曾计划灭绝全体菲律宾人。此外还冒出来一连串证人，他们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诉说在马尼拉浩劫期间自己经历的惨剧。《扬基人》的报道如是写道：“年轻的女证人一边啜泣，一边说自己如何被鬼子兵轮奸。许多姑娘表示她们在刺刀下被逼就范……这里有一段摘录的证词：‘……一个12岁的小女孩躺在地上一张席子上。她浑身上下都是血，身下的席子也浸透了鲜血。’”

值得重申的是，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问题在于，山下是不是知道这些惨案，而且当时是不是有能力制止暴力。在同时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中，德国将军只会因为他们下令、怂恿或亲身参与其中的战争罪行受到指控。没有证据表明山下曾有上述行为。实际情况是，他的命令内容截然相反。因此，他受到的指控是前所未有的，即未能制止部队的暴行。而他对这支部队根本没有控制权，手下也故意抗命不从。《扬基人》充满信心地表示，山下“依法”得到了公正的裁决。如果真如其所言，那么判处他有罪的这部法律，则是山下或任何其他军事指挥官闻所未闻的。1945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四周年纪念日当天，山下奉文被判处绞刑。临刑前，他向法官们鞠了一躬，感谢美国给了他“让正直的美国军官和绅士为他担任辩护律师”的待遇。罗伯特·凯尔（Robert Kerr）少校接受报纸记者采访时说，他来太平洋参战，本想在海滩上射杀日本鬼子，而不是绞死他们，不过这两种结果对他来讲没什么两样。[17]

麦克阿瑟拒绝了从轻发落的请求。尽管希望不大，但山下的律师团还是竭力想让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审判是非法的。他们的理由是军事委员会无权在和平时期审判过去的敌人，而且审判并不公平。最后，最高法院决定还是不挑战军事法庭的合法性。但还是有两位大法官对审判结果持激烈批评的态度。拿其中一位小威利·拉特利奇（Wiley B. Rutledge Jr.）大法官的话来讲：“在吾国的传统中，从没有当事人会因为事后追认的罪行遭到起诉……我们也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将集体罪责加诸个体头上。对于既有能力又有义务制止犯罪的当事人，如果他未被起诉曾积极参与犯罪，或者我们无法证明他明明知情，却未采取行动阻止他人为非作歹的话，我们也绝不会让他一个人来扛。”[18]

山下口口声声说自己问心无愧。他表示马尼拉惨案爆发时自己并不知情，但其证据深深触动了他的灵魂。他告诉律师，在导致这么多子弟兵客死异乡后，他已没脸再回日本。听到判决书后，他写了一首短诗：

我过去所认识的世界如今成了一片耻辱之地，

此时我若不死，则更待何时？[19]

1946年2月23日，山下在位于马尼拉以南风景如画的温泉胜地洛斯巴诺斯（Los Baños）被执行绞刑。

* * * * *

对于为什么不依不饶地要将他的日本对手置于死地，麦克阿瑟将军给出了一种奇特而又有趣的辩解。在他看来，山下让军人这个职业蒙羞了。

当兵打仗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充满荣耀。其根植于人类最崇高的品质——也就是牺牲精神。这名军官……辜负了这一不容改变的标准；他愧对自己的军队、国家，也有负于他的敌人和全人类；他彻彻底底违背了作为军人的信仰。正如庭审所显示的那样，由此产生的过错是军人职业的污点，玷污了文明，并且留下了一段屈辱而可耻的回忆，永远都无法磨灭。[20]

麦克阿瑟以他汪洋恣意的文采，道出了同时代人的普遍情绪：审判德国和日本战犯以及他们的帮凶，不只是为了恢复法治，还为了重塑“文明”。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上，检察官也操持相同的论调。将文明和“军人信仰”等同起来，是典型的麦克阿瑟式思路。另一方面，对于曾在外族占领下忍辱负重的国家，通过审判抹去“屈辱可耻的回忆”变得十分重要。也许麦克阿瑟说话时脑子里想的是菲律宾，但这段回忆好似无处不在的影子，投射在所有因勾结占领者而受审的国家领导人身上，纵使他们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基于光明正大的理由。

皮埃尔·拉瓦尔在两届维希政府中均担任过最高部长职务，安东·米塞特（Anton Mussert）则是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领袖”，两人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自认为是光明磊落的人，是殚精竭虑为国家尽忠的爱国者。1945年秋冬，经过简短的审判，他们被判犯有叛国罪，面对行刑者时，两人大义凛然，认为自己死得像个烈士，有朝一日定会得到平反，沉冤昭雪，不仅如此，他们还会被追认为国家的救星。两人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他们一命呜呼时都是各自国家里最被唾弃的人。比他们凶残和恶劣的人大有人在。拉瓦尔和米塞特都不崇尚暴力。相反，拉瓦尔在一战期间还是个左派和平主义者，对军事行动素来嗤之以鼻，据称，哪怕是保家卫国的战斗也不例外。他生来就是个绥靖主义者，对自己的谈判能力十分自信，哪怕对手是魔鬼，他也一样有信心打败对方。正如他和自己律师所说的那样：“通敌对我而言意味着谈判。”[21]实际上，当需要捍卫部分同胞的利益时，两人偶尔跟德国人唱过对台戏，虽然经常无果而终。尽管如此，他们几乎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这点解释了他们的判决结果为何早在意料之中。

同山下奉文一样，拉瓦尔和米塞特都是相貌平平之辈，这点显然对他们不利。米塞特身材矮胖，圆脸，穿着自己法西斯政党的黑制服和皮大衣，总是一副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相。拉瓦尔则不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脚蹬皮靴、身穿制服的煽动家，而是职业政客，身上的行头总是条纹西裤搭配白色领带。他的气质有点类似卖问题产品的无良商贩：个子不高，肤色很深，头发油腻，眼睛半开半闭，嘴里总是叼着根香烟，把畸形的牙齿和浓密的八字胡熏得焦黄。米塞特职业生涯起步时干的是工程师（他设计过高速公路等项目），拉瓦尔则是律师。相比较，拉瓦尔在仕途上终究略胜一筹。战前，他两次担任过法国政府的总理，1931年还被评为《时代》杂志年度人物——上榜理由是“冷静、威严、人气高”，为法国平稳度过大萧条保驾护航。[22]1930年代末，米塞特多少已经算是许多荷兰人眼里的谐星了；他总是一袭黑衣神气活现地招摇过市，这不太符合荷兰人的做派。

两个人都不希望看到德国入侵自己的祖国，他们毕竟都是民族主义者。其实，在有关拉瓦尔的年度人物特稿里，《时代》杂志还赞扬了他强硬的对德立场。1935年，他曾同英意两国制定了一份制止德国重新武装的协定，虽然协议很短命，但只要能避免重燃战火，怎么做都行。然而，等到战争真的爆发了，米塞特和拉瓦尔却都将德国占领看成是机遇，似乎他们的大好时光终于来临了。米塞特对新欧洲有自己的设想，其应该由“日耳曼民族”主导，领袖自然是希特勒，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党统治的荷兰应享有一定自主权，领导人是米塞特自己。拉瓦尔对法西斯主义理想并不感冒，但在经历了193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后，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国在艰难时世中的救世主。只要把贝当元帅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推举为名义首脑，拉瓦尔就能放开手脚，为法国争取最好的局面。不止如此：他也相信建设新欧洲的可能性，在新秩序下，法国会成为德国的主要盟友，为清除欧洲大陆两大当代毒瘤出力：盎格鲁——犹太资本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对此，他曾于1942年作过电台讲话：“我渴望德国获胜，因为不这样的话，布尔什维克主义明天就会遍地开花”。[23]这些话三年后会让他付出代价。

战前，没有证据显示米塞特和拉瓦尔对犹太人有什么私仇。米塞特的知心朋友很少，而其中一个就是犹太人。1930年代时，他甚至还鼓励犹太人加入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他看来，既有“好的犹太人”，也有“坏的犹太人”。坏的那些拒绝追随他，或批评过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些犹太人“不算荷兰人”。不幸的是，米塞特的德国同道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要严格得多，这也成了横亘在他和德国党卫队之间的若干分歧之一。1940年，他被迫开除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里仅剩的几位犹太成员。对此，米塞特曾表达过深切的悔意。到底多后悔则有待商榷，因为他在1938年时拿出过一份详细的方案，计划将欧洲犹太人迁往荷属、法属和英属圭亚那。但希姆莱和希特勒对这份计划都不感兴趣。（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想法没有档案记载。）另外，米塞特对于用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财产养肥自己和亲友这点也并未显示出良心上的歉疚。[24]

拉瓦尔从不赞同法国极右翼强烈的反犹主义。他和米塞特一样，也有犹太朋友，和犹太同事密切共事过。然而，1940年，维希法国在并未受到德国方面的压力下，出台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的《犹太人法案》（statut des juifs），当时的国务部长正是拉瓦尔。他后来曾试图搭救法国出生的犹太人，使他们免遭驱逐，但这么做的代价是把几万名出生在国外的犹太人送进了第三帝国的虎口。这其中就包括已经归化、但在战时被剥夺国籍的法国公民。

通过勾结外敌，将自己树立为救世主，类似米塞特和拉瓦尔这样爱慕虚荣的人就径直走进了德国人为他们所设的陷阱。米塞特这么做是出于意识形态妄想和自负，拉瓦尔则是因为道德麻木，而且太过高估了自己的小聪明。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民族主义幻想——法国和荷兰成为新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德国人全面主导欧洲的计划很不合拍。只要这些“爱国贼”为德国不得人心甚至是罪恶的行径充当挡箭牌，他们对德国人就有利用价值。渐渐地，两人屈从了，有时很不情愿，有时则满不在乎。米塞特还把他的冲锋队并入德国党卫队，宣誓效忠希特勒。在他朦胧的想象中，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元首，更是所有“日耳曼民族”的元首。拉瓦尔通敌的方式分两种，为了换取部分法国战俘获释，他把法国工人调拨给德国工业界供其差遣；他还建立了一支民兵部队，用来对付法国游击队，并将人数众多的犹太人推向死亡。1942年7月，还是拉瓦尔，而非德国人，坚持要把犹太儿童连同他们的家长一起驱逐至波兰，此举名义上是为了不拆散家庭。

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两人既得不到德国人的信任和青睐——他们被看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被自己的同胞所仇视，因为他们象征着外族占领最可耻和阴暗的一面。就连各自国内最亲德的纳粹分子，那些兴高采烈为希特勒帝国效劳的人，对他俩也是恨得牙痒痒。既然很少有人站在米塞特和拉瓦尔这边，解放后他们就成了绝佳的审判和惩罚对象。抓两个通敌卖国的代表人物树立典型，这让千百万没有勇气挺身而出的人自我感觉良好了些。

贝当也接受了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但岁数和声望救了他一命。戴高乐本不打算审判他，将军更希望让老头儿继续在瑞士流亡。但贝当自己要求受审。如果说这点已经让人脸上挂不住的话，那么法国人肯定下不了手枪毙这位凡尔登战役的英雄。于是，贝当改而被判流放。从一定意义上讲，拉瓦尔是做了他的替死鬼。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法国童谣这么唱来着：“贝当，去睡觉/拉瓦尔，上刑台/戴高乐，干起来”。十多年前曾热情洋溢地赞赏过拉瓦尔的《时代》杂志如今写道：

上星期，皮埃尔·拉瓦尔接受了审判。在老元帅贝当受审、被判死刑，最后减刑至终身监禁的案子中，每个法国人心里都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但拉瓦尔却没有得到人们哪怕一丁点的怜悯。处死皮埃尔·拉瓦尔本是件不得不干的杂活，可也是一次让人兴奋的复仇。他把审判变成了可耻的闹剧。[25]

这么说略微显得有失公允。没错，审判是一场闹剧，但拉瓦尔并非罪魁祸首。戴高乐并不热衷清算和审判这档子事，但正如童谣所唱的那样，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希望这项工作尽快结束。围绕战后宪法的全民公投定在10月21日，所以拉瓦尔案的判决结果必须在这之前下达。拉瓦尔坐在监狱牢房里，每天抽掉五包美国香烟，胸中愤愤不平，因为他拿不到为自己辩护而精心准备的材料。他曾在德国短暂避难，后被人用飞机送回法国。人们从他的行李箱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的内容很能反映出他内心的苦闷：“这可真是对奇怪的矛盾。我的施政和作为本应为我赢得祖国的认可，可如今，我却不得不在法庭上自证清白。不论是在战前，还是在德占期那段艰难岁月里，我很清楚自己履行了职责。”[26]

米塞特一直以来都是个妄想狂，被关在荷兰北海沿岸的监狱里时，他又做起了黄粱美梦：他设计了一艘巨型潜艇。在他看来，美国人肯定会充分利用这一发明，他因此期待自己被送去美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里，米塞特一直在学英语，但这一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

拉瓦尔案的审判存在若干污点，其中一点被告本人也迅速指出过，即审判他的法官和检察官自己也在维希政权里当过差，也宣誓过效忠贝当。总检察长安德烈·莫尔奈（André Mornet）甚至还是撤销犹太人国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陪审团中既有国会议员，也有抵抗运动战士。

雅克·夏庞蒂埃（Jacques Charpentier）是巴黎律师协会主席，他从本案当中读出了几分西班牙斗牛仪式性杀戮的味道。他回忆道：“陪审团成员就像跳进斗牛场里的安达卢西亚顽童，他们用言语侮辱被告，搅乱庭审的进行。法庭未经聆讯，就对他进行判决……正像人们救活罗伯斯庇尔，就是为了把他送上断头台一样，死去的拉瓦尔被救活，就是为了让他们把一个活生生的卖国贼扔给狮群一样的人群。”[27]

审判在拉瓦尔抗议法官偏见的一刻达到了高潮：“你们无权判我有罪！”他一边喊，一边用刻有总统抬头的公文包猛砸台面：“你们可以整死我，但你们无权诽谤我！”这时，一名陪审员厉声大喝：“闭嘴，卖国贼！”愤怒的拉瓦尔接着申辩自己是个爱国的法国人，但被陪审员们骂了回去，骂他是“畜生”（salaud），该让行刑队赏他“十二颗子弹”。[28]拉瓦尔最后说道，他宁愿保持沉默，也不做“司法罪行”的“帮凶”。当有陪审员叫到“他永远也不会悔改！”时，拉瓦尔同样坦荡而坚定地回答：“没错，我永远也不会悔改。”[29]

米塞特的审判在位于海牙的王宫内进行，他的下场要体面一些，但结果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检察官扎耶尔（J. Zaaijer）在开庭后的第一句陈词就是：“就算不进行审判，我们也已经知道了米塞特应被判什么罪。”以这样一种有罪推定的方式拉开审判序幕，十分不合常理。米塞特请的辩护律师维克赫尔德·比斯登（Wijckerheld Bisdom）很有辩才，他日后回忆当时情景时说道，在战后早期，社会舆论存在共识：“谈到最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首当其冲的当属米塞特，他被看作是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灵魂核心。这些人难逃一死。”[30]主导审判的是公众情绪；法律只是在回应街谈巷议。

对于针对他的卖国罪起诉，米塞特用一篇激情澎湃的演讲加以驳斥。他激动地挥舞手臂，似乎自己仍在对着参加集会的党员讲话。他宣称自己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把国家的统治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相反，他的理想一直就是借着高奏凯歌的德国改变欧洲秩序这一契机，建立一个能保障荷兰人利益的荷兰政府。协助德国人的千秋大业是“把亚洲人赶在欧洲大门外”的重中之重，他辩解道。沉浸在自己慷慨陈词中的米塞特忘乎所以，居然管法庭叫“我忠实的追随者们”，这句话在本来十分肃穆的庭审中激起了一阵哄堂大笑。[31]

处决这位原荷兰纳粹头子的过程也比拉瓦尔更庄重些。他被人带到海牙郊外的沙丘边，这里曾是德国人枪毙许多荷兰游击队员的地方。米塞特被绑在一根简易行刑柱上，一位新教牧师为他作临刑祷告，他对自己没法和牧师握手表示歉意。12名行刑者举起步枪，瞄准米塞特。他死了。

拉瓦尔担心了好一阵子，生怕子弹打到脸上导致毁容。律师让他放心，说现如今执行死刑都很干净利落。这之后，他曾尝试自杀，但是搞砸了，因为吞下的一粒氰化物胶囊放置时间太久，药性不足，没法让人速死，他又被救了回来。就在走路还一瘸一拐时，拉瓦尔被带到监狱大墙旁的刑场上。他穿着黑西装，扎着惯常的白领带，脖子里围着象征法国的红、白、蓝三色围巾。他坚持要律师到场，因为“想在临死前再看一眼诸位”。他的临终遗言是“法国万岁！”（Vive la France!）紧接着，枪声响了，他一头倒向右侧。接下来，一名中士做了件拉瓦尔最害怕的事。他朝尸体补了一枪，确保他已经死透了。但就是这一枪让拉瓦尔的脸开了花。一位在场的年轻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人们朝刑柱奔去，捡起被子弹打碎了的木头。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浸泡鲜血的木片。”[32]

管米塞特或拉瓦尔叫替罪羊并不准确。毫无疑问，他们曾为敌人提供帮助，选择同纳粹占领者合作，因此是有罪之人。而且对他们的审判满足了这么做的主要目的。以米塞特为例，这是为了防止荷兰出现“狂野”报复，类似的报复在法国导致许多人丧命。对他的草率审判——过于草率了——也成为荷兰当局放过许多次要人物的口实，这些人让本来就已拥挤不堪的监狱和牢房更加捉襟见肘。米塞特和拉瓦尔虽不得善终，但这弘扬了正义；显示出战后政府尽到了责任。同米塞特一样，拉瓦尔的末日有助于抑制人们报仇雪恨的冲动，开启国家重建的进程。

但如果说这些审判实现了《欧墨尼得斯》中雅典娜的目标，即遏制对复仇的渴望，那么审判的速度之快、意料之中的结局以及存在严重缺陷的程序——最后一点在拉瓦尔一案中尤其明显——让以正当法律进程为归依的审判变得不那么让人心悦诚服。拿一位观察家也许言过其实的结论来看：“拉瓦尔案的审判不可饶恕，因为它让法国人生出了对法国司法体系现状的怀疑……如今危害已经造成。法国的司法正义丧失了公信力。拉瓦尔赢得了最后一轮对决，为这个国家道德沦丧的进程画上了句号。”[33]

* * * * *

1945年，有些人主张，如果彻底舍弃法律的细枝末节，索性一枪毙了罪大恶极之徒，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法律的追求。时任美国外交官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是制定欧洲政策的积极参与者，他在回忆录里流露出了对审判战犯的厌烦之情。他表示，以纳粹领袖为例，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如果还让他们活着，一点好处不会有。他写道：“我个人认为，倘若盟军指挥官下达过长效指令，规定任何战犯若落到盟军手里，在身份得到确认后，应毫不拖延地就地处决的话，这绝对是上上策。”[34]

持相同看法的还有别人。比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就告诉过他的英国和苏联同事，说他最好能“逮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和他们的几个主要帮凶，把他们拖到临时军事法庭前。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时，保证会发生历史性大事件”。[35]这里顺便说一句，赫尔是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战争期间，英国外交部曾散发过一份备忘录，表达了对战后审判诸如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等人的反对，理由是他们的“罪行太过黑暗”，已经“凌驾于司法程序的范畴之外”。[36]丘吉尔也抱有相同看法，觉得最好“把他们排成一行，然后枪毙”。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但是如果事先知道结局只可能有一种，那么再来审判嫌犯，特别是和双手血债累累的苏联法官一起审，对法治只能是弊大于利。尽管丘吉尔对举行审判很排斥，但苏联人坚持为之。甚至在纽伦堡审判尚未开始前，他们致祝酒词时就说但愿德国领导人都被判死刑，着实把盟军的法官吓了一跳。

有意思的是，1945年的德国人也许更在意判不判死刑。在造访汉堡期间，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被告知，多数德国人认为对犯下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暴行的男男女女进行审判只不过是政治宣传罢了：“这些德国人说，如果被告真的有罪，而且如果我们确信他们有罪，干吗不迅速给这事来个了断，直截了当判他们死罪呢？”[37]

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了希姆莱所犯罪行的极端性，这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当时的法律真的适用于性质远比常规战争罪骇人的罪行么？对于纳粹基于意识形态原因妄图灭绝整个民族的计划，世人也许尚未充分了解其规模和恶劣性。当时还没人用“大屠杀”这个词。但是盟军见识得够多了，知道他们处理的是过去闻所未闻的事件。纽伦堡审判的法律影响在其开庭前就已经十分清晰了。

只有苏军真正见过纳粹留在波兰的死亡营遗址。但是就算这样，他们的西方盟友也对在譬如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等集中营见到的惨象震惊不已。1945年4月12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参观了隶属布痕瓦尔德的奥尔德鲁夫（Ohrdruf）集中营。就在前不久，党卫队撤离了这座毗邻魏玛市的集中营。地上遍布尸体，就像摔坏的洋娃娃一样。尸体中间还躺着没咽气的囚犯，他们虚弱得站不起来。由于时间紧张，党卫队没能火化所有尸体。《扬基人》的记者写道：“因为天冷，所以尸体没腐烂，也就没什么臭气。这样你才能走上前，凑近了进行检查。”这个叫索尔·莱维特中士（Saul Levitt）的记者还写道：“血液在尸体附近的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就像红色泥巴糊成的煎饼。”[38]

艾森豪威尔给他太太玛米寄了封信，信里写道：“我从未想到，世界上还能有如此残暴、野蛮和兽性的事情。”他想让美国军人都目睹这一幕幕惨象，这样他们就会清楚自己为何而战。他还想让记者参观集中营，这样就不会有人再惺惺作态，说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是为了宣传而虚构的。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和英国国会议员都被请去参观集中营。艾森豪威尔之所以要让一切都被记录下来——成堆腐烂的尸体，焚尸炉和刑讯室——理由是这些事物“超出了美国人的理解能力”。[39]丘吉尔从艾森豪威尔那里收到过一封信，信里这样写道：“我们在德国各地，特别是在魏玛的发现，远远超过了以往揭露过的任何暴行。”[40]

德国当地人被逼着穿过集中营，他们有的用手帕捏住鼻子，有的眼睛不敢斜视，还有的在填埋发黑尸体的土坑旁呕吐不止。不光德国人如此，盟国城市里的人们也被要求了解德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么做有时并不受欢迎。在伦敦，“无法忍受暴行纪录片”的影院观众试图逃离莱切斯特广场剧院，但被把门的英国兵拦住了。据《每日镜报》报道：“全英国的人都在逃离电影院。在许多地方，士兵命令他们退回去接着看。”一名军人接受采访时说道：“许多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电影提供了证据。所有人都有义务知道发生了什么。”[41]

或者，拿伦敦《泰晤士报》的话来说：“文明世界应该与坚持怀疑这些暴行，因而无动于衷的最后借口一刀两断。这种决裂对文明本身至关重要。”[42]这一看法深得艾森豪威尔的赞同。认识到人类作恶的能力能引导其余人向善；了解人性最坏的一面是一种文明教化的过程。这两点认识是后来进行战争罪审判的主要动机之一。

发生在奥尔德鲁夫的惨剧跟波兰的死亡工厂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当时这点并未得到世人的充分认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一些新闻报道称德国集中营为“死亡营”。对于许多类似集中营内大部分受害者都是犹太人这点，彼时的新闻报道鲜有强调。但出于文明存续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希望全世界都能知道。要想记录发生的惨剧，并给德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上一堂道德教育课，一种办法就是拓宽战争罪审判的外延。6月2日，艾森豪威尔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暴行的责任人提起公诉。

事实上，第一起就集中营进行的审判就发生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内，经办该案的是英国人，而非美国人。这起审判可以说是对1945至1946年纽伦堡审判的预先彩排，其显示出对纳粹罪行套用现行法律和司法程序是何其困难。几名被告包括丧心病狂的贝尔森集中营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和集中营医生弗里茨·克莱因（Fritz Klein），他们此前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里也工作过。盟军决定，审判他们的罪名还应该加上这条。如此一来，除了草菅人命，任凭集中营里人满为患，并坐视饥肠辘辘的囚犯死于斑疹伤寒等疾病这条罪名外，还要算上积极参与种族灭绝的前科。各大报章的标题日复一日地刊登耸人听闻的大标题，诸如“但丁诗文里才有的景象”、“毒气室的目击者”、“几百万人被人害死”、“小姑娘被绞死”、“女孩被殴打致死”，就连一向以严肃著称的《泰晤士报》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有“贝尔森恶魔”之称的克拉默和绰号“蛇蝎美人”或“奥斯维辛鬣狗”的22岁金发女看守伊尔玛·格雷泽（Irma Grese）作为纳粹恐怖之屋的代名词，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这种大肆渲染的做法是否真的有助于人们理解纳粹暴行有待商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震惊于个别“禽兽”和“恶魔”的恶行，其实是没有看到本质，即他们背后的罪恶体制让他们的行为显得近乎稀松平常。对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Eichmann）一案[1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著有一份报告，虽然其饱受批评，但在体制因素这点上的分析却鞭辟入里。当基于意识形态实施的大屠杀成为一项政府政策后，上至帝国党卫队头子，下至管理铁路运行计划的低级官僚，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那些“禽兽”只是比别人欠下了更多的血债而已。

跟许多审判一样，贝尔森审判必须尽快完结；义愤填膺的公众别无他求。但是英国人以能进行公平公正的审判为荣，他们不能容许出现类似拉瓦尔案中让法律威严扫地的闹剧。问题在于法律本身。任何一所英国军事法庭——譬如有这么一所，设在吕讷堡（Lüneburg）一栋19世纪建造的漂亮教学楼内——只能对被定义为“违反战争法则和手段”的战争罪行提起诉讼。[43]

于是，律师们先是就法庭是否有权审判被告展开了漫长的司法较量，在这之后，几个目击证人讲述了他们经历过的可怕景象。来自波兰卢布林（Lublin）的索菲亚·利特文斯卡（Sophia Litwinska）是奥斯维辛和贝尔森集中营的生还者。她描述了1941年圣诞夜里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女囚被剥光身上的破衣服，被人从营房里赶了出来。在德国人的命令下，她们赤条条地站在刺骨的寒冷中，一直站到翌日圣诞节早上5点钟。随后，她们被一辆翻斗车载着，一股脑儿扔在了毒气室门口。

9月21日，来自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日后嫁给犹太复国主义舵手约瑟夫·罗森萨夫特的哈达萨·宾科博士，站到了一排3000瓦煤气灯下的证人席上。她在奥斯维辛失去了双亲、兄弟、丈夫和年仅6岁的儿子。作为一名医务勤杂工，她对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挑选犯人，克拉默和克莱因医生都参与其中；医学实验；还有毒气室，在那里，囚犯分遣队（Sonderkommando）里的犹太人被勒令从事最可怕的工作：剪头发，搬运死尸，火化尸体；据《泰晤士报》报道，宾科告诉法庭，那些被选中送去毒气室的人，“一丝不挂地被人带走，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等了几天，直到卡车开来，把他们带去火葬场”。她接着说道，在毒气室里被毒死后，“死人被装上推车，沿着轨道离开毒气室，来到更衣室对面。有时，囚犯分遣队的人会被处决，然后找其他人来顶他们的位置。然而，大体上还是有可能留存一些记录的”。她回忆，集中营里的朋友们估算出共有400万名犹太人被“肉体消灭”。[44]

宾科博士的朋友高估了死亡人数，但是犹太人遭到种族灭绝的赤裸裸的事实被呈现在英国军事法庭上。辩方律师试图检验证人，看他们说话是不是前后一致，是不是有记忆缺陷。克拉默的律师温伍德少校（Winwood）在形容贝尔森集中营的囚犯是“中欧犹太区渣滓”时，也许是在迎合当时仍很普遍的偏见，他后来为这一说法道歉，说自己“只是充当了被告的喉舌”。[45]但很少有人会对所述暴行确实发生过这点存疑。然而，这是一个军事法庭，部分律师也只会用军事思维来考虑问题。温伍德少校把他的当事人比作一位“军团司令，下辖地区是个监狱，命令都来自军团司令部”。党卫队上尉克拉默不过是一名奉命行事的普通士兵，没有证据显示他曾“蓄意”要“虐待囚犯”。[46]

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A. Smith）上校在战前是伦敦大学的国际法教授，他被被告选中作无罪辩护。发生在集中营内的事情“和战争毫无关系”，因此以暴行的发生地和时间点来看，根本不能被认为是犯罪。毕竟，据他称，希姆莱作为警察头子有资格下命令，“并因此具有法律效力”。[47]

这些辩词没能救克拉默、格雷泽或克莱因博士一命，三人最后都被判处绞刑。但我们至少能从贝尔森审判中总结出两件事情。世人也许还未完全弄明白死亡营和集中营之间的区别，也不知道在毒气室投入使用前，东欧已经历了多少血雨腥风。但在1945年，只要一个人看报，就应该知道纳粹的杀人机器具有系统性。这使得蓄意“虐待”这样的辞令听起来十分麻木不仁。喜欢掉书袋的史密斯教授也证明了另一件事：关于战争罪的现有法律和公约已经不足以处置纳粹大屠杀这种性质和规模的罪行了。这为史上最轰动的战争罪审判奠定了基础。11月20日，纽伦堡审判拉开了序幕。就在四天前，贝尔森的“禽兽们”被判处死刑。

* * * * *

有一点需要说明，纽伦堡审判中的21名被告看着并不像衣冠禽兽。观察家们评价说这些人看着非常普通，面色苍白，神情疲倦，穿着破旧的西装。他们中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4]，他下巴上扬，双目紧闭，似乎尊严受到了伤害；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15]瘫坐在椅子上，不时用手帕擦去因傻笑从嘴唇上渗出来的口水；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16]戴着深色眼镜，以遮蔽他的双眼；劳工事务负责人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神情看起来像是个胆怯的门房；雅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7]刻意转过脸去，似乎害怕别人把罪恶传染给他；尤里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18]抽搐而烦躁；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9]不住地前后晃动，浓密的眉毛下，双眼疯了似的到处乱扫。他的神情举止很是奇怪，很可能已经疯了。

除开部分证人外，纽伦堡的正义殿堂里只有一个人充分感受过这些罪人一手酿造的惊天惨案。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不会从在场几百名律师、翻译、法庭职员、法官、军警和记者中留意到他的存在。恩斯特·米歇尔（Ernst Michel）是一家德国通讯社的小记者。在他文章的署名旁还有一串数字：104995，这是他在奥斯维辛时的编号。1939年，还是个学生的米歇尔在家乡曼海姆（Mannheim）被捕，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

就在苏军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米歇尔被迫踏上了一场死亡之旅，步行穿越冰天雪地的波兰和德国边境，目的地：布痕瓦尔德。美军逼近布痕瓦尔德时，体重只剩80磅的他又被赶着上路了。也不知他哪儿来的力气，半途上竟一路狂奔逃进了森林，然后在苏占区躲了一阵子。他一直遮着集中营的囚服，生怕人们发现他是个犹太人。终于，历尽艰险后，他回到曼海姆，发现双亲都被杀害了，亲戚们也都不见了踪影。由于读中学时学过些英语，美国的战争罪调查人员给了他一份翻译的工作。我和他在纽约见过面，他告诉我：“德国人总说自己帮助过犹太人，见他们的鬼去吧！我还认识某个说过这种话的德国人，可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

米歇尔的第二份差事是作为记者采访纽伦堡审判。他担心自己专业上不够过硬，但别人告诉他只需记下所见所闻即可。于是他去了，这位六个月前刚从布痕瓦尔德死亡行中逃脱、在奥斯维辛编号104995的囚犯，如今和戈林同处一室。六十年过后，身在纽约的他回忆道：“我认得出他们所有人的脸。我是自由之身，是唯一旁听审判的生还者。他们谈论的是我。”

这里有一段文字，摘自恩斯特·米歇尔给他所供职的德意志综合新闻社撰写的第一份报道：

在集中营的艰难岁月里，我经常为一种信念所支撑：有朝一日，那些现政权的责任人都会被送上法庭。这种信念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现在，这一天来临了。今天，坐在离我几步开外的人，曾经是全体集中营囚犯心中毁灭的象征。但如今，他们因为自己的罪行正接受审判。[48]

无论盟军的战争罪审判有多大缺陷——它们的确有缺陷，而且东京审判在这点上比纽伦堡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米歇尔的话可以成为审判依旧正义的一大论据。纽伦堡审判值得支持的另一点是审判大体上沉闷至极。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20]在判决下达前几周聆听了审判，在她的描述中，“正义殿堂”是“一座无聊的堡垒”。她写道，所有“在里面的人都身陷极端的无趣之中……这是一种有史以来空前的沉闷。一台机器正在伸张正义，一台庞大的机器，尽管其在动机上存在弱点，且时不时渴望制造死亡，全人类的生存却都得依靠它”。[49]

在纽伦堡，起码法律被真正当回事。这不是迫于公众愤怒而举行的潦草审判。所有事情都得一步一步来，于是审判一直在进行，过了很久都没结束，原本的乏味成了刚正不阿的标志。后来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举行的审判总体上就是照搬了纽伦堡的模式。冗长乏味的气氛让复仇的枪口哑了火，这正是纽伦堡的最大意义所在。早在1942年，九国流亡政府就已在伦敦成立了盟国间惩治战犯委员会。各国代表在圣詹姆斯宫会晤，并以此为名签署通过了《圣詹姆斯宫宣言》。外界都很担心“公众发动报复行为”的危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文明世界的正义观”要求各国自由政府，将“通过有组织的法律渠道，惩治犯下此类罪行的责任人作为他们的主要战争目标之一”。[50]

纽伦堡审判进行时，人们对纳粹屠犹的知晓度也许依然不高，但也肯定不是一无所知。1942年12月，就在死亡营的毒气室投入使用数月后，美国和欧洲盟国就指控德国政府在奉行一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野蛮政策”。这一声明并未在公众当中造成多大反响，原因如下：当时发生的事依然难以想象，英美两国政府都觉得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点不太合适；另外，他们也不想让国民觉得打仗是为了拯救犹太人。[51]

1942年，虽然苏联还未效仿西方盟友，加入谴责犹太人大屠杀的行列中——而且在战争过去很长时间后，苏联人依然选择沿用法西斯受害者这一笼统的说法，并不点明犹太人——苏联检察官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提到过这点。罗曼·鲁坚科将军（Roman A. Rudenko）是纽伦堡的五位主要检察官之一。他曾装模作样地督办过残忍的审判，在纽伦堡也不过是在散播虚假的政治宣传，比如他把1940年在卡廷森林（Katyn）杀害两万多名波兰军官一事算在德国人头上，其实他很清楚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苏联秘密警察。但对于犹太人遭种族灭绝的本质，他倒一点也不含糊。恩斯特·米歇尔在一篇报导里引述了鲁坚科的话：“法西斯阴谋家们策划了灭犹计划，企图将全世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并且在1933年后的所有行动中一直贯彻这项计划。灭绝犹太人的兽行发生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52]

这种说法略微有些夸大其词；灭绝计划始于1941年，而非1933年。鲁坚科把时间往前推，恐怕是为了强调纳粹阴谋里不仅包括屠犹，还包括对苏发动侵略战争。

正如在贝尔森审判中所见，由于现行的战争罪法律只适用于战争行为，因此有必要出台新法律，以求对1939年前的第三帝国具有追溯力，并追究其系统性灭绝一个民族的罪行。纳粹德国没有出台过禁止杀害犹太人或其他无辜平民的法律，但这点不能作为借口。上级命令也不是参与大屠杀的合理理由。1945年8月，一个新的法律条目，“反人类罪”，在《国际军事法庭（伦敦）宪章》得到确立，丰富了战争罪的内涵。另一个法律新名词是“破坏和平罪”，意思是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策划发生在实际战争之前，这就给阴谋入罪创造了空间。英美法体系中，法官是可以因存在犯罪预谋判人有罪的。这条法律被用在了纳粹身上（后来也被用在日本军队和政府身上，尽管理由更加难以服众）。

制定可溯及既往的法律、并在事后判人有罪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有待商榷的。把战败国的被告交给战胜国审判也很容易招来批评。1946年，东京审判的举行同样引发了严重的歪曲，似乎战时日本只是纳粹德国的亚洲翻版。右翼民族主义作家恩斯特·荣格认为把恶棍变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存在很高的道德风险。他形容纽伦堡法庭“既有杀人犯，也有清教徒，屠夫的刀子安在了道德的握把上”。[53]

作为一个未经改造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荣格对美国人的鄙夷还要多于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痛恨，因此他才会这么说。总的来讲，即使当庭法官背负血债，或者食古不化，举行审判依旧是上策，要比丘吉尔、赫尔和凯南建议的做法更好。草率的处决只会把盟军战胜者的道德水准拉低到和战败的纳粹一样的层面。尽管许多德国人只有在战败的苦涩淡去，生活更加安定后，才认识到纽伦堡审判的价值，但其为德国人自己公审纳粹战犯提供了一个模板。日本人没有照葫芦画瓢的原因有很多：在东京审判中，胜利者正义的倾向更加明显，出的纰漏更多，人们对战争本身的看法不一，而且日本没有纳粹政权，没有实施过屠犹，也没有希特勒。

那么正义是否得到了伸张？整肃和审判足以保障正义实现，并被人看在眼里么？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太多罪犯逍遥法外，有些事业飞黄腾达，蒸蒸日上，而罪行远比他们轻的人则成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羔羊。但即使是在最具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全盘正义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出于政治原因和实际操作困难，这点无法实现。法不责众，你不可能审判上百万人。在惩治有罪之人和考虑其他诉求之间必须求得平衡。过于意气用事只会使社会重建裹足不前。而若不付诸全力，让恶贯满盈的战犯伏法，则会使任何正义感都大打折扣。这是一种微妙的衡平，不可避免会有缺陷。战后的德国人，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许多人——譬如老师、医生、大学教授、外交官、实业家和政治家——过去都是纳粹，这一经历肯定叫人难堪。但这种情况不光德国和日本才有。在不少曾被德国占领的国家，老的一批精英虽然和第三帝国有过龌龊的勾当，但纳粹离开后他们却很少因此身败名裂。

然而，机会主义精神有时也许是人类最有用的品质。1945年6月，柏林原抵抗主义战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跟同是英勇抵抗者的好友聊起过这一话题。她的朋友弗兰克说道：

元首已经死了。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得吃饭。如果你想吃饭，而且吃得好，你最好别是纳粹。所以他们不是纳粹，既然不是，他们以前也不是。他们以各种神圣的名义起誓，自己从没做过纳粹……口诛笔伐不能使人变得更完美。他们摔倒时，应该把他们扶起来，给机会赎罪。然后就是再不能有报复，永远也不能有。[54]

这番话出自一个甘冒生命危险抵抗纳粹的人之口，使其平添了几分道德分量。机会主义心理曾让银行家向一个杀人如麻的政权妥协，为在死亡营附近设厂、剥削奴隶的公司提供资金，但同样也能让他成为战后德国民主体制的忠诚公民，成为其重建的有生力量。这也许有违正义，甚至在道德上让人不齿。德国、日本乃至意大利最终都为此付出过代价。这三个国家在1970年代都深受革命极端主义者之害，他们暴力行为的一大根源就是狂热地认为自己的国家从未改变过，法西斯主义仍旧以另一种面目存在着。而且一部分延续其薪火的人正是1940年代发动战争的这批人。“革命者们”坚信自己有责任抵抗，因为父母一辈没能做到。

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是纽伦堡审判的另一位主要公诉人（他还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极端主义革命派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他相信，审判不止是定罪量刑和惩罚有罪之人的一场演练。他相信自己是在为文明代言。纽伦堡之后的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在他的开场白中，他自豪地陈述道：“四个大国因胜利而欢欣，为伤痛所感怀，他们收起了复仇之手，自愿把俘虏的敌人交给法律审判，这是权力有史以来致以理性的最重要的颂词之一。”他又补了一句，这次着眼于未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审判这些被告的依据将被明日历史用来评价我们。给这些被告一杯毒酒，等于向我们自己嘴里灌酒。”[55]

杰克逊是个理想主义者。审判是建设更美好世界努力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昔日种种惨绝人寰的事再也不会重演。审判总算结束后，杰克逊在英国大律师彼得·卡尔沃科雷西（Peter Calvocoressi）的陪同下，前往萨尔茨堡（Salzburg）参加1939年以来的首届音乐节。两人一起欣赏了《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21]这部剧，对有着天籁般嗓音的德国年轻女歌唱家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Elisabeth Schwarzkopf）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位伟大的女高音歌唱家头上其实飘着一小片乌云：她于1940年加入纳粹党，曾为东线战场的党卫队军官献唱，还和在下奥地利州（Lower Austria）任纳粹总督的某位党卫队将军有过一段情史。也许她做这一切是出于信仰，也许她是个投机分子。但是她在战后很快便恢复了名誉。对这一平反帮助最大的是1953年的一桩婚事，她嫁给了英国音乐经理人沃尔特·莱格（Walter Legge），一个犹太人。

[1]作者注：1988年，信仰基督教的长崎县知事本岛等因为发表裕仁天皇负有战争责任的言论，成为了极右翼的目标。两年后，他被杀手开枪击中背部。

[2]即东德，西德的全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3]条顿人，即德国人。

[4]克虏伯，德国钢铁大亨，军火大王。

[5]希姆莱（1900—1945），纳粹党卫队、盖世太保头目。

[6]西格蒙德·瓦尔伯格（1902—1982），犹太富商。

[7]康采恩（Concern），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的组织形式。

[8]Malacañang Palace，菲律宾总统府。

[9]日本历史上的将军，并非指军事将领，而是指诸侯的首领。每一个地方的诸侯称为大名，而其中最有势力、凌驾于所有大名之上的大名，在得到天皇的册封后，即为将军，拥有极高的威望。

[10]赫尔利是印第安人。

[11]Milice française，1943年维希政府建立的右翼民兵组织。

[12]卡里古拉，罗马帝国皇帝，出名的暴君，荒淫无度，禁片《罗马帝国艳情史》便是以其为原型拍摄。

[13]阿道夫·艾希曼为纳粹德国高官，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后逃亡阿根廷，但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逮捕。犹太裔政治学家阿伦特在旁听了于耶路撒冷举行的审判后，写出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份报告，报告中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的命题，强调了体制，而非个人，让大屠杀成为一件高度理性和系统性的工程，而艾希曼则只是这个庞大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他个人的道德、良知和仇犹倾向是次要原因。阿伦特的结论遭到许多人抨击，认为她忽视了行为人自身的道德责任。

[14]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1893—1946），纳粹德国外交部长。

[15]赫尔曼·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空军司令。

[16]汉斯·弗兰克（1900—1946），纳粹德国占领的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护国总督，首创了让犹太人佩戴大卫星的识别标志。

[17]雅尔玛·沙赫特（1877—1970），银行家，纳粹德国政府的经济部长。

[18]尤里乌斯·施特莱彻（1885—1946），纳粹头目之一，反犹报纸《先锋报》的发行人。

[19]鲁道夫·赫斯（1894—1987），希特勒的亲信，早年便追随希特勒，被认为是《我的奋斗》作者之一，他曾任德国总理和纳粹党副元首等职。

[20]丽贝卡·韦斯特（1892—1983），英国著名记者，作家，女文豪。

[21]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第五部歌剧。

第三部分 绝不让历史重演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1945年4月8日，后来报道纽伦堡审判的记者恩斯特·米歇尔被迫离开布痕瓦尔德，踏上一段寒冷且往往致命的行程，同行的还有几千人。没走的人由剩下的党卫队守卫看管，囚犯们明白，如果美国人不尽早赶到，等待他们的肯定是被迫走上同一条不归路，或者被就地处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建在风景秀丽的埃特斯贝格山（Ettersberg）山顶上，这是最恐怖的德国集中营之一。党卫队想出了不少酷刑，其中一种是把人反剪双手吊在树上，囚犯会因为疼痛难忍惊声尖叫。从此，这个阴森的地方就多了个绰号：“会唱歌的森林”。历史上，歌德曾在这里感叹大自然的美妙，并和一位年轻的诗人朋友交谈，后者记录下了大作家的见解。

集中营里有一个小规模地下组织，领头人是共产党，他们在营房里藏匿了一些枪支，还有一位波兰工程师制造的短波无线电台。4月8日，营地里发出一份言辞急切的电报：“致盟军，致巴顿将军的部队。这里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救命。我们请求帮助。德国人想转移我们。党卫队想杀了我们。”三分钟后，囚犯们收到了回电：“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坚持住。正火速前来支援。第三军官兵。”[1]

囚犯里没多少人还有力气攻击党卫队看守，甚至连美国人最终赶到时，也没力气庆祝了。但是，集中营抵抗组织里体格更健壮的一些人决定不再坐等第三军的到来。知道马上有人来救，光这点已经足够鼓舞人心了。于是，囚犯们冲击瞭望塔，用为了这一刻而藏匿的枪支干掉了剩下的守卫。

美国大兵在给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囚犯找水喝找东西吃时，抵抗组织里的共产党领袖已经开始展望未来。几乎就在布痕瓦尔德被解放的同时，刻有“各得其所”（Jedem das Seine）字样的集中营铸铁大门就被涂上了一行大字：“绝不让历史重演！”

但凡在人类史上最惨烈冲突中受过罪的人，都抱有“决不让历史重演”这种情绪。但这对许多人来讲不只是一种情绪；这是一种理想，也许是乌托邦，但这代表了一种信仰：在战争的灰烬中，人类可以建立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世界。虽然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很多人都希望生活回归常态，但是其他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不会退回到战前的样子。战争摧毁了大半个欧洲和亚洲，旧政权——不光是殖民主义政权——陷入道德破产的境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寿终正寝，所有这些变化都鼓励人们相信一切都将彻底推倒重来。1945年是白纸一张；不愉快的历史将被忘却，这点让人欣慰；一些皆有可能。于是，诸如“德意志零年”（Deutschland, Stunde Null）这样的说法就大行其道起来。罗伯托·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还将其作为自己一部电影的名字，影片描述了柏林废墟间的生活。同样流行的还有“新开始团体”（Gruppe Neubeginnen），一个由流亡伦敦的德国社民党人建立的组织。

当然了，并非一切皆有可能。人类社会没有所谓的白纸一张之说，历史更不是想忘就忘得了的。另外，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过去的惨剧不能重演，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这点则形成不了多少共识。不单是乌托邦理想，哪怕退而求其次，只是希冀政治变革的企求，也都呈现出各种面貌。

我们如今都知道苏共和中共那时想要发动怎样的革命，也清楚欧洲殖民地的亚洲民族主义者想要什么。西欧国家共产党的目标更加复杂，斯大林出于自己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对他们加以钳制。总而言之，就算法国或意大利游击队再英勇善战，他们离掌握实质权力依旧相去甚远。话虽如此，一种深刻的变革还是在西欧生根发芽，催生这一变革的是社民党人，他们早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在为和平做打算了。出现最激烈变化的不是过去沦陷的国家，恰恰是一个传统的堡垒。在最黑暗的战争岁月里，在纳粹似乎战无不胜的时候，正是这个堡垒可歌可泣的抗争，让欧洲人保存了希望：这就是英国。

* * * * *

我外婆是英国人，作为典型移民家庭的女儿，她身上流淌着昂扬的爱国热情。因此，1945年7月，在看到英国同胞竟然投票把温斯顿·丘吉尔的保守党赶下台后，她胸中愤愤不平。这次选举后，丘吉尔下野，绰号“小克莱米”的工党党魁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Little Clemmie” Attlee）以巨大的优势赢得了执政权。我外公那时还在印度服役，正等着退伍复员。在写给他的信中，我外婆对英国人“白眼狼”一样的做法痛心疾首，他们是如此不懂得对“赐予我们一切的那位伟人”知恩图报。同样出身犹太移民家庭的外公则没那么激动，那时他还在部队服役，听到的是不同的看法。

就连7月大选的胜利者也对他们以如此悬殊的优势胜出感到惊讶，以至庆功会之前一切都静悄悄的。行业工会的代表们挤在英国北部漏风的旅馆中，鸦雀无声地盯着大屏幕上不断上升的数字。最终结果：工党赢得393席，保守党拿下213席。《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左派的雷鸣化成了闪电，大选结果照亮了工党的胜利。今天唯一称得上是慢动作的是，人们刚开始对这一结果还有些回不过神来……自始至终，艾德礼先生都保持着镇定和谨慎，他看起来有些疲倦。”[2]

工党表面上故作谦虚，但是随之而来的计划相当激进。直到一年后，才出现一段抒发胜利情绪的最有名的文字。哈特利·肖克罗斯（Hartley Shawcross）是参与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检察官之一，他远比自己党派的党魁富有人格魅力。他曾告诉国会：“我们现在是主宰者，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也将是主宰者。”[3]直到肖克罗斯亡故，他一直都因为这段吹嘘之词遭到非议，可见新主人行事有多小心，生怕给人留下骄傲自满的印象。

选举结束后，《卫报》刊载了一篇美国人写的评论：“美国摆脱新政派，回归正道的时候，英国却在转向社会主义，这可真叫人不可思议。”[4]

国外对英国大选也有些耐人寻味的反应。巴勒斯坦犹太人欢欣鼓舞，因为他们觉得工党会比保守党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希腊保皇党大为震动，反观四面楚歌的左派却很兴奋，徒劳地期盼命运将因此扭转。苏联的新闻只是宣布工党胜利，未作评论。佛朗哥将军领导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府预计这将导致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在印度，孟加拉地区的前总理、穆斯林大公卡瓦贾·纳兹穆丁爵士（Khwaja Nazimuddin）说道：“看样子，英国选民把将他们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的人给抛弃了，而且这还是战争结束前发生的事。”[5]

一位法国政客当时说过，不懂知恩图报是一个强大民族的特点，也许这话说得没错。实际上，丘吉尔依旧深受人们爱戴。但对多数选民来说，期待看到一个由丘吉尔担任首相的工党政府是不可能的。正如《卫报》的政治记者所言：“这个国家宁愿让丘吉尔先生走人，也不愿为了让他留任而付出让保守党也当政的代价。”保守党“不光因为其过去遭到谴责；还因为对这个时代没有憧憬而被人们抛弃了。同欧洲大陆一样，英国在新秩序建立后明显面临巨大的压力”。

丘吉尔自己对发生的一切也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能比较坦然地接受失利。也许是希望丈夫多待在家里陪她，太太克莱蒙蒂娜（Clementine）告诉他，没准这是祸兮福之所倚呢。丘吉尔对此答道：“现在看来，是福是祸还真是看不清楚。”他本希望战时全国联合政府能够维系下去，至少也要延续到打败日本后吧。实际上，由于他从来就不热衷政党政治（他两次更换党籍），丘吉尔大概觉得全国联合政府比单一政党执政的政府更自在吧。日记作者、外交官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在大选中也失去了议员席位，然而，在他看来，丘吉尔并未怨天尤人。他表现出一种“沉静、坚毅和超脱——还掺杂一丝自嘲，命运居然这般捉弄他；但他同时却又对选民颇有主见的立场表达了些许敬意”。[6]

丘吉尔在保守党内的一些同僚要比我外婆更了解他们的对手。哈罗德·麦克米伦一定感受到了英军中的普遍情绪，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考虑到重建国家的巨大困难，“英国人很可能是出于清醒的直觉，认为还是让左派政府执政比较好”。[7]不过，他继而补充道：许多人在战争期间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点，即“冲突一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某种自动出现的乌托邦”。麦克米伦对此的解读是，人们认为英国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为一片太平的世界带来史无前例的繁华盛世”。[8]也许弥漫在当时空气中的正是这样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然而，对于丘吉尔治下的英国已成历史，是时候迎接更平等社会的看法，也不能说就是白日做梦。有一点麦克米伦也许不愿承认，那些干了大部分粗活重活的人们，对麦克米伦这个阶层的人存在一种仇视心理。

这点没能逃过哈罗德·尼克尔森的眼睛。5月27日，他怀着一种截然不同的阶级愤慨，以明白无误的笔调在日记里写道：人们“朦朦胧胧地感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牺牲……都是‘他们’的错……尽管思路完全不合逻辑，但却坚信‘他们’代表上层阶级，或者说保守党。阶级情绪和阶级仇视异常强烈”。[9]

但如果感到事情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回到阶级尊卑有别的“正常”状态；再也无法对有无特权平静接受；或再也无法忍受因为出身贫寒而无法享受良好教育、坚固住房或正当医疗的话，这又有多“不合逻辑”呢？战后，描写人们在共赴国难时万众一心的作品已经汗牛充栋，这是一种乐观开朗、“伦敦挺得住”的英国斗牛犬精神，激励所有人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但是这些铲平阶级划分的经历同时也营造出一种崭新的权利意识，使得过去的不平等再也无法维持下去。这是英国人认识到的“绝不让历史重演”。

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曾亲临工党的一次会议。开会地点设在某个工业小镇内，镇上是一排排狭长的煤黑色平房。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他旁听了工党主席、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讲话。在场的男男女女无不神情肃穆，专心致志，他们有的穿着生产过剩的破旧军装，有的穿着不太合身的“复员军人”常服。拉斯基提醒听众，温斯顿·丘吉尔“青睐传统英国，是出台了一部分实质性建设举措”，但是他要让听众明白，在“传统英国”，1%的人拥有50%的财富；此外，只有1%的军官来自工薪阶层家庭。

就在威尔逊听拉斯基大谈社会主义政府如何好的时候，他留意到一名老太（老太也许看着比实际年龄显老）正用如饥似渴的目光盯着发言人。这种眼神，让他联想起自己见过的其他欧洲人：他们肤色苍白，瘦骨嶙峋，但与和平时期的穷人不同，他们似乎属于一种奇特的“物种，长着跟动物一样贪婪的眼睛”，“只有在胃口大开时”才会放光。拉斯基就站在“这名老妪和她沉默不语的同伴们面前”，“他身材干瘦，戴着眼镜，额头很高，向人们做着也许无法完全兑现的承诺”，“从某种程度上只是在讲政治圈里的黑话”。然而，“他用力扶住讲台的神情很迷人，引得鸡皮鹤发的老妪伸长了脖子，眯缝着眼盯着他看”。[10]

在希腊，威尔逊得到了走近英国军人的机会。让他有些惊讶的是，普通士兵不仅对他们的长官存在敌意，对丘吉尔也是如此。其中一个人“就丘吉尔抽雪茄这点表达了格外强烈的情绪”。英国军人每每碰到美国盟友，都没法不留意到美国大兵的上级对手下多么和颜悦色。威尔逊察觉到，在所有去过的地方中，“德尔菲（Delphi）的英军官兵在看待丘吉尔政府这一问题上，有着几乎泾渭分明的阶级分野”。他发现，“没有一名英国兵不把票投给工党，但只有一名军官投了工党一票”。[11]

我们没法不赞同这一见解，但其中也许夹杂了那么点个人好恶；对于英国人在美国人和“低他们一等”的人面前经意或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傲气，埃德蒙·威尔逊本人相当敏感。事实上，英国社会的变迁不是用阶级斗争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威尔逊看到的只是局部。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除了强烈的知识分子情结外，方方面面几乎都很符合英国大资产阶级（haute bourgeoisie）的气质。他在1945年曾担任军事情报官，后来又升任其他显赫的要职，包括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1945年的大选中，他和一些年轻军官一样把票投给了工党。安南在回忆录里解释了个中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不崇拜丘吉尔；他只是“怀疑（丘吉尔）是不是明白这个国家在战后到底需要什么”。[12]

除开阶级情绪，另一个解释战争为什么改变了人们社会政治态度的原因是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战时的英国政府大力推进文化事业。“音乐和艺术促进理事会”在工厂、教堂和防空洞里举办古典音乐会和戏剧演出。此外，为了提高境外部队的文化水平，还开办了辩论和教育活动。在大批官兵驻守的开罗，左翼军人于1943年设立了模拟国会，方便军人议政，用一名空军飞行员的话来讲，“好像我们已经活在期待已久的和平中……”[13]

这一发展势头让部分保守党人极度不安。代表彭里恩（Penryn）和法尔茅斯（Falmouth）选区的议员给丘吉尔的国会秘书写了封信，信里这样说道：“我对这种给部队授课、普及教育的混账做法越来越感到怀疑……谢天谢地，做点什么吧，除非您希望这些人回来都变得娘里娘气的。”[14]

西里尔·康纳利（Cyril Connolly）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学家，在伊顿公学任教。热爱法国文化的他于1940年创办了自己的文学刊物《地平线》（Horizon），立志要让艺术和文化之火生生不息，就算他觉得“欧洲大陆上空的火光已经开始暗淡”。康纳利鼓励士兵和水兵给他投稿，稿费标准较一般刊物低很多。他也相信是时候走下阳春白雪的高台，放下身段为人民送文化了。《地平线》就这样进入了许多士兵的卡其布背囊，读者数量之大，让人啧啧称奇。1945年6月，康纳利在一篇文章里解释了他投票支持工党的理由。并不是说工党的政客比保守党更积极地支持文艺推广，事实往往相反。但是他还是把票投给了工党，因为每个人都有权过上文明的生活：“要让英格兰变成一片乐土，就必须铲平阶级秩序，只要有社会主义，这点就能实现。”[15]

战时的英国拍过一些有趣的电影，其中一部《夜夜春宵》（A Canterbury Tale，直译为《坎特伯雷的故事》）放在任何时代下来看都是部怪片。执导该片的迈克·鲍威尔（Michael Powell）和艾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一个是保守派英国电影鬼才，另一个是崇尚英国文化的匈牙利犹太人。1944年该片刚刚上映时，因为风格过于古怪，票房口碑并不好。《夜夜春宵》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热切期待，既包含精神追求，也有政治诉求。故事大致是讲一个英国兵和美国兵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对方，连接他们的纽带是生活在肯特郡乡下的一个年轻英国姑娘。她来自伦敦，在商店当售货员，夜幕降临后，她被一个陌生人约出来，这个名为“胶水男”的神秘男子最喜欢做的事是偷偷往女人头发上倒胶水。没过多久，两个阿兵哥就查出“胶水男”是当地一名十分有教养的乡绅和父母官。原来，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年轻姑娘外出跟当兵的厮混浪费时间，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全身心去领略灿烂的英国历史和英国乡村。影片的四个主角最后都来到了坎特伯雷，这是一次当代的朝圣之旅，所有人都从中收获了某种人生感悟。

“胶水男”或许很容易被看成变态神经病。然而，虽然他毫无疑问是个怪人，但他同时是个充满理想主义、近乎圣人的角色。他企图以自己古怪的方式表明为什么英国值得人们为之而战。该片镜头下的英国，特别是英国乡村，是一片高度爱国、洋溢浪漫情怀的热土，是保守党人眼中的“鲜血和祖国”（Blood and Soil，纳粹口号）。当然，也许有一点要除外——这部电影消解了传统的阶级藩篱。年轻姑娘告诉“胶水男”，她的未婚夫家境良好，而她只是个售货员，门不当户不对，因此对方父母并不接纳她。“胶水男”回答，这些等级划分、尊卑秩序在“全新的英格兰”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影片里的“新英格兰”是一个哲学思辨的国度，她的自然风光是孕育灵性的沃土。姑娘说，那可真是场地震了。“胶水男”答曰，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地震。对于“胶水男”而言，这场地震不只发生在社会和政治层面；更是发生在英国碧绿旷野上的一种宗教顿悟。

克莱门特·艾德礼主张的社会主义，同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镜头下的保守党浪漫主义似乎相去甚远。艾德礼的父亲是个小律师，为人安静，喜欢抽烟斗，他的儿子没有一点和浪漫扯得上边的。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同《夜夜春宵》的主题并非真的相隔十万八千里。英国的社会主义有着强大的基督教根源，并且浸淫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改良主义传统中，强调通过文化熏陶和艺术技艺打造一个纯净如画、田园牧歌般的英格兰。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作《耶路撒冷》（Jerusalem），就是对掩映在“黑暗撒旦作坊”之间的“英格兰绿色乐土”的礼赞。该诗表达了一种宗教式的爱国热忱，似乎基督妙手一挥，就把英格兰变成了一个人间天堂。布莱克是个文学异见者，对于工人阶级不畏强暴，反抗压迫者的行为，他总是不吝献上自己的溢美之词。在他的笔下，社会主义英国时而被唤作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的电影取景地选在肯特郡阳光斑驳的田野中，最后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走向尾声，影片弘扬的精神和布莱克的愿景有着惊人的相似。

7月大选前的一个月，丘吉尔和艾德礼各自抛出了他们对英格兰的爱国主义构想，内容大相径庭。丘吉尔试图先下手为强，指责工党痴迷于舶来概念，“同英国人的自由观势如水火”。他咆哮道，这种“来自欧洲大陆、名叫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构成观，有时以更暴力的面目示人，即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警察国家的出现；社会主义政府“必须依赖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这种做法“在这儿，在传统的英格兰，在大不列颠，在这个光荣的岛屿上……在自由民主体制的摇篮和堡垒中”永远也行不通。因为英国人“不喜欢被人管头管脚，不喜欢被呼来喝去……”[16]丘吉尔以他战时精彩演讲的气势，铿锵有力地说出了这番话。

他接着说道：军事化管理在国难当头之际是很管用，“我们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都甘愿被呼来喝去”。但是一旦战争结束，骄傲的英国人就应该扔掉那些自愿承担的镣铐和包袱，“走出阴郁的战争黑洞，步入微风拂面、艳阳高照的田野。所有人都能快乐地沐浴在温暖和煦的金色阳光下”。

在秉持自由放任理念的丘吉尔看来，绿色的乐土就应该是这样。他的想法大错特错。如今和平近在咫尺，丘吉尔却第一次对人民的想法置若罔闻。据《卫报》称，海外的英军官兵对此存在“极大的困惑”：“丘吉尔先生从一个民族领袖，摇身一变成了另一个人，居然在演讲中说‘工党是盖世太保’。这种角色蜕变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看傻了。”[17]

作为回击，艾德礼也指责对手从并不可靠的外国人那里汲取思想。以丘吉尔为例，启发他的是维也纳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哈耶克在1930年代离开祖国奥地利，他把欧洲大陆出现的极权主义归咎于中央计划这一愚蠢之举。丘吉尔一直在阅读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艾德礼对此嗤之以鼻，他在电台广播里说，“我可不会浪费时间去研究这么理论化的东西，这充其量不过是从一个奥地利教授那里批发来的二手学术观点罢了……”

丘吉尔认为取消战时计划和管制是通向阳光灿烂的英国旷野的最快捷径，艾德礼却坚信要建设“新耶路撒冷”，战时管制应得以延续。不能把公众福祉交到自私自利的个体手中，后者都是些无利不起早之辈。他表示，“这场战争是举全民之力才打赢的，除开极个别例外，人民都将国家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和团体利益远远放在次要位置……如果我们把私人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在和平年代实现目标，做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闲暇时间玩乐，有社会保险，还有活可干呢？”[18]

艾德礼和同时代的许多欧洲人一样，对政府计划很是信任。这绝非出于机会主义动机，想利用因战争导致的必要局面。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几十年来都不信任自由经济学，其被认为是导致周期性繁荣——萧条和高失业率的元凶，这些问题在1930年代曾引发广泛的政治动荡。希特勒的首任经济部长雅尔玛·沙赫特是个规划师，他和艾德礼一样相信国家应该引导经济发展。在东亚，日本“改革派官僚”也是这一原则的信徒。这些人与其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如说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联手军部一起消灭了西式资本主义。通过计划创建完美社会是20世纪最宏大的信仰之一。

在战争最初几年里，改造英国的计划其实已经酝酿好了。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就触及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等范畴，提出要建立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并提供全民就业。1943年公布的一份文件勾勒出了全民中等教育制度的概貌。到了1944年，有了社会保险，翌年又出台了有关住房政策的文件。但是推动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的一个大快人心、势不可挡的契机直到1945年7月才出现。当时，不只是英国，大半个欧洲都已精疲力竭，断壁残垣，几乎处于崩溃边缘，这成了梦想推倒一切重来的完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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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新耶路撒冷”对应的一个词是“进步主义”（progressisme）。糅合了强烈爱国主义的左倾理想曾激励过原抵抗主义成员，正如其当初激励英国社会党人一样。共产党人、社民党人、甚至许多戴高乐主义者之所以同维希政府和德国人对抗，不只是出于对传统、“优雅法兰西”（douce France）的爱，还因为政治理想的驱使。为追求理想，许多人不惜献出生命，期盼这些理想在战后能被付诸实践，而且最好由原抵抗者亲自操刀。左派主导的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在设计之初，就是作为某种候任政府而存在。

斯蒂法尼·艾赛尔（Stéphane Hessel）曾是一名年轻的犹太抵抗运动成员，在经历了盖世太保的酷刑和布痕瓦尔德的考验后捡回了一条命。回忆起六十年前的往事，他说道：“1945年，在恐怖的一幕过去后，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开始致力于一项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这个委员会提议“理性发展经济，以确保私人利益服从于公众福祉”。这番话跟艾德礼的计划如出一辙。有必要制定新计划，保障普遍的社会保险。煤矿、燃气、大银行和电力这些部门将被国有化。艾赛尔回忆，这么做是为了“将公众福祉从如同法西斯主义国家式的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19]

艾赛尔不是共产党。他在伦敦加入了戴高乐的部队，并于1944年3月跳伞进入仍处于德国占领下的法国。这么做很勇敢，况且他还是个犹太人，拿的又是伪造的证件。（艾赛尔遭人出卖，于7月被捕。）然而，艾赛尔的政治理念必然同戴高乐对法国的构想相左，两者之间的距离还不小。法国左派对戴高乐的看法和许多英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相近。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伟人，但也是阻碍进步的反动派。玛格丽特·杜拉斯曾是左翼抵抗组织的一分子，她描绘戴高乐是“骨子里的右派领袖”。在她笔下，戴高乐“想要抽干人们的生气。他希望人们既孱弱，又对他忠心耿耿；他希望人们跟资产阶级一样是戴高乐主义者；他希望人们成为资产阶级”。[20]

她写下这些话是在1945年4月。随着北非和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战局愈加吃紧，这种情绪只会挥之不去，甚至越发强烈。尽管戴高乐毋庸置疑是个保守派，而且在阻碍原抵抗运动夺权一事上毫不迟疑，但他也明白自己不得不向进步主义力量做出妥协。在戴高乐治下，雷诺汽车厂和五家大银行在1945年实现国有化，其余被收归国有的行业还有煤矿、燃气和公交。还是在戴高乐当政的时候，1945年12月，来自干邑（Cognac）的技术官僚让·莫奈（Jean Monnet）向前者展示了推动法国经济现代化的计划，尽管战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华盛顿。莫奈的方案是让国家管理工业、矿业和金融业，这是很典型的计划思想。一项接一项的计划是通往美好未来之路，这不仅因为其保证了更广泛的公平，而且还因为其可以防止欧洲再度陷入一场毁灭性战争。

就这样，计划之风吹遍了欧洲大陆。犹太人亚瑟·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逃生能力在欧洲人中堪称登峰造极。过去是共产党员的他曾经从西班牙一座法西斯监狱成功越狱。对计划主义蔚然成风抱有极大疑虑的他写道：“如果我们将步入一个超级国家管理一切的时代，知识分子必将成为公务员队伍里的一个特殊部门。”[21]尽管抵抗组织未能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股政治力量，但他们的不少左倾理想倒真的被付诸实践了。荷兰和比利时的社民党都从大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组阁权。西西里、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推行了土改，让数百万农民拥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当然改革的代价通常是由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承担的，比如东普鲁士和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在德国的苏占区，社民党人竭力想同共产党人一起共谋国事，但后来证明他们只会无功而返。

这些变化中实际上有一种强烈的泛欧主义元素；“新耶路撒冷”不只是单个国家的理想，而且是全欧洲的愿景。日后在数届工党政府内担任内阁大臣这一要职的英军少校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曾同部队一起降落在西西里和安奇奥（Anzio）。他对战友左倾主义倾向的解释是“他们和抵抗运动有联系，并且感到一场革命正在席卷欧洲”。[22]希利曾是共产党员，但在1939年时愤而退党，原因是苏德两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叫《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但是他的一颗共产主义赤子之心并未彻底冷却。1945年，在工党的党代会上，他呼吁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帮助。他强调道：“虽然偶尔有事实显示我们在欧洲大陆的同志们做事有些走极端”，但工党不应该“太伪善和自以为是”。[23]

以西里尔·康纳利为例，他亲法，热爱欧洲文化，加上他的政治观点，这些都促使他认为只有一个团结的欧洲才能筑起一道屏障，阻挡另一场自杀式冲突。1944年12月，他在《地平线》杂志里写道：“所有欧洲人打过的战争都以欧洲人失败而告终”，“而欧洲打败仗，也就是英国打败仗；英国打败仗，全世界都会陷入贫困”。在他看来，“绝不让历史重演”意味着“一种欧洲联邦，其并非名义上的联邦，而是一个不需要护照的欧洲。是一个所有人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文化实体……如果欧洲不能抛弃经济民族主义，并代之以英特纳雄耐尔的地区主义，那么其就会像希腊的城邦国家一样，因为纠缠于互相仇恨和不信任，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一败涂地，最后走向衰亡”。

不少人，包括丘吉尔自己，都同意康纳利的看法，这证明了他并非只是一个亲欧洲的怪人，但我们不得而知的是英国前首相是不是真心希望英国成为新欧洲重建计划的一部分。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战后第一年，他曾在苏黎世发表演讲，表达了对“欧罗巴合众国”的热情支持。但这个团结的欧洲必须是由“英国、英联邦国家”和欧洲的“朋友和支持者”组成的。[24]然而，左派的角色依旧是争议的焦点。康纳利相信，只有左派才有能力建立欧洲联邦，这将是一个“欧洲的人民阵线，一心要变得强大，并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提出类似畅想的还有苏联，这点在涉及德国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德国的统一理应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实现。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馆用完午餐后，哈罗德·尼克尔森在日记里写到共产主义宣传的危险所在：“要对抗这种宣传，我们必须提供另一种理想；唯一的可行性是在欧洲联邦里成立一个联邦德国。”[25]

另一种倡导欧洲联合的观点基于爱国主义，认为各国只有在欧洲联合的条件下才能重振国威。这一观点在法国叫得最响，倡导者不仅有维希政权的技术官僚，也包括他们的部分政敌。核心人物依然是让·莫奈，他的统一梦并不局限于法国。根据莫奈的回忆录，他终其一生都在尝试抓住“非比寻常的时刻”，克服分散，铸就统一。1940年5月，德国人的铁蹄踏遍法国之际，正是这样一个大好时机。再往前推一年，莫奈抛出英法联盟的构想，想借此勾起时任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兴趣。1940年，丘吉尔也准备支持这一倡议，但主要缘于法国人的疑心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国家计划是莫奈对法国的爱国主义贡献。他告诉戴高乐，这是法国唯一有可能再现辉煌的办法。要实现这点，有必要利用所有法国人的团结一致。1945年是作出类似“集体努力”的最佳时刻，“因为光复后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在，而且尚未通过一项宏大工程得到展现”。[26]第一项宏大工程是将经济国有化，把德国的煤矿交给法国工厂使用，从而实现法国的现代化。接下来一个项目事关整个欧洲，即煤钢联营，再接着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按照莫奈的梦想，最终这将发展为联合欧洲的宏图伟业（grandeur）。

戴高乐喜欢管这位欧洲梦想家叫“美国佬”（L’Americain），言语中不乏欣赏之意。莫奈是那种少有的不论在华盛顿、伦敦，还是在巴黎都能随遇而安的法国人。但是在莫奈统一欧洲的执著愿望中存在着某些元素，让人觉得其欧陆色彩过于浓厚，且有几分罗马天主教的味道，此外它们和自由民主体制并不完全合拍。他的欧洲梦想之上，缭绕着一股神圣罗马帝国的余烟。另外，他不适应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对官僚们鞭长莫及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喜欢，这说明莫奈的技术官僚信仰从左派和右派思想中都汲取过养分。或者应该这么说，在技术官僚的乌托邦里，左右之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其更多的还是一种信念，认为要实现社会正义，最有效的途径是得有个善意的威权主义政府。如此说来，1945年，在左派满怀期待地认为制定计划将惠及英国人这点上，丘吉尔持反对意见，他并没有全然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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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三帝国效力的德国技术官僚一样也是出色的规划师。有关二战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是，德国规划者曾同纳粹占领国的欧洲同行开展过合作。建筑师、城市规划者、水坝工程师、公路设计师之间不是纳粹同僚的关系，而是志趣相投的同志，共同致力于缔造欧洲新秩序。对他们来讲，破坏往往也意味着“不同寻常的时刻”，将有大好契机出现。

鹿特丹于1939年9月遭到轰炸，这是西欧第一个被轰炸搞得支离破碎、伤及中枢的城市。虽然在破坏程度上没有华沙严重——后者早在八个月前就经历了一顿狂轰滥炸——但是鹿特丹的市中心几乎被从地图上抹掉了。重建鹿特丹的计划几乎马上出炉。在没有了民主程序或私人利益的羁绊后，一队荷兰城市规划者和工程师开始着手清理废墟，从私人手中征地，并根据合理的蓝图重建城市。他们不是纳粹；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德国占领者半点同情都没有。但是，这些实干家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优柔寡断、扯皮推诿和混乱无序早已失去了耐心。一如让·莫奈，他们相信只有强力领导才能促成统一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纳粹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放手去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

对于德国人，这么做在泛欧主义层面也有重大意义，尽管荷兰技术官僚不一定这么觉得。鹿特丹将成为大日耳曼地区的重要枢纽之一。拿纳粹占领者的种族主义论调来说，“荷兰是欧洲生存空间的一部分。作为日耳曼族一分子，荷兰人将遵循这一天然纽带赋予的使命”。[27]在新秩序下，不会有“财阀主导”的战前自由市场经济的地位。所有经济体，包括荷兰，都必须进行自我改造，向欧洲大陆计划经济体制（Kontinentalwirtschaft）靠拢。集体利益应凌驾于任何私人利益之上，当然，如果是纳粹领导人利益的话就要除外。

关于日耳曼族的高谈阔论对像林格斯博士（J. A. Ringers）这样的人没什么蛊惑力。林格斯是负责1940年重建鹿特丹的工程师。实际上，他后来因为帮助荷兰抵抗力量而被捕过。但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城市规划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战争最初几年里，德国人也很大方地同林格斯等荷兰技术官僚分享了经验。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总是意见一致。在德国人的计划里，重建鹿特丹走的是一种宏大的法西斯主义路线，这和荷兰人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另外，德国人不允许鹿特丹的现代化方案抢了汉堡和不来梅这些德国港口城市的风头。于是，1943年，就在林格斯被捕后，重建计划戛然而止。虽然在德国集中营历经艰险，但林格斯活了下来。战争一结束，他就被任命为公共工程部长，主抓荷兰的重建工作。林格斯后来成为荷兰“新耶路撒冷”的几位主要工程师之一，他的设计蓝图既得到过卡尔·马克思的启发，也从战前社会主义规划那里吸收过一些东西，另外也许还从纳粹占领者那里借鉴过部分经验，但是人们对此并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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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厉害的规划者还是日本人。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早期，“满洲国”这一依附于日本的伪政权，是当时全世界规划最完美的殖民地，有点像日本泛亚主义的梦想宫殿。当然，满洲国在官方说法中可不是什么殖民地，毕竟从表面上来讲，日本是把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的解放者。而且由于日本帝国所对抗的也是“自私自利”的西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满洲国就不仅是一个半独立的亚洲国家，还是社会集体正义和平均主义的典范。但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回事；日本人的矿井和工厂全赖中国劳工为其做牛做马，在日本关东军的高压统治下，中国人和朝鲜人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和伪满的其他事务一样，军政府严格控制着经济的运行，在此过程中还得到了政府青睐的日本工商企业和银行的大力协助。

伪满洲国的首都在日语里叫新京（Shinkyo），即今天的长春。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政权时，其还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铁路联轨站。伪满成立后，关东军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日本规划者、工程师、建筑师和官僚几乎立刻着手打造全亚洲最现代、最高效、最干净、最有序、且具有“新亚洲”风范的城市。新京的设计蓝图带有西方影响的烙印——比如奥斯曼男爵（Haussmann）的巴黎[1]、19世纪英国人的花园城概念（Garden City）、德国的包豪斯主义（Bauhaus）[2]——不过，体积庞大且风格现代的政府大楼还是要配以三角形的东方式屋顶。其原型来自诸多日本寺庙和中国宫殿。

在伪满洲国国务院的主持下，一座崭新的城市在历经五年高速建设后拔地而起，矗立在地势平坦、冬天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上。如果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3]是日本人，新京也会是他为极权主义规划所立的一座丰碑：马路两旁的“新亚洲”风格官僚主义堡垒气势磅礡，夹在中间的林荫大道宽阔而笔直，通向巨大的圆形广场，就像巨型轮盘上的辐条。[4]这一切设计都力求在数学上做到精确无误。而且，无论是外观漂亮、从不晚点、有“亚洲快车”美誉的南满铁路高速列车，还是公共住房里的抽水马桶——这在日本都是许多家庭闻所未闻的创新之举——所有这一切都运转良好。

伪满洲国的对外代表是中国人，最高可至满清废帝、人称“末代皇帝”的溥仪（Henry Pu’yi）。在他的王座和每个中国官员背后都站着一个日本“副手”垂帘听政。管日本统治者叫法西斯并不准确。他们清一色都是民族主义者，不少是军国主义者，相当一部分人笃信官方宣传的那套泛亚主义理想——在日本带领下，将会诞生一个摆脱西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崭新亚洲。

所有军政官员一心一意地扑在规划上，既不受民主程序的羁绊，也没有私人利益的约束，更不会对占伪满洲国多数的中国臣民的想法有所顾及。一群高度机敏的官僚、管理者和工程师仰仗着人面兽心的关东军、杀人如麻的宪兵队、三教九流的日本浪人和政治投机客的势力，将伪满看成一块画板，在上面可以绘制出完美规划的经济图景。他们的计划包裹在帝国主义崇拜论的外衣之下，围绕着神圣的天皇和他同是皇族、身居新京“盐宫”[5]的奴仆——稀里糊涂、可怜兮兮、颜面扫地的伪满皇帝溥仪。

在致力于维护保守军事秩序这点上，部分日本规划者的右倾倾向十分明显；其中一些人是社会主义者，同军国主义者一样很反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即便右翼官僚也是苏联五年计划的信徒。对典型的伪满洲国“改革派官僚”的最佳描述也许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右倾激进分子，但和共产党的共同点要比和自由派还多。岸信介正是这样一个人。长着一张兔子脸、性格温文尔雅的他是个精明圆滑的官僚，光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是那种会铁腕管理大批劳工的强力人物。然而，还没满40岁的岸信介却是日本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的想法概括而言就是要把伪满洲国变成一个国家控制下的矿业、化工和重工业重镇。

就这样，伪满出台了产业政策，这么做不是为了给企业或公司创收——就算是也并非第一要义——更不是为了满足日本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在战时配给制下生活得越来越窘迫。产业政策的目标是扩大国家的权力。有些公司从中大捞一笔，比如日产。该公司于1937年把总部搬到伪满洲国。在和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后，日产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工商和金融业集团，亦称财阀，然后开始制定五年计划。其生产的产品从军车到鱼雷艇，不一而足；同是财阀的三菱株式会社负责生产战斗机；三井则垄断了在华鸦片贸易，从中渔利，同时也养肥了伪满洲国当局。参与这项肮脏交易的两位主要人物是日产株式会社的创始人鲇川义介和产业官僚岸信介，后者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他同地下犯罪团伙间的联系。但是，大企业和军部的利益并不总是铁板一块的。就连鲇川也不赞成日本和纳粹德国结盟。和英美开战对做生意不见得有利，而且就算企业能从特别免税条款和补助中获益，他们对官僚的干预也并不总是持欢迎态度。

岸信介等人在伪满洲国开创先河的一些尝试日后在日本国内也被付诸实践。从1937年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日本经济在内阁企画部、大藏省、商工省等政府机关的分管下，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一批管理战时经济的人士都是从改革派官僚、战略规划者和反自由化思想家组成的网络里招募的，既有左派又有右派。他们凭着为了效率一切皆可无视的那股子专注劲儿，帮助伪满洲国实现了工业化。商工省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岸信介。1943年，商工省改名为军需省，使其更符合日本战时经济的本质。岸信介表面上是军需省次官，但实际依然掌管着战时经济，前后长达一年。就在天皇下达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战败后不久的8月26日，军需省被废除，改头换面后又一次叫上了商工省的名字。

美国占领日本的一大谜团是美国人何以能够容许日本人玩弄这些障眼法。毕竟，胜利者对日本的构想同样也是“决不让历史重演”。在日本，1945年也是“零年”，是在废墟上建设新社会的完美时机。很显然，一些人必须被扫地出门。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被捕，同样落网的还有鲇川义介。但是他们在日本建立的机构基本上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反观在伪满洲国，工业设备则遭到了苏联红军的全面洗劫。

关于日本如何重建这点，各方存在极大的争议。在华盛顿有一股很强的舆论导向，认为日本再也不能染指重工业，而是应该专注于生产更符合东方民族古朴气质的产品：玩具、陶瓷人像、丝绸、纸质品、瓷碗等等。有人给出个不错的建议，让日本生产出口美国的鸡尾酒餐巾。[28]但日本人的想法不同。就在美军到来之前，三菱财阀的掌门人给他手下一名高管写了封信，信中谈到一项“伟大的百年计划。”[29]尽管这一源自中国古典文献的表述不能从字面上加以理解，但是日本人脑子里盘算的就是怎么规划的问题。一年后，日本外务省草拟了一份报告，解释称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结束，全世界“终于进入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或者说一种受控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30]

这一想法和某些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新政派人士很接近，他们被派到日本，协助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进行和平民主改造。这批人早期拟定的一些计划草案，换成列宁主义者一样能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左派英国学者，他一度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拉铁摩尔相信，比起“裹挟着无情帝国主义”的西方民主理论，亚洲人对“真正的民主举措”更有兴趣，“比如俄国那边发生的事情，他们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他煞有介事地表示，中国国内真正的民主体制只有在“共产党的地盘上”才有可能成立。[31]其他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中国通”仔细地审视了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关于如何建设战后日本的倡议，野坂在战时曾在中国从事教化日本战俘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组织要从“法西斯”官僚手里夺权，代为管理食品分配等重要工作。尽管这个点子后来夭折了，但新政派官员对土改和建立独立工会这两条还是很重视，并且也确信美国占领当局理应“赞同在经济体系里推行所有权、经营权和控制权的更广泛分配”。[32]

日本的“新政”和艾德礼对英国的改造计划十分相似。当然，话说回来，艾德礼和新政派都不是共产党。恰恰相反，他们和多数社民党人一样，都很反对共产主义。包括新政派在内的美国官员有一块很大的心病，担心日本人为极端经济窘境所迫，难以招架共产主义的诱惑。应对办法是通过重建日本的工业能力，确保日本人能够尽快养活自己，防止让军事利益或大企业的贪婪扰乱这一进程。而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经济政策交给经验最丰富的日本人，交到能为未来做打算、把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并且具有爱国情怀和均贫富抱负的公务员手里；也就是说，要交到基本未被整肃的大藏省和商工省官僚手里。

1948年，有案底在身的岸信介未经审判就从巢鸭监狱获释。服刑期间，他同右翼政界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老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络，有些人还和他关在一间牢房里。1949年，商工省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通商和产业省，简称通产省（MITI），这个部门是1960—1970年代日本经济奇迹背后最重要的政府推手。1957年，岸信介当选首相。

* * * * *

1945年8月15日，在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投降后，许多朝鲜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战时日本发配的制服——妇女配的是十分难看的农民裤子，男人则是羊毛卡其马裤。成千上万的人穿着白色的朝鲜传统服饰，涌向大街小巷，手里挥动朝鲜旗帜，嘴里唱着爱国歌曲，喊着“朝鲜自由万岁！”的口号。汉城的大街上一片狼藉，电力供应被切断了，食物不够吃，但是人们依然喜极而泣。这么多年来，他们第一次能够公开地表现得像个朝鲜人，不会因为没有向日本天皇照片鞠躬或拒绝使用日本名字而受到惩罚。

刚开始闹过些误会。朝鲜人以为苏联人要来了，因此派了一支欢迎队伍到汉城的火车站迎接苏联解放者，可是迟迟没有等到。南朝鲜的其他城市，比如大邱、光州和釜山也都派出了欢迎队伍，在火车站徒劳地等待苏联人的到来。人们手里挥动着苏联和朝鲜旗帜，表达对苏联帮助朝鲜恢复独立的感激之情。

另一些人来到离他们最近的日本神道教寺庙，拿着榔头、棍棒，甚至挥舞着拳头，试图砸烂这一殖民压迫的主要象征物，随后一把火烧掉了寺庙。纵火事件起初发生在北方城市平壤，继而有蔓延至全国之势。这些备受憎恶的庙宇整夜烧啊烧，冲天的火光让视神庙为圣地的日本人大惊失色。

不过，日本人总体上还是摆脱了朝鲜人的骚扰，但是在北方，无论老幼，妇女均被苏军当成战利品加以凌辱。8月16日早晨，一位名叫吕运亨的朝鲜抗日义士在汉城和其他爱国志士一同成立了朝鲜建国筹备委员会，他们中间还有刚从日本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吕运亨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立场左倾，很喜欢穿剪裁精美的英式粗花呢西装。他在一所高中的操场上对着几千人发表演讲，演讲十分轰动，原因有二。一是其体现了宽宏大量的精神：“既然日本人就要和朝鲜人分道扬镳了，我们就不要再计较过去的得失了，友好地说再见吧。”另外一点就是强烈的乌托邦情怀：“让我们忘记过去经历的磨难。我们必须在这片属于吾辈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一个理性的天堂。让我们抛开个人英雄主义，牢牢地携起手来一起向前迈进。”[33]

人们放声歌唱朝鲜爱国歌曲，抒发他们对国家忠贞不渝的爱，但所选的曲调却是“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很显然，这让一些日本人误以为朝鲜人在友好地跟他们的日本主子道别。

就在苏军抵达平壤前一周左右，一位同样广受爱戴的左倾基督教爱国者曹晚植来到位于汉城北部即后来“三八线”以北的地方。曹之所以出名，一是因为他温文尔雅的行事风格，二是因为他总是穿着朝鲜民族服装，人称“朝鲜的甘地”。他也在为国家独立做准备。同身在南方的吕运亨一样，曹的随从里有不少过去是政治犯，都有共产党背景，但那时的曹尚未被他们左右。不管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朝鲜人民委员会迅速从日本官员手里接管了权力。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不是共产党，就是温和的左倾民族主义者，而且常常是基督徒。

同东、西欧的情况一样，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派是最不折不扣的爱国者。政界、商界和教育界的保守派精英时常同日本人合作，有时不太情愿，有时很是积极；有的打着现代化或进步的幌子，有的则出于私利。自1910年日本帝国吞并朝鲜以来，抗日运动就带有强烈的左倾倾向。朝鲜人针对本国精英及日本人的造反，经常带有一种救世论的色彩，这是朝鲜萨满教和基督教共同影响下的产物。从许多方面来看，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抗日运动是历史上朝鲜农民反抗地主乡绅起义的现代翻版。

然而，撇开吕运亨的豪言壮语不说，统一其实十分脆弱。纵观朝鲜历史，统一难得一见。这个国家因为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南北朝鲜之间的差异——和激烈的政治对抗，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到了1945年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便吕运亨和曹晚植都胸怀统一朝鲜的理想，但是左派内部派系林立，而共产党则蠢蠢欲动，一旦天时地利皆具，就要准备夺权。吕在汉城建立朝鲜人民共和国时，他还面临着来自右派——由地主和其他旧时代精英领衔的朝鲜民主党——的挑战，他们当中许多人曾勾结日本人。除此之外，中国和美国还散落着流亡的朝鲜政客，他们之间也是四分五裂。

但是不管各自政治主张如何，几乎所有朝鲜人都同意一点。在他们的理解中，“决不让历史重演”指的是再也不臣服于外国列强。9月14日，也就是宣布朝鲜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吕运亨发表了战斗性十足的演说词：

我们决心摧毁日本帝国主义、其残留余孽、反民主帮派、反动分子和任何我国境内的外国恶势力，然后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全面独立和自治，期待一个真正民主国家的产生。[34]

朝鲜语里有个词，叫“sadae”，直译是“效忠伟大君主”之意，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些边缘王国——比如朝鲜——传统上对中国帝王的朝贡。到了现代，“sadae”的外延扩大了，意指为了打压国内对手，向任何外部强国卑躬屈膝。通日分子因此犯有“sadae”这一罪行。在吕想象中的“理性天堂”，“sadae”的耻辱感会被永远抹去。

可惜朝鲜人根本没有机会。

日本投降过后几周，美军在南部港口城市仁川登陆。那时，美国人对这个国家和其人民的抱负一无所知。约翰·霍奇（John R. Hodge）中将被推选为美军统帅，仅仅因为他正好在该地区——日本的冲绳岛。他的政治顾问团对朝鲜的了解不比他多多少，没人会说朝鲜语。但是朝鲜方面还是释放出了巨大的善意。根据《扬基人》杂志的报道来看，“土生土长的朝鲜人”“欢呼，傻笑，高举双臂，连连鞠躬，扯着嗓子叫着‘好啊！好啊！’”，以这种方式欢迎美军吉普、卡车和侦察车的到来。[35]

尽管军令严禁和平民套近乎，一位名叫沃伦·常石（Warren Tsuneishi）的日裔美籍军事情报官还是和汉城的宾馆经理金先生攀谈起来。金先生说：“感谢你们解放了我们。我无比诚挚地感谢你们。你们为解放我们，让我们获得独立做出了巨大牺牲。”说着说着，金先生的眼里泛起了泪光，这让常石突然感到“很不自在”。[36]

至此，美国人的第一个大错已经铸成。还没等霍奇中将下船，他就收到了朝鲜人发来的请求，邀请他见见吕运亨的弟弟吕运弘，后者是代表朝鲜过渡政府的温和派人物。由于怀疑这是日本人或共产党设的套，将军拒绝同吕会面。第二天，霍奇在汉城宣布日本总督和所有拓殖当局官员留任，直至接到新的命令。朝鲜人犹如被当面抽了一个耳光，愤怒地涌上街头，抗议美国此举。朝鲜人的反应让美国很丢脸，国务院随即宣布，日本人再也不会掌权，掌权的是美国人。但由于美军兵力不够，因此只能下令让日本人继续担任原职。

《扬基人》如此描述日本的投降仪式：“在位于汉城日本总督府外的旗杆旁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撤退仪式。184师的官兵身穿军装，站成一个中空的方阵，第7师的官兵演奏了《我们美国人》这首曲子。日本鬼子的旗子被降了下来，然后被简短地展示给必然到场的摄影师看。随着乐队奏响美国国歌，美国国旗冉冉升起。”接着，美军“迈步走出总督府大门。这些受到朝鲜人热烈欢迎的正义使者，开始在这个曾经三国鼎立的古老国度[6]履行他们作为占领者的职责”。[37]

尽管苏联红军占领了38线以北的朝鲜领土，但苏联并没有像美国这样粗鲁地树立权威。一名苏联官员告诉美国记者，俄国人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好感，因为“我们长得很像”。 他接着说道，但“我们不喜欢朝鲜人，等到一个合适的稳定政府建立起来，我们就会撤军”。[38]顺便提一句，霍奇将军也不喜欢朝鲜人，他认为大多数朝鲜人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东方人，日本鬼子长达四十年的统治深深影响着他们……跟他们几乎没法讲道理”。[39]

苏联人恪守了承诺，但是他们理解的“合适的稳定政府”同吕运亨和曹晚植等爱国者所希望的完全不同。最早管理北朝鲜的是朝鲜人民委员会，成立人民法院的目的是为了清算投敌分子和“反动分子”。在殖民当局当过差的官员被扫地出门，这一过程有时伴随流血暴力。革命政治得到了苏联官员的支持，由于在其中捞不到半点好处，朝鲜地主等群体开始火速逃往南方。曹晚植依旧管理着人民政治委员会，但是这一中央机构对区域性委员会的控制力十分有限，对阻止苏联人拆分和抢劫日本人留下的工厂也无计可施。

不同于苏联人，坐镇南方的美国军事当局对政府实行直接管控，并发起了一项日后在许多场合被重复施行的政策——前提是美国人自认为这能给当地人带来善治。部分源于无知，部分源于对共产党意图并不总是不合理的怀疑，美国军事当局主要仰仗朝鲜精英中会讲英语的保守派成员，最好还是在美国大学读过书的人。为了领导未来的朝鲜政府，他们从美国带回来一个人，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也是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他叫李承晚，是个基督徒，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受过教育。李在朝鲜并非无名小卒，但他在这里没有民意基础。尽管在流亡海外期间被美国官员看成是个麻烦人物，但国务院护照部门的一位女士觉得李是个“和蔼的爱国老绅士”。有了她的观点背书，再加上李的反共资历，这两条理由够有说服力了。10月11日，李回到祖国，得到了霍奇将军的欢迎，霍奇称赞他是一位“倾注毕生心血谋求朝鲜自由的伟人”。[40]

三天后，平壤出现了类似的一幕。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朝鲜游击队战士以“民族英雄”和“杰出游击队领袖”的身份，受到了苏联最高指挥官的热情接见。此君身材矮胖，三十出头，头发梳得像个倒扣的瓜皮。他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的一座苏军训练营里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光。苏联组织了7万人向“金日成将军”致敬。金将军以“感激涕零的朝鲜人民之代表”的身份，发表了一篇由苏联训导员捉刀、歌颂苏军的演讲。[41]

这件事过去整整一周后，平壤的一家报纸上出现了围绕金日成搞个人崇拜的苗头。报纸文章介绍了金的赫赫战功，很快这就将成为一种准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核心思想是歌颂朝鲜半岛上一切形式的神圣干预。这种论调和朝鲜历史上诸多具有救世论色彩的政治运动不谋而合。12月，金日成成为朝鲜共产党领袖。但朝鲜政治中心仍旧偏向南部，当时也还不存在朝鲜分裂成两大独立国家的问题。

朝鲜人对他们国家臣服于他国的“sadae”历史素来很敏感，到了眼下这一时刻更是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担忧了。1945年11月，依然身居中国青岛的唐纳德·金同一些旅居当地的朝鲜人共进晚餐。他在信里回忆道，有史以来，朝鲜独立第一次不存在任何争议。“唯一引发争议的讨论话题是俄美关系。”金发现，要说服他的朝鲜朋友相信“美国和俄国没有嫌隙，可以在和平世界里相安无事”这点“无比困难”。他解释，这些朝鲜人“在战时因为收听美国短波电台，遭到过（日本人的）严厉报复”，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理应帮助他们的祖国对抗俄国人。金有些不耐烦地评论道：“一个基于合作的解决方案被认为不切实际。他们眼里只有朝鲜的两大阵营，双方都想赢得一切；在这种局面下，他们视合作为背叛。”[42]

他们说得没错：朝鲜人的命运还真是为外国列强所主宰。但派系远不止两个。首先，12月，美苏在莫斯科举行了外长会议，光看会议的氛围，似乎金的乐观情绪不无道理，美苏两国能够达成某种协议。美苏两国将抽调各自军事指挥人员，成立一个共管委员会，负责对朝鲜进行“托管”。美苏官员将协助朝鲜人组建临时过渡政府，并在英国和中国的支持下，引导该国走向全面独立。这项任务可能要耗时五年之久。

苏联人没费多少口舌便说服了北朝鲜盟友支持这项安排。反对者迅速被噤声。在曹晚植看来，这种托管像是又要有殖民者干涉朝鲜内政了，于是他表达了抗议，但随后就被软禁。软禁后来变成了监禁，到了朝鲜战争期间，他彻底消失了，再没有人见过他。

在南方，局势更加严峻。出于民族主义或政治理由，几乎所有南朝鲜人都反对托管；保守派不想跟苏联干预扯上任何关系。他们无法理解全国政府怎么可能吸纳朝鲜共产党。不过，保守派缺乏民意支持。虽然美国极力想要粉碎左倾的朝鲜人民共和国，但其在爱国性上依旧更能服人。然而，托管的问题为其敲响了丧钟。

左派和保守派尝试过组建联合政府，但是努力最终告吹。这之后，左派对托管这一想法逐渐热心起来。混乱接踵而至：先是政变，发动者是号称“刺客”的又一位流亡民族主义者，政变被挫败了；接着是工人罢工，抗议美国军事当局。随后，李承晚麾下的保守派一跃成为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指责朝鲜左派甘当苏联的走狗——换句话说，就是sadae，丧权辱国。很自然，美国人力挺李承晚，称托管从一开始就是苏联的阴谋，并说南朝鲜应该在美国的循循善诱下组建属于自己的保守政府——这一点在未来或许会被硕果仅存的左派描绘成另一种形式的丧权辱国，而且也的确成为了现实。

因此，朝鲜人民共和国注定会走向覆灭，后来发生的就是一场悲剧。这个国家实际上一分为二，北方处于金日成主导的共产党过渡政府统治下，南方则归李承晚控制。用不了多久，金在青岛的朝鲜朋友就会发现他们比之前预言得还要准确。1950年，北朝鲜的入侵点燃了战火，在导致两百万平民死亡后，惨烈的朝鲜战争在僵持中结束了。在二战期间几乎完好无损的汉城这时已是满目疮痍，北方的平壤也一样。北朝鲜依旧处于一种准帝国王朝的统治下，南朝鲜（韩国）则还要经历几十年的军人专政。

1961年正值冷战高峰。当时，一名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发动政变，在韩国夺取了政权。通过借鉴战时日本军政府的计划经济模式，并让韩国财阀（chaebol）同政府保持统一步调，韩国经济一时间突飞猛进。这位强人总统于1942年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从新京的伪满洲国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官至中尉。1948年，在韩军中服役的他被开除军籍，理由是参与针对李承晚的阴谋政变。他在战时的日文名字叫高木正雄，真名叫朴正熙。支持他的日本人包括岸信介，后者也是伪满遗老。

* * * * *

乌托邦梦想注定是南柯一梦，破灭后被人弃之如敝屣。但其破灭的方式各不相同，而且常常留下痕迹。在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看来，英国的“新耶路撒冷”栽在了一场“财政敦刻尔克”上。凯恩斯本希望《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能让英国从美国那里拿到援助——源源不断的物资，且条件格外优惠——直到1945年底。这样就能为政府争取些时间，避免破产。可惜事与愿违。面对近乎灾难的收支平衡，英国人不知道从哪儿捞钱来填平财政赤字，更别提为实现社会主义梦想买单了。凯恩斯为此祈祷：“希望日本人不会过早投降，让我们失望。”[43]

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让他的希望落空了。哈罗德·尼克尔森在日记里对此事也有论及，他描述了太太维塔·萨克维尔——威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反应：“原子弹让维蒂（Viti，Vita的昵称）吓坏了。她觉得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她想得没错。”[44]

8月，日本投降，战争结束。

经济通缩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在英国，物资配给制延续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都要长；为了少得可怜的那点公共服务，人们无休无止地排着长队；生活沉闷，让人颓废；战后的英国社会尽显疲态，人们认识到，英国不仅国库空虚，而且正迅速丢失世界大国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抑制了乐观主义情绪。尽管有关公共住房、教育、文化、卫生和全民就业的规划依旧在进行中，但是国家的财政岌岌可危，1945年的热情正迅速消散。在德、日战败两年后，工党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在日记里写道：“再也不会有明媚而自信的早晨了。”[45]

1951年，温斯顿·丘吉尔再度出山，当选首相。工党得等上十三年才能迎来再度执政的机会。率领他们扭转局面的是曾在艾德礼内阁中担任贸易大臣的哈罗德·威尔逊。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西欧国家，天主教和基督教民主党承诺的稳定和延续性——即某种常态——消解了左派的革命热情。1956年，荷兰社民党下野。1958年，戴高乐将军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48年，得益于美国反共宣传和财政支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开始了其近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执政岁月。在西德，社民党直到1969年才第一次赢得选举。早在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前，东德的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同舟共济、建设反法西斯德国的美好梦想就已化为泡影。1945年，生活在苏占区的德国人执拗地拒绝支持共产党，而是大为看好社民党。结果，翌年苏联当局便逼迫东德社民党同共产党合并，后者很快吞并了该党。

在韩国和日本，社会主义政府从1947年到1948年维系了整整一年，但这些并不隶属共产党的左派最后都走向了灭亡。要理解这点，一个办法是将其归咎于冷战。东亚的美国占领当局也许笨手笨脚，且往往过于保守，但苏联对于温和左派的大溃败一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凡是苏维埃主义者当权的地方，无论是北朝鲜，还是中东欧，社会党人都被镇压了。

斯大林的确同意过不在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内挑起革命；他让法共和意共忘了他们的夺权美梦。即使右派依旧受到墨索里尼“遗产”的拖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还是秉持中间路线，避免和保守派发生激烈冲突。但是，美国和其在东西方的保守主义盟友对共产党的意图高度怀疑，所以使出浑身解数以防范任何左翼派别靠近权力。这在处于冷战前线的国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自1940年代末以来，日本同西德一样必须被打造成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1945年的新政热情转眼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新政策：重新武装、发展工业、打击工会、在公务员队伍和教育领域“清除赤党”、积极支持保守主义政客，哪怕其中一些人不久前还是等候审判的战犯。在占领日本起初，美国当局对左派曾大力鼓励，后来的所谓“改弦更张”一直被视为是对1945年理想主义的背叛。

话虽如此，但休·道尔顿在哀叹英国“明媚而自信的早晨”不复存在时，还是有些过于悲观了。解放带来的欣喜也许已经退去，但在这一崭新开端之际建立起来的诸多制度并未迅速消解；不管是好是坏，有些一直延续到今天。无论是英国的保守党政府，还是欧洲大陆上的基督教民主党，都未真正尝试过推倒欧洲福利国家的基础，虽然这是战前规划者和战时抵抗运动内理想主义成员酝酿的产物。实际上，丘吉尔的保守党比艾德礼的工党建了更多公共住房。不少基督教民主党人几乎和社会主义者一样对自由放任经济学充满质疑。直到1970年代，西欧福利体系的外沿才开始发生腐蚀。也就是十年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上台，英国的福利主义才被严重削弱。时至今日，就算和欧洲大陆相比，日本和韩国经济依然被政府规划者牢牢地掌控在手中。

然而，战后规划的一座主要丰碑还是欧洲自己，或者说是欧盟。虽然其萎靡不振、千疮百孔，但还是岿然不倒。1945年，欧洲统一这一崇高目标是大多数人的信仰。在对神圣罗马帝国深感共鸣的天主教徒眼里，这个目标素来很有吸引力。法国人和亲法者支持欧洲是西方文明中心的说法——而巴黎则是中心的中心——借此对抗美国粗鄙的物质主义。作为欧盟重要机构的总部和崭新技术官僚之国的首都，布鲁塞尔引得社会党人和其他经济规划者纷至沓来。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团结的欧洲将确保欧洲人再也不会同室操戈。至少从这点来看，1945年的理想主义到目前为止还算有所收获。

[1]奥斯曼男爵（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以主持巴黎重建而闻名，但也被认为是毁了老巴黎的人。

[2]包豪斯，源于德国的一种艺术风格，突出实用功能，以利用先进技术和追求经济效益为特征。

[3]阿尔伯特·施佩尔（1905—1981），二战时希特勒政府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杰出的建筑师。

[4]作者注：这些建筑今天还在。他们大而浮夸的风格很对中共的胃口。这种转型显得非常自然：昔日关东军的大楼现在是中共等机构的总部。

[5]所谓盐宫并非是盐做的宫殿。伪皇宫曾是吉黑榷运局，过去从事盐业贸易，也称“盐仓”。

[6]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7世纪，朝鲜半岛有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个王国并立，史称“三国时代”。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1943年，诺埃尔·科沃德（Noël Coward）[1]创作了一首歌，名为《让我们对德国人别太粗鲁》，引起了一些误解。英国广播公司曾短暂禁播该曲，原因是其对敌人似乎过于同情：

让我们对德国人别太粗鲁，

毕竟我们最终打赢了战争。

说到底是那些龌龊的纳粹，

怂恿德国人去打仗，

他们的贝多芬和巴赫，

其实比纳粹的蛊惑力强得多！

实际上，在登台献唱之前，科沃德曾小心翼翼地指出，他讽刺的是“一小部分人道主义者，我觉得他们对敌人的看法太过宽容了”。

认为盟军对德日两国的占领完全遵循这些人道主义者的精神，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也不算太夸张。至少在最初几年里，占领者想尽办法避免血债血偿，尽全力改造、教化和改变人们的心智，在这点上的努力无出其右者。另外，他们还致力于将专制政权改造为和平的民主国家，如此一来它们就再也不会为世界带来毁灭。

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如此。大部分由华盛顿制定的计划旨在惩罚过去的敌人，并通过摧毁它们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手段，使之无法作恶。正如前文所述的以罗斯福政府财长摩根韬命名的摩根韬计划，旨在瓦解德国工业，拆分其领土，把德国人变成一个男耕女织式的民族，连一根用以自卫的棍棒都没有。针对日本也有不少类似的想法。

这些计划无果而终，取而代之的是“三D政策”：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第三个D牵涉到再教育的过程，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改变尚武、专制政府提倡和推行的行为方式，而且还要深入到被征服民族的思想深处，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国民性格”。美国战争部拍摄了一部名为《我们在日本的任务》的教育性影片，对这一问题抓得很准。当银幕上出现一个日本骷髅头时，电影旁白解释说：“我们的难题存在于日本人的大脑中。”在电影结尾，旁白总结了当下任务：“我们来这儿，为的是让日本人的脑瓜开窍：我们见惯了血雨腥风，所以从现在开始，不会撑不下去。”[1]

改造原住民这一策略也许最早可以追溯至古罗马人的教化行为。一些人认为这一策略源自启蒙主义观念，即人生来理性，而且可以通过正确的教育加以引导。一些人回想起了殖民者的策略，比方说法国的“教化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还有两个例子，一是基督教的传教热情，二是通过教育移民，把他们塑造成秉公守法的美国公民。英国人甚至还提出了信念在塑造性格中的作用，这点早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寄宿学校就已推行：培养既有运动员体魄、又饱读经典的绅士。再教育还被视为心理战的延伸，是军队进行政工宣传的工具。

《喷趣》（Punch）杂志在1939年发表了赫伯特（A. P. Herbert）的一首诗，隐晦地提出有必要开展再教育工作：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争论，

人不可能和毫无戒心的绵羊争论。

但是一代接着一代，

他们推出的领袖搅了我们的好梦……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争论，

他们国家的事我们当然管不着。

但是似乎某些大手术，

（修复心脑）也许是唯一的出路。

5月8日，就在街头巷尾的人们庆祝欧战胜利之际，伦敦的《泰晤士报》刊出了一封读者来信，信的作者是著名私立寄宿学校查特豪斯（Charterhouse）的校长罗伯特·伯利（Robert Birley），他日后将对德国西占区的教育政策发挥深远的影响。伯利在信中写道：“编辑先生，有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清晰，盟军对德国的再教育不仅是一种虔诚的抱负，也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德国人的问题在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对任何替他们代劳做决定的政府都照单全收，这点很要命”。赫伯特的诗里也流露了这种情绪，而且当时大多数人也这么认为。在伯利眼里，德国人已经变得跟绵羊一样，只会跟着领头羊，没有个性，就像受过军训的机器人。

伯利接着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观点，但是最终并未打动英国军事占领当局。再教育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建立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德国应该被当成白板一块（tabula rasa）；应该让德国人相信，“他们自己拥有这样的传统，在此之上可以诞生一个正直的社会。哪怕这种传统现在已完全淡忘。曾几何时，德国有歌德；年轻的梅瑞狄斯（Meredith）[2]曾造访该国，因为这是一个孕育了自由思想家的国度，它的大学影响了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3]这样的美国人”。

对于那些渴望扔掉希特勒主义褐色外衣，披上印有歌德、康德和贝多芬大名的华美外套的德国人，伯利的观点肯定大受欢迎。1945年，作为英国驻德军事当局的教育顾问，伯利协助建立了多座图书馆，里面塞满了适合人们阅读的英德文学作品。此外他还创立了成人教育中心，取名为“桥梁”（Die Brücke），目的是增强英德两国的知识文化交流。可惜的是，这一充满希望的开端遭到了英国官员的反对。其中一些反对者的思路怪得离谱。有一派认为，只有“和其他国籍的人广泛通婚”才能治愈德国人的顽疾。[2]另一位中等官阶的狂热分子建议把所有前纳粹分子和他们家人都关在北海的一个小岛上。伯利不无讽刺地回应道，那么他们在欧洲大陆上学念书的孩子也许会把纳粹思想传染给无辜的同学。同摩根韬的计划一样，这种想法很快告吹。

伯利复兴德国文化精髓的计划还受到了更为严苛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在推广英国文化精髓方面做得不够。伯利的直接上司布莱恩·罗伯逊将军（Brian Robertson）——这里顺便提一句，他是在查特豪斯读的小学——下令称军事当局在德国执行政策时应该得到更多保护，免于受到外界批评。拿另一位将军的话来讲，有必要进一步“弘扬英国文明”和推广英国政策。[3]见此情形，伯利只好辞职回英国去了。

美占区当局一开始更倾向于惩罚，而不是教育德国人。他们把大半精力花在了清算有纳粹嫌疑的老师身上，而不是重塑德国人的思维。一些在美流亡的德国人告诫美国官方，再教育是无济于事的。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就说过：“教育德国人几乎是无望的，因为专业人士这一阶层的大部分人都是纳粹。”他的朋友、同样大名鼎鼎的德国小说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就确信：“三百万纳粹分子必须被逮捕，处决或流放去干苦力。”[4]更有甚者，说得好像教德国人向善跟向狒狒传授文明一样，无异痴人说梦。

尽管如此，《波茨坦公告》还是表明了盟军的官方立场：“教育德国人的工作必须严格加以控制，这样才能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方针，并使民主思想的成功发展成为可能。”[5]对于日本，波茨坦的举措听上去没那么严苛，或者说至少没那么高压：“日本政府应当消除所有阻碍日本人民恢复和强化他们民主倾向的障碍。必须确立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及尊重基本人权等制度。”这两段话在语气上的差异很难解释清楚，特别是考虑到占领期间所发生的事——日本所经历的比德国要激烈得多。

然而，再教育德国人这一任务被认为比改造日本人简单（顺便说一句，伯利很讨厌“再教育”这个说法，他倾向只说“教育”）。毕竟，德国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孕育了歌德和康德，德国人大多是基督徒。所以人们相信这个国家的底子还是好的，需要做的是摧毁纳粹意识形态和“普鲁士军国主义”。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对解决德国问题将起到长远的作用。为了实现这点，就必须播放诸如《纳粹集中营》或者《死亡工厂》这样的电影来强调德国人不久前所造的孽。前面一部是美军委托拍摄的，后面一部在旁白中加入了下面一段话：

在加德雷根（Gardelegen）有一个典型的德国粮仓。1100人像赶牲口一样被赶了进去，然后活活烧死。那些忍着剧痛逃出来的人刚一露头就被乱枪打死。什么样的畜生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来？[6]

这些电影在德国并不流行。德国人要么拒绝观看，要么斥之为政治宣传。1945年，17岁的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党卫队装甲师短暂服役后被美国人俘虏，关入战俘营。一位“衬衫烫得笔挺”的美军政工干部负责教育他和其余战俘。他给德国人展示了摄于贝尔根——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照片里尸体堆积成山，一息尚存的囚犯皮包骨头。德国人对此一概不信：“我们不断重复同一句话：‘这是德国人干的？’‘不可能。’‘德国人干不出这种事情来。’我们中间有人说道：‘宣传，这些不过都是宣传。’”[7]

用意良好的美国官员还组织了小组讨论，但通常一样无果而终。传授“我们美国人如何建设民主”的演讲者虽然自己热情高涨，但一来因为是用英语讲的，并不总是能吸引足够的听众，二来诸如“纳粹国家”这种话题最后都因为德国人的逆反心理不了了之。德国人会说：我们并不知情，希特勒做过许多好事，等等。[8]每当君特·格拉斯所在战俘营的教官给德国人讲种族主义的危害时，战俘们就会抛出美国国内“黑鬼”处境的问题，搞得他很尴尬。

随着严冬日益临近，饥民还要担心其他问题。汉斯·哈贝（Hans Habe）是美籍匈牙利裔记者，美国人委托他在战后的德国办报。哈贝表示：“要求德国人往回看，质疑自己并作出忏悔的想法是征服者思想……让德国人犯愁的只有如何填饱肚皮，如何让炉子里有煤烧……”[9]哈贝是犹太人，在集中营呆过，他没有理由对德国人抱有好感。

两相比较，讲授民主裨益并不一定更容易。《扬基人》刊登了一篇题为《再教育德国》的文章，作者在亚琛采访了一位德国小学生，10岁的恩斯特。这是一次精彩的采访。当被问及知不知道德军战败了时，男孩回答：“美国人枪多，犹太人也多。”记者接着问：“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民主是怎么回事？”男孩答道：“老师跟我们说过。”那么他对别人口中的民主一事有兴趣么？男孩回答：“听着没唱歌有意思。”[10]

亚琛是查理曼帝国的旧都，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带，这里也是德国再教育进程的发祥地。选择亚琛并不是因为历史感怀，而是其恰好是盟军占领的第一座城市。轰炸过后，亚琛没剩下几座完好无损的学校。战前这座城市有16万人口，战后只剩下1.4万。该市85%的面积都被夷为平地。建于中世纪早期的大教堂十分漂亮，是查理曼大帝的陵寝所在地，令人称奇的是，教堂竟然没有毁于战火。但是如今，按照《扬基人》的话来说：“扔炸弹的战争……变为了一场全新的思想战争。祛除德国年轻人身上的匪气，将是一项吸引全世界瞩目的实验。”

作为美国军事当局代表的少校约翰·布拉德福德（John P. Bradford）告诉亚琛市未被清算的德国官员，他们面前摆着一个大好机遇：“你们会被允许教育德国青年，改造他们，让他们远离卑劣的纳粹主义。”[11]

再教育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缺乏符合条件的老师；应征入伍的人要么已经战死；要么还被困在前线，当了战俘；要么因为他们的纳粹身份而颜面扫地。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询问汉堡的一群小学生，他们在学校里都学些什么。孩子们回答，拉丁文和生物课。没别的了？没了，他们答道。“您看，历史、地理、英语和数学老师都被赶走了。”[12]

另一个问题是教科书。大部分课本在轰炸中烧毁，剩下的通常非常不合适：有的赞美元首和他提出的“主宰者民族”，有的大谈德国排犹在生物学上的必要性。就连纳粹上台前的教科书也包含推崇日耳曼尚武精神的故事，或者是歌颂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等名人的丰功伟绩。但是由于实在没什么教材，这些书也只好拿来充数。魏玛时期的某本教科书还在伦敦重新刻了印刷版，送回德国亚琛一家古老报纸印刷厂里印刷成册。

管理亚琛各所学校的主任卡尔·贝克博士（Karl Becker）满怀信心地认为，向幼童灌输他们的未来“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休戚与共，而不是和一个‘强大德国’相关”这点认识十分容易。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博士认为也许有必要“态度坚决”。然而，他申明即使“是在课堂里惩罚孩子，方式也应当民主。有时，个别小孩会在班里生事，我们会让全班一起决定怎么处罚当事人最妥当”。贝克博士说他“除了极端情况外，反对体罚孩子”。[13]

博士很在意“用实实在在、劝人向善的事物取代纳粹的诱惑”。作为天主教保守派的他认为复兴基督教精神价值观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许多德国人也相信这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未来西德大选里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总是一党独大。基民盟日后的党魁、战后首任德国总理（chancellor）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也是一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天主教徒。斯蒂芬·斯彭德曾在科隆市政厅内拜谒过后者。阿登纳在希特勒上台前曾担任该市市长，1945年他再度当选。

透过阿登纳办公室的窗户，斯彭德望向窗外，科隆的马路上只剩下残砖碎瓦。有些建筑的外墙依然屹立未倒，但这些只是“一层薄薄的面具，隐藏在后面的建筑物内部已经被掏空了，只留下潮湿、空洞和恶臭”。但是阿登纳在采访中强调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破败。“你不可能没注意到，”他告诉斯彭德，“纳粹把德国文化变得跟莱茵河和鲁尔区的废墟一样平坦。十五年的纳粹统治留给德国一片精神沙漠。”[14]所以眼下急需的不光是食物和燃料，还有更多的学校、书籍、电影、音乐和戏剧：“必须满足人们的想象。”[15]

人们对文化饥渴这点千真万确，但是背后的动机却可能十分怪异。许多德国人不再读书的一大原因是纳粹的文学作品总体而言无聊透顶。现在，有些人说需要高雅文化，仿佛这是一种自我救赎。斯彭德在波恩邂逅了一位女士，“是人见人爱、尽心尽职的家庭妇女（hausfrau）中最装腔作势的那种”。她对人们追求大众娱乐的浮夸品味很是不齿。她认为，在第三帝国的道德废墟里，不应该有卡巴莱歌舞的位置，更别提爵士乐了。德国文化应该是严肃的，因为这是“德国人做尽坏事后，所能拥有的最小愿望”。德国人应该“被督促”只保留“好的”文化：“除了莫扎特、贝多芬、歌德的作品外，其他的应该一律被禁。”[16]阿登纳不太可能像她这么苛刻。

也许，更好地诠释人们文化饥渴的一件事是柏林战后首次重新上演布莱希特（Brecht）的作品《三便士歌剧》（Three penny Opera）。这部剧在纳粹时期自然在被禁之列。人们走上几小时，来到美占区的赫贝尔剧院（Hebbel Theater），这是为数不多的几座在战争期间几乎毫发未伤的剧院之一。演出于下午4点开始，这么安排是为了让观众在夜幕降临、犯罪分子流窜街头之前就能安全回家。该剧的首映式定在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一天，但日期纯属巧合）。演员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排练：滂沱大雨穿过屋顶倾泻而下，演员饿着肚子，服装失窃，道具损坏。

原抵抗主义战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坐在观众席里。“我感到奔涌的情感让我无法喘息，”她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搞地下活动的日子里”听到的歌，曾经在“许多绝望的时刻”提供了巨大的“慰藉和宽慰”。如今，人们能自由自在地听这些歌了。但即使在这一温暖人心的时刻，她依旧保留着对杂音和错误信念的敏感。布莱希特作品中的一段名言引得全场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先给我们吃的，然后再来谈道德……”听到这里，她一下子“从自我陶醉中”被震醒。这股自怨自艾的情绪让她觉得受到了冒犯。“我们践行言论自由的第一课难道是必须批评别人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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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布莱希特高度政治化、充斥左翼道德主义的剧目是在苏占区，而不是在美军占领的柏林克洛伊茨贝格区（Kreuzberg）复演，也许会显得更加合情合理。1949年后，布莱希特的确是在“民主”（共产主义）德国建起了自己的戏院，但他还是很审慎地保留着刚拿到手的奥地利护照。苏联也很热衷于再教育德国人。事实上，比起他们的盎格鲁——美利坚盟友，苏联人更重视文化。一位英国占领军官员曾在电报上抱怨，说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自由和个人文化”没法同苏联人的“政治化文化”相竞争。他表示，在苏占区，“戏剧、图书出版、艺术和音乐等活动一派繁荣，给人的印象是那里涌现出了一些富有新意而生机盎然的事情”。[18]

的确有事情发生。苏联官方开出特别俱乐部、额外食品配给和全面赞助艺术事业等条件，积极拉拢德国知识界的“民主”成员。“民主”文化的特点常常是德国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德国文化主要旗手之一的约翰内斯·贝希尔（Johannes Becher），是马克思主义诗人和苏联成立的文化联盟（Kulturbund）主席。该机构全称是德国民主复兴文化协会。贝希尔跟英国教育家罗伯特·伯利见解相同，也认为只要“德国精神”是“进步的”，它就是复兴的有利基础。他和死在纳粹监狱里的共产主义烈士不一样，脑子里想的不是歌德。“反法西斯主义文艺”才是“真正的”德国文艺。

实际上，苏军政委眼里的进步文化范畴要狭窄和闭塞得多，所以贝希尔提出的艺术形式弹性太大了。苏联人很想在德国剧院里推广俄国经典，比如契诃夫或果戈里的作品，以及现代苏联样板剧。甚至连一些进步的德国剧作家，譬如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未来东德特务头子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的父亲——的作品也行，前提条件是得按照苏联的套路编排。为此，苏联人倾向于把什么该有、什么该删和怎么演等事宜明明白白地告诉德国作家和戏剧制作人。

苏联官方的一味坚持对于提升苏占区里音乐、电影和戏剧表演的公众吸引力也许只帮了倒忙。苏联人要求演出要配发宣传册，政治人物还要上台长篇大论做一番介绍，解释正确的政治路线。共产党官员并未过多介绍《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等电影，但是即使娱乐方式极度匮乏，观众大都不信苏联人那套。甚至连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党员对苏联官方文化也提不起多大兴趣。虽然约翰内斯·贝希尔是个无懈可击的共产党人，但苏联人从未真正信任过他。除了德国人的身份外，他也许过于“海纳百川”了。而且从其过往经历里能嗅出一丝危险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4]。1945年11月，波茨坦的一位苏联文化官员指责文化联盟纵容“文学和艺术中的资产阶级倾向；未来主义、印象主义等等”。[19]

东德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另一面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都是其一大特色：纳粹官方论调咄咄逼人、夸大其词的语气几乎是无缝对接地嫁接在了共产党的办事风格中——除此之外，还有踢正步、大会操和对阅兵式的癖好，与之相伴的常常是一大群人吼出震天响的口号，边吼还边向空中挥拳，以示对友谊与和平的赞美。除了观看《三便士歌剧》的战后首映外，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还参加了文化联盟的成立仪式。她对没完没了的讲话很是厌烦，并很快转变为恶心。她在7月3日的日记里写道：

八位在场的嘉宾都在大谈坦诚面对过去、振兴文化生活的意义，但几乎没有一位认识到，他们至今都没怎么改变过自己的讲话方式。还是那个老套路，动辄就是“最伟大的”、“最顶极的”、“最庞大的”、“最壮观的”……前几天，一位政客高呼‘我们正迈着坚定的步伐，投身为和平主义而战的战斗’，他也许丝毫没意识到这么说话让本来发自内心的热情号召听起来何其自相矛盾。学会少说些假、大、空的话也许不那么容易。[20]

* * * * *

虽然总体而言美国文化比苏联人力推的文化娱乐性更强，但从西占区里最早发行的杂志上并不一定能得出这种印象。美国占领当局官员没有把这项任务交给德国人，而是亲力亲为地为德国读者办起了自己的杂志。目标受众为德国知识分子的月刊《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Observer）在创刊号一期里收录的文章既有关于人文精神和信仰的，也有关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政治哲学的，此外还有一篇名为《田纳西河谷之涅槃》的文章。《今日》（Heute）杂志则主要刊登记载纳粹占领荷兰的文章，还发表了《在集中营地狱的人们》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社区工作》这些特稿。[21]

借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德国读者对这类刊物的接受度“十分有限”。[22]

另一方面，苏联人从一开始就批准信得过的“民主派”德国人发行自己的杂志，这一策略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第一份问世的刊物名为《重建》（Aufbau），摘录了托马斯·曼、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等大家的文章，此外还有检讨德国战争罪行的文章。杂志一经上市几乎立刻售罄。

由于德国人已经有十多年没看过好莱坞电影了，美国人特意挑选了32部故事片，借此推广美式生活。撇开其寓意不谈，影片上映后广受欢迎。挑片子的人很注意避开美国社会的阴暗面，所以黑帮片并未在列。《乱世佳人》（1939）和《愤怒的葡萄》（1940）两部作品也被认为太过负面。虽然片子稍有些过时，但德国人几乎和同时期的许多西欧观众一样看到了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淘金记》（1942），一睹《丹凤还阳》（1937）里女主演狄安娜·德宾（Deanna Durbin）的芳容，欣赏了《伊利诺伊州的林肯》（1940）这部传记电影，也观摩了1944年的音乐剧《与我同行》。影片里，主演宾·克劳斯贝（Bing Crosby）饰演一名酷爱打高尔夫的牧师。

不过有些影片的入选引发了反弹，最后不得不下映，比如战争片《73舰队潜艇战》（1943）。主演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是一名海员，他所在的商船遭到了德国U型潜艇的攻击。这部影片在不来梅的一座电影院上映时引发了严重的骚乱。片子讲述的纳粹暴行只是观众愤怒的一个原因；看到穷凶极恶的德国U型潜艇船员在海上用机枪扫射孤立无援的美国人，这种娱乐方式真叫人难以容忍。愤怒的德国海军老兵试图强迫别人跟他们一起离开电影院。

美国再教育德国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英国人也有，只是程度略轻罢了——在于一对也许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也的确未能解决；再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德国人——之后是日本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然而，关于言论自由的训诫却是由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军事当局给出的，其宣传往往是心理战的延伸，而且只要合其目的，就会毫不含糊地诉诸审查制度。当然了，文化和教育工作远没有纳粹和日本战时政权时期那般高压，而且其内容很厚重，君特·格拉斯等过去效忠希特勒的小兵们没有资格以此嘲笑美国人的种族主义。但是盟军在被指责虚伪这点上确实存在软肋。占领者甚至都不愿公映《乱世佳人》，或包容任何以负面眼光审视他们政策的看法和真实信息。因此，他们对民主的溢美之词会显得有些空洞。

8月31日，军事占领德国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正式地位。尽管德国仍被分割为不同的占领区，正式管理该国的则是美、苏、英、法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对“不和谐的杂音”依旧听得很清楚。她在日记里写道：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是谁在管我们了。可为什么那么多报纸都在谈论民主？民主的意思是人民当家做主。现在替我们做主的却是管制委员会。我们应该提防滥用这个褒义词（民主）。[23]

美国派出的图书查禁团队把美占区里所有书店和图书馆翻了个底朝天。他们带走的不全是纳粹的著作。如果脍炙人口的游记把美国人或德国人以外的欧洲人描绘成“没有教养”或“退化堕落”的人，也会被算作禁书。除此之外，类似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的作者）和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来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等作者的作品也在被禁之列。冯·特来切克倒的确是个十足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早在1896年就去世了，那时希特勒还是无名小卒。斯宾格勒最初对纳粹抱有同情，但在1936年去世前和该党分道扬镳。他的一部分作品不仅被纳粹列为禁书，而且在美国人这里也被打入冷宫，这让他很是特别。

在图书、电影等娱乐形态中禁止纳粹宣传只是最基本的工作。信息管理部的官员还参与了新闻钳制。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记者朱利安·巴赫都待在德国各地，观察这些官员的举止。他以十分犀利且不无荒谬的笔触描绘了他们的态度。官员们推测，德国人在纳粹时期被系统性地剥夺了自由思考的能力。联想到集中营里解放的囚犯，他们虽然饥肠辘辘，但胃已经萎缩，不能喂太多吃的，同样的道理，萎缩的心智也不能接受过于丰富的信息。拿巴赫的话来说：“据负责治疗德国人心智的美国‘精神科医生’称，只能一点点地满足德国人对新闻和新思想的胃口。”[24]但是大多数医生对德国历史、文化或社会知之寥寥，这对他们估算“用药”剂量无疑没有帮助。

刚开始，德国人唯一能读到的报纸是由占领当局的军官编写的。即使只有这一点点，也是一时纸贵。这些新闻纸在黑市的售价比原价翻了20倍。当科隆街头出现第一份报纸时，人们一拥而上疯抢的场面让就在附近的一位美军上校很是紧张，觉得有必要拔枪自卫。跟纳粹的新闻机构不同，就算是占领者办的报纸，闻起来一定也洋溢着自由的气息。在英美占领区，所谓的“美国之家”和“英国中心”遍地开花，陈列着美英两国的图书和期刊，供人阅读。这在当时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造福了许多人。

但对于西方盟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纵使笨手笨脚的军队审查官费尽全力想要扼杀批评，但宣扬民主和言论自由价值，以及鼓励重组德国政党的做法还是为盟军招来了批评之声，特别是对军事占领及其政策的臧否。社民党人对美国支持自由经济、而非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政策很是恼火。但在艾德礼的社会党政府代表管理下的英占区，情况则往往相反；德国保守派对占领者计划的“布尔什维克式”经济表示抗议。基督教民主党的批评声中有时隐藏着别有用心的弦外之音。在隶属美占区的黑森州（Hessen），某位演讲者在一次青年集会上警告说去纳粹化会导致德国“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穿着盟军制服的移民”（换句话说，也就是犹太人）被认为是导致这一不幸趋势的罪魁祸首。

* * * * *

如果说美国是学习的楷模，美国文化——从宾·克劳斯贝的音乐剧到好彩香烟，从摇摆乐到口香糖——在战后发挥了支配性影响力的话，那么不少德国人对此都抱有一种矛盾心理。在当时，美国文化领导论和基督教保守派广泛接受的观点相左，后者认为宗教和经典德国文化（Kultur）才是通向精神复兴和救赎的唯一途径。对美国文化的怀疑具有保守主义背景，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就已存在。长久以来，美国文化因为其流行魅力似乎对知识分子定义和推广的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威胁。这也引起了部分左派知识分子的不安，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他在战时流亡美国，曾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激烈抨击过爵士乐和其他风靡的美国艺术形式。在他眼里，爵士乐是所谓“文化产业”的一环，是资本主义通过商业化娱乐给大众灌迷魂汤，从而操纵他们的一种阴谋。

持类似观点的不止德国人。1945年夏，在成为英国艺术委员会首任主席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言简意赅地在一档电台节目里阐述了他的目标。他大声疾呼：“打倒好莱坞！”说这话的时候，英国人正同德国人、荷兰人等欧洲人一样，不断涌向电影院，观看美国大片。在联美影片公司（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表达抗议后，凯恩斯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恳请联美公司原谅他的“一时糊涂”。他本来想说的其实是各国应该“发展拥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他真正的意思是：“让好莱坞的归好莱坞。”[25]

凯恩斯有点言不由衷，他对“好莱坞”的鄙夷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但他们也无法抑制对新大陆文化的兴奋之情。1945年春的一期《地平线》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西里尔·康纳利提出一个问题：欧洲文化复兴将在何处发源？他认为，世界急需“一种积极而成熟的人文主义”。美国能提供么？经过全面考虑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铜臭味太浓，是个干巴巴的机器社会”。不行，文化复兴的发源地只能是他热爱的法国。只有法国“有能力重现一场不流血的1789年大革命，并且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一条古老的真理，人应该要活得精彩，而自由是这一生活的自然温度……”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巴黎是对抗“好莱坞”流弊的一种象征。巴黎有着花神咖啡屋（Café de Flore），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在此进行哲学思辨；巴黎是抵抗运动文学刊物的诞生地，是青年男女实现性解放和政治解放的乐园。人们对法国的这种期待一直蔓延至日本。比起德国，日本对美国文化的接受程度更大，也更深入。1946年，日本的十大畅销书中有三本是外国作品的译本：萨特的《恶心》（Nausée）、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架空会见记》（Intervues Imaginaires）和艾里克·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26]在柏林，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留意到年轻人在战后流行起了戴法式贝雷帽：“凡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讲的人都会戴一顶贝雷帽。”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崇尚法国文化的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当然，法国文化热从来就是阳春白雪，无法普及。另外，许多法国人对美国的痴迷程度，也丝毫不亚于来自五湖四海、其他国家的人，甚至连萨特也算在内。1944年11月，一干法国记者受邀访问美国，以深入了解美国的战时运作情况，萨特也在受邀名单上。据西蒙娜·德·波伏娃回忆，她“从没见过萨特如此亢奋”。波伏娃在回忆录里对美国的魅力有所论及，她的话代表了全世界千千万万人的心声：

美国，真是内涵万千！先说说我们看不懂的东西吧；美国的爵士乐，电影和文学滋养了我们的青年，但美国对我们一直就是个巨大的谜……美国还给我们带来解放，她是冉冉上升的未来；她物资丰饶、有着无限可能；她是盏疯狂的神灯，能照映出传奇般的画面；只要一想到能亲眼看到这些画面，就让人头晕目眩。我兴奋异常，不光是为萨特感到开心，也为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有朝一日我定会追随他，在这条康庄大道上走下去。[27]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文人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和他的“萨苏”（zazous）乐队，他们装出一副英美范儿，搞狂欢，办派对，阅读非法影印的海明威和福克纳的作品，借此表达对战时面目可憎的贝当主义的反叛。法国有“萨苏”，德国则有自己的“摇摆青年”（Swingjugend），后者表达对纳粹嗤之以鼻的做法是，在私人寓所里伴着被封杀的爵士乐翩翩起舞，这么做的风险要大得多。1944年春天过后，维昂和“萨苏”乐队穿着多出来的美国牛仔裤和格子衬衫，演奏和播放的曲目没有别的，除了爵士还是爵士。

在见识过某物的真容后，伴随而来的通常是幻灭。据波伏娃记录，萨特从美国回来后，“对所见所闻有些回不过神来”。他挺喜欢美国人，对罗斯福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拿波伏娃的话来说，“除了经济体制、种族主义和隔离政策，西半球的文明中还有许多让他震惊的东西——美国人的随大流，价值尺度，蒙昧观念，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对任何悲惨事件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28]

正因如此，许多人，特别是法国人自己，把法国看成是能在文化上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不二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和美国一样，法兰西共和国也诞生于一场拥有普世主义抱负的革命；法国是经过启蒙洗礼的文明，其果实不仅可以，也应当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和其在世界上的任务抱有类似看法。这点在1945年毋庸置疑，那时的美国比法国更有资格宣扬其价值观，甚至时而强加给别人。19世纪早期则不同，拿破仑通过武力传播法国的普世主义，在德国土地上尤其如此。德国人对此的回应是酝酿了浪漫民族主义，一种捍卫“鲜血和祖国”的意识。这一思潮后来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把第三帝国推向前台。

虽然美国人起初一心只想进行惩罚，但1945年的美式再教育工作是一项较为温和的进程。尽管德国人对此不能说一丝疑虑和恨意都没有，但这也许是他们为什么比法国人更容易接受美国人主宰20世纪的原因之一。多数德国人清楚他们对斯拉夫国家的所作所为，遑论对犹太人的暴行，因此对美国人能如此善待他们由衷地感到欣慰。在英、美占区，日子当然要比在苏占区舒服，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比靠近德法边境、位于莱茵河腹地、面积小得多的法占区也要好。法占区里的主要城市是风光秀丽的温泉胜地巴登——巴登，如今客流断了，没人前来疗养。法国是否该有属于自己的占领区，这点起初并不明朗。美国表示反对，因为撇开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军队不谈（罗斯福向来不信任戴高乐），法国在打败纳粹德国一事上几乎没有发挥过什么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戴高乐的意愿一如既往地占了上风。法国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国人都渴望报复，能从德国抢多少东西，就抢多少东西。

在军事占领的第一个年头，这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此期间，法国人表现得比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像征服者。部队有时军纪涣散；煤矿等自然资源被运往法国。法国人还计划吞并德国部分领土，具体而言是工业重镇莱茵河地区、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以及盛产煤矿的萨尔州（Saarland），不过计划最终流产。由于得不到其他盟国的支持，法国人只得放弃这些方案。一些法国将领也表示反对，担心这么做会再度激起德国人的报复心理，正是这点燃了刚刚才熄灭的战火。

但是素来怀有“教化文明使命”理想的法国人对文化很重视，特别是体现在输出法国文化、教化德国人这点上。而且还不光是德国人。法国方面在其他盟国占领区里也大力推广法国艺术展、法国作曲家作品的音乐会，乃至法国电影和文学。用法国文化部长勒内·蒂莫尼耶（René Thimonnier）的话说，这么做是为了显示“在文化价值秩序中，法国依旧是一个大国，也许是最伟大的大国”。[29]

在去纳粹化这项工作上，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做法没啥两样：把有纳粹前科的教师等群体扫地出门，禁止图书馆收藏某些书籍，审查德国报纸和广播节目内容，哪怕作者是法国人手下值得信赖的德国记者。在巴登——巴登，受托筛查当代德国文学作品的人里包括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他在1930年代加入了法国籍。在阅读写于战后不久的德国散文时，他对字里行间的朦胧性、神秘主义倾向和知识分子的迷茫大为诧异。他据此推测，德国人“没读过什么书，也没吸取啥教训”。德国的土壤最初“只能长出青草和杂草来”。[30]

跟信息管理部的美国同行一样，法国官员也认为1945年时的德国人还没充分准备好接受政治思想。法国人的看法是媒体应该专注于报道日常生活和文化事务中出现的问题，关注类似“当代法国陶瓷”或“法国绘画”这样的话题。这么做是为了将对第三帝国以外现代艺术发展一无所知的德国人重新带进文明世界。文明世界的中心当然是欧洲，而巴黎则是当仁不让的文化首都。

除了恢复法国人的自尊心（amour propre）外，这么做还有一层政治意义。虽然法国无法兼并莱茵河沿岸的德法边境领土，那里即将出现更为深刻的变化。该地区丰富的煤钢储备会被置于一个泛欧主义机构的管理下，并惠及德国、法国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其余成员国。该组织1951年成立于巴黎。法占区是未来欧盟的诞生地，分享主权这一倡议是由法国提出的，始作俑者是法国政治家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舒曼出生于卢森堡，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德国人。同意与法国共享德国最富裕地区主权的西德首相，正是原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

德国在1945年幸运地被盟国分而治之这种说法，对不得不忍受四十年共产主义专制的人来讲很残忍。但是就德国的联邦属性而言，这一分裂状态也许再合适不过了。盟军占领者从未统一德国教育，或铲平地区间的文化政治区别。德国人是不是真的接受了再教育，这点存在疑问。盟军最大的成就也许是在他们离开西德时，并没有收获仇恨。改造昔日敌人的想法或许有些居高临下，但这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政策更能拉拢人心，也不那么危险。盟军所做的是把过去的敌人搀扶起来，或许一部分德国人并不配享受这种待遇，但这总比把这个国家榨干要好。这一次，不会再有“背后捅别人一刀”的传说，也不会有武装亡命徒想要为他们战败的国家一雪前耻。不过，真正塑造德国未来的，不是文化、教育、司法，甚至也不是全民道德，而是政治局势、冷战、在欧洲建立强大民主国家的需要、德国精英的投机主义、美国的利益，以及罗贝尔·舒曼口中“让战争（在欧洲）变得不可能”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乌托邦计划。

就提升法国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而言，占领莱茵河沿岸也许并未起到多大作用，但这有助于弥合欧洲最血腥的一道裂痕。一个团结的欧洲不仅是德法两国，而且是基督教民主党的梦想。戴高乐虽然对此高度怀疑，但还是将其比作“重启查理曼大帝的事业”。[31]德国的社民党和法国的共产党都表示反对，戴高乐也反对，因为他认为彼时的法国还没有强大到能在联盟中独领风骚的程度。也许将军生气是因为那时他并不在位。1945年，戴高乐在让·莫奈的鼓动下，其实公开表态过支持将鲁尔区和萨尔州并入一个欧洲联邦（他对英国是否该参与其中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管眼下麻烦缠身的欧盟将来如何，当年的团结梦想在让德国重新回到欧洲大家庭怀抱这件事上，比所有再教育项目加在一起都管用。

* * * * *

1945年12月15日，《周六晚报》刊登了一篇有关日本军事占领的文章，标题不同寻常——现在看来不同寻常，当时则并不稀奇。标题是这样写的：《美国大兵正在教化日本鬼子》，作者是威廉·沃登（William L. Worden）。新闻电头一栏写的是发自东京，由轰炸机寄出的航空信。

电头上方是沃登一文的概要：“当日本佬还等别人教他们如何思考，而他们狡猾的同胞却回避这项工作时，美国兵以活生生的例子证实了其有效性。”

再往下读，读者得到的信息是“普通日本人和野蛮人没多大区别——战争证实了这点”。

但希望还是存在的，因为“眼下向日本人传授民主和文明之道的人群中，最有办法的似乎是美国大兵，尽管其更拿手的是教训日本人”。

“日本鬼子”是野蛮人的形象在战时深入人心。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枚原子弹导致20万人死亡，事后，杜鲁门总统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对付畜生就要用畜生的办法。”[32]

军事占领的非凡之处在于，类似的想法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这倒不是说再教育日本人，让他们变成热爱和平的民主主义者这一思路没有遭到过巨大质疑。美国国务院里的日本文化和社会专家统称为“日本通”，他们迅速指出传统日本生活具有自上而下的集体主义这一特点。据称，日本人从来不会表现得像独立的个体，而是习惯于接受地位更高的人发号施令。天皇具有神圣的地位，备受人民爱戴。用某位“日本通”[5]的话来说，他的臣民“既迟钝麻木，又墨守成规”。据东京占领区的英国代表所言，“在现代世界里”，日本人“同任何非洲部落一样，不适合搞自治，不同的是他们要比后者危险得多”。[33]

“知日派”关于日本人性格的那套理论往往源于从相识的日本精英那里听来的说法。与“日本通”抗衡的是“中国通”，这批人多是同情左派的人士，以及原罗斯福政府内的新政派。这些官员的想法占了上风，至少在占领最初几年是这样。8月11日迎来了关键性时刻。这一天，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这位“知日派”中的祖师爷、前驻日大使、副国务卿被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撤了职。9月，艾奇逊声明“滋生战争思想的日本现有社会和经济体制将被改变，战争思想将因此无法延续”。[34]

麦克阿瑟将军笃信宗教，他在战时有关“东方思想”的一套理论往往十分粗鄙，比如说，他认为东方人的思维既幼稚又残忍。他相信，改造日本人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使命。在执行这项使命的过程中，他常说自己得到了华盛顿、林肯和耶稣基督的引导。理想情况下，日本人应该皈依基督教。但是不论如何——这里麦克阿瑟和康拉德·阿登纳想到了一块儿——复兴既应该是精神上的，也应该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复兴。不过，麦克阿瑟走得可比这位德国基督教民主派远多了。他说过，对日本的占领将触发“一场精神革命……一场在全世界社会史上绝无仅有的大震动”。[35]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访问东京期间，出人意料地管麦克阿瑟叫“圣保罗再世”。[36]然而，这位美国钦差大臣对探索日本文化，或了解这个国度并无兴趣。他的夜晚大都是在家里看牛仔片度过的。麦克阿瑟的翻译佛比安·包尔斯（Faubion Bowers）日后回忆道，在将军长达五年的驻日时间里，“只有16个日本人跟他说话超过两次的。所有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人的头衔是首相、大法官或最大大学的校长”。[37]

跟德国不同的是，日本没有被盟国分而治之（苏联人本想将北方岛屿北海道占为己有，但在美国人说不后也没大动干戈）。占领日本是美国人的一出戏，而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麦克阿瑟，则拥有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尽管他统领着一个民选的日本政府，真正治理国家的还是日本人。对于美国为什么更热衷于再教育日本人，而不是德国人，有几点可能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德国的经验为日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基础。在德国，由于盟友的阻挠，或由于德国人的顽固不化或地区差异，再教育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但在日本，一切都是美国说了算，所以成功的概率更高。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最高司令官阁下把日本人看成是幼稚的野蛮人，头脑简单，可以改造。他们既不是基督教徒，文化也不植根于西方文明。就日本人的思维状态来看，还真像是零年。

考虑到太平洋战争的惨烈程度，以及日美双方大打宣传战时的无所不用其极，日本人居然肯心甘情愿拜美国人为师，着实让人讶异。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朝鲜战场上的麦克阿瑟抗命，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日本人毕恭毕敬地为他送行，这样的场面很难想象会出现在德国。日本人还立法授予麦克阿瑟日本荣誉公民的头衔。甚至还有人打算在东京湾为最高长官建一座生祠。十几万日本人在通往机场的路上，夹道欢送恩人，许多人热泪盈眶，对着麦克阿瑟的豪华座驾大声道谢。日本的一份大报甚至在社论里感叹道：“噢，麦克阿瑟将军——将军，将军，是您，把日本从彷徨和饥饿中拯救出来。”[38]

下面这封信，是一位有着强烈共产主义倾向的日本律师写给最高司令官的：“为了日本人民的未来，（占领当局的领导们）带来了自由、平等和仁爱的和平曙光。在他们的大力协助和认真指挥下，日本人建设了一个民主国家……为了展示对这一丰功伟绩的感激之情，我们将举行一场群众集会，欢迎占领军。”[39]这封信写于11月，距离广岛和长崎被炸只过去三个月。

解读日本人行为的一种方法是将其看成典型的东方式溜须拍马，既不真诚，也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很契合长久以来奉迎强大统治者的传统。也许这层因素在起作用，但其远未反映出历史的全貌。我相信，这种感激之情大体上是真诚的。由于有从被征服国家抢来的战利品，多数德国（非犹太血统）平民直到战争最后阶段还过着不错的生活。跟德国人比起来，日本人就要惨多了。他们的城市多半陷入火海——这点德国也一样——但日本人已经连着几年靠吃不饱的食品配给勉强度日了，除此之外还要受日本军方和宪兵欺负，他们盛气凌人的劲儿恐怕比德国国内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不少德国人依旧对元首抱有好感，但是很少有日本人还会为军国体制说好话，因为它带给他们的只有痛苦。

因此，当如此富有、高大且普遍自由自在、不拘一格的美国人踏上日本领土时，他们的确被看成是解放者，许多日本人也准备好了学习怎么变得自由自在和不拘一格。这不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决定向一个外部大国学习。中国在几个世纪里曾经是日本学习的楷模，直到19世纪下半叶，欧美才成了效仿的典范。从某种角度来看，20世纪激进的日本民族主义是对一轮浩浩荡荡的西方化趋势的回应——西方化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大众传媒、好莱坞电影、政党、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棒球、爵士乐等等新兴事物。经过二战的浩劫，多数日本人都渴望回到现代性的轨道上来。他们把现代性和西方世界联系起来，到了1945年以后则主要和美国联系起来。

这一进程是否真能叫再教育则值得商榷。但新主人和手下不少学生显然就是这么认为的。至于怎么“重塑”日本则是个问题。“日本通”觉得这个想法很荒唐，况且，最想把再教育日本的工作捏在手里的官员恰恰对这个国家及其历史没什么了解。在他们眼里，类似德国的去纳粹化在日本行不通，也没法从一个成熟文明身上剥去新近附着在其表层的有害意识形态，因为日本没有成熟的文明。改革派认为日本文化烂到骨子里了。

然而，不同于“知日派”，皇宫和官僚体制内一批老的日本精英并不觉得有必要全盘推倒重来。比较符合他们心意的是小规模且循序渐进的改革。但对于查尔斯·凯兹上校和最高司令官周围的其他新政派而言，这些改革的力度远远不够。凯兹说过：“（日本领导人）盘算的是挑出一棵有病虫害的树，修剪树杈……我们觉得，要除去病害，不仅要砍掉树杈，还要连根拔起。”[40]

要肃清日本的“封建”文化，不能只是扯掉日本的旭日旗（被美国大兵称为“肉丸”），取缔赞美日本军事实力的音乐或演出，禁止日本拥有武装力量，或者起草一份让日本放弃战争的新宪法，因为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这些手段在人们眼中必不可少；1945年，起草和平宪法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是谁奇思妙想、出此计策的尚无定论，有人说是币原喜重郎。1945年，他时任日本首相，长期以来崇尚和平主义。是他，建议麦克阿瑟出台和平宪法。“封建”的家庭法律被废止，女性权利得到了保障。这种变化让管理日本的精英很不安，甚至连立场相对自由的政客也看不下去了，比如前外相重光葵就在日记里写道：“占领军所制定的方针，跟单纯遵守《波茨坦公告》一比，已经大变样了……他们提出的是自上而下改造日本。”[41]

他说得没错；改革者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所有被认为“封建”的日本传统和惯例都必须斩草除根。每当看到日本妇女在公共场合为孩子哺乳，美国大兵或平民都会立刻出面予以制止；制作传统剧的木剑道具被没收了；讲述武士英雄故事的歌舞伎演出被取缔了。日后成为歌舞伎研究领域大家的厄尔·恩斯特（Earl Ernst）一天晚上走进东京的帝国剧场，叫停了正在上演的《寺子屋》。这是18世纪一部著名剧目里的一出戏，讲的是一位昔日的武士领主被勒令杀子献祭，出于对大名的忠诚，曾经的家臣杀了自己的儿子顶替。这类“野蛮”的戏码是不可容忍的。为了熏陶日本大众，戏剧公司应美国人的要求，推出了一台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的作品，《日本天皇》（Mikado）。然而，日本公众并未受到熏陶，反而明显感到不知所措。

任何事物哪怕跟“封建主义”只沾上一点边，就会面临被取缔的命运。甚至在远古自然崇拜的神道教里具有神圣地位的富士山，其形象也被禁止出现在电影、艺术作品和公共澡堂的砖墙上。澡堂里的富士山装饰画很常见。自19世纪以降，神道教被实实在在地改造为某种国教，鼓动天皇崇拜，宣扬日本民族独一无二，具有神圣血统，因而注定要统治亚洲的劣等人。禁止将神道教列为国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12月15日的最高长官政令申明：

本政令旨在实现政教分离，防止出于政治目的滥用宗教，并确保所有宗教、信仰和信条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享有完全同等的机会和保护。[42]

命令裕仁天皇在电台里宣布他跟所有人一样只是一介凡人，也不像是一步昏招。但天皇玉音的真正内容是他和日本人民的联系并不“建立在天皇乃天神下凡这一错误概念上”。这让美国人很满意。多数日本人对天皇的声明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从来不怀疑他身上除了神性还有人性。但他们将裕仁看成是天照大神降临人间的统治者，这点天皇本人也从未否认。总而言之，极少数日本人似乎对此真的在意。真正沮丧的只有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且一直耿耿于怀，他们辩称神道教代表了日本文化的精髓，跟其他宗教不能一视同仁。

有些文化再教育工作只能让人生厌，而且往往昙花一现，比如取缔歌舞伎演出或刀光剑影的武打片。有些做法太过荒诞不经，以至诱人发笑。比如有个管辖农村地区的美国兵，以为教日本人跳方块舞就能陶冶他们的民主精神。但在一些事情上，美国人或许走得太远了，就连相对顺从的日本人也受不了了。举例而言，一支美国教育使团曾详细研究过是否可以废除日语里的汉字，将日语书写体系全盘西化，继而还推荐做这样的探索。方案无果而终。另一方面，日本的教育体制经过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这和德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只吸纳单一性别学生的精英学校让位给男女同校、综合性的教育体系，学制是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位于日本中部、离京都不远的近江可算是日本的亚琛。1945年秋，一支美军巡逻队决定检查当地的一所小学。一看到美国兵，学生们便吓得尖叫起来。当被问到他们“喜不喜欢美国人”的时候，学生们都使劲地摇头。学校的教室里依然挂着战时海报，上面的日本兵摆着英勇威猛的造型。该校的某位老师是退役军官。美国人还在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到了一顶血迹斑斑的水兵帽。这些情况都不可容忍，于是美军命校长开除退伍军官，并保证所有跟战争有关的东西都被清理干净。

六个月后，同一批美国人中有几个乘着吉普车，再度造访学校。这次，孩子们看起来没那么害怕了。一名军官吹起了口哨，曲子是《史瓦尼河》。让美国人兴奋异常的是，孩子们居然用日语跟他一起唱起来，接着还唱了《友谊地久天长》和《杯酒高歌》。同样让军官们欣慰的是，他们发现教科书经过了妥善的修改；所有提及战争、日本尚武历史及天皇等话题的“封建”段落都用油墨涂黑了。充满善意的校长用英语发言，他保证道，所有战时海报都会一把火烧了，另外还要再开除几名老师，其中三人当过兵。[43]

纵然许多日本人对美国胜利者相对和善的表现感到如释重负，对强塞给他们政治精英的民主改革也感激涕零，但他们心中对美式再教育还是有着五味杂陈的感觉。《朝日新闻》曾刊登过一封初中生的来信，内容甚是精彩，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日本年轻人对他们父辈立场180度大转弯的共同看法：就在一天前，他们还被教导要崇拜天皇，支持亚洲的圣战，可是才过了一天，同一批老师却教他们谴责日本封建主义，支持“德谟克拉西”。

这名学生在信的开头写道：许多大人很担心，因为孩子们在军国主义的熏陶下长大，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会不会很困难。但实际上，近几年的亲身经历让青少年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他们只知道，日本一直在打仗。和平就像“脱离黑暗，步入让人头晕目眩的阳光下”。他们之前所学的任何知识都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你让他们如何再信任领导人，甚至大人呢？”真正让人担心的倒是成年人，因为他们对刚过去的事情仍然很彷徨，内心充满矛盾，要摆脱军国主义思想显然更难。[44]

这个孩子的话代表了日本近代史上最热心于政治的一代人的心声。这代人中大多都是左派，且都对日本原来的体制派充满了不信任感。美国人来日本是来传授自由、和平主义和民主等学问的，但一到冷战，还是这批美国人，却支持起了过去的体制派，这让人们深深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要知道，体制派里不少人还背负着战争留下的血债。1960年，首相岸信介——战时日本的阿尔伯特·施佩尔——批准通过了《美日安保协定》，日本就此沦为美军在亚洲的永久性军事基地。一些与《朝日新闻》投稿者意气相投的日本人涌向东京街头，抗议日本间接卷入越南战争。缔结协定的好处多多，但似乎让人联想起日本过去在亚洲的战争。日本左派对日本为虎作伥，协助美“帝国主义”很是恼怒；而右派对不得不遵守“美国人”制定的和平宪法也不买账。话虽如此，两派还是存在共同点。在双方看来，美国占领似乎从来没有结束过。

一些人觉得外国征服者的馈赠“德谟克拉西”来得有点不费吹灰之力。漫画家加藤悦郎曾有一副著名的作品，画的是一群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把手伸向空中，当中还不乏头戴军帽的人。挂着金属罐的降落伞从天而降，罐体上写着“民主革命”的字样。[45]那场面就好像天赐甘露一样。有些东西人们本该自己去争取，现在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有些丢脸。

美国人这么做有时是存心羞辱，但矛头并不直接对准普通日本人。美国占领时期最具符号意义的一张照片摄于1945年9月，起因是裕仁天皇来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官邸，拜谒最高长官（其实更像是下级觐见上级）。44岁的天皇身着全套礼服，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挺挺地站着。跟65岁的最高长官相比，他只是个毛头小伙儿。身旁的麦克阿瑟个头高大，神态故作随意，让他显得不怒自威：卡其衬衫领口敞开，双手自然地背在身后。

所有大报都刊登了这张照片。因为照片明显带有冒犯君主之意（lèse-majesté），日本政府阅后大为震惊，立即禁止报章继续转载。翌日，麦克阿瑟宣布这一禁令作废，并下令出台新措施，保障出版自由。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查禁起新闻来就不像在德国那么起劲了，他们劲头不减。比方说，人们不准谈论广岛，同样遭到封杀的还有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或对最高长官当局的批评之声。（1946年，一部名为《日本的悲剧》的日本电影甚至因为对天皇在战时的角色过于苛责而被列为禁片。毕竟，麦克阿瑟已经免除了他的所有罪责。）

但退一万步来讲，民主也绝非一句空话。随着降落伞从天而降的金属罐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革命性变化。不过，当时最有见地、最真诚的作家高见顺就辛辣地指出，有种耻辱感依然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他在9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

当我想到本该由人民自己的政府赋予的自由无处可寻，只能由外国军队开先河似地施舍给我们时……我心中就不免涌起羞耻感。因为爱日本，所以感到羞耻，为日本羞耻。[46]

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诸如此类的论调略有些误导性。关于占领有很多大话，有一句至今还能听到，大意是美国人一手铸就了日本的现代国家制度；日本的“西方化”始于1945年；得益于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日本在战败后只用了一到两年时间便从“封建主义”一举转型为民主国家。事实上，早在1920年代末，日本就已建立了民主制度，只是其存在缺陷，而且很脆弱。西方盟国不过是在战后的日本和西德创造了恰当的条件，使这些制度得以恢复，根基更为稳固。这一过程并不总是自然而然的。日本政客和官僚往往都是在受到外压后，才着手推行大快人心的改革。然而，让美国人和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完全由美国人一手打造的某样产物既会成为战后日本身份认同的基石，也成为一种负累。

虽然日本宪法第九条直到1946年才被收录进来，因此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但在这里依旧值得花些笔墨进行引述，因为其比任何事物都更能表现1945年的理想主义：

1.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1953年，理查德·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造访日本，他发言称宪法第九条是个错误，这一表态让日本人吓了一跳。日本人没有理由不修宪，美国不会反对，美国甚至还希望日本成为一个强大的盟国，对抗共产主义，云云。但多数日本人都不同意尼克松的看法。他们拒绝修宪，是因为对宪法充满了自豪。和平主义让一个曾经在历次血腥战争中屠戮了上百万人的民族感到自己拥有了一种崭新的道德目标意识，甚至是道德优越感。日本会带领世界进入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在日本人眼里，倒是美国人，因为拒绝抛弃打仗传统应该受到谴责。他们先是在朝鲜和越南动武，后来还攻打了伊拉克和阿富汗。

这一认识多多少少是战后五十年内日本社会舆论的基调。但是和平主义是有代价的。理想主义和现实很快便会分道扬镳，而日本人也违背了宪法的规定，成立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一开始美其名曰警察部队，后来则更名为日本自卫队。这种改弦更张不仅虚伪，而且未能解决一个让日本左右两派都怨声载道的问题。日本的安全仍然依赖美国；和平主义是靠昔日征服者提供的核保护伞才取得的。东亚从未出现过类似北约或欧盟的组织，可以让日本同其邻国建立信任，为自己重新定位。

多数日本人依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宪法第九条，反观民族主义右派则对其强烈敌视。另外，这一法条还使得日本人在对待本国历史问题上总是闪烁其词。只要自由派和左派把捍卫和平主义事业当成是为战时罪行赎罪的必要修行，右派就会坚称日本并不比其他参战国更罪孽深重。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或马尼拉大屠杀构成了剥夺日本主权的理由，那么日本就完全有理由去尽量淡化这些“事件”的重要性。这种政治分歧对外以历史辩论的面目示人，但实则两极分化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几十年来，日本和亚洲邻国的关系一直深受其害。除了日本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外，这也是1945年的部分遗产。多灾多难的一年在人们的宏愿中画上了句号。

[1]诺埃尔·科沃德爵士（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流行音乐作曲家。

[2]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著名小说家兼诗人。

[3]作者注：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美国史学家兼政治家。

[4]托洛茨基（1879—1940），共产主义苏联的主要领袖，犹太人，斯大林的政敌，“不断革命”理论的创始人，流亡墨西哥城期间遭斯大林派出的克格勃特工暗杀。

[5]作者注：此君的首席幕僚是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这位政治家后来因为他和应召女郎克里斯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的关系黯然下台。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本书之前提起过布莱恩·乌尔库哈特，年轻的英军情报官。1944年9月，他曾警告上峰，把盟军空投到荷兰小城阿纳姆附近会面临巨大风险，上峰却让他去休病假。乌尔库哈特本来很可能因此变得愤世嫉俗——不顾他的极力反对，“市场花园行动”后来还是被付诸实施，葬送了几千条年轻的生命。“蒙蒂”一心想要盖过他的美国对手乔治·巴顿将军的风头，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六个多月后，对己方的自大和愚蠢失望透顶的乌尔库哈特成了进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首批盟军中的一员。一开始见识蠢事，现在又目睹此等惨象，以致战争最终结束后，他都郁郁寡欢。

即便如此，他居然也没有掉进愤世嫉俗的陷阱。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从没有细想过，事情再也不会回到过去了。我对旧秩序的感触不太深，也不认为我会怀念它。我倒真是觉得，眼下的重中之重在于防止此类灾难再次发生。”[1]

战前，乌尔库哈特对国联的诞生很兴奋。他回忆道，自己的国际主义热情源于儿时在私立女子寄宿学校读书的经历。学校名叫巴德明顿（Badminton，即羽毛球之意），校长是比阿特丽丝·M. 贝克小姐（Beatrice M. Baker），脾气古怪，大家都叫她BMB。乌尔库哈特的母亲也在巴德明顿任教。他的婶婶露西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女强人BMB的搭档。6岁时，乌尔库哈特是全校两百多名女生中唯一一个小男孩。BMB小姐很同情左派。跟当时许多人一样，她对绰号“乔叔叔”的斯大林很有好感。在1930年代期间她还接济了从欧洲大陆逃来的犹太难民，这种事多数私立寄宿学校校长当时都不太会做。她甚至让女生——其中包括我母亲，她在战时还是个小学生——在布里斯托市（Bristol）的大街上游行，手举横幅，上面写着“世界工人大团结！”的口号。

战争结束后，乌尔库哈特得到了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短期雇佣，供职于英国外交部一个特设部门，工作内容是从纳粹占领下的荷兰搜集情报。但是由于荷兰已经解放，所以没什么可干的——这也是战争遗留下来的众多官僚主义怪现象中的一个小例子。这项任务因此没持续多久。乌尔库哈特的第二个雇主是英国外交官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杰布负责组建新成立的联合国，他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在职业生涯的剩余时间里，乌尔库哈特为这个世界性机构尽忠职守、鞍前马后。联合国的理想不断鼓舞着他，尽管他也不护短，中肯地质疑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缺陷。

四十年后，他这样记录1945年秋天那段奋发进取的岁月：

……很难再度体会那段意气风发的日子里的新鲜感和激情澎湃。战争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所有人的心灵和亲身经历中。我们许多人曾入伍打仗，其他人也就是几个月前才结束了抵抗运动地下活动的状态，重新抛头露面。为和平而努力的梦想实现了。百废待兴、一切都必须从头再来的事实则进一步激励着我们。[2]

乌尔库哈特在联合国秘书处有许多好友，其中一位在前文中也有述及，即法国抵抗主义战士斯蒂法尼·艾赛尔。在落入盖世太保之手后，他遭到严刑拷打，后被送去布痕瓦尔德和朵拉集中营。他出生于1919年，跟乌尔库哈特岁数一样大。艾赛尔有着不平凡的背景。他的父亲弗朗茨·艾赛尔（Franz Hessel）是位闻名遐迩的德国作家和翻译家，曾翻译过普鲁斯特（Proust）的作品。老艾赛尔还是《朱尔与吉姆》（Jules et Jim，一个讲述法德情侣三角恋的故事）里朱尔（Jules）的原型。这个故事后来被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搬上了银幕，成了一部名片。同乌尔库哈特一样，斯蒂法尼·艾赛尔也希望在全球舞台上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激发他雄心壮志的不只是对战争习惯性的厌恶和对和平的渴望，而是一种更崇高的思想。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是“世界主义和集中营”——集中营里，来自许多国家和不同阶级的人被扔在一起——“把我推向了外交”。[3]在战争结束后三年，他协助起草了史上第一部《世界人权宣言》（《宣言》于1948年正式实施）。艾赛尔于2013年去世，享年95岁。

毋庸置疑，乌尔库哈特和艾赛尔都是不平凡的人。但是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源于亲身经历过的破坏，这点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人们普遍相信应该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且由一个比国联更富活力、办事更有效率的全球性组织维持这一秩序。有人想得很远。甚至早在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前，世界政府的主张者就经常宣扬末世论。阿诺德·汤因比在战时曾大声疾呼，要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唯有一个警力遍及全球的世界政府才能做到。汤因比的话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但美国国务院里一些高层人士对此很当回事。1945年4月，一份盖洛普民调（Gallop poll）显示，81%的美国人希望美国加入“一个拥有警力的世界组织，以维护世界和平”。[4]

鉴于世界政府或世界联邦的观念十分模糊，秉承这一路线的思想家便倾向于将个人理念加诸未来。毫不令人意外，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认为世界联邦应该遵循他的非暴力原则。汤因比则主张英美两国应当联手，让警力遍及全球，至少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这么做。他的初衷是建立某种“民主的盎格鲁——美利坚世界联邦”。[5]他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1939年，时任英国驻美大使的洛锡安勋爵（Lord Lothian）就把大英帝国视为建立世界联邦政府的模板。这种想法也许同样让人感到其不仅自私，而且完全是痴人说梦。然而，支持某种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式霸权的声音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不鲜见。丘吉尔一度也对其笃信不疑。这种观念偶尔还是会跳出来作祟，满足一下英语国家梦想家们的自尊心，其中包括白宫的一两位主人。

为《纽约客》（New Yorker）撰稿的怀特（E.B.White）在杂志里评论道，1945年春，各国若要就起草第一份《联合国宪章》开会的话，旧金山作为会议地点再合适不过了。毕竟，他说：“美国被世界各地的人们看成是美梦成真的典范，是一种微缩版的全球国家。”[6]如果说这种得意忘形的情绪今天看起来十分迂腐，那么其至今也并未彻底寿终正寝。话虽如此，怀特还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梦境上沾着一些污点。5月5日，就在旧金山会议开幕后一周，他提到，加州某地出现了“一伙旧秩序的卫道士（文件是这么形容的），企图在一些特定区域限制向非‘高加索人种’提供住房”。[7]

这里还要提一下欧洲人。将欧洲统一视为通往大同世界第一步的通常是隶属反纳粹、反法西斯抵抗阵营的欧洲人。早在1942年，法国抵抗组织“战斗”（Combat，别名为全国解放运动，简称MLN）就发表过一份宣言，宣布“欧洲合众国——通往世界联盟路上的一个阶段——即将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们正为之而战”。[8]“战斗”组织的一位主要人物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他多数时候表现得含蓄而内敛，后来和另一个反法西斯抵抗组织来往甚密，得知后者发表欧洲统一宣言的时间更早——1941年，地点是在意大利的文托泰内（Ventotene）。这是个小型的火山岛，靠近那不勒斯。阿尔蒂诺·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等意大利左派曾被墨索里尼关押在岛上的一座监狱中，监狱为18世纪波旁王朝（Bourbons）所建，暗无天日。所谓的《文托泰内宣言》（Ventotene Manifesto）出自狱囚之一的政治思想家埃内斯托·罗西（Ernesto Rossi）之手。他提出只有反动派才会醉心于民族政治，所有进步主义者都应该为“一个坚实的世界国家”而奋斗。第一步先是欧洲联邦，再接着是世界联邦。

统一欧洲的梦想当然要比这些宣言老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9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自那时起，大欧洲的理想经历了诸多变迁，但有两条中心思想一直没变。其中一条是统一的基督教国家，欧洲是其精神和政治核心。这一目标一直为天主教徒所推崇——比如伊拉斯谟（Erasmus）——而在法国天主教徒中间尤其如此。比方说第一代叙利公爵（1560—1641）马克西米连·德·贝蒂纳（Maximilien de Béthune）就曾构想过一个基督教欧洲共和国，土耳其人想加入的话，就必须改宗，皈依基督教。

与之相联系的理想是永久和平。1713年，另一位法国天主教徒圣——皮埃尔神父（Abbé de Saint-Pierre）发表了他的《欧洲永久和平方案》。依照这份方案，欧洲会有一个议会，一支军队，较大的成员国会享有平等的投票权。

在早期泛欧主义者看来，永久和平和基督教统一往往是一回事。和平统一是一种宗教观念，一种基督教乌托邦。其未必要局限于欧洲大陆，而是同基督教一样，是普世性的抱负。在理想状态下，上帝的人间天国里是不需要国家边界的。

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者采纳了一种新型的宗教普世主义，只对措辞稍做了点改动。19世纪的法国诗人兼政治家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于1841年写下一首歌颂欧洲统一的理性主义诗歌，名为《和平马赛曲》：“在启蒙的道路上，世界走向统一/ 我是每一个会思考者的同胞/ 真理就是我的祖国。”1848年，法国处于革命动荡之中，作为外交部长，拉马丁发表了一份《欧洲宣言》，不仅将法兰西共和国吹捧为欧洲的模板，而且还是全人类效仿的对象。

二战末期出现了一种从宗教理想主义到理性理想主义的类似转向。1940年，那时美国尚未参战，一个名为美洲基督教联会的党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求为“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努力——当时或许为时尚早，但这一直都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新教牧师和普通信徒有时还会得到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鼎力相助。美国各大城市都成立了“世界秩序全国宣教组织”。名为“和平六大支柱”的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陈述了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的必要性。唯恐有人怀疑这一声明是异想天开者的杰作，委员会主席一职落到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肩上。1930年代早期的杜勒斯是希特勒的崇拜者，1950年代在艾森豪威尔手下担任国务卿，是个好斗的冷战急先锋。

杜勒斯在制定一些十分粗糙、更别提不太道德的政策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支持法国针对越盟民族主义者的殖民战争。此外他还在1953年协助推翻了民选的伊朗政府，把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赶下了台。摩萨台被认为对共产主义不够强硬，而且威胁到了英美两国的石油利益。于是，英国特工联手中情局——杜勒斯的弟弟艾伦（Allen）是中情局头子——策划了一场政变。但是，杜勒斯的反共热忱不光是企业利益驱使的结果，他本人推崇基督教道德论，相信跟奉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作斗争根本上还是一项道德使命。他表示，相信联合国具有他所谓的“道德力量”，并担任了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的顾问。[9]考虑到当时的局势，以及他跟美国保守主义的关联，杜勒斯就对日使用原子弹一事的回应似乎有些出格，但也并非一点都不像他：“如果我们这个虔诚的基督教民族觉得那样使用原子能在道德上没有负担的话，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接受这样一种判断。”[10]

广岛遭遇的灭顶之灾让常常从宗教道德论当中获得启发的“同一个世界”论调变得更为世俗和着眼当下。科学家率先站出来，警告使用原子弹的影响，他们当中一些人曾参与制造这一杀人武器。1945年7月16日，美国人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进行了首次核试验，爆炸的惊人威力甚至让研发原子弹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发出了近似宗教冥想的感慨。他引用了印度教经文《薄珈梵歌》（Bhagavad Gita）里的一段话：

如果有一千个太阳

绽放出漫天的奇光异彩

这有如圣灵逞威……

我是死神，我是世界的毁灭者。

相比之下，爱因斯坦在听闻广岛被炸后说的第一句话则显得平淡无奇：“哦天呐！”[11]

两个月后，爱因斯坦将一封信托人转交给《纽约时报》，信的另外几位作者有参议员富尔布莱特（J.W.Fulbright）和最高法院助理法官欧文·罗伯茨（Owen J.Roberts）等显赫人物。他们在信中写道：“第一枚原子弹摧毁的不仅是广岛这座城市，同样被引爆的还有我们世代相传、早已过时的政治理念。”[12]这些理念包括国家主权。旧金山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只是一个开始。爱因斯坦等人宣称：“如果我们想避免一场核战争，就必须放眼于订立一份世界联邦宪法，缔造一种行之有效、世界通用的法律秩序。”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主张由联合国控制核能，但一等苏联引爆核弹，他就立马改变了主意。1945年11月，爱因斯坦在接受《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采访时表示：“原子弹的秘密应该被托付给一个世界政府，而美国应当机立断地表明愿意把秘密移交给世界政府。”

使用核能需要讲道德，对这点表述得最简明扼要的也许莫过于身为基督徒的老社会党人、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了。在《大西洋月刊》刊登爱因斯坦采访的当月，他在加拿大国会两院做了一次演讲。广岛的事对艾德礼的触动很深，他以英法双语提议科学和道德和谐共存。据《泰晤士报》报道，艾德礼相信“学者以巨大的热忱投入研究，但倘若没有同样炙热的道德热情的话，几个世纪以来建成的文明将会毁于一旦”。[13]

* * * * *

1945年，真实世界开始重建的方式也许和高屋建瓴的理想主义有所关联，分享这一思想的有原抵抗运动战士、为和平而战的军人、震惊于原子弹破坏力的科学家和基督教大同世界论者，但关联远没有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紧密程度。塑造战后国际体制（实际上这一工作战时就已启动）的更多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宗教或道德理想。鉴于政治性解决方法向来就不甚理想，新秩序必然是有缺憾的。

《联合国宪章》诞生于旧金山，但追根溯源的话，则还要说到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8月在纽芬兰沿岸普拉森舍湾（Placentia Bay）的会晤。英国刚刚挺过了不列颠战役，只剩下一口气。就在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很快珍珠港事件也将爆发（1941年12月7日）。罗斯福极力想通过温和的方式，鼓动美国选民支持美国在欧洲战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于是，两位首脑乘着各自国家的战舰赴会，起草了《大西洋宪章》。罗斯福坐的是美国海军USS奥古斯塔号（USS Augusta），丘吉尔坐的是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HMS Prince of Wales）。

耐人寻味的是，一心想在《宪章》里提出建设一个未来世界性组织的人却是丘吉尔。罗斯福因为国联的失败先例已经心灰意懒，而且鉴于美国国内对卷入国际事务的反对声浪让他很敏感，遂回绝了丘吉尔的提议。罗斯福也不支持英国的帝国主义事业，尽管他同汤因比一样，也相信英美应该联手，当几年世界警察。罗斯福在谈及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原因时，引述了他在同年1月向全世界宣布的“人类四大基本自由”。这“四大自由”因为漫画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煽情的作品而名扬后世，它们分别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其实，《大西洋宪章》后来证明只是这些崇高原则的精辟表述罢了。但其中一条对后世的确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条款主要出自美国人之手。《宪章》不仅表明“希望那些曾经被武力剥夺自治权的国家能够重新获得这一权利”，而且更进一步：“所有人都有权选择在什么样的政府治下生活”。这种权利也应得到尊重。[14]

这一新闻立刻传到了那些为脱离殖民帝国而战的独立运动者耳中。越南的胡志明和印尼的苏加诺等民族领袖一遍遍地引用《大西洋宪章》的条文，以支持他们渴望政治独立——以及渴望美国支持——的诉求。5月8日，塞提夫的阿尔及利亚抗议者因为要求平等遭法国殖民者枪击，他们高举的横幅就写着：“ 《大西洋宪章》万岁！”

《大西洋宪章》起草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因为“公民不合作主义”正身陷囹圄。他从英美两国的宣言中尝出了虚伪的味道；他把《宪章》斥为一套虚情假意的陈腔滥调。翌年，他发动的“撤离印度”运动（Quit India）却又响应《宪章》关于民族自治的主张。此外，尼赫鲁还呼吁成立一个“世界联邦”，以保障这种权利。

丘吉尔必须尽快行动，说服国会放心，只有纳粹占领下的国家才享有“自治权”，殖民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毕竟，正如他在1942年时的一番著名表态，他“给国王陛下当首相，可不是为了做拆分大英帝国的那个人”。罗斯福没工夫磨嘴皮子，他很同情尼赫鲁，但毕竟眼下还在打仗，他不想让丘吉尔太为难。反观丘吉尔，则对被美国人在帝国事务上“管头管脚”大为不悦，因为美国人自己手脚也不干净，特别是在菲律宾。这么想固然没错，但丘吉尔忘了一点，美国人早在战前就承诺会给菲律宾人独立，这一进程只是因为日本入侵被打断了而已。

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仅一步之隔，不过彼时的联合国还算不上是一个维护全球安全的国际组织，而只是对抗轴心国的同盟。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26个国家于1942年1月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尽管一开始对国际组织有所保留，但最终却是罗斯福给这一联盟起的名字。当时距离珍珠港事件过去仅仅几周，心情愉快的丘吉尔正在白宫参加代号“阿卡迪亚”（Arcadia）的会议。罗斯福苦思冥想，到底给新的世界联盟起什么名字才好呢。然后，一天早饭前，灵感来了。他一头冲进丘吉尔的卫生间，对着刚洗完澡、身上还滴着水的英国首相兴奋地大叫：“就叫联合国！”丘吉尔回答说这个名字不错。

战时官僚、规划者、外交官和盟军领导人自始至终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将战时联盟转化为一个稳定的、谋求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如何避免再次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如何防范未来的希特勒们再次发动世界大战，以及如何在不激怒美国保守派的情况下实现这点——他们动辄为此类国际任务贴上“共产党”阴谋诡计的标签。不论全新的国际组织将呈现何种形态（丘吉尔满脑子依旧是“英语国家人民”，斯大林想的是“热爱和平”的人民，而罗斯福盘算的是和谐的大国联盟），其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威信，因为这恰恰是昔日国联所缺乏的。新的联合国要具备维持和平的能力，如有必要可以诉诸武力。为了有效发挥这一影响力，大国之间必须和睦相处。于是就有了在莫斯科、德黑兰和雅尔塔的会议。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会上勾勒出战后秩序的雏形，有时只是粗略勾抹，三位巨头运筹帷幄，仿佛全世界是个大棋盘，波兰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只是小卒子，可由他们任意摆布。

与此同时，美国组建了新的国际组织，用以应对毁于战火的国家面临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食品短缺问题。1943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成立，丘吉尔最初很不把这个组织当回事。还是在浴室，有人听到里面传来他的歌声：“UNRRA！UNRRA！UNRRA！”似乎浴室变成了音乐厅。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不可避免地被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人指责对共产主义太过心慈手软。这是有原因的：鉴于西欧国家政府被认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大部分援助都流向了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加盟国。在这些地方，援助物资多数会落到有后台的人的手里。救济总署的工作往往混乱无序，特别是在早期。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它，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死去。

在斯大林红军的攻势下，精疲力竭的德国人节节败退，沿着冰天雪地的乌克兰平原一路后撤。与此同时，西线盟军已经在诺曼底抢滩登陆。到了这个时候，几个大国已经对未来联合国的组织架构有了大致概念。首先得有联大，还得有大国控制的安理会。各国为打败德国所进行的经济合作——譬如租借条约等——为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并拿出了遏制经济民族主义和恶性投机的国际规则。此外还要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

1944年，货币体系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家名叫“布雷顿森林”的度假酒店成立了。这个会议原名为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之所以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召开，有两个原因：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是国会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成员，他是共和党人，反对货币监管。所以有必要说服他改变想法。另一个原因是这家酒店接待犹太客人，这在类似的乡间宾馆中并不多见。毕竟，如果财政部长亨利·摩根韬等大员被挡在门外，这可真是太不像话了。

1944年11月，罗斯福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当时，他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战后联合国事务中，这点从他的竞选演说就可见一斑。在罗斯福看来，全世界需要一次全球性新政，而且应加强联合国的力量，捍卫全球和平。正如他当时所说的那样：“依我的陋见，很明显，如果这个国际组织能发挥点实际作用，美国人民就必须在这之前赋予我国代表付诸行动的权力。”[15]尽管将罗斯福和他的理想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的声音并没有消失，多数美国公民如今似乎都和总统意见一致。

就在罗斯福第四次参选前，几个大国还围绕联合国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地点选在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这是位于华盛顿特区乔治敦的一座豪华庄园。美、英、苏——所谓的三驾马车——在战时负责制定盟国的政策。这一次，第四个大国，中国也应邀与会。人们希望，这四个大国将携手维护战后世界的治安，虽然各方对中国能否担当此任信心有限。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很睥睨蒋介石的政权，但是美国人很想给委员长面子。（后来，在旧金山会议上，四大国进一步壮大为五大国，因为法国也急需挽回颜面。）

然而，在敦巴顿橡树园，各方对联合国的具体架构还是存在争议。哪些国家有资格加入？联合国的使命是否仅限于安全（苏联人的立场），还是应参照美国人的想法（后来也的确实现了），纳入经济和社会事务？要不要建立一支国际空军？谁又来为联合国部队提供兵员？是不是所有成员国都有权对联合国行动投否决票——国联正是这种安排——还是只有大国才有这一权力？还有，否决票针对的到底是哪些范畴？只是行动么，还是要算上调查和讨论议题？各国之间达成妥协，譬如否决权这种难题被搁置了起来。原则上，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都有权加入联合国。所谓“热爱和平的国家”这一称法很对感情丰富的美国人的胃口，但对于斯大林而言则有种更特殊的意义，因为他惯于谴责苏联的批评者与和平为敌。比方说，芬兰在1940年曾抵抗过苏联红军，所以就是和平的敌人。

就这样，旧金山会议的筹备工作告一段落。1945年4月27日，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齐聚在这里，团结一心，同仇敌忾。联合国也从战时同盟的性质转型为一个“全世界民主组织”——罗斯福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16]

不幸的是，总统已经病入膏肓。尽管位于雅尔塔的沙皇夏宫气势恢宏，但那儿的条件并不舒适（臭虫特别折磨人），而且会议开得他心力交瘁。他时日无多了。罗斯福于4月12日与世长辞。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对民主世界秩序的期待跟他的前任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6月，就在签署《联合国宪章》前不久，杜鲁门从堪萨斯城大学拿到了荣誉学位。随即，他便以一股美国佬的乐天派精神宣布：“各国在一个世界共和国里相处，就跟我们在美国这个共和国里相处一样容易。”[17]

* * * * *

五十个国家的国旗在太平洋上吹来的风中猎猎作响。5000名各国代表抵达了旧金山歌剧院，参加旧金山会议开幕式。几十万前来一睹究竟的看客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除了德国、日本和它们的盟友外，世界各国都派了代表，或者严格说来也不是所有国家；还是有些例外的。而且似乎也并非所有与会者都有资格到场。比如阿根廷，该国军政府对法西斯阵营明确表示同情，直到战争末期才改弦更张。阿根廷受邀与会是美苏之间博弈的结果。苏联想让苏维埃加盟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而想获得拉丁美洲支持的美国就坚持要拉拢阿根廷。

另一方面，二战的发祥地波兰却没有受到邀请，因为各方对谁能代表合法政府无法达成一致。苏联支持名为卢布林委员会（Lublin Committee）的波兰过渡政府，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则继续声称自己才是正统。既然是这样，就没办法遂苏联人的愿，请卢布林委员会来旧金山开会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许诺过丘吉尔和罗斯福，波兰会进行自由选举，波兰战时地下组织的16位领导人甚至还被请去和俄国人好好谈谈。但自此之后这些人就杳无音信，给人不祥的预感。用《纽约客》作者怀特的话来讲，“波兰问题就像一只臭鸟在旧金山上空盘旋”。[18]

话虽如此，会场上还是洋溢着充分的乐观情绪。阿拉伯代表在当地看热闹的人眼里特别具有异国风情。据《扬基人》杂志报道：“那些热衷追星的美国人推搡着，争相凑近看阿拉伯人，还对一个人说，‘傻透了，哦？你说是不？’”

美国一样让阿拉伯人纳闷。叙利亚代表法里德·泽内丁（Farid Zeineddine）接受《扬基人》采访时谈了他的感受：“依我看，美国人好像都戴眼镜，都嚼口香糖。也许他们不得不戴，因为楼太高了，得瞪大眼睛，才能上上下下看个清楚。”[19]

也有人以更为犀利的目光打量着这一切。日后成为英国工党领袖的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以《每日先驱报》专栏作家的身份在旧金山采访。作为忠实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他担心“美国如今的地位将带来危险”。美国太富有了，太强大了，在战争中又毫发无损。“美国的经济前景”，他说道，“似乎盖过了会议的风头。”另外，当地影院播放的反映纳粹集中营解放的新闻纪录片并未“引起人们拍手叫好”。（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在马弗京解围后曾欢呼雀跃。）[20]

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是年春天全美院线上映的其他影片毋庸置疑都旨在提振人们低落的精气神，比如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重返巴丹半岛》，以及他和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合演的《反攻缅甸》。但那时还是有气氛轻松的娱乐片可看的，包括米高梅公司出品的《沙场义犬》，多萝西·拉莫尔（Dorothy Lamour）出演的《边城壮士》，以及喜剧组合阿伯特（Abbott）和科斯特洛（Costello）的作品《女生来了》。

虽然与会代表的住宿费需自理，但旧金山终归要比雅尔塔舒服多了。作为丘吉尔的外交顾问，格拉德温·杰布参加了战时大部分会议，包括雅尔塔会议。他形容自己在旧金山感受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热情好客”。[21]四个大国（很快将扩充为五个）的领导人在美国国务卿小爱德华·斯特丁纽斯（Edward R. Stettinius Jr.）的主持下，在费尔蒙特酒店（Fairmont Hotel）顶层一间阁楼的圆形图书馆里进行了会晤。据《时代》周刊描述，“蓝色天花板下摆着两张双人沙发，上面套着绿色坐垫”。[22]级别较低的代表则在下面的楼层开会。

大国之间就总的原则迅速达成了一致。但是它们和其余小国则剑拔弩张，大国主导和民主的国际组织这一对目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作为小国代表，口若悬河的澳大利亚外长赫伯特·伊瓦特博士（Herbert Evatt）十分反感大国在安理会中享有否决权，但是小国不得不作出让步。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是大国中立场最极端的。他不断坚持苏联应有权否决其不愿在联合国范围内讨论的议题。这一态度几乎导致会议搁浅，直到美国人派了一支外交使团去莫斯科斡旋，斯大林这才授意莫洛托夫做出退让。

当莫洛托夫设下盛宴，款待英国外交部长、温文尔雅的安东尼·艾登和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特丁纽斯时，气氛似乎一派祥和，至少在三个大国间是如此。对于斯特丁纽斯，布莱恩·乌尔库哈特形容“他仪表堂堂，都适合去演戏了，而且长着一口白得不太正常的牙齿”。[23]正如俄国人设宴时的惯例，三个人大吃大喝了一通，还被拍下了互相敬酒的照片。其中一张里，就连一贯以冷脸示人的莫洛托夫都硬装出一副爽朗的神情——他在苏联政界有个绰号，叫“钢铁屁股”，原因是他在办公桌边一坐就是几小时。天色不早了，几位绅士逐渐感到了浓浓的倦意。

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心情依然大好的莫洛托夫郑重其事地告诉贵客，他总算可以透露发生在那16个波兰地下党领导人身上的事了。他们因为跟苏联红军作对，“搞阴谋颠覆”被捕，这一罪行最高可判死刑。艾登一开始惊得目瞪口呆，随即便出离愤怒，要求莫洛托夫作出详细解释。被艾登生硬口气惹毛了的莫洛托夫也不买账，一脸不悦。方才的欢乐气氛瞬间荡然无存。会议又一次陷入危险之中。

但是，这次小风波只是过眼云烟。一厢情愿的人们眼里看不到现实。《民族》杂志（The Nation）告诉美国的自由派，一旦波兰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俄国的道德地位”就会“得到极大的强化”，“对苏联的不信任感也会降到最低”。[24]苏联人允许自由选举的承诺很模糊，而且只是一块遮羞布。在雅尔塔，西方盟国极力揪着这点不放，直到现在，也没人愿意对其避而不谈。只有苏联人最清楚，那16个大无畏的波兰人曾在艰苦绝伦的条件下奋不顾身抗击德国人，到头来却被苏联秘密警察严刑拷打，还被扣上了“勾结纳粹”的帽子接受审判。6月21日，就在旧金山会议进行过程中，苏联法庭作出宣判。除了两个人外，其余14名波兰人后来都被杀害于苏联监狱中。

即使16名波兰人正在莫斯科遭受皮肉之苦，各大国仍在商量把人权宣言写入《宪章》序言（《世界人权宣言》要晚一点，到1948年才出台）。这一启蒙思想和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光辉成果在斯蒂法尼·艾赛尔和许多人眼里是战后秩序的最大贡献。根据这一思想，人权应不分信仰、文化和国别地造福一个社群，还应造福全人类。普世的人权跟纽伦堡审判使用的“反人类罪”法律有关联，这一法条继而又和种族灭绝的概念联系起来。1944年，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定义种族灭绝是“人为地、系统性地对一个民族、种族、宗教和国家团体的所有人或部分人进行灭绝性的屠杀”。

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提出过人权应该或可以被强加给别人。恰恰相反，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英国外交顾问、历史学家韦伯斯特（C. K. Webster）就说：“我们的政策是避免‘承诺人权’，尽管我们不会反对宣言。”[25]宣言应运而生，为其起草蓝本的是南非政治家、布尔战争的英雄扬·史末资将军（Jan Smuts），他在国联和联合国成立之初都出过力。下面一段文字是各大国于6月在旧金山最终敲定的版本：“我们联合国的子民决心再次重申我们对基本人权、对人类尊严和价值、对男男女女和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的信念……”

迈克尔·富特在《每日先驱报》的专栏里专门表扬了苏联的道德领袖风范。他指出，战前，内维尔·张伯伦的英国政府曾封杀过有关纳粹暴行的新闻。但是毕竟当时的“受害者只有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他不无傲慢地写道，如今，“这些人的权利将有幸被纳入史末资将军起草的基本自由宪章序言内。这份宪章甚至还将适用于南非的黑人，不过真是这样么？”富特对这点的质疑有凭有据，但是他也心安理得地对波兰问题散发的臭气熟视无睹。他甚至夸奖苏联人，因为他们就“附属地人民的政治权利”所发表的看法比“任何国家都更有逻辑，也更明确”。

在6月底会议结束前，还爆发过另一场危机，这一次祸出黎凡特（Levant）。5月29日，法军在大马士革的街头同叙利亚人发生了巷战，还轰炸了这一历史悠久的古都，以及阿勒颇（Aleppo）、哈马（Hama）和霍姆斯（Homs）几个城市。在叙利亚要求法国人交出叙利亚特别部队的指挥权，由叙利亚国民军收编后，法国人叫来了增援。

翌日，叙利亚总统、外交老手舒克里·阿尔·库瓦特利（Shukri al-Quwatli）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封信，表达了同胡志明和苏加诺一样的情绪，不过效果较后面两位要好多了。他既愤慨、但又有理有据地写道，法国人拿着从美国那儿借来的钱买武器，不去打德国人，倒来屠杀叙利亚人。美国人在1944年就承认叙利亚是个独立国家，那么：“现在《大西洋宪章》又在哪儿？四大自由呢？您让我们怎么看旧金山会议？”[26]

美国人无需怂恿，就同叙利亚人站到了一条战壕里。欧洲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不得人心，法国帝国主义首当其冲。当时，印度支那在美国人眼里是一片蛮荒的异域，但叙利亚和黎巴嫩则不同，这两个国家跟中国相似，长期以来美国都施之以一种“善意的家长制”。这里面既有传教士热情，也涉及商业利益：贝鲁特有美国大学，耶路撒冷有基督教布道所，还有“门户开放”的经济政策。那时美国政策制定层中间流行一个词，“道德领袖风范”。毫无疑问，正如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观点，这种说法流露出的道德情绪很真诚，但同样真诚的还有领导世界的野心。

鉴于1941年英军攻占黎凡特时，盟军已经承诺会在战后承认叙利亚的独立自主，他们很难忽视库瓦特利的诉求。于是，丘吉尔命令他在当地的代表伯纳德·帕盖特将军（Bernard Paget）开车把法国人送回兵营。这个任务不难，因为法军人数很少，无力抵抗。左倾的《曼彻斯特卫报》以充满爱国主义的兴奋之情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经过。该报记者“昂首阔步地和水兵们一起进入大马士革……一旁是成群结队的大马士革市民，他们既吃惊，但又高兴地鼓掌……在市民的一片嘘声中，一队卡车、坦克和架着布伦式轻机枪的运兵车载着法军驶离了这座城市，一旁是负责护送他们的英军装甲车……”[27]

戴高乐将军闻之勃然大怒，在他眼里，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起令人发指的阴谋：“我们现在没法跟你们大动干戈，但你们羞辱了法国，背叛了西方。我们不会忘记这事。”[28]

表面上，叙利亚危机是对在旧金山会议上形成的世界新秩序的一次完美测试。如果要找个合法理由践行《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精神的话，这个机会再好不过了。尽管法国人在1941年曾许下诺言，但他们还是试图恢复殖民统治。英国人理直气壮地灭了法国人的威风，所以才有了《曼彻斯特卫报》语气骄傲的报道。

当然，事情也并没有这么简单。英国人在中东其他地方搞的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针对不同的对象给出不同的承诺。早在1916年，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行将崩溃时，英法两国就通过一纸《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把黎凡特瓜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则拿下外约旦（Transjordan）和伊拉克。1941年，就在法国战败后一年，英军挺进大马士革，承诺支持叙利亚独立，同时也承认法国的特权。这两种表态明显自相矛盾。实际上，英国人心里真正盘算的是在黎凡特一家独大。所以他们乐见叙利亚人挑衅法国。法国人只要敢疯狂反扑，就可以此为口实把他们彻底踢出叙利亚。而1945年初夏正好是这样一种局面。

叙利亚危机有些落入窠臼的味道，不禁让人联想起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冲突。不管怎么说，英法两国都将失去它们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尽管当时这点在旧金山会议上还不是十分明朗。很快，发号施令的就会变成美国和苏联。英国对不远未来的展望，在战时一份计划里便初露端倪。伦敦当局满心希望英美能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建立军事基地，联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美国分管亚洲，英国分管中东。美国人已经明确表示，对被选为美军基地的区域，当地不享有主权——即所谓的战略托管地。所以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一个非正式帝国就已开始显现雏形。英国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在这个新世界里注定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叙利亚不是唯一要求独立自主的国家。民族解放其实是旧金山会议的一大议题。迈克尔·富特说得没错，苏联比起西欧盟友更支持民族解放事业，尽管个中理由并不十分豁达。然而，尽管联大随着时间推移会成为鼓吹反殖民主义的重要讲坛，去殖民化在1945年尚未被提上议事日程。殖民主义列强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也就是遵循《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承诺保障“非自治地区”居民的“福祉”。且推行自治时会“考虑到每个地区和其人民的特定情况，以及它们程度各异的发展水平”。旁遮普（Punjab）的原总督威廉·马尔科姆·海利男爵（Baron William Malcolm Hailey）在沙赫布尔（Shahpur）和纽波特帕格内尔（Newport Pagnell）都有封邑。他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让读者们放心，“这里尚未出现突破我们政策的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很明显，联合国机构无意对殖民大国运用《宪章》原则的情况进行干预”。[29]英国、法国等殖民列强所要做的只是定期向联合国秘书长汇报仍处于它们管辖之下“地区”的形势。

* * * * *

鉴于一些地方的人们对世界政府寄予厚望，旧金山会议的最终结果必然令人失望。要让一个世界政府运转起来，各国政府就得放弃主权。所有大国中，只有政客商人宋子文（T. V. Soong）代表的中国表态称“如有必要，可舍弃部分主权”。[30]中国甚至还准备好了放弃大国否决权。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中国的控制已经显得风雨飘摇，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高风亮节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在为《纽约客》撰写的稿件里，怀特准确地指出了会议的一对主要矛盾。他写道：“第一波鼓动国际主义的热潮似乎在倒向民族主义，而不是与之拉开距离。”[31]他从飘扬的国旗、军装、军乐、秘密会谈、外交动作中读出了“一种对全球社会的否定”。在国际主义的漂亮辞令下，他听到了“越发响亮的引擎轰鸣：叫着主权，主权，主权”。

另一位身在旧金山的观察者是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他刚从美国海军复员。肯尼迪同意“世界联邦主义者”的看法，认为“一个成员普遍遵守其原则的国际组织会使问题迎刃而解”。但他也意识到，除非人们对战争是“终极邪恶”的普遍看法强大到足以让各国政府团结一心，否则一切终将无功而返。而这在他看来不太可能实现。[32]

就算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枚原子弹也没能促进厌战的情绪。长崎之劫过去一周后，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在伦敦为前来访问的格拉德温·杰布和他手下的联合国执行委员会举办了一场欢迎午餐会。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演讲。在场的听众中有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加拿大代表莱斯特·皮尔森（Lester Pearson）和美国代表斯特丁纽斯。后者还带了助手，身材高大、一表人才的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希斯后来被控为苏联人当间谍。英方代表是坚定的国际主义信徒菲利普·诺埃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担任他助手的是历史学家韦伯斯特，后者戴着一顶网球帽，以遮挡摄影师的镁光灯。贝文在演讲里盛赞这一出色的委员会很快会为在旧金山开启的工作画上句号。因为日本遭受了可怕新式武器的打击，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能否发挥作用愈加变得迫在眉睫。不过，贝文继续说，他认识到必须“小心翼翼地灌输”“世界政府的观念”。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集体记忆和传统。时间长了，这些也许都能得到克服，正如他，欧内斯特·贝文，也设法克服了他工人阶级的出身，出人头地。旧金山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是要营造“正确的氛围”却有待时日。在这之前，“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发挥正面和负面影响的大国间的合作，是我们可以采纳的唯一有效方法”。[33]

贝文说得没错，但他无意间揭示了世界政府理想的巨大缺陷。其要有效运转，就得依赖大国联盟。如果联盟成员一条心，某种全球威权主义——类似拿破仑战争失败后，梅特涅操纵下的神圣同盟——就会威胁世界。如果联盟人心涣散，那么羽翼未丰的联合国就形同虚设，然后另一场或许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就会日渐迫近。

到头来，各大国没能拧成一股绳。很难说冷战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无论罗斯福多么努力地想拉拢斯大林——甚至为此毫无必要地为难丘吉尔——早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国间就已出现严重裂痕。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时还没管这叫冷战，但是他在1945年9月末声称自己在伦敦目睹了冷战的苗头。

美、英、苏、法、中五个大国的外长齐聚伦敦，和意大利、芬兰以及巴尔干国家商讨若干和平条约。他们在所有重大事宜上都谈不拢。出于维护大国联盟和谐的考虑，美国已经同意承认苏联在波兰扶植的过渡政府，并对其合法性不予追究。对于匈牙利局势，美国也准备如法炮制。在会议报告中，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表明，美国政府“分享苏联希望在中东欧出现亲苏政府的意愿”。[34]

但是莫洛托夫另有打算。除了苏联外，共产主义在另外两个大国里也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法国，共产党的实力依旧如日中天，在中国，暗流涌动的内战很快将全面爆发。如果莫洛托夫能羞辱中国国民党和法国人，而且连带美国一块羞辱，那么对共产主义事业将大有裨益。他制定的战术是要求法国和中国退出条约谈判，因为它们并未在相关国家的投降协议书上签过字。这么做为的是吓唬法国人，羞辱中国人，顺便再给英国人来个敲山震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回忆录里不禁对莫洛托夫冷酷的外交手腕大加赞赏：“1945年，参加伦敦会议的莫洛托夫先生正值春风得意”。[35]

原抵抗运动领袖、日后晋升临时政府主席[1]的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不断遭到苏联人的轻慢、挑衅和羞辱。莫洛托夫使了一计，要求英美两国外长推迟会议，同时也不通知皮杜尔，于是法国人只能白跑一趟。莫洛托夫希望皮杜尔一怒之下会返回巴黎。中国外长则索性被忽视了，好像房间里根本没这个人。坏脾气的贝文被撩拨得火冒三丈，但最后只好服软，腆着脸跟苏联人赔不是，也许还因此做出了让步。

见这些策略未能奏效，苏联人便采取讹诈。贝文和伯恩斯被告知，如果中法两国不退出，苏联就将停止合作。伯恩斯拒绝继续被盟友玩弄于股掌之间，于是会谈前功尽弃。在杜勒斯看来，这一刻，一切真相大白。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时代已经作古；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卸去了伪装，再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在世界各地公开与我们为敌的时代已经来临”。[36]

这位老资格的冷战斗士当然没有看走眼。而且他也不是唯一一个窥见战后世界秩序裂痕的人。汉森·鲍德温（Hanson W. Baldwin）是《纽约时报》的军事新闻编辑，不同于杜勒斯，他是一位自由派。在一篇刊于10月26日的报纸专栏中，鲍德温认为原子弹的发明意味着全世界——尤其是两个大国——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选择。选择之一是加强联合国。这种情况下，各大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放弃一大部分国家主权，同时还要废除安理会的否决权。俄国人将有权查看美国人的核设施，反之亦然。

这是鲍德温个人倾向的解决方案，并非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而是出于自保。杜勒斯则一如既往地抱有更为道德化的观点。他写道，联合国将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对于道德判断无法达成全球性的共识”。[37]对他而言，冷战既是政治冲突，也是道德冲突，是正义与邪恶的一场较量。

不过，汉森·鲍德温也没那么天真。他并不指望苏联人或美国人能同意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拿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世界被分为相互猜忌的两大集团，这样的世界也许会保持常年的稳定，但最终将发展成世界大战”。

一语成谶。时至秋冬之交，1945年之春的宏愿已然褪色。不会有世界政府，更别提全球民主了；甚至都不会出现四、五个国际警察。安理会两个欧洲国家所剩的权力不久之后就将因它们的帝国爆发流血冲突、走向灭亡而进一步削弱。苏联人和美国人正在逐步转向公开对抗。中国在经历了抗战后元气大伤，分裂为两大集团，腐败而士气低落的国民党盘踞关内的大城市，而共产党则统治着乡村和北方大片领土。

在1945年的秋冬季节，美国报纸仍在报道中国陪都重庆传来的积极态势，国共两党的谈判仍在进行，好似一场形势未明的皮影戏。双方都大谈“妥协”、“停战”和“民主”，且谁都不想“挑起”内战。10月14日，《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对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能力表达了充分信心。该文如今读起来颇为耐人寻味：

撇开其民主化的意识形态不谈，现在的蒋比除了斯大林以外的任何国家元首都更有权力，他的头衔也比斯大林多。除了担任中华民国总统[2]，军队首领和国民党总裁之外，他还是起码43个组织的头目……委员长即国家。他的话就是王法，其他国家领导人交由下属办的事，蒋委员长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

这对他没什么好处。整整四年后，委员长只能退居福建沿海的一个小岛上施展他的权威。该岛过去叫福尔摩沙（Formosa），如今叫台湾。

* * * * *

就这样，零年在感恩和焦虑的基调中落下了帷幕。人们对世界大多数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好未来抱有幻想，同时也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担心。上百万人依然饥寒交迫，没有兴致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此外，新闻报道往往都很严峻：处于占领下的德国恐会因食品供给发生骚乱；巴勒斯坦被恐怖主义行径搅得动荡不安；印尼的战火依然在燃烧，配备“全套美制装备”的英军和荷兰海军陆战队正竭力镇压原住民的暴动。[38]

但是在1945年最后一天，人们阅读世界各地报纸所得到的印象是：多数人都急于回归自己的生活，对全球新闻不太关心。在世界大战中，无论哪个角落都很重要。但到了和平年代，家是人们心里唯一的牵挂。

于是，英国人聊天气，谈运动。据《曼彻斯特卫报》报道，“由于战时禁止播报天气，搞得我们现在业务都有点生疏了，连昨晚西北地区的大雾都没预测准”。但也有利好消息，“德比郡和兰开夏郡的滑翔机俱乐部有望成为英国第一个恢复营运的类似俱乐部，战争爆发后，这一运动就被叫停了”。

法国人聊美食。仅仅一年前，美国大兵还在覆盖皑皑白雪的阿登森林（Ardennes）里浴血奋战，如今则被请去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滑雪度假。《世界报》（Le Monde）从霞慕尼（Chamonix）发来报道：“法国大厨准备的菜肴让所有人乐开了怀。法国文明的这一方面如此受欢迎，让人啧啧称奇。”该报还以兴奋的口吻宣布，凭J3、M、C和V类配给证，人们可在12月“在过去三升葡萄酒的基础上，再多领取一升”。

拜罗伊特（Bayreuth）的《弗兰克州报》（Frankische Presse）看法比较消极，该报回顾了德国人经历的艰难困苦。“人们蜷缩在地窖和地堡里，筋疲力尽，眼神焦虑，内心不住地颤抖，他们别无所求，只希望战争结束，甚至不指望打什么胜仗。”该报还刊登了其他新闻：两名德国人自告奋勇，申请由自己来处决纽伦堡的战犯。来自小镇马尔堡的埃里希·里希特说他愿意砍掉战犯的脑袋，而且不要钱。来自莱比锡流离人员收容站的约瑟夫·施密特自告奋勇要求实施绞刑或斩首，不过“每杀一个人都索要酬劳”。人们也没有忽视文化的慰藉作用。多年来，拜罗伊特交响乐团将首度上演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作品。“这位法国作曲家全方位的工作，使法国音乐摆脱了德国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影响。”而这居然发生在拜罗伊特，瓦格纳（Wagner）[3]的故乡！

东京《日本时报》刊登的社论头条掷地有声：“告别旧的一年，迎接新的一年！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日本对过去一年毫无遗憾。因为这是痛苦和磨难的一年，是失落和迷惘的一年，是屈辱和报应的一年。让我们发自内心地长舒一口气，把这充满苦涩回忆的一年抛之脑后吧。”该报还揭秘：“日本曾制订计划，用蚕、蝗虫和桑叶磨成粉，制成面粉，再配合其余十几样食物替代品，以应对美军入侵时出现的粮食危机……（这一计划仍在调研阶段）。”记者西泽荣一解释道，歌舞伎大多数主人公都是封建时代的人物，这点固然让人遗憾，但还是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17世纪时有一个叫佐仓宗吾的村长，因为向大名大胆进谏，恳请减少农民税负，被钉上了十字架。“他就是一位献身民主事业的烈士。”

《纽约时报》的口气稍许乐观一些，其文章打趣道：“纽约的酒神风向标（Bacchanalian barometers）昨日发出暴风警告，意味着本市今晚将度过1940年以来最纵情狂欢的一个跨年夜。”比起文章来，《时报》里的广告更能体现新老世界之间几乎难以想象的鸿沟：“本品与众不同——奶油般润滑的花生酱在口中融化——再多抹一点嘛，妈妈，这可是小飞侠香滑花生酱（Peter Pan）哦！”

如果说从新年夜世界各地众生态一览中能总结出什么，那就是某种正常状态又回归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人是幸运的，尽管处于战后最苦不堪言的一段时期，但他们还能抬起头来。对于依然困在德国、日本战俘营或任何凄惨境地中的人而言，回归常态是一种奢望。

国家千疮百孔，肩负重建任务的人们无暇庆祝，甚至无暇哀悼逝者。眼下有活要干。这一认识让人看清现实。比起战争和解放的大起大落，现实要灰色，有序，但也平淡多了。当然，战火并未熄灭，一些地区爆发了反抗宗主国的殖民战争和剿灭本国敌人的内战，新的专制政权也被扶植起来。但对上百万的人而言，曾经经历大场面的兴奋之情足以伴随一生。对于往事，有些人不愿再忆起；另一些人或许境遇较好，回首往事时还带着一丝留恋——那个有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之前的经年破坏，以及之后将陆续上演的一幕幕大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巴冲突、巴以冲突、柬埔寨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零年在全世界集体记忆中变得模糊了。但还是在零年，战争废墟上的重建工作成绩斐然，对于零年之后长大成人的一辈，这一年或许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当中有人在西欧或日本长大，很容易把父辈的成就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福利国家、似乎刚有起色的经济、国际法，以及看似无坚不摧的美国保护下的“自由世界”。

当然，这样的世界不会长久，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这不是我们不向1945年的男男女女，向他们的苦难、憧憬和抱负致敬的理由，纵然许多期待终将化为灰烬，一如世间万物。

[1]这里的原文是president，但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总统，乔治·皮杜尔事实上从未担任过法国总统，只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1946年6月24日—1946年12月15日）担任过临时主席。

[2]原文如此，1945年蒋介石所任的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

[3]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音乐家、作曲家，著有《尼伯龙根的指环》这部伟大的歌剧作品，同情纳粹，反犹，作品得到纳粹的青睐。

跋

战争是否真的结束于1945年？有人提出全世界对抗状态直到1989年才走向终结，理由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其余中东欧地区在这一年才最终脱离了共产主义统治。1945年，斯大林把欧洲一分为二，这是二战最深的一道伤口。但是背信弃义之后依然是背信弃义。1938年，在英法两国的绥靖纵容下，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首次被希特勒瓜分——正如内维尔·张伯伦所言，“这一纠纷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发生在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人之间”。1939年，英国对德宣战，名义上是为了恢复波兰的领土完整。但这一承诺从来就没有兑现过。

但到了1989年，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人们满怀希望，贯穿欧洲脊梁的这道巨大伤痕终于有可能愈合了。不止如此：虽然中国发生了学潮，但在这一充满奇迹的年份中，人们燃起过短暂的希望，全世界终于可以团结在一起了。如今世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人们谈论着新的世界秩序，甚至是历史的终结。柏林墙终于出现了裂痕。

1989年12月31日，我和几个姐姐带着父亲，打算在柏林墙下迎接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他在1945年目睹柏林被毁之后只故地重游过一次。1972年，在昔日家庭灾难阴影的笼罩下，我们一家人曾在柏林度过圣诞节和新年夜。那次经历让人抑郁。柏林又阴又冷。穿越东西德边境耗时良久，令人厌烦。凶巴巴的边防士兵拿着镜子检查我们的汽车底盘，确保我们没带违禁品，或者在车底下藏了人。

1972年，东柏林和我父亲记忆中的没什么两样。斯大林式的马路虽然宽阔，但空空荡荡，这座城市的色调阴沉，战争的废墟依旧清晰可见。父亲开着全新的雪铁龙轿车，来到了昔日他被迫为纳粹战争机器卖命的原工厂大门前。这段旅途让他充满了沉甸甸的快感。工厂是一栋大型红砖建筑，看起来戒备森严，有点像德皇威廉时期的工业堡垒。工厂附近是我父亲曾经待过的劳工营，木头营房跟纸糊的一样，对冰雪、跳蚤、虱子和盟军炸弹的侵扰均没有招架之力。里面的东西一样不少——瞭望塔、囚犯用作公厕的弹坑，以及公共浴室——似乎过去只是被冻结了起来。

1989年，这座劳工营消失了，我记忆里是被拿去改造成停车场了，一旁的简陋摊位上，摊主兜售着在油腻的咖喱酱热气里熏制而成的香肠。

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一行散着步，穿过勃兰登堡门。这一举动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难以想象，若有人敢以身试法，必然会挨枪子。我们被裹挟在东德人、西德人、波兰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和其他来自天涯海角的人组成的人流中，漫步穿行于柏林市中心，体尝着这份恬淡的自由，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脸上那股子兴高采烈的劲儿。一旁依旧站着身着制服的士兵，但他们无力出面制止，只是盯着人群。一些当兵的脸上还带着释然的笑容，他们终于不用再朝同胞开枪了。全世界似乎一团和气，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12月31日的晚上很冷，但还没到天寒地冻的地步。在走向勃兰登堡门的路上，我们隔着老远就听到了人们的欢呼声。父亲的步履却有些迟疑；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德国人扎堆的地方。他也不喜欢乒乒乓乓的响声；这会勾起他太多回忆。数以万计的人——多半是年轻人——聚拢在柏林墙的周围，有些还爬上了墙头，高声歌唱，大喊大叫，手里摇晃着被德国人称为“塞克特”（Sekt）的甜味气泡酒酒瓶，瓶塞蹿了出来，黏稠的泡沫如雨点般浇洒在人们头上。

有些人高喊口号：“我们是一家人！”（Wir sind das Volk!），有的则唱道：“我们同根同种！”然而，那晚的空气里并没有飘散着民族主义或咄咄逼人的气氛。世界各国的人们齐聚于此，就像参加一次政治集会式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只是没有摇滚乐队。人们庆祝自由、重逢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在这个世界里，昔日的苦涩经历不会重蹈覆辙；不会有铁丝网，不会有集中营，也不会有杀戮。年轻的感觉真好。如果说贝多芬的《世间众人皆兄弟》（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这一作品有寓意的话，那么其在柏林这个无与伦比的新年夜里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在午夜过去差不多一刻钟后，我和姐姐突然意识到自己和父亲在人群里走散了，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挤得不能动弹。我们四处找他，身旁焰火划破夜空，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爆鸣声。周围四处都是人们的脸庞，在火光的照耀下看着有些歇斯底里。我们挤在人堆里，根本找不到父亲。没了他，庆祝活动变得索然无味。在惴惴不安中，我们回到了酒店。

断断续续睡了几小时后，房门开了。父亲就站在门口，脸上挂了彩，缠着绷带。午夜钟声敲响时，柏林的人群以一声声巨响庆祝新年来临，父亲所站的地方恰好是他曾经躲避英国人空袭、“斯大林管风琴”和德国狙击手打冷枪的地点，就在这时，一枚炮仗不知怎的找上门来，正中他的眉宇之间。

注释

第一部分　解放心态

第一章　欢腾

［1］引自本·谢泼德，《漫漫回乡路：二战后续》（纽约：Alfred A. Knopf出版社，2010），69页。

［2］马丁·吉尔伯特，《战争结束的这天：1945年5月8日——欧洲的胜利》（纽约：Henry Holt出版社，1994），128页。

［3］布莱恩·乌尔库哈特，《经历和平与战争的一生》（纽约：Harper & Row出版社，1987），128页。

［4］这则故事在大卫·斯塔福德的《终章，1945：二战末期丢失的章节》（纽约：Little, Brown出版社，2007）一书中曾有详述。

［5］摘自朱可夫回忆录，转引自吉尔伯特，《战争结束的这天》。

［6］西蒙娜·德·波伏娃，《时势的力量》（纽约：G. P. Putnam’s sons出版社，1963），30页。

［7］吉尔伯特，《战争结束的这天》，322页。

［8］同上，319页。

［9］乌尔库哈特，《经历和平与战争的一生》，85页。

［10］大卫·考夫曼，迈克尔·霍恩，《加拿大人在荷兰，1944—1945》（荷兰拉伦：Luitingh出版社，1981），119页。

［11］迈克尔·霍恩，《不止是香烟、性爱和巧克力：加拿大军人在荷兰，1944—1945》，载《加拿大研究学报》1981年秋/冬刊，156—173页。

［12］引自霍恩，《不止是香烟、性爱和巧克力》，166页。

［13］同上，169页。

［14］引自约翰·威尔卢比，《占领德国早期美军的性行为》，《军事史学刊》62期第1卷（1998年1月），166—167页。

［15］伯努瓦特·格鲁，弗洛拉·格鲁，《四只手写日记》（巴黎：Denoël出版社，1962）。

［16］参考帕特里克·布伊松，《1940——1945：放荡的岁月》（巴黎：Albin Michel出版社，2009）。

［17］鲁迪·范·丹齐格，《献给迷途士兵》（阿姆斯特丹：Arbeiderspers出版社，1986）。

［18］布伊松，《1940—1945：放荡的岁月》，324页。

［19］乌尔库哈特，《经历和平与战争的一生》，81页。

［20］本·谢泼德，《破晓之后：解放贝尔森集中营，1945》（纽约：Schocken出版社，2005）。

［21］同上，99页。

［22］同上，133页。

［23］理查德·沃尔海姆，《树叶做成的床》，《伦敦书评》2003年12月4日刊，3—7页。

［24］谢泼德，《破晓之后》，138页。

［25］阿迪娜·格罗斯曼，《犹太人，德国人和盟军：在被占领德国的近距离接触》（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188页。

［26］谢泼德，《漫漫回乡路》，299页。

［27］同上，70页。

［28］诺曼·刘易斯，《那不勒斯1944：身陷意大利迷宫的情报官》（纽约：Eland出版社，2011），52页。

［29］约翰·道尔，《拥抱战败：二战后的日本》（纽约：Norton出版社，1999），126页。

［30］同上，102页。

［31］西奥多·科恩，《重塑日本：美国占领的新政》，由赫伯特·帕辛编辑（纽约：自由出版社，1987），123页。

［32］《致唐纳德·金的一封信》，转引自奥蒂斯·凯丽编辑的《来自被毁灭帝国的书信：日本、中国、朝鲜，1945—1946》（东京&amp;纽约：Kodansha出版社，1984），96页。

［33］威廉·L. 沃登，《美国大兵教化日本鬼子》，《周六晚报》1945年12月15日，18—22版。

［34］要了解更多有关“潘潘女”文化的信息，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提供了出色的借鉴。

［35］道尔，《拥抱战败》，134页。

［36］约翰·拉切尔达，《征服者来喝茶：麦克阿瑟治下的日本》（新泽西New Brunswick：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46），51页。

［37］同上，54页。

［38］道尔，《拥抱战败》，579页。

［39］吉勒·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盟军占领的血腥历史》（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07），79页。

［40］克劳斯——迪特玛·汉克，《美国占领下的德国》（慕尼黑：R.Oldenbourg出版社，1995），201页。

［41］达格马尔·赫尔佐格，《法西斯主义后的性：20世纪德国的记忆和道德》（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69页。

［42］约翰·威尔卢比，《美军的性行为》，167页。

［43］格鲁勒，《四只手写日记》，397页。

［44］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236页。

［45］野坂昭如，《美国羊栖菜》（东京：新潮社，2003），首次出版于1972年。

［46］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369页。

［47］《泰晤士报》（伦敦）1945年7月9日。

［48］约翰·威尔卢比，《美军的性行为》，158页。

［49］《纽约时报》1945年6月13日。

［50］佚名，《柏林女人——在沦陷城市的八周：一部日记》（纽约：大都会图书出版社，2005）。

［51］永井荷風，《断腸亭日乗II》（东京：岩波书店，1987），285页。

［52］同上，278页。

［53］引自唐纳德·金，《如此可爱的国家永不会灭亡：战时日本作家的日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0），149页。

［54］拉切尔达，《征服者来喝茶》，23—24页。

［55］汉克，《美国占领下的德国》，199页。

［56］同上。

［57］理查德·贝塞尔，《德国1945：从战争到和平》（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9），204页。

［58］伊丽莎白·海内曼，《有丈夫有何不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2003），100页。

［59］引自威尔卢比，《美军的性行为》，169页。

［60］金，《如此可爱的国家永不会灭亡》，171页。

［61］威尔卢比，《美军的性行为》，160页。

［62］库尔乔·马拉帕尔泰，大卫·摩尔译，《皮肤》（纽约：《纽约书评》出版社，2013），39页，首次出版于1952年。

［63］转引自赫尔曼·德·利阿格·波尔，《向导》季刊，1985年5月，250页。

［64］同上，251页。

［65］布伊松，《1940—1945：放荡的岁月》，411页。

第二章　饥饿

［1］J. L. 范德波，《二战中的鹿特丹》（鹿特丹：Boom出版社，2006），679页。

［2］《纽约时报》1945年5月12日。

［3］谢泼德，《破晓之后》，109页。

［4］埃德蒙·威尔逊，《导游手册上不存在的欧洲：意大利、希腊和英国废墟的素写》（伦敦：Secker &amp; Warburg出版社，1948），125页。

［5］同上，120页。

［6］安东尼·比弗，阿尔特密斯·库珀，《光复后的巴黎，1944—1949》修订版（纽约：企鹅出版社，2004），103页。该书首次出版于1994年。

［7］斯蒂芬·斯彭德，《欧洲目击者》（纽约：Reynal &amp; Hitchcock出版社，1946），107页。

［8］同上，106页。

［9］威尔逊，《导游手册上不存在的欧洲》，136页。

［10］同上，146页。

［11］同上，147页。

［12］马劳伊·山多尔，《匈牙利回忆录，1944—1948》（布达佩斯：Corvina出版社与中欧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1996），193—194页。

［13］卡尔·楚克迈尔，《致美国战争部的德国战地报告》，（哥廷根：Wallstein出版社，2004），142页。

［14］斯彭德，《欧洲目击者》，15页。

［15］《纽约先驱导报》1945年12月31日。

［16］凯丽编，《来自被毁灭帝国的书信》，15页。

［17］道尔，《拥抱战败》，103页。

［18］同上，63页。

［19］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315页。

［20］罗纳德·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日本投降和争夺战后亚洲的战斗》（纽约：兰登书屋，2007），56页。

［21］引自贝塞尔，《德国1945》，334页。

［22］《纽约时报》1945年10月27日。

［23］小朱利安·塞巴斯蒂安·巴赫，《美国的德国，占领期的回忆》（纽约：兰登书屋，1946），26页。

［24］《每日镜报》1945年10月5日，转引自谢泼德，《漫漫回乡路》，129页。

［25］引自谢泼德，《漫漫回乡路》，156页。

［26］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条令，第296章节，转引自科恩，《重塑日本》，143页。

［27］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479页。

［28］国会发言，转引自科恩，《重塑日本》，145页。

［29］引自诺曼·M. 奈马克，《俄国人在德国，苏占区的历史，1945—1949》（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181页。

［30］科恩，《重塑日本》，144页。

［31］同上，142页。

［32］赫尔曼·德·利阿格·波尔，《向导》季刊，246页。

［33］威利·A. 波尔克，《黑市，1945—1948》（布伦瑞克：Westermann出版社，1986），76页。

［34］坂口安吾，《堕落论》平装新版（东京：筑摩书房，2008），228页。该书首次出版于1946年。

［35］道尔，《拥抱战败》，139页。

［36］藤原作弥，《満州、少国民の戦記》（东京：新潮文库，1984），82页。

［37］引自贝塞尔，《德国1945》，337页。

［38］楚克迈尔，《德国战地报告》，111页。

［39］欧文·海门特，《置身大屠杀幸存者中间：美国陆军少校欧文·海门特发自兰德斯堡难民营的书信》（辛辛那提：美国犹太人档案馆，1982），63页。

［40］卡洛·戴斯特，《巴顿，战争天才》（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6），755页。

［41］参考谢泼德，《漫漫回乡路》，235页。

［42］《扬基人》1945年8月10日刊，6页。

［43］引自斯塔福德，《终章，1945》，507页。

［44］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命运之旅，报告与自白：1940—1948年的亡命天涯》（慕尼黑：Piper出版社，1986），276页。

第三章　复仇

［1］诺曼·M.奈马克，《仇恨之火：20世纪欧洲的种族清洗》（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118页。

［2］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去毒气室请这边走，女士们先生们》（纽约：Viking出版社，1967）。

［3］吉尔伯特，《战争结束的这天》，38页。

［4］谢泼德，《破晓之后》，113页。

［5］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日记，1945—1948》（纽约：Paragon House出版社，1990），99页。

［6］汉斯·格拉夫·冯·雷恩多夫，《东普鲁士日记（1945—1947年一个东普鲁士医生的日记见闻）》（慕尼黑：DTV出版社，1967），67页。

［7］同上，74页。

［8］奈马克，《俄国人在德国》，72页。

［9］贝塞尔，《德国1945》，155页。

［10］岡田和裕，《満州安寧飯店》（东京：潮书房光人社，2002），103页。

［11］同上，128页。

［12］奈马克，《俄国人在德国》，108页。

［13］佚名，《柏林女人——在沦陷城市的八周：一部日记》（纽约：大都会图书出版社，2005），86页。

［14］奈马克，《俄国人在德国》，79页。

［15］引自布伊松，《1940—1945：放荡的岁月》，387页。

［16］同上，251—252页。

［17］杨·格罗斯，《恐惧：奥斯维辛后的波兰反犹主义》（纽约：兰登书屋，2006），82页。

［18］安娜·比孔特，《我们来自Jedawabne》（My z Jedawabnego）（华沙：Prószyński i S-ka出版社，2004），卢卡什·索默尔翻译章节。

［19］哈琳娜·温德·普雷斯顿1977年7月26日所做的证词，www.yadvashem.org/yv/en/ righteous/stories/related/preston_testimony. asp.

［20］托尼·朱特，《战后：1945年后的欧洲历史》（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58页。

［21］格罗斯，《恐惧》，40页。

［22］奈马克，《仇恨之火》，122页。

［23］谢泼德，《漫漫回乡路》，122页。

［24］克里斯蒂安·冯·克罗科，《女人的时刻》（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1），96页。

［25］克里斯蒂安·冯·克罗科，《波美拉尼亚之行: 一片神秘大地的报告》（慕尼黑：德意志袖珍书出版社，1985），215页。

［26］赫伯特·胡普卡编，《西里西亚的最后一天》（慕尼黑：Langen Müller出版社，1985），138页。

［27］同上，81页。

［28］厄恩斯特·荣格，《占领的岁月》（斯图加特：Ernst Klett出版社，1958），213—214页。

［29］克罗科，《女人的时刻》，110页。

［30］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128页。

［31］玛格丽特·舍尔，《布拉格日记：1945—1946》（波恩：联邦流离人员部，1957），12页。

［32］同上，48页。

［33］同上，99页。

［34］同上，41页。

［35］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406页。

［36］迪娜·波拉特，《麻雀的坠落：阿巴·科夫纳的生活和时代》（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214页。

［37］同上，212页。

［38］同上，215页。

［39］阿巴·科夫纳，《我的小妹妹和精选诗集，1965—1985》（俄亥俄州欧柏林：欧柏林大学出版社，1986）。

［40］朱特，《战后》，33页。

［41］哈罗德·麦克米伦，《战争的爆炸，1939—1945》（纽约：Harper &amp; Row出版社，1967），576页。

［42］威尔逊，《导游手册上不存在的欧洲》，147页。

［43］数据转引自罗伊·P. 多梅内科，《审判意大利法西斯，1943—1948》（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9），149页。

［44］威尔逊，《导游手册上不存在的欧洲》，157页。

［45］麦克米伦，《战争的爆炸》，193页。

［46］同上，501页。

［47］阿兰·斯卡弗，温迪·斯卡弗，《所有的悲伤：移民回忆希腊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1—1949》（澳洲悉尼：Hale &amp; Iremonger出版社，1994），95页。

［48］麦克米伦，《战争的爆炸》，499页。

［49］马克·马卓尔编，《战争结束后：重建希腊的家庭、民族和国家，1943—1960》（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27页。

［50］麦克米伦，《战争的爆炸》，547页。

［51］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7月13日刊。

［52］麦克米伦，《战争的爆炸》，515页。

［53］威尔逊，《导游手册上不存在的欧洲》，197页。

［54］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90页。

［55］谢文庆，《马来亚的华人和马来族冲突，1945—1946：共产主义仇杀和伊斯兰抵抗运动》，《东南亚研究学报》第12辑（1981年3月），108—117页。

［56］吉迪昂·弗朗索瓦·雅各布斯，《季风的前兆》（南非开普敦：Purnell父子出版社，1965），124页。

［57］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174页。

［5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革命时期的爪哇：占领与抵抗，1944—1946》（雅加达：Equinox出版社，2005）。

［59］L. 德容，《二战中的荷兰王国》第11版（荷兰国家出版社，1986）。

［60］西奥多·福莱恩德，《印尼的命运》（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27页。

［61］杨·A. 克兰切编，《荷属东印度的决定性岁月，1942——1949：日本侵略、奴役欧洲人和诞生自由印尼的革命——生还者的回忆》（北卡罗来纳州杰斐逊：MacFarland出版社，1996），193页。

［62］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179页。

［63］德容，《二战中的荷兰王国》，582页。

［64］安德森，《革命时期的爪哇》，166页。

［65］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108页。

［66］让·路易·普朗什，《1945年的塞提夫：事先宣告的屠杀史》（巴黎：贝汉出版社，2006），139页。

［67］马丁·埃文斯，《阿尔及利亚：法国未经宣布的战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

［68］弗朗索瓦丝·马丁，《法属东京的悲剧时刻：1945年3月9日—1946年3月18日》（巴黎：Berger-Levrault出版社，1947），133页。

［69］大卫·G. 玛尔，《1945年的越南：追求权力之路》（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333页。

［70］马丁，《法属东京的悲剧时刻》，179页。

［71］同上，129页。

［72］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126页。

第二部分　清理废墟

第四章　回家

［1］详细分析请见蒂莫西·斯奈德的权威力作《流血之地：希特勒和斯大林夹击下的欧洲》（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10）。

［2］伊姆雷·凯尔泰斯，《无命运的人生》（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3］引自迪恩克·洪迪乌斯，《大屠杀幸存者和荷兰反犹主义》（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普雷格出版社，2003），103页。

［4］同上，101页。

［5］罗杰·伊高，《四十连士兵！……回忆录》（巴黎：Albin Michel出版社，1986），95页。

［6］玛格丽特·杜拉斯，《战争》（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86），15页。

［7］同上，14页。

［8］同上，53页。

［9］坂口安吾，《堕落论》，227页。

［10］道尔，《拥抱战败》，58页。

［11］佚名，《声音集》第一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84），103页。该书为读者来信集。

［12］同上，104页。

［13］比尔·莫尔丁，《回家》（纽约：William Sloane出版社，1947），18页。

［14］同上，45页。

［15］同上，54页。

［16］尼古拉·托尔斯泰，《大臣与大屠杀》（伦敦：世纪哈奇森出版社，1986），31页。

［17］引自格里格尔·达拉斯，《1945：永不结束的战争》（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519页

［18］托尔斯泰，《大臣与大屠杀》，13页。

［19］同上。

［20］尼古拉斯·贝塞尔，《最后的秘密：英美两国把200多万俄国人交给斯大林》（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1974），86页。

［21］同上，87页。

［22］博里沃耶·M. 卡拉潘迪奇，《南斯拉夫最血腥的春天：铁托的卡廷森林和古拉格》（纽约：Carlton出版社，1980），73页。

［23］麦克米伦，《战争的爆炸》，436页。

［24］谢泼德，《漫漫回乡路》，80页。

［25］贝塞尔，《最后的秘密》，18—19页。

［26］同上，133页。

［27］同上，138页。

［28］同上，142页。

［29］同上，140页。

［30］达拉斯，《1945》，560页。

［31］《扬基人》1945年8月24日刊。

［32］达拉斯，《1945》，549页。

［33］奈马克，《仇恨之火》，109页。

［34］同上，110页。

［35］雷恩多夫，《东普鲁士日记》，169页。

［36］胡普卡，《西里西亚最后一天》，265页。

［37］荣格，《占领的岁月》，195页。

［38］本作者同弗里茨·施特恩的谈话。

［39］引自贝塞尔，《德国1945》，223页。

［40］胡普卡，《西里西亚最后一天》，64页。

［41］《扬基人》1945年9月21日刊，16页。

［42］奈马克，《仇恨之火》，112页。

［43］同上，115页。

［44］安东尼·波龙斯基，伯雷沙拉夫德鲁克伊，《波兰共产主义统治的肇始》，《伦敦和波士顿：劳特里奇和Kegan Paul出版社，1980》，425页。

［45］格罗斯曼，《犹太人，德国人和盟军》，199页。

［46］格罗斯曼转引自他人，148页。

［47］同上，147页。

［48］《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12月31日。

［49］海门特，《置身大屠杀幸存者中间》，21页。

［50］格罗斯曼，《犹太人，德国人和盟军》，181页。

［51］引自哈吉特·拉夫斯基，《新开端：贝尔森集中营的大屠杀幸存者与德国的英占区，1945——1950》（底特律：恩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64页。

［52］罗森萨夫特本人从未在以色列定居。很明显，他告诉一些以色列人，“你们跳霍拉舞的时候我们却在火葬场被一把火烧了”。（转引自谢泼德，《漫漫回乡路》，367页）。

［53］海门特，《置身大屠杀幸存者中间》，47—48页。

［54］引自沙布泰·特维斯，《本-古里安：燃烧的大地，1886—1948》（波士顿：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87），853页。

［55］阿维赛·玛格丽特，《利用大屠杀的人》，《纽约书评》1994年2月14日刊。

［56］汤姆·赛杰夫，《第700万：以色列人和大屠杀》（纽约：希尔&amp;王出版社，1993），99—100页。

［57］特维斯，《本-古里安》，871页。

［58］同上，870页。

［59］海门特，《置身大屠杀幸存者中间》，66页。

［60］特维斯，《本-古里安》，873页。

［61］《哈里森报告》，以美国驻政府间难民委员会特使厄尔·G. 哈里森命名。

［62］杜鲁门于1945年8月31日寄给艾德礼的信。

［63］资料图片1049/81/177，引自《重生》，会议记录，梅纳赫姆·罗森萨夫特整理（华盛顿DC，2001），101页。

［64］贝塞尔，《最后的秘密》，8页。

第五章　沥干毒药

［1］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27页。

［2］吕克·乌伊斯，斯蒂芬·东特，《打击通敌行为，1942—1945：过去永在眼前》（布鲁塞尔：CRISP出版社，1991），147页。

［3］袖井林二郎编，《亲爱的麦克阿瑟将军：美占期的日本人来信》（纽约：Rowman &amp; Littlefield出版社，2001），70页。

［4］同上，87页。

［5］同上，78页。

［6］美国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政令，转引自汉斯·H. 贝瓦尔德，《美占期的清算日本领导人行动》（加州：伯克利大学出版社，1959），7页。

［7］转引自弗比安·鲍尔斯，《日本如何赢得战争》，《纽约时报杂志》1970年8月30日刊。

［8］科恩，《重塑日本》，85页。

［9］参见弗朗茨·诺伊曼，《庞然大物：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和行事方式，1933—1944》，由彼得·海耶斯重新作序（芝加哥：Ivan R Dee出版社，2009，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博物馆合作出版）。该书首次出版于1942年。

［10］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100页。

［11］同上，101页。

［12］詹姆斯·F. 腾特，《莱茵河上的使命：在美占区的再教育和去纳粹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55页。

［13］楚克迈尔，《德国战地报告》，137页。

［14］蒂莫西·R. 沃格特，《苏占区的去纳粹化：勃兰登堡州，1945——1948》（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34页。

［15］同上，38页。

［16］汤姆·鲍尔，《遭背叛的誓言：美英两国和战后德国的去纳粹化》（纽约州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82），148页。

［17］同上，8页。

［18］汉克，《美国占领下的德国》，487页。

［19］科恩，《重塑日本》，161页。

［20］杰罗姆·伯纳德·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49），432页。

［21］科恩，《重塑日本》，154页。

［22］袖井林二郎编，《亲爱的麦克阿瑟将军》，176页。

［23］同上，177页。

［24］拉切尔达，《征服者来喝茶》，25页。

［25］科恩，《重塑日本》，45页。

［26］道尔，《拥抱战败》，530页。

［27］凯丽编，《来自被毁灭帝国的书信》，107页。

［28］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工业政策的增长，1925—1975》（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2），42页。

［29］特奥多罗·阿贡西罗，《重要的岁月：日本在菲律宾的冒险，1941—1945》（菲律宾奎松城：R. P. Garcia出版社，1965），672页。

［30］斯坦利·卡诺，《按照我们的形象：菲律宾的美帝国》（纽约：兰登书屋，1989），327页。

［31］同上，328页。

［32］陶涵，《委员长：蒋介石与中国走向现代的奋斗》（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323页。

［33］基恩写给狄柏瑞的书信，摘自凯丽编，《来自被毁灭帝国的书信》，128页。

［34］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41页。

［35］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美苏对抗和中国内战的起源：1944—1946》（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90页。

［36］关于安宁饭店的书有两本，一本是岡田和裕，《満州安寧飯店》（潮書房光人社，2002），另一本是藤原作弥，《満州、少国民の戦記》，均在第二章引用过。

［37］彼得·诺维克，《反对维希政权的抵抗力量：在法国光复后清算通敌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40页。

［38］同上，77—78页。

［39］转引自比弗，库珀，《光复后的巴黎》，104页。

第六章　法治

［1］藤原作弥，《満州、少国民の戦記》，175页。

［2］马劳伊，《匈牙利回忆录》，188页。

［3］伊斯特凡·狄阿克，杨·托马什·格罗斯，托尼·朱特编，《欧洲报复的政治原因：二战和后续》（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235页。

［4］同上。

［5］同上，237页。

［6］同上，235页。

［7］同上，134页。

［8］同上，135页。

［9］马卓尔编，《战争结束后》，31页。

［10］李·萨拉菲斯，《德斯卡提的治安，1942—1946》，摘自马卓尔编，《战争结束后》，215页。

［11］阿兰·斯卡弗，温迪·斯卡弗，《所有的悲伤》，165—166页。

［12］E. D. A. 莫尔斯海德的译文。

［13］引自约翰·W. 鲍威尔，《日本的细菌战：美国掩盖的战争罪行》，《亚洲学者公报》第12期（1980年9/10月刊），9页。

［14］劳伦斯·泰勒，《将军站上审判席：本间雅晴，山下奉文和麦克阿瑟》（印第安纳州南本德：Icarus出版社，1981），125页。

［15］“审判马来亚之虎”，《扬基人》1945年11月30日刊。

［16］泰勒，《将军站上审判席》，137页。

［17］A. 弗兰克·里尔，《山下将军的案子》（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9），34页。

［18］理查德·L. 莱尔，《山下的先例：战争罪行和指挥责任》（特拉华州威明顿：研究资源出版社，1982），111页。

［19］泰勒，《将军站上审判席》，195页。

［20］莱尔，《山下的先例》，118页。

［21］引自J. 肯尼斯·布罗迪，《审判皮埃尔·拉瓦尔：在二战法国定义叛国、通敌和爱国》（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交易出版社，2010），136页。

［22］《时代》杂志，1932年1月4日。

［23］杰弗瑞·沃纳，《皮埃尔·拉瓦尔和法兰西的黯淡》（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9），301页。

［24］关于米塞特的罪行，详见特赛尔·波尔曼著，《米塞特集团：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和其亲信》（阿姆斯特丹：Boom出版社，2012）。

［25］《时代》杂志，1945年10月15日。

［26］让——保罗·古安特，《皮埃尔·拉瓦尔》（巴黎：Fayard出版社，1993），517页。

［27］雅克·夏庞蒂埃，《为自由服务》（巴黎：Fayard出版社，1949），268页。

［28］胡伯特·科尔，《拉瓦尔》（伦敦：Heinemann出版社，1963），283页。

［29］古安特，《皮埃尔·拉瓦尔》，527页。

［30］杨·梅耶斯，《米塞特》（阿姆斯特丹：De Arbeiderspers出版社，1984），277页。

［31］同上，275页。

［32］古安特，《皮埃尔·拉瓦尔》，537页。

［33］引自诺维克，《反对维希政权的抵抗力量》，177页。

［34］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波士顿：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67年），260页。

［35］道尔，《拥抱战败》，445页。

［36］泰尔福德·泰勒，《剖析纽伦堡审判：个人回忆录》（纽约：Alfred A. Knopf出版社，1992），29页。

［37］斯彭德，《欧洲目击者》，221页。

［38］《扬基人》1945年5月18日刊。

［39］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纪念委员会网站。

［40］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4月20日。

［41］伦敦《每日镜报》1945年4月20日。

［42］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4月28日。

［43］谢泼德，《破晓之后》，166页。

［44］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9月27日。

［45］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11月9日。

［46］谢泼德，《破晓之后》，171—172页。

［47］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11月8日。

［48］厄恩斯特·米歇尔，《DANA报告》，1945年1月9日。

［49］丽贝卡·韦斯特，《纽约客》，1946年10月26日。

［50］泰尔福德·泰勒，《剖析纽伦堡审判》，25页。

［51］同上，26页。

［52］厄恩斯特·米歇尔，《DANA报告》，1946年2月15日。

［53］荣格，《占领岁月》，176页。

［54］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63—64页。

［55］泰尔福德·泰勒，《剖析纽伦堡审判》，167—168页。

第三部分　绝不让历史重演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1］参见赫尔曼·朗格拜恩，《断绝一切希望：纳粹集中营中的抵抗力量，1938—1945》（纽约：Paragon House出版社，1994），502页。

［2］《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7月27日。

［3］伦敦《每日电讯报》2003年7月11日。

［4］《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7月27日。

［5］同上。

［6］哈罗德·尼克尔森著，奈格尔·尼克尔森编，《哈罗德·尼克尔森日记，1907—1964》（伦敦：Weidenfeld &amp; Nicolson出版社，2004），321页。

［7］哈罗德·麦克米伦，《命运的潮汐，1945—1955》（纽约：Harper &amp; Row出版社，1969），32页。

［8］同上，33页。

［9］尼克尔森著，《哈罗德·尼克尔森日记》，318页。

［10］威尔逊，《导游手册上不存在的欧洲》，135页。

［11］同上，186页。

［12］诺埃尔·安南，《变化中的敌人：德国的战败和重生》（纽约：Norton出版社，1996），183页。

［13］保罗·艾迪逊，《现在战争结束了：英国社会史，1945—1951》（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和英国广播公司，1985），14页。

［14］同上，13页。

［15］西里尔·康纳利，《地平线》1945年6月，在《观念和地位》中再版（伦敦：Weidenfeld &amp; Nicolson出版社，1953），27页。

［16］《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6月5日。

［17］《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6月26日。

［18］罗伊·詹金斯，《艾德礼先生：一部临时工自传》（伦敦：Heinemann出版社，1948），255页。

［19］斯蒂法尼·艾赛尔，《愤怒吧！》（法国蒙彼利埃：Indigène Editions出版社），10页。

［20］杜拉斯，《战争》，33页。

［21］亚瑟·库斯勒，《瑜伽士和政委》（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45），82页。

［22］艾迪逊，《现在战争结束了》，18页。

［23］安南，《变化中的敌人》，183页。

［24］温斯顿·丘吉尔，《对学术青年所作的演讲》，苏黎世，1946年9月9日。

［25］尼克尔森著，《哈罗德·尼克尔森日记》，333页。

［26］让·莫奈，《回忆录》（巴黎：Fayard出版社，1976），283页。

［27］参见特赛尔·波尔曼，《从一片泽国到凤凰涅槃：J. A. 林格斯的生平（1885—1965）》（阿姆斯特丹：Boom出版社，2006年）。

［28］道尔，《拥抱战败》，537页。

［29］同上。

［30］同上，538页。

［31］欧文·拉铁摩尔，《亚洲的解决方案》（波士顿：Little，Brown出版社，1945），189页。

［32］科恩，《重塑日本》，42页。

［33］森田芳夫，《朝鮮終戦の記録：米ソ両軍の進駐と日本人の引揚》（东京：巌南堂书店，1964），77页。

［34］布鲁斯·康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独立政权的解放和诞生，1945—1947》（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88页。

［35］《扬基人》1945年11月2日刊。

［36］凯丽编，《来自被毁灭帝国的书信》，32页。

［37］《扬基人》1945年11月2日刊。

［38］康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392页。

［39］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163页。

［40］同上，160页。

［41］同上，148页。

［42］凯丽编，《来自被毁灭帝国的书信》，197页。

［43］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1883—1946：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客》（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年），779页。

［44］尼克尔森著，《哈罗德·尼克尔森日记》，325页。

［45］朱特，《战后》，88页。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1］道尔，《拥抱战败》，215—217页。

［2］安南，《变化中的敌人》，160页。

［3］同上，162页。

［4］德布林和福伊希特万格，转引自腾特，《莱茵河上的使命》，23页。

［5］转引自腾特，《莱茵河上的使命》，39页。

［6］尼古拉斯·普罗内，凯斯·威尔逊编，《二战后对德国和其盟友的政治改造》（伦敦：Groom Helm出版社，1985），198页。

［7］君特·格拉斯，《剥洋葱》（哥廷根：Steidl出版社，2006），220—221页。

［8］约翰·金伯尔，《美国占领下的德国社区：马尔堡，1945—1952》（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168页。

［9］普罗内，威尔逊编，《二战后对德国和其盟友的政治改造》，173页。

［10］《扬基人》1945年7月20日刊。

［11］同上。

［12］斯彭德，《欧洲目击者》，229页。

［13］《扬基人》1945年7月20日刊。

［14］斯彭德，《欧洲目击者》，44页。

［15］同上，46页。

［16］同上，158页。

［17］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82页。

［18］奈马克，《俄国人在德国》，399页。

［19］同上，402页。

［20］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66页。

［21］巴赫，《美国的德国》，228页。

［22］同上。

［23］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92页。

［24］巴赫，《美国的德国》，218页。

［25］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7月11日。

［26］道尔，《拥抱战败》，190页。

［27］波伏娃，《时势的力量》，17页。

［28］同上，33页。

［29］科琳娜·德福朗斯，《莱茵河左岸的法国文化政治，1945—1946》（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1994），126页。

［30］德布林，《命运之旅》，273页。

［31］引自莫奈，《回忆录》，339页。

［32］巴顿·J. 伯恩斯坦编，《原子弹：关键问题》（波士顿：Little，Brown出版社，1976），113页。

［33］道尔，《拥抱战败》，218页。

［34］同上，77页。

［35］爱德华·T. 因帕托，《麦克阿瑟将军：演讲和报告，1908—1964》（肯塔基州帕杜卡：Turner出版社，2000），146页。

［36］包尔斯，《日本如何赢得战争》。

［37］同上。

［38］《每日新闻》，引自道尔，《拥抱战败》，549页。

［39］袖井林二郎，《亲爱的麦克阿瑟将军》，33页。

［40］道尔，《拥抱战败》，77页。

［41］引自包尔斯，《日本如何赢得战争》。

［42］引自《占领日本》，麦克阿瑟纪念馆图书档案馆协办的研讨会，1975年11月，129页。

［43］拉切尔达，《征服者来喝茶》，165—166页。

［44］佚名，《声音集》第一卷，115页。

［45］道尔，《拥抱战败》，67页。

［46］金，《如此可爱的国家永不会灭亡》，118页。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1］乌尔库哈特，《经历和平与战争的一生》，85页。

［2］同上，93页。

［3］斯蒂法尼·艾赛尔，《跟世纪共舞》（巴黎：Editions du Seuil出版社，1997），99页。

［4］马克·马卓尔，《治理世界：思想的历史》（纽约：企鹅出版社，2012），208页。

［5］同上，194页。

［6］E. B. 怀特，《狂野的旗帜：〈纽约客〉杂志关于联邦世界政府和其他事宜的社论》（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46），72页。

［7］同上，82页。

［8］门诺·斯皮林，迈克尔·温特尔编，《欧洲身份和二战》（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11），126页。

［9］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战争或和平》此版附特别前言（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7），38页。该书首次出版于1950年。

［10］尼尔·罗森多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核分裂症》，收录于约翰·刘易斯·盖迪斯等编辑的《冷战政治家对抗原子弹：1945年以来的核外交》（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64—69页。

［11］约瑟夫·普雷斯顿·巴拉塔，《世界联邦的政治：联合国，联合国改革，核军控》（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Praeger出版社，2004），127页。

［12］《纽约时报》1945年10月10日。

［13］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11月20日。

［14］汤森德·胡普斯，道格拉斯·布林克利，《罗斯福和联合国的诞生》（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41页。

［15］丹·普雷什，《美国，希特勒和联合国：盟军如何赢得二战并构建和平》（伦敦：I. B. Tauris出版社，2011），170页。

［16］罗斯福的话引自马卓尔，《治理世界》，209页。

［17］1945年6月28日，“接受堪萨斯城大学颁发荣誉学位后的讲话”，trumanlibrary.org/ publicpapers/viewpapers.php？ pid=75.

［18］怀特，《狂野的旗帜》，82页。

［19］《扬基人》1945年6月15日刊。

［20］《每日先驱报》，1945年5月。

［21］本书作者和格拉德温·杰布外孙英尼格·托马斯的谈话。

［22］《时代》杂志，1945年5月14日。

［23］乌尔库哈特，《经历和平与战争的一生》，94页。

［24］《民族》杂志，1945年6月30日。

［25］马克·马卓尔，《人权让人意外的胜利：1933—1955》，《历史学刊》47卷第2册（2004年6月），392页。

［26］威廉·罗杰·路易斯，《英国在中东的帝国，1945—1951：阿拉伯民族主义，美国和战后帝国主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163页。

［27］《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6月4日。

［28］路易斯，《英国在中东的帝国》，148页。

［29］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10月6日。

［30］怀特，《狂野的旗帜》，80页。

［31］同上，81页。

［32］小阿瑟·M. 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F. 肯尼迪在白宫》（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65），88—89页。

［33］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8月17日。

［34］国务卿伯恩斯的报告，http:// avalon. law. yale. edu/ 20th_ century/ decade18. asp.

［35］杜勒斯，《战争或和平》，27页。

［36］同上，30页。

［37］同上，40页。

［38］《纽约时报》1945年12月31日。

鸣谢

如果不是因为作为访问学者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科尔曼学者&amp;作家中心短暂访学的经历，很难想象我能写就此书。对此我要感谢吉恩·斯特劳斯（Jean Strouse），科尔曼中心能力出众的主任，还有她至关重要的副手玛丽·多里尼（Marie D’Origny），以及向来助人为乐的保罗·德拉韦达克（Paul Delaverdac），你们把中心变成了作家的天堂。

在本书的研究阶段，我从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秦郁彦（Hata Ikuhiko）、阿维夏伊·马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本·布兰德（Ben Bland）和盖尔特·迈克（Geert Mak）等人的建议中获益良多。在阿姆斯特丹的NIOD研究所期间，大卫·巴尔诺（David Barnouw）和约格力·梅赫伊岑（Joggli Meihuizen）为我提供了大力帮助。马克·马卓尔（Mark Mazower）和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Geoffrey Wheatcroft）很热心，在不同阶段都阅读过书稿，帮助我揪出了自己断然不可能找到的错误。本书倘若仍有言辞不当之处，自然全是我本人的责任。

威利出版社的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金·奥（Jin Auh）和杰奎琳·柯（Jaqueline Ko）给予了我一如既往的支持，对此我深表感谢。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还在威利出版社时，先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了本书的出版工作，继而又转投企鹅出版社，为我当起了编辑。他在两项工作中的表现都堪称完美。我在这里还要感谢企鹅出版社的麦利·安德森（Mally Anderson），他见证了本书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最后，我要对我的父亲列奥·布鲁玛（Leo Buruma）和我的朋友布莱恩·乌尔库哈特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抽时间跟我讲述了自己在1945年的经历。我将本书献给这二位，聊表感激和敬意。

对于内子堀田江理（Eri Hotta）的耐心和鼓励，在这里也一并表示感谢。

索引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页码参见本书边码）

A

阿布斯，赫尔曼·约瑟夫，181—182，183，186

阿布斯诺特，罗伯特，152

阿登纳，康拉德，282，283，294，297

阿多诺，特奥多尔，289—290

阿尔及利亚，121—124，125

阿尔及利亚饥荒，121，122

阿根廷，319

阿基诺，贝尼格诺，189，191

阿基诺，科拉松·“柯莉”，191

阿基诺三世，191

阿勒颇，323

阿伦特，汉娜，228

阿姆斯特丹，14，15，136

阿纳姆，2，16，307

阿涅莱维奇，摩尔德察，161—162

埃斯库罗斯，《欧墨尼得斯》，209—210，225

艾德礼，克莱门特，167，243，249—252，262，271，273，289，313—314

艾登，安东尼，150—151，168，321

艾立松先生，4

艾奇逊，迪安，296

艾赛尔，弗朗茨，309

艾赛尔，斯蒂法尼，252，309，322

艾森豪威尔，德怀特，17，18，42，71—72，181，305，312

艾森豪威尔和集中营，226—228

艾森豪威尔，玛米，226—227

艾希曼，阿道夫，206，228

《爱国者》报，135

爱伦堡，伊利亚，79

爱因斯坦，阿尔伯特，313

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鲁斯，171—172，177—178，180，235——236，283，285—288，290—291

安东，81，196，203，204

安东妓院，196—197

安南，诺埃尔，247

安宁饭店，196—197

安特勒尔姆，罗贝尔，138—139

安田，187

岸信介，187，259—261，262，270，303

昂纳克，埃里希，51

奥本海默，罗伯特，313

奥尔德鲁夫集中营，226—227

奥格特洛普神父，24

奥雷斯基，J.，163—164

奥伦多夫，奥托，182

奥尼尔，康，181

奥斯维辛，93，133，161，163，182，183，206，228，229，231，232

奥匈帝国，95，158，170

B

八号法律，177—178，181

八十年战争，14

巴丹死亡行，213—214

巴登—巴登，73，292

巴顿，乔治，41，71，143，160，181，307

巴赫，朱利安·塞巴斯蒂安，46，47，288

巴勒斯坦，100，163—168，244

巴黎，24，25，58，273巴黎欧战胜利日，19—22

巴托夫，哈努赫，160

白俄罗斯，319

《白皮书》，167

白思华，40，212

百威小镇，75

班杰拉，斯捷潘，170

班克，罗夫特乔治，278

斑疹伤寒，29，56，61，81，165，228

坂口安吾，68—69，70，140

报复，9，75—80，86，98

在亚洲报复，111—113，117，118

捷克人报复德国人，95—98

波兰人报复德国人，90—95

苏联人报复德国人，79—80

在意大利报复，105，106

苏联人报复日本人，80

报复犹太人，90

犹太人的报复，98，99—101

在越南报复，126 详见审判

鲍德温，汉森·W.，329

鲍尔斯，弗比安，297

鲍威尔，迈克尔，248—250

北朝鲜，191

北海道，297

北野政次，211，212

贝当，菲利普，103，137，171，198—200，219，222

审判贝当，221—22

贝多芬，路德维希·凡，278，283，337

贝尔福，詹姆斯，166

《贝尔福宣言》，166—167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5，21，29，31—32，55—57，64，70—71，76—77，162，163，165，226，280，307

解放贝尔根—贝尔森，29—30

贝尔根—贝尔森审判，228—230，234

贝尔库姆，彼得·范，117—118

贝尔库姆，卡拉·范，118—119

贝克，贝阿特丽丝·M.，308

贝克，卡尔，282

贝拉，库恩，205，207

贝洛，伊姆雷迪，206

贝奈斯，爱德华，95，97，159

贝尼托·墨索里尼，103，104，105，272，311

贝塔西，克拉拉，104

贝文，欧内斯特，327，328—329

贝希尔，约翰内斯，284，285

本岛等，175n

本—古里安，大卫，164—167

本间雅晴，188，213

比尔利，罗伯特，277—278，279，284

比克瑙集中营，163，206，228

比利时，84，102，207，253

公诉通敌行为，207

币原喜重郎，300

别列什科夫，瓦列金，20

宾科，哈达萨，56—57，229

波茨坦会议，153—155，167，173—174，279，300，329

波尔，海因里希，70

波尔热夫人，85—86

波伏娃，西蒙娜·德，20，25，291—292

波兰，62，253，335

德国占领波兰，87—88

在波兰被错误指责为纳粹的德国人，93，94

波兰强制将德国人遣返回德国，154—160

昔日德国领土上的波兰德国人，91，92

波兰犹太人，86—90，134，160—162，164，165，168

波兰战时地下运动领袖，320，321—322

波兰迫害犹太人，86—87

波兰抢劫犹太人资产，89—90

波兰报复德国人，90—95

波兰和西里西亚，92—93

波兰和苏联，88，91，92，319—322，323，328

波兰和联合国，319—320

波斯尼亚，103

伯恩哈德王储，24

伯恩斯，詹姆斯·F.，328—329柏林，22，33，59—60，72，284

柏林英美驻军，42

柏林毁灭，4—5

柏林战争结束，21

《柏林每日镜报》，72

《柏林女人》，42，83

柏林墙，22，285，335—337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德布林），72

勃朗宁将军，F. A. M.“博伊”，16

博罗夫斯基，塔德乌什，75—76，77

《薄珈梵歌》，313

布达佩斯，59—60，133，205

布丁斯基·拉斯洛，207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33，226，231，232，241—242，252，280

布拉德福德，约翰·P.，281

布拉格，96，158—159

布拉斯科维茨，约翰内斯，16

布莱堡，147

布莱恩·乌尔库哈特，15，16，21，29，31，307—309，321

布莱克，威廉，249—250

布莱希特，贝托尔特，《三便士歌剧》，283—284，285

布雷顿森林会议，317—318

布雷斯劳，158

布鲁恩，158

布鲁塞尔，273

布伊松，帕特里克，26

C

财阀，186—187，260，261

曹晚植，264，267，269

查理曼大帝，281

娼妓业，24—25，28，33，48，49

德国娼妓业，42—43

日本娼妓业，34—38，45

长春，196

长崎，271，296，298，309，327

常石，沃伦，266

朝鲜，34，106，191，262—270，272，273

朝鲜的丧权辱国，265，268，269

朝鲜的神道教寺庙，263

朝鲜的苏联人，264，266—269

朝鲜的政治对抗，264—265

朝鲜分裂，270

朝鲜战争，270，298

出生率流散人员集中营出生率，31—33

荷兰出生率，28—29，31

私生子出生率，28—29，31，38

楚克迈尔，卡尔，40，60，71，179

D

达豪，71，76，77，165，166，226达豪被杀的党卫队看守，76

达扬达扬，188—189

大阪，60

大宝皇帝，121

大东亚共荣圈，187—188

大马士革，323—325

大麦粒行动，65

大町，196—197

大卫·肖，152

大西洋宪章》，314—315，323，324

《大西洋月刊》，313

大英帝国，详见英国

大政翼赞会，184

《大众报》，86

戴高乐，夏尔，18，19—20，50，124，125，137，170—171，198—199，201，221，222，252—253，255，271，292，295，324

戴维斯，拉斯蒂，152—153

丹齐格，鲁迪·范，27

但泽，158

道尔顿，休，271，273

德巴利，威廉·西奥多，35—36，186—187

德彪西，克劳德，332

德布林，阿尔弗雷德，72—73，279，293

德国，39—43，59—60，62，64，70，72—73，253，335

《德国零年》，40，242

德国民主复兴文化协会（文化联盟），284，285

德国社会主义团结党，285

德国文化，278，283，289，294

英国文化和德国文化，278

摧毁德国文化，158—160，282

德国文化及其改造，277—295，297

德黑兰会议，154，210，316，329

德拉瓦河谷，145—146

德累斯顿，180

德尼埃，阿尔贝尔，123

德斯坦，瓦勒里·季斯卡，20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80，271—272

德国人为何不攻击德国人，77

捷克人报复德国人，95—98

被错误指控为纳粹的德国人，93，94

苏联入侵地区的德国人，91，92

和德国人亲善，24，39—43，45

勾结德国人的法国人，84—86，101，103

德国人和犹太旅，98—99

科夫纳计划对付德国人，99—101

波兰人报复德国人，90—95

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囚犯，75

德国士兵返乡，139—141，144

苏联人报复德国人，79—80，82—84

德意志银行，182，183

德意志综合新闻社，232

邓尼茨，卡尔，17

邓斯东，查尔斯，182

抵抗运动，169—172，201

共产主义和抵抗运动，102—103，109，175

法国抵抗运动，71，199，201，252，253

抵抗运动政治势力，253—254

《地平线》，248，254，290

蒂蒙尼耶，勒内，293

东德，180，271—272，335—336

东京，60，61，62，69

东京审判，185，234

东条英机，212

杜拉斯，玛格丽特，138—139，252—253

杜勒斯，艾伦，312

杜勒斯，约翰·福斯特，312，313，324，328，329

杜鲁门，哈里，18，154，166，167，296，297—298，319，323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318

多列士，莫里斯，50，199

朵拉—米特堡集中营，163

E

俄国人，145，146，148

被强制遣返苏联的俄国人，150—153

俄国兵，详见苏军

俄罗斯，9

另见苏联

恩斯特，厄尔，300

《厄尔河爱国者报》，85

《恶心》（萨特），290

饿死计划，79

F

法国，57—58，101，102，106，252—253，335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121—124

法国黑市，58

英法关系，255，325

法国妓院，201

法国通敌者，84—86，101，103

法国共产党，50，84，102，198，199，252，272，328

法国文化，290—294

法国经济重建，252，253，255

法国食品供应，58

法国的德占期，26—27，28，50，84—86，201

德国被占领，292—295

德国的同性恋，26—27

法国和印度支那，详见法属印度支那

法日关系，120

法国犹太人，220

法国光复，20，50，85，120，171

法国和中东，325

法荷关系，220

巴黎，详见巴黎

战俘返回法国，137—139

法国清洗运动，198—201

法国抵抗运动，170—171，199，201，252，253

法国和叙利亚，323—325

法国和联合国，326，328，329

法国抵抗组织“战斗”，310—311

法兰西革命，197—198，199

法斯宾德，赖纳·维尔纳，141

法西斯主义，175，236

共产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102—103，109，175

法属印度支那，111，120，124，253，324

法属印度支那饥荒，121

越南，102，106，120—122，124—127

返乡，131—168

作者父亲返乡，6，132—133，139

英美士兵返乡，144—145

德国人被强制遣返德国，154—160

德国士兵返乡，139—141，144

日本士兵返乡，139—144

犹太幸存者返乡，134—136

战俘返回法国，137—139

俄国人被强制遣返苏联，150—153

犹太复国主义和返乡，161—168

非洲，253

菲律宾，111，188—191，212，315

日本入侵并占领菲律宾，188—190

麦克阿瑟和菲律宾，188—191，213—218

马尼拉，详见马尼拉

肺结核，61，165

费林格，兹德涅克，155

芬基尔施泰因，哈亚，89

《风中的母鸡》，141

佛兰德斯，102

佛朗哥，弗朗西斯科，176，244

弗拉德，丹尼尔·J.，64—65

弗兰克，安妮，29，55—56

弗兰克，汉斯，231

《弗兰克州报》，331

弗里茨·绍克尔，231

弗里茨—克罗科，丽布萨，91—92，94

弗里德堡，汉斯—格奥尔格·冯，15，18

弗里克，弗里德里希，181，183

弗罗斯特，约翰，16n

福克斯，查尔斯，16

福特文格勒，威廉，4

妇女妇女独立，8，23

女性投票权，51，85，186

另见性

《妇人画报》，38

《复兴报》，90

富尔布莱特，J. W.，313

富士山，300

富特，迈克尔，320，323，325

G

甘地，圣雄，310

《赶走暴政》（诺雷尔），136

冈村宁次，194—195

高见顺，44，46—47，304

戈林，赫尔曼，231

戈宁中校，30

哥穆尔卡，瓦迪斯拉夫，159

哥萨克人，145，146，148—149，151—153，168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241，278，279，283，284

歌舞伎，300，301，332

格但斯克，158

格拉斯，君特，280，287

格雷西，道格拉斯，126

格雷泽，伊尔玛，228，230

格鲁，伯努瓦特，25—26，27，40，43，51

格鲁，弗洛拉，25

格鲁，约瑟夫，296

格洛博奇尼克，奥迪路，145

葛罗米柯，安德烈，327

工党，253，254

共产党，共产主义，6，64，82，186，250，254—255，272，312，328，335

反纳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里的共产党，102—103，109，175

中国共产党，192—197，203—204，261，328，330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97

法国共产党，50，84，102，198，199，252，272，328

德国共产党，50—51，66，67，180

共产党和德国复苏，181

共产党和希腊，109，110

匈牙利共产党，205

印尼共产党，120

共产党和国际主义，112

共产党和意大利，105—106，272

共产党和日本，102，272，305

共产党和犹太人，88

马来亚共产党，112—113

共产党和纳粹，181

共产党和人民审判，203—207

共产党和联合国，316，317

《姑娘，管好你自己》，47—48

古德斯密特，齐格弗里德，134—135

广岛，60，66，271，296，298，304，

广岛，60，66，271，296，298，304，309，312—313

国家抵抗理事会，252

国联，9，308，309，314，316，318，322

国民解放运动，310—311

果戈理，尼古拉，284

H

哈贝，汉斯，280

哈里森，厄尔·G.，167

哈马，323

哈塔，穆罕默德，114—115，119

哈特格拉斯，阿波利那利，165

哈严，玛利亚，22—23

哈耶克，弗里德里希，250—251

海利男爵，威廉·马尔科姆，326

海门特，欧文，71，162，163—164，166

海涅，海因里希，2

汉普顿，莱昂奈尔，19

豪斯，特奥多尔，178—179

好莱坞电影，286—287，290，320

何应钦，195

《和平马赛曲》（拉马丁），311

河内，120，121，124—127

核武器，详见原子弹

荷兰，253，308

阿纳姆，2，16，307

出生率，53—55

荷兰黑市，68

法国和荷兰，220

荷兰饥荒，53—55

荷兰犹太人，134—136

荷兰解放，53，84，132，134

荷兰解放日，14—15

荷兰道德恐慌，50

奈梅亨，2，132—133

荷兰的玛纳行动，53—54

公审荷兰通敌行为，207

鹿特丹，256—257

荷兰战争纪念碑，136

《荷兰国家日报》，50

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218，220

荷兰娱乐委员会，24

荷属东印度，111，114

另见印度尼西亚

荷属东印度民事管委会，116—118

荷属门诺派，2

赫伯特，A. P.，277

赫尔，科德尔，225，235

赫尔利，帕特里克·杰伊，192

赫尼施，约瑟夫，93

赫斯，鲁道夫，231

黑人美国种族主义，280，287

日本黑人，45

黑市，58—60，68，70—72，82，105

法国黑市，58

德国黑市，71，179，288

日本黑市，68—70，140

荷兰黑市，68

胡佛，赫伯特，297

胡普卡，赫伯特，158

胡耶，P. J. G.，119

胡志明，121，126，127，315，323

虎父，117

虎克党，188—191

华沙，60—61，75—76，256

华沙犹太区起义，161

怀特，E. B.，310，320，326

《回家》（莫尔丁），143

惠特尼，科特尼，176

霍姆斯，323

霍奇，约翰·R.，265—267

J

饥荒，53—59，61—65

阿尔及利亚饥荒，121，122

集中营饥荒，55

德国饥荒，61，63—65，67—68

荷兰饥荒，53—55

印度支那饥荒，121

日本饥荒，61—62，63，67—68，298

苏联饥荒，79

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312

基督教民主党，271，273，282，289

基督教普世主义，311，322

基勒，克林斯汀，296n

基南，约瑟夫·B.，185，186

吉尔伯特，马丁，20

吉尔伯特和沙利文，300

集中营，4，13，76，89，94，95，133—134，179，226，309

奥斯维辛集中营，93，133，161，163，182，183，206，228，229，231，232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详见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比克瑙集中营，163，206，228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33，226，231，232，241—242，252，280

达豪集中营，详见达豪集中营

朵拉—米特堡集中营，163

艾森豪威尔参观集中营，226—228

集中营电影和新闻片，227，279—280，320

集中营饥荒，55

奥尔德鲁夫集中营，226—227 详见流散人员集中营和灭绝营

纪德，安德烈，290

《寂静》（博罗夫斯基），76，77

加里宁格勒，78

加缪，阿尔贝尔，310—311

加藤悦郎，303

甲壳虫乐队，23，51

《架空会见记》（纪德），290

讲德语的难民，62—63

蒋介石，62，66，102，124，191—193，195，196，318，326，330

杰布，格拉德温，308，320—321，327

杰斐逊，托马斯，286

杰克逊，罗伯特·H.，236—237

捷克斯洛伐克，62，253，335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97

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俘虏，75

捷克斯洛伐克强制遣返德国人，154—160

捷克斯洛伐克针对德国人的报复，95—98

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卫队，96—97

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97

切尔诺维茨，158

解放 13—16，20，22—23，37，51，76，86

解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29—30

殖民社会和解放，111

法国光复，20，50，85，120，171

解放希腊，208，209

解放荷兰，53，84，132，134

性欲和解放，23—29，38—39，50

《解放报》，19，20

解放心态，13

解放日，14—15

《今日》，286

金，唐纳德，61，186—187，193—194，268—270

金博尔斯基，切萨罗，94

金日成，191，268，270

金泽尔，埃伯哈德·汉斯，15

近江市，302

近卫文麿，34

井深大，72

旧金山会议，310，312—314，318—327

爵士乐，289—290，291

爵士乐，289—290，291

军国主义，174，175，179，183，185，276

普鲁士，171，173，175，182，279

K

卡尔米，伊斯雷尔，99

卡尔沃科雷西，彼得，237

卡斯特纳，艾里希，68

卡廷森林大屠杀，233

卡瓦贾·纳兹穆丁，244

开罗，248

凯恩斯，约翰·梅纳德，270—271，290

凯尔，罗伯特，216

凯尔泰斯，伊姆雷，133—134

凯南，乔治·F.，225，235

凯特尔，威廉，18

《凯旋门》（雷马克），290

凯兹，查尔斯，176，299

《坎特伯雷的故事》（《夜夜春宵》），248—250

康德，伊曼努尔，278

康纳利，西里尔，248，254，290

康斯坦丁一世国王，107

柯尼斯堡，158

科博，帕斯卡尔，198—199

科尔文，玛尔塔，32

科夫纳，阿巴，99—101

科隆，60，180，282，288

科切夫耶，148

科沃德，诺埃尔，275

克恩滕州，145—146

克拉科夫，87

克拉默，约瑟夫，228—230

克莱，卢修斯，65，66，177，185

克莱夫林格，鲁道夫，3

克莱因，弗里茨，228—230

克里，保罗，ix

克虏伯，阿尔弗雷德，181，183

克罗地亚，102，103，145—149

克罗科，克里斯蒂安·冯，91

肯尼迪，约翰·F.，326—327

库拉拉，费利珀，188—189

库斯勒，亚瑟，253

库瓦特利，舒克里·阿尔，323—324

奎松，曼努埃尔，188

L

拉克西，马加什，205

拉马迪埃，保罗，57

拉马丁，阿尔方斯·德，311—312

拉齐罗夫村，88

拉斯基，哈罗德，246—247

拉斯洛，巴尔多希，207

拉特利奇，小威利·B.，216—217

拉铁摩尔，欧文，261

拉瓦尔，皮埃尔，200，218—225，229

莱比锡，180

莱格，沃尔特，237

莱姆金，拉斐尔，322

莱纳，弗里德里希，146

莱维特，索尔，226

兰姆斯多夫，94，95

《蓝色天使》，40

劳雷尔，何塞·P.，188，189，191

劳雷尔，萨尔瓦多·“多伊”，191

老兵返乡，139—145

另见返乡

老兵犯下的暴力行径，144

勒南，内斯特，286

雷恩哈德太太，5

雷诺工厂，200，253

冷战，9—10，103，270，272，294，303，327—328

黎巴嫩，324，325

黎凡特，323—325

李承晚，267，269，270

李夏尔，马尔特，201

里宾特洛普，约阿希姆·冯，231

里希特，艾里希，331—332

里希特，赫尔姆特，92

理性理想主义，311—312

立陶宛，160，168

利特文斯卡，索菲亚，229

利沃夫，89

列维拉比，162

林格斯，J. A.，257

刘易斯，诺曼，33—34

流散人员，131—133

亚洲流散人员，131

流散人员返乡，详见返乡

流散人员集中营，6，13，71，76，160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详见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出生率，31—33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犹太人（1945），160

详见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灭绝营

鲁坚科，罗曼·A.，233—234

鲁梅林博士，5

鹿特丹，256—257

路易·雷诺，200

吕运亨，263—264，266，267

吕运弘，266

绿十字株式会社，212

《乱世佳人》，286，287

伦伯格，158

伦敦，57

伦敦《泰晤士报》，41，145，227，228，229，277，314，326

伦敦欧战胜利日，18—19，21，22

伦多夫，汉斯·格拉夫·冯，78，82，156

罗贝，保罗，157

罗伯茨，欧文·J.，313

罗伯特森，布莱恩，278

罗哈斯，曼努埃尔，189，190—191

《罗蕾莱之歌》（海涅），2

罗马，59

罗马尼亚，62，154，159，253

罗塞里尼，罗伯托，40，242

罗森菲尔德，内蒂，134

罗森萨夫特，梅纳赫姆，57

罗森萨夫特，约瑟夫·“约西勒”，56—57，162—163，229

罗斯福，富兰克林·D.，154，292，317，318—320，327—328

罗斯福和《大西洋宪章》，314—315，323

罗斯福之死，319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314，323

罗斯福和联合国，316—318，319

罗西，欧内斯托，311

洛克威尔，诺曼，314

《洛桑条约》，155

洛锡安勋爵，菲利普·凯尔，310

“马德隆”，20

M

马尔丹，弗朗索瓦丝，125

马尔库塞，赫伯特，177

马科斯，费迪南德，191

马克思，卡尔，257

马拉比，A. W. S.，119

马来亚，111，112—114，125，212

马劳伊，山多尔，59，205

马尼拉，60，188—90

马尼拉大屠杀，212—217，306

马萨达之战，161

马斯科罗，迪奥尼，138

马歇尔，理查德，184

玛拉帕尔泰，库尔乔，49，149

《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141

玛利亚，马克，艾里克，290

吗哪行动，53—54

麦克阿瑟，道格拉斯（盟军最高司令官），41

麦克阿瑟和日本，35，37，65，66，174—176，183—186，191，211，261，304

麦克阿瑟和日本再教育，296—301

麦克阿瑟认为日本人很幼稚，296—297

日本人写给麦克阿瑟的信，174—175，185

麦克阿瑟和菲律宾，188—191，213—218

麦克阿瑟和威洛比，176，211

麦克阿瑟和山下奉文，213—217

麦克米伦，哈罗德，103—104，107—110，150，245

曼，托马斯，286

《曼彻斯特卫报》，244，250，324，331

毛泽东，9，102，192—193

梅瑞狄斯，乔治，278

梅塔克萨斯，扬尼斯，107，109，110

梅特涅，克莱门斯·冯，327

《每日镜报》，64，227

《每日先驱报》，19，21，320，323

《美国观察家》，286

美国文化，289—292

好莱坞影片，286—287，290，320

《美国羊栖菜》（野坂昭如），40，44—45，55

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168

美国在朝鲜，265—269

美国最高法院，216

门诺派，2

盟国间惩治战犯委员会，233

盟军管制委员会，42

蒙巴顿勋爵，路易斯，111，115

蒙哥马利，伯纳德·“蒙蒂”，15，16，54，207

孟加拉，56

孟加拉饥荒大杂烩，56

米克洛什，霍尔蒂，205—206

米兰，59

米奇尼克，亚当，86

米塞特，安东，218—221，222—224

米歇尔，恩斯特，231—234，241

密特朗，弗朗索瓦，138

灭绝营特雷布林卡灭绝营，89—90

另见集中营，流散人员集中营民主化

德国民主化，173，177，178，276，280—281，287，289

日本民主化，175—176，185，276，279，287，295，298，302—305

《民族》杂志，322

摩根韬，亨利，65—66，276，317

摩根韬计划，65，276，278

摩萨台，穆罕默德，312

莫尔丁，威廉·“比尔”，143—144

莫尔奈，安德烈，222

莫兰，谢伍德，61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321，328

莫奈，让，253，255，256，295

莫斯科的欧战胜利日，20

莫扎特，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283

木户新一郎，118

慕尼黑，180

N

拿破仑一世，292，327

内战，149—150

《那不勒斯1944》（刘易斯），33—34

《纳粹集中营》，279

奈梅亨，2，132—133

南京，193，194—195

南京大屠杀，194，306

南斯拉夫，102，103，146—150

铁托和南斯拉夫游击队，103，145，146，148—151

尼赫鲁，贾瓦哈拉尔，315

尼克尔森，哈罗德，245—246，254—255，271

尼克尔森，奈格尔，145，146

尼克松，理查德，305

《年轻的心》，38

鲇川义介，260—261

纽波特帕格内尔，326

纽伦堡审判，183，185，216—218，226，228，230—237，244，322，331

《纽约客》，310，320，326

《纽约每日新闻》，22

《纽约时报》，41，54，154，192，313，329，330，332

纽约市，22，332

纽约市的欧战胜利日，19，21，22

《纽约先驱论坛报》，21—22

农业，63

挪威，84

诺埃尔—贝克，菲利普，327

诺雷尔，K.，136

诺伊曼，弗朗茨，176—177

《欧墨尼得斯》（埃斯库罗斯），209—210，225

O

欧战胜利日，17—22，48

欧洲

欧洲分裂，335

欧洲统一愿景，253—257，295，310—311

欧盟，9，273，294，306

P

帕盖特，伯纳德，324

帕潘德里欧，乔治奥斯，208

帕蓬，莫里斯，200—201

帕维里奇，安特，102，149

潘潘女，36—38，69

《喷趣》杂志，277

皮杜尔，乔治，328

皮尔森，莱斯特，327

皮尔斯，雅克，24

《皮肤》（玛拉帕尔泰），49

皮萨切克，格奥尔格，93

“漂洗运动”（Persilschein），179

朴正熙，270

普雷斯伯格，艾默里克，248—250

普鲁士，157，253

普鲁士主义，171，173，175，182，279

普罗富莫，约翰，296n

溥仪，亨利，258，259

Q

《73舰队潜艇战》，287

启蒙运动，276，311，322

契科夫，安东，284

强暴，38，39，42，84

苏军强暴德国女人，83—84

乔治二世国王，109

《桥》，278

亲善行动，24

“亲我的屁股”，98—99

青岛，193—194

清洗战时通敌者，235

清洗法国战时通敌者，198—201

清洗德国战时通敌者，172—173，176—183，279，293

清洗日本战时通敌者，172—176，183—187 详见审判

丘吉尔，克莱蒙蒂娜，245

丘吉尔，温斯顿，19，91，103，107，150，154，155，227，244，246，247，250—252，254，256，271，273，310，318—320，324，328—329

丘吉尔和盟军胜利，17，18—19

丘吉尔和《大西洋宪章》，314—315

1945年丘吉尔参加竞选，8，10，243—245，250

丘吉尔和希腊，109，110

丘吉尔和联合国，316—317

丘吉尔和战争罪，210，225—226，235

《去毒气室请这边走，女士们先生们》（博罗夫斯基），76

R

让—保罗·萨特，290，291—292

《让我们对德国人别太粗鲁》（科沃德），275

《人道报》，200

人民法院，203—207，267

人权，322

日本，8，9，34—39，61，64，70，72，106，111，257—262，272，273，332

日本的盟军军粮，67—68

盟军占领日本，35—38，43—48，65，260，276，279，295—306

日本的美国文化，290

美军勾搭日本女人，44—47

日本武装力量，306

日本黑市，68—70，140

日本工商界精英，185—187

中日冲突，102，112，184，192—197，299

日本和共产主义，102，272，305

日本宪法，305—306

日本民主化，175—176，185，276，279，287，295，298，302—305

日本的经济控制，260

日本疾病，61

日本教育，301—302

日本的封建主义，175，185，186，188，299，300，302，305，332

法日关系，120

广岛，60，66，271，296，298，304，309，312—313

日本饥荒，61—62，63，67—68，298

日本和印尼，111，115—116

日本和朝鲜，262—267

麦克阿瑟和日本，35，37，65，66，174—176，183—186，191，211，261，296—301，304

日本和马来亚，112

日本和伪满洲国，详见伪满洲国

日本军警（宪兵队），183—184，188，214，259

长崎，271，296，298，309，327

近江市，302

日本爱国组织，184

日本偷袭珍珠港，188，216，314，316

日军入侵菲律宾，188—190

日本娼妓业，34—38，45

整肃日本战时官僚和政治体制派，172—176，183—187

重建日本，261—262

日本的改革派官僚，251，259，260

对日援助，65—66

日本和抵抗运动，169，171，172

日本在东南亚的统治，112，115

日本和苏联，66—67，69，80，297

日本投降，262，265，271

东京，60，61，62，69

美国在日军事行动，303

日本的书写体系，301—302

日本人在华日本人，79，80—81

日本神风队员，140，141—142

日本人寄给麦克阿瑟的信，174—175，185

麦克阿瑟对日本人的看法，296—297

日本兵返乡，139—144

苏联人报复日本人，80

审判日本战犯，212—218

日本人和西方男子气概，40—41，45

日本文化，296，297，299

歌舞伎，300，301，332

日本文化和改造，276，287，295—306

神道教，263，300—301

《日本的悲剧》，304

日本和朝鲜，262—267

《日本时报》，332

《日本天皇》（吉尔伯特和沙利文），300

日产，187，259—260

日俄战争，80

荣格，恩斯特，94，157，234

S

撒切尔，玛格丽特，273

萨尔特，阿瑟，63

萨克维尔—威斯特，维塔，271

萨拉希·费伦茨，206

萨雷，基亚伊，113

“萨苏”乐队，291

塞提夫事变，122，124，315

塞族，146，148，149

赛尔伯恩伯爵，朗代尔·帕尔默，150

《赛克斯—皮科协定》，325

赛提夫，122，124，315

《三便士歌剧》（布莱希特），283—284，285

三井，187，260

三菱，187，260，261

沙赫特，雅尔玛，231，251

山下奉文，40，212—217，218

伤寒，61

舍尔，玛格丽特，96—98

社会民主党政府，253

社会主义，250，254，273

英国社会主义，245，246，248—250，271

神道教，263，300—301

神风突击队飞行员，140，141—142

审查问卷，177

审判，233

希腊审判，207—209

希腊人民法院，203—207，267

另见战犯审判

圣—皮埃尔神父，311

《圣詹姆斯宣言》，233

圣战红军，113

施莱辛格，维尼弗雷德，19，21，24

施密特，约瑟夫，332

施尼茨勒，格奥尔格·冯，183

施佩尔，阿尔伯特，258

施特莱彻，尤里乌斯，231

施托姆，维姆，50

施瓦茨科普夫，伊丽莎白，237

石井四郎，210—212

《时代》杂志，143，219，221—222，321

史迪威，约瑟夫，191—192

史丁生，亨利，65—66

史密斯，赫伯特·A.，230

史沫资，扬，322，323

《世界报》，331

《世界人权宣言》，309，322

世界政府，309—311，327，329—330

《大西洋宪章》和世界政府，314—315，323，324

原子弹和世界政府，313

大英帝国为世界政府提供模板，310

国联和世界政府，9，308，309，314，316，318，322

联合国和世界政府，详见联合国

市场花园行动，16，307

舒恩菲尔德，所罗门，60—61，161

舒曼，罗贝尔，294，295

斯宾格勒，奥斯瓦尔德，288

斯大林，约瑟夫，8，17，18，20，91，97，106，132，147，149，150，154，155，170，195，199，205，210，243，272，316—320，327—328，330，335

对斯大林的良好印象，150，154，308

斯大林格勒，60

“斯大林管风琴”，4，5

斯科特，T. P.，147，153

斯洛文尼亚，145—149

斯彭德，斯蒂芬，58，60，226，281—283

斯皮内利，阿尔蒂诺，311

斯特丁纽斯，小爱德华·R.，321，327

斯特雷奇，约翰，57

《死亡工厂》，279—280

四大自由，314，323

《四只手写日记》（格鲁姐妹），25

《寺子屋》，300

泗水市，116，118—120

宋子文，326

苏丹·沙里尔，115

苏哈托，120

苏加诺，111，114—116，119，120，189，315，323

苏联，313

苏联，9，17，18，54，64，66，103，254，272，323，325，330

苏联原子弹，313

中苏关系，80—82，195—197

冷战和苏联，9—10，103，270，272，294，303，327—328

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97

苏联二战死亡人数，78—79

苏联和原纳粹党党员，180—181

苏联和德国再教育，284—285

德军从苏联撤退，79

苏联占领德国，39，42，67，82—84，284—285，292

苏联和德国的复苏，181

苏联和希腊，110

苏联和日本，66—67，69，80，297

苏联和朝鲜，264，266—269

苏联入侵满洲，66—67，69，195

苏联和纽伦堡审判，233—234

苏波关系，88，91，92，319—322，323，328

被强制遣送苏联的俄国人，150—153

苏联的饥荒，79

苏联和联合国，316，318，319，321，328—329

苏联军人，79

哥萨克人，145，146，148—149，151—153，168

波兰哥萨克人，88，91，92

苏联军人报复德国人，79—80，82—84

苏联军人报复日本人，80

苏门答腊，114，118

苏台德区，95，155，157，158，253

索尼公司，72

索洽，利奥波德，89

T

塔尔维西奥，98

塔鲁克，路易斯，188，190，191

太平洋战争，34，67，175，297

坦普勒，杰拉德，65

汤因比，阿诺德，308，309，310，314

陶里亚蒂，帕尔米罗，272

特来切克，海因里希·冯，288

特雷布林卡，89—90

特吕弗，弗朗索瓦，309

特殊慰安设施协会，34—35

特维斯，沙布泰，165

《特种部队》（巴托夫），160

《藤原弥也》，69

天主教，311，312

田中角荣，102

铁托，约西普·布罗兹，103，145，146，148—151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250

图沃希，约翰，154

土耳其，155，311

托莫老哥，118

W

《瓦尔基茨停战协定》，208—209

瓦勒里，保罗，286

外约旦，325

威尔逊，埃德蒙，57，59，104，106，107，110，246—247

威尔逊，哈罗德，271

威洛比，查尔斯，176，211

韦伯斯特，C. K.，322，327

韦尼泽洛斯，埃莱夫塞里奥斯，107

韦斯特，丽贝卡，232

韦斯特林，雷蒙·“土耳其人”，119—120

维昂，鲍里斯，291

维卢奇奥蒂斯，阿瑞斯，108

伪满洲国，66，80，81，184，193，203—204，210—211，212，257—261

新京，258

满洲（中国东北），66，69，80，187，195—196，203，330

苏联入侵满洲，66—67，69，195

温伍德少校，230

文化联盟，284，285

《文托泰内宣言》，311

《我们在日本的使命》，276

沃登，威廉·L.，295

沃尔夫，弗里德里希，284

沃尔夫，马库斯，284

沃尔海姆，理查德，31

乌得勒支，48

乌得勒支大学，2—3，6—7

乌克兰，156，168，170，319

联合国，9，31，308—309，312—330

布雷顿森林会议，317—318

联合国宪章，310，313，314，322，326

邓巴顿橡树园会议，318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64，316—317

旧金山会议，310，312—314，318—327

联合国和叙利亚危机，323—324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170

乌斯塔沙，102，145，149

《无命运的人生》（凯尔泰斯），133—134

X

X兵团，116

西德，183，271，272，282，336

西格蒙德·瓦尔伯格，182

西贡，120，124—127

西科尔斯基，弗拉迪斯拉夫，91

西里西亚，92—95，155—158

西西里，253

西泽荣一，332

希腊，102，106—111，191，207—209

雅典，106，108—109，209

希腊偷牛罪，207—208

希腊内战，107—111

希腊和共产主义，109，110

希腊国民解放阵线，106—110，207，209

希腊解放，208，209

希腊和苏联，110

希腊审判，207

希腊和土耳其，155

希利，丹尼斯，253—254

希姆莱，海因里希，181，220，225，226，230

希斯，阿尔杰，327

希特勒，阿道夫，8，71，78，92，95，107，132，146—148，159，161，166，171，172，175，178，183，235，251，282，298，312，335

希特勒和阿布斯，182

希特勒和霍尔蒂，206

希特勒和米塞特，219—221

希特勒和再教育，278，280，281

希特勒青年团，2，115

夏庞蒂埃，雅克，222—223

夏泰尼奥，伊夫，123

宪兵队，183—184，188，214，259

《献给迷途士兵》（丹齐格），27

小津安二郎，141

肖克罗斯，哈特利，244

辛顿，德里克，29—30

欣维尔，伊曼纽尔，57

新加坡，212

新京，258

新开始团体”，242

新耶路撒冷”思潮，249—253，257

新政改革派，175—176，186，244，261—262，272，296，299

信息管制委员会，288

《星条旗》报，41，143

性，51

流散人员集中营内的性欲，31—33

勾搭军人，23—28，39—51，84—86

性欲和德国占领法国，26—27，84—86

私生子出生率，28—29，31，38

性欲和欧洲的解放，23—29，38—39，50

娼妓业，详见娼妓业

强暴，详见强暴

性病，28，48—50

匈牙利，205—207，253，335

匈牙利德国人被强制遣返德国，154—160

匈牙利审判，205，206—207

叙利，马克西米连·德·贝蒂讷，公爵，311

叙利亚，323—325

Y

雅典，106，108—109，209

雅尔塔会议，92，151，155，316，319—320，322，327—329

雅各布斯，G. F.，114

雅加达，116，117

亚琛，281—282，302

亚历山大，哈罗德，151

亚洲，8，34，102，111

亚洲的报复行动，111—113，117，118

亚洲流散人员，131

《扬基人》，61，72，154，159，214，215—216，226，265，266，281，320

《耶路撒冷》（布莱克），249—250

野坂昭如，40，44—45，55

野板参三，261

伊高，罗杰，137

伊拉克，131，325

伊拉斯谟，311

伊朗，312

伊斯兰穆斯林，113，121—122，155

伊索尔尼，雅克，199

伊瓦特，赫伯特，321

以色列，100，161—168

以色列《新消息报》，161

意大利，102—106，108

意大利和共产主义，105—106，272

意大利法西斯，102—106

意大利道德恐慌，49

意大利的报复，105，106

音乐和艺术促进理事会，247—248

印度，167

印度尼西亚，102，111，112，114—120，122，125

印尼“准备好”暴力浪潮，116—118

印尼清洗共产党，120

印尼独立，114，119—120

日本和印尼，111，114—116

印尼自由战士，116—119

印度支那，详见法属印度支那

英国，243—251，273，335

英国的社会政治态度变化，243—248

英国保守党，243—246，248，273

英德文化交流，278

英国文化促进，247—248

1945年英国大选，8，10，243—245，250

英国食品供应，57，65

英法关系，255，325

英国和德国复苏，181

英国和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167

英国工党，243—244，246—248，250，271，273

伦敦，详见伦敦

英国和马来亚，111

英国和中东，325

英国对世界政府的模范作用，310

英国的新耶路撒冷精神，249—251，270—271

英国改革计划，251

英国社会主义，245，246，248—250，271

英国和联合国，326

英国外交部，167—168，181，226，308

永井荷风，43—44

犹太复国主义，99，100，161—168，244

犹太感恩纪念碑，136

《犹太纪事报》，162

犹太旅，98—99，161

犹太人，71—72，103，122，158，160—168，177，289，312

犹太人和共产主义，88

犹太人和集中营，详见集中营

法国犹太人，220

流放德国人对比犹太人的苦难，157—158

藏匿和帮助犹太人，89，171—172

犹太人返乡，134—135

霍尔蒂和犹太人，206

匈牙利犹太人，206

拉瓦尔和犹太人，220，221

反纳粹法律对比反犹太法律，178

犹太人和米塞特，219—220

荷兰犹太人，134—136

掠夺犹太人资产，89—90，178

波兰犹太人，86—90，134，160—162，164，165，168

报复犹太人，90

犹太人的报复，98，99—101

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规模，161，165

美国和犹太人，162，167

犹太人的财富，88，89

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99，100，161—168，244

“犹太人的血不会白流”，99

犹太事务局，168

裕仁天皇，174—175，176，301，304

原子弹，312—313，329

越盟，120—121，124，312

越南，102，106，120—122，124—127

越南战争，142，303

Z

再教育，276—277

再教育德国，277—295，297

再教育日本，276，287，295—306

另见德国文化，日本文化

赞根，威廉，182

泽内丁，法里德，320

扎耶，J.，223

战略托管地区，325

《战争》（杜拉斯），138—139

战争罪审判，210—237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战犯审判，228—230，234

审判本间雅晴，213

匈牙利战犯审判，206—207

审判石井四郎，210—212

审判日本战犯，212—218

审判拉瓦尔，200，218—225，229

审判米塞特，218—221，222—224

为审判战犯新列的法律条目，234，322

纽伦堡，183，185，216—218，226，228，230—237，244，322，331

东京审判，185，234

审判山下奉文，212—217，218

张伯伦，内维尔，255，323，335《朝日新闻》，141—142，302—303

珍珠港，188，216，314，316

拯救欧洲犹太人委员会，165

殖民主义，111，315，325—326

志贺直哉，141—142

中东，324—25

中国，34，66，79，102，108，191—197，330

中国婴儿买卖，69—70

中国内战，9，62，102，191—197，328

中共，192—197，203—204，261，328，330

中日冲突，102，112，184，192—197，299

中国的日本平民，80—81

中国和马来亚，113—114

南京，详见南京

中苏关系，80—82，195—197

青岛，193—194

中国和联合国，316，318，326，328，329

重光葵，300

《重建》，286

重庆，330

《周六晚报》，36，295

《朱尔与吉姆》，309

朱可夫，格奥尔吉，17—18，21，79

朱莉安娜王妃，24

朱特，托尼，90，101

住友，187

爪哇，118

《准备报》，134—135

资本主义，177，181

《自由人民报》，206—207，309，312—313

宗教普世主义，311—312

租借条约，270，317

最高司令官（SCAP），详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佐仓宗吾，332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by Ian Buruma

Copyright © 2013 by Ian Burum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零年 : 1945 / (荷) 布鲁玛著 ; 倪韬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2015.2 重印）

书名原文: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ISBN 978-7-5495-6290-9

Ⅰ. ①零… Ⅱ. ①布… ②倪… Ⅲ. ①世界史－研究－1945 Ⅳ. ①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728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25.25 字数：360千字 图片：27幅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2次印刷

定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唐磊 译

大断裂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FRANCIS FUKUYAMA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THE GREAT DISRUPTION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1999 by Francis Fukuyam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断裂 :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 (美) 福山著 ; 唐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2016.2 重印）

书名原文: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ISBN 978-7-5495-6642-6

Ⅰ. ①大… Ⅱ. ①福… ②唐… Ⅲ. ①社会进步－关系－

道德－研究 Ⅳ. ①B8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681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5mm×635mm 1/16

印张：23.75　字数：311千字　图片：41幅

2015年5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3次印刷

定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导读

西方的危机？

刘瑜

经常有人抱怨：为什么老有西方人“唱衰”中国？动辄中国即将崩溃，没看见中国正乘风破浪大步前进嘛。其实，西方知识界不但老有人“唱衰”中国，“唱衰”西方自身也是他们的传统。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奥威尔的《1984》，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比比皆是的“资本主义衰亡论”，过去一百年来，从某些人的角度看，西方的崩溃似乎是随时随刻的事。

《大断裂》乍一看也是一部“唱衰西方”之作。“唱衰”的角度与同时期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球》类似：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在流失，而“社会资本”是民主制度（乃至市场）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一旦“社会资本”被侵蚀，民主和市场的未来就时日无多了。

“社会资本”意指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密度与黏性。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人们通过密集、广泛的社会交往培养参与精神、组织能力、责任意识、契约习惯乃至信任，而民主的良好运作就依赖于上述社会资本的丰富。从参加教会活动到成立羽毛球小组、从组织读书会到为临终老人做义工，社会生活中来回穿梭的人际交往与联结，即使与政治毫无关系，也是在为民主制度输送给养与水分。民主的“秘密”不是“制度”约束与激励，更不是开明精英，而是——至少根据一些人——“社会资本”的丰富。

然而，《大断裂》显示，有理由相信西方的“社会资本”正在大规模流失。《独自打保龄球》提供的论据是很多社团的成员数量在减少、人的社交生活在萎缩等等，而《大断裂》则主要集中于犯罪率上升、家庭乃至社区系统的损毁以及信任的流失等现象。不同的角度，都指向同一个焦虑：随着个人主义的崛起，社群主义的衰退，西方是否会出现制度危机？

福山在《大断裂》的后半部分试图寻找答案。答案在两个方向：一个是自下而上式的——人类具有寻求自发合作的天然能力，一旦旧的合作形式遭到破坏，人们有根据情势来调整合作方式的能力；关于这一点，福山大量借助于生物学、人类学甚至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旧的社会资本之衰落很可能是一个危机，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自发合作达至善治具有相当的社会条件（比如长时段的重复博弈），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府还可以介入，为培育新的社会资本提供激励机制——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危机解决方式。

所以，归根结底，福山并没有真正“唱衰西方”，而只是拉响警报，然后指出逃生的出路在哪里。

事实上，后来的历史演变以及更多研究——此书出版于1999年，至今已经十五年——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一种更“乐观主义”的态度。美国的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也恰恰是福山采集数据的时间之后）一直持续下降，欧洲各国也大体如此。离婚率近二十年也是稳中有降。至于美国人的社团参与精神，许多研究显示，的确参与工会、教会这种正式组织的成员大大减少了，但是一种非正式的、松散的、水平的社会交往正在崛起——尤其是互联网兴起之后，人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密集“结社”。某种意义上，垂直型社团的减少以及水平型社团的增加，这是一个进步而非问题。换言之，“社会资本”不是衰退了，而是转型了。

更重要的是，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真的那么洪水猛兽？到底什么是个人主义？是指每个人自私自利、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还是指将每一个“他人”也理解为一个“自己”，其权利、尊严与利益不能被某种集体主义的口号或诉求所吞没？前者似乎只能被称为“自我主义”，后者则是某种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比如，不能以阶级斗争或者爱国主义的名义凌辱或虐待他人——哪怕地主或所谓叛徒，也应当享有法律权利与尊严。

如果个人主义的本质是“人本主义”而非“自我主义”，那么个人主义果真与“社会资本”相矛盾吗？显然并非如此。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持续了几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正在从一个“物质主义”时代走向一个“后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普遍更认同平等（比如更鼓励女性工作权利）、更宽容（比如对同性恋）、更有创造力、更热衷于参与和表达——价值观念的这种转型，被他们称为“解放价值”的崛起。这些“解放价值”（平等、宽容、创造力和参与），不正高度近似于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兴起，不但与社会资本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发展。

这其实没有那么难以理解。人们之所以对“个人主义”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往往是因为他们将个人主义理解为“我的权利，你的责任”，但真正的个人主义，本身也内嵌着“我的责任，你的权利”这一原则。正是对“我的责任，你的权利”的价值认可，催生人们的参与精神与分享意识，而这正是民主制度得以运转的文化基础。

正是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因为“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哀叹社会资本的流失，更没有必要因此匆匆断定“西方的没落”。据我观察，在有自由的地方，社会危机通常总有出路，因为自由允许并鼓励试错与纠错，从而避免了故步自封。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隔三差五的“西方没落论”，与其说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唱衰”，不如说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报。福山的《大断裂》也同样如此。

献给我的母亲福山敏子，

并向我的父亲福山喜雄致以纪念

Naturam expellesfurca,

tamen usque recurret,

et mala perrutnpet furtim fastidia victrix.

—Horace, Epistles I. x. 24-25.

你可以拿草耙一时驱走天性，

但它总会跑回来，

并以其胜利挥开你对它愚蠢的轻蔑。

——贺拉斯，《书札》I. x. 24—25.

- 导读 西方的危机？

- 致谢

- 第一部分 大断裂

- 第1章 也算“导言”

- 第2章 犯罪、家庭和信任：怎么了

- 第3章 关于原因的一般看法

- 第4章 人口、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原因

- 第5章 女性的特殊作用

- 第6章 大断裂的后果

- 第7章 大断裂不可避免吗

- 第二部分 论道德的谱系

- 第8章 规范从何而来

- 第9章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 第10章 合作的起源

- 第11章 自我组织

- 第12章 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

- 第13章 自发性的局限和等级制的必然

- 第14章 超越“76号洞穴”

- 第三部分 大重建

- 第15章 资本主义将会耗尽社会资本吗

- 第16章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建

- 附录 附加材料及其来源

致谢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于1997年在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的“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发表过。第十二章“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曾于1997年2月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克拉斯诺夫讲座”（Krasnoff Lecture）发表过。在坦纳讲座发表的内容由社会市场基金会单独印行，题为《秩序的终结》。在此谨对上述机构和人员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我从合作主持过的两次讲习班中获益良多：一次是有关新科学问题的，另一次则是关于信息科技和生物学双重革命的。它们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对外政策研究所和兰德公司及乔治梅森大学进行。

许多人在本项目的口头发表和成书阶段给出过建议和评论，我要向他们致以谢意，这份名单很长，包括（但不限于他们）：Karlyn Bowman，Dominic Brewer，Leon Clark，Mark Cordover，Tyler Cowen，Partha Dasgupta，John DiIulio，Esther Dyson，Nick Eberstadt，Jean Bethke Elshtain，Robin Fox，Bill Galston，Charles Griswold，Lawrence Harrison，George Holmgren，Ann Hulbert，Don Kash，Michael Kennedy，Tjoborn Knutsen，Andrew Kohut，Jessica Korn，Timur Kuran，Everett Ladd，S. M. Lipset，John L. Locke，Andrew Marshall，Pete Molloy，David Myers，David Popenoe，Bruce Porter，Wendy Rahn，Marcella Rey，Steve Rhoads，Richard Rose，Abe Shulsky，Marcelo Siles and the Michigan State Social Capital Interest Group，Lord Robert Skidelsky，Tom Smith，Max Stackhouse，Neal Stephenson，Richard Swedberg，Lionel Tiger，Eric Uslaner，Richard Velkley，Caroline Wagner，James Q. Wilson，Clare Wolfowitz，Michael Woolcock和Robert Wright。

本书中有关犯罪和家庭的数据，是通过向国家各个统计部门写信征集而来的，感谢这些机构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有求必应的回复常常带给我大量极有价值的数据。

感谢为我写作本书提供帮助的研究助手：David Marcus，Carlos Arieira，Michelle Bragg，Sanjay Marwah，Benjamin Allen，and Nikhilesh Prasad。David Marcus 慷慨地提供无偿帮助；本书的后五章写作得到林德和布雷德利基金会的资助。同时要感谢我的助手Lucy Kennedy和Kelly Lawler为本书手稿的发表所做的工作，还有Cynthia Paddock，Richard Schum和Danilo Pelletiere 为科研小组提供的帮助。

感谢原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的编辑Adam Bellow，最初是他为本书签约，Paul Golob接手了这一项目，审读完全书并给予有见地的编辑意见。英国Profile Books 出版公司的老朋友Andrew Franklin是一位出色的编辑，我的前两本书和本书都由他处理。国际创新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的Esther Newberg和Heather Schroder以一贯的速度和出色程度完成了本书出版的事务性工作。

我的妻子劳拉耐心地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版手稿，我的编辑告诉我，她的判断远比我自己更为可靠。

本书手稿是在一台自组装的、拥有双处理器、232M内存和快速OpenGL图形加速卡的Windows NT系统电脑上完成的。对于打字来说，这样的配置有点奢侈，但在后台运行AutoCAD和3D Studio MAX时就棒极了。

第一部分

大断裂

第1章

也算“导言”[1]

后工业时代

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逐渐完成了向所谓“信息社会”、“信息时代”或“后工业时代”的转变。[2]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将这一转变称为“第三次浪潮”，以此作为继人类历史上从猎狩文明向农耕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发展浪潮。[3]

这一转变由许多彼此关联的部分组成。经济方面，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财富的来源。信息社会中典型的工人不是工作于炼钢厂或汽车生产厂，而是就职于银行、软件公司、餐饮业、大学或社会服务机构。不管通过人还是越来越自动化的机器，都能体现出信息情报（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的作用无处不在，脑力劳动即将取代体力劳动。廉价的信息技术使信息能轻易跨越国界，从而带来生产的全球化，而通过电视、广播、传真和电子邮件快速传播的信息也同时侵蚀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的疆域。

围绕信息建立起来的社会可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平等，这是生活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人们最为珍视的两样东西。选择的自由如今大大增加了，你可以自由选择观看某个有线电视频道、去某一家平价购物店或者同互联网上遇见的某些人交朋友。存在于政治机构或公司企业中的各种等级制，都遭受压力并走向崩溃。庞大而僵化的等级制力图通过规章制度及其约束力来实现对其体系内的全盘控制，而向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转型，通过向人们开放信息的获取而赋予他们权力，削弱了等级制的统治。就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这样等级森严的老牌公司，要让位于更小规模、更扁平化和内部更容易机会均沾的竞争对手；苏联和东德无力管控该国人民所拥有的知识而最终导致政权倒坍也是同样道理。

所有用文字或言谈探讨信息社会转变的人无不对此大加颂扬。政治立场各不相同的评论家，诸如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阿尔·戈尔（Al Gore）、托夫勒夫妇（Alvin and Heidi Toffler）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认为信息社会的种种变化会对经济繁荣、自由民主乃至社会整体带来益处。信息社会的许多好处确实显而易见，但是不是它的全部后果都是积极的呢？

人们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创立视作信息时代的开端，但工业时代的渐行渐远却始自美国传统工业区的去工业化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似的制造业转型，这一过程持续了超过一代人之久。这一时期，大约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到20世纪90年代初，也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社会状况严重恶化的时期。犯罪率上升、社会不稳定加剧，使得最富有国家的城市中心地带变得几乎不宜人居。亲属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两百多年来一直在衰落，并且在20世纪后半叶愈演愈甚。多数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生育率下降，甚至到了如果没有持续的移民进入，人口将出现倒增长的地步；结婚生育的比率减少；离婚率（家庭破裂）飙升；三分之一的美国新生儿为非婚生产，在北欧，这一比例超过半数。最后，对组织机构的信任程度四十年来一直在深度下滑。20世纪50年代末，多数美国和欧洲民众对政府和同胞表示信任，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少数人还怀此信任。人们彼此间的相互往来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人们的交往变少了，但相互的联系变得不那么持久和紧密，交往人群的规模也变小了。

这些显著的变化在许多相似的国家出现，并且大致发生于同一个历史时期。这些变化造成了原本在20世纪中期盛行的工业时代社会价值的大断裂，也是本书第一部分要致力的主题。社会统计指标如此快速而集中的变动很不寻常；即便不知事出何因，但有理由猜测这些变化是相关的。虽然像威廉·班奈特（William J. Bennett）这样的保守主义者[4]常常因为喋喋不休地讨论道德滑坡而饱受批评，但他们大抵无错：社会秩序崩塌，不是出于怀旧病、记性差或被以往时期的伪善蒙蔽。道德滑坡是可以通过犯罪率、非婚生育数量、教育产出和受教育机会减少的程度、信任缺失状况等类似统计结果来测量的。

西方社会中社会黏合度的降低和使民众团结在一起的普遍价值的衰落，这些负面的社会发展趋势，仅仅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从工业时代转向信息时代时才发生的偶然现象吗？本书的假设是，二者其实存在紧密的联系，一个更加复杂、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除了带给我们各种福利外，随之而来的也自然有社会和道德生活的坏事物。时代转型和社会趋势的变化二者之间存在技术、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工作性质的变化逐渐使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从而使得千百万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并颠覆了人们对家庭基础的传统观念。避孕药和延长寿命一类的医药技术革新削弱了繁育后代和组成家庭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原本盛行于市场和实验室中、刺激创新和发展的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溢流到社会规范（social norms）[5]的领域，侵害了各种权威，削弱了将家庭、邻里和国家团结起来的凝聚力。当然，整个情况要远比这复杂，每个国家的情形也各不一样。不过总体而言，技术变化带来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市场中的“创造性破坏”，也同样造成社会关系领域相似的分裂。不如此反而是咄咄怪事。

不过事情也有光明的一面：社会秩序一旦紊乱，就会倾向于重新塑造。有许多如今正在形成的迹象说明了这一点。如此的期待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生物，其最根本的内驱力和本能会令他们塑造道德律令从而使他们以群体形式（community）团结起来。并且，他们本质上也是理性的，其理性本质使得他们能自发地创造彼此合作的方式。宗教在这一过程中常常发挥作用，但它并不像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而许多左翼分子所认同的强大且宽泛的政府也并非必要条件。人类的自然状态并非霍布斯想象的那种“人人相互为敌”[6]的战争状态，而是由众多道德律令的存在而秩序化的公民社会。并且，这些看法已得到近来涌现自生命科学的众多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撑，例如神经心理学、行为遗传学、进化生物学和人类行为学，以及运用生物学方法展开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关于秩序如何产生，不再认为是政治或宗教方面的等级体系权威自上而下的授受，而认作是在分散的个体基础上实行自组织的结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认知成果之一。本书第二部分跳出大断裂引发的当下的社会问题而提出更多一般性的问题，首要的便是社会秩序从哪里来，以及它在变动的环境中如何演进。

社会秩序源自某个中央集权的、理性的官僚等级体系是工业时代的代表性观念之一。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通过观察19世纪的工业社会指出，理性化的官僚制实为现代生活的精髓所在。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信息社会中，政府和公司企业都不会完全依靠正规的、官僚化的规则来组织受辖或受雇的人们。相反，它们会将权力分散和下放，依靠名义上归附于其下的人们自我进行组织。这种自组织的先决条件就是将行为的规则和规范内化，这也说明21世纪的世界将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非正式规范（informal norms）。因此，向信息社会的转变纵然破坏了（既有的）社会规范，但一个现代的、高度科技化的社会不可能离开社会规范而运行，它会受到大量的激励来塑造（新的）社会规范。

本书第三部分从历史和发展两方面考察了此种秩序的来源。一些保守主义者长期以来坚持认为，社会道德秩序已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衰败过程。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启蒙运动及其用理性取代传统和宗教的主张是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来源，伯克的当代后继者延续其说，认为世俗的人文主义是今天社会问题的根源。虽然保守主义者对于过去几十年中道德行为在某些重要方面存在堕落这一点上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但他们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秩序不仅是在退步，从长远看也是在进步。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两个国家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前后这段时期内的确出现过十分明显的道德严重衰败问题。所有大城市犯罪率上升，家庭破裂和非婚生育比率提高，人们彼此孤立，酒类饮品销量增加（美国尤甚，1830年的人均消费量是今天美国人的三倍）。不过从20世纪中期至该世纪末，每十年间的上述社会指标随时间推移逐步呈现好转：犯罪率降低，大量家庭组建起来，醉汉纷纷戒酒，新兴的志愿组织纷纷涌现，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社区归属感。

有相似的迹象表明，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大断裂正开始回潮。美国等国家的犯罪曾一度猖獗，而今则大幅减少。离婚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下降，同时有新的迹象表明，非婚生育率（至少在美国）即使没有回落，也与过去持平。对主要公共机构的信任度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有所提高，公民社会出现繁荣景象。此外，大量感性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传统社会规范在回归，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不再受欢迎。当然，还远没有到断言这些问题已经过去的时候。不过，同样错误的是认定我们无力对信息时代的技术、经济状况作出社会性方面的调节。

社区与社会，再次分化

技术进步带来社会秩序的紊乱并非新现象。特别是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社会一直经历着某一生产过程取代另一种的无情的现代化过程。[7]英美两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社会失序，可以直接追因于所谓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破坏效应，蒸汽动力和机械化在纺织、铁路等领域催生出新的工业。一百年间里，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型，所有积累形成的带有农业或乡村社会特征的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都被工厂和城市的节奏所取代。

社会规范的这一转变引发出可能是现代社会学中最著名的概念，即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的关于“社区”（Gemeinschaft，community）和“社会”（Gesellschaft，society）的区分。[8][9]按照滕尼斯的说法，代表社区的是典型的前现代的欧洲乡民社会（peasant society），它由一个紧密的个人关系网络构成，且个人关系严重依赖亲属关系以及在某个小型封闭的村落内的直接和面对面的交流。社会规范多半不形成文字，个体通过相互依存的网络与他人联结在一起，这种相互依存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工作到此类社会享有的少量的休闲活动。而另一方面，社会，则是由代表着大规模的、城市和工业社会的法律和其他正式的规则所构成的体系。社会关系更循规蹈矩，也不那么人情化，个体之间不再寻求相互支持，也就同样地不再彼此依赖，因此他们的道德约束也大为减少。

非正式规范和价值将随时间推移被理性的、正式的法律和规则所取代，这一直被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柱之一。英国法理学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人们通过“地位”（status）关系而彼此联系。父亲与家庭、封建领主同奴隶和仆从建立起终生的关系，其中包含着大量非正式、未经表述的，并且常常是含混不清的相互义务关系。即使有人不喜欢这种关系也不能轻易摆脱它。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梅因指出，这类关系都基于“契约”，比如一份正式的雇佣协议会规定受雇者完成一定量的工作并从雇佣者那里获得一定量的工资报偿。一切都在工资契约上白纸黑字，并因此得到政府的强制执行；不再有那种老旧的连带有金钱换取服务的义务或责任。换句话说，不同于基于地位的关系，契约关系并非一种道德关系，只要合约条款被完全履行，任一缔结方都可以随时中止这种契约关系。[10]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对社会规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催生出一门崭新的学科领域，即社会学，其宗旨就是描绘并弄清诸种变化。实际上，19世纪末所有伟大的社会思想家，包括滕尼斯、梅因、韦伯、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还有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都以阐明这一社会转型的实质为己任。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曾经这样形容，他所在的学科成形之后的全部要旨其实可以看做一篇有关社区和社会的长论。

20世纪中期产生了诸多标准的社会学教科书，它们都把从社区到社会的转变视作一次定终身的事件：社会不是“传统的”就是“现代”的，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走到了社会发展的路尽头。然而，社会演进并没有止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工业社会很快开始让自己转向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描绘的后工业社会或我们所知的信息社会。假如这后一种转变其影响之深远不在前一次转变之下，那么它对社会价值具有相当程度的冲击就不足为奇了。

社会秩序对于自由民主的未来何以重要

在现代这个信息时代，民主国家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它们在面对技术和经济变革时能否保持其社会秩序。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涌现出了诸多新兴民主国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将之称为“第三次浪潮”，但这是一次民主的浪潮。[11]正如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所论述过的，政治体制向现代自由民主方向演进，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逻辑，它建立在经济发展同稳定的民主政治相互支持的基础上。[12]对世界上那些最发达的经济体国家而言，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相互融合是缓慢形成的，没有像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自由政治与经济体制顾此失彼的选择。

然而，新的民主化浪潮虽然同样是进步的趋势，却不一定在道德和社会发展方面得以体现。当代自由民主国家滑向极端个人主义的趋势可能是它们最大的长期症结所在，这在民主国家中个人主义最突出的美国表现尤甚。现代自由主义体制国家以奉行如下观念为前提，即为政治安定计，政府不会在各种宗教和传统文化所主张的道德诉求间采取有所偏倚的态度。教会和国家相互独立；在事关终极目的和本性善恶这类道德伦理的重大问题上接受多元主义。宽容成为基本的美德。以法律制度的透明框架而非道德一统来形成社会秩序。这样的政治体系不需要人民务必德行高尚，只要他们出于私己的利益而保持理性并遵守法律。同理，与政治自由主义携手同行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只需要人们根据长远的个人利益来实现最优的社会化生产及分配。

构筑在这些个人主义前提之上的社会一直运转良好，甚至到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仍没有其他的现实选择，可以取代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的组织原则。要构筑社会，个人利益较诸美德是一个低位的但却是更可靠的基础。法治的创立是西方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比起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这一成就所带来的福利实在过于明显。

不过，就算正式的法律和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关键意义，但它们仍不足以确保现代社会得以成功。自由民主始终都需要某些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保驾护航才不至于出偏。当我们比较美国和拉美国家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在19世纪取得独立时，很多都效法美国的总统制建立起正式的民主体制和法律体系。但自那以后，没有一个拉美国家像美国那样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尽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20世纪80年代末重新回到民主政体上来。

这里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文化方面的原因则是最要紧的：最早殖民美国的是英国，美国承继的不仅有英国的法律体系还有其文化，而拉美承继的是各式各样的伊比利亚半岛文化传统。尽管美国宪法规定教会与政府相互独立，但新教在美国建国时期对于形成美国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新教不仅促进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同时也促进了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称扬的美国的“结社的艺术”，即社会倾向于通过大量自发形成的团体和社团基础进行自我组织。美国公民社会的活跃对其民主体制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繁荣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较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及拉丁天主教（Latin Catholic）的传统强化了对教会和政府这样大的中央集权机构的依赖，也就造成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相对薄弱。同样的对比存在于北欧和南欧之间，二者保持现代体制运转的能力差别同样来自宗教遗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大多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问题在于，文化上的先决条件不是想有便有的。包括美国在内的最成功的那些国家，其稳固的正式制度有幸能得到灵活多变的非正式文化的调适。可是，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冲击，正式制度自身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民间社会继续享有那些文化价值和规范。相反，在正式制度中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有利于鼓励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有能力告别承继自旧时代的道德价值观。此外，变化活跃、技术上富于创新的经济从根本上会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产生破坏。

如此一来，宏大的政经体制便会走上一条长期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的道路，社会生活也体现出更多的周期律。某一历史时期运转良好的社会规范如果遭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破坏，社会就不得不努力挽回败势，以期在变局中重建规范。

规则的价值

向信息时代转变与社会分裂之间的文化联系，可以从1996年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期间，电视里成天累时播放的那组系列广告中看出端倪。由一家美国通信巨头公司赞助的这组广告中，一群身体条件好、肌肉发达的运动员展现了超凡的运动技能，诸如沿着建筑的侧面墙向上奔跑、从悬崖上纵身跳入万丈峡谷、在一栋栋摩天大楼的屋顶间跳跃。广告最后闪烁出标示主题的字幕：“无拘无束”。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运动员们出色的体格唤起人们对哲学家尼采笔下的“超人”的想象。如同亲纳粹的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所倾力塑造的银幕形象那样[13]，这种神一般的存在可以超越凡俗道德规则的约束。

给商业广告提供赞助的电信公司和负责制作的广告公司，当然希望创造一个强大、积极又能面向未来的广告形象：在信息技术的新时代，旧的规则被打破，这些赞助公司在破坏方面冲在前线。这里隐含的信息是，旧规则——大概是用于治理前互联网时代的通信业和那些运营电话服务的大公司的那些规则——已成为没必要而且有害的约束，不仅对于电话服务本身，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精神而言亦是如此。谁也说不好摒弃这些规则以后人类将取得何等高度的成就，以及赞助公司将如何心甘情愿地帮助顾客达至这片应许之地。那样的话，我们都会成为广告片中的运动员那样神一般的存在。

或有意或无意地，这些商业广告的制作者使自己立足于一个强有力的文化主题，即个体从无用的、压抑的社会约制中解放出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系列追求个体从大量传统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解放运动。性革命、女性解放和女权革命，以及支持同性恋权利的运动在西方世界遍地开花。以追求每一个人的解放为目的的上述运动，视现有的社会规范和法律对个人的观念和选择进行过度限制——无论是年轻人选择性伙伴、女性寻求就业还是同性恋寻求权利认同，都存在这样的限制。大众心理学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到80年代的重视自尊的趋势，都是力图将个体从令人压抑的社会期许中解放出来。这些运动都可以给自己打出“无拘无束”的标语。

左翼和右翼都在将个体从令人拘束的规约解放出来的运动中贡献了力量，不过他们的侧重点往往不同。简单来说，左翼关心的是生活方式，而右翼关心的是钱。前者不希望传统价值过分限制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中任何一个人的选择，这些群体包括女性、少数族群、同性恋者、无家可归者、罪犯等。另一方面，右翼不希望社区对他们用个人财产来做的事加以限制——在美国的特殊国情中，就是希望捍卫用枪的权利。宣扬“无拘无束”的这组广告由一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私营高科技公司制作，这完全在情理之中，要知道现代资本主义就是通过打破规则而繁荣起来的，在此种背景下，旧的社会关系、社区还有技术都会因新的和更有效率的替代者的出现而被遗弃。左右翼相互指责对方表现出过度的个人主义倾向。那些支持生育选择权利的人往往反对枪支或大排量汽车的购买，希望完全放开经济自由竞争的人们会因在去廉价的沃尔玛超市途中被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洗劫而惊魂不已。奇怪的是，双方中任何一方为了约束对方，都情愿放弃己方自由选择空间中最不舍的那一部分。

人们很快发现，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文化里，破坏规则成为唯一可以存在的游戏规则。而人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是，道德价值观与社会准则绝不单纯是施加于个人选择之上的粗暴限制，而是任何类型的合作事业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者近来业已提出将社会累积的共享观念作为社会资本。如同实物资本（土地、建筑、机器）和人力资本（我们头脑中保有的知识与技艺）一样，社会资本也创造财富，因此对国民经济而言也具有经济价值。它也是现代社会中任何形式的集体奋斗的前提，从经营街边店、游说议会到抚养孩子，无不如此。个体遵从集体规则，虽然以牺牲个人选择自由为代价，但使得他们能彼此交流、协调他们的行为，从而令个体的能力和能量都得到增强。诚实、互惠、守诺，这些社会美德不仅仅作为伦理价值值得遵从，也具备有形的价值，能帮助集体实现共同的目标。

极端个人主义文化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它最终会导致社群（community）形成基础的丧失。并不是说一群碰巧发生彼此关联的人就能形成社群，一个真正的社群是借由共享的价值观、规范和经历而团结起来的。他们所持的共同的价值观越是深厚和坚定，则该社群也越稳固。不过，这不意味着人们非要明确地在个人自由和团体二者之间做出权衡取舍。当人们从夫妻、家庭、邻里、工作单位、教会这类传统的社会纽带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发现还是可以拥有社会联结（social connectedness），并且是完全为自己而选择的社会联结。但随之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要想与他人建立更加深久的社会关系，这种可选择的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ies）——对他们来说选择进入或者离开全凭一己之愿——靠不住，只会让他们感觉孤独和迷茫。

如此一来，“无拘无束”这句广告词就成问题了。一方面，我们希望打破那些不合理、不公正的或者落伍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规则，寻求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不断需要新规则，保证新型的合作事业运行或使我们感受到与集体中其他人的联结。新规则必然会使个体自由受到一定限制。若一个社会以增加个体选择自由度为名义不断颠覆社会规范和准则，则会使其自身变得愈加无序、原子化和自我孤立，并且无力达致共同的目标、完成共同的任务。若此社会希望发展“无拘无束”的技术创新，就会看到各种形式“无拘无束”的个体行为的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犯罪率和离婚率增加、越来越多家长不能履行照顾子女的义务，邻里之间彼此缺乏照应、公民逃避公共生活的现象也会增多。

社会资本

假如我们能就人类社会需要约束和规则这一问题达成广泛的认同，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由谁的规则来做主？”

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富有、自由和多元，在这里，文化一词业已同选择这个概念相联结。也就是说，文化是艺术家、作家或其他富有想象力的人根据其内心呼唤（inner voice）而进行选择性创造的结果。对那些略欠想象力的人来说，文化是他们选择去消费的艺术、美食和娱乐。作为一种浅层次的但也是日常的文化，饮食尤其具有民族多样性：它在文化多元性上的意味是，人们可以在中国、意大利、希腊、泰国或墨西哥餐馆中选择自己的最爱。那些更重要的文化上的选择也一样等待着人们的参与，正如伍迪·艾伦（Woody Allen）塑造的银幕角色那样，当他得知身患癌症晚期后，疯狂地试图从佛教、印度教克利须那派、天主教或者犹太教那里寻找慰藉。[14]

另外，正如我们所受教的，相互竞争的那些文化主张很难区分出彼此的高下。在道德情操的层级谱系中，宽容居于高位，而道德主义（以一己之道德观或文化规则来试图对他人进行评判）则坏之又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口味偏好的事没法解释；就像各民族的饮食口味偏好一样，我们无法对一组道德规范是否优于或劣于另一组做出评判。不仅左翼中支持多元文化主义者如是告诫我们，连那些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他们将全部人类行为都化约为对最基本的个体“偏好”的追求）也如是说。[15]

为了避开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本书不将重点明显放在文化规范方面，而是关注社会规范中构成社会资本的那套子集。社会资本可以被简单定义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如果群体中的成员希望其他成员的所作所为诚实可靠，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信任就像润滑剂一样，帮助集体和组织的运转更加有效。

共享价值观或规范的过程本身并不产生社会资本，因为被共享的价值观可能是错误的。有实际可参的例子，例如意大利南部，就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缺乏社会资本和总体上没有建立相互信任的地区，尽管这里有强大的社会规范。社会学家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讲述过如下一则故事：

一个退休的（黑手党）头目讲述他青年时代的经历，说起也是黑手党的爸爸曾让他爬上一堵墙然后让他往下跳，并保证会在下面接住他。开始他不乐意，但经不住老爸的坚持还是跳下去了，结果摔了个脸贴地。他的老爸就是借此事来向他传递一条生存智慧，简单来说就是，“你必须学会谁也别信，爹妈也不例外”。[16]

黑手党有一套被称为“保密帮规”（l’omerta）的极其严格的内部行为准则，黑手党徒被认为是“光荣的人”（men of honor，也译为“君子”）。不过，这些准则只在黑手党内部的小圈子中被奉行，在西西里岛的其他地区，社会普遍奉行的准则可以被概括为“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利用直系亲属以外的人，不然他们就会先这样利用你”，或者像迭戈举例说明的那样，就算是家人也不一定靠得住。显然这类准则不会催生社会合作，而它对政府良治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已被广泛证实。[17]意大利腐败丛生，对该国政治制度侵害严重，而意大利南部则是腐败的源头地，同时也是整个西欧最贫困的地区。

比照起来，能带来社会资本的社会准则必须确实包含此类美德，比如诚实、守诺、互惠。不必惊讶，这些准则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同清教价值观相一致，而后者被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切社会都或多或少拥有社会资本；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我姑且称之为的“信任半径”（radius of trust）[18]，它指的是，像诚实和互惠这样的合作性社会准则在一定限度的人群范围内共享，并且拒斥与同一社会中该群体以外的其他人的共享。家庭无论在哪儿都显然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在美国，不管父母对他们十来岁的孩子印象多么不好，这个家庭还是更愿意信任自己家庭的成员并与之合作，而不是其他陌生人。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生意都始自家族生意。

不过，家庭团结有多大力量在每个社会都不一样，而且会因其他形式的社会义务而有所不同。某些情况下，家庭对内和对外的信任和互惠联结可能出现逆相关；当一方十分强大时，另一方往往较弱。在中国和拉美国家，家庭内部关系紧密而团结，但很难信任陌生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诚实与合作度也十分低。其结果则是任人唯亲和公共领域的腐败丛生。在韦伯那里，新教改革之所以重要，不是它倡导了个体经营者的诚实、互惠和勤俭，而是因为这些美德历史上第一次在家庭以外被广泛践行。[19]

在没有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利用一系列正式的协调机制，比如契约、等级制、各种规章和法律体系等等，也完全有可能打造完美的集体。不过，非正式规范可以大幅减少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即对契约进行监督、缔结、调整和强制执行所需的费用。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社会资本还可以造就高水平的社会创新力和群体适应能力。

社会资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它对缔造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存在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属于群体和社区的领域）至关重要。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公民社会成为前共产党国家关注的焦点，被认为是民主成功的关键所在。社会资本使一个复杂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得以团结在一起，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否则这些利益就可能为一个强大的政府所罔顾。[20]公民社会与自由民主的联系非常紧密，刚刚故去的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甚至曾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由民主是公民社会实际上的代表（proxy）。[21][22]

尽管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被普遍赞颂为值得拥有的好东西，但他们也不总是带来益处。合作是一切社会活动（无论好坏）的必要条件。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部对话录，在书中苏格拉底与一群朋友展开何谓正义的讨论。在该书第一篇，苏格拉底对忒拉绪马霍斯（Thrasymachos）说，即使在一帮强盗中间也一定存在正义感，不然他们没法成功地进行打家劫舍活动。黑手党和三K党也是美国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都拥有社会资本并对社会健康构成危害。在经济生活中，某种集体合作对某种生产方式是必要的，但当技术和市场发生变化时，可能就需要同另一组集体成员进行不同类型的合作。在早先时期能促进生产的互惠式社会联结在后来的时代变成阻碍，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日本企业中出现过。还是用经济学的比喻，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资本可以说是废弃物，要计入国家资本账户的损耗中。

社会资本有时可能被用来实现破坏性的目标或者不再适用于当下社会，但这并不能推翻它在一般情况下对社会是个值得拥有的好东西这一基本推断。说起来，实物资本也不总是好东西。它不仅会过时，也能用来生产突击步枪、酞胺哌啶酮类药物（按：一种可能导致孕产儿畸形的镇静药）、无聊的消遣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有害物”。不过社会自会用法律来阻止最糟糕的社会有害物（出自实物资本或社会资本）的产生，社会资本的大部分用途并不见得就比实物资本的产品差多少。

大多数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人也支持上述观点。“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最早是1916年由莱达·贾德森·哈尼范（Lyda Judson Hanifan）在一篇描述乡村学校社区中心的文章中使用的。[23]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也使用了该术语，她在书中阐明，密集的社会网络存在于功能复合的老城区中，它们形成了某种增进公共安全的社会资本。[24]经济学家格伦·劳里（Glenn Loury）和社会学家伊万·莱特（Ivan Light）在20世纪70年代使用它来分析贫民区的经济发展：非裔美国人在其社区内部缺乏亚裔美国人和其他族群中存在的那种信任关系和社会联系，这十分有助于理解由黑人组成的小型企业相对稀少的现象。[25]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26]和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将社会资本的概念移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帕特南的应用带来了一场有关社会资本的作用对公民社会影响（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激烈讨论。[27]

托克维尔，这位从不使用社会资本概念却真正完全清楚地懂得其重要性的法国贵族和旅行家，也许才是有关社会资本最为重要的理论家。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与自己祖国法国存在鲜明对比。美国社会富于“结社的艺术”（art of association），无论出于大事小事，民众都习惯集聚起来，自发组成社团。美国的民主和有限政府的制度之所以行之有效，全在于美国人民非常善于为实现公民意愿和政治目的而结社。事实上，这种社会自组织能力不仅意味着政府不必依赖等级制度自上而下地推行命令，并且，公民社团也是能够培养人们合作习惯的“自治学校”，人们也会把这种习惯带入到公共生活中去。有人揣测，托克维尔会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没有社会资本，就不会有公民社会，而没有公民社会，就不会有成功的民主。

我们如何测量社会资本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对“社会资本”一词被广为使用的现象不太满意，前者视其为经济学侵入社会科学领域的表现之一，后者则认为这个概念过于模糊，就算可以测量也殊非易事。而事实上，测量基于诚实和互惠准则形成的合作性社会关系的总存量并非没有意义。如果我们说大断裂对社会资本构成影响，就需要找到实证基础来检验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罗伯特·帕特南业已指出，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治理水平同该地区的社会资本有关，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在持续下降。他有关美国的结论的实证效度将会在下章进行讨论。不过，他的工作印证了测量社会资本时出现的一些困难。他采用了两种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第一种是根据社会团体和团体成员的信息，从体育俱乐部、合唱团到兴趣小组和政治党派，也包括选民投票率这类政治参与指数以及新闻报纸读者数。此外，还有许多更为详细的关于人们如何度过清醒时间的时间分配调查数据和类似指标。第二种是根据调查研究，比如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和涵盖四十个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它们针对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美国的社会资本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一论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无数学者要么以反例来说明社会团体和团体成员数量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保持增长，要么认为现有的数据完全没法把握像美国这样的复杂社会的团体生活的真实情况。[28]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考察这些论据。

除了是否能够全面统计团体和团体成员数量外，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上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存在。首先，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定性特征。一个保龄球联合会或一个园艺俱乐部，可能如托克维尔所说，是培养合作和公益精神的学校，若从育成的集体行为的类型来看，它们显然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或者摩门教会这类机构明显不是一码事。保龄球联合会起码不会去攻袭海滩。对社会资本的合格的测量需要考虑到一个团体能够实现的集体行为的性质——包括集体行为的内在困难、团体行为的成果的价值、在不利环境下是否能够完成等等。

第二个问题与经济学家说的团体成员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或者可称为的“正信任半径”（positive radius of trust）有关。外部性是指对某一特定行动之外的一方造成的收益或成本。比如给自家草坪除草、保持房屋整洁对邻里就具有正外部性。污染则是不制造它却必须承担其成本的典型事例。虽然一切团体都需要社会资本来维持运转，但有些团体能够在其成员之外建立信任纽带（从而形成社会资本）。正如韦伯指出的，新教不仅将诚实播撒给教区内的非教徒，也将之推广给全人类。而另一方面，互惠原则只能在团体中的一小撮成员中共享。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有3 000万会员，但不能仅仅因为其中某两位会员都向组织缴纳了会员年费，就认定他们彼此会相互信任或达成协作。

最后一个问题在于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有些团体有意助长对外的排斥和憎恨态度乃至暴力行为。三K党、伊斯兰国家派[29]（Nation of Islam）和密歇根民兵组织（Michigan Militia）拥有社会资本，但一个由这类团体构成的社会恐怕不会受欢迎，甚至不会走向民主。这类团体很难相互形成合作，将其成员组织在一起的排外性纽带，使它们与周遭环境的影响相隔绝，从而降低了这些团体的适应性。

有必要明确指出的是，想基于团体普查而得出一个可靠的数字，以此展示像美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的社会资本，几乎不可能。我们现有的经验数据，只涵盖实际存在的团体的一小部分，可靠性也参差不齐，并且没有统一的方法来判断这些数据在定性上的差异。

那么，我们该如何判定某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总量是增还是减呢？一种解决办法是更多地依靠两种间接数据来源：信任度和价值观的调查数据。许多长时段的社会调查直接向受调查者提出与社会合作相关的问题，比如他们是否信任他们的同胞，是否会接受贿赂，或者会出于个人利益而去撒谎。调查数据当然会存在多方面问题，比如受调查者会因问题的叙述方式以及谁来发问而态度变化，还有数据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内缺乏一致性。一个常见的提问是，“大体而言，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还是说与人打交道时越小心越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都包含这个问题），凭借此类问题，不会得出有关受调查群体的信任半径的准确信息，人们同家人、族人、教友和陌生人等形成合作的意向强弱也不会从这类问题中获知。不过，毕竟有这样一类数据，就其展现了总体趋势而言它们还是可用的。

还有一种替代方法来测量社会资本。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正向价值来测量，而是去测量其缺乏的程度，这样做可能更加容易，可以通过传统的对社会功能紊乱（social dysfunction）状况的测量来实现，比如犯罪率、家庭破裂和吸毒状况、诉讼案件数量、自杀和逃税人数等。推论的根据在于，如果社会资本反映出合作规范的存在，那么社会越轨（social deviance）就反映出社会资本的欠缺。虽然社会功能紊乱指标也不是没有问题，但它远比团体成员之类的数据要丰富得多，并且比较而言更容易获得。这一策略曾被全国城市重建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Civic Renewal）用以测量公民离散（civic disengagement，按，指公民之间联结感的下降）的情况。[30]

值得一开始就注意的是，用社会越轨方面的数据来反向测量社会资本有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视了社会资本的分配。如同通常所说的资本在某一社会中分配并不平均一样（由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研究测出），社会资本的分配也往往出现不均的情况：既有由社会化程度和自组织能力高的人群构成的阶层，也同时有处于极度原子化和社会病态（social pathology）的人群。用社会越轨作为社会资本的替代，有点儿像用贫困数据来测量社会总体财富，以这种方式看，美国就是发达国家中比较穷的一个国家了。

基于上述不同的考虑，本书在评估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社会资本变化趋势时将着眼于三大类资料：1）犯罪资料，主要根据全国刑事司法机构的自陈报告得来；2）家庭资料，包括仍是从国家统计部门获得的生育率和结婚、离婚、非婚生育的数字；3）关于信任、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调查资料。我们将在第二章中呈现这些资料，而后第三章考察对大断裂的传统解释，这些解释大部分都有缺憾。第四和第五章讨论每一个被我们关注的现象其产生的具体原因。

在社会功能紊乱的一系列指标中，引入家庭方面的数据会引发众多争议。有些人认为，没有什么“常规”类型的家庭。20世纪50年代以来家庭结构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仅仅反映了家庭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家庭能产生社会资本，但正如前文曾引述的中国和拉丁天主教国家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家庭也可能成为阻碍对外合作的壁垒。在我看来，家庭规范除了可以产生社会资本，它对于向下一代传承社会资本也意义重大；此外，类似由单身女子主导的家庭快速发展的现象，在我看来是非常消极的社会发展。我会在第六章对上述观点进行论证。

有些类型的社会资本指标本可以发挥作用，但在本书中未予采用。其中一个是社会的诉讼水平。美国人以好打官司闻名，人均拥有的律师数量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不少美国人看来，以前握握手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似乎要在法庭上死磕到底。看上去芝麻大的或纯属荒唐的事情闹到对簿公堂——比如某个女人因在麦当劳自己把热咖啡溅到身上就要求店家赔偿，或者孩子状告父母“不当生育”（错在没去堕胎），从而造成诉讼数量的明显增长，这几乎可以看作社会信任水平——更不用说共识了——下降的证据。

遗憾的是，很难得到不同层次可资比较的民事诉讼数据，而由于采用习惯法（common law）和采用成文法（civil code）的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解释这些数据更是难上加难。另外，还不能肯定地说美国诉讼数量的增多就是社会资本下降的标志。美国往往利用侵权法来替代政府监管：比如，政府不会安排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管游泳池和过山车的安全，主要依靠公民个人对诉讼权利的运用，以向游泳池和娱乐场的运营者索赔大量金额为震慑，令其不敢在关涉公共安全的事情上造次。如此说来，诉讼数量在美国增多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社会资本指标：在解决争端上不是诉诸自上而下的官方权威，作为私人的各方，尽管有一大批被付以高薪的律师帮助，但终究是在他们自己中间寻求合理的解决之道。

一项关于比较方法论的说明

在本书后续章节中，我展示了美国、英国、瑞典和日本的社会资本，并且广泛利用了其他十余个国家的数据，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挪威、芬兰和韩国。本书的图表列举了美、英等前四个国家的数据只是用以简单说明。读者若想了解其他国家的详细数据可以参看附录。所有上述国家都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31]

在研究社会规范的突然转变这类现象时，比较不同国家的数据特别重要。与自然科学家不同，社会科学家无法开展实验室研究，那里的实验过程是在可控的情况下进行的，何种因产生何种果是可以准确追寻的。我们能做到的与此最相近的是，对在诸多方面都相似而在某一特定方面不同的两个社会进行比较。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较低的边际税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拿20世纪80年代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而比较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税收政策就没什么意义。不仅这两个国家文化上差异十分大，并且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如此不同，以至于经济发展方面的一切不同点都可以说是“多元决定的”（massively overdetermined）。

比较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始于某些研究经典，比如埃米尔·涂尔干的《自杀论》，通过考察19世纪晚期欧洲不同国家的自杀率而提出了失范（anomie）的概念。只有将一国经验与其他相似国家比较，我们才能对复杂现象作出解释，并避免过分狭隘。举例来说，美国人常常把某些事态发展（比如对官方尊重度的降低）归结为政府行为所致（比如越南战争或水门丑闻）。尽管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了解到所有发达国家中人们对官方尊重度都在降低，那这一解释就不像看上去那么有理了。

由于许多社会结果（social outcomes）都同该社会的发展水平（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类测量指标所代表）紧密相关，因此发达国家还是只能同其他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在后续某些章节中会看到，当某些亚洲国家达到同英国或法国相当的水平时，其社会功能紊乱程度却与英、法大不相同，这说明差异的主要原因来自文化而不是发展水平。这也可以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在本书中包罗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不是说它们的情况不重要，而是说，它们往往在太多方面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有差别，因此它们的情况对于我们的解释来说作用不大。

[1] 译注：原题为“Playing by the Rules”，根据本章内容，福山显然是按照一般学术著作的“规定动作”来阐述他本项研究（著作）的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论等等，所以他略带戏谑地将本章命名为“照章行事”，其实就是本书的“导言”。

[2]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3] 对“信息社会”特点的常见态度，见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0), and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i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4] 译注：威廉·班奈特，美国著名的保守派作家，曾在里根时期出任美国教育部长，长期宣扬道德和家庭价值，曾主编《美德书》。

[5] 译注：本书中频繁使用social norms、social rules等相近词汇，福山在使用它们时，意思上略有区别，一般来说，本书翻译上处理为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社会规则（social rules）、社会规章（social regulations）、社会秩序（social orders）、社会习俗/惯例（social conventions）。

[6] 译注：关于霍布斯the war of “every one against every one”的译法有很多种，这里借鉴了周祖达教授提出的译法，参见《中国翻译》1996年第3期。

[7] 第一次主要的分裂来自农业的发明。然而，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相比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转变要慢得多，而且我们对它的了解也少得多。

[8] 译注：本书中一般将community译为“社区”，即社会学理论意义上或者更严格地说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这也是遵循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即已采用的译法。但社会学理论对社区的定义也十分繁多，一般认为社区至少包括了人群、空间所在、社会互动和集体认同这些核心要素。偶尔出于行文的需要，将其翻译为“团体”（规模较小、更偏于自发形成）或“共同体”（规模更大、更偏于有组织的）。在这里，“社区”与“团体”的区别在于后者并不包含空间上所在的意蕴。另外，中文读者在理解社区一词时，有必要将之同日常语境中的具体“社区”（小区、聚居区）相区分，尽管这些具体“社区”确实是community的当代重要表现形式，有时为避开这种误解，将community译为“社群”。与社区意义相似的、福山在本书中也经常使用的词汇则有：group，一般译为群体；organization，一般译为组织。

[9] Ferdinand Tönnies, Community and Associ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5).

[10] Sir Henry S. Maine,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originally published 1861), pp.163-164; see also the parallel discussion in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 40-46; and Robin Fox, Reproduction and Succession: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Law, and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pp. 96-100.

[1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12]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see also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The Missing Link,” Journal of Democracy 3 (1992): 100-110.

[13] 译注：莱尼·里芬斯塔尔，是一位极具才华又饱受争议的女导演，擅长通过镜头展示力与美，曾因此受希特勒委托拍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获得巨大成功，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又拍摄了纪录片《奥林匹亚》。

[14] 译注：这里是指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所导演的电影《汉娜姐妹》中的男主角米基（Mickey Sachs）身上所发生的故事，电影故事中，米基误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其实最终证实没有。

[15] See, for example, the introduction to James M.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16] Diego Gambetta, The Sicilian Mafi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5.

[17] See, for example, Edward C.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and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 就我所知，使用该术语的第一人以及书目是：Lawrence Harrison in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New York: Madison Books,1985), pp. 7-8.

[19] 根据韦伯所言，“在上述新教的所有伦理主义与禁欲主义教派中，伦理型宗教的伟大成就在于割断了血缘关系的束缚”。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p. 237.

[20] 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参见Larry Diamond,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5 (1994): 4-17.

[21] 译注：有的学者在翻译福山关于公民社会和自由民主的文章中（也用到这个例子），将此句话翻译为：“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自由民主。”

[22] 该讨论来自Ernest Gellner in 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4).

[23] Lyda Judson Hanifan, “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7 (1916):130-138.

[24]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p. 138.

[25] Glenn Loury,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in P. A. Wallace and A. LeMund, eds., Women, 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7); Ivan H. Light,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26] James S.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upplement 94 (1988): S95-S120, and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the Law,” Journal of Law,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3 (1988): 375-404.

[27]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an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78.

[28] Everett C. Ladd, “The Data Just Don’t Show Erosion of America’s ‘Social Capital,’” Public Perspective (1996): 4-22; Michael Schudson, “What If Civic Life Didn’t Die?” American Prospect(1996): 17-20; John Clark, “Shifting Engagements: Lessons from the ‘Bowling Alone’ Debate,” Hudson Briefing Papers, no. 196 (October 1996).

[29] 译注：20世纪出现于美国的新兴教派，又译为伊斯兰民族组织，是一种混合了伊斯兰教和黑人国家主义等因素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宗教运动。20世纪60年代，该教派的活动曾引发全美的关注。

[30] 这项研究把许多消极的社会资本量度用在一个指标当中，见National Commission on Civic Renewal, The Index of National Civic Health (College Park, Md.: National Commission on Civic Renewal, 1998), and A Nation of Spectators: How Civic Disengagement Weakens America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College Park, Md.: National Commission on Civic Renewal, 1998).

[31] 译注：原书还提供了存储于George Mason大学网站的本书相关资料的链接（福山1997—2000年间曾在此所大学任教），但该链接已不可使用，故删去不录。

第2章

犯罪、家庭和信任：怎么了

约从1965年开始，大量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消极测量标准的指标一时间都快速上扬。这些指标可归入大致三个类别：犯罪、家庭和信任。除了日本和韩国，这种变化在所有其他发达国家中都出现了。我们将随后看到，在这些变化里有一些规律性。北欧诸国、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像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的拉丁天主教国家，往往有着相似的表现。有些国家变化来得晚一些，有些国家变化发展的程度不一样，美国则因社会功能紊乱程度较高而常常在这些国家中显得与众不同。然而，所有西方社会都或早或晚受到大断裂的影响。

犯罪

社会资本同犯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深植于群体关系之中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那么犯罪，这一破坏社区规范的行为，就意味着社会资本的缺失。正式的刑法只规定了很小一部分被社会全体人民同意遵守的社会规则（social rules）。触犯这样的法律不仅意味着对个体的罪行受害者造成侵害，同时也对整个大的社区及其规范体系造成了侵害。因此，在刑法中，政府而非个人是对违法者实施逮捕和惩处的主体。

当然，我们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促进合作行为的非正式规范，而非正式的法律。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社会资本和犯罪之间存在着明确而又比较复杂的联系。社区中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建立规范、控制和惩处越轨的手段。理想的情况是，控制犯罪的最佳形式不是一支庞大的、具有强制力的警察队伍，而应该是这样一种社会，它首先让青年人适应社会从而遵守法律，继而通过非正式的社区影响力引导违法者回归社会主流。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简·雅各布斯描述了老邻里街区（neighborhood）内社会网络对构筑公共安全的作用。[1]像波士顿的北角区（North End）这样的邻里街区，在20世纪前半叶主要居住的是意大利移民及其子女。外人看着觉得脏乱差。然而，虽然比起波士顿其他地区是穷了一些，但扎根在每条街区内的家庭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却很丰富。雅各布斯指出，控制犯罪主要是一个成人监督的问题——确切地说，有多少在人行道上的成年人来留心那些身边可能惹来麻烦的年轻人，或是盯着那些可能带坏年轻人的外来者。在人口如此稠密的城区，人们频繁地出门上街，去上班、吃饭和办事。店主对店外街边发生了什么尤其关注，因为犯罪会影响生意。邻里街区的复合用途特征——它既被用于居住，也被用于商业，还点缀着一些轻工业——对于每时每刻都能保证“街头之眼”（eyes on the street）[2]数量的增加十分重要。

雅各布斯以在她曼哈顿公寓之外发生的一件事为例说明这种社会网络的威力，事情是一个男人在人行道上试图将一个小女孩拖走却遭到反抗：

我从二楼的窗户看到这一切，寻思着要是可行的话应该怎样去阻止它，不过我发现没必要了。公寓楼下肉店里走出来店主妻子和她丈夫，她贴近那个男人，叉手而立，一脸坚毅。乔·科纳恰和他经营熟食店的女婿也几乎同时出现，稳稳地站在另一边。公寓楼上的窗户里探出几个头来，其中一个人匆匆把头缩回去，不一会儿又出现在那个男人身后的门口。两个男人从熟食店边上的酒吧中出来，走到门口然后等在那里。在我这边的街道上，我看见锁匠、水果贩和洗衣店老板都从他们的店铺中出来，这个场景也被我们周围的人从窗子里看到。那个男人不知道这一切，但他是被包围了。就算谁也不认识那个小女孩儿，也没人会让她被强行拉走。[3]

雅各布斯提到，其实最后那个拽走女孩的人是他父亲。

雅各布斯笔下位于曼哈顿和北角区的邻里街区，社会控制的实现不靠正式的警力，也不靠在家庭或乡村中存在的那类强社会纽带（strong social ties）。邻里街坊彼此不见得是朋友，甚至可能互不相识。然而，即使在人口拥挤、稠密的城市环境里，人们对秩序和社区规范的共同关切就足以将犯罪率保持在低水平。后来，为了给规划好的面向低收入人群的住宅区项目让出土地，许多这样的居民区被推平，而名义上常常是为了追求那种高度现代主义的城市性（urbanism）——它将井井有条、呈几何形状的城市视为终极的城市之美。[4]功能复合的邻里街区被功能单一的住房开发区所取代，令工作的人们白天里就得离开居住的区域；大而空旷的公园和游乐场取代了拥挤的街道，随即就被黑帮和毒品贩子接管。成年人不在人行道上流连而是回到高层公寓里，于是，犯罪率开始直线上升。美国犯罪现象最严重的一些邻里街区，如位于芝加哥市南部片区的卡布里尼·格林（Cabrini-Green）住宅区和罗伯特·泰勒家园（Robert Taylor Homes），都是20世纪50至60年代城市改造项目的结果，这些项目并没有考虑到旧邻里街区被取代后内蕴于其中的社会资本将随之流失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改造计划集中于爆破拆除50年代的这批项目，就显得不足为奇。

社会资本和犯罪之间的反向关系早已为犯罪学研究文献所揭示，虽然不总是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术语。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社会学界的芝加哥学派都认为，少年犯罪与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错置（social dislocations）有关，要想防范它，需要让作为个体的孩子能嵌入到社会结构中去，比如加入教会和学校。[5]也有像当代犯罪学家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和约翰·劳布（John Laub）这样的学者，将由比家庭组织更高一等的社区所维护的非正式的社会规范视为社会秩序的源泉。在某项研究中，桑普森、斯蒂芬·劳登布什（Stephen Raudenbush）和费尔顿·厄尔斯（Felton Earls）运用调查数据测算了邻里街区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该调查问及的问题包括，如果有孩子逃学或是在街角游荡，邻里街区的人会不会出面干预，孩子们对成年人是否尊重，邻里之间是否彼此信任。通过对芝加哥数百个邻里街区的分析，他们揭示出上述这些社会资本的各种变量与是否存在邻里街区暴力密切相关。[6]

在警察国家（police states），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在控制犯罪方面的重要性会在正式管控松懈的时候凸显出来。生活在威权社会或极权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比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更加严格地遵守法纪，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他们的守法一定代表了社会资本的丰富。[7]也许这反映出人们对来自一个无所不在的、压制性政府的严刑峻法的恐惧。如果是这种情况，一旦政府倒台或者人民不再惧怕政府，犯罪就会增加。这在整个前共产主义世界里发生过，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后，那里的犯罪率都急剧上升。我们目睹的不是俄罗斯、匈牙利、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社会资本的大幅下降，而是这样一个事实被揭穿，共产主义治下的国家，其社会资本一开始就不高或者被消耗殆尽了。这一点不足为奇，要知道它们的目标就是消灭独立的公民社会，并且杜绝作为公民社会基础的公民间的横向联系。

犯罪：整体情况

美国人意识到，从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开始，犯罪率就开始持续攀升，这与美国在二战后的早年间谋杀和抢劫案件发生率实际上有所下降的情况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变化。[8]战后犯罪率剧增的情况大概始于1963年，此后犯罪率呈加速度上升趋势。20世纪60年代晚期，“法律与秩序”[9]被保守主义者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对待其实很正常。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击败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成为美国总统，部分原因是他借助了美国人对犯罪率上升的忧虑。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小幅下降后，美国的犯罪率在80年代末又大幅上扬，并在1991—1992年前后到达高峰。此后，暴力和财产犯罪数量逐年下降。事实上，两种犯罪率下降最快的正是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它们上升最快的地区——包括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如今纽约的谋杀案发生率回落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那时大断裂才刚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犯罪率大幅攀升的时间上同战后出生一代步入成年相吻合，信任下降和公民离散也发生于同一时期。

图2.1　1950—1996年，犯罪率总体情况

来源：见附录材料

美国人也许不太注意的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亚洲以外的发达国家里也同样出现犯罪率上升的情况。图2.1显示出在英格兰、威尔士和瑞典，暴力犯罪数量也快速上升，而日本则在下降。加拿大、新西兰、苏格兰、芬兰、爱尔兰和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犯罪率也在快速上升（参见附录）。全部暴力犯罪的构成情况在上述国家表现得不太一样，美国的暴力犯罪中凶杀案的比例比其他国家都大，因此，美国总体上的情况可能比图2.1所显示的还要糟糕。亚洲的高收入国家，比如日本和新加坡，这一时期的暴力犯罪水平则在下降。

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上，财产犯罪率相比暴力犯罪率而言，是一个不那么负面的指标。暴力犯罪，尤其是凶杀，是比较少见且个体化的行为，其所涉及的也只是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人群。财产犯罪则普遍得多，也影响了更广泛人群的行为。例如，美国在1996年中，凶杀案和财产犯罪的发生比率是1∶632。不平衡的是，暴力犯罪往往更容易被媒体大肆渲染产生轰动效应，进而令公众对公共安全乃至社会信任形成与事实不相匹配的负面看法。如图2.2所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瑞典和美国，财产犯罪率大幅增长。而在苏格兰地区以及法国、新西兰、丹麦、挪威和芬兰等国，偷窃案发生率也急速增加。美国的偷窃案发生率也在增长；不过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新西兰、丹麦、荷兰、瑞典和加拿大的偷窃案发生率最终超过了美国。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再次不预此列，它们在同一时期内财产犯罪发生率较低，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

图2.2　1950—1996年，偷窃率总体情况

来源：见附录材料

图2.2显示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瑞典的财产犯罪率有所下降。新西兰、加拿大、芬兰、法国和丹麦也是如此（参见附录）。

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10]也是衡量社会资本的有效指标，因为犯罪者不仅仅来自社会中的贫困、边缘人群，也来自生活相对优裕的人群。遗憾的是，这方面数据远不如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的数据好用。不同国家对白领犯罪的定义差别很大，对它的数据收集和报道也很不尽如人意。基于此，本书不会采用这方面数据。

除了暴力、财产和白领三类犯罪外，还有第四类社会越轨现象在事实上对特定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而言十分重要，同时又只有很少一部分相关统计数据得以保留。这就是某些犯罪学家所说的社会失序（social disorder），具体包括诸如流浪、行乞、在公共场所胡乱涂抹或酗酒闹事等行为。[11]四十年前，在大断裂开始之前，美国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把它们视为不法行为；实际上，市政警察部门一度要把大量时间用于逮捕醉汉和驱逐乞丐。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受到一系列法院判决的影响，大多数上述行为在美国已经合法化，其依据则是对它们的刑事制裁侵犯了个体的言论自由权、破坏了正当的司法程序等等。例如，在旧金山，因酗酒而被逮捕的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占到60%—70%，而这一比例到1992年下降到12%；公共场合的酗酒闹事、无家可归、街头行乞等形形色色的流浪行为于是数量剧增。[12]此外，20世纪70年代大批曾被收容的精神病患者被收容机构释放，虽然本意是出于希望给他们提供更富人情的环境，但结果是让城市街道上增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英国发生过类似情况，在“社区关怀”政策的指引下，精神严重失常的人被释放到社会中。这些变动在很多城市造成某种城市失序感，而这种失序感，正如犯罪学家韦斯利·思科甘（Wesley Skogan）所指出的，是犯罪率上升的前兆。[13]

亚洲的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大相径庭。远东地区最富有的四个社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其人均GDP与欧洲和北美地区相当（至少在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前），而它们的犯罪率比所有欧洲国家都低。日本的犯罪趋势尤其有趣，不仅犯罪率要明显低于其他任何一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并且在前面讨论的这段时期的前半段内，其总体的犯罪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其中暴力犯罪率在整个时期都处于下降趋势。

图2.1和2.2以及附录中所列的数据基于各国司法和内务部门的自陈报告。[14]任何犯罪学家都可能立刻评论说，用这些数据来展示实际的犯罪水平存在很多问题，更不用说用它来描述像社会资本这样不明确的概念。[15]最严重的问题与上报率不足（极个别情况下会出现过度上报）有关。也就是说，只有一部分实际发生的罪行被报警（有人估计，只有44%—63%的实际盗抢案件会被报警），另外，由警察机关上报给国家统计部门的案件也只是全部报警案件的一部分。[16]许多报警案件被地方警察机关按照非正式方式处理掉而不做文书报告或稽核记录。犯罪学家承认，随着文书档案管理系统的进步以及罪案报告的组织规则的系统化，大多数国家的报案量都增加了。不少犯罪学家转向从受害调查（victimization surveys）而不是警察报告中了解一个社会的真实犯罪水平。[17]这类调查随机选择受访者并询问他们是否曾受过犯罪侵害，这样就可以不必依靠警察机关获取信息。可惜的是，少有国家开展系统的犯罪调查，开展此类调查的国家（比如美国）也只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起步。[18]调查显示，过去数十年中，警察少上报案件的情况确实存在。另一方面，英国近来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受侵害率（勉强能对应案件上报率）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国家中有过上升，但随即又降了下来。[19]

鉴于现有犯罪数据在方法论上的问题，许多犯罪学家放弃对犯罪进行比较分析，或不对长时段的犯罪情况变化趋势进行研究。[20]不过这可能是因小失大的做法。就算我们假定发达国家中案件上报率的增长是缓慢的，但就上报情况来看，总体犯罪率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增长迅速。很难将涉及如此多国家、经历如此长时期的增长仅仅理解为一项人为的统计学结果，尤其是考虑到这些统计结果的增长正符合了人们觉得犯罪数量在增加的普遍印象。针对警察上报案件做法的改变造成二战以后犯罪数量增长的观点，犯罪史学家泰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提出了质疑；他举例说明，1840年到20世纪早期的时间里，尽管上报工作得到了改进但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的犯罪率仍然下降了。他进而指出，案件上报率后来增长的真正原因也许就那么简单，“具有危害性的社会行为以远比早期之下降快得多的速度开始增长”。[21]事实上，许多犯罪学研究都指出，当社会犯罪问题严重时，案件上报情况与公众对犯罪问题的感受是非常一致的。[22]此外，很难解释为什么亚洲四小龙地区没有出现同样的趋势。难道因为唯独它们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发展而罪案上报手段没有改进的国家和地区么？

家庭

若干社会规范方面的重大改变造成了大断裂，主要涉及与生育、家庭和两性关系有关的那些社会规范。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性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深入到办公室、工厂、邻里街区、志愿团体、教育界，甚至军队之中。性别角色（gender roles）的改变对公民社会的性质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家庭和社会资本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首先，家庭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合作单元，在此单元中，父母需要共同努力来孕育子女，并教育和帮助他们适应社会。让社会资本的概念大行其道的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将这一术语定义为“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社会组织中的、有益于儿童发展认知和社会生存能力的一整套资源”。[23]家庭内部的合作得到一个被生物学所证实的事实的支持，即所有动物都会关照亲属，愿意大量地、不求回报地把资源转让给他们，这样做将大大增进家族群体内形成长期互惠的合作关系的机会。家庭成员彼此合作的倾向不仅有利于孩子的抚养，对其他如商业经营之类的社会活动也不无助益。即使在如今由非个人独有的、等级制的大公司一统天下的时代，由家庭经营占主导的小型商业安排就业的人数，占到美国经济私营部门雇员的20%，同时也是新技术和商业实践的重要摇篮。[24]

但另一方面，过分依赖亲属关系会给家庭之外的广阔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像中国、南欧和拉美等许多地区的文化，倡导所谓的“家族主义”（familism），把加强家庭和亲属的纽带关系凌驾于其他社会义务之上。这就造成一种双重道德，它对所有类型的公共机关的道德义务都不及对亲属的道德义务。就像在中国文化中那样，家族主义受到盛行的伦理体系即儒教文化[25]的推崇。在这种文化中，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更充裕，而存在于亲属关系以外的社会资本则相对不足。

19、20世纪之交形成的诸多古典社会理论相信，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家庭的重要性会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形式上更加非个人化的社会联结。这是滕尼斯所说的社区与社会二者间最基本的区别：在现代社会中，当人们需要借贷或聘请一名会计师时，不是依靠他们的叔侄，而是去找银行，或从广告、黄页中找寻。家族主义会导致裙带关系。因此，出于经济效率的需求，人们会基于资质和能力而不是血缘关系来客观地选择商业伙伴、客户和银行服务商。现代官僚机构（至少在理论上）的募员不是来自亲朋好友，而是那些客观上符合工作要求的通过正规考试的人。如此一来，家庭的重要性在所有正通向现代化的社会中都实际上下降了。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大部分美国人依附于家庭农庄而生活，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元，除了食物之外也生产其他家庭生活用品。家庭要教育子女、照顾老人，考虑到物理空间上的隔绝和交通工具的匮乏，家庭自身也是提供娱乐的来源。在后来的岁月里，家庭的上述功能几乎都被剥离。先是男人接着是女人走出家门到工厂和公司寻找工作，孩子被送到公立学校接受教育[26]，老人被送到养老院或私立疗养院，娱乐则由迪士尼、米高梅一类的商业公司来提供。到20世纪中期，家庭的范围缩减到以两代人为核心，其所剩下的功能也就是生育下一代了。

20世纪中期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不将家庭生活当做特别的问题来对待：大家庭（extended families）只会向着小家庭（nuclear families）方向发展[27]，以适应工业社会的生活。但到了1950年，家庭的演化并没有停止。大断裂甚至导致小家庭也进入长期的衰落，最终危及家庭核心的生育功能。与经济生产、教育、休闲活动以及其他被放到家庭以外的功能不同，我们尚不能确定在小家庭之外是否有某种替代品可以实现繁衍后代的功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庭结构的变化会对社会资本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西方家庭业已发生的这些变化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们也在有关生育率、结婚率、离婚率、非婚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中得到体现。

人口生育

尽管陈述下面这个显而易见的观点似乎有点无聊，但社会资本确实离开人无法存在，而西方社会正陷入人口出生数量不足而难以维持自身发展的境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人口爆炸和全球环境危机的消息中长大，他们中许多人坚定地认为未来人类生存的主要威胁之一就是“人口过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这么认为。但对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而言，真正的问题却正好相反：他们正在经历人口减少。

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达国家都实际上经过了人口过渡期，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TFR，平均起来一个妇女一生潜在的生育率）低于维持人口处于稳定水平所必需的生育率（略大于2）。[28]图2.3展示了美国、英国、瑞典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某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它们的生育率远低于更替生育率（replacement fertility），以至于下一代人的人口总量总比上一代人减少30%。[29]由于缺少从次发达国家迁来的移民，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每年人口数量将减少1个百分点，如此年复一年，到21世纪末它们的人口规模将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小半。日本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经历人口快速下降的国家，其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大幅下降。结果之一便是，虽然由于人口惯性（demographic momentum）的存在，人口总量的增长可以维持到21世纪初，但日本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开始减少，到2015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劳动力将减少1 000万。[30]

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总和生育率的滑落已经并且将持续带来十分具有破坏力的社会结果，原因在于这种转变是接着二战后的生育高峰期（生育率相对较高）发生的。由于种种少有人口学家能洞察到的原因，“婴儿潮”（baby boom）这个词只是在个别英语国家被使用，例如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不过这不妨碍像荷兰、丹麦、挪威、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也同样在战后经历了生育率的增长。英语国家的婴儿潮始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或60年代早期达到顶峰，意大利、瑞典和法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才迎来战后人口生育率的高峰期。

图2.3　总和生育率，1950—1996年

来源：见附录材料

虽然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的现象史无前例，但低生育率并不新鲜。法国的生育率从19世纪就开始下降，且在一战前就已成为担心落后于崛起中的德国的法国决策者的心头大患。20世纪30年代整个欧洲也遭遇了低生育率，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人口减少的意味和后果。[31]不少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和瑞典，尝试施行鼓励多生的政策，包括给家庭的每个孩子提供补贴以及日间儿童托管、充足的产假（育儿假也在增加）等其他社会服务[32]。大多数鼓励多生的政策成本巨大，而实际上对提高出生率没有什么效果。尽管有丰厚的家庭补贴，法国的生育率依旧不高。瑞典以十倍于意大利或西班牙的投入来鼓励公民生育，在1983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里才勉强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其生育率又发生骤降，如今跌回至1.5的水平。

结婚与离婚

除了规模变小、难以繁育后代之外，西方的家庭也开始经历分裂，同时，不少孩子是非婚生育，或者他们在孩童时代就遭遇了父母离异。鉴于表明小家庭经历了长期衰落及其对孩子造成严重影响的证据大量存在，很难理解为何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致力于论证这方面没有发生什么明显变化。社会学家大卫·波普诺（David Popenoe）指出，在大断裂发生的那些年，社会学入门教科书普遍对“有关家庭衰落的虚张声势”嗤之以鼻。[33]这可能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家庭亲密度有所增进，婴儿潮期间生育率也在提高。大萧条和二战虽然对家庭模式造成严重的冲击，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晚期，家庭重回稳定，并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然而，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各种指标开始急剧下滑。人们更晚结婚，婚姻维持时间变短，结婚率也偏低。与生育率一样， 20世纪60年代结婚率上扬的情况在美国、荷兰、新西兰、加拿大等国都曾出现；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起，结婚率就开始急剧下降。美国从南北战争时期起，离婚率在每个十年间都有所增长，但增长率只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开始迅猛加速。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离婚率增长的情况稳定下来，但这并不表明，随着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度过了他们最有可能出现离婚情况的时期，婚姻稳定性在增加。美国差不多有一半在20世纪80年代缔结的婚姻可能最终以离婚收场。离婚者同结婚者的比率，其增长速度更快，这也是出于同一时期结婚率下降的缘故。从整个美国来看，三十年间这一比率增长了四倍还多。[34]

图2.4　1950—1996年间每千人的离婚率

来源：见附录材料

在美国，离婚的倾向与暴力犯罪一样不同寻常。美国在大断裂开始之际离婚率就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到大断裂结束之时，其离婚率依然很高。不过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遭遇了离婚率猛增的情况，图2.4显示了美国在内四个国家离婚率变化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从战时较高的离婚率趋于回落后，从60年代后半程开始，荷兰、加拿大、英国以及所有北欧国家的家庭开始破裂。个别来说情况又有差别——德国和法国离婚率相对较低，而北欧国家和英国相对较高。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直到很晚才使离婚合法化（分别是在1970、1981和1974年），此后离婚率虽有增长但也相对缓慢。[35]日本再次因离婚率低而显得突出，其比率只不过比南欧的天主教国家略高一点。

非婚生育

婚姻以外生育的孩子所占比例在逐步增长。美国全部活产胎儿中由非婚妇女所生的比例从1940年的5%上涨到1993年的31%。[36]不同种族的非婚生育率差别很大。1993年，美国白人的非婚生育率为23.6%，而黑人为68.7%。[37]有相当一部分黑人孩子没有父亲，在某些穷人集中的地方，孩子拥有成婚的父母的情况十分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美国单身母亲生子所占的比率不再继续上升并趋于稳定。[38]未成年人（她们绝大部分没有成婚）生子的比率跌落得比较明显，十五到十九岁之间的女孩生子的比例，从1991年每千人中有62.1人降到1993年每千人中有54.7人。在黑人女孩中，这种下降势头尤其急剧，从1991年到1996年间跌落了21%。[39]虽然上述变化不像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那样突出，但它说明非婚生育现象的发展不是单向的。

一些评论者业已指出，非婚生子女同婚生子女的比率增长如此明显，主要原因不在于未婚女性生育数量的增长，而是已婚女性生育率下降太多。[40]这一事实有时被用来说明美国相对较高的未婚生育率不值得大惊小怪。对于有最好条件来抚养孩子的女性选择少生而条件不好的女性选择多生这一现象，人们是不是真可以泰然处之，这一点还不是十分确定。未婚女性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增长，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那之后到1990年，未婚生育率增长了一倍还多，随即趋于稳定，其后才逐步下降。[41]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美国转向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就会发现，美国不再那么与众不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日本以及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天主教国家再次不预此列）经历了非婚生育率异常快速的增长（见图2.5及附录）。有些国家，如法国和英国，非婚生育率变高的时间要比美国略晚，可一旦迎来增长，势头甚至更猛。北欧国家的非婚生育率全世界最高，比美国还高出不少。德国和荷兰，还是由于信奉天主教的人口较多，非婚生育率也相对欧洲其他国家较低，意大利则更低。就非婚生育现象而言，日本是真正的异数，其比率明显低于任何欧洲国家，增长速度也不快。

图2.5　1950—1996年间单身母亲生育子女的情况

来源：见附录材料

在欧洲，非婚生育的意味跟在美国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同居率都很高。二十到二十四岁年龄段中，45%的丹麦女性、44%的瑞士女性和19%的德国女性处于同居状态，而美国这样的比例只有14%。[42]在美国，约有25%的非婚生育来自同居男女；法国、丹麦和荷兰这一比例更高，瑞典甚至可能高达90%。[43]很难准确统计出各国婚外同居的数量及其所占全部男女同居数（婚内婚外）的比例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不过所有评论者都同意以同居代替婚姻的变化。[44]在瑞典，人们的结婚率很低（1 000个居民中仅有3.6人结婚），而婚外同居率很高（占全部配对男女的30%），据此可以认为，那里的婚姻制度步入了长期衰落。[45]在美国，由单身母亲和未成年人所生的孩子的数量最为醒目。[46]

某一年间生活于单亲家庭的孩子的数量是由如下几个因素来决定的：婚外生育率、同居率、离婚率、同居分手率、复婚及同居复合率。美国单亲家庭比例较高是因为，相对而言它的非婚生育率和离婚率高而同居率低。

欧洲许多生育了孩子的夫妇保持同居而不结婚，并不意味着那里的家庭生活没有经历像美国那样的分裂。同居比婚姻更不稳定。人口学家拉里·邦帕斯（Larry Bumpass）和詹姆斯·斯威特（James Sweet）发现，不仅同居结合的男女十年后分手的比例是结婚夫妇的两倍，并且经过一段同居而后缔结的婚姻也不如无婚前同居的婚姻稳定。[47]这就颠覆了那种流行的设想，即相信同居可以帮助男女双方在缔结婚约之前更好地适应彼此，故而认为婚前同居有益于婚姻。也有研究表明同居比婚姻更容易引发家庭暴力和与社会脱离。[48]

瑞典的非婚生育率和非婚同居率都很高。因此，比起美国来，那里的孩子更有可能同其生身父母住在一起。另外，瑞典近来离婚率增长迅速，离婚率在欧洲国家中已经排名靠前。由于瑞典人不怎么喜欢结婚，因此同居分手率是比离婚率更可靠的衡量家庭稳定性的指标。然而，它的统计数字又异常难以确定。有研究调查了1936年到1960年出生的瑞典女性，结果显示拥有一个孩子的同居男女分手几率是同样拥有一个孩子的结婚夫妇的三倍。这显然说明同居关系不如婚姻稳定。男女双方选择同居可能是因为这样做约束比终身伴侣少。无论何种情况，同居男女在解散家庭时面对的法律限制要少得多。这让大卫·波普诺等人推测，瑞典有可能是工业化国家中家庭破裂比例最高的国家。[49]

仅仅靠离婚率或非婚生育率抑或单亲家庭率，都无法描述孩子经历家庭破碎和单亲/失亲生活的程度。美国在1990年，有67%的孩子出生于已婚夫妇的家庭，其中有45%的孩子在十八岁前会眼见父母离异。[50]在某些小型社区，比如非裔美国人构成的小社区，该比率会更高，结果是能够在整个童年都生活在亲生父母跟前的孩子少得可怜。

这样的比率并非史无前例。在殖民时期的美国，跟随亲生父母成长的孩子到了十八岁时，将近有一半会失去父母。[51]当然，情况不同的是，在18世纪，失去父母的原因大多数时候是疾病和早死，而到了20世纪晚期，则主要是出于父母自己的选择。有些评论者用这种先例来论证说，对孩子而言，如今的单亲家庭率来说不像普遍想象的那么糟糕——这实在是奇谈怪论。童年遭遇父母一方身故想必是人生早年的一件痛苦难忘的事，会令孩子的生活机遇充满风险；从那以后，人们的预期寿命大为增加，而这正是现代医疗保健技术最值得骄傲的成果之一。到了20世纪晚期，我们却在想方设法重蹈殖民时期美国的覆辙，面对这一事实我们不该处之泰然。并且，有充分理由说明，主动造成的家庭破裂要比被动的家庭破裂造成的心理创伤严重。[52]

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即核心家庭已全面衰落，其所保留的功能（比如繁殖后代）也发挥得不是很好。[53]这恐怕会对社会资本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家庭是社会资本的源泉，也是其传递媒介。

接下来的材料关系到家庭之外的社会资本的测量。

信任、道德价值和公民社会

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度过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数十年的居民，恐怕鲜有人察觉不到在这一时期内所发生的价值观的巨大变化。这些发生在规范和价值领域的变化错综复杂，可以大致归结为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用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话说，传统社会的自由选择空间不大而联结纽带（比如同他人的社会联结）众多：人们在婚姻对象、工作、居住地或者信仰问题上没有太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但经常受到来自家庭、宗族、社会地位、宗教、封建义务等压迫性联结的约束。[54]现代社会中，个人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将他们绑缚在社会义务之网中的纽带联结也大为放松。

在最乐观的情形下，现代生活也没有将上述联结纽带全然抛掉。实际上，由固有的社会阶级、宗教、性别、人种、民族等所形成的被动的纽带和义务被自发建立的联结所取代。并非人们同他人之间的联系减少了，而是他们只同他们选定的人建立联系。工会和专业团体取代了职业等级（occupational caste）；人们可以选择加入五旬节教派（Pentecostal）或者成为卫理公会派（Methodist）信徒，而不一定非要到国家教会（state church）[55]做祈祷；由子女自己而不是他们的父母去选择婚姻伴侣。从某种意义上，互联网技术具有把人们自发的社会联结提升到他们不曾梦想过的新高度的潜力：人们可以基于任何一种共同兴趣而在世界范围内相互联系，从禅宗佛教到埃塞俄比亚美食，所处位置再也不成其为障碍。

无数学者，包括彼得·伯格（Peter Berger）、阿拉斯代尔·麦金尔泰（Alasdair McIntyre）和达伦多夫自己都曾指出，这一乐观的场景的问题在于，传统纽带的消解并不仅止于代表着传统或专制社会的压迫性联结的解除，它还继续侵蚀着那些恰为自发制度奠定基础的社会关系，而现代社会就需要这样的自发制度。因此，人们不仅会质疑来自专制君主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也会质疑民选官员、科学家和教师的权威。他们会在婚姻和家庭义务的约束下发生龃龉，尽管这是他们自己自愿做出的承担。他们也不愿被宗教灌输的道德教诲过多地束缚，尽管他们随时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他们所选的教派。个人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基底，开始将自由民曾引以为豪的自给自足引向某种狭隘排外的自私自利，而最大限度的发展个体自由却无视对他人的责任将导致个体自由的最终丧失。

在自由选择余地之大前所未有的社会里，人们反而更加憎恶那些残存的束缚他们的联结纽带。这种社会的危险在于，人们会蓦然发现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孤立的境地，虽然可以自由地同人交往，却无法做出能让他们在真正的社团中相互联结的道德承诺。20世纪90年代浮现的有关社会资本的争论，实际上关乎的是创造和维系自发性联结的可能性，这种联结又为人类群体出于功利的或崇高的目的而产生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可能。

大断裂时期出现的有关社会规范的种种变化，要概括其大体面貌并不难，但要以实证方式来论述它就殊非易事。对此，至少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借助调查人们价值观和行为的直接访问材料；第二，对构成现代公民社会的社会机构、团体和组织的数量和质量直接进行测评。

罗伯特·帕特南曾指出，美国的这两类资料反映出同一个动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组织机构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减少了，同时团体数量和团体成员的数量也减少了。他认为这两种现象应该具有联系，这一见解不无道理，也就是说，在公民社会中，信任对于人们在一起工作以及加入团体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二者都可以用来测量社会资本。[56]

然而，事实表明，信任和团体组织的成员人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尽管人们间的信任程度明显下降了，但有大量资料表明，种类繁多的团体组织及其成员数量实际上在增加。

在美国以外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对政客、警察和军队这类传统类型的权威的信任下降了，那些本该构成信任关系之基础的自我报告的道德行为（self-reported ethical behavior）[57]也不如从前了。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不仅团体种类和团体成员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总体上参与团体的人数也在增加。

在公民社会看来运转良好的同时，怎么会出现人们道德冷漠的表现大为增多呢？又怎么解释社会转向更深重的个人主义呢？答案与“道德的微型化”（moral miniaturization）有关：虽然人们继续参与团体生活，但团体本身的权威性在下降，其所营造的信任半径也在缩小。总体上看，能为社会共享的价值观越来越少，而团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

信任在美国

信任是构成社会资本的合作性社会规范的主要副产品。[58]假如人们如所想的那样信守承诺、奉行互惠准则、拒斥机会主义行为，团体就很容易形成，如此形成的团体也更有能力达至共同的目标。

如果信任可以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就会有很明显的指征说明社会资本在减少。很多美国人都意识到，人们对以美国政府为首[59]的各类机构的信任在逐步减少，到20世纪90年代降至历史低点。1958年，73%的受调查的美国人声称自己相信美国政府“大多数时候”或“几乎总是”能做正确的事。到了1994年，这一比率跌落到15%（根据民意调查结果），只是在1996—1997年间，信任度才再度有所回升，稳定在20%多的水平。与此对照的是，认为政府“从不可信”或只是“有时可信”的人，从1958年的占受调查人数的23%上升到1985年的85%（在随后的年份有小幅下降）。[60]

其他大多数美国公共机构的情况也只是略微好点而已。公司、劳工组织、银行、医药业、宗教组织、军队、教育机构、电视媒体和出版机构，都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间遭遇了人们对其信任的下降。[61]在政府机构中，只有最高法院让美国人感觉“十分”可信而不是“难以”相信，行政部门的情形则相反，国会的情况最糟。只有科学共同体拥有相对持久稳定的受信任度。[62]

公共领域的信任变弱的同时，私人领域的信任——它是公民间形成的合作关系的副产品——也在减少。有调查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你会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吗，还是说你觉得与人交往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结果显示，在20世纪60年代，倾向信任他人的美国人比倾向不信任的多10%，此后情况发生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倾向不信任者超过倾向信任者20%。尽管有人认为不信任是体现在婴儿潮一代的特定现象，但图2.6显示出不信任现象在1958—1972年间出生的高中生那里也有类似的增长。温迪·拉恩（Wendy Rahn）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还表明，不信任现象在“被遗忘的一代”比婴儿潮一代更严重[63]，而后者又比其父辈一代的社会信任度要低。[64]

美国内部，不同种族群体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信任。非裔美国人远比其他种族群体不信任感强烈：80.9%的黑人会认为他人不值得信赖，而抱此看法的白人比例是51.2%，此外，60.6%的黑人会认为别人不会公正待人，而抱此看法的白人比例是31.5%。[65]拉美裔的不信任感比非裔稍好，亚裔族群的信任感还是更高些。年长者较年轻者更容易产生信任，教众与非教众也是如此（不过原教旨主义者比主流教派信徒的不信任感要严重）。信任与收入水平有关，更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相对更能用和善的眼光看待世界。[66]最后，郊区居民比大城市居民更容易表现出信任。

图2.6　1975—1992年间高中毕业生群体中的信任度

资料来源: Tom W. Smith，”Factors Relating to Misanthrop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6 (1997): 170-196.

有必要提醒的是，信任就其自身而言，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而是品德的副产品；只有当人们分享诚实互惠的行为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才会产生。过分自私和投机取巧会摧毁信任。很难直接测量自私的程度，但在美国人中间肯定形成了“如今人们更加自私”的看法。例如，社会学家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的“中产阶级道德研究项目”对大量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美国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很大一部分人同意这样的判断：与二十年前相比，“美国人更自私了”。[67]除有关信任的问题外，普通社会调查（GSS）也问及人们是否公正和乐于助人。对于前者，结果显示，1972—1994年间，人们的公正程度略呈下降趋势，而关于后者则看不出任何变化趋势。另一方面，针对高中毕业生的“追踪未来”调查显示，1976—1995年间，高中毕业生信任他人的程度和对他人是公正的和乐于助人的所怀有的信心明显都在持续下降。[68]

公民社会在美国

罗伯特·帕特南为证明美国社团成员数量下降而搜集的数据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上面引用过的调查数据外，还包括从童子军（Boy Scouts）到家长—教师协会等各组织成员的数据、来自各类纵向研究的平行数据、有关美国人一周生活的详细时间预算的研究数据。帕特南指出，许多传统社团，比如友爱互助会（Moose）、慈善互助会（Elks）、基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圣地兄弟会（Shriners）等其他“千奇百怪”的组织，其成员数量都在减少，另外，根据普通社会调查的数据，从1974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调查者中属于社团组织成员的人数减少了约四分之一。

大体来说，只有当人们真正了解联结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纽带（即我前文所说的“正信任半径”）在定性上的重大差别时，帕特南的论点才站得住脚。更具体来说，烟草行业的利益会催生一个团体，向国会游说为烟草业降低消费税，但大多数美国人会认为，这种团体的活动与人类家园国际组织（Habitat for Humanity）这种以信仰为本的团体（它组织了市中心贫民邻里街区的房舍建设）迥然不同。前一团体拥有大量社会资本，也实现了合作目标，但大多数团体成员都是有动机的（有人猜测主要是因为所获的薪俸），并且他们也很少有动力去其利益群体之外寻求合作。另一方面，人类家园组织则相较而言拥有更多的共同价值，并且能够发展出超越其当前团体的价值，从而在整体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社会资本。代表着银行业、医疗行业、保险业和其他利益群体的大型游说团体的增加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但人们会质疑这些团体是否在其成员中建立起了其他类型的合作联结。

基于常识的道德理性会告诉我们，烟草游说团伙和人类家园组织还有另一个重大区别。前者直言不讳地称自己要为华盛顿的烟草制造商争取更多利益。人们可以辩称，民主政治体制允许社会中所有大型利益集团拥有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表。但另一方面，利益集团政治有明显的缺点：通过投资选举来换取政治上的影响力，会加重民主政治过程中选举人的犬儒主义。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指出的，既得利益群体的积聚会导致寻租和其他寄生形式的妨害经济发展的行为。[69]人类家园组织则不同，它不会从联邦政府那里牟利或寻求补贴，它的明确目标是为有需要的贫民建造他们买得起的住房。其实，两种类型的群体对于一个成功的现代社会都重要，但我们对健康的公民社会的看法，会根据这个社会充斥的完全是商业利益群体，还是完全由慈善性的志愿组织占据，而截然不同。任何有关美国公民社会已经衰落的观点都必须基于对这两类群体的辨析基础之上。

康涅狄格大学的埃弗里特·拉德（Everett Ladd），多年来一直在主持罗珀（Roper）调查，他在《拉德报告》（The Ladd Report）[70]一书中，实际上对帕特南有关美国公民社会的数据进行了逐一质疑。他在该书一开始就批评帕特南没有把美国社会的众多新兴团体计算在内，但考虑到美国的幅员辽阔和多样化特点，这一任务实在棘手。他所举的一些例子十分具有说服力。例如，帕特南指出，家长—教师协会（PTAs）的成员数量从1962年的1 210万人锐减到1982年的不到530万人，此后略有增长，但如果将此成员数量转换为全美范围内每名学生所拥有的家长—教师协会成员数，则三十年来这一比率在持续下降。[71]拉德则指出，家长—教师协会成员数量的减少不是因为家长参与少了，而是他们转而加入到这些协会的分支机构——所谓的家长—教师组织（PTOs）。这些组织不向全国性的协会交纳会费，与教师联合会也没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大体来说组织形式松散。一项由拉德和罗珀中心共同主持的调查认为，在大多数学区[72]，家长—教师协会的数量减少到大约是该区全部家长—教师组织数量的四分之一。因此，过去三十年中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实际上是在单纯地增长，这一点可以被家长自我报告的参与学校相关活动的调查数据所证明。

其他类型的组织也同样经历了家长—教师协会的遭遇。比如成员全为男性的“兄弟会”组织（“animal”organizations）衰落了；而另一方面，过去十年中，非正式的艾滋病互助组织数量激增，其成员数量很难准确估量。[73]美国儿童如今选择玩起了足球而不是加入少年棒球联合会（Little Leagues），但没有证据说明人们投入在围绕体育运动展开的社交活动上的时间总体上减少了。

人们花了很多力气对美国的团体和协会进行统计调查。美国商务部1949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估算出，美国社会中有201 000个不同层次的非盈利的志愿性的商贸组织、妇女团体、工会、公民服务团体、午餐俱乐部[74]和专业协会。[75]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计划的负责人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Salamon）估计，截至1989年，美国有114万个非盈利组织，整体而言其增长率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率。[76]要想对现代社会中所有类型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小圈子进行全覆盖的调查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仅一项针对扬基城（Yankee City）的研究就在17 000人的社区中调查出22 000个不同的团体。[77]技术变迁又改变了社团的形式。举例来说，随着20世纪90年代个人电脑的普及，在线讨论组、聊天室、邮件讨论组突然大量涌现，对此我们该做出何种解释呢？[78]

普通社会调查数据并没有明确指出参与各种社团的人数下降了，但它就不同类型的组织的成员数量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涉及工会、专业协会、兴趣小组、运动俱乐部、互助会和教会群体等。很难寻觅出某个强劲的趋势；有些类型的组织如工会其成员数量减少了，而另一些类型的组织如专业协会其成员则增多了。[79]另外一些来源的数据则表明公民参与的程度在提高。比如，1998年由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开展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过去一年中承认自己参与过志愿工作的受访者的比例从1984年的44%增加到1997年的55%。另一项关于受访者是否参与过任何慈善或社会服务活动的调查结果为，回答“是”的人数比例从1977年的26%上升为1995年的54%。艾伦·沃尔夫根据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访问调查推测，由于不太看重兴趣小组、社会团体这类组织，受访者在说到参与社团的情况时往往自打折扣。接受艾伦亲自访谈的人们则表示所参与的志愿活动以及参与时间都变少了，这又与他们对自己生活中充满着各种社会活动的状况总结相矛盾。不过，人们所属的组织往往是市民组织或宗教组织，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社会组织或互助会。[80]有两项调查证实了社会信任程度和社团成员数量二者吊诡的分裂现象，分别是针对高中毕业生的“追踪未来”调查（其结果显示受调查者对社区事务和志愿工作参与增加了但对他人的信任度降低了）[81]，以及一项针对费城的调研[82]。

其他发达国家的信任情况

要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找到可资对比的说明过去四十年中社会信任度降低的数据殊非易事。唯一一项涉及多国的、提出一系列价值观方面问题的调研是由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遗憾的是，用这些数据无法测量历时的趋势，因为该项调查只实施过三次（分别在1981年、1990年和1995年，而且至笔者写完本书之时还未获得1995年的数据）。我们无法只根据每个国家两个时间点的数据来发掘什么历时的趋势；而且在1965—1981年间，很多重大的变化不仅发生在价值观领域，也发生在犯罪和家庭方面。仅靠每个国家两个时间点的数据我们无法做出历时趋势的结论；而且在这段时间里，变化不仅发生在价值观领域，同样也发生在犯罪和家庭方面。

虽然数据集不大，但如果我们将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所提到的问题视为与信任有关的问题，就可以发现有些情况同在美国身上看到的差别不大。[83]与信任相关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对主要社会机构的信任有关，另一类则与伦理价值观念（ethical values）有关。有必要再次指出，信任是共同的伦理行为规范的副产品。如果人们承认其行为并不那么值得信赖——比如说他们比较愿意接受贿赂、在出租车费收取上敲诈或在纳税申报单上弄虚作假——这样信任他人的客观基础就比较薄弱，而无需理会人们被直接问及信任情况时做出了何种回答。

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四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1981—1990年间，许多国家民众对该国大多数机构的信任度都下降了；奇怪的是，只有新闻出版界和大公司在大多数国家中赢得的信任在增加。[84]尤其是权威的传统来源——例如教会、军队、司法体系以及警察部门——受信度的下降在大多数国家表现得明显。[85]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还有一些针对伦理价值的数据可以同信任关联起来，比如人们是否曾动念获取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乘坐公交系统时逃票或在报税时弄虚作假。[86]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根据人们的自我报告，他们对避免从事欺诈行为的自我约束力似乎也在下降。

考虑到美国民众惯于反对政府的政治传统，美国人比欧洲人更不信任政府就不足为奇。[87]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1997年，56%的美国人声称他们不信任政府，而针对欧洲五国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欧洲的相应比例只有45%。认为政府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的美国民众也比同样持此看法的欧洲民众多。不过，有证据表明，欧洲人对政府不信任的态度在某些方面开始同美国人接近。1991—1997年间，认同“政府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控制过多”这一观点的欧洲人从53%上升到61%（1997年持此看法的美国人比例为64%）。[88]

一定程度上，上述变化印证了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宣称的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向“后实利主义”（postmaterialist）价值观的转变。[89]按照英格尔哈特的解释，实利主义者重视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而后实利主义者重视自由、个性表现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在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盟委员会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调查的基础上，英格尔哈特提出，欧洲主要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了向后实利主义的转变，并且认为在发生转变的国家里，通过增进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对公共政策事务的关注，这一转变将有助于民主的质量。

不过，也可以用与英格尔哈特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他得到的数据。他所使用的“实利主义”、“后实利主义”的标签也会产生误导，因为它们意味着处于前一类别的人们会出于私利来关注自身经济上的或个人的需求，而处于后一类别的人们会对诸如社会公平和环境问题这类涉及面更广的事情感兴趣。可是，对于前一类人也可以这样解读，他们愿意遵从各种大的公共机构的权威（比如警察部门、公司和教会），而后一类人会更加个人主义化，以牺牲团体为代价来要求自身权利被承认。毫无疑问，个人主义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可过度的个人主义会让社会凝聚难以实现，从而给民主带来负面影响。向后实利主义价值观的转向因此可能意味着某些类型社会资本的减少。

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

当我们从价值观转而观察群体成员，就会发现美国以外的世界大抵与美国相同的状况，即一方面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对主要机构和自我报告的伦理行为的信任度下降了，而另一方面看起来人们对公民社会中各种团体的参与度在上升。

最积极力主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内飞跃发展的是莱斯特·萨拉蒙，他主持的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项目试图证实公民社会的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趋势。[90]他认为，一场真实的“‘结社革命’如今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它构成20世纪晚期一次社会和政治的重大发展，正如19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兴起那样”。[91]萨拉蒙给出大量的文献资料以说明美国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增长，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欧洲：“私人社团的数量在法国也同样猛增。1987年一年有54 000家这样的社团成立，而20世纪60年代每年新增社团数只有10 000到12 000家。1980—1986年间，英国各类慈善团体的收入大约增长了221%。根据最近的估算，英国有大约275 000家慈善团体，其总年收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4%。”[92]不仅欧洲的非政府组织数量猛增，据说在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如此。[93]

出于某些原因，萨拉蒙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部分论断及这些论断透露给我们的有关社会资本的情况，恐怕值得怀疑。首先，萨拉蒙统计的新兴组织都是正式的非营利机构，它们都不计麻烦地使自己成为合法性社团。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一种网络和群体由非正式向正式的转变，但公民社会是由二者共同构成，把两者都考虑进来是否构成净增长尚不可知。此外，萨拉蒙认为的作为公民社会组成部分的许多组织实际上是规模很大、实行科层化运作的系统（诸如大学、医院、研究实验室、教育基金会等），它们被收录在美国国税局非营利组织目录范围内，但常常难以同政府官僚部门或者营利性企业区别开来。事实上，萨拉蒙的观点中包括这样一条，即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原本由政府机关履行的责任转移给属于“第三部门”的组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后者发展的原因。这些群体组织不是自发地形成，而是通过政府的授权而得以创立，也可以被视为现代政府的延伸。[94]

全球性的结社猛增这一结论可堪质疑的第二个原因与调查数据的质量有关。就像我们对前述帕特南论点的争议双方的实证依据进行细致审查所发现的那样，对美国这样一个拥有最丰富（关于自身的）数据来源的国家来说，很难立刻就判断出它的公民社会是发展或衰落，还是两种变化兼而有之。我们在美国发现的这一问题在其他国家也确实存在。我们不仅需要确切了解有多少新的组织诞生了，还需要了解有多少已经不存在了，还有群体组织成员的数量变化呈何种趋势以及社群生活的质量如何。[95]尽管如此，仍然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在发达国家中，至少还没有出现志愿组织数量净减少的情况，反而是在很多国家呈现总体增长趋势。世界价值观调查向受访者询问他们是否加入了各类组织（比如教会、政党、联盟或社会福利组织），以及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是否为任一上述组织提供过无偿劳动。结果显示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类别的组织如贸易联盟和社区行动团体在许多国家都出现数量的减少，而另一些类别的组织，比如教育、艺术、人权和环境相关的团体，在多数发达国家中都明显增多。人们从事无偿工作的时间量也具有同样的变化趋势。除了青年工作以外，大多数国家的各型组织都出现志愿服务增多的情况。

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发达国家中发生的价值观的转变令大断裂显而易见，这还只是被现有的关于价值观的实证数据所大致描绘出来的转变。虽然每一西方发达国家中有关信任、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但总体的变化模式已经显现。首先是，在几乎全部接受调查的国家里都出现对组织机构信任度下降的趋势，特别是针对那些与权力和强制相关的旧式机构（比如警察部门、军队和教会）。并且，可视为信任之基础的自我报告的伦理行为，其水平也不如从前：在多数国家，1990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人们比1981年时更容易做出某种形式的欺诈性行为。这两种变化模式在美国也都得到体现。

另一方面，团体和团体成员数量在多数国家都趋于上升。同样，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不同团体类型的相互比例也随时间发生了变化，不过，对机构信任的丧失和伦理行为的堕落，似乎并没有对人们与他人在某种层面上建立联系的能力构成严重的损害。[96]

美国在以下两个方面保持突出：对机构的不信任度处于最高水平，同时参与团体的人数和社区志愿活动比例也最高。

根据已有的有关价值观的比较数据，亚洲发达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非全然不同。日本和韩国（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仅有的两个高收入亚洲国家）均表现出同欧洲和北美相同的对机构信任度的下滑。日本国内自我报告的对伦理价值的信仰普遍呈上升趋势（这一点同爱尔兰和西班牙相同），韩国的相关数据则不全。团体成员数量上则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日本的团体成员数量（尤其是贸易联盟）趋于下降，而韩国的团体成员数量（尤其是宗教组织）趋于上升。

本章小结

犯罪和社会失序的加剧，作为社会联结源泉的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衰落、信任度的降低，这些都构成大断裂的特点。这些变化普遍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发达国家中，与此前规范变动的时代相比，这一时期的变化来得十分迅猛。存在某些固定的变动模式：日本和韩国呈现出较低的犯罪增长率和家庭破裂率，但人们彼此不信任的情况令人苦恼；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拉丁天主教国家的家庭破裂率比较低，同时向生育率过低的方向发展。关于社会资本的削弱我们当然可以有其他测量手段，但这里所用的测量手段向我们揭示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不断严重的社会失序状况。我们接下来有必要探讨导致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

[1]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pp. 29-54.

[2] 这是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的概念，意即看着街面（相伴随的功能则是监控公共行为）的眼睛的数量。

[3] Ibid, pp. 38-39.

[4] 关于对高度现代主义都市生活不利影响的讨论，见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s Have Faile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2-139.

[5] 见Robert E. Park,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Ernest W. Burgess, Park, and Roderick D. McKenzie, eds.,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pp. 99-112. 相似的，犯罪学家约翰·布雷思韦特强调，被他称为“重新整合性耻辱”（reintegrative shaming）的东西起着犯罪控制手段的作用。社群通过羞辱那些违反社群规范的人来表达它们的反对。重新整合性耻辱会在某种时刻出现：社群乐意去接受那些在返回正统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或忏悔的离经叛道者。据布雷思韦特所言，重新整合防止了被污名化的离经叛道者形成自己的犯罪亚文化。日本便是第一个例子：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有着极低的犯罪率，它并不依赖于警察，而是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压力来确保社群规范。为罪犯在道德上去污名化的重大努力便是社群中其他成员的积极调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个人就会被欢迎重新进入规范性的社会生活当中。John Braithwaite, Crime, Shame, and Reintegr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Robert J. Sampson, Stephen W. Raudenbush, and Felton Earls,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277 (1997): 918-924.

[7] See Erich Buchholz, “Reasons for the Low Rate of Crime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Crime and Social Justice 29 (1986): 26-42.

[8] Jam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15.

[9] 译注：“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指的是政治上一个重要的争论点，它代表了支持严厉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主张。

[10] 译注：据《元照英美法辞典》，白领犯罪，“指由法人或个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所犯的各种非暴力犯罪的总称，包括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商业贿赂罪、违反反垄断罪、操纵定价罪、内部人员交易罪等”。

[11] George Kelling and Catherine Coles, Fixing Broken Windows: 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p. 14-22.

[12] Ibid, p. 47.

[13] Wesley G. Skogan, Disorder and Decline: 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14] 自Dane Archer和Rosemary Gartner发表了Violence and Crime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以后，现在已经有了少量的发达国家比较犯罪数据汇编。至于其他的调查研究，参见Antoinette D. Viccica, “World Crime Tre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24 (1980): 270-277.

[15] 关于国际犯罪比较方面的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参见James Lynch, “Crim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James Q. Wilson and Joan Petersilia, eds., Crime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1995). pp. 11-38.

[16] W. S. Wilson Huang, “Are International Murder Data Valid and Reliable? Som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Use of Interpol Da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al Justice 17 (1993): 77-89.

[17] Se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riminal Victimization, 1973-9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18] 一项关于14个发达国家的近期此类研究是Jan J. M. Van Dijk and Pat Mayhew, Experiences of Crime Across the World (Deventer, Netherland: Kluwer, 1991).

[19] Pat Mayhew and Philip White, The 1996 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isation Survey, Home Office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Research Findings No. 57 (London: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1997).

[20] 第二个方法论上的难题就是不得不处理犯罪问题上的跨文化对比。不同社会对犯罪的定义方式并不相同。甚至在谋杀方面，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数据将谋杀未遂包含在内，而美国却没有；“谋杀”（murder）和“凶杀”（homicide）有时候被当成相同的概念，但有时候却不是；一些国家警察机构把伤风败俗的行为与暴力犯罪同日而语，而有些却不这么做。即便是在同一个社会中，对犯罪的定义也会与时俱变。在诸如强奸和虐童之类的性犯罪中尤为如此，社会规范在这方面的变化非常迅速。约会中的强奸在今天的美国会被起诉，而在三十年前则不会；言语辱骂和精神虐待在今天也已经是虐童的组成部分。在定义相同的条目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也存在着：与美国相比，自行车盗窃在荷兰的财产犯罪中所占的比例要比汽车盗窃和夜盗大得多，这仅仅因为在荷兰有更多的自行车被盗。

由于在犯罪定义中频繁出现的模糊性，有一个犯罪学学派认为犯罪只是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精英有选择地把某事标识为犯罪，而且一个团体中的离经叛道者在另一个团体则是正常的。爱德温·萨瑟兰的解释含蓄地表明，犯罪的产生是因为逾越了定义，而这种逾越支持对法律的违犯，而且这延续了所谓的标识理论学派。在这种解释之下，法律的施行变成了一种强制的文化偏见。由于保守派在19世纪60到70年代将犯罪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很多自由派分子借助响应涂尔干来对“离经叛道是正常”的效用做出回应，即没有一个社会摆脱了犯罪和偏离 [规范]。他们认为，任何龌龊犯罪的条目都是在维多利亚时期和19世纪50年代的北美市郊被约定的；把这些阶段回顾成黄金时代不过是怀旧的心态在起作用罢了。

对于文化偏见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回答：第一种答案比较精细也比较技术性。研究表明，国际数据集合之间有着适度的一致性。如果犯罪条目在两个社会或在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划定，那么条目很明显不可能被任何寻找特定原因或修正特定犯罪类型的精细研究所解构。然而只要犯罪类型在不同时间都被使用，那么这就不应该影响到时下流行的数据。第二种答案则更为粗疏，犯罪是否只是将少数群体和其他边缘人群污名化的一种偏见，这一议题确实不能应用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中的广阔现象。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无疑不存在完成发展的社会）认为谋杀和财产偷盗是合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容忍更高程度的犯罪和离经叛道的意愿，并没有意味现在有更少的社会动荡，而是意味另一种情况下的“重新定义偏离[规范]”。

See W. S. Wilson Huang, “Assessing Indicators of Crime Among International Crime Data Series,”Criminal Justice Policy Review 3 (1989): 28-48; Piers Beirne, “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Contemporary Crises 1 (1983): 371-391; Gregory C. Leavitt, “Relativism and Cross-Cultural Criminology: A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7 (1990): 5-29; Edwin Sutherland and Donald Cressy, Criminology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0); Frank Tannenbaum, Crime and the Commu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8); Howard S. Becker,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3).

[21] Ted Robert Gurr, “Contemporary Crim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ondon, Stockholm, and Sydney,” Annals of the North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34 (1977): 114-136.

[22] W. S. Wilson Huang, “Arc International Murder Data Valid?”

[23] 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00.

[24] 在1995年的美国，少于20名雇员的公司占据了私企雇佣的19.5%。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Advocacy, Small Business Answer Card 1998.

[25] 福山在本书中更多把儒家思想文化及其衍生制度（在汉代被凝定为官方学说和一整套政治制度并为后世中国沿用和发展）作为一种宗教性的存在来探讨，故本书遇到Confucianism及其同根词一律译为儒教（的）。

[26] 译注：在英格兰，Public school通常是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但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则主要指公立学校，而且通常是免费的。

[27] 译注：人类学上，将几代同堂的家庭称为大家庭，将仅由父母子女构成的家庭称为小家庭或核心家庭。

[28] 如果一个女人能够满足当年各个育龄小组的生育率特征，那么总体的生育率就是一个女人在育龄时的平均生育数字。见数据来源的附录。

[29] 我要感谢Nicholas Eberstadt对这一章节的分析，参见他的文章“World Population Implosion?” Public Interest, no. 129 (Fall 1997): 3-22.

[30] Nicholas Eberstadt, “Asia Tomorrow, Gray and Male,” National Interest, no. 53 (Fall 1998): 56-65.

[31] 关于这一阶段的讨论，参见Michael S. Teitelbaum and Jay M. Winter, The Fear of Population Decline (Orlando, Fla.: Academic Press, 1985).

[32] 译注：在欧美国家，产假（maternal leave）是提供给母亲的福利，而育儿假（paternal leave）可以由母亲或父亲机动选择由谁来休假，各国规定的休假时长不一样，产假一般在一年以内，而育儿假甚至可以长达三至四年。

[33] David Popenoe, Disturbing the Nest: Family Change and Decline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8), p. 34.

[34] Sara McLanahan and Lynne Casper, “Growing Diversi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Family,” in Reynolds Farley, ed., State of the Union: America in the 1990s, vol. 2: Social Tren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35] William J. Goode, World Change in Divorce Patter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54. 离婚在像智利等一些天主教国家到现在都还没有合法化。

[3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Table98, p.79.

[37] Ibid.

[38]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47, no. 4 (Washington, D.C.: USHHS, October 7, 1998), p. 15.

[39] 然而，这些改变只是将比率带回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Stephanie J. Ventura, Sally C. Curtin, and T. J. Matthews, “Teenage Bir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nd State Trends, 1990-96,”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Syste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998).

[40] See, for example, McLanahan and Casper, “Growing Diversity,” p. 11.

[41] Ibid.

[42]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Report to Congress on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Hyattsville, Md.: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5), p. 70; Larry L. Bumpass and James A. Sweet, “National Estimates of Cohabitation,” Demography 26 (1989): 615-625.

[43] McLanahan and Casper, “Growing Diversity,” p. 15. 这些关于瑞典的统计数据来自同瑞典卫生部以及社会事务部社会服务支部往来的私人通信。

[44] Louis Roussel, La Jamille incertaine (Paris: Editions Odile Jacob, 1989).

[45] Richard F. Tomasson, “Modern Sweden: The Declining Importance of Marriage,” Scandinavian Review (1998): 83-89.

[46] Elise F.Jones, Teenage Pregnanc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47] 这是些关于美国的数据。Larry L. Bumpass and James A. Sweet, “NationalEstimates of Cohabitation,” Demography 26 (1989): 615-625.

[48] 即便对年龄、受教育情况、收入和其他与家庭侵犯相关的因素进行控制时，这一点也是真的。See Jan E. Stets, “Cohabiting and Marital Aggression: The Role of Social Isolation,”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1991): 669-680.

[49] Popenoe, Disturbing the Nest, p. 174; Ailsa Burns and Cath Scott, Mother-Headed Families and Why They Have Increased (Hillsdale, N.J.: Erlbauni, 1994), p. 26.

[50] Sara McLanahan and Gary Sandefur, 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 What Hurts, What Hel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

[51] David Popenoe, Life Without Father: Compelling New Evidence That Fatherhood and Marriage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Good of Children and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 86. Andrew Cherlin指出，即使这个对比是有效的，和历史上因为其他原因引起的家庭解体相比，由于离婚所带来的家庭破裂的比例也仍然更高。Andrew J. Cherlin, Marriage, Divorce, Remarriage, 2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

[52] Popenoe, Life Without Father, pp. 151-152.

[53] Goode, World Change, p. 35.

[54] Ralf Dahrendorf, Life Chances: Approaches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

[55] 译注：国家教会（state church）是一个与基督教有关的概念。历史上，曾有民族国家为摆脱教皇的制约，而进行自己民族国家的宗教改革，建立所谓的国教，典型的例子如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英国国王是该国教教会的最高领导人。现代国家中，国家与教会通常是分离的，但也有国家规定某一宗教为国教（established religion）。福山这里说的国家教会指受到一国官方认可和支持的基督教教派组织——一般该国的国教就是基督教，例如丹麦、冰岛、挪威这些北欧国家的国家教派就是路德教派，而希腊的国家教派是东正教派。

[56] 基于综合社会调查，John Brehm和Wendy Rahn的研究数据显示，凭借公民的参与度可以很好地预测信任度。这项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Wendy Rahn and John Brehm,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1997): 999-1023.

[57] 译注：自我报告调查是行为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受访人在问卷或调查表中填写或选择自我行为的表现、频率、动机等等。

[58] 关于此观点，见拙著《信任》第一章，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See also Diego Gambetta,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8).

[59] 关于该问题的总体分析，见Joseph S. Nye, Jr., ed.,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60] Karlyn Bowman and Everett C. Ladd, What’s Wrong: A Survey of American Satisfaction and Complaint (Washington: AEI Press and the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998), Table 5-20.

[61] American Enterprise (Nov-Dec. 1993), pp. 94-95.

[62] Ladd and Bowman, What’s Wrong, Tables 6-1 to 6-23.

[63] 译注：婴儿潮一代主要指1946—1965年出生的美国人，而被遗忘的一代（generation X）指1961—1971年出生的美国人。

[64] Wendy Rahn and John Transue, “Social Trust and Value Change: The Declin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n Youth, 1976-1995,” unpublished paper, 1997.

[65] Tom W. Smith, “Factors Relating to Misanthrop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6 (1997): 170-196.

[66] Ibid, pp. 191-193.

[67] Alan Wolfe, One Nation, After All (New York: Viking, 1998), p. 231.

[68] Rahn and Transue, “Social Trust.”

[69]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70] Everett C. Ladd, The Ladd Report (NewYork: Free Press, 1999). 该书的早期版本为Ladd, “The Data Just Don’t Show Erosion of Americas ‘Social Capital,’” Public Perspective (1996); and Everett C. Ladd, “The Myth of Moral Decline,”Responsive Community 4 (1993-94): 52-68.

[71]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78.

[72] 译注：学区（School District）是美国教育管理的最基层单位，类似于我国的基层教委或教育局。

[73] 译注：最早的男同性恋组织Mattachine Society 1951年成立于洛杉矶；1981年，第一例艾滋病在美国被发现。

[74] 译注：主要面向老年人提供价格低廉的午餐服务的社会福利性组织。

[75] Calvert J. Judkins, 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49). 关于这一点以及其他关于组群内成员关系评估的参考资料，我要感谢Marcella Rey，参见她的“Pieces to the Association Puzz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ary Action, November 1998).

[76] Lester M. Salamon, America’s Nonprofit Sector (New York: Foundation Center, 1992).

[77] W. Lloyd Warner, J. O. Low, Paul S. Lunt, and Leo Srole, Yankee Ci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78] 除了这种组群数量难以计算的问题以外，在评估它们所带来的组群关系的质量中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帕特南认为新的宣传小组只是“成员小组”，因此对其不予考虑，但是拉德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在大型环境组织（如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中，不仅成员数量已经在实质上增长，而且组织内成员之间关系的质量已经远不止是一份年度会费检查。他通过一项研究表明某个环境组织的一个地方分会如何资助无数徒步和自行车旅行、背包客之类的活动，它们在经促进人际关系形成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社会资本产生了外溢效应。

[79]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NORC), General Social Survey (Chicago: NORC, various editions). 第一次调查是在1972年，后续的年份则包括1973—1979、1980、 1982、 1983—1993、 1994、1996和1998年。

[80] Wolfe, One Nation, pp. 250-259.

[81] Rahn and Transue, “Social Trust.”

[82]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Trust and Citizen Engagement in Metropolitan Philadelphia: A Case Study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1997). 这项研究表明，费城人确实表现出了对他人显著的不信任。在费城（和调查中的郊区县镇相反），只有28%的受访者表示“大部分人都可被信任”，而67%的人则表示“再小心也不为过”，这和其他调查结果（如GSS）大致相符。正如在全国调查中，人们对大型机构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公立学校、地方报纸、城市和当地政府，还有华盛顿的联邦政府，表示信任它们的人少于20%。另一方面，有证据显示公民参与度很高：60%的人在过去一年中为一些类型的组织做过义工，49%则在过去一个月中做过；49%的人参加过集体工作来解决共同问题，30%的人则联系过被选举的公务员。尽管这些比例稍低于全国的平均数，但是没有关于公民不参与的证据。

[83] 世界价值观调查（WVS）问了一个问题：“通常来讲，你会说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或者你在和他人打交道时再小心谨慎也不过分？”这和Roper的调查、GSS和其他美国民调是相似的。令人惊讶的是，它们显示，在1991—1990年间，很多工业化国家中的信任度是上升的，包括美国。在西方国家中，信任度只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下降了。其他来自GSS和民调的结果显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信任度在美国是大幅下降的，这和上述的发现并不一致。根据GSS的数据，在1980—1990年间，美国人之间的总体信任度从44.3%下降到了38.4%。

[84] 这些国家指的是美国、比利时、英国、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和前联邦德国。

[85] Ronald Inglehart, “Postmaterialist Values and the Erosion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n Nye (1997), pp. 217-236.

[86] 总结中没有包括的是一些关于伦理价值的问题，这些伦理价值和社会总体信任之间的关系是可疑或薄弱的，包括受访者是否吸食了大麻或印度大麻制品，以及一个人是否认同同性恋和堕胎的正当性。

[87] 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断言，当我们观察世界上国家的详细情况时，会发现信任度和公民社会密度之间是有关联的。如果考虑对制度的信任和人际间的信任，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关联是非常脆弱的，而且一点都不适用于美国。世界价值观调查确认了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天主教国家——特别是拉丁天主教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体社会信任度要比北欧新教国家低。这些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志愿组织方面的参与度更低，至少在法国和西班牙，这种低参与度是他们统一官僚制国家下中央集权历史的副产品。在另一方面，美国在志愿组织方面的参与度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高得多，但是总体社会信任度却并不见得比一些其他欧洲国家高，而且在制度方面的信任度要比其他欧洲国家低得多。

[88]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Deconstructing Distrust: How Americans View Government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1998), pp. 53-54.

[89] Ronald Inglehart and Paul R. Abramson, Value Change in Global Perspectiv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see also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90] See Lester M. Salamon and Helmut K. Anheier, The Emerging Sector: An Overview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1994); and Lester M. Salamon,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Foreign Affairs 73 (1994): 109-122.

[91] Lester M. Salamon, 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3.

[92] Ibid, p. 246.

[93] Ibid, p. 247.

[94] 举个例子，我在兰德公司工作了很多年，这个公司由美国空军于1948年建立，是一个非盈利的私人智库，目的是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根据Salamon的定义，兰德公司是美国公民社会中的一部分，但如今它却几乎不这样定位自己，因为它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国防部和武装部门的合约下进行的。在人员、研究议程和远离政治压力方面，这种由非盈利的准自治组织所进行的研究很少有自由度，理论上联邦政府也可以直接进行这种研究。对于遍布美国的由美国国家科学联合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防部资助的所有非盈利研究实验室也是如此。

[95] 在发达国家中显得棘手的衡量难题在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和菲律宾）中也成了压倒性问题，Salamon（1994）也宣称，社团革命在第三世界也已经开展了。外国研究者很可能在这种社会中了解到许多关于新型的西方化非政府组织的知识，因为这是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点；但是对于每一个新的非政府组织而言，有多少传统的村落网络、大家族或部落已经消失了呢？

[96] 见Francis Fukuyama, “Falling Tide: Global Trends and United States Civil Societ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0 (1997): 60-64.

第3章

关于原因的一般看法

前面章节中所描述的那些重大变化显然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要想对它们做出精简的解释实属不可能。然而，在大约同一时期内众多工业化国家的各种不同社会指标一齐发生变动的事实，多少为我们指示出一种在更加普遍的层面进行解释的路径，从而把繁难的分析任务简化。如果同样的现象在一大批国家里发生，我们就可以把仅仅适宜于某一国家的解释剔除在外。

接下来，我将介绍社会理论家提供的有关大断裂不同方面的可能原因的解释，它们已经成为被多数人接受的意见。我首先介绍意图同时能解释大断裂所有方面的宏大阐释，然后转向针对大断裂某一具体方面问题的那些解析。这些解释，我有的赞成，有的则视之为谬论或不完备之论。

美国例外论

首先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是否发生了大断裂。许多欧洲人倾向认为社会秩序的崩坏只是发生于美国的独特现象，大多数困扰美国的严重的社会症候都没有降临在他们的社会中。正如第二章中举出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美国总是拥有明显更高的离婚率和犯罪率，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及其他社会病，同时又在经济增长、创新、科技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方面胜出一筹。[1]美国例外论在暴力犯罪率问题上最为明显，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谋杀、绑架和严重人身伤害案发生率最高的国家。谋杀率比欧洲许多国家以及日本高出一个量级，纽约市一个城市发生的谋杀案曾一度比英国或日本全国还多。[2]

如果大断裂只发生于美国，我们也许会被引向一种解释，即这种情况源于美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以及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比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或里根主义大行其道。像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和西蒙·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这些评论家业已就美国文化的特别之处做出详尽的分析，诸如反国家主义、憎恶权威、对经济流动性的热盼等，这些特点都特别容易导致家庭破裂、犯罪和社会失范。[3]美国的少数族群（比其他发达国家人数比例要大）也造成上述方面指标的恶化。例如，美国非拉美裔白人的非婚生育率，就处于欧洲国家未婚生育率高低排名的中游水平。

不管对美国例外论所做的跨文化解释多么成理，它们仍无法解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众多发达国家中都出现的离婚、未婚生育、犯罪和不信任的比率同时上升的现象。

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的家庭破裂和犯罪的统计指标其增长率超过美国（尽管它们的起步水平较低）。[4]这反过来说明，引起变化的不仅仅是美国独有的因素，而是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所共同面对的那些因素。

除此之外，考虑到一系列更广泛的指标，美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与众不同。我们已经了解到，多数北欧国家非婚生育率高于美国，其他英语国家如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非婚生育率也不逊于美国。犯罪率的情况也是如此。犯罪学家詹姆斯·林奇（James Lynch）指出，在严重财产犯罪方面，1988年和1992年，与美国相比，澳大利亚的破门盗窃率高出40%，加拿大高出12%，英格兰和威尔士则高出30%。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财产犯罪率在降低，而同一时期该指标高于美国的欧洲国家数量却在增多。人们的一般印象中，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最严苛，这种看法也不对：美国人均坐监率高的同时，其暴力犯罪数量也最多。美国对于某一罪行给予监禁惩处的可能和对杀人犯判处的刑期并不是特别高，有时实际上还比较低。美国有着欧洲所没有的庞大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是一个汇聚了长期居于贫苦的社会阶层，与劳动阶层（working class）不同的是，它代表着暴力犯罪、吸毒、失业、教育不良以及家庭破裂。社会底层在许多欧洲城市不是出现在城市中心而是在郊区地带，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集中的地区。不过，欧洲的贫困往往比美国的贫困要更具规律性，性质上属于结构性贫困而非文化性贫困。[5]

一般原因

概括而言，至少有四种观点被提出来用以解释为什么与大断裂有关的那些现象会发生：一是它们源于不断增长的贫困和/或收入不平等，二是相反的原因，即不断增长的财富，三是视之为现代福利国家的结果，四是将它们归因于一场更广泛的文化转变，包括宗教衰落和个人主义的自我满足超越社团义务等。

在我看来，上述所有观点在解释为何社会规范从1965年起发生如此迅猛转变时均有缺陷。这些变化的确根源于价值观，因此也就深植于第一章中所说的文化方面更为广泛的转变之中。不过这依然存有疑问，即为何文化价值观在那个时候发生转变，而不是在之前或之后的一代。发生在两性和家庭规范领域里的转变，我想可以用两个因素来解释。一是在工业时代的经济向信息时代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性质发生的重大转变，二是一项个别的技术创新——避孕药。这些具体的原因将在随后的两章中进行讨论。

解释之一：贫困和不平等导致了大断裂

所有人都认为，家庭破裂、贫困、犯罪、不信任、社会原子化、吸毒、教育水平低下和社会资本匮乏，这些社会问题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左右两派围绕它们进行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论争，所提出的观点则直指经济和文化两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左派认为，犯罪、家庭破裂和不信任主要是就业岗位、发展机遇和受教育机会少以及经济上的不平等所致。不少评论者还把种族主义和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列入原因范围。这种因果逻辑分析导致人们呼吁美国实行欧洲式的福利国家的制度，以保障贫困人群的就业和收入，同时把日益严重的家庭破裂问题归咎于美国的福利国家发展得不够“现代化”。[6]

历史上富甲一方的国家一旦遭遇经济贫困就会带来社会规范方面如上所说的重大变化，这样的看法可以休矣。美国今天穷人的绝对生活水平比上几代美国人要高，他们的人均财富也比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中家庭结构更加完整的人要多。美国并没有在20世纪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变穷；按不变价格的美元计算，美国人均收入从1965年的14 792元上涨到1995年的25 615元，人均消费支出从9 257元上涨到17 403元。[7]贫困率在20世纪60年代急剧下降，随后稍有回升，它并没有按照能够解释社会失序大幅增长的方向发展（见图3.1）。

图3.1　美国官方报告的贫困率

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的《1997年美国统计摘要》（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97年），第472页。

偏爱经济学假设的人们认为，贫困的绝对水平不是问题的根源。现代社会，尽管总体上更加富裕，但也更加不公平或遭遇了能导致社会功能紊乱的经济动荡和失业问题。在有关家庭破裂问题上，对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数据稍加关注便会发现，贫困导致社会失范的说法不太可能成立。对经合组织国家略一考察就知道，旨在提高经济平等程度的福利水平和家庭稳定之间不存在正相关。事实上，在高福利待遇水平和非婚生育现象之间存在某种微弱的联系，这种现象往往印证了美国保守主义者所提出的福利国家是家庭破裂的致因而非疗法。非婚生育率最高的是奉行平等主义的北欧国家，例如瑞典和丹麦，超过一半以上的GDP被政府用于向人民返还福利。[8]日本和韩国对贫困人群的国家福利保障最少，但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也最低。[9]具有丰厚福利保障的国家，其家庭破裂和贫困之间的联系更是微弱。美国单亲家庭的贫困率比福利更优越的其他经合组织国家要高，这表明各种家庭扶持和收入保障计划似乎行之有效。[10]不少看到这些数据的欧洲人于是相信，他们的福利国家制度使他们能无须承受美国式的社会问题。

然而，仔细审视这些数据会发现，福利国家并没有解决潜在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只是单纯地取代了父亲的角色，向母亲和孩子提供保障生存和养育所需的资源，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尔（Lionel Tiger）将这一过程称为“政府婚”（bureaugamy）。[11]在此过程中，福利国家并没有消除家庭破裂的社会成本，而只是把它从个人身上转嫁到纳税人、消费者和失业者那里。政府是否足以取代父亲的角色令人怀疑，后者不仅为家庭提供资源，还要在子女适应社会和受教育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且，欧洲的福利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几乎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失业率都持续上扬。拿这些国家同没有受到潜在的家庭破裂问题困扰的日本相比将富于启示意义，这一对比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

犯罪问题同样如此。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家和选民普遍持有贫困和不平等会导致犯罪的观念，他们也千方百计为福利和扶贫计划寻求正当性。不过，即使有充分理由证明收入不平等和犯罪之间存在广泛联系[12]，这种联系也不足以为西方世界犯罪率如此快速上升提供一个言之有理的解释。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没有发生可以作为犯罪率骤然提高原因的经济萧条，并且实际上美国战后的犯罪浪潮始自一个就业充分和普遍繁荣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暴力犯罪率反而下降了。）后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扩大，但同一时期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主义程度要高于美国）的犯罪率也上升了。美国社会较大的经济不平等，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其犯罪率在任何年份都比其他国家比如瑞典要高，但却无法解释为何瑞典的犯罪率在同样的时期内开始增高。此外，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继续扩大，但犯罪率却下降了；那么这段时间里不平等和犯罪之间的联系变成了负相关。[13]

贫困也同不信任有关。但如果美国没有出现与大断裂构成相关的贫困的大幅增加，那么贫困就不大可能成为不信任度上升的理由。无论何种情况，只占相对很小部分的美国人跌入贫困线以下的事实，无法解释大多数美国人表现出来的对机构和其他美国人的不信任。另一方面，经济动荡和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本身可能导冷漠心态的加重。大断裂时期，美国人的经济不安全感在增加。20世纪70年代围绕石油供给和通货膨胀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危机；80年代早期，美国的锈带地区（Rust Belt）[14]发生了严重的衰退，同时在海外竞争的影响下出现大批失业者。而在90年代早期，美国的公司大幅裁员，大型企业的终身雇用理念一去不复返。

艾伦·沃尔夫关于中产阶级道德研究的访谈可以用来说明经济变化滋生不信任的一些方式。与欧洲人不同，美国人不太认为经济不平等本质上是不公正的或标志着某种根本上就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不少受访者对公司裁员表示理解，并指出它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竞争力；也有不少人对工会提出质疑，认为它们试图在不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保留工作岗位和待遇。不过，他们也批评了由于新的、无情的竞争造成的不忠于职守，以及企业负责人在把工资减半的同时又为自己保留大量特权。[15]面对20世纪90年代企业的裁员和收入减少，人们不得不把自己对工作单位的忠诚进行分配和限定，这种情况比他们上一代人要严重得多。在一个盛行兼职或做临时工、给人当顾问、频繁跳槽的新世界里，人们之间的联结虽有增加但都不紧密。

解释之二：大断裂源于更多的财富和安全

有关大断裂时期价值观转变的第二种一般性解释恰恰与第一种相反：不是由于贫困和不平等，反而是不断增长的繁荣所致。这一观点由民意调查者丹尼尔·扬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kh）提出，他主持的民意调查追踪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的价值观从社区导向到个人主义导向的转变。[16]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工作也指明了这一点，他的“后实利主义价值观”表明，由于要满足经济需求这一基本需求，使得人们在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时需要区分一系列的轻重缓急。

扬克洛维奇观察到三种阶段的“富足效应”（affluence effect）。第一阶段，人们刚开始变得富有，但对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生活还记忆犹新，那个时候他们最关心的是日常生计，自我实现、个人发展还有自我满足都是奢侈的想法。在第二阶段，当人们安然于眼前的繁荣后，他们开始放纵自己，这种态度的外在表现就是人们不大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抚育孩子，但却更愿意去冒险。家庭破裂和社会越轨现象都可能是在第二阶段所出现的后果。最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发现不能把生活富足视为理所当然，而是需要从长远来考虑。扬克洛维奇指出，不少美国人在1991—1992年间的经济衰退期进入第三阶段，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社会功能紊乱程度有所降低的现象。

表面上看，把个人主义的滋长和社会诸问题归咎于大繁荣的观点要比其反面观点（源自贫困的增加）要合理得多。毕竟，如前所示，家庭破裂、犯罪和不信任程度在一长段时间里的加重，发生于那些同一时期富有程度稳步增长的国家。此外，经合组织国家里，价值观变迁同收入水平存在广泛的联系；像美国、加拿大、北欧诸国这类较富裕的国家，社会分裂的程度往往高于相对贫穷的国家，比如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人们凭直观感觉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那种使他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相互依赖式联结会逐渐变弱，因为他们现在独自生活的能力提高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抛下亲人和邻居可能令所爱的人陷入贫穷或严重的困窘境地；这时的人们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蝇头微利，只想着眼前的满足而不愿担任何风险。

虽然在这条逻辑的论点上有很多合理之处，但仍不能令人满足。首先，在大断裂时期实际行为方式（在有关家庭破裂、犯罪和不信任方面）改变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上拥有财富最少的人群。例如收入低的非裔美国人，他们最没有理由把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创造的经济成果视为唾手可得，也正是这一群体在随后几十年中经受了最严重的社会规范的解体。另外，用1991—1992年经济衰退期出现的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来解释90年代价值观向更加保守的方向转变，有过于简单之嫌。即使经济繁荣和价值观转变二者有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英格尔哈特的研究所示）也不会太过紧密。也就是说，不管富裕程度和（历经一代人或几代人时间的）价值观转变之间有何种联系，个人主义并不随短经济周期而出现强弱起伏。

解释之三：错误的政府政策导致了大断裂

关于不断加重的社会失序的第三种一般性解释由保守主义者所提出，被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的《脱离实际》（Losing Ground）一书，在穆雷之前提出这一解释的有经济学家加里·贝克（Gary Becker）。这种观点认为正是福利国家那种倒错的激励导致了家庭破裂和犯罪的增加，恰与左派的观点构成鲜明的对照。[17]美国的第一项国家福利计划针对的是贫困的妇女，大萧条时期的“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只向单身母亲提供福利金，这对那些同孩子父亲结婚的母亲来说就极不公平。[18]美国在1996年通过的福利改革法案中废止了这一计划，部分原因正是考虑到它倒错的激励影响。[19]

同样，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犯罪数量的增加源于同一时期刑事制裁力度的减弱。加里·贝克就曾指出，犯罪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理性选择：假如犯罪的回报增加而成本（受惩情况）降低，就会出现更多的犯罪而不是相反。[20]不少保守主义者认为，正是由于社会容许度的增加才会出现20世纪60年代犯罪数量的增加，并认为那时的法律制度是在“纵容犯罪”。如果按照这种逻辑，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80年代全美各地都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更严厉的处罚，更多监禁，有时是更多的街头警力）。美国1997年的监禁率是1985年的两倍，是1975年的三倍。[21]抛开严刑峻法对一般人的威慑效应不论，只计算犯罪者中未被收监的那些惯犯的犯罪数量，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22]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也认为，跟英国相比，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下降得较快与施用重典有关。[23]除了施用重典以外，警方的手段也向社区警务（community policing）方向转变，这是一项能够起到减少犯罪率的积极作用的创新。

福利补助金会造成经济学家所说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并挫伤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对此很少会有人反对。[24]但它们对家庭结构会造成何等影响却没有多少人清楚。乍看之下，比较数据更能支持穆雷的假设而非左翼人士的推论，前者视福利为家庭破裂的原因之一：瑞典、丹麦这类高福利国家的非婚生育率比日本这类低福利国家要高。但也存在无数的反例，先拿美国来说，其福利水平大大低于（比如说）德国，而非婚生育率也远高于后者。就美国福利补助金问题所做的精细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发现，当把福利补助水平同非婚生育率联系在一起时，无论是基于各州（被授权自主决定其福利补助水平）还是历时的比较，都会出现类似的矛盾之处。[25]在后面的例子中，扣除物价因素，福利补助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但家庭破裂率在整个90年代中期仍未见减少。[26]有分析者指出，美国的家庭破裂，只有不到15%的情况可以归咎于“对有子女家庭补助”和其他福利计划。[27]

保守主义者的论点更根本的弱点在于，非婚生育只是家庭纽带衰弱这一大问题的方面之一，其他还有生育率下降、离婚、同居取代婚姻以及同居伙伴的分手等问题。非婚生育现象在美国和多数其他国家，首先（即使不是仅仅）与贫困有关。然而，在西方，离婚和同居现象主要流行于中上层社会人士。除了国家在法律上令离婚变得更为容易以外，很难将离婚率大涨和结婚率下降的责任都赖在政府身上。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也许同改进警务方法、提高惩处力度有很大关系，但很难说60年代犯罪率高涨的浪潮就单纯是治安不力的后果。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由最高法院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这些旨在保护刑事被告人权益的决议的确限制了警察和公诉人的行为。但是警察部门很快学会了如何适应在办案过程中完全遵循合法的程序。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看到，晚近出现的大量犯罪学理论，把犯罪归诸犯罪者在人生早期社会化程度和冲动控制力的低下。潜在的犯罪者并非不会在面对可能的惩罚时做出理性的反应，而是他们对一定程度的惩罚的反应以及从事犯罪活动的倾向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与理解犯罪数量迅猛增长的现象更为相关的不是惩罚的力度，而是起中介作用的各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s）（比如家庭、邻里、学校）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年轻人从大的文化环境那里所接受的信号的变化。

解释之四：大断裂由更大的文化转变所引起

这一解释将我们引向文化上的解释，它在上述四种解释中看似最为合理。不断增长的个人主义和不断放松的公共管控显然会对家庭生活、两性行为以及人们遵纪守法的意愿产生重大影响。按照这一解释的逻辑，问题不在于文化是否构成因素之一，而在于文化的解释能否充分照顾时间上的节奏：文化的演变通常十分缓慢，但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如此异乎寻常的迅猛变化？

在英国和美国，社会公共控制的力度在19世纪最后三十几年的维多利亚时期达到顶峰，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婚姻家庭仍是广为接受的理想模式，青少年性行为受到严格的控制。冲决维多利亚式道德体系的文化转变可以被分为多个层次。最上层的是由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学者散播的抽象理念，偶尔也会有个别兜骗之徒参与其中，他们为更广泛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层是大众文化，它是复杂的抽象理念的简明版本，经由书籍、报纸和其他形式的大众媒介被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内蕴于抽象和大众化的理念之中的新规范逐渐显现于广大民众的行为当中，于是构成了实际行为这最后一个层次。

维多利亚式道德体系的衰落可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若干思想发展中看出端倪，20世纪40年代出现过这种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思想的最高层次，西方唯理论者因为得出的结论无法为普适的行为规范找到合理的依据，从而自毁根基。这一点在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这位现代相对主义之父那里体现得最明显。事实上，尼采认为人这种“红脸颊野兽”（beast with red cheeks）是创造价值的动物，不同人类文化中所使用的各类“有关善恶的语言”是意志的产物，而不是出自真理或理性。启蒙不会带来有关权利或道德不证自明的真理，它反而揭示了在道德约定问题上无穷的多样性。想把价值观立基于人性或上帝的努力，都注定会被发现是那些价值观的塑造者的有意为之。尼采那句“没有事实，唯有解释”的箴言，成为后代那些汇聚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大旗下的相对主义者的口号。

在社会科学中，首先撼动维多利亚式价值观根基的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工作。约翰·杜威（John Dewey）、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沃森（John Watson），三位心理学行为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出于不同原因都对维多利亚式和基督教的那种认为人生而有罪的观念提出质疑，并进而论证对人们行为加以严格的社会控制并非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须。行为主义论者主张，人类心灵是一种洛克式“白板”（tabula rasa），有待文化内容来填充；这意味着人类远比此前我们想象的那样更富有（社会压力和政策之下的）可塑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在如下思想的传播上影响甚巨，即神经官能症源于社会对性冲动过度的压抑。甚至，受精神分析学流风所及的影响，整整一代人都习于谈论性，并把日常心理问题同“力比多”（libido）及其被压抑联系起来。

人们容易对高度复杂的思想潮流进行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心理学中的詹姆斯·威廉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弗洛伊德学派都对本能、文化以及更一般的人性问题有着各自明确的看法。也许，比起每一学派的影响来说，更重要的是心理学本身的兴起，不仅作为一门学科，也作为一种看待自我的方式。可以有把握地说，19世纪的美国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包括19世纪的欧洲人）并没有本着治疗的目的花时间对内心最深处的感受进行内省式的探究。就激励人们自省而言，其目的在于使人们根据外部的、同更大的团体和机构相联系的约束性规范和律令来调整内心的想法和外在的行为。相比之下，20世纪对心理学的重视则为人们能合法地追求个体的愉悦和满足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当代生活的这种“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特征导致出现了社会学家詹姆斯·诺兰（James Nolan）所说的“疗治型国家”（therapeutic state）[28]，即政府致力于满足公民的内在的心理需要，且政府的合法性也来自它使民众感觉更加良好的能力。加利福尼亚的“自尊”运动可以视为对数十年前兴起的那场思想潮流的一点微弱反响，在这场运动中，公立学校努力帮助年轻人提高自尊心，并从因无法达到不合理的行为标准而产生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在20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关于性行为的高级理念出自人类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抨击了此前关于种族等级的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也批评了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对各古老文化的武断裁决。博厄斯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于1928年写就了《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一书，她在其中直接运用文化相对主义的概念来分析美国人的性行为问题。她指出，萨摩亚的女孩与受清教文化和维多利亚文化影响的美国女孩不同，她们可以像成年人一样表达自己的性兴趣；由于没有压抑性的清规戒律，总体上像犯罪、猜忌、好胜这类问题在萨摩亚社会要少得多。[29]米德不仅著书立说，而且还在《生活》杂志开有定期专栏，在广播、电视等新媒体上也有定期栏目，这些都令她的影响不可轻估。

在大众文化层面，文化历史学者詹姆斯·林肯·科利尔（James Lincoln Collier）指出，1912年前后是维多利亚式性规范在美国走向瓦解的关键时期。一系列新式舞蹈在这段时间里风靡全国，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们普遍接受了正派女人可以出现在舞蹈俱乐部的观念；酒类的消费量上涨了；爵士一词首度出现在出版物中，白人越来越多地接受拉格泰姆调、迪克西兰风这些黑人流行音乐类型；女权主义运动初露端倪；电影和现代大众娱乐相关技术的普及；以彻底打破既有文化价值合法性为要旨的文学现代主义步入高潮阶段；性方面的道德观念（基于人们在此时期少得可怜的实际经验知识）也开始变化。[30]科利尔认为，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思想文化基础在20年代就已在美国精英人群中生根发芽。只是这些思想文化基础在其他民众中的普及因大萧条和战争而滞后，大萧条和战争的影响在于使人们更加关注养家糊口而非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后者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怎么也享受不起。

因此，大断裂时期在社会规范上发生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文化方面的根源（它当然有），而在于我们能否解释随后的转型为何在那段时间、以那样迅猛的速度发生。关于文化，我们的认知从来就是，它的转变比起其他因素的转变（比如经济状况、公共政策或意识形态）要慢得多。在文化规范快速变化的地方，比如快速走向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转变显然受到经济转变的驱动，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因素。

大断裂也是如此：在大断裂开始前的两三代人时间里，已经发生了摆脱维多利亚式价值观的转变；紧接着，变化的速度突然间急剧加快。很难相信，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发达国家的民众只是单纯地决定，他们要在婚姻、离异、育儿、权威认同和社区生活这类基本问题上改变态度，而没有其他强力因素的驱动来造成价值观的转变。将文化变量同美国历史上的具体事件（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或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相联系的那类解释，暴露出更为严重的地方主义：为何在其他国家，从瑞典、挪威到新西兰和西班牙，也都发生了社会规范的分崩离析呢？

假如上述对大断裂的宽泛解释不尽如人意，我们就需要更具体地考察造成大断裂的种种因素，并探寻它们彼此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1]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pp. 46-51.

[2] Ruth A. Ross and George C. S. Benson, “Criminal Justice from East to West,” Crime and Delinquency (January 1979): 76-86.

[3] 比如参见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1938): 672-682. 这个论点最近又被重新讨论，虽然与此前有所不同，见Steven F. Messner and Richard Rosenfield, Crim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2d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97). 另见和美国少数群体直接有关的犯罪来源的讨论著作，Richard Cloward and Lloyd Ohlin,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4] Steven Stack, “Social Structure and Swedish Crime Rates: A Time-Series Analysis, 1950-1979,” Criminology 20 (November 1982): 499-513.

[5] 关于犯罪率参见James Lynch, “Crim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James Q. Wilson and Joan Petersilia, eds., Crime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1995), pp. 16, 36-37. 关于海外下层社会参见Cait Murphy, “Europe’s Underclass,” National Interest, no. 50 (1997): 49-55.

[6] 这个观点最近被Derek Bok,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Government and the Quest for a Better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所讨论；另见Peter Flora and Jens Albert, “Moder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in Peter Flora and Arnold J. Heidenheimer, e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87). pp. 37-80.

[7] U.S. Bureau of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448.

[8] David Popenoe, Disturbing the Nes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8), p. 156，调查了瑞典式福利国家和那里家庭破裂之间的关系。

[9] 尽管日本在事实上通过限制竞争保护了很多低技术工作，并且向公司提供信贷来确保它们存活，但日本并没有坚持实施要求富裕人群将收入让予贫困人群的大型计划。

[10] Sara McLanahan and Lynne Casper, “Growing Diversi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Family,” in Reynolds Farley, ed., State of the Union: America in the 1990s, vol. 2, Social Tren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pp. 31-32.

[11] Lionel Tiger, The Decline of Males (New York, Golden Books, 1999).

[12] Judith R. Blau and Peter M. Blau, “The Cost of Inequality: Metropolitan Structure and Violent Cri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1982):114-129; Harvey Krahn, Timothy Hartnagel, and John W. Gartell, “Income Inequality and Homicide Rates: Cross National Data and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Criminology 24 (1986): 269-295; Rosemaiy Gartner, “The Victims of Homicide: A Temporal and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1990): 92-106; Richard Rosenfeld, “The Social Sources of Homicide in Different Types of Societies,” Sociological Forum 6 (1991): 51-70.

[13] 将经济不平等和犯罪相联系的理论也是混乱的：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大型社会中，底层的人会把自己同顶层的人相比吗（比如通过看电视）？或是他们会将自己同在自己的居住区或所在地看到的身边人相比吗？绝对贫穷会带来犯罪吗？相对贫穷呢？如果是后者，那么什么类型的相对剥夺是最值得注意的呢？关于更进一步的讨论，参见Ineke Haen Marshall and Chris E. Marshall, “Toward a Refinement of Purpose in Comparative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Research Site Selection in Foc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al Justice 1 (1983): 89-97; Harvey Krahn et 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Homicide Rates: Cross-National Data and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Criminology 24 (1986): 269-295; W. Lawrence Neuman and Ronald J. Berger, “Competing Perspectives on Cross-National Crime: An Evaluation of Theory and Evidenc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9 (1988): 281-313; Steven F. Messner, “Income Inequality and Murder Rates: Some Cross-National Findings,”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3 (1980): 185-198; and Charles R. Tittle. “Social Class and Criminal Behavior: A Critique of di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ocial Forces 62 (1983): 334-358.

[14] 译注：锈带指从前工业繁盛而今衰落的发达国家的某些地区，尤指美国东北部走向萧条的工业区。

[15] Alan Wolfe, Que Nation, After All (New York: Viking, 1998). pp. 234-250.

[16] See Daniel Yankelovich, “How Changes in the Economy are Reshaping American Values,” in Henry J. Aaron and Thomas Mann, eds., Values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17] 这个讨论最早见于Charles Murray, Losing Grou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更早的讨论见Gary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8] 在很多国家，这种把已婚女性排除在外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终结，特别是在通过1988年的家庭资助法案之后，参见Garv Bryner, Politics and Public Morality: The Great American Welfare Reform Debat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pp. 73-76.

[19] 关于福利改革措施的描述，参见Rebecca M. Blank, “Policy Watch: The 1996 Welfare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1997): 169-177.

[20] Gary S. Becker,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1968): 169-217.

[21] “Defeating the Bad Guys,” Economist, October 3, 1998, pp. 35-38.

[22] 基于对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公务员的私人采访。

[23] James Q. Wilson, “Criminal Justice in England and America,” Public Interest (1997): 3-14.

[24] 参见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综述Robert Moffitt, “Incentive Effe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elfare System: A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0 (1992): 1-61.

[25] 在一个关于美国的福利和非法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的调查中，Murray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个时段内，也即当平均福利在实质上开始下降时，福利与非法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脆弱，而且这种关系对于黑人来说要比白人脆弱。见Charles Murray, “Welfare and the Family: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1 (January 1993): S224-262.

[26] 如何计算生活福利的总体价值这一问题使得这个议题更加复杂，如在补助有子女的家庭外，它是否还包括了医疗补助计划的隐含价值，参见Moffitt, “Incentive Effects”; Robert Moffitt, “The Eff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lfare System on Marital Statu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41(1990): 101-124; Greg J. Duncan and Saul D. Hoffman, “Welfare Benefit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Out-of-Wedlock Births Among Black Teenage Girls,” Demography 27 (1990): 519-535; Robert D. Plotnick, “Welfare and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Evidence from the 198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1990): 735-746.

[27] See William A. Galston, “Beyond the Murphy Brown Debate: Ideas for Family Policy” (speech to the Institute for American Values, Family Policy Symposium, New York, 1993); and Mark R. Rosenzweig and Kenneth J. Wolpin, “Parental and Public Transfers to Young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994): 1195-1212.

[28] James L. Nolan, The Therapeutic State: Justifying Government at Century’s End (New York: NYU Press, 1998).

[29] Margaret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28).

[30] James L. Collier, The Rise of Selfish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1-142.

第4章

人口、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原因

犯罪率为何上升？

如果不仅仅把犯罪率的上升作为警察报告制度改进后的一种统计意义上的成果，我们就需要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为何犯罪率在相对较短时期内以及在诸多国家中急剧上升？为何在美国和其他若干西方国家中犯罪率开始下降或趋于稳定？为何亚洲的发达国家不在这一模式的范围之列？

同离婚率上升的情况类似，关于犯罪率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上升并随即下降，人口原因首先且也许是最直接的一个解释。大多数犯罪实施者是十四到二十五岁之间的年轻男性。这里存在与男性的暴力和挑衅倾向有关的基因方面的原因，这也意味着只要生育率上升，犯罪率就会在其后十四到二十五年内上升。[1]在美国，1950—1960年间，十四至二十五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增加了2 000万，其后十年又增加了1 200万，其所带来的冲击不亚于“蛮族入侵”（barbarian invasion）。[2]大量增加的年轻人不仅扩大了潜在罪犯的基数，他们对青年文化的痴迷还可能导致社会上蔑视权威的行为不可收拾地滋长起来。我们可以进行年龄控制，拿犯罪数量同某一社会中年轻男性的人数进行比较，而不是与该社会的总人口数进行比较。这样一来，图2.1和图2.2中的上升曲线和下降曲线就会变得平缓。的确，美国在婴儿潮时期生育率的上涨快过其他发达国家，这是造成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犯罪率较高的原因之一。[3]新西兰在二战以后生育率急剧增长，甚至超过美国，该国的财产犯罪率也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快速上升。

但生育高峰只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犯罪率上升的一部分原因。有犯罪学家估计，美国谋杀犯罪的实际增长量，是该国人口结构转变所预期的谋杀犯罪增长量的十倍。[4]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年龄结构变化同犯罪数量增长之间的联系在跨国层面就表现得不够紧密。[5]

第二种解释把犯罪率同现代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人口稠密、犯罪机会等现象联系起来。人们按常理会认为，大城市中的偷车和入室盗窃现象比乡村农场一带多，因为在大城市犯罪分子才能轻易找到汽车和无人的房舍。20世纪40年代的亨利·萧（Henry Shaw）和克利福德·麦凯（Clifford McKay）[6]以及晚近的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等人则提出“生态论”，将犯罪同特定类型的环境联系起来——包括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功能复合的邻里街区或是吸引暂住人口的聚居区。[7]这些类型的环境往往为社会的经济现代化所造就，因此想当然的，人口从农场和乡村向外迁徙进入城市会带来犯罪率的增加。

城市化和外在环境的改变难以用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犯罪率的上升。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就已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它们在1965年以后就没有出现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快速迁徙的现象。在美国，南方地区的谋杀率远高于北方地区，尽管后者的城市化和人口稠密程度较前者要高。事实上，南方的暴力犯罪往往发生在农村地区，而且，对此有过深入考察的观察家坚信，那里的高犯罪率主要出于文化因素而非生态环境因素。[8]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有着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城市最拥挤的环境，但在城市化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犯罪率升高的现象。简·雅各布斯认为“街头之眼”的数量同犯罪数量成反比，如果我们倾向接受她的观点，则恰恰是这类被生态论者认为容易滋生犯罪的城市环境（包括拥挤的人行道和功能复合的邻里街区），对雅各布斯来说是（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邻里街区犯罪率低的原因。这说明人类的社会环境在决定犯罪率水平方面比自然环境重要得多：同样一些城市街区，当新的人群涌入时，有可能变得风衰俗败，也有可能焕然一新。换句话说，我们又回到社会资本的论点上来：犯罪率上升是由于某一邻里街区或社群的社会资本减少了，反之亦然。

第三类解释有时被委婉地称作“社会异质性”（social heterogeneity）。[9]就是说，许多社会中犯罪现象主要发生在少数族群（racial or ethnic minorites）中，当社会的种族多样化程度增高（正如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两代人时间里所实际发生的那样），我们就会推想到犯罪率的上升。正如犯罪学家理查德·克罗沃德（Richard Cloward）和劳埃德·奥林（Lloyd Ohlin）所指出[10]，少数族群犯罪率通常较高的原因在于，对于多数社群成员而言的那种社会流动的合法性途径，在少数族群成员那里却被阻塞了。如果是在文化、语言、宗教和民族等方面高度多样化的邻里街区，它们就根本不会凝聚成为以非正式规范对其成员进行约束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异质性这种简单化的论据本身就应受到责难。最后，并非所有发展受到社会所阻碍的少数族群，其犯罪率都大体相当。某些少数族群的犯罪率更高可能仅仅是其社群自身文化的结果。

作为对犯罪率上升现象的一种总体性解释，社会异质性对于欧洲国家要比对美国可能更具有解释效力。在美国，种族多样性随着新移民尤其是拉美和亚洲移民的涌入与日俱增。然而，我们无法断定拉美裔移民的总体犯罪率要明显高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反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于美国本土和生于美国以外的人群，他们的犯罪率都升高了。而在欧洲，受法国的“让·玛丽·勒庞国民阵线”（Jean-Marie Le Pen’s Front National）和德国共和党这类右翼团体煽动，反移民情绪很盛，而且这种情绪颇受那种把犯罪问题主要归咎于移民的观念的刺激。但在这里，本土出生人群的犯罪率同样也上升了。[11]

还有一种解释把毒品牵扯进来。如果仅考虑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步入成年时期间，我们就会预期犯罪率的降低应该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像此时离婚率趋于平稳一样）而不是90年代末期。对暴力犯罪率维持在高水平并在90年代末期陡然下降的一种解释认为，这种现象与80年代中期霹雳可卡因（crack cocaine）进入美国城市并随之形成稳定的市场有关。[12]但这一解释并没有阐明最初犯罪率增长的原因，仅仅有助于理解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基于上述这些解释的局限性，我们不禁会问，犯罪率的上升难道同大断裂的其他方面没有关系，尤其是与当代社会的家庭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当代美国犯罪学研究的主流学派认为，儿童在成长初期的社会化状况是决定他们后来犯罪行为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大多数人不像理性选择学派不时声称的那样，他们不会基于回报和风险的考量来对是否实施犯罪进行例行的选择。出于人生早期的习得，大多数人遵纪守法，尤其不会涉足严重的违法乱纪活动。与此相对照，大多数犯罪行为出于那些屡教不改的惯犯，他们没能养成基本程度的自我控制力。在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冲动。由于不计后果，他们也不会被将要面临的惩处震慑住。

证明早期儿童社会化之重要性的最著名的犯罪学研究成果之一，出自谢尔登·格卢茨克和埃莉诺·格卢茨克（Sheldon and Eleanor Glueck）夫妇之手，并被收录于他们合著的《青少年犯罪揭秘》（Unraveling Juvenile Delinquency）一书中。[13]格卢茨克夫妇对同样来自波士顿穷人邻里街区的一群男孩儿进行了历时的跟踪调查直至他们成年，借此来弄清究竟是何原因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而其他人则安居乐业。该研究的发现之一是，那些少年时期有过犯罪记录的男孩成年后依旧会出问题——进一步犯罪、婚姻失败、沉溺于酒精或毒品、没有稳定工作，等等。这说明他们自我控制力低下的习性是在人生较早阶段养成的，而自我控制力是实际上得自家庭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内容之一。

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hi）和迈克尔·戈特弗雷森（Michael Gottfredson）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基于人生历程受到父母在孩子小时候对其进行社会化教育的基础塑造，他们认为用“犯罪生涯”要比用个体犯罪行为更具有解释力。[14]通过一项针对家庭和犯罪关系的综合调查，罗尔夫·洛伯（Rolf Loeber）和玛格达·斯托萨默—洛伯（Magda Stouthamer-Loeber）证实了一个大多数人的常规看法，即父母对孩子的忽视、同孩子的冲突或者疏离以及父母自身的偏常行为、婚姻矛盾等，都会对孩子未来的犯罪倾向产生影响。[15]

20世纪90年代，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和约翰·劳布（John Laub）重新分析了格卢茨克夫妇的数据，并确证了后者所说的“以年龄分级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的重要性，以及未能适当社会化的儿童会终生与犯罪相伴随的观点。[16]桑普森和劳布跟格卢茨克夫妇及其他“控制论”者结论上略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诸如同学、同事、同行这类后来建立的社会关系也会对个体步入犯罪生涯的倾向产生影响。在他们看来，不仅家庭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内蕴于邻里街区的社会资本同样能影响到青少年犯罪的数量。不过，他们对家庭和犯罪之间的基本联系以及家庭对于保持邻里街区内社会成本的重要性并无异议。

家庭破裂能够解释发达国家在1965年后犯罪率普遍上升的现象吗？用这一时期出现的家庭生活状况的恶化来解释犯罪率的大幅上扬不无道理，也确实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二者之间的联系。[17]家庭破裂常常可作为一种重要的中介变量来解释贫困同犯罪存在联系[18]：家庭贫穷不仅是由于缺乏教育和交通不便而难以得到工作机会，也经常出于家中缺少父亲来激励、规训子女，为他们树立榜样，以及提供其他能使他们适应社会生活的帮助。

另一方面，统计结果上的家庭破裂和犯罪之间的联系不像它们一开始看上去那样明显，前者常常同许多其他因素例如家庭贫困、所入学校差、住在危险社区等有关，这些因素也对孩子如何适应社会生活构成影响。[19]要厘清这些不同因素往往很难，每个国家的头绪也不一样。例如在瑞典，家庭之外的社区成员——邻里、陌生成年人、日间托儿所的专职人员、教师等等——在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要比美国的同样群体的作用大得多。单亲家庭给孩子成长造成的负面后果也因此要小。

即使在美国，用家庭破裂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的上升也成问题。如果家庭破裂是造成犯罪的一大因素，那么可以预期在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上升后十五至二十年也应出现犯罪率的上升，因为出于这些破裂家庭的孩子将会带来犯罪潮。然而犯罪率、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都是在同一时期开始上升的。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从事犯罪活动的年轻人应该生于1945—1960年间，彼时正值战后婴儿潮，也是美国家庭稳定程度在增加的时期。显然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家庭生活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某些不对劲的地方，因为在这种家庭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成年后在各种各样诱惑面前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脆弱。20世纪90年代初犯罪率的持续偏高肯定同家庭破裂有关联，但要追究大断裂的起因看来还是应该找到导致犯罪和家庭破裂的某个共同因素。

但是，家庭和犯罪之间的联系显然是存在的，而且我猜测这种联系在美国要比在欧洲或日本更为紧密。一般来说，所有社会都要面对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控制社会上年轻男人的侵略性、强烈的欲求和潜在的暴力倾向，并将其引导到安全和富于生产性的轨道上。在多数社会中，这一任务通常落到社区中年长的男人身上，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侵略性按一定规程得到释放，控制对女性的骚扰和纠缠，并建立起一张规范和准则之网以约束年轻男人的行为。[20]承担这一角色的年长者可以是年轻男人的生身父亲，也可以是兄长、叔伯或是来自母亲一方的某位男性亲长。在当代美国社会中，正如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Ricks）在《缔造军队》（Making the Corps）中所展示的那样，海军陆战队教官也可以作为这样的年长男性，书中描绘的教官十分出色地帮助因家庭破裂而缺乏指引的男孩走出迷途并成长为自律和坚毅的男人。[21]

家庭破裂和社会失序之间的联系，在欧洲不像在美国那么紧密，在我看来，这不仅因为欧洲有更多的国家福利来给单亲家庭提供资源，也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成年男性来参与男孩的教育和社会化过程。有些情况下，孩子的生身父亲与母亲保持同居关系但两人并不结合。另外的情况下，行为规范是由邻里、远亲或者社区中的其他人负责执行。欧洲人的迁移（更不必说社会经济上的流动性）不如美国活跃，这意味着邻里街区和地方社区（local community）更加稳定，也更加相似。按照简·雅各布斯的说法，一个典型的欧洲邻里街区中“街头之眼”的数量要多于一个典型的美国邻里街区。因此在抚养子女时，欧洲的单身母亲将比美国的单身母亲获得更多的帮助。

如果我们把总体犯罪率具体到虐待儿童的问题上，就会发现，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日益严重的虐待儿童问题之间的关系要显而易见得多。儿童保护基金会根据对专职儿童看护人员的采访调研发现，因被虐待而致严重受伤的儿童数量，1993年是1986年的将近三倍——仅仅七年时间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咋舌的增长。[22]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一项研究表明，1980—1993年间，针对儿童的肉体虐待、性虐待和精神虐待，虽然不是急剧增加但也有大幅上涨。[23]尽管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往往会夸大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24]，但有理由相信虐待儿童的现象在大断裂时期确实增多了。

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的增加会造成替身父母（substitute parents）虐待儿童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起初只想跟孩子母亲上床的男人，对他们来说孩子再好也是个麻烦。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两位进化论心理学家，曾对此问题做过细致的研究，他们认为，“若以父母动机问题的达尔文主义观点来看，最明显的预判就是，替身父母通常对孩子的照顾不如亲生父母那般精细”。[25]他们指出，几乎在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中，都有描写狠毒的继父母的那类“灰姑娘式”的民间故事。有些城市警方记录良好，区分了替身父母还是亲生父母实施暴力，结果显示孩子在替身父母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在亲生父母那里的十到一百倍。英国的“家庭教育信托”（Family Education Trust）机构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论：同亲生父母生活的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平均起来每个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的一半，只有母亲陪伴的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平均情况的1.7到2.3倍，而同生母和继父一起生活的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平均情况的2.8到5倍。[26]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一项有关儿童被虐待和被忽视的研究表明，单亲家庭孩子遭受虐待的几率“是总体上双亲家庭孩子遭受（符合‘伤害标准’的）[27]家长虐待几率的1.75倍”；单亲家庭发生儿童被忽视的几率是双亲家庭的2.2倍。[28]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针对儿童的暴力也会扩大到孩子母亲那里，成为危害她们的因素。[29]

事实上，虐待儿童的现象也与家庭收入和其他经济社会状况的指标有密切的联系，只是前面引述的研究都没能采用更加复杂的多变量分析，来厘清社会等级和家庭结构的对应影响。贫困会引发虐待儿童的事情。有必要指出，贫困率（至少在美国）往往随经济周期变动，然而，一般而言，并没有出现与虐待儿童案件大幅上升相对应的贫困人数的增长。[30]正如大断裂的其他方面那样，很难单凭大的经济变量来解释社会指标的显著变动。

当然，世界上也有很多尽心尽责的继父母，对继子继女的关爱和照料一点不比其亲生子女少。[31]亲属固然值得珍贵，但只要人们愿意，也能与其他生命绾结在一起，从孩子到宠物都如此。实际上，很可能有许多继父母会对继子继女付出更多的努力、给予过度补偿的关爱，以此显示他们没有厚此薄彼。存在继父母的重组家庭，其环境微妙，因此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问题，新的父亲不愿介入对孩子的干涉和约制，因为作为非亲生父亲他觉得他没有权利这么做。[32]

不信任为何增加？

在信任、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领域，我们需要分别解读两个不相关的现象：首先，为何对机构和其他人的信任度都出现了大范围的下降，以及如何总体把握一种矛盾现象，即共同规范逐渐减少的同时，团体数量和公民社会的紧密度在增加。

在美国，对信任度下降的原因一直争讼不休。罗伯特·帕特南早就提出，这一问题可能与电视的兴起有关，最早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恰恰是信任度水平降低最急剧的一代。[33]不仅因为热衷于性和暴力的电视节目内容滋生了冷漠多疑（cynicism）的态度，而且在一个平均每人每天有四小时坐在电视机前的国度里，那些坐在电视机前沙发上的人自我限制了自己与其他人面对面交流的社会活动。

不过有人认为，像信任度下降这样一个涉及面广的复杂现象，有着多种不同原因，电视只是其中之一。如前所引（第50页，见边码），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的汤姆·史密斯（Tom Smith）曾基于有关信任的调查数据进行过一项多元分析，他发现不信任现象同较差的社会经济状况、少数种族身份、痛苦的人生经历、原教旨主义信仰、未能加入主流教会以及所处代际（比如是否婴儿潮一代或被遗忘的一代中的一员）有关。曾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或者健康状况不良，这类带来痛苦经历的生活事件，也必然会影响到信任。

上述这些因素中哪一个从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急剧变化，并导致了信任度的降低呢？收入不平等有所增加，马里兰大学的埃里克·尤斯兰纳（Eric Uslaner）认为这是不信任之所以增加的部分原因。[34]这段时期贫困率高低起伏，但并没有出现整体的上升，所谓的中产阶级规模在减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下跌到薪水从来不见涨的水平。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的不平稳（从石油危机到裁员风潮）如何造成了冷漠多疑风气的增长。

1965—1990年间，犯罪数量急剧上升，人们因此会很自然地想到，假如有人成为犯罪受害者或是日复一日地从地方电视新闻中看到可怖的犯罪报道，这人就会产生不信任感，这种感觉不是针对亲朋好友，却是针对着外面的世界。所以，犯罪是1965年后社会上的不信任感加强的一条重要因素，这一结论也为大量详细的分析研究所支撑。[35]

另一种主要的社会变化是离婚和家庭破碎率的上升，这种变化能带来痛苦的人生经历。从社会上的一般认识来看，经历过父母离婚或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同母亲的一个又一个男友打过交道的孩子，往往会对大人心存戒备，这种情况可能极有助于我们理解调查数据所显示的不信任水平的上升。然而，在史密斯的分析中，离婚或单亲并非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36]另一方面，存在大量间接联系：家庭破裂同犯罪和贫困相联系，而它们又很容易滋生冷漠多疑的态度。温迪·拉恩（Wendy Rahn）和约翰·特兰斯（John Transue）的一项研究表明，缺少父亲的家庭，孩子容易养成物欲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又转而同不信任相联系。[37]

宗教显然对信任有两重彼此矛盾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者和不去教堂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不容易产生信任。许多美国人认为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他们所处的社会变得更加远离宗教，这主要发生在公共领域，在那里政教分离的原则被得到越来越严格的贯彻；而在私人信仰领域，尚不能肯定美国人在宗教信念方面表现出大的衰减。[38]不过，信任度下降可能部分出于社会变得更加世俗化，与此趋势悖谬的是，同时发生的还有原教旨主义教会成员数量的增多。

年轻群体往往比年长群体显出更多的不信任，但这一情况并不能解释社会不信任度的上升；反倒是它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年轻人更容易冷漠多疑。另一方面，它说明不信任的增加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命周期效应——即人们在一生中的特定阶段表现出的特点；同时也不是任何一代同龄人（比如说婴儿潮一代）的共同特点，因为它看上去更像是所谓的被遗忘的一代人的特征。

我们能从统计结果确认犯罪率和经济不安感的上升对社会信任度的负面影响，并推测出家庭破裂同样也起了作用。不过，人们能感觉到，对文化方面的变动采用如上所述的实证分析手段还很粗糙，因此有必要对所发生的事情做更精细的定性观察。

社团的小型化

即使在信任和共同价值观看似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团体和团体成员依然保持增长，这一事实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释，所有这些解释角度都符合本书开头的那个大的设定，即当代社会最重大的变化是个人主义的抬头。美国公民社会的性质事实上发生过一场重大的转变，可能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经历。但从那些在所谓的帕特南论争中被来回引用的（关于社会组织数量和规模的）定量结果中，找不到任何关于这场变化业已发生的迹象。无论是关于今日占支配地位的团体性质的变化，还是关于广大社会中个体之间道德关系特点的变化，这些重大变化都是质的变化。

要处理信任程度走低和团体成员数量走高之间的矛盾，最显著的办法是将我们所说的信任半径进行缩减。比如说，由于破门盗窃现象的忽然猖獗，某一家庭加入邻里守望组织参与街头巡检。这里，邻里守望活动起着托克维尔所说的公民学校的作用，并构成了一种可作为公民社会组成部分的新型团体。其成员在其中学习如何与他人开展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社会资本。另一方面，这种组织形成的原因首先是因为犯罪，其次是出于邻里街区中的人们对那些在社会上给他们带来不安全感的人的不信任。如果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基于这类信任半径小、以防卫为宗旨的团体的繁荣，则可以预言，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度水平会发生跌落。更糟糕的情况是，人们退缩到偏执或富于进攻性的团体中，进而造成社会中信任存量的减少。科幻小说作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其作品《雪崩》（Snow Crash）中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关于未来美国的黑色而幽默的图景。在他笔下，美国被分割为成千上万的独立的“郊区飞地”（Burbclaves）[39]——实际上的住宅小区和业主联合会变成了需要护照和签证方能进入的主权实体。在这个世界里，联邦政府的权力被削弱得所剩无几，只是拥有几栋破旧不堪的建筑而已。黑人、机车族、华裔甚至种族主义者都住在一个叫做“新南非”的封闭管理式小区中，过着一种互不关心甚至彼此敌视的社区生活。

当代的美国还没有沦落至此，不过也已沿此方向在发展。除了信任半径在缩减这一结论外，我们很难再以其他方式来解读价值观或公民社会方面的调查材料，不论美国还是所有发达国家均是如此。人们一如既往地共享规范和价值观，并以此缔造社会资本，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加入社会团体和组织，但团体的类型变动很大。大多数大型组织的权威在下降，而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小型社团的重要性则增加了。人们不再为自己是某个强大的劳工联盟的成员、某大公司的职员或者在军队为国效力而感到自豪，而代之以在本地健身操班、新生代同龄帮、互助小组或是网络聊天室中发展社交能力。人们也不再从曾形塑了社会文化的国家教会中寻觅具有权威地位的价值观，而是置身于由志趣相投的人所组成的小型社团，并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他们信奉何种价值观。

向较小半径团体的转变在政治上的表现为，利益集团几近普遍的崛起以及与此同时民众基础广泛的政党的衰落。像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German Christian Democrats）和英国工党这样的政党，在应对来自社会的各方面问题（从国防到福利）时，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是一贯的。尽管它们立基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但仍然能将广泛的利益联盟和个体联盟团结在它周围。另一方面，某一利益团体会关注单一问题，例如雨林保护或者促进中西部偏北地区的家禽养殖业；它的组成范围可能是跨国界的，但就所应对的问题面或所聚集的人员数量而言比政党要小很多。

艾伦·沃尔夫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访谈提供了大量有关美国当代社会中社团与道德趋于小型化的确证。沃尔夫指出，今日的美国不存在那种伴随着不同团体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的真正的“文化战争”。人们彼此间没有爆发战争的原因在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不认为对什么事物的信仰能够强烈到足以令他们非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因此也就没有理由与人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沃尔夫的采访对象很多都是宗教信徒，他们对当代美国社会的伦理问题都表示了关注。他们仍然珍视社团，非常反感那些给社团制造麻烦的对象（从奉行种族政治的企业家到裁员公司）。但他们更加努力奉行的一条原则是，不以自己的标准审判别人的价值观。他们无意把自己的宗教和伦理信仰强加于人，更反感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的生活需要得到外部权威的指导，实际上，无论何种形式的权威他们都不欢迎。

沃尔夫认为，这种随和的道德相对主义最终是件好事：它实际上将作为自由主义核心品德的宽容精神奉为神圣；它在反歧视行动、女权主义、爱国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发挥着微妙的作用；它也意味着，在美国人道德世界的中心，有很多为人们所共享的实用主义的东西。沃尔夫批评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等保守派知识分子的观点，后两者认为多数美国人希望回到宗教和道德权威时代。理由首先是基于实证材料的：就我们所知的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在社团和社会秩序方面受益于正统，但绝不想以牺牲大量个人自由为代价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哀叹家庭观念的丧失，却又反对废止无过错离婚；他们喜欢态度友善的夫妻店，同时又迷恋买得便宜和尽情挑选的感觉。似乎这些事实应验了埃米尔·涂尔干的断言，他认为现代社会中唯一能把人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恰恰是个人主义价值观：人们将他们最大的道德义愤留给了其他人的道德主义。[40]

我们要暂且将“道德的萎缩”（morality writ small）对未来民主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放一放。不过，对于信任度在不断降低和公民社会在不断发展这两个明显相互冲突的研究结论，道德相对主义是一条关键性的联结纽带。社区的存在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人们越是广泛而且死心塌地地接受这些共同价值观，社团就越是稳固，整体的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但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和对尽可能增加个体自主性的追求会导致对权威的全面质疑，特别是对那些被赋予莫大权力的大型机构。

当代的美国人，也包括欧洲人，追求着自我矛盾的东西。一方面他们对一切限制自由选择的政治或道德方面的权威都表示不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享受社群感以及出自社团的种种好处，比如相互认可、参与感、归属感以及身份认同。但我们能在忠诚和成员身份可以重叠的那类小而灵活的团体和组织那里找到社团的踪迹，人们加入或退出这类组织的成本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能够调谐向往社团和渴望自主这对矛盾。但在达成平衡的过程中，人们最终所拥有的社团要比此前存在过的所有社团在规模上和势力上都要小。相关社团之间的往来交流较少，社团对所属人群的控制力也比较弱。人们能够彼此信任的圈子也就必然较窄。价值观的转变是大断裂的中心问题，而这一转变的实质则是道德个人主义的张扬以及与之相应的社团的小型化。

[1] James Q. Wilson and Richard Herrnstein, Crime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 pp. 104-147.

[2] James Wilson, Flunking About Crime,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 20.

[3] Glenn D. Deane,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Homicide: Age/Sex-Adjusted Rates Using the 1980s United States Homicide Experience as a Standard,”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3 (1987): 215-227.

[4]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p. 23.

[5] Rosemary Gartner and Robert N. Parker, “Cross-National Evidence on Homicide and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Social Forces 69 (1990): 351-371. See also Robert G. Martin and Rand D. Conger, “A Comparison of Delinquency Trend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riminology 18 (1980): 53-61.

[6] Henry Shaw and Clifford McKay,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Urban Ar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7] Rodney Stark, “A Theory of the Ecology of Crime,” in Peter Cordelia and Larry Siegel, 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Criminological Theor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8-142.

[8] See Fox Butterfield, “Why Americas Murder Rate Is So High,” New York Times, July 26, 1998, p. WK1.

[9] See, for example, Henry B. Hansmann and John M. Quigley,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and the Sociogenesis of Homicide,” Social Forces 61 (1982):. 206-224.

[10] Richard Cloward and Lloyd Ohlin,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11] See Matthew G. Yeager, “Immigrants and Criminality: Cross-National Review,” Criminal Justice Abstracts 29 (1997): 143-171.

[12] “Decline of Violent Crime Is Linked to Crack Marke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1998, p. A16.

[13] Eleanor Glueck and Sheldon Glueck, Unravel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New York: Commonwealth Fund, 1950).

[14] See Travis Hirschi and Michael Gottfredson,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esp. p. 103.

[15] Rolf Loeber and Magda Stouthamer-Loeber, “Family Factors as Correlates and Predictors of Juvenile Crime Conduct Problems and Delinquency,” in Michael Tonry and Norval Morris, Crime and Justice, vol. 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6] Robert J. Sampson and John H. Laub, Crime in the Making: Pathways and Turning Points Through Li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 J. Rankin and J. E. Wells, “The Effect of Parental Attachments and Direct Controls on Delinquenc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7 (1990): 140-165; Ruth Seydlitz, “Complexity i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irect and Indirect Parental Controls and Delinquency,” Youth and Society 24 (1993): 243-275; J. E. Wells and J. H. Rankin, “Direct Parental Controls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6 (1988): 263-285; Rosemary Gartner, “Family Stucture, Welfare Spending, and Child Homicide in Developed Democrac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1991): 231-240; Shlomo G. Shoham and Giora Rahav, “Family Parameters of Violent Prisoner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7 (1987): 83-91.

[18] Robert J. Sampson, “Urban Black Violence: The Effect of Male Joblessness and Family Disru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1987): 348-382.

[19] Wilson and Herrnstein, Crime, pp. 213-218.

[20] Robin Fox, The Red Lamp of Incest, rev. ed. (South Bend,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3), p. 76.

[21] Thomas E. Ricks, Making the Corps (New York: Scribners, 1997).

[22] Children’s Defense Fund, The State of America’s Children Yearbook 1997 (Washington, D.C: Children’s Defense Fund), p. 52.

[23] Andrea J. Sedlak and Diane D. Broadhurst, Third National Incidence Study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ptember 1996), p. 3-3.

[24] 此外，虐童的标准与时俱变。卫生部和人类服务部现在试图监视的不仅仅是身体虐待和性虐待，还有“精神虐待”和一些不明确归属但臭名昭著的犯罪类型。父母越来越少地借助于身体惩罚，而且某个在儿童保护和发展方面做得引人注目的专业人士团体，现在把打屁股也视作虐待儿童。在1988—1997年间，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受访人群中，通过打屁股来训诫孩子的比例已经从62%下降到了46%，参见National Commission to Prevent Child Abuse, Public Opinion and Behaviors Regarding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 Ten Year Review of NCPCA’s Public Opinion Poll Research (Chicago: NCPCA, 1997), p. 5.

[25] 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 Homicid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8), p.83; Martin Daly, “Child Abuse and Other Risks of Not Living with Both Parents,”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6 (1985): 197-210.

[26] Robert Whelan, Broken Homes and Battered Childre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Abuse and Family Type (Oxford: Family Education Trust, 1994), pp. 22-23.

[27] 译注：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对虐待儿童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分类，这种分类评估主要基于两种标准。第一种是经受伤害的标准（Under the Harm Standard），即孩子确实因被虐待而经受了伤害，这一标准还详细区分了每一种情况的虐待及该情况下孩子受伤害的严重程度。第二种是受到危害的标准（Under the Endangerment Standard），即只要认为孩子会因被忽视或虐待而受到某种伤害，就要计算在虐待儿童范围内。

[28] Sedlak and Broadhurst, Third Study, pp. 5-18-5-19, 5-28.

[29] 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 “Children Fathered by Previous Partners: A Risk Factor fo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4 (1993): 209-210.

[30] 根据the 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生活在贫困中的美国人比例在1980年为13%，而在1994年为14.5%。比例在1983年高达15.2%。

[31] 人们对家庭适应养父母的能力有点悲观，参见Andrew J. Cherlin and Frank F. Furstenberg, Jr., “Step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consider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 (1994): 359-381.

[32] 虐童和家庭破裂之间存在着联系，关于这个联系的有力证据既是自然的，又是实证的，但令人好奇的是，在公众或处理这方面问题的专家眼里，这两方面的联系并不密切。涉及儿童福利的政府和宣传机构倾向于不对虐童案例中大量的自然的事件、替代监护者和其他种类的看护者中的犯罪种类做出区分，这也反映出他们并没有察觉，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的行为有着系统的不同。生物学理论能够理解当代行为的进化论基础，但很多有关虐童的社会科学文献对这些理论不屑一顾。参见Owen D. Jones, “Law and Biology: Towar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Human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Legal Issues 8 (1997): 167-208, and “Evolutionary Analysis in Law: An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to Child Abuse,”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75 (1997): 1117-1241 esp. pp. 1230-1231; and Marilyn Coleman, “Step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llenging Biases and Assumptions,” in Alan Booth and Judy Dunn, Stepfamilies: Who Benefits? Who Does Not? (Hillsdale, N.J.: Erlbaum, 1994).

[33] Robert D. Putnam,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995): 664-682.

[34] Eric Uslaner,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99, chap. 7.

[35] Tom Smith,“Factors Relating to Misanthrop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6 (1997): 170-196; Wendy Rahn and John Transue, “Social Trust and Value Chan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97.

[36] Smith, “Factors,” p. 193. 少数族群的地位似乎并没有解释不信任的增多，因为美国黑人这一最不被信任的少数种族/族群已经在美国人口中占据了一个稳定的百分比。移民的确在1965—1995年间爆炸性增长，而且有一论点认为，移民由于毁坏共同文化规范而使不信任滋长。但是不信任和移民者地位的联系非常脆弱，而且美国一向非常欢迎移民。可能的情况是，美国人对移民的强烈反对已经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为不信任。但是，对移民的反对在很大的程度上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关（首先，移民者威胁到了低技术工作者的工作），因此很难把这两个因素分开。

[37] Rahn and Transue, “Social Trust.” 显然对很多人来说，主要实权人物离开他们家庭的事实并不一定影响人们信任他们和或怀疑他们与身边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把一个人的性别和家庭生活同他/她和陌生人的关系区分开来乍看起来令人费解，但在实际上却是相同的。法国作家Albert Camus对爱他的女人举止恶劣，还把自己的一个老婆逼疯乃至最后自杀。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他被当成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道德代言人之一。当总统克林顿在犯下的一系列恶劣性行为问题上撒谎时，绝大部分美国人觉得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更加不信任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发现过他对自己的妻子有过不忠的行为。

[38]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pp. 60-67.

[39] 译注：Burbclave是一个由suburban enclave缩写而成的词。小说中，它指的是遍布于美国郊区的独立“城邦”，它可以拥有自己的宪法、完整的司法体系和警察队伍等一切本属于国家的特权。

[40] 关于这一点，参见Adam Seligman, The Problem of Tru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第5章

女性的特殊作用

我们业已看到，家庭结构的变化与犯罪有关系，也在较小一些的程度上与不信任有关。过去三十年里家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明显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性革命和女权主义革命这两次剧变相关。很多人认为这两场革命是纯粹自发的文化选择。右派抨击家庭价值的衰落，而左派则将传统规范视为那些“吃不到葡萄”（just don’t get it）的男人的问题。然而，是与工业时代的终结相联系的那些重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激生了价值方面的改变，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在这个时候发生改变。人们并不是缺乏自由意志，也没有放弃道德选择，但人们的道德选择是在特定的技术和经济体系内进行的，这种体系在特定时期（而非其他时期）造成特定的结果。

生育状况

自20世纪60年代起，避孕和堕胎合法化逐渐在许多发达国家广被接受，这一背景解释了自那时起不同寻常的低生育水平。但是避孕和堕胎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很多国家，像法国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之前生育率就处于下滑状态。简单举出避孕一条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生育率会降至如此低水平。要是避孕能让更低的指标尽可能实现，那为什么意大利的总体生育率到了20世纪90年代跌到1.2%而不是0.2%呢？

人口学家倾向于用经济模型来解释生育状况。按照这种思路，父母需要孩子就像是他们需要其他经济物品一样。[1]他们当然爱孩子也珍视孩子，但他们绝不会因为爱孩子而放弃生活中其他所有的美好事物。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用于衣、食、住和教育的这类最直接的开销，家长（尤其是母亲）所付出的机会成本——为抚养孩子而付出的时间和放弃的收入。孩子通过爱和感动父母来回馈家长，当孩子能够赚钱时，他们也许还会通过赡养父母来直接偿还这些成本。但是生养孩子毕竟意味着父母对孩子进行资源的纯粹单向输送，也意味着一种需要减少其他类型的支出方能平衡的生活成本。

在现代的信息化社会，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大幅度增长。随着财富的增加（通过人均收入来衡量）和经济生产中技术水平的提高，技能和教育（或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本）对于年轻人的生存机会而言变得愈加重要。像印度这样的贫穷国家，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可以通过参加工作而把自己变成经济资产。在美国则相反，一个八岁的孩子做不了什么挣钱的事，甚至对那些有高中文凭的人来说，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少。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孩子接受四年高等教育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十万美金。与此同时，父母（尤其是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获得更多工资的机会增加了。对于女性而言，花几个月或几年时间去生养孩子可能造成几万或几十万美金的损失。出于生物学的原因，家长希望尽可能提高生育成功率，但他们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自己的孩子只有在拥有适当的技能、教育以及其他附属资源的情况下才会有不错的人生表现。

尽管这种对生育状况的解释似乎令很多人满意，但它对不少特定情况和反常现象就缺乏解释力。例如法国从19世纪开始总体生育率就开始下降，为什么它出现这种情况要早于其他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呢？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女性劳动力就业率都比美国、英国或加拿大低得多，而日本的生育率骤然出现快速下跌，同时其他三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生育高峰期，这又是为什么？[2]为什么会发生婴儿潮？瑞士那种利用经济刺激手段鼓励人们多生育的政策，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看似行之有效而在90年代却遭遇失败呢？

除了用经济模型来解释外，决定生育状况的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包括难以量化的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常常超过经济考量的影响。在美国，诸如哈西德派犹太教（Hasidic Jews）或摩门教（Mormons）之类的社群，其生育率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要求他们拥有大家庭。战后的生育高峰，一方面是由于一代人早存的期待至此终有机会来实现，他们本该在大萧条和战争发生的那段时期组成家庭，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历经多年乱离之后需要回归家庭安全感和家庭生活之中。

同样，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在欧洲的生育率下降，很难说同人们在家庭生活重要性（比之于其他美好事物）方面的文化偏好的改变没有关系，也很难说不就是对每个孩子生养成本和收入损失进行考量的结果。[3]对许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生孩子和养家糊口就是不怎么流行了。《纽约时报》援引一位瑞典妇女的说法：“过去我也许会觉得如果不要孩子，我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是今天，女人终于有了那么多机会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们可以旅游、工作还有学习。这令人兴奋也富于挑战。我只是发现现在很难找到时间来生养孩子。”[4]

生育率方面的变化趋势，进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大断裂时期离婚率上升的现象。夫妻在结婚头几年离婚的几率往往较高；因此在经历了生育高峰的国家里，当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到了二三十岁时，该国的离婚率就有望走高。此外，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婚姻必然得以持续得更久；如果平均来看，夫妻分离更多出于离婚而非一方死亡。因此，先前描述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模式会引导我们形成这样的判断，即夫妻的分离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变糟。

然而，家庭生活所实际发生的分裂，远比这些人口学因素所能意味的程度要严重，因此我们需要去寻找其他原因。但是在我们能够确定这些社会因素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生物学背景，社会分裂带来的变化并没有超出这一背景之外。

家庭的生物学起源

博厄斯之后的人类学，其基本内容之一是，不认为存在自然的或正常的人类家庭。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大部分任务是研究人类的亲属系统中存在的丰富的多样性，而且人们确实难以辨识出各种家庭模式的明确共性。20世纪50年代美国那种被人类学家所称的夫妇式家庭或上下两代人构成的核心家庭（小家庭），既不代表那个时代其他国家的家庭特征，也非早期发展阶段的西方社会的典型。因此，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之后核心家庭出现瓦解并不意味着背离了某种古老规范。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人类的亲属关系置于更广泛的动物物种亲属关系这一背景中，就会发现，尽管亲属系统表面上存在多样性，但它无疑服务于特定的进化目的。很少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观点，即，人类母子之间的关系如同其他动物物种一样，具有生物学基础。刚做母亲的人会在听到婴儿的哭声时喂奶；她会本能地用左手拥住婴儿摇晃，婴儿这样躺在臂弯里就能听到母亲的心跳。[5]大量研究表明，是基因而非文化控制着母亲和婴儿之间自发的交流和各种形式的互动。[6]孩子若要健康快乐，母亲必不可少；很多成年后表现出来的反社会行为，其原因可被追溯到相对幼小时期发生的母子关系的断裂。[7]

男性在养育后代中的作用问题重重，而且在其他物种中，雄性起到的作用也差异很大。尽管人们喜欢把鸟类中一对一配对的现象看做是人类家庭的某种自然模式[8]，但在大多数有性繁殖的物种中，雄性在生养后代方面所做的贡献不过是提供了一个精子细胞而已。类人猿——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亲属物种——也是如此。比如，黑猩猩是乱交的，不会形成任何较长时间的配对关系；尽管在其群落中，雄性会致力于保护和喂养家属，但是年轻的黑猩猩实际上在单亲家庭中被抚养长大。某一动物物种的雄性在何种程度上担负起家长的责任，与抚养年幼者所需的各种资源（因不同物种生存的环境而不同）以及它们获取这些资源的能力有关。[9]

就人类而言，男性被往不同方向拉扯。一方面，同抚育其他物种的后代相比，人类的孩子更需要亲代投资，这使男性的作用变得重要。尽管要经过相当长的妊娠阶段，但人类的大脑太大，孩子在出生时还未发育成熟，许多发育要在子宫外完成（其他动物则在妊娠期间就完成了）。因此和其他大部分物种（包括所有类人猿）相比，人类的婴儿在出生时自理能力很差。人类婴儿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独立生存，在此之前他们脆弱、易受伤害而且依赖父母。母亲无疑是孩子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人类孩子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男性也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人类的基因组成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定型，男人的重要性体现在采集动物肉以提供蛋白质，以及保护自己的群体以免受其他群体和自然环境的危害。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夫一妻制在人类社会中要比在其他动物物种中普遍得多。

而另一方面，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能让男性陪在孩子身边的动机远不如女性的强烈，因此父子之间的联结本质上就相对脆弱。任何动物最根本的生物学本能是让其基因能代代相传下去。这对人类母亲来说（对动物王国中其他大多数母亲也是如此）意味着，她不仅要在孩子诞生之时就给予他/她最好的基因，还要给他/她资源使其存活下去并有能力传宗接代。通常，女性不得不比男性付出更多的生物学家所谓的“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尤其是对哺乳动物来说，雌性必须孕育、照看幼小，寻找食物以喂养它们，还会拼命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捕食者和环境的伤害。即使人类中男性对孩子的付出要高于其他物种中雄性的付出，他们对生儿育女的贡献（付出的成本）仍然不如女性。例如，母亲一生中能生育后代的数量比起父亲能繁衍后代的数量而言，存在较低的自然限度。就人类来说，女人一生也许只能生养12个孩子，但男人可以上千次地播种。因此，女性如果在选择配偶上拥有很高的眼光——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基因传承，其次是确保男性配偶的资源能够让孩子出生后成长无忧——她就能增加将自己基因传递下去的机会。而对男性来说，他们倾向于通过机会数量最大化来传递基因，即少有挑剔地同尽可能多的女性交配。

结果，女性在选择性伴侣时比男性更为挑剔这种情况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如人们所见，它不仅存在于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文化中，也存在于几乎所有进行有性繁殖的物种中。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这样说：

大部分物种中的雌性在挑选配偶时眼光犀利，而雄性则没那么挑剔。在典型情况下，当雌性面对很多雄性追求时，会拒绝大多数而只接受其中一名或少数几名。这种选择绝不是随机的。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进行雌性偏好的研究，都会发现其选择方式的特殊性。同一物种中的雌性大多会以相似的方式做出选择，结果就是雌性和某些雄性进行多次交配而从不给其他雄性机会……不同的是，雄性会向许多雌性求爱，同大部分甚至全部接受它（他）们示好的雌性交配。人们也已观察到，雄性会向其他雄性、非同类物种的雌性、雌性标本、雌性标本的身体部分以及非活体对象求爱，甚至有时向上述一系列对象求爱。[10]

据特里弗斯所说，在人们所知的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性取向是相反的，包括瓣蹼鹬、摩门螽斯及某些种类的海马。[11]

换句话说，由于生物学上的倾向，男人在满足性需求过程中实际上比女人更不检点且不加挑剔。[12]这一发现符合我们对男人和女人在性方面的表现的日常观察，也解释了为什么是男人而非女人是卖淫和色情产业的主要消费者。这还解释了为什么男同性恋者的平均伴侣数量要比男异性恋者平均伴侣数量多很多，而女同性恋者伴侣数量要比女异性恋者少很多：造成男同性恋伴侣众多的原因不是因为男同性恋的性质，而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男性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再受女性择偶特点的约束。[13]

生物学还告诉我们，家庭中男性的那部分作用集中于为女人和子女提供生活所需的资源，不过生物学也暗示出，男性的这一角色是脆弱的、易于瓦解的。男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坚守一夫一妻关系，以及在养育孩子时能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更多取决于更大社群的各种社会规范、惩戒措施和外部压力，而非他们的本性。正如人类学家莱昂纳尔·泰格尔和罗宾·福克斯（Robin Fox）所解释的那样，尽管人类在不同文化中的亲属关系表现形式大不相同，但内在结构却是一样的：“不管一个社会体系会做些别的什么事，它都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去确保母亲和婴儿之间关系的稳固，至少要维持到他们能够自行活动并有能力生存下去（有望长大成人）的那一天。”[14]孩子的父亲、舅舅或社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可以做这件事，但不管是谁，总得有人去做。问题在于要确保这一职责有人承担：“夫妻一旦结合就要在一起，大多数社会都为此制定了详尽而且强力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很难说代表了婚配联结（mating bond）本然的常态，而只是暗示出这种联结其实多么不牢靠。与亲属和婚姻关系有关的习俗之多种多样和悠久深远，并不意味着组建家庭是本该如此并且水到渠成：它们是保护母亲—孩子这一单元结构不受婚配联结的潜在脆弱性伤害的手段。”[15]

影响人类男性的两种相互矛盾的生物学动机——参与家庭事务和逃脱家庭纽带——也许可以解释家庭形式的多样性和核心家庭的复杂起源。核心家庭并不像它的批评者所认为的是晚近才出现或是暂时的现象，也不像它的辩护者倾向认为的是普遍的和天然形成的。从另一方面看，核心家庭是只有在工业化后才兴起的一种近代产物，这一观点在19世纪就被广为讨论，直至今日仍为不少人奉持。[16]在工业化之前，人们都生活在部落和宗族这类更为庞大的亲属团体中，核心家庭被认为只是小而次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仍然能在中国南方、中东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地方看到这种宗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宗族渐渐瓦解变成了联合家庭或大型家庭，即三世或多世同堂；之后，由于工业革命，大型家庭演变为核心家庭。根据这种解释，核心家庭只不过是家庭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站点，而且未来可能被单亲家庭或形式更为灵活的家庭组织所取代。

尽管核心家庭并非普遍情况，但它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中的普遍程度远比上述说法所描述的要大得多，在狩猎采集时代就是亲属关系的主要形式。[17]人类学家亚当·库伯（Adam Kuper）认为，“当代社会人类学家对直到最近还在流行的那些模型表示怀疑，这些模型把非洲、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社会描述为大型亲族集体的联合，家庭和个人被淹没于这种大的血亲成员集体中。事实相反，核心家庭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而且通常是当地最主要的家庭组织形式，家庭负责人负责就政治联盟做出务实的选择”。[18]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族人（Trobriand Islanders）、俾格米人（pygmies，译按：分布在非洲中部等地的矮人一族）、喀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en）以及亚马孙流域一带的土著居民，全都用核心家庭组织自己。[19]庞大而繁多的亲族体系进入人类学家研究视野似乎是从对农业问题的探究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再度探索核心家庭问题——历史学家彼得·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指出这一模式在工业革命发生很久以前就已出现于北欧——标志着向某种十分古老的模式的回归。[20]

因此，一夫一妻制的配对和核心家庭不一定是近期的历史产物。父亲在人类的亲属关系中明确扮演着某种的角色——比起类人猿来，人类父亲的角色更加重要，与孩子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但是，这一角色的确切性质却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人类社会中具有重大的差异。换句话说，母亲的角色可以肯定具有生物学基础，而父亲的角色却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21]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说，“在人类历史发端之际，社会发明出某些东西，其中一条是男性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男性的角色以向家庭供给资源为基础，“无论在哪儿，人类中的男性就要为女性和孩子提供食物”。但是作为一种后天习得，男性养家糊口的角色容易被瓦解，“事实表明，在讨论男人与女人时需要区别对待——男人不得不去学习如何养育别人，但这种行为由于是后天习得故而脆弱，当社会条件变得使这种传习不够有效时，它就很容易退化消失”。[22]也可以说，父亲的角色因文化与传统的不同而变化，从高度参与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到作为关系更为疏远的监护者和管教者，甚至是只给寄钱而几乎不露面。要想让母亲离开她新生的孩子难上加难，而相反，要让父亲参与孩子的抚养教育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节育与职业女性

一旦我们将亲属关系和家庭置于生物学的背景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过去两代人时间里核心家庭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分崩离析。女人用生育后代换来男人的资源，这种基于交换的家庭纽带十分脆弱。在大断裂发生之前，全部西方社会都具备了一整套复杂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律、规则、规范和义务，以限制父亲弃家另组的自由，以此来保护母子之间的纽带联结。今天很多人则开始认为结婚是两个成人之间性与感情结合的一种公共仪式，这就是为什么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中是可能的。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婚姻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合法地保护母亲—孩子这一单元结构，并确保孩子能够从父亲那里获得足够的经济来源以长大成人。此外，还有大量非正式的规范作为这种保护的补充。

这些约束男性行为的规范和维系家庭的契约是因何土崩瓦解的呢？二战后不久出现了两个非常重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涉及医学技术的进步——主要是避孕药的发明，它使女性能够更好地控制她们的生育周期。第二个变化则发生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过去三十年里，妇女纷纷成为有偿劳动力，而且她们的收入（包括小时工资、中位收入和终身收入）相对于男性都发生了稳定的增长。

节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降低了生育率，早在19世纪，避孕和堕胎技术被广泛运用之前，某些社会中生育率就已经开始下滑。[23]实际上，如果节育的作用在于减少意外怀孕，那么人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它的到来伴随着私生子的大量涌现和堕胎率的上升[24]，也很难解释为什么节育措施的使用率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私生子率之间呈正相关。[25]

经济学家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和迈克尔·卡茨（Michael Katz）指出，避孕药和随后性革命的主要影响在于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性行为风险的考量，从而也改变了男性的行为。[26]节育措施的使用率和堕胎率、私生子率接踵上升的原因，与另一个比率的同时大幅下降有关，那就是奉子成婚率。根据这几位经济学家的测算，在1965—1969年间，有56%的白人新娘和25%的黑人新娘奉子成婚。在那些年中，年轻人显然有许多婚前性行为，但是男人要对自己亲生孩子负责这一社会规范缓和了婚前生子这类社会结果。到了1980—1984年，上述比例分别降到了42%和11%。由于避孕药和堕胎技术，女人头一次可以在做爱时不计后果，于是男人们觉得自己已经从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即不必再照顾那些被他们弄怀孕的女人。

第二个改变男性行为的因素是女性成为有偿劳动力。许多经济学家认同家庭破裂应与女性收入有关这一观点，加里·贝克在其《论家庭》一书中对此所述最详。[27]这一对关系背后的假设是，不少婚姻契约是在缺少完整信息的情况下缔结的：一旦结了婚，丈夫和妻子就会发现婚姻生活不是一场长久的蜜月，配偶的行为会迥异于婚前，或他们自己对于伴侣的期待发生了改变。尽管不是不想换一个更为称心的丈夫或摆脱暴虐的伴侣，现实情况却是，许多女性由于缺少工作技能或工作经验而无法养活自己。但随着女性收入的增加，女性越来越有能力独自养活自己和孩子。不过，女性收入的增长也同时提高了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这就会造成低生育率。少生孩子意味着贝克所说的婚姻中联合资本的减少，因此离婚的可能性变大了。

图5.1　1994年的离婚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局：《经济活跃人口，1950—2010》（日内瓦，1996）；离婚率统计见附录。

无数实证依据将离婚和婚外生育同女性收入的提高联系在一起。[28]图5.1标示出1994年若干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女性加入劳动力比率和离婚率的对照情况。图上的点沿着自左下至右上的轴线分布，日本和意大利的女性劳动参与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和离婚率都比较低，而像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则是双高。如果我们把女性劳动参与率同私生子率标绘出来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相似结果。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微妙的后果是，造成有关男性责任的社会规范被进一步削弱，同时强化了现有的由节育手段所引发的社会趋势。以往要同对自己有依赖的妻子离婚，丈夫不得不要么提供赡养费，要么看着自己孩子陷入贫困。如今随着妻子收入越来越接近丈夫，这个问题显然不再是什么问题。反过来，男性责任的社会规范日益削弱，又令女性借助工作技能来保护自己，从而愈发不再依赖越来越靠不住的丈夫。由于婚姻大有可能以离婚告终，当代女性如果不做好去工作的准备将是不明智的。

当然，经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有多种表现，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肯定是工作性质的转变。从边际角度看，信息经济以信息取代实物产品：智能交通系统能为司机更好地安排线路，使既有的高速公路更有通行效率；及时生产制工厂（just-in-time factory）能在恰当的时机调配所需数量的原料投入，而不必再维持大量原材料库存。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持续扩大，而传统制造业的比例则会减少。人力资本开始获得越来越高的回报率。获得高薪的并不是沃尔玛里拿着条形码识读器的低技术含量员工，而是帮助设计条形码识读器的程序员。

在自动化已经渗透到工作环境方方面面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忘记工业革命时期的大部分工作是多么耗费体力。肖珊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敏锐地描述了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必需更加在意他们自己的身体。正如她解释的：

煤炭是用镐和铲开采出来的——“工具越简单，所要付出的体力越多”。开采黏土需要重型镐。大堆的矿泥必须被充分翻搅才能达到所需的黏度。面包坊几乎完全依靠人工制作面包，揉好生面团是其中最难的工序，“通常是在昏暗的地窖一角，一个上身赤裸的男人，交替将握紧的双拳用力插入面团，然后再费劲地从黏糊糊的一堆面中把手抽出来”。[29]

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对体力要求高，但提供的工作岗位也相对较多。1914年，亨利·福特将其汽车厂工人的小时工资增加到普遍水平的两倍（每天五美元），以吸引更多低技术劳动力；大量新工人继而涌入底特律，令这座城市在20世纪头十年中人口规模扩大了好几倍。研究表明，在20世纪早期，上大学不会带来巨大回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见得比高中文凭的人高多少，并且他们还因读书而损失了四年的薪金与福利。[30]工会运动保证了实际工资的平稳增长，并带来了20世纪40—50年代汽车、钢铁、肉类加工业及相似产业中低技术工人、蓝领就业的高峰期。

到20世纪70和80年代，大量需要低技能、蓝领工人的世界不复存在。由于国际竞争、管制解除和技术发展，许多新的高技术工种出现，而低技术工种开始消失。教育逐步回潮，随之而来的是，受四年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表5.1显示了1970—1990年间七国集团国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急剧下降，这种趋势在英美两国最为明显。

表5.1　七国集团各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来源：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的崛起》（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6）。

就最明显的形式上看，信息时代经济实现了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取代，在这样的世界里，女性必然会大有用武之地。1960—1995年间，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35%上升至55%；处于生育黄金期（二十至三十九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从37%上升至76%。同时，男性劳动参与率轻微下滑，从79%降至71%。这些变化也发生在所有工业化国家（见图5.2），特别是北欧国家。同一时期，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一开始就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高（可能是出于太平洋战争导致男性减少），但之后的增长率则缓慢得多。

图5.2　二十至三十九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1950—2000年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局，《经济活跃人口，1950—2010》（日内瓦，1996）。

图5.3　美国男性—女性的中位收入情况，1947—1995年

来源：美国统计局网站 （http://www.census.gov:80/hhes/incomc/histinc/ p02.htm）。

不仅有更多女性参与就业，女性的收入也在增长。图5.3显示了1947—1995年间男性和女性的中位收入及其比值。这段时期里，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收入增长略有减少，但总体上女性赢得了稳定的绝对收益。研究该现象的经济学家将女性收入的增长归因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工作经验的累积增多、基于工作经验的报酬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可供女性选择的职业类型的多样化（比如说，选择做律师而不是教师）。[31]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第一个因素。女性不再因为要花几年时间抚养孩子，而损失资历、经验，或无法具备能力要求高的工作的准入条件，她们生育孩子的数量不如过去多了，而且能够一边抚养孩子一边工作。她们也不再被限制在打字员或文秘这类传统上由女性承担的岗位上，而是直接同男性在可以稳步升迁的职场上展开竞争。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段时期，大体上对美国男性来说是一段黄金时期，他们的实际收入在1973年达到了最高值。确实，相对收入也是如此，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这段生育高峰期的早期时间里，从男性和女性的相对收入比较来看，收入比的变化显示出男性占优。但1973年以后，这一相对优势开始呈现颓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男性实际的中位收入下降超过13%。[32]

男性收入和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原因比较复杂。男性劳动参与率走低，部分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男性能够活到退休年龄，并且在退休前几年自愿退出劳动岗位。但是劳动经济学家注意到另一个因素：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特别是技能和受教育程度都不高的人，主动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尽管工作机会是存在的。[33]的确，这一群体中男性所遭遇的危机要比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情形严重得多。收入差距的日渐扩大对男性打击要比对女性更深重；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男人卷钱逃开，而位于底层的男人则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实际收入一落千丈。[34]考虑到在20世纪80年代仍有41%的男性从事蓝领工作，而女性的这一比例仅为9%，去工业化进程（deindustrialization）主要对男性造成影响。[35]男人之所失与女人之所得确实存在直接关联。尤其在低端劳动力市场，新的女性成员显得更加聪明、坚韧和富有闯劲，在职场中比男性更具有竞争力。[36]少有人力资源经理愿意公开承认但事实如此，即同样具备正式资格的男人和女人在竞争某一低技能非体力工作时，经理更倾向录用后者，因为在行为表现上女人比男人的疏漏要少。

图5.4　1972—1996年间美国十六至十九岁青少年的失业率（分种族和性别）

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动力统计局（http://www.bls.gov/ webapps/legacy/cpsatab2.htm）。

这一转变对工薪阶层的婚姻所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同流行看法相反，在20世纪70和80年代造成女性就业和收入强劲增长的，不是那些高收入的女播音员和女律师，而是处于收入分配平均线以下的低技能女性员工。[37]蓝领身份的丈夫相对价值跌至谷底。同上一代情况完全截然不同的是，许多工薪阶层女性突然发现自己能比丈夫或男友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鉴于女性更有可能同社会阶层更高的人结婚，情况对低技能男性来说也许更糟，他们更难找到适配的伴侣。制造业重要性的变化也许能够解释各国家庭分裂率的差异；去工业化对美国和英国的打击要远大于德国和日本，它们所面临的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增长的情况也更严重。

图5.5　1951—1995年间男女中位收入的比较（百分比）

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动力统计局（http://www.bls.gov/ webapps/legacy/cpsatab2.htm）。

这一危机对于年轻的黑人男性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以往失业率会随着经济周期涨落；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后，年轻黑人男性的失业率上升，即使到80年代就业机会充足的时候，他们的失业率也未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迅速下降。图5.4显示了黑人和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黑人男性的失业率要低于黑人女性，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者要大幅高于后者。

与黑人男性的事业与收入停滞相反的是，黑人女性取得了惊人的收益。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即便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黑人女性基本上已经在收入、教育程度、预期寿命和其他一些方面追上了白人女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是不是唯有美国黑人男性才遭遇到的种族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或文化难题的结果呢——是这一时期最大的谜团之一。[38]（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白人青少年男性身上，尽管并没有像黑人那么严重。）证据表明，黑人女性的高劳动力参与率只能通过文化因素进行解释。[39]

如赫伯特·古特曼的研究所示，黑人家庭的不稳定率尽管高于白人家庭，但家庭破裂的程度如此之高是史无前例的。[40]像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这类分析者把年轻黑人男性的高失业率视作城市家庭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前引的失业率数据所示，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41]然而，尽管家庭不稳定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贫穷的非裔美国人那里，但也同样波及中产阶级的黑人家庭。就黑人中产阶级而言，男女收入比可能较相对失业率更为重要。图5.5将1951—1995年间黑人男女中位数收入比的变化同全美工人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可见在黑人男女收入比上，女性比重逐渐上升，且这一变化趋势较其他种族都快得多。二战结束伊始，黑人男女收入比同全美男女收入比大致相当；但到了图示时期的末段，黑人男女收入比要比全体人口男女收入比高15%。当把从业者相对收入的变化同黑人男性失业率上升（相比黑人女性而言）联系在一起，就能清楚地发现，黑人男性群体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处于极度失势的状况。

按照一项有关家庭的经济理论，图5.3所显示的男女收入比主要追踪了美国家庭的财富状况。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正是生育高峰期和生育率增长期，也是历经战时分裂后人们重新回归家庭的时期，这一时期收入比变化侧重在男性收入的提高。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该比例变化开始向女性倾斜，并且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才略有回转，其原因令大多数观察者难以捉摸。[42]60年代中期，正如所见，恰是大断裂的开始之时。

[1] Gary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enl.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5-178.

[2] Naohiro Ogawa and Robert D. Retherford, “The Resumption of Fertility Decline in Japan: 1973-92,”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1993): 703-741.

[3]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来说，不仅抚养孩子和妇女工作的机会成本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对孩子的偏爱也发生了自主的变化。人们只是不再想要那么多孩子了。

[4] 引自Michael Specter, “Population Implosion Worries a Graying Europe,”New York Times, July 10, 1998, p. Al.

[5] Alice Rossi, “The Biosocial Role of Parenthood,” Human Nature 72 (1978): 75-79.

[6] Alice Rossi, “A Biosocial Perspective on Parenting,” Daedalus 106 (1977): 2-31.

[7] Lionel Tiger and Robin Fox, The Imperial Animal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p. 64.

[8] 事实上，尽管鸟类是一对一配对的，但它们常常不是一夫一妻，见“Infidelity Common Among Birds and Mammals, Experts Sa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98, p. A25.

[9] 参见William J. Hamilton III, “Significance of Paternal Investment by Primates to the Evolution of Adult Male-Female Associations,” in David M. Taub, Primate Paternalism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84).

[10] Robert 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Menlo Park, Calif: Benjamin/Cummings, 1985), p. 214.

[11] Ibid, p. 215.

[12]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每次性行为都必须有一位异性伴侣，为何男异性恋者会比女异性恋者更加放纵。这种看法在严格意义上是对的，但在大多数社会中往往发生的是，富有或地位高的男性同女性发生性关系（因此拥有更多性伙伴和同她们生儿育女）的机会要比地位低下的男性多得多。那些地位低下的男性一般也都希望有同样的机会，只是无法得到而已。在某些盛行一夫多妻的社会里——据说阿兹特克的皇帝蒙特祖马（Montezuma）有四千妃嫔，印度皇帝乌达雅玛（Udayama）有一万六千名，而中国皇帝有一万名——有相当部分地位低下的男性确实终生都没有机会过性生活或是组建自己的家庭。现代社会不再允许一夫多妻，但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却仍然拥有更多的性机会，唯一不同的是，美国的公司高管们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娶妻生子，而不再能够像土耳其帕夏或是中国古代的官员那样同时拥有很多妻子和孩子。此外，同样是性行为，在男人和女人那里往往得到不同的理解。对男人来说，这只是多一个玩伴或一次体验，而对女人来说，这是同一个男人建立更深入的亲密关系的机会。就算最终无非都是做爱，但男性和女性的意图是不同的，以至于其中一方常常到最后感觉受到了欺骗。——作者注。

[13] 关于这个问题的多讨论，参见Matt Ridley, The Red Queen: Sex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181-183.

[14] Tiger and Fox, Imperial Animal, p. 67.

[15] Ibid, p. 71.

[16] 关于家庭理论是如何随着时间变化的历史性解释，参见David Popenoe, Disturbing the Nes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8), pp. 11-21.

[17] Stevan Harrell, Human Famili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7), pp. 26-50.

[18] Adam Kuper, The Chosen Primate: Human Natur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74.

[19] Ibid, p. 170.

[20] See Peter Laslett and Richard Wall,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Peter Laslett and Richard Wall,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1] Davi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Confronting America’s Most Urgent Social Probl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 3.

[22] Margaret Mead, Male and Female (New York: Dell, 1949), pp. 188-191. 一些观察者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包括Davi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23] 关于这一点，参见Becker, Treatise, pp. 141-144.

[24] 我非常感谢Lionel Tiger指出了这点。

[25]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Report to Congress on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1995), p. 72.

[26] See George Akerlof, Janet Yellen, and Michael L. Katz, “An Analysis of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 (May 1996): 277-317.

[27] Becker, “Treatise,” pp. 347-361.

[28] Gary S. Becker and Elisabeth M. Lande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rital Instabil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1977): 1141-1187. See also Cynthia Cready and Mark A. Fossett, “Mate Availability and African American Family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Nonmetropolitan South, 1960-1990,”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9 (1997): 192-203.

[29] Shoshana Zuboff,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 37.

[30] Lawrence F. Katz and Kevin M. Murphy,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1: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February 1992): 35-78.

[31] June O’Neill and Solomon Polachek, “Why the Gender Gap in Wages Narrowed in the 1980s,”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1 (1993): 205-228.

[32] Valerie K. Oppenheimer, “Women’s Rising Employ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Famil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 (1994): 293-342.

[33] Ibid.

[34] Annette Bernhardt, Martina Morris, and Mark S. Handcock, “Women’s Gains or Men’s Losses? A Closer Look at the Shrinking Gender Gap in Earn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995): 302-328.

[35] O’Neill and Polachek, “Why the Gender Gap?”

[36] Elaine Reardon, “Demand-Side Changes and the Relative Economic Progress of Black Men: 1940-90,”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2 (Winter 1997): 69-97. 作者说道，在女白人取代男白人时，男黑人在被中产阶级男白人取代。

[37] Bernhardt, Morris, and Handcock, “Women’s Gains or Men’s Losses?” p. 314.

[38] John Bound and Richard B. Freeman, “What Went Wrong? The Erosion of Relative Earnings Among Young Black Men in the 1980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201-232; John M.Jeffries and Richard L. Schaffer, “Changes in the Economy and Labor Market Status of Black Americans,” in National Urban League, The State of Black America, 1996 (Washington, DC: National Urban League, 1997).

[39] Cordelia W. Reimer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mong Married Women,” AB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5, no. 2 (1985): 251-255.

[40] Herbert G. Gutman,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750-1925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41] 参见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and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Knopf, 1996).

[42] Tamar Lewin, “Wag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Widen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5, 1997, p. Al. 一种意见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福利制度以来，对于那些现在仍是劳动力，而且在曾经享受福利的人而言，他们的低技能已经把整个妇女群体的收入给拉低了。

第6章

大断裂的后果

在本书开篇我就将犯罪、家庭破裂和信任减少作为测算社会资本的负面指标，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前述章节中曾详细指出的规范的转变，如何影响了人们出于合作目的彼此联合的能力，以及如何影响到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

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对社会关系的后果

生育率持续下降首先引发的是有关社会保障风险的问题，即如果出现上一代年长者纷纷退休并靠数量日益减少的年轻工人（的社保缴费）来过活这种情况，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还能维系下去。[1]与此同等重要但更为本书重点关切的是，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对家庭生活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其所产生的这些后果不仅难以预料，也可能彼此冲突。按照明显的道理，如果社会失序往往是由年轻气盛的男性造成的，那么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应该能带来社会秩序整体水平的提高，因为年轻男性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未来数十年中，超过一半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将年逾半百。年届五十以上的人群绝不会让人觉得他们富于革命激情或犯罪倾向。从经济学上看也是如此，人口减少不会带来明显的损失：虽然GDP绝对数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人均收入也许反而大为增加。随着人口规模变小和国民收入减少，出现这些变化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能力和影响也会变弱，但这些国家中的年长群体是否怀有强烈的帝国野心和征服世界的欲望则难以遽断。

人均寿命的不断增长这一人口发展形势，是发达国家认识到自身需要以其他方式增加其社会资本的原因之一。多年前，法国社会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曾指出，人们预期寿命的增长大大延长了他们能够接受教育和保持创造力高峰的年限——他说的情况主要发生在人的四十到五十岁阶段。[2]由于现代社会不再对高质量教育实行强制配给，活至老年的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会体会到“第三级人生”（tertiary life，即成年人接受全面教育的那种生活）的发达。社会资本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得以形成，学生不再只是因为要获得能力和知识而接受教育，而是出于符合各行各业的需要而接受社会化改造。因此，年长者社会化程度之所以更高，不仅由于他们的心智更成熟，也由于他们更好地接受了社会的磨炼。

另一方面，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带来作为社会资本的亲属关系的进一步衰弱，也因此给社会凝聚力带来一些难题。大断裂时期造成离婚率上升的另一原因正是人们寿命的延长。如今的婚姻契约需要比往日维持更长的时间。今天，感情不谐的夫妻很少会像过去那样等到孩子长大成人、离家自立之后再去离婚。而在19世纪，大多数夫妻都活不到这般年纪，往往在孩子成年以前夫妻一方就已撒手人寰。

家庭变小了，在可见的未来还会继续变小。几十年后，大多数欧洲人和日本人也许只与他们的直系先辈发生联系。三代成年人同时活在世上成为常态，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人口学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Nicholas Eberstadt）的计算，如果现今的生育模式往下延续两代人，三分之二的意大利孩子将不再有兄弟姐妹、堂表亲以及姑伯叔婶这类亲戚；只有5%的孩子能同时拥有兄弟姐妹和堂表亲。[3]这意味着，像意大利这样在文化上十分珍视家庭关系的国度，彼时的生活将大不一样。独居的人数量大大增加，由于女性往往比男性在晚年活得更久，也是造成独居人数增加的重要因素（见表6.1）。北欧国家的核心家庭退化得最为严重，几乎一半的家庭只由一人组成，显得最为孤独——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一人家庭占到全部家庭的75%左右。[4]一些国家因此希望通过鼓励更大规模的移民来弥补本国出生人口的不足。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学会如何处理来自不同文化的异国移民涌入本国的情况，但在欧洲和日本，异国移民的到来很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国民的强烈抵制。本国出生的人们内部也会出现新的冲突形式，譬如，如果老一代人不愿被年轻一代取代，就会发生代际间的争斗。

表6.1　一人家庭占全部家庭的百分比

来源：各国统计部门资料，见附录。

那些实际上拒绝维持世代交替的社会还会出现其他哪些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家庭破裂的后果

西方社会核心家庭的衰落对社会资本有强烈的负面效应，并会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数量增加形成联系，从而造成犯罪率的增长，并最终导致社会信任度的下降。

家庭中社会资本的减少带来的最重要后果之一是，造成后几代人人力资本的减少。1966年由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委托完成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是一项旨在揭示出影响教育绩效诸根源的大规模调研。调研发现，家庭和同龄人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由公共政策所支配的教育投入（诸如教师薪资、班级规模、教具投入等）的影响。[5]此后，《科尔曼报告》的研究发现又屡屡为后续研究所验证。美国学生考试分数出现大幅下滑的现象，其多半可归咎于家庭由于破裂、不和睦、贫困等原因而无法给孩子传授技能和知识。相反，许多亚裔美国孩子在考试中有抢眼的表现，这反映出他们的家庭结构相对完整，也说明亚裔美国群体中保留了更多的以家庭为基础的文化传统。

自1965年莫伊尼汉的报告出版以来，有关离婚、婚外生育和单亲家庭之于孩子成长期间幸福程度的影响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6]这份报告由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劳工部任职期间完成，报告指出，家庭结构是解释美国黑人贫困状况至关重要的一个中间变量。该报告引发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莫伊尼汉的结论是在“谴责受害者”，或者说是把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价值观强加于家庭结构与之不同但不见得低一等的另一种族上。[7]

时隔三十五年后，莫伊尼汉的观点已被证明是对的，再来讨论三十五年前的这场争辩也就没有多少意义。我相信对任何能以持平态度阅读莫伊尼汉报告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其他条件均等的情况下，在传统双亲家庭中成长一定是比在单亲或失亲家庭中成长要好得多。某些人坚持认为家庭结构的差异不会对孩子的幸福成长造成太多影响，其理由在于，他们认为家庭破裂和单亲家庭与其他诸多社会不良环境（social ills）相互存在高度关联，它们始自贫困，并包括质量堪忧的学校、治安险恶的居住区和毒品泛滥的侵扰。哪怕最精密的统计学分析也无法厘清这些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但有可能弄明白的是，如果其中某一种对孩子双亲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学家用以描述他们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术语）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离婚和单亲家庭对孩子幸福成长的影响就不是那么大了。[8]

换句话说，金钱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由家庭破裂造成的人力和社会资本的亏空。我想，本书的许多读者都认识生长于离婚家庭或其他不幸的家庭环境中的孩子，他们在经历了一些个人动荡后最终也“还不错”，身心健康地步入成年。不少历史上的伟人都是由保姆或者父亲的情人抚养成人，或是出身那些古里古怪、看似不健康的环境。不过，在有充分的教导、好的学校教育和良友相伴的情况下，那些糟糕的家庭状况只会是小磨难，甚至能作为日后形成他们性格的积极助力。

这种观点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并不是人人都有钱。家庭破裂给穷人带来的麻烦只有通过福利政府的介入（实际上替代父亲的角色）才能得以缓解。这就把负担不公平地从遁迹的父亲身上转到纳税人那里。尽管政府能多少减轻贫穷的单亲家庭的负担，但这么做成本高昂，并且由于实际上鼓励了它原本希望能劝化的这类不良行为，而造成道德危机。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可能夸大了福利对家庭破裂的影响，但福利在其中肯定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问题之二在于，家庭破裂本身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许多研究都证实了我们凭常识得来的感觉：单亲家庭损失了规模效益，能动用的收入、劳动力和社会资本都只有双亲家庭的一半，也不再能获得由夫妻双方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实证研究确认，无论离婚前双亲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离婚后，有孩子的家庭其收入会大幅下降。[9]不管怎样这都对女性不利：即使对不那么贫困的家庭，母亲和孩子最多只能分享离婚前家庭总收入的一半，父亲的收入实际上是上升了。[10]因此，社会经济状况在社会学家看来是一个因变量而非自变量。

问题之三是，统计分析往往不能把握住孩子教育和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定性成分，特别诸如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正如我们所见，比起母亲来说，父亲的角色更多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因社会和个体的不同而不同，有的父亲只是起到提供精子和收入这样最基本的作用，有的则发挥养育型父母（nurturing parent）的本色[11]，在教育子女和帮助其社会化上带头发挥作用。起码来说，父亲在家里得以让母亲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12]但这与人们的常规看法相悖，即对多数孩子来说，父亲唯一的积极作用是提供生活费。事实上，父亲是儿子重要的榜样：如果年长的男子能告知年轻的男子如何正当地与人竞争和掌控局面，男人的好斗性就会成为体现男人气概的优点。父亲也在很多重要方面影响着女儿对男性的期待。如果母亲的丈夫（更不用说男友）对她不够尊重，女儿在选择伴侣时就不大可能报以过高的期望。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美国，认为父亲没能履行其责任的看法变得普遍[13]，实际上，考虑到这一角色的脆弱性，情况确如人们所想。[14]

虽然家庭破裂本身造成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损失，但实际上也可以令某些家庭成员同家庭之外的人和群体建立更深层的联系，包括他们的朋友、给他们支持的团体或男性/女性权益组织。像中国和拉美国家这类家庭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家里，血亲纽带联结很强，陌生人之间很难建立信任，而当代西方国家中家庭纽带联结的弱化有可能造成家庭外部的社会联结的增加。

家庭中其他方面的某些变化也能对公民社会造成影响。大多数调查数据倾向表明，在外工作的女性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比居家女性要多。[15]这一点不足为奇：在20世纪50年代，住在城郊的美国家庭主妇最为抱怨的是，她们被社会孤立——比起过着乡村生活、男人和邻里都在身边的前代人，她们要孤立得多。职业女性如今加入的各种组织其性质料来与从前大有不同，她们不再只为教会和学校做点义务工作，而是参加工会、行业协会等其他与工作相关的社团。在外工作虽然能带来和加强各种社会联系，但单身母亲正因为要花大量时间来抚养孩子而无暇分身。当然，花钱依旧可以一定程度解决这一矛盾，不过不是全然解决。有钱人家的孩子也需要有与父母共处的时间。

上述西方社会家庭诸方面的变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是复杂的。其影响显然造成了家庭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减少，但同时它也具有某种中和作用，即有可能对家庭之外的信任和社会联系带来积极效应。

但是，亲属关系的疏淡会导致社会关系质量的一个重大变化。常言道，“择友不择亲”，就是说，不管你多么不喜欢你的亲戚，也还是会觉得对他们有着不同的责任。就拿养老院来做测试。假如你认识的某位身体或心智受损的人住进了一家养老院或类似机构，这人不再有魅力、有朝气或与之相处不再让人觉得有趣，也不能为你做什么事；它实际上回到孩子那种依赖状态，却又没有了童真。怎样范围内的这么一个人，才能让你年复一年、永不中断地在每个周末去养老院看望他（她）呢？恐怕只有亲人（父母、兄弟姐妹，配偶也有可能）能通过这一测试。而那些成百上千的朋友和熟人，在对他们失去兴趣或是仅仅觉得自己时间过于宝贵之前，我们一般会反过来要求一些相互的关照。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两种情况的不同，两个同样日渐迟暮的人，一个生活在21世纪初的欧洲或北美，另一个则是生活在三百年前的18世纪初。在后一种情况下，能活到七八十岁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半数子女十五岁之前就夭折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活到五十二岁这一高龄。让·富拉斯蒂耶解释说，在那个年代，活到五十二岁这个年纪就算是不一般的成就，这样的人就有资格被大家视为了不起的人。而到21世纪初，活过五十二岁的人也可以把自己视为“幸存者”，但这部分人构成整个社会人口的绝对多数。在早先的年代里，垂暮之人往往死在家里，身边陪伴的是两三代甚至更多代的后辈亲人，他们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里都同他生活在一起。这种人的生活为大大小小的规矩所支配，从每日的祈祷、餐桌前的礼仪到人生终了时的葬礼。

与此对照的是，生活在21世纪初的老人，不妨说是生于20世纪婴儿潮时期而在21世纪初步入老年的人，离过两三次婚，在公寓或房舍里独守暮年，间或有儿子或女儿来看望一下他们，但儿女也过了退休年纪，也要想方设法应对自身每况愈下的健康。他们同亲人的关系也是淡薄的，由于年轻时长期轻狂不羁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婚姻和性伙伴，由此而来的家庭分裂以及在家庭财务分割和子女监护上的冲突——使他们同后代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不得不同物理距离以及比家庭责任更轻松的活动相竞争的关系。老人的一位孙辈或一位前任配偶会忽然心血来潮想了解这位老人的近况，但这种情况纯系偶然。作为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位老人会有很大的朋友圈，且无论他们就在本地还是远在天边，不管彼此之间的共同兴趣关涉到国计民生还是仅仅自娱自乐（从政治、宗教到园艺和烹饪），都与之保持着日常联系。现代通讯手段的诱人之处——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侵蚀了文化和政治的边界——却变成了进步的障碍。搬进养老院的老人，身边人忽然都成了陌生者；那些朋友和熟人通过网络表达慰问和关心，却发现若要亲自来访实在不方便。生活变得彻底不需要仪式。人生的某一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不再由令人熟悉和亲切的、能把个人同上代人和下代人联系起来的仪式来标记，而是成了一件十分随意的事。创新和自我改造的能力，在人生的早期阶段看上去还是很有价值的特征，如今只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孤独。当人生走到终点，只有独自去面对。

谁受益？

指出家庭变化给社会资本带来的负面后果，绝不是将它们归罪于女性。女性进入职场，她们与男性收入之间差距的稳定缩小以及控制生育能力的提高，总的来说都是好事。社会规范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规定了男性对妻子和子女责任的那一方面上。尽管触发这一转变的是节育和女性收入的提高，但男人要对随二者之后发生的种种社会结果负责。而且，在这些转变发生之前，男人的表现也不总是令人满意。传统家庭的稳定常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代价关乎情感和肉体的伤痛以及机会的丧失，并且是不成比例地更多落在女性身上。

另一方面，性别角色的这些巨大变化，并不像女权主义者声称的那样，都是明确无疑的好事。从来都是有所得就有所失，而那些损失很大部分都由孩子们来承担。这其实不至于令人奇怪。考虑到女性的角色传统上就是围绕着生儿育女，而她们走出家庭、进入职场的运动要说对家庭没有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女性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常常是输家。20世纪70和80年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收益绝大部分不是来自令人向往的墨菲·布朗（Murphy Brown）式的职业[16]，而是来自低端服务业的工作。这些工作能为女性带来些许的经济独立，但接下来很多女性发现自己被丈夫抛弃，他们去找更年轻的女人做妻子或女友。出于生物学上的原因（男人越老越有魅力，这一点比女人要强），女人再婚的可能远低于离开她们的前夫。男性中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女性中间。受过良好教育、有进取心又有才干的女性冲破性别障碍，证明自己在由男性主导的职业上一样能够做得很好，并眼见着自己的收入增长；但同时也有未经良好教育、进取心不强、才干也不高的女性，她们试图依靠累死累活的低收入工作或（更穷者）依靠救济来抚养孩子，她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人生的地板向下塌裂。而女权主义者在谈论和撰写女性方面问题文章并借此影响相关公共舆论的时候，几乎都用前一类例子来说事，故而我们对女性贫富差距拉大过程的认识也被扭曲了。

相比而言，男人总的来说最后得失大抵相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收入和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但其他人（有时可能就是他们）欣然从照料妻子和孩子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休·海夫纳（Hugh Hefner）在20世纪50年代尚没有缔造出《花花公子》以宣扬那种生活方式，纵观历史，惟有那些位高权重又有钱的男人方能肆意接近多个女人，这也是男人们总是在权力、财富和地位上竞逐第一的首要动力。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的改变在于，普通的男人也能够过上恣意享乐、分期多偶（serial polygamy）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以前只能为社会顶尖阶层的极小一部分人所享受。大断裂时期产生的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性革命没有性别歧视，男人和女人从中同等获益，而且性革命同女权主义革命从某种角度来说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性革命服务于男人的利益，并且到头来给女性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后所期望的各种社交活动施加了明显的限制。

犯罪给社会资本造成的后果

我们可以把高犯罪率作为社会资本缺失的表现，同时二者的因果关系也可以其他方式展开。更具体地说，高犯罪率能让社区中遵纪守法、奉持规范的成员变得不信任他人，也就不太愿意同他人进行各种层次的合作。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曾说过：

掠夺性犯罪不仅危及个体，它也妨碍，极端情况下甚至阻止社区的形成和稳定。借助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纽带所形成的精微关系，我们同邻里之间建立起联系，而犯罪活动则破坏了这些精微关系、扰乱了邻里间的联系，从而使社会走向瓦解，令社会成员变成只盘算自己得失（特别是如何在人群中扩大自己生存机会）的个体。共同的事业变得举步维艰甚至遥不可及，只有在大家都渴望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17]

由于太害怕遭遇犯罪而不敢夜间出门的人，不大会参加家长—教师协会或童子军这类志愿组织（不过也有例外，正如威尔逊指出的邻里守望组织）。前文已论及，受犯罪伤害的经历同信任之间有很强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的增加是信任度下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即使邻里街区内不存在什么现实的危险（美国的绝大部分邻里街区就是如此），人们还是在当地电视台报道的刺激下对犯罪率上升抱有忧虑，从而加重了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倾向。就此而言，媒体常常起到了大而无益的作用。

人们对犯罪的看法也已影响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能力，在虐待儿童问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述，有证据表明，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英国乃至其他发达国家的虐童案发生率都上升了。但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案件，大大推高了大众关于这一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这些案件包括对加州曼哈顿海滩市一家托儿所经营者的审判（最终无罪释放），马萨诸塞州的阿米劳特（Amirault）虐童案和迈阿密的斯诺登（Snowden）案。根据多萝西·拉比诺维茨（Dorothy Rabinowitz）多年来在《华尔街日报》对此类案件的详细报道，许多（包括最终被成功定罪的）案件都是被一些躁进的公诉人所推动，并且有可能导致不少冤狱。[18]然而，对这些案件的媒体报道在大众中制造出某种观念，即虐待儿童的事件在美国社会正愈演愈烈。这一看法对父母如何教育孩子的处世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末，每一个学龄前儿童都耳濡目染地接受了一条基本思想，即不要相信任何陌生人。

当人们有了以孩童为对象的犯罪在增加这种认识后，其最终影响是使得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变得更加个人化。在紧密结合的传统社区，帮助孩子走向社会通常是社区的责任之一。即使在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美国，往往是由社区中的成年人而非孩子的父母，对孩子们的不良行为进行监管和赏罚。但随着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区变得越来越缺乏个性，家庭以外的成年人权威逐步下滑。经过20世纪80年代媒体报道对虐童问题的大肆渲染，当父母见到陌生人惩戒自己孩子时，更有可能叫警察来介入而不是把这种事当做社区在合法地行使权威。积极的情感表现也收到阻遏。据说学校老师都不敢拥抱孩子，因为有些这样做的老师被指控为对孩子实施性虐待。[19]

对社会资本和犯罪之间关系的认识，促成了美国警方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对执法措施进行了颇富成效的创新改进。从20世纪60年代起，除了严重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以外，“社会失序”现象（诸如街头涂鸦、街头流浪、搞小破坏这类轻微的违法行为）在几乎每个城市里都在增多。有两种原因推动了社会失序现象的增长，一是轻微的社会越轨行为的非罪化，二是精神疾病患者逐渐采用院外治疗的方法。80年代曾有一度，纽约城的地铁列车几乎被涂鸦覆满。政府当局完全无力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这让人们深感自己的社会已经失控。

在一篇1982年发表的颇具影响的文章中，乔治·克林（George Kelling）和詹姆斯·威尔逊认为，除了通常成为头条新闻的强奸、谋杀和持械抢劫案，警察也应该对社会失序问题抱以关注。[20]他们指出，破损的窗户得不到及时修缮往往会招致犯罪上门，因为这种情况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即邻里街区里的人不关心这里的外在环境，因此对奉行其他类型的规范也会不太上心。克林和威尔逊认为，即使这种办法（译按：指警察对社会失序问题加以关注）不会对严重犯罪行为带来多少改观，但它能让人们对自己的邻里街区有更多好感，从而促进社区建设，提高社会资本水平。

正是由于这样的想法才出现了社区警务，并且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制度已经在美国大多数社区实行。[21]最早的社区警务做法是，让警察走出巡逻警车，走上街头，在那里他们可以同社区民众进行交流互动。更积极的做法是，警察帮助社区的志愿者组成邻里监督组织和体育联盟，并着力解决各种小的社区生活问题，比如派对喧闹或犬吠扰民。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城开始投入大量成本来清理地铁车厢上的涂鸦、驱走原本栖身公园的流浪者，也采取其他一些手段来让民众知晓政府将全面加强执法的决心。早期维护治安的通行做法，正如时任洛杉矶警察局长的达里尔·盖茨（Daryl Gates）所做的那样，只是在出现治安问题而且是重大犯罪事件的时候才派警力深入社区。这样做虽然节省了警力和其他警务资源，但这样做就把巡警同邻里街区分隔开来，也使当局无法获得出自与当地居民的信任关系的警情信息。[22]更加保守的警务部门对这种治安方式表示怀疑甚至不屑，据说这让警察变成了社会工作者，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区警务的好处变得越来越明显。[23]

实际上，美国刑法和执法活动的改变给社会资本带来的巨大影响，超过了我们一直以来的想象。当然，不动用刑事手段解决社会失序问题有许多合理的理由，这些理由立基于尊重个体权利和尊严的美国体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和其他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人认为，对诸如街头流浪这种情况进行刑事定罪实际上是在判定贫穷有罪。根据这一观点，中产阶层人士受到邋遢、散发异味的流浪者的骚扰，或孩子因被无家可归者搭讪而受惊，这些情况并不构成令人信服的、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以此将他们从街头和公园逮捕或驱走。地铁车厢涂鸦，前已说明，是一种无受害者的犯罪（victimless crime）；不喜欢这玩意儿的人无非是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无论是在为弱势者发声的人群和自由派改革人士的眼里，还是在力图遏止谋杀、强奸和吸毒犯罪激增趋势的老练冷酷的警察眼里，被标以社会失序的那些行为，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

然而，长期来看，社会失序实际上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城市的社会资本而言。乔治·克林和凯瑟琳·科尔斯（Catherine Coles）指出，大量调查结果显示，令中产阶层搬出城中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是严重犯罪，而是社会失序问题——每当他们穿过市民公园，都免不了遭到乞丐的纠缠，而且他们也不愿看到自己孩子不得不从情趣用品店旁、从站街女身边走过。[24]当然，也有许多其他原因促使人们逃向市郊，包括种族和学校教育的原因。但放松对小的社会异常现象的管制所带来的最大意外后果之一是，促使人们纷纷离开他们原本居住的城市邻里街区，而这些邻里街区恰恰是由有身份的中产阶层住户所组成，他们有着强烈的意愿来维护社区的行为规范。这种变化在非裔美国人邻里街区和白人邻里街区都有发生，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的种族隔离居住区被废止后，这一变化更加明显。美国许多中心城区，比如纽约的哈莱姆（Harlem）、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Roxbury）以及芝加哥的南区（South Side），居民人口实际上在减少，与之相伴随的是事业有成的住户搬到城郊或者更加安全的邻里街区。[25]留下来的是那些相对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犯罪倾向更强的社区居民，他们占社区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随之则是构成社会资本基础的社区价值观开始急剧败落。轻微的社会失序会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导致许多形式上更危险的犯罪行为，并导致社区瓦解。

20世纪70和80年代，装有门禁的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美国的城郊，它们被许多人视为美国社会缺少信任、原子化和彼此孤立的生动例证，或者说一个“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的美国的生动例证。这些人也不外如是。这些门禁式社区不再像简·雅各布斯所描述的美国小镇那样，人行道上人流如织，或房舍的前廊朝向街面，而是变成，住户晚上回家时要驾车经过安检，下车后径直回到家中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甚至不需要向隔壁邻居打声招呼。不过，这类社区最初兴起的原因并不是有了汽车和廉价的汽油，以及某些社区成员的小肚鸡肠，门禁式社区是力图在院墙内重建曾经存在于城市邻里街区和（城郊居民成长于其中的）小城镇中的（人身）安全环境。如果当局不再设法限制行乞和涂鸦行为，住户只有自己设法实现，并在此过程中把他们自己同广阔社会隔离开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当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有所保障的时候，人们又涌回城市，毕竟城里的生活更加有趣。就此而言，社区警务以及其他虑及社会资本问题的警务创新，在振兴纽约等美国城市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比单纯的犯罪情况统计所能显示的要多。

[1] 在意大利，六十岁以上和二十岁以下的人口一样多。在向低增长变化的情境下，联合国人口署在1997年开始第一次预测抚/赡养率：六十五岁以上受赡养的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比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整个西方世界中，现在的比例为20%（即每五个劳动人口要赡养一个人），但是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在德国会达到60%，在日本为65%，而在意大利则达到令人惊讶的80%。这些预测基于一种假设，即在没有巨额的外来人口涌入的情况下，生育率在即将达到低谷之前会持续走低。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在未来的五十年中，生育率会否突增。然而，对欧洲和日本急剧减少且老龄化的人口预测，并不需要对未来行为做出夸大的假设；它们是源自大断裂时期所形成的生育模式，参见Nick Eberstadt, “World Population Implosion?” Public Interest no. 129(1997): 18.

[2] Jean Fourastie, “De la vie traditionelle a la vie tertiaire,” Population (Paris) 14 (1963): 417-432.

[3] Eberstadt, “World Population Implosion?” p. 21.

[4] Lionel Tiger, The Decline of Males (New York: Golden Books, 1999).

[5] James S. Coleman et al.,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66).

[6] Daniel P. Moynihan, The Negro Family: A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65).

[7] See, for example, Carol Stack,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see also William J. Bennett, “America at Midnight: Reflections on the Moynihan Report,” American Enterprise 29 (1995).

[8] 其中第一次提出该论点的是Elizabeth Herzog and Cecilia E. Sudia, “Children in Fatherless Families,” in B. Caldwell and H. H. Ricciuti,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关于更为近期的观点，参见Michael Katz, The Undeserving Poor: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Welfare(New York: Pantheon, 1989), pp. 44-52.

[9] See the evidence summarized in Sara McLanahan and Gary Sandefur, 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79-94.

[10] Ibid, pp. 24-25; Greg J. Duncan and Saul D. Hoffman,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arital Disruption,” Demography 22 (1985): 485-498.

[11] 译注：福山在这里运用了心理学中沟通分析理论的概念，该理论将人格分为父母、成人和儿童三类独立性态，其中人格的父母性态中又包括“养育型父母”（nurturing parent）和“控制型父母”（controlling parent）两种性态。

[12] 父亲对孩子影响的研究仍缺乏，关于这一点，参见Suzanne M. Bianchi,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Men in Families,”’ Demography 35 (May 1998): 133.

[13] 对这一话题最好的概述之一，参见David Popenoe, Life Without Fath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另见Patricia Cohen, “Daddy Dearest: Do You Really Matter?”New York Times, July 11, 1998, p. A13.

[14] See, for example, Davi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1995).

[15] Robert Putnam, “Tuning In, Tuning Out,” PS (1995).

[16] 译注：《墨菲·布朗》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女主角墨菲·布朗是一名电视台女记者。

[17] Jam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 26.

[18] Dorothy Rabinowitz的文章包括 “Kelly Michaels’s Orwellian Ordeal,”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April 15, 1993, p. A14; “A Darkness in Massachusetts,” WSJ, January 30, 1995, p. A20; “A Darkness in Massachusetts II,”WSJ, March 14, 1995, p. A14; “A Darkness in Massachusetts III,” WSJ, May 12, 1995; “Wenatchee: A True Story,” WSJ, September 29, 1995, p. A14; “Wenatchee: A True Story—II,” WSJ, October 13, 1995, p. A14; “Wenatchee: A True Story—III,” WSJ, November 8. 1995, p. A20; “Verdict in Wenatchee,” WSJ, December 15, 1995, p. A14; “The Amiraults: Continued,” WSJ, December 29, 1995, p. A10; “Justice and the Prosecutor,” WSJ, March 21, 1997, p. A18; “The Amiraults’ Trial Judge Reviews His Peers,” WSJ, April 10, 1997; “Justice in Massachusetts,” WSJ, May 13, 1997, p. A22; “The Snowden Case, at the Bar of Justice,” WSJ, October 14, 1997; “Through the Darkness,” WSJ, April 8, 1998, p. A22; “From the Mouths of Babes to a Jail Cell,” Harper’s (May 1990): 52-63.

[19] June Kronholz, “Chary Schools Tell Teachers, ‘Don’t Touch, Don’t Hug’,”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8, 1998, p. Bl.

[20] James Q. Wilson and George Kelling, “Broken Windows: 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Atlantic Monthly 249 (1982): 29-38.

[21] 关于社区政策的概论，参见Robert Trojanowicz, Victor E. Kappeler, Larry K. Gaines, and Bonnie Bucqueroux, Community Policing: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2d ed. (Cincinnati, Ohio: Anderson Publishing, 1996).

[22] “警察在获取信息时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对公民有一定程序的信任，相信他们会与警察合作。” Ibid, p. 10.

[23] Wesley G. Skogan, Disorder and Decline: 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p. 15.

[24] George Kelling and Catherine Coles, Fixing Broken Window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p. 12-13.

[25] 关于这个过程的解释，参见Nicholas Lemann, The Promised Land: The Great Black Migration and How It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pp. 347-348.

第7章

大断裂不可避免吗

美国的司法体系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不大理会低级别的社会失序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社会资本的损耗，而社区警务的发明又有助于社会资本的恢复，这两方面的事实说明，公共政策对社区的集体价值观而言是把双刃剑，既能损害它也能加强它。那么，大断裂在何等程度上处于社会控制之下，又在何等程度上是大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不可避免的连带后果呢？

当我们谈及某一事物处于社会控制之下时，可能包含两重含义。首先，社会试图直接通过公共政策来塑造发展道路，即，政府当局针对特定预期的社会结果进行规划并实施正式干预。其次，社会能通过非正式的规则和习俗而不是在某一方的正式控制下，从文化上对社会结果产生影响。两种情况常常同时存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用于支持某些文化取向，比如天主教的立法者试图禁止离婚和堕胎。不过它们也常常不同时发生；文化会制约公共政策，或被公共政策所塑造。

哪些社会结果源自深刻的技术与经济变革，哪些又受到宏大的社会控制所制约，理解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两种常见的错误。第一种是左派的典型错误：相信所有社会问题都能通过公共政策来救治。在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开始上升时，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号召社会科学家拿出解决办法。不少学者把前面章节所列的一些问题作为犯罪率上升的根本原因提出来：包括家庭破裂、贫困、缺乏教育，等等。这类看法固然不错，但他们接下来又建议联邦政府尽力扫除这些根本原因，其中一项倡议最终导致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宣战”的计划。[1]然而，这一番雄心不凡的努力却压根没有解决贫困问题，更不用说降低犯罪率了；而且其成本非常高昂，还往往吃力不讨好，并招致选民强烈反对。正如詹姆斯·威尔逊所说，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很不一样，前者致力弄清社会行为深层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原因可以说明显不受公共政策的控制。三十年后的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公共政策已变得不那么野心勃勃而是更加务实。社区警务一类的举措在它自身有限的范围内能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不该有人傻到去相信这些举措能够影响到社会行为的根本原因。

第二种错误通常为保守派所犯，这种错误把不合时宜的社会变迁归因于道德软弱，并认为可以通过足够的震慑手段并诉诸正确的价值观来加以纠正。事实上，人们可以自由地做出道德选择，并且过去四十年中也确实存在大量道德软弱的现象。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根据不同的经济激励条件做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即使有再多的道德说教和文化论争，也不足以令社会变迁的总体方向发生一丁点改变，除非那些激励条件也发生变化。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大断裂在发达国家中如此普遍地发生，它来得又如此突然，并且还大致发生在相同的时期里，这一事实表明其原因既广泛又根本。在本书开头我曾提出，大断裂是19世纪发生的从社区到社会这一转型的升级版本，只是这一次发生于我们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而非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第五章中我们论述了技术变迁——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信息产品取代物质产品，服务业取代制造业，以及医学进步使人们寿命延长并能够控制生育——为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性别角色的巨大转变奠定了基础。

若干年前，人口学家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曾指出，仅凭人类寿命不断增加这一项原因，女权主义革命就基本上不可避免。[2]在1900年时，欧洲或美国的普通女性大概不可能有机会在家庭之外生活：一个女人长到二十二岁上下，就会直接从生养她的家庭转入同丈夫一起建立的家庭；假如女性的预期寿命在六十五岁左右，这就意味着在她最小的孩子离开自己后不久就会过世。到了1980年，女性有三十二年半的时间——其成年后一半以上的时光——不在生养她的家庭里或是抚养自己的孩子中度过。就算一个女人要全身心投入家庭，或假如信息时代没有为女性开辟如此之多的就业机会，她又如何打发这许多额外的时光呢？直到生物技术将女性从生儿育女的必然使命中解脱出来之前，她们为家庭和子女的付出必然远多于男性，这意味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可能与男性全然相等，收入的性别差异也不可能完全被填平。不过差距会缩小，女性也终将更坚定地热衷于就业。

然而，在某些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大断裂的诸多表现，或者说即使有程度也不深，这一事实表明大断裂并非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文化和公共政策在塑造社会规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亚洲的高收入社会——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与其他发达世界构成有趣的对照，因为它们看上去避免了许多大断裂的影响。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大断裂并不是社会经济现代化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深受文化的影响。但文化最终只能延迟而无法阻止大断裂在亚洲社会的发生。

亚洲价值观与亚洲例外论

亚洲价值观的特殊性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出的，他以此来解释亚洲地区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也是为了给他那招牌式的家长制威权主义做合法性辩护。他认为，亚洲文化强调的是服从集体权威、辛勤工作、家庭、储蓄和教育，这些因素都对战后亚洲经济高速且前所未有的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些价值观被认为是盛行于东南亚地区的柔性独裁政权的一项政治构件，而且也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不实行西式民主做出合理性的解释。李光耀还认为，亚洲价值观也反映在，该地区犯罪、吸毒、贫困和家庭破裂的比例都低于典型存在此类问题的美国，也低于此类问题日益严重的其他西方发达国家。[3]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Mahathir bin Muhammed）也宣扬了亚洲价值观具有优越性的观点。

随着1997年开始的亚洲经济危机的到来，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主张在太平洋两岸就没有什么极富热情的复述者了。显然，亚洲价值观没能帮助该地区所有国家避免在长期或短期经济政策上犯错。经济危机之后的衰退导致许多亚洲国家的国民财富大幅缩水，最多达到一半（以美元折算）。由于亚洲价值观的合理性主要建立在经济表现上，因此增长的停滞就足以导致这一说法从整体上站不住脚。[4]

不过，即便亚洲价值观与经济成功不像李光耀和马哈蒂尔所说的那样存在明确的联系，一部分亚洲价值观确实迥异于西方价值观。纵然亚洲社会彼此差异很大，但仍从总体上代表了某种不同的针对经济现代化的社会调适（social adjustment）模式。接下来的讨论重点将针对经合组织中的两个亚洲成员，即日本和韩国，不仅由于有关它们的资料最为详尽，并且由于二者在价值观和社会模式方面比较接近、同时又不同于西方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家。

日本和韩国在众多方面都与西方不同。[5]两个国家的犯罪率同欧洲特别是美国相比低很多。在日本，各类犯罪在过去四十年中实际上都减少了（见第二章和附录）。战后韩国比日本更容易出现政治暴力事件，韩国人以其好斗倾向有时被称为“东方的爱尔兰人”。该国犯罪率在1982年有所上升，这明显与“光州起义”和全斗焕治下的政治压迫有关。不过，总体上韩国的犯罪水平一直以来很稳定。这两个国家的低犯罪率就事实本身而言，挑战了所有认为城市化和工业化不可避免要激发更多数量的犯罪行为的一般性理论。

两国在核心家庭的稳定性方面也是如此。过去四十年，两国的离婚率都有所上升，但都没有经历像西方国家在1965年之后所出现的家庭破裂激增的情况。核心家庭稳定性也明显表现于两国的非婚生育率都非常低。

我们还不清楚是什么造成这两个国家的低犯罪率。可能二者情况不同，答案也不一样。日本社会倾向于通过一张由非正式的公共规范和共同义务织成的网来抑制社会越轨，韩国则一直更倾向于运用赤裸裸的国家力量来维持秩序。即便韩国在1987年实行民主化后，但只要出于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警察机关的权力就不会被削弱。

两国核心家庭相对更加稳定的原因比较清楚，似乎是与两国中妇女的地位有关。尽管日本和韩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在稳步增长，但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仍是垫底水平。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也包括东南亚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呈M曲线态：年轻女性往往从事轻工业和服务业工作，但到了二十多岁就退出工作、结婚生子，直到把孩子抚养成人才重新就业。

与日本和韩国的女性劳动就业程度较低相一致的是，两国社会中女性相对男性的收入比也较低。这一比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持续增长了一段时期，日本在该比率上的表现值得注意，它不仅明显低于所有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而且在从1970到1995年这段时间里增长幅度也很小。[6]日本大量的女性就业都是临时性的，或者表现为某种不充分就业，比如大批年轻女性的工作就是站在商场门前或电梯门口迎来送往。

日本和韩国的劳动法一直对男女区别以待。这在西方被称作性别歧视，但在亚洲却常常被视作保护女性的一种做法。在日本，1947年颁行的《劳动标准法》禁止年满十八周岁的女性每周工作超过6个小时，或是在假日和晚间上班。若按照日本员工出了名的工作狂特点来看，这样做实际上令女性无法全职从事大多数工作，也将她们摒除在终身雇佣制之外。1986年颁行的《平等就业机会法》解除了对企业管理者和某些白领职业的这方面限制，但由于日本女性做到管理层的数量很少，这一变动所造成的实际影响也很小。[7]直到1997年日本才立法解除对女性从事蓝领工作的限制，而该法令直到三年以后才正式付诸实施。[8]

尽管上述法案在日本和西方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存有歧视，但不能确定说大多数日本女性也这么认为。一次又一次的民调结果显示，多数日本女性都表示愿意在结婚生子后放弃工作，只有当孩子长大以后才考虑重返职场。[9]她们也不像西方女性那么在乎自己收入没有男性高的事实。因此，由性别造成的劳动分工似乎体现着某些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并不会仅仅因为劳动法案的变动而消失。

韩国的情况大致与日本相似，但在发生时序上略晚于日本，因为其工业化起步较晚。韩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963年的34.4%增长到1990年的40.4%，但还是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同日本女性一样，韩国女性往往会为养育子女而退出就业。在该国战后的军政统治下，韩国工人总体上所受的保护不如日本，职场中歧视女性的现象普遍存在。军政统治结束后近一年，即1988年，《就业平等法案》颁布实施，该法案规定了同工同酬的原则，并禁止其他形式的歧视劳工行为。[10]不过韩国的女权主义者抱怨劳动部没有充分执行这一法案。同日本一样，韩国也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女性在抚养子女期间不愿意同时工作。

另一方面，日本和韩国跟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又一不同点在于，在这两个亚洲国家，制造业仍占GDP很大比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包括亚洲和西方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基本上都是男人的职业[11]，它也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才遭遇70和80年代曾发生于美国锈带地区的“空洞化”（hollowing out）。正如表5.1所示，日本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只是有轻微的减少，从总就业人口的26.0%降到23.6%，而相比之下，美国在20世纪70—90年代制造业就业人口减少要明显得多，从25.9%降到17.5%。这也许可以为女性的相对收入为何没能以更快的增长速度赶上男性提供进一步的解释。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日本的经济同西方国家一样经受了出口制造业衰落和技术取代工人的压力。90年代后期的经济衰退带来了日本产业结构迅速向服务业转型，其与人口数量的减少一道导致其后大量女性就业者的出现。

在讨论西方社会核心家庭破裂原因时，节育技术与女性收入的提高一道被当作一项在改变男性责任规范方面发挥了相当作用的因素。有趣的是，直到1999年，日本还没有完全准许避孕药的使用。节育的主要手段仍是人流手术（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免费为女性实施）、避孕套和安全期。不过，即使堕胎在日本要比在西方容易得多，它仍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佛教和神道教都不允许堕胎，日本寺庙有相当数量的法事是为超度堕胎婴灵而做）。[12]故而西方社会的那种性事不再受生育负累之牵扯的现象未曾同等程度地发生于日本。

日韩两国女性越是有可能为生儿育女而退出工作，她们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可能性就越有限，性与婚姻之间的联系在这两国也越是紧密，这些都充分说明为何日韩两国的核心家庭更具完整性。两国的女性基本上不会认为自己是某些西方女权主义者所嘲讽的“生育机器”。两国孩子在国际学生测试中的优异表现也与他们的母亲在其教育中的付出有关。但另一方面，她们的职业发展机会相比西方女性来说则有限得多。日本和韩国的婚姻远比美国的婚姻要稳固，但婚后感情有可能也较为冷淡。[13]

当我们把目光投到日韩以外的亚洲地区，会发现截然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几乎令大多数有关经济现代化如何影响家庭生活的一般性理论失效。比如，在马来半岛和印尼大部地区，穆斯林马来人在20世纪前半叶的离婚率高得惊人，反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明显下降，直到70年代才降到低于西方国家离婚率的水平。[14]前工业时期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是伊斯兰世界一夫多妻制和离婚约束相对较少的产物。在20世纪的欧洲，并未同样出现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婚姻稳定度的提高。

我们尚无法断定日韩两国女性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会一直比西方女性少。由于生育率的陡然下降，日本已面临着劳动力储备萎缩的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首次遭遇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如果生育率不出现意外的增长，日本的总人口数会在21世纪初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率减少。该国人口的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对退休人口的比例的下降，将给未来的社保带来巨大的包袱，这种情况已经制约了日本走出1998—1999年的经济衰退的能力。缓解此问题的办法之一是招募更多的外国劳动力，但日本国内对此的抵制甚为强烈。另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则是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职场，鼓励她们不仅在婚前并且延贯其一生都能参与工作。对这两种选择，日本的决策者似乎更青睐后者。若真如此，日本家庭的稳定性恐怕就要降低，日本将遭遇的社会问题也就跳不出西方社会所经历的。[15]

文化高于一切？

日本和韩国在抵挡大断裂方面至今的表现，证明了文化对经济选择的影响力。两国都表现出对传统的女性角色强烈的文化偏好，它们都保留了对男女实行区别对待的正式法规，这些法规使女性进入职场的可能性更小。特别是在韩国，儒教文化给予父权家庭以广泛的支持。在欧洲，文化的影响同样巨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们家庭结构的变化率与众不同。（不过，有趣的是，尽管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在欧洲相对较低，但其生育率却是垫底水平。有人怀疑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虽然据我所知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猜想，但有可能的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女性不能通过离婚占据主动，就会代之以少生孩子。）天主教令这些国家的家庭完整状况强于北欧（至少形式上如此）。[16]德国和荷兰，天主教信徒众多，在国际比较中，其家庭完整状况一般低于意大利和日本，另一方面又高于英语国家和北欧诸国。

当然，人们会说，文化和公共政策对塑造职场和家庭规范的作用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大，且可与技术的影响相比肩。19世纪晚期大量出现的诸如秘书和打字员一类的工作岗位，今天被视为传统的女性工作，但女性进入这些工作岗位也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她们及其家人都首先要说服自己这样做没问题。一般来说，男人的上肢力量明显强于女人，但不能仅凭此就把女性拒于体力劳动岗位之外。在二战时期的美国和在前苏联，出于政府需要，女性被输送到传统上是男性领地的重型制造业和农业岗位上，她们的表现无懈可击。因此，有待回答的问题就是：去工业化以及就业岗位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就一定对女性有利，或者说，男人发现自己在蓝领工作上更擅胜场这一事实也不过是历史不经意的偶然结果？各国难道不能设法保护他们免受技术变革后果的影响，如试图保住作为一家之长的男人的饭碗，就像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所做那样？

因此，要厘清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诚非易事，二者之间的相互牵连也异常复杂。文化至少在决定规范以怎样的速率发生转变上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则能对技术领域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变易社会关系加以控制。日本卫生部门的官员使出浑身解数让避孕药品的合法化拖后了三十余年，就是其中一例。先是北欧诸国，继之以英语国家，立法为无过错离婚大开绿灯，但这并不构成这些国家离婚率高的原因，而像意大利和爱尔兰这样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由于不存在合法离婚，从而减慢了家庭走向分裂。美国的某些州在20世纪90年代立法允许所谓的契约婚姻（covenant marriage）的存在，新人可以选择订下难以破除的婚姻契约。这种新举不会把离婚率降到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但它能让夫妻双方将附加的约束施于自身，从而为某些婚姻增加稳定性。

重塑社会秩序

我们将来如何重建社会资本的问题依旧横亘在前。文化和公共政策使社会能多少对大断裂的发生速度和程度有所控制，但要解决在21世纪初人们如何建立社会秩序，这并非长久之计。日本和某些天主教国家比北欧国家或英语国家能更长久地持守传统的家庭价值观，这使它们能减省某些社会成本（而后者不得不付出）。但难以想象它们在接下来的几代人中还能维持这种坚守，更不用说重建像工业时代的那种核心家庭；其中，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养育子女。就算能够做到如此，这样的成果也不可取。

我们似乎陷入某一窘境：退路已被截断，而往前则似乎必然导致社会失序和社会原子化的日益严重。难道说，这意味着当代自由社会注定要走向道德滑坡和社会无序愈演愈烈的境地直到崩塌？难道真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这样的启蒙时期批评家所说的那样，这种混乱失序恰是以理性替代传统的努力所招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我看来，答案为否。原因也很简单，人类天生就会为自身计而创设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规范丧失的状态——涂尔干称之为失范——引发我们强烈的不适感，于是我们试图建立新的规则取代业已朽烂的旧规则。如果技术发展令某些形式陈旧的社区难以为继，我们就会找寻新的形式，会发挥我们的理智来商讨达成不同的约定以因应我们的基本利益诉求和情感需要。

要明白我们目下的处境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令人绝望，我们需要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层面对社会秩序自身的起源加以研究。许多关于文化的讨论将社会秩序视为一组从先代传承下来的静态规则。如果你身陷于一个社会资本或信任度低的国度，只会令你对此一筹莫展。显然，公共政策扭转文化的能力相对有限，并且要打造上佳的公共政策也得对文化的局限抱有清醒认识。不过文化是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它不断接受改造，不是被政府改造，就是被构成社会的成千上万的分散个体之间的互动所改造。尽管文化的演进不及正式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演进那么迅速，它也必得适应环境的改变。

我们发现，秩序和社会资本存在两大基础以为支撑。一是生物学基础，它出自人之天性。生命科学近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其累积效应已重构了那些经典认知，即人存在一定天性，这些天性使得人是社会和政治的生物并有充分的能力建立社会规则。从某种意义上看，此类研究并不比亚里士多德高明多少，但它令我们对人类的社会性本质有了更清楚的把握，知道哪些天性根源于人类基因，哪些则不是。

第二项社会秩序的支撑基础是人之理性，以及理性的那种天然自发能解决社会合作中诸问题的能力。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社会资本的能力并不能解释社会资本如何在特定环境中生成。能创制出特定的行为准则的是文化而非天性，而在文化范畴里，我们发现，秩序时常是个体间协商、论辩和对话这类横向过程的结果。秩序的施行不必从上至下，也不必由立法者（用今天的话说是国家）或宣示神谕的神父来推行。

不管是天然的还是自发的秩序，都不足以形成构筑社会秩序所需的全部规则。它们需要等级化权威（hierarchical authority）来补充，以起到关键的接榫作用。但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处于分散状态的个体一直持续不断地为自身创造着社会资本，并努力适应了技术和经济的重大变革，那些变革比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于西方社会的变革还要大。并且，我们将看到，今天人们在大多数高科技性质的工作场所的核心部门，正继续创造着社会资本。

因此，有必要对社会秩序的两大主要基础进行考察，即人的天性和自组织的自发过程。

[1] 参见Jan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in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revis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2] Kingsley Davis and Pietronella Van den Oever, “Demographic Foundations of New Sex Rol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8 (1982): 495-511.

[3] See, for example, Fareed Zakaria,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73 (1994): 109-127.

[4] See Francis Fukuyama, “Asian Values and the Asian Crisis,” Commentary 105 (1998): 23-27.

[5] 日本和韩国已经历了社会规范的变迁，即社会规范在某些方面变得同西方世界类似。比如说，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在1981—1990年间，两个国家的人民对主要机构（从政府开始）的信任度降低，这一点对于日本来说并不惊讶，它经历了一系列的丑闻，而对于韩国而言，它的民主机构并不完善，到1990年只有三年的历史。在日本，人们对教堂、军队、教育和法律系统、工会和警察的信任度降低了，而对媒体、议会（非常少）、公务员和大公司的信任度则上升了。在韩国，人们对除了工会以外的所有机构的信任度都降低了。就如在西方世界一样，在机构成员身份方面的趋势是不确定的，它在日本略微下降，而在韩国则有所上升（尤其是在宗教团体成员身份方面）。在这两个国家中，尤其是在日本，生育率在过去一代人之中急剧下降。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多世同堂的家庭结构变成了核心结构（这个过程在日本远远早于韩国）。在亚洲和西方，家庭结构的变化比较相似，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包括工作场地和家庭的分离、在组织机构中接受教育以及孩子更容易获得经济资源。参见Arland Thornton and Thomas E. Fricke,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West, China, and South. Asia,” Sociological Forum 2 (1987): 746-779.

[6]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mployment Outlook (Paris, July 1996), 以及个人通信。

[7] Marguerite Kaminski and Judith Paiz, “Japanese Women in Management: Where Are The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3 (1984): 277-292.

[8] Eiko Shinotsuka, “Women Workers in Japan: Past, Present, Future,” in Joyce Gelb and Marian Lief Palley, eds., Women of Japan and Kore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drew Pollack, “For Japan’s Women, More Jobs and Longer and Odder Hours,”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97, p. Dl.

[9] Shinotsuka, “Women Workers,” p. 100.

[10] Roh Mihye, “Women Workers in a Changing Korean Society,” in Gelb and Paley, Women of Japan.

[11] 事情并不总是这样。在西方、日本以及当代亚洲，轻工业（比如纺织业）已经成了雇佣年轻妇女的主要行业。参见Claudia Gold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Female Earnings Functions and Occupation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1984): 1-27.

[12] Miho Ogino, “Abortion and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The State of Japanese Women, 1945-1991,” in Gelb and Paley, Women of Japan, pp. 72-75; see also Naohiro Ogawa and Robert Retherford, “The Resumption of Fertility Decline in Japa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1993): 703-741.

[13] Ronald R. Rindfuss and S. Philip Morgan, “Marriage, Sex, and the First Birth Interval: The Quiet Revolution in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9 (1983): 259-278.

[14] Gavin W. Jones, “Modernization and Divorce: Contrasting Trends in Islamic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est,”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3 (1997): 95-114.

[15] 有证据表明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了，参见Maryjord and Kevin Sullivan, “In Japanese Schools, Discipline in Recess,”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1999): Al, A22.

[16] 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天主教国家，家庭作为正式和合法的机构保持得相对完整，但男人同时会有情人或是女友。尽管这种状况有些伪善，但是相对于像有请教徒传统的美国所实行的时间序列上的一夫多妻制而言，在保护家属的合法权益方面，它起着更大的效用。

第二部分

论道德的谱系

第8章

规范从何而来

蹭车族

我家住在华盛顿特区的郊外，离家以南几英里远的地方，每个周末的清晨都会重复上演同样的一幕奇事。[1]在弗吉尼亚斯普林菲尔德的基恩老磨坊路（Old Keene Mill Road）和布兰德街（Bland Street）的交角处，鲍勃家餐厅外，一些人在早高峰时间等待于此，排成一列。有车路过停下，两到三位通勤者钻进车里然后一路向北去往华盛顿市中心。到了晚间，这样的事情照例发生，只不过反过来，满载陌生人的车辆从城中心返回，然后将乘客放下，这些乘客再驾驶自己的车辆各自回家。

照此分享车辆乘坐资源的人们称自己为蹭车族（slug）[2]，这种做法始于1973年，彼时政府为应对石油危机，宣布95号州际公路从南郊到哥伦比亚特区路段的内向车道为HOV-3专用道。HOV代表“高乘载车辆”（high-occupancy vehicle），这意味着在高峰时期，每辆在此专用道上行驶的汽车都必须至少乘坐三名乘客。众所皆知，95号州际公路是华盛顿地区最拥挤不堪的干道。有了高乘载车辆专用道，司机和乘客的往返路程所用时间都能减少四十分钟。

多年来，蹭车族业已摸索出一套周密的规则。人和车都不能插队，乘客有权拒乘某辆车，车上不许吸烟和换钱，按照蹭车的规矩，车上聊天不能涉及容易挑起事端的话题，比如性、宗教和政治。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在过去三十年中，只出现过两起犯罪事件，都发生在黑蒙蒙的冬日清晨，只有少数人排队等候的情况下。从那以后，没人会让一个女人孤身等在蹭车的队伍中。

蹭车族实际上创造了社会资本。他们在合作规则上达成一致，这能让他们节省一些上班时间。蹭车族的文化有意思的地方恰在于并非有人刻意营造它。既不是政府部门、历史传统也不是卡理斯玛型领袖最初制定下在哪里碰头以及如何行事的规则：它仅仅出于通勤人员希望上班能更快捷的欲求。当然，政府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蹭车族的存在。没有对HOV-3专用道的强制规定，人们不会形成这样的做法；又如果政府听从某些人的建议，把必须至少3人同乘的规定改为至少2人同乘，上述的蹭车现象也会立马消失。蹭车的做法是在一定生态小环境中自发形成的，是政府强制措施以及人们在上班问题上为争取个人利益而自下而上形成的一点社会秩序的合力结果。

关于蹭车的做法，还有几点可以指出。尽管没有人刻意创立这种做法，但这一做法也不是在哪里都会出现。华盛顿地区有很多邻里街区就很难形成这样的现象。有些邻里街区对人们来说在街头等车过于危险，而有些地方的住户流动性太强或者文化差异过大而无法就规则达成一致。蹭车族愿意坐进素不相识的人的车里——如此之信任他们——是因为，正如一位蹭车族所说，“他们是政府雇员……他们不是坏人”。[3]

规范的体系

蹭车族现象看似与本书第一部分所论及的犯罪、家庭破裂和信任这类事情遥不可及，但其实彼此相关，因为通过它们可以看到社会资本如何形成。社会资本，不像某些时候被描述的那样，是代代相传的珍稀的文化财富——一种一旦丢失就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相反，它随时被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所创造。它不仅在传统社会中生发，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个体和组织日复一日地积累。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组织管理结构的扁平化以及网络普及取代科层等级来重构商务关系，社会资本已变得愈加重要。

蹭车现象的启示性在于，它以一个小的案例（有限但却有效）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如何自下而上地演化出来。它的运行模式与多数人对社会秩序的理解相左。在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人们很可能会说秩序的出现是因为有人将其加之于社会。作为现代政治思想奠基人之一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指出，人的自然状态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斗争，为了避免这种无序，需要国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利维坦（Leviathan）来施加秩序。也正因此，很多人不喜欢社会秩序这一说法所蕴含的意味。尤其是对美国人，它听上去有点专制和恫吓的味道。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感到前路将通向失序，就容易成为霍布斯主义的拥趸。如果人们是对“完全自由市场”的效力心存怀疑的进步派人士，就希望由政府以监管机构的名义来施加秩序；如果他们是传统保守派，则通常希望人们遵从宗教权威的律令。

秩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资本如何自发地、非集权式地产生，对这个问题的系统研究是20世纪晚期最重要的智识成果之一。在此领域领衔的是经济学家——考虑到经济学以市场为中心，而市场正是自发秩序的绝佳例子，就不会对这一发展态势感到奇怪。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开展了一项针对他称之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研究，所谓扩展秩序，指的是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能够合作共事的全部规则、规范、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shared behaviors）的总和。[4]尽管哈耶克以反对中央集权、坚持自由市场观点而著称，但他坚信秩序的必要性，他的许多研究计划都涉及探索秩序在缺乏中央集权和等级制的体制（比如国家）之下如何产生。

但自发秩序的概念并非经济学所独有。达尔文以来的科学家业已断定，生物界所呈现的高度秩序不是上帝或其他某位造物主之赐，而是来自较低等生命的互动。正如《连线》（Wired）杂志执行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ey）所指出的，蜂群能完成很复杂的行为，但并非由于蜂后或其他哪只蜜蜂的控制，而是由于每只蜜蜂都遵行相对简单的行为规则（比如，飞向蜜源、避免撞上障碍物、保持同其他蜜蜂的接近）。[5]各种非洲白蚁所筑的机构精巧的蚁冢超过一人高，还有着特有的保暖和空气调节系统，这样的蚁冢绝非人为设计，更非建造它们的这种神经系统简单的生物所设计。凡此种种，在整个自然界，秩序都产生于盲目和非理性的生物演进和自然选择过程。[6]计算机能模拟复杂的行为，这一过程的实现不是通过执行一种详尽周密的程序，对行为的所有方面都进行定义，而是模拟出能够执行简单规则的简单智能体（agent）[7]，然后观察其运行结果。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正是为了研究此类现象——所谓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8]

图8.1　规范的谱系

社会秩序常具有等级性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有必要看到，秩序的产生可以有一系列的来源，可以是各类存在等级、权力集中的政权，也可以来自彻底非集中和完全自发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图8.1展现了这些来源的连续谱系。等级制也有多种表现形式，从超凡的（比如摩西带着上帝传授的十诫走下西奈山）到世俗的（比如老总向员工传达一条关于管理客户关系的新的企业精神）。自发秩序也同样有各种来源，从自然力不自觉的相互作用（例如下文将要谈到的乱伦禁忌），到律师之间高度结构化的对地下水使用权的谈判。总体而言，自发产生的规范往往不太正式，它们不形诸文字或出版物，而由等级制的权力来源所形成的规范和规则往往采取成文的法律、规章、条例、教典形式，或是采取行政部门组织机构图的形式。某些情况下，自发秩序和等级制秩序二者间的分野不是那么清楚。比如，像英国、美国这样的英语国家，习惯法（common law，也称普通法、不成文法）经过无数法官和辩护律师之间的互动而自发形成，但同样为正式司法体系所认可，具有司法效力。

除了将社会规范按照从由等级制产生到自发产生的谱系排列，我们还可以叠之以另一条谱系，两端则是作为理性选择产物的规范和由社会传承而来的、起初是非理性的规范。以这两条谱系为轴构成一个四分象限，来考察规范的可能类型，即如图8.2所示。图中所示的“理性的”，仅指可供选择的规范项事先经过有意识地商讨和比较。显然，理性商讨也会导致糟糕的选择，致使该选择不能服务于选择者的真正利益诉求，而非理性的规范可能十分有效，比如宗教信仰对社会秩序或经济发展的支撑。

图8.2　规范的体系

理性和非理性的分野，在很多方面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边界相一致。社会学归根结底是一门致力于社会规范研究的学科。社会学家认为，人在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要实现自我社会化，并担当起一系列的角色和身份——天主教徒、工人、离经叛道者、母亲、官僚等，这些角色和身份又由一系列复杂的规范和规则所规定。通过强行限制人们对其生活进行种种选择的自由，这些规范将人群联结在一起，并由他们严格执行规范。母亲应该爱护子女，但如果有母亲像苏珊·史密斯（Susan Smith）在南卡罗来纳州所做的那样，把她的两个孩子置入车内溺死，她所处的社会就会通过正式法律和道德谴责对其进行严厉惩处。

埃米尔·涂尔干认为，社会学胜过经济学的地方在于它能触及人类行为动机的最根本层面。按照经济学家的设定，当人们集会时，会在市场上进行货物交换。涂尔干认为，市场交换需以与经济学无涉的社会规范为前提，即买卖双方应和平协商而不是拔枪相向企图劫杀对方。[9]经济学家关于提高计件工资可以增加工人产出的假说是错误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效用最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本身就是受历史条件约制的社会规范。在某些传统社会，计件工资提高反而会让农民更早收工，因为他们只想挣到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标准就够了。[10]

社会学家对社会规范的重视会让人认为，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差别在于，社会学关注约束条件，而经济学关注自由选择。在一篇广为引用的文章中，丹尼斯·朗（Dennis Wrong）抱怨他的社会学家同事将人的概念过度社会化：如果人的存在只是受制于各种规范和约束，又怎能理解人们自谋生路并成为企业主、创新者和打破常规的人？[11]相反，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立基于人类的行为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模型假设之上，人为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处于重要地位。换句话说，人选择做一件事，是出于某个理性的私利原因。在新古典主义思想的某些版本中，经济学家称，如若人的行为是由因应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做出的一系列相应的理性选择所构成，则内在于人类行为中的社会规则在此过程中所起作用微乎其微。

然而，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经济学家已愈加重视经济生活中规范和规则的重要性。[12]罗纳德·海纳（Ronald Heiner）指出，理性的人类不可能在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做出理性选择。若真能如此，那我们的行为不但会难以逆料，甚至难以开展，因为要没完没了地算计，到底该不该给侍者小费，该不该逃掉出租车费或每个月往退休账户存入多少比例的工资收入。[13][14]事实上，如果规则不能在每种状况下都导向正确的选择，那么人们以简化的规则来付诸行动才是理性的，因为决策过程本身有成本，而且所需的信息常常无法获得或者是错误的。诸如“不要在冲动情况下购物”或者“不要在首次约会就让男人动手动脚”这类自我施加的规则，可能使人们在遇到一生梦寐以求的毛衣或者男友时做出错误的选择，但一般来说，且从长远来看，人们会觉得用简单明了的规则来收束他们的选择更符合其利益。我们将看到，人类在遵循规则方面也似乎存在某种强有力的生物学基础：人们自愿并希望他人遵循规则。自己做不到会内疚，别人做不到则会气愤。

经济学中的整个“新制度主义”分支的建立，都围绕着观察规则和规范对于理性的经济行为如何至关重要。[15]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所标举的“制度”，是指约制人们社会交往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范或规则。[16]他指出，规范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如果缺少规范——如要求人们互相尊重各自的财产权——我们就不得不就每一次交易进行所有权规则的协定，这将既不利于市场交换，也不利于投资以及经济发展。

因此，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一样重视规范。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给规范和规则的起源提供说法时表现出不同的自我认知能力，总体而言，社会学家更善于描述社会规范而不是解释它们如何成为这样的规范。社会学多将人类社会描述为某种高度稳定的状态，比如在纽约的意大利人邻里街区中生活的孩子会在“同辈压力”的社会环境下参与帮派。[17]但这类断言只会引发如下问题，即同辈群体的规范最早从何而来。我们可以溯源到上一两代人那里，但最终还是会发现找不到更久远的有关规范起源的证据。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曾一时流行过“功能主义”流派，它试图为哪怕最匪夷所思的社会规则都寻找出理性的符合功利的理由。比如，印度教禁食牛肉被归因为牛应作为资源被保护起来用作他途，诸如农耕和提供乳品。但这没法解释为何身处同样生态和经济环境的印度的穆斯林却喜吃牛肉，也没法解释在此禁令下新德里的麦当劳店却毫无障碍地从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进口所需的牛肉。[18]

经济学家挺身而出，他们不惮将其方法论运用于分析尽可能广的社会行为诸方面。像人们所知的博弈论这一主要的且发展完善的经济学分支，就试图解释社会规范和规则如何生成。[19]经济学家不否认人类行为受到规则和规范的约制。而人类如何达成这些规范，在他们看来则是一个理性的并且可以得到阐明的过程。

按照稍嫌过于简化的说法，经济学博弈论所基于的理论前提是，我们生于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人作为孤立的、富于私欲和各种偏好的个体，而非丹尼斯·朗所形容的，人作为过度社会化的社群成员（oversocialized communitarians）有着大量社会联系和彼此义务。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同他人开展合作就能更有效地满足大家的偏好，并因此最终协商达成合作规范从而对社会交往进行规约。按照此种说法，人们会做出利他行为，但仅仅是因为他们多少做出过计算，认为利他对自身也是有利的（大概出于认为他人也会相应地做出利他行为）。博弈论背后的数学运算试图以某种正规方式来理解人们从自私自利走向合作双赢的策略。

经济学家对社会规范如何起源的博弈论读解，基本上是对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古典自由主义者在社会源起问题上诸观点的一种极度申发。这些思想家都把社会的自然状态形容为由孤立的、利己的个体组成。[20]霍布斯所说的文明社会，是通过人们相互协商而达成某种社会契约，从而建立利维坦——能够促成秩序并捍卫人们所拥有的权利的国家机器，但它在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彻底实现。虽然洛克在自然状态的看法上较之霍布斯的人人相互为敌说较为温和，但他同霍布斯一样，并没有认定人在家庭之外存在天然的社会本能（social instincts）。而在卢梭看来，原始人的孤立现象更加极端：性行为出于本能，而家庭则不是。社会的出现是后来的事情，通过人们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彼此互动而被创建。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仍然是这一传统的当代继承者的主导思想[21]，包括博弈论者和加里·贝克、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经济学家，他们致力将自己的学科知识推广到对政治、种族关系和家庭等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研究。

图8.3　秩序的来源

如果我们试图把不同类型的规范分置于前述的四象限中，就会得出如图8.3所示的结果。与本章开头所述的蹭车有关的规则，属于理性的、自发产生的这一象限。其规则发展出某种非集中化的形式，但要经过参与者的一些商讨和试错。正式法律，不管是出自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22]，均属于理性的、等级制的那一象限，宪法制定、社会工程及其他自上而下引导社区的努力也都属于此象限。而习惯法的形成，就像蹭车规则的形成，是自发的且非理性的。组织化的天启宗教通常始于某一有等级的来源——事实上，最高等级的权威就是上帝——并且人们信受奉行教规也不是理性商讨的结果。某些民间宗教（比如东亚社会的道教或神道教）和某些准宗教的文化习俗（cultural practices）可能沿着非集中化、非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在现代社会，民间宗教被某种志愿性、会众性的宗派主义所取代，后者更多依赖的是小规模社群的集体信仰而非等级制权威。因此，上述形式的宗教，其规范分属左下和右下象限。最后，那些出于生物学基础的规范必然属于非理性的和自发产生的规范。乱伦禁忌就属于这一类别。最新研究表明，人类的乱伦禁忌，不仅是约定俗成的，还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对与近亲发生性关系的天然反感。还可能存在某些版本的乱伦禁忌，尽管并没有明显的文化上的证据支持。

图8.4　劳动问题的学科分野

最后，还可以把社会科学不同门类分置于同样的象限图中（见图8.4）。经济学，对市场进行研究，主要涉及的是理性规则和自发交换。政治学，对国家进行研究，关注法律和正式的政府体制。社会学非常关注宗教及其他等级制的、非理性的规范，而人类学针对的是非理性的和以非等级制方式产生的规范，生物学领域对此关注也日益增多。上述每一学科显然都已表现出溢出自身所属象限的趋势。如今有了法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政治学者关注起政治文化和其他非理性的、非制度性的政治规范，而经济学家近来开始将理性选择这一强大的方法论组件运用于对人类行为所有方面的分析。

既然我们给出了规范的四大分类，我们便可以回答规范如何产生的问题了。

[1] 该解释基于Lee Lawrence, “On the Trail of the Slug: A Journey into the Lair of an Endangered Specie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0, 1997, p. 1 (“Style” section).

[2] 译注：为区别于本书后面章节常涉及的，也是博弈论和公共政策理论中常说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故将这里的slug翻译为蹭车族。

[3] 尽管“蹭车族”并不是由国家所造就的，但是当哥伦比亚特区警察试图在第十四大街控制“蹭车族路线”时，国家随后就会介入其中。作为回应，弗吉尼亚的众议院提出用立法来保障“蹭车族”的利益。由于等级权威的介入，非正规的规则因此变成了正规规则。参见“Slugfest,”Washington Post, August 2, 1998, p. C8.

[4] Friedrich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5; see also his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5] 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参见the discussion in Kevin Kelly, 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4), pp. 5-7. See also John H. Holland, Hidden Order: How Adaptation Builds Complexit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5).

[6] 这一主题参见Richard Dawkins, The Blind Watchmak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86).

[7] 译注：智能体（agent）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门术语，指能够自主发挥作用的软件或硬件实体。

[8] 关于桑塔菲研究院起源的描述，参见M. Mitchell Waldrop, Complexity: The Emerging Science at the Edge of Order and Chao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9] See 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Glencoe, 111.: Free Press, 1938), pp. 23-27. See also Dean Neu, “Trust, Contracting and the Prospectus Process,”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6 (1991): 243-256.

[10]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0).

[11] Dennis Wrong, “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1961): 183-196.

[12] Viktor Vanberg, “Rules and Choice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n Geoffrey M. Hodgson, ed.,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 1993).

[13] 译注：这里大概特指美国养老保险制度中类似401K退休计划的制度。该计划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实行的一种由雇员和雇主共缴费用的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职工投入月收入一定比例（1%至15%），自行选择由401K计划提供的若干投资选项（比如基金、股市、债券、货币市场等），雇主也相应配以不高于该雇员投入的缴额。另外，在美国，不是每个雇员都享受这种养老保险的待遇。

[14] Ronald A. Heiner, “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1983): 560-595, and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Further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985): 391-396.

[15] 关于新制度主义的描述以及它与旧制度主义的不同，参见Geoffrey M. Hodgso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urveying the ‘Old’ and the ‘New,’” Metroeconomica 44 (1993): 1-28.

[16]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 关于小型团体行为的经典社会学描述见George C. Homans, The Human Group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0).

[18] 关于这一点，参见Adam Kuper, The Chosen Prim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8-99.

[19] 该分支学科开始于John von Neumann and Oskar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New York: John Wiley, 1944).

[20] 关于最初的“自由且分离的权利根基”，参见Mary Ann Glendon, Rights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p. 67-68.

[21] 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讨论以及不公正的批评，参见Kenneth J. Arrow,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Knowledge,”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4 (1994): 1-9.

[22] 一些人可能会质疑，被民主政治程序所传播的法律是否应该被归类于阶层范畴之内，因为根据定义，当民主致力于某种形式的选民平等，并且被很好地落实时，它就能够反映广大共同体的意愿。这里使用的“等级的”一词所指的是法律被颁发和施行的方式，但并不是制定它们的程序。一部基于民主所制定的法律仍然是自上而下传播的，而且伴随着能使它完全施行的国家权力。

第9章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说来也怪，在对规范乃是社会所建构这一观念的信奉上，政治上趋向偏右的经济学家和大体上属于左翼的社会学家走到了一起。不过，他们对这一建构过程的解释方式不同。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一过程是在大抵平等的个体之间展开的理性谈判，而对社会学家来说，它常常是由强者（基于社会阶层、性别、种族或其他身份类别）制定规则并借此支配弱者。但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科学研究被一种假设所主导，即社会规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如果有人想对某些特殊的社会现象作出解释，他必得诉诸涂尔干所说的“先验的社会事实”（prior social facts），而不是生物学或基因遗传因素。[1]社会科学家并不反对，人类的肉身形态由自然塑造而不是后天养成。但所谓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主张，生物学只管辖肉体方面，而作为文化、价值观和规范之源的人类心智，属于截然不同的领域。[2]

后一领域由一系列关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性质的假说所决定。从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到行为主义学派的约翰·沃森（John Watson）和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 F. Skinner）一脉相延的传统认为，人的心灵（心智）最初是一张白板（tabula rasa）或者说处于空白状态，除了具备计算、思维关联和记忆的能力外，别无其他。不管何种知识、习得、联想或其他类似的成年人头脑中的存在，都是在出生后完全靠经验累积才得以进驻人们的心智当中。那些被用来约制我们选择的规则之所以存于心中，要么是一种理性选择（经济学家如是说），要么是孩童时期社会化过程的结果（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如是说）。

然而，从生命科学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尚有欠缺；反而是，人类明显生来具有先在的（preexisting）认知结构和随年龄增长而发展的学习能力，这使得他们能自然地融入社会。换句话说，人类天性中就存在这样的能力。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人性的存在意味着要对文化相对主义进行反思，意味着有可能辨出文化和道德方面普适性的内容，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借之对具体的文化习俗进行评估。此外，人类行为不像相关学科假定的那样（这种假定流行于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是可塑的从而也是可以被操纵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学家那种视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生物的观点，比他们自己那种个人主义理论模型更为确切。而对那些既非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又非经济学家的人来说，一条基本的人性（an essential humanity）就足以证实原本已被老一代社会科学家毅然否认的有关人们思维和行事方式的很多常识性理解——比如男女生来有别，又如我们是具有道德本能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生物。这一看法对于社会资本的讨论十分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社会资本往往被人们本能地创造出来。

相对主义的历史起源

若欲理解恢复人类本性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我们需回顾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思想史。

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信念，认为文化规则具有主观随意性，是不同社会（或社会中的团体）中社会建构的产物，并认为没有普适的道德标准，人们没法对其他文化的规范和规则做出评判。价值观的相对性如今已被灌输给每一个学童，美国社会中对此观念的信奉也根深蒂固。文化相对主义可以一直追溯到尼采、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特别是他们对西方理性主义（唯理论）传统的批判。正如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所述，宽容这一自由主义品德在20世纪缓慢而确切无疑地退化为另一种信念，即基本上不存在理性的根据可以用来做出道德或伦理上的评判。我们今天不再被要求容忍不同，而是被责成为其歌颂，这一变化对于民主社会中各种各样社群的形成具有广泛的意义。

相对主义在美国成为妇孺皆知的词汇，不仅仅是被布鲁姆引述的那些精英思想家致力的结果，也缘于某些特定人类学概念的普及。其中，弗朗茨·博厄斯及其弟子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起到了关键作用。

博厄斯认为，人类群体间能被察觉到的差异——例如，其科技发展水平、艺术和智识成就，甚至也包括智力水平——并非受基因决定，而是教养和文化的结果。博厄斯十分正确地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早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批驳，当时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这样的思想家也主张既有的社会分层是人们能力高下的自然反映，或是像马德森·格兰特（Madsen Grant）那样认为北欧白人是人种进化到最高级的代表。博厄斯最为著名的成果出自对移民儿童头围大小的研究，该研究表明，那些来自欧洲和亚洲“不良”地区的儿童如果能按美国饮食标准抚养，其智力和能力就不会比北欧人差，因此以反移民和优生学措施来保持白种人的纯洁性是被严重误导的。博厄斯赞同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SSM）视人类群体不存在明显认知和心理差异的主张，并极具说服力地指出，美国人和欧洲人试图指摘原始人的文化习俗的做法是不可救药的种族优越感的表现。鲁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为这些观点的普及做了大量工作，并把它们直接运用于与性、家庭和性别角色相关的西方文化习俗研究。

这些专业和通俗人类学的进展在我们心智上打下基础，而纳粹的种族大屠杀则彻底让我们对那种生物学可以解释一切与人类行为相关的事情的观点丧失信任。纳粹分子相信种族有高下优劣之分，为此还毫无忌惮地滥用生物学观点以资证明，这就造成人们对任何形式的视人类行为导源于基因而非文化的论调都会强烈抵制，这种抵制时至今日在欧洲依然很显著。对生物学理论的不信任直接影响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既然社会行为之下并没有某种稳定的人类本性做基础，那么就不存在能对任何特定文化习俗做出评判的普适标准。由此，所有人类行为都被理解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即人们的行为受文化规范的驱动，也正是文化规范塑造了人们的后天行为方式。由于文化行为缺少涵盖面宽的类型，像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这样的人类学家主张，文化人类学必须围绕他所说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展开，即对每个文化系统进行细致的民族志解说，以期把握其复杂性而又避免使之落入某一理论框架的窠臼。[3]

新生物学

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生物学革命源于多种因素。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层面出现的进步最为激动人心，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的发现，带来了一个致力于基因操控（genetic manipulation）的完整产业。在神经生理学领域，对心理活动现象的化学和生理学基础的理解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一个新兴的见解，即人脑不是一台多功能计算器，而是一个具有特殊适应能力的、高度模块化的器官。最后，在宏观行为层面，出现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涉及动物行为学、行为遗传学、灵长类动物学以及演化心理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这些研究表明，某些行为模式远比人们以往认为的要更具普遍性。像我们在第5章中概括指出的，女性往往比男性在选择配偶问题上更加挑剔，这一结论不仅在已知的所有人类文化中成立，事实上在几乎所有有性繁殖的物种中也是如此。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实现交汇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老鼠、果蝇、线虫乃至人类的完整的基因序列图谱被绘制出来后，就有可能操控个体的基因序列，进而直接观察其对行为的影响。

不同于文化人类学彻底的相对主义预设，新生物学的主要观点是，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不像它表面呈现的那么大。正如人类的语言千差万别，但反映出共同的深层语言结构，且都源于大脑皮层的语言功能区，同样，不可胜数的人类文化体现出共同的社会需求，且决定这些需求的不是文化而是生物学原因。当然，任何有水平的生物学家都不会否认，文化十分重要且常常形成压倒人自然本能和内驱力的影响。文化自身——以非生物遗传的方式将行为规则世代传续的能力——也在人类头脑中深深扎根，并构成人类种群进化优势的一个主要来源。但这种文化内容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这一基础限制并引导着作为个体之集合的人群的文化创造力。对那些敏锐的观察者来说，新生物学所要传达的并非生物决定论，而是一种更加平衡的主张，认为人类行为由天性和教养的交互影响塑造。

大体来说，受基因决定的人类行为对社会现象（例如亲属关系或公民社会中人们乐于组团结社的倾向）的影响，需要通过文化的中介，因此，像核心家庭和某些旨在繁衍的基因取向这类现象之间就谈不上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人类那里，许多看似受生物学支配的行为并非命定的驱力或本能，而是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某些特定阶段表现出来的主动学习的倾向。这里，语言又一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基因和文化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学习某种语言的能力看似严格受基因的支配，在12个月左右的幼儿身上显示出令人惊奇的能力，每天都能掌握许多新词。这种能力只能维持几年时间，直到长大都没学过说话的孩子或想学习新语言的成年人，都再也不能发展出同幼儿一般一学就会的能力。对语言结构的掌握似乎也是生来具备的能力；孩子看来不需要经过大人费力的教导就能把握时态、复数形式等语法规则的特定规律。另一方面，词汇本身以及某种语言的大部分句法结构都受文化决定，某些出自一定文化语境的习语所蕴含的全部的微妙含义也只能由该文化来决定。孩子按照何种结构在何时掌握何种能力，这由生物学说了算；但他们所学的内容则属于受文化支配的范围。

乱伦禁忌

有关自然本能如何以某种相当直接的方式塑造了社会规范，最佳的例证之一便是乱伦禁忌。这一禁忌大概为所有社会共同奉守。尽管有这样的普适性，但多年来社会科学家仍认为该禁忌是由社会所建构，实施它的目的在于抑制某种根深蒂固的欲望。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一书中指出，对乱伦的欲望乃是人类最深层、最邪恶的冲动，因此要以绝对有力的社会规范进行管控。人们普遍认为，动物对秽乱之事并不在意，乱伦也是常有的事。按照这一解释，避免乱伦就成为判分人兽的原初的文化行为，它把在文化意义上进行行为传承的智人同完全靠本能支配行为的动物区分开来。如弗洛伊德所说，乱伦禁忌为人类所独有，是人类的发明。

按照罗宾·福克斯（Robin Fox）对乱伦禁忌的权威解释，弗洛伊德的乱伦理论不是他所在年代唯一构成影响的理论。[4]有一位名为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的芬兰年轻学者，发表过一份在多方面都同弗氏针锋相对的理论。韦斯特马克指出，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对乱伦行为有着某种天然的反感，针对乱伦的文化禁忌与其说抑制不如说鼓励了人在这方面的自然倾向。我们不必在这里详述弗洛伊德和韦斯特马克的这场论辩，近来已有多位作者对此做出了详细的梳理。[5]福克斯列举了大量出自当代的证据表明，韦斯特马克的观点比弗洛伊德的更站得住脚，包括来自以色列和台湾地区的几例出色研究都反映出，一奶同胞的孩子很早就对同胞之间发生性关系明显感到反感。[6]那些关于动物以及早期人类混交、乱伦的理论已被证明不确；比如说，乱伦现象在人类的灵长类亲戚中就比较少见。福克斯认为有关乱伦的规范在所有社会中普遍存在，其最终目的是管控幼小的男性同幼小的女性交媾的机会。[7]

针对乱伦的规范通过十分广泛多元的方式形成并发挥作用。阿帕切族印第安人（Apache Indians）视乱伦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对犯禁者施以严酷的惩罚。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调查的（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岛人（Trobriand islanders），对待乱伦则要宽大得多，某些皇室家庭实际上还鼓励这种做法。然而，任何社会都必须有强制发展异族通婚的机制，如此才能让人们脱离生养它的家庭安乐窝，建立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提出的那种社会交换系统（system of social exchange）。[8]

因此，乱伦禁忌就是图8.2所示的规范的体系中非理性的、自发产生的那一类规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规范似乎自发形成于几乎所有人类社会，其形成基础则是人们对乱伦行为的天然反感以及人类群体对规约两性接触和社会交换的需求。看上去它并非源于任何一种具有等级性质的权威，另一方面，宗教和文化给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在不同社会中赋予该禁忌以特殊的形式。[9]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命运

过去三十年里，在生物学和经济学园地里产生了大量彼此滋养的学术交叉活动。[10]然而，生物学和经济学大量共享方法论的现象掩盖了另一事实，即新兴的进化生物学其实质性结论更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人而非经济人假设。换句话说，这一现象可能表明，人天生是政治和社会性生物，而不是孤立、自私的个体。但人的社会性不是那种不分情形的利他主义。纵然人类有着开展合作和创造社会资本的特殊能力，他们还是从保护自身个体的利益出发来做这些事。

进化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同所谓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或者说，他们试图在解释群体行为时依据个体利益而不是反过来诉诸群体利益。[11]过去，许多思想家和社会观察家都把团体当做人类的基本单元，认为人类本性使他们习惯出于更大群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体自我利益。达尔文自己偶尔也说，自然选择可能更多作用于人类种族或生物种群而非个体，许多早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自然选择的主张用于讨论国家和人种间的竞争。[12]最近一项有关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的重要的生物学理论出自英国生物学家怀恩-爱德华兹（V. C. Wynne-Edward），他主张动物有时会出于种群的生存而减少自己的生育机会。[13]

20世纪60年代，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和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对怀恩-爱德华兹的群体选择理论发起攻击，进化生物学也由此展开一场革命，乔治和威廉认为动物世界中所有的利他行为事例都须得从个体行为方的自身利益出发来解释。威廉姆斯提出，群体无法传递基因，而只有个体才能如此。以种群生存为出发点的利他基因如果对携带此基因的个体的生育机会构成威胁，这样的基因很快就会消亡。[14]群体利益必须在足够短的时期内同个体利益保持一致，以便利他的个体有更好的机会将自身基因遗传给后代。

经济学家为解释市场行为而发展出的博弈论，特别是演化博弈理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对某些特定利他主义行为的特征施以数学建模，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对生物学家极其有效，我们也可以选用这一方法并将它拓展运用于分析由相互竞争的个体组成的群体。

尽管生物学和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彼此借鉴，但大量生物学发现又在许多方面瓦解了经济学中的诸多有关行为的假定。尽管对产生任何利他倾向的原因解释最终都可能归诸个体自身利益，但某些形式的利他主义和社会合作能给个体带来足够的好处。事实上，通过精密的社会合作形式创造社会资本的能力恰是人类所拥有的主要优势，这也解释了逾五十亿个体数量的人类何以彻底主宰了地球的自然界。这一过程与人类进化过程相伴随，其结果则是凝于后世子孙身上的基因编码。换句话说，作为这一进化过程实际产品的人，合作倾向已深植于意识结构中，而不必再于每一代人身上重新培养。[15]

由于博弈论认为合作的解决方案常常难以达成，故而经济学家总会惊讶于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合作存在。他们棘手于解释为何有如此之多的人参与选举或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抑或对雇主保持效忠，即便按自利行为的模型来看这样做并不理智。经济学家以外的大多数人会这样解释，即合作容易实现是因为人生来就是社会性的，不需要为了找到与人共事的办法而绞尽脑汁。进化生物学支持后一种主张，并为理解这种社会性何以产生以及如何显露出来提供了更多精确的解释。它展示出规则的形成、对规则的遵守以及对那些破坏群体规则的人的惩处都有其自然基础，也揭示出人们何以具有独特的认知能力，能令他们区分出合作者和欺诈者。

从类人猿到人类

人类的合作行为有其基因基础而非简单地由文化建构，证实此结论最简单的办法可能不是观察人，而是观察与人基因最相似的大猩猩。大猩猩会表现出往往是人类才有的社会行为。荷兰阿恩海姆的伯格家动物园（Burger’s Zoo）圈养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黑猩猩群落，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这里对黑猩猩的行为做了长时间的观察研究。20世纪70年代，这里上演了一场堪称马基雅维利式的斗争。群落里年长的雄性头领耶罗恩（Yeroen）的位置逐渐被年轻的鲁伊特（Luit）所取代。鲁伊特仅靠自己的身体力量无法撼动耶罗恩的地位，于是它与另一头年轻的雄性黑猩猩尼基（Nikkie）结成同盟。但当鲁伊特登上大位后不久，尼基又转而与鲁伊特为敌，并同被废黜的领袖耶罗恩结成同盟，并最终成为新的统治者。在其他黑猩猩看来，尼基并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但雄性头领被赋予的期望之一便是维持领地内的秩序。在这一情况下，鲁伊特的存在就始终是对领袖规则的威胁，于是，终于在某一天，在尼基和耶罗恩的精心设计下，鲁伊特被它俩残忍地杀掉了。[16]

德瓦尔等灵长类动物学家指出，黑猩猩并非靠强悍的身体压服其他猩猩而取得雄性头领的地位。在二三十头数量的黑猩猩群中，没有哪个黑猩猩能靠武力慑服众猩猩，它必须组建同盟，并参与到几乎等同于人类政治的活动中，通过乞求、哄劝、诱骗、贿赂以及威胁等手段使其他猩猩就范。建立同盟需要一套标准的身体姿势和面部表情的表达方式。黑猩猩会以哀求的样子伸手求助，并指着其他黑猩猩大声喊叫，那正是它希望同盟者帮助对抗的对象。在要表达善意或友好时，它们会给其他猩猩梳理毛发，要投降或表示归顺时则把臀部展露给对手。雄性头领甚至得在群落中进行形式上大致公平的分配，作为第三方仲裁以防止可能威胁群落整体稳定性的斗争。

同人类差不多，黑猩猩在争取社会等级上展开激烈的竞争。事实上，黑猩猩群落中社会秩序的达成主要通过支配等级（dominance hierarchy）的建立。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对此解释道：

不夸张地说，处于壮年期的雄性黑猩猩其生活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地位。它绞尽脑汁、坚持不懈、干劲十足且不辞经年累月地付出努力，就是为了夺取并保持头领地位。这些努力会影响它的举止，包括与谁同路而行，给谁梳理毛发，往哪里看，以及搔痒的频率、去往的方向和早起的时间（好激动的雄性头领起得很早，常常急不可耐地碰醒其他猩猩）。所有这些行为不是受一种为暴力而暴力的驱使，而是受一组情绪的驱使，这些情绪由人表现出来时会被称为“自豪感”，或用比较负面的说法即“骄傲”。[17]

如果黑猩猩没有得到它觉得应与其等级地位相匹配的尊重——换句话说，当它们受到轻视时，显然就会愤怒。

黑猩猩有能力组织群体性竞争和群体暴力，以及在雄性间出现抱团的现象，这跟人类十分相似。兰厄姆描述了在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中生活的黑猩猩如何分裂为相互竞争的两派，我们只能用它们分别占据的公园区域中的南部和北部来区分这两派。[18]北派的雄性黑猩猩会四五成群地出来，不仅仅是为了保卫己方疆域，还经常侵入到对方的领土中，有组织地逮住并干掉那些失群的或毫无防备的黑猩猩。屠杀往往血腥，袭击者会亢奋激动、大喊大叫，以此来表示庆祝。最终南派的所有雄性黑猩猩和若干雌性黑猩猩会被杀掉，剩下的雌性黑猩猩不得不加入北派群体。二三十年前，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尔曾指出，出于合作捕猎的需要，人类男性有着形成团结的特殊的心理机制。[19]兰厄姆的研究也揭示出，雄性抱团的现象应有更早的生物学根源，这种现象在人类物种形成以前就已存在。

由于人和黑猩猩之间联系密切，故而上述有关黑猩猩的社会性行为的事例十分有意义。灵长类动物学家如今认为黑猩猩和人类源自一个共同的、与黑猩猩相类的祖先，它们生活于不到五百万年前。黑猩猩同人类的行为模式之近似程度超过其他现存的成千上万的哺乳类物种，不仅如此，在分子层面，黑猩猩和人类的染色体也更加近似。除此之外，虽然有证据表明猴子和猿类也能发展类似文化的东西——即通过基因代代承袭和延续的行为，但无人会认为黑猩猩的社会生活多半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他们不拥有语言这一创造和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工具。[20]

当然，对动物和人类行为做表面化的比较虽然省事但也容易出问题。严格来说人类和大猩猩不同，前者拥有文化和理性，能以一种或多种复杂的方式来调整其被基因所规定的行为。另一方面，灵长类动物学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特定的视角来考察有关人性本质的种种争论，这些争论实际上构成了现代政治理论和当代道德与正义观念的根本。如前所述，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哲学家为现代自由主义提供了思想源泉，他们的政治理论都围绕着他们对人之“自然状态”的看法展开，所谓自然状态，即人们因进入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而发生种种改变、人类文明也由此生发之前的状态。尽管我们缺乏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是怎样情状的直接的经验证据，但也不能说存在于人类的黑猩猩祖先那里的行为就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除非早期的人类同先于他们的灵长类动物以及随后文明已开的人种相比都有很大差异，否则，我们就可以认定，黑猩猩和人类的行为中存在着前后一贯的东西，并且它也存在于人类的自然状态中。因此，霍布斯等哲学家所提出的种种假设有很多可能是错误的。

比如，霍布斯最著名的论断是，人类生活的自然状态被形容为“人人相互为敌”的斗争，导致那时的人生充满了“污秽、贫困、野蛮，且短命”。更加精确的说法也许是，自然状态是“某些人同某些人”的争斗，或者说，起初早期的人类建有原始的社会组织，以此来合作完成事项以及维持族群内的和平。当然，这种和平不时被打破，或是因彼此争夺统治权而在自身所处的小群体或部落范围里爆发内部冲突，或是同其他群体或部落展开对外斗争。基于我们对狩猎采集社会的了解和从史前社会的考古资料那里所得的认知，彼时社会的暴力冲突程度至少不逊于今时社会，尽管社会组织和技术方面有着巨大差异。[21]不过不存在从自然状态—暴力到文明社会—和平的明显转变这回事：文明社会常常被用以组织人群从而以更加组织化的方式对外施行暴力。

同样，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22]中指出，自然状态中的人孑然独立，以至于缔结家庭都不是自然状态。既然人生来就懂得自利（amour de soi），则卢梭所谓的“自尊”（amour propre）与虚荣（拿自己同他人比较）的情感只有在文明产生和私有财产被发明后才会出现。除了同情心外，人类生来对他人没有什么其他感情。

卢梭的上述看法也难说确切。人类天生是群居的动物；对大多数人来说，会带来有病理症状的痛苦的是离群索居而非社会交往。尽管以某种特定形式组织起来的家庭并非自然现象，但血亲关系却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在人类还是非人类物种中都有某些共同的结构。不仅人类，其他灵长类动物也会拿自己同其他同类进行比较。并且，从我们所知的一切来看，黑猩猩会在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承认时感到十分骄傲，被忽视时则会感到愤怒。

当然，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并不一定是要让人们按字面意思把“自然状态”赋予人类进化过程的某一特定阶段，毋宁说“自然状态”是对去除了因文化而附加的东西的人类本性的一种隐喻。但即使在此层面，灵长类动物学研究仍具有启示性，因为它向我们展示出大量的社会性行为并非习得，而是得自人类及其类人猿祖先的基因遗传。

所有这些经典自由主义解释的共同问题在于原初的个人主义假定。换句话说，它们都始自法理学家玛丽·安·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所说的“孤独的权利持有者”这一假设，即个体不具有加入社会的倾向，他们因集体事业走到一起只是为了达成个人的目的。[23]但这不是有关人类天性的唯一可能成立的哲学观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的开头就声称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介于野兽和上帝之间。[24]这一论断是基于对人类会随时随地组成政治性群体的惯常观察，这种政治性群体的特征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结构（比如家庭和村落），要彻底满足人们天然的渴望，它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25]人不可能是神——如果按照启蒙运动中导向马克思主义那一脉的说法，神就是那种能够无限利他的“类存在”（species-being）。但人也不是野兽。人们出于天性自我组织起来，不仅组成家庭和部落，也组成更高层次的团体，他们可形成维持这类社群所需的道德品质。在这一点上，当代进化生物学应该会绝无异议。

[1] 关于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是如何从19世纪达尔文主义的滥用中发展出来的那段历史，参见Carl N. Degler, In Search of Human Nature: The Decline and Revival of Darwinism 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9-83. See also Francis Fukuyama, “Is It All in the Genes?” Commentary 104 (Sept. 1997): 30-35.

[2] 对该模型的批判性表述，参见J. H. Barkow, 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 The Adapted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3.

[3]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chap. 1.

[4] Robin Fox, The Red Lamp of Incest (New York: Dutton, 1983). 另见他的文章“Sibling Inces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3 (1962): 128-150.

[5] 特别是参见Degler, In Search of Human Nature, pp. 245-269; Adam Kuper, Chosen Prim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56-166; Matt Ridley, The Red Queen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282-287.

[6] Degler, In Search of Human Nature, pp. 258-260.

[7] Fox, Red Lamp, p. 76.

[8] Claude Levi-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9] Edward O. Wilson, “Resuming the Enlightenment Quest,” Wilson Quarterly 22 (1998): 16-27.

[10] 关于从生物学寻求模型和证据的经济主义者的举例，参见Jack Hirshleifer, “Economics from a Biological Viewpoi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 (1977): 1-52; Gary S. Becker, “Altruism, Egoism, and Genetic Fitness: Economics and Sociob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 (1976): 817-826; Richard E. Nelson and Sidney G. Winter,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d Robert H. Frank, Passions Within Reason: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New York: Norton, 1988).

[11] 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讨论，参见Kenneth Arrow,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Knowledge,” AB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4 (1994): 1-90. See also Jame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

[12] 卡尔·马克思把人的特性归结为“类存在”，这预设了一定程度的自然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主义指向类整体。

[13] See Vero C. Wynne-Edwards, Animal Dispersion in Relation to Social Behaviour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1967), and Evolution Through Group Selection (Oxford: Blackwell Scientific, 1986). For a critique of Wynne-Edwards, see Robert 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Menlo Park, Calif: Benjamin/Cummings, 1985), pp. 79-82. See also Ridley, Red Queen, pp. 32-33.

[14] George C. Williams, 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A Critique of Some Current Evolutionary Though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15] Jack Hirshleifer指出，大量关于人性的结论来自生物学的新发现，但是他并没有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讨论。Jack Hirshleifer, “Natural Economy Venus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Social Biology 1 (1978): 319-337.

[16] Frans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 Richard Wrangham and Dale Peterson, Demonic Males: Ape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Viol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6), p. 191.

[18] Ibid.

[19] Lionel Tiger, Men in Group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20] 洛克指出，灵长类动物之间的互相梳理毛发所起到的作用同人们之间的简短谈话相似。参见John L. Locke, The De-voicing of Society: Why We Don’t Talk to Each Other Anymo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pp. 73-75.

[21]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Lawrence H. Keeley,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 2.

[22] 译注：福山原文为“the Second Discourse”，指卢梭1755年第二次参加第戎学院的征文所提交的论文，即《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23] Mary Ann Glendon, Rights Talk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p. 47-75.

[24] Politics Book I 1253a.

[25]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这个断定部分基于这样的事实：只有人拥有语言，通过语言人们能够在好与坏、对与错方面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最高形式的德行只能存在于城邦之中。Politics Book I 1253b.

第10章

合作的起源

假若我们认同人类在群体中倾向合作不是简单地出自社会建构或理性选择，同时也承认合作具有天然的或基因方面的基础，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此种基础何以导致合作。如前所述，当代进化生物学与现代经济学始自同样的预设：只有根据个体的利益方可对由个体组成的集体的行为做出解释。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利他行为和社会性行为的产生呢？

首先基于亲属

个体利益导向社会合作的两条基本路径是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亲属选择，又称包容性适存（inclusive fitness），是由威廉·汉密尔顿于1961年提出的一种理论[1]，后来经过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一书而声名大噪[2]。虽然有关社会行为的全部理论都不得不始基于个体的私利，但这种自身利益在于将个体的基因向下代传递，而不是保证生物体自身存活。因此，道金斯指出，自私的不是个体生命，而是基因。汉密尔顿揭示出，亲属间会严格根据他们所共享基因的程度而施以相应程度的互惠互利。父母与子女、亲兄弟姐妹之间有一半的基因相同（同卵双胞胎除外，他们享有完全相同的基因），而堂表亲的兄弟姐妹或姑侄、姨甥之间只共享四分之一的基因，因此人们料想前者发生利他行为的几率要比后者多出一倍。[3]观察研究表明地松鼠能通过筑巢行为判断幼鼠姐妹是一窝所生还是仅仅同出一母，在许多物种中都能观察到类似的表现。[4]

当然，亲属选择一事远非如此简单，只共享一部分基因遗产的亲属既会彼此竞争，也会相互合作。罗伯特·特里弗斯曾指出，父母的利他性有不同的动机，不仅母亲和父亲之间有区别，随着儿女的成长以及他们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父母的利他性也会有不同表现。[5]对于许多物种来说，知道后代是否亲生事关重大，人类也是如此。布谷鸟成功繁育后代要依靠其他那些没法分辨鸟蛋（自产的还是布谷鸟产的）的那些鸟类。人类也只是在DNA测定方法发明之后才能完全确认父子血亲。

因此，人的社会性始于亲属关系；利他性取决于亲属关系的深浅程度。这类结论，就像常言说的，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即使在最严明的法治社会中，也有必要牢记，人们总是有很强的冲动去给予亲人特别照顾和私心偏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父母和子女之间会产生那么可观的单向资源输送，以及在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中为何会有那么大量的新兴企业往往始于家族企业，且常常依靠那些不计报酬的亲戚。这也解释了当你住在疗养所需要人看护时，为何连最亲密的外人都可能通不过疗养所测试而你的母亲可以。许多不太显见的社会结果也可依此得到解释，比如，只有极小一部分凶杀发生于血亲之间[6]，以及前面引述过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虐童案件发生率的增高是因为继父母的大幅增长。[7]

互惠利他

尽管社会性可能始自亲属关系，但显然自然界中的非亲属间也会发生利他和合作行为。上一章开头列举了黑猩猩相互合作的例子，比如发动袭击以夺权的雄性黑猩猩团伙，主要参与者之间彼此没什么亲属关系。这类例子还有许多，比如吸血蝙蝠会喂养非亲生的后代，狒狒会保护狒狒群中的其他幼崽。[8]利他性联结也存在于不同物种中，就如清洁鱼（cleaner fish）同被清洁的鱼之间的关系。[9]人类学家十分清楚，在人类的不少社会中，所谓的亲属关系实际上很牵强。中国的一个宗族，其成员认定他们之间彼此有亲属关系，其实要找到一个共同的先人可能要上推十几代。[10]不过他们还是像有很强的亲属关系那样寻求合作。

除却亲属选择，第二种被广泛认同的社会行为的本能是互惠利他。[11]生物学理论中有关互惠利他的表述大举借鉴了经济学和博弈论，以说明被自私的基因所支配的个体之间何以达成互惠，其中特别用到了罗伯特·艾克塞洛德（Robert Axelrod）用以化解囚徒困境的重复策略。[12]

博弈论提出了如下与合作有关的问题：理性但却自私的施事者何以达成使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合作规范，何种情况下他们会为获得更多特定的个人回报而背弃合作解（cooperative solution）？博弈论的经典议题被称为囚徒困境：比方说，山姆和我皆为狱囚，我俩商定了一个越狱计划，前提是我们得彼此合作。若我依计行事而山姆向狱警告发我，那么我会遭严惩而山姆受奖励，反之亦然。如果我俩相互告发，那谁也讨不到好，如果我们都坚守原初的约定，则都将获益。然而，我认为山姆背信弃义的潜在风险是存在的，而我背弃他则会受到奖励，所以，最终我俩都决定告发对方。尽管合作会双赢，但被人出卖的风险使得合作难以达成。

囚徒困境游戏对参与者来说很麻烦，因为参与双方都选择背信弃义这一解决方案，构成了博弈理论家所说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于己而言，这是最有效的策略：这样做会避免你因为信守约定而最终落得自己受骗而彼方却以告发获赏的结局。同时也给你提供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机会。尽管对个人来说，背信弃义是比合作更好的策略，但如果把参与双方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纳入考察——经济学家称之为社会最优结果（socially sub-optimal outcome），这样做的后果就会很糟。问题是，个体参与者如何方能达成合作。

在一次性的囚徒困境游戏中，参与者只见一次面，他们没有提前制订详密的策略以达成确保合作实现的承诺，因此也就未能形成合作解（事先的承诺不会解决囚徒困境，它只是把问题转化为参与者如何在事先表达其承诺并令对方相信）。艾克塞洛德组织了一个与策略有关的赛局，比赛中，同样一群参赛者被迫重复与其他参赛者进行互动，借此他展示了合作解如何从中形成。[13]遵循简单的“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策略，参赛者对合作者报以合作，对背叛者报以背叛，在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中，每一位参赛者都最终认识到，从长远计，合作策略比背叛策略能带来更高的个人回报，从而达成理性最优。

一报还一报能够破解囚徒困境其实可以不必按博弈论来理解。当面对一个素未谋面且后会无期的人，人们在选择是否信任他时自然会小心翼翼，因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去信任。另一方面，人们在重复互动中会形成自己的声誉，或是诚实可靠或是阴险狡诈。[14]人们会对后者避犹不及，而前者则能吸引人们与之共事。当然，仅凭前事难料后事，今日的合作者明天就有可能发生背叛。但就算我们辨别合作者和背叛者的能力不足，它也会给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能力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在艾克塞洛德赛局的成果发表后，博弈论又获得了长足进展，涌现出许多其他优于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它们历经时间考验，被证明也是可靠的。但艾克塞洛德的基础性洞见提供给我们大量关于各种情况下信任如何产生的知识，从狩猎社会男人学着共同捕猎，到现代社会的企业向顾客兜售自己的产品。关键在于互动（interaction）。假如你明知要与同一群人共事很长一段时间，也知道人们会记住你诚实或欺骗的表现，那样的话，老老实实才是符合你自身利益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某种互惠的规范得以同时产生，因为此时名声成为一种资产。穴居人不会忘记履行将大象（乳齿象）赶出森林的责任，不然第二天就会面对同伴的怒火，医药公司会以最快速度将有质量问题的药品撤出货架，因为它们不想自己产品质量的声誉蒙尘。

艾克塞洛德“一报还一报”的重复策略，是理性的行动者惯常使用的策略，如果他们能在群体生活的经验基础上学会如何合作，则常规做法会形成某种文化上的产物（cultural artifact）。不过，这一博弈过程也能由非理性行动者（比如动物）以下意识的互动来进行，学习的过程也不是采取文化的形式而是遗传的形式，即奖励合作者惩罚背叛者的基因设定。或者说，非亲属关系者经过久而久之的利益交换，繁殖成功率要强于那些背叛者，以至于互惠利他原则被编码到控制社会行为的基因中。

互惠利他原则最有可能出现于那些经历过持续互动、寿命相对较长、能根据许多微妙的信号区分合作者和背叛者的物种。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详细说明了人类中互惠利他主义的种种机制如何形成：

在我们近期的进化史中（至少最近五百万年来），存在某种强有力的自然选择，使我们的祖先发展出各种形式的互惠活动。我的这一结论部分是出于构成人们与朋友、同事、熟人等之间关系基础的强烈的情感系统（emotional system）。人们在遭遇危险（比如发生意外事故、抢劫或遭到袭击）时通常会相互帮助……在更新世（Pleistocene）乃至以前，类人科动物就已具备发展出互惠利他原则的先决条件：例如，寿命足够长、相对群居、生活于小范围且相互依存的社会群体中，长期受父母照料以至于同近亲形成广泛的联系。[15]

当然，上述只是一种“假设的”故事，时常被社会生物学家批评为杜撰。但人们有必要追问，为何所有存在于人类情感系统中的诸如愤怒、自豪、羞愧和内疚等情绪会在囚徒困境一类的境况下，对那些表现出诚实与合作或表现出欺骗和破坏规则的人做出反应。

其他一些进化人类学家也已指出，捕猎对于男性和人类的社会性的形成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大型猎物的捕猎活动为社会性的形成提供了动机。在狩猎社会中，比起植物性或昆虫幼虫一类食物，肉食的共享更容易发生于核心家庭之外的层面，原因不言而喻。要捕杀大型动物，需要几个男人通力合作，然后每人都得到一份合理分配的收获。并且，单个家庭消受不了猎物所提供的全部动物蛋白质，肉类又没法储藏，于是就会鼓励分享。[16]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在所有人类文化中，饮食行为通常是一种公共事件。尽管大多数有关身体机能的活动都是私自进行的，但似乎人们天然有着与人分享食物的欲望，例如商业午餐会、公司野餐以及家庭晚餐，形式不一而足。人类学家亚当·库珀（Adam Kuper）指出，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文化价值方面个人主义和竞争法则至上的国度，在感恩节和圣诞节这两个最重要的节日，人们大摆筵席不是为了庆祝个人成就，而是颂扬社会团结。[17]所有这些都说明，鼓励早期人类发展出互惠习性的环境条件不仅仅是文化方面的。

在使用“互惠互利”或“互惠利他”这类术语时，人们容易将之污名化而等同于市场交换。其实不然。在市场交换活动中，物品的交换是同时的，买卖双方会为兑换比率斤斤计较。而在互惠利他的活动中，交换存在时间差，施惠者不会指望回报立马兑现，也不对回报量锱铢必较。互惠利他更像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之间的道义往来（moral exchange），因此较之市场交换具有十分不同的情感内涵。另一方面，互惠利他与简单的礼尚往来也不同。除了发生于有血亲关系的亲属间，纯粹的单向利他行为在自然界中并不多见。我们将在本书第三部分比较市场交换与道义往来的不同，那里我们将发现，所有被我们视为符合道德的行为都具有某种双向交换的性质，并且最终会给参与者带来相互的惠利。

为竞争而合作

在有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讼中，人们往往从自然界中有选择地举出事例以说明人类本性上具有攻击性、热衷竞争、存在等级观念，或者反过来说人类天然爱好合作与和平、充满爱心。然而，稍作思考就会发现，就进化论原则而言，这些判然二分的特性其实彼此间紧密相连。起初合作与互惠利他的形成是因为能给信守这类原则的个体带来好处。在集体中与人共事的能力（也就是社会资本）成为早期人类及其类人猿祖先的一种比较优势，也因此这些维持集体合作的品质得以发扬光大。随着群体的形成，群体间的竞争也开始出现，也给群体内部更高层次合作的形成带来契机。贡贝黑猩猩的社会行为至少部分出于它们要结群同其他黑猩猩群开展竞争的需要。按生物学家理查德·艾克塞洛德的说法，人类是为了竞争而合作。[18]

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曾论述过被称为“防御型现代化”的现象：一种新型军事技术在一国的出现，不仅迫使与之竞争的国家也发展此种技术，还要争取发展出能够产生这种技术的政治—经济体制，比如税收和相关的建章立制的权力、度量衡的标准化以及相应的教育体系。正如土耳其在19世纪早期以及日本在其后四十年面对西方强权而发生的故事那样。[19]换句话说，外国军事竞争促使本国内部开展政治合作。

人脑（在进化期）的长足和快速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一系列相似的军备竞赛不无联系，这一发展使语言、社会、国家、宗教以及人类所发明的种种合作性社会建制成为可能。兰厄姆指出，作为另一个进化分支，侏儒黑猩猩（pygmy chimp）或矮黑猩猩（bonobo）的情况说明，人类并不必然会发展出他们所表现出的暴力性和攻击性。矮黑猩猩是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动物：雄矮黑猩猩远不如黑猩猩那般暴力，雄性和雌性都不那么在意身份等级，雌性在矮黑猩猩群落中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它们总是沉迷于性事，而且不分异性还是同性。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举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从黑猩猩这一祖先发展而来而不是出自矮黑猩猩这一支，究竟是否只是一个偶然，因为，很有可能正是人类和今天黑猩猩共同的黑猩猩祖先身上的那种攻击性和暴力性，促进了人类的智力、社会性以及众多其他合作性特征的发展。

善与恶之间

进化博弈论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性本能如何在灵长类动物和人类中发展起来，也能就人类的认知和情感特征何以如此发展提供一些说明。反讽之处在于，它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在谈及人们实际上怎样行事时，大多数有关人类行为的博弈论解释不够现实。

当我说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时，并非说他们都是天使。或者说，他们并非有无限利他的潜能，也不是彻底的诚实，并没有特别的冲动使他们要把其物种或数量有限的非亲属同类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为何如此，进化博弈论有一番解释。即使我们能够想象，在一个天使的社会中，人人都绝对诚实，不管出于基因还是文化上的原因，都愿意与人戮力合作，这种情况也难以持久。比起在某个由不合作者组成的群体中，合作社会中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在知道其他人会遵守合作承诺的情况下，将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此一来的结果便是，一颗老鼠屎搅坏一锅粥，天使们会变成平庸的、缺乏信任的凡人。正如利他行为会在诚实人社会中播散一样，机会主义的基因会在合作者人群中蔓延，这一点无论是在基因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成立。这解释了为何非法传销在犹他州特别猖獗，摩门教社群内的诚实和信任时常被形形色色的骗子无耻地利用（通常这些骗子也是摩门教中人，他们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社群的脆弱之处）。

另一方面，一个完全由满脑子想着欺骗和出卖同胞的恶魔组成的社会也不可能长久。恶魔世界里少量诚实合作者的出现会令合作者获得更多收益，而见损的则是恶魔。恶魔无法与人共事，渐渐就会屈从于彼此合作的天使。在进化博弈论的经典案例中，老鹰和鸽子混居的群落，如果鸽子都被老鹰吃掉，就维持不下去，老鹰会因食物匮乏而转为相互残杀。

因此，进化博弈论告诉我们，任何社会都是由天使和恶魔共同组成，更确切地说，是由善恶共存一身的人所组成。善与恶的比例取决于善恶行为各自的后果——即对与人合作的天使和从机会主义中尝到甜头的恶魔分别给予怎样的回报。根据回报的情况，博弈论能帮助我们预估天使与恶魔的存在比例，以及天使与恶魔共存的社会中会形成怎样的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

假设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天使与恶魔共存的世界里，他们拥有怎样的心理特质才会最有利于社会繁荣呢？答案显然不是我们都得成长为天使，那样的话，当我们面对恶魔时就会给它们以可乘之机。我们所需的心理特质要能帮助解决我们每天都不得不遭遇的各种囚徒困境问题。首先，我们能发挥特殊的识别能力以区分天使和恶魔。其次，我们需要凭借特殊的情感和本能使我们能持续地按照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行事：报答天使并竭尽所能地惩治恶魔。也许，这才是人心进化的真实故事。

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和生物学家理查德·艾克塞洛德曾分别提到，人类大脑进化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是出于人类相互合作、欺骗以及解读彼此行为的需要。[20]在大约五百万年前，人类同黑猩猩一支分道扬镳，前者的脑部大小增长了超过三倍，达到了母亲产道的极限。从进化的角度看，该变化发生的速度快得惊人。多年以来，人们将大的脑容量所造就的智力优势在捕猎、制作工具等技能上表现得很明显。但其他动物在没有发展什么认知能力的情况下，也能捕猎、使用和制造工具，并创造出某种粗浅的文化且使之传承下去。汉弗莱和艾克塞洛德认为，人类一员面对的最重要也最危险的那部分环境，很快会为其他人类成员所面对，因此发展社会交往所需的认知能力，也就很快成为最关键的适者生存的进化要求。一旦人类群体成为主要的竞争之源，由于其他社会行动者也能以同等的速度增长智慧，用以把握社会生活的智力程度的发展就不会受到实质性的约束，于是便会出现军备竞赛这样的情形。[21]

人类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行为指征（behavioral indicators）来判断他们是否受人愚弄，在社会认知过程中还拥有专门的神经机制来发挥作用。[22]撒谎时会伴随诸多生理特征，比如声调变化、目光闪烁、手心冒汗、心跳加速和局促不安。高度精密的人类视觉皮层有很大一部分用来识别人脸——这很重要，如果你想要弄清楚谁是亲人或谁对你施以恩惠的话——以及解读面部表情。[23]时至今日，计算机在解读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精微变化上还没法同人的能力等量齐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社会情境下，互联网尚不能取代面对面会议。

除却对他人行为进行直接观察，判断其他个体是否值得信任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出于那些曾与之打过交道的人对他/她的评价——有了这种集体性的社会记忆，就不必与该个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进行重复互动。实际上，人们需要闲聊——用以交流其他人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如何的信息，评判他们作为配偶、商业伙伴、教师、同僚时的信誉和能力，而这种需要也推动了人类智力的发展。闲聊需要有语言，而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所掌握的全部社交技巧中恰恰缺少这一点。（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只黑猩猩会怎样同别的黑猩猩交流如下的想法：“一般情况下那家伙挺可靠的，但遇到紧急情况他会溜号，回头还会邀功。”）[24]

撒谎要语言做中介，测谎也是如此。语言是人的独有能力，同时占用了大脑皮层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或者按进化论的观点，新近发展出来的那部分大脑主要用于发挥语言功能。[25]当一个人说谎时，不仅可以看出来，也能从音声中分辨。但最重要的也是认知上最具难度的是评估能力，它能让人把对谈话者过往行为的认知同对该谈话者当下行为的认知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对其将来言行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判断——比如，判断某种说法内在的可信度（这是为你提供的专享优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许多这类问题的解决涉及文化方面的信息——比如，夜里遇到一个奇装异服的人朝我走来是否应该避开？但收集和处理这类信息的能力与生俱来。

约翰·L. 洛克（John L. Locke，神经生物学家，不是那位17世纪的哲学家）指出，他所谓的“亲密交谈”（intimate talking）是一项重要而独特的人类活动。[26]他认为，人们之间的谈话不一定是要交流特定的事实或信息，而是要同谈话者建立起某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在此意义上，关于天气、共同的朋友、个人问题之类的闲聊，从狩猎采集社会到今天的后工业社会，一直是人际间对话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陷入一张社会关系和社会义务之网。

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提出，求偶问题上的认知需求（风趣幽默、甜言蜜语以及善于识破甜言蜜语）对大脑皮层的发展贡献极大。[27]男人和女人总是不断地与对方玩着感情游戏，男人希望尽可能多地发展性伴侣，而女人想找到最适合的人托付终身乃至子女。[28]男人急不可耐地装作他会照料家庭并忠贞不移，其实他心里不这么想，而女人极力想要辨清男人是否真心。另一方面，女人还十分渴望确认她的孩子有一个基因尽可能优秀的父亲，不管他最终是否在经济上提供支持，而男人则竭力避免戴绿帽子，不至于浪费资源养育别人的孩子。的确，为避免这类特殊形式的欺骗，而发展出许多社会习俗，包括婚前守贞、贞操带、（穆斯林社会的）深闺制度、出家、阴蒂切除术，以及形形色色处于人类法律体系下针对男女不忠的惩罚。[29]有首歌在词中问道，“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生命个体的认知能力绝对重要。

大脑模块化

洛克把人脑视为一台多功能计算机，人出生之后才会往里输入数据，这一观点遭到与之大相径庭的新见解大肆批驳并最终被其取代，新观点认为大脑由一系列专门的模块组成。这些模块是按照早期人类所处环境的特殊需求而被塑造出来，在此过程中，当代人的大脑也得以成形，并且因此生来就包含因应环境解决问题的固有知识。婴儿的表现似乎与洛克和斯金纳的观点相反，他们生来就拥有一些有关世界的经验知识。比如，给他们看的图片如果表示同一物理空间同时被两个物体所占据，他们就会变得无所适从，因为不知怎地，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30]

最为人熟知的大脑模块是脑皮层的左右两个半球区，它们在功能上似乎有各自的专门性，同时又有些彼此交叠。我们可以切除连接左右脑半球的胼胝体或神经束来分别测试二者的功能。[31]也有实现其他功能的专门模块，所实现的功能包括语言、视觉、音乐、决策乃至道德选择。

有的大脑模块可能专门控制完成社会合作任务，对这部分模块所做的最有趣的研究可见于所谓“沃森测试”（Wason test）报告，测试及报告是由心理学家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莱达·科斯米迪（Leda Cosmides）夫妇完成的。这一测试首创于20世纪60年代，旨在考察被测试者在翻开一组印有若干可能答案的卡片后，是否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些“如果……那么”的假言命题不能成立。在测试中，当命题表达得抽象时，大多数人难以运用逻辑理性进行分析，只有25%的受测试者能做出正确答案。而当托比和科斯米迪用表达社会契约的条件规则开展同一实验时，测试者的表现就大为改观。也就是说，被测试者更容易道破“你若满二十一岁就可以喝啤酒”或“你对公共基金有所投入才有权受益”这类命题的不确切性，而对那些包含熟悉的场景却又不含社会契约内涵的命题（例如“如果有人去波士顿，他会乘地铁”），人们则表现欠佳。[32]托比和科斯米迪指出，这一结果说明大脑中存在某种由进化而来的功能，专门解决囚徒困境这类社会合作问题。

非理性选择

尽管进化博弈论解释了为什么一群恶魔也不至于兴起太大风浪，但这也不是说我们会变成真的天使，毋宁说，我们将成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理性的恶魔”（rational devils），即恶魔会出于私利而做出道德或利他的行为。按康德所说，真的天使会为了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特别是当道德行为会伤及自身利益时仍坚持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谈到过戴上就能隐身的裘格斯戒指。[33]他质疑说，假如我们能戴上裘格斯戒指，就算犯罪也不会被抓，那又有什么理由要正身谨行呢？博弈论则告诉我们理由是存在的：我们获得的回报不是诚实本身，而是诚实的美誉。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将这一理论稍作扩展并指出，凭机巧算计赢得一时诚信的人最终会跌跟头以致名誉扫地，树立诚实美誉的最佳途径还是以诚待人、以诚接物。[34]不过说到底，最终还得靠觉悟。

再怎么精妙的博弈论最后也无法为人类的道德行为提供完备的解释。当然，我们本质是好的，大多数时候会不太计较得失地做出利他行为。肯定不会有人认为，药品公司将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撤出货架仅仅是出于伦理原则。但人们总是认为道德行为本身就是目的，于是会把最高的赞誉给予真正的天使而非理性的恶魔。不仅仅是柏拉图和康德，几乎其他每一位严肃的哲学家都努力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的道德法则究竟只是为了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性手段，还是自身就构成目的。即便我们认定他们只是其他目的手段，但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讼不休就说明，道德行为在人类心灵世界中有着某种特殊的地位。

此前我曾提出过，进化论可以解释人类之中的互惠利他主义的出现，并能说明大多数我们所理解的道德行为牵扯到存在时间差的、双向的利益交换活动，这种活动从长远看能增进参与者之间的适配度。可是人们依旧追求更加纯洁的利他主义，尽管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少。莫非这说明，人类就像康德和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是不受生物学规律支配的自由的道德行为人？或者说，恪守规则的行为自有其进化论基础，哪怕这样做会损害个体的生存权益？

神经生理学的近期发展提供了一些意见，并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人类的道德行为（制定并遵守规则）远比经济学家所青睐的博弈论理性选择说所指出的要复杂。经济学家所说的偏好及其他被称为欲求、愿望、冲动等的心理活动，都生发于大脑边缘系统，这是包括海马和杏仁体区在内的一个形成已久的大脑区域。它是情感活动的策源地，下丘脑则直接与内分泌系统发生交互，而内分泌系统负责分泌调节体温、心率等生理指标的激素。[35]然而，理性选择（对可选方案进行排序和比较并从中选优）发生于新大脑皮层，这是哺乳动物才具备的大脑进化的最新成果，是掌管意识、语言等功能的所在。

关于神经生理学的见解就说到这里。可能有经济学家会认为，大脑边缘系统提供了人的偏好，而新大脑皮质负责在博弈论式的理性过程中寻求自我满足的策略。但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情感在理性选择过程中的作用似乎比这一模式所料想的要大得多，毕生致力于对前额皮质内部受损的病人进行研究的神经生理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36]，也曾指出过这一点。此类患者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名为菲尼亚斯·盖吉（Phineas Gage）的铁路工人，1840年他在一场可怕的事故中被一根1.5英寸粗的铁棍穿颊而入，直出颅骨。盖吉奇迹般存活下来，但事后在他身上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本来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产业工人，后来却突然变得惊世骇俗，全然不顾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造成怎样的后果。他再也无法找到一份工作，时不时做出畸异的举止，直到最后在贫厄中死去。

菲尼亚斯·盖吉以及其他达马西奥所研究过的前额皮质受损的患者有着共同的特征。[37]他们仍具备理性选择的能力，能对某一情况做出分析，针对它拿出不同行动方案并做出相互比较。不过他们没有决断力，无法在他们业已分析过的行动方案中做出抉择。此外，他们丧失了只能被称为道德感的那种东西：他们无法对人产生同情，就像盖吉那样，对自身行为带给他人的后果麻木不仁。埃利奥特（Elliott），达马西奥的一位病人，在看到那些本来会令人不安、恶心或是撩人性欲的图片时却无动于衷；他能够理性地指出这些图片对普通人可能带来的效果，但他自己完全对这些图片生不起反应。

达马西奥认为，理性选择过程充斥着情感因素，也不仅仅是形成偏好的根源。人类对其行为带给他们的影响一清二楚。受同情和愧疚这类情感的驱动，他们会因虑及他人的感受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就不是理性计算的问题了：不管是菲尼亚斯·盖吉还是埃利奥特，都无法同周遭的世界交涉，因为他们实际上变成了单纯的理性优化器。

达马西奥还指出，大脑制造出无数的“躯体标记”（somatic markers），这些标记能觉察出感情上是受吸引还是产生拒斥，从而帮助大脑通过短路循环（short-circuiting）机制对所面对的诸多选项进行计算。当思维过程触及某一躯体标记时，便会停止计算并做出一个抉择。达马西奥举出一个例子，即一位企业家面对是否同他挚友的死敌做生意的问题时如何做决定。对这一问题的纯粹理性选择式的解决方案必然涉及一个极其复杂的计算过程，既要考虑这场生意的（经济学家口中的）“预期值”（expected value），又要虑及在朋友情谊上可能付出的代价。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也有很多可以选择的策略，比如试图在朋友那里隐瞒这份新的关系或者提前征得朋友的同意。躯体标记将情感反应的因素也作为特定的后果，从而中止对各种可能做进一步理性考虑，这样便会令决策过程容易得多，比如说，当这位企业家想到跟他最好的朋友谈起新客户时朋友的脸色，也许就会打消其他想法。

换句话说，人类心智会把躯体标记施加于最初只是理性计算的中间产物的规范与准则之上。[38]从这一点上讲，我们遵循规范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有用，而是因为遵循规范本身就构成目的——一个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目的。手段本是为着实现目的，而现在它却比目的本身还重要。为遵守简单的行为准则（比如不要出卖朋友）而苦恼，这样一类的人和事我们大家都不陌生，有时甚至信守准则会让人们自己和所处的社会都承受不菲的代价。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报还一报》（又译《量罪记》）围绕着伊莎贝尔面对的道德两难展开故事，她拒绝以自己的贞操为代价换取兄弟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纯粹出于功利的考量，孰轻孰重其实不是问题。

在竞逐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时发生作用的，还是遵守规范时所充分涉及的那些感情因素：愤怒、内疚、自豪和羞愧。人们常常会做出罔顾自身实际利益的行为，有时是出于受人侵犯的愤怒而违反某一可贵的规范，有时则是出于违反此规范而产生的内疚感。人们为何会遵守艾克塞洛德所说的“元规范”（metanorms），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可以说明在规范的性质中如何夹杂了情感因素。一般的规范直接对社会合作进行约制（“兄弟之间平分家产”），而元规范则关涉到界定、公布和实施一般规范的正确方式（“建立和谐社会最好问道于儒教经典”，“警方的权威应当受到尊重”） 。[39]所有人都希望执行他们协商制定的一般规范，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我不敢保证自家兄弟在分家产问题上会遵守规范，就可能会直接拿走属于我的那一份。然而，理性人在理论上对元规范的执行兴趣不大。元规范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物品：个体很难从执行元规范中获得好处，所以从私人角度，人们不大愿意这么做。

不过人们始终在想尽办法让元规范得以执行——或更简单地说，使正义得到伸张——即使他们不会直接从中获利。换句话说，他们表现出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所说的“道义攻势”（moralistic aggression）。[40]想想当辛普森在洛杉矶被无罪释放时那一大群示威者吧，他们认定辛普森案判罚不公而因此提出抗议。他们走上街头当然不是出于自身考虑，担心辛普森如果不被关进监狱就会拿着刀追到他们身后。博弈论在论及如何解决囚徒困境时，欺骗被作为可选策略之一，参与者根据计算一系列可能的互动结果来决定是否采取欺骗的策略。但在真实世界里，欺骗从来就不是一个无关感情或道德的中性选择。几乎所有的语言中都富含对背叛者的蔑称，例如叛徒、败类、奸细、两面派。这些词汇是约定俗成的，但它们所包蕴的情感，比如愤怒和羞愧，则是自然存在的。

人们不但会对破坏规则的人抱以愤怒，也会对自己抱以愤怒和失望，这种情感我们视之为内疚。人们时常会因为那些本来完全可以自我开解的事情感到内疚：我没有给那位乞讨的流浪汉以施舍因为他可能把钱用于买醉或者吸毒；我对保险公司谎填了一份索赔，这家公司很大不会注意到这点事，而且肯定料到会有人虚报索赔。按博弈论的说法，人们没必要为自己违反了一项规范而过度焦虑，这样做不过是出于理性计算而已；但在情感上，规范有很强的约束力，以至于人们不把那些完全以冷酷的理性计算一己得失的人当做正常人，而是视为失心疯。

即便没有百万年之久，至少在几十万年间，人类及其灵长类祖先大概一直在进行着囚徒困境博弈，他们相互寻求合作，也逐渐适应了同伴日见高明的欺骗手段。由于施行元规范对解决合作问题极有帮助，我们似乎业已发展出专门的情感，旨在促使个体自觉地支持这种公共物品。

罗伯特·弗兰克指出，在人脑进化的过程中，情感同遵守规范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变得如此紧密存在别的原因。感情能帮助解决一次性囚徒困境游戏中的可信承诺问题。人们一般会认为，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不会出现合作解，除非参与各方会提前做出承诺；这就把囚徒困境博弈变成一种关于如何传达可信承诺的博弈。弗兰克认为，情感能通过展现出承诺之可信，而帮助人们把选择锁定在那些短期看似乎不利但有裨于长期利益的那些选择上。[41]在“最后通牒交易博弈”（ultimatum bargaining game）中，参与者甲得到100美元并被要求同参与者乙分享。如果两人都不同意分享，则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甲的理性策略是自己留99美元，剩下1美元分给乙，这样做的根据是，乙出于理性仍会如此接受而不是选择分文不得。而当这一博弈在人们之间真实地发生时，情况则是甲几乎总会以接近对半的比例与乙分享钱财，因为他认为99比1的分账方式会让乙感觉受辱（实际也往往确实如此）而遭其拒绝。或者说，乙在拒绝不公分配时所体现的自尊心，显然在一开始就限制了他能达成合作的条件范围（小于没有自尊情感影响时的范围），但这样对乙的长远利益有好处。弗兰克进一步指出，情感控制着许多生理现象，比如，鼻孔张大和呼吸沉重的生理表现，在其他人看来可能反映着表现者的可信程度。

人类大脑不仅与生俱来就具有侦测谎言和判断社会契约的作用机制，同时还拥有旨在惩罚欺骗者的情感结构，该结构允许为了实现这种惩罚即使以眼前利益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说人天生是社会性的动物，不是说他们天性爱好和平、合作或天生守信用，他们常常表现出来的是暴力、好斗和惯于欺骗；这么说的含义是，他们有着特殊之处，使他们能甄别和对付那些欺人骗世者，也使他们向合作者和其他道德准则的奉守者靠拢。因此，人们达成合作性规范的可能，远比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更偏个人主义的那些假说所料想的要大得多。

[1] 参见William D. Hamilton, “The Genetic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 (1964): 17-52. 关于亲属选择理论的概括，参见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 “Cognitive Adaptations for Social Exchange,” in J. H. Barkow, 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 eds., The Adapted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67-168.

[2]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超乎寻常的社会利他主义能在单倍二倍体（haplodiploid）物种（如蚂蚁和蜜蜂）中看到，在那里，个体会为了养育它们的姐妹而放弃生育，这是由于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这些社会性物种中，姐妹之间的基因中有四分之三是一样的。

[4] P. W. Sherman, “Nepot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Alarm Calls,”Science 197 (1977): 1246-1253.

[5] 参见Robert L. Trivers,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 in Bernard Campbell, ed., 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Descent of Man (Chicago: Aldine, 1972), pp. 136-179.

[6] Martin Daly and Margot Wilson, Homicid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8), chap. 1.

[7] Ibid, Owen D.Jones, “Evolutionary Analysis in Law: An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to Child Abuse,”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75(1997): 1117-1241; and Owen D. Jones, “Law and Biology: Towar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Human Behavior,”Journal of Contemporary Legal Issues 8 (1997): 167-208.

[8] Cosmides and Tooby, “Cognitive Adaptations,” p. 169.

[9] 关于这点的描述，参见Robert 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Menlo Park, Calif.: Benjamin/Cummings, 1985), pp. 47-48.

[10]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p. 83-95.

[11] 关于这一点，参见On this point see Robert Trivers,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1971): 35-56; also 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pp. 47-48.

[12] See Matt Ridley, The Origins of Virtue: Human Instin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Viking, 1997), p. 61.

[13]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14] See Daniel B. Klein, ed., Reputation: Studies in the Voluntary Elicitation of Good Conduc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15] 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p. 386.

[16] Ridley, The Origins of Virtue, pp. 96-98.

[17] Adam Kuper, The Chosen Prim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28.

[18] Richard D. Alexander, How Did Humans Evolve? Reflections on the Uniquely Unique Species (Ann Arbor: Museum of Zo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0), p. 6.

[19] 关于自卫型现代化，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74-76.

[20] Nicholas K. Humphrey, “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tellect,” in P. P. G. Bateson and R. A. Hinde, eds., Growing Points in Et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03-317; Alexander, How Did Humans Evolve? pp. 4-7; Richard Alexander,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in Richard F. Johnston, Peter W. Frank, and Charles D. Michener, ed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a, vol. 5 (Palo Alto, Calif: Annual Reviews, 1974), pp. 325-385. See also Steven Pinker and Paul Bloom, “Natural Language and Natural Selection,” in Barkow et al. (1992); and Robin Fox, The Search for Society: Quest for a Biosocial Science and Moralit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9-30.

[21] Matt Ridley, The Red Queen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329-331.

[22] John L. Locke, “The Role of the Face in Vocal Lear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oken Language,” in B. de Boysson-Bardies, ed., Developmental Neurocognition: Speech and Face Processing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23] 达尔文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他写了整本书来讨论该话题。参见他的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Man and Animals (New York and London: D. Appleton and Co., 1916).

[24] 一些生物学家推测，语言在梳理毛发中产生。参见Robin Dunbar, Grooming, Gossip,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 关于大脑和大脑作用的总体性描述，参见George E. Pugh, The Biological Origin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p. 140-143.

[26] Locke (1998), pp. 48-57.

[27] Ridley, Red Queen, p. 338.

[28] 参见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动机的参考书目。

[29] See 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 “Male Sexual Jealousy,”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3 (1982): 11-27. See also Ridley (1993), pp. 243-244.

[30] Michael S. Gazzaniga, Nature’s Mind: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Thinking, Emotions, Sexuality, Language, and Intellig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p. 60-61, 113-114. 另一些生物学家说还有另外一些形式的先天知识：Edward O. Wilson推测，对蛇的畏惧可能来自基因，而非文化传承。这一论断既不支持也不反对Wilson的证据。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chap. 1.

[31] 关于这项研究的概述，参见Michael S. Gazzaniga, The Social Brain: Discovering the Networks of the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and “The Split Brain Revisited,” Scientific American 279 (1998): 50-55.

[32] Tooby and Cosmides, “Cognitive Adaptations,” pp. 181-185.

[33] Plato, Republic 359d.

[34] Robert Frank, Passions Within Reason (New York: Norton, 1988) pp. 18-19.

[35] Pugh, Biological Origin, p. 131.

[36] Antomo R.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G. P. Putnam, 1994); and Antonio R. Damasio, H. Damasio, and Y. Christen, eds., Neurobiology of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Springer, 1996).

[37]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pp. 34-51; R. Adophs, D. Tranel, A. Bechara, H. Damasio, and Damasio, “Neuro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Reasoning and Decision-making,” in Damasio, Damasio, and Christen, Neurobiology, pp. 157-179.

[38] P. S. Churchland, “Feeling Reasons,” in Damasio, Damasio, and Christen, Neurobiology, p. 199.

[39] Robert: Axelrod,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Nor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1986): 1096-1111; also see his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40] Robert Trivers,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1971): 35-56,

[41] Frank, Passions, pp. 4-5.

第11章

自我组织

人类生物学（Human biology）带来了研究解决集体行为问题的倾向，但某一个体人群选择特定的规范和元规范则是一个文化选择，而不是本性使然。正如人生来就有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能力，他们所掌握的实际语言取决于他们生长于其中的文化。因此有必要走出对全人类而言普遍共有的那些认知和情感结构的考察，具体探究在人类社会中生成和演化的那些实际规范。

为此，需要解决两个互不相关的问题：规范最初如何生成，以及一旦生成它们如何演化。基于第8章中所提出的规范的分类，图11.1描述了规范生成的四种方式。它们可能是出于理性和等级制，如《美国宪法》；也可能出自非理性而又是等级制的来源，如摩西从西奈山上带下来的《十诫》；它们可能是理性且自发的协商的结果，就像在蹭车族那里形成的规范或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中的习惯法；它们也可能由非理性来源自发产生，如乱伦禁忌或民间宗教。更进一步简化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四个象限分别代表着政治的、宗教的、自组织的或自然的规范。鉴于每一象限所指对新规范的产生都很重要，做出如上的概括有草率和缺乏证据支撑之嫌，但我只是想说，它们每一个都构成一个重要的类别。

图11.1　规范的体系 2

可能据此做出如下的假设，其实不少人已经这么做了，随着社会逐渐现代化，规范往往越来越多地出自上半象限，特别是左上象限（来自政府权威）。由于梅因、韦伯、涂尔干和滕尼斯等理论家的努力，诸如理性化、官僚化、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从社区到社会的转变这些术语和说法被经典化地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概念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都说明，正式的、理性的法定权威（常常归于政府名下），成为现代社会秩序的首要来源。存在于现代美国的工作场所和学校中有关性别关系的那些纷繁复杂的不成文规则，让每一个勉力应对它们的人都认识到，非正式规范并没有从现代生活中退出，将来也不会。

正式法律真是对现有社会习俗进行汇编成典吗？它们在塑造道德方面发挥着作用吗？每一种观点都有其支持者。法理学家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将那些认为正式法律是对非正式法规的反映的人称为“法律边缘主义者”（legal peripheralists），将那些认为法律对道德具有重要形塑作用的人称为“法律中心主义者”（legal centralists）。[1]人们对规范从何而来的分析，当论及它们应该从何而来时，就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色彩。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嬉皮士、右翼中的反政府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以及左翼中的技术自由主义者（technolibertarians），他们共同怀有的无上美梦是，政府应该消亡，取而代之的不是霍布斯式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而是基于人们自发地奉守非正式社会规范而形成的和平共处。换句话说，秩序的最佳形式是自发秩序。与之相对的，左翼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视非正式规范为过去那种精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或男性至上主义的文化的残留物，希望通过运用正式的、等级制的政府权力、按照他们心目中的图景来实现对个体的改造（例如，“新苏维埃人”或有阴柔气和同情心的当代男性）。右翼中也有此类人希望通过等级制的宗教来实现相似的目的。

由于人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源自等级制权威的规范，而不是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因此对图11.1右侧的两个象限做更仔细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开始理解自发秩序的范围和限度。自组织不仅已成为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口中的时髦术语，也流行于信息技术专家、企业经营顾问、商学院教授之中，他们中有许多人创建了充满活力的咨询组织，他们抛弃了等级制并将他们自己“以生物本来的方式”、即通过自愿合作这种高度去中心化的形式组织起来。[2]虽然自组织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来源，但它只在某些不同的特定条件下才会产生，也不是人类群体达成合作的一条普遍适用的公式。

自然选择过程是盲目的，其结果也各自不同；尽管最终都是适者生存，但这一过程本身常常导致无用功。人类缔造规范的过程也可能同样盲目。正如我们所见的，乱伦禁忌似乎就出于对乱伦的非理性的、本能的反感。我们认为，许多民间风俗既非统治者强行推行的结果，也非经由理性协商而达成，而只是出于某些文化倡导者一厢的决定，比如他们把当地的一块岩石作为捕猎活动的幸运物，结果岩石崇拜就在整个社群兴起。即使在现代经济中，组织创新也不见得就是理性的；它们常常出于偶然地改变其技术和内部组织架构，并对此抱以殷切的希望。但从长远来看，竞争会自动剔除较劣的选项。[3]

然而，人类规范的缔造远比随机的基因突变要复杂和有目的性。尽管规范也可能形成于某一准随机的基础之上，但它们更多的是充分协商和谈判的结果。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在经济学和相关领域（诸如法与经济学、公共选择研究等）中涌现了大量有关自发秩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不少早期的研究涉及与产权相关的规范的起源问题。[4]社区对所谓的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比如草地、渔场、森林、地下水和我们吸入的空气这类资源——的共享，成为特别棘手的合作方面的问题，因为它们遭遇着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说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5]。[6]这些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即使个体为创造和保持它们付出了努力，也可以为群体中所有成员共享，或受制于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当有人在溪流中蓄养鳟鱼鱼苗，不仅他自己能从中受惠，也惠及所有在此捕鱼的人；相反，他若污染了溪流，也会将社会成本强加于社区中的其他人。

公地悲剧实际上就是一场扩大了的、多方参与的囚徒困境博弈，每一参与者都可以选择是为维护公共资源做贡献（合作）还是搭便车（free-riding）坐享其成（欺骗）。不同于双边的囚徒困境，搭便车问题没法通过单纯的重复尝试而得以解决，尤其是当参与合作的群体规模变得很大时。在大的群体中，搭便车现象变得更加难以被觉察。过去一代人时间里，搭便车问题成为吸引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大量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将之视为解决人类合作的起源这一宏大问题的关键所在。[7]

哈丁认为，公地悲剧带来了诸如对海洋过度捕捞、对草地过度放牧等社会灾难。在他看来，只有通过等级制的权威，也许是一个有强制力的政府甚或是一个超国家的监管机构，才能解决公共资源的共享问题。[8]他以人口过剩为例，父母生育子女的兴趣所产生的效应集中起来正在耗尽地球的资源，因此需要强有力的人口控制手段来限制人口增长。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关于此问题的经典论述中指出，想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要么采用哈丁的等级制权威的办法（比如通过国家强制力对人们征收所得税），要么让一个对公共物品消耗超过其他所有人消耗总和的使用者独自解决，他要情愿单方面地保证公共物品供应并能容忍搭便车现象，因为公共物品是必需品。[9]

与规范生成的等级制途径（自上而下）形成对照的是，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更为自发的途径。其中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将公共资源转变为私有财产。经济学家霍华德·德姆塞茨（Howard Demsetz）认为，通过“将外部性内部化”，即把公共财产转为私有财产，在私人所有者那里就会形成保护它的动机。[10]他指出，实际历史中就有这样的模式，它发生于19世纪初的拉布拉多半岛（Labrador peninsula）上的印第安人中间。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对德姆塞茨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并用以解释欧洲在公元1000年到1800年这一长时段里如何形成了财产权。[11]这一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许多公共资源、公共物品或外部性没法轻易地转化为私有财产，因为它们不停移动（例如空气和鱼群）或难以分割（例如航空母舰和核武器）。

为法与经济学领域整体奠定基础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有一篇常为人引用的文章，名为“社会成本问题”，他在文中指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变动关于责任的正式规则不会对资源分配构成影响。[12]换句话说，如果私有者之间的协商没有交易成本，就没必要让政府干预其中，对制造污染者或其他负外部性的制造者进行管控，原因是受负面影响的各方会产生理性的动机，组织起来并拿钱出来要求作恶者离开。科斯举出牧场主和农民因为牧场的牛闯进农民田地踩踏庄稼而造成冲突的例子以证明这一点。政府可以干预其中，判定牧场主在法律上负有赔偿牛造成的损害的责任，但科斯指出，农民本来就打算给牧场主一笔钱，让他们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也就是说，社会管制性规范可以出自私立的个体行动者间的互动，而不必非要通过法律或正式制度强下指令。

把科斯定理用于真实情境，其问题在于，几乎从来没有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一般来说，私人之间要达成公平的约定需费一番周折，尤其是当一方明显比另一方更有钱有势时。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交易成本非常低，社会规范能够通过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被创造出来，经济学家也从中发现过许多有趣的自组织事例。罗伯特·萨格登（Robert Sugden）讲述了英国海岸漂流木的分享规则，即先来先得，但前提是先得者所取必须适量。[13]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也列举了诸多自发性经济规则的例子。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捕鲸者中常常要面对潜在的争端，一条鲸鱼被一艘捕鲸船叉中然而得以逃脱，却随即被另一艘捕鲸船不劳而获并售卖掉。于是，捕鲸者制订出一套详尽的非正式规则对此类情况进行调控，让捕猎者得到公平的猎物分配。[14]埃里克森通过自己细致的田野调研得出结论，恰如科斯预料的那样，加利福尼亚州沙斯塔县（Shasta County）的牧场主和农民实际上也建立了一系列非正式规范来保护他们各自的利益。[15]

大多关于自发秩序的研究文献往往拿具体例子说事，对有多少新规范以非中心化（权力分散）的方式产生欠缺把握。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成果是个例外，她搜集了超过五千个有关公共资源的研究案例，数量之多足以让她对这一现象做出基于实证基础的概括总结。[16]她的大致结论是，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类群体，都曾找到过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成功几率比人们一般料想的要高。其中的许多解决方案既没有将公共资源私有化（经济学家青睐这种方法），也没有由政府出面管制（这种方法常为经济学家以外的人所支持）。相反，群体能够理性地制订出非正式的、有时是正式的规则，来保证既公允又不导致涸泽而渔地共享公共资源。如果能同样具备那种使双边囚徒困境得以解决的条件，也就是重复互动，这些解决方案将更行之有效。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认识到他们将在一个有限的社区里一直共同生活下去，而且社区内持续的合作会得到奖励，他们就会看重自己的声誉，并积极参与监督和惩罚那些破坏群体规则的人。

奥斯特罗姆所列举的有关公共资源共享规则的事例，不少都涉及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社区。自组织也出现于成熟的社会群体中。在奥斯特罗姆的例子中，有一则就是关于南加利福尼亚的不同社群如何共享地下水资源的。[17]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由更高等级的权威机构比如联邦政府来分配，但奥斯特罗姆揭示出，当地的乡村和城镇相互之间通过法院系统进行磋商，便能设计出公平的规则，既分享了资源又不造成耗竭。不过，并非所有南加里福尼亚的乡镇都能达成这类约定，这说明自组织方式也不总能靠得住。

除却发生于牧场主、捕鲸人、捕鱼人及其他共享公共资源的群体身上的零星事例外，我们在现代高科技工作场所中也发现自组织行为的突然出现。20世纪早期的企业及由它所创造的工厂和办公室，是由等级制权威构成的堡垒，它以一种高度威权的方式，通过一套严厉的规则控制着数以千计的工人。然而，在当代的众多工作场所中，我们发现了相反的一些现象：正式的、受制于规则的、等级分明的关系被更为扁平的、给下级更大范围自主权的关系所取代，或是被非正式的网络所取代。在这些场所中，协作从下层开始策动，而非由上级命令完成，并且是基于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使个体能够为了共同的目的一起工作，而不需要正式的指令。换句话说，协作是基于社会资本，随着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密集度的提高，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相反。

[1] Robert C. Ellickson, 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8-140.

[2] 对Michael Rothschild的生态学研究所的评论，参见Paul Krugman, “The Power of Biobabble: Pseudo-Economics Meets Pseudo-Evolution,” Slate, October 23, 1997.

[3] Armen A. Alchia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1950): 211-221; Arthur de Vany, “Information, Chance, and Evolution: Alchian and the Economics of Self-Organization,” Economic Inquiry 34 (1996): 427-443. See also Jack Hirshleifer, “Natural Economy versus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Social Biology 1 (1978): 320-321.

[4] 关于概述，参见Karl-Dieter Opp, “Emergence and Effects of Social Norms-Confrontation of Some Hypotheses of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Kyklos 32 (1979):775-801.

[5] 译注：围绕这一术语出现了多种译法，有直接译为“公地悲剧”或“公共地悲剧”（张维迎），也有译为“公共资源的悲剧”或“公共领域的悲剧”的（姜奇平），还有取决不下，直接依提出者定名为“哈丁悲剧”，还有本土化的译法如“大锅饭悲剧”（朱志方），但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中，译为“公地悲剧”或“公共地悲剧”的较多，姑从之，但在意思上并非狭指公地共享时遭遇的尴尬，而应广义地理解为涉及各种公共资源。

[6]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968): 1243-1248.

[7] 比如参见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8] 关于Garrett Hardin的批判，参见Carl Dahlma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at Wasn’t: On Technical Solutions to the Institutions Game,”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12 (1991): 285-295.

[9]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0] 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1967): 347-359.

[11]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 Thomas,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28 (1970): 1-17; and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 Thomas.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12] 严格来说，科斯自己并没有认为“科斯定理”是真的。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960): 1-44. 这是在今天的法律文献中最常引用的一篇文章。

[13] Andrew Sugden, “Spontaneous Order,”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1989): 85-97, and The Economics of Rights, Cooperation and Welfa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14] Ellckson, Order Without Law, p. 192.

[15] Ibid, pp. 143ff.

[16]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3-142.

第12章

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

等级制的终结?

马克斯·韦伯认为，以官僚制表现出来的理性的、等级制的权威是现代性的核心所在。然而，我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现则是，官僚等级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出现衰落，正被更加非正式的、自组织的协作形式所取代。

政治上的等级制形态是威权或更极端形式的极权国家，由一个至高的独裁者或一小撮居于顶层的精英对整个社会施以控制。形形色色的独裁政权，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和萨拉查治下的葡萄牙到东德和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渐次走向崩塌。取而代之的，即使不是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至少也是乐意拥抱更大程度政治参与的国家。

民主国家自身也是依等级制组织起来的。现代的美国总统掌握的权力之大，在某些方面是东方的专制君主都难以企及的，包括握有足以蒸发掉大半个世界的核武器。他们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等级制，而在于民主体制下的权威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可，并且权力对个体的控制也受到限制。民主社会的等级体制也会像威权社会的等级体制一样，出现效率不高的情况，因此在今天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里，要求权力分散、实现联邦化、私有化和权力委授的呼声很高。

公司的等级制也遭受了冲击。大型的、等级过度森严的公司出现了大幅衰退——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就是典型的例子——成了规模更小、反应更敏捷、更具灵活性的竞争者的牺牲品。商学院教授、企业经营顾问和信息技术专家都曾着重指出过高度分权管理的公司的优点，其中还有人称，在21世纪，大型的、等级制的公司将彻底被新的组织形式即网络所取代。

权力集中的、专制的公司走向衰落的原因同中央集权的、威权主义的国家走向衰败的原因一样：它们无力应对所置身的日益复杂的世界对信息的需求。恰在全球社会经历从工业生产方式向高科技和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之际，等级制遭遇危机，这不是一个偶然。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五十年前的一篇经典文章中提出过集权化的等级制企业在信息处理方面的问题，而为此文奠定基础的则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一篇批评社会主义的作品。[1]为了掌控治下的一切，独裁统治者需要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决策。在农业社会中，君主统治农民只需要掌握骑术、剑术、一些政治统驭术，并知道如何向当地主教祈福，大概就足以将权力专于一身。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并且经济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实现统治所需要的信息以几何指数增长。现代治理需要专门的技术，这些知识不可能尽为统治者所掌握，因此他必须事事依赖技术专家，从武器设计到财政管理。并且，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其绝大部分实际上都只在产生的当地局部流转。假如有供应商提供质量低劣的铆钉，能知道此事的多半是铆工，而不是集中规划部门里的经济事务官员或公司管理层中的副总级人物。[2]

但是，将权力下放到技术专家或这些创造并运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人手里，就会削弱独裁者的权力。苏联发生的此类过程成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自我覆灭的原因之一。斯大林就发现自己依赖要那些被称为“红色董事”（Red directors）的技术专家，以及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3]尽管他可以利用恐怖政治来控制这些专家（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就是在狱室中设计出的飞机），但其继任者发现这样做越来越难。技术专家可以守着知识待价而沽，并借此同掌权者讨价还价。这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自主权，并有机会开始为自己着想。此外，虽然所有生产资料定价和流转理论上都由中央政府部门控制，但中央机构没法了解边缘地区产生的全部地方性知识。因此，像乡镇的党委书记这类基层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离地方性知识的源头更近，从而得以逐步积累实际权力。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时代到来时，集权统治模式已难以为继。

在那些老总也热衷对手下行使专制权力的公司里，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这些老总，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创立公司的老总，往往想控制公司内部的一切事务，把雇员当做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来对待。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这种决策方式就变得过于呆板，老板反而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人。如同政府一样，公司也需要将权力下放给专家以及离产生信息的地方性来源更近的决策者。今日有些管理专家认为公司分权和员工授权的概念是新兴事物，但企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指出，公司在组织内部向下放权的现象在过去至少一百年里持续发生。[4]像通用汽车和杜邦化学这类大型多部门制公司实行等级制架构，但与小型家庭企业相比，它们在经营权分散化方面程度还是较高。这些困扰大型等级制组织的问题绝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有理由相信，在其内部权力下放的过程仍将继续。但新的问题也随即而来：在一个权力分散的、基层员工获得新近授权的组织内如何协调各方的行动。解决途径之一是市场，让彼此平等的买卖双方在没有中央权力控制的情况下自主达成有效的结果。美国商业界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外包热潮就是市场关系取代等级制管控的一种表现。但市场交换会产生交易成本，没有一家公司会按照人人相互竞争的市场形式组织其核心部门。

对高度分散的组织进行协调的另一种渠道是网络，它不是由中央集权的权威缔造，而是由权力分散的各行动者通过互动形成某种自发秩序。如果网络真能产生秩序，则它们必须依靠在正式组织中形成的非正式规范，也就是社会资本。

网络的兴起

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关于公司的经典理论中指出，交易成本是等级制存在的原因。[5]像汽车制造这样的复杂活动，理论上可以由相互签订协议的多个小型、分散管理的公司分别生产全部组件而合作完成，并由其他公司负责产品设计、系统集成和市场营销。但汽车不是按照这种方式而是由庞大的、垂直一体化的公司来生产，其原因在于，一切都付与外包而产生的谈判、签约、诉讼等全部成本远远高于将这些活动纳入公司体系内的成本，在后一种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管理条令控制生产体系中全部投入和产出的质量。[6]

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作为传统的市场和等级制组织中介形式的市场是如何兴起的，人们认为网络比大型等级制组织更能适应技术的发展。[7]托马斯·马隆（Thomas Malone）和琼安·耶兹（Joanne Yates）认为，廉价的、泛在的信息技术能降低因发生市场关系而产生的交易成本，从而减少人们创建等级管理体制的积极性。[8]许多热心鼓吹信息革命的人不仅把新兴的互联网视为一种有用的新型通讯技术，还认为它的出现预示着一种全新的、非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唯独这样形式的组织才能适用复杂的、信息密集的经济世界的需求。

图12.1　一个扁平化的组织

主流研究文献大多从正式组织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转变的发生过程。典型的等级制组织呈金字塔形，图12.1显示的则是组织扁平化后的结果。扁平化后的组织仍保持着集权性和等级性，改变的只是介于顶层和底层之间的管理等级的数量减少了。扁平化组织（flat organizations）能带来控制范围的扩大；如果施行得当，高层管理人员就不会为承担具体的管理责任而叫苦连天，而是把权力下放到组织的下级部门。

社会学家早就开始使用网络这一概念，他们有时会对商学院教授如今要重起炉灶表示出几许愤愤之意。社会学家通常所说的网络，定义极其宽泛，同时包括了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市场和等级制的概念在内。[9]不过，管理专家在使用“网络”一词时更是严重缺乏精确性。一般理解认为网络有别于等级制，但人们常常不清楚网络同市场有怎样的差别。事实上，马隆在最初谈到等级制的衰落时并没有用到网络这一概念；协作在典型的市场机制中也能实现。[10]有人将网络视作某种类型的正式组织，同时认为其中没有产生至高权力的正式来源；另外一些人把网络理解为组织之间的一系列非正式的关系或联合，其中每个组织自身可以是等级制的，但彼此之间通过垂直的契约关系联系在一起。日本的经连会组织（keiretsu groups）、意大利中部地区小型家庭企业的联盟、波音公司同其供货商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被视为网络。

如果我们不将网络视为某种类型的正式组织，而是视为社会资本，就会更好地理解网络的经济功能究竟体现在何处。按照下述观点，网络是一种关于信任的道德关系：

网络是由一群个体行为者组成的，他们分享着超越普通的市场交易所需的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

这里所说的规范和价值观可以是从朋友二人之间简单的互惠原则到有组织的宗教所创造的复杂的价值观体系。像特赦国际和全国妇女组织这类非政府组织就是基于共享的价值观而达成协作。若是教友或教派成员的情况，组织中个体成员的行为就不能单从经济上的私人利益出发予以解释。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即表现为一系列网络的集合，作为集合元素的诸网络数量庞大且结合紧密，关系复杂且相互交叠。（见图12.2）。

图中最大的椭圆代表美国社会整体，其国居民共享着与自由和民主相关的特定政治价值观。与最大椭圆形成交叠的椭圆可以代表移民群体，比如亚裔美国人，他们中一部分能共享上述价值观，但也有部分人与美国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完全包裹在大椭圆之内的椭圆所代表的群体林林总总，从宗教派别到具有特别强烈的企业文化的公司都是。

图12.2　信任的多重网络

对网络的这一定义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网络与市场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由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来定义的。这意味着，网络内部经济交换活动的进行与市场中的经济交易相比，有一个不同的基础。纯粹主义论者也许会说，就算是市场交易也需要某些共同的规范（例如，双方都愿意进行交换而不是拿拳头说话），但经济交换所必需的规范相对不多。互不相识、彼此不喜的人之间也可以发生交换，操不同语言者也能，甚至双方都不知道彼此身份的情况下也能完成交换。网络成员之间的交换则不同。共享的规范带给他们一种能令市场关系发生扭曲的高级目的。因此同一家庭或山峦社（Sierra Club）[11]的成员，或本民族内信用互助协会（rotating-creditassociation）的成员，他们奉守特定的共同规范，不像在市场中相遇但互不相识的个体之间那样进行交换。除了市场交换外，他们更愿意进行互惠交换——比如，在不指望立马获得收益回报的情况下给对方一定好处。尽管他们会期待长远的个体回报，但双向交换关系并非同时发生，也不像市场交易那样对成本收益精打细算。

另一方面，网络不同于等级制的地方在于前者基于共享的非正式规范而不是正式的职权关系（authority relationships）。在此意义上，网络可以与正式的等级制共存。身处正式等级体制中的成员，除了确定其成员身份的工资合同之外，不需要其他共享规范或价值观；但在正规组织之上，可以重叠有各种类型的非正式网络，它们或是基于同样的庇护支持、同样的种族身份，或是基于共同的企业文化。

在正规组织上叠加网络，结果并不一定好，还可能因此造成许多组织功能紊乱的现象。每个人都不会对基于亲属关系、社会阶级、朋友关系、男女感情或其他因素形成的老友网络和庇护网络（old-boy and patronage networks）感到陌生。任何一个此类网络中的成员都与网络内其他成员共享重要的规范和价值观（特别是互惠），而不会与正规组织内其他成员共享它们。在庇护网络内部，信息很容易流通，但网络边界却对外形成一层阻膜，使信息向外流通要困难得多。组织内部的庇护网络是个问题，因为网络之外的人弄不清它们内部的结构，而它们又常常破坏正式的职权关系。相同的种族渊源能促进同一族群成员间的信任和交换活动，却抑制了不同族群成员间的交换活动。如果老板不愿批评或解雇一名能力不足的下属，仅仅因为后者曾受其提携或者是私交乃至恋人，则网络的互惠作用就变成一种明显的阻碍。

非正式网络的另一问题是，团结社群的价值观与规范的强有力程度（及因此它们之间得以协调的程度），同它们对网络外部的人、观念和影响力的开放程度恰好相反。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或摩门教会的一员，其意义远不止于一个正式组织的成员身份。强大而有特色的组织文化能产生出高度的内部团结和协同行动的能力，成员在这样的组织文化中得以社会化。另一方面，陆战队员与平民百姓或者摩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文化隔阂，要远远大于道德联系程度较低的组织间的文化隔阂。围绕不同团体形成的各自壁垒，其阻隔性常常让这些团体缺乏宽容、排斥他者、适应力差并且漠视新观念。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率先在其著作中提出“弱联结”（weak ties）对信息网络效率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后继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12]往往是那些横跨不同社群、特立独行的人带来离经叛道的新观念，而如果一个团体要想成功地适应所处环境的改变，最终恰恰需要这样的人。

网络，当作为非正式伦理关系时，便与诸如裙带关系、徇私偏袒、缺乏宽容、排斥他者、暗箱操作、凭个人好恶行事等现象联系起来。此种意义上的网络与人类社会群体自身同样古老，且在许多方面构成前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的主流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被我们同现代生活联系起来的体制，比如契约、法治、宪政和三权分立，都是被设计用来克服非正式网络关系弊病的。这也就是为何马克斯·韦伯及其他现代性的阐说者认为现代性的实质是以法律和透明的制度来代替非正式的权威。[13]

由此说来，人们又有何种理由相信，未来的人类组织会更少依赖正式的等级制而更多依赖非正式的网络呢？的确，那种正式的等级制很快可能消失的说法十分值得怀疑。网络正变得日益重要，从而会与正式的等级制共存。但为什么非正式的网络就不会与之共灭呢？答案之一涉及在经济活动日益复杂的情况下通过等级制实现协调的问题。

协调方式的变化

等级制组织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可以从信息在其中流通的方式上获得理解。在制造公司里，等级制的存在是为了协调生产过程中物资的流动。物资流动是由正式的权力架构来决定的，但信息的流通有一套相当不同的方式。信息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物（商品）。制造出信息可能是极其困难而且昂贵的，而一旦信息产生，进一步复制它却是几乎免费的。[14]数字时代更是如此，鼠标一击可以产生一份计算机文件的无穷副本。

这意味着在组织内部产生的信息应该能向组织内部其他可以用到它们的部门自由流动，理论上这才是最优结果。由于原则上组织拥有其全部雇员所创造的信息的所有权，故信息从组织内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不应有成本。

遗憾的是，信息在组织内部的流通从来不会像高高在上的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免费自由。这与组织不得不向下层授权的实际情况有关。这也造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s），受委托人雇佣的代理人自有一套做法和安排，并不总是出于老板或整个组织的意志。许多管理人员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使个人激励与组织激励相一致，从而使代理人能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为出发行事。不过，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往往很难。个体利益和组织利益时常存在直接的冲突。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如果发现信息技术的一项新应用或让管理结构进一步扁平化的一个新方案会让其职位不保，他就不会有动力进行这种探索。[15]在其他一些难以衡量产出质量的情况下，比如治疗师为病人提供咨询或艺术家绘制一幅作品，为了实现针对个人的激励而监视每个人的业绩表现，这样做成本会过于高昂。

因此，尽管在组织整体利益层面需要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但允许如此则会与等级制内部不同人的个体利益相冲突。常言说，信息就是权力，组织内的不同个体会将授让还是扣留信息作为尽可能提升自己相对权力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在等级制组织中工作的人都清楚，上下级之间或相互竞争的部门之间，始终都存在为了控制信息而进行的斗争。

除委托—代理问题之外，等级制组织也苦于与信息的内部处理效率不高有关的问题。官僚体制下甲部门对隔壁的乙部门在做什么一无所知，这种情况我们都司空见惯。一些决策的实施需要高层监管，故而产生实施这类监管的内部交易成本。还有可能，组织部署了监管责任，但要么不必要或不恰当，要么效率低下。

等级制的繁文缛节也会给复杂信息的处理制造麻烦。等级制的管理通常需要创造出一个由正式规则和标准化操作流程构成的体系——这是韦伯式官僚制的精要所在。在劳动力市场上，广告和正式岗位需求列表用于满足简单、低技能工作的供求[16]，当大学和公司需要聘用经济学家或软件工程师时，则由非正式网络发挥作用，原因是他们的技能和成就很难以正式的条陈方式表现出来。美国大学中，给予某人永久教职的决定不是根据详细的正式标准，而是基于其他已获终身教职的教授根据参选人著作的质量给出的大致判断。

最后，等级制的适应性较差。正规化的控制体系远不如非正式的控制体系灵活；当外部世界的状况发生改变，组织内较低层次的部门往往比高层部门看得更清楚。因此，过度集权化在诸如信息技术产业这类外部环境快速变动的领域里，就可能成为一种特别的阻碍。

网络（定义为共享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的群体）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信息在组织内外的流通提供了其他的渠道。朋友之间的信息共享一般不会特别在意知识产权的问题，也就不会带来交易成本。因此友谊能够促进组织内部信息的自由流通。朋友之间也不会耗费大量时间来谋划如何在相对关系中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权力地位。市场部门的人认识生产部门的人，可以在午餐时间告诉后者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抱怨，这样就越过正式的等级体系而更快地把信息传达到它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理想中的企业文化同时给个体员工提供一个群体和一个个体身份，鼓励他们为群体目标而努力，而群体目标又在此促进组织内部的信息流通。

社会资本对于管理那些运用复杂而难以理解、隐性和难以传播的知识的高技能人才也十分重要。无论是大学还是工程、会记、建筑方面的公司，一般都不会尝试按照精细的官僚制形式的工作规范和标准化操作流程来管理其专业员工。大多数软件工程师远比管理他们的人要熟悉本职工作；他们自己就能对自己的生产率做出有根据的判断。这样的员工通常被认为能按照内化于己身的专业标准来进行自我管理。一位医生如果得到足够的酬劳，恐怕就不会对病人做出违反职业伦理的事，他已经立誓要为病人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在信息时代的任何发达社会中，职业教育都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来源，并为去中心化的、扁平化的组织提供基础。

的确，社会资本对某些部门和某些形式复杂的生产活动而言很重要，原因正在于基于非正式规范的交换，既能避免在大型等级制组织中发生的内部交易成本，又能避免在公平市场交易中发生的外部交易成本。随着商品和服务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估价和区分，非正式的、基于规范的交换活动的必要性也在日益加重。

从低信任度生产到高信任度生产

以亨利·福特的巨型工厂为代表的20世纪早期的工作场所，是一个以高度规章化、程式化为特点的等级制组织。在这里，由一个集权的、官僚化的等级体制来确立和控制细致的劳动分工，该体制还设定了大量正式规则来约束组织内的个体成员应如何行事。福特所施行的科学管理原则，是由工业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它包含一个隐形的前提，即管理情报（managerial intelligence）有一个规模效益的问题，如果情报被限定在白领管理层流通而不是分发给整个组织，可能组织的运作效率更高。

在这样的体系中，不需要信任、社会资本或非正式社会规范：每一个员工已被告知应该站在哪里、怎么行动、何时休息，一般来说，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任何一点点创造力或判断力都是不受欢迎的。不管得到的是奖励还是惩罚，员工纯粹为个人动机所策动，并且随时可以同其他员工相互调换。借助工会对体系的反制作用，蓝领劳动力要求他们的权利得到正式的保证，并尽可能在最小范围内明确其职责——于是就造成了作业控制的工会主义（job control unionism）和电话簿一样厚的劳动合同。[17]

泰勒制是协调低技能产业工人活动的有效手段——也许是唯一的手段。在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中，有半数福特公司的蓝领工人是那些不会讲英语的第一代移民，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80%的蓝领工人没有高中学历。[18]但泰勒制随即遇到了大型等级制组织的所有问题，包括决策过程缓慢，工作规则死板，适应新环境能力低下等等。从等级制的、泰勒式的组织演变为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需要卸除正式的、官僚化的规则的协调功能，将之转授给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在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内，权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某种允许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方式内化于组织之中。

一个精益化的或及时生产制（just-in-time）的汽车制造厂就是扁平的、后福特式组织。就正式权威问题来说，原先指定给白领的中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如今被蓝领的流水线工人自己以团队形式来承担。每天的生产计划、机器安装、工作纪律和质量控制，全由工厂最底层的劳动力来掌握和处理。

在高岗市（隶属日本名古屋地区）丰田公司的装配线的每一个工位上，都有那条著名的控制线，这根控制线显示出权力被下放到组织底层的程度，每一个工人都可以在发现生产过程中某个问题时停掉整条装配线。这根控制线就是博弈理论家所称的单元否决权（unit veto），任何操作者都能让整个群体的努力毁于一旦。这样的权柄要安全地向下授受，必须满足以下一些特定条件：劳动力要充分接受训练，从而能承担此前由白领中层管理人员肩负的职责，并且他们要怀有一颗责任心，懂得要用手中的权力为更大的群体目标而非个人目标服务。

在历史上劳资关系一贯紧张的地方没法实现这种权力授受。换句话说，后福特式工厂需要比全面制定工作守则的泰勒制工厂有更高的信任度和更多的社会资本。

正如许多研究成果所示[19]，精益化生产以创造大量利润为标志，提高了汽车业的生产力，同时也提升了产品质量。其原因在于，处理地方性信息的活动能更接近于产生它的地方：如果分包商提供的车门不合用，负责将它安装到车身上的工人就既有权力又有动力来确保该问题得到解决，而不是让相关信息在冗长的管理层次体系中来回传递最后不知所终。

地域和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对于实现一个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的重要性，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乍看上去，硅谷是美国经济中一个社会信任度和社会资本都较低的地区，在这里作为规范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如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在不带感情色彩的市场中相遇的那些理性的、追求功利最大化的人们，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效率。小公司多如牛毛，新的小公司还不断从其他公司拆分出来，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它们或异军突起或沉寂消亡。就业没有保障，终身受聘和忠心服务于某一家公司的事迹罕有听闻。信息技术产业相对不受约束的性质，以及风险投资市场的成熟，给高度的企业家个人主义（entrepreneurial individualism）创造了空间。

但是，众多有关硅谷技术进步的实际性质的更为详细的社会学研究，如安娜莉·萨克森奈恩（Annalee Saxenian）的《区位优势》（Regional Advantage）[20]，则认为呈现于硅谷的是一幅不受约束的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场景。在现代经济中，社会资本并不是仅存在于公司个体内部，或体现在诸如终身聘用制等实践中。[21]萨克森奈恩在比较了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的不同表现后指出[22]，硅谷成功的一条重要原因在于当地独特的文化。萨克森奈恩清楚地揭示出，在硅谷表面看上去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竞争背后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网络，它们将不同公司（从半导体业到个人计算机业）的个体联结起来。这些社会网络有各自不同的根源，包括共同的教育背景（例如都在伯克利或斯坦福获得电子工程学位）和共同的就业经历（许多半导体产业的关键性人物都曾共事过，如罗伯特·伊斯和安迪·葛洛夫在该产业发展初期都在仙童半导体公司工作）[23]，或是在其成长过程中受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旧金山）湾区反主流文化潮流所倡导的那些规范的洗礼。

非正式网络对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有多方面原因。大量知识处于隐形状态，不容易转化为可在知识产权市场买卖的商品。[24]底层技术（underlying technologies）和系统整合过程的极度复杂性意味着，即使是最大型的公司也无法在自己公司内部创造出足够支撑其发展的技术知识。技术流转可以通过公司间的合并、兼并、专利互换和正式结盟来实现，但关于硅谷技术发展的研究文献指出了大量研发工作的非正式性。对此，萨克森奈恩说道：

从准家庭关系中滋生的非正式社会交往，在当地生产者中造成了无处不在的合作和信息分享。人们爱去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马车轮酒吧（Wagon Wheel bar），工程师们在那里聚会，交换想法和小道消息，这个酒吧已被誉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策源地……

大家都认为，这些充斥于大街小巷的非正式谈话是掌握商业竞争者、客户、市场和技术的最新消息的重要来源……在以快速的技术变革和激烈竞争为特征的产业中，这些非正式交流常常比行业杂志这类传统的、时效性较差的媒介更有价值。[25]

她认为，128号公路园区里的公司，例如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其专有专营的做派其实是一种不利因素。最终它既不能成为一家技术上实现垂直整合、能自给自足的制造商，又缺乏与竞争对手分享技术时所需的非正式联系和信任。

这些技术网络所具有的伦理和社会维度的意义，对实现它们的经济功能十分重要，通过下面这段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当地工程师认识到，他们通过网络获取的反馈和信息的质量，取决于信息提供者的可靠度或者说可信度。只有那些与你有着共同背景和工作经历的人才能确保这种质量。”[26]因此，这些共享的职业和个人规范构成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

其他一些作者从技术发展的其他方面对所谓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的发展进行了分析。[27]他们发现，致力于某一特定技术发展的工程师之间往往会基于相互的尊重和信任而彼此分享信息。涌现出来的实践社区总是自成一格；除了共享相同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外，它们常常跨越个体组织和专业分工所形成领域的边界。

相比其他产业部门而言，这些非正式网络在信息技术产业可能更为重要。在化学制药业中，公司的一大收入来源可能只是出于对某一单个分子的知识的掌握，这样的公司在分享其知识产权上自然会更加谨慎。就信息技术而言，情况则更为复杂，它涉及大量高技术产品和工艺流程的整合。将专有知识特定的一小部分与潜在商业对手进行共享所造成的直接损失，相对来说比较小。

由这类非正式网络造就的社会资本令硅谷得以在研发上形成规模效益，而大型的垂直整合的公司则做不到这一点。有不少文献谈到过日本公司的合作特点以及“经连会”（Keiretsu）组织成员彼此分享技术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整个硅谷可以被视作一个大型的网络组织，它在汲取组织内部专家知识和专门技能上的表现，即使最大的、垂直整合的日本电子科技公司及其经连会合作伙伴也无法做到。[28]

社会资本对技术发展固然重要，但这种重要性也造成了一些矛盾。其中一点是，尽管有了全球化，地理集中的优势依然重要——甚至可能比此前更重要。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等评论者曾指出，虽然有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但许多产业，特别是高科技研发产业，依然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29]假如信息能通过电子网络被轻易分享，为何没有出现产业地理分布的进一步离散化呢？电子网络内非个人性的数据分享看来不足以形成硅谷中的那种相互信任和尊重；作为重复的社会互动结果的当面交流和互惠参与从而就必不可少。因此，尽管货物一类产品的生产可以分包给世界上劳动力成本低的其他地方，但精密的技术开发活动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困难得多。

地域仍然重要，但这不意味着世界正退回到某种桃花源式的状态。在全球经济环境中，即使像犹他州普罗沃市一带这样广阔的、技术密集型的区域，虽然孕育了蓬勃发展的软件产业——包括如今落败的昔日巨头网威公司（Novell）和完美文书公司（WordPerfect）都坐落于此，但这些区域的规模依然不足以保证它们站在技术发展的前沿。“弱”联结仍然重要；想让创意和创新能自由流动，就需要网络彼此交叠。另一方面，没有社会联结，创意就很难转化为财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有了宽带和高速的网络连通，但社会联结仍然需要其他一些东西。

[1] 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1); Friedrich 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1945): 519-530.

[2] 对于等级管理问题更为深入的讨论，参见Gary J. Miller, Managerial Dilemm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erarc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Jeremy R. Azrael, Managerial Power and Soviet Poli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4] See 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and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elknap, 1990).

[5]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 6 (1937): 386-405; 另见Oliver Williamson的著作， 包括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企业的科斯理论还没有被普遍接受。Alchian和Demsetz争论说企业可以被充分地理解成市场关系。Armen Alchian and H. Deni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1972): 777-795.

[7] See, for example, Gemot Grabher, The Embedded Firm: 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London: Roudedge, 1993); Nitin Nohria and Robert Eccles, eds.,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2); Walter W.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2 (1990): 295-336; John L. Casti et al., Networks in Action: Communications, Economies and Human Knowledge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95); Michael Best, The New Competition: Institution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Thomas W. Malone and Joanne Yates, “Electronic Markets and Electronic Hierarchie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0 (1987): 484-497.

[9] See, for example, Nitin Nohria, “Is a Network Perspective a Useful Way of Studying Organizations?” in Nohria and Robert Eccles,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2).

[10] Thomas Malone et al., “Electronic Markets”; see also Malone,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oordination,” ACM Computing Surveys 26 (1994): 87-199.

[11] 译注：由美国著名的环保主义者约翰·缪尔（John Muir）于1892年在加利福尼亚成立的环保组织，是美国著名的环保组织之一，又翻译为塞拉俱乐部、山峦俱乐部。

[12]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973): 1360-1380.

[13]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4] Kenneth J. Arrow, “Classificatory Notes on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1969): 29-33.

[15] 关于该观点，参见Masahiko Aoki, “Toward an Economic Model of the Japanese Fir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8 (March 1990): 1-27.

[16] See, for example, KennethJ. Arrow, “Classifactory Notes on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1969): 29-33.

[17] Harry Xatz, Shifting Gears: Changing Labor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utomobile Indust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18] Allan Nevins, with Frank E. Hill, Ford: The Times, the Man, the Company (New York: Scribners, 1954); p. 517.

[19] See James P. Womack et al.,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20] 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1] 在这一方面，我在《信任》一书中错误地高估了企业规模的重要性。巨大的企业规模可以反映出社会资本，并基于人们愿意去相信他们家庭以外的人；它也可以反映出社会资本的不足，因为在低信任度、泰勒制的层面上去组织大型公司是有可能的。公司规模并不比联系个人的社会规范更加重要。这些规范可以在单个的组织界线内存在，也可以超越个体组织。

[22] 译注：波士顿128号公路是和加州硅谷齐名的另一条美国的高科技走廊，在20世纪70—80年代盛极一时，自8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衰落，但新世纪以来，通过制度创新等手段，该地区又呈现出新的活力。

[23] 译注：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是集成电路的发明人之一，也是仙童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则是英特尔（Inter）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24] Don E. Kash and Robert W Ryecroft, The Complexity Challen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inter, 1999).

[25]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pp. 32-33.

[26] Ibid, p. 33.

[27] See, for example, Bernardo A. Huberman and Tad Hog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Performance and Evolution,”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Organization Theory I (1995): 73-92; John Seely Brown and Paul Dugui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Communities-of-Practice: Toward a Unified View of Working,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2 (February 1991): 40-57.

[28] Masahiko Aoki在1996年6月递交给三星经济研究所的论文。

[29] Michael E. Porter, “Clusters and the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98): 77-90; also Porter, On Competi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ooks, 1998), pp. 197-287.

第13章

自发性的局限和等级制的必然

我们不仅看到大量显而易见的坚实案例，说明通过理性的谈判和协商是可以产生社会规范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信息社会里典型的高科技工作场所，非正式规范和自组织起着关键的、可能也是越来越大的作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集体行动问题解决方案的这种自发秩序局限何在。在有着自由主义取向的法与经济学一派中，许多人都以极端方式寻求以自发秩序的解决方案替代等级制的解决方案。有一个实践效果很好的经典案例，即以污染信用（pollution credits）的交易作为政府管治空气质量的替代手段，在1997年于东京召开的关于全球变暖的峰会上，美方谈判者便试图将这一概念引介给那些更倾向于主权论的同行们。[1]但也有人曾建言，可以为器官和婴儿交易建立市场。那么，自发秩序的力量止步于何处，而等级制又在哪里可以重新发挥作用呢？

自发秩序的不足

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发秩序只有在某些明确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在许多情况下，它要么无法实现，要么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会导致不良后果。奥斯特罗姆举出许多相关事例说明，人们为共享公共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而建立规范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2]在她对自我组织的条件的论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列举出社会并不总是能够达成自发秩序解决方案的若干原因。

规 模

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书中指出，搭便车现象会随着群体规模的增长而变得愈发严重，因为对每一个个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变得更加困难。医疗诊所的职员或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很容易知道他们中是否有人消极怠工；而这对于拥有上万名雇工的工厂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搭便车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因为往往大多数人都在大型工厂或机关中工作，所有的工资和福利都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被发放到他们手里。前面说过的各种察觉背叛者的生物学机理，针对群体规模进行过优化，主要适用于狩猎采集社会的那类群体，或不超过50—100人的群体。对于这样的社交圈，闲聊就是一种理想社会控制的形式。在一个非正式的网络内，有关谁可靠、谁诚实、谁懒惰、谁又不爱和人交往的信息很容易四下传播，不需要动用专门人员而仅凭群体自身就可以实现监督。当群体规模大于这个限度，系统就开始失灵。凭人来断定其信誉变得困难；监督与强制的成本增高，并受到规模效益的制约，需要授权给群体中被指定的成员以专门从事监督与强制活动。到了此时，警察、议会以及其他体现正式等级制权威的机构便走上历史舞台，开始发挥作用。无处不在的信息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把握人们的信誉，但对保护隐私的渴求最后会限制信息向陌生人开放。

边 界

要实现自发秩序，厘清群体成员的资格范围很重要。如果人们能随意地加入或退出某个群体，或者弄不清谁算是群体一员（也就不知道谁有权从群体所有的公共资源中受益），则个体成员就不太有兴趣为自己的信誉担心。这部分解释了为何存在许多变数的邻里街区，往往犯罪率较高而社会资本水平较低，比如那些正经历快速经济变化的地方，以及火车站和汽车站周边的地方。[3]因为谁也不知道谁是真正的邻里街区成员，故而没法确定社区标准。

重复互动

艾克塞洛德揭示出，重复（互动）既是解决囚徒困境问题的关键，也是形成自发秩序的关键。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研究过的对象中，成功解决了公共资源分享问题的社区许多都是传统社区，几乎不存在社会流动，与外界也罕有联系，比如山野村民、稻农和渔民。人们只有在知道自己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同另一人打交道时，才会在意他们自己的声誉。有篇报纸文章提到，墨西哥的坎昆越来越受欢迎，是大学生春假聚会游玩的好去处。在坎昆的酒吧和迪斯科舞厅里，年轻男女恣意买醉和滥交，他们在家是不敢同样这么放肆的。用一个年轻女孩的话说，“你放纵是因为你知道这些人你再也不会遇见”。[4]

预先规范缔造共同文化

合作规范的确立常以一套为所有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预先规范（prior norms）为先决条件。在第八章所举的蹭车事例中，之所以有那样的蹭车文化，原因在于，两点一线的通勤者都清楚他们全部是不具危害的政府雇员，可以彼此信任。为共享公共资源进行规则谈判至少需要参与者讲同一种语言。某一文化所提供的一份公共语汇表，不仅仅包含词汇，也包含手势、面部表情和作为传情达意讯号的个人习惯。作为生理能力的补充，文化帮助人们辨别合作者和欺骗者，并有助于传播行为准则，而后者能让人们在社群内的所作所为更在预料之中。人们更愿意惩罚那些破坏自己群体的文化规则的离经叛道者，而不是那些破坏其他群体文化规则的人。相反，要跨越文化边界形成新的文化规范则困难得多。因为甚少交流，人们会把对方的沉默作为蔑视或不友好的表现，而其实不是人家的本意。在极端情况下（波斯尼亚就是一例），文化群体（cultural groups）通过对他人暴力相向来证明自身。

文化在解决囚徒困境问题时作为一种信息来源所起的作用，解释了为什么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多种族国家，能够很容易根据种族区分组织起经济企业（economic enterprise）。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信任半径，由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所支持的各自不同的实存规范，彼此差异会很大。[5]有些特定的文化（比如意大利南部的文化）不鼓励合作，因为这些地方的文化基于这样一类规则，如“只能信任直系核心家庭的成员，在别人利用你之前，抢先一步利用他”。[6]另一方面，其他道德体系如清教主义则鼓励在彼此没有关联的更大人群范围内以诚相待。[7]在陌生人中间鼓励诚信的文化规则，解释了为何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定居的一群清教徒能不费周折地同他人建立起合作关系。难以解释的倒是，为何原本生活在西西里岛、社会信任度低的群体在移居美国后也往往按照种族来组建社区和从事商业活动。按道理，意大利南部的人更愿意照顾可信度高的美国佬（Yankee）而不是他自己社区成员的生意。

这种情况当然与美国商人不愿同（他们心目中）不值得信任的西西里岛人打交道有很大关系，长期实际存在的种族偏见也正是造成种族聚居区（ethnic enclaves）出现的原因。但即使抛开美国商人的做法不论，意大利南部的人和美国人如果能各自在自身群体的范围内共享各自的共同文化规范，则也能有助于他们读解双方共通的伦理行为。也就是说，尽管美国人中值得信任者的相对数量可能高于西西里岛人，但落差只是相对的。没有哪个群体会放任欺骗、谎言或投机行为的泛滥。（请记住前文曾断言的，所有人类种群中都混杂着天使和恶魔。）美国人和西西里岛人都同样需要具备把诚实可靠的人同恶魔区分开来的能力。在读解其他人的行为特征和组成社会网络（借此可以传播和处理信息）方面，每一群体文化都会给予其成员以帮助。因此，即使一个西西里人可能一般来说不如一个美国人那样行事可靠，但他仍然更有把握在西西里人群体中而不是一群沉默寡言的美国人中察觉投机行为。

权力与正义

还有一个因素制约着自发秩序在解决合作困境时的效用，那就是关于权力与正义的问题。非正式社会规范时常反映出某一群体支配另一群体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或是依凭群体更多的财富、权力、文化修养或智识能力，或是依凭赤裸裸的暴力和强权。支持奴隶制的那些规范便是一例。许多人会认为，这些规范并不代表它们是一场自愿协商的结果，因而不能被视为是自发的。但许多此类规范其实要比人们预想的更具自愿性。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人们不愿成为奴隶，但认同奴隶制的合法性，如果自己属于战败一方，他们也情愿接受当奴隶的命运。传统社会中的许多女性接受甚至欢喜于她们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尽管使父权制合法化的规范可能原本出于强权，但并不会被一直当做强权的表现。

换句话说，某些社会规范，即使为采用它们的社区所自愿接受，也可能是不公正的。本质上规范是公正还是不公正，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已超出所有社会科学力所能及的范围。20世纪的哲学发现面对的正是如下结论带来的难题，即没法合理地做出上述判断：文化相对主义和不同流派的后现代主义基于认识论提出，不存在一系列可判出优劣从而可供选择的文化。自由主义者中那些更积极支持自由意志、自由选择的人常会提出相似的主张：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只要个体的诉求不对他人的诉求构成干扰，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某一等级的权威可以合法地站出来对个体的偏好评头论足、指手画脚。[8]限于篇幅，在此无法对此问题进行详述，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有无数充分的理由相信，评判对错有普适的规范，不管那些可能坚持相反规范的个体或社群信奉什么，这些规范都应得到实行。[9]如果真能如此，我们才有理由断言，某个社群中自发演化出来的规范是错误的或不公正的。

等级制权威何时才应当出于公正或公平的目的、出面纠正某一自发性后果，这是一直以来左翼和右翼构成分歧的核心议题。理性的等级制权威得以壮大（用美国的说法即“大政府”），首先是出于社会对各种不公正待遇现象的明显需求——奴隶制、吉姆·克劳法案（Jim Crow laws）[10]、童工、无序失衡的市场、危险的工作环境、误导性广告，凡此种种。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政府权威一再在抽象的社会正名义下被滥用。就算抛开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论，就基于20世纪美国的经验而言，人们也完全有理由对公共政策的能力提出质疑，质疑它们是否能在实现其目标的同时不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或事与愿违的后果。不过，在适当情况下，需要等级制权威的干预，在原则上不能对这种需求打半点折扣。除了那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人会认同，许多道德上干系重大且不容易被自发纠正的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干预予以解决。

缺乏透明性

通过社区内部个体之间重复互动而形成的非正式规范必然缺乏透明性，外人看来尤其如此。在社区内部，由于不了解规范、遭受诬告或过分的惩处，个体可能因此经受不公正的对待。规范往往出于稳定的、封闭的社区这一事实意味着，外来者会被人怀疑，比起在那种由严格而正式的法治形成秩序的环境里，他们融入社区的难度会更大。人们都知道，迁入一个谁也不认识谁的大城市要比迁入一个人们彼此都认识的小镇要容易。小镇上的人可能更加友好，但那里也遍布着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外来者要花许多年才能弄明白。

非正式规范缺乏透明性，而它们的来源常因此被掩藏在非自愿的权力关系之中。下层人对上层人所显示出的尊重，究竟是一种自愿认可的行为，还是在后者暴力统治之下得过且过的敷衍？由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讲述了一个英国管家的故事，由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扮演的这一角色终身为其主人服务，但他这名主人最终被人揭露其实是一个支持纳粹的蠢蛋。该故事的可悲之处在于，这名管家最终认识到，他原本认为自己的一生会因奉受为其主人服务的原则而获得意义，事实上这不过是一场浪费。由于大多数逐步形成的非正式规范，其起源深藏于时光的迷雾中，令我们常常对其产生和持续存在究竟是为了哪般所知甚少。

坏选择的顽固性

尽管会出现不公正的、无效果或起到相反效果的规范，但有人会说，这些规范会自发地消逝，因为它们不能给践行它们的社区带来益处。法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文献常常使用一种明显进化论的假设，即某种意义上的适者生存以及由此而来的最终的“有效进化”（evolution toward efficiency）。也就是说，在公司竞争中，弱者会破产；社会中法律制度的竞争，不适用的会被淘汰；不同社会彼此竞争，表现更好的才得以存续。[11]

然而，由于传统、社会化过程和习惯的影响，不良、无效或反效的规范能够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维持数代人之久。路径依赖是一个如今很流行的专业术语，它表明当前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s）有赖于历史或传统。一个基本的比喻是，一条穿过森林的道路，它迂回曲折之处正反映了那些最初修筑道路的人的困难和局限，比如河面上有浅滩或者丛林有凶狼。如果晚些年来修这条路，由于筑路技术的提高或者林中出现了空地，可能这条路会修得更加笔直，但过往对现有道路的投资说明，留用旧路的成本更少。[12]人类制度也是如此。比如，有关最终决定总统人选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可能不在最初起草的宪法内容中，但现在没人要努力废除这一制度。

传统对于理解规范的重要性在于，人们常常根据习惯而不是所谓理性选择一类东西来行事。即使最初是经过理性谈判或审慎选择而形成的社会规范，它们仍是通过社会化过程代代相传，而这一过程又正是人们慢慢习惯某些行为模式的过程。由于许多社会规范将长远利益或群体利益置于短期利益或个体利益之上，故而对被要求遵守这些规范的人来说，它们常常是不受欢迎且难以忍受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一书中所说，德性不同于智性，它要通过习惯和重复才能获得，以致最初不受欢迎的活动最终变得受欢迎或者多少不那么招人反感。道德教育不是一种认知训练，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身利益实际上体现在某一规范之中。这当然意味着，某种社会习性一旦习得，就不会像基于简单的信息而对某种观念或信仰失去信任那样轻易被改变。

社会化过程通过仪式化而得以加强。仪式通过创造能被代代相传的、程式化的行为模式使个体同社区联系起来。若按理性选择的视角来看，大多数仪式看上去随意而无意义，但它们能够被倾注无穷的情感；对它们进行干扰或改造会破坏基层社区的团结，因此会遭到大量的抵制。若按照支撑今日英国政体的民主原则论，英国君主制肯定一无是处。相反，它具有强化英国社会分层的负面作用，使血统凌驾于功业之上。有人怀疑，若非围绕君主制有着种种仪式和人们对这些仪式所倾注的情感，它随时都会消亡。

最初的糟糕选择，其影响常常被一种经济学家熟知的递增收益（increasing returns）现象严重放大。即是说，在适当条件下，拥有某些事物会带来更多这些事物的产出，就像是经过了一个放大器的反馈。这类例子之一就是孔雀的尾屏。达尔文以来的进化生物学家指出孔雀的尾屏是性选择的结果，为了找到最好的伴侣，雄孔雀和雌孔雀各自在其同性中通过不断的相互展示进行竞争。生物学家从理论上推断孔雀尾屏的进化可能是偶然事件的结果，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一些雌孔雀开始喜欢有着亮丽色彩尾屏的雄孔雀。这就造成了某种递增收益的情形：由于某些雌孔雀想同开屏显眼的雄孔雀交配，其他雌孔雀也选择这样的雄孔雀，因为这样能让它们的后代可以更容易找到配偶。想找这类雄孔雀的雌孔雀越多，促使后来的雌孔雀不得不如此选择的动机也越来越强烈，如此愈演愈烈。

人类制度也是如此：许多制度的存在不是因为它们有效或者与环境十分适配，而仅仅由于在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们从其他制度中脱颖而出。随着时间推移，原本很小且不经意的差异会被放大为巨大的差异。经济学家曾举过一个递增收益使人们被锁定在早期选择上的例子，即人们在微软的DOS、Windows系统和与之竞争的CP/M或OS2系统中选择了前者。微软的操作系统在技术上并不领先于竞争对手，但由于选择安装它的群体数量大，使得每个人都有使用它的冲动，因为这样便可以使用和共享更多的应用。[13]

正是出于以上原因，社区并不是一开始就能产生合作性规范，并且即使出现了这样的规范，也可能是不公正的，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不公正的或者适得其反的规范可以长时间存在。这意味着自发秩序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成为秩序本身。在内战之前的美国南方，使奴隶制合法化的社会规范不会通过自发地逐步演进而得以纠正——起码不会在人们认为的符合道德正当性的时间限度内发生这样的演进，而只能是由武力断然终结它；将它们强加于不情愿的人群也只能通过高度威权的手段来实现。就像哈耶克自己所指出的，以正式法律表现出来的国家权力，对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而言总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和修正。[14]

网络的缺陷

网络是当代的、组合（corporate）版本的自发性组织。一些有远见者，如《网络社会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的作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宣称，我们正处于一大社会转关之际，即从威权主义的等级制转向网络和其他彻底民主化的权力结构转变。出于情理之中，在一个组合世界里，人们希望在自愿、平权和对等的基础上做决定的愿景是诱人的，也符合抱有自由主义乌托邦幻想的人所希望看到的景象，即政府权力完全被自愿性团体及其内在的约束所取代。这种要求平等的热望说明了为何在组织话语（organizational discourse）中使用生物学做比喻特别受欢迎，在组织话语中，由上自下的、牛顿力学式的机械控制被认为不好，而自下而上的、有机的自我组织则颇受赞赏。

我们可以认为，在未来的技术世界中，网络将变得愈发重要，但也应该承认，等级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在组织中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其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不能把网络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资本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在它们不存在的地方，等级制可能是构成组织的唯一形式。第二，等级制对组织实现目标来说，有着功能上的必要性。第三，人们出于本性喜欢把他们自己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

正如我们所见，网络只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人们在其中通过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以及人们之间的经济纽带与他人建立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公司可以在对雇员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使之形成对某些价值观的共享，从而创造出社会资本。但这往往是一个既漫长又成本较高的过程，且每一作为个体的公司无论如何都无法创造出能连接本公司工人和其他公司工人的社会联结（social ties）。因此，它们必须依赖存在于周遭更广阔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但这种资本或许存在，也或许不存在。自组织网络更可能出现于这样的情形下，即置身于广阔社会中的人们，不仅拥有其他强有力的公共建制（communal institutions）[15]，且人们不会因为阶级、族裔、宗教、人种或其他类型的分别而被割裂开来。

其中一个事例来自汽车产业。为了应对针对其出口政策的政治上的反对声音，日本汽车制造商如丰田和尼桑等开始在在北美设立工厂，但这些厂商一般都选择避开密歇根和其他有工会斗争历史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地区。对它们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工会规定工资所带来的高昂成本，而是具有悠久工会传统的美国工人团体不太能经受得住那种高信任度的管理方式，而这种方式正是精益制造（lean manufacturing）的基础。精益生产型工厂不仅在工作准则上需要更大的灵活性，也需要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双向交流，还需要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企业共同体（common enterprise）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企业向美国移植最终选择了诸如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乡村这类地方。这些社区对工会组织的认同较少，有与日本大部分地区相似的小城镇特点。我不知道是否有从事精益制造的厂商考虑过，在西西里或其他意大利南部的低信任度地区设立工厂，但有理由相信这不会是一个明智的投资。自组织不是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

想发挥社会资本优势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必须要花大量投资来创造社会资本，因为他们在何处设立其本土工厂的问题上不像他们的日本竞争对手那样灵活。福特公司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严重违纪和大幅减员后，80年代迅速转向更为有效率的精益生产方式。福特公司清楚，既然避不开工会，它就得通过长期努力建立起与工人的信任关系，以此达成与工会的团结。福特公司指派一位高级副总裁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UAW）的主席进行紧密合作，并制定了一条基本政策，即不与抨击工会的零部件供应商做生意。1997年，公司拒绝从约翰逊控制有限公司（Johnson Controls，又译江森自控）购进零部件，当时后者正卷入一场事涉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激烈的员工罢工和资方停工事件。[16]福特公司的这一立场激怒了约翰逊控制有限公司，但这一策略后来取得了成效，福特因此而获得实实在在的劳工和平，并得以顺利地实施公司自身的精益运营（lean operations）。

与之相比，通用汽车虽然建立起一套及时供应（just-in-time supply）的作业方式，但没有把握到社会资本是确保这套作业方式正确运转的关键。通用在争取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信任上付出甚少，只是指定一名在公司管理层中位置低下的小主管负责打理劳工关系问题。严格的交货时间表让及时生产十分依赖信任与合作；如果某一零部件未能按承诺的时间交货，延误就会波及整个生产链条。在1996年和1998年，通用遭遇两次打击沉重的罢工，它们都是由事发地的本地工人联合会成员发起，随即迅速扩展到通用在整个北美地区的企业。1998年的罢工事件给通用造成了16亿美元的利润损失。

如上所述，日本公司向美国移植工厂时，利用了移植地社区既有的社会资本，福特公司在原本社会资本很少的地方花大力气创造社会资本，而通用汽车起初没能意识到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旦社会资本缺乏，等级制组织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实际上可能是将低信任度社会组织起来的唯一办法。经典的泰勒制不需要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建立任何信任关系，只需要处于底层的工人遵照正式规则行事即可。对工人进行激励靠的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泰勒本人则是以促进产量提高为目的的计件工资制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工人没必要将组织的目标归入到自己的目标系内，也没有理由把老板视为大家庭的一分子。对于技能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等级集中制（hierarchical centralization）可以保证他们不必为自己的事操心。在20世纪30至40年代苏联迅急的工业化过程中，泰勒制被苏联的管理人员运用得十分有效，农民从田地里一下被带到大型工业企业来工作。那时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斯大林主义和恐怖政治的经历使人们之间的横向联系被切断，此前残余的社会信任也被彻底摧毁，以至于整个苏联社会变得原子化。

随着学历要求和技能水平在当代经济中的全面提高——正如美国所发生的那样，需要采取泰勒制组织形式的经济部门的数量会减少。不过，一部分劳动力培训起来依旧困难重重，国家中既存的许多社会、族裔、阶级、性别和人种方面的判分，会阻碍作为社会资本基础的共享规范在人群中传播，甚至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中间也会如此。这使得等级制组织仍将是一种重要的协调手段。

组织分层制度不会消失的这第二个原因，不仅适用于那些夕阳产业中的低技能劳动力，甚至也适用于最先进的高科技公司。许多情况下，等级控制比非集中化管理更加行之有效。尽管网络可以调动更多人的智慧，让他们勇于冒险、探索有效的做法，从而使网络可能更具创新力，但有时候一个集权的等级制的果断决策是非常关键的。

试想一下像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这样的行动吧。为了实现突袭的隐秘和突然，盟军指挥官不得不对军队调动和信息流动加以严格控制；而为了确保部队在适当时间登上指定的海滩，就需要对资源分配进行专断控制。集权组织比网络的行动速度要快得多，后者那种基于共识的决策方式会令行动受到阻滞。如果德国人在6月4日就得到盟军来袭计划的风声，并把军队调往诺曼底，后果该作何设想？如果你是艾森豪威尔，在当时情况下你是愿意让盟军按等级制还是网络方式来运转呢？在一场关于网络决策的实验中，剧场中的人们一齐模拟驾驶飞机，他们通过表决来控制飞机向上、向下或向一侧飞行。[17]实验表明，经过一个学习过程，这群人最终能够成功地操控飞机的行驶，尽管没有哪一个人能单独控制它。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网络协调（network coordination）的事例，但我怀疑，大多数人在乘坐波音747飞机时，更愿意把自己的性命交于单独一位称职的飞行员之手。

网络协调也可能风险极高。网络的一大优点是，许多接近地方性知识源泉的个体或次级部门（subunit）能持续地创新、实验和冒险。但当一个公司将“赌上公司”（决定公司命运前途）这样的大权交托给一个职位较低的员工时，这种优点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不利因素。这样的事情其实已经在久享盛誉的英国巴林银行的投资公司那里发生过，该公司曾允许一位年方二十九、名叫尼古拉斯·里森（Nicholas Leeson）的新加坡驻地交易员动用大量公司资本进行冒险投资，结果让他仅凭一人之力就埋葬了这家有着二百三十四年历史的金融机构。那些比巴林银行稍为幸运的、没有葬送在低职位雇员所做的错误决策中的公司，通常是很快在员工管理的等级控制上添加新的等级，从而避免类似灾难再度发生。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兴起并横扫美国管理界的非集中化、组织扁平化和网络的发展热潮，常常以一种幼稚的重起炉灶的水平在进行。高度分权的公司和“被赋予权力”（empowered）的底层员工，这种现象以前就出现过，并以失败告终。零售商西尔斯百货（Sears）就是一例，20世纪30至40年代，在罗伯特·伍德（Robert E. Wood）将军的领导下，该公司将实际权力下放给分区副总裁和地方门店的经理。如此做的理由跟今天一样：塔拉哈西（Tallahassee，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的门店经理远比在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中的管理层更了解，应该在本地市场投放哪些商品进行销售。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很多被授权的基层管理人员开始按照自己想法行事，而其想法常常不能与公司整体的布局相一致，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汽修经理利用西尔斯诚信、优质服务的声誉，玩起挂羊头卖狗肉的营销伎俩。[18]

在非集中化的组织里，功能失调常常表现为“部落主义”（tribalism）的形式，某一部门的主要兴趣发展到只是打击另一部门而不是打败外界的竞争者。20世纪50年代在福特汽车公司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公司内部的两派在销售大陆马克II型（Continental Mark II）汽车时发生了冲突，一派希望用它来吸引高收入家庭走入福特的展销厅，借此更好地推销福特的全线产品，而另一派则以节约成本为由阻挠一种四门车型的开发，使这一营销策略无从实施。[19]

在缺乏正式的管理控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让员工诚心奉守他们可以接受的行为准则，来防止肆无忌惮的个体员工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换句话说，在一个权力高度分散的组织内，只有社会资本才能让这类问题无处遁形。这一点可以、也确实常常通过培训来实现，或是通过甄别雇用那些品行端正的员工来实现，但这样投资于社会资本往往成本很高。并且，对非集中化管理的公司构成影响的部落主义，通常不是缺乏诚信和培训不足的产物，而是过分热烈地追求次级部门的目标甚至不惜以牺牲整个组织利益为代价的结果。在实行非集中化的组织里，管控行为的非正式规范可以在灵活性和风险性之间达成一个最优平衡，但它不保证两个目标都得以实现。当风险变得足够大时，正式控制就变得必要了。

吊诡的是，扁平化组织或网络的正常运转需要社会资本，而要创造这种社会资本，有着领导和魅力领袖的金字招牌的等级化组织往往是必需的。这些都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熟知的概念，但对经济学家来说比较陌生。大量有关组织和官僚制的研究文献都发现组织具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结构，并指出后者对于前者正常发挥作用的重要意义。通常情况下，引领某一特定组织的非正式的群体精神（informal ethos）是榜样教化的结果。如同在政治生活中一样，伟大领袖是那些能够通过自身人格和榜样的力量让人们按特有方式行事的人。管理专家埃德加·施恩（Edgar Schein）提供了无数小规模事例，以说明领导者如何形塑企业文化，比如离开办公室到车间中走动，与工人共担人身风险，或是绕过公司各级部门直接与工人接触。[20]像美国林务局和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这些最有效率的政府官僚部门，都有着为领导者强烈个性所塑造、常常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非正式文化。[21]网络，顾名思义就是群龙无首的；榜样和规范都必须从底层涌现。如果创造社会资本的规范一开始并不存在于组织中，那该组织要想在内部产生社会资本，其难度要远大于一个拥有强力领导的等级制组织。

“等级人”[22]

等级制（hierarchy）不会很快从现代组织中消失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人类本性上喜欢按照等级制将自身组织起来——或更准确地说，那些位于等级制顶端的人发现承认其社会地位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满足，其愉悦程度往往超过作为幸福之源的金钱和物质财富所能带来的。位于等级制最底端的人虽然谈不上有多喜欢这一制度，但他们通常别无选择。不管怎么说，现代社会遍布等级结构（hierarchies），大多数人能够最终在其中觅得一个中等乃至偏上的位置。还有，人们最反感的不是原则上的等级制，而是他们沉沦在等级制的底层。大多数成功当权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者，如法国人、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短时间内就设法建立起各自不同但在等级森严上相差无几的社会结构，其中最后站在权力等级之巅的不是国王或商业巨头，而是党的书记。今天，我们往往不是根据血统来赋予人们社会地位；如果在选择神经外科医生时根据的是那位候选者是某位神经外科医生的孙女，就会显得有些荒唐。但才华与能力的等级依旧得到划分。大多数人不会把神经外科医生和医院门卫同样划归到“卫生保健工作者”这一类别中——尤其是神经外科医生自己不会这么想。

为身份等级展开竞争是大部分动物世界的特点，尤其是与我们人类最亲密的灵长类亲戚的特点。动物世界中出现的大多数等级结构都是性选择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雄性为了获得接近雌性的机会而彼此展开竞争。雄性黑猩猩一心想着如何争夺到头领黑猩猩的位置，这种欲望深植于他们的神经系统中。当雄猩猩在某一等级体系中夺取最高地位后，它们会感觉到“血清素升高”（serotonin high）。[23]事实上，在一场实验中，研究者通过控制猴子颅内的血清素水平，便能做到提高或降低不同猴子的支配等级。[24]抗抑郁药物百忧解（Prozac）也是通过人为控制人脑对血清素的容受性来达到治疗效果。

对地位的追求也同样被内置于人类的情感系统中。被承认的渴望——包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承认和对其信仰、国别、人种、民族、理念等状况的承认——是人们政治生活背后的核心驱动力。[25]当一个人在适当的地位上得到普遍承认，其自豪感会油然而生，而得不到适当的承认则会感到恼怒。这些情感天然是社会性的：当一个人因为不被人承认而感到恼怒时，他想要的不是身外的某种实物，而是寻求出自另外一个主体意识的一种心理状态——即承认——的依据。常常出现这样的事例，一时之怒会令人做出明显不符合自身实际利益的事情，比如因为民族或宗教认同问题而开战，进行生死决斗，卷入暴力性的冤冤相报，或经年累月守在法庭上直到杀害妻子或儿子的凶手被绳之以法。

地位的竞争和被承认无疑也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许多被看做是经济动机的东西（通过实物商品的获得来实现对“偏好”的满足），并不是那么的出于消费的欲望，反而更多出于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说的“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即一个人在社会等级（social hierarchy）中相对其他人所处的位置。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即富人追求财富不是出于需要，他们这方面的需要往往不多，而是因为“富人因其所拥有的财富而感到荣耀”，以及“感到财富自然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26]

当代生活中身份的重要性可以从许多现象中显示出来。罗伯特·弗兰克指出，美国公司的收入明细表中显示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要比经济学理论（设想工人的报酬严格按照其边际生产力来发放）所预计的差距要小。[27]原因在于，报酬较其他人高出许多的员工，其部分报酬是以地位方式显现的——比如角落里的单间办公室、大门边上的车位或者一个副总裁的名牌，而职位较低的员工由于地位不如前者，不得不对之予以金钱上的补偿。

全部与经济生活有关的事情关注的都是地位而不是财富，在这一点上也许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民调专家在屡次调查中发现的一个事实，即他们与其他人相比越是富有，则会觉得他们自己越是幸福。更确切地说，处于收入分配等级顶端的20%的人认为，他们比收入相对较低一级的那20%的人要幸福，以此类推，收入水平处于最低等级的那20%的人觉得自己最不幸福。这看上去是证明了金钱可以买到幸福，而弗兰克认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回头看20世纪40年代开展的最初若干次调查，那时最富有的20%的人所拥有的绝对财富其实不比20世纪90年代中等富有的20%的人多。并且，在十分贫穷的国家里，处于收入分配等级顶端的人，也许在美国只能勉强算是中产阶级，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们是最幸福的。[28]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与幸福有关的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并且，正如斯密所说，金钱带来的满足感与富人因其财富而“感到荣耀”的程度有关。

一旦人类追求地位甚于一般的物质财富，他们所展开的就是一场零和（zero-sum）博弈，而不是一场正和（positive-sum）博弈。也就是说，获得更高的地位势必损害他人的地位。在零和竞争中，古典经济学开出的许多传统的补救措施，比如不受管制的市场竞争，就不再有效。地位竞争时常导致社会效用的无谓损失，因为竞争参与方会相互抬价。为了不落于身份地位相当的邻居之后，你会去买价格不菲的宝马车，他们则会不甘示弱地买一辆劳斯莱斯。你们的相对地位并没有改变，但两家豪华轿车公司却从你们两人的财富里各自大赚一笔。像这类情况，比较好的做法一般是双方约定不再竞争（就像是一份同样用来解决零和博弈的军备控制协议），或有一个仲裁者出来限制竞争的激烈程度。

想象一幅扁平化的、网络化的、没有等级的未来世界图景，相当于想象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这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梦想——顺便一提，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东欧，很多人权活动人士都怀有这样的梦想——同政治成为一切的社会主义梦想或不把男人当男人的激进女权主义梦想一样，都不太现实。[29]每一代人都试图重新定义把政治同公民社会和市场区分开的界线。到了我们这代人，这条线已经从政府那边被移开。原先被归属于政治的功能，经过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业已被重归于公民社会或市场。同样，在企业层面，权力和权威也已被下放、分散、外包和分解。但政治和社会的分隔线永远不会消失：社会秩序，无论是整个社会层面的还是整个组织层面的，始终都会产生，且来自一个既有等级制又有自发性的源泉。

[1] 译注：这里指的主要是《京都议定书》提出的温室气体排减量交易，而此概念源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戴尔斯（John H. Dales）首先提出的“排放权交易”（missioning trade）；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美国，至今仍未签署《京都议定书》。

[2]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0.

[3] Robert J. Sampson et al.,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Science 277 (1997).

[4] “Spring Breakers Drink in Cancun’s Excess,” Washington Post, April 3, 1998, p. Al.

[5]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 28.

[6] 这是由Edward Banfield提出的“无关道德的家庭主义”公式。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II.: Free Press, 1958).

[7]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p. 237.

[8] 比如参见James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的导言。

[9] 对这个话题较为详尽的论述，参见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10] 译注：吉姆·克劳法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歧视性法律。

[11] See Mark J. Roe, “Chaos and Evolution in Law and Economics,”Harvard Law Review 109 (1996): 641-668.

[12] Ibid.

[13] W. Brian Arthu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New World of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74(1996): 100-109, “Positive Feedbacks in the Economy,” Scientific American (1990): 92-99.

[14] Friedrich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 88-89.

[15] 译注：有的学者将communal institutions译为社群机构，鉴于这里福山没有明指institution是机构还是制度，我们采用一个更加中性和包容的译法，即建制。

[16] Robert L. Simison and Robert L. Rose, “In Backing the UAW, Ford Rankles Many of Its Parts Supplier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6, 1997.

[17] 关于这个实验的描述，参见Out of Control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4), pp. 8-11.

[18] 关于Sears的问题的描述，参见Gary Miller, Managerial Dilemma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90-94.

[19] Ibid, p.99.

[20] See Edgar H. Sche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8), pp. 228-253.

[21] James Q. Wilson, 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pp. 96-98.

[22] 译注：福山在这一节标题中采用了拉丁语“Homo Hierarchicus”，它源自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所著的Homo Hierarchicus: Essai sur le système des castes，台版中文本译者定名为《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其实就是指按照等级或层级组织起来的人，在这里我暂且采用“等级人”这一译法。

[23] Sec Robert H. Frank,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1-25.

[24] M. Raleigh, M. McGuire, W. Melega, S. Cherry, S.-C. Huang, and M. Phelps, “Neural Mechanisms Supporting Successful Social Decisions in Simians,” in Antonio Damasio et al., Neurobiology of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Springer, 1996), pp. 68-71.

[25]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有一个久远的传统，即强调自豪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柏拉图把这种根本的心理现象理解为Thymos，即激情。他认为Thymos是从理性和欲望产生的灵魂里独立的一部分。在黑格尔那里，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更完整的解释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143-161.

[26]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2), pp. 50-51.

[27] Frank,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pp. 96-99.

[28] Ibid, pp. 26-30.

[29] 英文版原缺。

第14章

超越“76号洞穴”

让他们都见鬼去吧，除了76号洞穴的人。

——76号洞穴洞歌，语出梅尔·布鲁克斯 （Mel Brooks）的《两千岁的男人》[1]

从本性上来说，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与生俱来就具备解决社会合作问题和创立道德规则以约束个体选择的能力。他们能在个体追求日常目标和同他人的互动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秩序，而不需要太多激励。把孩子从哈梅林（Hamelin）带往异土的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2]，恐怕不会看到这些孩子以一种蝇王（Lord-of-the-Flies）式的暴力自相残杀[3]（除非孩子们中间性别比例严重不平衡，同时假定花衣魔笛手自身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尽管这些孩子对父母的文化传统记忆不多，但他们仍可以建立起相差不大的新传统。他们的新社会也有一套血亲制度、私有财产制度、货物交换体系、身份等级制和许许多多约束个体行为的其他规范。诚实、可靠、守诺和各种形式的互惠，至少在原则上几乎为所有人尊重，并在多数时间里为大多数人所奉行。这个社会里也会有欺诈、犯罪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异常现象，以及控制这些异常的社区机制（community mechanism）。小孩子无需太多教导就懂得世界上有好人和坏人。他们对社区内部的人有强烈的休戚与共的感情，而对外部的人的感觉，好的情况下是心存戒备，不好就会公然敌视。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会无休止地张长李短，议论着谁调皮谁乖巧、谁重然诺谁爱告密、谁性情轻佻谁朝秦暮楚。所有这样的流言蜚语都会有助于维系寻常的道德——那种在家庭内部、朋友和邻里之间被践行的道德，也构成社会资本的源泉。

再强调一遍，哈梅林的孩子们，无需先知带给他们神谕，也无需立法者为之建立政府，就能自发地创造出全部规则。他们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是人，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动物，有着足够的理性来创立使他们得以共生共存的文化规则。

如果寻常的道德在某种意义上是天然形成的，是人类自发性交往的结果，那么，在这个场景中缺少了什么呢？先知和立法者会给可被我们称之为的“新哈梅林”带来哪些缺失的东西呢？等级制形式的权威又会怎样对自发性秩序进行必要的补充呢？

首先，这里缺乏的是规模。哈梅林的孩子包括他们的后代将生活在一个50到100人的侨居群落里，这在某些方面与阿恩海姆的黑猩猩聚居群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大多数成员与其他成员有着亲疏不同的亲属关系；实际上，除非遭遇另一个外来群落，否则很难在其中找到一个与其他成员没有亲属关系的个体。新哈梅林即使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也会相对平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没有大的区别。但这样一个群落不可能建成城市，也不可能创造出属于城市生活的一切事物。这里不会有劳动分工、非人格化的市场和规模经济，也不会有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因此也就没有长期投资行为，几乎不存在文化多样性。这里不会有高雅艺术，出不了米开朗基罗或巴赫，因为他们的创作必得依靠井然有序的农业社会所产生的大量剩余财富为支撑。这里建不出金字塔、帕台农神殿，更不用说凡尔赛宫。小说、科学研究、图书馆、大学、医院，这类事物理论上哈梅林的孩子们能够创建出来，但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所在的自组织的、相互平等的部落会维持小规模状态，陷在贫困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也就无力考虑每日生存以外的事情。

换句话说，在本书第8—10章中所详细叙述的种种生物学机制，诸如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原则，能够解释狩猎采集社会的社会性，包括家庭、部落和其他小型群体的社会性。第11—12章中叙述的非生物学的自组织机制则可以对调控规模更大一些的群体（参与成员达到数百乃至数千人）的社会规则做出解释，同时也能解释在业已存在政府和法治的社会里大规模的自发秩序何以产生。但当自发性群体规模过大时，各种公共物品问题，诸如谁能参与制定规则的协商、谁来监管搭便车者、谁来执行规范等，就变得令人束手无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列举的有关公共资源的各类规则，构成了“小文化”（首字母小写的culture），即适用于小社区的小规则，一般不被认为与大型的、重要的文化系统有什么关联。当在最大规模的群体（民族、同语言族群、文明）层面考察规范的形成时，有关自发秩序的研究文献就做不出相关解释。“大文化”（首字母大写的Culture），诸如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或基督教文化，都没有自发性的根基。

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与寻常的道德共存的是社会组织高层人群的道德败坏，其实，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条件。一群没有组织、我行我素的乌合之众，没法像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运动中屠杀富农那样，完成一场系统性的清洗。美国内战中死命捍卫奴隶制的南部联盟的士兵，或参与犹太人大屠杀的德国士兵，在身处自己的社区时，常常表现出诚实、勇敢和忠诚的品质。特别是德国人，他们以坚持奉守秩序而著称，就算是在押送囚犯前往集中营时也不会擅闯红灯。但这种使个体不愿违反交通规则的寻常道德，到了高层群体那里，就可能促成最恐怖的暴行。我们希望被人喜爱和敬重，也希望与人们保持一致，但这样的愿望会让陷入某一邪恶的政治体系中的个体去贯彻最无人道的秩序。属于全人类层次的道德，要求我们违背仅仅那些深感于心的、面向我们各自群体的忠诚和互惠规范。[4]现时代出现的道德方面的巨大冲突，不在于寻常道德的缺失，而是人类群体容易狭隘地基于人种、宗教、族裔或其他主观武断的特征来定义自身，并因此与其他被予以不同定义的群体争斗不休。

政府能组织起大规模社区，并将社会秩序转化为政治秩序，而立法者对于政府的建立则是必需的。人类能通过创造两至三级的等级制，将家庭凝聚成部落和家族，将部落凝聚成联盟，并最终将所有次级的社会团体凝聚成一个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或者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所有其他动物走得都远。[5]如政治学家罗杰·马斯特尔斯（Roger Masters）所说，国家也许真的有其生物学根源。[6]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并不是社会性动物，而是政治性动物。他这么说的根据是，除了一小部分相互隔绝的新哈梅林，各个地方的人类都生活在各自的政治共同体中。人们不只是希望通过家庭、朋友、邻里、教会、志愿者协会等方式与他们建立联系，他们还想要统治、领导他人，还通过等级制来塑造他们的共同体，并希望这种做法得到认可。

等级制对于纠正和弥补自发秩序的缺陷和局限是有必要的。它起码在防御和财产权保护方面能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但除此之外，政治秩序可以至少三种不同方式对创造社会资本提供帮助。首先，它直接通过立法来创造规范。“人们不能为道德立法”的说法只是部分正确；国家不能强令个体遵守那些违背人们重要的天然本能和固有利益的规范，但纵观历史，它可以并且业已塑造了种种非正式规范。20世纪60年代通过的《公权法案》（Civil Rights）和《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s）击败了种族隔离法案，对改变与种族有关的大众规范至关重要。

政治秩序缔造社会规范的第二种方式是为平稳的市场交换创造条件，从而为自发秩序（形成于超越亲自往来型社区边界的市场）的扩张创造条件。有了可靠的、能得到强制施行的财产权保护，买卖双方可以远距离地进行交易，即使出现欺诈也有所依靠；投资者能为赚取远期收益而进行投资。在没有国家和缺乏产权的情况下，也会发生一些交易以及更少一些的投资；甚至在政治秩序已然崩溃的战争地带人们也能以物易物。但没有国家，我们所认识的现代经济世界必然无由产生。

最后，政治通过领袖和超凡魅力（leadership and charisma）来制造社会资本。此前我曾指出，在团体环境中，个人常常能够塑造其所在组织的习惯和目标。对于政治也是如此。产生政治秩序所需的美德，不同于产生社会秩序的。哈梅林的孩子们践行的美德，我们可以视作与社会资本相联系的低微（small）美德：诚实、守信、互惠，等等。尽管对于政治秩序而言它们也很重要，但政治秩序需要其他更高级的且更少观察得到的美德，例如无畏、果敢、政治才能和在政治上的创造性。从梭伦（Solon）、莱库古（Lycurgus）到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这些政治家并不仅仅是把从身边涌现出来的规范确立为法则。在通过他们的个性和个人典范作用来创立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政治生活中的“新模式和新秩序”过程中，他们功不可没。乔治·华盛顿在位时表现得十分谦逊，断然拒绝了各种为之精心打造的荣誉称号，尽管许多国民都希望他成为准国王式（quasi-royal）的终身总统，但他在两任总统之后便不再谋求连任，这些都给美国后来的民选总统的行为提供了意义重大的先例。

等级制的宗教一直就是政治的婢女，作为一种能将宗族按照两至三级联盟的方式构建为一个帝国的等级制手段，宗教的作用几乎不逊于政治。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候，在国家的等级制权威和宗教的等级制权威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野。国王和大主教掌管着同一片土地，并且常常就是同一个人。宗教赋予政治统治以合法性：儒教经典为中国的官僚统治提供了支持，神道教在日本推广了对天皇的崇拜，欧洲的国王则利用君权神授实现统治。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无偿借助国家权力来传播和推行它们的教义，而且经常是在战争的节骨眼上这么做。按那句拉丁谚语的说法，“教随君定”[7]。

超越国家界限的最大规模的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ies）实际上就是宗教性的。许多这样的共同体都可以追溯到所谓的轴心时代，并且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分别起源于某一个人的学说——孔子、基督、佛陀、穆罕默德、路德、加尔文——或是数量较少的一群人的教导。虽然宗教组织的等级制权威对于形成寻常的道德准则并非必需，但它对于历史上文明的形成绝对意义重大。按照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说法，那些其疆域至今仍能划出世界政治的断层线的伟大文明（包括伊斯兰、犹太、基督教、印度以及儒教文明）本质上是宗教性的文明。[8]

等级制宗教也在另一个关键方面对形成道德规范起着重要作用。不管是我们喜好社会合作的生物学倾向，还是通过非集权化的讨价还价所形成的自发秩序，都永远不会导致道德普遍主义（moral universalism）——即适用于所有够资格作为人类的人的道德准则，而今天的人类平等、人权之类的观念正有赖于这些准则。天然秩序和自发秩序最终只会加强小群体的自私性并导致一个小的信任半径。它们带来了诚实和互惠的日常美德，也造成了等级和秩序，但仅仅是在相对较小的社区（communities）内。它们还会引起梅尔·布鲁克斯所说的76号洞穴人的道德，即“非我洞人死不足惜”。洞外之人成了集体侵害的恰当目标，就像贡贝的那些惨遭同类杀害的黑猩猩。

我们通常把宗教激情同集体暴力相联系，故而那种认为等级制宗教对打破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ies）之间的壁垒功不可没的观点则看似有些突兀。北爱尔兰的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教徒和东正教徒，斯里兰卡的印度教徒和泰米尔族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常常成为新闻焦点。但如果我们从长时段的视角考察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宗教对于扩大人类社会的信任半径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人类进化过程中，竞争与合作总是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捍卫自己所在团体的秩序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同其他团体展开竞争。但团体的规模不断在扩大，超越了家庭、部落，也远远超过了76号洞穴的规模。为在更大的社区中确保秩序、规则与和平，社会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今日有组织的宗教群体相互间的激烈竞争就是这一进化过程的结果。现在用以解释现象的基本单元不是家庭或者部落而是文明，这一点要归功于宗教。

并且，正是宗教最先提出，道德准则应被施行于其间的最终共同体——最终的信任半径——就应该是人类自身。这种道德普遍主义存在于许多轴心时代涌现的宗教中，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正是基督教将人人平等的人权观念传给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类世俗学说。也许任何现行的宗教都无法让对道德普遍主义的向往成为现实，但这种向往却是宗教所创造的道德世界（moral universe）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构筑更高层次等级制的任务只有在现代西方世界才从宗教那里交付到国家手中，因为国家有着官僚机构、正式法律、法庭、宪法、选举等复杂周密的机制。在早期欧洲，教派冲突的破坏性实在太大，于是自由主义的创立者，如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等人，为共同体构建了新的基础，这种新基础使国家走向世俗化，并大幅减小了由政府权威强行推广的共同价值观的数量和涉及范围。作为本书第一部分话题对象的后工业化自由民主政体，就是这一创新的最终结果。

一个现代自由民主政体，它在整体上所共享的价值观，从性质上看越来越倾向政治性而非宗教性。曾经有一度，大部分美国人认同把美国描述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如今只有一小部分人持此观点，而且要接受社会中其他人极度怀疑的目光。大多数美国人可能更愿意按照某些世俗的价值观，如民主、权利平等、立宪政体等，来理解其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性质。这个国家十足的多样性能保证，除了在大众文化领域之外，能被视为足以指引人们的共同文化的价值和方向的东西越来越少。

由于今日欧洲大部分社会都已世俗化，如果再称欧洲是一个“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就会更显怪异。基督教在塑造欧洲文明上起过重要作用这一事实虽不容忽视，但当代欧洲人更多是从世俗的政治方面而非宗教方面来定义其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ies）。他们的这些做法（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各种社区也是如此），看上去就像是对人类历史早期的一种怪诞的回归。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都已变成多民族和多文化的社会，尽管在这一点上远不如美国发展程度之深，但它们同美国一样必须寻找出办法，以便从政治和公民而非伦理和宗教的角度来确定其身份认同。1998年，德国最高法院和政府决定将伊斯兰教列为国家认可的宗教，并向非德国裔人士开放德国国籍申请，这些都是向上述方向所积的跬步努力。

去等级化的宗教

在全部发达国家里，等级制宗教已经与国家权力相脱离，并进入了长期的衰落过程。在第8章，我提到过，在许多原始社区里，民间宗教以某种非等级化的方式产生，而在现代社会中，不同团体时常出于可归为工具理性的目的而诉诸宗教实践。或者说，支撑宗教实践的不是对天启神谕的教条式信仰，而是因为宗教的教导构成了表达社区现存道德准则的一套习惯语言。力求在自己的小部落里创造出社会秩序的哈梅林的孩子们，也许会从宗教的角度很好地定义出自己的规则。这与我之前所说的，他们不必依靠先知给他们带来神谕天启就能形成社会秩序，并不构成矛盾。这种去等级化的、工具性的宗教是自发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自发秩序的一种替代物。以法律和政治的语言来看，这种宗教的语言看上去可能是有些非理性的，但他服务于社区建设这个理性的目的。

不会有哪个宗教只把它自己当做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曾说美国人应该去教堂，任何一个教堂都行，他因此而受到嘲讽。但事实上，这就是许多人看待当代宗教的态度。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混乱无序，他们的孩子需要确立价值观和规则，或者发现他们孤立无援且迷失了方向；他们投身某一个教派不是因为他们成了笃实的信徒，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形成规则、秩序和社区的最方便法门。这种类型的宗教实践没法克服道德微型化（moral miniaturization）的问题，而实际上会恰恰助长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很容易把人们带回到洞穴式的社会秩序中。

这种去等级化的宗教实践可能永远不会消失，其原因正在于它对社区是有意义的。一两代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化和世俗化必然相伴随行，基于天启的信仰最终会被基于理性、科学和经验主义的知识所取代。考虑到当时大部分欧洲社会正经历世俗化过程，并且鉴于美国也发生着公共生活的世俗化，这种说法似乎成立。但没有一种完备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告诉我们，宗教在今日的状况下不可能复苏。正如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大卫·马丁（David Martin）等人所指出的[9]，世俗化与现代化之间被假定存在关联，一度曾是社会学文献中一个重要内容，但其实这种关联并不存在。[10]这一基于推测的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被证明主要适用于西欧社会。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美国，随着人们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明显出现声称有宗教信仰的人变少的情况。[11]马丁曾指出，自从1620年第一批移民在普利茅斯湾（Plymouth Bay）定居后，美国曾出现过至少三次大的宗教复兴：18世纪上半叶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基督教复兴运动），19世纪30—40年代的第二次大觉醒，以及20世纪中期的五旬节运动的高涨，这一次的宗教复兴从某种意义上直到今天仍在继续。[12]

信任的文化基础

尽管等级制宗教在现代社会走向衰落，但它在许久以前就建立的文化模式，在构筑今天的信任关系方面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想用人类本性来解释诸如信任和社会资本一类现象的企图都有一个弱点，即无法对人类群体彼此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做出解释。这里也依然如此。前面所提到的作为社会资本基础的种种普遍的心理特征，虽足以解释为何在相对小规模的群体内会存在社会合作，但不足以说明为何在当代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信任半径。这类解释在本质上必然完全是文化性的，且时常需要回顾一个社会的宗教遗产。

在我早先的著作《信任》（Trust）中，我探讨了许多这样的文化差异。[13]例如中国社会，由于儒教文化强调社会义务（social obligation）主要面向的是家庭，故其信任半径常常限于家庭或家族群体。在传统中国，一个孩子没有义务向警察供出自己作奸犯科的父亲；对家的责任超过了对国家的责任。这意味着在家庭内部往往有着很强的合作性联结，而在无法证明彼此存在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则相对缺乏信任。中国的企业往往维持着家族式特征，其结盟也不是基于某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利益最大化标准，而是基于家庭关系和个人友谊。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拉丁天主教（Latin Catholic）国家（南欧和拉丁美洲）。这些国家中信任半径也往往限于家庭和私人好友。像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主要是被少数几个强大的家族所控制，其产业遍及从零售业、制造业到保险业等多个部门。在这样的网络里通行的经济学原理外人不易了解，除非他明白这些网络都是建立在亲属关系和私人关系之上。那些行事时忽视了这些有关信任的复杂网络的外来投资者其实是在自担风险。

在文化上强调亲属关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这样经常会导致的结果是出现两种层次的道德义务——对家庭内部是一种，而对家庭以外所有人则是义务程度更低的一种。在许多这类家庭主义的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公共腐败（public corruption），因为公共服务在这里常被视为代表家庭在外行窃的机会。巴西有一句俗话，道德这东西，对家庭是一套，对外则是另一套。没有亲属关系或私人关系就很难做成生意，对待陌生人则常常会毫不留情地投机取巧，而这种情况在信任网络（network of trust）里是绝不会发生的。

这里没必要展开细述这些文化习俗的种种起源，除非它们有助于理解大断裂的未来以及那些经过大断裂的国家在文化复兴上的前景，我们才会进行讨论。拉丁天主教世界中的家庭主义，在文化根源上既包含拉丁文明有关家庭的传统，又包含天主教对家庭的一贯重视；在中国，家庭主义则深深植根于儒教思想之中。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新教不再强调他所称的“亲族”（sib）或者说家庭，并要求信徒把诚实和道德行为作为普遍义务承担起来，从而为一个更大的信任半径奠定了基础。美国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清教国家；美式清教在内部组织上具有强烈的宗派性、权力分散和会众制（congregational）[14]特点。不像欧洲有自己国家认可的宗教，美国在19世纪早期就废除了所有国有教会，使宗教成为完全志愿之事。志愿性社团在美国数量庞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具教派性的新教[15]的推动；后者也解释了何以美国的公民社团（civil associations）的存在密度相对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世界价值观调查》就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1991年，有71%的美国人声称他们是某一志愿组织的成员，相比之下，法国、加拿大、英国以及前西德的相关比例是38%、64%、52%和67%。[16]莱斯特·萨拉蒙也发现美国的非盈利部门在该国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方面所做的贡献，明显超过其他发达国家。[17]韦伯所说的“死去的宗教信仰的幽魂”，以世俗的社团形式继续徘徊在美国社会中。

未能把信任半径扩展到家庭和朋友的自然圈子以外，是不良政府（统治）的后果之一。透明的法治会给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创造基础，但这种法治不是想有就有。有些政府在保护财产权或保卫公共安全方面做得不好，另一些则在对社会征税和管制的方式上表现得专断和无度。在这些情况下，家庭成为一个安全的港湾、一个不对外的保护区，在其中人们对他人的可信度相对更有把握。中国人对家庭的依赖，就是根源于帝制中国的横征暴敛的税收制度，这种依赖感又在20世纪由于令人心悸的政治历史而被加强。家庭给自身和征税者各留一份账本的做法在包税制（tax farming）流行的社会里是情有可原的。狄亚哥·甘贝塔（Diego Gambetta）解释说，西西里黑手党之所以出现于19世纪晚期，是因为意大利南部的政府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保护财产权。[18]由于缺少在面对民事纠纷时可以求助的有效的司法系统，人们被迫转而求助某个黑手党成员，使其确保自己在遭受欺诈时能寻回公正。类似的故事正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上演，国家无力保护财产权和个人安全，迫使人们转而寻求本地黑帮这种私人性质的保护。比较而言，一个普遍的、得到公正实施的法治，能为彼此无关的陌生人提供合力工作和解决争端的基础，从而扩大信任半径。

重返洞穴

在本章及前一章，我大体总结了自然和自发秩序的局限，并解释了为何宗教和政治权威这类形式的等级制权威对于创造社会资本和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范总和是有必要的。在组织层面，我说明了为何等级制不会完全消失，以及为何网络的巨大优势和自发组织的工作场所仍不足以满足组织所追求的全部目的。有人也许会问，既然秩序的自然和自发来源存在所有上述这些局限，并且它们必须得到等级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多方面的补充，为何我还要煞费苦心地在一开始就讨论它们呢？它们与大断裂又有何关系呢？

把前面的隐喻结合到此可以说，答案在于，哈梅林的孩子已经走出了洞穴。他们失去的不是群体规模（scale）或道德普遍性，而是他们原本可以自行创造的寻常道德。也就是说，北美和欧洲的发达社会已经是大规模的、政治稳定的实体，具有足够的等级制权威来保证个人和公民权利的普遍性原则得以实施。尽管它们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些原则，在这些国家里道德微型化的情况也一直在持续，但其居民并没有住在充满敌意、自顾自的洞穴或者信任半径最远不过邻里街区边缘的“郊区飞地”。这些国家也没有一个变成波斯尼亚或卢旺达。以某些共同的政治原则为前提条件，它们得以成为庞大而富有的社会，多样性在其中既是优点也是问题。

流行于意大利南部和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不信任现象，在近期内不太可能得到自我纠正。当地居民自发创造秩序的天然能力，不足以让他们改变致使信任半径有限的文化习性。而这些地方缺乏善治和中介性社会群体（公民社会）——这类群体不会因一时呼唤就成为现实——的历史又导致这种文化习性被加强。但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正经历大断裂的发达国家都没有遭遇这类问题。特别是美国，由于存在鼓励志愿性团体的文化，不管社会信任出现多大的滑坡，这方面的表现也依旧强于意大利和法国。美国社会不死板、有活力，相对不受仪式化和传统的掣肘。经济发展可以在这里被拿来做类比。发展经济学家意识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张不见得能适用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缺少在发达国家那里已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比如银行监管制度或有效的商事法院体系（commercial court system），它们还要面对那些在更富于流动性的社会（比如美国）中所没有的文化障碍。比方说，解除监管负担就会让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这种观念就不一定适用于那些对创新和冒险精神存在文化上的敌意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解除管制会导致犯罪行为和无政府状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最初产生这些理论的发达国家里，上述规律不会发生作用。

美国面临的是另一类困难。由于技术变化和当代社会特有的规模和多样性，美国丢失了很多哈梅林的孩子住在洞穴时曾享有过的寻常道德。对于美国和其他处于相似状况的国家来说，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一个重建等级制权威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变化了的技术环境下，重新恢复诚实、互惠的习性和重新扩大信任半径的问题。

因此，知道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天然和自发性来源，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见解。它一方面说明文化和道德价值观会以使人们能够适应技术和经济条件变化的方式持续演进，另一方面说明自发性演进会与等级制权威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出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作为规则的来源，自我组织和等级制缺一不可。美国和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家庭生活秩序的恢复都无法通过政府政令来实现，国家也无法裁定女性应如何平衡工作和养育子女的责任。控制犯罪常常是邻里街区的责任，公共行为标准也由其来设定。这些文化规则必得通过个体与社区日常的彼此互动来创立。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边际层面影响着社会选择，有时是通过确保公共安全产生正面影响，有时则因为造成了对单亲家庭的反向激励而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当代社会不能再像过往那样依靠宗教的权威，但宗教并没有消失且依旧是共同价值观的有益来源。不过，我们应该假设，人们会继续运用与生俱来的能力和理性，去发展那些服务长远利益和需要的规则。多少万年以来，人类一直这样做，如果他们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停止这么做，将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

剩下的问题，需要从有关社会秩序的起源的抽象解释转到更具体的讨论，即我们在信息社会不断走向成熟之际将如何走出大断裂。从某种意义上，当我们讨论网络并在高科技工作场所运用社会资本时，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动摇了工业时代的社会规范，但我们仍需追问，在这一发展中是否就不含有社会秩序的其他来源。通过回顾过去并检视历史上社会在遭遇快速的技术变化时如何重建道德价值观，我们也能形成一些有关未来的见解。这也是本书第三部分的主题。

[1] 译注：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和卡尔·雷纳（Karl Reiner）在20世纪60—70年代创作了系列短喜剧，这些喜剧的情节内容主要通过雷纳与一位世界上最长寿的人（由布鲁克斯扮演）之间的问答形式展开。在一次手术后，布鲁克斯说自己感觉像是一个有两千岁年纪的人，雷纳便趁机开始询问布鲁克斯的感受和两千年来的见闻，于是有了《两千岁的男人》这场喜剧。剧中有这样一小段问答，雷纳扮演的角色问活了两千多岁的布鲁克斯，现在的国家都有国歌，那么两千年前的人有没有国歌？布鲁克斯回答说那时候有很多洞穴，住在每个洞穴的人们都有自己的“洞歌”，其中76号洞穴的洞歌歌词是，“其他人都见鬼去吧，除了76号洞穴”。这种价值观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是一样的，都极端排外。

[2] 译注：德国的传说故事中有关于花衣魔笛手的一则，讲的是在几百年前，德国一个名叫哈梅林（Hameln）的村落发生了严重的鼠疫，恰逢一个自称捕鼠能手的外地人路过，村民许以重酬请他除去鼠害，于是他用神奇的笛声将所有老鼠引到河里淹死，但事成村民违反诺言不付酬劳，吹笛人愤然报复村民，伺机用笛声将村里的小孩子拐走，不知所踪。1933年，美国曾将该传说改编成动画短片上映。

[3] 译注：《蝇王》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代表作，是一部具有深刻意义的哲理小说。故事讲述了在未来爆发的一场战争中，一群孩子乘飞机疏散时，在海上遇事故迫降于一座荒岛上，最初孩子们尚能团结一致，但由于“野兽”的出现令他们产生恐惧，而恐惧使他们分崩离析，最终一步步发展为相互残杀。

[4] 关于这点，参见James Q. Wilson, The Moral Sen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 121-122.

[5] 目前知道的唯一能够建立秩序严密的等级制度的动物是海豚。

[6] Roger D. Masters, “The Biological Nature of the State,” World Politics 35 (1983): 161-193.

[7] 译注：福山在这里用了一句拉丁谚语“Cuius regio，eius religio”，英译文是“Whose realm，his the religion”，这句话有时也被译为“教随国定”，似不确切。

[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9] See, for example, Peter L. Berger, “Secularism in Retreat,” National Interest (1996): 3-12.

[10] 关于讨论该主题的概括性著作，参见David Martin, A General Theory of Seculariz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Martin的观点自那时起已有所修正，参见他的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m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and “Fundamentalism: An Observational and Definitional Tour d’Honzon,” Political Quarterly 61 (1990): 129-131.

[11]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New York: Norton, 1995), pp 60-67.

[12] Martin, Tongues of Fire, chap. 1.

[13] See Francis Fukuyama, Tru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especially pp. 61-67.

[14] 译注：会众制是基督教的一种教会体制，它强调每个地方教会的独立自治。

[15] 译注：西方基督教主要分为（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两部分，天主教一般自称教会，其下也不分教派，而新教下面则有数不清的各种教派。

[16] James E. Curtis, Douglas E. Baer, and Edward G. Grabb,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Fifteen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1992): 139-152.

[17] 在美国，非盈利型行业占总数的6.8%，法国则为4.2%，为第二高；美国该行业的产值占GDP的6.3%，在第二高的英国为4.8%。Lester Salamon and Helmut Anheier, The Emerging Secto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y 1994), pp. 32, 35.

但是美国的社团类型和其他国家非常不同，它显示出了对美国社会中的宗教持之以恒的影响。宗教参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接下来是韩国、荷兰、加拿大，它们都比美国的程度要低。在另一方面，和欧洲大陆相比，尤其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相比，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与1981年在协会中的成员率非常低，而且在后十年大幅下降；在北欧诸国，比例在相同的时段中却上升了。

[18] Diego Gambetta, The Sicilian Maf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8-22.

第三部分

大重建

第15章

资本主义将会耗尽社会资本吗

许多人凭直觉认为，资本主义有害于道德生活。市场给每一事物标上价格，把人与人的关系用盈亏底线（bottom line）来折算。按照这种看法，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资本的消耗要大于它的产出。对机构的不信任、信任半径缩小、高犯罪率以及亲属关系的支离破碎，诸如此类发生于北美和欧洲的现象增加了某种糟糕的可能性，即这些发达社会在耗散社会资本的同时又无力再次重建它。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物质富有道德贫穷么？难道市场那种特殊的残酷和冷漠正毁坏我们的社会联系，并教育我们唯有钱才重要，而不是价值观？难道现代资本主义注定会瓦解它自身的道德基础并因此使自己走向崩溃？

事情的真相是，当代科技社会不断需要社会资本，就像以前那样，将之用尽随后重新补充它。需求和供应源的类型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非正式伦理规范的需求会消失，或者人类会停止为自身设立道德标准并不再致力于践行道德标准。正如我们从本书第二部分有关自然和自发秩序的讨论中所见，人类会出于自身目的创立道德标准，一部分是出于本性使然，一部分则是出于他们对私利的追求。在过去，社会资本可能出自诸如等级制宗教或古老的传统这类来源，而这些来源在一部分现代世界中似乎变得不如从前那般坚实可靠。但社会资本并不只有这样的来源。

社会重新创造社会资本的过程不仅复杂而且往往艰难。很多情况下，这一过程要历经数代人，而在社会资本虚弱期，旧的合作规范被摧毁，又缺乏任何能够代替它们的东西，于是令很多人都成为这段时期的牺牲品。大断裂不会自动完成自我纠正。人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公共生活已然恶化，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自我毁灭，故而他们必须积极努力地为他们的社会重塑规范，途径则是商讨、争辩、文化争论甚至是文化战争。有证据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业已发生，而人类早期的历史给予我们一种信心，重塑规范或重塑道德是有可能的。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现代经济秩序如何同道德秩序发生联系，这是一个曾被无数作者论述过的老问题。回顾一下对此问题的一些早期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全球经济中技术最先进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如何也能产生社会资本的供给。正如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指出的，为技术驱动的现代资本主义究竟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道德生活，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完全对立的观点。[1]

一种观点来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把社会资本的减耗追溯到启蒙时期。出于对法国大革命走过了头的不满，他批评由一个集权国家强行将一些抽象原则施加于人民、并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缔造出一个崭新而公正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做法。这样一种秩序要行得通，不仅有赖于设计这一社会的社会工程师的智慧，还有赖于一种假设，即人类能够被理性的利己主义充分驱动。伯克认为，大多数后来证明行得通的社会规则不可能通过事先的推理就被发现，而是通过持续的社会演进、在反复试错的基础上方能涌现。这不一定是个理性过程；宗教和古老的社会习俗在塑造规则时扮演着重要角色。伯克的保守主义里也有相对主义的成分。每一个社会都会根据其自身的环境和历史而产生一套不同的规则，这无法为理性所完全理解。对伯克而言，法国大革命和往广了说的启蒙工程（Enlightenment project），意味着一场人类的灾难，因为它们试图用理性的法则来取代宗教和旧习这类传统的法则，并让个体在没有神圣制裁（divine sanction）威胁的情况下遵守理性的法则。但理性并不足以产生出将社会凝聚在一起所需的道德约束，因此启蒙工程终会因自己的内在矛盾而溃败。

伯克对启蒙运动的批判近来又有更多版本。比如，当代英国作家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启蒙运动的内在矛盾被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并表现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的犯罪率提高和社会失序。[2]资本主义对这一过程起着推进作用：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它把私利放在道德义务之上并且不断地用一种技术代替另一种技术，借此，它破坏了人类社会经过数百年时间建立起的联结，它给社会留下的、能作为社会凝聚力之基础的只剩下赤裸裸的私利而已。

按照这样一条思路，现代诸社会之所以还未确实崩溃，仅是因为它们靠着某种历史积累的、但有消耗而无补充的社会资本而得以继续维系。对这一衰落过程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世界的世俗化，因为如果宗教是道德行为的主要来源，那么宗教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衰落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终结。对此，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在其《增长的社会极限》（Social Limits to Growth）一书中曾有过明确论述：“‘个人主义的、契约型的经济’，其运作所需的社会美德，如‘诚实、信任、宽容、克制、责任心等’，在很大程度上以宗教信仰为基础，而‘作为市场基础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则破坏了宗教的支持作用’。”[3]

沿着相似思路展开的还有大量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研究文献，它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产生出与市场运作所需不一致的规范，从而会自毁根基。约瑟夫·熊彼特大概是持此观点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逐渐创造出一个精英阶级，他们对那种使自身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的力量深感不满，并且试图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来取代市场经济体制。[4]丹尼尔·贝尔则认为，物质的富足会让职业伦理变得无足轻重，并创造出一个始终致力于变革现状的文化精英阶层。他观察到，现代主义艺术的本质就是渴望挑战既有的规范、质疑权威和否定公共规范 （community norms）。[5]每一代人都感到打破规范的使命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因为他们面对的规范越来越少，能够从满于现状的状态中警醒过来的人也越来越少。这种说法也解释了另一现象，即从20世纪20年代漫无目标的达达主义（dadaism），发展到20世纪晚期种种淫秽、亵渎、粗鄙的行为艺术毫无节制的泛滥。在贝尔看来，始终站在所有中产阶级价值观对立面的文化精英最终将摧毁市场社会的产生基础，而正是这种社会才使它们的存在得以可能。

指出市场社会和社会秩序之间潜在冲突的不只是贝尔，还有许多其他著述者，例如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和威廉·班尼特（William J. Bennett）[6]。非正式的公共规范最容易产生和施行于小型而稳定的群体之中，而资本主义过于变动不居，以至于它不断地通过减员、优化重组和向海外转移劳工来裂解团体。巨无霸的、高效率的沃尔玛取代了夫妻零售店，从而摧毁后者所建立的人际关系，这一切都是为了更低的价格。市场社会造就了人们想看到什么就展示什么的娱乐业，也不管它对性与暴力的描绘对他们和孩子是否有益。市场社会往往把这样一类人捧为英雄，他们精擅生财之道或长于赚取名声（常常二者兼擅），为此不惜损害那些具有崇高而不实际（可货币化）之美德的人的利益。[7]

在过去许多年里，美国经济的许多部门得以免受竞争之害，是由于有着监管、专业标准或细分的市场的缘故。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解除监管和对更激烈的国内和国际竞争采取开放姿态，许多这些从前受到保护的部门开始遭遇更强大的竞争力量，而这些竞争力量可能对社会资本产生负面影响。在20世纪50—60年代，银行家到下午三点就能去打高尔夫球，当然也有时间和财力投身于社区服务；随着银行业去监管化，他们能自主支配的时间和资金大大减少。约翰尼·柯克伦（Johnnie Cochran）用以帮助辛普森（O. J. Simpson）摆脱罪名的论据——基于种族团结的陪审团否弃权——很可能在上一代美国法律从业者（jurists）那里遭到极力反对。然而，专业团体施行这类非正式规范的能力被大为削弱，原因是今日律师面对的是竞争激烈得多的从业环境。柯克伦不仅帮助其委托人摆脱了谋杀的指控，还在这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另有收获，给自己在有线电视法制频道（Court TV）[8]谋得一份新工作。

有关“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文献，其问题在于过于片面，还不要说资本主义尚未崩溃或者并没有动摇自身根基。我们可以承认，资本主义常常是一股有破坏性的颠覆力量，能瓦解掉传统的忠诚和义务。但它也能带来秩序，并建立起新规范以取代被它摧毁的旧规范。事实上，资本主义有可能是规范的最后（net）缔造者，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中一支最后的教化力量。本书第二部分中引述的有关自发秩序的种种文献，其要点在于揭示出，如果让处于权力分散的群体中的人们各行其是，他们往往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创造秩序。

许多启蒙主义思想家也显然抱持上面那种想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绝不是在毁坏道德，而实际上是在促进道德。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孟德斯鸠，他说“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是，商业……让野蛮的行为方式变得优雅、和缓”。[9]对此观点最清晰的表述是由塞缪尔·里卡德（Samuel Ricard）在1704年做出的，并在整个18世纪被广为引述：

商业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利用而把他们联系起来……通过商业活动，一个人学会了与人磋商、待人诚恳、举止礼貌以及言行审慎有度。意识到要想成功就得明智和诚实，他会避免恶习或至少举止得体、稳重，以避免让目前和将来可能认识的人对他产生不好的评判。[10]

尽管里卡德根本不懂博弈论，但他讲述的正是一场重复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诚实的声誉转化为个人资产。亚当·斯密也相信“温和的商业活动”（doux commerce）[11]具有教化作用，认为它提倡守时、持重和诚实的品质，并通过减少贫苦劳工对社会上层人士的依赖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12]从宽泛的角度可以认为，他为资本主义更多是基于道德而非经济这一主张提供了理据。[13]贵族社会建立在渴望荣誉的基础上，这种渴望只有通过军事斗争和征服才能满足。资产阶级社会用一种建立在更狭义的私利基础上的原则取代贵族的原则——用赫希曼的话说，就是用利益取代激情——并且，在此过程中，让贵族秩序中野蛮暴力的习性变得温和。[14]商业社会的成员从勤奋、诚实、自律和许多其他的细微美德中发展出长远利益，这些美德也许无法成就贵族社会的宏图大业，但能避免贵族社会的种种恶习。希尔斯断言的像诚实这类商业所需的美德必须依赖宗教才能存在的说法，最终证明是荒谬的。商人的私利足以确保诚实（或至少表面上的诚实）会持续存在。

最后，也许最好采取一个折中的立场，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促进和伤害了道德行为。从激情向利益的转变不是只有得没有失。贵族对荣誉的热爱是一切伟大的政治抱负的核心所在，政治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赖于此。伟大而显赫的企业也不是靠那些仅仅具有诚实、稳重、守时、可靠等品质的人就能建立。亚当·斯密尤其能意识到往往为商业活动所鼓励的这些细微美德的局限——对他来说，稳重不过会赢得“冷淡的尊重”而已；资产阶级追求的“改善自身状况”的目标，其基础是那种认为财富可以买到幸福的错误观念。[15]

即使我们把考虑范围限定于资产阶级的美德，恐怕也得承认，市场社会同时会损害和加强道德关系。给爱情标上价码或出于提高效率而解雇一名老员工，可能真的会令人变得冷酷。但相反的情况也在发生：人们在工作场所建立起社会联系，因为不得不与他人长期工作在一起而学着诚实和稳重。不仅如此，随着我们从工业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转为后工业时代或者说信息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社会资本和内在化的非正式规范变得愈发重要。复杂的活动需要自行组织和自行管理。要具备这样做的能力，如果文化没有提供其基础，私人企业就会予以支持，因为它们的生产力有赖于此种能力。通过过去二十年发展已遍布于美国的工厂和办公室的新型组织，尤其是通过网络的概念，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

现时代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对社会资本的持续需求。从长远来看，它应该也有能力提供足够数量的社会资本以满足其需求。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因为以自私的目的为出发点的私营部门往往能创造出社会资本和与之相关的种种美德，诸如诚实、可靠和互惠。上帝、宗教和古老的传统在这一过程中虽不无助益但不是必需。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说商业往往能促进道德是对的，伯克、丹尼尔·贝尔断言资本主义必然削弱其自身道德基础，或更宽泛地认为启蒙运动是自毁长城，则是错误的。

在这一点上存在很多混乱的认识。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近年来为复兴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做了大量贡献，他认为，正是由于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产品才往往造成自由市场对其生产不足。[16]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对作为整体的社会有益，但每一组体现着社会资本的人群无法为自身获取这种益处，因而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来率先创造社会资本。这意味着社会资本要由非市场的力量来供应——要么是政府（当其提供具有社会化作用的服务比如公共教育时），要么是诸如家庭、教会、慈善机构或其他类型的志愿团体这类不是为钱而来的非政府参与者。与此观点一致的是，许多围绕社会资本开展争论的参与者认为，盈利型公司（比如英特尔和吉列）和非政府组织（比如山峦社或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二者有明显的差别。只有后者才体现出社会资本，才算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

认为社会资本是公共产品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资本其实出自私有市场，因为它是自私的个体出于长远的利益才创造出来的。企业需要在客户服务上体现高度的诚实和礼貌，商家会立即从货架上撤下有瑕疵的产品，公司老总在萧条时期会自减工资以示与员工同进退，这些做法都不是出于利他：每一种做法都存在长远利益，因为这样做维护了诚实、可靠、优质、公平的声誉或者仅仅是作为一个大善人的声誉。这些美德成为经济资产，只关注盈亏底线的个体和公司也因而开始追求它们。同样，为了能公平地、长期地开发公共资源而创立规则的捕鲸者、牧场主和捕鱼人，不是出于环保意识而这么做；他们的私心是不让资源消耗殆尽，这样才能长期从中分得一杯羹。

然而，社会资本有着与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不同的一种特性。用经济学家帕萨·达斯古普特（Partha Dasgupta）的话说，社会资本不是公共产品，但它充满了外部性。[17]也就是说，个人会为了自己的自私目的去创造社会资本，但一旦它被创造出来，就会对更广泛的社会造成许多有益的溢出效应。努力为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可信赖度提高声誉的企业，会提高整个社会层面产品质量和可信赖度的一般水平。相信“诚实为上策”（即诚实有利己的价值）的人，其最终的所作所为同那些认为应该“为了诚实而诚实”的人的行为并无二致。不仅社会资本会产生外部性，它也常常作为其他活动的副产品或外部性而得以产生。因马克斯·韦伯而著名的清教徒不是靠累积资本来追求财富；他们是为了证明自己作为被上帝蒙选之人的身份。但是，作为他们践行节俭、自律和努力证明自己的一个意外后果，他们在那时创造了最后成为无穷财富源泉的商业。

因此，如果承认事实上社会资本并非公共产品而是充满外部性的私有物品，我们就能意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会一直产生社会资本。就个体企业而论，社会资本能够且已然通过直接对合作技能进行教育和培训投资而产生。当然，也有一大批专门的商业文献讨论企业文化塑造的问题，而企业文化无非是尝试着使企业员工在一系列规范中得以社会化，这些规范能加强他们同他人合作的意愿并构建组织认同感。[18]日本的公司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它们让管理团队接受严苛的集体培训训练，以测试他们的耐受度，并建立起相互依存的联系。[19]如我们在第12章所见，许多转而采取扁平组织、团队或类似管理结构的公司发现，他们必须把大量投入用以培训蓝领工人，以使他们能够运用实际上被白领管理层所掌握的技巧。

政府之于社会资本：亦敌亦友

当然，事实上社会资本可以由私营公司创造并不意味着它不能由公共机构来创造。如果有人认为政府无法向人们灌输价值观，那么他（她）只需要看看美国海军陆战队就知道自己错了：多年以来，海军陆战队一直擅长从下层社会、贫穷的邻里街区征召男孩入伍，许多还是来自单亲家庭或问题社区，他们最后都被训练成严格奉行一套非常完备的内在的组织规则和规范的陆战队员。海军陆战队为期十一周的新兵基本训练是按完全等级制和威权式的方式进行的，在这段时间里，新兵的个人主义被有意打破，并禁止他们使用“我”这个人称代名词。

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源泉之一是教育体系，它在大多数国家是作为公共物品由国家来提供的。传统上，学校不只是简单给学生提供知识和技能，它们也致力于帮助他们适应特定的文化习惯，最终目的是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在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美国的许多公共教育者将之视为自身使命之一的是，帮助那些在世纪初大量涌入该国的移民子女同化到大的美国文化中。正如前此表明过的，信任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在高等教育上，学校仍然发挥着创造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就像在早先论及高科技研发时我提到过的那样，职业教育往往充当着规范和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源泉。专业领域、职业标准和高等教育经历本身都能创造团体，人们在其中共享知识和经验，规范也在其中得以建立和加强。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后中等（高等）教育的水平在过去两代人时间里都得到了提高，并且随着教育回报率的增长，上述水平还将继续提高。那么，在某一社会处于教育资源和收入分配顶端的阶层其社会资本也相对富足，就显得不足为奇。如第4章中对公民社会的探讨所指出的，发生变化的不是整个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总量，而是社会资本的分配和社会资本的性质特点。

尽管政府有能力创造社会资本，它们也擅长摧毁社会资本。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解释过，无力保障公共安全或财产权的国家往往会培育出既不相信政府也不彼此信任难于同人交往的公民。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其功能的集中化以及国家权力对几乎全部生活领域的入侵，往往破坏了社会的自发社交性（spontaneous sociability）。在诸如瑞典和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中，看上去存在着生机勃勃的私人性社团生活，但几乎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政府的津贴或监管；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很多表面上的志愿组织就会解散。在美国，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在大断裂时期都有所削弱，而削弱的部分被集中于联邦政府，当中央政府行使干预时，它常常对民间团体的目标抱有敌意。前面曾谈到过，在司法体系的运作下实现了社会失序的非罪化，这说明现代自由国家可以剥夺地方社区以个人权利为名为自己设立规则和规范的能力，上面所举只是其中一例。

另取一例来说明，约翰·米勒曾指出，当代美国公共教育体系最大的弊病之一在于它放弃了同化（assimilation）这一目标。[20]公民培养课和美国历史和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不像从前那么普遍；许多学校在维持简单的秩序和防止课堂暴力方面力不从心，更不用说按照共同的文化模式来塑造学生的性格。有些父母无法给子女提供充分的社会资本，也不拿出实际行动来改善状况，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要求学校承担使孩子社会化的责任。另外，公立学校系统鼓励诸如双语教学、多元文化这样的创新，这样做显然是出于树立少数群体自尊心的目的，但其实际效果则是在群体之间树立了不必要的文化壁垒，从而造成社会资本总量的减少。

未来要面对的问题是，自由民主国家权力的增长，以及自由民主国家运用权力来推动人们对个人权力范围不断扩大（直至以牺牲社区为代价）的承认，是否存在不可动摇的必要性。尽管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不算振奋人心，但我知道，不存在决定性的历史力量使人们无法避开这些后果——当这些后果明显侵犯了大多数公民利益的时候。227号提案的通过废除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双语制[21]，这也许说明了现代民主体制依然能够塑造自己的未来。

经济交易与道德交易

许多人也许都不会认同这样的事实，一家公司出于自身私利所做的事情能含有道德方面的内容。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是由于大多数人把利他或道德动机同理性自利动机做了非常理性的区分而造成的。经济学家更是如此，他们希望让经济学彻底摆脱对道德动机的依赖。[22]基于常识的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告诉我们，如果我对你表现出诚实并有助于你，完全是为了以后继续同你做生意，那么我就不是真的诚实和有助于你，而只是工于算计。美德不成其为美德，除非它为了自身这一目的而被践行。

关于道德行为这一康德式的见解强调意图甚于结果，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在判断人的品性时。但在实际中并不容易划出道德行为和自利行为的界线。我们常常出于个人利益的原因而开始遵守一项规范，但持续遵守这项规范就是出于道德考量一类的原因。你到一家公司上班起初是因为你需要一份工作并靠它还房贷，但在那里工作几年后，你发现自己有了一些归属感，即使不是对这个作为抽象实体的公司，至少也是对你的同事这些人。你开始牺牲自己的利益——加班到很晚，动用个人关系帮公司解决问题——不仅是想挣得奖金，而是因为你觉得有必要为了同事而这么做。如果这家公司通过裁撤掉你的工作岗位而最后把你抛弃，你会觉得这不单纯是一个客观的经济的决定，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背叛：“我把生命中的十年光阴献给这家公司，得到的却是这个结果！”

保持以自身为目的的道德行为和出于理性私利的道德行为二者的区别固然重要，但要完全把道德行为同私利分离开来很难，而且常常也不合理。想想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市场交换和互惠利他之间的差异吧（见第9章论述）。在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为了共同获利而交换物品和金钱。同样，在互惠的情形下，两人为了从对方那里获得长期利益，而同对方完成利益交换。我们把市场交换视为一种与道德无涉的交易，然而我们却让互惠具有了道德的意味。为何会如此？

概括而言，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在于利益交换的发生是否存在时间差。在市场交易中，双方的物品交换同时发生，而在互惠利他活动中，其中一人会给另一人提供好处但不指望立即有所回报。但正是这一点造成天渊之别。如果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搬离现在的公寓，然后我说“好啊，不过你明天得先帮我粉刷房屋”，如果这样的话她和你的友谊关系料来不会长久。设想有个男人遭遇劫匪，被暴打一顿而半死不活地躺在街边，如果此时有个陌生人过来提供帮助，但前提是他立马能得到报酬，想来大多数人会对这种算是公平的经济交换的帮助感到愤怒不已。但是，如果这个陌生人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good Samaritan），他把受伤的男人送到医院，那么这个男人以及其他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有必要事后找到这个陌生人予以回报，或者至少是感谢他。后一种情况构成了交换，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意味。

除了亲属关系外，很少有别的道德关系能导致单方面的利他行为而不是互惠交换。如果我们要对一个朋友施以恩惠，却遭到他粗暴的拒绝，并且回报以侮辱和伤害，我们就很快陷入这样一种的境地，在那里忠诚看上去不像美德而更像一种蠢行。晚年向慈善机构捐赠大笔钱财的富有的捐助者经常解释说，他们是要“回馈社会”，因为年轻时曾受过它的恩惠。在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执导的经典电影《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的高潮一幕中，当男主角乔治·贝礼（由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演）资不抵债面临破产时，他一生乐善好施所惠及的贝德福德·福尔斯（Bedford Falls）镇的居民都出来回报他。使这一幕具有感人力量的不是乔治·贝礼一心利他的事迹，而在于这一场景给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在真正的人类社区中，利他终会获得回报——在这则故事中，回报形式是大量冷冰冰的现金。我们不认为——除非我们是非常极端的康德主义者——乔治·贝礼的道德行为会因其最终带来了经济收益而有所贬值。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把社区中这种存在时间差的利益交换等同于市场交换。后者是老头子波特（Old Man Potter）——作为电影中反面角色的狠心银行家所做的事。

因此，市场交换与发生于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ies）中的互惠利他不同，但二者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市场交换促进了互惠的习惯，使互惠行为从经济生活领域发展到道德生活领域。道德交换则促进了参与者的自身利益。人们在私利和道德行为间常常所做的严格二分法很多情况下都难以持久成立。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给道德关系带来的问题，并不因此存在于经济交换自身的性质上，而是在于技术及其变化。资本主义是如此充满变数，如此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提供动力，以至于它在不断地改变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交换的条件。经济交换和道德交换都同样面对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正是大断裂的根源。

[1] Albeit O. Hirschman, “Rival Interpretations of Market Society: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 (1982): 1463-1484.

[2] John Gray, Enlightenment’s Wake: 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e Close of the Modern Age (London: Roudedge, 1995).

[3] 引自Hirschman, “Rival Interpretations,” p. 1466.

[4]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50).

[5]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see also John 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6]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articularly pp. 338-340; Alan Wolfe, Whose Keepe? Social Science and Moral Oblig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78-104; William J. Bennett, “Getting Used to Decadence,” Vital Speeches 60, no. 9 (February 15, 1994). p. 264; see also Larry Reibstein, “The Right Takes a Media Giant to Political Task,” Newsweek 125 (June 12, 1995), p. 30.

[7] 商业社会的文化防卫，参见Tyler Cowen, 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 译注：Court TV是于1991年上线的一个美国有线电视频道，以法庭实录的现场报道而闻名，后来历经拆分和股权售卖，2008年成为时代华纳旗下的TruTV重新上线。

[9]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Book 20, chap. 1.

[10] 引自Hirschman, “Rival Interpretations,” p. 1465.

[11] 译注：“doux commerce”直译为像香槟酒一样甘甜的贸易，18世纪不少启蒙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人都拿这个比喻论述过个人私利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最终服务于公共利益，中文世界有时将之翻译为“温和的商业活动”，姑从之。

[12]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2), pt. 1,I.4.7; pt. 7, IV.25;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82), pt. B 32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1), Book 1, VIII.41-48. 我要感谢Charles Griswold的这些见解。

[13] Charles L. Griswold, Jr., 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7-21.

[14]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5] Smith, Theory, pt. VI.

[16] Coleman (1988).

[17] Partha Dasgupt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dea of Social Capital,” unpublished paper, March 1997.

[18] See, for example, Edgar Sche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8).

[19] See, for example, Thomas P. Rohlen, “‘Spiritual Education’ in a Japanese Bank,”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5 (1973): 1542-1562.

[20] John J. Miller, The Unmaking of Americans: How Multiculturalism Has Undermined the Assimilation Eth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21] 译注：在国际民主化浪潮和美国民权运动的背景下，1968年美国通过《双语教育法》，授权政府为母语非英语的儿童提供双语教育，但这一教育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遭到主流社会的批评。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为了移民孩子的英语教育”提案（227号提案），新的政策要求帮助英语不好的孩子尽快适应英语教学并融入主流课堂。

[22] See, for example, Oliver E. Williamson, “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6 (1993): 453-502. 他说，表面上值得信任的行为可以被看成是建立在理性自利的基础之上，当你把表面行为去掉之后，信任最终只会是空洞之物。

第16章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建

现在该是回到大断裂并追问接下来将会如何的时候了。我们难道注定要滑入社会失序和道德沦丧状况日益严重的境地么？或者，我们有理由期待大断裂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美国和其他经历了大断裂的国家会成功地为自己重塑规范？假如规范真的得到重塑，那会采取的是怎样一种形式？它是自发产生的，还是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介入呢？或者，莫非我们需要守候某些难以预料乃至很可能无法控制的宗教复兴来恢复社会价值观？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曾画出一个四象限图，在其中分出了秩序的四种性质，即自然的、自组织的、宗教的和政治的。这些秩序的来源哪一个会被我们在未来加以利用呢？

这些问题中最容易回答的是第一个：由于启蒙运动的出现、世俗的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或其他深厚的历史根源，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长期的道德衰退，大断裂的出现并不代表这种衰退走到了尽头。除了文化上对个人主义的重视已深深扎根于传统，大断裂还有更多直接原因，诸如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的转变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要回答大断裂之后会怎样这一问题，也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过去的大断裂。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秩序的指标会上升也会下降，这说明尽管社会资本看上去往往处于不停减耗的过程中，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总量也会增加。据特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估算，13世纪英国的凶杀率要比17世纪该国的凶杀率高出三倍，17世纪又高出19世纪三倍，19世纪早期伦敦的凶杀率是20世纪70年代伦敦凶杀率的两倍。[1]无论是谴责道德沦丧的保守主义者还是盛赞个人选择增加的自由主义者，有时在他们口中仿佛我们一直在与17世纪初的清教徒价值观渐行渐远并逐步发展出今天的价值观。不过，纵然在这一漫长时期里，显现出向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但行为方式出现过许多起伏变化，这说明社会完全有能力通过道德准则来加强对个体选择的约束程度。

19世纪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本书开篇我就提到，社会学的一众经典巨著，就是为了描述诸如北美和欧洲这些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所发生的规范转变而撰写出来，这一转变体现为对社区和社会的二分。这种转型首先发生于英国，接着是美国，两个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稍晚于它们发生转型的则是欧洲大陆各地。大量证据表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社会失序和道德混乱变得严重的时期，社会资本的各种指标在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下降。

在美国，虽然殖民时期政治参与程度较高，但那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或社交活跃的时期。到了18世纪90年代，按照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说法，大概有90%的美国人是“不入教者”，即不与某一教会或其他宗教组织发生任何正式的从属关系。[2]考虑到新教信仰对于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人的结社艺术至关重要，这一数据表明，当时许多美国人在其农场和村庄里处于比较孤立的状态，到19世纪才开始蓬勃发展的各种公民组织此时尚付阙如。

这一时期的社会越轨程度也比17世纪和以后时期相对要高。在19世纪初，十五岁以上的美国人，其人均酒消耗量折算为纯酒精为6加仑，而20世纪末这一数字为不到3加仑。[3]有学者估计，到1829年，人均酒（按纯酒精折算）消耗量上升到惊人的10加仑。[4]作为社交的集中点，酒馆显然要比教会更受欢迎，醉醺醺的农夫踉踉跄跄地从家里走向农舍，工人在上班路上拎着一瓶威士忌，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据历史学家威廉·罗雷鲍（William Rorabaugh）说，在19世纪早期，“嗜酒如命的男人充斥于各种社会群体和各行各业人员中，西边有一个农夫在酒馆里喝到烂醉如泥，东边就有一个收庄稼的劳工每天能喝下半品脱或一品脱朗姆酒，如果某个南边的农场主能控制自己每天只喝一夸脱白兰地，其自我节制程度就会被视为足以做一名卫理公会教徒了。”[5]

要得到这一时期性行为的量化证据当然十分困难。对未婚生育这类现象的统计直到20世纪才得以定期开展。不过，有些社会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性规范不像在17世纪清教文化统治下那般严格。父母对于婚姻伴侣选择的干预减少了，据某项研究表明，婚前怀孕率从17世纪的10%上升到18世纪后半叶的30%左右。[6]

犯罪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在殖民时期看上去犯罪数量并不太多，但大多数社会史学家似乎都认为犯罪率在19世纪头十年中开始快速上涨：波士顿、宾夕法尼亚和纽约都出现了犯罪率的增长。在19世纪初的美国，年轻男人凭自己力量过活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此之前，多数工薪阶层都以家庭为中心。做家仆、学徒或雇工会和雇主生活、工作在同一屋檐下，会像雇主的家庭成员一样受其管制。然而，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男性和女性工人第一次在家庭之外谋得雇工职业，并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社区。最早入驻美国西部的是年轻男性，妇女和孩子的加入是后来的事情。所有这些情况都造成了犯罪率的增长。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格尔提到过，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的犯罪率也在这一时期增高了。[7]而在1821—1841年间，伦敦也和美国边疆地区一样，出现了青年男性相对数量增长的情况。[8]

除了社会越轨现象的增加，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意味着乡民把自己连同他们的习惯带入到全新的、拥挤的城市环境中。这一时期生活的鄙陋常常被人们遗忘。不妨看看作家詹姆斯·林肯·科利尔（James Lincoln Collier）对19世纪初的美国所做的描述：

自己有床可睡的人很少，有时一张床上同时要睡两个或更多的人，尤其是在当时已经很典型的大家庭里。人们不常洗澡，同一件衣服穿了又穿。他们的住处周围都是粪肥……破烂的窗户、下陷的房门、腐烂的护墙板，说明至少是好几个月没人来修葺，房子也得不到时常粉刷。破损的工具、家具、推车被长年弃留在院子里……男人嚼着烟叶，不少女人也这样，块状的褐色痰渍从酒馆的地板到教堂的地板随处可见。很多人吃饭时只用刀，另有一些人更是基本只用手。[9]

在同一时期，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民和城市穷人也有着与美国农户家庭相同的特征。

在很多人眼中，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和美国体现着传统价值观，但在这一时期之初的19世纪中叶，它们根本谈不上传统。维多利亚主义其实是一场激进的社会运动，其针对的是19世纪初似乎四处蔓延的社会失序，这一运动就是要创造出新的社会规则，向那些沉湎于颓废堕落的人们灌输美德。向维多利亚式价值观的转变发生于19世纪30至40年代，最早是在英国，随即又被引入美国。许多为传播维多利亚式价值观做出贡献的机构明显具有宗教性质，它们所带来的变化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用保罗·约翰逊（Paul E. Johnson）的话说：“在1825年，一个北方的生意人对老婆和孩子拥有绝对权威，他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喝很多的酒，很少参与投票或去教堂。而十年以后，同样是这个男人，每周去两次教堂，对待家人和善而有爱心，不喝酒只喝水，工作定时定点并要求雇员也这么做，他还参加辉格党的竞选，并用闲暇时间努力让其他人相信，只要按照与他相似的方式组织生活，世界就会变得完美。”[10]英国的非国教（安立甘宗）教派和美国的新教教派，特别是卫斯理宗（Wesleyan），领导了紧随着社会失序程度增加而在19世纪前几十年发生的“第二次大觉醒”，它们创造了新的规范，使社会秩序得到控制。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1821—1851年间在英国和美国以指数形式增长；19世纪50年代从英国传到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运动，其发展也呈现如此景象。据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说，美国教会成员数量从1800年到1850年翻了一倍，并且由于狂喜的福音教派各宗在宗教仪式上越来越庄敬，使人们对教会成员的尊重也与日俱增。[11]与此同时，禁酒运动成功减少了美国人均酒水消耗量，使之到19世纪中叶降到2加仑多一点的水平。[12]

宗教，尤其是分宗派的新教，也与这一时期志愿性团体的普及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1830年，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并注意到当地公民社团数量很多。尽管他对宗教给予了充分评价，但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低估了宗教之于这类组织的普及和人们养成结社习惯的重要性。截至1860年，纽约的成人新教徒有大约五分之一在世俗的公民社团组织中担任职务。[13]

历史学家格雷戈里·辛格尔顿（Gregory Singleton）指出了宗教组织对于西方走向文明是何等重要：

以伊利诺伊州昆西市为例，美国家庭传教协会（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美国福音传单协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和美国主日学校联合会（American Sunday School Union）对迅速建立起一个志愿主义的社会基础起着重要作用……到1843年，昆西市有17个不同的传教性的、旨在改革教会的和慈善性的社团。到1860年，志愿性社团的数量有59个，吸纳了90%的成年人加入其中。[14]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我们今天所称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些致力于在英国和美国重塑规范的种种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对两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产生了卓著的影响，大批粗鲁而又目不识丁的农场雇工和城市穷人被转化为今天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考勤钟的规约下，这些工人明白了，他们必须按时作息，在工作中保持清醒，在举止得体方面也要说得过去。

仅仅从犯罪率这样的指标上，也能看出社会资本在增加。几乎所有对19世纪犯罪率的估算都承认，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该世纪末，社会越轨程度在逐步减小。图16.1显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从1805年到19世纪末的重罪发生率。从拿破仑战争开始起，犯罪率就逐步上升，不过在19世纪40年代到达顶峰后又开始逐步下降。[15]在美国的个别城市，犯罪率达到高峰的时间略晚；格尔认为在波士顿和其他美国城市，峰值是在19世纪70年代到达的。[16]19世纪后半叶犯罪率的下降显得格外显著，原因是它发生在一个人们本以为犯罪率会提高的时期。从美国内战时期开始，人们开始从乡村涌向新的城市中心，身具不同文化和习惯的新移民陆续抵达，工业社会的新节奏也搅乱了既有的社会关系。[17]

在英国，非婚生育的情况和犯罪率的变化情况如出一辙。私生子数量占全部出生人数的比例，从19世纪初5%多一点发展到1845年7%的峰值，之后在19世纪末降回到4%。[18]

认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和美国社会秩序普遍好转仅仅是因为非正式的道德规范的转变，这种断言恐怕是错误的。在这一时期，两个国家都建立了现代警察机构，后者取代了19世纪初存在的那种由地方机构和缺乏训练的代理警员拼凑起来的警务力量。在内战之后的美国，警察把注意力集中到破坏公共秩序的轻微犯罪（例如在公共场合酗酒、游手好闲和流浪街头）上，在1870年前后对此类行为的拘捕达到一个高峰。[19]到19世纪末，美国许多州都已着手建立旨在将全部儿童送入公立学校的全民教育体系，稍晚之后英国也开始了这一进程。

图16.1　1805—1892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重罪发生率

但发生根本变化的是价值观而不是机构或制度。维多利亚式道德的核心是，向青年人灌输要抑制冲动，或者按今天经济学家的说法是形成他们的偏好，使他们不再沉湎于草率的性行为、酒精或赌博这些从长远来看对他们有害的活动。那个时代的人们力图在社会中树立值得尊敬的个人习俗，而当时大多数民众还只能算是粗人。时至今日，渴望体面通常会被嘲笑，被认为是一种唯唯诺诺的中产阶级才有的乏味难耐的说法，但它在19世纪上半叶文明礼貌并非理所当然之际，有着重大的意义。教会人们养成清洁、守时、彬彬有礼的习惯，在一个还不具有上述三种资产阶级美德的时代是极为重要的。

从其他文化中也能找到道德革新的例子。德川时代的日本——此时这个国家处于封建时期，权力把持在不同的大名[20]或武士手里——常常处于战乱和社会动荡之中。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彻底扫清了封建时代的种种匪乱现象。同时它也发展出一套新的道德体系。我们想当然地把特别是在日本大公司里施行的终身雇佣一类的惯例，当做一种古老的、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传统，而事实上它只能追溯到19世纪。在那一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性很高；熟练的工匠特别短缺，他们不停地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像三井和三菱这样的日本大公司发现无法招募到它们所需的技术工人，于是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掀起了一场旨在使忠诚美德高于一切的运动。不同于前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通过强行让人为世界社会主义贡献力量来培养大家奉献利他精神的做法，日本的精英阶层巧妙地开展了这一运动，劝导人们对公司、国家和天皇保持忠诚。忠诚在武士阶层或贵族战士阶层那里当然是一种基本的美德，但从来没有被推广到商人和农民那里。明治时期的统治者成功地让后二者相信，对公司的忠诚也就是对大名的忠诚。即便如此，对公司的忠诚在开始时并不为人在意；直到二战之后终身雇佣制才开始在大的公司企业中普及开来。

社会秩序的重建

大断裂所带来的问题是，英国和美国或者日本在19世纪后半叶所曾经历的发展模式会在下一代人或下两代中重演么？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断裂已发展到头，规范重塑的过程已然开启。到了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离婚率、非婚生育率和不信任程度的增长势头，在许多早先曾经历严重社会失序的国家中已明显减缓，甚至出现回落。美国在这方面尤为如此，犯罪率比20世纪90年代初的高峰水平降低了超过15%。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的离婚率，以及未婚生育的女性的比例都停止了增长。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同犯罪率一样明显下降，这要归因于1996年通过的福利改革措施和20世纪90年代几乎实现全民就业的经济繁荣。对机构和个人的信任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有了明显的恢复。

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围绕社会建立起来的、被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十年前当莫伊尼汉报告发布之时，因为按正派观点它是在“谴责受害者”并有种族主义色彩，故而几乎遭到举世声讨。但今天学术界的观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家庭结构和价值观在决定社会结果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得到广泛承认。当然，学术论文不会直接影响到个人行为，但正如凯恩斯说过的，抽象理念有办法在一到两代人时间里渗入到大众意识的层面。

有许多其他迹象表明，从文化意义上，个人主义不断膨胀的时期行将结束，至少某些大断裂时期被驱走的规范正在得以重建。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火爆的日间广播节目之一是由劳拉·史莱辛格（Laura Schlessinger）博士主持的一档电话访谈，她在定期讲座中以直率且常常带有批评的语气劝诫听众不要再放纵自己，要肩负对配偶和子女的责任。她的言论，比起那些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主张解放论的社会疗救者给人们建议的“了解自己的感受”、抛弃那些阻碍了“个人发展”的社会约束，实在有云泥之别。

20世纪90年代在华盛顿首府爆发的两场最大规模的游行，是由“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领导人路易斯·法拉堪（Louis Farrakhan）发起的“百万黑人三月游行”，和由保守主义基督教组织“守约者”（Promise Keepers）组织的另一场游行。这两场事件共同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们都对男人的家庭责任心下降表现出重视，并强调男人有必要加强作为父亲、供养者和家庭榜样的责任意识。围绕男性责任问题能够动员如此多男人参与游行的事实表明，在大的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共识，即，作为性革命和女权主义革命的后果，社会对于男人的期望以及男人对自己的期望，有些是错误的。

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伊斯兰民族组织和守约者组织都是极不可信的群体，前者是因为法拉堪和其他组织领导人长期以来所表现的反犹态度，而后者是因为许多妇女怀疑守约者组织企图让女人重新依附于男人。因此，它们为男人重塑规范而做的特别努力就遭遇了很大的限制：伊斯兰民族组织把组织以外的人当替罪羊并以此作为打造内部团结的手段，这与美国的自由原则直接冲突；守约者组织则因无力筹集资金以维持自身的官僚机构运转而土崩瓦解。

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以更严格的规范为目标的保守主义倾向会持续发展下去。原因首先来自本书第二部分对秩序来源所做的学理讨论：人们生来是社会性的动物，并且是文化规则的理性创造者。无论是天性还是理性，最终都有助于构成社会资本基础的寻常美德的发展，如诚实、可靠和互惠等等。

不妨来看家庭规范方面的问题。协调男女双方家庭行为的规范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结果是对孩子的利益造成伤害：男人抛弃家庭，女人婚外怀孕，夫妻常常出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自我放纵的原因而离婚。父母的利益常常同孩子的利益发生冲突：带孩子去运动或上学花费的时间会挤掉用于工作、陪女友或休闲活动的时间；为了孩子的缘故而同不尽如人意的配偶将就生活在一起，就会失去寻找性伴侣或一时寻欢作乐的新机会。但父母也天然地会对子女的幸福抱以强烈关注。如果可以向他们证明，其行为会对子女的生活选择造成严重伤害，他们就可能理智行事并愿意按照能有助于孩子的方式来改变行为。

形成一套合理规范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大断裂时期的文化造就了许多认知结构（cognitive constructs），而这些认知结构使人们看不清个人行为会给周遭的人带来怎样的后果。社会科学家告诉人们，在单亲家庭中成长并不比在完整家庭中成长要糟糕。家庭治疗师也向他们保证，孩子如果留在一个存在冲突、关系紧张的家庭里，还不如在离婚家庭里的状况好。同样是这些治疗师，还告诉人们，只有大人快乐孩子才会快乐，因此把大人自己的需求摆在首位是对的。家长还受到大众文化图景的狂轰滥炸，后者美化性事，并把传统的核心家庭生活描述为滋生虚伪、压抑和恶习的温床。改变这些观念需要经过讨论、争辩，甚至是某种被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冠之以“文化战争”的冲突。[21]美国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提出“家庭价值观”问题，并对电视剧《风云女郎》（Murphy Brown）所美化的单亲现象提出批评，当时他遭到大肆批评，被认为偏执和无知。但他引发了一场文化辩论并产生了重要的反响。克林顿总统旋即把家庭价值观作为自己总统任内的一个主题事项（尽管他自己的家庭出现了问题），并使个人责任的概念成为公共政策话语的一个正式议题。与此同时，有关破裂家庭有害影响的实证性的社会科学证据仍在积累，其成就不容忽视。到20世纪90年代末，芭芭拉·达芙·怀特海德（Barbara Dafoe Whitehead）所做的判断——在家庭重要性问题上“丹·奎尔是对的”，即使跟五年前比，也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22]

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仅仅依靠个人和团体之间非中心化的相互作用，也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重建它。这意味着政府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政府在创造社会秩序方面存在一个清晰的界域，即通过警察力量以及通过促进教育来实现其作为。犯罪率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监狱的修建和罪犯被收监。我们已然看到，有关犯罪问题上社会资本意识的觉醒如何导致了像社区警务一类的创新，这种创新可以说给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犯罪率水平的降低带来了影响。然而，不仅是对犯罪率，社区警务明显也对社会资本构成重要影响，其方式是在生活于城市地区的人们中创造出一种更为强烈的社会秩序感，以及帮助那些对参与社区生活和建立更严格的社区标准近来表示出意愿的人们在城市中重新安置下来。美国也开始着手对福利体系和子女抚养费征收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这些都是在大断裂期间美国家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这样的政治人物希望为中产阶级人群改造城市地区，而不是为放低姿态去收容社会最边缘人群，这样的态度为重建社会资本奠定了基础。其他一些市长，例如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斯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也提出了许多有创意的办法来支持公民组织以及鼓励市民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和邻里街区。[23]

另一方面，有些公共政策议程不包含行动主义的成分，而是让政府为希望由自己来建立社会秩序的个人和团体让路。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阻止国家去做那些可能会起反作用的事情，比如补贴私生子或在学校系统中鼓励多语言、多文化教学。在另一些情况下，在个人权利和群体利益之间找到较好的平衡则是法院的事情。

社会的规范重塑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前景呢？我们更有可能在犯罪率水平和信任度方面看到明显的变化，而不是在性行为、生育问题和家庭生活方面。事实上，在前两个领域内社会规范的重塑已经很好地在进行。不过，在性行为和生育问题上，由于现时代技术和经济条件的不同，类似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这样的事情将很难发生。不受约束的性行为很容易导致怀孕，而且未婚生育有可能造成贫穷甚至是母亲和孩子的早亡，如果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对性行为实行严格管制的规则才会是有意义的。第一种情况随着节育技术的出现而消失殆尽，后一种情况在女性收入提高和福利津贴的双重作用下，纵然没有消失也大为改观了。尽管美国可以并且已经在大幅削减福利，但没有人打算提出要把节育算作违法或扭转妇女从业的趋势。个人对理性私利的追求也不会解决生育率日益下降带来的问题。恰恰是父母对子女未来生活机会的理性考量诱使他们少生。亲属关系作为社会联系来源的重要性可能会持续下降，核心家庭的稳定性有可能永远无法彻底恢复。像日本和韩国这样迄今仍在阻挡这一趋势的社会更有可能转向西方的做法而不是相反。

然而，我们希望未来将发生的是不同方式的文化适应，这能让信息时代的社会更适宜孩子成长。女性渴望参加工作甚于抚养子女显然有着某种强烈的文化因素。在当代许多社会中，特别是北欧地区的社会中，全职母亲会被有工作的母亲抱以轻蔑，因为这就是当下的流行观念。不过，如果下面的结论能得到证实，即妈妈不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待在家中陪伴他们，会给孩子未来的生活机会造成不利影响，文化规范就会改变。家长有能力数年时间不工作而陪在幼孩身边，就会成为高地位富裕家庭的标志；可能只有工薪阶层和那些靠福利过活的母亲才会被迫把处于婴幼儿期的孩子送到日间托儿所或保育员那里。[24]

长寿在帮助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方面可能也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影响。一生工作年限的增加，加之工作对教育要求的提高以及市场中竞争的加剧，意味着一个年轻人取得一份学历就足以支持其整个职业生涯的旧有模式变得越来越行不通。在美国，终身干同一份工作或受雇于同一家公司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都已成为过去。诸如法国这样试图维系终身雇佣制甚至试图调低退休年龄的欧洲国家，将发现自己会背上高永久失业率和巨额社会服务债务的包袱。受20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公司裁员影响的许多受害者是四十或五十多岁的男性中层管理人员。他们被迫开始新的职业生涯，或因为缺乏灵活适应性而只能提前退休，于是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在未来，当人们一般情况下都足够健康并能很好地工作到七十多岁时，不断地接受再培训就会变得必不可少而且司空见惯。不过，在人生后半程以新技能和新职业再度启程的人们，不能指望再度进入薪酬水平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劳动力行列；在职业阶梯上逐级向下流动以及在社会层级向下流动可能成为男性的常规经历。女性和男性在收入方面既存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与女性退出职场去养育子女有关，这将她们推上一条收入不高的“妈妈之路”（mommy track）。在一个工作更加碎片化并且男人在高龄阶段重启事业的世界里，妈妈之路的不利之处似乎不再那么难以承受。如果人们再能对母亲之于孩子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认识，在工资方面继续存在的性别差异最终可能不再是一种亟须纠正的不公平现象。

技术有可能以其他方式有助于遏止亲属关系和家庭生活的衰败趋势。现代网络和通讯技术允许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家庭之外的场所开展工作。家庭和工作应该分置于不同场所的观念完全是工业时代的一项发明。在此之前，大多数人是生活于其劳作场所的农民；尽管家庭之中也有劳动分工，但家务和生产活动发生的物理空间彼此相邻。制造性生产活动也常常发生在家庭里，雇工常被当做是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只是到了工业时代，随着工厂和办公室的出现，丈夫和妻子才分开度过他们的白天时间。到了20世纪下半叶，女性进入职场后，在家庭以外发生性行为的机会才大为增加，从而产生了性骚扰这样的新问题，并加剧了本已给核心家庭带来困扰的压力。

时至今日，无数的男人和女人被裁撤出他们原本所在的泰勒制的工厂或办公室，他们如今在家庭之外工作，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与外部世界联系。他们开始可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不适应，因为生长的环境令他们认为，家庭和工作应该发生在不同场所。但这只是一种偏见：如果有的话，更本然的、更与整个人类历史相伴随的其实是，家庭和工作应该处在同一地方。也许，正是具有令我们远离自然欲望和天然倾向的、拥有无限潜力的技术，能在这种情况下多少恢复人类生活为个人主义所剥夺的整全性。

宗教复兴，过去与现在

根据上述对19世纪重建的描述，宗教对维多利亚时代英美社会规范的重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维多利亚王朝与新教和统治两个社会的新教徒精英结成紧密联盟。在反对酗酒、赌博、奴隶制、犯罪和卖淫行为的斗争中，在构筑志愿性机构的密集网络时，卫理公会、公理会、浸理会教徒和其他传教师、俗世信徒（lay believers）构成了主力军。他们不仅通过教会，到了19世纪末还通过他们对公立学校系统的控制来达到这些文化目标。明治之后的日本统治者在为日本工业时代树立新的行为准则时也大量运用了宗教符号（Religious symbolism）。宗教在过去文化觉醒中的作用让人想到，它是否也能在扭转大断裂中起到同等作用。如果它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可能就有理由质疑到底大断裂会不会发生。

一些宗教保守派希望（而许多自由主义者担心），道德滑坡的问题将会通过大规模回归宗教正统而解决，就像是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乘坐喷气客机回到伊朗这一场景的西方版本。出于种种原因，这似乎不太可能发生。现代社会文化多种多样，谁都不知道谁的版本的宗教正统会大行于世。任何一种真正形式的正统思想，都可能被视为是对社会中重要的大型群体的威胁，因此都不会盛行太久或成为扩大信任半径的基础。保守的宗教复苏不是去整合社会，相反，事实上会加快业已发生的社会分裂和道德微型化过程：各类新教原教旨主义者会在内部围绕教义问题展开争论，正统派犹太教信徒思想会变得更正统，而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这样的新移民群体则可能开始组织具有政教合一性质的团体。

回归虔诚更有可能以一种温和的、去中心化的形式，即这里的宗教信仰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教理，不如说表达的是团体的现有规范和对秩序的渴望。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已经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团体不是作为严格信仰的附属品而产生，而是因为人们对团体的需要而产生信仰。换句话说，人们回归宗教传统，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真理的启示，而恰恰是因为团体的缺乏和俗世中社会关系的无常让他们渴求仪式和文化传统。他们帮助穷人或邻居，不是因为教义告诉他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为团体服务，并觉得基于信仰的组织是最有效的服务方式。他们会反复念诵古代的祈祷，重新布演古老的仪式，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祈祷和仪式传承于上帝，而是因为希望他们自己的孩子能拥有更正确的价值观，并愿意享受宗教仪式的抚慰和它带来的共同体验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不会严格按照教义的要求来对待宗教。在礼仪之事被完全剥夺的社会，宗教就成为仪式的来源，因而也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对社会关系的渴望的一种合理拓展。这是一种持怀疑态度的、现代理性人可以认真对待的事物，就像他们庆祝民族独立，穿上传统的少数民族服饰，或者阅读他们传统文化的经典。从这些角度理解，宗教便失去了其等级制特点，自发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权威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价值观重建，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社会规范的重塑，都出自或会出自在第8章提出的规范分类的四个象限：政治的、宗教的、自组织的和自然的。国家既不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也不是可用以解决问题的工具。但国家的行为能或多或少地损耗或者恢复社会资本。我们还没有现代化和世俗化到可以不需要宗教的地步。但我们也没有丧失先天的道德资源到需要等待救世主来拯救的程度。我们总拿着草耙试图驱走天性，但它总会跑回来。

社会资本与历史

我之前曾提到，一个扩大了的信任半径主要有两个来源：宗教和政治。在西方，基督教率先创建了人类普遍具有尊严的原则，这一原则来自上天，并被启蒙运动转化为人人平等的世俗观念。现在我们让政治来担负这一人为创制的原则的几乎全部内容，而政治干得着实不错。人类社会是建立在形成有限信任半径的许多原则的基础上，包括家庭、亲属关系、王朝规定、派系、宗教、人种、民族和国家认同。启蒙运动意识到所有这些社会的传统来源最终都是不合理的。就国内政治而言，它暗示着社会冲突，因为几乎没有社会就任何一个上述特征而言是和谐的。在外交政策上，他们为战争铺平了道路，因为基于不同原则的社会总是无意间同处于世界舞台上的另一个社会发生碰撞。只有一个立基于承认人类尊严普遍性——即一切人类基于其道德选择的能力而实质上彼此平等——的政治秩序方能避免这些非理性的东西，才能通往和平的国内和国际秩序。康德的共和政体、美国的《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黑格尔的普遍同质的国家、《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代几乎所有自由民主国家基本法律中枚举的权利，都把这一普遍认同的原则奉为圭臬。

尽管时常出现倒退和暴露出弱点，但建立在这些普遍自由原则上的国家在过去两百多年里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适应性。建立在塞尔维亚民族身份或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 Shi’ism）基础上的政治秩序，永远走不出巴尔干半岛或中东地区的某些悲惨角落所展示的怪圈，也永远不会成为多样化、充满复杂和变动的大型现代社会（例如组成七国集团的那些国家）的指导原则。这些地方不仅面临着宗教或少数民族方面无法解决的政治矛盾，对创新的抵制还使它们无法加入自由的经济交换中，也就从而无法进入现代经济世界。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其逻辑进程变得更加紧迫，因为要调谐组成社会的种种利益同时需要平等和参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经济发展也推动（同时也掣肘、阻碍和误导）政治向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人类政治制度向自由民主转变会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25]

对历史进步的这一基本乐观的看法，其核心问题在于，社会和道德秩序不一定紧随政治秩序和经济的发展而来。政治秩序的文化先决条件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事物，其原因有二。一是自由社会以达成道德共识为代价来获得政治秩序。自由社会所提供的唯一道德准则是宽容和相互尊重的普遍义务。这起初并不是问题，因为许多像美国、英国和法国之类的自由社会，它们各自在文化上是相对同质的，由单一的族群或宗教来统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更加庞大、文化更加多样。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大量移民造成的压力、廉价的交通手段和无处不在的通信手段造成国家边界的脆弱，这些都表明，向更大的多样性发展这一趋势将会在世界各地持续。即使像日本那样致力于保持相当程度文化和种族同一性的国家也将在未来面临相似的压力。

在美国等英语民主国家，也包括在法国，这种起离心作用的文化作用力，已经随着一种并非出于民族或宗教的新型公民认同被创造出来而抵消。在美国，由民主政治理想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美国化”，向所有移民儿童敞开怀抱。根据古典共和主义和法国的自由文化建立起来的法国公民身份，在理论上已平等地向来自塞内加尔的黑人和突尼斯的阿拉伯人开放，尽管移民在法国遭到了以玛丽·勒庞国民阵线（Jean-Marie Le Pen’s Front National）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强烈抵制。

未来的首要问题是，如果把多元文化主义当做原则来信仰，那些文化认同的普遍主义形式在其冲击下能否继续生存，这一信仰不止于对文化多样性的容忍，而是要以实际行动来颂扬和推动它。在前面讨论美国公民社会时提及的道德微型化已经发生，部分是因为基层社会变得更加多样化。对此过程起到更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是越来越普及的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原则性信仰——这一信仰认为没有特定的价值观或准则可以是权威的。当这一相对论延伸到作为政权根基的那些政治价值观时，自由主义便会自毁长城。

自由社会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文化根基时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在于科技变化带来的挑战。社会资本不是在信仰时期（Age of Faith）得以创造并从古代传统那里像传家宝一样传承下来的稀世之珍，也不是存在固定供给如今正被现代世俗人肆意挥霍的东西。尽管社会资本的存量一直能得到补充，但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动、简单或低成本的。提高生产力或推出一个新行业的创新，同样可能对某一既有的社区造成破坏乃至造成整个生活方式的老化。了解技术进步规律的社会发现，随着社会规则的演变，自己需要不断加紧步伐去适应变动的经济条件。机械化生产使人们从乡村移居到城市，并迫使男人走出家庭，而信息技术让他们又回归乡村，却又让女人成为劳动力。核心家庭随着农业的发展而消失，又随着工业化重新出现，在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的时期又走向瓦解。人们总是能根据这些变化的状况来调整自己，但是技术变革通常比社会调整要来得快。当社会资本的供应不能满足需求，社会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里似乎存在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历史似乎是沿着一定方向在进步，并在20世纪末在自由民主方面发展到顶峰——对于技术发达国家，自由民主体制只能是唯一选择；而在社会和道德领域，历史却表现出周期性，社会秩序在许多代人的时间长河里兴衰起伏。没有东西可以保证在这种历史循环中定会有向上的发展。我们满怀希望的唯一理由是人类在重建社会秩序上与生俱来的强大能力。历史发展的箭头能否向上就取决于这一重建过程的成功与否。

[1] Ted Robert Gurr, “On the History of Violent Crime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Egon Bittner and Sheldon L. Messinger, Criminology Review Yearbook, vol. 2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80).

[2] James Collier, The Rise of Selfish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

[3] Ibid, p. 5.

[4] Jam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 232.

[5] William J. Rorabaugh, The Alcoholic Republ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4-15.

[6] Collier, Rise of Selfishness, p. 6.

[7] Ted Robert Gurr, “Contemporary Crim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34 (1977): 114-136.

[8] Ted Robert Gurr, Peter N. Grabosky, and Richard C. Hula, The Politics of Crime and Conflict: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Four Cit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7).

[9] Collier, Rise of Selfishness, pp. 6-7.

[10] Paul E.Johnson, A Shopkeeper’s Millennium: Society and Revivals in Rochester, New York, 1815-1837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9).

[1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 p. 89.

[12] Wilson, Flunking About Crime, p.233.

[13] Gregory H. Singleton, “Protestant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d the Shaping of Victorian America,” in Daniel W. Howe, ed., Victoria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6), p. 50.

[14] Ibid, p. 52.

[15] See also Gurr, Grabosky, and Hula, Politics, pp. 109-129.

[16] Gurr in Bittner and Messinger, eds. (1980), p. 417.

[17]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p. 225.

[18]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De-Moralization of Society: From Victorian Virtues to Modern Values (New York: Knopf, 1995), pp. 222-223.

[19] Wesley Skogan, Disorder and Decli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20] 译注：大名，或者说大名主，是对日本封建时代大领主的称呼，名主意即领主。

[21]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22] Barbara Dafoe Whitehead, “Dan Quayle Was Right,” Atlantic Monthly 271(1993): 47-84.

[23] Stephen Goldsmith,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ity: Resurrecting Urban America (Lanham, Md.: Regnery Publishing, 1997).

[24] 对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案最重要的批评之一是，它鼓励了享受福利的单身母亲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出去工作。有一项措施是必要的，但却难以实践，即通过公共政策将孩子的父亲找回来，以便加强抚养的基础。

[25] 这里所讲的内容是我在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中所提出论点的简要概述。

附录

附加材料及其来源

图表A.1到A.5呈现了各种趋势，内容包括犯罪、盗窃、生育、离婚，以及除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瑞典和日本之外（它们的情况呈现在本书正文中）经合组织（OECD）的十个国家对非法的定义情况。这些图表和本书中的其他图表可以在作者的网站上看到，网址为http://mason.gmu.edu/～ffukuyam/.

图A.1　暴力犯罪发生率，1950—1996年

图A.2　失盗率，1950—1996年

加拿大

暴力犯罪率：来自暴力犯罪条目，其中包括杀人、谋杀未遂、各种形式的性侵犯和其他侵犯、抢劫以及绑架。

偷盗率：来自财产犯罪条目，其中包括非法入侵住宅、欺诈、财产偷窃。

来源：Statistics Canada, Canadian Crime Statistics 1995 (Ottawa: Canadian Center for Justice Statistics, 1995).

丹麦

暴力犯罪率：来自性犯罪条目，其中包括强奸和有伤风化；而暴力犯罪条目则包括妨害公务、杀人以及侵犯个人。

偷盗率：来自财产犯罪条目，其中包括伪造、纵火、入室盗窃、偷盗、欺诈、抢劫、偷窃登记过的汽车、摩托车、助动车、自行车以及恶意损坏财产。

来源：Danmarks Statistic (Statistics Denmark), Kriminalstatistik (Criminal Statistics)(Copenhagen: Statistics Denmark, 1996).

荷兰

暴力犯罪率：仅适用于1978—1996年间，来自暴力犯罪条目，其中包括杀人或杀人未遂（在1978年前也适用）；协助自杀与堕胎（在1992—1996年间并不适用）；袭击；威胁（仅适用于1992—1996年间）；致死或者严重的身体伤害；强奸；性侵犯；其他性犯罪；暴力盗窃；敲诈勒索。

偷盗率：来自财产犯罪条目，包括普通偷窃、入室盗窃和其他严重的偷窃行为。

注：关于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的条目同来源中所提供的主要犯罪类型并不相同。而且关于犯罪类型和年份覆盖面的问题，使这些主要条目和其中分门别类的犯罪类型变得难以被充分解释。

来源：私人通信，Ministry of Justice, Netherland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Revised by Ministry of Justice, WDOC/SIBa, January 1998.

新西兰

暴力犯罪率：来自暴力犯罪条目，其中包括谋杀、绑架、抢劫、恶性侵犯、严重侵犯、轻微侵犯、恐吓威胁、非法聚集；另外来自性犯罪条目，其中包括性侵犯、性侮辱、不正常的性关系、不道德行为，以及影视和出版物分级。

偷盗率：来自“不诚实”条目，其中包括入室盗窃、偷窃机动车/干扰机动车行驶、偷窃、受贿和欺诈。

来源：同P. E. C. Doone的私人通信, Commissioner of Police, New Zealand Police.

芬兰

暴力犯罪率：来自刑事违法中的表格，其中包括杀人、谋杀、凶杀、谋杀未遂或杀人未遂、袭击、强奸和抢劫。

偷盗率：来自刑事违法中的表格，其中包括偷窃、恶性偷窃、顺走或偷窃机动车。

注：法律、刑法和法规在1972年修正了关于抢劫和恶性袭击的条款，在1991年修改了关于顺走或是偷窃机动车、偷窃和挪用公款的条款。

来源：Statistics Finland, Yearbook of Justice Statistics 1996 (Helinski: Statistics Finland, 1997) 和Statistics Finland, Crime Nomenclature 1996 (Helinski: Statistics Finland, 1997).

法国

暴力犯罪率：来自个人侵犯目录（没有提供犯罪类型）。

偷盗率：来自偷窃（包括买卖盗窃所得）条目（没有提供犯罪类型）。

来源：私人通信, Bernard Gravet, the Directeur central de la police judicaire, Ministry of Interior, Republic of France. 该来源被列为法兰西统计机构，Institute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Etudes Economiques (INSEE).

爱尔兰

暴力犯罪率：来自组1——个人侵犯，其中包括（在许多详细分类的类别中）谋杀、各种类型的杀人、各种类型的袭击、强奸、其他性侵犯、绑架、诱拐、恐吓、虐待儿童和杀害婴儿。此外还来自组2——暴力侵犯财产，其中包括恶性入室盗窃、恶性持械入室盗窃、抢劫和意欲抢劫的袭击、持械抢劫、持枪或炸弹的宅内袭击、纵火、杀害或伤害家畜、造成可能危及生命或损害财产的爆炸。

偷盗率：来自组2——暴力财产侵犯，包括渎神、入室盗窃、蓄意非法持有财务、非法入侵住宅、商店等、威胁出版或蓄意强占出版物、恶意损毁学校、其他恶意损害财产、蓄意引起爆炸、持有爆炸性物品、恶意损害财产以及其他暴力侵犯财产的行为。此外还来自组3——非暴力财产侵犯（也叫盗窃等等），包括（在许多详细分类的类别中）各种类型的盗窃和买卖盗窃所得。但不包括诈骗和诈骗相关的犯罪。

来源：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Statistical Abstract (Cork: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annual editions).

意大利

暴力犯罪率：来自原始资料中的表格，包括预谋杀人、过失杀人、人身伤害、抢劫、敲诈、绑架和对家庭的侵犯。

偷盗率：来自资料来源中的表格，包括偷盗。

注：违反道德和公众骚乱被我排除了，因为它们在这里似乎被归入了刑事犯罪，这已经在我的主要条目之外了，而且在这里我也要同其他国家相统一（在其他国家，违反道德和公众骚乱也被排除在外）。

来源：私人通信，Claudia Cingolani, hea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Istituto Nazionale Di Statistica(ISTAT). 1950—1985年的数据取自一份出版物，1986—1996年的数据取自一份内部传阅的表格。

日本

暴力犯罪率：来自原始资料中的表格，包括谋杀、抢劫、导致死亡的抢劫、导致身体伤害的抢劫、抢劫情境下的强奸、身体伤害、袭击、恐吓、强占、携带危险武器的非法聚集、强奸、猥亵、公众场合有伤风化的行为、传播淫秽物品、纵火和绑架。

偷盗率：来自原始资料中的表格，包括偷窃。

来源：Hoichi Hamai, senior research officer, First Research Departme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Ministry of Justice, Government of Japan translated the data taken from the annual White Paper on Crime. 完整的引用出处为： Government of Japan, Summary of the White Paper on Crime (Tokyo: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Ministry of Justice, annual editions).

瑞典

暴力犯罪率：来自原始资料中的表格，包括谋杀、过失杀人、致死的袭击、袭击和恶性袭击、性犯罪和抢劫。

偷盗率：来自原始资料中的表格，包括财产损坏、夜盗、不包括抢劫和夜盗的财产犯罪。

来源：Statistics Sweden (Statistika Centralbyran), Kriminalstatistik 1994 (Stockholm: Statistics Sweden, 1994).

美国

暴力犯罪率：来自犯罪数据第一部分，包括谋杀和过失杀人、暴力强奸、抢劫、恶性袭击。

偷盗率：来自犯罪数据第一部分，包括夜盗、盗窃、机动车盗窃。

来源：来自Program Support Section的私人通信，Criminal Justice Information Services Division,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在自愿的基础上，数据来自FBI管理的Uniform Crime Reporting (UCR)项目。

英格兰和威尔士

暴力犯罪率：来自第一等级人身侵犯（1950—1972）和暴力人身侵犯（1973—1997）、性犯罪条目。其中包括谋杀、过失杀人和杀婴（杀人）、蓄意谋杀、威胁或阴谋杀人、伤害儿童、伤人或是其他危及人身的行为、危害铁运乘客、危害海运乘客、其他伤人行为等等、袭击（1988年后它不再包括在内，而变成了即决犯罪）、遗弃两岁以下婴儿、绑架、非法堕胎、隐瞒生育。性犯罪包括夜盗、鸡奸、对男性进行有伤风化的侵犯、男性间有伤风化的行为、强奸、对女性进行有伤风化的侵犯、和十三岁以下的女性进行性交、和十六岁以下的女性进行性交、乱伦、拉皮条、诱拐、重婚以及同儿童进行有伤风化的恶性行为。

偷盗率：来自第二等级暴力财产犯罪（除了抢劫和敲诈勒索）（1950—1972）和条目夜盗，以及第三等级的非暴力财产犯罪（不包括侵占盗用、错误地吹嘘自己占有、通过中介欺骗等等，以及虚假的说辞）和条目盗窃。其中包括不同类型的夜盗和盗窃。

来源：Home Office, Criminal Statistics: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various years).

澳大利亚

暴力犯罪率：来自监察局的犯罪报告，包括凶杀、谋杀和过失杀人（非由驾车所致）（只在1971—1997年间实行）、强奸（1964—1987）、抢劫、恶性袭击。

偷盗率：来自监察局的犯罪报告，包括夜盗或私闯民宅的偷盗、偷盗和机动车盗窃。

来源：1964—1973年，数据来自Satyanshu K. Mukherjee, Anita Scandia, Dianne Dagger, and Wendy Matthews, Sourcebook of Australian Criminal and Social Statistics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1989)；1974—1997年，数据来自Satyanshu K. Mukherjee and Dianne Dagger, The Size of the Crime Problem in Australia, 2d ed.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1990)，以及同John Myrtle的私人通信，Principal Librarian,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韩国

暴力犯罪率：1970和1975—1994年，数据来自暴力犯罪实例，包括谋杀、强奸、抢劫、恶性袭击。

偷盗率：1970和1975—1994年，数据来自财产犯罪实例。尚不清楚该犯罪包含哪些类型。

来源：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Republic of Korea, Social Indicators in Korea 1995 (Seoul, Korea: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1995).

所有欧洲国家中女性未婚生子的数据取自Eurostat, Demographic Statistics (New York: Haver Analytics/Eurostat Data Shop, 1997)。日本的数据来自日本厚生省大臣官房统计情报部。 美国的数据来源为S. J. Ventura et al., “Report of Final Natality Statistics,”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46, No. 11 supplement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6), 和S. J. Ventura et al., “Births to Unmarried Mothers: United States, 1980-1992,” Vital Health Statistics 21 (53)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5).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数据来源为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65, 1975, 1981, 1986). 其他数据由相关国家提供。

图A.3　总人口出生率，1950—1996年

图A.4　离婚率，1950—1996年

图A.5　女性未婚生子情况，1950—1996年

澳大利亚

总体生育率：不包括1996年前的“纯土著人”。

离婚率：不包括1996年前的“纯土著人”。毛离婚率指的是在当年6月30日的判决中，每1 000名估计人口中的被准许离婚的数量。在1994年以前，毛离婚率以公历年居民人口的平均值为基础。在解释这个比率时，必须要记住，用作分母的大量且不断变化的人口部分是没有结婚或是小于最小结婚年龄的人。

来源：私人通信，March 2, 1998, Christine Kilmartin, coordinator, Family Trends Monitoring.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talog No. 3301.0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5).

加拿大

离婚率：数据不包括无效婚姻和合法分居，除非另有说明。该比率指的是依照民法，年中每1 000名人口中成功判离的数量。

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6 Revision—Annex 1—Demographic Indicato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9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bas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65-1995).

美国

离婚率：数据仅指在美国国内发生的事件。自1959年起包括阿拉斯加，1960年起包括夏威夷。1950、1960、1970和1980年每1 000人中的比率是按4月1日算出，其余年份则按7月1日算出。

来源：S. J. Ventura, J. A. Martin, T. J. Mathews, and S. C. Clarke, Report of Final Natality Statistics, 1996,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Vol. 46, No. 11 supplement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8); S. J. Ventura, Births to Unmarried Mothers: United States, 1980-1992,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Vital Health Statistics 21(53)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5);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Vit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Natality, Publication No. (PHS) 96-1100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6); S. C. Clark, Advance Report of Final Divorce Statistics, 1989 and 1990,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Vol. 43, No. 8 supplement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5);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Births, Marriages, Divorces and Deaths for 1996,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Vol. 45, No. 12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7).

日本

来源：日本厚生省大臣官房统计信息部。

韩国

离婚率：数据的完整性未在来源或资料中注明，这被认为是不完整的。

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6 Revision—Annex 1—Demographic Indicato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9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bas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80-1995).

丹麦

离婚率：数据不包括法罗群岛（Faeroe Islands）和格陵兰岛（Greenland）。

来源：Jean-Paul Sardon, General Natality (Paris: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graphic Studies, 1994);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bas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65-1995).

芬兰

来源: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6 Revision—Annex 1—Demographic Indicato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9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bas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65-1985); 私人通信, January 23, 1998, Anja Torma, information specialist-library; Statistics Finland,Vital Statistics 1996 (Helsinki: Statistics Finland, 1996).

法国

来源: Jean-Paul Sardon, General Natality (Paris: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graphic Studies, 1994); Roselyn Kerjosse and Irene Tamby, The Demographic Situation in 1994: Movement of the Population (Pari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Economic Studies, 1994).

德国/前东德

来源: Ministry for Families, Senior Citizens, Women, and Youth, Die Familie im Spiegel det Amdichen Statistik: Aktuel und Eiweiterte Neuauflage 1998 (Bonn, 1997);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6 Revision—Annex 1—Demographic Indicato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96);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65-1995).

爱尔兰

来源: Jean-Paul Sardon, General Natality (Paris: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graphic Studies, 1994);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bas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

意大利

离婚率：数据的完整性并没有在来源中注明。

来源：私人通信, April 17, 1998, Viviana Egidi, Direzione Centrale delle Statistiche su Popolazione e Territorio. Istituto Nazionale Di Statistica (ISTAT);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90-1995).

荷兰

离婚率：数据未包括因死亡造成的离异或正式经过手续的离婚。

来源：私人通信, March 4, 1998, Ursula van Leijden, Population Department, Statistics Netherlands.

瑞典

来源：Jean-Paul Sardon, General Natality (Paris: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graphic Studies, 1994); 私人通信, June 11, 1998, Ake Nilsson, Statistics Sweden; Population Statistics 1996, Part 4, Vital Statistics (Stockholm: Statistics Sweden, 1997).

英国

离婚率：1964—1970年的数字只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比率计算时包括国外的军队、商人和海上的渔民，但是不包括驻扎在英国的邦联和外国军队。

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6 Revision—Annex 1—Demographic Indicato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96);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65-1995); Council of Europe, Recent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in Europe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1997).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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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导读 西方的危机？

致谢

第一部分 大断裂

第1章 也算“导言”

第2章 犯罪、家庭和信任：怎么了

第3章 关于原因的一般看法

第4章 人口、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原因

第5章 女性的特殊作用

第6章 大断裂的后果

第7章 大断裂不可避免吗

第二部分 论道德的谱系

第8章 规范从何而来

第9章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第10章 合作的起源

第11章 自我组织

第12章 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

第13章 自发性的局限和等级制的必然

第14章 超越“76号洞穴”

第三部分 大重建

第15章 资本主义将会耗尽社会资本吗

第16章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建

附录 附加材料及其来源

理想国译丛

封底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毛俊杰 译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2014 by Francis Fukuyam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 福山著 ; 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2016.3重印）

书名原文: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ISBN 978-7-5495-7094-2

Ⅰ. ①政… Ⅱ. ①福… ②毛… Ⅲ. ①政治制度史－世界 Ⅳ. ①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319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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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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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40　字数：538千字　图片：31幅

2015年9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2次印刷

定价：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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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何到达丹麦

刘瑜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到达丹麦？当然，在这里，“丹麦”不是特指丹麦这个国家，而是指一种美好如童话般的状态。具体到政治上，就是一个国家有法治、又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

沿袭《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的看法，福山的基本出发点是：真正的政治发展是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这看似一句“正确的废话”，其实不然。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聚集在“民主”和“法治”上，而忽略了“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这个维度的意义。所以，他的“政治三维论”表面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核心却是要为“国家建构”这个政治维度“正名”。

在书中，“国家建构”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它可以用来解释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问题：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非洲许多国家的“国家失败”；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希腊意大利今日的债务危机；还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美国当代的政治僵局。当然，国家建构的问题，不仅仅可能“太少”，也有可能“过多”：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国家建构”剂量过大走火入魔了；而今天的中国，在福山看来，也是国家建构有余，而另外两个维度不足。

什么是“国家建构”？概括来说，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能力，一个是官僚机构的中立性与自主性（autonomy）。前者涉及政府在特定疆域里垄断暴力的能力（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后者涉及政府能够超越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家族进行决策的不偏不倚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光是拳头硬还不行，还得有“一览众山小”的超脱地势。

与现代国家建构相对的，在这本书里，是依附主义（clientelism）。依附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私利”的逻辑取代“公益”的逻辑。其表现是权力被各种局部的、特殊的利益所绑架——在美国，可能是那些组织性非常强的游说集团，在非洲，可能是某个强大的部落甚至家族，在希腊意大利，则可能是积重难返的公有部门。总之，当政治家和官僚机构不能从局部的、特殊的利益当中挣脱，而是被其俘获，依附主义就产生了。依附主义是“政治衰败”的重要标志。

二

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地走向了“国家建构”，而有些则陷入“依附主义”？成功的国家建构，从福山的论述中，可以梳理出三个由来：

第一是战争。军事压力迫使一个国家在征税、人口管理和军事建设方面加快步伐：中国国家建构方面的“早熟”与春秋战国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争相关；欧洲各国近代以来的频繁战争也是它们走出封建主义、迈向现代国家的重要动力。相比之下，拉美国家之间缺乏持续性、高强度的战争，所以拉美国家的问题一直是国家能力不足；同样，非洲长期以来的地广人稀与地形地貌，也使得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没有形成国家建构的压力。

第二是政治改革。为什么同样是早发宪政国家，希腊至今深陷依附主义，而美国的国家建构则相当成功？原因是19世纪后期美国发生了政治改革，以考试制的公务员体系取代了“政党分赃”式的职位分配制，而希腊却始终没有发生这个关键的“龙门一跃”。这种分叉又何以出现？美国19世纪后期高速的经济发展重组了社会阶层，新兴的经济集团不满旧式的分赃制，推动了政治改革，而希腊所经历的是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即所谓“没有发展的现代化”，精英阶层没有根本的“换血”，始终寄生于政府和公有部门，并且这个寄生阶层越来越大，引发今天的债务危机。

第三是民族认同。成功的国家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的民族建构。如何说服一个广东人和一个万里之外的黑龙江人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如何让一个佐治亚人和一个马萨诸塞人被同一面国旗感动？同样，如何让一个基库尤人（Kikuyu）和一个卢奥人（Luo）将其历史上的身份感置于“肯尼亚”这个字眼之下？共同的民族认同往往极大压缩国家建构的成本，而民族认同本身也往往被建构：政府强行推行的共同书面语、宗教、经典文本、各种“主义”、宪法，都是形塑民族认同的方式。在这个方面，福山对尼日利亚和印尼进行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同样是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国家，认同感“揉捏”的成败很大程度影响了国家建构的成败。

三

对“依附主义”的起源，福山则强调一点：早熟的民主制度，即缺乏国家建构支撑的民主发展，是依附主义的温床。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他以美国早期的历史为例，展示当时公职如何被执政党当做“战利品”瓜分，而这种瓜分的动力恰恰是民主机制——从1830年代的杰克逊总统时代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赢得选票，候选人承诺选战胜利后分配公职给支持者。在福山看来，今天希腊和意大利的债务悲剧逻辑类似，都是选票逻辑推动了公共职位与资源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攫取”（captured），而美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又始终没有在这两个国家发生。

根据这一观点，一个国家的国家建构最好发生在民主化之前，而不是之后——没有强大自主的官僚机构与借民主通道前往“分食”的各路人马对抗，选票逻辑只会将公共资源变成被哄抢一空的政治自助餐。更何况“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财力、组织资源丰富的人群往往抢得最大的一块饼，而他们却往往不是最饥饿的人群。

但这可能也是此书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当福山试图梳理出一个“民主—依附主义”的逻辑时，他显然忽视了专制之下的依附主义问题。甚至，某种意义上，民主与依附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或然性的（否则无法解释美国为什么能够通过改革摆脱“政党分赃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存在“丹麦”），而专制与依附主义之间的关系则几乎是必然的。专制，几乎根据定义，就是为“片面的”利益服务的——这种片面性可以体现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部族、一个教派、一个党或者一个阶级。当政府权力与一个片面的利益结合时，就构成了“庇护—依附主义”。

这也是为什么当他试图把秦汉时期（以及后来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时代）的中华帝国描述成一个中立的、非人格化的、自主的、高效的“现代国家”时缺乏说服力——的确，从暴力垄断的角度而言，大一统王朝中国的“国家能力”非常强大，但是从政府的不偏不倚性角度而言，一个“家产官僚制”如何可能真正做到中立、自主、非人格化？当袁崇焕和崇祯帝发生冲突、岳飞和宋高宗发生冲突时，官僚机构如何保持“中立”？

事实上，美国的历史说明一个国家可以先建立民主制度，再进行“国家建构”，而且民主制度框架的存在促进了国家建构。众所周知，美国18世纪末就有了代议民主的基本框架，而它真正的国家建构——碍于强大的州权传统与政党分赃制——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渐进发生。正如福山自己所说，政治改革是美国国家建构的动力之一，而美国19世纪末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选票给议员带来的压力——来自社会的改革呼声如此之强大，政治家不可能再装聋作哑。

民主问责可能促进国家建构，至少是提高官僚机构质量意义上的国家建构，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格外有意义。在福山列举的国家建构的主要动力中，有战争、政治改革与民族认同。今天，刻意发动大规模战争来促进国家建设既不现实也很可能得不偿失——总不能现在一斧头把阿富汗劈成七份，然后说，“你们先打两百年吧，没准能打出一个秦始皇，两千年后阿富汗的崛起将势不可挡”；同样，认同的形塑，即在族群世仇的基础上建构共同的民族认同，又岂是朝夕之功？反倒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治改革，可能成为官僚机构摆脱依附主义成本相对低、见效相对快的动力。

固然，民主可能滋生新的依附主义形式。福山书中所说的利益集团、游说集团爬满美国政治躯体的现象，的确存在。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却值得思考。正如一个美国政治分析家指出，“我们，你，我，他，都是各种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一个清华大学女教授，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被“教师协会”、“北京居民菜价补贴协会”、“公立医疗保障项目组织”、“职业女性平权协会”等各种游说集团所代表。某种程度上，游说集团是代表性的一种形式——相比专制体制下隐秘的、黑箱里的、不受任何监督的公共资源游说，民主和法治体系下，游说至少可以更规范、更透明——比如在美国，所有的游说人士和集团必须公开登记，而所有的政治家都不得收受游说人员超过20美元的礼物。更根本而言，除非我们愿意牺牲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否则民主可能带来的“游说集团”现象就不可能完全禁绝。当然，一定的改革可能缓解这一现象的负面效应（比如缩小政府职能），继续改革也仍有必要，但是将民主所滋生的广泛游说集团和利益集团现象，当做一个道德上黑白分明，因而解决办法一目了然的问题，显然忽视了任何改革可能带来的价值互换性。

四

那么，到底如何“到达丹麦”？总结福山的看法，一是国情论，二是顺序论。

“国情论”不难理解。既然“丹麦”意味着国家能力、民主和法治之间的相互平衡，那么，针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就应当“缺啥补啥”。对那些具备一定程度的民主与法治但欠缺国家建构的国家，就应该努力进行“国家能力建设”——在当代，此类国家似乎是福山笔下的多数，从非洲到拉美，从印度到希腊，似乎都应该着力于此；而对那些国家能力有余但是法治与民主发展不足的国家（在福山笔下，中国是一例），药方则是另外两条维度的加强。

“顺序论”则是更耐人寻味的一个答案，在书中若隐若现。就政治发展三个维度的顺序而言，英国似乎代表了一个理想的情形：法治（大宪章时期就有萌芽）→国家建设（都铎王朝下的王权兴起）→民主（19世纪普选权的扩散）。法治的基础使王权的壮大不至于绝对，而国家能力的基础又使得民主不至于造成社会失序。政治发展的顺序不对——根据福山——平衡就很难实现。比如，那些民主先于国家建构的国家，往往陷入依附主义。“法治先于民主”，更是清晰明了的“英国经验”。当然，“顺序论”并非福山先生的独创，中外学界已经有一批学者这样论述（例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先法治，后民主”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答案看似清晰，换到操作性层面上，依然引发说得好听却没用的困惑。首先，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政治发展三维度哪个强那个弱、哪个前哪个后，自有其历史路径和路径依赖，而历史不能改变。即使“顺序论”的观点是对的，我们也不可能让——比如希腊——为了进入一个英式的、正确的政治发展顺序而取消选举、取消中央政府的权力，而集中精力在希腊先发展“贵族对国王的契约式限权”；我们也不大可能劝说独裁者穆加贝取消津巴布韦的伪选举，同时自己也宣布放弃权力，然后找一块空地与该国的纳税大户先打一架，再签订一个“大宪章”。

更重要的，是政治发展三维度内在的紧张关系。“顺序论”基于一个假定：当“好东西”依次进场的时候，先到的那个“好东西”不会阻挠后面的那个“好东西”到来，而后到的“好东西”又不会破坏前面的“好东西”。这种假定过于乐观。国家能力十分强大时，统治者似乎没有理由坐在头盖巾中温柔等待民主的到来；而民主到来时，也未必会温顺地投入国家能力的怀抱——卡扎菲政权下的利比亚，“国家能力”不能不算强大，然而当民主至少从形式上到来时，民主与国家能力不是相互叠加，而是相互摧毁。

事实上，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从顺序论的角度有六种可能的组合，这使得任何过于简洁的“模式”显得可疑。比如“先法治后民主”这个说法——不错，英国的确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这似乎是对顺序论最有利的支持。问题在于，英国同时也是先有法治，后有国家建构，也就是说，国家建构是发生于法治这个框架之内——忽视“先法治后国家建构”这个前提试图复制英国的“先法治后民主”，极可能导致认识上的刻舟求剑。在那些国家建构已经极端发达的地方，那些“国家能力”本身已经成为法治最大障碍的地方，还是否有可能“先法治，后民主”？站在1939年的德国，或者1937年的苏联，是否可能“先法治，后民主”？还是，这种情形下，只有通过民主进程弱化极端的国家能力，法治才可能从重压之下拓展出呼吸的空间？在此类国家，法治与民主与其说应该遵循“顺序论”，不如说只能遵循“同步论”。

当然，不管福山先生的“药方”有没有用以及多么有用，政治问题不等于智识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对于很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来说，“药方”并非不知，只是难为：利益的、观念的、资源的束缚使得“通往丹麦之路”异常艰难。但是对于福山这样的研究者而言，或许智识中的游戏乐趣已经足够精彩，政治上的回音只是锦上添花？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政治家能够采取行动，政治能够造成巨大的改变——更好或者更坏。书中关于哥斯达黎加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身处中美洲地带，周边国家当代史上充满血腥战乱、政变、高度贫富悬殊，而这个国家能够在过去六十年保持和平、民主与环保基础上的发展，原因——根据福山——就在于不同派系的政治家在关键时刻接受了宪政限权。历史上哥斯达黎加不是没有过内战与政变，但是1940年代保守派与左派“各让一步”的妥协使政治发展得以可能。看来，无论什么政治配方、以什么发展顺序出现，政治家的妥协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到达“丹麦”之前，还是要先到“哥斯达黎加”去。

决定行政管理是否完善的首要因素就是行政部门的强而有力。舍此，不能保卫社会免遭外国的进攻；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软弱无力的行政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英语民族，长期以来一直疏于行政方法的完善，却一门钻研对行政权力的遏制。它对政府的控制，远远超过对政府的激励。它一直关注的，是敦促政府变得公正和温和，而不是变得灵活有效和井然有序。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美国人对改进政府的考虑，所追求的不是权威的建立和权力的积累，而是权威的限制和权力的分散。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 导读 如何到达丹麦

- 引言 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发展

- 第一部分 国家

- 第1章 何为政治发展

- 第2章 发展的各个方面

- 第3章 官僚体系

- 第4章 普鲁士建立国家

- 第5章 腐败

- 第6章 民主发源地

- 第7章 意大利和低信任的平衡

- 第8章 庇护政治和改革

- 第9章 美国开创依附主义

- 第10章 分赃体系的终结

- 第11章 铁路、森林和美国的国家建设

- 第12章 民族建设

- 第13章 好政府，坏政府

- 第二部分 外来制度

- 第14章 尼日利亚

- 第15章 地理

- 第16章 白银、黄金和蔗糖

- 第17章 不叫的狗

- 第18章 清洁的石板

- 第19章 非洲风暴

- 第20章 间接统治

- 第21章 国产或进口的制度

- 第22章 共同语

- 第23章 强大的亚洲国家

- 第24章 法律在中国的挣扎

- 第25章 中国国家的再造

- 第26章 三个地区

- 第三部分 民主

- 第27章 民主为什么会扩展？

- 第28章 通向民主的漫长之路

- 第29章 从1848年到阿拉伯之春

- 第30章 中产阶级和民主的未来

- 第四部分 政治衰败

- 第31章 政治衰败

- 第32章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 第33章 国会和美国政治的家族制复辟

- 第34章 否决制的美国

- 第35章 自主和服从

- 第36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 参考文献

- 致谢

引言

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发展

让我们思索一下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上演的不同场景。

2013年的利比亚，配有重型武器的民兵绑架该国总理阿里·扎伊丹（Ali Zeidan），要求他的政府发放拖欠薪资。另一队民兵关闭该国大部分地区的石油生产，而这几乎是该国唯一的出口收入。不久前，其他民兵参与杀害驻班加西的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Christopher Stevens），并开枪射击在首都的黎波里的数十名示威者，后者正在抗议民兵对这座城市的强占。

这些民兵是在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年，即2011年，在全国各地揭竿而起的。他们获得北约组织的大力援助，得以推翻利比亚的长期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Qaddafi）。其时，反独裁政府的抗议活动不仅在利比亚，而且在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爆发，往往是为了赢得更多民主。但两年后，欧美式的民主制度似乎仍是遥远的梦想。自那以后，利比亚已采取一些试探性步骤，以筹建制定新宪法的制宪议会。但此刻，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国家，即一个在领土上合法垄断武力、执法和维护和平的中央权威。

在非洲其他地区，声称垄断武力的国家仅存在于纸上，虽然没像利比亚那么混乱，但仍然非常虚弱。被排挤出南亚和中东地区的激进伊斯兰团体，已在那些仅有软弱政府的国家抢摊设点，如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和索马里等。这些地区在收入、医疗和教育等方面，远远比不上像东亚那样蓬勃发展的地区，原因与它们历来缺乏强大的政府机构直接有关。

同一时期，一个迥然不同的场景在美国上演，发生在它的金融行业。美国在许多方面与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截然相反，处在政治光谱表的另一极。它有强大且制度化的国家，历时两百多年，享有深厚的民主合法性。但是，这个国家并不尽如人意，它的问题可能与过度制度化有关。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前，对金融机构负有监管职权的有十余个联邦部门，另外还有五十个州政府对银行和保险行业的监管。尽管有这么多监管，美国政府还是没有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次贷危机。它让银行卷入过度的杠杆投资，容忍一个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后者以金融衍生产品为基础，这些衍生品太过复杂以致难以计算个中的精确价值。有些评论家试图将之归罪于提供担保的政府机构，例如，确实对金融危机难逃其责的房利美和房地美（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1]但私营金融机构在抵押贷款狂潮中是乐得参与者，承担了超额的风险，因为大银行知道，万一遇上麻烦，最终还会得到政府的救助。这就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破产之后的情形，引发全球支付系统濒临倒闭，导致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更令人震惊的或许是危机发生之后的咄咄怪事。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大到倒不起”（too-big-to-fail）的银行会带来巨大风险，但现今的美国银行业，与2008年相比，反而变得更为集中。国会在2010年通过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但这项立法却忽视了简单的补救措施，如大幅提高银行储备金率或硬性规定金融机构的规模，反而求助于一套相当复杂的新规则。这个法案通过已有三年多，但许多细则至今尚未成文，即使最终完成，仍有可能无法解决“大到倒不起”的问题。

出现如此故障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是智识的僵化。维护自身利益的银行业辩称，严峻的新规则将削减它们的放贷能力，从而损害经济增长，促成意外的恶果。这样的论点如用于非金融行业，如制造业，往往是相当有效的，还能迎合许多不相信“大政府”的保守派选民。但是，正如阿纳·阿德马蒂（Anat Admati）与马丁·赫尔维格（Martin Hellwig）等学者指出的，不同于非金融企业，大银行危害整个经济的能力是一家制造业公司所望尘莫及的。[2]第二是银行业非常强大和富有，可高价聘请游说者来为自己代言。尽管有反对银行业和纳税人救助的巨大民愤，这些游说者成功地阻止了直指“大到倒不起”问题核心的有效规则。有些议员可能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发现银行业的论点具有说服力；对其他议员来说，那些论点成了保证银行业的竞选捐款源源不断的借口。[3]

第三个场景，将阿拉伯之春与2013年在土耳其和巴西爆发的抗议活动关联起来。这两个国家是“新兴市场”的领军经济体，在之前十年中见证了快速增长，不同于阿拉伯独裁政权，它们都是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国家。统治土耳其的是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简称AKP），其领袖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总理，当初起家于伊斯坦布尔市长一职。巴西选出的迪尔玛·罗塞芙（Dilma Rousseff）总统出身社会党，年轻时曾遭到军事独裁政府的监禁。从1964年到1985年，统治巴西的一直是军事独裁政府。

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和政治成就，两个国家都遇上大规模反政府抗议，一时束手无策。土耳其的问题出在伊斯坦布尔公园，政府欲将之改成大型购物中心，但许多年轻抗议者认为，埃尔多安虽是民主选出的，却有独裁倾向，还与年轻一代严重脱节。巴西的问题出在腐败，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来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和夏季奥运会，却没有能力提供可靠的基本服务。

这两起抗议事件和两年前阿拉伯之春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大体上都是中产阶级推动的。作为上一代经济发展的成果，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这两个国家涌现，所期望的要比上一代高得多。突尼斯和埃及，即使只有低于土耳其或巴西的经济增长，还是造就了大批大学毕业生。他们对工作和事业充满期待，却受挫于专制政权的任人唯亲。土耳其和巴西举行民主选举的事实，并不足以安抚示威者。实际上，政府为了保有合法性，不得不提供更好政绩，还得更加灵活地回应不断变化的公众需求。同样取得经济成功的中国，也开始面临类似的挑战。中国已有数量近数亿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也是上一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受益者，像其他地区的中产阶级一样，对政府抱有不同且更高的期望。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生死存亡，主要取决于能否适应经济增长造就的社会新景观。

政府的问题

上述三个例子似乎互不相干，因为各自的麻烦都由具体的政策、人物和历史背景所引发。但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线索将它们串在一起，这个线索即作为所有政治生活的背景的制度（institution）。制度是“稳定、受尊重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经久不衰，超越个别领袖的任期。[4]它们在本质上是长期规则，用来塑造、限制和调整人类的行为。卡扎菲后的利比亚的症结是基本制度的缺乏，最主要的是国家的缺乏。只要它建立不起拥有垄断武力的合法中央权威，就没有公民安全或个人发展的条件可言。

在天平的另一端，美国拥有持久且强大的制度，但也在承受政治衰败的侵蚀。本应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府机构，却遭到强大私人利益集团的攫取，使民主多数派难以真正掌权。它的问题不仅在于金钱和权力，还与规则本身及支撑这些规则的思想的僵化有关。

最后，在土耳其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中，问题出在社会变革超越现有制度。根据定义，制度是为了应对特定历史而建立的持久行为模式。但社会本身不会故步自封，尤其是那些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它们创造出新兴的社会阶层，教育公民，引进令社会关系重新洗牌的新技术。现有制度往往无法满足这些新兴参与者，因而承受要求改革的压力。

因此，对“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的研究，就不只是无休止地为人物、事件、冲突和政策等纂出目录，而是必须要关注政治制度的出现、发展和最终衰败的全过程。要想弄懂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快速变化，就要将之放到社会制度的长期演变之中，这至关重要。

本卷是《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的姊妹篇，这个项目最初只是为了重写和更新亨廷顿1968年的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本卷标题源自亨廷顿这本著作的第一章，其前身又是他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杂志上的一篇首发文章。亨廷顿著作的关键是让人懂得：政治发展是一个有别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单独进程；此外，一个政治体在取得民主化之前必须提供基本秩序。亨廷顿的书和我的书，虽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各种差异，但做出了同样的基本结论。我在第1卷梳理了三个关键政治制度的起源：国家、法治和促成民主负责制的程序；并解释这些制度如何在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出现，或单独，或组合，或根本缺席。对于那些没读过第1卷的人，下面是一个简要的回顾。

社会性动物

第1卷始于人类的灵长目祖先而不是人类的原始社会，因为政治秩序植根于人类生物学。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个体，也不是在历史进程中才慢慢组成社会的。这与卢梭等哲学家和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相反。大约五万年前，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在非洲某地出现，跟它们的灵长目祖先一样，从一开始就是以社会形式组织在一起的。

人类的自然交往围绕两个现象：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亲戚选择是指有性繁殖物种的个体对待亲戚时是利他的，利他程度又与他们分享的基因成正比，反复出现，最终成为固定模式。这显示，他们在遵循裙带关系，偏爱与自己共享基因的亲戚。互惠利他是指同一物种内毫无关联的个体相互交换恩惠或资源，有时也可以是不同物种之间。这两种行为无需学习，均源于基因的编码，并在个体之间互动时自然流露。

换句话说，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但其天生的社交性有自己的具体形式，只将利他主义投向家人（有遗传关系的亲戚）和朋友（交换恩惠的个人）。这种人类交往的预设形式，在所有的文化和历史时期中都是普遍适用的。这种天生的社交形式可以通过开发替代制度以奖励另类行为（例如，任人唯才而非任人唯亲）而被克服。但一旦替代制度分崩瓦解，人类总是会回归到这种社交形式。

根据天性，人类又是创造和遵循规范的生物。他们建立社会互动的规范准则，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尽管可以合理地设计或商谈这些规范准则，但遵循规范的行为通常基于情感，如骄傲、内疚、愤怒和羞愧，而不是理性。规范往往被赋予内在价值，像各种社会中的宗教法律一样，甚至获得崇拜。制度无非是持之以恒的规则，所以人类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制度化。由于被赋予内在价值，制度往往又是高度保守的，也就是说，抗拒作出改变。

现代人类在第一个四万年左右的生存中，组成人类学家所谓的族团层次（band-level）的社会，成员几乎都是亲戚，以狩猎采集为生。人类第一次重要的制度变迁约发生于一万年之前，那就是从族团层次的社会演化成部落层次的社会，它围绕一种信仰组织起来，即其成员相信，死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后代都拥有神奇力量。我们通常称之为部落，人类学家有时以“分支世系制”这一术语来形容那些追溯祖先至数代人之前的群体。这样的部落社会存在于古代的中国、印度、希腊、罗马和中东；此外，还存在于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和现代欧洲人的日耳曼祖先。

像族团层次的社会一样，部落社会没有中央权威，通常来说，大家都很平等，没有第三方执法。它能战胜族团层次的社会主要是因为，它能通过追溯久远的共同祖先而达到巨大的规模。无论是族团层次的社会还是部落层次的社会，根源都在血缘关系，从而与人类生物学息息相关。转化为部落层次的社会还需要宗教观念的出现，即相信死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后代都能影响活人的健康和幸福。思想在发展中发挥独立的关键作用，这就是发生于人类早期的先例。

国家的出现

下一个重要的政治变迁是从部落层次的社会到国家层次的社会。不同于族团或部落，国家拥有合法的武力垄断，在界定的领土上行使这种权力。它是中央集权和等级分明的，与基于血缘的早期组织相比，通常造就更多的不平等。

国家可分为两大类。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家族制”国家中，政治体被视作统治者的个人财产，国家的行政管理实质上只是统治者家政的延伸。依靠亲友的自然交往形式在家族制国家中依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现代国家是非人格化的：公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所依赖的不是个人关联，而是公民身份。国家的行政官员不是统治者的亲友，行政职位的招聘完全基于客观标准，如功绩、学问和技术知识。

关于所谓“原生”国家的形成，即从部落社会中形成第一批国家，也有不少理论解释。在此发挥作用的肯定有若干互动的因素，例如剩余农产品的出现、相关技术和人口密度。地理上的限制——所谓的“笼中效应”，即不可逾越的高山、沙漠和河流——允许统治者对人口行使强制权力，又可防止奴隶或属下的逃逸。大约在八千年前，家族制国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形成，主要是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墨西哥的肥沃冲积河谷。

然而，现代国家的发展需要具体的策略，促使基于亲友的政治组织演化成非人格化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的文明社会，比类似的政治单元出现于欧洲整整早了十八个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动力与近代早期的欧洲集权国家如出一辙：即普遍且持久的军事竞争。军事斗争激励统治者向人口征税，建立行政等级制度来管理军需，以功绩和能力而不是私人关系为前提指导录用和晋升。借用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话，“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

现代国家在聘任官员时必须超越亲友。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文官考试制度，尽管它的经常使用还要等到后来的朝代。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想出应对同样问题的新奇方法：军事奴隶制。他们捕捉非穆斯林教男孩，使之与家人隔绝，再将之抚养成忠于统治者、与周遭社会又毫无牵挂的将士和官员。在欧洲，该问题的解决是通过社会层次而不是政治层次。早在中世纪，天主教会改变继承权规则，使扩展的亲戚团体难以在大家庭内转移财产。因此，在皈依基督教后的一两代内，日耳曼野蛮部落扩展的亲戚团体就冰消云散了。最终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法律合同的较现代的社会关系，即封建主义。

法治

法治被理解为这样一组规则，即对社会中最强大政治参与者也具有约束力，这有宗教上的渊源。只有宗教权威才有能力创设武士也必须遵守的规则。在许多文化中，宗教机构基本上是法律机构，负责解释经文，对社会中他人享有道德制裁权。因此在印度，婆罗门祭司阶层享有的权威被认为高于刹帝利，即持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武士。拉贾或国王为了获得名正言顺的统治权，不得不向婆罗门寻求合法性。在伊斯兰教中，叫做乌里玛的学者阶层单独主持伊斯兰教法；由教法专家卡迪（qadi）或法官组成的网络，又负责处理宗教法律的日常事务。虽然早期的哈里发集政治和宗教权威于一身，但在伊斯兰历史其他时段，哈里发和苏丹是相互独立的两人，前者可构成对后者的制约。

由于罗马天主教会的作用，法治在西欧获得最深刻的制度化。只有在西方传统中，教会才成为等级分明、中央集权和资源丰富的政治参与者，所作所为能够戏剧性地改变国王和皇帝的政治命运。彰显教会自主的中心事件是始于11世纪的叙任权斗争。在这次冲突中，教会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宗教事务的干扰。最后，教会获得任命神父和主教的权利，并成为基于6世纪《查士丁尼法典》的罗马法的守护人。英国发展出同样强烈却不同的法律传统：诺曼征服后，国王法庭的法律逐渐演变成普通法；大力推广它的不是教会，反而是早期君主，以提供公正裁判的能力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

因此在西欧，三大制度中第一个出现的是法治。中国从来没有超越的宗教，也许是由于这一原因，始终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法治，率先出现的是国家，时至今日，法律一直都不是政治权力的根本制约。这个次序在欧洲是倒过来的：法律的出现早于现代国家的兴起。从16世纪晚期起，欧洲君主渴望模仿中国皇帝，创建现代的集权专制国家，却不得不面对限制权力的法律秩序。结果是，尽管有这样的愿望，仅有很少的欧洲君主最终获得中国式集权。这样的政权只出现于俄国，那里的东正教会历来屈服于国家。

民主负责制

在三大制度中最晚出现的是民主负责制。议会是负责制的中心机构，源自封建社会中的阶层制度，分别叫做科尔特斯、国会、高等法院、缙绅会议或英国的议会。这些制度代表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上层贵族、绅士和部分自治城市的资产阶级。根据封建法律，君主需要向他们开口要求征税，因为他们代表当时农业社会中的精英有产阶层。

始自16世纪晚期，雄心勃勃的君主借助绝对主权的新理论，发起运动来削弱这些阶层，以获取向全体人口直接征税的权利。在此后两个世纪中，这种斗争在各欧洲国家此起彼伏。在法国和西班牙，国王成功削弱这些阶层的力量，但仍受限于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直截了当夺取精英阶层的财产。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些阶层战胜君主，它们的中央政府变得孱弱，既受贪婪精英的掌控，又不时遭遇邻国的入侵。在俄国，这些阶层和支持他们的精英的根基比西欧同行的更为薄弱，再加上法律的影响较单薄，所以出现了更为强悍的君主专制政体。

只有在英国，国王和这些阶层势均力敌。早期的斯图亚特国王试图建立专制政体，结果遇上武装组织起来的议会的阻止。议会的许多成员是新教清教徒，笃信基层的组织形式，而国王属于高层的圣公会。议会的军队投入内战，斩杀国王查理一世，建立以奥利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为首的议会专政，只是历时较短。这场冲突在整个复辟时期绵延不断，直到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其时，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新国王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接纳宪法妥协，首肯“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

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伴随威廉及其妻子玛丽从荷兰来到伦敦。他的《政府论》下篇指出，被统治者的同意是他们臣服政府的前提。洛克认为，人的权利是天生且自然的，政府存在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些权利，如果它有所违背，就可以推翻。这两个原则——无代表不纳税和被统治者的同意——后来成为美国殖民者的战斗口号。他们在不到一个世纪后的1776年，造了英国政府的反。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将洛克有关自然权利的思想纳入《独立宣言》；人民主权的思想成为1787年美国宪法的基石。

即使这些新政治秩序创立了负责制的原则，但1689年的英国和1787年的美国，都不能被视作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权局限于这两个国家的白人男性业主，仅代表整个人口一小部分。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会革命。领导美国革命的是商人、农场主和绅士组成的精英阶层，因英国国王侵犯他们的权利而心生妒怨。这些精英在获得独立后继续掌权，并起草批准了新宪法。

如果专注于这些局限，就会从根本上低估美国新秩序激起的政治动态，以及新思想的激励作用。《独立宣言》大胆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美国宪法把主权赋予“我们人民”，而不是国王或无形的国家，不寻求在北美复制等级分明的英式阶级社会。在未来两个世纪，美国在现实中的平等还会遇上许多政治和社会上的障碍。但是，如有人想为特定阶层争取特权，就必须证明，这样做是否与建国信条兼容。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批准宪法之后仅仅超过一代多时间选举权就扩至所有白人男性，远早于欧洲任何一国。

在南北战争前的数十年中，建国原则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激烈。“特殊制度”（奴隶制）的南方捍卫者开始提出新论据，以证明在道德和政治上对黑人的排斥和征服是合情合理的。有的援引宗教理由，有的谈及种族之间的“天然”等级，还有的以民主的名义来做辩解。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s）在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辩论中就宣称，他只以一个民族的民主意愿为准，不在乎奴隶制最终的废除与否。

但是，林肯恰到好处地重新抬出建国信条作出了有力的反驳。他说，一个建立于政治平等和天赋人权的国家，如果容忍像奴隶制那样的明目张胆的背离，就无法生存下去。众所周知，南北战争和废除奴隶制之后，为了赢得第十四修正案所允诺的政治和法律权利，非裔美国人足足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未免有点让人汗颜。美国最终认识到，让一些人成为二等公民的法律与《独立宣言》中的平等无法相容。[5]

许多社会运动在之后数年中兴起，扩展了享有自然权利进而政治权利的人群——将劳工、妇女、原住民和其他边缘群体包括进来。但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建立的基本政治秩序——行政部门向立法部门乃至整个社会负责——证明是经久耐用的。后来再也没人认为，政府可以不向“人民”负责；后续的争论和冲突，仅仅围绕哪些人够格参与民主政治。

法国大革命

18世纪后期的另一场大革命发生在法国。为描述和解释这一灾难性事件，已花费了不知多少加仑的墨水，争执双方的后代至今仍无法解决那些苦涩的论争。

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有不少评论家，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到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都质疑它是否具有许多人相信的巨大影响力。[6]这场大革命，最初因《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发表而振奋人心；它像美国的《独立宣言》一样，提出植根于自然法的普遍人权观。但第一个共和国是短命的，像后续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革命一样，导致了愈益激进的革命动态，让今天的左派变成明天的反革命。这种循环引出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以及革命吞噬自己孩子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结束这一场动乱的是对外战争、热月政变和雾月18日政变，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由此在1799年登上政治舞台。[7]

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在法国社会造成深刻的两极分化，使英国递增式的政治改革难以实现。法国先后经历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9世纪70年代的普鲁士入侵和巴黎公社，才建立起比较持久的民主政体，但选举权颇受限制。至此，许多欧洲国家已有各式有限的民主选举，包括极其保守的普鲁士。法国在1789年是奔向民主的先进分子，到后来反成了落后分子。更糟的是，大革命的遗产之一是造就一批法国左派；他们在20世纪动辄以宣扬暴力为荣，积极向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模式靠拢。

于是会产生一个合理疑问，法国大革命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答案是，它没能在法国创立民主，但在其他领域留下巨大、即刻且持久的影响。首先，它促使欧洲第一部现代法典在1804年颁布，即《民法典》，又叫《拿破仑法典》。第二，它建立了现代化的行政国家，以推广执行这部法典。即使没有民主，这两项已是重大的进展，让政府少一些任意妄为，更加透明，更一视同仁地对待公民。拿破仑在兵败滑铁卢后回顾，他的法典比他在战场上赢得的胜利更为重要。从许多方面看，他确实讲对了。[8]

法国法律到那时为止只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因地而异，有的继承于罗马法，有的基于习惯法，再加上来自宗教、封建、商业和世俗的数百年沉淀。这样一组纠缠不清的法律，往往是自相矛盾或模棱两可的。《拿破仑法典》以一套清晰紧凑和文笔优美的现代法典取代了这一片混沌。

《拿破仑法典》从法律中剔除封建的等级和特权，巩固革命成果，宣布所有公民从此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事先明白列出的义务。它推崇现代的产权观念：“只要不违法，可以任何方式享用和处置自己的财产。”土地再也不受封建和习俗的限嗣继承的羁绊，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领主法庭——封建领主控制的法庭，农民在大革命中对其怨气冲天——被彻底取消，代之以统一的民法裁判体系。出生和婚姻的登记改在世俗政府，不再是宗教当局。[9]

《拿破仑法典》还即刻输出到当时的法国占领地：比利时、卢森堡、莱茵河以西的日耳曼领土、普法尔茨省（Palatinate）、莱茵普鲁士（Rhenish Prussia）、日内瓦、萨瓦省（Savoy）和帕尔马（Parma）。随后，它又被强行引入意大利、荷兰和汉萨领土（hanseatic territories）。许多较小的日耳曼邦国，是自愿接受《拿破仑法典》的。我们将在第4章看到，这个法律体系将成为普鲁士在耶拿败于法国后所实施的法典改革的灵感。它还被当作欧洲以外无数民法的样板，从塞内加尔和阿根廷，到埃及和日本。强加于他人社会的法典通常没有漂亮的成功记录，但《拿破仑法典》却做到了。有些国家如意大利和荷兰，开初予以抵制，到最后仍采纳实质上非常相似的法典，只是名称有别。[10]

大革命的第二个主要成就是创建现代官僚国家，即中国两千年之前就已做到的。法国旧制度是奇怪的混合体。自17世纪中叶起，热衷集权的君主，如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以名叫总督的官员为基础，创造出一套现代行政体系。那些官员从巴黎奔赴各省，与当地人口没有亲戚或其他关系，可以更客观地施政。如托克维尔指出的，这是法国现代行政国家的开始。[11]

但总督必须与另一组行政官员并行操作，即捐官制的公职人员。为了资助战争和奢靡生活，法国国王在金钱上永远捉襟见肘。从1557年“大借款”的破产开始，为了筹集资金，法国政府采取越来越孤注一掷的措施，包括直接向富人出售公职。根据亨利四世的财政大臣叙利（Sully）在1604年推出的官职税（Paulette），这些公职不但可以出售，而且可以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这些捐官的公职人员当然唯利是图，对提供非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或良善治理毫无兴趣。

18世纪后期的法国政府作了两次努力以消除捐官制公职人员，都半途而废。这个精英集团太过强大，如果改革成功，会造成更大损失。这个制度太腐朽，实在无法改革，是导致大革命的因素之一。在大革命中，捐官制的公职人员都被褫夺公职，在很多情形中，甚至掉了自己的脑袋。正因为这次清洗将甲板一扫而空，才有可能在1799年创立新式的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作为真正的现代官僚体系的中枢机构。

新式的行政体系之所以获得成功，全靠较为现代的教育体系的建成，为之输送人才。旧政权在18世纪设立技工学校，以培养工程师和其他专家。革命政府在1794年设立的高等学院（Grandes Ecoles），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却是专门培养公务员的。这些学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行政学院（ENA）的前身，学生来源是一个精英的中学体系（lycee）。

这两项制度上的创新——引进新法典和创建现代行政体系——并不等于民主，但仍取得了平均主义的效果。新法律不承认某些阶层的特权，不允许他们通过操纵法律获取私利。它在原则上致力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在现实中不是永远如此。私有财产不再受封建限制，促成更广泛的新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新法律的实施离不开卸下数百年腐败包袱之后的官僚体系，两者加在一起——法律和行政国家——在许多方面形成一种制约，牵制潜在专制统治者的随意性。君主在理论上享有无限权力，但必须倚赖官僚体系，以法律为基础来行使这个权力。这就是德国人所谓的法治国（Rechtsstaat），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列宁、斯大林等的统治。后者事实上只是强大国家，丝毫不受法律或民主负责制的约束。

奠定基础

美国革命使民主和政治平等的原则成为制度；法国大革命，像秦统一中国一样，为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它们还援用两个不同的姐妹版本，即普通法和民法，加强和扩充了法治。

本书第1卷结束时，三大制度的基础已经到位，但还没有充分发展成现代形式。在欧洲和世界某些地方，法律是发展最完善的制度；但还要做大量工作来编纂、协调和更新各项法规，使之正规化，像《拿破仑法典》一样在人人面前维持真正的中立。欧洲自16世纪末起，已有现代国家观念的萌芽，但没有一个政府真正做到任人唯才，包括巴黎的新官僚体系。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行政部门仍是家族制的。即使民主理念已植入英国及其在北美的殖民地，但大多数成年人可以投票或参政的社会尚没在地球上出现。

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在这一政治动荡的时刻崭露头角。第一是工业革命，人均产值的上升抵达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水平，而且经久不衰。这造成巨大影响，因为经济增长开始改变社会的根本性质。

第二是第二波殖民主义，欧洲因此走上与世界其他地区激烈碰撞的行程。第一波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新世界的征服，继之以英国在一个世纪之后对北美的移民定居。到了18世纪晚期，第一波已是强弩之末。由于独立运动在新大陆殖民地的兴起，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帝国被迫后撤。但1824年的英缅战争开创了一个新阶段，到那个世纪的末期，西方列强的殖民帝国几乎吞噬了世界上剩下的全部地区。

所以本卷接着讲述第1卷遗留的故事，所涵盖的是：国家、法治和民主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发展，三者之间的互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交叉影响，以及它们在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显现出来的衰败。

[1] 参见Peter J. Wallison，《不良的历史，更糟的政策：金融危机的虚假叙事如何导致多德—弗兰克法》（Bad History, Worse Policy: How a False Narrative About the Financial Crisis Led to the Dodd-Frank Act）（华盛顿特区：美国企业研究所，2013年）。

[2] Anat Admati和Martin Hellwig，《银行家的新衣：银行业错在哪，怎么办》（The Banker’s New Clothes: What’s Wrong with Banking and What to Do About It）（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

[3] 有关政治如何影响金融危机后的银行监管，参见Simon Johnson和James Kwak，《13位银行家：接管华尔街和下一次金融崩溃》（13 Bankers: 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纽约：万神殿出版社，2010年）。

[4] 本定义取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12页。

[5] 类似的长期斗争发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但要害问题不是种族，而是阶级。在英国实现白人男性普选权，花的时间比美国更长，也许是因为平等原则没有获得明确的阐述（英国没有类似的权利法案，迄今仍是君主立宪制）。

[6] 伯克（Edmund Burke），《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第1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年）；孚雷（François Furet），《解释法国大革命》（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

[7] 有关这些事件的概述，参见Georges Lefebvre，《法国大革命的来临，1789》（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7年）。

[8] 拿破仑在雾月18日接管革命政府，过后不久，就在1800年要求推出新法典。他亲自参加监督起草工作的最高行政法院的很多会议，最终颁布是在1804年。 Carl J. Friedrich，《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背景》（The Id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载Bernard Schwartz编，《拿破仑法典和普通法的世界》（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 Law World）（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56年）。

[9] Martyn Lyons，《拿破仑·波拿巴和法国大革命的遗产》（Napoleon Bonaparte and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4年），94—96页。

[10] Jean Limpens，《拿破仑法典的领土扩张》（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Code），载Bernard Schwartz编，《拿破仑法典和普通法的世界》。

[11]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18—124页。

第一部分

国家

第1章

何为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及其三大组件：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所有社会都要面对政治衰败；本书计划；平衡的政治体系好在哪里

政治发展是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演变，它不同于政治或政策的变化。总理、总统和立法者可以换来换去，法律可以修改，但给政治秩序下定义的是社会组织起来所依据的根本规则。

我在第1卷中提出，构成政治秩序的有三种基本类型的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国家是中央集权且等级分明的组织，在界定领土上享有合法的武力垄断。除了复杂性和适应性，国家还有非人格化程度的深浅（译按：同第1卷一样，“非人格化”[impersonal]在本书指不受基于家族和恩惠等私人关系的身份的限制）。早期国家与统治者的家政并无区别，被称为“家族制”，因为它们偏爱依附统治者的亲友。相比之下，现代高度发达的国家将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和整个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截然分开，努力在非人格化基础上对待公民，在执行法律、任用官员和制定政策时没有任何偏爱。

法治可有许多定义，包括单纯的法律和秩序、产权和合同的执行、现代西方对人权的理解，其中涉及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1]我在本书中使用的法治定义，并不局限于对法律的实质性的特定理解。相反，我把它定义为一套行为准则，反映社会中的普遍共识，对每个人都具有约束力，包括最强大的政治参与者，如国王、总统和总理。如果统治者能修改法律以利己，即使这条法律对社会中其他人一视同仁，法治便已不复存在。为了行之有效，法治通常需要独立自主的司法机构，不受行政部门的干涉。根据这个定义，法治与实质性的具体法典无关，如盛行于当代美国或欧洲的。法治作为政治权力的约束，确实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西方。

法治（rule of law）应该与“依法统治”（rule by law）分开。在后者的情况下，法律是统治者颁布的命令，对统治者自己不具约束力。我们将会看到，依法统治有时变得愈益制度化、常规化和透明化。在这种情况下，它削弱统治者的任意权，开始发挥法治的某种功能。

负责制，是指政府关心社会整体的利益——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共同利益（τ?κοιν?ν συμφ?ρον）——而不是狭隘的自身利益。今日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把负责制理解为程序性负责制，也就是自由和公平的周期性多党选举，让公民来选择和约束统治者。但负责制也可是实质性的：统治者没有受制于程序性负责制，仍可对广泛的社会利益做出回应。非民选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有很大差异，这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中划分君主制和僭主制的标准。但程序性和实质性的负责制之间通常有很大关联，因为不受约束的统治者即使关心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永远如此，至少他人不信。我们使用“负责制”一词，主要是指现代的民主国家依靠程序来保证政府回应公民的需求。但我们必须牢记，良好程序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实质性效果。

国家制度是集权的，让有关部门运用权力去执行法律，维护和平，抵抗外敌，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法治与负责制的机制与国家具有截然相反的功能。它们限制国家权力，保证权力的运行是在受控和协商一致的前提之下。现代政治的奇迹是，我们的政治秩序可以强大有力，但只能在法律和民选的限制中有所作为。

在不同政治体中，这三类制度的存在可以彼此独立，也可以有各种组合。例如，中国拥有强大发达的国家和软弱的法治，但民主有待加强；新加坡既有法治又有国家，但它的民主非常有限；俄罗斯有民主选举和软弱的法治，它的国家善于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却拙于提供服务。在很多失败的国家中，国家和法治要么软弱，要么根本缺席，如索马里、海地、21世纪初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即使后两个国家都有民主选举。相比之下，在政治上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享有三大制度——国家、法治和程序性负责制——并使之处在某种平衡状态中。强大但没有切实制衡的国家，是独裁政权；如果它软弱，并且要受下属政治力量的掣肘，就是低效无能的国家，经常还摇摇欲坠。

达到丹麦

我在第1卷中表明，当代发展中国家以及试图帮助它们的国际社会，都要面对如何“达到丹麦”的问题。我的所指，与其说是实际的丹麦国家，倒不如说是想象中的社会：它富强、民主、安全、治理良好，只有较低水平的腐败。这个“丹麦”享有完全平衡的三个政治制度：称职的国家、强有力的法治和民主的负责制。国际社会希望把阿富汗、索马里、利比亚和海地改造成像“丹麦”那样的理想所在。可是如何付诸实现，答案却一无所知。我以前说过，部分原因是，我们不知道丹麦本身是如何抵达这个“丹麦”的，因此无法理解政治发展的复杂和艰难。

人们能说出丹麦的各种优点，但它的政治制度是如何从家族制过渡到现代国家的，却是研究最少和误解最多的。在家族制中，统治者用物质上的好处收买政治上的忠诚，获得亲友网络的支持。在现代国家中，政府官员应是公仆和大众利益的托管人，在法律上不可利用职责来谋取私利。丹麦官僚体系的特点是严格服从公共目的、掌握专业技能、职能分工和唯才是用，但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今天，即使是最腐败的独裁者，也不会像早期国王或苏丹那样，声称自己“拥有”国家，可以为所欲为。人人都会承认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差别，即便口惠而实不至。因此，家族制已演变为所谓的“新家族制”，其中的政治领袖采纳现代国家的外在形式——官僚体系、法律制度和选举等——但事实上却在谋取私利。在竞选期间大倡公益，但国家仍不是非人格化的：向政治支持者的网络投放小恩小惠，以换取选票或集会上的助阵。这种行为模式到处可见，从尼日利亚、墨西哥到印度尼西亚。[2]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给新家族制贴上一条替代标签，叫做“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其中的寻租精英组成联盟，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防止经济和政治的自由竞争。[3]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使用“榨取性”（extractive）这一术语来描述同样的现象。[4]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一阶段，全部政府都可说是家族制的、有限准入的、榨取性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政治秩序如何演变成现代国家？上面提到的学者，所擅长的是描述其中的演变过程，而不是提供动态的演变理论。我们将会看到，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有好几种动力。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是军事竞争。它在推动政治改革方面要比经济利益发挥更大的激励作用。演变的第二个动力植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动员。经济增长催生新的社会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参与政治。这个过程并不总是导致现代国家的建立，但在恰当情况下可以获得成功，并且已有先例。

政治衰败

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定义，政治制度通过变得更复杂、更自主、更连贯和适应性更强，从而获得发展。[5]但他认为，政治制度也会衰败。制度是创造出来满足社会某种需求的，比如发动战争、处理经济矛盾和调节社会行为。它作为重复行为的模式，本身又会变得僵化，一旦当初促使它问世的情形发生变化，却无法作出相应的调整。人类行为有内在的保守性，往往会向既存的制度投入情感。如果有人想废除英国君主制、美国宪法和日本天皇，代之以更新更好的东西，一定会面临一场苦斗。

除了制度未能适应新形势，政治衰败还有第二个来源。人类的天生社交性植根于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对亲友的偏爱。现代政治秩序旨在促进非人格化的规则，但大多数社会精英往往依赖亲友网络，视之为保护自己地位的工具，以及自己刻苦努力的受益者。假如他们成功了，国家可说遭到精英的“攫取”，从而降低了合法性，不再为整体人民负责。长期的和平与繁荣，经常为精英的攫取提供有利条件，如果随之遇上经济衰退或外来政治冲击，就会引起政治危机。

我们在第1卷看到很多诸如此类的现象。中国伟大的汉朝在公元3世纪发生动乱，门阀士族重新攫取政府，后来门阀士族继续在隋唐时期控制中国政治。埃及的马穆鲁克政权以突厥人的军事奴隶制为基础，一旦它的奴隶统治者开始组织家庭和荫护子女，就变得分崩离析。同样情形也发生在奥斯曼帝国赖以生存的禁卫军骑兵和步兵的身上。旧政权下的法国试图在17世纪中叶建立现代中央行政部门，但国王的财政拮据迫使它采用捐官制，向富人出售公职，让政府愈益腐败。在本书中，我用“家族制复辟”这个词来表述强大精英对国家制度的攫取。

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的政治衰败，一点也不少于其他类型的政权。现代社会不可能完全倒退到部落社会，但我们可在身边看到“部落制”身影，如街头帮派、庇护人（patronage）的拉帮结派、现代政治最高层次的权钱交易。现代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会把普世权利讲得朗朗上口，但其中有不少人乐于接受特权——单为自己、家人和朋友的特殊免税和补贴。有些学者认为，负责制政治体系具有防止衰败的自我纠正机制：假如政府表现不佳，或腐败的精英攫取国家，非精英可让他们落选下台。[6]在现代民主的发展历史中，这种情况确有发生，但不能保证它必然发生，或许是因为非精英组织欠佳，看不清自己利益的真实所在。制度的保守性往往使改革比登天还难，这种政治衰败所导致的结局，要么是腐败缓慢加深，使政府效率越来越差；要么是民粹主义猜疑精英从中滥权，作出暴烈的反应。

大革命之后：本卷计划

第1卷追踪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兴起，到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为止。这两个革命标志一个历史时刻，即这三种类型组合在一起的制度——我们所讲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某地应运而生。本卷将追踪它们之间的互动，直至21世纪初。

上下两卷在历史上的交接处正好标志第三个革命——工业革命——的发轫，它的影响更大。第1卷中所叙述的漫长延续似乎表明，各式社会受困于自己的过去，在选择未来政治秩序时会遇上限制。这是对第1卷中进化故事的误解，一旦工业革命起飞，任何隐含的历史决定论将会变得愈加不合情理。政治发展以复杂的方式，与经济、社会和思想的发展紧密相联，这些关联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所在社会的人均生产的增长率，这一现象给后续年代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持续的经济增长加快各方面发展的速度。从公元前2世纪的东汉到18世纪的清朝，无论中国农业生活的基本特征还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都没有很大变化。但在随后两个世纪中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在此前两千年中所发生的。这种快速变革的步伐一直持续到21世纪。

本卷第一部分着重于率先经历这一革命的欧洲和北美，那里出现了第一批自由民主国家。它还会尝试回答，为何在21世纪初，有些国家拥有比较廉洁的现代政府，如德国；另一些国家仍在受依附式政治和严重腐败的困扰，如希腊和意大利？为何英国和美国能把19世纪庇护式公共部门改造成唯才是用的现代官僚体系？

我们将会看到，从民主角度看，它们的答案有点令人沮丧。最先进的现代官僚体系，是威权国家在追求国家安全时创建的。我们在第1卷已经看到，古代中国是这样的，现代官僚体系的杰出榜样普鲁士（后来成为德国的统一者）也是这样的。普鲁士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比较不利，迫使它建立高效的行政机构以做弥补。另一方面，在建立现代官僚制之前就走向民主的国家，反倒发现它将自己的公共部门搞成了依附主义式的。遭受如此命运的第一个国家是美国，它也是第一个让所有白人男性享有选举权的国家，时间在19世纪20年代。这一命运也发生在希腊和意大利的身上，它们出于不同原因，在建立强大现代国家之前就开放了选举权。

所以先后次序大有讲究。试比较两类国家（country），前者的民主先于现代国家（state）建构，后者的现代国家继承自专制年代，那么要想实现高质量的行政，前者就会比后者面临更大的难题。民主来临后，国家建设仍是可行的，但往往需要新兴社会参与者的动员和强大的政治领导才会实现。美国的故事就是这样，在那里，受低效公共行政之害的企业、反对腐败铁路的西部农民以及出身新兴职业人的中产阶级都市改革者，结成联盟，共同克服依附主义政治。

强而有力的国家和民主之间还有另外的潜在冲突。国家建设最终还得依赖于民族建设，换句话说，需要创立普遍的民族认同，作为忠诚的对象，以超越个人对家庭、部落、地区和族裔的附属。民族建设有时从基层冒升出来，但也可以是权力政治甚至野蛮暴力的产物，在其中，各种不同的群体遭到吞并、驱逐、融合、迁徙和“种族清洗”。像现代公共行政一样，强烈的民族认同往往在威权统治条件下形成得最为成功。缺乏强烈民族认同的民主社会，在议定民族的宏大叙事时常会遇上严重分歧。许多当代和平的自由民主国家，其实是数代前长期暴力和威权统治的受益者，现在只是把这段历史顺手抛在脑后了。幸运的是，暴力不是民族统一的唯一途径。可调整民族认同，以适应强权政治的现实；也可以开阔的思想（如民主本身）重建民族认同，以尽力减少对少数族裔的排斥。

第二部分处理的仍是现代国家的出现和缺席，以基本上受欧洲列强殖民的非西方世界为主。拉丁美洲、中东、亚洲和非洲的社会，有着土生土长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一旦与西方接触，猛然面对截然不同的制度。多数情形是，西方殖民列强征服和奴役了这些社会，借助战争和疾病消灭原住民，迁徙新移民到当地定居。即使没有武力加入，欧洲人带来的政府模式也破坏了传统制度的合法性，让这些社会陷入微妙的处境，既不是正宗的传统社会，也不是成功的西化社会。因此，在解说非西方世界的制度发展时，不得不提外国制度或曰进口制度。

制度在世界各地为何有不同发展，多年来已出现不少理论。有些人认为，它们取决于地理和气候的物质条件。经济学家认为，开采矿产的行业或大型种植园的热带农业，加剧了对奴工的剥削。这种经济生产方式据说孕育了专制的政治制度。相比之下，适宜家庭农业的地区往往通过财富的平等分配而倾向于支持民主政治。制度一旦形成，就被“锁定”并持续下去，尽管新变化已使地理和气候变得无关紧要。

地理只是决定政治结果的众多因素之一。殖民列强采取的政策、控制殖民地的时间长短、在殖民地投入的资源，都对后殖民的制度产生重大影响。每一个关于气候和地理的概括性理解，都有重要的例外：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本应成为典型的香蕉共和国，如今却是治理良好的民主国家，既享有繁荣的出口工业，又提供重要的生态旅游。阿根廷得天独厚，土地和气候与北美非常相似，却成了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交替遇上军事独裁、经济动荡和民粹弊政。

最后，地理决定论忽视了殖民地人民在发挥主体性时的各种表现。即使有外国掌控，他们在塑造自己制度方面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正是那些与西方接触之前已拥有完整本土制度的地方。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分别是世界上经济表现最差和最好的地区。通过它们之间的对比，就可淋漓尽致地看出走上不同发展途径的原因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与西方接触之前从未发展出国家层次的本土制度。欧洲殖民列强在19世纪末开始“瓜分非洲”，但很快发现，这些新殖民地仅能勉强支付相关的管理成本。英国的对策是改用间接统治，让自己在创建国家制度上作最少投资。殖民时代留下的可怕遗产，与其说是殖民列强的作为，倒不如说是它们的不作为。相比在印度和新加坡等地进行大量的政治投资，殖民列强没有为非洲引进强有力的制度，哪怕是那种能渗透和控制当地人口的“专制”制度。而仅有软弱国家传统的社会，只能眼睁睁看着早先制度遭到破坏，却看不到取而代之的现代制度。结果就是独立后，困扰当地的经济灾难持续了整整一代人之久。

这与东亚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发明了现代国家，拥有世界上中央官僚体系的最古老传统，还将这个传统传给近邻日本、韩国和越南。这个强大国家的传统让日本得以逃脱西方殖民。但在中国，在遭受了20世纪的革命、战争和侵略后，国家崩溃，这一传统受到严重干扰；不过自1978年以来，它又以更为现代的形式获得共产党的重建。在东亚社会，有效的公共机构是经济成功的基础。亚洲国家有训练有素的技术官僚作为基础，从而有足够的自主性来指导经济发展，同时避免在世界其他地区常见的政府的腐败和掠夺。

拉丁美洲介于这两个极端中间，尽管哥伦布到来之前已有大型帝国的存在，但当地从未发展出像东亚那样的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既有的政治结构遭到武力和疾病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新移民社会，他们带来的是当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盛行的威权主义和重商制度。气候和地理推动剥削性的农业和矿产开采业的发展。大多数欧洲国家当时也是威权政体的，但在拉丁美洲，等级制度之外又复添加种族和民族的色彩。这些传统证明是非常持久的，即使在阿根廷，那里的气候、地理和种族本应推动北美式的平等社会。

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亚的当代发展成果之所以大相径庭，都是因为深受西方到来之前的本土国家制度的影响。那些早早就有强大制度的地区，中断一段时间后重起炉灶；那些一直没有强大制度的地区，只好继续挣扎。殖民列强在移植自己制度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特别是在可带来大量移民的情形中。当今世界最不发达的地区，是那些既缺乏强大的本土国家制度又没有移民带来的外来国家制度的地区。

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讲述国家发展，第三部分将讨论制衡制度——民主负责制，比第一部分或第二部分要短得多。这并非是我认为民主的重要性比不上政治发展的其他方面；而是反映了一个事实，过去一代人太重视民主、民主转型、民主崩溃和民主质量了。第三波民主浪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选举式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从当时的35个增加到2013年的120个。一点也不奇怪，大量学者关注这一现象。有兴趣了解这些新发展的读者，可参考许多相关的优秀书籍。[7]

第三部分不会聚焦在第三波浪潮上，反而会更加关注“第一波浪潮”。那是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主要发生在欧洲的民主扩展。1815年维也纳会议宣告拿破仑战争结束，其时，有资格称自己为选举民主政体的国家，在欧洲还没有出现。1848年，革命在欧洲大陆几乎每一个角落爆发，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颇有相似之处。欧洲的经验显示，走上真正民主是非常艰难的任务。革命高潮后一年不到，几乎到处都恢复了旧威权秩序。在接下来几十年中，选举权的扩展非常缓慢。在拥有最古老议会传统的英国，全体成人投票权一直要到1929年才实现。

民主的传播依赖于民主理念的合法性。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许多知识分子和好心人认为，“群众”根本没有妥善行使选举权的能力。所以，民主的崛起与传播人人平等的观念息息相关。

但思想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我们今天生活在民主向全球扩展的世界，那是因为工业革命造就了深远的变化。它促成爆炸性经济增长，动员起新兴阶层——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新产业工人阶级，从而大大改变了社会性质。这些新兴阶层认识到，自己属于共同利益的群体，开始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争取参政权利。选举权的扩展，通常涉及这些新兴阶层的基层动员，往往导致暴力。但在其他情况下，旧精英群体以促进民主权利为手段来改善自身的政治命运。所以，不同国家中民主扩展的时机，取决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地主精英和农民之间的相对地位。旧农业秩序以奴役劳工的大地主为基础，想要和平过渡到民主政体异常困难。在几乎所有情况中，中产阶级群体的崛起和增长，对民主扩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工业化造就出中产阶级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中大多数成员把自己视为中产阶级，民主在发达国家中变得安全且稳定。

除了经济增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还得益于全球化本身，即思想、商品、投资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变得日益方便。世界某地经历几个世纪才演变得来的制度，可直接引进到完全不同的地区，或略作调整以适合当地情形。这表明制度的发展速度在加快，并有可能继续加快。

第三部分结束于对未来的猜想。如果广大中产阶级对民主的生存非常重要，而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又使中产阶级的工作愈益消失，将会有怎样后果？

本书的第四部分，即最后一部分，将涉及政治衰败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容易发生衰败。市场经济支持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已得到“巩固”，但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它将永远如此。在第1卷的具体案例中，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是造成衰败的两股势力，这在当代民主国家中仍然存在。

确实，这两种过程在今日美国是呼之欲出的。制度僵化体现在一系列规则所引发的结果公认是坏的，但在本质上又无法改变。它们包括选举团、政党初选、各种参议院规则、竞选捐助制度、国会百年来授权造就的庞大且低效的政府。我将会在第四部分论证，这些功能障碍的根源是美国制衡制度的副产品；这个制度易于产生粗制滥造的立法（从预算开始），以及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分工不良。美国根深蒂固的法律传统让法院挤进他人地盘，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日常行政，所用方式是其他发达民主国家所罕见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最可行的方案仍没摆上议事日程，因为它们尚在美国的经验之外。

政治衰败的第二种机制——家族制复辟——体现在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攫取美国政府的大部。19世纪的老问题——选票换好处的依附主义（即所谓的庇护体制），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进步时代的改革清除。但时至今日，它转换成合法的礼物交换体系，个中的政客回应利益集团的要求，而后者加在一起并不能代表公众。在过去两代人中，美国的财富变得高度集中，经济实力可以买到政治影响。美国的制衡制度让强大的利益集团有机可乘，而欧洲议会制就没这么多漏洞。虽然普遍认为，美国的整个体制已经腐败，日益丧失合法性，但在现行体制的规定范围内，还没看到简单易行的改革议程。

与前景有关的疑问是，整个自由民主制是否都有这一类问题，抑或美国只是一个例外。

我想一开始就挑明，本卷不会试图寻求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不想成为过去两个世纪的通史。如想了解世界大战、冷战、布尔什维克或中国的革命、反犹大屠杀、金本位和联合国的起源，应该去读其他书籍。我只会在政治发展的广泛领域内选择我觉得受到忽视或误解的主题。

本卷侧重于政治制度在个别社会中的演变，而不是国际性的。显然，全球化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已经表明，民族国家不再是公共物品的垄断供应商（即便它们曾经如此）。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正式网络，在提供传统上只与政府有关的公共物品。对许多观察家来说，“治理”（governance）一词是指政府式服务，却又不来自传统政府。[8]相当明显，国际制度的现有结构不能提供足够合作，以应对毒品贸易、金融监管和气候变化。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题目，但我不会在本书作详细讨论。[9]

本书是向后看的——试图解释现有制度在历史上的产生和演变。它在政治衰败的标题下，点明困扰现代政治体系的各种问题，但我会避免提供过于具体的对策。我在公共政策的领域寻求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案已有相当时日，但本书目的是分析制度性的深层根源。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可能在政策上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同样，我也不愿花时间去猜测那些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前景，我只想讲述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三个制度

我相信，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治体系，对所有社会来说，既是可行的，又是道德上必需的。所有社会都需要国家，掌握足够权力来保卫自己，应对国内外的威胁，执行共同商定的法律。所有社会都需要通过法律来监管权力的运用，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少数特权者的例外。政府不能只顺应精英和政府官员的需求，而应为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服务。还要有和平机制，来解决多元社会中在所难免的冲突。

我还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这三个制度，不是西方社会或特定文化群体的文化偏好，而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不管是好还是坏，由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作为秩序和安全的保证者，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这是别无选择的。法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没有明确的产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企业就难以超越互信的小圈。此外，只要法律高举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它就会承认人类主体的尊严，因此具有内在价值。最后，民主参与不只是有用的手段，用以制衡滥权、腐败和专制的政府，政治参与本身就是目的，属于自由的基本方面，它让个体的人生变得不但丰富而且完整。

综合这三个制度的自由民主制，不能说是普世的，因为这种政权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才出现在世界上，而人类历史可往回追溯几万年。但发展是一个既有普遍进化也有特殊进化的贯通的过程——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不同文化社会的制度会有汇合。

假如说有个主题贯穿本书的诸多章节，那就是世界在政治上缺少的不是国家，而是有能力的、非人格化的、组织良好和能够自主的现代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过是它们的国家软弱低效的副产品。被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贴上专制强权（despotic power）标签的许多国家看上去很强大，压制新闻记者、政治反对派和竞争族群；但在曼所谓的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上，即合法制定和执行法律或提供安全、健康和教育的能力，却显得不那么强大。[10]许多归罪于民主的失败，其实是国家行政部门的失败，因为它们无法兑现新当选民主政客的承诺。选民所要的不只是自己的政治权利，而且还有运作良好的政府。

软弱的国家机器不只是发展中穷国专有的。希腊和意大利就从未发展出优质的官僚体系，至今仍面对广泛的依附主义和赤裸裸的腐败，这些问题直接促成它们在当前欧洲债务危机中的困境。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最晚设立现代行政体系的国家之一，它在19世纪被称作“法院和政党的国家”，官僚机构在其中仅能发挥很小的作用。尽管在20世纪它长成为庞大的行政国家，但这种特性在许多方面依然如旧。法院和政党继续在美国政治中发挥多种作用，其中有些在其他国家都是专业官僚机构的职责，从而导致美国政府的效率低下。

思考国家能力，以及如何有效使用国家权力，都不是时兴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20世纪的疯狂历史，如斯大林的俄国、希特勒的德国等，让世人将关注焦点集中于国家权力的滥用。这可以理解，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它本来就有不信任政府的悠久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这种不信任愈益加深，领头的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观念：“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答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这不应被理解为我比较钟情于威权政府，或特别同情像新加坡和中国那样的政府，因为它们在民主乏匮的情形下取得经济奇迹。我相信，运作良好和合法的政权，需要在政府权力和制衡制度之间获得平衡。不平衡可朝向任何一个方向，一边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不够，另一边是不同社会群体拥有过度否决权，阻止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此外，很少国家能下定决心，让自己蜕变成新加坡。以同样无能的专制政府，来替换管理不善的民主政府，岂不是原地踏步吗？

本书强调有效国家，不应被解释为偏爱福利大国或美国政治话语中的“大政府”。我相信，由于过去几年中作出的不可持续的开支承诺，几乎所有发达民主国家都会面临艰苦的长期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和出生率下降，这个挑战只会愈发加剧。比政府规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质量。大政府与糟糕经济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要比较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简陋政府，就可一目了然。然而，政府的质量与社会经济的良好后果却有非常明显的关联。此外，被认作有效合法的大国家，比过分受限和无法施政的无能国家，更易达到精兵简政的目标。

至于如何提高政府质量，本卷不会给出直接的答案，当然也不会有简单的答案。那是我在其他语境中写作的题材。不过只有懂得坏政府和好政府的历史渊源，才能开始理解坏政府如何变好。

[1] 有关现有定义的调查，参见Rachel Kleinfeld，《法治的竞争性定义》（Competing Definitions of the Rule of Law），载Thomas Carothers编，《在海外推广法治：求知》（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broad: In Search of Knowledge）（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6年）。

[2] 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传统家族制与现代新家族制》（Traditional Patrimonialism and Modern Neopatrimonialism）（加利福尼亚州比佛利山庄：圣贤出版社，1973年）。

[3] Douglass C. North，John Wallis和Barry R. Weingast，《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纽约：皇冠出版社，2012年）。

[5] 有关这些术语的定义，参见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2—24页；另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纽约：FSG出版社，2011年），450—451页。

[6] 有观点认为，民主面临精英挑战时会作自我纠正，参见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独裁、民主和发展》（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载《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87卷，第9期（1993年）：567—576页；North，Wallis和Weingast，《暴力与社会秩序》；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7] 例如，参见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Juan J. Linz和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合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88年）；Guillermo O’Donnell，Philippe C. Schmitter和 Laurence Whitehead合编，《威权统治的转化：比较研究》（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亨廷顿，《第三波浪潮：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俄克拉荷马城：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1年）；Juan J. Linz和 Alfred C. Stepan合编，《民主政权的故障：危机、故障和再平衡》（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导论（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拉里·戴蒙德，《民主精神：在世界各地建设自由社会的斗争》（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纽约：时代图书公司，2008年）。

[8] 有关当代“治理”定义的批判，参见Claus Offe，《治理：空泛的指标？》（Governance: An “Empty Signifier”?） ，载《星座》（Constellations）第16卷，第4期（2009年）：550—562页；Marc F. Plattner，《反思“治理”》（Reflections on “Governance”），载《民主杂志》第24卷，第4期（2013年）：17—28页。

[9] 我对国际机构的理想结构的看法，发表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权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章。

[10] Michael Mann，《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从开始到公元1760年的权力史》（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

第2章

发展的各个方面

政治发展如何融入发展大局；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方面；1800年后世界如何改变；亨廷顿理论对理解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事件仍然有用，只是需要修改

政治发展——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演变——只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广泛现象的一个方面。必须在经济增长、社会动员、有关正义和合法性的思想威力中，去理解政治制度的变化。在法国和美国大革命之后，各个方面的发展的交互影响发生了巨大变化。

经济发展可简单定义为人均产值在历史上的持续增长。这究竟是不是衡量人类福祉的适当标尺？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士对此有不少争论，因为人均GDP只看金钱，不看健康、机会、公平、分配和人类繁荣的其他方面。我希望将这些争论暂且搁置，人均GDP具有简单明了的优势，并且在如何正确测定上已投入相当多的努力。

发展的第二个重要组件——社会动员——关注历史上新社会群体的兴起，以及各群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变化。社会动员是指，社会中不同群体意识到自己成员拥有共同的利益或认同，从而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19世纪初，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欧洲和中国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人口绝大部分仍住在小村庄，以种庄稼为生。到那个世纪末，欧洲出现巨大转变。农民离开乡村，城市日益扩大，产业工人阶级形成。[1]德国社会理论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称之为从礼俗社会（Gemeinschaft）走向法理社会（Gesellschaft），通常译成英文为从“共同体”（community，中文也可译为“社群”或“社区”）走向“社会”（ society）。[2]其他19世纪的理论家发明各自的二分法，来描述一种社会形式向另一种社会形式的过渡。譬如，马克斯·韦伯对传统和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的区分；埃米尔·涂尔干说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对立；亨利·梅因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3]

这些模式试图阐明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转变，前者多是紧密结合的村庄，村民彼此熟悉，认同固定，后者则是拥有多样性和匿名性的大城市。这种转变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于后发国家的东亚地区，今天又在南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展开。

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在不断创造新的社会群体，如工人、学生、职业人和经理人等。在匿名的城市中，人们搬家频繁，在更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社会中生活，具有流动身份，不再受制于村庄、部落和家族的习俗。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新颖的社会关系促成像民族主义那样的新认同，或普世宗教的新归属。为政治制度的变化打下基础的，就是社会动员。

除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还有关于合法性（legitimacy，也译“正当性”）的思想演变。合法性代表广泛共识，认定某些社会安排是公正的。世易时移，关于合法性的思想也会有所演变。这种演变有时是经济或社会变化的副产品，但在很多历史节骨眼上，又变成推进发展其他方面的独立动力。

所以，当法国摄政王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edicis）在1614年召开旨在增税的三级会议时，那时三级会议软弱依顺，无法阻止绝对君主制的崛起。当它于1789年再次召开时，由于启蒙运动的高涨和人权思想的传播，法国的思想状况大有改观。毋庸多言，第二次三级会议为法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这种思想转变就是原因之一。同样，英国政治参与者在17世纪也有思想上的重大转变。起初，他们要捍卫的英国人权利只是继承自远古的封建权利；一百多年后，他们在霍布斯和洛克等作家的影响下，要求作为个人的自然权利。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北美，这对建立何种政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会说，提倡普世权利的新思想反映了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崛起，构成了掩饰经济利益的上层建筑。卡尔·马克思本人的名言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资产阶级本来可以旧封建秩序的特权为基础，光为自己争得权利，没必要提倡为人类普遍平等铺路的学说。它选择以这一类词语来为自己辩解，让人们回溯到基督教的普世性，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进化论。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马克思，20世纪的历史将会如何改写。在马克思之前和之后，当然还有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反映新兴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无人能如此精彩地分析早期工业化情形，将之与黑格尔的大历史理论关联起来，以自封的“科学”字眼，来解释无产阶级最终胜利的必然性。从马克思笔下涌现出一个世俗的意识形态，在列宁和毛泽东等领袖的手中，取代宗教，成功动员数百万人，实质上改变了历史进程。

我们可在图1当中将经济增长、社会动员、思想和合法性，与政治发展的三个组成部分连接起来。

图1.

发展的六个方面可各自独立地发生变化，也可以多种方式交织在一起。政治发展的模式包含解释这些因果关系的理论。我们可概述一下英美和其他早期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化之后发生的事，来追踪一些比较重要的关联。

1800年后世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1800年左右，随着工业革命的腾飞，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加快。在此之前，即第1卷所涵盖的历史时期，世界许多地方生活在英国作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描绘的条件下。他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描绘了一幅黯淡图景：从长远看，人口增长将超过经济资源的增长。图2显示的是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八百年人均收入的估计。曲棍球棒式的曲线，以及向高速增长的突然过渡，反映后期生产力持续性的连年增长大大超越了人口的增长率。我们可能会猜测，人口增长和可用资源的局限，总有一天会压垮这个得天独厚的快速增长。不管如何，我们仍然幸运地生活在后马尔萨斯世界。

是什么造成经济增长的突然爆发？工业革命之前还有始于16世纪的商业革命，其时的贸易总额，无论在欧洲内部还是跨大西洋的，都有大大扩充。这种扩充是一系列政治和制度因素推动的：可靠产权的建立、现代国家的兴起、复式记账和现代企业的发明、通讯和运输的新技术。工业革命所依靠的是，科学方法的系统性应用及其与制度化的大学和科研组织相结合，最终转化为技术创新。[4]

向高速增长的突然过渡，通过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第3章的标题即为“劳动分工只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本书的开头是他对别针工厂的著名描述：与其让每一个工匠去牵拉、切割和磨尖一个个的别针，倒不如把每一道工序交给专职工人，从而大大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但斯密断言，如果不存在足够大的市场，就没有以这种方式来提高生产率的动力。所以斯密认为，交通和通讯的改进，既增加了市场的规模，又刺激了劳动分工的扩大。斯密在世时的商业革命，为即将展开的工业革命撒下了种子。

图2. 1200—2000年英国真实人均收入

来源：Gregory Clark，《告别救济》（A Farewell to Alms）

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变成后续思想家的中心议题，始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谈到，以前引以为傲的工匠现在却沦为大工业机器的齿轮。与斯密不同，他们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为邪恶，其令工人远离了真实的自我（“异化”）。读者可从写于1848年的下列段落中感到，这个现代世界与之前的农业世界截然不同。其时，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加速：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

硅谷认为它发明了“颠覆性创新”。其实，在马克思写出上述段落时，欧美社会的变化速度要超过21世纪初。

通过创建要求参政的新群体，社会动员在促成政治变化。19世纪末，在整个工业化的欧美，工人开始加入工会，争取加薪，要求更好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他们追求宣传、组织和投票的权利，开始支持新政党，在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旗帜下获得选举胜利。在没有选举的地方，如俄国，他们开始加入地下共产党。

通讯和交通技术的传播促使当时发生另一重大变化：全球化的早期形式，允许思想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跨越政治边界。政治制度在1800年之前的发展，主要发生于单一社会，尽管有些社会相当庞大。譬如，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引进择优录用的官僚体系，但对同期的希腊和罗马，几乎没有丁点的影响。早期阿拉伯建国者可借鉴邻近的波斯或拜占庭，但没有试图仿效同期欧洲的封建制度，更别说印度或中国的。

首先创造世界体系的是蒙古人，他们把贸易和疾病从中国带到欧洲和中东；然后是阿拉伯人，将自己的网络延伸至欧洲和东南亚；再接下来是欧洲人，开发与美洲、南亚和东亚的贸易。认为全球化是21世纪初独特现象的人，可读读《共产党宣言》的下列片段：“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这些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商品的情形如此，有关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思想也遇上同样的情境：如果某种东西在世界某地有效，就会在另一地区得到迅速的复制。例如，亚当·斯密有关市场力量的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更被传播到拉丁美洲；那里的西班牙波旁王朝改革者，因此而放松早期重商主义对贸易的限制。在意识形态光谱表的另一端，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自觉的国际化思想，为非欧洲人的革命者所采用，如中国、越南和古巴。

1800年之后，促成政治发展的环境条件大大不同于之前，即第1卷所涵盖的时期。经济的持续增长，迅速推出社会动员的新形式，创造出要求参政的新群体。同时，思想可从一个社会传至另一社会，以印刷机的速度，后来更以电报、电话、无线电和互联网的速度。这些条件下的政治秩序会遇上很大麻烦，因为原先用以管理农业社会的制度，现在却用来主持工业化社会。技术和经济的变革与政治制度的关联，一直持续至今，例如，社交媒体孕育出动员的新形式，无论在阿拉伯世界还是在中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都无一例外。

好事并不总是扎堆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自马克思起的许多社会理论家都把它视作现代化的典范。英国走过一条因果链条非常清晰的道路，先是经济增长，再是社会动员、价值观改变和政治参与的诉求，最终抵达自由民主。欧洲社会学理论在20世纪初横渡大西洋，在美国学术界扎下营盘，易名为现代化理论。它实际上认为，美好事物最终都会走到一起，现代化是个铁板一块而又相互关联的现象，图1中的六个方块会同时发生变化。[5]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会在短时间内达到丹麦。现代化理论出现时，欧洲的殖民地正在走上独立道路，根据预计，它们将会复制欧洲的发展次序。

塞缪尔·亨廷顿1968年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给这一理论泼上冷水。亨廷顿激烈抗辩，好事并不总是扎堆。他认为，经济发展孕育社会动员，当社会动员的速度超过现有制度应付参政需求的能力时，政治秩序就会崩溃。亨廷顿指出，一边是新动员起来的人们的期望，另一边是政府满足他们参政的能力或意愿，这中间会有“差距”。他认为，贫穷的传统社会和已经现代化的社会都是稳定的，不稳定的恰是那些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因为现代化的不同组件未能以协调的方式向前推进。[6]

亨廷顿写完此书后四十多年中，不少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暴力做了大量研究，包括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大卫·莱廷（David Laitin）和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7]根据这些新近的研究，亨廷顿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必须做出修改。不稳定反映制度的缺乏，在这一点上亨廷顿说对了。几乎单凭定义，就可确定它的真实性，因为制度本身是调整行为的规则。但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观察到的不稳定和暴力，未必是现代化打乱了稳定的传统社会的结果。他认为那些社会早先是稳定的，这个观点有误导性。在他著此书之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是殖民帝国的一部分，权威都是外部强加的。例如，在殖民者到来之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我们并没有当地冲突的可靠数据，无论是量化的还是其他方式的。这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尼日利亚和比属刚果（扎伊尔），之前根本就没有独立的政治体，也没有国家层次的传统制度。毫不奇怪，它们独立后不久就陷入冲突。软弱制度和没有制度的国家，不管走不走现代化道路，都会摇摇欲坠。

晚近对冲突根源的分析，与亨廷顿的主张发生矛盾。亨廷顿认为，正在投入现代化的国家，身处贫困和发展的中间，会遇上最多的不稳定。但事实上，新近的分析显示，冲突与贫困有很明显的正比关系；冲突常常是贫困的原因，又是贫困的结果。[8]那些学者系统研究冲突和政治不稳定，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软弱的政府和糟糕的制度是冲突和贫穷的根本原因。许多失败或脆弱的国家掉入低层次的陷阱：它们衰弱的制度无法控制暴力，由此造成贫困，进一步削弱政府的施政能力。很多人观察冷战后的巴尔干半岛、南亚和非洲等地，相信种族是冲突的起因。但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表明，如果控制制度的因素，种族多样性和冲突的关联就会烟消云散。詹姆斯·费伦和大卫·莱廷也显示，如果控制人均收入的因素，种族或宗教的多样性并不会引起更多冲突。毕竟瑞士有三个语言群体，由于它强大的制度，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稳定的政治体。[9]

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不稳定和暴力升级，有些社会实际上能发展政治制度，以容纳更多的参政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的快速现代化是在威权政府监督下完成的。这两个地方的政府得以满足民众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期望，最终接受他们对更多民主的诉求。像早期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中国大陆即使没有开放正式的政治参与，仍能保持高度的政治稳定，主要通过向公民提供稳定、增长和就业。

自《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出版以来，出现了迅猛的经济发展，以及亨廷顿的民主转型“第三波”。从1970年到2008年，全球经济生产总值大约翻了两番，从十六万亿升至六十一万亿美元。[10]与此同时，世界各地选举式民主国家也从四十个升至将近一百二十个。[11]有些转型涉及暴力，包括葡萄牙、罗马尼亚、巴尔干地区和印度尼西亚。但总体上说，这个全球政治的大转型是相当和平的。

不过在有些地区，社会动员和制度发展之间出现亨廷顿所说的差距，确实成了不稳定的导火索。中东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经历大量政变、革命和国内冲突。但在随后几十年中，整个阿拉伯世界又看到非常稳定的威权政权的出现。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受独裁者的统治，不许反对党的运作，严格控制公民社会。世界上唯一没有参与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其实就是中东阿拉伯国家。[12]

2011年1月，随着突尼斯本·阿里（Ben Ali）政权的崩溃，埃及穆巴拉克的垮台，利比亚内战乃至卡扎菲的死亡，巴林、也门和叙利亚的政治大动荡，这个格局发生了惊人变化。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得益于多种因素，包括中产阶级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壮大。从1990年到2010年，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埃及增长28%，在突尼斯增长30%。[13]这项指数是有关健康、教育和收入的综合指标。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有大幅增加，尤其在突尼斯。[14]新兴的中产阶级，受到卫星电视（半岛电视台）和社交媒体（Facebook Twitter）等新技术的动员，领导了反对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独裁统治的起义。只是，这些社会群体无法控制后续事态的发展。[15]

换句话说，阿拉伯世界所经历的就是亨廷顿事件：表面上看似坚不可摧的威权政府，底下已发生社会变化，新动员起来的参与者发泄不满，因为政府没有通过采用新制度制造渠道吸纳他们。这个地区未来的稳定，将取决于是否会出现能够引领民众和平参与的政治制度。这意味着，开放政党，开放媒体，广泛讨论政治议题，接受为政治冲突订出规范的宪法规则。

亨廷顿的基本见解仍然是正确的，即现代化不是顺畅和必然的过程。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诸方面，自有不同的轨道和时间表，没有理由一定会按序渐进。尤其是政治发展，独立于经济增长，只遵循自己的逻辑。成功的现代化还得依靠政治制度、经济增长、社会变化和思想的并行发展。绝对不能说，有了发展的某个方面，其他方面就一定会伴随而来。实际上，为了启动经济增长，强大的政治制度往往是必需的；恰恰是它的缺席，将失败或脆弱的国家锁进了冲突、暴力和贫困的恶性循环。

脆弱或失败国家所缺乏的制度中，首先而又最重要的是行政上的能干政府。国家在受到法律或民主的限制之前，必须先要存在。这意味着，首先就要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部门和官僚体系。

[1] 有关概述，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纽约：采葡萄图书公司，1996年），第1章。

[2] 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Community and Association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55年）。

[3] 韦伯（Max Weber），《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3年）；亨利·梅因（Henry Maine），《古代法》（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3年）。

[4] 例如，参见Joel Mokyr编，《工业革命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新泽西州托托瓦：Rowman＆Allanheld出版社，1985年）；Mokyr，《英国工业革命：经济的角度》（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Economic Perspective）（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方视点出版社，1999年）；Douglass C. North和 Robert P. Thomas，《西方世界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Nathan Rosenberg和 L. E. Birdzell，《西方如何致富》（How the West Grew Rich）（纽约：基本图书公司，1986年）；David S. Landes，《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纽约：诺顿出版社，1998年）。

[5] 有关概述，参见Nils Gilman，《言构未来：美国冷战时期的现代化理论》（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3年）。

[6]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32—92页。

[7] 例如，参见James D. Fearon和David Laitin，《种族、叛乱和内战》（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97卷（2003年）：75—90页；Paul Collier，《最底层的10亿人：最贫穷国家为什么失败及怎么办》（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Collier，《内部冲突的经济原因及其政策含义》（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Conflic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olicy）（牛津：牛津经济论文，2006年）；Collier，Anke Hoeffler和Dominic Rohner，《超越贪婪和抱怨：可行性与内战》（Beyond Greed and Grievance: Feasibility and Civil War）（牛津：牛津经济论文，2007年）。

[8]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11年：冲突、安全与发展》（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华盛顿：世界银行，2011）。

[9] William R. Easterly，《制度能否解决种族冲突？》（Can Institutions Resolve Ethnic Conflict? ），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第49卷，第4期（2001年）；Fearon和Laitin，《种族、叛乱和内战》。

[10] 《世界银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美国劳工统计局。

[11] 数据来自拉里·戴蒙德，《金融危机和民主衰退》（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载Nancy Birdsall和福山合编，《金融危机后有关发展的新思路》（New Ideas in Developmen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1年）。另参见亨廷顿，《第三波浪潮：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

[12] 参见Alfred C. Stepan和Graeme B. Robertson，《选举差距与其说是“穆斯林”的，倒不如说是“阿拉伯”的》（An ‘Arab’ More Than a ‘Muslim’ Electoral Gap），载《民主杂志》第14卷，（第3期）（2003年）：30—44页。

[1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www.arab-hdr.org/。

[1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www.arab-hdr.org/data/indicators/2012-31.aspx。

[15] 有关社交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参见Eric Schmidt和Jared Cohen，《新数字化时代：重塑人民、国家和企业的未来》（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纽约：Knopf出版社，2013年）。

第3章

官僚体系

对国家的研究就是对官僚体系的研究；测量政府质量的近期努力；不同国家的政府在质量上的差异；需要对这些结果作历史性的了解

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现代政治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强大、唯我独尊乃至暴虐的政府。人权界试图以法律为机制，保护弱势个人免受国家的虐待——不只是威权政权，还有为追捕恐怖分子而钻法律空子的自由民主国家。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领导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的民运人士，以及阿拉伯之春初期的突尼斯和埃及示威者，都希望借用民主选举来迫使统治者对人民负责。在美国，公民时刻警惕政府权力在现实和想象中的滥用，包括过分的环保要求、限制枪支的管制和国家安全局的国内监视。

结果是，政治发展的讨论最近几年均集中于约束制度——法治和民主负责制。但政府在受到约束之前，必须要有实际做事的能力。换句话说，国家必须能够施政。

能够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国家的存在，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许多国家贫穷，部分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国家机器。这一点在失败国家身上尤其明显，包括阿富汗、海地和索马里，那里的生活混乱且不安全。这一点在许多富裕社会也千真万确，即使它们具有相当不错的民主制度。

以印度为例，它自1947年成立以来一直是非常成功的民主政体。1996年，活动家和经济学家让·德雷兹（Jean Drèze）发表调查印度各邦小学教育状况的《基础教育公开报告》。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个发现是，乡村地区的教师中，在上班时间缺席的竟有48%。不难理解，这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于是，印度政府在2001年发起重大改革，以改善基础教育的质量。这项改革引发大量热闹的活动，但2008年的后续研究表明，教师缺勤率与十年前一模一样，仍是48%。[1]

当然，印度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是明星演员，取得每年高达7%至10%的增长速度，直到2010年。[2]但在亿万富翁和高级技术产业的旁边，现代印度的特色仍是令人震惊的贫困和不平等，有些地区甚至跟撒哈拉以南非洲最烂的地区差不多。除了其他事项，这种不平等在印度最贫穷的邦中孕育毛派叛乱。随着印度走上工业化，需要文化水平较高的员工，公民教育程度的严重欠缺最终将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印度在提供基本服务方面，做得比不上邻近的中国，更别说已闯入第一世界的日本和韩国。

印度的问题不是缺乏法治。事实上，许多印度人会说，这个国家有太多法律。它的法庭案积如山，运作缓慢，常有案件开庭时原告已经谢世的情形。印度最高法院已积压六万多份案件。政府往往无法投资于基础设施，因为跟美国一样，它被各种各样的法律诉讼捆住了手脚。

印度的问题也不是民主不够。它有自由媒体，乐意批评政府在教育、卫生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缺失；还有大量政治竞争，迫使在位者为失策负责。在教育领域，公共政策的目标不会引起政治争执——每个人都会同意，孩子应受到教育，教师要领薪水就得来上班。然而，提供这些基本服务似乎超出了印度政府的能力。

这种失败是国家的失败——具体来说，是负责向印度乡村儿童提供基础教育的官僚体系的失败，无论是地方和邦的，还是全国范围的。政治秩序不只意味着限制政府的滥权，更且意味着促使政府恪尽职守，譬如提供公民安全、保护产权、配备教育和公共卫生、建造私人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事实上在很多国家中，民主本身受到威胁就是因为国家太腐败或太不称职。人们开始希望出现强大的权威——独裁者或救世主——来打断政客的废话连篇，真正做出点实事。

政府为何必要

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人（往往是美国人）会插嘴说，这是政府本身的毛病：所有政府都是官僚主义、无能、僵化和适得其反的，而且无可救药；解决办法是摆脱它们，改以私人或基于市场的对策，而不是设法予以改善。

与私营部门相比，政府部门在本质上确实效率偏低，这有道理。另外，政府往往越俎代庖，争夺最好还是留给私营部门的任务，如工厂和企业；或干脆以破坏性的方式来干扰私人决策。公共和私人之间的边界调整，始终是每个社会需要重新谈判的问题。

但归根到底，还是要有公共部门，因为某些服务和功能——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只有政府才能提供。严格地说，公共物品既不会被私人挪用，也不会被耗尽；我在享用它时，并不妨碍你的享用。典型的例子是清新空气和国防，它们正是此类公共物品，因为社会中任何人都不会拒绝享用，并且即使有人享用了，留给他人的库存也不会减少。没有私营部门愿意制造公共物品，因为无法阻止他人的使用和获益，也就无法得到任何收入。所以，即使最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会毫不迟疑地承认，政府要在提供纯粹公共物品上发挥作用。除了清新空气和国防，公共物品还包括公共安全、法律制度和公共健康。

除了纯粹的公共物品，为私人消费而制造的许多商品具有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性”。它指的是强加于第三方的得益或伤害，例如，雇主得益于我自费获得的教育水平，工厂的排泄污染了下游社区的饮用水。在其他情况下，经济交易可能涉及信息不对称。举例来说，卖方可能知道自己二手车的缺陷，但在买方眼中，却不是一目了然的；制药商可能知悉，有关临床研究显示自己产品是无效乃至有害的，但潜在的病人蒙在鼓里。在监管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上，政府一直在发挥作用。教育以及公路、港口和水道等设施的正外部性足够庞大，所以在传统上，政府都会以免费或补贴的价格向公民提供一定水平的服务。不过，在这些案例中，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补贴或监管，往往是值得商榷的事情，因为过度的国家干预会扭曲市场信息，窒息私营部门的参与。

除了提供公共物品和监管外部性，政府或多或少还以多种形式参与社会规范。政府希望本国公民正直、守法、受到良好教育和爱国，还可能提倡自置居所、小型企业、性别平等和身体锻炼，反对吸烟、吸毒、帮派和人工流产。大多数政府，甚至那些全心致力于自由市场的政府，除了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最终还会采取自认是鼓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措施。

最后，政府可在控制精英、从事再分配上发挥作用。再分配是一切社会秩序的基本功能：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指出的，大多数前现代社会围绕着有能力进行财富再分配的领袖或头人组织起来，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比市场交换更为普遍。[3]我们在第1卷看到，许多早期政府，从诺曼征服后的英国国王、奥斯曼帝国到许多中国皇帝，都把保护普通公民躲避寡头精英的贪婪当作自己的责任。在所有可能性中，它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公平，当然也不是相信民主，而是出于自身利益。如果国家不节制社会中最富有最强大的精英，后者就会以他人为代价，攫取和滥用政治体系。

国家从事再分配的最基本形式是法律的公平应用。如果放任不管，有钱有势者总有办法惠顾自己，在与非精英打交道时，永远会占到便宜。只有配备了司法和强制执法能力的国家，才能迫使精英遵守任何他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在这方面，国家和法治合作起来，保证司法平等。这可以是英国的国王法庭在租约纠纷中裁定属臣打赢与领主的官司；或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介入让黑人学童免受暴民的攻击；也可以是警察保护社区免受贩毒团伙的骚扰。

不过现代政府实行再分配，更直白的是使用经济手段，最常见的是强制性保险。政府强迫社区购买保险，如果是社会安全计划，再分配是从年轻人到老年人；如果是医疗保险计划，再分配是从健康人到病人。许多美国保守派指责，奥巴马总统2010年的《平价医疗法》是“社会主义”；但事实是，在世界上富裕的民主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全民医保的。

从洛克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一直怀疑政府强制的再分配，因为它要以善良和勤奋为代价来奖励懒惰和无能。甚至，所有再分配都会产生经济学家所谓的“道德风险”：让人们获得的酬报基于收入而不是努力，政府无疑在鼓励大家放弃工作。当然，这也是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形，如苏联的“政府假装付工资给我们，而我们假装工作”。

另一方面，极简国家拒绝向运气欠佳的公民提供安全网，在道德上难以自圆其说。除非有这样一个社会，竞争场地永远绝对公平，而出身和单纯运气对个人的生存机会、财富和机遇从不发生作用。但是这样的社会过去没有，今天也没有。大多数政府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要不要再分配，而是在什么水平上和以何种方式再分配，以尽量减少道德风险。

优势继承的问题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严重。精英往往会变得盘根错节，因为他们可利用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还可借用国家力量来保护自己和孩子。这个过程会持续下去，直到非精英在政治动员中获得成功从而实现逆转，或以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在有些情况中，非精英的反应是暴力革命，如法国和布尔什维克大革命；在另外情况中，可采取民粹主义再分配政策的形式，如胡安·庇隆（Juan Perón）的阿根廷和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的委内瑞拉。在理想的情况下，对精英权力的约束应通过国家的民主控制，其中的国家政策，在国家资源的公平分配上反映人民的广泛共识。与再分配的情况一样，关键在于，既不惩罚精英致富或参政的能力，又防止他们影响力的坐大。

关于国家的功能范围，现有各种各样的观念。有人相信，它只应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也有人认为，它应积极塑造社会性质，从事大幅度再分配。如前所述，所有现代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涉及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只是干预的程度有别，从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国家，到更古典的自由主义美国。图3显示现代政府可提供的国家功能的光谱表，从最少到最多。

许多当代政治争论关心国家干预究竟应走多远，但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关于国家能力的问题。任何给定的功能，例如救火、提供保健服务和制定工业政策，可以做得更好或更糟，一切要看国家当事部门的质量。政府是复杂组织的集合，表现好坏取决于组织形式以及它手中的人力和物力。下面以两条重要的轴来评估国家，水平轴表示国家功能范围，垂直轴表示发挥特定功能的国家能力（见图4）。

图3. 国家功能的范围

来源：世界银行，《变化世界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国家在水平轴上能走多远，已有若干粗糙的测量。经济学家最常用的是税收占GDP的比例，也可以是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个数额通常大于税收，差额部分就是借债。这些测量还不够，因为有些积极的功能，如监管和行业政策，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却不一定涉及财政支出。

图4. 国家功能范围和国家力量

测量政府的质量

测量国家力量或国家质量——它在垂直轴上的位置——更为复杂。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以一整套程序来界定现代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职位严格按照功能组织起来，官员的遴选以择优和技术能力为基础，而不是庇护主义。[4]韦伯的有些标准，作为良好官僚功能的前提，已经不是我们今天能接受的；例如，职位终身制，通过行政等级实施严厉的纪律和控制。然而，根据技术资格来遴选官员，根据才具而不是个人关系来晋升官员，这些想法已得到广泛接受，且与良好的治理效果关系密切，如经济增长和较少腐败。[5]韦伯强调官僚的形式，而政治学家博·罗斯坦（Bo Rothstein）建议用“公正”（impartiality），来作为测量政府质量的标尺。他认为，这种规范性的特性与高效的政绩有关。[6]反过来说，我们可通过功能障碍的测量，如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来评估政府的质量。[7]

单单通过程序来测评政府能力，很难捕捉到它真实的质量。韦伯的经典定义假设现代政府是受规则约束的僵化机构，机械地履行委托人（principal）设置的功能。但事实上，程序僵化不是一种美德，反而是人们不喜欢现代政府的核心原因。韦伯本人也谈到，官僚体系犹如“铁笼”，把人困于其中。[8]

不同于程序的替代方法是测量政府制定和贯彻政策的能力，即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所谓的国家“渗透”治下社会的能力。[9]能力的界定牵涉好几个因素，包括官僚体系的规模、掌握的资源、政府官员在教育和专业上的水平。有些学者把政府从人口中征税的比率当作能力的测定，同样的方法也用于测量国家功能范围。理由在于，税收代表政府可任意支配的资源，也很难征集，特别是像所得税那样的直接税。然而，组织履行功能的能力，从来不单看它的资源。组织文化也很重要——即组织中每个人协同运作、孕育信任、勇于探险、富于创新的程度。以正式程序界定的韦伯式官僚体系，可能拥有高效发挥作用的无形特质，也可能没有。

衡量政府质量的另一方法是，不看它是什么而要看它做了什么。政府的目标毕竟不是按程序办事，而是要提供基本服务，包括教育、国防、公共安全和法律保护。产品的测评，如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孩子的文化水平，要比教师人数、招聘统计和培训数据更有价值。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迈克尔·伍考克（Michael Woolcock）和马特·安德鲁斯（Matt Andrews）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它们只是在从事所谓的“同构模仿”（isomorphic mimicry）。换句话说，它们在复制发达国家政府的外在形式，却无法复制同样的产品，如教育和卫生。[10]测量政府实际做什么，而不是如何在做，会避免这个问题。

产品的测评很有吸引力，但也会产生误导。良好的结果，如优质的公共教育，来自复杂的混合物，既有政府的投入（教师、课程和教室等），又有学生自身的特点，包括家庭收入、社会习惯和文化背景（家人对学习的重视程度）。美国教育成果的一项经典研究是1966年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它的统计分析显示，优质教育所反映的与其说是政府投入，倒不如说是学生朋友和家庭的影响。[11]在任何情况下，要测量现代政府提供的复杂服务，通常都很困难。例如，如何测量司法系统的质量？显然，如果没有法庭公平审案和刑讯逼供的定性检测，仅有案件结案或定罪的定量检测，这样的测量毫无意义。缺乏这样的定性测量，警察国家的表现似乎永远胜过坚持法治的国家。

在测量国家功能时，除了程序和产品，还要考虑政府质量的最终方面：政府享有的自主程度。政府都要为政治主人服务，无论是民主的公众还是威权的统治者，但它在执行任务时所获得的自主性有多有少。自主性的最基本形式体现在，有权实施对自己官员的控制，录用标准基于专业而不是政治。自主性在执行任务中也非常重要，因为复杂或矛盾的命令很少能产生良好效果。另一方面，自主性太多也会导致灾难，或是腐败，或是官僚机构自订议程，不受政治控制。

良好程序、能力、产品和官僚自主性，可帮助确定国家在图4垂直轴上的位置。如果有学术界公认的测量国家质量的标准，那当然更好，可惜没有。近年来，经济学家尝试制定政府质量的定量测量并取得一些成功。国家中的政府质量，视地区、功能和层级（全国、州或地方）而定，十分参差不齐，使综合性的比较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反映各国政府绩效的，通常是世界银行学院的《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它自21世纪初起，每年都公布排名。这个指标从治理的六个方面（言论及负责制、政治稳定及无暴力、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对众多国家进行测量。图5提取其中的两个方面，即腐败控制和政府效率，以政府效率的打分为标准，选出一组发达和欠发达的国家，从最差到最佳。

图5. 政府效率和腐败控制

来源：世界银行学院：《全球治理指标》，2011年

很难弄清全球治理指标到底代表什么，因为它们只是程序、能力和产品的混合物，往往又是基于对专家的调查。这些指标也未能捕捉到国家中政府质量的各种差异，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同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乡村警察，就好像上海的教育质量不同于中国内地穷困县。然而，这些指标大致显示，世界各地的政府在质量上具有巨大差距，而政府效率又与腐败程度紧密相关。另有不少研究表明，政府质量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也密切相关。

图6. 国家功能范围vs.国家力量

来源：世界银行学院：《全球治理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只计算中央政府的税收，不包括罚款和社会保险金

我们以税收占GDP的百分比为国家功能范围的函数，以世界银行学院的全球治理指标为国家力量的函数，可为图4的二维矩阵中填入真实数据（见图6）。发达国家的政府各有大小，但我们看到，它们都位于矩阵的上部。换句话说，你可以是高收入的大政府——丹麦和荷兰，也可以是高收入的较小政府——新加坡和美国。有效政府一旦缺席，国家就不能致富。还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位于垂直轴的中部。[12]其中的贫穷国家靠近底部，最弱国家几乎是零。

美国人喜欢无休止地争辩政府规模的大小。但上述数据显示，在争取良好结果上，政府质量比政府大小更重要。

世界上各政府的表现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为什么有些国家，如北欧国家，能以高效提供多元化服务，让公民养成高度的社会信任；其他国家似乎永久陷于腐败和低效，在公民眼中成了寄生虫，而不是带头人？发展的其他方面——法治、负责制、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到底与好政府又有什么关系？

下面几章将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地方发展出了强大国家，其他的却没有。我会比较五个案例：普鲁士/德国、希腊、意大利、英国和美国。普鲁士/德国，与希腊和意大利，在当今欧洲联盟中分别成了书挡的两侧。德国素有强大官僚体系的声誉，经历20世纪上半叶的灾难之后，在战后时期一直采纳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比之下，希腊和意大利以高度依附主义和腐败政府著称，其公共财政的痼疾在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中爆发出来。这个差异来自何方以及何以持续至今，将是比较的焦点。

英国和美国成了中间案例。英国在19世纪初仍有未经改革的充斥庇护政治的文官体系，到该世纪的中间几十年才开始予以清理，从而奠定今日现代文官制度的基础。同样，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初有了基于党派的庇护体制，让政党委任的官员掌控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更确切地说，美国现象并不是庇护政治（patronage），而是依附主义（clientelism），因为它涉及政客向支持者大肆分发好处，而比较封闭的英国就没有此类情形。美国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至第三个十年也成功实现体制改革，造就了现代文官制度的核心。英国和美国能在公共行政中消除某种形式的腐败，而希腊和意大利却做不到。

产生不同结果的关键原因在于，改革官僚体系与容忍更广泛的民主竞争，究竟哪个先哪个后。有些国家仍是威权政体时，就创建了强大的官僚体系，如普鲁士。这种持久而又能自主的官僚体系，活过了随后的政权易手，一直坚持到今天。另有些国家在强大政府到位之前，就实施民主化，如美国、希腊和意大利。它们搞出了依附主义，之后又必须予以改正。美国的改革成功了，希腊则没有，而意大利仅取得部分成功。

欧洲最早建立现代政府的国家之一是普鲁士，它也是现代德国的统一者。普鲁士在工业化之前就开始组建有效的官僚体系，较晚引入民主负责制。所以，我将以这个故事来交代现代国家的兴起。

[1] 参见Lant Pritchett，Michael Woolcock和Matt Andrews，《能力陷阱？坚持执行失败的机制》（Capability Traps? The Mechanisms of Persistent Implementation Failure）（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工作文件第234期，2010年）。

[2]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aspx。

[3] Karl Polanyi和C. W. Arensberg，《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纽约：自由出版社，1957年）。

[4] 韦伯的标准：

a．官员本身是自由的，只须在规定范围内服从权威。

b．他们被分配到明确定位的等级制度的职位。

c．每个职位都有规定的专长范围。

d．职位的任免基于自由的契约关系。

e．选择候选人是以技术资格为基础。

f．官员的酬劳是固定薪水。

g．职位是任职者唯一的职业。

h．职位成为一种职业。

i．所有权和管理之间的分离。

j．官员遵守严格的纪律和掌控。

《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卷：220—221页。

[5] 量化韦伯式政府的特征及其结果的两个研究是James E. Rauch和Peter B. Evans，《欠发达国家的官僚结构和官僚性能》（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Bureaucratic Performanc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载《公共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第75卷（2000年）：45—71页；Rauch和Evans，《官僚体系与增长：韦伯式国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跨国分析》（Bureaucracy and Growth: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Weberian’ State Stru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载《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64卷（1999年）：748—765页。

[6] Bo Rothstein，《政府的质量：腐败，社会信任和不平等的国际视野》（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Social Trust, and In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年）。

[7] 这份指数基于对不同国家的生意人的调查，http://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jndjces/cpi。

[8]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纽约：布纳出版社，1930年），181页。

[9] 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4页。

[10] Pritchett，Woolcock和Andrews，《能力陷阱？坚持执行失败的机制》。

[11] James S. Coleman等，《教育机会的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华盛顿特区：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1966年）。

[12] 中国位置偏向俄罗斯的左边，会有一点误导。中国保留大量国有企业，其收入仍属公共部门，但不一定显示为税收。

第4章

普鲁士建立国家

普鲁士和德国的官僚体系成为现代官僚的典范；战争和军事竞争是国家现代化的源泉；法治国的意义；官僚自主性为何幸存至今；战争为何不是通向现代官僚的唯一途径

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写下有关现代官僚制的著名描述，丝毫不考虑他斥为腐败得无可救药的美国官僚体系。如果要讲私营部门的质量，美国当时是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典范，但它的政府在欧洲人眼中却是极其落后的。韦伯所考虑的故乡德国的官僚体系，其时已蜕变成纪律严明和技术熟练的自主组织，可与法国的著名官僚体系媲美。

当时德国只有民主政体的雏形。从19世纪70年代起，新统一的德国按俾斯麦宪法运作。这套宪法允许民选的国会，却将广泛权力留给非民选的皇帝。皇帝掌控军队，并享有任命总理的专权。对行政权力的主要制约不是民主，因为它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才出现，而是皇帝统治必须借助的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外加发达的法律体系。由此而生的法治国，被描述为开明专制政体，以非人格化方式提供对公民权利的坚强保护，即使公民没有迫使统治者负责的选举权。

法治国证明是经济发展的很好平台，因为它对私有产权和合同执行提供有力的保障。德皇虽说是“专制”统治者，但不能随意没收公民财产或亲自过问公民诉讼。结果是，德国从1871年到1914年迅速完成工业化，在许多方面超过英国，成为欧洲领先的工业强国。

在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国家分裂后，西部德国终于在1949年成为巩固的自由民主国家。它在这一段时期以及在1989年重新统一后，始终可以依赖非常有力的国家行政部门。这个部门在当代的治理测评中名列前茅。换句话说，德国在早期就发展出强大的国家和法治，只是它的负责制政府姗姗来迟。它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现代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国家，犹如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秦国，曾与邻国进行长期的殊死搏斗。正如我们在第1卷中看到的，战争奖励高效且唯才是任的政府，而普通的经济活动于事无补。所以，战争是通向现代国家的重要途径。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宣告三十年战争的终止，其时的德国可用军阀主义一词来形容。组成现代德国的区域那时分割成几十个主权小国，名义上是统一的，隶属于名叫神圣罗马帝国的跨国结构。给这个区域打上军阀色彩的是，这些小政治体中，仅有很少几个强大到能通过正规的官僚机构在境内征税，供养得起职业军队，乃至凭借武力垄断实施有效执法。这些小政治体的君主，倾向于用借来的钱聘请武装雇佣军。等钱用光了，这些雇佣军只好靠抢劫掠夺当地居民为生。他们不是向倒霉的农民征粮，就是摧毁农作物和基础设施，以防竞争对手的占用。尔后在三十年战争的过程中发生的饥荒和疾病，使德国城市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乡村人口减少五分之二。[1]

一个有国家的军队

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年轻的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在1640年12月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其时还不明显，一个伟大国家将以他继承下的领土为核心，而不是他更大的竞争对手，如萨克森国（Saxony）和巴伐利亚国（Bavaria）。犹如当时许多王朝政体，他的领土并不连贯，从东普鲁士（现属波兰和俄罗斯），一直延伸到德国西部的马克（Mark）和克利夫斯（Cleves）。他继承的官僚体系仍是家族制的[2]，在领地上必须与代表土地贵族的封建等级会议分享权力。他在战争和税收问题上，又要与在自己庄园上享有主权的土地贵族进行磋商。他的祖先只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才从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谓的“流寇”蜕变成“坐寇”。前者主要通过掠夺和战斗来获得资源，后者通过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如人身安全和公正司法，来向顺从的农业人口征税。[3]这些坐寇后来就被称为容克阶级。

如第1卷所梳理的，负责制政府首次出现于17世纪末的英国。英国等级会议组成紧密结合的议会，有能力阻止国王的计划，还在一个世纪中废了两名国王。恰恰相反的事情发生于勃兰登堡—普鲁士。那里的等级会议软弱分裂，政治权力受到数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在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和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的逐步剥夺，转而集中于王室的中央政府。

实施中央集权的工具是军队。那时的统治者中，只有极少数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普鲁士参与的瑞（典）波（兰）战争，以1660年的《奥利瓦和约》（Peace of Oliva）宣告结束。但大选帝侯不愿遣散自己的士兵，从此便有了常备军。他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长大成人，认为普鲁士基本上是内陆国家，又在强大竞争对手的包围下，唯有通过军事实力，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存。[4]他施出各种计谋，接管等级会议的财政，解散独立的民兵组织，集财政和武力于自己控制的官僚体系。这个过程在他孙子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治下仍在继续，尽管历史学家豪约·霍尔本（Hajo Holborn）称他孙子为“粗野人，所缺乏的不仅是文化上的优雅，而且是对他人感受的敏锐……是凌驾于家人、随从和国家之上的强悍暴君”。[5]但腓特烈·威廉是老练的国家建设者，将自己宫殿前的游乐花园辟为军事演习场地，又将宫殿底层改成政府办事处。根据历史学家汉斯·罗森伯格（Hans Rosenberg）的说法，他以“人力、自然财富、资金供给和经济技能只属三流的国家，打造出一流的军队”。[6]

此外，普鲁士的国家建设还有重要的文化方面。霍亨索伦家族在16世纪中叶变成加尔文主义信徒，与主要是路德教的贵族发生分歧。他们的加尔文主义至少有三大影响。首先，大选帝侯和他的继任者，以外来的荷兰和胡格诺派的教友充实新的中央官僚机构，使它更独立于周围社会。其次，清教徒的道德主义深深影响了个别领袖的行为，尤其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他的节俭、苦行、对腐败的疾恶如仇，都是传奇性的。最后，在普鲁士地区引进加尔文主义，因此创立一系列社会新制度，如学校、登记当地人口的教区和贫民救济院。最终，更为现代的新国家接管消化了这些制度。这造成了竞争性的压力，使路德教和天主教不仅在普鲁士而且在整个欧洲也推出类似改革。[7]

好比战国时期的中国，创建大规模军队不是出于国王的任性而是出于国家的生存需要。在这一点上，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者比欧洲大陆的对手看得更清楚。[8]事实上，普鲁士本身在七年战争中几乎消失。其时，腓特烈大帝同时与更强大的俄国和奥地利作战，差点被俘遇难，全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纯粹幸运（俄国彼得三世的登基），才得以拯救国家，使之继续成为欧洲的重要大国。人们因而把普鲁士描绘成“一个有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9]

普鲁士从家族制到现代官僚体系的转变是分阶段完成的，始于1640年，止于19世纪早期的施泰因—哈登贝格（Stein-Hardenberg）改革。大选帝侯17世纪下半叶开始启动了这一进程，将文职和军事的官僚体系分开，把前者组织成一系列技术性的委员会（Regierungen）。为了筹集资源，军需处变成中央集权的主要工具。它既要监管日益复杂的税收，又要发挥军事供应的功能，最终发展成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10]

到了18世纪晚期，普鲁士官僚体系是奇特的混合物：它的用人和晋升，既有择优录用，又有家族裙带。腓特烈大帝大力提携有才华的军官和官僚，但经常还会将忠诚置于能力之上。一旦腓特烈的战争结束，择优晋升的压力也就消失。显要家族对某些官僚部门几乎形成垄断，可以贷款和贿赂换取招聘和晋升。换句话说，普鲁士遭受家族制复辟，就像中国在东汉末期所经历的。[11]

历史在普鲁士终结

根据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说法，历史终结于1806年的耶拿—奥尔斯塔特战役（Jena-Auerstadt）。其时，半家族制的普鲁士军队全军覆没，对手是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率领的是更为现代的军事机器，以国民征兵制为基础，遵照现代官僚的原则组织起来。年轻的哲学家黑格尔亲眼目睹拿破仑骑马穿越耶拿大学城，从这场失败中看到现代国家的胜利。他在《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一书中论证，人类理性的自我表现走过漫长的历史旅程，其高潮就是这种国家现代性。科耶夫20世纪30年代在解说黑格尔时认为，现代国家的想法一旦问世，最终将在全世界普及，因为它具有如此巨大的说服力，面对它的人要么顺从它的支配，要么遭到它的吞噬。[12]

现代国家的基础在耶拿战役之前就已打下，1770年的官僚体系改革已引入考试作为晋升的依据。但没有军事失败的大难临头，旧体系无法克服惯性。兵败于拿破仑之后的改革，以施泰因男爵（Baron Karl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和哈登贝格王子（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1750—1822）为首。施泰因是贵族，出身帝国骑士家庭，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和英国，并且是自由主义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追随者。[13]在耶拿战役之后，哈登贝格的座右铭变成了“君主制政府中的民主原则” 。[14]

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完成了从腓特烈个人独裁到真正开明专制（法治国）的转变。1807年的《十月法令》，继法国大革命的先例，废除贵族的法律特权。官僚职位向平民全面开放，“唯才是举”（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的法国原则被奉为圭臬。家族制的遗老遗少从官僚体系中被清除出去。官僚体系仍是贵族制的，但现在立足于教育水平而不再是出身。1817年的就业法规，将中学古典教育和大学法律教育，定为聘任较高层官员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另有大学制度的改革。在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领导下，大学改革在耶拿战役之前就已起步。改革创建的综合系统将全国最好最聪明的年轻人直接送入官僚机构。[15]因此，普鲁士体制酷似由高等学院支撑的法国体制，或明治维新之后创建的日本体制。日本的新学术精英也从东京大学等学府直接进入政府。

不断变化的思想氛围，体现于哲学家约翰·费希特（Johann Fichte）的言论。他声称，贵族是“国家的第一等级，仅仅表示一旦遇上危险他们是第一个逃跑的”。[16]择优是组织原则的核心，体现于德语的教化（Bildung）一词。它可翻译为“教育”，但具有更广泛的意义，除了正规学习，还包括道德修养。教化的概念受到18世纪末一代启蒙思想家的推崇，包括莱辛（Lessing）、赫尔德（Herder）、歌德、费希特、洪堡，尤其是伟大的哲学家康德。[17]

法治国

出现于19世纪的普鲁士国家，将成为统一德国的基石，也是专制独裁的典范。最高统治者不受负责制的约束，但要借助日益制度化的官僚体系。所以，政府行为具有正规性和透明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演变成对专断专制政体的法律约束。然而，法治国从未达到宪法对行政的约束程度，即英国人在光荣革命中取得的，或美国人在宪法中奉为圭臬的。不过它作为保障现代产权的手段还是足够好的，促进了德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工业化。所以，它成了世界各地开明专制政体的典范。因此，当代新加坡有时会被比作19世纪的德国。

我在第1卷给法治下的定义是，法律得以制衡政治权力，包括政治体系中最强大的政治参与者。我在第1卷还表明，在许多文明中法治有宗教上的起源，宗教既为法治提供了法律内容，又提供了解释法律的宗教专家的等级制度。在基督教的欧洲，天主教在11世纪复活了罗马法；之后，又有各式法律制度获得制定。而第一名专制君主开始积累权力，还要等数百年之后的16世纪晚期。事实上，欧洲强大的法律传统推迟了专制主义工程，最终还限制了它的范围。

这在德国身上表现得最为真切，德国几乎就是各种法律制度的化身，如帝国议会以及在无数章程和合同上都有明文记载的封建权利和义务。各德意志邦国花在诉讼上的时间与花在战争上的几乎一样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专制君主开始破坏把主权赋予神（在实践中是神的代理人教会）的法律概念，转而宣称自己拥有主权。这种说法有时基于君权神授——上帝把主权直接授予特定的统治家族。从17世纪中期开始，有些思想家，包括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让·博丹（Jean Bodin）、托马斯·霍布斯和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开始构建新理论。这个理论无须诉求宗教权威，径直把主权赋予君主。普芬道夫在普鲁士特别有影响，先是大选帝侯的侍臣，最终又变成他的传记作者。

让专制主义与国家挂钩的世俗新论不一定是王侯权力的福音。根据这些新锐理论家，君主享有绝对权威，不再受基于宗教的法律的约束，理由在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整个共同体的广大利益。例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君主统治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他接受隐含的社会契约，同意保护公民的基本生命权。统治者虽不是选出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所体现出的是公众对和平的追求，而不是自家的私人利益。政治理论家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指出，国家已变成一个抽象符号，非人格化地代表整个共同体，而不是社会中特定群体的统治工具。所以，在公与私的区分上，有关的理论基础已经奠定。这一点对以现代眼光来理解政府作用非常重要。[18]

所有这些想法在普鲁士法律的演变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普鲁士国家的建立时期，君主的个人权威被认为是所有法律的源头。君主需要通过官僚体系来执政，后者反过来又以一套公共行政法律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事实上，普鲁士民事官员中的大多数是司法人员，官员最常见的教育背景是法律培训。[19]在前述的约束行政的意义上，这并不构成法治。更确切地说，它有时被称为“依法治国”（rule by law）。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中国古代法家所倡导的律法非常相似，如秦汉等朝颁布的各类律法。[20]

有主见的领导者，如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往往我行我素，不顾法律（甚至前者一度把后者打入监狱，尽管后者是他的儿子），没有遇上强大独立的司法制度的阻止。但普通公民，或彼此之间，或与国家打交道时，又可期望得到日益整齐划一、非人格化的待遇。新出现的民法包括行政法院体系，允许公民在受到政府不公对待时可起诉国家。在法国，下级法院的判决可一路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后者又可迫使行政部门遵守自己对法律的解释。[21]（行政法院也存在于采用民法的当代中国和亚洲，见下面第25章。）尽管法治国不能告诉君主他的做法是违宪的，但对下级政府的任意妄为仍可产生制约。

普鲁士国家在18世纪中叶，先通过塞缪尔·冯·科克采依（Samuel von Cocceji）的努力来统一法律体系，再采纳冯·卡墨（J. H. von Carmer）和卡尔·苏亚雷斯（Karl Gottlieb Suarez）编写于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典》（Allgemeines Landrecht）。在拿破仑1804年颁布《民法典》之前，这个法典也许是民法传统中最重要的革新，它力图使法律明确，让每个公民都清楚国家的目标。

普鲁士法典仍是一份封建文件，因为它把公民分为三类——贵族、自由民和农民，各有不同的权利。农民有权留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但土地买卖只能在贵族之间发生。卡墨和苏亚雷斯本来希望这份法典成为宪法性文件，以保护人民免受君主的随心所欲，但在国王的要求下，颁布之前被迫把有关段落删除。这份法典承认私人事务中宗教和良心的自由，但给国家相当大权限，以控制政治讨论、审查媒体言论。[22]

有了耶拿战役的失败和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社会各阶层不平等的法律待遇才被扫除。拿破仑的胜利引发特别重要的改革，那就是任何人都可拥有土地，由此开放土地市场。代表权没有正式扩展，但官僚体系感到自己在行使代表权。历史学家爱德华·甘斯（Edward Gans）说：“国家的力量在于行政的宪政秩序……公民的自由在于它的法律秩序。”在普鲁士的行省，省督（Oberpr?sident）公署协调行政部门，主持省议会，充当与中央沟通的渠道。主持中央政府政务的与其说是国王，倒不如说是哈登贝格的国务院（Staatsrat）。[23]

官僚体系的自主和民主负责制的悖论

亨廷顿用来界定制度化的四个标准之一是制度（机构）的“自主”程度。如果“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有别于其他制度（机构）和社会力量”，那么制度（机构）就是自主的。[24]所以，自主的司法部门在裁决时会严格遵循司法规范，既不会听从政治老板的遥控，也不会接受富裕被告的贿赂。自主的军队可以军事标准来晋升军官，而非政治标准。自主的反面是服从，即一个组织受外部势力的有效控制。第1卷中的叙任权斗争讲到，天主教会在11世纪和12世纪力求任命自己的神父和主教，这其实就是争取自主的斗争，为了独立于当时的宫廷政治。[25]

中国从未有过正式法治，但自秦朝以来，一直有官僚体系。它根据书面规则行事，建立对政府行为的稳定期望。中国自主的官僚体系对皇帝随心所欲的专制行为起了制动作用，这比欧洲整整早了一千年。事实上，明代一位皇帝自认可以调兵遣将，发动战争，却被大臣们解除武装，所用方式很有礼貌，但也很坚决。[26]

官僚体系逃避主人控制的现象，行政部门的代理人很清楚，无论是企业老总和国家总统，还是大学校长。要运行庞大组织，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没有官僚体系是不行的。一旦将权力委托给一级级的行政机构，行政高管就会失去很多控制，往往成为官僚体系的囚犯。（这是英国广播公司系列喜剧《是，大臣》[Yes, Minister]的核心前提，剧中的常任秘书汉弗莱是职业官僚，成功挫败名义上是他老板的政务大臣的各种倡议。）官僚体系越是自主和能干，潜在的失控危险也就越大。

这也发生在霍亨索伦王朝。像腓特烈大帝那样雄才伟略的国王，恐吓官僚体系，使之屈从于自己的意愿。他著名的政治遗嘱，呼应法国路易十四的家族制观点，“朕即国家”。[27]他的继承者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年在位）和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不够强悍，权力的平衡由此决定性地偏向官僚体系。这些早期的国王让官僚体系变成独特地位的团体，有力且团结。正是这种内部团结给它带来高度的制度自主性。这些官员愈来愈把自己当作普鲁士国家的公仆，而不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私仆。国家利益超越其时占据王位的个人的命运。1806年之后，官僚体系向雄心勃勃、遍布才俊和教育良好的资产阶级开放，这种团队精神获得进一步加强。所以，有观察者在1799年宣称，普鲁士国家“与不受限制的君主政体相差很远”，而是一个贵族政体，“赤裸裸地化成官僚体系来实施统治”。[28]由于这个原因，黑格尔在《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ight）一书中将官僚体系视作“普遍阶级”（universal class）的化身，它代表的是整个共同体，而不是必然偏袒自我利益的市民社会。

有效制度要有高度自主，就会有物极必反的情形。譬如，军队不向政治上的主人提供关键信息，以便自己来独立制定战争的目标。那么，它就是在篡夺政治权力。经济学家以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来理解这个问题。官僚体系应该是没有自身目标的代理人，制定目标的是他们的老板——委托人。在君主国，委托人是国王或统治王朝；在民主国，委托人是通过民选代表间接执政的人民。在运作良好的政治体系中，代理人应有足够自主性来做好分内工作，但到最后还得向委托人负责。官僚机构的自主在君主政体中是对专制权力的制约，久而久之，它想逃离的不仅是皇帝的控制，而且还有民选的立法机构的控制，因为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普鲁士于1871年在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领导下统一了德国。之后，官僚机构继续保持自主，拒绝来自皇帝和新兴民主政体的干涉。选举权在19世纪70年代后逐步向民众开放，像社会民主党等新政党渐渐在国会取得席位（见第28章）。但帝国宪法保护官僚免受国会的干涉，官员可以参与国会，但国会无权任命官员。这时涌现出政治学家马丁·谢夫特（Martin Shefter）所谓的保守党和上层中产阶级政党的“专制联盟”。它支持官僚体系的自主，抵制新政党将自己追随者安插到要位的企图。[29]

这个专制联盟到20世纪仍然保持着它的影响力，一直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和第一个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的出现。1918年德皇被迫退位后，支配国家运转的官僚机器基本上完好无损。新的民主政党——社会党、民主党和中间派——不愿把太多自己人安插进去，唯恐引起官僚机构不满，转而反对新兴的共和国。甚至在1920年卡普政变（Kapp Putsch）之后，也不敢贸然将盘踞已久的右翼分子清除出去。1922年，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总理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那之后，政治任命才有所增加。但在纳粹1933年上台后，这些新上任的官员很快被开除。纳粹颁布重建职业官僚的法律，矛头所指就是犹太人、共产党人和“政党安插的官员”。[30]

过分自主的问题在普鲁士和后来的军方最为严重。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之后，在向中产阶级的开放上，军队比文官系统要慢得多。一直到20世纪，军队仍是特权的堡垒，自成一体，游离于平民社会之外。[31]普鲁士军队战胜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赢得了政治资本，谋求自己独立于民选的国会。此外，根据俾斯麦宪法，军队只向皇帝负责。由于这种高度自主，军方对德国外交政策发挥愈益增长的影响，就像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说的，成了“国中之国”。1887—1888年的保加利亚危机时，总参谋部的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将军（Alfred von Waldersee）认为，为了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与俄国一战不可避免，从而敦促先发制人的战争。明智的俾斯麦知道，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是防止反德联盟的出现。他成功遏制这种军方威胁，他的评说令人难忘，先发制人的战争好比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先行自杀。他的继任者则比较软弱，挡不住军方的政治影响。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将军（Alfred von Schlieffen）和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掌控的总参谋部，制定对法国和俄国两线作战的计划，呼吁在1905年摩洛哥危机中采取激进姿态（这促使英法团结在一起），1914年7月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在萨拉热窝遭到暗杀前，又催促对奥地利盟友的大力支持。军方认定的两线作战不可避免，反而成了自行实现的预言。皇帝被告知，为了应对巴尔干地区的事件，别无选择，只能照军方时间表向法国发起进攻，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32]

18世纪建立的官僚体系的自主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纳粹政权在1933年上台后，顺利完成对军队的掌控，但对文职系统则基本未动。与布尔什维克等共产主义政党不同，纳粹既没有创立平行的政委体系，也没有把旧官僚体系推翻重来。它只是在有些部委（尤其是内政部）安插忠诚人士，以清除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官员，但最终发现，仍需要依靠官僚体系的现有能力。[33]

结果是，当纳粹政权1945年8月遭到盟军摧毁，官僚体系却存续下来，事实上证明还相当有韧性，即使有盟军占领当局的努力以清除出身纳粹或同情纳粹的成员。普鲁士所有文职官员中，约有81%是纳粹党员，其中一半又是在1933年之前入党的。[34]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当局，试图铲除德国政府中的纳粹影响。他们在纽伦堡举行对高级战犯的审判，又从官僚体系中清除可疑分子。但是，当西德的联邦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后，尽快组成得力政府来主持反苏的新北约组织成为当务之急，大批清洗出去的人因此而官复原职。1951年通过的联邦法律，将复职权利赋予所有普通文职人员，包括有纳粹背景的，以及被东德驱逐出境的。最初有五万三千人被清洗出去，到后来仅有一千人永久不得担任政府工作。

联邦德国在20世纪中期成立时，德国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贵族和旧容克阶级遭到摧毁，纳粹政权变得臭名昭著，普鲁士的国家机器分崩离析，真正的民主价值观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德国官员的政治态度随时代而发生变化，但官僚体系的自主高效的传统基本上完好无损。

通往现代国家的途径之一

我在普鲁士—德国的官僚体系上花费这么多时间，是因为它称得上是现代官僚体系的典范，并获得了广泛认可。它也代表一部分国家选定的途径：为了应付军事竞争，而发展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并一直存活至当代。这其中包括秦汉时期的中国，它的现代国家比普鲁士、瑞典、丹麦、法国和日本的国家几乎早了两千年。战争和高效的现代政府没有很大关联，许多长期参战的社会仍是腐败或家族制的。对一部分国家来说，战争仅仅是有利条件之一。

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非常脆弱；而普鲁士—德国的官僚体系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耐用和韧性。18世纪普鲁士创立的官僚传统，活过了耶拿和拿破仑的战役，过渡到德意志帝国、魏玛民主政体与纳粹政权，然后又通过战后的联邦共和国重返民主。官僚体系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开始它是贵族的禁脔，最后变成反映广大德国民众意志的、择优选出的精英联合体；它保住了团队精神，最重要的是，还保住了对自主性的政治支持。

今天，德国官僚机器无疑受到政治系统的充分控制，最终要向联邦议院中民选的政党负责。这种控制主要体现在，处在官僚等级顶端的总理（political minister）由每一届政府任命。在德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向党务工作者分派公职的情形，此即政治庇护主义，就像在美国、意大利和希腊发生的那样。在德国历史上，自主的官僚体系即使不是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力量，往往也是极端保守的力量。它获得自主性是在开放民主政治之前，这一事实意味着，如马丁·谢夫特[35]指出的，庇护政治从来没有在德国登陆。我们将要看到，在强大国家巩固之前就出现民主的地方，从政府质量的角度看，结果都不太理想。

今日的德国、日本和少数其他国家，由于继承了政治发展的威权阶段的遗产，才在政府质量和控制腐败上获得高名次。我们不能称之为幸运，为获得这种官僚自主性而付出的代价是军事竞争、战争和被占领，以及破坏和拖延民主负责制的威权统治。在政治发展中，如亨廷顿阐明的，美好事物并不总是走到一起。

[1] Hajo Holborn，《现代德国史，1648—1840》（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648-1840）（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22—23页。

[2]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普鲁士经验，1660—1815》（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8—10页。

[3] 有关霍亨索伦王朝征服军阀贵族的早期努力，参见Otto Hintze，《奥托·欣策的历史论文》（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38—39页；有关流寇和坐寇，参见奥尔森，《独裁、民主和发展》。有关这个概念的讨论，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03—304页。

[4]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36—37页。

[5] Holborn，《现代德国史，1648—1840》，190—191页。

[6]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40页。

[7] Philip S. Gorski，《纪律革命：加尔文主义和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的兴起》（The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Calv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3年），79—113页。

[8] 参见《奥托·欣策的历史论文》，45页。Philip S. Gorski指出，最重要的制度改革发生于腓特烈·威廉的治下，当时普鲁士还没有巨大的军事压力。这表明，普鲁士国家建设的根源并不全在国家安全，还有宗教。《纪律革命》，12—15页。

[9] 有关这个时段，参见Holborn，《现代德国史，1648—1840》，246—248页。

[10] Hans-Eberhard Mueller，《官僚、教育和垄断：普鲁士和英国的官僚体系改革》（Bureaucracy, Education, and Monopoly: Civil Service Reforms in Prussia and England）（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4年），43—45页。

[11] 参见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73—87页；Hans-Eberhard Mueller，《官僚、教育和垄断》，58—61页。

[12]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a la Lecture de Hegel）（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7年）。

[13] Holborn，《现代德国史，1648—1840》，396—397页。

[14] Holborn，《现代德国史，1648—1840》，413页。

[15] Hans-Eberhard Mueller，《官僚、教育和垄断》，136—137页，162—163页。

[16]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211页。

[17]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182页。

[18] 有关非人格化国家和霍布斯重要性的理论渊源，参见Harvey C. Mansfield, Jr.，《马基雅维里的美德》（Machiavelli’s Virtu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281—294页。

[19]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46—56页。

[20]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276页。

[21] René David，《法国法律：结构、来源和方法》（French Law: Its Structure, Sources, and Methodology）（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72年），36页。

[22] Holborn，《现代德国史，1648—1840》，272—274页；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190—191页。

[23] James J. Sheehan，《德国史，1770—1866》（German History, 1770-1866）（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428页。

[24]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20页。

[25]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264—267页。

[26] 有关明朝末年皇帝成为官僚体系的囚犯，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另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07—308页。

[27]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191页。即使在腓特烈一世治下，普鲁士官僚体系如此之大，以致他都无法很好掌控柏林或军队外交之外的领域。

[28]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201页。

[29] 马丁·谢夫特（Martin Shefter），《政党与国家：美国历史经验》（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erienc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

[30] 马丁·谢夫特（Martin Shefter），《政党与国家：美国历史经验》（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erienc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41页。

[31] Gordon A. Craig，《普鲁士军队的政治，1640—1945》（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76—81页。

[32] Gordon A. Craig，《普鲁士军队的政治，1640—1945》（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217—219页，255—295页。

[33] David Schoenbaum，《希特勒的社会革命》（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6年），202—207页。

[34] David Schoenbaum，《希特勒的社会革命》（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6年），205页。

[35] 谢夫特，《政党与国家：美国历史经验》，42页。

第5章

腐败

腐败的某些定义；腐败如何影响政治和经济增长；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作为民主参与的早期形式；从民主角度看，庇护政治是坏的，但要胜过腐败的其他形式；随着国家变得富裕，依附主义可能会式微

1996年，世界银行新任负责人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n）发表讲话称，“腐败之癌”是贫穷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阻碍。世界银行官员当然清楚，从该组织的成立起，腐败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问题。在理应得到帮助的国家中，外国的援助和贷款常常直接进入官员口袋。[1]在沃尔芬森的讲话之前，研究发展的专业人士普遍认为，对于腐败不仅没有好的对策，而且一定程度的腐败不可避免，也不致严重到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在冷战期间，许多腐败政府是美国的依附者（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治理的扎伊尔就是最好案例），而华盛顿并不急于批评亲密的盟友。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发展组织大力提倡，把反腐败当作打造国家和加强制度的努力之一。如我们在第3章所提及的《全球治理指标》中看到的，政府效率与腐败控制有很大关联。国家是否强大有效所包括的不仅是腐败控制，但高度腐败的政府，在提供服务、执法和代表公众利益上，通常会遇上很大的麻烦。

腐败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它扭曲经济奖励，使资源不流向最有效的用户，反而流向有权索取贿赂的官员。其次，腐败是一种昂贵的累退税。许多国家收入微薄的小官小吏都有点小贪小污，但被挪用资金的绝大部分，都流到了有权从人口中榨取财富的精英之手。此外，寻求这种回报往往是费神耗时的行当；那些最聪明最有抱负的人，本可去经营创造财富的私人企业。与政治体系玩游戏以谋取私利，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2]

据称，在获得工商登记、申请出口许可证和约见高官的过程中，行贿具有润滑作用，可帮助提高办事效率。但是，这种做生意的方式非常糟糕。如果注册过程很快、出口许可证不存在、人人都可方便平等地获得政府帮助，岂不更好？明白无误的法治到头来反而更为有效。

腐败除了扭曲经济效应，还大大有害于政治秩序。一旦有了官员和政客皆腐败这一印象，就会大大降低政府在普通人眼里的合法性，还会破坏国家顺利运转所必需的相互信任。对腐败的指控，常常不是为了改善政府，而是充任政治武器。在大多数政客都参与腐败的社会中，挑选其中一个来施以处罚，往往不是改革而是夺权的迹象。对寻求巩固制度的新兴民主国家来说，腐败的事实和表现是最大的弱点之一。

如想了解国家从家族制到现代的转型，我们需要弄懂腐败的性质和来源。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对经济增长和政治合法性来说，有些更具破坏性。所以，有必要搞清它的基本定义。

公与私

关于腐败及其来源和潜在的补救，今天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文献。尽管有这么多学术著作，但还是找不到一本普遍接受的分类专著，以了解通常以腐败为标题的各式行为。[3]

腐败的大多数定义，以挪用公共资源、谋取私人利益为中心。[4]这是很有用的出发点，以此类推，腐败主要是政府特征，而不是企业和私人组织的。

这个定义意味着，腐败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只出现于现代，或至少是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因为它以公与私的区别为前提。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的，公共领域和私人利益的区别，只有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普鲁士才发展出来。在此之前，普鲁士政府（以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是家族制的。换句话说，君主认为治下的领土是自己财产，犹如他的家产或遗产。他可向亲属、支持者或对手赠送土地（以及居住于其上的人口），因为它只是私有财产的一种。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腐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时没有公共领域的概念，挪用资源也就无从谈起。

随着中央集权的国家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增长，在大家眼中，统治者的领地与其说是个人财产，倒不如说是统治者代社会管理的公共信托。格老秀斯、霍布斯、博丹和普芬道夫提出有关国家主权的早期的现代原则。 他们强调，君主的合法性不在于古代或继承得来的所有权，而在于君主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他可以合法征税，但有前提，就是要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首先是公共秩序，以避免霍布斯描述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

此外，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公职人员的行为，愈来愈承受正式规则的限制。组成普鲁士法治国的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则，将公共和私人的资源分开界定。很多世纪以前，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发展出一种平行学说：皇帝不是土地和治下臣民的单纯主人，而是为公共幸福操心的社会道德卫士。中国皇帝可为私事而挪用公共资金，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如明末的万历皇帝），但公私账户之间的区别还是有明文规定的。[5]

并非只是腐败那么简单

有两种现象，与上述的腐败密切相关，却又不尽相同。第一是创造和提取租金，第二是所谓的庇护政治，或曰依附主义。

在经济学中，租金在技术上的定义是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差价。产生租金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是稀缺：今天一桶石油的售价远远超过它的边际成本，因为它处在高需求之中。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被称为资源租金。纽约市公园大道上的公寓，业主要求的租金要比爱荷华州等量面积的高出很多，因为土地在曼哈顿是稀缺资源。

创造租金的可以是土地或商品的自然稀缺，也可以是政府的人为设定，典型案例是执照。在纽约市，合法出租车的总数由出租车与电召车委员会制定。这个数字封顶多年，出租车的数量因此跟不上市场需求，市政府颁发的出租车执照牌竟能卖到高达一百万美元一枚。执照牌的费用就是政治当局制造的租金，一旦市政府允许任何人都可以挂牌载客，马上就会消失。

在制造人为短缺上，政府有多种花招，最基本的腐败就与这种滥权相关。譬如，设定关税会限制进口，为政府创造租金。世界上一个最普遍的腐败地方就是海关部门。海关官员接收贿赂，或减少征收的关税，或加快清关过程以便进口商准时提货。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印尼，海关部门的腐败十分普遍，政府干脆最终决定，将之外包给一家瑞士公司，以检查所有进关货柜。[6]

政府可通过税收或监管来轻易创造租金，导致许多经济学家要么谴责租金扭曲市场对资源的有效调配，要么干脆把租金的创造和分配视同腐败。政府创造租金的能力鼓励许多雄心勃勃的人士从政致富，而不是自行创业或参与私营部门。道格拉斯·诺斯、约翰·沃利斯和巴里·温加斯特对所谓有限准入和开放准入（limited and open access）的秩序，作出根本区别：在有限准入的社会，精英故意对经济活动设置限制以创造租金，增加自己收入，防止活跃的现代竞争经济的出现。[7]

租金可以并已经在这些方面遭到滥用，但也有完全合法的用途，所以不能给予一概而论的谴责。最明显的“好”租金是专利或版权，政府允许发明或创作的主人在一段时间内享有专利。现在你手上这本书的生产成本，以及你为之付出的买价（假设你没有偷窃或非法下载），两者之间的差价就是租金。它在社会中获得合法性，成为刺激革新和创作的手段。经济学家穆什塔克·汗（Mushtaq Khan）指出，为了促进工业化，许多亚洲政府允许其所偏爱的企业收取超额利润，前提是要用作再投资。这为腐败和滥用打开大门，但也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所达速度可能高于市场力量自身所能有的。[8]

所有政府的监管功能，例如保护湿地、要求披露首次公开募股、证明药物的安全有效，都在创造人工稀缺。有权批准或扣压，就能创造租金。我们可争论监管的适当程度，但很少有人因它会创造租金而予以放弃。为人诟病的纽约市出租车执照牌，当初也是为了保持最低水平的服务，确保公共运输的公平。没有此类的监管，很多出租车会干脆拒载短程客，或拒绝前往贫民区。

所以，政府对租金的创造和分配与腐败有很大程度的重叠，但他们却分属不同的现象。人们必须审视租金的宗旨，判断它是在制造政府官员挪用的纯私人产品，还是在服务于更广泛的公共目标。

庇护政治与依附主义

与腐败相关联的第二个现象是庇护政治，或依附主义。庇护关系是指两个不同地位和权力的人交换好处，通常涉及庇护人提供好处给依附者，以换取后者的忠诚和政治支持。提供给依附者的好处必须是个别配置的，如为亲戚争到邮局的工作、圣诞节火鸡和提前出狱，而不是适用于大众的公共物品或政策。[9]下面是一个案例：“在西西里，有位学生想与教授认识以求帮忙，于是找到欠他人情的当地小镇的政客。政客让他去找自己住在中心城市的表弟，后者联系上教授的助理。接下来，助理就为学生与教授安排见面。学生的需求得到满足，作为回报，允诺在下次选举时为政客拉票。”[10]

庇护政治与依附主义的差别有时仅在规模上。庇护关系通常是庇护人和依附者之间面对面的，存在于各种政体，无论威权还是民主。而依附主义涉及庇护人和依附者之间较大规模的好处交换，往往需要多层的中介。[11]所以，依附主义主要存在于需动员大量选民的民主国家。[12]传统上被称作庇护政治的美国行为，根据这个定义，实际上应是依附主义，因为它指的是庞大的党派组织，通过等级分明的政治机器，分派广泛的好处。[13]

依附主义被认为是坏事，它在好多方面背离了良好的民主实践。在现代民主国家，我们希望公民的投票以政客承诺的政策为准，即政治学家所谓的“纲领性”政策。左派可能支持政府提供保健和社会服务，保守派可能喜欢将政府资源拨给国防。无论如何，投票偏爱应该反映出，什么是有益于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普遍观念，而不只是有益于个别选民的。发达民主国家的选民，当然按照自身的利益在投票，不管这种自我利益是落在对富人的减税、对特定企业的补贴上，还是落在专为穷人的方案上。从广泛正义的角度，或从大众利益的角度，这类针对性方案都是合理的，即使它的公正实施只适用于某阶层，而不是人人有份。但政府特别不能因为具体个人对政府的支持，而向他或她提供好处。

在依附主义中，政客向政治支持者提供个别好处，以换取选票。这些好处包括公共部门的工作、现金支付、政治帮忙、仅给特定政治支持者的公共物品，如学校和诊所。由于多种原因，这对经济和政治制度都有负面影响。[14]

首先，也许是最重要的，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影响政府质量。现代官僚体系以功绩、技术能力和非人格化为基础，一旦换成政客的政治支持者或亲信，几乎不可避免，工作表现会变得愈来愈糟。安插政治任命的官员，也会增加工资支出，成为财政赤字的主要来源。与私营部门不同，公共部门无需面对破产，没有测量工作表现的方便标准。这意味着，充斥庇护式任命的政府变得难以改革。[15]

依附主义破坏良好民主实践的第二个方式，是让现有精英变得更强，阻止民主负责制的涌现。根据定义，依附主义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其中有钱有势的政客实际上是在收买普通公民的支持。这些政客通常对扩大自身的狭隘利益有兴趣，也可能对增进手下依附者的福利有兴趣，但不会在乎广大公众。由于纲领性政党的崛起，如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参见本书第三部分），欧洲的不平等在20世纪有所减少。这些政党推动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以相对公正的方式，将富人资源再分配给穷人。相比之下，许多拉美国家继续承受严重不平等，因为穷人往往把选票投给奉行依附主义的政党——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党就是一个典型——而不是纲领性政党。奉行依附主义的政党不是为穷人争取广泛利益，而是向选民分发实际上的个别贿赂。

天然的社交模式

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有时被视作政治行为的高度变异形式，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社会的特征易于产生它们。事实上，不管涉及家人还是朋友，政治上的庇护关系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形式之一。它是普遍的，因为它是人类天生的。所以，需要解决的历史大谜团不是庇护政治为何存在，而是它为何在现代政治制度中变成非法，且被非人格化的组织所取代。

我在第1卷指出，人类天生是社会性动物，它的社会组织植根于生物学。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甚至许多有性繁殖的物种，分享两种基本的生物学原则：亲戚选择（包容适存性原则）和互惠利他。[16]在亲戚选择中，人类偏爱共享基因的亲戚，偏爱程度与分享的基因呈正比，这也是裙带主义的基础。互惠利他指的是毫不相关的个体在面对面的基础上交换好处。

无论亲戚选择还是互惠利他，都不是后天习得的行为。无论文化背景是什么，每个孩子都会本能地偏爱亲戚，与周遭的人交换恩惠。这些行为不完全根植于理性的算计。人类生成一套情感，大大有助于基于亲友合作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反常的表现——譬如，为非人格化官僚体系挑选高素质雇员而不选自己亲友——是社会建构出来的行为，违背我们的自然倾向。随着像现代国家这样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人类开始以超越亲友的方式组织起来，学习相互之间的合作。一旦这些制度分崩瓦解，我们又会回到作为社交预设形式的庇护政治和裙带主义。

最早的人类社会组织是族团和部落，构成今天所谓的庇护式组织，也是人类历史最初四万年中唯一的组织形式。族团由相互关联的几十人的群体组成，部落以共同祖先为原则，可使社会规模大幅扩展。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对这两种人类群体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团结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这两类组织中的群体首领或头人，都与他的追随者交换恩惠。部落组织的领袖尚未拥有后来在国家层次社会中赢得的绝对权威，如果无法继续向追随者提供资源，或犯了伤害群体利益的过错，就会被人取代。在这样的组织中，领袖和追随者之间有真正的互惠交往。

提供庇护的头人及其追随者，作为政治组织的形式，时至今日都还没有被完全取代。它在人身上自然涌现，往往还是取得政治权力的最佳途径。今天，权威的行使主要通过对正式组织的控制，如国家、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它们在现代形式下的运作，要依赖非人格化和透明的规则，但也往往是僵化和难以指挥的。所以，领袖通常要依赖自己在晋升之路上培植的支持者网络。约瑟夫·斯大林和萨达姆·侯赛因，不单以手中的军队和警察为权力基础，还掌控一批追随者的忠诚。在斯大林的情形中，是以秘密警察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y Beria）为首的格鲁吉亚老乡。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情形中，是来自伊拉克中部提克里特地区的亲戚网络。这些庇护式网络被用来控制国家本身。同样，日本自由民主党等，也有各种基于庇护式网络的领导派别。许多政治发展欠缺的软弱社会，受到庇护式组织更公开的把持。例如，利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都处在民兵组织的威慑之下。

依附主义是互惠利他的另一形式，主要存在于民主政治制度下，其中的领袖必须参加竞选来争取上台。相比于精英的庇护式网络，依附式网络庞大得多，因为它经常被用来敦促数十万选民的投票。结果是，这些网络派发好处不依靠庇护人和依附者之间的面对面关系，而通过一系列中介来招募追随者。代表政治老板与个别依附者发展个人关系的，正是这些竞选工作人员——传统美国市政中的选区助理（ward heeler）和投票站站长（precinct captain）。

今天，几乎每一个民主国家都认为，公开收买选票是违法的，并通过像无记名投票那样的机制来予以阻止。[17]对政客来说，问题是如何监控依附者的行为，以确保他们遵循交易的条件。此外，庇护人必须发出具有说服力的信号，让选民相信他会兑现提供个别好处的诺言。民主国家中基于种族的投票，无论是在19世纪的美国都市，还是在今天的印度和肯尼亚，都是司空见惯的，原因之一是种族成了可信标志，表明特定的政治老板将会照顾特定的受众。[18]

根据所有上述原因，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构成了对良好民主实践的实质性和规范性偏离。在几乎所有现代民主国家中，它们都是非法的，都会招致指摘。所以，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政治腐败的另一种形式。又有许多理由显示，依附主义应被视为民主负责制的早期形式，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腐败——或根本就不能算是腐败。第一个理由是，它基于互惠关系，在政客和投票给他的选民之间，建立适当的民主负责制。即使提供的好处是个别的，不是纲领性的，政客仍须说到做到，以换取支持。而依附者在好处没有着落的情形下，还可以自由改选他人。此外，依附主义被设计成在选举时推动广泛的政治参与，这是我们认为的可取之处。[19]

在这方面，依附主义大大不同于纯粹的腐败，例如官员偷盗国库，将钱汇到瑞士银行，存到自己和家人的账户下。按照韦伯的方式，这种腐败有时被称作封建薪俸主义（prebendalism），说的是领主赠送封地给附庸，让他在封地上开发获利。[20]撒哈拉以南非洲有许多依附主义，但政治学家尼古拉斯·范·德瓦尔（Nicolas van de Walle）认为，当地遭受的是更可怕的封建薪俸主义，夺走公民对民选官员的控制。[21]在阿富汗，由于它与苏联和北约的连年战乱，基于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的传统部落关系开始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掠夺性的封建薪俸主义，其中个别省长或部长挪用巨额资金，却很少提供公共服务。这些资源大多是国外援助，让挪用变得更为容易，使中央政府严重丧失了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回归到传统的庇护政治，可算是政治体系在运作上的一大进步。

把依附主义当作民主的早期形式而不是腐败的第二个理由是，它出现于许多年轻的民主国家。在那里，投票和选举权是新鲜事物，政客又面临如何动员选民的问题。在收入和教育水平都较低的社会，与广泛的纲领性议程相比，个人好处的承诺往往更能促成支持者的踊跃投票。这在美国曾经是千真万确的。美国是建立全体男性选举权原则的第一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发明了依附主义并以各种形式付诸实践，历时一个多世纪。[22]

依附主义与经济发展水平大有关系，这是一道简单的经济学题目：穷人的选票比富人的更容易收买，只需要像礼金或低技术工作那样的小恩小惠就够了。随着国家变富，政客需要提供的好处也在增加，依附主义的成本大幅上升。在1993年的选举中，台湾的国民党买到足够票数，以击败反对派民进党，代价是每票三百元新台币（约十美元）。而较穷的菲律宾在1998年举行选举，每票的代价是三美元。由于接受贿赂的台湾选民中仍有45%没把票投给国民党，再加上反对党将收买选票当作竞选议题，这一做法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于台湾的选举。[23]

依附主义一旦遇上较高收入水平就会后退，原因与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有关。大多数穷国缺乏强大的私营部门和创业机会：这的确也是它们贫穷的初始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对庇护人和依附者来说，政治是更保险的致富途径。今日印度的私营部门快速增长，但仍然弱小。对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来说，以庇护人或依附者的身份参政，仍是向上攀爬的主要阶梯。[24]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私人致富的机会大增，在绝对和相对的水平上，都要超过从政提取的租金。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如想在今天的美国赚大钱，不必去政府工作。他们会去华尔街和其他美国公司，或在像硅谷那样的地方自行创业。事实上，要说服私营领域的成功人士参政，往往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将会锐减。此外，在富国的许多选民眼中，纲领性的问题，如监管、环境、移民政策和工会的扩展能力，比依附政客提供的小恩小惠，更能影响自己的生活和福祉。[25]

当代对庇护主义和官僚质量的许多理解，以马丁·谢夫特的框架为基础。他认为，庇护政治的供应比它的需求重要得多。换句话说，当政客有机会获得可支配的国家资源时，庇护政治才会存在。这解释了他所谓的“外围”的政党，如俄共等共产主义政党，一开始仅有非常少的庇护和腐败。它们需要严格的纪律，上台之前确实也没有好处可以分发。[26]

对依附式恩惠的需求不会随着国家变富自动下降。实施依附主义的还有富裕国家，如意大利、希腊和日本。如想弄清其中原委，还须对它特定的历史途径，以及改革联盟未能出现的其他因素，作出更详细的介绍。

[1] 有关这个讲话，以及沃尔芬森在推动治理议程上的作用，参见Sebastian Mallaby，《世界银行家：失败国家、金融危机和国家富穷的故事》（The World’s Banker: A Story of Failed States,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纽约：企鹅出版社，2004年），176—177页。

[2] Anne O. Krueger，《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载《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64卷，第3期（1974年）：291—303页。

[3] 普遍腐败现象的基本研究包括Robert Brooks，《政治腐败的本质》（The Nature of Political Corruption），载《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24卷，第1期（1909年）：1—22页；Joseph S. Nye, Jr.，《腐败与政治发展：成本效益分析》（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61卷，第2期（1967年）：417—427页；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政治腐败比较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Corruption）（新泽西州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出版社，1972年）；Susan Rose-Ackerman，《腐败：一项政治经济学研究》（Corruption: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y）（纽约：学术出版社，1978年）和《腐败和政府：原因、后果和改革》（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form）（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Daniel Kaufmann，《腐败：事实》（Corruption: The Facts），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第107卷（1997年）：114—131页；A. W. Goudie和David Stasavage，《分析腐败的框架》（A Framework for an Analysis of Corruption），载《犯罪、法律和社会变迁》（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第29卷，第2—3期（1998年）：113—159页；Arnold J. Heidenheimer和Michael Johnston合编，《政治腐败（第3版）》（Political Corruption, 3rd ed）（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Transaction出版社，2001年）；Robert Leiken，《控制全球腐败的疫情》（Controlling the Global Corruption Epidemic），载《外交政策》第105卷（1997年）：55—73页；Robert Klitgaard，《控制腐败》（Controlling Corruptio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和《热带黑帮：在非洲最深处有关发展和颓废的个人经验》（Tropical Gangsters: One Man’s Experience with Development and Decadence in Deepest Africa）（纽约：基本图书公司，1990年）；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W. Vishny，《腐败》（Corruption），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108卷，第3期（1993年）：599—617页；Michael Johnston， 《腐败症候群：财富、权力与民主》（Syndromes of Corruption: Wealth, Power, and Democrac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参见Johnston的定义，《腐败症候群：财富、权力与民主》，11页。

[5] 关于万历皇帝，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12页。

[6] 参见José Anson，Oliver Cadot和Marcelo Olarreaga，《逃避进口关税和海关腐败：装船前检验有用吗？》（Import-Tariff Evasion and Customs Corruption: Does Pre-Shipment Inspection Help? ）（华盛顿：世界银行，2003年）。

[7] North，Wallis和Weingast，《暴力与社会秩序》。

[8] Mushtaq H. Khan和Jomo Kwame Sundaram合编，《租金、寻租和经济发展：亚洲的理论和实证》（Rents, Rent-See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in Asi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9] 依附主义有很多文献，参见Herbert Kitschelt和Steven I. Wilkinson合编，《庇护人、依附者和政策：民主负责制和政治竞争的的模式》（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Frederic Charles Schaffer编，《选票出售：收买选票的原因和后果》（Elections for Sa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2007年）；Paul D. Hutchcroft，《特权政治：评估租金、腐败和依附主义对第三世界发展的影响》（The Politics of Privilege: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Rents, Corruption, and Clientelism on Third World Development），载《政治学研究》（Political Studies）第45卷，第3期（1997）：649—658页；Luigi Manzetti和Carole J. Wilson，《腐败政府何以保住公众支持？》（Why Do Corrupt Governments Maintain Public Support?），载《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第40卷，第8期（2007年）：949—970页；Philip Keefer和Razvan Vlaicu，《民主、信誉和依附主义》（Democracy, Credibility, and Clientelism），载《法学、经济学和组织杂志》（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第24卷，第2期（2008年）：371—406页。

[10] S. N. Eisenstadt和L. Roniger，《庇护人、依附者和朋友：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与信任结构》（Patrons, Clients, and Friend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Trust in Societ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43页。

[11] 这就是詹姆斯·斯科特在《政治腐败比较研究》一书中，之所以分别描述泰国民主前的庇护体制以及加纳和印度的依附体制。

[12] 有关定义，参见Simona Piattoni编，《依附主义、利益群体和民主代表性：以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看欧洲的经验》（Clientelism, Interests,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6—7页。

[13] 有关这种现象的广泛分析，参见Susan Stokes等，《中介、选民和依附主义：分配政治的难题》（Brokers, Voters, and Clientelism: The Puzzle of Distributive Politic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

[14] 有关依附主义破坏民主的概述，参见Susan Stokes，《收买选票不民主？》（Is Vote Buying Undemocratic? ），载Charles Schaffer编，《选票出售：收买选票的原因和后果》。

[15] 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阅Merilee S. Grindle，《男孩的工作：庇护政治和国家的比较研究》（Jobs for the Boys: Patronage and the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章。

[16]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章。

[17] 在这问题上，参见Susan Stokes，《反常负责制：以阿根廷证据来解说政治机器的正式模型》（Perverse Accountability: A Formal Model of Machine Politics with Evidence from Argentina），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99卷，第3期（2005年）：315—325；Simeon Nichter，《收买的是选票还是踊跃投票？政治机器和无记名投票》（Vote Buying or Turnout Buying? Machine Politics and the Secret Ballot），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102卷，第1期（2008年）：19—31页。

[18] 关于这一点，参见Elizabeth Carlson，《远大前程：解释乌干达选民的种族偏好》（Great Expectations: Explaining Ugandan Voters’ Ethnic Preferences）（即将出版）；Kanchan Chandra，《种族政党为何成功：印度的庇护政治和种族人头计数》（Why Ethnic Parties Succeed: Patronage and Ethnic Head Counts in Indi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

[19] Eric Kramon对肯尼亚的收买选票的研究表明，在大选期间出现最多依附主义竞选的大部分地区，获得较高级别的庇护式好处，包括针对性的公共物品。《民主非洲的收买选票和负责制》（Vote Buying and Accountability in Democratic Africa）（博士论文，洛杉矶大学，2013年）。

[20] 这个词被用于当代非洲，见Richard A. Joseph，《尼日利亚的民主和神职薪俸式政治：第二共和国的兴衰》（Democracy and Prebendal Politics in Niger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cond Republic）（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Joseph使用神职薪俸式一词的范围比我更大，因为他还将依附主义包括在内。

[21] Nicolas van de Walle，《迎接新老板，像老上司一样？非洲政治依附主义的进化》（Meet the New Boss, Same as the Old Boss?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lientelism in Africa），载Kitschelt和Wilkinson合编，《庇护人、依附者和政策》。

[22] 关于这一点，参见Philip Keefer，《依附主义、信誉和新兴民主政体的政策选择》（Clientelism, Credibility, and the Policy Choices of Young Democracies），载《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51卷，第4期（2007年）：804—821页。

[23] 王金寿（Chin-Shou Wang）和Charles Kurzman，《后勤：如何收买选票》（The Logistics: How to Buy Votes），载Schaffer编，《选票出售：收买选票的原因和后果》。

[24] Kanchan Chandra，《印度的种族和公共物品分配》（Ethnic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Goods in India）（草稿，2010年）。

[25] 这种说法见于Mushtaq H. Khan，《市场、国家和民主：发展中国家的庇护人—依附者网络和民主案例》（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Patron-Client Networks and the Case for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载《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第12卷，第5期（2005年）：704—724页。

[26] 谢夫特，《政党与国家：美国历史经验》。有关庇护体系的广泛比较，参见Grindle，《男孩的工作：庇护政治和国家的比较研究》。

第6章

民主发源地

希腊和意大利如何卷入欧洲金融危机的中心；希腊和意大利南部成为低信任社会；希腊早期民主化的后果；尽管有现代化，依附主义仍在希腊加深

始于2009年底且又不断加剧的金融危机，不但动摇了欧盟，而且给欧元作为统一货币、欧盟作为促进和平与经济的框架带来威胁。危机的重点涉及某些欧盟国家，它们无力偿还十年来积累下来的高额主权债务，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手持这种债务的金融机构因此蒙受质疑，主权债务危机迅速演变成欧洲银行业危机。

我将在本书第四部分，在国家和欧盟的层次，对欧洲民主政府的问题和经济管理的制度故障加以分析。像2008—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一样，欧盟金融危机有许多起因，非常复杂。但很明显，诱发因素之一是希腊和意大利的公共债务积累。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创建欧元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提供共同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却没有相应的公共财政政策。它允许公共财政拮据的国家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长时期，以没有反映潜在风险的低利率大举国债。

这个问题在希腊体现得最为真实，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10年高达140%。如图7所示，意大利的公债水平也已抵达不可持续的水平。这两个国家的欠债远远高于整个欧元区的平均值。两国现任政府被迫下台，后续的技术官僚看守政府试图采纳急遽紧缩方案，使公共支出与收入相符。在欧元区，希腊和意大利估计有最大的“影子经济”，即不在税务机构账上的经济活动。[1]

图7. 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

来源：欧盟统计局

目前的欧元危机暴露出北欧和南欧之间的大裂痕。今天在欧洲，并没有普遍的“福利国家危机”。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拥有更大的公共部门。但这些国家成功渡过2008—2009年的华尔街危机，好过美国。特别是德国，在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的《2010年议程》下，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公共财政梳理停当。它削减劳动力成本，控制债务总体水平。闯祸的国家——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则各有不同。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在危机之前还比较负责，它们的问题始于住房泡沫破灭，导致银行倒闭，需要纳税人的庞大救助，从而使公共财政陷入混乱。过度支出导致不可持续的高额欠债，主要发生在希腊和意大利。

北欧和南欧之间的差异，导致不少观察者将之归咎于文化问题。一边是勤奋、新教和严于律己的北欧（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另一边是懒惰、天主教—东正教和挥霍无度的南部。我将在下面说明，文化在危机中确有发挥作用，但这些宗教差异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新教的英国和冰岛也遭受重大的银行危机和政府赤字；而天主教的西班牙，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前，基本上还有预算盈余。假如我们以宗教遗产来界定文化，真正分界线不是文化的，而在于依附主义的存在与否。

希腊和意大利的问题根源是，它们把公共就业当作政治庇护主义的源泉，导致臃肿低效的公共部门和膨胀的预算赤字。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德国从专制时代继承了择优且能自主的现代官僚体系，它的现代国家发生在充分的民主参与之前，涌现出来的政党又以意识形态和纲领性议程为基础，依附主义从来不是政治权力的来源。相比之下，希腊和意大利在成为选举民主政体之前，并没有发展出现代官僚体系，在近代历史上一直使用公共就业来动员选民。结果是，它们长期无力控制公共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开销，直到今天。希腊和意大利遵循的次序更接近19世纪的美国而不是北欧诸国。民主的来临早于现代国家，使国家屈从于政客的利益。

我们将在第9章至第11章中看到，尽管美国搞出了依附主义，但在进步时代结束时已将之连根拔起，为任人唯才的现代国家打下基础。家族制以利益集团参政的形式返回，不过独特的19世纪依附主义已不再普遍。相比之下，尽管希腊和意大利已是工业化富裕社会，旧式的依附主义仍在继续。在美国，经济发展造就的新兴中产阶级成为进步联盟的基础。相比之下，希腊和意大利的经验显示，经济增长本身不足以让依附主义消失，新兴的社会参与者被招揽进相沿成习的依附主义体系，再被诱导照章行事。这进一步证明，政治发展不会遵循简单的途径，发展的组成部分可沿着平行的轨迹前进，最终却抵达不同的终点。

低信任社会

我要在一开始就指出，我讲的意大利是19世纪60年代才获得政治统一的社会，合并了相对繁荣、治理良好的北部和贫乏穷困、发展落后的南部。许多依附主义和政治腐败的特点被外国人用于整个意大利，但在历史上主要属于叫做梅索兹阿诺（Mezzogiorno）的意大利南部（罗马以南，包括西西里），而不属于伦巴第（Lombardy）、皮埃蒙特（Piedmont）、威尼托（Veneto）和托斯卡纳（Tuscany）。在意大利史学中，这被称为意大利的“南方问题”——南北两地的历史差异一开初为何存在？统一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为何没有缩小？事实上，意大利人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顾忌，不愿提及南部的与众不同。但这些差异太过明显，叫人无法忽略。[2]

对意大利南部和希腊的传统生活的社会学描述，相互之间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它们均缺乏社会信任，社会合作以家庭为主。[3]有关意大利南部的传统文献提到，那里的家庭和国家之间没有公民结社——非正式的团体和协会。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在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贫穷小镇的民族志叙述中，提出“无道德家庭主义”（amoral familism）的概念。在他笔下，其规矩是“使核心家庭短期的物质优势最大化，并认定其他所有人都在这样做”。只在直近亲属之间进行合作牺牲了人的宽广胸怀，使人们无法相信陌生人。“可给予他人的任何优势，必然以自己家庭为代价。所以，人们负担不起慈善的奢侈，即给别人超过他们应得的；甚至也负担不起正义的奢侈，即给别人他们应得的……对家庭之外的人，合情合理的态度是怀疑。”[4]政治学家约瑟夫·拉巴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指出，“亲友的交往仍占主导地位；家人、亲戚、邻居和村落，仍是赢得个人忠诚的最佳交往模式”。[5]政治学家悉尼·塔罗（Sidney Tarrow）研究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共产主义，他所揭示的文化围绕着“无处不在的暴力及死亡意识、女人在社会中的谦卑地位、腐败在经济和政治中几近神秘的作用”。他以班菲尔德的研究为出发点，作出进一步断言：“在意大利南部，有些人参与现代的中间组织，取得第一手认知，但出于某种原因，仍视之为非法或腐败，而予以拒绝。”[6]他的见解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经典研究《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中获得大量实证。帕特南设计公民参与的测量实验，如报纸的读者群或体育俱乐部的会员，结果发现意大利北部有强大的社团纽带，而意大利南部要么没有，要有也是非常薄弱的。[7]

在19世纪的传统希腊乡村社会也有非常相似的现象。社会学家阿波斯托利斯·帕帕科斯塔斯（Apostolis Papakostas）指出，“把人组织起来的唯一可行办法，是通过家庭——这种社会组织在现代希腊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其结构因地而异”。[8]犹如意大利南部，忠于家庭就会导致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政治学家基斯·莱格（Keith Legg）这样写道：

家庭成员必须联合起来，以应付外人威胁……欺骗国家、陌生人和同事都是可接受的，经常还被当做聪明的证据。村民经常不愿与陌生人建立直接或新的关系，甚至与同事邻居都关系紧张……村庄中的房屋互相保持距离，大多数事件不会让村中其他人看到……当乡下希腊人住院时，亲戚会不断出现，检查医生本人及其治疗方法。[9]

根据这个描述，与希腊相像的不但是意大利南部，而且是我在《信任》中描述的其他低信任社会，如中国华南、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许多乡村。在这种社会中，邻居不是潜在帮手而是危险对手；居民住宅都是向内的，以防他人窥探家庭的财富。在这种社会中，企业往往是小规模的，由几代家人拥有，不会变成由职业经理掌控的大型现代公司。企业通常保持两套账本，准确的一套用于家人，另一套专为税司准备。猖獗的逃税在社会上被认可，因为国家只是另一危险的陌生人。[10]

希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化很少触及这些社会模式。在西欧国家，如英国、比利时和德国，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副产品，因为现代工业必须坐落在拥有港口和河流等交通枢纽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劳工的纪律将礼俗社会转化成法理社会，以现代劳动分工打破传统社区。

相比之下，希腊更吻合于巴尔干其他地区、中东和非洲很多当代发展中社会。那里的城市化不是工业化驱动的，而是整个村庄搬到城市，将礼俗社会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用帕帕科斯塔斯的话来说：“希腊的城市可被称作农民的城市，它的市民可被称作城市的村民；城市中的高水平社会凝聚，都以交织的网络和熟人的频繁交往为基础。”[11]希腊乡村以家庭为中心的低信任社会，就此变成20世纪初的都市社会。

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凑在一起，使原本就偏低的信任变得更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希腊的先是意大利，后是德国。其时，希腊社会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裂，终于在德国占领的终结前夕爆发痛苦的内战，一边是希腊共产党，另一边是先后由英国和美国支持的政府。卷入战争的双方犯下无数暴行，导致超过五万人的伤亡，留下的两极分化一直延续到今天。

意大利南部和希腊之间当然也有重大区别。前者历史上著名的黑手党在希腊找不到真正的对应物。尽管如此，这两个地区都以家庭主义、深度不信任和公民社团的缺乏而著称。社会不信任与依附主义和低效官僚的现象有关，初看上去还不明显，但确实如此。强而有效的政府创造社会信任，又因信任的存在而好办事。但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信任和强有力的政府都没有。

这种不信任的来源是什么？先预告一下我将在下一章中提出的论点，与其说是文化，倒不如说是非人格化的强大国家和法治在历史上的缺席。由于缺乏值得信赖的公共权威，家庭和个人只好自力更生，从事低层次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

希腊的早期民主

19世纪的民主到来之前，希腊从未有机会巩固成强大、合法和自主的国家。事实上，作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希腊没有自己的主权国家，却有抗拒奥斯曼当局——被称作游击队和盗贼（armatoloi kai kleftes）——征税的悠久传统。[12]部分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启发，希腊在1821年宣布独立，发动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不过，它未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在法国、英国和俄国派遣海军和远征军将土耳其人赶走后才最终赢得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希腊的解放是现在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最初实例之一。国际社会强烈的道德关切，加上自身的战略利益，促成军事上的干预。希腊独立在欧洲自由圈子中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诗人拜伦勋爵充当了他那个时代的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编按：法籍犹太人，1948年生，法国“新哲学”运动领军人物，曾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孟加拉国，介入反抗巴基斯坦的独立战争）。

希腊正式独立于1830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仍由外国人操纵。在欧洲大国的安排下，登上希腊王位的是巴伐利亚王子奥托（Otto），来自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家族。巴伐利亚人带来了军队和老练的官员，希望建立中央集权和非人格化的现代政府。像外来者试图在当代落后社会建立现代国家一样，奥托的顾问也无法渗透或控制希腊社会。他由此面临越来越大的抵制，在1844年接受宪法，允诺在1864年之前开放普遍男性的选举权。希腊成为欧洲首批选举式民主国家之一，比英国早了整整一代。像美国一样，希腊民主建立于现代国家的出现之前。[13]

英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在巩固民主之前开始工业化。这意味着，在选举权扩展之前，已有组织良好的工人阶级的开端。这允许纲领性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纷纷涌现，它们以工会运动为基础发展起来。犹如许多当代发展中国家，这个次序在希腊是倒过来的。希腊人是一流商人，在奥斯曼帝国中控制了相当比重的贸易，是中东和欧洲之间的桥梁。[14]在19世纪70年代的外资流入之前，希腊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大规模的城市化发生于20世纪之交，但城市主要是行政、文化和商业中心，而不是工业就业的来源——有时也被称为“没有发展的现代化”。真正的工业部门要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出现，其规模仍小于西欧。[15]

受外国支配的软弱国家、创业资本家阶级的缺席、选举权和民主竞争的较早开放，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为希腊无孔不入的依附主义奠定了基础。19世纪的希腊政治并不围绕广大社会阶级及其各自利益组织起来，而是基于地区和氏族。康斯坦丁· 楚卡拉斯（Constantine Tsoucalas）认为，希腊没有地主资产阶级（如英国）和工业无产阶级，也没有组织政治活动的中产阶级精英（如西欧）。人们撤回家中以求安全，政治只涉及基于亲戚关系的荫庇网络；其存在理由不是意识形态或纲领性政策，而是为了人身安全。[16]

希腊没有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国家成了事实上的就业来源。19世纪的希腊政府开始将政治支持者塞入公共部门。到了19世纪70年代，希腊政府的人均官员数量是同期英国政府的7倍，其中资深部长的薪俸可达希腊最富有地主收入的一半。[17]在此借用一下本卷第3章的用词，希腊政府急剧扩大功能范围，接管一系列活动，包括本应留给私营部门的商业行为，但它的行政能力极其软弱。

19世纪中叶的希腊社会靠乡村的庇护人—依附者关系组织起来。转而，这个体系又天衣无缝地演变成民主的庇护式体系，其中的议员以提供工作和好处来控制选票。没有公共部门的改革，这一状态延续至特里库皮斯（Trikoupis，1875—1895年在任）和韦尼泽洛斯（Venizelos，1910—1933年在任）的政府。他们温和的措施，只在官员的教育水平和终身制上定下规则。[18]外部事件有潜力为政党体系的深化改革铺平道路。1922年，希腊被土耳其击败。这场灾难导致将近一百五十万希腊难民从小亚细亚迁回希腊，占当时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难民大多富有进取精神，为稍后工业经济的腾飞作出贡献，并且没卷入既有的庇护式网络。与此同时，苏联的崛起引发世界各地成立共产党，均以群众动员的思想形式为基础，包括1920年加入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希腊共产党。这些发展似乎在许诺，将会出现非依附式的新政治体系。[19]

广泛的参与和政治录用的新形式，确实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但希腊社会的两极化非常强烈，无法取得基本稳定。它步履蹒跚，承受一系列的政变和冲突，在30年代中期遇上寡头政权对民主的镇压，接下来又是多年的外国侵占和内战。从1967年到1974年，民主因七年野蛮的上校专政而中断。等他们下了台，稳定的自由民主制才又重新出现。这些社会冲突给希腊社会留下很深分歧，愈益加深不信任的程度。[20]

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显著之处是，它的经济现代化不同于英国和美国，没有促成中产阶级组成联盟，以改革国家和消除遍地皆是的依附主义为目标。恰恰相反，1974年后稳定的民主选举政体使希腊从择优的官僚体系走上回头路，愈加精致的依附主义稳步扩展。牵涉其中的是两个主要政党，即中右的新民主党（ND）和泛希腊社会运动党（PASOK）。上校倒台后的希腊民主回归，被视作亨廷顿第三波民主的首个浪头，这本该庆祝。但人们对希腊民主政府的质量却从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其实希腊从未建立起真正的非人格化现代公共部门。这似乎与他人无关，直到2009年欧元危机爆发。

对国家的攫取

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希腊依附主义，我们所要讨论的已不再是支配19世纪希腊政治的地方要人及其党羽。面对大量选民的希腊政党，已演变成更为复杂、组织良好和动员选民的组织，有点像19世纪后期的美国政治机器。[21]

这个体系已支配了希腊政府，情形正如乔治·马夫罗戈尔达托（George Mavrogordatos）通过教育和银行的案例所展示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招募大学生到中学教育体系工作的机制是自动的，只凭递交申请书的先后次序。它仅有非常局限的择优标准的限制，由于申请人超过就业机会，助长教师数量的无节制增长，但至少还不受政治的操纵。等到泛希腊社会运动党在1993年上台，所有这一切都变了。执政党控制临时教师的工作机会，以之来奖励自己的追随者。此外，督察长制度被取消，现任校长的实际职权被降级，对教师绩效的择优评价一概废除，为自动晋升体系铺平道路。这些反精英或亲社会主义的措施，在意识形态上是正确的。但它确保的不是大众参与（这在教育领域中是很可疑的目标），而是政党对全权任命的控制。

同样的事也发生于国有的希腊国家银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它是希腊政府内备受尊敬的精英部门，其中约90%的员工都是通过考试招聘进来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上台之后，将银行的全部薪资增加50%（它有多达一万六千名员工），允许新员工不参加竞争性考试。庇护式任命因此从全体员工的10%升至40%，而晋升的决策尽入政党的囊中。马夫罗戈尔达托向银行人事经理询问员工总数，得到的回答是，只有在法院命令下才能透露这一数字。[22]

在上述情况中，使教师和银行员工招聘变得政治化的是泛希腊社会运动党。但两个主要政党，都积极参与在公共部门安插自己的追随者。它们在1981、1989、1993、2004和2009年轮流上下台，每次选举结束后，清除对方的政治任命，代之以自己人。强大的希腊公共部门工会已通过谈判定下规则，保证许多公共部门雇员的终身任期。与其每次执政党有变就要改换大批员工（如美国的庇护政治），希腊国家代之以扩展规模，以容纳新人。不用说，这两种做法无助于改善官僚体系的质量。不断扩大的公共部门，大大加深了希腊的预算赤字和债务危机。欧元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希腊的公共部门，发现希腊在2009年有70多万公职人员，是1970年的5倍。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被解雇的公共部门员工人数等同于私营部门的失业人数，但公共部门的工资加奖金达到私营部门的一倍半。[23]

低质量政府

希腊的国家非常庞大，除了个别例外情形，质量却很差。自欧元危机发生以来，它的问题已在欧洲成为传奇：记录系统的缺陷引起土地证的频频失踪、法院案件积压如山、在医院和其他政府设施要等候很长时间。

希腊依附主义的起源并不难找，这是选举式民主政体太早来临的结果，让现代国家没有巩固的机会。在这方面，希腊的经验与美国没什么不同，也类似于拉丁美洲和南亚许多发展中国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希腊没有改革运动的兴起。希腊的中产阶级从来没有组成联盟鼓吹对官僚体系的改革。相反，像城市居民和小亚细亚移民那样的新参与者，被拉进既存的依附主义，不得不入乡随俗照章办事。

为何有些国家能改革依附主义，而希腊却不能？我会在第13章重回本题，对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经验作出综合性的总结。但希腊案例已有几个因素，隐含部分答案的所在。

第一，它没有本土国家的强大传统。希腊是古代的“民主发源地”，在现代纪元开始时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国内精英被招募去为非法的外国政权工作。希腊人为自由作出英勇奋斗，但单靠自己还是没有取得成功。外国影响在独立之后依然强劲，这在希腊首批政党与不同大国的关联中可见一斑，也见证于希腊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边界变迁。这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继续存在，希腊成了国际斗争大棋盘中一个小棋子。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在包括意大利的世界其他地区，共产党和激进左翼倾向于拒绝庇护政治，改之为基于意识形态的群众动员。冷战的局面令美国宁可支持依附主义的腐败保守党，也不愿接受清廉的左翼政党。

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希腊一面穷于应付金融危机，但其政治的中心问题仍是对外国影响的怨恨。例如，布鲁塞尔（编按：指欧盟）、德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外人，被看作软弱希腊政府背后的操纵者。相比之下，美国政治文化中也有相当多对政府的不信任，但民主制度的基本合法性深入人心。

对政府的不信任，与希腊无法收到税款有关。美国人大声说自己不喜欢缴税，一旦国会颁布新税，政府在执法上还是很积极的。跨国调查显示，美国按规矩交税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肯定高过地中海大多数欧洲国家。希腊的逃税现象非常普遍：餐厅要求现金支付，医生申报贫困线工资收入，未曾申报的私人游泳池装点着雅典的景观。据说，希腊的影子经济——未向税务机构申报的隐蔽收入——高达GDP的29.6%。[24]

第二，资本主义在希腊姗姗来迟。美国早早进入工业化，私营部门和创业是大多数美国人的主要职业。希腊很早就有城市化和现代社会的其他迹象，但未能建立工业就业的雄厚基础。由于缺乏创业机会，希腊人争取在公共部门找到工作，设法拉票的政客也乐意效劳。此外，希腊城市化的模式是整个村庄离开乡村，使乡村的庇护式网络完好无损。这种网络，如果遇上以工业为基础的发展，本来是会趋于瓦解的。

最后，它涉及信任，或被称作社会资本。[25]我在本章开头指出，希腊与意大利南部共享同一声誉，即它们都是信任非常低的社会。有些社会科学家认为，信任只是社会上其他力量的副产品，如有效能干的政府，或让人人都富起来的强大经济。也有人认为，缺乏信任是一种文化条件，它独立于（或用经济学家的说法“外生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系统性功能障碍的原因，而不是后果。

在我看来，希腊不信任的根源在于政治，特别是缺乏强大公正的国家。它多年来一直自我延续，久而久之形成文化习惯。无论是在希腊传统的乡村社会，还是在20世纪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不信任普遍存在。尽管希腊是世界上种族最同质的社会，却因家庭、亲属关系、地区、阶级和意识形态而发生分裂。希腊人从不把国家当作抽象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如德国和法国采取的方式，反把它当作可攫取来为狭隘党派利益服务的资产，从而使社会和政治的分歧愈益加剧。所以，现代希腊政党都不把国家改革列入自己的议程。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希腊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换取希腊债务的重组。但希腊政府在同意结束政党对庇护政治的控制之前，却宁愿考虑任何形式的紧缩。

在某种方面，意大利的情况与希腊非常相似。深度不信任和政治冷漠发挥着重要作用，削弱了意大利的公共行政。但意大利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意大利更富庶更多样化。它至少已展开对依附主义和由此而起的政治腐败的斗争，但它的现代化仍不足以带来完全现代的国家，与希腊相比也好不到哪去。

[1] Friedrich Schneider和 Dominik H. Enste，《影子经济：国际调查》（The Shadow Economy: An International Surve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34—36页。

[2] 参见See Jane Schneider，《意大利的“南方问题”：国内的东方主义》（Italy’s “Southern Question”: Orientalism in One Country）（纽约：Berg出版，1998年）；Judith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政治、权力和贫困：双城记》（Patronage, Power, and Poverty in Southern Italy: A Tale of Two Citie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P. A. Allum，《战后那不勒斯的政治和社会》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Post-War Naple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Sidney G. Tarrow，《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共产主义》（Peasant Communism in Southern Ital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7年）。

[3] Diego Gambetta，《西西里黑手党：私人保护的生意》（The Sicilian Mafi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75—78页。

[4] Edward C. Banfield，《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伊利诺伊州葛伦科：自由出版社，1958年），85页，115—116页。

[5] Joseph LaPalombara，《意大利政治的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s in Italian Politic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38页。

[6] Tarrow，《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共产主义》，54—55页。

[7]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年）。

[8] Apostolis Papakostas，《斯堪的纳维亚为何没有依附主义？》（Why is There No Clientelism in Scandinavia? ），载Piattoni编，《依附主义、利益群体和民主代表性》，46页。

[9] Keith R. Legg，《现代希腊的政治》（Politics in Modern Greece）（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9年），36—37页。

[10] 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纽约：自由出版社，1995年），97—101页。

[11] Papakostas，《斯堪的纳维亚为何没有依附主义？》，48页。

[12] 我要感谢Elena Panaritis对此的观察。

[13] Legg，《现代希腊的政治》，52—56页。

[14] Nicos P. Mouzelis，《半边缘地区的政治：巴尔干和拉丁美洲的早期议会制和后期工业化》（Politics in the Semi-Periphery: Early Parliamentarism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Balkans and Latin America）（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6年），40-41页。

[15] Nicos P. Mouzelis，《资本主义与希腊国家的发展》（Capit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k State），载Richard Scase编，《西欧国家》（The State in Western Europ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0年），245—246页。

[16] Constantine Tsoucalas，《19世纪希腊政治依附主义的问题》（On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Clientelism in Gree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载《希腊侨民杂志》（Journal of the Hellenic Diaspora）第5卷，第1期（1978年）：1—17页。

[17] Mouzelis，《资本主义与希腊国家的发展》，242页。

[18] Mouzelis，《资本主义与希腊国家的发展》，244页；George Th. Mavrogordatos，《从传统依附主义到政治机器：泛希腊社会运动党民粹主义在希腊的影响》（From Traditional Clientelism to Machine Politics: the Impact of PASOK Populism in Greece），载《南欧社会和政治》（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第2卷，第3期（1997年）：1—26页。

[19] Legg，《现代希腊的政治》，128—129页；Christos Lyrintzis，《军政府之后的希腊政党: 官僚依附主义的案例? 》（Political Parties in Post-Junta Greece: A Case of ‘Bureaucratic Clientelism’? ），载《西欧政治》（West European Politics）第7卷，第2期（1984年）：99—118页。

[20] 有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参见George Th. Mavrogordatos，《胎死腹中的共和国：希腊的社会联盟和政党策略，1922—1936》（Stillborn Republic: Social Coalitions and Party Strategies in Greece, 1922-1936）（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

[21] Lyrintzis，《军政府之后的希腊政党：官僚依附主义的案例? 》，103页；Takis S. Pappas，《在希腊制造政党民主》（Making Party Democracy in Greec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9年）。

[22] 这些案例及另外两个案例的讨论，见Mavrogordatos，《从传统依附主义到政治机器》。

[23] John Sfakianakis，《保护希腊公共部门的代价》（The Cost of Protecting Greece’s Public Sector），载《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12年10月10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对希腊公共部门的研究报告，估计政府就业人数在2008年达一百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22.3%。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希腊：中央行政部门的审查》（Greece: Review of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治理评论，2011年），71—72页。

[24] Susan Daley，《希腊财富无处不在，只是不在税表上》（Greek Wealth Is Everywhere but Tax Form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10年5月1日，另参见Daley，《希腊限制逃税的努力仅有很少成功》（Greece’s Efforts to Limit Tax Evasion Have Little Success），《纽约时报》，2010年5月29日；Schneider和Enste，《影子经济》，36页；Friedrich Schneider和Robert Klinglmair，《世界各地的影子经济：我们知道多少？》（Shadow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What Do We Really Know? ），载《欧洲政治经济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21卷（2005年）：598—642页。

[25] 参见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第1章。

第7章

意大利和低信任的平衡

政府质量在意大利各地的差异；意大利国家在南方的软弱；黑手党来自何方；意大利向依附主义和腐败开战；信任对好政府来说很重要

有位观察家以下列语言描绘西西里的著名城市：

意大利第六大城市巴勒莫（Palermo），既是黑手党的首都，又是地方政府受贿和腐败的全国象征。它在欧洲和非洲之间保持着危险的平衡。繁华现代大都市的门面背后，是摇摇欲坠的贫民窟、狭窄扭曲的小巷和老城潮湿的院落。其中的住房、医疗和卫生的条件，会让人联想起开罗和加尔各答，而不是欧洲的大城市。巴勒莫的生活是持续上演的戏剧：城市混乱交通的日常折磨、老城又一宫殿的坍塌、基本服务（垃圾收集或公共交通）的周期性中断、并不罕见的黑手党械斗、城市街道上布满弹孔的尸体。[1]

在意大利南部，地方治理的持续失败的一大表现是垃圾收集。在1976年，未收走的垃圾在巴勒莫街道一堆就是好几个月。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那不勒斯遇上类似危机，甚至惊动了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内阁。[2]道路建设好不了多少，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据《纽约时报》报道，意大利从2000年到2011年斥资一百亿美元，包括五亿美元的欧盟津贴，以建造从萨莱诺（Salerno）到雷焦卡拉布里亚（Reggio Calabria）的A3高速公路，由于严重的贪污和腐败，工程一直无法完工。[3]

罗伯特·帕特南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意大利地方政府的质量存在巨大差异，这项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学的准经典。他将之归因于公民参与的参差不一，即所谓的社会资本，而不是经济或政治的结构原因。他进一步指出，政府表现不佳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当地依附主义的悠久历史。

意大利“南方问题”的许多研究文献都以传闻为基础，但帕特南设计有关政府绩效的十二项定量检测指标，包括政府内阁的稳定、预算的准时通过、创新的立法、日托中心与家庭诊所的数量、官方的及时回应。然后，他收集意大利各地几十年的数据，证明政府服务质量确有南北之分：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伦巴第和翁布里亚（Umbria）的得分，持续高于西西里、巴西利卡塔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他的结果与意大利人对政府是否满意的各项调查不约而同。[4]

至此为止，帕特南只是为意大利人早已察觉的东西提供统计证据，等到要找出这些差异的原因，便引起很大争议。经济决定论者可能认为，政府质量是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产物，或是资源的产物。意大利南部比北部穷，可能无法负担高质量政府。帕特南指出，两个地区的差距持续多代，而当年的北部甚至比今天的南部还要穷。此外，光是资源还无法解释差异，因为意大利政府在战后几十年中，从北部朝南部调拨大量资金，以尽力帮助南部迎头赶上。在这段时期内南部确有很大发展，但北部发展得更快，使得总体差距依然如旧。

将之归因于不同的制度或政策也不行。意大利战后的政治体系是高度集中的，所有地方接受法式长官的统一治理。这个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改革，中央政府将大量本地决策权下放给地方，但总体结构仍追求全国各地的资源平衡。[5]无论是受罗马中央集权国家直辖的地区，还是允许自主决策的大体获得平等资源的地方——要说1861年以来的政治秩序应为发展的差异负责，都未免有点牵强附会。

因此，像爱德华·班菲尔德和其他一些南方观察家一样，帕特南认为意大利的功能障碍在于继承下来的文化价值，即社会资本。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自治城邦，如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它们的昌盛在中世纪就已开始，持续到文艺复兴。这些共和国按照自治的寡头制度组织起来，培养忠诚和信任的美德。相比之下，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诺曼国王，以中央专制统治塑造意大利南部，社会组织的主要模式是庇护人—依附者关系。所以，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的。在帕特南看来，这种差异成了有关信任和共同体的社会或文化习惯，绵延数个世纪。[6]

依附主义在意大利南部的起源

很不幸，要想作出一个历史的梳理，将意大利南部市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y）的缺席归罪于强悍的威权政府，还真有几个难题。首先，帕特南将当地的等级政治归因于西西里的诺曼王国，但它在1194年就已正式结束，继承它的是北方的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王朝，成员包括几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书第1卷第18章讲述，南部诺曼王国在叙任权斗争中代表独立的天主教，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并肩作战，反对皇帝亨利四世。）即使霍亨斯陶芬王朝延续了诺曼的早期传统——皇帝腓特烈二世确是伟大的中央集权者——这个王朝本身也在1268年结束。欧洲历史上的此刻，有个强大集权的诺曼王国在统治英国，另有个维京王国在统治丹麦。但无论是英国还是丹麦，都没发展出依附式政府的格局。不用说，很多情况在13世纪至19世纪之间的意大利发生，或许能对政府的当代模式作出更好解释。

将依附主义归罪于南部强大的垂直政权（与北部城邦的共和传统相比），还有第二个难题。我在第1卷指出，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是现代政府的必要条件，但没有说明特定社会中政治自由的程度。随着欧洲封建制度的退出，负责制的最终出现与否，关键在于君主（或国家）和社会中其他精英当权者之间的平衡。假如君主成功接纳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如法国和西班牙，涌现出的是弱专制主义；假如君主和贵族联手起来反对农民，如普鲁士和俄国，涌现出的是强专制主义；假如贵族强过君主，如匈牙利和波兰，涌现出的是地方暴政和孱弱国家。只有在英格兰，国家和贵族精英相对平衡，没有输赢，由此产生宪政。国家经常站在非精英一边来对抗贵族，并非出于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要剪去权力对手的翅膀。我们都知道，男爵通过大宪章来限制国王约翰的权力，但国王也在限制男爵和领主的权力，以保护佃户和非精英附庸。[7]

帕特南认为，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强大中央集权政府，这种垂直权力削弱了公民形成横向的信任或合作的能力。但在中世纪的此刻，没有欧洲政府能以中国或俄国的方式建起真正的中央专制国家，以穿透并控制整个社会。腓特烈二世之后的数世纪内，意大利南部的现实恰恰相反：中央权威持续软弱，无法防止贵族对农民的剥削。换句话说，意大利南部与其说像普鲁士和俄国，倒不如说像匈牙利和波兰。

像希腊一样，意大利南部本土中央政府的孱弱与国际政治有关。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王国，从霍亨斯陶芬王朝最终传到阿拉贡家族之手，又由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婚姻，合并到西班牙的治下，之后组成他们孙子查理五世的帝国。查理五世既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意大利南部先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成了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属地。拿破仑入侵后，把他弟弟约瑟夫推上王座。近五个世纪，两个西西里王国的主权首脑是遥远的外国人，合法性经常在地方起义中遭到质疑。意大利史学的一派认为，当地的低信任不是来自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而是由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分而治之。[8]

不管如何，意大利南部持久的依附主义是现代现象；近代历史的因素，要比古老诺曼王国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做法更为重要。反过来，我们应该看看，1861年在北部皮埃蒙特王朝支持下创建的统一的意大利；其时，南部的波旁王朝已被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推翻。北部来客第一次面对南部的社会现实，感到非常震惊。那不勒斯的新总督向意大利第一任总理卡米诺·奔索（Camino Benso，加富尔伯爵）汇报：“这不是意大利！这是非洲：在这些乡巴佬的旁边，贝都因人都成了公民道德的鲜花。”[9]

普鲁士在统一德国时将官僚和机构悉数“收归国有”，但皮埃蒙特王朝不同，它太小，无法完成类似的壮举。波旁王朝倒台后，控制全国新政府的北方资产阶级，遇上农民的暴动和混乱，不得已与南部的寡头政治达成协议，即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历史联盟（blocco storico）。[10]政治学家朱迪思·丘博（Judith Chubb）说：“不管是何种纲领，（南部精英）愿意向国会多数政府提供无条件支持，以换取庇护式公职和本地行政的完全自由。”[11]

传统的庇护人—依附者关系在意大利是古老传统。这两个名字（patronus and cliens）本来就起源于古罗马，所指的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高度形式化的法律关系，从罗马共和国的晚期起，就是罗马精英的权力基础。[12]领主和附庸的封建关系可被看作庇护式合同，其中双方的职责和权限都有明确规定。随着封建制度在南部的废除，这些正式关系演变成非正式的；地主利用手中的财富和政治关系，来控制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农民。

这种传统的庇护政治（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乡村社区），分阶段发展成依附主义的现代体系。在希腊的情况中，社会还没有获得强大自主的国家时就引进民主。根据路易吉·格拉齐亚诺（Luigi Graziano）的研究，在1860年至1922年的自由共和国中，“政治组织围绕的是身份和庇护人，而不是思想和切实可行的方案，不仅吸收中和了反对派，而且掏空了‘政党’这个概念的原意，只剩下一盘散沙般的依附者”。正如处在庇护式体系中的美国情形，这对政府质量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保持体系运转的奖励带有特殊主义的性质，部长作出的奖励和制裁，也得带有同样特殊主义的性质。所以，他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自由，以逃避官方的行为规范。”[13]根据我们先前的定义，这个体系还不算真正的依附主义，因为意大利还缺乏大众政治。意大利的选举权扩展比希腊慢得多，在1882年人口中享有投票权的仅占6.9%，要等到1913年才出现男性普遍选举权。[14]

像希腊一样，意大利南部的工业化也姗姗来迟。统一的意大利全国政府引进关税，以保护北部的工业和南部的低效地主。北部工业向南部的供应愈益增加，结果是以工业为代价，增强南部地主阶级的影响力，并鼓励南部中产阶级购置地产，参与当地的寡头政治，而不是自行创业。拿破仑废除封建主义（在西西里的废除晚于意大利大陆南部）之后的公共土地瓜分，以及1860年之后的教会土地瓜分，创造了众多机会，频频引发各社会阶级为土地而起的社会冲突。北部中产阶级的利益与创建现代新国家的目标一致，但南部中产阶级融入传统的寡头政治。农民失去潜在的盟友，只得退居到日益贫困和边缘化的处境。根据格拉齐亚诺的说法：“（农民的）仇恨之前是针对远方的中央权威，因波旁王朝国王的家长作风而略得缓解，现在是针对地方上的新统治阶级。”[15]在意大利南部，没有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创业中产阶级。

弱国家与黑手党的兴起

黑手党——让外人联想起西西里的第一乃至唯一的东西——不是以某种方式存活至今的古老制度。犹如坎帕尼亚地区的卡莫拉（Camorra）和卡拉布里亚地区的光荣会（’Ndrangheta），它在19世纪的意大利南部有其特定的起源。有理论称，黑手党原本是富裕佃户（gabelloti），利用夹在地主和贫农中间的角色来向双方敲诈租金。[16]但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以一个优雅的经济学理论来解说黑手党的起源：黑手党只是民营企业家，功能是保护个人产权，因为所在社会没有国家的保护。换句话说，如果一方在私人交易中受骗上当，在秩序良好的法治社会，通常会上法院去告他的交易伙伴。但在国家腐败、不可靠和干脆缺席的社会，必须去找私人保镖，雇用他去威胁对方，如不付钱就要打断对方的腿。由此看来，黑手党只是简单的私人组织，提供通常是国家职责的服务——换句话说，以暴力威胁（有时需要实际的暴力）来强制执行产权。甘贝塔表明，黑手党崛起的意大利南部某些地区，恰好充斥基于土地、流动财富和大量交易的经济冲突，外加1860年后国家变质引起的政治动乱。[17]

使用暴力来保护产权，本来应该是合法国家的垄断权利，这样讲当然有很好的理由。如果没有垄断，保护市场本身也可成为激烈竞争的对象。黑手党成员很容易从保护转向敲诈，先造成威胁，再提供保护。私人保护也很容易演变成其他非法勾当，如卖淫和贩毒。甘贝塔认为，黑手党在西西里那样的低信任社会大有作为，可在短期内提供可靠保护。但它延续暴力和恐惧的氛围，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18]

国家力量和犯罪组织之间的反比关系，在意大利的法西斯阶段得到很好说明。法西斯主义通常被理解为威权政府的一种，比19世纪欧洲传统的专制政府更为强大，它囊括大众政党、指导思想、对国家的彻底垄断、魅力型领袖、对公民社会的压制于一身。[19]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政权，但他的版本从未达到像希特勒政权那样的中央集权，更别说斯大林的苏联。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从来没能深入南部，重组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它无法容忍的是暴力游戏中的竞争对手，所以发动一个成功镇压黑手党的运动。但没有完全拆除其网络，也没有杀害或监禁其领导，只是将之纳入现有体系。所以，当1946年民主政权成立，黑手党迅速重新崛起。[20]

依附主义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意大利开放选举权。十年后由于墨索里尼崛起，这一民主实验遭到中断。在这段时期，第一批大众政党涌现出来。左边的是菲利普·图拉蒂（Filippo Turati）创建的社会党，成立于1894年，分裂于1921年。其激进派改名为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PCI），加入第三国际。[21]右边的是西西里教士唐·路易吉·斯图佐（Don Luigi Sturzo）构想的人民党（Partito Popolare）。它是以群众为基础的天主教政党，试图组织农民合作社，推动土地的再分配。所有这些政党在墨索里尼时期均遭到取缔，等到法西斯主义在1943年倒台后，很快又重新出现。

基督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 DC）作为人民党的继承者成立于1943年，原先设想是以群众为基础的进步政党，欲与意大利共产党争夺选票。它像早期的美国政党一样，在战后共和国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面临如何让群众选民前去投票的问题。它与组织起来的北部天主教工人保持着紧密联系，但遇上如何深入南部的问题。那里的社会，仍以地方精英和庇护式网络为中心。在战后的早期大选中，君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普通人阵线（Uomo Qualunque）等右翼政党在争取选票上相当成功。于是，基督教民主党改变战略，转而利用当地既存的庇护式传统。它借用现代的组织方式，建立总部设在罗马的等级制政党，以政党老板的网络在依附主义基础上招募选民。

在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20世纪50年代长期担任总理一职）的领导下，基督教民主党变成以群众为基础的现代依附式政党。[22]在许多方面，这个转变与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美国政党的转型非常相似。美国的转型是从庇护式政客的临时联盟，到组织良好的全国政治机器。意识形态——尤其是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亚文化的分裂——在战后意大利政治中继续发挥关键角色。但像社会党那样的团体，为了保持竞争力，必须愈益求助于依附式战术。[23]

依附主义在南部因政府的经济政策而获得加强。现代意大利仿照法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罗马可在全国范围重新分配资源。19世纪后期的自由主义政府，为了缓解南部贫困，开始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尽管这往往有助于北部工业对南部的优势。[24] 1950年，新共和国的政府设立发展部门南方基金会（Cassa per il Mezzogiorno），旨在促进南部的经济增长。它还充分发挥工业重建研究院（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的功用，这是一种国有工业的大型集团，能够提供融资、就业和政党庇护。国家在基础设施上花了不少钱，还对钢铁、石化和其他重工业作出重大投资。

工业政策的结果非常复杂。南部的人均收入和工业产值大幅增长，大批农民脱离土地。从1951年到1971年，农业就业人数由人口的55%降至30%；有些去了南部和北部的城市，但许多人离开意大利，前往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此外还有社会指标的巨大改进，如识字和婴儿死亡率，使其时的南部与19世纪时相比，不那么像“非洲”了。从1951年到1981年是南部的追赶期，其中南北之间的差距有所收缩（见表1）。但这些投资并没有将南部建成自给自足的大工业基地，南部许多成功公司只是北部公司的分支。意大利的北部增长更快，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有巨额资金的支援，两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悬殊如初。像希腊一样，意大利南部也是“无发展的现代化”的案例。[25]

表1. 1891—2001年的意大利各地区人均价值的增加（意大利=1）

来源：Emanuele Felice，《意大利各地区的长期不均（1891—2001）》

更重要的是，从政治方面考虑，南部的政府投资增长最终让政治依附主义走了鸿运。用一位观察家的话说：“从来不是国家或国民整体拨来款项支持这个或那个项目、房屋或学校的建造、公共工程或工业项目；永远是多亏了这个或那个地方议员、或当地基督教民主党书记的关心。”[26]像希腊一样，政治关系和操纵国家的能力成了通向财富和人身安全的途径，比私人创业更为可靠，从而强化了现有的南北差距，促成即将失控的政治偏袒文化。此外，庞大的公共支出，给更公开的腐败提供了充分机会。黑手党在战后南部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基督教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像许多国家一样，他们通过对公共承包的控制而获得报酬。20世纪60年代从萨莱诺到雷焦的公路竣工，与光荣会的兴起有关；那不勒斯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又与卡莫拉的兴起相连。[27]

“贿赂之都”与冷战结束

像希腊一样，共产党是意大利政党中受依附主义影响最少的，它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组织。但它是莫斯科的盟友，被怀疑只想以民主过程夺取政权，所以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即使常常获得25%至30%的选票。也像希腊一样，美国盟友从中施加影响，宁可选择蒙受腐败污名的民主政党，也不愿接受非依附式的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和其他小党能够提名总理的机会很少，支配战后意大利政治的是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内阁经常有变，但体系高度稳定，督导意大利成功崛起为主要的工业强国。

1989年冷战的结束，使这一切突然发生变化。随着苏联的崩溃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合法化思想的衰落，意大利共产党与莫斯科失去联系，于1991年宣布解散，为左翼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 della Sinistra）所取代。国内共产党威胁的结束，反过来又削弱了基督教民主党继续掌权的理由。其时，它已把整个国家拖进腐败和犯罪的泥沼。新政党涌现出来，特别是地方性政党北方联盟（Lega Nord）。它以中小型企业家为基础，烦透了意大利国家的腐败和南部的不断领取补贴。北方联盟好几次提议，为了躲避南部的腐败，干脆让自己从意大利分离出去。

许多人相信，黑手党、依附主义和腐败代表传统社会习俗，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将会逐渐式微。但久而久之，这三个现象反而变得更加强劲，冲出南部堡垒，污染了整个意大利。到20世纪80年代，有罪不罚的文化已经抬头，到处都是以公共资源来谋取私利，对此可以听听老一辈政客的下面一段话：

也许我太天真。我从不敢相信，会出现如此根深蒂固、四下弥漫的腐败。我一定能想象缴纳公益会费、资助会议、设晚宴招待和出版宣传刊物等，这些都要花费大笔金钱。但——我坚持，这都是确实的真相——我从来都没想到，他们竟是如此明目张胆的盗贼。当我发现，各党各派在定期按百分比收取公共合同的回扣，我感受到莫大的震惊。[28]

这一切在1992年的“贿赂之都”（Tangentopoli）丑闻中暴发出来。出人意料的是，它并非出自南部，反而涉及来自米兰的社会党政客马里奥·基耶萨（Mario Chiesa）。被捕时，他正试图将六千美元的贿赂冲下抽水马桶；很快发现他还卷入一系列更大的丑闻。调查的扩大导致社会党总书记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的入狱。这证明在攫取战利品时，社会党像基督教民主党一样贪婪。[29]

同时，黑手党的影响也从西西里扩散到整个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于国际毒品贸易的兴起，意大利犯罪组织的力量大幅增长，情形一如拉丁美洲。地盘争夺，导致巴勒莫等南部城市的敌对家族参与血战，特别是暴力派“科莱奥内人”（Corleonesi）得以崛起。南部许多个别政客本来就与黑手党有联系，由于巴勒莫前市长萨尔沃·利马（Salvo Lima）的反戈一击，这些关系变得更加系统化。利马前来投靠基督教民主党的老牌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所带来的不只是强大的政治机器，还有与犯罪组织的广泛联系。[30]

当然也有对抗和抵消的力量。意大利司法部门在1968年全球起义后招募大批怀抱理想主义的律师，增强自身的自主性。这些左倾法学家在工作中稳步上升，到80年代，已有能力向根深蒂固的政治精英提出挑战。司法调查的对象，包括安德烈奥蒂、克拉克西和贝卢斯科尼，反过来指控司法部门怀有政治动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这些法官倾向于把矛头指向右翼政客，而不是左翼政客。许多法官心甘情愿持异常勇敢的立场，剑指腐败政客和黑手党头目。还有不少富有使命感的法官，其家族传统就是要承担公民职责，与西西里的潮流格格不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调查，导致黑手党向国家尚余的廉洁部分发起虚拟战争，有些法官和检察官惨遭黑手党的高调暗杀。高潮是1992年乔瓦尼·法尔科内（Giovanni Falcone）及其妻子和保镖的被暗杀，以及保罗·博尔塞利诺（Paolo Borsellino）稍后的遇难。[31]随着警长阿尔贝托·达拉·基耶萨（Alberto Dalla Chiesa）、检察官加埃塔诺·哥斯达（Gaetano Costa）和县长罗科·奇尼西（Rocco Chinnici）的被杀，公众舆论渐渐动员起来，以支持反腐败工作。冷战不再是腐败保守政客的靠山，“贿赂之都”丑闻和其他调查结果，终于迫使总理安德烈奥蒂和基督教民主党下台。该党在1992年的选举中表现很差，自1994年不再在意大利政治中发挥作用。[32]

现代化的失败

促使二战后政治体系垮台的事件，假如能像20世纪初的美国一样，为强大改革联盟铺平道路，意大利本来可以变得更好。不幸的是，事情的发展不如人意。媒体大亨贝卢斯科尼带头重组右翼，借助自己的企业帝国建立新的群众基础。以他为首的联合政府包括翁贝托·博西（Umberto Bossi）的北方联盟和詹弗兰科·菲尼（Gianfranco Fini）的民族联盟（Alleanza Nazionale）。这两个政党，加上他自己的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收留了不少基督教民主党旧人。这个不同组合的联合政府在意大利执政，先是1994年，中间是从2001年到2006年，后是从2008年至2012年。

贝卢斯科尼在公众眼中是现代开放的政客，走里根—撒切尔的路线，希望降低税收，改革和精简国家机构，使之运行得像他的企业那样有效。不幸的是，贝卢斯科尼自己就是旧体制的产物，他的依附式思维已经定型，只是为其添加上了新的媒体技术。如果说现代国家的精髓是公私利益的严格分开，贝卢斯科尼却在奔赴截然相反的方向。他利用自己在报纸、电视和球队的持股，建立起大众政治基础，在三个任期中，不仅未能启动意大利公共部门的认真改革，而且激烈攻击独立的司法部门及其针对自己的贪污调查。他任命的部长人选和颁布屏蔽被告人的法令，削弱了曾帮助摧毁旧政党体系的净手运动（Operation Clean Hands）。[33]贝卢斯科尼让议会多数派给自己提供豁免权，拒不遏制无论外在还是实质的利益冲突。在他的治下，南部的依附式政治持续不减，毫无变更。在2011年至2012年的欧元危机中，西西里无法控制自己的公共财政，以致被称为“意大利的希腊”，更加剧了全国财政的虚弱。[34]

改革联盟未能在意大利出现，部分原因在于北方联盟及其领导人翁贝托·博西。它的社会基础在充满现代气息的意大利北部，主要是小企业主和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受够了腐败和意大利国家的低效。不幸的是，博西发展党务的中心议题不是国家改革，而是民粹主义，如反对移民。他和他的政党也用依附式方法来赢得选民，对贝卢斯科尼的滑稽表演表示默许，以便自己继续执政。这个社会团体，本来应该是改革联盟的中心力量，现却变成中立派。[35]

贝卢斯科尼的几个总理任期中间还出现几个左翼政府，但也乏善可陈，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一些温和改革，重点放在大学、地方政府和官僚机构的繁琐程序，具有一定效果。但从未出现强有力的领导和亟须改革的共识，来改变意大利国家的性质，让它从庇护政治中彻底解脱出来，将更多经济纳入正规部门，控制国家行政的总体规模。

外部力量本来可以提供改革整个体制所缺乏的政治意志。意大利在1999年进入欧元区，给罗马带来强大压力，非达到预算目标不可。一旦进去了，像希腊一样，财政纪律却又变得松懈了。第二次机会是2009—2011年的欧元危机，贝卢斯科尼被迫下台，换上非民选的技术官僚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不过到2012年底，蒙蒂也被迫下台。新大选的共识，如果有的话，却是反对较为认真的结构性改革。中间偏左联盟的新领袖马泰奥·伦齐（Mattoo Renzi）能否改变这一体制尚有待观察。

希腊和意大利南部一直是依附式政治的家园，值得关注的是，它们虽是现代工业社会，但不同于德国、英国和美国，在改革公共部门和消除庇护政治上都乏善可陈。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的相似性相当惊人。相比于欧洲其他地区，它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得较晚。它们贫穷落后，在就业和经济发展上依赖国家，经历“没有发展的现代化”。在合法性和能力方面，它们的政府都相当单薄。

希腊和意大利有很大不同：意大利已有改革联盟的雏形，而希腊什么也没有。我一直强调意大利南北之间的地区差异，但冲突并不受领土的严格限制。许多观察家指出，北部也会经历腐败和依附主义，南部也能出产公德心很强的人，如乔瓦尼·法尔科内。朱迪思·丘博解释那不勒斯在20世纪70年代如何经历了公德心的重建，而巴勒莫却依然故我；西蒙娜·皮亚托尼（Simona Piattoni）指出，意大利南部的依附主义各式各样，有些对发展并不具有敌意。[36]相比之下，在希腊很难找到有志于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选民团体。

信任的重要性

我在上一章的开头指出，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的社会特点是社会的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既是对政府的又是对同胞的。信任和良好政府之间有没有关联？如果有，那又是什么？[37]

信任作为人的属性，在本质上没有好坏之分。如果我生活在充满小偷和骗子的场所，轻易信赖他人就会让我陷入麻烦。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会遵循像诚实、可靠和开放那样的社会美德，那么信任就会作为副产品存在于这个社会，这样的信任才会大有价值。信任只有成为守信行为的普遍条件才有其意义。在这种条件下，它成了合作行为的标志与促进者。当然，机会主义者也可利用他人的信任来行骗。不过，如他想生活在社群中，这样做就会迅速导致他人的排斥和回避。

生活在高信任社会中有很多好处。合作在低信任社会中也是可能的，但要通过正式机制。商业交易需要厚厚的合同、诉讼、警察和执法，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果我住在一个犯罪率很高的社区，我可能要随身携带武器，或在晚上闭门不出，或换上昂贵的门锁和警铃，以辅助我聘来的私人保镖。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看到，在许多贫穷国家中，要有人整天留守家中，以防邻居来菜园偷窃或抢占房屋。所有这些构成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是生活在高信任社会的人无需担心的。此外，许多低信任社会从未意识到合作的好处，致使生意无法起步，邻居也不守望相助，等等。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公民和政府的关系。如果身边他人都这样做，人们变得更愿遵守法律。在本书上一卷，我提出证据表明遵循规范的习惯是人性中先天就有的，源于基因编码。在大多数社会中，政府监控和处罚违法的程度只能解释一部分遵纪守法；绝大多数守法行为源于看到身边他人都在遵守，自己也就遵循公认的规范。反之，如果官员看到同事受贿来让人插队，如果政客觉察到对手受惠于公共合同，他们就很有可能照葫芦画瓢。如果大多数公民都在偷税漏税（这在希腊和意大利是司空见惯的），缴足税金的人反而显得是大傻瓜。

所以，政府质量完全依赖于信任或社会资本。如果政府不履行关键功能——譬如，它不能保护我的产权，或不能保护我免受罪犯攻击或有毒废物污染——我就会考虑以自己双手做自我保护。如我们在西西里看到的，黑手党的起源就在于政府的失职，先是波旁王朝，后是意大利国家，都没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能。这也是人们雇用“光荣之士”来做私人保镖的原因。由于黑手党本身也不值得信赖，对政府的不信任，遂演变成对每个人的不信任。

低信任社会造成经济学家所谓的集体行动难题。不信任在社会交往上的作用是适得其反的。如果大家都可信，每个人都会得益。但对任何个体来说，都没有动力去成为第一个不受贿或第一个缴足税金的人。不信任会导致恶性循环，每个人都受困于所谓的低水平均衡。大家都变得愈益糟糕，却无法脱身。相反，如果政府清廉、诚实并有能力，人们就会予以信任并追随它的领导。

希腊和意大利南部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府，借用第3章的术语，功能范围很广，能力或力量却很弱。它们进入现代民主时代时，无缘继承普鲁士型的自主官僚体系。19世纪之前，它们都由外国人统治，这种与外国的关联让政府的合法性受到玷污。在名义上获得独立之后，希腊的制度和政党仍受外部势力的影响。在意大利南部，问题在于内部殖民，制定南部政策的是以北部为主的中央政府。在希腊和意大利，政府开始是庇护政治的来源，随着整个体制的民主化和群众的政治参与，又变成公开依附主义的来源。

国家机构庞大但软弱，社会信任徘徊于低水平，两者关系究竟如何？它们的因果关系似乎是双向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对政府缺乏信任导致个人寻求民间的解决方案，以求获得公共物品，如产权保护。解决方案可能以高度病变的形式出现，如黑手党；也可以是家庭自救，视自身资源为可靠行为的唯一源泉。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社会中明显的家庭主义只是自我防御的措施，因为超越家庭的信任仅获得异常软弱的制度性支持。

另一方面，社会不信任一旦形成文化，就会有自己生命力。对政府持怀疑态度，或担心他人占你的便宜，会促使你采取行为，反过来又会加剧最初的状态。你尽量避免交税，因为你视政府为腐败和非法的；即使你不愿去利用陌生人，也不指望合作会有好的结果。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会陷入这一困境。我对质量高低不一的欧洲各国政府做了一番扫描，从韦伯式国家的德国到依附主义的希腊和意大利。现在我想谈谈两个中间案例，英国和美国，它们的政府质量已有长足的改进。19世纪开始时，英国仍有庇护政治主导的文官体系，到19世纪70年代才取得改革的成功。美国在批准宪法后最初几十年仍有庇护政治，到19世纪30年代，又将之改造为成熟的依附主义。像英国一样，美国也进行改革，奠定韦伯式的现代国家。但美国政府的特殊形式——制衡制度——意味着，它建成韦伯式的现代国家要比英国晚，花的时间也比英国长。

[1] Judith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政治、权力和贫困：双城记》，1页。

[2] 参见《随着垃圾的堆积，那不勒斯向贝卢斯科尼开战》（Naples Blasts Berlusconi as Garbage Piles Up），《新闻周刊》（Newsweek），2010年10月27日。

[3] Rachel Donadio，《腐败被视作意大利南部的漏斗》（Corruption Seen as Steady Drain on Italy’s South），《纽约时报》，2012年10月8日，A1版。

[4]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67—82页。

[5] 帕特南看到了其他可能的解释因素，如教育水平、意识形态的极端化、选民对政策的共识、罢工次数和共产党的治理。所有这些与观察到的政府绩效的差异都没有密切的关联，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116—117页。

[6] 帕特南看到了其他可能的解释因素，如教育水平、意识形态的极端化、选民对政策的共识、罢工次数和共产党的治理。所有这些与观察到的政府绩效的差异都没有密切的关联，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121—136页。

[7] 在波兰和匈牙利，君主制权力受制于宪法，以及对国王权力的制约。国王无力压制贵族的权力，是地主精英从15世纪末逐步取消农民权利的原因之一。意大利南部在统一前夕的情况更类似于这两个国家，而不是像普鲁士那样的强大中央集权君主制。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73—385页。

[8] 这是Paolo Mattia Doria主张的，但受到Benedetto Croce的批评，参见Gambetta， 《西西里黑手党：私人保护的生意》，77页。

[9] P. A. Allum，《没有政府的意大利共和国？》（Italy-Republic without Government?），（纽约：诺顿出版社，1973年），9页。

[10] P. A. Allum，《没有政府的意大利共和国？》（Italy-Republic without Government?），（纽约：诺顿出版社，1973年），3—4页。

[11]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20页。

[12] 有关该词的历史，参见Richard P. Sailer，《帝国初期的个人庇护》（Personal Patronage under the Early Empir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8—11页。

[13] Luigi Graziano，《意大利南部庇护人和依附者的关系》（Patron Client Relationships in Southern Italy European），载《欧洲政治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第1卷，第1期（1973年），3—34页。

[14]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19—21页；James Walston，《黑手党和依附主义：战后卡拉布里亚通向罗马的道路》（The Mafia and Clientelism: Roads to Rome in Post-War Calabria）（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8年），48—49页。

[15] Graziano，《意大利南部庇护人和依附者的关系》，13页；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16—17页。南部的地主精英，像拉丁美洲的一样，但不同于英国的，往往住在城里，靠租金生活（Chubb，17页）。这意味着，没有像英国那样的促成农业商业化的创业地主，而设置城市生活规范的是传统精英，而不是工业资产阶级。

[16] Graziano，《意大利南部庇护人和依附者的关系》，8—9页。

[17] Gambetta，《西西里黑手党：私人保护的生意》，15—33页，83页。

[18] 有关黑手党起源，参见Alexander Stille，《优秀的尸体标本：黑手党和意大利第一共和国的夭折》（Excellent Cadavers: The Mafia and the Death of the First Italian Republic）（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95年），14—17页。在填补孱弱国家留下的真空上，黑手党既不是第一个犯罪组织，也不是最后一个。当代案例是准军事组织对哥伦比亚的困扰，当地山多林深，自古以来，国家在发挥权威上就有困难。富裕地主面临左派团体的威胁，包括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和全国解放军（ELN），开始雇用准军事组织，以保护自己的农场和牧场。这些组织发展成拥有大量火力的自治团体，涉及贩毒、勒索和一系列其他犯罪活动。21世纪的墨西哥也有贩毒集团的出没。该国警察在公民基本权利的执法上历来软弱，迄今未见改善，让贩毒集团有机可乘。

[19] 经典定义见于Carl J. Friedrich和Zbigniew K. Brzezinski，《极权独裁与专制》第2版（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2nd ed）（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另参见Juan J. Linz，《极权政权与威权政权》（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2000年）。

[20]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24—27页。

[21] Tarrow，《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共产主义》，101—102页。

[22] Walston，《黑手党和依附主义》，52—56页；Robert Leonardi和Douglas A. Wertman，《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支配的政治》（Italian Christian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Dominanc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9年）；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56—64页；Allum，《战后那不勒斯的政治和社会》，62—68页；Graziano，《意大利南部庇护人和依附者的关系》，24—27页。

[23] 有关意大利的白色和红色亚文化，参见Paul Ginsborg，《意大利及其不满：家庭、公民社会和国家，1980—2001》（Italy and Its Discontents: Family, Civil Society, State 1980-2001）（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3年），102—104页。

[24] Tarrow，《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共产主义》，25—26页。

[25]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30页。

[26]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75页。

[27] Ginsborg，《意大利及其不满》，203页。

[28] Ginsborg，《意大利及其不满》，181页。

[29] Alexander Stille，《罗马之劫：具有寓言历史和传奇文化的美丽欧洲国家遭到贝卢斯科尼的接管》（The Sack of Rome: How a Beautiful European Country with a Fabled History and a Storied Culture Was Taken Over by a Man Named Silvio Berlusconi）（纽约：企鹅出版社，2006年），120—126页。

[30] Ginsborg，《意大利及其不满》，204—205页。

[31] Ginsborg，《意大利及其不满》，205—208页。

[32] 有关Falcone和Borsellino的历史，参见《优秀的尸体标本》。

[33] Stille，《罗马之劫》，189—196页。

[34] 参见Rachel Donadio，《西西里的财政问题威胁意大利》（Sicily’s Fiscal Problems Threaten to Swamp Italy），《纽约时报》，2012年7月23日，A4版。

[35] 这一点由Gianfranco Pasquino指出，见《领导人、制度与民粹主义：比较视野下的意大利》（Leaders, Institutions, and Populism: Ital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载Gianfranco Pasquino，James L. Newell和Paolo Mancini合编，《自由西方秩序的未来：以意大利为例》（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estern Order: The Case of Italy）（华盛顿特区：跨大西洋研究所，2013年）。

[36]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219—232页；Simona Piattoni，《“良性依附主义”：南部问题解决了？》（“Virtuous Clientelism”: The Southern Question Resolved?），载Schneider，《意大利的“南部问题”》（Italy’s “Southern Question”）；Mario Caciagli，《意大利南部依附主义的长期性》（The Long Life of Clientelism in Southern Italy），载Junichi Kawata编，《政治腐败与依附主义的比较》（Comparing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Clientelism）（英国汉普郡：阿什盖特出版公司，2006年）。

[37] 关于信任与好政府之间的关系的概论，参见Rothstein，《政府的质量》，164—192页。

第8章

庇护政治和改革

19世纪初，英国和美国都有庇护式官僚体系；印度参事会是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的起因；中产阶级的联盟；英国为何从未发展出依附式政党

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初都有庇护式政府，与希腊和意大利没有太大不同。不同的是，它们改革公共部门，为更现代的官僚体系打下基础。在英国，受贵族支配的庇护式文官体系在短短十五年中获得改革，取而代之的是高学历的职业文官。在美国，庇护政治根深蒂固，将之铲除需要更长时间。共和党和民主党介入官僚体系的工作分配已久，顽强抵抗以择优录用取代政治任命的努力。经过两代人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终于在20世纪初完成了整个体制的修复。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能使政治改革变得困难。美国向所有白人男性开放选举权，比英国早了六七十年，不仅领先发展了大众政党，而且还开创了依附主义惯例。相比之下，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仍是限制性的寡头政体，在大众政党利用公职来拉选票之前，成功改革了官僚体系。

英国因岛国位置而享有相当保障，从未面临内陆国普鲁士遇上的生存威胁。它的海军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无数战争中变得专业化，但文官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庇护式的。议会负责制的确立带来压力，遏制最严重的公职滥权，但精英仍热衷于利用政府公职以增进亲戚、支持者和自己的利益。[1]担任要职的挑选标准仍是个人关系，而不是才干。请看塞西莉亚·布莱克伍德夫人（Mrs. Cecilia Blackwood）1849年写给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的信：“犹如溺水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并且在我看来这根救命稻草太重要了。你不但是英国最伟大的人，而且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我想到，你母亲和我父亲是表亲，我希望能走进你温暖的光辉之中。我们现在建议，送我儿子去剑桥……我满怀希望，他能在一段时间内，如果不是现在，借助你的光辉获得合适职位。”[2]任何社会都会有私人关系的交易，但在19世纪初的英国，如想获得公职，非得在精英小圈子中拉上关系不可。结果是，英国没有像普鲁士那样自主且精英的正规官僚体系，只有一个私人关系密切的公职人员集合体，他们的能力要打问号，训练更是通常踪影皆无。

1780年，伟大的政治家兼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攻击任人唯亲养成禄蠹（placemen）和挂空衔吃空饷（sinecure）的现象，这是试图遏制英国庇护政治的早期努力之一。[3]早期改革的另一对象是印度参事会（Indian Civil Service, ICS）。英国参与对印度的直接统治要到1858年印度发生叛乱之后。之前，它特许一家商业公司，即东印度公司，在处理次大陆事务上行使准政府的权威。“文职”（civil service）一词起源于印度，以区分东印度公司的文职雇员和武装雇员。[4]自愿参加印度参事会的人都不是英国社会的精英。特殊的工作条件和需要长期离家，使它成为辍学者、冒险家和职场失败者的避风港。借用亚当·斯密的话，一千英镑的东印度公司股票让你“分享的……不是掠夺品，而是掠夺者的委任权”。该公司的董事一职仅支付很少薪水，但可向朋友、亲戚和依附者提供工作和赚钱的良机，所以有巨大效益。[5]

尽管如此，印度参事会的工作多种多样，要求甚高，需要广泛的管理技能。公司董事会认识到，有必要提高官员质量，因此建立赫尔利伯略（Haileybury）学院，让年轻新生学习语言、数学、文学、法律和历史。政府认识到需要更加能干的文职官僚，便催促董事会在填补空缺时建立竞争性选拔，而不是用以往的提名方式。1833年，在讨论申请新的特许状的《印度政府法》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即后来的麦考莱勋爵）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提出印度官员的挑选应以公开竞争和学历为基础。从1834年到1838年，麦考莱又供职于印度枢密院（Supreme Council of India），发起对印度教育体系的改革，使英语成为印度教学和刑法的主要语言。[6]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最初拒绝公开招聘，因为这不符合自身利益。他们实际上是寻租联盟，把任命权留给自己，以谋取私利。此外，限制应聘者人数还牵涉重大的阶级利益：从1860年到1874年，送往印度的文职雇员中，近四分之三是贵族、绅士、陆军、海军、印度参事会和某类专能职业人等等各路能人的儿子。它的改革还须等待一名充满活力的年轻官员的上升，即查尔斯·屈维廉爵士（Sir Charles Trevelyan）。[7]

屈维廉出身男爵家庭，就读于赫尔利伯略书院，在东印度公司担任过各种职务，包括加尔各答副秘书长一职。他在改革之前的经历，使自己成了庇护政治的死敌和择优式社会的信徒。印度已变成“一向接纳英国职业人中废物和败类的污水坑”，他对此特别反感。[8]屈维廉在印度见到麦考莱，后来还娶了麦考莱的妹妹，两人在印度参事会的改革上密切合作。屈维廉后来转到财政部，1840年升任助理大臣，即事实上的财政主管。事实证明他是一名相当能干的行政人才，他注意到财政部组织混乱，像印度参事会一样，也承受着许多同样的功能障碍。[9]

屈维廉的合作者是史丹福·诺斯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后者是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在贸易董事会的私人秘书。1854年，他们共同起草了《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实际上，这篇刚刚超过二十页的文件，与其说是迥异于过去的大突破，倒不如说是过去十年中一系列改革报告的大成，改革对象是包括印度参事会在内的各公共部门。[10]它呼吁停止任人唯亲，把考试当作取得公职的前提。它还提议将日常文书工作和高级管理功能分开，为后者的候选人设置高学历要求。报告中视为必需的人文教育，在理论上对所有阶级开放，但在事实上将候选人局限于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才有把将儿子送去牛津和剑桥的金钱和关系。这些严格的学历条件使英国政府更接近普鲁士和法国的模式，还使之有可能发展成拥有凝聚力和自主性的文官体系。

像屈维廉那样的个人，憎恨以无能贵族为主的政府，从而迸发改革的动力。如果没有英国上流阶级的优越条件，这种改革仍是不可能的。如前面提到的，屈维廉是麦考莱的亲戚，麦考莱本身是格拉德斯通的亲信。《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问世时，格拉德斯通是财政大臣，在1868年升任首相，是他四次任期中的首次。诺斯科特是格拉德斯通的私人秘书，他们都是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的朋友。乔伊特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的院长，也是改革大学体系运动的领导者。[11]这些精英的个人关系足以在议会中建立联盟，推动《屈维廉—诺斯科特报告》的撰写和通过。这种运作方式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那里没有团结的精英，必须在更大更多元的社会一州一州地对改革理念进行辩论和表决。

英国的第二组精英，以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和商人组织的行政改革协会为首，也提倡官员的择优录用和考核制度。这个团体的思想渊源是边沁（Jeremy Bentham）和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约翰·穆勒之父）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们强调行政管理中的合理性和高效率，通过政治经济俱乐部和有用知识扩散协会等团体的传播，这一思想变得广为流行。约翰·穆勒自己曾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他对印度有比屈维廉略好的印象），在《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的起草阶段，写过有关改革的重要备忘录。[12]他们的主张与《屈维廉—诺斯科特报告》不同，所赞成的不是人文教育，而是以科学、经济和工程为主的技术教育，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提供而非牛津和剑桥提供的那类教育。他们认为，这些实用技能比希腊文和拉丁文更适合于政府官员，并能消减在牛津剑桥体系中占主导的上层阶级的优势。[13]

这些改良主义的思想广为传播，所借助的渠道是中产阶级阅读的大众新媒体，以及19世纪上半叶兴起的旨在促进工业、科技和改革的无数俱乐部和社团，如有用知识扩散协会。它们还得益于上一世纪发生的价值观大革命，即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谓的从激情到利益的转变。旧贵族是武士种姓的后裔，以荣耀、尊严和勇敢为重，蔑视绅士所不齿的商业和赚钱。工作本身不值得重视，这就是为何贵族孩子满足于凭借关系在牛津和剑桥逍遥度日，热衷于骑马、打猎和喝酒，而不是努力学习。相比之下，新兴中产阶级仅凭自己的刻苦和才华，加上创业的冲劲，正在创造大量新财富。[14]

大学体系如果不经大力改革，无法在这项新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19世纪初，英国大学的特点，借用理查德·查普曼（Richard Chapman）的话，已是“暮气沉沉、腐败成风、闲人满地”，牛津教授几乎已经停止讲课。他报告埃尔登勋爵（Lord Eldon）在1770年的毕业经过：“他要在考试中解答两个问题以测试他的希伯来文与历史：‘骷髅地的希伯来文是什么？谁创建了大学学院？’他告诉我们，他的回答是‘各各他’和‘国王阿尔弗雷德’，考官表示满意，再没问其他任何问题。”[15]这个改革过程到世纪中叶变得愈益激烈，大学承受一波波改革浪潮，以提高大学的水平和开放性，包括1854年《牛津法》、1856年《剑桥法》和废除宗教入学考的1871年《大学测试法》。此外，伦敦大学创建于1836年，与其他学校一起增加针对牛津剑桥的竞争，参与有关教育改革的辩论。在改善考试制度上，本杰明·乔伊特是关键人物，因此成了文官体系改革中自然的同路人。

众多机构出现改革，背后是醒目突出的社会事实：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加速，给社会结构带来巨大变化。大地主挥舞势力和权威的农业社会，迅速被都市社会所取代，引领潮头的是工业家和企业家。借用理查德·查普曼的话：

作为工业革命和“非国教徒的良心进军”促发的清教态度的结果，中产阶级激进派的重要性大为增加，他们越来越觉得政府有违正当的地方，主要都是庇护政治造成的。中产阶级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攻击是因为，他们认定土地贵族出于自身利益在实施庇护政治；事实上，庇护政治确是政府（包括陆军和海军）贵族体系的一部分，它既无效率，又理屈词穷无可辩解。[16]

为了让自己孩子上牛津和剑桥大学，找到文职官僚的工作，中产阶级群体于此有直接的利害关系。[17]

英国中产阶级要求在所有机构提倡普遍性的择优晋升，这样做确实是出于自身利益，不过是社会阶级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其中个体的私人利益。这与缺乏创业精神的意大利南部中产阶级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被纳入当地寡头政体，成为庇护网络的一部分。

1854年出版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没有获得即刻通过。更改文职官僚的录用条件，威胁到现任公职人员及其上层阶级的利益。1855年，枢密院颁布法令成立文官事务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允许少数职位的公开竞争。[18]这项报告的全部建议要到1870年才获得议会批准；其时，格拉德斯通已成为首相。如报告建议的，新法将官员划成两层，其中的管理阶层要求人文教育的资质标准，较低的行政阶层只要求包括英语和现代学科的“英国教育”。这个双层体系为中上层资产阶级后代开通就业渠道，也为凭借牛津剑桥的教育来通过新考试的旧贵族保留余地。

为官僚体系改革推波助澜的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英国参战陆军的行动计划漏洞百出。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在1855年指出，陆军的情报、战略和后勤都组织不善。这在媒体中引起轰动，要求对军队和官员进行大整顿。英国在穷兵黩武上远比不上普鲁士和日本，即便如此，战争乃至士兵和平民的生命危险，还是创造了和平时期无法形成的改革压力。[19]

英国公共部门的改革发生于扩大选举权之前，这一点至关重要。19世纪通过的三大改革法案，让英国从寡头政体演变成真正的民主政体（要到20世纪，选举权才扩展至妇女和少数民族）。1832年的改革消除了选举制度中的某些严重滥权，如腐败选区（仅有很少或根本没有选民的选区，仅仅是精英政客挂空衔的方便之门）。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每八名公民中仅有一人有权投票。[20]扩展选举权至大多数家庭，还须等待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在那之后，无资格投票者还占英国成年男性的40%，包括房客、租户、家仆、军人和水手。美国的同时可比数字为14%。[21]（我将在第三部分再来讨论这些法案为何获得通过。）19世纪30年代已在美国出现的选民动员和大众政党，要等到19世纪70年代才在英国出现。届时，自主官僚体系的基础已经奠定。等到英国政党可能受到诱惑将政府工作分配当作拉票良机，这道大门早已关上。

选举权扩大之后，英国政党在调动大批选民上还是磨磨蹭蹭的。在此期间，最倾向于依附主义的是保守党，或托利党。它的很多领导人是富有影响的地主，能指望非精英乡村选民的支持。保守党首相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本是庇护政治的铁杆用户，却支持1867年改革法案。原因之一是，他相信自己的党能继续控制扩展后的选民基础。保守党在未来几十年中发生分裂，一派是旧地主精英，另一派是新资产阶级精英；后者中不少人进入保守党，是通过封号而不是政府工作。辉格党或自由党是中产阶级政党，不热衷于让自己发展成大众政党。

英国工党动员工人阶级，最终取代自由党成为英国政治中第二大党。它是工会代表大会（Trade Union Congress）的政治手臂，后者是19世纪晚期组织起来的，正式成立于1900年。工党成长于各式各样的左翼运动，带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身为在野组织，无由左右政府资源的分配，要赢得支持者，必须依靠纲领性议题，如工作条件、工资和国家对工业的掌控。它第一次进入政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终在1924年依靠己身之力上台执政。但它仍然无法染指官僚体系，此外，它自己也已演变成制度化的现代政党。[22]

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是对传统庇护体制最激烈的突破。但平心而论，英国公共部门一直在从事渐进的改革，至少从1780年起，延续至今。后来涌现出许多改革委员会，包括1874—1875年的普莱费尔（Playfair）委员会、1886—1890年的雷德利（Ridley）委员会、1912—1915年的麦克唐奈（MacDonnell）委员会、1919—1920年的重组委员会、1929—1931年的汤姆林（Tomlin）委员会和1953—1954年的普里斯特利（Priestly）委员会。[23]公共部门最后一次大规模改革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主题是新公共管理。[24]

英国公共部门的改革历时长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尚未完成，但对庇护体制的铲除却是直截了当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批评家为改革制造声势，在媒体上获得广泛传播和辩论，以应对像克里米亚战争那样的意外事件。专家委员会随即深入研究，提出一系列建议，由议会颁布成法律。这个过程的最重要参与者同属一个精英小团体（英属印度是他们的共同背景），大多数身处伦敦。他们接受类似教育，相互熟悉，有些还是亲戚。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制利于快速决策，因为仅有极少的制衡。它在19世纪50年代没有联邦主义或地方分权，没有最高法院宣告立法无效，没有行政与立法的权力分割，却有严格的政党纪律（党领袖对党员议员的控制）。一旦英国的精英组成发生变化，中产阶级的参与者取代旧寡头，中产阶级的愿望能很快在立法中体现出来。

美国的情况不同，宪政制衡制度使公共政策的变化既困难又耗时。更重要的是社会差异：美国没有单一凝聚的精英，建国的民主基础令现有精英会不断遭遇新社会参与者的挑战。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没能从精英的庇护政治直接进入现代文官体系，反而花了一个世纪时间，走上受政党支配的依附主义弯路。对比英国，美国经验表明了两件事：第一，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不是特定文化现象，不代表在现代社会幸存下来的前现代做法；相反，它们都是早期民主国家进行政治动员的自然产物。第二，较为民主的美国的经验显示，我们现在所谓的“良好治理”与民主有内在的紧张。

[1] 有关在18世纪英国的政府服务性质，参见Henry Parris，《宪政官僚体系：英国中央行政自18世纪以来的发展》（Constitutional Bureau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entral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纽约：Augustus M. Kelley出版社，1969年），22—28页。

[2] 有关在18世纪英国的政府服务性质，参见Henry Parris，《宪政官僚体系：英国中央行政自18世纪以来的发展》（Constitutional Bureau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entral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纽约：Augustus M. Kelley出版社，1969年），53—54页。

[3] J. M. Bourne，《19世纪英国的庇护政治和社会》（Patronage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巴尔的摩：Edward Arnold出版社，1986年），18—19页。

[4] E. N. Gladden，《英国文官制度，1855—1970年》（Civil Servic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1855-1970）（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1967年），2页。

[5] Bourne，《19世纪英国的庇护政治和社会》，59页。

[6] Richard A. Chapman，《英国高级文官制度》（The Higher Civil Service in Britain）（伦敦：Constable出版社，1970年），12—13页。

[7] Richard A. Chapman，《英国高级文官制度》（The Higher Civil Service in Britain）（伦敦：Constable出版社，1970年），15页。

[8] Bourne，《19世纪英国的庇护政治和社会》，32页。

[9] Edward Hughes，《查尔斯·屈维廉爵士和文官制度改革，1853—1855》（Sir Charles Trevelyan and Civil Service Reform, 1853-1855），载《英国史学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64卷，第250期（1949年）：53—88页。

[10] John Greenaway，《庆祝诺斯科特/屈维廉：消除神话》（Celebrating Northcote/Trevelyan: Dispelling the Myths），载《公共政策与管理》（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第19卷，第1期（2004年）：1—14页。

[11] Chapman，《英国高级文官制度》，20页；Gladden，《英国文官制度，1855—1970》，19—21页。

[12] 参见S. E. Finer，《边沁思想的传播，1820—1850》（The Transmission of Benthamite Ideas 1820-1850）和Alan Ryan，《功利主义和官僚主义：约翰·穆勒的观点》（Utilitarianism and Bureaucracy: The Views of J. S. Mill），载Gillian Sutherland编，《19世纪政府扩展的研究》（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Nineteenth-Century Government）（新泽西州托托瓦：Rowman和 Littlefield 出版社，1972年）。

[13] 谢夫特，《政党与国家：美国历史经验》，47页。

[14]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主张》（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

[15] Chapman，《英国高级文官制度》，18—19页。

[16] Richard A. Chapman，《文官顾问委员会1855—1991：一个局的传记》（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1855—1991: A Bureau Biography）（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4年），12页。

[17] Jennifer Hart，《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的诞生》（The Genesis of the 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载Sutherland编，《19世纪政府扩展的研究》。

[18] Chapman，《文官顾问委员会》，17—24页。

[19] Chapman，《英国高级文官制度》，29—30页。

[20] Leon Epstein，《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纽约：普拉格出版社，1969年），24页。

[21] Morton Keller，《美国的三个体制：新政治史》（America’s Three Regimes: A New Political Histo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136—137页。

[22] Henry Pelling，《工党起源，1880—1900》（The Origins of the Labour Party, 1880-1900）（牛津：Clarendon出版社，1965年），第8章。

[23] Gladden，《英国文官制度》，18—40页。

[24] 有关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参见Michael Barber，《交付的指令：改革英国公共服务的战斗》（Instruction to Deliver: Fighting to Transform Britain’s Public Services）（伦敦：Methuen出版社，2008年）。

第9章

美国开创依附主义

美国与其他现代国家的不同；早期美国政府的性质和政党的崛起；杰克逊革命和美国民粹主义；庇护主义及其传播；依附主义和美国市政

自20世纪80年代的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时代起，将“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本主义与欧洲大陆的互作比较，已是家常便饭。前者赞颂自由市场、监管减缩、私有化和最小国家，后者以法国为主，强调国家的参与和监管，支持福利大国的政策。美国和其祖先英国确有不少共同的政治特点和政策倾向，但这种看法缺乏历史眼光，遮蔽了英国和美国在政治发展上的重要差别。在很多方面，英国的政治制度更接近邻近的欧洲大陆，而不是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章，即“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确定美国政治的“都铎王朝”特性。[1]根据亨廷顿所说，在17世纪定居北美的英国人，带来都铎时期或中世纪后期的政治实践。这些古老制度在美国本土盘踞下来，犹如冻结不变的古老社会一部分，最终被写入美国宪法。[2]这些都铎王朝的特性包括：普通法作为权威来源；普通法高于行政部门；法院在治理中发挥相应的重大作用；地方自治的传统；主权由多个机构分享，并不集中于中央政府；政府权力分割，而不是功能分割；司法系统发挥的功能既是司法的，又是立法的；依靠全民武装，而不是常备军。

亨廷顿认为，都铎王朝之后，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出了统一主权和中央国家的概念。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英国发展理性的现代官僚体系比普鲁士和法国晚，不过到19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也已完成。中世纪英国的地方管理机构演变成议会各选区，权威越来越集中于伦敦；光荣革命之后几年中，国会被理解为主权唯一来源；普通法依然神圣不可侵犯，但英国从未生出司法审查的理论或实践，即法院可宣称议会法案无效。相比之下，美国人紧紧抓住都铎王朝的制度不放：“因此，美国的政治现代化势头极弱又不彻底。在制度方面，美国政体虽不是落后的，但也绝非彻底的现代化……在当今世界，美国的政治制度仅因其古老这一点，就可以说是十分独特的了。”[3]

亨廷顿的看法得到一系列持美国例外论的作家的回应，他们也描述，美国在体制上不同于其他的发达民主国家。始于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和赫伯特·威尔斯（H. G. Wells）等，他们提出疑问，“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4]一直到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他在漫长学术生涯中对美国例外论作了广泛研究。[5]哈茨指出，美国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缺乏传承下来的欧洲封建阶级。北美作为新定居地（至少在欧洲人眼中），似乎是机会均等的国度，居民在生活中的地位全凭自己的劳动和才华。只有些微传承下来的不平等，无需强大国家来做财富再分配；却有对洛克自由主义的普遍信念，即人人都可自由帮助自己。非裔美国人是受种姓式限制的唯一群体，像欧洲白人工人阶级一样，最有可能赞成强大国家，以推进自己利益。[6]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李普塞特指出，美国诞生于一场革命，反抗以英国君主为代表的集权政府。自由被理解为反中央集权的，出于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自由思想生气勃勃，成为李普塞特所谓的美国政治文化的五大组件之一。[7]美国从都铎王朝那里继承了普通法的传统，在光荣革命之后又继承了无代表不纳税的负责制政府，所没有继承的就是强大的中央国家。英国的初期国家出现于诺曼征服之后，要等到18世纪初，才发展成强大统一的主权国家。反对英国的独立斗争，既加深了美国反中央集权的倾向，又确保新宪法将多种权力相互制衡奉为圭臬。早期美国的物质条件也不鼓励国家建设：它无须面对可能构成威胁的强大邻国，幅员广袤和乡村人口的分散，又使权力下放几乎成为不可避免。

乔治·华盛顿的朋友

哈茨称，不同于欧洲，美国白人没有界限分明的社会阶级，这并不错。但实际上，早期美国还是有基于教育和职业的阶级差别，比如纽约和波士顿的商人—银行家精英，以及弗吉尼亚的庄园主贵族。其时的精英是同质小群体，借用约翰·杰伊（John Jay）在《联邦论》第2篇中的说法，他们“是同一祖先的后代，讲同一语言，信奉同一宗教，执著于同一政府原则，在风俗习惯上也非常相似”。宪法1789年获得批准，之后的上层美国公共部门被描述为“绅士政府”，从某些方面看，与19世纪早期英国没有太大不同。[8]它又可被叫做乔治·华盛顿的朋友的政府，因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选出的人士，与自己非常相似，既有良好资质，又有对公共服务的奉献精神。[9]父辈是地主士绅、商人和职业人的高官比例，在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政府中是70%，在杰斐逊的政府中是60%。[10]美国建国时政治领袖的素质、《联邦论》的探讨深度、以长远眼光来思考制度的能力，令今天很多人感慨不已。这个强大领导班子之所以会出现，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当时还不是完全的民主政体，而是高度精英化的社会，很多政府成员是哈佛和耶鲁的毕业生。像英国精英一样，他们中许多人互相熟悉，或上同一学校，或一起参与革命或宪法的起草。

历史教科书在传统上将庇护政治的兴起定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1828年的当选。借用我们以前的术语，从1789年到1828年的美国政府，更准确地讲，应是庇护式体制，随后出现的才是依附式体制。自从托马斯·杰斐逊1800年当选，以及共和党人取代联邦党人，总统才开始使用委任权，让自己政治盟友担任要职，像1870年之前的英国首相一样。在92个获得允许的任命中，杰斐逊作出73个，因为“联邦党人继续掌控一切的情形，本来就不在期望之中”。他的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作出大致相等的任命。[11]无论联邦党人还是杰斐逊派别，所任命的对象都局限于地方显要的小圈子，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忠诚品质，具有良好的教养，满足从事政治的主要素质要求。[12]

对强大能干政府唯一有兴趣的建国之父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在《联邦论》第70篇至第77篇中，阐述“施政活力”的重要。作为第一任财政部长，他在这个当时的主要行政部门创建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但受到托马斯·杰斐逊的激烈反对。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阐述美国人对官僚体系和大政府的持久不信任：“……我们可能怀疑，我们的组织太复杂太昂贵，官职和官员出现不必要的增长，有时对本应获得推进的服务反而造成伤害。”讲这句话时，整个美国政府只有大约三千雇员！

政府注定会有快速的增长，到1831年已达两万人。考虑到国家大小和欧洲的标准，这仍不算是庞大的官僚体系。[13]直到南北战争，华盛顿特区只有约六万一千人，以纽约和费城的标准看仍是小镇，更不用说跟伦敦和巴黎比了。[14]联邦政府被分为两大类：高级官员包括内阁部长和他们的助理、海外部长、地方总督和局长等；下级职员包括海关官员、邮递员和测量员等。[15]虽说有初期的海军，但没必要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安全事项全靠当地民兵，大多数美国人平常打交道的是州或地方的政府。

政治动员与政党的兴起

如果不在前后关系中考虑现代民主和首批大众政党的涌现，就无法理解依附主义的兴起，美国是这方面的先驱。

除非你把罗马政客调来恐吓对手的依附人群也计算在内，否则在选举式民主到来之前，政党根本就不存在。它们的前身是庇护人和依附者当中的精英派别，我们可在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议会中看到它们的身影。基于私人关系的派系和庇护政治存在于所有威权体系，从君主制欧洲的朝廷到当代中国无一例外。唯有选举式民主的来临，才为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政党的成立创造了动力。[16]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没有政党的条款，建国之父中许多人对政党治理国家的想法抱有敌意。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论》第10篇中，对他所谓的“派系”危险发出著名警告。他指的是作为欧洲朝政特色的精英庇护网络，在他看来，这种派系当初导致希腊和罗马古典共和国的垮台。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告诫，要提防“政党精神的有害影响，这类冲突将会分裂乃至有可能摧毁新生国家”。他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也认为，“共和国分裂成两个大党……恐怕是我们宪法下最大的政治罪恶”。这些敌视源于这样的信念：政党只是共同体的局部代表，互相竞争只会导致分裂和不团结。他们希望，热心公益的个人出来领导国家，追求整体利益。约翰·亚当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仅有精英派别的特性，还不能算是现代政党。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组织反对派联盟，让首个真正政党的创始人之一杰斐逊成功登上总统宝座。[17]

建国之父在设计新民主政体的制度上非常有先见之明，但没料到，还要有妥善的机制来动员选民和管理大众的政治参与。在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中，政党发挥许多关键功能被公认是不可或缺的。它向志同道合的人提供集体行动的机会；让不同社会利益的人团结在共同纲领的周围；阐明共同关心的立场和政策，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创造个别政客的斗争所无法取得的稳定期待。[18]最重要的是，它们是普通公民动员起来、参与民主政治竞争的主要机制。[19]政党的出现，只是对选举权迅速扩展的民主政治体系的要求的回应，没有预先的计划。

尽管非裔美国人、妇女、原住民和无财产者不得投票，从一开始美国的选举权就比欧洲国家更为广泛。选举权的财产资格来自英国辉格党的古老观念：只有付税人（所以要有一定程度的财产和收入）才在政府中有份。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美国的建国原则是普通人的平等和自主。本着这种精神，许多州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取消财产资格。到那时为止，选举只是精英驱动的事务，现在一下子打开大门，迎来全新的选民阶层。

杰克逊革命

安德鲁·杰克逊来自当时仍属边疆的田纳西州，在1812年战争的新奥尔良战役中，击败英军而一举成名。他第一次竞选总统是在1824年，无论是全民投票，还是选举人团投票，都赢得最多选票，但还是被拒绝总统一职。由于其他两名竞选人的交易，即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和亨利·克莱（Henry Clay），最终选择权落到众议院的手上。使这种安排成为可能的是选举人团，这个制度是建国之父设计的，为了在总统选择上让精英实施更多控制。杰克逊斥之为东岸贵族孵化出来的“腐败交易”。他借助民粹主义的愤怒和新获选举权的群体的支持，在1828年顺利击败亚当斯。

杰克逊是直言不讳的拓荒者，而约翰·昆西·亚当斯是典型的精英，他们之间的强烈对比，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成了经久不衰的传奇。亚当斯属于东北部的精英集团，可说是波士顿的婆罗门，跟随父亲约翰·亚当斯在欧洲广泛游历，会说多种语言，以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哈佛。相比之下，杰克逊出身于相对平凡的村野之家，仅受过断断续续的正规教育，打仗和吵架的名声倒是远播在外。[20]正是杰克逊的非精英背景，让美国新增出的选民既感到熟悉又表示欢迎。今天，比较一下哈佛毕业的波士顿婆罗门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反精英的保守英雄萨拉·佩林（Sarah Palin），就可听到亚当斯和杰克逊的当年对比的巨大回响。

杰克逊的总统任期奠定了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谓的杰克逊民粹传统的基础。这个传统在美国政治中延续至今，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后的茶党（Tea Party）等团体中仍可听到它的回响。[21]这一传统的根源是所谓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在18世纪中间几十年，大批移民从北爱尔兰、苏格兰低地、英国北部与苏格兰的接壤地带来到北美。[22]在英国，这些地区的经济最不发达。驱使数十万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的正是他们的极度贫困。虽然很穷，但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他们都感到无比自豪。英国精英分子发现这种自豪有点讨厌，借用历史学家大卫·菲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的话，因为“弄不明白他们感到自豪的究竟是什么东西”。[23]

这些英国移民都来自一向非常暴戾的地区，数百年中发生的不是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就是这些军阀和英国政府的战争。这样的环境铸成强烈的个人主义，以及对枪支的热爱，这成为美国枪支文化的起源。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成为与印第安人对峙的好斗战士。杰克逊带领他的田纳西志愿军，把克里克印第安人（Creeks）从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北部赶走，又把塞米诺尔印第安人（Seminoles）从佛罗里达州赶走。[24]他们在当时的边疆定居，即从西弗吉尼亚州和卡罗来纳州到田纳西州和乔治亚州的阿巴拉契亚山区，还领导向西部的进军。例如，阿拉摩（Alamo）战役的英雄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和山姆·休斯顿（Sam Houston），在驱赶克里克印第安人的战争中，都曾是杰克逊的部下。这批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的后裔逐渐定居于一条狭长地段，从阿巴拉契亚山脉起，穿越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之后，更延伸至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一边是受强烈边疆精神驱动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另一边是以新英格兰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定居于特拉华河谷）为首的既有精英，两者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824年和1828年的亚当斯—杰克逊之争，除了要打破旧精英对美国政治的把持，还竖起了民粹主义的政治新品牌。

杰克逊1829年上台后说，既然自己在大选中获胜，就有权决定谁来掌管联邦机构，况且早先政府工作的庇护式分配已将公职变成精英的“物产”。[25]此外，他还阐述“简单工作的理论”，宣称“所有公共职位的职责那么简单明了，至少不难完成，以致任何聪明人都能胜任”。[26]之所以提出这种反精英讲法，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平均教育程度只略略超过小学水平。[27]杰克逊的体系就是频繁轮换在任的官员，因为“在做官上，没人比他人拥有更多的固有权利”，由此创造将政党支持者塞进官场的众多机会。[28]在政治竞选中，这些公职可被用来动员政治上的追随者。杰克逊开始将现存精英的庇护体制转化成大规模的依附主义。（在美国历史书上，传统上把它叫做“庇护式”或“分赃”体制。）[29]

随后几十年在美国演化出的政党制度，无论在联邦一级还是在市政一级，都是为了应付新民主政体的政治需求而自行涌现出来的。随着选举权的扩展，政客需要一种方式来说服支持者，或前去投票，或在游行、示威和集会中为自己摇旗呐喊。像关税和土地权那样的纲领性议案，对有些选民来说很重要；但要激活教育水平低下的贫穷新选民，工作承诺或个人好处更为行之有效。它发生于第一个尝试扩展民主选举的美国。这表明，随之发生的依附主义不应被视为“正常”民主实践的畸变或偏差，而应是在相对欠发达国家植入民主的自然结果。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一跃而踏进现代的政治体制。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杰克逊革命后出现的政治体制，成了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所谓的“法院和政党的国家”。[30]换句话说，发展最快的是两个制约制度，即法治和负责制。19世纪美国所缺乏的，是那种已建立于普鲁士、法国和英国的自主的中央官僚国家。

新兴政党对政府运作实施高度控制，以取代国家功能，这可在预算制订中看出端倪。在欧洲议会体制中，这项工作通常由行政部门来完成，但在19世纪的美国，却成了国会政党的禁脔。政党控制带来“全国政治的团结，政府形式和行政程序的标准化……政党内部操纵组织政府机构……通过任人唯亲、轮流分赃实现行政程序的惯例化，对散布各地的邮局、国土局和海关实行遥控”。[31]政党扮演这个综合性角色，代价就是放弃明确的纲领性目标，因为他们代表的庞大联盟仅有很少共同的目标。法院不让自己局限于司法功能，反而愈益为不同政府部门界定职责，监管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涉及实质性的决策。[32]所以，亨廷顿会说美国分割权力，而不是分割职能。美国立法和司法的机构，开始行使在欧洲政治体制中通常由行政机构承担的职能。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治理很差。在19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除了海关、邮局和土地分配，联邦政府几乎无事可干。美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分布在辽阔的疆域，因孤立的农场和村庄而趋于本地化。没有显著的外国威胁，因此也不需要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在意识形态上，洛克的思想遗产不会赞同让国家以黑格尔的普遍阶级（官僚）模式，成为公共利益的保护者。[33]

由于没有改革压力，政党经营的依附主义获得进一步发展，在南北战争之前达到某种程度的高峰。1849年，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在当选总统后第一年，撤换了30%联邦官员。民主党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在1857年撤换同样数量的官员，尽管前任也是民主党人，即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总统。[34]林肯在1860年当选后，面对大量庇护式要求而不堪重负；四年后连任，希望保留尽可能多的公职人员，因为“又要重复我当选第一年做的，光是想想就让我痛不欲生”。[35]军队本身也向政治任命开放，如丹·西克尔斯（Dan Sickles）。他是纽约政客，1861年被委任为准将，他的判断错误在钱瑟勒斯威尔（Chancellorsville）和葛底斯堡（Gettysburg）的战役中给联邦军造成了巨大麻烦。[36]讽刺作家阿蒂默斯·沃德（Artemus Ward）说，联邦军在牛奔河之役（Battle of Bull Run）的撤退，是纽约海关出现三个空缺的谣言引起的。[37]林肯抱怨他不得不应付络绎不绝的求官者；但他身陷这一体系之中，公职分配已成为组建政治联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像古代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一样，美国的战争证明也是对国家建设的激励。在内战期间，联邦军人数从一万五千上涨至一百多万，为了供养和运输这么多士兵，庞大的官僚体系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大厦获得改建，巨大的穹顶得以完工。内战也改变了美国人对自己的看法：战争之前，他们说的美国是复数，反映合众国的起源；战争之后，他们说的美国逐渐变成单数，即林肯不惜投入战争而救下的单一国家。[38]

但这个国家集权的时刻转瞬即逝，美国迅速返回深入骨髓的都铎传统。联邦军在战后迅速复员，重新成为派往遥远西部要塞的小型边防军。从事战争动员的行政部门也被解散，政府资源的控制重返政党之手。随着重建时期开始和南部各州回归，共和党的霸权周期结束，改为两党体系支配政治，直到那个世纪的终结。根据历史学家莫顿·凯勒（Morton Keller），战时国家的遗产只剩下名号，成了改用于党派政治的军事譬喻：如政治运动、政党旗手（party standard bearer）、普通党员（rank and file）和选区区长（precinct captain）等等。[39]

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高度组织起来的依附主义，程度远远超过内战前。由于美国疆域的迅速扩大和社会复杂性的不断增长，面对面的旧形式在全国范围让位于更加严密的等级结构，让政党用来分配好处和公职。[40]英国评论家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指出：“与欧洲同类相比，（美国政客）特点是，频频将整个时间献给政治工作；多数从政治工作中获得收入，剩下的也希望如此；主要来自收入和教养较少的社会阶层……很多精于大众演说、竞选和党务管理。”[41]“政治机器”（political machine）这个字眼表明，让19世纪后期的依附主义运转顺利，需要何等精湛的组织化。

老板和城市政治

美国依附主义在市政一级发展得最齐全，也存活得最长。政治机器遍及几乎所有东部、中西部和南部的主要城市，成为动员非精英选民的机制。[42]它们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和其他城市显得特别重要，19世纪末，大批东欧和南欧移民涌入这些地区，他们从未参与过投票。这些政治机器自发产生，以应对愈益增多的穷苦选民。这再一次表明，依附主义是激励这类人士的有效方法，应被视为民主参与的早期形式。它大大不同于存在于19世纪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人—依附者关系，那里的精英利用手中的财富和地位，来组织和支配大量的贫穷选民。相比之下，雄心勃勃但非精英的政客，把美国依附主义当作工具，向支持者提供实在好处，同时提升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有些研究政治机器的早期作家试图说明，美国依附主义具有文化或种族的因素，因为招募来的选民大多是爱尔兰或意大利的天主教徒，而改革派往往是地位较高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43]但政治机器也存在于肯塔基州的莱克星顿和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那里显然没有大批的新移民或天主教选民。真正的问题在于阶级，依附主义对教育程度较低的贫穷选民具有更为直接的吸引力。

市政一级的政治机器是美拉尼西亚头人和一语部落体制（见本书第1卷）的现代化翻版，只不过组织得更为严密。民选领袖向支持者分发好处，以发展政治支持的基础。[44]在19世纪的美国，即使像莱克星顿那样的小城，所需要的组织规模也很大。成功的老板试图与尽可能多的支持者保持个人关系，但需要中介来管理拉票、资源分配和选民监督，如选区区长和选区助理（ward heeler）。正是这些中介，掌握选民的详细资料，迎合他们的需求，分发多种多样的好处，如邮局或市政府的工作、感恩节的火鸡和烧火的煤炭。莱克星顿的老板比利·克莱尔（Billy Klair），在禁酒令实施时期，让他控制下的市警察有选择地执法。[45]

与美国城市政治机器有关的各式人物和故事，讲都讲不完。[46]最有名的也许是纽约市的坦慕尼大厅（Tammany Hall），作为慈善组织成立于1789年，正式名称叫圣·坦慕尼协会，在19世纪中叶受威廉·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的掌控，人称特威德老板。他和他的手下通过对公共合同的控制而大发横财。例如，纽约州议会在1858年批准建造法院大楼，预算成本不得超过二十五万美元。到1862年，大楼还未完成，特威德批准追加一百万美元。到1871年，法院大楼仍然没有完工，总支出已高达一千三百万美元。为此成立特别委员会发起专门调查，却仍然落在特威德的掌控之中。委员会甚至要付一万四千美元给特威德拥有的公司，以印刷调查结果的正式报告。[47]当代的印度、巴西和尼日利亚也有类似的故事，如果有人认为这种腐败只是当代穷国的发明，这实在是对历史的无知。

尽管有这些离谱的腐败，像坦慕尼协会一样的政治机器仍发挥重要作用。它动员受到边缘化的公民，让他们加入政治体系。这对新移民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因宗教、生活习惯和纯粹的异国色彩，往往受到现有精英的鄙视。城市政治机器就此加以利用，提供关键的社会服务——例如，选区助理可去市政厅为新移民当翻译——在19世纪的美国社会，这样做的其他机构很少。

穷人从政党机器那里获得好处，只是自己的长远利益在受损。促使他们组织起来的是个人好处的分配，而不是广泛的纲领性议题。所以，更难让他们加入工人阶级或社会主义政党，像英国和德国那样。那里的工人阶级政党，要求比较正式的再分配，如全民医疗保险或职业安全计划。社会主义之所以从未在美国生根，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通过短期的好处，而不是长期的纲领性政策，捕获了美国工人阶级的选票。[48]

我在第5章中作出区别，一种是相互交流好处的依附主义，另一种是更具掠夺性的腐败，如官员直接窃取，这是很重要的区别。但依附主义往往会演变成纯粹的腐败，因为政客有权按照自己意愿分发公共资源，本该发给依附者的钱，最终却落到自己口袋。这在所谓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变得很普遍，始于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当选总统的1869年，特点是一连串丑闻——动产信用公司丑闻（Crédit Mobilier affair）、威士忌小圈子（Whiskey Ring）、战争部长贝克纳普（Belknap）出售印第安要塞经商权（Indian post tradership），以及“工资抢夺”，即国会结束前给自己追溯加薪，从每年五千美元增至七千美元。[49]随着工业化发展和随之的财富积累，出现了居间调解私人利益和国会利益的游说者。特别是铁路企业，向联邦和州的议员提供捐献，以交换他们的支持。普遍认为，西部有些州实际上是在铁路企业的掌控之中。[50]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与当代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它有民主制度和竞争性选举，但选票可以公职交易收买。政府质量普遍较差，但在打仗或调节经济上，本来就没有太多期待，所以也不算是大问题。美国19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工业化，相关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开始慢慢建造它所需要的欧式国家。

[1]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93—139页。

[2] 在亨廷顿之前，这种说法见于Louis Hartz，《新社会的建立》（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纽约：Harcourt出版社，1964年）。

[3]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98页；也参见亨廷顿，《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merica vs. Europe），《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第18卷（1966年）：378—414页。

[4] Louis Hartz，《美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纽约：Harcourt出版社，1955年）。

[5] 参见西摩·李普塞特，《第一个新民族》（The First New Nation）（纽约：基本图书公司，1963年）和李普塞特，《美国例外论：双刃之剑》（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纽约：诺顿出版社，1996年）。

[6] 李普塞特，《美国例外论：双刃之剑》，113—116页。

[7] 其他四个组成部分是个人主义、平等（理解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民粹主义和自由放任。

[8] Frederick C. Mosher，《民主和公共服务》第2版（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ervice, 2nd ed.）（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58—64页。

[9] Patricia W. Ingraham，《择优的基础：美国民主政体中的公共服务》（The Foundation of Merit: Public Service in American Democracy）（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17—18页。

[10] Mosher，《民主和公共服务》，63页。

[11] Mosher，《民主和公共服务》，62页。

[12] Stephen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全国行政能力的扩大，1877—1920》（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31—32页。

[13] Paul P. Van Riper，《美国文官制度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Row, Peterson出版社，1958年），24页。

[14] Michael C. LeMay编，《改造美国：对美国移民的看法》（Transforming America: Perspectives on U.S. Immigration）（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Praeger出版社，2013年），第3章，表3.11。

[15] Mosher，《民主和公共服务》，61页。

[16] 参见Susan E. Scarrow，《现代政党的19世纪起源：政党政治的意外出现》（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The Unwanted Emergence of Party-Based Politics），载Richard S. Katz和William J. Crotty合编，《政党政治手册》（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Sage出版社，2006年）。

[17] William J. Crotty，《美国政党的起源和演化》（Party Origins and 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参见Susan E. Scarrow，《现代政党的19世纪起源：政党政治的意外出现》（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The Unwanted Emergence of Party-Based Politics），载Richard S. Katz和William J. Crotty合编，《政党政治手册》（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Sage出版社，2006年）。27页；Epstein，《西方民主政体的政党》，20—21页。

[18] 有关政党功能的概述，参见Gabriel A. Almond等编，《比较政治学：理论框架》第5版（Comparative Politic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5th ed.）（纽约：Pearson Longman出版社，2004年），第5章；Richard Gunther和拉里·戴蒙德，《政党的类型和功能》（Types and Functions of Political Parties），载拉里·戴蒙德和Richard Gunther合编，《政党与民主》（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1年）。

[19] 由于这个原因，对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来说，政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参见《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397—461页。

[20] 关于杰克逊的背景，参见Harry L. Watson，《老山核桃树的民主》（Old Hickory’s Democracy），《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ly）第9卷，第4期（1985年）：100—133页。

[21] Walter Russell Mead，《杰克逊传统与美国外交政策》 (The Jacksonian Tradi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载《国家利益》第58卷（1999年）：5—29页；Mead，《天意：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世界》（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纽约：Knopf出版社，2001年）；Mead，《茶党与美国外交政策》（The Tea Part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载《外交事务》第90卷，第2期（2011年）。

[22] 有关概述，参见David Hackett Fischer，《阿尔比恩的种子：英国四民俗在美国》（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605—782页。

[23] 有关概述，参见David Hackett Fischer，《阿尔比恩的种子：英国四民俗在美国》（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615页。

[24] 有关概述，参见David Hackett Fischer，《阿尔比恩的种子：英国四民俗在美国》（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621—632页。

[25] Jack H. Knott和Gary J. Miller，《改革官制：制度选择的政治》（Reforming Bureaucracy: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oice）（新泽西州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出版社，1987年），16页。

[26] 引自Ingraham，《择优的基础：美国民主政体中的公共服务》，20页。

[27] Kenneth J. Meier，《对庇护政治的咏叹：对最高法院最近两个裁决的批判性分析》（Ode to Patronag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wo Recent Supreme Court Decisions），载《公共管理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第41卷，第5期（1981年）：558—563页。

[28] David A. Schultz和Robert Maranto，《文官制度改革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Civil Service Reform）（纽约：Peter Lang出版社，1998年），38页。杰克逊实际上没有清洗大批旧公职人员，轮换体系将在未来几十年逐渐演变。Matthew A. Crenson，《联邦机器：官僚体系在杰克逊式美国的开始》（The Federal Machin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Jacksonian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5年），55页。

[29] 行政部门的政治化没有即刻发生，杰克逊本人只作出有限的任命，杰斐逊总统任期的精英公职人员仅减少7%。Mosher，《民主和公共服务》，63页； Erik M. Eriksson，《杰克逊总统治下的联邦官僚体系》（The Federal Civil Service Under President Jackson），载《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第13卷，第4期（1927年）：517—540页。

[30]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24页。

[31]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25页。

[32] Skowronek以1857年的斯科特一案为例说明，在国会无所作为时，法院插手颁布了实质性政策（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29页）。可能还会有人指出，罗伊诉韦德案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拆散的裁决，分别是法院在20世纪行使立法和行政功能的实例。

[33] 参见Michael Mann，《国家的自主权力：起源、机制和结果》（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载《欧洲社会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25卷，第2期（1984年）：185—213页。

[34] Schultz和Maranto，《文官制度改革的政治学》，43页；Ingraham，《择优的基础：美国民主政体中的公共服务》，21页。

[35] Harry J. Carman和Reinhard H. Luthin，《林肯和庇护政治》（Lincoln and the Patronag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年），300页。

[36] T. Harry Williams，《林肯和他的将军》（Lincoln and His Generals）（纽约：采葡萄图书公司，2011年），10—11页。

[37] Margaret Susan Thompson，《“蜘蛛网”：格兰特时代的国会和游说》（The “Spider Web”: Congress and Lobbying in the Age of Grant）（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5年），215页。

[38] Clayton R. Newell和Charles R. Shrader，《忠实完成任务：正规军在内战中的历史》（Of Duty Well and Faithfully Done: A History of the Regular Army in the Civil War）（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1年），3页。

[39] Keller，《美国的三个体制》，137页。

[40] Scott C. James，《从杰克逊时代到进步时代的庇护体制和美国政党发展》（Patronage Regimes and American Party Development from ‘The Age of Jackson’ to the Progressive Era），载《英国政治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36卷，第1期（2006年）：39—60。

[41] 引自Keller，《美国的三个体制》，136页。

[42] 政治机器为何在东部和中西部那么经久，却从来没有建立于西部，参见马丁·谢夫特，《地区对改革的接受程度：进步时代的遗产》（Regional Receptivity to Reform: The Legacy of the Progressive Era），载《政治学季刊》第98卷，第3期（1983年）：459—483页。

[43] Edward C. Banfield和James Q. Wilson，《城市政治》（City Politic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9章。

[44] 有关美国城市政治机器文献的概述，参见David R. Colburnhe和George E. Pozzetta，《老板和机器：美国历史中的变化解释》（Bosses and Machines: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载《历史教师》（The History Teacher）第9卷，第3期（1976年）：445—463页。

[45] James Duane Bolin，《南部城市的政治老板和改革：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市，1880—1940》（Bossism and Reform in a Southern City: Lexington, Kentucky, 1880-1940）（莱克星顿：肯塔基大学出版社，2000年），35—47页。

[46] 例如，参见Roger Biles，《大萧条和战争中的大城市老板：芝加哥市长爱德华·凯利》（Big City Boss in Depression and War: Mayor Edward I. Kelly of Chicago）（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4年）；Richard J. Connors，《权力周期：泽西市长弗兰克·海牙的职业生涯》（A Cycle of Power: The Career of Jersey City Mayor Frank Hague）（新泽西州Metuchen：稻草人出版社，1971年）；Rudolph H. Hartmann，《堪萨斯城调查：潘德加的倒台，1938—1939》（The Kansas City Investigation: Pendergast’s Downfall, 1938-1939）（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99年）；John R. Schmidt，《整顿芝加哥的市长：威廉·杰维尔的政治传记》（The Mayor Who Cleaned Up Chicago: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William E. Dever）（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9年）；Frederick Shaw，《纽约州议会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State Legislatur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4年）；Joel A. Tarr，《老板政治的研究：芝加哥的威廉·洛里默》（A Study in Boss Politics: William Lorimer of Chicago）（乌尔班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1年）。

[47] 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18页。

[48] 参见Richard Oestreicher，《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行为和美国的选举政治，1870—1940》（Urban Working-Class Political Behavior and Theories of American Electoral Politics，1870-1940），载《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4卷，第4期（1988年）：1257—1286页。

[49] Thompson，《“蜘蛛网”：格兰特时代的国会和游说》，35页。

[50] Thompson，《“蜘蛛网”：格兰特时代的国会和游说》，215—218页。

第10章

分赃体系的终结

美国为何在19世纪末需要现代国家；加菲尔德的遇刺和《彭德尔顿法》的起因；美国城市对政治机器的改革；形成改革联盟的社会新群体及其动机；总统的强大领导在促成变化上的重要性

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联邦雇用基础的依附式体系逐渐遭到拆除，（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其他美国城市的）新一代城市经理取代旧的政党老板。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韦伯式现代国家的基础奠定下来。曾发明依附主义的美国，成功完成行政体制的现代化。

从1854年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的颁布，到19世纪70年代现代官僚体系的建成，英国人在这段时期所做的，却花了美国人几乎两代人的时间。这反映两国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政治价值，还涉及美国比英国更民主，更猜忌国家权力；也反映英国威斯敏斯特体制比美国的制衡制度更能采取果断行动。美国至今还没能成功建成像其他发达民主国家那样的高效国家，特别是有专制传统的，如德国和瑞典。甚至，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看到，美国国家的质量自20世纪70年代起反而有大幅衰败，正在消蚀着上述进步。

自由至上主义的天堂

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初是小政府社会，罗恩·保罗（Ron Paul）和其他当代自由至上主义者希望它有一天会重现。联邦政府当时的税收仅占GDP的2%，主要是关税和实物税；实际的治理工作主要是在州和地方的层次；那时美国是金本位制，没有可自由裁量印多少钞票的美联储；军队也小，只负责边境安全，没有纠缠不清的对外承诺。总统是软弱的，真正权力在国会和法院之手。没有正式的任期限制，但两党的激烈竞争导致频繁倒手的国会，令大多数议员停留在业余水平。私人利益充满活力，不断扩充，通过贿赂和依附主义，成功攫取国会的不少权力。[1]

这种类型的政府适合于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农业社会。到了19世纪最后二十年，美国经济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最重要的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命，铁路和电报已统一美国整个大陆，大大扩展了市场规模。正如亚当·斯密所解释的，劳动分工仅受限于市场大小。越来越多美国人离开自己的农场和乡村，移入城市，定居于新开发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涉及科学技术在工业过程中的制度性应用。劳动分工不断扩大，在发展的社会方面促成巨大变化。工会、专业协会和城市中产阶级开始出现，根据《莫里尔法》（Morrill Act）在内战中建立的接受政府赠地的学院等教育机构，培养起新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铁路等新兴工业正在逃离地方监管。发展是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转而要求政治方面的变化，特别与国家有关的制度。美国需要像欧洲韦伯式国家那样的东西，以取代一直在治理美国的政党主导的依附式体系。这种转变在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加速。

官僚体系的诞生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883年《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之前，曾有过对公共部门的改革。南北战争之前，有些技术机构已设置以考试为前提的职位，如海军天文台和海军医疗队，并向某些工种提供更为安全的任期。然而，这与其说是为了争取精益求精，倒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政治任命的撤销。格兰特总统签署一项法律，授权成立文官顾问委员会，把正式执行择优制度定在1871年。但两年之后，国会担心它对庇护政治的威胁，撤销了这个机构的预算。[2]

改革运动往往如此，需一个外部事件来打破体系的平衡，迫使它走进不同的制度性秩序。1881年7月2日，新当选的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遭心理失衡的查尔斯·吉托（Charles Guiteau）枪击。吉托是一个求官者，认为自己应被任命为美国驻法国领事。加菲尔德在痛苦中挣扎两个月才死去。[3]暗杀引起的愤怒推动了旨在取消分赃制度的公共运动。新总统切斯特·亚瑟（Chester A. Arthur）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仍予以抵制，但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超然派（Mugwump）开始煽动要求改革。加菲尔德死后不久，全国文官改革联盟（National Civil Service Reform League）成立，参议员乔治·彭德尔顿（George H. Pendleton）提出法案，建议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造。1882年中期选举让民主党上台，许多现任议员因继续支持庇护政治而被击败。1883年1月，国会的本届成员读着墙上的笔迹，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此时新当选的议员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就坐。[4]

《彭德尔顿法》的思想渊源在欧洲，特别是十年前英国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在1879年，全国文官改革联盟的创始人纽约著名律师多尔曼·伊顿（Dorman Eaton），应总统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的要求，出版对英国文官体系的研究。[5]不过，欧式官僚体系最有名的倡导者是未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世纪80年代他刚刚完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在1887年出版了题为《行政管理的研究》的论文。[6]

威尔逊论辩说：“行政管理的科学”是在欧洲长大的，不存在于美国。“在我们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很难找到公正的科学方法。市政府有毒的氛围；州政府扭曲的秘密；华盛顿部门揭发出来的混乱、闲职和腐败；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无法相信，良好行政的清晰概念在美国是众所周知的。”

威尔逊主张的行政体制基本上就是马克斯·韦伯后来描绘的，他预想到委托人—代理人的框架，主张政治和行政的严格分离。[7]行政人员只是简单代理人，像其时刚出现的现代公司的经理人员一样，唯一职责只是有效贯彻。学过德语的威尔逊提及黑格尔，以及普鲁士和法国的官僚模式，认定那些政府“做事效率高到让人离不开它们”；还有它们太专制，因而不适合美国的民主条件，不过仍可充任改革目标的球门柱。他继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传统，认为最重要的是，强大中央集权政府在很多功能上是必不可少的，从监管铁路和电报的运作，到遏制试图垄断市场的大企业。他在一篇声明中完美地总结美国政府的进退两难：“英语民族，长期以来一直疏于行政方法的完善，却一门钻研对行政权力的遏制。它对政府的控制远远超过对政府的激励。它一直关注的，是敦促政府变得公正和温和，而不是变得灵活有效和井然有序。”[8]我们将看到，当他成为总统时，这位美国公共行政的奠基人发现，将自己的理论付诸行动会有多难。

《彭德尔顿法》是多尔曼·伊顿起草的，借鉴了英国改革的主要特色。[9]它恢复文官顾问委员会（伊顿成为它的第二任主席），建立（任人唯才的）行政分类体系，招聘不再是政党和国会的特权。它废除了强制捐献，联邦官员再不用将工资一部分上缴给任命自己的政党。由于美国政治的平等主义倾向，它没有以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的方式制定管理阶层。它确实建立官员的考试要求和择优录取的原则，只是标准比不上英国的。英国改革旨在吸引牛津和剑桥的精英毕业生进入官员行列，美国没有让哈佛和耶鲁的校友充斥政府机构的平行意图，只想起用适中教育背景的人才。[10]

美国改革的落实到位非常缓慢。在1882年，文官中仅有11%是分类的，这个数字到1900年增长到46%（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治下是8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是85%，此后逐年下降）。[11]国会继续紧抓它的庇护式权力，只有当即将离任的政党借此来保护政治任命时，才同意扩充职位分类。未分类工作仍是庇护政治的领域。在海斯、加菲尔德、亚瑟和克利夫兰（Cleveland）四届政府的换班易手中，少则68%、多则87%的第四级邮政局长在全国范围换人。[12]文官顾问委员会的权力时大时小，端看主席的能量和白宫的支持力度。多尔曼·伊顿在行使权力时小心谨慎，他的继任者往往胆子更小。

哈里森（Harrison）总统1889年让纽约的年轻新政客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主持该委员会，情形由此大变。罗斯福想把文官制度改革当作自己政治野心的核心，但是当他在1895年去职时，庇护式任命的数量再一次上涨。文官顾问委员会自身的官僚机制往往就是不灵光的；它发布命令要求所有晋升要遵循统一的规则，但在许多联邦部门内却得不到落实。[13]

类似的改革发生在每一座由老板和政治机器操控的美国城市。例如在19世纪末的芝加哥，操纵共和党政治机器的是威廉·洛里默（William Lorimer）。他先是联邦众议员，后是联邦参议员，向政治支持者分发食品、煤炭、退休金、奖学金、许可证和就业机会。他在调查自己行为的参议院小组面前作证：“我得到的庇护式好处，来自警长、县书记官、县司库、各法庭中的书记、州政府……我居住的城市中的大小任命，很少……不是出自我的引荐。”洛里默拥有一些与市政府签约的企业，凭借他所谓的“诚实行贿”，为自己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像其他城市一样，他的政治机器照看大批移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些选民涌入芝加哥，在新兴工业中找到工作。[14]

洛里默和他的政治机器遭到商人、职业人和社会改革者的反对。他们组成联盟，如市选民联盟和立法选民联盟，这些人往往是中上层的中产阶级人士，受过高等教育，住在芝加哥周边的新郊区。对市选民联盟五十名成员的抽样调查发现，其中三十人是职业人，以律师为主。这些团体在友善的报纸上发表有关候选人背景的报道和宣传，以制造反腐败舆论；还试图让政府不受政党影响，从而变得职业化。不无讽刺的是，这批人以民主名义发出呼吁，实际上却代表大体是新教徒的芝加哥上流社会，瞧不起洛里默让天主教和犹太新移民获得权力的方法。洛里默也对市政改革者表示蔑视，称他们是借改革之名以增强自己实力和影响的伪君子。当调查结果发现洛里默在参议员竞选中犯有欺诈行为，他的政治生涯即宣告结束。他的竞选结果被判失效，他本人因此而受到谴责。洛里默的崩溃并不表示芝加哥政治机器的结束。理查德·戴利（Richard J. Daley）的政治机器继续支配芝加哥的政治，直到20世纪60年代，其时的市长戴利还将芝加哥的选票“递交”给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

芝加哥的案例表明，美国市政的依附主义经常承担为民主化奠定基础的功能。地方精英没有掌控洛里默的政治机器，反而成了它的对手，最终还促使它的灭亡。政治机器分配资源的能力，在快速增长和种族多元化的城市中，还发挥凝聚和稳定的功能，犹如当代印度的依附主义也在凝聚并平衡包括种族和宗教在内的各式群体。

邻近的威斯康辛州的政治就大为不同，那里有主宰州议会的大铁路利益集团和木材企业。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1900年当选为州长，凭借的是农民、大学毕业生、政府官员和斯堪的纳维亚族裔的联盟。他随即创建自己的政治机器来提高铁路税收；制定政党的初选制度来取代老板支配的大会制度，以推举候选人；通过一系列工会支持者赞同的社会立法。他充分利用与威斯康辛大学的关系，视之为助手和思想的来源，甚至要校友在共和党大会充当“恐吓者”，以抵制共和党的坚定派（Stalwart）。拉福莱特在战术上不得不使用政治机器来打败政治机器，这一事实表明，政治机器以某种方式已变成政治中所固有的——换句话说，所有政治领袖必须组织联盟（尽管其成员并不总是有着同样的目标），经常还须依靠贿赂、利诱、恐吓和辩论等手段。伍德罗·威尔逊成为总统后，将会学到这一课。[15]

经济增长和政治变化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政治体制似乎构成稳定的平衡，所有主要的政治参与者都得益于自己分配庇护式好处的能力。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变化？

第一个解释是，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所在社会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英国中产阶级要求进入贵族庇护者支配的文官体系，从而推动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美国中产阶级在推动变革上发挥类似的作用，其中的差别是，它的对手不是贵族，而是根深蒂固的政党体系。工业化造就的新参与者在旧式依附体制中无由插足，组织起来成立利益集团，能在旧政党体系中向现状提出挑战。

第二个解释是，与此同时发生的观念蜕变，向旧体制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既谴责它的腐败，又提供接近当时欧洲模式的现代国家的愿景。思想水平的变化与社会变化紧密相连，进步时代的改革者，往往来自现代化造就的受过教育、身负专长、位居中产的阶层。但思想从来不是简单的“上层建筑”或阶级利益的依据。它拥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是政治变革的单独原因。

寻求改革的第一个群体是期待高效政府的企业界。在这个时期，美国资本主义发生巨大变化，出现像铁路公司那样的跨州大企业、依赖外贸的制造业、从自给自足转向商业经济作物的农业，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自身利益。像铁路那样的公司，发现很容易以庇护体制收买州立法机构，保护自身利益。支持改革的往往是都市的商家和厂家，低质量的政府服务让他们的利益蒙受伤害。“改革者反复传诵有关报道，称尚未递送的邮袋被遗忘在邮局的上锁库房；还在当地商会宣讲，普鲁士和英国海关处理同等工作量的效率是美国的四到五倍。”[16]城市商人想要干净街道、公共交通、公安和消防保护，却因政党对市政府的控制而不可得。引发《彭德尔顿法》的，还有对纽约海关的调查。海关经手大量贸易额，向美国政府提供近50%的全部收入，是共和党老板罗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控制的，也是庇护政治的主要来源。康克林的最终失败，反映了共和党内坚定派与混血派（Half-Breed）的权力斗争，最后的结果——海关采取择优招聘——符合纽约商界的利益。[17]

主张改革的第二个群体是涌现于19世纪末期的中产阶级职业人。日益增多的私营部门及其对技术专长的需要，创造了对高学历职业人的需求。同时，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私人资助者在全国各地建立新的高校网络，扩大了职业人的供应。这个职业人阶层看重自身的地位和能耐，对掌控市政的老板的粗野和文化低下颇有反感。他们还是纳税人，不愿看到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财流入政治机器老板的口袋。[18]

组成进步联盟的最后一个群体，是面对当代城市处境的城市社会改革者——如芝加哥赫尔大厦（Hull House）的创始人简·亚当斯（Jane Addams），她揭露城市穷人的险恶处境；以及改善穷人条件协会的领袖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他抨击坦慕尼政治机器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不善。[19]

没有思想，也就不会有社会动员。新兴的社会阶级确实存在——即具有相似背景、需求和地位的群体——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群体一员，就不会去采取集体行动。在这方面，知识分子能在解释世界上发挥关键作用，向公众阐释自身利益的性质，还可展望替代性公共政策可能创造的不同世界。多尔曼·伊顿、伍德罗·威尔逊、写出一系列有影响的公共管理书籍的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等，把现存美国机构描绘得相当负面，并建议师法欧洲。[20]

随后这些知识分子或自行组织新的公民社会组织，或使之合法化：譬如，提供改革建议的纽约市研究局、优先在“科学”基础上进行文官体系改革的美国社会学协会、成立于1870年以捍卫成员职业操守的纽约市律师协会。[21]他们援引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科学管理”的原则，把它当作改组后美国公共部门的指导方向，这种原则被看作现代商业组织的前沿理论。[22]

改革者的自身利益是他们采取行动的基础，但这场斗争还有伦理上的意义。对庇护政治和政党老板制度的攻击染上强烈的道德色彩。奔赴全国各地的宣传人士，强烈抨击现存体制的弊端。西奥多·罗斯福的传记作者埃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如此描述：

对生活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人来说，要弄懂文官体系改革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所激起的情感，是很困难的。检视这场运动的文献，里面随处可见道德重整运动中的那种滑稽感，只是稍为淡化。知识分子、政客、社会名流、教会人士和媒体编辑，怎么会为海关书记、印第安人学校总监、第四级邮政局长，去作如此热切的呼吁和争辩？……事实是，数千乃至数百万人加入这一行列，他们像历史上任何一次十字军一样狂热（也像它们一样受到了激烈抵制）。[23]

莫里斯提出疑问，为何对文官体系改革如此慷慨激昂。部分答案在于寻求承认，即人们渴望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受到他人公开的承认。在文官体系改革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各路职业人——律师、学者、记者和其他类似人士。借用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的话，他们代表“旧贵族精英和新职业人之间的关键环节，他们的根底是历史悠久的美国家庭和新英格兰的上层文化”。[24]这些中产阶级新精英追求改革，反对调动大批非精英选民进入庇护式体系的政治阶层。这些改革者往往是上流社会的新教徒，对涌入美国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心怀不满，因为后者勉强识字，也不熟悉美国的价值和习俗。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者是在试图恢复他们的先辈在杰克逊民粹主义出现前已有的社会地位。当然，他们自视甚高，把自己当作落后社会中的现代化带头人。[25]他们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低学历政客拥有他们无缘沾边的政治权力，而自己的学历和技术知识又得不到这个政治阶层的尊重。尽管有不少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改善，但这些改革者坚信，自己体现出的是学历、才能、组织能力和诚实，要求他人承认其中的价值，从而迸发出道德主义的激情。[26]

领导能力

《彭德尔顿法》通过之后的二十年间，在联邦文官体系中消除依附式工作仍进展得相当缓慢。要执行文官顾问委员会的法令，全靠总统向自己的内阁施压，而他往往又是心不甘情不愿的。19、20世纪之交发生的两件大事让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更加基于择优的文官体系才得以诞生。

第一件事是1896年大选让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登上总统之位，同时让共和党成为国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多数。两党在之前的二十年中势均力敌，从1875年到1896年，国会权力每隔两年从一党转至另一党，或互相不分上下。[27]1896年大选被称为重组选举（realigning election），持民粹主义的民主党人威廉·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选战中落败，从此扭转了选民力量的均衡，基于东北部商业利益的共和党在接下来的一代成为多数，同时坚定的民主党南方从民粹主义运动中分裂出来。[28]

第二件事是西奥多·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后让美国的行政领导获得新的定义。19世纪后期的总统容易被人遗忘，往往只是国会两党决定的执行者。罗斯福充满活力，信奉汉密尔顿的观点，认定行政部门必须发挥自主的权威，尽量拓展有关总统宪法特权的现有观念。在之前六年中，罗斯福是文官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现在他运用总统权力，大大扩展和加强联邦政府基于才干用人的部分——做到这一点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他的前任是共和党人，已在政府中安插了不少庇护式任命。罗斯福最初上台是在麦金利遇刺的1901年，他和自己的党又在1904年选举中赢得决定性多数，获得了大展宏图的授权。他与文官顾问委员会紧密合作，加强它对联邦机构的监管，并切断政党和属下官员的关系。该委员会获得更多资源，尤其是招聘和晋升的控制权，直达地方一级。[29]

改革努力在罗斯福1909年卸任后又变得松懈。继任者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没法跟罗斯福相比，他不是一个强干的改革者，不得不跟共和党的元老讲和，而这些人正是罗斯福有意疏远的。塔夫脱设置了一个经济和效率委员会，建议成立效率署以集中控制政府的预算，但这个计划在任内根本无法实现。伍德罗·威尔逊曾是全国文官改革同盟的副总裁，又被视为美国公共行政的创始人。他在1912年当选，成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以来的首任民主党总统，在推进改革方案上，仍遇到很大困难。国会试图收回罗斯福篡走的权力，威尔逊不得不与自己的党讨价还价。其时，民主党以南方集团为基石，对改革兴趣索然。威尔逊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工作的行政特权，但无力保证官僚机构能力的持久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威尔逊之后的共和党总统重返19世纪的体系，对官僚机构的加强不再感兴趣。[30]

庇护政治在联邦一级的终止，到20世纪中叶方才大功告成。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新政让联邦政府的功能范围极大扩充，但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仍须借助庇护式任命，以确保政府要职掌握在忠诚人士之手。在联邦官僚机构中，职位分类的百分比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度升至80%，到30年代中期又落至大约60%。这个趋势到30年代结束时重又得到修正，其时布朗罗委员会（Brownlow Commission）全面改写文官规则，让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过程变得正规化。[31]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逐步拆除政党政府的依附式体系，奠定专业官僚机构的基础，可与欧洲已存在好几代的体系媲美。美国率先有了依附式体系，与它的民主早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有关，也与选举权扩展时尚没建立强大独立的国家有关。支持自主官僚机构的联盟最终得以出现，但它的成长还须依赖持久有力的领导，无论在联邦层次还是在受制于政治机器的市和州层次。

美国公共部门的改革，由于制度层次和社会的差异，比英国花了更长时间。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制允许议会多数党作出快速决策。美国则相反，权力由总统和国会平分，国会本身又有强大的参议院，参众两院可由不同的政党把持。将权力分派给州和地方的联邦体制意味着，联邦层次的改革不一定会在全国铺开。有些州在联邦政府之前就开始对庇护体制进行改革，另外一些州则落后很多。最后，这两个国家是非常不同的社会。在英国，崛起的中产阶级较早进入像牛津和剑桥那样的精英教育机构，在伦敦的俱乐部和密室里协商改革的策略。美国也有类似的精英，即主导官员改革运动的哈佛和耶鲁毕业生，但他们的优势只在东北部，必须在广阔多样的全国范围寻求自己阶层之外的盟友。

当代发展中国家如要改革依附式的政治体制，如要建立任人唯才和技术过硬的现代政府，可从美国经验中汲取重要教训。首先，改革是深刻的政治过程，而不是技术上的。现代官僚体系自然有技术特性，如职位分类、考试要求和晋升阶梯等。依附式体制的存在，不是因为以此谋职的官员或背后的政客不懂如何组办高效的机构，而是因为现任者受益于此，无论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政治老板，还是靠他们获得工作和好处的依附者。把他们赶走，所需要的不仅是政府的正式重组。21世纪之交，国际援助机构规定发展中国家必须实施公共部门改革。它们的经验证明，单纯的技术方法是徒劳无益的。[32]

第二个教训是，赞成改革的政治联盟必须基于在现存体系中没有严重利害关系的群体。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的副产品，它们是自然形成的。现存庇护体制之外的新商业利益、在政界找不到关系的中产阶级职业人、照看弱势人群的公民社会团体，这一切都是政治联盟的候选人。组建改革联盟的问题是，现存的依附式政客也在尝试将这些团体招进自己的队伍。在美国，许多铁路公司——工业现代化的典范——学会玩弄腐败庇护政治的把戏。这意味着，改革联盟必须包括经济上尚未现代化的旧群体，如小农和受到铁路伤害的运货人等。另一方面，在东部旧城市，大批移民已被现存的城市政治机器发动起来，不再是进步联盟的招募对象。

第三个教训是，政府改革反映相关群体的物质利益，或是根深蒂固的庇护式政客，或是新兴中产阶级选民，但在塑造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利益上，思想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中产阶级的选民可以因势乘便，收下送上门的政府职位；也可以在说服下转而相信，以非人格化方式录用最好人选，才更符合自己家庭的长远利益。实际选择通常取决于，这些思想在公开场合获得怎样的阐述。此外，在这种体系中有一个翻转点：如果你周围的每个人都找到庇护式工作，即使你认为不好，也会倾向于照葫芦画瓢；如果这样做的仅有很少人，它看起来就更像是越轨。在公共场合讨论公共部门就业的道德基础，变成帮助塑造这些选择的关键。

第四个教训是，改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彭德尔顿法》于1883年通过，但要到20世纪20年代，绝大多数官员才纳入基于择优的分类体系。即使这样，这种模式在罗斯福新政初期仍遇上短暂的逆转。如前所述，在采取决定性的政治变化的道路上，美国制衡制度所设置的路障比其他民主国家要多。由于改革需要对抗强大的既得利益，不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也是意料之中的。改革通常是偶然事件刺激而成的，如詹姆斯·加菲尔德的遇刺，或战时动员的迫切需要。但它永远得益于坚强的领导，如西奥多·罗斯福成为总统前后所发挥的。

美国为现代公共部门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官僚政府增长后的难题播下种子。任人唯才的制度建立不久，美国政府的新分类员工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工会，游说国会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工作。1901年，新成立的邮政工会开始要求对职位和薪水实施重新分类。作为应对，国会试图限制公共部门员工代表自己的游说能力。罗斯福总统支持他们成立工会，但要限制他们的政治活动，以保证自己对行政部门的最终控制。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敦促下，越来越多公共部门的员工组织起来，《劳埃德—拉福莱特法》（Lloyd-La Follette Act）也在1912年获得通过。这项法案明确承认，公共部门员工有权组织起来，并可代表自己向国会请愿（但不能罢工）。[33]

公共部门自组工会和择优员工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凸现自主官僚机构的固有难题。一方面，择优体系的建立是为了防护公共部门雇员免受庇护政治的损害，也为了避免官僚机构的过度政治化。另一方面，同样的防护规则可被官员用来逃避负责制，即使表现很差，也无须担心遭到解雇。官僚机构的自主造就官员为公益着想的高质量政府，但也能在就业保障和工资上保护官员的自身利益。

如今，这些公共部门工会已成为精英一部分，并使用政治体制来保卫自身利益。我们将在第四部分看到，美国公共行政的质量自1970年代以来有显著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工会限制有关录用和晋升的择优标准。他们是当代民主党的政治基础的一部分，使民主党政客不愿就此提出挑战。造成的结果就是政治衰败。

非人格化现代政府的发展不仅仅是依附主义和公开渎职的终止。干净诚实的官僚机构仍然可以不具备完成任务的能力或权威。所以，美国国家建设过程所包括的不仅是腐败的清除，而且要有政府的发展，使之具有足够的能力和自主性，既以较高水平来履行功能，又在根本上对民主的公民负责。这件事如何发生于美国某些关键部门，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 有关概述，参见Thompson，《“蜘蛛网”：格兰特时代的国会和游说》，第1章。

[2] Ingraham，《择优的基础：美国民主政体中的公共服务》，23—24页；Schultz和Maranto，《官制改革的政治学》，60—61页。

[3] 有关加菲尔德的暗杀及其获得的劣质治疗，参见Candice Millard，《共和国的命运：疯狂、医疗和总统谋杀》（Destiny of the Republic: A Tale of Madness, Medicine and the Murder of a President）（纽约：双日出版社，2011年）。

[4] Sean M. Theriault，《庇护政治、彭德尔顿法和人民的力量》（Patronage, the Pendleton Act,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载《政治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第65卷，第1期（2003年）：50—68页；Ingraham，《择优的基础》，26—27页。

[5] Paul P. Van Riper，《美国行政国家：威尔逊和建国之父——非正统观点》（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State: Wilson and the Founders-an Unorthodox View），载《公共管理评论》第43卷，第6期（1983年）：477—490页；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47—48页。

[6] 伍德罗·威尔逊，《行政的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载《政治学季刊》第2卷，第2期（1887年）：197—222页；Van Riper在《美国行政国家》中认为，伊顿对这个时期的氛围影响比威尔逊更大，这篇文章的名气只是事后追加的，之前还有1885年的《行政上的注意事项》（Notes on Administration），谈及政治与行政部门在职责上的分野。

[7] 政治—行政的区别是马克斯·韦伯1919年在《政治作为一份志业》一文中提出的，载《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

[8] 威尔逊，《行政的研究》，206页。

[9] Van Riper，《美国行政国家》；H. Eliot Kaplan，《文官制度改革运动的成绩》（Accomplishments of 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Movement），载《美国政治和社会学院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189卷（1937年）：142—147页；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64页。

[10] Ingraham，《择优的基础》。

[11] Ingraham，《择优的基础》，32—33页；Van Riper，《美国行政国家》，483页。

[12] Ari Hoogenboom，《彭德尔顿法和文官体系》（The Pendleton Act and the Civil Service），载《美国历史学评论》第64卷，第2期（1959年）：301—318页；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44页。

[13] Hoogenboom，《彭德尔顿法和文官体系》，305—306页；Ingraham，《择优的基础》，33—34页；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68页和72页。

[14] Tarr，《老板政治的研究》，72—73页。

[15] 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44—47页。

[16]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51页。

[17]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61—62页；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36—37页。

[18] 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35—36页。

[19] 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37—38页；Jean Bethke Elshtain，《简·亚当斯和美国民主的梦想：一生》（Jane Addam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n Democracy: A Life）（纽约：基本图书公司，2002年）。

[20] 古德诺的书籍包括《比较行政法：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全国和地方的行政体系分析》全2卷（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An Analysi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s, National and Local, of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2 vols.）（纽约：G. P. Putnam’s Sons出版社，1893年）；以及《政治与行政：政府研究》（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A Study in Government）（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00年）。

[21]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53页；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39—40页。

[22] 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科学管理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纽约：哈珀出版社，1911年）。参见福山对泰勒的讨论，《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225—227页。

[23] Edmund Morris，《西奥多·罗斯福的崛起》（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纽约：现代图书馆，2001年），404—405页。

[24]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53页。

[25] Robert H. Wiebe，《寻找秩序：1877—1920》（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纽约：Hill and Wang出版社，1967年），165页。

[26] 有关改革者社会背景的概述，参见Blame A. Brownell，《20世纪城市进步改革的解释》（Interpretations of Twentieth-Century Urban Progressive Reform），载David R. Colburn和George E. Pozzetta合编，《进步时代的改革和改革者》（Reform and Reformers in the Progressive Era）（康涅狄格州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83年）；Michael McGerr，《激烈的不满：进步运动在美国的兴衰，1870—1920》（A Fierce Discont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n America, 1870-1920）（纽约：自由出版社，2003年）。

[27]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67页。

[28] E. E. Schattschneider，《半主权人民：对美国民主的现实主义观点》（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60年），78—85页。

[29]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79—180页；Keller，《美国的三个体制》，182—183页；Van Riper，《美国文官制度史》，205—207页。

[30]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97—200页。

[31] Ingraham，《择优的基础》，42—47页。

[32] 例如，在臃肿的非洲机构裁减员工的努力，仅仅导致当事人改到政府其他部门上班。印度的教师缺勤，往往是因为教职分配已成政治好处。政客不在意教师是否出勤，除非他或她面临的政治激励发生变化。参见Nicolas van de Walle，《非洲经济和永久危机的政治，1979—1999》（African Economies and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1979-1999）（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101—109页。

[33]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80—182页，191—194页。

第11章

铁路、森林和美国的国家建设

美国政治文化中的连续性使国家建设变得缓慢且艰苦；监管铁路为何那么费时耗神；吉福德·平肖让美国林务局成为自主官僚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与林务局在自主性上的对比

要拥有高质量的现代政府，不是只要消除了庇护政治和腐败即可。官员可能道德上正直且用心良好，却缺乏必要的技能来做好本职工作；他们也可能人手短缺，不足以提供适当服务；还可能缺乏必要的财政资源。像私营部门的公司一样，政府也是一个组织（或多个组织的集合），也会遇上管理不善的问题。所以，国家建设不只是从庇护式的家族制公共部门转为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还取决于组织能力的创建。

在美国，现代国家的建立大大晚于欧洲，与古代中国相比，更是迟了将近两千年。此外，国家建设工程一旦开始，又是缓慢且艰苦的过程，会遇上许多的挫折和反复。究其原因，一是历来坚决抵制政府权力的美国政治文化，二是为重大政治改革设了许多障碍的美国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美国人仍生活在这个传统中，对政府的不信任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反对政府改革的强大制度障碍依然存在，政府提供的服务常常劣于其他发达国家。

可通过第一个全国监管机构的故事来说明一切。它是州际商务委员会（ICC），职责是监督铁路。创建这个现代监管机构，来设定运费、强制执行相关规则，足足花了近两代人的时间。然而，它仍受制于政治势力，最终还是成了美国运输体系现代化的绊脚石。

与此相反，高质量政府和自主官僚体系（以及这类组织罕见于美国的原因），也在吉福德·平肖和美国林务局的案例中体现出来，我将逐一介绍它们的故事。

铁路和通向国家权力的漫长路程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19世纪中叶最具革命性的技术是铁路。特别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它是将农户与遥远市场联结起来的关键。正如亚当·斯密所预见的，随着单一全国市场在北美大陆的建立，劳动分工的扩展飞速向前。借用历史学家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的话，铁路的影响“经常决定特定地区的生死存亡，铁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定居与否的决定因素……由于无法吸引铁路，产品不能进入市场，小镇存活不下去，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1]这样一来，建造铁路的步伐相当激烈。从1865年到1880年，十三条最大铁路线的吨英里上涨600%；光是在1870年至1876年之间，铁路里程就翻了一番。[2]

欧洲的铁路或是政府发展的，或早就接受政府的严格监管，而美国的铁路几乎全是自由市场的产物。这个行业的激烈竞争导致不同经济利益的巨大冲突，包括铁路公司彼此之间。竞争最激烈的是铁路大干线，这些公司往往超额建造铁路里程，引发毁灭性的运费战争。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从圣路易斯到亚特兰大有二十条替代路程的竞争。[3]处于接管状态的破产公司，往往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继续营业，损害仍属健全的其他公司（就像今天的航空业）。有些铁路公司为了应对不断下降的收入，试图打造“合作池”（pool）或卡特尔以限制价格竞争，却因投机取巧的公司与运货人的私下交易而失效。在较小的支线，单一铁路公司经常拥有垄断优势，可以向倒霉的农民和运货人任意提高运费。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铁路公司愿意向长距离发送货物的大运货人提供批量折扣，从而激怒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本地小生产商和小运货人。此外，铁路的业主和工人之间也发生严重乃至暴力的冲突。[4]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不同的经济参与者转向自己选出的代表，以求在政治上维护自身利益。那些政客动用州和联邦的各式措施，如禁止使用批量折扣和卡特尔。

在调和相互冲突的利益上，铁路跟其他公用事业没什么两样，如电话、电力和宽带上网。私人投资者希望获得最大限度的投资回报，预先决定要向某些客户——大城市的大运货人和大生产商——提供选择性服务。不过，向小参与者和乡村地区提供普遍服务，也有补偿性的政治利益。19世纪后期的经济冲突，往往被描绘成小农户与寡头铁路的对抗。但事实上，铁路业主发现自己面临动荡的市场，往往无利可图。其中有些从中赚取巨大财富，其他的要么破产，要么发现自己的经济命运掌握在他人之手。19世纪末普遍下跌的铁路股票价格，反映了铁路部门盈利的波动。[5]

19世纪末期的铁路，在许多方面，类似于21世纪初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两个部门在美国经济中都占据很大份额，而且非常重要。以投资额为标准，铁路在19世纪80年代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部门；而医疗保健部门在2010年消耗近18%的GDP。无论铁路还是医疗保健体系都源出私营企业，不过因为大家对滥用的担忧，这些领域的政治干涉日益加重。19世纪的政客限制铁路通过差价来收回成本，犹如今天的政客试图限制保险公司的保费歧视。铁路和医疗保健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互相对垒：反对铁路的是运货人和农户，反对医疗保险公司的是医生和药厂。由于有关政策在全国的执行不一致，这两个部门都造成低效的经济。最后，这些经济活动的影响超越州的管辖范围，有必要唤起统一的联邦规则，但鉴于美国联邦主义的传统和反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这绝非易事。[6]

铁路业务的拓展带来利益冲突，作为回应，要求铁路系统对运营商和用户双方都更为公平可靠，就变成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然而在美国历史的此刻，全国范围的经济监管还没有先例。宪法中的商业条款，仅把涉及外贸和州际贸易的监管权力留给联邦政府。在南北战争之后，不少州通过格兰杰法（Granger law），以禁止价格歧视；还有马萨诸塞等州，建立较为有效的委员会，以稳定市场。州政府制定价格和调节经济的权利，在最高法院1877年的芒恩诉伊利诺伊州（Munn v. Illinois）一案中获得肯定。[7]但铁路无法在州层次获得适当监管，这是横跨多个辖区的州际贸易的最好案例。最高法院在1886年的沃巴什诉伊利诺伊州（Wabash v. Illinois）一案中承认此一事实，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监管铁路。

纯粹的自由市场体制无法提供足够服务，也无法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这一现象逐渐在概念方面获得承认。1885年，一群经济学家建立从美国社会学协会分离出来的美国经济学协会，开始为全国铁路监管打下理论基础。他们以亨利·亚当斯（Henry Carter Adams，后来成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第一任首席经济学家）为主，认为政府需要出面干预，以解决运费和价格的纠纷，因为市场在现存体系内已经失灵。在19世纪的当时，今天微观经济学入门课程讲授的许多经济概念——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和寡头的理论、边际主义——仍处于发展初期。[8]犹如文官制度的改革，研究监管的学者也以他国的实践经验为借鉴，如英国。英国给美国遗留下自由放任经济的传统，却在更严密地监管自己的铁路。[9]

州际商务委员会是第一个联邦级的监管机构，它的创建经过暴露了美国国家建设的迟到。这个故事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美国足足花了四十余年——从19世纪80年代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定出一条“现代”监管规则，同样的规则在欧洲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到位。在全国范围监管铁路的经济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美国政治的文化和机构合谋起来，将掌握足够权力的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成立，推迟了将近两代人的时间。

19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几次尝试为铁路制定全国性规则，所依据的不是一以贯之的运输经济学理论，而是为此项法案组合起来的不同地区利益的政治联盟。西部的农业利益极力推动对卡特尔的禁止。这对规模经济不明显和竞争门槛低的其他工业还有效果，但不适合在多数情况下占垄断地位的铁路。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允许卡特尔，但要严格规定运费，以平衡铁路和用户双方的利益。这个方案的最终实施还需要等待几十年。同样，禁止对长途和短途的运费歧视使铁路的定价无法反映实际的经营成本。这种歧视往往是有效的，让铁路采取迂回路线，以利用乡村地区过剩的运输能力。

无论是反卡特尔条款，还是运费歧视的禁止，本身都是值得商榷的政策，所发生的作用适得其反。这种紧张关系体现于1887年《州际商务法》，国会终于借此建立州际商务委员会，作为永久性监管机构。但它不是权威的执法机构，只是独立的委员会，由两大政党委任专员，任期交错，以求平衡。按“法院和政党”社会的惯例，这个新机构没有权力来设定运费或广泛政策，只能在逐案基础上裁决投诉，裁决的强制执行权又要留给法院。国会并没有试图调和当初推动立法的各方的利益冲突，只授予模糊权力，它的有限权威需要政府其他部门自己来界定。[10]

美国第一次在外交政策之外面对州政府的自主问题。行政部门从含糊不清且考虑欠周的立法中获得代理权，以自视为理性的态度来制定政策，但在行使职权时到底能走多远？我们在第4章看到，普鲁士国家拥有最高的自主程度，其所造就的优质官僚机构可自作决定，无须向民主政客负责。19世纪晚期的最高法院让美国移向与普鲁士正好相反的方向，只授予最少权威，这不是为了民主负责制，而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权。它在芒恩和沃巴什的裁决之后变得愈益保守，认定公司是受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法“人”。该修正案明确规定，所有美国公民有权利获得“法律的正当程序”。它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制定的，以保护新获解放的非裔美国奴隶的权利，但最高法院用它来保护私有财产权。从1887年到1910年，最高法院作出有关第十四修正案的裁决有558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05年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 New York）。在最高法院看来，限制工作时间的纽约州法律违反了第十四条修正案对“合同自由”的隐含保护。[11]

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在州际贸易上的监管权力自然持怀疑态度。借用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的话：“最高法院现在坚定地致力于从美国民主冲动中拯救民营经济……拒绝州际商务委员会对法律（即《州际商务法》）几乎每一种广泛解读，使之沦为统计信息的收集机构。”[12]所以，政党和法院在限制行政自主上互相支持：先是通过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繁琐结构，让政党任命的专员保持控制权；然后再限制这个委员会的监管权力。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一系列新立法的通过才给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开初就应有的行政权力。1903年的《埃尔金斯法》（Elkins Act）允许州际商务委员会设定最低运费，1906年的《赫本法》（Hepburn Act）赋予它强制执行这些运费的权力，1910年的《曼—埃尔金斯法》（Mann-Elkins Act）将增加运费的举证责任移至铁路的肩上。[13]直到此时，监管体系才采取了更为现代的形式；政府也把铁路当作公用事业，由行政来设定运费，而不单靠市场力量。

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认为，这些进步时代的改革通常是铁路利益和大资本驱动的，它们利用自己对国会的影响力，借助州际商务委员会来限制竞争。[14]他在这一点上仅部分正确。《州际商务法》通过后的十年左右，铁路收入趋于稳定，并开始上扬；那之后，政治力量的平衡偏向主张对运费歧视实行禁止的小农和运货人的民粹主义利益。这个偏向对铁路的消极影响，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变得明显；其时，战争动员大大增加对铁路服务的需求。美国铁路系统的能力严重不足，反映出铁路公司的投资不足；它们由于运费的限制，越来越难以收回成本。由于德国潜艇截击美国对欧洲的海运，美国港口货物积压，州际商务委员会在纾解交通上证明是无能的。最终结果是，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12月宣布整个铁路系统国有化，调整运费和工资，让政府直接经营。要到1920年的《埃施—康明斯法》（Esch-Cummins Act），铁路才回到私人手中。[15]

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把1920年《交通法》（Transportation Act）视为里程碑，“全国的行政权威取代法院和政党的限制，在这过程中，又实现了美国政府的组织、程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16]他讲得肯定没错，美国第一个全国监管机构为联邦政府权力在20世纪的增长树下了先例，但留下的经济遗产错综复杂。它的组织结构基于平衡两党的政治任命，但却妨碍了它发展足够的官僚自主性，使它始终受制于背后的政治利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州际商务委员会从几乎无权，一下子转变到过多施加监管负荷，这阻碍了全国铁路系统的创新和再投资。例如，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允许南方铁路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引进铝质漏斗车（Big John）的效益，最终令其丧失了与驳船竞争的能力。[17]铁路面对来自卡车和船舶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后者实际上得到了其他政府项目的补贴，如州际公路系统的兴建。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铁路处于大危机之中，大部分铁路陷入融资麻烦。东部被迫破产的三十七家铁路公司中，宾州中央交通公司是最后一家。[18]对此，智识氛围到70年代后期出现明显的转变，转而趋向放松交通体系管制的共识。卡特政府开始一系列改革，以减轻过去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监管负荷，并放宽公共运输规则，允许铁路享有更灵活的定价。

在此讨论州际商务委员会，不是要找出适当水平的监管或不监管。要点是，国家对经济的权力有潜在危险，因为它有可能遭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攫取，而付出代价的是普通公众。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官僚机构往往会变得越来越受规则的束缚，特别是在受到立法者的政治要求的驱策时。创建政府机构，既要屈从于民主意愿，又要有足够自主性，不受强大利益集团的攫取，这非常困难。

很多人会说，这是政府本身的问题之一，解决办法是大刀阔斧地削减或干脆取消监管。但国家的交通运输系统不能留给市场力量本身，19世纪末期的混乱局面首先就是自由市场制造的。官僚机构常常被指责为迟钝和缺乏弹性，但这个观点的缺陷在于它不懂当初的立法任务往往才是官僚行为不正常的根源。州际商务委员会卡在中间，一边是要求低价的消费者，另一边是谋求卡特尔协议的铁路公司，以保障自己资本的回报。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政策变化，有时偏向于消费者，有时偏向于铁路，都是为了应对国会和白宫的政治潮流的转向。作为1971年铁路重组的一部分，政府经营的“美铁”（Amtrak）专门提供客运服务；在今天，无人会把它当作高效创新的铁路服务的榜样。原因不在于它是政府运行的（欧洲和亚洲政府经营的铁路往往是高效服务的带头人），而在于它承受的政治任务自相矛盾：既要收回成本以作再投资，又要向众多城镇和乡村提供服务。那些地区选出的立法者，有权增减美铁的预算。它如果不必履行第二个任务，只将服务重点放在人口密集的华盛顿、纽约和波士顿的走廊，就有可能成为赚钱机构，并能提供更好的服务。

假如州际商务委员会当初就是高效自主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委员会，就有可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更为自主的官僚机构会有更多灵活性，或设定运费，或在不同利益群体中作出仲裁，如政府在1917年至1920年的铁路国有化短暂时期中所做的。它可能会预见到，铁路因公路和航空的兴起不再享有自然的垄断地位，从而批准更真实反映实际成本的运费。美国的国家设计具有复杂的制衡，使这种局面很难出现：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历史表明，法院和国会持续支配行政的决策。这种对政府质量的特别限制植根于美国政治体制中民主负责制和法治的强劲。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没有能力以德国、丹麦和日本的方式创建高效自主的官僚机构？答案可以是对，也可以是不对。尽管美国体制偏向于反对这种类型的强大政府，官僚自主的个案仍出现于美国的历史进程。这样的案例是20世纪之交的美国农业部门，尤其是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的作用和美国林务局（U.S. Forest Service）。

吉福德·平肖和美国森林

美国农业部是林肯总统在1862年设立的，作为提升美国农场生产力的发展战略之一。同年的《莫里尔法》创办一系列政府赠予土地的学院（或称赠地学院，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康奈尔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爱荷华州立大学等），以培养新一代农学家。农业部原本只打算招揽科学家，到19世纪80年代开发出不同宗旨：免费发放种子。国会的免费种子计划获得农业州的议员支持，到19世纪末，竟占用了农业部大部分预算。换句话说，美国农业部变成带有联邦政府特色的一个庇护式变体，向政治依附者分配种子，而不是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部发现很难留住训练有素的科技人员。1883年《彭德尔顿法》获得通过，随即建立择优体系，所有这一切由此发生变化。美国农业部是首批不让庇护政治染指自己的招聘的联邦机构之一，开始雇用新成立的赠地学院培养的掌握最新农业科学的大批毕业生。正如政治学家丹尼尔·卡彭特（Daniel Carpenter）所说，农业部的许多局长和处长享有相对较长的任期，得以培训与庇护政治或免费种子没有关联的一代新员工。[19]

换成当代说法，美国农业部人事政策的转变构成“能力建设”。官僚机构的质量不仅取决于新人的高等学历，而且取决于这些人组成相互信任的网络，拥有所谓的“社会资本”。像他们德国和日本的同行一样，这些新官员具有类似背景（事实上往往毕业于同一学校），相信现代科学，并迫切想把理性的方法应用到美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中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方式变成农业部组织风气的基础，特别是在它关键部门之一的美国林务局。

如今，林务局管理一百五十多个国家森林公园和超过两百万英亩的土地。农业部下属的林业处（Forestry Division）成立于1876年，在那之前，森林多被认作向西部移居者的障碍。全国各地有大片土地，上面的树木被一砍而光，林地本身被遗弃不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像新英格兰那样的旧定居区，基本已变得光秃秃。有人担心，再过一代人，美国大多数森林将完全消失。重新恢复这些土地的地力，是政府干预的伟大成就之一。美国林务局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最成功的官僚机构之一，它的品质和团队精神已成为传奇。鉴于作为个体的护林员生活于相互隔离的分散环境，难以产生通常出现于城市组织环境的凝聚力，它的成就显得格外了不起。[20]

这一国家建设的遗产主要出自一个人的努力，即1898年来农业部主管林业处的吉福德·平肖。假如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有（或曾有）贵族阶层，吉福德·平肖就是成员之一。他出生于祖父的暑期度假屋，父母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大户人家，他被送到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然后再送到耶鲁大学。[21]他在耶鲁大学时加入秘密团体骷髅会（Skull and Bones）。多年以后，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老布什也成为它的成员。像约翰·昆西·亚当斯、西奥多·罗斯福、詹姆斯兄弟（William and Henry James）和19世纪其他美国精英一样，平肖年轻时也遍游欧洲，除其他知识外，开始接触科学林业的欧洲理论。他尽管享有特权，却非常要求上进，一心想做出点名堂。平肖和谢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创始人约翰·缪尔（John Muir），1896年同去俄勒冈州的火山口湖（Crater Lake）旅行。缪尔在日记中写道：“夜间大雨，除了平肖，所有他人都睡在帐篷内。”[22]宗教在塑造他性格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英国旅行时，和母亲一起被牧师詹姆斯·艾特肯（James Aitken）发起的提倡社会责任的复兴运动所吸引。平肖在许多方面体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工作伦理，他说：“我的钱不是赚来的，而是我祖父在纽约的土地的增值。他在遗嘱中没有把钱留给土地，而是赠送给我。我以这种方式提前获得工资，现正努力工作以求偿还。”[23]

平肖也许是因为出身大土地所有者家庭，一开始就对林业和自然产生兴趣。此时耶鲁大学没有森林管理课程。他毕业后接受建议去了欧洲，遇到杰出的德国森林专家迪特里希·布兰迪斯（Dietrich Brandis）爵士，后者曾代表英国政府，在印度和缅甸做过广泛的森林管理。布兰迪斯认为，平肖学习科学的森林管理应持续多年，但年轻的美国人急于把科学林业的福音带回老家。他在1890年返回美国，开始写作关于森林管理的文章，很快被公认是这个问题上的专家。平肖先被聘为菲尔普斯·道奇公司（Phelps Dodge）的顾问，后又为铁路大王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孙子乔治管理其家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森林。

替美国林务局打下基础的不是平肖，而是伯纳德·费尔诺（Bernhard Fernow）。他是普鲁士人，曾受训于芒登（Munden）森林学院和首创中央森林管理技术的普鲁士林业部。费尔诺移民美国后一直活跃于科学协会，成为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和美国林业大会（American Forest Congress）的秘书。费尔诺1886年被任命为农业部林业处的主管，接替两名通过庇护关系被任命的前任。他利用自己的网络，开始给林业处配备受过专业训练的农艺师。他通过科学论文和简报发起广泛的宣传，培植众多的外部支持团体，例如当地林业协会、大学和私人木材商， 以及对森林管理有兴趣的其他人。费尔诺曾企图招揽平肖，让他从耶鲁大学一毕业即来政府工作，但未获成功。平肖1898年接任林业处主管，以政治关系和媒体手段，弥补自己在森林学术知识上的欠缺。[24]

平肖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将林业处提升为林务局，加大预算并扩招员工。他在政府中的许多最亲密同事，本来就是他在耶鲁大学的同学。甚至，有的还是他所在的骷髅会的会员。他为全国林务员创建了一个培训和交流的中央体系，以专家、无党派和职业的森林管理为原则，保护多方用户的利益。严格地说，林务局的目的不只是养护。不同于像约翰·缪尔那样的早期环保主义者，平肖认为森林的存在是为了加以利用，但要在可持续基础上收获经济利益。所以，他发起各种新方案，旨在帮助私营森林业主实施较佳管理。

平肖最大的成就见之于1905年。他设法让联邦拥有的森林从内政部转到农业部，归他的林务局管辖。内政部土地办公室的风气完全不同于林务局。它的员工多是律师和会计师，没有森林管理的专业知识，认定自己任务主要是向欲获得公共土地的私人开发商提供服务。但它在政治上很受西部政客和商人的欢迎。那些政客和商人嘲笑林务局的人，说他们只是一帮“瞪着大眼泡长着罗圈腿的东部小哥，满眼忧伤又心不在焉的教授和虫子专家”，“懒得实地勘察，闭门造车制定法律，干着对他人极度不公之事”的官僚。土地办公室是共和党庇护政治的重要来源。支持内政部控制森林的大人物之一是众议院议长乔·坎农（Joe Cannon，今日的美国众议院办公楼就以他命名），他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他反对环保的倾向可一言以蔽之，“不会为风景花一分钱”。坎农攻击平肖“出生时口含金汤匙”（按：喻指出身富贵之家），批评政府科学家“勤勤恳恳地嘬住公共资源的奶头不放”。在此背景下，平肖开始组建联盟，以支持一项新法案，力图将控制森林的权力从内政部转到农业部。[25]

争夺对公共土地的控制，是在政治舞台发生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中，两大政党轮流控制国会；而到了1896年的“重组选举”，共和党一举控制了参众两院和总统一职。这让詹姆斯·威尔逊（James S. Wilson）被任命为农业部长，他将在三位总统下连任此职，创下长达十六个春秋的记录。威尔逊发挥关键作用，让农业部由分配种子的机构变成以科学为基础的前瞻性组织，不只是林务局，还有农业推广服务、纯食品和药品的监管等。[26]西奥多·罗斯福在麦金利1901年遇刺后成为总统，他本来就是伟大的户外活动家，在农业部生物调查处的哈特·梅里亚姆（C. Hart Merriam）以及约翰·缪尔的影响下，又成了环保事业的同路人。罗斯福还在纽约州长的任上就是平肖的朋友，分享这位林务局主管的议程，成为他计划的强大靠山。[27]

平肖获得总统的支持，总统的政党又控制国会。但在美国的分权体制中，这不意味着，土地办公室的易主已是板上钉钉。乔·坎农是美国历史上最强悍的众议院议长之一，是共和党保守派的代表，又是强烈反对土地办公室易主的西部议员强大组合的盟友。这个组合包括来自怀俄明州的众议员弗兰克·蒙代尔（Frank Mondell），他是众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的成员，带头反对易主法案。在坎农的敦促下，众议院在1902年以一百票对七十三票否决此项提案。

如果是一名普通官员，在一个普通部门，此时也就接受命运，打起退堂鼓了。但平肖不只是官员，更是熟练的政治操盘手。他花费多年时间，培养与广大利益团体、报纸编辑和科学会社的交情，包括奥杜邦协会、塞拉俱乐部、妇女俱乐部联合总会、西部牧场主协会、全国贸易委员会和全国畜牧协会等。为了取得支持，他向对手参议员阿尔弗雷德·基特里奇（Alfred Kittridge）选区的霍姆斯特克矿业公司（Homestake Mining Company）允诺，绝不会把联邦土地上的木材运往外州。他在媒体、学术界和广受尊重的科学权威中，成功激起支持易主的巨大呼声。他最大胆的举措是包抄坎农，建立起与众议员蒙代尔的私人友谊，陪他前往黄石地区，频频游说他改变初衷，转而支持农业部。议长坎农发现自己竟输给一名中层官员，1905年国会两院最终通过了将土地管理权转给平肖的林务局的法案。[28]

正如丹尼尔·卡彭特所说，平肖战胜坎农是官僚机构取得自主性的非凡案例，因为美国不比德国和法国，从不以强大的官僚体系出名。[29]平肖取得这种程度的自主，不是因为他获得了任何法定权力。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之外，美国极少向行政部门授予重大权力，在这个案例中也并不例外。平肖所做的不是官僚体系内的操作，而是政治上的，在政府内外建立非正式盟友的网络。在民主的美国，这就是行使权威的途径。他的对手指责他是官僚帝国主义，恨恨地抱怨：“政府的个别行政官员（无权）在如何保存土地上参与立法。”另一国会议员批评平肖的“宣传机器”，以纳税人的钱每年寄出九百多万份通告，指责林务局是“未经国会授权的新机构”。[30]

平肖的倒台发生于三年后所谓的巴林杰丑闻（Ballinger affair），也是他参与权力游戏的结果。其时，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接替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他在环保问题上的承诺引起前总统核心圈子的质疑。正如平肖所说，塔夫脱“软弱但不邪恶，一副谦谦君子形象，只要不超道德底线，可以任人涂抹”。[31]内政部的新部长詹姆斯·加菲尔德（遇刺总统的儿子），指派西雅图前市长理查德·巴林杰，担任尚留在内政部的土地办公室的主管，有权向私人开发商开放阿拉斯加土地。该办公室的年轻员工路易斯·格拉维斯（Louis Glavis）注意到，巴林杰和不少西雅图地产商有可疑交易，包括巴林杰获得提名之后收到的付款。格拉维斯试图在林务局两名员工的协助下向总统举报。但塔夫脱发布禁言令，允许巴林杰解雇这位举报人，还恳求平肖放过此事。平肖不惜违抗总统，写信给农业委员会主席乔纳森·多利弗（Jonathan Dolliver），为自己员工的举措辩护。信件内容在参议院公布，塔夫脱为此解雇了平肖，结束他作为美国首席护林人的职业生涯。[32]

平肖决定惹恼塔夫脱总统，可视作官僚的一种傲慢，他太习惯于阅读自己的宣传须知了。他作为首席护林人的最后一步棋，对可持续林业的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塔夫脱因此事而陷于困窘，共和党保守派被迫处于守势。两年后，议长坎农在共和党进步派的造反中失去了委任权。罗斯福一派保持压力，以维护他在环保议题上的遗产。林务局购买额外土地的权力在1911年的《威克斯法》（Weeks Act）中获得国会批准，那是它权力的最后一次巩固。[33]平肖凭借他全部政治技巧创造的机构，即使在最初的魅力型领袖离开后，也能生存下去。

平肖的职业生涯还远远没有结束。他帮助罗斯福在1912年作为进步党候选人竞选总统，自己也竞选参议员，只是未能成功，最终两次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长。

攫取和自主

州际商务委员会和美国林务局，只是美国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两个案例。还有一些发生于进步时代，但下一波的国家建设还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随之出现的是今天美国政府的众多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邦航空署、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和环境保护署等。

州际商务委员会与林务局都是国家做出的必要干预。铁路构成潜在的垄断企业，其规模和资金需求已造成巨大的社会冲突。森林在私人业主的手中没有获得妥善管理，国家公共土地的分配又变成贿赂和腐败的巨大来源。在这两种情形下，国家需要公正的监管部门，不受强大利益集团的操纵。对这些问题，美国在国家建设上作出回应。美国的国家建设晚于其他工业国家，如德国和英国，后两者没有美国式的制衡体系或反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的制约。

这两个政府机构在质量和履行任务的效率上有很大不同。我认为，这与它们运行时的自主程度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矛盾的任务和治理结构，州际商务委员会永远不可能是自主的。它不是单一主管治下的等级制的行政部门，而是均衡代表两个政党的委员会。这保证它不可能远离立法监督者，也永远不会有像吉福德·平肖那样的高瞻远瞩的领袖。它在成立初期曾试图另起炉灶，但立刻受到法院的阻止，然后追随国会的政治风向。结果是，州际商务委员会虽然最终获得履行工作的执法权，但一直是政治力量的俘虏，因为正是后者创建了它。它要遵守他人定出的规则，在一段时间内显得束手无策，无法适应。它是20世纪70年代放松管制的首批对象之一，甚至在里根就任总统之前。

林务局则非常不同，它是伯纳德·费尔诺以独特的科学林业精神组织起来的。它的顶头上司农业部正在变得现代化，又长期处于詹姆斯·威尔逊部长强大稳定的领导之下。它的第二任主管吉福德·平肖，是进步时代最活跃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与跟自己有着共同价值观、愿景和热情的总统声气相投。他和政治上司并没有简单执行国会定出的政治任务：他设计自己的任务。没有民选官员指示他，或发表关于现代林业技术的报告，或拉拢报纸编辑，或联系全国的科学协会和贸易团体。更不用说，也无人告诉他，与同情的议员密谋将森林的控制权从内政部撤出。事实上，大多数关注此事的立法者，在原则上强烈反对官员以这种方式插手政治。毕竟，中层官员应是单纯代理人，国会才是委托人，这分明是代理人失控的案例。平肖相信，自己的议程与国会领袖不一定相同，却是为长期的公共利益着想。这就是国家自主的含义：政府回应利益集团的要求，但不受掌控；要看长远的公众利益，不轻易为民主舆论的短期变更而动摇。林务局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官僚机构，正因为它不受制于过度限定其自由裁量权的规则。

作为代理人的吉福德·平肖，却没有接受作为委托人的国会的严格控制。这一事实表明，当代经济学家用来理解组织功能障碍的委托人—代理人框架，在了解高效官僚机构如何运作上，恐怕还不够。

讲到林务局却避而不谈吉福德·平肖的背景和性格，是不可能的。犹如他的朋友罗斯福，他是20世纪末逐渐凋谢的那一批美国精英的代表：有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在宗教信仰上是虔诚清教徒，来自古老东北部，熟悉欧洲的做法，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和耶鲁大学接受教育（罗斯福上了哈佛大学）。在他所创建的机构中上班的人，不少是他耶鲁的老同学；另有许多年轻新人，毕业于自己家族资助的耶鲁大学林业学院。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传统中，他正是那种东北部精英；而西部和南部的民粹主义者，在杰克逊的传统中，又学会对前者的鄙视。在美国创建庇护体系的，是更为民主的杰克逊主义者。他们对大政府的敌意，以及对产权的僵化捍卫，使19世纪的国家变成政治机器，经常还通过同一人，向有私人利益关系的人和政治支持者分配工作、种子和土地。反过来，古老东北部的精英熟悉欧洲传统，在进步时代改弦易辙，创建了在非人格化基础上对待公民的择优的现代国家。

美国是第一个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前，向所有白人男性选民开放选举权的民主政权。结果是，它搞出了庇护主义的惯例，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只有积弱不振的全国政府。美国跟随英国也改革公共部门，但由于制度上的障碍，这个过程费时更长。

美国20世纪初的公共部门改革，并没有终止狭隘的私人利益对公共部门的政治攫取，或政治腐败。美国政客不再像19世纪80年代那样，向个别选民分配公共部门的工作或圣诞节火鸡，改以补贴、税收减免和其他福利立法的方式，向大批政治依附者施以恩惠。我们将在第31章看到，利益集团政治所侵蚀的，不仅是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监管，而且是林务局本身。到20世纪80年代，它已变成被各路选区攫取的功能日益失调的机构。

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可能是发展中世界中的大多数——正处于19世纪初美国的处境。它们在国家非常软弱的条件下采纳民主选举，开放选举权。像19世纪30年代之后的美国一样，它们有依附式的政治体制，以个人好处换取选票。

中产阶级的新参与者对创建更为现代的政府具有浓厚兴趣，遂与根深蒂固的庇护式旧政客进行长期的政治斗争，结果是依附式政治在美国的终结。这种转变的背后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革命，它调动一大批对依附式旧体制毫无兴趣的新政治参与者。然而，如希腊和意大利显示的，非人格化政府并不是经济现代化必然会带来的副产品。

与许多当代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在创建现代国家和克服依附主义上具有很大优势：它从共和国的第一天起就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所依据的与其说是种族或宗教，倒不如说是以自己民主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人崇拜宪法；它体现普世价值，让文化背景不同的新移民容易融入。如西摩·李普塞特经常指出的，在美国，个人可能被指责为“非美国”，但这种方式很难用于“非德国”或“非希腊”。美国主义代表自愿接纳的价值观，而不是继承下来的种族特性。所以，成功的国家建设取决于民族认同的事先存在，这个认同又成为向国家而不是社会团体表示忠诚的所在。

[1] Richard D. Stone，《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业：监管政策史》（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and the Railroad Industry: A History of Regulatory Policy）（纽约：普拉格出版社，1991年），2页。

[2]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23页。

[3] Gabriel Kolko，《铁路和监管，1877—1916》（Railroads and Regulation，1877-1916）（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7页。

[4]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24—125页；Kolko，《铁路和监管》，7—20页；An Hoogenboom和Olive Hoogenboom，《州际商务委员会史：从万灵药到缓和剂》（A History of the ICC: From Panacea to Palliative）（纽约：诺顿出版社，1976年），1—6页。

[5] Robin A. Prager，《用股票价格来衡量监管效果：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业》（Using Stock Price Data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Regulation: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and the Railroad Industry），载《兰德经济学杂志》（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第20卷，第2期（1989年）。

[6] 凯瑟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医疗费用：入门手册，医疗费用及其影响的关键信息》（Health Care Costs: A Primer, Key Information on Health Care Costs and Their Impact）（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凯瑟家庭基金会，2012年）。

[7] 芒恩开初关注谷物升降机的监管，很快扩展到铁路的监管。

[8] 被许多现代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基础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发表于1890年。

[9]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35—137页。

[10] 例如，合作池的流量和收益是违法的，但集体定价既不合法也不算非法。参见An Hoogenboom和Olive Hoogenboom，《州际商务委员会史》，18页。

[11] Keller，《美国的三个体制》，158—162页。

[12]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51页。

[13] Stone，《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业：监管政策史》，10—15页。

[14] Kolko，《铁路和监管》，1—6页。

[15] Stone，《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业：监管政策史》，17—22页；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248—283页。

[16]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283页。

[17] 这个制定运费的决策最终被最高法院推翻。参见Stone，《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业：监管政策史》，51页。

[18] 这个制定运费的决策最终被最高法院推翻。参见Stone，《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业：监管政策史》，113页。

[19] Daniel P. 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行政机构的名誉、网络和政策创新，1862—1928》（The Forging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 Reputations, Networks,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Executive Agencies, 1862-192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191—198页。

[20] 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护林员：行政行为研究》（The Forest Ranger: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0年），26—29页； www.foresthistory.org/ASPNET/Places/National%20Forests%20of%2othe%20U.S.pdf。

[21] 平肖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生活，参见Char Miller，《吉福德·平肖和现代环保主义的形成》（Gifford Pincho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nvironmentalism）（华盛顿：岛屿出版社/海鸥图书公司，2001年），15—54页。

[22] Harold K. Steen，《美国林务局史》（The US. Forest Service: A History）（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49页。

[23] Brian Balogh，《科学林业和美国现代国家的根源：吉福德·平肖通向进步改革的路径》（Scientific Forestry and 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 Gifford Pinchot’s Path to Progressive Reform），载《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第7卷，第2期（2002年）：198—225页。

[24] 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205—207页；考夫曼，《护林员：行政行为研究》，26—27页；Steen，《美国林务局史》，47—48页。

[25] Balogh，《科学林业和美国现代国家的根源》，199页；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280页；Steen，《美国林务局史》，71页。

[26] 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212—216页。

[27] 参见Miller，《吉福德·平肖和现代环保主义的形成》，149—150页。

[28] Steen，《美国林务局史》，71—78页。

[29] 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1页，280—282页。

[30] 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1页，282页。

[31] 吉福德·平肖，《开辟新天地》（Breaking New Ground）（华盛顿特区：岛屿出版社，1947年），392页。

[32] 吉福德·平肖，《开辟新天地》（Breaking New Ground）（华盛顿特区：岛屿出版社，1947年），395—403页；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285—286页；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90—191页。

[33] 考夫曼，《护林员：行政行为研究》，28—29页。

第12章

民族建设

民族认同是国家建设的关键；民族主义应被视为认同政治；认同是与技术和经济变化相关的现代现象；通向民族认同的四条途径

国家建设的成功关键在于并行发生的民族建设，它往往是暴力和胁迫的过程，第一部分所讨论的所有国家都发生了这一过程。

国家建设是指创建有形的机构——军队、警察、官僚体系和政府部门等。它的完成包括招聘员工、培训官员、向他们提供职位和预算、颁发法律和指令。相比之下，民族建设是创建民族认同，让人们对之忠心耿耿，以取代对部落、村庄、地区和种族的效忠。与国家建设相比，民族建设需要创建无形的东西，如民族传统、符号、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文化参考。民族认同的创建可通过国家在语言、宗教和教育上的政策，也可借助自下而上的诗人、哲学家、宗教领袖、小说家、音乐家和其他无由接近政治权力的个人。

民族建设是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直达国家的核心内涵：国家作为合法暴力的组织者，有时会呼吁自己的公民，甘冒生命危险来保家卫国。公民如果觉得国家并不值得自己最终为它牺牲，就不愿响应。民族认同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它的强制权力。很多所谓的腐败不是由于贪婪，而是一种副产品，因为立法者或政府官员觉得，他们对家庭、部落、地区或种族群体比对整个民族共同体负有更多义务，所以就公钱私挪。他们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人，只是其道德责任的圈子小于他们效劳的政治体。根据国家是否兑现社会契约中的承诺，公民也能理性地算出自己忠诚的程度。如果他们觉得国家合法，亲身体验到爱国主义的热情，政治稳定就会获得极大的提升。今天，当代中国共产党以经济表现来赢得合法性，另外还有重要的额外支持，即中国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

如果强烈的民族认同是国家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出于同样原因也会变得非常危险。民族认同往往围绕种族、人种、宗教或语言而建立，这些原则一定会包容某些人，排除其他人。民族认同经常形成于对其他群体的故意反对，一方面加强内部凝聚力，另一方面被用来延续冲突。民族凝聚力可以表现为对外侵略。人类为竞争而合作，又为合作而竞争。[1]

民族认同与现代化

民族主义是一种具体形式的认同政治，我们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找到它的第一次重要表达。它基于如此的观念：国家的政治边界应该对应于主要以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为定义的文化边界。[2]

认同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概念：一个人的内在真实的自我跟周边社会认可的社会规范或惯例是会相脱节的。内在的自我，以民族、种族、人种[3]、文化、宗教、性别、性取向和能把人类群体聚合起来的其他特征为基础。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跟随黑格尔指出，认同的斗争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因为它涉及对承认的需求。要向经济学家说声对不起，因为单有物质资源，人类不会感到满足，他们还希图真实的自我获得他人的承认——获得尊严和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承认的象征——旗帜、联合国席位和国际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本书为发展设定了六个方面，其中之一是社会动员，它不过是新认同出现时的副产品，人们开始意识到共享的经历和价值。[4]

民族主义的两大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欧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主义的出现与现代化联系起来，尽管他们在某些关键方面有不同的强调。在前现代社会，不存在认同问题。在任何狩猎采集或农业经济中，社会认同有所分化——猎人和采集者、男性和女性、农民、教士、战士和官僚——但由于社会流动极少，也没有严格的劳动分工，人与人打交道时没有太多选择。事实上在前现代印度，整个劳动分工在迦提或种姓（jati or caste）体系中变得神圣化，这个体系把流动性已相当有限的社会，再通过宗教制裁加以冻结。在农业社会，个人重要的人生选择——住哪里、以什么为生、信什么宗教和跟谁结婚——都由身边的部落、村庄或种姓所决定。所以，人们不会花费很多时间，坐着问自己：“我是谁，果真吗？”

根据安德森，借助印刷术的发明和图书流通的增长，商业资本主义涌现于16世纪欧洲，这一切随之开始发生变化。印刷机让书面通讯的成本锐减，使本地语书籍的出版成为可能。马丁·路德使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成为16世纪早期畅销作家，为建立起共同的德国文化发挥了关键作用。路德告诉他的读者，他们的救赎所依靠的，不是罗马天主教会规定的仪式，而是自己内心的信仰。通过自己选择，个人可与一个新的共同体联系起来。

本地语书面语言的出现，使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第一次成为可能，德语的言说者和阅读者成为一个整体。19世纪菲律宾小说家何塞·黎刹（José Rizal）在七千岛屿的居民中，以类似方式创造了对菲律宾的认同。报纸在19世纪变得流行，受到有文化的新兴中产阶级欢迎，在唤醒民族意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未离开自己小村庄的人，通过阅读会突然感到，与偏远村庄的他人建立起了联系。远在互联网和现代化交通之前，平面媒体就让人们产生了虚拟旅行的感觉。[5]

欧内斯特·格尔纳还认为，民族主义出现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之时，他将之定在19世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农业社会没有统一文化：语言和礼仪的巨大差异将不同阶级分隔开来。所以，俄国贵族说法语，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宫廷说德语，奥匈帝国的宫廷语言直到1842年都是拉丁语。说俄语、爱沙尼亚语和拉脱维亚语的主要是农民。这些语言障碍，一开始是征服和王朝政治的结果，后来又得到刻意保持。设置这样的分层社会，就是为了阻止社会阶级的相互流动。

如格尔纳解说的，工业社会的要求非常不同：

以增长为生的社会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增长的代价就是永恒的创新。创新的先决条件是永不间断的职业流动，这肯定发生在两代人之间，通常又会发生在人的一生中。为了在不同工作之间转换，为了顺带与其他社会地位的人沟通和合作，这种社会的成员必须要以正式、严谨和无关上下文的方式，来从事口头和文字的交流……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一般概况：识字；流动；形式上平等，却又带有连绵不定、可说是原子化的不平等；共享基于识字和学校灌输的同质文化。传统社会与此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识字只是少数人和专家的素养；常态是稳定的等级体系，而不是社会流动性；文化是多元的和不连贯的。[6]

工业化过程使劳动分工不断扩大，为现代民族主义打下基础，基于语言的文化又成为凝聚社会的统一源泉。[7]

经济现代化为语言统一创造激励，可以法国的情形为例。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讲法语，另外四分之一把它作为第二语言。法语只是巴黎和知识精英的语言，法国乡村农民使用的，是布列塔尼语（Breton）、皮卡第语（Picard）、佛兰芒语（Flemish）、普罗旺斯语（Proven?al）等方言。犹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原地区，相邻山谷的居民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19世纪的扩张，法语的使用大幅上升。借用尤金·韦伯（Eugen Weber）的话：“人们只要……浏览布列塔尼报纸，就会认识到，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开始致力于统一和法语化。它们意味着流动性、先进性、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提升……工业发展有助于迁来城市的多语种劳工的语言统一。”法国语言的最终统一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大功告成，战壕里的公共服务完成了始于经济必需的统一过程。[8]

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促进社会流动性，以迫切方式提出了认同问题。上一刻，我是萨克森州小村庄农民，下一刻，我在柏林西门子工厂上班。在21世纪初，类似的迁移也在整个中国发生，农民离开内地的村庄去深圳和广州的工业部门打工。农村固定、亲密和局限的世界，被现代城市庞大、匿名和多样的世界所取代。这种转变——斐迪南·滕尼斯率先阐述的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经典过渡——不仅涉及从一个社会职业到另一个的身份变化，而且对身份本身也提出了疑问。现在，我不再生活在自己村中亲友的大拇指底下，在人生道路上有更多选择。“我是谁”一下子变成现实且迫切的问题。这种转变以危机或创伤的形式表现出来，造成涂尔干所谓的失范（anomie）。涂尔干看到，失范在现代化社会中表现为较高的自杀率，还表现为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家庭破碎率，这些常常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有关。[9]

格尔纳的理论将民族主义与工业化和基于语言的文化挂钩，但有一个麻烦：它无法解释民族主义在非工业社会的出现。在西欧和北美的许多国家，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变化的次序如下：扩大的商业—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动员的新形式，但这不是必然次序。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要么跳过工业化阶段，要么大幅减弱它的影响。这两个社会经历城市化，但没有创建大型工业部门。我管这种现象叫做“没有发展的现代化”，它也盛行于许多非西方社会。那里的殖民主义促进城市化，造就现代化精英，却没有大规模的工业招工，以推动社会的全盘转型。

与西欧相比，民族主义在前殖民地世界有不同的来源。这些国家即使没有按西欧模式实行工业化，仍能获得新精英阶级，来面对殖民者的不同文化。这些精英承受巨大压力，以顺应殖民国家的文化和习俗，许多人成功进入支配性的权力结构。但这却造成了认同的危机，由于语言和西化，他们反而与自己的家人和同胞分道扬镳。英国训练的年轻律师圣雄甘地在南非实习时，突然省悟到这个危机，最终走上争取印度独立的征途。这个危机迫使身处不同法国殖民地的三个黑人作家，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利昂·达马斯（Léon Damas）和利奥波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发明了“黑人性”（Negritude）这个概念。他们将法国白人眼中充满种族贬义的“黑人”（nègre）一字，转换成让自己倍感骄傲的源泉。

从欧洲出口到殖民地的很多东西中，既有全体民族的认同，又有对本土身份尊严的承认。如利埃·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解释的：“作为核心的西方社会（把自己定作民族）势力范围愈益扩大，其他社会或属于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超社会体系，或在寻求挤入，事实上别无选择，只得成为民族。”[10]这意味着，民族主义在前殖民世界会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在西欧，发起最杰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是德国人，他们试图把所有说德语的人团结在单一主权之下。在印度、肯尼亚和缅甸，民族主义不能以语言为基础，因为它们的社会在语言族群上支离破碎，缺乏可以自己的文化来统一全国的支配群体。所以，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领导的肯尼亚茅茅（Mau Mau）起义，以占全国人口多于20%的基库尤人（Kikuyu）为主；但他们无法指望持久支配国家，或把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强加于整个社会。事实上，许多国家仍在使用殖民者语言。第一，它与种族亚群的方言相比，被认为是较为中性的选择。第二，它与本土语言相比，更能让前殖民地与全球经济挂起钩来。

通向民族认同的四条途径

大多数研究民族认同的学者断言，它是“社会建构”的，遂与许多民族主义者发生争论。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原生分类，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厄内斯特·格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现象，是顺应城市化的工业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其他人走得更远，不承认民族认同与工业化等巨大的社会力量的关系，视之为艺术家和诗人的创造。受经济学影响的另一学派认为，认同基本上是协调的机制，被政治家用来促进潜在的经济利益。[11]

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副产品，具体的民族认同又是社会建构的，这些当然正确。但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回避了几个重要问题：谁在建构新的民族认同？这个过程自上而下，抑或自下而上？有些民族认同一旦建立起来，就变得极其牢固，有些则无法持久。例如，苏联花了七十年时间试图造就国际化的“苏维埃新人”，以超越像族群和宗教那样的范畴。然而，当苏联在1991年分裂成各加盟共和国时，被认为死去多年的古老民族认同重又抬头。今天在克里米亚那样的地方，只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鞑靼人，却没有苏维埃人。同样，欧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努力建构超越民族的欧洲公民认同。以2009年欧元危机之后的角度看，这个工程显然是失败的。民族建设的范围和可能性又是什么？

民族认同远远不是社会建设那样的开放式过程，它的形成要通过四个基本过程，可以单独发生，也可组合起来。有的是公开自上而下的政治行为，倚赖国家权力的强制执行；有的自下而上，是人们自发行动的结果。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相互之间必须要有某种互补性。否则，认同是不会生根的。

第一，确定政治边界，以迁就人口。第二，流放或肃清种族群体，以迁就现有边界。第三，促使亚群人口融入主流文化。第四，以社会中人文和自然的禀赋为前提，修改民族认同的概念，以迁就政治的可行性。最成功的民族认同工程，来自所有四种方法的互动。但请注意，前三个过程往往包含暴力和胁迫。

1．移动边界，以适应已设定的民族认同。世界上的王朝政治体，如罗马、孔雀王朝、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在创建时是不考虑文化认同的。民族主义的原则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变得广为接受，导致其时的大政治体分裂成多个在语言族群上同质的小政治体。所以土耳其大为缩小，只剩下在安纳托利亚使用土耳其语的核心地区，奥匈帝国分裂成巴尔干地区的无数小国。最近一次帝国解体是前苏联，它表面上建立于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之上，1991年之后重又回复到基于语言族群的较小国家。也有扩大边界以包容同族人口的，如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

2．流放或肃清人口，以创建更为同质的政治体。这在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巴尔干战争中被称为“种族清洗”。合法性的原则从王朝统治转变为民族统一，在某种意义上，种族清洗只是这个转化的天然伴生品。

多语种的庞大农业帝国，与非人格化的管理和法治是兼容的，事实上还依靠这类普遍性的制度来行使治理功能，因为它们在多元语言族群的人口互动中变得兴旺起来。在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巅峰时期，旅客从英国到北非、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能够期望找到类似的行政机构、法律和道路。维也纳在世纪之交（Fin de siècle）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反映了以它为首都的奥匈帝国的多样化。

当多种族帝国解体成为按民族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时，少数民族会被困在其中。如果新民族国家采取宽松的法治，本可加以容纳，但民族主义的自我伸张使这种局面较为罕见。结果是人口的大批迁徙，少数民族被迫搬离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或与邻国的少数民族互换。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自拜占庭帝国以来，一直在小亚细亚和爱琴海东部一起生活，到了1919年至1922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就都要自我分离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触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就是那些被困人口，如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以及在波兰波罗的海的德国人。1945年战争结束时，又看到德国、波兰、乌克兰、捷克和其他国家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大量的边界重定）。所以，巴尔干地区的种族清洗不是后冷战时期的发明。有些评论家指出，早期历史的种族清洗促成了现代西欧的稳定，只不过被现代欧洲人遗忘了。

3．文化同化。从属人口可以采纳主流群体的语言和习俗，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广泛联姻，以致不再成为独特的少数民族。同化能够自愿发生，因为少数民族融入主流文化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把巴黎法语当作全国通用语，导致法国方言数量减少，就是此类案例。同样，大多数移民群体抵达美国后学习英语，接受美国风俗，因为这是在社会上攀升的正道。

一个最大的同化故事也许是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么大国家中，汉族竟占总人口的90%以上。中国并非总是如此同质的，目前的民族构成是两千多年不断同化的结果。四千年前，汉族文明的所在地是北部的黄河流域。公元前3世纪，第一个汉族国家是秦国（当今中国的北部和中部）通过征服建起的，在之后数世纪中，向东南、西南、西部和东北扩展。在这个过程中，汉人遇上不同种族的土著人，特别是北部和西部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这种原始的文化多样性，仍保存在今日犹存的不同形式的口语中。但书面语言从秦代起就是统一的，成为帝国的共同精英文化的基础。中国深受非汉人的影响，几乎所有外人最终都接受中国文化的规范，与汉人广泛通婚，以致不再是少数民族。主要例外是西部省份新疆的穆斯林维吾尔族、内蒙古的蒙古族、西藏人。同化继续是政府的政策，这三个地区都有迁来定居的汉人。

我们不应低估在实现文化同化中所需要的强力，乃至胁迫。民族语言的选择是使用者的政治行为。很少人自愿放弃自己的母语，特别是他们还聚居于世代相传的特定区域。文化同化的主要手段是公共教育体系，次要手段是公共行政的语言选择。对学校体系的控制，因此是很有争议的，也是国家建设者的中心目标。

4．调整已设定的民族认同，以适应政治现实。所有的国家建设工程，为了取得理念与现实的对称，最终都会碰上实际难题。遇上简单的强权政治时，让步的通常是理念。认同问题又无法与领土问题分开。可以多种方式来调节理念：领土要求可以调小；认同依据可从种族或宗教，转至意识形态或共同文化的灵活概念；也可引进新概念来取代现有概念。更改民族认同的定义以适应现实情况，是民族统一中最少强制性最有希望的途径。

历史失忆症

建设认同的工程富有争议，因为组成世界的从来都不是随时准备成为政治体的紧密同质的“民族”。作为征服、迁徙和贸易的结果，所有社会都是各种认同的复杂混合物，包括部落、种族、阶级、宗教和区域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关民族的观念必然意味着，对民族界限之外的人或加以改造，或加以排除。他们如果不想和平顺从，就会遇上强制手段。这种胁迫可以自上而下由国家来完成，也可采取集体暴力的形式，由共同体杀死或驱走它的邻居。20世纪中叶的欧洲有约二十五个国家，是中世纪结束时五百多个政治体中的幸存者。

在所有讨论过的案例中——德国、希腊、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现代成果，包括高水平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制，都有赖于历史早期的暴力和胁迫。我在这点上已谈及德国和希腊，它们有大量流散人口，散布在各自国土以东的其他种族之中。当代德国和希腊的国家始于暴力，前者是俾斯麦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后者是希腊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革命。暴力在下一个世纪持续不断，人口被迫迁徙，边界不断重划。

描绘现代民族主义现象的首批学者之一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谈及伴随民族建设过程的历史失忆症。据他介绍：“对民族的形成来说，遗忘乃至历史错误，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研究的进步往往会对民族性造成威胁。实际上，所有政治组织起源方面的历史探究都会造成暴力事件，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探究结果是有益的。”他认为，这种失忆症可追溯到欧洲的野蛮征服，其时，单身武士征服罗马帝国腐朽的残兵败将，迎娶当地女子，采纳她们的习俗。历史失忆症几世纪以来一直继续，我们已忘记那些曾经骄傲的独立政治体，如勃艮第、帕尔马大公国、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它们现在通通只是地方区域，从属于更大的领土国家。[12]

英国和美国有时被视为和平政治发展的典范，它们通过渐进式的零敲碎打的改革，建立起自己的民族认同，成功避免其他社会遇上的剧烈动荡。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勒南的历史失忆症也适用于这两个国家。英国使用盖尔语（Gaelic）的原始凯尔特人（Celtic），多次受到来自海峡彼岸的入侵，首先是罗马人，然后是一波波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丹麦人，最后是讲法语的诺曼王朝。从英格兰到大不列颠的转变，涉及兼并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经常性暴力，其终结还要等到1916年复活节的爱尔兰起义，以及爱尔兰共和国的独立。毋庸多言，北爱尔兰从那时起一直不是英国大家庭中的快乐成员。写本书时，苏格兰也已计划对自己的独立与否实行公投。

与勒南的历史失忆症相呼应的是马基雅维利的类似观念。他在关于罗马的《论李维》书中指出，这个伟大城市的建立奠基于一场同室操戈，即雷穆斯（Remus）遭到罗慕路斯（Romulus）的杀害。他更为广泛的观察是，所有公正的事业都起源于犯罪。[13]民主政体在美国的成立也是如此。北美不是通常所谓的“新定居点”，而是地广人稀的土著部落的领土。这些群体不得不忍受被消灭、流放或驱赶至保留地的命运，为新定居者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腾出地盘。美国的民族认同以平等、个人权利和民主原则为基础，但它的建立仍以原住民的利益为代价。这没有使结果变得不民主不公正，也没有使当初的犯罪变得不是犯罪。此外，美国民族认同应该优先考虑的，是以《独立宣言》的平等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还是宪法对各州权利的保护？这个问题仍无法通过民主过程获得和平解决。德国和希腊可能对近代历史的暴力仍有生动回忆，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不应忘记，他们当代的民族认同也是过去血腥斗争的受益者。

[1] 有关因竞争压力而产生的社会合作，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章。

[2] 这是欧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给出的定义，参见《民族与民族主义》第2版（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nd ed）（马萨诸塞州莫尔登：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6年），1页。

[3] 编者注：此处的民族、种族（种族群体、族群）、人种对应的英文分别为nation、ethnicity（ethnic group）、race，其中nation强调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有学者建议译为“国族”，但鉴于并不通行于国内学界，所以暂不取）；ethnicity指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划分（如中国有56个民族），为与nation的译法区分开，这里暂译为“种族”，间或译为“族群”，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种族”不取其生物学意义而强调其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race指的是生物学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通常译为“人种”或“种族”，为与ethnicity的译法相区分，这里译为“人种”。

[4] 参见Charles Taylor编，《多元文化论：考察承认的政治》（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

[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修订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纽约：Verso出版社，1991年），37—46页。相似观点出现于 Elizabeth L. Eisenstein，《早期现代欧洲的印刷革命》第2版（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nd e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欧内斯特·格尔纳，《民族主义与复杂社会的两种聚合形式》（Nationalism and the Two Forms of Cohesion in Complex Societies），载《文化、身份和政治》（Culture, Identity, and Politic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15—16页。

[7] 参见欧内斯特·格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38—42页。

[8] Eugen Weber，《从农民到法国人：法国农村的现代化，1870—1914年》（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6年），67、84、86页。

[9] 参见涂尔干，《自杀论》（Suicide）（伊利诺伊州葛伦科：自由出版社，1951年）。

[10] Liah Greenfeld，《民族主义：通向现代性的五条道路》（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14页。

[11] 解说社会建构共识的是Keith Darden，《抵抗占领：大众教育和持久民族忠诚的铸造》（Resisting Occupation: Mass Schooling and the Creation of Durable National Loyaltie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有关不同类型的建构论点，参见Rogers Brubaker，《重新构筑的民族主义：新欧洲的民族性和民族问题》（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没有群体的种族》（Ethnicity without Group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David D. Laitin，《民族、国家和暴力》（Nations, States, and Violenc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 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民族是什么？》（Qu’est-ce qu’une nation? What Is a Nation? ）（多伦多：Tapir出版社，1996年），19页。

[13] 关于这一点，参见Mansfield，《马基雅维利的美德》，64—66页，262页。

第13章

好政府，坏政府

有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比其他国家政府更为有效；政治改革如何发生；就改革而言，现代化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大有裨益；局外人在推动改革中的作用

现在可以对国家建设过程和公共部门现代化作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了。本章的目的是解释，为何有些发达国家进入21世纪时拥有相对有效廉洁的政府，而其他国家却受困于依附主义、腐败、低效、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不信任。这种解释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启发，让当代发展中国家制定适当的对策，以应对当今的腐败和依附主义。

所有社会都始于韦伯所谓的家族制国家，政府官员不是统治者的亲友，就是控制社会的精英的亲友。这些国家仅向统治者偏爱的个人提供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很少以普遍适用的规则，在非人格化的基础上对待公民。[1]现代政府——非人格化和普遍性的国家官僚体系——是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展起来的，在许多情况中又根本无法产生。

我选取了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有成败的几个不同案例。德国在19世纪的早期几十年中发展出现代国家的核心。我们将在第23章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开放时期，几乎从零开始，不久就建立了现代官僚体系。相比之下，意大利和希腊没有发展出强大的现代国家，今天仍在继续着依附式的做法。英国和美国是居中的案例，在19世纪上半叶仍有庇护式官僚体系，在美国更演变成全面的依附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之后，英国对自己的体制实施了相当果断的改革。而美国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30年代，才对公共部门作出渐进的改革。

家族制国家可以是高度稳定的。它是用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组件建造起来的，即人类偏爱家人和有互惠关系的朋友的生物学倾向。精英通过庇护式锁链来营造权力基础，即让依附者为求自身好处来追随庇护人。所有这一切，因仪式和宗教，以及令精英统治合法化的思想，而获得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特别是农业社会中分散的贫困农民——相比，这些精英组织得更好，更容易获得武器和暴力使用的训练。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非正式的庇护网络转换成正式的依附等级。但政治的基本组织原则——互惠利他——保持不变。控制这种体系的精英一旦取得政治权力，很少被从属于他们的非精英所取代，只会被组织得更好的其他精英群体所取代。若干世纪以来，这类前现代国家持续取得成功，直至当前仍继续存在于世界各地。

通向现代政府的途径

那么，如何从家族制国家成功过渡到现代国家？这里选择的有限案例表明，至少有两条重要途径。

第一条是军事竞争。古代中国、普鲁士和日本都觉得，它们在从事与邻国的长期斗争，而有效的政府组织是民族生存的关键。军事竞争所创造的激励，远远超过任何经济激励。毕竟，如果我和我的全部家人有可能在战后遭到屠杀，任何其他东西都会失去价值。建立军队的需要，使因才录用变得紧迫，使新税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成为必需。此外，它要求官僚组织统筹税收、财政和后勤，以补给战场上的部队；还被迫招募非精英进入行政系统乃至统率军队，从而打乱精英的内部关系。

民族建设是成功的国家建设的关键，在这方面，战争也在发挥关键作用。一旦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成为广为接受的原则，民族认同也获得锻造，就往往要通过调整政治边界，以便对应现有的文化、种族或语言的共同体。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看到，这通常需要以暴力重新划分边界，或杀戮，或流放，或迫使当地人口同化。

我们在第1卷看到通过战争取得国家现代化的案例，尤其是中国，即我所说的建立连贯、普遍和非人格化的国家的第一个社会。中国人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任人唯才和文官考试制度，这一做法要到19世纪才在欧洲得到广泛的实施。无论是马穆鲁克还是奥斯曼帝国，都通过今天看来是相当离奇的军事奴隶制——到外国捕获年轻男子，使之与家人隔绝，再将之培养成将士和行政官员——来获得比较现代的公共管理。

普鲁士也感受到了军事竞争的压力，遂逐步引进现代自主官僚体系并一直存活至今。它始于大选帝侯在1660年《奥利瓦和约》之后拒绝解散军队，而常备军的军费开支又使整个行政机构的重组成为必需。普鲁士1806年败于拿破仑，迫使官僚机构在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中向中产阶级开放。择优精英官僚体系的建立，造成一个专制的政治联盟，支持了官僚机构的持续自主。此后，任何政客或政党试图安插政治任命的官员，就会遭到官僚机构的极大反对，而被迫打退堂鼓。在普鲁士，这种自主性走得太远，民主选举产生的领袖发现，很难让官僚体系的军队就范。俾斯麦通过战争缔造现代的德意志民族，释放出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所以说，普鲁士为取得现代国家与民族认同，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

国家现代化的第二条途径是，有志于高效廉洁政府的社会群体组成联盟，推行和平的政治改革。形成这样联盟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如第2章的发展总框架指出的，经济增长往往通过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而带动社会动员。工业化引发城市化、高水平教育、专业化和一系列其他变化，产生出旧农业社会所没有的新兴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在现存的家族制体系中没有重大利害关系。他们可以加入现存体系，也可组织局外人的联盟，改变体系的运作规则。

英国和美国属于后一种情况。它们都是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其新近形成的中产阶级促成官僚体系的改革，体现于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和《彭德尔顿法》。英国改革进程的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原因有好多：第一，英国的精英更为团结，对改革进程享有相当的控制权。第二，与美国复杂的制衡制度相比，威斯敏斯特体制在采纳决定性政治行动时较少遇上障碍。减缓美国改革进程的是法院、州一级的反对和取得立法多数的难度，而这些在英国都是无足轻重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改革开始之前，依附主义就已在美国政治中深深扎根，难以铲除。

我们因此要面对依附主义的问题，在有些国家，它为何显得如此强大且普遍？本书所选案例昭示的答案基本上就是马丁·谢夫特所说的：它与引进现代制度的先后次序有关，特别是民主选举权的首次开放时间。[2]我给依附主义下的定义是，以个人好处而不是纲领性政策，来换取选票和政治支持。我又把它与精英的庇护体系区别开来，后者也有依附性招聘，但范围更为有限，组织更为松散。如果民主的降临，是在现代国家巩固成拥有政治联盟的自主制度之前，就会出现依附主义。在收入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社会，依附主义是政治动员的有效形式，所以可被理解为民主的早期形式。在美国、希腊和意大利，选举权开放于现代国家的建成之前：美国是在19世纪30年代，希腊是在1844年至1864年，意大利是在1946年之后。在这三个国家中，政党把公共官僚机构当作向政治依附者提供好处的源泉，对国家能力带来可预见的灾难性影响。有效政府的原则是任人唯才，民主的原则是大众参与，两个原则可一块起作用，但总有潜在的紧张。

图8. 普鲁士/德国的发展道路

发展的不同方面的互动当然要比这更为复杂，可以用图示来加以说明。

图8显示普鲁士/德国的发展道路。普鲁士开始建设强大的国家，与经济发展无关，而是民族生存的需要。（国家建设和负责制之间的虚线表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负面的。）国家建设发生在专制政府的治理下，如我们看到的，确实会对法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官僚机构通过法律实施统治；即使国家并不接受民主负责制的原则，官僚机构是公共利益守护者的概念，也愈益成为主权的基础。

现代国家和法治相结合，为始于19世纪中期的经济腾飞提供了舞台。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指出，后发的德国在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拥有高能力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比英国发挥了更大作用。[3]经济增长随即导致工人阶级的出现及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旗帜下的动员。德国通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历经20世纪初的战争、革命和镇压。强大自主国家的过早发展，对民主负责制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它先是将德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又破坏了魏玛民主政体。完全制度化的自由民主还要等待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诞生。

图9. 美国道路

美国沿着非常不同的道路走向政治现代化（见图9）。它从英国那里继承得来的强大法治，即普通法，在民主来临之前已遍布整个殖民地。法治凭借对私人产权的坚强保护，为19世纪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过早引进白人男性普遍选举权，造就了几乎遍及各级政府的依附主义（图9中的虚线），对国家建设造成决定性的负面影响。新兴的社会群体因经济增长而涌现出来，在公民社会中获得动员，成为现存政党中的新派别。之后，改革联盟推动国家的现代化。

最后，图10显示希腊/意大利南部的途径。发展的切入点既不是国家建设，也不是经济增长。相反，它是社会动员（即前文所述的无发展的现代化）和早期的民主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软弱和机会的缺乏，使国家成为遭到攫取的早期目标，攫取者首先是社会精英群体，随着民主的深化又有大众政党。广泛的依附主义削弱了国家能力，从而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增长的前景（虚线）。

图10. 希腊/意大利南部的道路

腐败和中产阶级

在英国和美国，经济现代化带动社会动员，反过来又为铲除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创造条件。在这两个国家，寻求终结庇护体系的是新兴中产阶级。这可能会导致人们相信，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和中产阶级的诞生，会自行创建现代政府。但这种观点在希腊和意大利的案例中失灵。它们拥有富裕的现代社会，但还在实行依附主义。并没有建立廉洁现代政府的自动机制，因为还有一大堆其他因素共同影响着结果。

其中一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们看到，工业化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起步较晚，早前的城市化进程又非常不同于英国和美国。在英国和美国，工业化创造出新的职业群体和社会关系。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乡村人口只是搬进城市，随身带来乡村生活的习惯和方式。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推进个人利益的最好途径往往是广泛的公共政策，如低税率、各式监管和国内外贸易的统一标准。相比之下，如果礼俗因城市的农村化而获得完好保存，就很容易保留依附式社会组织。作为依附本质的个人好处，就会显得比政策更为重要。[4]

其次，不能保证中产阶级的成员会支持反依附主义的改革联盟。即使在美国，工业化催生的新兴社会参与者中，并不是所有成员都参加了进步运动。如我们看到的，铁路公司想出点子，利用现存的庇护体系来促进自己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冲锋陷阵的是铁路公司的顾客——商人、运货人和农民——来反对他们认为的铁路公司和政客之间的惬意关系。新组织起来的中产阶级反对依附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与现存城市政治机器进行一场竞赛，都在争取像新移民那样的新社会群体。

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招揽中产阶级进入改革联盟的竞争，在开始之前几乎就已告失败。在意大利北部已有强大的改革派中产阶级，原可领导一个联盟，来改变南部政治的性质。但这些群体发现，由于现存国家的软弱，这份工作显得太过雄心勃勃，倒不如转而利用本地精英及其手下的依附者，更容易保住和平与稳定。在这两个地方，最少依附主义的团体是最左的共产党。但他们都以推翻整个民主政治体制作为自己议程，所以受到英国和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强烈反对。（在意大利，共产党成功赢得都灵和博洛尼亚的地方政权，以运行比较廉洁有效的市政府而著称。） 美国的进步势力往往也是左翼的，但对它们来说，保留现存美国体制有重大利害关系，因而有更好机会在全国范围赢得政权。

第三，可以文化因素来解释结果的差异，一方面是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另一方面是希腊和意大利的。推动改革的有不同社会群体，自利仅仅解释了部分原因，但捕捉不到经常伴随此类运动的高度道德主义。在每个国家，改革运动的领袖均有个人的宗教动机，包括普鲁士的大选帝侯和腓特烈·威廉一世。他们的加尔文主义倾向促成从国外引进自己的教友，并为自己描绘出严守纪律的愿景：正直国家领导的朴素的道德社会。荷兰国家也受加尔文主义的渗透，从天主教西班牙的手中赢得独立之后，在17世纪已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5]早在英国内战之前，清教主义就是英国改革的重要动力，在19世纪继续影响新兴中产阶级的行为。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进步时代的上层改革者也是如此。他们不只是认为，政治老板和依附政治在妨碍他们赚钱，而是出于道德原因，对公共机构变成私人工具感到义愤。美国人可能不信任国家权威，但相信自己的民主政府非常合法，也相信金钱利益和腐败政客对民主进程的操纵违反了民主原则。像吉福德·平肖那样的领袖个体，受新教信仰的虔诚所驱动，这种虔诚性在很大程度上已在美国当代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有了覆盖广泛的信任半径和社会资本，对国家的忠诚才能占据首位，超越对家庭、地区和部落的忠诚。传统上，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得以享有这两种禀赋，至少在与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相比时是如此。人们如不主动参与公民社会组织，就不可能发起社会运动；要想得到激励，还要看同胞是否也有愿为广大共同体承担公民责任的理想。

英国和美国社会资本的来源多种多样，其中之一与如上所述的新教派别形式有关。它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很深的根基，鼓励基层组织的宗教生活，无须依赖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第二个来源与强烈的民族认同有关，以制度为中心——在英国是普通法、议会和君主；在美国是相似的普通法传统和源自宪法的民主制度。到19世纪，两国政府都被视作民族主权的合法体现，享有相当广泛的忠诚。

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一直在民族认同上感到困扰。希腊社会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非常同质，但国家经常被视作外国势力的工具，从而变得不合法。所以，忠诚仅局限于直系亲属的狭隘小圈子，国家反而被视为怀疑对象。外国势力曾在意大利特别是南部相互竞争，挑起意大利人的内斗。1861年以后出现的统一国家，将文化和发展水平迥异的地区扭在一起，但从未建立起让南部同化于北部的中央集权政权。迄今，区域忠诚往往超越民族认同，如北方联盟的存在所表明的。也有英勇的个人，如阿尔贝托·基耶萨（Alberto dalla Chiesa）和乔瓦尼·法尔科内（Giovanni Falcone），表现出强烈的公民责任感；在北部城市，还保留着共和主义的强大公民传统。但在南部，合法国家制度的缺席让信任半径仅局限于亲友，这一倾向又通过像黑手党那样的组织而变得制度化。

家族制复辟

在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自我满足于自己的政治体制之前，有必要在此指出，在任何政治体制中，家族化的问题从未得到最终解决。我在本书第1卷中指明，依靠亲友是人类社交的预设模式，如果没有严厉的惩罚，始终会以不同的形式卷土重来。非人格化现代国家迫使我们采取有悖于本性的行为，而它们随时都有遭到侵蚀和扭转的风险。在任何一个社会，精英都在设法利用已有优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和亲友的地位，除非遇上政治体制中其他势力的明确制止。在这点上，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和其他政治秩序没什么两样，以致人们可以认为，家族制复辟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

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只消除了依附主义的一种，即政党分配联邦、州和地方的政府工作以换取支持，但没有终止政党向政治支持者分派的其他恩惠，如补贴、税收减免和其他福利。近年来，困扰美国政治的大问题之一，就是利益集团通过捐款和游说有效买通政客。此类活动的大多数完全合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发明了一种新形式的依附主义，只不过规模更大、金额更高。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分再做论述。

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如前所述，日本有强大自主的官僚体系的传统，体系中的职位从来不是贪污的交换货币。另一方面，几十年来，预算津贴却一直是日本所谓的金权政治的交换货币。自民党巧妙分派政治好处，几十年得以维持霸权地位。像电力工业那样的日本利益集团，其攫取政府监管的能力，在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和福岛核灾难之后笼罩日本的危机中，昭然在目。

给战争一个机会？

在所列案例中，军事竞争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但并不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充要条件。我们的样本故意偏向于成功的案例；有些评论家指出，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军事竞争并没有创造出现代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其他美拉尼西亚地区的部落就是如此，彼此厮杀已有四万年，但是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这里甚至还未有国家层次的组织形式。拉丁美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其战争结束时，家族制精英仍在掌权（见第17章）。在亚洲和欧洲，显然还有其他因素，如自然地理、社会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与战争一起帮助创建了现代国家，在其他地方则未见这种情况。

反过来，其他国家虽没有经历军事竞争，却也创建出了非依附式的现代政府。瑞典和丹麦在现代早期打了很多仗，邻国挪威、芬兰和冰岛却没有，今天都有非常相似的廉洁政府。从19世纪后期起到朝鲜战争结束，韩国一直是外来侵略、占领和暴力的受害者，但它的官僚体系在质量上可与日本媲美。英国前殖民地新加坡也是如此。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拥有非依附式的现代国家，但与军国主义从未沾边。

在许多情形下，高质量的政府是直接殖民的遗产（挪威和冰岛分别在1813年和1874年独立于丹麦；加拿大1867年与英国分手）；在另外一些情形中，则要归功于对他国模式有意的照抄。为了应对东南亚动员起来的左派势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几乎从零开始，凭借当初非常靠不住的条件，创建了有效的现代政府。[6]

这些观察对目前有重要意义。军事分析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曾以半认真的口吻建议，在软弱国家的区域，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社会需要“给战争一个机会”。[7]他认为，现代国家在欧洲的诞生通过数世纪的不懈战争，而非洲仅有殖民时代留下的非理性国界，未能以类似方式获得自行整合，那里的国家既没有强大的官僚体系，也没有总体的民族认同。

且不说没有人希望像欧洲那样的暴力经验降临于他人身上，何况尚不清楚几个世纪的冲突是否真的会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国家。为何如此？非洲的国家建设还有何种替代的方法？这些问题将在本书有关殖民主义遗产的部分得到阐述。另一方面，一些国家没有经历战争也获得了现代政府，这一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今天也可选择类似的和平道路。

过早引进民主会助长依附主义，今天的强大国家，往往是在引进民主之前就打造完成的。这些事实也许进一步表明了，当代发展中国家应尽量遵循相同的次序。这实际上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得出的结论——各式社会在需要民主之前先需要秩序，最好在过渡的专制时期，先行转向完全现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体系，而不是试图直接跃入民主。他在书中，不但称赞现存共产党政权在扩大政治参与和加快经济增长上的能力，还赞许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建立的那种政权。从20世纪40年代到2000年，革命制度党一直在统治墨西哥，2013年该党重返权力中心。它以民主和经济活力为代价，建立起异常稳定的政治秩序，一扫墨西哥独立后第一个世纪中的政变、独裁军阀（caudillo）和社会暴力冲突。[8]亨廷顿的学生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先后次序的重要性上有类似的观点，只不过他把引进民主之前的必要步骤，从政治秩序换成了自由法治。[9]

这种说法似乎与本书案例的逻辑相符，但实际上，却不是今天良好的指导方针。[10]这样说没错，社会应先建立韦伯式的强大自主的官僚体系，或基于独立法院和受过良好训练的法官的自由法治。但问题在于，这两种制度的建设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制度往往是历史遗产预定的，或是外部势力塑造的。在发展中世界，许多贫穷社会创建威权国家，借助镇压和拉拢的某种组合，得以持续掌权。由于我们已看到的原因，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创建像中国文官或普鲁士法治国那样的体系。在那种体系中，专制权力体现于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其运行严格遵守清晰明确的规则。当代许多威权国家，充斥着庇护政治和严重腐败。在当代世界中，唯一类似的体系是某些波斯湾君主政权和新加坡，但由于它们的特殊情况，外人很难效仿。在这种情况下，拖延民主化，代之以无情、腐败和无能的独裁政权，又有什么意义呢？

刻意安排政治制度的引进次序大有问题，其最后一个原因与道德或规范有关。基于自由和公正的定期选举的负责制，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此外，它还可对政府质量或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政治参与权是对公民道德人格的承认，行使这个权利让他对共同体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主体感。公民可能会做出不当或错误的决定，但作出政治选择本身，是人类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世界各地的广大群众正在动员起来，以捍卫政治参与权。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是民主思想吸引力的最新展示，而且它发生在许多人认定那里原本是文化上愿意接受独裁政权的地方。

在有过按次序引进现代政治制度经验的国家，如普鲁士和英国，非民主的旧政权是传统君主制，其自有合法性的来源。20世纪中叶，即殖民主义退潮之后，涌现出的绝大多数威权国家就不同。它们建立于军事政变或精英的权力争夺。其中最稳定的是新加坡和中国，它们凭借良好的经济表现来维护合法性，但还是无法像霍亨索伦王朝一样，享有明明白白的支持源泉。

不管是好还是坏，现代发展中国家在先后次序上并无现实可行的选择，必须像美国一样，在民主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建设强大国家。这就是为何进步时代的美国经验异常重要。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切实模仿，经一个半世纪军事斗争建成强大国家的普鲁士。另一方面，完全能够想象民主国家的民间团体和政治领袖，会组织改革派联盟，要求改革公共部门和终止腐败。从美国经验得出的最重要教训是，国家建设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现代国家的结构需要遵循某些正式规则（譬如，择优选用官员，而不是靠关系），实施这些规则，不可避免地一定会伤害受益于现状的政治参与者。所以，改革需要赶走这些参与者或绕过他们，动员组织将受益于廉洁有效政府的新社会力量。

国家建设是件艰苦的工作，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从《彭德尔顿法》到罗斯福新政，足足花了四十多年，才在联邦政府消除了庇护政治。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政治机器和依附主义一直存活到20世纪60年代。我指出过，美国政治体制对改革一事壁垒高筑，但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如此。通常情况下，国家能利用外部危机，如金融崩溃、灾难和武力威胁，来加速这一进程。在极少数历史先例中，这种政治现代化在一夜之间发生。

我们看到，希腊的国家建设因外部势力而变得尤为艰难。几个世纪以来，希腊受到土耳其的统治。外部势力帮助希腊赢得独立，但安插巴伐利亚的奥托作为新独立国家的首位国王。它们试图让希腊政治体制迅速现代化，通过支持或反对像希腊共产党那样的国内团体，继续实施干涉。所有这一切削弱了希腊政府的合法性，增加了民众对国家的不信任，最终未能建成完全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希腊政府，在21世纪初金融危机中的争斗，只是这个长篇故事的最新版本。

因此，希腊的故事预示了本书下一部分的主题，即如何把现代政治制度移植到他处。全球化进程发轫于15世纪欧洲的航海探索和殖民主义的兴起，让世界各地一下子发生接触。各地本土社会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发生碰撞，后果是深刻的，又往往是致命的。这意味着，政治发展不再局限于单个区域或社会。外国模式或被强加，或被当地人自行接纳，制度发展因此而面对非常不同的情境。这个过程为何在世界某些地方顺水顺风，在其他地方又坎坷重重，将是本书下一部分的主题。

[1] “有限准入”来自North，Wallis和Weingast，《暴力与社会秩序》。这本书在有限准入和开放准入的秩序之间作出区别，非常有助于思考从家族制到现代国家的过渡，但没有提供如何从一个秩序过渡到另一个秩序的动态理论。它列出过渡中的“门阶条件”，如应用于精英的法治和文官对军队的控制，会引出如何满足这些条件的疑问，以及为何过渡的关键是这些条件，而不是看上去也非常重要的其他条件。

[2] Conor O’Dwyer研究共产主义垮台后东欧的国有部门的增长，在马丁·谢夫特的框架外增加了另一项因素: 政党竞争的性质。当竞争强劲有力时，政党互相监督，阻止庇护式任命的扩展；当政党微弱分散，庇护式任命趋于增加。这解释了，为何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国家迅速扩展，而捷克的没有。参见Conor O’Dwyer，《失控的国家建设：庇护政治与民主发展》（Runaway State-Building: Patronage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Alexander Gerschenkron，《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

[4] 这一点见于Khan，《市场、国家和民主：发展中国家的庇护人—依附者网络和民主案例》。

[5] Gorski，《纪律革命：加尔文主义和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的兴起》，39—77页。

[6] 有关该地区的国家建设，参见Dan Slater，《订购权力：东南亚的抗争性政治与威权利维坦》（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135—163页。

[7] Edward N. Luttwak，《给战争一个机会》（Give War a Chance），载《外交事务》第78卷，第4期（1999年）：36—44页。

[8]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315—324页。

[9] Fareed Zakaria，《自由的未来：美国内外的非自由民主》（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年）。

[10] 参见Thomas Carothers，《“次序”谬误》（The ‘Sequencing’ Fallacy），载《民主杂志》第18卷，第1期（2007年）：13—27页；Robert Kagan，《阳春白雪的洁净人士：民主为何必须继续是美国的海外目标》（The Ungreat Washed: Why Democracy Must Remain America’s Goal Abroad），载《新共和》（New Republic）2003年7月7日至14日，27—37页；福山，《民主过渡是否有适当顺序？》（Is There a Proper Sequence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载《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第110卷，第739期（2011年）：308—310页。

第二部分

外来制度

第14章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的政治腐败；尼日利亚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却未能获得发展；失败植根于软弱的制度和糟糕的政治；尼日利亚的经历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跟北部的欧洲邻国相比，存在着依附主义和腐败，但仍拥有现代化核心，能提供基本公共物品，足以使自己社会成为富裕的发达国家。当我们转向非洲的尼日利亚时，就可看到它的依附主义和腐败属于完全不同的等级，因而也成了当代世界发展失败的最悲惨案例之一。

请看下面彼得·坎利夫—琼斯（Peter Cunliffe-Jones）讲述的故事。他是一名英国记者，羁留尼日利亚数年，他的远房亲戚曾参与当年对当地的殖民统治。一个名叫罗伯特的德国商人娶了尼日利亚女人为妻，在妻子的家乡建起加工大豆的工厂。那是本地作物，且有很好的市场。由于不能在当地买到需要的机器，以及电力供应不可靠，生意起步很难。凭借一定的毅力，罗伯特和妻子最终设法让工厂运转起来。坎利夫—琼斯讲述：

三个月之后，麻烦就开始了。他们卖出第一箱豆油后，当地政府的官员就在厂门口出现，声称他们建厂时违反规定。要想了事，议会主席要求他们将收入的百分之十，存入一个特别账户。罗伯特拒绝支付，还去报了警。于是，议会主席派出一伙暴徒，砸了他的车。警察局长也卷入其中，不过不是来帮忙，而是来索取自己名下的回扣。

罗伯特和妻子意识到别无他法，只得照付。他们不受干扰一段时间，生意终于有了利润。然后，州长听说他们的生意，也来要求回扣：

罗伯特再次拒绝支付，结果被捕，罪名是违反就业法和贿赂官员……罗伯特只好付钱给州长、警察局长、议会主席和办案法官，以换取出狱。此后，他终止生意，将设备出售收回了部分成本，带上妻子返回德国……他们创造的两百份工作与生意一起消失，剩下的只是一个空仓库、一群失业工人、一大堆大豆和许多愤怒的农民。[1]

这似乎是发展中世界有关腐败的典型故事，也提出了某些疑问。罗伯特和妻子的创业意愿本应导致双赢的局面：得益者包括种植大豆的农民、工厂产品的消费者、公司雇用的两百名员工，甚至包括公职人员。他们将会看到政府长期税收的增加，由于创造出这么多就业机会，还会在下次选举中获得赞赏。光说官员贪婪、选择个人利益和牺牲公共利益，那还不够。即使根据这种自私小算盘，他们也是目光短浅，杀了会生金蛋的鹅。一旦罗伯特离开，他们既不能征税，也不能提取贿赂。潜在的双赢却变成了两败俱伤。

表现不佳

尼日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1.6亿。它在21世纪初的大宗商品繁荣时期变得富裕起来；尼日利亚政府“重定”了一下2013年的经济规模，竞高出世界银行等组织先前估计的60%。但这些财富中只有很少流向尼日利亚的人民整体。

图11. 人均GDP，以2000年美元价格为常量

来源：世界银行

图11显示，尼日利亚的人均收入在五十年间，即从1960年到2010年，增长约90%，这相当于每年1%的复合增长率，非常可怜。它的石油热潮始于70年代初，在之后三十年中，其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到2005年才恢复到1974年的水平。以“新兴”非洲的标准来看，这个成绩不佳；以东亚国家的标准来看，这个成绩太差。拿尼日利亚与韩国和台湾地区那样的高增长经济相比，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政治学家彼得·刘易斯（Peter Lewis）指出，印度尼西亚提供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对照。[2]像尼日利亚一样，印尼也是种族多元化、石油丰富的大国（2010年的人口是2.33亿）。印尼的人均收入在1960年是尼日利亚的60%。到2010年，则高达尼日利亚的118%。

尼日利亚在这段时期的增长几乎都与石油出口有关。1958年，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开始生产石油。随着油价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中攀升，尼日利亚迎来经济繁荣。然而，无论从哪方面看，石油都成了祸而不是福，让它受苦于“荷兰病”。荷兰在20世纪50年代的天然气繁荣期也经历了这一现象，它的货币受大宗商品的影响而升值，反而削弱了能源之外其他工业的竞争力。在生产石油之前，尼日利亚出口大量的可可豆、花生、棕榈油和橡胶；在生产石油之后，它几乎完全依赖石油，无论是出口收入还是政府税收。[3]作为能源大国，印尼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却在促进非石油出口和制造业增长上，取得斐然的成绩。印尼的出口总额中，能源占的比例从1975年的75%，降至2003年的22%。而尼日利亚对能源的依赖，却在同期有所增加。创建现代商品农业或制造业，才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道路。在这一点上，尼日利亚是彻底失败的，因为它的出口总额中仅有4%与能源无关。[4]

据估计，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尼日利亚总共获得约四千亿美元的石油收入。[5]不同于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这笔钱没有变成物质或人力（即教育）的再投资，也没有对尼日利亚普通人的收入产生太多影响。事实上，它的贫困率急剧上升；发展的其他指标，如儿童死亡率，几乎没有变化。表2显示，与印尼减贫的成功形成对比，尼日利亚进入21世纪时，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仍陷于贫困之中。

那么多钱去了哪里？答案是，它掉进尼日利亚政治精英的口袋，这并不奇怪。那个精英群体以一系列大佬（ogas）及其庇护网络为中心。有些大佬是传统精英的后裔，即英国殖民主义之前的统治者；其余的白手起家——退伍军官、商人和成功利用政治体制谋取私利的政客。有些人非常富有，如阿里科·丹格特（Aliko Dangote）。他是北部的族长，据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黑人，2014年的净资产估计为两百五十亿美元。[6]最糟糕的贪污者中有许多是州长，如阿拉米阿耶塞哈（Diepreye Alamieyeseigha）。他当选为州长，管辖尼日尔三角洲中最贫穷的州之一，却在伦敦和开普敦拥有物业。2002年，英国警方在他公寓内发现九十一万四千英镑的现金。[7]

表2. 低于贫困线的人口百分比

来源：彼得·刘易斯（Peter Lewis），《越来越远：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的石油、政治和经济变化》

政治在尼日利亚是致富的普遍途径，收入很少来自创业和真正的价值创造。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中，尼日利亚在一百八十三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百四十三[8]，其腐败导致无能的故事是传奇性的。例如在70年代中期，雅库布·戈翁（Yakubu Gowon）的军事政权宣布，购买一千六百万公吨的混凝土，以建立一系列军事设施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与上一年的进口额相比，这个数字翻了两番。满载混凝土的船舶抵达拉各斯港口，却无法卸载，最长的要等待一年，因为并没有混凝土的实际需求。当初下这么多的混凝土订单，是为了让政府官员向船舶收取滞期费。混凝土在船仓中逐渐硬化，不少船舶被迫凿沉，堵塞港口好几年。[9]

贪污从高层往下渗透，影响尼日利亚社会各阶层。很多西方人对尼日利亚的了解仅止于一件事：它是提供虚假横财的电子诈骗邮件的源头。在尼日利亚，这被称为“419号诈骗”，即尼日利亚刑法的条款。因为尼日利亚对产权保护不周，尼日利亚中产阶级经常在自己房子上画出大招牌，声明这栋房子是不卖的。这样做的原因是，避免在外出度假回来时，发现自己房子已被偷得所有权的陌生人占用。[10]

这个国家有这么多贫困和腐败，毫不奇怪还有很多暴力，尤其是在尼日尔三角洲。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石油公司就在那里开采。特别引人深思的是，这个资源未能惠及当地主要居民伊贾人（Ijaw）和奥戈尼人（Ogoni）。三角洲是尼日利亚最贫困地区之一，在过去五十年中，已泄漏将近一百五十万吨原油。它污染水道，毁灭了当地居民赖以为生的传统渔业。这引发了武装暴乱，经常袭击石油工业；当地大佬也赞助以抢劫和敲诈为生的众多帮派。位于阿布贾的联邦政府试图安抚这种愤怒，向南部发送大量资源，其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落到当地政客的口袋里。[11]

最近，与基地组织（al-Qaeda）有联系的激进伊斯兰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在北部发起一系列致命袭击，针对政府设施、基督教堂和位于首都的联合国营地，还在2014年扣押了两百多名学生。博科圣地的暴力，无法被尼日利亚北部的贫困证明为合理。但它和其他持不同政见团体发现，对它们的行动来说，这个国家腐败的政府是很容易的目标，因为政府仅拥有非常虚弱的合法性。

独裁与民主

许多从外部观察尼日利亚政治制度的评论家，专注于民主的存在与否，以及民主制度如何与种族和宗教的复杂组合进行互动。尼日利亚1960年获准从英国独立出来，继承了规定定期选举的民主宪法，也继承了殖民政府建立的法律制度，甚至具体到英式法庭中佩戴假发的法官。但民主没持续多久，1964年暴力性的竞逐选举导致全国各地秩序崩溃。到1966年，军方推翻文职政府，自己本身也发生分裂，即东部的伊博人和北部的穆斯林人。一次反政变之后，伊博人宣布成立独立国家比夫拉（Biafra）。内战接踵而至，造成一百万到三百万之间的人死亡，最后以欲分离出去的国家在饥荒中的军事失利而告终。[12]

军方在尼日利亚的石油繁荣时期继续掌权，到1979年才让位给民选政府，改用第二共和国的称号。1983年混乱且富有争议的选举，导致军方又一次接管政权。一系列将军担任首脑，直到前强人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在1999年的新民主选举中当选为总统。从那以后，尼日利亚一直是选举民主政体，但民主制度的质量不高。让奥马鲁·穆萨·亚拉杜瓦（Umaru Musa Yar’Adua）掌权的2007年大选，特点就是大量的欺诈和暴力，前美国大使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称之为“貌似选举的事件”。[13]

形式上民主的存在与否，对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或政府质量来说，仅发挥极小影响。考虑到它对能源出口的严重依赖，尼日利亚的经济表现几乎完全与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挂钩。所以，它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军人统治下有所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文官和军人的统治下，因石油价格崩盘有所萎缩；在2000年文官统治下，因石油价格上涨再度增长。贫困率、健康状况、腐败程度和收入分配，与政权的类型没有太大关联。

这就提出一个有趣问题：为何民主没能促成显著的改善？开放政治体系，允许信息自由和民主竞争，不是能导致民众把票投给更诚实的候选人，或提供公共物品给大家的候选人吗（不只是自己的支持者）？如果民主意味着民治，当代尼日利亚强迫我们回答的问题是，人们为何没有震怒，为何没有奋起，如美国人或英国人在19世纪中所做的？[14]

理查德·约瑟夫（Richard Joseph）等学者已经给出答案。他把尼日利亚的政治视作“封建薪俸式”（prebendal），好比是寻租、依附主义和种族的混合物。石油的存在，使国家可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租金，并在精英之间分享。在理论上，所有穷人——70%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对终止腐败和公平分配资源有共同兴趣，但他们分裂为两百五十多个种族和宗教的小社群，不愿相互合作。他们垂直从属于精英控制的依附网络。谁施舍足够的庇护好处和福利，谁就能在下次选举中赢得支持。这个体系相当稳定，因为寻租联盟的精英成员认识到，使用暴力来攫取更大份额，只会损害每个人的利益，包括自己的。应付像三角洲武装袭击那样的暴力，典型对策是压迫和拉拢的组合，或加强镇压，或增加福利来收买不满者。[15]

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对尼日利亚腐败和政绩的影响如此有限，如此失望。毫无疑问，民主政权好过军政府，有自由活泼的新闻业，经常披露腐败的丑闻，批评政客和官僚的表现不佳。总统奥巴桑乔的政府，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成立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EFCC），第一任主席努胡·利巴杜（Nuhu Ribadu）成功起诉部分官员。光是披露腐败的信息，往往不足以产生真正的负责制，因为积极参与政治的人，都成了依附网络的成员。选举非常激烈，往往还有暴力和欺诈，因为这直接影响到能否获得国家资源。组织这些网络的领袖，不愿看到反腐败措施走得太远。一旦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看上去将要独立于政治主子，就被叫停，利巴杜也遭到撤职。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在2014年指出，高达两百亿美元从国家石油公司的账本上消失，随后不久就被撤职。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的依附主义，取代了以意识形态或公共政策为基础的广泛政治动员。

在依附式政治体制中，选民以选票换取政客提供的个人好处，这个行为是理性的。有关非洲依附主义的大量文献显示，种族变成方便的信号器，以及庇护人和依附者之间的承诺机制。它可确保选民将会支持具体候选人，后者当选后又会提供针对性的好处和服务。[16]

贫穷的制度根源

尼日利亚并不是非洲的典型，在过去几十年中，它的经济和社会表现均落后于整个非洲大陆，只是在2000年的资源热潮中才赶上来。尽管如此，它是非洲大陆人口最多的国家，自然非常重要。它不过是一个极端，它的现象随处可见，不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而且在世界各地的欠发达国家。

尼日利亚发展问题的根源是制度。的确，在民族因软弱制度和坏政府而受困于贫穷的案例中，很难找到比这更好的。在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家、法治和负责制——缺乏民主并不是尼日利亚的核心问题。不管尼日利亚民主制度的质量有多差，自军人统治在1999年结束以来，激烈的政治竞争、辩论和行使负责制的机会一直存在。

尼日利亚真实的制度缺陷在于前两个：既缺乏强大有效的现代国家，又缺乏提供产权、公民安全和交易透明度的法治；而且这两个缺陷相互关联。现代国家在非人格化基础上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如公路、港口、学校和公共卫生，但尼日利亚做不到，其政府的主要活动是掠夺性的，或借用约瑟夫的话，是封建薪俸式的。它从事的是提取租金，分配给政治精英的成员。这导致对法治的屡屡践踏，如罗伯特的故事，公职人员为了追求贿赂，却把创造就业机会的商人赶出国门。

尼日利亚的国家非常软弱，不仅在技术能力上，而且在道德意义上。它缺乏以非人格化和透明方式执行法律的能力，更缺乏合法性。人们对一个叫做尼日利亚的民族几乎没有忠诚，无法取代他们与自己地方、族群和宗教共同体的关联。尼日利亚复杂的选举法规定，当选总统的人无须在全国大选中获得多数票，但要在不同区域获得一定票数。在这个聪明规则下，代表某地区或某族群的候选人，很难控制整个体系。但这不能保证，尼日利亚人会有民族认同，或相信总统和其他国家领袖会公平对待自己的群体。近年来的稳定全靠精英之间的非正式协议，除了其他事项，它保证北部穆斯林和南部基督徒的轮流掌权。

尼日利亚的国家和法治为何变得如此软弱？如果强大的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那么来自何方？不少观察家的答案是气候和地理的物质条件。

[1] Peter Cunliffe-Jones，《我的尼日利亚：独立五十年》（My Nigeria: Five Decades of Independence）（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10年），148—149页。

[2] Peter Lewis，《越来越远：印尼和尼日利亚的石油、政治和经济变化》（Growing Apart: Oil, Politic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Indonesia and Nigeria），（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Tom Forrest，《尼日利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方视点出版社，1993年），133—136页。

[4] Lewis，《越来越远》，184—188页。

[5] Cunliffe-Jones，《我的尼日利亚》，129页。难以得到石油出口的准确统计，因为尼日利亚这个部门不透明。

[6] www.forbes.com/billionaires/#tab:overall_page:3.

[7] Cunliffe-Jones，《我的尼日利亚》，131—132页。

[8]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2010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2011年。

[9] Toyin Falola和Matthew M. Heaton，《尼日利亚史》（A History of Nigeria）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187页。

[10] Daniel Jordan Smith，《腐败文化：尼日利亚每天的欺骗和民众的不满 》（A Culture of Corruption: Everyday Deception and Popular Discontent in Nigeri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年），19—24页，33—39页。

[11] John Campbell，《尼日利亚：在峭壁上跳舞》（Nigeria: Dancing on the Brink）（马里兰州拉纳姆：Rowman和 Littlefield 出版社，2011年），63—78页。

[12] 参见Eghosa E. Osaghae，《瘸腿巨人：独立以来的尼日利亚》（Crippled Giant: Nigeria Since Independence）（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8年），54—69页。

[13] Campbell，《尼日利亚：在峭壁上跳舞》，97—113页。2011年大选延续了古德勒克·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的任期，明显比较公平。Lewis，《尼日利亚投票：更大开放，更多冲突》（Nigeria Votes: More Openness, More Conflict），载《民主杂志》第22卷，第4期（2011年）：59—74页。

[14] Cunliffe-Jones，《我的尼日利亚》，179—194页，作者提出完全合理的疑问：尼日利亚为何没有更多的民怨和动员。

[15] Joseph，《尼日利亚的民主和神职薪俸式政治：第二共和国的兴衰》。

[16] 参见Daniel N. Posner，《非洲的制度和种族政治》（Institution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Afric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

第15章

地理

孟德斯鸠关于制度起源、气候和地理影响的理论，及其现代的对应物；最近几年，经济学家复活这些辩论；地理对制度的性质产生明显的影响；理解三个将讨论的地区的框架

自工业革命以来，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在财富上出现巨大差异。在1500年，欧洲、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中国和中东地区的人均财富没有很大差别。在过去两百年中，世界部分地区在经济上出现突飞猛进。图12显示的就是这个“大分叉”。

至少自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家的当务之急是，解释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为何能够超越世界上其他地区。西方不但是首先工业化的，而且在过去两百年中，始终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只有在20世纪下半叶，东亚的部分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才迎头赶上，缩小差距。在21世纪，另一组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即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似乎也将要加入富国俱乐部。即使这终将发生，但还是有一个待解之谜，为何要花费这么长时间？

经济成果的差异相当于政治制度的差异，人均计算的最富国家与最强大制度的国家有很大关联。后者的标准是：相对廉洁的高效国家、透明且可执行的法规、开放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尼日利亚的情况表明，经济成果和政治成果之间也有联系。如果掌管国家的是以掠夺公共资源为主要目标的精英；如果产权得不到尊重；如果国家不能设定统一政策，或教育自己的百姓；那么，即使拥有像石油那样的宝贵资源，也无法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式民主制度的存在不足以保证良好效果，国家和法治是这个混合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12. 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

来源：Gregory Clark，《告别救济》（A Farewell to Alms）

那么，世界不同地区的制度为何有差异？西方为何有巨大的先发优势？如果制度对财富和增长非常重要，为何不选择最好的，以求一劳永逸呢？

《论法的精神》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最闻名于世的，也许是他以分权来遏制暴政的主张，以及商业会软化道德和政治的观察。在一定意义上，孟德斯鸠是第一个现代比较政治学家。他对政治的看法既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经验，包括英国和他的家乡法国；也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如中国和土耳其。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第14章至第19章，广泛讨论气候和地理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孟德斯鸠认为，地理可通过几种途径对制度的性质发生影响，第一条途径是，它得以塑造以后被称作民族性格的东西。他在第14章中认为，气候对性格有直接的影响：

置人于一个封闭且温暖的地方……他就会感到非常晕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向他推荐一个大胆举措，我相信，你会发现，他对此不抱好感。他现时的软弱让他感到绝望，他处于完全丧失能力的境界之中，变得惧怕一切。温暖国家的人胆怯，像老人一样……寒冷国家的人勇敢，像小伙子一样。北方人迁到南方之后，就做不出故乡同胞在从事的功业。而故乡同胞，因为在自己的气候中作战，则拥有充沛的活力和勇气。

孟德斯鸠继续指出：“在寒冷国家，他们对欢乐仅有些微的感受；在温带国家，他们有更多；在温暖国家，他们的感受变得细腻考究。”他的观察会得到很多今人的肯定：“我去英国和意大利的歌剧院，观赏同样的作品和演员。同样的音乐在这两个国家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一个如此凛然冷淡，另一个如此眉飞色舞。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地理影响制度的第二条途径是对权力的影响。他在第15章中讨论奴隶制，提及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奴役的理论，但怀疑自然奴隶的存在。他还拒绝这样一种观念：非洲奴隶制的基础在于黑人在生物学上的固有低劣。他认为，奴隶制是人类约定和胁迫的产物。谁胁迫谁成为奴隶，不是生物学的产物，而是自然地理的产物。孟德斯鸠在第17章作出以下结论，值得在此全文引用：

在亚洲，他们一直有庞大帝国；在欧洲，这些帝国根本就无法生存。亚洲有大平原，被山脉和海洋割成广阔的分隔。它更接近南部，它的泉水更易干涸，它的山上只有少量积雪，它的河流并不宽广，只构成小小的障碍。

亚洲的强权应该永远是专制的，如果它们的奴役不严厉，就会造成与国家性质不一致的分隔。

在欧洲，自然分隔造就中等规模的众多民族；它们中的依法治理，不是不符合国家的保全，恰恰相反，而是如此有利。如果没有这个局面，国家反而会陷入衰败，成为邻国的猎物。

正是这一点塑造了向往自由的天才，使外国势力对每一局部的征服和管辖都异常艰难，除非是法律或商业上的优势。

相反，在亚洲盛行的是卑躬屈膝的精神，他们从来都未能将之抛弃。在那个国家所有的历史中，都无法找到一段发现自由精神的篇章。除了过度的奴役，我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从亚里士多德到卢梭的政治理论家都认为，气候和地理帮助塑造政治制度的性质。到20世纪下半叶，欧洲殖民帝国分崩离析，发展中世界国家纷纷宣告独立，这种推理开始失宠，尤其是气候影响民族性格乃至发展的论点。孟德斯鸠的北方居民勇敢和南方人享乐懒惰的观点，被驳斥为粗糙的刻板见解或种族主义的偏见。这些以及文化决定发展的相关论点，均被攻击为“对受害者的谴责”。

南部有色人和欧洲人之间有内在差异的观点，到19世纪后期被视作生物学理论。其时，庞大的殖民帝国正在瓜分亚洲、非洲和中东。欧洲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为基础，相信自己固有的种族优越感，来辩解对世界各地的征服。殖民地人民被视为尚不适合民主和自主，因为仍处于较低的进化阶段，还需要数百年的监护，才能自行操作现代的制度。以雅利安种族优越主义为基础的纳粹，编造出这一观点的最极端最怪诞的版本，以此来辩护对波兰和俄罗斯等邻国的征服。可以理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对生物学决定论的反击，更兴起补偿性信念，倡导个人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固有平等。[1]

孟德斯鸠从未将南北方之间的行为差异归因于人类生物学。相反，他似乎认为，全世界人类在根本上都是相似的。不同的只是气候和地理的条件，影响生物学上难以区分的个体，从而在政治行为上造成系统性差异。对他来说，奴隶制不是自然的，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些社会比较善于组织起来从事战争和征服。北欧人享有的政治自由，不是内在自然特征乃至文化特征的产物。他们像他人一样，也想征服彼此，并且在这方面确实做得不错。在孟德斯鸠看来，自然地理把欧洲国家分为均衡数量的竞争性政治体，谁也无法实现大一统，欧洲自由成了这一现实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波斯和土耳其等庞大亚洲帝国，因所处地域的开阔和平整而获得便利，更容易实现军事集权。

经济学家进场

近年来又出现复苏的辩论，称气候和地理是现代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2]并不奇怪，提出这种论点的主要是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说，能够对行为做出唯物主义解释的是第二天性。例如，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地理和当代发展水平之间有很强的关联，工业化国家大多地处温带，而大部分贫穷国家都在热带。他认为，地理在两个重要方面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首先，享有水路等运输手段是国家从贸易中获益的关键，如亚当·斯密在欧洲早期贸易和商业中看到的。非洲和中亚的内陆国家，与那些拥有港口和通航河流的国家相比，在出口产品上处于巨大劣势。其次，热带居民要比温带居民承受更多疾病。萨克斯估计，光是密集的疟疾发病率，就把热带国家潜在的人均增长率削去1.3%。[3]从某种意义上说，萨克斯的论点重复的是孟德斯鸠地理影响的第一个途径，只是穿上了现代外衣：炎热的南方气候直接影响经济表现，不是让他们变得享乐懒惰，而是让慢性疾病折磨他们，从而妨碍他们的工作和兴旺。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元历史（meta-historical）著作《枪炮、病菌和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也指出发展道路上的物质障碍，大体上是地理气候的产物。欧洲之所以能主宰世界，有好几个地理因素。例如，连接欧亚大陆的是一条东西向交通线，而南美洲的南北轴，却要跨越不同的气候地带，给交通带来很大不便。它使相应的技术在欧亚相似的气候地带横向蔓延；而西半球的气候差异阻止了类似的蔓延。欧洲人成功培育出小麦和黑麦，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还驯服与流动性休戚相关的马匹。更大的流动性推动种族之间的通婚，造就遗传基因的多样化，从而对多种疾病产生免疫能力。相比之下，新大陆相对同质的基因，让那里的居民特别容易罹患从外部引入的疾病。根据戴蒙德的研究，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解释了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陆为何几乎毫不费力。[4]

无论是萨克斯还是戴蒙德，在他们有关发展成果的原始叙述中，都没有重视制度问题。相比之下，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将拉丁美洲表现劣于北美，归因于两者在产权和法治上的制度差异。这与殖民者的身份有关，开发北美殖民地的是带来普通法和议会政府的英国人，开发南美殖民地的是重商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西班牙或葡萄牙。[5]

经济历史学家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和肯尼斯·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以类似的口吻指出，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其本身又是殖民者在新大陆遇上的地理和气候的产物。他们注意到，拉丁美洲有连续不断的威权等级政府，外加剥削性的经济制度，与北美的民主政府和开放市场形成鲜明对比。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未将这些制度上差异归因于殖民者的身份，而是追溯到经济学家所谓的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即在美洲各样气候和地理中能种植的作物或能开采的矿物。他们指出，在美国独立战争时，由于雇用奴隶的大型种植业相对高效，古巴和巴巴多斯已是富有殖民地。像马萨诸塞和纽约一样，巴巴多斯也是英国殖民地，却出现高剥削社会，让少数种植主精英管辖一大批奴隶人口。

同样，西班牙殖民地新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的建成，与黄金和白银的开采有关。这些殖民地并未从非洲进口奴隶，但迫使广大原住民成为非自愿劳动力的来源。集中于采矿业的经济实力蔓延到土地所有权，导致大庄园在未来几个世纪持续增长，与北美特点的家庭农场形成鲜明对比。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也把不同政治制度的起源——一边是专制和寡头，另一边是民主和平等——追溯到气候和地理的原始条件。[6]

这些制度长期保持稳定，即使当初造就它们的条件发生变化。受惠于这些制度的精英，利用手中的政治影响力，来保持最初的优势。所以，拉丁美洲的克里奥尔（Creole，编按：指生于美洲的西班牙白种人）精英在以后岁月中成功阻止新移民，从而防止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他们也限制选举权，直到19世纪晚期，比美国迟了很久。结果是，整个拉丁美洲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尽管它今天的政治制度大体上是民主的。

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在一份经常被引用的论文中，对此作出修改。他们认为，早期制度的差异与其说是由于要素禀赋，倒不如说是由于疾病引起的早期定居者的夭折。在可以安全定居的地方，欧洲人就会要求自己的权利，以及限制国家随意侵犯私产的制度。在疾病使得定居成本太高的地方，殖民列强建立所谓的“榨取性”经济制度，辅以“专制”的政治结构。这些早期的制度结构证明非常耐用，因为既定掌权者在之后几世纪中，得以继续限制他人进入经济和政治体系。[7]

有些经济史学家指出，从1500年到如今的“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已否定了简单的地理决定论，即萨克斯和戴蒙德的论点的变种，让富裕与北部温带气候挂钩，让贫困与南部热带气候挂钩。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最富有最高效的地区往往是在南方。这是真实的，首先就发生在欧洲。罗马帝国围绕地中海，北非是主要产粮区，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是贫困边缘，供野蛮部落居住。中华帝国始于偏北的黄河流域，然后扩大至南部和西南部，而不是北部；寒冷地区——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显著落后。在美洲，最富有的文明阿兹特克（Aztec）和玛雅（Maya），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墨西哥和秘鲁兴旺起来。北美和南美的温带地区人烟稀少，只有相对贫困的狩猎采集或游牧的社会。这种模式在欧洲征服西半球后仍然延续。西班牙人在原住民文明所在地建立殖民帝国；基于奴隶的富饶种植园经济，兴起于加勒比海和巴西东北部（亚热带）。在17世纪初，巴巴多斯蔗糖岛（sugar island of Barbados）的人均收入超过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超额估计是三分之二。在美国大革命时期，古巴的富庶远远超过马萨诸塞。[8]

萨克斯和其他学者的模式，即世界上最富有国家均处于北温带气候地区，只是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模式。经济理论在通常情况下会预测，富裕乡村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走上工业化道路上应该享有优势，因为它们拥有最多的劳动力和资金。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和约翰逊认为，由于制度的原因，这没有发生。欧洲殖民者受到吸引，赶到拥有密集人口的旧富裕地区，奴役当地居民，创造榨取性制度，阻止工业发展必需的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兴起。相比之下，人烟稀少的贫穷地区无需背负不良的制度遗产，允许更包容的制度出现。

所有这些论点的共同之处是，它们把政治制度的起源追溯到大体上是经济的因素，包括气候和自然地理，但并不局限于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批评所谓的地理决定论，即萨克斯和戴蒙德的，认为良好制度是发展的起因，但还是把制度的起源追溯到气候和地理的条件。地理与要素禀赋仍是决定性的，只要它们塑造的政治制度此后一直延续下去。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因技术革新而发生变化。如果没有大西洋航运，加勒比海的蔗糖贸易不可能发生；由于开发像甜菜那样的替代品，蔗糖的竞争力又急剧下降。然而，所有遵循这种传统的作家都同意，如地理、气候和疾病那样的经济条件，如劳动力、贵金属和雨量那样的资源可用性，以及种植园农业的可行性，都是制度性质的最终决定因素。他们明确指出，非物质的因素——观念或意识形态、文化和殖民者社会的特殊传统——在解释当代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时并不重要。

一元、二元、三元以至多元决定论

经济学家这种广泛的立论，正因为显而易见的决定论，而遇上大量批评。像杰弗里·萨克斯那样的学者似乎在说，无法改变的因素使某些国家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如热带的位置，或水路交通的缺乏。批评者以经济成功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例，表明过往不一定能预测未来，因为它们均位于热带，都有榨取性殖民制度的历史。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喜欢这一类论点，因为它们似乎在否认，人类可以有能动性，可以掌控自己生存的处境。

我们在摈斥气候和地理对制度很重要的论点之前，应该考虑一下表明它们确实重要的宏大史实。地理与气候对早期国家的形成至关紧要。如本书第1卷指出的，世界上第一批国家出现于非常特殊的地理条件之中。大多数出现在冲积河谷，包括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黄河和墨西哥谷，那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高产量的农业和高密度的人口。此外，这些冲积河谷需要不大也不小。如果太小，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南亚高地，就不能支撑有能力支配自己所在地区的足够多的人口，在创建国家层次的制度时，便无法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另一方面，如果过大且开放，就无法阻止奴隶和其他屈从人口逃离国家权威。部落社会是平等的，能在辽阔领土上生存下来。国家是强制性的，通常需要强迫公民的服从。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认为，某种程度的地理界限是必需的，以允许创建最早的国家。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指出，文明崛起于彼此远隔的地方，却分享相同的环境条件（他所谓的“幸运纬度”），如欧洲和中国。[9]

这些地理条件颇能解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层次的政治组织。今天仍有少数幸存的部落和族团层次的社会，不愿被纳入国家，存活于非常特殊的环境：山脉（阿富汗和东南亚高地）、沙漠（阿拉伯半岛贝都因人、撒哈拉沙漠牧民和喀拉哈里沙漠昆申人）、丛林（印度和非洲的部落）、北极（爱斯基摩人和加拿大因纽特人）。他们存活下来，只是由于国家难以将武力延伸到这些地区。巴布亚新几内亚没有本土国家，尽管现代人类已在那里居住了四千年。这似乎与地理有关，那里只有似乎没有尽头的一系列小山谷，却没有足以支撑较大文明的大冲积河谷。几千年来，阿富汗是位于十字路口的定居地，迄今未能巩固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尽管有一系列侵略者的努力，包括希腊、波斯、英国、苏联和北约。它地形多山，地处内陆，四周邻国又是强大的伊朗、俄罗斯和印度，似乎解释了这一结局。[10]

在专制与民主的存在与否上，自然地理也发挥一定作用，但运作机制不是像经济学家讨论的那样，而是如孟德斯鸠指出的，跟某些地形不适宜军事征服和防御有关。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政治权力来源于经济实力，并为经济利益服务。但政治权力往往依靠卓越的军事组织，而军事组织又是领导、士气、意志、战略、后勤和技术的产物。资源是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济实力无法简单转化成军事力量。在将近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部落组织的骑兵驰骋出中亚，征服定居的农业文明，尽管农业文明更富裕，组织更复杂。这些群体中最有名的就是蒙古人。他们在13世纪初，杀出亚洲内陆的本国领土，征服当今的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波斯、整个宋朝中国、地中海东部和印度北部。

两项重大因素使这些征服成为可能：第一，马匹的驯化，如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的，新大陆对此闻所未闻，直至西班牙的引进。第二，欧亚大陆的大部是相对平坦开阔的平原。蒙古人非凡的机动性，源自没有辎重队，主要以掠夺为生，掠夺对象是他们袭击的富有文明。游牧入侵者征服农业文化，导致文明反复循环于昌盛和衰败，成了中东、中国和与中亚接壤的其他地区的特点，如阿拉伯大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观察到的。

自然条件给这些和其他部落骑兵的扩张设限。在欧洲，蒙古人终于遇上一系列山脉，更重要的是，还遇上阻止马匹快速移动的茂密森林。在印度，他们的弓在恒河平原的温度和湿度中开裂。以马匹和骆驼为坐骑的阿拉伯人，在西非的征服受到孑孓蝇的阻碍；他们的马匹在森林地带因孑孓蝇而纷纷死去。这解释了穆斯林北部和基督教/万物有灵教南部之间的分界线，属于前者的西非国家是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加纳和科特迪瓦。[11]中亚野蛮人的征服时期走到尽头，是因为欧洲人采用火药和大炮，身处防御阵地，就可在远距离消灭敌方骑兵。

从俄罗斯、波罗的海和东欧政治体走过的不同政治途径，也可看出地理和技术条件对政治的影响。俄罗斯是蒙古指挥官拔都和速不台在13世纪30年代征服的，所谓的“鞑靼轭”持续了整整二百五十年。蒙古人对俄罗斯臣民的福祉没有特别兴趣，先设立掠夺型国家，再通过一系列俄罗斯代理人来榨取贡物。蒙古人摧毁成形于基辅罗斯的新生国家，切断俄罗斯与拜占庭、中东和欧洲的学术交流和贸易，破坏俄罗斯的拜占庭—罗马法律传统。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时钟，在蒙古人入侵后的所谓的封禄期（appanage period）出现倒退；其时，权力分授给数百个小公国。结果是，在西欧提供有效地方政府的封建主义，无法在俄罗斯获得发展和巩固，甚至没有时间建造对捍卫封建权力来说至关重要的城堡。

地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帮助巩固强大的专制俄罗斯国家。在俄罗斯，国家享有的对社会的权威和权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西欧专制政治体。莫斯科留里克王朝的伊凡三世（1440—1505）实施中央集权，后续的沙皇又投身于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俄罗斯草原的开放性，加上自由贵族的相对弱势，给了莫斯科公国巨大的先发优势。沙皇组织以服役贵族为基础的蒙古式轻骑兵，只碰上很少天然防御屏障，直到遇上波兰和立陶宛等组织良好的共同体，以及南部的土耳其人。像诺夫哥罗德那样的独立商业城市，在西欧的政治自由发展中非常重要，但在军事上绝不是对手，只得臣服于莫斯科的中央集权。

在地理影响欧洲政治自由的发展上，孟德斯鸠具有非常深刻的洞察力。他说：“自然分隔造就中等规模的众多民族。”不同于非洲，欧洲的地理促进强大国家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竞争，需要有良好法律的强大国家的兴起。如果没有这个局面，“国家反而会陷入衰败，成为邻国的猎物”。另一方面，欧洲的大山、大河和森林，又使任何一个国家难以取得绝对优势。结果是，没有一个征服者能以中国皇帝或俄罗斯沙皇那样的方式制服整个欧洲，使之臣服于单一的政治权威，欧洲地理中，有助于自由的另一偶然特征是有一座难以征服的邻近大岛，并且它积聚了大量财富和海上力量，足以抗衡企图主宰整个欧洲的其他国家。此事屡屡发生：英国在15世纪末顶住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17世纪顶住路易十四的扩张计划，在19世纪早期顶住了拿破仑，在20世纪顶住了希特勒。

三个地区

在下面章节中，我将追踪发展中世界三个地区的政治制度的发展：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

东亚当然是今日的大明星，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已成功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中国也在赶超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最贫穷的地区，尽管在21世纪初，那里的部分国家也有出色的表现。拉丁美洲介于中间，充斥世界银行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它们似乎不会在短期内达到欧洲、北美和东北亚的高收入水平；不过，智利可能是一个例外。

如经济学家指出的，这些经济增长的成果，确实与殖民主义的制度遗产有关。地理和气候对殖民地当局当初能建立起来的制度产生很大影响。但地理不是宿命，每个地区都有很多挣脱邻国命运的显著案例，由于意识形态、政策和领袖的选择等其他因素，表现得更好或更坏，最终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一般来讲，有关殖民主义的文献过分强调殖民主义的遗产。当代的制度成果，乃至当代的发展成果，不但受殖民列强政策的影响，而且受早前本土制度性质的影响。特别是东亚近代的卓越表现，原因在于许多东亚国家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就已发展出强大的现代国家。这在中国和日本防止了外国势力的全盘征服和统辖。相比之下，在欧洲人征服之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半地区还是部落组织，剩下的“国家”也非常原始脆弱。所以，没有强大的本土国家传统，可作为殖民列强的发展基础。拉丁美洲再一次介于中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遇上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帝国。但这些政治体外强中干，以中国的标准看，一点儿也不现代。它们甚至在疾病施虐之前，差不多即刻就崩溃，留下几乎一片空白的制度遗迹，让新殖民国家在新大陆随心构建自己的封建制度。

[1] 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概述和生物学在理解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章。

[2] 有关将地理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最近研究，参见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华盛顿：世界银行，2008）。

[3]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热带的欠发达》（Tropical Underdevelopment）（马萨诸塞州剑桥：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8119号，2001年）；John L. Gallup和杰弗里·萨克斯，《疟疾的经济负担》（The Economic Burden of Malaria），载《美国热带医药卫生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第64卷，第1—2期（2001年）：85—96页。

[4]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纽约：诺顿出版社，1997年）。

[5] 例如，参见North和Thomas，《西方世界的崛起》。

[6] Stanley L. Engerman和Kenneth L. Sokoloff，《新世界经济中的要素禀赋、制度和不同的增长道路：从美国经济史学家的角度看》（Factor Endowments,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A View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载Stephen Haber编，《拉丁美洲何以变得落后：巴西和墨西哥经济史论文，1800—1914》（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ies of Brazil and Mexico, 1800-1914）（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Engerman和Sokoloff，《新世界经济的要素禀赋、不平等和发展道路》（Factor Endowments, Inequality,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载《经济》（Economia，英国会计师协会杂志）第3卷，第1期（2002年）：41—101页。Stephen Haber也作出基于平均降雨量的推测，认为适当降雨量的地区较能产生民主政府，因为这样的气候条件往往鼓励小农经济、较公平的土地分配乃至较分散的政治权力。无论是降雨量有限的沙漠地区，还是强降雨的热带地区，都比较不可能支持这一类农业。Stephen Haber，《降雨和民主：气候、技术乃至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演变》（Rainfall and Democracy: Climate, Techn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未发表的论文，2012年8月24日）。

[7] 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比较发展中的殖民地起源：实证调查》（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91卷，第5期（2001年）：1369—1401页。这些研究结果已纳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

[8]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命运的逆转：现代世界收入分配形成中的地理和制度》（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载《经济学季刊》第107卷（2002年）：1231—1294页；David Eltis，Frank D. Lewis和Kenneth L. Sokoloff合编，《美洲发展中的奴隶制》（Slave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1—27页；Eric E. Williams，《资本主义和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4年），51—84页。

[9] 有关这种理论和其他理论的讨论，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5章；Robert L. Carneiro，《国家起源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载《科学》第159卷（1970年）：733—738页；Ian Morris，《为什么是西方占据了统治地位——至今为止》（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纽约：FSG出版社，2010年）。

[10] 关于东南亚国家无法制服其腹地，参见James C. Scott，《不受统治的技艺：东南亚山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 Jack Goody，《非洲的技术、传统和国家》（Technology, Tradition, and the State in Africa）（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Jeffrey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39—41页。

第16章

白银、黄金和蔗糖

新大陆的资源和人口影响制度；西班牙制度的性质，以及马德里寻求将它们移植到新大陆；继承下来的阶级结构和种族削弱了法治和负责制

拉丁美洲是非西方世界中首先被欧洲人殖民的，也是有关政治制度起源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发源地。拉美大部分地区建立起高度不平等的威权政治制度，原因在于，经济生产以殖民者遇上的地理、气候和资源等物质条件为基础，具有“榨取”性质。根据这个观点，即使创建制度的经济和技术的原始条件开始改变，制度特征仍持续数百年。出现在北美的不同政治制度——更民主、更平等、在经济上更自由——反映出当地农业生产的不同条件。

这个基本故事是正确的。拉丁美洲的特点是不平等的“先天缺陷”，迄今还未恢复过来；但光以经济来解释制度的起源，还远远不够完整。拉丁美洲制度是多种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换句话说，专制和不自由的性质有多种来源，并不限于殖民者发现的物质条件。这并不是说，仿佛西班牙和葡萄牙已在欧洲创建了自由平等的制度，只要条件允许，本来可以将之植入新大陆。事实上，它们只是试图在殖民地重建自己政治制度的翻版。在18世纪波旁王朝君主治下，西班牙的国内条件发生变化，引进一系列温和的自由改革。随着西班牙本身的自由化，输往美洲的制度类别也变得自由化了。

北美和拉美之间的真正差异，与其说是在开初的制度条件，倒不如说是在之后发生的事件。在16世纪初，所有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都是威权专制、等级分明和不平等的。但欧洲的国家在未来两个世纪中，经历众多暴力的战争和革命。首先，建立起一系列强大统一的现代国家；其次，在政治制度上发生变化，最终导致现代民主政体的兴起。在解释后续事件上，犹如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对狗不叫的评说，没有发生的与已经发生的，有时都很重要。在拉丁美洲，也有一只不叫的狗：大规模和持续的政治暴力，在塑造西欧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上非常关键，却没有波及新大陆。一方面，这是一件好事，拉丁美洲一直是比欧洲或亚洲更为和平的大陆。另一方面，它的政治制度因此而发展缓慢，古老形式的威权政府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不平等，也持续更长时间。

剥削

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陆不是出于战略原因，如欧洲列强19世纪末在非洲做的，也不想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新大陆居民。他们建立殖民地只是想致富，所以被吸引到人口众多的富庶地区，如阿兹特克和印加（Inca）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所在地。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今天的墨西哥城）位于墨西哥谷，在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s）抵达时，可能已有一百万人，外加周围乡村的数百万。印加帝国从厄瓜多尔延伸至智利北部，涵盖多达一千万人口。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设置两个总督辖区，正是因为那里有珍贵的黄金和白银，还因为能征用密集的当地人口充当奴工。

西班牙人先掠夺所征服的帝国以利己。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Atahualpa）被告知，为了赎命，必须装满一房间的金银。他做到了，但还是遭到西班牙人的杀害。到这些资源耗尽时，他们又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发现银矿，在秘鲁的万卡韦利卡（Huancavelica）找到汞矿，在安第斯山脉的波托西（Potosi）发现银山（当时在上秘鲁，今日在玻利维亚）。

在法律上，原住民被认为是西班牙皇家的完整臣民，其产权获得的法律保护无异于欧洲人。托管权（encomienda）可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该制度让西班牙国王向征服者赠予原住民而非土地。在这种情形下，原住民必须工作，以换取家长式保护。在有些情况中，教会试图与西班牙王室的地方代表携手，保护原住民免遭新移民的虐待。但在实践中，这些法律保护措施没有得到遵守。在西班牙定居者社区的带头下，事实上的奴隶制成了普遍做法。16世纪晚期，在总督弗朗西斯科·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的治理下，印加的劳役制度（mita）被修改成更严厉的强制劳动，要求劳工长期离开当地社区，忍受矿中极其危险的工作条件。殖民当局还强制已经稳步下降的人口迁移到所谓的“归化区”（reducciones），以便更好地控制和征召劳工。[1]

拉丁美洲的精英是西班牙殖民当局者——出生在半岛的（peninsulares）——以及被称为克里奥尔的白人定居者。西班牙的早期政策试图凭借不赠予土地的托管权制度，来阻止土地贵族的兴起。但克里奥尔还是凭借山高皇帝远的优势当上了大地主，其过程因长子继承制（mayorazgo）而获得加速。这个长子继承制是从西班牙进口的，允许地主家庭集中和扩充手中的土地；获得进口的还有另一项举措，那就是地主更愿意住在城市而不是自己的庄园，控制农民劳工的是代表缺席地主利益的经理。

精英的另一部分是获益于贸易的商人，他们的垄断权是重商主义的官方赋予的。这两个群体互为共生，商人将地主生产的主要产品，出口到受保护的市场，以获得稳定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市民—商人精英，像旧政权法国和西班牙的精英一样，向愈益虚弱的哈布斯堡殖民政权购买爵位和公职，以巩固自身权力。[2]

拉丁美洲的种族和人种的巨大分隔，使阶级差别变得根深蒂固。借用历史学家大卫·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的话：“因为墨西哥人和秘鲁人扮演了欧洲工人阶级的角色，西班牙美洲就没有了白人无产阶级。这使西班牙殖民地不同于已成‘纯粹’欧洲定居地的北美殖民地。”[3]阶级差别与人种和族群差别相互重叠，使穷人和富人一目了然。更确切地说，由于通婚的普遍程度，从白色到黑色构成了一个浅深不同的连续体，标识着社会阶梯上的每一个层级。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社会分层塑造着拉丁美洲的政治，至今在许多方面仍然如此。

奴隶制—种植园综合体

如果说有哪个地方气候与地理有着直接的政治影响，那么种植园综合体的出现就提供了例子，它要把热带农产品出口到欧洲去，特别是蔗糖。蔗糖不同于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不适合家庭种植，因为人们无法以吃蔗糖为生。它是纯粹的出口作物，需要在种植地获得就近加工和大量投资，并从规模经济中受益。它最适宜长在潮湿炎热的气候中，如热带或亚热带。15世纪初，甘蔗栽培在葡萄牙和欧洲南部其他地区出现，很快转移到葡萄牙在西非的殖民地，如圣多美（S?o Tomé）。在那里它开始了与非洲奴隶发生了命中注定的关联，因为刚果和贝宁王国就近向甘蔗种植园提供劳工。[4]

欧洲人15世纪晚期抵达西非时，奴隶制已在那里存在好几个世纪，主要是北非和中东之间跨撒哈拉贸易的结果。葡萄牙人发现附近有不少奴隶，便让他们在圣多美的甘蔗种植园工作。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让葡萄牙拥有现在的巴西，这一劳工制度证明是可以出口的。不同于秘鲁和墨西哥，葡萄牙在新大陆只发现很少的金银，人口也不是很多。但巴西东北部有完美的气候，适合葡萄牙人从非洲引进甘蔗。从西非运奴隶来巴西新建的殖民地很方便，因为那里的盛行风使从东向西的航程变得非常容易。而大西洋北部的航程比较困难，因为当地的盛行风朝相反的方向吹。在热带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奴隶人口繁殖得太慢，无法维持一定数量，所以出现三角贸易：非洲奴隶出口到巴西，蔗糖和像朗姆酒那样的蔗糖产品出口到欧洲，欧洲再将制成品出口到非洲，以换取更多奴隶。

今天巴西是新兴市场金砖四国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以及拉丁美洲的工业重地，但它的起源却是基于奴工的种植园殖民地。葡萄牙没有足够的力量或资源以西班牙治理墨西哥和秘鲁的方式来治理巴西，只好将权力和土地批给一组“授地舰长”（captain donatory）。他们在自己控制的领地上，俨然就是君主。这些授地非常广阔，沿海岸延伸一百三十英里，深入内地五百英里。事实上的权力落在强大而粗野的种植主阶级手中。他们拥有奴隶，到16世纪末，已在相对松散的政治体系中积聚了大量政治权力。[5]

蔗糖革命的第二阶段发生在往北一些的加勒比海，那里的条件和贸易风有利于到英国和北欧其他地区的出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遇到的加勒比（Carib）和阿拉瓦克（Arawak）原住民，早已死于疾病，极少数后裔融入白人或奴隶的定居者群体。自16世纪中叶开始，巴巴多斯、向风群岛（Windward Islands）和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成为巨大的出口工业中心。之后，这个中心西移至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今海地）、牙买加和波多黎各，最后才抵达古巴。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甚至丹麦，都参与殖民和建立种植园的活动。投资于种植园的商业公司，一开始对白人契约劳工和非洲奴隶一视同仁，但之后发现，后者比欧洲人更能抵抗当地疾病，并能在更苛刻条件下工作。但这并不等于非洲人在新大陆的兴旺；像巴西的情形一样，加勒比海的奴隶人口也无法补充自己，必须依赖来自非洲的新人。结果，从1600年到1820年，运到美洲的非洲人是欧洲白人的五倍。[6]对新兴的跨大西洋商业经济来说，奴隶制是不可或缺的。英国奴隶制殖民地的出口值，几乎是非奴隶制殖民地的十倍。[7]

菲利普·科廷（Philip Curtin）所谓的“种植园综合体”，以及因此而孵化出的奴隶制，其兴起与气候和地理有清晰的关联。在哪里会出现奴隶制，与殖民列强的身份没有关系。更为自由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像专制的西班牙人一样，都渴望参与这项贸易。

如果有个历史事件，能证明自然条件对制度的重要性，那就是奴隶制和棉花在美国南部的兴起。美国独立战争时，奴隶制存在于整个美国，包括北部殖民地。但那时很多人认为奴隶制是即将死亡的制度。尽管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拥有奴隶，但利用奴隶种植像烟草和小麦那样的农作物，在经济上并不特别划算。

所有这一切因棉花在美国南部的传播而发生巨大变化，19世纪初，轧棉机的发明，以及英国新兴纺织工业对原棉的大量需求，又促进了进一步的变化。像蔗糖一样，棉花受益于大种植园的规模经济，从而重燃对奴隶的需求。跟加勒比海和巴西不一样的是，美国大陆的奴隶人口繁殖得很快。虽然奴隶贸易结束于1807年，奴隶劳工仍在不断增加，愈益成为本地资本的重要来源。

历史学家对北美的奴隶制经济有长期辩论，经常还非常激烈。有些人追随南北战争之前的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经济效率低下，在同等条件下无法与自由劳工竞争，终将在自由市场中自行消亡。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驱动南北战争的，与其说是有关奴隶制的道德考量，倒不如说是自由劳工和奴役劳工的竞争。不过，总的来说，直到南北战争前夕，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生产，似乎是颇具竞争性的经济企业；只是在战争和奴隶制取消之后，与北方相比，南方的人均收入才开始下降。[8]

强大的经济利益在北美奴隶制中涌现，很快压倒英国定居者带来的民主和平等的政治倾向。南北战争之前，“特殊制度”的南方捍卫者为了给奴隶制辩护，以圣经为依据提出许多新奇论据，从人种的自然秩序，到简单炮制的等级和人种支配的传统。亚伯拉罕·林肯会强调，这些理论和“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主旨相矛盾，可是，它还是挡不住经济自利成为压倒性的原则。

本土国家

拉丁美洲制度发展问题上的一大疑惑是，在塑造后续发展中，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本土政治制度为何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拉丁美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无论是从欧洲进口的，还是因应当地条件自创的。欧洲移民在热带非洲和东南亚大部也受疾病的限制，一如在加勒比海的情形。在世界其他地区——南亚、中东和东亚——已有大量原住民，经常还组织良好，难以驱走，所以大规模的欧洲移民受到阻碍，或进展缓慢。在西班牙新大陆帝国的核心区域——墨西哥和秘鲁——限制定居的不是疾病，而应是组织起来的当地人口。不同于北美的游牧部落社会，以及阿根廷和智利抵抗白人殖民者的马普切人（Mapuche），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已组成国家层次的复杂社会，可在很大范围内行使中央权威。只是他们权力崩溃的速度和彻底——如威廉·普雷斯科特（William Prescott）和贾雷德·戴蒙德等学者描述的——相当惊人。[9]皮萨罗率领仅一百六十八名西班牙军人，却击败指挥可能达八万军队的印加王阿塔瓦尔帕，自己竟无一人伤亡。

戴蒙德将之归功于技术因素，如西班牙人拥有印加人没有的马匹、步枪和钢剑，以及在战术上的突然袭击。众所周知，西班牙人带来摧残土著人口的旧大陆疾病，最终杀死90%的当地居民。[10]

有关阿兹特克和印加崩溃的叙述，并不完全令人信服。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指出，在美洲其他地区，欧洲人在当地更原始的群体面前享有类似的技术优势，为了打败他们，却花了几十年。从长远看，疾病在原住民文明的最终消亡中肯定是一大因素，但当地人口的灾难性下滑，要等到16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离阿兹特克和印加的政治崩溃已有相当的间隔。现在看来，真正的解释必须涉及政治和制度。尽管这会有后见之明的嫌疑，但崩溃的事实表明，这两个文明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么制度化。

如果我们将阿兹特克或印加的国家与中国作比较，就会看得一目了然。中国在东周时期，尤其在长达五百年的狂暴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逐渐脱离部落群体。中国北部的政治体总数从大约一千个减少至七个，每一个都发展出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中国在秦汉时期获得统一，前者是在公元前221年，后者是在公元前202年。在秦汉一统期间，组成中国的不单是早期战国七雄的残存，还有分布各地的部落和贵族势力。汉朝官僚体系模仿秦国，花了近二百年时间来肃清这些地方势力，建立统一的现代行政制度，治下的人口总数可与同期罗马帝国媲美。

新大陆本土帝国的政治发展水平，与其说像中国汉朝，倒不如说像东周中叶。无论阿兹特克帝国还是印加帝国，组织层次仍是地方性的分支世系制（如印加土地上的“阿伊鲁”氏族ayllu，这种社会单位至今依然存在于玻利维亚和秘鲁高地）和部落联盟。在这两个帝国中，种族是高度混杂的，使用相关但往往互不相通的语言。阿兹特克帝国是通过征服创建起来的，比科尔特斯的到来早了几个世纪。印加帝国的创建，比西班牙人的到来仅仅早了几十年。这两个帝国都通过镇压来维持统治——尤其是广泛拿臣服者用作生人祭的阿兹特克人。这使西班牙征服者很容易找到本土盟友，那些盟友踊跃加入与本土统治者的战斗，以求得自己的解放。科尔特斯与特拉斯卡拉人（Tlaxcala）和托托纳克人（Totonacs）建立联盟，与数万土著战士一起，向特诺奇蒂特兰城发起进攻。皮萨罗在秘鲁的情形也是如此，不久前，两位印加王子阿塔瓦尔帕和瓦斯卡尔（Huáscar），为继承萨帕印加（Sapa Inca，即最高领袖）的宝座而发生流血冲突。恰如墨西哥的情形，西班牙人也利用印加的内部分裂。在击败印加王子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的最后战役中，本土盟友还证明是关键因素。阿马鲁设法在18世纪发动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在当代秘鲁仍是本土骄傲的象征。

阿兹特克和印加有时被描述为拥有“官僚机构”，但它们的行政发展水平远远比不上中国西汉中叶，最明显的也许是语言。中国行政官员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商朝（先于周朝），就以书面形式互相沟通。相比之下，阿兹特克人有被称为文字雏形的象形文字，可用于祭祀，但无法用于官僚等级体系中的常规通信。印加人没有书面语言可言，仅有名叫奇普（quipu）的彩色结绳体系，用来记录统计信息，要与帝国边远地区进行交流，就必须依赖使用克丘亚（Quechua）口语的使者。这意味着，这两个本土文明无法创建类似中国典籍的文献库，作为官僚教育的共同课程和文化认同的基础。更不用说，这两个新大陆文明无法像中国一样，颁布书面法律，让复杂的官僚等级体系来监管，以渗透各自的社会。[11]

所以，存在于墨西哥和秘鲁的文明，似乎更接近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孔雀王朝，而不是同期的秦汉文明。在阿育王领导下的孔雀王朝，以武力成功统一北部三分之二的印度次大陆，但在三代以内就衰落了，因为他们从来没能建立强大的行政体系。像印加人一样，他们没有用于行政管理的书面语言。[12]这两个新大陆帝国覆盖广袤的领土，却非常软弱。一旦西班牙人击败并杀死作为军事集权象征的蒙特苏马（Montezuma）和阿塔瓦尔帕，帝国就分崩瓦解，分裂成其组成部分的种族和部落的群体，再也无法重组。在这些从属群体中，许多只是将忠诚从他们的本土领袖转移到西班牙人身上。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原住民因欧亚疾病而遭受灾难性人口下降之前，而人口下降封死了任何幸存制度的命运。墨西哥人口从科尔特斯到来时的一千万，下降到1585年的两百万，到16世纪初更降至一百万。秘鲁人口从征服前的九百万降到1580年的一百万多一点，到1620年更降至六十万。[13]

新大陆的本土文化以各种方式塑造当代拉丁美洲，从墨西哥的亡灵节仪式，到安第斯山脉特有的阿伊鲁氏族组织。不过，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国家层次的本土组织相比，前哥伦布文明的较高层次的政治遗产发挥的作用小得多。

弱的专制主义

地理和气候并不是决定拉丁美洲政治制度的唯一因素。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试图将自己的制度出口到殖民地。

率先在新大陆开创殖民地的哈布斯堡西班牙，在本书上一卷中被定为弱的专制主义。从1520年开始，西班牙国王击败当时的公社叛乱（Comunero revolt），削弱西班牙议会（Cortes），实施宫廷的集权，但仍受制于既有的法律制度。因为在西班牙，法律制度的罗马根源比西欧其他地区更深入人心。查理五世虽然在新旧大陆都获得庞大帝国，但拥有的合法征税权力仅局限于卡斯提尔一地。由此，他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昂贵军费，只好让卡斯提尔独家承担。在16世纪，这导致向外国银行家的大量借款。西班牙皇家一再破产，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满足收入需求。像法国一样，西班牙最终也向富裕精英出售公职，使腐败合法化，削弱国家以非人格化方式统一施政的能力。强大的专制国家享有自主性，能掌控治下的精英；但西班牙政府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遭到治下精英的攫取。[14]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新大陆黄金和白银出口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但西班牙政府颁布严格的规则，以限制经济交换——这被称为重商主义——它错误地认为，这将使来自殖民地的收入最大化。新大陆的出口必须先行抵达西班牙，事实上是唯一港口，必须使用西班牙的运输船只，殖民地也不得与西班牙制造商竞争。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证明的，重商主义导致极端低效，非常不利于经济增长。它也有很明显的政治后果：能够进入市场和经济投资的仅局限于国家偏爱的个人或公司。这意味着，个人的致富道路需要通过国家和政治的影响力。这导致寻租心态，而不是创业心态，大量精力都花在寻求政治支持上，而不是如何开发创造财富的新企业。在这个体系中涌现出来的地主和商人阶级，凭借国家的政治保护而变得富有。

西班牙统治在新大陆的正式机构是以印度理事会（Real y Supremo Consejo de las Indias）为中心的威权体系。这个理事会和负责经济事务的贸易院（Casa de Contratación）一起编写法律，颁布法令——到1600年已累计四十万条。制衡这些行政机构的是并行的行政法院（audiencia）体系，由律师或法官主持。他们不得与当地女子结婚，也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干涉他们主持地区的政治。[15]到了16和17世纪，由于财政的拮据和愈益争权的克里奥尔的抵制，这种结构逐渐消亡。

西班牙政府可能希望塑造新大陆制度，但没有足够的权力或权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殖民地。这个问题典型地体现在“服从但不执行”（Obedézcase, pero no se cumpla）的流行语中。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重新征服摩尔人的，并不是正在现代化的国家，而是遵循皇家合同的“自由骑士”（free-lance）。他们中的许多人，如科尔特斯和征服秘鲁的皮萨罗，都是半独立的代理人。西班牙王室花了16世纪大部分时间试图控制他们，使用像托管权那样的制度，向殖民者赠予原住民而非土地。此时，处身欧洲半岛的本土政府因欧洲和地中海的战争而债台高筑，本身变得日益衰弱。西班牙采纳的公职出售的办法，也逐渐出口到新大陆殖民地，使权力平衡偏向地方精英。此前是民选的地方政府的理事会和市政会的职位，到1600年实行公开出售，成为世袭的特权。国家的制度化由此发生倒退，其官僚体系从现代的变成家族式的。

思想在制度演变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殖民统治第一个世纪中，没有西班牙的霍布斯和洛克来告诉定居者：他们拥有自然和普遍的人权。作为替代品，他们拥有继承或购买得来的封建特权。与北美的英国殖民者相比，拉丁美洲的克里奥尔更有可能要求保护自己的特权，而不是自己的人权。[16]

詹姆斯·马奥尼指出，到1600年开明的波旁时期，西班牙出口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西班牙王室配合在欧洲半岛发生的改革，从17世纪50年代起，禁止行政法院席位的买卖——其中大多数由克里奥尔购得——并开始让更专业人士主持行政法院，他们来自欧洲，职位是委任而不是购得的。从法国借鉴来的总督制度也扩展到殖民地，以任命的专业代表代替地方上买来的行政长官和市长。贸易也因查理三世的《自由贸易法》而获得开放：对港口和运输船只的限制被取消，与北美的直接贸易变得合法化。其他方面的努力，包括削弱秘鲁和墨西哥的商人垄断，以增加经济体系中新参与者的竞争能力。[17]

这些新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帝国重心开始从秘鲁和墨西哥的旧中心，往南移向温暖的更适合定居的阿根廷和智利。阿根廷原先只是秘鲁总督辖区的一部，到1676年开始有自己的总督辖区。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人口到1800年已增长至五万。贸易因告别重商主义而有显著增长，从1682年到1696年，出口到西班牙的货物价值增加了十倍。针对这日益繁荣的前景，欧洲移民开始改变目的地，涌到这些新区域，构成新的社会群体，完全不同于旧精英的克里奥尔地主和商人。这些移民带来更自由的思想，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恶性冲突做好了准备。这个冲突支配了独立后拉丁美洲的政治。[18]

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思想再一次变得重要。它们带来的平等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使奴隶制在道义上越来越难以接受。当然，美国大革命没有对美国殖民地的奴隶制产生直接影响，但给定居于整个新大陆的人们带来摆脱欧洲监护的念头，帮助促使法国的破产，为1789年大革命打下基础。法国大革命对奴隶制殖民地的圣多明各产生了即刻的直接影响。1791年，圣多明各在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的领导下，爆发了奴隶反抗，持续了好几个阶段后，在1804年赢得彻底独立，建立以奴隶领袖为首的新国家海地。英国议会于1807年终止奴隶贸易，在随后几十年中，派遣英国海军到非洲海岸，以执行对奴隶贸易的禁令。宗教思想也是关键，如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对新教福音派的皈依，促使他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奴隶制在英国殖民地持续到1833年的《奴隶制废除法》，在美国持续到1865年第十三条修正案的通过，在古巴持续到1886年，在巴西持续到1888年。

拉丁美洲的先天缺陷

拉丁美洲天生就有缺陷。西班牙和葡萄牙把自己的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制度带到新大陆，以应对在当地找到的经济机会。它们在这样做时，不仅复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阶级结构，还复制了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其中的威权国家遭受地方精英的部分攫取，以致无法对精英行使支配。这种阶级结构与欧洲相比有一个重大差异，那就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阶级与人种和种族划分相对应，变得更加难以克服。

拉丁美洲国家19世纪初开始从宗主国赢得独立，它们继承了这一遗产。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宪法大多数在名义上是代议制的，事实上还有不少以美国1787年建立的总统制为蓝本。但拉丁美洲所有的国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在维持稳定的民主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上，都遇上了大问题。

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的长期表现不佳，与背后的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阶级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均，造成尖锐的政治两极化，19世纪对立的两极是自由派和保守派，20世纪是保守派政府和马克思主义或民粹主义对手。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发生于不同时期，尤其是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叶，不少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发达世界的差距。但政治不稳定打断正常的经济生活，逆转早期的成果，使差距重新增大。经济精英支配名义上是民主的政治体制，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阻止经济机会的民主化。[19]

在墨西哥可清楚看到历史遗产的影响，它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在新大陆的两个总督辖区之一。在18世纪波旁王朝的治理下，经济自由化的努力只取得有限的效果，因为墨西哥城的经济精英奋起反对新来者，以保护自己的地位。不同于新开发的阿根廷，流动的雇佣劳工制度始终没能在墨西哥乡村扎根。相反，大地主通过债务劳工等半强制手段控制了广大农民。[20]

墨西哥独立战争开始于1810年，其时，18世纪的矿业繁荣已经放缓。下一章将予以详述，它开始时只是一场社会革命，以两位神父以及他们贫穷的信徒为主，旷日持久，动荡不断。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摧毁了作为墨西哥出口主要来源的采矿业。[21]动荡之后，墨西哥在政治上仍然相当不稳，在此后四十年中见证了六次政变和一系列独裁军阀。

美国大革命只是暂时打乱经济增长。相比之下，墨西哥的经济恢复还要等到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的崛起。他统治墨西哥长达三十五年（1876—1911），被称为波费里奥独裁。他接手的是因几十年冲突和低增长而基本破产的国家，急需经济盟友。他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创建银行业，让少数与政府挂钩的银行赚到大钱，从而让政府有资源来制止无法无天的状态，提供必要的政治稳定。这段促成经济增长的非常时期，让墨西哥部分赶上北美，以及像阿根廷那样更为自由的新兴大国。但迪亚斯建立的不是开放或自由的经济秩序，而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在某些方面，它类似于旧日的重商主义体系，只是操作人不再是西班牙王室，而是换成了地方精英。[22]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它都没有赋权给墨西哥大众。由此而来的社会紧张终于在墨西哥革命中爆发，这次动荡导致迪亚斯在1911年被推翻，动荡持续至1916年。事实上，墨西哥获得真正的稳定，还要等到革命制度党在20世纪40年代的兴起。这意味着，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经济增长或是停滞不前，或是在开倒车。

革命制度党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政党，掌控墨西哥政治直到2000年，总统宝座被国家行动党（Partido Acción Nacional）的候选人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取得。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墨西哥再一次拉近与美国的差距。但不平等和阶级的根本问题仍没得到解决。革命制度党确有显著成绩：它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重大的土地改革，解散墨西哥的大庄园；同样重要的是，它还继续对哥伦布到来之前的象征物实施革命性的复兴，培养强烈的民族认同。不过，它是通过依附主义赢得稳定的，向自己偏爱的政治团体分发国家资源，从而限制竞争，阻止墨西哥发展出具竞争力的私营部门。墨西哥经济已大幅放宽（特别是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之后），但仍以大寡头垄断和新重商主义的贸易限制为主。革命制度党经过十二年的缺席，在2012年重返洛皮诺斯总统官邸（Los Pinos），希望能在这次更致力于认真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关键的能源部门的自由化。

气候和地理是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根源。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等处建立榨取性奴隶经济，留下不平等的遗产。这项遗产在最后一个银矿关闭后仍在负隅顽抗，使北美风格的开放型经济迟迟不能到来。

物质条件影响拉丁美洲政治制度的性质，但并没有将之完全封死。正式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朝民主的方向演变，正如欧洲的情形。更为僵化不变的是阶级结构，它将人口分割成较白较富的精英和更穷更黑的大众，正是这一结构在塑造着正规制度的运行方式。这意味着，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形式上的民主，所导致的不一定是普通民众享有权利，而是精英对民主政治体制的间接掌控，用以维持社会现状。

[1]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国，1492—1830》（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23页； James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69—70页；D. K. Fieldhouse，《殖民帝国：从18世纪起的比较调查》第2版（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2年），22—23页。

[2]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41—42页；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63页。

[3] Fieldhouse，《殖民帝国》，14页。

[4] Philip D. Curtin，《种植园综合体的兴衰：大西洋历史论文》第2版（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2nd e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16—25页。

[5] Philip D. Curtin，《种植园综合体的兴衰：大西洋历史论文》第2版（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2nd e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42—45页；Thomas E. Skidmore和Peter H. Smith，《现代拉丁美洲》第6版（Modern Latin America, 6th ed.）（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22—26页。

[6] Gavin Wright，《奴隶制和美国经济发展》（Slaver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14页。Philip D. Curtin指出，在17世纪80年代，蔗糖小岛巴巴多斯的人口超过美国马萨诸塞州或弗吉尼亚州，是英国人口密度的四倍。参见《种植园综合体的兴衰》，83页。

[7] Wright，《奴隶制和美国经济发展》，16页。

[8] 以为奴隶制效率低下的是Ulrich B. Phillips，《美国黑人奴隶制》（American Negro Slavery）（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66年）；以为奴隶制经济可行的是Alfred H. Conrad和John R. Meyer，《内战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评论》（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 Bellum South: Comment），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66卷，第2期（1979年）：95—130页；Robert W. Fogel和 Stanley Engerman，《十字架上的时间：美国的黑人奴隶制经济》（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波士顿: 小布朗出版社，1974年）；Robert W. Fogel和 Stanley L. Engerman，《解释内战前南方奴隶制农业的相对有效》（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67卷，第3期（1977年）：275—296页。

[9] William H. Prescott，《秘鲁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费城：J. B. Lippincott出版社，1902年）；Prescott，《墨西哥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费城：J. B. Lippincott出版社，1904年）；Hugh Thomas，《征服墨西哥》（The Conquest of Mexico）（伦敦：Hutchinson出版社，1993年）；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

[10] 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67—81页。

[11] Ferrel Heady，《公共行政：比较的角度》第6版（Public Administ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6th ed.）（纽约：Marcel Dekker出版社，2001年），163—164页；Jean-Claude Garcia-Zamor，《阿兹特克人、印加人、玛雅人的行政实践：现代行政发展的教训》（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of the Aztecs, Incas, and Mayas: Lessons for Modern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载《公共行政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第21卷，第1期（1998年）：145—171页。考古学家认为，早期西班牙观察家将印加土地上的道路网络视作军事官僚的庞大设施，但它们的使用实际上倾向于宗教礼仪。目前尚不清楚，印加帝国的官僚制度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参见Craig Morris，《印加在秘鲁中部高地的基础设施》（The Infrastructure of Inka Control in the Peruvian Central Highlands），载George A. Collier, Renato I. Rosaldo和 John D. Wirth合编，《印加和阿兹特克国家，1400—1800：人类学和历史学》（The Inca and Aztec States, 1400—1800: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纽约：科学出版社，1982年）。

[12] 有关孔雀王朝以及印度和中国的比较，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63—188页。

[13]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60页，68页； 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210—214页。

[14] 有关这些发展的解说，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8章。

[15] Fieldhouse，《殖民帝国》，16页；Curtin，《种植园综合体的兴衰》，62—63页。

[16]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59—60页。

[17]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44—47页；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第6版，26—27页。

[18]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46—49页；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27—28页。

[19] 有关这个过程的概述，参见福山编，《落后：解释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Falling Behind: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章。

[20]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143—146页。

[21] Enrique Cárdenas，《宏观解读19世纪的墨西哥》（A Macro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Mexico），载哈伯编，《拉丁美洲何以变得落后：巴西和墨西哥经济史论文，1800—1914》，66—74页；John H. Coatsworth，《19世纪墨西哥经济增长的障碍》（Obstacles to Economic Growth in Nineteenth-Century Mexico），载《美国历史学评论》第83卷（1978年）：80—100页。

[22] Jeffrey Bortz和Stephen Haber，《新制度经济学和拉丁美洲经济史》（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Noel Maurer和Stephen Haber，《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银行、金融市场和墨西哥工业化，1878—1913年》（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Banks, Financial Markets, and Mexican Industrialization, 1878-1913），载Jeffrey Bortz和Stephen Haber合编，《墨西哥经济，1870—1930：制度、革命和增长的经济史论文》（The Mexican Economy, 1870—1930: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Revolution, and Growth）（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17章

不叫的狗

战争对中国和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却少见于拉丁美洲；为什么在拉美激发国家现代化的因素非常弱；拉丁美洲经历较低水平的暴力，我们应否感到遗憾

要说拉丁美洲的先天缺陷是社会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始于1808年，其时，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享有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平等。除了比较自由的英国和荷兰，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农业秩序，执政的是享有盘根错节特权的封建精英。中国没有封建主义，但有强大的威权国家，一个地主阶层，以及大批依赖他人的穷苦农民。其他所有的农业大帝国，如印度、土耳其、波斯和东南亚王国，也都如此。北美是世界上少有的无须受困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的地区之一，至少对它的白人人口而言是这样。除了法国，还没有哪个地方拥有现代国家。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有些国家朝着非常不同的方向发生演变。普鲁士、丹麦、荷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跟随法国，建立起韦伯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法国大革命不仅释放出了大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而且提供了认同的新形式，即共享的语言和文化。对新兴的民主大众来说，它成了认同的核心纽带。这种现象被称为民族主义，导致欧洲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分。以语言族群团结为原则的国家，取代因通婚和封建义务而连在一起的王朝国家。法国大革命的国民征兵制，代表这些趋势的首次汇合：巴黎的革命政府能调动相当数量的强壮男性来捍卫法国。在拿破仑的统率下，这支动员起来的国家力量征服了欧洲的大部。

拉丁美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有趣之处，与“不叫的狗”有关。可以说除了智利这个例外，像法国和普鲁士那样的强大国家从未在拉美地区出现。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也没以欧洲的形式喷涌出来。在欧洲，整个人口可能会在愤怒中觉醒，奋起反对他们的邻国。除了一二例外，拉丁美洲国家从未获得支配和调动自己人口的能力。在许多方面，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里赢得解放的新独立政府，与前殖民政府非常相像。旧政权西班牙的特点是弱的专制主义：国家是中央集权和专制的，但在能力上相对孱弱，无法支配自己的精英。许多独立后的拉丁美洲新政府在名义上是民主的，但从未能发展出中等以上的国家能力。作为未能建成现代国家的特征，拉丁美洲国家无法从自己人口征得相当水平的税收。结果，政府像旧政权西班牙一样，只好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应付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是变相的税收，造成居民不得不承受的许多扭曲和不公。与其他任何地区相比，通货膨胀更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拉丁美洲的标记。

为什么强大的现代国家不能像在欧洲那样在拉丁美洲出现？如果有能解释这结果的单一原因，那就是，新大陆相对缺乏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们看到，战争和战争的准备是中国、普鲁士和法国创建现代国家的关键。甚至在美国，20世纪驱动国家建设的，仍是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欧洲自1945年以来一直处于和平之中，但先前几个世纪的特征却是国家之间频繁激烈的暴力。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主要政治行为——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战争——都包含高度的暴力，高潮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拉丁美洲当然也有大量暴力：今天，贩毒集团、街头帮派和游击队组织的残余，经常在当地出没，所有这些给当地人带来莫大痛苦。但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上，与欧洲相比，拉丁美洲一直是和平的所在。对它来说，这是上天的赐福，但同时也留下了制度上的问题。

和平的大陆

社会学家米格尔·森特诺（Miguel Centeno）通过资料显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拉丁美洲一直比欧洲、北美和亚洲更为太平。以累积的战斗死亡数（见图13）、死亡率、为战争而动员的人口百分比和战争强度（即一年中的伤亡率，见图14）为标准，这个结论是真实的。他还指出另外两个事实：第一，暴力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下降，使拉丁美洲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太平的地区之一；第二，拉丁美洲的暴力往往发生于民间，而不是在国家之间。森特诺进一步指出，拉丁美洲的战争发生时，在性质上往往是有限的，很少涉及整个人口的大规模动员，如法国大革命之后和两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那样。[1]

拉丁美洲确实经历的战争有两波。第一次是从西班牙独立出来，导火索不是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而是法国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占领，以及拿破仑让哥哥约瑟夫在西班牙登基，在1808—1810年之间取代波旁王室。葡萄牙君主将政府所在地从里斯本搬到里约热内卢，一俟拿破仑战败后再搬回半岛。合法权威在宗主国的崩溃，引发克里奥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和墨西哥北部的起义。一开始，保皇势力还能成功镇压。波旁王室的斐迪南七世在1815年重回西班牙王位。随之，第二波起义爆发，导致几乎整个南美洲在19世纪20年代中获得独立。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比美国大革命持续更长时间，给基础设施带来更大损害，使经济在19世纪上半叶大部分时期出现倒退。这些战争最显著的特征是，很少触动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对国家建设带来极为有限的影响。

图13. 累积的战斗死亡数

来源：米格尔·森特诺，《血和债：拉丁美洲的战争和民族国家》

图14. 各地区的战争

来源：来源：米格尔·森特诺，《血和债：拉丁美洲的战争和民族国家》

保守群体几乎在每个新独立国家中都占据了支配地位，表明社会革命的缺席。反讽的是，委内瑞拉的民粹主义总统查韦斯，把拉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几乎神化成了一个左派英雄。玻利瓦尔出身富裕的克里奥尔家庭，在击败西班牙军队中确有英勇的军事表现，但也有前后不一致的政治承诺。他有时表达自由见解，有时又坚持更专制的观念，而社会革命排在他想做的事的末位。解放美洲南部的另一位军事天才何塞·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也是如此，他提议在西班牙统治结束后，在秘鲁建立君主制政府。真正倡导社会革命的只有两名神父，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和何塞·莫雷洛斯（José María Morelos）。他们组织动员一支本土和混血儿的穷人军队，对墨西哥城的克里奥尔精英造成威胁。莫雷洛斯的纲领承诺：“在新政府的治理下，除了出生在半岛的人，其余的将不再有印第安人、黑白混血儿（mulatto）和黄白混血儿（mestizo）的称号，统统叫做美洲人。”

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最终都被捕处死，运动也被镇压。当地的克里奥尔精英，鉴于已回西班牙的斐迪南七世同意接受1812年自由宪章，而决定支持墨西哥和秘鲁的独立。对他们来说，独立意味着，可防止自由主义改革向新大陆蔓延。[2]相比之下，美国大革命的发起者是彻底的自由民主派。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虽没引发社会革命，却在新国家的制度中嵌入了民主原则。尽管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领袖感到非采纳正式的民主制度不可，但他们更为保守，更不愿搅乱当地的阶级结构。

独立带来国家建设的艰巨任务。西班牙帝国的各组成部分试图各自建立起独立的新政治秩序。在欧洲，这意味着某些政治单元的重新分割，并将另外一些合并成更为集权的政治体。玻利瓦尔在1819年创建叫做大哥伦比亚的实体，包括当今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拿马、秘鲁北部、厄瓜多尔和巴西的部分地区。这个广袤的区域，遍布山脉和丛林，妨碍了中央集权的出现，到1830年又分裂成各自独立的国家（1903年巴拿马也在美国帮助下脱离哥伦比亚）。同样，领导墨西哥独立的阿古斯汀·德·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Iturbide）封自己为皇帝，领土还包括中美洲。到1823年，中美洲作为统一的中美洲联邦共和国分离出去，很快又解体为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几个独立国家。后来，虽有好几次重新统一的努力，但都遭到有关各国的反对。这些新政治体往往对应于早前西班牙帝国的行政区，但没有像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强烈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已被分割成地方封地的阿根廷和墨西哥，在数位专制统治者的手中重新获得统一。其中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他逐步平息地方上的反叛，建立起中央集权政府。[3]

国家之间战争的第二波发生于19世纪中叶，可被看作独立后领土重新洗牌的压轴戏。为了控制拉普拉塔河（Río de la Plata）的出海口，阿根廷和巴西发生一系列武装冲突，最终导致乌拉圭1828年诞生为独立的缓冲国家。接下来，两国为了取得对乌拉圭的影响力又发生争执，引起为保护自己商业利益的英国和法国的干预。巴西和阿根廷还卷入三国同盟大战（War of the Triple Alliance）。那是一个奇怪的冲突，让这两个大国对抗贫穷的巴拉圭。对巴拉圭来说，这是彻底的灾难，自那以后，它“就在地缘政治的地图上……被挪走了”。[4]

当时另外两个主要的冲突分别是美墨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前者的结果是，迅速扩张的美国自墨西哥那里夺走从得克萨斯到加州的整块土地。后者的结果是，在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三个参战国中，智利赢得阿塔卡马地区（Atacama）的丰富资源，迫使玻利维亚成为内陆国。太平洋战争结束于1883年，自那以后，拉丁美洲国家边界基本固定，再也没有国家之间的大冲突（例外是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在20世纪30年代的查科战争，即使在拉丁美洲，记得它的人也很少）。[5]

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罕见，在政治上又不重要，因而有关拉丁美洲历史的许多重大调查研究，几乎都把它们给遗忘了。与欧洲、古代中国乃至北美相比，拉丁美洲的战争对国家建设仅有边际作用。所以，查尔斯·蒂利的格言“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它需要回答，为什么战争在某些地方要比在其他地方频繁。

一个地区国家建设的落后可以从国家能力的各种测量指标中看出，尤其是税收。在中国和早期现代的欧洲，长期战争对资源的需求，导致国家向公民征税，建立财政部和官僚机构来主持税收，设置行政等级来统筹大规模后勤等。所有这一切促使17世纪和18世纪的早期现代欧洲国家，急剧扩大税收，发展文职官僚体系。组织起来的暴力还彻底消灭了作为家族制壁垒的社会阶级，如法国旧制度下的买官者和普鲁士的容克阶级，从而推动政治的发展。[6]

相似的发展从未在拉丁美洲出现。森特诺指出，在能够查阅到19世纪数据的巴西和墨西哥，政府的人均税收不超过英国同期的一半，乃至四分之一。此外，它们更倚重于间接税，如关税和消费税。这种税是累退的，比企业和个人的直接税更易征收，也是行政能力单薄的发展中国家的偏爱。即使在战争时期，巴西政府向财富和生产征收的税金，仍不超过总收入的4%。有“拉丁美洲的普鲁士”之称的智利，与邻国相比有着突出军事实力，但它的征税比例更低。在这方面，它们只是在追随自己殖民地主人的模式。西班牙永远无法从自己臣民那里筹集足够的税收，从1557年到1662年，多达十次被迫宣告破产。[7]

国家间战争的相对缺乏也许能解释，拉丁美洲何以比欧洲更少拥有强大国家，但不能解释，有些国家的政府何以比其他国家更为有效。政治学家马库斯·库尔茨（Marcus Kurtz）指出，19世纪以来，国家效率的排名一直相对稳定，智利和乌拉圭一贯在榜首，玻利维亚、巴拉圭和海地通常在榜尾。[8]他认为，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之所以能建立起强大国家，是因为当初就有自由的农业劳工和相对强烈的精英共识。但20世纪30年代之后，阿根廷国家因阶级冲突而发生逆转。其中的历史偶然性显示，想要提供国家建设的理论模型，也是相当困难的。[9]

没有激烈的国家间战争也导致了一些熟悉的结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群众政治参与之前，拉丁美洲只承受很少的竞争压力，无须按法国和普鲁士的模式来巩固强大官僚体系。这意味着，当选举权在20世纪初开放时，没有出现“专制主义联盟”，来保护全国官僚体系的自主性。民主政治竞争的推广，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家，创造巨大激励，促使政客以依附式方法招揽选民，使公共行政部门变成政治任命的储备。拉丁美洲国家遵循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的途径，将19世纪的庇护政治改造为20世纪成熟的依附主义，而智利和乌拉圭只能算是半个例外。

拉丁美洲国家创建庇护式政府之后，就会面临政治学家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所谓的“政客困境”。像19世纪美国一样，改革国家政府，使之更唯才是用，肯定符合公共利益。但这样做会消耗政客的政治资本，所以很少人愿意沾手。格迪斯认为，改革只会在特殊的条件下发生，譬如，当各政党相互平衡，没人会因推动改革而获得特别的优势时。[10]

来自外部的冲击不是军事威胁，而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这有时也能有效推动改革。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之后，出现让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变得更专业化的重大努力，使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了较佳的表现。在巴西和其他的地区，反对依附主义和腐败的中产阶级联盟开始崭露头角，对腐败政治阶层的起诉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也有所增加。今日的巴西给人喜忧参半的图景，优秀的部委与腐败低效的部委和平共存。[11]

再也没有战争

与欧洲和东亚相比，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为何如此罕见？确实发生的战争，又为何没有激励政府像亚洲和欧洲一样投身认真长期的国家建设？这里面有众多可能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前面已经指出的阶级分层，这在拉丁美洲更添上种族和人种的色彩。如前所述，战争与暴力在拉丁美洲依然非常流行，与欧洲的差别在于，它19世纪和20世纪的战争都是内斗，而不是外争。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和许多其他国家，都经历了长期的内部冲突。这些冲突破坏经济，令社会愈益贫困，反映出社会和阶级的痛苦分化。它们又遏制各国精英发起人口总动员的意愿，因为这会让蠢蠢欲动的非精英手上有枪。精英本身往往依不同的区域、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而分成好几派，社会不信任又限制边缘人口对国家的忠诚。在欧洲，大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出现于战争之后。譬如，20世纪20年代英国工党的兴起，从某种方面来说是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苦受难的结果。在拉丁美洲，相比之下，精英通常逃避国家之间的冲突，恰恰是为了避免求助于大众。

第二个原因是地理。欧洲在地理上分割成不同区域，使单一政权很难称霸整个大陆。但每个区域内，既有开阔的领土，允许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聚积；又有可通航的大河，促使与内陆地区的通商和沟通。相比之下，安第斯山脉的山脊和茂密的热带森林，将拉丁美洲分割成相互隔离的不同区域。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虽与巴西交界，却因为难以穿越亚马孙丛林，而无法与这个当地最大的经济体保持密切交往。拉丁美洲第三大国哥伦比亚，也被安第斯三大山峦（Andean cordillera）分隔开来，以至今日政府无法在整个领土上有效施政，让游击队和贩毒集团觅得避难所。在21世纪初，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之间没有一条公路，尽管它们曾同属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有效部署军事力量，显然是很困难的。

第三个原因是民族认同。也可以说是，由于深受种族和人种差异的影响，当地许多社会只有微弱的民族认同。19世纪出现于欧洲的强大国家，其建国原则把语言族群当作民族认同的核心。欧洲在20世纪遇上如此多的暴力，部分原因就是种族身份不符合现有的政治边界，必须通过战争来予以重新安排。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建设的进程紧密相连。

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永远都不会如此，那里大量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儿生活在乡村地区，基本上不受国家及其提供的服务的影响，也感受不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在欧洲精英看来，他们的态度从最好的角度看是冷漠，从最坏的角度看是不信任和敌视。语言也无法成为统一国家和辨别彼此的认同来源，因为所有精英要么讲西班牙语，要么讲葡萄牙语，非精英则继续使用克丘亚语（Quechua）、艾马拉语（Aymara）、纳瓦特尔语（Nahuatl）、玛雅语（Mayan）和其他本土语言。至今，危地马拉城的商业精英，与生活在高原的土著群体，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甚至于，这两组参与者在20世纪80年代卷入一场残酷的内战。

阻碍拉丁美洲国家建设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强大的外部势力——美国、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列强——都试图影响当地的事态发展。特别是美国，坚决维护政治和社会的保守秩序，不时干预，试图帮助推翻左翼领袖，如危地马拉的雅各布·阿本斯（Jacobo árbenz）和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根据门罗主义，美国也试图阻止外部势力与拉丁美洲国家组成联盟，如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以及20世纪的苏联。这种联盟本来可以在制度建设上有所帮助。由于身处社会流动性历来很大的国度，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往往对其他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社会分层视而不见。西半球唯一成功的政治革命兼社会革命，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9年领导的古巴革命，但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中，一直面对美国的遏制或颠覆。

拉丁美洲过去两个世纪中没有看到更多暴力事件，无论是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还是社会革命，我们是否应该感到遗憾？毋庸置疑，发生在欧洲和亚洲的社会革命都付出巨大代价：数千万人丧生于清洗、处决和军事冲突，数亿人流离失所、入狱、饿死和遭受酷刑。在通常情况下，政治暴力只会招致更多政治暴力，而不是渐进的社会变革。我们既不想在拉丁美洲，也不想在世界其他地区，“给战争一个机会”。但这种看法不应阻碍我们的直面正视，如马基雅维利指出的，眼前的公正结局经常是以往犯罪的产物。

[1] Miguel Angel Centeno，《血和债：拉丁美洲的战争和民族国家》（Blood and Debt: War and the Nation-State in Latin America）（大学公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年），35—47页；有关战争和国家建设在拉丁美洲的相对缺乏，出现于Georg Sørensen，《战争与国家形成：为何没在第三世界生效？》（War and State-Making: Why Doesn’t It Work in the Third World? ），载《安全对话》（Security Dialogue）第32卷，第3期（2001年）：341—354页；Cameron G. Thies，《拉丁美洲的战争、对抗和国家建设》（War, Rivalry, and State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载《美国政治学杂志》第49卷，第3期（2005年）：451—465页。

[2] 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28—34页； David Bushnell和Neill 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第2版，（The Emergence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2nd ed）（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14—20页。

[3] Bushnell和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22—26页；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版》，36—40页。

[4] Centeno，《血和债：拉丁美洲的战争和民族国家》，56页。

[5] Centeno，《血和债：拉丁美洲的战争和民族国家》，52—81页。

[6] 有关该过程在中国和欧洲的铺展，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10—127页，321—335页。

[7] 有关该过程在中国和欧洲的铺展，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61页。

[8] Marcus Kurtz对此做出记录，衡量国家有效性的标尺有三个：税收比例、就读中学的孩子比例、相关于土地面积的铁路里程。Kurtz，《拉丁美洲国家建设的比较研究》（Latin American State Build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10—17页。

[9] Kurtz表明，现有国家建设的理论着眼于战争和资源开采，颇有局限性。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都依赖资源，都在19世纪打过仗，但到最后，仅有智利的国家相对强大（Marcus Kurtz对此做出记录，衡量国家有效性的标尺有三个：税收比例、就读中学的孩子比例、相关于土地面积的铁路里程。Kurtz，《拉丁美洲国家建设的比较研究》（Latin American State Build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48—54页）。

[10] Barbara Geddes，《政客困境：在拉丁美洲打造国家能力》（Politician’s Dilemma: Building State Capacity in Latin America）（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24—42页。

[11] 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巴西的诚信审查：对更廉洁公共部门的风险管理》（OECD Integrity Review of Brazil: Managing Risks for a Cleaner Public Sector) （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年）。

第18章

清洁的石板

对拉丁美洲制度的唯物主义叙事的例外；哥斯达黎加没变成“香蕉共和国”；阿根廷本来应该像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一样，却出现倒退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来新大陆开发资源，随身带来威权政治制度，留下不平等和糟糕政府的遗产，直至今日。有关地理、气候和资源与该地区政治结果的关系，可编织出一个大故事，但这一模式也有重要的例外和限制。有些国家做得很好，超越了自己物质禀赋所能给出的结果，有些国家则反是。所有这一切表明，物质条件并不是解释21世纪现状的唯一因素。人类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政治选择，促使自己的社会走上非常不同的轨迹，不管是好还是坏。换句话说，尽管面临的选择会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人类仍是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动者。

“贫穷海岸”

摆脱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一个好榜样是哥斯达黎加。它是中美洲小国，人口不到五百万，却比大多数邻国富裕。它在2011年的人均收入超过一万二千美元，远远高于邻国危地马拉（低于五千美元）、洪都拉斯（四千美元）和尼加拉瓜（三千美元）。[1]许多外国人知道它是生态旅游的目的地，以茂密的热带雨林著称，但可能不清楚，像英特尔和波士顿科学那样的跨国公司，也在那里设有组装工厂。也许没在哥斯达黎加发生的东西，更让人吃惊。不同于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它在过去六十年中既没有军事政变、独裁、血腥内战和死刑执行队，也没有美国、古巴和其他境外势力的干预。自1948年以来，它一直是稳定的民主国家，竞争性的选举和政党的上下台定期发生。就是在主要依靠热带农产品咖啡和香蕉、气候和资源禀赋也与邻国不相上下的条件下，哥斯达黎加走到了今天这种程度。[2]

哥斯达黎加迥然不同于中美洲其他地区，这个事实引出不少有关成因的理论和神话。哥斯达黎加人自己认为，他们一直有平等和民主的文化，而没有标志西班牙美洲特色的土地寡头；人种和种族上的同质，也有助于政治稳定。甚至有文化上的假设，将它的成功追溯到早期定居者是西班牙犹太人（Marrano，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的事实。[3]

至少第一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与16世纪初即是帝国高等法院所在地的危地马拉相比，哥斯达黎加好比一潭停滞的死水，孤立而缺乏吸引力，因为它既无贵金属，又无可被利用的本土人口。哥伦布努力在1502年来到哥斯达黎加，后来的欧洲人嫌太偏远，大体是避开的。所以有了这个家喻户晓的笑话：它应被命名为“贫穷海岸”（Costa Pobre），而不是富饶海岸（Costa Rica）。随着咖啡工业在19世纪的增长，它的大庄园更趋向远少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政治权力因此没有集中在保守派土地寡头之手。[4]非洲奴隶在1800年占人口的六分之一，但没多久就和原住民一起，或死去，或融入更广泛的黄白混血儿中。在这方面，它与拥有大量印第安人口和严重不平等的危地马拉大相径庭。[5]

犹如所有的国家叙事，这个历史遗产还没开始对20世纪下半叶的成功作出解释。在1948年之前，哥斯达黎加经历了与邻国相似的政治功能障碍。虽然它的家庭农业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但咖啡和香蕉的出口增长仍造成富裕种植主的寡头政治。这个寡头政治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证明是愿意诉诸暴力的。哥斯达黎加在1821年独立时通过民主宪法，但在19世纪仍受一系列独裁者的统治，还陷入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不断争斗。保守派乐于使用选举欺诈和武力，以夺取和维持政权。哥斯达黎加人将自己的民主政体追溯到1889年选举，但1914年还有一次军事政变。随着国家的工业化，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治两极分化。与其他地方一样，保守精英怀着恐惧心情注视着工会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涌现。所有这一切导致1948年的内战，一边是选举失败后仍试图保持权力的左翼政府，以拉斐尔·安赫尔·卡尔德隆（Rafael ángel Calderón）为首，另一边是反对派联盟，以社会民主党的何塞·菲格雷斯（José Figueres）和赢得大选的反共斗士奥蒂略·乌拉特·布兰科（Otilio Ulate Blanco）为首。[6]

其时，掌控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是保守派地主寡头，但已面临日益增长的挑战，来自新动员起来的参与者，如工会、基督教社会活动家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在这三个国家中，旧精英越来越求助于军队来镇压左翼，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左翼的回应变得更加激进，寻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开展武装斗争。在萨尔瓦多，以法拉本多·马蒂（Farabundo Martí）为首的农民起义，在20世纪30年代遭到残酷镇压。受其启发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自称为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又在20世纪70年代向政府提出挑战。在尼加拉瓜，桑地诺运动（Sandinista）武装反对阿纳斯塔·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独裁政权，1979年在古巴和苏联的帮助下上台执政，结果引发里根政府对当地反革命运动的资助。在危地马拉，美国资助的政变在1954年推翻左翼的雅各布·阿本斯，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又挑起漫长且血腥的内战。这些冲突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解决，至今还留下两极分化和不信任的遗产。

哥斯达黎加的内战为何没有引发不信任和暴力的恶性循环？这很难解释，只能说跟当时个别领袖作出的选择有关。卡尔德隆的左翼联盟包括共产党人，但并不追求特别激进的议程，甚至在遭到窃取选举的指控后，还成立新的选举法院，以便更公平地主持未来的选举。以菲格雷斯为首的保守派叛军，武力推翻卡尔德隆政府，继续推行与前任相似的社会民主议程，将权力交还给1948年选举的合法获胜者，即保守的布兰科。作为回报，新政府接受新的制宪会议，加强无党派的选举法庭，向女性开放选举权。[7]

更重要的是，1949年宪法废除了常备军，这在拉丁美洲来说相当独特。对当地其他寡头政权来说，这一强制性工具是掌权的基础，至此却被这个保守派的广泛联盟放弃。这一选择影响哥斯达黎加左翼的后续发展，他们也发誓放弃武装斗争和马克思主义，转向改良派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重要的政治竞争者，决定使用宪法规则来限制对手和自己，在拉丁美洲是非常罕见的。这类似于确立宪政原则的英国光荣革命。换句话说，英国革命党人没有夺取政权，利用国家来偏袒自己的狭隘利益；而是接受具约束力的规则，就因为这些规则是普遍有效的。

非洲国家博茨瓦纳突破限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远比邻国成功的业绩，哥斯达黎加也是如此。跟博茨瓦纳一样，如果想把哥斯达黎加纳入解释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现有理论结构，却又非常困难。它的气候、地理、人口、20世纪中叶之前的政治历史等赤裸裸的事实，根本不会让人想到它的表现将大大不同于中美洲其他地区。这个当代的结果似乎是历史上一系列幸运事件的产物，包括早期独裁者托马斯·加迪亚（Tomás Guardia），他比同时代人开明得多，大力推广教育，削减咖啡业精英的权力。政治领袖作出的好选择，如菲格雷斯在1948年危机中做的，也深受早期选择的影响。譬如，哥斯达黎加的反共右派相对温和，它的共产党本身也少激进主义色彩。[8]哥斯达黎加的经验显示，地理和气候的物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可通过优秀领袖和当事人的选择而得以抵消。

清洁的石板

地理、气候和人口只能影响当代发展的结果，而不能最终决定它。如果有人还不相信，可以考虑阿根廷的案例。在某种意义上，它与哥斯达黎加截然相反。哥斯达黎加成功摆脱种植园农业、阶级和种族分裂的普遍模式，而阿根廷却反其道而行之。它享有地理优势，原本可以促进北美式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屈从于阶级分化和起伏波动的经济表现。这些本来是西班牙帝国旧中心的特色，如秘鲁和墨西哥。阿根廷没有成为南美洲加拿大的事实表明，纯粹基于经济的发展理论都有局限性。

墨西哥和秘鲁在前哥伦布时代拥有大量原住民。相比之下，阿根廷创建于曾被称为“新定居地”的区域，犹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形。当然，这实际上并不是新定居地，而是人烟稀少，住的是狩猎采集的原住民，有些地方分布着一些农业社区，如佩文切人（Pehuenche）、特维尔切人（Tehuelche）、佩尔切人（Puelche），他们的亲属同时还散居在智利的南部。这些群体往往对欧洲定居社区作出顽强抵抗，但最终都像在北美一样被边缘化。至此，定居者可能会认为，他们占领无主空地（terra nullis），可自由创建自己的制度。

在拉丁美洲，阿根廷人口是最欧化的。它不同于墨西哥和秘鲁，没有分成一边是白人定居者阶级，另一边是印第安人和黄白混血儿的大众。奴隶制存在于殖民地晚期，黑人数量曾高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它的奴隶制很早就被取消，黑人逐渐被纳入欧洲人口。[9]19世纪末发生一次大迁移，来自欧洲的大量移民，使阿根廷人口从1869年的一百七十万增至1914年的七百九十万，这让它在事实上经历了一场大规模“漂白”。这些新移民中，46%来自意大利，32%来自西班牙。阿根廷有区域的分隔，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市和乡村腹地之间的鸿沟，但没有种族与人种的政治问题。[10]

阿根廷是发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命运逆转”的经典案例：在16世纪仍相当富庶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开始变穷，被先前是边缘地的温带地区所取代（见第16章）。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阿根廷在西班牙新大陆帝国中只是落后的乡下，但从18世纪后期起，开始迅速赶超老牌的殖民中心。甚至，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被认为是经济奇迹，不亚于今天的中国和新加坡，曾引发嫉妒、惊愕和欧洲的踊跃投资。从1870年到1913年，阿根廷的出口量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增速达到每年6%。到19世纪末，它的人均GDP大致等同于德国、荷兰和比利时，高于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典。[11]它在19世纪末期的经济增长备受关注，但詹姆斯·马奥尼指出，其产值的加速可追溯到更早时期，因为阿根廷的人均GDP在1800年就已略高于美国。所以它初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昙花一现，足足持续一百多年，从独立日起，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12]

这段时期的阿根廷充分融入全球经济，以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为基地，所生产的不是黄金和白银，而是输向欧洲市场的牛肉、羊毛、小麦和其他大宗商品。温和的气候和广袤的潘帕斯草原（pampas），为种植各种食物提供了理想条件，加上像冷藏船那样的新式运输技术，能抵达遥远的市场。作为回报，它获得来自以英国为主的较发达国家的大量投资，用以扩建铁路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大大刺激了生产力的增长。

阿根廷19世纪的成功原因相当简单。它的定居始于比较自由的西班牙殖民主义波旁时期，从来没有受困于限制性的贸易惯例、垄断和法规，即哈布斯堡王朝重商主义的保护措施。墨西哥和秘鲁的商人和地主精英，即使在自由改革到位之后仍在支配经济，而阿根廷就没有如此的社会遗产。借用历史学家图略·霍尔珀林·唐吉（Tulio Halperin Donghi）的话，阿根廷“生来就是自由的”。[13]

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个命运逆转本身又发生颠倒，阿根廷经济开始持久的停滞和衰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中等收入攀升到高收入地位，阿根廷却大大落后。它一度等同于或富过瑞士、意大利和加拿大，到1978年人均GDP跌至瑞士的六分之一、意大利的一半、加拿大的五分之一。[14]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中，阿根廷成为拖欠主权债务的拉丁美洲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年增长率在1989年高达5000%。20世纪90年代，它通过国家货币局让比索与美元挂钩，短暂回到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从2000年到2001年，阿根廷又被经济大危机压垮，放弃比索与美元的挂钩，就此陷入经济大衰退。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在又一个民粹主义政府的领导下，经济增长借助全球大宗商品的热潮重又出现；政府鼓励短期的经济扩张，却以长期可持续性为代价。阿根廷，尽管有这么多优势，已回归到拉丁美洲早期的平均值。

阿根廷的糟糕表现已经促成了一项小小的产业，专门致力于研究社会学家卡洛斯·魏斯曼（Carlos Waisman）所谓的“阿根廷之谜”，即发展的逆转。[15]最方便的答案是，几代官员和政治领袖实施的恶劣经济政策。国际货币政策或金融危机的教科书都会列上阿根廷，因为它多次经历快速增长、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经济崩溃的周期。它也是经济民族主义之弊的教科书案例：在20世纪50年代，鼓励国内制造以替代进口的措施——保护缺乏竞争力的国内工业——导致极大的低效，包括未能在国外找到市场的国产汽车迪·特拉（Di Tella）。这些坏政策还在继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民粹支出政策，导致拉丁美洲第二高的通货膨胀率；政府还一直在国家统计上做手脚，试图予以掩饰。

如果说阿根廷糟糕的经济记录是坏政策的结果，就会引发更多疑问：一开始为什么采用坏政策？对阿根廷精英来说，从早期错误中学得教训，让阿根廷有个健全的经济基础，为什么这么步履维艰？答案当然是政治。阿根廷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似乎有机会建立基于广大中产阶级的自由包容的政治秩序。但一系列糟糕的政治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把它引向类似于秘鲁和墨西哥的旧式两极化政治。它没有继承的深刻的阶级分层，却自行开发出来，再加上阿根廷式的人治政治和依附式动员，一直在扭曲政策选择，至今不衰。

如果想找出20世纪逆转更深刻的历史原因，有两个比较突出。第一是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周围的农业地区。自19世纪20年代始，阿根廷国家出租大片土地，最终被少数家庭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手。迟至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五十个家庭拥有一千一百万英亩的土地，占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13%。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六个最大地主的收入高于阿根廷国家主要部委的预算。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发生于雨量充沛的温带农业区，本来是非常适宜家庭农业的。

民主不会在有利氛围中自动兴起，而是有关资源分配的精心政治选择的结果。这些选择的本身，反过来，又受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驱动。在美国历史上，个体家庭要求西部联邦土地的平均分配，大土地投机商和企业要求巩固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这场战斗发生在国会，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胜出，功劳全在那些有意鼓励小农场的法案，如1787年《西北条例》（Northwest Ordinance）和1862年《宅地法》（Homestead Act）。[16]不同于美国，独立后的早期阿根廷政府采纳截然不同的政策，允许土地所有权集中。由此产生的土地寡头控制了阿根廷的政治，直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作出一个选择，阿根廷作出另外一个，气候地理与这些结果毫不相干。[17]

第二个历史原因是领导风格，以及阿根廷对待制度的矛盾态度。开国领袖之一是独裁军阀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从1835年到1852年，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他自己是富有大地主，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分派给追随者，从而奠定政治基础。他在这样做的同时，建立了自己阶级对阿根廷政治的支配。他还善于团结周围支持者，以反对各式敌人，如邻国的巴西、巴拉圭、欧洲列强和支持强大集权政府的反对派统一党（Unitarios）。除了其他手段，他还下令所有的官方文件都印上“杀死卑鄙、肮脏和野蛮的统一党”。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罗萨斯在独裁统治时期，将成千上万的对手置于死地，其中3 765人被割喉。他肯定不是乔治·华盛顿。[18]

罗萨斯不是制度建设者，他的独裁政权很少制定法律，甚至都没有全国政府可依循的宪法。他建立忠于他本人而不是思想或制度的支持者群体，这个先例后来被其他领袖模仿。阿根廷直到1853年才有宪法，并且直到1880年，才肃清最后的地方叛乱和印第安人的起义，定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

阿根廷由此背负两个不良的历史遗产：强大的土地寡头和人治的专制传统。全国权力巩固之后的数十年显示，这些历史遗产不一定就会决定新兴共和国的经济衰退或政治衰败。事实上恰恰相反，它的经济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腾飞，到20世纪初，政治体系也变得愈益开放。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要想在现代化过程中维持政治秩序，制度必须适应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从1880年至1930年，这实际上正在阿根廷发生。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政治体制，像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一样，以设有严格财产资格的男性选举权为基础，允许地主精英在体制中占据支配地位。但很快，这个寡头共和国就受到挑战。经济增长、初期工业化和大批外国新移民，促成新兴社会群体，在政治体制中寻求代表权。首先是中产阶级——像律师和医生那样的职业人、官员和不以农业为生的有文化者。在19世纪90年代，这批人士成了支持激进公民联盟（Unión Civica Radical）的基础。一开始，由于土地寡头的普遍欺诈和选票操纵，激进公民联盟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激起后者几次发动武装起义夺权。在总统罗克·萨恩斯·佩尼亚（Roque Sáenz Pe?a）领导下，保守党开明派在1911年上台执政，向所有成年男性开放选举权。这大大扩展了选民队伍（仍不包括移民），导致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在1916年的当选。他的激进党在之后的十四年中继续掌权。

激进党事实上并不激进，无意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和商品出口经济，其领导包括土地寡头的成员。它的表现犹如美国、希腊和意大利早期民主政党，向支持者作公共职位的依附式分配，以建立广泛政治基础，设置由专业政客运行的现代政治机器。激进党运用这些手段，成为阿根廷第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党。此外，伊里戈延强化罗萨斯的人治风格，大搞对自己个人的崇拜，而不是对自己政党的思想纲领。激进党也引导完成从传统寡头庇护政治到现代依附主义的过渡，就像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20]

至此为止，还没有理由认为，阿根廷不能以美国和英国的方式取得政治发展。工业化导致新社会群体的动员——首先是中产阶级，然后是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政治体制正在适应这些群体对参与的要求，扩展公民权，放开代表相关利益的新政党。每个新兴群体在追求代表权时，都遇上了暴力。但美国和英国在工业发展的相应时期，也有大量暴力。旧地主寡头能感觉到，自己的影响力在渐渐溜走。但20世纪20年代涌现出的政治力量，还无人能从根本上挑战旧地主寡头的地位。阿根廷之所以不同于秘鲁和墨西哥，是因为它没有组织起来要求土地改革的贫困农民。

哥斯达黎加精英在1948年作出好的政治选择，阿根廷精英却作出非常坏的政治选择，首先就是1930年9月的军事政变，推翻伊里戈延的激进党政府。这次政变是旧地主寡头与军方合作的结果。纽约股市1929年的狂泻和大萧条的开始，减少了对阿根廷出口的需求，从而带来经济危机。阿根廷所受挫折并没有西半球其他国家大，但仍引起旧精英的极大担忧，害怕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受到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队是阿根廷国家中唯一经历现代化的部门。政府向德国军方寻求建议，俾使自己的军队专业化，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军队变得更加自主，能控制内部的晋升，还能保护自己利益不受政客侵犯。军队中许多人对伊里戈延干涉军队颇为不满，还萌生自己的理念，想照希特勒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的做法，组建新阿根廷国家准法西斯社团组织。所以，军队已做好准备，与旧寡头联手，拒绝新社会参与者进入体制。[21]

阿根廷土地寡头即使失去政治权力，本来还可像英国地主贵族一样，继续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财富。这次政变阻止不了阿根廷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大变动，土地寡头不管如何，都会在一代人时间内失去权力。假如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于十年之后，事情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但精英拙于判断自己的利益，对民主规范的承诺也非常脆弱。

1930年政变之后的时期，被称为阿根廷“臭名昭著的十年”。一连串从政的军人试图通过选举舞弊、镇压和公然非法来行使统治。保守寡头没有达到政变策划者定出的目标，十年的权力争夺为1943年第二次军事政变打下基础，转而又为胡安·庇隆的崛起铺平道路。身为军官的他，利用自己在军政府担任劳工部长一职，建立起自己的政党和权力基础。[22]

详细说明庇隆和庇隆主义的后续历史，以及1943年至1983年的军事政变和回归民主，不是我的意图。1983年之后，军队退出政治，民主在阿根廷得到恢复。让外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斗争并不完全符合通常用以解释20世纪欧洲政治的意识形态范畴。庇隆和他第一任妻子伊娃，可被视为左翼人士，因为他们在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中建立权力基础，追求有利于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再分配。另一方面，庇隆是一名军官，他的动员方法借鉴于法西斯主义用以组织国家的社团方式。他很少用到马克思主义，而是利用民族和阿根廷爱国主义。他所建立的不是纪律严格的列宁主义政党和思想性强的干部，而是向支持者分派依附式恩惠的民粹主义大众政党。他继承罗萨斯和伊里戈延的传统，建立高度人治的支持者群体，他们只效忠于魅力型的个别领袖而不是提出明确纲领的政党。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尤甚。在庇隆离去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错位仍在持续。上世纪90年代，庇隆党在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的领导下，追随保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基什内尔夫妇（Néstor and Cristina Kirchner）的领导下，追随左倾的民粹主义纲领。

庇隆发明一个延续至今的民粹主义传统，那就是所采纳的社会政策可在短期内赢得选票，但从长远看，在经济上却是灾难性和不可持续的。他试图通过海关关税和进口限制，来维持充分就业；他让比索升值，使进口商品变得便宜；他向农产品出口征税，为慷慨的社会政策买单。这些措施让一系列扭曲渗入经济，需要相当复杂的外汇管制来行使管理，最终导致生产效率的长期下降和庞大赤字，只得求助于印钞机。在庇隆的治下，阿根廷工人阶级成了超政治化的政治基础，上面是颇有争议的单独一人。[23]

从另一个角度看，造成真正伤害的是1930年首次军事政变。它让军队进入政界，并发出信号：阿根廷精英不愿遵守政治游戏的自由民主规则。政变破坏法治：新政府设法让自己的成员充斥阿根廷最高法院，从而让它追认批准原本应该受到谴责的违宪夺权。以自己人充实法院这种做法——富兰克林·罗斯福1937年也想如法炮制，却遭到美国公众的强烈抵制——为几乎所有后续的阿根廷总统所仿效，给法治带来可怕后果。[24]

阿根廷出生时拥有清洁的石板。它不同于墨西哥和秘鲁，所继承的社会没有阶级或种族的高度分层。它在成立初期表现不错，正因为它能像英国殖民地一样，采用鼓励创业和增长的自由经济政策。阿根廷政治精英所做的，就是使它变成阶级差别缠身的两极化国家，由此而起的分裂，又使它在经济增长的合理政策上无法达成共识。这些精英包括，害怕失去权力和地位的旧寡头、试图以国家为代价来保住自主性的军队、很快需要保护既得利益的工人阶级领袖、基于人身关系而非政策以行交易的政治阶级。

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遵循唯物主义的预定论，即当代成功的经济发展或政治制度建设，取决于早期殖民地制度或自然资源禀赋。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必然是错的；只意味着，它们不足以充分解释具体情况中的政治发展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涉及多方面的因素，除了气候和地理之外，还包括领导能力、国际影响和意识形态。

这些偏离的案例显示，人类能动性在制度发展中非常重要。假如它的领袖没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作出好的政治选择，哥斯达黎加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萨尔瓦多或尼加拉瓜。相比之下，由于精英对社会变化的过分担忧，以及早期领袖的人品操行，阿根廷浪费了诸多天然优势。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假设的历史是非常容易想象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是欧洲列强殖民地中最古老的非西方社会。我们现在将眼光投向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的殖民主义始于数世纪之后，没有在制度上留下类似的烙印。如果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制度留下威权政府、不平等和阶级分化；那么非洲的问题是，殖民当局想以廉价方式行使统治，根本没留下什么制度遗产。如果拉丁美洲的国家是软弱的，发展不出韦伯式的现代官僚体系；那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往往压根就不存在。

[1] 以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为常量。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Step=3＆id=4.

[2] 有关哥斯达黎加1948年以来的经济概述，参见Helen L. Jacobstein，《哥斯达黎加经济发展过程，1948—1970：政治因素》（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sta Rica, 1948-1970: Some Political Factors）（纽约：Garland出版社，1987年）。

[3] Lawrence E. Harrison，《不发达的是心态：拉丁美洲案例》（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马里兰州拉纳姆：国际事务中心，1985年），49页。

[4] 参见See Jeffery M. Paige，《咖啡和权力：中美洲的革命和民主兴起》（Coffee and Power: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 Central America）（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16—19页，24—25页。

[5] John A. Booth，《哥斯达黎加：争取民主》（Costa Rica: Quest for Democracy）（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方视点出版社，1998），32—35页。

[6] 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371—372页；Booth，《哥斯达黎加：争取民主》，42—50页。

[7] Paige，《咖啡和权力》，141—152页。

[8] Paige，《咖啡和权力》，127—140页。

[9]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130—131页；Bushnell和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224页。

[10] 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72—73页；Carlos Newland，《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化：阿根廷，1810—1870》（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Change: Argentina, 1810-1870），载Coatsworth和Taylor编，《拉丁美洲和世界经济》（Lat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Economy），210—213页。

[11] Carlos Waisman，《阿根廷发展的逆转：战后的反革命政策和结构性后果》（Reversal of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Postwar Counterrevolutionary Policies and their Structural Consequenc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5页。

[12]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129页，211页。

[13]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131页。

[14] Waisman，《阿根廷发展的逆转》，9页。

[15] 参见V. S. Naipaul，《伊娃·庇隆归来，以及特立尼达的杀戮》（The Return of Eva Perón, with The Killings in Trinidad）（纽约：Knopf出版社，1980年）。

[16] Paul W. Gates，《宅地法：1862—1935年免费土地政策的实施》（The Homestead Act: Free Land Policy in Operation, 1862-1935），载Gates编，《杰斐逊的梦想：美国土地政策和发展的历史研究》（The Jeffersonian Dream: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and Policy and Development）（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Harold M. Hyman，《美国的特异性：1787年西北条例、1862年宅地法和莫里尔法、1944年退伍军人法》（American Singularity: The 1787 Northwest Ordinance, the 1862 Homestead and Morrill Acts, and the 1944 G. I. Bill）（雅典：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

[17] Mouzelis，《半边缘地区的政治》，16—17页。

[18] Bushnell和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128—129页。

[19] Bushnell和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227—232页。

[20] 与希腊的比较见Mouzelis，《半边缘地区的政治》，21—22页。另参见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80—81页。

[21] 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82—86页。

[22] Mouzelis，《半边缘地区的政治》，2—27页。

[23] Roberto Cortés Condé，《20世纪阿根廷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gent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125—144页。

[24] 这个问题在庇隆手中变得更糟，他弹劾最高法院五名法官中的四个。Matlas Iaryczower, Pablo T. Spiller和Mariano Tommasi，《不稳定环境中的司法独立，1935—1998年的阿根廷》（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Unstable Environments, Argentina 1935-1998），《美国政治学杂志》第46卷，第4期（2002年）：699—716页。

第19章

非洲风暴

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并没想象中那么糟糕；其中有些国家处于全球发展排名的底部；发展的关键阻碍是缺乏有效国家；欧洲人为何去非洲开拓殖民地

非洲饥饿儿童的照片在20世纪90年代频频出现，娱乐圈中知名人士，如波诺（Bono）和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纷纷呼吁对所在穷国实施债务减免和外国援助，这一切让西方观众应接不暇。反讽的是，这项运动抵达高潮时，非洲的命运恰好在经历一场重大转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在长期低迷之后，从2000年到2011年，取得超过4.6%的年经济增长率。[1]有些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安哥拉和尼日利亚，正好赶上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驱动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大宗商品热潮。经济学家史蒂芬·拉德莱（Steven Radelet）指出，即使排除极其腐败的国家，仍有约十七个核心国家，不但在经济上取得增长，而且举行相对自由和公平的多党选举，实施民主治理。当然还有记录非常糟糕的国家，不论从经济增长还是民主治理上来说，如索马里、津巴布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亚洲也有政绩非常不同的国家，一边是新加坡和韩国，另一边是缅甸和朝鲜。同样道理，非洲故事也很复杂，并不符合非洲大陆饥饿儿童的刻板形象。[2]

图15.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人均GDP，1960—2011年

来源：世界银行

撒哈拉以南非洲近期的回升，不应掩盖从20世纪60年代独立到90年代中的灾难性表现。第14章讲述的尼日利亚，并不是非洲的典型；它只是染上同时也在困扰其他非洲国家的疾病，而且病情特别严重。图15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GDP，与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做了比较。它显示，后者收入曾是非洲的零头，现在几乎变成非洲的四倍；从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非洲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这些汇总的统计数据掩盖了非洲人在这段时间的苦难生活。索马里、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完全土崩瓦解，接管的军阀帮派给童子军吸食毒品，将他们变成病态杀手。从葡萄牙独立出来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却陷入有外国势力干涉的持久内战。苏丹与自己南部打了一场长期战争，其间对达尔富尔居民犯下暴行，最终南苏丹在2011年成为独立国家。乌干达、赤道几内亚和中非共和国，在怪诞独裁者的统治下备受苦难。刚果民主共和国，先因蒙博托·塞塞·塞科的盗贼统治而破产，后又陷入崩溃和长期冲突，被杀人数多达五百万。许多冲突是全球对非洲大宗商品的需求驱动的，如钻石、铜、钴、棉花和石油，又因发达国家提供的武器和雇佣军而得心应手。[3]

非洲经济在这段时间的表现不佳，与陷入困境的政治制度有明确关联。很明显，承受流血冲突的国家不会发展。出于这个原因，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和其他非洲问题专家，终其学业生涯，一直在研究冲突以及减轻冲突的方法。科利尔自己率先承认，冲突本身是软弱的制度带来的。如果国家有合法、强大和有效的政治制度，即使在领土上发现钻石或石油，也不会诱使反叛集团蠢蠢欲动，也不会吸引外国势力从中染指。挪威发现海上石油后并没有四分五裂。与此类似，许多人指责是种族分裂制造了冲突。但科利尔等人发现，种族往往只是政治领袖用来动员追随者的工具，而不是冲突本身的根本来源。尽管有国内的种族差异，瑞士凭借强大的制度而变得富裕起来。[4]

非洲的弱国

非洲有着各种各样的政体，包括稳定的民主国家、专制的盗贼统治以及失败的国家，但还可对此做出某种概括。有一种非洲治理模式，是非洲大陆许多国家的特征，明显不同于拉丁美洲和东亚。

尼古拉斯·范德瓦尔（Nicolas van de Walle）和迈克尔·布拉顿（Michael Bratton）把这种治理称作“新家族制”（neo-patrimonialism）。我在本书中使用的韦伯式“家族制”是指，政府的官员是统治者的亲友，政府的运行是为自己的利益。相比之下，现代政府的官员遴选基于优点和特长，现代政府的运行为广大公众利益着想。新家族制的政府有现代国家的外在形式，如宪法、总统、总理、法律制度和非人格化的伪装，但实质上的具体运作仍是与亲友分享国家资源。[5]

非洲新家族制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人格主义。独立之后，总统或头人成为政治中心（几乎所有后殖民的政治体制都是总统制，而不是议会制，所有总统又都是男性），每个人都向他效忠。领袖也成立政党，但在组织程度和重要性上，远远比不上以意识形态为组织原则的欧亚政党。非洲领袖自己树立的形象是父亲和黑手党老大的混合。扎伊尔的蒙博托头戴豹皮帽和墨镜，手持仪仗棒；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让人管自己叫“师父”；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Gnassingbé Eyadéma）据说拥有神奇力量。总统的权威非常大，不管宪法怎么说，无须与立法机构、法院和部长分享权力。[6]直到最近，几乎没有非洲总统遵守任期的限制，或愿意将权力和平移交给继任者，像乔治·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后所做的那样。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任职二十七年，蒙博托任职三十二年，乔莫·肯雅塔任职十四年，几内亚的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任职二十六年，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任职十五年，埃塞俄比亚的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任职十七年，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任职三十二年 ，赤道几内亚的特奥多罗·奥比昂（Teodoro Obiang）任职三十五年，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任职二十七年，安哥拉的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Eduardo dos Santos）任职三十五年。（截至本书发稿时，比亚、奥比昂、穆塞韦尼和多斯桑托斯仍大权在握。）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非洲革命政治领袖中鹤立鸡群，原因之一是，他在五年的单一任期后自愿放弃总统职位。

非洲新家族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大规模挪用国家资源来培植自己的政治支持，导致普遍的依附主义。总统以特别明显的方式向支持者分派公职和好处，程度超过19世纪的美国，造成行政部门的膨胀。譬如，蒙博托的扎伊尔政府在官员工资单上有六十万人，而世界银行估计，实际需要不会超过五万人。单是中央银行雇员，就相当于整个私人银行部门雇员的一半。蒙博托最初利用国有化的比利时财产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础，根据记者米歇拉·朗（Michela Wrong）报道：

蒙博托当然是财产再分配中获益最大的，拿到十四个种植园，合并为拥有两万五千名员工的集团，成为扎伊尔第三大雇主，生产扎伊尔四分之一的可可和橡胶。接下来，轮到他自己恩巴恩迪部落（Ngbandi）的成员，在刚刚国有化的公司和重要企业中谋得要职，招致有关乡下人进城的嘲笑和挖苦。但蒙博托非常谨慎，确保所有主要种族群体的获利，因为他需要后者的支持。被称为“大菜头”（Grosses Legumes）的新社会阶级由此而生——普通扎伊尔人使用此词时，既怨恨又敬畏。[7]

据估计，赞比亚的公共行政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有十六万五千名员工，而肯尼亚的国家工作人员，从1971年的一万八千二百一十三人增至1990年的四万三千二百三十人。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还养得起这些迅速扩展的国有部门。但大宗商品的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暴跌，整个非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公共部门臃肿不堪，薪水开销变得难以为继。[8]

杰弗里·赫布斯特（Jeffrey Herbst）认为，所有后殖民非洲的新家族制政府，不管大小和威权类型，最重要特点是骨子里的软弱。[9]再一次借用韦伯的定义，国家力量体现于，它能否在自己领土上制定和执行各式规则，并且所依靠的不仅仅是肉体胁迫，还要有合法权威。非洲领袖能够囚禁和恐吓自己的政治对手，但他们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如城市之外的卫生和教育、法律和秩序的维持、纠纷的裁定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经常是不见踪影的。

以征税为标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能力明显低于拉丁美洲，仅是发达国家的零头。当地许多最贫穷国家的税收，不超过GDP的7%至15%；其中征税较高的，仅仅是由于它们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10]税收的种类也反映出国家能力的弱小：基本上都是关税和形形色色的间接税（现在遵循外国捐助者的建议往往是增值税），而不是难以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所以，国家预算需要有其他来源。对有些国家来说，如安哥拉、尼日利亚和苏丹，那就是自然资源的租金；对其他国家来说，外援已成为预算的主要来源。在20世纪90年代非洲衰退的最低点，外国捐助者的资金相当于GDP的8%至12%，在许多情况下占了政府预算的大半。[11]

前面已经说过，政府能否在自己领土上行使武力垄断，也是衡量政府能力的标准。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独立后一直有内战、分裂主义运动、叛乱、政变和其他内部冲突，其中不少时至今日仍在继续。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索马里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国家的彻底失败，退回到军阀体制。扎伊尔拥有庞大军队，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在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Alliance of Democratic Forces for the Liberation of Congo-Zaire）1996年从东部入侵时，却一夜之间兵败如山倒。与入侵军队相比，它给刚果人民带来更大的伤害，一边逃离，一边劫掠。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的新政府证明是一路货色，无法抵挡来自邻国一批批的掠夺性民兵和士兵。无法控制暴力，是非洲弱国特有的情形。

国家能力软弱的最后一个指标是后殖民非洲政府的人力资本，这直接导致糟糕的公共政策。不同于东亚，非洲没有官僚政府的悠久传统，在殖民地政府离开后，找不到受过训练的接管干部。例如，在比利时人1960年离开时，刚果仅有十几名受过大学教育的行政官员。

新独立的政府缺乏行政专业知识，在政策上犯了一系列大错，其中最显著的是农业销售董事会。它人为压低支付给农民的价格，错误地认为，这将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农业出口本来是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却在整个地区出现突然下降。[12]例如，作为这些不当政策的结果，加纳的可可产量从1965年的五十六万吨下降到1979年的二十四万九千吨。接管通用矿产公司（Gécamines）——当时占出口收入的70%——的扎伊尔人，将盈利转至总统的特别账户，既不投资新产能，又不维护现有产能，让矿山年产量从高峰期的四十七万吨跌至1994年的三万六百吨。[13]

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区别开来的制度大缺陷并不是民主。尽管非洲的民主道路坎坷不平，从1960年到2000年，它作为一个整体仍要比东亚更为民主。制度缺陷也不在法治。后殖民早期的亚洲明星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尼，都是威权政府，仅有比较软弱的司法体系，其统治者在法律面前仍能随心所欲。东亚已有，拉丁美洲需要更多，而非洲几乎完全缺乏的，是强大一体的国家。它既能有效控制暴力，又能执行经济上合理的良好公共政策。

国家软弱的根源

非洲国家能力的缺陷，不但要追溯到殖民遗产，而且要追溯到欧洲殖民统治之前非洲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非洲的遗产完全不同于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成功消灭本土政权，在新大陆土地上复制自己重商主义的专制政治体制。欧洲人从殖民地榨取资源，其间涌现出人种和种族的差异，更加强旧大陆带来的阶级等级制度。拉丁美洲的遗产被我定为“软弱的威权”国家，后来在19世纪，也没发展成强大的威权或民主的国家。

非洲有另一种遗产。由于殖民主义起步较晚，持续较短，殖民统治者成功破坏了现存权威的传统来源，却没有植入能过渡到独立的现代国家。欧洲人发现，他们只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了南非）榨取很少利益，而热带地区的气候又特别恶劣。因此，他们在殖民地只投入了最低限度的定居者和资源。欧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决定退出，廉价的殖民主义在现代政治制度上只留下很少影响。

非洲只是在1882年之后才被深入殖民，即大卫·阿伯内西（David Abernethy）所谓的欧洲殖民主义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新大陆的征服，第二阶段是收缩期，从北美殖民地的反抗到拿破仑战争的善后。第三阶段始于1824年的英国缅甸战争，以19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的“瓜分非洲”为高潮。[14]

前后阶段之间有一些重要区别。到了19世纪，欧洲对非西方世界的技术领先，甚至大于西班牙征服新大陆时。欧洲正处在工业化中，像轮船和马克沁机枪那样的发明，让欧洲征服者在对手面前享有巨大优势。早先限制欧洲扩张和定居的疾病，因欧洲的医学进步以及像奎宁那样的新药，而变得不再重要。阿伯内西指出，麦格雷戈·莱尔德（Macgregor Laird）在1832年出征尼日尔河，四十八个欧洲人死去三十九人；到1854年对同一条河作再一次探险，却没有一人死去。[15]

这些差异有深刻的影响。在新大陆的第一波殖民，以殖民者可征用的黄金、白银、蔗糖、棉花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形式，为大都市权力创造经济盈余。在19世纪的扩张时期，许多欧洲人希望复制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成绩，也有人确实做到了，只是规模较小。对刚果的殖民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个人项目。他成功建立以掠夺资源为主的残暴政权，让自己变得非常富有。就总体而言，特别是在热带非洲，在新殖民地中找不到新的黄金国（El Dorado）。像列宁和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那样的帝国主义专家认为，欧洲的剩余资本需要在欧洲之外寻找投资机会和新市场。但非洲花生、可可、象牙和棕榈油的产量，救不了全球资本主义，甚至都还不够自己的行政开支。随着奴隶制的废除，17世纪和18世纪重要的奴隶、蔗糖、朗姆酒和制成品的三角贸易也告终结。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已对非洲能生产的东西失去兴趣。

推动殖民主义第二波浪潮的，与其说是对资源的榨取，倒不如说是欧洲列强的相互竞争。上场的有几个新参与者，特别是1871年后新统一的德国和奉行扩张主义的俄国。旧列强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一直试图对俄国施加制衡和牵制。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和美国也加入游戏，将竞争推向以前尚无争斗的新地方。大卫·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认为，俾斯麦总理治下的德国宣布建立海外帝国的长远目标，触发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德国的海外野心直接导致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其间，欧洲列强就瓜分各自滩头港口的腹地达成普遍规则的协议。从1878年到1914年，欧洲增加了八百六十五万三千平方英里的新殖民地，从而控制地球陆地表面的84.4%。[16]

新的人种理论使最新一波的欧洲征服合法化。西班牙人在新大陆开拓殖民地时，曾辩论他们发现的原住民是否有灵魂。至少，天主教会的结论是有的，并尝试——不十分有效——阻止定居者最可怕的掠夺。到19世纪，情况发生变化。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新兴的“科学人种主义”学说声称，造成世界人种现存等级的是欧洲白人在生物学上超越其他人种的固有优势。接踵而至的就是瓜分非洲的狂潮。尽管民主和议会政府已在欧洲和北美获得广泛推广，这类观点还是涌现出来，使武力对付非白种人合法化。这样一来，殖民定居者获得范围更广的政治权利，而非洲人是与之无缘的，从而造成公民和臣民之间的尖锐对立。[17]

瓜分非洲一旦开始，便取得神速的进展。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当然还有非洲的具体特征。最重要的是，非洲本土社会与东亚形成鲜明对比，并不具备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在非洲遭瓜分之前，非洲大陆只有大约一半的社会进入国家层次，其余都是基于亲戚关系的部落社会。

尽管人类起源于非洲，并在那里居住了五十万年（见第1卷第3至5章），为何还只有这么少的国家层次的强大社会？杰弗里·赫布斯特对此作出了透彻的分析。首先，人口密度太低。非洲目前有世界上最高的出生率，但回到19世纪末，却是人口最稀疏的。要到1975年，非洲的人口密度才达到欧洲1500年的水平。在1900年，日本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118人，中国是45.6人，撒哈拉以南非洲是4.4人。[18]如第1卷指出的，像高效农业那样的技术革新允许人口的扩充。但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鲁普（Ester Boserup）等人也认为，相反情形也可达到同样效果：人口增多使需求增加，激励技术创新，容许更大的分工。无论是哪一种因果关系，前殖民非洲的技术水平的落后都是惊人的：农业不用犁，作物生长全靠雨水，没有灌溉，先进的金属加工尚未问世。后者对政治有巨大的影响：日本有悠久的金属工艺传统，与欧洲人接触不久，就能自行制造枪支；相比之下，非洲人依赖进口枪支，一直延续到19世纪。[19]

限制非洲国家形成的第二个因素是自然地理。如前所述，政治巩固取决于发展军力以及行使武力垄断的能力。强大国家形成于欧洲和中国，因为马匹能轻易横穿以河流与山脉为界的平坦地。以这种方式发展军力，当然是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关键。在非洲，仅有的平坦开阔地，处于撒哈拉大沙漠及其南边的稀树草原带（savanna belt）。所以毫不奇怪，非洲拥有国家层次社会的部分，往往聚集在这些可让马匹和骆驼驰骋的地区。

在稀树草原带南部的热带森林，证明是国家形成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在前殖民时期，一直要朝南走到南非，才能找到像祖鲁（Zulu）王国那样的较大政治单位。非洲有大河，但可供长途航行的又很少。（尼罗河当然是个例外，确实促成了国家层次文明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欧洲早期为奴隶贸易或作为贸易仓库而设的沿海定居点，一直是与腹地隔绝的。腹地的地图还要等待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亨利·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和约翰·斯皮克（John Banning Speke）在19世纪后期的探险。像罗马和印加那样由不同地区组成的帝国，要联系在一起，关键是道路建设，但在树木丛生的热带地区，个中的艰巨可想而知。

我在第1卷提到，根据罗伯特·卡内罗的理论，社会从部落层次转型到国家层次，重要条件是地理界限。[20]在不受约束的开放地域，部落单位如感到中央政治权威的压力，就会选择逃之夭夭。这实际上就是热带非洲的情形，那里的荒地很多，灌木丛就在附近。根据赫布斯特，这就是为何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政治权威在人们眼中与领土无关。由于维持远距离的控制非常困难，权威的行使更多是对人的。非洲统治者像人口稠密的欧洲的封建领主一样，没有领地的精确地图。相反，他们只看到自己的权威，经由进贡依附者的网络，朝四面八方辐射出去。[21]

在我看来，赫布斯特描述的，与其说是国家的另一种概念，倒不如说是部落层次和国家层次之间的社会，或者说更偏向于部落。在这一方面，它们很像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前半段的中国西周社会，或五世纪欧洲的克洛维（Clovis）时代。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组织仍基于分支世系，作为群体受到攻击时，能够向上聚成非常庞大的单位。但分支世系也会轻易分裂成非常小的单位，视具体情况而定（见第1卷第3章），偶尔还能浓缩成酋邦。它具有类似于国家的特性，但又不是国家；譬如，无法阻止下属单元的离去，无法行使对领土的控制。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说前殖民非洲的政治组织是“部落”的，该词有非常具体的含义，不同于在当代政治中使用（或滥用）的。今天的肯尼亚，特别从富有争议的2007年总统选举以来，已沿着种族界限发生断裂，促使基库尤、卢奥（Luo）、卡伦津（Kalenjin）和马赛（Masai）那样的群体相互争斗。无数其他非洲国家的政治，也建立在类似的种族关系上，如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中遭到胡图人（Hutu）屠杀的图西人（Tutsi）。像基库尤那样的种族群体，有时被松散地称作“部落”，而种族政治也被称作某种形式的部落制。更有一种倾向认为，现代非洲政治简直就是古代文化模式的延伸。

但非洲种族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现象，它们或是在殖民时期创建的，或是在后殖民时期合并的。经典的分支世系——在人类学眼中是部落——是一个群体，成员经过两代、三代或更多代，可追溯到共同的祖先。维系这个体系的是一组具体的信念，认为已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后代，都有影响活人命运的神奇力量。根据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对苏丹南部努尔人的经典描述，这些世系可以扩展，取决于在选择共同祖先时往前查几代。对大多数日常活动来说，相关的祖先都是近亲，亲戚群体相应也很小。

现代种族所涵盖的如果不是数百万，至少也有数十万人。他们可以宣称自己是共同祖先的后裔，犹如罗马部落说自己是罗慕路斯的后裔。这样的祖先那么遥远，与其说是真人，倒不如说是神话和寓言的体系。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当代非洲的种族认同往往是殖民当局培养的。当局相信，某些群体比较“尚武”，所以适宜充当士兵的人选。或者，当局只是想在不同群体中挑拨离间，使大家变得更容易治理。今天，种族认同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在国家资源的依附式分配中充当信号灯：如果你是基库尤人，能选出基库尤人的总裁，就很有可能获得政府职位和公共工程等好处。

推一扇已经打开的门

在被瓜分之前，非洲几乎没有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非洲大陆已被瓜分，欧洲列强也没创造出新的国家，其中原因与殖民主义第二波浪潮的上述特征有关。欧洲各国政府的兴趣，与其说是经济的，倒不如说是战略的。他们希望确保现存属地，防止新兴强国的包抄。他们感兴趣的是建立势力范围或保护地，而不是直接统治非洲本土，也不想在这个过程中花费太多国家资源。如果这些领土能够提供经济利益，那就更好。

驱使殖民当局扩展的常常是全国政府之外的参与者。其中有当地的殖民代理人，在没有知会或取得宗主国中央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就擅自扩大殖民范围；有现存殖民地的定居者，要求获得保护和新土地；有各种各样的当地贸易商和特许公司，即使没有成为对宗主国政府来说举足轻重的经济利益，也成了强大的游说团体；还有传教士，视非洲为皈依和文化征服的好地方。

有人说，大英帝国是在有点心不在焉中建成的。这其实是真的，不但适用于大英帝国，而且适用于其他欧洲帝国。例如，法兰西帝国在非洲的两大属地之一是法属西非（Afrique Occidentale Franaise），创建者却是一群法国军官。他们不顾巴黎的命令，自行跋涉到尼日尔河上游河谷，最终进入乍得。法国商人游说政府，让路易·费代尔布（Louis Faidherbe）将军担任塞内加尔总督，还让殖民当局向塞内加尔河流域挺进，以减少他们亏欠当地酋长的进贡。刚果自由邦的创建者不是比利时政府，而是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他把这一大片土地当作自己私产，它的债务后来却是比利时被迫承担的。英国在西非的扩张，其实是它在取缔奴隶贸易时的副产品；塞拉利昂的弗里敦（Freetown）原是英国海军基地，后又成了重获自由的奴隶的避难所；为了防止贸易商人逃避设在海港的海关，英国才逐步吞并周围地区。俾斯麦发现很少德国企业愿意在非洲投资，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担心德国在坦噶尼喀的插足，会威胁到通向印度的交通，从而加强对乌干达、桑给巴尔和东非其他地区的控制。[22]

在非洲开辟殖民的混合动机造成不断的拔河之争，一边是想扩大控制和深化投资的当地欧洲人群体，另一边是对新属地价值持怀疑态度的政府（和背后的纳税人）。殖民列强经历今天所谓的“使命蔓延”，即美国外交政策在冷战之后的死穴：原先只是有限的目标和短期的小型干预，却促成当地的利益与承诺，为了使努力不至于中途夭折，不得不作出进一步的干预。例如，镇压恐怖分子的需求从阿富汗溢出，延及巴基斯坦；又需要通过军事和经济的援助，来稳住巴基斯坦；还需要在中亚谋得物流基地，后者遂变成美俄关系中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动态导致不断扩大的卷入，而国内在承担如此重大责任上，并不一定已经达成共识。

在非洲，这种逻辑导致廉价的殖民主义，只求保住影响，没有在可持续的政治制度上作充分投入。在新加坡，英国创建的不但是先前没有的港口，而且是直辖殖民地和行政结构，以支持在东南亚地区的全部利益。在印度，他们创建英印军队和更高级的官僚体系，这些制度在1947年移交给独立的印度共和国，至今犹在。在非洲，他们在“间接统治”的名义下创建最简陋的行政体系。正因为如此，他们未能向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提供经得起考验的政治制度，从而为随后的国家衰弱和失败做好了铺垫。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正是这样一种体制。

[1]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Step=12＆ID=4＆CNO=2.

[2] Steven Radelet，《新兴非洲：十七个国家如何处于领先地位》（Emerging Africa: How 17 Countries Are Leading the Way）（巴尔的摩：全球发展中心，2010年）。这本书出版之后，十七个国家之一的马里遭遇政变，要从花名册上除名。

[3] 有关这段时期，参见William Reno，《军阀政治与非洲国家》（Warlord Politics and African States）（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98年）。

[4] Collier，《最底层的10亿人》；Collier，《内部冲突的经济原因及其政策含义》；Collier，《种族多样性的影响》（Implications of Ethnic Diversity），载《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第32卷（2001年）：129—166页。

[5] Michael Bratton和Nicolas van de Walle，《非洲民主实验：体系变迁的比较研究》（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 Regime Transi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61—63页。

[6] van de Walle，《非洲经济和永久危机的政治，1979—1999》，117页。

[7] 蒙博托政权垮台时，军内有五十名将军和六百名上校。Michela Wrong，《沿着Kurtz先生的足迹：蒙博托刚果的灾难边缘的生活》（In the Footsteps of Mr. Kurtz: Living on the Brink of Disaster in Mobutu’s Congo）（纽约：哈珀出版社，2001年），90、95、229页。

[8] van de Walle，《非洲经济和永久危机的政治，1979—1999年》，65页。

[9]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

[10] van de Walle，《非洲经济和永久危机的政治，1979—1999年》，73—74页。

[11] van de Walle，《在依赖援助的国家克服经济停滞》（Overcoming Stagnation in Aid-Dependent Countries）（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2004年），33页。

[12] Bratton和van de Walle，《非洲民主实验》；Robert Bates，《热带非洲的市场和国家：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 Wrong，《沿着Kurtz先生的足迹》，104—108页。

[14] David B. Abernethy，《全球主导权的动态：欧洲海外殖民帝国，1415—1980》（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European Overseas Empires, 1415-198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年），81—82页；Fieldhouse，《殖民帝国》，177—178页。

[15] Abernethy，《全球主导权的动态》，92页。

[16] Fieldhouse，《殖民帝国》，178页，207—210页。

[17] Abernethy，《全球主导权的动态》，94—95页；Mahmood Mamdani，《公民和臣民：当代非洲和后期殖民主义的遗产》（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

[18]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15页。

[19] Crawford Young，《非洲殖民地国家的比较研究》（The African Colonial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74—75页。

[20] Carneiro，《国家起源的理论》。

[21]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40—57页。

[22] Young，《非洲殖民地国家的比较研究》，80—90页；Fieldhouse，《殖民帝国》，211—216页。

第20章

间接统治

塞拉利昂和国家崩溃的危机；既残酷又软弱的国家；何为“间接统治”，其何以获得发展；法国的直接统治如何不同，最终证明仍无法植入现代制度

塞拉利昂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可怕内战，军阀福戴·桑科（Foday Sankoh）率领的革命联合阵线（RUF）开始招募童子军——十二三岁的男孩，有的甚至更年轻——让他们吸食大麻、安非他明和可卡因，再迫使他们在朋友面前杀死自己的父母。这些心灵深受创伤的儿童，被带进最可怕的罪行。他们还犯下进一步的暴行，如切开孕妇的肚子以判断婴儿的性别，或截断被俘士兵或普通平民的手臂，使之无法回来复仇。女子经常遭到强奸，被迫成为童子军的妻子。1999年，革命联合阵线向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发起被称为“死城行动”的进攻，洗劫整个街区，肆意强奸杀害居民。[1]

如何解释人类的这种退化？有一个答案，通常不会获得明确表述，只是人们心照不宣的默认。那就是，非洲历来如此。热门电影《血钻石》（Blood Diamond）描述的塞拉利昂冲突、乌干达北部上帝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的叛乱、卢旺达的图西种族大屠杀，更加深了西方的观念：非洲是一个残暴和野蛮的地方。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等人认为，西非的文明幕布破碎了，这些社会正在返回部落制的原始形式，唯有手上的武器是现代的。[2]

这个答案反映出对非洲历史和部落制的极大无知。以部落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是有序的，分支世系制是一种政治秩序，既维持和平，又限制权力。仅有极少数的部落酋长或头人，才拥有欺压同胞的权力或权威。与国家层次的社会相比，大多数部落社会事实上是相当平等的。它们有规范个人行为的明确规则，还有执行这些规则的严格方法（即使是非正式的）。部落的分支经常发生相互之间的小冲突，但并没有生活在霍布斯式的失范暴力之中，如20世纪90年代塞拉利昂和索马里代表的，也没有想方设法发明各种怪诞的酷刑。

像塞拉利昂那样的国家，为何深受恐怖暴力的煎熬？另一种解释是殖民主义。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对原住民实施系统且密集的暴行。[3]塞拉利昂断人手臂用以警告威胁的做法，令西方舆论义愤填膺；但在利奥波德的比属刚果，这种做法是军警（Force Publique）的家常便饭。根据记载，“进入刚果的士兵被告知，要解释自己用掉的所有弹药；所以砍下并烟熏受害者的手脚和私处，放入篮子，呈献给指挥官，以证明自己的战绩”。[4]虽然奴隶贸易已被禁止，但非洲殖民地的经济，仍依赖不同类型的强迫劳动和经济榨取。非自愿征用也是欧洲人的普遍做法，所有殖民地要求大多数男人提供劳役，包括难以忍受和有损健康的工作，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数千人应征加入欧洲军队，经常死在远离家乡的战场。英国在塞拉利昂的茅屋税战争（Hut tax war），以叛乱罪名吊死九十六名部落酋长。[5]欧洲殖民官员经常像小霸王，很少受到制衡，任意颁布裁决（无论公正与否）。再看一下下面这段小插曲，来自德国控制下的喀麦隆。“保护地的帝国大臣莱斯特，让达荷美（Dahomey，西非国家贝宁的旧称）士兵的妻子在丈夫面前接受鞭刑，导致1893年12月的兵变；还在晚上从监狱提取女囚犯，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莱斯特为此被带到纪律委员会面前，被裁定在执行任务中犯有过失，取消资历，调往另一个同等职位。”[6]20世纪后期兴起一门新学科，专门揭露欧洲殖民主义的恐怖，并试图解释，当代非洲的许多问题都植根于殖民地历史。与这个新学派携起手来的还有许多新兴的经济理论，也将管理不善追溯到榨取性的殖民制度。

把特定的殖民实践与当代结果直接相连，这一类理论注定会有缺陷。首先，塞拉利昂不是当代非洲的典型，比属刚果也不是非洲殖民地的典型。非洲大陆五十多个主权实体中，绝大多数和平稳定，塞拉利昂只是极少数失败国家之一。同样，比属刚果的殖民当局以残酷和盘剥出名，也属特例。像埃德蒙·莫雷尔（Edmund Dene Morel）那样的新教传教士和活动家，谋求保护普通刚果人不受掠夺，揭露军警和比利时公司的劣行。欧洲境内的民意最终迫使比利时政府大力抑制利奥波德的私营企业。绝大多数殖民政府，尤其是在独立即将来临之前，只使用很低水平的强制手段。

非洲殖民地国家和独立后出现的国家，这之间确实存在较大的连续性，但与特定恶行的继承无关。残暴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的殖民地遗产是软弱国家，缺乏足够的权力或权威迫使治下的人口服从。独立后的非洲总统制看上去非常强大，所掩盖的现实却是，国家根本无法渗透和塑造社会。塞拉利昂——以及利比里亚、索马里和刚果——的恐怖代表了软弱国家的极端版本，因为独立后的国家彻底崩溃。填补真空的不是非洲的传统社会，而是失去祖国的半现代化混血年轻男子。他们自行组织起来，利用全球经济的机会，凭借钻石等大宗商品，来赚取自然资源的租金。

说一个国家既残酷又软弱，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杀害、监禁和拷打对手的不都是强大国家吗？但事实上，这两者可以合二为一。所有国家都集中并利用权力——即以暴力强迫他人，但成功国家更多依靠权威——民众广泛相信政府的合法性，自愿遵从国家的意志。在和平的自由民主国家中，拳头通常躲藏在法律、习俗和规范的手套之中。公开使用胁迫和暴行的国家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它们无法行使正当的权威。在渗透和塑造社会时，它们只有迈克尔·曼所谓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而没有“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7]无论非洲殖民地国家，还是殖民结束后出现的独立国家，概莫能外。[8]

殖民地国家的现实，不是欧洲人强力植入的专制政权，而是“间接统治”。自1858年的印度叛乱以来，这个策略一直在实施之中，到了弗雷德里克·卢吉勋爵（Lord Frederick Lugard）之手，第一次获得系统性阐述。除了其他任职，卢吉还担任北尼日利亚（1900—1906年）和香港（1907—1912年）的英国总督。他从非洲经验中汲取教训，认为英国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人力，以管辖香港的方式来直接管理庞大的非洲属地。他在《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任务》中断言，将欧洲的法律和制度强加给不情不愿的非洲臣民，只会适得其反；如果采纳原住民自己的习惯做法，反而会给他们带来更好更公正的治理。这促使新式政权率先出现于北尼日利亚的穆斯林酋邦；处理日常政务的是英国人挑出的当地酋长，仅接受以地区殖民官（district officer）或专员为首的极少白人的监管。[9]

即使在非洲殖民主义的高峰时期，在非欧洲人的总量也是很少的。表3提供所选地区的殖民官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从肯尼亚的1比18 900（有很多白人定居者，需要更多关注），到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1比52 000。

在非欧洲人总数稀少不可避免导致，殖民当局必须依靠酋长、村中长老、首领、办事员、通译和其他黑人官员来从事政府的实际工作。世界各大首都的财政部对资助贫困的属地毫无兴趣。借用格雷伯爵（Earl Grey）的话：“改善不文明人的措施是否合理，最可靠的检测是要看他们能否自足。”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间接统治与其说是新政策，倒不如说是对当地实际情况的承认。这一切事实表明，殖民主义的制度遗产不可能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因为英国把恰恰相反的东西——保存习惯法——当作自己明确的政策目标。如历史学家萨拉·贝里（Sara Berry）描述的，这是“小本经营的霸权”（hegemony on a shoestring）。[10]

表3. 非洲的欧洲殖民官密度

来源：Michael Crowder，《热带非洲的白酋长》（The White Chiefs of Tropical Africa），载Lewis H. Gann和 Peter Duignan合编，《非洲殖民主义（1870—1960）》（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Karen Fields，《殖民地非洲的复兴和叛乱》（Revival and Rebellion in Colonial Africa）

对“本土法律和习俗”的搜索

英国殖民地的间接统治在表面上看来颇受欢迎。相比法国的目标是让殖民地同化到单一同质的法兰西帝国，卢吉的理论还有道德上的考量。他认为，与其试图把非洲人改造成二流欧洲人，倒不如让他们遵循自己的法律和习俗，接受传统权威的治理。这符合许多早期帝国的做法，它们也认识到，不能输出自己的制度，强加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他人。恢复当地传统的愿望，导致手忙脚乱地去寻找“本土法律和习俗”。不管招致怎样的评说，这种寻找确实给人类学这个新领域带来大力的推动。殖民政府提倡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如一直试图确定非洲“正宗”法律传统的查尔斯·米克（Charles Meek）和埃文斯—普理查德的著作。[1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根据贝里的研究，欧洲殖民官员认为，“非洲社群包含相互排斥的社会文化单位——部落、村庄和亲戚群体——习惯和结构一直都没有很大变化”。[12]这适用于非洲的某些地区，如北尼日利亚（卢吉有直接经验），当地的穆斯林酋邦已有成文的法律，还建立起行政体系。但它不适用于非洲的许多其他国家，那里的部落认同是重叠的，还在不时发生变化。在许多地区，殖民地官员硬要找出部落“酋长”来承接下放的权力，只好捏造出一个，有时干脆提拔地区殖民官的男仆或助手。其实，殖民当局遵循“每个非洲人都有自己部落”的信念，凭空造出本来并不存在的部落，“梳理杂乱的种族背景，创建更为纯粹清晰的部落认同，来作为部落权威的基础”。[13]

借用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的话，这种“传统的发明”是基于对非洲社会的深刻误解：

白人将欧洲新传统与非洲的惯例相比较，这其实是两个毫无比较性可言的东西。欧洲人发明的传统的特点就是僵化，它包含各种有记录的规则和程序——如现代的加冕仪式。这些东西给人以定心丸，因为在一个变化万端的时期，它们代表了那些不变的东西……

几乎所有对19世纪殖民统治前的非洲的最新研究都强调，单一“部落”认同的假设与现实相差太远，大多数非洲人在多重认同之间进出，有时称自己是这个酋长的部下，有时又说自己是那个教派的成员；有时属于这个氏族，有时又是那个职业行会的新会员。[14]

间接统治的作用不是要发展本土制度，以实现现代化目标，而是要把想象中的权力关系冻结起来。

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进一步指责，独立后暴虐的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统治促成的“分权式专制”（decentralized despotism）的产物。英国的间接统治，是为了达到两个长期的经济政策目标。首先，他们在商业性农业和白人定居者的要求下，试图将惯例的土地使用权转换成现代产权。现代产权是正式的，可以自由转让，由个人或法人实体拥有。如第1卷阐述的，惯例的土地使用权是私人产权的非正式体系，有时会被误解为共产党集体农庄式的公有制。传统的惯例财产，与亲戚系统密切相连，由于对亲戚的义务而受严重限制。个人通常无法决定土地的自由转让。[15]特别是酋长，更没有转让土地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惯例财产只存在于野蛮时代的欧洲。欧洲中世纪盛行的封建产权已经比较现代，因为它是正式且个人的，以合同为基础。将惯例的土地使用权改成现代产权，比从欧洲封建的土地使用权到现代产权的转换更具革命性。它涉及相关亲戚群体中的权威结构的巨大变化。当殖民当局试图向惯例业主购买土地时，却发现无人有权转让。在间接统治下造出从属的部落酋长，原因之一就是向他授予相当于欧洲封建领主的权力，让他有权将共有财产纳入现代产权体系。[16]

向本土酋长授权的第二个原因是让他成为税收官。所有殖民政府都向殖民地男性征收人头税，让殖民地有能力支付自己的管理费用。但人头税还可达到另一目的：迫使臣民以现金缴纳人头税，就会鼓励他们走出丛林，投身现金经济，成为欧洲商业性农业的劳工。本土当局的主要功能由此变成征税。他们既有现代武器，又有殖民地军队的支持，在征税上效率更高。欧洲人由此把自己政治权威的模式，强加给以不同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

马姆达尼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新酋长比真正的传统权威专制得多。部落社会往往是自愿平等的，对头人有很多制衡。他引用1881年一段对话，一方是南非的本土法律和习俗委员会（Cape Commission on Native Laws and Customs），另一方是被认为非洲最专制领袖的祖鲁前国王开芝瓦约（Cetshwayo）：

你作为祖鲁国王，对你的臣民，拥有所有权力吗？

——与领土上的酋长们一起。

你是国王，酋长们怎样从你那里获得权力？

——国王想选出新酋长时，就把领土上的酋长召集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以确定候选人是否适合充任大酋长，如果他们说“是”，新酋长就产生了……

如果有人试图杀死国王，会被处死吗？

——他会被罚，以牛抵过，并接受严厉的训斥……

有人逃离部落，会受怎样的惩罚？

——如果他所在地酋长曾给他财产，就会要求退回，然后他可自由离去。[17]

根据马姆达尼的研究，英国间接统治造出的新酋长比祖鲁国王更加专制，拥有现代欧洲国家式的权力：有权单方面取得土地所有权，有权征税，有权颁布正式法律，有权惩罚犯罪。中央殖民政府可能显得极其微弱，在地方一级却成立更专制的体系，不受真正非洲传统社会的制衡。他们还在公民和臣民之间划清界限：前者是白人定居者（偶尔情况下是混血儿或亚洲人），享有现代法律体系及其连带的权利和特权；后者受制于发明出来的惯例法律。法律多元化掩盖了这一事实：与非洲黑人相比，白人殖民者的权利获得更为详尽的保护。非洲人从来没有机会，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应用自己的法律。惯例法律必须符合欧洲的道德，禁止某些令人反感的做法（印度的寡妇殉夫自焚，也许是这方面最有名的案例）。这种双重标准的极致表现，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18]

兰杰、马姆达尼等人认为，间接统治和发明传统留下恶性影响，由此引出激烈辩论。托马斯·斯皮尔（Thomas Spear）认为，欧洲官员操纵非洲社会的能力——创造以前不存在的独裁者、部落和种族认同等——被过度夸大了。新传统必须以现存的实际文化为基础，才能被人接受。欧洲人也没有立即简单冻结某种状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相互适应，仅“在解释传统及其对殖民治理和经济活动的影响时，才引出不可解决的争论”。有些新部落酋长活像独裁者，其他的试图软化欧洲人的要求，或伪造人头税表，或包庇个人躲避殖民地的司法部门。当地代理人为了行使权威，必须寻求合法性。这通常意味着，设法考虑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在白人地区殖民官和当地人口之间斡旋的，不只是酋长，还有通译和助理。试图合并、移动和拆散部落的社会工程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与其说欧洲人操纵非洲社会，倒不如说非洲人常常操纵欧洲人。殖民官寻求弄懂“惯例”的规则，得到的却是偏袒个别当权者或个别利益的故事；他们太天真或太无知，以致无法发现真相。借用卡伦·菲尔兹（Karen Fields）的话：“间接统治只是一种方式，让殖民地国家成为惯例秩序中生出的权力的消费者。不是真正的权力从殖民当局转给非洲统治者；恰恰相反，而是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被统治者手中。”[19]

这场辩论中的真相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在某些情况下，殖民当局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当地人；在其他情况下，非洲人能发挥能动性，予以抵制。与征服美洲新大陆的欧洲人相比，非洲殖民主义者留下的制度烙印实在太浅。

这个复杂过程在肯尼亚非常明显，它在最近几年中深受种族冲突的血腥折磨。今天的种族群体——基库尤、卡伦津和卢奥——在它变成英国的保护地之前，大大不同于现在的状态。殖民当局显然把种族当作控制肯尼亚人口的手段，但绝不是凭空“创造”种族认同。他们所做的只是启动经济现代化的缓慢进程，在广泛意义上缔造认同的基础，再加以形式化，使种族认同成为统治工具。要把乡村肯尼亚人逐步吸入市场经济，就要有更高级别的社会关联。来自不同分支的两个基库尤人，如在肯尼亚乡村见面，会视对方为陌生人，如在内罗毕相遇，身边还有卡伦津人或卢奥人，就会视对方为同种同族。

到最后，间接统治的遗产是好坏参半。它确实造成地方上的专制、暴政和不公，但殖民地国家的权力不够强大，无论是在地方一级，还是在中央一级，都无法赢得对国家意志的例行服从。殖民当局通过因地制宜从当地人口那里获得更多首肯，但也经常误解地方情形，以致认识不到，许多非洲人其实希望获得现代财产和投身更广泛的市场经济。[20]非洲日益扩展的市区没有实施间接统治，逐渐涌现出像种族和阶级那样的认同新来源。结果是，民族主义运动突然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让欧洲人措手不及。非洲人不想回归传统，而要迈向独立和国家主权。今天，作为间接统治发明地的北尼日利亚，其贫困情形要比更受现代化势力影响的南半部严重得多。所以，间接统治的影响是非常保守的。它所欠缺的是，无论是在抱负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为强大的现代国家打下一个基础。

法式殖民主义

比利时像英国一样在刚果实行分权形式的统治，而法国和葡萄牙，则在自己的非洲殖民地拥有更为集中的行政管理。对法国人来说，这是第二天性，因为法国政府本身就是高度集权的。法国人认为，罗马法具有普遍适用性，不愿向习俗屈服。间接统治没给独立后的非洲留下强大政治制度，直接统治会有不同结果吗？简而言之，答案也是否定的。不管英法方法之间有什么理论分歧，资源和知识的局限阻碍了法国当局在塑造殖民地上超过英国。实际上，法国以既定的方式而不是应有的方式与非洲人打交道，造成了极度的冷漠无情。这种态度在独立后的数十年中，感染了法国对非洲法语国家的政策。[21]

像英国一样，法国也通过酋长实施统治，但不认为他们是拥有自己传统合法性的共同体代表，只把他们当作法国政府的代理人，两者的关系相当于“军官与军士之间”。[22]一直用到20世纪40年代的规则，是1854年在专制的第二帝国时期制定的；执行这些规则的，是像塞内加尔总督路易·费代尔布那样的军官。法国遵循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模式，逐步征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独立政治体。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等的大片土地，被分割成较小的“治理圈”（cercle），再依次分为市镇和村庄。第二帝国在1870年变为第三共和国，但没有作出大的改变；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法国的共和传统在实施统一规则上变得更加一丝不苟。既定目标是让殖民地“同化”到法国体制中，尽管规定法语和教育的普遍应用，但没有让大多数非洲臣民最终成为法国公民的长期计划。[23]

法国和英国的许多重要区别，在于如何管理、培训和录用殖民官。所有管辖广大区域的官僚体系，必须在两种人之间作出选择。一种是通才，可以是优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另一种是专家，对特定地点的情形了如指掌。后者因自己的当地知识而占优势，但易于被当地利益俘获，养成狭隘的偏见。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称这种当地知识为“智慧”（mētis）。[24]通才更为可靠，往往也更为有效，但倾向于在不适宜的场合滥用普遍的理论。英国政府倾向于奖励专家，而法国模式比较鼓励通才。所以，法国殖民官每隔几年就会被调走，不只是在非洲各地，而是去帝国其他部分。这样一来，他们中很少有人学会讲本土语言或掌握当地知识。[25]

法国和英国在招募何种人充当殖民官上也有不同。在英国，他们往往来自上层中产阶级或士绅家庭，其中大部分人上的是公立学校（即美国的私立学校）和名牌大学，如牛津或剑桥。（我们已在第8章中看到，英国官僚体系的改革始于印度参事会的改革。）在法国，新人来自资产阶级，与他们的英国同行相比，对非洲酋长更为不屑，视之为封建或君主制的残余。法国殖民当局发现，自己无法吸引足够数量的优秀候选人。对那些殖民官的性格人品，还有很多轶事奇闻。一位医生报告：“嗜权的精神病患者在殖民地特别多——在比例上，远远超过法国本土。他们都是心理不平衡的个人，追求殖民地生活，在精神上特别受异国情调的吸引。”殖民地学校（école Coloniale）主任在1929年说：“当一个年轻人离开法国去殖民地时，他的朋友就会想，他一定犯了什么罪？他一定在逃离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病态的库尔兹先生，还是有现实原型基础的。所有这一切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法国提高殖民官的教育水平和专业精神，获得改善的医疗条件又鼓励他们带家人一起上任。这又引发当代发展部门熟悉的新问题：他们会在殖民地的外籍人士社区，整日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而不是与当地人在一起。[26]

法国人最终发现，同化的政策不可行。已获得丰富经验的殖民地学校毕业生开始争辩，要采纳更为灵活的政策，以帮助殖民地社会在“自己的结构中进化”。到了20世纪中叶，整个欧洲的规范在发生变化：对传统文化的完整性有更大赏识，也认识到以蛮力将外国制度强加于当地社会只会造成破坏。人类学开始时只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工具，现在变成强大舆论，以争取本土文化的平等和尊严。[27]借用一名法国耶稣会士的话：“习俗属于共同体本身。不让共同体享有对它的解释权和修改权是一种暴行，比没收耕地或森林更严重，尽管不太明显。”[28]像其他殖民国家一样，法国人在当地的总人数极为稀少，也没在任何殖民地植入法式的强大制度。所以到最后，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殊途同归，都归于失败。

反讽的是，让非洲人变成法国人的政策失败，却造成反面效果，让法国人变成了非洲人。法国人与独立后的非洲打交道，更愿意依据当地规则来玩当地的权力游戏。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至少还对像民主和人权等的普遍原则作口惠而实不至的表态。所以，法国人很高兴与独裁统治者合作，如蒙博托和象牙海岸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t-Boigny）；或为了自身的外交利益，派遣伞兵以支撑令人厌恶的政权。这也导致国内的腐败，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精灵事件”（Elf affair），其中的高层商人和官员，卷入以利润丰厚的合同交换回扣的丑闻。[29]

非洲在欧洲殖民主义之前不具备强大的现代国家，这是非洲大陆被轻易征服的原因之一。非洲殖民统治的遗产是削弱现有的社会结构——即使政策的明确目标是予以保护——但没有植入现代的国家制度。独立后的软弱国家只是软弱的殖民地国家的继承人。

塞拉利昂的崩溃是这份遗产的长期后果。它是英国在非洲的最古老殖民地之一，经由酋长的网络接受间接统治。在弗里敦的白人殖民当局对这些酋长，时而贿赂，时而威胁。它在1961年获得独立，没有现代国家可言。殖民当局留下的行政架构变质退化，尤其是在西亚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1968年上台之后。他曾是警员，以哗众取宠和无耻腐败出名。

当金刚石砂矿（例如在河流中找到的那些）成为塞拉利昂所有政治参与者的争夺对象时，行政架构的恶化日益加速。保罗·科利尔认为，驱使这和其他非洲冲突的，不是社会不满，而是贪婪。[30]但自然资源的竞争并不一定引起冲突，博茨瓦纳的金刚石就被用来造福于自己的人口。塞拉利昂的问题是，它缺乏能维持秩序和公正、和平利用资源的国家。它的内战，以及因毒品而疯狂的童子军，并不构成对传统非洲的回归；除了贫穷之外，也反映不出社会或文化的悠久传统；它们只是一种现代创新，受全球金刚石行业的经济激励；更代表国家的彻底失败。[31]评论家兰萨纳·加贝列（Lansana Gberie）指出：“教训是……别无选择，唯有建立强大的官僚国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有效提供像教育和就业那样的服务，并避免已成非洲弊政标志的腐蚀性腐败和公款滥用。”[32]

英国和法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验，与当代国家建设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海地。下一章，我会继续追问，向殖民地提供强大制度一事，有人做得更好吗？

[1] 例如，参见人权观察的网站，www.hrw.org/en/news/2ooo/o5/31/sierra-leone-rebels-forcefully- recruitchildsoldiers。

[2] Robert D. Kaplan，《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打碎冷战后的梦想》（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Cold War）（纽约：兰登书屋，2000年），4—19页。

[3] 经济学家Nathan Nunn在研究报告中显示，今日西非的高度不信任和几世纪前的奴隶贸易有很强关联。捕获奴隶涉及大量暴力；特别在南部，参与奴隶贸易的国家不断为航线和国外市场互相开仗。Nathan Nunn，《历史遗产：把现时不发达与非洲过去关联起来的模型》（Historical Legacies: A Model Linking Africa’s Past to Its Current Underdevelopment），载《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第83卷，第1期（2007年）：157—175页；Nunn，《非洲奴隶贸易的长期影响》（The Long-Term Effects of Africa’s Slave Trades），载《经济学季刊》第123卷，第1期（2008年）：139—176页。

[4] Wrong，《沿着Kurtz先生的足迹：蒙博托刚果的灾难边缘的生活》，47页。

[5] Lansana Gberie，《西非的肮脏战争：革命联合阵线和塞拉利昂的破坏》（A Dirty War in West Africa: The RUF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ierra Leone）（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40页。

[6] 引自Jean Suret-Canale，《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French Coloni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1900-1945）（纽约：Pica出版社，1971年），90页。

[7] Mann，《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从开始到公元1760年的权力史》，169—170页。

[8] 当然也有重要例外，如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治理国家仅用最少的专制。

[9] Karen E. Fields，《中非殖民地的复兴与叛乱》（Revival and Rebellion in Colonial Central Afric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10] Sara Berry，《没有永久的条件：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变化的社会动态》（No Condition Is Permanent: The Social Dynamics of Agrarian Change in Sub-Saharan Africa）（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3年），22页，24页；Fields，《中非殖民地的复兴与反叛》，39页。

[11] 例如，参见Charles K. Meek，《殖民地的土地法和习惯》第2版（Land Law and Custom in the Colonies, 2nd ed.）（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1968年）；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努尔人的亲戚关系和婚姻》（Kinship and Marriage among the Nuer）（牛津：Clarendon出版社，1951年）；埃文斯—普理查德，《盎格鲁—埃及苏丹的阿努亚克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Anyuak of the Anglo-Egyptian Sudan）（纽约：AMS出版社，1977年）；Julius Lewin，《非洲本土法的研究》（Studies in African Native Law）（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47年）；Abernethy，《全球主导权的动态》，115页；Berry，《没有永久的条件》，30页。

[12] Berry，《没有永久的条件》，27页。

[13] Mamdani，《公民和臣民：当代非洲和后期殖民主义的遗产》，79—81页；William B. Cohen，《法属西非的法国殖民当局》（The French Colonial Service in French West Africa），载Gifford Prosser和William R. Louis合编，《法国和英国在非洲：帝国之争和殖民统治》（France and Britain in Africa: Imperial Rivalry and Colonial Rul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1年），498页。

[14] 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在非洲殖民地发明传统》（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 Colonial Africa），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特伦斯·兰杰合编，《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248页。

[15] 控制部落社会土地的通常包括个人家庭和整个分支世系，个人并不拥有自由所有权，土地转让由于对亲戚的义务而受严重限制，酋长更像是代表整个群体的托管人。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4章；T. Olawale Elias，《非洲惯例法的本质》（The Nature of African Customary Law）（英国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56年），162—166页。

[16] Mamdani，《公民和臣民》，138—145页。

[17] Mamdani，《公民和臣民》，44页。

[18] 有关肯尼亚土地法的双重体系，参见Ann P. Munro，《肯尼亚的土地法》（Land Law in Kenya），载Thomas W. Hutchison等合编，《非洲和法律: 在非洲英联邦国家制定法律体系》（Africa and Law: Developing Legal Systems in African Commonwealth Nations）（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8年）。

[19] Thomas Spear，《新传统主义和非洲英国殖民地的发明限制》（Neo-Traditionalism and the Limits of Invention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载《非洲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第44卷，第1期（2003年）：3—27页；Emily Lynn Osborn，《“铁圈”：非洲殖民地雇员和解释法属西非的殖民统治》（‘Circle of Iron’: African Colonial Employe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French West Africa），载《非洲史杂志》第44卷（2003年）：29—50页；Fields，《中非殖民地的复兴与叛乱》，31、38页；Berry，《没有永久的条件》，32页。

[20] 参见Martin Chanock，《典范、政策和财产：土地使用权的惯例法的评论》 （Paradigms, Policies and Property: A Review of the Customary Law of Land Tenure） ，载Kristin Mann和 Richard Roberts合编，《非洲殖民地的法律》（Law in Colonial Africa）（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市：Heinemann出版社，1991年）。

[21] Cohen，《法属西非的法国殖民当局》，500页；Michael Crowder，《热带非洲的白酋长》（The White Chiefs of Tropical Africa），载Lewis H. Gann和 Peter Duignan合编，《非洲殖民主义，1870—1960》第2卷：《从1914年到1960年的殖民主义历史和政治》（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2: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914-1960）（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320页。

[22] Crowder，《热带非洲的白酋长》，344页。

[23] Suret-Canale，《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71—83页。塞内加尔的数个社区确实赢得法国国籍。

[24] James C. Scott，《国家的视角：改善人类条件的某些措施何以失败》（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章。

[25] Suret-Canale，《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313—314页。

[26] Suret-Canale，《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371页；Cohen，《法属西非的法国殖民当局》，492、497页。

[27]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3章。

[28] 引自Abernethy，《全球主导权的动态》，120页。

[29] Melissa Thomas，《艰难抉择：美国对贫穷政府的政策为何失败》（Hard Choices: Why U.S. Policies Towards Poor Governments Fail）（未发表的手稿），第6章。

[30] Collier，Anke Hoeffler和Dominic Rohner，《超越贪婪和抱怨：可行性与内战》。

[31] Matthew Lange，《专制主义的谱系与发展：英国殖民主义和国家权力》（Lineages of Despotism and Development: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State Power）（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96—100页；Gberie，《西非的肮脏战争》，17—38页。塞拉利昂的不幸在于它的钻石不同于博茨瓦纳，是冲积矿，让个人开采变得相对容易。Siaka Stevens在政治生涯早期支持贫穷矿工，以对抗国有控股矿业，削弱了国家控制钻石交易的能力。

[32] Gberie，《西非的肮脏战争》，196页。

第21章

国产或进口的制度

间接统治作为干预现代国家建设的先例；美国和日本作为国家建设者

有人可能会认为，殖民历史与21世纪初的世界无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三十年中，大部分殖民帝国被拆解，最后的帝国苏联也在1991年瓦解。为何还要关注外国列强当初在移植制度上的成败？

之所以有关是因为，像美国那样的个别强国以及广大国际社会，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发展中贫穷国家试图建立国家机器。最明显的就是美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领。先是美国的“反恐战争”，后是它的体面退出；对这两件事来说，建成切实可行的国家是中心任务。另外在世界各地，包括柬埔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海地、索马里、东帝汶、刚果民主共和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还有维持和平和国家建设的其他努力。

这些干预的道德框架显然不同于殖民主义。殖民列强并没有托词，假称他们占领外国领土是出于原住民的利益，只是试图以文明使命感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要到他们离开前的最后十年左右，殖民政府才开始公开追求发展的目标——甚至，他们对殖民地的工业化一直怀有戒心，因为国内厂商不想看到竞争对手。他们也不特别忧心民主，因为他们一直以非民主的理由来为自己的统治辩护。

这个框架在20世纪有了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联合国的前身）向英国和法国等殖民列强授予托管地（mandate），但要求这些地区的治理必须以居民的利益为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的公布，随着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在国际论坛（如联合国大会）上的影响不断增强，国际法律的框架有了新改变。冷战和苏联的否决权，曾阻止安理会对维和任务的授权。冷战结束后，闸门打开，联合国秘书处的维和部变成热闹场所。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等地的暴行发生之后，所谓“提供保护责任”的新学说兴起，责成国际社会采取积极行动，以保障受困于冲突和镇压的人民的人权。[1]

新干预的目标在快速演变，开始时只是在冲突地区推动停火和维持和平，但很快发现，没有制度就没有持久和平。国际社会如想退出冲突地区，全靠这些社会建立稳定政府，在没有外界帮助下提供自身的安全。干预的授权因此从维和扩展到国家建设。

曾是印度尼西亚一省的东帝汶，在1999年公投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它仅有的简陋行政部门，又遭到印尼人临走时的破坏。联合国被要求成立一个代表团——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帮助东帝汶建立新的国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发现自己陷入类似的困境。阿富汗从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国家的崩溃，变成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要防范基地组织的重整旗鼓，就要承担在喀布尔建立全国政府的艰巨任务。同样，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治下还有正常运作的国家。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早早决定解散伊拉克军队，国家机器随之崩溃。伊拉克在2005—2006年转向全面内战，国家建设成了美国占领当局的中心目标。[2]

国际社会在冲突地区或冲突后地区维护稳定的记录参差不齐。在某些情况下，如波斯尼亚、科索沃、东帝汶、所罗门群岛和萨尔瓦多，维和行动大体上防止了冲突的重燃。在阿富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它们的努力则付诸流水。有人称，在索马里和刚果东部的人道主义干预，无意偏袒了冲突中的一派，实际上延长了危机。[3]

国家建设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即使建不成合法可行的中央集权国家，美国也计划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回大部分军队。伊拉克多少有一个国家，但它的根本稳定、腐败程度和对民主的承诺，仍毫无把握。重复的干预和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援助，至今还没能在海地和索马里建成切实可行的国家。在其他情况下，如巴尔干半岛和所罗门群岛，维持基本稳定还得依靠境外势力持续不断的参与。

这些失败引起长时间的讨论，包括创建和巩固制度的先决条件，以及外人在推动此举上能够发挥的潜在作用。这让我们又回到殖民主义的研究，因为殖民主义提供了外人试图向不同文化社会植入制度的丰富经验。

许多欧洲殖民主义的先例和实例与现今的干预措施搭不上关系。殖民列强植入现代制度最成功的地方是：那里的原住民薄弱，组织原始，人口稀少，或被战争和疾病杀死，或被赶往保留地，或以其他方式从画面中消失。这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曾是英国殖民地，现是自由民主的模范——的故事，但这种模式不会重复。即使我们能在世界上找到如此的空旷地带，当代关于原住民的权利的观念，也会对这种形式的殖民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英法殖民当局，为国家建设的现代干预提供了更好的先例。它们仅有少量资源，不涉及大规模的欧洲移民，还在晚期开始注重发展的目标。英国的间接统治特别让人产生兴趣，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宣称，“丹麦”不是外国统治的目标，以此直面我所谓的“达到丹麦”的问题。[4]

问题是，丹麦并不是在数月或数年内演变成今日丹麦的。当代丹麦——所有其他的发达国家——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逐渐发展出现代制度。如果境外势力试图将自己的好制度强加给某国，很可能会产生普里切特、沃尔考克和安德鲁斯所谓的“同构模仿”:只是复制西方制度的外表，而毫无实质（参见前文第3章）。制度要想取得成功，必须符合当地的习俗和传统。例如，全盘进口外国的法典往往不受欢迎，因为它们不反映当地价值观。制度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钢铁市场、经理或工人、将产品运向市场的基础设施、保护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体系，你就不能在那里建立钢铁厂。在各种目标中选择轻重缓急，就要对地方制度的性质有深入的了解。此外，制度的演变以地方精英和掌权者的利益和想法为基础。这些精英是谁，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对善意的变化或改革又会有怎样的抵抗，外人往往是一头雾水的。[5]

鉴于这些考虑，许多评论家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大幅缩减自己的野心，改成“足够好”的治理；不要追求丹麦，而是追求更现实的目标，如印尼和博茨瓦纳。[6]与其从美国或欧洲进口全套的现代法典，为何不在某些情况下试试惯例的法律？与其坚持整个官僚体系没有任何腐败，为何不对低级官员的小偷小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处理最令人震惊的大案？与其要求人们把票投给并不存在的纲领性政党，为何不接受依附主义的现实，争取达成能促进稳定的寻租联盟，以求某种程度的经济增长？

例如，在2001年秋季塔利班溃败之后，人们可想象非常不同的美国政策。与其建立统一集权的民主政体，美国其实可试图建立部落首领、军阀和其他权力掮客的联盟，只要他们同意维持和平、打击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分子。与其试图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美国不如让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保持完好无损，只是换上与旧政权没有关联的新将领。

事实上，英国在非洲的间接统治，就是“足够好”治理的早期版本。卢吉和其他行政官员认识到，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以统治香港和新加坡的方式来治理非洲殖民地，所以将计就计，尽可能利用当地传统和客观事实。我们看到，赞成直接统治和同化政策的法国所取得的结果，与英国不相上下。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间接统治有很多陷阱，往往导致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首先，对本地知识的需求非常巨大，往往超越外国殖民当局的能力。搜索“本土法律和习俗”，很容易受当地人的操纵，导致对当地做法的误解。非正式法律的规范化，让原来灵活流畅的习俗变得僵化。在其他情况下，殖民当局并不真正愿意让当地酋长做主，要么认为酋长有违欧洲定居者的利益，要么认为酋长违背“文明道德”。在另一些情况下，对当地传统的尊敬本来是令人钦佩的，却导致对非洲人的目标演变视而不见。他们并不希望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反而希望走向现代化。北尼日利亚是间接统治的诞生地，也是最一以贯之的实施者。但让人颇不舒服的事实是，它几十年来恰恰因为受困于传统，一直是该国最贫穷、教育程度最低的地区。

同样的矛盾在当代原住民的权利运动中也显而易见。西方舆论作出180度的转弯。在殖民时期，原住民被视为野蛮人，需要接受强行的“文明化”；时至今日，世界幸存的土著社群继续传统生活的权利，理应得到严肃的考虑。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家，这引发矿业能源公司和土著社群之间的暴力冲突，后者获得全球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原则上，很难说传统社群不能以自己的传统来治理自己。对大多数人来说，替代的选择不是生活在丹麦，而是勉强存活于肮脏的城市贫民窟。外人推崇本土权利，所遇到的问题是，他们像间接统治的实施者一样，很难准确判断当地社群的实际利益。许多社群已部分现代化，如20世纪初的许多非洲人。实际上，还有很多人不愿错过加入现代世界的机会。继续生活在传统村庄，依旧使用当地方言，可能代表人生机会的戏剧性终止。这往往是自称是代表本土的善良外人所忽视的。

间接统治造成的许多问题，重现于非洲和其他贫困地区的当今发展计划。例如，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捐助者，发起所谓的社群主导型发展项目，首次在20世纪90年代的印尼推出。[7]它背后的理论很合理，也很有吸引力：与华盛顿和伦敦相比，当地人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应该成为旨在帮助自己的发展项目的驱动者。犹如实行间接统治的殖民官员，社群主导型发展项目也征求社群意见，以决定如何支配捐助者的资金，如用于灌溉、道路和厕所等。受外界捐助者雇用的当地主持人，被认为拥有足够的相关知识，能把乡村社群组织起来，以听取他们的意见。作为社群组织起来，这本身就是希望能建立社会资本，即使在项目终止之后，仍可发挥作用。

社群主导型发展项目碰到两个不同问题，首先是要弄清社群的真正意见。像其他社群一样，主宰村庄的是地方精英，往往是声称代表群体的老年男性。具体的社群代言人究竟是真正体现整体利益的好人，还是只想把厕所建在自家附近的有权有势者，这很难弄清。为了避开这样的难题，外界捐赠者规定有关社群必须包括妇女、少数民族（如果有的话）和其他被边缘化的人。这种做法符合西方的公正标准，只是不符合当地标准。它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外人要么被迫让当地精英包揽一切，要么试图采用社会工程的激进措施。很少捐赠者有足够的地方知识，弄得清自己的工作进展。在殖民时期实施间接统治的地区长官，非常熟悉这种进退两难，所不同的是，他们大多有更长任期，从而比发展项目的援助官员掌握更多地方知识。尽管这类项目在世界各地激增，对发展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无法确定。[8]

里欧·松崎（Reo Matsuzaki）建议，国家建设要取得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代理人的自主性，能否利用当地知识来实现发展目标。他指出，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时期（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到日本在1945年的战败）在建立制度上相对成功。日本在台湾的目的不是善意的，跟它在韩国实施的做法一样，也想使之日本化，包括迫使台湾人讲日语，使台湾成为向日本出口大宗商品的平台。但它也追求发展目标，建立大批基础设施、学校和地方行政机构。所有这一切在日本人离开后都幸存下来。

松崎认为，这是因为像儿玉源太郎那样的总督，本身是军事官僚强人，地位显赫，允许他们可自行做出决定，无须接受东京的严格监督。接下来，儿玉又委任和保护自己在当地的助手后藤新平，使后者能凭借自己对台湾实际情况的密切了解来落实政策。在土地和教育的问题上，他们因应当地的发展情况，对政策作出频繁调整。此外，他们在台湾任职多年，获得足够的本地知识，一眼就能看出故障所在。

可堪对比的是美国对菲律宾的宗主权，那里的行政官员（如未来的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901—1903年担任菲律宾的文职总督）不断遭到华盛顿政客的否决。控制钱包的国会领袖，急于将美国模式的政府强加给他们只有模糊概念的社会。由于国内天主教势力的反对，美国政府错过将天主教土地分配给贫农的良机。美国行政官员让菲律宾的法院体系负责土地分配，而不由美国式的行政部门。他们没有认识到，不同于美国，菲律宾遍地文盲的情况意味着，法律诉讼将受有文化的精英的主宰。尽管有美国促进土地改革的明确意愿，他们仍就果然成功获得大片土地。美国向菲律宾出口19世纪美国模式的“法院和政党”政府，由此导致土地寡头的兴起，一直占据支配地位。[9]

所以，我们应该警惕把制度当作礼品的外国人，他们很少有建立持久国家的足够的本地知识。如果他们在制度建设上半心半意和资源不足，经常会造成弊大于利的后果。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发展模式不好，或没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有效性。但是，每个社会必须以本土传统为出发点，让那些发展模式适应自己的条件。

制度最好由本地的社会参与者创造。他们能借鉴国外做法，同时也熟悉自己历史和传统提供的局限和机会。制度发展的最出色案例中，有一些是在东亚发生的，当地精英能借鉴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长期经验。在其他很多地方，这种传统并不存在，必须被创建出来。

如前所述，光是建立正规的国家制度，无论是进口的模式还是本土的模式，都是不够的。国家建设还要伴以并行的民族建设，才能卓有成效。民族建设添加了一项道德因素，即共享的规范和文化，从而加强国家的合法性。它也可以是不宽容和侵略的源泉，并且常常必须以专制方法来达成。有两个成对比较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另一个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1] 有关维和以及冲突后干预的浩渺文献，参见James Dobbins等，《国家建设中的美国角色：从德国到伊拉克》（America’s Role in Nation-Building: From Germany to Iraq）（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2003年）；Simon Chesterman，《你们，人民：联合国、过渡行政当局和国家建设》（You, the People: The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State-Building）（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世界银行，《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

[2] 参见福山，《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权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福山编，《国家建设：超越阿富汗和伊拉克》（Nation-Building: 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James Dobbins等，《国家建设中的美国角色》。参见Michael Maren，《通向地狱的路：外援和国际慈善的破坏性影响》（The Road to Hell: The Ravaging Effects of Foreign Aid and International Charity）（纽约：自由出版社，1997年）。向索马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反让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政府受益。在刚果东部的案例中，有指责称，联合国难民营向从事种族灭绝的胡图人提供庇护，直到卢旺达部队的入侵。

[4]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4页。

[5] Pritchett，Woolcock和Andrews，《能力陷阱？坚持执行失败的机制》。

[6] Thomas，《艰难抉择：美国对贫穷政府的政策为何失败》；Merilee S. Grindle，《足够好的治理：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与改革》（Good Enough Governance: Poverty Reduction 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载《治理》（Governance）第17卷，第4期（2004年）：525—548页。

[7] 有关共同体主导型发展的起源，参见Mallaby，《世界银行家：失败国家、金融危机和国家富穷的故事》，202—206页。

[8] Jean Ensminger，《内部腐败网络：村庄中的共同体主导型发展》（Inside Corruption Networks: 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 in the Village）（未发表的论文，2012年5月）。

[9] Reo Matsuzaki，《负责的代理人为何更可能失败：解释殖民地台湾和菲律宾的国家建设成果的差异》（Why Accountable Agents Are More Likely to Fail: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State-Building Outcomes across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未发表的论文）；Paul D. Hutchcroft，《殖民当局主子、全国政客和省巨头：美属菲律宾的中央权威和地方自治，1900—1913》（Colonial Masters, National Politicos, and Provincial Lords: Central Authority and Local Autonomy in the American Philippines，1900—1913），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9卷，第2期（2000年）：277—306页。

第22章

共同语

民族认同在发展中国家既重要，又存在诸多问题；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成功建立起民族认同，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却没有；民主或专制，哪个更有助于民族认同的建立

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强大民族认同的存在是欧洲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在当今发展中世界，软弱国家往往是副产品，源自民族认同的脆弱或根本不存在。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更成为特殊的问题，那里的独立国家是殖民当局的发明，边界是任意划定的，与单一种族、语言或文化的共同体不符。它们曾是庞大帝国的行政单位，居民习惯于生活在一起，但没有共通的文化感或认同感。像尼日利亚和肯尼亚那样的新独立国家，在殖民主义留下的真空中，没有作出努力来铸造新的民族认同，因此在以后年份中，备受高度种族冲突的困扰。相比之下，印尼和坦桑尼亚的建国领袖规划出促进民族团结的理念。印度尼西亚当然不是非洲国家，但与尼日利亚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第14章指出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也有许多共同的特性。当然，印尼和坦桑尼亚也面临巨大政治挑战，包括腐败和种族冲突，但相对水平也很有关系。由于早期对民族建设的投入，它们的政府更为连贯且稳定，作为结果，近年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石油与种族

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尼日利亚从来就不是历史上的国家，无论殖民当局还是独立后的新领袖，都没有认真地从事过国家建设。英国接管尼日利亚时，所征服的不是组织良好的中央集权大国，像他们征服印度莫卧儿帝国时遇到的那样。土著人口主要忠于部落层次的小单位。[1]现被称为尼日利亚的领土，由时任总督的弗雷德里克·卢吉，在1914年1月1日首次合并为单一政治单位。这同一个卢吉，当年曾使间接统治成为英国的殖民政策。尼日利亚由两块疆域合并而成，一块是北尼日利亚保护地，另一块是南尼日利亚殖民地兼保护地。而后者本身，又是1906年拉各斯殖民地和尼日尔三角洲保护地的合并。这些地区因宗教、种族和财富的差异，仅有很少的共同之点，尤其是在南北之间。南部在欧洲传教士的努力下逐渐皈依基督教，而北部信奉伊斯兰教。合并是为了行政上的便利——较穷的北部不断出现财政赤字，与南部合并之后，财政上的补贴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当然，这一计划的明智与否，殖民当局从来没有想过还要去请教当地人。[2]

英国对在尼日利亚找不到的东西，也没有加以创建。它自17世纪以来一直待在印度，创建军队、全国官僚机构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以及推行能统一次大陆不同种族、宗教和种姓的共同语（英语）。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印度”作为政治单位的想法首创于殖民时代，围绕着渐渐引进的制度和民主理想建立起来。此外，印度作为帝国的支柱，在英国的战略计划中举足轻重。[3]

英国来到尼日利亚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因全球帝国的负担而筋疲力尽。一旦他们决定不能以印度的方式在非洲投资，间接统治就是对策。所以，他们有意决定不植入强大国家结构，不努力发展经济，甚至对培养尼日利亚的有文化阶层，也兴趣索然。在独立前夕，北部的英语识字率是2%，全国仅有一千名大学毕业生。尼日利亚人不得进入官僚体系的高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职于各级政府的非洲人仅有七十五名。[4]

如前所述，人们必须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是强大国家和廉洁行政的形成途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从未有过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或向英国统治提出挑战，或在自己上台后追求国家建设的战略。相反，英国人把主权放在盘子里，交给尼日利亚人，还写下新国家宪法，提早公布离开的时间表，最终在1960年兑现。独立后上台的尼日利亚政党，从一开始就是地区性和种族性的，相互之间的怀疑甚至超过对前殖民主人，缺乏尼日利亚民族概念，也不知如何给新国家的认同定位。民族认同的缺乏很快导致国家的崩溃，由此陷入内战。[5]

在比夫拉湾（Gulf of Biafra）发现的大量石油储备，给尼日利亚相互竞争的种族群体带来争夺目标，也造就让未来政治保持稳定的机制。政府控制经济资源，将之分给精英，后者再将之（扣下自己的丰厚份额之后）分给追随者网络。如果有心怀不满的群体，以暴力威胁寻租联盟，就会受到更多补贴和现金的收买。政治腐败和依附主义，就是尼日利亚为稳定和民族认同的缺乏付出的代价。

印尼开始时像尼日利亚一样，但在随后几年中有非常不同的发展。20世纪之前，印尼的国家根本不存在。这个地域涵盖超过一万一千个岛屿的群岛，曾有各种不同名字，如印度群岛、东印度、热带荷兰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它包括各种各样的苏丹王国、部落和贸易站，以及说几百种不同语言的种族群体。很少原住民知道自己村庄之外的世界，或自己岛屿之外的世界。[6]

这一切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发生改变。其时，荷兰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的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天的雅加达）之外扩展政治控制和贸易网络。定期的轮渡给人带来群岛是一个整体的感觉，更使朝觐麦加变得可行，让印尼穆斯林与更广大的穆斯林共同体相连。接触到欧洲教育的少量本土精英涌现出来，开始接纳西方概念，如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7]

到了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这个殖民地有了十分多样的认同定义。由于大部分人是穆斯林，他们可把自己当作伊斯兰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尼共产党要发动阶级革命，让自己与共产国际挂钩，就像中国和越南共产党已经做的那样。还有很多区域和地方的认同，本来是可以支持当地的单独政治体的，特别是在较大岛屿的爪哇和苏门答腊。

相反，名叫印度尼西亚的单一国家的全新理念，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其时，印尼全国协会、印尼全国政治协会代表大会和青年印尼（Young Indonesia，民族主义的青年团体）先后成立。[8]1928年10月在巴达维亚召开的第二次印尼青年大会，通过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第一次公开使用“印度尼西亚”一词），并宣布印尼语为民族语言。

对新生国家来说，采用印尼语为民族语言是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印尼语是经典马来语的标准化版本，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群岛的贸易商和旅行者的通用语。但把它当作第一语言的印尼人很少，绝大多数继续使用爪哇语（Javanese）、巽他语（Sundanese）和荷兰语（受过教育的精英）。爪哇语是殖民地中掌握政治优势的种族群体的语言。相比之下，印尼语更平等，也没有反映讲话者和听话者相对地位的复杂标志。许多早期的青年民族主义者不会说印尼语，或说得不好。采纳印尼语，提倡多民族的印尼，合在一起就战胜了20世纪初流行的其他认同概念。区域性的独立运动，曾在爪哇、苏门答腊和西里伯斯（Celebes）出现，在更广泛的印尼团体成立之后，决定自行解散。由于荷兰耍弄分而治之的伎俩，许多新民族主义精英认识到，形成最广泛的联盟是赢得独立的关键。

在印尼的理念背后，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是印尼独立后的首位总统苏加诺。1927年，他出版名叫《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讨论当时的三大思潮，认为当中不存在根本矛盾，不会阻碍反荷兰统治的广泛政治战线的成立。苏加诺声称，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启示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反对高利贷。他批评追求神权国家的“狂热”穆斯林，理由是他们会引起与印尼其他宗教团体的冲突。同样，他反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敌视宗教。苏加诺不愿将西方自由主义纳入到他的综论里面，因为这种学说没有为强大国家提供理由。在他看来，强大国家在塑造民族认同和实施再分配上，将发挥整合作用；而为了取得“社会正义”，再分配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思想后来被苏加诺在1945年的讲话中阐述为“五大支柱”，成为支撑印尼独立国家的“潘查希拉学说”（Pancasila）的基础。[9]苏加诺是个极其混乱的理论家，想把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各种思想综合起来。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哲学，而是实用。他想创建综合性的民族认同，可以让自己把盛行于印尼的各种政治潮流汇合在一起，同时又能予以牵制。他以尽可能宽泛的术语来为印尼民族下定义，不提及其中任何一个种族。他接受宗教，但是使之中性化，只字不提伊斯兰教，只提泛指的一神教。[10]

苏加诺的民族综合，只能在日益专制的国家的框架内获得实施。1950年独立后的原本宪法规定，印尼是多党制的民主政体，苏加诺总统只是装饰性首脑。在1955年的第一次大选后，苏加诺开始向现行的议会民主政体发起攻击。由于少数种族的叛乱在外岛爆发， 1957年3月颁布了戒严令。苏加诺在军队和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下粉碎了自由反对派，又以纳沙贡（Nasakom）为基础建起全国阵线。纳沙贡是一个缩写，代表他小册子中的三股势力，即民族主义者、穆斯林和共产党人。他越来越依赖共产党的支持，以及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外援。他还利用国家机器，在潘查希拉思想的基础上，调动广大群众的支持。[11]

苏加诺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因为他事实上无法综合这三大支柱，尤其是其中的两个，即以军队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和以印尼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支持来源，对彼此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在苏加诺总统警卫队发动政变未遂之后，一些将领被谋杀，这导致军队在苏哈托将军领导下的反扑，苏加诺被迫下台，随后引发血腥清洗，印尼共产党因此遭到摧毁，丧生人数高达五十万到八十万。[12]

由此产生的苏哈托将军的新秩序，放弃苏加诺纲领中的马克思主义，仍依靠中央集权的强国作为民族团结的保障，还依仗潘查希拉思想作为民族认同的来源。印尼的华人少数民族，曾是印尼共产党的主要发展对象，现被迫改用印尼名字，融入广泛的大众中去。这场危机暴露了穆斯林多数民族和华人少数民族之间的激烈对抗，而印尼共产党的失败又使穆斯林组织得以加强。但新秩序政权继续使用潘查希拉思想，抵制使印尼国家更伊斯兰化的要求。甚至，苏哈托越来越依靠华人商界，视他们为政权的支持者。[13]

文化同化的机制是教育，印尼语从一开始就是公立学校的教学语言。国家推出培训教师的方案，让他们去自己省份之外的地方工作（常常也在那里结婚）。印尼复制的这个行政体系，类似于中国皇帝和奥斯曼帝国用来治理行省的方式。在苏哈托新秩序时期，比较重要的成就是小学教育的扩展，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971年的55.6%增至1985年的87.6%。学校体系使用印尼语已有两代多人的时间，说印尼语的人日益增多，今天已接近人口的100%。[14]

印尼的民族认同变得根深蒂固，所用方式是尼日利亚永远也无法借鉴的——综合思想的明确阐述、民族语言的确立、基于全国军队的专制政权的支持。然而，这一综合过程的极限在东帝汶（前印尼属东帝汶）、西巴布亚（原西新几内亚）、安汶（Ambon）和亚齐（Aceh）等地暴露无遗，它们从未接受出自雅加达的民族叙事。[15]西巴布亚和东帝汶分别在1963年和1976年被印尼正式吞并，其种族大体上是非穆斯林的美拉尼西亚人。苏加诺在1927年的小册子中引用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认为民族是享有共同历史、以同一共同体的方式行事的群体。根据这个标准，这两个地方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印尼民族的一部分。它们不属于印尼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满者伯夷（Majapahit）印度教王国，即现代民族主义者想象为印尼认同源泉的历史时期。它们自有与美拉尼西亚之根更近的认同源泉；在东帝汶的情况中，还存在葡萄牙宗主国的历史。当早期印尼民族主义者访问群岛的东部时，发现那里是全然陌生的部落居住地，有人甚至称当地人为“食人族”。[16]印尼政府将爪哇和其他地区的移民迁入这两个地方，以改变种族平衡；推广印尼语的教学；通过学校促进潘查希拉思想的传播；依靠武力对付当地武装叛乱，以维持主权。尽管有亲印尼民兵的可怕暴行，东帝汶仍在1999年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独立，在2002年成为独立国家。西巴布亚留在印尼中，只是仍有低水平的持续叛乱和独立运动。

尽管印尼国家实施的民族认同仍然有局限，但在这个百年之前远远不是单一国家的区域，政府已取得相当了不起的民族融合。事实上，印尼认同在20世纪90年代已变得非常安全。在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整个国家过渡到民主政体，向各省和地区大幅下放权力，无须担心分裂倾向。印尼仍是个断裂国家，针对华人、基督教社群和其他少数民族社群的暴力仍在继续。腐败程度仍然很高，但所有的成功都是相对的。考虑到印尼建国初的种族、宗教和区域的分裂，它的国家建设成就还是相当出色的，印尼本来可以看起来更像尼日利亚。[17]

尽管有区域、宗教和人种上的明显差异，坦桑尼亚在民族建设中的记录非常类似于印尼。坦桑尼亚在种族上高度多样化，分为一百二十个不同族群。像印尼一样，多年来执掌统治的是强大的一党制国家，把民族建设定为明确目标，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成功。它采用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也像印尼一样。

最适合与坦桑尼亚相比的国家是它北面的肯尼亚。两个都是英国殖民地或托管地，在气候和文化上也非常相似。事实上，两国之间的边界是殖民当局划定的直线，从西部的维多利亚湖一直到印度洋，人为地分开散居于边界地区的当地居民。

在冷战期间，两国经常被拿来做比较，因为肯尼亚采纳乔尔·巴坎（Joel Barkan）所谓的“庇护—依附（patron-client）资本主义”，而坦桑尼亚采纳“一党制社会主义”。[18]在1963年独立后的二十年中，肯尼亚的增长大大超过坦桑尼亚，据说是展示了市场经济的优势。（见表4）

表4. GDP增长率，1965—1990年

来源：世界银行

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两个国家的位置颠倒过来。相对于坦桑尼亚，肯尼亚遭遇急剧的经济衰退（见图16）。最近，坦桑尼亚分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强劲增长，从1999年到2011年，取得约6%的年增长率。相比之下，肯尼亚遭受种族群体暴力的折磨，特别是自2007年总统大选以来。它的GDP增长率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一直偏低，而且有很大波动，受到持续的政治冲突的影响。相比之下，坦桑尼亚一直保持稳定。原因最终可追溯到：坦桑尼亚的一党专政实施民族建设的政策，而较为自由的肯尼亚没有这样做。

图16. GDP增长率，1989—2011年

来源：世界银行

与肯尼亚相比，坦桑尼亚在塑造民族认同上享有现存的优势，它的一百二十个种族群体中没有一个大得足以支配整个国家。而肯尼亚有五个主要的族群，占人口的70%。[19]这些较大族群——基库尤、卡伦津、卢奥、马赛、卡姆巴（Kamba）和卢希亚（Luhya）——中的任意两个，一旦组成联盟，就足以控制政府。同样重要的是，斯瓦希里语（Swahili）在坦桑尼亚充当民族语言。斯瓦希里语是一种班图语（Bantu），从桑给巴尔等沿海地区的商人那里借用了不少阿拉伯词汇，是东非许多国家的口语。它是殖民时代的通用语，也是商人的语言，所起的作用与印尼语非常相似。19世纪晚期的坦噶尼喀是德国控制的，与在肯尼亚的英国相比，德国殖民当局作出更加协调一致的努力，使之成为民族语言。所以在独立时，使用它的坦桑尼亚人大大超过肯尼亚人。[20]

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发挥了与印尼苏加诺相似的作用。他以自己的乌贾马学说（ujamaa），建立起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非基于种族的民族认同。他的乌贾马学说就是非洲社会主义，在他的文章以及像《1967年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那样的文件中，获得清晰详尽的阐述。[21]他认为，种族分裂是对社会主义项目的严重威胁，所以极力抑制他所谓的“部落制”。跟苏加诺一样，他对西方多元化的自由观念没有耐心，希望实施一党专政，从而改造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创建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后来又演变成坦桑尼亚革命党（Chama Cha Mapinduzi）。这个政党坚持列宁主义纪律，对全国各地的干部实施集中的控制。不同于许多非洲新统治者，尼雷尔不但关注城市，而且力求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渗透乡村。[22]在这个过程中，尼雷尔的政府比乔莫·肯雅塔做出更大努力，把斯瓦希里语当作民族语言，使之在1965年成为所有中学的必修课。借用亨利·比嫩（Henry Bienen）的话：“斯瓦希里语是坦噶尼喀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同于坦噶尼喀的本色。”[23]

肯尼亚的情形非常不同。大种族群体基库尤人，凭借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在独立后扮演支配角色。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茅茅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库尤人领导的，他们还为国家贡献了开国总统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成立自己的民族主义政党，即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但根据构思，它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组织，而是庇护式分配体系。在人们眼中，国家不是站在不同种族群体上面的中立仲裁者，而是等待攫取的奖金。所以，当肯雅塔的继任者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在1978年上台时，庇护政治突然从基库尤转向支持莫伊的卡伦津和其他种族群体。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追求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而肯尼亚政府追求从一个种族到另一个种族的再分配。抓到政治权力的种族群体对庇护政治的公然利用，用记者米歇拉·朗（Michela Wrong）一针见血的评语说就是：“轮到我们吃了。”[24]

肯尼亚的经济衰退能直接追溯到莫伊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庇护政治和腐败的水涨船高。从那时起，肯尼亚的政治以各种族群体抢夺总统和国家资源的零和游戏为中心。它的高潮是2007年总统大选后的大杀戮，其中一名候选人是基库尤的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他的对手是卢奥的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25]开国总统的儿子乌呼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在2013年被选为总统，但由于他在2007年群体暴力中扮演的角色，而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

坦桑尼亚推动民族语言，努力杜绝地域主义和种族认同。这一切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群体在坦桑尼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远远低于肯尼亚和没有把民族建设当作明确目标的其他国家。经济学家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发现，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种族多样性非常相似，但前者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物品，表明那里的种族色彩比较不明显。[26]

强烈的民族认同本身并不能创造良好效果，必须与明智的政策关联起来。从独立日到90年代初，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建立非洲社会主义的努力，除了民族建设，在其他方面都是大灾难。在经济政策上，坦桑尼亚占据经济制高点，把生产者的财富再分配给他人，从而摧毁了经济奖励。它破坏作为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农业部门，提倡替代进口的工业，从长远看却是不可持续的。它阻拦外国的私人投资，主张“自给自足”。在政治领域，坦桑尼亚犯了许多严重的早期错误。它宣布自己为一党制国家，让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干部监管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不单是其他政党，公民社会组织也被禁止或受到严格控制；新闻自由非常有限。社会主义时期最糟糕的政策，也许发生于1973年至1976年之间；那时，80%的乡村人口被迫参加乌贾马集体农庄。它在大规模社会工程上的努力，跟苏联和中国一样，给经济和个人自由带来可预见的负面影响。[27]

坦桑尼亚债务危机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自那以后，糟糕的经济政策宣告结束，改成更为明智的市场经济。这种变革，加上它避免尼日利亚式或肯尼亚式的种族冲突，让它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速度。也像印尼一样，这并不意味着，种族（或宗教）不再是冲突和不稳定的潜在来源。桑给巴尔的穆斯林获得日益增长的动员，赞成另外组建独立的国家。印尼和坦桑尼亚成功创造的，都是更为有效的政治秩序。

我曾说过，成功的民主国家受益于历史上以暴力和非民主手段完成的民族建设。在欧洲发生的情形，也在发展中国家发生，如印尼和坦桑尼亚。今天，这两个国家都是相当成功的民主政权。2013年自由之家给印尼的自由度评级是2.5（最好是1，最糟是7），坦桑尼亚是3.0。当年在建立民族认同时，这两个国家都比现在专制得多。反过来，鉴于现存的分裂和国家权力的局限，很难想象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今天会投入民族建设的项目。在这两个国家中，无人有足够的权威，来书写民族叙事或颁布新的民族语言。所以，就共享的认同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而言，先后次序和历史都很重要。

当我们转向东亚国家时，就会发现截然不同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至少是世界上种族最同质的社会之一，很早就有基于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民族认同。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中国文明在古代从黄河流域扩张出去，征服南部、东南部和西部，吸收无数非汉族人口，本身又遭受北部和西北的突厥野蛮人的入侵。第1卷已经指出，中国发明的不只是第一个国家，而且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它的建立围绕一种共同的文献语言，其中的古典著作一直是历代官僚的教育基础。从中国历史的一开始，民族认同和国家建设就相互关联。中国边界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其他社会——韩国、日本和越南——也是如此。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它们与欧洲殖民主义和西方观念有深入接触之前。这个事实对当代发展成果有强大影响：不同于尼日利亚和印尼，所有这些亚洲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只需建立现代国家，无须同时从事民族建设。像同时代的欧洲一样，它们的民族已经井然成型。

[1] 历史学家谈及，尼日利亚的西部和东南部曾存在国家和王国层次的社会，但其中只有很少政治体超越酋邦层次而变成真正国家，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仍是部落。在奥约（Oyo）王国的治下，使用约鲁巴语（Yoruba）的人民曾获得统一，集居于伊费城（Ife）和近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贝宁（不要与当今国家的贝宁混淆）。大批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晚期来到时，这些政治体已因自相残杀而分崩瓦解。尼日利亚北部有更大的政治结构，主要是因为伊斯兰教的组织能力。它通过跨撒哈拉贸易路线一直与中东挂钩，促使豪萨（Hausa）政治体和博尔诺（Borno）在11世纪后期改信伊斯兰教。索科托哈里发（Caliphate of Sokoto）是19世纪初形成的，在魅力领袖奥斯曼·丹·福迪奥（Usman dan Fodio）的带领下，发动圣战，征服豪萨王朝。如Atul Kohli指出的，索科托哈里发虽是西非最大政治体之一，仍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它没有集中的军队和官僚机构，无法在明确领土上强制执行命令，与其说是国家，倒不如说是酋邦或部落联盟的中心。参见Falola和Heaton，《尼日利亚史》，23、29—34、62—73页；Atul Kohli，《国家主导的发展：全球边缘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297页。

[2] Osaghae，《瘸腿巨人：独立以来的尼日利亚》，1—4页。

[3] Sunil Khilnani，《印度概念》（The Idea of India）（纽约：FSG出版社，1998年）。

[4] Atul Kohli，《国家主导的发展》，313、318页。

[5] 有关概述，参见Osaghae，《瘸腿巨人》，54—69页。

[6] Robert E. Elson，《印尼概念》（The Idea of Indonesi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1—4页。

[7] Jean Gelman Taylor，《印尼：人民和历史》（Indonesia: Peoples and Historie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238—239页。

[8] Robert E. Elson，《印尼概念》，64—65页。

[9] 苏加诺（Soekarno），《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Nationalism, Islam, and Marxism）（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东南亚计划，1969年）；Bernhard Dahm，《苏加诺以及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Sukarno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9年），340—341页。

[10] Dahm，《苏加诺以及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336—343页：Eka Darmaputera，《潘查希拉和在印尼社会探寻身份和现代化》（Pancasila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Indonesian Society）（纽约：E. J. Brill出版社，1988年），147—164页。

[11] Dahm，《苏加诺以及为印尼独立的奋斗》，331—335页。

[12] Jean Gelman Taylor，《印尼：人民和历史》，356—360页；John Hughes，《印尼剧变》（Indonesian Upheaval）（纽约：David McKay出版社，1967年）。

[13] Benjamin Fleming Intan，《“公共宗教”和基于潘查希拉的印尼国家》（“Public Religion” and the Pancasila-Based State of Indonesia）（纽约：Peter Lang出版社，2006年），50—68页。

[14] Taufik Abdullah，《印尼：走向民主》（Indonesia: Towards Democracy）（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9年），215、434页；Elson，《印尼概念》，65页。

[15] 有关在20世纪50年代整合像安汶、亚齐和苏拉威西那样的地区，参见Taufik Abdullah，《印尼：走向民主》，221—240页。

[16] Jean Gelman Taylor，《印尼：人民和历史》，350—352页；Elson，《印尼概念》，69页；Dahm，《苏加诺以及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179页，作者描述了苏加诺1934年流亡至弗洛雷斯岛时的孤寂。

[17] 有关后威权的印尼，参见Donald K. Emmerson，《印尼将临的选举: 危险投票的一年》（Indonesia’s Approaching Elections: A Year of Voting Dangerously），载《民主杂志》第15卷，第1期（2004年）：94—108页；《东南亚：注意民主与治理之间的差距》（Southeast Asia: Minding the Gap between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载《民主杂志》第23卷，第2期（2012年）：62—73页。

[18] Joel D. Barkan编，《超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Beyond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in Kenya and Tanzania）（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94年），xiii页。

[19] Joel D. Barkan，《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叉和融合：改革的压力》（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in Kenya and Tanzania: Pressures for Reform），见Joel D. Barkan编，《超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Beyond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in Kenya and Tanzania）（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94年），10页。又参见Barkan，《责备或不责备？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的种族分裂、发展不平衡和冲突倾向》（To Fault or Not to Fault? Ethnic Fractionalisation,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Propensity for Conflict in Tanzania, Uganda and Kenya），载Jeffrey Herbst，Terence McNamee和 Greg Mills合编，《断层线上：在社会中管理紧张和分裂》（On the Fault Line: Managing Tensions and Divisions Within Societies）（伦敦：Profile图书公司，2012年）。

[20] Julius Nyerere认为，德国严苛的压制促成坦桑尼亚的统一，让当地部落团结起来，投入民族主义的抵抗。Henry S. Bienen， 《坦桑尼亚：政党转型与经济发展》（Tanzania Party: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36页。

[21] Goran Hyden， 《超越坦桑尼亚乌贾马学说：欠发达与未被捕获的农民》（Beyond Ujamaa in Tanzania：Underdevelopment and an Uncaptured Peasantr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0年），98—105页。

[22] Cranford Pratt， 《坦桑尼亚1945—1968年的关键阶段：尼雷尔和社会主义战略的兴起》（The Critical Phase in Tanzania 1945-1968：Nyerer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Socialist Strateg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64—77页；Bismarck U. Mwansasu和 Cranford Pratt合编，《坦桑尼亚走向社会主义》（Towards Socialism in Tanzania）（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9年）：3—15页。

[23] Bienen，《坦桑尼亚：政党转型与经济发展》，43页。

[24] Michela Wrong，《轮到我们吃了：肯尼亚告密者的故事》（It’s Our Turn to Eat: The Story of a Kenyan Whistle Blower）（纽约：哈珀出版社，2010年），52页；参见Barkan，《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岔和融合：改革的压力》，23—28页；Goran Hyden，《政党、国家和公民社会：控制和开放》（Part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Control versus Openness），载Hyden，《超越坦桑尼亚乌贾马学说》，81—82页。

[25] Maina Kiai，《肯尼亚的危机》（The Crisis in Kenya），载《民主杂志》第19卷，第3期（2008年）：162—168页；Michael Chege，《肯尼亚：脱离危险边缘？》（Kenya: Back from the Brink?），载《民主杂志》第19卷，第4期（2008年）：125—139页。

[26] Edward Miguel，《部落或民族？肯尼亚与坦桑尼亚各自的民族建设和公共物品》（Tribe or Nation? Nation Building and Public Goods in Kenya versus Tanzania），载《世界政治》第56卷，第3期（2004年）：327—362页。又参见Goran Hyden，《坦桑尼亚农村的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ural Tanzania）（瑞典隆德：大学出版社，1968年），150—153页。

[27] Barkan，《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岔和融合：改革的压力》，5页，20页；Scott，《国家的视角》，223—261页；Hyden，《超越坦桑尼亚乌贾马学说》，129—153页。

第23章

强大的亚洲国家

与西方接触之前，中国、日本和其他东亚社会就有了强大的现代国家；东亚的问题不是软弱国家，而是国家无法受到约束；日本在外国压力下引进法律，及其官僚体系的自主完全失控

在拥有自由民主、工业化和高收入的社会中，绝无仅有的非西方世界国家或地区——日本、韩国和台湾——都在东亚。中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和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也都在亚洲，它们缺乏民主政治制度，却有高效的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特征是国家软弱和经济表现不佳，东亚恰恰是它的反面，位居光谱表的另一端。

关于“东亚奇迹”及其神速增长的原因，已经有大量的解释文献，大体可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亚的成功在于市场友好型的政策；另一派强调，更重要的是工业化政策和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干预。也有文化上的理论，把它们的成功归因于亚洲人节俭和尽职（工作伦理）的价值观。由于东亚各地区之间有巨大差异，对增长来源的合理诠释，既可以是市场导向的，又可以是国家驱动的。与中国大陆和韩国相比，香港地区一直更为开放，仅有较少的集权，但三地都取得迅速增长。不管政府干预多少，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拥有强大胜任的国家。[1]

推行工业政策的积极政府是在经济领域“挑选优胜者”，通过信贷补贴、特殊许可和基础设施的支持，予以大力提携。对它来说，强大的国家尤为重要。尽管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工业政策永远都不会奏效，但这种做法在某些地方证明是非常成功的。[2]不过，成功的前提非常具体。假如政客插手其中，无视市场提供的价格信号，所造成的后果可能很危险：投资的决策会取决于政治理由，而不是经济原因。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有不少案例，因疯狂的腐败和寻租，导致国家工业政策变质并最终崩塌；第18章中提到的阿根廷努力打造国内汽车工业的案例就是很好的说明。能让政府干预发挥作用的国家，必须拥有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所谓的“内嵌式自主”：官僚体系必须对社会需求作出反应，无须承受寻租政治群体的压力，以促进为广泛公共利益服务的长远目标。[3]这种政策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取得成功，在其他地方却遭遇失败。结果的不同，在于政府质量的好坏。

强大的亚洲国家来自何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殖民地的产品；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与西方有深入接触的数百年之前，已有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强大传统。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传统国家在西方殖民列强手中承受严重破坏，需要对国家制度进行大幅度的重组与改革。但政府建设没有必要像非洲不少地方那样从零开始。此外，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已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共享的文化。事实上，它们是世界上种族最同质的社会之一。悠久的国家传统和民族认同，是东亚在经济发展上获得显著成绩的基石。

大部分东亚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认为拥有强大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点上与欧洲非常相似，但走过的政治发展途径却完全不同。欧洲在中世纪后期已建立法律制度，远远早于16世纪末到18世纪之间兴起的国家建设。这意味着，尽管有欧洲君主的自我吹嘘，现代欧洲国家的权力一直比东亚国家更为有限。除了法律限制，欧洲国家权力又进一步受制于新兴的社会参与者，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他们组成自己的政党，向国家要求权利。法律与负责制紧密配合，以牵制国家的权力。根据法律，像英国议会那样的封建会议，有权要求国王在征税前必须获得许可。原本建立在少数寡头基础上的议会，在组织政党和争取扩大代表权的新兴社会力量手中，也可成为确立权力的工具。

相比之下，东亚的政治发展开始时没有法治，只有国家。由于缺乏超越的宗教，除了皇帝颁布的制定法，中国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法律体系，也没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法律等级制度。皇帝依法治理，把法律当作吏治的工具。中国统治者手中握有早熟的现代国家，能阻止违抗自己宗旨的社会参与者兴起，如宗教组织、躲在固若金汤的城堡中的贵族（如欧洲的）、在自由城市享有自治的商业资产阶级。结果是，传统亚洲政府的专制程度大大超过欧洲。

东亚的政治挑战与其他殖民地世界非常不同。国家权威是理所当然的，出问题的恰恰是它的反面：如何通过法律和负责制政府来限制国家权力。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天平，在世界其他地方严重偏向于社会，在东亚强烈偏向于国家。可以制衡国家权力的社会组织确实存在，但受到严密的控制，光靠自己几乎没有蓬勃发展的机会。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日本官僚体系

日本是第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非西方国家，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大格局中的典范（paradigmatic of this larger pattern）。它继承下的国家传统足够强大，能成功抵制外国列强的殖民企图，甚至它的传统制度能借鉴进口的欧洲模式进行重组。这个过程的关键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的建立，从19世纪末起，这个官僚体系成为政府权威的主要来源。最终的结果是，失去控制的军队享有太多的自主性，竟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灾难性战争。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到位，不是通过民主力量的全民动员，而是通过美国等外国势力的干预。

在德川幕府时期（1608—1868），幕府将军名义上是天皇的附庸，实际上以天皇的名义在行使真正的权威。统治日本的不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而是幕府——将军在江户（东京）的行政机构——和大名（或军事领主）统治的几百个藩，各自分享权威。由此产生的“幕藩制”常被定为类似于欧洲的封建主义，因为权力分散在藩的层次，每个大名拥有自己的城堡和麾下的武士。

把这一体制称为封建主义，无疑忽略了它在行政管理上的整齐划一，以及前现代日本国家渗透社会的非凡能力。在前现代时期，日本继承下来的官僚政府传统，深受中国的规范和实践的影响。借用彼得·杜斯（Peter Duus）的话：“尽管有封建结构的外表，日本在许多方面是官僚国家的模范……政府办事处堆满能想象出的每一份记录和文件，从土地调查，到以各种方式记录大多数居民的人口登记。（在养马的南部藩，甚至马匹的怀孕和死亡都有记录。）”[4]在1868年后的经济现代化之前，日本政府像中国一样在许多方面已具有现代形式。

日本的现代化始于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黑舰”到来，是亨廷顿所谓的“防御型现代化”的典型案例。佩里和其他西方列强要求日本对外开放，导致允许外人进入日本市场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这个投降让德川幕府丧失了合法性。由此引发的武装叛乱，在1868年以明治天皇的名义，复辟了中央集权国家。目睹西方列强已夺走中国的沿海领土，不愿重蹈中国覆辙的渴望使复辟中央国家变得尤为紧迫。废除不平等条约，促使殖民列强承认日本是平等强国，始终是日本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一直到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像普鲁士一样，对军事威胁的担忧激励了日本的国家建设。[5]

日本的政治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具有惊人的速度。所有的藩在1871年一下子都被取缔，武装力量全部并入全国军队。武士精英在德川制度下是唯一允许携带武器的，到1876年被剥夺津贴，也被禁止佩带象征性的两把武士刀（katana）。新征召的军队运用现代的组织原则，行伍中有不少以前被人瞧不起的农民。这些变化导致1877年的武士起义，称为萨摩叛乱（Satsuma Rebellion），但很快败于新征召的军队之手。[6]

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历史事实是日本决定进行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些发展是非常了不起的。在欧洲，取消封建特权和建立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是漫长的过程，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因不同国家而异，包含大量且暴烈的社会冲突。在当今发展中世界，尽管有多年的努力，这样的整合还是无法完成。例如，根深蒂固的准封建土地精英继续掌控巴基斯坦，丝毫没有放弃特权的打算。索马里和利比亚，无法强迫民兵并入新的全国军队。相比之下，现代国家的整合在日本仅仅花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

解释这种差别的各种原因中，最突出的是德川日本强烈的民族认同。日本是个岛国，从一开始就接受从未中断的单一王朝的统治，所以享有种族和文化的高度统一性。明治的寡头政体很小心，通过将神道和天皇崇拜提升为国教的政策，刻意培育这一认同。神道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为天皇为首的新国家提供了合法性。[7]这些传统已存在好几个世纪，只是在1868年后获得更多的重视。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精英相比，明治维新领袖需要建立的只是国家，而不是民族。

日本天皇在新体制中实际上并没有亲政，真正权力落到寡头小圈子手上，包括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和内务府的各式匿名官员。他们在幕后操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政策，首批行动之一就是建立韦伯式的现代官僚体系，还经常亲自监管那些行政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治团体和官僚机构上层已经变得难分难解，来自藩政府的官员成为全国官僚机构的核心。从1868年到1878年，这些藩政府失去独立性，改成县行政机构，隶属于东京的中央政府。

像欧洲一样，教育也成了进入高级官僚机构的敲门砖。如想进入像财政和工商那样的精英部委，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法律系就是首选的途径。到1937年，超过73%的高级官僚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8]日本官僚机构的能力增长非常出色，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1900年以前获得任命的县知事，超过97%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从1899年到1945年，同类官员中的96%不但受过大学教育，而且是19世纪晚期新建大学的西式教育。[9]东亚之外当代发展中国家中，能在国家行政部门中如此迅速积累人力资本的，实在是也想不出几个。

像普鲁士官僚体系一样，日本官员也要接受竞争性考试的筛选，一届届地进入，几乎没有横向插入仕途的机会，使庇护式任命难以发生。官僚体系的职业轨迹是1884年创建的，相关的退休金体系奖励长期服务。考试制度建立于1887年，到1893年变得更加重视法学和法律。1899年的《文官任用令》规定，招募进入官僚机构最高层的人必须要通过高级考试。[10]此外，许多官员都来自当初领导明治维新的萨摩藩和长州藩，造就高官小圈子中坚固的凝聚力。[11]

像德国国家一样，日本国家也是在战争中炼成的。日本从1894年到1895年与中国交战，随之吞并台湾；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取得了在中国的落脚点；在1910年又对朝鲜殖民。像普鲁士一样，军事行政结构的现代化也被视为国家生存的关键。陆军和海军的预算大幅增加，开办新式军事学院，让军官接受欧洲军事技术的训练。国家特别关心死于战争的军人，1869年在东京设立靖国神社，以慰死者的灵魂。德川政权一直就是崇尚武士道精神的军事寡头。这个武士伦理，在日益自主的军事官僚体系中，又与现代组织技术结合起来。日本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带上军事色彩。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保守政客积极参拜靖国神社，让作为日本近邻的中国和韩国感到不安。[12]

法律在日本的扩展

到日俄战争时，日本已把韦伯式现代国家视作理所当然。它的问题完全不同于大多数当代发展中国家：不是要打造国家权力，而是要建立能限制国家权力的制度。在唯我独尊的国家面前，维护产权和经济增长的前景，防止对个别公民的滥权，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意味着，需要建立法治。

与中国一样，前现代日本有悠久的依法统治的历史，但这不是法治。换句话说，法律被视作天皇的规范化政令，所约束的是臣民，而不是天皇自己。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律是7世纪和8世纪从中国唐朝借来的，分别为702年的《大宝律令》和718年的《养老律令》。跟中国的情形一样，日本早期的法律主要是刑事的处罚表，没有合同、财产和侵权等私法概念。法律的起源不是拥有法官和专家等级制度的独立宗教权威，这跟中国一样，但不同于欧洲、印度和中东。法律只是政府的行政分支，无论是全国的还是藩一级的。到了明治维新，日本传统的刑法和行政法是书面且正式的，在整个日本比较统一。行政法规深入日本乡村，能对国界内每一个公民进行登记。[13]

作为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日本邀请西方法律学者到日本来充当顾问，派学生和官员去西方学习法律。事实上，日本的传统法典没有覆盖整个法律领域，尤其是涉及经济的。这意味着，必须从外国进口缺乏的部分。此外还有更为深刻的缺陷：日语中没有与法语（droit）、德语（Recht）和英语（right）中的“权利”对应的字。人类在组成社会之前就有天生的个人权利，而政府的部分功能就是要予以保护，这在欧洲和美国的法律中是基本概念，但日本对此一无所知。在商讨明治宪法时，曾考虑过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自然权利，但最后明确予以拒绝。[14]

鉴于这一传统，可能不可避免，日本在研究英国普通法之后决定予以放弃，转而采用基于法国和德国的民法体系。英国权力分散的庞大体系由法官制造法律，相比之下，更为紧凑的民法体系，能被直接嫁接到现行的日本官僚传统上。在许多情形下，民法是全盘进口的，最终扩充的《民法典》在1907年公布。有关家庭事务的传统法律获得保留，有关家庭的规则从武士阶级扩展到整个社会。[15]

日本采纳《民法典》，实施现代的依法统治。但法治暗示的概念是，规则所约束的不但是普通公民，而且是最高权力本身，也就是天皇。在现代政治体制中，这通常落实于正式文本的宪法，既阐述最高权威的来源，又明确规定（从而限制）政府的权力。日本政府在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一直生效到1947年美国为之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宪法。

《明治宪法》由五人秘密起草，其中一人是德国宪法专家赫尔曼·罗斯勒（Carl Friedrich Hermann R?sler）。在之前的十三个月中，明治维新最强大的寡头伊藤博文周游欧洲，专门研究欧洲的宪政。他选择出国这么久来研究这个问题，他的同事又允许他这样做，显示领导班子的共识——法律对日本未来非常重要。（伊藤后来担任韩国统监，1909年被韩国民族主义者刺杀。）

明治宪法否决基于议会主权的英国模式，代之以更为保守的模式，比较接近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宪法。[16]它把最高权力归于天皇，而不是日本人民。所有下级部门的权力均来自天皇的权威。他有权任命部长、宣战和缔结和平，从而拥有对军队的独家控制。宪法规定一个世袭的贵族院，一个以财产为限制的民选国会，享有选举权的人不超过人口的1%。国会有批准预算的权力，但不能予以消减。如果它不愿批准政府提出的预算，前一年的预算就会自动生效。宪法列举一长列的公民权利，但随即加以修饰，称它们要受制于法律乃至和平和秩序的需要。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权利被认为是天皇的慷慨赐予，而不是自然的，或上帝赋予的。

《明治宪法》的评价有很大争议，取决于评论者认为玻璃杯是半空还是半满。乔治·秋田（George Akita）指出，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转向军国主义，促使许多当代日本学者强调，《明治宪法》偏离良好的民主实践，不可避免地为以后肆无忌惮的专制做好了准备。不过他认为，对半来看会更有意义。日本的情况是，既有皇权不受任何正式限制的一面，也有权力以各种形式被规范化并受到限制的一面。天皇可以委任内阁大臣，但他的所有的法令都必须要有一位阁臣副署；在行政权力上与枢密院（仿照英国的先例）分享，枢密院成员是所谓的元老；到20世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又与首相和内阁分享。民选的国会能够有效否决预算的增加，在财政支出稳步上升的时代，显得对政府更具杠杆作用。这个权力在第一个国会召开之时就变得非常明显。像德国的法治国一样，日本的最高权力归于天皇，但没有导致反复无常和任意妄为的滥权，因为最高权力的委托执行要通过受规则约束的官僚体系。[17]

当然，更好的是有完全民主的宪法来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以《明治宪法》或俾斯麦宪法为代表的半专制宪法。权力过于集中于一小撮人的政治秩序，无疑是在向经济和政治滥权招手。真正的法治，必须对国家和站在国家背后的主要精英具有约束力。由于没有第三方执法，宪法的耐久性取决于主要利益集团的态度：遵守宪法的条款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所以，现在要问的有关日本宪法的问题是，要求对天皇权力实行限制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者到底是谁？日本寡头本来可以更武断的方式实施统治，为何在权力上接受法律限制？

在这方面，日本1889年的解决办法非常不同于英国1689年的解决办法，因为日本国家只需面对极少的反对组织，无论是精英的还是基层的。最强大最危险的阶级是从前的武士。无论地位还是收入，他们在明治维新中遭受的损失都最大，不准携带刀剑，剃去传统发髻，改为西式短发。很多人被迫从事不体面的职业，如小生意和农耕，否则就会陷入贫困。武士阶层在明治维新后发动六次武装暴动，但在1877年萨摩叛乱的军事失败后，逐渐消失于政治舞台。另一个不满的群体是农民，其中许多人由于明治改革的地税和征兵而受到很大伤害。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举行抗议活动，但不满仅局限于地方，所以未能形成全国性的运动或政党。最后，还有接受自由民主思想的中产阶级自由派。他们组成民权运动，建立自由党，散发请愿书，组织抗议活动，从而受到明治政权的镇压，其中一些成员甚至转向暗杀和武装反抗。政府1871年公布天皇将在1880年之前颁布宪法，民权运动就此偃旗息鼓。[18]

日本宪法与英国宪法形成明显对比。它不是两个悠久的社会群体在长期冲突后同意分享权力的结果，也不是中下层社会群体组织起来强加于天皇的产品，像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那样。几乎所有评论家都认为，宪法的起草和颁布都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获得像伊藤博文那样的高官显要的积极推动。寡头可能受制于民权运动，但在政治进程中始终得以掌舵。日本没有类似阿拉伯之春的情形。[19]

最终推动日本建立宪法的，并不是国内社会团体，而是外国榜样。其时的西方列强并没有公然迫使日本颁布宪法。相反，日本人自己看到，宪法是成为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强国的必需。他们遵循如此的三段论，“所有现代国家都有宪法，日本渴望成为现代国家，所以日本必须也要有宪法”。一定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发动这些改革的直接政治借口，最后在1899年获得成功。但追求这个目标的动力，与其说是经济利益，倒不如说是日本亟欲在西方列强眼中成为现代社会的渴望。[20]

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彻底失控

像德国一样，明治维新后创建的韦伯式现代官僚体系变得如此自主，以致把全国带入灾难。我认为，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向右转的根源在于这方面的发展，而不在于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从社会方面来解释日本的“法西斯化”，最著名的努力之一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他认为，有三条不同途径通向现代化，不管是哪一条，农民都起关键作用。第一条是以英国和北美国家为例的民主途径，其中的农民经济和封建政治，要么被强行转化为商业性农业（英国），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家庭农场太占优势（北美）。第二条是通过农民革命来取得现代化，那是共产党的俄国和中国所走的途径。第三条就是法西斯途径，压制性农业体系孕育出专制国家，之后又逃脱创造者的掌控。[21]

日本为何没有中国或俄国式的农民革命？摩尔的论点相当有说服力。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一世纪中，德川的税收制度鼓励农业效率的提高，农民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富。此外，税收是集体评定的，政府收税方式又相对非人格化，促成村庄一级高度的社群团结（或可称作社会资本）。这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税收承包——把征税外包给经常是掠夺性的代理人——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在农民身上培养了不信任。[22]清代中国农民的不满和愤怒，远远超过明治日本的农民，这种愤怒最终被中国共产党用来实现农民动员。在明治维新前后，随着农业变得日益商业化，也有农民奋起反抗，但终未达到足以酿成全国起义的水平。[23]

摩尔试图把乡村土地使用权与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政府的崛起挂起钩来，但难以令人信服。他想在日本和普鲁士之间画等号。从16世纪起，普鲁士农业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变得日益压抑，其军队确实牵连其中，军官团的成员直接来自在平民生活中惯于欺压农民的容克阶级。但在19世纪末的日本，封建土地使用权已被更自由形式的租赁和商业性农业所取代。还有一部分大地主幸存下来，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强加土地改革，成为保守党的政治基础。但在政治上，他们在日本保守派联盟中的重要性，远远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容克阶级，或1930年政变时的阿根廷大庄园主。实际上，新兴军国主义国家中的官僚积极分子是反对他们的。[24]

实际上，如果没有独立的军队，完全可以假设一段虚拟历史：即日本朝英国式民主的方向发展。日本避开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经济增长的鼎盛期，促成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快速增加。欧洲列强在1920年回归亚洲市场，鼎盛期随之戛然而止。接踵而来的持续的经济衰退，见证了工会和劳资纠纷的增长、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团体的兴起、以日本庞大工业财阀（Zaibatsu）为主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巩固。所有这一切不一定是民主的致命伤，因为它们当时也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发生。如果越来越有能力在日本国会角逐权力的政党，能容纳新群体的参与，民主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巩固也是可能的。[25]

在这条路上挡道的是日本军人，不仅有日本本土的，而且有海外帝国的。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威权主义诞生于满洲，而不是东京或日本乡村。日本在1930年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对英国和美国作出让步，海军为此而感到阵阵刺痛，而陆军希望在满洲建立一个国中之国。那里的关东军下级军官刺杀军阀张作霖，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抢占了南满大部。在东京的文职政府意见分歧，对此没有作出妥善反应。在任何情况下，《明治宪法》都不允许民选的文职政府直接统辖军队。天皇不再是军队的指挥官，反而成了它的俘虏，程度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于是开始了一段政治暴力日益喧嚣的时期。军队或右翼的政治狂热分子开始以天皇的名义行动，暗杀文职政客，包括1930年遇害的滨口首相和1932年遇害的犬养首相。另有激进军官试图在1936年发动政变，虽然受挫，但文职政府已如惊弓之鸟，无法阻止关东军1937年挑起的卢沟桥事变，以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26]

不同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与大众政党没有关联。军方虽有右翼团体的平民盟友，但不同于德国军队，在日本没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它是野战军中年轻军官的产物，如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他在自己的旅行和研究中，发展出世界强国之间很快会有“全面战争”的观念。日本军方发展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民族思想，谴责工业社会的物质主义和自私，怀念想象中的田园生活。但它所赞赏的，与其说是农业生活，倒不如说是旧军事贵族基于荣誉的精神气质。军内的官僚自主性特别强烈，原因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27]在20世纪30年代，代理人成功让自己转化成委托人。

法律和民主

日本败于太平洋战争，改用美国在1947年起草的宪法，终于迎来真正的法治。该宪法没有任何修订，一直使用到今日。引致这一结果的有几个重要的法律步骤，包括天皇在1945年8月16日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无条件投降；另有1946年1月1日的帝国诏书，放弃天皇是神灵的教义。[28]日本战败后遭到外国占领，政府起草一份建议，对《明治宪法》仅作细微改动。它被泄露出去后，引起同盟国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关注。他下令起草一份截然不同的文件，在1946年2月递交给震惊中的日本政府。

这份美国文件含有关键的变动：最高权力不再归于天皇，而是归于人民；贵族制度遭到废除；所列出的基本权利，再也没有明治宪法式的修饰；著名的第九条放弃对外宣战和设置军队的权利。这份宪法在新当选的国会中接受辩论，在1947年5月3日生效。[29]

像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那样的当代民族主义者，抨击第九条乃至全部的战后宪法，认为它是外人强加于日本的，主张予以修改，以恢复军事能力和自卫权利。在接受这样叙述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在1945年后试图强加好多条政策，有些作用非常持久，另外一些则以失败告终。除了体现在宪法中的民主体制，持久作用的还包括结束租约体系、分田分地给个体农户、提升妇女合法权利和政治权利。绝大多数日本人后来对这些强加于人的变革都非常感激，特别是妇女。她们的权利因一名年轻女子的坚韧而获得保障，她叫贝亚特·希洛塔（Beate Sirota），任职于宪法起草委员会。[30]实际上，日本体系已在均衡中卡死，即便是主权、土地改革和妇女权利之外的流行议题，现存参与者光凭自己绝不会同意变革。美国与其说强迫日本咽下苦果子，倒不如说帮助日本达成更为积极的均衡。

另一方面，美国也没能获得它所想要的全部，其中之一就是财阀的解体。它们是庞大的工业综合集团，据称应该为战争的资助和推动负责。财阀在名义上解散了，但很快组成非正式的经连会（keiretsu，以住友、三井和三菱等著名品牌为中心），后来成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基础。[31]

构成当代日本法律的法典，无论是借来还是强加的，其具体实施的方式也不同于欧洲和北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法律诉讼一直少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三十年中，律师和诉讼的人均数量实际上只有减少。与西方人相比，日本更偏重于仲裁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过程。[32]

强加制度的最后一个失败是，试图给日本官僚机构带来更多民主控制，即削弱它的自主性。像德国的情形一样，盟军占领当局也试图把他们眼中的战犯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从官僚体系中清除出去。但日本需要稳定和良好的治理，特别是在冷战的压力之下，只好能省则省。在许多情况下，只有战时的正副部长遭到撤职，年轻官员得到晋升，继续保留官僚体系的传统。即使有了新民主宪法，官僚机构仍是日本政治决策的中心。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由民主党，控制政府支出，向自己偏爱的利益集团发放补贴好处，但从来未能成功渗透官僚体系，或安插自己的亲信。恰恰相反，从官僚机构退休下来的无数官员，投身于政治，取得重要的领导地位，从而促进自民党和政府的亲密合作，即所谓的“高官空降”（amakudari）。日本官僚体系成了“铁三角”的一条腿，另外两条分别是商界和支配日本政治整整两代人的自由民主党。

现在回过头来可以看得很清楚，引导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通商产业省（如今的经济产业省），其大部分官员都是战时计划官员的后裔。该省的起源与满洲关东军的军官有关。中央经济体系就是他们为满洲设立的，1941年被带回日本本土，成为亚洲战时资源分配体系的核心。[33]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贸易代表在经济问题上的谈判对手，其实就是自己父辈在太平洋战争中交过手的日本官员的后裔。

相对于政治体系中的其他部门，日本的官僚体系是强大的。但它在战后的化身，在集权和果断方面，永远都赶不上中国。权力往往分散于众多部门，其中每一个又充斥派系和派别，需要在做出决定前寻求共识。近年来，推迟做出艰难选择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无论是核电站还是农业补贴。此外还有强大的证据显示，官僚体系本身在衰败。“高官空降”制度在2007年宣告终止，减少了对招募精英的激励；政党又在想方设法，将自己支持者塞入关键的官位。

日本失去主权

日本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发展创造了一个模式，被其他东亚社会追随，只是所用方式各有不同。

日本在与西方相遇之前就已有强大国家，具备韦伯式官僚体系的诸多特点，国家和社会的“天平”大大倾向于国家。虽有不同的社会群体——农民、商人和武士——但不同于欧洲的独立城市、教会和行业公会等，还没有为采取集体行动而组织起来。所以，公民社会在要求以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来限制国家上，遇上更多的困难。

日本民主化后，公民社会获得极大发展，出现环保、女权主义、媒体、民族主义和宗教等各式群体。但日本公民社会为追求政治目标的组织能力，仍比不上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日本民主党崛起，在2009年赢得首相一职，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更强大反对派文化的兴起。但它在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和福岛核危机之后表现不佳，让人怀疑这个转变的持久性。

日本缺少本土的公民社会，外国压力成了补偿。明治寡头在权力上接受制约，不是因为国内有要求权利的公民大动员，而是因为想从西方列强那里获得平等地位。1947年宪法更是外人强加的，将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合法且稳定，唯一原因是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它通过第九条和1951年的《美日安保条约》，将安全的要害部分（自卫能力）实际上外包给美国。只要美国保卫日本的承诺，在朝鲜和中国等的威胁面前仍然可信，1947年宪法还会保持活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另一个战败国德国也是如此，把主权外包给北约和欧盟。）持强烈民族主义的首相安倍晋三在2012年重新执政。他表示打算修订第九条，让日本回归比较正常的主权国家。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许多战后协约的功能可能也要随之改变。

日本还为其他亚洲国家创造了另一个先例，那就是威权统治者的道德品质。这些品质植根于日本的儒家传统。借用乔治·秋田的话，明治领袖：

首先相信仁慈的精英主义，它源自对基于能力的自然等级的接受……像贤明的儒者一样，明治领袖充分认识到，如果君主和臣民能协力谋求共同利益……开明精英和专制精英只有一线之隔，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大众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提升到能够深入参与政府治理的高度。[34]

明治寡头和高级官僚，如50年代领导日本的岸信介，以及在战后兴盛时期指导通商产业省的佐桥滋，确实很傲慢，蔑视普通公民的权利，渴望权力。但又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威权领袖，他们还能清楚认识到，自己只是更高公共利益的仆人。明治寡头如此谦虚，今天几乎无人知道他们的名字，除非是认真攻读日本历史的学生。他们立足于传统，非常称职，将日本推向史无前例的发展目标。

这个儒家传统的起源当然在中国，我们马上进入对它的讨论。

[1] 有关东亚市场友好型政策的研究，参见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有关东亚工业政策的经典研究包括：Chalmers Johnson，《通产省和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2年）；Robert Wade，《市场治理：经济理论以及政府在东亚工业化中的作用》（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Alice H. Amsden，《亚洲下一个巨人：韩国和后发工业化》（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有关中国近代工业政策，参见林毅夫，《大萧条的教训》（Lessons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载Birdsall和Fukuyama合编，《金融危机后对发展的新思路》（New Ideas in Developmen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有关文化的理论，参见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对李光耀的采访，《与李光耀的对话》（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载《外交事务》第73卷，第2期（1994年）：109—127页；以及Lawrence E. Harrison，《犹太人、儒家和基督教：文化资本和多元文化的结束》（Jews, Confucians, and Protestants: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End of Multiculturalism）（马里兰州拉纳姆：Rowman和 Littlefield 出版社，2013年）。

[2] 工业政策最成功例子之一是美国互联网的发展。最初开发互联网的是五角大楼国防高级研究项目，它的TCP/IP协议按早先规定只能在政府自己网络中使用。这笔投资当初出于安全考虑，而不是经济考虑，却成功催生了20世纪最重要技术之一。在半导体、雷达、喷气式飞机和许多其他技术的发展中，政府投资也至关重要。

[3] Peter B. Evans，《内嵌式自主：国家与工业的转型》（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

[4] Peter Duus，《现代日本的崛起》（The Rise of Modern Japan）（波士顿：Houghton Muffin出版社，1976年），21—31页。

[5] 有关日本技术民族主义的起源，参见Richard J. Samuels，《“富国强兵”：国家安全和日本的技术转型》（“Rich Nation, Strong Army”：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33—78页。

[6] Duus，《现代日本的崛起》，94—95页。

[7] James L. McClain，《日本近代史》（Japan, A Modern History）（纽约：诺顿出版社，2002年），267—271页。

[8] B. C. Koh，《日本的行政精英》（Japan’s Administrative Elite）（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20页。

[9] Bernard S. Silberman，《日本的官僚发展和决策结构：1868—1925》（Bureaucrat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Decision-making in Japan: 1868-1925），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2期（1970年）：347—362页。

[10] Bernard S. Silberman，《日本的官僚角色，1900—1945：作为政客的官僚》（The Bureaucratic Role in Japan, 1900-1945: The Bureaucrat as Politician），载Bernard S. Silberman和H. D. Harootunian合编，《危机中的日本：大正民主散论》（Japan in Crisis: Essays on Taisho Democrac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年）。

[11] Silberman，《日本的官僚发展和决策结构：1868—1925》，349页。

[12] 这一时期共建了二十七个新神社，靖国神社只是其中之一。McClain，《日本近代史》，268页。

[13] John O. Haley和 Veronica Taylor，《日本的法治》（Rule of Law in Japan），载Randall Peerenboom编，《法治的亚洲话语：十二个亚洲国家、法国和美国法治的理论和执行》（Asian Discourses of Rule of Law: Theori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Rule of Law in Twelve Asian Countries, France, and the U. S.）（纽约: 劳特利奇出版社，2004年），449—450页。

[14] Carl F. Goodman，《日本法治：比较分析》第3版（The Rule of Law in Jap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3rd ed.）（海牙：克鲁沃法律国际出版社，2003年），17—18页；松井茂记（Shigenori Matsui），《日本宪法：情境分析》（The Constitution of Japan: A Contextual Analysis）（俄勒冈州波特兰: 哈特出版社，2011年），9页。

[15] Haley和Taylor，《日本的法治》，452—453页；Goodman，《日本法治》，18—19页。

[16] George Akita，《现代日本的宪政基础，1868—1900》（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Modern Japan，1868-190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59—64页；Duus，《现代日本的崛起》，114—115页；Lawrence W. Beer和 John M. Maki，《从帝国神话到民主：日本的两个宪法，1889—2002》（From Imperial Myth to Democracy: Japan’s Two Constitutions, 1889-2002）（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科罗拉多大学出版社，2002年），17—18、24—29页；松井，《日本宪法：情境分析》，9—11页。

[17] Tetsuo Najita，《政治妥协中的原敬，1905—1915》（Hara Kei in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 1905-1915）（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Akita，《现代日本的宪政基础，1868—1900》，159—161页；Duus，《现代日本的崛起》，114—115页；松井，《日本宪法：情境分析》，9—11页；McClain，《日本近代史》，184—187页。

[18] Stephen Viastos，《明治早期反对派的运动，1868—1885》（Opposition Movements in Early Meji, 1868-1885），载Marius B. Jansen编，《明治日本的崛起》（The Emergence of Meiji Japa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

[19] Akita，《现代日本的宪政基础，1868—1900》，2—3页。

[20] 1894年签署的盎格鲁—日本商业条约，规定治外法权在五年后的取消，其他西方国家在1897年跟进仿效。Goodman，《日本法治》，19页。

[21]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6年），433—452页。

[22] 参见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83—95页。

[23] 摩尔，《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254—275页。

[24] 提出这一点的是Theda Skocpol，《评论巴林顿·摩尔的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载《政治与社会》（Politics ＆ Society）第4卷（1973年）：1—34页。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土地租约的数字下降，中小型农场的数字稳步增长。参见Duus，《现代日本的崛起》，182—185页。

[25] McClain，《日本近代史》，345—356页；Andrew Gordon，《战前日本的劳工和帝国民主》（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1—10页。

[26] Duus，《现代日本的崛起》，206—219页；有关华盛顿海军条约的作用，参见James B. Crowley，《日本追求自主：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1930—1938》（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

[27] McClain，《日本近代史》，410页。

[28] Beer和Maki，《从帝国神话到民主》，58—59页，68—69页。

[29] Beer和Maki，《从帝国神话到民主》，81—87页；Theodore McNelly，《日本民主宪法的起源》（The Origins of Japan’s Democratic Constitution）（马里兰州拉纳姆：美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1—14页。

[30] 贝亚特·希洛塔（Beate Sirota）从小生活在日本，坚持要求列入有关妇女权利的条款。像佐藤静枝（Sato Shizue）那样的日本女权主义者，之后又予以追踪和关注。Beer和Maki，《从帝国神话到民主》，87页。

[31] 有关参与者的努力，参见Eleanor M. Hadley，《一个反托拉斯者的回忆录：围绕日本的一生冒险》（Memoir of a Trustbuster: A Lifelong Adventure with Japan）（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3年）。另参见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195—207页。

[32] Frank Upham，《法治正统中的神秘假象》（Mythmaking in the Rule-of-Law Orthodoxy），载Carothers编，《在海外推广法治：求知》；另参见Upham，《战后日本的法律与社会变迁》（Law and Social Change in Postwar Japa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

[33] Janis Mimura，《帝国规划：改革官僚和日本战时国家》（Planning for Empire: Reform Bureaucrats and the Japanese Wartime State）（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1年）。

[34] Akita，《现代日本的宪政基础，1868—1900》，162—163页。

第24章

法律在中国的挣扎

中国的国家早于法律；王朝中国的依法治理；宪政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开端；当代中国重建基于规则的行为

日本的制度最终来自中国。在中国，拥有韦伯式现代特征的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到西汉（公元前206—公元9年）获得进一步巩固。中国建立起任人唯才的中央官僚体系，登记人口，征收统一税项，掌控军队，监管社会，比欧洲出现类似国家制度整整早了一千八百年。[1]

这个早熟的现代国家，阻止了可能提出挑战的强大社会参与者的出现。在欧洲，根深蒂固的世袭贵族、独立的商业城市、天主教和形形色色的新教派别，都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能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类似的这些东西在中国一开始就比较软弱，强大国家又采取行动，使之始终停留在软弱状态之中。所以在中国，贵族行使领土主权的程度比不上欧洲；像佛教和道教那样的宗教受到严格控制；城市更像欧洲易北河以东的行政中心，而不像西欧独立的大都市。重要的是，由于如前所述的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如果从国际着眼，欧洲的权力比中国更为分散。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如果想扩张进而建立大一统的帝国，马上就会遇上邻国的抵抗。这些邻国一方面以军事力量对付外来侵略，另一方面很乐意支持侵略国内部的竞争对手。欧洲国家的合并在20世纪中期达到的水平，只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中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其时中国的大国总数降至六七个。或许，欧盟有一天会完成中国在秦初就已取得的统一，但迄今尚未发生的现实表明，欧洲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多么不同于中国。

当欧洲殖民列强与中国遭遇时，中国正处于清朝（1644—1911）统治之下。它是来自满洲的外来王朝，当时已属王朝晚期。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只是简单接手明朝制度，留用明朝官员，继续运行既有的行政机构。[2]在那个年代，中国农业经济与一千六百年前的汉朝相比没有很大不同。自17世纪开始，普遍的商业经济开始起飞，所有这一切发生巨大变化。像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中国也经历了价格和人口的迅速上升。[3]英国、葡萄牙和荷兰的商人开始出现在中国南部港口，把中国拖进全球贸易的大体系。一个更大更独立的商业阶层在中国出现，其福祉不再完全依赖政府。中国商人成了资金的来源，稍稍提升了自己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到19世纪末，小型的中产阶级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结束王朝中国的辛亥革命的许多领袖，均来自这个阶级。

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认为，与中国相比，18世纪中的欧洲在技术或制度上并无显著的优势。在他看来，英国后来在工业革命中的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拥有大量煤炭和棉花等原材料的意外副产品。[4]然而，工业革命的肇因不但是资源的投入，而且是关键体系的综合：依据观察到的事实引申出普遍理论的科学体系；应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任务的技术体系；向技术创新提供奖励的产权体系；对外部世界抱有一定的文化好奇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培养愈多学生的教育体系；最后，在同一时间允许和鼓励以上各个项目的政治体系。中国在上述体系中可能拥有几个，但缺乏所谓的“体系合成”的能力，即让所有体系一起到位。体系的合成功能，最终还得由政权来提供。如日本已经表明和当代中国正在证明的，并没有深厚的文化原因使亚洲国家无法提供这样的合成功能。但在19世纪僵化保守的中国，这个合成的确没有发生。[5]

晚清能够借鉴两千年之久的国家传统，避免非洲式的全盘殖民化。到了19世纪，它深深陷入礼制上的习惯和僵化，无法适应欧洲列强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的“屈辱世纪”开始于1839年。清政府试图禁止鸦片进口，结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迫向英国开放港口。1842年的《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让外国公民享有治外法权，还准备向法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作出进一步退让。原始民族主义的义和团运动，试图在20世纪初驱逐外国势力，反被西方列强打败，导致中国付出巨额赔款。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取得台湾和曾是中国藩属国的朝鲜。中国本部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遭到日本的侵占。[6]

中国20世纪早期的混乱和落后，使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社会一直是贫穷无序的。但他们遇到的是正在走下坡路的异族政治秩序，反映不出往昔政权的辉煌。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崛起，更好地展示了一个年轻蓬勃的政治体的潜力。在动荡时期，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中央集权统治的传统，都没有消失。尽管有20世纪早期的巨大破坏，王朝中国和今天中国共产党主持的政治体，相互之间还是有很大连续性。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不是如何集中和部署国家权力，而是如何以法律和民主负责制来予以限制。在国家、法律和负责制之间保持平衡的任务，在日本完成于1940年代末，在中国仅完成一部分。……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始于1978年，从那时起，中国缓慢走向更加基于规则的政治体制。但法治的确立还有遥远的路程，政权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法治能否成为21世纪政治发展的主调。

中国法律的性质

中国是从未发展出真正法治的世界文明的代表。在古代以色列、基督教西方、伊斯兰世界和印度，法律起源于超越的宗教，而加以解释和执行的是按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宗教学者和法学家。在每一种情况下，法律守护者都是与政治当局截然分开的社会群体——犹太教法官、印度教婆罗门、天主教神父和主教、伊斯兰教乌里玛。法律对统治者专制权力的限制，取决于法律宗教等级和政治等级在制度上的分离，以及这两个集团自身统一或分裂的程度。这个分离在西欧是最引人注目的，11世纪晚期的叙任权斗争，让天主教有权任命自己的神父和主教；法治的建立远远早于现代国家的建立，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西欧法律还限制了国家建设，而中国则不存在这样的限制。

相比之下，中国从来没有超越的宗教，也从来没有法律源于神圣这样的借口。在中国人看来，法律只是人类的理性工具，国家以此来行使权力和维护公共秩序。这意味着，像日本一样，中国只有依法统治而没有法治。法律并不能限制或约束君主本身，因为后者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法律的执行可以公正，但不是因为公民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权利是仁慈统治者的恩赐，公正只是治安良好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产权和私法——合同、侵权和其他不涉及国家的个人纠纷——很少得到强调，与西方普通法和罗马民法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7]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不少对法律的敌意。儒家认为，规范人类生活的应是道德，而不是正式的书面法律。这意味着，要以教育和正确的教养来培养正确的道德行为，即“礼”。儒家主张，依赖书面法律是有害的，因为正式规则太空泛，无法在特定情况下产生良好效果。儒家伦理是高度情境化或语境化的。很大程度上，正确的结果取决于参与各方的关系和地位、案例中的具体事实、事先无法知道和界定的条件。好的结果不靠规则的非人格化应用，而要靠斟酌当地情境的圣人或君子。在最高层拥有一个好皇帝是体系正常运作的条件。[8]

儒家观点的对立面是赞成书面法律的古代法家。儒家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善良可教的。但法家相信，人类是自私的，很容易陷入混乱；人类行为需要接受调整，不是通过道德，而是通过严格的激励——最重要的是，对越轨要严惩不贷。借用一名历史学家的话，法家认为政府必须“向大家公开法律，公正执法，不考虑关系或等级”，并认为“法律是稳定政府的基础，因为它是固定和众所周知的，可为衡量个人行为提供精确尺度”。相比之下，“以礼为基础的政府无法这样做，因为礼是不成文和特殊主义的，可有任意的解释”。[9]在很多方面，法家传统更接近当代西方的理解。西方视法律为普遍、明确和公正的规则，主张人类行为的调整主要通过激励而不是道德。假如说西方传统寻求通过法律，来限制政府的自主性；那么中国传统力求通过灵活的道德体系，使政府的自主性最大化。[10]

尽管法家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初期消失，但后续的中国政府总是儒家和法家的混合物。在汉唐明清各朝代，都有重要的法典出台，大多是法家传统的对刑事犯罪的处罚表，还根据儒家的思路规定出因事制宜的不同结果。[11]跟西方相比，在调节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上，正式法律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小得多。许多纠纷的审理根据宗族、氏族或村庄的惯例规则（不成文的），而不通过法院体系。正式诉讼是遭人贬低的，法官不像在以色列、中东、印度和欧洲是地位高尚的单独群体，而只是另一类官僚而已，没有自己独立的培训机构和行会传统。在欧洲，中世纪第一批官僚来自律师的行列；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也是律师。这样的情形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12]

中国获得宪法

统治中国的晚清政权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比明治日本的统治者慢得多。为了回应西方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批评，特别是惩罚的残酷性，1902年朝廷责令成立以沈家本为首的委员会，研究对《大清律例》的修订。

跟日本的情形一样，中国的改革者认为，中国军事和政治上的软弱源自传统制度的缺陷。犹如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当代发展中国家，它们很清楚，为了被视为平等的主权国家，必须以西方标准来调整自己的实践。委员会成员前往日本、欧洲和美国，研究替代的宪法模式，在1911年起草了一份全面修订的法典，含有商法、程序法和司法组织等条款。也像日本一样，中国的改革者在研究普通法之后，决定予以放弃，转而采用民法体系。在刑法修订一事上，他们几乎完好无损地借用了德国法典。他们复制很多日本的做法，因为日本在过去十年中已成功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位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和松冈义正，在1906年的北京成立第一所现代法学院。但这些改革遇上来自朝廷保守派的重大阻力；他们对有关传统家庭的变革尤为生气。[13]

清政府提出一个九年计划，以君主立宪制取代旧朝廷，全盘借用明治宪法的内容（只是删去对天皇的适度限制）。无论修改后的法典还是建议中的宪法，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发生了1911年的武装起义。被称为《十九信条》的宪法在最后一分钟颁布，这对挽救旧政权来说已是微不足道，再者也太晚了，1912年伊始它被中华民国取代。[14]在之后的军阀割据和内战期间，各式政治人物制定宪法，给自己添加合法性，但在限制权力上很少有实际作用。[15]

辛亥革命之后力图复兴中国的代表人物，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孙中山。他视亚伯拉罕·林肯和法国大革命为自己灵感的来源，但他创建的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专制政党。国民党在1927年与共产党分裂，之后在蒋介石领导下，颁布一套组织法，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宪法。它在训政时期确定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在1946年正式终止，代之以《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被共产党打败之后退守台湾，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所授予的紧急权力，仍实施独裁统治。真正的宪政在1991年来到台湾，也正式宣告“戡乱”和军事统治的结束。[16]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早期宪法是毫无意义的，但国民党在1929年至1930年出版的修订版民法就大不一样，其中有些条款成为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修订部分有三大转变，有些直接来自1911年对《大清律例》的修改。第一个转变是从清朝法典的禁罚条例变成承认公民权责的体系，中国公民第一次不再是国家权力的臣民，而是拥有积极法律权利的个人。第二个转变是经济上的，清朝法典将产权与宗族或父系亲戚群体嵌在一起，让处置财产的权利严重受制于对家庭成员的义务；相比之下，国民党法典承认产权属于个人，可以自由转让，从而开拓包括合同和侵权在内的整个私法领域，而这被清朝法典视为“琐碎小事”。最后的转变是驳斥父系家庭的法律依据，让妇女拥有继承财产和提出诉讼的充分权利，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法律改革是超越同期日本的。[17]

对法律的破坏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得政权时，已从外国占领中解放大陆，恢复了中央集权国家的主权。……[18]毛泽东上台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把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典一笔勾销。一旦用得着，法律就变成打击“阶级敌人”的武器。从1952年到1953年，法律本身成了靶子。曾接受过法律训练的前国民政府的法官和书记，现在遭到清洗，代之以共产党的干部。刑法被用来对付意中的敌人，警察开始在司法体系之外独立操作，设立庞大的拘留营网络，囚犯是诸如“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富农”等群体。在私有财产已被淘汰的国家，民法基本上荡然无存。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解释：“……我们的法律制定应该跟上经济基础的变化。制度、规章和条令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我们不要怕变。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法律应为继续革命服务……”[19]毛泽东本人也宣称：“（我们必须）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当然，没有一个社会能在完全没有规则的情形下存活。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为了寻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开始引入苏联法典，以重建中国法律。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使这个过程缩短。“大跃进”是一场受意识形态驱动的运动，目标是动员群众支持工业化，结果却带来大饥荒……[20]这场灾难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有一次重建法律体系的努力，又因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告终。“文化大革命”抛开基于规则的行政管理的外衣，削弱政府的运作，以恐怖手段对付共产党自身，一如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对苏联共产党的大清洗。[21]

1978年以后依法治理的重建

只有通过“文革”经历者的心灵创伤，才能理解毛泽东死后出现的中国以及始于1978年的改革。从“文革”中劫后余生的共产党精英，在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率领下，绝不允许毛泽东式的个人专断再一次发生。随后发生的政治改革进程，逐步建立了一系列规则，以防止再次出现魅力型领导者以毛泽东的方式破坏整个中国社会。此外，法律被看作一种机制，共产党能以此来引导和监督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作为结果，在毛泽东过世将近四十年之后，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依法治理，官僚也回归传统。

但中国还不是法治主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袖，同意以规则来调节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从来没有承认法律高于共产党。……

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跟随苏联采用了正式宪法。……中国第一部宪法于1954年通过，高举1949年《共同纲领》的社会主义原则，全盘进口苏联宪法的许多条款。该文件提及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完成，在“文革”期间遭到拒绝，代之以1975年起草的更左的宪法，公开提倡共产党对国家的专政。

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倒台以来，不断出现新宪法或宪法的重大修订，分别颁布于1978、1982、1988、1993、1999和2004年。这些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政治领域的变化，即向右转和走向市场经济。例如，八二宪法第十八条为外国投资及其保护提供基础，八二宪法的1988年修订版为土地使用权的商业转让提供依据。八二宪法的1992年修订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取代“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新版本也让共产党将部分权力移交给国家，反映后者在经济管理上的更大功能。

这些宪法修订更多地是共产党决定新政策的声明，而不是管束自身的严肃法律。当代中国宪法的制定有两条原则，相互之间却有潜在的矛盾。一方面，邓小平在1978年主张：“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22]宪法规定，民选的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一起，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构”。宪法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汉学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在1978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全国人大在政策讨论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共产党视为政治之外的领域，通过了“相当可观的正式法律”。这与毛泽东治下的局面形成强烈对比。[23]

另一方面，宪法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使共产党在整个政治体制中的支配地位神圣不可侵犯。在实践中，共产党对政府和立法机构实行严格控制……法律仍然更多地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合法性的内在源泉。[24]

规则的扩展

自1978年的改革以来，中国的正式法律和非正式的规则，都有循序渐进的大幅度增加，对下级政府的行为加以界定和限制。要衡量中国新兴的依法治理，不能单看所通过的正式法律的数量，而要看决策是否基于规则。可在两个方面看到这种决策的扩展及其局限性：产权和共产党高层的晋升和换届。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始时，中国面临巨大的法律真空，尤其是在私法或民法的领域。为了鼓励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有关合同、合资、土地使用、保险和仲裁等的法律获得迅速增长。日本在19世纪90年代进口德国法典，是整个体系一起实施的。而当代中国法律的来源相当不拘一格，根据具体需求零零碎碎地加以采纳。例如，刑法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的法律。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民法通则》，明确指出是来自德国民法的。但事实上，它来自德国民法的日本版和1930年国民党版。学者陈建福指出，尽管国民党法典在1949年被正式取消，但“国民党民法典……一直是中国民法和民法学的发展基础”。[25]

中国借鉴欧洲大陆的民法传统，其中之一是，私人公民有权在行政法院起诉政府的非法行为。全国人大在1989年通过《行政诉讼法》，罗列向政府决策提出上诉或挑战的规则。共产党认为，这是约束和指导下级政府的有效途径。在《民法通则》公布之后的数十年中，这类诉讼的数量稳步上升，但它的效用仍然相当有限。上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在最进步的省份，原告起诉政府而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大约只有16%。……[26]

在《民法通则》下采纳的民法典，最终还是源自西方，为类似西方私法的东西打下基础。它承认一定范围的独立的合法参与者，可以获得财产，签订合同，出售财产，上法庭捍卫自己的权利。党内理论家在原则上提出反对，认为除了“人民”（也就是国家），谁也不得拥有生产资料。改革者只好巧立名目，让国家保有正式的所有权，再创造出一套可以购买、出售、抵押和转让的使用权。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中，无人在技术上“拥有”公寓或房子，仅有长达七十年的租期，代价是土地使用费。[27]监管合同的法律也是煞费苦心，尝试调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合同没有全部的自由，因为当中有条款允许国家来“管理”或废除合同，所用的不可抗力条款又是定义不清的。[28]

1986年的《民法通则》从未打算成为综合的民法典，只是普遍原则的声明，让后来的临时立法来填补空白。此外，它还作了特别的修改，以符合思想或政治的标准。例如，德国和国民党的法典在界定法律人格时把“自然人”和“法人”分开；而《民法通则》实际上废除自然人，代之以公民的概念。这看似微小的差别，在区分中国和西方的法律观念上，却是非常重要的。西方把自然人当作权利和义务的持有者，独立于国家的任何行动；在中国，公民的称号是国家赋予个人的。[29]当代中国的法律接续清朝的传统实践，不承认个人权利持有者的单独领域，某种意义上产权仍被看成国家赋予个人的仁慈。[30]在实践中，国家可在任何时候合法收回这种权利。国家有时提倡法治和公民意识，作为抑制不满情绪的手段，使中国普通公民更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执法的前后不一致会让期望落空，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31]

当代中国越来越受规则的管理，但仍不具备西方式的产权和合同执行。从理论上讲，政府既没有承认私有制的原则，又没有建立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根本职责的法律体系。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法律、法院、诉讼和仲裁，以及一系列法律或准法律的业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中国的司法机构，仍没有像欧洲、北美和日本法院那样的威望和独立。在中国经营的西方企业，需要面对复杂的“地形”。虽然有越来越明确的关于外商投资的规则出台，但很多外国人发现，在他们的中国伙伴看来，合同与其说是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件，倒不如说是他们之间个人关系的象征。如果打交道的对象是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强大实体，如国有企业，外国人就会发现，自己的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32]

换句话说，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的程度，在根本上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政府保护大多数产权，因为认识到这符合自身的利益。如果它决定改变产权状态，除了自身的政治控制，无须面对任何其他的法律约束。许多农民发现自己的土地成了市政当局和开发商觊觎的猎物，他们想把它变成商业地产、高密度住宅和商场等，或道路、水坝和政府大楼等公共设施。开发商如与腐败的地方官员合作，非法获取农民或城市房主的土地，就可赚取暴利。此类征地，也许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不满的最大来源。[33]

除了产权和合同，规则已经到位的另一重要领域，是高层领导的任期限制、退休、聘用和晋升的程序。世界其他地区威权政府的最大麻烦之一是，高层领导不愿在任职多年后自动下台，也缺乏决定继承人的制度。[34]我已指出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很多总统都有漫长的任期，无论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阿拉伯之春的原因之一是，这几个国家的总统多年赖在宝座上不走，突尼斯的本·阿里二十三年、埃及的穆巴拉克三十年、利比亚的卡扎菲四十一年。如果上述领袖建立规范化的继承体系，在十年或八年任期后自己下台，就会给国家留下更为积极的遗产，也不会遭到革命浪潮的席卷。

中国共产党已有相关规则，有助于中国威权统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中国宪法规定，高层领导的任期最多只能十年。从邓小平退休以来，已有两次高层领导的换班，以十年为一周期，分别在2002年的十六大和2012年的十八大。另外还有比较不正式的规则，例如，一旦超过六十七岁，就不能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在共产党的低层组织，强制退休的规定更为普遍。最高级别的领导换班，其实际的政治运作仍是混沌不清的，但至少已有制度化的过程。[35]

这些规则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直接结果。犹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在魅力型领袖的不受限制的个人专断中，直接蒙受苦难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之后制定的规则，就是为了防止类似领导者的再次出现。……

当代中国体系中基于规则的决策的优缺点在于：一方面，有抱负的政治领袖，在接班、晋升和可接受的政治行为上，要遵循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另一方面，这些规则还不算是对政治权力的真正的宪法限制，只反映出当前共产党精英赞成集体领导的共识，尤其对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但规则本身，仅需一纸通知，就可能被同一领导集体改掉。

在拉丁美洲的自由民主国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也想逃避宪法规定的任期限制。有些人，如阿根廷的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和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成功修改他们国家的宪法。因为规则已经嵌入法治制度，这些努力在政治上是代价高昂的，不一定会成功。例如，梅内姆尝试增加自己的总统任期，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哥伦比亚的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成功修改宪法，赢得第二个任期，但在争取第三个任期时，遭到独立的宪法法院的拒绝。中国虽有领导换届的新规则，但对权力的正式制衡还有待创建。

中国建立法治以限制政治权力的工作，仍在进行之中。扩展法治的先例已定，更加忠实于中国宪法是未来改革的显而易见的途径。[36]……

[1] 这个故事可以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7—8章。

[2] 参见魏裴德（Frederic Wakeman），《洪业：清朝开国史》全2卷（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2 vol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卷，414—424页；第2卷，1006—1016页；Evelyn S. Rawski，《末代皇帝：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3] 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和叛乱》（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91），355—362页。

[4]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的成型》（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16—25页。参见Jean-Laurent Rosenthal和王国斌， 《分流前后：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变化的政治》（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

[5] 中国在1500—1800年出现智识和社会的停滞，解释个中原因的旧文献仍相当有效。参见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第1卷《取向性介绍》（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有关西方和早现代中国的比较，参见Morris，《为什么是西方占据了统治地位——至今为止》，481—507页。

[6] 有关晚清中国和革命的一般解说，参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纽约：哈珀出版社，1986年）。

[7] Derk Bodde和 Clarence 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以190件清朝案件为例》（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4、8页。

[8] Bodde和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19—23页；陆思礼（Stanley B. Lubman），《笼中之鸟：毛之后的中国法律改革》（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13—14页。

[9] Bodde和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23—27页。

[10] 儒家的见解在西方传统中并不是天方夜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正义之城，并不主张正式的法律或程序，而要求培养监护人阶层，以及能作出公正裁决的哲人王。

[11] 有关前现代中国的法典列表，参见Bodde和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55—57页。

[12] 有关前现代中国的法典列表，参见Bodde和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3—6页；陆思礼，《笼中之鸟》，23—29页。

[13] 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Code, Custom, and Legal Practice in China: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Compared）（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33页；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Chinese Law: Context and Transformation）（波士顿：Martinus Nijhoff出版社，2008年），29页。

[14] 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23—28页；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15—18页。

[15] 有关这段中国历史的宪政主义的宗派和失败，参见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北京政治，1918—1923：宗派主义与宪政的失败》（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密歇根州安阿伯：中国研究中心，1998年），4—26页。

[16] 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80—85页。有关中国民法传统的连续性，参见Kathryn Bernhardt和黄宗智合编，《清代和民国的民法》（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50—62页。在欧洲，天主教会早在中世纪就决定以父系家族为代价，让妇女享有继承权，从而打破扩展的亲戚群体。在中国，这一里程碑要到20世纪30年代方告完成；那里有些地区，至今仍有分支世系的存在。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17章。

[18] 关于发生在毛时代的儒法论争，参见李又宁，《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Shang Yang’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纽约州白原：M. E. Sharpe出版社，1977年）。

[19] 引自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49页。另参见陆思礼，《笼中之鸟》，72—74页。

[20] 杨继绳，《墓碑：中国的大饥荒，1958—1962》（纽约：FSG出版社，2012年）。

[21] 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41页。

[22] 引自陆思礼，《笼中之鸟》，124页。

[23]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第2版（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2n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4年），176—177页。

[24] 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70—83页。

[25] 陈建福，《中国法律：理解中国法律及其性质和发展》（Chinese Law: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aw, Its Nature and Development）（波士顿：KLUWER法律国际出版社，1999年），220页；陆思礼，《笼中之鸟》，178页。

[26] 裴敏欣，《民告官：中国的行政诉讼》（Citizens v. Mandarins: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China），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152卷（1997年）：832—862页；欧博文（Kevin J. O’Brien）和李连江，《起诉国家：中国农村的行政诉讼》（Suing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Rural China），载《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第51卷（2004年）：75—96页；陆思礼，《笼中之鸟》，212—214页。

[27] 陈建福，《中国法律：理解中国法律及其性质和发展》，237—242页，337—338页；陆思礼，《笼中之鸟》，178—180页；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374—378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07年通过修订，让这些法律获得进一步的扩展和修改。

[28] 适用于外国人和国家之间的合同的最初法规，在中国改革初期生效，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它在1999年由更广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取代，涵盖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包括违约金和仲裁程序。

[29] 陈建福，《中国法律：理解中国法律及其性质和发展》，224—227页。

[30] 参见Franz Schurmann，《中国传统的财产概念》（Traditional Property Concepts in China），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第15卷，第4期（1956年）：507—516页。

[31] Kevin J. O’Brien，《当代中国的村民、选举和国籍》（Villagers, Elections, and Citize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载《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27卷，第4期（2001年）：407—435页；Mary E. Gallagher，《在中国鼓吹法律：“知情祛魅”和法律意识的发展》（Mobilizing the Law in China: ‘Informed Disenchan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Consciousness），载《法律和社会评论》（Law ＆ Society Review）第40卷，第4期（2006年）：783—816页。

[32] 陈建福，《中国法律：理解中国法律及其性质和发展》，341—353页。

[33] 最显著的弱产权问题与土地使用有关。地理学者邢幼田（You-tien Hsing）指出，中国不同层次的政府都拥有控制土地的权力。尤其是地方政府，向外开拓自己管辖的城乡界限，于己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土地冲突的解决往往不靠中立的法院系统，而靠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的行政机构。在胡锦涛当政的任期乃至当前，共产党非常注重稳定性。这往往意味着，向既有物业持有人作出让步。参见邢幼田，《都市大转型：中国土地与财产权的政治学》（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of Land and Property in Chin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戴慕珍（Jean C. Oi）和Andrew Walder合编，《中国的产权和经济改革》（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

[34] 共产国家领导人的接班规则无法制度化，许多年前就有人指出过，Myron Rush，《共产国家如何更换统治者》（How Communist States Change Their Rulers）（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年）。

[35]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211页；Melanie Manion，《革命者在中国的退休：公共政策、社会规范和私人利益》（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3—15页。

[36] 这一点由黎安友提起，《中国的宪政选项》（China’s Constitutionalist Option），载《民主杂志》第7卷，第4期（1996年）：43—57页。

第25章

中国国家的再造

中国主要的历史遗产是优质的官僚体系；中国党国体制的结构；中国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及其来由；“坏皇帝”的问题，为何中国最终仍需要民主负责制

耶稣诞生的几个世纪之前，即西汉时期，中国已有中央集权政府，呈现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官僚体系的很多特性。政府有能力展开地籍调查，登记国内众多人口。它创建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官僚精通文字，受过良好教育，依功能组成等级制度。官僚体系的考试制度初露端倪，让贫穷但聪明的年轻男子有机会出人头地。这个官僚体系能向庞大的农民人口征收土地税，征召他们入伍服役。国家规定统一的度量衡，以促进贸易。官僚体系也趋向于非人格化，例如，中央政府不时调换官员去不同地方，以确保他们不与当地人发展家庭关系。军队接受文职政府的严格控制，被派往边疆，很少参与朝廷政治。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从事建造庞大的公共工程，如长城和旨在促进商业和水利的运河。一旦需要，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变得非常暴虐，它会迁徙整个人口，没收自己精英的财产。[1]

现代国家应做的事中，还有不少是汉朝政府没做的。它没有提供普及教育、卫生保健和养老金。当时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非常简陋，往往渗透不到偏远的乡村腹地。许多著名工程，如京杭大运河和长城，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完成。官僚体系的考试制度忽而实行，忽而废除，它的完全出现还要等到14世纪初的明朝。此外，中国早熟的现代体系并非一直持续。中央集权的国家在公元3世纪崩溃，过了三百年才得到恢复。当它在隋唐时期重现时，支配它的不是择优的精英，而是成功攫取国家权力的贵族家庭。当时和现在一样，政府官员的腐败一直是大问题。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的周期，在随后的年代中不断重演，直到20世纪初。

我认为，1978年改革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国家，不像之前的毛式国家，也不像中国人试图复制的苏维埃国家，反而更像上述的古典国家。当代中国一直在从事对悠久历史传统的光复，不管这一过程的参与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荒谬。今天中国的官僚体系并不遵循清朝的精心仪式，没留长辫子，也不再学习儒家经典，改读马列主义宣传资料、工程教材和西方管理文献。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干部或苏维埃官僚的心态，仍可在今天共产党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中找到。许多当初发明的制度性结构依然存在，如单位和户口。但如果观察的不是中国政府的外表而是本质，源自过去的连续性就非常让人吃惊了。

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性质的变化，至少可以与经济政策的变化媲美。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政府性质的相应变化，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导向经济的巨变也不可能发生。现代中国的大多数评论家，只注意经济政策的变化，而不关心使之成为可能的政治基础。

毛式国家的退却

在本书涵盖的前例中，官僚体系的政治化通常意味着，政客攫取国家，以官僚体系中的职位来作庇护式分配。这发生于美国杰克逊革命之后的国家，也发生于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家，当时这两个国家正开始走上民主化道路，开放政治竞争。

在中国，接管国家的不是庇护式政客，而是让国家服从于意识形态目的的纪律严明的列宁主义政党。遵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列宁主义政党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精英的核心，其成员凭借思想忠诚而进入严格的等级机构，二是群众基础，发挥对社会余众的渗透作用。“文革”前，共产党员占中国总人口的2.5%；今天有大约8600万党员，占总人口的6%。

共产党的等级制度复制国家的等级制度，从地方党委、市级党委、省级党委、国家级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最后到共产党总书记。对国家的控制可通过多种机制：在包括所有中央部委的最高层，作为负责人的共产党人戴两顶帽子；在地方，包括城市街道和乡村，工作人员接受共产党干部的监督。在20世纪50年代，即中国“苏维埃”时期的高峰，国家在中央部委一级获得最大自主性，无需事事请示；级别越低，所受的政治控制就越大。[2]

中国实践偏离苏联先例之一是军人和文官的关系。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内战时期，苏维埃红军发挥重要作用，但一直严格服从苏联共产党。这种控制在20世纪30年代的血腥清洗中得到巩固，其时，四分之一到一半的苏联军官遭到斯大林的清洗。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掌权，基本上依靠人民解放军与日本人和国民党的长期武装斗争。许多共产党领袖，如邓小平和毛泽东，本身就是中国内战时成功的著名将领。所以，解放军总是享有比苏联军队更多的自主性。[3]

大家熟悉的党国结构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受到完全的颠覆。“大跃进”利用共产党机器来组织军事风格的工农群众运动，以达到毛泽东完全不切实际的工业化目标。这扰乱了经济部委的日常业务，取而代之的是自下而上的混乱的群众动员。结果造成了大饥荒和经济灾难，但共产党等级制度存活了下来。“文革”就不同了，它破坏的不只是政府，还有共产党本身。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部分原因是他担心自己权威受到侵蚀，另外的原因是他反对官僚政府的根本原则。为了恢复原先的革命热情，毛泽东绕过所有中间层次，让自己的权威借助地方革命委员会直达“群众”。各部委的负责人来上班，才发现自己的权力已被下属夺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利用亲自控制的秘密警察来清洗苏联共产党。毛泽东利用革命委员会和年轻的红卫兵，来清理共产党人，或将之遣送去农村。解放军在这一段时期受到任意调配，有时为了恢复“纪律”，有时需要站在革命委员会一边。共产党通常是政治化的发动者，现在却接受党外人士的控制和清洗，与政府一起中断正常运作。[4]

在“文革”期间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把恢复共产党的纪律和重建政府的权威当作他改革的关键。邓小平从来没有质疑共产党需要对政府实施领导和掌控，只是认为两者必须遵守规则，这恰恰是毛泽东无政府治理方法的反面。上一章描述的修宪努力，即反映了他的观念：第一，共产党需要恢复自己的权威；第二，它要弱化对政府的政治监管，让部委来妥善管理预期中的经济巨变。同样重要的是重申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因为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微妙时期，解放军几乎成了竞争派别的仲裁者。不管邓小平自己是否意识到，他其实是在恢复中国传统政府的许多制度性遗产。……

随之出现的政府不同于它的毛式前身，变得更加专业化。中国在1978年的改革之后，重新引进择优的官员考试制度。政治学者杨大利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改革，增加官员职位的择优竞争，惩戒没有取得好成绩的大批官员。[5]在2012年，全国有一百一十二万人参加考试，以争夺二万一千个官员职位。[6]中国也恢复大学体系，规定竞争性入学要求（很多欧洲大陆国家都无法做到）。[7]改革者在刻意寻求韦伯式的官僚体系，在不经意中还在寻回自己的传统。

当代中国政府是中央集权的，规模庞大，异常复杂。共产党仍在领导和控制政府，从头到尾复制政府的等级结构，监督各级政府的活动。但党的控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弱化，其性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任何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都要面对委托权的问题。在名义上，统治王朝中国的是京城的官僚机构，但在通信技术恶劣的年代，要管理如此人口众多的大国，就意味着要将权力委托给省县一级的下属。在长安、洛阳、开封和北京的中央政府，通常不知道地方上发生的事，颁布命令的几个月乃至几年之后，才发现那些命令根本没有得到落实。毛泽东之后的领导，早早就认识到委托权的重要性。中国仍是单一大国，不是联邦制的，但省市已获得不少权力，以自以为合适的方式执行中央指示。所以，中国各地的政策相互之间有很大差异。像广东那样的南部省份，以及像深圳那样的南方城市，对市场经济的友好程度，远远超过北京。以深圳为例，它的市政供水承包给二十六个私营公司，而北京的市政供水仍受控于单一的国有公司。[8]

在中国，许多单一省份比欧洲的主要国家还要大。广东和江苏有近八千万常住人口，还要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1997年，重庆市从四川省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政单位，本身就拥有将近三千万的人口。结果是，省市层次的政府复制中央政府的官员结构，也有以功能划分的各部门和共产党监督机构。中国官僚体系的整体规模相当大，而且一直在快速增长。政治学者裴敏欣把2000年的官员人数定在四千多万。他指出，准确的统计是很难得到的。中国的下级政府复制上级政府的劳动分工，导致高度复杂的体系，权力界限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例如，市政水源管理是市政府的首要责任，但向城市供水的分水岭的地区管理处也有权力，中央水利部也参与其中。[9]此外，共产党保持较小但并行的等级制度，领导和监督政府的工作。

中国国家的自主性

如果说有一种特性，把中国的党国体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开来，那就是自主程度。中国政府不是强大社会利益集团的简单传动带，它能按照自己的旨意来设定独立的政策议程。这种自主性是显而易见的，既体现于制定政策方向的共产党高层领导，又体现于有自由裁量权来执行上级指令的下级干部。我会逐一来讨论。

一个高度自主的国家，如果既没有民主负责制，又不受制于法治，结果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情形：享有无限自由裁量权的领导者，通过像“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异想天开，酿成无尽的苦果。但同样的自主性，落在像邓小平那样的聪明理智的领导者手中，就能带来在自由民主制中难以想象的改进。在自由民主制中，利益集团的压力、游说者和正式程序的限制，既阻止国家采取迅速行动，又降低最后决策的质量。中国式的自主性，可让国家省去许多这一类的麻烦。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领导，如有这种自主性，就能让政府在政策问题上，采取比民主政体更为大胆更为迅速的行动。

这不是说中国没有利益集团。中国确实没有代表私人利益的华盛顿市K街游说团等，但它的体制下仍有强大的派系，还有一些致力于维护某种毛式状态的既得利益群体。邓小平的早期改革带动了人们迅速上涨的期望，特别是在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当中。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激发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之后，重新返回改革议程，开放价格，让某些国有企业民营化，公开提倡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邓小平的最终胜利从来不是百无一失的，但他能大幅度修改政策的事实，就是当时国家享有自主性的明证。

在较低的级别，中国共产党允许下级政府在执行任务时享有高度自主。明显的实例就是下放大量权力给省市，让它们以因地制宜的方法执行政策。这种分权往往与总部设在北京的部委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且胜出的经常是地方。

大多数西方评论家注意到，改革中的家庭承包制让农业个体化，允许农民保留更多自己生产的农作物，从而创造市场激励。他们还指出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置开放了外资进入。这些确实是至关重要的：随着私人奖励的生效，改革后的农业总产值在四年内翻了一番，出口工业也在像深圳那样的南方城市打下基础。但同样重要的是治理结构的改变，让地方政府承担财政负责制。政治学者戴慕珍（Jean Oi）通过查证表明，前期的经济增长不是靠私营部门，而是靠所谓的乡镇企业，即摇身变为营利企业的地方政府。[10]

西方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公共部门不得保留盈余，因此也就没有动力去控制成本，或谋求事半功倍的高效。如果某部门在结束财政年度时尚有盈余，就要想方设法把它用掉，原因就在于此。[11]

中国的体制颠覆这一原则，允许地方政府保留多余收入，将之用于自己的选项。地方政府有硬性的预算约束，有权征收一定税款，还可启动补充税收的牟利企业。盈余的70%必须投入新投资，其余的可由乡镇企业自由支配。部分盈余被用于公共用途，还有一定数量的金额掉入当地官员的口袋。许多外部评论家称这种现象为彻头彻尾的腐败，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盈余分享制度，用来鼓励地方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增长。它的成功相当壮观：在改革初期的几年中，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值来自乡镇企业，而不是新兴的私营部门。[12]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独立发现了西方所谓的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即把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引进公共部门。

任何正统的美国经济学家，永远都不会建议像乡镇企业那样的制度。外部观察者只知道体系的特点，但不了解具体的国家，透过无知的面纱得到的预测只能是，乡镇企业将成为腐败和自我交易的温床。如果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试图实施这样的制度，可以想见各种形式的滥用。中央政府可能无法强加硬性的预算约束或新投资的比例，或允许地方政府征收掠夺性的税款，或挪用全部的盈余。更有可能的是，上级政府会与下级政府勾结起来瓜分盈余，并使用自己制定规则的权力来偏袒国有企业。

但中国不是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得以向乡镇企业施加严格纪律，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持久的经济增长上，所用方式与其他东亚国家推行的工业政策非常相似。当情况变了，政策也跟着发生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富裕起来，盈余分享制度出现高度腐败。……1994年的税制改革拿走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迫使它们改用不同类型的财政手段，鼓励它们以有利于市场的形式来推动工业发展。新兴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选择合作，支持共产党统治的延续。[13]赵鼎新和杨宏星认为，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国家自主性的很好例证。他们声称，所涉及政策的具体内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旦看到早先措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中国政府马上改弦易辙，即使在巨大既得利益的面前，仍能成功地贯彻新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和共产党认识到，他们的合法性依靠持续强劲的表现，在作出大胆迅速的修正时，并不受制于意识形态或以往的实践。[14]之后又有江泽民十年的新改革，如政治学者杨大利所查证的，打击政府部门的走私活动，褫夺解放军的许多营利性企业，颁布有关政府采购的更透明规则。[15]

这种激励地方政府的制度，明显不同于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驱动的旧干部制度，也与马列主义政权的许多基本原则相异。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国家的重点放在促进长期的增长，而不是短期租金的最大化。可以说，共产党高层领导促进增长是出于自身利益，为了加强合法性和掌权。但许多国家的政府，如东亚之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会自动产生对自身利益的长远认识，以及对合法性的注重。正是在这里，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儒家政府传统可能在发挥重大影响。

有关中国未来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在何种程度上，政府最高层能像过去一样继续自主。裴敏欣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服务质量有所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下属部门变得太自主，或者说，在行使错误的自主。那是指，他们不管政绩如何，都能保住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还能抵制国家和共产党上级的惩戒。这些下属部门包括强劲的国有企业，如名列世界上最大公司的中国电信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相对于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者，这些国有企业变得更加强大，利用政治影响力，让自己免受竞争的威胁。[16]此外，像铁道部那样的官僚机构，变成难以控制的变相小王国。它是一个庞大组织，在中国控制五万七千英里长的铁路和两百五十万名员工。[17]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在争取对这个赔钱部门的控制，却没有成效。2011年年中，温州附近发生新高铁列车相撞事件，引发公众高度关注。铁道部试图掩埋出轨车厢，从而掩盖渎职证据，迫于中国微博的舆论，只好重新挖出。中央政府以此为契机，以腐败的指控将部长刘志军革职，并宣布将把铁道部分为两个独立组织。像许多政府重组一样，中央政府虽然发出公告，但迟迟没有行动。大概是因为强大而神秘的铁道部，拥有足以保护自己的政治影响力。[18]

严重依赖金钱激励的行政体系，会为腐败打开大门。西方经济学家曾预测，这会招致寻租和腐败。他们并没有完全弄错，只是猜不透腐败的程度，以及政府能够提供的真正服务。目前，中国政治体系中仍普遍存在大量的庇护政治、裙带关系、山头主义、政治影响和彻头彻尾的腐败。裴敏欣认为，中国渐进式的政治过渡造成“分散攫取”，即庞大政府体系中的地方权贵利用手中的政治控制，榨取各式各样的租金和贿赂。共产党上级很清楚，普遍的腐败深受老百姓的痛恨，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控能力。共产党已作出许多公开承诺，一定要控制和惩治腐败，最近一次是在2012年的共产党十八大之后，已发表声明的，既有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总书记习近平，又有负责铲除腐败的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但裴敏欣认为，随着政府变得更大更复杂，党的监控能力或将逐渐下降，官员会利用更多资源和方式来寻找应付的对策。[19]

中国国家的负责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威权国家，它的宪法赋予共产党领导地位。共产党无意搞多党选举，并谨慎地控制有关民主的公开讨论。……虽然没有负责制的正式机制，但可以说，共产党和国家还是在回应中国社会中不同参与者的需求。

它的发生可通过好几个机制。自1989年以来，中国政府允许农村地区的村民选出权力有限的村委会和村干部。它隶属于更大的选举体系，一直延伸到全国人大，代表也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20]如政治学者蔡晓莉（Lily Tsai）介绍的，除了这些正式机制，农民群体还有非正式的反馈机制，可向地方官员提出投诉和改善政府服务的建议。此外，政府和共产党的组织建立正式的投诉渠道，让公民表述自己的观点。当然，政府没有一定要作出回应的法律义务。只是当地官员经常得到上级部门的鼓励，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防社会不稳。[21]

最重要的反馈机制是公众抗议。如果政府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关注近乎偏执，抗议活动所引起的就不一定是简单的压制，也可以是明显的让步。2010年，官方报告的社会抗议估计就有十八万件——农民对土地征用表示愤慨、父母担心附近工厂的污染、农民工受当地官员的虐待。[22]在胡锦涛的领导下，共产党在衡量官员政绩时，改变经济增长和维持稳定的先后次序，以致单一事件就有可能导致当事官员的职业生涯的终结。许多当地官员觉得，通过优惠、补贴和规则调整来安抚示威者，反而更容易。为达到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地方官员承受重大压力。[23]

中国民间有很强的信念，认为上级政府要比下级政府较为关心老百姓，也较为清廉。[24]对高层政府的良好愿望抱有信念，对政府合法性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政府作出回应的原因。但事实上……2012年薄熙来案件的爆料显示，高层领导的渎职也达到令人震惊的水平。

下级政府在政策和政治方面，理应受到上级政府的严格监管，但在中央集权的体系中，也必须享有执行上的自主性。在王朝中国，皇帝在监视属下官僚机构的行为时，会遇上信息不灵的难题，只好叠床架屋搞出更多的中央监控体系。例如，宦官比官僚机构更值得信赖，可以用来监视官僚机构。等到宦官队伍也变得不可靠时，明朝皇帝不得不建立内正司，以监视宦官的行为。当代中国的情形则是：上级政府监察下级政府的行为；共产党组织部监察政府的行为；共产党内部的特殊机构，如中纪委，负责监察其余部分的共产党。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监督的官员想尽办法，或掩盖不良行为，或防止信息向上传达。到最后，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向下负责的体系，让自由的媒体和真正有权的公民来监督国家。

在毛泽东之后实行的规则、法律和程序，绝大多数是为了监管下级政府的行为，让他们对上级政府作出更积极的回应。如果政治体系只向上负责，而不向下负责，它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层领导的选择和意愿。我在上一章提到法家和儒家的古代争论，前者主张明确的程序，后者强调灵活和基于情境的贤君道德。前现代的中国政府选择道德，而不是对高层领导的正式法律约束，程序只用于如何把皇帝圣旨传递给社会各界。当代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继续着这一传统。公民必须依靠领导的良好愿望，而不是对权力的程序限制。

如在优秀领导的手中，这种体系的表现实际上可胜过民主体系，因为后者要受制于法治和正式的民主程序，如多党选举。而这种体系无须受制于利益集团的游说和诉讼，无需组成繁琐的政治联盟，也无须教育公众认清自己的真正利益，就能作出艰难的重大决定。亚洲快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日本和台湾，其历史上的“内嵌式自主”获得广泛的推崇，中国也不例外。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威权政体，中国在1978年后一直专注广泛的共同目标，如经济增长、稳定和公共服务的扩展。邓小平和他之后的领导都明白，共产党的生存取决于合法性，不再靠意识形态，而必须靠自己的治国表现。

这个体系的问题出在中国历史上一再确认的“坏皇帝”身上。与民主体系相比，威权体系可以采纳更迅速更果断的行动，但它的成功取决于优秀领袖的不断出现——不是技术意义上的优秀，而是对共享的公共目标的承诺代替了为自身争权夺利。王朝中国的对策有二：一是建立复杂的官僚体系结构，限制君主的实际权力；二是以一套精密的体系培养君主，使之陷入繁文缛节的仪式，不能为所欲为。即便如此，这个体系还是不足以防止坏皇帝的周期性出现，或跋扈、或懒惰、或无能、或贪婪。

当代中国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的表现，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到提供基本社会服务，都超过大多数威权政权和许多民主国家。但目前中国的体系能保证好领导的持续供应吗？

中国的威权政府在体系的持续上面临多种挑战。第一个是出现一个魅力型领袖，利用民粹主义的激情，建立自己的追随者群体，打乱标志后毛泽东时代领导特点的集体协商一致原则。有很多未获解决的社会不满可被利用，从中国极大的贫富不均到人们公认的猖獗腐败。

第二个威胁不那么剧烈，但可能性更大。政府将失去自主性，输给其他社会参与者，遭到经济增长孕育出的强大利益集团的攫取。裴敏欣认为这不再仅仅是可能性，政府现在就面临盘根错节的强大群体——国有企业、个别部委甚至整个地方，都在抵制政府的权威。政府试图控制下级的腐败，但自己也有可能成为高层腐败的牺牲品。……考虑到中国从中等收入攀到高收入的艰难征途，它的政绩难免会失色，它的权威也可能会下降。……在十八大召开和习近平崛起之后，共产党承诺新的经济改革，同时再一次强调意识形态和纪律。新一届领导能否实现重大的政策变化，还有待观察。

最后一个威胁，与体系合法性的内在来源有关。中国政府往往认为，它构成一个非西方的政治和道德的不同体系。这不错，如我指出的，王朝中国和当代中国之间有许多连续性。但把进口的西方思想即马列主义当作自己合法性的基础，阻止了共产党以坦率彻底的态度将合法性建立在中国的传统价值之上。另一方面，它也不能简单放弃马列主义。所以，它必须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充当民族主义的旗手，以延续合法性。……

要解决上述问题，从长远看，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对国家的正式的程序约束。这意味着，首先，要稳步拓展以规则为基础的决策，让上级的政府和共产党也接受法律的约束。其次，正式约束需要政治参与的扩大。信息问题曾经困扰王朝中国，现在又临到当今政府头上，它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对信息的正式保障。中国经济增长创造的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比较不愿意接受家长式威权主义。过渡到对权力的更正式约束，可以循序渐进，首先应该着眼于法治，而不是负责制。当前的中国宪法是一个不坏的基础，可基于它建立起不断齐全的法律体系。如果中国政治体系要长久持续下去，这两者最终都是不可或缺的。[25]

法治或民主负责制广为扩展的动态过程会出现吗？不会，因为不能指望自上而下的命令。……但随着新兴社会参与者的上场，要求更为有效的约束制度，变更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在过去，中国政府强大到足以防止可能提出挑战的社会群体的出现。但在当代中国，社会动员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拥有数亿成员的庞大中产阶级已在中国出现。在许多其他社会中，中产阶级一直是促使政治变化的动力，最终也是促进民主的动力。中国法治和民主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新社会群体能否改变国家与社会之间经典的天平倾斜。这是本书第三部分要加以阐述的普遍现象。

[1]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7—8章。

[2] Frederick C. Teiwes，《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The Chinese State during the Maoist Era）， 载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编，《现代中国国家》（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112—120页。

[3] Frederick C. Teiwes，《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The Chinese State during the Maoist Era）， 载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编，《现代中国国家》（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120—124页。苏联军方威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败纳粹德国之后大大提高，但仍保持对苏联共产党的高度服从。

[4] Frederick C. Teiwes，《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The Chinese State during the Maoist Era）， 载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编，《现代中国国家》（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136—148页。

[5] 杨大利，《重塑中国利维坦：中国的市场转型与治理政治》（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175—183页。

[6] 新华社，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o12-111251c131997757.htm.

[7] 测评择优实践的最近努力是Victor Shih, Christopher Adolph和刘明兴，《共产党内的晋升：解释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升迁》（Getting Ahea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China），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106卷，第1期（2012年）：166—187页。

[8] Selina Ho，《中国发展的权力下放和地方差异：城市供水案例研究》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Variations in China’s Development: Case Studies from the Urban Water Sector）（博士论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2013年），第8章。

[9] 裴敏欣，《受困的中国转型：发展式专制的局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136页；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173—179页；Ho，《中国发展的权力下放和地方差异》。

[10] 戴慕珍，《中国农村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11] James Q. Wilson，《官僚体系：政府机构做什么及为什么做》（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纽约：基本图书公司，1989年），115页。

[12] 戴慕珍，《中国农村起飞》，61—64页。

[13] 有关这种转变，参见黄亚生，《中国：弄清农村问题》（China: Getting Rural Issues Right），载Nancy Birdsall和福山合编，《金融危机后有关发展的新思路》。

[14] 赵鼎新和杨宏星，《政绩合法性、国家自主性和中国经济奇迹》（Performance Legitimacy, State Autonomy a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工作文件（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2013年）。

[15] 杨大利，《重塑中国利维坦》，110—149页。

[16] 裴敏欣，《受困的中国转型》，102—118页。

[17] 黄安伟（Edward Wong），《中国铁道部长在腐败调查中丢官》（China’s Railway Minister Loses Post in Corruption Inquiry），《纽约时报》，2011年2月12日。

[18] Keith Zhai，《铁道部臃肿不堪，很少人会哀悼》（Railway Ministry a Bloated Outfit Few Will Mourn），《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13年3月12日。

[19] 裴敏欣，《受困的中国转型》，132—166页。

[20] Melanie Manion，《威权主义的偏狭：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Authoritarian Parochialism: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on in China）（未发表的论文，2012年）。

[21] 蔡晓莉（Lily L. Tsai），《无民主的负责制：中国农村的互助群体和公共物品》（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蔡晓莉，《行政改革的政治回报：公民如何看待判断威权中国的国家》（The Political Payoffs of Governance Reforms: How Citizens See and Judge the State in Authoritarian China）（未发表的论文，2012年）。

[22] Christian Göbel和 Lynette Ong，《中国的社会动荡》（Social Unrest in China）（伦敦：欧洲中国研究和咨询网络，2012年）。

[23] 赵树凯，《中国农村：发展中治理不善的故事》（Rural China: Poor Governance in Development Story），工作文件（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2013年）。

[24] 例如，参见Anthony Saich，《中国的治理质量：公民的视角》（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Citizen’s View），工作文件（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2013年）。

[25] 政治改革应该先从扩大宪政开始的说法，见黎安友，《中国的宪政选项》。

第26章

三个地区

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的比较；区分它们并解释其经济表现的关键在于国家力量；殖民地遗产只能部分解释当代的结果

本书第一部分追问的是，韦伯式现代国家为何只出现在部分发达世界，而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第二部分继续考察那些发展较晚而不得不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地区，主要关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这三个地区内部有很大差异，相互之间也有系统性差异，让我们有机会讨论不同的发展途径。

从20世纪下半叶起，东亚是三个地区中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如表5所示。有些人也许会感到惊奇，因为整个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要比东亚高。那是因为，后者有几个比较贫穷的大国，如印尼和菲律宾；再加上，在很多方面表现突出的中国仍有广大的贫困农民。

在政治制度上，情况又不同了。拉丁美洲确实比东亚好得多，更远远超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它在世界银行所有六个全球治理指标中，排名都高于五十个百分位（percentile）（见图17），在反映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回应和负责制”一项，排名特别高。同样是这一项，东亚的排名就显著落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所有六个指标中都很差。这反映出，在始于70年代初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所有地区都看到民主政体的增加，但最强劲的表现出现在拉丁美洲。亚洲最大规模最具经济活力的中国，仍是威权政体，同样的还有越南和朝鲜。如此国家在西半球只有古巴一家，只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国的民主出现明显倒退。

表5. 增长率和人均GDP

来源：世界银行

*人均GDP是以购买力平价为准

图17. 地区比较，全球治理指标（百分位排名）[1]

来源：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图18. 所选国家的基尼指数

来源：世界银行

尽管拉丁美洲在民主上优于东亚，但在国家制度上仅占很小优势。政治稳定和法治的排名，在拉丁美洲和东亚之间大致相当，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幅走低。

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可以不平等来测量，图18介绍的是所选国家的基尼指数（基尼指数的范围从0到100，其中0代表完全平等，100代表完全不平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有很大不同，埃塞俄比亚相对平等，石油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和安哥拉有高度的不平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亚，日本和韩国仅有低度不平等，同样情形是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但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收入分配的悬殊几乎赶上拉丁美洲水平。在同期十年中，拉丁美洲的不平等开始小幅下降；尽管如此，它的贫富之间仍有巨大差距，酝酿令人不安的政治后果。[2]

当然，增长和治理的平均统计掩盖了每个地区内部的重要差异。拉丁美洲既有极其贫困的海地、危地马拉和巴拉圭，又有出口喷气式飞机等高科技产品到世界各地的巴西。然而，这些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性，使得区域内国家彼此类似，却又不同于区域之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通货膨胀、货币危机、货币贬值和经济衰退的周期循环，最近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阿根廷是在21世纪初）。相比之下，东亚地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这段时期中几乎毫发无损。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数年后，也经历了与拉丁美洲类似的债务危机，有的甚至更为严重，导致许多国家要求债权人予以减免，帮助它们再一次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尽管今天的拉丁美洲大体上是民主的，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专制军政府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接管政权。大多数所谓的“发展型国家”——成功应用国家权力（通常是威权政体）以促进快速增长的国家——聚集在东亚地区。很难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找到这一类国家。[3]

发展的途径

第二部分一开始就列举了将当代发展结果归因于地理、气候和殖民地遗产的各种理论。所有这一切都有一定可取之处。但人类社会行为的本质非常复杂，将结果追溯到单一原因的理论很少能经得起全方位的考验。

将政治（因此也是经济）发展与地理和气候关联起来的理论，可以解释部分的重要结果。经济学家着眼于自然资源的禀赋：金银开采和种植农业的需求导致对原住民的奴役，或从非洲进口奴隶；剥削性的工业又为新大陆的威权政府创造经济基础。

但拉丁美洲的威权制度有好多先决条件。建立于秘鲁和墨西哥的政治秩序，是移民殖民地；哥伦布到来之前的国家结构的制度遗迹，几乎全被成功铲除。作为移民殖民地，它倾向于复制伊比利亚半岛的重商主义社会，仍以阶级为基础，只是原住民和混血儿代替了欧洲的白人农民。西班牙当局最初试图在美洲建立直接的专制统治，但远距离的现实意味着，它在殖民地行使的权力远远比不上国内。西班牙的专制主义比较弱，在欧洲就无法征得满足自己需求的足够税款；面对新大陆不驯服的克里奥尔殖民者，就更加束手无策。克里奥尔为自己创建了基于特权而不是自由的寡头政府。殖民地在19世纪初脱离西班牙，过渡为独立国家，但寡头政府仍然存在。21世纪的拉丁美洲继续在这个遗产中生活，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

如孟德斯鸠指出的，地理在其他方面也非常重要，某些地形比较适合动员和部署大批军队。在欧亚大陆（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主），相对开阔的原野鼓励了中央集权大国的形成巩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难以在广袤沙漠和热带雨林投射权力，这抑制了国家的出现。欧洲介于两者之间，它的地理鼓励中等政治体的形成，但阻止了其中任何一个强大到足以征服整个欧洲。

拉丁美洲的地理使它更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而不是欧洲。它的整个大陆被山脉、丛林、沙漠和南北交通线划分成相互隔绝的地区，不利于大面积帝国的兴起。随着原住民人口的崩溃，人口密度大到足以支持强大国家的地区太少。一旦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开始，根据非常低效的重商主义规则，盈余要出口到宗主国，无法留在本地用来再投资。

在18世纪下半叶，整个拉丁美洲在政治方面与欧洲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支配两者的都是专制政权，以及使用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特权的经济寡头。在之后两个世纪中，欧洲经历一系列深刻的政治变化，让自己变得比拉丁美洲更民主，经济上更平等。主要原因之一是，欧洲在这段时期中经历了大量暴力，始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继之以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战争，结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大量的军事竞争导致强大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如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与此同时，快速的工业化让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离开乡村，走进拥挤且多元化的城市。这一转变创造先决条件，使民族认同基于语言族群的现代概念得以出现，引发进一步军事竞争。民族主义有助于现代国家的整合。内部革命和外部战争成功消灭曾是旧寡头秩序支柱的整个社会阶级，如法国的买官者和普鲁士的容克阶级。

拉丁美洲的发展途径非常不同。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来推翻旧寡头政治，也没有国际上的长期竞争来刺激现代国家的形成。由于种族多样性和工业化的缓慢或缺乏，民族认同非常淡薄。这意味着，冲突更多发生在国内的阶级之间，而不是在国外的国家之间。到1945年，欧洲疲惫的精英愿意接受自由民主制和实行再分配的福利国家，以确保社会和平。拉丁美洲精英也面临社会动荡，特别是在古巴革命之后；但这种动荡从来没有严重到激励国家建设或欧洲式再分配的地步。拉丁美洲没有欧式的社会共识，以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温和政党为主，只有贫富之间尖锐的两极化。更为欧式的政治秩序要等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才在智利和巴西出现。

地理、气候和殖民地遗产并不能解释今天的所有结果。阿根廷的气候和殖民历史，让它避免了19世纪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不平等和经济停滞，本来应当继续发扬光大的，却没有，因为它的精英在20世纪初做出了错误选择。它尽管有适宜的气候和地理，却继承了拉丁美洲旧政权的政治文化，如军阀独裁和人治领袖。反过来，哥斯达黎加本有可能会看到独裁和内战，演变成另一个中美洲香蕉共和国，但由于精英在重要历史关头做出正确选择，却发展成稳定的民主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完全不同。欧洲殖民主义的致命遗产，不是“榨取”性威权国家，而是强大制度的根本缺乏。瓜分非洲来得太晚，已是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已历时四个半世纪。不同于拉丁美洲，欧洲早期殖民者在非洲没有发现大批人口或主要矿产。除了南部的温带地区，热带的疾病和气候使非洲不适宜欧洲人定居。在20世纪中期出现独立呼声之前，根本没有时间或资源来建立制度。非洲殖民地几乎无法负担自己的行政管理，导致欧洲人寻求“间接统治”的廉价出路，利用非洲当地代理人来征收税款或强迫年轻男子服劳役。这个草率拼凑的制度，被强加于与其说反映种族现实不如说反映战略竞争结果的领土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独立日所接收的政治遗产，就是这个拼凑的制度。

不同于拉丁美洲，独立后的非洲没有在幕后操纵的根深蒂固的精英。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为新精英的出现创造了机会。他们主要是接近殖民统治的城市知识阶级，没有安全的社会基础，既不是土地贵族，又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只好把国家当作改善经济的主要渠道。低能力的国家塞满了庇护式员工，使政府规模大幅增加，却进一步削弱了自己提供真正服务的能力。政治变成攫取国家及其资源的新家族制的竞赛，不同群体排队等待“轮到我们吃了”的时机。在这些条件下，就无法形成持久的官僚体系，既能代表广泛公共利益，又能迫使精英遵守经济上合理的规则。

人们普遍观察到，留给新独立国家的边界不符合现存种族和部落的认同，这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带来许多痛苦。这一点传统智慧正在给人以误导，让人以为比较明智的边界划分本来是可以促成独立后更团结的国家。它的真实性仅存在于有限的范围之内。例如，如果当年英国没有将南苏丹和达尔富尔，与喀土穆的阿拉伯核心连接在一起，苏丹本来可以避免两场漫长且代价高昂的内战。但在非洲大部，种族群体太小、太混杂，无法成为欧式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与东亚和欧洲形成对比，非洲本土的国家层次的强大政治体，在欧洲殖民之前没有从事过充满暴力的艰难认同塑造。如果要说殖民列强帮助塑造认同，它只是以种族代替部落制——换句话说，以较大的亲戚群体取代较小的，目的是为了分而治之。非洲的殖民统治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来创建可塑造民族认同的强大国家，大多数独立后出现的精英，也没有把国家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撒哈拉以南非洲淡薄的民族认同，不是因为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做。坦桑尼亚是一个例外，由此也证实了这同一条规则。尼雷尔创建坦桑尼亚认同一事显示，尽管之前有相当复杂的种族多样性，只要精英有心于这个项目，仍可取得成功。

与西方殖民列强发生对抗之前，已拥有强大的国家制度和民族认同的社会，确实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是东亚。中国在秦国统一全国时就发明了现代国家，比早期现代欧洲出现国家整整早了一千八百年。中国人创造的国家是中央集权、官僚治理和非人格化的，统治幅员辽阔的领土，其整齐划一的程度远远超过罗马帝国。中国的国家权力在以后数千年中跌宕起伏，有时遭到内部亲戚群体的攫取，有时又承受外部蛮族的入侵。尽管如此，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都发展出了以强大国家为模式的政府，政治组织的水平远远高于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本土社会。数世纪的征服和同化造就了种族同质性，更强化了国家建设的努力。这些社会对享有共同文化有着强烈的感受，这建立在共同的书面语言和广泛的精英识字率的基础上。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概括并不适用于整个东亚。许多东南亚国家有非常不同的政治发展轨迹。如第22章指出的，印尼在19世纪根本还不是一个国家，在种族上也是支离破碎的，跟尼日利亚差不了多少。在许多方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只是英国殖民主义的直接创造，现代化的成功不依赖于前殖民时期的本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它们仍建立起比较强大团结的国家。这些是如何发生的，将会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遗憾的是，这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4]

东亚早期的国家制度化，让它更容易抵抗外来威胁。在防止西方殖民企图上，日本是最成功的。中国屡次遭到西方列强的攻击，部分领土已被侵占，清廷在19世纪多次蒙受屈辱，但西方列强从来没能完全分解中国国家的结缔组织。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国家权威因军阀割据、内战和日本占领而短暂失灵；到1949年，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很快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重建。类似的情形是越南，曾受法国的侵占，最终成功推翻殖民政权，打败美国支持的继任者。世界上组织最好最为强大的民族主义革命都发生于东亚，即中国和越南，这绝非偶然。这些国家的领袖，在取得内战/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迅即把军事实力转换成国家权力。

中国和它所影响的国家，的确是儒家道德和官僚体系的传承人。这个体系通过教育和教化，把统治者引向共同利益的宽广概念，外加儒家对识字和教育的强调，给现代经济的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重要好处。东亚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快速增长，是技术官僚的强国推动的，领导阶层不管有多专制，始终认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朴正熙、李光耀、邓小平及其治下政府的行为，与历史和文化的古老传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很难用社会科学的方式加以证明，但相互关联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有些人腐败，大多相当专制，但亚洲整体的渎职程度，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好得多。同样重要的是，东亚的领袖在经济管理上更能干，也更懂得国家行政专业化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东亚没有很多腐败。只是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地方，那里的行贿者在公共物品和广泛发展上获得更多回报。

中国、日本、越南和韩国在寻求经济现代化时，可把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国家和悠久的民族认同视作理所当然。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就无法做到。它们什么都要一块从头开始——建立现代国家、塑造民族认同、创建法治制度、举行民主选举和促进经济发展。欧洲和东亚的制度发展的先后次序不同，有时间上的奢侈，可以慢慢来。

东亚的强大国家在拥有法治之前，就发展出官僚机构，而欧洲的先后次序恰恰相反。数世纪以来，东亚早熟的强大国家，一直阻止可能提出挑战的独立参与者的出现。欧洲的自由民主制脱胎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大致平衡，而东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天平偏向于国家。这意味着，对发展中世界的大多数来说，中心问题是软弱国家；就东亚而言，所缺乏的是法治或政治负责制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我们在第一部分中看到，在获得现代国家制度之前就开放民主的国度，很容易出现大规模依附主义。这个问题在东亚，没有世界其他地方那么严重，因为东亚的民主政权少于拉丁美洲或非洲，并且第一批往往出现于已有强大国家的工业化国度。我还没详细讨论菲律宾，它似乎是个例外，也佐证了有关的规则。犹如19世纪的美国，菲律宾在拥有现代国家之前就开放民主，所以经历了大规模的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

东亚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天平，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因为它现在遇上在前现代世界中要么不存在，要么还不够有力的两股力量。第一是工业化，它组织动员强大的新社会参与者，如农耕社会没有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第二是世界各地的社会出现更为强烈的互动，即我们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商品、服务、人员和思想，在国际上的流通比以前更容易，使得外国参与者也能对国内发展发挥更大影响。东亚国家如果在传统上强大，今天却要面对两个抵制，一是自己的新社会群体，二是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思想观念。当初类似的社会动员曾经改变了欧洲社会，为民主打下基础，同样的情形现又在当代东亚发生。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民主扩展的动态过程。民主成为世界政治组织的主要形式，不但因为它是好主意，而且因为它能为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服务，从而获得后者的大力推广。反过来，这些群体又是经济和社会的广泛发展的副产品。思想与这个过程很有关系，它既与社会中不同阶级的物质利益发生互动，又对之加以塑造。

[1] 数据来自不同年份：日本，1993年；埃塞俄比亚，2005年；韩国，1998年；印尼，2005年；坦桑尼亚，2007年；中国，2005年；菲律宾，2009年；阿根廷，2010年；肯尼亚，2005年；墨西哥，2008年；尼日利亚，2010年；巴西，2009年；安哥拉，2000年。

[2] 参见Luis F. López-Calva和Nora Lustig合编，《拉丁美洲不平等的减少：进步的十年？》（Declining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A Decade of Progress? ）（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0年）。

[3] 属于这一类的唯一拉丁美洲国家是独裁者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他推行市场友好的政策，取得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此外，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的埃塞俄比亚和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的卢旺达，也被视为早期发展国家。

[4] 有关东南亚前现代国家，参见Tony Day，《流质铁：东南亚的国家形成》（Fluid Iron: State Formation in Southeast Asia）（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2年），有关后殖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国家建设，参见Dan Slater，《订购权力：东南亚的抗争性政治与威权主义利维坦》。

第三部分

民主

第27章

民主为什么会扩展？

第三波和民主化理论；对出现民主浪潮的理论解释；民主植根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社会动员作为经济变化与民主之间的桥梁；政党成为民主斗争的关键角色

日本、中国等东亚社会是悠久政府传统的继承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开始工业化时，就已预设了强大的国家。在这之前，它们是高度不平等的农业社会，少数精英对大批无组织农民行使垄断权力。我说过，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开始发生变化；又随着新社会群体动员起来，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当代中国的威权体制将面对重大的挑战。这会导致正式的民主负责制在中国最终出现吗？我们没法预测这种结果，所能做的只是尽量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它们对未来的引申意义。

从1970年到2010年，在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中，世界民主政权的数量从大约四十五个上升到将近一百二十个，约占世界上全部国家的60%。据他介绍，第一波持续时间很长，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19世纪末；第二波持续时间较短，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第三波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民主转型；继之以军事统治在希腊和土耳其的结束；随后是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再移到亚洲，即菲律宾、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最终是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促成民主返回东欧和前苏联的部分继承国。民主专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第三波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倒退。在某些评论家眼中，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暗示第四波的开端，但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受挫使这种说法丧失说服力。[1]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浪潮？为什么发生在某些地区和社会，而不在其他地方？为什么有些建成了相对稳定的民主政体，而其他的出现倒退？为什么只在20世纪，民主变成全球性现象，而不在之前的四万年人类历史中？

民主为什么会扩展的问题有一个曾以不同形式出现的答案。那就是，民主之所以站稳脚跟，是因为民主思想本身的力量。它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导言中得到强有力的阐述。托克维尔指出，支撑现代民主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在过去八百年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这种不可阻挡的势头在他身上引起了一种“宗教恐惧”。他认为，这个进步是天赐的事实。[2]其他学者也一致认为，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将之追溯到历史和文化的特定根源，或是古代雅典，或是基督教。黑格尔和尼采认为，基督教学说强调人类尊严的普遍平等，其世俗版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特别是黑格尔，还在现实世界中找到相关的发展，如法国大革命和要求平等承认的原则的出现。在黑格尔看来，要求平等承认的原则源于人类理性的内在逻辑。在第三波和最近的阿拉伯之春中，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带来他处动荡消息的活跃分子，各种思想迅速跨越国际边界。20世纪90年代初，民主转型的浪潮发生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灵感显然来自不久前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的剧变。

就第2章的发展六方面的框架而言，侧重于思想或文化价值的理论，就会断定类似于图19的因果关系。

图19. 思想和民主

思想确实非常强大，可用来解释政治制度，但这个解释所引起的疑问，与它所解决的疑问一样多。例如，人类平等和民主的理念为何在某些时期而不是在其他时期广为流传？至少从古代雅典起就有了民主理念，但它的制度化还要等到18世纪末。托克维尔并没有解释，人人平等的思想为何变得越来越强大，只称它是天意。民主并没有在世界各地兴起，也没有在世界各地获得同样欢迎。这导致不少人断言，民主不代表普遍趋势，只是西方文明的特定文化，他们包括塞缪尔·亨廷顿、当代中国政府和形形色色的伊斯兰主义者。假如这是真的，这种思想为何产生于西方，而不在其他地方？

另一种学派不把民主当作思想或一套文化价值的表述，而当作社会中深层次结构性力量的副产品。社会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较高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民主政体，相互之间很有关联。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是民主政体，剩下的大多数威权国家则有欠发达。一份知名的研究显示，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可发生于经济发展的任何层次，如果人均收入超过一定门槛，民主政府就更容易坚持下去。这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确有使民主更易发生的东西。[3]

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到底有何关联？难道人们获得一定程度的幸福，就会神奇般调整价值观，改而赞成民主？把发展和民主连接起来的统计相关性，并没有为二者之间的因果机制提供洞见。这些相关性当中存在不少例外。例如，依据这种观点，稳定的民主国家不应是贫困的印度，而应是富裕的新加坡。

图20. 增长和社会动员

我在第2章中提出过一条替代的因果途径，即经济增长可通过社会动员来影响民主制度。这里的关键是劳动分工。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的规模；反过来说，随着市场因贸易增长而不断扩大，先在商业经济，然后在工业经济，新的劳动分工就会出现和加深。这种分工意味着，将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群体。斯密本人从未明确提出这种推论，但合乎逻辑的思维是，这些新群体无法参与旧农业社会的政治制度，就会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从而增加要求民主的压力。换句话说，经济增长造成社会动员，后者又导致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而且愈演愈烈（图20的线条）。

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描述，是19世纪主要社会理论家念念不忘的中心概念之一。首先是卡尔·马克思，他把劳动分工转化成社会阶级的理论，使之成为自己学说中不可或缺的组件。

马克思的洞见

马克思的框架可以概括如下：在旧的封建秩序中，第一个获得动员的新兴社会阶级是资产阶级，他们遭到旧地主的蔑视，但却通过积累资金，采用新技术，使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工业革命动员的第二个新阶级是无产阶级，其剩余劳动力受到资产阶级不公正的挪用；这三个阶级想要不同的政治结果，传统的地主阶级想保留旧的专制秩序；资产阶级想要可保护自己产权的自由（法治）政权，对正式的选举民主倒无所谓（他们对法治的兴趣总是大于民主）；无产阶级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就会要求无产阶级专政，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废除私有财产，实施财富再分配。工人阶级可以支持普选制的选举民主，但这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为了达到控制生产资料的目的。

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重要学者之一是巴林顿·摩尔，本书有关日本（见第23章）的篇幅，已提及他出版于1966年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这本书很复杂，提供一系列历史案例的研究，包括英国、德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试图解释民主为何在某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出现。人家记住他，可能是因为他那句直率的评论：“没有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就没有民主。”他说那句话并不是指，资产阶级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引出民主。例如在德国，工业资产阶级在“铁和黑麦”的著名联姻中，与专制的容克土地贵族结盟，支持俾斯麦的威权主义，后来也在希特勒的崛起中发挥作用。摩尔认为，迅速扩大的资产阶级，如能成功取代地主和农民的旧秩序，民主就能出现。他指出，英国就是如此，乡村的创业资产阶级成功推出商业化农业，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再用其中的收益来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这个残酷的过程削弱了旧土地贵族的力量，同时又催生了现代工人阶级。

摩尔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的形式。而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农民，认定它会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淘汰，如英国的情形。然而，革命在俄国和中国爆发，那里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尽管马克思认为农民阶级注定要消失，列宁和毛泽东的掌权都靠农民的支持。摩尔在考虑这些因素后认为，民主化在他所谓的“压制劳工”的农业中会遇上特别障碍，因为农民被拴在大庄园土地上。结果是专制地主阶级存活下来，反过来又催生了工农革命运动。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中产阶级的民主前景就变得很可怜，我们已在上述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看到这种场景。

巴林顿·摩尔的著作引出质疑其论点的大量新文献，特别是他的断言：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对民主的出现至关重要。[4]这里不想探究学术争辩的细节，但很明显，他的假设需要做出重大修改。例如，资产阶级远远不是统一的群体，既有像蒂森（Thyssens）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s）那样的大工业主，又有被马克思主义者蔑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小店主和城市职业人。这些群体的利益依特定情况而非常不同。在许多情况下，中产阶级的重要群体都不支持民主。[5]工人阶级能被吸收入共产党或农民的反民主的激进运动，但在事实上，许多工人阶级组织仍坚决支持民主选举权和法治。

需要注意的是，自由民主的两个组成部分——自由的法治和群众的政治参与——是可分离的政治目标，最初曾获得不同社会群体的青睐。如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的，发起法国大革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坚定的民主派，也不想让农民和工人即刻获得选举权。《人权宣言》被认为是法律保障，可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和个人自由，限制国家权力，但不一定将选举权赋予法国民众。同样的情况是，在上世纪英国光荣革命中迫使国王接受宪法协议的辉格党，其主要成员是富有的纳税人，包括一部分贵族、士绅和上层中产阶级。只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日益增多的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律师、医生、官员和教师，以及因教育和财产而脱离工人阶级的其他职业人，才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些群体在19世纪构成英国自由党的支持基础。自由派的主要兴趣与其说是民主，倒不如说是法治——对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的法律保障和相关政策，如自由贸易、选贤任能的官僚体系改革、使社会流动性成为可能的公共教育。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和民主的议程开始衔接起来，民主便成了中产阶级的目标。法治和民主负责制毕竟是制约权力的可选的两种方法，在实践中往往又相互支持。禁止国家任意掠夺财产需要政治权力，为获得权力，就要扩展选举权。同样，争取选举权的公民，可向制约政府压制权的法治寻求保护。选举权可被视作另一个受保护的合法权利。自由民主制——体现法治和普选的政治体制——从而变为一套纲领，为大部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所期待。

巴林顿·摩尔不是希望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视自由民主制为理想结局，但意识到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往往使这个理想结局变得不可企及。本着这一精神，摩尔修改过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在理解民主如何传播和为何传播上，仍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他的关键洞见是，在社会中最渴望民主的社会群体就是中产阶级。如果要了解民主的可能性，就要在中产阶级与偏爱其他体制的群体中，作出各自的力量对比。譬如，旧土地寡头倾向于支持专制制度，农民或城市贫民的激进群体专注于经济再分配。现代民主政体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如果不予以重视，就无法正确估量民主转型的前景。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主要的社会参与者，他们的强弱和互动决定民主在特定社会出现的可能性。当欧洲大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走上民主道路时，这些是欧洲的主流群体，如今也存在于许多当代发展中国家。

1．中产阶级，定义来自职业和教育，而不是收入水平，倾向于支持自由民主中的自由。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保护自己权利尤其是财产不受掠夺性政府侵犯的法律规则。被理解为普遍政治参与的民主，他们可能支持，也可能不支持。对可能会影响自己财产和收入的经济再分配，他们更加模棱两可，即便不是表示公开的反对。在19世纪丹麦、希腊、法国、阿根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中，中产阶级群体是主要领导者。在20世纪初芬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全面民主运动中，他们是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6]

2．工人阶级——马克思著名的工业无产阶级——反过来更热衷于自由民主中的民主。这意味着，他们有权参与政治。他们在丹麦、比利时、芬兰、瑞典、荷兰、德国和英国，与中产阶级联合起来，以争取选举权的充分扩展。[7]他们比中产阶级对经济再分配更感兴趣，往往更侧重于再分配，而不是产权的自由保障。由于这个原因，世界上相当多的工人阶级，愿意在19世纪支持非民主的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t）政党（如在南欧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在20世纪支持共产党或法西斯政党。那些政党都允诺再分配，但要以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为代价。

3．大地主，特别是那些利用奴工的（奴隶制、农奴制和其他非市场条件的劳工），是民主的专制反对者，几乎无一例外。巴林顿·摩尔最不朽的见解之一，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打破这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势力，才可让充分民主兴旺起来。[8]

4．农民，他们有复杂不一的政治诉求。农民在许多社会中是非常保守的群体，信奉传统社会的价值，愿意接受作为地主阶级依附者的从属地位。最早的反革命运动之一是1793年法国旺代省（Vendée）的农民起义，反对巴黎的革命政府。正如我们在希腊和意大利看到的，使用依附式方法的保守党能把他们动员起来。在恰当情形下，他们也会变得激进，与工人阶级联手成为革命支持者。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中国和越南革命的步兵。

这四个群体构成重要的社会参与者，他们的互动决定了19世纪的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的过程。在这段时期的初期，几乎世界上所有最先进的国家，都以这些群体中最后两个为主，即地主寡头和农民。工业化的日益增长吸引农民离开乡村，加入工人阶级，使之在20世纪初变成最大的社会群体。随着贸易的扩大，中产阶级人数也开始膨胀，首先在英国和美国，随后在法国和比利时，19世纪末再在德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为20世纪初社会和政治的重大对抗布置好了舞台。

以政党为中心

马克思的分析框架的缺点之一是他以“阶级”为决定性的变量，即使它还算有用。马克思有时讲起来，让人觉得社会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是定义明确的政治参与者，可以作出目的性很强的理性决策。在现实中，社会阶级只是智识上的抽象概念，对分析有用，却不能发起政治行动，除非它体现于具体的组织。新动员起来的社会群体可以多种方式参与政治：参加罢工和示威、利用媒体、今天还可借助脸书和推特等社交渠道。公民也可组织公民团体，或为了特定原因，或表达相互支持。如果要让参与经久不衰，就需要予以制度化。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这意味着成立政党。

雅典娜是从宙斯脑袋中跳出来的，但上述四个群体不同，他们来到世界上时并不是团结的政治参与者，必须在政治上动员起来，以政治党派为代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党尽管不在早期民主理论家的意料之中，却被认为对民主取得成功来说是必需的。像英国托利党、德国保守党和德意志帝国党那样的保守政党，刚开始只是精英的政治派别，到后来才被迫把自己组织为大众政党，参加竞选。代表中产阶级的是各式自由党，如英国的自由党和德国的进步党、左翼自由党和国民自由党。动员工人阶级的是社会主义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到了20世纪初，又改成几乎在所有工业化社会边缘涌现出来的共产党。农民是组织最差的社会群体，到19世纪末，很大程度上消失于英国、美国、丹麦和瑞典，要么成为独立农户，要么干脆离乡背井。在希腊和意大利，保守党实际上代表农民，更以庇护政治来控制农民。在保加利亚，农民成功组成自己的政党。

对民主化只作基于阶级的简单分析会有问题：有些跨领域的议题，使各阶级的人士联合起来，由此打乱政党的阶级轮廓。在那些议题中，最重要的是种族、宗教和外交的政策。19世纪晚期的德国国会，有代表波兰和丹麦两个少数民族的政党，还有代表天主教利益的中央党；中央党本身又分成左右两翼。像帝国政策和海军建设那样的议题，本来是德国保守派的事业，却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在英国，爱尔兰自治和大英帝国的议题引起尖锐的分歧，在决定大选结果上，其重要性往往不亚于阶级利益。在当代中东，伊斯兰政党通常在社会底层和乡村地区享有社会基础，但它们的公开信息基于宗教，而不是阶级。

政党可以尝试代表特定的阶级，经常又是自主的政治参与者。它可以把自己的议事日程，从经济转到认同政治、宗教和外交政策，从而动员不同阶级的选民来争得权力。实际上，它们无须代表支持自己的社会阶级的真正利益。一个极端的案例是，某些国家的共产党最终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农压迫者。在美国，共和党在传统上是商业利益的堡垒，却获得工人阶级选民的大力支持，所依据的理由是文化的而不是经济的。

像政府官僚体系一样，政党不是社会阶级掌控的机器人手臂。相反，它们在代表自己选民时，可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职业政治家创建政党，让追随者围绕具体的思想组织起来，再筹办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机器。成功的共产党需要像列宁那样的组织天才，方能掌权。保守政党通常对传统、宗教、君主和稳定的议题充满激情，由于潜在的社会基础日益衰退，又被迫争夺大众选民。有些改变自己议程，以吸引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选民，如英国保守党。其他通过庞大的依附式网络，不但幸存下来，而且欣欣向荣，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无法适应新选举政治的保守政党，也会诉诸非民主手段，以保住自己权力，如1930年的阿根廷政变（见第18章）。依附式的党组织经常与人治的政治风格携手并进，其中支持者团结起来支持的，是胡安和伊娃·庇隆等魅力型领袖，而不是连贯一致的纲领。所以，组织能力不是简单估量社会阶级的力量就可轻易预测的，还得依靠历史的偶然因素，如领导能力、个性和思想。

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民主

民主为何扩展，为何会在未来扩展得更远？民主制度由多种原因驱动，最重要之一是经济变化。如图21所示的，经济增长与民主在好几个阶段中相互关联。经济增长借助劳动分工的扩张催生社会动员，反过来，社会动员又催生对法治和更多民主的需求。支配旧农业秩序的精英，经常试图阻止新群体进入政治体系。只有等到新动员起来的群体，被成功引入体系以参与政治，稳定的民主体制才会出现。反过来，如果这些群体找不到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就会产生不稳定和混乱。

图21. 经济增长和民主

在这方面，思想还是非常重要的，但与发展的其他方面的变化有关。例如，人类尊严普遍平等的观念问世数个世纪，但在静态的农业社会永远不会有太大效果，因为社会流动性太低。农民周期性地奋起反抗，向政治现状提出挑战，或由于自己的权利受到离谱的侵犯，或出于纯粹的饥饿和绝望。这类反抗的个别领袖可能渴望加入寡头政治，但从未想到要取消现存的阶级体系，也就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从17世纪到18世纪，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在欧洲部分地区重整社会体系，社会平等的理念方才产生广泛的震撼力。现代资本主义既需要社会流动性，又促成社会流动性。作为结果，越来越多的人要求通道和机会的均等。一边是社会动员，另一边是民主和法治，两者之间有多重的因果关系。思想既是重要的，又有自己的自主性——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不能被理解为自己社会阶级的单纯发言人——社会背景和深刻的经济变化，又塑造人们接受思想的能力。

民主在欧洲分阶段逐步出现，历时超过一百五十年，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旧寡头和农民之间交叉斗争的结果。所有这些参与者又被经济和社会中的根本变化所塑造。马克思—摩尔的框架，经过几点修正，基本上还是合理的，我将在下一章详细阐述这个故事。

[1] 拉里·戴蒙德，《民主精神：在世界各地建设自由社会的斗争》。

[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序言；福山，《平等的进军》（The March of Equality），载《民主杂志》第11卷，第1期（2000年）：11—17页。

[3] 有关这种相关性，参见西摩·李普塞特，《民主的社会前提：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53卷（1959年）：69—105页；拉里·戴蒙德，《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再思考》（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载《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第15卷，第4—5期（1992年）：450—499页；Adam Przeworski等，《民主与发展：世界的政治制度和物质福利，1950—1990》（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Material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另参见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他们也把发展和民主连接起来，只是有恰恰相反的因果关系。

[4] 有关整个文献的概述，参见James Mahoney，《比较历史研究的知识积累：民主和威权主义的案例》（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Case of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载James Mahoney和Dietrich Rueschemeyer合编，《社会科学的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Dietrich Rueschemeyer和合著者Stephens夫妇，审阅摩尔和其他拉丁美洲的案例，认为民主的主要支持者是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另外，在是否与反动地主结盟以支持威权政府上，中产阶级持模棱两可的立场。参见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和John D. Stephens，《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大学）；Guillermo A. O’Donnell，《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73年）。Ruth Collier后来的研究认为，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在许多19世纪转型中都不是民主的主要动力，但在第三波转型中的作用，确实大过普遍承认的。她分析欧洲案例，在某些方面，恢复了摩尔有关中产阶级与民主相关联的有效性。Ruth Berins Collier，《通向民主的道路：西欧和南美的工人阶级和精英》（Paths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Guillermo A. O’Donnell（《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的研究》的作者），主要研究拉丁美洲。他提出官僚威权主义的理论，认为全球体系边缘国家的资产阶级，倾向于支持威权政府，以应对深度工业化造成的难题。

[6] Collier，《通向民主的道路》，35页。

[7] Collier，《通向民主的道路》，80页。

[8] 有关普鲁士大地主在阻止选举权扩展上的作用，参见Daniel Ziblatt，《土地所有制不平等阻止民主化吗？测试“面包和民主”的论点和普鲁士案例》（Does Landholding Inequality Block Democratization? A Test of the ‘Bread and Democracy’ Thesis and the Case of Prussia），载《世界政治》第60卷（2008年）：610—641页。

第28章

通向民主的漫长之路

随着社会的演变，欧洲在19世纪取得民主进步；民主在胜利之前遇到的各式反对；保守政党往往决定民主进步的性质

我在第1卷讲述了负责制政府在英国和美国的崛起。现在回过头来看，负责制的前身只是偶然存活下来的封建制度，即中世纪庄园会议（medieval estate），又叫议会。在中世纪，征税权力归于代表社会中寡头地主的庄园会议。法国、西班牙、瑞典、普鲁士和俄国的君主，从16世纪晚期起，成功打破庄园会议的势力，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相比之下，波兰和匈牙利的庄园会议战胜君主，建立软弱的分权政治体系，结果很快败于外国军事征服者之手。只有在英国，议会和君主势均力敌；议会在17世纪成功抵抗国王，导致1688—1689年的宪政妥协，即光荣革命。

负责制政府不单单意味着，反对派群体压过政府并迫使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在人类历史上，在野群体一直与当朝群体争斗，一旦获胜就取而代之，摇身一变，成为压迫他人的新当朝群体。相比之下，负责制政府意味着，向广大公众负责的原则和反对派的合法性都获得正式承认。这就是思想发挥关键作用的案例。洛克解释，各国政府的权威不在神权，而在保护本国公民个人权利的能力。政府也可能是个人权利的主要侵犯者。洛克进一步指出：“如果人民没有自愿同意，政府便无权要求人民的服从。”我们今天所谓的合法性，源自人民可以“选择自己政府和统治者”的能力。“无代表不纳税”和“被统治者的同意”，是光荣革命和不到一世纪之后的美国革命的号召性原则。从“英国人权利”（传统的封建权利）到“天赋人权”（人类的普世权利）的转变表明，这些新革命永远不再会是一个精英群体取代另一个的改朝换代。

光荣革命确立议会负责制的原则，但18世纪初的英国离真正民主还很远。议会成员由英国一小部分富人选出，到了1830年，有资格投票的人仍不超过总人口的3%。相对于负责制，民主来得更晚，在1689年妥协之后的数个世纪内渐渐发生。

法治和民主负责制可被视作制约政府的两种可选手段。这并不奇怪，它们在历史上一直密切关联，得到共同的倡导。在英国内战中，议会对国王最大的不满之一就是他践踏普通法。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在权威可疑的法律机构起诉对手，如国王的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议会的要求是，国王在税收问题上向议会负责，还得依法行事。只有遵守法治才能保证，成功取代当朝群体的在野群体，不会使用新到手的权力来向对手施以报复。

自由民主制中制约国家的两个组成部分——自由的法治和民主负责制——往往相互关联，但在概念上却是分开的。上一章指出，它们往往得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倡导。这意味着，自由民主制来到时很少是一个整体，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引进的，这使民主何时开始难以确定。例如，美国何时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与民主相比，它的法治来得更早。普通法引入殖民地，远远早于美国大革命和制宪会议，但要取得法律保护的平等，还得等上好几个世纪。大多数美国人认为，18世纪后期宪法通过后就有民主了。但在1787年，选举权仍有严重限制，之后才逐步开放给无产白人、非裔美国人和妇女，直到1920年第十九条修正案的批准才彻底放开。实际上，对南部黑人投票的各种设限意味着，充分选举权还要等到1965年《选举权法》的通过。

表6. 所选国家的选举权扩展

来源：Eisenstadt和Stein Rokkan合编，《建设国家和民族》；查尔斯·蒂利，《民主》[1]

我们如果将自由民主的不同标准用于19世纪，就会看到欧洲和其他国家的第一波民主化历时相当漫长。表6列出不同国家抵达选举权各个里程碑的日期，还有为实现普选所花费的时间，以及各国的差异。除了限制选举权，19世纪欧洲的威权政府还有其他遏制民主的措施。例如，普鲁士在1849年开放普遍的男性普选，但仍采用三级投票制和开放式投票，直到1918年。像英国、意大利和丹麦等国家，另有非民选的上议院，可否决立法，或以其他方式予以修改。许多国家对政治组织施加限制，特别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旗帜下的新工人阶级群体。民主在这个时期不是单向的，像法国那样的国家先授权给公民，随着专制政权的回归又予以取消，周而复始。

选举权

欧洲通向民主的道路是分阶段的，中间有持久的停滞，或主动的倒退。为何要走这条迂回路线，最简单的理由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欧洲社会还没为民主做好准备。

如序言指出的，法国大革命把《拿破仑法典》带到欧洲大部分地区，在法国确立现代行政国家，但没有引进民主。拿破仑的战败迎来长时间的专制复辟，受到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组成的神圣同盟的庇护。保守的君主制政权试图让时光倒流到1789年之前，欧洲从西到东都是专制主义，相互之间只有程度的深浅。共和政府只存在于少数瑞士州邦（canton）和德国城邦；法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和其他德国城邦（当然还有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正式权力受制于法律；奥匈帝国、普鲁士、意大利和俄国的君主，所持的权力面对的约束很少，大多数通过熟稔民法的官僚来实施统治。[2]

走向民主的第二个高潮发生于1848年革命，但激起的希望很快破灭。借用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1848年革命在欧洲近代史上，看起来像是一场兼有最远大的希望、最辽阔的地域、最快获得胜利却也旋即彻底失败的革命。”[3] 与“阿拉伯之春”相比，这场“人民之春”影响欧洲核心几乎每一个国家。它始于法国七月王朝的垮台和第二共和国在1848年2月的成立，然后在下一个月蔓延到巴伐利亚、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不受冲击的国家都位于欧洲大陆的边缘，包括瑞典、英国、希腊、西班牙和俄国。革命很快遭到镇压，始于哈布斯堡王朝5月的复苏，年底前覆盖整个欧洲大陆。革命思想的迅速传播表明，民主觉醒的“传染效应”不只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副产品，同样也可发生于报纸时代。[4]

这些革命的爆发和最终失败，反映了欧洲社会变化的不彻底。19世纪初，大部分仍是农业社会，主要参与者只是地主和农民；仅在英国和荷兰，才有相当规模或政治影响的中产阶级。到19世纪中叶，小型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几乎在每一个角落涌现；随着教育和扫盲的推广，报纸和公众讨论也变得愈加普遍。19世纪40年代，可在整个欧洲大陆看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公民社会”；它们是自愿性的私人团体，经常趁宴会或公共节日的时机组织起来，让志同道合的人们相聚、交换意见、发表批评政府的意见（英国这样的组织出现得更早）。但在大多数地方，政党仍是非法的。在更为专制的地方，活动人士组织秘密社团，如青年意大利党的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发动1848年革命的正是这些中产阶级群体，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5]

此时的社会转型非常不完全，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欧洲社会，中产阶级仍只是人口的少数。它本身又是分裂的，有的想要健全的法律，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和产权；其余的有志于更广泛的民主参与。欧洲人口的大多数仍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尚未组织起来的早期工人阶级。欧洲的情形堪比今天新兴的市场国家，如泰国和中国。1848年的保守派得以遏制革命的浪潮，一是通过民族主义的诉求来分裂中产阶级的队伍，二是充分利用中产阶级对混乱的恐惧。

保守秩序在1848年复辟之后的数十年，证明是经济和社会变革最大的时期，无论就欧洲历史还是美国历史来说。较先进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开始时主要还是农业社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都已变成都市—工业社会。这导致社会阶级发生巨大变化，为大众民主政治打下了基础。

所以，霍布斯鲍姆关于1848年革命彻底失败的判断过于苛刻。革命的爆发及其可能卷土重来的恐惧，一直存留在19世纪下半叶所有威权领袖的脑后，并为之后两代人的政治变革预设了议程。例如，普鲁士在1847年至1867年间引进普选，尽管还需要公开投票和分层选举。1871年之后新统一的德国通过正式宪法，第一次让民选国会发挥作用。社会民主党因政党的合法化而有机会扩大组织，尽管有极端保守的俾斯麦首相的压制，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成为国会中的最大群体。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实施欧洲第一个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体系，旨在抢走新工人阶级政党的势头。

法国也是如此。路易·拿破仑1851年通过政变上台，随后宣布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但仍觉得需要举行公民投票，以赢得合法性（他曾被选为1848年革命之后的共和国总统）。法国人习惯于投票的理念，即使在高度监管的条件下。第二帝国比较自由，不同政治观点可得到公开表述。它治理下的经济扩张，为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之后真正民主的第三共和国铺平道路。迈向更自由的民主社会的许多努力，因此是保守派领袖作出的，他们经历过1848年，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已动员起来的社会，截然不同于19世纪早期。

在19世纪中叶支持宪政的中产阶级，结果在民主上却是出尔反尔，因为他们的民主冲动在许多国家都被民族主义所劫持。法兰克福和柏林议会中的德国自由派，往往更热衷于建立统一的德国，而不想在现存德国城邦中争取民主化。作为精英，他们愿意“代表”民族，实际上却不愿让自己同胞享有选举权。他们中许多人，最终都支持俾斯麦和他的专制帝国，因为他证明是能统一德国的不二人选。当国家提供关税保护时，他们作为德国资本主义的领头人和受益者，毫不犹豫地放弃经济自由主义。同样，奥匈帝国各地方的自由派，对自己作为民族精英的特权更感兴趣，而不是选举权的扩展。在英国，对爱尔兰自治的反对，以及对帝国政策的支持，让保守派在19世纪晚期，赢得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共同支持。在欧洲，这不会是民族主义战胜阶级利益的最后一次。

反民主的论点

对民主扩展的抵制，既关乎思想领域，又关乎欧洲现存精英的物质利益。在19世纪，不少认真的知识分子愿意列出周到的论点来反对普选或一人一票的原则。其中几点至今仍然突出，很值得商讨，即使已经很少获得公开的阐述。

对民主最为持久的批评家之一是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的《论自由》（On Liberty）自1859年出版以来，一直是自由派的重要文件。他的《论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发表于英国第二次改革法案之前的1861年，罗列反对普遍平等选举权的论点。他以辉格党的经典论点开始：“决定税收的议会，不管普通税还是地方税，其成员只能由付税人本身选出。”[6]唯有纳税人才能投票的想法，恰好是“无代表不纳税”原则的另一面，即英国和美国革命的口号。所以穆勒认为，最好实施直接税而不是间接税，因为这会提醒公民时刻警惕政府的乱花钱。这个论点还意味着，“接收教区救济的，应该被强制取消选举权资格”。换句话说，接受福利补助的人不应有选举权，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在占纳税人的便宜。

穆勒第二个反对平等选举权的论点，与选民的资格和责任有关。他并没有质疑普选的原则，因为“拥有和行使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是对大众心灵进行道德和智识训练的主要手段之一”。但他对一人一票的原则表示异议。在当代耳朵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的说法中，他指出，“如果有人断言，在社会承认的每一种权利面前，人人都应该平等，那我的回答是，请等到人人作为人类的价值也变得平等时”。[7]由此引申出的论点是，不同阶级的人依据各自的教育水平应有不同数量的选票：非熟练工人一票、工头三票、律师、医生和牧师五到六票。他指出，刚刚把路易·拿破仑选作法国总统的数百万“农民，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对公众人士的了解，甚至光是名字，也只局限于口头传说”。[8]在美国内战后的数十年中， 随着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的蔓延，美国南部的白人会使用非常相似的论点，来限制或剥夺非裔美国人的选举权。

其他思想家提出，只有精英才能成为公共利益的客观监护人，因此应该获得信任，以代表那些无选举权的人。例如，埃德蒙·伯克早在18世纪就认为，来自衰败选区（rotten borough，拥有极少选民，容易受人操控）或其他不平等选区的下议院成员，并没有比代表性不足的选区享受更好的道路、监狱或警察，因为特权阶级比他人更能“回避地方利益、情感、偏见和朋党”，从而具有“更顾全大局的见解”。[9]工人阶级本身没有资格实施统治：“理发匠或肥皂工人的职业，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光荣的……如果他们……被容许执政，国家就会承受压迫。”[10]

这个见解被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吸收进他的经典作品《英国宪法》，发表于第二次改革法案即将推出的1866年。他在书中宣称：“就我们议会在这个方面的代议性质而言，我不认为将工人阶级排斥在有效代表范围之外是一种缺陷。工人阶级对我们协调的公众舆论的形成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因而，即便其在议会中缺乏影响力，也不会损害议会与舆论之间的协调关系。无论在代议制度还是在被代议的事情中，他们都被排除在外。”[11]白芝浩所谓的政府“庄严”部门——君主制和上议院——事实上获得了相当多的公众支持，足以在没有工人阶级和穷人积极参与的政府中，成为合法性的依据。[12]

许多保守的意大利思想家也提出过反对民主的不同论点。他们主张，开放选举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真正民主是无法实现的。最早阐述这一观点的是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他指出，不同类型的政权——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在实际生活中没什么差别，因为归根结底都掌控在精英之手。“政治阶级”会在各式制度下维护自己的权力，在民主制度下也会做同样的事。即使“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毫无疑问也是官员管理的”。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即帕累托最优定律的发明者，经济学学生应该很熟悉）也认为，不管政权类型为何，继续行使支配权的仍是精英。他根据自己对收入分配的统计研究，定出一条帕累托定律：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20%的人口总是拥有80%的财富。这就好比是自然规律，因此，以政治措施来加以补救的努力，如扩展选举权或再分配收入，都是毫无意义的。[13]

这些保守的意大利思想家提出马克思论点的一个变种，即正式民主的出现和选举权的扩展不会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只会以不同形式保持精英的支配地位。莫斯卡和帕累托认为，不同的制度并不会改变这种状况，所以赞成维持现状。马克思当然认为，解决办法是无产阶级革命。他的追随者在20世纪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共产党革命后，继续尝试设计一种真正平等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意大利思想家被证明是正确的：共产主义没有消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也没有终止精英的压迫，只改变了掌权者的身份。

让共产主义来解决马克思、莫斯卡和帕累托发现的问题——尽管出现正式民主，精英继续占据支配地位——以失败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先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像定期选举和新闻自由那样的民主程序，并不能保证人民获得充分的代表性。（我会在第31章和第四部分回到这个问题。）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能负责地行使选举权的论点，在公共教育的普及面前不攻自破。大多数欧洲社会在19世纪末开始实施面向大众的公共教育。基于生物学的反民主的新论点，却并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出版后，兴起了一种“科学”种族主义学说，它所解释和辩护的，不但是对非欧洲人的殖民征服，而且是不让黑人、移民和少数族裔获得平等权利。妇女被认为不够理性，也没有选举权；更由于生物学的原因，注定不适合从事男性的职业。[14]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19世纪的反民主论点，都接受许多支撑民主的现代概念。他们承认，政府应对公民负责，具有良好政治判断的公民都应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与现代规范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对各类人士——穷人或无产者、没受过教育者、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女性——能否负责地行使政治权力的评估。这意味着，他们在实证事实面前也会不攻自破。当社会没有因选举权扩展到工人或妇女而分崩离析，当穷人和黑人能接受教育并在社会中攀升上来，坚持政治排斥的论点就会变得异常困难。

很少有当代政客敢于公开赞成对选举权的限制，或以教育或收入为条件来裁定选民的资格，尤其是在选举权限制等同于种族等级的美国等社会。

但在当代的政治话语中，仍可听见几乎所有这些19世纪保守论点的回声。例如，可以经常看到，精英对民主选民选择“民粹主义”政策发出抱怨。在精英看来，民主选民并非总能选择对，可能会选择短期需求，而不求长期的可持续性；他们的投票往往以候选人个性而非政策为依据；他们的投票有时出于依附式原因；他们可能追求会扼杀奖励和增长的收入再分配。但到最后，在是否要对选举权实施系统性限制上，这些担心都不是令人信服的理由。犹如19世纪的精英，今天精英往往也得心应手，把自己狭隘利益打扮成普遍真理。

民主国家的选民并不总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短期内。目前尚不清楚，解决当代治理问题，是否在于不断提高大众的参与程度。如政治学家布鲁斯·凯恩（Bruce Cain）指出的，大部分选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或专业知识，来仔细研究复杂的公共政策。尽管为了鼓励更高层次的民主参与，通过如公民投票一般的机制，把更多议题放在选民的面前，但结果却往往不是民意的准确表述，而是组织最好资源最多的团体对公共空间的支配。[15]创建择优的官僚体系，最终对公众负责，又不受制于民主政治的变幻莫测，是当初反对民主扩展的论点之一，只是现在已被遗忘。

掌权的保守派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的经济学家，把争取民主的斗争简化为富人和穷人的斗争，穷人组织起来，目的就是要把富人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给自己。如果威胁足够严重，富人在政治权利和直接再分配上做出让步，民主就会出现。[16]中产阶级可与任何一方联盟，但更多的是接受富人的买通，最多只支持有限的民主。任何有关正义或合法性的论点，仅仅是掩盖赤裸经济私利的“上层建筑”。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叙事中，富人从不让步到足以实现真正的民主，穷人只有以暴力夺取政权，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统计显示，大多数选举权的扩展，实际上是对大众动员的回应。所以，民主是争来的，而不是赠予的。[17]

保守的社会群体可以不同方式解释自身利益，其中有些比较有利于非暴力的民主转型。相对于德国和阿根廷（不要说俄国和中国），英国的自由民主制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和平的巩固，原因与英国保守党的战术行为有关。它在19世纪初依然是旧土地精英的政党，相当于代表普鲁士容克阶级或阿根廷大庄园主的有关政党。但它没有试图通过暴力或威权统治抵制社会和政治的广泛动员，反而重新诠释自己的私利，既允许选举权的扩展，又得以保住自己的政治权力。

英国是以缓慢步伐扩展民主直至充分实现的欧洲国家之一。它的选举权扩展历时三个重大的改革法案，分别在1832、1867和1884年。如表6指出的，男性普选的实现要到1918年，妇女拥有选举权要到1929年。[18]1832年的改革法案确实可被看作一种对策，因为保守派担忧，作为经济变化的结果，会有来自底层的威胁和鼓动。但是让英国真正民主化的1867年法案和1884年法案，来自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和自由党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的努力。他们并未面临迫在眉睫的革命威胁，而是在相当不同的政治考量下作出改革。

几乎所有的现代评论家都认为，1867年的《“大”改革法案》并不是基层驱动的。精英感到“在工人阶级成员的脑海中发生了悄悄的变化，犹如地壳运动”。人们还普遍预期，1832年改革之后，还会有后续的政治举措。带来这个转变的不是以格拉德斯通为首的自由派，而是他的竞争对手保守党迪斯累利。他推出激进的改革法案，导致选举权的即刻倍增。[19]

迪斯累利的动机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许多保守党同事指责他是自己阶级利益的叛徒，或充其量是在炽热斗争中丧失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认为，迪斯累利的行动源自不同的原则考量，即托利党是代表天然秩序的全国政党，其中的贵族和工人阶级已变成盟友。保守党的信条也有走向民主的动力，因为“它相信，底层阶级不仅在气质上是天然保守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保守的”。[20]换句话说，伯克在上个世纪表述的观点，即保守寡头可以“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不只是掩盖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烟幕弹，而是伯克自己的阶级真正相信的。

相信它的不只是富有的保守党。在1884年第二次选举权扩展之后，保守党在几乎一代人时间内，继续支配英国的政治选举。迪斯累利是正确的，很多工人阶级和乡村的贫穷选民，不顾自己的阶级利益，在随后的选举中都把选票投给保守党。（这种现象对21世纪初的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许多工人阶级的选民倾向于共和党候选人，尽管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有损于自己的收入，如自由贸易和反工会组织的政策。）保守党代表一组对工人阶级选民具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包括教会、传统、君主和民族认同，再后来还能将议程转向其他议题，如外交政策。这让保守党修改自己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大地主的政党，而是新兴都市中产阶级的政党。这些中产阶级选民在有些议题上（如产权保护）与旧寡头站在一起，在其他议题上接受扩展选举权的观点。这些趋势再加上对组织活动的强烈偏爱，使保守党一胜再胜。[21]

英国民主化的模式是精英政党推动的，不是基层从下鼓动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学家露丝·科利尔（Ruth Collier）指出，这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可被称作“支持选民的动员”，驱使瑞士、智利、挪威、意大利、乌拉圭以及英国的“当朝群体”，向“在野群体”提供选举权。这些案例显示了一条制度安排可以自我加强的路径：一旦选举政治的原则在有限选举权的体系中获得确立，现任者可试图通过寻找新的选民、转向新的议题、跨越阶级界限，来继续执政。[22]

当然，有些精英群体选择不遵守民主规则，转向军队或其他不民主方式，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发生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意大利和德国、1930年的阿根廷、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选择哪一条途径取决于好多因素：保守派是否相信，一旦民主开放，仍可保住控制权；保守派内部团结如何；民主力量的团结及其构成的威胁如何；其他国家精英的应对方法。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往往比旧土地寡头更愿接受变化，不仅因为资金可以迅速转移，而且因为他们更都市化，更有文化，更容易与其他文化和有着进步思想的国际精英打成一片。理念和规范也在塑造物质利益：跟普鲁士的容克阶级相比，英国土地贵族更愿意让自己女儿嫁给新兴的富裕平民，也更愿意接受辉格党的观念，即教育和识字的普及会使工人阶级的选举权变得安全。[23]

遗憾的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民主化故事没能以渐进和平的选举权扩展告终。对整个欧洲来说，随着欧洲大陆卷入两次世界大战，民族问题超越阶级问题而占据优先地位。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工人阶级，在1914年8月决定支持各自政府，从而破坏了第二国际的团结。在包括英国的许多国家中，成年男性普选权还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的结束。工人阶级在战壕中的牺牲，使得在道德上再也无法拒绝他们的选举权。德国和奥地利在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德国皇帝的退位、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旧专制秩序的政治结构遭到拆除，但政治右翼在中欧和东欧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消失。旧土地寡头继续通过文职体系和军队在幕后行使影响力。中产阶级的储蓄和安全，在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中遭到彻底的摧毁，愿意接受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新法西斯政党的招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榜样，工人阶级也变得愈益激进，被吸收进无意于自由民主的共产党。随后的两极化，掏空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政治中间派，促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崛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道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到20世纪下半叶才传遍整个西欧，扩展到东欧还要等到共产主义在1989年至1991年的倒塌。欧洲的民主之路，真可谓漫长。

[1] S. N. Eisenstadt和Stein Rokkan合编，《建设国家和民族》（Building States and Nations）（加利福尼亚州比佛利山庄：Sage出版社，1973年），84—85页；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民主》（Democrac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97—98页。

[2] Jonathan Sperber，《欧洲革命，1848—1851》第2版（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1848-1851, 2nd ed.）（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56—58页。

[3] 霍布斯鲍姆，《资本的时代，1848—1875》，15页。

[4] 参见Kurt Weyland，《革命的扩散：“1848年”在欧洲和拉丁美洲》（The Diffusion of Revolution: ‘1848’ i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载《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第63卷，第3期（2009年）：391—423页。

[5] 有关欧洲19世纪初发展水平，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时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纽约：Vintage图书公司，1996年），11—18页；Sperber，《欧洲革命，1848—1851》，59—62页。

[6]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政治和社会论文》第19卷（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9）（纽约州布法罗：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7年），471页。

[7]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政治和社会论文》第19卷（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9）（纽约州布法罗：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7年），322—323页。

[8]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政治和社会论文》第19卷（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9）（纽约州布法罗：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7年），327页。

[9]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帝国的自由和改革：演讲和信件》（On Empire, Liberty, and Reform: Speeches and Letter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年），277页。

[10] 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引自阿尔伯特·赫希曼，《反动的修辞：变态、无用和危害》（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马萨诸塞州剑桥：贝尔纳普出版社，1991年），20页。

[11] 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186页。

[12] 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4—5页，32页。

[13] 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39年）；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社会学论文》（Sociological Writings）（纽约：Praeger出版社，1966年）。对莫斯卡和帕累托的讨论，参见赫希曼，《反动的修辞》，50—57页。

[14] 有关科学种族主义，参见Stephen Jay Gould，《人类的错误标尺》（The Mismeasure of Man）（纽约：诺顿出版社，1981年）。

[15] Bruce E. Cain，《规范政治？民主的势在必行和美国政治改革》（Regulating Politics? The Democratic Imperativ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Reform）（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

[16] 有关这个马克思主义故事的现代理性选择，参见Caries Boix，《民主和再分配》（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及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在穷人要求民主和富人接受民主上，不平等程度是关键因素；但在不平等如何引发民主变革上持不同意见。有关当代文献的概述，参见Daniel Zibiatt，《欧洲怎样民主化？》（How Did Europe Democratize?），载《世界政治》第58卷（2006年）：311—338页。

[17] Adam Przeworski，《争取抑或授予？选举权扩展的历史》（Conquered or Granted? A History of Suffrage Extensions），载《英国政治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39卷，第2期（2009年）：291—321页。

[18] 被1832年改革消除的许多衰败选区，尽管没有居民，仍送回保守派国会议员。1867年改革将选举权扩展至大多数城市男性户主，约占城市总人口的40%。1884年改革法案将同样的投票权扩展至农村地区，让参与选举者上升至男性人口的60%左右。1918年和1929年的进一步改革，最终将选举权给所有成年男性和女性。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大众政治才有可能出现，允许英国工党崛起，取代自由党作为保守党对手。所有这些改革法案都引起激励公众争议，对民主的利弊进行积极讨论。有关这些改革的一般介绍，参见Asa Briggs，《改进的时代，1783—1867》（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纽约：Longman出版社，1959年），第5和10章。

[19] 格拉德斯通在1866年推出自己的有限改革法案，让年收入7英镑的家庭享有选举权（当时英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42英镑）。他像约翰·穆勒一样，急于“排除那些无法以智慧和诚信行使选举权的人”。他的法案遭到自己党内被称为Adullamites的一派和保守党的联手击败。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有关贝恩斯先生议案的讲话》（Speech on the Bill of Mr. Baines），载Sarah Richardson编，《选举权的历史，1760—1867》全六卷（History of Suffrage, 1760-1867, 6 vols.）（佛蒙特州布鲁克菲尔德：Pickering 和Chatto出版社，2000年），第5卷: 107页；Briggs，《改进的时代，1783—1867》，494页。

[20] Gertrude Himmelfarb，《维多利亚式心灵》（Victorian Minds）（纽约：Knopf出版社，1968年），357页。

[21] James Cornford，《19世纪末期的保守主义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ervatis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研究》（Victorian Studies）第7卷（1963年）：41—66页。

[22] Collier，《通向民主的道路：西欧和南美的工人阶级和精英》，54—76页。

[23] 例如，参见《爱德华·贝恩斯的讲话》（Speech of Edward Baines），载Richardson编的《选举权的历史，1760—1867》，第5卷：95页；以及Martin J. Wiener，《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退，1950—1980》第2版（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2nd e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

第29章

从1848年到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的起源；当代中东和19世纪欧洲的异同；宗教和民族主义作为通向政治动员的替代途径

2011年1月，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突尼斯街头小贩自焚，随即引发阿拉伯之春。它推翻了本·阿里的独裁统治，引发一系列起义，蔓延至埃及、也门、利比亚、巴林和叙利亚，威胁当地每一个政权的稳定。据媒体报道，布瓦吉吉的蔬菜车摊几次被警方没收，他去抗议时又遭警方的掌掴和侮辱。他由于基本尊严不被承认，给自己浇上汽油，引火自焚，两周后死于烧伤。他的故事在阿拉伯世界播出后引起共鸣和愤怒，最终成为一场重大政治革命的导火索。

部分评论家相信，伊斯兰国家或阿拉伯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遇上世界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特殊阻力。这个地区基本上不受第三波民主化的影响，它对自由民主的抵制被认为多多少少与伊斯兰或阿拉伯文化有关。阿拉伯人是个例外、只会被动接受独裁，这样的简单论点因2011年1月初的事件而宣告寿终正寝。[1]

但隔开一段时间看，阿拉伯社会将无法维持自由民主的预言，可能证明是正确的。阿拉伯之春已经过去四年，自由民主的政府不可能在当事国家中出现，唯一例外可能是它的发源地突尼斯。在埃及，以前遭到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当选，主持新议会和总统职位才一年，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就在2013年夏天被军方赶下台。埃及国家随后发动血腥的镇压，不仅对伊斯兰群体，而且对自由派的批评者。解放广场上的起义不是取而代之的革命，只是迫使军队领导的国家进入战术性撤退。在反卡扎菲的军事斗争之后，利比亚仍陷于混乱，中央政府无法让许多民兵放下武器。叙利亚反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和平抗议被无情粉碎，就此陷入长期内战，一方是激进的伊斯兰武装力量，另一方是复兴党的独裁统治。在巴林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传统的君主继续掌权。在整个地区，暴力和不稳定给公然反民主的圣战组织带来机会。

这些不利结果导致许多西方评论家谴责整个阿拉伯之春。有些只从简单的国家利益出发：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原先已与阿拉伯世界旧独裁政权发展互利关系，现在却要面临不稳定和不确定。也有人提出更明确的论点，认为阿拉伯之春并不代表民主浪潮，只是政治伊斯兰的抬头，最好只能引出狭隘的民主，最坏可能造成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持久混乱。[2]

阿拉伯之春的长期后果当然不可预测。那些批评混乱结局的评论员，那些认为从长远看也不能导致良好民主成果的评论员，往往把欧洲民主化过程的漫长、混乱和暴力忘得一干二净。运作良好的稳定自由民主制，包括多个不同制度的互动：不仅是总统或立法院的选举，而且是精心组织起来的政党、独立的法院体系、有效的国家官僚体系和警惕的自由媒体。此外，还有文化上的必要条件：政客和选民对待对手不能有赢家通吃的态度，必须尊重规则而不是个人，必须有认同和建国的集体意识。

打倒像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那样的独裁者，仅仅是铲除了专制权力的一个来源。让其他制度到位，可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的事。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美国策划人预期，民主会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之后自发出现，结果却沮丧地发现，不得不帮忙维持一个缺乏制度、混乱和暴力的社会。

早期的民主转型，可给阿拉伯之春的未来提供怎样的经验教训呢？像东欧和拉丁美洲那样的地区，与中东有许多明显的差异，首先就是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事实上，为阿拉伯政治变化提供更好先例的，与其说是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转型，倒不如说是19世纪的欧洲。在20世纪晚期的拉丁美洲和东欧，我们遇上的国家都曾有民主经验，有的还持续几十年，中断只是由于军事政变（拉丁美洲）和外国占领（东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化只是恢复在民族经验中已有根底的旧政治秩序。尤其是拉丁美洲，已有成熟的民主党派，一旦开放，马上获得新生。对东欧来说，西欧国家和欧盟是成功民主制度的榜样，就在近邻，具备强大的说服力，又可为民主化提供大量的援助和激励。

相比之下，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和19世纪的欧洲都没有民主的现成经验。今天提供政治模式和具体援助的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基地，在阿拉伯世界许多人眼中反而成了怀疑对象。这明显不同于从苏联掌控中挣脱出来的东欧国家，它们敞开怀抱，欢迎欧盟和北约等的西方制度。

当代中东和19世纪欧洲都没有直接的民主经验，但相互之间仍有重大差别，首先就是政治伊斯兰主义。宗教在19世纪欧洲也发挥主要作用，德国的中心党、法国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组织起来，就是为了捍卫宗教利益，而不是阶级利益。尽管如此，不同于今天中东，欧洲的阶级和民族往往是比宗教更重要的认同来源。（也并不总是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支配阿拉伯政治的是世俗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伊斯兰主义者，掺杂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左翼政党。）

保守势力也有不同特征。今天的伊斯兰国家中，只有巴基斯坦像19世纪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还保留大地主控制广大农民的社会结构。在大多数伊斯兰或和阿拉伯的国家，保守派来自部落精英、传统君主制家族及依附者、军官、旧专制政权周边的裙带资本家和伊斯兰主义者。欧洲保守派除了相互之间的帮助，没有外部支持。相比之下，中东保守派多年来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实质性外援，还有以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丰富资源。中东的工人阶级比19世纪欧洲的同类更为软弱，因为不少地区像希腊和意大利南部一样，经历的只是“没有发展的现代化”。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有工会，在争取民主的初期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同于19世纪英国或德国，他们并不代表人口中日益增长的多数。

不过，阿拉伯世界和一个世纪之前的欧洲也有相似之处。首先，民主过程植根于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动员。工业化在19世纪欧洲的渐进发展，创造了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批前农民离开乡村，来到城市，愿意接受新政党的招募，响应以认同政治为基础的呼吁。

自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同样情形也在中东地区出现。中东的城市化进展迅速，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30%增至2010年的超过50%。[3]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健康、教育和收入的综合指标）在埃及增长28%，在突尼斯增长30%。大学毕业生在1990年和2010年之间上升得更快，他们在这两个国家中抱怨，找不到与自己教育水平相称的工作。巧妙运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传播镇压的图像，组织反对现政权示威的，正是这些群体。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中产阶级是政治变化的关键。他指出，革命永远不会是最贫穷者组织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资源又缺乏教育水平，不足以从事有效的组织工作。中产阶级最有可能经历社会地位的快速上升，如果以后的向上攀升遇上阻碍，就会面临最尖锐的失望。创造政治不稳定的，就是他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无论是阿拉伯世界还是1848年欧洲革命，在组织革命和要求政治变化上，中产阶级都是关键参与者。反对本·阿里的突尼斯起义，以及反对穆巴拉克的解放广场示威，都是城市中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觉得，自己在社会和经济上取得进展的机会，受到了威权政权的遏止。（利比亚和也门的动荡比较复杂，中产阶级的人数较少，外加纷繁复杂的部落争斗。相比之下，叙利亚的中产阶级稍大，但教派认同很快掩盖阶级或经济上的不满。）

新兴中产阶级不是城市化的唯一产品。在很多方面，可以恰当地把政治伊斯兰主义在中东的兴起，看作一种认同政治，而不是宗教本身的复兴。它取代阶级意识，成为动员局外人的振臂高呼。换句话说，中东经历的与欧洲在19世纪末期经历的完全相同，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从传统村落到现代城市，还有与之相伴的所有失范和认同混淆。对独立后的一代人来说，世俗民族主义曾是认同来源，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未能创造持续且分享的经济增长，再加上在以巴冲突等问题上的政治失败，而变得颜面扫地。宗教就此占据真空，在已有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新近城市化的乡村农民看来，成了认同的明确来源。今天政治伊斯兰主义拥有实力的原因之一是，它可同时为认同、宗教和社会阶级的问题发言。

社会阶级在当代中东仍然重要，只是蛰伏在宗教政治的表皮之下。西方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而伊斯兰政党，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Ennahda），倾向于去乡村或城市的贫困和边缘群体开展招募。这些政党在旧威权政权下是遭到取缔的，只好改而向穷人提供社会服务，等到政治空间开放，恰好处于动员这些群体的有利地位。伊朗的伊斯兰保守派也是如此，往往向社会的穷人和文化程度低的人开展招募。

1848年的欧洲经验显示，专制政权的倒台和民主选举的组织，仅仅是政治发展的长期过程的开端。民主的建立在于，让民众参与商定的政治过程制度化，首先得有组织良好的政党。领导革命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必须继续加强组织，以参加竞选，还必须与其他群体结成联盟。但1848年的自由派革命党人，在威权当局发动军事反攻之前的短时期内，没做上述两件事。率领阿拉伯革命的中产阶级群体，在起义后最初两年，在组织起来参加长期竞选上，也有类似缺陷。他们内部发生分裂，置重心于个别领袖，而不是大批的政治追随者。他们现在面临的是重振旗鼓的军政府，将会积极限制他们的组织活动。

在欧洲，带头推动民主的中产阶级群体很少能光靠自己，都需要形形色色的跨阶级联盟。在丹麦，中产阶级群体在1848年与农民阶级（更正确的说法是农户，因为旧农民阶级至此已基本消失）携起手来要求结束专制主义，在1915年与工人阶级携起手来要求普选。在德国，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政党携起手来支持魏玛共和国，像瑞典、比利时和荷兰的中产阶级一样。在瑞士、英国和意大利，他们与保守政党联合起来扩展选举权。

如第28章指出的，中产阶级群体不一定支持自由民主。他们可与保守势力保持一致，不扩展民主，反而要求对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民众力量予以压制。拉丁美洲许多中产阶级群体，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独裁统治中，就遵循这种战略。这样做的还有土耳其的中产阶级群体，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模式重现于2013年的埃及，许多以前的自由派，非常厌恶当选才一年的伊斯兰总统穆尔西，因而愿意支持把他赶下台的军事政变。

在19世纪的欧洲，为争取民主的大众动员受到民族主义的劫持。这种现象首先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出来，其时《人权宣言》的呼吁，迅速变成法国民族权利的激进主张。它在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也很明显，当时许多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自由派，对俾斯麦及其强力统一德意志民族，表示狂热的支持。它再次出现于1914年8月，那时作为第二国际创始成员的工人阶级政党，其普通成员都决定支持各自政府，就此一头栽进世界大战。

有个明显的文化因素，让中东出现民主的可能变得异常复杂，那就是伊斯兰教。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许多社会，必须抗衡反民主的伊斯兰激进组织，而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第三波民主转型就没有这方面的威胁。许多评论家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对民主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它从不接受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更坚持宗教极端主义的暴力传统。遵守民主规则的伊斯兰组织，如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经常被指责是利用民主来取得权力，真正意图仍是建立不自由的神权国家。这些群体的崛起招致保守的威权政府的反击，所引起的两极化政治只允许两个选择，都是非民主的。

政治伊斯兰主义是否会成为永久性障碍、进而阻止自由民主在伊斯兰国家出现，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就如断言民族主义将使民主不可能在欧洲出现一样。政治伊斯兰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有自己的跌宕起伏，在20世纪还经常输给世俗民族主义或自由威权主义的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复杂的大文化体系，都可以不同方式来解释。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是如此）有平等主义的中心思想，但数世纪来一直与威权统治者联盟，为不自由的秩序辩护。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波民主化故事，就包括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对教义进行重新解读，使之与现代民主兼容。[4]

伊斯兰激进派也可走上同样的道路，当前的扩张似乎更源于当代中东社会的社会条件，而不是宗教的内在本质。实际上，政治伊斯兰主义的传播也可被看作一种认同政治，类似于欧洲当年的民族主义。首先提出这一论点的是欧内斯特·格尔纳，本书第12章曾介绍过他有关民族主义起源的理论，现可回顾一下。格尔纳认为，随着社会走向现代化，从礼俗社会（小村落）到法理社会（大城市），认同就会发生错位，而民族主义就是对此的回应。它主要发生在现代化国家，其中基于血缘和地域的狭窄认同消失，代之以将个人与广泛文化运动连接起来的普世学说。他认为，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就是对中东类似需求的回应；宗教在中东发挥的作用，等同于民族思想在欧洲发挥的作用。对住在开罗或卡拉奇的充满困惑的前农民来说，或对欧洲的第二代穆斯林移民来说，如本·拉登一般的人物可以对“我是谁”的问题提供颇具说服力的回答。政治伊斯兰主义在20世纪晚期的兴起，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伊斯兰教的返回，如伊斯兰激进派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认为的，而是对大部分中东国家的半现代化困境的回应。

恰如19世纪欧洲迈向民主的冲动被引上民族主义的岔道，中东的大众动员同样也有可能遭到宗教的劫持。[5]

所以，把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第三波转型当作阿拉伯之春的先例是带有误导性的。提供更好模型的，反而是欧洲从专制主义、民族主义到民主的备受折磨的漫长旅途。希望自由民主制很快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的人，在这一类分析中找不到任何安慰。我们只能希望，如果它真的发生，无须花费像欧洲那样长的时间。19世纪欧洲没有现成的民主经验，也没有清晰的制度模式可以遵循。当代中东就不一样了，以法律和民主对权力的制约来平衡强大的国家，已成全世界的规范。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得依赖于建立一系列互相勾连的复杂制度，后者又要借助于经济和社会条件在性质上的转变。稳定民主的社会基础在1848年的欧洲尚未存在，在今天中东的许多地方，可能同样尚未存在。

[1] 有关中东地区民主失败的文化争论，参见Elie Kedourie，《中东政治》（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如想深入了解中东民主化的阻碍，参见Stepan和Robertson，《选举差距与其说是“穆斯林”的，倒不如说是“阿拉伯”的》。

[2] 例如，参见Seth Jones，《阿拉伯之春的幻觉：应对既有而非想要的地区》（The Mirage of the Arab Spring: Deal with the Region You Have, Not the Region You Want），载《外交事务》第92卷，第1期（2013年）：47—54页。有关民主化的潜在恶果，参见Edward D. Mansfield和Jack Snyder，《选举通向开战：新兴民主国家为何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马萨诸塞州剑桥：MIT出版社，2005年）。

[3] 参见Barry Mirkin，《阿拉伯地区人口水平、趋势和政策：挑战与机遇》（Population Levels, Trends and Policies in the Arab Reg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纽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论文，2010年），16页。

[4] 这种说法是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浪潮：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

[5] 格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比较了欧洲民族主义和中东伊斯兰教，第75—89页。这个说法的变体也出现于Olivier Roy，《全球化的伊斯兰教：寻找新乌玛》（Globalized Islam: The Search for a New Ummah）（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参见福山，《身份、移民和自由民主制》（Identity, Immigr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载《民主杂志》第17卷，第2期（2006年）：5—20页。

第30章

中产阶级和民主的未来

工人阶级在发达国家成为中产阶级，从而打乱马克思的预言；技术、全球化和中产阶级社会的未来；暴力在实现现代民主中的作用

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将走向他所谓“生产过剩”的终极危机。资本主义利用技术从无产阶级的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导致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工人的日益贫困。运行这个体系的资产阶级不管如何富裕，也不可能消费生产出的一切。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能，却穷得买不起自己生产出的产品。愈益增加的不平等导致需求的不足，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自行倒塌。马克思认为，摆脱这场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革命，让无产阶级夺得政权，重新分配资本主义体系的成果。[1]

马克思的场景在19世纪中期的所有工业化国家似乎还相当合理。新兴工业城镇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大批贫穷工人不时涌现出来。关于工作时间、安全和童工等规则，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执行不力。换句话说，当时欧洲人的处境非常类似于21世纪初的中国、越南、孟加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地区。

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首先，工人的收入开始上升。早期涨幅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结果，由于更多新工人被动员起来，脱离农业人口。等到这个过程达到自然限制，相对于资本的劳工价格开始上涨。这种动态正发生于今日中国，劳动力成本在21世纪出现迅速上涨。

其次，许多国家开始建立普遍的公共教育体系，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最先开始这样做的是美国。这不仅仅是慷慨的公共开支：新兴工业需要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和秘书，以及能够识字和掌握算术的小时工。如果较好的技术和增加的人力资本促成了增长的生产力，相应的较高的劳动力成本也就很容易得到解释了。

第三，上一章所描述的选举权扩展，导致工人阶级政治权力上升。这件事的发生归功于工会合法化和扩展工会的斗争，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党的崛起，如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守政党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不再代表富有地主，而改以新兴中产阶级的精英为自己的支持基础。工人阶级新发现的权力，被用来推动监管工作条件的社会立法，引发对福利国家广泛政策的提倡，如养老金和公共医疗。

第四，到20世纪中间的几十年，工人阶级不再增长，无论绝对数量还是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事实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对规模在变小，因为工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获得大幅提高，从而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现在拥有财产，得到更好教育，更有可能把票投给可以保护自己特权的政党，而不是那些试图颠覆现状的政党。

第五，在工人阶级之下又出现新的穷人和弱势群体，往往包括新移民、少数族裔和其他边缘化人群。这些群体只有薪水较低的服务性工作，或长期失业，依赖政府福利。制造业工人有工会为代表，已变成劳动大军中的贵族，但绝大多数劳工没有这样幸运。在养老金等福利与正规工作捆绑在一起的国家，他们只好进入非正规部门。这样的人很少有法律界定的权利，甚至没有他们居住的土地或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在拉丁美洲和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非正规部门的员工可能占总劳动力的60%至70%。不同于工业工人阶级，这批“新穷人”难以组织，也就无法采取政治行动。他们不是生活在工业城镇的大宿舍，而是散居在全国各地，往往是自谋职业者。

最后，全世界的政治左派放弃对经济和阶级问题的关注，而且由于认同政治的传播，变得四分五裂。我已经提到过，工人阶级的团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到民族主义的破坏。到20世纪中，发达国家兴起新形式的认同，包括黑人力量、女权主义、环保、同性恋权利、移民和原住民权利，引发与各阶层都有关联的一系列新事业。这些运动的许多领袖来自经济精英群体，其文化偏好与工人阶级选民相差甚远，而后者曾经还是进步政治的堡垒。

认同政治取代阶级政治，给旧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大量困惑。他们多年来一直把旧的工业工人阶级当作首选的弱势群体，只好试图以格尔纳所谓的“错误地址论”（Wrong Address Theory）来解释这种改变。极端的什叶派穆斯林认为，大天使加百列犯了一个错，将本应给阿里的信息，送给了穆罕默德。马克思主义者也喜欢这个思路，认为历史精神或人类意识犯了一个大错，本应给阶级的唤醒信息，由于可怕的邮政错误，却被送到民族的手上。格尔纳接着认为，在当今中东地区，同样的信息被送到宗教而不是民族的手上，但根本的社会学机制还是相同的。 [2]

出乎马克思意料的上述六个发展中，前四个涉及工人阶级蜕变成广大中产阶级的现象。在20世纪动荡的上半叶结束时，欧洲和北美的发达民主国家终于找到了幸福位置。以前的政治是两极分化，一边是富裕的寡头，另一边是大量的工人阶级或广大农民，在从事有关资源分配的零和斗争，现在有了大大改观。许多发达国家的旧寡头，或是演变成更具创业精神的资本家精英，或是消亡于革命和战争。工人阶级通过工会和政治斗争，为自己赢得更大特权，在政治观上转变成中产阶级。法西斯主义使极右翼声名狼藉；冷战和来自斯大林俄国的威胁又败坏了共产党左派的名誉。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仅剩下中间偏右和中间偏左的政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自由民主的框架。中间选民——政治学家最喜欢的概念——不再是要求对社会秩序实施系统性改革的穷人，而是在现存体系中拥有利害关系的中产阶级个人。

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么幸运。拉丁美洲有高度不平等的遗产，许多国家的旧地主寡头并未消亡，因为没有像耗尽欧洲那样的政治斗争。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是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而不是在非正规部门的劳苦大众，结果是高度两极化的政治，让人联想到19世纪的欧洲大陆。激进的反体制群体持续存在——以古巴为首的共产党、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运动（Tupamaros）、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运动、萨尔瓦多的马解阵线（the FMLN）和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的玻利瓦尔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症状。

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思想家就认为，稳定的民主政体必须依靠广大的中产阶级。贫富悬殊的社会容易出现寡头统治或民粹主义革命。马克思相信，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永远是享有特权的少数。到20世纪下半叶，中产阶级却成了最先进社会的人口的绝大多数，从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也增加了自由民主作为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我在第28章提到，莫斯卡、帕累托和马克思等学者批判自由民主制，认为它的出现到最后仍是一场骗局，只是在掩盖精英的继续统治。但正式民主和选举权扩展的价值，在20世纪已变得十分明显；欧洲和北美的民主多数派，使用投票箱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监管大企业，落实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规定。

谁是中产阶级？

在进一步分析中产阶级崛起的政治后果前，必须退后一步，给中产阶级一个定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前者通常以收入来确定中产阶级，典型方法是选择一个统计范围，如收入分配的五分位的中间三个，或收入中位数的0.5倍到1.5倍。这使中产阶级的定义依赖于社会的平均收入，无法作跨国比较。例如，在巴西充任中产阶级成员，就意味着大大低于美国的消费水平。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有些经济学家选择消费的绝对水平，从最低的每天五美元（相当每年一千八百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到六千美元至三万一千美元的年收入（以2010年的美元价值为恒准）。这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又生出另一个，因为个人对阶级的观感通常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英国18世纪的穷光蛋生活得可能像非洲的国王一样。

社会学家依据始于马克思的传统，往往不看收入而看收入的赚取方式——职业地位、教育水平和收入之外的财产。为了弄清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社会学的方法更为可取。收入或消费的简单测量，无论相对还是绝对的，只能告诉你当事人的消费习惯，极少透露他们的政治倾向。亨廷顿的理论指出，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具有破坏性影响，与之紧密相连的是社会和职业的地位，而不是绝对水平的收入。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穷人，短暂攀升，得以摆脱贫困，之后不幸又返回困境，很可能会专注于每天的日常生存，而不是政治活动。相比之下，中产阶级成员——例如，受过大学教育却找不到合适工作，“沦落”到低于自己尊严的社会底层——就会更具政治挑战性。

所以从政治角度看，中产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志是职业、教育水平和可能会被政府没收的财产（房子、公寓和耐用消费品）。马克思当初的“资产阶级”定义，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现代世界的特点之一是，这种形式的财产通过股权和养老金计划，已呈现极大的民主化。没有大量资金的个人，只是在从事管理或专业的工作，其社会地位和眼界也往往不同于打工仔或低技术工人。

拥有财产和教育的强大的中产阶级，更有可能相信产权和民主负责制的必需。他们要防止贪婪和不称职的政府对自己财产的侵犯，可能也有参与政治（或要求参与权）的空余时间，因为他们的较高收入给家庭生存提供了较好的保障。许多跨国研究显示，中产阶级拥有不同于穷人的政治价值观：他们更看重民主，想要更多个人自由，对另类的生活方式也更宽容，等等。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主持了旨在衡量全球价值变动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他认为，经济现代化和中产阶级地位造就他所谓的“后物质”价值观，其中的民主、平等和认同，比经济分配的老生常谈更为突出。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把他所谓的“中产阶级共识”，与经济高增长、教育、卫生、稳定和其他积极成果联系在一起。有理论认为，中产阶级在经济上拥有“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价值观，包括自律、勤奋、鼓励储蓄和投资的长远眼光。[3]

早先对19世纪欧洲的讨论明确显示，中产阶级并不一定是民主支持者，尤其是在中产阶级仍占人口一小部分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扩展普遍的政治参与，可能导致难以为继的再分配，中产阶级就会支持允诺稳定和产权保护的威权统治者。

可以说，这就是当代泰国和中国的情况。从1992年到1997年，泰国的政治体制从军事威权政体演变成相对开放的民主政体，为民粹主义政客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他信是泰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通过政府向农民提供债务减免和卫生保健的计划，组织起大众政党。中产阶级在90年代初期坚决支持民主开放，现在转而反对他信，并支持逼迫他下台的2006年军事政变。他信被指控腐败和滥用权力，自那以后只能从流亡地施加影响。泰国后来愈益两极化，一边是他信的红衫军支持者，另一边是中产阶级的黄衫军，2014年民选政府被军队赶下台。[4]

类似的动态可能也存在于中国，它的中产阶级人数要根据具体的定义，估计是2012年十三亿总人口中的三到四亿。这个新兴中产阶级往往是抵制威权政府的源头，活跃于新浪微博（相当于推特），倾向于曝光或批评政府的不当行为。来自“亚洲晴雨表”（Asia Barometer）等的调查数据显示，民主在中国获得广泛支持，但在问及民主的具体内容时，不少受访者的答案，要么是更多的个人自由，要么是政府积极回应他们的需求。许多人并不反对整个体制，而且相信，当前中国政府已在提供这些东西。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太可能支持在短期内过渡到普选的多党民主；只是现在还无法获得有关这一题材的准确数据。

泰国、中国和19世纪欧洲的情形显示，中产阶级相对于社会总人口的比例，是决定其政治行为的重要变量。中产阶级如只占总人口的20%—30%，就可能站在反民主势力的一边，因为它担心底下的大批穷人，以及他们可能追求的民粹主义政策。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最大群体时，危险大大降低。实际上，中产阶级也可在此时投票赞同福利国家的各项好处，让自己得益。这可能帮助解释了人均收入抵达较高水平后，民主就会变得更加稳定，因为中产阶级通常与财富一起增长。民主的基石是中产阶级社会，而不是拥有中产阶级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初几十年出现于欧洲，自那以后，再逐渐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第三波民主化并不是新兴中产阶级“造成”的，因为许多民主转型发生在尚无明显中产阶级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染、模仿和既存威权政权的失败，都是触发民主转型的重要因素。有的国家仅有少量中产阶级，夹在富有精英和贫困大众的当中，它巩固自由民主制的能力就要低于拥有庞大中产阶级的国家。启动第三波的西班牙，从1930年内战时的落后农业社会，蜕变成20世纪70年代初的现代社会。它的周边都是欧盟民主国家的成功榜样，此时去考虑民主过渡，就要比一代人之前容易得多。

这显示，尽管有21世纪早期的挫折，全球的民主前景仍然良好。高盛公司一份研究报告预测，世界收入分配五分位的中间三个，其消费将从目前总收入的31%升至2050年的57%。[5]欧盟安全研究所的一份报告预测，中产阶级的人数将从2009年的十八亿，增至2020年的三十二亿和2030年的四十九亿（预计全球人口届时抵达八十三亿）。[6]这一增长的大部分将发生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但世界各地都将参加这一趋势，无一例外。

如果没有广泛的共享，经济增长本身不足以创造民主的稳定。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差距出现突飞猛涨，在2012年已达拉丁美洲的水平。[7]拉丁美洲取得中等收入的地位远远早于东亚，但一直承受高度不平等和相应的民粹主义的困扰。最有希望的发展之一是，它的收入不平等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显著下降，如经济学家路易斯·费利佩·洛佩斯—卡尔瓦（Luis Felipe López-Calva）和诺拉·卢斯蒂格（Nora Lustig）查证的。[8]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有显著的涨势。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它的穷人在2002年占总人口的44%，到2010年降至32%。[9]不平等有所下降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其中一部分与社会政策有关；它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刻意向穷人散发好处。

中产阶级和依附主义

庞大中产阶级的到来，可能大大影响依附式的实践和相应的政治腐败形式。我先前论证过，依附主义是民主的雏形：在大批穷人和文化偏低选民的社会中，选举动员的最简单方式，经常是提供个人好处，如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物质赠予和政治青睐。这还意味着，随着选民变得富裕，依附主义将会减少。不但政客发现要花费更多，而且选民会看到，与自己利益攸戚相关的是广泛的公共政策，而不是个人好处。

已经发生的官僚体系改革，通常借助于崛起的中产阶级。我们在第8章看到，英国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为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因为后者受到旧贵族庇护网络的排挤。资本主义的发展孕育出来的中产阶级，几乎光是根据定义，就可说是任人唯才的支持者。美国也是如此，进步时代的官僚体系改革运动，全靠中产阶级群体的驱动，因为后者处在既有的庇护体系之外。这些受过教育且往往还是新教徒的商人、律师和学者，看不起在愈益扩展的城市中动员大批移民选民的政客。商人和企业家期待政府提供日益复杂的服务，因此需要称职的官僚体系。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当代反腐败运动也向中产阶级发出积极的招聘。

犹如民主的情形，中产阶级的简单出现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将自动支持清廉政府和依附主义的终止。社会新参与者完全可被纳入现存的庇护网络，从中获利。在美国，铁路公司——19世纪现代技术的典范——很快学会如何买通政客，如何操纵庇护政治以维护自己利益。美国西部许多州的立法机构，据说都是铁路集团掌控的。甚至，正是铁路公司有能力玩这种政治游戏，才促使中西部农民等农业群体踊跃参加进步联盟，以支持官僚体系的改革。

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同的利益集团竞相招募新兴中产阶级，以支持自己的事业。庇护式旧政客乐得把自己的慷慨延伸到中产阶级支持者。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是否愿意支持改革派，取决于自己的人数、经济安全感和社会地位。他们如觉得受到排挤和得不到承认，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愤怒，化成改革或推翻现存依附式体系的行动，无论对手高于自己，如英国，还是低于自己（却有政治权力），如美国。

民主的未来

在促成自由民主制上，广泛中产阶级的存在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在维持它的时候却非常有用。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未能在发达世界实现，就是因为他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蜕变成了全世界中产阶级。在发展中世界，新兴中产阶级加强了印尼、土耳其和巴西的民主，并有望改变中国的威权秩序。假如中产阶级逆转，开始萎缩，自由民主制将会怎样？

遗憾的是，有很多证据显示，这个过程在发达国家可能已经开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有大幅增加。最为显著的是美国，那里1%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在1970年占GDP的9%，到2007年增至23.5%。实际上，这段时期经济增长中有这么多获益流入只属于顶端的一小部分人，相反，自19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10]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这种停滞由于其他因素而不易察觉。大批女性在同一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家庭的总收入，只是很多中产阶级成员发现，他们通胀调整后的薪水越来越少。世界各地的政客把低廉的补贴信贷当作可接受的收入再分配的替代品，导致依赖政府支撑的房地产繁荣。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一趋势的后果。[11]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原因很多，可用公共政策加以控制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最常被提及的一个罪魁祸首是全球化——运输和通讯成本的降低在全球劳动力市场有效增加了数亿低技能工人，从而压低发达国家中可比技能工人的薪水。

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制造业开始返回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动化的普及，劳动力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例越来越小。这意味着，即使制造业搬回国内，在去工业化初期丢失的中产阶级工作，也不太可能再有了。

这也点明了技术进步的更为重要的长期效应，在一定意义上，技术进步是全球化的根本推动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以技术来代替劳工的情形不断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它给工业化国家带来巨大效益，受益者不但是精英，而且是广大民众。这一段时期的重大技术革新，在一系列工业中——煤炭、钢铁、化工、制造和建设——为低技术工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反对技术变化的卢德运动（Luddite）证明是非常错误的，只要有更高薪水的工作来替代正在消失的工作。亨利·福特在密歇根州高地公园工厂发明的汽车装配线，实际上降低了所需要的平均技能水平。他将早期汽车轿厢工业的复杂操作分解开来，改成小学五年级水平的工人即可胜任的简单重复步骤。这个经济秩序支撑了广大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相应的民主政治。

信息和通信的最新技术进展，却有非常不同的社会效果。自动化消灭大量低技术的装配线工作，每过一年，智能机器就更上一层楼，夺走更多以前是中产阶级的工作。[12]实际上，已经无法将全球化和技术分开：如果没有高速的宽带通信和运输成本的下降，就不可能把客户服务和后台业务，从美国和欧洲搬至印度和菲律宾，也不可能在深圳生产苹果智能手机。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的低技术工种，一如较早时期，也会被更高报酬的新工作所取代，但技能要求和新工作数量大大不同于亨利·福特时代。

由于人的天赋和性格的自然差异，不平等始终存在，但今天的科技世界会把这些差异加倍放大。在19世纪的农业社会，数学能力特强的人没有很多机会来利用自己的才具。今天，他们可以成为金融奇才、遗传学家和软件工程师，所赚薪水占国民财富的比例只会越来越高。

此外，现代科技造成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所谓的“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社会。任何领域的顶尖成员，如企业总裁、医生、学者、音乐家、演艺明星和运动员，可获得不成比例和愈益增长的高收入。过去，由于通讯和运输的高昂成本，这一类技术和服务的市场都是地方性的，以致专业等级中二三流人士也有大量工作机会，因为广大受众得不到顶尖服务。但在今天，任何人都可在高清屏幕上观看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或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现场转播，因为他们宁可看电视，也不愿去出席本地三流或四流剧团的实地演出。[13]

再访马尔萨斯

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运气不好，出版于工业革命前夕的1798年；彼时，科技的海啸正在积聚力量。他的人口增长将超过生产力增长的预测，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证明是非常错误的。人类社会在人均基础上变得越来越富，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马尔萨斯经济学，跟卢德运动一起，一直被嘲讽为只会向后看，又对现代技术的本质一无所知。[14]

但马尔萨斯并没有给人口增长将超过生产力增长一事定下具体期限。目前形式的人类已存在五万年左右，而发达世界在高生产力的轨道上仅有两百多年。我们今天认定，相当于蒸汽动力和内燃机的革命性新技术，会在未来不断涌现，但物理定律无法保证这样的结果。完全有可能的是，工业革命的前一百五十年已摘尽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谓提高生产力的“低垂之果”，未来的创新仍将继续，但提高人类福利的效率会下降。另有一些物理定律显示，地球的承载能力可能有硬性限制，无法在高生活水平上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

即使技术革新仍以高速度继续出现，也不能保证像20世纪早期的装配线一样，向中产阶级提供大量工作。新机器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将获得新的工作和奖励，差不多总是比那些丧失工作的拥有更高教育水平。

许多可预见的创新甚至会使生产力变得更糟，因为它们都在生物医学的领域。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客认定，延长寿命或治愈疾病的新技术无疑都是好事。发达国家公民现在得以享受的长寿，确实带来了经济效益。但有些生物医学技术在延长寿命上取得成功，却以生活质量为代价，更大大增加病人对照顾者的依赖。在所有发达国家中，临终护理成本都在加速度增长，甚至超过了总体经济增长率，将成为政府开支的最大项目。死亡和一代代的新陈代谢是那种典型的对个人来说是坏事，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是好事的事。有很多理由相信，如果平均寿命再延长十年或二十年，整个社会将会变得更糟。首先，一代代的新陈代谢对社会变化和适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平均寿命提高，社会变化和适应就会递减。[15]

无法预测未来技术革新的性质——无论其整体速度，还是对中产阶级就业的影响，还是其他的社会后果。如果技术革新不能创造广泛分享的经济利益，如果它的整体速度下降，现代社会将会回到马尔萨斯的世界，这会对民主的生存产生重大影响。在共享增长的世界中，伴随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不可避免，但在政治上还能容忍，因为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人。在马尔萨斯的世界，人与人的关系是零和的——本人的收益必然意味着他人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要选择致富的最佳策略，既可投资于生产性的经济活动，又可以从事于掠夺——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大部分历史，都处于这般境地。

调整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制造颠覆性变化，社会又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即所谓的“双重运动”。政府经常被迫卷入调整过程，因为私营市场和个人光靠自己难以应对技术革新的后果。[16]所以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命运上，必须考虑到公共政策。

为了应付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挑战，整个发达世界推出一系列对策。在光谱表的一端是美国和英国，除了短期的失业保险，政府为身处去工业化的群体仅提供最少的帮助。甚至，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专家，常常拥抱向后工业世界的转型。公共政策在国内支持监管解除和私有化，在海外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开放。特别是美国，政客积极干预以削弱工会力量，或以其他方式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给个人的建议是，接受颠覆性变化，会有更好机会，可在新经济中成为创新且有趣的知识工作者。

法国和意大利在光谱表的另一端，对试图裁员的公司施加繁琐的规则，以保护中产阶级工作。它们不承认需要调整工作规则和劳动条件，在短期内制止工作的消失，从长远看却失去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力。像美国一样，它们经理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高度对抗的。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资本所有者通常占上风；在拉丁欧洲的世界，劳工在保护自己特权方面表现良好。

在2008年至2009年的危机中应对最成功的，是像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样的国家。它们走中庸道路，右边是美国和英国的放任态度，左边是法国和意大利的硬性监管。它们的经理和工人的社团体系（corporatist system）创造了足够信任，工会愿意在裁员上给予企业更多灵活性，以换取较高福利和再就业培训。

民主在发达国家的未来，将取决于如何处理中产阶级逐渐消失的问题。金融危机之后涌现出新民粹主义群体，从美国的茶党，到欧洲反对欧盟和移民的各式政党。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自己遭到本国精英的背叛。这在许多方面并没有错。精英在发达世界的智识和文化领域领风气之先，很大程度上没受中产阶级衰退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返回福利国家的老套，没有任何新的对策。

应对中产阶级衰退的恰当方法不一定是德国体系，或其他的特定措施。唯一真正的长期对策是新教育体系，让绝大多数公民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和技能。如果要帮助公民作出灵活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条件，就需要同样灵活的国家和私人机构。但现代发达民主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发僵化，使制度调整变得越来越难。事实上，所有的政治体系——过去和现在——都易于产生衰败。自由民主的体制曾是成功和稳定的，但不等于会永葆青春。

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分转向政治衰败。

[1] 本章是我的《历史的未来》（The Future of History）一文的拓展，原载《外交事务》第91卷，第1期（2012年）：53—61页。

[2] 格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124页。格尔纳在《文化、身份和政治》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另参见福山，《身份、移民和自由民主制》。

[3] 参见《全球中产阶级》（The Global Middle Class）（华盛顿特区：皮尤研究所的全球态度项目，2009年）；Ronald Inglehart，《现代化和后现代化：43个社会中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变化》（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人类发展序列》（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William Easterly，《中产阶级的共识与经济发展》（The Middle Class Consensu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华盛顿：世界银行政策研究论文2346号，2000年）；Luis F. López-Calva等，《有没有中产阶级价值观？ 拉丁美洲的阶级差别、价值观和政治取向》（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Middle-Class Values? Class Differences, Value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in Latin America）（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工作文件第286号，2012年）。

[4] 参见Thitinan Pongsudhirak，《泰国的不安旅程》（Thailand’s Uneasy Passage），载《民主杂志》第23卷，第2期（2012年）：47—61页。

[5] Dominic Wilson和Raluca Dragusanu，《中间的扩充：世界中产阶级的爆炸和全球不平等的下降》（The Expanding Middle: The Exploding World Middle Class and Falling Global Inequality）《纽约：高盛全球经济研究报告第170号，2008年），4页。

[6] 欧盟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全球趋势2030——相互关联的多中心世界公民》（Global Trends 2030—Citizens in an Interconnected and Polycentric World）（巴黎：欧盟安全研究所，2012年），28页。

[7]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5年是42.5（世界银行）。

[8] López-Calva和Lustig合编，《拉丁美洲不平等的减少：进步的十年？》。

[9] 这个数字引自Francesca Castellani和Gwenn Parent，《作为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Being “Middle Class” in Latin America）（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工作文件第305号，2011年），9页。

[10] Thomas Piketty和Emmanuel Saez，《美国的收入不平等，1913—1998》（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载《经济学季刊》第118卷，第1期（2003年）：1—39页；另参见Jacob S. Hacker和Paul Pierson，《赢家通吃的政治：公共政策、政治组织和美国高层收入的急剧上升》（Winner-Take-All Politics: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Precipitous Rise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载《政治与社会》第38卷，第2期（2010年）：152—204页；Hacker和Pierson，《赢家通吃的政治：华盛顿让富人更富——而背弃中产阶级》（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纽约：Simon ＆ Schuster出版社，2010年）。

[11] 参见Raghuram G. Rajan，《断层线：隐藏的断裂仍威胁世界经济》（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 参见Erik Brynjolfsson和Andrew McAfee，《第二个机器时代：辉煌科技时代的工作、进步和繁荣》（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纽约：诺顿出版社，2014年）。

[13] Robert H. Frank和Philip J. Cook，《赢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纽约：自由出版社，1995年）。

[14]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460—468页。

[15] 我讨论了延长寿命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参见《我们后人类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纽约：FSG出版社，2002年），57—71页。

[16] Karl Polanyi，《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纽约：莱因哈特出版社，1944年）。

第四部分

政治衰败

第31章

政治衰败

美国林务局的中心使命变成对野火的控制；科学管理的失败；林务局因相互冲突的任务而丧失自主性；什么是政治衰败，及其两个来源

在进步时代，伯纳德·费尔诺和吉福德·平肖创建的美国林务局，是国家建设中首屈一指的案例。在1883年《彭德尔顿法》之前，也在择优官僚体系的推广开来之前，美国政府仍是依附式体系，其中的公共职位由政党分配，以依附主义为基础。相比之下，林务局却配备大学毕业的农学家和护林员，以才能和技术专长为招聘标准。本书第11章曾叙述过它的斗争，平肖尽管面对众议院的传奇议长乔·坎农的强烈反对，仍为林务局夺得对土地办公室的掌控。在这个国家建设的萌芽阶段，核心问题仍是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决定如何分配公共土地的，应是林务局专业人士，而不是国会政客；林务局还应有权招聘和晋升自己的员工。多年后，林务局仍是高质量官僚机构的光辉榜样。

护林熊（林务局如何丧失自主性）

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在许多评论家看来，今日林务局却是高度功能失调的官僚机构，以错误的工具在执行过时的任务。它配备的仍是专业护林员，其中不少人仍对林务局的使命高度敬业，但它已经失去了许多当年在平肖领导下争得的自主性。国会和法院对它下达名目繁多且经常相互矛盾的任务，它不可能同时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又花费纳税人大量金钱。林务局内部的决策体系常常陷入僵局，平肖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士气和凝聚力荡然无存。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致有人写了整本书来论证应该彻底取消林务局。[1]没有一个政治制度是永恒的，林务局的当前处境让我们知道，削弱高质量政府的力量来自何方。

推动19世纪末期官僚体系改革的是学者和活动家，如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伍德罗·威尔逊和弗兰克·古德诺，他们对现代自然科学能解决人类问题充满信心。像同时代的韦伯一样，威尔逊对政治与行政分得很清楚：政治是理应接受民主竞争的终极目标领域，而行政是可通过实验进行科学分析的执行领域。类似的智识革命也出现于商业世界，即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学说的兴起。除了其他项目，它主要运用工时与动作的研究来尽量提高工厂效率。许多进步时代的改革者试图让政府采纳科学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可以变成一门科学，以免受政治的不合理要求。他们希望，社会科学终有一天可成为严谨的自然科学。[2]

在有了20世纪的经验之后，早期对科学的信心，以及公共行政也可变成科学的信念，看来既幼稚又偏颇。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明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官僚机构被用来管理死亡集中营。这些早期改革者身处的背景是，运行政府的仍是政治投机者，或腐败的市政老板，就像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今天，没有公立大学愿意让州立法机构来做招聘和终身教职的决定，也没有人希望由国会挑选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所以要求公共官员的甄选以教育和才能为基础，在当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科学管理的问题是，即使最有资格的科学家偶尔也会出错，有时还错得可怕。这就发生在林务局的身上，最终让扑灭森林火灾演变成它的中心任务。

林务局的使命演变始于1910年爱达荷州大火，它在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烧掉三百万英亩的林地，导致八十五人死亡。火灾损失引起的政治抗议，导致林务局日益专注于野火控制。局长威廉·格里利（William Greeley）宣称：“消防是科学管理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乐得把它纳入既有任务。[3]到80年代，这个任务的规模急剧膨胀，甚至有评论员称之为“向野火发动的战争”。林务局的常设员工增至约三十万人，在高峰年间更雇佣几万消防员，还拥有大量飞机和直升机，每年花在灭火任务的支出高达十亿美元。[4]

控制野火的问题是，“科学林业”的早期支持者并不清楚火灾在森林生态环境中发挥的作用。森林火灾是一种自然现象，在维护西部森林的健全中自有重要功能。不耐阴影的树木，如巨型西黄松、北美黑松和红杉树，需要火灾来定期清理林地，以便新树的萌芽再生。一旦野火受到控制，森林就会受到外来物种的入侵，如花旗松。（北美黑松事实上还需要火灾来传播自己的种子。）长年累月下来，这些森林积累下茂密的树木和大量的林下干柴，使万一发生的火灾变得更加猛烈，更具破坏性。它烧死的不是小型的入侵物种，而是巨大的古老树木。公众的关注始于1988年的黄石大火，它烧掉将近八十万英亩的林地，过了好几个月才得到控制。生态学家开始质疑防火目标的本身，导致林务局在90年代中期改弦易辙，转而实施“任它烧”的新策。

多年的错误政策不能一下子逆转，因为西部森林已成巨大的火药桶。此外，由于西部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居民搬到森林附近，更易受到野火的威胁。据估计，从1970年到2000年，野地与城市的交叉地界增加超过52%，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像喜欢住在洪泛区和堰洲岛的人一样，他们让自己暴露于不应有的风险，更借助政府资助的保险来减轻自己的负担。通过选出的议员代表，他们努力游说，以确保林务局和负责森林管理的其他联邦机构获得拨款，继续保护自己财产免受野火的威胁。最终要做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也是非常困难的。政府可能动辄花上一百万美元，仅仅是为了保住价值仅十万美元的家，因为在政治上无法作出见火不救的决定。[5]

与此同时，曾被平肖用来创建高质量机构的最初使命却遭到侵蚀。刚开始时，它既不是灭火，也不是环境保护，而是对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即木材采伐。至此，这个使命的范围已大大缩水。在20世纪最后十年，国家森林每年的木材收成从一百二十亿板英尺下跌到四十亿板英尺（编按：一板英尺为一英尺长、一英尺宽且一英寸厚的木材体积）。[6]部分原因与木材的经济效益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上世纪美国观念的转变。随着环保意识的抬头，天然森林越来越不被当做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反而成了值得保护的自然保留地。这个转变只是当时社会观念的诸多变化之一。大坝等大型水电项目，早前被视作掌握自然的英勇壮举，后来被理解为有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在北美地区，水坝的建造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全部停止。当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1964年《野生动物法》时，林务局使命的变化也被写进法律，责成林务局、国家公园管理处、鱼类及野生动物局，监管和保护辖下的九百多万英亩土地。[7]

不少批评者指出，即使是当初的核心使命，即可持续地采伐木材，林务局也做得并不好。它木材的销售价格远远低于运营成本，这意味着，政府无法从本是富有价值的资产获得适当收益。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未能对木材进行合理定价，漏掉很多机构的固定成本。像其他机构一样，林务局不能保留盈余，所以没有控制成本的动力。反过来，它的动力只在于如何增加每年的预算和人员编制，不在乎自己的创收。[8]

林务局的政绩为何在几十年中出现如此恶化？这个故事对政治衰败背后的各种力量会有所提示。

当初，吉福德·平肖的林务局曾被视作美国官僚体系的黄金标准，因为他为训练有素的职业组织赢得高度自主性，中心使命是国家森林的可持续利用，成员愿意为之奋斗。早先的林业处及其上司农业部，属于19世纪以党派为基础的依附式政治体制，主要目的是向国会成员提供政治好处。新林务局能够任命和提升自己员工，并在日常工作中不受国会干涉，是履行这个中心使命的关键。

一旦林务局单一明确的使命被潜在冲突的多项任务所取代，问题便露出端倪。在20世纪中间的几十年，消防任务开始取代木材开采，无论预算还是人事都集中于消防。不过，消防任务本身也存在争议，随即被保护主义和环保主义的功能所取代。然而，旧任务一个也没被丢弃，反而与支持林务局内不同派别的外部利益集团挂起钩来：木材消费者、环保人士、房屋业主、西部开发商和寻求临时消防员工作的年轻人。早在1905年就被平肖挡在土地买卖之外的国会重新插手微观管理，只是这回不是通过旧式腐败来插手（典型如1908年巴林杰丑闻导致塔夫脱总统解雇平肖的那次），而是通过立法授权，迫使林务局追求经常相互矛盾的不同目标。例如，为了保护住在野地与城市交界的越来越多的屋主，符合环保人士主张的“任它烧”的政策就无法直接实现。对森林的长期健康有利的事情，对个体屋主来说却是坏事，牵涉于这一过程的双方，纷纷求助于国会和法院，迫使林务局保护各己的偏爱。

平肖当年创建的这个小而有凝聚力的机构，曾被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在《护林员》（The Forest Ranger）一书中大加赞赏，却渐渐演变成一个各自为政、大而无当的烂摊子。它沾上很多政府易患的通病：官员只在乎保住自己的预算和工作，而不是高效履行自己的任务；即使科学和周遭的社会都在发生变化，他们仍抱住旧的任务不放；其中很多人像平肖一样，为了保住自主性与利益集团建立联系，但由于没有单一明晰的任务，最终还是难逃各路依附者的一再攫取。

全线沦陷

如果林务局只是政治衰败的一个孤立事件，还算说得过去。不幸的是，公共行政专家的大量证据显示，美国政府的整体质量在不断恶化，历时已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借用保罗·赖特（Paul Light）的话：“对想要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来说，联邦政府已成为最后一招的目的地。”根据帕特里夏·英格拉哈姆（Patricia Ingraham）和大卫·罗森布鲁姆（David Rosenbloom）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邦机构一直处于“瓦解”之中。[9]这一结论获得两个沃尔克委员会（Volcker Commissions）工作成果的支持，它们分别在1989年和2003年进行过有关公共服务的调查。[10]

许多美国人的印象是，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的规模一直在扩展，但这只部分正确。政府承担的任务确有显著增加，从减少儿童的贫困到反对恐怖主义；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邦雇员的实际规模一直维持在大约二百二十五万人以下，其间还有反复的裁员。在2005年，雇员总数约一百八十万人。真正扩展的部分，首先是一系列公共机构，它们执行公共功能，却又独立于政府；其次是大批莫名其妙的承包商，他们或是提供食堂服务，或是保护外交人员，或是为国家安全局管理计算机系统。[11]

有迹象显示，美国的官僚体系已偏离了韦伯的理想，不再是一个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充满活力、高效运作的组织。这个体系从整体上已经改变了择优取士的做法。随着两次中东战争结束，一半的联邦新雇员来自退伍老兵，并且这个群体大部分是无能的。尽管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是国会命令导致了这一结果，但这绝不是大多数公司自愿选择雇员的做法。对联邦雇员的调查提供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画面。学者赖特指出：“激发联邦雇员积极性的，是薪酬而非使命感；相比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公职毫无竞争力却让公务员深陷其中，还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资源来做好本职工作；他们既不满意对表现出色的奖励，又不满意对差劲工作的姑息；也缺乏对自己组织的信任。”[12]

根据2003年全国公共服务委员会的调查，“进入官僚体系的人经常发现，自己陷入规则和章程的迷宫，个人发展受到阻碍，创造力遭到扼杀。对最好的雇员来说，薪水太低；对最差的来说，薪水又太高”。[13]当然，驱动政府工作的一直是服务伦理，而不单是金钱奖励。这同一调查又发现，希望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年轻人更愿进入非营利机构而不是政府。有项调查问及受访者的组织在管教表现欠佳者方面做得怎么样，只有9%回答“非常好”，67%回答“不太好”或“不好”。这些趋势在21世纪初的头十几年变得日益加剧。[14]

制度如何发生衰败

林务局的痛苦只是政治衰败广泛现象中一个小案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制度既有发展，也会遇上普遍的政治衰败。即使社会变得富裕和民主，这个问题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确，民主本身也可以是衰败的来源。

有关衰败的许多最著名文献，包括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贾雷德·戴蒙德的著作，都专注于整个社会或文明的系统性衰败。[15]可能是有文明衰败的一般进程，但我严重怀疑，可以从既有案例中提取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我在这里感兴趣的衰败，仅涉及具体制度的运作，可能与系统或文明的更广泛进程有关，也可能毫不相干。单个制度可能发生衰败，而周围的其他制度仍然健康。

塞缪尔·亨廷顿使用“政治衰败”的术语，来解释许多新独立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动荡。传统政治秩序因经受快速变化而在全球各地陷入崩溃混乱。亨廷顿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引发对新社会群体的动员，现有的政治制度又无法满足它们的参与要求。政治衰败的根源就是因为制度无法适应变化的情况——即新社会群体的崛起及其政治诉求。[16]

所以，政治衰败在许多方面是政治发展的条件：破旧才能立新。但过渡可能是非常混乱和暴力的，不能保证政治制度会持续、和平且充分地适应新条件。

我们可以这个模型为出发点，获得对政治衰败的更广泛理解。如亨廷顿所言，制度是“稳定、受尊重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最重要的功能是促进人类的集体行动。如果没有明确且稳定的规则，人们每一次交往非得重新谈判不可。这些规则的具体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社会中都会有差异。但制定这种规则的能力却是基因遗传的，经过数世纪的社交生活进化得来的。

个人可能在计算自己私利之后再接受制度的约束。但人类的天性向我们提供一组情感，鼓励我们遵循规则或规范，与规范本身的合理性无关。有时，遵循规则因宗教信仰而获得加强；在其他情况下，遵循规则只因为它们是古老的传统。我们在本能上是墨守成规的，留意自己的同伴，寻求对自己言行的示范。规范行为的巨大稳定性促成了持久的制度，允许人类社会取得社会合作，水平之高是其他物种无法比拟的。[17]

但制度的稳定性也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创建制度是为了满足特定情况的要求，但原初的环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亨廷顿描述的社会动员，仅仅是导致制度功能障碍的条件变化形式之一。环境变化是另一种，人类学家推测，气候变化导致玛雅文明和美国西南部印第安文化的衰落。[18]

制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有好几种原因。第一是认知，人类遵循制度性规则，理由不完全是理性的。例如，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推断，各种各样的宗教规则有着理性的根据，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功能需求——譬如，调节性生活和繁殖的必需、转移财产的先决条件和参加战争的组织方法。但即使有证据显示，自己的信仰是错的，或有不良的后果，狂热的宗教信徒仍不会放弃。当然，这种认知的僵化远远超越宗教的领域。大家创造并使用有关世界的心智模型，共同分享，甚至在自相矛盾的证据面前仍会坚持下去。这发生在自称是世俗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身上，也发生在当代新古典经济学身上。我们看到，美国林务局自认在森林管理上拥有“科学”知识，就是生动的案例。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控制野火的对策反而在破坏森林的可持续性，这个“科学”知识导致它的我行我素和顽强坚持。

制度无法适应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中精英或现任参与者的作用。新社会群体涌现出来，挑战现有的平衡，促使制度的发展。如果出现成功的制度性发展，体制规则发生变化，先前的在野群体变成当朝群体。至此，新当朝群体在新体系中有了利害关系，从今以后就会采取保卫现状的行动。他们已是当朝群体，可使用手中优越的信息和资源，在规则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操纵。我们看到，《彭德尔顿法》建立起来的分类体系（任人唯才），马上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组织工会，以保护自己的工作和特权。这个堡垒所防卫的，不仅是腐败的政客，而且包括自己的上级，后者会要求下级改进表现、克尽厥职。

现代国家制度即使不一定是民主的，也应是非人格化的，它在我所谓“家族制复辟”的过程中，尤其易被当朝群体攫取。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自然交往以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两大原则为基础，即偏爱家人和相互交换好处的朋友。现代制度要求人们违背自己的自然本能。如果没有强大的制度激励，政治体制中的当朝群体，就会使用职位来偏袒亲友，从而削弱国家的非人格化特征。权力越大的群体，会有越多的机会。精英或当朝群体的攫取过程，就是折磨所有现代制度的疾病。（前现代制度或家族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遭到攫取，成了当朝群体的私人财产。）

我在本书第1卷提及家族制复辟的众多案例。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创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汉朝中国，到东汉末期就遭到精英家庭网络的攫取，一直延续到7至8世纪的隋唐时期。其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才得到重建，但存在于汉朝的非人格化程度，要等到11世纪的北宋时期才得以恢复。马穆鲁克的奴隶将士，因保卫埃及和叙利亚免受蒙古人和十字军的侵占，而赢得合法性，结果自己却成了盘根错节的精英。甚至，到了王朝末期，马穆鲁克长者发现自己在主持庇护式精英网络，目的就是阻止年轻同行的攀升。这个事实，再加上对枪械等新技术的蔑视，导致他们败于奥斯曼帝国之手，马穆鲁克国家彻底崩溃。最后，旧制度的法兰西国家从16世纪末期起，把自己的公职逐步出售给富裕的精英。腐败的买官者变得盘根错节，使国家的现代化无法实现，只有在遭到革命的暴力剥夺之后，改革才成为得可能。

从理论上讲，民主本应该会减少精英攫取的问题，特别是被美国宪法奉为圭臬的麦迪逊式民主。它防止一家独大的派系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来对国人为所欲为。它的做法是，让一系列相互制衡的政府部门分享权力，允许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广大多元的国家中相互竞争。麦迪逊认为，与其试图调节这些派系（我们今天称之为利益集团），倒不如利用它们的数量和多样性来保障个人自由。如果民主国家中某个群体获得不当的影响力，滥用它的地位，受到威胁的其他群体就可联合起来予以制衡。

民主确实能对精英权力提供重要制约，但经常是名不副实的。当朝的精英群体通常享有优越的资源和信息，可用来保护自己。如果普通选民对体制内精英如何吞食他们的金钱自一开始就一无所知，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们的愤恨。认知的僵化也可能阻止社会群体动员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美国，许多工人阶级选民支持许诺为富人减税的候选人，尽管这样做会伤害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相信这些政策会刺激经济的增长，最终还是会惠及自己，或使政府的赤字最终变为财政自给。这个理论证明是非常固执顽强的，尽管已出现大量相反的证据。

此外，不同群体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各有不同。在地理上，蔗糖生产者或玉米种植者聚集在一起，全神贯注于自己产品的价格；而普通的消费者或纳税人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些商品的价格又只占他们日常开支的一小部分。这个事实，再加上往往有利于它们的制度性规则（种植蔗糖和玉米的佛罗里达州和爱荷华州，都是总统选举中的关键州），让这些群体在农业政策上拥有巨大影响力。不同组织能力的另一案例是，中产阶级群体往往比穷人更愿意也更能捍卫自己的利益，如保留住房抵押贷款的省税功能。这也使得人人有份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比只针对穷人的议案，在政治上更容易获得支持。

最后，自由民主制几乎普遍与市场经济连在一起，市场总会造就赢家和输家，加倍放大詹姆斯·麦迪逊“获取财产的不一样和不平等的天赋”。在平等机会的条件下发生，这一类经济不平等本身不是坏事，只要它能刺激创新和发展。但是如果经济赢家寻求将自己财富转换成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就会在政治上造成大问题。他们可以在具体交易上这样做，譬如，向立法委员或官员行贿；或追求更有害的制度性规则的改变，譬如，在自己已占支配地位的市场遏制自由竞争。美国、日本和巴西等，有效使用环境或安全问题来保护国内生产者，公平的竞争环境开始变得有所偏袒。

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不同于社会或文明衰落的现象，在有关美国的讨论中，已成为高度政治化的话题。[19]美国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政府质量，私营部门从一开始就更重要，更具创新精神。尽管政府质量变得恶化，像页岩气和生物技术那样的新机遇，仍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这里的政治衰败仅仅意味着，许多具体的美国政治制度遇上故障，而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强大，阻止了这些制度的革新。所以，制度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很可能会给政治秩序带来重大的破坏。

[1] Robert H. Nelson，《紧迫议题：撤销美国林务局的案例》（A Burning Issue: A Case for Abolishing the U.S. Forest Service）（马里兰州拉纳姆：Rowman和 Littlefield 出版社，2000年）。

[2] 李咏怡（Eliza Wing Yee Lee），《政治学、公共行政和美国行政国家的兴起》（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State），载《公共行政评论》第55卷，第6期（1995年）：538—546；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38—39页。

[3] Dean Lueck，《经济学和制止野火的组织》（Economic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Wildfire Suppression），载 Karen M. Bradshaw和Dean Lueck合编，《野火政策：法律和经济学的视角》（Wildfire Policy: Law and Economics Perspectives）（纽约：RFF出版社，2012年）；罗伯特·纳尔逊，《紧迫议题：撤销美国林务局的案例》，4页；Stephen J. Pyne，《美国林务局的野火政策和研究》（Fire Policy and Fire Research in the U.S. Forest Service），载《森林史杂志》（Journal of Forest History）第25卷，第2期（1981年）：64—77页。

[4] Nelson，《紧迫议题：撤销美国林务局的案例》，38页。

[5] Sarah E. Anderson和 Terry L. Anderson，《野火管理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ildfire Management），载Bradshaw和Lueck合编，《野火政策：以法律和经济的视角》，110页。

[6] Nelson，《紧迫议题：废除美国林务局的案件》，xiii页。

[7] Dennis Roth，《国家森林和野外立法的运动》（The National Forests and the Campaign for Wilderness Legislation），载《森林史杂志》第28卷，第3期（1984年）：112—125页。

[8] 参见See Randal O’Toole，《改革林务局》（Reforming the Forest Service）（华盛顿特区：岛屿出版社，1988年），98—111页。

[9] Paul C. Light，《政府施政不善：联邦机构的衰落和怎样扭转》（A Government Ill Executed: The Decline of the Federal Service and How to Reverse It）（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126页；Patricia W. Ingraham和David H. Rosenbloom，《美国联邦机构的政治基石：重建摇摇欲坠的基础》（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Federal Service: Rebuilding a Crumbling Base），载《公共行政评论》第50卷（1990年）：212页。

[10] 公共服务全国委员会，《重建公共服务》（Rebuilding the Public Service）（华盛顿特区，1989年）和《为21世纪振兴联邦政府》（Revitaliz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the 21st Century）（华盛顿特区，2003年）。

[11] 州级和市级的公共当局（如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比联邦级的更为常见，其累积的公共债务比州政府和市政府的直接债券更大。参见Gail Radford，《公共当局的崛起：20世纪美国的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The Rise of the Public Authority: State build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3年）。有关承包商，参见Light，《政府施政不善》，192页以下。联邦雇员225万的最高限额有过一次突破，发生在1968年。

[12] Light，《政府施政不善》，106页；支持数据见108—120页。

[13] 《为21世纪振兴联邦政府》，1页。

[14] Light，《政府施政不善》，115页；Ingraham和Rosenbloom，《美国联邦机构的政治基石》。

[15] 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纽约：Knopf出版社，1926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1500年至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纽约：兰登书屋，1987年）；贾雷德·戴蒙德，《倒塌：社会如何选择兴衰》（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年）。

[16] 亨廷顿，《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载《世界政治》第17卷，第3期（1965年）。

[17]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章。

[18] 贾雷德·戴蒙德，《倒塌：社会如何选择兴衰》，136—156页。

[19] 例如，参见Fareed Zakaria，《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年）；Thomas L. Friedman和Michael Mandelbaum，《曾经是我们：美国在自己发明的世界中落后以及我们如何能回来》（That Used to Be Us: How America Fell Behind in the World It Invented and How We Can Come Back）（纽约：FSG出版社，2011年）；Edward Luce，《开始考虑：美国处在下降时代》（Time to Start Thinking: 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纽约：大西洋月刊出版社，2012年）；Josef Joffe，《美国衰落的神话：政治、经济和半个世纪假预言》（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a Half Century of False Prophecies）（纽约：Liveright出版社，2014年）。

第32章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司法和立法的机构继续在美国政府发挥重大作用；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行政问题寻求司法解决；利益集团、游说团和美国政治的家族制复辟

政治制度的三个范畴——国家、法治和民主——体现于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三个分支——行政、司法和立法。美国拥有不相信政府权力的长期传统，一直把制约制度——司法和立法——放在行政制度之前。我们在第9章至第11章中看到，根据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19世纪美国政治的特点是“法院和政党的国家”，在欧洲由行政部门执行的政府功能，在美国却让法官和议员承担。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才建立起中央集权且任人唯才的现代官僚体系，在全美国行使管辖权。其中属于分类体系的人数，要等到五十多年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才升至80%。[1]

向更为现代的行政国家的转化，与政府规模（我在第2章将之标为功能范围）的巨大扩展平行进行。表7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选发达国家的总税收占GDP的百分比。如表8所示，支出的增速甚至超过税收的。

表7. 税收占GDP的百分比

表8. 政府收入、支出和赤字占GDP的百分比，2011年

来源：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澳大利亚、新西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字都不包括地方政府的收入）

有关国家建设的许多文献，即“现代行政国家的兴起”，倾向于认为历史是单向棘轮，一旦开启就无法逆转。这似乎在政府的功能范围上获得证实。这两张表格显示，尽管里根和撒切尔在美国和英国的革命，积极寻求国家部门的缩减，但税收和支出的总体水平自70年代以来并没有很大变化。“大政府”似乎很难拆除，这为进步力量送来慰藉，同时给保守派带来惊愕。

我们此刻只关注美国。政府的功能范围在20世纪获得显然不可逆转的扩展，掩盖政府质量（我在第3章称之为“力量”） 的大幅衰败。政府质量的恶化反过来使它的财政赤字更加难以控制。数量（范围）的问题很难解决，除非质量（力量）的问题同时获得解决。使用不那么抽象的语言，那就是指，与使用不同制度安排的其他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制衡体系更难做出决策。它在过去减缓美国福利国家的增长，它的复杂程序现在也使国家的缩减变得异常艰难。除非这个程序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简化，以及政策的贯彻变得更加高效，否则，光是执行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需的核心功能——负责任的预算制定——都困难重重。

美国政府质量的衰败根源在于，它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法院和政党”治国——法院和立法机构，篡夺很多行政部门的应有功能，使政府的整个运作变得颠三倒四和效率低下。法院的故事是，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中由行政部门处理的功能，在美国愈益变成司法功能，从而导致昂贵诉讼的激增、决策的缓慢和执法的高度不一致。法院已不再是政府的制约，反而成了政府扩张的替代品。

国会也在篡夺权力。利益集团无法再通过贿赂和依附式机器直接操纵立法机构，便改用完全合法的新措施来攫取和控制立法者。利益集团施加的影响力，与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成比例，既扭曲了税收和支出，又通过利己的预算而增加了财政赤字。它们促使国会支持往往互相矛盾的多种任务，从而破坏了公共行政的质量。所有这一切导致代表性的危机，普通老百姓觉得，原本是民主的政府不再真实反映自己的利益，反而在受精英的暗中操纵。具有讽刺意味和异乎寻常的是，促成这场代表性危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旨在使体系变得更民主的改革设计。

这两种现象——行政部门司法化和利益集团影响力蔓延——往往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这种不信任绵延不断，开启恶性循环。对行政部门的不信任，导致更多对政府的法律制约，从而降低政府的质量和效率。同样的不信任，导致国会对行政部门颁发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新任务，如果不是无法实现的，也证明是难以执行的。这两个过程导致官僚机构的自主性下降，反过来又造就僵化、受规则约束、毫无创造力和颠三倒四的政府。普通老百姓转过身来，又在这些问题上指责官僚机构，好像官员喜欢这一连串的详细规定、法院命令、专项拨款和复杂任务。那些任务是法院和立法机构颁发的，官僚机构既无权过问，也无法控制。美国政府的问题在于，它的体制把应是行政的权力分给了法院和政党。

美国政府的问题是出现不平衡，一边是国家的力量和能力，另一边是原本设计来约束国家的两个制度。简言之，相对于国家能力，美国有太多的法律和“民主”。

非同寻常的诉讼

20世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之一，是最高法院1954年对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裁决，以宪法为理由，推翻裁定隔离合法的19世纪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后续十年的民权运动就以此为起点，成功拆除种族平等道路上的正式障碍，保障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权利。利用法院来强制执行新社会规则成了榜样， 20世纪后期许多社会运动纷纷模仿，包括环境保护、妇女权利、消费者安全和同性婚姻。

美国人如此熟悉这段英雄叙事，以致很少人明白他们争取社会变革的路径有多奇特。在布朗一案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它是一个私人自愿性协会，代表少数黑人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向堪萨斯州托皮卡教育局提出集体诉讼。当然，倡议只能来自私人团体，因为州政府在支持隔离的势力的控制之中。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法律代表就是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这很可能是美国公共政策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它的成功不是因为代表人民的国会投了赞成票，而是因为私人通过法院体系促成规则的修改。不过，像《民权法》和《选举权法》那样的后续改革，都是国会自行采取的措施。即使在这些情况下，这些法律的强制执行仍靠私人的主动性；他们有资格向政府提出起诉，再让法院去执行。

其他自由民主国家都没有这样做。所有欧洲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有类似的变化，涉及少数人种、少数族群、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但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相同结果的实现不会是通过法院，而是通过代表议会多数的司法部。立法规则的改变，不会是依赖求助于司法体系的私人，而是借助于社会群体和媒体的舆论压力的驱动，再由政府本身去执行。

美国做法的起源与这三个制度的演变次序有关。在法国、丹麦和德国，法律来得最早，其次是现代国家，后来才是民主。相比之下，美国的发展模式稍有不同，具深刻传统的英国普通法来得最早，其次是民主，最后才发展出现代国家。美国的国家是在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取得的，始终比较软弱，能力也比不上欧洲和亚洲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其政治文化就是围绕着对行政部门的不信任建立起来的，从而让法院和立法者瓜分在其他国家属于行政部门的功能。

改革者在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试图建立欧式的行政国家，直接与当时保守的法院发生冲突，高潮是罗斯福政府试图对最高法院实施大换血，由于随后的反弹被迫让步。20世纪中叶法院变得更为顺从，允许越来越大的行政国家，但美国人仍高度怀疑“大政府”和联邦的新机构。对政府的不信任不只是保守派的垄断，许多左派也倾向于让草根行动，借助法院来赢得首选的政策结果，因为他们担忧强大企业集团对全国制度的攫取，或不受羁绊的安全至上国家的崛起。

对抗性法条主义

这段历史导致法律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A. Kagan）所谓的“对抗性法条主义”（adversarial legalism）的体系。自建国以来，律师一直在美国公众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变化的动荡岁月中，其作用更有急剧的扩充。国会在此期间通过二十多个主要的民权和环境的立法，包括产品安全、有毒废物清理、私人养老基金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等诸多方面。这是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的监管式国家的大幅扩张，美国今天的企业和保守派都热衷于对此提出抱怨。[2]

使这个体系如此笨拙不灵的，不单单是监管条例的繁多，而是它所追求的法条主义的严谨方式。国会授权成立形形色色的联邦新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环境保护局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等，却又不愿放手，以致那些机构得不到欧洲和日本国家那样的规则制定权和执法权。它所做的，只是让法院承担监管和执行有关法律的责任。国会特意鼓励诉讼，扩大有权起诉者（standing）的范围，其中很多人所受特定规则的影响其实已是非常牵强的。[3]

例如，正如政治学家夏普·梅尔尼克（Shep Melnick）所描述，联邦法院改写1964年《民权法》第七条，“将一条专注于故意歧视的软弱法律，转化成弥补过去歧视的大胆使命”。与其让联邦机构拥有足够的执法权，“共和党在参议院作出关键决定……让检察功能基本上私人化。他们让私人诉讼成为执行第七条的主导模式，在之后年份中促成私人请求执法的大量诉讼，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设想”。在整个美国，私人请求执法的讼案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每年不到一百件，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万件，再到90年代末的两万两千多件。[4]光是律师费就在同期增长六倍，除了诉讼直接成本的飙升，另有诉讼过程的日益缓慢和结局的不确定。[5]

这类冲突的解决，在瑞典和日本借助官僚机构和有关各方的和平协商，在美国依靠法院体系的正式诉讼。这对公共行政来说会有许多不幸后果，借用肖恩·法尔杭（Sean Farhang）的话，所促成的程序以“不确定、程序复杂、冗余、缺乏定局和交易成本高”为特点。不让行政部门加入执法，也减弱了整个体系的负责性。[6]在欧洲的议会体制中，官僚体系公布的新规则需要接受审查和辩论，也可在下次选举中通过政治行动加以修改。在美国，制定政策的是终身任职的法官，往往不是民选的；过程又是零零碎碎和高度专业化的，所以也是不透明的。

诉讼机会的大增给许多先前受排斥的群体带来机会和权力，首先就是非裔美国人。出于这个原因，诉讼和起诉权受到许多进步左派的小心守护。但这意味着，公共政策的质量因此付出巨大代价。卡根以奥克兰港的疏浚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奥克兰港预期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将会投入服务，决定发起疏浚海港的计划。这个计划必须得到一系列政府机构的批准，包括陆军工程兵部队、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国家海洋渔业局和环保局，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类似的相关机构。关于怎么处置从港口疏浚出来的有毒物质，有诸多可选方案，但都在法院受到了挑战。每准备一次新的可选方案，都要导致项目被搁置更长时间、成本更加高昂。环保局对这些诉讼的反应是消极应对，只取守势，不采取任何行动。疏浚计划最终到1994年才获得通过，所耗费的成本数倍于原先的估计。[7]

这样的案例在美国政府承担的全部活动中俯拾皆是。先前描述的林务局的痛苦，其中不少可归因于它的判断一再遭到法院体系的质疑。它带来的效果是，上世纪90年代初，它和土地管理局管辖下的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地区停止所有伐木，因为受《濒危物种法》保护的花斑猫头鹰受到威胁。[8]

法院一旦被用作执法的工具，原先对政府的制约，现在已演变成极力扩展政府功能的机制。例如，由于国会在1974年的立法，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专为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计划的数量和开支都有大幅上升。国会的这个立法基于联邦地区法院的调查报告，认为残疾儿童也有“权利”。这不是单纯的利益集团，很难作出权衡，也无须遵循成本效益的有关标准。国会又把这项立法的解释和执法扔给法院。无论是遵守预算的限制，还是作出复杂的政治权衡，法院都是特别糟糕的制度。结果，全国各地的学区本来就有限的教育经费，还要分出越来越多的资金给特殊教育计划。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不一定是许多美国保守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所主张的，即简单废除规则和关闭有关机构。政府致力于服务的这些标的都很重要，如有毒废物管理或环境保护，私人市场出于自身机制是不会参与的。保守派往往看不到，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体制的监管以法院为基础，效率远远低于拥有强大行政部门的其他民主国家。

不过，美国进步派和自由派在这个体系的形成上也有责任。它们同样不相信官僚机构的做法，诸如南部各州建立了隔离学校体系，又或深受大企业集团利益的影响。在立法者没有提供充分支持时，它们很乐意让非民选法官进入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

对行政的法条主义和权力分散的态度，与美国政治体制另一显著特点高度吻合，即乐于接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利益集团既能够利用法院体系向政府提出直接诉讼，以达自己目的；又有更为强大的渠道，即控制更多权力和资源的国会。

[1]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

[2] Robert A. Kagan，《对抗性法条主义：美国式的法律》（Adversarial Legalism: The American Way of Law）（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另参见Mary Ann Glendon，《律师掌控下的民族：法律专业的危机如何改造美国社会》（A Nation Under Lawyers: How the Crisis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Is Transforming American Society）（纽约：FSG出版社，1994年）。

[3] 有关职业安全和健康的差异，参见Steven Kelman，《监管美国，监管瑞典：职业安全与健康政策的比较研究》（Regulating America, Regulating Swed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olicy）（马萨诸塞州剑桥：MIT出版社，1981年）。

[4] R. Shep Melnick，《对抗性法条主义、公民权利和例外的美国国家》（Adversarial Legalism, Civil Rights, and the Exceptional American State）（未发表的论文，2012年）。Melnick的引语来自Sean Farhang， 《诉讼国家：美国的公共监管和私人诉讼》（The Litigation State: Public Regulation and Private Lawsuits in the U.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5] Kagan，《对抗性法条主义》，50页。

[6] 引自Melnick，《对抗性法条主义、公民权利和特殊的美国国家》，18页。

[7] Kagan，《对抗性法条主义》，36—42页。

[8] Kagan，《对抗性法条主义》，236页。

第33章

国会和美国政治的家族制复辟

19世纪的依附主义变成互惠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质量；对民主来说，利益集团究竟是好还是坏；美国国家的家族制复辟

我们已经知道，美国政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彻头彻尾的依附主义。政客动员选民去投票，所用方法是个体化福利的承诺，有时是小恩小惠或现金，大多数是联邦、州和市一级的政府工作。但分配庇护式好处有巨大的溢出效应，即官员的腐败。政治老板和国会成员，可利用自己控制的资源中饱私囊。

作为官僚体系改革的结果，如第10章和第11章所述的，这些依附主义和腐败的历史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束。可以很安全地说，它已不是今天美国政治体制面临的主要威胁。新上台总统可在联邦政府中颁发四万多个政治任命——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但政党已不再大量分配政府工作给忠实的支持者。当然也有个人腐败的恶性案件，如2006年绰号“公爵”的加州众议员兰迪·坎宁安（Randy “Duke” Cunningham）和2011年伊利诺伊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Rod Blagojevich）分别被判有罪。但防止这类腐败的规则已经非常广泛且严格，以致政府有关披露和利益冲突的繁多规则，在有意加入政府的人士看来，已经成了妨碍。

互惠利他

不幸的是，美国政治中的权钱交易又卷土重来，这一次完全合法，更难根除。在美国法律中，贿赂罪的狭义定义，是政客和私人明确商定具体交换条件的交易活动。对于生物学家所谓的互惠利他，或人类学家所谓的“礼尚往来”，法律则没有明文规定。在互惠利他的关系中，有人给他人提供好处，与非人格化市场交易不同，并没有即刻获得回报的明确期望。确实，如果有人给他人礼物，随即要求回报，他人很有可能会感到被冒犯而拒收。在礼尚往来中，接收一方会觉得自己有一种知恩图报的道德义务，只是要在另一时间或地点进行回报。法律禁止的是市场交易，而不是恩惠交换，这恰恰成了美国游说团兴起的基础。[1]

我在前面指出，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两个天生模式。它们不是学来的行为，而是我们大脑和情感中的基因遗传。在任何文化中，某人收到社会其他成员的礼物，就会觉得在道义上有义务予以回报。早期国家叫做家族制，因为它被视作统治者的个人财产。统治者再雇用自己的家人、亲族和朋友——常常是开初帮助他开疆拓土的武士——来参与行政管理。这种国家是围绕天然的社交模式建造起来的。

现代国家建立严格的规则和激励，以克服偏爱亲友的倾向。这些措施包括公务员考试、择优录取、利益冲突管控、反贿赂和反腐败法等制度。但天生社交性的力量十分强大，千方百计试图返回，犹如寓言中的小偷，因为大门已经锁上，只好转而尝试后门、窗户和地下室的爬行空间。

在我看来，说美国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家族制复辟是公平的，使用的方式跟中国东汉、败于奥斯曼帝国之前一个世纪的马穆鲁克政权、旧制度下的法国没什么两样。今天阻止公然裙带关系的规则还很强大，足以防止它成为美国政治的普遍政治行为。但有趣的是，看看诸如肯尼迪、布什和克林顿等等所有这些精英总统，就知道组成政治王朝的冲动有多么强烈。

另一方面，互惠利他在华盛顿肆意横行，成了利益集团成功破坏政府的主要渠道。法律学者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指出，利益集团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来影响国会议员，只需先捐款，然后坐等不确定的回报。有时，发起礼尚往来的是国会议员，先对特定利益集团有所偏袒，预期自己以后会得到竞选捐款的回报。礼尚往来经常不涉及金钱。例如，某议员在豪华度假村出席某个专题会议，打个比方说，是关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所听到的是银行业不需要更多规则，而不是可靠的反面论点。在这种情况下，攫取这位政客的方式不是金钱（尽管周遭有大量的奢侈）而是理念，因为利益集团的观点已先入为主，给他或她留下了正面印象。[2]

华盛顿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团有惊人的增长，从1971年的一百七十五家注册游说公司，上升到十年之后的两千五百家；到2013年，注册的说客高达一万两千多人，花费超过三十二亿美元。[3]这项活动对美国公共政策的扭曲效应，可在多个领域中看出，首先是税法。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税收都有可能削弱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影响最小的是那些简单、统一且可预期的税种，可让企业作出妥善的规划和投资，而美国的税法恰恰相反。美国名义上的企业所得税，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得多，但很少公司的实际缴税有这么高，因为它们通过交涉为自己得到特殊的豁免和好处。[4]

托克维尔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精英错把特权当自由。他指的是，免受国家权力侵犯的条例，只适用于精英本身，而不适用于全部公民。在当代美国，精英也把自由挂在嘴上，但依然乐意享受特权。

有些政治学家认为，所有这些金钱和活动，并没导致政策明显偏向于游说团的要求。但考虑到在过程中投入的金额，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5]利益集团和说客的目标，并不是促进新政策，而是防止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出笼，即使它符合公众利益。在其他情况下，它们把现行立法程序弄得更糟。与议会制国家或党纪严明的国家相比，美国的立法过程始终支离破碎。国会繁复众多的委员会在管辖权上有重叠，颁布的任务往往复杂多重，甚至相互冲突。例如，1990年《全国经济适用住房法》“对问题的本质提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分别体现于三个独立建议之中”；还有《清洁空气法》，在强制执行时可有多种规定方式。这种分散式的立法过程，导致法律的不连贯，几乎是在邀请利益集团的参与，即便利益集团没有强大到足以重塑整个立法，至少也可以借机保护自己的具体利益。[6]

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2010年《平价医疗法》，在立法过程中变得臃肿不堪，因为不得不对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作出妥协和让步（side payment），包括医生、保险公司和制药业。法案的文本长达九百页，极少数国会成员能审查它的细节。还有一种情况，利益集团会阻止那些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立法通过。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非常不受欢迎的对大银行的纳税人救助，最简单最有效的应对方法，莫过于通过一项法律，硬性限定金融机构的规模，或大幅提高准备金比例。[7]有了这样的限制，铤而走险的银行可以破产，而不会触发体系性危机，也不需要政府出来解困。像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一样，这样的法律可能只需几张纸，但在金融监管的国会审议中并没有获得认真的考虑。最后出笼的是《华尔街改革及消费者保护法》，或《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可能好过压根没有监管，法案洋洋数百页，授权有关部门定出进一步的规则，让银行和消费者在未来付出高昂代价。它没有痛痛快快地限制银行规模，只是设置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以评估和监管带有体系性风险的有关机构，最后还是没有解决银行“大到倒不起”的问题。无人会找到确凿证据，把银行的竞选捐款与具体国会议员的选票连接起来。但要说在阻止限制规模和提高准备金比例上，银行业的说客军团没有发生重大作用，那是没人会相信的。[8]

激情和利益

普通美国人普遍鄙视围绕国会的利益集团及其用金钱影响政治的做法。无论政治光谱的左右，都非常关切民主程序已被损害或劫持；右边的茶党共和党人，以及左边的自由派民主党人都认为，利益集团在行使不当的政治影响，同时又在大捞油水。结果是，对国会的信任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差点连两位数都不到。[9]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对利益集团政治对经济增长乃至民主的恶性影响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他特别考察了英国在整个20世纪持续的经济衰退，认为民主国家进入和平稳定时期，会积累不断增多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不去从事追求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而是利用政治体系为自己攫取福利或租金。这些租金总体上说并不具生产力，且会有损全体公众利益。但公众会碰上集体行动的难题，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像银行业和玉米生产商那样保护自身利益。结果，日积月累，越来越多的精力被耗入寻租活动，只有像战争或革命那样的巨大震荡才能阻断这一进程。[10]

这段有关利益集团的叙事极为负面，与公民社会（志愿组织）有益于民主健康的正面叙事，形成鲜明对比。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美国人非常乐于组织私人社团，在他看来这是“学习民主的学校”，可让人学到为公共目的而组织起来的技能。个人本身是弱小的，只有为了共同目标与他人合在一起，才能抵制暴政，当然还可做其他事情。这种思路得到其他学者进一步的阐述，如罗伯特·帕特南。帕特南认为，这种喜欢组织起来的倾向——“社会资本”——当然有益于民主，但在20世纪下半叶却渐渐成为危险。[11]

建国之父之一詹姆斯·麦迪逊对利益集团也有相对乐观的看法。他认为，即使不同意特定集团追求的目标，但大国中的众多集团可防止其中任何一个垄断支配。如政治学家西奥多·洛伊（Theodore Lowi）指出的，20世纪中期的“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也赞同麦迪逊的观念：一如追求狭隘自身利益的个人通过自由市场的竞争可以创造公共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产生公共利益。政府没有理由来监管这个过程，因为没有谁能高高在上地界定何为高于利益集团私心的“公共利益”。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法雷奥案（Buckley 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裁决（编按：这两项裁决取消了利益集团参与竞选活动的献金限额），实际上是认准了对洛伊所谓“利益集团自由主义”的良性解释。[12]

那么，如何调和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叙事——利益集团破坏民主，损害经济增长；抑或，它是健康民主的必需条件？最明显的方法就是把“好”的公民社会和“坏”的利益集团分开。在阿尔伯特·赫希曼看来，驱动前者的可以说是激情，驱动后者的可以说是利益。[13]前者可以是非牟利组织，如寻求为穷人建立住房的教会群体，或要求保护沿海栖息地的游说组织，因为相信环保政策符合公众利益。后者可以是烟草工业或大银行的游说者，唯一目的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公司的利润。罗伯特·帕特南试图从中作出区别，声称一边是邀请成员来积极参与的小协会，另一边是需要缴纳会员费才能参与的“会员制组织”。[14]

不幸的是，这种区别经不住理论上的推敲。某群体自称代表公众利益，并不等于它实际上真是在这样做。例如，某医疗宣传群体要求调拨更多资金，以应对特定的疾病，实际上可能在扭曲公共政策的轻重缓急，仅仅因为它擅长于公共关系，使得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疾病反而出现了资金短缺。利益集团在为私利着想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的呼吁是非法的，或无权在政治体制中获得代表性。如果出现一个考虑欠周的新规则，将严重损害某行业及其职工的利益，相关利益集团当然有权让国会知道。事实上，在政府行为的后果上，游说者往往是最重要信息的来源之一。在环保群体和企业之间的长期争斗中，自称代表公共利益的环保人士，在权衡可持续发展和利润与就业时，并不总是正确的，如奥克兰港疏浚案例显示的。[15]

反对利益集团多元论的最有力的论点，是说它缺乏代表性。埃尔默·沙特施奈德（E. E. Schattschneider）在《半主权人民》（Semi-Sovereign People）中认为，美国实际上的民主实践，与“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流行形象毫无关系。他指出，政治结果很少回应大众偏好，大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意识都非常低，真正做出决策的只是组织起来的利益小群体。[16]曼瑟尔·奥尔森的理论也持类似的论点。他指出，不是所有群体都能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他的早期作品《集体行动的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实际上认为，相对于小群体，组织大群体要困难得多，因为向所有成员提供好处的大群体会吸引搭便车的人。在民主范畴中，全体公民（至少其中大多数）可能对负责任的财政预算有持续兴趣，但作为个体的美国人比较不在乎，远远比不上将通过预算协议获得补贴或减税的利益集团。所以，争取获得国会关注的利益集团，无法代表美国人民的整体，只代表美国社会中组织能力最强、最富有的群体（两者往往等同）。这种偏差不是随机的，而是倾向于损害无组织人们的利益。他们往往较穷，文化程度不高，要么就是已被边缘化。[17]

莫里斯·菲奥里纳（Morris Fiorina）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他所谓的美国“政治阶级”远比作为整体的美国人民本身更为极端。他的一系列调查数据显示，在许多有争议问题上，包括堕胎、赤字、学校祷告和同性婚姻，美国大多数公众支持妥协的立场。例如，在他们看来，利用生育诊所的多余胚胎来做干细胞研究，可以获得联邦的资助。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党积极分子都比普通党员更强调意识形态，坚持更极端的立场。支持中间道路的大多数并不热衷于此，但他们却大多缺乏组织。这意味着，左右政治的是组织起来的积极分子，无论是政党、国会、媒体、游说团，还是利益集团。这些活跃分子群体汇总在一起，没有促成妥协，反而导致极端化和政治僵局。[18]

缺乏代表性的利益集团不只是美国公司和右翼的产物。民主国家中最强大的组织包括工会、环境保护群体和妇女组织，以及争取同性恋权利、老年人、残疾人和原住民等各群体的倡导者。在当代美国，似乎每一种疾病或医学状况都会催生自己的宣传群体，以游说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多元主义理论认为，相互抗衡的这些群体加在一起就构成民主的公共利益。但也可以说，它们固有的对狭隘利益的过度代表，反而阻碍了代议制民主代表真正的公共利益。

利益集团和政府质量

利益集团说服在国会的代理人，颁发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复杂任务，让行政部门在行使独立判断或作出常识决定时大受约束，从而削弱了官僚体系的自主性。

这方面的案例数不胜数。国会希望联邦政府在采购货物和服务时，既有效又价廉，还要求政府采购遵守一套繁琐的规则，称作《联邦采购条例》（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不同于私营部门的采购，政府采购有细致入微的程序，承受无穷无尽的上诉。在许多情况下，国会个别成员直接干预，以确保有利于自己选民的采购。五角大楼的大型采购尤其如此，实际上成了国会个别幸运成员分配工作的项目。国会和公众都谴责采购中的“浪费、欺诈和滥用”，假如以更详细的约束规则来解决，只会进一步抬高采购成本，降低采购质量。

利益集团和多元论观点认为，公共利益无非是私人利益的总和，但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它们破坏了审议的可能性，还破坏了对话和交流对个人喜好的塑造。无论雅典的古典民主，还是托克维尔赞赏的新英格兰市政厅会议，公民都能就自己社群的共同利益进行直接的对话。人们很容易把这些小型民主理想化，或尽量抹杀大型社会中的真正差异。但任何主持过焦点座谈（focus group）的组织者都会告诉你，只要保证信息均等、规则公平，不同意见的人只要有三十分钟面对面的讨论，就会在高度敏感议题上改变原有的看法，包括移民、堕胎和毒品。很少单一议题的倡导者，在被迫面对其他需求时，会坚持自己的事业胜过一切。多元理论的问题之一是，它认为利益是固定的，立法者只充当其传动带，没有自己的见解，也不受审议的影响。

人们普遍认为，国会里再也没人进行审议。国会“辩论”只相当于一系列谈话要点，对象不是国会中的同事，而是作为积极分子的观众。如果由于审议或更多的了解，立法者偏离原先立场，那些积极分子是毫不留情的。

在运行良好的治理体系中，无论立法机构还是官僚机构中都会有大量审议。这不是官僚机构内部的彼此交谈，而是一系列复杂协商，参与其中的有政府官员、企业界、外部执行者、服务提供者、民间群体、新闻媒体、社会利益和意见的其他信息来源。[19]在具里程碑意义的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国会规定一定要有咨询。它要求监管机构公布拟议中的规则变化，征求公众评论。但这些协商程序往往变成例行公事，只图形式，实际决定并不来自内部审议，而要看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对抗。[20]

政治衰败

法治是一种基本保障，保护个人免于暴政统治。但在20世纪下半叶，法律的重心不再是对政府的制约，而成了扩大政府功能范围的替代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机构原本可以有效执行的功能，却移交给法院、行政部门和个人的混合体。美国不想搞出“大政府”，结果庞大政府非但没能避免，反而因为落进法院之手而使负责性越发缺失。

同样，作为人民意志的代表，立法者应该确保各项政策反映公众的诉求，但政党都受制于强大的利益集团，后者加在一起也不能代表全部的美国选民。这些集团的控制非常强大，足以扼杀从农业补贴到银行监管的合理政策，还把税法弄成充斥特权的一团糟，使非人格化的公共行政难以实现。

美国在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试图建立韦伯式的现代国家，它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疾病控制中心、武装力量和美联储，是世界上最能干、运转最良好、拥有自主性的政府机构之一。不过，美国公共行政的整体素质仍然很成问题，因为它持续依赖法院和政党，削弱了国家行政的力量。

衰败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智识的僵化。律师和诉讼成为公共行政的组成部分，这没有得到其他民主国家的广泛认同，却成了美国根深蒂固的干事方法，没有人知道还可以有其他什么替代选择。严格地说，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左右双方共享的政治传统。同样，尽管民粹主义者普遍抗议利益集团对国会的影响，很多人（首先是最高法院的成员）还是看不到问题的存在。此外，没人能找到遏制其影响力的现实途径。

政治衰败的两个根源——智识僵化和精英群体施加影响力——是所有民主国家的通病。甚至，它是所有政府都要面对的问题，不论民主与否。这里讲述的问题，即过多依赖司法和利益集团，也存在于其他的发达民主国家。但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制度的特殊性。不同民主国家提供给政治参与者的激励有很大不同，有些政府比较易受这种力量的左右。我将在下一章指出，作为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自由民主制的美国，与其他民主政治体系相比，承受着更为严重的政治衰败。对国家的持久不信任是美国政治的特点，这导致政府设置的不平衡，损害了采取必要集体行动的前景，结果就是我所谓的“否决制”（vetocracy）。

[1] 有关互惠利他，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0—31页；有关道德互惠的讨论，参见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纽约：自由出版社，1999），259—262页。

[2] Lawrence Lessig，《迷失的共和国：钞票如何腐化国会以及被叫停的计划》（Republic, Lost: How Money Corrupts Congress—and a Plan to Stop It）（纽约：十二图书公司，2011年），24—38页。有关利益集团的早先研究，参见Kay Lehmen Schlozman和John T. Tierney，《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和美国民主》（Organized Interests and American Democracy）（纽约：哈珀出版社，1986年）。

[3] Hacker和Pierson，《赢家通吃的政治：公共政策、政治组织和美国高层收入的急剧上升》，118页。

[4] 这些好处在通常情况下利用漏洞转移利润去海外，只缴较低的收入税。据透露，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2010年无须缴纳收入税，成为2012年大选议题。参见David Kocieniewskj，《通用电气公司的策略使之彻底避免缴税》（G.E.’s Strategies Let It Avoid Taxes Altogether），《纽约时报》，2011年3月24日。

[5] 例如，参见Frank R. Baumgartner等，《游说和政策变化：谁赢、谁输以及为什么》（Lobbying and Policy Change: Who Wins, Who Loses, and Wh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Derek Bok，《政府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Government）（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85—94页。

[6] Bok，《政府的麻烦》，100页。

[7] 参见Admati和Heliwig，《银行家的新衣：银行业错在哪，怎么办》，169—191页。

[8] 有关游说对金融部门改革的影响，参见Johnson和Kwak，《13位银行家：接管华尔街和下一次金融崩溃》。有关大到倒不起的问题，参见Admati和Heliwig，《银行家的新衣：银行业错在哪，怎么办》。我非常感谢Paul Ockelmann对这个题目做的有益探索。

[9] 根据盖洛普，美国国会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平均支持率为13%。有关汇总调查数据，参见www. realclearpolitics.com/epolls/other/congressional_job_approval-903.html；同时还有www.gallup.com/poll/J52528/congre55-Job- approval- new-low.aspx.

[10] 曼瑟尔·奥尔森，《民族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

[11] 托克维尔对志愿者协会的讨论，出现于《论美国的民主》，第2卷，第2部分，第5—7章。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崩溃和复兴》（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纽约：Simon ＆ Schuster出版社，2000年）。

[12] Theodore J. Lowi，《自由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政策和公共权威的危机》（The End of Liberalism: Ideology,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Authority）（纽约：诺顿出版社，1969年），51—61页；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美国的多元民主：冲突和同意》（Pluralist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flict and Consent）（芝加哥：Rand McNally出版社，1967年）；达尔，《多元民主的困境：自主与控制》（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Autonomy vs. Control）（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

[13] 赫希曼，《激情与利益》。

[14] 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载《民主杂志》第6卷，第1期（1995年）：65—78页。

[15] 区分良好公民社会和不良利益集团的另一方式是，良好组织不寻求政府的租金或好处，只是向会员提供直接服务。同样，这种明确区分还是站不住脚，因为私人方面在具体问题上寻求政府帮助，如果不总是明智的，却完全是合法的。

[16] E. E. Schattschneider，《半主权人民》，129—141页。

[17]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和群体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有关民主国家代表性的进一步讨论，参见Bernard Manin, Adam Przeworski和Susan C. Stokes，《选举和代表性》（Elections and Representation），载Adam Przeworski, Susan C. Stokes和Bernard Manin合编，《民主、负责制和代表性》（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

[18] Morris P. Fiorina，《断开：美国政治中的代表性故障》（Disconnect: The Breakdown of 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2009年）；Morris P. Fiorina，Samuel J. Abrams和Jeremy C. Pope合编，《文化战争？美国两极化的神话》第3版（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 3rd ed.）（波士顿：Longman出版社，2010年）。

[19] Stein Ringen认为，这样的咨询甚至发生于朴正熙治下的威权韩国。参见《魔鬼的民族：民主领袖和服从的问题》（Nation of Devils: Democratic Leadership and the Problem of Obedienc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3年），24—28页。这也是Peter Evans“内嵌式自主”的概念。

[20] 有关欧盟范围内的信息咨询，参见Charles Sabel和Jonathan Zeitlin，《从差异中学到东西：欧盟中实验性治理的新架构》（Learning from Difference: The New Architecture of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载《欧洲法律杂志》（European Law Journal）第14卷，第3期（2008年）：271—317页。

第34章

否决制的美国

美国的制衡体系如何变成否决制；其他民主国家迫使集体决策的有力机制；委托给行政部门的重大权力；欧盟越来越像美国

美国宪法通过复杂的制衡体系来保护个人自由，这是建国之父故意设计的，用以约束国家权力。美国政府是在反抗英国君主专制的革命中诞生的，同时，还借鉴了英国内战中抵抗国王的古老资源。自那以后，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对分散个体的自发活动的依赖，就一直是美国政治的特点。

美国的宪政体系可以对权力实施多种制约。在议会制中，统一的行政部门（以单一权威为首的行政部门）执行立法多数派的意愿。相比之下，美国的总统制将权威分成两半，一半是民选的总统，另一半是享有同等民主合法性的国会，两者的生存相互独立。美国宪法还设立司法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赢得可以宣告国会立法无效的权力。它还进一步把权力分给各州——或者应该这样说，曾是权力持有人的各州，在宪法批准后的二百年中，颇不情愿地把自己权力慢慢移交给联邦政府。国会本身分成两院，其中的参议院按原先设计应是各州权力的堡垒。在像英国那样的许多民主国家，上议院大体上只有礼仪性的权力。在美国，参议院却非常强大，行使具体权力，如确认行政任命、宣战和媾和。美国的行政部门并不总向总统负责，许多监管委员会的主席是国会政党任命的。

亨廷顿指出，美国的权力与其说按功能划分，倒不如说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门复制，导致分支之间周期性的权力争夺，以及哪个部门应占支配地位的冲突。最近的实例是国会在国家安全政策上的权力，以及法院在堕胎等社会政策上的作用。美国的联邦主义时常不是把权力清晰委托给适当的下级政府，而是层层复制。例如，让联邦、州和地方的当局，都来管辖有毒废物的处置。在这种冗余和等级不分明的体系中，政府的不同部分可轻易阻止对方。

极端化

发达民主国家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是，它们福利国家的承诺难以为继。当代福利国家的现有社会契约，是几代人之前谈判达成的，其时出生率较高，民众寿命没那么长，经济增长更为强劲。融资的方便使所有现代民主国家把这一问题推向未来，但到一定时候，人口现实的真相终会浮出水面。

这些问题并非不可克服。英国和美国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债务占GDP的比例比今天更高。[1]瑞典、芬兰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自己的大福利国家陷入危机，遂对税收和支出作出调整。澳大利亚甚至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能源热潮之前，就成功消除了几乎所有的外债。

但21世纪初期的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应对这个问题。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主要政党自身，自19世纪末以来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像今天这样极端。自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政党大致呈地域分布，几乎整个南方从民主党移向共和党，而在东北部则几乎找不到共和党的踪影。自新政联盟破裂和80年代民主党一统国会的局面结束以来，两党变得愈益平衡，对总统和国会两院的控制几度易手。这种激烈的政党竞争，导致争夺竞选资金的“军备竞赛”，两党之间的个人礼让之风荡然无存。[2]

前一章指出，对于这种极端化在美国社会如何变得根深蒂固，社会学家有不同看法。但毫无疑问，正是政党和驾驭其行为的积极分子，把他们自己搞成愈益僵化且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抱团的群体。在大多数州中，他们利用对选区重划的控制，刻意操纵选区的划分，以增加自己的连任机会，从而加强党内同质性。初选的普及让候选人的选择，落到了少数为选举做足了准备的积极分子之手。[3]

但极端化尚不是故事的结束。民主政治不是用来结束冲突的，而是要通过商定规则来化解和减少矛盾。美国人一向意见分歧，包括对奴隶制、堕胎和枪支管制等众多议题。好的政治体制减少潜在的极端化，鼓励代表最广大人群利益的政治方案出台。当极端化碰上麦迪逊式的制衡政治体制，后果尤其具有毁灭性。[4]

否决者

理想情况下，民主国家向政治社会的每一成员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民主决策应在协商一致后采纳，共同体的每一成员都同意具体的决定。这通常是家庭、族团层次和部落层次的社会才有的事。

随着群体变得越发多元和规模越发增大，协商一致的决策效率急剧降低。这意味着，对大多数群体来说，决策不再以协商一致为基础，而是以群体中部分成员的同意为基础。做出决策所需要的百分比越小，做起来就越方便和越高效。所需票数的百分比和花在决策上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可见图22。曾主持过俱乐部或委员会的人都知道，如要在大群体中取得共识，成本会有指数级增长。

经常用于民主国家的多数表决规则（majority voting，即50%加1），离理想的民主程序还很远，因为它等于解除了将近一半人的选举权。在简单多数投票规则（plurality voting，有时被称为超过标杆的第一名）下，少数选民事实上可代表整个共同体来做出决定。（美国和英国都有这样的投票体系，在1992年以43%的选票选出比尔·克林顿，在2001年以42%的选票选出托尼·布莱尔。）[5]

图22. 政治参与和决策成本

来源：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同意的微积分》（The Calculus of Consent）

很明显，像多数表决规则那样的规定，并不是依据深刻的公正原则，只是降低决策成本的权宜之计，以帮助大共同体做出决定。民主国家还有其他机制来迫使当事人做出决定，减少潜在的否决者。这些措施包括，终止辩论提付表决的规则、限制议员提出修正案的规则，以及立法机构在重要事项上（如预算）无法达成协议时的所谓“回归”（reversionary）规则。根据明治宪法，如果日本国会未能达成新预算，上一年度的预算就算自动通过。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也有自己的回归规则，如果预算得不到通过，预算权力自动回到总统和行政部门之手。[6]

其他类型的规则是为了促进稳定牺牲少数人的特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吸取魏玛民主的教训，对不信任的“肯定”投票有特殊规定：除非能够组成替代的政府，否则，任何政党都不得推翻一个联合政府（即行使否决权）。议会制度演变出一个迫使立法部门做出决策的最佳机制：如果在特定议题上陷入僵局或有高度争议，政府可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让民主选民直接对特定议题发表意见。

政治学家乔治·采贝利斯（George Tsebelis）造出“否决者”一词，以比较不同的政治体系。将权力委托给体系中不同政治参与者的制度性规则，可构成潜在的否决点，其中个别否决者可阻止整个体系的行动。事实上，宪法中的所有特征——总统制、两院制、联邦主义和司法审查——虽有功能上的不同，但在达成集体决策的过程中，都可被视作潜在的否决点。此外，还有不让少数人阻挠多数人意志的许多非宪法规定，如能否提出修正案的议会规则。“否决者”不过是政治学行话，它所指的无非就是美国人传统上所谓的制衡。[7]

借用否决者的概念，可以线性标度表列出不同的政治体系，从只有一个否决者（独裁者）的绝对专政，到每个公民都有潜在否决权的共识体系。与威权国家相比，民主制度给予体系内参与者更多否决权，这正是所以谓之民主国家的原因。但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中，被允许的否决者数量也有很大差别。图23表现的是布坎南—塔洛克曲线，水平轴代表可阻止决策的否决者数量，而不是做出决定时所需选民的百分比。

就否决者的绝对数量而言，美国政治体制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是个另类。它不平衡，在某些领域中有太多制衡，以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增加，有时甚至寸步难行。这是一种可被称作否决制的体制。在美国历史的较早时期，一旦某个政党取得支配地位，这个体制就会被用来平抑多数人的意志，迫使它给予少数群体更多关注。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更加平衡更多竞争的政党体系出现，美国体制变成了通往僵局的灵丹妙药。

图23. 否决者和决策难度

相比另一个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美国的众多否决者显得尤为突出。威斯敏斯特体制在光荣革命之后的年代中历经演变，成为民主世界最重要的体制之一，因为在它的纯粹形式中，几乎没有否决者。在英国，公民享有对政府的正式制约——定期选出议会。（自由媒体是另一重要制约，但不属于正式的政治制度。）在其他方面，这个体制集中权力而非分散权力。在纯粹的威斯敏斯特体制中，只有一个全能的立法议会，没有独立的总统、成文宪法、违宪审查、联邦主义或宪法规定的地方分权。英国实行简单多数投票制，即使多数党只获得相对多数，往往也能达成两党联合执政和强大的议会多数党。[8]它的运作关键是党的纪律，保守党或工党的领袖可强制本党议员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因为他们能够让不听话议员参加不了下届大选。英国的终止辩论规则只需在场议员的简单多数，就可强行要求表决，美国式议事阻挠（filibuster）是不可能的。然后，议会多数派选出政府并赋予它强大的行政权力，立法一旦被议会通过，一般不会受到法院、州、市和其他机构的阻挠。这就是英国体系通常被称为“民主独裁制”的原因。[9]

显然，威斯敏斯特体制产生的政府比美国政府拥有更多正式权力。透过预算过程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它的决断力。在英国，制定国家预算不在国会，而在官僚机构所在地的白厅。财政部的职业官员按内阁和首相的指示行事，编成的预算再由财政大臣（相当于美国的财政部长）提交下议院表决，批准只需要赞成或反对的一次投票，通常在政府颁布预算后的一至两个星期内完成。

美国的过程则完全不同，宪法将制定预算的主要权力授予国会。行政部门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帮助总统拟就预算草案，通常情况下它们差不多就是支持总统偏好的又一游说组织而已。草案在2月份送交国会，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接受一系列国会委员会的审核和修正。快到夏末，等待两院批准（希望如此）的预算才会最终出现，而且已是与个别议员达成无数交易之后的产物，目的是为了确保他们的支持。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成立于1974年，向国会提供有关预算的更多技术支持。但到最后，对照英国，美国预算制定的过程既高度分散，又缺乏策略。

美国预算过程的开放性和漫无终期，给说客和利益集团发挥影响力开了多道方便之门。在大多数欧洲议会制国家中，利益集团游说个别议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党的纪律使他或她对党领袖的立场仅有很小的影响，或根本没有。相比之下，美国的委员会主席和党领导都有修改法案的巨大权力，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游说活动的对象。

威斯敏斯特体制，即使有中央集权，在根本上仍是民主的。如果选民不满意有关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表现，可以投票赶走现任政府，更换新的。如果赢得不信任投票，无须等到首脑任期和国会周期的结束，可立即废黜首相。对各政府的判断要看整体表现，而不是看它向利益群体或游说团提供好处的能力。

经典的威斯敏斯特体制已在世界上绝迹，包括英国，它本身也在逐渐采用更多的制衡。在图23的水平轴上，以否决者的数量为标准，英国仍在美国的左边，而且离得很远。威斯敏斯特体制在当代民主国家中可代表一个极端；但欧洲和亚洲的其他议会制，仍向政府提供比美国更强的迫使决策的机制。美国倾向于处在图23的水平轴的右端，与拉丁美洲国家共处一个空间；后者在19世纪复制了美国的总统制，因此也面临着类似的僵局和行政政治化。

美国政府因体制不同而比其他民主国家有更多否决者，预算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在议会制国家中，许多立法是行政部门拟就的，包含了文官系统长期积累的技术性经验。各部委对议会负责，最终通过自己的部长对选民负责。这一类等级制度有比较长远的战略眼光，会制定更一致的立法。例如在瑞典，除了实际上提供服务的行政体系，另外还有一个小型官僚体系，专门辅助议会的立法。[10]

这样的体系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纯属天方夜谭，国会小心翼翼守护自己的立法权。比尔·克林顿的医疗保健计划是行政部门一组专家制订的，以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为首，避开公众即刻的监督。它在1993年的国会遭遇很不光彩的失败，原因就在于此。总统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在2010年获得通过，因为他放弃对立法的任何塑造，只让众多国会委员会来决定最后的法案。

立法上缺乏连贯性，造成往往不愿负责的庞大政府。国会的众多委员会经常颁发重复重叠的任务，或创建执行类似任务的多个机构。在中央已是毫无条理的体系，作为联邦主义的结果，在地方就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借用法律学者格哈德·卡斯帕（Gerhard Casper）的话：

在公共行政和公共法律裁决的体系中，我们必须忍受同时拥有司法管辖权的多层政府……单一层次的政府已经忙于编制迷宫般的监管条例，个中的复杂和自我矛盾，尚需大批律师的把关，而我们竟然允许两三层乃至四层的政府，各有自己的发言权。除了众多政府机构，还有无数公民受到有权起诉的鼓励，充当起私人总检察长。政府决策被进一步扭曲，因为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执法权还在私人手上。[11]

这个体系中的五角大楼，每年被命令要向国会递交近五百份各式任务进展的报告，超过一天一个。这些任务往往是重复且永不过期的，消耗政府大量时间和精力。[12]国会创造了五十一个工人再培训计划，八十二个教师素质提高项目。[13]对金融部门实施监管的，分别是美联储、财政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全美信贷管理署、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储蓄监督办公室、联邦住房金融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及扩大自己任务至银行业的各州总检察长。联邦机构接受形形色色的国会委员会的监督，因为后者不愿放弃地盘，不愿让位给更连贯更统一的监管者。银行业很容易钻这个体系的空子，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促成金融业的管制放松；等到金融危机后要重新加强监管则被证明困难得多。[14]

总统制的风险

否决制只是美国政治体制故事的一半。在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又将强大权力委托给行政部门，允许它迅速行动，只要求很低程度的负责性。从而我们对整个体系的评价需要再平衡一下，因为它能在有些领域出手有力果断，值得欣赏。

获得委托权力的有好几个高度自主的官僚部门，包括美联储、情报机构和武装力量，以及像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那样的专门机构。[15]在州和地方一级的总检察长或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上，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自由达成辩诉交易——远远超过德国同行。军方通常在业务上享有高度自主。全世界通过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获悉，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国家安全局一直在收集数据，所针对的不但是国外活动，而且是美国公民。[16]

美国许多自由至上主义者和保守派希望取消这些机构，但很难想象，在现代环境中，缺了它们，国家还能否正常治理。今天的美国经济庞大、多元、复杂，与高速运转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紧密相连，既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又面临严峻的外部安全威胁。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金融危机进入最严重时段，美联储和财政部要在一夜之间做出大量决策，包括向市场提供数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支撑个别银行以及出台新的监管措施。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促使国会向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紧急拨款七千亿美元，所依据的只是财政部和布什政府的说辞。对于这段时期做出的具体决定，当然会有不少后见之明的事后批评。但是认为危机可由其他部门——尤其是实施详细监督的国会——来处理的想法，是荒唐的。这同样也适用于国家安全问题，总统有权决定如何应对可能会影响数百万美国人的核威胁，或恐怖分子的威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论》第70篇中指出，需要“行政部门强而有力”。

民粹主义对精英制度抱有强烈的不信任，不是要求取消某些机构（如美联储），就是要求其在电视上公开内部商议，接受公众监督。讽刺的是，接受调查的美国人最认可的，恰恰是这些几乎不受即刻监督的机构——武装力量、美国航空航天局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它们获得推崇的一个原因是，的确能完成任务。相比之下，直接对人民负责的最民主的国会很悲惨，获得的支持最少（见图24）。国会被广泛认为只是清谈俱乐部，只有游说团的影响才能产生结果，党派之争又妨碍常识性的解决方案。

图24. 美国人对自己机构的看法（百分比）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美国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一张复杂画面，一方面过度的制衡限制了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决策，另一方面又会将过量或具潜在危险的权力委托给了不够负责的机构。像检控酌情权那样的简单委托极容易被滥用，尤其是遇上正在承受严打犯罪的政治压力的高调检察官时。

美国体制的问题是，这些权力委托很少做得干净利落。国会经常不向特定机构提供如何执行任务的明确指示，反让特定机构自己来拟定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希望由法院来纠正由此引发的不端行为。我们可以在美国第一个监管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身上，看到这个过程的逐渐展现。州际商务委员会在处理铁路问题上只有非常模糊的授权。它在问世后的头二十年中卷入诉讼，在是否有权实施监管上，遇上各种各样私人群体的挑战。同样的过程也在21世纪初展开，如《多德—弗兰克法》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国会让监管部门来编写自己的详细规则，而这些规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法院的挑战。讽刺的是，过度的权力委托和否决制，相互交织在一起。

许多问题源于美国总统制本身。在议会制中，多数党或执政联盟直接控制政府，议员成为部长，有权改变自己控制的官僚机构的规则。如果政党四分五裂，联合政府又不稳定，议会制也可能陷入僵局，如在意大利经常发生的。但是一旦议会多数获得建立，就会将清晰的权力委托授予行政部门。这种简单的权力委托，很难在总统制中发生，因为两个分支经常处在竞争之中。只加强一个分支，以牺牲另外一个为代价，仍没有解决当初之所以要分权的问题。

美国在许多历史关头需要总统权力，但对行政权力的潜在滥用又一直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政府分裂的情况下；这时，控制国会两院或一院的政党，不同于控制总统职位的政党。国会需要委托权力，但又不想放弃控制。宪法把国防和外交的权力，明确委托给行政部门。但国会仍不时要求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出席听证会，强制索要有关使馆安全的详细规则，还要他们出示数百份从环境破坏到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对总统权力的不信任，导致独立委员会的特殊结构，类似于州际商务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国会不是把权力直截了当地委托给向总统负责的机构主管，而是早就让监管机构向两党均衡指派的一组专员汇报。实际上，国会一边把控制权委托给行政部门，另一边又在严格控制这个委托。欧洲议会制中的大选可导致政策的迅速转变，但在美国，由于专员的固定任期，只好放缓脚步。独立委员会的结构保证政党继续占据支配地位，但到头来反让监管机构少了民主意义上的负责性。

美国如何与众不同？

在平衡强大国家行动需要与法律和负责制的能力上，美国的制衡体制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议会体制。议会制国家没有让行政部门变成准司法部门，即使有，至少也远远低于美国的程度；拥有较少的政府机构；制定更连贯的立法；较少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和瑞士，对政府的信任得以维持在较高水平，使公共行政的对抗性降低，更加基于共识，更能适应21世纪初全球化的多变形势。例如，它们福利服务的私有化和工会在就业保障上的让步，都受益于高度信任的制度，如整个经济体中用于设定工资和福利的社团结构。这种讲法只适合单个国家，如果把欧盟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比较结果就没那么有利于欧洲了。

以利益集团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为例。根据学术文献，像美国一样，欧洲游说团在数量和复杂性上也有很大增加。欧洲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游说注册规则，所以在数量上很难作出比较。但企业、行业协会、环保组织、消费者和劳工的权益组织，像美国一样，也活跃于各自国家和欧盟层次。[17]随着欧盟的扩展，决策从各国首都移到布鲁塞尔，整个欧洲体制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与美国的制衡体制相比，欧洲个别的议会体制可能只有较少否决者，但是欧盟因素加入进来，就会添加更多否决点。这意味着，欧洲的利益集团会有更多机会，如在自己国家无法得逞，就可去布鲁塞尔，反之亦然。政治学家克里斯蒂娜·马奥尼（Christine Mahoney）指出，代表社会运动的“外部”群体，与美国相比，更难获得与欧盟机构的交流机会；另一方面，现在与仅有本国体制的时期相比，利益集团享有更多向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提出申诉的机会。[18]

欧盟的志愿性实际上意味着，欧盟层次的机构远比美国的联邦机构薄弱，这些弱点在2010—2013年的欧洲债务危机中暴露无遗。美联储、财政部和国会对金融危机的反应相当有力，包括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大幅扩张、七千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2009年追加的七千亿美元刺激计划、美联储在一连串量化宽松中的收购。在紧急情况下，美国行政部门可威逼国会支持。相比之下，欧盟在希腊债务危机上仅采取零敲碎打的措施，而且犹豫不决。由于缺乏像美联储那样的权力，以及财政政策仍受控于国家层次，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在应对经济冲击时，与美国同行相比，更加束手无策。

在司法机构的作用上，欧盟的增长也意味着欧洲的美国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开始在宪法中添加基本权利的法案，让宪法法院成为这些权利的捍卫者，以对抗国家权力。负责解释欧洲法律的欧洲法院，以及源自欧洲人权公约的欧洲人权法院，先后获得建立，因此带动更高层次的司法审查。此外，个别欧洲国家的法院还提出普遍管辖权的新说法。譬如，西班牙法院起诉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法律依据是他在智利土地上犯下的罪行。就整体而言，欧洲法官没有像美国同行一样，将自身嵌入政治问题，但法理的正式结构趋向于增加司法否决权，而不是减少。

麦迪逊式共和国

美国政治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衰败，因为它传统的制衡体制愈益深化和僵化。由于政治极端化越趋尖锐，这个去中心化的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让利益集团和活跃组织拥有过度影响，它们加起来并不等于代表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

美国的政治体制变得极端化和寡断不决，这不是第一次。麦迪逊式的制衡体制，以及19世纪初出现的政党主导的依附式体制，足以应付大多数人生活在独立家庭农庄的农业国，但无法解决奴隶制和领土扩张造成的严重政治危机。这个去中心化的体制也不足以应付已是大陆规模的国民经济，它借助南北战争后出现的交通和通讯的新技术，愈益编织在一起。为了建立任人唯才的现代官僚体系，政治联盟获得成立，但每走一步，都遭到根深蒂固的政治参与者的抵制。鉴于这些障碍，发生于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的国家建设还是非常了不起的。美国本来可像希腊或意大利一样，演变成盘根错节的依附主义和个人腐败，一直到现代。但在随后的时期，美国的国家获得巨大增长，变成今天这个臃肿且低效的怪物。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深植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法治和民主，继续压倒本身也在不断扩展的国家的结果。

美国受困于糟糕的平衡。因为美国人历来不相信政府，通常不愿让政府享有像其他民主社会那样的决策权。国会强制要求复杂的规则，减少政府的自主性，使决策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政府因此而表现欠佳，更证实人们一开始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愿付更多的税，认为只会被政府浪费。资源不是政府效率低下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但没有它，政府便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对政府的不信任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能否改革这个体制，扭转走向衰败的趋势？会有两个障碍，都与衰败现象本身有关。第一是政治本身。很多美国政治参与者都承认这个体制表现不好，但切身利益让他们宁可保持现状。政党没有激励，不愿切断来自利益集团的财路；利益集团也不愿看到金钱买不到影响的新体制。像19世纪80年代一样，必须出现一个改革联盟，团结在当前体系中没有切身利益的群体。让这些群体采取集体行动又非常困难，需要领袖和明确议程，看来都不会自动出现。外部冲击是使运动成形的关键，譬如，像加菲尔德被暗杀、美国崛起为全球强国的需要、加入世界大战、发生经济大萧条那样的大事件。

第二是与思想有关的认知。对公认的政府失灵，美国典型的应对方法是尽量增加民主参与和透明度。这就是越战和水门事件后那个动荡年代发生在全国范围的事，改革者要求更公开的初选、更多公民起诉的机会、媒体对国会的24小时报道。加利福尼亚等州，扩大使用公民投票的机制，以避开反应迟钝的政府。在促成更负责任的政府上，几乎所有这些改革都归于失败。布鲁斯·凯恩认为，原因在于民主大众依据自己的背景和气质，实际上无法作出众多复杂的决策，反而让组织良好但不能代表大众的活跃群体乘虚而入。明显的解决方法是减少那些促进民主化的改革，但还没有人敢于提出，美国真正需要的是较少的参与和透明。

我在第1章就表明，本书不会为在此列出的问题建议具体的政策，或短期的解救方案。切实的改革议程必须在长期目标和政治现实之间谋求平衡。制衡体制让利益集团获得不当影响，又无法聚合大多数人利益，简单几项改革是无济于事的。譬如，在总统制中，增加行政权力以避免立法僵局，往往会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创造新难题；铲除专项拨款和加强党纪，实际上可能使立法的广泛妥协更难实现；利用法院来实施行政决策，可能非常低效，但在强大统一的官僚体系出现之前，也许别无选择；除非行政部门的能力得到提升，以及它的官僚体系获得改革，仅向行政部门委以更多自主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美国改成更为统一的议会制，许多这些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对制度结构作出如此激进的改变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人视自己宪法为准宗教性的文件，要他们重新考虑最基本信条，将是一场苦战。我认为，任何现实的改革计划，都需要考虑在现存分权体系中削减否决点，或引进加强等级权威的议会式机制。

使决策变得如此艰难的麦迪逊式制衡体制，推迟美国福利国家的开始，还确保它永远都不会走到欧洲的程度。[19]许多美国人会视之为幸运，因为美国经济避开了欧洲社会政策造成的破坏性规则和阻挠。这也意味着，体制改革——缩减规模，使之更为有效——也变得更为艰难。诸多个否决点好比把沙粒扔进齿轮，既防止了车轴往前转，又阻止了它往后转。

[1] 美国债务在1945年占GDP的112.7%（www.cbo.gov/publication/21728），英国的占225%（www.res.org.uk/view/article5jan12Correspondence html）。

[2] William A. Galston，《美国两极化的政党体系能是“健康”的吗？》（Can a Polarized American Party System Be “Healthy”? ）（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2010年）。

[3] Morris P. Fiorina指出，极端保守派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在2012年初选基础上，曾被宣布为共和党的领军者。其时，他仅获得三个州的的选票，分别来自1.2%、1.8%和7.4%的选民。Fiorina，《美国失踪的温和派：隐藏在普通岗位》（America’s Missing Moderates: Hiding in Plain Site），载《美国利益》（American Interest）第8卷（第4期）：58—67页。

[4] Thomas E. Mann和Norman J. Ornstein，《甚至比表面更坏：美国宪政体制与极端主义新政治的碰撞》（It’s Even Worse Than It Looks: How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Collided with the New Politics of Extremism）（纽约：基本图书公司，2012年），154页。

[5] 这被定性为果断和坚定之间的权衡（Gary Cox和Mathew McCubbins，《经济政策结果的制度因素》[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Policy Outcomes]，载Stephan Haggard和Mathew D. McCubbins合编，《总统、议会和政策》[Presidents, Parliaments, and Polic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64页）；又被定性为果断和信誉之间的权衡 （Andrew Maclntyre，《制度的力量：政治架构和治理》[The Power of Institutions: Political Architecture and Governance][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36页） 。

[6] Gary Cox，《钱包和回归预算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urse and the Reversionary Budget）（斯坦福大学未发表论文，政治学系，2013年）。

[7] George Tsebelis，《否决者：政治制度如何运转》（Veto Player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年）。

[8] 保守派和自由民主政党在2010年组成联合政府，这在英国极不寻常。更多时候，相对多数的实际选民选出强有力的议会多数派。

[9] Herbert Doring，《西欧的议会和多数规则》（Parliaments and Majority Rule in Western Europ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5年），223—246页。

[10] 参见Jacqueline Yates，《瑞典》（Sweden），载J. A. Chandler编，《比较公共行政》（Compara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0年）。

[11] Gerhard Casper，《美国走到“美国世纪”的终点：法治或开明专制》（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ule of Law or Enlightened Absolutism? ），载《华盛顿大学法律和政策学报》（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第4卷（2000年）：149—173页。

[12] George Little有关国会报告冗长的声明，美国国防部，新闻发布，2007年7月11日，www.defense.gov/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5437。

[13] Edward Luce，《开始考虑：美国处在下降时代》，第4章。

[14] 有关立法缺乏一致性，参见Bok，《政府的麻烦》，98—103页。

[15] Eric A. Posner和Adrian Vermeule，《松绑的行政部门：麦迪逊式共和国之后》（The Executive Unbound: After the Madisonian Republic）（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纽约）。

[16] 参见Joachim Herrmann，《德国检察官》（The German Prosecutor），载Kenneth Cuip Davis等编，《欧美的自由裁量司法》（Discretionary Justice in Europe and America）（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6年）。

[17] Christine Mahoney，《制度的力量：国家、利益集团活动和欧盟》（The Power of Institutions: State and Interest-Group Activi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载《欧盟政治学》（European Union Politics）第5卷，第4期（2004年）：441—466页；Christine Mahoney，《布鲁塞尔和环城高速相比：欧盟和美国的鼓吹》（Brussels versus the Beltway: Advoc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出版社，2008年）；Darren Halpin 和Grant Jordan合编，《民主政治中利益组织的规模：数据和研究方法》（The Scale of Interest Organization in Democratic Politics: Data and Research Methods）（纽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2012年）；Robin Pedler编，《欧盟游说：竞技场上的变化》（European Union Lobbying: Changes in the Arena）（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Jan Beyers, Rainer Eising和William Maloney合编，《欧洲的利益集团政治：欧盟研究与比较政治的教训》（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Europe: Lessons from EU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0年）；Sonia Mazey和Jeremy Richardson合编，《游说欧盟》（Lobby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18] 参见Christine Mahoney，《布鲁塞尔和环城高速相比》，147—165页。差异的原因并不在欧盟制度的性质，公民社会的团体发现，在欧洲组织起来要跨越民族媒体和语言的界限，这比在美国更难。

[19] Theda Skocpol，《保护士兵和母亲：美国社会政策的政治起源》（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Desmond King等编，《美国的民主化：比较历史分析》（Democratization in America: A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9年）。有关欧洲福利国家和美国的比较，参见Arnold J. Heiden-heimer 和Peter Flora合编，《福利国家在欧美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d America）（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Transaction出版社，1987年）。

第35章

自主和服从

私营和公共部门在治理上的不同；国家能力和官僚体系自主性成为政府质量的标尺；良好政府需要在专长和民主监督之间找到适当平衡

有效的现代政府找到了适当平衡，一边是强大能干的国家，另一边是法治和负责制。后者是用来制约国家的，迫使它处处为公民的广泛利益着想。这就是前述的“达到丹麦”的问题。自第三波民主化开始以来，与强大能干的现代国家相比，民主制度传播得更远更快。许多国家因此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巩固民主制度，二是投入国家建设。从长远看，这两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更应该是相互支持的。但在短期内，如我们看到的，彼此又可以是互相抵牾的。

那么，如何获得在行政上很能干的高效国家？许多国际发展机构认识到这类国家的重要性，从而提倡改革糟糕的公共部门。一般期望是，加强国家的最好办法是增加透明度和民主负责制。这种理论假定，如果选民掌握腐败和差劲的官员的信息，就会使用选票力量把他们从职位上赶走。许多改革努力争取减少政府的范围，以减少腐败机会，还试图增加官员必须效仿的规则——如利益冲突的规则。一般相信，消减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腐败也会相应减少。[1]

这些改进公共部门性能的可行措施，与主要是经济学家发明的一套理论体系密切相联。它以所谓的委托人—代理人理论，来理解官僚机构的效能。（我之前在讨论本卷的具体案例时，好几次提及这个理论。）委托人是主要的决策者，发布指示给代理人或代理人的等级制度，后者的功能就是将委托人的愿望付诸实现。这个框架可适用于私人和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委托人是企业的主人（或上市公司的股东），把权力委任给董事会，再给首席执行官，最后给公司的行政等级制度。在民主国家，委托人是整体人民，通过选举把权力委托给议会、总统或其他正式职位，后者再建立官僚机构，把人民的愿望付诸实现。

一个组织发生功能障碍，被认为是由于代理人中途变卦，改为自己利益着想了。例如，转移资金到自己的银行账户，或以组织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自己的事业。这是私人和公共组织的腐败来源。据说，治愈妙方是调整相关的激励，敦促代理人妥善执行委托人的命令。委托人—代理人的理论最终认为，透明和负责才是通向好政府的正道：委托人要求代理人增加行为的透明度，以便予以更好的监督，然后建立激励机制，使之对自己的愿望负责。[2]

在政治领域，这一理论暗示，更多民主应该导致较少的腐败和更好的政府。这似乎很合乎逻辑，腐败或不称职的官员应该无法掩饰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负责制的某种机制，也就不会有改变自己行为的激励。不过也有理由认为，这个理论非常不完整。

首先，它假定普通选民一旦获悉腐败，或公共资源被用于依附式的分配，就会要求以非人格化方式分派好处的纲领性政策。根据民主理论，这理应如此，但它忽略许多社会的选民，特别是在穷国，宁要依附式分配来获得个人便宜。甚至，公民想得到好处，可能就是发明依附主义的最初根由。

其次，增加透明和负责是通向更好官僚体系的必要途径，又与大量史实不符。不少比较干净的现代官僚体系，建成于非民主的情形之中。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官僚体系发展中，看得一清二楚。不少最成功的现代国家是在专制条件下建成的，经常还面对国家安全的严峻威胁。古代中国、普鲁士/德国、现代日本和少数其他国家，都是如此。相比之下，在现代国家巩固之前引入民主，往往会削弱国家质量，典型案例是美国。它在19世纪20年代民主选举开放后，搞出了依附式的政党政府，又在之后一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背负庇护式官僚体系。这也是希腊和意大利的故事，它们也搞出了复杂的依附式体系，阻碍现代国家行政部门的成长。依附主义在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国家中普遍存在，损害印度、墨西哥、肯尼亚和菲律宾等政府的质量。

最后，认为公职人员应接受严格规则的约束，上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想法，恰恰与最常见的对政府的抱怨背道而驰。一般认为，政府太受规则的约束，太僵化，太缺乏常识。现代的噩梦是，官僚机构在作出最小决定之前，仍要求堆积如山的文件。美国公众部门的许多改革尝试，都涉及废除规则，让政府在决策时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另有人称，良好政府是严格规则的产品，那么我们如何从中作出调和呢？

所有这一切显示，国家建设和民主建设是两回事，在短期内往往有大量的紧张。通向良好政府的可能还有其他途径，事实上，民主在具体情况中可能成为障碍，而不是优点。我们需要更为成熟的公共行政理论，尤其需要格外关注国家行政、法律和民主负责制之间的互动。

国家能力

委托人—代理人框架的大问题是，它视国家能力的存在为理所当然，换句话说，它把管理一个组织定为主要是激励和意志的问题：委托人命令代理人做某事，但代理人并不照办，因为他投机取巧或假公济私。但代理人也可能完全忠诚，积极投入，却仍归于失败，因为缺乏贯彻委托人愿望的知识、能力和技术。

现代政府，除了庞大，还须提供各种复杂的服务。它要预测天气，操作航空母舰，监管金融衍生物，监督药品安全，提供推广农业的服务，应对公共健康的紧急情况，判决复杂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控制货币政策。这些活动都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教育程度。例如，美联储的成员主要是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而疾病控制中心的成员都是医生和生物医学研究人员。

需要有技术专家的能力，就是良好政府与民主发生冲突的第一件事。我们知道，安德鲁·杰克逊当总统时的一个断言是，美国政府中没有一份工作是普通美国人无法胜任的。他在自己的官僚机构中雇用大批普通美国人，他们碰巧又是自己的政治支持者。持民粹主义观点的杰克逊之所以当选，部分原因在于民众对哈佛教育出来的精英不信任，以他的对手约翰·亚当斯为代表。这种不信任持续至今。通过《彭德尔顿法》建立任人唯才的官僚体系，就是要在官僚招聘上不受民主政治竞争的影响，要在政府中打造愈益扩大的技术专家的自主领域。

培养政府的技术能力，不只是让官员去上周末的行政培训课，而且要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作出巨额投资。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如果没有改革者在同时创建新大学，就不可能有如此的积极作用，如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建的新柏林大学。英国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也伴以本杰明·乔维特对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大整顿。19世纪末，明治寡头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日本的现代大学网络，让毕业生来充实东京的新官僚体系。

官僚体系的能力以个别官员的人力资本为基础，但政府机构的真正表现还得依赖组织文化，又被叫作社会资本。具有相同的人员配备和资源的两个组织，由于内部凝聚力的不同，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德国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证明是非常强悍的战争机器，部分原因就是它以士官为主导培养了高度的凝聚力。军事历史学家马丁·冯·克勒韦尔德（Martin van Creveld）指出，德军的团级部队来自同一地区，训练、打仗和战死都在一起，即使是精疲力竭时的撤退，也是整团一起行动。这培养了强烈的团队认同和强大的战斗力。相比之下，美国体制则不断重组战斗团队，在个人基础上补充伤亡将士的空缺。[3]

文官组织虽没有类似的能力塑造它们的职员，但仍可受益于基于共同规范的强大凝聚力。现代林务局的建立，基于员工同心协力于科学和科学林业。当代日本和韩国的官僚，跟早先英国一样，来自相同的名校，相识于学生时代。他们进入公共服务后，因为所在部委不允许横向进入体系的政治任命，作为一个群体获得晋升，发展出强烈的团队精神。甚至在官僚团结传统十分弱小的美国，也有全心献身于公共服务的卓越部门，如政治学家约翰·迪伊乌里奥（John DiIulio）描述的联邦监狱体系。[4]所以，官僚体系的能力并不等同于官僚体系中各官员能力的总和，与它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大有关系。[5]

最后，国家能力也与资源有关。训练最好最热情的官员，如果收入偏低，或发现自己缺乏完成任务的工具，也不会永远专心致志下去。贫困国家只有运转不佳的政府，这就是原因之一。梅利莎·托马斯（Melissa Thomas）指出，像美国那样的富裕国家，每年花在各种政府服务上的费用达到人均一万七千美元，如果不算外国的捐款，阿富汗政府仅花十七美元。它收到的财政经费，大都浪费在腐败和欺诈上。毫不奇怪，阿富汗中央政府在自己领土上只拥有很少主权。[6]

官僚体系的自主性

国家能力本身并不是政府质量的适当标尺。贯穿本书的恒定主题之一是，如要政府正常运作，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很重要。代理人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不管作为个人或组织多么能干，如果没有行使判断的余地，就会表现欠佳。

在古代中国，法家和儒家之间发生长期争辩，所争论内容相当于现代行政律师所谓的“规则与自由裁量权”。[7]法家认为，社会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则来管理行为，帮助确定百姓的预期，让国家的意图昭然若揭。而儒家发动抨击，理由是成文法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妥善的判决需要弄清特定案件的具体情况：谁犯了罪，动机是什么，作出的判决如何影响广大共同体的利益。儒家认为，贤明圣人在充分考虑相关情境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这种观点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的描述，“拥有伟大灵魂的人”（great-souled man）能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我们在第24章中看到，实际上的中国法律已演变成法家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中国的实践始终偏向于自由裁量权，而不是严格规则，反映出中国传统中法治的弱小。但儒家讲得也有道理：严格规则太多，常常妨碍好的决策。

官僚体系的自主性恰恰体现在，委托人以何种方式把任务或规则强加于代理人。组织的自主程度取决于委托人任务的数量和类型，或委托人授予代理人的权力程度。完全服从的组织没有独立权力，只像机器人一样自动执行委托人的详细任务。相比之下，自主组织可做出自己决定，无须担心委托人的费心猜疑。

委托人可放手的有各种各样的职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权。如我们在第1卷看到的，在欧洲建立法治的最重要发展之一是叙任权斗争，天主教取得任命自己神父和主教的能力。在11世纪之前，教会必须从属于神圣罗马皇帝的政治权力，因为后者掌控教会人事，包括教皇的选择。教会作为立法机构的独立性，因此与人事权的掌控紧紧相连。19世纪美国的文官改革，也同样是官僚体系争取在录用和晋升上设定自己的标准，而不是听从庇护式政客。

政治委托人经常颁布重叠乃至相互矛盾的任务。甚至，经常出现多个委托人——具有同等合法性的政治权威——颁布潜在矛盾的任务。例如，国有公用事业经常收到多重任务，包括收回成本、向穷人提供普遍服务、向商业客户提供有效定价。这些任务分别获得政治体制不同部门的推动，显然无法同时实现，因而就会引发官僚体系的功能障碍。准公共部门的美国铁路公司，如果不是承担国会命令的向运输量偏低的乡村提供服务的任务，本来可以成为高效的赚钱铁路。中国经常也有重复的功能性体系，一个通过指挥链向中央部委报告，另一个向省市级政府报告，结果导致政策易变和无效。

高度自主允许官僚机构的创新、实验和冒险。在运行良好的组织，老板发出一般指示，下属找出完成任务的最好方法。高素质的军事组织很清楚，下级军官应有“失败的自由”；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终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无人甘愿冒险。这个洞见已被吸收入美军多兵种合成作战的战地手册（FM100-5）。手册起草者以越南战争为鉴，反思兵种合成学说，将重点从集中指挥和控制，转向更灵活的战斗使命，指挥官只设定广泛目标，把具体执行留给基层的战斗梯队。换句话说，代理人可发挥自主性，即使在创新或试验中遇上失败，也应得到谅解。[8]

缺乏自主性是导致低劣政府的主要原因。全世界人都讨厌官僚机构死守规则、僵化和文牍主义。官僚机构可在操纵规则中获得权力和权威，所以对规则覆盖面的扩大更有兴趣。政治主人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颁布名目繁多的大量任务，与其沆瀣一气。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命令，允许官僚机构有更大自主性。

另一方面，官僚机构可能会有太多自主性。我已举过现代史上或许最臭名昭著的两个案例，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官僚体系。在这两个案例中，自主的强大传统导致优质的军事组织，又使之篡夺作为名义上委托人的政治领袖的决策权。德国海军和总参谋部在20世纪初拉拢皇帝，订出最终与英国和法国发生冲突的外交政策。日本关东军在满洲直接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最终在事实上接管日本的政治权力，只是没挂名而已。在不至于如此极端的情形中，紧密结合和高度自主的官僚体系也可顽强抵制政治指令，倾向于近亲繁殖、抗拒改变、对社会需求反应迟钝。

图25. 官僚体系自主性和政府质量

讽刺的是，过多规则有时不会减少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反而会加强，只是朝着非常不健康的方向。官僚体系的繁文缛节往往如此复杂，令人麻木，以致无人能查出规则的遵守程度。这让官僚可以自行决定到底要执行何种规则，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体系中得心应手。印度的官僚机构经常有如此名声，既受规则约束，同时又武断随意。

如图25显示的，需要适当的自主性来造就优质政府。在完全服从的一端，官僚机构没有自由裁量权或独立判断，完全受政治委托人的规则的约束。在水平轴的另一端，治理结果也非常糟糕，因为完全自主的官僚机构逃脱所有的政治控制，自行设定的不仅是内部程序，而且是目标本身。曲线的转折点偏向右侧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过度的微观式管理通常比过度的自主性更糟。

能力和自主性之间互相影响。如要控制代理人的行为，既可通过明确的正式规则和激励，又可通过非正式的规范和习惯，后者涉及的交易成本要低得多。许多高技能的专业人才基本上在自我监管，因为外人很难判断他们的工作质量。官僚机构的能力越高，理应得到更多的自主性。在判断政府质量时，我们需要知道官僚机构的能力和自主性。

在能力上升的基础上给予员工更大自主性，已出现于许多私营部门的工作场所。20世纪早期的经典汽车厂，如亨利·福特的高地公园工厂，所用的都是技能非常低的蓝领工人。在1915年，底特律的大多数汽车工人是新移民，一半不会说英语，平均教育水平略略超过小学水平。“泰勒制”（Taylorism）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出来的。科学管理让组织的智识部门占据等级制度的最高层。白领经理颁发详细的规则，告诉蓝领工人在何处站立、如何操作机器和上厕所的次数。这种低信任的工作场所，不允许底层组织行使自主的判断。

这种工作环境已被比较扁平的组织形式所取代。丰田汽车率先推出的精简制造厂，把相当多的自由裁量权委托给装配线工人，鼓励他们互相讨论，以改进合作。在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人的公司，自主性的程度甚至会更高。律师事务所、建筑师公司、研究实验室、软件企业、大学和类似组织，不可能依泰勒式的风格组织起来。在这样的组织中，经理对高教育水平的“打工皇帝”行使名义上的权威，实际上对工作的了解还不如底层工人。在这种扁平组织中，代理人并不只是接受委托人的权威，还经常参与目标的设定，可利用自己的专长来控制委托人。与泰勒式相比，这些组织无疑需要更多的信任。

图26. 不同能力下的最佳自主性水平

自主性的最佳水平从而依赖于组织能力。图26显示最佳自主性的曲线，在四个不同能力的假想组织中。每个组织的曲线在左右的极端位置都向下跌，因为每个官僚体系都能有过多或过少的自主性。转折点在低能力的组织偏向左侧，在高能力的组织偏向右侧。20世纪早期的福特汽车厂属于1级组织，而像谷歌那样的高科技公司属于4级组织。

适用于私营部门的东西，同样也适用于构成国家的公共部门。随着社会变得富裕，发展出能力更大的政府，就可给予更大的自主性。图25显示的最佳自主性移到右侧，仅适用于能力高的国家。在能力非常低的国家，结果恰恰相反，要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规则，来限制政府官员的行为，因为不能相信他们能运用良好判断力，或克制自己不参与腐败。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某机构有不少成员毕业于国际认可的学校，都是研究生水平的职业人才而不是政治亲信，那么让它拥有高度自主性，人们不但会感到安全，而且还要减少规则的约束，以鼓励它的独立判断力和创新行为。

图27. 自主性和能力

如果我们以国家能力和官僚体系的自主性为标准，在矩阵中列出不同国家（见图27），就可比较国家制度的整体素质。每个国家实际上是不同政府机构的组合，各有不同的能力和自主性，所以被绘成椭圆形，而不是一个单点。包含一连串转折点的对角线来自图26，代表根据能力得出的最佳自主性。所有组织都应增加能力（提高在垂直轴上的位置），但这涉及昂贵的长期投资。在短期内，它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向水平轴靠拢。

如图27显示的，没有单一公式可让政府表现更好。通向更佳表现的途径，取决于国家在矩阵中所处的位置。事实上，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也会有不同途径，因为组成政府的许多官僚机构会有不同的能力和自主性。

图28. 改革途径

这个框架解释了，为何有的国家需要减少自由裁量权，强加更多的规则，而其他的却要采取恰恰相反的措施。罗伯特·克利特加德（Robert Klitgaard）在《控制腐败》（Controlling Corruption）一书中发明了一个公式：

腐败=自由裁量权—负责制。

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因此一直在敦促低能力穷国减少自由裁量权（向政府官员施加更多规则），提高运作的透明度，建立扩大民主负责制的机制。对低能力的穷国来说，这个建议大体上是正确的。更多的媒体监督和民主选举，可能不是对付腐败的灵丹妙药，但至少可提供激励，让政客和官员改善自己的行为。但它不是普遍规则，不一定适用于高能力的富国。在许多情况下，增加自由裁量权和放松规则，才是保证政府效率的最好方法。

提高政府表现的途径因具体情况而异，即使在同一政府内，不同部门也可能需要不同对策：军购可能需要减少繁琐的文牍过程，而银行和特别检察官可能在滑向危险的不负责任。分析这些问题需要背景知识，加以解决更是如此。

民主负责制

民主选民如何给予政府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又掌控官僚体系必须遵循的政策和目标？不管它的暗示如何，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因为“专家”比公众更清楚公众的需求，所以就要把决策权移交给“专家”。让我们重返军事的案例，自主的排长不会参与大型战略的权衡，那是将军的功能。在民主国家，人民就是最终的将军。

民主负责制在政治体制的正常运作中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权威（合法行使权力）的最终基础。历史上有许多先例，可强制百姓遵守国家的意愿。如果权力转换成权威，政府就会有更好表现，公民自愿遵守法律和政策，因为他们相信体制的根本合法性。

在本书第1卷，合法性的重要性在1688—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和法国对比中，可以看到清晰的说明。英国建立了“无代表不纳税” 的原则，这意味着，国家只能征收议会批准的税款。其时的议会成员，都是英国最富有的纳税人。在1689年后的几十年中，英国政府的税收百分比和公共债务的公认安全性一路飙升。相比之下，法国有更为强制的税收体系，允许富人得到豁免，经常需要调动军队向心有不甘的农民榨取税款。法国作为GDP百分比的税收只是英国的一小部分，结果导致公共财政在18世纪的崩溃。英国仅有较小的资源基础，却能在直至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一系列战争中击败法国。

公认的合法性对政府效率非常重要，因为政府一直依靠非国家参与者来帮助达到公共目的。许多人相信，国家外包给私人部门、公私合作、在提供社会服务上依赖信教群体，只是20世纪后期的创新，但公私合作有悠久的历史。在欧洲，从人口登记到慈善济贫的社会服务，传统上都是教会提供的，只是在20世纪才变成国家功能。英国和荷兰的殖民主义是半私人组织推行的，它们各自的东印度公司都与政府平行运作。施泰因·林根（Stein Ringen）指出，1961年后执政的韩国军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民间组织来推广政策，不仅有三星和现代那样的大公司，而且有形形色色的私人自愿协会。[9]

随着人口日益富裕、接受更多教育、凭借技术又获得更多信息，执政变得越来越困难。一旦人们发现可以独立思考，获悉政府都不知道的事，就不会轻易服从仅仅是官方发布的法令。在过去四十年中，以中产阶级崛起为表征的广泛社会动员，导致正式的民主政体在世界上扩展开来。但是它也对民主制国家提出挑战，民主国家被认为与现实脱节，还对自己公民的需求反应迟钝。

像自由公正的选举那样的正式程序，就是为争取民主负责制而设计的。但选举本身并不能保证，政府会交出真正顺应民意的实质性政绩。选举和选民有可能受操纵，根深蒂固的政党可能无法向选民提供足够的选择，政治参与的程度可能太低。还有一个信息问题：我每隔几年的投票，可能表示对党或政府的政策的批准与否，但真正关心的却是影响自己生意的某条规则，或孩子在公立学校遇不到好老师。在理论上，负责制的途径从选民延伸至政府，再通过官僚体系回到公民。但这条路线太长，在沟通选择的过程中，经常会在大量噪音中失去信号。

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正规程序已经存在，让政府更加回应民意。最明显的是缩短负责制的途径，下放权力到尽可能低的层次，使之直接回应民意。这个方法自建国之父的时代以来，就被收罗在联邦制（欧洲称之为辅助性原则）的标题之下。另一种方法是让政府各分支相互平衡，利用司法部门来迫使行政部门回应公众的要求。在欧洲民法体系中，早已有分级的行政法院，允许公民对政府提出起诉。我曾提及，美国体制向私人公民提供起诉机构的权利，要求机构执法，或停止执法。最后还有另外的机制，如具里程碑意义1946年《行政程序法》，迫使联邦机构公布规则的修改，以征求相关的意见。在地方层次增加民主参与的类似过程，也在世界上迅速扩散，如巴西率先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

许多这样的方法确实产生了所标榜的效果，迫使政府变得更加敏感。但所有正式程序都倾向于叠床架屋，随着时间的推移，体系内的强大参与者又从中投机取巧。联邦制没有真正下放权力，经常是政府的层层复制。去中心化实质上就是把权力移交给地方精英，尤其在穷国。我已说过，对抗性法条主义影响了美国公共行政的质量。《行政程序法》的公告和意见的规定，多年来已演变成没有意义的过场，发布预期意见的，都是拿高薪的说客和强大的利益集团。

所有这些正规程序都是为了加强负责制，以及决策的民主合法性。但它们也增添了规则，强加高昂的交易成本，拖延政府的行动。这些程序的累积影响，往往是剥夺行政机构的自主性，使之无法有效完成任务。太多的透明度能够且已经削弱了审议的展开，如美国国会中的情形。如果负责制的要求变成党派政治斗争中的又一利器，就不会达到原先的目的。发明正式机制，每时每刻进行监测，并对表现不佳施以惩罚，这往往会造成政治学家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所谓的“基于制裁的负责制”，即出于恐惧而不是忠诚的现代版的泰勒制。这种体制的理念是，如果没有周到的外部监督，工人是靠不住的。对接受监督的工人来说，这是扼杀冒险和创新的绝佳之法。这些程序旨在提高负责制和合法性，最终却适得其反，使政府更加低效，更加削弱了它的合法性。

平衡

改进民主负责制的答案，不一定是正式机制的扩展或政府的绝对透明。儒家认为，没有一套规则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产生良好效果，这是正确的。为了使政治体制妥善运转，需要有一种无形因素，即信任。公民必须相信，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都能做出反映公民利益的正确决定，而政府必须通过积极回应和兑现承诺来赢得信任。享有适当自主性的官僚机构，并不隔绝于公民，而是如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所说的那样“嵌入”社会，随时回应社会的要求。这构成高水平的平衡，对政府的信任，导致有效的政府，反过来又加强各方面的信任。

[1] 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Making Services Work for Poor People）（华盛顿：世界银行，2003）。

[2] 有关委托人—代理人理论及其局限性，参见福山，《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和世界秩序》（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章。

[3] Martin van Creveld，《战斗力：德国和美国军队性能，1939—1945》（Fighting Power: German and U.S. Army Performance, 1939-1945）（康涅狄格州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82年）。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和法国军队的对比，参见James Q. Wilson，《官僚体系》，3—6页。

[4] John Dilulio提及，严重的监狱暴乱1987年在路易斯安那州和乔治亚州同时发生，美国联邦监狱退休人员协会部分成员，穿上旧制服，自费赶去暴乱现场，协助应付危机。如作者指出的，委托人—代理人的框架以物质奖励为主，无法解释这种热心公益的行为。John J. Dilulio, Jr.，《有原则的代理人：联邦政府官僚机构中行为的文化基楚》（Principled Agents: The Cultural Bases of Behavior in a Federal Government Bureaucracy），载《公共行政研究和理论杂志》（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第4卷，第3期（1994年）：277—318页。

[5] 有关胡格诺派教徒创建瑞士制表业的作用，参见David S. Landes，《时间的革命：时钟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修订版（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rev. ed.）（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248—257页；有关东正教犹太人在钻石贸易中的作用，参见James S. Coleman，《人力资本创造中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载《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94卷（1988年）：S95—S120页。

[6] Melissa Thomas，《远大前程：富有捐助者和穷国政府》（Great Expectations: Rich Donors and Poor Country Governments），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333618.

[7] 参见Kenneth Cuip Davis等编，《欧美的自由裁量司法》。

[8] 德国军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发展的操作原则，成为这本战地手册的基础，战斗使命只是德国支援战术（Aufstragstaktik）的美国版。参见福山和Abram N. Shulsky，《“虚拟公司”和陆军组织》（The “Virtual Corporation” and Army Organization）（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1997年）。

[9] Stein Ringen，《魔鬼的民族：民主领袖和服从的问题》，24—29页。

第36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政治发展和生物进化；政治发展与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国际影响的重要性；达到现代国家；政治发展中暴力的作用；自由民主制是普遍的发展前景吗？

我用两卷书的篇幅追溯了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起源、演变和衰败。

政治发展在许多方面与生物进化相似。生物进化以变异和选择两个原则的互动为基础，政治也是如此：由于相互竞争以及与物质环境的互动，政治制度的性质会有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制度生存下来，其他的证明不再适宜。恰如某些物种无法适应环境变化，制度也会变得无法适应，就此产生政治衰败。

生物进化的变异是随机的，但人类在制度设计上能发挥一定程度的能动性。确实，如哈耶克等学者所说，人类仅凭事前了解的见识，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知识或智慧，来预测自己制度或政策的效果。[1]人类发挥能动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反复过程中，先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再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1949年通过的宪法，与魏玛共和国宪法有重大不同，这恰恰是德国人了汲取20世纪30年代民主失败的教训。

生物进化分为特别进化和普遍进化两种过程。在特别进化中，生物为了适应特定的环境，特性发生变异。这会产生新物种，著名的达尔文雀就是适应微观具体环境的结果。在普遍进化中，由于要解决类似问题，不同物种出现相似的进化。例如，像眼睛那样的感觉器官，在不同物种上演变出来。

人类也是如此。第一个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小群体约在五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中东，开始出现变异，这种变异在一定程度是基因上的，但更剧烈的变异是文化上的，巴别塔的圣经故事确有真实先例。人类迁徙到欧洲、东南亚、南亚、大洋洲乃至美洲，在各种各样的生态处境中安顿下来，语言和文化习俗开始发生变异。同时发生的还有普遍的政治进化，多元文化的人类必须解决类似的问题，即使互相之间只有很少接触，或根本就没有接触，却设想出并行的对策。

我曾经描述过世界上不同社会的政治制度的主要变迁：

° 从族团层次的社会到部落层次的社会

° 从部落层次的社会到国家层次的社会

° 从家族制国家到现代国家

° 独立法律体系的发展

° 正式负责制的出现

这些政治变迁在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化规范的社会中独立发生。分支世系制——部落制——在人类发展的某阶段几乎出现于世界上所有地区，都以追溯共同祖先的原则为基础，并且所有这类社会都靠宗教信仰来维持，认为死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后代都拥有神奇力量。尽管作为人类学看家吃饭基础的亲戚组织，在地理上分隔的社会中会有细微差异，但部落社会的基本结构都非常相似。

同样，在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国家开始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埃及和墨西哥，具有非常类似的政治结构。它们是比较庞大和富裕的社会，能召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抗衡组织较差的竞争对手，以维持自己的独立。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再让亲戚关系作为政治组织的主要原则，要代之以非人格化规则。不同社会以不同方法来应对这个难题，从发明官僚国家的中国，到阿拉伯和奥斯曼的军事奴隶制，再到破坏亲戚关系、代之以封建合同的基督教西方。最后在古代以色列、基督教西方、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独立的法律体系以宗教法律的形式获得发展。掌管这些体系的是以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教士，至少在名义上享有对世俗统治者的权威。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这些法律的内容有很大不同，制度化的程度和性质也有很大差异。但在所有这些社会中，法律的基本结构都是相同的，作为一套共同体规则，来约束持有胁迫手段的主权统治者。法律监督家庭生活、继承和财产，还在不受国家干涉的领域中帮助解决争端。唯一没有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出法治的世界主要文明是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从未发展出可让法律赖以为基础的超越宗教。

这些变迁并没有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发生。仍有少数族团层次的社会，幸存于像卡拉哈里沙漠和北极那样的边远环境，还有不少部落层次的社会散布在山地、沙漠和丛林地区。政治组织的一个层次永远不会被另外一个完全取代。所以在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尽管国家的发明已经很久，分支世系制继续存在。只有在西欧，在现代国家的出现之前，社会层次的分支世系制大体上业已销声匿迹。在其他社会，国家的政治权力只是覆盖在既有的宗族结构上，一旦国家权力减弱，宗族权力又会复活。在中东地区，部落制仍然强大，在权威上是国家的对手。

在自然选择中，个体彼此竞争，最能适应环境的得以生存下来，即物竞天择。达尔文又描述第二个进化过程，即性选择，有时与第一个进化过程发生矛盾。雄性为争夺雌性常常发展出某种特征（如雄鹿的鹿角），标志自己在物种内的生殖优势。与其他物种相比，这些特征不一定适应环境，一旦有新天敌加入，反而成为累赘。在受保护环境中驱动特别进化的往往是性选择，而不是自然选择，让同一物种的雄性相互厮杀，以决胜负。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指出，性选择在政治上也有对应物。不是每一个政治或社会制度的产生，都是群体为生存下去的无情斗争的产物。现存制度可把竞争行为，引向替代性的场合。所以，富裕的对冲基金经理，无须通过膂力过人和刀棍来与人竞争，只需凭借自己的投资金额或艺术收藏。弗兰克指出，这些竞争大都涉及相对地位，有零和性质。换句话说，消费的价值只在于引人注目，导致无法取胜的炫富比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诸侯，竞相成为艺术庇护人；这些投资对后代来说很有价值，但在抵抗强大外敌（西班牙和法国的国王）的军事斗争中就于事无补。[2]

发展的各个方面

本卷涵盖的阶段，以工业革命发轫于欧洲和美国，以及由此成为可能的持续经济高增长为标志。相比之下，第1卷描述的欧洲、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的农业社会，仍处在马尔萨斯的经济世界，掠夺仍是经济上合理的活动模式。技术革新也有发生，但速度太慢，以致人均产量的增加很快因人口增长而抵消。生产性投资机会不多，一个群体组织起来，榨取另个一群体的农业剩余，构成全部的政治活动。这个体系允许精英创造辉煌的文化和享受奢侈的生活方式，却让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备尝辛苦，回馈给非精英的主要好处，是某种程度的安全和政治和平。

这个好处并不简单。在那个时代，由于饥荒、疾病、战争和侵略带来的屠杀，人口可以一下子减少一半或四分之三，主权统治者的和平保障是关键的公共物品。这个体系的稳定可持续许多世纪，因为精英和非精英在组织能力上的悬殊会自我强化。农民起义周期性爆发于农业社会，包括中国、土耳其、法国和德国，但总受到遏制，通常还遇上地主精英的野蛮镇压。支撑这些体系的统治思想认为，人类分为不同地位的群体或种姓是完全正当的，极不鼓励社会流动。

这种低增长和零和性质的世界经济，实际上适合描述当今许多极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从理论上讲，像塞拉利昂和阿富汗那样的国家，通过适当投资，有可能变成像韩国那样的工业强国。但从实际出发，这些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制度，这个转变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那里能干的年轻人如想发财致富，与其开创自己的生意，不如进入政治，组织民兵，或以其他方式来攫取资源财富。

如我们看到的，19世纪开始的工业化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平衡。技术革新促成的生产力增长，驱动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并在社会舞台上以戏剧性方式重新洗牌。前几个世纪在政治上不活跃的农民，搬到城市或其他制造业中心，被改造成产业工人阶级。城市居民获得更好教育，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如亚当·斯密解释的，以水路为中心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在17世纪和18世纪显著扩大了市场规模。这有助于大规模的劳动分工，成为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法国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20世纪后期，这个过程也在东亚地区开始，至今仍在21世纪初的中国继续。

本书第2章描述的发展模式显示，快速的社会动员促进政治参与的诉求，三个重要的政治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都在承受压力。这是关键的时刻，农业秩序的政治制度要么调整，以适应参与的诉求，要么发生衰败（见图29）。像大地主那样的旧社会群体，以及与之结盟的国家部门（如军队），会试图压制参与诉求。新社会群体强行进入政治体系的能力，反过来取决于自己的组织程度。这在欧洲和美国有两个阶段，先是工会的发展，再是代表其利益的新政党的兴起。如果这些政党为扩大的政治体系所接纳，这个体系会保持稳定；如果这些需求受到压制，就会发生实质性的政治不稳定。

图29. 发展的各个方面

这些斗争的结果高度依赖具体情境，从来不是由结构性因素单独决定的。在英国，旧农业精英通过联姻，在不知不觉中与新资产阶级融合起来，或在经济地位下降的情形下，设法找到维持自己政治地位的新途径。在普鲁士、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他们与国家结盟，使用专制权力来压制新兴参与者。在当代中国，国家一直在寻求对这一过程的阻止，不允许有利于集体行动的独立工会，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就业增长，以维持工人的满意程度。

在意大利、希腊和19世纪的美国，以及在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当代发展中国家，传统政党将新社会参与者吸收进依附式政治机器，部分冲淡了阶级矛盾。这些政治机器在满足政治参与的需求上非常有效，从而促成整个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依附主义鼓励政治阶级的公然腐败，阻止对纲领性政策的追求。对进入体系的新社会群体来说，纲领性政策才更为有利。

图29的次序代表西欧、北美和东亚一部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经典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在通常情况下，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会发生社会动员，这种现象被称作“没有发展的现代化”（见图30）。在这种情况下，促使社会变化的不是新工业工作的拉动，而是贫困乡村的驱赶。农民涌向城市，因为那里似乎会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但他们不用面对劳动分工不断扩大的严峻压力，如经典工业化的情形。礼俗社会没有被改造成法理社会，只是简单植入城市——亲戚群体和乡村原封不动地搬入城市贫民窟，在极其边缘化的经济状况中，保留乡村社会的组织和价值。这就是发生于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的现代化，也发生于无数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次大陆、拉丁美洲、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出现庞大的城市，却没有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

图30. 没有发展的现代化

没有发展的现代化，出现于东亚以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它不同于经由工业化的经典现代化途径，从而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它既会破坏不愿提供政治参与的传统政治体系——亨廷顿政治衰败的经典情况——又会导致稳定的依附式体系，以及以租金分配为中心的精英联盟。如果资本主义工业没有蓬勃发展，劳动分工不够广泛，所涌现出的社会群体就会不同于19世纪欧洲：没有大批中产阶级新兴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职业人和强大的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庞大且无定形的城市化穷人群体，在非正规部门勉强谋生。如果有资本和市场，其中很多人都会成为创业者。当代的小额信贷业和产权运动，目的就是要为穷人提供此类工具。[3]从非正规部门到创造工作的真正工业，没有一目了然的途径。依附主义在这种条件下蓬勃发展，因为政客提供的个别好处和公共部门创造租金的能力，与私营部门相比，往往是谋求经济安全的更有效捷径。政治重点是在租金分配上的零和博弈，而不是有关纲领性政策的争论。如图30中虚线所示的，这种依附主义给公共部门改革和国家能力提升带来很大障碍。

合法性思想是发展的一个独立方面，对政治制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主要涉及社会动员的性质。认同政治——以民族主义、种族或宗教为基础——经常压倒阶级政治，或充当阶级的替代品，成为社会动员的号召。这发生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工人更易受民族主义而不是自己的工人地位的鼓动。这也发生于当代中东，宗教变成功能强大的动员工具，让政治议程的关心从经济政策转到伊斯兰教法和妇女地位。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它们的政治沦为争夺租金的种族斗争。这并不是自然或必然的结果，如印尼和坦桑尼亚的案例显示的，它们的政治领袖制定民族认同的替代性概念，以冲淡种族差异。

好事并不总是扎堆

政治秩序的三个组成部分——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构成现代自由民主制，在许多方面又是互补的。为了实现有效和非人格化，国家需要借助法律来实施统治。最成功的专制政权是那些拥有依法治理而非法治的国家。譬如，中华帝国通过官僚体系统治广袤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普鲁士的法治国建立清晰产权，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无论通过民主选举的正式负责制，还是通过政府回应民众需求的非正式负责制，对国家的良好运行，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都在集中和使用权力，如果行使合法权威，赢得公民的自愿遵守，就会变得更有效、更稳定。当政府不再愿意承担责任时，就会招致消极的不服从、抗议、暴力乃至极端情况中的革命。当自由民主制运行良好时，国家、法治和负责制相互加强，相得益彰。（见图31）

图31. 政治发展中的相得益彰和紧张

但政治秩序的三大组件之间长期存在紧张。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民主相互发生碰撞的案例，我们已看到很多。高效的现代国家建立在技术专长、能力和自主性之上，所以能在威权条件下得以实现，包括普鲁士、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今天的新加坡和中国。另一方面，民主作为对普遍民意的普遍反映，要求对国家实施政治控制，也要求越来越多的参与。对国家追求的政治目标来说，这种控制既是必要的，又是合法的。但政治控制有时会引发过于琐碎乃至矛盾的任务，往往还把国家当作租金和就业的来源。依附主义之所以会在年轻的民主国家出现，恰恰是因为，设法动员支持者的民主政客，把国家及其资源当作有用的分配储备。美国在初期遭到民主政客的攫取和控制，至今又因利益集团对国会的影响而走向家族制复辟。同样过程也发生于发展中世界的无数民主国家。

高质量国家和法治之间也有紧张。有效国家通过法律实施治理，但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又会遇上正式法律的羁绊。这种紧张是中国古人非常清楚的，法家与儒家的争论表明了这一点。同样，现代行政法中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争也是这种紧张的表现。规则需要明确和非人格化，但每一个法律体系都会调整规则的应用，以适应特定环境。检察官在何时以及如何起诉被告时，允许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官在量刑时，也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最好的官僚体系享有自主性，在决策时作出判断，承担风险，勇于创新。最糟的官僚体系，只机械性地履行他人编出的详细规则。有的官员盲目遵守规则，不愿使用自己的常识，让普通公民哭笑不得。政策制定者有时需要承担风险，尝试前人没做过的事；过度尊重规则往往导致寸步难行，只会强化政府的现状。

法治和民主负责制之间也有长期紧张。法治的存在，就是要制约所有公民，包括民主多数派。在许多民主国家，多数派安于违反个人和少数派的权利，发现法律规则反而成了达到自己目标的障碍。另一方面，法律本身的终极合法性，取决于它反映广大共同体的正义规范的程度。此外，法律的执行还得依靠政府司法部门的员工。这些人各有自己的信仰和意见，可能与广大公众的意愿有悖。司法激进主义，像软弱或政治上顺从的司法部门一样，能造成同样大的危险。

最后，民主本身也有紧张。努力提高民主参与和透明度，实际上可能在降低整个体系的民主代表性。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广大群众，根据自己的背景或气质，根本无法作出复杂的公共决策，却被要求一再参与选举和公投。这个过程往往被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所操纵，以追求自己的狭隘目的。

政治秩序的不同组件之间的紧张意味着，好事扎堆并非易事。良好的自由民主制，在三个组件之间拥有某种平衡。国家、法治和负责制都会阻碍彼此的发展。所以说，引进不同制度的先后次序至关重要。

国际方面

至此，我描绘的是发展的六个方面在封闭体系的单一社会中的互动。但事情的真实情况是，其中每一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有关合法性的思想。在工业革命之前，思想就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乃至从一个文明到传播到另一个文明——实际上往往是社会变化的主要中介。作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将阿拉伯半岛上边缘化的落后部落转变成世界大国，一直蔓延到东南亚。中国的儒家思想流传到邻近的日本、韩国和越南，无须凭借入侵和占领，就在那里创建起中国式制度。佛教从印度越过边界进入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往往在那里变成类似于国教的信仰，在本国却未能如此。当然，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思想的传播会变得更加激烈。在民族主义作为组织原则的兴起和蔓延上，书籍和报纸功不可没。多亏无线电台、电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电子技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伊斯兰教和民主思想，在20世纪轻易跨越国界。如果柏林墙倒塌的图像没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很难想象撒哈拉以南非洲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主转型。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半岛电视台、推特和脸书都有助于促成反专制政权的抗议，所发挥的作用不亚于国内原因。在21世纪初，民主真正变得全球化了。

不幸的是，让制度跨越国界的许多机制没有那么温和：征服、占领、往往还有对土著人口的奴役或消灭。即使是最高压的殖民列强也发现，无法在不同地方随意复制自己的制度：地理、气候、当地人口和本土制度都在互动，以创建不同于宗主国的新形式。

移植制度的最成功案例，是在殖民列强大量移民的人口稀少地区。在北美、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和南非的部分地区，殖民列强遇到的狩猎采集者和游牧种族没有国家层次的社会，仅有少数例外。征服往往是长期、痛苦和血腥的，到最后，本土政治制度几乎都销声匿迹。在秘鲁和墨西哥，西班牙遇上人口密集的国家层次的社会。但印加和阿兹特克的国家制度既不悠久也不纯熟，在征服和疾病的压力下迅速瓦解，甚至快过北美和南美的部落社会。西班牙的征服地成了殖民定居地，不过它的克里奥尔人口大大少于其统治和与之通婚的原住民。植入拉丁美洲的制度类似于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无论是秘鲁和墨西哥的重商主义，还是阿根廷的自由主义。

定居者政权从来没有简单复制宗主国的制度，因为移民面临的当地条件往往明显不同于自己家乡。特别进化导致差异极大的结果。所以，在塑造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美国南部的奴隶社会上，气候和地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加强了从欧洲进口的等级制度和威权政府的传统，更在美国南部扭转了美国其他地区日益走向社会平等的趋势。

在世界上没有欧洲人广泛定居的地方，既有制度的性质在塑造最终出现的政治秩序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分列这个光谱表的两端。在殖民列强来到之前，前者的许多地区没有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而仅有的国家层次社会，在国家功能范围和力量上尚未获得高度发展。疾病以及经济机会的缺乏，阻止了欧洲人在非洲大量定居（除了南非）。之后，殖民列强又觉得，不值得花费巨大投入在这里复制自己的制度。欧洲在非洲的短暂殖民主义，成功破坏了当地的传统制度，却没有植入更现代的制度。

相比之下，中国、日本和韩国已有国家传统，在某些情况下，比欧洲更为悠久、更为深厚，因此而在抵抗征服和殖民上获得更大成功。列强19世纪力图殖民或吞并这些国家的领土，或遭遇失败，或受到逆转，如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主权。与西方遭遇后，东亚的传统政权都分崩瓦解，到最后，再以本土的政治传统为基础，重建了强大国家的新制度。新兴国家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统治中国的政权宣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宗旨，日本和韩国拥有西式的自由民主制。东亚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实践：中国鼓吹有自己的行政模式，但它的法律体系和微观层次的制度，都深受西方和国际惯例的影响。但东亚主要国家的重建，都以官僚体系为内核；这个内核源自他们自身的历史经验，而不是靠西方国家的出口。

暴力和政治发展

人类的悲剧之一在于，暴力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特别在现代国家的创建之中。人类为了合作而竞争，又为了竞争而合作。合作与竞争不是二选一的方法，而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且竞争频频采取暴力的形式。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早期过渡的历史记录，无论是从族团层次到部落层次，还是从部落层次到原始国家层次，只能推测当初的激励因素。要想转变为大规模社会，当然要依赖技术革新及其允许的经济盈余，外加物质环境提供的便利，但经济刺激似乎还不足以促成这些转变。恰如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提高生产力的技术，早期社会往往也会受制于制度性局限，或是生产方式的僵化，或是阻挠变化的社会组织的僵化。

考古记录显示，是军事竞争作为动力诱发了重大的转变，使人类政治制度的水平从族团经部落、国家一直转变到现代国家。只有暴力威胁，才能创造对政治组织新形式的强烈需求，以确保社会的存活。蒂利的假说“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指的是早期现代欧洲的国家形成。但中国古代就已有了现代式国家，推动其形成的也是军事竞争。当历史记录出现于中国古代周朝时，暴力赫然就是国家建设和国家现代化的源头。正如我们看到的，军事竞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迫使法国、普鲁士和日本在专制条件下建立起现代官僚制。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在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功能范围在美国的大规模扩张，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发生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所谓的反恐战争。反过来，拉丁美洲国家间战争的罕见，正是当地国家相对软弱的原因之一。

暴力在创造政治秩序上的作用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政治秩序的存在首先就是为了克服暴力。但没有一个政治秩序曾永久地消除暴力，只是将暴力的组织层次推到更高水平。在当今世界上，国家权力可在人口超过十亿的社会向个人提供基本的和平与安全。但那些国家仍可在国与国之间组织起极具破坏性的暴力行为，即使永远都没有足够能力来维持国内秩序。

驱使政治制度建设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不一定来自外部。为了克服制度僵化和政治腐败，暴力常常又是必需的。现任政治参与者在政治体系中变得盘根错节，扼杀制度性变化，就会发生衰败。通常情况下，这些参与者十分强大，铲除它们的手段非暴力莫可。例如，旧制度法国腐败的买官者，作为一个阶级在大革命中遭到强制剥夺。其他强大的农业寡头——普鲁士的容克阶级，俄国和中国的地主阶级——也在战争和革命中失去财产。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地主阶级慑于美国军事力量而被迫放弃土地。还有一种情形，阻碍现代化的是非精英。巴林顿·摩尔指出，英国在议会圈地运动中的农业商业化，是创建现代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必需，因此需要一个慢动作的革命，将农民强行赶出世代居住的土地。

最后，暴力或暴力威胁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与民族认同的形成有关。对国家建设乃至政治秩序来说，民族认同是很关键的辅助。领土边界与文化单元相吻合的想法，使得重新划分边界或迁徙人口成为必需，要做到这两点，非实质性的暴力不可。有些民族认同故意设计成包容和非种族性的，如坦桑尼亚和印尼；但共同语和连贯的建国叙事，还得靠威权政治手段来强加。在欧洲，20世纪下半叶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是前几个世纪暴力国家建设的产物。

幸运的是，军事斗争不是通向现代国家的唯一途径。英国和美国为应对国家安全的急需而建立国家官僚体系；又在和平时期通过组成改革联盟来实施国家行政的改革。在旧庇护政治中没有切身利益的新社会群体，是这些联盟的主要成员，但不是唯一的。在英国，它是想打入旧贵族特权圈的中产阶级；一旦相对少数的精英明白，旧制度的效率不高，也无法满足帝国的需要，就做出比较迅速的调整。英国威斯敏斯特体制的权力高度集中，不到二十年就使改革落实到位。在美国，改革联盟比较复杂。新兴的中产阶级和职业人阶级在庇护主义上有分歧，因为有些商业利益已找到应对旧制度的妙法。相比之下，被工业化抛在后面的旧农业利益，出于对这些商业利益的敌视，反倒加入了改革联盟。文化发挥的作用很重要，但很难量化。新教精英不满意城市政治机器和依附式移民带来的腐败，在道德主义的驱使下，参加了支持改革的动员。

这些案例显示，经济发展本身可成为起点，使家族制或依附式的国家转变成现代国家，但不能保证它的成功。希腊和意大利的案例说明，尽管有高水平的人均财富，依附主义仍存活至今。新动员起来的社会群体，如中产阶级职业人群体，有可能支持国家改革，也有可能被轻易吸收进依附式的政治网络。当经济增长没有以市场为中心的企业精神为基础时，当未经改革的国家领头促进经济发展时，这一点尤其明显。

所以，达到现代国家可有多条途径。历史上，暴力在激励政治创新上是很重要的，但在之后发生的案例中，就不再是改革的必要条件。这些社会有机会汲取早期经验的教训，让他人的模式适应自己的社会。

政治普遍性

我在这两卷书中一直强调政治发展的普遍进化，而不是特别进化。后者是指，社会为了适应所处的具体环境，在政治组织的形式上生出差异。前者是指，它们在不同环境中为应对如何组织的问题，发明非常相似的解决方案，一如前述。

我认为，运作良好的政治秩序必须让三个政治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处于某种平衡之中。隐含在这个观念中的是一个规范性偏好。在我看来，一边是有效强大的国家，另一边是基于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约束制度，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自由民主制，要比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政体更公正，更有助于自己的公民。这是因为民主政治隐含的政治主体性，本身就是人类生命的重要目的，可以无关乎这个体系产生出的政府的质量。我同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断言，人类天生是政治的，只有参与共同生活，才有可能兴旺到最高水平。基于市场的经济体系自有它的内在价值，也可在这一点上作出类似断言。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它不仅更有效率，即便计划经济能以同样速度增长，一个公民“还是有很好的理由喜欢自由选择而不是服从命令”。[4]政治也是如此：发挥政治主体性是人生本身的重要目的，与这个主体性的效果无关。

将权利授予公民的法治也有内在价值，与这些权利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无关。个人权利——自由言论、集会、批评和参与政治——构成国家对公民尊严的承认。威权国家在最好情况下把自己公民当作无知或尚未成熟的孩子，还需要成年人的监护；在最坏情况下把他们当作可以利用的资源，或需要处置的废物。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实际上承认，公民是能作出独立道德选择的成年人。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暴君，从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到阿拉伯之春的穆巴拉克和卡扎菲，最终都要面对自己公民的愤怒反抗。[5]

本书提出一个大疑问，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中取得平衡的政权——自由民主制——本身构成某种政治上的普遍性，抑或它只是生活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的文化偏好？

这种政权显然不能代表人类的普遍性，因为它在几个世纪之前才应运而生，在人类政治秩序的历史长河中只算一朵浪花。如果说自由民主制构成普遍适用的政府形式，我们不得不认为，它与政治的普遍进化有关，犹如族团层次、部落层次和国家层次的制度，在不同历史时刻成为各文化和地区的政治组织的支配形式。换句话说，这种政权一旦与发展的其他方面——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思想转变——合在一起，就变得不可或缺。族团层次和部落层次的社会没有国家，或第三者强制执行的法律，但可说有很强的负责制。主持农业经济的国家层次社会可持续数百年，有时出现法律，但从未有过民主负责制。只有出现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实施现代化，才迫切需要三个制度处于平衡的政权。

如果没有法治和负责制的正式机制，要治理人口高度动员的庞大社会，就非常困难。支撑经济增长和高效的大市场，需要既可预测又获得切实执行的连贯规则。高度动员和不断变化的人口，不断向统治者提出要求；自由的新闻媒体和选举可被看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让政府及时了解个中的千变万化。如托克维尔指出的，人类平等的理念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即使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许多政权的尊重，却获得无可阻挡的传播和接受。人们相信自己拥有权利，会抓住一切机会坚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仍希望在其他方面维持现代形象，以法治和民主负责制来平衡国家权力，就不再是一个规范性偏好，而成了保持政治组织稳定的必要条件。亨廷顿认为，威权政党可以满足大众参与的要求，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并不正确。

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权，事实上成了现代成功政治的普遍条件，但我们需要承认，法治和负责制的具体形式可有相当大的差别。特定国家采纳的制度形式，如美国，并不构成普遍模式，不同社会可以不同方式来落实这些制度。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法治和负责制用来为实质性目的服务，不只是严格的程序。法律的目的是制定共同体的正义规则，使之透明化，并公平执法。广泛的程序措施成了当代世界法律界的专业，但只是公平执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然而，程序往往占据优先的地位，反而使正义的实质性目的陷入困境。无数法治社会的法律体系行动太慢，成本太高，让那些在程序方面享有知识优势的人有机可乘，以牺牲正义为代价。

自由公正的选举的民主程序，并不能保证负责制的实质性目的。人们可在选举程序上耍弄花招，包括彻头彻尾的欺诈、操纵选票、巧妙重划选区以利于自己的政党、取消其他政党选民的资格。即使在最好的选举程序下，政客也可通过依附主义来招募支持者，使用像种族和宗教那样的口号来达到自身目的。在其他情况下，强大利益集团可利用现有程序，保护狭隘利益，阻止广泛的公共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往往面临集体行动的难题，无法获得充分的代表性。

在当代自由民主国家，对程序的崇拜高过对实质的崇拜，是政治衰败的重要来源。仅仅由于制度本身的性质，政治衰败会发生于任何政权。制度是持续的规律，超越创造者的生命周期。它们得以持续，一部分原因是有用，另一部分原因是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倾向于将情感投入规则，使之在长时间内保持稳固不变。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的一成不变反倒成了累赘。如果改变发生于长期和平与稳定之后，问题往往变得尤其严重。此外，人类还有倒退到预设形式的社会交往的自然倾向，即偏爱自己家人，与朋友相互交换好处，特别是在政治体制中享有特权的精英朋友。结果是，最初为实质性目的服务的法律和程序负责制，现在反被用来破坏这同一的实质性目的。

未来模式

在21世纪初，有些政府视自己为自由民主制的标准替代品，其中包括伊朗、波斯湾的君主国、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伊朗国内存在严重分歧，庞大的中产阶级质疑现政权的合法性。海湾君主国一直是特殊案例，其之所以能把这种形式坚持至今，仅仅是因为坐拥大量的能源资源。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同样也是靠资源生活的国家，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成为区域性强权。在俄语世界之外，没人觉得它的政治体制值得效仿。

在非民主的替代型政体中，对自由民主制是普遍进化模型的观念，提出最严重挑战的是中国。正如这两卷书多次提到的，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传统，也是少数几个从未发展出本土法治传统的国家层次社会之一。中国复杂丰富的传统，以儒家道德代替正式的程序规则，对统治者实施一定的约束。这个传统也被遗赠给其他东亚政治体，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资源。有时，威权政府比民主政府更能冲破过去的束缚。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享有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它由高度自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今天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邓小平启动的改革三十五年后，中国的政权现在正经受政治衰败，正在丧失作为早期成功源泉的自主性。中国未来十年的政策议程将会大大不同于过去一代。它已是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努力成为高收入国家。出口导向型的旧模式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现在需要更加倚重国内的消费需求。粗放型的增长在中国已难以为继，人口大规模流入工业经济的红利也开发殆尽。为了追求高增长，中国已积累了巨大的环境负担，出现空气污染严重、“癌症村”点缀乡村、食品安全体系失灵等等严峻问题。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教育体系能否提供必要的技能，以维持生产力的普遍升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更多个人自由，真正的创新能否得以持续。随着中国经济变得复杂，经济管理的信息化需求也在增加。跟王朝时代的中国一样，自上而下的指挥和控制的体系能否跟上社会的实际步伐，还很有疑问。[6]

最重要的是，中国正在经历自身人口的大动员，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超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的人口流动。中国快速增长的受教育人群以及财富不断增加的民众，他们产生的要求和愿望不同于过往构成中国社会主体部分的农民。

鉴于这些挑战，中国政权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拥有足够自主性，转向更开放体系，鼓励更多的经济竞争，允许信息在社会的自由流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非常强大，即使没有立法部门和游说团，也能对共产党的决策产生影响。国有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庞大富有。……

就自由民主制的普遍性而言，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在未来若干年的行为将是最重要的考验。假如它在绝对和相对的规模上继续增长，仍然满足于生活在现有统治之下，那就不得不说，鉴于它对威权政府的支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确实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假如它也产生参与要求，却得不到现存政治体系的接纳，它的表现就非常相似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对中国体制的真正考验，不是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充分的时候，而是在增长放缓和面临危机的时候，而这些问题似乎在所难免。

发展的更大挑战也许并不在于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性政治形式，而在于许多国家渴望成为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却永远无法如愿。有些观察家认为，由于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相互交织，穷国可能会掉入贫困的陷阱。[7]经济增长的发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要在极端贫困和政治分裂中创造制度，又非常艰难。如何走出这个陷阱？我们在本书中看到，意外和巧合的作用——偶尔涌现的领袖、无计划的制度引进次序、战争等活动引出的意外后果——促使部分国家发生意想不到的演变。难道在历史上逃脱这个陷阱的社会都是幸运的，没有相同运气的社会永远都不会发生如此演变？

这种看法过于悲观。历史上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启动，的确有运气和意外的成分，这可能对第一个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尤为重要，而对后续社会就不那么重要。今天，已经积累下来一大堆有关制度的经验，更有愈益扩大的国际社会愿意分享信息、知识和资源。此外，有多重的路径和入口通向发展。如果进展没有在一个方面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在另一个方面发生。因果关系的相互关联的链条，随后就会开始产生效果。所有这一切都是本书有关发展的一般框架所表明的，涵盖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

政治衰败存在于现代民主国家是否意味着，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中取得平衡的政权，其整体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有致命缺陷？这绝对不是我的结论：所有的社会，无论威权的还是民主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衰败。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否适应变化，最终自我修复。我不认为，已确立起来的民主国家遭遇了系统性的“治理危机”。在过去，民主政治体制遇到过这样的危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替代型的挑战，还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众抗议、经济停滞和高通货膨胀率。很难根据任何给定十年的表现，来判断政治体制的可持续性。在一个时段显得不可克服的问题，到了下一个时段却消失了。民主政治体制在回应涌现出的问题时往往比威权体制慢，但当它们开始行动时，常常更加果断，因为相关决策已获得广泛支持。

如果说新兴和老牌的现代民主国家都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未能提供国民所期待的实质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和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即实现个人机会所必需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出于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暴虐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却没有花很多时间来考虑实施有效的治理——借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政府充满活力”。

这就是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当时，亚努科维奇第一次被推翻。假如当初上台的是有效的民主政府，清理腐败，提高国家制度的可信度，就会远在普京强大到可趁机而入之前，在西部乃至讲俄语的东部巩固自己的合法性。相反，橙色联盟在内斗和黑幕交易上浪费精力，反而为亚努科维奇2010年的卷土重来和2014年离职后的危机铺平道路。

相比于威权的中国，印度也一直被政府表现上类似的欠缺拖了后腿。自1947年建国以来，除了短暂例外，印度一直作为一个选举式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只可远观不可近赏，它的体系中充斥着腐败和庇护。印度2014年大选的获胜者当中，34%面对悬而未决的犯罪起诉，包括杀人、绑架和性侵犯等严重指控。法治确实存在，但极其缓慢和无效，很多原告到死都没有看到自己案件有机会获得审理。与中国相比，印度在为人口提供公共物品上几近瘫痪，无论是现代的基础设施，还是像干净的饮用水、电和基础教育那样的服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尽管在过去曾引起过争议，仍以决定性多数票在2014年当选为总理。选民希望他会以某种方式一扫印度例行政治的废话连篇，实际上做出点事。

不幸的是，无法实施有效统治的问题也临到了美国自己头上。它的麦迪逊式宪法，特意在各级政府设置制衡以防暴政，如今已变成否决制，一旦与政治极端化结合起来，证明无法有效朝前走或向后退。美国面临非常严重的长期财政问题，假如有适当的政治妥协，是可以获得解决的。但国会根据自己的规则，已有好几年没有通过预算；由于无法在支付过去债务上达成协议，还在2013秋季关闭整个政府。美国经济仍是奇迹般创新的源泉，但美国政府很难再是当前世界的灵感之源。

所以，生活在稳固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人，不应把它的继续存活下去视作理所当然。没有自动的历史机制可使进步不可避免，还可防止衰败和倒退。民主国家的存在和继续存活，只是因为民众希望如此，并愿为它做出牺牲，民主要占据上风，还需要领导能力、组织能力乃至纯粹的好运。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公众参与和政府效率之间存在两难取舍，但如何保持二者平衡绝不是纸上谈兵那么简单的事。普遍进化可能会决定某些制度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涌现出来，但特别进化意味着，没有具体的政治体制会与环境永远保持适应。

即便高质量的民主政府供应不足，对它的需求却很大，而且与日俱增。世界各地的新社会群体都在动员起来。我们看到，在突尼斯、基辅、伊斯坦布尔和圣保罗等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不断地意外爆发，要求政府承认民众的平等尊严和履行自己的承诺。我们还看到，每年都有数百万贫困人口，从像危地马拉或卡拉奇那样的地方，不顾一切地涌向洛杉矶和伦敦。这些事实表明，政治发展的过程有很明确的方向性，承认公民平等尊严的负责制政府，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1] 哈耶克反对理性主义规划，赞成自发秩序，参见他的《法律、立法和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年）和《自由的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参见Robert H. Frank，《达尔文经济学：自由、竞争和共同利益》（The Darwin Economy: Liberty, Competition, and the Common Good）（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

[3] 有关当代小额信贷运动的局限，参见David Roodman，《尽职调查：对小额信贷的不妥探究》（Due Diligence: An Impertinent Inquiry into Microfinance）（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2012年）。有关让穷人获得产权，参见Hernando de Soto，《资本的神秘：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获胜，在其他地方失败》（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伦敦：Bantam出版社，2000年）。

[4]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作为自由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纽约：Knopf出版社，1999年），27页。

[5] 有关承认和尊严在政治中的作用，参见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62—208页。

[6] 有关中国从中等收入升至高收入的挑战，参见世界银行，《中国2030：建造现代、和谐和创意的社会》（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华盛顿：世界银行，2013年）。

[7] 例如，参见Gary Cox, Douglass North和Barry Weingast，《暴力陷阱：以政治经济的方式来应对发展的问题》（The Violence Trap: A Political-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未发表的论文，2013年9月）。

参考文献

致谢

我非常感激那些在我撰写本卷和第一卷时施以援手的人士和机构。我在拉里·戴蒙德领导下的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Freeman Spogli）国际研究所的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找到了学术机构中的美妙家园。许多人读了这份手稿，或部分或全部，对涉及的许多题目，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的妻子Laura Holmgren，早早就开始阅读本稿，在我撰写本书乃至早先每一本著作的年月中，始终给予全力以赴的支持。

我特别要感谢David Abernethy，the late Joel Barkan，Margaret Boittin，Bruce Cain，Gerhard Casper，Roberto D’Alimonte，Tino Cuéllar，Larry Diamond，Giovanna Dore，Peter Duns，Karl Eikenberry，Don Emmerson，Morris Fiorina，Adam Garfinkle，Elira Karaja，Eric Kramon，Steven Krasner，Melissa Lee，Peter Lewis，Reo Matsuzaki，Ian Morris，Paul Ockelmann，Dan Okimoto，Elena Panaritis，Minxjn Pel，Marc Plattner，Alastair Roberts，Richard Roberts，Eric E. Schmidt，Jim Sheehan，Landry Signé，Peter Skerry，Melissa Thomas，Lucan Way，Daniel Ziblatt，以及研究助理Jason Wu，Purun Cheong，Priscilla Choi，Kamil Dada，Rcholas Dugdale，Alana Kirkland，Devanshi Patel。此外，在研讨和撰写本卷的全过程中，Samantha Maskey和 Lauren Weitzman都鼎力相助。本书的部分章节，曾送交伯克利大学的全球史研讨会，普吉特海湾大学，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贝尔弗中心、全球发展中心，斯坦福大学的欧洲中心和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我对收到的反馈，心存感激。

我非常感谢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的编辑Eric Chinski。一如在第一卷的时候，他在如何改进和展现我的观点上，提供了珍贵的指导和判断。我还要特别感谢Profile Rooks的Andrew Franklin，Editora Rocco 的Paulo Rocco和Contact 的Mizzi van Pluijm。多年来，他们出版了我写出的每一本书。此外，Cynthia Merman为本书的文字编辑和事实核对做出了出色的努力。如果没有我的了不起的代理人Esther Newberg，Sophie Baker和Betsy Robbins，本卷的面世是不可能的。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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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徐贲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是一部政治性的游历思考记录，就像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新大陆游记》或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的一些游历作品，可以称其为“政治游记”（political travelogue）。梁启超第一次到他不熟悉的欧美进行考察，他是带着中国问题去寻找对强国智民有用的经验，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然而，布鲁玛却不是这样，无论是在日本或周边国家学习、工作，还是在德国游历，他起初并没有“研究战争”的想法，这个目的是后来才渐渐形成的。《罪孽的报应》便是他的研究结果。然而，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二次大战本身的书，而是关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如何“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报应，但历史失忆同样时刻伴随着罪孽的重负，不拿起只会变得越加沉重。

一、战争与国家罪孽

对孩提时的布鲁玛来说，头号敌人是德国人。他于二次大战结束了六年之后出生在荷兰，对德国的“敌人”意识是他那个国家的成年人传递给他的。尽管荷兰与德国有着文化上的相似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战后的荷兰人在地理和心理上都努力与德国人划清界限。一直到四十岁出头，布鲁玛才开始思考德国人如何记忆二战的问题。这时候，他作为学生和编辑[1]已经在日本和周边国家呆了许多年。所见所闻引起了他的思考，“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他们对战争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 他对德国人的相同追问也随之产生。因此，《罪孽的报应》中对日本的观察和思考显得更加深入、透彻，对于作为日本侵略战争受害者后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部分。

布鲁玛注意到，直到今天，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言谈中经常“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赫尔德、费希特，甚至还有瓦格纳。日本的浪漫主义者越是强调日本性的精髓，他们的口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者”。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战前德国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鲁士威权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在日本留存了下来，反观在德国却十分不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带着这个问题，他决定拓宽原先的认识，写一本关于日本和德国战争记忆的书。

这是一部由个人游历观察、见闻、对话、访谈，以及对文学、电影、大众文化作品和知识分子争论等相关话题之感想和思考所合成的“游记”。书可以一段段分开来阅读，随处都有亮点。但是，那些似乎独自成章的部分之间有着多重议题联系，贯穿着对战争记忆、国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问题的思考。从二次大战结束至今，这些问题一直是世界乃至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历史研究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不是一部专门的学术研究著作，却以其翔实的具体材料和敏锐的思考在学者中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回应。

布鲁玛通过他的政治游记要表明的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对德国和日本战后悔罪起到关键影响的，是两国战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过程。

这令人想起蒋百里在日本发行的学生杂志《浙江潮》上以笔名“飞生”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批评。梁启超提出用铸造新民、改造国民文化来改造中国政治。蒋百里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写道：“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 蒋百里认为，政府容易改变，但国民性则积重难返，“不教之以变少数、短年易变之政府，而教之以新多数、积重之民俗，吾知其事之万不可期”。他主张：“治乱国，则当用简单之法……教野蛮柔弱之国民，则当简单直捷，以鼓励其前进之气。”梁启超写了《答飞生》回应道：“大抵有新政府而后有新民欤，抑有新民而后有新政府欤？此二说者，殆与‘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之语，同一理论，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强畸于一焉，均之非笃论也。”能够通过改变政府来改变国民性固然好，但现在的政府不足以依赖，怎么办？还不是非得“从新民处下一番工夫”不可吗？所以，“今日欲改造我国家，终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养”。

布鲁玛认为，德国人从纳粹统治转变到民主宪政，之所以发生了民智和民德的改变，表现出新的国民风貌，是政治制度发生实质变化的结果，不是一下子有了不同的德国文化。相比之下，日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这样的实质变化。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理由时直奔主题地指出，“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裕仁天皇便是日本秩序的延续和无法一刀两断的具体代表。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提出一种人类学上的解释，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对此布鲁玛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这种文化差异本质论观点是错误的。

在布鲁玛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他要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是历史发生的解释。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出路还是有的，就是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建立。而即使是德国，在悔罪成为共识的今天，仍然会有新纳粹分子从事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颠覆。布鲁玛警告：

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可是，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今天的形势并不是这样。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卑鄙无赖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 的人，并未从过去当中吸取教训。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比较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涉及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和国家认同，它们分别是：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义的影响；确认加害者和受害者；天皇制与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极权的不同。这四个方面都尤其与日本人不愿悔罪或根本觉得无罪可悔有关，也都归结为布鲁玛的基本论点：不是文化特殊性的弱点，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记忆与悔悟。

二、差别的宪政与政治成熟

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成为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条件和推动力量。然而，改变主要是通过内部自主发生，还是由外部力量逼迫着强制发生，这二者间有着极大的不同。战后德国和日本便是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形。布鲁玛指出，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布鲁玛评述道，这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里主要涉及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但是，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做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决定，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自卫队。

这就造成了德国与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和国民政治成熟的差异。德国战后有明显的文化断层，德国人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政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相比之下，日本人则一直处于政治幼童阶段，迟迟没有成熟起来。布鲁玛介绍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他们对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参考和新语言），文学家君特·格拉斯等人的思想贡献，以及发生在德国的相关争论，包括对纽伦堡审判的不同立场与观点。是民主制度保障了战后德国思想活力，德国人是在不同意见的存在、交锋和争论中成熟起来的。布鲁玛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德国人政治讨论的热情：“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德国的那种思想断层和活力激荡，“没有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返回故乡，拷问那些留下来的人的良知。日本没有自己的托马斯·曼或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来。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重新捡起马克思主义。有的作家，比如永井荷风，曾在私底下表达过对战时日本状态的震惊，并在日记里嘲讽军国主义的粗鄙拙劣。然而，‘内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数共产党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议了”。

德国人能从宪政和自由民主的立场反思过去，而日本人则做不到。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承认，确实发生了罪恶的事情，然而，就算是那些非常厌恶战争的人士，他们也缺乏合适的道德参照和政治哲学语言，无法像雅斯贝尔斯或哈贝马斯那样对过去进行深入反思和讨论。布鲁玛在文中曾一笔带过这种缺失的“公共发声”：在1990年为期一周的法兰克福书展，德国的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之间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两人都在战争期间长大成人，也就是说，都在学校里被灌输了军国主义宣传。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反法西斯事业的文学倡导者，尽管大江不同于格拉斯，迄今还没怎么就政治发过声”。

美国人对日本人政治上不能成熟负有责任，布鲁玛指出，“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尔赛条约》之下：虽丧失主权，财政却未遭压榨。美国鼓励日本人致富，但他们危险的双手不得再染指战争。此时的国家管理者，和当初管理日本帝国的几乎是同一批官僚。选举体制被人操纵，使得一个腐朽的保守派政党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大权在握。这一安排既合乎美国的心意，也很对日本官僚、自民党政客、大财团的胃口，因为其确保日本一直会是一个富强、稳定的反共盟友。但除此之外，这种安排还扼杀了政治辩论，阻碍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

正是由于在政治上的幼稚，日本社会在对待国家罪行的思考上严重滞后于德国。与善于独立思考的德国公众相比，日本社会里却充斥着沉默的大多数和糊涂的大多数。在日本始终难以形成对战争罪责、人道灾难、记忆伦理、新型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公共讨论，也使得日本难以摆脱在国际政治中的被动局面。作为一个强大的、非西方的现代国家，日本需要有更大的国际尊敬和影响，但是，由于与曾经被它侵略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宿怨无法肃清，日本难以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日本由于不能彻底地清算过去，所以总是困扰于一些被忽略或不能认真对待的问题，处在道义和政治双重被动的窘境之中。

三、浪漫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

战后日本和德国不同的第二个方面，是日本没有办法像德国那样摆脱战前和战时起过关键作用的浪漫民族主义，从文化的自我认同转变为对自由宪政共同体的认同。日本人的浪漫民族主义原本受德国影响，自认为在“民族性格”上与德国人相似，但战后的德国人摒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相比之下，日本人不仅做不到，甚至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浪漫民族主义的虚妄和危害。这标志着日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同时也是政治上不能成熟的必然后果。

布鲁玛从政治而非文化的角度提出德、日两国的浪漫民族主义问题：“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和德国人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我们这里姑且暂时抛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区别。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德国人的集体记忆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文化原因，还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从战后，还是从战争本身来找寻？或许德国人更有理由哀悼过去？”德国人更有理由对浪漫民族主义恋旧，但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日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在与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布鲁玛发觉，“我经常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典型德国做派’这句话，而且口气几乎清一色都是贬义。相反，日本人说‘典型日本做派’时，通常都带着一丝自我辩护和自豪”。日本在19至20世纪师从德国，获益良多，但学到的东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气氛已经格格不入了。战前的日本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精英人士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他们引进费希特的浪漫民族主义理论便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

战后的日本继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恋旧。布鲁玛在观察中发现，“时至今日，在经过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这些（民族主义）理论中的大多数依然广泛出现在电视、大学院校和流行期刊中。犹太人主宰世界这一凭空想象出来的阴谋论在日本民间神话外围沉淀了下来，而在战前受到舶来德国思潮大力提倡的单一种族意识形态在日本则远未绝迹”。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愿意觉得自己像德国人，但德国人却不愿意拿自己与日本人对比，这是因为两个国家有了不同性质的国族自我认同，正如布鲁玛所看到的，“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布鲁玛提供了一个例子———他的书里穿插着许多这样有趣的例子———1987年，位于柏林的日德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么做并无批评或嘲讽之意：出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战后，德国人以认同德国宪法来构建自己的国族认同，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来找回自我。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左翼和右翼人士找到了共同点。布鲁玛写道：“日本的左翼和平主义同常和右翼有联系的浪漫民族主义存在共通之处：左右两派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怀怨恨。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许多左翼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是浪漫型的反战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且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在这里，“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受害者心态的悲情国族认同的一个主要元素。

德国人战后之所以能够摆脱浪漫民族主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新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哈贝马斯说：“宪法爱国主义是唯一能让我们不与西方疏离的爱国主义。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对普世宪政原则的忠诚，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也端赖奥斯维辛———才在德意志这支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树立起来。”这是一种自由的爱国主义，它“意味着要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

只有运用新观念，才能更有效地终结旧观念，因此政治启蒙和教育下一代成为关键。布鲁玛对比了德国和日本教科书对下一代国族认同的不同影响。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以巴伐利亚州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个规定得到了严肃的对待，“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教材摘录了一段纳粹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1933年为纳粹党合法性辩护的话。施密特说，纳粹既非私人组织，也不是国家，它自成一体，法庭无权过问。紧随这段引言之后的是党卫队军校某校长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讲词，告诉军校学员说，他们将要成为新型希腊城邦国家里的贵族，只对希特勒惟命是从。巴伐利亚州高中的学生在读完语录后，被要求围绕“在一个建立于错误规范之上的国家，个体应如何行事”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这便是德国人学习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基本教育。

相比之下，日本教科书在文部省的监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隐瞒日军的野蛮罪行。布鲁玛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教授家永三郎的遭遇。他1952年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1956年文部省认为，家永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家永终于忍无可忍，于1965年起诉政府违宪。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又打了两场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家永感慨万分地说：“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像家永这样的人在日本是绝对的少数。

四、“战争受害者”的神话

在政治不成熟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之外，日本不悔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军队）。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特别典型的便是“广岛记忆”。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布鲁玛指出：“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现在的广岛，特别是广岛的和平博物馆，是“世界和平的麦加”，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纪念中心，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来此见证战争的罪恶和对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广岛的一位教授称美国投掷原子弹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犯罪”。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其实是一个神话。他写道：“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讽刺的是，1987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做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的关系。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布鲁玛指出，这种态度成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调（当然在日本国内也是有争议的），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应该为此负责。但是，日本的“和平主义” 将国家罪孽变成了美德，在与他国相比较时，几乎成了优越感的记号。这种和平主义也会造成历史短视。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这种历史短视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五、从天皇脱罪到日本人赦免

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再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像这样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报应》还有许多，细心的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细细体会。

布鲁玛汇集了多种关于南京屠城的观点。有一种观点是，由于经过精心策划，广岛原爆的罪行要比南京屠杀严重得多，“不像欧洲或中国，在整个日本历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广岛那样）有预谋、系统性杀戮的事件”。布鲁玛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既然作为暴行符号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屠犹’，对二者加以区分就显得很重要”。就连反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士也认为这场屠杀并不具有系统性。其中一位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和惨绝人寰，“但这或许是对淞沪抗战中守军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另一位则认为：“在战场上，人面临生存的终极选择，要么生，要么死。尽管一些极端行径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无法避免。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奈后，若仍按照一项理性计划实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恶的凶残行为。我们的德国‘盟友’设立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以及我们的敌人美国投下的原子弹，是理性暴行的经典案例。”还有一种说法同样把南京屠城与希特勒灭犹加以区别：“南京屠城的（军事力量）并不是某种足以毁灭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灭亡整个民族计划的一个步骤。”

面对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说法，布鲁玛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屠城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唆下”发生的，“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他写道：“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最耻于承认的一点……对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国主义崇拜）所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也就是它成为战后和平主义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鉴于这一原因，南京大屠杀或任何日本极端侵略行为的范例都必须被忽视、淡化和否认。”也就是说，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

认识纳粹德国与天皇日本的不同，是理解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出现巨大差异的关键之一。纳粹德国是现代极权的一党统治，它的宣传和组织对人民所进行的洗脑是与德国人的自由精神相违背的，德国人被纳粹意识形态改造了。日本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神道教，它也是天皇制度的核心），日本人并不是在裕仁天皇时期才被神道教改造，一直到今天，这种国家宗教仍在延续，仍然是许多日本人的信仰。战后德国与希特勒的纳粹极权制度完全切割，战后日本则无法与天皇制度完全切割。二战期间，德国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而日本犯下的则是战争罪行，厘清这一罪行的最大障碍，是天皇在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位置。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核心是天皇，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德国放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代之以“宪法民族主义”，甚至比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坚持和强调宪政和自由民主政治的普适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人的尊严。

日本之所以难以与过去断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布鲁玛指出：“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继而希冀人们的习惯和偏见会随之变化。这点在德国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十二年，德国被控制在一个罪恶的政权手中，掌握政权的是一群兴风作浪的政治流氓。铲除这一政权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政前后并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

日本也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种被称为“不负责任的体制”（构成它的是“神轿”“官吏”“浪人”三种角色），日本的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天皇是这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中最大的“神轿”，“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轿’…… 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权威，“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所以，东京审判时，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天皇不是希特勒，但这不是为天皇免罪的理由，“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虽然并不包含‘最终解决方案’，但在种族主义的程度上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难分高低。它即便没有驱使日军大开杀戒，也为其野蛮行径提供了合法性。日本人可是亚洲的‘主宰者民族’……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电视访谈节目上说，他之所以杀起中国人来能丝毫没有良心不安，只因为他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杀人甚至还有一层宗教意味，因为这是‘圣战’的构成要素”。裕仁天皇和希特勒并不具备可比性，但发挥的心理作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种心理作用所驱使的行为——以活生生的无辜者为对象的杀戮和残暴——也是同样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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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简单、粗糙的对比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战后会出现德国悔罪和日本不悔罪的差别。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为我们深入细致地理解这一差别提供了帮助。他对这个差别的解释不是“历史化”的，而是有着明确的记忆伦理和人道价值取向，那就是，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

历史化可能成为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它的目标是“拉开与过去的距离，冷眼看待历史”，其结果往往是以常规历史来看待并非常规的、非常邪恶的事情。这样的历史态度会让“冷眼看待”变成“冷漠旁观”，甚至让旁观者因为“理解”加害者而对他们产生认同感。认同加害者是不道德的，也非正义的。

日本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对日本二战侵略战争进行历史化处理，进而为之辩护的。他们说，战争是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斗争，日本军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军人更坏，就荣誉心和牺牲精神而言，他们甚至更加优秀。这种历史化使得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正常化了。

然而，拒绝对过去罪恶历史化并不等于已经替受害者说话，事实上，今天的后人是无法代替当年的受害者说出真相的。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也许正是像布鲁玛那样，不只是从个人道德良心，而且是从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化（宪政和自由民主）来期待绝大多数人有意识地改变他们旧有的思考习惯和偏见，也就是布鲁玛所说的，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这不仅是针对日本的二战罪责，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严重政府过失或罪过。德国战后的悔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承认和赞许，也成为政府改正错误的道德决心和行动勇气的象征。尤其是在政府仍拒绝对过去罪行忏悔的国家里，人们不断用德国的悔罪作为正面榜样，要求政府悔罪并要求政治制度有相应改变。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们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的一种表现。

政治上的成熟包括道德上的成长，表现为——用历史学家巴坎（Elazar Barkan）在《国家的罪过》（The Guilt of Nation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xviii）中的话来说——“以越来越强的政治意愿，甚至紧迫感，来承认自己的历史罪过。承认罪过可以让加害者的良心更干净，也直接有助于他的政治效益。无论是其一还是其二，道歉都表达了一种因造成他人伤害而背负罪孽重负的痛苦，以及对受害人的同理心（empathy,即换位思考）”。了解日本战后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碍，不是为了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为了对国家之罪和历史非正义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也是为了看到，在新的国际人权道德环境下，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已经是一种必需的道德义务，也是一种对未来仇恨化解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诚政治承诺，在国际间是如此，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对日本是如此，对所有其他国家也都是如此。

[1]他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美术编辑。

献给我的父亲

前言

足球，特别是欧陆足球，是检视各国国情一个很有用的风向标2006年，德国举办了世界杯。除开决赛中齐内丁·齐达内的“铁头功”让人大跌眼镜外，这届世界杯还因为德国人迸发出的毫不做作欢天喜地的爱国热情而显得与众不同。在过去，德国人有充分理由对在全世界面前挥舞民族标志物感到犹豫。这一次，他们这么做了过程中流露出的友善让人无法将其误认为是什么邪恶的事。尽管德国队在2006年未能杀入决赛，但德国人似乎很骄傲于自己是德国人

那届世界杯的另一大非凡之处在于，德国队赢球时，似乎没人会太往心里去。在过去可不是这样。比方说你是荷兰人、法国人捷克人或波兰人的话，输给德国就好像又被侵略了一样。因此，难得战胜德国队时就会大肆庆祝，仿佛甜蜜复仇。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这种情绪似乎终于消散了。对了，德国最好的两位球员都是波兰裔[1]。

随着记忆淡去，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尽管有些历史记忆挥之不去，很是要命。但我相信，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当我在1994年写作《罪孽的报应》一书时，世人仍很畏惧德国，也不信任这个欧洲经济强国。就在前不久，德国人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街头欢庆两德统一，震天响地高喊“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这在那些记忆尚未淡去的人听起来有一丝不祥的意味，某些德国人尤其如此。但到2006年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那句名言——“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听着比1989年时更像是在自抽耳光，荒谬得无以复加。作为欧洲一分子的德国做得十分出色，几十年来一直规规矩矩参与欧洲机构和北约的事务，因此若再对新一代德国人心怀戒备，会显得心胸狭隘。毕竟二战时，他们可尚未降临人间。不过，德国人之所以获得邻国更多信任，是由于他们正一点点学着信任自己，尽管这一过程缓慢而痛苦，且有时并不彻底。

总而言之，在西德，小说家、史学家、记者、教师、政客和电影导演都已经反思过德国最近的一段残暴历史，有时会执念于此，但态度往往相当开放和坦诚。很少有德国学童会不知道自己国家过去的滔天罪行。如果说有杂音的话，那么也确实有部分人开始对这种不间断、填鸭式的教育感到厌烦。直到21世纪，依然有公众人物就战争发表不甚光彩或不成体统的言论，但这些人随即会遭到其他德国人的口诛笔伐。

对于德国人，二战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说笑的事，也不应该是。但在2008年，一位犹太裔瑞士导演拍摄的电影《我的元首》（Mein Führer）票房大热。这或许是个好现象。拿自己的国家开涮总比自抽耳光要好。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

* * * * *

同样的话，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用来形容日本呢？日本人在2002年同韩国联袂举办了一届世界杯。日本国家队的球员年轻而时髦，在他们意外获胜时，日本年轻人也会怀着同四年后德国人一样兴高采烈的劲儿，为国家队欢呼叫好。然而，韩国等亚洲邻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却并未消失。因为尽管那些挥舞旗帜的日本青年看着没有什么好勇斗狠的念头（或者对历史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也成问题），但他们一部分供职于政府和大众传媒的前辈，却仍在就战争发表起码是让人不安的看法。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对战争罪行的辩解和否认之声依然不绝于耳。很明显，太多有头有脸的日本人并未“应对”过战争。

按理说日本人对此应感到更自如才对。亚洲的战争很血腥，既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浩劫，也见证过劳工被迫修建泰缅铁路最后活活累死的血泪史；从新加坡到苏门答腊，遍布着惨无人道的战俘营；中国在战时死亡上千万人。凡此种种，都在亚洲的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伤疤。但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系统性灭绝一个民族男女老幼的计划——这个民族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被认为不配有生存权。

反常的是，这一切也许使日本人更难正视历史。第三帝国倒台后，除了部分精神失常的边缘群体外，鲜有德国人会容忍犹太人大屠杀，更别提以此为荣了。“我们并不知情”在1950年代是一种普遍反应，但到了1960年代，这句话在年轻一代眼里已经变得令人不齿，因而羞于提起了。这场蓄意的种族灭绝罪恶滔天，昭然天下因此根本不容辩驳。

日本人从没取得像德国人那样的共识。右翼民族主义者喜欢借日本没有屠犹这点做文章，以此证明日本人根本没必要对这场战争感到愧疚。在他们眼中，这场战争跟其他战争一样。残酷么？没错但历史上所有大国参与的战争都是残酷的。事实上，鉴于太平洋战争的对手是西方帝国主义者，这就是一场可以被正名的——甚至是神圣的——亚洲解放战争。

从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鲜有日本人会采纳这一观点，反观这一时期的多数德国人，却还在竭力忘却历史。战后最初几年，日本小说家和导演在面对军国主义罪行时都十分坦诚，这点实属罕见。这份坦诚在2009年反倒失色了。目标读者为年轻人的流行漫画书赞美日本军人和神风队员的英勇事迹，而中国人和他们的西方盟友则被描绘成一群奸诈好战之徒。2008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参谋长宣称日本是被中美两国“拖入”战争的。

怎么会这样呢？人们往往认为这一定能在文化上得到解释。在东方人的观念中，耻感必须靠沉默、抵赖等做法来加以掩饰。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对这一说法予以了大力驳斥，如今我依旧这么看。德国人在道德上并不比日本人更高尚，罪感和耻感也不比后者更强。曾几何时，他们的普遍态度也是逃避。

事实情况是，日本依然为历史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应得到解决。之所以没有，更多是出于政治而非文化原因。这不光同1946年美国法学家起草的《和平宪法》有关，也同天皇体制扮演的角色有关。战后，麦克阿瑟将军出于权宜之计，豁免了日本皇族的战争罪行。

在德国，第三帝国走向覆灭是历史的一次彻底扭转。但即便处在盟军占领下，在天皇被迫放弃神圣地位后，统治日本的大抵还是同一批官僚和政治精英，不过凌驾在他们头上的是一部全新且更民主的宪法。因为在日本不存在类似纳粹党的组织，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日本军国主义就被归咎为“封建”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的恶果。正如人们难以信任一个洗心革面的酒鬼会对烈酒点滴不沾一样，日本宪法禁止日本使用武力或保留武装力量。自此，美国就要肩负起保卫日本的责任。

纵然多数日本人对不用再上阵打仗由衷感到高兴，纵然为了便于成立自卫队，宪法很快被敷衍了事，但部分保守派对他们眼中这一践踏国家主权的做法感到甚是屈辱。对他们而言，从盟军主持的东京战争罪审判，到左翼教师和知识分子谴责日本的战争行径，所有这一切从今往后都将被视为民族耻辱。较为“进步”的日本人越是搬出战时暴行的历史来警告人们切勿背离和平主义，右翼政客和评论家就越会为日本的对外战争进行辩护。

* * * *

换言之，历史观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化和两极分化的。宪法和平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1950年代曾导致政治动荡，为了拔掉这枚“肉中钉”，主流保守派尝试通过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战争和政治上转移开。

这一策略很成功。日本日渐富强，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建立了某种压制的稳定秩序。但历史拒绝远去。自民党内的民族主义右翼对战后协议的怨气持续发酵，并以一种粗鄙的形式呈现出来。凶神恶煞的青年穿着卡其军装，站在旗帜飘扬的卡车上，伴着高亢的战时军队进行曲喊出他们的反对之声——这跟2002年时球迷的欢腾气氛可不太合拍。

几十年来，奉行沙文主义的右翼无论对高中教育，还是对天皇地位等问题，观点都很反动，他们能得到约束，要拜有时同样教条的日本左翼所赐。马克思主义曾是教师工会和学界奉为圭臬的意识形态。然而，同世界各地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1990年代初苏联帝国解体以及波尔布特[2]一手酿成的惨剧广为人知后，已经日渐式微了。

这一思想体系的崩塌导致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崛起———或许只是昙花一现。在日本，后果更为严重。由于自民党实际上一党专权，边缘化的日本左翼又因为自身的教条主义颜面扫地，不只是走向衰落，而是彻底瓦解了。这等于帮了为战争唱赞歌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一个大忙，他们甚至在东京大学这样的进步思想堡垒里壮大力量。形形色色的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宗旨是“改革”历史课程内容，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也许是因为对纯粹物质追求的厌倦，也许是因为对身不由己背负罪恶感到懊丧，也许只是因为无知———或者更有可能是以上三种情况兼而有之———日本年轻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套爱国主义的甜言蜜语。中国惯于以日本的历史罪行作为把柄，进行政治施压，因此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催生了一种好斗的爱国心理，甚至不惜以无视历史事实为代价。

就在《罪孽的报应》首版后不久，我曾短暂地认为事情会朝积极的一面发展。自从1955年以来，自民党第一次大权旁落，将执政地位拱手让给以社会党人、首相村山富市领衔的自由派和左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这位好好先生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明确为日军的暴行道歉。

许多日本人同情村山。他对日本战时行径的明确悔悟定能让理性探讨日本防务和修宪变得较为容易。可惜，人们对于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的期待为时过早。村山无力改变日本政坛。到了1996年自民党再度掌权时，非但历史问题没得到解决，就连历史辩论也仍然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实际上，这些根本就不算是辩论，不过是立场反动的政治宣传罢了。

鉴于德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些区别，也许读者会以为我的书在德国更受好评。其实不然。该书在日本不仅销量更大，而且获得了更为积极的反馈。对此，我只能猜测个中原因。日本人乐见自己的国家被拿来和德国作比较，它们都有高效、干净、勤奋、守秩序等优点。而战后的德国人坚定不移地想成为自由、进步的西方社会的模范成员，他们可并不热衷于被人拿来同日本人作对比，因为这太像是对战前“东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一种肯定和赞许。

然而，如若我的看法是对的，即两国之间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那么德国人这种神经过敏就毫无必要不过，认为文化无关紧要、世界各国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想法很天真——在过去也被证明很危险。但文化差异绝对论——学界的理论家喜欢管这叫“抓住本质”——同样大谬不然，而且也很危险。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部分是想检验这些想法，探求类似的心理创伤何以影响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这项冒险之前，我的直觉是——您愿意的话也可以管这叫偏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似局面下反应大致相同。总而言之，德日两国人的行为并不一致——但在东德、西德和日本，无论战时还是战后，局势也都迥异，今天亦是如此。

[1]这里指波兰裔球员米罗斯拉夫·克洛泽和卢卡斯·波多尔斯基。——除特别标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Pol Pot（1925——1998），柬共领导人，奉行恐怖统治，导致上百万人死亡。

序：敌人们

在我的孩提时代，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这点从来就不是问题苏联当然是一个，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荷兰小学童眼里，苏联太过遥远。不对，敌人是德国鬼子。在我度过童年的海牙，德国人是漫画书里的魑魅魍魉。我这里说的德国人，不是纳粹，就是德国人1940——1945年间德国占领荷兰，由之而生的恨意属于民族仇恨，而非政治敌对。德国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家，他们强迫我父亲在他们的工厂里劳动。他们沿着荷兰海岸线留下了一连串低矮的碉堡，活像一只只巨型石头蛤蟆，黑乎乎、湿漉漉的，还散发着阵阵尿臊味它们是不久前一段沦陷史的遗迹。大人不许我们走近这些地堡，有传言说，曾有不听话的小孩儿进去了，结果被生锈的德国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

老师给我们讲德国人怎么怎么坏，他们自己又多么英勇。似乎老一辈人人都在抵抗组织里干过。确切地讲，大街转角处那个卖肉的要除外，因为他过去是“通敌荷奸”。没人去他那儿买肉。另外还要算上摆烟摊的女人，她曾有个德国相好，大家也不去她那儿买烟。

每年5月4日下午，同学们会齐聚大礼堂，听校长训话，纪念战争死难者。5月4日是追思日，隔天就是光复日。5月4日晚上，一支队列会迈着缓慢的步伐，穿过海边的沙丘，去往当年的德国刑场。我在黑白电视机上看到过这一幕。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人们沙沙的脚步声、远处教堂钟声和风掠过话筒的响声。5月4日这天，年轻人还会敲碎德国车的车窗，或者隔着老远辱骂德国游客。

校长平时是个风趣的人，但在5月4日这天会变得多愁善感。他身披长长的皮大衣，总是走在通过沙丘的队列之首，脸上的表情出奇坚毅，似乎再度与敌人狭路相逢。一次，我在画纳粹党徽“卐”时被他逮了个正着，他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可不能再画这玩意了，这是邪恶的象征，人们看到后依然会心情沉重。我当然是我行我素地接着画，不过是偷偷摸摸的，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心里却又无比兴奋，觉得自己打破了成人世界某条神秘禁忌。

漫画书里的德国人（还有其他德国人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体态肥胖，头脑迟钝，滑稽可笑，加特·弗罗比[1]在好莱坞电影里将这一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另一类是瘦长个儿，老奸巨猾，戴着单片眼镜，刑讯时总会操一口德国腔“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比如《卡萨布兰卡》里的康拉德·维特（Conrad Veidt）。敌人既让人生畏，又十分可笑。对很多人来讲，加特·弗罗比的电影和模仿希特勒的段子让德语本身沦为笑柄，结果是我们都不肯好好学。德语老师不甘示弱，说这是歌德和里尔克[2]的母语，想借此唤起我们的学习热情，但弗罗比和希特勒彻底毁了这门语言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长大成人后，我们听到了更多的故事。在本地流传的有关德国情人和通敌分子的段子让位给了更宏大的叙事，比如集中营和屠杀犹太人，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历史观得以形成。我母亲幸亏出生在英国，才免于遣送出境，否则难逃一死。我们从漫画书中接受的偏见已然转化为一种道德义愤。这在一定程度上让生活变轻松了。知道有条鸿沟把我们和一个象征邪恶的国家分隔开，让人很是欣慰他们是恶棍，所以我们肯定是好人。战后，在一个曾经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长大，意味着自己站在天使这一边。

我们不去德国度假，不结交德国朋友，也很少听人讲德语，更别提自己讲了。我在说我们的时候，无疑是在以偏概全，但就算到了1989年，生平第一次我开始在德国广泛游历，这对我的荷兰朋友来说还是既有趣又略有些不可思议。对他们而言，伦敦、巴黎甚至是纽约感觉都比柏林近。尽管荷兰和德国在文化、语言和饮食上有明显的相似性，朋友们和德国还是很疏远。

也许这是问题的一部分：荷兰人受的罪没有波兰人或俄国人多毕竟，只要不是犹太人，他们会被划定为“北欧人种”。战前，荷兰国内对国家社会主义准则和“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念有很多同情之声。对此，我的老师们并不乐意记起。德国入侵不只是战争行为，更是一种辜负。对于一个始终活在被邻国吞并的危险之中的小国来讲，德国入侵犹如噩梦成真这就解释了荷兰人为何在战后跟德国形同陌路。文化相似性令人尴尬，甚至存在威胁。边界务必清楚划定，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德国的形象必须变得不堪入目。

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兄长和父亲的人，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曾描述过他们的成长过程。他说有些人年纪太轻，还不能上阵打仗，为国捐躯，他们便觉得自己似乎面临一项男子汉气概的考验，这项考验周而复始，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弥补错过血洒沙场的遗憾。对于我们这些1945年后出生的一辈，情况和衣修伍德形容的虽大为不同但战争还是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我们当中一些人近乎为之着魔。因为我们也面临一项想象力的考验。让我们着迷的不是如果自己身着戎装，会不会表现英勇，一跃冲出战壕，顶着枪林弹雨和芥子气冲锋陷阵，而是我们会不会加入抵抗组织，会不会招架不住酷刑，会不会甘冒自己被遣送的风险也要藏匿犹太人。在我们头顶上投下阴影的不是战争，而是军事占领。

军事占领向来都是一件让人耻辱的事——不仅因为主权沦陷，政治权利丧失，而且还因为其戏剧性地凸显出人性弱点。在这一时期，英雄寥寥无几，只有白痴才会臆想自己是什么英雄。这样一来，也就更容易理解人们明哲保身而做出的卑劣妥协，比如偷偷摸摸讨好穿军装的主子，或者在盖世太保踹开邻居家门时当做没看见。在我长大的时候，人们竭尽所能想忘却耻辱，向英雄靠拢。我读过一堆有关荷兰游击队员和戴丝巾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书。然而，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英雄人物，而是那些面目可憎的人，他们为求自保，不惜背叛祖国，对别人的遭遇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他们身处痛苦的两难境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毫无疑问，这么说部分是因为我担心自己在同样情况下，也会落得和面目可憎的人一样不堪；部分又是因为在我看来，比起英雄主义，失败才是更典型的人性。这就是我想要深入了解我们昔日敌人记忆的原因，因为他们记忆中的过去充斥着最最可怕的失败：道德失败，政治失败，最后还有军事失败。这倒不是说纳粹比他们的受害者更有人性，但认为他们没人性的想法一样也是错误的——尽管这么想无疑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二战的另一个敌人是日本人，不过他们距离太过遥远，因此难以在我们的想象空间留下多少影响。尽管我的一些朋友出生在荷属东印度，但这个地方对我而言毫无意义。然而，日本人也是漫画书里的魑魅魍魉：他们是小个子的黄种人，龅牙，戴眼镜。在一部脍炙人口的漫画书里，长着一头金发、风度翩翩的主人公巴克·丹尼（Buck Danny，百分百是“北欧人种”）和他的机组成员率领一群勇敢的美军飞行员与日本人作战。驾驶零式战斗机的日军在向他们进攻时大喊“万岁！”（Banzai!）。人们告诉我，不能相信日本鬼子，他们对人命没有半点尊重，未作警告就偷袭了珍珠港。他们拔掉人的指甲，逼迫白人妇女向天皇鞠躬。我的某位高中老师曾作为奴工参与修建泰缅铁路。我的婶婶曾是“鬼子集中营”里的阶下囚。亚力克·吉尼斯[3]曾在日本人的威逼下钻进一个滚烫的铁笼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日本或周边国家，倒不是为了研究战争。但我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他们对战争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我的所见所闻对欧洲人来讲常常十分惊人：虽然《桂河大桥》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西方战俘遭受的虐待几乎无人记得。（我经常想，日本人到底更认同谁，是那个日本司令官，还是亚力克·吉尼斯？都不认同，一个日本朋友回答我：“我们喜欢的是威廉·霍尔登扮演的美国英雄。”）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浩劫、新加坡大屠杀，这些事在日本鲜有提及。反之，日本人对在中国、菲律宾，特别是广岛和长崎所经受的苦难却记忆犹新，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日本军人战后被关押在西伯利亚一事。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

想要探讨日本战争记忆这个念头把我引向了现代日本民族主义这一相关话题。我醉心于诸多天皇崇拜者、历史修正主义者和一心追求日本独特性的浪漫主义者的文字。尽管观点晦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电视脱口秀的座上客，也不妨碍他们的作品在日本名刊大报上广为发表。我开始注意到，这些人拐弯抹角且辞藻华丽的文章中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赫尔德、费希特，甚至还有瓦格纳。日本的浪漫主义者越是强调日本性的精髓，他们的口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者。这点也许是世界各地浪漫派民族主义者身上的共性，但19世纪德国的影响在日本尤为惊人。我越是研究日本民族主义，就越想追根溯源。打个比方，我渴望探寻那口滋养了诸多现代日本思想的泉水。自19世纪末以降，日本常视德国为楷模。耐人寻味的是，战前德国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鲁士威权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在日本留存了下来，反观在德国却十分不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我决定拓宽原先的认识，写一本关于日本和德国战争记忆的书。

1991年夏，即两德统一后第二年，我因为要给一本杂志供稿，前往柏林出差。我在当地一份报纸里留意到一则告示，说犹太社区中心将举办一场讲座，演讲人是心理学家玛格丽特·米切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讲座的题目叫“缅怀的努力：对于无法哀悼的心理学分析”。哀悼涉及的是纳粹时期。我本以为讲堂最多只会坐一半人，却发现听众不少，且多是年轻人，穿着很随意，乍看更像是来听摇滚音乐会的。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马路尽头。对此，我其实不应感到意外。德国人不仅仅在电视、广播、社区会堂、学校和博物馆里上演着对战争的记忆，更是积极地开展围绕战争的检视、分析和反复剖析。人们有时能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在柏林尤其如此——德国人的记忆就像一条巨大的舌头，一遍遍地舔舐，想要找出那颗隐隐作痛的坏牙。

一些日本人对此困惑不解。一位年迈的德国外交官曾语气悲凉地向我回忆道，曾有日本同事告诉他，德国人对昔日罪孽的念念不忘和向受害者道歉的诚恳劲儿，必然会导致丧失德国人的本色。另一位年轻得多的后生跟我讲述了访问东京时的见闻，说他在啤酒馆里听到日本人唱德军进行曲时惊得目瞪口呆。我无意夸大这些反差。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有历史健忘症，再说也有不少德国人想要忘记过去，比如有人就巴不得能在啤酒馆里听到这些老歌再度唱响。然而，我无法想象日本也会有米切利希这样的人，在东京市中心开办讲座探讨为何“无法哀悼”，还能吸引到这么多听众。日本也没有一名政客像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遗址下跪的维利·勃兰特[4]那样，双膝跪地，为历史罪行道歉。

即便在战时，轴心国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亲密无间。希特勒对一个黄皮肤的“主宰者民族”难免感到不放心，而日本人说到底是想把“白种人”赶出亚洲。然而，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

原日本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座使馆建于1936年，是一座纳粹风格的新古典主义丰碑，也是希特勒对新首都日耳曼尼亚（Germania）构想的一部分。使馆是希特勒和施佩尔[5]宏伟计划里为数不多真正破土动工的几幢建筑之一，战后被废弃这个破败的空壳落到了自治主义者[6]手里，这是一群身穿黑衣的年轻人，蹲在成堆没用的外交信件中间，追求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但到了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决定在大使馆遗址上修建一个日德中心，供学者使用。德国人很清楚日本人身上有民族主义恋旧的毛病，他们希望中心能反映出自轴心国以来的时代变迁。中心于1987年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么做并无批评或嘲讽之意：出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所有这一切表明，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和德国人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我们这里姑且暂时抛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区别。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德国人的集体记忆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文化原因，还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从战后，还是从战争本身来找寻？或许德国人更有理由哀悼过去？借露丝·本尼迪克特[7]的话来讲，这是不是因为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

这些问题限制了我的探讨范围。由于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些至今仍在德国和日本触发最激烈争议的部分，许多著名历史事件都被我排除在外。日军对阵朱可夫将军（Gen. Zhukov）麾下坦克部队的诺门罕战役（Nomonhan）[8]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同样重要的还有英帕尔战役（Imphal）[9]和诺曼底登陆，但我对这些一概没有提及。以日本为例，我强调的是侵华战争和广岛原爆，这是因为这两件事相较于其他事件，已经以高度符号化的方式，牢牢嵌入日本的公共生活。无独有偶，在谈到德国时我着重写到了排犹，因为是它在（联邦）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上留下了最为敏感的伤疤，而不是大西洋上的U型潜艇战，甚至也不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在着手写作本书时，我还无法预知之后发生的新闻事件将为我的叙事提供一种越来越戏剧化的背景。首先是冷战结束，接着是德国统一，再接着是海湾战争，最后，1993年的日本大选一举打破了保守派自民党的政治垄断。我决定从海湾战争写起，那时我正好身在德国或日本，况且，那几个星期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上一次世界大战留给两国的创伤和记忆甚至连越战也无法与之相比——尽管两国都未受邀参战。日本和德国的宪法均禁止自己国家卷入战争，这一安排引发了激烈争论：它们能否获得世人的信任，或者它们有没有信心参与到今后的武装冲突中？如今，在我写作本书的同时，德国飞行员正在前南斯拉夫上空巡逻，而日本自卫队亦在柬埔寨尝试进行维和，尽管他们还是没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

我们所处时代有许多陈腔滥调，其中之一是两个昔日的轴心国输掉了战争，但赢得了和平。许多人忌惮日本和德国的实力。欧洲人害怕德国人占据主导地位，而部分美国人已经将日美经济矛盾形容为一场战争。但是如果说其他国家的人对德日两国的力量寝食难安的话，那么许多德国人和日本人也一样。倘若说这两个民族在战后依然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身上都残留着对自己的不信任感。

德国正式统一一事并未在1990年为期一周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引发多少喧嚣或喜庆。书展每年都会关注一个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那一年聚焦的是日本。作为书展的一个环节，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两人都在战争期间长大成人，也就是说，都在学校里被灌输了军国主义宣传。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反法西斯事业的文学倡导者，尽管大江不同于格拉斯，迄今还没怎么就政治发过声。无论如何，他俩都是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本书中的“自由主义者”都取美国通行的意义）。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格拉斯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哀叹德国统一。他说，有了奥斯维辛，德国应该永远分裂。一个统一的德国对自己和全世界都是一种危险。大江郑重其事地点点头，补充说日本也是个巨大威胁。他说，日本人从未正视过自己的罪行，日本仍是个种族主义国家。格拉斯回应说，没错，但德国也一样，在这点上无出其右者，所以德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德国更糟不然对波兰人、土耳其人和外国人的普遍仇视又作何解释呢？啊，那日本人歧视韩国人和阿伊努人[10]不也一样么？所以不对，日本才是最坏的，大江说道。

这一连串细数德国人和日本人不是的“双簧”进行了有好一会儿，接着对话陷入冷场。两人都琢磨着还能再说什么。冷场变成了让人不快的死寂，人们调整坐姿，等待散场。但紧接着，两人的思想恰到好处地擦出了火花，他们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我忘了究竟是格拉斯还是大江提出来的，总之有人说到三菱株式会社和戴姆勒——奔驰公司宣布达成了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新闻记者戏言其为戴姆勒——三菱轴心。格拉斯和大江表情严肃，口径一致地称一段危险的友谊才刚刚开始。随后格拉斯从椅子里起身，给大江来了个熊抱。身材矮小的大江虽然不太习惯这套，却也尽力地予以回礼。

[1]Gert Fröbe（1913——1988），好莱坞德国演员，以饰演007系列中的大反派“金手指”闻名。

[2]莱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20世纪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

[3]Alec Guinness（1914——2000），奥斯卡影帝，曾因为在《桂河大桥》里的精彩表演摘得影帝桂冠，他在片中饰演被俘盟军军官，被迫钻进直不起身的铁笼。

[4]Willy Brandt（1913——1992），德国总理，曾在华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下跪，提出过与共产主义阵营和解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

[5]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二战德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出色的建筑师和工程师。

[6]Autonomen，二战后德国政治极左派的一个分支，组织成员之间联系较松散，但共同理念是反对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权威，主张自主空间，追求社会革命和无政府的理想状态。——编注

[7]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国文化人类学者，著有《菊与刀》这部研究日本文化的名作。

[8]1939年日本和苏联在远东发生的一场战役，以日本关东军惨败告终。

[9]1944年二战期间日军从缅甸对英属印度所发动的战役。

[10]Ainus，居住在库页岛和北海道的原住民，与日本人外貌明显不同，更接近西方人种。

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前言

序：敌人们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反对西方之战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奥斯维辛

第四章 广岛

第五章 南京

第三部分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注释

鸣谢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反对西方之战

波恩

夜色笼罩。康拉德·阿登纳[1]搭乘火车横穿易北河，那时离战争爆发还有些年头。坐在开往柏林的卧铺火车里，他打着盹儿。随着列车驶向东方，阿登纳睁开一只眼，自言自语道：“亚洲，亚洲。（Asien, Asien）

这则故事当然有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作为英占区基督教民主党的主席，阿登纳在1946年的确给美国的友人寄去了一封信，信里写道：“我们面临巨大的危险。亚洲就在易北河的那头。只有一个由英法这样的西欧国家引导且经济政治运转良好的欧洲，才能阻挡亚洲意识形态和强权进一步来犯。而德国的自由地区是西欧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阿登纳口中的来犯者指的是苏联共产主义。不过，他所用的“亚洲”一词耐人寻味。对于这位来自德国西部边陲、昔日古罗马城市科隆的政治家而言，野蛮源于东方。无论是文明开化的罗马人还是查理曼帝国的势力，都没有渗透进那里。自由和民主定义了继承古罗马文明、信仰基督教和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世界，而亚洲则意味着古板、专制和战争。第三帝国就是亚洲的。阿登纳的使命是把他的德国——西德——带向西方，并去除亚洲的痕迹，就好像切除癌症毒瘤。

我在海湾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周——也就是1991年1月的最后一周——来到阿登纳钦定的西德首都波恩。雪下得很大。波恩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因为海湾地区的军事冲突让人不断回想起上一次世界大战。有时候，旧伤口看着像是新近才形成，似乎德国依然满目疮痍。

同全世界大多数人一样，之前一个礼拜我通过电视关注着战事的进展。我看的是英国电视台的节目，气氛简直可以用欢快来形容。每天早晨和夜晚，退役的海空两军将领穿着双排钮夹克出现在荧屏上，在地图上指出战事推进的路线。他们的话语中透露出一股职业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在专业性探讨和新闻记者揣测之余，人们不由感到，英国重现了往日的雄风，虽然排场不大，但也令人欣喜，就好像几十年来的经济耻辱、帝国消亡和整体衰落只不过是一场噩梦。轮到打仗，谁是真汉子谁是小毛孩，即见分晓。

一位以煽动性沙文主义观点著称的英国报纸专栏作家写道，外国人或许在制造汽车或电脑方面比英国人在行，但等到打仗的时候，等到要有人来捍卫西方、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等事物的时候，英国人是靠得住的，能和美国人肩并肩站在一起。德国人做得到么？由于德国政府在是否全力支持这场战争上踯躅不定，其作为西方盟友的可靠性饱受质疑。又一次，胆怯的欧洲大陆人得指望英国人充当他们的救世主。在这种危难时刻（诸如危险、勇气和荣誉这些词再度流行），什么“共同市场”政策不啻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小商贩之间的讨价还价；在这种危难时刻，英国人再度一枝独秀。

彼时的英国，既有让人感动又有让人同情之处。就在萨达姆·侯赛因发兵攻打科威特前不到一年，一个由喷火式战机和飓风式战机组成的飞行编队，与一架兰开斯特轰炸机飞越伦敦上空，以纪念不列颠战役。那天阳光明媚，战机的机翼掠过白金汉宫，机身闪闪发光我在北伦敦一座山顶上目睹了这出飞行表演，周围人山人海，有老有少，还有年轻人，均仰首凝视着空中的老式飞机。没有叫喊，没有欢呼，也没有笑声。更多的，只是一种默默的自豪和忧伤，这种忧伤近乎痛苦。英雄迟暮，回首过往时一向如此。

在波恩，气氛则大为不同。机场巴士驶进城时，我首先留意到的是老旧住宅楼窗户上垂下来的床单，上面用红黑两色写着各种标语：“莫用鲜血换石油！”“我们还年轻，不能死。”“世上没有正义战争。”“每颗炸弹都在摧毁我们的希望。”一周前，波恩爆发了大规模反战游行。楼房的窗户和墙壁上依旧贴着“我们很害怕！”“别再打仗了！”“布什是战犯！”这些字样的海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抑制的狂躁，一种世界末日近在眼前的气氛。这个世界就要完蛋（Weltuntergang），埋葬它的是战争和生态灾难。

波恩的建筑是18世纪风格，很朴素，衬托出启蒙时期的古典主义之风。这座城市没有德皇威廉治下的柏林那种恢宏气势。覆盖着肮脏积雪的集市广场上屹立着一尊贝多芬的铜像，一面白旗插在他冰冷的手中，上面是“禁止轰炸”的图案。铜像前扎着几顶帐篷也绘有横幅和标语。帐篷外，一块块展示牌上满是各种照片和文字横幅和我之前看到的一样，还是“莫用鲜血换石油！”等口号。一块展示牌写着：“记住这些图片。”底下是一堆照片、剪报和素描主题各式各样：一战时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二战期间被轰炸的城市纳粹士兵在乌克兰行军；赤身裸体的越南小女孩逃离凝固汽油弹轰炸；以军在黎巴嫩；美国轰炸机起飞，赴巴格达执行任务。“世上根本就没有正义战争。”标语写道。

一个四十出头、留络腮胡穿滑雪衫的男人在分发宣传册，见我拿了一份，便跟我谈起他的见解：“这场战争完全是出于物质原因而打的。伊拉克用毒气对付库尔德人的时候，我们袖手旁观，现在倒开打了。必须立刻停止战争。”他说话语气并不盛气凌人，像个习惯于被人误解的先知，有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

我的反应和旅德外国人经常按捺不住要说的一样——带着不同程度的自以为是。我提醒他想想纳粹：“1938年的‘水晶之夜’[2]后我们也是袖手旁观，这是1939年不动武的理由么？”“呃，”他应了一句，“我那时还没出生，所以说不上来。但我知道，以色列在1948年屠杀过巴勒斯坦人。可如今我们的外长根舍（Genscher）却还跑到以色列去送钱、送武器——全都因为我们心中有愧。你觉得这样对么？”

我没有料到他会说德国人“心中有愧”，因为他是个和平活动者、绿党成员，从年龄来看应属于“六八一代”[3]，成长于激进的六十年代。他关于以色列和德国人“罪孽心理”的那套论调在诸如《德国国家报》（Deutsche National-Zeitung）这份极右刊物上不难见到。这份报纸出版地在慕尼黑，发行人是老牌极右翼人士格哈德·弗雷（Gerhard Frey），他与阿登纳的“西方”素不对付。该报最近出版的一期对前往以色列提供帮助和安慰的德国政客冷嘲热讽，并谴责海湾战争是美国人搞种族灭绝的典范。“波斯湾地区的种族灭绝，”该报写道，“是典型的反人类罪行。”该报还刊登了“屠杀美国印第安人”和“以色列的恐怖战争”等文章。这倒不是说《德国国家报》是份反战主义报刊。它对德国国防军乃至党卫队大肆吹捧，还以折扣价向读者兜售印有德国军人戎装照的日历，并推销闪电战的纪录片录像带。

然而，这些宣传所流露出的情绪，和那些上了英国电视节目满面红光的退役空军将领身上洋溢的自豪感，几乎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前者旨在为自己开脱，似乎有些事有必要被掩盖，又似乎德国人的罪孽通过宣扬以色列的恐怖行径或美国屠杀印第安人就能得到缓解，甚至一笔勾销。在这里——或许也只有在这里——德国政坛的两个极端才产生了交集。一头是《德国国家报》，另一头是柏林和平运动的一位发言人，他称空袭伊拉克是“自希特勒以来最严重的战争罪行”。

上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响随处可闻，但其在极端政治思潮中发出了最强音。对美国物质主义毁灭世界的担忧，长久以来就是左右两派共有的论调。海湾战争期间，这种担忧似乎成为了现实。对美国的怨气由来已久，人们以为是右派的专利，其实左派也有1991年11月，斯图加特出现了一座非官方背景的战争罪法庭，对美国人的“生态战争罪”和在伊拉克犯下的“种族灭绝”进行审判。声名显赫的和平活动人士阿尔弗雷德·梅西特斯海默（Alfred Mechtersheimer）提醒听众，纽伦堡审判是胜利者的正义。一位社会党政要批评西德人对美国卑躬屈膝。但如果说左右两派对美国共同的敌意还算相对直观，他们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则从来没那么简单美国让人想起的是轰炸机摧毁德国城市，是诺曼底或阿登战役的激战，是黑市和拿着巧克力、丝袜勾引德国姑娘的黑人美国兵。而一提起以色列，便是大屠杀（Holocaust）。

我被人引介给旅居波恩的一个以色列人，鉴于对方想隐去真名我姑且管他叫迈克尔。迈克尔是德国罪行方面的行家，怨气颇重我在以色列大使馆见到了他，这是座位于波恩市郊、守卫森严的别墅。我俩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聊了会儿，屋里只有一张空荡荡的写字台，墙上挂着以色列的风景照。迈克尔身材敦实，一头卷发三十出头的他是“六八后”，出生在俄国，还是孩子时就移民西德童年是在科隆附近度过的。他是学校里唯一的犹太孩子，这段经历很不是滋味，因为他总被当成特例区别对待。老师会请他给全班讲发生在奥斯维辛的事。别的孩子调皮捣蛋时免不了挨罚，但老师会对他网开一面。

几个月后，我在读彼得·施耐德（Peter Schneider）的小说《爸爸》（Vati）时联想到了迈克尔。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男孩，爸爸是纳粹战犯，原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儿子老抱怨他在学校受到的待遇：“他们的想法让我感到压抑。生物老师因为给我打低分还向我道歉，让我千万别把这看成是对我家里人所作所为的惩罚。哪怕不做功课，老师也不会骂我偷懒。他们说，这是因为‘我家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

迈克尔说，德国有心结。“我相信，如果你给德国人做心电图测试，随便谁，老少都行，你会发现，一提到犹太人，对方的肾上腺激素水平就会猛增。”

他说，这就是海湾战争在德国造成如此巨大恐慌的原因。以色列大使馆成天接到带着哭腔的人打来的电话。其中一些人询问一旦战况恶化，他们能否帮助以色列儿童避难，战争结束后又能不能把孩子送回去。得劝这些德国人平静下来，迈克尔说完耸耸肩。“哈，”他微微一笑，“做德国人可真难啊。”

迈克尔不光讨厌年轻的和平主义者，也讨厌老一代的人，那些为人父者，那些有罪的人（Täter）。他说，老一辈人战后几乎统统变得很亲犹。牧师、市长、教师、神甫一有机会就去以色列。一种有趣的角色互换出现了。迈克尔称，战前犹太人给人的印象是一群温和、文弱的和平主义者。反之，德国人则有着普鲁士式的纪律性，如“克虏伯钢材一般坚强”云云。可如今，以色列人已是严守纪律和不辞辛苦的战士。不少上了年纪的德国人为此很佩服他们，而看不上懒惰而又不爱卫生的阿拉伯人。于是德国人倒成了和平主义者。“我们以色列人现在看不上这些德国士兵。”迈克尔说。

到了六十年代末，特别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许多德国年轻人对他们父母支持的事物一概反对。他们批判父母的过去，憎恨他们的沉默，也反感他们的亲犹立场学生中的激进派宣称自己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尤其是和巴勒斯坦人他们永远也不会和罪人——也就是那些凶手——扯上干系，在德国不会，在越南不会，在以色列也不会。他们会为父母的怯懦作出补偿他们会抵抗，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会为了把世界从生态灾难中拯救出来而战斗，抗击美国的消费主义和以色列的穷兵黩武。迈克尔说：“他们觉得支持左派是杜绝反犹主义的一剂疫苗。”因此，在迈克尔眼里，成千上万的德国和平示威者不是成千上万个吸取了历史教训的良善之人，而是代表了“百分百德国新教徒的刻板，既咄咄逼人，又缺乏宽容，不通人情”。

1991年2月，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就海湾战争这一话题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缩写FAZ）的采访。(1)奥兹是自由派，而FAZ是保守派报纸，对和平运动、绿党、左派或“六八一代”鲜有同情。报纸编辑赞成德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或者最起码也应该坚定支持联合国军。FAZ立场反共，亲北约，奉行自由主义（这里取19世纪欧洲通行的词意，而非20世纪美国语境中的自由主义）。其中一位编辑是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他写过一本关于希特勒的著名传记，后翻拍成电影，让他发了笔财。希特勒时代——尤其是在影片中——被描绘成某种集体疯狂，一场杀机四伏的闹剧，一个伟大国家历史中一次精神失常的偶发事件。

那一周，费斯特情绪激动，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缺乏坚定，却对和平过度忧虑，再度显示出这个国家是自身历史的囚徒。费斯特经常表示，德国理应重新成为一个正常、负责任的大国。他指的“大国”，和阿登纳说的是一回事：一个正常的西方大国。在他看来，这一目标在受到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负罪心理所妨碍后，反而催生出了道德优越感：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人如今要治愈世界的痼疾。这一点阻碍了德国承担其作为西方盟友的义务。英、法、美三国在缺乏德国积极支持的情况下仍然不惜动武，爱国人士费斯特对此感到很尴尬，甚至很丢脸。我提到反战示威时，他叹了口气，说道：“都赖希特勒。”

阿摩司·奥兹跟《法兰克福汇报》不是一路人，因为他信奉的自由主义属于中间偏左。然而，他在采访中以批评的口吻谈到了欧洲左派，特别是德国左派看待第三世界时的浪漫主义眼光。从他们的态度中，他读出了几分卢梭对“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的崇拜之情——对那些不幸受难的人有一种近乎神学般的推崇。“或许，”他谈到，“这是基督教高度简化和富于感情的印象造成的，根据教义，受害者经过受难，灵魂可以得到净化。”

也就是说，犹太人经过大屠杀，灵魂得到了“净化”，“仿佛毒气室里喷洒在受害者身上的是一种道德清洁剂”。他们肯定要比别人更纯洁，也更出众。但是，这种纯洁性在有罪之人的子子孙孙身上作用如何呢？能说他们心底里其实也想成为受难者么？

海湾战争期间曾曝出新闻，说德国公司卖给伊拉克的毒气不久后将被安装在飞毛腿导弹上，用来对付以色列，这对道德纯洁构成了残酷的考验。世上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但犹太人正面临德国毒气的威胁。这可不是道德悖论的问题，和平运动因此内部分裂，诗人兼词曲作者的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过去曾经反对美国的导弹基地落户德国。他的政治信仰和《法兰克福汇报》相去甚远，但因为声援海湾战争，惹恼了昔日许多同仁。“莫以鲜血换石油，”他在《时代周报》（Die Zeit）里写道，“这是最新的一句反美口号。哎！美国人当然也关心石油……而我为此感谢上帝……没错，我乐见有龌龊利益的存在。要不然以色列就会孤军奋战了。”(2)比尔曼的父亲死在了奥斯维辛。

有个德语词，很难译成英文，但概括了不少德国人在海湾战争期间的情绪：betroffen。辞典给出的翻译如下：“受到震惊、失望、惊骇和迷惘的冲击或影响。”这些解释没一个确切的，也许法语词bouleversé在语义上最为接近。betroffen在和平主义者、自由派和社会党人中间使用很广泛，出现频率和经常挂在德国保守派嘴上的“正常国家”（normal nation）一样高。betroffen意味着一种罪恶感耻辱感，甚至是无地自容。说某人betroffen，就是说他无言以对但它还隐含了道德纯洁性这层意思，betroffen是“掌控过去”的一种方法，展示悔悟和认罪的态度，并换取宽恕和灵魂的升华。

西德国内频繁出现劝人“哀悼”过去、“为哀悼努力（Trauerarbeit）的训诫，这是净化过程的一个环节。在六十年代发表的著作《论无法哀悼》中，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剖析了影响战后德国人不愿面对过去的道德麻木。他们因为战败而麻木；记忆又似乎出现了阻塞。他们既不愿意也无法为哀悼努力，或承认罪过。他们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曾顶礼膜拜一位致几百万人死亡的领袖。不少德国人在过去沉醉于纳粹运动所提供的自吹自擂戏码，乐此不彼。米切利希夫妇认为，德国人在第三帝国倒台后对此抵赖，是希望不仅能逃避惩罚或罪恶感，而且还能逃避战败后接踵而至的那种彻底一蹶不振的情绪。只有那些失去过的人才有资格哀悼。但德国人到底失去了什么？当然，犹太人算一个，但这很难让人感到是德国人的损失。许多德国人失去了家园、儿子荒唐的理想和领袖，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米切利希夫妇“为哀悼努力的对象。恰恰相反，1945年后，对希特勒的凭吊应该是不可能存在的。三十年过去，玛格丽特·米切利希会说，无力哀悼这点再也不适用于年轻一代。她说的没错：德国处处哀悼犹太人，而在个别极端主义圈子里，希特勒一样有人缅怀。

betroffen的状态有些许宗教涵义，这和在德国有悠久、深厚传统的敬虔主义（Pietism）有些近似，后者创始于17世纪菲利普·雅各布·斯本纳（Philipp Jakob Spener）的著作。斯本纳一心通过强调辛勤劳动和个人精神付出来改革教会，并在日常生活中传播福音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这样写道：“敬虔主义的核心是个体的道德自新，这点可以在经历忏悔的煎熬、幡然醒悟并认识到上帝必然的仁慈后获得实现。”(3)敬虔主义是对法国启蒙思想中世俗和理性观念的消解。它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中产阶级，也鼓舞了普鲁士军官和俾斯麦身边的人。我认为，波恩的以色列人迈克尔在谈到德国反战人士身上的新教刻板时，所指的正是这一精神。

海湾战争期间，波恩就有betroffen之感。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当时正值狂欢节，是人们穿着奇装异服参加派对、喝啤酒、抱女人、放声歌唱的时节。但这一切在战争时期和大难临头之际显得不合时宜，于是狂欢节委员会改头换面，成了危难关头委员会。对于所有自愿取消狂欢节庆典的团体，莱茵兰——普法尔茨（Rheinland-Pfalz）地方政府都给予资金补偿。这一手段果然奏效。只有科隆举办了一场非官方的街头庆典，口号是“我们照样过日子”。

柏林一个由音乐学院学生组成的团体搞了一场反战日活动，据他们的发言人说，原因是“所有学生都感到很难过，很彷徨（betroffen），我们觉得有必要聚集在一起，表明大家的担忧”。学生们造了个祭坛，点燃蜡烛。当地一家电台播放了他们的和平之歌，歌词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我们彷徨无措，深感震惊。”

我下榻宾馆外的广场又阴冷又空旷。一个不起眼的啤酒摊旁，几个年轻人喝着酒，不时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就像在过节。浸透醉意的歌声从我房间的窗户飘了进来。听着他们用力跺脚打节拍，我脑海里浮现出不计其数的战争片，片中德国人的欢天喜地与其残暴行为形成了极具讽刺的反差。身在德国，最好还是尽力避免做这样的联想，因为哪怕一个人的记忆来源只是电影，也很容易变得自以为是和偏激。

看着电视，我再度感叹英德两国间的区别。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海湾战争期间，电视观众很难避开圆桌讨论。实在是太多了不停换频道的话，还能同时关注几场辩论。牧师是这些节目的常客一些西装革履，一些穿着牛仔裤。他们的出现恰到好处，因为辩论的核心是良知问题。一个人能问心无愧地参战么？某位德国战斗机飞行员表示自己很难对别人痛下杀手，他不知道自己良心上是否过得去。一位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医院工作的年轻医生则说，自己为救治在海湾战争中受伤的美军飞行员感到良心不安，因为这么做让他成了帮凶。

在一档具有代表性的节目里，讨论嘉宾席中坐着曾经的反纳粹抵抗主义战士、应征入伍的新兵、年事已高的家庭主妇、上班族母亲和几名高中学生。二十七岁的母亲安格莉卡发言说，鉴于“我们在二战时干的坏事”，德国必须帮助以色列。不过，参战的话肯定一点好处都没有。

“那英国人和法国人怎么说？”原抵抗主义战士开口了，“是不是应该把脏活都交给他们干，我们自己躲在家里？”（他没提美国人）

“哦，”安格莉卡回应，“我们不能违背自己的信仰。过去接受的教育告诫我们再也不要打仗，我们怎能不予理会呢？身在他国时我们耻为德国人，世人一直都怕我们，现在他们却责怪我们不够果敢……”

十八岁的高中生安德烈亚说道：“我们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叫人怎么忘得了？我可不为自己身为德国人感到自豪。”

但是，等到年长的家庭主妇谈起她在二战期间的磨难——轰炸吃不饱饭、出征的父亲和儿子没能回来——并呼吁应反对所有战争时，年轻学生发话了：“我能理解，战争时期会发生很多可怕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在该出手时不出手，坏事一样会发生。”

听众席中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叫声，然而学生的话得到了原抵抗组织战士的支持。后者把萨达姆·侯赛因比成希特勒，认为应该制止萨达姆，就好像当初应该制止希特勒一样：“萨达姆已经杀害了上万人。难道就因为我们良心有愧，开不了枪，就可以对他听之任之么？”

最后，穿着牛仔裤和花衬衫的年轻士兵终于开口了。当被问及他对杀人有何感想时，他答道：“如果德国或北约遭到攻击，我将不得已而为之。但如果是我不支持的战争，我会抗命。”

他的回答沿袭了战后联邦德国宪法给出的正统解释。在德国，新兵是可以以良心不安为由拒绝参战的。“命令就是命令”（Befehl ist Befehl）这句话再也不能成为实施暴行的借口了。另外，德国军队只能为保卫德国或盟国领土作战。德国是北约成员，因此对盟国领土的普遍理解是北约领土。右派想要扩大这一解释的外延，左派至今都坚决抵制。

但是这位士兵参与的并非是法律层面的讨论。他试图回答一个有关道德和良知的问题。而且他给出了诚实的答案，比起许多和平主义者一味拒斥战争——所有战争——的立场，这或许更能反映出当今德国青年的心态。“六八一代”胸怀一种高于一切的道德目标：要和父母那辈人彻底划清界限，打破他们罪恶的沉默，散播和平的讯息，或者干脆就说德国人再也不会受到战争的诱惑。社民党主席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在海湾战争期间宣称，要德国人参战就“好像给一个改过自新的酒徒吃酒心巧克力一样”。你几乎能听到焦虑的尖叫。

费斯特说的也许没错。事情之所以这样，恐怕是因为希特勒。然而海湾战争显示出，对于德国和平主义，不能简单斥之为反美主义或对阿登纳口中西方世界的背叛。现实的矛盾是实实在在的：至少有两代人所受的教育是放弃战争，再也不把德国军人送上前线。换言之，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盼望德国成为放大版的瑞士。可是，他们也被教育要对以色列的命运负有责任感，而且若要成为西方国家的公民，就要坚定地融入西方盟国大家庭中。问题在于，他们是不是两方面都能做到。如果萨达姆果真是另一个希特勒，而且德国没能拉犹太人一把的话，那该如何是好？

这就是拿希特勒做类比会让人痛苦的原因。而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也正是决定拿这点开刀。他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里把萨达姆比作希特勒。(4)恩岑斯贝格尔是出色的诗人和散文家。他很清楚怎么触及德国同胞的痛处。他能用美轮美奂的语言煽动人们的情绪。有人欣赏他在《明镜周刊》上的文章，但也有不少人对之怒不可遏，特别是左派知识分子。在柏林时，我曾听过一名批评家斥责恩岑斯贝格尔是叛徒。他背叛了什么？我追问。背叛了精神（Geist），对方回答。许多年来，恩岑斯贝格尔本人一直是左派知识分子。他这代人，在纳粹统治下成长起来，上学念书，然后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战争末期被征召进防空部队。战后，恩岑斯贝格尔同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等作家一道，形成某种左派的反纳粹团体，旨在扫除德国威权主义的残余势力。多年来，追剿纳粹思想余孽或多或少成了他为之全身心付出的一项事业。

在为《明镜周刊》撰写的文章里，恩岑斯贝格尔表示萨达姆同希特勒一样，不仅是个独裁者，还是全人类的敌人，是个热衷制造死亡、自寻死路的恶魔。他若有条件，定能摧毁全世界，当然，他自己的人民也包括在内。他和希特勒一样，蔑视自己国家里的一部分人。问题是，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十恶不赦的恶棍？恩岑斯贝格尔的答案是那些被侮辱的人。一群永远的失败者，因为知识水平不如人，因为贫困，抑或因为自感无力左右生活，长久以来变得垂头丧气，心灰意懒。德国人能在阿拉伯人身上发现自我的存在，恩岑斯贝格尔写道。

毫无疑问德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类比。恩岑斯贝格尔写道，这一认识“将颠覆任何从种族角度阐述眼下军事冲突的基础。另外，它还将揭示，尽管没人愿意重提法西斯主义，但它仍具有潜在的延续影响。德国实业界从来就不必为其向希特勒提供的殷勤服务进行忏悔。如今他们抱着同样的热情急于帮助希特勒的继任者，只能说是一脉相承。单靠无知不足以解释为何相当一部分德国青年更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或者反对乔治·布什甚于反对萨达姆·侯赛因”。

对潜在延续性的批评是战后反纳粹团体的一贯主张，但恩岑斯贝格尔的话确有其新颖之处。也许他对伊拉克人的评价有失公允，毕竟他们可没有像德国人支持希特勒那样倾力支持萨达姆。但对于那些自认为通过悲天悯人的修行，或急不可耐地手持蜡烛、企盼和平就能甩掉历史包袱的人，他们身上的延续性没能逃过恩岑斯贝格尔的眼睛。

恩岑斯贝格尔这代人学会了不信任德国人。四五十年代的延续性依旧清晰可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防空部队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恩岑斯贝格尔的反纳粹团体对西德人兴冲冲地奔向物质繁荣满腹狐疑。物质繁荣就像一层厚厚的白雪，把过去覆盖起来，掩藏所有痕迹，也遮蔽一切声音。恩岑斯贝格尔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开头是这样的：

我的父母，

天真地把我带到这片土地上，

但我在这里失去了什么？

土生土长，却又无所适从，

我人在这儿，心却不属于这儿，

这片温馨的肮脏之地，

是我舒适而温存的坟墓。

由于一年前发生的事，海湾战争期间世人对德国人的不信任感格外强烈。眼看两德合并，邻国心里忐忑不安。这很好理解；它们曾经沦陷，很清楚德国人能做出什么事来。但同时显露出来的还有恩岑斯贝格尔这代人，或至少是反纳粹团体成员对德国人的不信任君特·格拉斯反对统一的理由是一个统一的德国制造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使用“奥斯维辛”一词时，几乎带有宗教意味，好像这是个护身符，拿在手里摇来晃去，如同一只凶煞之眼，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奥斯维辛”长久以来一直是对抗潜在连续性的主要驱邪物。

换个不那么抽象笼统和老生常谈的说法，西德人不信任东德人——东德军人行进时依然踢正步，他们的小布尔乔亚做派很有三十年代的遗风；东德政府体制虽然建立在反法西斯基础之上，却残留了许多纳粹时期的余毒，令人担心；简言之，东德人生活在“亚洲”。以色列人迈克尔将“西佬”（Wessies）与“东佬”（Ossies的相遇比作是展示道林·格雷（Dorian Gray）的画像[4]，西德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形象，对此并不高兴。

一位知名的西德作家在我提到东德人时翻了翻白眼，说他厌倦了历史的重蹈覆辙。“净化，再教育，这些我都见识过。我不喜欢那些东德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一清二楚，我不想跟他们扯上关系。”听到这话我很惊讶，后来将其转述给文学批评家罗兰·维根斯坦（Roland Wiegenstein）。他的寓所在柏林，十分宽敞，里面摆放着钢结构的黑色皮质家具，墙上挂着大幅抽象画。

维根斯坦穿着入时考究。他的品位有很显著的战后（après guerre）风格。“我很清楚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道，“我比他大不了几岁。联邦德国变身文明人的速度之快，真乃奇迹。我们现在算是西方世界的一分子了，吸收了民主体制，但原民主德国的人依然困在前现代时期。他们是丑陋的德国人，和战后的西德人像得很，我是和这批人一起长大的。他们现在都还不算是文明人。”

丑陋的东佬们穿着剪裁蹩脚的西服，牛仔裤洗得发白，脚蹬塑料鞋。对他们文化的鄙视不仅仅是势利眼在作祟。其中的潜台词是，西德人自己也险些变成踢正步的纳粹地下支持者，好在他们脱胎换骨，算是成了现代欧洲人。就在德国统一前不久，“六八一代”的小说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著文道，在他看来（潜台词是对其朋友和西德同胞亦是如此），托斯卡纳都比德累斯顿要近。

猜忌心是德国政治语言的一部分。诺伯特·冈泽尔（Norbert Gansel）是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兼外交问题专家。海湾战争期间，他正好年满五十，和维根斯坦一样，他的穿着也很时髦，上身是一件紫红色的西装。他给我和自己各倒了一杯日本清酒。“口感跟石油一样滑爽。”他评价道。我猜这句话里有讽刺之意。他讲话很小心：“我个人信奉的政治哲学，也许连我的政治抱负，都和不信任感有关。我不信任我代表的选民，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把希特勒推上台，纵容他迫害犹太人。”他的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德国北方港市基尔（Kiel）的照片，那是冈泽尔出生的地方。图片展现的是1945年满目疮痍的基尔。看到我盯着这幅图，他说道：“不管谁挨炸，保管都能得到我们同情。”

冈泽尔在研究纳粹历史上花了不少时间，他大学论文写的就是党卫队。1970年代时，他曾尝试推翻纳粹法庭作出的判决，但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取得成功。其中一大障碍是纳粹的司法系统从来没得到过清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延续性才宣告终结。冈泽尔告诉我，五六十年代司法失灵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出现了，新一代政治青年业已成熟。行凶者（Täter）的子孙在质疑过去时已经不像“六八一代”那样自以为是了。德国人变现实了，冈泽尔说，比日本人现实得多。海湾战争的爆发就像冲了个凉，精神为之一振。

很难说到底哪一点更让人振奋：海湾战争还是东佬们的到来二者几乎同时发生，这点则平添了几分压力。德国社民党素有一种民族主义式中立（nationalist neutralism）的传统，不少左派政治家认为与西方国家结盟阻碍了德国统一。1950年代，社民党在这方面的民族主义色彩比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还要浓厚。多年来，左派一直抨击阿登纳治下的德国继承了纳粹遗产，还对美国卑躬屈膝。但如今德国统一了，“奥斯维辛”的幽灵又回来了，外加一群思想狭隘的“东佬”的涌入，阿登纳当年的看法算是得到了证实。德国需要西方，西方也需要德国，只是其需要的方式让德国人尤其是社民党人感到深深的不安。

将德国推入西方盟友的怀抱之中，譬如北约和欧共体，意味着埋葬对德国人的猜忌心，起码人们是这么希望的。成为欧洲人的德国人会感到更加正常，为西方所接纳，也更像文明人。德国，这个古老的“中央之国”，位于中欧的庞然大物，曾对其身份定位忧心忡忡，又为历史包袱所累，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西方国家。这种美好的状态在一年里却两次遭到挑战：先是两德合并，接着是海湾战争不出意料，结果有几种。一种是对民智未开、非西方的“东佬”本能的排斥，另一种是在要不要同西方盟友一起出兵一事上瞻前顾后踌躇不前。

在波恩的最后一个晚上，雪依旧下个不停。我约了位年轻的政治学者共进晚餐，晚餐是土豆饺、香肠配啤酒。说他年轻，其实也还好，只是不属于“六八一代”。此君并非和平主义者，对德国政府在支持西方同盟一事上的优柔寡断颇有微词。他似乎并未受到对本国文化猜疑心的掣肘，热情地给我介绍本地菜肴和一两家酒吧点唱机里播放的音乐，音乐欢快得有些瘮人——海湾战争铺天盖地的世界在此恍如隔世。他告诉我，德国军队现在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军队了，所有人都必须服役。这也正是讨论良知和道德如此重要的原因，所有人都有这方面的顾虑。另外，由于德国宪法规定国家安全和盟友的安全是绑在一起的，军事冒险几乎断无可能。“你看，”他说道，“我们德国人真的不想再自行其是了。”

天色不早了，我俩结伴走回我下榻的酒店。酒店年代久远，过去曾有许多显赫的客人入住，但在前台发放的历史简介里，1930年代和1940年代早期这段历史不知为何被跳过了。一路上，我们走过拿着和平旗的贝多芬雕像，走过“警示柱”旁举行烛光祷告的反战青年，走过写着“莫用鲜血换石油”和“德国的钱和毒气正被用来屠杀世界各国人民”的标语。我向他透露自己计划写一本探讨德国和日本战争记忆的书。他的反应似有几分愕然，甚至说得上是震惊，但嘴上并无表示。过了不久，我俩道别后，他突然转身跟我说：“拜托，请别夸大我们和日本人的共同点，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德国人可不会为了把公司做大做强就睡在公司。我们只是人，普通人罢了。”他没有说西方人，但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东京

在东京，海湾战争似乎离人们很遥远。没有横幅，没有警示柱，也没有烛光祷告或和平示威。比起废墟和弹痕依旧清晰可见的德国，战争的概念在日本显得更为遥远。鉴于整个东京在1945年陷入一片火海，这座城市没剩下什么可以让人回想起上一次世界大战的事物。1936年未遂军事政变中被占领的宾馆没有毁于战火，倒是在1980年代一波房地产热潮中被拆除了。过去对日本主要战犯实施绞刑的监狱，如今被一栋摩天大楼和购物中心所取代。

1970年代至1980年代早期，人们仍能在火车站候车厅和神道教寺庙前见到日本帝国军队的退伍老兵，他们或失明或残疾，靠做工粗糙的义肢方能站立；这些身穿白色和服、戴着墨镜的老人拉着破破烂烂的手风琴，曲目都是伤感的军旅老歌，指望人们赏几个钱。一身美国最新款行头的年轻人走过他们身旁，大多瞥都不瞥一眼好像这些糟老头儿根本不存在，又好像他们只是游魂野鬼，只有自己才看得见自己。年纪大一些的路人偶尔会扔给他们几个铜板，还是偷偷摸摸的，好像在用钱把丢人现眼的亲戚给打发走。这些身穿白色和服、鬼魂一样的人勾起了谁都不愿记起的往事。而如今连他们也永远消失了。在东京，唯一能唤醒上一次世界大战记忆的只有飘散在空中的一些零散片段，比如弹子房里传出的军队进行曲。

六本木是东京最时尚的几大区之一。1945年来，这里一直笼罩着一种淡淡的西方味道。从前这里有个美军基地，如今则散发出奢华气息。外国模特快步奔向时尚工作室，年轻男子开着保时捷在大街上飞驰，淑女们在意大利北部风味的餐厅里享用简便午餐。浮华之间，矗立着一片难看的灰色混凝土楼群，破败的模样与周边环境很不相称，好像它们压根儿就不该出现在那儿。日本防卫厅总部（编按：2007年升格为防卫省）就设于此，当时其还算不上部级机构仅仅是一个厅，尽管防卫厅长官拥有内阁大臣的职级。这些老楼是上一次战争仅剩的一点印迹。战前，这里的主人是日本帝国陆军战后换成了美军。

在官方层面，日本是没有海、陆、空军的。1946年，牢牢盯着日本人的美国占领当局塞给前者一部宪法，其中第九条声明“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自卫队是一个并不牢靠的妥协产物。实际上日本的兵员人数相当庞大，只是宪法禁止其向海外派兵。

随着1950年前后冷战爆发，美国人再也不希望日本只充当解除武装、奉行和平主义的楷模。于是国家警察预备队应运而生。左派对此表示抗议，但无济于事。随后，同样顶着国民巨大抗议声浪的《美日安保条约》签署通过。理查德·尼克松在1953年访日期间曾说宪法第九条是个错误。许多日本保守派同意他的说法，但他们的意见不占上风。冷战恶化后，部分得益于朝鲜战争，日本商界开始欣欣向荣，左派则不断丢失阵地。再后来，自卫队的身份得到了合法化，不少日本人至今仍然认为这么做的前提不仅值得怀疑，而且违宪。

防卫厅主楼不管从内还是从外看，都一样毫无特色。我约了防卫厅副官萩次郎（Hagi Jiro）在这里见面。他的办公室布局简单，甚至有些寒酸：只摆了张写字台、一张沙发、一个碗柜和几个铁皮文件柜。墙上挂着一幅日历，图案是太平洋海滩上少女的招贴画。萩次郎身材瘦削，身穿一件蓝西装。我向他打听日本公众舆论。大多数国民觉得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他回答说多数人反对出兵。1990年11月曾出台过一部支持派兵的特别法案，但后来不得不撤销。多数日本人一谈起军队就联想到过去的帝国陆军，他说。但是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们立场不尽相同。萩次郎告诉我，对二战有切身记忆的人激烈反对日军出境作战，不管战场在哪儿。30——50岁之间的人态度没那么强烈。至于年轻人，他们很容易受大众媒体影响，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

他提到了日本宪法第九条。信任的问题在德国经常出现，现在又冒了出来。萩次郎说：“日本人不信任自卫队，因为他们连自己也信不过。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需要宪法，好阻碍任何安保措施通过。”

这句话颇为耐人寻味：日本人信不过自己。在我俩的谈话临近尾声之际，这种说法又出现了一次。我告诉萩次郎自己刚去过德国。他笑笑，蹦出一句让我意外的话：“我很喜欢德国人，但我觉得他们是个危险民族，说不出为什么——也许是因为种族、文化和历史吧，诸如此类。其实我们日本人也一样：我们也习惯于走极端。从民族性来讲，我们日本人和德国人都具有高度的集体自律。当我们把精力用在正道上时，就是好事，但一旦滥用就会出大乱子。”说到这儿，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我还认为日本人和德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

当然，很多人对这点深信不疑。他们曾劝我相信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但我未曾想在日本防卫厅总部也会听到同样的话。尽管萩次郎将两个民族放在一块儿，但依我个人经验来看，德国人对二者之间的联系倾向于避而不谈。我经常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典型德国做派”这句话，而且口气几乎清一色都是贬义（相反，日本人说“典型日本做派”时，通常都带着一丝自我辩护和自豪）。许多德国人对自己被和日本人相提并论——甚至进行比较——感到很不自在（这一点又和日本人不同他们经常这么对比）。我遇到的德国人常常强调他们和日本人有多么不同，正如“西佬”会强调他们和“东佬”的区别。这让我感到，“道林·格雷”这层因素或许在起作用。对于部分西德人而言，他们如今如此“开化”，如此自由，如此个人主义，又如此西化。反观日本人他们的集体纪律、对权威人士的俯首帖耳，以及对待工作的军事化态度，似乎离一个才刚刚克服——也许远未克服——的自我形象并不是太远，这点让人不悦。

这么想并非全然没有道理。日本在19至20世纪师从德国，获益良多，但所学之物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气氛已经格格不入了。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日本人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引进费希特的浪漫民族主义（organic nationalism）理论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即便那时的日本正在经历全盘西化，向西方列强看齐。1920——1930年代日本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排挤，这时斯宾格勒关于西方衰落的思想则让人感到宽慰。但时至今日，在经过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这些理论中的大多数依然广泛出现在电视、大学院校和流行期刊中犹太人主宰世界这一凭空想象出来的阴谋论在日本民间神话外围沉淀了下来，而战前受到舶来德国思潮大力提倡的单一种族意识形态在日本则远未绝迹。

在希特勒的德国，日本因为在思想深处实现了纳粹主义的抱负而备受推崇。拿纳粹宣传家乌拉赫（Albrecht Fürst von Urach）的话说，日本人的天皇崇拜是“世上最独特的一种糅合了国家形态、国家意识和宗教狂热的产物”。(5)当然，狂热在纳粹的词典里是个褒义词。读到纳粹关于日本的著作时，人们的印象或许是德国宣传家希望通过宣传，向德国人灌输类似日本远古诸神传承给后人的那种文化。

对于国家行为——恰如个体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历史、文化或民族性决定的这一命题，多数日本人表现出了近乎走火入魔的关切。海外战争期间，日本电视里看不出多少彷徨失措（Betroffenheit）的迹象，也没有退役将领详细盘点战术和战略。相反，媒体和学界专家大谈这场发生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战争，姿态颇为超脱。这场战争在他们口中往往被描绘为西方和中东地区之间的一场文化或宗教冲突。关于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之间宿怨的讨论有很多，此外还有人详细分析美国人的性格，以求理解乔治·布什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Gen. Schwarzkopf）的行事风格。

这种对文化的关切在私下谈话中也层出不穷。一次，我和三三两两的日本朋友相聚在东京某条巷子里，把酒言欢。这条巷子是战后为数不多的几条没变过样的街道之一。当中一段人称“黄金街”，过去是廉价红灯区。我们坐在一家居酒屋里，地方十分狭小，只能容纳大概十个人。居酒屋的名字取自一部先锋派法国电影，烟雾缭绕的空气中飘着比莉·荷莉戴[5]的歌声；这家店以经常招揽知识分子光顾为荣。多数酒客对海湾战争的看法是，这纯粹是一场为美国利益而打的战争。我的朋友均是四十出头，热衷文艺事业。他们认为海湾战争关乎文化认同，美国人想要迫使阿拉伯人接受和美国人一致的世界观。

那么自由和民主呢？我问。这些原则难道不值得捍卫么？我们能容忍一个穷凶极恶的国家侵略他国么？我很清楚自己这么说并不很有说服力；科威特很难算得上是民主国家。但我的初衷是抛砖引玉。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是一种变相的反西方论调。

“民主，”一个漫画家开口道，“并不是普世的，它只是一种西方理想，西方人谎称其具有普世意义。这恰恰是这场战争错误的原因西方试图把想法强加给非西方国家。美国人不仅伪善，还很傲慢。”

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使劲点头，表示如果当初美国人不来的话日本只会更好。他指的是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部侵入日本的“黑船事件”。“他们夺走了我们的文化，”他说道，“我们现在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与他相熟，知道他这么说只是在煽情。但是，同日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交谈时经常会出现这一幕：但凡在讨论日本和外部世界的时候，身份认同这个话题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横插一脚，导致的结果是怪异的认同感。我曾在左倾的《朝日新闻》里读到过下面这封来信，作者是中村哲（Nakamura Tetsu）。中村是医生，属于“六八一代”，对中东事务很积极。信件内容如下：“当我们谈论世界新秩序的时候，有必要理解我们的亚洲同胞，他们有着和西方人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我们必须反思对亚洲的态度。仅仅五十年前，我们日本人处在传统社会和西式现代化这对矛盾中，同美国打了一场仗为此吃尽了苦头。这场战争至今尚未终结。是时候重新思考在广岛和长崎逝去的几百万（原文如此）‘英灵’有何意义了。”(6)

这种说法在语气和思路上与风靡三四十年代的日本泛亚民族主义高度相似。自19世纪以降，日本曾激烈地抗击过西方对亚洲的主导，时而显得缺乏变通，但始终值得敬佩——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它肇始于1860年代的“驱除鞑虏、拥护皇权”运动，在日本的战争宣传中颇为促销。在1964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林房雄曾为其进行辩护。战后，他的反西方民族主义观成了右翼卫道士的模板。但林房雄过去是共产党，而且他曾写道，在一个理想世界里，日本再也不会因国际政局而分化，所有日本人都会往一处想。他的原话是：“一种日本式思维将会诞生。”(7)这些字眼里能读出怀旧。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人被教导“一万万心一齐跳动”（一亿一心）。

海湾战争期间，理想中的世界还遥不可及。《朝日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的受访者反对对伊拉克动武，但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有29.6%的人支持动武，还有起码相同比例的人回答“说不上来”。中村刊登于《朝日新闻》的来信反映出，投书该报的读者中间存在一种普遍的论调，只不过他文字中的感情色彩更加鲜明而已。有封具有代表性的来信是这样写的：“纵观历史，我们日本人如今总算有权利和义务对战争说不，并向世界传授我们的切身经验，诉说我国无辜平民如何沦为惨烈轰炸的牺牲品。”

这一论调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代表了宪法第九条的立场。1946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抗议。他说，日本应该放弃战争、作出道德垂范这种说法固然很好，但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国家会效而仿之。麦克阿瑟回应道：“就算没有国家效仿，日本也不会吃什么亏。那些不支持的人才是不对的。”长久以来，多数日本人一直秉承这一看法，然而海湾战争让他们有所动摇。

这一看法值得尊崇，但也建立在某种“虚无的背叛说”之上。根据这一传说，日本成了个崇尚道德、爱好和平，独树一帜的国家，却遭到了清算其战争罪行的战胜者的背叛；在越南、阿富汗和尼加拉瓜，它遭到了背叛，在军备竞赛和冷战中也是如此；针对广岛和长崎的“毫无必要”甚至是出于“种族报复”的核打击，以及之后各大国发动的一切军事行动——包括讨伐萨达姆·侯赛因的决定——都让日本成了受害者。对此最笃信不疑的是左派的男男女女，他们对宪法第九条的坚持，就好比牧师爱护其祷告书一样。

海湾战争正式结束后几个月，一位名叫松本健一的文学批评家在《东京新闻》上撰稿，文中他将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比作日本偷袭珍珠港。(8)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和恩岑斯贝格尔在《明镜周刊》里拿萨达姆和希特勒作比较有异曲同工之处。松本写道，萨达姆为泛阿拉伯理想而战的声明“让人不寒而栗地联想起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曾傲慢地宣称‘亚洲是一家’”。伊拉克和日本都与西方帝国主义展开了“圣战”。但是在松本眼里，二者的相似性还不止于此：“日本和伊拉克出于几乎完全一致的理由发动了战争。”西方大国因为切断两国的贸易和原材料供应，被指责让战争变得无法避免。于是乎，战争对日本和伊拉克就成了一件名义上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日本，”松本写道，“尚未对其战时暴行进行过忏悔，因此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批评，就没有资格指责伊拉克人采取非人道行为和违反国际法。”

写到这儿都还不错。类似的自省文字在主流日本媒体中十分罕见。但是紧接着，指向自己的手指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另一方面，美国大众传媒对于空袭伊拉克之初的反应，让人回想起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捷报频传时的欣喜若狂……”结论是：“海湾战争再次让我认识到了战争的乏味和残酷。在听闻首相海部俊树表达对多国联军的坚定支持，并谋求向中东派遣自卫队之后，我大为震惊。日本陷入野蛮状态也就是五十年前的事，但这个国家的保守派政客似乎并未从中吸取多少教训。”

那么，我们就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即各方一样野蛮：战时的日本萨达姆、布什、日本保守派政客，概莫能外。和平主义目标也许很高尚，质疑美国媒体的兴高采烈或许不无道理，但这种看法为图省事，不分青红皂白。比如所有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这就好像波恩集市广场上的警示柱，或认为轰炸巴格达是1945年以来最严重战争罪行的主和派教授。历史就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然而，日本和德国有一处天壤之别：以色列。日本人对犹太人没有负罪感；没人会发了疯似的给以色列驻东京大使馆打电话；日本也没有自己的沃尔夫·比尔曼。海湾战争勾起了不少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回忆；但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这只是另一场战争，一场距离他们十分遥远的战争，其爆发过程有点像自然灾害。或许，如果联军的轰炸目标不是伊拉克而是中国乃至朝鲜的话，日本的战争罪孽就会起作用。但就算是那些对中国和朝鲜抱有歉意的日本人，也不会把日本发动的战争和屠犹看成一回事。

拒绝对历史作出区别对待，并不仅仅是一种逃避罪责的办法。它也是和平主义的核心。就连对不同战争作区分，或承认有些战争师出有名，都已经是一种不道德的立场了。所幸对于德国和日本而言，和平主义恰好是一种用来麻木历史罪行之痛的办法。或者反之，如果一个人沉浸在里头无法自拔，和平主义就会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这也可以是历史短视的成因。

小田实是日本反对越战运动的鼻祖，也是一部描写广岛原爆小说的作者。他告诉我，日本必须坚持和平主义：“所有国家当中，日本必须充当有良知的反对者。”但成为军事强国的日本会十分危险，小田说道。德国也一样。他认为，德国很快就又要成为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了。当我表示他的话有待商榷时，他说我是西方人、是白种人，根本没资格说三道四。

我问他对越战怎么看，他说自己看不出越战和日本的亚洲战争之间有什么区别。其实，正是越战促使他反思日本对亚洲的征服。他也不认为欧洲殖民主义同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有何不同。当我指出我认为存在的区别时，他恼了，嗓门也大了起来。“你看，”他叫道，“我可没工夫陪你讨论历史的差异。殖民主义是罪恶的，事情就是这样。”他的圆脸涨得通红，大手砸得桌面砰砰响。坐在他身旁的朝鲜裔妻子没出声，只是盯着茶杯。我被提醒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小田生于1932年，他记得当初在日本大败美国人之后，自己挥舞着旭日旗，心里别提有多骄傲了。他同样记得并且无法释怀的是，就在天皇宣布“战事发展对日本不利”、是时候投降了的前一天，家乡大阪被炸了个稀巴烂。小田说自己没有哭，让他真正难以接受的是，日本在战后本有机会和过去一刀两断，却被美国人生生给搅了。是美国人允许天皇保留皇位，并同意那些把日本引向战争的官僚和政客继续统治这个国家；也是美国人，通过建立自卫队，促使日本人亲手削弱了本国宪法；同样还是美国人，把日本人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帮凶。

小田的怨恨不无道理，但他对于西方的矛盾心理要比政治幻灭来得更复杂。这种矛盾心态接近于敌意，部分或许与年龄有关。毕竟他少时接受的教育是仇视“盎格鲁——美利坚妖魔”。而泛亚主义宣传与富有浪漫色彩的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其实相距并不遥远。但是，尽管小田信奉第三世界理论，他并非只同情受压迫者压迫者他也同情。他发起“越南和平”运动，目的之一就是要帮助美国逃兵和反战示威者。在小田眼中，美国大兵和原日本帝国军人一样，既是侵略者，也是受害者；说他们是侵略者，因为他们残害无辜百姓；说他们是受害者，因为他们也是迫于命令。

在日本，对待西方的态度除了复杂，没有第二个字眼可以形容表面上，日本是亚洲最西化的国家，就连在小田实眼里，他大概也觉得纽约比北京更近吧（我敢说他对托斯卡纳也比对德累斯顿更熟悉）。即便19世纪的日本曾出现过一股驱逐外夷的运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脱亚”运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战争促生了一批浮世绘版画，在这些作品里，日军的身材普遍高大，肤色较浅，穿着欧式军装；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侏儒一般的黄种人留着辫子，身穿丝绸衣服。日本人的优势一露无余。

矛盾心理形态纷呈，这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显露无遗。右翼自民党政客龟井静香几乎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小田实的对立面。虽说他们年龄相仿，身材都很敦实，有着农民般的粗线条，不过这也就是两人所有的共同点了。龟井在防务问题上是鹰派，他希望废除宪法第九条，在教育中注入更多爱国主义元素，让军人英雄成为学生引以为荣的对象，等等。他不相信日本的亚洲战争真有那么恶贯满盈。另外，他希望恢复天皇在这个家族式国家里神圣的一家之主地位，并重新确立神道教的国教地位。他认为，美国人在战后夺去了日本的认同感、自豪和雄风。

我在龟井位于东京、距离国会大楼不远处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和小田一样，他的谈吐很是粗鄙，而且是有意为之，倒不是为了表现得和我熟络，而是为了突出某种不拘小节的男子气概。我们交谈过程中电话响过一两次，对话也因此中断。龟井接电话时吐字不清，能听到的只有哼哼声或嘟哝声，分别表示肯定、否定或道别之意。

我问他怎么看海湾战争。他嗯了一声，开口说道：“我们日本人有个词叫‘建前’（tatemae），就是官方真相的意思，你说事情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词，叫‘本音’（honne），指的是真实感受、事情的真正面貌。现在，‘建前’是指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点无法容忍，‘本音’则是说美国人在开战前没有征询我们日本人的意见。”不满的情绪清晰可见。龟井从相反的角度阐释了小田的观点：美国逼迫日本当了它的帮凶。

“接下来，”他继续说道，“还有以色列的问题。你知道，我们日本人消息很灵通。我们知道美国的真实面目。这儿的人在电视上见过亨利·基辛格。他是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在美国有多大势力。这些我们都知道。所以‘本音’告诉我们，这场仗是为以色列而打的。”

这种论调在日本很普遍，很刺耳，但也容易产生歧义。问题的重点不在犹太人，而在于美国。在头脑闭塞的日本人看来，美国人和犹太人的利益常常被混为一谈，这种混淆也不只日本才有。正如所谓“永恒的犹太人”，“美国”是没有根基的世界主义、国际阴谋论等概念的代名词。龟井选用如此怪异和民粹（Volkish）的口吻来探讨这种普遍的偏执，具有多层含义：一是某些最丑恶的欧洲传说在日本扎下了根，二是屠犹历史在日本没有影响，三是日本在某些方面十分闭塞。我觉得这三种解释都说得通。

“在19世纪，”龟井解释道，“日本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中东的边界都是西方列强划定的，英国人对巴勒斯坦负有责任。伊拉克现在的行为和西方列强不久前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个人就是这种印象。当然了，萨达姆肯定是不对的，但也不能说西方大国就是对的、其他民族的人就是错的。不能这么说。”

和小田乃至许多左翼人士一样，龟井也在种族的象限中思考问题。他用了jinshu这个词，直译是种族的意思。他甚至没用minzoku这个更常用的词，在日本右翼的话语中，这个词对应的是德语里的人民（Volk）；或者kokumin，后者较中性，意思是国民。

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是支持海湾战争，并出资九十亿美元声援联军的行动。日本社会党对此坚决反对，态度之强硬远超德国社民党但政治永远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龟井分析了自民党的立场：“我党的‘本音’和社会党人差不多。我们支持战争，只是为了让美国人高兴。

龟井不算是主流保守派，他是党内的极右派。作为右派，他在反美或反西方一事上比政府更加积极。他对在亚洲建立新同盟关系脱离美国卵翼能说个不停。他表示日本人感觉亚洲比西方更易亲近我告诉他，德国保守派坚持自己是西方的一部分，可以说，他们把西方同盟变成了德国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我还跟他介绍了阿登纳的亚洲观。

龟井听完哈哈大笑，露出一排整齐的镶金牙。“哦，”他承认道“美日关系的问题很难解决。这是个种族问题，真的。美国佬很友善也很坦诚。但你也知道，关系要搞好不容易。你懂的，我们必须保持友好……”

他的话中同样能读出一丝混淆，这种混淆在日本司空见惯。龟井把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混为一谈，以为它们是一回事。事实上日本官员之所以觉得他们必须与美国保持友好，和文化无涉，和种族更是扯不上边，倒是和两国之间一边倒的安保协定有莫大的关联。当然了，迥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也可能使日本比起西德来，更难融入西方世界。要是日本和西方之间确实存在一道边界的话——这条边界会比易北河还要难以跨越——这会有助于解释另一种成见（idée reçue）：在民主自由的西德，许多德国人尝试过坦诚面对自己国家的可怖过去，而日本人由于和他们不同，则做不到这样。

诚然，相较于西德人，日本人较少关注他们带给别人的苦难，更倾向于推卸责任。另外，不管形式上如何规定，自由民主体制在日本并未取得像在联邦德国那样的成功。文化差异也许能作出解释，但人们也能从更政治化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情况。在1938年发表于伦敦的著作《同西方的战争》（The War Against the West）中，匈牙利学者奥雷尔·科尔奈（Aurel Kolnai）效仿希腊人，对西方进行了定义：“对于古希腊人，‘西方’（或‘欧洲’）意味着拥有自由宪法和公认规则赋予的自治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法律为王’；而在‘东方’（或‘亚洲’），神权社会掌握在上帝般的统治者手中，他们的臣民‘像奴隶一样’为之效劳。”(9)

根据这一解释，希特勒的德国和战前的日本都属于东方。正如科尔奈的书名所暗示的，德国跟西方打了一仗。如今，阿登纳的德国也许算是找到了回归西方的道路。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

日本的神圣统治者被美国人勒令卸下其神圣外表。这个喜欢罕见的甲壳类动物、也喜欢各种米老鼠手表和英式早餐的天皇，也许反而感到一丝宽慰，很快就顺从了。美国人随后颁布了一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之后，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世上最糟糕的局面就这样产生了：主权没有复得，不信任感依然存在，而不满情绪在日积月累。龟井等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小田等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就算真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句话在日本也经受不住考验在没有正式主权的前提下，诸如是否要安抚侵略者的问题没有半点意义。我在东京邂逅一位社会党政治家，问他如果西方早点动武的话，是不是德、日两国与西方就可不必兵戒相见了。他回答说：“也许吧，我不知道。但我们拒绝任何依靠军事手段的解决办法。”当我问小田，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帮助他国、对抗侵略者时，他的回答是“没有”。我指出，照他这么说的话，赢得战争的就会是轴心国了对此他答道：“你的思维方式显示你接受的教育是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的，而我接受的则是从侵略者角度出发的那一套。”

这话固然没错，但依然坚信日本人和德国人是危险民族的是他不是我。这里隐含着巨大的讽刺：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幕僚在努力使日本成为西方一分子的过程中，成功地让日本在精神上做到了这点。一个受胁迫且孱弱无力的帮凶根本算不上什么帮凶。近年来日本往往被称作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然而，这一特征和传统日本心理——孤立主义、和平主义、在外国人面前的胆怯，或诸如此类的品格——的关系并不大，倒是和战后美国参与创造的政治大环境有莫大关联。要理解日本人对亚洲战争记忆的复杂性，就必须理解其战败之后面临的局面，必须退回到1945年。

[1]Konrad Adenauer（1876——1967），战后西德首任总理，曾任科隆市长。

[2]Kristallnacht，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队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砸毁犹太人的商店，导致街上堆满了碎玻璃，史称“水晶之夜”。

[3]“68er”，1968年5月，西欧各地爆发学生造反浪潮，始于法国，称为“五月风暴”。青年抗议的矛头表面上对准越南战争，但内里其实是对欧洲深刻的社会矛盾发泄不满，特别是反对精英和权威人物。

[4]英国作家王尔德作品《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美少年，他为了永葆青春出卖灵魂让画像代替他变老变丑，自己则走上堕落的道路。

[5]Billie Holiday（1915——1959），美国爵士乐传奇歌后。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对于日本人和德国人，很难说战争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我想不出公众印象中有什么画面标志着战争拉开序幕。在一张摄于1939年的著名照片里，德国士兵正移除波兰边境的路障，但那算是战争打响的时候么？如果不是，那德军1936年挺进莱茵河地区算不算？抑或者是吞并苏台德区、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至于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应从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算起，最迟也不会晚于1935年。当年，纽伦堡颁布了种族法。再或者，那些记录1938年11月9日晚犹太教堂起火的照片才真正标志着大屠杀的最初阶段？也许是为了避免混淆，许多德国人倾向于谈论“希特勒时代”（Hitlerzeit），而非“战争”。当人们真的提到“战争”时，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东线战场上挨冻的德国士兵，以及被炸弹摧毁的德国城市。

对于日本，1931年建立伪满政权是走向虎视眈眈的一步棋，预示着日后的局势将愈加波诡云谲。针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始于1937年北京郊外的“七七事变”，四年后的偷袭珍珠港则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这里顺便提一句，只有自由派的日本人才管二战叫太平洋战争。那些坚持认为日本打仗是为了把亚洲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白人殖民主义魔掌中解放出来的日本人，管这场战争叫大东亚战争，一如“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持这一论点的人将1941——1945年的战争与侵华战争区分开，至今依旧坚称后者为“支那事变”另一方面，自由派和左派倾向于将这些战争糅合在一起，统称为“十五年战争”（1931——1945）。《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的作者林房雄断然不会是自由派，他的看法是，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始于1853年，标志是海军司令佩里率黑船来到日本。他以此为由提出了“百年战争”的说法。

如果说战争的开端难以判定的话，那么标志其结束的画面则十分明显，比如广岛上空升腾而起的蘑菇云。这一无比震撼的场景被美国空军摄影师记录在胶卷中。此外，日本天皇于8月15日通过广播宣读停战诏书，本来杂音就大，他还操着一口模棱两可的宫廷语言，恳请哽咽的臣民“忍受不能忍受之事”。这些历史片段在无数日本小说里都有记载，也被多次搬上银幕，成了战后日本最老生常谈的一部分话题，是国家战败、苦难和耻辱的缩影。

至于德国战败的符号，我想最有代表性的画面莫过于苏军士兵手举红旗、登上柏林断壁残垣的国会大厦楼顶了。有个东德人曾告诉我，照片里一个苏联军人的手臂上戴着好几块抢来的手表，就像一串串镯子。此君很有洞见地评论道，解放通常掺杂着非正义，因为解放者往往没比征服者好到哪儿去。为此我又端详了会儿照片但没见有手表。长达四十年的苏联统治肯定让他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但他的直觉应该没有错。

要是希特勒烧焦的尸体有照片为证的话，毫无疑问它将成为1945年的象征之一。可惜没有，有的只是戈培尔[1]一家服毒自杀后的照片。他偏大的头颅形似一个畸形的葫芦，轮廓至今清晰可辨除此之外，还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希特勒站在藏身的地堡出口处带着伤感的眼神（也许不是伤感，只是恼怒？）最后看了一眼他被摧毁的帝都。这张照片有一种浪漫的甚至是戏剧性的吸引力：邪恶天才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希特勒的覆灭和天皇玉音放送既象征着终结，又是一种诡异的延续。不管寓意有何区别，二者永远都将与毁灭牢牢联系在一起——毁灭的城市、毁灭的人、毁灭的理想。1945年最震撼人心的影像是广岛、柏林和东京的默片：寸寸焦土，弹坑连连；柏林这个带有19世纪建筑风格的城市面目全非；东京则到处都是焦炭和溢满水的弹坑。

1945年夏，就在广岛和长崎原爆前一个月，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受英国政府委派，前往德国探查幸存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见到的只有废墟。这里有段他在科隆期间写下的文字：“这座城市的废墟反映在居民内心的废墟中。他们不仅没能成为覆盖城市伤口的疮疤，反而成了噬咬死尸的寄生虫，在废墟间翻拣埋藏在下面的食物。他们还在大教堂附近的黑市上做着买卖——这是毁灭而非创造的营生……科隆这座城市遭遇的灭顶之灾，其前世今生一并毁灭，就像是对依然生活在那儿的人的一种责难。德国的乱石堆宣讲着虚无主义的布道。”(10)

沃尔夫冈·施多德（Wolfgang Staudte）于1946年拍摄的《凶手就在我们中间》是战后德国首批故事片之一。片中，我们见到满腔怨气的梅尔滕斯博士匆匆穿行于柏林破败的街道。他喝醉了，眼神看起来像发了疯。不久前刚发生过的一幕幕可怕事件萦绕在这个男人心头，挥之不去。老鼠不时从断壁残垣间爬出来，在他脚边窜来窜去。“老鼠，”他轻声自语，“老鼠，老鼠，哪儿都有老鼠。”

德国人管这叫“覆灭”（Zusammenbruch）或“零时”（Stunde Null）：所有一切似乎都来到了终点，需要推倒重来。日本人管这叫“战败”或者“终战”。后面一个词淡化了战败的打击。与此同理，美国的军事占领被称为“美国驻军”。所有德国人和日本人曾经被教导要笃信不疑的事物——从“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到天皇崇拜，从“主宰者民族”到武士道精神，从“生存空间（Lebensraum）到全世界同在一片（日本人的）屋檐下——所有这些概念都已灰飞烟灭。正如小说家野坂昭如所写的那样，大阪焦土上唯一闪闪发亮的，便是美国大兵扔下的银色口香糖包装纸。

斯彭德采访了时任科隆市长的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告诉他德国人精神空虚，“想象力必须得到满足”。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特别是考虑到德语这门语言受到了大屠杀术语彻底的感染。人们如何从刽子手的语言中营造诗意呢？又怎么能将这门语言从一位著名德国语言学家所称的“第三帝国的语言”（Lingua Tertii Imperii当中分离出来呢？(11)“语言再也不是人类经验的载体，”乔治·斯坦纳说道，“仅仅只是供人言说。”

日本人倒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日语相对毫发无伤地躲过了战火的摧残，尽管战时一代人中有些相当敏感，听到某些特定词汇时无法不愁眉紧蹙。哲学家吉本隆明在1960年代早期曾写道：“战败后没多久听到诸如民族或种族这样的字眼，会有一种又添新伤的感觉。”(12)话虽如此，日语里的kokka（国家或政权）和minzoku（种族或民族），和德语里的Sonderbehandlung（特别对待）或Einsatzgruppe（特别行动队）并不能等量齐观。日本帝国主义的术语有种族主义色彩，且夸大其词，却并不散发灭绝营的腐尸臭气。

不过，日本文化的确存在一个问题，既与德国的困境有可比性，也不完全一致。困扰德国的是纳粹主义。虽然一些人相信希特勒主义的祸根及德国独特的历史进程（德语称之为“特殊道路”Sonderweg）可追溯至路德，或至少是赫尔德或瓦格纳，但不管是瓦格纳还是赫尔德的作品——遑论路德的著述——从未被列为禁书。在德国，还有传统可以倚仗。在苏占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左派文化得到了大力复兴。在西占区，作家靠做“歌德梦”来逃避老鼠横行和废墟遍布的现实。人们常援引歌德的大名，以此证明德国同属欧洲文明中崇尚人文关怀和启蒙思想的那一脉。

但据占领当局所知，日本从没有过类似歌德式的人物，况且在日本传统文化多年来被沙文主义宣传严重扭曲和异化后，美国人（以及不少日本左派）对任何与“封建主义”有关联的事物都疑心重重，他们对“封建主义”的阐释涵盖了日本前现代大部分时期。封建主义是民主的敌人，因此美国审查官在向日本人传授民主的过程中，不仅取缔了武侠片和武士题材的剧目，一度还将九十八部歌舞伎作品归入禁演之列。中世纪的诗集因为流露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备受批评。甚至连长期在神道教自然崇拜中被奉为圣物的富士山，都被禁止出现在文艺作品中。过去，自然崇拜经常蜕变为对日本国家政权的崇拜。于是，1946年上映的一部故事片里，农民在富士山山坡上劳作的一幕被剪掉了。这就好像说德国——不管有没有“特殊道路”——只需肃清纳粹主义，而日本的整个文化传统都必须回炉重造。

然而，战败和废墟的确酝酿了一种新的文学（和影视）派别。在德国，这叫“废墟文学”（Trümmerliteratur）。在断壁残垣间长大成人的日本作家管自己叫“化为灰烬的一代”（焼け跡世代）。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蒙上了一层虚无和绝望的阴影。参过军的日本小说家工于描绘人类在极端条件下的行为模式。人吃人是个普遍主题，大冈升平在作品《野火》中，回顾了战争结束前夕在菲律宾服役的岁月。那时，饥肠辘辘的日军被包围在吕宋岛的深山中，要么是杀了敌人吃肉（原住民为“黑皮猪”，美军则是“白皮猪”），要么只能自相残杀。此外还有讲述士兵返乡后发现妻子跟别的男人跑了的故事，以及良家妇女沦为娼妓、体面的男人在黑市行乞的作品。

外国占领引发的耻辱感和怨恨情绪，直到占领结束后才成为一个普遍——以及可供出版——的主题。在德国，这方面的例子是恩斯特·冯·所罗门（Ernst von Salomon）所著的《问卷》（De Fragebogen）。该书出版于1951年，在商业上大获成功。所罗门是个大恶人，曾于1922年参与暗杀德国犹太裔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问卷》里（书名指德国人被迫填写问卷，交代他们是否当过纳粹），所罗门称美国人跟过去的德国人一样粗俗、愚蠢和野蛮。“愚蠢，”小说主人公如是说道，“是世上最容易理解的。让我情绪低落的不是我们战败了，而是战胜者使其变得毫无意义。”(13)

在日本，这样的文字也并不少见，没准比德国还要泛滥，因为占领当局的审查人员十分积极地封杀封建思想和反美情绪。1950年代，日本涌现了一系列批判战争罪审判不公和美军轰炸惨绝人寰的影片，由此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文学种类，专注于描绘广岛和长崎原爆的后续影响。观影者对于美军基地内的阴暗面有着近乎色情般的痴迷：犯罪、卖淫嫖娼、强暴无辜日本妇女。如果说蘑菇云和天皇的广播讲话是关于战败的俗套印象，那么美国大兵（往往是黑人强暴日本少女（总是又年轻又天真那种）——而且施暴地往往是洁净的水稻田（象征朴素和田园牧歌式的日本）——则是战后军事占领题材影片的一种标准套路。

对于德、日两国多数国民而言，战后最初几年纯粹是一段苦难深重的岁月。然而，这一时期大部分文学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因为大部分都是日后才写就的——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蕴含着一股深刻的浪漫主义气息乃至怀旧气息。这也影响了战后不久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个体记忆。比方说回忆起当年在东京隅田川附近弹坑里玩耍的情景时，日本剧作家唐十郎说道：“四周能看见地平线，天空如此明亮，亮得所有一切看着都那么刺眼。在废墟里玩耍真好，就像是梦境拼成的风景。”

散文和小说家坂口安吾在战争结束时已年逾四旬。他因为恰好超龄而未被征召入伍，战后以描写轰炸及其影响的作品而扬名立万有人称其文风具有虚无主义特征，我不敢说这一用词是否恰当。总而言之，他完美地诠释了一个满目疮痍的战败国的精神，只不过其笔触显示作者是个经历了祛魅的浪漫主义者——前提是人们要能想象这一形象。在名作《堕落论》中，坂口把东京遭遇的空袭描绘为一幕壮丽的奇观，一场足以致命的焰火表演。(14)他陶醉于“人们听天由命的诡异之美”，乐见少女们在一片焦土上四处走动，在破败与毁坏间绽放笑容。

然而，战后初期是一段彻底堕落的岁月。微笑的少女脸庞——即坂口笔下“废墟中的爱”——不见了：“未像樱花一样为天皇凋零的青年如今摇身一变，成了黑市商人。”但在他看来，比起战争的浪漫，堕落才更真实，也更可贵，前者不过是政治宣传刻意营造的幻觉罢了，比如舍生取义之美、天皇崇拜、尚武气概、天神下凡的民族等等。必须击碎这些幻觉，让日本人重新“落入凡尘”：“哦，日本人，哦，日本，我希望你们都变得堕落。日本和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体制还在，只要这种历史设计依旧是民族观的一部分，他们就会被操纵，而我们也就无法像人一样在这个国家活下去。”

当时，对于坂口安吾或者其他作家来说，废墟提供了希望。终于，日本人在脱下了传统和理想的“虚假和服”后，只剩下最基本的人类需求；终于，他们能感知真正的爱和痛苦；终于，他们将变得诚实。废墟里容不下虚伪。

这是知识分子中间普遍的一种自负：贫穷是美德，一文不名的人是纯洁的。这种自负在那段日子里因为社会主义愿景的短暂复苏而获得了额外的动力。部分左派人士，包括一些共产党人，是唯一在战争中幸免于难且未染指日本帝国主义冒险的人。1940年代，美国占领当局曾鼓励他们积极参政，一做就是几年。左派政党或相继成立，或恢复活动，工会也得以组建。也许，在一贫如洗、万众一心的国民的努力下，一个真正民主的（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日本终于可以从战争的废墟里站起来了。

作家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厄（Wolfdietrich Schnurre）在1963年回忆起，德国也曾有过类似愿景。在他看来，这提升了德国人的道德水准。他表示：“在毁于战火的德国，存在一股真实而迫切的热望。那时，幸存者仍能听到死难者无声的哀求。那时，和平的清风一如往昔，拂过被烧毁的房屋。人们心中仍有信念。他们仍期待一个中立的、统一的德国。新欧洲的理想尚未被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撕成碎片。自由还尽在掌握，反对军国主义和求生欲望依然是一回事。”(15)

斯蒂芬·斯彭德在德国感受到的并不是这种情绪，但人们的语言具有典型的左派怀旧特征。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比坂口安吾年轻约十岁。他和大冈升平同是返乡士兵。跟施努厄一样，他也在德国的残砖碎瓦中看到了人类救赎的真正机遇。他是“四七社（Gruppe 47）这一文学圈子里的积极分子，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和君特·格拉斯也是该社成员。这一非正式组织成员的共性在于他们的左倾倾向，偏爱海明威式言简意赅的报告文学文风反感浪漫的避世主义。在一篇写于1952年、名为《我属于废墟文学的文章里，伯尔同情“黑市商人和其受害者，同情难民和所有失去栖身之所的人，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同情我们这代人。这代人身处一种奇怪而难忘的情境：他们返回了家乡”。(16)

和坂口一样，伯尔在孑然一身的人那里看到了某种神圣性。他对返乡士兵亦投去了浪漫主义眼光，以至推举荷马作为“废墟文学的代表。“荷马的大名在整个西方文明世界都是无可指摘的：荷马虽为欧洲战争文学鼻祖，作品描写的却是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如何灭亡，以及尤利西斯的返乡之路。这是记录战争、废墟和返乡的文学——我们没理由对这一描述感到惭愧。”

这么说也许是想挽回些颜面。拿尤利西斯来对比希特勒的部队或许并不太合适，但却典型地折射出这位德国作家想要成为“西方文明世界”一分子的急切心情。当然了，回过头来看，当初这几年算不上是什么绝望时期。伯尔和与他想法一致的人要再晚些才能体会绝望。伯尔能够准确地指出德国“覆灭”的结束，以及资产阶级虚伪和道德健忘症的开始，即1948年6月20日，也就是货币改革开启的那天。是日，由美国人指定的英、美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创造了德国马克（Deutsche Mark）。自此，DM将成为象征西德人国家荣誉感的新符号；它同时还将苏占区里的东德人排除在外。艾哈德的口头禅是“人人致富”（Wohlstand für Alle）。对于不少相信一个崭新世界里人文精神将战胜自私和贪婪的人而言，这意味着一段浪漫史的终结。

伯尔（在1960年）说过：“消费者，我们是个消费者组成的国家。领带和因循守旧，衬衫和推陈出新。随便什么都有人消费。唯一重要的是，所有一切——管它是衬衫还是因循守旧——都可以出售。”(17)

正因为德国人“无法哀悼”，同中东欧各处堆积成山的尸骸撇清了关系，第三帝国——借米切利希夫妇的话——才“像梦一般褪了色”，从而使得认同美国人、战胜者和西方变得较为容易。(18)如果说伯尔和米切利希夫妇的话可信的话，那么从“覆灭”伊始，德国人就存在一种强烈的逃避现实的倾向。这一刻意遗忘的进程最终以人们焦急投身重建、奔向繁荣而收场。

冷战的来临催化了这股致富热潮，在一定意义上加深了健忘症，也必然强化了对西方的认同感。西德于是和西方盟友建立统一战线，它们共同的敌人是“亚洲的”苏维埃帝国，其他无需多问。正如只要在外籍兵团服过役，过去都会一笔勾销。诚然，在一些人眼里，冷战只是坐实了他们一直以来的看法：德国从来都站在正确的一边，要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早点明白这点就好了。对于那些盼望出现一个反战的社会主义德国的人，冷战不啻为致命一击。

米切利希夫妇在《论无法哀悼》中对德国的心理分析有些一概而论——真能为整个民族作心理分析么？也许，稍稍健忘一点，对西方多认同一点，多点精力投入经济复苏，这些并不是多坏的事三十年前的德国遭到羞辱和压榨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因此“人人致富”恐怕是西德人能有的最好待遇了。它剥离了战败播下的仇恨（以及日后的极端主义）种子，而对西德融入西方同盟也不无裨益。然而，伯尔等人对一个民族变得脑满肠肥（“松松垮垮这个词出现频率很高，意指惰性和颓废），以及忘却过去累累血债感到厌恶，是可以理解的。这可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景象”。

在施多德的影片《凶手就在我们中间》里，反派是个叫布吕克纳的工厂主，很顾家，过去是陆军军官。1942年圣诞节当天，他下令枪杀一百多名波兰人，其中不乏妇孺。梅尔滕斯博士曾是他的手下，这位在柏林躲避鼠患、忿忿不平的老兵尝试过阻止屠杀。他计划当着大腹便便的布吕克纳的面，揭露他的老底，然后一枪毙了他。梅尔滕斯博士找到后者的工厂，布吕克纳正和工人欢庆圣诞节。他方才做了节庆演讲，祝福“一个我们都热爱的德国，一个永不会消亡的德国，一个正义终将胜利的德国”。梅尔滕斯博士还记得1942年那个圣诞节，夜里，布吕克纳带领部属一起歌唱《平安夜》。与此同时，一户户波兰家庭却在雪地中被杀害。梅尔滕斯尾随着布吕克纳，来到他的住处，提醒他想想自己下令杀害的那些人。

“可那时在打仗，”布吕克纳辩解道，原本的自得变为了惊恐，“情况不同……现在是和平年代了……圣诞节……和平的圣诞节……”

梅尔滕斯打算朝布吕克纳开枪，但他的情人苏珊娜在最后一刻制止了他：

苏珊娜叫道：“你无权审判别人！”

梅尔滕斯回敬：“但我们必须提出指控，为了那上百万无辜的死难者。”

布吕克纳嚷道：“你到底想怎样？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随着受害者的脸庞忽隐忽现，他的声音不断回响）

这部影片虽然摄于艾哈德的货币改革为人知晓之前，但很有预见性。“布吕克纳们”是德国重新振作必须付出的代价。实际上，他们在这一进程中也的确能派上用场。这群官僚在任何体制内都能发挥作用，像鱼儿一样，虽然小但很灵活。他们有的把票投给了西德的基督教保守派，有的在东德加入了共产党。同许多德国人一样，施多德对此显然很苦恼，但他给出的解决办法让人为难。也许这样会让人好受些：满身赘肉的民主派，其危害总比一心复仇的老纳粹们要小吧（一丝不苟监视自己邻居的共产党则另当别论）。诸如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厄等批评家认为施多德的电影还不够强有力，前者在1946年写道，影片应该以一场战争罪审判收场，以显示我们中间的凶手实际将受到的处置。

施努厄的愿望在现实生活中也落空了。很少有“布吕克纳”会因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特别是那些曾充任希特勒的医生、律师、科学家和官僚的人。占领军在德国搞“去纳粹化”一开始劲头十足，但到了1940年代末逐渐式微，冷战的开始转移了重心。至少一代德国作家和艺术家得出以下结论：从许多或明或暗的层面上来看，健忘、富有和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依然是希特勒帝国的延续。这点正合民主德国宣传家的心意，他们时不时会炮制出原纳粹分子的名单，那些人在西方过得如鱼得水。名单的准确性往往令人咋舌。

1977年的一部著名影片阐明了这种延续性。它既可算是剧情片，也可算是纪录片，主创者包括一批德国作家和电影导演（伯尔也是其中之一）。电影名为《德国之秋》（Deutschland im Herbst），德国官方对于汉斯——马丁·施莱尔（Hans-Martin Schleyer）遇害一事的反应，促成了该片的拍摄。施莱尔是戴姆勒——奔驰公司的董事（顺便提一句，他过去是党卫队军官），死于赤军派[2]恐怖分子之手。那时整个国家（或起码是德国知识界）濒临一种癫狂的状态。许多人认为西德民主体制的终结近在咫尺，当权者将会露出其“褐衫军”本色。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幅画面是在斯图加特举行的施莱尔的葬礼与之拼接在一起的则是1944年隆美尔将军（Gen. Rommel）的葬礼隆美尔葬礼上的纳粹横幅，同施莱尔灵堂外飘扬的梅赛德斯——奔驰旗帜交替出现。

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是参与拍摄此片的导演之一。一年后，他又拍摄了《玛利娅·布劳恩的婚姻》战后最初几年在电影里被描绘成某种悲惨的伊甸园；废墟里依然闪烁着人性温暖的光芒。玛利娅准备迎接东线战场上失踪的丈夫赫尔曼归来。顺便插一句，这个德国兵是故事里最正直、最富荣誉感的角色。1948年后，重建西德城市的冲击钻发出的噪音犹如机枪扫射玛利娅靠利用和打压身边每个人，一步步往上爬，变得越来越富有电影以一幅元首的画像拉开序幕，最后在一连串战后历任总理的画像中画上了句号，他们都以黑白色调出现，似乎依然活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阴影下。

延续性这一印象随着1990年两德合并卷土重来，就连语言也复活了，又有人说“零时”到了。货币改革得以重启，过去共产党治下的东德人可以用1比1的比例把手里的东德马克兑换成西德马克。无独有偶，知识分子中间又兴起一阵议论，他们忧心于错失的机遇、物欲横流和历史失忆。1989年冬，柏林墙被正式打通后，东德作家施蒂芬·海姆（Stefan Heym）耻笑同胞们身上流露出“物质主义”，但他绝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东德人生平第一次渴望享受西方的富裕——虽然刚开始只能间接感受感受。与此相反，海姆这位养尊处优的作家一直都身在其中。他大声质疑，东德人在经过了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后，难道真的什么也没学到么？君特·格拉斯管统一叫“合并”（Anschluss），西德企业家被比作1939年俯冲波兰的施图卡轰炸机（Stuka）。海姆称，用不了多久，“一个民族”的口号就要变成“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元首”了。对于那些毕生投身于反法西斯事业且素来相信联邦德国是纳粹德国继承者的人而言，两德统一就像是1933年的复辟——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讽刺的是，许多“西佬”认为他们来自东德的新同胞让人尴尬地回忆起一段同样不幸的过去。

不管怎么说，这解释了昔日边界两端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为何不约而同地认为两德合并是一记败笔。君特·格拉斯视“奥斯维辛”为反对统一的理由，而东德剧作家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在无数次采访中提到，资本主义——其“淘汰”机制——和科技、工业进步的内在逻辑，直接导致了奥斯维辛和广岛原爆。记忆的符号蜕变为政争的工具，这点或许无法避免。“奥斯维辛”这个词在统一期间出现得最为频繁，部分是一种有益的警示，告诫德国人永不能忘；部分是一种恼怒的表示，说明一个更完美、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的理想国度，一个诞生于1945年废墟之中并在东部艰苦维系四十年的德国，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如今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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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与路德维希·艾哈德几乎可以完全画等号的人是池田勇人，他从1949年起开始担任大藏大臣，并在1960——1964年期间升任首相。艾哈德的“人人致富”口号在他这里的翻版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方案许诺用十年时间，让日本人实现收入翻番。1960年代，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1%。当时，池田在征询了底特律银行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的意见后，成功推翻了与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一同到来的“新政派”（New Dealer出台的通胀政策。此外，在工会被赋予巨大权力之后，他设法架空了其部分权力。他还参与起草了与美国等五十一个国家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这些国家里并没有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也没有朝鲜或苏联。随着旧仇成为新敌，朝鲜战争如同后来的越战——另一场亚洲范围内的战争——让日本经济大放异彩。

1960年，十几万人在东京等城市示威，抗议政府通过新的《美日安保协定》。根据协定，美军在日本的权力其实被削弱了，但这依然被看成美国干涉日本内政的一个例证。人们不无道理地认为美国和日本保守派精英串通一气，削弱和平宪法。池田的前任岸信介强迫日本国会通过这部法案。公众的反对情绪十分强烈，以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被迫推迟访日，哪怕有“爱国”黑帮自告奋勇申请站马路，护送总统进城。

所有这一切说明，池田的致富承诺是日后所谓“逆转”[3]的最后一个阶段，目的是让一个左倾、反战和中立的日本转型——这样的日本原本再也不会卷入战火，抵制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而且简言之，能够彻底告别血雨腥风的过去。“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为的是把公众注意力从宪法问题上转移开因此，左派人士会把战后初期看成是一段错失机遇和遭到背叛的岁月。日本人不仅完全没有建立起享有广泛拥护的反战乌托邦，反而缔造出一个受物质主义、保守主义和选择性历史失忆支配的国家他们还感到一种真切的似曾相识之感，比德国人还要强烈。首相岸信介从没做过建筑师，但他的战时生涯和阿尔伯特·施佩尔很相似1930年代做过商工省的副大臣，战争期间担任军需省次官，曾作为甲级战犯被捕，于1948年获释。他在仕途上的东山再起其实并无多少特别之处。日本鲜有战时官僚遭到过清算，多数内阁机构都安然无恙。相反，倒是欢迎美国解放者的日共在1949年——“丢失”中国那一年——后遭到了整肃。

1951年6月，一位西德外交官从东京归国后，向波恩的经济事务部长寄去了下面这封信：“所有那些在1945——1946年间因为政治因素或其他原因被剥夺公职的人，现已重获自由，恢复工作。换句话说，在日本，所有类似德国以‘去纳粹化’名义采取的行动都已搁置一旁。我丝毫不怀疑，不消一年，我们将看到日本政坛彻底洗牌。凭借精干律己的作风，我们的一大批老朋友将重新出山。”(19)

在这一局面出现前，日共及全体左派在鼓吹清算一事上的态度是最为积极的：政治对手迅速被贴上战犯标签。共产党极力反对他们口中的“天皇体制”，但他们自己对民主的推崇并不总是坦率的，而一连串暴力罢工往往只会对他们在日本的公众形象起到反作用。即便如此，1949和1950年的“赤色整肃”运动，以及许多民主素养和日共相比半斤八两的政客得以重返政坛，促使许多本可成为朋友的日本人与美国为敌。因为美国人被看作右翼复苏和镇压左翼的推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所有困扰未来几代人的历史符号中，广岛作为美国的“战争罪行”，是最最重要的一个。

在某个灾难性的政权崩溃后，延续性总会成为问题。彻底与之一刀两断是不可能的。“零时”只是一种幻觉。文化习惯和偏见源于政治宣传、宗教，诸如此类，想要改变它们向来不容易，而当引领变革的主导者是外国占领军时，便更是如此，他们或许并不是总能认清自己所施加的影响。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继而希冀人们的习惯和偏见会随之变化。这点在德国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十二年，德国被控制在一个罪恶的政权手中，掌握政权的是一群兴风作浪的政治流氓。铲除这一政权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政前后并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许多在战前（指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前）统治日本的人战时仍大权在握，战后依然如此。这些人都是做事谨小慎微的专制官僚和保守主义政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像戈林（Göring）或戈培尔那样的匪气和狂妄。我们或许可以说真正统治日本的是军队，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要问是哪支军队，甚至是军队里的哪一个人了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

日本也没有出现文化断层。没有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返回故乡拷问那些留下来的人的良知。日本没有自己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或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来。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重新捡起马克思主义。有的作家，比如永井荷风，曾在私底下表达过对战时日本状态的震惊，并在日记里嘲讽军国主义的粗鄙拙劣然而，“内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数共产党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议了。

在展现日本废墟间众生相的诸多照片中，有一张格外震撼人心它摄于1945年的东京，摄影师是木村伊兵卫。照片前景里有三个人两女一男，正朝着靖国神社的主门——日语里叫“鸟居”——的方向鞠躬。在鞠躬的人和鸟居中间有块木牌，上面写着“盟军人员和车辆一律禁止入内”。占领当局尝试取缔神社的活动，这里供奉着为天皇战死的男男女女（主要是男性）的灵位。在上百万从未主动求死的战殁军人灵位中间，有几块属于曾在南京和马尼拉大肆屠杀平民、折磨战俘、杀害劳工的刽子手。靖国神社是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天皇崇拜最神圣的庙宇。

在神社大殿前方有两座巨大的青铜长明灯，上面雕刻着日本战争英雄的形象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战争场面。神社的看守被勒令拿东西盖住长明灯，下这种命令是美国占领当局的典型风格。但同时，人们主要的崇拜对象天皇却依然在位，并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使他免受历史诘责。神道教僧侣顺从地为浮雕浇上水泥，但在1957年又将其去除，且未受到追究。天皇本人在1948年，也就是岸信介获释出狱那年，恢复了历年参拜神社的传统。先前提到的相片中，两女一男置身于1945年的寒冬，正对着带给他们及上百万人巨大痛苦的象征物顶礼膜拜。

在日本，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麻烦之处在于，所有变革都有赖于美国人下达的命令。当然了，这是战胜者的特权，而且许多变化都是有益的。但是日本俯首帖耳的姿态意味着这个国家从未真正成熟。日本人的眼睛牢牢盯着美国，我相信，这种情绪比德国的反美主义要更甚，虽然后者的纠结程度往往已无以复加。德国被若干列强占领，其中两个是欧洲国家。但日本基本上完全为美国人占领。西德曾是北约和欧共体的一部分，东德则处于苏联的卵翼之下。与日本有唯一正式同盟关系的是美国，绑定两者的是许多日本人都反对的《安保条约》。在放弃国家主权后，日本的安全完全依赖美国。因此，至今美日之间仍然存在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人们能明显感受到美国的政治主导。

如今，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着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日本在东南亚的战争鲜有人记得。年事已高的日本人倒是对本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军事占领记忆犹新。但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支非同寻常的占领军。日军给亚洲带来的基本只有死亡、强奸和毁灭，但这支占领军带来的是格伦·米勒[4]的音乐、口香糖和民主课程。这番因祸得福所留下的，既有感激，也有反抗和羞耻感。

从虚构的文学作品里，人们能够管窥当时这种情绪。《美国羊栖菜》是野坂昭如的一部中篇小说。在我看来，这是日本废墟文学短暂历史中出现的一部杰作。(20)战争结束时，野坂还是少年，小说的主人公、广告员俊夫（Toshio）也是。对于1945年，充斥俊夫记忆的是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口香糖包装纸，臀部被紧身华达呢裤子勒得浑圆的美国大兵，竖着鱼竿般笔直天线的吉普车，免费的食物和DDT喷雾，帮外国军人拉皮条拿到的小费，抓住一切机会说“San-Q”（谢谢），以及降落伞空投下来的柳条筐，里面装满茶叶——日本人误以为是紫菜（羊栖菜），于是在食用时对异国的饮食习惯大表诧异。对于俊夫那代日本人，美国的胜利不仅是军事灾难，而且是一种种族耻辱。

“Gibu me shigaretto，chocoreto，san-Q（给我香烟、巧克力谢谢）。有过向大兵乞讨的经历，还能和美国人洒脱自如交谈的人一个也没有，这我理解。瞧瞧那些长着猿猴脸的家伙，还有高鼻深目的美国人。一时间你听到人们在说，日本人的脸别有风味，皮肤很是细腻──他们会是由衷之言么？在啤酒馆，我时常看到邻近餐桌旁坐着个水兵，或三三两两的外国人，如果只看他的穿着，会显得有些寒酸，但他的脸部俨然是文明人。另外，我注意到自己正目不转睛盯着他那充满立体感的身材。与周遭的日本人一比，他就是颗璀璨的明星。看看那粗壮发达的手臂、雄健宽阔的胸膛，坐在他旁边，你难道不会自惭形秽么？”

俊夫的妻子和许多现代日本女性一样，见到外国人时不会那般神经过敏。她在夏威夷度假时结交了一对美国夫妇，邀请他们来日本做客。丈夫叫希金斯，身材魁梧、性情直率，在占领期间来过日本，甚至能讲几句日语。俊夫觉得应该给希金斯找个姑娘。

“‘我何苦要向这个老头儿献殷勤呢？围着他团团转的时候，我为啥觉得要尽我所能为他找乐子呢？他的国家可是害死了我的父亲，但我对他却一点儿也恨不起来。恰恰相反，我觉得和他很亲近，有种老友相逢的感觉。我给他买酒喝，付钱供他嫖娼，我这做的是哪门子事哟？是为了抹去十四岁时见到那些人高马大的占领军大兵后的恐惧感么？还是为了报答他们在我们饿得不行的时候，给我们送吃的来？”

俊夫听说有种特别的演出，一种性爱表演，表演者有雄冠全日本的最大阳具。这可得让希金斯看看。因为这肯定能让美国客人开开眼。于是，两人在巢鸭的一个宾馆房间里碰头，这儿离过去日本主要战犯被绞死的地方不远。日本的“头牌”跟俊夫差不多年纪，名叫阿吉（Yot-chan）。他的女伴大约二十五岁，想必很有魅力。然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无论“头牌”和那姑娘怎么努力，他就是没法“雄起”。

“俊夫都不知道自己有多紧张，好像突然不举的是他。‘你他娘的在搞什么呢？你可是日本第一啊，是吧？来啊，让这个美国佬开开眼。你那玩意儿可是日本的骄傲啊。干翻他，吓他个屁滚尿流！’这是种裤裆里的爱国主义：他那玩意儿必须挺立，否则意味着整个民族都得跟着丢脸。”

但无论怎么做都无济于事。俊夫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心知肚明：“‘这个叫阿吉的家伙想必有三十来岁，如果是的话，希金斯很可能是他突然不举的原因。如果阿吉在占领期间有过和我同样的经历——他肯定有，不管东京都和大阪——神户之间差别多大——如果他记得自己说过‘Gibu me chewingamu’（给我口香糖），如果他记得被大兵们健壮的身躯吓到的话，那他会‘萎’成那样就不足为奇了。”

电影导演大岛渚同野坂和日本“头牌”年龄相仿。他还记得日本人在战后对娱乐活动有多么渴望，他们对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东西都趋之若鹜，那里的人们有钱，吃得饱，住大房子，而不是栖身于废墟间。(21)日本人想见识见识美国，哪怕只是在一块又脏又破的屏幕上闪烁的影像也无妨。但这些电影教会日本人民主了么？大岛的答案是没有。相反，他相信，日本学到的是“进步”和“发展的价值观。日本将变得和美国一样富足——不对，比美国还要富：“如果我们思考战后日本无与伦比的进步和发展速度，也许应该说我们走过的道路，正是几十年前在美国西部片里看到的那条联合太平洋铁路线。”

[1]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宣传部长。

[2]赤军派，亦称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是西德的恐怖组织，由激进的左派学生建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曾经兴风作浪，策划并实施了大量恐怖主义袭击与暗杀事件，后被逐渐剿灭。

[3]reverse course，指美国对日政策从清算到合作的转变。

[4]Glenn Miller（1904——1944），美国爵士乐巨匠。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奥斯维辛

在接受一本知名德国杂志采访时，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伊达（Andrzej Wajda）说过下面这段话：“德国将一直拥有多层含义奥斯维辛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歌德和种族灭绝、贝多芬和毒气室、康德和长筒军靴，所有这一切都是德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不少德国知识分子对此会点头同意。奥斯维辛是一段不愿远去的过去，是民族心理上的一块污点。这不仅仅是德国人的问题，这本来就是德国的一部分。西德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尝言：过去深入骨髓。“一个民族要掌握其历史，”他认为“就要以身份认同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他总结道，我们所“内化于心的”，正是奥斯维辛。(22)

他的这些论点都基于一个前提，即存在所谓的民族心理。而要做出这点假设，就要相信民族共同体是一种有机的群体，流淌在其血脉中的是历史。我认为这是一种浪漫化的设想，更多建立在神话而非历史的基础上；这还是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观念，对其进行表述的主体多为纪念碑、纪念堂和被塑造成圣地的历史遗迹，而非历史学者。奥斯维辛正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对犹太人、波兰人甚至德国人都十分神圣的身份象征。问题在于，德国人应该认同的对象究竟为何。

同上百万人一样——朝圣者、游客、身份追寻者和只是心怀好奇的人——我参观了奥斯维辛、附属博物馆以及比克瑙（Birkenau）灭绝营的遗址。那天春光明媚，天气温暖。去过奥斯维辛的参观者在谈及见闻时，很少有不提天气恶劣的：要么是天寒霜冻，要么是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让人心情压抑，再不然就是暑热难耐。但我去的那天真是春光无限好，景色虽不是特别旖旎，也谈不上很凄凉。

我试着想象被关在比克瑙木造营房里会是什么感觉——曾有几百号人被塞进条件简陋、连容纳四十个人都嫌挤的军用马厩里。但我做不到，这就像是在尝试想象极度饥饿或指甲被拔掉的感觉。我知道这很痛苦，但这正是想象无能为力的地方。周围的空气闻着过于清新，屋外绿草茵茵，青得刺眼，夹在一道道薄墙间的木板床铺——只够两个人睡，却要容纳六个人——又太过整齐。既没有虱子，也没有泥巴。置身于此，听不到哭声、咒骂声，而且最重要的是感受不到恐惧。（也许这就是恶劣天气为何会成为奥斯维辛一种俗套形象的原因吧；起码这点你想象得出来。）

认为参观历史遗迹能够拉近与过去的距离，这样的看法往往是一种错觉，事实常常截然相反。在我眼里，华沙的原犹太人隔离区比奥斯维辛更能唤醒记忆，恰恰是因为在华沙什么也没剩下。过去被抹掉了。那里如今建起外观单调的新式住宅楼，地上的草坪脏兮兮。在一个偏僻而肮脏的角落里，立着一尊1943年华沙起义的纪念碑，出于内森·拉波伯特（Nathan Rapoport）之手：这是一尊青铜雕塑，外面围了成堆的石块（其用途是让人联想起耶路撒冷的哭墙，但按原计划，希特勒是想利用这些石块在柏林建一座胜利纪念碑）。纪念碑上画着纳粹党徽，有人想将其擦掉，但没有成功。一个满嘴伏特加酒气的男人在兜售犹太隔离区的地图，他的小型卡带录音机里传来一首首音质模糊的以色列民歌。在满目疮痍之间想象力挣脱了遗迹的束缚。这儿就是爆发华沙起义的地方，人们就算想象不出其过程，这点联想起码还是能做到的。

奥斯维辛则不同。来此度假的游客站在铁门口拍照留念，门上刻有那行著名的大字：“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在这里，过去已经僵化为某种纪念性的东西，或者套用阿多诺[1]的话来讲“变得像博物馆那样”（museal，指物体和观者之间不再有互动关系）我努力地想搜寻哪怕一丁点儿揭示这里曾发生过什么的蛛丝马迹在比克瑙昏暗的营房里，我的视线被支撑破烂屋顶的木质房梁所吸引，好多横梁上都写有德语格言。在巴伐利亚的农庄或老式啤酒杯上常能见到它们的踪影，往往是用哥特式字体写就的——“保持整洁就是离神近了一步”——诸如此类。不知道这些箴言算不算笑话因为阅读它们的人唯一该做的就是受死。也许不是，也许这种民间的朴素情感是暴力和死亡文化的一部分。党卫队军官喜欢边听音乐——华尔兹、探戈、轻歌剧——边杀害他们奴役的对象。许多通往德国集中营的路上都设有附带传统式样木雕的路标。木雕的内容原本一般是神话人物或森林里的土地神，但这里只有党卫队殴打大胡子犹太人。

乔治·斯坦纳在一篇评价君特·格拉斯的文章里写道：“人们开始明白，德国人粗鄙的趣味——爆裂的香肠、饰有花纹的夜壶啤酒加温器和穿着紧身皮短裤的胖子——是何以成为兼具暴力欲望和感性的纳粹思想之完美温床的。”(23)

斯蒂芬·斯彭德在1945年的文章里曾提出过一个略微更细致的观点：“这些格言（Sprichwörter）很典型地反映出德国人的严肃虔诚、善良用意和自我陶醉。他们渴望从《圣经》、诗集或典籍中摘录几句经典语录，当做标签贴在任何地方。与此同时，这种欲望将思想矮化为平庸的共同要素。发展到最坏的时候，魔鬼也有冲动引经据典。”(24)

那么奥斯维辛的罪行算是德国“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么？种族灭绝是不是德国文化里某种可憎缺陷的产物？而打开这扇文化之门的钥匙，也许要到感性的格言、残忍的神话和紧身皮短裤里去寻找？这么做的危险在于会将德国暴行的外在和内因混为一谈。当然了，矫揉造作和野蛮残暴总体而言的确是相伴相随的。感性毕竟是情绪的替代品。枯燥的说教和纵酒的欢乐无疑给德国人的罪行蒙上了一层荒诞不经的色彩，但是二者真能对其作出解释么？

在比克瑙的营房里，我打量着这些格言，念着念着我发现了某些有趣之处：它们似乎最近才粉刷过，好像集中营不久前才人去楼空。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取悦游客？好比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重建起来的营房（参观时，导游信誓旦旦地告诉我，“百分百原汁原味”，边说还边用鞋跟踩了踩嘎吱作响的木地板），为的是给人一丝真实感？后来我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几个月前，这里被用作一部好莱坞大片的取景地。参演该片的影星之一威廉·达福（Willem Dafoe）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逐渐适应了比克瑙：“……它成为你的片场，成为电影里的布景。”

庸俗的影视作品向来都期待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汲取灵感。它们靠注入看似虔诚、实则空话连篇的内容，使平庸的素材血肉丰满起来。这些作品里表现的情感往往很假。参观这片悲惨之地——任何对苦难的描绘都不足以表现曾经的惨绝人寰——让人感到不安，这倒不是因为人们能更好地体会当年受害者的真实感受，而是因为集中营之行唤起的情感让人无法信以为真。人们倾向于对受害者抱以闪耀温暖道德之光的认同感，这不仅容易做到，也显得自以为是：我完全是因为上帝仁慈的爱而去的，诸如此类。惨剧发生的地方有一种魅力，其能轻易蜕变为自虐式的快感；想象力摇身一变，成了渴望被吓一跳的病态愿望。这或许是最难抵御的一种媚俗，尤其是当一个人——恰如和平活动家小田实所言——接受的是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的教育的话，便更是如此。

然而，想象力却是联系过去的唯一纽带。只有在想象中——而不是靠数据、档案或照片——人才算是活生生的人，涌现出来的也不仅仅是历史，而是故事。当然，由于真实历史和通过想象还原的历史之间不可避免会存在出入，这就有可能导致媚俗文艺作品的产生。但是，单就奥斯维辛而言，由此而生的担忧——常能从德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口中听到——是象征了道德上的严谨，还是折射出对产生认同感的畏惧心理，无论认同的是侵略者，还是养育了他们的文化？

当然了，媚俗也可以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策略，汉斯·于尔根·西贝尔贝格（Hans-Jürgen Syberberg）的电影正是如此。他相信，“在低俗、平庸、浅薄和流行中，隐藏着我们业已消失的神话传统中仅剩的一些雏形和胚胎……”(25)在他看来，希特勒懂得这点，知道如何激活庸俗传说中的潜在能量。西贝尔贝格曾拍摄电影《希特勒德国制造》（Hitler: A Film from Germany），在片中他几近狂热地对自己所说的媚俗大加溢美。他认为，否定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和低俗神话会夺去德国的身份：“要对抗希特勒，靠的不是有关奥斯维辛的数据或对纳粹经济的社会学分析，而是靠理查德·瓦格纳和莫扎特的音乐。”

尽管听着基本上像是在胡言乱语，但西贝尔贝格至少在一点上颇有见地（他自己或许就是典范）：在我们的意识中，要把奥斯维辛发生的平庸之恶同纳粹的媚俗一分为二，依然是一件难事。西贝尔贝格论述奥斯维辛遗产的方式，是沉湎于这股媚俗之风中，仿佛德国文化（Kultur）靠解构神话和洗净血淋淋的历史就能得救。他试图重新定义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做法同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大同小异。但是，同三岛的自杀式幻想一样，他的电影留给人一种不安的印象，即过于坚持那些曾一度将德国人变成危险民族的理想。

但在德国，汉斯·于尔根·西贝尔贝格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他费尽心机想把德国人的身份认同从美国化的物质主义者和无根的犹太人中解救出来，这一行动在迂腐的极右翼报纸《德国国家报》那里获得了欣赏和赞誉。在印有施图卡轰炸机和坦克车的图册旁，他的文集赫然可见，且被列为推荐读物——对于这位浪漫派唯美主义者来说，这是种很奇怪的处境。但自由派知识分子都不想和他扯上干系。在侵略者中间长大的那些人，不会想和前者有何牵连，而是倾向通过保持沉默、重复套话、否定过去、模糊用词、埋头研究、让自己应接不暇或仪式性的修行，来同他们保持距离。

彼得·魏斯（Peter Weiss）于1964年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26)，同行的人里有一队西德法官和检察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给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收集材料，具体任务是调查目击证人的供词。忙碌的工作人员掏出卷尺，测量火车匝道的实际宽度，或从女子集中营盥洗室到匝道之间的精确距离。有位证人称，她曾听到惩戒室里传来囚犯的尖叫声。所谓惩戒室是一种“站立式牢房”（高2米，长宽分别为0.5米，通风口只有5×8厘米），关在里面的囚犯保管会因为饥饿和缺氧慢慢死亡。之后，他们的尸体被人用铁叉从牢里扒出来，有些受害者还吃掉了自己的手指。

为了证实供词的可信度，一位法官命助手钻进一个站立式牢房，弄出点声响。法官隔着狭小的透气孔，提示下属唱上两句。这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闻之照办。他的嗓音清晰可辨，唱的是舒伯特的“少年看到一朵蔷薇”。

法官在履行职责，他们注定要在工作中保持距离感。他们置身奥斯维辛，为的不是修行，不是抽象地看待奥斯维辛，不是观光，也不是对受害者感同身受。他们的目的是筛查证据，调查某座囚犯大牢和焚尸炉中间是否有东西遮挡视线，确认一棵烧焦的树是否能证明附近一个坑里焚烧过尸体（或者，参照官方的说辞，是“据传曾烧过”）。他们去那里，为的是测量过去，要精确到厘米。

二十七年后，我在同一片地区周围徘徊。这里如今已被纳入奥斯维辛博物馆，想当年，这里曾是集中营的中心营区。坚固的砖石楼曾让红十字会误以为这里的情况不算太糟。博物馆被划分为几大片区，每片都陈列照片和纪念物，反映被纳粹占领国家的历史，具体而言有波兰区、匈牙利区、苏联区和荷兰区，等等。

波兰区的展览最触目惊心，不过于我而言或许算不上。最触动我的是荷兰犹太人被集中起来驱逐出国的照片，这倒不是因为其景象有多骇人。在表现华沙隔离区陷入漫天火海的照片的前景中，有一些党卫队士兵面带笑容，观看身上着火的人坠楼而亡。这样的照片在荷兰区里并不存在。真正打动我的反而是那种常态，风景、街道房子和火车站，一切都那样熟悉，毫无亮点。被赶上火车的人看着很面熟。那些街道正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就这样，认同感再度作祟扰乱了想象。衣着考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荷兰犹太人居然受到如此对待，这似乎让人感到无比愤慨。

我想象着某个德国人在看到这些照片后会出现的反应。他尽管被教育要把奥斯维辛“内化于心”，却无法轻易认同受害者，因为他父亲没准就是隔离区里某个哈哈大笑的党卫队士兵。对他而言等待自己的又是怎样的想象力陷阱呢？一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德国熟人——他是“六八后”（post 68er）——曾跟我聊起1974年参观奥斯维辛的经历，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痛苦的一天。他告诉我，有了那次集中营之行，再加上接受的基督教教育，促使他拒绝参军。

在波兰区，我流连在一幅幅图片之间。今天，这些房间已被改造成一尘不染、墙壁洁白的博物馆展厅。我默默地想象很久以前在这里发生过的事，这时走来一群德国游客，多数年龄在五六十岁上下，战时他们还是少年。一位三十来岁的波兰妇女是他们的导游本来光看照片就够了，但这名导游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平静地讲解眼前的景象：德国兵笑嘻嘻地看着上了年纪的拉比[2]在地上爬行；希姆莱（Himmler）透过窥视孔，检查毒气室是否运转正常；儿童在步枪枪托的威逼下走出犹太隔离区；皮包骨头的尸体堆积成山。游客们迈着悄无声息的脚步，从一幕惨象移步到另一幕惨象前。突然，他们当中有人情绪激动起来，是位六十来岁的老妪，头戴绿帽，身穿米色套装，脚蹬棕色厚底鞋。她来到导游身旁，抓着后者的胳膊说道：“请您务必理解，我们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导游看着老妪，平静但鄙夷地回答：“抱歉，但我不相信您，我真的没法相信。”

“但您务必要相信，”老媪坚持道，“务必。我们真的不知道……”

她说的或许是实情，她或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她这么迫切地想让波兰导游意识到这点，或许正说明她为人正直。毕竟，肯到这儿来，足以证明自己愿意面对过去。但要是她选择保持沉默，而不是重复太多德国人所说过的话，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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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是座博物馆，但远不止此。共产党统治波兰期间，管理这里的官方机构是“抵抗和烈士纪念碑维护委员会”。我们知道抵抗指的是什么：爱国共产党人同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那些被归入此类的抗争者是官方认可的反法西斯烈士。1947年7月2日，波兰政府颁布的一道政令将奥斯维辛变成博物馆：“纳粹集中营原址上将建起一座缅怀波兰及各民族烈士的纪念馆，它将永世长存。”

共产主义国家遍布着反法西斯主义纪念碑。布痕瓦尔德毗邻魏玛，位于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那儿的一座纪念碑可以算是同类纪念碑当中最壮观的了：石像中的英雄人物打碎法西斯奴役他们的铁链，朝着一个光荣、和平和精诚团结的未来前进。在华沙，拉波伯特打造的纪念碑虽然体积较小，但有着肉体加锁链的类似布局华沙犹太人起义领袖莫迪凯·阿涅莱维奇（Mordechai Anielewicz的铜像有着典型无产阶级英雄的特征：裸露的胸膛、卷起的衣袖高举的手中握的好像不是手榴弹，而是铁锤。纪念碑后方还有一幅图案，描绘犹太烈士顺从地走向死亡，其中有个手捧《托拉》[3]的拉比。雕像底座上有一行希伯来语碑文，“向犹太人民、英雄和烈士致敬”。

在奥斯维辛，不存在对英雄事迹的讴歌，重点全落在殉难上许多人在遭受酷刑后死在了11号楼的监狱里，这儿成了祭奠逝者的圣地。花环和蜡烛用来寄托对烈士的哀思——多数为共产党人直到后共产主义时期，波兰政府才开始调整博物馆的侧重点。牺牲意味着对理想、民族和上帝的信心。烈士的死固然令人扼腕，但却蕴含深意。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4]曾做过一个噩梦，梦见自己活了下来，但周围的世界寂静无声，一切声音均被屏蔽。这种梦境已经够可怕的了，但与之相比，毫无理由地杀害上百万人更是让人难以忍受。因此，人们便乐于通过追认死者为烈士、竖立十字架和参加宗教仪式，赋予死亡意义。

仪式既可以十分具体，也可以抽象得出奇。我在主营区的火葬场里驻足良久，像过去的许多参观者那样查看简陋的焚尸炉。到了后期，比克瑙死亡营里出现了更高效的炉子，由托普夫父子公司（J A. Topf & Sons）设计。这家公司在1942年为其“能不间断处理大量需求的焚化炉”向德国政府申请专利。1953年，在重新申请后公司总算拿到了专利。

我站在一旁，周围还有几个游客，多为美国人。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一对夫妇在压低嗓音交谈，似乎我们正置身一座教堂。这份宁静被一种异响打破了，听声音似乎是从外面传来的，像是有人在喊：“ushoi！ ushoi！”声音越来越响，接着戛然而止。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走进火葬场，手里挥舞着一根插羽毛的权杖。他长着一张东方人的脸，也许是蒙古人，身后跟着一大群年轻人，其中有三两个德国人和日本人。一名穿着牛仔工装裤的日本妇女轻柔地打着手鼓。一条横幅拉开来，上面写着“为和平奔走”。这群人向在场者分发绘有欧洲境内和平游行路线的小册子，里面提及了若干暴行，并告诫我们应对此忏悔：比如北美印第安人被赶尽杀绝、越南战争、广岛原爆。他们带头的是那个手执羽毛权杖的高个子男人，他是印第安人，我记得名叫红鹰。待这群不速之客在火葬场里排好队后，红鹰举起权杖，开始念念有词，像是在祈祷，他的嗓音低沉。手鼓声又响了起来，羽毛在空气中飘动，人们双目紧闭，以示虔诚。

就在主营区的大墙之外，距离火葬场不远处，矗立着一个巨大的木质十字架。1989年，卡迈尔教派（Carmelite）的修女在一座死气沉沉的红砖楼边上立起这个十字架。楼房后来被改造为修道院。这栋楼始建于1914年，过去称作“剧院”，里面举行过各式演出，以犒劳驻扎在隔壁军营里的奥匈帝国士兵。纳粹后来把“剧院”用作齐克隆B（Zyklon B）毒气罐的储藏室。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告诉我，卡迈尔教派修女建十字架的初衷是为所有受害者祈祷，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但纽约犹太拉比亚伯拉罕·魏斯在听闻此举后火冒三丈，带着六个信徒跑来抗议。他们身披祈祷用的条纹方巾，试图冲击修道院。波兰工人朝这些抗议者喷冷水，并扯掉他们脑袋上的犹太便帽。这一幕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奥斯维辛，这个“世界的阴沟”（anus mundi）成了一片肮脏的战场，人们在这儿为殉难的符号争得头破血流。

魏斯拉比是“信仰者集团”[5]的支持者，该团体成员是以色列的虔诚定居者，说虔诚，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基于宗教原因，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历史在魏斯眼里具有象征意义和神秘性，是他在追寻民族认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罗盘。他对历史的看法具有排他性。卡迈尔教派在他眼里是一群不速之客，闯入了一片象征犹太人苦难的土地，作为这段苦难史的终极符号，此地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基督教十字架——在其之下，大部分苦难不仅得到宽恕，而且还受到怂恿——被看作是对大屠杀记忆的一种冒犯。

但这很难算是一场民族或犹太身份同卡迈尔修女宣扬的普世价值之间的较量。布鲁塞尔大主教尝言，奥斯维辛发生在“波兰——基督教的土地上”。在波兰枢机主教约瑟夫·格兰普（Jozef Cardina Glemp）的眼里，波兰人几乎个个都是基督徒。对于魏斯拉比冲修女兴师问罪一事，格兰普表示“波兰人的感情和我们波兰来之不易的主权”遭到了“控制着多国大众传媒”的犹太人的“冒犯”。

德国人在奥斯维辛没有象征身份的宗教符号，那只属于声称自己是受害者的群体。但德国人可以其他方式在这片圣地祈祷。他们能出钱承担保养费。奥斯维辛博物馆正在老化：成堆犹太儿童的小鞋子如今覆上了一层霉斑，焚尸炉生了锈。因此，一档名为《全景（Panorama）的德国电视节目呼吁观众慷慨解囊，留住集中营，作为对后人的警示。捐款共计约十一万马克。不同于别的一些电视募捐活动，这笔钱的数目看似不大，但若说到用捐款来维系记忆，这必定是为数不多的几起案例之一。不过，制片人还是收到了一些来信，比如下面这封，作者当然不会署名：“我也赞成保留奥斯维辛我希望它能重新运转，这样一来像你这种人就能‘通过劳动获得自由’，另外我们也会有办法处理所有政治避难者。我自愿捐献五十公斤的毒气（齐克隆B）。”

战后最初二十年，鲜有德国人会热衷于保留纳粹罪行的遗迹。但事到如今，很多德国人，特别是西德人，把维护集中营旧址当成是一项神圣责任。一部分主集中营改头换面后，成了纪念地（Gedenkstatte）。同奥斯维辛一样，它们既是博物馆，又是神龛，还是旅游景点，多位一体。

福斯坦堡（Fürstenberg）位于柏林北部的勃兰登堡州，当你驾车驶入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小镇时，会看见两块牌子。一块写着“福斯坦堡欢迎四方来客”，另一块标注该镇主要景点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Ravensbrück）旧址的方向。1939——1945年期间，有十三万人——多为妇孺——被关押在拉文斯布鲁克，其中一半死在了这里。

导游手册里的文字介绍依然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东德味道：拉文斯布鲁克国家警示和纪念堂是一座祭奠“我们死难的姐妹、反法西斯斗争的不朽英雄、为本民族的自由独立乃至全人类幸福未来献出生命的烈士”的丰碑。

1992年，集中营的大部分区域仍属禁区，因为当时那里还是俄国军事基地。大门外，来自原苏联的军人向游客兜售军装和军旅生活留下的其他破烂儿。俄国军官及其家属占据了原党卫队的住宅，新兵则住进了昔日集中营营房。

在通往集中营、距离大门约半英里开外的卵石路旁，有一座西尔维娅桑拿和健身中心。健身中心对面是一栋尚未竣工的现代建筑。落成后，这里将是一家崭新的超级市场——也是福斯坦堡有史以来的第一家。然而，德国集中营团体驻拉文斯布鲁克分部（German Camp Society Ravensbrück）的负责人盖特路德·穆勒对此表示抗议：“永远不能亵渎这块纪念地。”她用了entweihen这个动词（意指夺去某物的神圣性）。抗议声浪越来越大，而且几乎全部来自西德，建造超市的计划由此搁浅。勃兰登堡州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再度丢脸。新超市的选址将另谋他处，当地官员在小镇另一头辟了块“风水宝地”，距其不远处有座大型公墓和火葬场。争议就此销声匿迹。日后，一名公墓看守曾向德国某杂志记者透露，在拉文斯布鲁克还没有盖起自己的焚尸炉之前，党卫队曾在这块“风水宝地”火化囚犯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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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特奥多尔·阿多诺这样写道人们对这句话有不同的阐释。依我看他是想说，浸淫在“私密、自负的凝思之中”的诗人找不到文字来表现奥斯维辛机械式、无灵魂和工业性的残忍。另外，诗歌是一种创造美和愉悦的过程，用来描述大屠杀不合适。

阿多诺的话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日后他自己也改口了。不过除开个别人以外，似乎德国的艺术家们——导演、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都将他的话铭记在心。无论是在有政治禁忌的东德，还是在没有政治禁忌的西德，都鲜有直面大屠杀这一素材的小说、戏剧或电影。我说的不是纪录片、史籍、展览或证人的口述，这些在原联邦德国根本不算少。我说的仅仅是富有想象力的作品。

例外值得玩味，因为它们折射出主流作品的沉默，或者最起码也是拐弯抹角。关于死亡营，最著名的一首诗是《死亡赋格（Todesfuge），作于1945年，作者是保罗·策兰（Paul Celan）。这首诗具有一种舞曲般抑扬顿挫的节奏感，与诗里集中营长官玩的残忍游戏形成呼应。他命令一些犹太人奏乐，其他的则为自己挖掘坟墓：“铲子再往下呀你们音乐都给我继续你们跳啊跳。”

《死亡赋格》成了经典，并被收录进西德的教科书。但凡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背得出下面这一名句：“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然而，人们对这首诗的看法不一。它是不是有点太抒情了？是不是太悦耳了？是不是没有表现出恐怖，反而将其美化了？保罗·策兰自己也有些吃不准，1960年代还曾请求编辑将其从诗集里删去。话虽如此，在我看来，策兰的诗依旧是有关大屠杀最感人肺腑的声明。诗的凄美并没有淡化字里行间的恐怖气息，相反，倒是加深了这种感觉。

保罗·策兰游离于战后德语主流文学圈之外，不光是因为他的作品，还因为他不是德国人。他出生在罗马尼亚[6]，父母都是犹太人。母亲教他德语，却未曾想到操这门语言的人日后会要了她的命。策兰说过，德语“穿过带来死亡之言说的千重黑暗”(27)。他去德国旅行、访友、领奖。但语言的确是他和德国唯一的纽带——历史也是——而且是最具毁灭性的纽带。1970年，策兰在巴黎自杀。

彼得·魏斯根据奥斯维辛审判的供词，写下一部戏剧作品，名为《调查》（Die Ermittlung，1965年）。(28)这既是散文，也是诗歌，取材大多来自纪录片。但尽管其详细描述了所发生的暴行，这部作品还是有着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犹太人的苦难被消解，融入一种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犹太人”和“犹太人的”这些词（遑论“吉卜赛人”）根本没有提及。正如彼得·狄美茨（Peter Demetz）在《大火之后》这本书里提到的那样，魏斯将“奥斯维辛变成了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地方”。

同策兰一样，魏斯也是犹太人。一如前者，他和德国的联系很脆弱。魏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旅居海外，一度还曾以瑞典文写作。至少就他的作品而言，他从未以犹太人的身份对奥斯维辛受害者表示过同情。另外，从表面上来看，他也不认为奥斯维辛是德国人独有的罪行，无比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他是不会这么看问题的：他满脑子充斥着体系、经济学、阶级利益，而不是国家或文化。话虽如此，他对战后德国的“身份认同”倒是饶有兴趣。魏斯觉得，第三帝国的体制和哲学残余渗透进了联邦德国。他希望自己的剧作能在西德开创群众运动的先河。魏斯认为，只有在经过了经年累月的大量“精神劳动”后，德国人才能从“精神失常”中得到解脱。(29)那时的他尚相信有民族心理这回事。

在所有关于屠犹的戏剧作品中，有一部相当出名，叫《上帝的代理人》（Der Stellvertreter，1963年），作者罗尔夫·霍赫胡特（Rol Hochhuth）是非犹太裔德国人，笃信新教。该剧漏洞百出，在激烈抨击梵蒂冈串通纳粹、屠戮犹太人一事上，犹太人居然只是一群可有可无的小卒子。这一主题与其说涉及历史、文化或民族，不如说和神学关系更密切：反映了在牧师心中，上帝和魔鬼在做斗争。该剧把场景设在奥斯维辛，门格勒博士（Dr. Mengele）披着黑丝斗篷，活像诱人堕落的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这一幕很是拙劣。但话说回来，该剧在对奥斯维辛展开想象这点上依然算得上是一次罕见而勇敢的尝试，虽然它在德国收获的评价冷若冰霜。彼时，批评家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是少数支持霍赫胡特的文人之一。(30)他写道，霍赫胡特的作品让德国作家陷入了难堪的沉默，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驾驭这一主题。

但正如彼得·狄美茨所言，“不管是德国人的生活还是德语文学没有哪个方面未曾受到奥斯维辛遗产的影响。”(31)此言不虚，起码符合联邦德国的情况。战后出版的德语小说中有不少提起过大屠杀但大部分要么拐弯抹角，要么是作为隐喻。1950——1960年代的作家比如海因里希·伯尔和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往往都不愿对纳粹直呼其名。伯尔管他们叫“吃水牛肉的人”，他们的受害者则是“羊羔”。在小说《德语课》（Deutschstunde，1968年里，伦茨管纳粹叫“穿皮风衣的人”，或者索性简称“柏林当局”1964年，在谈到难以对大屠杀进行描述时，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这位活跃在战后早期的导演兼作家表示：“真的难以形容，但是，对其进行回顾、清算倒还是有可能的，甚至很有必要。我尝试给出两端的界限，希望读者的想象力能在其中不受拘束。”(32)

很显然，比起直观描述，一个精心挑选的比喻更能激发想象力。Oświęcim（奥斯维辛的波兰语）火车站岔道旁突然响起的汽笛声，让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博物馆之行，而是一种威胁感。然而，德国文学在直面奥斯维辛一事上一直是扭扭捏捏，人们对在圣地、博物馆或学校课堂外反思“最终解决方案”[7]几乎普遍持拒斥态度，暗示出他们生怕这么做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似乎在说，“世界的阴沟”是上帝的脸庞，而任何尝试给难以想象或难以名状之物勾勒外貌的举动都会让其神圣性变得微不足道。目击证人在法庭上、博物馆里和录像带中——比如说在德国电视上反复播放多次的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Shoah）——谈他们的经历无可厚非，但要德国艺术家发挥想象力则万万不可。

1992年冬，一部名为《希特勒青年所罗门》（Hitlerjunge Salomon）的电影在德国上映了。这部片子在德国以外有个别名，叫《欧罗巴，欧罗巴》（Europa, Europa）。影片翻拍自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真实故事，在美国大获成功。

所罗门·佩雷尔（Salomon Perel）生在德国，父亲是波兰犹太人。他和家人逃到了波兰，靠冒充自己是种族德意志人（Volksdeutsche）而幸免于难。一位纳粹军官收留了他，送他去一所纳粹精英学校念书。影片的一些地方，纳粹式的媚俗元素大行其道：荒唐的制服、疯狂的演讲、在森林里和金发纳粹少女谈恋爱、希特勒青年团高唱要用德国刀子捅得犹太人鲜血四溅。但这些元素中的大部分还是符合史实的。

学校放假期间，所罗门坐着电车，驶过洛兹犹太区，试着找寻失散的双亲——他估摸着他们应该在那儿。电车的车窗被涂上白漆，以免德国乘客看到窗外奄奄一息的犹太人，然而，所罗门还是透过缝隙，和观众一起看到了窗外的场景。映入眼帘的景象既不老套也不媚俗，而是犹如地狱降临。影片最后出现了所罗门·佩雷尔的原型他如今生活在以色列，哼唱着希伯来语歌谣（这倒是挺俗的）。

《希特勒青年所罗门》在德国的口碑十分一般。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ondorff）将其视为人们对之“无声抵制”的明证。当该片落选德国官方候选影片名单，失去竞逐奥斯卡的机会后协同摄制的波兰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Agnieszka Holland）愤怒了。她声称，这是一部德国电影，拒绝送报该片再次说明德国人否认过去的行径。《明镜周刊》点评道，这部电影或许让人感到难堪因为它“打破了德国人的一条禁忌”。所罗门的性格并不符合亲犹主义者眼中善良犹太人的形象，这可是战后多数德国文学作品里犹太人的标准。

实际上，电影为何没能送报奥斯卡一直是个谜。德国评审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导演是波兰人，因此该片严格来讲不能算德国片。左派报纸《法兰克福论坛报》（Frankfurter Rundschau驳斥这种说法是“形式主义”，让人联想起“强调种族纯洁的形式主义”。

也许委员会的做法很官僚，又或者影片主题实在太让人脸上无光。令人惊讶的是，在同德国人谈起该片时，我常能听到他们对其媚俗化倾向表达担忧。《法兰克福汇报》在德国人自尊心受辱时总会迅速发难。这一回，该报发表了一篇影评，骂《希特勒青年所罗门就是部烂片。影评人写道，这是廉价的闹剧，是对类似“异乡奇遇记（innocent-abroad stories）的拙劣模仿。煽情的音乐和俗气的场景与主题格格不入。但究竟怎样才算是切题呢？审美上的吹毛求疵发展到一定境界，就成了完全不呈现主题的一种借口。

然而，在忧心糟糕品味和亵渎共识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把过去的人想象成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披着黑丝斗篷惹人发笑的魔鬼，会赋予他们人性。这倒并不一定是要为他们开脱，或给予同情，但这么做的确会打破我们和他们之间抽象的壁垒。我们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变成他们。对于一位对受害者有天然同情的艺术家而言这不是什么难事。犹太作家不会因为构想出一名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军官而冒名誉上的风险。但对于一个被教育要把奥斯维辛这一德国罪行铭记在心的非犹太裔德国人来说，风险是实实在在的。将和大屠杀中心相隔十万八千里的纳粹地方公职人员写得有人情味儿是一回事——从西德的君特·格拉斯到东德的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许多德国作家都这么做过——但寻找自己同屠夫之间的共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要做到这点，首先得从受害者的角度来想象过去。

在为《燔祭》（Das Brandopfer，1954年）所作的序言里——乔治·斯坦纳曾评价该书是“为数不多专注于探讨昔日惨剧全貌的严肃文学作品之一”——作者阿尔布莱希特·格斯（Albrecht Goes）写过下面这段令人叫绝的文字：“作为讲述这一故事的人……只要我还活在这世上，一想到下达所有这些死亡命令——发号施令者有海德里希（Heydrich）、艾希曼（Eichmann）等人——所使用的语言是我思考、表达、写作和做梦所使用的语言，我就无法不颤栗。尽管如此，我还是压根嗓音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但绝非绵软无力。当然了，这种力量有其来源——只有以色列才有这力量。它建立在一条纽带之上，这条纽带让‘以色列的子民’，或者说‘锡安的子民’得以活在这个世上。他们知道这条纽带将永远存在。”(33)

这则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怀有身孕的犹太妇女，她在被捕前夕，无奈地把自己未出世孩子的手推车送给了非犹太裔小店主老板娘。小说在主题的选取上可谓卓尔不群（Brandopfer在德语里是大屠杀一词的直译），但是其亲犹立场对作者那代德国人而言根本谈不上有何不同寻常。在格斯的作品里，女主人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受害者，不仅是一名犹太裔德国女性，她还是“先知的后代”。这就好像说，为了能讲述大屠杀的故事，格斯不得不采纳受害者在神话里的身份认同。

也许更值得称道的是沃尔夫冈·柯朋（Wolfgang Köppen的小说《雅各布·利特纳写自地洞里的笔记》（Jacob Littner Aufzeichnungen aus einem Erdloch）。该书于1948年首版时，柯朋用的是雅各布·利特纳的笔名，1992年再版时署回了本名。柯朋在1950年代还写过另外三本小说，讲述纳粹留给战后德国的心灵创伤都非常出名。

雅各布·利特纳实际上不只是个文学人物，他是慕尼黑的犹太邮票经济商，靠行贿说服了一名波兰反犹分子放他一条生路，波兰人同意让他住在自己房子底下一个黑洞洞、臭烘烘的地穴里。就这样，他在对波兰兹巴拉兹（Zbaraz）犹太区的“扫荡”和战火中捡回了一条命。移民纽约前，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慕尼黑的一个出版商听。(34)出版商做了记录，这部分笔录为柯朋的小说奠定了基础。柯朋从利特纳本人那里获得了写作该书的报酬，后者从纽约给他寄食品包裹。这个例子再度说明，非犹太裔德国人会借用犹太人的身份讲述大屠杀的故事。

也许这么做是因为没别的办法——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但即便用了犹太人的笔名，作者也忍不住要赋予作品一个抽象和宗教化的结尾。通篇来看，此书行文多数时候很清醒，对惨象的描写也很具体，但结尾处话锋一转：“仇恨是个可怕的字眼……我谁都不恨我甚至对那些罪大恶极之徒也恨不起来。他们迫害我，但我无意成为审判他们的判官。不过，我拒绝且无力担当判官还意味着下面这点：不应当由我来原谅和宽恕有罪之人。在我眼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凌驾于人类审判能力之上，只有上帝才能对非人类的罪行作出判决……”

战后三年，那时还轮不到德国人来恳请暂缓“人间审判”，只有受害者才有权这么做。但是这种宗教化的抽象表达倾向在纳粹时期成长起来的德国人中间太普遍了，他们的下一代亦是如此；犹太人这么做，通常是为了给“犹太复国主义爱国者”这一新身份注入神秘性，德国人则不同；恰恰相反，他们是为了逃避对一种德国独有罪行的继承，逃避将奥斯维辛“内化于心”的不得已，甚至是逃避做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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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提的是《大屠杀》（Holocaust）。打破不得呈现奥斯维辛这一实质性禁忌的不是德国艺术家，而是一部好莱坞肥皂剧。这部剧在处理流行元素的手法上很老到，使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进了德国人的想象空间。《大屠杀》于1979年1月在德国首播，观看人数达到了2000万人次，相当于联邦德国成年人口一半左右。有58%的人希望这部剧能重播。广播公司收到了12000封来信、电报和明信片。有5200人在首播后给电视台打去了电话，72.5%的观众给出了好评，7.3%的人给出了差评。千言万语，都在《明镜周刊》刊登的海因茨·荷纳（Heinz Höhne）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概括：“一部美国电视剧，尽管拍摄风格十分琐碎，且制作动机更多考虑商业而非政治因素，更多作为娱乐节目而非启蒙教育，却做到了成千上万的书籍、戏剧、电影、电视节目以及上千份档案和所有集中营审判在战后三十多年来都未能做到的事：让德国人了解了以他们的名义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为此，上百万德国人都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和震撼。”(35)

《大屠杀》从未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播放过，不过边境地区的居民还是能收看来自西德的电视节目。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尽管官方明令禁止。1992年，我询问一位住在昔日东柏林的学校教师，她是否看过这部剧。她回答说看过。那学校里讨论过么？没有，要不然当时的师生就得承认他们犯法了。这么说来，人们假装自己没看过《大屠杀》咯？是啊，这位历史老师答道。但无论如何，“过去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并不存在犹太人问题，现在得跟他们讲授这段历史。可他们甚至都不明白犹太人有什么特别，逼得希特勒非要把他们赶尽杀绝。您瞧，在这儿（东德），我们对《圣经》不太了解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

在联邦德国，《大屠杀》让部分西德知识分子在震惊之余大为恼火。这是出于对媚俗文艺一贯的恐惧，以及对“好莱坞价值观”——往往这指代美国——的疑心病。《法兰克福论坛报》忧心忡忡，生怕这部剧会使过去的惨剧商业化：奥斯维辛会成为“某种被消费的对象”。执导过远比《大屠杀》制作更精良的肥皂剧《故乡》（Heimat的埃德加·莱茨（Edgar Reitz）曾抱怨道，“美国人借《大屠杀偷走了我们的历史”，因为类似《大屠杀》这种风格的影片阻碍了德国人“掌控自身历史的话语权和挣脱全世界对我们的指摘”。实际上，《大屠杀》从未构成过阻碍，倒是德国艺术家自己未能对奥斯维辛发声。

广播公司收到了一些泄愤的信件，通常是不署名的，写信人将《大屠杀》斥为犹太人的一派谎言。整件事就是犹太人的阴谋诡计为的是让德国人颜面扫地，自己好从中捞钱。巴伐利亚州已故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就秉承这种观点，至少他亲口承认过。但换个角度来看，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这样。对他们而言，好莱坞的商业操作就是万恶之源。德国某个学派在解释奥斯维辛成因时，把分析建立在对商业操作和没有严格定义的“现代性”这两者的鄙夷之上——“现代性”既可以表示启蒙运动后的理性主义，也可指批量生产、资本主义，等等。东德剧作家海纳·穆勒接受采访时说，“奥斯维辛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36)不但如此，“奥斯维辛还是资本主义的祭坛，理性作为唯一有约束力的标准，把人类剥离得只剩下物质价值。”就这样事情的外在和本质再度遭到混淆：即便大屠杀的方式可算作工业化甚至是理性的，但其成因断然与之无关。

诸如穆勒、西贝尔贝格或阿多诺等知识分子有理由对大众文化的力量心存忌惮。然而，《大屠杀》造成的冲击并不难解释，尤其是在德国。存在于法庭、教堂或博物馆里的奥斯维辛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一种隐晦的比方、一堆无法想象的数据，以及上百万个没有名字的死难者。随着《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的问世，似乎某个无名无姓的死者从万人坑里爬出来，重新获得了身份。哪怕约瑟夫·魏斯博士[8]一家是以美国肥皂剧中人物的面目出现，也有着每个德国人都能辨别的身份：家境殷实、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没准还是你的邻居；实际上，倘若你上了年纪，过去你的邻居就是这些人。

《大屠杀》证明了一点，隐喻和影射并不足以使历史复活。魏斯一家必须被创造出来，过去必须得到再现。肥皂剧的体裁之所以如此有影响力，是因为其与布莱希特式（Brechtian）[9]的“疏离”姿态截然相反：情感泛滥，观众产生共鸣。我们感到和自己最喜欢的肥皂剧人物认识，就像和一位知名脱口秀主持人相熟一样。然而，大部分战后德国文艺作品所回避的恰恰就是这种认同感。对犹太受害者的认同不可能真正发自内心；而同情加害者——也就是说，同情你的父母、祖父母或你自己——又太令人痛苦。

倘若《大屠杀》的主角不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德国人，而是，打个比方说吧，贫穷的罗马尼亚吉卜赛人的话，那么德国观众或多数非德国观众会如何看待这部剧，倒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要真是这样，我很怀疑《大屠杀》会有同等的影响力。认同感显然是有限度的。

“看过《大屠杀》后，”一位西德妇女在寄给本地电视台的信中写道，“我对第三帝国的那些畜生感到深深的鄙夷。我二十九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想到有许多母亲和孩子被送进毒气室，我就不能不热泪盈眶。（即使在今天，犹太人依然不得安宁。我们德国人有责任为了以色列的和平夜以继日地奋斗。）我向纳粹的受害者深深鞠躬，并为自己是德国人感到羞愧。”(37)

从《大屠杀》播放后发表的许多信件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反应。战后出生的一大批人都耻为德国人。这似乎验证了克里斯蒂安·迈尔的观点，历史“深入骨髓”，我们背负着父辈的罪孽历史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诚然，德国人对奥斯维辛负有责任。但是，后世的德国人一提奥斯维辛就羞愧难当，这种反应恰当么？有用么？小说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在战时尚未成年，同迈尔一样，他相信奥斯维辛是将德国人联结起来的纽带，一如歌德的文字。当一个法国人或美国人盯着奥斯维辛照片的时候，“他不用感慨：我们人类啊！他会想：这些德国佬！我们能想‘这些纳粹！么？换做我，我可做不到……”(38)

这番用词表明了说话人的民族认同感出了问题。纳粹在高雅的德国文化上留下了血淋淋的手印，对于一心想挽救它的德国犹太人阿多诺，奥斯维辛是一种德国罪行的观念让他难以接受。对他来讲罪行的根源是一种现代病，或曰“权威主义人格”病症。惨无人道的党卫队就得了这种病，他们是庞大工业轮盘上丧失人性的齿轮瓦尔泽和阿多诺的看法针锋相对，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说法么？我相信有。

奥斯维辛无疑是德国人犯下的一项罪行，“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嘛。但这里的德国是另一个德国。一味坚持通过“身份视角审视历史、复述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尔的老话，意味着抗拒凡事皆会改变的观念。一个人能从侵略者的角度铭记奥斯维辛同时避免陷入过度自责甚至是妄自尊大这种庸俗的情绪泥潭么？认为奥斯维辛是德国人身份中某些可悲缺陷造成的想法，就好像说是德国人的集体天才造就了歌德和勃拉姆斯，只会固化某种神经质的自恋症：往好了说，这是一种永恒的担忧，生怕德国人是个危险民族；往坏了说，这是一种畸形的自豪，自豪于一种近乎原始部落的禀赋——既能创造美轮美奂的音乐，又能犯下难以启齿的罪行。

[1]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当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

[2]犹太教牧师。

[3]Torah，犹太希伯来文经卷中最重要的经书，犹太人一直视《托拉》为经典中的经典。

[4]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作家、化学家，曾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

[5]Gush Emunim，以色列右翼团体，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着浓厚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色彩。该团体以捍卫和实践早期移民先驱的精神，在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并最终拯救整个以色列为己任。

[6]策兰的出生地Chernivtsi乃昔日罗马尼亚旧省，1944年后划归乌克兰。——编按

[7]Die Endlösung，即纳粹灭绝所有犹太人的计划。

[8]Dr. Josef Weiss，《大屠杀》里的主人公。

[9]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著名戏剧家和诗人，提出“陌生化”的戏剧理论。

第四章 广岛

位于柏林的原日本和意大利使馆都建造于1930年代，具有希特勒梦想之都日耳曼尼亚雍容华贵的古典法西斯主义风格。两栋建筑之间夹着一条短又窄的马路，过去叫格拉夫·施佩路，以纪念1914年和英国海军在马尔维纳斯岛激战中阵亡的德国海军上将格拉夫·施佩（Graf Spee）。同柏林的许多街道和广场一样——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赫尔曼·戈林路等等——格拉夫·施佩路在战后被重新命名。现如今这条马路叫广岛路。

之所以选这个名字——据说意大利人对此十分恼火——跟日本人没有半毛钱关系。左倾的柏林市议会选这个路名是为了表达反战立场。但即使日本人在当中没扮演什么角色，新路名恰到好处地抓住了战后日本社会的普遍情绪。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广岛是太平洋战争的终极象征。日本人民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浓缩在这个近乎神圣的词汇当中：广岛。但广岛不仅象征着民族殉难，还象征着极度邪恶，常被人拿来和奥斯维辛相提并论。在广岛，有个广岛——奥斯维辛委员会。在至少一部以广岛为题材的小说中，日本人和犹太人作为白人种族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受到了格外关注。1980年代，日本人甚至计划在离广岛不远的一个小镇里建造奥斯维辛纪念馆。

用广岛大学教授雑贺忠良（Saika Tadayoshi）的话来说，发生在1945年8月6日的原爆是“20世纪最恶劣的罪行”。广岛和平公园的中心处有一口石棺，上面刻着所有原爆受害者的名字。公园还有一座原爆纪念碑，那段著名的碑文正是出自雑贺教授之手：“愿所有灵魂安息，我们永远不会让错误重演。”

这种用词很模糊，而且是存心为之。由于生怕和平公园的参观者误以为“我们”仅指战时日本政府，1980年代末，这里又冒出一块英、日双语标牌以示澄清：“此碑号召世界各地的人们为原爆死难者的灵魂安息而祈祷，并一同宣誓再也不重蹈战争的覆辙。这阐释了‘广岛的灵魂’，在忍受旧痛、放下仇恨后，渴望实现世界和平。”

广岛（Hiroshima，这一地名的写法多用音译外国地名的平假名，为的是让其听着更国际化、更显普世主义）洋溢着一种宗教场所的氛围。它有殉难者，但没有神灵。它有祈祷者，也有一个现成的关于人类堕落的传说。在一份由广岛和平文化基金会出版、名为《广岛和平读本》的小册子里，广岛“再也不单单是一座日本城市，而是寰宇公认的世界和平圣地”。

在广岛火车总站候车大厅里，总是挤满了穿着校服的小学生、童子军、退休老人、外国旅客、名流显贵和村民，手持旗子的导游走在他们前面。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前往广岛朝圣，他们是其中一部分。所有人都去参观和平公园，原子弹就在其上空爆炸，那里曾是繁华的商业区，如今则成了膜拜广岛的中心。

要想象当时的情境，只会比奥斯维辛更困难，因为发生在广岛的惨剧可以被浓缩为单一事件，而且几乎没留下什么肉眼可辨的痕迹。当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整个广岛城都是原爆的证据。漂亮的商业街、公园、棒球场、高层酒店，以及混凝土建造的古堡——所有这一切在1945年8月6日之前都是不存在的。就像犯罪现场被彻底清除；抑或者说，被埋在了一座焕然一新的城市底下，好比现代特洛伊，或原华沙犹太隔离区。

然而，访客很难淡忘原爆造成的影响，尤其当他们是白种人的时候——日本人眼里永远的外国人，而且往往被当成美国人。这不仅是因为纪念碑、铭牌和纪念堂的数量多到让人没法不留意到，还因为穿行在和平公园之中会生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日本人倒不会鲁莽地走到你跟前，呵斥说“这是你犯下的罪孽，害死了多少人你这个凶手”，但是，小学生在老师的怂恿下会走上前来，询问你对和平的看法。这种时候，你感到有必要表现忏悔，或者最起码也得说两句表示遗憾的话。你被要求代表你的种族——也就是日本人眼中扔下原子弹的罪魁祸首白种人——宣称自己热爱和平。

公园里汇集了神龛、纪念碑、乱石、铜钟、喷泉和寺庙，是座名副其实的卢尔德城[1]，既纪念死难者，也为和平祈福。公园商店售卖钥匙圈、圆珠笔、T恤衫、杯垫、明信片、书籍、茶杯、佛珠筷子等商品，上面都印有祝愿和平的祷文。多数纪念品上都绘有一幅画，描绘的是在原爆后只剩残骸的原广岛县劝业馆，如今那里成了原爆纪念馆。和平公园的一端有条河，画中景物的原型便矗立在河对岸，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人们这里发生过的罪恶。现如今那里是祭祀场所，人们放着河灯，纸质的灯笼象征死难者的灵魂。成百上千只灰白色的和平鸽在树丛中飞来飞去。据导游解释，这些树为“日本国内外个人和团体所种，借此告慰罹难者的亡灵，祈祷和平”纪念塔附近有块标语：“如果您碰过和平鸽，请漱口并洗手，避免感染上它们携带的病菌。”

纪念塔后方是和平之火，由日本青年商会捐赠。火焰的形状像两只摊开后伸向天际的手掌。宗教团体和诸多日本企业界代表带来的火炬让火焰一直生生不息。和平之火旁是一座祷告纪念碑，三人构造的雕塑，分别为一男一女和儿童。雕像底座前有块石头，人一站上去，音乐盒就会播放《英灵啊，请不要在九泉下哭泣》这首歌。

在并无特别祭祀活动举行的日子里，纪念塔前的游客表现得和日本寺庙里的信众差不多。他们嘴里念念有词，朝石棺后的和平池里扔硬币，还给彼此拍照留念。穿着海军蓝和黑色校服的学生排队从眼前走过，有些欢声笑语，有些打着哈欠，还有些拖着懒洋洋的脚步。老师给他们布置的作业是在笔记本里抄录碑文。此地气氛并不庄严；日本的宗教场所都是这样。透过孩子们稚气的童声，唯一的肃穆来自不远处嗡嗡作响的一口和平钟，钟设在一栋混凝土穹顶建筑内，据导游手册介绍，这“象征着宇宙”。

看着笑容灿烂的孩子们，我想起几年前参观的另一座纪念馆。那时的我，同样诧异于日本人参观血流成河之地时的那种漫不经心。纪念馆位于塞班岛上。这是一座太平洋上的小岛，靠近天宁岛。后者面积更小，当年艾诺拉·盖号轰炸机（Enola Gay）便是从这儿出发飞往广岛。曾几何时，塞班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日本殖民地，但美国海军陆战队1944年登上该岛后，日美两军展开了一场激烈厮杀，短短几天，就有至少两万五千名日军和四千名美军丧生。但最惨的莫过于成百上千名平民——多为妇孺——选择跳崖，集体玉碎。一些面露迟疑的人被日军狙击手从身后开枪击毙。人们为这片感伤之地做了记号，标牌上有用英、日双语书就的“玉碎崖”字样。年轻的日本游客嬉笑着互相拍照，其中绝大多数是姑娘。

只有在要讲究等级尊卑的时候，日本人才会变得庄重肃穆，肃穆得近乎压抑。就在广岛之行的第二天，我来到九州的最大城市福冈。因为有半小时的空闲，我在中央火车站前观看了一场宣传交通安全的仪式。穿制服的年轻姑娘身披“1992年福冈公路安全小姐”的缎带，站姿一模一样，手戴白手套，双手交叉垂于身前，双腿并立。与此同时，一袭黑西装的老头儿神色忧伤，不断呼吁人们遵守交通法规。铜管乐队恭候一旁，乐手直挺挺地站着，毕恭毕敬的样子活像普鲁士军人。福冈市的若干名流也肩挎缎带，佩戴表明各自工作单位的徽章，列队站在演讲者身后，仿佛参加阅兵的将军。他们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听不到窃窃私语。在这里所有人都明确自己的地位，秩序井然；在这里，人们集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战场上杀戮几万万人，而是为了在和平年代倡导安全驾驶。

广岛——这里说的是作为圣地而非现代日本城市的广岛，后者虽然繁华，但了无生机——的有趣之处在于，这座城市的普世主义抱负同它作为日本受害者情结独家纪念地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和平公园外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立着一尊凭吊原爆朝鲜死难者的纪念碑，他们中不少人在战争期间被迫赴日做苦役。在旅日韩侨的努力下，纪念碑于1970年落成。其底座是只巨大的石头陆龟，算是朝鲜人的墓碑。龟身盖满花环、鲜花和写有朝鲜团体名字的千纸鹤墓碑旁有一行字，用英、韩双语写成，说的是两万名朝鲜人的故事他们“圣洁的生命”被“突然从我们身边夺走”。既没安排葬礼也没举办追悼会，因此，“魂魄常年游荡，无法升抵天堂”。这些朝鲜人的灵位不在和平公园供奉之列，日后曾有朝鲜侨民试图将纪念碑移至公园内，但无不以失败告终。广岛市政厅给出的说法是，只能有一座纪念塔。而这座纪念塔上没有朝鲜人的位置。

1946年初，广岛县知事曾邀请大批当地名流为重建这座几乎消失的城市献计献策。小说家太田洋子在原爆中幸免于难，她希望重生的广岛能多栽些树。“我希望梦想和现实能和谐交织在一起，丰富市民的生活。”她曾表示。某位献言者觉得有必要丰富文化生活还有一位（寺庙住持）希望看见整座城市里佛教庙宇林立。但是最轰动的建议出自吴港市副知事。吴港是广岛郊外的一座港市，战时为大批战舰的建造地。他想要“保留大片焦土，用以缅怀和凭吊过去，并祈求永久的世界和平”。

一些人对这一愿景未能实现心存遗憾。自1980年代起，来自大阪的原高中教师宇野正美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大谈向犹太人学习的必要性，特别是他们主宰世界的方式。这些书卖出了几十万册，其中一本名为《美元变废纸的那天》，里面一个章节写到了广岛。宇野写道，应该保留广岛满目疮痍、断壁残垣的样子，就像奥斯维辛被犹太人刻意保留下来一样。(39)通过让全世界了解他们的殉难，犹太人保住了自己的种族认同，恢复了他们的阳刚气概。与之相反，日本人在遭到美国人诓骗后，误以为应立即着手重建广岛，扫除日本人的苦难痕迹。结果是战后的日本人缺乏认同感，他们的阳刚之气也因为美国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宣传变得一蹶不振。

这是一种极端立场。少有日本人会走此极端，纵然作为读者，他们或许会觉得这种观点具有煽动性，但并不让人反感。倘若撇开其中的反犹主义元素和让广岛保持废墟状态的观点，宇野的看法在日本民族主义者中间并不缺乏市场。右派向来担心美国人强制推行的战争罪宣传会削弱日本人的身份认同。然而，右翼民族主义者对广岛的关心程度要逊色于对“大东亚战争”的顽固认知（idee fixe），他们认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师出有名的战争。

左派有他们自己的日本殉难说，广岛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举例而言，一种被广泛采纳的看法是，不计其数的日本平民沦为了一场邪恶军事实验或冷战第一波军事打击的牺牲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根据这一论述，美国人之所以投下原子弹，是为了敲山震虎，吓退有可能出兵日本的苏联人。这种看法起码还值得一辩，但认为投下原子弹是种族主义试验的看法则不那么合理，因为原子弹是为了对付纳粹德国而开发的。尽管如此，许多日本人对此仍然深信不疑。围绕这一话题涌现过一些文学作品，比较荒诞不经的一本由河内朗所作。(40)河内曾在联合国工作，他认为原子弹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蓄意策划的一起种族灭绝。宇野正美也抱有类似看法，声称这些种族主义者是犹太人。需要重申的是，此类观点都很极端，但就日本期刊的内容和畅销书目来看，其与主流舆论的距离并非那般遥远

不过，左派和自由派可不会一心想着要为“十五年战争”辩解他们秉持另一套看法。在他们看来，原子弹是上天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某种惩罚。在领受过这独一无二的苦难并吸取教训后，在经过地狱之火和炼狱的淬炼和洗涤后，可以说，日本人已经有权——甚至有神圣义务——去评判他国的行为，特别是美国。只要对方一露出违背“广岛精神”的迹象，日本就有权对其指手画脚。这是所谓和平教育的要义，左派日本教师工会对之大力弘扬，保守派政府则疑虑重重。和平教育传统上指反战主义、反美主义，以及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强烈同情，尤其是中国。

在纪念原爆一周年之际，幸存者聚集在一所神道教寺庙，高举写有“世界和平始于广岛”这一口号的黑色横幅和旗帜。1987年8月6日，广岛市知事宣称：“世界依旧为‘权力哲学’所控制，我们必须让全世界都信仰广岛精神。”这意味着，从盟友日本处获得后勤和财力支持的美国只要一动武——比方说在朝鲜、越南或者波斯湾——就会被视作是对原子弹受害者的背叛和对广岛精神的致命一击。

*****

至少从某一点来看，日本的左翼和平主义同常和右翼有联系的浪漫民族主义存在共通之处：两者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怀怨恨。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浪漫的和平主义者则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且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

关于原爆给长崎留下的精神创伤，黑泽明拍过一部充满感情的电影《八月狂想曲》（Rhapsody in August）。该片不仅是对原爆的一曲哀歌，也是对记忆流变为历史、而历史又迅速被遗忘的一声叹息。柏林的一份报纸曾刊登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黑泽明的访谈。作家问黑泽明，“这种历史健忘对日本的未来和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意味着什么”。(41)黑泽明答曰，日本人不爱公开谈论原爆。“特别是我们的政客，他们缄默不语，也许是因为忌惮美国人吧。”除非美国有朝一日向日本人道歉，“否则这出戏将永无终结之日”，黑泽明说。

诚然，占领期间，美国当局不希望日本人对原爆念念不忘。他们不想日本人产生受害者情结。战后最初几年，关于原子弹的话题只有科学类书籍才获准出版。就算到了1949年，广岛市政府力推的电影《广岛的事再也不要重演》（No More Hiroshimas），也因为占领当局反对片中出现“原子弹导致破坏和人类痛苦”的场景而流产了。(42)直到1950年，也就是占领结束前一年，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夫妇的画作《原爆图》还不得不改名为《1945年8月6日》。

不过，黑泽明还是说错了，因为二战中很少有事件会像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后者受关注度要小得多——那样，得到过如此密集和频繁的叙述、分析、哀叹、还原、重现、呈现和展示。长崎之所以被淡化，不仅因为广岛率先遭到打击，还因为长崎的军事目标比广岛多。位于长崎的三菱工厂为日军制造了大量军火。除此以外，还有一层鲜有提及的因素：长崎原爆的位置恰好在社会弃儿和基督徒的生活区。长崎市余下大片区域躲过了一劫，这点也和广岛的情况不同。详细探讨原爆会揭露令人难堪的隐情，所以最好还是闭口不谈。然而，战争差不多刚结束，以广岛为题的小说就算不能出版，也已见诸文字。1983年，一批总共十五卷的日本原爆文学精选集问世。(43)

占领甫一结束，就涌现了大批原爆书籍和电影，多半带有反美色彩。据我猜测，占领期间的报刊审查制度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一大原因。被封杀之事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另一个原因在于导演和小说家的政治背景。一些人素来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心中充满了对西方的不信任感，尤其是美国。另一些人在战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迫于军事当局的淫威才不得不改弦更张，效忠帝国大业。但即便战后他们重新捡起过去的信仰，也没有带来一场彻底的改变。敌人依旧是同一个——贪得无厌、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美国。

因此也就有了诸如《广岛》（Hiroshima）这样的电影。(44)影片摄于1953年，导演是关川秀雄。在影片结尾的一幕里，美国游客购买被制成纪念品的原子弹受害者骸骨。恨意较之更深的，是一本出版于1969年的连环画《黑水之河》（In the Stream of the Black River）。故事围绕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展开，她在原爆中捡回了一条命，但因为辐射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不过在告别这个世界前，她要好好报复那些“白皮猪”。她当了“野鸡”，专接美国大兵的客。这是等级最低的妓女，“被淹没在恶心外国佬的体臭中”她要给所有那些“仍在日本设有军事基地的战争狂留点儿纪念品”她要让他们染上梅毒，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凭什么那些战犯不被送上审判席？”她声嘶力竭地向同情她境遇的警察哭诉，后者拽着她离开了街道。“永远别忘了原子弹是如何折磨妈妈的。”她告诉自己天真懵懂的幼子。这则故事发表于Manga Punch，一份发行量上百万的画报。

不过，撇开这些谩骂，广岛的神化及对反战的膜拜，其产生的前提倒不是美国人有多坏，更多是来自纯真惨遭戕害的印象，以及世界将要覆灭的幻想。方才还是一派祥和的生活场景——儿童欢笑姑娘歌唱，家庭主妇打扫卫生，老实巴交的男人辛勤劳作——紧接着，转眼之间，这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广岛和奥斯维辛之间的对比正是基于下面这种观念：广岛和屠犹一样，不是战争的一部分，甚至与之毫无关联，而是“发生在世界末日的某件事”(45)。这席话出自小说家太田洋子之口，她在《尸横遍野的城市》里回忆了自己作为广岛原爆幸存者的经历。“我们被一股力量夷为平地，它既霸道又野蛮，而且不属于战争”，它或许是“新近出现的一种天体现象”顺道提一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田也是欢欣鼓舞的诸多日本人之一，她“感到内心燃起一团全新的火苗”。

从左派的角度来看，广岛神化的所有准宗教元素在小田实的小说《原子弹》里都有，168页上就出现了描写原爆的段落。(46)一位年轻娇美的日本姑娘正要把一束鲜花送给病房里的一名马来亚学生病号。此举唯美而纯真。接踵而至的是“一声非自然的巨响，似乎天塌了下来”。此情此景，让一位熟谙欧洲历史的日本兵回忆起了《伊利亚特》里的众神之怒。

在小田的作品里，每个美国白人嘴里都会蹦出种族主义的污言秽语：“‘所有学者都是犹太人。’威尔（Will）说道。这句话似乎激起了肯（Ken）对犹太人的厌恶，因为他张嘴就是一通骂骂咧咧。世上最垃圾的民族是日本鬼子，接着就是犹太人。”读者由此不难得出结论：轰炸广岛是一项种族主义行径。但在小田的文字里，日本人在对待朝鲜人和其他亚洲人时一样也是种族主义者。故事中真正正派的智者只有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成员。部族的传统禁止族人拿起武器，他们那端坐在沙漠里的老者具有预见世界末日的能力。广岛原爆真是世界末日么？部落里一位弟兄乔治（George）问道。“‘没错，兄弟，是末日，’郎（Ron）信心十足地回答，‘这世界看起来难道不和太阳一样通红么——或者说，这火球比太阳还要耀眼一百倍？人们被活活烧死，尸体黑得像焦炭。’”

这是佛教地狱说里的景象，四周都是鲜血淋漓的人，被熊熊烈焰所包围。原民喜和太田洋子一样都是广岛原爆的幸存者，著有小说《夏之花》。他眼中的世界末日在降临前，率先登场的是一段天气描写，笔触充溢着好莱坞战争片或莱妮·里芬施塔尔[2]作品中那种不祥之兆。(47)“黑压压的天空下，群山分外绿意盎然；濑户内海的小岛也愈加轮廓分明。在最猛烈狂风的拍打下，海面，平静的海面似乎每时每刻都会卷起惊涛骇浪。”这里的景色描写为瓦格纳式的世界末日做了铺垫。最终，从“中世纪佛教地狱画卷中散发出的昏暗至极的绿色微光”，为这一过程画上了句号。1951年，或许是因为朝鲜战争郁郁寡欢，原民喜卧轨自杀。

1950年代，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夫妇将佛教地狱说搬上了现代画布，为其取名《原子弹——广岛》（和《1945年8月6日》不是同一部作品）。我在广岛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到了这幅画。其横跨四块画板仿佛一面日式屏风，具有传统日式元素，但构图中也有类似基督教里人类堕落的画面。遍体鳞伤、烧得面目全非的死尸似乎从画面顶端散落而下，明晃晃的闪电仿佛在暗示这是天神降怒。疯狗的血盆大口里叼着死婴，烧焦的死尸用绳子捆绑起来，乌鸦啄食着残缺不全的尸体。一大群没有面目、黑不溜秋的人像排成队的焦炭一样迈着步子，似乎是在去向炼狱的路上。

悬挂丸木夫妇画作的白墙上有一行字：“广岛和现代艺术：‘广岛的核心’，人类的普世主题。”我又看了一些别的展品，很明显安塞尔姆·基弗[3]的艺术风格为其打下了烙印。不过，对比基弗在战后本国废墟里筛选德国历史和文化的碎片，他远在广岛博物馆里的仰慕者关心的只有广岛精神。比方说，荒木高子[4]的陶瓷书——颇有基弗铅质大部头的风范——取名为《原子弹圣经》，希伯来语字符经过烈火的炙烤。除此之外，还有一面丝绸屏风（基弗从不使用丝绸），名为《1945年8月6日》，创作者是上野泰郎[5]。作品展现的是身处死亡阵痛中的人类，主色调为红色，佐以金色点缀。

所有这些作品都缺乏一种对1945年8月6日原爆以外广阔世界的认知。广岛完全是孤立的。展品名册编撰者之一、美术教授桑原住雄（Kuwabara Sumio）留意到了这点，他援引了香月泰男[6]的话。香月以西伯利亚日本战俘为主题的画作震撼人心，但是并未被广岛博物馆收录在内。他的作品是日本国内唯一能够在思想深度上与基弗比肩的。香月自己曾是战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这没有让他顾影自怜，相反，他色调黑暗、几乎完全抽象的作品——举例而言，其中有几幅画是用掌印所作，就像留在刑讯室墙上的血手印——让人对残忍和苦难的想象远远凌驾于具体事件之上。在去往西伯利亚某战俘营的路上，香月看到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这是一名日本兵的尸体，死者因为心狠手辣犯了众怒，被群情激奋的中国百姓私刑处死。香月将这具“血红的尸体”同原子弹受害者们“焦黑的尸体”进行了对比。

“关于焦黑色尸体的故事，”他说道，“在过去二十年里讲了又讲。广岛和奥斯维辛成了二战的象征，这些无辜之人的惨死衬托出战争的普遍残酷。焦黑的尸体让日本人觉得自己才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他们异口同声地叫道：‘莫让广岛重演！’搞得好像除了美国人扔的原子弹外，战争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对于战争真实本质和反战运动真实基础的深刻洞察，必须来自那具血红的尸体。”

此言不虚。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宗教比喻和广岛宛如地狱般的景象（凭良心讲，广岛遭遇的轰炸的确如同炼狱）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是日本人的顾影自怜。关于佛教地狱说发挥的作用，不少基督徒——尤其是敬虔派教徒——都会认同。他们相信，反思恶行会得到救赎。正视地狱，就能超越地狱。那些成功做到这点的人会在道德境界上得到升华，散播世界和平的福音将不再遥不可及。这种观念为多数拥有普世抱负的宗教所共享，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

当然了，倘若地狱并非自己一手酿成，那么直视它会较为容易。日本人对广岛的受害者感同身受，而德国人却不可能因为奥斯维辛生出受害者情结。日本人的罪孽被消解在全人类的罪孽中。这点让日本人同时选择了两条路：一条是民族之路，即他们是原子弹唯一的受害者；另一条是普世之路，意指他们是广岛精神的倡导者。投身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主义者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定义日本人的自我认同。话虽如此，我胸中依然存在疑问。这种态度是否真的同许多希望将奥斯维辛“内化于心”、并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审视奥斯维辛的德国人，在立场上有着天壤之别？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德国人，他们的民族性更多以历史、道德和宗教精神为基础，而非公民权

这种准宗教历史观的问题是，它使得以世俗化口吻探讨历史事件变得十分困难。对极端邪恶形成的印象独一无二，且凌驾于人类解释或理解力之上。对它的阐释不仅狂妄自大，而且还不道德。假如说奥斯维辛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广岛更是如此。讽刺之处在于除非一个人信奉希特勒杀气腾腾的意识形态，否则奥斯维辛便不可能翻案，但广岛与之不同，对其进行核毁灭的理由最起码也是可以公开付诸辩论的。原子弹也许拯救了生命，也许缩短了战争进程但此类论点与广岛精神格格不入。

1992年7月，联合国裁军大会在广岛召开。这是日本人经年游说的结果，他们希望能在“世界第一个遭受核打击的城市”举办这一年会。从表面上看，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直到某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捅了篓子，抛出广岛原爆“结束了二战，并拯救了一百万日本人的生命”的高论。他还补充道，这一事件的恐怖程度有助于避免核战争。由此可见，广岛和长崎的灭顶之灾实际上又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日本人闻之怒不可遏，报纸社论纷纷讨伐这位教授鞭笞他不了解受害者的立场。《朝日新闻》“再次感到气愤难平”评论说“除非美国摆脱此类看法”，否则它将遭到无核国家的强烈反对。(48)

《朝日新闻》继续写道，撇开这一风波，大会应当说是圆满成功的，因为与会者——当中不少人都是生平第一次造访广岛——“无不对和平纪念博物馆里的展品和遗迹表达了震惊之情”。他们还一道“合唱了《为广岛祈福》”。只有英国作家阿兰·布斯（Alan Booth）在英文版《朝日新闻》里点评此事时，指出祈祷、仪式和不谋而合的观点并非大会通常的目的所在。(49)

*****

在广岛，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他们是无辜的。然而，在日本对外战争史上，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正如《广岛和平读本》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所阐明的那样：“作为军事重镇的广岛固若金汤，得益于明治和大正[7]时期连绵不绝的战争和事件，人口越来越多，城市也益发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

井伏鳟二的小说《黑雨》是取材自原爆的少数几部文学杰作之一，作品背景设为军国主义和政治专制。(50)这本书在开篇有一段场景描写，地点是距原爆中心不远处的一座桥梁。爆炸前不久，初中生被勒令聆听军队训话，高唱爱国歌曲。小说末尾处，在作者一遍遍描绘了原爆及其留下的惨象后，广岛市知事令军民继续战斗：“广岛市民们——损失也许惨重，但这就是战争！”

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然而，1987年，当广岛本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希望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之所以发起设立“侵略者一角”的吁请，是受到了大阪初中生的激励。学生们要求和平博物馆馆员对日本战争责任作出解释，这让后者脸上无光。同上百万人一样（包括每年六万名儿童），他们被人领着，参观了原爆留下的恐怖遗物：在高温中扭曲变形的瓶子蘑菇云的照片、衣物碎片、放射线在门前阶梯上留下的奇怪痕迹还有与真人一样大小的静物人像：一个个面目全非的人艰难地穿过废墟，液化的皮肤就像熔化的蜡一样滴垂。

估计是因为受到了老师的鼓励，大阪初中生希望看到的可不只这个恐怖之屋。他们想要知道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同时，他们还要求官方承认某些在原爆中遇难的朝鲜受害者曾身为奴工这一事实（大阪和京都、广岛一样，至今仍有大批朝鲜侨民）。这两个要求都被拒绝了。于是广岛本地人——多为基督徒、反核活动家，或参与帮助被歧视的少数民族——成立了一个名为“和平联系”的团体自然而然，这个团体遭到了右翼民族主义组织，譬如“日本爱国党的反对。后者在和平公园周围举行集会，用卡车上的车载扩音喇叭高声播放爱国歌曲。爱国者似乎占了上风。据某位和平活动家的说法，广岛市政府对“侵略者一角”这个建议持反对意见。

这件事有诸多讽刺意味，其一在于，反核活动家认为原爆是一项罪行，但右翼反对派中的一员却不这么看。“忧思与国家修复协会主席前田和良（Maeda Kazuyoshi）认为，原爆拯救了日本，使其未被完全摧毁。但是他坚称，战争责任不应尽数算在日本头上。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支而已，他说。

我向和平纪念馆馆长川本义隆（Kawamoto Yoshitaka）询问为何设立“侵略者一角”的建议被否决了。川本是个市政官僚，为人彬彬有礼，穿着一套蓝色哔叽西服。他冲我耐心地笑笑，说道：“我们这儿没法搞这种东西，侵略者在东京。我们唯一的目标是展示发生在1945年8月6日的事。”

在同他交谈的过程中，川本在普世性命题（“人类”、“世界和平”和具体国家维度之间来回切换。我感到，他在向外国参观者介绍日本民族性格一事上轻车熟路。他告诉我，日本人悲伤时会纵声大笑，日本人和彼此交流时不必开口说话，日本人只会从主观视角思考问题，日本人懂得“物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那么日本年轻人是不是也这样呢？我追问。

“年轻一代再也不懂隐忍的艺术了，”他说道，“而且他们不了解我们当时的生活状态。您瞧，他们跑到这儿来跟我说，日本人也犯有战争罪行，但他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只是重复左派老师的话而已。”

川本接着说道，要在年轻人能理解的层面上解释过去，这点十分重要。现在的年轻人不读书，所以你必须给他们提供视觉信息。嗯，对，但除了原爆外，难道不该给他们讲讲战争史么？那当然，那当然，他回答，但这不是本馆的使命。那它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我追问。

他笑了笑，觉得自己可以松口气了。“您瞧，这座博物馆其实不能算是一座博物馆，建造它的幸存者是想把这儿变成一个缅怀罹难者、为世界和平祈福的地方。人类必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就是广岛必须坚守的原因。我们必须回归到事物的根本，必须思考人类团结和世界和平。要不然，我们最后只会为历史争得不可开交。”

战争的历史，或者说任何历史，的确都与广岛精神无涉。这也就是为什么奥斯维辛是日本官方唯一允许拿来和广岛作对比的事件。其余所有事都太有争议了，与“历史长河”的关联又太紧密。1980年代末，吴港市知事曾提议在广岛和吴港之间的某个小镇建造一座奥斯维辛纪念堂。广岛知事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反战市民团体也不反对，但是他们坚持要求把建造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作为一大附带条件纳入到这个项目中来。方案悄无声息地流产了。

不过，距离广岛不远的一个地方——乘火车的话大概要一个半小时车程，轮渡的话四十分钟可到——则提醒世人日本历史还有另一面，与1945年8月6日所发生的一切无关的另一面。大久野岛是濑户内海上的一个小岛。一下渡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成群的兔子。它们在整洁的小径和清新的草坪上奔来窜去，就像点缀在自然风景之间的一簇簇白色绒毛。这些兔子很温顺，肯给人摸。岛上除了一座外观看似医院的大酒店、几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建筑遗迹、一门与日本本岛隔海相望的旧式炮台外，就没什么其他景物了。防波堤附近有一栋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名为“大久野岛毒气博物馆”。

那些温顺的兔子是实验室动物所繁衍的后代，岛上的毒气工厂用它们来试验芥子气等致命毒剂。这是日本帝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毒气工厂。战时曾有五千多名工人在此工作，不少是妇女和学童。大约一千六百人因接触氢氰酸、神经毒气和路易氏（lewisite）等毒气而丧命，一些人终身致残。中国官方的资料声称，有多达八万余名中国人成为这座工厂所制毒气的牺牲品。日本军方高度重视该岛的保密工作，以至于它索性从日本地图上消失了。

战后，这一切鲜为人知。美国人于1945年登陆后，拿走了数据资料，将大量毒气倒进大海，然后一把火烧了工厂。岛上酒店的位置过去正是工厂主车间所在地。当年的发电机和部分储藏室的遗迹依然能一睹究竟。只有到了1980年代，一位名叫吉见义明的年轻日本历史学教授在美军档案里挖出一份报告后，世人才知道，原来日本人在岛上及周边地区藏匿了一万五千吨化学武器。另外，广岛地底下还埋藏着一个重达两百公斤的芥子气贮藏罐。

工厂工人中的生还者——不少患有慢性肺病——在1950年代曾恳请官方承认他们经历的苦难，但政府予以拒绝。如果政府给工人发放赔偿金的话，等于正式承认日军从事了非法行为。有关化学战的只言片语刚溜进日本学校教科书中，文部科学省便迅速将其删掉了。

但是，对于毒气工厂的记忆从未彻底掩盖。1975年，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的确遭受过毒气侵害的生还者终于得到了些许赔偿。1985年，政府为战时死在岛上的工人立了一尊小型纪念碑。1988年，经过生还者的努力，另一座小型博物馆落成了，借博物馆向导的话来讲，其旨在“向子孙后代传递历史真相”。

说是博物馆，其实只有一间展厅，馆长是身材矮小敦实的村上初一（Murakami Hatsuichi）。他的体格看着十分强健，饱经锤炼，像是当过职业拳手。1940年，十四岁的村上开始为工厂干活，一开始是门卫，薪水颇丰。“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他一心想帮助日本打赢战争，这也是在部队提干的好机会。村上带着我辗转在邪恶的展品之间：一匹戴着防毒面具的木马；毒气弹受害者的照片，他们的皮肤因为伤口和脓肿溃烂已经不成人样；老式毒气罐；女学生在工厂空地上练习剑道的素描；陆军军官在阳光下笑容满面的集体照。

村上的解说很实事求是。他既没有布道说教，也没有满口仁义道德。他对解释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兴趣寥寥，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很实诚。他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看过从美国带回来的资料的话，他是不可能对这个地方的一草一木记得那么清楚的。我询问他这座博物馆的用途。他说：“在喊出‘永不再战’的口号前，我希望人们见识一下战争的真面目。如果光从受害者的角度审视过去，只会助长仇恨。”

他如何看待广岛和平博物馆？“在广岛博物馆，人很容易产生受害者情绪，”他告诉我，“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还是侵略者。我们被教育要为国而战，我们给国家造毒气，我们活着是为了战斗。打赢这场战争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村上看着越来越像职业拳手，他的眼睛眯缝起来，一拳砸在自己的手心里。“你瞧，”他说，“你和别人打架的时候，会对他连踢带打，但对手也会还击。最终，一方会取胜。这种事要怎么去记才好呢？是记得自己被踹过，还是我们挑事在先？如果不思考这个问题，和平就无从谈起。”

翌日，在广岛市内闲逛时，我思量着村上的话。在被小学生问起对和平的看法时，他的这番话并未让我内心的尴尬有所减轻。日本人在广岛地下埋了毒气的事实也不能让原子弹的残酷性减色多少。但这一切让和平公园及其全部圣迹变得更具历史纵深感，而且从上帝手中接过了历史，放在了会犯错的人类手里。

[1]卢尔德（Lourdes）位于法国南部，接近西班牙边界，具有很浓厚的宗教氛围，经常在宗教节日，譬如万圣节、复活节和朝圣期间举办各种游行和庆祝活动。传说卢尔德的天然圣水可治疑难杂症，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2]Leni Riefenstahl（1902——2003），纳粹德国著名女导演，曾拍摄《意志的胜利》这部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

[3]Anselm Kiefer（1945——　），德国画家、雕塑家，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4]Araki Takako（1921——　），日本著名陶艺家。

[5]Ueno Yasuo（1926——2005），日本画家、多摩美术大学教授，日本美术家联盟理事长

[6]Kazuki Yasuo（1911——1974），日本著名画家。

[7]日本第123代天皇嘉仁在位时期（1912——1926年）的年号。

第五章 南京

南京暴行，亦称南京大屠杀，发生在日本陆军1937年12月中旬攻占这座城市之后，距离日军全面进攻中国只过去了不到半年时间。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是侵华战争中最大的斩获。南京陷落的消息一传到日本，便登上了报纸头版头条的位置，日本国内更是一片欢庆。在长达六周的时间里，日军军官纵容他们的手下烧杀抢掠，为所欲为。具体死了多少人并无准确数字，但少说有上万甚至是几十万（中方说法是死了三十万）中国军民——当中有不少还是从其他城市逃至南京的难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数以千计的年龄从九岁到七十五岁的妇女惨遭强奸后被砍断手足，多难逃一死。

但光凭数字还不足以反映出南京大屠杀的野蛮和残忍，同样的悲剧在中国许多城镇和农村里一再上演。数字也无法解释为何暴行会得到纵容。是为了故意恫吓中国人，好让他们屈服？军官的参与似乎说明了有这层因素。但也有另一种可能。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在天寒地冻的冬季一路厮杀，却领不到像样的军饷，吃不饱饭，对他们不加约束或许算是一种犒赏。再或者，这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一支农民军队失去控制？或者如许多日本人坚称的那样，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日期间，有人送给我一本名为《南京暴行》的小册子。尽管这本册子是用日语写的，标题却叫“aturoshitees”，是英语单词暴行atrocities的音译，就好像找不到对应的日语一样。实际上，日语里有很多表示残忍、暴力、杀戮或大屠杀的词汇。然而，“暴行这个词反映的不仅仅是战争不可避免的残酷性。暴行是一种存心施暴的罪恶，不仅违反法律，也违背人伦纲常。这倒不是说日本人不具备这种纲常，或者他们在道德上无法理解这一概念。可是，“暴行同“人权”、“女权主义”、“战争罪”类似，是从西方舶来的现代词汇在右翼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个词有左翼色彩，有颠覆性，甚至可以说反日。

编辑并出版这本册子的是一群中学教师，他们曾造访南京，为的是发掘更多有关大屠杀的史料。小册子里包含了中国目击者的供述、主刑场的地图，以及陈列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部分照片虽然日本人热爱摄影，但他们并未留下大量记录自身暴行的视觉档案。日军的查禁制度很严，但就已有的相片和录像资料（多为西方传教士所摄）来看，足以让人对当时情况形成大致印象。这些照片当中，部分是日本摄影师拍的，部分出自中国或外国目击者之手照片里的中国人有的被用作刺杀训练，有的被机枪子弹射中后跌入土坑；惊恐的女人在稻田里抱紧赤裸的身子，想要遮住她们的私处有挥刀取人首级的日本兵和长江边上堆积如山的尸体；有些女性死者的阴部还被塞进了竹签。

这些照片取自新闻纪录片，其中一些被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用在了他执导的电影《末代皇帝》（Th Last Emperor，1987年）中。影片在日本上映时，日本发片方松竹映画决定在不告知导演的情况下私自删除这些镜头。贝托鲁奇发现后，发片方辩解说是影片的英国制片方要求删节——因为发片方已经料到，英国制片人恐怕会觉得这些场景“太过毛骨悚然，日本人难以接受”。贝托鲁奇和他的英国制片人勃然大怒，恢复了被删掉的镜头，松竹映画随后为这一“巨大误解”致歉。

没有证据显示发片方是在受到政府或任何人的施压才进行了删改。可信度最高的一种解释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产生负面宣传效果。极右翼组织可不好惹。况且，鉴于身陷争议在日本永远都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有时甚至意味着人身风险，所以要探讨某些可能会招致不必要注意的问题便需要一定的勇气。

南京大屠杀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它已成为日本在亚洲战争中野蛮行径的首要象征。在东京战争罪审判过程中，南京大屠杀所激起的反响可同纽伦堡审判中的奥斯维辛相比。而且作为一种象征，它和奥斯维辛、广岛原爆一样，很容易被神化或被曲解。

在日本的学校，有关此事的争议被官方以沉默的方式压了下去。一本典型的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充其量如下：“（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此外附加一条脚注进行解释：“据报道，当时日军杀死了包括平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日本也因此遭到了国际舆论的批评。”这就完了，但即便这点只言片语，也让一些保守派官僚和政客难以接受，他们希望彻底删除这些段落。

因此，当中学老师、《南京暴行》编辑之一的森正孝（Mori Masataka）给学生们放映了一部以大屠杀为题的纪录片后，他们都惊呆了。森老师让学生们写下观后感，得到的反馈高度雷同。比方说这里有篇文章，作者是十三岁的女孩律子，她是这么写的：“说到战争，我能联想到的一直是广岛和长崎，但是核打击发生在1940年后。在这之前，日本做的事要坏多了。看着录像，这一切仿佛不是真的。以前我只知道日本是战败方，但我们日本人务必要了解1940年前发生了什么。在看这部录像时，对我灵魂触动最大的是当中国人被杀害时，日本兵却还在哈哈大笑。他们怎么笑得出来？我没法理解那时的日本人是什么心态……”

学生们生平第一次知道原来日本人还是侵略者，老师要的就是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森和几乎所有投身和平教育的教师一样拥有左派思想。尽管他能寄希望于曾几何时如日中天的日本教师工会中普通成员的同情，但鲜有人像他那样热衷此事。他告诉我，多数同事倒也不唱反调，只是无动于衷罢了。大多数人都选择不去招惹是非。森的录像和小册子在一小群志同道合的教师中间秘密传播，有别于文部省审定的学校教科书中避实就虚、轻描淡写的官方历史观发出了另一种声音。(51)

这些书反映了一种出于必要而有所简化的政治观点。日本人是“侵略者”，“入侵”中国，他们的行为“既罪恶又残暴”。中国人则要么全是“英勇的抵抗者”，要么是“无辜的受害者”。在一本宣传册里，森正孝记录了一次南京之行，这次经历让他“感到尽管痛苦但有必要从侵略者角度重新审视历史”。这也成了他要求学生做的事：以侵略者视角取代日本人的受害者情结。

有个叫泰子（Yasuko）的十四岁女生（在1991年）表示：“我们常听闻纳粹使用恐怖手段杀死他们的受害者，但日本人一样恶贯满盈。不然那些日本兵在砍下中国人头颅的时候，脸上怎么还会狞笑？他们在杀人，居然还笑得出来？看到那些插在竹竿上的人头我真是不忍直视……”

这部影像资料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还原历史。显而易见，“天皇体制”下穷兵黩武的种族沙文主义被归结为这场战争和暴行发生的原因，但给森正孝的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兵脸上的狞笑官方在对待过去态度上的躲躲闪闪受到了一幕邪恶景象的挑战，作恶者是“当时的日本人”——学生的父辈和祖辈——而且还面带笑容。用他们老师的话来说，通过思索“南京地狱”的成因，并通过身份认同的视角审视历史（侵略者的身份），学生可以“创造明天的历史，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携起手来”。

如上文所述，这是一种政治观念，但森的态度同时也是对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谓的基督教“罪文化”与儒家“耻文化”之间区别的质疑。战时，为了帮助美军情报官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她写了《菊与刀》，并在书中对二者作了区分。(52)在本尼迪克特看来，“顾名思义，一个主张绝对道德标准并依赖人类形成良知的社会就是一种罪文化……”但在“另一种文化中，耻感是主要的惩戒手段。与我们期待的相反，人们并不会为一些行径自感有罪，他们有的只是懊悔”。然而，“这种懊悔不像罪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得到缓解……”，“某人哪怕是向聆听者坦白了他的过错，也不会感到宽慰。只要他的劣迹‘不闹得满世界都知道’，就没必要心神不宁，因而忏悔在他眼里只能是自寻烦恼”。

这是一种对人类行为机械式的看法，具有典型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家的特色。不能一概而论地说这种看法就是错误的，但其解释力充其量只能说十分有限：因为例外实在是太多了，有太多的德国人连一丁点儿忏悔念头都不曾动过；也有太多像森正孝这样的日本人一心想要公开他们国家的“罪孽”，他们的努力显然是一种赎罪的举动。这也正是他们前往中国和东南亚并向昔日受害者道歉的原因。不管怎么说，罪感和耻感并不像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容易区分。部分德国人身上那种夸张的亲犹主义是出于个人罪感呢，还是民族耻感？这同在华旅游的日本老人跟每个中国人都热情地打招呼，好像老友重逢一样，又有什么区别？况且，米切利希夫妇在《论无法哀悼》一书中难道不曾提过，“否定的过程会以同样的方式，延伸至罪感、哀感和耻感中”么？这对学术伉俪在1950年代评价德国人时写道，许多时候人们供认过去，“只是为了拿别人的罪孽来抵消自己的罪孽。据称，许多惨剧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敌人动手在先，有必要作出回应”。不少日本人过去操持的正是这番论调，至今依然如此。而这也正是森正孝坚持要学生从侵略者角度看待过去的用意。

孩子们的心里自然是久久不能平静。伴随极端暴力一起出现的戏谑元素总是让人格外震惊。党卫队看守喜欢管常规拷打集中营囚犯叫“找乐子”；逼迫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人参加足以致命的体育锻炼是“找乐子”；让拉比骑在各自背上，再将他们殴打致死也是“找乐子”。当受害者不仅要被肉体消灭，还得蒙受羞辱之苦时杀戮就融入了戏谑的元素。在折磨和杀戮之事上别出心裁，本身就成了某种娱乐。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件事竟然是一场杀人竞赛，恐怕绝非巧合。这并非最骇人听闻的暴行，但有着一切能激发想象力的虚构元素。这是一则关于无法无天和跋扈恣睢的故事。事情过去四十多年后，日本国内围绕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两位年轻的日本军官N中尉和M中尉（译注：即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丙级战犯）在进入南京城途中决定比试剑法：谁率先砍下一百个中国人的头颅，谁就是赢家。于是，两人一路砍杀，并割取受害者的首级作为战利品，俨然一副真正武士的姿态。最终，M中尉的战绩是一百零六个人头，N中尉则斩获了一百零五个。

这则故事登上了东京一家主要报纸的版面，标题颇为惹眼：“谁先实现‘百人斩’！两名中尉均声称已砍下八十个人头。”(53)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藏的一张照片里，这对朋友乐呵呵的，神色富有朝气，精神饱满。N中尉在报道里吹嘘自己连砍五十六颗人头都没把祖传武士刀砍钝。紧挨着的一篇报道标题如下：“快速投球取得进步！”刊发此文时，诸如棒球术语这种“危险的”美国玩意儿尚未被政府审查员取缔。

后来，回到日本后，M中尉改口了。在就读过的高中讲话时他声称自己实际上只在实战中砍下四五个人的头颅，至于其他的么……“我军攻占南京后，我面朝沟渠站在一旁，然后叫支那战俘朝前站。支那兵都很蠢，一个接一个来到沟渠前，我就干净利落地砍下他们的脑袋。”(54)即使这番话也可能只是子虚乌有的自吹自擂一位参加过南京攻城战的日本老兵告诉过我，这类故事多半都是瞎编的，或者至少也经过了日本记者的添油加醋，后者被勒令写点英雄事迹的稿件，好鼓舞国内大后方军民的士气。

总之，“百人斩”的故事在日本很快被淡忘了，在中国却成了战争野史的一部分。本多胜一是《朝日新闻》的名记者，他从他人处得知了南京“百人斩”的故事，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系列文章的主题，文章于1981年结集成册，文集取名为《中国之旅》。(55)这本书的出版启发了森正孝，让他对日本的对外战争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同时它也在右翼民族主义圈子里引发了一阵骚动。因在作品中对比日本人和犹太人而闻名遐迩的山本七平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本多的报道。一些在需要捍卫国家颜面时总会“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讨伐的行列。整件事由此发展成“南京辩论”（Nankin Ronso）。1984年，田中正明出版了一本驳斥本多的书，《“南京大屠杀”之虚构》。(56)

这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被批评者冠以“goyo gakusha”的头衔。这个词很难译，大意是指“御用学者”，负责为政府说好话。这些人（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也许并不为学界所尊崇，特别是史学界——多数历史学家至今仍是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上电视，作评论，开讲座，给通俗刊物撰稿，因此对公众舆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专业的历史学家，田中本人退休前是记者。

的确，围绕日本对外战争的辩论几乎完全发生在日本大学之外，参与者有记者、业余历史学者、政治专栏作家、民权运动家，等等。这意味着，诸如田中正明之流所抛出的荒诞理论从没有得到过专业历史学家严肃的驳斥。原因之一是研究现代史的日本学者凤毛麟角。直到战争结束前，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学者如果把现代史作为写作内容的话，会被视为危险的颠覆分子，甚至是妖言惑众之徒。毕竟，天皇体制具有神圣性。另一原因在于，现代史的学术地位并不高，其充满变数、政治化，争议不断。1955年之前，东京大学连一位现代史专家都没有。历史在19世纪中叶就陷入了停滞。直到现在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依然认为，现代史还是留给记者去评议比较好

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观点并不高明。田中等人指出，一个人不可能有体力砍掉一百个人的脑袋，同理，日军也就不可能在几周时间里虐杀十多万人。另外，田中写道，当时没有一份日本报纸报道过屠杀，那怎么就突然出现在东京审判中了呢？他承认有些无辜平民在交火中丧生，但他们的死纯属意外。个别日本兵肯定有些粗野但那是“战争心理”造成的。总之，“田中们”的结论无一例外都是因为经过精心策划，广岛原爆这一罪行要严重得多。“不像欧洲或中国”，田中写道，“在整个日本历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广岛那样）有预谋、系统性杀戮的事件。”这是因为日本人同中国人或西方人相比，“价值观不同”。

姑且暂时抛开日本人价值观更复杂这一论点，田中关于系统性杀戮的观点倒还值得关注。既然作为暴行符号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屠犹”，对二者加以区分就显得很重要。但是就连“御用学者”的左派对手也认为这场屠杀并不具有系统性。举例而言，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就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和惨绝人寰，“但这或许是对淞沪抗战中守军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57)家永对正统保守派观点的强烈批评态度无可指责，尽管这对他的学术生涯未必起到过什么帮助。但即便是他，也会为右翼卫道士的看法进行辩护：“在战场上，人面临生存的终极选择，要么生，要么死尽管一些极端行径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无法避免。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奈后，若仍按照一项理性计划实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恶的凶残行为。我们的德国‘盟友’设立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以及我们的敌人美国投下的原子弹，都是理性暴行的经典案例。”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日本以外，海纳·穆勒尝言原子弹是“末日审判的科学替代品”(58) ——他还说过奥斯维辛是“启蒙运动的终极阶段”。在穆勒看来，对此的回应是让战争变得人性化，用人与人的战斗取代科学的杀戮，因为“战争是交流，战争是对话，战争是自由时间”。

另一种论调是，战争就是找乐子。如果拿“百人斩”来隐喻南京大屠杀的话，会让其显得更人性化，或者就算是暴行，起码也比毒气室和原子弹更人性化吧。好吧，也许是吧。南京屠城的元凶并不是某种足以毁灭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灭亡整个民族计划的一个步骤。但问题在于：六个礼拜当中，对数以千计的女性先奸后杀，并屠戮上万甚至没准是数十万手无寸铁的人，还能算是战争白热化时期的极端行为么？这个问题问得很有针对性，尤其是当意识形态被拿来为极端暴力开脱时，更是如此。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唆下，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

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最耻于承认的一点，而左翼教师、活动家和学者则希望对此进行强调。森正孝的录像带一上来就是一幅象征日本皇家的菊花图案和部队行军的军靴声。对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国主义崇拜）所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也就是它成为战后和平主义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鉴于这一原因，南京大屠杀或任何日本极端侵略行为的范例都必须被忽视、淡化和否认。

这一象征背后的政治立场高度分歧，盘根错节，有碍于对193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进行理性的历史辩论。正方越是坚持日本有罪，反方就越是极力否认。南京辩论中的论调，特别是修正主义者的言论，既不理性，也与历史无关。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里，田中正明指控本多胜一和他供职的自由派报纸散播“敌国宣传”。修正派的另一员干将渡边升一为田中的书作序。和田中一样，他也不是史学家，而是英语文学教授。渡边抨击本多宣扬“东京审判式的历史观”，不仅将罪名强加给“当时的日军官兵，还对所有日本人泼脏水，甚至还牵连到我们未出世的子女”。

尽管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修正主义者只能算二流知识分子，但不能因此就将他们贬为令人不齿的神经病，因为和那些声称屠犹从未发生过的人不同，他们不属于极端边缘派。相反，他们有大量听众，还有如日中天的右翼政客撑腰。人气颇高、能言善辩的政客石原慎太郎曾担任内阁官房长官，他和渡边升一合著过一本书，叫《日本可以说不》。在该书中，作者否认南京发生过任何不同寻常的事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石原被问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他的回答如下：“人们都说日本在那儿搞了场大屠杀，但这不是事实而是中国人捏造的。玷污了日本的形象，纯属一派胡言。”

自由主义左派闻之自然是义愤填膺，向来是少数派的活动家决心有所行动，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无法容忍石原言论之京都市民协会”的组织，发表了一份宣传册，里面收录了石原对社会舆论批评的回应，他的态度有所软化：石原写道，的确，有些台湾人和朝鲜人在被迫赴日劳役后死于原爆，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但他认为没必要对涉及南京的言论作出修改。日本人理应从自身的视角看待历史，因为“如果我们依赖那些把历史用作政治宣传的外国人和他们提供的信息，我们就会处在丧失自我历史观的危险当中”。这又是通过身份认同审视历史这一论点的翻版。

*****

石原慎太郎的言论是我选择在1991年之夏造访南京的一个原因。我下榻的宾馆客房十分闷热，宾馆坐落在一条繁忙的林荫路旁周围一片区域曾是西方国家大使馆和医院所在地——1937年，这里是“安全区”。说是“安全区”，其实根本就不安全。日军时不时会闯入，把男人赶到一起，搜寻藏匿其中的军人。那些手上有茧的被当成农民或工人放走了。剩下的就被当成军人带走并处决，然后抛尸河中。

和我一同入住这家酒店的还有另一些人，大家来自各行各业，齐聚于此，是为了参加一场关于大屠杀的研讨会。会议的两位主办人均是美籍华人，一位从商，一位在纽约当牙医。当牙医的出生在战后，经商的1937年时尚未成年。据他们自己介绍，投身其中是出于爱国热情。其余与会者中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人：一名教师、一名律师、几位大学教授，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位身着便装的警察。此外还有个美国老头儿，他的父亲在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干过记者。他随身带着一块大硬纸板，上面裱着反映日本暴行的旧报纸照片。老头儿时不时会往身后瞄几眼，要是看得上你的话，会给你展示他珍藏的这份宝贝。最后还有形形色色的日本团体，男女都有，不少是学校老师，其中就有森正孝。

会议规模本应更大，与会代表也更多，而且举办地原本安排在南京大学一个体面的会议厅内。但中国官方最后时刻变卦了，决定不予承办。反正两个美籍华人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据猜测，临时变更地点的原因是日本首相突然访华，这时候开会讨论日本战争罪行显得不合时宜。但是热心人士聚在一块儿开场非正义会议，似乎还是可以的。或许，稍微刺激下日本人的良知不能算完全不合时宜吧。

我们喝着茶，等待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幸存者到场，他们承诺会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日本人先是给我们拍照，接着又互相留影。他们多数年届四旬，一些男的留着长发，女性则基本穿着牛仔裤，都不谙英语，也不会讲中文。给他们做翻译的是美籍华裔的牙医，他在日本留过学。

耽搁了一阵子后，幸存者到了，三男一女。他们有着终生在户外劳作的人那种黝黑如皮革的皮肤，身上一袭朴素的蓝衣，男人戴着毛式的帽子。其中有个老头儿一直面带笑容，一口牙几乎掉光了。他是第一个开讲的。他说，日本人闲着无聊，于是朝河里扔手榴弹然后逼他把死鱼捞上来。接着，他们用火把贴着他的皮肤把他“烤干”。他后来被机枪子弹射中，坠入河里，但活了下来。他说日本政府有责任对他作出赔偿。

接下来轮到老太太讲了，她卷起一只裤管，露出一道长长的棕褐色疤痕。几个日本人纷纷凑近了拍照。老太太说道，她当时才两岁被日本人用刺刀捅了。说到这儿，她再也说不下去，因为回忆太痛苦但她想强调一点，日本政府理应赔偿她。

一个身材矮小、神态坚毅的老头儿开口道，1937年时他十七岁日本兵把他从家里拖了出来，跟别人一起带到锯木厂。他被扒光衣服后跪倒在地。随后，这些中国人一个接一个被人用斧子砍倒。他在脖子受到重创后居然设法逃脱，却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付之一炬他给我们看了看伤疤，也说日本人应该赔偿他。

森正孝开始提问，他想知道更多细节。这些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几点钟？地点在哪儿？他拿出一张地图。当时天气怎么样？这些问题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无关紧要，或有些刨根问底，但我很钦佩他的不依不饶。事实对他而言比展现情感更重要。

第四位幸存者告诉我们，他和另外大约五百个人被带到河边他的声音听着有些厌倦，似乎这个故事已经重复了太多遍。他目光迷离，但所讲之事却震撼人心。他说，骑着马的日本军官让这五百来号人排成一行。他至今还记得在他们腰际上下晃动的武士刀。枪声响了，岸边的机枪开火。他伸手抱住弟弟，父亲又站到兄弟俩身后挡住他们。结果，父亲、弟弟和所有人都死了。见到还有口气的日本兵就会补上一刀，确保不留活口。老头儿靠装死才活了下来足足三小时，他躺在血淋淋的尸堆里一动不动。日本人在他和其他死尸身上淋上汽油，就在点火前，他奋力爬了出来。

房间里一片死寂。一位日本女性用粉色手帕擦拭眼泪，另一位日籍教师——从名片来看，他是“缅怀亚太区域战争受害者并将其牢记在心论坛”的代表——站起身，用日语发言，再由人译成中文。“我们希望指出，”他说道，“过去不能仅仅归咎于军国主义。如今，我们自己也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决定每年8月15日造访南京的原因。因为我们感到，只有在得到受害者在天之灵的鼓舞后，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和平。听了你们的讲述，我们感到，中日两国人民可以建立起友谊。听了你们的故事，我们能够一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一位来自南京的医生闭上双眼，唱起歌来，边唱还边和着节奏拍手。见到此举，幸存者们笑了，别的中国人也跟着唱起来。这是一首老歌，纪念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自那时起开始吞并东北。一曲唱罢，人们的演讲更富激情。一位中国律师在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之余，不忘宣示自己热爱和平。他说，政客石原慎太郎冒犯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我们希望所有热爱和平的人都能支持我们，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这个寒酸的房间又热又挤，空气中缭绕着香烟味儿。幸存者迫不及待地想把伤疤露出来给人看，可我对看伤疤兴趣索然。另外，尽管我也认同日本政府有责任正视过去，也认为其在赔偿方面不够大方，但我很反感自以为是的套话。这次会议的基调所传递的信息是，军国主义这一问题不但依旧存在，或许还是日本先天性的痼疾。

我问一位幸存者，他是何时开始公开讲述战时经历的，他回答说是1982年。为什么那时才开始讲？他说是因为日本教科书风波。198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修改教科书，否认日本对侵略战争负有责任。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后，中国政府挑选了南京大屠杀的生还者，让他们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之前，官方并未关注过他们。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但生还者并未提起：南京曾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老巢。“也许吧，”老头儿说，“也许是有这么层政治因素，但我们不会因此感到有什么不同。”

在日本报纸的报道中，1982年的教科书风波缘于“侵略”（中国）一词被修改为“挺进”，另外，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段落也被删去了。这则报道其实是失实的。修改几年前就有了，当时在日本就引发了争议，但1982年教科书修改一事则完全是无中生有。保守派的《产经新闻》为此向读者致歉，《朝日新闻》则没有表示。

教科书问题为公开南京大屠杀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中国政府决定专门建造一座博物馆来纪念大屠杀。这是个充满伤感的地方，位于一片贫穷的郊区，缺乏维护。博物馆周边的村庄自当年日军踏足该地后，并未经历太大的变化：用砖头和泥土搭成的低矮平房，狭窄的小巷里，到处是在泥地上玩耍的小孩；人们骑着自行车去赶集，车龙头下吊着被绳子拴住脖子的鸡，不时发出咯咯的叫声。据说这里曾发生过屠杀。有人告诉我，尘土飞扬的地下还埋着死人骨头。

博物馆是一栋混凝土建筑，外围是一片巨大的假山园林。假山形状各异，大小不同，上面刻着屠杀地点以及死难者人数。博物馆正门上方用中英文刻着一行大字：“遇难人数：三十万。”踏进室内映入眼帘的是走道两旁长长的沙盘，外头罩着玻璃。砂砾中散落着一些人骨和骷髅头，据说是中国死难者的骸骨。从潮湿的天花板垂下的窗帘沾着灰尘和蜘蛛网。大厅里，一块告示牌解释说，建造该馆的目的是“纪念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教育并鼓励人们加倍努力，振兴祖国；支持国家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往来；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最有意思的展品当属日军官方文件，多为屠杀现场指挥官寄出的急件。上面的文字比模糊不清的暴行照片更能说明问题。日军对大开杀戒最普遍一种表述是“清扫”和“收拾”，好比对犹太人的“特别处置”。馆方播放了一段纪录片，我之前曾经看过：尸体被扔进深坑，女人被开膛破肚，刽子手哈哈大笑。片子结束时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南京经历了深重的灾难，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走出博物馆，我看到一位年轻的日本教师，他已经换上一身袈裟，正捻着佛珠，为死难者念经祈福。另一位老师在给他拍照。与他俩同行的一位女青年递给我一本小册子。这是份挺有意思的资料，里面摘录了该团体其他成员过去造访南京后的感言。我又一次发现，日本人流露出的情感与“耻文化”和“罪文化”之分往往并不吻合。即便使用的是耻辱（hazukashii）这个词，含义和西方人的“罪责”（guilt）其实大同小异。

“我知道这么做很难，”某位日本参观者写道，“但当我们置身此地，我能感到中国人的悲伤和愤怒萦绕在心头，他们经历了如此难以名状的暴行。一想到我是那些日本人的后代，就觉得心情压抑。我很彷徨，但还是坚持认为，逝者是能说话的！南京的遇害者应该站起来，谴责我们日本人！因为我们在战后没有坦白过去的所作所为，所以也就无法在不自惭形秽的情况下构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

我在南京的最后一站是雨花台，那里见证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曾经是某起最野蛮屠杀的发生地，如今屹立着一座外形丑陋的纪念碑。这是一根形似男性生殖器的巨塔，远处是中华民族无产阶级英雄儿女抗击法西斯的雕塑群，当中用树木作屏障。另外，因“百人斩”竞赛而在中国战争罪法庭受审的M中尉和N中尉也是在这里被处决的。

M中尉的女儿在某份民族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这类杂志从未中断过对东京审判历史观的攻讦。她认为，本多胜一无耻至极，败坏了父亲的名声。他难道对遗属们毫无怜悯之心么？她父亲一心只期盼中日两国能和平和谐地相处。现在谎言满天飞，他在九泉之下怎能安宁？在和父亲的灵魂“对话”后，导游招呼M小姐该出发了，大巴还在等着呢，是时候去往下一站了。“于是，”她写道，“我挖了些红土，包在手帕里叠好。我感到这泥土似乎吸收了父亲的味道。”

*****

1985至1990年期间，也就是教科书风波之后至裕仁天皇病逝之前，日本发生了一件趣事。一小批日本帝国陆军的老兵开始公开谈论各自的战争经历。他们的供述被人录像后在私人举办的展览上播放，比方说在东京，一座天主教堂内就举办过名为“纪念战争守望和平”的展览。这些老头儿都已是古稀或耄耋之年，多数军衔是二等兵或低级军官。也许是因为时日无多了，让他们产生了一吐为快的念头。抑或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长官都已不在人世；保持沉默的压力变小了，也无需过多考虑保存颜面的问题。同样的事发生在裕仁天皇去世后；仿佛昔日的禁忌话题突然可以打开话匣子畅所欲言了。正如一位青年历史学家所告诉我的，天皇是所有人的最高长官。

这些老兵中有个来自京都府的商人，名叫东史郎。他最初公开谈论战争是在1987年，当时引起过轰动。他家所在的海滨小镇一时迎来了各路电视台摄制组和报纸记者。他们纷至沓来，为的就是记录他的供述。右翼爱国主义者扬言要弄死他，他所在的老兵联谊会也把他扫地出门。然而，他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讲啊讲，讲啊讲，仿佛余生只为了这一目的而活着。东史郎在1937年冬曾到过南京。

1992年，他开着车，到京都府以东某个小镇的车站接我。那一年东史郎八十一岁。身材魁梧的他长着一张国字脸，一头黑发染得有些泛紫，这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对此他很得意，好几次让我猜他的年龄，我说大概六十五岁吧。我们驾车从车站驶往他的住所。一路上风光秀丽，稻田掩映在山峦之间。途中他突然打开副驾驶前的储物仓，从里面拿出一个黄铜指套。“右翼分子没准会轻举妄动，我这是以防万一。”说完把这个铜家伙戴在了手上。

东史郎的家是传统的日式风格，地板是榻榻米，移门糊着纸屋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中国艺术品。墙上挂着中式水墨画，移门上饰有一位北京画家的山水图。据东史郎介绍，这些东西当中有一部分是某位中国高官相赠，算是答谢东史郎对他在日留学的儿子的照顾。

我们喝着东史郎太太沏的茶，他开始讲述自己的一生。东史郎出生在这个滨海小镇上，父亲是个经营有方的生意人，打小家里就很宠他，过分骄纵使得他在读书时就荒淫无度，经常拿着零花钱去逛当地的窑子。1937年应征入伍时，他身患性病。

军旅生活很艰苦，但他从未质疑过参战的理由。这是天皇的旨意，因此只要能获得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不过他对长官很反感，他们是“懦夫”，他说。在他眼里，没有比骂人是懦夫更恶毒的了。他的排长是个姓森（Mori）的青年，毕业于军校。森就是个懦夫，他虽然表面上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可心里怯战得很。实际上，东史郎觉得自己除了和一个叫樋口（Higuchi）的工程系学生还挺谈得来外，同其他战友就没什么共同话语了。樋口是排里唯一喜欢读书、“脚上没沾泥巴”的人。但樋口一天晚上被慌乱的自己人开枪误杀了，东史郎抱着他，任由朋友的脑浆溅到腿上。

东史郎一直很喜欢读书。他说，除了樋口外，他是排里唯一的读书人。我问他在中国期间都读了哪些书。“赛珍珠的《大地》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答道。两本书他都很喜欢。《我的奋斗》也喜欢么？没错。他崇拜希特勒，对从别处听来的一个故事印象特别深刻。据说，德国军人严禁强奸外族女性，生怕这么做会玷污日耳曼人的种族纯洁性。不过，这对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兵可不成问题，东史郎说。

“是人就会有性欲，”他表示，“由于我有性病，所以从来没和中国女人做过，但我确实偷看过她们的私处。我们总会命令她们脱掉裤子。要知道，她们都不穿内裤的。不过有的家伙只要一见到女人就会施暴。这么做本来也不算十恶不赦，但完事后他们还把人给杀了。你瞧，强奸是违反军纪的，因此我们必须销毁罪证。那些女人被性侵的时候还算是人，但被杀掉时，她们只是猪猡。我们心中没有半点愧疚或罪恶感，要是有的话，也就不会这么干了。”

“只要一进村，我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偷吃的，接着就是抓了花姑娘强奸，最后再把男男女女和小孩统统杀光，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不会溜出去找中国军队，报告我们的位置。不这么做的话，晚上就没法睡安稳觉了。”

很明显，南京大屠杀是无数小规模屠杀的“登峰造极之作”但是这种大开杀戒的背后并没有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的支持。虽然手法野蛮，但对于东史郎和他的战友而言，野蛮就是战争法则。许多日本作家都反思过这一命题，甚至在战时也不例外：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了残忍嗜血的凶徒。石川达三亲眼目睹过南京大屠杀，并在1938年以此为题写了《活着的士兵》这部中篇小说。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杀死敌军士兵对于笠原军曹而言，跟杀死一条鲤鱼没什么两样。”(59)

东史郎接着讲道：“我印象中最惨的一件事，莫过于我们对一个老头和他孙子所下的毒手。孩子被刺刀捅了，当爷爷的居然吸起他的血来，似乎是为了尽可能延长孙子的性命。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把他俩都杀了。这一次，我依然不觉得有什么罪恶感，但心中却渐生困惑。我有点犯糊涂了，因此决定记日记。我觉得这样有利于保持思路清晰。”

南京本身——尽管日后他管这座城市叫“地狱演奏场”——对于东史郎而言并未留下多少印象，他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牌他所在的排偶尔会外出搜捕中国军人，但自己从未参与之后的处决行动。我问他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何有些日军参与了大搜捕和大屠杀，而其他人却没有。他说这取决于各个排的指挥官，他的排长森是个懦夫。“你是说森缩手缩脚，不敢处决人么？这当然是好事啊。”东史郎哼了一声。“嗯，也许是吧……”

不过他的一些朋友的确参与了屠杀。其中一个叫增田六助（Masuda Rokusuke）的人用机枪在长江边处决了五百个人。1980年末，就在朋友病逝前不久，东史郎曾去医院探望过他。增田担心自己要下地狱了，东史郎则试着安慰朋友，说他只是执行命令，但增田还是确信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天堂。

在南京驻留没多久，东史郎病了，后被遣送回国。他设法把日记藏在身边，尽管类似的日记通常会被宪兵没收。在日本休整期间，他把所记之事用更通畅的文字重新誊录了一遍，想着将来有一天把笔记留给自己的子女。他那时依然坚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赢。不过，他想留存一份档案，以证明普通人也能“极尽凶残之能事”。

这份资料被包了起来，存放在碗柜里，就这样一直封存着，一晃已是1987年。东史郎后来共养育了五个子女，但没有一个对父亲的战争经历表现过半点兴趣。“家里从来不聊这个。”东史郎告诉我。他有个兄弟，也在中国服役，为人嗜酒，在我见到东史郎的前一天因酒驾死于车祸。他兄弟也从来不谈论战争。那老战友呢？我问道。他们是如何探讨战争的呢？

“哦，”东史郎应了一声，“我们不大谈及战争。就算谈，也是为其正名。因为中国人抵抗，所以我们不得不那么做，诸如此类。我们没人感到心中有愧，这也包括我自己。”

东史郎给我看了几张退伍老兵联谊会的照片。老兵们历年都会外出郊游，去不同的乡村旅馆度假，他们所站或所坐的位置严格遵循军衔的高低。个头矮小、看着弱不禁风的森坐在第一排中间。历史最久远的一张摄于1940年代初期，那时这些人还很年轻，外表都不修边幅，留着板寸头，一脸严肃的军容，看着怪凶相的。最近的一张照片摄于1984年，已经不见了一些人的脸庞，剩下还健在的看着像是退休的银行经理。

倘若不是因为京都府计划建造一座新的战争博物馆的话，东史郎的记忆、日记和一切有关他过去的事情无疑都将被遗忘。新博物馆位于立命馆大学内，馆内工作人员在四处搜罗战时日记，然后听说了东史郎其人其事。尘封在碗柜里的日记才得以重见天日，并在拂去覆盖在表面的灰尘后，被寄往立命馆大学。这份史料的内容让工作人员大开眼界，他们恳请东史郎出席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同意了，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发布会选在他家召开，形式并非某种忏悔——没有证据显示东史郎害怕自己会下地狱；也并未传递任何政治讯息——东史郎不是反战主义者，他只是讲述自己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做过的坏事。

很快就传来了反馈。东史郎被控有损昔日联队的荣誉，他所在的老兵联谊会甚至威胁要“惩治”他。邮箱里寄来了恐吓信——都是匿名信，要么在署名栏写着“一位爱国的日本人”——扬言要宰了他。但也有一些民众写信实名表达对东史郎的支持。支持者让他信心倍增，可人身威胁也让他怒不可遏。“我一直相信这是场正义之战。但这么多威胁、骚扰电话、恐吓信让我非常愤怒。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可他们却要制止我。我要是连实话都说不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东史郎开始玩命似的就战争、军事教育、天皇责任、东京军事法庭审判等话题著书立说。他说，审判是件好事，但是日本人应该获准设立自己的军事法庭。天皇是个胆小鬼，最大的胆小鬼，因为他逃避罪责，东史郎如是说。令他尤其愤怒的是，一份名为《天皇的独白》——记录于1946年——的资料于1991年方才出版。书中显示，天皇不仅对局势一清二楚，好战，还自私自利。东史郎说：“我们为他去打仗，我的朋友为他战死，他却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天色不早了，我俩在榻榻米地板上席地而坐，享用晚餐。屋外的风景——松树、稻田、远山——都被笼罩在夜色下。东史郎给我倒了杯烫过的清酒，他越说情绪越激动。“他们把天皇变成了活神仙一个虚假的偶像，就好比伊朗的阿亚图拉[1]。因为我们对神圣的天皇笃信不疑，所以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不管是杀人还是强奸，任何事。但是我知道他每天晚上也会操他的老婆，跟我们这些凡人一样……”

他顿了顿，压低了嗓音。“但你知道在日本我们不能这么说，就算今天也不能。在这个国家根本没法说实话。”

他又一次讲起朋友樋口的事来，完全忘记自己方才讲过一遍。他描述唯一的好友是如何战死的，脑浆如何溅了他一身，他当时又是何种心情。说到动情处，东史郎还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杀千刀的天皇……！”他骂道。

我们结伴返回我下榻的民宿，这是家典型的乡间客栈，毗邻小小的码头。我俩都喝高了，跌跌撞撞地走进去。民宿老板是个面容忧郁的大块头，他引着我俩去我的房间。但在这之前他想先给我们看样东西。他的小舅子刚在屏风上作了幅画，我们可真得看看。于是，我俩晃晃悠悠地站在一间宽敞的日式房间里，周围都是用墨汁绘制的当地风景画，有码头，有群山，也有海湾里的乱石，上面长着松树。

“下面给你们看点有意思的，”老板说道，“看到那块石头了么？”我们点点头。“看着很大，是吧？”我们又点点头。“现在走到房间的对角处——接着走……”我们照办了。“一下子就变小了，是吧？”他说，“这叫远景。”

[1]Ayatollah，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

第三部分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斯图加特

约瑟夫·施瓦姆贝格（Josef Schwammberger）的外表没有一点能让人联想到他是个杀人狂。他皮肤苍白，长着老人斑，显示出其常年待在室内——就像公寓楼的门房大爷。他下身穿一条咖啡色棉长裤，上身套了件米黄色的休闲夹克，走起路来习惯性地拖着脚似乎蹬着一双旧拖鞋，眼睛是那种呆板的灰色。1992年春他被判终身监禁，这一年他正好八十岁。

约瑟夫·施瓦姆贝格一案在斯图加特的联邦法院审理，这恐怕是德国国内最后一次审判纳粹分子。施瓦姆贝格被指控要对至少三千名犹太人被害负责。但由于在世证人寥寥，证据又往往模棱两可，他最终获得的罪名只是亲手杀害二十五人，以及在另外至少六百四十一人的遇害中充当帮凶。

以色列驻波恩大使旁听了庭审，并借机提醒德国人，他们对过去负有集体责任。他告诉德国媒体，人们不能将歌德、席勒、巴赫和贝多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同纳粹政权的恐怖行径分隔开来。换言之，施瓦姆贝格是民族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德国人身份认同马赛克中的一块。法庭外，新纳粹青年抗议示威，宣称德国战争罪行纯属犹太人的一派胡言。

施瓦姆贝格的纳粹生涯可以算是“小有成就”。他于1912年出生在南蒂罗尔（South Tirol），1933年才加入纳粹党，因此也被归入投机分子的行列，而不是早年就追随该党的信徒。1939年，作为党卫队低级军官的他被派驻到克拉科夫[1]，担任一个劳工营的负责人。劳工营在1942年关闭后，剩余的二百名劳工被射杀。他因此得到晋升，官至党卫军上士（Oberscharführer），负责管辖普热梅希尔[2]的犹太区。每隔一段时间，该市部分居民就会被送去贝乌热茨[3]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对于他这一级别的军官，残暴和幽默感集于一身并不稀奇：他养了条德国牧羊犬，起名叫王子（Prinz），除开经常放狗扑咬犹太囚犯外，他的另一件乐事是当着受害者家人的面杀了他们。

这么个劣迹斑斑的人在战后的生活并不异于常人：凭借天主教神父的帮助，他逃往阿根廷，靠养蜂打发时光，在那儿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直到1990年才被引渡回德国，翌年开始受审。

施瓦姆贝格于法庭上的真正在场异常短暂；他人虽然在庭上，但魂儿似乎又不在。所有人——法官、律师、证人和庭审席上的听众——都在议论他，可他静静坐在那儿，偶尔会像条蜥蜴那样努努嘴，但几乎不曾开口说话，让人无从知晓他到底在没在听。单薄嘴唇的脸上始终木无表情，即便当一位八十一岁的证人发言时亦是如此。证人向法庭讲述自己和一些人试图逃出隔离区后，遭到何种非人对待：逃跑者被命令仰面躺下，张开嘴，任凭乌克兰看守朝他们嘴里撒尿。证人说，施瓦姆贝格觉得这特别好玩。

另一位证人、来自堪萨斯城的努斯鲍姆（Nussbaum）在儿孙们的陪同下出庭作证。努斯鲍姆过去是水管工，替施瓦姆贝格修缮在隔离区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施瓦姆贝格还救过他一命他本来是要和别人一起被送去奥斯维辛的，但施瓦姆贝格把他从人群里拽了出来。总得有人把这些运输牲畜的火车车门给关上吧，而这人就是努斯鲍姆。他后来得知，其中一节车厢载着他全家人。

努斯鲍姆一直在期盼这一天的到来。他守口如瓶，从不向别人透露自己的心事，就连自己的儿子对此也一无所知。“法官大人，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波兰口音，“我有太多故事可以讲给您听……比方说，在1942年的赎罪日，一位拉比坚持祈祷，不肯干重体力活结果被施瓦姆贝格一枪爆头，还逼迫所有人目睹全过程。

努斯鲍姆的记忆似乎很清晰，情绪也很激动。法庭外，他告诉我们施瓦姆贝格是个畜生。“不，他比畜生还要坏。畜生相残是为了活命。至于他，他，他，我没法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他是个冷血杀手。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扯掉他的右手臂，提醒一句，不是要弄死他，只是扯掉他开枪杀人的右手，再安到他的左手上。”

法官和律师动身前往普热梅希尔一睹究竟，他们测量了指挥官旧宅和据说是他行凶地之间的距离。他们需要验证证人在法庭上的回忆是否准确。所有人都凑在犹太区地图前，看努斯鲍姆用手一一指出过去的地标，一切依然牢记在心。就连施瓦姆贝格都难忍好奇心，移步到昔日水管工的身后，想看个究竟。

看完后，他退回到原来所站的位置。法官问施瓦姆贝格是否还认得出眼前这位证人。施瓦姆贝格的嘴动了动，法官示意他讲出声来。身旁的人听到一句小声的“不认识”（nein）。法官显得有些不耐烦，问施瓦姆贝格怎么可能把所有证人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倒是对他记得一清二楚呢。施瓦姆贝格喃喃道，记得他的人没准多达五万，但他怎么可能记得住五万人呢。法官说自己只是想建立证人和被告之间的接触。“我试着让你开口，一些证人对你很熟悉。对了，他们中间有人过去还给你的狗梳过毛。”这句话让施瓦姆贝格第一次有了活力，他粗嘎的嗓音显示出其很久以前曾习惯于发号施令。他嚷道：“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狗交给陌生人照看？这完全不合逻辑！”

这出人意料的呵斥让施瓦姆贝格的律师吃了一惊，他说自己的客户已经累坏了，不能再接受盘问。他的心脏很虚弱，需要休息。法官翻了翻白眼，但还是宣布休庭。

我亲眼目睹了这出迷你剧，场景平淡无奇。现代风格的法庭讲究实用，几乎完全没有传统司法权威的那些象征，比如假发套等英国法庭里常见的华而不实之物。庭审过程既不戏剧性，也没有繁文缛节。档案、测量结果和地图才是最有分量的，而不是辩才。坐在旁听席上的听众清一色都是德国高中生，他们是从巴特温普芬（Bad Wimpfen）这一毗邻海德堡的温泉小镇远道而来的，领队的是历史老师、留着络腮胡的“六八一代”伯恩特·韦茨卡（Bernd Wetzka）。

法庭外，努斯鲍姆老先生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学生们围住辩护律师，一个年龄与他们历史老师相仿的人。他们不解，他怎能申请作无罪辩护。他们问律师，是否真的相信施瓦姆贝格无罪。律师答道，“信仰属于教会。我的职责是确保当事人得到公正的审判，且证人没说假话。”他解释说，这很复杂，因为嫌犯的罪行发生在很久以前，并补充道，鉴于公共舆论，法官做出无罪判决要比有罪判定更需要勇气。

少年们神色凝重地点点头。韦茨卡哼了一声，讥讽道：“是啊，我们的法官过去的确展现过这种勇气，不是么？那些战后没有被清算的纳粹法官又怎么说呢……”

学生中一个留着朋克头的姑娘问，证人声称亲眼所见之事有否可能只是道听途说。律师刚开口，韦茨卡又哼了一声，说证词高度翔实，不应存疑。

这显示出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代沟。老师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不容许有质疑的余地。他后来告诉我，他的父母曾是纳粹，他经常因跟他们聊起过去而发生争执。父母坚持认为纳粹时期并不只有坏事，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有关犹太人的故事有夸大之处这些辩解他都听过，至今让他气不打一处来。他的学生则没他那么感情用事，他们提的问题旨在理解庭审过程。施瓦姆贝格又不是他们的父亲。

韦茨卡告诉我，这次庭审经历对学生们意义重大。他们已经参观过两座原集中营，一座是纳茨维勒——施特鲁特霍夫（Natzweiler Struthof），一座是达豪（Dachau）。不过施瓦姆贝格案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纳粹时期的历史对他们而言已然很遥远，只停留在书本上，但这起审判生动鲜活地还原了遥远的事件，他说几个月后，某位学生在校刊上发表了篇报道：“在听到证人亲口详述他所犯下的罪行后，理解裁决就变得容易多了。”

毫无疑问的确如此，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审判对努斯鲍姆先生也是件好事。他的心事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这或许是种个人宣泄能看到起码一位幸存者在德国法庭上控诉加害者，就已经很让人动容了。但并非所有证人都和努斯鲍姆一样坚强，有一个就因为受不了这种场面，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法庭上。尽管如此，复仇的欲念还是得到了满足，哪怕这只是邪恶海洋里溅起的一小朵浪花。或许正如西蒙·维森塔尔[4]希望的那样，这会产生警示作用。总而言之虽然施瓦姆贝格晚景凄凉，但我们很难对他产生同情。

然而，坐在斯图加特法院里的我却感到不安，尤其是看到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防风夹克、坐在旁听席里的学生时。我的第一直觉是为西德教育喝彩，自1968年以来，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纽伦堡审判时学校停课，1963——1965年，法兰克福举行奥斯维辛审判时亦是如此。我想，这正中老师们的下怀，好让学生听听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我疑窦渐生，正如信仰属于教会，历史教育必定属于学校。当法庭被用作历史课堂时，离走过场式审判的风险也就不远了。也许走过场的审判会是很好的政治秀——尽管对此我亦抱有疑虑。然而，好的政治秀并不一定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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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施瓦姆贝格案公审四十四年前，另一位官阶更高的德国人在纽伦堡出庭受审。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szacker）在德国征服欧洲大片疆域时担任副外长。自1943年起，他成为驻梵蒂冈大使——这个职位当属要害，因为德国人希望确保教皇对“最终解决方案”保持缄默。教皇倒没让他们失望，至于这是否可归因于魏茨泽克的外交手腕则不得而知。他的儿子里夏德（Richard）日后成为联邦德国总统，他比任何政客都更勤于谈论德国罪行的包袱。

关于年轻的里夏德在纽伦堡参加战争罪审判留有一则故事。据说，他找到一个朋友，以最严肃的国防军军官的姿态，表示说应该冲击法院，释放囚犯。吃惊不已的朋友问为什么要这么干。据传魏茨泽克是这么回答的，“这样我们就能自己举行审判了。”他的愿望过了许多年才得以实现，那时的德国法院终于可以对“小把戏们”提起公诉。但此时，年纪轻轻的他选择加入父亲的辩护团队。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被控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并参与从各个被占领国家遣送犹太人。第一项指控被推翻了，但第二项指控成立。他曾经签署一份文件，声明外交部不反对有计划地遣送犹太人。他的首席辩护律师赫尔穆特·贝克指出，魏茨泽克是老派的爱国主义者，在时局艰难的情况下已经尽其所能阻止纳粹为非作歹，纵然终究无力回天。魏茨泽克只承认自己在上帝眼里有罪，盟军无权遵照在纽伦堡起草的法律判他有罪。

1950年，贝克写道，“很少有事情比战争罪审判更能阻碍德国国内形成真正的历史自我认识。”(60)他坚信这一点。贝克的话应予以重视，因为他不是为纳粹历史辩护的右派卫道士，而是名声在外的自由派。我去他位于柏林的办公室拜访，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着精致的军事图片，另一面则有一幅以色列挂历。

贝克并不反对举行审判，但他相信，应该运用既有的德国法律而不是用类似反和平罪（包括准备、策划或发动侵略战争）这样具有追溯力的法律。他提到，斯大林派往纽伦堡军事法庭的法官希望能够澄清，需要谴责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侵略战争，而是具体的纳粹侵略。苏联侵占波罗的海国家或波兰部分领土就不能算是反和平罪。“你也好不到哪里去”（tu quoque），这一原则在探讨战争罪时是被明文禁止的：比方说盟军轰炸德累斯顿，或者1945年德意志人被驱逐出在中东欧的家园。这些行为都被认定和审判无关。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司法沦为笑柄，因为英国人赞成一不做二不休，不经审判就直接处决纳粹领导人。他们担心夜长梦多，漫长的审判也许会改变公众舆论的倒向。拿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话来讲审判或许会被看成是“有预谋的勾当”。也有人担心，国际法可能对很多罪行并不适用。如果为的就是报复，那何必把法律牵扯进去？直接做出如何惩治的政治决定岂不更好？坐在办公室里，贝克管这叫“意大利式解决办法”：“你在起初的六周里能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接着把这茬儿抛之脑后：这么做不是很合乎法律，但考虑到清算要达成的目标，也还凑合……”他们的立场直到1945年5月才有所软化，那时希特勒和戈培尔已经自杀，英国人方才同意对其余纳粹领导人进行审判。

要程序正义还是以牙还牙，这个问题曾经困扰着古希腊的悲剧家。为了打破以暴制暴、以血还血的恶性循环，俄瑞斯忒斯（Orestes）必须为弑母罪行在雅典法庭受审。如若没有正式审判复仇三女神（Furies）会继续搅得生者不得安宁。

如果主审法官是德国人的话，或许可以避开报复这层因素。这在之前有先例，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一战结束后，德国法庭被允许审判战犯。虽然证据确凿，但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判无罪，而外国代表团成员则遭到了当地暴民的袭扰。另外，韦茨卡说的没错：德国法官和纳粹政权曾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很难指望他们会秉公执法，不偏不倚。因此，只有让战胜者来保障正义得以伸张。

问题在于，如何在不扭曲法律的前提下伸张正义，以及如何在不歪曲历史的前提下让战胜方审判战败方。一种做法是，干脆就搞赤裸裸的胜利者正义，用军事法庭审判昔日的敌人。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许多虚伪言行，并减少对日常生活中程序正义原则的伤害。但如果说目的是给德国人上一堂历史课的话，那么军事法庭就会遇到和民事法庭一样的问题。而据当时的声明来看，历史教育无疑是战争罪审判的目标之一。

罗伯特·M.坎普纳（Robert M. Kempner）是魏茨泽克一案的公诉人，美籍德裔的他写道，“呈现了一大批重量级德方卷宗的审判，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历史研讨会。”纽伦堡审判的美方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在同英国法官劳伦斯勋爵（Lord Justice Lawrence）对话时曾被问到，他觉得审判应达到何种目的。(61)杰克逊回答说，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德国的战争行径既无理也违法，同时向德国人民表明，这种行径理应得到严厉的惩罚，让他们做好准备。

这样说来，纽伦堡审判既是历史教训，也是对全体德国人的象征性惩罚——这条关乎道德的历史教训被包裹在所有彰显程序正义的仪式性表象之中。审判是人类——或至少是战胜国国民——所能获得的最接近“天道”的结果。部分德国作家无疑有这种感觉。一些人对此热情欢迎的劲头，可以同正在改过自新、满心虔诚的罪人相媲美。他们是1968年“彷徨失措”（betroffen）一代的先驱，全都是左派，有些还是共产党。

举例而言，小说家埃里克·里格（Erik Reger）认为：“纽伦堡军事法庭越是不用正式法律的外衣掩饰自己，其政治元素就越能光明正大地得到表达，它在历史面前得到的评价就越正面，越启发人心。另外，审判也不会在做作的象征主义氛围下进行，而是在充满道德力量的氛围下进行，借助道德力量克服邪恶。”(62)

《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的记者W. E. 聚斯金德——据我所知他不是共产党——把审判描绘为“Ur-Prozess，地球上从未见过的审判，因此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63)

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得知，法律、政治和宗教已被混为一谈纽伦堡成了一场道德剧，戈林、卡尔滕布伦纳[5]、凯特尔[6]等人则在其中担任主演。这部剧号称要弘扬正义、真相，战胜邪恶。档案、证言及场合的高度严肃性均是为了服务真相。这点在剧作家那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把审判搬上了舞台。

罗尔夫·施耐德（Rolf Schneider）是民主德国的左派作家他写过一部名为《纽伦堡审判》（Prozess in Nürnberg）的纪实性剧作。在对证词和盘问进行编辑后，他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在序言中他写道，这部纪实性剧作是德语戏剧中一项发明创造：“它源自我们对历史的记忆,源自我们对当下和当下如何描述过去的不满。”他同时写道：“将这一审判搬上舞台的原因说来很简单：它有多重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为日后类似的审判提供了一个模板，比如纽伦堡的后续审判、耶路撒冷审判、法兰克福审判……”

剧中信息量很大，对戈林、沙赫特[7]和凯特尔的盘问很有意思但究其初衷，却并非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这部剧和审判一样充满政治意味，尽管其手法不同。施耐德很聪明，借英美检察官之口来阐述他主要的政治观点。比方说，他援引英国检察官的话，“德国实业家”和被告席上的军政官员“罪行同等，难分伯仲”。当然，这是民主德国的典型看法：法西斯是资本主义最后一道防御。

接下来，他还安排美国检察官成功地为以恩斯特·罗姆[8]和格雷戈尔·施特拉瑟[9]为首的纳粹左翼做了回辩护。戈林称，除掉他们是因为他们对希特勒不忠。美国检察官在剧中说道：“这些人代表了社会目标（social goals），他们靠这点给你们招揽了支持者。而你们跟德国大企业狼狈为奸后，就把所有支持者的社会目标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对于无产阶级支持纳粹运动这一令人尴尬的问题，这句台词算是给出了交代。它对事实的呈现不能说完全谬误，但有失偏颇。如此表现审判，政治动机很清晰，为的是赋予反法西斯共产主义国家合法性，反观资本家和实业家，则必须被视为法西斯恶棍的傀儡。这部剧临近尾声时，美国检察官就“反和平罪”发表了一段讲话（不涉及种族迫害和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这两条向来就和官方的反法西斯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如今，我们的法典里也印上了这条法律，检察官说道，“这次要用它来对付德国侵略者，但以二十三国名义主持这次审判的四个大国都很清楚：我们今天用来审判这些被告的标尺，明天也将被历史用来审判我们。”

这么说同样不无道理。罗伯特·杰克逊现实中就是这么看问题的，但如此收尾的主要原因又是为何呢？这部剧写于1968年，正值越南战争如火如荼之际。那时，不管是民主德国还是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都写过类似下面这样的话（原作者是克里斯蒂安·盖斯勒[10]）：“那时候，国际军事法庭四位主检察官中的一位以美国的名义提出了诉讼，对于当时懵懂的我们，这意味着他的陈述代表了正义自由和人性。

“我们看穿了纳粹的假仁假义，希望与之划清界限。是美国人起诉书中那份道德诚恳，让我们萌生了学习理性政治思考的想法。

“我们也的确学会了。

“并且，我们容许自己将这一思考方式付诸当下。举例而言今天，我们将用它来检视公诉美国自身的道德品行。过去奥拉多和利迪策被血洗[11]——如今换成南越的城市遭殃。”(64)

这下形式扭转，反客为主。“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的论点——不管用在这里如何不恰当——最终还是出现了。我们所有人都有罪一位剧作家，或者随便哪位作家，当然完全有权这么做。但若就此认为这部纪实性剧作寓意质朴，这和认为政治审判是传授道德历史教训合适手段的想法一样言不由衷，甚至是愚昧，因为这样的审判并不能平息“复仇三女神”的怒火。

纽伦堡审判过去二十年后，法兰克福一家法院以“反人类罪这一罪名审判了奥斯维辛的部分军官和看守。这不是第一次由德国人来主持审判。早在1957年，一位党卫队军官就被控率领部队在立陶宛边境地区滥杀无辜。但这只能算是例外。纽伦堡的法官仅仅将这部反种族灭绝和反种族迫害的新法律用在处置战争过程中出现的罪行上，似乎大屠杀纯粹是另一项战争罪行。在做陈述时，法国主检察官弗朗索瓦·德芒东（François de Menthon）几乎根本没有提及犹太人。

总而言之，纽伦堡审判后，多数德国人都对战争罪感到厌烦直到1950年代中期，德国法院还只被允许审理德国人对其他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待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这一大快人心的先例出现后，德国人的懈怠才有所动摇，1946年之前所犯罪行在1965年后将免于起诉这一点也受到了挑战。（1979年，在电视剧《大屠杀》引起轰动后，德国政府废除了追诉“反人类罪”的时效限制。）

纽伦堡审判的规模更大，被告地位更高，但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12]审判对于多数德国人的影响（后一场审判的地点在杜塞尔多夫，时间从1975年一直延续到1981年）要深远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所选的时机。1945年，多数德国人饥肠辘辘，且存在逆反心理。到了1964年，新的一代已经在相对繁荣的生活中长大成人。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罪行的性质。以常规战争罪的罪名审判战败者根本难以服众，因为同样的罪名可以拿来控诉战胜者。在德累斯顿大轰炸和苏联人的暴行仍然历历在目时，“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句话即便不登纽伦堡法庭这一大雅之堂，私下说说也无妨。但是奥斯维辛却找不到对等物。这隶属于另一场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一场战争；它是彻头彻尾的屠杀，背后折射出的不是战略或战术动机，仅仅是意识形态。

现代历史的一大讽刺之处在于，这些罪行——既非纽伦堡法庭（抑或者应该说，盟军军事目标）的主要关切，战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也都表示并不知情——成了德国（西德）历史纪念的主要焦点，不管是在法庭、学校还是纪念馆。当军事较量、“反和平罪行”逐渐成为历史，“最终解决方案”依然给当下蒙上了一层阴影，且比过去更为持久。无论你是希望德国成为“普通”国家的保守派，还是“正为哀悼而努力”的自由派/左派，二战的关键事件只是奥斯维辛，不是闪电战，不是德累斯顿大轰炸，也不是东线战场的战事。这是纽伦堡审判留下的历史教训。尽管赫尔穆特·贝克对纽伦堡存在质疑，但诚如他所言：“最重要的是，德国人意识到‘反人类罪发生过，而庭审过程揭示了它们是如何发生的。”

我相信他的话是对的。但假使不是由德国法院审理的话，这一教训或许会难以服众。1945年，一家英国法庭审判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的司令官和守卫，但效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斯蒂芬·斯彭德当时碰巧在德国，他邂逅了一位朋友，后者跟他讲起拜访一户德国家庭的经历，“这家人很讨人喜欢，富有同情心，年纪都很轻。他们都说贝尔森审判只是政治宣传，克拉默[13]等人的所谓罪行是人类根本办不到的……大多数德国人相信，审判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勾当，而且之所以拖这么久，是因为被告有太多自我辩护的话要讲……”(65)

但即便是德国的死亡营审判，也未能打消对审判是否足以构成历史教训的所有疑虑。从本质上看，审判会将刑事责任集中到具体的人身上；比如说纽伦堡审判时就把问题集中到了领导人身上。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1946年曾写过一篇分析德国罪行的著名文章，《论德国人的罪责问题》（Die Schuldfrage）。在文中他区分了四种罪过：第一种是触犯法律的刑法罪过；第二种是参与罪恶政治体制的政治罪过；第三种是因个人罪恶行为而生的道德罪过；第四种是形而上罪过，意指未能尽到维护人类文明标准的过错。很明显，这些分类具有重叠性。但是雅斯贝尔斯明确表示，不管是在法律上、道德上，还是哲学思辨的意义上，都不应让全体人民为一桩罪行负责（政治责任是另一回事。）在他看来，战争罪审判的最大好处是限制了权力。通过允许被告陈词、自我辩护，奠定程序正义的规则，战胜者限制了自己的权力。不仅如此：“对于我们德国人，审判还有另一层好处，它对领导人的罪行加以区别，且没有牵连全体德国人。”(66)

雅斯贝尔斯没有提到挑选合适被告的问题；部分在纽伦堡出庭受审的人其实不应成为被告（比如沙赫特和弗里彻[14]），倒是另一些人更应该（比如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5]），但这是另一回事了。总而言之，审判让德国人和他们过去的领袖进一步撇清干系。这种距离感其实是好事，没什么人想要拉近距离。这也许是纳粹领导人很少出现在德国戏剧、电影或小说中的原因。当然，不管是大名鼎鼎还是声名狼藉的历史人物，想要把他们写进虚构作品都绝非易事。已知事实让人放不开手脚；历史又过于沉重。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关于纳粹领导人的传记也不多。历史学家对他们敬而远之。希特勒的正规传记作者还是两位记者，约阿希姆·费斯特和维尔纳·马瑟（Werner Maser），戈林和希姆莱的传记则几乎全部出自外国人之手。连作传都害怕——不管是虚构还是纪实——这点或许可归因于1960——1970年代流行的一种观念——体系和制度能解释过去，而个体却不能；但肯定也缘于担心自己会扯上干系。德国人管这种心态叫Berührungsangst，直译就是“害怕产生接触”。

如果对领导人是这样，那么对籍籍无名的医生、行政官员、毒气室操作员等执行命令的小喽啰们是否也一样呢？对他们产生同情是不是会容易些？在以奥斯维辛为背景的剧作里，彼得·魏斯就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交代了他们的身份。(67)昔日的受害者、如今法庭上的证人都没有名字，但拷打他们的人都有名有姓。比如博格（Boger），他的特长是把囚犯吊在一个类似秋千的物体上，然后活活打死；又比如死亡营药剂师卡佩修斯博士（Dr. Capesius），他竟把自己藏有齐克隆B毒气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再比如卢卡斯博士（Dr. Lucas），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声称自己在火车站岔道口故意开小差。当然，魏斯的目的不是让观众对这些人物产生同情。他想表达的是，奥斯维辛是工业剥削和资本主义失控后的极端象征。受害者和被贪婪机器挑动起来的无产阶级大众一样，都是无名之辈。这一进程没有中断，第三帝国变成联邦德国后依然如此。在这部剧的最后，集中营副官穆尔卡（Mulka）有下面几句台词：

我们只是在履行职责，所有人都是，

就算这往往很难办，

就算我们会很沮丧。

但是今天，

既然我们的国家再次

跻身强国之林，

我们就应该忙于其他事，

而不是指控，

因为这么做早已过时。

当时，这种态度在德国并不少见，事实上还相当主流。类似赫尔曼·吕贝（Hermann Lübbe）这样虔诚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就说过太多指控会阻碍西德通往稳定、繁荣社会的道路。这倒不是说吕贝在为第三帝国辩护，恰恰相反：他认为，联邦德国的合法性取决于彻底否定纳粹政权。难点在于，如何将几百万纳粹支持者改造为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忠诚公民。吕贝称，如果不对过去采取审慎姿态这就不可能实现。然而，战争结束二十年后，层出不穷的“博格”、“穆尔卡”和“卡佩修斯博士”们还是被送上了被告席。他们对此的反应往往都是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是我？”他们会问。“我只是履行职责罢了，只是像所有正直的德国人一样执行了命令。为什么非得是我受罚呢？”

马伊达内克审判中的被告在德国电视纪录片里也是一遍遍地问，凭什么是我？是啊，凭什么呢。然而，片子里的一句话却深深嵌入了我的脑海。说话人是个特别凶残的女看守，绰号“血腥布里吉塔”。“你要知道，”她向采访者解释道，“这些曾经的囚犯都抱怨过去日子有多苦。没错，集中营里是很惨。但你必须认识到一点：如果你给这些人一个手指头，他们就会拿走整个手掌。”同样说过这番话的还有一个傻里傻气的小学女舍监、海关检查员，以及地位卑微的检票员，他们这样的人一夕之间被赐予了上千劳工的生杀大权。

可是，尽管这些人平庸得可怜，申辩又沉闷乏味，但要对他们予以同情却几乎不可能。他们罪大恶极，血债累累，这为审判笼罩了一层恐怖的氛围，报纸上每天都会曝光新发现。马丁·瓦尔泽在奥斯维辛审判那年写道，博格成了黑暗王子。在媒体笔下，这位骇人的主儿是“野兽”或“妖怪”。但丁的名字常常见诸对死亡营的偷懒描述。无法想象之事被浓缩在抓人眼球的新闻标题中：“女人被活生生赶进熊熊大火”，或者“奥斯维辛的酷刑秋千”。瓦尔泽写道：“奥斯维辛的口号越是毛骨悚然，我们就越是与之划清界限。”(68)

审判涉及的只能是个体罪行。在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站上被告席的“妖怪”和“屠夫”们犯下了滔天罪行。许多人也一样，却从未遭到追究。但是，瓦尔泽说道，“这些罪犯在1918年至1945年间的表现跟我们所有人如此相似，以至于难分彼此；另外，一些特定因素促使他们走上歧途，最终面临审判；这些事情在法庭上都无法展开合理探讨。”对个体恶行的分析脱离了历史大环境，历史则沦为犯罪病理学和法律辩论，剩下的只有对此的厌恶或痴迷。这不是说审判有什么不对，但它们不足以成为历史教训，也无法让我们更贴近瓦尔泽一心求索的那种虚无缥缈之物：德国人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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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施瓦姆贝格受审法院不远处，约莫就在斯图加特的市郊坐落着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这座施瓦本（Swabian）小镇过去，符腾堡州的历代勋爵把宅邸建于此。这里也是席勒的出生地（他的故居如今是“维也纳森林连锁餐厅”的分店，隔壁是家麦当劳）18世纪，勋爵的财务顾问、犹太人苏斯（Suss）——他在纳粹的宣传漫画里是邪恶犹太人的原型——就被吊死在那儿。在勋爵宫殿的大门外，有块牌子写着：“这座城市向您展示其活泼而欢乐的面貌访客若愿意花时间参观除了公园和宫殿以外的景点，会发现她生机勃勃、无拘无束的氛围迄今依旧清晰可辨。”

我去那儿是为了参观“清理国家社会主义罪行的州司法机关中央办事处”[16]。办事处设在一座昔日的女子监狱内。与之毗邻的是建于17世纪的巨大要塞，直到1990年前都用作监狱，如今则摇身一变成了刑法博物馆。为我开门的青年礼貌地冲我笑笑，列了份馆藏展品的名单给我：一架一直服役到1940年代末的断头台，拇指夹囚服，犯人用来上吊的绳索和皮带，一间经过修复的死囚牢房，一把刽子手使用的斧头、描绘酷刑的彩色图画，以及犹太人苏斯最后一餐的菜单：肉汤、炖小牛肉、煮豆子和白面包。

在车站接我去“清理国家社会主义罪行中央办事处”——请注意，这里的用词是纳粹（NS）罪行，不是战争罪行——的出租车司机不是很喜欢这趟差使。一开始他假装不认识路，后来就办事处为何应被撤销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是时候忘记纳粹那档子陈芝麻烂谷子的陈年旧事了，不然搞得好像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似的。两德合并啊，国家统一啊，干嘛不多关心关心这些？再说了，共产党不一样不是好东西么？他说个没完。

办事处的主任阿尔弗雷德·施特莱姆（Alfred Streim）告诉我，在过去，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当政府决定要在1958年开放这一机构时，路德维希堡的居民表达过抗议，还扔过燃烧弹。另外，当时选址工作进行得也很困难。但事到如今，随着年轻一代的出现，情况有了改观，施特莱姆说。

中央办事处存有海量档案，根据人名和地名归档。这里可以说是纳粹历史的官方存储库。每每接手起诉原纳粹分子的案件，检察官就会来这儿寻找档案证据。施特莱姆的一位同事带我在办公室里参观时，人们不时会来到他跟前，求他查一查诸如“1943年被关在达豪的施密特”的信息。我的向导和施特莱姆一样，都是律师，常常仅凭记忆就能说出答案。如果实在记不起来，他会打开某个钢质文件柜，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贴有“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达豪”等标签的文件，然后迅速抽出要找的档案。

施特莱姆不爱言笑。他的肤色和他巴伐利亚式大排钮西装一样灰蒙蒙的。还是小学生的他经历了汉堡大轰炸，从家里逃了出来，之后被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结束时不得不徒步走回汉堡。他说，今天的年轻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那代人所经受的压力，那来自希特勒青年团、报刊查禁制度等事物。施特莱姆的父亲是纳粹，供职于铁路公司：“他老说犹太人的事情不是真的。”施特莱姆为此会与他起争执，但老爷子就是不相信事实，哪怕战后也不例外。“我父亲那代人十分天真，”施特莱姆说。“只有在我给他看过档案后，他才改变了想法。”

中央办事处收集了超过一百四十万份档案：有证人供词、历史案例、盖世太保文件、法庭记录等等。1986年，联合国又提供了三万人的档案。到后来，波兰、苏联、法国、罗马尼亚、匈牙利、荷兰，欧洲各国也陆陆续续送来了资料。只有一个地方除外：民主德国。唯独斯塔西（Stasi），也就是东德国家安全警察，一直将资料据为己有，不愿公开。

民主德国在动用法律处置纳粹历史一事上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的做法和西德截然相反，其目标对象往往是西德司法体系忽略的人。东德的司法、官僚机构和工业界经历过十分彻底的清算。大约二十万人——包括五分之四的纳粹法官和检察官——因此丢了饭碗。东德也举行过战争罪审判；一直到1947年主持审判的都是苏联人，这之后才由德国人的法庭审判被告。

这类审判进行得很快。与其给被告自我辩护的权利，从而捆住国家（或者说战胜者）的手脚，共产党法庭的做法恰恰相反。以1950年臭名昭著的瓦尔德海默案（Waldheimer trials）为例，当值的法官和检察官被告知，由于被告罪行昭然若揭，所以根本用不着证人、辩护律师或档案证据。这也是东德举行的最后几场纳粹审判之一。1957年前又搞过两场，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总的来算约有三万人受审，五百人被处决。在联邦德国，受审的大约有九万多人没人被处决，因为1949年颁布的宪法废除了死刑。

在铲除位居要津的纳粹一事上，反法西斯的民主德国比联邦德国做得更好。但是其他纳粹小人物只要做个老实听话的共产党员就可以被网开一面。东德人的做法既残酷无情又老谋深算。这一过程画上句号后，官方总结称民主德国再也无须承担罪孽的负累。正如国家宣传不断指出的那样，有罪之人都在西德。在那里，法西斯分子依然把持着审判席，掌管着工业，造就了经济奇迹。1960年就在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宣布艾希曼落网后，东德媒体曝光称，在阿登纳政府任国务秘书的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曾参与起草了1935年出台的纽伦堡种族法东德的全国性大报《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刊登了一条大标题，“格洛布克是波恩的艾希曼。”

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寿终正寝后，如此大赦天下的特殊做法也制造了特殊的问题。比如古斯塔夫·尤斯特（Gustav Just）一案尤斯特是社民党政治家，他的仕途在两德合并后扶摇直上。七十岁时，他当上了勃兰登堡州议会议长兼议会宪法委员会主席。但就在飞黄腾达后没多久，他栽了个大跟头：1992年3月，某报披露尤斯特曾志愿参军，并在1941年射杀了六名乌克兰犹太人。他第一反应是辩解自己不过是执行命令，但在遭受巨大压力后，只得引咎辞职。

尤斯特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甚至还算不上是什么大鱼。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在于，他在1957年时曾因为反革命行为在民主德国遭到起诉，并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罪状是编辑过一份对当局稍有微词的周报。审判他就是在做戏，为的是杀鸡儆猴，恫吓其他知识分子，让他们不敢背离斯大林主义路线。庭审期间，法官其实还宣读过尤斯特战时日记的部分内容，其中就提到了乌克兰的杀囚事件，但后来便不了了之。据尤斯特称，他要是再敢惹当局不高兴，等待他的就是战争罪审判。“斯塔西，”他说，“在战争罪方面是行家里手。”

有人或许会以为，东德人在经历过摆样子的公审和政治权力对历史记忆的玷污后，1990年后会对政治审判和清算变得较为谨慎。其实不然。把原民主德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送上被告席，以及一丝不苟地整肃斯塔西特务和告密者，对此人们依旧乐此不疲。在东德，与路德维希堡的中央办事处相对应的是柏林的一所机构，主事者是新教牧师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他的办公室不仅储存了斯塔西所有行动的档案信息，也像是分配信息的一间“药房”。“药房”一词恐怕没用错，因为高克是用医学式的思路来看待自己工作的：他的职责是保障道德洁净；他的档案就是药物，可以治愈一个腐朽的社会。纵然一些批评者——基本上是东、西德的老左派——管他叫大判官，但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位牧师的动机不纯。他既从道德和司法层面也从历史层面对审判表示声援，并在一本名为《斯塔西档案》的书里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几乎每一页都回荡着久远过去传来的声声回响。(69)

“我们能够大胆预测，”高克写道，“针对个人的审判或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对原联邦德国纳粹战犯的审判亦是如此。而就某些罪行来看，可能已经过了追溯期。但是，就算仅仅出于对受害者的考虑，我们也绝不容许斯塔西的特务得到尽数赦免。很显然，倘若此事成为现实，将会粉碎人们对法治的信心。”

写到这里，法律上的教训也就到头了。对于历史，他表示：“西德人已经比原东德公民更清楚地认识到，将直面罪恶过去的责任抛给下一代会酿成多大的苦果。有了前车之鉴，已经可以期待他们不会坐视德国人的疏忽大意成为一种不良传统。”1985年5月8日即二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日这天，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文中他提到，“在塑造当下和未来的过程中，缅怀过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直面自身不堪往事的姿态，为驳斥德国人大多对过去避而不谈、‘无法哀悼’这一偏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冯·魏茨泽克引述“无法哀悼”，说明了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夫妇的教诲已深入人心。这次我们必须行事正确；我们不能允许过去的事重蹈覆辙。这一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情绪，令不少西德人感同身受。抑或者应该说，西德人尤其感同身受，因为他们——或者最起码也是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对曾经纵容身边的纳粹抱有负罪感。尽管报纸专栏作家、神职人员、学者和德国意见领袖从不间断地指出，东、西德未被充分理解的历史之间存在差异，但纳粹德国和斯塔西德国之间的区别趋向于模糊化不仅如此，弥漫在“西佬”中间的一丝资本主义胜利情绪再次激起了对胜利者正义的指责；只不过这一次，坐在胜利者高位上的不是西方或苏联盟友，而是西德人。

这种局面充满了讽刺意味：先是有这么一个德国，戴罪之身的德国，其民众感到被自己“无法哀悼”之痛弄得茫然无措（betroffen）这个德国举行了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审判，据说如今可以居高临下地审判另一个德国——昔日的反法西斯德国；在两种极权体制下吃尽苦头的德国；步兵方阵整齐划一、正步踢得铿锵有力的德国；经营着让盖世太保做梦都想不到的庞大秘密警察网的德国。随着最后一位纳粹战犯在斯图加特出庭受审，数以千计的斯塔西人员和共产党爪牙正等着在第二轮司法历史课堂上出演各自的角色。

东京

纽伦堡法庭的外观看着屹立不变——近乎坚不可摧——然而其所在的城市并非如此。纽伦堡的老城中心经过修缮，重现了当年的中世纪之风，给这座城市平添了一种矫揉造作的氛围，似乎纽伦堡只是历史遐想的一面布景。这里另一栋仍保持旧貌的建筑是齐柏林广场，这是阿尔伯特·施佩尔存世的唯一作品，过去是纳粹党一年一度党代会的举办地。这栋建筑体量庞大，难以实施爆破——光是男厕就和普通电影院一样大——同时又缺乏妥善维护。茁壮繁茂的杂草从石造观众席的龟裂处窜了出来。

我问一个卖纪念品（有啤酒杯、旗子和刀具）的老头儿，去法院的路怎么走。“你是说德国军官被绞死的地方么？”我说是的，就是那儿。他给我指了路，但我还是迷路了，只好折回酒店再问人。前台的年轻姑娘说不上来，她的领班，一位五十来岁、皮肤白得没有血色的金发女人走上前来，问我有何贵干。我把问题复述了一遍，她的嘴角沉了下来。“您去那儿干嘛啊？”她没好气地问。“那儿没什么可看的，您干嘛不参观参观我们的老城呢……”我说是想了解历史。她转身走了，“这些个外国人，”嘴里还喃喃自语。

正如先前所言，法院坚挺如故，德皇威廉时期的风格让人印象深刻。另外，法院和施佩尔设计的体育馆一样壮丽。历任法官的雕塑屹立在石头底座上，宛若一脸严肃的诸神，俯瞰着菲尔特大街（Fürtherstrasse）。大门上方有一片巨型檐壁雕刻，反映的是各式各样的权威象征：刻有罗马数字的十诫石板书，一本向上摊开、两边树枝环绕的法典，一把桦枝丛中伸出的斧子，象征刑罚权、日后为法西斯所采用的古罗马徽章。

尽管日本人也很推崇德皇威廉时期的华丽之风（或许在殖民地比在日本本土走得更远），东京却没有类似纽伦堡法庭的建筑。设在日本、东南亚和亚太其他地区的盟军军事法庭共审理过两千多起战争罪案件。然而，自1946年至1948年底，见证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二十八名日本战时领导人——也就是所谓的甲级战犯——的建筑，原本只是一所军校，在战争末期充当过日本陆军的大本营在匆忙铺就木板后，演讲厅被改造成法庭，室内的弧光灯亮得刺眼这让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好莱坞影棚。为了给新市政厅腾地方，这栋建筑后来被拆毁。

不过，比起这座法院来，另一栋与审判有关的建筑更能让人触景生情——巢鸭监狱。在这儿的“死刑室”里，六位将军和一位平民在东京法庭的盟军法官宣判后，于1948年12月的一个夜晚被送上绞架。巢鸭监狱是仿造19世纪欧洲监狱的产物，1970年代被拆除。在其原址上——占星家和占卜师极力反对，说这么做会破坏风水——亚洲范围内最高摩天大楼之一的“太阳城”（Sunshine 60拔地而起。这是一栋闪闪发光的白色建筑，隶属“太阳城项目”后者是一个集休闲、办公和购物等功能于一身的大型综合体。

我无意拿这些建筑风格之间的区别大做文章。毋庸置疑，日本人乐见巢鸭监狱成为历史，正如我下榻的纽伦堡酒店的前台小姐不希望人们再去探访法庭或齐柏林广场一样。然而，在我看来，日本从来就不曾拥有类似纽伦堡法庭这样的建筑。不同于火车站或政府机关，在现代日本国家里，有着繁复程序的法庭从来就不是一个占据中心地位的机构。法律不是保护人们免受专制之害的手段；相反它的存在是为了强化国家对人们的管控。即使在今天，日本的律师群体相对而言仍旧弱小。为站在被告席上的某人辩护近乎于颠覆正因如此，为军政领袖的所作所为追究他们的责任这一观念在日本比在德国还要古怪。话虽如此，比起纽伦堡审判带给德国的阴影，东京审判在日本投下的阴影要长且黑暗得多。

民族主义修正派对“东京审判历史观”大谈特谈，似乎审判结果完全是狂热的反日宣传。军事法庭被人比作滥用私刑的暴徒，而日本左派因为在学校教科书和自由主义刊物中弘扬东京审判历史观，被抨击削弱了几代日本人的气概。所谓东京审判历史观，简言之就是指日本自1931年以来，在亚洲策划和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然而，修正派认为，这场战争其实是为了救亡图存和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所进行的一场悲情而神圣的斗争。出生于1945年的修正派史学家长谷川三千子写道，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继续压迫亚洲人，“和日本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并非仅仅为了日本而战，我们的目标是打一场大东亚战争。鉴于此，中日战争和日本压迫朝鲜就格外让人遗憾。它们都是难以言说的悲剧事件”。(70)

退一万步说，修正派对几代日本人被东京审判洗脑的担心也是杞人忧天。日本学校的教科书是诸多妥协的产物，以至于它们根本看不出任何立场。正如日本所有争议事件一样，越是痛苦不堪的事，留下的记载就越少。在一本出版于1980年代、供中学生使用的标准历史教材中，提到东京审判的章节所占篇幅连半页都不到。(71)仅有的内容也只是交代审判举行过，并“被批评为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单方面审判”。

西德教科书对纽伦堡审判的描述要详细得多，除此之外，其在有追溯力的反和平罪和新法反人类罪之间也做了明确的区分。(72)前者“反映了检方以及国际法庭本身存在的主要问题：反和平罪成立的前提是针对侵略战争存在国际性禁令，但这并不存在”。意思就是，因为拒绝检讨盟军自身在战时的所作所为，盟国法官奉行了双重标准。但话锋随即一转，说到反人类罪虽然有追溯性，却“对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西）德、日教科书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谁比谁更详细；而是折射出一种理念上的差距。在日本人看来反人类罪针对的并不是类似屠犹的事件，而是任何战争中都会出现的军事暴行。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赫尔穆特·贝克尝言，没有多少德国人会想要抨击纽伦堡审判的过程，因为被告的罪行再清楚不过了。说这话时，他所指的是反人类罪——更确切地说，是屠犹。而德国法院在纽伦堡审判后办理的，正是大屠杀的案子。

日本从来就没有什么战争罪审判，也没有类似路德维希堡这样的地方。这部分是因为找不到可以与大屠杀完全相提并论的惨剧纵然日军行事风格往往十分残暴，国家神道教和天皇崇拜造成的心理后果同纳粹主义一般狂热，但日军暴行属于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而不是针对一个民族（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国民）有预谋的种族灭绝另外，战争中最令人发指、与实际战斗毫无关联的一些方面，比如说驻伪满的731部队在活人（被称作“圆木”）身上进行的医学试验却在东京审判中被略过了。1945年，731部队军医采集的信息——比如极寒试验、注射致命病菌、活体解剖等等——因为在美国人眼里具有极高的价值，他们当中的责任人只要肯交出资料，就被网开一面。部分军医在战后医学界举足轻重。吉村寿人（Yoshimura Hisato）作为在极寒环境研究领域的权威，担任了日本南极科考团的顾问。做过大量人体试验的北野政次医生则成了绿十字株式会社的社长，这是日本最大的血制品公司。

731部队的故事在日本并非完全无人知晓，因为苏联人审判过该部队的一些官兵，这段历史被写进过书里。(73)另外，1976年日本的电视台还播放过一部以此为题的纪录片。但是多数日本人第一次听闻731是在1982年。是年，悬疑作家森村诚一发表了《恶魔的饱食》一书，这是他731部队三部曲的开山之作。(74)尽管森村事先做的调研很充分，但书名反映了其基调，而这点对吸引学者关注毫无助益。不过，三部曲在商业上大获成功，森村的作品也鼓励了其他人对此话题展开研究。他同时也招来了极右翼不怀好意的关注。

有些日本人建议日本应该自己主持战争罪审判。史学家秦郁彦就认为，日本领导人应该根据现行日本法律受审，无论是军事法庭还是民事法庭。(75)他相信，日本法官没准会比东京的盟军军事法庭更加严厉，而收效也只会更好。如果被判有罪，被告的灵位也就不会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内。东京审判反而“洗清了被告的‘罪行’，把他们变成了烈士。如果是在国内法庭受审，很有可能真正的战犯就被揪出来了”，他说道。

这番话很中肯，但日本法庭有何依据对本国前领导人提起公诉呢？秦郁彦的答案是：“因为他们发动了一场明知会输的战争。”他举了个例子，阿根廷将军加尔铁里（Galtieri）和部下在福克兰海战[17]中吃了败仗。简言之，他们本该因为吃败仗、给国民带来巨大伤痛被判刑。秦郁彦说得就好像德国法院在1918年把兴登堡（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两位将军送上了被告席一样。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但再次显示出，日本和德国发动的战争不论是在记忆还是在事实上，都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德国人也发动了一场战争，为此他们审判了譬如博格和施瓦姆贝格这样的德国人。这场战争中他们立于不败之地，除非战败，否则他们的敌人休想活命。

对于凡是和战时历史沾边的事，日本左派和修正主义右派的意见几乎统统相左，在东京审判上亦是如此。这和德国左派看待纽伦堡的态度具有可比性。小林正树于1983年推出的纪录片《东京审判》恰到好处地阐明了这点，虽然节奏有些拖沓。小林绝对不是那种会为日本对外战争辩解的人。他的扛鼎之作、1959年问世的《人间的条件》对战争作出了严厉的批判。该片主人公梶（Kaji）是个爱好和平的青年，他同小林一样，作为在中国服役的二等兵，无奈地目睹了战争的惨烈。

《东京审判》片长四个半小时，一上来先是放映广岛和长崎的原爆，最后以那张越南小女孩赤身裸体逃离凝固汽油弹袭击的著名照片结束。影片并没有暗示小林在原则上反对审判，或者质疑其判决。但在放到审判的一幕戏时，却插入了比基尼环礁[18]上核试验的影像资料。另外，在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片段之后——这在日本实属罕见——紧接着出现的又是广岛上空升腾而起的蘑菇云。正如德国左派在纽伦堡审判一事上的表现，小林用审判将了法官们一军这么做不一定就是为了淡化日本的罪过。相反，他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战胜者如何背弃了他们自己强加给日本的反战主义。

日本国内还有其他看法，立场介于修正主义诡辩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原则之间。然而，回忆起东京审判时，没有一个日本人心里会不感到矛盾。这和缺乏法律传统或冥顽不化的民族主义思想关系不大，倒是和审判自身的性质有更大关联。1970年，日本最知名剧作家之一的木下顺二创作了一部作品，把东京审判变成了一出悲情的闹剧。(76)有关审判的书籍，由日本人写就的最著名的一本出版于1974年，其以富于同情的笔触描写了某位在巢鸭监狱上绞架的文职官员，后来还作为电视剧题材被搬上荧屏，书名为《战犯广田弘毅的生与死》，作者是城山三郎。(77)

木下和城山都不是右翼修正主义者。同样，活跃于1960年代的新左派哲学家吉本隆明也不是。然而，他在1986年写道，“作为同时代的人和亲历者，在我们看来，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是策划好了的。这不过是宰杀替罪羊之前的一出荒唐仪式罢了。”(78)从所有文字记载来看，大部分日本人就是这么看待审判的，即使他们对多数“替罪羊”都没什么同情。1948年，在经历过美国占领当局长达三年的查禁制度和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后，人们在广播里听法庭宣读审判词时，都会以一种伤感且宿命论式的意味耸耸肩：吃了败仗就该料到会有这种结果。

但是吉本接下来的话是修正主义者绝不会提及的：“我还记得，初次接触这一源自欧洲的法律观念时，心里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这同我们亚洲法庭草草了事的司法制度有着云泥之别。不同于以往得不到公正审判便人头落地的命运，被告能够做自我辩护，而谨慎下达的裁决看来遵循了公开透明的程序。”

吉本的回忆既客观中肯，又充满杀伤力，因为他直指审判失败的原因。经过操纵的政治审判——即“荒唐的程序”——损害了欧洲法律理念的价值。拿约瑟夫·基南的话来讲，审判的好处在于，“历史上，国家首脑们首次由于其职责所犯下的罪行被绳之以法。”——很不幸，基南这句话是口误，因为国家首脑只有一个，就是天皇，但他却缺席了庭审。东京审判唯一的模板是纽伦堡，而其审理过程并不总是能一碗水端平：对辩方有利的证据有时不被采信，而对检方有利的证人则得到青睐。不过，和纽伦堡一样，审判还有一个更为公开的目标：为日本人，乃至全世界，上一堂历史课。

检察官之一的弗雷德里克·米尼奥内（Frederick Mignone）曾有几分装腔作势地说，“在日本，以及整个东方世界，这场审判是军事占领期间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它在日本媒体那里得到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而且头一回向几百万日本人展现出，他们地位牢不可破的军国主义领导人是多么阴险狡诈，多么阳奉阴违，对权力多么如饥似渴。这为历史留下了一份亟需的档案，倘若没有审判的话，则根本不会留下什么记录。”(79)

的确是亟需，因为当时人们所知甚少。政治学者石田雄当时还是学生，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听闻帝国陆军攻占南京不久后实施了大屠杀时，自己有多么震惊”。(80)部分庭审内容甚至让被告自己也吃惊不小。板垣征四郎将军为人特别残暴，曾掌管东南亚的战俘营，他麾下的部队屠杀过不计其数的中国平民。板垣在日记中写道：“我听说了一些之前连我都一无所知的东西，也回想起了原本已然淡忘的事。”审判结束后，《日本时报》（Nippon Times）指出其内在缺陷，但是随即补充道，“日本人民务必认真思索，为何他们的观点与世人几乎普遍接受的共识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日本的悲剧属于自食其果，而这一认识上的鸿沟，正是造成悲剧的根源。”

时至今日，这道鸿沟依然存在。沉浸在事后之明中的今人也许只会得出一个结论：审判并未促使日本人了解和接受他们的过去反而让他们滋生出一种愤世嫉俗和忿忿不平。政治审判造就的是政治化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在谈论东京审判历史观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没有说错，尽管结论大谬不然。炮轰审判不一定等同于否认日本的罪行，这点正是木下杰作的中心思想。

《神与人之间》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审判”是基于真实法庭记录呈现的东京审判。因为有几幕展现盟军矛盾心理的戏，比方说介绍广岛原爆，或苏联很晚才对日宣战（原爆后两天）等比较微妙的事件，所以很有看头。政治上的难堪被荒谬的法律术语掩盖起来。对该剧这一部分的常规解读是其再次祭出“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的说辞，企图淡化日本罪行。而通过强调法庭的虚伪，木下似乎是在否定审判结果。然而，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剧中的日本被告虽未开口说话，但可以看到他们坐在台下。因此，真正坐在被告席上的实际上不止这二十八个人，亦包括观看该剧的日本观众。很明显，该剧不光是对审判过程的一种控诉，作者并未轻易放过观众。

该剧第二部分为“南洋的浪漫”，讲述的是某人代人受过，被判处绞刑。这则故事很有典型性，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讲故事的是个音乐厅歌手。这场近乎于闹剧的审判是对东京审判的荒诞戏仿，证人席上坐着叽叽喳喳的猴子。审判以一种梦境的形式被还原出来。噩梦一结束，所有人都想将其忘得一干二净。只有音乐厅歌手不愿忘记，也只有她拒绝抱怨审判不公：“如果这一切都建立在审判是闹剧的基础上，那谁又能从中吸取教训呢？”

木下这部剧看似在为日本的罪行开脱，实则比那两部反映战争罪审判的德国话剧更深入地探讨了罪行和报复的问题。另外，讽刺的是，该剧比两位欧洲人的作品更能凸显基督教的影响（木下曾是基督徒）。彼得·魏斯和罗尔夫·施耐德触及的是纳粹罪行背后的政治根源。魏斯力图表达是什么造就了像博格这样的施虐者。二者都没有质疑审判的正当性。但是木下的主旨不太一样。他的剧显示出，集体罪责和真相不能依靠战争罪审判来解决。这种方法纯粹是错误的。与之相比，甚至连音乐厅里人为安排的说笑还显得更为恰当。然而，单单斥责这是“胜利者正义”是不够的，因为这么做对帮助人们正视过去无济于事，只是另一种逃避。另外，东京审判的二十八名被告，或者官阶较低的成千上万名战犯是否有罪，根本不能称之为问题。反倒是坐在观众席里的我们，更应该审判自己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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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效仿的是纽伦堡审判，似乎日本在亚洲的战争同希特勒的战争大体上并无二致。可是，就连法官也承认，日本被告并不是东方的纳粹。东京军事法庭庭长威廉·韦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就认为，“德国被告的罪行要比日本被告骇人听闻得多，种类更多，范围也更广。”换言之，在纽伦堡，除了反和平罪外，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宣判犯下了反人类罪。可是，仅有一半日本被告因为政治罪行被判无期徒刑。

作为检察官之一的弗兰克·塔文纳（Frank Tavenner）表示：“站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的是权势熏天的恶棍团伙，他们是罪恶环境里的渣滓，除了对作恶多端训练有素之外一无是处。但日本被告按理说应该是国家精英，是诚实而可信的领导人，人民可是放心地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他们……”(81)

责任问题在日本永远都是件麻烦事，因为在这个国度，形式责任比实际的罪孽更容易认定。不光是因为许多人——比如木下剧作里的主人公——为上峰的所作所为顶了包，这在日本黑帮中间很常见，在政界或商界亦是如此，而且最上面那些人往往根本无力控制行为不检点的下属。亚洲各地匆忙组建了军事法庭，但法官们都对日本国情毫无认知，因此，他们在认定日本指挥系统内部谁应该负什么责这一点上力所不逮，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本，人们如此同情那些外国人眼中的战犯，特别是所谓的乙级和丙级战犯。这些人只是奉命行事，或者向下属发号施令，譬如战地指挥官、营地看守等等。

1953年，一场要求释放所有日本战犯的运动征集到一千五百万人的签名。驻东京的西德大使馆向波恩的联邦司法部发去了一份电文：“鉴于审判结果是战胜者单方面下达的，有打击报复的成分日本人因而认为，举行战争罪审判的实际目标从未实现。（日本战犯并未意识到自己是戴罪之身，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战争行为，是出于爱国才如此为之。”(82)

1953年也出了不少电影，譬如《太平洋之鹫》。影片将战时领导人描绘为烈士或热爱和平的英雄。“太平洋之鹫”说的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执行人、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山本从许多方面来看其实是个温和派，值得敬佩。与他相比，山下奉文将军则没那么温和，当然，他无疑是“袋鼠法庭”[19]的受害者。同山本一样，山下也是一部英雄崇拜电影的主人公。在他的指挥下，日军在菲律宾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1945年的马尼拉浩劫同南京大屠杀一样惨绝人寰。因此，影片将他描绘为一位爱好和平的绅士，而将马尼拉的美国检察官塑造为几大反派之一，这一审视过去的思路似乎很不合情理。

但这么看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因为审判的确是受到了操纵。(83)山下无疑是个强悍的军人，但就事论事，他和远在马尼拉大开杀戒的部队相隔十万八千里，根本无从知晓正在上演的惨剧。然而，美国检察官公开表明他一心想把“日本鬼子”送上绞架。麦克阿瑟将军也欲为丢失菲律宾一雪前耻。于是，他加快了审判进程，并在美国最高法院两位大法官表达不同意见之前，就决定判处山下绞刑。大法官称其“跳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动用私刑”。山下的死刑判决于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当天下达。有了这种先例，很少有日本人还有胃口自己来举行战争罪审判，即使是那些认为把脏水都泼到“军国主义者”头上比较省事的人，也是如此。

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管战前的日本政府叫“不负责任的体制”。(84)他勾勒了三种政治性格：供人抬的“神轿”、“官吏”和“浪人”。其中，“神轿”居于最高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由“官吏”负责抬扛（比如节庆期间的抬神轿活动）。“神轿”是一种标志，但那些扛它的“官吏”，才是掌握实权的人。然而，一干“官吏”——包括官僚、政客、海陆军将领——常常被最底层的“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些人里有军事冒进分子、头脑发热的战地指挥官、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等暴力论者。这一不负责任的体制造成的后果是，政治因果关系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了，历史就像一根没头没尾的线绳，串满了既成事实，有的只是一段又一段处于压迫中的沉寂。偶尔，它才会被突如其来的神秘风暴打断，这可能是外来的邪恶势力、大自然，或者正如日本修正主义教父林房雄所说的，是“历史的残酷无情”。

东京法庭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是“官吏”，亦是“神轿”。他们用肩扛起至高无上的“神轿”，也就是天皇。但反过来，他们自己也被地位较低的人抬着，还会受到“浪人”的操纵。政治责任就像一曲“无穷动”（perpetuum mobile），循环往复，起起伏伏，就是停不下来。1930年代，这一体制终于失控，接二连三的事件由狂暴的浪人挑起，紧张的官吏出面应对，一切终因“神轿”的神圣地位得到合理化。说到这儿，我们触及问题的本质，扮演“神轿”的是谥号昭和天皇的裕仁，所有战争罪行名义上都是为了效忠天皇，但东京审判却对这点置之不理。

1990年夏的南京之行后，我邂逅了四十出头、风姿绰约的佐伯裕子（Saeki Yuko）。她是撰写日本古诗词的诗人，作品体裁是短歌讲的都是令人哀伤的家庭蒙羞史，风格极致简约，比如这首：

父亲醉了，脸红得像个石榴，

就在爷爷被处决后的那一天。

我们守在一起，一家人，

我们的喉头哽咽，在爷爷走后。

佐伯女士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外孙女，土肥有个别名，叫“满洲里的劳伦斯”，他因反人类罪、反和平罪和一般意义上的战争罪行，于1948年在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此人很不寻常，虽位居要津却是个典型的“浪人”，曾涉足恐怖行动、毒品走私，以及集中营管理等勾当。作为“伪满洲国”关东军的指挥官，土肥是策动侵华战争的推手之一。

佐伯女士的父亲无法承受身为土肥原贤二之子的压力；他频繁换工作，并因为酗酒成性英年早逝。佐伯女士在念小学时也因此受人欺凌（不过这种事在她就读贵族高中后就没再发生过）。她曾满心希望天皇能拯救自己，因为老师教导过她，天皇是“我们大伙儿的父亲”。但父母告诉她，再也指望不上天皇了，因为日本战败了。“我们现在必须自力更生，”母亲说。即使如此，天皇的画像仍旧高挂在家里的墙上，直到1950年代她上高中时才被撤了下来，换上詹姆斯·迪恩[20]的海报。

佐伯女士自感家门不幸。家庭经历变故后，她为权力的变化无常感到忿忿不平。她对天皇一直有着十分复杂的感情。她说，全赖天皇，人们才会在东京审判时对罪行问题避而不谈：“被告都是他的子民。日本人对于像我外公这样的甲级战犯很少抱有同情，这是事实，但乙级和丙级战犯却被视为受害者，他们只是执行了天皇的命令。”好在天皇已经归西，这让佐伯女士的气消了不少。

她对自己身为土肥原贤二外孙女这点并不感到自豪，相反，年少时对此很是不齿，但自己十来岁的儿子看法不同。他对曾祖父和一切同战争有关的事情都很着迷。佐伯女士说，儿子很聪明，但民族主义心理很强，拒绝承认东京审判历史观。当他和朋友一起观看小林正树的《东京审判》时，会夸口说自己是土肥原贤二的曾外孙。佐伯女士说，那时她意识到，真是今非昔比，世道不同了。

裕仁天皇不是希特勒，希特勒可不仅仅是一台“神轿”。不过，天皇崇拜、不负责任的体制所造成的致命后果，在东京审判期间倒的确有所展现。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虽然并不包含“最终解决方案”，但在种族主义的程度上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难分高低。它即便没有驱使日军大开杀戒，也为其野蛮行径提供了合法性。日本人可是亚洲的“主宰者民族”，是天神的后代。史学家家永三郎讲过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1930年代，一个日本小学生怯于解剖活青蛙，老师用指关节狠狠在他脑袋上来了一下，骂道：“为了一只破青蛙，至于哭成这样？你长大后可还要去杀一两百个支那人呐。”(85)

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电视访谈节目上说，他之所以杀起中国人来能丝毫没有良心不安，只因为他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杀人甚至还有一层宗教意味，因为这是“圣战”的构成要素。弗朗西斯·斯科特上尉是巢鸭监狱的牧师，他问日本战俘营指挥官，为什么要虐待战俘。他总结了日本人给出的答案：“他们相信，但凡与天皇为敌的人都不是好东西，因此，他们越是残忍地对待战俘就越能显示出自己对天皇的忠心。”(86)

裕仁天皇是个影子人物，战后，他褪下一身海军服，换上了灰西装。他和希特勒在性格上并不具备可比性，但发挥的心理作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米切利希夫妇曾将希特勒描绘为“一个德国人既仰仗、同时也转嫁责任的对象。因此他是个被投注情感能量的内在客体”。(87)于是乎，希特勒象征并重振了无限权力的思想，这是我们所有人打小就梦寐以求、并希望自己也能掌握的。日本的帝制大抵也一样，不管坐在皇位上的是无情的战犯，还是和蔼的海洋生物学家。

然而，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轿”。顺便提一句，这也是日本开出的投降条件之一。但是，这个要求被盟军拒绝了，他们继而摧毁了广岛和长崎，逼迫日本就范。1945年后，人们担心的是，一旦没了天皇日本将变得无从治理。但实际上，麦克阿瑟摆出一副传统日本政治强人（许多日本人因此很崇拜他）的做派，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因为若要保留天皇的话（起码可以迫使他退位），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

保留天皇也许让日本变得更易治理，也许没有，但这么做激起了极大的民怨。1987年，原一男拍摄了一部惊世骇俗的纪录片，片子围绕帝国陆军退伍老兵奥崎谦三展开，片名叫《浩荡的神军》奥崎曾在新几内亚服役，军衔二等兵。战争末期，奥崎回国后，得知排里的两名年轻战友稀里糊涂地被指挥官枪毙了。奥崎执念于此，发誓要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决定去寻找所有生还者。

奥崎的行为少说也算得上怪异。他曾因用弹珠射天皇、散发印有天皇淫秽漫画的宣传册蹲过大牢。他开着一辆面的，在日本四处巡游，车身挂满了横幅和口号，要求天皇为将百万青年送上绝路道歉。拿他自己的话来讲，他之所以努力追寻事情真相，是为了“告慰那些为天皇捐躯的英灵”。

奥崎既不是基督徒，也非佛教或神道教社团成员。他信奉自己所谓的“奥崎教”，这是一种自然法则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我们所能想到与之类似的文学人物不是日本人，而是德国人，即克莱斯特（Kleist）笔下的米夏埃尔·科尔哈斯[21]，一个来自勃兰登堡州的马贩子，他一心想讨个公道，却引发了谋杀和骚乱。

原一男的手持摄像机自始至终跟随着奥崎的脚步，拍摄的影像晃动而模糊。观众永远也不知道剧情接下来将如何发展。人物的行为一直处在混乱边缘。一幕中，奥崎怒踹一位病怏怏的老战友，因为后者不肯说实话。另一幕中，他与昔日的长官扭打在一起，两人双双倒地。警察试图拉架，但奥崎让他们少管闲事。他对权威的反感——不管是何种权威——从影片开头就十分清楚。奥崎说，警察和打仗时的军人没什么两样，最大的能耐就是服从命令。但是，尽管面对无穷无尽的谎言和推诿，渐渐地，不堪入目的真相一点点浮现出来。两名青年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因为临阵脱逃被枪毙。排长下令杀死他俩，是打算吃他们的肉。杀死袍泽以食其肉这种事并不多见，一般说来，被吃掉的多为土著和敌军士兵。但这些人不是经常碰得到，况且两位二等兵也不讨排长喜欢。当然，排长自己从未承认过。事情真相只能通过他人叙述一点点拼凑出来。

但光找出真相还不够，奥崎想要老排长亲口承认。无休无止的谎言让奥崎愤怒。排长是个臃肿的老头儿，住着宽敞的大房子，生活没有亏待他。奥崎一把揪住他，喝令他必须坦白交代，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老头儿说事情不是奥崎想的这样，要知道，那可是战争，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只是履行了作为日本军人的职责。奥崎怒骂道：“你只会拿这个当挡箭牌！要我说，人类不负责任的最高象征就是天皇，接着是效忠他的军官，比如你这号人……”影片结尾奥崎本想一枪毙了排长，但打偏了，子弹击中了排长的儿子。他说这就叫天道。他自己也领教了天道，被判终身监禁。

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东京审判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阿瑞斯蒂德斯·乔治·拉萨鲁斯（Aristides George Lazarus）是某位将军的辩护律师，他被要求安排让“军人被告和他们的证人在陈述过程中特地指出，裕仁在召开商讨军事行动和方案的会议，只是按照惯例不得不出席，他的存在不具备恶意”。(88)毫无疑问，其他律师也接到了类似的指示。

庭审过程中，计划只有一次险些出错。首席检察官基南在盘问东条英机将军时，后者承认，“没有日本臣民敢于违抗天皇的旨意。”(89)尽管麦克阿瑟精心布置，但这一幕出乎意料。审判中，基南还被迫诱导另一被告木户男爵[22]——他负责保管御玺，战时大部分时间是与天皇走得最近的幕僚——设法让东条改变证词。东条向来对天皇忠心耿耿，一周后改口了。他说，“听了最高指挥部给出的建议，天皇才很不情愿地同意开战。”然而，他补充道，“直至战事开启前，天皇从未改变对和平的热爱和期盼，甚至在战时，他的这一信念也未曾动摇。”

这里的关键不是说多数日本人希望看到天皇上绞架，或乐见他出庭受审。问题在于，天皇的罪行问题远远超出了历史公案的范畴。毕竟，作为压制言论自由和政治问责的工具，帝制一直被沿用至战争末期。倘若不检视天皇在战时的角色，“不负责任的体制”就无法昭然于天下，如此一来，它就很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其存在。

帝制的早期批评者意识到了这点。(90)1946年，左翼电影导演龟井文夫拍摄了一部名为《日本的悲剧》的影片，对天皇的战时角色有过激烈的批判。刚开始，美国审查人员没看出这部由新闻资料片、相片和报纸报道东拼西凑、剪辑而成的作品有何不妥之处，但是经过一次内部放映后，首相吉田茂向军事情报处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将军告了一状，说这部电影有颠覆性。威洛比表示同意，影片因此被禁。1984年，《日本的悲剧》再度公映时，龟井与电影史专家平野共余子一同出席了放映式。龟井告诉她，差不多在电影被禁的时候，日本人停止了对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积极讨论。这让日美官方感到欣慰，而受益的还不止他们。只要天皇还活着，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当然，部分军人和平民替罪羊，即“官吏”和“浪人”要除外，正是他们，沦为了“胜利者正义的牺牲品”。

[1]Kraków，波兰南部城市。

[2]Przemyl，波兰东南部城市。

[3]Belzec，灭绝营，位于波兰东南的卢布林地区，共有六十万人在此遇害，大多为犹太人。

[4]Simon Wiesenthal（1908——2005），纳粹猎人，先后将一千一百名纳粹送上法庭。

[5]Ernst Kaltenbrunner（1903——1946），奥地利人，海德里希之后接任纳粹帝国保安总局（SS-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局长，参与组织实施对犹太人的灭绝，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

[6]Wilhelm Keitel（1882——1946），纳粹德国陆军元帅。

[7]Hjalmar Schacht（1877——1970），经济学家、银行家，纳粹掌权初期曾出任帝国银行行长和经济部长，后来加入抵抗运动反抗希特勒，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无罪。

[8]Ernst Röhm（1887——1934），纳粹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冲锋队（SA）组织人，在“长刀之夜”遭希特勒清洗。

[9]Gregor Strasser（1892——1934），纳粹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后遭到希特勒以排除异己为名铲除。

[10]Christian Geissler（1928——2008），德国作家、导演。

[11]奥拉多（Oradour）和利迪策（Lidice）分别是法国和捷克中部的村庄，二战中纳粹为报复当地抵抗运动对其进行屠村。

[12]Majdanek，波兰地名，纳粹曾在此设立集中营，二战期间有将近五十万人在此遭到囚禁，其中约三十六万人死亡。

[13]Josef Kramer（1906——1945），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长官，被称为“贝尔森野兽”，后来以反人类罪被处决。

[14]Hans Fritzsche（1900——1953），纳粹德国宣传官员。

[15]Alfred Krupp（1907——1967），德国钢铁大亨，纳粹工业家，二战期间曾使用奴工为德国制造军火。

[16]Zentrale Stelle der Landesjustizverwaltungen zur Aufklärung von NS Verbrechen.

[17]即“马岛海战”，英国与阿根廷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权，在1982年进行的一场战争。

[18]Bikini Atoll，马绍尔群岛北端的堡礁，美国从1946年到1958年共在此进行了六十多次核试验。

[19]即kangaroo court，意指跳过正常法律程序的法庭。

[20]James Dean（1931——1955），好莱坞著名影星。

[21]Michael Kohlhaas，德国作家克莱斯特作品《马贩子科尔哈斯》中的主人公，因为随从被打，马匹被容克贵族强行征用，且备受虐待，爱马如命的科尔哈斯气愤难平，走上了民告官的道路，但从未胜诉，处处碰壁的他于是选择了暴力反叛，最终落败后被处死。

[22]Marquis Kido（1889——1977），即木户幸一，昭和时期政治家。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德国

在《美国羊栖菜》里，野坂昭如描绘了1945年日本小学生眼中的世界。战时学英语没什么用，历史老师说过，只要知道“Yes和“No”就行了。(91) 1941年，山下奉文将军要求驻守新加坡的英军无条件投降时，只对白思华将军（Gen. Percival）喊了句：“Yes还是No？”但战争既然已经结束，是时候学会说“三克油”（谢谢和“一刻斯库私密”（劳驾）了。

历史老师过去常说，白思华将军是典型的白人：别看他个头高但膝部软弱无力。打架的时候，只要是个日本人就能把白人放倒因为日本人有强壮的大腿。白人弱不禁风，老坐椅子，而日本人坐的是榻榻米，练就了肌肉力量。然而，待到战争结束后，历史——突然被重新命名为“社会研究”——老师改口了：“瞧瞧那些个美国人，他们的平均身高是五英尺十英寸。我们呢，只有五英尺三英寸。相差的七英寸决定了一切，我相信这身高的差距正是我们战败的原因。根本性的体力差距，势必会在国力上体现出来。”男孩们不明白老师干嘛这么说，“但是他太擅长巧言令色这套了，让人吃不准他的话能否当真。也许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吧，毕竟手里拿着被审查官员涂黑的教科书，过去宣扬神圣日本，一转眼却在大谈民主日本。”

结果，没人再相信老师说的一个字了。他们一天前还吹嘘日本人是天神下凡的民族，誓与盎格鲁——美利坚魔鬼战斗到最后一人，妇孺也不例外，人人有责。一天后，就满嘴都是“三克油”、“一刻斯库私密”和“德谟克拉西”（demokurashi）了。

动身前往东柏林郊区拜会两位高中历史教师的时候，我想起了野坂的这部中篇小说。就在两年前，由工农兵组成、和苏联老大哥团结一致的反法西斯共和国，刚刚和同美国结盟的资本主义联邦德国合并。政治局势天翻地覆，作为其基础，历史也得来个一百八十度大反转。对此，老师将如何解释？学生中又有谁还会相信他们的话呢？

看样貌，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都是四十来岁。纳斯太太是校长，曾是共产党员。莱恩太太没入过党，因此一直当不上校长。两个女人都有一张聪明而严肃的脸庞。头发简单地梳在脑后，露出苍白的额头。她们的着装很朴素，同表情一样一本正经：脚蹬大头鞋，身穿厚毛衣。教学楼年久失修，牛粪色的墙壁上有因渗水留下的裂痕。我们相约在一间冰冷的房间，屋里有股卷心菜味儿。

我跟她们讲了野坂的故事。两人耸耸肩，面面相觑。年长的纳斯太太先开口。她说，1945年，她们所在的德国不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苏战区，90%的老师都被开除了，1949年后硕果仅存的那些铁定是反法西斯主义者。至于说1990年，她俩任教的学校相对而言也没碰到什么问题，因为都已经变得十分民主。说到这儿，两人不约而同地用力点点头。

当然了，她接着说道，某些历史还是不能言说。比方说，波兰军官遭屠戮的卡廷森林事件就提不得，同样禁忌的还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对这些事并不知情，”纳斯太太说道。“我们只说对的话，这点您务必要认识到我们只是绕过特定话题罢了。”

从民主德国的旧版教科书来看，这种说法并不确切。1939年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使纳粹德国和苏联得以瓜分波兰，这在教科书里确有提及，但是得到了一种特定的解释。我在莱恩太太给我的历史教科书里查了查，145页上这样写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牺牲苏联为代价、解决帝国主义体制内部矛盾的这一计划泡汤了。苏联挫败了组建一支强大反苏同盟的目标遏制了德国人在东欧的侵略。这份条约确保苏联能得到两年的和平借此建设防御力量。”(92)苏联侵略波兰不是为了抢夺波兰人的领土而是“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免受法西斯侵害”。

年轻读者在读到这段文字时，被要求回答印在留白处的两个问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何意义？”以及“为何时至今日，帝国主义理论家们依然憎恶这一条约？”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的任务就是要把政治观正确的答案教给学生。

“当然了，”纳斯太太说，“我们必须告诉孩子们，今天给他们讲的一些事，我们过去真的不知情。他们接受了这一说法，表示能够理解。可就算在过去，他们也心知肚明，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跟他们说的那套鬼话。我们生活在柏林，所有人都收看西方电视节目大家都是明白人，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我不由想起所有看过《大屠杀》的东德人，他们没法讨论剧情，是因为本就不应该看。

“这里不存在什么罪行问题，”莱恩太太说道。“我必须告诫学生让他们在学校组织去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时表现得规矩点。我得说明，那儿的人依旧视我们为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您瞧，什么兄弟情谊、团结友爱都是胡扯淡。他们依旧恨我们。但我的学生觉得这难以理解，他们真心不懂。他们当中有个人因为穿着德国国旗颜色的百慕大短裤，结果在华沙街头叫人给打了。”

那么现如今呢？我问，学生们是否接受了另一种历史阐释？两人不屑地翻了翻白眼。

“他们变得很被动，”莱恩太太说道。“再也不向我们提问，”纳斯太太接话道。“没有批判思维，只管看录像。”没错，莱恩太太插话进来，“而且年龄较大的孩子只是耸耸肩，不解自己为何要关心。他们会说，‘这有什么意思呢？’”

接着，西德送来了新版教材。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怎么看待这些书？

“哦，”纳斯太太开口道，“看着不错，至于内容嘛，哎……”

“一无是处，”轮到莱恩太太发言了，“十分肤浅。”

我请她们说得具体些。

“对于战争及其为何会爆发等问题探讨得还不够，倒是犹太人占了很大的篇幅——但所涉之事又都很肤浅，既没框架，也没背景……”

我很好奇，她们期待看到的是什么“背景”，她们是否怀念马克思主义关于垄断资本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根源的论断？

“噢，”两人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就是相信这个。是那些从垄断资本主义当中获益的人发动了战争。这是明摆着的。我们还是会这么教学生。但您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学生对昔日民主德国和一个新的联邦德国间历史根源的区别很敏感。难就难在，我们得让他们自己拿主意。”

*****

东德历史书对二战的主要立场在两篇短文中可以得到归纳，它们均出自莱恩女士提供的课本。其中一篇提及了193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德共代表会议：“因为希特勒政权是由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好斗之徒组成的专制统治，其客观上就违背了不同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针对希特勒专政的斗争因此必须以建立一种反法西斯民主秩序为目的。这一目标符合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各股力量的利益倡导建立这一广泛同盟的是德国共产党。”

另一篇文章提到了德共在战后的第一项举措：“就在反希特勒同盟的大军从东西两线迫近德国边界之际，身处抵抗组织、集中营或流亡海外的共产党人已经在为一个民主、热爱和平的德国打基础只等法西斯政权被推翻的那一刻。”

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的学生怎么可能有负罪感？他们出生在这个民主且热爱和平的德国，他们可是抵抗力量的后代。他们的长辈跟希特勒政权斗争过（斗争的对象不是德国甚至不是纳粹德国；善良的德国一直存在，存在于地下，存在于海外流亡人士中间，也存在于共产党人中间）。在德国漫长而动荡的历史长河中，第三帝国这段往事不是一次悲剧性的背离，它也并非是脱胎于德国理想主义（German idealism）阴暗一脉的必然产物——事实上，德国理想主义者中那些沙文主义色彩最浓厚的，譬如《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一书的作者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或人称“体操之父”的弗里德里希·雅恩（Friedrich Jahn），在民主德国都是备受尊崇的伟人。恰恰相反，第三帝国的历史首尾一贯遵循颠扑不破的历史法则。“希特勒政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最残暴的终极阶段。正如某位东柏林喜剧演员所言：过去属于西德，未来属于我们。

东德教科书所选的插图验证了这种看法。里面印有共产党抵抗英雄的画像，比如统治东德将近二十年的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以及1941年临刑前高喊“共产党万岁！”的海因茨·卡佩勒（Heinz Kapelle）。俄国女游击队员索娅·科斯莫德米杨斯卡娅（Soya Kosmodemyanskaya）的照片也赫然在列，她在莫斯科附近就义前也曾高喊：“同志们，坚持斗争，无所畏惧！”除此之外还有希特勒的照片，他身旁簇拥着实业界的大佬，点明了抵抗力量要对付的是哪类人。除开一两张东线战场上的苏联军人外，关于战争本身的照片很少。集中营的照片倒是有几张：几乎全部摄于布痕瓦尔德，那里关押着不少共产党人。不过，其中一张里，一名苏联兵正和一个身穿集中营条纹囚服的囚犯握手，这一幕断不可能发生在布痕瓦尔德，因为率先赶到那儿的是美国人。

暴行和种族灭绝在这些文字当中的地位，没有苏联解放者和共产党起义者的英雄气节来得明显。民主德国的孩子不会被要求对父辈或祖辈所犯罪行进行忏悔或反思。奥斯维辛不是他们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们受到的教导是向英雄看齐。

诚如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所言，西德教材展现的是迥然不同的过去。这种过去肯定会让那些“并不知情”的人感到震惊。联邦德国的课本里鲜有抵抗主义英雄的照片，大屠杀的照片倒是有很多。几乎每本教材里都配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党卫队军官脚蹬锃亮的皮靴，笔挺地站在比克瑙的火车站匝道处，挑选出要当即处决的犯人。对纳粹文献的引用十分详尽，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某个具有代表性的集中营惩戒规则、1935年的《种族法》、戈培尔或戈林的演讲文，以及海德里希就1938年“水晶之夜”所作的官腔浓重且故弄玄虚的报告。

带着全班学生旁听施瓦姆贝格案的中学老师伯恩德·韦茨卡告诉过我，西德的学校按照惯例，建议老师每年讲授六十小时左右的纳粹历史。韦茨卡是历史老师，在施瓦本地区的一个小镇上教书，镇子铺着卵石路，一座中世纪古堡与成排的17世纪房屋相映成趣。他带着我参观犹太公墓，我俩来到一对兄弟的墓前。哥哥是德国军官，一战中阵亡在法国；弟弟于二十五年后死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这一“模范”集中营内[1]。

我同韦茨卡和他的女友一起啜着茶，后者也是教书匠，三十出头，比韦茨卡年轻十岁左右。两人都说自己的学生对纳粹时期有着浓厚兴趣。比对民主德国的兴趣还要大么？“绝对要更大，”韦茨卡说，“因为我们真心不觉得东德——譬如斯塔西这种东西——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反之，第三帝国则肯定是。”

韦茨卡的父母都是随大流的人，换言之，他们过去都是微不足道的纳粹。父亲在武装党卫军（Waffen SS）服过役，参加过东线战事；母亲是希特勒少女联盟里的积极分子。老爷子至今仍保存着饰有纳粹党徽的铁十字勋章。韦茨卡感到很难和父母探讨过去，老师也没怎么给他讲过。那些战时尚年幼的人没有倾诉的需求，而战时业已成年的人则不愿提及往事。不过，有位韦茨卡不太喜欢的老师，这个老头儿打仗受过伤，为人专横霸道。一天孩子们问起第三帝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突然情绪崩溃，放声大哭。“我们都有罪，他边哭边说，“我们看到墙上‘宰了犹太人’的标语，却袖手旁观什么也没做，我们都有罪。”

区别于民主德国的做法，负责编写联邦德国教科书的并不是联邦政府遴选的学者。每个州的课本都不一样。出版商将需送审的课文递交至州政府，后者任命教师委员会（委员由家长和学生推荐审查内容。原则上讲，课本通不通得过，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宪法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只要合乎宪法和教育法，就能通过审批。

教育法某一条款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以巴伐利亚州一本典型的高中历史教材来看，这一条款得到了严肃的对待。(93)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比方说，书里摘录了一段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话，他在写于1933年的这段话里为纳粹党的法律地位做了定性。他认为，纳粹既非私人组织，也不是国家它自成一体，法庭无权过问。紧随这段引言之后的，是党卫队军校某校长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讲词。作者告诉学员，他们将要成为新型希腊城邦国家里的贵族，只对希特勒惟命是从。学员在读完语录后，被要求围绕“在一个建立于错误规范之上的国家，个体应如何行事”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诸如此类的课堂讨论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韦茨卡有些吃不准，除了讲述事实外，还应怎样探讨第三帝国，又如何分析其意义？他的女友更青睐后现代式的教学法。她倾向于让学生阅读希特勒的演讲，对之进行解构，分析听众为何盲从于他。韦茨卡因为年龄大出她一轮，很难接受“特殊道路”（Sonderweg）的理论。这种看法认为，德国历史发展的轨迹独一无二，存在致命缺陷。他觉得，“很难说纳粹主义是不是德国人的专利，不如跟孩子们讲，当某一特定群体为多数人所厌恶时，局势会急剧恶化。也许这样来得更好。”

或许这就是两位东柏林教师所说的缺乏“框架”的含义。然而，西德教科书还是有框架的，虽然同共产主义国家的宣传不一样，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却和东德的课本别无二致。巴登——符腾堡州的高中老师人人分到一本手册，上面详述了给孩子们讲授“国家社会主义专政”需取得的成果：“学生应了解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以及专政是如何建立的。他们还应了解纳粹实行迫害和大屠杀体制的惨无人道。在认识到‘第三帝国’的极权特征后，学生必须承认，我国的自由民主秩序保障了我们的基本权利。”该手册强烈建议组织参观集中营。

这么做是为了促进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宪法爱国主义是唯一能让我们不与西方疏离的爱国主义。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对普世宪政原则的忠诚，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也端赖奥斯维辛——才在德意志这支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树立起来。”(94)

这种做法，我们也许能称之为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思路。学生再也不用被要求对国旗、歌曲、英雄或某种精心打造的历史延续性的观念产生认同。认同对象换成了自由民主秩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这都和东德的社会主义秩序形成了反差，因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相信个人基本权利，而是秉持为集体理想献身的信念为了灌输这种信仰，使用的却尽是旧政权的那套繁文缛节：旗帜火炬游行、伟大领袖、军事化青年团体，等等。崇拜共产党抵抗领袖，就是崇拜名义上由他们所创立、实际上间或由他们所支配的国家。哈贝马斯和西德课本编写者构想的宪法爱国主义，则明确反对国家崇拜。在哈贝马斯看来，既然自由爱国主义“端赖”奥斯维辛才能产生，这就意味着要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

自由爱国主义所欠缺的，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意义。人们批评其枯燥、抽象、浅薄。“我们正处于沦落为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的危险之中”，联邦德国总统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在1975年如是说。十年后，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施蒂默尔（Michae Stürmer）对西德人的精神空虚和丧失民族定位表达了担忧之情这也是始于1986年的“历史学家辩论”的若干问题之一。拉开这场辩论序幕的是《法兰克福汇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保守派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名叫《往事并不如烟（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诺尔特、施蒂默尔等保守派主张，不应让奥斯维辛成为阻断德国历史延续性的一枚楔子因为历史必须为一个民族提供身份认同——不仅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也是审美上的。德国人理应认同民族英雄，拿著名史学家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的话来说，认同对象甚至可以是1944年的普通德国兵，因为他们抗击了侵犯德国领土的共产势力。哈贝马斯指责保守派意图复辟反动的历史决定论，企图散播反共的德国民族主义。

但实际上，西德教科书提供的仍是一种基于民族和地域归属上的身份认同。同东德教科书一样，它立足于抵抗的概念；这一身份诞生于同纳粹政权的对抗。有人称，1933——1945年的德国并未完全被纳粹运动渗透，“尽管盟军在战时不会承认”。每本教科书都详尽介绍了形形色色的抵抗组织，包括共产党、神甫、牧师、学生（比如“白玫瑰”[2]）、社民党人。当然，最后还要算上申克·冯·施陶芬贝格男爵（Count Schenk von Stauffenberg）和他多为贵族出身的军队同僚。1944年7月，他们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后者继而发动疯狂反扑，数以千计的德国人惨遭杀害。主谋者被吊死在普勒岑湖（Plotzensee）监狱内一个暗无天日的大牢里，这片伤感之地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圣地。据传，就在临刑前，施陶芬贝格高呼：“神圣德国万岁！”希特勒惬意地待在巴伐利亚山区的疗养地，把绞刑的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

尽管施陶芬贝格无疑是英雄人物，但由于他参与了“资产阶级军人”阴谋，而这群人并无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东德教科书就必须阐明，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分子。不过也并未鞭笞他。我们得知，施陶芬贝格的交际圈里存在具有“进步政治思想”的人，同共产党有联络。但是在西德，他的声名一样存在争议。“神圣德国万岁！”这句口号可不对左派的胃口。况且，就算某人再怎么憎恶希特勒及其心腹，暗杀预谋在右翼分子眼中终归等同于叛国。虽然柏林的一条马路在1955年被命名为施陶芬贝格大街，但直到1967年柏林市议会才决定，在昔日施陶芬贝格策划政变的军事司令部旧址上建造一座纪念馆和档案中心。

宗教在德国抵抗运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巴伐利亚州的教材在这点上大做文章。编者称，希特勒的施政方针和施陶芬贝格的宗教人文精神相对立。由于是在巴伐利亚，编者对天主教会给予了格外关注。举例而言，课本里写道，多数笃信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人在1932年没有把票投给纳粹党。神职人员单枪匹马的英雄行为得到了放大，譬如奥古斯丁·罗施（Augustin Rosch），一位慕尼黑的耶稣会教士。这些事迹固然都很光明磊落，却并不意味着纳粹在巴伐利亚不得人心，仅仅显示出天主教徒遵照神父吩咐，把票投给了天主教保守派。后者在1933年后还是被迫解散了。

然而，这些地方的特殊关注最终还是让位给了一条强有力的政治信息，或者拿一些人喜欢的话来说，让位给了政治框架：“德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宗教人士、军人和贵族阶层为反抗希特勒付出了代价，不是丧失自由，就是失去了生命。但这一反抗纳粹专制的联盟开启了战后德国宪政和社会秩序的发展进程……抵抗运动和德国自由运动联手，从而使得在联邦德国宪法中确立人文价值、法治原则、民主、福利国家、联邦制度的努力变得较为容易。”

从当时各自教科书中呈现的历史来看，东、西德都建立在抵抗运动的遗产之上。这种观念很有感召力，而倘若对历史人物的认同是得到提倡的话，那么认同冯·施陶芬贝格男爵显然要好过认同海因里希·希姆莱（东德的英雄恩斯特·台尔曼[3]和埃里希·昂内克就不那么具有榜样效应了，当然总还是强过希姆莱）。

但这么做的影响并不总是好的。在东德，推动英雄崇拜是极权主义宣传机器的任务之一，它严重歪曲了历史。当英雄形象化为乌有，宣传机器势力不再后，数以百计、兴许是数以千计大失所望的年轻人就会站起来造反。他们祭出过去专制时期的英雄和符号，在街上高喊“胜利万岁！”（Sieg Heil）[4]，崇拜纳粹领导人，仿佛是在缅怀一个更加英雄辈出的年代。而辜负他们期待的长辈封杀了这段光荣岁月。

在西德，抵抗运动的官方说法让不少“希特勒的孩子”[5]认为，任何反抗国家的举动不仅因为过去可以得到正名，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势在必行。不管赤军派的手段和目标有多么令人毛骨悚然，还是可以博得“六八一代”的同情，哪怕仅仅因为他们敢于做大多数德国人在三十年前都没能做到、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退一步讲，同样是“六八一代”，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却明白，德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必须立足于对纳粹历史的公开批判。谨小慎微、缄口不语和避重就轻，曾被认为是将数百万原纳粹分子改造为共和国公民的必要条件，但是时候与之一刀两断了。如果说这种一刀两断有时来得太唐突、太粗暴、太自以为是的话，那么它所激起的辩论和智力上的交锋，也为时代气氛注入了一丝清风。不同于或因心生厌恶、或因不屑一顾而远离政治的老一辈德国知识分子，许多“希特勒的孩子”积极投身其中。而当他们察觉到异样的苗头后——反应偶尔会有些歇斯底里——至少能挺身而出，表明立场。1992年，当身穿纳粹行头的暴徒纵火焚烧避难者住所、杀害外国人，严重威胁社会时，上百万德国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半数以上的慕尼黑市民参加烛光游行，表明反对暴力排外主义的立场。起码从表象上来看，德国人明白了异见的价值。

日本

家永三郎是日本历史教授，过去做过高中老师。1952年，他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后被广泛采用。但四年后，麻烦找上门来。文部省认为，家永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1964年，家永终于忍无可忍，并于翌年起诉政府违宪。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又打了两场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

初识家永，首先留意到的是他的年迈体弱。他走起路来有些吃力，很容易累着。体格瘦小的他看起来弱不禁风，苍白的脑袋因为谢顶，形似一枚鸡蛋。宽大的眼镜看着跟身体其他部位不太协调我很纳闷，他哪来的精力和动力坚持斗争二十七年。坐在位于东京郊外寓所的书房里，他讲述了自己的战争经历，算是回答了我的疑问。

“1941年12月，听到日本偷袭美国后，我就知道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但当时我断不能这么说，所有一切都受到严密监控。那时的我还在新潟一所中学教历史，文部省命令高中和初中老师教授关于天皇的神话，关于日本民族的神圣血统，等等。”

他编了本教材，书中将远古日本诸神和神话中的天皇描绘为日本独特价值观的传承者。神话被当成了历史。家永边叹气，边翻着这些一碰就破的旧纸张，坦言他不希望日本孩子再读这种书。

“教室成了离经叛道的地方，我们身居其中，不得不践踏自己的原则。我很惭愧，没有拒绝讲授国家倡导的历史观。我将一辈子因此蒙羞。请注意，我不是鼓吹战争的宣传家，但也没有出力制止。

1965年，家永在法庭上首次为自己辩护时，称自己心怀愧疚：“我那时只惦记着自己的良心，但我有罪，在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遭到蹂躏时，我只是袖手旁观。数以百万计的同胞死在这场战争中我命大，才活了下来。我对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山河破碎感到无比羞愧……我只是一介草民，人微言轻，但就算只能尽绵薄之力，我也希望为过去没能奋起反抗做出补偿。这就是我今天打这场官司的原因。”

有句话反复出现在家永的著作和演讲中：日本没有抵抗。1992年11月，他最后一次出庭后又复述了一遍。在高等法院不远处一间租来的大会堂里，家永对其支持者说道：“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临走时，支持者起身欢送家永。他缓缓挪动着步子，走出会堂，瘦弱的肩膀低垂着，仿佛背负着沉甸甸的包袱，厚底镜片后的双眼不住地眨动。

他输掉了官司，输得一败涂地，这点毫无悬念。1993年3月16日，法院下达判决书。家永早料到会是这个结果，但就连他都对裁决的草率程度吃惊不已。他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气氛很是激烈。会上，他说自己难以抑制怒火，裁决书让日本蒙羞。一个月后，我给他打了电话，想再见见他，但他推辞说自己已精疲力竭。还会再斗争下去么？“那当然，那当然，教科书这桩案子是我活下去的理由。”他表示，相较于大城市报章发表的不温不火的社论，地方媒体对他的支持力度则要大得多。“你离东京越远，”他说，“就越享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家永案并不是检验这句话的唯一例证。

战争结束时，一切都显得那么鼓舞人心。日本投降后不久，新的教科书尚未发放，因此旧版本得以沿用，只是里面的军国主义段落被用墨水涂黑了。然而，1946年，一本名为《我国的道路》的新教材问世。这是自1881年以来，第一部一上来就描述石器时代，而非远古神明及皇族后裔等民族神话的教科书。一年后通过的《教育基本法》限制了政府对教育资源的控制权。教育的宗旨是“培养热爱真相与和平的人民”，并且“遵循日本宪法”，建设“一个推行民主和崇尚文化的国家”。学校有权自行选用私人编撰和出版的教科书。德育课被取消了，而历史则成了社会研究课程的一部分。

这掀起了一场革命。至少从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以来，日本教育就一直是帝国的宣传喉舌。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尝言，“教育和军队一样，应该奉行皇道。”(95)他还说过，在国家危难之际所有日本人都应遵循教导，“勇敢地”为国家献身，“保卫和维护我国皇权的繁荣昌盛”。

就连地理课都是为帝国事业服务的。某本战时地理课本描述“日本的形状”具有“重大意义。我国看上去处于亚洲前沿，雄赳赳地探向太平洋。与此同时，我们也显示出已做好准备，保卫亚洲大陆，防范外部入侵”。

德育课被抬到了极高的高度。诸如自我牺牲、军事纪律、祖先崇拜、忠君尊王等民族美德就是以此方式灌输的。20世纪上半叶军旅英雄在多数国家都受到推崇，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楷模，日本也不例外。《君之代》原本是祝愿皇权千秋万代的颂歌，后来成为人们传唱的国歌，旭日旗也插遍了亚洲各个角落。所有日本人在听到神圣天皇的大名后，都有义务迅速绷紧身躯，立正站直。每所学校内都设有一尊供奉天皇画像的神社。要是相片沾上一点灰，或者挂得不够周正，就将招致严厉的惩罚。

1947——1948年，随着国会两院宣布《教育敕语》作废，上述做法都被官方取缔了。取而代之的是宪政主义、反战主义（口号是“真相与和平”）、民主制度和社会研究。家永三郎第一部教材完稿付梓时，官方并未从中作梗。但大约在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后，情况开始生变。政府某个教育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了若干看法其中一点是：“我们的体制效法一个国情不同的外国，且一心追求理想，导致许多不良因素糅入。”(96)

为了对抗这些因素，教育理事会不再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地方政府直接任命。文部省重新负责编撰和出版教科书。这让政府站在了左翼日本教师工会的对立面。长期对抗致使双方立场都趋于极端。教师工会怀疑政府在复辟军国主义；反观政府，往轻了说将左翼教师——其中就包括家永——视为危险的理想主义者，往重了说则视他们为卖国贼。这一永无止境的拉锯战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历史教科书两头都不讨巧。左派和自由派至今仍批评其内容失实，闪烁其词，且有民族主义倾向。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其带有太多左翼意识形态“异端”的痕迹。双方都有一定道理：被“阉割”过的教材确实避重就轻，而马克思主义者自战后便占据了史学界的半壁江山。

家永从不掩饰他的政治倾向。在1962年版的历史教材里，他用一张残疾日本老兵的照片作为插图，图中人物的一条断臂绑在皮革护具里，脖子还挂着个钱盒。文字说明是这样的：“这一悲剧性的景象雄辩地向我们揭示了《宪法》序言里用词的深刻含义。原文如下：‘……（我们）决心，再也不重蹈因政府行为招致的战祸的覆辙。’”(97)这完美地归纳了家永和教师工会的“宪政爱国主义”和反战倾向。战争，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战争，都是罪恶的，但最坏的莫过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大陆上打的一仗。家永对日本为何没能剿灭中共的解释是，“红军有民主的力量。”(98)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一场政治价值观的较量：对垒双方是中国的民主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作风”。二十年后，他对越战的分析亦是如此。

家永的左翼反战思想和亲华倾向恰恰是日本保守派试图从教科书中抹去的。文部省希望将残疾军人插图连同文字说明一并删去，因为二者传递出的是“一种对战争极端负面的印象”。

家永在书里还用了其他照片，比如即将奔赴战场的学生，以及在兵工厂里劳作的年轻姑娘，搭配的文字说明是这样的：“人民生活遭殃。”然而，文部省对这些照片的看法倾向正面，“照片拍得很好，献身国家的学生们脸上都泛着红光。”

我翻了翻1984年出版的某本全日本通用的教材，里面没有描绘残疾军人或日军暴行的照片，有的是沦为废墟的广岛，珍珠港内缓缓下沉的“亚利桑那号”战舰，当年报纸的头版头条，轰炸中被转移的日本人，以及参与演习的民众。(99)最后一幅照片的文字很契合文部省的精神：“居委会在防火演习时帮忙。穿着扎脚裤、包着头巾的妇女正勤恳地练习传接水桶。”

家永编撰的教材提到过在几千名囚犯身上实施致命医学实验的“伪满洲国”731部队，但后来被删掉了，原因是该问题未经“可靠的学术研究”（开展研究的确很难，因为大部分资料都掌握在美国人或苏联人手里）。但到了1980年代，已经涌现足够多的证据，证明当初家永的研究是正确的。1992年，他信心满满地认为，今后再版的日本教科书会将731部队列入。

在1962年版的教材里，家永还提到，在华作战期间，“许多日军官兵曾奸淫中国妇女”。文部省决定把这句也删了。“侮辱妇女”文部省表示，“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及任何战场上都发生过的事不应将矛头对准日本陆军”。

事实上，日军的强奸行为泛滥成风，以至于一些将领开始担心其后果——暴行将招致中国人的顽抗。因此，他们决定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建立军中妓院（即“慰安所”），里面的女性有中国人、朝鲜人、东南亚人，以及部分欧洲人，她们都是从日本帝国统治下的村庄、城镇和战俘营里掳掠来的。多数“慰安妇”后来死于疾病，有些被谋害，有些死在交火中。除了家永所著的《太平洋战争》一书外任何日本教科书里都不曾提及过她们。事实再次证明家永是正确的后世史籍里必然有这一群体的一席之地。

证据出现的方式颇为耐人寻味。直至1980年代末，韩国人要想出国，都必须获得政府的特批。1965年，韩国政府同意接受日本的一次性赔偿，以抵销日本的战争责任。这之后，个人就不得再提出索赔要求。无论怎么说，慰安妇的历史总是令人尴尬的，因为这让幸存者的家人感到耻辱，况且，战时“韩奸”比比皆是。不消说这些内容不会出现在韩国的教科书里。但到了1980年代末，社会氛围变得较为宽松，韩国人可以去日本旅行了。在女权主义团体的鼓励下，部分原“慰安妇”决定提出索赔。然而，日本政府矢口否认自己负有责任，称战时组织卖淫纯属私人行为，没有证据显示官方曾参与此事。

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学家吉见义明恰巧在电视上看到了这番抵赖之词，事情很可能就此不了了之。吉见记得，自己在自卫队资料室做研究的时候，曾翻阅过一些文献。于是，他回了趟资料室，几天后，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建造“慰安所”的官方命令，上面还有日本帝国陆军最高指挥部的落款。一时间，日本媒体纷纷密集报道“慰安妇”的故事。日本首相不得不向韩国人民道歉。当BBC的一名记者询问内阁官房长官，日本政府为何过了那么久才承认事实时，他辩称，政府方面的研究者之前并不知道存在这方面的档案。记者礼貌地表达了他的惊讶，毕竟，一位学者可是单枪匹马、仅花了几天工夫就挖出了档案。这之后，电视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整整一分钟，内阁官房长官默不做声，只是咬着嘴唇，不敢抬头直视记者。最后，他开口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失礼”。

家永用“侵略”一词描述日本的对华战争。文部省任命的审查员阅后提出以下建议：“侵略这个词包含了负面的道德含义。出于教育下一代公民的考虑，用这么个有负面影响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国家的行为，十分欠妥。因此，应使用诸如‘军事挺进’这一表述。”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选择在不同政治场合对这一措辞表达抗议，结果却只是加剧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分歧。侵略历史剥夺了日本使用武力的权利，这解释了右派为何对其矢口否认，左派为何执著于此，主流保守派又为何倾向于只字不提。只要自民党依旧执政，就有必要安抚右派，他们当中一些年事较高的人自己身上也沾有战争污点。1989年，日本国会的一位共产党议员质问首相竹下登，日本是否在二战期间犯有侵略罪行，竹下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后世的历史学家来评判”。

家永其实打赢过官司，在1970年。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官杉本良吉裁定，文部省对教材的审核不应超越修改错别字和勘正事实错误的范畴。对实质内容的审查被视作违宪，家永案就是这么判的下达判决书后，法官告诉媒体，教师的立场应得到尊重，自由应得到保护。右翼极端分子对法官、辩护律师和家永本人都发出了死亡威胁。家永的住宅外面日日夜夜都围着暴徒，他们高喊口号，像擂战鼓一样敲打锅碗瓢盆，吵得他没法睡觉。东京地方法院的气氛高度紧张，以至于家永和他的律师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从一道暗门进入法院。

文部省不服判决，发起上诉，家永没能再胜诉，或者说至少没赢得那么干净利落。1974年，另一位法官也认为审查过程“过分了”，但并未违宪。到了1980年代，又有一位法官宣布，审查得出的所有建议都合情合理。参与家永案时间最久的辩护律师尾山宏称1970年代早期是“日本司法的黄金年代”。我问他，那之后又如何他回答说事情简单得很：“跟政府作对的法官不会被晋升到更高级的法院。因此，除非你不考虑仕途，才会做出公正的判决。”杉本法官的职业生涯就是如此。

然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裁定，文部省对家永的教材做出多处删改，包括涉及南京大屠杀的记录，实已超出职权范围。自民党在选举中的落败兴许促成了这股新风气。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年轻一代的日本历史学家们提供了证明日军暴行的大批新证据。

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在攻击从事教育工作的左翼对手受到“外来”思想影响时，当然没有说错。但这并不是说，本土主义者的思想就是纯净的，只不过他们在坚持传统一点上似乎确有更强的话语权。正如德国保守派曾抨击魏玛共和国宪法不符合德国国情，“是犹太人制定的”、不配得到拥护一样，日本右派也曾炮轰战后日本宪法及支撑其的教育体制是舶来品，因此在日本水土不服。著名的比较文化学者入江隆则还煞有介事地对比了魏玛共和国和战后日本。(100)他说，日本宪法是由那些“仇视国家”的犹太人起草的。

德国的宪政爱国主义和战后宪法本身就是德国法学家和思想家创造的产物，如有必要，他们会从欧洲启蒙运动、歌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德国反希特勒抵抗运动中获取一种延续性。日本人面对的局面要困难些，因为催生宪法和教育改革的是占领它的美国，而不是日本人自己。而且正如家永所言，日本没有什么抵抗传统，有的是马克思主义，它在日本和西方知识界都颇有渊源，也提供了对抗民族主义迷思的一剂良药。

1984年版的高中教科书用了一整页篇幅，完整讲述了日本的战时抵抗——或毋宁说是没有抵抗——的伤感故事：“1933年，日共领导人放弃了他们的政治信条，此举对社会主义者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效而仿之。就连为数不多还坚持社会主义信仰的人，譬如日本无产党的铃木茂三郎，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后，也于1937年终止了他们的活动。”

教科书简短地提到了发生在美浓部达吉教授身上的一段复杂往事。美浓部是宪政法学家，他在1935年抛出一套理论，将天皇定性为“国家机关”之一。在他看来，国家享有最高统治权，而天皇只是其中的最高统治机构。他随即招来一片批评声，人们骂他是国家政体的敌人，因为只有天皇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教材接着写道：“围绕美浓部的理论所引发的争议，导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就连自由主义也被抨击为某种反国家思潮。不久之后，军部激进派策划的内政改革就主导了大众媒体。这点在文化事务上亦是如此。与官方文化政策一致的是，军国主义反动趋势正益发增强，对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的模仿也在得到反思。重新审视日本传统文化正成为一股汹涌的潮流。”(101)

所谓的抵抗也就止于此了。但上述这段话并没有将凤毛麟角的抵抗者——比方说美浓部——立为楷模，反而明显存在模棱两可之处。军国主义和思想钳制当然应该谴责，但对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的模仿”也不是什么好事。再说了，重新审视“日本传统文化”又有什么错呢？不管怎么说，用“反思”和“重新审视”这种字眼来形容赤裸裸的政府审查，显得很是奇怪。

其实，即便没人公开支持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许多日本民族主义者也深感有必要捍卫日本传统文化，反对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从政治上讲，这意味着捍卫日本主权，包括其发动战争的权利，并抵制马克思主义和反战主义的影响。从宣传上讲，受围困的“文化是个模糊的概念，指的是家族制国家，其古老的价值理念经由名义上没有断代的皇族血脉世代传承。由于建立战后秩序的主体不是那些继承反抗旧制度（ancien regime）衣钵的日本人，他们看待过去的态度必然会较德国要模糊些，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实际上，捍卫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往往就是捍卫旧制度：不光要反对日本左派而且也反对那些来自东方或西方、批评日本所作所为及其历史记忆的外国人。

这就是为何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对我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1986年，他因为发表朝鲜人对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也负有部分责任的言论，影响日韩关系，被首相革除了职务。接受采访时，他说东京审判是一场“种族复仇”，目的是“剥夺日本的权力”。藤尾这么说，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历史和传统来恢复日本精神”。

藤尾既非另类，也不是战后第一个发表上述想法的人。1971年即将卷入一桩贪腐丑闻的首相田中角荣表达了对日本教育缺乏德育培养的担忧。他建议恢复《教育敕语》，因为“其总体来讲阐述的是普世的道德准则”。但早在1957年，文部省就已触及问题的核心在针对家永三郎编写的首版教科书出具的报告中，文部省给出结论“家永不遗余力地促使人们反思过去，已经远远偏离了教授日本历史的正道，即承认我们祖先的历史成就，从而强化我们身为日本人的认识，激发对本民族的爱。”(102)

1991年，尽管左派和自由派强烈反对，官方还是宣布原帝制时代的国歌《君之代》和旭日旗是日本的国家象征。这一决定并未通过立法产生，而是体现在文部省下发的一份指导手册里。它批准通过修改后的教材，在战后首次加入了正面描写日本军旅英雄的段落。至少松江日大高校（Nichidai Matsue）这一学府私自恢复了《教育敕语》。校长冈崎功号召学生每天清早朗读《教育敕语》，因为这是“让你成为具有真正日本精神的日本人的绝佳文章”。

1992年秋，我和大约二百五十人一起等候在东京高等法院外。法庭内空间有限，因此不得不抽签决定谁能旁听家永三郎最后一次庭审。很多人都隶属于某个支持家永的团体，有些是从北海道和冲绳千里迢迢赶来的。人群里有男女老少，有学生、老师，公司职员和家庭主妇。尽管家永案前景不容乐观，但现场气氛格外轻松。人们分到的宣传册介绍了将要举办的会议，有探讨人权或言论自由的，也有探讨赔偿昔日“慰安妇”等日本军国主义受害者的。人群对远道而来的参与者报以欢呼，家永案前几次庭审中的证人更是赢得了满堂喝彩。

但是现场最热烈的欢呼声——好似感情猛然迸发——还是出现在家永登场的那一刻。只见他走在律师团队最前方，进入法院前向人们脱帽致意，双眼在镜片后眨了眨，神情看起来既孱弱，又顽强。

法庭庄严肃穆，不带任何世俗或宗教意义上的权力装饰。法官穿着欧陆式样的简约黑色法袍，身后是一片苍白的大理石墙壁。律师做陈辞时的腔调一板一眼，甚至有些了无生气。家永的辩护律师团队里有一位女性，文部省的律师则清一色都是男性。

尾山宏自1965年家永案开审起就一直担纲辩护工作。我听着他的陈述，他口齿清晰，辩才出众，一一论证：日本如何逐步倒退回战前的教育方法；日本的人权标准如何之低；日本相对于德国，在面对自己历史上的黑暗篇章时有着何等糟糕的纪录。他引用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法的精神”，指出宪法保障人们可以不服从国家对事实真相的垄断。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编写教科书的作者理应有权自由表达观点。因为没有思想自由的话，就不会有民主。

法官和文部省的几位律师背靠座椅，双目紧闭，不是在聚精会神，就是已酣然入睡。也许他们感到无聊，因为这一切就是炒冷饭也许他们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走过场，因为事先已得知会有怎样的裁决。但这并非没有意义的走过场，因为家永三郎以实际行动延续了一场长达二十七年的重要辩论。一个讨人嫌的教书匠和聚集在法院外的几百名支持者也许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却足以显示，这一回终于有人奋起反击了。

[1]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位于捷克境内，纳粹当局将其宣传为“模范犹太人保留区”。前期一些享有特权的知名犹太人在此处居住，后成为奥斯威辛等集中营的中转站。1944年，为了迎接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纳粹宣传部门特意举行“美化运动”，拍摄了记录片《元首赐予犹太人一座城》，掩盖犹太人遭到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真相。——编注

[2]Die Weiße Rose，二战期间德国出现的一个地下反纳粹组织，散播反纳粹文学作品。成员主要为女学生苏菲·朔尔和其兄汉斯·朔尔，两人后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处以死刑。

[3]Ernst Thalmann（1886——1944），德国共产党领袖，1933年因“国会纵火案”被捕囚禁多年后被杀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4]纳粹见面的招呼语。

[5]Hitler’s children，此处作者应是借用了1977年描写德国极左赤军派的一部书名：《希特勒的孩子：恐怖主义团伙巴德尔——迈因霍夫的故事》（Hitler’s Children: The Story of the Baader-Meinhof Terrorist Gang）。——编注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维滕贝格市的玛丽安教堂曾是马丁·路德布道的地方。站在教堂的东南角，可以辨认出教堂墙壁上突出的一尊有趣的雕塑，外形酷似滴水兽，距离地面大概三十英尺。雕的是一头母猪，正在给三只猪崽喂奶。一个戴着尖顶帽子的小人儿抬起它的一条后腿，帽子表明他是15世纪的犹太人。在犹太人和猪崽上方——有人告诉我，母猪代表“撒旦的犹太教堂”——用希伯来语写着上帝的大名。这个装饰物叫犹太猪（Judensau），作为犹太人屈辱的见证，过去被广泛用来装点德国教堂，有一些迄今还在，不过导游多半不会提及。

这座破败的东德城市，正式名字叫路德城维滕贝格（Lutherstadt Wittenberg），如果不是因为教堂的公告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也不会留意到“犹太猪”的雕塑。公告是1988年教堂修缮后张贴起来的。修缮工作始于1983年，在此期间，路德派的年轻教友决定，得做点什么，不能让“犹太猪”就这么杵在那儿，无人关注。于是，教友集资后托人刻了一块碑，提醒世人这一雕塑的重要意义。这是块警示碑（Mahnmal）。然而，由于当时仍然处于民主德国时期，官方并不承认存在反犹主义，纪念碑揭幕仪式并没有市政府官员露面。

警示碑就竖立在“犹太猪”雕塑正下方的过道上，以铜铸成四块方板拼接在一起，活像形状奇怪的窨井，四处摸索的铜手指从下方微微将其托起。碑的一侧写有诗文：“十字架下，犹太人在基督徒面前无力念出上帝的大名，它如此神圣，却被用来施暴六百万犹太人就这样命丧黄泉。”铜手指象征的，是反犹主义的受害者正从万人坑中站起来。除此之外，它还蕴含更抽象的寓意，也许与警示碑更为搭调：可耻的回忆不会磨灭，如同反复发作的梦魇它触动着我们的良知。维滕贝格的警示碑不过是德国境内成千上万座警示碑之一，但它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块不以特定事件、而以记忆本身为对象的碑。

二战爆发前，德国是没有警示碑的，有的是战争纪念堂，用以缅怀为国捐躯的军人。大理石质地的雕像好似基督像。民族共同体的纽带因为他们的牺牲得到强化。在一战纪念碑上，战争是一种神秘的体验，是祭奠勇气、牺牲和重生的地方，类似基督受难地。德意志帝国时期曾修建哥特式的大型纪念碑群，为的是从战败中挽回一丝颜面。二战后没有出现这样的事。德国人立碑，不是为了美化战争，而是警示后人；纪念碑（Denkmal）成了警示碑。

纪念碑多散落于西德各地，它们就像一串串连而成的念珠，印证着人们对记忆的忧虑，对遗忘近乎神经质的担忧，以及对将过去定格在石头中的痴迷。事情并非向来如此，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人们更倾向于遗忘。勾起人们回忆过去——不光是希特勒这段历史——的东西都被推翻、爆破和拆除了。苏联人和西方盟军利用昔日的集中营关押德国俘虏，这种情况维持了一阵子，但一等条件成熟，这些设施不是被夷为平地，就是被废弃。第三帝国仅存的一点外在遗迹不是无人关心，就是任凭其经受日晒雨淋，典型的譬如施佩尔设计的坚不可摧的纽伦堡体育场；而在东德，它们遭到冷落则多半出于政治原因。警示碑和纪念地大多诞生于1960年代，是战后一代人大力倡导的产物。不同于巴不得甩掉过去的父母，他们一心想要警示后人，铭记历史。

警示碑多种多样，形态各异。昔日集中营如今成了纪念地，集博物馆、旅游景点和纪念馆各种功能于一身。其中一些，譬如东德的拉文斯布鲁克，基本上完好无损；而另一些，比如西德的贝尔根——贝尔森，则只剩遗迹。

柏林郊外的万湖（Wannsee）边有栋别墅，1942年1月20日，用完早餐的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在这里同幕僚边啜饮干邑，边商量“最终解决方案”的具体布置。事隔五十年后，万湖别墅改作纪念地，对外开放。当天下午，有关方面安排了一场题为大屠杀和记忆的会议，完后还有香槟酒会，以示庆祝。

万湖会议纪念地的博物馆里没什么新鲜展品。墙上所挂照片较少涉及策划“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官僚，倒是多和受害者有关。为他们拍照的施虐者十分仔细，一点一滴都没漏过，再一次定格了受害者身陷苦海的形象：华沙的犹太隔离区里，男孩高举双臂；人们被关在密不透风的载货车厢里，透过车门上的缝隙窥视车外，眼神充满恐惧；火车匝道口的“死亡遴选”；被迫骑在各自背上、供人取乐的拉比，等等。我翻了翻参观者的留言簿，阅读着抒发民族耻辱的自白：“不得不自称德国人，这可真叫人难为情、伤感和无地自容啊。”“德国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居然会出这种事？”“参观过这里后，我对身为德国人感到羞耻。”

西柏林市中心有座警示碑，正对着一些门庭若市的百货商店。每天，都会有好几万人途经这里，手里拎着装得满满的购物袋，他们见过这座碑，却从未留意过它。这是块指示牌，罗列了西德几座大型集中营，告诫我们勿忘历史。类似的标志遍布这座城市。

生于1940年的艺术家约亨·格尔茨（Jochen Gerz）出了个点子：立一块看不见的警示碑。他对常规的纪念馆和纪念碑持批评态度，因为它们将历史凝固在铜像中，是对过去的美化，意义深远的个人缅怀因此也就成了一种集体仪式。他认为，这不啻为另一种形式的掩盖过去。对历史的重现会替代记忆本身，尤其是在亲历者与世长辞后；这么做只会阻碍个体的反思。问题在于：那你如何将记忆具体化？格尔茨的回答是：办不到。

既然不行，他转而以德国犹太公墓的名字为线索，追寻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痕迹。格尔茨和他的学生参照犹太人扫墓时在坟前留几块石头的风俗，挖开了萨尔布吕肯市（Saarbrücken）一座城堡外马路上的铺路石。城堡过去是盖世太保的监狱。格尔茨在每块石头上都刻了一座犹太公墓的名字，以及其被发现的日期。完后，他再将石头放回原处，确保有字的一面朝下。格尔茨的团队共撬开了1926[1]块铺路石，依照此法刻上字后再放回，并用记号标出“看不见的警示碑”所在的位置。

在一篇名为《过去永不能正常化》的文章里，于尔根·哈贝马斯一如既往地批评了德国保守派。他们一心想把不久前的历史说得不那么突兀，而是比实际情况正常，且符合历史主流，从而抛却这一包袱。他引用了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的一段话描述的正是这一态度：“人们说起民族历史，就如同说起放射性废料无处堆放的核电站一样。”(103)读到这儿，我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话，他把历史形容为一堆堆积如山的残骸。然而，尽管一些（也许是很多，甚至是大多数）德国人希望放射性废料能得到掩埋，但也有人竭尽所能地试图找回每块石头、每堆炉渣，然后保存在纪念碑和博物馆里。

比方说，柏林的原盖世太保总部旧址除了石头外，就什么也没剩下。希姆莱给自己手下人挑选的办公地址，都是柏林最好的地段盖世太保的办公地点设在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原工业艺术和工艺学校内，海德里希掌管的保安处则在威廉大街上的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宫殿里办公。这是座漂亮的巴洛克式宫殿，由弗里德里希·申克尔[2]在19世纪初翻新。两栋建筑合在一起，构成了集中营和秘密警察网络的中枢神经。大规模的屠杀便是在此一步步付诸谋划。盖世太保还在艺术学校的地窖里建造了刑讯室。

同柏林各处一样，两栋楼都毁于空袭。倒不是说毁坏得无法修复，可是，正如诸多历史遗迹的命运，宫殿在1949年被拆除。1953至1964年期间，原先的艺术学校也被实施定向爆破。连一尊纪念这个地方的警示碑都没有。除了堆积成山、从未被妥善清理的残砖碎瓦外，这里什么也没剩下。

1983年，决定有所作为的柏林市政府举办了场竞赛，看能否征集人们对这一历史遗迹恰当的艺术改造创想。倒是涌现了一些创意，但都无果而终。六年后，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委托后者调研兴建博物馆、档案中心或警示碑的可行性。在官方层面，这次依然没什么下文，但与此同时，一个名为“柏林法西斯和抵抗运动活动博物馆”的团体，在被认为是盖世太保刑讯室的遗址上搭起了一座简易博物馆。实际上，所谓“遗址”不过是洗手间的颓墙残垣罢了。尽管如此，耸人听闻的坊间流言还是传了出来。马路对面一座宾馆曾是党卫队中级军官的招待所，后被拆除。有个当地人压低嗓音，像说悄悄话似的告诉我，宾馆的一些家具都是从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搬来的。

数年前，人们确实挖出过刑讯室的地基，但州考古部门将之封存了起来。这个机构同负责历史建筑的主管单位杠上了。后者想将整个遗址变成“党卫队的庞贝”[3]——这里借鉴的是1968年来一直担任柏林首席考古学家的阿尔弗雷德·肯德尔（Alfred Kernd’l）的原话。肯德尔计划在刑讯室周围造个纪念馆，再种些不起眼的苗木，借此标注出刑讯室的边界。

到了1992年年中，依旧全无动静。名为“恐怖地形图（Topograpie des Terrors）的临时博物馆依然屹立在那儿。肯德尔担心刑讯室地基是否保存完好，而博物馆外，孩子们已把山地车骑上了瓦砾堆。人们对旧址利用继续建言献策。某政客建议，也许可以取一段柏林墙摆在废墟后方，再附上一段恰当的文字介绍，比如“两个独裁政体的灭亡”。最后，待到年底时，分管文化事务的参议院作出决定。不仅“恐怖地形图”要扩容，还要再造一个“国际中心”可供召开探讨纳粹历史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和大型会议。

与此同时，爆发了另一场考古风波。1990年6月，柏林人即将在原希特勒总理府遗址上迎来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借一场摇滚音乐会庆祝柏林墙的倒塌。此处距勃兰登堡门不远，过去是一片荒地宛如一条尘土飞扬、地雷密布的护城河，横亘在柏林墙以东。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曾被击毙于此，四周野兔窜来窜去。就在柏林墙倒塌前不久，这里建起了灰色的住宅楼。演唱会前夕，工人翻挖瓦砾堆搜寻未爆炸的地雷，希特勒的地堡就此重见天日——这是建于战争末期、用来藏匿希特勒及其侍从的混凝土迷宫。曾宣称“地下一切都是我的地盘”的阿尔弗雷德·肯德尔跳上自行车，火速赶到现场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地堡内部自1945年来一直保持原状。火焰喷射器留下的奇怪斑痕说明苏联红军来过这儿，但不知为何，他们居然忘了将其炸毁。

地堡里有供党卫队卫兵就寝的床铺，木桌上摆放的空瓶、刀叉和瓷碗上积了几十年的灰。某位业余画家曾在墙上作画，画的是高大的党卫队军人，身穿紧身长裤，脚蹬锃亮黑皮靴，守护着正在德国橡树下玩耍的金发碧眼的德国孩子，以及和金发碧眼的士兵手挽手、坐在格子桌布边呷着啤酒，金发碧眼、胸部丰满的德国姑娘平克·弗洛伊德乐队演唱会的策划人有着摇滚乐演出经纪人惯有的品味，他想办法抢在肯德尔锁门前站在壁画前，让人给留了张影演唱会如期举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唱啊唱：自己坐在地堡里，身前是一堵墙，等待蠕虫的到来……这之后，关于地堡的争论就拉开了序幕。

保守派对于又发现一处不受欢迎的历史遗迹感到很难堪，想要毁了它。部分自由派和犹太社团成员则忧心忡忡，担心这会成为新纳粹的圣地，因此也欲除之而后快。但肯德尔坚称，作为重要历史文物，其理应得到保留。

肯德尔在夏洛腾堡宫有个办公室。一走进这栋建筑，就能看到奈费尔提蒂（Nefertiti）[4]佩戴过的珠宝。肯德尔为人心直口快，柏林口音很重，这在西柏林并不常见。“典型的德国人”这个词一直挂在他嘴边，而且每每说起，都带着鄙夷之情。想要埋葬过去的是“典型的德国人”。他说，日本人把历史扔在一边，其实德国人也一样。赫斯[5]死后才一个月，施潘道监狱就成什么样了？“砰的一声，炸成碎片，我们又一小段历史就这么没了。典型的德国人！”

我问他，保存地堡的几率有多大。他表示，希望不大。“他们只想在博物馆里展示历史。”但他为何会觉得地堡值得保存呢？我追问道。“悲哀啊，”他说，“这一切所在的位置，过去是皇室名媛的宫殿和俾斯麦的故居，也是浪漫派诗人笔下的天堂。可惜如今剩下的就只有这党卫队军人的地堡了。怎么也要把它保留下来。你瞧，可以打上德国人身份烙印的东西如此之少，为什么还要把我们仅有的这些给毁了呢？”

又是那一套身份认同：我回想起所有去过的德国城镇，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乡土博物馆（Heimatmuseum），每座城镇都拼命守护着代表本邦风土人情的文物和当地历史，似乎是在抵御变革带来的破坏。拿破仑建造博物馆是为了彰显王权，炫耀战功。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诸多伟大的博物馆为社会进步和帝国疆域歌功颂德。而德国的乡土博物馆则展现了本邦人的形象，或者说昔日的形象，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和过去的模样。但有一点，是许多欧洲历史博物馆——起码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共有的：它们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展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习俗、品味甚至于社会治理方式，皆为历史发展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目的可能被政治化，为一场革命、一个国家和一种特定政府的形式授予合法性。当政府的意识形态基于对历史铁律的信仰，这种情况实属在所难免。

*****

魏玛郊外有座青山，歌德和朋友艾克曼过去常常坐在山顶上背靠橡树，一边欣赏图林根乡村绿意盎然、天鹅绒般细腻的风光一边探讨文学和人生。艾克曼记下大师的话：“坐在这里，心情舒畅自由自在。”

1937年，当森林被砍光、腾出地方以建造集中营时，纳粹当局颁布了一道特别法令，歌德背靠过的橡树因此得到保护。得益于《自然保护法案》，橡树周围筑起了篱笆，这才撑到了战争末期。那一年美军空袭，树的一角着了火，纳粹决定将其砍掉。集中营一个囚徒在医疗室里给死者做过遗容模具，他取了些橡木，雕了张人脸至今，我们仍能在布痕瓦尔德国家警示和纪念地（Nationale Mahn und Gedenkstatte Buchenwald）看到这件作品。

1991年冬，我再次探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导游为我指出歌德之树的具体位置。他身材瘦长，举手投足之间的迎合反衬出内心的紧张。“朝这儿看，您能体会到典型德国人的精神面貌，”（导游也是德国人）说完他大手一挥，指向原集中营所在地。“歌德的橡树代表文化和浪漫情怀，焚尸炉代表野蛮残暴，动物园则代表多愁善感。”

我之前没听说过这里还有动物园。它就在铁丝网外面，靠近正门的位置，建造初衷是为了给党卫队看守找乐子（不消说，动物的待遇比集中营囚犯要好多了）。另外，导游所勾勒的德国人“精神面貌”实在没什么新意。

但对这番陈腔滥调，世人近来才有所耳闻，因为布痕瓦尔德过去是“红色的奥林匹斯山”（Red Olympus），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神圣的圣地。许多重要的共产党人曾被关押在此；而战前德共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就是在这儿就义的。据说，1945年4月，囚犯中的共产党人在最后时刻领导了一场起义，这件事被收录进共产党人的英勇事迹中，成了一段历史佳话。现如今，五十年前发生在布痕瓦尔德的事被归咎于德国人的民族性。这显示出，过去两年里，东德经历了何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年前，我首度造访布痕瓦尔德。当时，一切还很正常——也就是说，很传统。同多数西德参观者一样，我被矗立在万人坑遗址上、雄伟壮观的纪念碑震慑到了，甚至还有点心怀畏惧。民族路（Street of Nations）沿途共有十八座巨型石头高塔，上面立着巨大的圣杯，象征有国民不幸落入纳粹魔爪的国家。据导游手册称，一座高达四十五米的钟楼其钟声可“响彻大地”。钟楼内部，一块铜板下盖着从若干集中营里带回的泥土。钟楼外屹立着几组囚犯的巨型雕像，只见他们打碎了身上的镣铐，高举起石质拳头。钟楼檐壁画上的英雄人物正在惩罚拷打他们的人，或者借1945年4月布痕瓦尔德解放后诞生的《布痕瓦尔德宣言》来说，正在“连根铲除纳粹恶势力”。

我参观了斯大林主义英雄恩斯特·台尔曼遇害的牢房。一块铭牌上写着：“德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死于法西斯分子的毒手。”牢里还有一盏长明灯，以及兄弟党派和工会组织敬献的花圈。

然而，布痕瓦尔德的神化同遍及苏维埃帝国的类似传说一样，都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共有六万五千名男男女女和儿童死在了这个集中营里，犹太人占了很大一部分。但这点几乎鲜有提及。与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不同，布痕瓦尔德并不是专为灭绝犹太人而设的死亡营。这里的囚犯不是活活累死，就是死于疾病、饥饿、酷刑或处决。所有囚犯都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不过据大部分记载来看，犹太人是最惨的。可是，我只发现了一块很小的铭牌，纪念那一万名在1938年“水晶之夜”期间被捕、后来在拘留营的恶劣环境下吃尽苦头的德国犹太人。至于从奥斯维辛运来的上万名犹太人[6]——当闷罐车到达时，许多人已经死亡，成堆的干瘪尸体只能从车里抠出来——则只字未提。

在共产主义信条中，根本不存在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二战是一场阶级战争，是法西斯分子和财阀发动的针对人民的战争。犹太人同吉卜赛人一样，和法西斯主义的其他受害者并无本质性差别。我那本1988年版的导游手册是这么说的：“粉碎马克思主义、为一战战败复仇、无情镇压所有反抗者，这些从一开始就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公开目标。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垄断资本集团，其一掷千金，就是为了给纳粹运动鼓与呼。”

不过，布痕瓦尔德博物馆倒是展示了一堆女人的头发、童鞋和一颗被子弹打穿的人类心脏，这些都是“奥斯维辛纪念地”慷慨捐赠的。导游手册里有两张描绘比克瑙火车站匝道旁“死亡遴选”的照片，但是照片上方唯一的文字说明却是恩斯特·台尔曼的一句话“资产阶级说要将共产党和整支工人阶级先锋队一网打尽时，是动真格的。”

和所有集中营遗址一样，布痕瓦尔德吸引的多半是游客（党卫队的一间营房被改造成了宾馆）、幸存者和以他人苦难为乐的好事者。集中营臭名昭著的铁门上刻有“各得其所”（Jedem das Seine这句口号。就在铁门外的停车场上，一个美国退伍老兵找我搭讪。他告诉我，自己每年至少来参观一次，过去他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在巴顿将军的率领下，于1945年4月11日解放了布痕瓦尔德。“当时焚尸炉还是热的，”他慢吞吞地说，“炉子还是热的。”

这种说法与民主德国的正统观念格格不入。关于布痕瓦尔德的神话认为，是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带领囚犯组织武装暴动，才解放了大家。诚然，集中营里确实有一支抵抗组织，成员缴获过若干武器。但这些武器是否使用过，则有待商榷。如今生活在西方国家、目睹此事的个别幸存者表示，解放集中营的是美军，而且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巴顿指挥的坦克包围集中营时，党卫队看守不是逃之夭夭，就是束手就缚。

但这个故事很重要，因为它构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国神话，每个东德学生都必须阅读布鲁诺·阿皮茨（Bruno Apitz）的小说《裸露在狼群中》。而阿皮茨正是那个用“歌德之树”橡木雕刻面具的人。这是本蹩脚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书中，共产党抵抗委员会的成员在策划最终暴动时，不惜以身犯险，救下了一个犹太小男孩。小说围绕一个问题展开：是集体利益重要，还是个人利益重要？值得为一个小毛孩危及大伙儿的命运么？这个问题让人痛苦，但却从未真正得到解决。最后，孩子和大伙儿都获救了。在结尾的高潮部分，英雄穿过集中营正门，“顺着势不可挡、潮水般的人流，踩在解放浪潮的浪尖上，徐徐前进”。

于是，借《布痕瓦尔德宣言》的话来讲（解放当天于集中营校场上宣誓生效），一场为争取“和平自由新世界”的奋斗拉开了序幕。这个世界的本质很快变得清晰起来。1958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总理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在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对八万名集会者发表讲话。他宣布，《宣言》在社会主义德国已经成为现实。为了歌颂这一成就，数以万计的学生、工人、社会主义青年、军人、农民和外国同志每年都要前往“红色奥林匹斯山”，敬献花圈，聆听演讲，参加火炬游行，并展现他们坚持迈向共产主义千禧年的决心。

到了1991年我再度踏入布痕瓦尔德时，事情开始出现变化当然，气势恢宏的纪念碑依然矗立在那儿。影院里仍旧播放着纪录片，银幕上，奥托·格罗提渥、瓦尔特·乌布利希[7]和台尔曼的遗孀沿着民族路迈步前行。但在博物馆里，有人塞给我一份新的宣传册册子以一种相当微妙的口吻，宣布于1990年春通过决定，“只要技术上可行，应有所改变，纠正某些一边倒的表述。”

这番话很难概括在重写民主德国立国神话一事上存在的争议在某个历史遗址、某个承载着沉甸甸象征意义的“警示和纪念地上重写传说并非易事。旧的神话是应该受到质疑，但不是说要用新的来替代。布痕瓦尔德这片圣地出了状况，是因为一两具骸骨从其橱柜里掉了出来。[8]

1983年，建筑工人在这座纳粹集中营外围的森林中挖出了一堆人体骸骨，都被埋在一个乱葬岗里。东德政府当即勒令把这个万人坑填埋好，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但1989年后，人们发现了更多骸骨，四十年来提都不能提的事如今可以公开讨论了：布痕瓦尔德以及东德的其余集中营，比如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和拉文斯布鲁克，一直运转至1950年前。苏军一抵达魏玛，布痕瓦尔德立即重新投入使用，这次是用来惩罚昔日纳粹、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包括拒绝让共产党接管的社民党人。没有证据表明苏联人像纳粹的残暴政权那样强制囚犯进行劳役。然而，三万名被关押在苏联人看管的布痕瓦尔德的囚犯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后来都一命呜呼大多死于饥饿和疾病。

我在西柏林邂逅了幸存者之一的罗伯特·采勒（Rober Zeiler）。几年来，他不断对人讲起他的故事——听众有学生、记者、幸存者协会——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史诗般的传说。采勒的父亲是管弦乐队指挥，是“雅利安人”，母亲是则犹太人。采勒年满十一岁时正值首部种族法出台；不久后，父母就离婚了。作为混血（Mischling）的采勒还能靠住在母亲家来保护她几年。他的姐姐则没那么幸运，被送往拉文斯布鲁克，原因是窝藏她的犹太未婚夫。

到了1943年，纳粹下决心不放过任何一个犹太人，采勒的母亲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没过多久，二十岁的采勒也被捕了，原因是窝藏犹太人——即窝藏自己的母亲。他被送往布痕瓦尔德。没过多久，他的体重只剩下九十磅（约四十公斤——编注）。看着今天穿着运动衫、身材圆滚滚的他，实在难以想象其当时的模样。

从集中营里重获自由后，采勒驾着美军的吉普车，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寻找母亲。她活了下来，两人一起开车返回柏林，中途在波茨坦过夜。趁母亲还在睡觉的间隙，采勒开着吉普车驶往柏林，想去看看自家的老房子还在不在。但半路上，他被苏联秘密警察拦住，并被指控为美军间谍。他辩称自己是被纳粹迫害的犹太受害者，但苏联人说他是骗子，因为犹太人都死光了。之后的几个月里，他被人从一所集中营送往另一所集中营。最后，采勒发现自己阴差阳错地回到了布痕瓦尔德，而他还要在那儿待个三年。据他回忆，原纳粹集中营里负责共产党囚区的那些年轻狱头更为狠毒，苏军看守还不算太坏，他们多数是思乡的年轻人，喜欢哼伤感的小调。采勒表示，苏联集中营里最难熬的，就是无聊。

我问采勒，他最终回到家，跟别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听者都作何感想。他端详着桌上的茶巾，上面绣有广岛和平纪念馆的照片。他说，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听过，有德国人，也有占领当局官员。说完便陷入沉默。我打量了下房间，里面摆满了小物件，和他父亲留下的与音乐有关的纪念品。我又重复了遍问题，他回答说当时根本没人感兴趣，所有人脑子里想的还是纳粹。一些西德人已经开始抱怨盟军对待德国战俘的态度——比如说在达豪集中营。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集中营这一话题根本就不存在。

我再度探访布痕瓦尔德时，伊姆加德·赛德尔博士（Dr Irmgard Seidel）依旧是纪念馆副馆长。她的办公室过去是党卫队的某间营房——这是栋大体量的建筑，长长的走廊由集中营囚犯所建里面飘着一股蜡和洗衣粉的味道。赛德尔博士办公室房门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图，画面中的党卫队士兵手执皮鞭，身前是一名遭受酷刑的受害者，双手反绑后被吊在杆子下。配图文字如下：“上帝啊原谅他吧，他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过去根本不知道有苏联集中营这回事，”当被问起此事时赛德尔博士如是答道。“1989年12月，我头一回听说这事。您知道1945至1950年间发生的事是个禁忌话题，根本没法展开讨论。”

赛德尔博士的语气倒不是说很失礼，但看得出来她没好气，且有几份愠怒。她过去是党员，如今却生活在一个由保守派政府统一的崭新德国，形势彻底扭转：魏玛市内一个由好事居民组成的委员会正吵着要开除她。赛德尔博士的上司已经被炒鱿鱼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西德历史学家。但当后者同西德共产党的关系被公之于众后，他旋即也被撤换。

赛德尔博士急切地想给我看能自证清白的材料，她特别想让我知道，自己已摆脱共产党宣传的控制。对于社会主义德国如何无视屠犹一事，她心知肚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接受部分保守主义反对派的看法。在他们口中，苏联人比纳粹还要坏。为了证明自己也有人支持，她拿出一封纽约大屠杀幸存者社团出具的信件。信的内容是抗议任何将苏联秘密警察（NKVD[9]）的受害者同纳粹受害者混为一谈的企图。信里还提到了德国政治犯的英勇气概，“他们的牺牲为德国的道德涅槃奠定了基础……”

“没错，”赛德尔博士说道，“我们忽视了犹太受害者，但我们打算做出改变。我们的犹太朋友清楚这点，充分支持我。”或许他们的确支持她，或许赛德尔博士有理由感到被人冤枉了，但我不太相信她的辩解。她肯定对集中营的战后历史有所知晓。1988年，魏玛市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并在集中营博物馆书店里免费发放。册子里提到，有了苏联官方的热心配合，布痕瓦尔德才得以被改造为纪念地。这在1950年就已实现，那时，“关押纳粹公职人员的集中营在四个星期内就人去楼空了”。

然而，既然现在真相——或至少是部分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那么又该如何呢？德国保守派急于指出苏联和纳粹罪行之间的相似之处。一位投书《法兰克福汇报》的作者写道，是时候重新擦去覆盖在极权主义理论上的尘埃了。这一理论认为，左翼和右翼暴政“也许不完全一样，但应得到一视同仁的看待。还有什么地方比布痕瓦尔德更能证明这套理论的价值呢”。魏玛市的基督教民主同盟希望将集中营改造为“所有专政受害者的纪念地”——似乎第三帝国只是另一个独裁政体而已。

自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覆灭后，某种思想变得大行其道，在右翼圈子中颇有市场。布痕瓦尔德就成了这一思想十分受用的焦点：这种思想认为，共产主义德国是第三帝国的某种延续。还有人认为，从某种方面来看，民主德国比纳粹德国还要坏：前者维持了四十多年，而希特勒在位时间不过才十二年。这种论点很有蛊惑力，因为它使第三帝国的罪行显得更常见，也不那么骇人了。但同时，它也轻易掉进了掀起1986年历史学家大辩论的那种结论：纳粹主义只是针对苏联暴政的一种防御性姿态。这套理论的始作俑者、保守派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认为，希特勒是在试图保卫欧洲免受斯大林的“亚细亚野蛮之风”的侵袭。历史学家辩论肇始的时间，距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邀请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并与之手牵手肃立在比特堡（Bitburg）军人公墓只过去了一年。去比特堡之前几小时两人还一同参观了贝尔根——贝尔森纪念堂。科尔觉得，在寻求和解的伟大时刻，再去区分坟墓是党卫队军人的还是其他战争受害者的会显得十分狭隘，甚至完全不得要领。是时候将这一区分抛之脑后了。借恩斯特·诺尔特的话说，是时候让往事远去了。

受害者与受害者是不同的，此坟也非彼坟。自1988年以来一场围绕这类区分的风波在柏林不断酝酿。负责文化事务的市议员同意在希特勒总理府的旧址上建造一座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这么做的初衷是想用一座丰碑来缅怀遇难的欧洲犹太人。但吉卜赛事务中央委员会表示抗议，要求纪念碑铭记所有种族迫害的受害者[10]。规划方表示反对，说这会让整件事丧失意义。争论愈演愈烈，甚至变得荒诞不经。甚至出现这样的观点，问是否四分之一的犹太人遭迫害就比八分之一的吉卜赛人遭迫害情节更恶劣？很快，争论双方的口气都变得像纳粹的种族理论家一样迂腐。

究其根本，历史就是一门关于区分的学问。这也就是为何在1990年，德国政府任命了一个由杰出史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处置因布痕瓦尔德而起的历史论争。纳粹和苏联的受害者是不是应该一同缅怀？如果答案是不的话，又该如何将二者分开？民主德国的纪念碑应当拆除么？那博物馆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一连串。这项差事很棘手，因为委员会多数成员来自西德。而“东佬”又向来反感“西佬”对他们国家的历史误区指手画脚。一旦过于突出苏联的罪行原共产党人就会拍案而起，相反，也有人觉得委员会在“反苏倒苏一事上还不够彻底。艾伯哈德·雅克尔博士（Dr. Eberhard Jäckel是委员会的西德史学家之一，他告诉我，“我们同原民主德国人的关系相当尴尬，因为他们把我们也看成是1945年战胜的同盟国。到头来，委员会只提议作出一些局部改变。关押过恩斯特·台尔曼的监狱换了块牌匾，上面的文字较过去更加言简意赅：“德共主席曾被囚禁并杀害于此。”另外，根据规划，在已有一座纳粹历史博物馆的基础上，布痕瓦尔德旧址上还将建造另一座博物馆，用以展示苏联管辖的那段岁月，不过规模较小。

然而，一座历史博物馆能否同纪念堂或警示碑合二为一，且不歪曲其目的，这个问题依旧有待解答。纪念堂是宗教化或半宗教化的丰碑，在这里，缅怀过去是一种集体仪式。人们在纪念碑前祈祷，点燃火把，敬献花圈。反之，博物馆是世俗机构，在自由社会中，它的职责是谋求学术独立。在专制国家，所有一切——政治、学术、追忆——都被简化为公共仪式，不存在什么内部张力；但在自由民主国家，这种张力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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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二战已过去四十七年，但直到1992年，日本仍然只有一座战争博物馆，而且古怪得很。当然，广岛也有和平博物馆，但仅仅关乎广岛本身。此外，九州南部的原空军基地遗址上也有一座小型博物馆，陈列着神风突击队某中队的纪念物。但只有东京的靖国神社博物馆，涵盖了整场战争的历史。

神社本身就充满争议。这座神道教寺庙供奉着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所有为天皇捐躯的日本人的灵位。博物馆发放的介绍册写道，这些爱国者是为“国家”献身的，但天皇即国家这个等式从未得到过认真思考。这点很符合神社的基调；事实上，这恰恰是它存在的理由。供奉在靖国神社的亡魂多达数百万，其中包括东京审判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并判处绞刑的军政大员。一些保守派政客历年参拜神社，祭奠战殁者，他们声称，靖国神社同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或伦敦的阵亡将士纪念塔没什么分别。但是它们确有不同。

1860年代，以天皇为名义上政治首脑的新政府推翻了德川幕府，是谓“维新”，这一过程伴随着流血。出于祭奠那些效忠皇权对抗幕府的亡魂的目的，明治天皇建造了靖国神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靖国神社是一片献给革命者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献给波拿巴主义者（Bonapartist）的圣地。发动维新的是武士阶层直到1945年前，只对天皇负责的武装力量往往处于日本社会秩序的核心。走近神社的巨型鸟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军事战略家、日本帝国陆军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铜像。他于1869年被政治对手暗杀身亡，同年，靖国神社落成并开放。

尽管有史料记载以来，每一届日本政府都会确保自己获得当朝天皇的恩泽，不管后者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但军国主义化的天皇崇拜（有时亦称国家神道）是脱胎于明治时期的产物，不过分地说是一种日本版的现代民族主义。这一个人崇拜的头号圣地就是靖国神社。打仗是“为了天皇”，执行命令是“为了天皇”，为“天皇捐躯后魂归神社，供人膜拜。

战后，为了实现政教分离，美国占领当局坚持要日本人摈弃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神道教寺庙自此成为私人场所。多数日本人欣慰于摆脱了军事压迫，对此表示欢迎。但到了1951年，原来的军官组建了右翼团体，要求释放所有战犯，并为靖国神社正名。这在后来一直是右翼的一大目标。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至今仍在发表言辞愤慨、哀叹丧失“民族身份”的书籍，诸多压力集团渴望能恢复部分战前价值观。在一篇关于靖国的文章里，批评家江藤淳写道，日本人不同于其他民族，“向死而生”。(104)因此，他总结道，在靖国慰灵对日本民族的繁衍生息极其重要。

日本战殁者家属协会有一百多万会员，其中多数人都会把票投给保守派自民党，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压力集团。那些希望修宪恢复天皇神圣地位以及战争主权的右翼政客，自然而然地坚称靖国是个官方祭拜场所。因此，右翼的聒噪和个人信仰结合起来，促使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客每年都参拜神社。

为了将争议降到最低限度，他们以“个人名义”参拜，即使如此他们的集体参拜也成了公共事件，还上了晚间新闻。到了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弘开创先河，以官方身份参拜神社，并在访客留言簿上署了自己的大名。他向神社的献祭是从一棵圣树上掰下的名贵树枝，所产生的费用也是由公共财政埋单。基督徒、左派人士、反战主义者和中韩两国政府均表示抗议。日本一佛教团体的成员还起诉首相，指责他“花纳税人的钱，却在对我们造成精神伤害”。可是，中曾根坚称参拜是为和平祈福。靖国神社的官方宣传册也是这么说的——这座庙宇的存在是为了追求和平。“靖国”的词意便是“为国家带来和平”。

这是种奇特的和平观。神社前栽着樱花树，树上挂着写有帝国陆军各师团番号以及著名战舰名称的白色标签。神社后方有尊石碑，形似地球仪，是为纪念宪兵队而立。宪兵队相当于日本的党卫队。附近一堵绵延的混凝土墙面上凿开了几个洞，里面摆放着颜色各异的石块，分别来自莱特岛、瓜达尔卡纳尔岛、关岛、威克岛等昔日的战场。此外，还有一尊“母亲之像”：由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看着像拥有一道深喉，湍急的水流从中贯穿而过。从碑上所刻铭文可以得知，这要表达的是“因口渴而奄奄一息的军人，他们脑海中浮现出的母亲形象”。

一条石子路通向神社主殿，沿途停着几辆蓝色和卡其色的卡车，车身扎满民族主义标语，车载喇叭震天响地播放战时军队进行曲。卡车隶属于一些极右翼团体，他们希望在裕仁天皇离世前恢复战前秩序，也就是他们口中的“昭和维新”（昭和是裕仁的年号）。剃着光头的制服青年齐声高喊，整齐划一地朝皇宫方向鞠躬。

“游就馆”前方陈列着老式机枪、一辆二战时期的坦克、一门榴弹炮、一枚鱼雷和第一节行驶在泰缅铁路上的火车头。这些东西都得到了精心维护。此地在“游就馆”手册中被唤作“圣地”，而这些公开展示的武器曾为“神社内的英灵倍加爱惜地使用”，是“游就馆”馆藏的“神圣遗物”。

踏进一号厅，率先映入参观者眼帘的是一幅巨型油画，镶着厚重的镀金边框。这幅画所描绘的是裕仁天皇1930年代参拜靖国神社他身穿戎装，两侧是一袭白袍、颔首鞠躬的神道教僧侣。除了画以外展品还包括一口由神社附属僧侣锻造的神圣的靖国刀，以及参加过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军人遗物。

另一些展品比如“人体鱼雷”——形似香肠的一根钢管，可以容纳一个人。此人的使命是操纵着载满炸药的爆炸装置，撞向敌人舰船，与之同归于尽。再看战旗，士兵在上面写下血书，时至今日他们的名字已然褪色，只留下一些褐色斑痕。再比如一架仿制的“樱花”战斗机，神风队员曾驾着它发动自杀式袭击。军人写给母亲和妻子的家书被封存在玻璃柜中。一堆沾了污渍的战旗中间还夹带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破衬衫，它的主人是一位战死在菲律宾的军人。一旁还有张皱巴巴的照片，军人阵亡时随身携带着，照片上是他的母亲。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油画，清一色具有和“天皇参拜靖国图”一样的华丽风格——有的描绘了日军在长城边上和感恩戴德的蒙古人的亲善场面，有的描绘了人体鱼雷或樱花战机慷慨赴死的景象。一个形似迷你花园的巨大模型重现了当年毫无胜算的缅甸和菲律宾战役。“奉命玉碎”的微型塑料坦克从毛毡做的悬崖边“栽落”了下去对于战后被苏军俘虏、并关押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日军遭遇，馆藏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最后一件展品是个玻璃柜，里面装着缅甸军人独裁者奈温将军（Gen. Ne Win）呈给日本的一面缅甸国旗和其他物件。奈温战前曾在日本受训。因此，文字说明写道，送这面旗的人“拜日本所赐，才赢得了民族解放”。印尼总统苏加诺则送了只塞了填充物的天堂鸟标本，以表感激。

每个展品间的文字说明介绍了当时的战争背景，是十足的战时宣传。1931年吞并满洲，是为了保护亚洲大陆免遭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人染指的必要步骤。侵华战争不可避免，因为英美两国怂恿中国起义者进行抗日活动。而日美战争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日本战俘及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共产主义政权手中所受的煎熬，证明了日本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简言之，拿“游就馆”书店里一本历史书的话来讲，“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恰恰相反：这是一场为了将全世界从共产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圣战。”

我们很容易从上述发现中得出一条结论，即靖国神社的战争博物馆美化了军国主义。事实上，情况比这要更复杂。“游就馆”以准宗教化方式赞美的，不是好战心理或仇恨，而是自我牺牲。“游就馆”乃至整个神社的基调，在一块由“祭奠特别攻击队联合会”（“特别攻击队”即神风特攻队）所立的大型铜质牌匾上得到了归纳。这块匾于1985年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当天揭牌。所刻之字笔法潇洒遒劲，出自联合会总裁竹田宫恒德之手：“六千壮士死于自杀式袭击，他们的壮举前无古人，震慑敌心。整个国家都为他们的无比忠诚和无私奉献感激涕零。”

在主殿旁的一间小屋内，我跟一位年轻的僧侣攀谈起来，他的长袍白得晃眼，象征其所从事职业的纯洁性。他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父亲也是神道教僧侣。交换过名片，寒暄了几句后，我问他对太平洋战争有何看法。他说，首先，管二战叫太平洋战争大错特错，应该叫大东亚战争。同样，认为大东亚战争是侵略战争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我们没得选择，打仗纯粹是因为这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还有，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解放亚洲。亚洲人民对此至今心存感激……”

他肯定注意到我有些不耐烦，因为他停了下来，问我究竟想了解什么。于是，我问“游就馆”到底是派什么用场的。这一回，他的回答倒是既诚恳又可信。他说，“游就馆”不具备教育功能，只要战争幸存者仍然在世，它就不能算是正规博物馆，只是用来存放靖国英魂遗物的场所。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它肯定会成为一座像模像样的战争博物馆，他说道。

我追问，这该如何实现，如何遴选馆藏品，又如何进行介绍？会不会任命史学家来从事这项工作？

他需要思考片刻，不过没用太久。“问题在于，”他说，“一旦你把史学家扯进来，就会碰钉子，会产生歪曲。这里是神社，我们必须考虑英灵和家属的感受，得让他们高兴。正因如此，史学家加入的话只会捅娄子。比如他们所谓的侵略战争，其实是一场救亡图存之战，我们可不想让战殁者家属觉得我们供奉的是侵略者的牌位。”

如果暂且忽略神道教和基督教之间差异的话，那么有着“遗物”“圣地”和向杀身成仁精神致敬的铜牌匾的靖国神社，和一战后修建的不少欧洲纪念堂的确没什么两样。总的说来，欧美的二战纪念馆（苏联的除外）已不再歌颂阵亡士兵的舍生取义。奥斯维辛之后再歌颂牺牲、把战争浪漫化并拔高其精神高度，显得不合时宜。为国王和国家承受苦难的基督教骑士再也不会还魂了。但在日本，战争依然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不是屠犹），而其象征意义依然能勾起人们的宗教热忱。诸如靖国神社这样的庙宇依然传承着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薪火，并继而传递出这样一种印象，即国家“复兴是战殁军人用生命换来的。

九州南端的知览附近有座“特攻平和会馆”，馆外的木牌完美地印证了我的看法：“我们”——也就是日本人——“对他们以壮烈牺牲换来的新生感激涕零……我们对国家走向繁荣昌盛感激涕零，对日本今天的和平盛世感激涕零……我们相信，（神风特攻队也期盼恢复和平与繁荣”。

也许他们的确祈求和平，但在我穿越一座小型观音殿——观音是慈悲女神——外的花园，走向“平和会馆”的时候，我着实弄不明白，他们到底为和平作出了哪门子贡献。神社没给出答案。在由退伍老兵协会捐赠、用来告慰亡灵的石灯群之间，停着一架银色的自杀式战机，神风特攻队员曾经驾驶过它。他们有个绰号，叫“樱花”——美丽缤纷但转瞬即逝。

神社和博物馆建在空军基地旧址上。在过去，神风队员就是从这里起飞，奔赴冲绳执行自杀式任务的。鹿儿岛是离这儿最近的城市，地处风景旖旎的海湾口，跟珍珠港十分相似，因此日本海军1941年选在这里进行军事操练。一踏进“平和会馆”，就有人递来一份册子，介绍说这座博物馆“之所以建立，是为了保存二战的真实历史档案，为真正的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大半个博物馆——这是栋丑陋的现代建筑，由政府拨款，建于1985年——都围绕着“樱花们”的遗物而建。其中包括“千人针”腰带，据传经由一千名女子之手缝制而成，飞行员佩戴后可获得力量。此外还有破旧的军装，以及飞机爆炸后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部分残骸。但是最最重要的遗物，还是飞行员留下的书信和日记，许多都写得感人肺腑，令人动容。

按照惯例，飞行员要写好遗书，留给亲人。遗书中流露的部分情感俗不可耐，这点可以预料：比如为天皇和他的神圣土地捐躯乃无上荣耀的爱国言辞，履行军人义务的自豪感云云。但这些都是常规套路，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上头要求，比方说向父母谢罪儿子忠孝不能两全，言辞之悲切，令人唏嘘。许多信件用词大抵相似，都是劝父母和兄弟姐妹莫要流泪，莫要悲伤，而是应举起一杯清酒，拿出和军人慷慨就义时一样的气概把酒言欢。

欢声笑语是重点。这不光在信里得到了强调，也体现在墙上挂着的青年遗照中，它属于当时媒体报道的一大特色。纵然面对无法逃遁的死亡，也要发出少年般的欢笑，这点和爱国情绪一样普遍，且备受赞美。“平和会馆”的某张写真里，一群乐呵呵的飞行员正准备起飞，其中一人不过是个小孩儿，他刚和自己的宠物狗诀别。配图文字如下：“在这些不久之后注定命丧黄泉的人欢笑的脸庞上，洋溢着一种别样的美。”

当然，这份故作淡定并非日本人独有，英军轰炸机飞行员也是笑口常开。年轻人对壮烈赴死的浪漫想法没有抵御力。但现如今看到这被当成一种美好的事物，在“平和会馆”里得到大力歌颂时还是让人心里发毛。因为爱国口号和爽朗笑声无法掩盖生命被白白葬送的悲剧。相反，它们平添了一丝苍凉的凄楚，在欢声笑语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种绝望的情绪和难以抑制的歇斯底里。

一名十八岁的青年在寄给双亲的遗书结尾写道：“我真是个窝囊废，妈妈，竟然无法抛开一切，大声呼喊您的名字，尽管我很想这么做。妈妈！请原谅我，您一定觉得很孤独，但我现在要使出全力大声呼喊您的名字：妈妈！妈妈！妈妈！”

这儿还有一封，是个叫阿茂（Shigeru）的少年写的，年龄不详“是时候出发了。登上神圣战机的樱花正在怒放。我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开得一样绚烂。爸爸，妈妈，各位，请别为我担心。大家保重我祝愿你们在世上都能活得幸福……”

这些信件和照片对参观者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男人沉默不语不一会儿便抽身去看模型战机。上了年纪的女人则低声啜泣，用叠成小块的方巾擦拭眼泪。“太年轻了，”她们呜咽着，“太年轻了。只比“樱花”年幼几岁的学生排队经过展品。有些人哈哈大笑，有些在闲聊，还有些默不做声。

令人悲伤的并不只是神风飞行员的过早凋零。但凡打仗，无论哪国的军人（乃至平民）都是如此。但他们的死让人最难过的地方莫过于泛滥到让人反胃的煽情元素，而这居然被拿来为自我牺牲正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神风飞行员根本不相信那套樱花凋零和杀身成仁的爱国主义说辞，毕竟这在当时非常普遍。而这正好切中了问题的本质：他们被教育为自己的死欢欣鼓舞。正是这种对他们懵懂理想的利用，让劝之赴死的做法显得无比邪恶。但这点在“平和会馆里至今完全没有提及。

至于虚假的理想和腻味的诗意，它们依然是此地氛围的构成要素。通往会馆的马路两旁栽着樱花树；人们大肆吹捧所谓的“欢笑脸庞之美”；导游指南称会馆为“泪之阁”；一幅骇人的4×3米的油画里，六个身裹白袍的天使将一位飞行员的遗体抬离正在燃烧的机体，托着他升向天堂；最最重要的是，拒不承认自杀式任务完全是白白葬送生命，仅仅起到了延缓战争结束的作用。几千人的死被赋予了一种子虚乌有的意义：年轻人为了和平与繁荣而死，他们的牺牲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

松本先生是负责管理会馆的当地公务员，他站在主楼里一架绿、白、红三色相间的自杀式飞机前，身旁簇拥着三百来个身穿海军蓝和黑色校服的学生，他们席地而坐，正听松本训话。松本的口气像极了过去放幻灯片的解说员的腔调，带着婉转悦耳的鼻音。他问孩子们从哪儿来。“喏，这是你们的前辈，”他边说边拿出一张和孩子们是同乡的飞行员照片。照片里的死者笑容可掬地看着镜头。松本举着照片，讲述他们的生平故事；关于牺牲、勇气、单纯无私的情感，以及美好理想。结束演讲时，松本说有人恐怕会批评他将战争理想化了，或者在鼓吹军国主义。但这种想法大谬不然，他表示。战争太坏了，坏透了，我们再也不能重蹈战争的覆辙。

然而，事后我在他办公室追问道，如果说故事的主人公都那么英勇，他们的理想又如此纯洁的话，为什么孩子们还会得出战争太坏了的结论呢？“这是因为，特攻队的飞行员是如此真诚地信奉和平。”

我知道多说无益，松本和会馆创始人既不是嗜血之徒，也不是为战争辩护的卫道士。然而，战争宣传向来立足于理想之上——牺牲、诚实和神圣事业。他们对于理想的信念太过坚定，难以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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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精确洞察变化总是不甚容易，因为事物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多数悄无声息，无人留意。但就战争记忆而言，1990年代初在日本可谓是一段大变动的时期；或者起码看似如此。自1980年代末以来退伍老兵开始公开谈及往事。1991年，原韩国慰安妇及部分幸存中国劳工赴日索赔。在大阪和京都，两座着重反映日本侵略历史的新博物馆对外开放。总而言之，似乎打开了几扇窗，放进来一缕清风对此有两种常见的解释，一是1989年裕仁天皇撒手人寰，二是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于1985年在德国国会所做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任何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现在也一样盲目。不论是谁只要他拒绝铭记过去的惨无人道，就存在染上新疾的风险。”演讲稿被译成日文，读者甚众。许多日本人都跟我谈起过此文，说这为他们树立了榜样。

但日本的侵略史之所以重新得到了突出，还有一个更为政治化的原因。海湾战争引发了一场对日本武装力量今后扮演之角色的严肃讨论。一部新法案（《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案）获得通过，使得日本自1945年以来首次能够以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名义向海外派兵。这乍听起来好像很轰动，实则不然，因为自卫队只能携带轻武器，且不能参与任何战斗。但这一尺度对不少日本反战主义者而言已经够过分的了，他们将其视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又一迹象。呼吁在平和会馆设立“侵略者一角”的广岛活动家是这么想的，作家兼政治活动家小田实也是这么想。两座崭新的战争博物馆——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和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背后也折射出强烈的和平主义思潮。二者均非日本政府拨款所建。大阪的博物馆由大阪县政府和市政府建立，而京都那家则隶属于立命馆大学。

两座新博物馆都是世俗机构，并无义务供奉任何人的灵位；这里既没有“遗物”，也不存在“圣地”，更不见对舍生取义的颂扬。话虽如此，反战主义并非没有自己的宗教氛围。一走进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大厅，就能看到漫画家手冢治虫所绘的两幅巨型壁画，内容是两只惊慌奔逃的鹤——一只飞离幽暗而残酷的过去，另一只正飞向光芒万丈的未来。用宣传册的话讲，艺术家倾尽全力，想要“歌颂生机勃勃的宇宙，歌颂让所有生灵都能活出精彩的上苍”。

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位于一幢富丽堂皇的现代建筑三楼，中心最后一个展厅呈现了人类依然面临的危险：核威胁、生态危机和社会危害。耳畔萦绕着新世纪风格的音乐，空灵而飘逸。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录像，阐述自己对和平的见解。一名美国女性表示，战争属于男人，只有女性的治愈力量才能带来和平，因为她们会纺纱织布，培育后代。

撇开上述景象，两座博物馆的宗旨简单明了：改变战时日本的形象，使之从受害者变为侵略者。日本人的苦难并没有被忽略；大阪博物馆的一个展区就十分详尽地——尤其是从孩子的视角——展示了大阪是如何被燃烧弹摧毁的，以及遭到打击是何种滋味。在当时儿童所绘的一幅彩色图画里，逃命的人群惊慌失措地飞奔过桥，身旁炸弹爆炸，婴儿的头颅被炸上了天，鲜血四溅。可是，不同于广岛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小心翼翼想表达的是，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日本发动的战争。

满满一屋子“十五年战争”的文物、档案和照片清楚展现了这点。没有什么是被粉饰的；南京大屠杀、化学战部队、慰安妇，这些都有介绍。但除了只言片语外，解释并不详尽。很明显，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过多触及战时宣传的本质——国家神道鲜有提及——而是让年轻的参观者对战争的残酷性有所体认（据悉，他们多为初中生，因为高中生正忙于应付考试）。

由于对日常生活的军事化管理、压制言论自由和民族主义宣传给予了更多关注，京都博物馆的启迪意义更大，涉及政治的内容更多，对战后历史所做的简短概括也符合左派常有的结论。比方说，某本供小学生使用的插画书就写道，越战是美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但“渴望自由和独立的越南人民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话说回来，这么做的目的与其说是鼓吹反美主义，不如说是为了彰显战争都是邪恶的。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宣传册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而富饶的日本，但战争阴云依然笼罩在我们上空‘十五年战争’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本没有所谓的正义战争。”

大阪博物馆创立人之一胜部元（Katsube Hajime）教授在一本由他撰写的、名为《日本的角色》的小册子里，进一步厘清了反战主义的政治背景。在书中，胜部探讨了《日美安保条约》和PKO法案在他看来，政府故意歪曲或掩盖日本战时历史，以此为日本军事大国地位的恢复背书。他希望日本能斩断“如今同美国的霸权主义全球伙伴关系，并成为民主和平阵营的一分子……”，另外，“如果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日本就必须承认它在‘十五年战争’里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并对战争受害者作出赔偿”。

胜部教授为人光明磊落，他似乎一向如此。由于在私人研究团体内部质疑日本的战事，他于1943至1945年间蹲了两年大牢。他指出，同所有政治犯一样，释放他出狱的不是本国政府，而是美军这段经历给他造成了创伤，打那以后他就一贯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日本政府。他的穿着一副年迈进步主义者的模样，很是随意：灰色运动衫、蝶形领结、宽松长裤。他向我解释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标志的意义——紫色的圆圈中央有个绿点，他说，绿点象征大阪，传递着和平的讯息，紫色圆圈则代表世界各国。

参观完博物馆后，某位馆员领着我来到天台。站在那儿，我们俯瞰围绕大阪城天守阁而建的大型公园，那里曾是日本帝国陆军操练和演习的地方。我回想起先前参观过的日本战争博物馆，有大阪的，有京都的，有设在九州原神风特攻队基地的，有广岛的，还有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诚然，战后的日本确有变化，可是基本的争论依然如故。正方心目中的日本，已从罪行中吸取教训，再也不会走向战争。反方认为，日本应有重新成为“普通”军事强国的自由。只要一方运用历史罪孽来支持其和平畅想，另一方就会加以否定。

*****

迪特·舒尔特（Dieter Schulter）是我在德国遇到过的怨气最重的人之一。七年来，他一直担任波茨坦历史博物馆馆长。该市位于原民主德国，是诸多宫殿和军营的所在地。两德合并后，他被开除了。一位来自西柏林的中世纪史学家接替了他，并被指派修缮博物馆。她形容舒尔特是个“死硬派党员”，还告诉我，秘密警察斯塔西的办公室就在他头顶上。

我们约在一座破败宫殿裙楼内的季诺咖啡馆，这个地方很现代，光线昏暗。舒尔特衣冠楚楚，身穿熨烫过的蓝色牛仔裤和花纹毛衣，脚蹬一双柔软的便鞋，一头白发梳得整整齐齐，指甲富有光泽，说明最近刚修剪过。他讲话时，视线不停地在屋内游移，不说话时则撅起嘴唇。

他说，放弃在博物馆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这曾经是他生活的重心。另外，他对时局的变化也很不满。他谈到波茨坦的历史地位。自腓特烈大帝以来历朝历代都将波茨坦作为展现其形象的工具，他解释道。波茨坦在1920年代是右翼政治活动的中心。战时，希特勒的高级将领都驻留于此，就连策划1944年未遂政变的那批人也不例外。然而，这一切在博物馆里都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舒尔特相信，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展现历史的法则”。

在面见舒尔特之前，他的继任者比尔申克太太已经带我在昔日博物馆的一些地方转了转，包括陈列二战馆藏的展厅，那里迄今未改作他用。自德国统一后，这些展厅就对外关闭了。里面散发出一股霉味，闻着有点像熟蘑菇。新馆长开了灯，揭开盖在玻璃展柜上的一块白布，露出“新制度的象征”，即共产主义德国诞生前的旧政权。标志物排成一行：有个一战的德式尖顶钢盔，一顶财阀戴的高帽和一顶冲锋队的褐色军帽。它们排列的次序就跟历史法则一样顺理成章，和多米诺骨牌一样整整齐齐。在展厅的其他角落，我学习了法西斯主义为何是“魏玛共和国内部民主体制和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

我问舒尔特，这些文字是谁写的，他是否还相信这一套。他撅撅嘴，望向我身后，开口说道，声音轻得几乎像是在耳语：“这些差不多是七年前写的，科学知识后来进步了……”

他的想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必须是探寻社会关系和语境的基础。历史不能只是由细节拼接而成的马赛克只展示物品的博物馆算不上是博物馆。”

接着，他话锋一转，谈起自己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不易，比方说每次办展都必须得到审查人员批准，然后才能落实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物资，譬如印刷用的纸张。

他是否觉得德国比过去更自由？“不，我们从来就不自由，从来就没自由过！”哪怕是相对而言么？“没错，你瞧，就跟我们过去为了拿到纸张或资金，不得不作出妥协一样，现如今某件事如果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合拍，那你照样什么也办不成。必须噱头十足必须如何如何。好吧，也许历史博物馆会更有趣……”

我对舒尔特无甚好感，他是个共产党官僚，跟前人没啥两样他的口气听着甚至很像1945年突然发现自己的世界轰然崩塌的那些纳粹低级官僚。当被问起办公室楼上的斯塔西时，他说自己一无所知：“从没人告诉过我，我不知道，这种事怎么可能知道？我知道啥，我啥都不知道。”

但他关于博物馆的一番话有一定道理。一座博物馆，特别是历史博物馆，不能只是随随便便展示些物品。展品必须根据观念进行排布。没有故事的历史是令人费解的。这不是说，世上根本就没有真相，所有故事都是宣传。但要是想抓住真相，就必须有对抗，有争论，有阐释，还有重新阐释——简言之，有一种无休无止的叙述。问题在于，如何在博物馆里呈现这点。

东柏林或许给出了一种答案。民主德国解体前，每栋住房、每所学校、每家工厂、每座军事基地都有一个所谓的“传统之屋”（Traditionskabinett）。这些屋子实为一间间微型博物馆，概括性地展示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德国工人运动，共产主义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苏联红军解放易北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这里呈现的是最纯粹的历史“传统”，为共产主义国家提供了合法性。同无处不在的列宁胸像一样，这些地方中的大多数在1990年后已被拆除。然而，在东柏林某公园一角，一间“传统之屋”仍保存完好。不过，它的主题不再是历史，而是宣传。展品四周贴满了标签，在解释展出内容的同时，也进行批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可以说是在解构旧政权留下的神话。

虽说两者并不完全一致，但我还是联想到了汉堡一座著名的警示碑，作者是雕塑家阿尔弗雷德·赫尔德利奇卡（Alfred Hrdlicka）。赫氏的作品刻画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尸体和骨瘦如柴的囚犯，是对一旁一座年代更为久远的纪念碑的批判——此碑丑陋至极，形似巨型地堡，立于1936年，目的是纪念第二汉莎步兵团76营。浮雕上刻着成排一模一样的士兵，正环绕石碑行军。在他们佩戴的头盔上方，刻着一行哥特字体的文字，摘自海因里希·莱什（Heinrich Lersch）作于1914年的一首诗：“我们终有一死，而德意志永垂不朽。”（Deutschland muss leben, und wenn wir sterben müssen.）几乎所有纳粹纪念碑都难免被拆毁的命运，但这块碑却逃过一劫。人们选择将赫尔德利奇卡的尸体石雕立于其侧，是一种更为妥当的回应。这座警示碑存在的意义是进行反驳。

然而，诸如此类的例子十分罕见，也并未为历史博物馆或纪念碑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实际解决途径。当总理科尔于1983年提议联邦德国建立属于自己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时，他脑子里盘算的肯定不是上述做法。为了向柏林建城七百五十周年献礼，其博物馆计划要到1987年后才开工。

赫尔穆特·科尔在保守派学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等顾问的熏陶下，对历史很有兴趣。同其他保守派一样，他担心联邦德国缺乏历史认同感。在酝酿建造博物馆的计划时，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还是柏林市长。魏茨泽克表示，东德人起码有更为连贯的历史观——东柏林还有一座德国历史博物馆，一座大号的“传统之屋”，位于壮观的巴洛克式军械库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曾写道，“追寻我们丢失的历史”不仅“在道德上具有合法性”，而且“在政治上具有必要性，因为这关乎联邦德国的内在延续性和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105)基民盟国会议员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Alfred Dregger担心，倘若对“德国整体历史”了解不够，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就不会充分支持“民主国家”。“整体历史”（die ganze Geschichte）是句黑话。他要表达的是——而且在一些场合确实说过——对于纳粹时期历史给予的关注过多了。简单地说，上了一定岁数的德国保守派担心，国家被一分为二，联邦德国的公民会自感不是完整的德国人。历史——即“整体历史”——会帮他们增强认同感。

因此，当科尔在1985年就博物馆项目再次做国会演讲时，他指出有必要知道“我们从哪儿来，作为德国人今天又身居何处，以及将向何处去”。(106)不过，他还提到了和东德的关系，所谓的“德国政策”（Deutschlandpolitik），这触及“我们的民族认同感、我们国家和欧洲命运的核心”。

一个由史学家和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应运而生，接踵而至的是一场辩论。左翼政客和知识分子对科尔的想法完全不感冒。他们怀疑保守派政府的计划背后动机不纯，对保守派民族认同思想更是极度不信任。可以说，在他们心目中，身份认同压根不关政府的事。社民党政治家弗莱穆特·杜维（Freimut Duve）在1986年声称：“历史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政治。在民主国家中，政府既不能、也不应以过去封建领主的方式建立博物馆。”(107)就这样，正反两方你来我往，相持不下，直到1990年整件事变得多此一举后，这场口水仗才告一段落：两德合并，又只剩下一个“德国”了。

今天，最接近官方历史博物馆的，是坐落在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其位于东柏林的军械库内，过去是共产主义德国历史博物馆。早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就有人试图改造它。那时，门口的一块牌子上写道，“我们如今知道，这座博物馆反映的是一种为越来越官僚和集权的社会正名的历史观，它禁止人们同过去和现在建立积极而主动的联系……所有一切都有待改变，有待得到新的评价。欢迎您不吝赐教，协助我们以真正可取的方式呈现历史。”

这番话里能读出一丝急切，暗示东德人尽管有世上最强的意志，但单靠自己也无力应对。因此，西德人参与了进来，军械库内部被拆除一空，代之以新博物馆。崭新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没有设永久性馆藏；历史主旨和话题呈现于各种临时展览中。据馆长克里斯托弗·施托策尔（Christoph Stölzl）介绍，“如此设计，是为了促使人们思考。”

施托策尔来自慕尼黑，是个品味考究的自由派，仪容整洁，很有英国范儿（style anglais），扎真丝领结，穿花呢西服：他既是美学家，也是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像个做广告的。施托策尔出生时恰逢战争末期，不过他身上没有折磨许多“六八一代”知识分子的那种对罪行的道德关切。他以一句评论开启了我俩的谈话：“你不可能为某件你没做过的事进行心理哀悼。”无疑，他指的是奥斯维辛之后身为德国人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

“你能做的，”他说，“只是些象征性的事，形式上的。比如设立一年一度的奥斯维辛日，给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捐款，这些都不错，总比自我反省更有建设性。可是，德国理想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幻想不切实际的事，却忽略那些可以做到的。

我来拜访施托策尔，是想就他供职的博物馆请教几个问题，可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纪念馆。不过，他尝试对二者进行区分：“我认为，应该用象征性和艺术性的姿态来面对过去，但有不少德国人觉得，应以话语取代仪式。问题在于，他们把探讨变成了一种准宗教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

在博物馆，审美和政治话语的结合是行得通的，纵使总有些人会抱怨，说艺术成了话语的牺牲品，或者倒过来，话语成了艺术的牺牲品。而在纪念馆里，仪式和分析恰恰无法相融。施托策尔也许会因为过于强调艺术性而遭人指摘，毕竟，现在谈的可是历史博物馆他关心的是外在形式，就纪念馆而言，这也许是他应有的关切。但就连他，也会将博物馆和纪念馆混淆起来——尽管这有时或许在所难免

比方说，对设在万湖别墅内的大屠杀博物馆，施托策尔就持批评态度，因为其选择的形式是错误的。据他称，博物馆把大屠杀中的犹太人描绘成“永恒的受害者”。他反对展示死亡营和隔离区的照片。在他眼里，写不写实不是重点。他希望记忆的形态能鼓舞人心。相比较下来，他更青睐天主教公墓对逝者的呈现方式。透过墓碑上的照片，逝者可以活在人们心中。“这么做，”施托策尔表示，“才像是复活。我觉得，最好还是把逝者当成活生生的人来缅怀，而不是被卷入工业化杀戮机器的骷髅或尸体。”

然而，万湖别墅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博物馆还是纪念馆？这点存在模糊之处。想必二者皆有，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你能通过艺术作品、仪式、分析和话语来铭记大屠杀，但这一切不能在同一时空进行。我向施托策尔指出，仪式化和艺术性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天主教的立场，而强调道德话语更符合新教的传统。他认可了我的说法，称没准是这么回事。事后，我觉得这一概括或许可以进一步延伸，因为德日两国的纪念馆和博物馆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记忆既可以是宗教化的，也可以是世俗化的。两种说法都成立，但不能混淆。德国在避免二者被混为一谈这点上，做的并不比日本要好多少。宗教思维依然在相同程度上纠缠着这两个国家。

[1]原文如此，应为2146块。——编注

[2]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普鲁士建筑师、画家、城市规划师，德国古典主义的代表大师。

[3]庞贝（Pompeii），古罗马城市，公元79年因火山爆发被彻底淹没。整座城市的遗址直到18世纪中期才重见天日。

[4]即埃及艳后。

[5]Rudolf Hess（1894——1987），纳粹德国政治人物，曾任纳粹党副元首，1987年死于柏林施潘道军事监狱内。

[6]应是战争末期，随着盟军在东部的不断推进，被迫转移的奥斯维辛囚犯。——编注

[7]Walter Ulbricht（1893——1973），德共首任主席。

[8]英语谚语中有skeleton in the closet的说法，直译是壁橱里的骷髅，意指见不得人的丑事。这里是指布痕瓦尔德臭名昭著的过去。

[9]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克格勃的前身。

[10]除了犹太人外，欧洲吉卜赛人（罗姆人）也是纳粹德国种族灭绝政策的主要受害者死者约有五十万。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1988年11月10日，波恩。距离“水晶之夜”过去了整整五十年联邦议院议长菲利普·耶宁格（Philipp Jenninger）坚持由他亲自主持纪念日，对西德议会做演讲。他不希望任何人抢他的活儿，就连犹太社团领袖海因茨·加林斯基（Heinz Galinski）也不行。如果同意让加林斯基发言——他日后在维也纳告诉我——就得让天主教会大主教也说两句，那新教教会要不也来？不行，这样下去没完没了，再说联邦议院又不是这些人的舞台。总之，议长菲利普·耶宁格博士态度坚决，只有侵略者的后代才有资格发言并缅怀这一天受害者可不行。

于是，他站起身，与其说是在发言，不如说是在照本宣科，操着拖沓无比的官腔，仿佛宣读一项草案。下文摘录了他的发言内容：

……我们今天齐聚联邦议院，纪念发生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排犹暴动。因为，理应铭记并为发生在我们中间的罪行负责的人，不是受害者，而是我们，我们德国人必须清楚地了解本国历史，吸取有利于当下和未来施政的教训……

受害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很清楚1938年11月在他们的苦难历程中意味着什么，可我们清楚么？……

总体而言，德国人对反犹活动和措施的反应很漠然；他们过去几年来一直如此。积极参与暴行的人数并不庞大，但也没人起来反抗，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抵抗行为……

回首过往，女士们先生们，很明显，1931至1938年间，德国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一个法治国家变成了犯罪国家，变成了摧毁法律、伦理准则和道德根基的工具，而国家顾名思义，本是为了保护和捍卫它们而存在的。

就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的命运而言，希特勒获得的成功甚至比他的罪行和劣迹更加意义深远。即使时隔多年再回眸，即使我们已经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1933至1938年这段时期依然让人捉摸不透，起码从希特勒最初几年在政治上的无往不胜几乎史无前例这点来看，事情确是如此……

对于大体上将魏玛共和国看成一连串外交政策耻辱的德国人而言，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一定像是奇迹。还不单单是这样。人们不再失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大家都过苦日子，之后多数人都过上了基本富足的生活……

至于犹太人，喏，他们是不是太妄自尊大了呢？当时的人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难道不应该学着谦卑点么？难道不应该被敲打敲打么？最重要的是，撇开无法信以为真的夸大其词外，当时的宣传难道不是基本符合人们的猜测和想法么？当事情到1938年11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时，人们总还能找到说辞，比如借当时某人的话来讲：“我们干嘛要关心？如果很吓人，不看就是了，这又不关我们的事。”

女士们先生们，早在希特勒冒出来之前，德国就有反犹主义，许多别的国家也有……

诚然，国家社会主义者竭尽全力想要掩盖他们犯下大屠杀的真相，但所有人都知道纽伦堡（种族）法案，所有人都目睹了五十年前的事，遣送犹太人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

许多德国人任由自己被国家社会主义蒙骗和引诱。许多人漠不关心，使罪行成为可能。许多人自己也成了罪犯，有关罪行和掩盖罪行的问题是人人都应回答的。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抵制的是对历史真相的质疑，是将一群受害者与另一群受害者对立起来的做法，以及对事实的否定所有希望减轻我们的罪孽、声称过去并非暗无天日——或其实没那么暗无天日——的人，都在试图为无法辩解的事进行辩解。

为了阐述他的观点，耶宁格引用了一段描述1942年犹太人遭集体处决的目击者证词。所有细节——婴儿流着血，身体不断抽搐；赤身裸体的母亲；年轻的刽子手在开枪间隙抽烟——在他不动声色的嗓音中娓娓道来，一点没有遗漏。他还引用了希姆莱的话后者曾开导手下的党卫队军人，说不要因为看到一百具、五百具甚至一千具堆积如山的尸体就心里发憷。耶宁格套用当时流行的话说犹太人是“害虫”，诸如此类；他引经据典，甚至把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搬了出来。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错误已经铸成，演讲是一场灾难。

在他开讲后没多久，绿党的大部分议会代表便起身离场，以示抗议，待到演讲结束时，有四成的社民党人也已离席。据一篇新闻报道称，耶宁格本人所属的基民盟的党员“羞得无地自容”。在耶宁格演讲前，年迈的犹太女演员伊达·埃雷（Ida Ehre）曾朗读保罗·策兰的诗歌《死亡赋格》，引起巨大反响，此时却以双手掩面耶宁格离开议会大厅时形单影只，苍白的额头上淌着汗。就连最亲密的政界友人都没跟他握手。耶宁格本想给众人上一堂历史课，但他的讲话往轻了说是口无遮拦，不知所云；往重了说是不知廉耻地妄图为德国人开脱。

“丢人现眼！”演讲刚结束，某位基民盟党员就大声斥责。“黑暗的一天，”一位自由民主党人哀叹道。“一场灾难，”某社民党人评论。“痛心疾首，”另有人说道。国外媒体一概义愤填膺：意大利某日报的头版头条是“德国议会的反犹主义”。荷兰某报的标题写道：“希特勒崇拜在德国议会兴风作浪。”伦敦的《泰晤士报》称这一天为“西德的国家灾难”。两天后，耶宁格辞职。颇有些吊诡的是，大约一年后，他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大使。

时隔多年后重读耶宁格的演说词，很难理解其为何会掀起轩然大波，他自己恐怕也会感到不解。或许他用词欠妥，或许旁征博引属于聪明反被聪明误，但光看表面是不够的。要理解人们为何群情激愤，就必须想象当时的场景，或者事情的经过。

耶宁格在位于维也纳的办公室里——房间摩登、实用且无个性——向我坦言，他那时犯了个大错。在伊达·埃雷念完保罗·策兰的诗后，他不应该紧跟着发言。“这首诗太有感染力了，”他说。嗯？这怎么说？“喏，用它为严肃的历史演讲做铺垫并不合适。”对，没错，不合适，我迎合道。

清晨的黑牛奶

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喝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1]

想不被感染是不可能的。用《法兰克福汇报》的话来说：“ （埃雷）洪亮的声音在颤抖。你能听到她的喘息和讲稿捏在手里的窸窸窣窣声。议会大厅里的所有人无不为她话语中的力量和悲恸所打动。接着，耶宁格走上讲台，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女士们先生们……’”

耶宁格相貌平平，不是那种能轻易打动听众的人。身材矮小臃肿、来自莱茵地区的他出身农家，靠打拼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在德国随便哪家啤酒馆的餐桌旁都能见到这号人。他笑声粗嘎，西装看着太紧身了，这一切都不利于当天的发挥。他乍看就是那种稀里糊涂笨嘴拙舌、后知后觉的人。

一位社民党党员抱怨称，他一次都没有使用Trauer这个词，这可以翻译为“悲痛”，也可以译作“哀悼”。惹恼很多人的，正是耶宁格演讲的基调——不够“痛心疾首”（betroffen）。擅长道德姿态的大师、西德首相维利·勃兰特曾在原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前双膝下跪，为纳粹的所作所为谢罪，他称耶宁格事件为“战后德国史上黑暗的一天”。耶宁格“之所以栽跟头，不是因为他是个坏人，而是因为他所谈论的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能力”。

耶宁格的讲话，被人拿来同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三年前于德国议会所做的著名演讲作对比。后者在浸透悲痛之情（Trauer）的演讲中提到，“单纯、诚实地缅怀过去”的必要性，已经成为“一个人内心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人把耶宁格的表现同其好友赫尔穆特·科尔一天前所做的演说进行对比。科尔平素并不以风度或圆滑著称，但在法兰克福的韦斯滕德犹太教堂，就连科尔都老练沉着从容应对，称大屠杀“有理由让人感到深深的耻辱”。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耶宁格栽跟头，是因为挑错了场合，当时需要的是追思会而不是“不带感情的历史演讲”。

但是，耶宁格发言的场所不是犹太教堂，他也不是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一群犹太人发表演讲；他置身于世俗的德国议会，这里是德国政治的殿堂，面对的听众是其他德国人。日后在维也纳的办公室里回忆起那痛苦的一天时，耶宁格嚷道：“我们必须发声！但不能老是那一套。光说我们感到惭愧、不会让其重演是不够的。我是想拿面镜子，让德国人照照自己！”

我对耶宁格生出一丝同情。有意思的是，许多从受害者角度看问题的人也同情他的境遇。德国犹太社团中央委员会成员米夏埃尔·福斯特（Michael Fürst）就觉得耶宁格没必要辞职。毕竟，他说，耶宁格所述均属事实。除了他以外，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罗伯特·坎普纳（Robert Kempner）也认为耶宁格的演讲“甚至算得上精彩”。

那么，德国人为什么讨伐声一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硬要错误理解耶宁格的引经据典？他们为何认为是他，耶宁格——而不仅仅是他援引的那些人——视希特勒为令人痴迷的政治家，而犹太人是“害虫”呢？或许，他的演讲场合和内容都不足以充分解释其遭遇的滑铁卢，这还同德国国内的猜疑氛围有一定关联。绿党、自由党和左派怀疑保守派在利用一切机会为战争洗白，相反，保守派则怀疑绿党、自由党和左派借奥斯维辛一事让德国人下不来台。“水晶之夜”五十周年纪念之际，德国的猜疑气氛达到巅峰，当时正值一个十年即将落幕。在这十年中，保守派屡次试图篡改历史，甩掉罪孽的包袱。早在六年前，右翼基民盟党员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就呼吁全体德国人“走出希特勒的阴影——我们必须恢复正常”。

往前推四年，赫尔穆特·科尔造访了以色列。访问期间，他谈到自己“所幸生得晚”——也就是说，因为生得晚，所以没动手杀过犹太人。他也使用了“正常”这个词，譬如论述德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正常关系”。这时距离科尔的比特堡之行过去了三年，距离恩斯特·诺尔特称大屠杀是对斯大林的“亚洲野蛮之风”的自卫性效仿、从而掀起“历史学家辩论”过去了两年；换言之，大屠杀并非德国特有，只不过是人类恐怖历史中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罢了。

讲话磕磕绊绊、支支吾吾的耶宁格一头闯进了这片战后德国的战场。固守一方阵地的是那些希望德国正常化，因为生得晚所以毫无罪孽感的人；盘踞另一方阵地的则是将奥斯维辛化为自我认同一部分的人。到头来，耶宁格两头不讨好，因为他一方面揪着罪行不放，另一方面又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愧疚感。

同赫尔穆特·科尔一样，耶宁格幸亏生得晚，没能成为纳粹的信徒。他生于1932年，即希特勒上台前一年。耶宁格回忆称，他的父亲是画家，曾经反对纳粹。耶宁格有几位兄长，均投身军旅有两人并非出于自愿：其中一个刚参战就死在了意大利，另一个死在了俄国。

耶宁格只比君特·格拉斯（生于1927年）年轻几岁。他们那代人很特别，要加入纳粹已经晚了，但年纪尚小，足以被教育成纳粹：譬如少年团、希特勒青年团，等等。这段经历让许多同龄人对过去沉默以对（倒是他们的子女在大谈特谈）。“生得晚”赋予他们或许是几代人中对过去最为复杂的看法：太年轻，不必担责，但却沾上了罪行的污点。像格拉斯那样谈论并描写战争的人，往往从不停歇，甚至走火入魔，而且时常是从孩子的视角述及战争，譬如格拉斯的《铁皮鼓》。他们的心结是要为父母的行为作出解释。这是最难办的，因为要解释父母的行为，就得尝试想象他们眼中那个世界。这意味着产生共鸣，哪怕只是在思想层面上，而感同身受能够轻而易举地蜕变为辩解。这就是为何耶宁格的多数同龄人倾向于只字不提。

针对耶宁格演讲的诸多批评之一——说这话的是某位自由民主党政客——是他试图“解释无法解释之事”。这是一种普遍的指控普里莫·莱维曾写道（关于大屠杀，而非耶宁格）：“也许我们无法理解，毋宁说，我们不可以去理解所发生的事，因为理解几乎等同于为之正名。让我来解释一下：‘理解’一种倡议或人类行为，意味着‘克制’情绪，隐去始作俑者，把自己代入他的位置，对他感同身受。如今，人类再也不能够去认同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艾希曼等数不胜数的这类人。这一方面让我们沮丧，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一种慰藉，因为他们的话（不幸的是，还有他们的行为）如果无法理解的话，没准还让人好受些。这都是非人的言行，十足的反人类，无历史先例可循……”(108)

我们会犹豫要不要和莱维这样的亲历者争论。然而，倘若认为“水晶之夜”乃至大屠杀是无法解释的、“反人类的”，抑或者是某个隐藏在人类黑暗深渊中反基督者的行径，这其实是在淡化责任问题。当然，我们无从探索希特勒的内心世界。另外，人类暴行最深刻的根源或许神秘莫测，但诸如此类的暴行背后隐含着政治原因。这些原因既可以、也必须得到解释，特别是在德国国会内。耶宁格是个政治家，不是诗人，也不是上帝的信徒。

在谈及过去时表现得“痛心疾首”、满口宗教话语相对容易。耶宁格想要解释他父母的行为——也许有欠妥当——或至少是与他父母同辈的人的行为。正是那些人，想把他教育成未来的纳粹。“希特勒上台时，那些教授和作家在哪儿呢？”他的声音响彻办公室，边说还边跺脚，跺着那双看起来很廉价的土黄色鞋子。“我怎么老听说大家其实都反对希特勒呢？那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同流合污？我觉得，我们只有透过事实真相，才能同自己国家的历史取得和解。解释意味着讲实话！”

耶宁格松了松领带，这仿佛是根绞索，紧紧勒住了他粗短的脖子。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泛着亮光。他告诉我，演讲结束后自己收到了三万封来信。声援他的人不是垂垂老者，就是青葱少年。老一辈的人感谢他，是因为总算说出了“当时究竟是什么状况”。年轻一辈则对知道了事情发生的真实原因心存感激。

揭开过去的神秘面纱，把历史看成是一系列大致有内在连贯性的事件——而不必囿于固定法则——并对它们作出批判性解释和评估，这些是史学家的任务。这项任务很艰巨，而且当这些事件尚历历在目、罪与耻的问题依然至关重要时，或许难以完成。1933——1945年间发生在德国和被占领国家的事件并不属于“正常”历史的一部分。对于德国学童而言，这是课堂上讲授的政治道德寓言。为警示碑揭牌，或纪念诸如“水晶之夜”等事件时亦是如此。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段不同以往的岁月，在时间的长河之外，他们忍受着罪恶的沉重负担。但自从1960年代末以来，人们试图将1933——1945年的这一时期看成是“正常”历史，不是道德寓言，而是大历史当中的一个片段，同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存在结构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关联。描述这一进程的德语词叫“历史化（Historisierung）。但“历史化”有个悖论，这一进程的目的虽然是形成更为客观的历史观，但实际上却催生了愈加分化的主观看法正常的历史意味着多样化的阐释。

比方说，某位保守派民族主义者也许会认为，大屠杀固然可怕但依然可以算是一种一般性的种族灭绝，需要放到当时的大环境下加以理解，那段时期很不幸地涌现了大量种族屠杀事件。抑或者他也许会说，第三帝国的德国人当时行为举止相对正常，因为希特勒毕竟提振了德国人的精神面貌。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希特勒作为一位精于礼节仪式的大师，有能力将一个从骨子里热爱歌剧式大场面、满怀浪漫主义情怀的民族迷得团团转。事实上，这些观点过去都出现过。只是耶宁格不太走运，听众认为他对此表示赞同。

“历史化”的另一个悖论牵涉到身份认同。“历史化”的目标是拉开与过去的距离，冷眼看历史。然而，诸如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等部分保守派史学家之所以想将纳粹这一时期放在绵延不断的常规德国历史中来看，是为了更方便对当事人——即非犹太裔德国人——产生认同感；也就是认同加害者的看法。倘若1933——1945年这段历史被看成是特殊的（sui generis），史无前例，邪灵转世同主流格格不入，那么除了部分边缘化的狂热分子外，世人几乎不会对其建立什么认同。而对那“区区十二年”给予过多关注的结果就是，德国人被剥夺了历史自豪感。好，假使说第三帝国也算“正常”不过是另一个时代的话，那么希尔格鲁伯以同理心推度德国士兵背后的故事——他保卫祖国免受亚洲野蛮之风的戕害——借此强化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的初衷，就会更有可行性。但在这种刻意认同的过程中，客观性两次受损：元凶一次是讲故事的人自己，一次是将罪责归咎于他人的故事主人公。

这样说来，认同就站在了“历史化”的对立面。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鸿沟依旧如此之宽，彼此记忆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探寻客观看法的人（特别是德国人）都可能跌入这道鸿沟之中。特奥·索默（Theo Sommer）在《时代周报》里，就耶宁格的演讲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社论，标题是《论作为德国人的负担》。(109)看来耶宁格是想说实话咯，索默写道，“好吧，我同意。但请让我们知道全部的真相——有关受害者的真相与加害者的真相一样有说服力，而且还要带有感情——对于被猎杀之人命运的愤慨，应该同对猎手动机的同理心一样富有感染力，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强有力的用词，高尚的情感，但话依旧没说到点子上，因为耶宁格无法代替受害者说出真相，他也不打算凭区区几句忏悔之词恳请宽恕。他想要做的是探讨历史，站在一定距离开外了解过去。这么做并不可耻，但他本应意识到，即便战争过去了四十三年，“历史化”依旧是一项高度危险的工作。因为一个“普通”社会，一个不为过去阴影所搅扰的社会，不可能靠对历史“正常化”或摇晃十字架和大蒜就能到达。情况往往截然相反：只有当社会在面对过去时变得充分公开和自由——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也不是从施害者的角度，而是从批评者的角度——阴影才会淡去。

*****

长崎，1988年12月7日。这一天是偷袭珍珠港四十七周年纪念日：天皇每天都在大失血，正缓缓走向死亡。要他命的是癌症。但是处在“自制”氛围中的日本媒体对此只字不提。在昭和时代即将落下帷幕的这些天，日本国内气氛沉闷，压抑，似乎山雨欲来。传统的新年祭被取消了，平时无比艳俗的橱窗展品也做了调换，以使其显得不那么扎眼。12月7日当天，长崎市议会某位共产党代表直言不讳地向市长本岛等发问：是时候谈谈天皇的战争罪行了吧？

本岛答道：“距离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我认为我们有充足的机会反思这场战争的本质。我读过不少国外文献，也当过兵，受过军事教育，因此我相信，天皇对战争是负有责任的……”

1988年12月8日，长崎市议员及自民党地方分支机构要求市长收回他说过的话。

1988年12月12日，本岛市长说，都走出这一步了，他不能“背叛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会辞去自民党顾问的职务。辞呈未被批准，相反地他被解职，永不叙用。本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并不是说只有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有责任。但我真心觉得，目前的政治状态是不正常的。任何关于天皇的言论都会让人意气用事。言论自由不应受到时间或地域的限制在民主国家，哪怕我们不同意一些人的观点，也应予以尊重。”

1988年12月19日，二十四个极右翼组织共驾驶三十辆装有扩音喇叭的卡车，浩浩荡荡穿行在长崎市内，叫嚣要索本岛的命，还说这是“天谴”。自民党希望长崎县知事拒绝同市长进行政治合作知事答应了。

1988年12月21日，六十二个来自日本各地的右翼团体共驾驶八十二辆装有扩音器的卡车，在长崎市内游行示威，要求市长以死谢罪。

1988年12月24日，新成立的“长崎市民自由言论委员会”将13684名市长支持者的签名提交给长崎市政厅。收集这么多签名只用了两个礼拜。包括长崎县神道教寺庙管理办公室在内的多个保守派协会代表则呼吁弹劾市长。

1989年1月7日，天皇去世。

1990年1月18日，本岛市长被人开枪击中背部，袭击者是一名右翼极端分子。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右翼人士宣称本岛终获“天谴”。

市长差点丧命，他的肺部被子弹击穿，一边咳血，一边等在车里向人求救。(110)警方没有向他提供保护，因为保守派议员反对这笔开支。

从表面上看，本岛事件和耶宁格的议会滑铁卢完全没有共同点。耶宁格受到的指控是他为屠犹辩解，本岛则被控将战争责任推给天皇。对于耶宁格，他流露的愧意太少，而本岛过多地谈及了罪行。耶宁格掩盖真相，本岛揭露事实。耶宁格粉饰过去，本岛自曝家丑。耶宁格惹毛了自由派和左派，本岛开罪了右派。在许多支持者眼里，本岛是英雄；耶宁格则灰溜溜地跑去了维也纳。然而，这两位的为人和遭遇还是有些许共通之处。这些共同点或许能揭示德日两国的某些国情。

本岛比耶宁格年长十岁，思维也更缜密，但二者身上都有地方政客那种莽撞和刻板的做派，他们也同是在战后保守主义政坛扬名立万：耶宁格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员，本岛在惹上麻烦前隶属于自民党。本岛在1979年借他人之力当选市长，而日后正是当初助选他的组织把他赶下台。另外，即便险些死于枪击，他依然乐意同保守派合作。

1992年，建筑工人在紧挨着长崎和平公园（这座公园比广岛和平公园小多了，基本算得上是一片寄托忏悔之意的土地，里面遍布着现今多已不复存在的“人民共和国”赠送的纪念碑）的地方作业时，挖到了一座昔日监狱的地基，位置就在原爆中心附近。这之后爆发了一场风波。战时，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囚犯葬身于此，部分死于日本人之手，另一部分死于原爆。一群长崎市民希望保留监狱遗址，以显示日本人不只是受害者，原子弹也不是平白无故投下来的。保守派表示反对：和平公园是个“欢乐的场所”，有人说，“游客干嘛要来看一座监狱呢？”本岛站在保守派这边，他需要拉拢他们才能留任。他在建筑行业人头很熟，监狱的遗迹于是被埋在了一座新建停车场下。因此，不管他发表天皇战争责任论出于何种动机，可以肯定的是，他和左翼激进主义不沾边。

本岛和耶宁格挨批，更多是由于他们不聪明地选在错误的时间发声，不善于审时度势，而不在于说过什么话（当然这肯定也是挨骂的原因）。耶宁格选在举行纪念日当天给人上历史课；而本岛在天皇临终前的行为几乎是大逆不道（lèse-majesté）。自民党纪律委员会在评估本岛事件时，表示即使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一名政府官员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是极端不检点的行为”。(111)我甚至从公开支持市长的人口中听到过类似的话，其中一位还是服务于本岛的长崎市政厅官员。

在天皇大殓这周我与他见过一面，那是1989年2月的一个晚上天气清冷。我俩受邀前往一位共同的朋友家里吃饭。这位公务员年近中旬，体态发福，笑起来有些谄媚，颇像那种见惯了迟钝学生的校长。他从蓝色西装的翻领上摘下办公徽章，喝了口清酒，开口道“现在我可以以个人身份跟你们聊上两句了。”说完他一个劲地摇头以表达困惑：“老实说，我不明白市长干嘛要那么说，真的不明白。

跟我一起的是个美国朋友。他问官员，市长所言到底有没有道理。官员嘬了嘬牙，闭上眼，似乎在承受巨大痛苦，又似乎是在沉思他扭了扭粗短的脖子，双目依旧紧闭，答道：“哦……没错，其实没说错……”那他说的是实话咯？“这么个，对，可以说他没说错但我还是不明白，他干嘛要那么说。”朋友脸上的不耐烦已有几分失礼，问道，既然这样，他是否认为市长应该说谎。官员的眼睛再次消失在厚厚的眼睑后，他的表情此时不再作煎熬状，而是一种痛苦的无奈。“在日本，”他说，“我们都知道真相，但却保持沉默你必须理解我们的文化……”他扯了扯衬衫领子，叹了口气，领角已经湿了。

我们的文化……我想起一个旅日澳洲人在听到本岛言论后的反应。“很明显，”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本岛不懂日本文化。”我没和他争。他的话和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谓的罪与耻的文化范式(112)不谋而合：德国人心中充满负罪感，觉得有必要承认罪孽，卸去其包袱获得世人的原谅；日本人则希望保持沉默，最要紧的是，希望别人也保持沉默，因为重要的不是在上帝眼里是否有罪，而是公开出丑、难堪和失了“面子”。总而言之，耶宁格坦白程度不够，而本岛则话太多。两人的缺心眼虽不尽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循规蹈矩，他们破坏了本国文化的规则。

本尼迪克特的说法得到了一条重要细节的支持：本岛是基督徒。这也恰好解释了一些对手为何对他抱有成见。套用某位批评者的话说，本岛“表现得不像个日本人”。

市长收到一封信，寄自某位神道教神官，作者在信中指出，天皇已经承担了道义责任，要求他承担更多责任的做法“不符合日本人的习惯”。(113)难道说天皇在一年一度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上没有表现出深切的悲痛么？另外，神官写道，像本岛那样谈论天皇是不对的，更何况整个国家的人都在密切关注后者的健康状况。接着，他写到了重点：“基督徒和言必称西方的人，包括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内，普遍会犯一个错误，他们不明白，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宗教观念上……他们忘记了这一前提，企图将西方的结构加诸于日本的基础之上。我认为，这种错误解释了为何会有人要求天皇承担全责。”

本岛等出生在九州沿海一个小岛上，这里是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唯一留下过印迹的地方。早在17世纪，长崎市的大部分居民经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神甫施洗，皈依了基督教。后来，对此忧心忡忡的幕府将军下令大肆拷打和屠杀基督徒。基督徒被迫践踏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宣布退教，这一遭遇倒是同1930年代的共产党人颇为相似。但日本南部的基督徒还是坚持了下来，尽管迫害从未间断。本岛的爷爷曾被人逼着跪倒在地，然后朝膝上加石板，直到骨头折断。一旁还有警察向他吼：“基督，天皇，到底谁更重要，基督还是天皇？”

本岛自己在1930年代上小学时，也被迫朝神道教寺庙鞠过躬。天皇生日当天，老师会因为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敬意而责罚他。他们会抛出与当年击垮他祖父一模一样的问题折磨他：“基督，天皇谁更重要，是基督还是天皇？”

在日本，长崎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曾几何时，它是面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狭小窗户，这段历史是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资本。长崎有着大型唐人街，当地的一些菜肴从名字可以看出它们起源于中国17至18世纪，日本几乎全面锁国。在此期间，荷兰商人被允许住在长崎湾内的一座小岛上，他们唯一的访客是官员和妓女（部分长崎人至今依然拥有祖先留给他们的高鼻梁这一特征）。在长崎，一些勇敢的学者通过孜孜不倦地翻阅词典和医书，从中汲取精华，开创了“兰学”，首次给予日本人管窥欧洲科学的机会。长崎还有推行“洋学”的学堂、一座修道院，以及一座别致的大教堂。投到日本的第二颗原子弹（投弹的飞行员恰好是罗马天主教徒）偏偏在教堂上空爆炸，将修道院夷为平地。关于长崎原爆，最著名的一本书叫《长崎之钟》，作者是信奉基督教的医生永井隆。他相信，世上没有意外。投到教堂上空的原子弹是上帝一手策划的，73884名死难者同几个世纪前被钉死在山上的永井祖先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殉道者。

对于本岛市长而言，正义是基督教里的观念。他同前文所述的澳洲人和神道教神宫一样，相信这赋予他一种不同于其他日本人的生活态度。枪击案发生前差不多一年，我和他见过一面，他向我阐述了这种思想。他说，日本人为自己在战时的野蛮行径承担责任这具有重要意义。责任是个道德命题，而道德又是个宗教命题。日本人身上的问题是，“他们崇拜自然，却又不具备宗教性或哲学性的道德基础”。

我一边思忖，一边瞟了眼本岛市长。他的衣着打扮像个体育教练，身穿一套运动衫，这在日本是一种很流行的休闲服饰，但一位市长穿成这样接受采访并不多见。看到我在瞥他，他也瞥了我一眼并牢牢盯住我的双眼，那种目光虽谈不上凶，但透过镜片，总还是让人感到几分厉色。他饱满的嘴唇绷得紧紧的，这让他歪斜的嘴部看着有些执拗。多数日本官员身上总有那种怯生生的紧张情绪，或者是因为心怀戒备而生的狂妄自大。但本岛身上没有半点这种气质。这是个有信仰的人，他知道自己是对的。

“在欧洲，”他接着说道，“人们的情绪有几个世纪的哲学和宗教传统做基础，但日本人只崇拜自然。这已经内化于心。在一个由自然统辖的世界里，是不会出现个体责任这一问题的。”

既然如此，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我问道。日本人应不应该全民皈依基督教？“我是基督徒，所以你说得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他的口气听着像是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小说里的人物。格雷厄姆·格林[2]对远藤推崇备至。和本岛市长一样，远藤相信他那些信奉万物有灵的同胞缺乏基本的道德原则及善恶观念，但他同时也认为日本人永远无法习得这种观念——也就是说，他们永远也成不了基督徒。远藤的所有作品都刻画了这种绝望之情；他的一部名作、出版于1966年的《沉默》，讲的就是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背离信仰、放弃规劝日本人入教的故事。在远藤的作品中，东西方永远不会相遇。不过，尽管他或许是唯一一个从基督徒的视角描写个体战争罪行责任的日本小说家，他笔下的日本人并非全然泯灭良知。他们只是缺乏供表述的语言；或难以为其命名。在《海与毒药》中，户田大夫参与了一起活体解剖实验，结果导致一名美国战俘死亡。(114)良心有愧的他回到手术室，也就是犯罪现场，却并未感到“特别痛苦”。“我猜我没有良知，但不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人也没对自己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感到有何不妥。”

也许那位神道教神官所言不虚，也许要靠基督徒才能打破日本的禁忌（本岛的同仁、广岛市长荒木虽然惯于高谈阔论，但他不是基督徒，也拒绝在1988年支持长崎市长）。不管右翼民族主义者和神道教神官如何极力辩称天皇崇拜不是宗教，而是日本的“风俗”但其无疑就是一门宗教。要攻讦一种信仰，似乎得借助另一种信仰譬如用另一位“天皇”——可以是佛祖、马克思或基督——来挑战日本天皇崇拜的政治信仰。这或许就是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对天皇体制及其政治用途不遗余力抨击的原因，恰如几个世纪前某些佛教徒的做法。但实际上，事情还不止这么简单。

由于多数日本人在昭和天皇临终前已经丧失了信仰，民族主义者因此想为宗教恢复元气。天皇的病入膏肓成了他们的机会。帝制崇拜是他们眼中日本的“正常状态”——“正常”和“自然”两个词一直挂在他们嘴边。大约在天皇离世前后，文化批评家江藤淳在某份知名月刊里撰文道，美国人把虚假的天皇形象强加给了战后的日本人。(115)他写道，日本人被禁锢在“战后民主和仅仅存在于名义上的天皇体制中”。但是，他接着写道，当天皇病危时，甚至连常年被西方洗脑的自由派媒体都无法掩饰作为日本人的个体悲恸。这显示出，“我国皇家的神圣性和庄严性”得到了保留，并将永世长存右翼自民党政客石原慎太郎在同一份刊物里写道，天皇和日本人之间的纽带远远高于国家元首和公民的关系：“这反映了日本和日本人的独特性……”

英文名叫“托尼”（Tony）的加濑英明是原日本驻华盛顿大使之子，也是闻名遐迩的政论家。他曾为日本版的《花花公子》杂志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文中，他描绘了神道教的“新尝祭”仪式。(116)根据这一仪式，新任天皇在父皇驾崩后，会迎来天照大神的册封他要钻进她的子宫，获得重生，加冕成为一位神圣的统治者。“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加濑写道，“早在有历史记载之前就已成形……日本国诞生时，天皇就已经是最高祭司和国家元首了。皇室同日本神话水乳交融，无法分割。传说等同于日本的诞生。天皇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同创造我们国度的诸神有血缘关系。”

这就是浪漫主义者希望日本人信奉的内容。同世界各地诸多知识分子一样，甚至可以说，同不少德国保守派一样，他们对物质主义和经济繁荣造成的精神真空忧心忡忡。恢复种族和帝制神话（两者归根结底是一回事）是日本修正主义者眼中恢复日本普通国家地位的出路。本岛的言论对他们追求和谐和自然福祉的理想构成了挑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反自由、反民主的理想，是威权主义政治的完美宣传。

同许多思想（mentalité）冲突一样，日本的修正主义思潮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和年龄有关。最积极的修正主义者是那些年过五旬的人，他们在战时接受教育，军事占领让他们受到打击。同耶宁格的情况相似，给本岛写信、表达支持的人往往要么年迈，出生时沙文主义集体癫狂尚未达到顶峰；要么就十分年轻，从未受其影响。没准，对可怕的精神真空感受最强烈的，正是被历史夺去赖以成长的天皇信仰的那批人。耶宁格和本岛的言论大相径庭，这使我们不便作对比，甚至会认为对比没有意义。毕竟，耶宁格被人和修正主义者、历史粉饰派和新民族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可我觉得对比还是成立的。由于通过世俗手段对待历史，耶宁格和本岛都触怒了试图填补精神真空、彼此却截然不同的团体：在波恩是宣读反战自白书的左派和绿党，在长崎则是意图复辟天皇崇拜的人。

这就是我为何觉得本岛的基督教信仰其实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重要，而他面对的挑战也不单是一场信仰冲突。他的个人动机毫无疑问和宗教有关。正义对他而言或许真的是个基督教观念。但他的言论是世俗化的，造成的效果亦然。他的支持者中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部分是基督徒，但从信件判断，所有人都抓住了要点，即这件事涉及政治，而非宗教。

发表言论两周后，本岛收到了一万封对他表达支持的来信。又过了几个月，数量攀升至三十多万封——写信人有家庭主妇、上了年纪的退休工人、退伍老兵、高中学生、办公室职员、为和平奔走的活动家、电影导演、大学教授等等。虽然除了个别人以外自由派知识分子均令人费解地保持沉默——日本没有出现写下“我控诉（J’Accuse）的左拉式人物——自由主义立场的《朝日新闻》来信专栏里还是笔仗不断，好不热闹。我在这里只摘录其中一封，不是因为这封信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其具有典型性。信的作者是一位七十三岁的退休机修工：

“天皇体制引发了军事统治，酿成了日本史上最惨烈的悲剧保守派当局如今再度祭出传统君主制，攻击民主权利……我们应当科学地分析自明治时代以来影响大众意识、并导致战争爆发的机制这是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唯有这样，我国领导人的战争责任问题才能得到充分解决，不是靠‘胜利者’正义，而是靠日本人民自己。”(117)

这不是上帝、马克思或神圣祖先的声音，这是理性的声音。

当然，对于那些彻底取缔政治活动或对个人的任何行为——除了不执行命令外——都不追究责任的政权而言，政治责任的问题的确比较微妙。正如先前所见，哪怕是其他日本领导人的责任，都因为天皇的幽暗身份而变得不那么明朗了——他既是制宪君主，又是神圣祭司兼帝王。待到他们将国家引向一场自取灭亡的战争中时一切无疑为时已晚。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讨论战争罪行的文章里写道，人们应为统治他们的方式承担集体责任。如果统治国家的是个罪恶政权，人民就不可能逃脱罪责。说这话时，浮现在雅斯贝尔斯脑海中的也许是1930年代的德国市政广场，上面挤满了狂躁的暴民呼喊着他们的元首。但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也有问题。什么样的政权才叫罪恶政权？罪不罪恶，又由谁的法律说了算？另外，人们又能否因为他们无从选择的局面被追究责任？

实际上，德国人的选择权比日本人要大。希特勒和他的褐衫军可不是靠一己之力摧毁魏玛共和国的。许多德国人在1932年把票投给了纳粹党。但在战后，希特勒已经归西，所以脏水大可朝他头上倒。德国人越是朝他泼脏水，就越是感到自己得到了解脱。都赖他他们只是被灌了迷魂汤，在当时的情形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耶宁格并未认真挑战这一看法，这就是他的演讲被视为狡辩的原因。

另一方面，本岛关于天皇的言论造成了相反的效果。在日本，不存在可以投票选举的纳粹党，天皇也无需参加竞选。天皇不会退位，也不会被妖魔化——只有凤毛麟角的人敢这么做。1945年，在把一身戎装换成生意人的西装，并在东京审判上逃脱罪责后，他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民族象征。他无辜，就是日本人民无辜；同天皇一样，他们也是被军事领袖给“骗”了，从没有人告知他们战况如何，一心企求和平的他们是被拖入战争的。

事实上，天皇掌握了大量当时战局的情况，尽管他的政治影响力或许十分有限。自从19——20世纪之交以来，大部分日本人都心甘情愿地听任好战宣传诓骗他们，这种情况出现了不止一次。战争结束后，多数人却都不愿承认。然而，天皇受到蒙骗、清白无辜、热爱和平的形象必须得到捍卫，因为这是战后日本团结民心的一大要素——这是其一，其二是反战主义；一旦海陆军将领得到清算，日本人和他们那位几乎同阿米巴虫一样千变万化的“国家象征”——天皇——就能一起清清白白地安享荣华、否极泰来了。

有人对这番惺惺作态提出了批评。导演伊丹万作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了战争罪行的问题。(118)他讽刺了那种认为所有人都被骗了或者受骗之人必然无辜的看法。他认为，受骗之人必须和骗子一起承担骂名，因此“双方都肩负战争责任，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那些被骗的人仅仅因为任由自己被骗就摆脱了罪名；这可不行，全民族都应为怯于批评、卑躬屈膝、不会思考受到责备，他如是写道。同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样，伊丹对“日本人尚未能够摆脱封建主义和闭关锁国的桎梏，只能借助外来强权获得基本人权”倍感气愤。

“如今我们得到了政治解放，”伊丹写道，“但只要日本人坚持把责任推卸给军队、警察或官僚，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严肃反思自己的罪行、反思自己是如何任凭这些人摆布的，日本民族也就永远不会有希望。”

伊丹接着得出了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一样的结论。人们必须对自己生活的社会负责。这是句残酷的评价，等于在说奴隶要为自己的境遇负责，或者更进一步说，要为主子的行径负责。但这种看法很重要，缺了它，维系公开、自由社会的必要制度就无法存续。这就是本岛的言论为何如此重要且如此令人振奋。他既然要天皇为战争负责，就不是在为日本人开脱。相反，通过揭露这位不负责任的大祭司身上的名不副实，他对其追随者的自我形象提出了质疑——这是一种逆来顺受的受害者形象，是某个谜一般的大棋局中小卒子的形象。

雅斯贝尔斯和本岛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和市长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其正义感也源自信仰。但伊丹和那些赞同他意见的人一样，并非基督徒。基督教——比如耻文化和罪文化之间的区别——其实从来就不是重点。打破日本社会禁忌的本岛在为一个更公开、更正常的政治社会作斗争，并险些为之丧命。我倾向于认为耶宁格也想为同一目标奋斗，但他失败了，丢了乌纱帽。也许他并不胜任这项使命抑或者，也许那时的西德还不够正常，听不进他的话。

[1]此处采用的是北岛先生的译文。

[2]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帕绍

同许多德国大河沿岸的小城一样，帕绍虽漂亮，但谈不上美。这座城市太多愁善感，不适合用美来形容。它仿佛一个小巧玲珑的珠宝盒，坐落在多瑙河、因河和伊尔茨河的交汇处。帕绍绿草茵茵，风光旖旎，别致的小屋嵌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这番自然景致宛如德国童话中的仙境。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的遗孀克里姆希尔达（Kriemhilde）曾途经帕绍[1]，因此，早在12世纪，沃尔夫格主教（Bishop Wolfger）便在此誊录过《尼伯龙根之歌》。这座小城有着巴洛克式的大教堂、狭窄的卵石路、低矮的拱门，每个街角都有灰泥砌成的圣人像和天使像。这些建筑物粉刷一新、保存妥善的程度，不由让人隐隐感到，整座城市犹如一具精心整理过遗容的尸首，经过一番熟练的化妆后，看着就像起死回生了。

一如所有广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帕绍之美很容易落入俗套。帕绍的俗，体现在一种过了头的德国乡土气息：纪念品商店兜售的木雕，刻画了头戴高帽、皮肤粗糙的农民，他们一只手握着猎刀，骨质刀把上刻有哥特式文字，一只手端着大号啤酒杯，上面有雕花玻璃的圣人图案。有着“尼伯龙根”、“克里姆希尔达”等名字的游船载着旅客，穿梭在河面，甲板上传来约德尔山歌（yodel）。我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里，一边品着奶味儿浓郁的咖啡，一边读着当地报纸，连着好几个版报道的都是射击俱乐部大会（会员是身穿绿色制服、头戴羽毛帽的汉子）。我身旁不时有德国和奥地利游客经过有的拿着冰激凌蛋筒，有的端着盛啤酒的塑料杯。男的穿着短裤袜套和拖鞋，女的穿着花布连衣裙。

河岸两旁墙壁上的涂鸦显示出，这座“尼伯龙根之城”除了多愁善感外，还有较为黑暗和凶恶的一面。一些涂鸦文字怪得离谱：“因为爱或狠而燃烧”；“死人才会害怕”；“薛恩胡伯，你必须呱呱叫！（薛恩胡伯，Schönhuber，指右翼共和党党首）。其中最荒诞不经的一句是：“我们不会等待圣诞老人的到来。”

我回到酒店房间，从那儿能将因河风光尽收眼底。沿着河往上几英里是小城布劳瑙（Braunau am Inn），希特勒的故乡。他在帕绍度过了部分童年时光。我摁下开关，电视上正播放一部1940年的德国电影，差不多快结束了。这是部浪漫喜剧片，背景设在1870年代，讲的是普鲁士军官和他们身穿衬裙的女伴。我换了频道，另一个本地台正放映一部名为《我们的家园》的纪录片。静谧的村庄掩映在绿意葱葱的巴伐利亚山谷中，粉白色的教堂外鳞次栉比地点缀着红瓦小屋。湖面上天鹅畅游，山雾笼罩大地。衬托这一切的背景音乐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旁白的语调故作诗意：“云层后的土地如此广袤，如此陌生，却又如此熟悉，恰如我童年的故土……”

我的帕绍之行，缘于几个月前在伦敦看过的一部电影，片名叫Das schreckliche Mädchen，翻译得很蹩脚，叫《坏女孩》。片子基于一则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主人公是一位参加全国作文竞赛的高中女生。作文题是“第三帝国时期你家乡的日常生活”。这个姑娘过去一贯表现良好，是老师眼中的优等生，而且和自己为人保守、笃信天主教的父母相处融洽。她为了作文，开始四处跟人打听，访谈对象有高级修士、报纸编辑、自己的祖母、城市档案保管员，等等。但当她逐渐发现有证据显示，那些在她记忆中一直是纳粹反对者甚至是“抵抗主义战士”的人，其实是纳粹同情者甚至还做过纳粹官员的时候，她遇上了麻烦。有人让她别写了。干嘛不写些更重要的题材呢，比如欧洲历史什么的？她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叫过去呢？若干年后，当女孩决定把自己的发现付梓成书时，她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图书馆和档案馆将她拒之门外。对她本人和家人的死亡威胁就像开了瓶的毒药一样，源源不断地通过电话倾倒过来。她养的猫被人弄死后钉在门上。还有人从窗外朝她家扔炸弹。整座城市的名流都跟她过不去。她备受尊敬的双亲——母亲是神学教师，父亲任小学校长——感到无地自容。然而，在祖母和一位年迈的原共产党员的鼓励下，她坚持不懈地写完了书，一举成为全国名人，并因此让自己的家乡——或起码是其最显赫的居民——蒙受了耻辱。

这部影片很引人入胜。故事反映的是被掩盖的历史，但内在的主题是代际冲突。尽管女主人公生于1960年代，但影片表达的却是老一代人的愤怒，即同该片导演米夏埃尔·维赫文（Michael Verhoeven）一样的“六八一代”。有趣的是，德国人讨论第三帝国历史时，年轻人和他们的祖辈总能寻得共识——他们也正是那些给长崎市长和菲利普·耶宁格写信表达支持的人。“坏女孩”年纪太小，没来得及成为“希特勒的孩子”，但她的祖母是纳粹上台前德国理性声音的典型代表。失忆往往是父母这一代的毛病。对此，另一部有关记忆的德国电影、由埃德加·莱茨执导的《故乡》也有述及。这部影片中，出生于19世纪的祖辈同样象征着未受现代物质主义和极权主义宣传腐蚀的传统美德：正直、诚实、自力更生、家庭价值观。

从某种意义上讲，莱茨的《故乡》和维赫文的《坏女孩》系出同源，这一源头在1970——1980年代为不少德国艺术家和学者提供了素材：地方史（Heimatgeschichte）。失落的天堂、儿时的村庄、“云层背后的大地”无时无刻不面临没有灵魂的现代性的威胁。地方史的出现，给予这种传统乡愁新的转折。人们过去将历史看成是一出以伟人意志为转移的木偶剧，这一想法后来被日常生活史所取代过去就像由一百万个故事组成，贯穿于芸芸众生的生活之中。这些小历史的舞台不是大都会，而是小城镇和村庄。这一类型的历史部分是对那些试图用结构和制度来解释历史的人的反击，后者往往容易陷入枯燥的理论。当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2]对法国农民生活的描绘一样很有影响力。但是，在德国地方史的治史习惯中，有一种同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一样丰富的怀旧气息，这或许会赋予第三帝国历史一种别样的视角。

莱茨的《故乡》为这种特别性提供了有趣的注脚。影片除了充斥对旧时代价值观的怀念——比如依靠双手勤恳劳动、温馨的家庭生活，等等——还有对1930年代“普通”日常生活的留恋。导演满怀感情地创造了沙巴赫（Schabbach）这一虚构的莱茵河畔村庄，影片讴歌了简单而愉悦的乡村生活，以及当时的流行文化夜幕降临时观看萨拉·勒安德（Zarah Leander）[3]的电影，等等。然而，富有地主的儿子成为党卫队队员；一些片段描绘了从事劳役的奴工；某位默默无闻但素来正直的人加入纳粹党，成为某个地方小城的市长。因此，影片并未绕开纳粹崛起的历史，但这并没有败坏当地生活的温馨常态。比起只字未提的“水晶之夜”，影片里纳粹主义特有的现代性——比如高速公路等事物——对旧有价值观的威胁更大。沙巴赫是个村子，也许那儿什么大事都没发生过，但人们也很少提及其他地方出过什么事。

这部电影是建立认同感的一次真正操练，因为我们是透过亲历者的视角来看待过去的。它就是一次回忆。对于沙巴赫的善良居民而言，1930年代留给他们的记忆总体上是美好的，直到战争带走他们的儿子，并时而夺走后者的生命。《故乡》似乎是对战后多年来否定德国人乡土认同的一记反击。“六八一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嘲讽这种乡士情结的庸俗品位。他们可是欧洲人。现在是时候回眸过去、追根溯源。《故乡》在寻回故土——抑或转述莱茨对《大屠杀》的评论，在夺回被美国人盗走的“我们的叙述”——一事上，可以算是一次大放异彩的努力，而且构思甚为精妙。

但从年轻得多的“坏女孩”来看，情况恰恰相反。其主题一样是乡土历史，但她自小没离开过家乡，从未丧失过对地方的认同；反而是反对者试图通过让她丧失归属感，从而夺走她的故乡，比方说骂她是“犹太婊子”，这个字眼反复出现在她收到的恐吓信中。然而，她设法从刻意遗忘的黑暗沼泽中挽回的过去，和莱茨重塑的乡野田园一比，则没有那么美妙。

电影《坏女孩》让人想起一本影集，作者是当地一位摄影师，取景地在距离莱茨虚构的沙巴赫不远的某个镇子。1932年，奥托·韦伯（Otto Weber）成为一名摄影师，他拍了些克莱维镇（Kleve）的照片，直到工作室在1944年被炸弹摧毁。1987年出版了他的影集，名为《绝对正常的一千年》（据称第三帝国可以存在那么久）。(119)起初，照片稀松平常，拍摄的是下过雪的一条古老卵石路。人们拿着铲子，齐聚在市镇广场上，帮忙清扫积雪，不时互相问好。天主教唱诗班的孩子列队走过人们身旁。头几张照片里，镇民们表情满足，和蔼，可敬，略有几分无趣。接着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一块褐色的污渍悄然侵入。先是有位名流站在广场上，穿着崭新的制服，神情既疑虑又不无骄傲。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样的人，最后，整个广场都被黑褐色制服、纳粹党徽横幅、行进的军靴以及成千上万双被火炬照亮的眼睛给填满了。这也是地方史，图中人不是什么罪大恶极之徒；他们是校长、教堂管事、市政厅官员报纸记者、牙医、工厂监工、油漆匠、屠户和面包师。而地方史的这一页，正是“坏女孩”被禁止窥探的。

起初，坐在“坏女孩”本人——本尊，而非演员——的起居室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她名叫安雅·罗斯穆斯（Anja Rosmus），留着一头卷曲的金发，蓝眼睛炯炯有神。穿着挺考究的，但略显俗气她不再是小女生了，如今离了婚，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从写就第一篇文章以来，她已经发表了几本关于帕绍褐色历史的作品。起居室的一面墙上挂着罗斯穆斯自己所绘的画，有兔子、大胡子犹太人还有幻想中故乡荒漠灰扑扑的村子。墙上挂着个死者遗容面具，原型是德国讽刺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在从纳粹德国逃至瑞典后，绝望的他于1935年自杀。面具是图霍尔斯基的遗孀赠送的礼物。

“还算挺真实的。”她如此评价影片。不过个别细节除外，譬如从窗户里扔进来的炸弹，这个情节是杜撰的。她倒是给我看了些恐吓信。“犹太婊子”绝对算不上是最恶毒的用词。有人发誓要用毒气毒死她和她的两个幼子，此外还有其他威胁。好多个夜里，她听到有人猛敲家里的窗子，还使劲摇房门，吓得她无法入睡。某人的兄长还起诉她诽谤，但此人的过去其实比她说的还要不堪。他叫埃米尔·杨尼克（Emil Janik），是当地天主教会的顶梁柱，战时人称“褐色埃米尔”，理由是他同情纳粹。某次公开会议上，罗斯穆斯被问起她是否真的认为杨尼克是纳粹，她说即便他不算名副其实的纳粹，也肯定不是什么抵抗组织战士。杨尼克的兄长为此把她告了于是乎，她必须拿出档案，为自己举证。档案显示，杨尼克不仅反犹，而且还教唆所有天主教徒投希特勒的票。针对她的指控最终撤销。然而，庭审期间，法庭试图对她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因为她某种程度上危害了国家安全。

当然，几乎所有针对她的恐吓信都是匿名的，但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封不仅有署名，而且不带脏字。写信人过去是陆军军官，战时在西欧和东线战场服过役。他曾申请加入武装党卫队这一“我军的精英”，但未获批准。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从未见过不寻常的集中营或人”。战后，美国人逮捕了他，“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他”，尽管他“既没犯下过，也没目睹过罪行”，只是“履行了职责”。

这封信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其用词同耶宁格十分相似。不过，写信人认同耶宁格引用的观点。这位老兵描绘了一幅魏玛共和国走向覆灭的常见景象：失业，民族耻辱，“被犹太资本摧毁的小企业”。因此，很明显，纳粹当政后，“大部分德国人都很欣慰，总算有所改变了……”

无疑，怨天尤人者、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以及存心阻挠的家伙是不受欢迎的，因而“被清理出了公众视线”。他们去了所谓的防范性拘留营，后来被称为集中营……要想把德国从《凡尔赛条约》的利爪中拯救出来，有件事必须得到明确：你要么是敌，要么是友……

必须坦言，我年轻时，事情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互相教育，防止自己遭受任何反常之事的侵害，另外，我们也没受到任何负面影响……

犹太人在德国不讨人喜欢，后来越发明显，他们不受欢迎。但是，正常人不会纵容煽动仇恨，也不会容忍所谓的“水晶之夜”。毕竟，我们过去可是包容过犹太人的……

我们这些亲历那一时期的人有必要扪心自问，为何要辱没自己的名誉。很显然，把事实描得更黑对我们没有好处。我觉得，像加林斯基（德国犹太社团领袖）和西蒙·维森塔尔先生（纳粹猎人）这样的人起劲煽风点火是很坏的做法。我从没觉得自己做错过什么，也无法忍受子孙后代被迫背负罪孽感。

这样说来，安雅·罗斯穆斯就在辱没她的故乡，甚至是她的国家然而，实际上，她发现有些人的表现值得敬佩，却并未收获应有的赞扬。比方说，人们丑化战时的市长，说他是个纳粹恶魔，什么脏水都朝他身上泼。事实情况却是，他曾试图制止驱逐犹太人，同意让他们逃命。除了市长外，罗斯穆斯发现还有其他人也冒着风险搭救受迫害者。市政厅职员签发护照；她的祖母给当地一个集中营的囚犯送吃的；家庭主妇为人提供避难所。他们默默无闻的英雄行为从没得到过认可，也没人对之有多大兴趣。另外，她发现这些人自己也不太愿意谈论过去。

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说，他们根本不关心政治，出手相助纯粹出于人道主义。但也有另一层理由：“多数人不想因为违法挨批这儿的人对于抵抗的看法极度矛盾，他们将爱国主义和秉公守法这些事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何抵抗向来不为人所接受，哪怕抵抗的是纳粹。帕绍的居民中96%都是天主教徒。有人抵抗是出于宗教原因有个牧师因为在教堂里庇护犹太人遇害。另一位牧师拒绝宣誓效忠希特勒，也被杀害。但人们谈起这两人时，却不曾流露出一丝敬意他们违反了规则，他们不听话。公民不服从被认为是一件坏事。我自己的祖母对于当年帮助别人从而触犯法律仍旧抱有负罪感。这就是我在这里如此遭人痛恨的原因。哪怕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也是在给官方添堵。”

我好奇于她本人的宗教思想，这对她的行为有影响么？她笑了说道：“我二十五岁时离开教会。这对我父母是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教会。直到现在，他们依旧不明白，也拒绝正视我不是虔诚信徒的事实。”这番话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解答，我的目光停留在墙上那些关于正统派犹太人的绘画上。安雅·罗斯穆斯太年轻，体会不到她父母那辈人近乎神经质的“爱犹主义”。不过转念一想，也许年轻不是问题，也许这种事超越年龄界限。我联想到在柏林见过的年轻人，那些新一代的德国人在围绕破损犹太教堂残垣而建的犹太咖啡馆里品着茶；虽然不是犹太裔，却在脖子里围着绣有大卫星的围巾。

安雅·罗斯穆斯似乎能看穿我的心思，说道：“我的确受犹太教的影响。依我看，耶稣是个典型的犹太人。毕竟，你知道，基督教里很多东西都和宗教无关：圣诞节，复活节——这些都是德国的传统习俗。而我们每逢周日则会在教堂里举行许多犹太仪式。后来我读了弗洛伊德的书，他写出了我一直以来的感受，即人们出于深切的心理需求，才创造了宗教。”

如果把她的努力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宗教冲动，对这位勇敢的女士是不公平的。我没有理由质疑她对追寻真相的执著，而且她很有政治智慧。她看起来对自己毁誉参半的名声安之若素，这点并不让我感到困惑。事实上，她的自负在十分艰难、甚至是危险的局面下毫无疑问是她前行的动力。然而，她身上还洋溢着一种热情，就算不是宗教催生的，也一定有道德驱使的因素。在跟我讲述一个又一个有关家乡的骇人故事时，她眼中闪烁着光芒。帕绍首份印刷品出现在1476年，展示了被摧毁的犹太教堂图片。过去是犹太社区礼堂的地方，如今换成了一座煤气厂。一位邻居在奥斯维辛做过看守。他在那儿藏匿了一堆金银财宝，后来重回故地寻宝，在得知帮过自己的朋友是犹太人时，开枪打死了后者。这则故事后来被搬上银幕，影片名叫《亚伯拉罕的金子》（Abraham’s Gold）。我没有理由质疑罗斯穆斯。她对于真相的追求一丝不苟。但是传说曝光到一定程度时，自身也会衍生出传说。

比方说纳粹党徽面包的故事。每年，极右翼德国人民联盟（DVU）的党员都要在帕绍的尼伯龙根会堂集会，成群结队相伴而来的还有光头党、形形色色的时代落伍者、心怀怨气的老同志。他们夸夸其谈，放声歌唱，豪饮啤酒，肯定把老生常谈的故事又听了一遍，除此以外，没准还交换了些纳粹纪念品。但似乎这些行为还不够邪恶，一则故事逐渐传开了，说是集市广场上在售卖纳粹党徽形状的面包，刚烤出来，还是又热又脆的。这个故事传到记者耳朵里他们用它为帕绍的形象又添上了一笔。这个无可救药的小城过去是希特勒的家乡，也是艾希曼成婚的地方。安雅·罗斯穆斯并没有传播过这一后来证明子虚乌有的故事。然而，黑暗的地方出现这类传说可谓十分正常。

不过，罗斯穆斯跟我讲了点别的，无疑是真人真事。帕绍郊外有座小型集中营，是隶属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所谓“附属营（Außenlager）。在安雅·罗斯穆斯成长期间，这是帕绍人从来不会谈论的话题之一。她所就读的中学过去是希姆莱之父教授拉丁文的地方。人们围绕如何恰当地怀念战争纷争不断。1946年，帕绍决定为市镇中心重新命名，以缅怀国家社会主义的受害者；另外还计划建造一座纪念馆，用作同一目的。两个项目最后都落空了。几年后因河区（Innstadt）公墓里筑起一块纪念碑。那儿埋葬着军人，以及纳粹主义更直接的受害者。市长声称，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若不是社民党当地分支机构决定在1983年赞助修建一块纪念碑的话，集中营旧址很可能会彻底淡出公众记忆。

这个地方不好找。一座水坝将湖泊一分为二，我朝湖边走去途经一块标牌，上面写着：“从长远来看，只有电才可靠。”耳边唯一的声音是鸟儿的啁啾，以及狭长的木质牛棚里传来的牛哞（也许牛棚过去是营房？）。水坝旁有个头戴蓝色鸭舌帽的老头儿正在干活儿，我问他水坝是不是“过去”的囚犯建造的，他“嗯”了一声接着继续干活。那他知不知道纪念碑在哪儿？“不知道。”连头都没抬一抬。我正想放弃，却瞥见了纪念碑，它藏在灌木丛后，几乎完全看不到。竖立的灰色石碑外观朴素，上面写有一行字：“献给奥博里尔茨穆勒（Oberilzmühle）毛特豪森集中营附属营的遇难者1942——1945。”碑文下方刻着五个十字架，以及立碑的时间，1983年篆刻的字体形似如尼文字（Runes），这是一种十分古老且据传很神秘的条顿式字体，深受纳粹的喜爱。

选用如尼文字的决定显得对历史无知，但无疑并非出于恶意。在德国，这样或那样的复古之风随处可见。某个政权或制度越是新近成立，越是缺乏安全感，就越会去仿古。早在19世纪时，一股仿冒中世纪之风就吹遍了大半个德国。纳粹以自己的方式延续了这一风尚，而这在战后德国城市修葺一新的外观中也得到了承继。毕竟，区区十二年和神圣罗马帝国、条顿骑士或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光辉岁月一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帕绍市政厅内有一些后哥特时代的遗物，尽管大部分其实诞生于19世纪。费迪南德·瓦格纳（Ferdinand Wagner）从尼伯龙根传说中选取素材，在市政厅内墙上绘制壁画。市政厅的外墙正对多瑙河，属于后哥特式风格。我与人约好在这里相会，来者是安雅·罗斯穆斯的某位死对头，名叫戈特弗里德·多米尼克，他是市政厅隔壁游客咨询处的主任。

多米尼克年龄四十五岁上下，留着八字胡，日渐稀疏的一头金发下，粉红色的脑门亮堂堂。他身穿一件牛角纽扣的巴伐利亚式西服，表情谈不上不友好，但很拧巴，似乎正在忍受消化不良的煎熬。他一激动就脸红。

我在他办公桌前刚落座，多米尼克便手指墙上的一个镜框，里面套着一句名人名言，落款处是一位德国红衣主教的签名。“这是我的人生格言。”多米尼克说道。格言这么写来着：“那些有梦想、并准备好为实现梦想付出代价的人是幸福的。”我点点头，问起安雅·罗斯穆斯的事。多米尼克随即摆出一副十分痛苦的表情，并向我解释原因。他说，这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帕绍的好名声，二是罗斯穆斯女士的性格。帕绍地处巴伐利亚一块很特别的地区，这儿的人既自信，又略显保守。可这位罗斯穆斯女士跳出来说帕绍是个纳粹城市，侮辱了左派不算，还侮辱右派，整个就是“一个女人一台戏”。这么做对帕绍很不好，会掀起这么大的风波，当真不足为奇。

对，我附和道，这我知道，但罗斯穆斯的指控难道不是确有出处么？多米尼克咬了咬胡子，翻开办公桌上的一个棕色文件夹。他从中抽出一份刊登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剪报，食指叩击文章，脸涨得通红。“一派胡言，”他叫道，“纯属一派胡言！”能说得具体点么？“这篇关于纳粹党徽形状面包的稿子是在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面包。”但这是从罗斯穆斯那里传出来的么？多米尼克答不上来，却一口咬定罗斯穆斯是幕后黑手。

我想暂时回避纳粹党徽面包这一话题，于是问多米尼克，他认为罗斯穆斯有关战时帕绍的那本书在事实上是否经得起推敲。他方才的怒气退去了不少，拧巴的表情重新浮现在脸上。这个很难回答他告诉我，因为他自己不是帕绍本地人，他的家人才是。说完他指了指墙上两幅亮闪闪的照片，是旅游咨询处常见的那种巴伐利亚风景照。“瞧瞧，”他说。“真相不仅关乎细节，还关乎色彩，关乎基调。他的注意力转回到报纸文章上，说：“不过这些东西是存心伪造的这些可怕的谎言抹黑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形象，而她却蜚声海外，成了与罪恶城市势不两立的好姑娘。”

我试探性地表示，或许问题源自历史被长期掩盖这层因素？不对，多米尼克答道，完全不是这样。“我一向很了解过去，我见过阿尔伯特·施佩尔，还认识戈林的女儿。对了，我甚至还见过希特勒的秘书。所以你说的不对，我对历史一直充满兴趣。我读过施佩尔的回忆录，也读过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我奶奶挨过纳粹的打我妈妈亲眼目睹过死亡行军。你必须认识到，我们活得比别人更艰难。我生于1946年，老师没教过我们啥。但对于罗斯穆斯女士这代人而言，情况大为不同了。没有什么是遮遮掩掩的。”

我告诉多米尼克，自己走访过集中营旧址，并问他1983年才进行官方公祭是不是有点晚。他乐呵呵地挥了挥手，邀请我去隔壁喝杯上好的本地啤酒。他一边走，一边跟我说，集中营是很糟糕糟糕透了，但与之相关的无稽之谈也有不少。人们老说达豪是个死亡营。“才不是呢！那儿不过是个劳工营。”

我们呷着啤酒，他的胡须上沾了泡沫，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老。我再次把当地集中营和纪念碑为何小而隐蔽的问题抛给他。多米尼克看着有些沮丧。“很难回答，”他承认，“真的很难回答，但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就让我谈谈个人想法吧。假使说你一条胳膊是废的，你不会想让人看见吧。那段时期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低谷，但这在漫漫几千年历史中不过才占了十二年。因此人们倾向于对其遮遮掩掩，这和胳膊残疾的人不太可能穿短袖衬衫是一个道理。”

我注视着多米尼克粉红色的面庞和他挂着泡沫的白胡须。他人不坏，只是十足中规中矩。他和奉行激进反法西斯思想的知识分子同属“六八一代”，但当其他人在抗议或揭露法西斯残余，或审判各自的父母时，戈特弗里德·多米尼克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只是个听话的小男孩，是当地天主教青年协会的成员，是习惯成自然的保守主义者。他从没审判过自己的父母，他的腔调和他们别无二致。

我俩聊得很投机。他问我在忙什么，我回答说在写书。啊，他叫道，我去过一次日本，去的是东京。但他发现和日本人没法交流。他们对德国人面对本国历史的做法完全无法理解。“他们认为我们坦诚直面过去是示弱，让我们在昔日的敌人面前失了面子。哎，我完全无法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理解不了保留天皇的那套理由。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观，面对历史的方式也和我们完全不同。”

花冈

1945年夏，战争结束前不久，谷地田恒夫（Yachita Tsuneo）只有五岁，但他至今仍记得“花冈事件”。当然，他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会这么叫，也不知道7月30日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记得看到一群人把跪在村会堂前、瑟瑟发抖的中国劳工团团围住。人群高喊：“杀死支那人！杀死支那人！”据说，“支那人”杀了个日本人，还把他给吃了。谷地田记得自己看见竹竿像雨点般砸落在赤身裸体的中国人身上，但随即便被母亲带走了，这场面少儿不宜。

实际上，事情的真正经过如下：7月30日晚，日本东北某小镇的八百多名中国劳工逃进了深山。多为农人、商店主组成的当地民兵手持竹枪和棍棒，协助警察追捕劳工。他们管这叫猎兔。中国人被驱赶至村会堂前的空地上，双手反绑，双膝跪地，赤裸着上半身跪了三天三夜，期间没吃没喝。当时正值一年里最热的时候。谷地田后来听说，有些中国人尝试喝自己的尿。而在村会堂内，有大约五十人被折磨致死。一些人被绳子拴住拇指，吊在天花板下并遭到毒打。其余的被掰开嘴，强行往喉咙里灌水，之后被人用脚踩肚子老师教唆学生朝“支那人”吐口水，他们还分到了用来殴打“支那人的棍棒。在距离谷地田见到囚犯不远处的某个村子，当地青年团体的少年用棍棒打死了好几个中国人。

这批奴工于1944年从中国被带到秋田县的花冈。这种做法并不罕见。日军将战俘和强掳来的平民交给日本企业，作为奴工使唤从中获取报酬。战时，大约四万人因此来到日本，约七千人后来客死异乡。这一数字，和七百八十万在纳粹德国从事劳役的外国人中的死难人数相比，也许并不算什么，但中国人遭受的野蛮对待可谓骇人听闻。当时约有二百万朝鲜人旅居日本，但由于朝鲜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而且所有朝鲜人都被视作日本国臣民，他们与中国人的境遇就不太一样了，虽然未必好多少。约有一半旅日朝鲜人都是战时强征来的民夫，往往受尽虐待。从数据来看，“花冈事件”的规模并不大，而且八成有诸多类似“事件”，但机缘巧合的是，这是人们清楚来龙去脉的唯一一起。

花冈的华工为鹿岛建设组卖命，这是一家大型建筑公司，与同和矿业株式会社有合同关系。华工负责开铜矿。到了隆冬时节，他们被勒令在河道上架设水坝，改变其流向。即使在冬天，整个秋田都被覆盖在皑皑白雪之下时，他们身上也只穿着破旧的单衣。每日的伙食是烂苹果皮和一碗稀薄如水的米汤。一次，某位厚生省[4]官员造访花冈，指出这么对待华工太客气了，“应该像绞一块湿毛巾一样榨干他们，直到一滴水都不剩下”。九百八十六名华工多为农民和战俘，只有五百六十八人熬过战争，活了下来。

7月30日的暴动经过了粗略的策划——华工打算与关押在附近一所小型集中营里的美澳战俘会合，一起逃往海边，再找条渔船，驶向北海道。他们估计那里已经解放。一旦计划失败，将会葬身大海。事实上，他们到达的最远地方不过是劳工营附近的山林。战后很久，劳工营旧址附近才竖起一块纪念碑，形容暴动是为“捍卫人类尊严”所作的殊死一搏。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秋田市一座法院审判了幸存的华工。他们因为在战时暴动，危害日本国家安全，被判有罪，并处终身监禁。

若不是因为鹿岛建设组的员工挖掘乱葬坑，以隐匿虐待华工罪证时凑巧被美国占领当局发现，“花冈事件”也许永远也不可能称之为事件——换言之，它会同其他战时日本外籍劳工的遭遇一样，变得无人知晓。这一发现的结果是，日本国内举行了唯一一场将私营企业列为被告的战争罪审判。中国囚犯从秋田的监狱获释，出庭作证，指证他们过去的雇主。1948年，八名鹿岛建设组的当地职工被设在横滨的盟军军事法庭裁定有罪，其中几人被判处绞刑。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重要人物，于是所有人在1956年都获释了。几年后，同样获释的还有战时劳工项目的正式负责人岸信介，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升任首相。而鹿岛建设组如今更名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在华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花冈事件”中幸免于难的个别华工后来留在了日本，其中一位在1972年中国同日本政府签署协定后选择了自杀。在这份协定中，中国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昔日的受害者不仅被斩断了获赔的念想，而且在当时的排外逻辑中，那些战时待在日本的中国人本身就值得怀疑。“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的劳工被控做过日本间谍。我们只能想象他们在红卫兵手里的遭遇。

但起码还有相关记载，虽然大部分都保存在美国的档案馆。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大部分资料在1980年代末被公之于众。与此同时，所剩无几的中国幸存者也可以赴日提出索赔要求了，哪怕告不了日本政府，至少也可以把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告上法庭。1990年一支由四名幸存者组成的团队在战后首次造访花冈。但他们几乎什么也认不出，因为所有地标都不见了。他们唯一能依赖的只有记忆在花冈——如今是大馆市的一个区——他们受到了几位日本人的接待。有两个人尽管面临各种艰难险阻，也拒绝让记忆消亡。其中之一便是谷地田恒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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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地田从事的是工会组织者的工作，他请了假，带我游览当地他操着一口浓重东北口音、吐字短促的土话，据说，这和当地寒冷的气候很契合。他穿着随意，有那种自豪于摆脱了企业生活的日本人的风范：花衬衫领口敞开，下身是宽松的长裤，上身套了件运动夹克。前一天晚上，我俩在一家朝鲜餐馆小酌，因为他希望我见见经营这家店的朝鲜夫妇，听他们讲日本人排朝的故事。夫妇俩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朝鲜侨民之一，是谷地田的朋友。当晚，谷地田不止一次地指出，日本人曾视朝鲜人和中国人为劣等人。他记得，在他就读的学校有个朝鲜女孩，他和他的日本同学都不把她当人看。而且这还是在战后。

过去是中国劳工营的地方，如今依然归同和矿业所有。在标注昔日劳工营位置的石碑前，泥土地上竖着块标牌：“危险！请勿擅入。”我们没理睬，继续朝前，这时看到有辆同和矿业的车远远地跟在身后。谷地田哈哈大笑，说一直都是这样。四周风景虽美，但这是种有毒的美。淡红色的土壤上铺着冰冷坚硬的石板，上面附着青苔。同和矿业把一个大湖当成了有毒废料的倾倒池。湖面漂着层橘红色的薄膜，但朝水里扔块石头，厚厚的黏液下会泛起黑色的水泡。原华工营就位于湖底。

站在距原劳工营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山顶，谷地田用手指出几个主要地标。花冈坐落在一片广袤而平坦的盆地中，四周山峦环抱，山顶覆盖着积雪。从远处看，就好像巧克力蛋糕上裱了层奶油。不光是平原上的城镇和村庄有了变化，就连自然风光本身，和1945年一比也已大变样了。湖泊是新近形成的，河道改了流向。一些山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公路和新建大楼，或者是另一些由板岩和泥浆堆积而成的山峦。当年的一个湖泊如今已经干涸，只剩下一片湿漉漉的灌木丛。市政厅消失了。村会馆在1960年代被夷为平地，代之以一栋乏味的混凝土建筑。其矗立在空地一端，另一端是过去扣押中国囚犯的地方。昔日村里店铺的位置，现在是一家大型超市。稻田则被扩张的城市所占据。

但并非一切都消失了。谷地田指向成排破败的营房，这里以前是美国战俘的住处。我问他美国人是不是也开过矿。“没有，”他说，“我们日本人对白种人总是很关照。”说罢嘴一咧，挤出一丝狡黠的笑。我也冲他笑笑，并想起自己听过的所有关于缅甸铁路和荷属东印度“鬼子营”的故事。不过相对而言，谷地田说得真是没错。

他还指出华工逃进深山时走过的那条路。路旁遗留着一堆密密麻麻的木屋。谷地田说，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大逃亡当晚曾听到有人光脚走路时发出的沉闷脚步声。他还模仿了下这种声音：啪嗒啪嗒，啪嗒啪嗒。1945年，华工已无鞋可穿。

我们参观了公墓，那里矗立着两座纪念碑。一座缅怀战死日本军人的“忠魂”，另一座凭吊“牺牲的中国英雄”。在经过一连串的激烈争论后，该碑于1963年落成，由大馆市、同和矿业和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共同设立。1985年，大馆的社民党市长决定将7月30日宣布为“和平纪念日”，并计划每年在纪念碑这儿举行仪式。但光看外观，此碑似乎已被人遗忘。地上摆着一束塑料纸包着的花花朵已经枯萎。纪念碑基座前有个开了盖的塑料饭盒，里面的饭团早已腐败变质。

河道曾是中国人和朝鲜人干活的地方，他们常常因为遭到毒打饥饿和体力透支而葬身于此。河道附近也有块石碑，不过体积要小多了。上面的字难以辨识。石碑表面龟裂得就跟碎玻璃一样。地上横七竖八散落着一堆罐头盒和供奉给亡灵的食物残渣。碑文这样写道：“献给中国死难者的佛碑。”纪念碑的由来与其要缅怀的历史一样不堪。鹿岛建设的员工在挖掘华工遗骨时被当场抓获，后被勒令修建一座像样的佛教墓穴，用以陈放遗骨。但他们不肯，转而将骸骨移葬在一座佛教寺庙的后山。1949年，邻近中国劳工营的地方又挖出了更多骸骨。新发现的遗骸和原有尸骨一同归葬，不久后，石碑便立了起来。近年来，鹿岛建设株式会社主动提出想修建一座体积更大的纪念碑，但是为幸存华工权益而奔走的小型团体拒绝了这一请求，说除非先交付一定数额的赔偿金，并建立一座博物馆。“他们造起纪念碑来挺在行的，”谷地田说道，“但一说起历史研究和经济赔偿，我们就一点帮助也得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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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馆到东京，乘火车的话约七个半小时，和从柏林出发到帕绍用时差不多。与日本中南部相比，日本东北，特别是秋田地区的萧索程度至今令人吃惊，甚至可以算得上贫穷。市中心不仅晦暗而且毫无亮点：混凝土建筑外观粗糙，昏暗的购物街上架着塑料顶棚，防止冬季时大雪封门，堵住商铺。城市郊外的木屋边上被人漫不经心地扔了一地的垃圾。这些说是房子，但常常只能算是窝棚。除开无处不在、同日本各地别无二致的广告牌外，为大馆增色的只有小小的居酒屋了。暮色降临，男人们会在里头喝得酩酊大醉。

尽管是日本的产粮区，但东北地区向来很穷。战前，尤其是大萧条时期，农民穷得走投无路，只好出卖自己的女儿。日本和南洋的妓院里总是挤满了来自东北的姑娘。另外，由于长子要继承家业，他们的胞弟常选择参军。虽然军旅生涯很凄惨，但起码还能吃饱饭。东北地区的艰苦生活让人们心生怨气，矛头直指政客和商人，后者被认为既贪婪又腐化。这种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身为共产党员的小说家小林多喜二出生在花冈附近，在比花冈还要靠北的北海道长大。1933年，他因为传播危险思想，被警察拷打致死。我有种感觉，谷地田的左倾思想，以及他的朝鲜裔朋友对朝鲜的政治认同（即使他们出生在韩国），是与此地的传统一脉相承的。他们并非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对腐败、歧视和贪欲，视之为“资本主义”。基于同样的理由，激进的右翼“农耕思想”在战前也很流行。

寒冷的北方孕育了一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自我形象：人们具备忠诚、诚实、勤劳等品质。大馆的车站前有一尊塑像，原型是在日本人见人爱的一大偶像，忠犬八公。小狗每天早上都会始终如一地守候在车站前，等着迎接主人的到来。一天，主人在抵达车站前身故了，但八公依旧守在原地，一步也不肯挪。狗儿就这样一直坚守岗位，直到老死的那天。今天，八公石像的脖子上依然装点着鲜花——且比所有华工纪念碑前摆放的花束都要新鲜和茂盛。

东北的村庄和城镇是民歌里歌颂的对象。它们还是日本版《故乡》或乡土故事的绝佳背景。志在寻根的导演通常会选东北作为取景地。秋田和青森至今仍弥漫着一种远古的神秘气息。套用城市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一句话来讲，东北“散发着泥土气”。出生在那儿的人往往渴望逃离，背井离乡者还真不少，但对于远在东京的作家、艺术家和诗人而言，同样的乡土（furusato，顾名思义是指“老村落”）在他们眼里则笼罩在一层温润的乡愁之雾中，这是日本人阔别已久、泥泞不堪的“故乡”（Heimat）。

阿信是日本迄今最风靡的电视肥皂剧的女主人公，她就出生在东北的一个村子里。该剧名为《阿信》，由准国有的NHK电视放送协会在1984和1985年间播放。这恰巧也是《故乡》在德国上映的时间。这部总共297集、每集十五分钟的电视剧于每天早上首播（收视率可达63%），下午重播（收视率降至20%）。从风格来看《阿信》和《故乡》有很大差异。德国电影是个人化的艺术创作《阿信》则是一部精心制作的情节剧。而且，尽管《阿信》同《故乡一样，既是对传统乡村价值观的讴歌，也是对其沦陷的挽歌，但日本女主人公很小就因为家里无力供养她而背井离乡。故乡的失去是实实在在的，这点对于工业化时期的许多日本人而言（德国人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也不例外）亦是如此。但是家的概念并不一定局限于地区。在《阿信》中，整个国家都成了某种故乡。尤其是战争年代正是透过家的角度来审视它，这在莱茨的《故乡》中也一样。德国电影和日本电视情节剧都是对好莱坞式历史的一种本土化回应，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记忆中的历史。两部作品的感染力主要源自于此。

在《故乡》中，母亲是家族历史的基石，同样，阿信也是所谓传统价值观的集大成者。她象征着保守日本社会的理想：坚忍、勤劳诚实、开朗、礼貌。她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同时严于律己，说话轻声细语，客客气气，但为人也很坚强；是所有人仰仗的对象。如果说埃德加·莱茨属于左派乡愁浪潮一分子的话，那么《阿信》或许能被称作是官方认可的历史记忆。阿信是个安分守己的女人。她反对战争，但对其无能为力。正如旁白不止一次告诉我们的那样，她的职责是“照顾好家人”。这部剧在响亮地表明反战立场的同时也歌颂了多数日本人对战争发自内心的支持。

故事里所有的日本兵都是相貌堂堂之辈，为人诚恳，正直，且彬彬有礼，就连阿信的小叔子也是如此。他是个激进的爱国者，老是怂恿阿信把儿子送去军校。阿信的丈夫龙三后来也沉迷于军国主义宣传。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投机倾向；作为军队的供应商，他的生意蒸蒸日上。但他对老婆孩子越来越专横，思想也愈发沙文主义。从某些方面来看，这部有日本官方背景的肥皂剧在对剧中人物的批判上，要比莱茨的《故乡》更不留情面。沙巴赫善良的人们既不是狂热分子，也不是沙文主义者；只有邪恶的党卫队军人才是这般模样。不过，阿信的丈夫并不缺乏同情心。他其实是个好人，发自内心地相信国家（而若要勾勒一个善良而真诚的纳粹形象则明显要困难些）。当阿信抗议说为部队提供物资无异于充当战争同谋时，龙三答道，日本打国仗的时候，每个日本人都应尽到自己的义务。

攻陷南京值得欢庆。在一幕构思精妙的慢镜头中，我们看到整座小城倾巢而出，打着灯笼参加游行。人们那帧数被放慢的笑脸看着很瘮人，甚至十分狰狞。尽管阿信信奉和平主义，但她也很高兴。念旁白的女声介绍到，阿信“感到有一股正在塑造日本未来的强大力量，但不知道这股力量的本质是什么。南京已被征服，全家人都出门参加游行。阿信也是欢声笑语的日本人中的一员”。

紧接着的下一集里，我们看到阿信对发生在亚洲大陆上的战争的残酷性一无所知（同样，观众也一无所知：敌人从未出现，遑论落入日本兵之手的敌人的遭遇了）。阿信在得知两个儿子变得和他们的父亲一样狂热、表示愿意为国家捐躯（注意，不是为天皇捐躯：在NHK版的历史里，天皇被小心翼翼地剔除了出去）后既忧心忡忡，又郁郁寡欢。我们看到了阿信作为母亲的痛楚，但同样触动我们的，还有她两个儿子的年少轻狂、一腔热血和单纯思想。在家里的餐桌旁发表爱国演讲时，灯光照亮了他们俊朗的脸庞，这跟好莱坞电影里播放詹姆斯·史都华[5]前往华盛顿时的镜头是一样的。与沙巴赫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害群之马，没有类似党卫队恶徒那样的人。

这也许是德国“故乡”（Heimat）和日本“乡土”（furusato之间最大的区别：日本的村庄里没有纳粹，有的只是军人。从未出现过驱逐，附近也没有集中营。没有“水晶之夜”，邻居也不会在夜里消失。人们也许不喜欢战争，不喜欢其带来的经济困窘，也不喜欢乡村学究和军队恶霸的趾高气扬，但几乎所有人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于说战争本身，这发生在其他地方，与家门口相距十分遥远。不过也有例外。对于那些不幸生活在冲绳的岛民而言1945年，战火惨烈地烧到了家门口。冲绳人被视为二等国民，帝国军队信不过他们，许多平民百姓因此成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交战时的牺牲品。约有十六万平民——超过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于交火，另有上百号人选择了集体玉碎。撇开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爆，这段经历留给冲绳的苦涩感要远甚于日本其他地区。

但是，与花冈一样，广岛和长崎同时也是劳工营所在地。类似的劳工营遍布日本全境，日本老百姓肯定知道它们的存在。每天花冈的良善之人都能在路边看到监工手执皮鞭，抽打形销骨立的中国奴工；但同样是这些良善之人，却在奴工逃跑后协助警察“猎兔”在大馆的时候，我和谷地田喝个不停，期间，他跟我谈到自己的父亲，说老头儿从骨子里憎恶战争，以至于在征兵体检前喝下一整瓶酱油，好让自己不达标。在国内，他也尽力不去做和战争有关的工作但是“猎兔”开始后，他却参与其中，跟着一群暴民上了山。和所有人一样，他尽了自己的义务。所以战后人们不愿谈论过去的事1979年前，当地历史教科书里甚至对“花冈事件”只字不提。

当年，一些学童被教唆朝“支那人”吐口水，野添宪治便是其中之一。他从未忘记那段经历：“每当我就‘花冈事件’向人发问，往事就会掠过脑际，而我也会变得难以启齿，并开始颤抖。我意识到，自己也是侵略者中的一员。”然而，野添从未停止发问。三十年来，他一直在设法弄清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因如此，他的家人遭到威胁，孩子在夜里没法走出家门，窗玻璃也叫人砸了。他还接到过匿名电话，多半是后半夜打来的，对方向他发出死亡威胁。1975年，在他将自己的发现整理成书出版后，局面进一步恶化。没人否认书中的事实，但他还是被骂成是出卖同胞的叛徒，辱没了“故乡”、“乡土”的名声。(120)

我在野添的家里拜访了他，他住在距大馆市不远的一座小镇上。这是座典型的日本东北小镇：街上空空荡荡，铁皮屋顶呈波纹状，房屋破破烂烂。野添家的大门藏在一家干货铺子后的狭窄小巷内。屋里闻着有股潮气，以及陈年木材和下水道堵塞后的气味。他的书房在二楼。我俩坐在榻榻米地板上，身旁围着成堆的书籍、档案和期刊。野添穿着一套旧和服，又大又圆的脑袋上长着一绺绺白发，乱蓬蓬的，没梳过。论气质，他像个教授，但实际上连高中都没毕业。他过去靠干零活为生，一生清贫，如今靠撰写“花冈事件”系列丛书勉强度日（至今已发表四本）。这些书成了他毕生的事业，也是他唯一想写的话题。

在和野添交谈的过程中，我想起了把他介绍给我的人，一位年逾五旬、身居大阪一室户公寓的华侨。他叫中八戒（Chu Hakkai），这是日本官员强迫他把自己的姓名日本化后所取的名字。中八戒是垃圾场的卡车司机，他把自己的收入全部花在了搜集战时华工历史的相关资料上。同野添一样，他也没什么机构背景。有人告诉我，没有一位日本学界的历史学家就此课题做过研究。因此，跟野添一样，中八戒得亲自跑去中国寻找档案，找生还者做访谈。

刚开始，野添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关于“花冈事件”，根本没有留存档案，因此，他能做的只是寻找目击证人。他说，起初登门拜访时，吃过四五回闭门羹。有些人还报警撵他走。这之后，尽管不情不愿，但有人在扫了眼巷子里里外外，确信没邻居看见后，会请他进屋喝茶。起初，他们只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渐渐地，见了四五回后，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一个个人名蹦了出来，话匣子打开了。这一过程进展得如此缓慢，以至于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为自己的第一本书凑齐了素材。

“我从没挨过打，”他告诉我，“但同和矿业株式会社雇了帮会成员，确保我不会在原劳工营周围游荡。帮会还有警察撑腰。”

他从同和公司那里当然得不到任何帮助，但工会也不希望趟这滩浑水。我问他是否和其他调查战时历史的人有联系。我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存在，因为其成员帮忙介绍不少人给我认识。中学老师森正孝与中八戒相识，而中八戒又把我介绍给一位幸存华工的代理律师，后者又认识长崎市的某人……就这样，我结识了一连串的人。“没有联系，”野添回答我，“直到三年前，我一直都是孤军奋战。”

这么说或许略有些夸大其词。毕竟，1985年前后，官方的确做出过样子，在花冈市举行了纪念“花冈事件”的活动。另外谷地田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时间没有野添那么长。但是，在和这个圈子里的若干成员聊过后，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十分融洽；对别人的冷漠评价折射出嫉妒心理和严重分歧当然，对于坚持一项不得人心事业的边缘群体，事情向来如此。总之到了1980年代末，情况稍许好转。那时，华工和韩国人已能自由赴日，尤其是战后被遣返至韩国的朝鲜侨民。秋田广播公司制作了一部“花冈事件”的电视纪录片，不仅得了奖，还在全国播放。

话说回来，野添是个真正的勇者，因为他清楚自己毕生的心血只会招致社会对他的排斥，而鲜有日本人会为了献身事业甘于接受这一命运。好奇心再度涌起，是什么在驱使谷地田、野添、家永或安雅·罗斯穆斯，激励着他们独自坚持？我把这个问题抛给野添他模棱两可地回答说希望把真相传递给下一代，此外很难再让他多说什么。不过他曾经写到过自己的学生生涯，写到校长命令学生朝中国人吐口水。他是个恃强欺弱的家伙，这样的人当时很常见。他逼男孩子拿棍棒互殴，说是要锤炼他们的气魄。这位军国主义的信徒成天叫嚣要跟盎格鲁——美利坚恶魔战斗到底，但在战败后却若无其事地照常过日子，对他做错过事或说错过话没有半点表示。别的老师也一样，在乡里名流的撑腰下声援战争。“正因如此，”野添写道，“我才对那些自称老师的人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不信任。”(121)

依我看，将野添、罗斯穆斯和其余同道串联起来的，正是这种基本的不信任、对官方控制他们思想的拒斥，以及坚持提问和认识真相的那股子韧劲。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这样的人都不会多。我猜，不管他们身居何地，恐怕都不太讨人喜欢。如果说罗斯穆斯在德国不像野添和谷地田在日本那样孤立无援，这仅仅因为联邦德国过去是、现在也依旧是个更开放的社会。那儿总有拥护罗斯穆斯事业的律师、报章和学者。但在日本，单个学者所能获得的机构支持则要少得多。

然而，就多数人的情况而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当直面令人不悦的事实时，日本人的反应和德国人差不多。多数人不是转身离开，就是捶胸顿足。1990年，大馆市举办了一场题为“花冈事件”的小型展览。我见到一份特地为此准备的问卷。参观者被要求写下自己的年龄，是如何得知“花冈事件”的，以及对此的感受。人们的回答和德国纪念馆留言簿上的话差不多——都在表达“民族”耻辱。

“日本人是全世界最野蛮的民族！”一位年过三十的男人写道，“作为日本人，我感到深深的愧疚。”关于花冈事件，他是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另一名参观者是年逾花甲的老媪，事发当时便知情。她写道：“作为花冈人，作为日本人，我感到无地自容。这跟‘花冈事件’相比或许只能算是桩小事，但我希望人们知道，家父过去利用华工为他工作，自己却借用上司的名义，假装是他们下的命令。”公开悔过——或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叫“自我批评”——并不只在基督教文化里才有。

谷地田打小就是基督徒，但他说自己“耻于”提及。他自视为一介凡人，一位社会主义者。基督徒在日本东北的小镇里并不鲜见传教士吸引的是穷人，这在哪儿都一样。谷地田的老婆孩子既不是基督徒，也对他有关华工的研究毫无兴趣。太太因为他常去中国怨言颇多，希望老公能带她去欧洲度假。女儿小时候曾帮爸爸分发工会传单，但年纪一大，就对他的事再也不闻不问。儿子则向来不感兴趣。跟我说起这些的时候，谷地田脸上仍挂着笑容。

基督教背景的社会主义者身上往往都有一种宗教倾向，不管他们自认为多么世俗化。我在谷地田身上没有察觉到这点。他身上没有一点宗教热忱的元素——野添亦是如此。谷地田为何会如此关注“花冈事件”呢？为什么历史会将他牢牢攥在手心里？他的回答和野添一样含糊其辞，但聊到后来，在我以为他已经忘了我问过什么的时候，他却杀了个回马枪。二十来岁时，他曾在京都呆过几年在邮局工作。一次，有人让他别用某个杯子喝水，他吃惊不已，因为这杯子是专供“部落民”（burakumin）使用的。“部落民”是指昔日社会弃儿的后代，他们的祖先从事污秽的行业，譬如屠宰和制革。社会对这类人的歧视在中南部地区尤为严重。在北方，也许是因为开发比较晚，很少存在这一问题。谷地田没有留在京都，但这段经历为他打上了烙印：“我下定决心，永远都要与被歧视的人站在一起。这就是我会对探究花冈事件经过感兴趣的原因。不光是为了替幸存者索赔，不完全是这样。我是想让日本人承认事实，还受害者以自尊。”

*****

谷地田驱车带我来到昔日村会堂的旧址，被人五花大绑的华工曾跪在那儿的空地上，遭人唾弃，被人殴打，其中一些还被凌虐致死。院子里种着几棵参天大树，地面灰暗而冰冷。“那棵松树，”谷地田边说边指向一棵看似最老的树，“一定目睹了行凶过程。”新建的社区中心对面矗立着三座大型雕塑：一座是男性半身铜像，一旁是块巨石，光滑的表面刻着一首歌。铜像旁有座裸女塑像，她正引领一群鸭子走向铜质平台的边缘。一块小小的铭牌躲在树丛后，不仔细找的话几乎看不见，牌子上刻着“花冈事件”的来龙去脉。

谷地田说，“赶鸭子的裸女”所在之处恰好是过去村会堂的位置。这点无文字为证，雕塑上找不到一句铭文。从一本大馆市政府发放的名为《和平之城大馆》的介绍册上，我得知这座雕塑名为“和平雕塑”：誓将维护中日友谊。同样是这份册子，还（用英日双语）解释道：“和平是美好生活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一观念，1983年12月12日，大馆市成为秋田县首座宣布自己为‘反核和平之都’的城市，一直在为每位居民倡导和平之城的目标。”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这一和平塑像，或欢迎反核政策，但毕竟是一个由社会党执政的城市所取得的成果。

男性雕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倒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之处；诸如此类地方名人的铜像在日本随处可见。然而，眼前这尊却格外华丽，微笑着俯视整个庭院，脸上的神情似乎很满意于自己的诸多成就。此人是畑泽京一（Hatazawa Kyoichi），铜像下方刻着他的一系列职位和头衔。畑泽曾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地方官僚、相扑界的顶梁柱、几届奥委会成员，以及数项日本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光溜溜的石座上所刻的歌词，是专为歌颂他的精彩人生所作。据纪念碑碑文来看，畑泽的人生经历只有一个很小的缺口：1941——1945年期间是一片空白。但他那时其实并没闲着，是主管花冈矿场劳工事务的负责人。

“日本人对历史也就这么点重视了，”谷地田表示。“我没法说服自己带中国参观者来看这个，这可真叫人羞愧难当。”尽管我能理解他为什么尴尬，但他大可无需如此。在我看来，畑泽京一的塑像所象征的，不只是公众对惨痛真相的无动于衷。我又打量了眼这位成功的地方大员。看着他那得意的笑容，我明白了是什么在驱使野添和谷地田等人坚持过那样的生活。

[1]齐格弗里德同克里姆希尔达都是《尼伯龙根之歌》里的人物。

[2]Emmanuel Le Roy Ladurie（1929——　）法国著名学者，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

[3]Zarah Leander（1907——1981），瑞典喜剧女演员，曾被认为替纳粹宣传体制工作。

[4]近现代日本国家机构，主要承担日本的国民健康、医疗保险、药品和食品安全、社保、就业、救助弱势群体等职责。

[5]James Stewart（1908——1997），美国著名演员。在电影《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中，他扮演一个深受爱戴的地方童子军领袖，当选为参议员后来到华盛顿与腐败体制斗争。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假使说《铁皮鼓》是全世界关于二战最著名的一本虚构编年史的话，那么其主人公、三岁就停止长大的男孩奥斯卡·马策拉特（Oskar Matzerath）可以算是这场战争最有名的文学见证人了。挎着铁皮鼓、嗓音能震碎玻璃的奥斯卡·马策拉特是最理想的回忆录作者，他有着早熟儿童那种不可思议的好奇心。不管有些事在成年人看来多么不堪，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鼓声是对他目睹的惨剧的见证。与此同时，奥斯卡还象征着大人们的恐惧和渴望，尤其是渴望在一个黑暗、温暖、子宫般的世界里寻找安乐窝。这样的世界，就存在于他祖母安娜·布隆斯基宽松的裙底下。她坐在卡舒比亚人的土豆地边上，奥斯卡只要钻进她那“肥大的裙底”下，就能置身另一片世界。对于孩子，这个世界尚未有事可记；而对于成人，一切都可以是过眼云烟。

君特·格拉斯的这部权威著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审视过去的扛鼎之作，但绝非仅此一部。由于鲜有成长于第三帝国的德国成年人愿意回顾自己的经历，取材于那一时期的诸多小说便出自当时尚未成年的男男女女之手。在日本，军旅作品多为退伍老兵写就。但若想了解纳粹专政下的日常生活，我们大体上只能仰仗孩子奇幻而痛苦的视角。

对战时日本日常生活的描写则要少得多。即使如此，一些描写战争末期——也就是战火烧到日本本土的时候——的佳作都和孩子有关，或者将孩子作为叙事主体。井伏鳟二以广岛为背景的杰作《黑雨》讲的是一位天真少女的遭遇。而大江健三郎早年的小说《抽嫩芽，打孩子》则是一群被转移至偏远村庄的孩子的故事，情节类似《蝇王》[1]的倒叙版：温和、懵懂的孩子沦为残酷、野蛮的成人世界的牺牲品。不论在日本还是在德国，以战火中儿童为题材的书籍多拥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天真与邪恶之间的较量。

诸如此类的小说，为一个静止的宇宙和生来邪恶的成人世界提供了一种感伤且往往带有道德说教色彩的看法。尽管它们多数具有政治意义，但讲述的故事本身不牵扯政治。由于成人世界坏透了它很难真正发生改变，除非在某个遥远的乌托邦。这其实算不上是孩子的视角，而是大人对童真的渴望，对祖母“保护伞般”裙摆的向往。

德国战败后，奥斯卡决定长大。他将铁皮鼓埋入沙中，身体开始发育却又无法自然成长；最后成了一个驼背怪物。尽管活到了三十岁，但他从未脱离魔幻的儿童世界，从未摆脱魔鬼对他的纠缠“总在我身后徘徊，黑厨娘。如今迎面朝我走来，漆黑……”(122)

*****

日本东北的某个小镇有座高两米、宽一米的石碑，由某个退伍老兵联谊会的成员在1961年所立，那时正值日本经济奇迹发轫之际。不过，他们绝非普通老兵，在美占期，他们可都是遭到清算的战犯。纪念碑表面有行碑文写道：“献给蠢人的纪念碑。”到底谁蠢，则没有说明。是军官自己么？还是盟军战胜者当中的法官？他们清算和指控起人来随心所欲，也不是一贯公正。还是说，蠢的是人类，因为其沉溺于自我毁灭？也许三者皆有吧；所有人都是蠢货，当然，天真烂漫的孩子除外。

珍珠港事件五十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檀香山市市长曾提议布什总统邀请日本官员前来参加仪式，不过前提是他们必须为战争道歉。这样就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表示。日本政府对此予以拒绝。内阁官方副长官石原信雄称，“全世界都负有战争责任”。美国也应该道歉，他说。“因为战争无法避免，参与其中的各方都应反思……究竟谁对战争负有责任这个问题，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日本人没通过测试，他们并未获邀，他们仍然是个危险民族。珍珠港幸存者联合会的主席一直都持上述看法。当听说有计划要邀请日本老兵时，他评论道：“你觉得犹太人会邀请纳粹参加探讨大屠杀的活动么？”

把珍珠港和大屠杀拿来作对比当然很荒唐，年迈的日本帝国海军幸存老兵和纳粹也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是美国人头脑中的疑问可以理解：在一个国家的官方发言人仍死不承认本国对挑起战争负有责任的情况下，这个国家还值得信任么？日本人的这番遁词就好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在跺脚，边跺还边嚷，自己又没做错什么，因为人人有份。这种“别人与我无异”的论调很是奇怪，因为我们习惯听日本人谈论自己在文化上、民族上、政治上和历史上如何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很容易将这种小孩子脾气看成是文化特质，也许其并非日本独有，但无疑在日本相当显眼。战后日本文化的幼稚病着实发展到了极为恼人的程度：随处都能听到成年妇女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好像她们还是青春少女一样；日本主干道沿途的建筑风格好似迪士尼乐园，清一色的可爱之风甜到让人发腻；“电视达人们”声嘶力竭大喊大叫不算，还在地上撒泼打滚，吵闹不休，跟幼稚园小丑一样；一身蓝西装的工薪族大军在地铁上手拉吊环阅读少年漫画；对老掉牙的校园歌曲和万人迷妈妈桑（mama-san）[2]的喜爱又显得十分矫情。

套用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说，日本这个国家像个十二岁的孩子充满了渴望停留在十二岁的国民。但有时候它看着更小。在这个黄金年龄，一切安稳有着落，尚无需承担责任，也不必遵从规范。日本人会坐在柏青哥（Pachinko）弹球游艺厅里，腰杆挺得笔直，目光呆滞地锁定在弹子游艺机上，对过去和未来均充耳不闻，只盯着倾泻而下的银色小球，耳边闹哄哄地响着背景音乐《军舰进行曲》[3]

然而，我不相信日本人天生就是个幼稚民族的说法，同样，我也不相信他们本质上就是危险民族。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当然，这些安排背后有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但后者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把政治因素注入战后日本迷幻的迪士尼世界里，事情会变得清晰起来。麦克阿瑟将军说的没错：1945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群小毛孩。在此之前，他们被迫完全屈服于一个由专制官僚和军人管理的国家，听从一种宗教崇拜——这一教派的教主同时还是武装力量的名义首长和帝国的最高首脑。

自那时起，这一局面有所改观，但还不够。既然日本人得到了危险民族的评价，就得被迫——尤其是屈从于麦克阿瑟本人——从邪恶的世界当中抽身而退，躲藏在美国的裙摆之下。实际情况是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尔赛条约》之下：虽丧失主权，财政却未遭压榨。美国鼓励日本人致富，但他们危险的双手不得再染指战争。此时的国家管理者，和当初管理日本帝国的几乎是同一批官僚。选举体制被人操纵，使得一个腐朽的保守派政党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大权在握。这一安排既合乎美国的心意，也很对日本官僚、自民党政客、大财团的胃口，因为其确保日本一直会是一个富强、稳定的反共盟友。但这种安排扼杀了政治辩论，阻碍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从二战历史来看，这一辩论止步于1940年代末冷战开始之时：官僚和保守派政客靠为过去辩护，或至少无视过去，为他们的统治授予了合法性；而人数较少、大致左倾的反对派，则把矛头对准了军国主义亡魂和人类的邪恶本性。

许多人相信日本人无药可救，他们势必永远都会是一个危险、神秘和孤立的民族。就连一些日本人也相信这一说法。坂口安吾在战后不久即写道，日本人“在面对历史时，就像听天由命的小孩”。(123)他们要是想成为人，只有在堕落到只剩下基本人类欲求的层次，且被剥夺伪装的谦虚、习俗、传统和理想后，方有可能。他们倒的确是堕落了一阵子，但人类无力长期消受这一类型的自由，安吾说道。他们很快建立了新体制，以及一套新的习俗、传统和理想，将自己圈禁其中。这一新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建立在旧体制的废墟之上：“若不发明一套武士准则，或天皇崇拜的话……人就活不下去。”

如果安吾说的是对的，如果说日本人真的不可救药的话，那么理想的情况是，日本动武的能力应该受到一份和平宪法和一个外部强权的永久性束缚。反之，如果他们并非无药可救，那么现状就应维持下去，直到日本人态度转变，真诚地面对过去，更彻底地向昔日的对手道歉。诸如此类的表达，不一而足。但或许我们把日本问题给看颠倒了。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然后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下跪的一幕，发生在联邦德国建立有效民主体制之后，而不是之前。然而，日本在与邪恶世界分道扬镳后，成了个“奥斯卡·马策拉特”：投机取巧、发育受阻、被魔鬼缠身，而它一直试图通过将魔鬼埋进沙中——就像奥斯卡埋铁皮鼓一样——来逃避它的纠缠。

韩国首任民选非军人总统金泳三曾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当后者问及日本政府应如何赔偿原日本帝国陆军军中的朝鲜籍慰安妇时，他答道：“我们要的不是你们的钱，我们要的是你们澄清真相只有这样，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不出一年，1993年夏，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后四年，期盼终于成为了现实：自民党的政治垄断被脱党的年轻保守派、社会党、公明党（一个佛教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打破了。新任首相是细川护熙，近卫文麿亲王的外孙。近卫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担任首相，并于1940年签署了轴心国协约，1945年被控为甲级战犯后自杀。作为日本新首相，细川上台后的首项举措就是公开声明，日本在1930至1940年代的军事行动是“一场侵略战争和错误战争”虽然这只是个开端，但也是不错的苗头。怀揣着新燃起的一丝希望我回想起自己最后一次领教老一套说词的经历，这种说教已经盛行了四十八年。那么多地方，偏偏就被我在迪士尼乐园里见识到了。

东京迪士尼乐园坐落在东京都和成田机场之间一片荒芜的城郊空地上，几乎就是加州迪士尼乐园的翻版，除开某个娱乐项目只在东京才有，名为“与世界相遇”（Meet the World），由松下电气赞助建造。松下是战后日本最成功的企业之一。“与世界相遇”设在一栋大型白色穹顶建筑内，里面有座旋转影院，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塑料味儿。影院放映的是日本和世界关系简史，讲故事的是一只友好的苍鹭，为其配音的女声欢快而活泼。听众说是两位幼童，实则为机器人。然而，这其实是相当片面的历史：虽承认中国文明的影响，但只是为了突显日本后来独树一帜，自成一派。比中国近得多的邻国朝鲜则压根没有提及。

但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我期待看到的，是1895至1945年那段时期。当时，日本与世界的相遇引发了一系列战争。这一幕紧跟在海军司令佩里率领如恶灵般的“黑船”登场之后——但实际上，“黑船”驶入日本近海是在1853年。军舰淡出视线后，银幕上出现了一门大炮，随着一声炮响，剧院变得一片漆黑。“哦，”儿童机器人开口道，“好黑啊！”欢快的苍鹭附和着，是好黑啊，“现在让我们面向未来吧”。之后就是大结局：一连串幻灯片掠过眼前，友善的日本人向心存感激的外国人介绍高科技工具——其中有马来西亚人、印度人、中国人……还有美国人。耳旁歌声越来越响，副歌不停重复一句歌词：“我们用爱迎接全世界，啊，我们用爱迎接全世界，我们用爱迎接全世界，啊……”

音乐还在放，灯亮了。我环顾四周，发现影院里只剩下我和女儿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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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对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的描述是最美妙的历史比喻之一。新天使是历史天使；他长着一张人脸，却有鸟儿的翅膀和脚：“他面朝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不断堆起尸骸，并将它们抛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将破碎的一切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一场风暴，猛烈吹打他的翅膀，令他再也无法将它们收拢。风暴无可抗拒地将他推向背对着的未来，而面前的残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际。这场风暴，正是我们所谓的进步。”(124)

进步观连同英国炸弹一起，把德累斯顿变成了一座遍布废墟和畸形巨物的城市。走在德累斯顿市中心丑陋的大街上，看着老城只剩下残砖碎瓦，宛如一个精致的古董广口瓶摔成的碎片，我心中无端生起一股自己也牵连其中的罪恶感。在写到奥斯维辛和广岛时我曾抨击过同样的罪恶感。究其原因，与各自死亡人数无涉（德累斯顿死了大约三万人），因为不管实际上有多少人罹难，大规模的杀戮总归令人震惊。（正如某人指出被杀害的犹太人要远多于被害的同性恋者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反问：“你干嘛呢，在聊不动产么？”[4]）而我格外遗憾的情绪谈不上有多高尚。因为就德累斯顿大轰炸而言，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几个世纪以来凝聚的美一夜间就这么毁了。同布拉格和威尼斯一样，德累斯顿是世界建筑奇迹之一。其被毁纯属丧心病狂之举，就好比拿斧子将一把齐彭代尔[5]设计的椅子砍个稀巴烂，拿刀把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刮花，或烧毁一座价值连城的图书馆。由于轰炸没有令人信服的战略依据，因而更反衬出其丧心病狂。从人性的角度而言，这并不是说轰炸丑陋的贫民窟没有摧毁德累斯顿的巴洛克式心脏那样可怕。只是，置身德累斯顿新形成的空洞中——过去那是心脏的位置——时不时都会感到若有所失。

老城的一部分战后本可保存下来，一些宫殿和教堂的残址足以进行修缮和复原，这点同纽伦堡和慕尼黑的情况相似。但是东德首任共产党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认为，过去必须连根铲除。他的口号是“德累斯顿，当下最美”（Dresden, schöner als je）。于是乎这座城市再次沦为了丧心病狂的牺牲品：艺术史专家被迫起草方案摧毁德累斯顿残余的部分；御用文人拿着佣金，负责设计一座将成为社会主义样板的丑恶城市。建于18世纪的茨温格宫对面是索菲亚教堂，它曾是德累斯顿最漂亮的哥特式教堂，却惨遭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低矮的混凝土堡垒，里面是工人食堂。这就是乌布利希的进步观。

但不是所有残砖碎瓦都被清理一空。茨温格宫于1960年代修复一新，同样被复原的还有一两处别的废墟。18世纪兴建的圣母教堂遗迹则维持原状，因为无论是乌布利希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在里面造什么好。就这样，这堆伤感的石头成了一块警示地，一座“献给上万死难者”的纪念堂（套用官方铭牌上的说法），以及对于那些活着的人来说，作为他们“对抗击帝国主义野蛮行径、为人类和平幸福而斗争的一种勉励”。

我问市立博物馆新馆长马蒂亚斯·格里贝尔（Matthias Griebel），帝国主义野蛮行径到底指什么。格里贝尔回答：“指每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美国入侵越南，以及除开社会主义战争之外的所有战争。”

格里贝尔光头，留着浓密的连鬓胡子，这让他像是一只硕大的德国老鹰。在德累斯顿，一小群人试图通过举办讲座和非正式展览，维持历史意识的鲜活，格里贝尔正是其中之一。起初，共产党政府反对这么做，因为德累斯顿的“封建”历史属于历史的垃圾箱。只有到1980年代，共产主义教条彻底丧失对公众的吸引力后，当权者才试着通过宣扬历史合法性，来巩固其公信力：从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Münzer）一直讲到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就连卡尔·迈（Karl May）都被当成自己人。这位19世纪浪漫派作家笔下的老沙特汉德（Old Shatterhand）是德国的狂野西部英雄。希特勒和爱因斯坦都爱他的小说，读起来手不释卷。沿着易北河顺流而下，“沙特汉德别墅”就在德累斯顿西北，对游客开放。

沿易北河顺流而上几英里，在德累斯顿的另一边，是小城皮尔纳（Pirna）。小城虽然破败，却古色古香，不仅有19世纪的精巧别墅，居然还保留了部分后哥特时期的建筑。我前去寻找一处历史遗址，它在德累斯顿地区的所有旅游手册上都不见记载。皮尔纳有座古老的医院，曾收治过精神病人。我之所以知道它还在那儿，是因为先前看过照片。格里贝尔也跟我确认有这么个地方。这座精神病院很有来头，因为正是那儿的医生率先在病人身上试验名为“齐克隆B”的毒气。逾一万人死在了索能斯坦（Sonnenstein）安乐死研究所。

这地方挺难找。一位老太太愉快地送我上了山，但随即我便迷路了。“你说这地方叫啥？”过去叫安乐死研究所。“什么时候的事啊？”希特勒时期。“抱歉，这我可真不知道。”

最后还是被我找到了。索能斯坦城堡毗邻一座风景怡人的公园内有几栋建于世纪之交的房屋。一栋别墅的黄色墙壁上刷着一行字“为病患和老人提供桑拿设施。”我进了屋。一位姑娘问我有何贵干我告诉她所为何来。她皱皱眉说道：“不，不在这儿。我们这儿只收需要特殊治疗的病人。您要找的是那边那栋建筑，过去是座工厂造涡轮机的。”

“那边那栋建筑”外围着生锈的铁丝网，看外观着实够阴森想必就是安乐死研究所。我还看到块牌匾，纪念一位名叫阿尔伯特·巴特尔（Albert Barthel）的人，“我党同志，于1942年被纳粹杀害。”

结果也不是这里。我走进一间屋子，见到几个年轻人正在吃午饭，他们是负责照看智障儿童的教会执事。“原安乐死研究所？不不，感谢上帝，不在这屋里。不，应该是在隔壁那幢楼里。”

我来到隔壁屋子前，这是栋别致的法式别墅。我朝地窖里瞥了一眼，下面一块牌匾也没有。门闩着，周围杂草丛生，高及膝盖我听着沙沙作响的树上传来鸟鸣声，想起方才在教会执事房里看到的一堆泰迪熊，横七竖八地躺在过道上。

格里贝尔先生说过，建筑是时间凝固在石头中的表达。可问题是，石头提醒德累斯顿市民记住的是一段他们想要忘却的历史。第三帝国不过是一场恐怖的噩梦，但从乌布利希再到昂纳克，他们的专制作风在每个粗制滥造的住房项目、每座混凝土工人餐厅背后都清晰可见。你无法责怪人们深深迷恋那个有着宫殿和教堂尖塔的老德累斯顿。正如格里贝尔所言，“我们活在一个城市的屁股里，当然想帮她恢复原貌。”

为了抄录纪念匾上的文字，我最后去参观了圣母教堂遗址，却不见它的踪影，有的只是一堆被围栏围起来的碎砖块。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男人正对着一伙工人发号施令。我翻过围栏，想凑近瞧上一眼，结果被身材敦实的小个子“制服男”看见了，他大步流星朝我奔来，满脸怒气，带着浓重的萨克森州口音冲我吼道：没什么好看的，严禁擅入！一瞬间，所有孩提时代的偏见再度涌上心头。这可真是典型的德国人，我暗自思忖。但我还是屈服于他的喝令，退回至围栏后，远离了这个依旧怒火中烧的男人。我又打量了眼工人，他们正在堆石块。一两年后，圣母教堂就会再次矗立于此，并完全恢复其往日的风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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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奥斯卡·马策拉特和他的朋友克莱普成立了一支爵士乐队。两人周游西德，去过杜塞尔多夫，或者准确地说，是杜塞尔多夫与凯塞尔威尔斯（Kaiserswerth）之间的莱茵河流域。他俩坐在岸边，演奏拉格泰姆音乐[6]。那是在1949年，一年前的货币改革见证了德国马克的诞生。他们被邀请在一家名为“洋葱地窖”、收费高昂的“高档”夜总会里演出。夜总会的装修是仿古的德式风格，有着圆形玻璃窗，门外的熟铁绞架上挂着块珐琅牌子。夜总会客满时主要娱乐活动就上演了。客人们分到一块小砧板、一把削皮刀和一个洋葱。洋葱用来干嘛？“它做到了全世界和全世界的悲恸都做不到的事：它让人落下一颗泪珠。它让人哭泣。他们总算可以再度哭泣了。是正确地哭，不加克制地哭，发疯一样地哭。”(125)

当然，对于治疗“无法哀悼”即战后德国人普遍的道德和精神麻木而言，“洋葱地窖”只是一剂昂贵且治标不治本的药方。我遇到过的许多有思想的德国人都很讨厌这个词：无法哀悼。哀悼什么呢？他们问。哀悼谁呢？你会哀悼逝去的亲人，但你如何悼念死在自己手里的受害者？我的德国自由´¾友人会问。反思么，没错；道歉么，肯定的；赔偿呢，那是自然；但哀悼呢，万万做不到。因此在有思想的自由派人士圈内（这些圈子估计会欢迎那些爱管闲事的友人加入他们）已经做了——现在仍在进行——大量的反思和道歉但是凭吊德国死难者，不管是军人，还是被盟军炸弹炸死或被一心寻仇的波兰、捷克或斯洛伐克邻居赶出家园后杀害的平民，这种凭吊都令人难堪。这么做的多半是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或是驱逐行动的幸存者，满怀对失去故土的乡愁。

在西半边的德国，村庄广场上和教堂墓地里有不少凭吊一战战殁者的纪念堂，但纪念二战死难者的就凤毛麟角了。一个例外是乡下啤酒馆臭烘烘的地窖，那儿不太欢迎外国人。实际上，东德的二战纪念堂似乎要多于西德，或许是因为对过去的罪恶感在民主德国从来就不称之为问题。

赫尔穆特·科尔试图通过将罗纳德·里根拉到比特堡公墓，来实现某种平衡，但他行事既笨拙又冒失，挨骂也就理所当然了。不过在游历德国期间，我时常感到，一味道歉或许会造成一种妄自菲薄。毕竟，哀悼有其目的。仪式性地表达悲伤和失落会强化了延续感和共同体意识。但有思想的自由派德国人担心的恰恰就是这点民族共同体（Gemeinschaft）过去曾遭到扭曲，沦为杀气腾腾的种族主义，而在一个历史上背负血债的国家中，文化延续性已成为一种很微妙的东西。

1991至1992年我旅居柏林，在这一年中，我觉察到德国的亲犹主义思潮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新老交替。在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德国人家里，时而能看到墙上挂着以色列日历。对此，罪恶感起码有一定解释力。但是，那些泡在东柏林原犹太教堂外咖啡馆里的非犹太裔德国青年又怎么说呢？一些德国青年干嘛非要给自己取个祖父或伯叔祖那代人的犹太姓氏呢？但凡是来自中欧的犹太作家，几乎都能拿文学奖，难道不有些奇怪么？或许与一种或残存于内心、或继承自祖辈的罪恶感有关，但我相信，还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对一种消逝文化的追忆，以及尝试对被抹去的过去建立认同。简言之，这是一种哀悼之举。

玛琳·黛德丽[7]不是犹太人，但她属于柏林犹太区被毁的那个世界。她死后葬在柏林，葬礼很低调，排成一字走过她坟前的吊唁者，年龄几乎统统在四十岁以下。这同该市官员拒绝为她举行官方葬礼的小心眼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德国人永远都不肯原谅黛德丽，因为她在德国城市遭到轰炸的时候正穿着美军军装。但她代表了另一个德国，一个那些年轻吊唁者渴望认同的德国。

所谓的缺乏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是联邦德国人反复对灵魂进行自我解剖的一个原因——问题是，似乎已经没什么灵魂可供解剖了。这也就是为何左右两派的一些浪漫主义者都将东半边的德国视为蕴藏德国身份认同的宝库。但在我看来，让联邦德国在智识上变得令人振奋的，是其对历史神话建构和国家浪漫主义的怀疑。我喜欢“宪政爱国主义”这一说法。也许光有这点还不够，也许在改造一个昔日的危险民族上，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我很难认同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担心，他在两德合并时说过，德国人缺乏“对联邦德国那种至高无上的感情”，另外，“联邦德国似乎并未带给他们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即便对那些视其为德国公民意识从战争废墟中崛起并获胜的人而言，亦是如此”。(126)无疑，德国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经历了太多这样的大起大落。米勒担忧的是，德国人在面临危机时也许不会捍卫他们的民主体制，因为“没人为其诞生洒下过一滴热血”，况且这是舶来的民主。

借一位早已被人忘却的纳粹理论家的话来讲，永远都会有德国人（还有他国的同道）想要“从德国神话的废墟中挑选石料，在经过清洗和打磨后，修建一座全新的德意志神庙，在断壁残垣的遗迹之上，打造一种崭新的德意志世界观”。(127)但我认为，德国的神庙已经够多的了，是废墟的就由他去吧。

君特·格拉斯不是唯一担心德国统一的人。多数自由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焦虑同担心西德没有灵魂恰恰相反。不少人警告道，统一会使德国民族主义卷土重来；刹车已经松开了，危险的德国人就要开始挪动他们庞大的身躯了。然而这点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两德统一当晚，我身在法兰克福，除了寒空中鸣响的旧爆竹外，我并未发现民族主义狂欢的迹象。一家时尚的夜总会里，喜剧演员拿神圣的德国马克和“香蕉民主”[8]开着并不好笑的玩笑。不过，多数人选择待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跟平时晚上没啥两样。一年前，德国队问鼎世界杯时，人们可要热情多了。

这之后，新纳粹粉墨登场，光头党青年高喊“胜利万岁！”挥舞老式战旗。他们面目可憎，残暴成性，杀人不眨眼。1992年，德国发生了4587起针对外国人的袭击案，有十七人遇害。一年前英国就有7780起种族主义袭击事件，但纳粹党徽、口号和“胜利万岁！”的敬礼使得历史对比在德国难以回避。从欧洲媒体关于德国青年犯下种族主义罪案的报道中能读出一丝幸灾乐祸的意味，老一套的“我们和他们”又上演了。

我在哈勒[9]待了一天，等着看一场新纳粹游行。这座东德城市十分败落，那天是11月9日，正巧是“水晶之夜”和柏林墙倒塌纪念日。哈勒的居民提心吊胆，警方封锁了每条主要街道。该市主广场上，一个老头儿冲市长叫骂，说这么大张旗鼓的，搞得好像希特勒时代又卷土重来了一样。一家咖啡厅的老板在放我进来后，锁上门，骄傲地给我看了看他的枪。终于，新纳粹出现了，男的后脑勺和两侧头发剃得精光，女的脚穿白袜，长长的金发扎成辫子，活像希特勒少女联盟成员。一位带有维也纳口音的胖男人和英国史学家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向他们发表了讲话。战前设计的老式电车吱吱嘎嘎地行驶在锈迹斑斑的轨道上。穿着汗衫的胖墩从窗户里探出身来一看究竟，《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lied）这首歌词对仗的禁曲（“从马斯到默默尔，从埃施到贝尔特，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响彻空中。这一切让人很不自在，而且荒诞不经——野蛮的子孙穿着他们祖父母的衣服，历史以大木偶剧[10]的形式自我重复。

但这不是在演戏。极端分子的行为——他们在一年后烧毁了东西德的难民收容所，致人死亡，一旁的警察却无能为力——证明了一点，德国人仍能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大喊大叫的德国青年抬起穿靴子的脚，蹬向可怜无助的外国人的脸部时，邻居居然还嗤笑叫好，这一幕着实让人作呕。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更别提其他大洲——也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些情节更为恶劣，这证明国籍、种族和文化不足以解释人类野蛮的根源。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可是，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今天的形势并不是这样。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卑鄙无赖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11]的人，并未从过去当中吸取教训。

1993年，德国最成功的一部电影是约瑟夫·维尔斯麦尔（Joseph Vilsmaier）执导的《斯大林格勒》，片长两个半小时，重现了当年德国人经历的炼狱。至少有十五万德国人死在了战火中，这既是希特勒对苏联人民犯下的罪行，也是对德国人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该片讲述的主要是德国人的苦难，而非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暴行影片中的德国士兵死于饥寒交迫或苏军火力。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解读德国年轻人为何尤其钟情于《斯大林格勒》。历史好奇心或许是原因之一；另外，德国人新近产生的逆反心理或许是原因之二：我们受够了奥斯维辛，现在来哀悼哀悼自己吧。是有这种可能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新一代德国人可以在没有罪恶感的前提下进行反思。这些人兴许是少数，不过我觉得其人数总要多于那些根本不会反省的光头党恶棍。

1992年，慕尼黑的电影博物馆放映了维特·哈兰（Vei Harlan）的影片《犹太人苏斯》（Jud Süss），叫人看着不作呕都不行。这是经戈培尔授意、摄于1940年的反犹主义政治宣传片。苏斯这个邪恶的犹太人由费迪南德·马利安[12]饰演，他意图破坏18世纪符腾堡公国的罪恶计划险些得逞。最后，犹太人像耗子一样被驱逐出城。该片的公映在慕尼黑市掀起了一连番公众讨论，有一次还吸引了两位右翼激进分子的参与。他俩试图否认大屠杀。出了这种事也是无可奈何，作为讨论发起人的德语文学教授说道：“不管怎样，作为民主国家，我们理应放映该片。”

是年，我观看了《犹太人苏斯》，地点在柏林电影学院。片子是放给学生们看的，结束后一样引发了讨论。多数学生来自西德，部分来自东德，都才二十出头。他们的装束是“国际标准制式”：牛仔裤、防风衣配工装衬衫。授课教授年逾花甲，名叫卡斯滕·维特（Karsten Witte），属于“六八一代”。发起讨论时他说，希望学生偏重影片的审美层次，而非故事情节。他说，如果只是介绍政治宣传的话，那可就太单调了：“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现在来谈谈‘怎么会发生的’吧。”我联想起十五年前在东京电影学院读书时的同窗。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日本的亚洲战争“发生了什么”？或者更一阵见血地说：他们的教授当中，有几个会想到要去放映过去的政治宣传片，好让学生知道“怎么会发生的”呢？

维特就影片的配乐发表了些看法：片头字幕出现时，巴赫的合唱乐一点点被领唱人口中的希伯来语赞美诗所盖过。一个二十岁上下的男生举手发言，说他留意到在影像呈现上，还有一处也运用过类似手法：符腾堡的徽章熔化后成了希伯来符号。另一名学生指出，在犹太恶人被公开处决的最后一幕里，天空中飘起了雪。他试着转述导演想表达的意思：“雪洗净了德国，涤荡了大地。冬天过去了，春天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就要来临。”还有人说，影片一直在展示符腾堡宫廷的财富：宽敞的房间、精美的画作、雄伟的宫殿，等等，而犹太人的财产则被藏在暗柜里，藏在逼仄肮脏的屋内。“这旨在说明，德国人的财富是漫长而光荣的传统结出的果实，是历史和文化结出的果实，而犹太人的财富除了钱以外还是钱。”

卡斯滕·维特皮肤苍白，嘴唇红润，再加上一头金色短发，让他像极了纳粹艺术作品中的北欧人典范。他显然对学生们很满意。他们仔细分析了影片，一点细枝末节也没放过。种族主义宣传较为毛骨悚然的范例虽然引发了一片窃笑声，但学生们都很专注。我听着他们的评论，犀利，深思熟虑，具有批判性，但不会满嘴道德话语；自信，但不显得咄咄逼人。最重要的是，都没有因为罪恶感而缩手缩脚。我不禁想起小说家兼和平活动家的小田实曾对我说过的话。海湾战争期间，我在日本拜访过他。他说我从小接受的是从被害者角度出发的教育，而他成长期间被灌输了自己是侵略者的观念坐在柏林这间狭小的放映厅里，距离当年戈培尔发表广播演讲的大楼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我不无欣慰地意识到，在观看这部丑恶的影片时，大家的视角完全一致。

[1]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借孩子的天真探讨了人性的恶这一严肃主题。

[2]日文音译，在日本和台湾等地对中老年妇女或老板娘的称呼。

[3]日本帝国海军军歌，从明治维新时期沿用至今。

[4]此处背景可参见http://www.gorevidalpages.com/essay-selections/。衣修伍德指出同性恋者也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屠戮，但年轻的犹太导演不为所动，因为犹太人死难人数远比同性恋多。于是衣修伍德反诘：“这算哪门子话，这又不是在买卖不动产，还要斤斤计较！”

[5]Thomas Chippendale（1718——1779），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家具设计家和制作师，被誉为“欧洲家具之父”。

[6]Ragtime，美国流行音乐形式之一。产生于19世纪末，采用黑人旋律，为爵士乐鼻祖。

[7]Marlene Dietrich（1901——1992），德国著名女演员。生于柏林，1930年代往好莱坞发展，战争爆发后加入美国籍，是二战期间劳军艺人中最受欢迎的一个。

[8]banana democracy，来源于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指经济形态单一（主要依靠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拥有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

[9]Halle，德国城市，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是该州主要大城市之一，相邻莱比锡。

[10]Grand Guignol，意为“大木偶”，原为19世纪末成立于巴黎的一家木偶剧场之名，由于上演极度血腥写实的恐怖剧，后来也用来指代此类型戏剧。

[11]The mark of Cain，来源于《圣经》，寓意是“杀人罪”。据《创世记》记载，该隐犯有弑兄之罪，上帝把他逐出家园，并在他身上做了一个记号，标明他犯有杀人罪，同时也警告别人，谁要是杀该隐就要遭报七倍。

[12]Ferdinand Marian（1902——1947），纳粹德国时期奥地利男演员。

注释

第一章　反对西方之战

(1)“阿摩司·奥兹采访记”，阿摩司·奥兹，《法兰克福汇报》，1991年2月14日。

(2)“莫以鲜血换石油”，沃尔夫·比尔曼，《时代周报》，1991年2月。

(3)“敬虔主义的核心”，戈登·克雷格，《德国人》（纽约：企鹅出版社，1984年），87页。

(4)“他把萨达姆比作希特勒”，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明镜周刊》，1991年2月刊

(5)“最独一无二的糅合”，阿尔布莱希特·福斯特·冯·乌拉赫，《神秘的日本力量》（柏林NSDAP中央出版社，1944年）。

(6)“谈论世界新秩序时”，中村哲，《朝日新聞》，1991年2月22日。

(7)“林房雄的反西方民族主义”，林房雄，《大東亜戦争肯定論》（东京：大和文庫，1964年）22页。

(8)“海湾战争正式结束几个月后”，松本健一，《东京新聞》，1991年4月8日。

(9)“对于古希腊人”，奥雷尔·科尔奈，《反对西方之战》（伦敦：Victor Gollancz出版社1938年），24页。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10)“城市的废墟”，斯蒂芬·斯彭德，《欧洲见证人》（纽约：Reynal & Hitchcock出版社1946），15页。

(11)“如何营造诗意”，维克托·克兰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或简称LTI（哈勒：尼迈尔出版社，1957年）。

(12)“听到诸如民族这样的字眼”，吉本隆明，《戦後詩史論》（东京：大和書房，1956年），72页

(13)“所罗门称美国人”，恩斯特·冯·所罗门，《问卷》（法兰克福：罗沃尔特出版社, 1951年）648页。该书英文版由康斯坦丁·菲茨·吉本翻译，纽约Doubleday出版社1954年出版

(14)“他描绘空袭”，坂口安吾，《堕落論》（东京：角川書店，1946年），95——96页。

(15)“存在一股热望”，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厄，引自《祖国的母语：1945年至今的德国作家和他们的国家》（柏林：Wagenbach出版社，1979年）。

(16)“伯尔同情”，海因里希·伯尔，《关于废墟文学的自白》，1952年。

(17)“消费者”，海因里希·伯尔，《在我们这里》（1960年），367和373页。

(18)“无法哀悼”，亚历山大·米切利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论无法哀悼》（纽约：Grove出版社，1975年）。

(19)“所有那些被剥夺公职的人”，赫尔穆特·沃尔塔特寄给经济部主任秘书莱茵哈德的信件，1951年6月30日，藏于联邦德国经济部。

(20)“短暂历史中出现的一部杰作”，野坂昭如著，J. 鲁宾译，《美国羊栖菜》，收录于《当代日本文学》（纽约：Alfred A. Knopf出版社，1977年）。

(21)“他还记得有多么渴望”，大岛渚，《体験的戦後映像論》（东京：朝日新聞社，1975年），72页。

第三章　奥斯维辛

(22)“ 过去深入骨髓”，克里斯蒂安·迈尔，《奥斯维辛后的四十年：今天的德国历史记忆》（慕尼黑：Deutscher Kunstverlag，1987年），63页和75页。

(23)“人们开始明白”，乔治·斯坦纳，《语言和沉默：1958——1966年散文集》（伦敦：Faber& Faber出版社，1967年；纽约：Atheneum出版社，1967年），137页。

(24)“ 这些格言”，斯蒂芬·斯彭德，《欧洲见证人》，7页。

(25)“ 仅剩的雏形”，汉斯·于尔根·西贝尔贝格著，约阿西姆·诺伊格罗舍尔译，《希特勒：德国制造》（纽约：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1982年），9页。

(26)“ 彼得·魏斯参观奥斯维辛”，同样，这次经历在阿摩司·艾隆的《穿越冤魂之地的旅程》（伦敦：Andre Deutsch出版社，1967年）一书中也有记载。

(27)“ 穿过千重黑暗”，彼得·狄美茨，《大火之后：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写作》（伦敦：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86年），47页。

(28)“ 魏斯写下一部戏剧作品”，同上，55页。

(29)“ 精神劳动”，引自A·索尔纳的《彼得·魏斯和德国人》（威斯巴登：Westdeutscher出版社，1988年），184页。

(30)“ 少数支持霍赫胡特的文人之一”，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时代周报》，1964年3月6日。

(31)“ 没有哪个方面”，狄美茨，《大火之后》，29页。

(32)“ 真的难以形容”，艾隆，《穿越冤魂之地的旅程》，244页。

(33)“ 作为讲述这一故事的人”，阿尔布莱希特·格斯，《燔祭》（法兰克福：S. Fischer出版社，1954年），新版序言作于1965年。

(34)“ 他把这个故事讲给……”， 沃尔夫冈·柯朋，《雅各布·利特纳写自地洞里的笔记》（法兰克福：Jüdischer出版社，1992年）。

(35)“ 一部美国电视剧”，安东·凯斯，《从希特勒到故乡：电影中的历史回归》（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31页。

(36)“最后一个阶段”， 海纳·穆勒接受（柏林）《跨大西洋报》采访，1990年7月刊。

(37)“看过《大屠杀》后”，海纳·利施登斯坦，米夏埃尔·施密特·奥斯帕赫，《致西德的大屠杀信件》（乌帕塔尔：Peter Hammer出版社，1982年）。

(38)“他不用感慨”，马丁·瓦尔泽，《谈谈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89年），25页

第四章　广岛

(39)“应该保留广岛满目疮痍……的样子”，宇野正美，《ドルが紙になる日 いまこそユダヤの知慧に学べ》（东京：文藝春秋株式会社，1987），234页。

(40)“比较荒诞不经的一本”， 河内朗，《ヒロシマの空に開いた落下傘》（东京：大和書房1985年）。

(41)“这种历史健忘”，德国《日报》，1991年1月18日。

(42)“就算到了1949年”，平野共余子，《史密斯先生来东京：1945——1952年美占期的日本电影》（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992年），62页。

(43)“1983年一批精选集”，《日本の原爆文学》（东京：ほるぷ出版，1983年）。

(44)“诸如《广岛》这样的电影”，唐纳德·里奇和约瑟夫·L. 安德森，《日本电影》（纽约Grove出版社，1960年），219页。

(45)“发生在世界末日的某件事”，理查德·米尼尔编译，《来自广岛的三位目击者》（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

(46)“所有准宗教元素”，小田实著，D. H. 维塔克译，《原子弹》（东京：讲谈社国际出版社1990年）。

(47)“他眼中的世界末日”，《来自广岛的三位目击者》，102页。

(48)“再次感到气愤难平”，《朝日新聞》，1992年7月20日。

(49)“只有英国作家”，阿兰·布斯，《朝日晚报》，1992年7月20日。

(50)“少数几部文学杰作之一”，井伏鳟二著，约翰·贝斯特译，《黑雨》（东京：讲谈社国际出版社，1969年），283页。

第五章　南京

(51)“森的录像和小册子”，录像名为《无法谈及的战争：侵略》，小册子则叫《因此，我们全上阵打仗了》。

(52)“她……做了区分”，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伦敦：Routledg& Kegan Paul出版社，1967年；纽约：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89年，首版于1946年）

(53)“标题颇为惹眼”，《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11月30日。

(54)“我军攻占南京后”，引自本多胜一，《南京への道》（东京：朝日文庫，1989年）。

(55)“作为自己一系列文章　”，本多胜一，《中国の旅》（东京：朝日文庫，1981年）。

(56)“1984年，出版了一本驳斥本多的书”，田中正明，《南京虐殺の虚構》（东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

(57)“家永三郎就写道”，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纽约：Pantheon出版社，1978年），187页。

(58)“海纳·穆勒尝言”，海纳·穆勒接受（柏林）《跨大西洋报》采访，1990年7月刊。

(59)“杀死敌军士兵”，石川达三，《生きてゐる兵队》（《活着的士兵》），引自唐纳德·金，《西方的黎明》（纽约：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出版社，1984年），913页。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60)“ 很少有事情比……”， 赫尔穆特·贝克，《数量和质量：教育政策的基本问题》（弗莱堡：Rombach出版社，1968年），74页。

(61)“ 美方首席检察官问……”，克朗茨布勒，《14 DePaul L. R. 333》，1965年。

(62)“ 纽伦堡军事法庭越是……”，埃里克·里格，摘自《祖国的母语》（柏林：Wagenbach出版社，1979年），35页。

(63)“ 从未见过的审判”，《南德意志报》，引自克劳斯·R. 薛普：《每日都遭到强迫》，摘自J. 赫尔曼德、H. 派奇、克劳斯·R. 薛普编，《1945——1949年的战后西德文学》（柏林：Argument出版社，1982年）。

(64)“ 四位主检察官中的一位”，《祖国的母语》中提到的克里斯蒂安·盖斯勒，219页。

(65)“ 斯蒂芬·斯彭德……邂逅了一位朋友”，《欧洲见证人》，221页。

(66)“ 对于我们德国人”，卡尔·雅斯贝尔斯，《罪行问题：种族灭绝无法追责》，此处是我的翻译，不是要借此批评E. B. 艾什顿的译本（纽约：Dial出版社，1947年）。

(67)“ 在以奥斯维辛为背景的剧作里”，彼得·魏斯，《调查》（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65年），英文版（纽约：Atheneum出版社，1966年）由强·斯万和乌尔姆·格罗斯巴德所译。

(68)“ 马丁·瓦尔泽写道”，马丁·瓦尔泽，《我们的奥斯维辛》（柏林：Kursbuch出版社，1965年）。

(69)“ 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约阿希姆·高克，《斯塔西档案》（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1992年）。

(70)“ ……和日本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长谷川三千子，《中央公論》1983年4月刊，转载自《日本回声》1984年11期。

(71)“ 在一本……标准历史教材中”，《日本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85年）。

(72)“ 西德教科书”，《基本德国历史教程》（法兰克福：Cornelsen出版社，1988年）。

(73)“731部队的故事”，《731部队的伤害——恐怖史》，制作人：吉永晴子，东京广播公司。

(74)“ 开山之作”，森村诚一，《悪魔の飽食》（东京：晩聲社，1982年）。

(75)“ 日本领导人应该……受审”，秦郁彦，《諸君！》，1987年8月刊。

(76)“ 1970年”，木下顺二，《神と人とのあいだ》（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英文版《神与人之间：战争罪定性》由埃里克·J. 冈洛夫所译。

(77)“ 出自日本人之手、最著名的一本”， 约翰·贝斯特译，《战犯：广田弘毅的生与死》，日文版名为《落日燃ゆ》（东京：讲谈社国际出版社，1977年）。

(78)“在我们看来”，吉本隆明，《文学者の戦争責任について》，收于《戦後詩史論》全集（东京：大和書房，1986年）。

(79)“在日本，以及整个东方世界”，米尼奥内，引自阿诺德·C. 布拉克曼，《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争罪审判未被讲述的故事》（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89年），231页。

(80)“永远也不会忘记……有多么震惊”，石田雄，《平和·人権·福祉の政治学》（东京明石書店，1990年）。

(81)“站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的是……”，布拉克曼，《另一个纽伦堡》，441页。

(82)“……日本人……”，西德外交部长致司法部中央执法机关的信，II 16338/52。

(83)“审判的确是收到了操纵”，有关山下受审，详见：梅仑·哈里斯，苏珊·哈里斯，《日照大神的战士》（纽约：兰登书屋，1991年），464页；贝克，《数量和质量》，68页。

(84)“不负责任的体制”，丸山真男著，伊万·莫里斯编，《现代日本政治思想和行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

(85)“家永三郎讲过一个故事”，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1931——1945》，107页。

(86)“他们相信”，《另一个纽伦堡》，276页。

(87)“一个德国人既仰仗……的对象”，玛格丽特·米切利希，亚历山大·米切利希，《论无法哀悼》，23页。

(88)“军人被告”，阿瑞斯蒂德斯·拉萨鲁斯寄给《远东经济周刊》的投书，1989年7月6日

(89)“东条英机将军……承认”，《另一个纽伦堡》，395页。

(90)“早期批评者”，平野共余子，《史密斯先生来东京》，143页。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91)“战时”，野坂昭如，《美国羊栖菜》，摘录自《当代日本文学》，详见370页。

(92)“《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九年级历史课本》（柏林：Volk und Wissen Volkseigener出版社1989年）。

(93)“一本典型的高中历史教材”，《基本德国历史教程2：从1918年到今天》（希尔施格拉本Cornelsen出版社，1987年），该书作者是任教于慕尼黑威廉中学的鲁道夫·贝格和罗尔夫·塞尔普曼。

(94)“宪政爱国主义”，于尔根·哈贝马斯，《狡辩的倾向》，再版收录入《一种弥补损失的方法（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87年）。

(95)“教育和军队一样”，山住正己在撰于《日本季刊》的文章　中引用山县有朋，1981年。

(96)“我们的体制效法”，《日本季刊》，1981年。

(97)“这一悲剧性的景象”，《教科书里的真相：为孩子们谋求和平和教育自由》，出版方为全国支持学校课本审查诉讼联盟。

(98)“家永对日本为何……的解释”，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1931——1945》，96页。

(99)“我翻了翻”，面向高中生的社会研究教材《日本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84年）。

(100)“著名的比较文化学者”，入江隆则，《アメリカが作った戦後神話》，《中央公論》，198年8月刊。

(101)“教科书接着写道”，《日本史》（同上）。

(102)“不遗余力地促使人们反思过去”，森川金寿，《教科書と裁判》（东京：岩波書店，1990年），13页。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103)“人们说起”，于尔根·哈贝马斯，《无法正常化》，再版收录于《一种弥补损失的方法》。

(104)“在一篇关于靖国的文章　里”，江藤淳，《靖国論集》（东京：日本教文社，1986年）。

(105)“追寻我们丢失的历史”，米夏埃尔·施蒂默尔，《法兰克福汇报》，1986年4月25日。

(106)“我们从哪儿来”，赫尔穆特·科尔于德国联邦议院所做的演讲，1985年2月27日。

(107)“历史不属于……”，弗莱穆特·杜维，引自克里斯托弗·施托策尔编，《德国历史博物馆：思想——争论——观点》（柏林 & 法兰克福：Propyläen出版社，1988年）。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108)“也许我们无法……”，普里莫·莱维，《如果这是一个人》和《休战》（伦敦：企鹅出版社，1979年），395页。

(109)“一篇言辞激烈的社论”，特奥·索默，《时代周报》，1988年11月18日。

(110)“他的肺部被子弹击穿”，诺玛·菲尔德对本岛枪击案有记载，详见其著作《在奄奄一息天皇的国度里：世纪末日本的众生相》（纽约：Pantheon出版社，1991年），270页。

(111)“极端不检点的行为”，自民党纪律委员会，《朝日晚报》，1988年12月16日。

(112)“罪与耻”，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156页。

(113)“市长收到一封信”，神道教僧侣，《長崎市長 への七三〇〇通の手紙 天皇の戦争責任をめぐって》（《寄给长崎市长的7300封信：论天皇的战争罪行》）（东京：径書房，1989年）。

(114)“户田大夫”，远藤周作著，迈克尔·加拉格译，《海与毒药》（佛蒙特州拉特兰德：塔特尔出版社，1973年），157页。

(115)“大约在天皇离世前后”，江藤淳和石原慎太郎，《文藝春秋》，1989年3月刊。

(116)“他描绘了神道教的仪式”，加濑英明，《プレイボーイ》（《花花公子》），1989年1月刊。

(117)“天皇体制……”，《朝日新聞》，1989年2月28日。

(118)“伊丹万作在一篇文章　里……”，引自大岛渚，《体験的戦後映像論》（东京：朝日新聞社），275页。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119)“《绝对正常的一千年》”，《绝对正常的一千年：奥托·韦伯的普通法西斯主义相册》（诺德林根：Die Andere Bibliothek，1987年）。

(120)“在他将自己的发现整理成书”，野添宪治，《花岡事件の人たち》（东京：思想の科学社，1975年）。除此之外野添还写过两本花冈事件的书，分别为《聞き書き花岡事件（1983年）和《証言·花岡事件》（1986年），他还出版过《聞き書き花岡事件》修订版（1990年）。

(121)“……发自内心的不信任”，野添宪治，《私たちの昭和史》（东京：思想の科学社，1989年）66页。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122)“总在我身后徘徊”，君特·格拉斯著，拉尔夫·曼海姆译，《铁皮鼓》（纽约：企鹅出版社1961年），580页。

(123)“日本人在面对历史时”，坂口安吾，《堕落論》（东京：角川書店，1946年），90页和98页

(124)“他面朝过去”，瓦尔特·本雅明著，汉娜·阿伦特编，H. 宗恩译，《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纽约：Shocken出版社，1969年），70页。

(125)“做到了全世界……都做不到的事”，格拉斯，《铁皮鼓》，517页。

(126)“阿瑟·米勒的担心”，阿瑟·米勒，《卫报》，1990年5月29日。

(127)“从废墟中挑选石料”，库尔特·尼德利希，《作为德意志世界观源泉的日耳曼神话和童话世界》（莱比锡，1936年），引自克劳斯·安东尼，《天上的统治者和他的国家》（慕尼黑：Iudicium出版社，1991年），111页。

鸣谢

在我构思、调研和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帮助过我，鼓舞过我，激励过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但有些人和机构如此重要，理应提出，以表达特别之谢意。

首先，若不是有机会在柏林的科学研究所（Wissenschafstkolleg待上九个月的话，我就不可能完成书中有关德国的章节。对于所长沃尔夫·勒佩尼斯博士（Dr. Wolf Lepenies）、于尔根·科卡博士（Dr. Jürgen Kocka）、鲍滕利太太（Frau Bottomley）和她一流的图书馆馆员，以及耶胡达·艾尔卡纳（Yehuda Elkana），我欠诸位很大一个人情。

我还要感谢路德加·库恩哈特博士（Dr. Rudger Kühnhardt）弗兰克·席尔马赫博士（Dr. Frank Shirrmacher）、卡斯滕·维特博士（Dr. Karsten Witte）、伯恩哈特·加特纳博士（Dr. Bernhard Gattner）、阿摩司·艾隆（Amos Elon）和达利尔·平克尼（Darry Pinckney），感谢你们为我指引方向，好让我在德国畅行无阻。

在日本，外国媒体中心的北村文雄（Kitamura Fumio）、矢野淳一（Yano Junichi）、小泉和子（Koizumi Kazuko）都以超乎寻常的热情与高效，屡次为我提供帮助。除了他们以外，我还有以下各位领路人和导师，分别是：林加奈子（Hayashi Kanako）、“日本映画图书馆协会”的工作人员、新见雄（Niimi Takeshi）、森正孝（Mori Masataka）、中八戒（Chu Pa-chieh）、尾山宏（Oyama Hiroshi）、小山优子（Oyama Yuko）、西里扶甬子（Nishisato Fuyuko）和南享（Minami Toru）。而在所有人里面，最重要的，还是理查德·内森斯（Richard Nations）和吴少英（Koh Siew-eng）给予我的好客、启迪和友谊。

最后，我要向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和威廉·威塞罗（William Wetherall）表达深切的谢意，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渊博学识对书稿的改进大有帮助。法勒·施特劳斯—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的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乔纳森·凯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的内尔·贝尔顿（Neil Belton）和阿特拉斯出版社（Atlas）的E. 布拉格曼（E. Brugman）都是极其出色的编辑，不消说，书中若有任何错误逃过了施特恩教授、威廉·威塞罗和以上三位的注意，责任完全在我自己。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布达佩斯往事

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ENEMIES OF THE PEOPLE

KATI MARTON

［美］ 卡蒂·马顿 著 毛俊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ENEMIES OF THE PEOPL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Kati Marto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达佩斯往事/(美)马顿著;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2016.2重印）

ISBN 978-7-5495-7193-2

Ⅰ. ①布… Ⅱ. ①马… ②毛… Ⅲ. ①马顿，K.－家族－回忆录Ⅳ. ①K83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097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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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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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965mm×635mm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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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2次印刷

定价：59.00元（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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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徐贲

匈牙利裔美国记者卡蒂·马顿（Kati Marton）在《布达佩斯往事》里讲述了父母和她自己童年时在苏联时代匈牙利的生活故事，许多关于她父母的往事都是从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抽取出来的。罗马尼亚前政治犯齐尔伯（Herbert Zilber）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事业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档案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是权力为一个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观记录”，但它的素材却是由那些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龌龊动机——嫉妒、恐惧、谄媚、背叛、出卖——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因此，档案里的“那个人”——苏联文化史专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称之为“档案人”（file-self）[*]——是一个幽灵般的阴暗存在。

档案人是一个被简略化和符号化了的概念，卡蒂的父母也是这样，她说：“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她在档案里看到的父母是被意识形态压缩简略的罪人，“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留在档案里的正式裁决是“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

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定性的“人民之敌”后面，却有着不少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秘密警察以什么手段、通过什么人获取了这些生活细节。这些偶然保留下来的细节成为卡蒂了解她父母的珍贵历史材料，也为她的家庭故事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卡蒂父亲晚年时，新匈牙利政府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外交部长带给他的特殊礼物就是前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他的一大袋档案资料，他却“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卡蒂说：“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在《布达佩斯往事》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她从父母幽灵档案记录中探索到的一些真相，而且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

一、恐怖与暴力

孟德斯鸠是最早把恐怖确定为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并且指出，每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都必须具备某种对维持它的体制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ethos）或文化倾向，维持君主政治是“荣誉”，维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则是“恐怖”，用人民的恐惧来统治他们。恐惧是人在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

在政治权力有所公开制约，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宽容和多元文化成为普遍伦理规范的社会中，恐惧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导为一种个人的心理感觉或者超越性的经验（如对神、上苍、大自然、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有时会出现集体性的惊恐，恐惧不会长久成为公众生活的基本心态。然而，在实行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国家，如纳粹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别），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便成为普遍的公众生活状态。恐惧因此也就成为这些国家人民梦魇般的创伤性心理特征。这一意义上的恐惧已经不再是个人情绪的变动或者甚至那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存在的超越体验（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和长久维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内容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由政治制度制造和维持的结构性恐惧，一种必须从暴力统治的政治压迫关系来理解的社会心理。

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活跃于布达佩斯的新闻界，他们分别是两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这时候，匈牙利人已经生活在拉科西政权的恐惧之中，记者们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不敢越官方宣传规定的雷池一步。匈牙利的新闻自由迅速消失，还能够真实报道匈牙利现实情况的只剩下为外国通讯社供稿的记者，“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这两位马顿便是卡蒂的父母。他们穿着讲究，生活优渥，一副“高等匈牙利人”的派头。那时候全匈牙利一共才有两千辆私家车，而马顿家却开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就像“是在乘坐一枚火箭”。这是不是太招摇显眼，太危险了？“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

其实，马顿夫妇这么做，不是因为没有恐惧，而恰恰是因为感到恐惧。招摇显眼、公开与美国人来往不过是他们自我保护的策略。几年后，卡蒂的母亲被捕，秘密警察逼她承认是美国间谍的时候，她说，间谍只能悄悄地做，我们到美国使馆去，每次都是公开的，有这么当间谍的吗？当然，罪名是早就做实了的，这样的辩护就像马顿夫妇早先的故意招摇一样，是不能为他们免除牢狱之灾的。

马顿夫妇不过是美苏冷战中的一枚棋子，他们越是在美国人那里吃得开，匈牙利当局迫害他们就越是有所顾忌，需要三思而行。但是，他们越是与美国人来往甚密，官方也就越是怀疑他们是为美国服务的间谍。马顿夫妇对此心知肚明，匈牙利当局也知道他们心知肚明，彼此不捅破这层窗户纸，是因为双方都在玩一场特殊规则的游戏。而且，也正是因为马顿夫妇与美国人的特殊关系，匈牙利当局认为他们可能有利用价值，给予他们特别的待遇，也许可以交换他们的某种合作。卡蒂在秘密档案里发现，秘密警察曾经把她父母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这是典型的冷战渗透。

匈牙利人充满恐惧，这不仅是因为国家镇压的暴力手段，更是因为他们明白，神通广大的秘密警察在他们周围布下了一张由无数告密者构织而成的大网。这是匈牙利执行苏联化的结果，它依靠的是制度化的恐怖。作为恐怖统治的主要执行者，匈牙利秘密警察“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卡蒂心有余悸地回忆，“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秘密警察］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苏联式的秘密警察是从俄国革命后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发展而来的，但是，“契卡”的创始人，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似乎早就察觉到，秘密警察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他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罗斯总统特别助理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秘密警察统治使得整个国家的人民陷入一种近于歇斯底里的焦虑、捕风捉影的猜疑和非理性的恐惧之中，对他们有长久的道德摧残（demoralizing）作用。秘密的暴力比公开的暴力更令人恐怖，它会使人失去思考能力、道德意识和抵抗意志，因此退化到最低等原始的动物保命本能中去。为了保命求生、避免肉体折磨，人会变得全无廉耻、奴性十足、无所不为。秘密统治对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合道德性同样有着严重的腐蚀作用。美国伦理学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在《秘密》一书里说，行政统治运用秘密手段，这会增加官员，“尤其是在那些自以为有使命感，因此罔顾常规道德考量的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一旦国家发展出秘密警察力量或实行全面审查，滥用权力的危险就会增高。秘密本身就会变成目的，行使秘密权力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秘密政治迫害的卑劣和败坏，及其对全体国民的良心摧残，正是苏联式统治给所有前东欧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带来的一大祸害和道德灾难。

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希瑟拉·博克在《秘密》一书里还说：“权力来自对秘密和公开的控制力：它影响着人们思考什么，并影响他们选择做什么；而反过来，越有权力，也就越能控制什么是秘密，什么可以公开。”[*]匈牙利这种统治是一种对“秘密”和“公开”拥有绝对控制的权力。它可以强行规定什么是不能对外国人泄漏的“国家机密”，也可以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告密者和强制“交心”、“坦白”、“认罪”来强迫人们公开自己所有的隐私。卡蒂的父亲以间谍罪被逮捕，是因为他向美国人传递了一份匈牙利的国家预算，这种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知情权之内的信息足以在一个极权国家成为“非法获得”和“出卖国家”的重罪证据。

这种国家一面以“秘密”的名义对外封锁一切被它视为“不方便”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一面千方百计地打探每个国民的隐私，不只是为了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而且还想抓住他们的弱点和把柄，将之用作要挟、控制的手段，讹诈他们，把他们变为权力统治的顺从帮凶。帮凶的主要任务就是告密，随时随地充当政府的眼线，监视别人，向政府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告密”是一种特别加剧人们恐惧心理的人际背叛行为。策动和强迫人们相互告密是专制权力一箭双雕的统治策略，它既能尽量获取隐秘的情报，又能有效瓦解任何团结抵抗的可能。

一个人因为害怕被周围的人，尤其是朋友和亲友告密，会对所有人失去信任感，因而变得彻底孤立、渺小、无助。“告密”尤其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情，因为他们难免有言论的把柄会落在什么人手里。许多知识分子在回忆录里都不断流露出《布达佩斯往事》里那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被告密焦虑和恐惧。最可怕的告密往往就发生在亲朋好友、同事熟人之间，这种出卖和背叛往往会使人万念俱灰、绝望厌世。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揭发、检举、向组织汇报，我们也曾司空见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告密必须制造一个告密的环境，告密是一种典型的犬儒行为，告密的人并不以告密为荣，所以总是偷偷告密，但他又并不真的以告密为耻，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继续不断地告密。邵燕祥在《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序言里指出，告密在1953年就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也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他称之为“暗箱作业”，“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

《布达佩斯往事》里，对马顿夫妇一举一动进行告密的，不仅有他们的记者同事，还有家里的保姆、他们所去的理发店服务员、牙科医生、周围的邻居（有觉悟的“治安志愿者”）、马顿先生被捕后的狱友，甚至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人员。一开始，“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秘密警察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蒸汽打开过”。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给马顿家带孩子，还教她们讲法语的保姆，“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她是一名勤奋的告密者，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她的真正工作是以代号‘加什帕尔’，细针密缕地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

很难知道告密者们的真实动机（那应该是复杂而纠结的），不过他们有的确实十分“尽责”，汇报事无巨细，详尽到了令卡蒂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

监视记录，1954年8月27日：

上午10点05分，［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得是他最喜欢的泡泡纱面料］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894），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十分钟后，携带学校用品和两个小女孩，离开商店。

11点43分，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

中午12点20分，马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

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

13点20分，马顿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开车去多瑙河宾馆。他们坐在宾馆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

卡蒂感慨地写道，“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许多告密者都是被威逼的，卡蒂在记叙他们时，没有怨恨，也没有道德谴责。她的父母也能理解一些告密者的处境，甚至同情他们，并帮助他们完成组织上交代的告密任务。卡蒂回忆道：“我记得面色苍白的乡下女孩向我父母含泪承认，只有答应做告密工作，才能继续为我们打扫或烹饪。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埃陶，陪伴我们数月就选择了回家；随后是泰雷兹，度过一段紧张时期后也返回自己的村庄。我父母竭尽所能想让她们放心，劝她们留下来。一名打扫卫生的女子要求我缺少艺术细胞的母亲，为秘密警察画一幅公寓平面图，罗列每一件家具；还有一名女子，被要求收集我们拆信后扔掉的信封。这似乎尤其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邮件，早已经受过审查官的检视。父亲经常为她们草拟要交给秘密警察的报告。”

还有一位叫豪洛希·梅琳达的朋友，她是马顿先生的秘书，她的未婚夫叫豪洛希·贝拉，是一位在德国纳粹时期保护过马顿的老朋友。秘密警察胁迫梅琳达监视并汇报马顿家的情况，威胁说，如果梅琳达不汇报马顿在每周桥牌聚会中的闲谈内容，就要逮捕贝拉。他们命令她不准透露此事。但她一回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马顿夫妇。马顿先生说，为了不让你们为难，我们可以不来。可是，贝拉说，秘密警察可不蠢，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真相，梅琳达也会有危险。于是，马顿先生说：“好吧，我们继续来，并带上我们一周活动的报告，让梅琳达照此汇报。”卡蒂记叙道，“因此，每星期打桥牌前，父亲拿出关于他和母亲的打字报告，梅琳达用笔抄下，然后再把原件烧掉。（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责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

像这样的细节展现了当时匈牙利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朋友，充当秘密警察的走狗和帮凶。但是，《布达佩斯往事》所展现的人性图景并不是悲观绝望、犬儒主义的。它让我们既看到人性中的阴暗部分，也看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既看到极权环境力量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也看到不向它屈服的可能和抵抗它的希望。正因为这种环境力量十分强大，不向它屈服的人和对它进行抵抗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也形成了一种与一般意义不同的勇敢。这种勇敢可能与理想化、浪漫化的“无畏无惧”相去甚远，它不是从来不曾软弱，不是从来不曾因迷茫而失去清醒的判断，也不是从来没有逃避的意愿和幻想，而是在几乎所有人都当告密者的时候，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这正是卡蒂在阅读她父母档案中在他们身上了解到的那种勇敢。

三、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卡蒂是一个在极权统治下长大的孩子。她说，“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卡蒂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决定阅读她父母的档案的。既然每个人都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背弃自我、丧失良心，那么，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又会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向准备前去阅读档案的卡蒂几乎带有温情地建议，“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这让卡蒂觉得不安，她彻夜未眠。她会在档案里看到自己怎样的父母呢？她担心、忧虑和害怕，是有理由的，“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亲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卡蒂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提醒她，这是在冒“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风险。卡蒂也知道，一旦打开父母的档案，也许就会看到他们“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据，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到米兰·昆德拉，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

卡蒂确实在档案里看到了许多她父母从来没有告诉她，也不愿意让她知道的事情，包括他们在被捕前就已经出现的婚姻裂痕。她也看到了自己一向尊敬和崇拜的父亲如何在监狱里进退失据、落寞彷徨、唾面自干、检讨认罪、软弱屈服、绝望放弃，甚至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母亲也同样“招认”为美国人刺探情报，“母亲左右摇摆，一方面极想救她丈夫，另一方面又对他深怀愤恨，将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怪罪于他。她告诉牢房难友：‘我丈夫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父亲，盲目为美国人服务，把我也拖下水’”。卡蒂更在乎的还是父亲，他是个体面、矜持、自尊心和荣誉感很强的人，但是，在权力的威逼下，为了保全妻女，他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了。人对权力恭敬顺从、没有自尊、羞耻心尽失，是因为受辱和恐惧。社会名流、教授、学者莫不如此，这样的事情至今还在有的国家发生。然而，卡蒂的父亲毕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因为他守住了极权统治下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坚守的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对他人落井下石；就算在最绝望的时候也不能掘泥扬波、为虎作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当施害者的帮凶，不助纣为虐，不做告密者。

卡蒂的父亲有过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经历，这是她从档案里，而不是从她父母那里得知的。她写道：“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的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最后也是“筋疲力尽”、“心胆俱裂”。父母没有告诉卡蒂过去的“英雄经历”，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监狱经历让他们看穿了“英雄”？

许多经历了敌人枪炮，甚至酷刑考验的“英雄”都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变成了懦夫和厌世者，或者更糟，变成了邪恶迫害的帮凶和辩护士。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里向世人发出警告，人类有着本质的黑暗面，极权统治诱发和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完全侵蚀掉人类美好、高尚的一面，让几乎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充当恶势力的附庸和作恶机器。津巴多称之为“情境作恶”。就算不直接作恶，作恶情境对人的心智、良心和道德判断的控制也能造成严重而长远的伤害。人在作恶情境下的软弱、动摇、放弃、顺从，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就像诗人米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带领我们看清邪恶，借由对于邪恶的定义，衍生出许多意义。许多曾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一如邻人”。[*]《布达佩斯往事》一书中，马顿一家的生活世界里有太多平庸一如邻人的告密者，尽管马顿夫妇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但是，在他们身上，邪恶还是发生了作用，衍生出许多值得读者思考的意义。

在任何一个与《布达佩斯往事》类似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都不可能存在能够独自对抗极权邪恶的英雄，因为人性之中本来就有足以供极权统治控制和利用的私欲和软弱。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道，“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从神学对人性两面性的洞见再深刻，也不可能预见20世纪那种史无前例的极权统治。这种统治以政治制度的力量迫使人心灵失控、服从残暴、自我怀疑和放弃选择自由。这也是一种迫使每个人放弃抵抗的致命的制度力量。秘密警察的审讯报告里说，马顿先生告诉牢房难友（一名告密者），“我不认为，我的神经还能坚持下去”，“审讯者很快就获悉此事。父亲三天后凄惨地说：‘他们告诉我，他们必须把我所有的英文稿件都译成匈牙利文，这永远都不会有尽头！’牢房难友汇报，‘当时，他扑倒在小床上，忍不住抽泣……伤心透底，他的抽泣声持续了十五分钟’”。这时候，那个曾英勇抵抗过纳粹的马顿先生已经彻底精神崩溃了，用卡蒂的话来说，“分明出自一名已身处悬崖边的人，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他的家庭。……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

卡蒂在叙述这段往事时说，“我读这份审讯报告时，父亲已去世两年。我俩都喜爱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对此的一句评语，现在以全新的意义在我脑海重现。爸爸有一次说：‘对我来说，这是男人哭泣的声音。’我那时很是惊讶，从不哭泣的他怎会知道。现在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苦难，个人的苦难和群体的苦难都可以对他们自己和后代有救赎的作用。在马顿夫妇双双被捕之前，他们的婚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反倒是一场牢狱之灾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彼此，重新爱上彼此，直到生命结束，“监狱把他们带至人生低谷——父亲已到自杀的边缘——又把他们捏成一体”。这种统治下的恐惧、屈辱、压抑和绝望，这样的苦难让熬过来的和还未熬过来的人们都更加期待一个能让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更加期待一种人与人能够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背叛、出卖的生存方式。这种期待中包含着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布达佩斯往事》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传递了这样的希望讯息。

* Quoted by Katherine Verdery, What Was Socialism, and What Comes Nex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4.

* Sheila Fitzpatrick, Tear off the Mask! Identity and Imposture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4.

* 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trans. Thomas Nugent. New York: Hafner, 1948, Vol. 1, pp. 23, lxxi, 65.

* Quoted in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London: Macmillan, 1968, p. 544.

* Quoted in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Will and Personal Belie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oviet Communism.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6.

* Nicolai Khokhlov, In the Name of Conscience. New York: McKay, 1959, pp. 165-166.

* Sissela Bok, Secrets: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1982, p. 177.

* Sissela Bok, Secrets: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p. 282.

*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9页。

中文版自序 送给我的中国读者

我的回忆录译成中文，在一个引起我独特共鸣的国家中与读者见面，这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73年秋天。其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华拍摄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纪录片，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中之间第一次重大的文化交流。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让有幸躬逢其盛的我们大开眼界，认知大为改观。当然，那时的中国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度，美中人民的相互隔绝已有二十多年。我观察（并拍摄）到，在共通的音乐语言面前，我们之间的差异——语言、文化、政治和地理——几天之内就涣然冰释了。美国的音乐家和三名新闻人，中国东道主，以及每晚来聆听贝多芬、莫扎特和海顿的美妙乐声的数百名中国观众，即使没有言语往来，也已获得了大量沟通。很简单，在被迫的多年隔绝之后，双方都燃起了重新交往的热望。这一次旅行从来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也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我当即就下定决心，当一名驻外记者：从摄像机的背后，来观看尽可能多的世界；在人类大家庭的遥远成员中，交上尽可能多的朋友。我还承诺有朝一日会回来，对中国作进一步的探索。

我在1999年兑现了这一承诺，陪伴丈夫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对中国作正式访问。理查德在自己外交生涯的初期就有改善美中关系的激情，从1970年代起，又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和解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我丈夫一起走进中国的外交部大楼，是另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许多高级官员从办公室里涌出，口中高叫“迪克！”（他的昵称），与他拥抱相贺，像大学同学重聚时一样。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人与我丈夫一起，努力克服历史和政治上的分歧，使美中人民走得更近。这一次，他们又有机会在一起并肩工作，为此而感到兴奋。理查德一直对外交事务情有独钟——在特定时间内与一名对手折冲樽俎——尤其是美中外交，他对中国怀有深深的依恋。

我眼前的一大喜悦是，随着我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中国。这虽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也是经历过冷战特定时期的数十万人的普遍遭遇，前车之鉴，值得铭记。

我的童年结束于六岁，其时，匈牙利秘密警察将我父母从我身边夺走（这是孩子的直观感受）。那是1950年代，冷战冻结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个人和家庭——父母和我——都变得微不足道。我将近两年看不到父亲，整整一年看不到母亲——非常漫长的一年。他们被指控和定罪为美国间谍，关在看守最严密的监狱中，无法看到彼此和他们的女儿。他们的真正“罪行”，其实不是偷窃情报，而是做了尽职的好记者——诚实无畏地报道日常发生的真实事件。当时有太多的坏消息——政治和经济上的肆意迫害——父母被认作危险分子，即国家的敌人。然而，他们是骄傲的匈牙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想去他国避难。（父亲认为，以匈牙利语来上演莎士比亚戏剧，会更精彩！）他们还坚信，如果害怕人民的不同意见，如果视异议为犯罪行为，如果将不赞同高官的人打入监狱，一个国家就不能自称是伟大的。

《布达佩斯往事》涉及国家发起的残酷。为了征服我父母，匈牙利当局故意封锁他们两名幼女的任何信息（父母被捕前不久，祖父母突然获得去澳大利亚与我叔叔团聚的移民许可，从而确保我们姐妹孤苦伶仃）。甚至在监狱里，父母都无法享有内心深处的思维或情感。父亲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马顿］说他已不抱希望，他对孩子们的处境一无所知……在审判时，他将使用最后的发言机会来保护妻子，希望给她的案件提供转机。对自己的案件，他则不存丁点的奢望。”

当我父母在十年前先后去世时，强加于我们过往经历的禁忌终于解除。我回到自己的故国，直奔那个黑暗时代的心脏——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所找到的监视记录触目惊心，几近全方位，这促使了这本回忆录的问世。我父母不会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袒露了他们最为隐私的秘密。但这是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在收集不利于我父母的证据，而我是在寻找真相。在这过程中，我翻译了数千页监视记录：当父母以为自己“自由自在”时，他们的每一通电话和信件，其实都在受严密的监视。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真正认识了父母：不再是我儿时推崇的高大人物，而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既有缺点又有失败——犹如我们每一个人。我现在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了。例如我了解到，超脱、矜持、不动声色的父亲，其实是非常关爱自己女儿的——在开学的第一天，他因为不知道我们能否上学，而在牢房中向隅而泣。事实上，我曾考虑过将此书献给匈牙利秘密警察，以感谢他们巨细无遗的监视，让我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父母。理查德提出明智的反对，他担心有些读者可能会误读其中的讽刺。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我们姐妹与雇来照看我们的陌生人同住，没人提及我们的父母，好像他们从人间蒸发了。小孩子是富有韧性的生物，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爱，我就在那两年中转向了宗教。一名天主教修女，当时只能被叫作“阿姨”，不得穿修女袍、戴十字架，却向我传授了教义问答，以及对圣母马利亚的祷告。我一整天咕哝这样的祷告，希望受到不公正囚禁的犯人（如此之多！）能得到佑护。等到父母终于出狱，我反而有点失望，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我的祷告表示感谢。一旦我们抵达美国，当地人星期日都去教堂，宗教失去禁果的魅力，我也就变得兴趣索然。

尽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家有机会在美国开创新生活——但幼时被迫与父母分离，却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讨厌例行的告别，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状态，孩子应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出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轶事。

众多的秘密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对此，父母可能不尽满意；但我认为，他们最终还是会准许的。在《布达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试验中的英勇幸存者。写出他们的故事，又让中国读者获悉这一切，我希望为确保那些黑暗日子的一去不复返，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卡蒂·马顿

美国纽约，2015年8月15日

献给妈妈和爸爸

是他们引领我们踏上了我们的旅程

同样献给理查德

- 导读 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 一、恐怖与暴力

- 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 三、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 中文版自序 送给我的中国读者

- 引言

- 第一章 从热战到冷战

- 第二章 幸福的童年

- 第三章 妈妈和爸爸

- 第四章 美国人

- 第五章 罪上加罪

- 第六章 缓刑

- 第七章 童年的终止

- 第八章 囚犯

- 第九章 我们仨

- 第十章 可怕的夏天

- 第十一章 父亲的屈服

- 第十二章 我们的新家庭

- 第十三章 父母的审判

- 第十四章 大洋彼岸

- 第十五章 重聚

- 第十六章 革命

- 第十七章 美国

- 第十八章 “花”

- 第十九章 往返布达佩斯

- 第二十章 又一惊奇

- 尾声

- 致谢

- 译名对照表

引言

我儿时的画，却在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祖母在旁补注：“卡蒂所画，还没上学呢！”

“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Katalin kutrucz）博士在电话上如此建议。上次见面是一位精通此道的律师朋友陪我一起去的。当时，库特鲁茨博士办事一本正经，说话简短冷淡，不露一丝温情。我猜想，老式官僚的她只是在例行公事。匈牙利共产党谢幕后的新法律，使我有权利浏览父母的秘密档案。现在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同，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具同情心。这全新的语调，使我不禁忧虑起来。

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亲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我首次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时，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便警告：我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但我渴望了解关于父母的真相，还有我和姐姐幼时——即那遥远的冷战岁月——在布达佩斯生活的实情。父母掩饰了家史的大部分——虽然父亲是当时著名的新闻人，因报道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而赢得奖项和认可。父亲会说：“你是个美国人，永远都不会理解法西斯和匈牙利当局统治下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应是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据，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1]到米兰·昆德拉[2]，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但我要真相，即便它会令人痛苦不堪。

部门主管变更的语调，使我彻夜未眠。第二天，眼睛仍在焦虑中烧灼，我爬上一栋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物的壮观楼梯。这栋建筑是1946年匈牙利秘密警察的诞生地，也是国家恐怖中某些最卑鄙罪行的现场。到了1950年，它已无法容纳数以千计身着制服或便衣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手下的渗透同胞生活每一角落的告密网。于是，秘密警察在雅致的安德拉斯街附近征用其他上等房产，只不过当年那条街的名字还是斯大林大街。今天，这栋文艺复兴式建筑物的顶上，飘扬着蓝、金两色的欧盟旗帜，与之合占一个街区的是两个健身温泉疗养所。

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是一个偏矮、高度紧张、忙忙碌碌的女人，身穿人造纤维的长裤洋装，脚蹬像是爽健牌（Dr. Scholl’s）的露趾鞋，穿在里面的袜子清晰可见。她把我带进一个椭圆形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精细繁复的装饰条，像是一个适宜举办小型音乐晚会的场所。我们在一张仿木桌子边坐下，她眼神忽闪忽闪地说：“我们发现，你要的档案是我们的大部头档案之一。”我应该感到骄傲吗？穿白外套的职员们用购物车搬来我父母的档案，受惊之余，我如饥似渴地一头栽入这小山般的文件堆。库特鲁茨博士面无笑容，但称我为“卡蒂卡”（Katika）——我名字的匈牙利昵称，这徒增了我心灵的颤抖。

父母向匈牙利当局挑战，顽强勇敢地承当铁幕后硕果仅存的独立新闻人，直到被逮捕、审判和定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这一直是我们的家庭身份的核心。1955年2月25日的凌晨2点，在美国公使馆武官家里打完桥牌，父亲遭到匈牙利六名秘密警察的劫捕。他的被捕成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四个月后，秘密警察又找上母亲。将近一年后，1956年1月，《纽约时报》在另一篇头版新闻中报道：“美联社驻共产党治下匈牙利的通讯记者安德烈·马顿，因间谍罪被判六年监禁。他的妻子——为合众社工作的伊洛娜，被判三年徒刑……马顿家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卡蒂和朱莉。”随文附有一张照片，就是这对英俊优雅的夫妇和他们微笑着的女儿。这张照片摄于变动之前，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匈牙利欢度圣诞节；它展现了一个幸福家庭，自给自足，看上去坚不可破。这虽是我在新闻报刊上初次亮相，不过我自己读到这个故事，还要等到数十年之后。

父母喜欢向前看，有选择地回眸往事。父亲生命快到终点时，自由、民主的新匈牙利让它的外交部长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父亲自己没来纽约，委托我代领。那晚，外交部长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他还带来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父亲的一大袋资料。父亲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实在是不堪回首。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

有人说童年是一块异地他乡，对我来说尤其如此。我从小被迫离开熟悉的家乡，搬到一个没人知道如何叫出我名字的国度。父母去世后——母亲死于2004年，父亲在一年之后跟着离世——我变得情不自禁，一心想弄清当初在故国父母和我们姐妹到底遇到了什么。我人生中的布达佩斯岁月，是我们一家人最为相亲相爱、最为团结的时候，之后的任何阶段都无法与之相比。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外部世界充满敌意，父母和我们姐妹因此抱成一团。一旦安居在美国，我们每人都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家人关系不可避免地变得松散起来。我们都顺利走出新移民的困境，但很奇妙，我仍向往那段身处危险和痛苦之中却又休戚与共的岁月。我怀念家人在布达佩斯的那种亲密无间。

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孩子是没有权利的，甚至没有拥有父母的权利。因此当我父母被人夺走时——在孩子的眼中，他们是“从我身边被夺走的”——这一离别不仅影响他们，更在我的身上打上永久烙印。我要打开这些档案，抚平这一创伤。

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其时，匈牙利大约有两千辆私人汽车，而我家却开上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太招摇太显眼了，好比我们是在乘坐一枚火箭。

所以几年后，当匈牙利政府颁予我同样的最高文职奖时，我便返回布达佩斯，来到这栋庄严而又恐怖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填写必不可少的表格。持续几个月，我都在纽约焦虑等待这些档案的主管人库特鲁茨·卡塔琳的召唤。

现在，卡塔琳鼓励我直呼其名。她不时沾湿手指，快速翻阅我家的数百页档案，她太熟悉里面的内容了。随着纸张的翻飞，我童年时熟悉的名字逐一跳出。很多名字带有引号，表示只是告密者的代号。卡塔琳领会我的思路，耸耸肩说：“不管你父母信任他们与否，你们生活圈里的人都在告密。那时就是这样。”我翻阅代号“加什帕尔”（Gaspar）的一系列报告时，为我们姐妹名字的频频出现而感到吃惊。我不想让这些报告瞬间消失于成千上万的文件中，赶紧按住她的手：“请等等。”她停顿片刻说：“这些都是你的，可以带走，由你随意处置。”她像是在说：“我们现在已是截然不同的国家！”但我等不及，这位积极的告密者“加什帕尔”究竟是谁？为什么持续不断提及两个小女孩的名字？卡塔琳紧紧抿住嘴唇说：“嗯，我不能告诉你告密者的真实姓名。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代号往往与真实姓名有一定的关联。”加什帕尔，当然啰，那就是我们的法国保姆加布丽埃勒（Gabrielle）！以这份档案的贡献看，她真是个热心的告密者。愤怒之余，我还感受到了一丝慰藉——我一直就不喜欢她。我和她的敌意是相互的，我至今仿佛还能听到她高跟鞋的哒哒声响。她每天早上来我床头卷百叶窗，总是发出最大的“咔哒咔哒”的声音；还有她严厉的尖叫：“Levez-vous, mes enfants!”（“起来吧——你们，我的孩子们！”）难怪她总是匆匆忙忙的，原来她肩上有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姐妹的手绘图从另一个档案袋中掉落：一栋烟囱冒着烟的房子，前面有一些硕大如人的鸟儿在逛街；另外一幅上，一长排蜗牛正在爬一座小山，旁边的题词是“Mamikanak”（“献给妈妈”）。还有一幅简易的线条人物图，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其边缘还有奶奶的笔迹——“卡蒂所画，还没上学呢！”更教人胆战心惊的是父母在街头的照片，显然是用长焦镜头偷拍的。我感到震惊，尽管是偷拍，照片上的父亲仍像旗杆一样笔直挺拔，脸容泰然，表情深不可测。他侥幸从纳粹的魔掌中死里逃生，却又一次陷入输家的行列，只好以犹如盔甲的镇定自若来面对凶险的外界。但要对付一个竟连他孩子的手绘图都要收集的国家，任何盔甲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两岁或三岁时的照片，是我在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的。

我的向导在加快速度。一份新档案，封面上有个粗体字母“B”，我知道那个“B”字代表秘密警察的“告密者招募”。“伊祖契”（Izorche）是这份档案上的代号。“那个，我可以告诉你，是你父亲的代号。”我的嘴唇干涩得说不出话来。她竟敢作如此暗示！难道这就是她变换语调聊表同情、劝我单独来访的原因！父亲的“告密者招募”档案中，最后一份报告的日期是1967年，这不可能！——1967年，我们已在美国，我们是安全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这太可笑了，但我不想与她争辩。父母在匈牙利时，极力抵抗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等他们安全抵达美国后，秘密警察怎么又异想天开，竟把他们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

卡塔琳合上最后一份档案，转向我说：“这些都是你的了。”她像一名惯于宣布噩耗的医生，脸上浮起久经锻炼的同情，警告说：“但不要评判他们，只能评判这个制度。”她拿起一张从档案袋里掉出的照片，上面是一个三四岁的鬈发小孩，系着蝴蝶和樱桃图案的围兜，手边一把勺子。我认出，这个胖乎乎、一脸认真、不露笑容的小孩，就是幼时的自己。首席历史学家的警告又在我脑中响起：“你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

[1]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年10月16日—2015年4月13日），德国人，生于但泽利伯维尔（今日波兰的格但斯克），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最著名作品《铁皮鼓》是欧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因在2006年出版的自传回忆录《剥洋葱》中披露自己曾是纳粹党卫队的成员而引起广泛争议。——译注

[2]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年4月1日— ），捷克裔法国作家，出生于捷克的布尔诺，1975年移居法国，1981年加入法国国籍，著名作品包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等。——译注

第一章 从热战到冷战

我的父母，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站在巴黎凡尔赛宫前。这是他们在匈牙利当局1948年停发护照之前最后一次出国。

小孩不可能完全认识父母。父母在我们幼童眼中恰似庞然大物，之后慢慢缩水，到了我们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往往变得讨厌，最终又作为凡人出现。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却在父母去世后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打破了这一正常顺序。成千上万页的文件，记载了对父母的监视、逮捕和审讯，以及对他们幸存的朋友的调查讯问。它们揭示出，父母的错综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获得一个进入父母的宝贵窗口，竟归功于20世纪最残忍的机构——匈牙利秘密警察。我不是说我得感谢秘密警察——他们盘剥父亲直达他情感的核心，逼迫他透露对母亲的真心感受。然而，档案将当初的情景保存得那么翔真、那么生动，以致没有一种回忆或日记可以与之相比。

我记得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喜欢抽烟斗，在各种场合都显得超然自逸，游刃有余。但在事实上，他有时又会不顾一切。表面上，他冷眼旁观，超脱矜持，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喜欢说：“对我来说，事情发生得很自然，朋友、工作和机会，全都是自己找上了我。我在生活中，从不需要作出特别的努力。”）装扮成随遇而安是保护自己的精神疗法；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也许就真的不在乎了。

父亲在奥匈帝国的末期出生。其时，弗兰茨·约瑟夫[1]仍是让人宽慰的皇帝，他红彤彤的脸颊上蓄有庞大的腮须。在布达佩斯的黄金时代，我的祖父母发达起来。那是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自由价值和包容精神相对流行，犹太人能获得全部权利——至少在书面上是如此规定的。祖父母并不隐瞒自己的犹太出身（像许多人一样，他们只是在20世纪初将自己的德国名字匈牙利化了。他们觉得，当了匈牙利人就该有匈牙利的名字），但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在温泉和滑雪胜地都能感到舒适自在，但最喜爱的还是多瑙河旁的布达佩斯。这座城市的繁荣，与他们的财富、地位和安全紧密相连。他们的布达佩斯是奥匈帝国第二大城——仅次于维也纳，洋溢着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气氛，也同样拥有巴黎的宏大抱负。对我父母和祖父母来说，威尼斯——还有其壮观的宾馆——是西方文明的最高荣耀。前不久，奥匈帝国的军队没经太多战斗就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名叫波斯尼亚，但是其首府萨拉热窝大街上的一声枪响，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和我家的传奇故事。

父亲身处20世纪，但他却被遵照19世纪的方式抚养长大，犹如托马斯·曼[2]《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落》中的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该作品中的舒适世界和相关礼仪打得粉碎。等到父亲成年，海军总司令霍尔蒂·米克洛什[3]的铁腕政权正在收缩已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机会。对将临的狂热乌托邦年代，父亲毫无准备。

仍是翩翩美少年的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年，布达佩斯仍是开放、繁荣和宽容的社会，马顿家族属于兴旺的中产阶级上层。

父亲的老朋友和旧日的击剑伙伴佐德·费伦茨（Ferenc Zold），六十年后还能清晰记得：“他的容貌、仪态、性格以及广泛的兴趣，使他获得周遭他人的尊敬。在击剑俱乐部里，我们都叫他‘我的勋爵’，因为他如此强烈地推崇英国。你父亲的亲英，属于那种理想化但已不切实际的版本。大家接受他的这一倾向，并为此而迁就他。他在自己投入的一切领域——学习外语、博士研究、剑术等——都好胜要强。他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一向乐于助人。我记得，我们要给在欧洲击剑运动会上遇到的女孩子写情书，就要麻烦到他，他可随意运用三种语言。至于他自己的恋情，你父亲却又相当谨慎。”

我现在知道，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自傲几达傲慢的地步。他是个专注而忠诚的丈夫和父亲，却不大愿表露自己的情感。他的犹太出身使他在自己的祖国遍遭歧视，但他又是个满腔热忱的爱国者。父亲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译成匈牙利文后变得更美。他十八岁时响应征兵号召，尽管体格健壮，又是击剑比赛的获奖者，却由于犹太出身而被认为“不适合”。父亲心怀抱负，颇为聪慧，严于律己，又仪表堂堂。相貌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你是否长得符合规范。他生来勇敢，执意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敏捷，在高山滑雪和击剑的比赛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此骄傲的男人，却要时时面对社会的回避和歧视，这一定造就了很多强忍的愤怒。我还不能完全诠释父亲对勉强继承下的犹太出身的复杂心态，更弄不懂他偶尔作出的鲁莽的冒险，有时还会陷家人于危险之中——正如秘密警察档案所显示的。

父亲的标准姿态——永远优雅，1940年代后期。

击剑——一项贵族的运动，起源于决斗和英勇——是父亲宣泄自己的一种方式。他赢得过布达佩斯高级中学击剑锦标赛，当时他的照片还曾张贴在学校的大厅。到大学里，他的剑术又找到新的用途。数年后他告诉自己的孩子：“大学里每年都有一次反犹游行，一次持续好几天。我把受惊吓、遭暴徒追逐的犹太姑娘和小伙拉进我的办公室（他是博士候选人），然后向暴徒的带头人挑战，以决斗来定输赢。”他微笑着回忆：“赢的当然是我。”

那种骄傲是他终生的护盾，却也妨碍了他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在这一点上，秘密警察档案倒是看得一清二楚：反犹主义造就了父亲一生的选择。尽管他有傲人的学习成绩，但由于匈牙利对犹太学生声名狼藉的“总数限制”，法律学院仍不予录取。他跟同样是犹太背景的母亲结婚，当然是因为爱；但还有许多女孩子，他是无法迎娶的。到了晚年，他向孩子们解释，他为何要戴一枚刻有奥地利伯爵夫人家徽的戒指。“由于婚姻已属不可能，在最终劝服她回老家维也纳时，我只得发誓我会一直戴着它。当时，德国已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

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得以幸存，全靠他们的要强、足智多谋和运气。其时，阿道夫·艾希曼[4]正在迅速围捕匈牙利的犹太人。在匈牙利法西斯的统治下，那些长处仍可发挥作用。蹊跷得很，每当父亲谈到“大灾难之前”的年份时，总会流露出一种奇怪的怀旧之情。应付大灾难，任何个人的主观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

父亲对1930年代留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这常使母亲感到恼怒，因为其时她尚未进入他的生活。这一时期是父亲“金色”的青春年华，我研究这个阶段时，也感到异常困惑。对讨厌的真相视而不见，成为爸爸赖以生存的又一精神疗法。1938年德奥合并后，在维也纳发生的，他都视而不见。他在维也纳的那些富有修养的犹太朋友，像动物一样遭到追捕；维也纳卡琳瑟大街的商店橱窗，被用焦油涂上了“犹太商店”字样。所有这一切，他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德奥合并数天后，匈牙利的摄政和海军总司令霍尔蒂向全世界宣布，匈牙利发明了法西斯主义，早在1920年，匈牙利就通过了现代第一条反犹法律。霍尔蒂一派争辩，“我们必须要有人道、体面的反犹法律，这样希特勒派就不会来打扰我们”。事实上，每通过一次“体面”的反犹法律，我父母所在大学里的犹太学生便会遭到殴打。希特勒的帝国很快将匈牙利三面包围，决斗的年代迅速让位于军靴的年代。

父亲的文学英雄是兰斯洛特[5]、罗宾汉[6]、红花侠[7]。他倾慕加里·库珀[8]，模仿弗雷德·阿斯泰尔[9]的优雅。但父亲最敬畏的还是自己的地理学教授泰莱基伯爵（Count Pal Teleki），他在1940年初当上霍尔蒂政府的首相。“Sub pondera crescit palma”——棕榈长于险境，是泰莱基给我父亲的忠告，也是我自父亲处学到的第一句拉丁文。泰莱基属于“体面”的反犹派。他认为，只要匈牙利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犹太“问题”，希特勒就不会来横加干涉。1941年，霍尔蒂允许希特勒穿过匈牙利国境，去攻打匈牙利的同盟国南斯拉夫，事先又没有咨询泰莱基。一怒之下，泰莱基写给他老板一封慷慨激昂的抗议信，随即开枪自杀——可敬但又是无用的举措。尽管如此，父亲谈起泰莱基时总是怀着敬意，甚至充满感情。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在匈牙利的翻版——箭十字党（Arrow Cross）经常与希特勒在布达佩斯的特使阿道夫·艾希曼携手围捕犹太人，再把他们送去多瑙河旁的枪毙执刑队。我的父母却活了下来。秘密警察档案揭示出他们得以幸存的原因：他们不断在基督徒朋友们的家中搬来搬去，从不佩戴犹太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死罪），而且使用伪造的身份证。

父母几乎从不讨论这些，也从不告诉孩子们有关他们自己以及妈妈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的真相。我们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Bethesda）安全地长大，几乎成了典型的美国青少年。我们姐妹和弟弟一直听到的说法是，外祖父母死于战争结束前的布达佩斯空袭。直到今天，我从未看过他们的相片——这是件很悲伤的事。我非常细心地保存着家庭相册，只需朋友稍作暗示，我就会拿出自己的相册介绍：“这些是我父母、我小孩、我丈夫当时的模样。”这种执迷在我家是有传统的。我们离开匈牙利时只带走很少东西，除了一些衣服，就是一只装满相册的“情感”手提箱。现在我在档案中读到，在秘密警察抄走的东西中，牢中父亲所害怕失去的，就有书桌上我们姐妹的照片。我们的家庭相册有个永远无法填上的黑洞——那就是消失了的外祖父母。

父母告诉我们的关于外祖父母的故事，其实都是假的。我们是在1956年的革命之后逃离匈牙利的，到1979年我首次重返布达佩斯，才得以发现此事的真相。其时，我在写罗尔·瓦伦堡[10]的传记，他是一个勇敢的瑞典人，救了数千名匈牙利犹太人，最后失踪于苏联的古拉格系统。当我在布达佩斯访问一名获得瓦伦堡搭救的妇女时，她很随意地说：“当然，瓦伦堡来得太晚了，无法帮助你的外祖父母逃脱毒气室的厄运。”这不仅是我第一次听到外祖父母的实际遭遇，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出身。我从布达佩斯给爸爸打电话，报告我的“新发现”，他似乎一下子变得冰凉，这是他第一次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他的秘密被女儿揭穿了。这给我们此后二十五年的父女关系罩上了阴影。

母亲对这些话题也是避而不谈的。如果我提出来，她就会热泪盈眶，这让我只能保持沉默。也许她因为自己活了下来却无法救出自己的父母，而感到深深的愧疚。这可能是她终生依赖安眠药的原因之一。没有死亡证明书，没有她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的记录，是否在帮助她抹去这一痛苦的记忆？她从没回过自己的诞生地米什科尔茨（Miskolc），那是位于匈牙利东部的一座乏味的工业城。外祖父母一直住在那里，直到被送去死亡集中营。我跟我丈夫在2003年艰苦跋涉去了这座讨厌的城市，找到了外祖父母曾做礼拜的犹太教堂，如今虽已失修，却还完整无缺——他们是从那里，开始了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旅程。犹太教堂的庭院里，墙上的一块匾列出阿道夫·艾希曼的受害者名单，上面就有他们的名字——安娜·诺伊曼和阿道夫·诺伊曼（Anna and Adolf Neumann）。

我三十岁那年才发现自己的犹太出身，却划下一条悲哀的裂缝，一边是我，另一边是父母。我想要知道更多家史的细节，但父母认为，这样的探索只是“美国人的奢侈”。父亲一再重复：“你永远都无法理解我们当时的情况，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我们不是犹太人，而是完全同化了的匈牙利人。”我尽量抑制自己不说出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希特勒及其匈牙利同伙，跟他想的可不一样。对父母来说，这个讨论已经结束。我执著的探索——即便没有他们的帮助——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信任。生前最后一年，即母亲过世之后，记忆力开始衰退的父亲搬来与我和我丈夫同住。一直到那时，我才觉得我们终于弥合了这条裂缝。

发现我们是犹太出身，我自己的反应是一大解脱，内心的一块空白已被填补。以前，我寻觅不到母亲祖上的照片或纪念物，总感觉遗漏了什么。这一发现——即便是纳粹谋杀外祖父母的悲剧——使我感觉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着落；并让我觉得，与那些家史在抵达美国时才开始的其他难民相比，自己享有更丰富的内涵。毋庸置疑，这是痛苦的，但我终于真相在握。至于我们的犹太背景，我一点也不在乎，甚至为它而感到骄傲。专业人士、中产家庭、重视教育，家住布达佩斯，后来发现是犹太人，这太顺理成章了。不过当时，我是新世界的幸运女孩，而父母是伤痕累累的幸存者，受到了反犹大屠杀和冷战的双重摧残。

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的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

档案也列出父母——两人都有博士学位——由于“血统”关系而遭到解雇的各式工作。五十多年后，我还在为这20世纪的根本荒谬而感到无比愤慨。对我而言，这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是我父母的亲身经历。我的愤怒是全新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获悉，父母从不谈论他们受到的迫害和展现出的勇敢。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家史，曾使我感到恼怒和受挫。现在，真相出现在秘密警察的官方文件中。他们编纂我的家史有自己的目的，与我的迥然不同。他们想在我父母身上寻找可以利用的弱点，而我是在寻求真相。

父母的恋爱是一段战时浪漫史。他们在我未来的教父豪洛希·贝拉（Bela Hallosy）的家里相遇，都去参加桥牌游戏。其时，同盟国正在对布达佩斯实施频繁的空袭。我那擅长挑逗、为爱情不顾一切的母亲，遇上了旗鼓相当的对手，无论是在桥牌桌上，还是在人生之中。父亲是经济学家，母亲是历史学家。两人都因为最新公布的反犹太法律而失去工作，仅靠教人英语来维持生活。他俩的性格迥异：她情绪化，情感浓烈；他耿介严实，严于律己，自命不凡。他俩都喜爱书籍和新颖的思想，但风格上的差别仍然极为鲜明。我曾感到惊奇，是什么让他们聚在一起？多亏了秘密警察档案，我现在懂得：他们都在向盖世太保、箭十字党和秘密警察提出挑战，从中锻造了志同道合的纽带。我不敢想象，没有相互的支撑，他们中任何一个能得以存活。

他们不愿承认受苦，因为受苦意味着尊严的丧失。我曾向他们追问战争后期在箭十字党统治下的噩梦年代的一些细节，父亲告诉我，他曾写信给反犹击剑俱乐部，主动要求退出，以避免遭到驱逐，但“教练只是把信存档，允许我继续击剑，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那时箭十字党已无孔不入，使之难以为继”。他把此事讲得好像是打了一个胜仗。另一次，他遇上身穿箭十字党制服的前击剑伙伴，在对视一刹那后擦肩而过，没有停下脚步。还有一次，父亲以机智战胜了一名借醉酒追求我母亲的俄国“解放者”。他们只叙述这些插曲，而从不详谈自己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恐怖。

这触及到我童年生活中的极大迷惑：父母勉强幸免于纳粹的暴政，按理说，应保持低调。但是共产党接管匈牙利时，父母却肆无忌惮，公开站在已成为新敌人的美国一侧。他们怎么敢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呢？瞒过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是否就天不怕地不怕了？或只想再一次享受美好人生？那时的他们才三十几岁，充满青春活力。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和新闻人赶来见证中欧这个不幸角落的苏维埃化，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英语流利，举止和桥牌更属上乘。交上这些“强大的”朋友，父母可能由此产生了确保无虞的安全感。在反犹太社会中含垢忍辱的犹太人眼中，这必定是一帖灵丹妙药。

战后的照片中，父母脸上洋溢着欣喜和解脱。布达佩斯幸存于五十一天残酷的围攻，以德军投降于苏军而告终。市民是欢天喜地的，但美丽的城市已成瓦砾一片。我家在玫瑰山上的房子已被苏联军官占用。多瑙河上的天际轮廓是无法辨认的——德军曾固守到底的城堡小山是一片月球景色。曾经优美的桥梁都已倒塌在多瑙河中。

支离破碎的景观下，却涌动着勃勃生气。同盟国、苏联和德国的炸弹所留下的残骸迅速得到清除，远远快于任何人的预期。西装革履的男人和身着裘衣的女士——包括我的父母，都自愿一个月中抽出几天参与清理，或清扫场地，或堆砖砌墙。贡德尔餐馆——市公园中的著名餐馆（德国国防军曾把它当作马厩使用）——再次挤满顾客，他们奇迹般地穿上了欧洲最新款的服装。纽约咖啡屋又从地窖中拉出红色毛绒的长座椅。这里的舞池曾是父母谈情说爱的地方，而当时阿道夫·艾希曼正在几条街区外敲定屠杀计划。如今，他们随着母亲心爱的科尔·波特[11]的歌曲《白天和夜晚》（Night and Day），再一次翩翩起舞。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乐观的最高标志，他们在计划下一代的诞生，这在朋友圈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战后一段时间，他们有机会再次前往欧洲的各个首都，并去匈牙利巴拉顿（Lake Balaton）湖畔幸存的豪华宾馆避暑。后来，这些宾馆国有化，变成了党内精英的疗养所。苏联占领军首次注意上父亲是在1946年，其时他为一家匈牙利报社工作，报道了弗拉基米尔·斯维里多夫（Vladimir Sviridov）将军的最后通牒。战争刚结束的混乱时期，统治匈牙利的是同盟国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而斯维里多夫是该会的苏联主席。他命令匈牙利当局解散包括童子军在内的青年组织，并禁止反苏的政客担任公职。父亲在新闻稿中指出，这是自德国占领终止后，外国力量首次公开干涉匈牙利内部事务。这份新闻稿导致秘密警察建立了父亲的档案，更开启了对父母近二十年的全面监视。

让我介绍一下匈牙利秘密警察，其正式名字叫国家安全局，简称AVO。我一生中，每听到这三个字母，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感。我也从没听到，有人用中立的语调读出这三个字母。父母提起这个简称时，混合着厌恶、害怕、蔑视的感受，一旦提及，这种气氛就会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小孩子们都认为，父母能保护他们免遭威胁。一听到这个简称，我就知道其代表的力量远远超过父母的能耐。我很害怕。

一些重要的年份、日期和名字，像家庭成员的生日一样，深深铭刻于我的记忆。我是何时弄懂1946年是苏联和其匈牙利盟友的关键之年的？（从童年记忆最深处浮起的另一个词是：“Moscovite”，“莫斯科人”。父母说到此词时老是带有特别的蔑视，它是指随苏联红军回到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其中最为重要也最惹人讨厌的，就是匈牙利未来的总理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

匈牙利共产党无法赢得战后的首次大选，便迅速采取行动，防止可把匈牙利推入欧洲民主大家庭的另一次选举。执行苏维埃化的主要工具是AVO，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就在我阅读父母档案的文艺复兴式建筑物里），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到1946年，父亲出现在苏联的雷达屏幕上。父母知道吗？他们以惊人的勇气向新政权挑战，穿着入时，与西方人交友。也许命定论已渗入他们的思维：如果能从希特勒和艾希曼手中死里逃生，就能渡过任何难关。1948年，他们随匈牙利击剑队去了伦敦，回来后，他们好像是在公开展示对英国货的偏爱。（在那些照片中，他们就像在为英国巴宝莉精品公司做广告。）自他们第一次见面起，母亲就一直用英文名字安德鲁来称呼他。

愈来愈多的英国和美国新闻人，抵达布达佩斯后，总要来见一见马顿夫妇。美国《时代》杂志的年轻记者西蒙·布尔金（Simon Bourgin），是个来自亚利桑那州依莱镇的瘦高个，战后被派驻布达佩斯，父母带着他四下游览。他在2008年回忆道：“布达佩斯仍有灵气。在没被肃清之前，这种灵气使之成为欧洲最令人激动的胜地。整个社会像凝固在古色古香之中。美丽的女人，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在一两天内照样缝制出西方款式的裁缝们，等等。她就像今天的香港，却有自身的魅力和智慧。布里斯特尔宾馆（Hotel Bristol）虽遭轰炸，仍耸立在多瑙河旁。它是新闻人的总部，散发出怪异的魅力；大厅里有旧式家具，坐在桌旁的人都有风度。它像布达佩斯城一样，久久保留着自己的风采。”

布尔金还说：“你父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提供我们无法得到的新闻，应该是险境中新闻人的楷模。他们聪明，富有魅力，内行，尽责。我们建立了亲密的互信，真心关心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如履薄冰，却还是在勇往直前。”

我幼年印象中的另一个人物有点神秘——他既不是新闻人，也不是真正的外交官；在我们定居华盛顿后，他又一次出现。他叫詹姆斯·麦卡格（James McCargar），衣着整洁，总是身披一件剪裁得体的蓝色夹克，身材高大，令人印象深刻。以我小孩的眼光看，他是很典型的美国人，但缺乏那些在我家来来往往的记者们的随和。现在我知道，麦卡格是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享有外交豁免权，曾为代号“池塘”的绝密计划招募匈牙利人。到1947年，他已将七十五名匈牙利反对派政治人物从匈牙利带到西方。麦卡格有真才实干，是个很有派头的秘密探员，酷似詹姆斯·邦德，但我始终没有弄清他跟我父母的关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拒绝向我透露有关我父母、麦卡格和其他任何信息。）

麦卡格首次看到布达佩斯是在1946年，这是他的回忆：“我在1946年夏天抵达，只要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比一比，匈牙利人的活力就会有最为显著的展示。在维也纳，市民心惊胆战于四国占领军，只不过是在勉强度日……在布达佩斯，虽遭受了等同于德国主要城市所受的摧毁，又要察看不甚仁厚的苏联红军的脸色，但仍有搅打奶油来配备频繁的日常咖啡——还有婴儿牛奶，战后的重建项目生气勃勃……只要能找到舞台，就会有喧闹的剧院，夜总会更是颇负盛名。”[12]

1947年，根据秘密警察的档案，麦卡格在他布达佩斯居所举办的午餐聚会中与我父亲展开激烈争辩。麦卡格激怒了我父亲，因为他说匈牙利人易于容忍外国占领，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苏联的。最终，他向我父亲道了歉。很久以后，已从中央情报局退休的麦卡格仍是我父母的朋友，更是我研究情报工作的宝贵信息来源。2008年春天，我拨通了他在华盛顿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法裔妻子莫妮克。她断断续续告诉我，麦卡格前不久去世了，“临终前他还谈起你，带着很特别的感情”。又断了一条线索。

到1949年，拉科西·马加什以自称为“意大利腊肠”（salami）的策略成功战胜反对党，成为匈牙利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此时，从字面上讲，公开钦慕西方已是一桩罪行。率直批评当局的评论家，被斥为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一个个消失，或遭折磨，或被杀害。父母的犹太出身，曾使他们成为旧政权的靶子；现在，“资产阶级”出身再加上对西方的情有独钟，又使他们成为新政府的目标。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纳粹统治与共产政权之间有一个短暂时期，母亲尚可参加工作。到了1948年，她就遭到教育部解雇，她的名字出现在“政治上不受欢迎者”的名单上。一年之后，父亲经营的独立的、政治态度温和的报纸《克斯·乌萨格》（Kis Ujsag）也被取缔，他也加入了失业队伍。

选择愈来愈少，但因为有良好的英语（与德语和法语一样流利），父亲当上英国《每日电讯》驻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1948年他赴伦敦参加击剑比赛——那是十年中他们最后一次在国外旅行，当时他就发现，如果不愿开计程车，匈牙利人在伦敦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档案里也有令我大吃一惊的事情。我父母有时会完全绝望，但总是对孩子隐瞒。秘密警察在1948年记录，父母曾申请移民去新西兰。父母是彻头彻尾的中欧人，酷爱咖啡屋文化——俗称布达佩斯的氧气，由玩世不恭的幽默和高级八卦混合而成——再加上对桥牌和歌剧的情有独钟，竟然考虑在平静如水的新西兰的威灵顿开始新的生活！尝试移民到新西兰是家史中故意删减的又一章节，犹如外祖父母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父亲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角色，以及父母的犹太出身。

移民新西兰的计划破灭之后（缘于支持该移民计划的英国驻布达佩斯领事突然离职），一名荣获普利策奖的记者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尤玛镇来到布达佩斯。他是美联社著名的欧洲通讯记者，名叫丹尼尔·特鲁斯（Daniel De Luce），向我父母提出了原地不动的危险建议。他劝说，匈牙利新闻环境可能很严酷，但新闻资源也极为丰富。做秀公审、关闭教堂、对所有反对党的野蛮清算、旧“资产阶级”被放逐到残酷的劳改营等等，条条都是大新闻；薪资将与工作的艰辛相匹配。于是，父亲与世界通讯社中的佼佼者美联社签约，充当它的特约记者。

父亲喜欢和这名低调的美国人共事，称特鲁斯教会他成为一名“美国新闻人”（他总是这样称呼自己，也以此为荣）。他可能认为，为世界最强大的新闻组织工作，可能会给他提供保护，毕竟他的其他选择一个个都已泥牛入海。除此之外，其时只要收到美国来信便可让人遭到解雇，他却与“敌人”签约，其中还有一个更符合人性的动机。母亲在回忆录中写道：“与我们单调、暗淡的存在相比，这些男女像是在过着魅力四射的生活。前所未闻的奢侈品，如尼龙袜、口红、匈牙利人只能在黑市上看到的食物，却是他们的日常消费。尤其是各式书籍和报纸，自由思想和理念的相互交流，使他们的生活充实、富有。而在匈牙利，精神生活是空虚的，我们要一直忍受智力上的饥馑。”这份回忆录写于1950年代晚期，从未发表，在1970年代交托给我。我很惭愧，其时我对家史还无动于衷。

1948年初，特鲁斯有关匈牙利推行残酷的苏维埃化的报道，成为全世界的头版新闻。在匈牙利，它刺痛了一根神经。特鲁斯接到电话，来自令全匈牙利人发抖的拉科西。这位第一书记警告特鲁斯，如果他再写一篇类似的报道，将被驱逐出境。特鲁斯回答说，无法在如此威胁下工作。他只知道一种报道方式。他不愿被踢出去，便告诉我父母他将离开。由于特鲁斯的建议，我父亲接替了他的工作——就爸爸而言，这是改变他人生的大事。

担任持记者证的美联社全职通讯记者，听上去很滋润。很快，父亲说服母亲接受了合众社（UP）的类似职位。该社是美联社的对手，后来改名为合众国际社（UPI）。母亲写道：“我们经常因担忧而难以入睡。如果遭监禁，我们的两个小女孩怎么办？她们的健康成长仍是我们的首要考虑。就自己而言，我们的处境本来就不妙，不会因我追随（丈夫）而变得更糟。所有的经验显示，如果当局要监禁一名涉外人士，他的妻子一定逃不脱同样的命运，不管她知不知情，参不参与。”这样，她便成为父亲的“对手”，当上了合众社驻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实际上，母亲虽对重大事件有敏锐的观察和机智的评论，却不是一名作家。外人不知道，其实是父亲，在同时向美联社和合众社送交各自的新闻稿件。）

父母并肩报道了1949年恐怖的做秀公审。在这次对司法的践踏中，主角是一名杰出的公众人物，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犯有一系列“反国家、反人民的罪行”。此类做秀公审，因阿瑟·库斯勒[13]的小说《正午的黑暗》而永垂不朽。父母很快成为铁幕后最后一批独立的常驻新闻人。“你对劳伊克公审[14]的报道是个漂亮的起点。”这是他美联社老板1949年10月1日发来的电报。父亲骄傲地回答：“在法庭上，看到我们竞争对手都有两名记者，路透社甚至有三名，而我却是单枪匹马，真不是滋味……但我帮忙省了不少钱，并抢在他们之前发出劳伊克死刑的新闻。”

不仅是速度，父亲的报道也得益于他的文化背景，还有他深入骨髓的历史感。这一切是美国新闻人无法体会的。他不顾一切想唤醒美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战时的同盟国苏联像被击败的德国一样危险。他认为，透过报道匈牙利的日常生活，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父母为纽约至旧金山的读者所写的数百篇新闻稿，每一篇都被翻成匈牙利文，接受仔细审查，然后在秘密警察那里归档。到1950年，秘密警察已在马顿的卷宗里积累了一千六百页。

有好一阵子，父母的努力令匈牙利的新闻不离美国报刊的头版，得以击败苏联想在西方的雷达下悄悄行事的企图。他们的报道直截了当，不加修饰，但真实案例的累积仍能发挥谴责的作用。他们是本国人，无法驱逐；又有较高知名度，不容易轻易“消失”。所以，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秘密警察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用蒸汽打开过。

秘密警察观察到，作为毫无畏惧的记者，父母的国际声誉在日益增长。他们的档案中有一份美国报纸的剪报，日期是1949年2月10日，但未注明哪家报纸：“即使有针对新闻记者的禁令，美联社仍取得关于敏真谛［约瑟夫·敏真谛枢机主教］[15]的完整报道……布达佩斯政府拒绝向美联社颁发记者签证，理由是它已有常驻的安德烈·马顿。之前，匈牙利政府曾自布达佩斯驱逐一名美联社记者［丹尼尔·特鲁斯］。马顿是一名资深记者和编辑，美联社主管人员对他所报道的是法庭内发生的真相抱有信心。这份信心所依赖的，不仅是马顿，而且是与其他西方报道的仔细核对。任何国籍的通讯记者，如有触犯，匈牙利政府都会采取相应措施。令当局不愉快的美国记者，通常是被驱逐出境。而匈牙利公民，就会有牢狱之灾了。”

父母继续向“来访的新闻人”提供简报。刚刚抵达匈牙利的西方通讯记者，第一站就到我们的公寓。我还记得，祖母忙于精心制作晚餐（相对于烹调，母亲更喜欢与同事聊天），以款待这些异常高大（对初学走路的我来说）的客人。他们脚蹬船鞋，身披皱巴巴的衣衫，显得轻松自如。父亲的举止和演讲都中规中矩，他们则截然不同：将胳膊搭在椅背，身子朝后倾斜，悠闲地半坐半躺。他们安全而自在，不受威胁，最坏的结果也只是被驱逐出境，反倒可以提高自己的职业知名度。

1950年9月，秘密警察把我父亲的前秘书自工作场所诱骗出来，带去一栋“安全房”（“safe house”）。数年后，豪洛希·梅琳达（Melinda Hallosy）回忆，那房间还挺“舒适”的，小桌上铺有花边餐巾，装饰有各式古董，以及家庭的生活照。秘密警察一边准备咖啡，一边命令她在舒适的扶手椅上坐下。梅琳达至今仍能感受到当时揪心的恐惧。她因小儿麻痹症自童年起就患有残疾（她步行要靠手杖），较之他人，要显得更为脆弱。她的未婚夫是贝拉·豪洛希，我父亲的老朋友，来自一个古老的匈牙利家庭，家境优越，他不是犹太人，并曾在纳粹统治时期向我父母提供庇护。尽管坐轮椅，贝拉在反纳粹地下活动中仍非常活跃，是当局刚刚禁止的一份温和报纸的发行人。他也是我的教父。

秘密警察开始威胁梅琳达，如果她不汇报我父母在每周桥牌聚会中的闲谈内容，就要公事公办，逮捕贝拉。当然，他们命令她不准透露此事。但她一回家，就违背了这个许下的诺言。

到了每周一次的桥牌时间，我父母到达贝拉家，贝拉就披露了梅琳达的困境。父亲回答：“嗯，我们不会让你们陷入困境。我们以后不再来了。”贝拉说，秘密警察可不愚蠢，马上就会知道真相，她就会有危险了。我父亲觉得确实如此，便说：“好吧，我们继续来，并带上我们一周活动的报告，让梅琳达照此汇报。”因此，每星期打桥牌前，父亲拿出关于他和母亲的打字报告，梅琳达用笔抄下，然后再把原件烧掉。（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责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

父母经常带我们参加成人的聚会，包括他们每周的桥牌游戏。除了喜欢我们做伴，他们在亲朋好友中又是唯一一对有小孩的夫妇。在饱受蹂躏、抑郁颓废、几被摧毁的布达佩斯，开始新的家庭生活，需要信心上的高涨。我的教父是业余摄影师，自己没有小孩，总喜欢给我们拍照。

从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掉出一张贝拉拍的照片，上面是个很严肃的小女孩，双腿别扭地交叉着，站立在他玫瑰山上的房子的阳台门口。照片上我戴着的草帽是我第一件不带孩子气的头饰，我很为它骄傲。想象一下，秘密警察保管如此私人的纪念物，半个世纪后又回到我的手上。

父母和我的教父母，与秘密警察足足玩了两年的游戏。他们逮捕父亲不久，就找上梅琳达，因为父亲向同狱难友透露了这个小玩笑，那人立即向上汇报。他们把梅琳达整整关了一百零八天，以示处罚。现在她微笑着说：“我的婚姻倒是得归功于秘密警察。贝拉认为，他如果跟我结婚，他们就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

1950年9月18日，秘密警察以党的经典用语，正式裁决我父母是“我们人民民主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这份内部备忘录——我发现于2008年，当然不为父母所知——得出一个惊奇的结论：“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吸收马顿，因为他与美国公使馆有持续交往。”起草这份报告的是秘密警察布达伊·安德拉什（Andras Budai），他遗憾地指出：“美国公使馆只让匈牙利人工作很短的时间，我们在招募公使馆员工方面，迄今还没遇上好运。”现在有豪洛希·梅琳达作为内应（她被认为是优秀的告密者），秘密警察希望把我父母变成特务——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

冷战变得更冷。1951年7月3日，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被正式指控“参与……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与箭十字党和霍尔蒂派的反人民分子建立了密切关系，目的是组织和鼓励他们成为间谍，以消灭土地改革”。如其意图不是那么狠毒，这激昂的指控听上去会让人感到滑稽：“这些箭十字党的将军、嗜血的犹太区指挥官、无人性的凶手……七年前还在服务于希特勒政权，如今却在《美国之音》上变成民主人士。他们以自由和进步的名义进行嚎叫和煽动，以反对获得解放的匈牙利人民所创造的一切。”

在1951年7月31日递交给美国公使馆的“外交照会”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要求美国政府关闭图书馆，停止播放由美国新闻处组织的［美国］电影和音乐，因为该新闻处已被证明是间谍和颠覆活动的伪装外壳”。

1953年，父亲在美联社的同事理查德·欧里根（Richard O’Regan）来到布达佩斯，采访致力于为国际共产主义宣传的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对于这个监禁其全部人口的匈牙利制度，欧里根的报道打破了美国最后一丝幻想。而对于我的父母（他们当时不顾一切想要离境）而言，欧里根所讲述的故事都与自己休戚相关。以《铁幕长得如何？难民有无逃跑机会？》为题，欧里根在维也纳如此写道：

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穿过漫长且荒凉的铁幕，投奔西方的自由。今天，这道铁幕的几乎每一道裂痕和缝隙，都有死神在守候。自波罗的海到黑海，长达二千五百英里的无人村庄、险恶的布雷区、带刺的铁丝网，现在一个月只有几十个难民得以侥幸钻过。他们的逃跑需求极大勇气、详细计划和很多运气……你可能一离开你的家乡，就遇上麻烦。各国的高速公路上，安全警察和民兵竖起永久的哨卡。你离开工作岗位，必须有通行证，不管是真还是假；一旦顺利通过路障和旅馆夜查，就会到达“限制区域”。这是一片荒凉地带，村庄和城镇里几乎空无一人，这种境况覆盖了铁幕的整个沿线……没有特别出入证和特别身份证，你休想进入……愈靠近实际边界就愈危险，很可能踏入布雷区。瞭望塔开始出现，且愈来愈密，哨兵躲在树梢，凶猛的警犬很可能嗅出你。如果你尝试奔跑，哨兵有格杀勿论的命令。

尽管这篇稿件不是父亲写的，秘密警察仍将“诽谤”罪行算在他的头上。

匈牙利政府对我父母的不满在不断升级，一份未标日期的外交部备忘录有如下记录：

很可疑，英国或美国通讯记者每次来布达佩斯，即使外交部没发通知，马顿夫妇就已知道。抵达之后，［马顿夫妇］就负责招待，陪他们到处走访，以致外交部有时都联络不上这些外国人。他们说，马顿夫妇会帮忙做所有的事，并为他们安排计划。我们看到，虽然招待外国新闻人是外交部职责，但马顿夫妇故意回避外交部。很可能，他们利用这些时机散布有害国家的消息。有必要提及一个特别案例：爱德华·科里（Edward Korry，合众社驻维也纳的记者）获得签证来采访世界和平理事会，外交部已为外国记者特别准备了有关安排。他却接受马顿夫妇的招待，回避外交部的正式安排，甚至没有造访世界和平理事会，就在三天后离境。返回维也纳后，他写了一篇针对匈牙利现状的最为敌对的诽谤文章，涉及经济危机、各阶层的悲惨生活，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科里在匈牙利期间没接触任何其他人，他所取得的有关资料很可能来自马顿夫妇。

总体来说，父亲的匈牙利报道提供了一幅政治压制的广泛图景，经常使用微妙的笔触。从体育到剧院生活，再到巴拉顿湖边的宾馆难求——除非是党内精英，他涵盖了这个欧洲遗忘角落从1947年到1955年的一切生活细节。他笔下绝无煽动口气，只用讽刺和幽默来表述匈牙利的荒谬。譬如关于匈德友谊条约，他写道：“匈牙利的李伯[16]在1945年入睡，醒来时已是1952年10月底，他有理由频频揉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七年，他已看到题为‘匈牙利和德国人民的永恒友谊’的文章，这实在令人惊叹。”

他的报道以美国人很少拥有的个人背景为基础，以它来阐述当局的伪善。“李伯的惊诧是无须解释的。匈牙利曾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轴心国的卫星国，实际上为德国军队所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止，意味着从纳粹的惨烈暴行中获得解放……在拉科西先生访问柏林时以及之后，匈牙利报纸已尽责为我们解说了战前德国与战后德国的不同，以及西德与东德的差别。”

父亲在揭露拉科西专制统治时是铁面无情的。1950年9月8日，他报道了一万一千多名教士和修女被逐出他们享有千年历史的修道院。同年，他讥讽拉科西的最新公告，“毋庸置疑，拉科西演讲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他揭穿了社会民主党的‘阴谋’。这真是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倒也无所谓。在这方面，大家没有任何疑惑。另一方面，似乎可以稳妥地说，这些人物是不会面对公开审判的。所以，大家必须对［拉科西］容许透露的表示满意”。“至此，一出悲剧最后一场戏的帷幕降下。一个主要的政党，劳工阶级数十年的唯一代表，消失于匈牙利的政治舞台。”

1952年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对匈牙利队的突出表现，父亲以不加掩饰的嘲讽写道：“所有十六位匈牙利金牌获得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第一项职责是给副总理和匈牙利不争的老板发电报……以示感谢。‘亲爱的拉科西同志！很愉快地向您报告，我为我们祖国赢得了第十六面金牌。感谢匈牙利工人，感谢党，感谢您——敬爱的拉科西同志。’”

父亲1953年9月2日题为《讣告》的文章，综述了匈牙利新闻自由的终结。美国读者知不知道，为报道这样的新闻，他们在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要承受怎样的危险？他既不夸张，也不渲染（讽刺是他的主要武器），但直言不讳已属坏透了。日益明显的是，作如此报道的仅有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这两人。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1] 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 I，1830年8月18日—1916年11月21日），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奥匈帝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位皇帝（1867——1916年在位）。——译注

[2]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德国作家，《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落》为其代表作；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8年2月21日逃避纳粹德国到达纽约，发表“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的名言。——译注

[3] 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匈牙利军人、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击溃意大利海军而驰名，1918年任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1919年率军队驱逐库恩·贝拉为首的共产政权，1920年成为匈牙利王国摄政，开始其对匈牙利的统治。二战前期，他与希特勒合作，匈牙利加入轴心国阵营；1944年10月，匈牙利退出轴心国阵营，之后霍尔蒂遭党卫军捕获、软禁；德国投降后被美军逮捕，后获释。1949年移居葡萄牙，生前再未踏入匈牙利。——译注

[4]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高官，在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人”。二战后被美军俘虏，后逃脱，流亡至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擒获，经审判后被处以绞刑。——译注

[5] 兰斯洛特（Lancelot），亚瑟王传说中圆桌骑士团的成员，在众多法国文学作品中，被描述成亚瑟王最伟大最受信任的骑士，为亚瑟王的诸多胜利作出贡献。——译注

[6] 罗宾汉（Robin Hood），英国传说中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最早出现于1227年英国法官的案卷，意指任何逃犯或亡命之徒，14世纪以后广泛流传于民间，后成为著名文学人物，大仲马即有作品《侠盗罗宾汉》。——译注

[7] 《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一部冒险侠义的小说，以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年代为背景，作者是匈牙利裔英国作家、剧作家、艺术家艾玛·奥希兹女男爵（Baroness Emma Orczy，1865年9月23日—1947年11月12日）。——译注

[8] 加里·库珀（Gary Cooper，1901年5月7日—1961年5月13日），美国著名电影演员，获两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和一次金球奖最佳男主角，1961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译注

[9] 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1899年5月10日—1987年6月22日），美国电影演员、舞蹈家、舞台剧演员、编舞家、歌手，1950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译注

[10] 罗尔·瓦伦堡（Raoul Wallenberg，1912年8月4日—1947年7月17日），瑞典驻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外交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签发保护性瑞典护照等方法，自反犹大屠杀中拯救出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译注

[11] 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年6月9日—1964年10月15日），美国音乐家，著名作品包括音乐喜剧《吻我，凯特》、《五千万法国人》和歌曲《白天和夜晚》、《切肤之爱》等。——译注

[12] Christopher Felix, A Short Course in the Secret War (New York: Dutton, 1963), p. 163.

[13]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年9月5日—1983年3月1日），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批评家，犹太人，前共产党员，出于对苏联大清洗的反思而逐渐趋向自由主义，最终写出指责大清洗、起诉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小说《正午的黑暗》。——译注

[14] 对匈牙利外交部长劳伊克·拉斯洛（Laszlo Rajk）的做秀公审发生于1949年，指控他是南斯拉夫总理铁托的“代理人”。其时，苏联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已开始公开攻击铁托。受尽折磨的劳伊克，因相信自己、妻子、刚出生的儿子将获人身安全的许诺，而“承认”叛国。结果，没有得到特赦，反而直接上了绞刑架。妻子被捕，儿子匿名寄养于孤儿院。如今，小劳伊克·拉斯洛是杰出的匈牙利建筑师，也是我的好朋友。

[15] 约瑟夫·敏真谛枢机主教（Jozsef Mindszenty，1892年3月29日—1975年5月6日），罗马天主教会在匈牙利的首席主教，因支持教会自由和反对当局，在1949年做秀公审中被判终身监禁，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获释，之后躲进美国公使馆以求政治避难，直到1971年才离开匈牙利，1975年逝于维也纳。——译注

[16] Rip Van Winkle，19世纪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所写的同名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林纾曾将此篇译为《李伯大梦》。李伯醉后一觉睡了二十年，醒来发现人事全非，不仅成为美国的著名文学人物，也变成“桃花源中人”的代名词。——译注

第二章 幸福的童年

我爱我的爷爷，我与他一起在布达佩斯公寓阳台上第一次试着说英语。（身后的不透明窗户是美国外交官西德尼·拉方恩安装的，为的是阻止我们两家的交往。）

记忆非常容易误导。我对童年早期的很多记忆，可能源自父母的重新叙述，再混入自己的点滴回忆。即使有这么多天旋地转的严酷事变，我记忆中的童年早期仍是幸福的。在我们的公寓里，父母建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西方世界，我们四人凝成一体。我们感觉到公寓外的世界不是友好的所在，这更加强了我们之间的亲密互信。此外，妈妈和爸爸都在家中工作；他们写的报道，全用电话送去美联社和合众社在维也纳和伦敦的新闻部；偶尔一两次，也会送到其名字充满魔性的地方——纽约。

即便小孩子也看得出，我家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英国和美国的新闻人和外交官拜访我家，也邀请我们回访；我们雇有厨师和法国保姆；每逢星期天去做礼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明察秋毫的当局，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我们依然我行我素，好像这些行为都不是危险且挑衅的。如果父母看起来这样自信，那我们当然是安全的。

战后，祖父母位于玫瑰山的房屋被苏联人征用，他们的小儿子、我的费利叔叔早已迁至澳大利亚，祖父母在等待去墨尔本与他相聚的许可。在等待中，他们搬来与我们同住。我崇拜我的“Nagypapa”（爷爷），我记得，我俩在阳光灿烂的公寓阳台上不停地玩着“attycake, pattycake, baker’s man”游戏。我们两人都渴望学会几句英语（我如今有点怀疑，那种押韵的练习，对他在澳大利亚的新生活究竟有多大帮助）。父母教我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等等”（“Hold on”，我当时认为它是一个单词“Holdon”）。任何一个用外语来找母亲或父亲的电话，我们都以此回答。爷爷讲英语，就像《北非谍影》（Casablanca）中在练“维希，凡希”（Vitch vatch）的年长绅士。我仍能感觉到爷爷灰色西装的粗糙质地，仍能看到他领结上的圆点图案，而我自己坐在他的腿上，身穿白缎带镶花边的明黄太阳套裙。四个大人——父母和祖父母——再加上我们姐妹，一起待在这小小公寓，我感到很安全。

1954年夏天，亲爱的祖父和我在告别午餐上，他将移民去澳大利亚。我永远没有再见到他——也永远没有将他忘怀。

1954年的夏天，祖父母的移民许可竟奇迹般地获得批准。我曾猜想，政府的异常善意是由于祖父母年事已高，再加上他们资产阶级思想已无可救药。现在读了秘密警察档案，我才明白，这是残酷的计谋，也是逮捕父母的前奏。我们姐妹是政府对付我父母最有效的武器，要突破父母的防线，我们姐妹必须被完全隔离开，落入陌生人之手。

但在1954年8月中，我们一起去火车站送别祖父母，对将临的危险木然无知。在那个烟雾弥漫、山洞一般的月台上，我挥手告别我亲爱的爷爷，目送那开往维也纳的火车在远处慢慢消失。我铭心刻骨的记忆是看到父亲第一次哭泣，小孩子感受不到“永远”的内涵，但父亲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爷爷了。埃尔诺·马顿（Erno Marton）是奥匈帝国一位犹太拉比的孙子，在法西斯时代之前的布达佩斯努力奋斗，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了良好的生活。他1973年死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享寿九十一岁，是我认识的最为可爱温柔的男人。

母亲——距离她1955年6月被捕还有几个月——投给我一个默许的眼色。我身穿美国外交官的孩子嫌小的T恤，在学校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认为，妈妈和爸爸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父母，我知道我所有的朋友都羡慕我有这样的父母。这无疑跟危险的气氛有关，周遭的其他大人看起来都很怯懦，而我父母不会像我朋友们的父母那样窃窃私语，尤其是涉及“某些话题”时依然如此。父亲仍从布达佩斯瓦齐街的杰哈特店定做他所有的西装，面料包括粗花软呢、华达呢和泡泡纱等。这些面料都是由英国外交官和美国新闻人寄来或走私带入的。我们的鞋子是位名叫考帕的著名鞋匠手工做成的，所用皮革也以同样方式带进。我母亲仍光顾她战前的女帽商弗里德曼·莎丽（她在秘密警察档案中的代号是布比，“Bubi”，是嫌疑犯还是告密者，则不甚清楚）。妈妈有布达佩斯女人的本事，能将任何衣服搭配成一场时装秀。她所经之处，总带有一袭法国阿佩奇香水（Arpège）的气息。我爱看她给大家发扑克牌，她的红指甲像红宝石一样闪烁发光，活像蒙特卡洛赌台的主持人。

1947年，父亲在他的头生女儿——我的姐姐朱莉——面前笑逐颜开。

我们姐妹是父母宇宙的中心。母亲热情洋溢，讲法语和英语时魅力四射，讲匈牙利语时刁钻有趣。她喜爱将来访的外国人带进我们卧室，听我们朗诵祷文，“En Istenem, Jo Istenem...”（“我的上帝，万能的上帝……”）。这是楼下虔诚的天主教修女教我们的。当局解散了宗教组织，她只能来做我们的玩伴彼得和巴林特的保姆；她的名字是玛尔塔修女，但我们只能叫她玛尔塔阿姨或玛尔塔婶婶。政府对落后的天主教不满，禁止教士和修女在教堂外穿戴他们的长袍。玛尔塔婶婶讲起耶稣，好像在讲自己的朋友，发自内心，容光焕发；对此，我很钦佩。有一次，我看见她要邻居男孩捧起她藏在外套里面的十字架，急切地在男孩耳根低语“Szeretlek Jezuska”（“我爱你，耶稣”）。在她火焰般的眼神注视下，男孩重复了这句话，尽管他自己父母还是反教会的激进分子。不同于我母亲的爱好时尚，她异常质朴，对我更具吸引力。又有一次，她和她所照看的小孩彼得和巴林特，来我家过夜（我们中有人患了水痘，家长们决定，干脆大家都得一次）。她总是等到熄灯后再脱衣，而我真想瞧瞧她睡觉时穿什么（我猜测，穿修女特用的睡袍吗？）。房间里每个人都睡了，我向她低语：“玛尔塔婶婶，你睡觉时穿睡衣吗？”她叫我入睡，不要作声。我仍不断唠叨，但毫无结果，直到自己睡着。她像我一样倔强，但有更大的毅力。

我们步行去山脚的瓦罗斯玛捷（Varosmajor）教堂做弥撒的时候，我喜欢拉住玛尔塔婶婶又凉快又干爽的手。星期六下午，我们在告解室之前排队，我通常挑最长的队列。走出教堂，迎面是刺骨的冷风，薄暮渐渐降落在小公园，里面有高大光秃的树林和砾石小径。我会捡起栗子，在衣袖上擦亮，感到一刹那的纯洁。我是否曾感到奇怪，父母从不跟我们一起去做弥撒，但又渴望我们去？一直要到数年之后，我才明白个中的原由。（他们是全然世俗的，但永远忘不了匈牙利的反犹传统，即使政府已在全力迫害教会，他们仍渴望自己的孩子变成基督徒。这个想法真有点古怪，让人困惑。）

布达山顶上树木茂盛的乔鲍街，是我知道的全部世界。我们可以听到附近圣地广场上公交车和有轨电车的嗡嗡轻鸣，它已被重新命名为莫斯科广场，但没人跟着改口。我们远离佩斯那边的商业区，去那里只是因为要看医生、上歌剧院、光顾捷巴德咖啡屋。后者已是中欧古老生活少有的遗存，其他老式咖啡屋或关闭，或改成站式，只让客人匆匆饮尽各自的小杯浓缩咖啡。闲荡是不好的，旅行更不可能。成人讲到“护照”这个词总带有怀旧的语调，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对巴黎、维也纳、威尼斯和伦敦的回忆，这些润饰过的旅行故事像首饰一样被珍藏起来。对我们小孩而言，这些都是书本上的字眼，我们在布达山顶的四层公寓是个幸福而充裕的世界。冬天，戴上小小的护目镜，我们躺在浴室地板上晒太阳灯。当时，此举被认为有助于健康。一旦我们的朋友彼得或是他的兄弟巴林特，或是楼上的男孩山多尔和班迪，完成一点屁大的事情，整栋楼都能听到“Ich bin schon fertig!”（我准备好了！）。他们都学会用德语谨慎地作出这一宣告，这句话至今还能激起我潮水般的回忆。我们的父母都是官方蔑视的资产阶级成员，因此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我的世界：布达山顶，还有夏天度假的奇妙的巴拉顿湖。我还记得，快到湖边时，我们给车后渐渐远离的一长排柏树计数；开车返回时，我们姐妹和父母又唱起歌曲“Ahol a sarga villamosok jarnak, ott van Budapest”（黄色电车行驶的地方，你将找到布达佩斯）；汽车沿乡村小路一拐，首都的灯火顿时映入眼帘。

孩子总能接受身处的世界，并能很快适应。当彼得和巴林特家的公寓门铃响起时，某个大人就会用一把中国扇子掩盖设于墙内的祭坛，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怪异；我们也不需要父母来告诉我们，居住在走廊对面的卡尔马尔家不属“我们这一类”。我们知道，他们是“重要”的党员，这可从他们的服装和肢体语言，以及与我们相处时的生硬中猜到。之后——我相信是在1956年的革命期间——我们发现，他确实是秘密警察官员；此外，我还有更具体的证据。卡尔马尔家有三个小孩，我们这六名“资产阶级”后代对他们处处提防，而我却对卡尔马尔家的大女儿苏兹生发出小女孩的迷恋。她表情严肃，颇有心计，梳的黑色长辫富有光泽。我思忖，她能教我一些生活经验，而我母亲——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是帮不上忙的。我奉承迎合她，终于得以进入她家的公寓。我回想起，一张斯大林正点着烟斗的大画像是她家唯一的艺术品；这是我第一次在私人家里看到这样的画像，所以我猜想，卡尔马尔家可能是这“伟大父亲”的私人朋友。这种朝我凝视的画像，通常只出现于黑板上方、邮政局和五一阅兵典礼。这次拜访，我没敢告诉父母，因为我冀望能再去。我甚至暗暗钦羡苏兹的母亲——卡尔马尔太太。犹如修女要穿规定的服装，她也穿着党员的制式服装，即灰色、无曲线、不加修饰的那种。她平淡而柔和的面容从不化一丝妆，反而更具吸引力。我感到，这种打扮比我母亲的红唇和相应颜色的指甲更具时代感。

我记得，拜访卡尔马尔家后我突然觉得，家里一切都是古老、发霉的，与新匈牙利格格不入。祖父母的褪色的波斯地毯、深暗的风景油画、马利亚像（我总被告知，这属于达·芬奇流派，但达·芬奇又是谁呢？），还有那些破旧的皮面书籍！看上去有成千上万本，其中许多本的封面已经破损，奇迹般地幸存于布达佩斯的围城战火。那些书的作者和语言，例如托马斯·曼、鲁德亚德·吉卜林[1]、查尔斯·狄更斯[2]和辛克莱·刘易斯[3]，早已没人再读了。我也感到，它们不适合我们少先队正在建造的新社会（我现在是一名“kisdobos”，小鼓手，每周一天要佩戴蓝领巾。）；但转念一想，这岂不是对父母的不忠吗？

儿童是苏联帝国扶植中新型国家的重要角色。如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铁幕”演讲中所警告的，这些新型国家正出现于“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自幼开始，他们灌输儿童以新的标准和价值。东欧国家的学院都在训练社会主义教师，被称为“人民教师”，他们的工作是自幼儿园第一天起，就以社会主义价值教诲我们。因此，我有时感到，我被挤压在人生的两极之间：学校和家。

每星期一次，我们环绕学校操场游行，高歌颂扬拉科西同志，以及那些由巨幅画像而认识的远方上帝：斯大林和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我曾偷偷享受这些激昂的曲调，在短时间内振奋不已，与大家融为一体。（可是，作为父母抗议的另类形式，我们姐妹仍穿着美国的黑色玛丽·简牌［Mary Janes］皮鞋，好比在这些活动中仍在尖声呼叫美国。）《松鼠般开朗的少先队员》（Cheerful Pioneer like a Squirrel）是我最爱的歌曲之一，另一首《发抖吧，伯爵、男爵、资产阶级，现在是无产阶级的时辰！》（Tremble Counts, Barons and Bourgeoisie, It’s the Hour of the Proletariat!），则有点把矛头引向自家了。

那时的布达佩斯不是五彩缤纷的美丽场所，只是灰色一片，缀以猩红色。红星或红旗在建筑物和学校的顶上摇曳飞扬，红旗的数量远远超过匈牙利三色国旗，吊索桥前的花床中有红花拼成的锤子和镰刀。每个小孩都知道，安德拉斯街60号窗台花盆中的红天竺葵，是秘密警察浇的水，为的是让他们的总部看起来和善友好。这栋楼以前是箭十字党的总部。如今，安德拉斯街已改名为斯大林大街。我们去市公园贡德尔餐馆，想尽快绕过这讨厌的建筑；但秘密警察和他们的窗台花盆，实际上已占据整条街区，要想不见还真不容易。

市内多数建筑物还留有枪炮弹痕，十年前同盟国的空袭，使很多房屋迄今还缺窗少顶。这给人以邋遢的感受，建筑物如此，市民也是如此。人们将战前残剩的服装不断修改以勉强凑合，或干脆改穿当年国家的规范外套。甚至我们山脚合作商店里的苹果，看上去也伤痕斑斑。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住进光洁、没有疮疤的房子，像美国外交官的住所一样。

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这不是说，我们比美国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更为严肃认真；我们只是知道，党和其在布达佩斯和莫斯科的首脑，会影响我们的私生活。父母和老师，还有四周环绕的各式肖像，时时都在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尤其熟悉拉科西，即匈牙利可怕的斯大林派领袖，他就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另一座布达小山上。我们偶尔还会看到，他窗帘紧合的吉尔豪华轿车的车队，朝佩斯那一边蜿蜒驶去。与他人相比，拉科西似乎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这个肥胖、秃顶、脑袋直接安在肩膀上的男人，极力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我们的一首幼儿园歌曲，就是献给这可憎的暴徒——《我们感谢您，拉科西同志！》

铁托、枢机主教敏真谛、劳伊克·拉斯洛都是我熟悉的名字。但有时我会被这些名字的两种版本搞糊涂：一个在我们公寓里头，另一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父母报道了敏真谛和劳伊克的做秀公审，都被判犯有间谍罪，但都是诬陷的。枢机主教终身监禁，外交部长劳伊克被径直送去绞刑架。）还有些名字，我知道最好别在家以外的地方提起：美国公使克里斯琴·雷芬达尔（Christian Ravndal），还有一连串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如阿博特、罗杰斯、唐斯、辛普森等等，他们组成了我父母的社交圈子。

曾有一次，我疏忽了控制着我们被割裂开的生活的潜在规则。我的幼儿园要求同学从家里带来各自最喜欢的玩具。我选了一只能上发条的小猴，会一边打转一边敲鼓，结果所有的小孩都跪下来欣赏这令人惊叹的西方技术（显而易见）。我被传召去校长办公室，接受儿童版的秘密警察的审问。她盯着我问，“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个玩具？”，好像我是在向敌人出售核秘密被逮个正着。我知道最好别透露它是露丝阿姨送给我的圣诞礼物。美国公使馆的新闻参赞露丝·特赖恩（Ruth Tryon），赠送我这只美妙的猴子后不久，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匈牙利。我因小孩子的自我中心，以为这两件事存在因果关系。

大多数匈牙利人都害怕我父母，尽量躲着他们。由于拉科西实质上已向美国提出挑战，连小孩子都可感受到，马顿家庭已成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源。现在看起来，这有点怪异；但那时却司空见惯，政治已渗透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我渐渐明白，卡尔马尔·苏兹是不敢回访的，因为怕受我们的沾染。后来她终于来访，不是为了来跟我玩，而是带有其他目的。在这样的国家里，童年生活也受不到保护。

我想，我们姐妹都还年龄太小，尚未被视作危险人物。但身穿条纹T恤和齐膝长袜——尽管是美国外交官的小孩所遗弃的——我们就像是两块移动的广告牌，为人人鄙弃的“敌人”做着广告。对渴望同伴喜欢自己的小孩来说，这是一种何等滑稽的感受。我们乘坐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车进进出出，而承受泥浆溅身的路人必须等候喷吐黑烟的破旧公交车，我们姐妹感觉自己成了公主。

从我们在学校唱的歌曲，从宣传栏上（随处可见的一幅如此敦促民众：“购买和平债券，给美帝国主义一个回答！”），我知道，父母在与帝国主义犯罪分子交往。我们在学校背诵巧妙的韵文，讥讽艾森豪威尔的胖脑袋充满了氧气，随时都会爆炸；而我父母每星期二早晨驾驶美国大车，去拜访美国公使馆。母亲称那部车是父亲的“小虚荣”。即使今天，我仍惊讶，他怎么有胆量向离职的美国外交官乔治·阿博特（George M. Abbott）买进这样招摇的美国技术？我们曾拜访阿博特，一个饱经风霜、瘦削、背略驼的男人。他骄傲地向我们展示，如何将他的外交居所的后院改成小型农场，花床里种满了西红柿和美洲丝瓜。我想我优雅的父亲，以他那双漂亮而修剪整齐的手和驾驶手套，比阿博特更适宜坐在驾驶盘后。但为什么他要如此故意刺激当局呢？根据秘密警察档案中的告密者“安德拉希”（Andrassi）的说法，一名外交部发言人曾呵斥我父亲：“嗯，开那样的车，很容易被人跟踪！”父亲回答：“欢迎他们的跟踪！我什么也不隐瞒。”父亲有时把我们留在斯图贝克车的后座，自己去张罗他的差事。很快，闲散的行人聚集起来，孩子们鼻子挤压着玻璃窗以便检视这一奇物。这种时刻，我既很骄傲，又颇为困窘。

姐姐朱莉和我站在自家的白色敞篷车前。这辆美国大汽车实在是匈牙利当局的眼中钉，在父母被捕后即被充公。政府将之漆成黑色，当作公家车。

几乎做每一件事，我们都是全家集体行动，这是受内部放逐的好处。父母不喜欢做“孩子气”的事，譬如去动物园或游乐场；反之，他们带我们去土耳其蒸汽浴室。这甚至在一切清简的1950年代，仍赋予了这座城市某种快乐主义的氛围。我在蒸汽弥漫的土耳其浴室中，被吊在长长的钓鱼竿上学习游泳；环绕我的是布达佩斯残余的知识精英，他们一边缓慢而有节奏地游着蛙式，一边继续他们的交谈。我们还去看歌剧！我们极为美丽的玛格达（Magda）阿姨嫁给了歌剧导演拉慈（Laci）叔叔，因此，歌剧院简直成了我们的日间托儿所。到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跟着（悄悄地）哼唱主要的歌剧咏叹调。

捷巴德咖啡屋的大理石小桌摇摇欲坠，挤在小桌周围的成人世界，往往有我们姐妹的份儿。当然，我漠视一切，只专注于舀我的巧克力，上面覆盖着一层搅打奶油（名叫“印第安人”，是我的最爱，也解释了为什么我频频拜访家庭牙医。他的名字叫皮什陶·派什蒂［Pesti Pista］，读起来很怪，老是引我发笑，他的诊所就在捷巴德咖啡屋附近。）其时，那些内尼（Neni）、巴歇（Bacsi），即我的“婶婶们”、“叔叔们”，正与我父母聊天；其中一半人将把我父母每句俏皮的评语汇报给秘密警察。现在的记录透露，甚至我那位名字有趣的牙医也躲避不开秘密警察的专门拜访。

我记得父亲是矜持的，有点不易亲近。记忆中，我不曾坐在他膝上，甚至不曾牵着他的手（我想，他日后表现出的疏离可能与将近两年的牢狱有关）。他脾气的偶尔爆发愈加令人害怕，好像是晴天霹雳。有一次，我——他神秘地称我为“丹尼斯威胁”[4]——在嘲弄我姐姐，吵醒了正在小睡的母亲。父亲满公寓追逐，用他著名的足球脚踢我的屁股。假如我明白父母其时承受的压力，我蛮可以在成人休憩时做个安静的小老鼠。多亏秘密警察的监视记录，我现在知道，他是仁慈、关爱我们的。

监视记录，1954年8月27日：

上午10点05分，［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得是他最喜欢的泡泡纱面料］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894），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十分钟后，携带学校用品和两个小女孩，离开商店。

11点43分，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

中午12点20分，马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

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

13点20分，马顿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开车去多瑙河宾馆。他们坐在宾馆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

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1]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年12月30日—1936年1月18日），英国作家、诗人，生于印度孟买，主要著作有儿童故事《丛林之书》、长篇小说《基姆》、诗集《营房谣》等，以及许多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2]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小说家，著名作品包括《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雾都孤儿》、《双城记》等。——译注

[3]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年2月7日—1951年1月10日），美国小说家，著名作品包括《大街》、《巴比特》等，批判性地描述美国社会和资本主义价值，193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4] 《丹尼斯威胁》（Dennis the Menace），美国著名漫画家汉克·凯查姆（Hank Ketcham）创作的卡通喜剧漫画，1951年3月12日初次登场，后由凯查姆的前助理继续创作，以十九种语言在四十八个国家的至少一千家报纸连载。卡通主角丹尼斯·米切尔（Dennis Mitchell）仅五岁半，早熟且可爱，满脸雀斑，额前一撮著名的金发。——译注

第三章 妈妈和爸爸

爸爸（美联社记者）在教妈妈（联合社记者）如何找到与伦敦或纽约通话的国际接线生，这是驻外记者的基本功。

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仿佛……”，仿佛开车去自由广场，在飘扬星条旗的柠檬黄色建筑物前停下，走进那令大多数匈牙利人既恐惧又渴求的另一个世界，如同家常便饭；仿佛从铁幕后持续不断地报道坏消息，是他们新闻工作的分内之事。

美国公使馆（美国在匈牙利的外交机构，故意不升级为大使馆）星期二的“记者招待会”是父母的日常功课，留驻匈牙利的西方新闻媒体，此时仅剩下他们两人。最了不起的是，他们面对无时不在的压力，几乎从不屈服——每次打电话，都能听到“喀哒”一声；显而易见，信箱里的来信早已被用蒸汽打开过。而档案揭露出，对他们的监视远超过他们估计的；他们醒来后的大部分时间，或是有人监视，或是有人监听，根本就没有隐私可言。

我记得面色苍白的乡下女孩向我父母含泪承认，只有答应做告密工作，才能继续为我们打扫或烹饪。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Transylvania）的埃陶（Eta），陪伴我们数月就选择了回家；随后是泰雷兹（Terez），度过一段紧张时期后也返回自己的村庄。我父母竭尽所能想让她们放心，劝她们留下来。一名打扫卫生的女子要求我缺少艺术细胞的母亲，为秘密警察画一幅公寓平面图，罗列每一件家具；还有一名女子，被要求收集我们拆信后扔掉的信封。这似乎尤其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邮件，早已经受过审查官的检视。父亲经常为她们草拟要交给秘密警察的报告，他说：“那些不声不响的告密者，才要倍加小心。”

但有一人像胶水一样紧紧跟随我们，我提到过她，只是没作详尽的描述，她永远铭刻在我心头。加布丽埃勒·吉耶梅（Gabrielle Guillemet）来自法国的希侬，漆黑的头发像头盔一样，套在粉白色的脸上。父母雇用她，不仅照看我们姐妹，还教我们法文，我记不得有她不在场的时候。她易怒，身披黑衣，脚蹬笃笃作响的高跟鞋，为什么在我父母眼中却是合适的保姆？我至今还弄不明白。我猜想是因为可选择的人有限，父母又下了决心让我们学习法文。我们叫她“夫人”（我们姐妹将之变成动词，至今还在使用，如“摆夫人架子”［to Madame］，即颐指气使），她确实完成了教法文的任务。我本可以告诉父母，她实在不适于照看小孩！但我没有可信度。“夫人”对我尤其严格，因我老是惹祸。父母虽然对她有过怀疑，却低估了她对真正主人的赤胆忠心。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她是一名勤奋的告密者，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她的真正工作是以代号“加什帕尔”，细针密缕地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

我有时认为，父母措手不及于自己生活的跌宕起伏，无暇分辨出我们姐妹之间的差异。我俩的名字总是作为一个单词出现：“朱莉―卡蒂”。但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父亲意识到大小女儿之间的差别。他在牢房里受尽难友／告密者的出卖，仍然特别担忧“与父母分离的小女儿的情绪”。事实上，姐姐和我很是不同，一旦离开家，便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她总是渴望“做”事，而我只是个空想家，喜欢将玩偶排成行，为它们朗读，即使自己尚不会，也要装模作样。我曾因不许与朱莉真打架而怀抱挫败感。她因一剂有毒的疫苗而染上破伤风，一度病得很重；在我看来，她就此赢得了父母的特别关照。父亲不能容忍家里的争吵，会带着很凶的脸色闯入我们的房间，我们姐妹就会立刻叫停。

秘密警察渴望把我父母攫入手心，几度申请许可，要逮捕这两名“间谍嫌疑犯”，但似乎有某种东西或某个人在庇护他们。我读了档案，也请教了秘密警察的历史学家，最终的结论是：父母独特的关系门路令他们格外珍贵，不可轻易浪费。监狱是拥挤的，供秘密警察折磨的还有许多其他灵魂。拉科西愿意再等一等。在布达佩斯，没人像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一样，获得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如此的喜欢和信任。最终，他们确实把拉科西引向了重大突破。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暂时的自由，无非是两只具有异国情调的小鸟，栖息在设备完善的鸟笼；但每一个举止都有人尾随，每一次会话都有人记录，目的就是为了掌握美国人的更多动静。况且，他们的鸟笼也在渐渐变小。

1950年代初，姐姐朱莉和我，虽然衣着总是一模一样，但性格迥然不同。

1953年1月14日，美国公使馆顾问乔治·阿博特呈给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一直被定为“机密”文件，直到2008年6月5日方获解密（因为我依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提出申请）。时隔这么多年，这份对我父母境况的描述既缜密又很有洞见，深深打动了我的心。阿博特写道：“马顿是唯一重要的［通讯记者］。”

过去两个星期二［记者招待会日］，马顿都是单独来美国公使馆的。他苦笑着自嘲，以前的同事只能提供幽灵般的陪伴。马顿意识到拜访“敌人”公使馆的风险，但相信不会大于过去两年中的，所以会继续前来。公使馆也清楚，他的拜访可能被政府认作一种“挑衅”，但计划依旧邀请他，除非发生新情况。另一方面，与匈牙利公民交往，公使馆会一直注意观察，保持小心翼翼……

“记者招待会”已成为我们与西方通讯记者会面的委婉说法，因为在招待会中，几乎没有消息是公使馆提供的。它其实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交拜访，对公使馆的益处大于对通讯记者的，因为他们为公使馆提供了机会去讨论和比较对当地事态和趋势的理解，并以匈牙利人的角度来了解情报的背景。

若干因素有助于解释马顿夫妇继续拜访公使馆的意愿。首先，公使馆尽管遭受了很多辱骂和骚扰，勇敢的匈牙利访客仍能自由进入……其次，马顿夫妇星期二的来访已持续超过两年；他们也拜访英国使馆，每月至少一次；他们还是美、英使馆向西方外交官开放的电影招待会的常客……此外，马顿夫妇在布达佩斯的文化、学术、体育（剑术）界，社会关系良好；在个人行为上，在回避干涉或好奇（“间谍行为”）的嫌疑上，也非常小心谨慎。

上月，马顿流露出一种全新的省悟，即他的新闻立场一定会激起匈牙利外交部门的好奇（至少可以这么说）……在新闻题材的选择上，在作出多元的解说方面，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不可避免的，他将不得不更加小心。

显而易见，马顿的处境是微妙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变得凶险。他和他的妻子愈来愈难以掩饰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希望逃往西方以获拯救。但这种拯救——既危险又昂贵，不管以何种方式实行——因他们有两个小孩（四到八岁）以及和他们同住的父母，而变得更加复杂。

马顿的根本困境在于，他以往的冷静、镇定建立在自己专业新闻人的“常态”上，但随着“常态”上的依据逐步受到侵蚀，现在要改建在自己的勇气和毅力上。避开公使馆（和其他人，尤其是英国人），会涉及一种实际上不可行的精神剧变。没有与“西方”接触所提供的道德和精神上的支持，马顿会感受到更多对政府的仰人鼻息。

阿博特还提到，1953年的匈牙利，除了我的父母，仅剩一名还在工作的外国新闻人，阿博特对他有如此描述：“阿通尼·阿蒂拉（安德拉希，Attila Ajtongi）是个形迹可疑之人，显然不靠新闻工作谋生，很可能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曾数次要求出席［美使馆记者招待会］，都被成功地谢绝了。”像低估法国保姆一样，父母也没把这名冠有外国新闻人头衔的“形迹可疑之人”当一回事。他们只是认定，不需要对任何人隐瞒。对美国（尽管从未踏足）所代表的价值，他们情有独钟，并且毫不掩饰。美国外交官们是他们的朋友，也会向他们提供忠告——正如我父母已经隔绝于真实的匈牙利社会一样，如果我父母偶尔切断与西方的联系，他们也不会认为那有什么错。

父亲在1953年遇上了一次为美国人正名的机会。匈牙利官方媒体一直把美国说成是种族主义国家，黑人仍聚居在贫民窟，处处低人一等。我父母实在受不了。于是，父亲向公使雷芬达尔（驻布达佩斯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提出建议，调派一名黑人外交官来揭穿这一宣传。雷芬达尔认为是个好主意，便问他可否在呈交国务卿杜勒斯的公文中讲明是我父亲的建议。父亲表示同意，他认为自己与雷芬达尔的会话都是机密的。数月后，派驻匈牙利的首名非洲裔美国人鲁伯特·劳埃德（Rupert Lloyd）抵达公使馆，先是担任一等秘书，后升任顾问，迅速成为布达佩斯外交圈中颇受尊敬的成员。劳埃德的高调出现令匈牙利政府宣传机构恼羞成怒，此举无疑给宣传策划人一次犀利的反击。

强壮的厄内斯特·纳吉（Ernest Nagy），二十五岁，来自美国克利夫兰市。当他作为新领事抵达布达佩斯时，马顿夫妇已是“常客”，受邀出席公使馆的大多数活动，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其时，莫斯科和华盛顿正锁在一场你死我活的全球博弈中，而我父母则是美国公使最喜爱的桥牌伙伴。纳吉在2008年回忆：“我们都知道这些定期出席公使馆活动的特殊人士。你父母看起来从不胆怯或害怕，他们只是单纯地具有英雄气概呢，还是在替秘密警察做事？我们猜想，他们至少要定期向秘密警察汇报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但我们从不认为，他们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被逮捕之后，一切都水落石出了，他们真是非常勇敢。”

纳吉的妻子海伦补充了对我父母鲜明、生动的记忆。纳吉太太在2008年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走进公使馆的模样。在这个国家买不到任何东西，每个人看起来都可怜兮兮，像遭到了忽略和遗弃。突然间走进这两名匈牙利人，穿着打扮胜过我们中间任何一位。通过观察你母亲，我对品味和着装有了更多的认识。”

纳吉太太让我浏览她家的相册，里面贴满那些1950年代的黑白小照。“看，”她指向一张照片，果然，雍容大方的母亲身披黑色洋装，头戴蒙上白纱的小帽，“那是在我们的婚礼上拍的，在雷芬达尔的花园。你绝对猜不出她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对吗？”

可能父母说服了自己，如果他们穿着、表现与美国外交官一模一样，兴许也能蒙住他们的敌人。

第四章 美国人

妈妈（左四）在布达佩斯的外交招待会上——像往常一样，是人群中唯一的匈牙利人。

倘如拉科西·马加什——犹如《格林童话》中一个叱咤风云的角色——代表我童年的邪恶，那白衣骑士就是美国驻匈牙利公使克里斯琴·雷芬达尔。从1951年到1956年，在这个欧洲被遗忘的角落代表美国的有四十四个大人和十四个小孩，而主宰他们情绪和色调的是雷芬达尔。我家陷入严重麻烦后，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这位外表轻松愉快的男人是由何种材料制成的。

雷芬达尔的名字唤起我童年最戏剧性的时日。他出生于贝鲁特——其父亲在那里任美国领事，他先在伊斯坦布尔接受教育，后转至他家乡的爱荷华州路德教会学院。他被人叫做克里斯，在抵达冷战中的布达佩斯之前，已在美国国务院政绩斐然。一开始，他在维也纳大使馆担任译电员，到1947年升为驻外事务局长，开始该精英团队的重整，以便更好地反映美国社会。在抵达斯大林主义的匈牙利首都之前，他已是驻乌拉圭大使。在布达佩斯，他向甚至已渗入公使馆的恐惧气氛发出挑战。

厄内斯特·纳吉记得，“他是我的第一位主管，所有他的后继者都令人失望。他与你父母交往密切，爱跟他们谈音乐、体育、作家。你父母在这些领域中知识渊博，消息灵通——所以互相建立了亲密纽带”。

像我父母一样，雷芬达尔拒绝接受那道由告密者和特务造出的无形围墙。纳吉还记得：“他属于海明威的类型，喜欢喝酒和女人，欣赏体育，牌艺精湛，是一位颇有天赋的音乐家——他热爱生命！”雷芬达尔为自己建造了四洞的高尔夫球场，还特地雇用一名匈牙利的高尔夫专业人士，名字叫乔（Joe）。驻布达佩斯经济参赞汤姆·罗杰斯（Thomas Rogers）是他的属下，回忆道：“我们都要来参加高尔夫比赛，每个周末都有颁奖。我想，我得了一个为从未赢球的人而设的奖。”雷芬达尔对桥牌、高尔夫、音乐、豪饮、频繁社交都充满激情，并将之化成外交工具。在秘密警察的眼中，他一定是个扑朔迷离的角色，宁可与英国大使的太太汉基（Hankey）女士四手联弹钢琴奏鸣曲，也不愿谈论政治。该如何应付这样的男人？

1954年为美国新闻人安排的晚宴，在乔鲍街公寓内。坐在地上的是父亲，我坐在美联社摄影师的膝上，我的右边是我母亲，坐在墙角的是祖父母。

半个多世纪后，汤姆·罗杰斯回想他与公使雷芬达尔的第一次面谈。他记得，“在国务院，雷芬达尔与克莱尔·卢斯[1]分享同一间办公室。时任驻意大利大使的克莱尔·卢斯正在打电话，雷芬达尔没说话。我想，他是想等她打完电话。她挂了电话后，他还是闷声不响，只管浏览我的档案。好像很长时间之后，他终于发问：‘你打桥牌吗？’我回答：‘我妻子莎拉（Sarah）十分喜爱，但我自己只是随便玩玩。’雷芬达尔又研究我片刻，最后说：‘嗯，谢谢你来。’我想，完了。出乎意料，我获得了经济参赞的任命。”

“我到维也纳时，雷芬达尔仍住在布里斯特尔宾馆，邀我搭他的便车前往布达佩斯。他让奥地利警察护送我们到边界，匈牙利公使馆的轿车，一辆六缸别克旧车，已在边界对面等我们。他打开装满三明治的篮子，拔掉马提尼酒罐的木塞，我们俩一起吃得净光。午餐后，他一下就睡着了，司机带我们穿过沉睡中的匈牙利村庄。到达布达佩斯时，他又精神饱满起来，而我已精疲力竭。”

除了克里斯·雷芬达尔，中央情报局站长吉扎·卡托纳（Geza Katona）也试图打破这道隔离的围墙。卡托纳以他的狗作为掩护，来建立与匈牙利人的联络。“我常带着它们去市公园散步。布达佩斯居民喜欢漂亮的狗，因此愿意与我交谈。人们在露天场合比较大胆，在公园里没有理由担心被人偷听，尽管我有盯梢的尾巴——持续两三个星期会有一次暂停，然后再重新开始——这是正常的。他们跟踪时相当大胆，其时布达佩斯的路上没有多少汽车，我们非常熟悉那些牌照。要是有新的，我们就会相互通知：‘嗨，我被CD600盯上了，记下来，那是国安部的车！’”

政治参赞唐斯（Don Downs）的德国牧羊犬——名叫“公爵”，在布达佩斯的间谍游戏中，扮演了精彩的角色。1954年的一次夜间遛狗，“公爵”在一棵树下嗅出什么。唐斯弯下腰，找到一份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的会议记录，显然是故意留给美国人的。这是公使馆获得拉科西即将下台的首次预警。（唐斯和“公爵”也见证了我父亲的逮捕。）

布达佩斯的爵士音乐和美丽女孩是美国人逃避寂寞的两条出路。业余爵士音乐家、领事纳吉回忆：“布里斯特尔宾馆是我们的总部，有一位模仿奥斯卡·彼得森[2]的钢琴家在表演，周围有很多女孩，我爱上其中一位，却无法将她带出宾馆。我们光顾很多酒吧，等到它们一一关门，以此迎接清晨。”纳吉1954年与公使馆乌发秘书海伦·斯蒂芬斯（Helen Stephens）结婚，他的单身汉生活方告结束。

他记得：“海伦和我结婚几星期后，我在红磨坊夜总会听爵士音乐，那是一家位于佩斯的小酒吧。一名魁梧、强壮的男子加入了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照片，说：‘这是我们从大路对面的树林里替你们拍的结婚照，可以看看，但要还我。’原来那个爵士音乐迷，白天的工作是秘密警察。”

不是每一位公使馆成员都能轻易适应持久的监视。二十八岁的译电员约瑟芬·萨尔瓦托雷（Josephine Salvatore）1949年抵达布达佩斯，对充满敌意的环境毫无准备。她记得：“有一天晚上，大约是凌晨2点，国务院接线生的电话把我叫醒：‘你必须立刻去公使馆签收一份密码邮件。’我住的地方离公使馆尚有几条街，没有计程车，只好步行，每走一步，就听到我身后的人也走一步，抵达公使馆时已全身哆嗦了。再有，我们不能与匈牙利人交往，如果这样做，就会让他们遇上麻烦。所以，我们从不主动与人亲近。另外，我们挤在这窄小、拥挤的外交社区，太多的聚会，太多的饮酒，纯粹是被迫的欢乐。我们听到有关拉科西的故事，还有他对匈牙利人的种种暴行。在那种压力下生活，可真不容易。”

冷战中的布达佩斯弥漫着幽闭恐惧症的气氛。雪上加霜的是，政府规定：无特殊许可证，美国使馆人员一律不得离开市区三十公里。对他们而言，大部分乡下是禁区。拉科西政府尽一切努力要把“帝国主义者”困在密封的盒子里。美国外交官所受的隔绝，超过我们——但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有随时离开的护照。事实上，约瑟芬·萨尔瓦托雷就是如此，她提前回了国。

美国外交官在布达佩斯有资格获得“艰苦补贴”。1953年10月27日的正式公文，对公使馆的生活有苦涩的说明：“当地交通服务是有的，但考虑到广泛的反美宣传，公使馆要求把遇上敌意的机会降到最低。所以，公使馆只向住在较远区域的使馆人员，提供通勤接送服务。”甚至城市壮观的历史景点，今天能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但在当年也发挥不了调剂功能。因为该公文还有这样的要求：“观光必须留心、谨慎，以避免受到刺探情报的指控。”而在这些人为的障碍之上，还有个永久的阻隔：匈牙利语。

语言障碍是个基本障碍，匈牙利语言非常难学，与其他通用语言绝无关联，而等你离职后，又全无用处。多数美国使馆人员只学会用匈牙利语购物、点菜……会讲英语、法语、德语的大部分匈牙利富裕阶层，或在监狱，或被驱逐，或沦为贱民，与他们联系是不可能的。除了官方宴会，与西方友好国家之外人士的交往并不存在。

娱乐的欠缺成为一种艰苦。娱乐方式的有限和不友善当局的横加约束，令公使馆人员无法获得充分的放松和刺激。人们变得呆滞，性格上的摩擦显得格外严重。

困居于公使馆是另一种艰苦。社交局限于狭小的团体，所有娱乐只在同事之间进行。交流的话题有限，缺乏新意，并且一再重复，势必造成摩擦。

在外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孩子居住的大气泡中，我们姐妹是荣誉成员。我们应邀参加他们的生日聚会、游泳、郊游（自然，美国公使馆在郊外有个不大的乡村俱乐部），以及英美使馆的电影招待会。我就是在此看到了迪士尼的小鹿斑比和白雪公主，最为神奇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每当我见到现已年长的女王的照片，总会忆起那天晚上的难堪。我的脸颊因牙齿发炎而肿胀，电影室灯光一亮，我就害羞地躲到我的座位底下。本来身为一个害羞的匈牙利流浪儿（不会讲英语），在一群爱说话的英美小孩中，就已经够窝囊了。

那些小女孩们衣着十分光鲜，甚至在冬天还穿着花边小袜子、裙子礼服和白色尼龙毛线衣。对我而言，她们活像复活节的装饰品。我只会讲寥寥几句英语，仍与她们在一起玩“提思克和塔思克”（A Tisket, a Tasket）、音乐抢椅子和各式版本的捉迷藏。我喜爱美国人的轻松自在。某位父亲会对我们打招呼：“嗨，丫头们！”孩子们大声回喊：“嗨，爹哋！”不像在成人堆里，不用起身，也不用握手。我们可以席地而坐，不像在家里。第一次品尝美国的全国性饮料，我不喜欢它“多刺”的气泡，美国方方正正的橙色奶酪也味同嚼蜡。但这好像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光明世界，而我多想成为其中一分子啊！在这类活动中，我们姐妹通常是仅有的匈牙利小孩，而我父母是仅有的匈牙利成人。每次步入外交官住所，总给我带来惊喜。它们窗明几净，保养良好，住在里面会觉得很“安全”。1995年，我选择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的花园举行婚礼，求的就是安全，虽在我的家乡，但又在安全的美国土地上。

四十四名美国人，星期六夜晚在他们修剪整齐的灌木后面，在他们仿造的美式郊外别墅里，玩bingo游戏，或是在雷芬达尔的率领下，唱他们在堪萨斯州哥伦布镇或内华达州法伦镇每个星期日惯唱的圣歌。他们是匈牙利政府的囚犯，几乎沦落到我们同样的地步，但他们与我们之间仍有关键的差别。他们在铁幕后的停留是有期限的，一旦有冲动，就可跳入他们的别克或雪佛兰汽车，五小时后，就可见到战后维也纳的破旧楼宇和鹅卵石街道。为了走同样的路程，我们一家愿意赌上一切。

有时，片刻的幽默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布达佩斯的紧张气氛。厄内斯特·纳吉记得，“有一天，一名神秘兮兮的匈牙利人来到公使馆，携带一个包裹，要见‘重要人物’。我们带他去见吉扎［卡托纳，中央情报局站长］，他告诉我们，‘这是从美国汽车里掉下来的，我不想让它落到苏联人手中。’结果发现是一盒用过的避孕套，马克斯［经济参赞马克斯·芬格（Max Finger）］想方设法还是没能扔掉它”。

父母是美国使馆人员无休止的猜测对象。汤姆·罗杰斯说：“我们认定，秘密警察会定期询问他们。没有询问是不可想象的，但我没有问过他们本人。这并不表示，他们在向当局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当时都是这样。你父母在做多么危险的事，为美联社和合众社写稿，与我们交往，牵涉是很深的。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和婴儿礼物会，在圣诞节跟我们一起唱颂歌，真是罪上加罪啊。”

另一名美国外交官对我父母深表怀疑。雷芬达尔的副手西德尼·拉方恩（Sidney Lafoon）恰是他老板的反面，借用纳吉的话语就是：“平庸、笨拙、缺乏想象力、多疑、仅凭直觉，属‘立场坚定’一类。在麦卡锡时期，国务院里多得是，拉方恩便是该时期的残余。依我看，你父亲是中欧教育系统的产品，多才多艺。这类人文主义教育现在已属凤毛麟角。拉方恩认为，你父亲‘不是自己人’——而是嫌疑对象。”

拉方恩据传颇为富有，因而有能力帮雷芬达尔分担许多乏味的正式款待。也许是交上坏运，拉方恩偕同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搬入乔鲍街我家旁边的外交官住所，麻烦接踵而至。

其时，祖父母仍跟我们同住，祖母更是一名热情洋溢的厨师。外交官住所的厨房正好面对我们的阳台，我记得祖母喜欢与拉方恩的厨师弗朗西斯卡（Francesca）聊天，对方会从自己的厨房窗口探出身子，与我祖母讨论当天的菜单。拉方恩搬来不久，就让技工安装上铁栏和不透明窗户；两栋房屋之间，再也不能言语交流，也见不到对方。其中一名匈牙利技工跟我父亲说：“我只在基思塔萨（Kistarcsa）才见过这样的装修。”那是郊外一个声名狼藉的纳粹和秘密警察的集中营。

弗朗西斯卡与我祖母不再聊天，朱莉和我也尽量不让我们的皮球飞进拉方恩的花园，那可是有去无回的。汤姆·罗杰斯直截了当地说：“我鄙视他，他认为你父母是间谍，便拒绝与他们有任何交往。”

1970年代，我在华盛顿特区读研究院，父亲要我陪他出席国务院的外交招待会。在拥挤的外交官和新闻人中，父亲认出一个硕大身影，西德尼·拉方恩。“不要向那人微笑，卡蒂，他是个很坏很蠢的人。”我挤过人群，好好看看我家的冤家对头，并给他一个最狠的横眉怒视。

父母不知道，公使馆里还有个更危险的美国人——他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这名外交官。

[1] 克莱尔·卢斯（Clare Boothe Luce，1903年3月10日—1987年10月9日），美国剧作家、编辑、社交名流、大使、国会议员。1935年11月23日与《时代》、《生活》、《财富》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结婚；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曾陪伴亨利·卢斯访问中国。——译注

[2] 奥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1925年8月15日—2007年12月23日），加拿大钢琴家和作曲家，发行二百多张唱片，赢取七个格莱美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爵士钢琴家之一，在全世界举办过数千次现场音乐会，艺术生涯逾六十年。——译注

第五章 罪上加罪

秘密警察以长焦距镜头偷拍我父母（父亲在中间）。这张照片也是我在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的。

1952年4月30日，国际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的布达佩斯通讯记者绍特马里·耶诺（Jeno Szatmary），遭严刑拷打之后签署一份“招供”，说“安德烈·马顿和他妻子在每周记者招待会上，传送情报给美国公使馆，我也在场”。绍特马里还说：“他们把政治经济事件、解散宗教组织、逮捕社会民主党人等，都一一告诉美国外交官。”不久，他因胃癌未获治疗而饱受煎熬，死于牢中。

父母从不知道这位朋友兼同事被屈打成招，但绍特马里遭逮捕把他们吓坏了，其妻子为此而受的残酷待遇更增加了他们的焦虑。她曾是无声电影的明星演员，却被驱逐进“不受欢迎者”的集中营。

在未发表的回忆录里，妈妈生动地记下了那一刻。“紧张的气氛几乎令我们窒息。至此已很清楚，我们是死路一条，下一个轮到的就是我们……夜复一夜，我们睁眼躺在床上，压低声音，计划潜逃。安德鲁和我，即使加上两个女孩，活着逃离可能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还有安德鲁年迈的父母，既不能留下，又恐怕承受不了逃亡路上的种种风险。我们已被逼入绝境，别无退路了。”

当然，朱莉和我对家中这生死存亡的境况一无所知。现在回顾起来，真感到惊异，我们姐妹当时的生活竟如此正常。只要父母在身边，孩子可以适应任何环境，我们姐妹就是这么想的。等到我终于读到档案，才意识到父母为这“正常状态”付出了多大代价。外交官阿尔伯特·希勒（Albert Shearer）的美国妻子卡萝尔·希勒（Carroll Shearer）不久前出版了回忆录，其中记下了她亲眼目睹的我父母的绝望。她是在2007年写的，其中写到我母亲给她打过一个紧急电话。“有一天，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匈牙利朋友约我在捷巴德碰头。那是个饮茶的时髦场所，我感到惊讶，但很高兴。我对她很欣赏，所以我的好奇心高涨。我们闲聊一阵后，她终于开口：‘卡萝尔，我有个很认真的请求。’我的想象力不够丰富，根本预想不到她想说的。‘能不能请你把我的两个女儿带出国？’我好长一段时间惊愕无言。我知道我必须说不，但又不忍心，也不会急中生智来设法婉拒。她继续说：‘我想安德烈和我将很快被捕，我就担心孩子们。’”

“她丈夫也是新闻人，很出色。她告诉我的无疑是事实。终于，我给了最直接也是最诚实的答案。‘伊洛娜，如果我照你的愿望办，我会危害整个美国公使馆。我知道，秘密警察一直在等我做犯法或愚蠢的事。天知道，我每天都处在诱惑的包围之中。’偷运那两个小孩，要么藏在我汽车的行李箱里，要么装入外交邮袋，实在是无法保住秘密的。”[1]

母亲会想到——即使是这想法本身——放弃女儿，为了让她们谋得生路，这真叫我大吃一惊。这个新发现使我改变了对她的印象，但已为时太晚，我已经没法再跟她谈论此事了。我赞美她愿意作出这样的牺牲，又惊栗于她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另有一个想法在我脑中浮现：倘如希勒太太真把我们带出去，在不同的外交职位上把我们抚养成人，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呢？（阿尔伯特·希勒，于1952年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者，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匈牙利。之后，他继续他杰出的外交仕途，曾担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无论是怎样的保证，都不能满足我父母对安全的渴望。

另一方面，父亲还在不顾一切地搜寻出路，以保全家团圆。我是幸运的，其时还年幼，不懂一个愁字。我的童年早期受到层层呵护，我对父母的困厄视而不见。

在那段糟糕的岁月里，美联社驻维也纳的通讯记者理查德·欧里根，设法替爸爸找到一个蛇头，是一名以萨尔茨堡为基地的军队间谍，外号叫“法国人”。他愿意帮忙，问题是先要交钱——大大超过我家能负担的。欧里根担心自己在这地下交易中牵涉太深。他在1952年10月29日写给美联社在纽约的总经理弗兰克·施塔泽尔（Frank Starzel）的信中说道：“在感情上，我真想帮马顿。但理智告诉我，如果马顿在一切还没有太迟之前，先停止为我们工作，再给自己找份其他工作，好好待着别走，这样会更明智。逃离的风险日益增加，成功的潜逃越来越少。我不知道［马顿］确切需要多少钱。冬天将临，无论如何，他必须等到春天。现在，费用大约是一千五百美元一人，这意味着他可能要向美联社预支三千美元，而前提是他设定的逃离队伍只包括他自己、妻子和两个小孩。到了春天，费用可能会更高。”

施塔泽尔回复：“如果我认为此计划有成功的可能，我愿意批准三千美元的预支。如果还要增加很多，我就会再斟酌。我非常怀疑［马顿的］处境会因辞职而获得改善。相反，他可能因此而蒙受更多怀疑。此外，他不大可能在别处获得同样的联系渠道。”

那年夏天，父母让我们留在家中，他们自己沿多瑙河作一日游。我们姐妹知道，这次旅行不同于以往的假期郊游。到了傍晚，他们仍没归来，我固执地坐在我家楼梯的底部等候。我记不得到底是谁说服我放弃守候而回到床上；我想一定是“夫人”，但我实在记不得那狡猾、急躁的女人的任何善举，哪怕是一次。

他们到第二天才返回，既沮丧又伤痕累累，头和胳膊都有绷带。实际上，他们是去多瑙河边的村庄找一名水手。听说，他曾利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之间的轮船，把人藏在箱中偷运出境。夜幕降落，父母的汽车在陌生的道路失控，翻入一道八英尺深的水沟。母亲事后回忆：“我晕过去一分钟。过后，我想自己一定伤得很重，因为我浑身是血。一名路过的司机停下，急切地俯身检视我，却找不到任何伤口。突然听到安德鲁的呻吟，我才发现身上的血原来是他的。他手腕上的一根动脉断了，几乎神志昏迷。我们带他去看当地医生，我跟在后面的政府卡车里，但乡村医生无法妥善治疗［你父亲的］伤口。等到他能上车，我们就乘计程车返回布达佩斯，直奔医院。”

父亲最后的“外国新闻人”同事“安德拉希”，1953年1月11日向秘密警察报告，他无意中听到我父亲在捷巴德说：“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受人尊敬的文化人、科学家、艺术家和医生，都被迫发表光怪陆离的声明，以拥护党。”

1953年1月21日，根据绍特马里的“招供”和父亲对匈牙利“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报道”，内政部“建议以帮助美国刺探情报的罪名，逮捕安德烈·马顿”。

然而在1953年3月5日，奇迹发生了。斯大林去世了。

我对那天的记忆是城市中异常安静。工人放下了工具；有轨电车和公交车尖叫着戛然停下；我们幼儿园里，大家围成圈，默立以表尊敬。母亲记得在随后的数天里，“八年都不敢说心里话的男男女女，现在与朋友们公开讨论……人们守在收音机旁，又匆匆赶去邻居家，通告最新的消息。街上和咖啡屋里，笑声和笑话不断”。父母祝贺自己：他们度过了最黑暗的时日。

但在布达佩斯，拉科西仍在执政，仍然危险。父亲放弃了多瑙河的水手，但仍在与“法国人”联系。

1953年4月2日，欧里根又写给施塔泽尔一封信，要求阅完即“销毁”，幸好施塔泽尔没有履行那个要求。

布达佩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邀请肯定使事情变得复杂了……有关方面希望在大约相同的时期，将马顿弄出来。

就马顿而言，我相信只要他仍在那里，我们就应该保护他的职位。我认为，继续把马顿当作我们驻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很重要。如果马顿需要帮助，我们才会派遣第二名记者。

昨晚非常意外地接到马顿打给我的电话。（他问我是否收到他需要“药”的来信。我回答，此事已在操办之中。收到如此露骨的电话，我感到震惊。）

马顿的逃离对美联社的影响：……我们可从这里发出消息，说他显然已从布达佩斯消失，只能假定他已被捕。

他尝试潜逃时，仍有被捕的可能。

依我看，无论何时被捕，他都将被迫发表声明，涉及他与美英使馆人员的接触，以及他曾写信给美联社和我，讨论有关逃离的事项。

就我个人而言，我真希望他在原地能够愉快。但据我的一连串的访客和他打来的电话显示，他已吓得要死，在祈祷尽快发生点什么事。不管如何，至少在和平理事会结束之前，我认为他是安全的，也可能持续更长时间，如果共产党不想放弃他们所期待的理事会的宣传效用。

同时，美联社总经理也下了决心，不愿再卷入我们的逃离计划。总经理施塔泽尔指示欧里根：“不管是你，还是美联社的其他代表，都不应参与此类活动。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它都会让这个组织丢脸，或使我们陷入危机。”

斯大林不在了，但数千特务和告密者所操纵的恐怖机器仍在运转。没人发布指示，让那些敬业的办案人员撤销马顿夫妇的档案。

1953年7月4日，天外救星（deus ex machina）突然出现，为我们解了围。斯大林死去的四个月后，拉科西在特别国会会议中遭到罢免；斯大林“最好的匈牙利学生”，被迫将权力移交给温和的共产党改良派纳吉·伊姆雷（Imre Nagy）。有记录透露，在此之前，拉科西被召到克里姆林宫，为失去党和人民的支持而受到严厉批评。纳吉以开创新时代的诺言接任新职，发誓将终止强迫性工业化、农场集体化和“不可靠分子”的下放。他谈论“社会主义法治”，以及重新审查政治性逮捕和定罪的必要。尤其是，他保证将做得比拉科西更好——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他受人憎恨的前任并没有退得很远，只与纳吉互换了交椅，仍是党的第一书记，让纳吉担任总理。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继承者们，相互之间仍在钩心斗角，便在两面下注。

父母当然报道了这个戏剧性变化，为匈牙利，也为他们自己的命运。母亲记得：“［国会的］走廊上，男男女女熙熙攘攘，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彼此拥抱。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们把安德鲁和我挤到墙壁，向我们祝贺。他们已有好几年没敢跟我们讲话，哭泣着抓住我们的手：‘你们是对的！你们现在安全了，你们的烦恼已经结束！’我在走廊看到纳吉，走到他跟前，带着感情说：‘恭喜你！’……他摇摇头，从眼镜镜片后面忧心忡忡地凝视我，恳求道：‘请不要过高地评估此事。’”

过后，父母匆匆赶去看拉科西，只有两名警卫的陪同。看见他们，拉科西停下脚步。母亲记得：“我接受了他伸出的胖手，问他：‘你好吗？’他边笑边回答：‘我什么都好！’得意洋洋的，他旋即走下大理石楼梯，消失了。”

那年传统的美国独立纪念日庆祝晚会，在公使雷芬达尔寓所举行，别有一番滋味。父母感到，随着拉科西的罢免，他们像是在庆祝自己的解放。结果却大失所望，这只是暂缓行刑。

对拉科西的受害者、我父母的同事绍特马里·耶诺而言，这来得太迟。1953年11月26日，绍特马里的遗孀打电话给我父亲。根据秘密警察监听的详细记录，她在哭泣声中告诉我父亲，她丈夫4月6日死于牢中。我父亲问：“怎么死的？在哪里？”寡妇呜咽着回答：“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只讲了尸体埋在哪里。”她号啕大哭：“啊，我的上帝！我不想活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以前，我之所以忍受，是因为我想再见到他，我在为他而活。现在，什么都完了。我该做什么？我该怎么办？”

“他们不给死亡原因？”我父亲问。

“死亡原因？”寡妇反问，“就是他们杀死他的！在他们手里，他做了一年囚犯，迄今已死去六个月。他们现在才来告诉我，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她一直哭泣。

“你必须平静下来。”我父亲说。

“我请你务必帮忙，你有一辆车？”她问。

“是。”

“星期天，”她继续，“你愿意将我送到墓地，再帮我找到他的坟墓吗？”

“当然。”我父亲回答。

所以那个星期天，我父亲陪着那位寡妇去寻找绍特马里的坟墓，而她丈夫的供词却是政府指控我父母的依据。这一小小事实，几乎埋葬于秘密警察成千上万页的文件之中。它令一名小孩感到自豪，胜过其他任何遗产。

纳吉·伊姆雷可能希望迎来一个富有人性的新社会主义，但拉科西的追随者仍在掌管秘密警察。1954年2月5日，秘密警察再一次向内政部长提出要求：“逮捕和审讯美国公使馆最活跃的特务安德烈·马顿……我们之前曾几次申请许可，施以保护性拘留，但都遭拒……马顿继续保持着与美国公使雷芬达尔密切的私人关系。”

克里姆林宫里面，斯大林的继承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仍在风雷激荡，其结果将塑造冷战的进程。同时，父亲却向他的敌人提供了弹药。

1954年7月14日，父亲坐在饰满精美壁画的堂皇的国会会议室。他从笔记簿上撕下一张纸，写上“看看你是否能帮我取得一份今年的国家预算”，然后递给“安德拉希”。这名特务多年来一直在等候这样的字条。政府刚刚宣布，那年的预算——经济已变得一团糟——将不再发给媒体，新闻记者只能在国会里阅读，不可带走。“安德拉希”告诉我父亲这一新决定，一贯轻视这位“同事”的父亲回答：“嗯，如果不分发，我就去偷一本。”随后，他闲逛到预算本子叠得高高的桌子边，顺手拿起一本，悠闲地夹在腋下，快步走出国会。

自由广场上的美国公使馆，离国会仅几分钟的步行路程。父亲走这段路时，后边就有人跟踪。海军陆战队警卫挥手让他进去，他乘坐特别电梯，直达位于二楼一角的公使办公室。在这里，他感到安全；虽然有暗藏的麦克风，定期安检也会发现和排除这些监听器械，但麦克风不能记录文件上的日期和名字。公使办公室的人员都知道，不能大声说出敏感内容。父亲带着预算本子抵达时，经济参赞汤姆·罗杰斯正好也在。“他让我查看了其中的价格和生产效率，因我在准备一份国务院报告。我还问他是否可以留下看几天，他也答应了。”数天后，罗杰斯归还了预算本子，父亲也写了自己的新闻稿，是一篇他的美国读者几乎漠不关心的报道。然而，罗杰斯又通过安全的外交邮袋，送了一份拷贝去华盛顿。至少，他以为是安全的。

读到这里，我为父亲的不负责任感到吃惊。他不认为他的“顺手牵羊”是偷窃，但至少是一项挑衅行为。通过将它交给美国人，父亲奉送给了敌人一直在等待的把柄。由于这一鲁莽、逞能的举动，他的一家将付出沉重代价。

秘密警察终于取得一项对父亲的具体指控：“偷”政府文件，将之交给敌人。但父母一直到很久之后才怀疑，提供最具破坏性“证据”的，既不是我们危险的法国家庭教师，也不是“安德拉希”，而是一名已变成秘密警察特工的美国人。

美国陆军准尉理查德·格拉斯佩尔（Richard Glaspell），凭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战绩而获铜星勋章。他1918年8月9日出生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由妻子米米（Mimi）、儿子格雷戈里（Gregory）和女儿克劳迪娅（Claudia）陪伴，在1952年11月抵达布达佩斯。他的征兵记录将他入伍前的职业登记为“室内装潢师／橱窗设计师”。我不清楚，秘密警察何时开始胁迫准尉格拉斯佩尔。陆军希望埋葬这种令人尴尬的丑事；非家庭成员想获取军人记录，要受很大的限制。格拉斯佩尔的子女从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在布达佩斯到底遭遇过什么，而如今他们也都已不在人世。

格拉斯佩尔是被陆军踢出去的，没有获得新任命，甚至没有养老金。这是他家唯一在世者——他的儿媳孔奇塔·格拉斯佩尔（Conchita Glaspell）告诉我的。他已去世的妻子米米知道多少，我再也无法发现。仍然活着的只有格雷戈里的遗孀和儿子，他们都不知道格拉斯佩尔沉沦的起因，只知道他在布达佩斯过得最愉快，也在那里葬送了前程。2008年，他那位在中学任心理咨询师的儿媳告诉我：“上司对他失去了信心，他提前自布达佩斯归来，一直没有其他任命。”

美国人提供了针对我父亲的关键证据，这一定伤了他的心。父亲在他回忆录里故意含糊其辞。父亲写道：“此类故事都差不多，外国人与本地女人发生暧昧关系。她可能是秘密警察的雇员，也可能是被胁迫的。然后，通过单面透视的镜子取得他们在床上的照片，如同出卖我的人所遇上的［强调语气］，他是被勒索的……”父亲这样结束这痛苦的话题：“如果不加上这条说明，这幅图画是不完整的。在我的案件中扮演卑鄙角色的人，既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布达佩斯美国公使馆的匈牙利员工。”

父亲被逮捕的那个晚上，父母正好与格拉斯佩尔的上司、军事参赞哈里·菲尔兹（Harry C. Fields）一起就餐。很可能，这也是逮捕一事进行得万无一失的原因所在。我们安全离开匈牙利后，父亲得以获悉格拉斯佩尔的真正身份，并透露给他最亲密的美国朋友汤姆·罗杰斯。罗杰斯在2008年向我确认道：“是的，格拉斯佩尔把我给国务院的报告交给了秘密警察，其中就有你父亲提供的1954年匈牙利预算。”这个“被偷”的预算，再加上有机会窃取公使馆机密者所提供的其他证物，构成了我父母案件的核心证据。

厄内斯特·纳吉也从我父亲那里得知格拉斯佩尔的背叛。他说，冷战期间所有外交人员，都曾接受应付胁迫的训练。他记得“几年前，我被卷入一宗类似案件。公使馆一名秘书与匈牙利医生坠入爱河。不久，秘密警察拿出照片威胁，逼她参与间谍活动。她直接找克里斯·雷芬达尔，讲清来龙去脉。第二天一早，雷芬达尔叫我——我是职位最低的职员——开车把她送走。按照预定，我把她交给已等在边境的维也纳大使馆人员。她以后有个完整的外交生涯，直到体面退休。这归功于克里斯·雷芬达尔，他在公使馆营造出互信气氛，促使那女孩自愿开口。”但理查德·格拉斯佩尔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从而向华盛顿的冷战敌人提供了最珍贵的礼物：对敌方机密的渗透。

这里我必须谈谈我对父亲行为的反应，我是第一次获悉其中详情。爸爸可能不知道格拉斯佩尔，但他很清楚，他处在不间断的监视之中。与美国人分享限制文件已超越记者的责任，从冷战的角度看，更容易被解释为间谍行为。爸爸为他不顾后果的傲慢，付出了极大代价。

不利于父母的证据在不断累积，秘密警察在等候逮捕他们的许可。斯大林和拉科西都离开权力中心的那一年，年终嘉言是美联社总经理弗兰克·施塔泽尔发来的贺电：“最温暖的圣诞节祝贺，给你和你的家人。对你在过去一年中不顾多重压力仍有持续的优异表现，我表示最深切的感激……衷心祝愿新的一年幸福快乐、事业成功。”

[1] Carroll Russell Shearer, The Great Adventure (Lunenburg, VT: The Stinehour Press, 2007), pp. 36–38.

第六章 缓刑

父母被捕前，合家相聚的最后一天是在布达小山上试用新滑雪板。

斯大林在1953年死去，我的父母在1955年被捕，这中间的岁月我记得是段幸福时光。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和朋友的小天地里，紧张气氛都有所缓和。但对“夫人”和她的告密搭档——我们的门房普利格尔太太（Mrs. Priegle），我没有增加点滴的好感。普利格尔太太骨瘦如柴，总带着一种因生活不顺而怨天尤人的神情。每天早上，她来打扫卫生，收集我父母用过的咖啡渣以便回家再用，我都尽量避开。在我们的世界里，大部分成人看起来轻松许多，耳语少了，笑声多了。我家的匈牙利访客也有所增加。祖父母突然收到移民许可，母亲由此特别高兴，父母开始打扫装饰起我们的公寓。根据秘密警察档案记录，“夫人”和普利格尔太太汇报说，这是我们计划逃亡的假象。

但真实的情况远为复杂。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四人的混合对抗赛。这在我父母的生活中举足轻重，我则要到数十年后才得以弄清。它涉及英国经济参赞杰拉德·辛普森（Gerald Simpson）和他妻子佩吉（Peggy）。我记得，辛普森太太有点冷若冰霜，但很美丽，一种苍白的、英国玫瑰式的美。她与我那机智而喜怒无常的母亲截然不同。父亲曾提及，佩吉在二战期间开过救护车。我感到惊奇，她是如此拘谨整洁的淑女！辛普森家有个女儿，叫托妮（Toni），像她妈妈一样漂亮，但也同样咄咄逼人。

我家安全抵达美国后，大约在我十三岁那年，我听到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是我母亲说的，关于她自己的婚姻。她告诉我，父亲在布达佩斯时曾与辛普森太太相好，几乎导致父母婚姻破裂。她在回忆录里解释了她是如何发现这段恋情的：

“那是在英国使馆的英女王生日聚会上。客人聚集在花园，一边啜饮香槟，一边聊天……我站在人群中，可以看见安德鲁［爸爸］和［佩吉］在不远处交谈。他们在讲什么，我听不到，但见安德鲁伸手把一只昆虫从她肩膀上拂走。他的手一碰，她的脸就涨得绯红。我凝视着，为她的失态而感到惊讶。哦，我明白了：她已坠入爱河。”

我第一次感到父母之间的不对劲是在1954年夏天。我们陪祖父母去火车站，开始他们赴澳大利亚的长途旅程。很显然，父亲与他父母的别离是痛苦的。我牵着他的手，向开往维也纳的火车挥手告别。但母亲只冷冷陪伴在侧，为什么不安慰他呢？我感到奇怪。其实，她是在怒火中烧。她的愤怒，差点令祖父母取消他们期待已久的旅行。

妈妈写道：“我公公觉察到我与安德鲁的疏远。在这么拥挤的公寓里，怎么可能保密呢？他支支吾吾地问，如有必要，他仍可以改变计划留下来，‘伊洛娜，你和班迪［父亲的昵称］出事了’。他以为我爱上了别人。‘亲爱的，不是我，是你儿子。’他展颜释怀了：‘嗯，一切都会好的，班迪会回来的，对他大度些。’我真想问他，他回来又有什么用？他伤透了我的心，我不要他了。”

祖父母离开之后，我们家最后一次去巴拉顿湖度暑假，住在提哈尼镇的体育宾馆。大部分时间，我套上汽车内胎在湖中划水漂游。朱莉和我陪伴父亲的时间多过陪伴母亲，我们或乘帆船，或游泳。母亲之后告诉我，她找到一封父亲写给佩吉·辛普森的情书，开头写道：“四天之后，我仍只想着你。每晚我去湖中游泳，总希望在水的一方找到你。”对这一细节，母亲发出苦涩的嘲笑，因为父亲讨厌冷水，晚上绝不可能去湖中游泳。但最糟糕的背叛是他在情书里引用了她最喜欢的一行诗，厄内斯特·道森[1]的《辛娜拉》，“我一直忠实于你，辛娜拉，以我的方式”。

在巴拉顿湖最后一次合家度假中，这是我最喜欢的夏日消遣。对父母的婚姻红灯和政府的逮捕计划，我茫然不知。

母亲公开一切时，父亲请求饶恕，允诺与辛普森太太分手（她早已预定在夏天结束时返回伦敦），并当着母亲的面把情书撕得粉碎。她以自己典型的夸张性格写道：“但我从废纸篓拾回每一片碎屑，小心放好，永远留存……我对他永不宽恕，再也不信。”（讽刺的是，倒是秘密警察结束了母亲这可笑的自虐。他们抄家时，把这些碎屑带走以作研究，无意中为我们大家做了一件好事。）

在巴拉顿湖时，父母把我们短暂拜托给一位朋友，他们自己返回美国公使馆参加独立纪念日的庆祝会。母亲在那里当面质问了辛普森太太，我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感情夸张的匈牙利人，因为愤怒而满脸通红；保守、矜持的英国女人，由于冷静而泰然自若。两人在茵茵绿草地的边缘相遇，尽管相互对视，却装作漫不经意。佩吉向我母亲承认她爱我父亲，但无意与他结婚。她沉着地告诉我母亲：“我已有一个丈夫。”母亲质问：“那我怎么办？”辛普森太太回答：“你嘛，跟安德鲁一起十年，无疑已得到足够的幸福。”在我成长过程中，母亲常跟我唠叨这几句话，可能在为我打预防针，以免受男人的欺骗；又可能在给我泼冷水，因我对父亲有英雄崇拜情节。她在这两件事上都没有成功，但这些话却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1940年代，妈妈身着网球服。她的球技不错，扑克牌技更精彩。

后来辛普森一家离开布达佩斯，父母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总把他们看作是时髦、美丽而危险的一对，像黛西和汤姆·布坎南[2]一样，轻率走过场，却留下破碎的陶片。“再见，祝您好运！”是佩吉·辛普森送给我母亲的告别语，但母亲再也没有彻底恢复她已受伤的自尊。

拉约什、朱莉和妈妈，在巴拉顿湖畔——父母被捕之前的夏天，他们的婚姻几近破裂。

父母穷于应付他们之间的家庭戏剧，我们姐妹则经常被留给朋友兼桥牌伙伴切里·拉约什（Lajos Csery）来照看。他是一个理想的保姆，高大、矫健、帅气，三十岁出头。看起来，他更像个大孩子，跟我们一起玩游戏，那些游戏是我父母绝不会放下身段跟我们玩的（我记得有个游戏他称之为“Panzerfaust”，反坦克火箭筒。他饰演德国狙击手，我俩是敌方目标）。身穿白色网球衣，黝黑的长腿、催人入眠的蓝眼睛，还有完美凿成的五官，他真是英俊。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明显，拉约什也在我们生命中变得日益重要。有时他来的时候，只有母亲和我们姐妹在家。我们都喜欢他。

我如今在秘密警察档案中读到，父亲的不检点令母亲如此伤心，她竟写信给她以前的未婚夫，一名现居澳大利亚悉尼的医生。她请求他的宽恕，因为她当初拒绝了他。“我与一个陌生人过了十一年不愉快的生活。”秘密警察一定读得津津有味，其中一位在信封背面写下：“看起来马顿家的狗屎沾上了电风扇，与辛普森太太有关！”

布达佩斯外交社区温室般的世界里，到处传说着辛普森太太与马顿的流言蜚语。汤姆·罗杰斯指出：“唯一令我惊奇的是，我听说你母亲竟找到了写给佩吉·辛普森的情书。你父亲一向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我实在弄不明白。”母亲让拉约什长时间陪她，以此来惩罚父亲。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斯大林和拉科西——似乎都已被挫败。他们可能是在放纵过去因险恶处境而一直压抑着的私人激情。

整个夏天，父亲都在讨好母亲，哄劝她走出冷淡和惩罚性的疏远。档案中的一封信令我不禁热泪盈眶，同时也很是羞愧。他在暑期的一次分离中，用他们互通款曲的英文写道：“最亲爱的宝贝，最伟大的妻子！原不想在这个短暂的星期中打扰你，但星期天我在床上发现你的字条，令我感动不已……孩子们是小天使，处处帮忙，尤其是卡蒂。朱莉每天早上给鲜花浇水，一切都在模仿你……你好吗？希望一切顺利。如有时间，请不要忘记，没有你，我已寂寞得要死，我需要你、渴望你。”信纸的边缘，一位秘密警察潦草地写下几个字：“悔改的罪人！”

秘密警察从没间断他们的监视，详细记载了在我们9月回学校后，父亲留在巴拉顿湖的孤独生活，他“在考博什·安德烈[3]太太的陪同下，度过了大多数下午。他们每天去不同的游乐场、咖啡屋、餐馆和海滩。我们注意到，他们在体育宾馆的其他客人面前相当矜持，到了外面，他们的行为就变了样，例如，挽着胳膊散步，贴身而坐，亲密交谈”。有好几页的文件，详细记录了他们在哪里用餐、吃什么菜肴（我知道父亲不碰啤酒，但他确实与考博什太太一起喝了啤酒），甚至他们的车速。“马顿太太和两个小女孩再次出现后，考博什太太就消失了。”这是秘密警察的结束语。

读到这些1954年夏天和秋天的监视记录，我该感到震惊吗？恰恰相反，我松了一口气，父亲能收藏一些美好回忆，可以支撑自己应付那些即将来临的漫漫长夜。

他与这名女子共度了一些轻松时刻。根据监视者的记录，她“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金发梳成波浪式，中等身高”。她在湖边通常穿的是“绿色短裤，白衬衣，白色网球鞋”。我非常内向的父亲与她一起挽臂散步，“一边喝着啤酒、葡萄酒和干邑，一边忙于亲密交谈”。这是父亲的形象中，我从没见过的一面。

秘密警察1954年9月30日的监视报告中对父亲所作的描述，使我有种怪异的感动：“依据外表上的观察，我们可以说，他是个镇静、坚决、彬彬有礼的人……他游泳很棒，喜欢女人，对烟斗爱不释手。”（我真想念他的烟斗的浓郁香味。如今，当在大街上捕捉到一丝如此香味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尾随其后。）

爸爸已在担心监视。秘密警察报告，“他坐进汽车，总要四处张望，以确定没人跟踪。然后，他先开车拐过街角，转个圈，才奔向目的地。有时，他把车停在乔鲍街和马柔斯街（Maros Utca）交界处的市场前，走出来东张西望，再回到车上。晴天里，他干脆降下敞篷以便观察任何尾随者。尽管公寓里有两条电话线，他还是经常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如果他认为这些简易防范能发挥作用，父亲真是大大低估了秘密警察。

在“家庭关系”一栏，秘密警察在1954年9月写了有关父亲的报告：“他的资产阶级出身也反映在他的家庭生活中。他与妻子的关系看起来是虚伪的，他经常有其他女人的陪伴。这与他的父女关系，形成强烈的对比。显而易见，他宠爱女儿。他会频频停下为她们买糖果和其他小吃。在大街上一起行走时，他总是搀着她们的手。当妻子和女儿在巴拉顿湖与他重聚时，他拥抱和亲吻两个女儿。”

我们姐妹是多么幸运啊——对围绕我们的双重斗争一概不知，不闻不问。父母之间发生复杂的婚姻危机；他们的宿敌拉科西·马加什和取而代之的纳吉·伊姆雷，也在进行生死攸关的权力斗争。

即使幼儿园的儿童，也要在1954年12月21日庆祝苏联红军“解放”我们十周年。我们必须背熟诗歌，排练向苏联致谢的歌曲，为全校的集会做准备。父母应邀参加在德布勒森市举行的国会特别会议，那是位于匈牙利东北部的一座历史名城。一百年前，科苏特·拉约什（Lajos Kossuth）就在那里宣告，匈牙利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手中获得独立。这是改变我们命运的一天，父亲这样描述他的回忆：

“我们［外国记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被小心地隔离在一辆专用汽车里……气氛很轻松，这是个喜庆时刻，没人预料到会有超越应景的报道。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拉科西是主要发言人……在有一百年历史的加尔文派教堂……这是一个邪恶、刻薄、好战的演讲，聆听的议员们像是一群受了惊吓的绵羊。”[4]短暂的改革期，就此宣告结束。

匈牙利最受人鄙视的第一书记拉科西。他讨厌我的父母，并下令逮捕。这是我父亲在1954年德布勒森党代会上用暗藏的相机悄悄摄下的。

会议结束后，在德布勒森市历史悠久的碧卡宾馆，所有记者应邀出席官方招待会。纳吉·伊姆雷缺席，除了官方名义，他实际上已是一个半死人。东山再起的拉科西离开招待会时，我母亲和父亲趋前见他。拉科西看见他俩，卸下他通常敦厚的面具，未等他们开口就予以打断。“我为什么要与你们谈话？”他的下颚挑战式地向前突出，咆哮道，“横竖你们是不会报道真相的。”父亲保持着他的沉着，但母亲一下子愣住了，她从没见过如此憎恶的表情。父母那时就明白了，斯大林的党羽拉科西·马加什重新掌权，改革家纳吉·伊姆雷将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那一年，我们有个精彩的圣诞节，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父母在维也纳、伦敦、纽约的朋友和同事一定意识到，拉科西的再次崛起将意味着什么。这兴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姐妹在圣诞树下能找到如此慷慨的礼物。我口述，父亲打字，给在墨尔本的祖父母写了封信。“我们过了一个丰盛的圣诞节！我得到的有：奥地利滑雪板，真正的滑雪靴，披着真头发的玩具娃娃，我可以给她梳头。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礼物，要是把它们全部列出来的话，可真要花掉整个晚上。”关于家里的新鲜事，我在信中提供了这些细节：“朱莉开始留长头发，长得惹爸爸生气。他告诉她，一定得编辫子。于是，妈妈帮她编了小辫子，还系上两条红缎带，看上去很漂亮。但妈妈替她梳头时，她老是哭个不停。今晚，我会为你们祈祷。卡蒂。”

父母出席了雷芬达尔主持的新年夜晚会——在一座古老宫殿里举行——他们跳舞，一直跳到凌晨4点，然后去了一家夜总会，再到离家不远的法国大使住处共进早餐。晨光曦微时，他们仍沉浸在狂欢之后的喜悦中，开始步行回家。母亲在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结冰的人行道上蹑手蹑脚地行走。清晨的太阳照在白雪皑皑的大街，反射出闪闪光芒，我们互相牵手以防滑倒。对我来说，新年开始得非常顺利，似是一个好兆头。在那么多年的担惊受怕之后，这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们走到自己公寓的楼梯口，看到一名老妇躺在冰上，便匆匆赶去扶起。她流着眼泪说，家人劝诫她不要在冰天雪地的日子出去，但她觉得非要参加凌晨的弥撒不可……安德鲁把车开过来，扶她进去，再送她回家。他回来时，我愉快地迎接他。‘多幸运啊，做善事来开启新的一年。也许，这一整年都将如意！’”

那年冬天一直下雪，太对我们姐妹的胃口了：一下雪，学校就放假，便有机会让父亲教我们滑雪，试用全新的奥地利滑雪板。但爸爸知道，他闲暇的日子屈指可数，妈妈对新年的冀望是不靠谱的。2月，我们的家庭女教师告诉秘密警察，我父亲“变得更加小心，更加怀疑［‘夫人’］。譬如最近一个晚上，马顿夫妇出去了，但半小时后，马顿出乎意料地突然返家，在公寓里四下搜寻。近来当［‘夫人’］清早起床，马顿会跟她进厨房，检查她到底在做什么。她无意中听到，他真想让她走人。马顿之所以变得这么多疑，［‘夫人’认为］是因为1月底，两个便衣［秘密警察］来普利格尔太太的公寓［门房］约见［‘夫人’］，结果被马顿家的女佣撞见。后者肯定告诉了马顿夫妇”。

如果我父母解雇“夫人”，秘密警察就会失去他们最可靠的告密者。不过还有理查德·格拉斯佩尔，那个向秘密警察输送情报的公使馆内线。这位军事参赞助理，不仅透露了我父亲把1954年预算“借给”公使馆，还检举我父亲经常向公使馆提供政治咨询。（例如爸爸向公使建议，华盛顿应派一名“黑人外交官”来布达佩斯，以反击针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宣传。）

2月18日，负责我父亲专案的秘密警察官员宣布，他们已读完马顿档案的八大卷宗。他们为审讯我父亲草拟了一个大纲，开头就是一条骇人听闻的指控：

马顿是一名熟练的间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积累了众多经验，自解放以来，一直在从事敌对活动。他蔑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她的人民和政治。

……我们的首次审问，计划达到三项目标：

1.研究安德烈·马顿的性格、抵抗能力、行为。

2.建立自霍尔蒂政权以来，他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密切关系。

3.取得他为执行间谍工作曾联络和仍在联络的匈牙利人的资料。

“审问”备忘录的作者鲍比奇·佐尔坦（Zoltan Babics）上尉总结：“审问将在彬彬有礼中进行。如果马顿言语挑衅、态度傲慢，再作调整。”为了把我父亲的案件套到美国人头上，他们还计划同时逮捕公使馆一位名叫考波奇·贝拉（Bela Kapotsy）的翻译。他是添加的砝码，只为上演一出好戏。

几乎到最后，秘密警察的首要目标仍是想把“熟练的间谍”转化为双面间谍。1955年2月10日的备忘录写道：“如果他愿意谈，我们将招募并释放他。”

[1] 厄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1867年8月2日—1900年2月23日），英国唯美主义诗人、小说家，其诗歌《辛娜拉》的第三节最后一行，成为科尔·波特的《吻我，凯特》的灵感来源。前者是“我一直忠实于你……以我的方式”，后者是“我一直真诚于你，以我的方式”。——译注

[2] 黛西和汤姆·布坎南（Daisy and Tom Buchanan），美国经典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的人物，作者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1896年9月24日—1940年12月21日）。此书堪称美国社会的缩影，描述1920年代美国人在歌舞升平中空虚、享乐、矛盾的精神风貌。——译注

[3] 考博什·安德烈（Endre Kabos），父亲的朋友，曾获得三块奥林匹克击剑金牌，1944年在布达佩斯的强制苦役旅中死于一次桥梁爆炸。

[4] 父亲这次和其他的讲话，均引自他的监狱回忆录《遭禁的天空》（The Forbidden Sky），波士顿Little, Brown出版社，1971年。

第七章 童年的终止

姐姐朱莉和我在布达佩斯公寓中，还有父母被捕前不久跟随我回家的无主小狗。

1955年2月25日，我们姐妹合用的房间里，头顶的灯亮了，母亲像一个幽灵，在我们的床头上方晃动。“孩子们！”她压低声音。我抬一下头，复又倒下。她的声音，既紧迫又疲乏，像是在哽咽。“你们必须起来，他们要搜查你们的房间。就是现在。”我迷迷糊糊刚好能看清谁是“他们”：黑憧憧的身影，五个或六个，在角落里挤成一大堆。他们后面站着“夫人”和普利格尔太太，手臂交叉在胸前。按法律规定，如此的抄家，她们这样的“人证”是必需的。

母亲说：“睡到我们的床上。”我们缓缓醒来，一位搜查者已跃跃欲试，像悄悄追踪大动物的猎人，把刀子插入我们常用的木马摇椅。唰的一下，稻草屑从我拥有时间最长的玩具身上泄出；我们姐妹奔跑到隔壁房间，扑入父母的床铺。我们迷迷糊糊的，都没问爸爸在哪里。或者，我们已以某种方法臆测到了？“Elvitték”是“把他带走”的匈牙利语，也是我童年经常听到的词。我弄不清楚那些人被带去哪里，只知他们不见了，闲话免问。现在，父亲也被“elvitték”，被带走了。

那个可怕的夜晚剩下的几小时，我已全不记得。继续搜查的时候，我们姐妹肯定都睡着了。但这半夜2点至清晨发生的事，我被告诉过无数次，以致我觉得，我像是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被绑架”和母亲的煎熬。秘密警察如何在我家翻箱倒柜寻找针对父母的“证据”，这些叙述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多亏了档案，我得以重建起终止我田园诗般童年的那一天、那一夜。

那天，鹅毛大雪下个不停，我记得学校停课，我们过得很愉快——那是我们一家四口好长时间里聚在一起的最后一天。父母带我们去布达的许多小山中的一座，试试我们圣诞节的礼物——奥地利滑雪板。这里是监视我们的秘密警察的详细记录，巨细无遗：

11点10分，马丝恩（Marcine）［妈妈的代号］戴着滑雪帽，穿着棕色羊皮夹克、黑色滑雪裤子，手提购物篮，由小女儿陪伴，离家沿乔鲍街走去市场。她们在里面待了大约一分钟，又去了马柔斯街转角处的另一家市场，又花了十分钟，随即返回她们的公寓。

12点20分［我母亲］穿戴照旧，跟丈夫和两个小孩一起，离家前往附近的车库，在那里上了他们的汽车。［我父亲］坐在驾驶座，车速大约每小时五十至六十公里，去了诺马法旅馆。车停后，大家下车，穿上滑雪板。他们滑雪的时候，我们停止监视。

14点25分，一家四口返回停车处，解下滑雪板，然后上了汽车，循原路回到他们的公寓。

16点，我们停止监视。

如果那些秘密警察记下父亲首次教我滑雪的详情，我一定会更加喜爱这份档案。

第二天我们上学。根据档案，父亲下午花了不少时间，为斯图贝克汽车的轮胎套上防滑链。

晚上7点30分，父母开车去美国军事参赞哈里·菲尔兹在多瑙河佩斯一边的公寓。他们与哈里及其妻子路易丝一起吃晚餐，后来又玩了他们喜爱的桥牌游戏。他们直到凌晨2点才离开，坐进汽车，沿着寂静、积雪覆盖的大街开回我们在山顶的家。母亲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沉浸在醇美的氛围中。汽车总给他们一种自由的幻觉。他们坐在车里，可能还在回味桥牌桌上的胜利。我们泊车的车库在半坡，离我家仅半个街区。父亲泊车后带着一桶灰，用来撒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就在父亲搀扶母亲下车时，漆黑、宁静的街道突然涌出一堆黑憧憧的身影。父亲的前后左右，都有身穿黑色制服的秘密警察拥过来。其中两人揪住父亲两边上臂，拉向他们自己的车。父亲在这噩梦般的场景中发起愣来，竟把手中的桶猛推给母亲。她之后评论：“好像这是咱们最珍贵的财产。”当时，她哭泣着说：“难道你都不跟我吻别吗？”他的手臂动弹不得，只好俯身前倾，亲吻她的脸颊。然后，他们把他塞进后座。车前大灯没开，引擎声响又受新雪的窒碍，秘密警察的汽车安静地驶下乔鲍街。

在乔鲍街公寓我们共同的房间里——还有书桌——朱莉和我在做功课。

这些具体细节，我当时都不知道。第二天，我从没见过母亲如此坚决、如此自控。我们的保姆在黎明时分催促她：“你必须休息，太太。”其时，五位搜查者终于带着五只盛满“可疑”材料的手提箱离开。成堆的书籍、美国杂志、过期的《生活》（其中一期的封面是格蕾丝·凯利，Grace Kelly）和《国家地理》，散落一地。母亲过后告诉我们，其中一名搜查者坐在我父亲最喜欢的扶手椅上，悠闲地翻阅这些遭禁的西方“宣传品”。其他人在小心翼翼地抖动每一本书，寻找夹入的“秘密文件”；这名特务却缓慢翻看《生活》杂志，仔细检阅摩纳哥新公主的丰富图片，还嘲笑着评论“她长得并不好看”。我们的木马摇椅不是他们刀下唯一的伤兵，好几个旧椅子和枕头都遭遇同样的命运。我们原本漂亮的公寓，现在好似一片狼藉的战场。

只剩下我们三人了。爸爸被捕之后，妈妈没让我们上学。她知道，“他们”还会再来抓她，只是时间未定。她也揣度，他们不会在她的孩子面前抓她。逮捕应该会平静地进行，骚动越小越好。她需要我们，就像我们需要她。我们手拉手一起出发，决意要查出我们三个都叫“爸爸”的人到底去了哪里。我的眼神恳求母亲陪着我，我的嘴里说着“Szoritsd”，或是“更紧些”，譬如把我的手牵得更紧。在她以后的全部生命历程中，这个词就是我们之间渴望亲情和害怕分离的密码。

第八章 囚犯

这份文件确认，父亲在残酷审讯中并没连累任何一名匈牙利人。我在文件边缘写下我当时的反应：感到如此的解脱……

父亲被戴上手铐，塞进黑色奔驰汽车的后座。他在想什么？但他从没透露——回忆录里没有，也从没透露给自己的孩子。夹在匈牙利最恐怖的组织的两名制服特工中间，我猜想，他只是默默坐车去佛街（Fo Utca）监狱，一声也不吭，不让他们享有拒绝回答的满足感。从我们山顶的房子到一直在等候他的城堡监狱，仅十五分钟车程。但自由和监禁之间的心理距离，对从没坐过牢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曾乘车驶过同样的路线，尽量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但我是自由身，没有一点效果——这是一段心路。

即便包括纳粹和箭十字党的暴政时期，父亲也从没感到如此的无助。其时，他曾两次从强迫苦役旅中逃走，隐匿在排水管里，直到安全逃离。现在，两名阴沉的蓝色制服秘密警察在左右拥堵，他根本无法想象逃跑。

他被捕过程的迅速和精确是令人震惊的——几乎像芭蕾舞的编导计划。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和家人，一瞬间一刀切断，无声无息。秘密警察为此刻等候数年，更不愿临时出现任何纰漏。他们没遵循惯例，没按我家的门铃。（对午夜可怕的门铃，匈牙利语中有专用词：csengofrasz。）他们不让囚犯有机会抓一件暖和的毛线衣或一双合适的鞋，或拥抱自己的小孩。黎明之前，在车库和我家之间，没人看见，没人听见，真是他们出击的良辰。他们希望在世界尤其是美国关注此事前，获得不受干扰的几天时间，所以选在美国周末开始的星期五。马顿的朋友、公使雷芬达尔恰好回华盛顿述职，这就更能获得宝贵的时间——也许足以征服并策反这名囚犯。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过分热心于依章办事，一名秘密警察在我家车库门上贴上了内政部的红印封条，这无疑将此事公之于众。此外，我们的邻居、美国政治参赞堂·唐斯正好亲眼目睹了逮捕过程。他刚好放他的德国牧羊犬“公爵”去花园溜达。五十多年后，他仍记得每个细节。他在2007年告诉我：“我看到，他们熄了前灯的车队缓缓驶上乔鲍街，设下陷阱。我进屋到了楼上一个能看清整个境况的房间。我看到他们团团围住你父亲。另有四五名秘密警察，带你母亲进了你家。然后，你家客厅的灯亮了，我能看到他们到处搜寻，翻箱倒柜。当晚，我就发电报去华盛顿，报告了整个事件。”

父亲的被捕大大震动了美国公使馆，把他们一下子就驱回斯大林时代的围堵心态。匈牙利内政部反谍局1955年2月28日的秘密备忘录上说：“根据我们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站长］吉扎·卡托纳在一份机密简报中说，马顿的被捕无疑是高层的政治决定，因为匈牙利政府肯定知道，这将引起西方的强烈反应，从而损害匈牙利的利益。由于这次逮捕，公使馆将增强所有人员的安全措施。有个实例，很能诠释当时的不安气氛：前不久刚抵达匈牙利的外交代办斯宾塞·巴恩斯（Spencer Barnes），步行去了堂·唐斯的居所。唐斯得知他是独自一人且是步行去的，变得非常不安，提醒他以后必须使用汽车，以防劫持。”

“掏空口袋！”父亲被剥夺了所有的私人物品（手表、衬衣袖扣、钱包、内衣裤、腰带、袜子——全是潜在的自杀“武器”），只剩下衬衣、暗蓝色西装、平跟鞋。两名制服狱卒带他走进三楼牢房，在他身后猛力关上门，并拴上长长的铁栓。208号牢房装有最多最新的监听设备，专门侍候要犯。

从门口到墙壁，爸爸走了五小步，一头倒在木板床的肮脏被褥上。从不熄灭的灯泡，没遮没拦地从他头顶射出炫目的光芒。铁门中有一个方形犹大孔（Judas），又叫窥视孔，正好冲着他；卫兵每隔几分钟就过来打开再关上，发出喧嚣的声响。

十分钟后，两个警卫背扣他的双手，带他匆匆走过安静的楼梯和空荡的走廊，走进一间设备完善的审讯室。与他的牢房和走过的走廊相比，这里的灯光稍为温柔；所有椅子都有软面包饰，只有受审者的坐椅是硬木的，而且没有扶手。读了他的档案，我的脑海一直浮现这样一幅画面：最为自重的爸爸，坐在那张硬木椅上，受敌人的四下包围。“马顿先生！我等候你很久了。”鲍比奇·佐尔坦上尉以此来欢迎我父亲，他三十来岁，已是秘密警察中最老练的审讯官之一。斯大林、列宁、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的创始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肖像，从墙上往下凝视。一尊小型的拉科西半身塑像，站在鲍比奇上尉的桌上。

父亲面对的是秘密警察最有经验的四名官员，但审讯进展一开始就偏离了既定方针。鲍比奇报告：“他非常小心，只提供精确的答案。我们可看到，他想回避每一项指控。他坚称自己一直依新闻人的职业规则行事……他还让我们告诉他，到底被控何罪，他会尽量解答具体的讯问。”真是个不合作的囚犯，胆敢询问究竟是什么指控。他的招供，没那么快。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次夜审，我就被告知我是一名间谍和叛徒。我的通讯记者职业，只是我真实工作的拙劣掩护，我应该向他们提供证据。”

外面已是晨光熹微，他们结束审讯，把爸爸押回又黑又冷的牢房。“我浑身发抖，脱下鞋一头倒在木板床上，拉过臭气烘烘的毛毯盖住头，以躲避这牢门上方昼夜不熄的赤裸灯泡。牢门立即打开，走进一名老年警卫，低声解释：我必须脸朝天，双手搁在毛毯上，以便他通过窥视孔来检视我的脸和手。”

事实上，他不是孤身一人，他有个同室狱友，菲勒普·山多尔（Sandor Fulop）。当然，菲勒普在向秘密警察告密。他汇报，他的新难友最初几晚都彻夜不眠，到了白天反而难以保持清醒（监狱的要求）。菲勒普写道：“他不愿好好吃饭，抱怨没胃口……尽管我试着跟他说话，他仍闷声不响。好几次我向他提问，他反倒睡着了。”菲勒普把自己的毛线衫送给我父亲，爸爸受下并立即穿上。（那个牢房一定好冷。父亲生性苛求，对任何馈赠的自动反应都是礼貌谢绝。）

很奇怪，父亲在回忆录里很少提及牢房难友们。他曾遇上一连串狱友，在他的囚禁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单是菲勒普，他们全都是告密者，其中之一甚至企图将我父亲引向绞刑架。光有监听设备是不够的，这些牢房难友应该会帮助秘密警察套取我父亲的招供，为做秀公审做准备。作为奖励，他们会得到更好的食物（只能在我父亲离开牢房时享用）和每天十根额外的香烟。如果他们的表现确实优秀，其刑期都会缩短。在朋友、敌人、国家的背叛之外，爸爸是否怀疑这牢房中的出卖？答案我再也无从知晓。他在世时，我从未听他讲起那些牢房难友。尽管很内向，他可能依然需要与他人作正常交谈，而不是老听别人在自己耳边咆哮，指控他是说谎者和叛徒，或命令他把手伸出毛毯。我想，人与人的交流，不管如何，都聊胜于无。

鲍比奇上尉和他的主要助手鲍拉日·贝拉（Bela Balazsi）上尉（“曾做过屠夫，既粗鲁又自大，就是一堆肌肉墩子”，这是父亲的描述），不单是逼取“供词”，还意图瓦解父亲的抵抗。在通常程序中，他们会替你编造“供词”。2月28日，鲍拉日就我父亲关于匈牙利铝土生产的报道，持续审讯他六小时。父亲记得：“鲍拉日和他的帮手，一名非常粗野的少校，命令我立正，脸对墙，并朝我耳朵大吼秽语，从中获得异常的满足。”

我想，日常生活中的爸爸对所有访客都很有礼貌和风度，却要面对这些暴徒令人作呕的折磨。这真使我呕心，我知道他顶住了，但这折磨会有后遗症吗？它是否永远改造了他？

几乎父亲所有的回答，都招来“你在撒谎！”或“你想误导我们！”的反诘。每份审讯记录的底部页边都有我熟悉的签名：“安德烈·马顿博士”。法律规定：秘密警察在囚犯录口供时，要作原话的记录；隔天早晨，经过整理和打字，再把口供返还，以供囚犯校读和签认。父亲后来指出：“所谓的口供很少反映囚犯的想法和原话。开初，我提出抗议并拒绝签名，有时获准作出小小的修改。过后，我失去兴趣。整个审讯变成一出闹剧，恐怖和喜剧掺杂交融。我实际说的，与打字后让我签名的，牛头不对马嘴。”数星期、数月下来，父亲稳健的手变得颤抖，签的名有时不再带“博士”头衔。

3月1日对父亲而言是黑暗的一天。他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今天是他大女儿的生日，不能陪她令他心乱如麻。他情绪沮丧，觉得自己的案件已没有指望。他没有胃口，说是太紧张，不想吃饭，晚上仅睡三四个小时。”

父亲筋疲力尽，并日益确信自己面临的指控非常严重，决定作一赌博。他于1955年3月3日交给鲍比奇上尉一封信，是写给内政部的调查主管的。“我没犯反祖国的罪行。但尽管我无罪，我现在承认，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不符合时代潮流，应予以消灭。”他失去外界接触，全靠国家的宽恕，却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建议。“现在，我于祖国一无用处，我作为外国驻匈记者的生涯也已告终。我建议，美联社支付一笔款子——几千美元——以换取我的自由，此外，［为获得自由］我愿上缴我的全部财产——汽车、公寓及公寓中的各种财产。只要能拿出几件衣服，我就非常满足了。”他还指出：“作为一名罪犯，我于祖国是没有价值的，我的案件只会产生糟糕的社会影响。”他的结尾在我听来宛如讽刺：“由于我是匈牙利最后一名外国通讯记者，我的案件无法成为他人的前车之鉴。已经没有其他人了……我想，国家和我本人都应避免这次审讯，不管是公开或是秘密的，都无助于国家形象。”

爸爸希望此信得到何种反应呢？他孤身一人，受到隔离，他的审讯者握有一切权力。他们是施虐者，对这利用价值颇高的囚犯，一直怀恨在心。我不清楚，爸爸期待怎样的答复——他从没告诉我们，也没在回忆录中提及。爸爸的建议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不出所料，招致的反应异常凶险。内政部长在信的边缘，以粗大、愤怒的笔迹批示：“猖狂，忤逆！”他质问鲍比奇和鲍拉日：“你们怎能接受这样的囚犯信件？”如此的傲慢必须得到惩罚，囚犯必须承受更彻底的羞辱。愤怒的鲍拉日把父亲关进“黑屋子”，一个漆黑的无窗洞穴，甚至没有床，只有铺地稻草。（鲍拉日一定很享受发布这项命令，爸爸的牢房难友刚刚汇报，父亲认为他是“粗野的农夫，没有丝毫教养或文化”。）

他们甚至停发父亲的饮食，通常是面包和假咖啡（定期添加镇静剂）当作早餐，偶尔加香肠的包心菜当作晚餐。过了一阵子，他被押回原牢房。他的牢房难友汇报：“处罚没取得期望的效果。他说除了太冷，并不介意独处；与木板床相比，稻草反而更舒适，而且没人在晚上命令他把手伸出毛毯。”

神秘的5月最后期限越来越近，审讯者渐渐失去耐性。审讯室的纵深处，多了一名安静的观察员。父亲回忆道：“唯一的一盏灯，照着我的脸，使我看不清彻底裹在黑暗中的人……直到我被释放后很久才查出，坐在角落的沉默男子，是莫斯科秘密警察的特使伊万乔夫上校（Colonel Ivancov），奉命来布达佩斯筹备计划中的马顿夫妇审判。”

将近七星期野蛮的审讯，辅之以睡眠的剥夺，父亲却仍然否认他是克里斯琴·雷芬达尔招募的美国间谍。他们本以为我父亲会招供出美国的招募是如何完成的，他又泄漏了何种机密。将近两个月过去了，父亲并没有照办。

然而，在3月7日的审讯过程中，父亲获得一个骇人听闻的新发现。他之后写道：“从保险柜的资料夹里，鲍比奇拿出一张纸，说：‘1954年6月16日，公使馆呈送一份报告给华盛顿，因公使缺席，所以由代办——拉方恩和政治参赞——罗杰斯签署。该报告中就有你的建议，你还假装不知道提供了什么建议？’”父亲无法记得那天他讲了什么，但秘密警察对公使馆的渗透，令他感到无比震惊。他写道：“麦克风无法提供这样的情报。我决定，如果我活着出来，尽管机会微乎其微，公使馆必须彻查这可能的裂缝。”

几乎过了两年，他才弄清这名美国叛徒的身份。其时，美国陆军已把军事参赞助理理查德·格拉斯佩尔调离匈牙利，并逐出军队。他的背叛终止了自己的军人生涯，但他得以逃避公开的耻辱，在华盛顿郊外度过余生。他对国家的背叛，他的家人显然是一无所知的。

斯大林死后两年，匈牙利处于“社会主义法治”时代，秘密警察再也不能将囚犯屈打成招。在父亲一案上，秘密警察正确地认识到，不让他得到任何有关妻子和小孩的消息，将是迫使他就范的最有效武器。3月15日，爸爸告诉他的牢房难友，他多么想知道他父母和我们的消息。他父亲的生日就在那个星期，他不清楚他父母是否知悉自己入狱。他告诉牢房难友，“我不认为，我的神经还能坚持下去”。审讯者很快就获悉此事。父亲三天后凄惨地说：“他们告诉我，他们必须把我所有的英文稿件都译成匈牙利文，这永远都不会有尽头！”

牢房难友汇报，“当时，他扑倒在小床上，忍不住抽泣……伤心透底，他的抽泣声持续了十五分钟”。

我读这份审讯报告时，父亲已去世两年。我俩都喜爱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对此的一句评语，现在以全新的意义在我脑海重现。爸爸有一次说：“对我来说，这是男人哭泣的声音。”我那时很是惊讶，从不哭泣的他怎会知道。现在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尽管陷入伤心和绝望，爸爸仍然没签招供状。到了4月，秘密警察决定更换他们的戏中角色。

一名城府更深、极其险恶的新狱友，住进208号牢房。他自称“克劳绍伊·费伦茨”（Ferenc Krassoi），秘密警察档案称之为鲍洛格·米哈伊（Mihaly Balogh）。此时的父亲，比两个月前的他，更容易对付。曾因“猖狂”而受处罚，几近绝望，现在的他已是无计可施。鲍比奇继续威胁，如果他拒不认罪，他们将逮捕我母亲。“克劳绍伊”倒是主意多多，先提及一些共同的朋友的名字，以赢取父亲的信任。他很巧妙地扮演着秘密警察指派的角色：作为几天之内即将获释的大赦政治犯，他愿意替我父亲带信出去给我母亲，以及美国公使！父亲颇受诱惑，但担心带信人受牵连。他告诉“克劳绍伊”，他们一定会彻底搜查，假如找到，带信人又要重陷牢狱了。（经受了这么多的背叛之后，他还信任他人，还为他人担心。）但“克劳绍伊”是有备而来的：我有一包香烟，今后几天，我们都不抽。释放时，我会随身带一包几乎装满的香烟，不会有人生疑。你可以在香烟纸上写，我们再用它包上烟丝。“克劳绍伊”真是一名专家。

利用父亲对母亲的愧疚，老奸巨猾的新狱友说服了父亲以自己的招供来救母亲。就这样，经过两个月的审讯和心理高压，父亲承认自己是美国间谍。他在编造自己是美国间谍的供词时，对于谁有份、谁没有，写得非常小心。因为知道新闻参赞帕特里克·奥西尔（Patrick O’Sheel）早已调离布达佩斯，他称奥西尔是他“最亲密的情报伙伴”，而“最不重要的联络人”是公使雷芬达尔。

爸爸的新狱友报告：“我的最大优势是与马顿博士已有私交，他可以此来劝服他妻子和雷芬达尔相信我。我能证明我对马顿的熟悉，譬如他如何用嘴叼烟、喜欢哪种香烟等，从而取得他们的信任。”

秘密警察导演这出残酷的剧中剧，向新狱友提供道具来设置圈套。父亲使用他的难友“偷带”进来的铅笔头，在卷香烟的薄纸片上，倾心写下给母亲的情书。2007年，足足五十多年后，它又自秘密警察档案中跌落到我的膝上。

“甜心”（他用的是匈牙利文Tunderkem，从字面上讲应是“我的小仙女”）：

我非常想你，也非常为你担心。无论如何，你不能踏入此地！如我拜托带信人所解释的，做任何事，先要考虑你和小孩的利益，然后才能考虑我。我知道，你在尽力为我操心。请原谅我道别时的笨拙，因为实在没有时间……

我益发爱你，但不应动摇你的决心。我曾以为，我们将避开厄运，请宽恕我在这件事上的固执和愚蠢。只有你们三人是重要的，我不重要。孩子们应该把我忘掉！

我在尽全力撇清你的嫌疑。我告诉他们，你只是我的傀儡。

永恒的爱，

安德烈

接下来他教母亲何以拯救我们一家，仍是用他极细小的铅笔头和香烟薄纸片：

变卖汽车，变卖我们所有的财产，兑现我的人寿保险，将我的衣服寄放在［他写下一位朋友的名字］，然后为你自己和小孩寻求政治避护。从美国人开始，如果他们不答应，就去英国、瑞士、瑞典或任何其他的西方使馆。你唯一的目标就是带小孩离开！之后，我才能松一口气。［马修·］克罗斯［我父母1948年访问伦敦时遇到的工党国会议员，显然已爱上我母亲］应该来跟你结婚。如果形式上的婚姻更合适，找个人——某个警卫？——帮你获得使馆签证。不要浪费任何时间！你对小孩和对自己的责任，就是离开我。我确信，你不可能幸免于逮捕和牢狱的煎熬。你无权让孩子们生活在危险中！

一旦获得安全，你可为我做下列事项：

美联社应表示极大的惊诧，他们应该让我的故事持续受到关注。

美联社可采取措施，向匈牙利驻华盛顿大使馆提出囚犯交换。我已在这里提出建议，上缴公寓、汽车和我们的一千美元。他们说，审讯后会讨论我的建议。但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很低，几近于零。美联社应该承担起部分责任……

如果他们逮捕你，把一切告诉他们，把责任推到我和美国公使馆头上。

我朋友［新狱友］应由你陪同去见雷芬达尔，不可有其他外交官在场，唯一例外的可以是堂［唐斯］。

今天读来，此信分明出自一名已身处悬崖边的人，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他的家庭。不是档案中的其他资料，不是执著的尾随监视，不是这么多的告密者，也不是可笑的叛国指控，而是父亲这绝望的呐喊，使我更加蔑视“他们”。这个制度，原旨是改造人们成为更好的新人，结果竟将他们彻底扭曲：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

同样不顾一切的是父亲写给雷芬达尔的信，也写在极小的香烟薄纸上：

七星期之后的今天，我承认自己是始于1945年的美国间谍，他们以同样的罪行指控伊洛娜。这场灾难的来源是公使馆，秘密警察知悉你们外交邮袋的内容。针对我的主要指控是：罗杰斯影印了1954年的预算，于6月16日送至华盛顿，由拉方恩和罗杰斯签名。渗透的其他迹象，我只能当面向你披露……秘密警察不否认，公使馆里的安全漏洞使他们的指控成为可能。他们选你为主要间谍，你是他们的目标。

同样的命运在等待伊洛娜，也是由于公使馆［安全漏洞］。你的人道责任是救她和孩子们，然后尽力帮我获释……他们认为我是最重要的美国间谍……与歹徒相斗只能用歹徒的手法。最佳对策是在华盛顿逮捕一名匈牙利人，非外交官，且有家室，然后将之与我们交换。

致命的危险在威胁着伊洛娜和我，现在是美国显示她力量的时候了。

每一天都很重要。我持续为美国奋斗了十年，仍冀望美国将拯救我。

SOS

安德鲁

写这封冒险的求救信给雷芬达尔，更是行将溺毙的证明。父亲出版的回忆录对这两封信都只字未提，母亲未出版的回忆录倒有提及。他告诉她此事时，她感到震惊——他怎可如此轻信他的新狱友！尽管阅读时很痛苦，它吐露了父亲的性格，以及他对我们的深爱——这绝对是无价的礼物。

爸爸这两封信走得不远，都没能超越鲍比奇上尉的桌子——他很可能是整个骗局的导演。鲍比奇此时认为，他已掌握判处我父亲有罪的足够证据，并期待一个漫长的徒刑，甚至是枪毙。但首先，他需要我母亲被捕。

第九章 我们仨

父亲被捕后，母亲、姐姐和我凝成一体。但四个月后，他们又来抓走母亲。

爸爸的被捕改变了妈妈。四个月之后，她自己也入了狱。在那段时间中，她变得如此坚毅，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也许，她失去了她的主要听众——父亲，也就失去她性格中的情绪化的一面。两个小孩的命运全然依赖她一个人——她自己的未来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以前，妈妈令我想起任性，烹饪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我们的生活全由父亲安排，为合众社写稿也是他的职责。前不久，她还为辛普森太太一事向丈夫大发雷霆，现在则全力以赴投入对他的救援，同时还要保护我们。她此前的人生经验——充满了失落和幸存——为此时的她做好了准备。

她出生于北方工业城市米什科尔茨的一个富商家庭。她父亲嗜好扑克牌，最终为此而陷入经济困境。她记得，一切恍如昨日，而不是五十、六十或七十年之前的事，“我十四岁那年，他有一天晚上回家，送给母亲一把乌木伞。他刚在一场牌局中输掉了他的钱和房产，什么都输得精光。他用口袋里剩下的零钱，买了这把伞来劝慰母亲”。

载货马车很快来到他们家门口，认领搬走家里的贵重物品。他们搬入城里的公寓。仍在读高中的我母亲，开始辅导更小的学生以助家用。十八岁那年，她进了德布勒森市的加尔文教会大学，她的学费和伙食费全靠典卖之前的财产，她的文凭是用钢琴、银器和地毯换来的。一贫如洗但有历史博士学位，二十二岁的她嫁给了富有但年长许多的当地地主布罗迪·山多尔。布罗迪让她安享城堡女主人的生活，带她游览欧洲各大都市。但没有爱情，她很痛苦，三年内就分了手，再次一贫如洗后，她来到布达佩斯。

一年后，她遇到并爱上我父亲。他们的恋爱和随之不久的婚姻，恰好碰上德国党卫队中校阿道夫·艾希曼和他的犹太指挥部抵达布达佩斯。他们的爱情开花结果，匈牙利却度过其千年历史中最糟的时期之一。艾希曼进展神速的别动队，立即缉拿了她的父母，使之永远消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母亲身在遥远的布达佩斯，对此束手无策；他在今后的人生中深埋起这份悲哀，甚至试图埋葬对父母的记忆。她几乎从不谈及他们，我家也没有他们曾经存在的任何痕迹——没有一张照片，也没有一件纪念物。

从来就是幸存者的母亲，从纳粹和箭十字党的恐怖中死里逃生，变成妻子和母亲，又当上外国记者。现在又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她将竭尽全力救她丈夫，保住自己和孩子。她知道，胜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到最后，她确以失败告终。但她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又是伟大辉煌的。

父亲被捕后的数月里，我们是三位一体。与之前或之后相比，我们姐妹与母亲相聚的时间也最多。任何时候，只要可以带上我们，我们就一起行动。我记得，我们去拜访她来自米什科尔茨的幼时朋友黑勒·伊洛卡（Ilonka Heller）。她丈夫是一名杰出的工程师和发明家，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分得一套位于玫瑰山的别墅。伊洛卡总是衣着美丽，异香扑鼻。她来自同一家乡，说起话来就像是我母亲的声音，还跟我母亲同样有着对桥牌的热情。她也在土耳其浴室游泳，也在捷巴德咖啡屋说长道短。看起来再自然不过了，如有需要，她将是我们的“监护人”。这并不是说，我们相信有人会把母亲从我们手中抢走。伊洛卡拥抱、亲吻我们，劝我母亲不用担心。她爱我们，自己又没有小孩。黑勒夫妇答应母亲，“如果……”，他们将把我们接去。

“更紧些！”譬如把我的手牵得更紧，这是那个春天我对母亲的例行要求。父亲被捕后，什么都变了。自我上学以来，我第一次不再计算距离暑假还剩多少天。

我们一起沿乔鲍街走向邮政局，妈妈在那里打电话。（她不再信赖家里的电话。）父亲被捕后，她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那夜来抄家唯一报上姓名的人，即布达佩斯警察局的费赫尔·日格蒙德（Zsigmond Feher）中尉。或许，他误导了我母亲。实际上，费赫尔是秘密警察的中尉。

那次电话会话的笔录是当局与我母亲玩猫捉老鼠的残酷游戏的第一幕。

M（马顿太太）：我想找费赫尔·日格蒙德。

X：什么部门？

M：嗯，我想这就是他的部门。

X：我没在布达佩斯总部听说过这个名字。

M：但他是布达佩斯警察局总部的。

X：这就是总部，但我们没有姓费赫尔的。

M：我这里有他名字，是布达佩斯总部签的字。

X：我从没听说过，这里没有这个人。

M：他来我家搜查，还签署了报告。

X：他的等级？

M：中尉。

X：那就不是日格蒙德了。

M：但这里印有他的名字，他还签了字。

M：喂？喂？

父亲被捕后，我更加亲近母亲。她在等待自己的入狱，在这高度紧张时期，她展示出极大的勇气。这是她的友人切里·拉约什摄下的。

母亲现在继承了曾盯梢父亲的全班人马。3月1日，有关她执意寻找可告诉她丈夫下落的人，盯梢人作了如下报告。其时的她仍抱有微弱的希望，希望这仅仅是普通的警方调查（搜查者曾提及，有些进口轮胎没付关税）。她后来写道，尽管已有明显的迹象，她还是想都不敢想，父亲有可能掉入秘密警察的黑洞。

9点50分，她搭39号公交车去外交部。［我可怜的母亲肯定想念我们漂亮的斯图贝克，它已被封在秘密警察的车库里］

11点07分，她赶上6号有轨电车，在全国警察署总部的楼前下车。

11点31分，她走进一家面包店，买了两个奶油蛋卷，边吃边等12号公交车。

12点46分，她走进位于罗斯福广场的内政部。

13点10分，她返回全国警察署总部。

她不顾一切上访内政部，她在等12号公交车时吃了两个奶油蛋卷，在盯梢人的眼中，这两者之间全无差异。他们只是在伤天害理的工作中尽职尽责，犹如诗人叶慈[1]强有力的短句，“心灵日益残忍”。

他们在跟她捉迷藏，但她决定不学那位无声电影明星的榜样，即同事绍特马里·耶诺的妻子。绍特马里半夜被抓之后，他妻子打电话给所有的朋友乞求帮忙，结果反被驱去乡村的集中营。母亲不愿激怒秘密警察，甚至不让美联社知道“安德鲁”被捕一事。父亲在美联社的同事理查德·欧里根在2008年告诉我：“我记得，我打电话找他，你母亲接的电话，说他在医院里。”

3月2日，母亲给内政部部长皮罗什·拉斯洛（Laszlo Piros）写信，客气地请求他的指教：她该如何告诉父亲的雇主？如何回答外国新闻人愈益频繁的提问？她也征求他的意见：她应否继续为合众社工作？应否接受美联社要她为“缺席”的丈夫代劳的请求？她写道：“我们的工作并不容易，但我俩总是牢记作为匈牙利公民的责任，绝不做任何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我希望能继续现在的安排，避免做任何有害于祖国或影响我丈夫案子的事。所以我必须告诉你，切断电话以回避关于我丈夫的询问，并不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只会导致更多的流言蜚语……我向您寻求亲切的指教：我该如何应付我的处境？”

就像对待爸爸一样，政府的答复是卑鄙的，以其独特的方式。母亲表现出异常的自我克制，不公开父亲的被捕，不向美联社或美国公使馆寻求帮助。她遵循自己和丈夫历来的行事方式，“仿佛……”匈牙利确是一个保障公民权利的法治国家。另一方面，她仍向政府寻求关于爸爸的消息。

母亲征求官方指教的六星期后，秘密警察列出一套残酷的“指导方针”。秘密警察官员图尔昌·约瑟夫（Jozsef Turcsan）在4月29日的秘密指示中，总结了我母亲寻找丈夫的努力，他的语气像是一名被家庭主妇惹怒的高官。图尔昌抱怨，我母亲每天上访外交部；雇用律师调查丈夫的所在；企图确定对我父亲的指控；询问是否应该继续为合众社工作；征询是否把逮捕一事通知丈夫的雇主。她甚至胆敢要求探视她的丈夫，不管他在何处！

内政部的答复绵里藏针：做你认为是最好的，这是你的个人判断。何时会有新消息，我可以再来？“嗯，很难说，两个星期后试试吧。”

图尔昌写道：“两个星期刚过，她又来了。我告诉她，还没有消息。”

母亲既恼怒又忧心，决定联络美国人。“倘如3月9日前，［她］仍没收到答复，”布达佩斯公使馆给国务卿杜勒斯的秘密电报中写道：

马顿太太希望在西方媒体公开渲染这一案件，作为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后一招。她表达了自己的信念：政府不会对她采取行动，为了救丈夫，她也愿冒这个险［特别强调］……与媒体打交道须小心谨慎。开始时，美联社可以无法联络马顿太太为由，打电话找公使馆。我们会回答，很多迹象表明，马顿大约于2月25日失踪，但我们对此事和他的下落一无所知……这是开场白，美联社持续不断的纠缠，将提供见机行事的重要借口……核心问题是……匈牙利仅剩的两名西方媒体代表中，其中一名突然销声匿迹。［特别强调］这再一次向自由世界提供证明，铁幕内的情形并没有改善；尤其是匈牙利，那里对资讯自由交流的恐惧依然存在，随心所欲的警察行为所造成的恐怖继续占据统治地位。

公使雷芬达尔恰好在华盛顿度假。杜勒斯无疑领悟到，美国加入我父亲被捕事件的重大意义。上述秘密电报发出的第二天，美联社总经理施塔泽尔（两年前对资助我们逃离不甚积极）写信给他的维也纳站主管理查德·欧里根：“国务院建议我打电话给匈牙利外交部副部长希克［安德烈］（Endre Sik）博士，请他帮忙取得关于马顿的消息。我打了电话，一再耽搁后被告知，第二天早晨4点方可接通。到了那个时候又被告知，希克博士在旅行中，返回日期尚不确定。我在3月12日送去信息，表达了对无法联络马顿的担忧，请求他的协助。”

4月底，在他们的通讯记者被捕两个月之后，美联社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施塔泽尔发电报给希克：“我们一直没有公开登载关于马顿博士的消息，因为我们坚信，贵政府会妥善公布对他的指控，或宣告他的无罪……除了想知道对我社通讯记者的指控，我也想了解有关的法律辩护和其他事项。”

一星期后，美联社不再等待回复，再次加强语气：“作为雇主，我们深深关切马顿博士一案，因为他无法与我们联络。我们也无法了解他被捕的原因……更不知道他是否获得适当的法律辩护或协助。……马顿博士的被捕使我们丧失他的服务，给我们的新闻报道造成重大损失。在可靠、客观的讯息交换方面，布达佩斯一直是卓有成效的地方……马顿太太在尽力为她丈夫代劳，但可以理解，她还须关心其他事务，无法胜任我们的工作。”

我很佩服，母亲在这种情形中仍为两家美国通讯社报道足球比赛，以及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并出席了匈牙利国会首次会议。她在世时，我都不知道这些壮举。

在这四个月中，很多人躲避我们，真正的朋友是暑期帮忙看护过我们姐妹的拉约什。他是我们永远的朋友。3月4日，我们的家庭女教师向秘密警察报告：“切里·拉约什在他们家醒目出现，他的母亲警告他，应该断绝与马顿家的往来，不然就会自找麻烦。切里回称，他是他们陷入困境前的朋友，不会在现在抛弃他们。”

“夫人”每天都要对我母亲与拉约什的关系作出汇报：“他们一起去看电影。星期天下午，他俩单独待在公寓。马顿太太几乎每天都与他独处，他们的交情可能深过纯粹的性关系。依我看，马顿太太与切里·拉约什的关系可以利用。”

秘密警察同意了，最终传召并审讯了拉约什。秘密警察告诉他：“你知道，你与马顿太太幽会时，美国人正在选择下一次战争的轰炸目标。”我们2007年在布达佩斯盖勒特酒店（Gellert Hotel）的咖啡屋会面，我问拉约什，他们真的相信这类指控吗？他已八十几岁，依然英俊。“他们必须相信自己，不然如何自圆其说？”他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告诉秘密警察他与我母亲的交往——这时又复述给我听：“1954年夏天，马顿和他妻子发生分歧，导致我俩的相聚时间日益增多。马顿爱上了辛普森太太，一名英国外交官的妻子。马顿太太和我则愈走愈近，最终在1954年8月坠入爱河。我们继续来往，直到她被捕。”

秘密警察命令拉约什与马顿圈子里的人士继续来往，并向秘密警察汇报会面情形。但拉约什告诉他们：“你们知道，我在这方面是相当笨拙的，我不会说谎，做不成优秀的告密者。”他说，有点莫名其妙，秘密警察就这样让他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来找他。

父亲被捕之后的数星期平安流逝，母亲变得愈加自信：他们可能不会再来找她。她收起了她选作“监狱制服”的苏格兰格子呢褶裙。此时她同时担任美联社和合众社的记者，乘机频频拜访美国公使馆。为此，华盛顿方面在1955年4月27日发秘密电报给美国公使馆，“要求公使馆评估马顿太太在警察逼迫下以此牵连公使馆的可能性”。冷战时的怀疑并不局限于一方。

雷芬达尔对我母亲没有如此的担忧。他5月3日发电报给华盛顿：“马顿太太今天早上报告，她丈夫将被控阴谋罪或间谍罪，或双重罪行……看起来最糟糕的担心……可能会成真……这样的审讯可在时间上，配合在华沙的东欧集团防卫协议的圆满结束，以证明美国操纵的阴谋组织的存在，让匈牙利得以要求苏联继续驻军……”

雷芬达尔对匈牙利政府持续施加压力——有时甚至有所创新，以争取爸爸的释放，或至少告知他的消息。5月7日，他向华盛顿报告，“［与外交部副部长的］会话……自然转至马顿案件……相信美联社应直接向外交部提出询问，以继续表示对马顿的关切；建议暂持克制态度，不要在西方媒体公开渲染，以等待公使馆的新信号。”

部分解密的国务院档案显示，雷芬达尔频频发送电报，敦促华盛顿和美联社采取行动。5月初，各个主要西方新闻社报道了已拖延良久的我父亲被捕的消息：“美联社获得的消息显示，其在布达佩斯的常驻通讯记者安德烈·马顿博士，已遭到匈牙利秘密警察的逮捕。与马顿的通讯……在2月底中断……对马顿的指控究竟是什么？几番努力，一无所获。在过去两个月中，外交部一直没有答复相询的信件和留言。四十四岁的马顿是匈牙利公民，曾在英国接受教育，拥有布达佩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他已婚，有两个小孩。通过他对1949年枢机主教敏真谛公审和其他重要时事的报道，马顿的大名已在西方媒体中声名远播。”

在6月9日的另一条秘密电报中，雷芬达尔建议，将我父亲的案件与匈牙利欲举办196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愿望挂起钩来。雷芬达尔提议，国务院在即将到来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提及爸爸的被捕：“就匈牙利有意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言，一份广泛发行的匈牙利体育报在5月17日刊登文章，列举［布达佩斯］作为运动会场地的各项优点，并（可能在无意中）引述马顿以前的相关言论……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热爱运动的小国认为，只有选择布达佩斯才符合体育的高尚品质。但‘这个热爱体育的小国’的当局却抓了马顿，迄今不宣布理由或马顿的下落。建议你将这一事件作为背景资料告诉布伦戴奇。”

父母喜欢报道体育新闻——得以从抑郁的政治新闻抽身而出。照片中，他们与美联社维也纳站的负责人理查德·欧里根，一起报道1953年人民体育场一次运动会的开幕式。

雷芬达尔与匈牙利外交部在5月20日通上电话，之后他写信给华盛顿：“得到强烈的印象：美联社的刺探很有效。匈牙利外交部担心此事引起的名声纠缠，试图借用公使馆的影响来抑制‘狗吠’。相信美联社应继续对外交部的刺探。”

春天里，我们组成紧密的三人小团队。妈妈不再忙于社交，但有一次著名的例外——她在英国使馆的女王生日聚会上大放光彩，她津津乐道了好几年，成了她的珍贵轶事之一。母亲身穿剪裁得体的灰色丝绸洋装，戴一顶阔边礼帽，看起来极有魅力，以致我遐想伊丽莎白女王肯定也在现场。之后，她以详情犒赏我们，她的绿眼睛炯炯有神：“我故意晚到，大使馆花园的盘旋大理石楼梯最适合一次壮观的入场。大使［乔治·拉布谢尔（George Labouchère）］登上楼梯来欢迎我，我们一起缓步走下白色大理石台阶。他吻我的手，然后把我交给雷芬达尔。随后，我俩走向聚集在草地上的外交官和匈牙利官员。经过盖罗［埃尔诺］（Ernő Gerő）［拉科西的第二把手］和希克·安德烈［外交部副部长］时，雷芬达尔故作调皮地对他们说：‘你们将来一定要跟我去美国钓鱼，我希望马顿夫妇能够作陪。’”

那个月的晚些时候，妈妈受邀去雷芬达尔的居所参加晚宴，我们整栋楼的孩子们都聚在一起，围观他派来接我母亲的巨大、锃亮的黑轿车。她之后说，秘密警察盯梢的汽车为跟上这辆飞快的轿车而开得非常辛苦，她看了真是开心。雷芬达尔亲自护送我母亲回家。母亲回忆：“司机开门时，雷芬达尔走出轿车，很炫耀地吻我的手。我向雷芬达尔低语：‘希望我的影子能看见你。’”

她第二天告诉我们，她这样做是为了爸爸。她在阅读我们的心思：父亲不知在何处凋萎，她怎么可以打扮光鲜，在外招摇？但她的光彩是短暂的，大约一星期后，秘密警察就逮捕了父亲的前秘书豪洛希·梅琳达。她是我们的朋友，数年前被招募为“告密者”。母亲的好兴致顿时消散，像泄了气的球。

5月3日，“夫人”报告，她偷听到我妈妈从电话里得到的消息，“她丈夫被指控有严重政治罪行，并将获得很严厉的判决。她好像很受震撼，叫电话那头的人赶快过来……之后她又说，内政部告诉她的都是谎言。获得上述消息后，她变得更易激动，更惶恐不安，远远超过她丈夫被捕时”。

母亲在为监禁做准备，如何做呢？我想，好比得了绝症，你只想为心爱的人做出妥善的安排。

6月初，母亲带我们姐妹坐黄色电车去终点站，一个名叫艾迪利格特（Adyliget）的郊区。那里有个夏令营，母亲要我们看看，并希望我们能喜欢。但我讨厌它。我已习惯于与父母一起去巴拉顿湖度暑假，在我眼中，它只是一个寄宿营地，没有丝毫吸引力。陌生的孩子在尘土飞扬的操场闲混，隔着网把球扔来扔去。我把母亲的手握得更紧，尴尬地笑笑。我知道她比我更不满意，所以我没哭。

在“计划中的行动”一栏，秘密警察要求“对马顿太太采取更严密的安全措施，还要求［‘夫人’］一旦看到任何疑点，马上通知我们”。

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夫人”通知秘密警察，我母亲接到邮政局的电话，询问发生故障的电话机。母亲回答：“电话没有问题。”但邮政局坚持说有，并派修理工前来。“夫人”的报告继续：“隔天，电话已从墙上拆下，我问马顿太太为什么。”我母亲回答：“那电话不能再用了。”在同一份的报告中，“夫人”还提到，她“问马顿的小孩，电话怎么了。小孩回答，母亲告诉她们，这电话不仅可以用来讲话，还可用来监听。小孩还说，从今以后，朋友们关照母亲得低声讲话。”

那份报告的页下注明：“注意：马顿家的监听电话设备不再有效。”

6月3日，内政部一份秘密备忘录写道：“我们的线人［‘安德拉希’和‘夫人’］汇报，马顿太太显得格外紧张。她告诉我们的人［‘夫人’］，她将拜访豪洛希·贝拉，如果没人开车送她回家，她将在那里过夜。我们的人被告知，不要打电话去豪洛希处找她。我们的人相信，她真实的计划不是去拜访豪洛希，而是去看她的朋友［拉约什］，为逃跑预做准备。”

读到这里，我真惊讶于秘密警察的妄想症。国家本身就像一座大监狱，围以布雷区和带刺的铁丝网，而其中的一个居民，受到秘密警察的密切跟踪，她的电话被窃听，她的亲朋好友都在告密，她能插翅飞走吗？

6月9日对母亲的监视报告披露，她仍在“安德拉希”面前保持她危险的虚张声势。“安德拉希”汇报，她仍计划与美国公使馆保持联系，“如果丈夫获释，他们将一起这样做”。根据秘密警察的记录，他们有证据显示，“她持续拜访公使馆，参与每周的记者招待会……我们还知道，她计划在暑假送小孩去夏令营，很快辞退保姆［‘夫人’］，这样她就完全自由了”。

6月10日题为“关于安德烈·马顿太太”的备忘录以此结尾：“安德烈·马顿一案，我们现掌握的资料还相当单薄。为帮助我们巩固他的证据，充实他的［间谍］招供，我们请求立即逮捕他的妻子——安德烈·马顿太太，四十三岁，合众社通讯记者，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1] 叶慈（William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神秘主义者，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是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的创建者之一。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处引用的“心灵日益残忍”，出自叶慈的诗“The Stare's Nest by My Window”，原句为“We had fed the heart on fantasies, ／ The heart's grown brutal from the fare...”。——译注

第十章 可怕的夏天

我和姐姐都不知道，父母成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新闻，除了在匈牙利。

内政部调查局在1955年6月20日起草“首次审讯安德烈·马顿太太的计划”。其时，我们仍有个家，只是缩简至三人。

备忘录解释，“我们的目标”是——

证明她和她丈夫刺探情报，以此来证明美国公使馆反对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破坏活动。

在马顿夫妇的案件中，我们有具体证据：预算和马顿的信件［给雷芬达尔和我母亲的］……此案在时间上比较敏感，可以预料美国的干预。所以很有必要首次见面就开门见山，直接讨论马顿太太的间谍活动。

我们在首次见面时将讨论三个问题：

1.她的简历、朋友、家人，着重于她过去的舒适生活、她与地主的婚姻以及她在英国留学的一年。

2.她与美国人的联系和她的间谍活动：

· 她自1945年起认识的人，与他们保持何种联系。

· 我们将观察她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反应。

3.证明她的反民主倾向。

我们将在此时提及她和她丈夫嘲讽式的报道，以及她的崇洋媚外。

我们将以礼貌的语调让她明白，她丈夫已在调查中与我们合作，以及我们相信她也是活跃的间谍。

签署人

少校盖罗·塔马斯（Tamas Gero）

三天后的6月23日傍晚，我家门铃响了。那天正巧是我期待已久的游戏日，邻居大女儿卡尔马尔·苏兹终于来访，我沉浸在欢乐中，想等母亲去开门。我俩正在剪裁母亲的一件旧长裙——印有绿色圆点花纹的丝绸质料——来缝制玩偶的小衣服。苏兹选择那个下午来看我，并非巧合。之后我们弄清，她在逮捕我母亲这件事中扮演了小小的角色：使我无暇顾及，好让逮捕进行得平稳。有这个严肃的大女孩陪伴，我感到兴奋，不愿起身开门。门铃又一次响起，我只好起来。三名身穿工作服的男人俯视着我，其中之一谎称：“我们来检查电表，你母亲打的电话，请叫她出来。”我隐约感到他们不像是他们自称的那种人，即使在小孩的眼里，他们穿的工作服也未免太干净了。但我急着回到苏兹身边。我现在遥想，那些秘密警察欺骗小孩时，自己有何感受？他们感到过任何不妥吗？他们自己有没有女儿？

我大声叫：“妈妈！”她应声从她房间开门出来，我已匆匆赶回自己的房间去找苏兹了。过了好一阵子，公寓变得异常安静，我从房间探出头，叫喊：“妈妈！妈妈！”没人回答，整个公寓空空荡荡的。在这之前，我从未一个人单独待过。这公寓仅仅几个月前还住有一家三代，祖父母、父母和我们姐妹。我以前从没注意到，阴暗中的门厅地板竟会吱嘎作响。我搜寻一个又一个空房间，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心脏的怦怦剧跳。母亲不见了！怎么离开家时都没有告诉我？都没有吻我？

我边哭边叫“妈妈”，奔下通向大街的三段楼梯。姐姐正坐在人行道沿上哭泣，脚踏车扔在一旁。她看见穿工作服的男人抓住母亲的上臂，将母亲塞进奔驰汽车，没等她跳下脚踏车，就疾驶而去。就这样，我俩坐在一起哭泣。有生以来第一次，没人来安慰我们。后来发生的，我就没有记忆了。

1950年代初，母亲（左）、玛格达阿姨、朱莉和我在巴拉顿湖畔。

半世纪后的今天，我仍对母亲的被捕感到深深的内疚。抓她的人来时，我叫她叫得太漫不经心。本该大呼小叫时，我反而慌忙回到了苏兹的身边。我本能地知道，那些毫无表情的男人讨厌孩子的大呼小叫。

那天在朱莉和我身上发生的事，我们邻居堂·唐斯比我记得更清楚。他在五十年后回忆，他的雪佛兰汽车驶上乔鲍街，看见我们姐妹坐在路沿。他记得：“你们在哭泣，没人照看。我的第一反应是把你们放进车中，将你们送到公使馆，但你们一动也不动。我不会讲匈牙利语，你们也不会讲英语。”我一定处于巨大的震惊之中，因为直至今日，只要一想起那个初夏的下午，我就会有生理上的强烈反应。

母亲被捕时未露面的“夫人”终于出现了——无疑在遵照指示，她打电话给母亲的妹妹玛格达阿姨。档案显示，秘密警察中尉彼得罗维奇·久洛（Gyula Petrovics）“将马顿的两个小孩交给普勒斯·拉斯洛（Laszlo Pless）太太［玛格达］，我们还转交了马顿太太留下的二千二百福林。普勒斯太太会在白天照料小孩，加布丽埃勒·吉耶梅［‘夫人’］在晚上看护”。中尉彼得罗维奇在档案中保存了关于小孩和钱的收据，还罗列了从我家抄走的二十五样东西。我想，这些是他的同志们在逮捕我父亲时所遗漏的。对第二次抄家，我没有一丁点记忆。

让玛格达阿姨照顾我们，这想法既有趣又令人担忧，就看你从哪种角度来作判断了。她美丽、轻佻，蓝眼睛大得像茶碟，但不适合做任何人的母亲或看护人，除非是在滑稽戏中。她自己也没兴趣，只是实在没有其他人可以托付。（那一年，我常常希望祖父母没去澳大利亚。那样的话，我们姐妹的生活将会有多大的不同！）

第二天，玛格达连哄带骗，让一辆漂亮的秘密警察汽车（我想是奔驰车）把我们带去玫瑰山别墅，希望能找到收容所。（以我阿姨的幽默和性感，只要涉及男人，任何麻烦都能迎刃而解。）母亲的朋友黑勒夫妇就住在这里，黑勒·伊洛卡曾答应我母亲，“如果……”，他们将把我们接去。无疑是秘密警察的汽车，再加上护送我们的制服警察，令平日活泼的伊洛卡一下子面如纸色。迄今我还记得，她以惶恐不安的圆眼审视眼前的一切。我还从未见过一张脸，比她当时的脸，显露出更多的恐惧。她结结巴巴地说：“告诉我地址，我好送东西给她们。”她还提议：“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把她们的脏衣服送来。”然后，她发出“嘶嘶”暗示声，压低嗓门告诉玛格达：“以后再也不要乘那种车来。”我们最终被寄养在一户陌生人家，黑勒·伊洛卡确实承担了我们的食宿开销。但我不记得她曾来看过我们。母亲获释后所做的要事之一，就是还清了我们欠她老朋友的每一分钱。

很多年后，我在费城一家书店签售我的新书。一本书塞到我的眼前，“我是曾照看你的人的侄子”，一个穿着考究的男人说。我抬头查看。“伊洛卡和黑勒·拉斯洛。”我微笑着点点头，签了书，没作任何评论。我在更好地理解恐惧的本质上，已作了太多研究。对那些屈服于恐惧的人，我不抱任何恶意。

6月24日，唐斯给华盛顿发去标为“机密”的如下电报：“相信马顿太太已在昨晚被捕。她的公寓就在我的住房旁边，处在同一层，其百叶窗一直关闭，直到今天早晨10点。看到携带打字机的两男一女，似在清点屋内的全部财产，在下午2点离去。看到马顿太太的妹妹和女孩们。马顿太太曾作出安排，万一遇上不测，让妹妹来接管孩子。没有看到马顿太太。”

随着母亲的被捕，美国公使馆对华盛顿和匈牙利政府的语调更为强硬。6月25日，唐斯又发去电报：“确认马顿太太于6月23日下午6时被捕，有消息显示，她将在她丈夫的审讯中作为证人出现。有报告指出，该审讯将在今后两天内进行。她是否被指控，尚不确定，但今天的公报强烈显示，她将被指控。今天的发展似乎彻底否定了下述理论：我们的圆滑，或避免触怒当局，会对此事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很明显，最近那些反对公使馆的恐怖策略和行为，不管是出于国内还是国际的考虑，越来越与过去数月的国际发展不相一致……我们现在应该全力以赴，开展舆论攻势……对匈牙利自认为够格成为联合国成员一事，发起进攻。”

第二天上午，匈牙利国家新闻社对我父母的案件发表公告：“内政部的国防机构逮捕了美国间谍和颠覆分子……他们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自由欧洲电台的招募和训练，从事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破坏活动。所谓的自由欧洲电台，就是帝国主义的宣传和间谍组织。”

西方媒体现在获得一大新闻：夫妻档“间谍小组”的生动戏剧，加上他们遗留下的两名幼儿。美国国务院尝试控制新闻，但并不总能奏效。1955年6月29日，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发电报给国务卿：“维也纳路透社引述可靠的布达佩斯消息，报道了马顿太太的被捕。路透社被［大使馆］要求暂不公布，但已经太晚。此外，《纽约时报》也已报道此事……及时的策略可能是，协调所有西方通讯社的报道，以取得针对匈牙利政府的最大效应。”

7月9日，美联社发布下列通讯，世界各地的报纸作了转载：“匈牙利政府今天确认有关报道，美国新闻社的通讯记者安德烈·马顿及其妻子已被捕，指控的罪名是替美国情报机构刺探情报。马顿自1947年起便是美联社的布达佩斯通讯记者，马顿太太是合众社的通讯记者，开始的时间差不多，他们都是匈牙利公民。公告说，布达佩斯美国公使馆的另外两名匈牙利员工，也以同样罪名被捕。四十四岁的马顿显然是在2月被捕的。自那时起，美联社就无法与其联系，不管是电话还是电报。6月18日，维也纳最后一次电话给身在布达佩斯的马顿太太。”

我们姐妹虽然对父母受到的严重指控茫然不知，但我们自己业已陷入痛苦的深渊。无奇不有，送我们去夏令营的，竟是帮助“揭露”我父母为“颠覆分子”的告密者。我记得，阿蒂拉（“安德拉希”的真实名字）脸色有光泽，长年晒成棕褐色，穿着浮华。我曾听到父母对他的轻视，我对他的热心帮忙感到迷惑不解。母亲的监狱回忆录做出了解释：“一般认为他［阿通尼·阿蒂拉］是警方告密者，但我既不确定，也不在乎。［我丈夫］被捕后，我家的汽车被没收。这位有车的年轻人愿意像‘友好同事’一样，开车送我去任何地方。大家感到困惑，但我接受他的帮助。有人问我：‘难道你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汇报你的每一个举动？’‘我当然知道，有车坐，为什么还要去搭计程车或走远路，他能汇报什么呢？汇报我在采访国会开会？汇报我在采访世界篮球锦标赛？悉听尊便，我只想简便地抵达我的目的地。’”

父母再一次低估“证据”碎片在构建“叛国罪”的马赛克拼图中发挥的作用。母亲自己视为无罪的俏皮话，在政府眼中，却是她反“人民”的敌意。这都是“安德拉希”的功劳。

艾迪利格特夏令营，这时看起来比我们数星期前访问时更为荒凉。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裸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以为每一个人——夏令营的伙伴和管理人员——都知道我们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在那里近两个月，我没交到一个朋友，既不开心，也没心情参与游戏。没有父母，我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谁。没人向我作出保证，开学后的处境会变好，或是永远不变。我老是哭，肯定成了姐姐的累赘。我记得，我们“寄宿者”坐在长长的野餐木桌旁吃黑面包，抹有酸奶油和红辣椒，很好吃。我还记得一次午餐，夏令营管理员在我耳边大声拍她肥胖的手掌，想让我从幻想中醒过来。结果，我号啕大哭，她却哈哈大笑。我现在想知道，为何成人会如此对待精神受创的幼儿？难道他们的心灵已变得如此粗鄙，以至受苦受难的幼儿都成了取笑对象？但在当时，我只认为自己脱节，表现落后，不能像别人一般自得其乐，包括我姐姐。

对那个夏天，我还存有另一桩记忆：我与两个或三个小女孩，在营地附近散步。那是个星期天，没有规定的活动。一群身穿工装的男人——劳工或矿工——突然出现，并大叫：“包围她们，从两面包抄！”夏令营伙伴们和我立刻四散奔逃。我沿陡坡往下跑，快得几乎脚不沾地，心仿佛要从胸膛里蹦出。前面是一间小茅舍，房门敞开。我飞快奔入，一位妇人坐在凹陷的沙发床上，缓缓将长筒袜穿上她静脉凸显的瘦腿。我没讲一句话，一下钻进她的沙发床下。几分钟后，一些男人从门外探进脑袋。“看见一个山上下来的小孩没有？”那妇人摇摇头，继续穿她的长筒袜。我的心仍在狂跳，等到没有声响，才慢慢爬出。我感谢她，她点点头，好像这很正常。几分钟后，我开始走回夏令营。我承认，这个记忆像是从神话故事或超现实主义电影中顺手拈来的。但我姐姐也在其中，也被追逐，自陡坡跑下去后，找到自己的藏匿之处。如果没有她的确认，我真会将之归为孤独小儿的胡思乱想。我仍不清楚，那老妇人是从谁手里救下我，令我免受了何种苦难。但肯定是不好的东西——这更加深了我的裸露感和无助感。

母亲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她的被捕：“我坐在中间，两名押送者仍紧抓我的手臂。五分钟后，我们到达秘密警察的大城堡。”（在父母被关押的全过程中，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都在多瑙河的同一侧。他们一下子销声匿迹，好像被送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

妈妈写道：“我被押出汽车，走下一段楼梯，来到监狱地下室一间破旧办公室。立时，我震惊于可怕的沉默。几名制服卫兵，或在庭院闲荡，或持冲锋枪守在瞭望塔的探照灯旁。除此以外，整个建筑物像是被彻底遗弃的。两名制服狱卒看管我，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只留一块手帕。他们拿走我的手表和结婚戒指，令人惊讶的是还没收了我的胸罩。我之后发现，它被认为是潜在的自杀工具。”

秘密警察少校盖罗·塔马斯以微笑欢迎母亲：“你好啊，马顿太太。”（盖罗是母亲的监狱回忆中时常出现的名字。我的研究发现，即使在残忍的秘密警察中，盖罗仍属赫赫有名，他制服囚犯的记录几近完美。）他打手势叫她在唯一的硬木椅子上坐下，其他椅子都有软面包饰。母亲回忆盖罗的嘲弄：“你终于来了，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但我必须承认，很失望。是的，我们在期待一位漂亮女人，现在看起来，名不符实啊。”母亲反诘：“如果多给一天，我就不会对我的美发师爽约，就会漂亮得多。”这是戏谑的终止。她被要求签署逮捕证（签发日比实际上的逮捕早了整整一个月），才看清罪名是为美国刺探情报。她情不自禁：“这真可笑！”少校命令：“签。”她回答：“不行，这不是事实。”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时候，一名被称为‘上校同志’的健壮男人，自桌子后朝我摇晃手指，吆喝我一定要签字，不然就要承担后果。他咆哮着：‘你是一名间谍。不然，为什么多年来每星期拜访美国公使馆？’母亲回答：‘那是我的工作，每周参加记者招待会。’”接下来，她犯了第一个错。

“假设我不为美国新闻社工作，而是《真理报》记者，必须出席苏联大使馆的记者招待会，那我算不算俄国间谍呢？”她顺势推论。

她记得：“我好像在这愤怒的男人脚下点了一支爆竹。他勃然大怒，叱呵道：‘你敢如此嚣张！竟将你不可告人的行为与一名诚实的同志相比？他们为爱好和平的国家服务，这些同志是我们国家的英雄。不要像大街上的娼妓一样对我们撒谎！’”

上校走近我母亲，呼吸急促且沉重，警告她：“如果不签，你就要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们才不在乎。”他耸耸肩继续说：“我们有很多时间。记住：现在签名只对你有利。”说完就冲出审讯室。只剩下“好警察”盖罗，以这个恐怖国家中最黑暗、最偏执的角落的观念，给颤抖中的母亲上了一堂这个世界运行的基本法则课。“盖罗拿出一张纸，划上两条线，解释说世界已分为两大阵营，中间（他手指两条线当中的空白处）是个战场，一个人要么站在这条线上，要么站在那条线上。少校盖罗说：‘没有人，可以在中间骑墙。不在这条线上参加战斗的就是敌人，即使是中立者，也必须被消灭。’我们已站在西方一边，我们的衣服、生活方式、朋友、工作都是西式的。我们每周拜访美国公使馆，向敌人提供帮助和友谊。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名间谍，我竟能视而不见！”

母亲抗议：“如果真是间谍，我们会大摇大摆去公使馆，在其大门口停车吗？”少校同意“‘那是个很聪明的计策。所以很久以来，我们的情报员都误信，既然马顿夫妇与敌人公开交往，肯定无需隐瞒。’他们现在意识到，这只证明我们的狡猾。无论如何，我们在事实上已与西方站在一起，所以就是敌人”。人民公敌。

与父亲相比，母亲是迥然不同的囚徒。她告诉她的牢房难友——一名作为“铁托分子”而被判终身监禁的南斯拉夫女子，她会把一切告诉少校盖罗·塔马斯，因为“他们已洞悉一切，我无须隐瞒任何东西”。她还说，她不怕牵涉美国外交官，因为他们最糟的惩罚不过是驱逐出境，但她不会连累任何匈牙利人。秘密警察档案中，她数百页的审讯记录和口供，还有牢房难友／告密者的汇报，都证明她确实没有拖累他人。与父亲相比，她又拥有明显优势：她了解局势的新发展，而父亲已在苛政下当了四个多月的囚犯。她在回忆录里写道：“自由世界的强大朋友在为我们的释放努力。我对他们的最终胜利，抱有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她的任务是如何将这一信息传递给羁押在同一城堡的丈夫。虽然，这一信心令她充满希望，但冷战期间的匈牙利监狱实在不适合一名受惯娇宠、任性自为的女子——也可以说不适合任何人。佛街监狱的唯一目的——就像苏联帝国庞大的古拉格系统中的每一座监狱——就是要制服囚犯，所以他们就在我母亲身上试刀。

很难想象，母亲何以能适应监狱的日常作息？在家里，没人敢打破她早晨喝咖啡、看报纸、保持宁静的规矩。她如此描述：“每天清晨5点，监狱卫兵挨个敲门，喊‘起来！’，这是起床号；然后狱卒一间一间地打开牢门，让囚徒冲过走廊，去厕所取盛水的锡脸盆；等她们回来后，再把牢门锁上，打开下一间，以保证走廊上永远只有一间牢房的囚徒。”

她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母亲好像对她深信不疑）汇报：“她头几天精神崩溃了，看起来很受惊吓，甚至不愿回答我的询问。她说：‘我不想违反这里的任何规则。’她经常念及孩子而哭泣，但第三次审讯回来后，情绪变好了……我问她遭啥指控，她回答说：‘刺探情报。在技术上讲，他们的指控没错。我只是自己不懂：我告诉外国外交官的一切都算是情报，哪怕是报刊上公开的。我现在从他们［秘密警察］的角度看，承认自己有罪。我在尽力与他们合作，以求他们放我回到孩子身边。’”

少校盖罗熟练运用着对付我母亲的最残酷武器，她无法忍受长期得不到我们姐妹的讯息。7月7日，她“招认”为美国人刺探情报。她在同一天告诉牢房难友：“我必须这样做，为了救我的孩子。如果她们不能有父亲，至少应有母亲。”母亲左右摇摆，一方面极想救她丈夫，另一方面又对他深怀愤恨，将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怪罪于他。她告诉牢房难友：“我丈夫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父亲，盲目为美国人服务，把我也拖下水。但我不会忘记，我首先是一个母亲。”

她作了招认，相信自己很快将获释。“过去两天，她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变得欢快机智，还宣称只能以幽默来应付如此严酷的考验。她说，她对日内瓦四国高峰会议充满信心，匈牙利将进入联合国，这将会让她和她丈夫获释。”

说到底，她是一名幸存者。母亲努力适应监狱生活，甚至调整监狱规则以适应自己的需求。她情绪好时，将狭窄的牢房变成健身房。她回忆道：“我最满意的成绩就是说服她［曾是修女的牢房难友］，保养身体就像保养灵魂一样重要。我每天早上教她做体操，牢房太小，不够两人同时锻炼，我就先做示范，然后爬上木板床，鼓励她模仿。”我珍爱母亲坐牢时仍坚持锻炼的形象。

秘密警察原答应她与孩子重聚，却在8月29日向内政部提出要求（秘密警察实际上只对拉科西负责）并获得批准，将她“无限期拘留，以待调查结果”。她感觉上了当，不再有合作的心情。母亲的牢房难友8月30日报告：“她近来情绪剧变，说她感到自己日益认同丈夫的想法。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希望他们不放弃［马顿夫妇］。她说，只希望离开这个没有生活、没有自由的国家，他们扼杀了美、艺术、文学和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新闻自由？这就是他们美其名曰的新闻自由！如有人鼓足勇气照实写，监狱就是他的归宿。她试图劝服我，西方民主国家不一样，那里有基本人权。她甚至不再说，从他们的角度看，自己有罪。今天马顿太太又说，在世界上有文明社会的地方……这些都不是罪，与外国人接触是很正常的，只有在铁幕之后，才会被定为犯罪。”

秘密警察以他们愚蠢的暴虐，将一名合作的囚犯转化成一名愤怒、挑衅的囚犯，现在的困境是如何处置马顿夫妇。到7月底，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的日内瓦高峰会议被认作一项成功。于是，莫斯科不想看到在布达佩斯上演一场涉及美国公使馆的做秀公审。“大狱”——匈牙利人以此代称自己的国家——的边界之外，斯大林的“最佳匈牙利学生”的前景变得模糊不清。如果拉科西认为，他可返回他的导师运转恐怖国家的老套路，克里姆林宫可没有如此的计划。对莫斯科领导集团来说，那是个不确定的时期，斯大林的各式继承人都在争权夺利。发送给卫星国的信号也混乱不清，但在外表下面，地壳大移动正在发生——以尼基塔·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第二十次全苏党代会上的“秘密演讲”而告结束，正式开始埋葬斯大林主义。但身处最严密城堡中的两名囚犯，对此又能知晓多少呢？

“安德拉希”的主要目标，即我父母，已经入狱，但他仍孜孜不倦。7月4日，他向秘密警察汇报发生在捷巴德咖啡屋关于马顿夫妇的讨论。我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群人聚集在这古老遗迹的虚幻式的避难所，拱形天花板上仍饰有壁画；女士们穿戴着战前高雅服饰的残余，戴着小帽，没有新外套，只好在旧衣上搬移纽扣以适应增胖的体型；穿着考究的告密者微微倾斜，一边将搅打奶油注入浓缩咖啡，一边尽力记住每一声叹息、讽刺和评论，以便之后抄录。“安德拉希”汇报，玛格达阿姨和科考什太太（我们的玩伴彼得和巴林特的母亲），抱怨当局出空我们公寓的全部财产。我们的邻居“大胆”质问前来搬运家产的秘密警察：孩子们会受什么牵连？她们以后靠什么活？谁来抚养她们？应不应该留下几样贵重物品，以资助孩子的生活？“安德拉希”汇报，捷巴德咖啡屋中的每个人都点头同意。这群人还赞同，政府正在把马顿夫妇变成罗森堡夫妇[1]［朱利叶斯和艾瑟尔］，马顿的孩子将变成孤儿，也像罗森堡的孩子一样。玛格达接着说，孩子们收到母亲来信，叫她们保持镇静，还说已见到她们的父亲［不是真的］，很快就会回家。捷巴德咖啡屋中，似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遭到黑勒夫妇的拒绝，暂居艾迪利格特夏令营。但谁也不知道，夏天结束时该怎么办。

在遥远的华盛顿特区，我们姐妹的夏日悲情故事抵达国务卿办公室。布达佩斯代办斯宾塞·巴恩斯，7月22日发出题为“新闻记者马顿夫妇的被捕”的秘密电报，通知国务卿：“［马顿的］孩子们在马顿太太被捕后，立即被送去离布达佩斯不远的夏令营；返回后，将由马顿太太的妹妹接管，其丈夫是布达佩斯杰出的歌剧指挥。公使馆从马顿太太早先的谈话中得知，她已为万一的不幸（现已成真）作了安排。马顿夫妇的其他挚友（财务情况好过她妹妹的）已做好准备，在必要时接管和收养这两个孩子。”

那年夏天，克雷奇默·阿帕德（Arpad Kretschmer）少校接管我父亲的案件，确认了其他人早已注意到的——“马顿唯一的弱点就是他的家庭。只要对家人有利，他几乎愿做任何事。”该文件的日期是1955年7月14日，它的最后一行像是给我周身抹上了止痛香膏：“审讯期间，安德烈·马顿没有揭发一名匈牙利公民。”至此，我对“潘多拉魔盒”的最大恐惧才烟消云散，可以大踏步向前了。

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我读的是父母内心最痛苦的披露，但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用词造句——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被告”、“疑犯”或“告密者”，其人性、情感全被洗涤得一干二净。备忘录、备忘录总结、行动建议中频频出现的最辛酸时刻，均剔除了与生命有关的意义、情节和瓜葛。令恐怖国家的轮子得以运转的小齿轮，就是秘密警察成千上万忠诚的官员和告密者。为了因应工作，他们永不使用反映真相的真实词句：他们逮捕的是一名匈牙利爱国者，同时又是一个丈夫兼父亲；他们关押的是一个妻子兼母亲，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幼儿。在这样制度下生活的男人，什么是为妻子和小孩作出的最慷慨、最无私的举措？那就是让她们摆脱自己的牵连，乞求妻子跟自己离婚，敦促小孩把自己忘却。除此以外，他无能为力。这就是20世纪在人类身上所作的大胆试验的最终结局。

[1] 罗森堡夫妇（Julius Rosenberg，1918——1953年；Ethel Rosenberg，1915——1953年），冷战期间美国的共产党人，因受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提供有关原子弹的信息，而被处以死刑；留下两个儿子罗伯特与迈克，分别为十岁和六岁。——译注

第十一章 父亲的屈服

我细读和翻译了数百页监视和审讯记录，揭露了秘密警察对我父母的无比残忍。

父亲陷于绝望。他递上的大胆建议，进一步激怒当局，导致更严酷的迫害。他想告诫母亲和争取“美国人”帮助的尝试，统统归于失败——反向秘密警察提供了更多叛国的“证据”。到4月，他已束手无策。他知道，他鲁莽的两封信已使妻小陷入更深的困境。他在忍受又一次审讯后，告诉他的新难友／告密者本克·莱奥（Leo Benko）博士，“他们指控我犯了叛国和间谍罪”。“……除了六调羹汤［如此精确，这名告密者显然是行家里手］，他都不碰他的午餐……每天在庭院散步时，从不看天，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卫兵训斥他的蹒跚缓行，他解释是因为他曾断过腿，而且他已筋疲力尽。”（父亲的腿确曾骨折。1946年，苏联运输卡车碾过他的摩托车，他的左腿被压得不成样子，如果没有他的顽固坚持，早被锯掉了。自那以后，他左腿偏短，只是从不提及而已。显而易见，阴冷潮湿的牢房，加上赤脚穿皮鞋，使他持续生痛。）

牢房难友汇报：“他长时间沉默，只会中断于自己的感叹，‘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不可能发生，整件事就像一个梦魇，我会醒过来的’。”

现在，父亲陷入深深的自责。本克博士在1955年5月3日汇报：“他经常责怪自己，竟会如此糊涂和盲目，对厄运没有一丝一毫的预见。他早该从同事的被捕中汲取教训；他早该明白，没有一名西方记者留驻人民民主国家，就是因为恐惧。”

“他弄不懂，为什么是现在。他当外国记者十年一直没有意外，现在却被控在刺探情报。他声称，当局‘胁迫’他把妻子牵连进来，如不愿照做，他们就要逮捕她。”由此，父亲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牵连你的妻子，不然我们就要逮捕她，这可算是最最残忍的选择。（我想知道，秘密警察是否像好莱坞制片人一样，围坐在长桌旁，构思各式险恶的场景，讨论各种情节的铺展，以达成共识？）他似乎在撩惹秘密警察去逮捕自己的妻子，对父亲来说，这是最无法忍受的。他上当而写的信，原意是想救她，告诫她在监狱里“一天也不能存活”。现在看起来，他将使秘密警察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他报道过足够多的间谍审讯，知道自己的结局，不是很长的徒刑，就是死刑。身为一名屈服的囚徒，即使最终刑满释放，也无力供养妻子或小孩的，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他在乎的一切已遭剥夺，素来骄傲的他在苦苦思索这样的生命的价值。时至今日，他已无计可施，只剩下最后的武器来对抗囚禁他的人，来免除自己的苦难。他开始计划和尝试自己的死亡。

他之后写道：“那天晚上，在鲍比奇［上尉］手里挨过特别漫长且深受刺激的一天后，我踉跄着回到牢房。天气很冷，我将满是冷汗的手伸进口袋，发现有东西刺我的手，结果是一根小针。它如何进入我的口袋，为何我以前不知，我都无法解释。那天晚上，我睡在木板床上，试图挑破左腕的血管。但力不从心，那针太小，手指无法捏得牢固。我一再尝试，一边察看牢门上的犹大孔，以防在走廊巡视的狱卒。我折腾了足足一个小时，最终不得不放弃。”

但他并没有放弃自杀的念头。当局的监狱分发镇静剂给囚犯是很慷慨的，每天的咖啡都掺有镇静剂。这时父亲向狱医要求安眠药。“狱医开了每天两片色维纳尔（Sevenal），一种中等强度的镇静药。每天早上，医护室的助手沿走廊发药，他的脖子上悬挂着一只大盘，摆满狱医配的各式药品，另有一份谁该领药的清单……囚犯必须当面把药吞下，然后张大嘴，摊开手，以证明药已进肚。我没有真的照做……我用左手拿起两片药，假装立即扔进嘴巴，右手抓起水杯，喝水时，左手迅速将手心的药塞进外套口袋——立即摊开左手，张大嘴巴，接受规定的检查。我在外套口袋里撕了个小洞，把药片储存在内衬里。尽管以前没吃过镇静药，但我想，大约一百片就够了，那意味着五十天的欺骗。”

由此，父亲保留一丝对自己命运的掌控。父亲甚至愿意考虑无法亲眼目睹自己留下的两个小女孩，长成少女、成人、母亲和专业人士——他将错过我们生命的每一步——这揭示，他的绝望远超过我的想象。后来，他从不谈及此事。

第二天，秘密警察取得进一步的证据，他们施与我父亲的侮辱已达预定目标，他已不再是他们在2月的雪夜拘捕的那个自豪甚至有些傲慢的人。1955年5月14日上午9点45分至下午1点45分，鲍比奇上尉逼迫我父亲讲述自己的履历。父亲很少回顾往事，即使有，也只喜欢回忆人生中的勇敢时刻。如今身陷囹圄，他以最悲观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经历。这痛苦的四小时，留下十五页记录，读来真是令人悲痛欲绝，使我第一次弄懂那些曾令我困惑的东西。我是个美国人，有着美国式的乐观，甚至美国式的天真。我总是相信，对待历史的健康态度是记住它。父母则坚持，他们有权遗忘。父亲得以忍受过去的重荷，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谈不想，只回忆闪亮、辉煌的片断。这被迫吐出的十五页自述，提供了全部答案。

以朴实、不加修饰的匈牙利文，他描绘了一个年轻人，受挫于四处蔓延的憎恨病毒：遭法律学院拒绝后（尽管他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他被迫放弃初衷，改学不很称心的经济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日益苛刻的排犹法律，一次又一次被解雇；最终，沦落到给有钱人家的子女辅导德语和英语，以维持生活。此时，上尉鲍比奇敏锐地打断我父亲：“你在哪里学得这么好的英语？”我仿佛亲耳听到这充满讽刺和影射的问话，出自这机械工人出身的秘密警察之口：啊哈，找到端倪了——间谍从敌人那里获得的早期训练。父亲回答：“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学的。自我十岁起，名叫兰格路特（Langreuter）小姐的老妇人每天下午来我家，教我德语、法语、英语，直到我毕业。”已不复存在的“高级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世界——家长们在布达山上的别墅中着意培养自己的长子学习伟大的西方语言，以便迎接光明的前途——突然撞上鲍比奇的世界。在后者眼中，学习帝国主义者的语言，本身就是潜在的罪行。

最为惊人的是父亲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经历。早先，他以平淡无奇的口吻，解释他受挫的学业和职业。现在，他以同样口吻告诉鲍比奇，他在抵抗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我都从没听说过。1944的夏季，玫瑰山豪洛希·贝拉家里的秘密会议上，父亲自愿带领隐匿在布达佩斯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参加该地区唯一的反德武装起义。他也自愿参与前往铁托南斯拉夫总部的秘密任务。这两项任务最终因危险性太大而被取消。在鲍比奇的记录里，他在此处打断我父亲，要求知道抵抗运动中其他人的名字。父亲回答，他最亲密的两名同志，一个逃去了西方，另一个早被判处徒刑。终于，他自己也“被捕，控以叛国和间谍罪”。父亲并不挑明，只是暗示这显而易见的结论：匈牙利当局，以此来酬报抵抗运动的英雄。鲍比奇咆哮道：“继续讲你的人生经历！”

于是，父亲详尽交代他和母亲在基督教朋友的帮助下，如何使用假身份证躲避纳粹和箭十字党，如何抗拒犹太人劳役的多次征集。他的邻居告发他在公寓里召开抵抗会议。秘密警察官员呵斥：“你隐藏起来，难道是因为你的左翼活动？”父亲回答：“我既不投入左翼政治，也不从事右翼政治。”这无疑增添了审讯者的困惑。在他眼里，整个世界一分为二，不是左翼就是右翼。父亲还告诉他，艾希曼／箭十字党恐怖期间的最危险时刻，基督教朋友把我父母藏在格雷舍姆宫（Gresham Palace）。无巧不成书，我第一次读到这份档案时，正躺在这座华丽宫殿的床上，舒展着四肢。这座宫殿曾经庇护遭追捕的父母，又做过保险公司的办公室，今天已改为四季酒店——欧洲最壮观的酒店之一。

根据鲍比奇的摘录，爸爸的其他“人生经历”就是两种世界发生碰撞的缩影。鲍比奇接二连三地讯问我父亲：“谁命令你做这条新闻？谁让你注意那条新闻？人家为什么向你提供那则消息？”他就是无法认识到，新闻人可以是一种独立的、好奇的人类存在，不必成为冷战两巨头的受雇附庸。铁幕后的“新闻”，其真正的新闻含量几近于零。即使天气预告，也是从匈牙利国内开始，然后向苏联的乌拉尔地区方向伸展，但不能有一片云彩飘至资本主义的奥地利或意大利。没有坏消息，没有犯罪，没人去世，所以也就无需讣告版。父亲曾告诉我，他坐在一名官员的办公室，突然看到远处升起一柱浓烟。他问官员：“哪里起了火？”她反问：“什么起火？我没见起火。”坏消息是不会发生在人民共和国的。秘密警察不认为我父母所做的只是普通的新闻工作，在他们眼里，都成了间谍活动。

于是，意志崩溃、一切都已无所谓的父亲招认他是间谍。但是，鲍比奇在5月14日的备忘录中说：“他没有牵连任何人，还辩解说，只是在拘禁中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间谍罪。”这份备忘录继续写道：“随着［他妻子的］被捕，我们将有办法撕下他俩的假面具，彻底暴露美国公使馆的间谍活动。”这些身穿制服的暴徒——鲍比奇、鲍拉日、盖罗和其他曾受过击垮人心的特殊训练的人——和那些报酬较少但动机更强的业余暴徒，相比之下，后者的行为更加骇人听闻。父亲的新牢房难友（“偷带信件者”之后的）本克·莱奥博士，就是很好的范例。他巧妙迎合我那绝望中的父亲，似乎赢得了父亲的信赖。他写道：“与马顿博士朝夕相处三个星期，我可汇报以下内容：他富有教养，见多识广，并自负于自己的知识和相貌。他的亲英几乎到达病态的地步，非常着迷于西方思想，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拥有这些品质的人，早被假设为戴罪之身。爸爸的牢房难友，或多或少，在以这种文字裁决他的命运。但本克还没有完：“他一再重复，这个主义一定会失败，不是由于自身的重荷，就是由于原子武器的摧毁。谈起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时，他充满了厌恶和轻视。”

“在他身上，我察觉不到丝毫的悔过。相处的初期，他显得很激动。但最近一段时间，他像是精神崩溃了，变得麻木起来，对周遭一切视如无睹。”接下来，本克直奔爸爸最薄弱的环节：“我了解他的本性。如果他仍在隐藏秘密，迫使他招供的唯一方式，就是威胁他的妻子甚至小孩。我确信，他的妻子，更甚者，他的小孩，如有大难当头，他会招出一切来拯救她们。”

现在我明白，父亲没有表达对我们的爱是因为那些感受太强烈，而不是太薄弱。多大的讽刺！他爱我们的最重要证据，竟来自一名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对父亲的审讯陷入僵局。那年夏末，好警察克雷奇默·阿帕德少校取代了坏警察鲍比奇。他过去的职业是理发师，身材单薄，红头发已显得稀薄，言行低调。残忍的鲍比奇未能使我父亲牵连他“间谍巢穴”的同伙，就由克雷奇默接手此案。此外，为了取得些许的和平和安宁，爸爸开始编造同伙，即那些已经过世的人。在后来的那些年中，父亲会说，克雷奇默救了他一命——由此欠下的人情，他将在下一年的“匈牙利革命”中投桃报李。

与他残忍的前任相比，克雷奇默在我父亲眼中显得较为“人道”，但他给予了我父亲最大的打击。父亲记得：“一天早晨，我照例阅读我前一天的证词，却发现其中一张不是自己的……签署人竟是伊洛娜。”他由此获悉，妻子也成了狱友。他的牢房难友7月7日汇报：“马顿自审讯回来，呜咽抽泣……他说，他们骗了他，曾承诺她将不会受到伤害。他计划在法庭上揭露此事，要告诉法庭他是无辜的，假供词上的签字都是被迫的。”

父亲还愿相信囚禁他的人会履行诺言，还愿信赖他的牢房难友，事与愿违时还会感到震惊和恐骇，这却是他的特征。他不能辨识他所憎恨的政权的欺骗性。这个充满谎言、欺骗、背叛、酷刑、颠覆的世界，根本不是他的世界。这样的男人，却出生在20世纪欧洲的这个角落，真是天大的厄运。

他由此开始了一段极端痛苦的时期。直到此时，尽管自己在忍受监狱中的侮辱和暴行，他一直在想象，他的家人仍生活在相对的自由中。现在，妻子遭受了同样命运，孩子们怎么办？他不知道。部分出于对答案的恐惧，部分出于自己强烈的自尊，他无法开口去问。

他的牢房难友7月18日汇报，我父亲告诉他，最严重的指控是：他建议美国派一名“黑人”外交官到布达佩斯，以戳穿当局关于“种族主义美国”的宣传。（档案提到，此项指控和预算的“偷窃”均来自秘密管道。实际上，这管道就是美国陆军准尉理查德·格拉斯佩尔，但从不提及。）

7月22日，他的牢房难友汇报，马顿变得非常激动，“他说，他要把牢门踢倒……他憎恨囚犯生活，他憎恨过去两个月与我的朝夕相处”。

绝望中，父亲继续收集镇静药，把它看作逃脱梦魇的唯一出路。

到7月底，外交部已把我父母所有新闻报道都译成匈牙利文，并向秘密警察送来如下的裁决：“以我们手中的材料看，我们的结论是那些报道中找不到资料……可被认为是非法的。但马顿夫妇所有的报道，都违反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他们没就国内的现况表述客观的意见……但没有事实证据，可确认间谍的指控。以我看，［马顿夫妇］从事这种活动是可能的。签名：萨尔·约瑟夫（Jozsef Szall），外交部。”好一个官场的面面俱到。写下这绝妙裁决的作者，肯定经历过数次中途逆转的“改革”，不愿承担风险。

8月带来了新的焦虑，听起来像是秘密警察制作的肥皂剧。暑假很快就要结束，他的孩子怎么办？8月13日，父亲的牢房新难友“蒂博尔”（Tibor）汇报：“他在担心，谁会带孩子去学校注册？他们的朋友黑勒夫妇会不会兑现照看小孩的诺言？他说，尽管黑勒先生享有高级职位，可保自己免受牵连，但如果他们仍不想要人民公敌的小孩，他也不会责怪。”在牢房难友的文字中，父亲最大的担心是“他的孩子将被寄养在国家机构，最终长成当局的土耳其禁卫军[1]”。

父亲的担心不是臆造的。1955年9月8日，在“安德烈·马顿博士的孩子问题”备忘录中，克雷奇默少校写道，“解决［马顿］孩子问题，在政治上很重要……马顿应授权给律师，把基金和贵重物品转至孩子们的账户”。这是“那个法制”的又一装饰，毫无意义，因为基金和贵重物品都已流失。克雷奇默很清楚，秘密警察已抄没我们所有的财产，并冻结了我们的银行账户。他的结束语，恰恰是父亲最担心的，“孩子们应由当局安排在国家办的机构”。

祖父母移民去澳大利亚的几年前，父母、祖母和我在郊游途中。坐在父亲背后的是黑勒·拉斯洛（Laszlo Heller）。他和他妻子允诺，万一我父母入狱，他们会照看我们姐妹。真的发生了，他们又吓坏了，只好悔诺。

位于纽约的另一个官僚机构美联社，对“马顿的孩子们”的困境，并没给予更多的同情。1955年8月3日，总经理弗兰克·施塔泽尔写信给驻维也纳主管理查德·欧里根：“我认为，就此接受为孩子做点事的建议是失策的。你也知道，此类的家属恳求很有可能做了手脚，预期的受益者反而得不到好处。这次，可能有真正的需要。但我想作进一步调查，再决定汇款的授权与否。”

另一方面，克雷奇默少校在为我父母即将到来的间谍审判作准备。在日期为1955年8月29日的备忘录中，他注意到：“法庭不能使用我们的秘密渠道得来的证据，以证明马顿向美国人提出的建议。”第二天，母亲的牢房难友汇报：“马顿太太感到迷惑，她的审讯者对美国军事参赞毫无兴趣。她声称，每次提及这个题目，他们就转移话题。”

到了夏末，还是没有孩子的消息，父亲的牢房难友在8月30日汇报：“［马顿］说他已不抱希望，他对孩子们的处境一无所知，只期待在审判时弄清为何在［替美国人做事］十年后的今天，他和妻子才被逮捕……在审判时，他将使用最后的发言机会来保护妻子，希望给她的案件提供转机。对自己的案件，他则不存丁点的奢望。”

[1] 土耳其禁卫军（Janissaries），原为信奉基督教的儿童，被奥斯曼人俘获后强制改奉伊斯兰教，并被迫使为苏丹效忠。他们成为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的中坚。

第十二章 我们的新家庭

朋友们花钱，请素不相识的黑莱一家人（Helleis）来照看朱莉和我（前排右）。他家的一切令我更想念父母和过去的生活，但“大姐姐”（前排左）待我很好。在这张“全家福”中，姐姐和我似乎仍处于震惊之中。

玛格达阿姨、朱莉和我，乘车穿越似乎不属于布达佩斯的社区：弯曲狭窄的乡村道路只能容一辆汽车通过；两边的灌木疯长；街灯和其他都市标志越来越少。我们的计程车抵达时，天已黑，乡野一片宁静。我此前的整个人生都在布达小山的顶上度过，既可听到城市深沉的嗡嗡声，也可看清——不管有多暗淡——城市的闪烁灯火，周遭是嘈杂的邻居，以及住在不同公寓的小孩的相互叫嚷。这时我感到，自己已与熟悉的一切一刀两断。父母、祖父母、玩伴、宠物狗、我的房子和玩具，均已不复存在。

到达苏格利葛特镇（Zugliget）切尔迈伊街（Csermely Utca）时，我对自己身居何处，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只记得，好像穿越过了长长一段杂草丛生的田野，中间立有一座圣徒雕像，路的尽头是一栋大房子。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处处透着荒凉：墙灰剥落，前厅里散发出古老的烹饪油腻味。还有寒冷！父母提供的罕见环境一直庇护、宠爱着我们，从未让我们暴露于真正的贫乏和穷困。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生活——并非到此一游，我们随身带了行李箱。我们被告知，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玛格达问了很多人，终于找到这位朋友的朋友，愿意接受我们，每月收一笔费用。他们很穷，但仍属“斯文人家”。这也可以从古老的油画、零星的古董和散置在各处的残余的海伦德瓷器[1]看出来。我知道，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感情，而是相互需要。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们则手头拮据，需要现金。这户人家有母亲和父亲，即莎丽（Sari）阿姨和安德拉什（Andras）叔叔，两个女儿安德烈娅（Andrea）和玛莉亚（Maria，她将成为我特殊的朋友），还有她们的祖父母。她们已是青少年，足足比我们姐妹年长一轮。三代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勉强糊口。我们到后来才获悉，他们整个家庭曾尝试逃跑，却在奥匈边境被抓。为此，安德拉什叔叔在大学的教书工作没了。另一方面，朋友和亲戚们以为他们都走了，拉走了他们家很多用具。他们被当局押回布达佩斯，不得不过着国内的放逐生活，接受长年的监控，仅依靠爷爷的养老金和母亲的兼职工作度日。他们已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所以，愿意收容人民公敌的两个小孩。

莎丽阿姨在附近的马卡连科孤儿院工作。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地方，莎丽阿姨讲的孤儿故事又与我们的悲惨境况相似，所以那个名字长留在我的记忆中。安东·马卡连科（Anton Makarenko）是一名克格勃官员，专门设计此类机构来抚养“社会主义孤儿”——换言之，就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只是更为不幸。他们的模范是一名男孩，他向当局告发自己父母的反苏维埃行为，导致父母被捕，自己则当选为革命小英雄，也成了我们的榜样。我一点不知道，父亲在他悲惨的牢狱中做噩梦，也会担心自己的女儿将生活在类似马卡连科孤儿院的地方。

那位姐姐玛莉亚·纳塔利（Maria Natali）如今是一名医生，住在罗马。她在2007年回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你明亮粉红的毛线衫，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看到鲜艳的色彩。你来自不同的世界！但你不埋怨，我不记得你曾哭泣。”事实上，我们姐妹定了协定，两人不同时哭泣。我们会轮流哭，只在我们自己人的面前。

纳塔利医生继续追忆：“我们一直生活在悲惨中，我的梦想是能自己一个人吃一只鸡蛋。你们来了后，处境得到改善，我们吃得比以前好了，还有新的玩伴。我们盼望你们永远留下。”

我们没有时间为自己感到遗憾，学校几乎马上就开学了。穿上我们定做的褶裙、手工的软皮鞋、明亮粉红的毛线衫（无疑来自美国外交官），我俩特别显眼。父母没有陪我们上学，也不去拜访老师。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上总有什么是不对劲的。但他们知道，最好还是不闻不问。老师们让我们明白，她们知道个中的原因。（我记得，当老师鲍尔瑙太太［Mrs. Barna］浆洗的白外套——老师的穿戴类似医生——掠过我座位时，我低声称赞她的鞋子漂亮。她以整班同学都可听到的声音，责备我在琐事上浪费时间，却背不出乘法表。我的魅力攻势，就此告停。）其时，匈牙利普遍较穷，而这所学校的小孩更是饥寒交迫。这是城市最荒凉的街区之一，肺结核发病率特高。我们的同学都来自酒鬼、二流子、窝囊废家庭——革命所遗弃的人，他们脸面肮脏，春天打赤脚，冬天流鼻涕，使我们显得格外突出。

我所记得的事，大都与寒冷有关。室外似乎比没有暖气且空荡的屋内更加暖和；我们尽量待在室外，直到最后一刻；我们把树叶堆成一座座小山，跳来跳去，帮助御寒——无论有多少痛苦，我们仍是小孩，喜欢游戏。晚上睡觉之前，我们会在绿瓦片的大炉灶上，烘暖我们的被子。每个人轮流去地窖拉煤，没人提及我们的父母——对大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唯一的例外是，我们四名小孩每晚一起祈祷时，总加上一句，请求小耶稣来保佑他们。仅止于此。没人从我们的老房子——我们孩子帮——来看我们。（现在，我询问老朋友，得到两个不同的答案：我们不知道你们的遭遇；我们被告知，你们住在教父豪洛希·贝拉家。又一个消失的家庭，就像他们当时在布达佩斯常说的，“Elvitték”——被带走了。）

孩子们是富有弹性的生物。一到晚上，我们都饥肠辘辘，盼着晚餐，多数的晚餐是李子果浆涂面包（由园子里的李子树果实制成），或是所谓的“圆点面包”，即面包涂黄油，上加意大利腊肠的小圆片。我记得，发现盛这道“主菜”用的是我们刚喝汤用的同一个盘子时，我们姐妹还会交换眼色。过了一阵，我们就习以为常了。每星期一次，那位爷爷清晨离家去肉铺排队，碰见什么就买什么。太多人围坐在餐桌旁，吃肉之日也就失去了特别的意义。这家人待我们不错，但毕竟是陌生人。那位祖母曾责骂我在餐桌上发出哼声，“Bei Tisch singt man nicht！不可在餐桌上唱歌”。（她会讲一大堆这样的德语）我知道她讲得对，但她不是我的祖母。在玛莉亚身上——大姐姐——我仿佛找到了母亲的替身。她大约十六岁，柔和的曲线，长长的金发，热情洋溢。我像一只迷失的小猫，喜欢蜷卧在她身旁。她像我一样，过得并不愉快，我们同在悲惨中，便愈加亲近。她和她父亲处于战争中，她是一个反叛的少年，而他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独裁者。我记得，他为图自己方便，会安排每周打屁股体罚的日程表，这实在是骇人听闻。由于我的淘气，我父亲会在我屁股上打个一两下，但总在气急败坏时才如此。争吵之后的冷静时刻再安排打屁股体罚，给我带来很大困惑。我也记得，安德拉什叔叔——教书之外，他还是个颇有才气的画家——替我美丽的阿姨画肖像，我想是为了诱惑她来访。她总能讨人喜欢，甚至将她与秘密警察的交往，也变成了幽默轶事。我记得，她询问当局是否能送润肤霜给我母亲，盖罗少校反问：“你认为我们这里是干什么的，是温泉疗养所吗？”

在悲伤、潦倒的生活中，我们最大的兴奋是看到巨大锃亮的黑色轿车定期开来，停在杂草丛生的花园前，下车的是美国公使克里斯琴·雷芬达尔。这位身着黑色西装、文雅、高大的绅士，仿佛来自另一世界，在我们眼中，他像亚特兰蒂斯[2]那样遥不可及。他总为我们带来礼物，记忆最深的是一式两套湖蓝色的尼龙派对礼服，里面衬有网状短裙，我们姐妹穿了好些年。（甚至我们已到了华盛顿，其时仍很穷，为了参加我的第一次舞会，我还把这礼物改缝成一件无肩带派对礼服——可谓长存不灭。）对于那些访问，我记忆中已寥寥无几，只记得它给破败的小家带来兴奋，给我带来激动，因为我又看到飘扬在别克汽车的巨大引擎盖上受禁的星条旗。

汤姆·罗杰斯追忆道：“雷芬达尔不等华盛顿的指示，他认为这是他该做的。作为公使馆主管，他会亲自出马，让星条旗迎风招展。”

汤姆·罗杰斯的妻子莎拉也曾来访，她一露面便使我感觉良好，她还带上了女儿埃莉诺（Elinor）和阿拉贝拉（Arabella）。现在已领圣职的长老会牧师阿拉贝拉·罗杰斯，在2008年回忆那次拜访：“我们给你们带去香橙，我母亲认为，那是无限善良的象征。我记得，那是一次艰巨的拜访，你们住的房子又黑又冷，我们既不认识你们，又不认识你们的寄宿家庭。我们非常拘束尴尬，没在一起玩耍。”我记得当时感觉相互之间有极大的鸿沟，这是我在父母自由时从没感受到的。她们身穿美国棉布洋装，显得阳光灿烂，而我们来时穿的毛线衫已变得又小又旧。我们开始穿田径服，像同学们一样。看到这些轻松愉快的美国小孩，我感觉，我们分属不同的世界。我知道，她们将乘镶板装饰的福特旅行车离去，为做了一点慈善救助而感到宽慰。我爱他们的来访，但这样的访问又让我清醒意识到，我们已失去太多。

这个凄凉郊区住处的另一位常客是匈牙利最著名的歌剧明星塞凯伊·米哈伊（Mihaly Szekely）。他不是我家的密友，这使他的来访显得更不寻常。他只是一位不畏强权的正直之士吗？他于1963年去世，布达佩斯歌剧院附近的一条街就以他命名。那年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看到，秘密警察在档案中经常提到，必须将他带来“讯问”。但他太杰出了，对国家来说太珍贵了，秘密警察若真要威胁，也须三思而行。）米哈伊自己有车，与妻子皮罗什卡（Piroska）一起前来，也带了礼物。但他最好的礼物，是把我们（包括我们的“新姐姐们”）带去歌剧院，即那个位于佩斯市中心的遥远、美妙至极的世界。这样的旅行之后，我们四个小孩会上演我们自己的歌剧。我记得演出《魔笛》时，把晚上为房间保暖的绝缘长条当作蟒蛇，还突袭阁楼中奶奶的老箱子，寻找满是灰尘的旧衣来饰演浮士德。我姐姐演男主角，我演女主角，玛格达和她丈夫、歌剧指挥拉慈叔叔，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没有父母的圣诞节太悲伤了，简直就不是圣诞节，我已将它从记忆中全然抹去。我们姐妹避免回想前一年的圣诞节，那时的世界显得如此光明；也避免谈论前一年新雪之后的家庭出游，那时我们第一次试用滑雪板。

我们最好的礼物是来自父母的信。父亲被捕迄今几近一年，我们第一次获准给父母写信，甚至还可附上摆好姿势拍的照片。那些照片今天看起来，忸怩作态，强作欢颜，信中的言辞也如出一辙。那些原信已经丢失，这里是母亲的回忆：

1956年，朱莉和我在相片中装得尽可能快乐，为了送给狱中的父母。

我永远都无法描绘，这些信件所带给我［在牢里］的喜悦。我读了上百次，伏在信上哭泣，亲吻它们，捧在手中让它们伴我入眠。它们明朗欢快，内容丰富，但又无限小心，不表露点滴的悲哀，但字里行间又透露很多。她们说她们受到良好的照顾，并列出各式访客，好让我知道有人关心她们并敢于表达关心，并为此而感到振奋。她们谈起学习，说老师喜欢她们，以便我知道，她们没因父母的罪而在学校受到迫害。她们看起来不错，没有受冻挨饿，长高了。我认识她们脚上穿的皮鞋，那是用外交官给我的皮革制成的；我交托鞋匠制作，尚未有机会去取，就入狱了。现在我知道，有勇敢的灵魂帮忙取回，尽管使用了“资本主义”原料，她们仍然敢穿。有一张照片显示她们手拿香橙，香橙在匈牙利几乎是闻所未闻的，这意味着她们有美国访客。另一张照片中，她们坐在钢琴前，这意味着她们没有荒废音乐教育。还有一张照片，她们身穿滑雪服，我知道她们玩得正开心……我把这些照片制成日历的样子，就像翻日历一样，我每晚翻转一页……这让日子好过，我期待着第二天的照片。

这是母亲的囚犯生存手册中的又一招。

父母给我们的信，如同我们写的信一样，小心翼翼。父亲的信，大体上与我们应读的书有关：狄更斯，吉卜林，还有一本关于伊拉斯谟[3]的书，他是在监狱图书馆里发现的，名叫《修道院和家庭生活》（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他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自己的痛苦或迷茫。我记得，母亲的信件更富有情感，更私人化。她写道，她苦苦思念我们，每晚祈祷时会挑个我们也在祈祷的时间，以此来求得心心相印。

[1] 海伦德瓷器（Herend china），著名的匈牙利瓷器，早在1826年即广受欢迎，专长于豪华的手绘和镀金。——译注

[2] Atlantis，传说中有高度文明发展的古大陆。——译注

[3]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年10月28日—1536年7月12日），中世纪尼德兰（今荷兰和比利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对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思想有巨大影响。著有《愚人颂》等作品。——译注

第十三章 父母的审判

1955年9月2日，父亲越来越绝望，写给克雷奇默少校一封悲痛欲绝的长信：

有些人不愿谈论自己。被迫开口乞求东西时，他们倍感痛苦（昨天，尽管非常需要，但我仍无法开口索要火柴）……原谅我以这种方式说出感想……我在尽量利用这台打字机［暂时在他手上，用来做狱方要他做的英语翻译］。对我而言，书面表达显得更容易。我不想问妻子的事……尽管这件事，在过去数月中给了我最大的折磨。我也不敢问……我对我的小孩一无所知。昨天是9月的第一天，幸好没有受审，因为我心里只记挂着这是开学第一天，［我的孩子们］却杳无音信。自6月以来，我没有询问自己的财产状况。我仅有这些财产，它是我养活妻小的唯一依托。十年前有过一次，我们几乎倾家荡产。在我余生里，对于再一次重建家业，我不抱存任何奢望。

昨天，当我听说要到审判时方能见到妻子，我真是无话可说。这无益于任何人——我害怕我在那种会面时的激动情绪——这也是无益的原因。妻子和我需要讨论很多事情，这会造成怎样的危险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共谋”的呢？

审判后会发生什么：立即把我送走——这是我预料的。那时，我将有机会看到她吗？我有没有机会与你讨论我关于美联社和美国人的建议［以钱和其他财产交换我父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信心在日益减弱，尤其是我妻子也已入狱，她本是唯一能安排此事的人。

然后，还有些“琐细”小事！我想［在送去服刑前］从公寓取走桌上我小孩的照片，保暖的冬衣、鞋，等等——如果我妻子也被判刑——我实在不堪忍受这种想法——她也需要这些东西。我找不到任何人打点此事，没有一个人。我都不知道我还有没有一个家？

即使我能忍受即将来临的碾碎灵魂的每一折磨——多年关押，我现在明白，这是我尤其难以接受的——然后又将如何呢？我将龙钟老迈，给家人和无奈接触的故旧，带去的只有麻烦。小孩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承担不了责任；难道到了垂垂老矣，反向她们伸出空手？我想都不敢想如此的场景。何苦还要承担这么多麻烦呢？答案只在我自己。

如果这些月里，我无须困惑于“为何”，这一切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忍受。为何到今天，才有必要消灭我们？要是在1950年到1952年之间被捕，我就不会有此疑问。为何在1955年，恰恰是国际形势大有改善的开端时期？我没有犯下任何当初就未曾犯过的“罪行”，我的工作从不保密，我的行为透明公开，当局都了如指掌。

到底是为谁的利益？……我为此而受尽折磨？为何是现在？……西方只会把妻子和我看成新鲜的“牺牲品”。我们认识的外交官或新闻人，没人相信我们是间谍。等到我们的指控公开后，他们就更不信了。驻华盛顿的苏联塔斯社记者，会有何种感受？他们也经常拜访苏联大使馆，也会谈论天气以外的事项。

假如秘密警察不把他们的“威信”牵涉进去，所有这一切仍可弥补。政府为何需要多出两名囚犯？为何要在西方激起负面的名声，不仅仅是在美国？尤其不应该在1955年，这两人本可为国家发挥更好的作用。

我很惭愧，我甚至都不问询我父母的近况，虽然我知道，鲍比奇上尉有他们的消息。可能再过一个小时，我又会为这封信感到羞愧了。

读这封信使我心碎。除了鲁莽地顺手夹带那份预算，父亲是无可责备的，却一直在与罪恶感作殊死的搏斗。他认为一定是犯了罪，所以才遭此厄运。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终胜利：受害者在刻意搜寻自己的罪过。爸爸弄不明白对他的指控，做了这么多年的外国记者，到底犯了何罪，为何是现在？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他在反省自己做过的一切，从而找出国家处罚他的理由。这是隔离造成的心理作用，无法忍受的压力迫使囚犯一再反躬自问。

同时，也涌现出一个很了不起的男人。他在意桌子上小孩的照片，就像他在意自己银行账户一样。他极想支撑他的家庭，对自己成为累赘的恐惧超过对死亡的恐惧，不愿为自己请求任何东西。多亏了秘密警察，我才能幸运地发现爸爸性格的这一面。（如他告诉狱卒的）对此，他总是缄口不提。

1955年9月可能是他囚禁期间最残忍的一个月。考虑到自己将被判很长的徒刑，他在9月9日告诉牢房难友，希望可以担任监狱的翻译——但也不介意在矿井工作。他只想他的案件有个了结，结束这一切不能确定的痛苦时期。

9月12日，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我父亲对“旧岁月”产生幻觉。“他多次认为听到了妻子的声音，或自己父亲的声音。”这么多月的审讯和监禁之后，爸爸的身心异常脆弱。那些幻觉可能是在躲避荒谬的现实：每天上午擦洗牢房所用消毒剂的恶臭，卫兵每隔几分钟开关窥视孔的噪声，对真正食物和香烟的强烈渴望，坐牢后复发的慢性青光眼所引起的阵发疼痛。

父亲产生幻觉后的第三天，他的牢房难友汇报，他的信仍得不到答复，他很“痛苦”，因为没有小孩的任何消息。在等待审判时，父亲被要求描述，他当美联社记者时所接触的所有外交官和新闻人。这份四十六页的文件，其实是一份很过瘾的读物。看起来是漠不关心甚至遗世独立的爸爸，对周遭的世界却有敏锐的观察。他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介绍的世界，与秘密警察肮脏、粗野、偏执的世界相比，犹如火星上的生活一样新奇。他对那些人物的描绘充满诱人的细节，而秘密警察通常只能透过长焦镜头瞥见。在父亲的笔下，这些外交官仿佛自萨默塞特·毛姆[1]的文学世界里，一个筋斗翻落到尘世。对这些女士和先生来说，政治和冷战的殊死斗争是没有吸引力的。父亲不牵连任何朋友，只花费很多时间在分析不同的婚姻、对桥牌的爱憎、奇特的服装喜好。没有一样东西有益于间谍审判。秘密警察得以近距离观察敌人，却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政治内容，一定倍感恼怒。由此，父亲智胜囚禁他的人，表面上履行了他们的要求，提供“间谍接头人”的详尽报告——实际上却没透露他们真正渴求的东西。例如，这是他对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布达佩斯站长吉扎·卡托纳的描绘：“他是第二代匈牙利裔美国人，中等身材，抵达这里时，就已蓄了匈牙利式的八字胡。他能讲一口很不错的匈牙利语，爱唱匈牙利语民歌，爱跳匈牙利恰尔达什（czardas）民族舞蹈。”

关于从1951年到1953年的经济参赞马克斯·芬格：“典型的纽约犹太知识分子，英俊，法语极好。首次婚姻是不幸的，但他本人看起来通情达理，总是充满魅力——说话不多……他对匈牙利历史充满热情，调走以前，在公使馆里开始了相关的每周研讨会，还计划邀请匈牙利的客座讲师。”关于公使馆顾问乔治·阿博特：“一个高大、严肃的男人，五十五岁。他的健康问题从不妨碍他成为热情洋溢的高尔夫球手、网球手、酒徒和桥牌玩家。他喜欢社交，无疑是公使馆的智囊之一，雄心勃勃，精明强干。其他外交官也有同感：英国经济参赞辛普森曾经提到，‘那些日子里，阿博特、［英国大使］汉基（Robin Hankey）、［以色列大使］阿夫纳（Avner），结束派对后仍会继续聚首畅饮’……阿博特好饮，但很容易喝醉，1953年有一次在酒精影响下，要求我解释为何还没被当局抓起来！我能肯定，这一方面是在提问，另一方面是怀疑我在充当匈牙利当局间谍。”（最后一笔，真是聪明。）

父亲就是以这种方式，描绘远离家乡的外交官们，尽量随遇而安。他们与美丽的女人调情（最精彩的是阿根廷大使的匈牙利妻子冈萨雷斯太太），在网球场上大显身手，还在桥牌桌上相互斗智。而秘密警察们，则蜷缩在灌木丛中窥探。

父亲的描绘减弱了对美国公使本人的指控。他这样开始秘密警察渴求的介绍：“依我看，雷芬达尔总是很善良，从无例外。他总使别人觉得，他或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青少年时，他立志想当歌剧演员［秘密警察能派上用处吗？］，赴维也纳学习音乐。在那里，他遇上他的妻子——一起学音乐的同学，谣传是犹太裔男爵的女儿……就我知道的而言，他笃信宗教，意志坚强，性格多元，喜欢抽烟和喝酒。无论做什么，他都全心全意投入，然后以同等速度告一段落。”最后一个吊胃口但毫无用处的细节，是父亲如下的宣告：“在我所认识的外交官中，他和他的妻子是最令人敬畏的桥牌搭档。”秘密警察知不知道，爸爸在玩他们？

我以最大的兴趣，阅读父亲对助理军事参赞理查德·格拉斯佩尔的印象：“他于1953年抵达，带着妻子米米，一位相当艳丽的金发女郎，他们两人趋向于年轻人的生活，喜欢唱歌、跳舞、享受。他们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这根本不像对一名危险特务的介绍，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准尉格拉斯佩尔为何能持续他的出卖。

我想，这份报告处处点缀着讽刺和机智，而秘密警察是无法解读的，这令父亲得以短暂逃离他阴冷的牢房。

9月17日，父亲的告密者／牢房难友做了一件事，可能救了父亲一命。那天“蒂博尔”汇报：“我在牢房地上发现几片白色药片。我舔了一片，那种苦味让我意识到这些是安眠药。马顿说他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兴许是以前的囚犯留下的。但我注意到，他轻轻摸了摸自己上衣的内衬。他去盥洗房时，我叫来卫兵，建议做一次彻底搜寻。他们在马顿的上衣内衬里，找到六十片色维纳尔镇静药。马顿承认，收集药片是为了毒死自己。不过，自他妻子入狱以来，他已放弃自杀的想法。之所以保存这些药片，他是为了预防万一早期的残酷会卷土重来。”

“蒂博尔”汇报，他“严厉”训诫我父亲，有家室的男人还会考虑自杀是不道德的，如果成功了，那可真是大灾难，“把孩子们留在最凄惨的处境中，甚至连父母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蒂博尔”救了一名仍对国家有用的囚犯，是否能获得作为奖励的香烟？

狱方允许我父母在审判之前会面是罕见的人性流露吗？更有可能是害怕他们九个月后的首次会面，会有难以预料的情绪爆发，扰乱法庭程序的平稳操作。母亲以她的特殊方式，为首次与丈夫会面做准备：尽力改善她的容貌。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早餐时，我用铁碗底部残留的咖啡当镜子，为丈夫略作梳妆……我小心梳理头发，并穿上我为这次会面特意清洗过的尼龙宽松上衣。”

然而，父亲得不到剃须的许可。卫兵把他带到盖罗少校的办公室，这是一次既害怕又渴望的会面。他之后写道：“她在那里，双手张开朝我微笑，但眼中噙满泪水……我知道，她能从我脸上看出我在这分离的九个月中的经历。”确实，母亲为丈夫的外表大吃一惊。“他巨大的黑眼睛深陷于紫色的阴影，他的眼神流露出悲哀和疲惫，我对此全无准备。我因震惊和悲怆而呼吸急促，急忙趋前。我们拥抱、亲吻，抱头痛哭，不顾少校的命令。我告诉他小孩的处境，她们住在哪里，谁在帮忙，她们的学校和健康状况。他询问我自己的健康状况，我才首次意识到，他也在为我的容貌感到震惊，就像我的震惊一样……突然，一直在桌子上摸索文件的少校站起身，喃喃道：‘对不起，我出去一会儿。’他离开房间，但让房门敞开。我知道，这是机会。我用英文低语：‘听我说！美国人将会来救你！’我像是给行将溺毙的人扔出了一根绳子。他的大眼睛睁得更大，像聋人那样凝视我，以确定他无法理解的声音。我拿起他的手，一字一顿地低声重复：‘宝贝，美国人将会来救我们。’”

父亲于此继续他的叙述：“少校归来，伊洛娜继续她关于小孩的介绍。规定的三十分钟结束之前，我只想告诉她一件事。我尽可能轻松地说，相信她会很快得到自由，至少比我早很多年，我要她跟我离婚。放我出来时，我将是一名老翁，于她和小孩一无用处。她笑着打断我，旁边的少校浮起微笑，但没作评论。很快，三十分钟结束了，我被押送回牢房。我为自己没能更聪明地使用时间而自我责骂——特别是没能叫她对这神秘消息作进一步的解释。”

“蒂博尔”向他主子汇报：“马顿与妻子会面回来之后一味哭泣。他说，她向他保证，她既不生气也不怪罪。但他说，仍要她提出离婚。他很高兴孩子们受到较好的照顾，但担心父母的关押和家人的分离，会在孩子们心理上留下创伤，而在小女儿身上已是明显的事实。”（我很想知道，我们被分隔于最严密的城堡的厚墙内外，父亲究竟察觉到我的什么？）

会面后不久，父母被带入监狱建筑物内一个简陋法庭，面对秘密警察特别挑选的“法官”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乔纳斯·贝拉（Bela Jonas）博士[2]。法官乔纳斯，外号“血腥法官”，专门审判阴谋、间谍、叛国的案件。截至1952年的大恐怖时期，乔纳斯共判处五十人死刑。不同于多数法官，乔纳斯还喜欢出席他的受害者的处决仪式。父母曾报道好几次他的审判，所以非常清楚他的纪录。这一次站在这其貌不扬的秃顶小个子男人面前，妈妈和爸爸不再是新闻人，而是他的受害者。

多么令人满意啊，乔纳斯终于得以面对这两名放肆、顽固的人民公敌。然而，又多么令人失望啊，他在法庭见到马顿夫妇时，对国家“不忠”而被判死刑已不再流行。

父亲写道：“我只被允许阅读那些指控我是间谍和叛徒的冗长而枯燥的文件，但不可做记录。我对整个闹剧已丧失兴趣……确信他们唯一会做的，就是让我在牢里‘腐烂’多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用词之一。”

对父亲的指控是严重的：他是美国人的“常任顾问”；具体说，他建议他们派黑人外交官来布达佩斯，建议改善《美国之音》的播出；他“窃取”匈牙利的预算，送交美国经济参赞。父亲不承认所控罪行。

对母亲的指控是可笑的，甚至按秘密警察的标准也是如此：她与美国人讨论蛋（和肉）的价格，这在拉科西时代的匈牙利就是叛国罪行。母亲记得：“起诉书中列举的事项都是真实的，在数星期的审讯期中，由我自己提供给盖罗少校。我以为如此清白的事情，一旦依据刑法某章某节，结果就变成了叛国罪行。”她承认部分有罪。她向牢房难友／告密者解释，“部分有罪是因为我对我的孩子们感到歉疚”。

这就是被认可的“公平审判”：没有罪证，没有证人，与世隔绝将近一年的被告，不得雇用自己的律师。基于一种离奇、无关紧要的传统，被告有“最后发言”权。父亲利用这个“权利”来争辩母亲的无罪。

父亲直面乔纳斯法官的冰冷凝视——在斯大林、列宁和拉科西的肖像下——向这个人民法庭宣读他的“最后发言”。他说：“我敦促法庭谨记，我妻子的父母是被谋杀的。”这有关我的外祖父母的突兀声明令我吃惊。对我们小孩来说，他们的放逐一直是个秘密。我长到三十岁，才从陌生人处得悉，外祖父母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而父母对此却缄口不言。二十五年后，在马里兰州我家的安全氛围中，这个束之高阁的话题痛苦地涌现出来，导致疑窦丛生。在秘密警察的文件中，看到父亲如此直截了当的声明，我心中的疑惑全然烟消云散了。

他请求道：“我也希望法庭考虑她的两个小孩。”他最后说：“我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是一名爱国人士。我被控的‘罪行’不可避免地与我的职业直接相关。”

判刑——就像整个进程一样——是预设的。母亲记得：“我们站在那里。我突然忆起，曾看到很多类似情形的人，听法官宣读同样的文字：‘以共和国的名义，我们查明你有罪’。”父亲被判十三年监禁，母亲被判六年。如服完这些徒刑，父母最糟的担心都会成真。他们将错过我们的童年。我们会在陌生人手里长大，会把他们视同路人。出狱时，父亲将是个五十九岁的心碎老人，母亲将达五十岁，未老先衰。

未来数年里，他们只轻松谈论这痛苦煎熬中的一小段：他们一起返回牢房的路。父亲记得：“在我们所有的散步中，不管在树木葱茏的布达小山，还是在切维蔡斯[3]的杜鹃花丛，我将永远记住这一段穿越阴暗、幽冷的佛街监狱走廊的路。”

母亲回忆：“长长的回监路上，我扶着安德鲁的手臂，低声告诉他我确信我们将会获救的理由。我解释，美国公使馆与纽约的美联社保持紧密接触，只是在等待审判，再采取相应措施……我告诉他，雷芬达尔允诺，美国将尽全力帮助我们。英国人和其他西方外交官也拜访过我，不仅表示安慰，而且答应帮忙。我压低声音，说个不停，以振作他的精神，假如我在他之前获释，更让他有所寄托。”

“在三楼［监狱中］，我们转进走廊。我们的卫兵敲门，守门的狱卒打开门。里面是两排牢房的熟悉景象，三名卫兵在巡逻——死一般的寂静。现在我知道，安德鲁当时押在这一层，我则关在第五层。我们在墙角的牢房面前停下，抬头看到12号。对面站有加派的卫兵，正在朝犹大孔窥视。安德鲁低语：‘彼得·加博尔（Gábor Péter）。’”我遐想，秘密警察的创始者就关在我父亲曾经的牢房隔壁，这真是恶有恶报。在斯大林之后短暂的“解冻”期里，拉科西需要一个牺牲品。

既然已被判刑，按照法律，父母得以每月接待一名访客，却遭到监狱的百般阻挠。由于父母提出上诉，当局找到孤立他们的另一借口。但我不折不挠的母亲，找到绕过这道篱笆的途径。她抗议：“如果我不能有外面的访客，至少应该有‘里面’的访客。”所以，1955年圣诞夜前夕，“整栋建筑物空空荡荡，只留下少数人值班。我获准与安德鲁会面，那是我们第十二个结婚周年纪念日。我们坐在克雷奇默少校的办公室，持续谈了一小时。我们谈到即将来临的新年，预测会有什么新气象。我告诉他，‘一定是好事，我知道’。安德鲁苦笑，提醒我前一年的新年之夜。”

读到妈妈和爸爸亲密无间的描述，对我来说，滋味尤为辛酸。那年夏天，爸爸与辛普森太太调情，妈妈与拉约什艳遇。自那以后，他们跋涉了各自的坎坷历程。

[1] 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1874年1月25日—1965年12月16日），英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著名作品包括《人性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面纱》、《寻欢作乐》和《刀锋》等，据说是1930年代稿费最高的作家。——译注

[2] 乔纳斯一年后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革命”中自杀。

[3] 切维蔡斯（Chevy Chase），美国马里兰州一个小镇，作者到美国后在此安家。——译注

第十四章 大洋彼岸

那年冬天，我们姐妹寄身于陌生人家，像是在过着家庭生活。我们的父母已被判为罪犯，正在服刑，监狱里的惊喜或震撼更为罕见。那里没有季节，没有颜色，在父亲的处境里，甚至没有希望。定罪后，他们的监狱生活有了一大改进，都被安排开始了翻译工作——监狱生活造成大量空闲，这不失为颇受欢迎的调剂。因这新工作，他们得到令人惊叹的“礼物”，一张木制的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对已习惯蹲伏在木板床上的罪犯来说，这是件大事。最愉快的是，父亲领到一台便携式打字机，以便促进他的工作。结果发现，这台打字机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只是与我家的其他财产一样，早已被充公。

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某杂志中撕下的数页，已小心删除标题和作者名字。父亲记得：“显而易见，这是奇妙的新消遣。该文由原子物理学家所写，以哲学观念讨论使用核武器的道德性，特别根据……长崎和广岛的经验。”父亲故意慢慢翻译，“那天晚上，我背对犹大孔，坐在椅子上吃晚餐，铁碗放在桌上。”（我现在忖度，爸爸后来讨厌自助餐，可能源自他的监狱经历。）

我试图解读秘密警察的文件，从人为的疏忽中，找出代号掩护下的真名。父亲为秘密警察做翻译，也在解读原作的真正作者。他写道：“几星期后，他们给我类似的数页，显然出自同一杂志。关于文章来源的线索，照样被小心删除……这篇文章是对前文的答复，提及相关的作者是西拉德·莱奥（Leo Szilard），相关的出处是《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母亲也从英国和美国的出版物中翻译科学文章。她需要使用英匈词典，很快领到一本韦氏版的。卫兵无意中说出：“你丈夫也一直在使用这一本。”母亲记得：“我细察每一页，他肯定不会用铅笔，但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发讯息给她］……我终于找到，在最后的空页上，他以指甲印写了一句监狱情话：‘更胜往昔’（More than ever）。”

我们各人依自己的性情来应付那一年的创伤。父亲严禁“希望”渗入他的牢房，为无止境的禁闭做心理准备，自杀的计划仍在继续。母亲则在乐观和绝望之间轮流换位。我们姐妹与寄宿家庭的小女儿，好像总是忙忙碌碌：上演歌剧；收集阁楼上的旧衣来玩盛装打扮；取笑我仍像婴儿的举止。我从那年的“全家照”中搜寻自己当时的容貌，我们姐妹挤在陌生人中，假装是家庭一员。我已找不到那个下巴翘起、烦躁不安的斗士，一年前还被称作“丹尼斯威胁”。那段时间，我下决心向全世界微笑。除了让大人们喜欢我，我还有什么其他武器呢？

被迫在自己的国家沉默的父母，开始获得匈牙利边界之外的注意。1955年末，日内瓦高峰会议成功后，匈牙利开始向少数外国新闻人颁发签证。三名美国新闻人抵达布达佩斯：《纽约时报》的杰克·雷蒙德（Jack Raymond）和约翰·麦科马克（John MacCormac），《纽约邮报》的欧洲通讯记者西摩·弗赖丁（Seymour Freidin）。在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斯宾塞·巴恩斯代办提及：

每一名通讯记者都提及两个重要问题［向匈牙利官员］：枢机主教敏真谛的命运和马顿夫妇的命运。就马顿夫妇而言，从雷蒙德的拜访到弗赖丁和麦科马克较晚的拜访，官方立场像是有所转变。雷蒙德在外交部被告知……马顿夫妇因叛国活动而被监禁。无独有偶，这印证了拉科西先生提供给埃斯蒂斯·基福弗参议员[1]的声明。弗赖丁和麦科马克的印象是，主要不满是马顿夫妇所谓的缺乏爱国心和对新匈牙利抱有成见。当被问及这相对较轻的过失何以获得如此严苛的惩罚时，匈牙利人对此的回答是，最好去问内政部！

在他们受到实际审判的两个月之后，《纽约时报》在1956年1月15日推出标题为《匈牙利判决美联社记者及其妻子》的头版新闻，还附有我父母被逮捕之前我们完整家庭的照片。该文说，“布达佩斯电台今晚宣布”：

美联社通讯记者安德烈·马顿……因间谍罪被判六年监禁［当年12月的上诉使我父母的徒刑得以减半］。广播还说，他妻子伊洛娜，为合众社工作，被判三年徒刑……马顿博士于十一个月前消失，而维也纳给马顿太太的最后一次电话是在6月19日。马顿家有两名年幼的女儿，卡蒂和朱莉，据说与一名领养老金的匈牙利大学教授，同住在布达佩斯郊区……美联社总经理弗兰克·施塔泽尔，今天发表此项声明：“安德烈·马顿是一名杰出的匈牙利新闻人，他代表美联社的活动都属外国记者的正常活动。只是他的新闻范围，因警察国家对新闻来源和记者的限制，而受到极大的局限……在极权国家，一个人对政府定为国家机密的东西表示兴趣，就会被判间谍罪。那显然是马顿的罪行，再加上他是一名直言不讳的反对人士。”

1956年2月4日，《纽约时报》又一次推出题为《美国再次禁止赴匈牙利的旅行》的头版新闻，“美国今天禁止美国公民去共产国家匈牙利旅行；取消拟议中与匈牙利政府的会谈；并告知匈牙利，将对匈牙利驻美外交官实行旅行限制……这些行动缘于匈牙利政府在布达佩斯逮捕安德烈·马顿和他妻子伊洛娜，他们分别是美联社和合众社驻匈牙利记者”。

同时，公使雷芬达尔敦促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对囚禁我父母的人采取更强硬态度。在1956年1月16日的秘密电报中，雷芬达尔写道：

我认真建议［国务院］部门利用一切媒体，让全球知道匈牙利违反人权。

……我也建议，授权我递送一项声明给外交部长……宣布：

·美国立即批准持美国护照将不再能前往匈牙利，当然意味着取消《波吉和贝丝》[2]的访问［一个广获宣传的国务院计划］。

·美国立即对匈牙利驻华盛顿公使馆，实施与美国驻布达佩斯公使馆所遭受的同样的旅行限制。

·美国放弃为扩大贸易和相关信贷的会谈准备。

美国国务院遵从雷芬达尔公使的建议，将一份措辞激烈的照会递交给匈牙利驻华盛顿公使馆；同时，也递交给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外交部。国务院找到聪明的方式，既谴责匈牙利政府对待自己公民的不公，又没有干涉匈牙利“内政”的表象，只提新闻自由的问题。

长期拘留美联社和合众社的合法新闻人，不允许这两名经验丰富的本国人与外界接触，从而阻塞取得匈牙利国内新闻的自由孔道，应被认为是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好多年来，美国政府和人民在寻找一丝细微的迹象，以显示匈牙利现领导能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独立且负责任的政府，会兑现他们的国际义务，会尊重匈牙利人民的权利，最终都归于徒劳。不管它在原则上如何花言巧语，匈牙利政府将得不到［国际社会］对它的声明的信任以及……对它的行动的信赖。

第二天，《纽约时报》以《真相与极权主义》的社论，重拾这段新闻：

极权主义政府的共同迷信是：如果人们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讨厌事，将会变得更满足；如果政府隐瞒自己的罪过和愚蠢，将在世界上获得更多钦佩。在极权主义国家里，这就是事实。在那里，外国记者不知道报道真相的宽松政策何时终止……这碰巧发生在安德烈·马顿身上……正因间谍罪在服六年徒刑。这也碰巧发生在他妻子伊洛娜·马顿身上，她是合众社驻布达佩斯记者，在服三年徒刑。在这种国家中，间谍罪全凭政府意愿定夺。用作新闻人的圈套时，间谍罪行可能只涉及某种新闻。而新闻人之所以获取和发表这种新闻，就因为他是一名优秀的新闻人。

官方和媒体为两名囚犯而发起的猛击，震惊了匈牙利政府。2月7日，匈牙利外交部退回杜勒斯的照会，称其为“对匈牙利政府和人民的侮辱”。

我们的玩伴和我父母最亲密的朋友不敢来探看我们姐妹；在遥远的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一名只从报纸上认识我们的医生，却在千方百计向我们姐妹伸来援手。美国盐湖城圣马克医院的放射科主任亨利·普伦克（Henry R. Plenk），1956年1月30日写信给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一项建议。该信说：“普伦克太太和我自报纸得知，美联社和合众社记者安德烈·马顿夫妇遭到匈牙利政府的逮捕，我们为此感到震惊。我们还获悉，他们的两个女儿在布达佩斯，与一位领养老金的匈牙利大学教授同住。我们很愿意欢迎这两名小孩搬入我们家，无论时间的长短，视需要而定。如果她们的父母愿意，我们也很愿意收养她们……我们家有足够的空间，有充足的资源来保证小孩的抚养。希望你能好心提供意见，告诉我们采取何种步骤才能将她们成功带进这个国家？”

国务院没有处理收养的经验，为了普伦克医生的信而陷入混乱。副国务卿麦金逊（R. M. McKisson）和签证部门官员，包括领事办公室主任阿林·唐纳森（Allyn C. Donaldson），特地为此事开会讨论。将近一个月后，回信寄送给盐湖城的医生：“马顿夫妇被捕的情况和此案引起的关注度，无疑会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令匈牙利当局不准孩子们离境，除非以政府的名义。［我很好奇，在唐纳森先生的头脑里，两个小女孩能以政府的哪种名义出境？］”领事办公室主任坚称，“极有可能，这样年龄的潜在移民最难取得离境许可。当局会把她们视作潜在的经济资产和政治资产”。

普伦克医生和他太太人道、大胆的建议至此为止。唐纳森先生可能不大熟悉我们这类小孩的低贱地位。入学的孩子们以他们的“阶级出身”分成六类[3]：

一、工人

二、农民

三、知识分子

四、小职员

五、“其他”

六、“阶级敌人”

第一与第二类很容易经由高中进入大学，第三、第四和第五类，依次递减，只在罕见的例子中能获得大学教育。朱莉和我是“阶级敌人”，受到的待遇与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不相上下。

我人生中没选择的另一条道路：成为犹他州放射科医生和他妻子收养的女儿。普伦克太太自己是儿童心理医生，有匈牙利背景。多么不寻常的慷慨精神——与我们国内匈牙利人形成强烈的对照！[4]独裁者都懂得，如何使用人类最强烈情感之一的恐惧，来扼杀同情甚或爱情。

[1] 埃斯蒂斯·基福弗（Carey Estes Kefauver，1903年7月26日—1963年8月10日），从1939年到1949年任美国国会众议员，从1949年到1963年任参议员。——译注

[2] 《波吉和贝丝》（Porgy and Bess），美国音乐剧，首演于1935年，根据海沃德的小说Porgy改编而成，反映非洲裔美国人1920年代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生活。——译注

[3] George Paloczi-Horvath, The Undefeated (London: Eland, 1993), p. 280.

[4] 不久前我在盐湖城联系到普伦克夫妇（丈夫是放射科医生，妻子是儿童心理医生），我打电话感谢他们很久以前的努力。他们已有九十多岁，但仍记得当初收养的建议。能与五十年前几乎成为自己养父母的人交谈，我非常激动。

第十五章 重聚

爸爸自由了！母亲已出狱好几个月——这是我们1956年8月重聚的快乐日子。（我们姐妹身穿美国公使雷芬达尔送的派对礼服。）

1956年4月3日是我的生日。午后，我自学校急行回家，因为我的“大姐”玛莉亚答应陪我去乔鲍街的老房子。自前一年的夏天以来，我从没回去过，真想再去看看，期待能找到我的旧时玩伴，甚至能偷看一眼前门已贴上红印封条的自家公寓。我想看看我们留下的一切，即使只是几分钟，我要向大姐展示我遗失的世界。

我牵着她的手，走向苏格利葛特镇公交车站，准备长途跋涉赶去乔鲍街。突然，一辆汽车在我们旁边停住，这是我认识的，属于我们偶尔的访客塞凯伊·米哈伊。玛格达阿姨从汽车里跳出来说：“卡蒂，看后座，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啊，是母亲，我一下跳入她的怀抱，两人同时迸发出哭声。妈妈，妈妈，我不停地叫唤。她看起来很憔悴，比将近一年前看到她时苍老得多。像她被逮捕一样，这事先没有一点征兆，但我重新有了母亲！这突如其来的欢乐，就像以前的疼痛一样巨大。我们开车回到玛莉亚的房子，去拜见那些善良人。我知道，再也无须假装这是我的家，以及他们是我的家人。

姐姐认出母亲时，还悬挂在一棵高树的粗枝上，迅即跌落地面。于是，母亲又回到她抚慰者的角色，轻吻姐姐磕伤的膝部；朱莉透过她的泪花在笑。那种母子重逢的感觉是难以名状的，对幸运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从没经受与父母的长期分离。那天一整夜，她与我们在一起（她开玩笑说，她的牢房比我们的家更暖和），我们以一年中的胜利（姐姐）和苦难（我）故事，来争夺母亲的注意。母亲又笑又哭，细述她坐牢的最后一天。

几天前，少校盖罗把她自牢房召来，指示她草拟一封递交给司法部的特赦请求书。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全苏党代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数星期内，苏联帝国兴起风起云涌的重大事件。几乎仅一夜之隔，妈妈的请求就获得批准。盖罗打电话给玛格达阿姨，她由此接过故事的叙述，少校指示她：“不准将此消息通知任何人！”但是，当阿姨抵达佛街监狱时，“一半市民”都已知悉此事。

华盛顿得知母亲被释放，至少是间接地多亏我们的门房普利格尔太太。雷芬达尔4月7日写机密备忘录给杜勒斯：“马顿公寓的家政包打听，告诉住在隔壁公使馆官员的仆人，马顿太太已于4月3日获释。她的获释，因公使馆官员［汤姆·罗杰斯］与马顿孩子的偶遇而得到确认……建议不发布消息，直到马顿夫妇全都获释，或知道更多有关他前景的资料，或她的释放已成为公众信息。”

妈妈迅速行动，申请要回我们的公寓；但在等得不耐烦的孩子眼里，还是不够快。现在，在寄宿家庭的住所再多待一天一夜，似乎都没有必要。我们想跟母亲在一起，住回自己的家。我们的公寓一直未被占用——政治气候不稳定的又一标志——但里面的一切财产都已归属国家。母亲被告知，如能筹集两千美元，有权将之赎回。她回忆：“我写信给美联社，说他们是我唯一的希望……他们愿意帮忙。此外，他们向我保证，安德鲁的薪金一直没停，还将继续。为回报这一慷慨之举，我决定替代安德鲁，充当他们的通讯记者。同时，合众社也获准重新雇我。我又可重整旗鼓了。”对美国新闻业，这真是件天大好事，因为历史性的大事即将在匈牙利展开。

封闭的匈牙利开始向西方打开门户，但仅有一条缝隙。美国《时代》杂志驻维也纳的主管西蒙·布尔金获得签证，经过十七天旅行，7月5日在自由欧洲电台上报道：

我发现政治形势大有改变。匈牙利人公开讨论拉科西，甚至不能说只是讨论而已。他们说，拉科西必须下台……你能听到这样的谈话，从修车厂的技工、中产阶级，到旅馆的行李搬运工——只要你能把他们拉到一边，接受你的访谈……莫斯科去斯大林化计划所发轫的事件，在迅速发展，其结果很难预料……数星期前获释的伊洛娜·马顿（其丈夫安德鲁仍在监狱），于星期六晚上被重新认定为美国通讯社的通讯记者。她在星期天发出有关此事的第一篇新闻，这意味着，人们应更加注意美国通讯社自布达佩斯发出的消息，因为马顿太太是一名非常胜任的记者。[1]

当然，我太年轻，一点也不懂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罪行的演讲。拉科西禁止匈牙利媒体登载这篇演讲，但很快，它的拷贝在布达佩斯到处流行，引起极大的兴奋。对我而言，好像是整个城市都在跟我一起庆祝母亲的归来。

好消息连续传来，就像友善的浪涛，一波一波推送我们度过整个夏季。7月中，克里姆林宫解雇了我童年中最厌恶、最惧怕的人——拉科西·马加什，叫他提早退休去苏联，由副手盖罗·埃尔诺继位。盖罗是离职老板的忠实仆人，但较隐晦，不会造成恐惧和颤抖。斯大林和拉科西的肖像，实际上是在一个晚上，销声匿迹于全部的公共场所。

5月初，我们搬回山顶公寓。奇迹般的，我们的玩具仍站在书架上，像我们当初离家时一样，只是少了几件珍贵物品——我们的汽车、父亲的相机和母亲的钻戒。那钻戒，我们始终认为落入了“夫人”之手，她已从我们的生活中一去不复返。我们太幸福了，不会计较这些。我们老房子的邻里小孩，依然一如平常，好像我们从没离开过，好像从没看到秘密警察抓走我们的父母、运走我们的财产、将红印封条贴上我家前门。我们回来了，没人问询，每个人都重新梳理自己的生活。

我们现在有了新玩伴，就在隔壁。我们不在的时候，罗杰斯一家搬入外交官住所（以前是堂·唐斯夫妇），有四个女儿，与我们年龄相仿。阿拉贝拉·罗杰斯（Arabella Meadows-Rogers）2008年回忆：“我记得大街上的游戏、你家大楼里的孩子帮、脚踏车。大家在我家院子里玩，也在你家公寓后面的山坡上玩。我们爬树，在我们花园的鱼池里跳进跳出。”

一旦回到母亲的身边，我便放弃了过去一年强加于己的模范行为，回复到货真价实的“丹尼斯威胁”，多痛快啊！阿拉贝拉说：“那年夏天，我们开始尝试抽烟，从我母亲那里偷来香烟和抽烟架式。我们的女佣纳道什迪·安（Ann Nadasdy）［沦落为女佣的伯爵夫人，来自匈牙利古老的贵族家庭］在楼上空置的女佣房找到我们，大发雷霆。朱莉是我们的‘大’姐，没有她在，我们都不准过街。我还知道，苏兹［走廊对面秘密警察官员的女儿］应遭藐视，厄兹和马格蒂［普利格尔太太的女儿们］值得同情。即便如此年幼，我仍能感受到，与匈牙利小孩在大街上玩是很特殊的，不同于在外交官孩子堆里厮混。我感到很荣幸，能成为你们的玩伴，我还记得你校服上的小红领巾。”

那年夏天，我记得，阿拉贝拉四岁的妹妹露易莎（Louisa），隔着我们两家之间的栅栏大声问：“马顿太太，你丈夫在哪里？”无疑，她听到了自己父母汤姆和莎拉低声讲起我父亲的缺席。我们也在嘀咕，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母亲越来越有信心。我们继续夏天的日常作息：乘电车去土耳其浴室，搭公交车去玛吉特岛（Margit Island），在奥林匹克尺寸的游泳池中玩水。我把母亲的手指攥得更紧，但我是幸福的。

母亲经过数星期的不懈努力，得以在6月中探视牢中的父亲。她坐在熟悉的审讯室等待，问盖罗少校，她丈夫知不知道她已被释放，盖罗摇摇头。她哭泣着说：“但你答应过我，你会告诉他的！”他回答，因为收到了不允许的命令。秘密警察的操作准则，仍是抗拒每一次人性流露的机会。父母终于见面时，看到显然已获自由的妻子，父亲“快乐得几乎大哭”。“我告诉他，我在继续我的老工作，他很难过。”他警告她，不可再去美国公使馆，不能再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我在想，如何才能使他明了：国内的政治气候已有改变，我和他人已在享受更多的自由。但我事前得到警告，不得［跟他］提及此类的事。突然灵机一动，有办法了……我随意地说，昨晚我与约翰·麦科马克一起吃晚餐。他简直无法相信，《纽约时报》记者麦科马克是我们的好朋友，1948年遭匈牙利政府驱逐，之后一直没回来。现在是1956年，他不但回来了，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来去自由。对安德鲁来说，这是政治形势已趋好转的最好证据，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的。分手时我告诉他：‘不会太久了。’”

1956年8月中，我们在玛吉特岛等红绿灯，准备过马路去帕拉丁（Palatinus）游泳池，我自妈妈的手中挣脱。她大叫：“卡蒂！停下！”我知道的下一件事是，我已躺在一辆汽车的前轮之间，陌生人纷纷俯身朝我探看。“我的红凉鞋还好吗？”是我讲的第一句话，因我刚收到美联社驻维也纳记者送给我的最时髦的凉鞋。凉鞋完好无损，但我受了脑震荡，住医院好几天，一直在哭叫妈妈。丈夫还在坐牢，又要为美联社和合众社同时写稿，母亲每晚仍然来到我的床边。小孩子是多么自私啊。当时和以后，我从没想到，我应好好谢她，或为自己的任性胡为向她道歉。

现在，我从秘密警察档案中获悉，妈妈的获释有附带条件。并没有人命令秘密警察去另找工作，他们仍有权力摧毁他人的人生。（截至1956年7月，三万一千名秘密警察负责监看一千万人。[2]）每隔十天左右，妈妈要去“安全房”与秘密警察会面。根据秘密警察的档案，她不愿呈交书面报告，只口述她的近期活动，譬如看到谁和听到什么，尤其是在拜访美国公使馆的时候。这一附带条件，虽然来得较迟，却验证了美国人的猜测。特别在最恐怖时期，那是父母必须付出的代价。我忆起，美国外交官厄内斯特·纳吉和汤姆·罗杰斯都曾告诉我，在我父母被捕之前，“我们从不告诉他们敏感的东西，为他们好，也为我们自己”。

知道母亲的附带条件，我感到揪心。我对那个夏天的记忆，因为她的自由和我们的重聚，仍洋溢着闪闪发光的幸福。很显然，一旦秘密警察将牙齿咬入你的肌肤，决不轻易松口——永远都不。丈夫仍在坐牢，女儿需要她更多的呵护，可怜的母亲尝试重组自己的生活，秘密警察却在享受对她的骚扰。我现在明白了真相，真希望她还活着时，我就知道这一切，就有机会告诉她，我多么钦佩她的精神和勇气。

2007年11月一个潮湿、阴霾的日子，我离开秘密警察档案部门，去寻找奥迪电影院（Ady Cinema），那是母亲被迫与秘密警察见面的地方。即便缺乏说服力，我也想重循她的路线，以某种方式来分担她的负荷。路人告诉我，这地区以前曾有一家电影院，但已不复存在。天开始下雨，使明光锃亮的新布达佩斯，看起来更像我童年时的灰色城市。我对秘密警察的愤怒——甚至我耻于承认的对匈牙利本身的愤怒，伴随走过的街区而愈益强烈。路上，我转错了弯，走入不熟悉的乔瑟瓦勒斯区（Jozsefvaros）。被煤烟熏黑的断壁残垣，似乎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原封未动。与之相连的，是刚被修复的折中型建筑物，粉红和白色相间。它们坐落于新街区的窄街，而这街区又处于新兴闹市区的边缘。一名身穿绿色防雨外套的男人，一手夹着香烟，一手以短皮带牵着一条大狗，问我是否迷了路。他的语调颇不友好，在这个街区，陌生人很易引起注意——跟很久以前的情形一样。汗和雨在我脸上流淌，夜幕步步逼近，又叫不到计程车。我步行良久，搜寻谙熟的地标。每走一步，对秘密警察的愤慨，以及对自己的气恼，都在逐步加深，但我还是找不到古旧的奥迪电影院。

2008年4月中，我由女儿伊丽莎白陪同，返回布达佩斯。自从上一次拜访，我已消化档案中母亲被迫与秘密警察保持联系的最新披露，变得更加镇静。那天阳光灿烂，伊丽莎白和我手拉手，找到曾经的奥迪电影院，保持联系的会面就在楼上举行。它恰好处在纽约咖啡屋的对面，后者在秘密警察对我父母的骚扰中也发挥过作用。女儿为外婆直面秘密警察的勇气而感到骄傲，这安抚了我的愤愤不平。伊丽莎白给她外婆受辱的地点拍照，我则返回档案部门挖掘新的宝藏。

1956年8月13日，拉科西已经不在了，布达佩斯洋溢着新鲜的自由和暂时的自信。秘密警察官员科瓦奇·雷若（Rezso Kovacs），在提呈给内政部长的最高机密备忘录中表明：“安德烈·马顿博士的罪行——叛国和间谍——我们已有充分证据。所以不建议减刑，马顿应继续服刑。”科瓦奇又补充，“除非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这样认为”。科瓦奇少校以老练的手法，既表达出他反对释放这位已获证实的叛徒，又留有他自己仕途的退路——万一风向转得太快。

确确实实，第二天风向就转了。8月14日，《纽约时报》通讯记者麦科马克，对共产党新首脑盖罗·埃尔诺进行一次罕见的访谈。8月15日，《纽约时报》以头版刊登麦科马克的文章，标题为《匈牙利要求与美国更为紧密的关系》。新闻的头条说：“匈牙利政府愿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希望看到更好的匈美关系。我们高度重视美国，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华盛顿的雕像还耸立在瓦洛斯利格特（Varosliget）［布达佩斯的一座公园］，这就是实证。但是，就如匈牙利谚语所说的，需要两个人来成全一件风流韵事。”然而，在我父亲的问题上，盖罗是狡猾的。“他被问到，匈牙利为何不释放美国公使馆前员工和美联社前记者安德烈·马顿，以开创更好的关系。他回答说，这些人作为匈牙利公民受审，如何处理应是匈牙利的问题。”

麦科马克的文章刊出那天，父亲不存任何希望，照旧开始一天的牢房生活，恰似定罪以来的每一天。到8月15日中午，他牢房笨重的钢门被打开，狱卒叫他出去。在审讯室里，他面对克雷奇默少校和另一名便衣男子。克雷奇默朝陌生人点一下头：“扬博尔（Jambor）上校，内政部的。”然后，克雷奇默开始读他的文件。一开始，父亲太过惊愕，以致跟不上文件的内容。该文件通知他，他已获得官方特赦。等到少校说“我们要你重新开始被打断的生活”，父亲才猛然醒悟，半信半疑地问，你要我回美联社工作？是啊，出去看看，向全世界报道。上校向他保证：“对发生的变化，你会感到吃惊。”

仍处于震撼状态的囚犯，最后一次回牢房，他违反了罪犯不得与狱卒对话的首要规则，向狱卒低语：“我要回家了。”狱卒笑着颔首，这的确是一个新世界。

同一天早晨，克雷奇默少校在电话上声音粗哑地告诉我母亲：“我给你一个半小时，必须向美联社和合众社宣布你丈夫的释放，做完后马上来接你的丈夫。”母亲迅速照办，她的心跳得比她打字的手指更快。“然后我跑到街上，拦住一辆计程车，告诉司机我的目的地。他惊讶地看着我：‘去监狱，还那么高兴？’我解释给他听。到达后，我请他等我。他回答：‘啊，不，我看见太多人进去，再也出不来了。付钱吧，女士。出来时，再叫一辆吧。’”

母亲的计程车停在离佛街一个街口的地方，让她下车。父亲的衬衣、内衣裤、领带、手表、钱包，都已拿来还他，监狱理发师还清理了他长了一星期的胡须。父母的重聚显得拘谨，她给他一个“我早就告诉你了”的微笑，其余的则保留到之后，不愿在这鬼地方。接下来，克雷奇默少校向我父亲转交雷芬达尔公使的圣诞礼物，整整晚了八个月：几条美国长红香烟（Pall Mall）和父亲最喜欢的烟斗烟草。母亲宽宏大量地把颇受欢迎的美国香烟，分派给在场的秘密警察官员。然后，克雷奇默从他立墙的大保险箱里，取出装满照片、信件、文件袋的几个手提箱，即那个遥远的晚上从我家搜走的。母亲给秘密警察讲述了那个被吓坏的计程车司机的故事，克雷奇默提供一辆官方汽车，把两名前罪犯送回家。

父亲回忆：“我家位于半山腰，大约要走二十多级台阶才能到达门口。我将永远记住，我的女儿们——当年多么娇小——在夏天温暖的下午奔下台阶，朝我伸出双臂，扑在我怀里哭泣。”

我年轻、英俊的父亲，一下子变成老人。他漆黑的头发虬结在一起，可见斑斑的灰白。我从没在医院之外，看到过像他这样苍白的肤色。他刚迈进家门，母亲就命令他脱掉被捕以来一直在穿的磨损发亮的西装。我们姐妹将之送去普利格尔太太处，以便扔进火炉烧掉。现在，整个邻里都知道囚犯回家了，但仍敬而远之。父亲洗澡时，母亲和我下山去泽纳特区（Szena Ter）的露天市场，买我们能找到的最肥最大的鹅。归来时，父亲已穿上他最喜欢的泡泡纱西装和领带，正与维也纳的美联社通话，口述他获得释放的新闻。

8月17日，爸爸再一次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标题为《匈牙利释放美联社通讯记者》，由约翰·麦科马克署名。他报道：“美国禁止除新闻人和商人之外的美国人访问匈牙利，马顿夫妇的被捕就是原因之一，这条禁令严重影响了匈牙利试图推动的旅游业。东西关系的解冻，特别是拉科西先生的消失，显然促成了马顿博士的释放。”该文还说：“本记者上星期二访问盖罗·埃尔诺时，提及马顿博士的关押。他是拉科西先生的继位者，成为匈牙利共产党首脑。盖罗先生说，此案……正在复查当中。”

跟随新闻一起上报的爸爸的相片，英俊如电影明星：浓厚的黑发朝后梳，脸面光洁，商标似的烟斗叼在下唇。他现在身穿泡泡纱西装，不像相片中的自己，开始越来越像自己的本来形象。现在，那份《纽约时报》头版被装入镜框，挂在我们的纽约公寓。

父亲1956年8月突然获释，坐回他的书桌，身穿心爱的泡泡纱西装——但他眼眶底下的黑眼袋泄露出决然不同的故事。

学校尚未开学，朱莉和我牵住爸爸的手，跟他到处跑。他像首次坐上餐桌的饿汉一样，贪婪地吸收他的城市的景观和气息，为新的自由——他自己的和这座城市的——感到晕头转向。他回忆道：“人们再也不需要瞻前顾后。我告诉陌生人我是美国新闻人时，再也看不到那种嗫嚅畏缩。”（直到生命终止，他一直称自己为“美国新闻人”——并为之满怀骄傲。）他先去拜访他的老理发师，在回忆录里他这样描述：“理发师修剪我的头发时，发出愤怒的咕哝声，诅咒监狱理发师技术的低劣。他说：‘在报上读到你被释放，我一直在等你，已有好一阵子。’理发师满不在乎的态度，逗得我直乐，也惹我气恼。我想，人们看到我活着出来，应感到异常惊讶。理完发后，我享受了前所未闻的指甲修剪服务，但我的运气未获任何改善。我不认识年轻的指甲修剪师，便警告她，我需要她的特别关照，因为持续十八个月，我只能用牙齿来咬断长得太长的指甲。她若无其事地回答：‘监狱？我明白你的意思。他们来时，都有同样的麻烦。’”

我处于心醉神迷的状态中，丝毫没思忖父母当时的心境。爸爸虽然穿上往日的衣服，但已不是同样的人，他是怎么想的？释放带来的震撼——他没得到任何预兆，没有时间在心理上作好准备——肯定是势不可挡的，犹如一名被突然要求退役的军人。将近两年的怒斥和侮辱，所留下的精神和感情的伤疤，世人是无法看到的——特别是我。他没有瞬间的独处，最为隐私的片刻也会有人观察；这样的侮辱，给这位最重隐私的人，造成了多大的痛苦；他在深夜的牢房，流露出自己的绝望，旁边仍有人监视；他被逼到悬崖峭壁，乞求母亲与他离婚，敦促我们把他彻底遗忘；他不仅认真考虑过自杀，并且在数月时间内，有条有理地筹划自己的死亡；因为我们，他有迟疑；他已不再是从前那个骄傲、温雅的男子。没有任何理发师、指甲修剪师、裁缝，能消除那些无形的创伤，甚至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不拥有如此的康复力量。

监狱加固了父母的婚姻。母亲后来会说，逮捕一事保全了他们的婚姻。这段经历是他们一起共同经历并得以幸存的，就像他们曾共同经历并幸存于纳粹统治的梦魇。损失、禁锢、战争、监狱，最后还有——爱，把他们紧紧焊接在一起。父亲知道他亏欠母亲太多。她不仅漠视他离婚逃逸的劝告，还继续他们的危险工作，极力争取他的获释；当他身处绝望的边缘时，她为他注入钢铁般的意志。从法庭走回牢房的那次沉郁的散步中，母亲对父亲不断低语：“美国人将会救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人做到了。

档案透露的另一个秘密，父母只愿彼此分享，而不愿公开。像妈妈一样，爸爸的自由也有附带条件。从他获释到10月23日的“匈牙利革命”，父亲必须定期向秘密警察汇报，联系人就是扬博尔·阿帕德（Arpad Jambor）上校，释放时已经打过照面。秘密警察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犹如“社交”，公开碰头——事实上在布达佩斯最公开最亮丽的场所：纽约咖啡屋。于是，黑制服侍者给围坐于漂亮餐桌的顾客递送浓缩咖啡，父亲必须向扬博尔上校数说自己最近的活动。父亲的特赦，与匈牙利极欲改善匈美关系有关；他能否继续外国记者的工作，还有赖于他与扬博尔的合作。

父亲留给扬博尔一个强烈印象，见证于后者的描绘：“马顿的联系人［扬博尔］发现，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不喜欢廉价的小谎言。他正直、诚实，没有道德上的弱点。至于他的热情所在，我们未有察觉。他在逮捕前和审问中的表现，显示了他的勇气。他爱妻子和孩子，还资助他父母和弟弟［在澳大利亚］。”

父母的释放都有附带条件，这也是档案部门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一开始就叫我单独来的原因之一。但现在，我花了足够的时间研究秘密警察，研究他们基于猜疑和无知的保密世界，已不再轻易生怒。我开初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已被另一问题所取代。“我”将怎样幸存于这种制度？近来，我一直在思考，为保护自己的自由和孩子的前途，我愿付出多大代价？

尽管很奇怪，我想我确实欠秘密警察一个感谢，他们试图碾碎这令人钦佩的男人和女人，但没有成功。即使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也希望认识他们。没有这些档案，我对父母的了解就不会如此深沉。

公使雷芬达尔激励华盛顿坚定地站在我父母一边，绝不遗忘他们的小孩。他任期结束后离开布达佩斯，转任驻厄瓜多尔大使。怀念他的不仅只我们一家人。从那年夏末一直到秋天，令人惊愕的对苏联帝国的挑战，爆发于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却少了一名资深美国外交官。宣告要把铁幕往回推的冷战勇士约翰·杜勒斯，没有派遣新公使来接替雷芬达尔，直到他鼓励的自由革命被扑灭在血泊之中。

我搜寻记录，发现另一人也离开了布达佩斯。1956年8月22日，从伦敦到纽约的泛美公司旅客名单显示，理查德·格拉斯佩尔和他妻子米米、小孩格雷戈里和克劳迪娅坐单程票回了美国——正好在我父亲获释的一星期之后。

[1] 《新匈牙利季报》（New Hungarian Quarterly）第37卷，142册，1996年夏季。

[2] Paul Lendvai, One Day That Shook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7.

第十六章 革命

1956年10月，受人痛恨的匈牙利秘密警察成了自由战士的俘虏，有些甚至在革命中遭到愤怒的暴民私刑处死。

我对“匈牙利革命”的记忆，与我家的重聚紧密相连。我觉得，自己复又还原成妈妈和爸爸被带走之前的我，一个紧密家庭里的小女孩。我回顾那段时日，这场发生在布达佩斯的戏剧，在全世界的眼中是扣人心弦的契机，尽管以灾难告终。我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身处历史的风口浪尖。我们又是一个完整家庭——妈妈、爸爸、朱莉、卡蒂——原样重组，没有什么东西能再把我们分开。革命爆发时，妈妈碰巧在伦敦。作为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也是抚慰沸腾人群的最后一个尝试，政府开始颁发出国护照，只给个人，不给整个家庭。父亲敦促母亲“在西方”好好享受一番；于是，他全部归我们姐妹所有。

10月23日，父亲和我乘坐黄色有轨电车，去多瑙河的布达一侧的伯尔尼广场。平日是很安静的地方，这时却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我都看不到广场中央的波兰将军大雕像。学生们自大街小巷向广场倾泻，越来越多的人——工人，甚至身穿制服的军人——加入人群。我想在混乱中拉紧父亲的手，但他老在笔记簿上忙碌地奋笔疾写。人群中洋溢着愉快和假日的气氛，每个人都在激动地大喊大叫；甚至小孩都知道，这截然不同于阴郁、机器人般的五一劳动节游行。电车因人群的拥挤而停驶。这是自发的聚会，无人筹划，非同寻常。一名妇女出现在一个阳台上，挥舞着匈牙利的三色旗，原来占据中心位置的铁锤和镰刀已被剪除，仅留一个大洞。每个人都在喝彩。“匈牙利革命”的象征——还会出现其他的——由此诞生。在匈牙利国旗中除去苏联象征是不可逆转的举措。界线已被越过。我抬头看父亲，一根香烟栖在下唇，他的脸上浮现微笑，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微笑。但我明白，极其重大的事正在发生。然后有人大声呼喊：“Ruszkik haza!”“俄国人，回家！”引起疯狂的喝彩。这群人不怕威胁。空气中的激烈，加上父亲脸上异常的表情，使我的心跳得飞快。

那天晚些时候，一个老头在国会的阳台上出现。我认识他，就是几星期前在公交车上与我母亲交谈的人。当时，他摇动变秃的脑袋告诉她：“你的被捕不应发生。”母亲向我们低语，那是纳吉·伊姆雷，一个好人，一名善良的匈牙利人。他看起来普普通通，跟我们一起坐公交，像是一名退休教师，八字胡，老式的圆形小眼镜。现在，人们期待地抬头看着他。他开始了，“同志们……”大家发出嘘声，大叫：“我们不是同志了！”革命开始了，并已远比这名善良、爱国但已不再具有感召力的老人走得更远。

革命以象征行动发轫。我没有现场见证，但爸爸亲临其境。人群要摧毁斯大林时代最受人憎恨的象征，他们前往竖有二十六英尺高的斯大林塑像的市公园，父亲和他的摄影师辛马·安德拉什（Andras “Bandi” Sima）紧随人群。人们带上火把和绳子，试图拖倒这座巨型塑像。

此举足足花了数小时，因为事前毫无计划。推倒青铜巨像，不是年轻大学生仅凭高涨的热情就能完成的。帮助最终来自于工厂，载有工人和设备的卡车赶到现场，带来了电石气焊枪。父亲叫辛马在拍到塑像刚刚倒下的照片之前不要走开。父亲过后告诉我们：“可怜的人，站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但我们拿到了所需要的照片。”随着群众的大声欢呼，斯大林塑像坠毁下来，基座上仅剩两只巨大的长筒靴。辛马的照片在全世界频频出现。

1956年10月革命的“自由战士”，很多人只是第一次拿起枪杆子的少年男女。

那天是1956年10月23日，内政部于同一天宣布，安德烈·马顿博士的个人档案#10-30084／950正式封存。

革命很快蔓延至我们平静的布达小山，我们可以听到来自泽纳特区的枪炮声，那是我们邻近的公交车和电车的终点站。学校关闭了，妈妈仍在伦敦，爸爸又经常外出，我们姐妹全无监督，奔下小山，去检视“前线”。“自由战士们”推翻电车作为路障，最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部分成员只是邻里少年，十四五岁，却拖着似乎太长太重的武器。他们充满严肃的责任感，无暇理睬我们。

我家饭厅已变成临时的新闻编辑部，朱莉和我来去匆忙，扮演“女主人”角色，招待《纽约时报》的杰克·麦科马克（Jack MacCormac）、路透社的罗纳德·法夸尔（Ronald Farquhar），还有汤姆和莎拉·罗杰斯。（我心中窃喜，我们很高兴母亲不在，我们才得以顶替她的位置。）我们从没见过大人们变得如此兴奋。

朱莉（左）和我们的玩伴瓦格纳·山多尔（Sandor Liptay-Wagner），在起义期间拉雪橇上坡。背景是我们的公寓，墙上仍有10月革命留下的迫击炮弹痕。

10月25日，节日的气氛急转直下。苏联坦克在国会广场朝徒手的和平示威者开火，父亲和麦科马克是现场仅有的新闻记者。父亲记得：“我们立刻卧倒，示威者纷纷寻找掩护……有人俯卧在地，我不知道他们是中了弹，还是吓瘫了。最疯狂的情景是……坦克。它们的炮塔迅速旋转，朝着所有的方向，好像在寻找敌人。他们在疯狂地放枪开炮。谁开的第一枪？肯定不是示威者，他们是徒手的。突然，麦科马克抓住我的手臂，指向广场南端一栋六层建筑的屋顶。灰白色的烟雾自屋顶上的矮墙后缓缓升起……等到尘埃落定——十分钟，但像是过了几个小时——杰克和我光在广场的一角就数到大约五十具尸体。”最后的计算揭露，七十五人被杀，二百八十二人受伤。屋顶上的灰白色烟雾，被认为是来自秘密警察狙击手的射击。这种无心无肝的残杀，猝然改变了城市的情绪和革命的性质。

父亲称之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新闻”，但他倍感挫折，因为无法找到一条仍然通畅的电话线来送出他的报道。他回忆：“我知道，电讯中断不会是全部的，政府可能仍有个别线路，可以与西方联系。我认识某组织的主席，揣测那里的电话仍是通的，便决定试试。”

父亲尚是孩童时，曾与他的母亲蜷缩在通向吊索桥的隧道中，以躲避霍尔蒂的右翼暴徒。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他总比残忍的箭十字党抢先一步。他知道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会躲避苏联的坦克和秘密警察的狙击手。

半小时后，父亲抵达尚有佩斯最后一条电话线的办公室。他向晚上的值班职员提供许多美联社欧洲局的电话号码，然后等待。“我的电传系统突然弹跳，屋子里深夜的沉默骤然打破……然后，文字奇迹般地在纸上出现。‘美联社，维也纳。’我坐在那里，手指发抖，赶紧敲键，‘美联社布达佩斯’。回电是：‘安德烈，真的是你吗？’”

隔天，父亲关于国会广场大屠杀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头版，还出现于许多主要日报。多亏父亲大胆的艰苦跋涉，布达佩斯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他在黎明时分，蹑手蹑脚回到家里；我抬头哀诉：“你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像所有其他的父亲一样？”为表安慰，他把在回家路上刚买的新鲜面包，撕给我一截。那香气和美味，真是太棒了。

那个星期，革命旋转得失控。人们把愤怒和害怕，指向旧政权最厌恶的象征：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官员到处寻找掩护，褪下蓝色制服，但往往因长筒靴而露出马脚。愤怒的暴民行使残忍的私刑报复，拖曳殴打他们；尸体很快出现在佩斯的路灯柱子上，也有几具悬挂在泽纳特区，我们尽量避免抬头去看。父母（妈妈已结束她的短暂旅行，从伦敦归来）厌恶这种过度的血腥，担心它将在世人眼中损害革命的形象。克雷奇默少校想办法跑来我家，一整天藏匿在我家女佣的房间。这个人前不久还是看管我父亲的“无所不能”的狱警，现在看起来吓破了胆，甚至在我这个小孩眼中，也显得瑟缩变小了。父亲在我家前门悬挂上美国国旗，让搜寻者不来打扰。过后，克雷奇默走了；我要到几年后才体会到他来我家寻求庇护的全部讽刺。

父亲过后告诉我，他的审讯者鲍拉日上尉和鲍比奇上尉，大概在10月24日逃出布达佩斯，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官员获得命令四下疏散，等到安全了再返回匈牙利。曾是佛街监狱囚徒的农夫，认出潜逃中的两个秘密警察。村庄老人抵制鲁莽人群的处决要求，组织护送队，将这两名秘密警察送回佛街。这一次，他们自己成了囚徒，但禁闭不长，结束于苏联军队大举归来之时。

革命慢慢耗尽氧气，西方国家则另有要事。10月30日，英国、法国、以色列向苏伊士运河发起攻击，事前又没通知美国，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深感愤慨。195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正处在最后一周，竞争双方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又因患癌症而突然住院。苏联指控华盛顿在安全理事会提出匈牙利事件是在打马虎眼，以转移世人对其盟国干涉中东的注意力。被激怒的莫斯科指责西方伪善，投票否决了自布达佩斯撤军和停止干预的提案。杜勒斯的使节爱德华·韦尔斯（Edward T. Wailes）于11月2日抵达布达佩斯，为时已经太晚。华盛顿虽倍加赞扬这反对苏联的首次武装起义，却任其自生自灭。

起义期间停泊在我们街区的苏联坦克。学校关门，父母忙于采访“一生中最重要的新闻”，朱莉和我自由自在，不受监管。

11月4日的清晨，妈妈唤醒我们，我们姐妹听到猛烈的枪炮声，吓得不敢哭泣，我们的住房在轰炸声中瑟瑟发抖。父母看起来像是受到了重击，俄国人回来了。我们四人蜷缩在客厅的收音机旁，听着一个老头的声音。“我是纳吉·伊姆雷，今天黎明，苏联军队攻击我们的首都，显然想推翻合法的匈牙利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中，政府人员在坚守岗位。我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通告此一事实。”这悲伤的最后恳求之后，播出了悲恸的匈牙利国歌。父母一度忘却我们姐妹，异常兴奋地疯狂拨电话，想在欧洲某处找到还醒着的接线员。终于有名接线员拿起电话，边哭边说：“太晚了，我不能再联系你了。”

父亲发不出报道，也不清楚自己的命运，抬头看看自己的两个女儿。“没有眼泪，没有恐慌，没有不必要的询问，宛如等待命令的两名小兵。但那命令又是什么呢？”

匈牙利士兵目睹苏联坦克在1956年11月占领布达佩斯。

与母亲被捕时相比，我这次没那么害怕。是啊，俄国人回来了，手握莫洛托夫鸡尾酒炸弹的少年，在长长的坦克纵队面前，能支撑多久呢？但这次，我有父母在。

黎明在城市上空破晓时，我们赶紧走出公寓，随身携带寄宿用的旅行袋。走下楼梯时，秘密警察邻居的妻子卡尔马尔太太仍穿着晨袍，看起来蓬首垢面、丧魂失魄，拦着我们问：“现在怎么了？”父亲回答：“夫人，你不用再担心了。他们回来了，他们是你们的朋友。”

父母将我们塞进美联社借给我们的大众牌甲壳虫汽车，朝多瑙河和佩斯的方向开，大家都一声不吭。不知道去哪里，只是任何地方都会好过我们山顶上的居所；几个月之前，父母就是在那里被秘密警察抓走的。我们到达多瑙河，眼前是一幅令人恐惧的情景：两辆苏联坦克挡住通向大桥的隧道口。父亲迅速向右疾转，沿多瑙河驶向下一座大桥，自由桥（Liberty Bridge）还是畅通的。我们在佩斯一边颠簸下桥时，能在汽车后视镜中看到俄国坦克正辘辘驶进身后的广场，就在盖勒特酒店的面前。父亲注意到，这些不是较早时俄国人使用的坦克，而是更新更大的T-54型，专门调来镇压革命的。

我们一家加入聚集在多瑙河宾馆大厅的外国记者之中，和往常一样，我们是其中仅有的小孩，母亲是唯一的女人。父亲立即提议，由他带领记者们外出做一次侦察。困乏的母亲和我们姐妹，蜷缩在宾馆暗淡大厅的长沙发上，看到他们数分钟之后归来，很感释然。显然有一辆T-54型坦克将炮筒指向了这群记者，宾馆在坦克强大的炮火声中颤抖。二次世界大战后仅十一年，布达佩斯辉煌的古老建筑，又一次被捣成瓦砾碎石。

外国记者到处走动，想撤离这已暴露的宾馆，他们逐一钻进大厅旁的电话亭，打电话给各自大使馆或其他友好的西方使团。我们能去哪里呢？父母又一次卡在两个世界中间——没有一个是安全的。只是现在，阅读布达佩斯和华盛顿之间的外交电报，我才知道我们如何得救于炮火，父母又如何逃避了无疑的再次被捕。

抵达布达佩斯后的第二天，美国公使爱德华·韦尔斯在自由广场已被包围的公使馆中发电报给国务院。“五名美国新闻人现在楼下，敦促我接收安德烈·马顿夫妇。他们是美联社和合众社的匈牙利通讯记者，不久前刚刚获释，世人都很熟悉。我不喜欢接收匈牙利人，”韦尔斯继续，“但这一次倾向于同意。我相信，这是要我们接收的最后两名非美国新闻人。如果接收，我相信我们必须讲清楚，我们无法提供足以应付匈牙利当局的庇护。你们有何想法？”[1]他在请示他的华盛顿上司们。

发回的答复是：“关于美国新闻人的问题，你可向德国人和其他非匈牙利国民提供收容……然而这不算是政治庇护。”

韦尔斯返回他的秘密电传系统，继续与华盛顿的即时对话。“新闻团队都在为安德烈·马顿及其妻子、孩子奋争，他们似乎是仅有的直接为美国新闻社工作的匈牙利人。此外，他们还指出，马顿夫妇被捕就是由于所谓的协助美国（迄今，我还没向新闻团队提及，我在征求国务院意见。今后，我也不准备提及）。我偏向于认为，接收他们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你们愿给出意见吗？或是由我做主？”

“由你来裁决。”这是华盛顿简洁的回答，获得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的批准。

这五个字使我们的命运获得保障，也是我们美国之旅的起点。其时，我们尚蒙在鼓里，但我们的处境已获很大改善，爱德华·韦尔斯不会让我们失望。

在公使馆度过的日日夜夜，好像是我们去美国的首次旅行，我保存的全是幸福的回忆。我们姐妹是仅有的小孩，所有非必要的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早已疏散至维也纳。记者们把我们当作新奇人物（我自己加入新闻业时，与他们当中有些人再次相聚），我们分享已改成临时宿舍的电影放映室。附近战火激烈时，我们大家鱼贯躲入地窖，睡在自起居室搬来的波斯地毯上。

有个黑影坐在地窖角落，沉浸在祈祷中，他是匈牙利最高级别的王子大主教约瑟夫·敏真谛。三天前，他还在监狱里服无期徒刑，随即获得自由战士的解救。他是个悲恸之人，令人生畏。但有一天晚上，他将我母亲和我们姐妹召至公使的角落办公室，在临时搭起的祭台前做弥撒（敏真谛将在此蜗居十五年）。我们在他面前跪下，枢机主教张开手掌盖上我们的脑袋说：“通过你们，我保佑匈牙利每一个女人和孩子。”

陪同枢机主教敏真谛的是图尔恰尼·埃贡教士（Monsignor Egon Turchanyi），他是一名面带微笑的顽皮教士，与他侍奉的主教的难以亲近，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跟我们姐妹一起坐在地毯上，教我们用牙签搭房子，以转移我们对外面炮火的注意。

父亲不顾严格执行的宵禁，经常离开公使馆，追踪俄军在这座城市的推进。他回忆：“这是场奇怪的战争。一边是坦克，另一边是小群的自由战士，由学生、年轻工人、军人、警察所组成——他们手中只有轻武器，偶尔有一把机枪或反坦克炮，来与对方交火……坦克能做的只有摧毁，那也正是苏联坦克所做的。”

11月10日，激烈战斗业已结束。我们在美国公使馆的新闻人同伴，组成一列车队，离开自由广场，前往维也纳。父亲记得：“那是个令人沮丧的时刻，当我们与同事们握手时……对［那些］没有护照而必须留下的人，他们能说什么呢？……看起来，我们彼此再见已极不可能。”

我们无处可去，只得回家，开车穿越城市时，我们默默地自车窗向外探视。我们开过几个公寓街区，有的整堵墙壁被炸，有的没了窗户。大街上留有火山口般的坑洞，掀翻的公交车和烧坏的电车躺卧在路上。我们自己的房子，遭到苏联迫击炮的隔山攻击。

尽管如此，我们找回了邻里的孩子帮——学校仍然关闭——遇上鹅毛大雪，我们就在我家后面的田野里试试我们的新雪橇。我们冲出房子，去看苏联喷气式战斗机的盘旋呼啸，复又被赶入地窖。楼房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消失不见的卡尔马尔一家，有人推测，秘密警察拥有自己的防空洞。我们收到标明是“来自丹麦人民”的包裹，略显神秘，但里面确有奶粉和肉干，还有温斯顿香烟——迅速被长辈们兴奋地抢走了。

父母的脸色像市景一样辛酸，又像是一盏被骤然切断电源的灯；没有笑容的无奈，取代了持续几星期的激动。压倒性的认知是，国人为之耗尽了鲜血和勇气，将回到二战后的悲惨日子，而如今甚至不再有希望。布达佩斯电台很快恢复广播，还是老一套虚假、欢快的语调；人们不再是不同的个体，重又变成这个同志和那个同志。现在，“革命”被称为“反革命”，“自由战士”被称为“歹徒”、“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巨大的谎言又一次降临。

我们姐妹在食品店外的寒冷中排队好几小时，店内一片狼藉，只有很少的食物。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既不感到懊悔也不感到羞耻，其他美国人则迥然不同。约翰·麦科马克在1956年11月26日写信给西蒙·布尔金：“在我余生中，一想到此事［‘匈牙利革命’］就会哽咽。很多时候我甚至会热泪盈眶。”这位《纽约时报》记者还写道：“我怀疑记者们曾报道过如此撕裂自己情感的新闻。目睹它的失败，心里却很清楚是西方世界辜负了他们，包括你在内，这真太可怕了。”[2]

11月底，俄国人摧毁了最后的武装抵抗，为此也承受了腥风血雨，七百名苏联军人在与匈牙利人的作战中阵亡。但人口低于一千万的匈牙利，是个悲痛欲绝的国家：二千五百人死去，大部分是平民，二万人受伤；另有二十万人逃离突然开放的奥匈边境。随着西方媒体的集体离去（只有合众社的罗素·琼斯［Russell Jones］和路透社的罗纳德·法夸尔留下），我父母开始忙于新的报道工作：武装抵抗之后的公民抗命。

革命爆发后一个月，在11月23日，恐怖的沉默笼罩在布达佩斯的上空。公交车、电车、轿车戛然而止，工人放下工具，服务员停止服务，厨师不再烹饪，店主关上收银机，整座城市遵守一小时的“沉默罢工”。尤其不寻常的是，组织这一次抗议，全凭口头传信，没有通过公众通告——报纸和电台已回归当局掌控。我觉察到，忧郁不乐中的父母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这可能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次。母亲在她日记中记下：“我们坐下吃第一顿晚餐时［自美国公使馆返回后］，卡蒂问：‘妈妈，除了那段日子，你是否真正自由过？’”

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受到重创，先被巨型坦克征服，后又在俄国军队的严密警戒下，新闻报道由此转向工厂和工人理事会。汤姆·罗杰斯在2008年回忆：“你父母最勇敢的行为是在革命的最后阶段，即战斗结束之后。卡达尔·亚诺什（Janos Kadar）［背叛‘匈牙利革命’的苏联傀儡，掌权长达三十年］取缔工人运动，兜捕工人领袖，而你父母却与他们保持联系。你父母都是精英人物——特别是你父亲，非常敏感于阶级差别：穿衣方式，以及对自己家教的骄傲。但在这革命的最后阶段，我观察到，他对最淳朴、教育水平最低的工人们，表露出了尊敬和钦佩。”

路透社的罗纳德·法夸尔也记得，在革命后的日子里，即1956年的年尾，他如何与我父母一起“猎取”（这是他偏爱的叫法）新闻。法夸尔是苏格兰人，我还记得他的红头发和雀斑。他在2008年说：“罗素［合众社］、你父母和我，结成一队来分享新闻资源，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利。大部分的新闻，都是你父母让我们分享的。”他重温已沉睡半个世纪的记忆，继续讲述：“他们两人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你父亲很冷静，绝不流露半点的恐惧或愤怒，嘴上叼一支烟斗，不会发火，你甚至能够以命相托。他们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却向秘密警察官员提供掩护！你母亲很会开玩笑，对俄国人的观察很敏锐。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重大新闻；对你父母而言，这关乎他们的国家。”

12月初，大布达佩斯工人理事会的会议上，年轻的工会主席拉茨·山多尔（Sandor Racz）转向我母亲：“我们明天可能需要你，但一定要单独来。”看到她三名男同事疑惑的神情，拉茨补充说：“因为你是女人，他们可能不让男人进工厂。”这里的“他们”是指守护在贝亚洛尼斯（Beyolannis）工厂的秘密警察。那是一家大型精密模具工厂，位于布达佩斯的七区。法夸尔回忆道：“我有一辆小车，斯柯达牌的。我载你母亲去工厂，民兵们已在厂外设了警戒线，我告诉你母亲：‘你进不去了。他们如果只是把你赶走，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但她仍要试试，我只好待在车里，等在附近。”

她遭到一名警官的阻拦，便出示她的记者证。警官似乎颇为困惑，示意让她继续走，又耸耸肩说：“看他们放不放你进去。”工厂里，工人正在等她。拉茨告诉她，有人泄露总罢工的秘密计划，“今天早上，他们突袭了我们的总部，逮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并切断我们所有的电话线。你是我们唯一能传话出去的渠道，罢工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全世界都应知道。外国电台一广播，所有匈牙利工人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母亲匆匆走出厂门，坐进法夸尔正在等待的斯柯达汽车。她微笑着说：“我拿到新闻了！”法夸尔记得：“我们开车到了多瑙河宾馆，以便她向合众社发出消息。”但当时有彻底的新闻管制，电话线全都不通。虽有重要新闻在手——成千上万的匈牙利工人在焦急等待罢工指示——我父母与他们的路透社同行，却蜷伏在宾馆房间里。法夸尔记得：“突然我的电话响了，来自路透社的伦敦办公室。我很尴尬，我是指，这是你母亲的新闻，但我有电话线。你父母说：‘赶快！必须送出新闻！’我只能照办，你母亲把罢工指示译成英语。我结束后，要路透社转接伦敦的合众社，你母亲随之开始口述：‘今天将举行总罢工……’突然，电话线一下死掉，肯定是有人得了风声。但此时，西方电台已在报道罢工的指示，广播传回匈牙利境内。”

刚刚恢复掌权的警察国家，让特务再次尾随我父母的每一步。母亲在取得罢工指示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超过她以往所做的一切。圣诞节前后的一天，我们正在吃晚餐，电话铃响了，父亲拿起电话。他回忆道：“我听得出［声音］来自一名熟识的工人。11月期间，在大布达佩斯工人理事会烟雾缭绕的破旧会所里，我几乎与他夜夜见面。他开始说：‘你知道我是谁，是吗？我们打听到，他们计划今晚来抓你。我建议，你和妻子不要待在家里。’说完，那人便挂了电话。”

我记得，父亲返回餐桌，冷静地悄声叫我们取来外套。母亲不需解释，只说了声：“那个洞。”他点头。我们一人跟一人，向外潜行到房子背面。那里与罗杰斯家的居所，仅隔一道两边长满灌木的铁丝网。早些时候，美国外交官（不记得是堂·唐斯，还是汤姆·罗杰斯）用剪钳在铁丝网上开了一个大洞，可供一人穿过。尽管灌木长得茂盛密集，我们还是找到了那个洞，一个一个钻过去，出现在隔壁的美国外交领地上。

阿拉贝拉·罗杰斯回忆：“我记得那天晚上的不速之客。壁炉里烧着火，爸爸在看报纸，我们在地板上玩，你是第一个走进来的，东张西望，然后放声大哭。对你所承受的，我一直没有真切感受，直到那一刻。”黎明前，俄军炮火对我们城市的猛击；我们千钧一发赶去美国公使馆避难，抢在坦克之前，仅一座桥梁之差；父母忙于“猎取”革命后的新闻，我们姐妹夤夜独处。上述的这一切，仅发生在父母获释的数月之后；我们曾一度盼望，我们的“正常”生活能得以恢复；我持续几星期压抑自己的害怕，因为那是对我的期盼。现在，炽烈的火焰、温暖的房间、正常家庭的生活场景，让我感受到足够的安全，令我原形毕露，回到小孩的举止——并且放声大哭。

我们住在罗杰斯家将近一星期，他们慈爱、温暖、随和。我们姐妹变回在外过夜的正常小女孩，但我们知道，这只是临时收容所，最终还得要回家。等到父母认定首批大逮捕的浪潮已过，我们便搬回自己的公寓。罗纳德·法夸尔记得：“12月的一天，我正在你家，你母亲在读报，突然开始哭泣。这篇报道讲述了铁幕如何被重新建起：二十万名匈牙利人逃跑后，布雷区、警卫犬、瞭望塔全部恢复。你母亲对你父亲说：‘你看，我们又错过了机会，我们永远出不去了。’你父亲站起，走到她跟前说：‘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出去的。’”

自释放以来，父亲第一次专注于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新闻”。汤姆·罗杰斯记得：“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再次被捕的可能。你父亲权衡各种事情，以及匈牙利转向民主和自由的不是很妙的前景。他必须为你们着想。你们将有可能面对更严酷的生活。这是他最优先考虑的因素。”同时，在美国公使馆逗留期间相识的公使爱德华·韦尔斯和他妻子科尼莉亚（Cornelia）宣布，如果我们父母再次被捕，他们准备收养我们姐妹。富裕且无子女的韦尔斯夫妇与我父母接洽，征求他们的同意。但汤姆·罗杰斯说：“莎拉和我表示抗议，我们告诉韦尔斯夫妇，我们已有四个女儿，不在乎再多出两个！我们还告诉他们，两个小女孩将搅乱他们的生活。随后便是相互争夺，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一旦决定，韦尔斯便草拟一份协议书，由你父母签字。”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美联社维也纳局主管理查德·卡西希克（Richard Kasischke），打电话给匈牙利外交部，抢先抗议对我父母迫在眉睫的逮捕。他同时通知匈牙利外交部，美联社想把我父亲调至维也纳。1956年12月21日的秘密警察档案透露，父亲找到他的联系人扬博尔·阿帕德上校，请求他来我家公寓。（因革命爆发，他和我父亲在纽约咖啡屋的会面早已中止。）父亲明白，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匈牙利真正有权者的手上，而那权力只听令于莫斯科，所以直接寻求扬博尔的帮助，以申请我们四人的护照。扬博尔提及，美联社想把我父亲调至维也纳，“马顿将是一大成功……在西方”。扬博尔进一步称：“马顿说，他永远都会把匈牙利视作家园……希望在未来回归。”他在结束时还称：“马顿夫妇将接管重要的美国新闻社维也纳局。此外，马顿将来可能会有用，一半出于社交，一半出于爱国。”

父亲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但玩得很巧妙。这一次，他将家庭放在职业和自己的骄傲之上。上一次，他几乎失去妻子、小孩以及自己所珍视的一切；现在他很谦逊，愿意与魔鬼交易，以保护家人。他劝说他的敌人，放我们走，反而对他们有利。他将永远是“一名友好的匈牙利人”（他的定义当然有别于他们的）。如果他继续留在匈牙利——即使在监狱里——也只会制造麻烦，对此他们已有充分证据。扬博尔也有他自己的计划，这位秘密警察上校注意到，“如果他想逃避［作为一名友好的匈牙利人士］，我们总可依赖［名字已被涂黑］来对其施压”。我实在查不出此人究竟是谁。

扬博尔上校以不容置疑的做主口气，将这样的信息送至内政部长：“我告诉马顿，他将在一星期内获得护照。我已把类似答复交给外交部的绍尔卡（Szarka）同志，他曾就此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现在意识到，扬博尔其实是在帮我们，在向爸爸致以默默的敬意。

在数天内，我们拿到了护照。我们为这最后的旅程整理行装，心里没有丝毫遗憾。马顿家族定居在布达佩斯几近一百年，现已到了这等地步：我们迫不及待地只想出走。我记得，自己在卷起的波斯地毯上狂喜地跳上跳下。那是祖父母留下的珍爱之物，但我们决定放弃。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将重新开始。我们姐妹每人允许带一个手提箱，带上衣服和心爱的玩具。还有一个“情感”手提箱，装满相册和家庭纪念物品。罗杰斯一家拿走几样大件家具、古旧的扶手椅、绘画以及其他小摆设。这些东西跟随他们周游好几个大陆，最终回到华盛顿，物归原主，还给了我们。

秘密警察档案没有披露我们获得护照有何代价，但有一个小要求。那是1月中的一天，非常寒冷，而且阴霾密布。我们为第二天一早的出发在忙碌整装，电话铃响了。如果父亲的脉搏因在电话里听到扬博尔上校的声音而加快，他也并没有流露出来。秘密警察官员说：“我们知道你们明天动身，你愿为你的祖国提供最后的帮助吗？把枢机主教敏真谛一起带走吧，我们将在边界铺上红地毯。”这是一个圈套吗？父亲很惊讶。扬博尔读懂了他的沉默：“我理解你的疑虑，但你应该懂我。躲在美国公使馆的敏真谛，对我们和美国人来说，都是一件头痛事。如果他出去，能在你的报纸头版待多久呢？可能持续三天吧。然后他将消失于罗马某处的修道院厚墙后，很快被世界遗忘。”

父亲打电话传递这项建议，[3]公使韦尔斯说：“这风险太大。”他还说，甚至都不愿将此建议转报枢机主教。于是，枢机主教在公使办公室里一住十五年，直到克里姆林宫与梵蒂冈达成一笔交易，授予他去西方的安全通道。

1957年1月24日，公使韦尔斯将一份机密备忘录传送至美国国务院，标题为“美联社和合众社记者安德鲁·马顿夫妇一案”，那是美国对我父母的一次详尽评估。

马顿博士和太太……带两个小孩于1月17日合法离开匈牙利，前往通讯社调派他们去的维也纳。这次离境终止了他们与公使馆保持多年的关系。

该项关系开始于战后的最初年份，其时马顿夫妇首次担任记者，除了他俩的被捕时期，一直持续至今。作为评定合格的美国通讯社通讯记者，保持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有些年份与美国人的联系通常被认为是危险的……从大约1949——1950年到马顿博士被捕，他们每星期来一次公使馆，与公使馆官员进行各式讨论……［甚至一度］除了马顿夫妇，其他记者都停止前来……由于一名或多名［记者］被捕。马顿夫妇的态度一直是坚决的反对派……公使馆官员总有人怀疑马顿夫妇可能是违心的秘密警察特务，尤其是在他们1955年被捕之前。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证据从来没有浮现……他们向公使馆提供甚多珍贵的资讯。从马顿夫妇处获得的有价值的匈牙利资讯，超过任何其他本国人的。

马顿博士被捕于1955年2月，马顿太太被捕于同年6月。他们的获释（如同很多其他人），得益于苏共二十大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还得益于匈牙利意欲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西方新闻通讯社自匈牙利［革命时期］发出的大部分消息，直接源自于他俩，或源自于获得他俩重要帮助的其他记者……在这一时期，他俩对公使馆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他们不愿在相对容易的10月、11月和12月初非法离境，可解释为：他们担忧他们的小孩在这种旅途中的遭遇，不愿离开正在发生最重要“新闻”的国家，尚不确定国家的前景。在非法离境变得比较困难时，他们正好被调派去维也纳，便决定申请合法的出境护照，如果遭拒，再考虑非法离境。

至于匈牙利当局为何决定签发护照给显而易见的反政府人士，如马顿夫妇，公使馆推测……他们继续留在匈牙利反而对当局不利，因为他们将提供西方媒体更多准确的消息。而逮捕他们，将对西方和美国造成不必要的激怒（签发护照时，来自美国的大笔援助尚未排除）。拒绝签发护照，导致他们非法离境，对政权没有任何好处。此外，他们在国外写反政府的东西，不会比他们在国内已写的更多。

仔细阅读这份备忘录，便可看到韦尔斯（以及帮助拟稿的汤姆·罗杰斯）如何谨慎应对，1950年代华盛顿对共产国家居民的怀疑心态。韦尔斯试图减轻美国对这异常案例的任何担忧。那是1957年，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虽已受参议院的谴责，但仍在世。偏执狂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仍处于权力的巅峰。

上述一切，当时的我丝毫不懂。那个冬日，我们穿过贫瘠、覆雪的农田，驶过万籁俱寂的村庄，前往奥地利边界。一路开来，实际上见不到一辆私人汽车，只见驶向布达佩斯的军用卡车，上面载有俄国军队。我们离开乔鲍街的公寓，搭乘汤姆·罗杰斯的镶板装饰的福特房车，四小时后抵达边境哨卡。一名穿苏联式厚大衣的匈牙利军人，头上的绒毛皮帽上挂着一颗红星，趋前要看我们的护照。几分钟后，我们花了当时的我整个人生的时间试图跨越的哨卡徐徐升起，那名军人挥手让我们出关。我太年轻，太专注于自我，没去思忖父母永远离国的感受。他们在此出生，尽管在法西斯和匈牙利当局治下，承受如此的苦难，仍对之深爱不已。

我们刚刚通过无人区，抵达奥地利领土，汤姆·罗杰斯就把车停在路边，拿出一瓶白兰地和三只小酒杯。大人们默默喝酒，我们姐妹尝试遏制我们小孩的兴奋。之后，汤姆从他大衣口袋取出一份打字文件，即我父母签名的让罗杰斯夫妇成为我们养父母的收养协议。母亲以夸张的动作把它撕得粉碎。这一举动，我能理解。

我们回到通向维也纳的荒凉雪道，薄暮正降临大地。

[1] 《美国外交》（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年，第25卷，382——383页。

[2] 西蒙·布尔金的私人文件。

[3] 汤姆·罗杰斯对作者的口述。

第十七章 美国

爸爸重新成为外国记者，先在维也纳，后在华盛顿，直到退休。他在华盛顿时，专为美联社报道国务院新闻。

我将永远记住，维也纳是我感觉安全的第一个地方。宛如安全上岸但已筋疲力尽的泳者，父母开始放松他们脸上的紧张兮兮。我们四人见惯了布达佩斯的空货架和污秽，此时沐浴在维也纳的和煦舒适之中：闪烁的灯火、各式商家、卡琳瑟大街上咖啡和糕点的芳香、处处可见的丰盛。它也有鹅卵石街道和灰暗的哈布斯堡时代的宫殿，像是布达佩斯的翻版，只是更友好，更富裕。虽然不再报道他“一生最重要的新闻”，父亲喜欢有真正的同事，而不是乔装的告密者。美联社维也纳局经理安吉拉·里斯（Fräulein Angela Riese）小姐已入中年，却以少女般的害羞腼腆对待我父亲，外加冷战英雄应得的尊重。童年时的父亲曾对这个城市心醉神迷，如今沐浴在它的大都会气氛中，更加得心应手。

我们姐妹每天早晨满怀奔赴夏令营一般的兴奋，在我们借宿的亚特兰大宾馆附近，跳上来接我们的黄色校车。旋即又转学去维也纳国际学校，与其他小孩一起，我们很快加入“百瓶啤酒在墙上”的无止尽大轮唱。我们酷爱市政厅拉哈斯凯勒餐馆（Rathauskeller）的鸡汤。在玛丽亚大街购物中心，第一次见到电动扶梯时，我们随之奔上奔下（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购物中心）。没有危险的外界迫使我们安分守己，我们回复到正常的姐妹关系，在父母视线不及之处，便相互出手。

然而妈妈没有感到幸福。终于抵达安全地，她现在可以放纵心中的焦虑。苏联军队前不久才从奥地利撤走，她觉得，这么近的匈牙利犹如脊背吹来的飕飕冷风。她看起来比在布达佩斯时更为烦恼。我们在2月获悉，父母将被授予新闻界最高奖项之一的乔治·波尔克奖（George Polk Award，第一对获奖的夫妇），她看到一个良机。我们将去纽约领奖——再也不回来！她要与这旧世界一刀两断。

美联社却有自己的计划，由于从来没有非美国记者在报道美国新闻，他们倾向于让我父亲留在欧洲。不过，父母因受逮捕和审判而赢得的名声帮上了忙。他们对“匈牙利革命”的署名报道，特别是父亲的，使他们在美国家喻户晓。美国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们都渴望他们出席国会的“匈牙利革命”听证会提供证词。尽管如此，总经理弗兰克·施塔泽尔仍在继续推诿，于1957年1月25日，写信给美联社理事会主席罗伯特·麦克莱恩（Robert McLean）：“此时考虑把马顿带到美国是不妥且轻率的。”施塔泽尔的信极其冷血：“我要［华盛顿局经理威廉·］比尔（William Beale）劝阻国会众议员，慎重对待为马顿取得美国公民权的提案。马顿具有一种潜在麻烦，必须小心处理。他，尤其是马顿太太，非常想来美国。我相信，如果此时把他们带来，劝他们回欧洲将有很大困难。过些时辰，让他们在维也纳安定下来，我们可以升职的名义加以考虑……我将推迟作出决定，直到今年较晚时候……国会委员会想取得证据，不一定需要马顿。有些众议员并非因为这一点才对他发生兴趣。他们知道，马顿是理想的工具，可为自己谋得声誉。”

但这次，父亲置家人于职业之上。1957年3月19日，大使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自维也纳发电报给国务院：“马顿已通知大使馆，不管美联社的意愿如何，他和家人愿意前往美国定居，也非常愿意与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合作。”

“美国”这一神奇的名字含有特殊意义。它允诺远大的前景，虽然难以想象，但你知道，它会改变你的人生。现在，它掉落到我们的掌心之中。我们准备离开维也纳去慕尼黑，再搭乘前往纽约的难民飞机。父亲接待了一名始料未及的访客：基恩·布朗（Keirn Brown），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安全主管。他们一起核查了给我父亲造成这么多麻烦的布达佩斯公使馆泄密事件。布朗告诉我父亲，叛徒是理查德·格拉斯佩尔。父亲记得：“直到那时，我从没想到是公使馆的人，把公使馆内的秘密透露给当局。”父亲从不在公开场合提及格拉斯佩尔，但我时不时听到父母讲到他，语气中的悲哀和惊讶多于愤慨。怎么会有人背叛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在慕尼黑起飞的飞机上，我们姐妹都没有睡觉，而在“帮助”空中小姐照料我们的难民伙伴。等到飞机下降，飞近新泽西州基尔默营（Camp Kilmer），我们虽已筋疲力尽，仍激动无比，为目睹美国作好准备。离机前，我们藏起很多未用的塑料餐具留待将来使用。我们尚不习惯一次性消费的文化——还有其他的诸如此类。

我第一眼看到的乐土并不美丽：普通的木板兵营，原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营，现改成小型内陆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专门接待源源而至的匈牙利难民。但我几乎没有四处张望的机会。我们似乎获得特殊待遇，离开晕头转向、疲倦不堪的乘客队伍，直接被护送到长队的前面。我记得，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坐在桌子旁，抬头朝我们难民小孩微笑。我以前从没见过穿制服的向人微笑。然后，他们在一叠文件上盖章，“砰砰”，一个又一个。欢迎来到美国！当他们注意到那天是我生日时，拿出几枚一元的银币。（我抚弄片刻后，母亲收起来，放入她抽屉里的小钱包，直到我十六岁生日。我取回后，却把它们花掉了，这是我的又一遗憾。）

随之是一连串难忘的事项。纽约市警察以刺耳的警报和挎斗摩托车护送我们，快速越过新泽西收费公路，赶去河对岸的大都市。我引颈探头，终于亲眼看见美国。缎带似的沥青公路，两旁是枯褐色的沼泽地。哪里有人？视线所及之处只有汽车。匈牙利甚至奥地利的道路上总可看到人：骑自行车者、行人、扛筐挎篮的女人、背负沉重书包的学生。这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我告诉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美国。就在那时，我们进入隧道，过了好像很长一段时间，在另一头钻出：曼哈顿！但也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高耸入云的建筑物略嫌丑陋，在本该是人群的地方却看见更多的汽车。噪音，引擎的吼叫，紧急刹车的轮胎尖叫，不耐烦的喇叭轰鸣，好像全市人都在匆匆赶去一个名叫罗斯福酒店的地方。我们到达时，恰好赶上大型午宴。我们到达的消息在讲台上宣布时，引起热烈的欢迎掌声。照相机在我们面前频频升起，闪光灯使我们困乏的眼睛短暂失明。欢迎来到美国（再一次）！颁给妈妈和爸爸一个奖！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晚，我们住入西57街亨利·哈德逊酒店的三十四楼，四个人都点了牛排三明治晚餐。服务员推进呻吟作响的餐车，上面是一大块牛肉，在我们看来，像是牛身的一半。我们知道，我们走进了天府之国（吃剩的留置在窗台，供我们连吃几天）。在美国的第一夜，我们姐妹不让父母睡好觉，把父亲拖至酒店的游泳池。他向女管理员要求给女儿两条毛巾，自己不准备入池游泳。她开腔回话，给了父亲一大惊奇，“怎么回事，你这胆小鬼，还是什么其他窝囊废？”这次小对话，成为父亲最喜爱的欢迎来到美国的轶事之一。

1957年4月4日，《纽约时报》以一篇《两名匈牙利人获得波尔克新闻奖——为报道反抗在此获得荣誉的夫妇团队》，报道我们的抵达。《纽约时报》写道：“抵达这个国家后的三小时内，夫妇团队的匈牙利记者由于在‘新闻业的杰出成就’，昨天获得特别的乔治·波尔克纪念奖。安德烈·马顿，美联社前常驻匈牙利记者，去年11月率先发出‘匈牙利革命’的目击报道，在罗斯福酒店的午宴上领奖。他和妻子，即在匈牙利为合众社工作的伊洛娜，分享此一殊荣。他们都曾遭监禁。获得奖牌时，马顿先生说：‘不要忘记我那不幸的国家，让匈牙利的故事常青不衰。’”这样，父亲履行了他对秘密警察监护人的承诺：他仍是友好的匈牙利人，一名爱国者，但不是秘密警察所确切盼望的那种。

5月6日，第十八届海外新闻俱乐部奖的晚宴，在著名的华尔道夫（Waldorf-Astoria）酒店壮观的大厅中举行，爸爸获得另一奖项。那个晚上，他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分享同一个讲台。肯尼迪呼吁美国对欧洲的“被俘国家”（“captive nations”），采取全新的政策。他告诉在场的媒体人士：“所谓的卫星国家，构成了苏联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匈牙利革命”六个月之后的那天，他还宣布：“我们已有足够的痛苦、绝望、空洞承诺……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父亲被授予海外新闻俱乐部第一个总统奖，因为他在“最异常的骚扰和政治压力之下，仍忠实坚持最高的新闻道德”。

我们每次走出宾馆，好像总有摄影师在捕捉我们对各种事物的第一反应，包括对纽约的交通（惊慌），对超级市场（害怕和漠然），对百货公司（我们什么都想要，当母亲对售货员解释“我们只是看看”时，我们有时会号啕大哭。在美国的第一年，我们基本上还是穿别人穿过的）。我们是典型的难民家庭：勇敢的父母（母亲已怀孕），以熟记电视商业广告来勤学英语的小女孩（“刷、刷、刷，使用新型的Ipana牙膏！”是我的最爱）。美国杂志登载故事，介绍我们在匈牙利当局手里吃的苦。《更好的家园》（Better Homes）的文章，名叫《好世界拜访两名孤独小孩的圣诞节》，记载了我们那个没有父母的圣诞节，“一小列奇怪的队伍出现在布达佩斯郊外的破旧老房子面前……领头的是美国驻匈牙利公使，坐在黑色轿车里……把礼物带给马顿的小女孩”。这篇圣诞节故事继续讲述，母亲被捕后，原先允诺参与照顾的朋友弃我们姐妹于不顾。该文还引述了母亲的话：“最终照料她们的人告诉我们，她们非常勇敢。这一次是朱莉泣不成声，下一次轮到卡蒂，但她们其中一人总能找到词语来激励正在哭泣的姐妹。”

这篇文章以快乐的新消息结束：“一家人得以重聚，马顿一家珍爱他们新的国家和新的自由。他们享有平静的骄傲，因为即将出生的婴孩将是美国公民——家庭中的第一位，他们也盼望自己入籍的那一天。”

我在2008年第一次读到这篇离奇有趣的冷战文章——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文章。先前（即使我的英语已能胜任），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蜕变成一个美国女孩。我当时没有回顾或考虑在过去一年中失去了什么，或在前一年的受苦受难。除了四个手提箱和父亲的新闻人薪金，我们一无所有，但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母亲突然宣布，她怀孕了。这是令人惊讶的消息，对我来说，她似乎年龄偏大（45岁）。鉴于我们难民的不稳定，我想，这时间点有些怪异。安德鲁·托马斯·马顿（Andrew Thomas Marton，取名托马斯是为了向汤姆·罗杰斯表示敬意）出生于1957年12月16日，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增强了我们本已浓厚的亲情。这也是他至今一直在扮演的角色。

父母无需讲明这段旅程是为了我们。欧洲是他们的大陆——即使他们的祖国背叛了他们；我们的未来则在这新大陆。在我之前的第四代马顿是一名犹太拉比之子——我的曾祖父莫里斯·曼德尔（Maurice Mandl）出生于1848年的欧洲革命年代——为了孩子的前途而搭乘东摇西晃的火车，从波西米亚来到布达佩斯。现在，我父母远涉重洋也是为了孩子，剩下的就全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首先，我们姐妹必须学好英语，然后取得更进一步的蜕变：即由难民变为“正常”的美国小孩。

父亲访问美国各地，发表关于“匈牙利革命”的演讲。1957年，匈牙利赢得了美国人的心。艾森豪威尔总统再次顺利当选，称布达佩斯为“人们向往自由的光辉象征”。《时代》周刊挑选“匈牙利自由战士”为“年度先生”。那年秋天，眼眶湿润的华盛顿郊外三年级老师，把我介绍给同学，称我为“凯蒂（Katie），我们的匈牙利难民”。我感到无地自容。

5月，父亲向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作秘密的宣誓听证，他反对美国向“匈牙利革命”后新成立的镇压政府提供任何援助。他告诉参议员：“我认为，你们应该帮助波兰。因为波兰仍是灰色的，援助可避免波兰再度变成黑色。但匈牙利已经变黑，黑得不能再黑了。”被问到他是否计划长住美国，爸爸回答：“我希望成为一名公民，还包括我的家人，我们在这个国家是幸福的。”根据秘密警察的档案，匈牙利特务支付二十美元，自一名参议院速记员手里获得了这份秘密证词的复件。备忘录还提及：“她［速记员］还可提供未来的服务。”

美联社将爸爸分配到国务院（妈妈的胜利，她拒绝返回维也纳，限制了美联社的选择），我们搬去华盛顿，定居在郊区。我们姐妹全力以赴，一头栽进尽快变成合格美国女孩的努力之中。有限的英语词汇妨碍了我的表达，我就尝试透过笑容来留下美好印象。（几年后我问朋友，为什么选我——母语不是英语的人——担任安全巡逻队长？这是我寻求和赢得的众多职务中的第一项。她回答：“因为你的微笑。”那是我取胜的法宝。）

没有我们不喜欢的郊外生活：保龄球、旱冰鞋、东西高速公路上的卢尔德圣母教堂弥撒（尽管教士的传道中混入糕点销售通知，我很快丧失兴趣。我怀念乔鲍街阴暗教堂里冰冷的石头和神秘的感觉）。到1960年代，我们感觉自己仿佛成了纯粹的美国女孩。只是在暑假期间，我才重回自己爱幻想和喜欢读书的样子，一连数星期在客厅沙发上读亨利·詹姆斯、列夫·托尔斯泰、辛克莱·刘易斯以及鲁德亚德·吉卜林（为使父亲满意）的作品。我在8月的一个周末读完《罪和罚》，几乎都没离开那个沙发。但同时也确定，我已征服“移动”舞步（Locomotion）。那是那年夏天最流行的舞蹈，我为它发狂——并且我的动作很快！

为了能负担房屋贷款、“每月付款计划”购买的一屋子新家具、新生儿子和三名热情的消费女士，爸爸每天晚上都记账，甚至包括花在午餐牛奶和小吃店可口可乐上的小钱。他秋天前往纽约报道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回来时，为我们姐妹买回全套的击剑服，这样奢侈的礼物可能是我们愿望清单上最后的项目（首选的大概是漂亮的脚踏车或立体声收录音机）。但他决意培养我们成为击剑运动员，以继承家庭传统。他自己是击剑运动员，并且是1936年奥运会比赛中连获三块金牌的匈牙利国家队中的一分子——他担任比赛评委（他还拒绝在柏林的开幕式上向希特勒行礼致敬）。我仍可想象出来当初的画面：父亲在地下室的娱乐室鼓励我们相互进攻，“迅速而安静，宛如小老鼠”，或向前插刺，或轻巧挡开，但我们无法模仿到家。普通美国小孩不学击剑，我们冀望成为普通的美国小孩，而不愿做旧世界的遗老遗少。

1970年代，父母在华盛顿特区——终于安全了。他们幸存于纳粹和匈牙利，把美国当作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父母显得太欧化，所以我们不想拿他们在人前炫耀。除了每年一次，父亲以美联社高级外交记者的身份，受邀来我们利兰初级中学发表世界形势的讲话。对我而言，他的其余行止则是一个谜。我只知道每天早上，他穿上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将银灰色头发向后梳齐，叼上已点着的烟斗，开车去他称为“国务院”的地方。他谈起各位国务卿时总带有一种敬畏，甚至包括约翰·杜勒斯。杜勒斯曾极力鼓励“匈牙利革命”，过后又袖手旁观。一张他主持记者招待会的照片，总悬挂在我父亲的书桌上方。照片上，坐在前排的父亲躬身于自己的笔记簿；边缘处有杜勒斯的手迹——“给安德烈·马顿，他对匈牙利自由反抗的精彩报道，为自由世界评判那项重大事件，提供了稳固基础。签名：约翰·弗斯特·杜勒斯”。

1963年，父亲的外交记者伙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马文·卡尔布（Marvin Kalb），刚从被派驻的莫斯科回来。卡尔布在2008年回忆：“你父亲为我们其他新闻人树立了很特殊的榜样。我们只是在报道冷战，他却是在身体力行。他是可靠的新闻来源，予人帮助时非常慷慨，并成为我们中很多人的真正导师。我从没催逼他讲述在监狱的时日，如果他因此而留下烙印，他的确掩饰得非常成功。对我来说，他是一位高雅、勇敢的人，是我学习的榜样。他走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隔间，我感到是一种光荣。他的外貌，他周遭的尊严——使他不易接近。你如果接受这个事实——他保持的自然距离——他又变得热情友好。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不会提很多问题，你会感觉他不需要，因为有自己的新闻来源。他代表了他那个外交新闻的时代，非常精彩。”

另一名记者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他之所以选择新闻业，部分原因是我父亲对“匈牙利革命”的报道。他现在是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主席，在1970年代曾担任《时代》杂志的外交记者，也是我父亲在国务院的年轻同事。“安德烈（Andre，由于Endre比较拗口，这是父亲改用的新名）经过我的小单间出去时，会故意慢行，捕捉我的眼神，略微挑起他的眉毛，唇上浮起微笑，所表达的信息很明显：‘怎么样，我能帮忙吗？’通常一语不发，以便我只需要报以微笑和眨眼。或者我会说：‘你可否在这件事上帮帮我？’他的答案永远是‘好啊’，他的帮助永远是专业的。我经常向他寻求咨询，通常是面对面的，有时也会在电话上。他总是有空，总是帮上忙，并做得巧妙，不让我感到自己是名新手。”斯特罗布是颇受尊敬的外国记者，曾任《时代》杂志华盛顿局主管和《时代》专栏作家，直到1993年成为美国无任所大使。他在1995年告诉我，俄国人抢占布达佩斯时我父亲发出的最后电讯，是激励他投身新闻业的关键。

1960年代早期的我对此毫无兴趣。我们太忙碌，无暇回首，我们正为亲身经历美国中产阶级的普通礼仪——郊外家庭的完美形象——而倍感兴奋。

第十八章 “花”

几近八十岁的妈妈和爸爸。

我原想就此终结这本书，认为那之后只会是一个普通的美国故事。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在我们拥抱新生活的冲刺中，朱莉和我都忽视了那些无形和危险的暗流。它们只在我研究的后期，即我取得父母的B卷宗时，方才浮出水面。B代表“Beszervezes”（“告密者招募”），这个匈牙利词汇没有精确的英语翻译，因为我们没有“招募不情愿的间谍”的传统。所以说，我们到达美国后，故事还没有完。B卷宗始于1962年，那是我们抵达乐土的五年之后。

有人以不友善的意图，旁观我父亲日益增长的声誉和频繁的署名报道。1962年5月中，利兰初级中学最可爱的男孩杰里·斯泰西（Jerry Stacy）告诉我，他想尝试“开放式约会”（play the field）。同一时刻，匈牙利国外情报部门也开始了对我父母的监视。代号为“Virag”（“花”）的特务，其任务就是想方设法与我父母建立友谊，目的是“为了招募”；其他的特务，则开启了对马顿一家的外围监视。

根据档案显示，特务们宛如无处不在的白蚁，在那年蜂拥而至。（我试图想象，身穿防水雨衣的特务，潜伏在平淡乏味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尽量不引起他人注意。他们是否跟踪父亲，每周去布拉德利购物中心的西夫韦超级市场［Safeway supermarket］，或布拉德利药店？如果我同去，他会在现炸甜甜圈店中停留片刻。那家店因我的频繁光顾，奖励我第一份暑期工作——为甜甜圈蘸糖粉。我想知道，1963年夏天我在此店上班时，是否有特务从我手中买到甜甜圈？）

“花”披有理想的外衣来完成任务。他是匈牙利官方新闻社的驻外记者，持有国务院的通行证，定期走访外交记者的办公室。父亲当选为国务院记者协会主席后不久，“花”向我父亲作自我介绍，他们用匈牙利语彼此问好。就像乐意帮助马文·卡尔布、斯特罗布·塔尔伯特等人一样，父亲以同样的热情接待来自布达佩斯的新同仁。

1962年5月21日，匈牙利内政部要求匈牙利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情报部门，开始“招募，或至少打通与［马顿的］妻子的交往以争取招募”。“花”获得指示，要维持与我父亲的联系，避免引起任何怀疑，但要撰写详尽的备忘录，列举我父母的“性格、弱点、爱好、优点、相互关系、与小孩的关系、财务状况、计划、社交、朋友、对匈牙利形势的见解、对美国生活的适应状况。特工们还要查清他们的家庭住址和上班所在，并开始常规的外围监视。夫妇当中谁比较容易受招募？”。“花”必须将收集到的情报，转交给在大使馆扮演外交官的六七个间谍，再辗转送回国内的总部。

因此，监视者再一次开始他们的工作。爸爸有否生疑，他那些频繁出现在国务院的匈牙利“同仁”是来侦察和招募他的特务？马文·卡尔布相信他有。“我们对苏联集团的记者，总抱有警惕性。你会假设，他们必须向当局汇报以保住工作，除非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例外——是货真价实的新闻人——我会很机警，你父亲自然也会加倍警惕。”

在华盛顿，监视者自己也受胡佛的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所以我父母是安全的，远远超过他们在自己国家时。他们猜测不到的是，华盛顿和布达佩斯两地的特务，都在策划把他们诱回匈牙利。阅读两个城市之间数百份的电报和备忘录，我实在为这项努力的恶劣感到极度的恶心。父母在他们手里已吃够苦头，在冷战的高峰期——古巴导弹危机——我们在美国感到安全，匈牙利却发起这项新的招募攻势。我父母在囚禁中都没屈服于他们，他们从哪里得到印象，如今身在华盛顿反倒会表示同情呢？

父亲能向“花”透露什么“秘密”呢？父母在华盛顿接触到的国家机密，一点也不比他们在布达佩斯时的多，但这不是这项努力的目标。秘密警察的档案解释得很清楚，他们企图发现足以要挟的东西，进而勒索他或她来为他们服务。如果你长时期努力寻找，用蒸汽打开够多的信件，窃听够多的电话，你一定会找到——在任何人的身上。一旦你发现什么小东西，机器便开始运转。档案透露，秘密警察认为，他们只需要两小时来说服我母亲或父亲——只要能找到那珍贵的小玩意，这就是“花”的任务。

如此浪费人力，却一无用处！位于两个首都，数百小时的时间，特工们评估什么是最佳方法，以拦截每天驾车去马里兰州罗克维尔镇（Rockville）罗伯特·皮尔里高级中学（Robert E. Peary High School）的母亲；其他人则计算我家每月的支出，以揣度钱财能否成为诱因。（我记得，母亲努力争取成为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镇高级中学的资深法语老师，大多数晚上，都在熬夜修改她的学生们为加缪的《异乡人》和圣―埃克苏佩里［Saint-Exupéry］的《小王子》所写的法语论文。而她的匈牙利同胞，不愿为这“外交”任务学习英语，也在熬夜做他们的低贱功课。就是这批人，使人怒不可遏，从而引发革命，距今才不过六年。他们很清楚自己如何惹人憎恨。）

这些阴暗阴谋，却筹划于一个绝不相称的高级所在。匈牙利大使馆位于华盛顿的第15街，从外面看，无异于多数中等国家的大使馆。一座高雅的佐治亚大厦，门口有可环行的车道，还有修剪整齐的灌木丛。事实上，这不是真正的外交机构，而是死硬冷战间谍的巢穴，任务是阻止缓和与任何“正常化”。这些“外交官”虽身在华盛顿，却生活在密封的社会主义亚文化中。他们不与西方外交官或美国人交往，心里明白，一旦受到诱惑，他们的司机、女管家甚至配偶，就会立即向布达佩斯汇报。不消数日，已成嫌疑犯的外交官即被召回，再也没有离开匈牙利的可能。他们身处与美国开展无休止的斗争的前线——但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匈牙利人民；英勇但失败的“匈牙利革命”，在老百姓与他们的主子之间，造成了永久的疏远。

在这一时期中——主要是从1962年到1967年——华盛顿和布达佩斯之间产生数百小时的情报交流，以最缠绕的秘密警察风格的文章，来推测马顿夫妇中哪位是更理想的特务人选。妈妈开始为《美国之音》播音，不再仅仅是高级中学法语老师，使自己成为更具吸引力的目标。

“花”在1962年的夏季打开缺口。他计划回布达佩斯度暑假，愿意为我父母携带礼物给玛格达阿姨。父母仓促筹备了一批化妆品和旧衣服。8月，“花”回到华盛顿，于8月10日汇报：“马顿打电话感谢我为他们携送包裹，并说他妻子想当面谢我［设宴招待］。我接受了邀请，这是我与马顿太太好好谈话的首次机会。晚餐很愉快，由此发现两个事实：1.马顿夫妇尚不是美国公民，这给马顿太太的教学工作带来一定麻烦。马顿说，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参议员意欲加速他们的公民申请，但美联社予以否决，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恩赐。2.我察觉到他们对匈牙利的深切怀念。他们知道无法归国，已在这里打造体面的生活，但仍然深受匈牙利生活方式的吸引。”

下个月，“花”觅得一枚宝物：“马顿夫妇不满意他们的财务状况。”1962年10月2日，匈牙利内政部基拉·约瑟夫（Jozsef Kira）将军发送一份备忘录到华盛顿大使馆。基拉写道：“就‘伊祖契’［我父亲的代号］和他妻子而言，［马顿］仅领到一项任务［来自秘密警察］，就是把敏真谛一起带到国外，但美国人不同意。”他画龙点睛的片段，准确描述我父亲是“爱国的匈牙利人，责怪我们逼迫他离开匈牙利。扬博尔同志［父亲与秘密警察的联系人］认为，马顿是个诚实、正直的男人，不追逐女人；如果真的与其他女人有染而离家出走，一定是已经深深陷入浪漫爱情……他妻子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喜欢冒险的生活，寻找乐趣，爱喝点酒，曾涉及其他男人”。这份备忘录的空白处，有人匆匆写道：“很好——但我们需要名字！”

1962年底，匈牙利大使馆拟就一份针对我父母的行动计划。“花”将深化与马顿的交往，并伺机利用我父亲对匈牙利的“思乡之情”。他应花更多时间与马顿家庭走动，与之混熟，并可告诉马顿，他能轻易得到去匈牙利的旅行签证。“如果［马顿］和妻子同意这次旅行，我们将与他们取得联系，以确定招募的可行性。对于此事，我们已向其他［社会主义］同志寻求帮助。签名，桑托（Szanto）。”

一年后的1963年8月1日，匈牙利内政部的基拉·约瑟夫将军向华盛顿的特务下达指示：“建立马顿的招募档案。”（迄今为止，他们只在谈论此事。）依据“花”的消息，基拉在1964年2月3日建议——应缓慢进行！——如果我父母能回匈牙利，“万一招募不成，将予以逮捕和审讯”。

我想，即使父亲对“同仁”加倍警惕，如果他知道与“花”之间看上去最清白不过的闲聊，也会变成秘密警察的重要资讯，仍会感到异常惊讶。这是“花”在1964年9月12日的秘密电报，对我父亲作出如下评估：

马顿在国务院有极好的人脉。他认识每个人，他们也都认识他。最近的招待会中，［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走近马顿，以亲昵的语调与他打招呼……马顿可以打电话给国务院任何人，并很快收到回电。我对马顿的个人看法是，他多才多艺，敏感且敏捷。他从不泄漏他在想什么，他的面部表情极难琢磨……要从他手里获得高级资讯，我对此很表怀疑。他不仅机灵，而且非常小心，好像很能把握与人分享的尺度。马顿最大的用处在于，我们可透过他传递我们自己的消息，给国务院的任何人，包括国务卿本人。

整个1965年，“花”和他在华盛顿及布达佩斯的主子都在精心策划，如何劝我父亲回到匈牙利。他们需要不受干扰的两小时，以“说服”他归顺。回到匈牙利，是他们眼中可获得这两小时的唯一途径。因此，设法将父亲带回匈牙利的各式计划，层出不穷。

他们也没放弃我的母亲。1965年3月10日，华盛顿的秘密警察情报主管通知布达佩斯，“我们计划今年招募马顿太太……但仍有何时何处的问题，完成此举至少需要两小时。我们仍需掌握更多的资讯：她的日常作息，她通常的驾车路线，她是单独驾车，还是有丈夫或他人做伴？她在晚上要不要教书？她的家离校多远？她丈夫离开华盛顿的频度和长度？她的小孩们的计划？她家有无他人居住？我们计划邀请马顿太太参加4月4日［匈牙利自由日］庆祝会，我们的同志可借此熟悉她的容貌，并与之交谈。”这份备忘录附有母亲的照片。

我没有找到母亲接受匈牙利大使馆邀请的记录，这强烈显示她根本没有接受邀请。但在1965年12月10日，父亲未作通知，直接走进匈牙利大使馆，穿越高雅的大理石休息室，搭电梯直达三楼的领事办公室。曾是秘密警察囚犯的爸爸，前来申请赴匈牙利的签证。我只能想象，这意外的拜访给这栋建筑物带来的震颤。怎么办？父亲要求紧急签证，因为他要陪同林登·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的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访问布达佩斯。这是为追求越南和平而发起的全球外交。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亚诺什（Janos Peter）曾经暗示，他可提供通向北越的另一渠道，哈里曼想在布达佩斯作进一步探索。（这个渠道证明是彼得的自我发明。）

匈牙利大使馆——精于策划阴谋，却拙于作出决定——紧急征求外交部长彼得的指示，该如何处理这意外事件？

父亲身为美联社的外交记者，要求陪同美国的高级谈判代表，是合情合理的，但风险也极大——远远大于他所了解的。读档案时，我的反应像是在看一部已知道有幸福结局的电影，但还是为男主角做出突然的危险动作而捏一把汗。我想朝父亲呼喊：别这么做！最终，在激动的特务作出积极准备之前，哈里曼自己取消了对布达佩斯的访问。

因此，情报交流继续。两个首都的特务仍在争论不休——马顿夫妇中哪位更理想？如何诱引他们去可实施安全招募的地方？

1967年6月的一天，匈牙利大使馆腼腆低调的三十三岁的三等秘书贝尔纳特·埃尔诺（Erno Bernat），突然自大使馆消失，事先没有任何预兆。他其实是莫斯科训练的间谍，但披有外交官的外衣。就像约翰·勒卡雷[1]谍报小说中的场面，间谍本人、妻子、三个儿子和岳母，一起于马里兰州塔科马公园镇（Takoma Park）的普通红砖住宅中消失。贝尔纳特精于让人失踪，现在用同样的戏法也让自己家庭消失。美国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为他家安排了新的安全居所，为每名家人配备新身份。从那一刻起，贝尔纳特一家蒸发得一干二净。在冷战岁月里，贝尔纳特的蒸发和他明显的叛变是一大新闻。过后，没有更多详细资料的浮现，他慢慢退出公众视野，可以假定，隐入了证人保护计划。我无法找到他，如果今天仍活着，他应有七十九岁。更重要的是，贝尔纳特负责招募我父母的任务，也指挥“花”的活动。可以推测，贝尔纳特向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坦白了一切。但我没有机会问，促使他反叛的到底是厌恶生命的浪费，还是想给三个小孩不同的前途。不管是何种动机，我感谢贝尔纳特。他的叛变，揭露了秘密警察“招募”我父母的最后尝试，联邦调查局现已掌握他们的全部活动。

六星期后，贝尔纳特的上级，四十五岁的职业外交官劳德瓦尼·亚诺什（Janos Radvanyi）打紧急电话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劳德瓦尼是代理大使，也请求政治避难。他不属于大使馆情报部门，但仍是高层次的叛变，所引起的公众关注多过贝尔纳特。劳德瓦尼不需要证人保护计划，现在是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教授。他在2008年秋天告诉我：“整个使馆变成间谍的巢穴。开初，我尚能容忍，因我担任专业外交官，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但渐渐地，我变得忍无可忍。”他使用“花”的真实名字告诉我：“‘花’其实是一名很熟练、很勤奋的特务，曾向我自夸，秘密警察因欣赏他的工作而奖励他全套的海伦德瓷器。他有那么厉害。”

劳德瓦尼也告诉我，腊斯克曾打电话给我父亲，向他征询此项政治避难。“你父亲想必表示了赞同，他与我很熟。”劳德瓦尼是冷战期间苏联集团最高级别的反叛者，遭到布达佩斯法庭的缺席审判，以叛国罪被判死刑。随着苏联帝国在1989年的崩溃，对他的判刑被宣布无效。

1967年7月14日，劳德瓦尼叛变的一个月后，匈牙利内政部的基拉将军通知他在华盛顿的同事，马顿案件因两名变节者而“告吹”。那年，我的姐姐朱莉在法国学习，计划访问匈牙利，她是我们离国后第一位重返匈牙利的家庭成员。“花”将这一讯息传送给他主子，但他们已不再感兴趣，马顿档案正式寿终正寝。

由此终止了对我家长达二十年的监视，正好是我们抵达美国的十年之后。我们的生活——不管我们知道与否——终于摆脱了仍在布达佩斯当权的执政党间谍的遥控。

[1]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年10月19日— ），英国著名谍报小说作家，自己曾是英国间谍，遭到金·菲尔比（Kim Philby）的出卖。——译注

第十九章 往返布达佩斯

自逃离以后，我1979年春第一次回到匈牙利——作为美国《ABC新闻》的记者。我已在期待女儿伊丽莎白的诞生。

我为最后的研究回到布达佩斯。和往常一样，我呼吸着熟悉的气息，丝毫没变：多瑙河驳船上吹来的石油和煤炭的气味，栗子树坚果的气息，空中飘浮的咖啡香味。我与这城市的关系，就像一段古老但无望的爱情。布达佩斯和我之间没有未来，只有过去。我对短暂且中断的童年，怀有无以名状的渴望。这渴望，又与古老的恐惧掺杂在一起。我这次回来，重建了与老朋友的交往，还要与“花”见面。

我坐在法国人开的宾馆的辉煌正厅里，面对多瑙河，等待“花”的到来，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局。他同意这次会面，但不清楚我的实际目的。我联络上他，因为他曾是我父亲的同事，如今虽已退休，但在新闻界仍有名望。我在写父母的传记，对他的回忆甚感兴趣；这是事实，但不是我必须见他的真正原委。这只是暧昧的解释，以应对一个暧昧的处境。实质上，我想见见这位以朋友面貌出现却肩负招募重任的人。

一名衰老的男子从旋转门中浮现。他穿戴小心，但身上的西装已经褪色，是1970年代风格的宽胸襟，配一条漂亮的丝领带，衬衫领子显得偏大。他步履蹒跚，靠他的司机，一个魁梧的年轻人的支撑。我看不清他藏在巨大、厚实的眼镜后的眼睛。我怀疑，他配这副眼镜时，要比现在的自己伟岸得多。他变秃的头颅上，可见太多日晒留下的痂斑。父亲临终前也有类似的皮肤特征，也步履蹒跚，遇上特别时节，也会穿戴小心。我伸手去扶“花”那骨节嶙峋、满是斑点的手，心中的勇气在迅速消退。他处处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我突然感觉，自己像是捕食者，在迫近一只太弱小的猎物。

我们一起坐下。我告诉他，我带来了我父母与他相识时的照片，帮助他恢复记忆。我于是拿出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照片，上面是一对年轻、英俊的夫妇，皮肤晒成棕褐色，女儿们伴随左右。我期望他会像别人一样啧啧称羡：你父亲多气派！你母亲多漂亮！你们姐妹多可爱！（档案透露，他1960年代去过我们在贝塞斯达镇的家。他告诉秘密警察，小孩的英语很好，但她们的匈牙利语更好。）但“花”一言不发，只稍稍瞟了一下照片。

“花”的冷淡使我硬下心肠。我开始我的访谈，如同我在写作生涯中对成千上万人做的。你首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他回答：“当然，我在布达佩斯时就知道他们，那是1950年代。但我们不允许与你父母交谈，因为他们在帮美国人做事。”我真想问，谁禁止你与他们交谈？但我抑制了。当年有很多人，包括匈牙利人，与我父母交谈。禁止一名新闻人与同行交谈，这是哪种命令呀？我只在内心思忖，“花”却带着些许骄傲，提起曾使所有匈牙利人发抖的拉科西·马加什。拉科西曾打电话给他，请他担任某份报纸的编辑。拉科西告诉他，“因为你是最棒的”。“花”随即接受了此职。然后，他又讲了那个年代一个众所周知的笑话，关于邻里之间的对话：“我有好消息！是什么呀？昨晚，三个穿皮夹克的男人敲我家门。那算是什么好消息？当然是呀。他们不是来找我，只是要我告诉他们，哪间是绍博·亚诺什（Janos Szabo）的公寓。”我感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个很奇特的选择，但“花”尚不清楚将会发生什么。

他继续：“第一次真正见到你父亲，是在华盛顿国务院。当然，我感到荣幸，能够成为如此杰出人士的同事。”“花”于此稍作停顿，“但你父亲非常小心，不想与我走得太近。据他所知，我可能是一名间谍！”他脸带讽刺的微笑。

强烈的冲动差点让我脱口而出——“你就是一名间谍！”但我竭力忍耐，勉强成功。

“你知道，他总是愿意帮忙，随时准备把我介绍给别人，提供新闻的背景资料。他真是一位好同事。”“花”继续。

“那你为什么要告发他？”我终于找到缺口，以抱歉的口吻问。“我并不想使你难过。” 我迅速补充。但他脸上没有丝毫的难堪，我步步进逼：“你看，我已读了那些档案，知道你向秘密警察汇报我父母的事。”

他摘掉那副硕大的眼镜，锐利的小眼睛下有着暗蓝色的大眼袋。“我从没告过他们的密！”

我心里真的充满歉意，他已老态龙钟，举手投足令我想起父亲。“很抱歉，你想看那些档案吗？”我在一赌，因我没把档案带在身边。我没想到，他竟然全盘否认。我只预料他会懊悔，会尝试获得同情，会解释从事卑鄙的告密工作是迫于无奈。我曾想，他会说：“嗯，那时都是这样的，我讨厌做这样的事，但别无选择。”但我丝毫没有想到竟会如此——毫无悔恨地全盘否认。我站起身：“我去取，只需几分钟。”

“花”理直气壮、挑衅地说：“好，让我看看。”

我迅速跑向电梯，冲进我的房间，从床上抓起紫色的标记着“花”的档案。我估计，即使他想逃走，我也会比他更快。档案在手，我赶回我们可观赏多瑙河风景的桌子，发现他虽没笑容，但仍旧怡然平静。我忆起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中的场面，屠夫大师在轻蔑地琢磨天真的小商人铁托。我感觉自己成了铁托，而“花”是斯大林。他不仅逃过了霍尔蒂、希特勒、艾希曼（“花”也是犹太人）的毒手，而且幸存于斯大林、拉科西、卡达尔的时代，如今到了已成为欧盟和北约成员的新匈牙利。“花”在每一届接替的政权下，都能茁壮成长；在我的紫色档案面前，他不会畏缩退却。他肯定认为，他已躲过历史的最后一颗子弹。他前后在六个国家担任过驻外记者，在卓越的新闻生涯之后体面地退休，仍然普受尊敬。他儿子也已担任重要的职务，现是匈牙利的议员。

我向他展示文件，上面没有他的真实名字，只有他的代号。这一次，他都不屑于再否认我的指责。他说：“我没写下任何东西。他们要我提交书面报告，但遭到我的拒绝。我去大使馆，每星期一次，也许两次。我们一起玩扑克牌——桥牌和凯纳斯特游戏[1]。”他摇动他的光头，“那些家伙从不出来，不会讲英语，什么都不知道！想象一下，他们不知道高华德[2]与汉弗莱[3]之间的差别！他们什么都要靠我。”他自豪地说：“他们会问：‘——有什么新闻吗？’我就会给他们讲一些四处听来的政治闲聊。”

“但这里明确说是你写的。”我回答，“它还提到，会议发生于一个安全所在，并不是大使馆。”

“你知道，”他圆滑地移至下一个解释，“他们不会向海外派遣一名不愿向当地大使馆汇报的记者。我们一共有十二名驻外记者，每人都必须签署文件，承诺我们的合作。大使馆是我们真正的老板。”

“假如你不签呢？” 我问。

“我就不会被派去国外。你知道，”他岔开自己的话，“那在国外的十六年是我人生最幸福的岁月。其中四年在美国，我采访了休伯特·汉弗莱和杰克·莱蒙[4]——”

我打断他的职业回顾：“但他们企图招募我父母当特务，你却在帮助他们！我父母处在危险之中。”

“我从没想到，我会给你父母带来危险！”他突然激动地说，“我汇报的东西，哪一件会构成危险呢？”这问得有点文不对题。“花”很清楚，秘密警察能将最细小的信息转化成武器。财务烦恼、依恋妻小、申请入籍的延误、母亲爱好“冒险”——这一枚枚都是“花”挖掘出的宝藏。他难道从不自问，这些信息最终派上什么用处？提供这些信息，他又得到什么回报呢？“花”没有处在生死攸关之中，为派遣海外而听从秘密警察，是事业上明智的举措。在他心里，他只是巨形机器中一个小小的齿轮。但那巨形机器，就是恐怖国家不可或缺的引擎。

我以自认是惊心动魄的证据与“花”当面对质，在情绪上顿感疲惫不堪，自己受的打击反比“花”的更大。老翁好像充满活力，渴望战斗继续。他抗议道：“他们从没征得我的许可，以此来胁迫你父母！如果有真正的危险，我会通知你父亲的。他们利用我，趁机通过我来接近你父亲。但我从没接受他们的指令。”我回忆起那张精确的清单，列出他与我父母见面时应询问的各项：他们的财务状况、他们的相互关系、他们与小孩的关系，等等。他无罪的抗议之后是愤愤不平：“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父亲，他在自己国家已受尽折磨！”他频频摇头，显得义愤填膺——他与秘密警察的工作是毫无干系的。

他的死不后悔反倒让我轻松许多，我本来就惧怕面对与人为善的人，不忍心去打扰仁慈老人的平静晚年。他到最后说：“我不认为自己是特务。”他再也不能否认活生生的事实，但仍坚持己见。

我已满足，没兴趣在他自己的国家把他揭发出来——这里有太多的人打着同样的如意算盘。我一开始就被告知，只能责怪这个制度，不能责怪已变成齿轮的个人。那也可能是我父母对“花”的看法：已经无关紧要。何必自寻烦恼？

但我还要会见其他人。第二天下午，我看到一名坐在宾馆大厅里的长者，貌似陌生，但不尽然。他身穿漂亮的灰色软法兰绒西装、方块条纹的蓝色衬衫、红色丝领带，披在肩上的是挺括的军用雨衣。他的侧影看起来面熟，我问，是拉约什吗？是的，他微笑，起身欢迎我，这比我们约会的时间早了好几个小时，他仍然高大挺拔。在我们人生的最低点，这位英俊男子曾与我母亲和我们姐妹交往。往事历历，突然潮水一般涌上我的心田。他从慕尼黑的家赶来，我有太多问题，但思潮澎湃，反倒不知从何说起。似乎是在选择最自然的事，我搀起他的手臂，走入淫雨霏霏的都市。我们上次见面是在半个世纪前，按理说他只是个陌生人，但我感受不到我与他之间的任何距离。计程车里在他身旁坐下的美国女人，还保留多少渴求他人喜爱的淘气女孩的身影？

神秘的信任把我们捆绑在一起——都离我母亲这么近。看起来完全自然，他伸出手，我以双手捧起，感情上的亲昵仿佛从上一代移至下一代。破旧但舒适的匈牙利餐馆里，菜单自父母带我离去之后从未改变。服务生领班认出了他，朝我颔首，问：“女儿吗？”拉约什回答：“很遗憾，不是。”他没有女儿，结婚较晚，只有一个儿子。我们坐下后，他问：“你以前知道吗？”他无须详述他与我母亲的事。我回答：“嗯，我只是猜测，长大些，便琢磨出来了。”我们后来的生活不再有拉约什，虽然我知道，他在“匈牙利革命”后逃走，之后又彻底销声匿迹。他突然音信全无，更使我猜测曾有过的亲密关系。我说：“你是如此珍贵的朋友，特别在亲友都避而远之的时候。”

他以平淡的语调说：“你母亲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之一，她让我心碎。”母亲如何使这位英俊、柔顺、浪漫的男子心碎？“她出狱后，我们再次见面，我仍记得她讲的一字一句。她说，我们过得很愉快，但不会有结果，你知道，就像歌中唱的一样。”这从容的冷淡和词语的伤人令我吃惊，我为母亲感到些许的愧疚。当然，监狱改变了她，更加深了父母之间的信任。也许，母亲决意与拉约什分手，唯一的方法就是故意的冷漠。

他告诉我：“我抵达纽约时，联邦调查局就来找我，想知道我是否为匈牙利共产党做事。他们不知道怎么了解到，秘密警察曾向我询问你母亲，那已存入我的档案。你母亲为我的良好品德向联邦调查局作证，他们便让我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拉约什因为我母亲，两次陷入困境，仍保留着对她的美好记忆。他从上衣口袋拿出一张照片，上面的妈妈眉开眼笑，看起来轻松愉快，无疑在为自己讲的笑话自得其乐。那一片刻，她看起来是身边有英俊男子爱慕的女人，而不是因失宠于丈夫而担惊受怕的妻子。他短暂沉浸在回忆中：“她以一种很有趣、独到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她告诉我，她被人盯梢，也有人持续监视。我回答说，他们算是找对了有趣的材料。”所以，这么多年后，我也算找对了有趣的材料。母亲尽一切可能帮助丈夫，照顾两个受惊的女儿，同时又有人陪她，让她快乐。

拉约什和我在彼此的陪伴中感受到我母亲的存在。我们作为朋友而道别分手，因重建联系而感激涕零。

我曾经的“大姐姐”，现在是玛莉亚·纳塔利医生，从罗马的家中赶来与我见面。我在中央咖啡屋，心跳加快，像是期待一位从前的恋人。她走进来，身材纤细，一身黑色套装，留着时尚的金色短发，自然地焕发出大都市气质。我从座位上跳起，上前拥抱她。我曾是个思念母亲的小女孩，偎依在她柔软的怀中，现在的我却比她更高更大。我在她已有整齐皱纹、晒黑的脸庞上，搜寻熟悉的特征——一双眼睛还是老样子。她惊呼：“你曾是我的小妹妹！”她为我们现在的形体感到同样的惊讶。我回答：“你曾是我的保护人。”我们的谈话很快回到那段时日：寒冷、饥饿、悲哀，我俩都渴求的亲情和温暖。她回忆：“你还记得吗？我曾梦想我们每个人吃一个鸡蛋！”我们谈起，她与残暴的父亲之间的隔阂，还有我对自己父亲的思念。她多次重复：“但你从不埋怨。”她像拉约什一样，也在革命期间逃走。她的家人却留了下来，因她的“叛变”而饱受惩罚。她妹妹安德烈娅，因此不能上大学，不能得到好工作。

我们谈完回忆后，转向较不安全的领域。玛莉亚现在对美国是大有意见：这是个日薄西山的腐败帝国，因一位总统（克林顿）的好色而几近瘫痪；继任的总统（布什）好像是在全世界挥舞拆楼用的大钢球。尽管我同意她的部分见解，她的愤怒和我的拒绝参与，在我们之间造成一条裂缝。我说，“玛莉亚”，意欲返回安全的话题。她回来了，微笑着。我们吻别，允诺再一次见面。

我终于获准探访当年关押父母的监狱，佛街现在是匈牙利囚禁最危险犯人的最严密的监狱。它是一栋硕大的红砖建筑物，墙上有条匾，提醒着此地发生的众多罪行之一：“1958年6月15日，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志们，在此地的秘密审判中被处以死刑。”母亲经常说，她在牢房中可听到玩耍的小孩的喧笑和哭声。就是这里：不出一个街区就有一个游戏场。从那里，别人家孩子的哭声，可以轻易飘进母亲的牢房。

监狱长准将博格尧什夫斯基·乔鲍（Csaba Boglyasovszky）在门口等我。他身材高大，穿一件黑色皮外套，尽管壮硕，却没有予人任何威胁感。监狱长把我带进六道钢门中的第一道，钢门随即紧闭。他友善，喜欢聊天，已在网上查询了我与父母的情形。我尽可能想象父母当时的感受：钢门的声响就像断头台上的利斧迅速坠下，随之是一系列小钢门，陆续关紧，直到最后一道，再加上钢铁滑闩，你一个人独处牢房——彻底束手无策。这走廊迷宫的每个转弯处，不再有腰插手枪或肩背步枪的秘密警察站岗。但建筑物一如既往地固若金汤，不露半点悔恨。

我们爬上几节照得通亮的楼梯（我总想象监狱是阴暗的；当然，囚犯的每一次抽搐都必须能被看见），与几个面相严峻的男犯打了照面。他们剃成光头，戴上镣铐，面露愤怒，被押回自己的牢房。“至少这些囚犯知道他们关进来的原因”，监狱长评论，暗指我父母的情形。他以自己的阔背长臂，为我提供安全的空间。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漆成阳光灿烂的黄色，摆有软包饰的扶手椅，办公桌上方是一幅19世纪著名匈牙利风景画的翻版。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曾经从这些墙壁往下凝视。

“卡普奇诺，好吗？”监狱长问，随即为我讲述这座监狱的历史。自1919年以来，它见证了国家生活中这么多臭名昭著的章节。他带着平静的骄傲说：“自1989年以来，这里不再有政治犯。”我一边啜饮卡普奇诺咖啡一边问，这办公室当年是否曾用作我父母的审讯室？在那里，父亲因直射的强烈灯光而几乎失明，鲍比奇上尉朝他吆喝淫秽的诅咒；另一名秘密警察警告我母亲不要像大街上的娼妓一样。博格尧什夫斯基准将回答，很可能是这间房，也可能是类似的另外一间，只是装饰不同。审讯者喜欢他们的房间配合自己的口味。

喝完卡普奇诺，我们攀登楼梯，到达囚禁父亲长达十八个月的那一层。卫兵打开一间牢房的门锁，后墙高处有一扇小窗，封以铁条和通气网，钢门上有以胶带粘着的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古龙香水的广告，上面是皮肤晒成古铜色的男子，身穿紧身的内衣裤。我要求在牢房独处片刻，卫兵开初摇头——在今天的匈牙利，将无辜者关押起来是违法的。监狱长重复我的要求，这次变成了命令。他们撤离时，监狱长笑呵呵地说：“再见，再见！”当然，我自愿的短暂羁留，无法与父母的监禁同日而语。尽管如此，那仍是可怕的声音：你无法控制的钢铁滑闩，移入锁住的位置——再也不能与任何外人联系了。

刹那间，我能感到旧日恐惧的升温。在这密闭的牢房中，我没有丝毫的资源或保护，这真是可怕的感觉。假如监狱长的友好只是一种伪装？假如“花”——我刚撕下他的假面具——依然有权可使？但我知道，我只是在异想天开。几分钟后，我将重得自由，而当时的父母却是望穿秋水。

温和的监狱长十分钟后归来，微笑着问：“够不够？”我点头，伸出手说“谢谢”，便准备离去。监狱长笑了起来，说道：“你以为离开这里，这么容易吗？我必须带你出去。”由此，我们经过一道道钢门。这位高大友善的男子做手势，让卫兵一一打开螺栓和门闩，直到通向前院的最后一道哨卡。

到了外面，我深深呼吸多瑙河的潮湿空气，那是我非常熟悉的。我将手伸到监狱长面前，他握住片刻，然后问：“你会想开吗？你自己。”那主管数百名最危险犯人的男子在为我担心，我有点感动。他站在这栋建筑物的阴暗处，识破我这老成的美国人，内心深处仍是他监狱旧囚徒的小女孩。我回答：“我不知道。”

由女儿伊丽莎白陪伴，我们前往我的老家乔鲍街。途中，就在险峻的小山脚下，我们在瓦罗斯玛捷天主教堂停下。正好在举行婚礼，我们就站在后面，旁边是精心雕刻的木质告解室。这里，什么都一成未变。同样的木雕使徒，仍旧排列在祭坛两侧；多少个星期天，我曾在它面前跪下。突然，寒冷的教堂中央广场沐浴在亨德尔[5]的《哈利路亚大合唱》中。我转过身子，不让女儿看到我的眼泪。

2008年4月，女儿伊丽莎白和我在布达佩斯。这是我最后一次考察旅行，看到了“花”。

教堂对面的大街上是新开的约翰牛酒吧（John Bull）。我们经过一个女孩，穿着迷彩长裤，头发梳成非洲武士的长绺辫，就像在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6]常见的。我们朝老房子的方向，攀登险峻的小山，一路上见到以骨节嶙峋的手支撑着手杖的老翁，还有矮小臃肿的老妇。他们不属于新匈牙利。我们在乔鲍街和罗斯考维兹街（Roskovics Utca）的交叉点停留片刻，我曾在那里学习脚踏车，父母遭秘密警察的劫持也在那里发生。但我们没看到骑脚踏车的小孩，也没在街边花园看到任何儿童。我们喧闹的孩子帮，曾经在那花园里玩匈牙利版本的捉迷藏。

我们的老房子刚漆上明亮的黄色，给人以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这里不再是不同公寓的小孩相互叫嚷的地方。伊丽莎白和我窥探我们的旧公寓，由于闭合的百叶窗，里面黑洞洞的。木制的百叶窗，很像“夫人”曾用最大声响在我头上卷起卷落的。一名身穿日常便服的老妇，手执拖把走上阳台。我经常在那阳台，在爷爷的膝上，练习我们第一次学到的英语单词：“Attycake，pattycake，Baker’s man。”

“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紫丁香是你的最爱。”伊丽莎白说，她认出我们小孩房间的窗外仍长有紫丁香的灌木。这栋房子和邻居之间的铁丝网（仍是美国外交官的居所）已变得破旧不堪，顶部不再有带刺铁丝。当年为逃避父母的再次被捕，我们穿越这铁丝网上的一个大洞——已不见踪影——去邻家避难。

匈牙利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是在赴机场的途中，我们的计程车超越一长列摩托车队。骑士们身穿黑色皮夹克，头戴纳粹德军式的钢盔，为首的挥舞一面大旗，纯是箭十字党三色旗的新版。虽然细节作了修改，但上面的信息却非常明显。我们在度假的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镇（Telluride）经常看到摩托车队，中年男骑士带上他们的摩托“女孩”，重温歌手杰里·加西亚[7]的梦想。但现在，这一长列摩托车队不是在寻求欢乐。他们的神情严峻，他们钢盔下的头颅没有头发，他们是阴沉愤怒的群体，他们在继承匈牙利最黑暗时期——箭十字党与阿道夫·艾希曼携手追捕犹太人时——的残渣浊泥。路人避开他们的眼睛，假装没看见蛇行于城市的一长列黑色。我再次感到历史的阵痛。假如他们旁边没有警察随行？假如他们截住我们的计程车，要求看我们的证件？我的镇定自若还能维持多久？但我们已达机场，就要飞回我们美国的家。

[1] 凯纳斯特游戏（Canasta），通常使用两副纸牌，四人参与，发明于1938年的阿根廷，迅速在南美流行，1948年传入美国，成为1950年代的时髦。——译注

[2] 高华德（Barry Goldwater，1909年1月2日—1998年5月29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196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人物，常被誉为“保守派先生”。——译注

[3] 汉弗莱（Hubert Humphrey，1911年5月27日—1978年1月13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1965年至1969年间出任第38任美国副总统，1968年代表民主党角逐美国总统，败于理查德·尼克松之手。——译注

[4] 杰克·莱蒙（Jack Lemmon，即John Uhler Lemmon Ⅲ，1925年2月8日—2001年6月27日），美国杰出的电影演员，曾获三次奥斯卡金像奖（一次配角，两次主角）、三次金球奖影帝、一次威尼斯影帝、一次柏林影帝、两次戛纳影帝。——译注

[5] 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年2月23日—1759年4月14日），出生于德国，后来定居并入籍英国。代表作之一《弥赛亚》（Messiah）1743年在伦敦上演；英王乔治二世亲临剧院，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时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站立起来听完全曲，称之为“天国的国歌”；现今音乐会演奏此曲时，全体观众均会起立聆听，成为惯例。——译注

[6] 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Williamsburg，Brooklyn），美国纽约市下辖五区，其中之一是布鲁克林区，而威廉斯堡是该区中一座小镇，隔威廉斯堡桥与曼哈顿相连。——译注

[7] 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1942年8月1日—1995年8月9日），美国吉他音乐家、作曲家、歌手，被认为是Grateful Dead乐队的领袖。——译注

第二十章 又一惊奇

我依据信息自由法案，获得联邦调查局为父母建立的档案。这是其中一页，上有大量删减。

赴布达佩斯作最后一次研究旅行之后，我回到纽约，前厅的桌上已有一个包裹在等我。它的回信地址——华盛顿特区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将我从时差效应中即刻唤醒。有关专家告诉我，我依据《信息自由法》所索求的文件，可能要等候多年。但这就是我申请的：已受大量删减的二百十五页马顿档案，另有六十五页由于国家安全的原因仍须保密。我甚至没有时间打开自布达佩斯带回的手提箱，就一头扎进这份新档案。

第一份文件是联邦调查局的内部备忘录，日期是1955年5月10日。它显示了冷战妄想症的深植人心，不管是在布达佩斯，还是在华盛顿。它提到父亲的被捕，随即发表这条令人惊讶的愚蠢的声明：“马顿的报道［劳伊克·拉斯洛和枢机主教敏真谛的做秀公审］显示，马顿颇得匈牙利政府的好感，西方媒体对此所作的报道都非常有限。”其时，父亲已在佛街监狱里持续关了三个月，母亲在为小孩寻找寄宿的场所，那是她人身自由的最后一个月。在联邦调查局的眼中，这些事实都是毫不相干的。爸爸是可疑分子，不然如何解释他对做秀公审的报道？他受到匈牙利当局的“宠信”。

档案的下一份文件是两年后的，即1957年5月27日。由于父亲向维也纳大使馆报告布达佩斯公使馆的安全泄漏，埃德加·胡佛要求国务院安全办公室提供资讯。胡佛注意到，安全泄漏已呈报给陆军的情报部门（这是档案中唯一提及陆军准尉理查德·格拉斯佩尔的地方），但想获得更多资讯。

档案还披露出一些戏剧性的细节。从1957年到1959年，用联邦调查局的专门术语，我父母是“调查的潜在对象，有可能与匈牙利政府合作，为其提供信息”。显然，有些人（名字已被删改）向联邦调查局发出警告：“根据马顿夫妇在匈牙利过着优裕生活的事实，尽管他们亲西方，与西方过从甚密”，但妈妈和爸爸仍有可能是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特务。其他的猜疑是，“马顿自漫长的徒刑提前出狱，离境时并没受到匈牙利官员的阻挠”。

住在共产国家时，“他们亲西方，与西方过从甚密”，激发了秘密警察的怀疑；这同一特质，使父母在埃德加·胡佛的华盛顿也变得不可信赖。如我早已推测的，秘密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都不相信他们。处在金·菲尔比和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Jesus Angleton）的时代——前者是站在苏联一边的声名狼藉的英国双重间谍，后者是偏执狂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首脑——我的父母吻合既定的类型，身不由己，在两大阵营的眼中都变成有用的资产。父母作为冷战英雄受到众人欢迎，却在华盛顿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再一次，他们的自由是有条件的。

1958年12月11日，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安全的条件下”访问我父亲，发现他“全力合作，如果遇上匈牙利政府代表的接触，愿意立即通知华盛顿区办公室”。所以，父母在第一回合中获得清白。但他们没有获得彻底的自由，至少在埃德加·胡佛的世界中没有。

四年后，即1962年5月1日，联邦调查局的内部备忘录“发现［马顿夫妇］没有参与颠覆活动。自抵达这个国家以来，马顿夫妇与众多美国政府机构合作，并提供匈牙利的有关信息”。

尽管联邦调查局消除了爸爸是匈牙利特务的怀疑，他显然感受到了压力，要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他的活动和联系。从1958年到1962年，根据联邦调查局档案，爸爸与华盛顿区办公室保持定期联系，这种关系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当然，这种联系不同于他在纽约咖啡屋与秘密警察的强迫会面。它基于爸爸的信念，他在支持冷战中的自己人。即使在华盛顿，父母仍不同于其他普通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鼻子底下发生的。

1962年，大约是秘密警察为招募而重新打开我父母的档案时，联邦调查局也显示出新的兴趣。这不是巧合，因为联邦调查局对“花”实施严密监视，一定观察到他与我父亲的互动。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监视这名“新闻记者”，称他没有“外交豁免权，事实上却以在华盛顿的匈牙利公使馆和匈牙利驻联合国代表团为运作基地”。

1962年5月23日，联邦调查局特工佛勒特（Folet）约见我父亲，也是在“安全的条件下。他的解释是：他与［‘花’］在国务院新闻处天天见面；他们在那里都有自己的办公位置；这类接触是非正式的，并没有其他形式的接触；某个星期天的下午，［‘花’］顺道走访马顿的住处，遇到他家人，暗示希望有更多聚会，但得不到马顿的搭理；［‘花’］回匈牙利度假时，把汽车留在马顿的住所”。我不记得，那年夏天我家车道上停有陌生的汽车。表面上平和的爸爸，在巧妙平衡两个敌对国家的特工，我只能叹为观止。

1967年的夏季，“花”的控制官员贝尔纳特·埃尔诺变节，获得联邦调查局的保护。他暴露了匈牙利公使馆的间谍活动，包括招募我父母的企图。联邦调查局重又找上我父母。一名特工（名字已删）在1968年5月7日写信给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威廉·沙利文（William C. Sullivan），他说：“约见马顿夫妇是我们现在最合逻辑的下一步，将决定马顿夫妇是否有安全风险，是否有可供调查局利用的潜质。”

与秘密警察一样，联邦调查局也选择分别约见他们的目标——即便是已婚的夫妻。因此在1967年8月8日，联邦调查局授权对我母亲进行一项“谨慎的背景调查”。1968年4月23日的内部备忘录解释，“之后，将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约见主要目标［爸爸］，以对照比较他俩各自的故事”。

父母在审讯者眼里留下了良好印象。约见他们的特工在1968年7月30日呈递给局长胡佛的报告中写道：“伊洛娜和安德烈·马顿非常友好，没有紧张或忧虑，作出的声明似乎是诚实的。两人都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担任需要相当才智的工作。很难想象，他们受到招募［秘密警察］而木然无知。马顿陈述，他在美国的时候……匈牙利人可能会劝他为祖国做事，他对此非常警觉。与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人士交往时，他一直在头脑中保持这样的警惕。他声明，他认为自己还算聪明。就他所知，还没有人企图从他那里取得信息，或利用他为任何外国效劳。他陈述，如果有人企图征求信息，或招募他为外国政府工作，他……会立即报告。”

1968年7月30日，呈送给埃德加·胡佛的秘密备忘录总结说：“综合考虑手头的种种资料，马顿夫妇此时似乎没有构成安全威胁。马顿太太的情报潜质似乎是负数的，马顿先生的潜质似乎与资讯来源有关。就这点而言，如有必要，将继续与他保持接触。”

这是父母在联邦调查局档案中最后一份文件。自那以后，父母开始过上了郊外普通夫妇的生活。妈妈和爸爸从冷战中幸存，终于回家，不过是在美国。

尾声

我最喜欢的父亲的照片——摄于他任外交记者的国务院。随身携带的记事本放在膝盖上，他在等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如果父母仍在世，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他们喜爱历史，但不愿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全身心投入美国，很少回头看。流亡者们围坐在沸腾的辣椒鸡煲前，沉溺于古老的回忆；但这一类的怀旧聚会不是他们所爱。他们在血泊浸染的20世纪，生活于欧洲的残杀地区，如果感受到愤怒或怨恨，早已将之转化成在美国建设新生活的动力。如果回头看，他们会把目光投向那种精致、宽容、开放的文化。它曾短暂存在于多瑙河边的闪闪发光的城市，但已消失，变成一厢情愿。当我发现我们的犹太出身，他们很不高兴。生命中许多不寻常的细节，尽管我们渴望了解，他们却故意隐瞒；如果早点知悉，我们只会对妈妈和爸爸更为钦佩。但我理解，父母挣得了遗忘的权利。我现在发现他们经历的如此丰富的细节，使他们的最终胜利更为甜美，使我的理解和赞美更为深刻。多少男女花费自己的时日，设定圈套来害他们，最终都一一败北。

我对家史劲头十足时，他们的缄口不言曾让我倍感挫败。我们在美国根基浅薄，我需要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故事，每一个小孩都会这样做。我会问母亲：“我长得像外祖母吗？”她的回答是她的盈眶热泪。还有其他更多的疑问，都找不到答案。“我把情感留在哨卡了”，父亲曾如此评说我们多年前在奥匈边界上的跨越。“花”曾汇报，马顿“从不泄漏他在想什么，他的面部表情极难琢磨”。这些扭曲矫饰的情感，使一名在情绪上极需帮助的孩子，更难接近父母，更难接近过去。但它们让我父母得以存活。如果父母一生都在为伤痕和悔恨而耿耿于怀，我无疑也会长成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在世时，尤其在我完成有关罗尔·瓦伦堡一书后，我们之间因父母的隐瞒而徒生紧张的气氛。现在，多亏了秘密警察，他们的故事水落石出，虽仍有模糊之处，很少黑白分明，但我希望，我能当面告诉他们，我理解他们的选择。

他们与美国人站在一起，不仅因为自己的信念，还因为想在战后享受生活。因此在无意中，他们陷他们的孩子和自己于危险之中。出狱后，父亲在纽约咖啡屋与秘密警察定期见面，又寻求他的帮助，以获得我们的护照。母亲必须在电影院楼上的安全房，与秘密警察保持联系。他们邀请“花”到我们在华盛顿的家，感谢他把包裹转交给玛格达阿姨。这些是他们为获取无比重要的自由，而心甘情愿支付的小费。我现在想知道，我在一个贬低人格的制度下将如何存活？我将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

他们以被剥夺者的全部激情热爱美国。对母亲和父亲而言，郊外的平凡生活是珍贵的：每周去世界上最大最冷的超级市场购物，周六的网球游戏，数小时在郊外的前院清扫落叶。这些取代了在安德拉斯街（Andrassy Boulevard）咖啡屋闲荡整个下午的回忆。母亲成为了一名世界级的厨师，父亲放弃了自己孩子们的剑术，把精力集中于教会四名孙子孙女滑雪——在这项工作上，他大功告成了。他们在这种生活日常中找到了他们的欢乐。

我曾惊讶于，他们怎能忍受像节拍器一样单调乏味的郊外生活。现在我理解了，平淡和人生的可预测，恰恰是人们罕得的珍宝，20世纪缺少的就是这两桩。1955年，父亲自佛街监狱的深渊写给克雷奇默·阿帕德少校的信中说道：“十年前有过一次，我们几乎倾家荡产。在我余生里，对于再一次重建家业，我不抱存任何奢望。”在美国，他们从20世纪两大人类试验中复苏过来，重建新的生活。

父亲吝于表扬，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没人比他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我甚至在选择人生伴侣时，都把他带在脑海中。1977年我获聘担任《ABC新闻》的驻外记者，父亲让我观察和学习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你看，这个男人拥有全部的重要品质：智慧，对这个世界的领会，非常英俊——卡蒂，他是应有尽有。”所以，我记得自己当时的理解，那是他愿意认作女婿的人。虽然我俩已离婚，他仍把他外孙的父亲彼得，当作自己的女婿，直到生命的最后。彼得也是如此。时任助理国务卿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与我结婚之后，会与父亲一坐几小时，一起回忆那些享有殊荣的大使、副国务卿和次国务卿。他们还讨论父亲的万神庙中最令人尊敬的人物，即他采访和钦佩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迪安·腊斯克和亨利·基辛格。如有幸出生在另一时代、另一地点，父亲会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外交官。

大多数的死亡同时带来伤心和解脱。父母过世后，关于过去的禁忌也烟消云散。就像我较早提及的，爸爸从没打开那第一份秘密警察档案。它仍躺在书桌上，原封不动；其普通的黄色文件袋，盖有秘密警察档案室的图章。他去世后，我把它打开。我在傍晚开始，手不释卷，一直读至第二天清晨。我哭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受辱的程度。我总是认为，父母的坐监只是相对短暂的囚禁（父亲的不满两年，母亲的一年不到）。现在我明白，他们一直是自己国家的囚犯，直到抵达美国，甚至还没有完。法西斯和匈牙利当局都把他们当作人民公敌，予以监视和跟踪——他们也没得到美国人的全部信任。

我在研究期间觉得，我似乎也参与了监视，但我的动机与秘密警察的大相径庭。我为自己而写，为我的孩子而写，但这不是我的故事。人类中相当部分的人群曾这样活过，在某一地点，在某一时间。因此，在这些故事被人遗忘之前，在我们继续迈步之前，让它水落石出是非常重要的。

1995年，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和我，在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官邸新婚燕尔。1950年代，我家曾在那里度过美妙时光。

我开始与官方打交道，想取得其他档案，但从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档案文件开始陆续抵达，我意识到其中的风险。假如档案透露出可怕的欺骗怎么办？但我愿意承担，最终的结果恰恰相反。我反复阅读这些文件，使我更加贴近父母。

我曾在旅程开始时写道，小孩不可能完全认识他们的父母，因为双方都在这样行事，犹如一个共谋。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秘密警察，我觉得，我现在读懂了他们。父母不再是我年轻时想象的半神半人，而更有趣、更机灵、更复杂，远远超越我的想象，也更有人情味。父亲在巴拉顿湖边喝啤酒，与母亲之外的女人彼此亲昵。他浪漫地与冷艳的英国丽人同坠爱河，而母亲则在更年轻男子的赞美中寻找安慰。监狱把他们带至人生低谷——父亲已到自杀的边缘——又把他们捏成一体。

当然，若是能看到的话，他们会发现这本书写得太近隐私，不会喜欢如此袒露。就像伟大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1]所说的，写书是很危险的，会惹人发怒。最终，父亲可能会说：“嗯，这是你的书，你是作者。”他几乎从不闯入我的生活，所以我如此重视他的见解。他是一位笃爱子女的父亲，但不随和。多亏了档案，我才知道孩子是我父亲最致命的弱点，两个大陆上的特工都曾这样指出。他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本克·莱奥博士曾报告：“我确信，他的妻子，更甚者，他的小孩，如有大难当头，他会招出一切来拯救她们。”秘密警察的扬博尔·阿帕德上校作出同样的结论，华盛顿的“花”再一次确认此事。因为这一点，我感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任何子女能要求比这更重要的证据吗？——父亲在1955年9月2日给克雷奇默少校的信中写道：“昨天是9月的第一天，幸好没有受审，因为我心里只记挂着这是开学第一天，［我的孩子们］却杳无音信。”

母亲过世后，在他生前最后一年，爸爸搬来与我们同住。每次我从布达佩斯回来，他总会问：“佩斯有何新气象？”他阴晦的眼神短暂地变得警觉起来。他感兴趣的不是人，肯定也非政治，而是他的布达佩斯本身。他会说，告诉我格雷舍姆宫现在做何用途了？四季酒店！我的上帝！他会摇头，无疑忆起1944年他和母亲曾在那里躲避箭十字党狂热分子的追捕，现在却变成欧洲最壮观的宾馆之一。那么纽约咖啡屋呢？已归意大利连锁店所有！歌剧院呢？还有像塞凯伊·米哈伊这样的男低中音吗？然后，我们会一起缅怀那很久以前的岁月：父母都已入狱，那位著名的歌剧明星（他会说，饰演《唐·乔万尼》[2]中的仆人，没人比得上塞凯伊！）来看望我们姐妹。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无数次表示赞同。父母从不多谈那些没来看望的朋友。

每次交谈之后，他会坚称：“没有一座城市，在地理上如此有福气——甚至好过巴黎，让一条大河横贯她的心脏。”

母亲不在了，他在生活中乐趣甚微。当他不再点燃烟斗时，我知道他已对活下去丧失兴趣。我们经常在晚上一起看老电影，在他去世前的一星期左右，我们看黑白经典片《大鼻子情圣》[3]，由何塞·费勒[4]饰演长鼻子的机灵鬼。当这位英雄终止追求心爱的罗克珊（Roxanne）的每周报告时，父亲抢先背诵自己熟记的旁白：“星期六，26日，在日落西山的一小时之后，德·贝热拉克先生死于他人策划的谋杀中……”然后父亲微笑着说：“你知道，要是用匈牙利语来念这些词句，会更好听。”

九十五岁生日的一天后，他在家里安然去世。他对我说的最后话语包括：“你母亲是很好的伙伴。”

在这春天的清晨，时差效应让我早早苏醒，熟悉的纽约城市警笛声在远处呼啸。我在布达佩斯的最后一瞥，是一长列挥舞着排斥外人的旗帜的摩托车队。相比之下，这里的警笛声听起来温和许多——几乎让人感到宽慰。写到此处，我抬头看看我最喜欢的父亲的照片——镶着银色相框，挂在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我家客厅。他坐在国务卿办公室外面的长沙发上，膝盖托着记事本，视线避开摄影师镜头的打扰。父亲以尊严为盔甲，是个超脱、镇定、警觉之人。我希望他能听到我的声音：谢谢你。

[1]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年6月7日— ），土耳其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品包括《白色城堡》、《黑书》、《新人生》、《我的名字叫红》、《雪》等。——译注

[2] 《唐·乔万尼》（Don Giovanni），著名作曲家莫扎特谱曲的两幕意大利语歌剧，以唐璜为主要人物，首演于1787年10月29日的布拉格城邦剧院。——译注

[3] 《大鼻子情圣》（Cyrano de Bergerac），1950年发行的美国黑白电影，改编自法国诗人埃德蒙·罗斯丹（Edmond Rostand）的同名戏剧。——译注

[4] 何塞·费勒（José Ferrer，1912年1月8日—1992年1月26日），美国波多黎各裔电影演员和导演，在《大鼻子情圣》中有精湛演出，因此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译注

致谢

这是一本回忆录，基于我对往事的追忆，其中一小部分具历史性，剩下的都与私人有关。个人的回忆当然是不完整的。我许多最早的记忆，可追溯到五十多年前；然而，由于父母和姐姐多年来的复述，始终栩栩如生。我在写本书时，还参照了父母各自的回忆录，即父亲在1971年由“Little, Brown”出版的监狱回忆录《遭禁的天空》，以及母亲在2004年去世前托付给我的从未出版的日记。根据新的匈牙利法律，我有权浏览AVO——可怕的匈牙利秘密警察——在布达佩斯为我一家人设立的档案，即国家安全历史档案（Allambiztonsagi Szolgalatok Torteneti Leveltara）。我感谢该部门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帮我找到并读懂这份在其库存中仍属大部头的档案。它成为本书的主要来源，为恐怖国家对我家二十年的完全监控，以及父母在狱中遭受的种种折磨，提供了细致入微的具体情景。其中的关键部分，我不但仔细精读，而且从匈牙利文译成英文。在本书的叙述中，哪些片段来自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都有明确的注释。

我的家庭故事只是广泛的冷战博弈的一部分，所以我还需要华盛顿的外交记录。为了跟踪约翰·杜勒斯治下的美国国务院在我父母的被捕和审判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参阅了存于马里兰州国家档案馆的1948——19 57年的外交文件。新美国基金会的萨姆·谢拉登（Sam Sherraden）帮我寻找此类文件，觅得了大量珍贵的材料。在寻找有关我父母的其他国务院机密文件上，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大使和玛格丽特·格拉菲尔德（Margaret Grafeld）也大有助益。我在寻找涉及父母的机密文件时，很幸运地获得了汤姆·布兰顿（Tom Blanton）的指点，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主管。瓦莱丽·科莫尔（Valerie Komor）以一流的专家技能，引导我浏览美联社的档案，也找出了其中的相关奥秘。

为了补充对那个年代的回忆，我还得依靠冷战时期的幸存者及有关的专家，不仅是匈牙利人，还有美国人。他们为这本回忆录提供了宝贵的人证，我对此充满感激，其中最突出的是外交官汤姆·罗杰斯。他是我父母在布达佩斯的最亲密朋友，曾开车送我们去奥匈边境投奔自由，更填补了我记忆所遗漏的点点滴滴。

使我完成本书的其他人士还有：

Tamas Lorinczy　　Laszlo Jakab Orsos

Laszlo and Judit Rajk　　Arabella Meadows Rogers

Donald Downs　　Geza Katona

Istvan Deak　　Attilla Szakolczai

Ferenc Partos　　Ernest Nagy

Helen Nagy　　Marika Hallosy

Magda Pless　　Lajos Csery

Janos Radvanyi　　Simon Bourgin

Maryanne Szegedy Maszak　　Richard O’Regan

Ronald Farquhar　　Peter Kokas

Balint Kokas　　Békes Csaba

Sandor Liptay-Wagner　　Dr. Maria Hellei Natali

Andrea Hellei　　Conchita Glaspell

Elizabeth Jennings　　Christopher Jennings

Andrew Marton　　Julia Marton Lefèvre

Nicolas Marton Lefèvre　　Mathieu Marton Lefèvre

Brigadier General Csaba Boglyasovszky

Katalin Bogyai　　Christopher Hill

Strobe Talbott　　Walter Isaacson

我的作家朋友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和拉里莎·麦克法夸尔（Larissa MacFarquhar）是本书首批读者中的两位。他们慷慨投入自己的时间，为改进原稿提出宝贵的意见，我要感谢他们在这个写作项目中所给予的深情厚谊和道义支持。本书还得益于伊丽莎·格里斯沃尔德（Eliza Griswold）的认真阅读和语言天赋；在帮助改进本书上，丹尼尔·门德尔松（Daniel Mendelsohn）、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德克斯特·菲尔金斯（Dexter Filkins）、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本·斯金纳（Ben Skinner）和乔治·派克（George Packer），各自发挥了重要作用；儿子克里斯托弗·詹宁斯（Christopher Jennings），帮助润饰了最后阶段的原稿；我的助手洛琳·哈奇（Loryn Hatch），在这个写作项目中足智多谋、镇定自如；Simon ＆ Schuster出版社的罗杰·拉伯利（Roger Labrie）和吉普赛·达·席尔瓦（Gypsy da Silva），再一次挥动魔杖；我感谢上述的所有人士。

如果我高明的编辑兼挚友艾丽斯·梅休（Alice Mayhew），没有给予早期的支持和后续的鼓励，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艾丽斯，以及我写的七本书中六本书的经纪人阿曼达·厄本（Amanda Urban），既是我写作生涯中的重要支柱，也是任何人所能企求的最坚定的朋友。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与本书——我所写的书中最痛苦、最私密的一本——休戚相关，分享我的每一次痛苦发现。他是我的对话者、我的鞭策者、我勇气和信心的主要源泉，我对他的感谢永远都是不够的。在这个写作项目及其他一切项目中，理查德和我的孩子伊丽莎白、克里斯托弗，都献出了爱、热情和耐心；对此，无论我如何感谢，都不足够。伊丽莎白陪我去布达佩斯作最后一次调研，与我分享最终的戏剧性发现。我唯一 的遗憾是，她的祖父母，本书中的一对英雄，没能活着看到它的出版。即便父母倾向于向前看，但我觉得，对20世纪黑暗之心的这一回顾，他们还是会予以赞许的。

译名对照表

A

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

阿道夫·诺伊曼 Adolf Neumann

阿德莱·史蒂文森 Adlai Stevenson

阿尔伯特·希勒 Albert Shearer

阿尔克特斯街 Alkotas Utca

阿夫纳 Gershon Avner

阿拉贝拉·罗杰斯 Arabella Meadows-Rogers

阿林·唐纳森 Allyn C. Donaldson

阿佩奇香水 Arpège

阿瑟·库斯勒 Arthur Koestler

阿通尼·阿蒂拉 Attila Ajtonyi

埃德加·胡佛 J. Edgar Hoover

埃尔诺·马顿 Erno Marton

埃夫里尔·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

埃莉诺·罗杰斯 Elinor Rogers

埃利斯岛 Ellis Island

埃斯蒂斯·基福弗 Carey Estes Kefauver

埃陶 Eta

艾迪利格特 Adyliget

艾弗里·布伦戴奇 Avery Brundage

艾玛·奥希兹女男爵 Baroness Emma Orczy

艾瑟尔·罗森堡 Ethel Rosenberg

爱德华·科里 Edward Korry

爱德华·韦尔斯 Edward T. Wailes

安德拉什 Andras

安德拉斯街 Andrassy Boulevard

安德拉希 Andrassi

安德烈·马顿 Endre Marton

安德烈娅 Andrea

安德鲁·托马斯·马顿 Andrew Thomas Marton

安东·马卡连科 Anton Makarenko

安吉拉·里斯 Fräulein Angela Riese

安娜·诺伊曼 Anna Neumann

安全房 safe house

奥迪电影院 Ady Cinema

奥尔罕·帕慕克 Orhan Pamuk

奥斯卡·彼得森 Oscar Peterson

B

巴拉顿湖 Lake Balaton

巴林特 Balint

班迪 Bandi

鲍比奇·佐尔坦 Zoltan Babics

鲍尔瑙太太 Mrs. Barna

鲍拉日·贝拉 Bela Balazsi

鲍洛格·米哈伊 Mihaly Balogh

贝尔纳特·埃尔诺 Erno Bernat

贝塞斯达镇 Bethesda

贝亚洛尼斯 Beyolannis

被俘国家 captive nations

本克·莱奥 Leo Benko

比尔 William Beale

彼得 Peter

彼得·加博尔 Gabor Peter

彼得·亚诺什 Janos Peter

彼得·詹宁斯 Peter Jennings

彼得罗维奇·久洛 Gyula Petrovics

碧卡宾馆 Bika Hotel

波吉和贝丝 Porgy and Bess

博格尧什夫斯基·乔鲍 Csaba Boglyasovszky

布比 Bubi

布达伊·安德拉什 Andras Budai

布里斯特尔宾馆 Hotel Bristol

布鲁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罗迪·山多尔 Sandor Brody

C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长红香烟 Pall Mall

D

黛西·布坎南 Daisy Buchanan

丹尼尔·特鲁斯 Daniel De Luce

丹尼斯威胁 Dennis the Menace

档案人 file-self

德·贝热拉克 Cyrano de Bergerac

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 Dmitri Volkogonov

迪安·腊斯克 Dean Rusk

蒂博尔 Tibor

蒂豪尼镇 Tihany

杜嘉班纳 Dolce ＆ Gabbana

多瑙河宾馆 Duna Hotel

E

厄内斯特·道森 Ernest Dowson

厄内斯特·纳吉 Ernest Nagy

F

菲勒普·山多尔 Sandor Fulop

菲利普·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

费赫尔·日格蒙德 Zsigmond Feher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Felix Dzerzhinsky

佛街 Fo Utca

佛勒特 Folet

弗拉基米尔·斯维里多夫 Vladimir Sviridov

弗兰茨·约瑟夫 Franz Joseph

弗兰克·施塔泽尔 Frank Starzel

弗朗西斯卡 Francesca

弗雷德·阿斯泰尔 Fred Astaire

弗里德曼·莎丽 Sari Friedmann

G

盖勒特酒店 Gellert Hotel

盖罗·埃尔诺 Ernő Gerő

盖罗·塔马斯 Tamas Gero

高华德 Barry Goldwater

格雷戈里 Gregory Glaspell

格雷舍姆宫 Gresham Palace

格蕾丝·凯利 Grace Kelly

贡德尔餐馆 Gundel’s

国际社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国家安全局 AVO

H

哈里·菲尔兹 Harry C. Fields

海伦·斯蒂芬斯 Helen Stephens

海伦德瓷器 Herend china

汉弗莱 Hubert Humphrey

汉基 Robin Hankey

豪洛希·贝拉 Bela Hallosy

豪洛希·梅琳达 Melinda Marika Hallosy

何塞·费勒 José Ferrer

黑莱 Hellei

黑勒·拉斯洛 Laszlo Heller

黑勒·伊洛卡 Ilonka Heller

亨德尔 George Frideric Handel

亨利·普伦克 Henry R. Plenk

红花侠 The Scarlet Pimpernel

华尔道夫 Waldorf-Astoria

霍尔蒂·米克洛什 Admiral Nicholas Horthy（Miklós Horthy）

J

基恩·布朗 Keirn Brown

基尔默营 Camp Kilmer

基拉·约瑟夫 Jozsef Kira

基思塔萨 Kistarcsa

吉扎·卡托纳 Geza Katona

加布丽埃勒·吉耶梅 Gabrielle Guillemet

加里·库珀 Gary Cooper

加什帕尔 Gaspar

箭十字党 Arrow Cross

杰哈特店 Gerhardt

杰克·莱蒙 Jack Lemmon（John Uhler Lemmon Ⅲ）

杰克·雷蒙德 Jack Raymond

杰克·麦科马克 Jack MacCormac

杰拉德·辛普森 Gerald Simpson

杰里·加西亚 Jerry Garcia

杰里·斯泰西 Jerry Stacy

捷巴德咖啡屋 Gerbeaud

金·菲尔比 Kim Philby

君特·格拉斯 Günter Grass

K

卡达尔·亚诺什 Janos Kadar

卡蒂·马顿 Kati Marton

卡蒂卡 Katika

卡尔马尔·苏兹 Zsuzsi Kalmar

卡萝尔·希勒 Carroll Shearer

凯纳斯特游戏 Canasta

考波奇·贝拉 Bela Kapotsy

考博什·安德烈 Endre Kabos

考帕 Cauper

科尔·波特 Cole Porter

科考什太太 Mrs. Kokas

科苏特·拉约什 Lajos Kossuth

科瓦奇·雷若 Rezso Kovacs

克莱尔·卢斯 Clare Boothe Luce

克劳迪娅 Claudia Glaspell

克劳绍伊·费伦茨 Ferenc Krassoi

克雷奇默·阿帕德 Arpad Kretschmer

克里斯琴·雷芬达尔 Christian Ravndal

克斯·乌萨格 Kis Ujsag

孔奇塔·格拉斯佩尔 Conchita Glaspell

库恩·贝拉 Béla Kun

库特鲁茨·卡塔琳 Dr. Katalin Kutrucz

L

拉茨·山多尔 Sandor Racz

拉哈斯凯勒餐馆 Rathauskeller

拉科西·马加什 Matyas Rakosi

兰格路特 Langreuter

兰斯洛特 Lancelot

劳德瓦尼·亚诺什 Janos Radvanyi

劳伊克·拉斯洛 Laszlo Rajk

理查德·格拉斯佩尔 Richard Glaspell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Richard Holbrooke

理查德·卡西希克 Richard Kasischke

理查德·欧里根 Richard O’Regan

林登·约翰逊 Lyndon Johnson

露丝·特赖恩 Ruth Tryon

露易莎·罗杰斯 Louisa Rogers

卢埃林·汤普森 Llewellyn Thompson

鲁伯特·劳埃德 Rupert Lloyd

罗伯特·麦克莱恩 Robert McLean

罗伯特·墨菲 Robert Murphy

罗伯特·皮尔里高级中学 Robert E. Peary High School

罗尔·瓦伦堡 Raoul Wallenberg

罗克珊 Roxanne

罗克维尔镇 Rockville

罗纳德·法夸尔 Ronald Farquhar

罗斯考维兹街 Roskovics Utca

罗素·琼斯 Russell Jones

洛齐叔叔 Uncle Laci

M

马克斯·芬格 Max Finger

马柔斯街 Maros Utca

马丝恩 Marcine

马文·卡尔布 Marvin Kalb

马修·克罗斯 Matthew Crosse

玛尔塔婶婶 Marta Neni

玛格达阿姨 Aunt Magda

玛吉特岛 Margit Island

玛丽·简牌 Mary Janes

玛丽亚·纳塔利 Maria Natali

玫瑰山 Hill of Roses

蒙特卡洛 Monte Carlo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米米 Mimi Glaspell

米什科尔茨 Miskolc

莫里斯·曼德尔 Maurice Mandl

莫洛托夫 Molotov

莫妮克 Monique

莫斯科人 Moscovite

N

纳道什迪·安 Ann Nadasdy

纳吉·伊姆雷 Imre Nagy

尼古拉·霍赫洛夫 Nikolai Khoklov

诺马法旅馆 Normafa tourist hotel

P

帕拉丁 Palatinus

帕斯卡 Blaise Pascal

帕特里克·奥西尔 Patrick O’Sheel

佩吉·辛普森 Peggy Simpson

皮罗什·拉斯洛 Laszlo Piros

皮罗什卡·塞凯伊 Piroska Szekely

皮什陶·派什蒂 Pesti Pista

普勒斯·拉斯洛 Laszlo Pless

普利格尔太太 Mrs. Priegle

Q

齐尔伯 Herbert Zilber

恰尔达什 czardas

乔 Joe

乔鲍街 Csaba Utca

乔纳斯·贝拉 Bela Jonas

乔瑟瓦勒斯区 Jozsefvaros

乔治·阿博特 George M. Abbott

乔治·波尔克奖 George Polk Award

乔治·拉布谢尔 George Labouchère

切尔迈伊街 Csermely Utca

切里·拉约什 Lajos Csery

切维蔡斯 Chevy Chase

S

萨尔·约瑟夫 Jozsef Szall

萨默塞特·毛姆 Somerset Maugham

塞凯伊·米哈伊 Mihaly Szekely

桑托 Szanto

色维纳尔 Sevenal

莎拉·罗杰斯 Sarah Rogers

莎丽 Sari

山多尔 Sandor

绍博·亚诺什 Janos Szabo

绍特马里·耶诺 Jeno Szatmary

圣―埃克苏佩里 Saint-Exupéry

世界和平理事会 World Peace Council

爽健牌 Dr. Scholl’s

斯宾塞·巴恩斯 Spencer Barnes

斯特罗布·塔尔伯特 Strobe Talbott

苏格利葛特镇 Zugliget

苏联政治警察 NKVD

T

塔科马公园镇 Takoma Park

泰莱基伯爵 Count Pal Teleki

泰雷兹 Terez

汤姆·布坎南 Tom Buchanan

汤姆·罗杰斯 Tom（Thomas） Rogers

唐·乔万尼 Don Giovanni

堂·唐斯 Don Downs

特兰西瓦尼亚地区 Transylvania

特柳赖德镇 Telluride

天外救星 deus ex machina

铁托 Tito

同盟国管制委员会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

图尔昌·约瑟夫 Jozsef Turcsan

图尔恰尼·埃贡教士 Monsignor Egon Turchanyi

土耳其禁卫军 Janissaries

土耳其浴室 Turkish baths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托妮·辛普森 Toni Simpson

W

瓦格纳·山多尔 Sandor Liptay-Wagner

瓦罗斯玛捷教堂 Varosmajor Church

瓦洛斯利格特 Varosliget

瓦齐街 Vaci Utca

威廉·沙利文 William C. Sullivan

X

西德尼·拉方恩 Sidney Lafoon

西夫韦超级市场 Safeway supermarket

西拉德·莱奥 Leo Szilard

西蒙·布尔金 Simon Bourgin

西摩·弗赖丁 Seymour Freidin

希克·安德烈 Endre Sik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 Sheila Fitzpatrick

希瑟拉·博克 Sissela Bok

小鼓手 kisdobos

辛克莱·刘易斯 Sinclair Lewis

辛马·安德拉什 Andras Bandi Sima

辛娜拉 Cynara

信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Y

雅各布·贾维茨 Jacob Javits

雅那·扎特马利 Jeno Szatmary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leksandr Solzhenitsyn

扬博尔·阿帕德 Arpad Jambor

叶慈 William Yeats

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

伊洛娜·马顿 Ilona Marton

伊万乔夫上校 Colonel Ivancov

依莱镇 Ely

伊祖契 Izorche

意大利腊肠 salami

尤玛镇 Yuma

犹大洞 the Judas

原子科学家公报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约翰·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约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约翰·勒卡雷 John le Carré

约翰·麦科马克 John MacCormac

约瑟芬·萨尔瓦托雷 Josephine Salvatore

约瑟夫·麦卡锡 Joseph McCarthy

约瑟夫·敏真谛枢机主教 Jozsef Mindszenty

Z

泽纳特区 Szena Ter

詹姆斯·安格尔顿 James Jesus Angleton

詹姆斯·麦卡格 James McCargar

朱莉·马顿 Juli（Julia） Marton

朱利叶斯·罗森堡 Julius Rosenberg

自由桥 Liberty Bridge

佐德·费伦茨 Ferenc Zold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英] 劳伦斯·里斯 著　　刘爽 译

奥斯维辛：

一部历史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

by LAURENCE REES

Copyright © : Laurence Rees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bury Publishin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维辛 : 一部历史 / (英) 劳伦斯·里斯著 ; 刘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9

书名原文: AUSCHWITZ: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

ISBN 978-7-5495-8548-9

Ⅰ. ①奥… Ⅱ. ①劳… ②刘… Ⅲ.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史料

Ⅳ.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520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导读

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徐贲

英国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的《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是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的一部六集纪录片，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囚犯和看管的访谈来呈现和还原相关的历史真相。这部为纪念战胜纳粹德国60周年而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于2005年1月在BBC一台首次在英国播出，同年年初又在美国播出，题目改为《奥斯维辛：纳粹国家内幕》（Auschwitz: Inside the Nazi State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下简称《奥斯维辛》）这本书就是基于此纪录片。对史实求证，里斯采取的是“孤证不引”的方法，他说，这部纪录片“没有剧本作家（screenwriter），每一个说出来的字都出自两个——有的地方是三个——历史记录”。 [1] 纪录片里的奥斯维辛建筑图属电脑生成，所用的建筑图样来自1990年代前苏联档案解密的材料。这些建筑图纸在BBC Horizon 1994年的纪录片《奥斯维辛：大屠杀的蓝图》中作了介绍。

历史的回顾必须以揭示和再现真相为宗旨，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从历史中得到对我们今天有用的经验和教训。里斯在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访谈中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桩“罪恶”，“历史学应该致力于引导人们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罪恶，还有什么比这个目的更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罪恶，你就不能环视这个世界，思考为什么它还会再次发生”。里斯还特别强调，这部纪录片不只是关于奥斯维辛的，“我们用奥斯维辛来讲一个更大的故事，用奥斯维辛为棱镜来认识灭绝屠杀的全过程，并对犯下这一罪恶的人们的心态有一些了解”。 [2]

里斯要揭示的犯罪者心态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的心智失常，而是无数心智正常者的心灵黑暗之地。他们是社会中普通的“好人”，他们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精英。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的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如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的“对权威的服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的正是“好人”如何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变成恶魔。津巴多称之为人性中的“恶”，对此他写道：“我们曾目睹透露人性残酷面的各色症状，惊讶于善人如何轻易被环境改变，成为十分残酷的人，而且改变程度可以多么剧烈……虽然邪恶存在与任何环境中，但我们更近距离地检视了邪恶的繁殖地——监牢及战场。它们总是成为人性的严峻考验，在这两个地方，权威、权力及支配彼此混杂，受到秘密的掩饰时，这股力量会让我们搁置自己的人性，并从身上夺走人类最珍视的品质：关爱、仁慈、合作与爱。” [3] 奥斯维辛是一个被纳粹既当作监狱又当作战场的地方（当然还是一个供应奴工的地方），但事实上那既不是监狱也不是战场，而是纳粹统治下经由“累积式激进”形成，并作为永久“例外状态”而存在的“集中营”。

一、集中营的“累积式激进”

《奥斯维辛》史学贡献最著的部分是它所还原的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相——让人们了解奥斯维辛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发展而成。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从1940年开始正式运作，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放，期间被杀害的遇难者达100万以上，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然而，建立这个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却并不是要在那里屠杀犹太人。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囚犯并非犹太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奥斯维辛后来成为关押纳粹认为有危险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的地方。纳粹用它来“威吓当地人”，囤积奴工，“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

通过揭示奥斯维辛的演变过程，里斯要告诉读者的是，纳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地要把奥斯维辛建成一个杀人魔窟。这个现在恶名昭著的集中营乃是纳粹在不断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次次临时调适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它的演变成为纳粹极权统治“累积式激进”（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的一个缩影。累积式激进指的是，灭绝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之后，那些以各种方式参与灭犹的纳粹“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不少历史学家作出的也是这样的解释。

《奥斯维辛》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用揭示累积激进的过程来纠正一个历史解释的常见错误。里斯指出，“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犹太人隔离区也是一样，它后来成为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先导，但是，里斯同样也指出，“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与奥斯维辛和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它们都朝着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

里斯详细叙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波兰犹太人隔离区，都是为了说明，纳粹一开始并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更不用说消灭所有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了，大屠杀本身也是一个“累积式激进”的结果。里斯指出，即使是纳粹的首脑人物——如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也没有大屠杀的计划。他们甚至不同意“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un-German），也不可能实现”。但是，纳粹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从解决因德意志人迁移而造成的住房短缺，到战时的粮食短缺——使得他们在制定应对政策时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邪恶。这种“累积式激进”是纳粹极权制度的暴力统治逻辑所无法避免的，也只有在这个制度中才会如此迅速地加剧和恶化，奥斯维辛就是纳粹制度的一个产物。

奥斯维辛是纳粹集中营的缩影，那么什么是“集中营”呢？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一书里对集中营（camp，中译作“收容所”）的存在做了本质的分析。他指出，收容所中所发生的事件超出了关于犯罪的司法概念，收容所是一个例外的空间，它被置于监狱法以及刑法的权限范围之外，是被置于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的一片领地。收容所与这些法律无关，“达豪以及后来很快增设的其他收容所（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利希滕贝格）实际上一直在运作……这类收容所已经在德国成为了永久现实”。 [4] 在这样的地方，合法的居民“已经被剥夺了所有政治身份，并被完全还原为赤裸生命”，他们也因此成为“牲人”，“人类被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特征，以至于达到对他们做任何行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 [5]

集中营并不是纳粹的发明，但是集中营在“累积式激进”过程中变成死亡营和灭绝营，却是史无前例的纳粹邪恶罪行。阿甘本指出，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到底是1896年古巴的西班牙人为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而创设的campos de concentraciones， 还是20世纪英国人用于集中管理南非布尔人的concentration camps，才应该被确认为最初出现的集中营。但是，关键问题是，这两个事实都是“与殖民战争相联系的例外状态向平民人口的扩展”。换言之，“收容所既非诞生于普通法律，也非……监狱法的某种改造和发展产物；毋宁说，它们诞生于例外状态和军事管制。这在纳粹集中营（Lager）的例子中表现的甚至更为明显……法律制度能出于使国家安全免于威胁的目的，对个人进行‘拘留’，所以纳粹法学家常常视此法律制度为预防性的管制制度”。 [6]

纳粹统治时期，最早的达豪集中营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从概念上便与特雷布林卡这种在战争期间才建成的灭绝营不同。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敌，他们被视为对纳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犹太人还不是。当时的德国民众也为此而支持建立集中营。里斯指出，“在所有接受我们拍摄的德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当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他们对灭绝营的存在‘满怀热情’，但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他们将集中营视为一种防卫性的，正当的例外措施。正如里斯指出的那样，他们所不清楚的是这样的集中营可能多么暴力和残酷，“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尽管肉体虐待已经十分残酷和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这是为了彻底摧毁反纳粹人士的抵抗意志。

当犹太人被关入集中营的时候，纳粹也以犹太人威胁德国国家安全为借口，这使得例外状态成为纳粹迫害的常态。对此阿甘本说：“阿伦特曾经指出，收容所暴露出来的是支撑着极权主义统治，而常识又顽固地拒绝承认的一条原则，也就是说，是那条使一切都成可能的原则……仅此一条原因，就使得在收容所里一切都能真的成为可能。如果不理解收容所（的本质）……那么收容所中发生的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永远是难以理解的了。” [7] 《奥斯维辛》中党卫队看守和“卡波”对犹太人的酷刑残害会让读者毛骨悚然，难以置信——人怎么能这样残害他人。如果不是因为里斯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证据，读者一定难以想象，怎么短短的几个月间奥斯维辛就能从一个集中营累积激进为一个死亡营，而在那里执行杀戮任务的看守们又是如何在心理上迅速适应这一剧烈转变的。《奥斯维辛》一书中讲述得最多的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那位党卫队中的模范和奥斯维辛的指挥官——本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在家里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在集中营里却如魔鬼般冷酷和残忍。这样的人格分裂也会让人觉得难以置信。里斯指出：“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集中营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发生难以置信的变化的非人化境地。

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的非人境地里，囚犯变成了阿甘本所说的“牲人”，而看守则变成了“兽人”。极权统治把人要么变成牲口，要么变成野兽，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兽。这就是制度性的去人性，它逼着人变成动物，而集中营更是一个浓缩的牲人和兽人世界。这个地方浓缩了阿伦特所说的“恶”——那种人不再是人，人不被当人的“恶”。阿伦特在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里，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为多余”。 [8] 1945年，随着纳粹集中营被解放，大量发生在那里的恐怖事件开始被披露，阿伦特的强烈反应是，“恶的问题将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基本问题”。 [9] 当有人问她对灭绝营的看法时（她第一次听说是在1942年），她说，就像打开了一道深渊，“对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任何人都不能”。 [10]

对此，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写道：“阿伦特感到，集中营所发生的事件是最极端的，最根本的恶的形式。‘奥斯维辛’变成了集中体现这场浩劫的名词，并变成了20世纪爆发的其他恶的象征。我们还可以谈到柬埔寨、乌干达、波斯尼亚——这些名称和地点是如此不同，但所呈现的都是可怕的事件，我们将尽全力去理解这些事件，但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 [11] 也就是说，无论这样的事件如何被某些人说成具有“正当”“合理”的原因，我们都永远不能原谅和宽恕这样的事件。对这样的事件，我们必须在道义上永远关闭所谓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正当性”的大门。

20世纪之后，恶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神学的概念，也不只是撒旦的别名，而是现实生活中一种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残害性暴力。我们所遭遇到的恶和我们对恶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戴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在《撒旦之死》一书里就此写道：“我们的文化在恶的可见性与可以获得的对付它的知识资源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恐怖的景象从来不曾如此广泛地散播，也从来不曾如此骇人听闻——从组织化的死亡集中营，到儿童在饥荒中饿死，而这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12] 20世纪，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大规模人道灾难，千百万无辜者死于非命，恶造成的罪孽从未如此之多，但我们对恶的反应和认知却长期停滞不前。

恶普遍存在于20世纪的专制和极权制度中，大屠杀只不过是极权之恶的一个显例而已。极权之恶不只是少数虐待狂和疯子的事，而且更与众多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普通人都有关联，对此里斯警告道，不要忽视了纳粹统治环境对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的人性改变效应，正是这种环境效应生产了无数心甘情愿跟随希特勒作恶的普通纳粹，他们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无悔意。

二、对大屠杀的历史学解释

里斯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奥斯维辛》是一部历史研究著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历史研究有两个着重点，一个是发掘“史实”材料，一个提出“论述”观点，前一个着重于历史局部和细节，后一个着重于对整体特征和格局的把握。《奥斯维辛》提供许多档案资料和第一手访谈材料，其“史实”价值自不待言。它用这些历史细节对大屠杀所做的历史整体阐述也许更值得我们重视。尤其是，当今我国学界尚缺乏对纳粹德国史研究新发展和新成果的翻译和整体介绍，《奥斯维辛》正好可以成为一个切入点，以期引发学界和读者对纳粹德国更大的兴趣和更周全的认识，并思考这些新方法和新观点对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可能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史学界有不少关于犹太人大屠杀肇端的辩论，并由此涉及纳粹德国（第三帝国） 的统治制度、政策、权力运作等相关问题，历史学家们不同的整体论述观点形成了“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又称“结构主义”）和“蓄意主义”（intentionalism）的分歧。分歧集中于两个基本问题上：第一， 究竟希特勒有没有大举屠杀犹太人的整体蓝图？ 蓄意主义认为他有计划，功能主义则认为没有。第二， 犹太人大屠杀是基于希特勒的命令，还是德国纳粹官僚的创造发明？蓄意主义认为是基于希特勒的命令，功能主义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具体负责的纳粹先是领会上意，然后为了效忠输诚、邀功争宠而不择手段、走火入魔。里斯的观点是功能主义的，但同时又有所修正。这清楚地反映在他对“累积式激进”观点的运用上，在本书“序言”结尾处他只是提到了这个观点，而没有加以强调和引申（在与PBS的访谈中也是这样），是有原因的。

“累积式激进”由德国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首先提出，标志着纳粹德国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在这之前，对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思想和文化因素来分析纳粹的极权统治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如德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激进民族主义、反犹渊源，并将纳粹的政策归因于希特勒的世界观和对德国人有吸引力的纳粹意识形态（我国学界的这方面研究至今仍然是这个路数）。新的历史研究视野更关注的是纳粹制度中社会的力量、因素和条件的作用，以及普通民众的参与所给予纳粹统治的多种多样的支持——沉默、顺从、妥协，合作、积极配合、出谋划策。从新的历史研究角度来看，纳粹体制并非一部一丝不苟地贯彻元首意志的精密有效机器，而是一个政出多门、相互制肘、自我内耗的政权。纳粹政权依靠国家的一些支柱部门（武装部队、党、公务员、党卫军、工业界）的随机应变和自我运作能力。因此，社会中普通民众的自洽和自我调节也就成为纳粹政权存在的重要条件。纳粹统治所依靠的远远不只是负面的恐惧、暴力、威胁，而且更是正面的普通人配合和协助机制。蒙森的“累积式激进”观点另一部分是主张希特勒是一个“弱独裁者”（Weak Dictator）。蒙森认为大屠杀和“最终解决”是“累积激进”的结果，而不是希特勒一人的长期规划。希特勒确实狂热反犹，但大屠杀并不能用希特勒本人的决定和命令来解释。事实上，从1939年开战之后，希特勒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他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详细过问具体的要务，他是统帅，但统帅的却是一个组织分散、内斗激烈的统治集团。这也是导致纳粹自我毁灭和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13]

在大屠杀问题上，新的历史研究发现，最终解决方案的产生原因难以证明是来自希特勒的最高命令，因为即使在私密小圈子里，希特勒本人也从未提过“最终解决”这个说法，至今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文字或口头命令记录。希特勒确实于1941年发布过“政委法令”（Kommissarbefehl），命令枪毙俘虏中所有“彻底布尔什维克化或积极代表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人员”。这个命令可以说是最后导致了大屠杀，但它毕竟不是大屠杀的一部分。希特勒只是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起源”，为实现他的“乌托邦”而竞相效力的是纳粹党徒。正是这些普通的纳粹分子计划和实行了一系列的屠杀行动，他们揣摩上意、邀功争宠，自作主张，对犹太人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越来越激进和极端，这才有了全面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这时候的德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元首缺席的元首国”。 [14]

里斯在《奥斯维辛》中清楚地展现了大屠杀的“累积式激进”过程，他强调的是普通纳粹在大屠杀中积极发挥的“创造力”和“自主主张”。但是，里斯并没有接受蒙森关于希特勒是“弱独裁者”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奥斯维辛》与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 享誉学界的《希特勒传》是颇为一致的。

1941年，希特勒下达“政委法令”，这在普通德国人看来是合理的事情，因为他们把共产党和犹太人看成同一回事，正如一位被采访的前纳粹分子所说，“马克思不就是犹太人吗？”“政委”也就是苏联“党内或政府内的犹太人”。也许当时谁也无法预料，“政委法令”后来成为大屠杀“累积式激进”的开端。一开始，处死的对象是犹太成年男子。但是，在纳粹国家里，命令都是最低限度必须执行的任务。所以有的执行单位就这样看待这道命令，“好吧，……不管看到什么犹太男子，全都杀掉，这样就不必操心他是不是共产党了”。这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心态是“人之常情”，许多别的国家里发生的屠杀事件（肃反、镇反、清查和消灭阶级敌人）也都曾经如此。里斯指出，纳粹累积激进的大屠杀就是从开始有章程、有命令，发展到后来没章程、没命令，但却照样能自我激化和自我发明。由于处死成年犹太男子，纳粹碰到一个新问题，杀了一家生活的来源，那女人和孩子怎么办？1941年夏，他们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决定：把女人和儿童也都杀掉。里斯认为，“希姆莱做了这个决定，我想是得到希特勒首肯的，通过特别行动队向下扩散”。 [15]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变得更加邪恶，因为纳粹有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近距离用枪射杀妇女和儿童，这种残酷行径对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纳粹杀手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奥斯维辛》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目睹屠杀过程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巴赫-泽勒维斯基对希姆莱说：‘这还只是区区一百人……看看这个分队士兵的眼睛，有多惊恐！这些人下半辈子都完了。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追随者？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野蛮人！’后来，巴赫-泽勒维斯基自己也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眼前一再出现他所参与的行刑场景‘幻象’。”因为“受到这些抗议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影响，希姆莱下令开辟一种新的屠杀方法，以减少部下的心理问题”。于是，几个星期后，一些下层的纳粹分子，他们是学科学的知识分子，便出来献计献策，提出了富有创意的杀人主意——用毒气进行工业化的大规模屠杀，这就把种族灭绝的杀戮之恶推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

里斯对知识分子参与纳粹邪恶表示了极度的愤怒和鄙视，因为他们本是“绝顶聪明的人”，这些坐在（1942年1月20日于柏林郊外举行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讨论解决犹太人的“最终方案”）会议桌前的许多人都拥有博士学位，不少还是法学博士，“许多负责特别行动队的都不是没有头脑的恶棍，有一位拥有两个博士头衔，非要别人称呼他 “博士-博士”（Reinhard Heydrich）……这些很有文化的人士，他们以异乎寻常的平静和冷静来做杀人的决定……简直太容易把他们当作神智失常者或疯子，但是，令人恐惧的是，他们并不是疯子。当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倘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人在当时会把（屠杀无辜）视为正确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防止未来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6]

在大屠杀研究中，里斯把目光更多地放在普通纳粹的创造性和尽心尽力的作恶行为上。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意蒙森的“累积型激进”论，但是，在希特勒是否为“弱独裁者”的问题上，他持与蒙森不同的看法。里斯对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该承担怎样的罪责提出更明确的政治定罪和道德谴责，为此他提供了多种新发现的档案证据，包括希姆莱完整的工作日志。他的结论是，“希特勒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决定最终导致犹太人的灭绝”，“尽管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希特勒写下的文字，可以证明‘最终解决’是他直接下令执行的，但上述证据让人们不仅有理由怀疑，甚至确定，那年（1941年）12月，希特勒正积极煽动和引导更激进的反犹行动。他亲自下令将帝国犹太人遣送东部，就算没有美国参战所产生的催化作用，这次驱逐最终仍可能通向死亡。12月5日，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城下向德军发起反攻，希特勒的愤怒和沮丧可能已经预示了拿犹太人发泄的倾向。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则将他明确引向谋杀。纳粹领导层不再假装他们仅仅是要把犹太人遣送到东部关进集中营。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他们现在要做的是‘灭绝’”。对希特勒的归罪具有重要的先例意义，因为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只要发生了人道灾难，以“不知情”“不直接过问”“下面的人办坏了事”这类借口来为最高领导人开脱责任，都是不能接受的。

三、制度、人性、罪责

许多现有的大屠杀研究都广泛引述幸存者和受害人的证词，相比之下，加害者的证词要少得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很难取得这类证词。《奥斯维辛》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成功之处即在于收集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加害者证词。是什么原因使得加害者愿意提供证词的呢？这首先需要研究者付出极大努力去说服他们，“我们通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长达数年的时间，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同意录像”。而且，还需要被说服者正好有想说的意愿，这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书中的那位前党卫军奥斯卡·格伦宁就是因为与一位否认大屠杀的集邮爱好者的争论才打破沉默的。

里斯承认，“促使他们最终说出一切的决定性因素究竟为何，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但在许多案例中，受访者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因此想把自己在那些重大历史时刻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记录下来。此外，他们相信BBC不会歪曲他们的观点”。但是，里斯在访谈中说，还有一个“可怕”的原因，那就是这些加害者“希望人们了解他们当初为何做这样（残害别人）的事情，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当中有的要别人知道，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坏事”。 [17] 这就让对加害者的采访人处于一种道德困境之中，“我们提问的方式和我们所用的材料都清楚表明，我们在善与恶之间并不持中立的立场。另一方面，如果你采访某个人，他承认枪决过犹太人，而且表示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你问他，‘你为什么不后悔？’他说，‘因为我确实憎恨犹太人’，那么，你就会让观众看到一种完全是不同寻常的有深度的东西。他们可以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五十年、一百年以后，有人看这个纪录片，这个有深度的东西还是在那里”。 [18] 这个有深度的东西就是人性的黑暗和复杂，以及生存情境能够如何对人性发生长期难以发觉的塑造和改变作用。

加害者的证词和有些加害者对自己所做所为的“无怨无悔”或“有限认错”（如奥斯卡·格伦宁）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关乎大屠杀的两个关键问题——它们同样是《奥斯维辛》要回答的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情，心安理得地残害或杀戮与自己无怨无仇的无辜者？第二个问题是，杀害的决定是由谁做出的？第一个是人性的问题，涉及人自身的善和恶。第二个则是政治责任和法律罪责的问题，涉及应该如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如果说，屠杀的决定是由极少数人——希特勒和他的核心人物——所做出，而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极少数人视为“没有人性”的恶魔和虐待狂。但是，如果杀人是许许多多普通人自己所决定的行为（虽然是因为处于某种外力的情景之中），而且事后并不后悔，那么，我们便不能轻易将这些数量众多的人全都排除在人类群体之外。他们的问题不是“非人性”，恰恰相反，这正是“人性”。里斯关注的显然是后一种情形， “所有认为只有纳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极其恶毒的反犹主义观念的人，也应当认真反思。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 [19]

参与作恶的普通人，对他们的道德审视需要我们超越对人性恶或人性善的简单信念或认知习惯，需要我们思考人性中的那些普遍的局限和阴暗面。二百多年前，人性的局限和阴暗已经使不少启蒙时代的思想者们忧心忡忡，也让他们把政府与人性结合在了一起。“政府本身又是什么，”麦迪逊问，“不正是人性的集大成者？” [20] 在美国之父们的远见中，民主，就是要设计成对人性弱点的制约，特别是对领导滥用权力的制约。对人性的认知，可能是美国革命与法国美国之间最大的不同，后者有着浪漫的情怀，坚信自己即将摆脱人性的局限，把人变成“新人”。1794年，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恐怖统治”的总设计师，这样写道：“法国人民似乎已经超越世界上其他人类2000年；身居其间，你很想将他们看作另外一个物种。” [21]

对人性的理解存在着两种极端看法：“悲剧观”（导致对人性的缺陷逆来顺受和无条件接受）和“乌托邦观”（拒绝承认人性自身中存在恒久的弱点，否认对待人性弱点只能靠遏制而不能靠改造）。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认为，“根据现代科学，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表明，处理政治问题中的人性远比上述两种极端的观点更复杂和深奥。人的头脑不是白板，没有一种人道的政治制度应该允许蔑视领导人或者重塑公民。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人性中还有一个具有递归、开放性和组合能力的系统进行推理，因此人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启蒙人道主义的引擎——理性主义，永远也不会被特定时代下人们推理中出现的缺陷和错误所击败。理性总是能够退后一步，记录缺陷，修正规则，避免下一次再犯错误”。 [22]

这恰恰是身处极权统治下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极权统治诱发、利用和加强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而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又在这样一种统治秩序中极度放大了极权的制度之恶，不只是集中营里那些特别残暴的看守和“卡波”，身处这个制度中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完整的、未被残害的人性离开这个体制环境。极权体制是人类的批评理性光芒照不进去，也不被允许照进去的一片黑暗之地。

纳粹统治在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形成了一种对每个人的行为都发生毒化影响的环境，统治者全方位、彻底地控制这个环境——这就是极权主义。里斯指出“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书中人物托伊·布拉特身上有所体现。作为死亡集中营里最坚强、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曾参加索比堡起义），他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灭绝营工作，随后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极权制度把人放置在要么害人要么被人害的两难选择中，不管有没有内疚，几乎没有人会选择让自己受害。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亚当·斯密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情感——都是奢侈而多余的，人性问题成为非常现实的生存可能和需要问题。1939年12月，伊尔玛·艾吉这个来自爱沙尼亚的17岁德意志女孩，与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兹南的临时住所。圣诞节前夕，一位负责住房的纳粹官员给了她父亲几把公寓钥匙，“这套公寓就在几小时前还属于一个波兰家庭”。艾吉一家意识到自己强占了别人的房子：“在那之前，我们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没法带着这种负罪感过日子。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去哪里呢？”

德意志人是这样，波兰人也是这样，为了赚钱，约瑟芬和朋友们到比克瑙的焚尸场附近“淘金”。“他们翻动土地，挖出埋在地下的人骨碎片，把这些碎片放在一个碗里，装上水以后从中找金子。‘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约瑟芬说，‘无论自己有没有亲人死在集中营里，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因为这些毕竟是人的骨头。没人乐意干这种事，可是贫穷逼着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波兰人扬·皮夫奇克承认他也曾在焚尸场附近搜寻贵重物品。“我记得我找到一颗金牙，一枚犹太硬币，还有一个金手镯。我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了，对不对？我不会再从人骨堆里刨东西，因为我知道干这种事的都该遭天谴。但那个时候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里斯关注的是人性，而不仅仅是德意志人的人性，这使得他叙述的故事也可以成为每个读者自己的故事。

里斯从幸存者和纳粹罪犯那些学到的是，“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当然，人们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个人处境是影响这些决定的关键因素”。这样的结论可以被用来解释人在什么特殊环境会作怎样的恶——人在仇恨和暴力环境促成和加强的许多心理因素作用下（服从威权和命令、从众和害怕、将残害对象妖魔化和非人化、对自己恶行辩护与合理化），会诱发出“好人作恶”的行为结果，极少会有例外。

但是，同样的结论也可以被作恶者用作对自己主观意愿的推诿和脱罪之词。格伦宁有一次与父亲及岳父母共进晚餐，“他们对奥斯维辛发表了一句特别愚蠢的评论”，暗示他是“潜在的甚或是真正的凶手”，气得格伦宁大声咆哮。他对采访者辩解道，他在奥斯维辛当看守，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是环境让他扮演了一个服从威权的角色。甚至连身为奥斯维辛最高指挥官的霍斯，也是用军人服从命令来为自己辩护。对此里斯问道：“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霍斯真的能‘明白’他都干了什么吗？在他被处决前刚刚写就的自传中，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当然，他确实在自传里写道，他‘此时此刻’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一个错误，但这只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因为它让德国成为全世界仇视的对象。”不只是霍斯，还有许多别的纳粹（如格伦宁），他们一辈子都坚持认为，灭犹的大政方针并没有什么错，只不过“实施的具体方式”出了问题。

“服从命令”让许多对自己罪行没有悔意的纳粹不仅逃脱了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而且也逃脱了1947年和1963年第一和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的法律追究。奥斯维辛审判（也称“法兰克福审判”）更是被一些法学家视为受难者正义的失败。法兰克福审判的总检察官弗里兹·鲍尔（Fritz Bauer）虽然接受审判的结果，但多次对审判原则提出批评，他坚决要求揭露参与庞大奥斯维辛系统的所有纳粹，包括直接屠杀和为之提供各种辅助和支持的人。他说：“参与的人有几十万……他们执行最终解决计划，不仅仅是因为有人命令他们这么做，而且是出于他们自觉自愿接受的世界观。” [23] 对纽伦堡审判，里斯写道：“在纽伦堡审判中，党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但没有人进一步强调，每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都犯有战争罪……如果能够给他们每个人都定罪，那么无论判罚有多轻，它都是向后人表达的一个明确态度。”不仅如此，对纳粹罪行的定罪（不管最后是否予以法律惩罚）对评判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道灾难的参与者责任，也会是一个有用的先例参照。可惜纽伦堡审判和奥斯维辛审判错过了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里斯说——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

[1] “Hearts of Darkness”. http://www.smh.com.au/news/tv--radio/hearts-of-darkness/2005/09/24/1126982268912.html .

[2]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http://www.pbs.org/auschwitz/about/.

[3]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 陈雅馨译，三联书店，2010年，第499页。

[4] 古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0—51页。

[5] 古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53页。

[6] 古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49页。

[7]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第52页。

[8] Hannah Arendt and Karl Jaspers,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 eds. Lotte Kohler and Hans Saner, trans. Robert and Rita Kimb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p. 166.

[9] Hannah Arendt, “Nightmare and Flight.” In 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 Ed. Jerome Koh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94, p. 134.

[10] Hannah Arendt, “‘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 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 p. 14.

[11] 理查德·伯恩斯坦，《根本恶》，王钦、朱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页。

[12] Andrew Delbanco, The Death of Satan .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p. 3.

[13] Hans Mommsen,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Self-Destruction of the Nazi Regime.” In Neil Gregor, ed., Nazis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ns Mommsen,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Self-destruction as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the Nazi Dictatorship.”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ee also, “Functionalism and the ‘Weak Dictator’ Thesis” http://www.liquisearch.com/hans_mommsen/biography/functionalism_and_the_weak_dictator_thesis.

[14]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8, p. 420.

[15]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6]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7]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8]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9] James Madison, “Government and Human Nature: Federalist Papers No. 51.” In C.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p. 322.

[20] James Madison, “Government and Human Nature: Federalist Papers No. 51.” In C.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p. 322.

[21] “French People as a Different Species.” Quoted in D. A. Bell, The First Total War: Napoleon’s Europe and the Birth of Warfare as We Know It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7, p. 77.

[22]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安雯译，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第223页。

[23] Robert Fulford, “How the Auschwitz Trial Failed .” The National Post , 4 June 2005. 参见，徐贲《奥斯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收入《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20—132页。

献给110万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他们死于奥斯维辛。

- 导读 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 序言

- 第一章 意想不到的开端

- 第二章 服从命令与自主行动

- 第三章 死亡工厂

- 第四章 腐败

- 第五章 疯狂的杀戮

- 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

- 致谢

- 图片出处说明

序言

这本书包含很多令人心情沉重的内容，但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部作品：一方面是因为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对奥斯维辛的真实历史仍一知半解 [1] ；另一方面，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独特的见解。

我围绕纳粹题材进行文字和电视节目创作已有十五年时间，这本书力图在这些年的积累之上，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这个场所就是奥斯维辛。不同于反犹主义，奥斯维辛有确定的开始日期（第一批波兰囚犯到达，是1940年6月14日）；也不同于种族屠杀，奥斯维辛有确定的结束日期（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获得解放）。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奥斯维辛那段复杂的历史从许多方面反映出纳粹种族和民族政策的复杂性。奥斯维辛并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也不仅仅与“最终解决”有关——尽管它后来成为奥斯维辛的主题。奥斯维辛营地的结构和设施一直在变，而这些变化常常与德国人在各个战场上的战况密切相关。奥斯维辛，通过其毁灭性的动态发展，成为纳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有形体现。

对奥斯维辛的研究，不仅是让我们更深刻地洞悉纳粹，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在历史最极端的情况下，人类会做出什么。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这本书的写作离不开一些特别的调研，也就是对近百名集中营幸存者和纳粹行凶者的访谈。此外，我也参考了此前为另外几个关于第三帝国的节目所进行的数百场访谈，其中不少受访对象曾是纳粹党员。 [2] 与幸存者和行凶者的会面和对谈让我们收获颇多，他们提供了单凭文字材料很难获得的更深入的观点。尽管自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感兴趣，但真正的深入研究源于1990年与一位前纳粹党员的谈话。当时为了编写和制作一部关于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影片，我访问了威尔弗雷德·冯·奥芬（Wilfred von Oven），他是戈培尔的专属秘书，是这位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的得力助手。在正式访谈结束后，我们喝着茶，我问这个头脑聪明而又极富魅力的人：“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你在第三帝国的经历，你会选哪个词？”冯·奥芬先生思考着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他会提及这个政权犯下的恐怖罪行——对这些罪行他供认不讳——以及纳粹主义对世界造成的伤害。“这个嘛，”他最后说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我在第三帝国的经历，我会说——天堂。”

“天堂”？在我读过的历史书里，没有任何一本是这么形容纳粹时期的。这个词也不像是出自这位坐在我面前、优雅且通情达理的男人之口。说起来，他的言谈举止根本就不像个纳粹党员。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词？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怎么可能这样评价第三帝国？而20世纪的德国人又为何犯下这样的罪行？他们毕竟是欧洲文化的核心、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民族。多年前的那个午后，这些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仍挥之不去。

在我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历史的两次偶然帮了大忙。第一，那些曾是纳粹一分子的受访者，在我向他们提问的时候，恰好处在即使公开表达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人生阶段。早上十五年，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他们什么也不会透漏。而今天，包括迷人的冯·奥芬先生在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过世。

我们通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长达数年的时间，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同意录像。促使他们最终说出一切的决定性因素为何，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但在许多案例中，受访者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因此想把自己在那些重大历史时刻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记录下来。此外，他们相信BBC不会歪曲他们的观点。对此我会说，只有BBC才能提供必要的支持，帮我们完成这项事业。这些调研旷日持久，只有一个公共广播电台才能做出这样的承诺。

第二个机缘在于，这项研究恰巧赶上了柏林墙倒塌和东欧剧变。突然之间，我们能接触到的不仅有调研所需的档案，还有人。我曾在1989年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进行拍摄，那时谈及国家历史，人们基本只能喊喊政治口号。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压抑已久的回忆和观点，一时之间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在波罗的海诸国，我听到人们回忆他们如何将纳粹视为解放者而夹道欢迎；在卡尔梅克人 [3] 的大草原上，我获得了斯大林对整个民族进行报复性驱逐的一手资料；在西伯利亚，我遇见了两度陷于囹圄的老兵们——一次拜希特勒所赐，另一次则是苏联；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我偶遇一位女士，她曾参与了现代历史上最残酷的游击战，回首过去，她认为，红军更为可怕，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倾塌，所有这些深埋的过去将随着当事人的离世，最终从这个世界被抹去。

更可怕的，是反犹主义。当我辗转行走于这些才获得独立的国家——从立陶宛到乌克兰，从塞尔维亚到白俄罗斯，我以为人们会告诉我，他们有多痛恨苏联共产主义——这才是他们该有的情绪。而恨犹太人？简直荒唐可笑，特别是没有几个犹太人还住在那儿。看来，希特勒和纳粹的工作相当“成功”。然而，波罗的海的一位老人在1941年曾帮助纳粹射杀犹太人，而六十年后他仍认为当年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甚至一些曾反对纳粹的人也持有狂热的反犹主义观点。我仍记得一位乌克兰老兵在一次午餐时向我提出的问题。他曾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纳粹和苏军浴血奋战，并因此遭到迫害。他问我：“我听说纽约有个由各国犹太金融家组成的秘密团体，他们打算干掉所有非犹太人政府。你怎么看？”我愣住了。每逢意料之外且毫不掩饰的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我总会陷入震惊。“我怎么看？”我最终答道，“我觉得那纯粹是胡扯。”这个老兵抿了一口伏特加。“是么，”他说，“你是这么想的啊。有意思……”

最令我震惊的是，持有这种反犹主义观点的不仅限于老一辈人。我还记得立陶宛航空柜台的那位女士。她得知我们正在拍摄的影片主题后说：“你们对犹太人感兴趣是不是？记住一点就行了：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同样在立陶宛，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军官带我参观了位于考纳斯（Kaunas）的一个军事要塞，1941年，一大批犹太人在这里惨遭屠杀。他对我说：“知道吗，你漏了更重要的内容，该讲的不是我们对犹太人做了什么，而是犹太人对我们做了什么。”我并不是说在我去过的东欧国家中，所有人都持这种态度，认同这些观点的人甚至都不占多数，然而，这种公然的歧视实在令人不安。

所有认为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与当下无关的人，都应该记住前面写到的一切。所有认为只有纳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极其恶毒的反犹主义观念的人，也应当认真反思。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纳粹上台前，德国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的“独一无二的灭绝倾向”（“uniquely exterminatory”，引自时下最流行的专业术语），否则在20世纪20年代，怎么会有大批犹太人从反犹的东欧逃亡到德国寻求庇护呢？

然而，纳粹分子与其他许多极权主义国家的行凶者确实有不同之处，这正是我完成了关于二战的三个独立项目后得出的结论。这三个项目各包括一本书及一部电视剧：第一个是《纳粹：历史的警示》（Nazis: The Warning from History ）；之后是《世纪之战》（War of the Century ），讲述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的战争；最后一个是《东方恐怖》（Horror in the East ），力图揭示20世纪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参与这些项目的经历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我所知，我算是唯一一个与来自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大量战犯都会过面并进行过访谈的人。基于此，我确信我遇见的纳粹战犯与其他战犯有所不同。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恐惧感弥漫着整个社会，而希特勒的德国直到战争最后阶段才发展到这种程度。一位前苏联空军军官曾向我描述过20世纪30年代的公开会议，那时任何人都可能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他的话我至今难忘。人人都可能在夜半时分被敲门声惊醒。无论表现得多么顺从，无论口号喊得多么响亮，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旦你被扔在聚光灯下，你做什么、说什么或想什么全都是徒劳。但在纳粹德国，除非身为某个遭受威胁群体中的一员，也就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吉卜赛人、同性恋、“不愿工作者”（work-shy），或任何反对现有政权的人，德国人基本可以过着无需忧惧的生活。近期所有学术研究都强调，盖世太保主要是依靠民众的告发来执行任务的。 [4] 这个结论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大部分德国人直到德国快要输掉战争之前，都感到安全和幸福；如果有一场自由和公开的选举，他们一定会投票给希特勒让他继续执政。相比之下，在苏联，即使是斯大林最亲近、最忠诚的同僚都无法睡上一个安稳觉。

因此，那些遵从斯大林的指示犯下罪行的人，常常干着迫害他人的事，却不知为何要这样做。例如，我遇到的一个前苏联秘密警察曾把卡尔梅克人五花大绑扔上火车，把他们驱逐到西伯利亚，但他至今不知道政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被问及为什么参与这项行动时，他给出的答案我们并不陌生：这只是“执行命令”。讽刺的是，大家普遍认为这是纳粹分子最爱用的借口。这名秘密警察之所以手染鲜血，只因他被要求这样做，只因他知道如果做不到便会被枪毙，而且他相信领袖做出这样的决定自有他的理由。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苏联解体后，他能够轻松地忘记过去，让生活继续。当然，历史上不乏斯大林这样的人物。

我还见过一些日本战犯，他们曾犯下现代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中国，日本士兵剖开孕妇的肚皮，将刺刀刺向她们腹中的胎儿；他们将农民捆起来当练习刺杀的活靶。日本人对成千上万无辜百姓的凌虐，毫不逊于盖世太保最残忍的行为，而日本人的致命医学实验远远早于门格勒 [5] 在奥斯维辛所做的研究。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些人具有某些“常人无法理解”的特质，但经过调查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中长大，接受过最严酷的军事训练，自孩童时代起就一直被灌输崇拜天皇的思想（天皇也是军队最高统帅）。准宗教性本是人之常情，而日本文化在历史上又不断强化着这种倾向。我见过的一名日本老兵就很典型，他提到，当自己被命令参与对中国妇女的轮奸时，重点不在于性行为本身，而是他终于被同伴们认可接纳，要知道，他们此前可是尽情地欺侮他。与我遇到的那位苏联秘密警察一样，这些日本老兵几乎毫无例外地会用外部原因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就是政权本身。

然而，很多纳粹战犯却不同。书中一位名叫汉斯·弗里德里希的受访者，他的话可以很好地概括这些纳粹分子的想法。弗里德里希曾是帝国东部一支党卫军部队的成员，他承认自己亲手射杀过犹太人。直到纳粹政权倒台多年后的今天，他仍不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他完全可以用“执行命令”或“被政治宣传洗脑”来为自己辩护，但他内心的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至于拒绝使用这些借口。当年他发自内心地认为枪毙犹太人是正确的，现在也毫不掩饰地表示这一信念从未改变。这无疑是一种可憎的立场，但同时也发人深思。当代研究成果表明，这样的人并非个例。在奥斯维辛，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哪个党卫队士兵因拒绝参与屠杀而遭到处罚，却有大量资料表明，在党卫队领导眼中，营地里真正的违规问题是偷盗行为。也就是说，这显得在屠杀犹太人一事上，普通士兵与领导者是意见一致的，只不过对希姆莱不允许个人从中获利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一旦被发现手脚不干净，他们面临的处罚可能颇为严厉——几乎可以肯定，那要比他们拒绝积极参与屠杀所受的处罚还要重。

与效忠斯大林和裕仁天皇的战犯相比，纳粹行凶者对他们的个人行为负有更大的责任。这份结论不仅基于访谈，也是经过一系列档案研究，以及与相关学者探讨之后所得出的。 [6] 当然，这只是一个概论，这三个极权政体各自都有非典型的个体，而且彼此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在进行政治宣传时，都自上而下地将某种意识形态强加于民众。但作为概括它是站得住脚的；考虑到党卫队接受的严格训练，以及“德国士兵只会机械服从”这一刻板印象，它也能激发人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纳粹行凶者对他们的个人行为拥有更大的决定权，他们不仅促成了奥斯维辛的发展，也促成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在我过去十五年所遇到的纳粹行凶者当中，有如此多的人将他们的罪行归结于内因（“我觉得应该这样做”）而不是外因（“我被命令这样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一个不难想到的解释是，纳粹分子精心利用了一些既存观念，早在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人出现以前，反犹主义思想就已经见诸德国社会，许多人有失公允地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归罪于犹太人。实际上，纳粹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早期政治运动，与其他民族主义右翼党派不计其数的政治活动并没有本质区别。希特勒的首创不是政治思想，而是领导权。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席卷德国，数百万德国人自愿投靠纳粹党，以求解救国家之道。1932年大选，投票支持纳粹的人没有一个是被迫的，纳粹在完全符合当时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取得政权。

另一方面，纳粹主义的整体信念被如此多的纳粹分子内化于心，这与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工作密不可分。 [7] 戈培尔大概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宣传家，人们常以为他不过是个粗浅的好辩者，以《永远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 ）而臭名昭著——这部纳粹宣传电影将犹太人与老鼠的镜头交叉剪辑。但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工作要精致得多，也隐蔽得多。只有希特勒才热衷于像《永远的犹太人》这种憎恶分明的电影，而戈培尔本人并不喜欢这种小儿科的方式，他更欣赏《犹太人苏斯》（Jud Süß ），这部影片不动声色地表现了犹太人如何糟蹋一个美丽的“雅利安”女孩。戈培尔所主持的受众分析（他对这一研究极其痴迷）证明他是对的：更受观众喜爱的宣传电影，用他的话来说，是那些“煽动于无形之间”的影片。

戈培尔坚信，强化观众已有的偏见永远胜过试图扭转他们的思想。当迫于形势需要，不得不尝试改变德国人的看法时，戈培尔的策略是“像护航队一样前行——永远与最慢的船舰保持一致”。 [8] 他采取不同的隐蔽手段，反复重申他希望受众接受的观点。在此过程中，他很少直白地表达思想，而是通过图像的展示和故事的讲述，引导德国民众得出他想要的结论，并让他们以为这些结论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并不经常违背人民大众的意愿，强制推行他的政治政策，这一点深得戈培尔赞许。纳粹无疑是个激进的政权，但它更看重民众的共识，而它最需要的行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自下而上的主动合作。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屠杀犹太问题上，纳粹党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谨慎。虽然仇视犹太人是希特勒的一个核心思想，但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选举中并没有公开推行这一政策。他从未掩饰过自己的反犹主义倾向，但他和其他纳粹高层有意强调了其他政策，例如他们希望“纠正”《凡尔赛条约》，让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重建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希特勒当选总理不久，针对德国犹太人的暴力源源不断地出现，纳粹冲锋队员精心利用这些事件，推波助澜，使其发展到更大规模。这期间还出现了对犹太人商店的联合抵制（它得到戈培尔这位热情的反犹主义者的支持），但抵制运动只持续了一天时间。纳粹领导人对国内外的社会舆论都格外关注，尤其不希望他们的反犹主义态度使德国成为一个被排斥的国家。此后的两次反犹高潮，标志着战前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两个重要历史时刻：一是1936年《纽伦堡法案》的实施，它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另一个是1938年的“水晶之夜”，这一晚犹太会堂遭到焚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逮捕。但总体看来，纳粹推行反犹政策的步伐是平缓而渐进的，20世纪30年代，许多犹太人仍试图留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生活。纳粹的反犹宣传按照戈培尔所谓的“护航队最慢船舰的速度”进行（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这样的极端狂热分子和他的激进反犹刊物《先锋报》[Der Stürmer ]是个例外），那两部公开反犹的电影《永远的犹太人》和《犹太人苏斯》，都是战争爆发以后才上映的。

逐步升级的反犹行动，这种观点与一般人的看法相悖。通常认为，纳粹在某个特殊时刻，做出了“最终解决”和建造奥斯维辛毒气室这样的重大历史决定。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分析这段历史远非这么简单。在距焚尸炉仅数米远的地方修建轨道，通过火车把一个个犹太家庭载向死亡，这种复杂的屠杀手段经过数年的精心设计才成熟。纳粹政权实践了一位历史学家提出的著名概念：“累积式激进主义”（cumulative radicalisation） [9] ，也就是说，每一个决定通常会导致之后更激进的决定。1941年夏发生在罗兹（Łódź）犹太人隔离区的食物危机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说明历史事件如何相互影响，最终促成灾难。这一危机使得一位纳粹官员提出：“用一些简便快捷的办法解决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或许还算人道。” [10] 因此，灭绝犹太人的方案出于“人道主义”被提上日程。不要忘了，恰恰是此前纳粹领导层制定的政策，才造成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食物危机。

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可以不为他犯下的罪行负责——无疑他逃脱不了责任，而且，比起简单地在某天召集下属，强迫他们执行命令，希特勒的做法更加阴险。所有纳粹将领都知道，他们的元首在制定政策时最看重的一点便是：激进。希特勒曾经说过，他希望他的军官都能像“被皮带紧紧拴住的狗”一样（可惜他的军官常常辜负这种期望）。他对激进的狂热，加上他喜欢任命两个人完成大致相同的任务、从而在纳粹领导层中间激起激烈竞争的做法，导致这一政治和行政体系中充满斗志，同时具有高度的内在不稳定性。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有多痛恨犹太人，所有人都听过他1939年在德国国会大厦进行的演讲，在此次演讲中，他预言如果欧洲的犹太人“引发”一场世界大战，那么他们将面临被“灭绝”的命运。因此，纳粹领导层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对待犹太人他们该提出什么样的政策，那就是越激进的越好。

二战期间，希特勒绝大部分精力和心思都放在了一件事上：努力赢得战争。他花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时间远远少于制定复杂的军事策略。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或许可以体现在他向但泽（Danzig）、西普鲁士（West Prussia）和瓦尔特（Warthegau）三个地区的大区长官（Gauleiter）下达的指示中。他告诉他们希望这些地区日耳曼化，并说只要他们完成这个任务，他保证“不过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不难想象，1941年12月希特勒以同样的口吻对希姆莱说，他希望犹太人“灭绝”，且“不过问”希姆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然，我们无法确知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否真的如此，因为战争时期希特勒一直谨慎地通过希姆莱这个中间人来执行“最终解决”。希特勒十分清楚纳粹将要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因此不希望留下任何记录，证明自己与这些罪行有关。然而，证据无处不在，比如希特勒公开发表的仇视言论，还比如每当希姆莱与希特勒在其位于东普鲁士的总指挥部会面后，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谋杀便会愈发激进。

我很难准确地描述，纳粹领导层对效忠于一个敢于追求宏大梦想的人有多么兴奋：希特勒的梦想是在几周之内击败法国，而一战期间德国曾与法国周旋了数年时间。这个梦想希特勒实现了。他还梦想着战胜苏联，在1941年夏秋之际，看形势他几乎一定会赢。他也梦想着消灭犹太人，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容易完成的一件任务。

希特勒的目标都十分宏远，同时从本质上来说，它们也都是破坏性的，而“最终解决”是最具毁灭性的构想。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有两位纳粹人士分别承认大规模屠杀不符合他们所认同的“文明”价值观，但后来他们却成为制定和执行“最终解决”策略的关键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写道：“‘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本质上来说非常不德国’。”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也表示过：“生物灭绝对德国这样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是很不体面的行为。” [11] 但在之后的十八个月内，“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却一步步地变成他们拥护的政策。

追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如何逐步决定建造奥斯维辛并执行“最终解决”，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不断变化、激进且极其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在这过程中并没有一个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计划，也不存在一个自下而上提出、最终得到批准的方案。没有哪个纳粹分子是遭到威胁被迫进行屠杀的。不，这是一项由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经营的事业，决定是他们自己做出的，不仅参与而且积极主动地寻找办法，以解决如何杀戮人类同胞、如何处理他们尸体的问题——因为杀害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审视纳粹和纳粹的迫害对象如何走上各自命运的历程，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人的境况。而我们所看到的大多并非善事。在这段历史中，苦难从未得到补偿。尽管在极少数情况下，个别高尚之士做出了正义的选择，但大多数人的做法为人所不齿。我们无法不同意埃尔泽·巴克（她八岁时就被送往奥斯维辛）的结论：“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如果说还有一线希望，它来自家庭赋予人们的坚持下去的力量。一些被送往集中营的人之所以敢于做出英勇的举动，为的是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

然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托伊·布拉特身上有所体现。作为死亡集中营里最坚强、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他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灭绝营工作，随后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12]

我从幸存者（老实说，还有纳粹战犯）那里学到的是，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当然，人们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个人处境是影响这些决定的关键因素。甚至一些不同寻常的人——比如阿道夫·希特勒，看似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实际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对之前的处境做出回应。希特勒在一战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流浪汉，经过一战这场完全不受他掌控的世界性冲突，他才转变成我们所熟悉、历史上的那个希特勒。所有相关领域我认识的专家学者，无一不认为若没有一战的经历，以及德国战败带给希特勒的强烈痛苦，他根本不可能成为后来的风云人物。因此，我们的结论不是“没有一战，希特勒就当不上德国元首”，而是“没有一战，就没有人会变成历史上的那个希特勒”。当然，希特勒自己决定了他会采取哪些行动（正因他的这些个人选择，后人对他的批评谴责毫不过分），但若没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也就没有后来的他。

这段历史还告诉我们，如果说个人的行为会受到环境影响，那么一群人的共同努力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文化，反过来提升个体的道德。丹麦人救助犹太人，并在战争结束、犹太人返回时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欢迎，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丹麦文化尊重人权，这一广为接受的文化观念帮助绝大多数丹麦人做出了高尚的选择。但我们也不能对丹麦人抱有过于浪漫的想象，不受他们控制的情境因素同样起了很大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纳粹抓捕丹麦犹太人的时间（当时德国人明显已经快要输掉战争），以及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逃跑相对容易，可以穿过比较狭窄的水域，逃到中立的瑞典）。此外，纳粹并没有尽全力驱逐这里的犹太人。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为防止再有与奥斯维辛类似的惨剧出现，一个方法是汇聚个体的力量，促使社会的文化观念抵制此类暴行。纳粹公开宣扬的达尔文主义思想，教导每个“雅利安”德国人说他们的人种更加优越，却显然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最后，不得不说，谈起这个话题，我们永远都无法回避那股强烈的悲伤。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最响亮的呼声来自那些我们无法访问的人，也就是110万名死在奥斯维辛的受害者。特别是20多万名儿童，他们幼小的生命在那里枯萎，被剥夺了长大成人、体验人生的机会。有一个场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关于“婴儿车队列”的描述：空空的婴儿车每五个排成一排，被推出奥斯维辛，朝火车站方向而去——它们都是从死去的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财产。目睹这一幕的囚犯说，他们用了足足一小时才走过这一队列。 [13]

这些坐在婴儿车里被推进奥斯维辛，与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一同死去的孩子，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人。谨以此书纪念他们。

[1] BBC在2004年做了一个受众调查，考查人们对奥斯维辛了解多少、如何评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听说过集中营的人认为，集中营是为了灭绝犹太人而建的。

[2] 我有幸与我的制作团队一起完成了过去的这些项目，我对他们感激不尽。特别要感谢Tilman Remm，Detlef Siebert，Martina Balazova和Sally Ann Kleibal非常出色的研究。

[3] Kalmyks，蒙古卫拉特人的后裔，主要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里海西北沿岸、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境内（除特别标明，本文页下注均为译注）。—译注

[4] 特别值得一看的是Robert Galletely的著作《盖世太保和德国社会》（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 Clarendon Press 1990）。

[5] Josef Mengele（1911—1979），奥斯维辛集中营臭名昭著的医生，负责对新来囚犯进行生死筛选，并利用犯人进行人体实验。

[6] 令我欣喜万分的是，阅读乔纳森·格洛佛（Jonathan Glover）的巨著《人性——一部二十世纪道德史》（Humanity : 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imlico 2000）时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曾在进行文本研究后得到大体相同的结论。

[7] 参见本书作者另一本著作《推销政治》（Selling Politics, BBC Books 1992），该书详细剖析了戈培尔的做法。

[8] Laurence Rees，《推销政治》；尤其应注意对Wilfred von Oven的访谈。

[9] 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历史学家Martin Broszart提出。

[10] 见本书。

[11] 引自Götz Aly的著作《最终解决：纳粹人口政策与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Final Solution: Nazi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Murder of the European Jews , Hodder Arnold 1999）， 第3页。

[12] 见本书。

[13] 引自前纳粹囚犯Wanda Szaynok和Edward Blotnicki的证词，见Andrzej Strzelecki“对受害者财物的掠夺”（Plundering the Victims’ Property），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集中营历史的核心问题》（Auschwitz1940 —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 ）第二卷，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2000年，第164页。

第一章

意想不到的开端

1940年4月30日，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实现了一个宏大的抱负。时年39岁的他，为党卫队工作了六年之后，被任命为新帝国首批集中营的指挥官之一。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来到一个小镇就职。八个月前，这里还属于波兰西南部，现在它已归属德国上西里西亚地区。在波兰语中，这个小镇的名字是“Oświęcim”，而在德语里，它叫“Auschwitz”，即奥斯维辛。

尽管霍斯被提拔为指挥官，但他辖下的这个集中营其实尚不存在。它将由数个破败不堪、蛀蚀严重的前波兰军队营房改建而成，而霍斯需要亲自监督施工过程。这些营房位于小镇边缘地带，散布在一个驯马场四周，周围环境极其压抑。平坦的褐色土地位于索拉河和维斯瓦河之间，这里气候潮湿，不利于健康。

没有人在那一天能预见到，鲁道夫·霍斯当然也不例外，短短五年之内，这个集中营将成为史上最大规模集体屠杀的发生地。奥斯维辛的转变是由一系列决定促成的，讲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决策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洞悉纳粹国家的运作。

诚然，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赫尔曼·戈林等纳粹领导人做出的决定，最终导致100多万人在奥斯维辛惨遭灭绝，但这一罪行得以实施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更多像霍斯这样的次级官员他们所持有的态度。没有霍斯对这块至今未在地图上标出之地的领导，没有他对规模如此巨大的屠杀行动的组织，奥斯维辛就永远不会发挥它后来所发挥的作用。

从外表看，鲁道夫·霍斯几乎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中等身材，相貌平平，有着深色的头发。他不丑，也算不上特别英俊，美国律师惠特尼·哈里斯（Whitney Harris）曾在纽伦堡审判中盘问过霍斯，用他的话来说，霍斯是“一个普通人，就像一家杂货店的店员”。 [1] 一些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波兰囚犯也同意这个描述，据他们回忆，霍斯话不多，很少情绪失控，是那种你每天走在街上都会碰到、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家伙。也就是说，霍斯与人们心目中面红耳赤、口沫横飞的党卫队恶魔形象相去甚远。然而这恰恰意味着，他是一个更可怕的人。

奥斯维辛火车站对面有家宾馆，在党卫队官员被安排搬进集中营内合适的住处之前，这里就是他们的落脚之处。霍斯在这里放下他的行李，同时也做好了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民族事业的思想准备。与大多数忠诚的纳粹分子一样，德国过去25年来的历史形塑了霍斯的性格和信念，那也是这个国家最动荡不安的一段时期。霍斯1900年生于黑森林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严厉专制、强调服从，童年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一战期间参军，成为德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士官之一，后来的战败让他有种强烈的被出卖的感觉。20世纪20年代初，他加入了半军事组织自由兵团（Freikorps），在德国边境抵抗“共产主义威胁”。1923年，他因参与了右翼暴力政治运动被捕入狱。

许多纳粹分子都有着类似的人生轨迹，其中就包括阿道夫·希特勒。他也有一位专制的父亲 [2] ，也参加了一战（而且与霍斯一样，也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对那些在他看来导致德国战败的人，他同样怀有强烈的恨意。就在霍斯参与一起政治谋杀的同一年，希特勒试图通过啤酒馆暴动夺取政权。

对希特勒、霍斯和其他右翼民族主义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德国为什么战败，又为什么签署如此丧权辱国的和解协议。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他们自认为找到了答案：犹太人显然应该对此负责。他们指出，瓦尔特·拉特瑙这个犹太人出任了战后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此外，1919年春，一个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成立，其领导层大多是犹太人，在他们看来，这证实了犹太人和人们所惧怕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确凿的联系。

虽然大批忠诚的德国犹太人在战争中浴血奋战（且许多人牺牲），但这不重要；虽然成千上万德国犹太人既不是左翼分子也不是共产党员，但这也不重要。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毫不费力地就把德国的犹太人打成替罪羊，让他们为德国的困境负责。在此过程中，刚刚组建的纳粹党利用了德国人多年来的反犹情绪。从一开始其追随者就声称，他们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是出于无知的偏见，而是基于科学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要打击他们（指犹太人），是因为他们为各个族裔的人群带去了‘种族结核’（a racial tuberculosis of nations）”，这段话出现在1920年印制的最早那批纳粹宣传海报上，“我们确信，只有这些病菌被彻底消除，民族的复兴才能够实现”。 [3] 对犹太人的这种伪科学攻击对霍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声称自己对粗浅、暴力、近乎色情的反犹主义观点颇不以为然，后者正是另一位纳粹分子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在其刊物《先锋报》中所宣扬的观念。“《先锋报》的狂热给反犹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纳粹倒台后，霍斯在狱中这样写道。 [4] 在他看来，他自己的方法总是更冷静，也更“理性”。霍斯说他几乎从没与哪个犹太人发生过争执，对他来说问题在于“犹太人的国际阴谋集团”——他认为各国犹太人秘密地执掌大权，他们不顾国家立场为彼此提供帮助。在霍斯看来，这就是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原因，也是他必须摧毁的：“作为一名充满热情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我坚信我们的理念会逐步被接受，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犹太人霸权也将因此被摧毁。” [5]

霍斯在1928年获释后，又接受了另一个右翼民族主义者普遍持有的观念，即对土地的热爱，这点与反犹主义一样都是纳粹运动的特点。犹太人之所以遭到憎恨，一个原因是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用戈培尔的话来说，犹太人因他们的“柏油文化”[asphalt culture]而遭到鄙视），而“真正的”德国人永远不会丧失对自然的热爱。希姆莱本人学的是农业，奥斯维辛曾一度被用作农业研究基地，这些都并非偶然。

霍斯曾加入“阿塔曼那”（Artamans），这是当时在德国十分活跃的农业公社组织。在那里，他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并安顿下来，打算当一名农民。随后，改变他一生的时刻到了：1934年6月，希特勒的警察头子希姆莱邀请他放弃务农，做一名全职的党卫队队员。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党卫队（SS，全称Shutzstaffel）在成立之初本是元首的私人卫戍部队，现在，他们的众多职责又多了一项，即管理集中营。 [6] 希姆莱与霍斯相识已有一段时间，对他颇为赏识。霍斯是一名老党员，他在1922年11月就加入了纳粹党，党员编号是3240。

霍斯可以做出选择，没人强迫他，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是被强迫加入纳粹党卫队的。而他选择加入。他在自传中为这一决定给出了以下原因：“因为我有可能迅速升职并得到相应加薪，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迈出这一步。” [7] 其实这不是全部真相。不难想象，在这部写于纳粹倒台后的自传中，霍斯省略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就是他当时的心情。1934年的霍斯，应感到自己正在见证一个美好新世界的诞生。希特勒当权已有一年时间，纳粹党正在积极打压内部敌人，包括左翼政治家、不愿工作者、反社会人士和犹太人。在整个国家，不属于这几个危险群体的德国人对身边发生的变化持欢迎态度。曼弗雷德·冯·施罗德的感受非常有代表性，他是汉堡一位银行家的儿子，1933年加入纳粹党，他说：“周围一切都重新恢复了秩序，变得干净整洁。我有一种民族解放的感觉，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人们都说：‘这是场革命，虽然它是一场人们没有想到的、和平的革命，但毕竟是一场革命。’” [8] 霍斯此时有机会参与这场革命，这是一场他在一战结束后就一直祈祷能够发生的革命。选择加入纳粹党卫队，意味着获得地位、特权、兴奋感以及一次影响新德国发展进程的机会。而选择当个农民，就意味着一生都是农民。霍斯做出这样的决定难道令人惊讶吗？因此，他接受了希姆莱的邀请，于1934年11月抵达位于巴伐利亚的达豪，以集中营守卫的身份开始了他的党卫队生涯。

今天，人们对纳粹国家不同集中营的用途经常混淆，至少在美国和英国是这样。达豪这样的集中营（达豪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从概念上便与特雷布林卡这种在战争期间才建成的灭绝营不同。而声名狼藉的奥斯维辛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既是集中营又是灭绝营，这让许多人更加迷惑。只有弄清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才能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为何认为达豪等集中营的存在是合理的。在所有接受我们拍摄的德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当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他们对灭绝营的存在“满怀热情”，但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他们刚刚熬过了大萧条这场噩梦，并且自认为见证了民主没能拯救德国、反而让德国陷入低谷的历史。共产主义幽灵仍然存在。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选中，德国似乎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方面，有相当数量的人投票支持共产党，另一方面，对曼弗雷德·冯·施罗德这些支持纳粹1933年“和平革命”的人来说，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可以证明集中营存在的必要性：“做个巴士底狱里关着的法国贵族可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不是吗？是有很多集中营，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说：‘哦，这是英国佬在南非为对付布尔人发明的。’”

1933年3月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敌。虽然早在那时犹太人就已经开始遭到嘲讽、侮辱和痛打，但曾服务于前一个政权的左翼政治家对纳粹来说是更直接的威胁。 [9] 霍斯抵达达豪后，坚定地认为“国家真正的敌人必须严加看管” [10] ，接下来在达豪度过的三年半时间对他的性格塑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集中营首任指挥官西奥多·艾克（Theodor Eicke）的精心设计下，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艾克将纳粹对其敌人的暴力和恨意融进了体系和秩序之中。达豪因身体虐待而出名，鞭笞和其他形式的殴打是家常便饭。囚犯有可能被活活打死，而他们的死会被说成“试图越狱时被击毙”而不予追究。送往达豪的不少犯人（虽然不到半数）没能活着出来，然而，达豪真正的杀伤力还不在肉体虐待，尽管这已经非常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

与普通监狱不同，达豪集中营首创的一个做法是，犯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被关押多长时间。20世纪30年代达豪的大部分囚犯约在一年后获释，但每个犯人刑期具体有多长完全由管理者拍脑袋决定。对囚犯来说，他们没有一个结束日期可以用来盼望，只有无尽的不确定感，不知自由会在明天到来，还是下个月或下一年。作为一个忍受过数年牢狱之苦的人，霍斯马上就明白了这一政策的可怕之处：“不知道刑期的长短让他们难以忍受眼下的生活。”他写道：“它可以让最坚定的意志也一点点被消磨和摧毁……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在营中的日子生不如死。” [11]

守卫玩弄囚犯的做法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感。约瑟夫·弗尔德（Josef Felder）是魏玛时期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曾是达豪首批囚犯之一。他回忆道，在自己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他的看守拿来一条绳子，向他演示如何把绳子结成最结实的套索来吊死自己。 [12] 靠着极强的自制力以及不断告诉自己“我还有家人”，他才战胜了采纳这一建议的冲动。囚犯被要求保持房间和衣物高度整洁，而党卫队看守的定期检查提供了一个不断挑毛病的机会。他们还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违规行为，借此处罚整个营房的囚犯。每个囚犯都可能被“关禁闭”，并被要求平躺在床铺上，在数天时间里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动。

达豪还实行“卡波”制度，这一制度后来被各个集中营采用，并在奥斯维辛的运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Kapo”这个词似乎源于意大利语中的“capo”，意思是“头儿”。）集中营的管理者从每个片区或每个“工作小分队”中选出一名囚犯担任“卡波”，卡波对他的狱友们有极大的控制权。毫无疑问，权力常被滥用。由于卡波与其他囚犯朝夕共处，因此，他们几乎比党卫队守卫有更多的机会肆意妄为，把营中的生活变得让人无法忍受。然而，如果这些卡波不能让他们的党卫队主子满意，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危险。如希姆莱所说：“他（卡波）的工作是确保该完成的都完成了……所以他需要给他手下的人施加压力。一旦我们对他不再满意，他就当不了卡波，要回到其他囚犯中去。他知道回去的头一个晚上，其他人就会把他揍死。” [13]

在纳粹分子看来，营中的生活是外面世界的一个缩影。“斗争是跟生命一样古老的话题，”希特勒早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过，“在斗争中，强者和有能力者生存，弱者和无能之辈淘汰。斗争是万物之父……人类能活下来、能保护自己免遭其他动物的侵害，靠的不是人道主义原则，而是最严酷的斗争。” [14] 这种“类达尔文主义”态度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在集中营的管理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卡波对受他管控的囚犯“虐待有理”，只因为他在人生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强于其他狱友。

霍斯在达豪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纳粹党卫队的基本哲学。西奥多·艾克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宣扬一个原则——冷酷：“如果有人对他们（指囚犯）表现出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同情，那请你马上从我们的队伍中消失。我需要的是强硬的、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党卫队成员，我们不需要心软的人。” [15] 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同情和悲悯都是弱者的表现。如果有哪个党卫队队员感到自己正被这种情绪影响，那就意味着他的敌人成功地蒙骗了他。纳粹的政治宣传给人们灌输的思想是，敌人常会潜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时有很多人都读过一本名为《毒蘑菇》（Der Giftpilz ）的反犹主义儿童读物，这本书用那些表面美丽、实际有剧毒的蘑菇来进行比喻，警告读者提防犹太人内在的危险性。因此，在很多时候，比如看到一名囚犯遭到毒打，即使产生了恻隐之心，他们也会鄙视自己的这种感情。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任何怜悯都是中了犯人诡计的表现。作为“国家的敌人”，这些狡诈的家伙会用尽各种方法实现自己邪恶的目标，其中就包括诱使关押他们的人对他们投以同情。人们对“背后一刀”的故事（传说犹太人和共产党在后方密谋合作，从而让德国输掉了一战）记忆犹新，而且它与敌人危险而隐蔽的形象完全相符。

对纳粹党卫队来说，唯一毋庸置疑的就是上级下达给他们的指令。如果上级要求囚禁某人或处决某人，那么即便执行者无法理解这一命令，它也一定是正确的。面对无法马上理解的指令，唯一可以避免自我怀疑的方法便是保持冷酷，因此这个特质被党卫队奉为圭臬。“我们必须像花岗岩一样冷酷，否则我们元首的心血就白费了。” [16]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除希姆莱之外在纳粹党卫队中最有权力的人这样说道。

在学着消除同情和怜悯这类情感的同时，霍斯还逐渐被党卫队队伍中强烈的兄弟情谊感染。一名党卫队队员知道，自己被派去完成的某项任务是“弱者”无法胜任的，他必须依赖其他伙伴的支持，由此，一种强有力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得以形成。无条件的忠诚、冷酷无情、保卫帝国免遭内部敌人攻击——纳粹党卫队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几乎成了宗教信仰的替代品，变成一种独特而易于接受的世界观。“我对党卫队给我的指导充满了感激，”约翰尼斯·哈瑟布克说道，他是另一个纳粹集中营的指挥官，“我们都很感激。在我们加入组织之前，很多人都特别困惑。我们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显得那么混乱。党卫队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简明易懂的观点，我们也笃信不疑。” [17]

霍斯在达豪学到的另外一点后来也用在了奥斯维辛：他发现，由于党卫队给囚犯们安排了工作，这些犯人更容易忍受他们的牢狱生活。他回想起自己在莱比锡坐牢的日子，记得正是因为有工作可做（他的工作是用胶水粘纸袋子），他才能够用一种相对比较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在达豪，他看到工作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它让犯人“更加自律，从而能够更好地抵抗牢狱生活带给他们的沮丧感”。 [18] 霍斯对工作在集中营里起到的缓解作用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他把原本在达豪使用的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刻在了奥斯维辛入口处的大铁门上方。

霍斯是纳粹党卫队中的模范，他在达豪平步青云，1936年4月被选为指挥官助理；接着，1936年9月，他被升为中尉，并调至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任职；1940年春前往波兰西南部，成为新集中营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造就霍斯的，当然有父母给他的基因，但那个时代和六年集中营守卫的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他感到自己准备好了，可以迎接更大的挑战，也就是为新成立的纳粹帝国建造一个模范集中营。他自认为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也清楚建造这个集中营的目的为何。达豪和萨克森豪森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榜样进行参照。然而，他的上级另有打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乃至几年时间里，霍斯在奥斯维辛建造的这个集中营将沿着非常不同的道路发展。

就在霍斯着手开始他在奥斯维辛的工作时，西北方向250英里以外，他的上级正在进行一项极不寻常的任务：为元首撰写一部备忘录。海因里希·希姆莱坐在柏林，谨慎地写下这样一个标题：“关于如何处理东部外来人口的一点思考”。希姆莱作为纳粹国家最狡诈的权力掮客，深知将想法付诸笔头往往是不明智的做法。纳粹高层经常口头传达各种政策。希姆莱知道，一旦他的观点变成书面文字，就有可能被他的对手拿去仔细剖析。与所有纳粹领导人一样，希姆莱有许多敌人，他们总伺机从他手中夺取部分权力为己所用。然而1939年秋天以来，一直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希姆莱感到，这次需要破例为希特勒准备一份书面文件。在所有关于纳粹种族政策的文件中，他所写就的这份文档是最为关键的一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姆莱白纸黑字地解释了奥斯维辛这个新建成的集中营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发挥其作用。

彼时，作为“德意志民族强化委员会”帝国专员（Reichs-kommisar für die Festigung des deutschen Volkstums），希姆莱参与了种族重组行动，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想象。问题也接踵而来。希姆莱和他的同僚并没能给波兰——这个在纳粹眼中一无所是不屑一顾的国家——带去秩序，反而只增添了暴力和混乱。

纳粹内部对波兰人的基本态度并无分歧：嫌恶。存在争议的是如何处置他们，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如何处置波兰的犹太人。德国的犹太人还不到总人口的1%（1940年大约是30万人），而且大部分已经被德国社会同化；而波兰有300万犹太人，大部分居住在犹太人社区，大胡子，穿着打扮、一举一动都带有犹太教的味道，这使得他们非常容易辨认。战争爆发后，波兰旋即被德国和苏联占领（基于纳粹和苏联于1939年8月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中的一个后果便是，超过200万波兰犹太人现在生活在纳粹占领的区域。该如何处置这些人？

纳粹所面临的另一个自找的麻烦，就是为成千上万正在前往波兰的德意志人寻找住所。根据德国和苏联签订的协议，波罗的海国家、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北部）和其他现为斯大林所占有地区的德意志人获准移居德国，按照当时的说法，也就是“回到帝国的怀抱”。对于希姆莱等痴迷于纯正“德意志血统”的人来说，为所有想要回到祖国的德意志人找到住所是他们的信念。困难在于，该让这些德意志人住到哪儿去？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纳粹需要解决的问题：该如何处理现在受德国管辖的1800万非犹太裔波兰人？要如何管理波兰这个国家，才能保证它永远不会构成威胁？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发表了一次演说，为因上述问题而苦恼的人们提供了政策指导。他明确表示：“首要任务是建立种族新秩序，也就是重新安置不同种族的人，最终形成更清晰的界线。” [19] 付诸实践，这意味着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将被划分为不同区域，其中一个供大部分波兰人居住，剩下的将并入德国。于是，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的落脚之处不在“旧帝国”，而是这个“新帝国”。他们确实是要“回到帝国的怀抱”，只不过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个帝国。

悬而未决的只剩波兰犹太人。在战争开始前，纳粹对居住在他们管辖区域内的犹太人所实施的政策可以概括为：越来越多的官方迫害（通过种种限制和禁令实现），加上偶尔发生的非官方（但却得到纵容的）暴力行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示，假使一战期间就用“毒气”除掉那“1万到1.2万个危害国家的犹太人”，对德国来说是件好事。自那时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就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尽管希特勒明显非常痛恨犹太人，且在一战结束后从没掩饰过他的仇恨，尽管他私下确实表示过希望他们全都死光，但此时纳粹还没有制定出灭绝犹太人的详细计划。

露西尔·艾森格林 [20] 生长于20世纪30年代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对于德国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她再清楚不过了。“1933年之前，生活都还很美好很舒适，”她说，“但希特勒上台后，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的小孩就不再跟我们说话了。他们朝我们扔石子，辱骂我们。我们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被这样对待，所以老是在问：为什么？大人的回答总是‘这只是暂时性的，会过去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艾森格林一家被告知，犹太人必须搬离现住的公寓，到分配给他们的“犹太人住房”去，那些房子的房东部分也是犹太人。他们搬进的第一个公寓跟他们原来的家差不多大，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被迫一次次搬进越来越小的住处，直到全家挤进一间带家具的小房间。“我想我们或多或少接受了一切，”露西尔说，“这些是法律，是规定，你也无能为力。”

1938年11月9日晚的“水晶之夜”，让那些以为纳粹的反犹政策有一天会“过去”的人幻想破灭。一个名叫赫舍·格林斯潘的犹太学生杀死了驻巴黎的德国外交人员恩斯特·冯·拉特，出于报复，纳粹冲锋队员破坏了犹太人的店铺和住宅，围捕了数千名德国犹太人。“去学校的路上，我们看见犹太教堂在熊熊燃烧，”露西尔·艾森格林说，“凡是犹太人开的店，玻璃都被砸碎了，满街都是散落的货品，德国人在大笑……我们害怕极了，觉得他们把我们抓走，天知道会怎么折磨我们。”

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犹太人已经不再享有德国公民权，他们不能与非犹太人通婚，不能做生意，也不能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甚至不能持有驾驶证。由于这些歧视性规定的出台，也由于水晶之夜暴行造成的后果——1000多座犹太教堂被毁、400多名犹太人被杀害、3万多名男性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长达数月，大批德国犹太人开始逃亡。到1939年为止，大约45万人离开了新成立的“大德意志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德意志人居住区），占该区域犹太人总数的一半以上。纳粹对此非常满意，更让他们得意的是，通过纳粹犹太问题“专家”阿道夫·艾希曼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别出心裁的规定，犹太人在被允许离开德国之前不得不交出大部分钱财。

然而如何把他们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德国犹太人“问题”而采取的这一做法套用在波兰身上，对此纳粹大伤脑筋。他们此时需要管理的犹太人不再是几十万，而是数百万，而且大多数人都贫困潦倒，在战争时期，能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到了1939年秋，阿道夫·艾希曼有了主意：犹太人要去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帝国内部那些最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他自认为已为他们找到了最理想的去处，那就是波兰尼斯科（Nisko）镇附近的卢布林地区。这片蛮荒之地位于纳粹领土的最东端，对艾希曼来说，它是用作“犹太人保留地”的绝佳地点。就这样，德国占领下的波兰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德国人聚居区、波兰人聚居区和犹太人隔离区，三个区域自西向东一字排开。艾希曼的宏伟计划得到批准，数千名奥地利犹太人开始被运往卢布林地区。当地几乎没做任何准备工作迎接犹太人的到来，条件差得惊人，许多人死去。但纳粹对此并不在意，实际上他们还鼓励这种做法。汉斯·弗兰克当时是波兰级别最高的纳粹官员之一，他在1939年11月对他的手下说：“不要在犹太人身上浪费时间。终于能着手解决犹太人，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他们死得越多越好。” [21]

然而，希姆莱于1940年5月撰写他的备忘录时清楚地知道，把犹太人转移到波兰最东边是个失败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试图同时转移三批不同的人群：源源而来的德意志人被送往波兰，并需要在当地找到住所，这意味着波兰人要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并被送往别处。同时，犹太人被运往东部，那里的波兰人也要被赶走。这一切造成了空前的大混乱。

至1940年春，艾希曼的尼斯科计划被弃用。波兰最终被分成数个独立的区域，这些区域分为两类：一类正式划归德国，成为“新帝国”的组成部分，其中，但泽一带划归西普鲁士，原波兰西部的波兹南和罗兹划归瓦尔特大区，卡托维兹（也就是奥斯维辛所在地）划归西里西亚地区；另一类包含面积最大的一个独立分区，被称为“总督辖区”，包括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等市，该区域被指定为大部分波兰人的居住地。

希姆莱面临的最急迫问题，是为几十万迁移过来的德意志人提供合适的住房，这个问题反过来也影响到他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处置。伊尔玛·艾吉 [22] 及其家人的经历可以反映出纳粹在试图摆脱他们亲手给自己造成的窘境时是多么残酷无情，还反映出人口问题如何逐渐恶化，最终演变成一场危机。1939年12月，伊尔玛·艾吉这个来自爱沙尼亚的17岁德意志女孩，与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兹南的临时住所。这里曾是波兰的领土，现在属于德国的瓦尔特大区。当他们同意被安全“送往帝国”时，还以为自己要去的是德国：“当我们被告知要去的地方是瓦尔特大区，哎，我可以告诉你，这真的很令人失望。”圣诞节前夕，一位负责住房的纳粹官员给了她父亲几把公寓钥匙，这套公寓就在几小时前还属于一个波兰家庭。几天后，一家原本由波兰人开的餐厅被没收，以便让新来的人有生意可做。艾吉一家吃惊不已：“在那之前，我们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没法带着这种负罪感过日子。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去哪里呢？”

只有知道类似的财产侵占事件超过10万件，才能想象那个时期的波兰所发生的一切。搬迁和安置工作的规模极大，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大约有50万德意志人到达几个新并入帝国的地区等待安置，数十万波兰人遭到驱逐，以便为前者腾出空间。很多人被塞进运牲畜的卡车，送往南边的总督辖区，在那里他们被扔下，没得吃也没得住。难怪1940年1月，戈培尔会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希姆莱正在转移人口，并非处处都顺利。” [23]

这一切还是没有解决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希姆莱已经意识到，同时转移犹太人、波兰人和德意志人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如果德意志人需要更多空间——事实上他们确实非常需要——那么犹太人的生存空间必须大大压缩。因此就有了犹太人隔离区（ghetto）。

犹太人隔离区后来成为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与奥斯维辛和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它们都朝着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早在1938年11月，在讨论将德国犹太人逐出家园后该如何安置他们时，党卫队军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便说过：“对于犹太人隔离区问题，我想立刻澄清我的态度。从警察的立场来说，我不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只有犹太人居住的隔都。我们没办法控制一个犹太人大量聚集的单一犹太区域，它会变成罪犯的藏身之地，变成滋生瘟疫的温床。” [24]

尽管如此，由于其他方法看起来都行不通（虽然可能只是暂时行不通），纳粹最终还是建立了波兰犹太人隔离区。这一举措绝不仅仅是为了腾出更多住房那么简单（虽然希特勒在1940年3月曾说过：“犹太问题是一个空间问题。” [25] ），它实际上反映出纳粹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恐惧，而这些仇恨和恐惧从一开始就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纳粹认为，理想状态是让所有犹太人都“离开”，如果不能马上实现，那么至少应该把这些携带着病菌的犹太人（特别是东欧犹太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埃斯特拉·弗伦凯尔 [26] 当时是个十几岁的犹太女孩，住在罗兹地区，她从小就感觉到纳粹对波兰犹太人强烈的厌恶之情。“我们已经习惯反犹主义了……波兰人的反犹可能更多跟金钱有关，而纳粹的反犹主义却是：‘你们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不应该这样！你们都该消失！’”

1940年2月，就在波兰人被运往总督辖区的同时，纳粹宣布，罗兹的犹太人要被“重新安置”到市内的一个聚居区。按照最初的设想，犹太人隔离区的设立只是暂时性的，为的是在把犹太人驱逐到其他地方之前临时收容他们。1940年4月，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被封锁，没有德国当局的许可，犹太人不能离开该区域。同月，帝国中央安全局宣布，将减少向总督辖区输送犹太人。在这之前，希特勒曾经的律师、也是总督辖区的负责人汉斯·弗兰克已经呼吁了数个月，要求停止所有“未经批准的”强制迁移，因为总督辖区已无法再接纳更多的人。正如人口事务部负责人弗里茨·阿尔特博士 [27] 后来所描述的：“人们被扔出列车——市区也好、火车站台或其他随便一个地方都行，没人在意……我们接到地区官员打来的电话，他说：‘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数以百计的人一批批涌来，没住的地方，也没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跟希姆莱毫无交情的弗兰克向赫尔曼·戈林（时任四年计划总负责人的他对波兰非常感兴趣）抱怨驱逐政策以及把总督辖区当成“种族垃圾桶”的做法，终于，迁移暂时中止，希姆莱和弗兰克可以借此机会“就未来的转移方案达成共识”。

在他1940年5月的备忘录中，希姆莱所要说明的正是这一混乱局面。为解决这个问题，希姆莱打算把波兰分隔成德意志人区和非德意志人区两部分，并明确了该如何对待波兰人及犹太人。希姆莱的种族主义立场在此暴露无遗，他想把波兰人变成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供奴役的民族，而总督辖区应该作为“没有自主意志的奴工”的家园。“东部的非德意志人绝不能接受小学以上的教育，”希姆莱写道，“小学只需教给他们最多五百以内的算术，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以及明白服从德国人，做个诚实、勤劳和听话的人是上帝的旨意。我认为没必要教他们阅读。” [28]

除了要把波兰人变成一个文盲的民族，希姆莱还极力主张“区分血统的优劣”。他提出对6到10岁的波兰儿童进行检查，那些被认定血统纯正的孩子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庭，由德国人抚养，并且不可以再与亲生父母见面。纳粹掠夺波兰儿童的政策远没有他们灭绝犹太人的政策那么广为人知，但二者遵循的其实是相同的逻辑，都说明像希姆莱这样的人是如何坚定地相信，通过种族身份可以判定一个人的价值。今天看来，这种绑架孩子的做法无疑非常罪恶且怪异，但希姆莱这么做不是为了他自己，它是他扭曲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如果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家庭，波兰人将会“依靠这些有着优良血统的人发展自身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谈起这些孩子时，希姆莱写道：“无论这样做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残酷和不幸，但如果我们不想采用布尔什维克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un-German），也不可能实现——那么这个方法就是最温和的，也是最好的。”尽管希姆莱谈论的是波兰儿童，但鉴于他指出“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从根本上很不德国”，他这番劝告显然也适用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其他“人群”。（海德里希1940年夏发表的声明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推论，该声明的直接对象就是犹太人：“生物灭绝对德国人这个文明的民族而言是不体面的行为。”） [29]

在其议题颇为广泛的备忘录中，希姆莱还为犹太人的命运做出了安排：“我希望‘犹太人’这个称谓从此彻底消失，我们可以通过大规模驱逐把所有犹太人赶到非洲或其他殖民地去。”这又回到纳粹一开始确立的转移政策，因为战争的爆发，这个政策重新被考虑。希姆莱指望法国会很快输掉战争，同时也希望英国人因此迅速投降并提出单方和解。战争一旦结束，波兰的犹太人就可以被塞进轮船里运走，到原属于法国、现归德国的某个非洲殖民地去。

尽管在今天看来，把几百万人装进轮船运到非洲的设想未免太不现实，但在当时，纳粹无疑认真地考虑过这个方案。一些激进的反犹主义者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建议把犹太人运到非洲去，眼下的战争形势似乎让纳粹这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有望落实。希姆莱写就备忘录的六周之后，德国外事办公室的弗朗茨·拉德马赫撰写了一份文件，宣布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被指定为犹太人接收地。 [30]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方案很可能与战争时期所有针对“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样，意味着大量的死亡和无限的痛苦。马达加斯加的纳粹官员会按部就班，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灭犹太人。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纳粹“最终解决”可能不会发生，但其他形式的种族灭绝几乎一定会出现。

希姆莱将他的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看完后告诉他，这份报告写得“不错、准确”（gut und richtig）。不要忘了，希特勒从来没有把他对备忘录的态度付诸文字。希姆莱只需要元首的口头肯定就足以推进工作。在纳粹治下，重大决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出的。

因此，在纳粹的宏伟大计里，鲁道夫·霍斯和奥斯维辛那座刚建立起来的集中营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奥斯维辛属于波兰境内将被“德国化”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营地接下来的发展。此前，上西里西亚地区在波兰人和德国人之间几经转手，在一战爆发前它属于德国，随后德国人又在《凡尔赛条约》中失去了它。现在，纳粹想要为帝国重新收回这个地方。然而，与其他将被“德国化”的地区不同，上西里西亚工业化程度很高，且大多数地区不适合用来安置德意志人。这意味着它需要保留一定数量的波兰人充作奴工，因此一个用来威吓当地人的集中营就很有必要。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

霍斯很清楚，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尽管达豪为奥斯维辛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比起“旧帝国”的同类机构，后者所要处理的问题却棘手得多。当时，纳粹在实行种族洗牌，波兰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都被摧毁。奥斯维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囚禁和恐吓波兰人的工具。因此，尽管一开始只是作为一般的集中营，奥斯维辛犯人的死亡率还是高于帝国任何一个“常规”集中营。早期送往奥斯维辛的2万名波兰人，一半以上在1942年初便已丧命。

然而，奥斯维辛的第一批犯人并不是波兰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1940年6月，他们抵达奥斯维辛，后来成为第一批卡波，为党卫队充当打手管教波兰犯人。对首批来到奥斯维辛的波兰人来说，许多人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正是这些卡波。“我们还以为他们是水手呢，”罗曼·特罗扬诺维斯基 [31] 说，1940年夏天他被送到奥斯维辛，当时19岁，“他们都戴着水手的贝雷帽。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罪犯，全都是刑事犯。”“我们到了以后，德国卡波冲我们大喊大叫，还用棍子打我们，”威廉·布拉塞 [32] 说道，他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来到奥斯维辛，“如果有谁从牲畜卡车上下来的动作慢了，他就会挨打，还有人甚至当场被打死了。我吓坏了，所有人都吓坏了。”

最早来到奥斯维辛的波兰人被抓捕的原因各不相同，或被怀疑是波兰地下反对组织成员，或隶属纳粹所憎恨的群体之一，比如神父或知识分子，有的仅仅是冒犯过某个德国人。实际上，1940年6月14日到达奥斯维辛的第一批波兰囚犯是从塔诺夫（Tarnow）监狱转过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学生。

这些初来乍到的新人，当务之急就是建起关押自己的集中营。威廉·布拉塞回忆道：“我们用的是非常原始的工具，而且犯人必须自己背石头。这可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我们还老是挨打。”然而建筑原材料是如此匮乏，因此纳粹分子惯用的伎俩——偷，在此大行其道。“我负责拆除原先波兰人住的那些房子，”布拉塞继续说，“我们接到命令，要把包括砖、厚木板和各种各样的木料都拿走。这些德国佬又要快，又不提供原材料，这种做法让人莫名其妙。”

偷盗之风在集中营里猖獗一时，偷窃的对象不仅包括当地居民，还包括营里的“自己人”。布拉塞说：“德国卡波会把我们叫去，说：‘去其他分队那里弄点水泥回来，他们的工作可不是我们要操心的事。’我们照办。木板、水泥都是从别的工作分队偷回来的。在营地里我们管这个叫‘顺手牵羊’（organizing）。但是得特别当心不要被逮到。”“顺手牵羊”的文化并不限于囚犯。早期青黄不接的时候，霍斯也会顺手摸来他需要的东西：“既然不可能指望从上级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我只能尽量将就，自力更生。我不得不到处找小汽车、卡车和必需的汽油；我要开到100公里以外的扎科帕内和拉布卡，只为了给犯人的厨房找几个开水壶；床架和秸秆床垫还得一路开到苏台德去弄……每当我发现有哪个仓库屯着我们急需的物品，我马上把它们全都运走。根本顾不上什么礼节……我甚至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一百米长带刺的铁丝网，所以只能去偷，因为我们特别需要它们。” [33]

就在霍斯忙着“顺手牵来”必需品，以把奥斯维辛变成一个“能派上用场”的集中营时，身陷那些偷来的带刺铁丝网之内的波兰人已经明白，他们活命的关键在于一点——自己为哪个卡波工作。“我很快就发现，在‘好的’工作分队，犯人的脸通常看起来比较饱满和圆润，”威廉·布拉塞说，“他们的状态跟那些干着重活儿、枯瘦憔悴的人很不同，后者就跟穿着制服的骷髅一样。我马上就注意到，跟着这个卡波是上策，因为他手下的犯人状态更好。”

罗曼·特罗扬诺维斯基的卡波是集中营里最残忍的卡波之一，因此他的生活苦不堪言。他的卡波曾因他一次小小的违规扇他的脸，然后命令他扶着板凳蹲了两个小时。在这个工作分队的残酷生活几乎击垮了他。“我没有力气每天推着手推车跑来跑去，”他说，“只要干一个小时手推车就不听你的使唤了，你会栽倒在手推车上，弄伤自己的腿。我得从这里逃出去。”跟许多在他之前和之后来到奥斯维辛的犯人一样，特罗扬诺维斯基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摆脱这个工作分队，否则他就只有死路一条。

一天早上点名时，犯人被告知党卫队要招募熟练的木工。尽管特罗扬诺维斯基这辈子从来没当过木匠，但他谎称自己“有七年经验”，自愿应征。但是纸包不住火，他到了木工房，刚开始干活就露了馅。“卡波叫住我，把我带到他的房间。他手里拿着一根大棍子站在那里，一看到棍子我就瘫了。他说因为我弄坏了木料，要挨二十五下。他让我弯下腰，开始打我。他故意打得特别慢，好让我领受每一下的滋味。他人高马大，手劲也很大，而且棍子特别沉。我很想大喊，可还是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叫出声来，一声都没有。这帮了我，因为打到第十五下时他停了。‘你表现不错，’他说，‘所以最后十下我给你免了。’我只挨了十五棍，但这十五棍也够我受的了。两个星期里我的屁股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有很长时间都没法坐着。”

虽然特罗扬诺维斯基被人从木工房里赶了出来，但他还是想找一份室内的工作。“这个特别关键，要想活下来，必须待在屋子里。”他找到一位朋友，这个朋友认识一位相对比较和善的卡波，名叫奥托·屈泽尔。他跟朋友一起去见了屈泽尔，吹嘘自己的德语水平，最后找到一份在厨房为德国人准备食物的工作。“我就这样保住了我的命。”他说。

在人人想尽办法力求保命的集中营里，有两类人，从他们刚到集中营的那一刻起就会被挑出来百般凌辱，那就是神父和犹太人。这个阶段的奥斯维辛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接收犹太人，因为当时设立犹太人隔离区的政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被送往集中营的知识分子、抵抗组织成员和政治犯当中也有犹太人。他们同波兰的天主教神父一样，比其他犯人更可能被分配到惩戒分队（penal commando），该分队的管理者是所有卡波中最恶名昭著的一个——恩斯特·克兰克曼。

1940年8月29日，第二批德国犯人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转移到奥斯维辛，其中就包括克兰克曼。很多党卫队队员不喜欢他，但他有足够强大的靠山——卡尔·弗里奇（集中营领导，霍斯的副手）和格哈德·帕利奇（指挥官助理）。克兰克曼极胖，经常坐在一个巨大石碾的挽具上，石碾用来平整营地点名的中央广场。奥斯维辛的首批囚徒之一，耶日·别莱茨基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犯人们正在碾轧两栋楼之间的空地。那个碾子非常非常重，整个分队二十或二十五个人都拉不动。克兰克曼就用手里的鞭子抽他们，冲他们喊：‘动作快点儿！你们这群狗！’” [34]

别莱茨基看到，这些囚犯被迫从早到晚平整地面，中间没有任何休息。夜幕降临时，他们中的一个人跪倒在地，站不起来。这时，克兰克曼命令分队的其他人拉着石碾，从他们这位倒下的狱友身上碾过。“我已经看惯了死亡和毒打，”别莱茨基说，“但亲眼目睹这一幕，我还是从头凉到脚，彻底呆住。”

对于这类暴行，党卫队的态度甚至都不是冷眼旁观，而是积极鼓励。如威廉·布拉塞以及所有奥斯维辛幸存者所证实，正是党卫队创造了集中营里这种残忍的文化（而且他们经常自己动手）。布拉塞说：“那些特别残暴的卡波会得到党卫队的奖赏，比如多得到一碗汤、一个面包或一根烟。我亲眼看见的。党卫队鼓励他们这样做。我常听见党卫队看守吩咐他们：‘往死里打。’”

尽管集中营里到处都在发生令人瞠目的暴行，但在纳粹眼中，比起重组波兰的血雨腥风，奥斯维辛只能算得上一潭静水。彻底扭转这一切的第一个信号发生于1940年的秋天。9月，党卫队行政和经济总办公室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Oswald Pohl）到奥斯维辛视察。波尔看到集中营附近有沙土和砾石坑，便要求霍斯扩建营地，他认为它可以为党卫队经营的德国土石制造有限公司（German Earth and Stone Works, DEST）所用。1937年，当时德国集中营关押的犯人已从1933年的2万多减少到只剩一半，经济因素的考量对希姆莱和党卫队益发重要，于是，希姆莱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为集中营的未来提供保障，那就是让党卫队开办自己的公司。

从一开始，纳粹经营的就不是普通业务。希姆莱不想成立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想建立多个公司，让它们全都按照纳粹的哲学思想运作，为国家服务。集中营将为新德国提供原材料，比如为希特勒在柏林规模庞大的帝国总理府提供巨量花岗岩。为实现这个目标，1938年德奥合并后，党卫队在毛特豪森新开设了集中营，就在一个花岗岩采石场附近。他们认为，让国家的敌人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再合适不过了。如希特勒最钟爱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所说：“毕竟，犹太人在法老时代就开始造砖了。” [35]

希姆莱对工业生产的热情并没有止步于为帝国提供建筑材料，他对其他许多项目也极力支持。比如，纳粹成立了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天然药物和农业生产新形式（这两个都是希姆莱非常关心的课题）。很快纳粹就开始生产衣物、维生素饮品甚至瓷器（牧羊人和其他“种族正确”的人物雕塑）。近来研究表明 [36] ，这些党卫队的企业管理者很多并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但讽刺的是，这桩生意的前景却是一片大好。

波尔才刚刚下令让奥斯维辛为国家生产沙土和砾石，这个集中营马上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1940年11月，鲁道夫·霍斯与希姆莱会面，会上他为奥斯维辛制定的计划让他的上司浮想联翩。对农业的共同兴趣迅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霍斯回忆起希姆莱对集中营的新设想：“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所有必要的农业实验，要成立大量的实验室和植物栽培部门。对各类牲畜的饲养都很重要……沼泽地需要排干和开垦……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农业规划，巨细靡遗，直到他的助手提醒他，一位非常重要的人正等着与他会面，已经等了很久，他才停了下来。” [37]

霍斯与希姆莱的这次会面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人们更关注奥斯维辛后来发生的那些更恐怖的事。然而，这次会议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了解集中营演变过程中，两位关键人物的思想状态。如果把他们看成受非理性情感驱动、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疯子”，不仅太过轻率，而且根本是错误的。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虽然狂热到近乎古怪的程度，但在战争大背景下，那些在和平时期只可能是白日梦的设想是有可能实现的。与霍斯就着桌子探讨奥斯维辛建设方案的希姆莱，凭借纳粹的侵略行动，已经有过将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的经验。他用手在地图上随便一划，就改变了成千上万德意志人和波兰人的命运。他一直在用最煽动人心的辞藻宣传自己的看法，使它成为人们可以想象的事实。

关键是，我们要明白，希姆莱从来是以一套合理的思维逻辑，来谈论他把奥斯维辛打造为农业研究中心的愿望。这一愿景无疑令人作呕，但它确实清晰明确。1940年11月的这次会议上，他对西里西亚地区的前景十分看好，认为它将成为德国的农业乌托邦，一个天堂般的地方。南边波兰人的粗鄙农庄将永远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团结一致、管理有序的德国农场。霍斯和希姆莱自己都当过农民，对土地都怀有深厚的、近乎神秘的感情。因此，利用奥斯维辛进一步深化农业知识的设想，对他们两人一定都极具吸引力。

正在兴头上的希姆莱丝毫不顾及一个事实：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在的地方恰恰不适合完成这项事业。它位于索拉河和维斯瓦河交汇处，该地区因常发洪水而闻名。尽管如此，直到奥斯维辛被解放的那一天，集中营里的犯人日日夜夜在为实现希姆莱的梦想劳动。他们挖沟、给池塘排水、加固河堤，只因对于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Reichsführer SS）来说，对梦想的梦想要比讨论它的具体可行性更让人兴奋。希姆莱根本没有意识到，在他激情澎湃地向忠诚的下属鲁道夫·霍斯大谈特谈自己的梦想时，数千人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到1940年底，霍斯已为集中营建立起基本的制度和准则，它们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指导着集中营的运作，包括能时时刻刻有效监管囚犯的卡波，极其残忍、允许随心所欲处罚犯人的管理，以及集中营里无所不在的潜规则：如果一名囚徒不能迅速掌握避开危险的工作分队的伎俩，那他很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不过，在早期的种种建制中最能代表集中营文化的，是“11号楼”。

从外表看，11号楼（原为13号楼，1941年重新编号）与营里的其他地方没有区别，都是红色屋顶的砖房，但每个人都知道，11号楼的作用独一无二。“我很怕经过11号楼，”约瑟夫·帕钦斯基 [38] 说，“真的特别害怕。”犯人之所以有这种感受，是因为11号楼乃狱中之狱，是一个充满酷刑和杀戮的地方。

耶日·别莱茨基是为数不多能活着离开11号楼，并讲述他在里面经历的人。他之所以被送去那里，是因为一天早晨醒来后，他病得很厉害，疲惫不堪，实在无法上工。在奥斯维辛，犯人是不可能请病假休息的，因此他想藏在营里，希望没人发现他旷工。一开始他躲在厕所，但后来他意识到假如一整天都待在里面，很有可能被抓到，于是他走出来，假装打扫营地卫生。不幸的是，他被一个守卫逮个正着，送到11号楼接受处罚。

他被带上楼梯，来到阁楼。“我走进去，（屋顶的）瓦片很烫，那是8月的一天，是个好天气。但这里一股恶臭，还听见有人呻吟的声音——‘耶稣，哦耶稣！’里面很黑，只有从瓦片缝隙透进来的一点光。”他抬起头，看见一个人双手反绑在背后，被吊挂在屋顶的大梁上。“士兵拿来一个凳子，对我说：‘踩上去。’我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拿出一条链子捆住了我的手。”守卫把链子系在大梁上，突然踢开凳子。“我就觉得，老天爷啊，简直太疼了！我哀嚎着，他就冲我喊：‘你给我闭嘴！你这条狗！你活该遭罪！’”随后，士兵就离开了。

他的双手和胳膊向后拉扯着，承受全身的重量，这种疼痛令他难以忍受。“不用说，汗水顺着我的鼻子淌下来。那天非常热，我一直喊着‘妈妈呀！’一个小时后，我两个肩膀都脱臼了，而另一个人早已没声音。接着来了另一个党卫队士兵，他走到那个人跟前，把他放了下来。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我被吊得没了精神，也没了魂。然后，士兵说的一句话传进我的耳朵。他说：‘就剩十五分钟了。’”

到他再回来之间发生了什么，别莱茨基不太记得了。“‘抬腿。’他说。但我动不了。他抓住我的腿，把一条腿放在板凳上，然后又把另一条也放上去。他一松开链条我就从板凳上摔下去，跪倒在地。他扶了我一把，举起我的右手，说：‘举着别动。’但我的胳膊毫无知觉。他说：‘过一小时就好了。’我艰难地跟着这个党卫队士兵下了楼。他是个非常有同情心的守卫。”

别莱茨基的故事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很特别，比如他在折磨之下表现出的勇气。而更令我们惊讶的，或许是两个党卫队守卫的强烈反差，一个在他毫无防备时残忍地踢开他脚下的凳子，另一个“有同情心的”守卫在受刑结束后帮助他。这也提醒我们，就像不同卡波可能有着千差万别的性格，党卫队看守也同样如此。很多集中营幸存者在回忆过去时都会提到，他们的管理者并不都属于同一种类型。要想在集中营里活下来，至关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识别不同人的不同性格，这不仅包括卡波，也包括党卫队士兵。一个人能否保住性命就仰赖这种能力。

耶日·别莱茨基从11号楼出来时已然一瘸一拐，但命运好歹仍眷顾他，当一个人走上那些水泥台阶、迈进那道大门以后，他很有可能再也无法活着出来。在审讯时，纳粹用尽各种恐怖的方法折磨11号楼的犯人，不仅包括别莱茨基所遭受的双手反绑吊挂，还包括鞭刑、水刑、针扎指甲、烙铁烫皮肤、用汽油浇透全身后点火，等等。奥斯维辛的党卫队挖空心思发明新的虐待花招，囚徒之一，博莱斯瓦夫·兹博齐恩有一次看到一个从11号楼被送进医院的犯人：“他们特别爱用的一招，尤其在冬天，就是抓住犯人的头靠近焦炭炉，好让他们招供。犯人的脸会被彻底烧伤……那个男人脸部完全灼伤，眼睛都烧坏了，可他还不能死……政治部的人还需要他……那个犯人几天以后才死去，自始至终都意识清醒。” [39]

那段时间，11号楼的主管为党卫队小队领袖（少尉军衔）马克斯·格拉布纳，他是集中营最恶名昭彰的工作人员之一。在加入纳粹党卫队之前，格拉布纳不过是个牛倌，而现在他却对他手下的犯人有着生杀予夺大权。每周他都要“清理存货”，也就是由他和他的同僚决定11号楼中每个犯人的命运。一些人继续留在牢里，另一些人则会接到“1号惩罚”或“2号惩罚”。“1号惩罚”意味着鞭刑或其他酷刑，而“2号惩罚”则意味着立即处死。那些被判了死刑的首先会被带到11号楼一层的盥洗室，在这里脱去衣服，然后被领着从侧门走进一个隐蔽的天井。这个天井位于10号楼和11号楼之间，营里只有这两栋楼之间立起了围墙，与集中营其他地方隔开。犯人就在这里被杀害：他们的两只手臂被一名卡波死死按着，走向离入口最远的那面墙（用集中营里的黑话来说，那叫“帷幕”）。等来到砖墙前，一名党卫队行刑官会用一把小口径手枪（以便最大程度减小声响）近距离对准脑袋，一枪毙命。

然而，在11号楼里遭罪的不只是奥斯维辛的犯人。这里也是德国卡托维兹（原波兰卡托维兹）地区的简易治安法庭，因此，被盖世太保抓捕的波兰人有可能不经过集中营其他区域，直接被带进11号楼。负责审判他们的法官当中，有位米尔德纳博士，他是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上校军衔），也是国会议员。佩里·布罗德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党卫队士兵，他讲述了米尔德纳在工作中的施虐倾向：“一个16岁的年轻人被带进房间。由于实在饿得受不了，他从商店里偷了一些吃的，就成了‘罪犯’。米尔德纳判他死刑。他慢条斯理地把判决书放在桌上，刻薄地看着那个站在门口，衣不蔽体、脸色苍白的男孩。‘你有妈妈吗？’男孩低着眼睛，小声说：‘有。’‘你怕死吗？’脖子粗短的刽子手丝毫不带感情地问，就像能从受害者的痛苦中得到快感似的。那个年轻人没有声音，身体却微微发抖。‘你今天就会被枪毙，’米尔德纳有意让他的话带着上帝判决的味道，‘或者他们会吊死你。一个小时以后，你就是死人一个。’” [40]

根据记录，对于女犯，米尔德纳特别享受在判她们死刑后的对话：“他会用最夸张的方式向她们描述她们马上面临的枪决。”

尽管有恐怖至极的11号楼，但这个阶段的奥斯维辛依然保留着传统集中营（如达豪）的一些特点。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明就是，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事实上在早期，奥斯维辛的犯人是有可能在服刑一段时间后被释放的。

1941年复活节前夕，两个党卫队士兵找到了波兰政治犯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 [41] ，他当时正在20号楼的医院。“他们对我说：‘出来！’没人给我任何解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不是好事，因为我的处境突然发生变化，而身边的狱友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我吓坏了。”他很快得知，他将要去面见一组德国医生。在路上，一个波兰医生——同时也是一名犯人——悄声对他说：“如果他们问你，你就说你很健康，感觉很好。要是你说你病了，他们不会放你走的。”巴托谢夫斯基大吃一惊。“他们会放了我吗？”他又惊又喜地问那些波兰医生，但他们只答道：“闭嘴！”

问题是，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我的背上、屁股上、后脑勺和后脖颈长满了大疖子。那些波兰医生给我涂了很多药膏，还往疖子上拍了很多粉，让我看起来好一些。他们对我说：‘别怕，他们不会特别仔细地检查你的，但你什么也不要说，那样就违反规定了，因为这里没有谁是病人，知道吗？’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德国医生面前，我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波兰医生们急切地说：‘都挺好的。’那个德国医生就只点了点头。”

通过这个敷衍了事的体检后，巴托谢夫斯基被带到管理办公室，那里的人把他刚进集中营时穿在身上的衣服还给了他。“他们没把我的镀金十字架还给我，”他说，“他们留作纪念了。”接着，不无滑稽的是，如同常规的囚犯释放流程，党卫队问他对囚禁生活有没有什么要投诉的。他说：“我很狡猾，我回答：‘没有。’他们又问：‘你对集中营里的生活还满意吗？’我回答：‘满意。’然后我在一张表格上签字，表明我没有要投诉的，也不会触犯法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可是个波兰人，对德国人的法律不感兴趣。我们的法律是由流亡在伦敦的政府规定的。不过当然了，我是不会跟那些家伙讲这个的。”

巴托谢夫斯基和另外三个同天被释放的波兰人一起，在德国卫兵的陪同下来到奥斯维辛火车站。当列车驶离车站的时候，他真切地感受到“最初那几分钟的自由”。他将要踏上漫长的回家之路，回到波兰的母亲身边。在火车上，“人们摇着头，一些女人流下同情的眼泪。你看得出来，他们很受震动。他们问：‘你们从哪儿来？’我们说：‘奥斯维辛。’没人说话，他们只是看看我们，眼里透着恐惧”。那天深夜他到了波兰，到了母亲的公寓。“她看见我大吃一惊，扑过来抱住我。我第一个注意到的变化，是她头上有了一缕白发。她脸色不太好，那时候大家看起来都不大健康。”

总共有几百名犯人以类似的方式离开了奥斯维辛。没人确切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选中，但就巴托谢夫斯基来说，舆论压力似乎起到一定作用，因为红十字会和其他机构一直在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要求释放巴托谢夫斯基。当时国际上的压力确实影响了纳粹对犯人的处置，这也可由一批1939年11月被捕的波兰学者的经历得到证实。在纳粹对波兰知识分子进行整肃的过程中，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教授们从讲台上被带走，关押于包括达豪在内的不同集中营。14个月后，还活着的教授得到释放，几乎可以肯定是外界压力起到的作用，其中包括教宗提出的请求。

与此同时，奥斯维辛进入一个至关重要的新阶段，另一个德国人提出了一个将大大影响它未来发展方向的“愿景”：工业巨头IG法本公司的奥托·安布罗斯博士（Dr. Otto Ambros）打算在东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来生产合成橡胶，因为战争没有按照纳粹预期的那样发展。希姆莱在1940年5月还幻想着战争会很快结束，犹太人可以被送往非洲。与他一样，IG法本公司那时也认为，没必要费钱费力地生产合成橡胶和燃料，等到战争一结束——最迟也就在1940年秋天——大量原材料就可以从帝国以外的地方获得，比如德国从敌人手上抢过来的那些新殖民地。

但到了11月，战争显然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丘吉尔拒绝讲和，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击退了德军的空袭。再一次地，德国这些纸上谈兵的诸公需要处理意料之外的情况。说实话，在纳粹统治期间类似的情形屡屡出现，领导层疲于应付与他们的构想出现落差的局面。这些人经常被巨大的野心和乐观主义情绪冲昏了头脑，以为仅靠“意志”的力量就可以战胜一切，结果碰一鼻子灰——不是自己缺乏规划和远见，就是对手比自信心膨胀的他们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在IG法本公司，曾因预计战争会很快结束而被搁置的扩建方案，此时又匆匆地重新提上日程并付诸实施。尽管IG法本公司并不是一个国有企业，但它却极其重视纳粹领导层的需求和愿望。按照纳粹的四年计划，东部需要设立一个生产丁纳橡胶（一种合成橡胶）的工厂。现在，经过多次讨论，IG法本公司同意将工厂建在西里西亚。 [42] 生产合成橡胶需要用到煤，并对煤进行加氢处理，也就是在高温下让氢气通过煤。没有石灰、水以及最重要的原料煤，丁纳橡胶就无法生产。因此，任何一个丁纳橡胶工厂都应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拥有获取这些原材料的便捷渠道。此外，IG法本公司坚持，工厂周边应该有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在仔细研究过地图和计划书后，奥托·安布罗斯认为他为IG法本公司的新丁纳橡胶工厂找到了一个理想地点，那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东边三英里处的那片地区。不过，离集中营近并不是IG法本公司最初决定将工厂设在奥斯维辛的主要原因，他们更愿意让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为他们工作，而不是完全依靠苦役犯。

得知IG法本公司有意去奥斯维辛后，希姆莱的态度准确来说是非常矛盾的。站在党卫队全国领袖的立场，希姆莱对这一举措疑虑重重。到目前为止，他一直确保集中营的囚犯只为党卫队的自营企业工作。一旦为私有企业开绿灯，从而使这些奴工的利润最终成为国家的收入，而不是完全进入党卫队自己的腰包，这可不是希姆莱会热心提倡的事。尽管党卫队也能通过倒卖砾石给IG法本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希姆莱对党卫队自己的企业显然有更宏伟的规划，不容阻挠。

然而，作为“德意志民族强化委员会”的帝国专员，希姆莱的态度却要积极得多。他知道IG法本公司需要德意志人，并且乐于满足他们的这一需求。为这些即将到来的劳动力找到住处不是什么大问题，奥斯维辛的管理者很愿意“撵走”住在城里的犹太人和波兰人，以便为他们腾出空间。 [43] 最终，作为四年经济计划总负责人的戈林做出了决定：IG法本公司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建造工厂，希姆莱和纳粹党卫队应与他们开展合作。 [44]

由于IG法本公司的关注，奥斯维辛，这个在党卫队系统中原本不太重要的集中营，此时却有可能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一个。1941年3月1日，希姆莱决定对奥斯维辛进行首次视察，这也反映出这个集中营地位的转变。在回忆录以及战后的审讯中，霍斯都对这次视察进行了详细描述。在访问过程中，希姆莱狂妄自大的一面展露无遗。如果说11月时他要把奥斯维辛打造成农业研究站的愿望已属野心勃勃，那么他3月时的构思算得上异想天开了。此前对IG法本的顾虑已经彻底抛在脑后，现在希姆莱轻松地宣布，集中营关押的犯人将由1万增加到3万。当时陪同希姆莱的上西里西亚大区长官弗里茨·布拉赫特对这一冒进方案提出了异议，另一位当地官员也插进来说，集中营的排水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公认的事实。但希姆莱对他们说，他们应该咨询专家，应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他用下面的话作为总结：“先生们，集中营必须扩建。我的理由比你们反对的理由重要得多。” [45]

尽管霍斯对希姆莱向来俯首帖耳，但他也强烈感到领导的这一新计划执行起来困难重重。等到自己和希姆莱、埃里希·冯·登·巴赫-泽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纳粹德国东南大区的党卫队和警察最高首脑）一起坐进轿车后，霍斯便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他缺建筑材料、缺人手、缺时间——基本上什么都缺。希姆莱的回答不出所料：“我不想再听你提困难二字！”他说，“对一个党卫队军官来说，困难根本不存在！如果碰到麻烦，你的任务就是解决它。至于怎么解决，那是你的事，我不管。”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不是希姆莱如何回应霍斯的抱怨，而是霍斯居然能对党卫队最高负责人这样讲话。在苏联，要是有人敢这样对斯大林或贝利亚（苏联秘密警察[NKDV，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莫斯科与希姆莱角色最接近的人）说话，那他简直是在拿生命开玩笑。虽然乍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来自内部支持者的批评，纳粹领导层确实要比斯大林体制宽容得多，这也是第三帝国比斯大林政权更有活力的原因之一，因为下级官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与斯大林体制中大多数犯下罪行的人不同，霍斯的所作所为，从来不是因为害怕质疑上级的命令会遭到可怕的报复。他之所以加入纳粹党卫队，是因为他全心全意地认同纳粹的整体构想，这让他能够就执行的细节放开提意见。他服从上级，但他拥有百分百的权力。一个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并非因为自己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

当然了，就小事与上级抗辩的自由与它能达到什么效果，完全是两回事。霍斯向希姆莱的抱怨无济于事，党卫队全国领袖要扩大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计划无论如何都要付诸实施。正如霍斯沮丧地总结道：“党卫队全国领袖永远只想听好消息。”

IG法本公司决定在奥斯维辛建造橡胶工厂，这刺激了希姆莱，他的宏图不再局限于集中营，而是把整个小镇和周边地区都囊括进来。在4月7日于卡托维兹召开的一次策划会上，希姆莱的代表宣布：“党卫队全国领袖的目标，是在这里建立东部移民的示范定居点，尤其是对那些品质优秀的德意志人的安置。” [46] 按照计划，奥斯维辛将变成一个容纳4万人的全新德国小镇，这一计划的实施将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扩建同步进行。

在此期间，霍斯逐渐意识到，与IG法本公司建立关系可能对集中营大有好处。1941年3月27日，奥斯维辛的管理者和公司代表会面，会议纪要记录了霍斯如何为集中营争取利益。 [47] IG法本公司的一位工程师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能够提供多少名囚犯，“霍斯少校指出，主要问题在于集中营营房的建设无法以最快速度进行，因此很难提供足够多的床位”。霍斯又提到，这里的障碍是原材料的匮乏，这也是他不久前费尽唇舌向希姆莱抱怨的问题。而此时霍斯提出，如果IG法本公司能协助“加速集中营的扩建”，那么“最终受益的是他们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多的囚犯”。看来，霍斯终于找到了同情他困境的听众，最后，IG法本公司的几位先生同意“负责确认能否为集中营提供帮助”。

在同一次会议上，IG法本公司同意，为每个非技术工人支付每天3马克的“统包工资”，技术工人则是4马克，并且“（每个集中营囚犯的）工作成果将按照一个普通德国工人的75%计算”。双方还协定了集中营为IG法本公司在附近的索拉河开采砾石的单位价码。总的来说，“整个谈判过程都是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双方都强调会尽一切努力为对方提供协助”。

不过，尽管希姆莱和IG法本公司为奥斯维辛做出了宏伟的规划，还是无法与纳粹高层此时在柏林所制定的策略相提并论，后者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几个月来，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的官员们一直忙着为入侵苏联制定计划，此次行动的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1940年7月，希特勒在他巴伐利亚的伯格霍夫别墅（Berghof）寓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他向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宣布，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好方法便是摧毁苏联。希特勒认为英国人之所以能坚持，是因为还寄希望于斯大林最终能打破1939年8月与纳粹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如果德国人能摧毁苏联，英国人就会同意讲和，那么纳粹将成为欧洲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这个决定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影响，它不只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事实上，也决定了欧洲接下来大半个世纪的历史。2700万苏联公民为此丧生，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在单次战役中牺牲最惨重的一次。同时，这场战役为纳粹执行“最终解决”——灭绝犹太人——提供了历史背景，因此，不考虑到“巴巴罗萨行动”以及1941年夏秋的战争形势，我们就无法理解奥斯维辛集中营随后的一系列变化。实际上，从此时开始，直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东线战争的进展（或者毋宁说是倒退）对纳粹的思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纳粹分子看来，这不是一场对抗西方“文明”国家的战争，而是与犹太—布尔什维克“劣等人”的殊死战斗。因此，时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在他1941年3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在苏联“必须毫不留情地采取最暴力的行动”，“斯大林手下的知识分子必须全部处决”。正是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经济部门才会提出一项令人震惊的方案来解决德国军队向苏联推进过程中的食物补给问题。国防军中央经济部门1941年5月2日的一份文档表明，“全体德国军队”的食物将“由俄国人来承担”。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从这个国家拿走一切我们需要的，那么无疑将有几千万人饿死。” [48] 三周后的5月23日，这个机构撰写了一篇更激进的文章，标题为“给东部经济组织的政治经济指导方针”。文章声明，当前的目标不仅是用苏联的食物喂饱德国军队，还要用这些食物供应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这意味着苏联北部可能会有3000万人死于饥饿。 [49]

近期有研究指出，这些文档里令人震惊的构想并不是草率提出的应急方案，纳粹分子的举措背后有着非常理性的考量，他们认为削减人口具有经济上的正当性。根据“适度人口”理论，纳粹的经济规划专家单凭居住于某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就可以计算出这个地区是会带来利润还是会造成亏损。举例来说，赫尔穆特·迈因霍尔德是一位任职于德意志东部发展事务研究所的德国经济学家，按照他的计算，1941年有583万“多余的”波兰人（包括老人和儿童），他们的存在意味着“对资源的损耗”。这些多余的人口被称为“累赘的存在”（Ballastexistenzen），是对“空间的浪费”。 [50] 在这个阶段，这些经济学家尚未把这套逻辑推演到最后一步——他们没有要求赶尽杀绝波兰的Ballastexistenzen，但他们写到了斯大林是如何处理苏联类似的人口过剩问题：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下令驱逐“富农”（kulak），对其余的人实行农业集体化，这一政策造成约900万人死亡。

这种想法也为德国入侵苏联可预见的大量平民死亡提供了理论支持——对纳粹专家来说，“3000万人”有可能死于饥饿，这不仅对当前德军的突破有好处，也有利于德国人民的长远福祉。需要喂饱的苏联人越少，就有越多的食物可以向西运送到慕尼黑或汉堡居民的手中。不仅如此，它还可以促使被占领的区域迅速德国化。希姆莱已经注意到，大部分波兰农场的规模太小，不足以供养一个德国家庭，而现在他坚信，大饥荒将推进在苏联建立大规模德意志农庄的进程。在入侵开始前的一次周末聚会上，希姆莱坦率地对他的同事说：“苏联战役的目的是把斯拉夫人口减少3000万。” [51]

即将打响的苏联之战显然让许多纳粹领导人产生了最为激进的念头。希特勒写信告知墨索里尼入侵苏联的决定时，他坦认自己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这赋予他在这场斗争中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自由。正如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41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到的：“元首说，无论我们做的是对是错，我们都必须取得胜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有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从战争的策划阶段就可以预见到，苏联的犹太人将遭受深重的苦难。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讲时，明确地将下一次世界大战与犹太人的灭绝联系起来：“今天我想再当一次预言家，如果国际金融形势和欧洲内外的犹太人让各国再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它的结果不会是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灭绝。” [52] 希特勒特别用到“布尔什维克化”一词，强调在纳粹种族理论中共产主义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苏联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秘密进行共谋的大本营。虽然斯大林本人表现出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但这并不妨碍纳粹想象犹太人在幕后对斯大林帝国的操纵。

为了对付苏联犹太人，纳粹组建了四个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此前，在德奥合并和纳粹入侵波兰之后，保安部（党卫队下属部门）和保安警察都成立过类似的行动小分队。他们在大后方工作，任务是根除“国家的敌人”。在波兰，特别行动队发动的恐怖行动造成约1.5万名波兰人（大部分是犹太人或知识分子）被害，而他们在苏联杀害的人数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一开始，特别行动队的杀伤力就远远超过自身规模。A分队隶属于北方集团军，是特别行动队最大的分队，配有1000名士兵。剩下的三个分队（B、C和D）隶属于其他集团军，每个部队约有600至700人。入侵前，海德里希向这些特别行动队的负责人简要概括了他们的任务。他的命令后来被记录在1941年7月2日的官方指示中：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是杀死共产主义政治人物、政治委员和“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这里可以看到，纳粹是多么执意要把犹太民族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入侵开始，特别行动队跟在国防军身后进入苏联。他们的推进速度非常快。6月23日，也就是发动袭击的第二天，在党卫队旅队长兼警察少将瓦尔特·斯塔赫莱克博士（Dr. Walter Stahlecker）的指挥下，A分队已经到达立陶宛的考纳斯。他们随即开始煽动当地人对城中犹太人进行迫害。值得注意的是，海德里希的指示中有这样的文字：“在新占领的土地上，不要干预任何有反共或反犹太主义倾向的大清洗行动，相反，应秘密地对它们加以鼓励。”这段文字表明，直接杀害“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只占特别行动队所有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斯塔赫莱克后来在报告中写道：“保安警察的任务是推动这些清洗行动，并按照正确的方向对它们进行引导，以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原定的屠杀目标。” [53] 在考纳斯，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立陶宛人在德国人鼓励的目光下，用棍棒将犹太人当街打死。在屠杀过程中，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大喊“打死犹太佬！”以此来鼓励行凶者。屠杀结束后，其中一名凶手踩在尸体上，拿出手风琴弹奏立陶宛国歌。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海德里希让他的手下“秘密地鼓励”的行为。

在远离主要城镇的地方，特别行动队挑出那些“为党或国家服务的犹太人”并将他们杀害。这常常意味着整个村庄的犹太人男性被集体射杀。毕竟，按照纳粹的理论，苏联有哪个犹太男人不是暗中“为党和国家服务”呢？

就在特别行动队和党卫队相关部门屠戮苏联犹太人的同时，国防军也在战争中犯下种种罪行。在臭名昭著的《巴巴罗萨法令》和《政委法令》 [54] 的授意下，德军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射杀游击队员，并以一个村庄为单位进行集体报复；即使成为战俘，苏联政委也难逃一死。正是纳粹对苏联政委的态度使得奥斯维辛卷入这场战争。根据国防军与党卫队达成的协定，海德里希的手下可以进入战俘营，带走那些逃过前线首轮囚犯筛查的政委。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些政委要被带到哪里去？在纳粹看来，当着苏联士兵的面杀死他们显然不是一个理想方案，于是，1941年7月，从普通战俘营抓出来的几百名苏联政委被送往奥斯维辛。

从到达集中营的那一刻起，这些囚犯便被区别对待。集中营里的生活苦不堪言，但这群人却遭受更残酷的虐待。“我听到可怕的叫喊声、呻吟声和咆哮声。”在通往集中营一隅砾石坑的路上，耶日·别莱茨基和一个狱友看见了这些苏联犯人。“他们推着装满沙土和砾石的独轮车一路小跑，那是很痛苦的，手推车的木板总是左摇右晃。这不是常规的出工，是党卫队特意布置给那些苏联人的炼狱。”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被卡波用木棍毒打，在旁边围观的党卫队看守还大声鼓励卡波：“好好修理他们，伙计！”而接下来的一幕真正让耶日·别莱茨基目瞪口呆：“有四五个党卫队士兵拿着枪，他们不时给枪上膛，低头看看，选一个目标，然后就朝砾石坑里开枪。我朋友说：‘看看那些杂种干了什么！’我们看见一个卡波用棍子打一个快要咽气的人。我的朋友受过军训，他说：‘那些人是战俘，他们是有自己的权利的！’但他们却在干活的时候被打死了。”就这样，1941年夏，东线这场没有约束的战争把奥斯维辛也卷了进来。

当然，杀害苏联政委只是这个时期奥斯维辛的一小部分工作，它最重要的用途仍是镇压和威慑波兰人。为全力保证集中营满足国家在这方面的要求，霍斯一直在努力减少越狱事件的发生。1940年，只有两人试图逃跑，但到了194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7人（之后数字继续增加，1942年迅速增至173人，1943年增至295人，1944年增至312人）。 [55] 由于早期绝大部分犯人都是波兰人，且当地居民对他们充满同情，因此只要这些囚犯能够突破集中营的防护设施，就有可能混进因种族重组而大批迁徙的人潮中，从此销声匿迹。白天很多囚犯在远离营地的地方劳作，他们甚至都不需要翻越环绕集中营的带电铁丝网，只要翻越外围的警戒篱墙（Grosse Postenkette）即可。

霍斯防止越狱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采用残酷的惩罚措施：如果纳粹抓不到越狱者，就把他的亲戚关起来，还会从他所属的分队里挑出10名犯人，故意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将他们处死。1941年，罗曼 ·特罗扬诺维斯基曾三次因自己身边有人逃跑而被叫去参加筛选。“集中营长官和其他人会盯着犯人的眼睛看，”他说，“当然，那些看起来不太好的、特别虚弱的人往往最可能被选中。我也不知道在筛选的时候我都在想些什么，我就是不想看他的眼睛，但其实这样很危险。你要努力站得很直，这样就没人注意到你。当弗里奇在某个人面前停下来，伸出他的手指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在指哪里，但你的心跳都要停止了。”特罗扬诺维斯基记得，有一次筛选特别能反映出集中营长官卡尔·弗里奇的个性：“在这次筛选中，弗里奇注意到离我不远的一个人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他问：‘你为什么发抖？’翻译转述了他的回答：‘我发抖是因为我害怕。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小孩，我想把他们养大。我不想死。’然后弗里奇说：‘当心点，别再有第二次。如果再让我看见，我就把你送去那里。’他指了指焚化炉的烟囱。那个人没听懂，看到弗里奇的手势，他往前迈了一步。翻译说：‘长官没选你，回去。’但弗里奇说：‘别管他，既然他站出来了，这就是他的命。’”

被选中的犯人会被带到11号楼，锁在房间里活活饿死。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罗曼 ·特罗扬诺维斯基得知，他认识的一个人在饿了一个多星期后，竟然吃自己的鞋子。不过，在1941年的那个夏天，11号楼的禁食牢房中也发生过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实属罕见的事，让那些愿意相信犯人有获救可能的人感到慰藉。马克西米利安·科尔贝是华沙的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由于他所在的营房有一位犯人逃跑，他被迫参加筛选。站在他身边的弗朗齐歇克·加文泽科被弗里奇选中，但是他哭喊着说自己妻儿还在等他回去。科尔贝主动要求替他。弗里奇同意了。两星期后，还活着的四个人（包括科尔贝在内）被注射毒剂处死。1982年，科尔贝被波兰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封圣。他的事迹引起不小的争议，原因之一是他在被捕前出版的一份杂志中，有反犹主义内容。然而，对他牺牲自己生命去拯救别人的勇气，没人对此有过质疑。

同样是在1941年7月，纳粹头子在数千英里外做出的一系列决定，让奥斯维辛日后的罪孽无以复加。这是第一次，奥斯维辛的犯人将面临毒气处决，不过不是以最终让奥斯维辛声名狼藉的那种方式。这些即将被杀害的犯人是纳粹“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的牺牲品。其源头可追溯到1939年10月，当时元首下达了一项指示，允许医生挑出患有慢性精神疾病或身体有残疾的病人将他们杀死。一开始医生们给残疾人注射化学药剂，但后来他们更爱使用瓶装的一氧化碳。一些精神病院被改造成特殊的屠杀中心，在里面修建外观如淋浴室的毒气室。此前的几个月，希特勒已经批准了对残疾儿童的杀害。这是在贯彻他那套极端达尔文主义的冷酷世界观。这些孩子被剥夺了生命，因为他们身体的劣势将对德国社会造成负担。同时，作为种族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希特勒担心这些孩子一旦长大成人，极有可能会繁衍自己的后代。

9月1日，随着战争的打响，安乐死项目的受害者扩大到成年人，战争又一次成为激化纳粹思想的催化剂。在狂热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看来，残疾人也是“Ballastexistenzen”，对处在交战状态中的国家更是一个累赘。普凡缪勒博士（Dr. Pfannmüller）是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最恶名昭彰的人物之一，他如此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最优秀、最精英的年轻人跑去前线送死，好让那些低能的白痴和不负责任的反社会分子安全地躲在精神病院里，想到这些真让我难以忍受。” [56] 行凶者如此思维，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筛选的标准不仅包括病人生理或心理疾病的严重程度，也涉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结果，精神病院里的犹太人不经筛选便全数送去毒死；而东部波兰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残忍杀害。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间，约1万名精神病患者在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大区遇害，其中很多是通过一种新的装置——四轮毒气室。受害者被塞进一辆经过改装的货车后部的密封车厢内，装在瓶子里的一氧化碳使他们窒息而死。由此，“生存空间”得以释出给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

1941年初，成年人安乐死项目推广到各个集中营，这一行动被称为“14f13”。奥斯维辛从7月28日开始执行。“晚点名时他们宣布，所有病人都可以离开这里接受治疗。”卡齐米日·什莫伦 [57] 说，他当时是营中的一名政治犯，“有些犯人信以为真。大家都燃起了希望。但我不太相信党卫队会这么好心。” 威廉·布拉塞也不信，他的卡波是一个德国共产党人，从后者那里他揣测这些病人后来的下场：“他跟我们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有传言，那些从医院被带走的人后来都消失了。”

大约有500名或自愿或被挑中的犯人离开了集中营，等待列车的到来。“他们都病恹恹的，”卡齐米日·什莫伦说，“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他们就像一群幽灵一样。护士们走在队尾，用担架抬着病人。那个场景让人毛骨悚然。没人冲他们嚷嚷，也没有人笑。那些病号倒是兴高采烈：‘告诉我的老婆孩子关于我的消息。’”让犯人高兴的是，两个最恶劣的卡波也在队伍之中，其中一个是很多人憎恨的克兰克曼。营里有传言说他跟他的保护人，即营地长官弗里奇闹翻了。正如希姆莱所说——当卡波回到普通犯人中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在火车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两个卡波就已经被打死了。那天离开集中营的所有犯人都被送到但泽附近的宗嫩斯坦（Sonnenstein），死于一所经过改造的精神病院里的毒气室。也就是说，第一批被毒气杀害的奥斯维辛囚犯并没有死在集中营，而是被转运到德国；他们也不是出于犹太人身份而遭到杀害，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劳动。

1941年的夏天不仅是奥斯维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也是对苏战争中的决定性时刻，纳粹对苏联犹太人的政策即将发生转变。从表面上看，整个7月的战争形势对德国非常有利，德国国防军对苏联红军的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7月3日，陆军总司令部的弗朗茨·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苏战争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胜利。”戈培尔7月8日的日记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将击溃苏联——没人对此再有疑问。”7月中旬，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深入苏联达350英里，到了月底，一名苏联情报官员奉贝利亚之命，找到驻莫斯科的保加利亚大使，询问他是否愿意作为德苏之间的调解人向德国请求讲和。 [58]

然而，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饥饿政策一直是入侵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举例来说，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在7月初的粮食储备只够维持两周。戈林在申明纳粹的政策时曾说过，作为占领者的德军只会给那些“为德国执行重要任务的人”提供食物。 [59] 另外，死在特别行动队枪下的犹太男人所留下的家眷也有待解决。这些女人和孩子大多数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很快就陷入饥馑；毕竟他们绝不会是“为德国执行重要任务的人”。

与此同时，食物短缺的危机已经有所预见——不仅是东部战场，还包括波兰罗兹的犹太人隔离区。当时掌管罗兹的是帝国保安总部负责处理犹太人事务的阿道夫·艾希曼，7月，党卫队的罗尔夫—海因茨·赫普纳给艾希曼的信中提到：“我们无法再养活所有的犹太人，这会是今年冬天的麻烦事之一。应该认真权衡一下，用一些简便快捷的办法解决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或许还算人道。不管怎么说，总比让他们活活饿死要好。”（值得注意的是，赫普纳信中写到的可能需要杀死的是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而不是所有犹太人。从1941年春天开始，纳粹越来越多地将“有用的”和“无用的”犹太人区别开来，这种区分后来在奥斯维辛著名的“筛选”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7月底，希姆莱下令解决被纳粹判定为“没有利用价值、纯粹浪费口粮”的犹太人，尤其是针对东部战线。他将党卫队骑兵营和警察营的部分兵力调到特别行动队，最终大约有4万人参与屠杀行动，是特别行动队成立之初人数的十倍。大幅增加人手的原因在于，在东部，屠杀的对象扩展至犹太妇女和儿童。在接下来的几周，这一命令先后传到各个特别行动队指挥官那里，大多是由希姆莱本人在巡视行刑的过程中亲自下达的。到了8月中旬，这些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已全部获悉他们的新任务。

这是整个屠杀进程的一个转折。枪杀妇女和儿童，意味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进入到一个概念完全不同的阶段。尽管到目前为止，纳粹在战争中的所有反犹政策几乎都有潜在的种族灭绝性质，且已有不少犹太妇女和儿童死在犹太人隔离区或失败的尼斯科计划中，但这次不一样。现在，纳粹决定把犹太妇女儿童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脱光衣服，在一个大坑前站成一排，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一个犹太婴儿绝无可能对德国的战争形势构成威胁，然而一个德国士兵却以此为借口朝幼小的孩童扣动扳机。

许多因素在这个关键时期共同促成了这一政策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苏联的犹太妇女儿童现在成了纳粹德国的“烫手山芋”，当然这也是后者一手造成的，他们射杀犹太男人并在东部实行饥饿政策。但这不是导致杀戮目标扩大的唯一原因。7月，希特勒宣布将在东部建立一个德意志人的“伊甸园”，言外之意是，在纳粹的这片新乐园上不会再有犹太人的生存空间。（这一年7月希姆莱曾多次与希特勒进行一对一的密谈，此后他便下令将屠杀的对象扩大到妇女和儿童，这绝非出于偶然；若不是元首本人有意如此，这一举措很可能不会发生。）由于相关负责队伍已经忙于枪决犹太男人，按照纳粹的逻辑，扩大特别行动队队伍自是顺理成章，以便彻底“净化”这个新的“伊甸园”。

1941年夏，党卫队派出数支步兵团前往东部增援特别行动队，汉斯·弗里德里希 [60] 是其中一员，他所在的分队主要负责乌克兰地区。据他所言，遭到迫害的犹太人没有丝毫反抗。“他们（犹太人）极度震惊，完全吓傻了，你可以为所欲为。反正他们已经听天由命。”党卫队和他们的乌克兰合作者强行把犹太人赶出村子，让他们站在一个“又大又深的坑旁边，以特定的姿势，好保证被击毙后会掉进坑里。这样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有人负责跳进坑里仔细查看是否还有活口，因为不可能第一轮开枪就解决所有人。那些躺在那里只是受了伤的，会被用手枪补上一枪”。

弗里德里希承认，他自己也参与了深坑旁的屠杀。 [61] 他说，当受害者站在离他仅几米远的地方时，他“什么也没想”。“我只想着‘仔细瞄准，一定打中’。我想的就是这个。当你已经站在那儿，拿着枪准备射击……要做的就是，拿稳手里的枪，打得准一些。没别的了。”他从没有因自己杀死这么多人而遭到良心谴责，从没有做过与此相关的噩梦，也不曾在半夜醒来质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档案证实，弗里德里希是党卫军第一步兵旅的士兵，这支部队7月23日进入乌克兰。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许是不愿更多地谈及自己的罪行，弗里德里希没有具体说明他行凶的确切地点，然而，有记录显示，他所在的分队在不同地点都参与了屠戮犹太人的行动，包括1941年8月4日在乌克兰西部。在那次行动中，周边村庄里的1万多名犹太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聚集到奥斯特罗格镇（Ostrog）。“（8月4日）一大早，小汽车和大卡车都开来了，”瓦西里·瓦尔德曼 [62] 那时是个12岁的犹太小男孩，“他们都带着枪，还牵着狗。”党卫队包围了整个镇子，把数千名犹太人都赶出来，让他们朝附近的一个小村子走去，那里有一大片沙地。“大家都知道自己要挨枪子儿，”瓦尔德曼说，“但党卫队不可能一下开枪打死这么多人。我们是（早上）10点钟到的，他们命令我们所有人都坐下。那天非常热。我们没吃没喝，人们随地小便。那段时间很难熬。有人说他宁愿被枪打死也不愿意这么热的天坐在那里。有人晕倒，还有人纯粹因为害怕给吓死了。”

奥莱克西·穆莱维奇 [63] 是当地的非犹太裔村民，他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爬上附近一个谷仓的屋顶后，他看见50个或100个犹太人一组组被带走，又被命令脱光衣服。“他们让犹太人站在一个大坑边上，然后长官让士兵各自找一个犹太人准备开枪……犹太人大哭大叫，他们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接着所有人都开了枪，犹太人都倒下了。长官找来几个强壮的犹太人把这些尸体扔进坑里。”

枪杀持续了一整天。几千名犹太人死去，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然而，这次行动中的犹太人实在太多了，党卫队一次忙不过来，所以到了傍晚，剩下的人，包括瓦西里·瓦尔德曼和他的家人在内又回到了奥斯特罗格。在这次和后来的几次行动中，瓦西里失去了他的父亲、祖母、祖父、两个兄弟和两个叔叔，但他和母亲成功逃离了犹太人隔离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藏在当地村民家里，直到红军解放乌克兰。“我不知道其他村子是什么样的，”他说，“但我们村的人对犹太人很仗义。”几天后，奥莱克西·穆莱维奇来到屠杀现场，眼前的景象让他毛骨悚然：“填埋坑洞的沙面在动。我想有受伤的人正在下面挣扎。我觉得很抱歉。我是想帮忙，但很快就意识到就算我能把谁挖出来，也没法治好他们的伤。”

“我们家养过狗，”瓦西里·瓦尔德曼说，“但我们对它们从没有像法西斯对待我们这么残忍……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这些人如此残暴？’”瓦西里·瓦尔德曼的这个问题，汉斯·弗里德里希可以回答——仇恨。“坦白讲，我一点都不同情（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深深地伤害了我和我的父母，对此我终生难忘。”因此，对所有被自己射杀的犹太人，弗里德里希“并不感到抱歉”。“我对犹太人的仇恨太深了。”在不断追问下，他承认，他曾经认为、且现在依然认为，为了“复仇”杀死犹太人是完全正当的。

了解弗里德里希的过去，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为何愿意参与屠杀，为何直到今天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1921年，弗里德里希生于罗马尼亚一个德意志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他自小就耳濡目染家人对身边犹太人的痛恨。他的父亲是农民，当地的犹太人是贸易商，购买农产品然后在市场上出售。弗里德里希的父母告诉他，犹太人做生意赚取了过分的利润，而且经常欺骗他和他的家人。“我倒想看看，”他补充道，“如果你经历我们的遭遇，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一个农民，想要出售东西，比如说卖猪，但你却办不到。你只能通过一个犹太商人来卖。你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是什么滋味。”

20世纪30年代，还是少年的弗里德里希和他的朋友自己绘制海报，写上“不要从犹太人那里买东西”、“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并把它们贴在一家犹太商店门口。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认为它起到“提醒人们提防犹太人”的作用。他读到纳粹德国的宣传口号、特别是极端反犹主义刊物《先锋报》时，发现这与他自己的世界观非常契合。1940年，他加入党卫队，“因为德意志帝国正在打仗”，而他“想要参与其中”。他相信“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有密切关系，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1941年夏党卫队来到乌克兰时，作为其中的一员，他认为自己进入的并不是一个“像法国那样的”“文明”国家，顶多只是个“半开化”、“远远落后于欧洲的”地方。因此，接到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他心甘情愿地执行，并且一直想着自己是在报复那些“欺骗”了他家人的犹太商人。虽然此犹太人非彼犹太人——他杀的根本是另一个国家的人，但这对弗里德里希来说毫不重要。他说：“反正都是犹太人。”

对于曾经参与灭绝犹太人，汉斯·弗里德里希毫无歉意，也从未后悔。虽然没有明说，但其一举一动都表明，他为自己和战友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在他看来，他的行为有着明确和充分的理由，那就是犹太人给他和他的家人造成伤害，没有犹太人的世界会更加美好。阿道夫·艾希曼曾在不经意间表露，一想到自己参与过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屠杀，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以至于可以“大笑着进坟墓”了。不难看出，汉斯·弗里德里希很可能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仍无法确定，是否就在1941年这个夏天——与东部战线屠戮升级同时——纳粹最终定下了针对德国、波兰和整个西欧数百万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有一份档案也许能说明，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关联。7月31日，海德里希拿到一张有戈林签名的文件，上面写着：“1939年1月24日你曾接到一项任务，要求你以最合适的方式对犹太人进行转移和疏散，以解决犹太问题。作为对该任务的补充，我在此要求你提交一份全面的规划书，为正在计划中的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提出有组织、有调研、可付诸实行的初步措施。”表面看来，这份文件的时间点是关键：戈林给海德里希签字、授意他策划“最终解决”方案的时间，恰恰也是特别行动队受命在东部战线射杀犹太妇女和儿童的时间。

然而，近来莫斯科特别档案馆（Moscow Special Archive）的新发现对7月31日授权的确切意义提出了质疑。这包括海德里希1941年3月26日的一张便笺，上面写着：“我就犹太问题向帝国元帅（戈林）做了简单汇报，交给他我的新计划。他批准了，只做了一处关于罗森堡管辖范围的修改，然后让我重新提交。” [64] 海德里希之所以制定“新计划”，很可能是纳粹的反犹政策在入侵苏联前夕发生了变化，为此他也做出相应调整。将犹太人运往非洲的设想已被放弃，1941年初，希特勒曾经命令海德里希准备一份日程表，就如何将犹太人驱逐到德国控制范围内的某地做出规划。按照纳粹的预期，对苏战争应该只会持续几周时间，并在苏联的寒冬到来之前结束，因此海德里希和希特勒一定认为，在那年秋天将犹太人赶往更靠东的地方，以此内部消化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苏联东部的不毛之地是折磨犹太人的最好去处。

正如7月31日授权书里清楚写到的，海德里希在1939年初就接到任务，策划如何“通过转移和疏散解决犹太问题”，因此，关于海德里希的管辖范围，以及在纳粹体制内为此目的所允许的资源调用空间，相关讨论一定从那时起就没有停止过。1941年7月17日，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3月26日的文档上曾提到他）被希特勒正式任命为帝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他对海德里希在东部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因此，7月31日的授权书很可能只是为了明确海德里希的职权而做出的。

因此，总的来说，新证据并不支持一个曾经非常流行的观点，即希特勒在1941年春天或夏天做出最终决定，要消灭全欧洲的犹太人，且7月31日的授权是这个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当时所有纳粹领导人关注的焦点都在对苏战争上，他们认为在东部战线屠杀犹太妇女儿童，可以成为解决眼下具体问题的好办法。

然而，这个“解决方案”后来反而制造出更多问题，这才导致开发新的屠杀手段，以便更大规模地解决犹太人和其他处决对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8月15日。那天，海因里希·希姆莱来到明斯克，亲眼目睹他的特别行动队执行任务的过程。与他同行的人当中，瓦尔特·弗伦茨 [65] 是一名空军军官，在希特勒的总部做摄影师。处决现场让弗伦茨本人惊恐不已，难以平复，他明显看出处决者队伍中也有人是同样感受。弗伦茨说：“我到了处决现场不久，辅助部队的长官走过来，因为我是空军。他说：‘中尉，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能让我离开这儿吗？’我说：‘在警察那边我怕是说不上话，毕竟我属于空军，能怎么办呢？’他说：‘我实在受不了。太可怕了！’”

对明斯克屠杀留下心理创伤的不仅仅有这位长官，同样目睹屠杀过程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巴赫-泽勒维斯基对希姆莱说：“这还只是区区一百人……看看这个分队士兵的眼睛，有多惊恐！这些人下半辈子都完了。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追随者？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野蛮人！” [66] 后来，巴赫-泽勒维斯基自己也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眼前一再出现他所参与的行刑场景“幻象”。

受到这些抗议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影响，希姆莱下令开辟一种新的屠杀方法，以减少部下的心理问题。于是，几个星期后，刑事警察局技术研究所的党卫队少尉阿尔伯特·威德曼博士来到东部，在特别行动队B分队指挥官阿图尔·纳贝位于明斯克的总部与他会面。威德曼曾参与设计用毒气杀害精神病人，现在，他将把他的专业知识带到东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威德曼在苏联最先尝试的几个“改良版”屠杀方法，其中之一竟是将受害者炸死。一个地洞中放进几个精神病人和几包炸药，特别行动队第八分队队长威廉·雅施克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当时的场面太可怕了。炸药的威力不够强，有些伤者嚎叫着从地洞里爬出来…… [67] 地洞完全塌了……肢体残片散落在地上，有的还挂在树上。第二天，我们去收拾断肢，把它们都扔回地洞里。有些挂在树上的太高了，只好留在上面。” [68]

威德曼从这个可怕的实验中得到的结论是，炸弹显然不是希姆莱想要的杀人工具，所以他另寻他法。在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瓶装一氧化碳的应用非常成功，但要把大量这样的瓶子从几千英里以外运到东部很不现实。威德曼和他的同僚想到，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利用一氧化碳进行杀戮。几个星期之前，威德曼和他的上司瓦尔特·霍斯博士坐在柏林地铁的车厢中，聊到差点降临在阿图尔·纳贝身上的厄运：派对结束后他开车回家，由于喝了太多酒，他把车停在车库里，没有关掉发动机就睡着了，结果汽车尾气几乎让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纳贝的经历提醒了威德曼，他决定进行一次毒气试验。在明斯克东部的莫吉列夫，他把管子的一头接在小轿车的排气管上，另一头伸进一家精神病院砖砌的地下室里，然后把几名病人锁在里面，发动汽车。最初的试验在纳粹看来并不成功，因为小轿车排放出来的一氧化碳不足以置人于死地。在他们用卡车替代小轿车后，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再一次，纳粹以为找到了解决眼前问题的办法。威德曼发明的方法便宜又高效，可以把杀戮对屠杀者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降到最低。

于是，1941年秋天，威德曼在东部促成了纳粹屠杀手段的一个重大转变——关于这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然而，纳粹如何以及何时决定让奥斯维辛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仍存在争议。问题的棘手一部分源于霍斯提供的证词。一方面，他总是把自己伪装成受希姆莱的命令所迫，受下属的无能所累；另一方面，他提供的日期常常是不可靠的。霍斯声称：“1941年夏天，希姆莱把我叫去，向我解释道：‘元首已经下令对犹太问题进行最终解决，我们必须要完成这项任务。出于交通和封闭性的考虑，我选了奥斯维辛。’” [69] 霍斯确实在1941年6月拜访过希姆莱，向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展示，他们正按照IG法本公司提出的扩张方案对奥斯维辛进行规划。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就被告知奥斯维辛将在“最终解决”中发挥作用，这其实不太可信。首先，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在这个阶段“最终解决”——即对灭绝营中的犹太人进行工业化灭绝的方案已经被确定下来。在时间上，这次会议早于最初特别行动队在东部针对犹太男性的屠戮，以及7月底屠杀对象的扩大。其次，霍斯后来补充的话与他自己说的日期相互矛盾。他说：“那个时候在总督辖区已经有其他三个灭绝营了——贝尔赛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然而实际上1941年夏天这三个集中营都没有建成，它们都是在1942年才投入使用的。

尽管霍斯的陈述自相矛盾，一些学者认为，1941年6月他可能被要求在奥斯维辛建造一些灭绝设施。然而，1941年夏秋之交，奥斯维辛杀人效率的提高并不足以证明霍斯6月与希姆莱的会面带来了实质性改变。最好的解释就是他自己记错了日期。霍斯所描述的他与希姆莱之间的对话很可能确实发生过，但应该是在接下来的一年，而不是1941年。

当然，这并不是说奥斯维辛在那个夏天没有卷入屠杀。奥斯维辛的行凶者在14f13项目中除掉了生病的犯人，在砾石坑旁射杀过苏联政委，因此它的管理者与东部特别行动队面临相同的问题——寻找一种更有效的屠杀手段。奥斯维辛的决定性时刻似乎出现在霍斯离开集中营的这段时间，也就是8月底或9月初。霍斯的副手弗里奇想到，一种为防止营地附近昆虫侵扰而使用的化学制剂——结晶氢氰酸可以用作他途。这种制剂装在铁罐中出售，被定名为齐克隆氢氰酸，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齐克隆B（Zyklon B）。与威德曼在东部的做法类似，弗里奇此时也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思维跳跃——如果齐克隆B可以杀死虱子，谁说不能用它来杀死人类中的害虫？既然11号楼已经是营中执行死刑的地方，而且它的地下室可以密封，可不就是进行这种实验最适合的地方吗？

此时的奥斯维辛没有不透风的墙，大楼之间仅相隔数米，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因此，从一开始，弗里奇的实验就人尽皆知。“我可以看到他们用手推车运来泥土，好把窗户封严，”威廉·布拉塞说，“我还看见，有一天他们从医院里用担架抬出几个病得特别重的人，把他们抬进了11号楼。”被带进11号楼的不只是病人，不难想象，还有奥斯维辛管理者曾声明要处死的另一个目标群体——苏联政委。“他们带了一群苏联战俘去地下室，”奥古斯特·科瓦尔奇克说，“结果毒气的效果不够好，很多人到了第二天还活着。所以他们加大了剂量，放进更多晶体颗粒。”

霍斯回到集中营后，弗里奇向他汇报了实验的情况。霍斯参加了11号楼接下来的一次毒气试验：“我戴着防毒面具亲自观看了屠杀过程。在拥挤的牢房里，齐克隆B刚被扔进去，里面的人就被毒死了。他们只来得及发出短促的、憋闷的喊叫，一切就已结束。”虽然证据表明，11号楼发生的死亡远非“瞬间结束”，但对奥斯维辛的纳粹分子来说，使用齐克隆B显然大大减轻了屠杀过程带来的痛苦，屠杀者不用再在行刑过程中注视受害人的眼睛。霍斯写道，这种新的屠杀方法出现让他“如释重负”，因为他终于可以“不再看到”“血流成河的场面”。

然而他错了，真正的血洗才刚刚开始。

[1] BBC访谈。

[2] 我们当然有权质疑这种用宽泛心理学原因解释纳粹分子行为的做法，但Alice Miller在《为你自己好：儿童养育中的暴力根源》（For Your Own Good: the Roots of Violence in Child-rearing , Virago Press, 1987）一书中指出，所有纳粹领导人都有着与霍斯和希特勒相似的严厉教养过程。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有着类似童年经历的人没有成为纳粹。

[3] 引自《达豪集中营：1933—1945》（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Dachau , Brussels Lipp GmbH, Munich 1978），第20页。

[4]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Commandant of Auschwitz, Phoenix Press 2000），第131页。

[5] 霍斯，《指挥官》（Commandant ），第131页（为便于参阅，我在这里给出了成书页码，但所引用的文字大部分翻译自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保存的手稿原文）。

[6] 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933年，霍斯曾在波美拉尼亚的Sallentin estate组建了一支党卫队骑兵队，当时还是农民的他就已经积极地参与到“后备力量”当中了。

[7] 霍斯，《指挥官》，第64页。

[8] BBC访谈。

[9] 当然，一部分政治家是犹太人，但犹太人身份并不是他们被捕的原因。

[10] 霍斯，《指挥官》，第81页。

[11] 霍斯，《指挥官》，第70—71页。

[12] BBC访谈。

[13] 引自Danuta Czech的文章“奥斯维辛的囚犯管理”（The Auschwitz Prisoner Administration），载于Yisreal Gutman Michael Berenbaum编著，《奥斯维辛灭绝营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 Laurence Rees，《纳粹：历史的警告》（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 BBC Books 1997），第36页。

[15] 引自Franciszek Piper，“大屠杀的方法”（The Methods of Mass Murder），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三卷，第71页。

[16] 引自Jonathan Glover，《人性》，第344页。

[17] 引自Glover，《人性》，第361—362页。

[18] 霍斯，《指挥官》，第77页。

[19] 引自Aly，《最终解决》，第19页。

[20] BBC访谈。

[21] Aly，《最终解决》，第17页。

[22] BBC访谈。

[23] 戈培尔日记，1940年1月24日。

[24] 引自Raul Hilberg，《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 Holmes and Meier 1986），第50页。

[25] 引自Aly，《最终解决》，第70页。

[26] BBC访谈。

[27] BBC访谈。

[28] 引自J. Noakes和G. Pridham编著，《纳粹主义：1919—1945》（Nazism 1919—1945 , Vol. 3,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第三卷，第933页。

[29] 引自Aly，《最终解决》，第3页。

[30] 德国外事办公室备忘录，1940年7月3日。

[31] BBC访谈。

[32] BBC访谈。

[33] 霍斯，《指挥官》，第116页。

[34] BBC访谈。

[35] Albert Speer的原话，转述自他的兄弟Hermann，引自Michael Thad Allen著，《种族灭绝的生意——纳粹党卫队、苦役与集中营》（The Business of Genocide-the SS, Slave Labo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第59页。

[36] Allen，《生意》，特别见第二章（A Political Economy of Misery）。

[37] 霍斯，《指挥官》，第283页。

[38] BBC访谈。

[39] 引自Irena Strzelecka,“刑罚与折磨”（Punishments and Torture），载于《奥斯维辛 1940—1945》，第二卷，第389页。

[40]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KL Auschwitz as Seen by the SS ，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1998年），第117页。

[41] BBC访谈。

[42] Peter Hayes，《工业与意识形态——纳粹时期的IG法本》（Industry and Ideology-I. 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347—364页。

[43] 安布罗斯的档案，引自Hayes，《工业》，第349页。

[44] Franciszek Piper，“对苦役犯的剥削”（The Exploitation of Prison Labour），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104页。

[45] 霍斯，《指挥官》，第390页。另见Jan Sehn对霍斯的审讯，1946年11月7—8日于克拉科夫，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华沙，NTN 103。

[46] “IG法本-奥斯维辛创立大会”会议纪要，1941年4月7日。引自Deborah Dwork and 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从1270年到今天》（Auschwitz 1270 to the Present ，Norton 1996），第211页。

[47] IG法本公司“与集中营指挥官的会议报告，奥斯维辛附近，1941年3月27日下午3点”，纽伦堡审讯档案 15148。另见纳粹党卫队对同一会议的记录。

[48] 1941年5月2日会议纪要，纽伦堡审讯档案第三十一卷，第84页，文件编号2718-PS。

[49] “政治经济指导方针”，纽伦堡审讯档案第三十六卷，第135—137页。

[50] Götz Aly和Susanne Heim,《种族灭绝缔造者》（Architects of Annihilation ,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2），第63—64页。

[51] 引自Aly和Heim，《种族灭绝缔造者》，第237页。

[52] 引自Kershaw，《希特勒》第二卷（Penguin Press 2000），第127页。

[53] 引自Ernst Klee, Willi Dressen和Volker Riess，《那时岁月》（Those Were the Days , Hamish Hamilton 1991），第179页。

[54] 《政委法令》于1941年颁布，该法令规定，被俘的苏军政委可以直接处死。

[55] 引自Henryk Swiebocki，“逃离集中营”，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四卷，第233页。

[56] 引自Robert Jay Lifton，《纳粹医生》（The Nazi Doctors , Basic Books 1986)， 第63页。

[57] BBC访谈。

[58] 若想了解关于Pavel Sudoplatov这次拜访的最新证据，可参阅Laurence Rees, 《世纪之战》（War of the Century, BBC Books 1999），第53—55页。

[59] 引自Ulrich Herbert编著，《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灭绝政策》，（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 Berghahn Books 2000），第257页。

[60] BBC访谈。

[61] 20世纪60年代，警察对弗里德里希进行了调查，了解他在战争时的所作所为，但没有对他进行起诉。在我们的访谈中，他尽管承认参与了射杀犹太人的行动，但没有说出他所犯下这些罪行的确切地点。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且在没有目击者亲自辨认的前提下，要想“排除合理怀疑”，对他的罪行提起刑事诉讼似乎不太可能成功。

[62] BBC访谈。

[63] BBC访谈。

[64] 引自Götz Aly，“犹太人的重新安置”（Jewish Resettlement），载于Herbert编著，《灭绝政策》（Extermination Policies ），第71页。

[65] BBC访谈。

[66] 引自Glover，《人性》，第345页。

[67] 对Widmann审判过程中Wilhelm Jaschke的证词，斯图加特陪审法庭 （Schwurgericht-Stuttgart）1967年，第62—63页，路德维希堡国家档案馆（Staatsarchiv Ludwigsburg） EL317 III, Bu 53.

[68] Wilhelm Jaschke的证词，菲尔斯比堡，1960年4月5日，路德维希堡联邦档案馆202AR-Z 152/159。

[69] Gilbert证人陈述书，参见Dwork和van Pelt，《奥斯维辛：1270年至今》，第278页。

第二章

服从命令与自主行动

1946年4月7日，美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e Gilbert）博士在纽伦堡审判中质问鲁道夫·霍斯：“希姆莱向你下达所谓的‘最终解决’命令后，难道你从没想过拒绝吗？”“没有，”霍斯答道，“我们所接受的训练让我们不可能产生拒绝命令的念头，不管是什么样的命令……我想你没法理解我们的世界。服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要求。” [1]

霍斯和其他很多德国士兵一样，战败后想让全世界都以为他们是一群机器人，不管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永远只能机械地服从上面给他们的各种命令。而事实上，霍斯跟机器人有着天壤之别。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上半年，霍斯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他并不是简单地服从命令，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奥斯维辛，好消灭更多的囚犯。在这个关键时期，有类似想法和行动的并不只是霍斯一人，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后，霍斯与数百名纳粹同伙一样，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其实，是许多人的集体意志促成了“最终解决”，证明这一结论的最好方法，便是深入了解1941年秋驱逐德国犹太人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那一年6月对苏联的侵略，促成了对苏联犹太人的彻底毁灭。枪毙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少，这也是截至目前，纳粹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方案中最激进的做法。但最初西欧和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人并没有被卷入这场杀戮。纳粹依然认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将被“送往东部”，且按照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乐观估计，这在1941年秋天便能实现。我们无法想象，那些犹太人一旦“在战争结束后”被送到东部，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毕竟当时还没有灭绝营。纳粹很可能在占领的俄罗斯土地上找一个条件最恶劣的劳工营来接收他们。在这样的地方，种族灭绝还是会发生，只是与后来在波兰毒气室里进行的流水线杀戮相比，过程会更加漫长。

可到了8月，一些纳粹领导人开始失去耐心。他们知道，东线的苏联犹太人正在以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残忍的方式被“处理”。开始有人提出，何不马上把德国犹太人也送到那儿去？那个夏天，以宣传部长兼柏林大区长官约瑟夫·戈培尔为首，一众纳粹分子强烈要求将柏林的犹太人驱逐到东部。在8月15日的一次会议上，戈培尔的国务秘书利奥波德·古特尔指出，柏林的7万名犹太人中只有1.9万人在工作。（当然，这是纳粹自己造成的，他们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德国犹太人的限制法令。）古特尔说，那些剩下的人都应该“被送到苏联……最好把他们都杀死”。 [2] 戈培尔本人在8月19日与希特勒会面时也表示过类似的想法，希望尽快把柏林的犹太人遣走。

在纳粹的意识形态构建里，德国犹太人在一战中扮演了背叛者的角色。人们认为，德意志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犹太人却躲在大城市里享受着前者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安稳。（事实上，在前线牺牲的德国犹太人比例与他们的德意志战友不相上下。）而1941年夏天，当国防军在东线卷入惨烈的战争，犹太人确实都留在了柏林——鉴于纳粹禁止德国犹太人参军，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一如既往，最能印证纳粹偏见的，往往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结果。然而，尽管戈培尔多次提出，希特勒仍不愿意驱逐柏林的犹太人。他坚持认为赢得战争是当务之急，犹太问题需要再等等。不过，希特勒还是批准了戈培尔的一个请求——让德国犹太人佩戴黄色星章，这是纳粹反犹举措的一个重要发展。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波兰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已经戴上了这种袖章，但到目前为止，德国的犹太人暂且得以免遭这种羞辱。

整个夏天和初秋，戈培尔并不是唯一试图说服希特勒驱逐德国犹太人的纳粹高官。9月15日，英国空袭汉堡，随后，汉堡大区长官卡尔·考夫曼写信给希特勒，请他准许驱逐汉堡市的犹太人，以便把他们的房屋腾出来提供给那些住宅被炸毁的非犹太市民。现在，把犹太人遣送到东部的请求源源不断地来到希特勒面前，其中还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指出，由于斯大林最近把伏尔加的德意志人驱逐到西伯利亚，作为报复，纳粹也应该驱逐中欧的犹太人。一下子，几周前还说驱逐帝国犹太人不着急的希特勒改变了主意，那年9月，他决定，将这些犹太人遣往东部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该把这种政策转变看成举棋不定的希特勒向下属屈服的结果。至少战争进展对他的影响不亚于下属的请求所产生的效果。希特勒一直说，战争结束后就可以开始驱逐犹太人；而1941年9月，在纳粹领导人看来，现在开始与“战争结束后”再做不过就差了几周时间。基辅眼看就要沦陷，德军马上就可以长驱直入攻占莫斯科，希特勒仍希望能在冬天到来之前击败苏联。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该把犹太人送往何处？希姆莱随即给出了答案——何不把帝国的犹太人也送去波兰的犹太人隔离区呢？9月18日，希姆莱写信给波兰瓦尔特的纳粹大区长官亚瑟·格赖泽尔，要求他做好准备，让罗兹隔离区接收6万名来自“旧帝国”的犹太人。然而，希姆莱也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正如隔离区当局很快指出的，罗兹犹太人区的人口已经严重饱和。

17岁的露西尔·艾兴格林 [3] 是希特勒改变政策后首批遭到驱逐的德国犹太人之一。1941年10月，她的母亲接到一封挂号信，要求他们全家在24小时内做好离开汉堡的准备。此时，包括那些希望赶走他们的纳粹分子，没人能预见他们去往奥斯维辛的路途有多么漫长和痛苦。艾兴格林一家此前已经吃了不少苦头。露西尔的父亲是波兰人，在战争刚一开始就被抓去达豪。18个月过后，也就是1941年2月，家人终于得到他的消息。“盖世太保来到我家门口，他们戴着帽子、穿着皮衣和皮靴，这是他们的标准装扮，”露西尔·艾兴格林说，“他们把一个雪茄盒扔到厨房的桌子上，说：‘这是本杰明·兰道（她父亲）的骨灰。’那究竟真是我父亲的，还是从达豪的焚尸炉里随便抓的一捧骨灰，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父亲的死对我们是很大的打击——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母亲，还有妹妹，这给她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时隔8个月，露西尔同她的妹妹及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在汉堡市民的注视下朝火车站走去。她们发现街上的人对她们的处境毫无同情心。“他们（非犹太人）一个个板着脸，”露西尔说，“要么说些难听的话，要么就把头别过去。我并不感到生气，只是觉得害怕。”

乌韦·斯托约翰 [4] 是汉堡市民，当时16岁的他就站在街边看着犹太人走过。他说：“大概有20%的人对此欣喜若狂，他们说：‘感谢上帝，这些一无是处的粮食浪费者终于消失了。’还说：‘他们不过是些寄生虫。’这些人一直在鼓掌。但大部分人一声不吭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也正是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睛都看着别处。”斯托约翰的一个犹太朋友不得不以“令人心碎的方式”向他最爱的姑姑和祖母道别。他这个朋友只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可以留下，但他的姑姑和祖母是纯种犹太人，所以不得不离开。乌韦·斯托约翰看着这令人心痛的一幕幕，一种感觉“挥之不去”：“那是一种感谢上帝你生下来不是犹太人的感觉。感谢上帝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你本来很可能生在犹太人的家里，因为没人能选择谁是自己的父母，那么被赶去别处的就是你了，你走到哪儿都得戴着那颗星星。我到今天还能想起那种感受……”他继续说道：“随即我就想，这些人接下来会怎么样？当然，听过那么多传言以后，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他们会被送去一个特别可怕的地方。”

“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命运究竟知道多少，这是个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而乌韦·斯托约翰所言大概最接近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了解程度。他们知道这些犹太人不会再回来了。汉堡出现了好几个集市，售卖犹太家庭留下的家什杂物。同样，不少“普通德国人”也知道，在东部，“不好的事情”正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德国南部弗兰肯（Franken）地区帝国保安部（SD，党卫队的情报部门，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领导）的纳粹官员撰写的一份报告表明，纳粹很关心德国人知道东部发生的屠杀后会有什么反应：“这些虔诚的教徒、朴实的村民之所以深感不安，最主要是他们听到从苏联那边传来的消息，描述了对犹太人的枪杀和灭绝。这些传言常常引起强烈的关注、焦虑和担忧。乡民们普遍认为，我们根本没有十足的把握打赢战争，如果犹太人回到德国，将会对我们展开可怕的报复。” [5]

虽然德国普通民众对犹太人的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很少有人对驱逐他们提出抗议。在驱逐行动开始之初的1941年10月，汉堡更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就这样，艾兴格林家的三个女人穿过街道，一起登上了木头座椅的三等车厢。当列车启动时，露西尔意识到这将是“没有目的地的一段旅程，我们不知道列车会驶向哪儿，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她们会到达奥斯维辛。眼下，大规模的扩建计划正在制定中。按照规划，一个全新的集中营将建在距离现有营地2英里远的地方，那里是一片沼泽地，波兰人管它叫布热津卡（Brzezinka），德国人称其为比克瑙。尽管奥斯维辛-比克瑙最终变成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场所，但这却不是纳粹最初决定建造比克瑙集中营的原因，它一开始想要关押的不是犹太人，而是战俘。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比克瑙的建造要追溯到1941年3月，当时希姆莱视察奥斯维辛主营地，命令霍斯建造一个巨大的、可以容纳10万人的全新战俘营。但这个结论仅仅是根据霍斯的回忆得出的，正如前文所指出，这个日期很可能并不准确。如果希姆莱是在1941年3月下达建造战俘营的命令，为何关于战俘营地点的建议却直到那一年10月才首次被提出？通过对苏联档案的研究，新发掘的证据可以解开这个谜团。奥斯维辛建筑部门有一份日期标示为1941年9月12日的文件，标题为“对建设和扩大奥斯维辛集中营草案的说明” [6] ，该文档详细描述了奥斯维辛1号营（主营）的现状，以及将它扩建成一个可容纳3万名犯人的集中营的具体方案。然而，在这份文档及其各种附录中，没有一处提到将在比克瑙建造一个战俘营。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推断，在1941年9月12日的时候，关于比克瑙的详细方案尚未成形。

近期发现的另外一份档案也可以证明，修建新营地的决定至少在9月第二周还没有做出。20世纪90年代，希姆莱工作日志缺失的部分出现在苏联的一份档案中，他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行动和电话记录得到了详细的研究。 [7] 研究表明，9月15日，希姆莱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党卫队经济管理部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讨论到“Kriegsgefangene”（战俘）问题。根据希姆莱日志中的一条记录，第二天，他又与波尔通了电话，谈到了将由KZ（集中营）系统“接管”的“10万名俄罗斯人”。9月25日，OKW（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主管战俘的部门下令，至多“将有10万名战俘被送往党卫队全国领袖那里”。26日，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房管处的负责人汉斯·卡姆勒，指示在奥斯维辛建造新的战俘营。

所有这些新证据都表明，建造比克瑙的最终决定是在1941年9月做出的，而不是3月。当然，也有可能希姆莱在那年春天视察奥斯维辛时就看到了在附近建造新营地的可能性，甚至向霍斯提到，这里有一天会是进行扩建的合适地点。1941年7月，党卫队清空了比克瑙地区的小村庄，把村民都送到别处，这意味着奥斯维辛的管理者意识到该地区的潜在用途（不过，他们也在清空附近的其他区域，以建立“奥斯维辛利益区”[Auschwitz Zone of Interest]）。然而，正如新证据所表明，极有可能直到9月才有建造比克瑙的确切决定。

设计和建造新集中营的任务，落在了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刚刚被任命为奥斯维辛建筑办公室负责人的卡尔·比朔夫，以及三级小队副兼建筑师弗里茨·埃特尔的身上。一项对新集中营规划方案的研究表明，从一开始他们设计的居住环境就太过拥挤，根本无法满足犯人的基本生活所需。最初，他们打算一个营房关押550名犯人，这意味着每个犯人的空间仅是“旧帝国”集中营（如达豪）的三分之一。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密度，对纳粹规划者来说还是不够，方案中有一处手写的修改痕迹：“550”这个数字被划掉，改成了“744”。也就是说，比克瑙每个犯人的生存空间是德国集中营里的四分之一。在纳粹眼里，这种冷酷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知道比克瑙会是一个特殊的战俘营，要关押的不是英国或法国的战俘，而是他们眼中的劣等人苏联的战俘。

在对苏战争的头7个月，德军共俘获300万名红军战士，到战争结束，共有570万人被俘，其中竟有330万死于狱中。战后，德国声称，死亡人数之所以如此骇人听闻，是因为德国人没有预料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俘虏这么多人，因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安顿他们。这当然是一个借口，为的是掩盖一个更黑暗的事实。本书第一章所提到的经济规划会议纪要表明，德军在战争中想要用苏联人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他们知道这会导致苏联发生大规模的饥荒。而奥斯维辛-比克瑙新集中营之所以按照这样的方案进行扩建，显然是想把苏联战俘置于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故意造成大量犯人不可避免地死亡。

比克瑙的建造参照了修建奥斯维辛主营地的做法，也是由犯人自己完成。为此，1万名苏联战俘于1941年秋被送到奥斯维辛。波兰犯人卡奇米日·什莫伦 [8] 目睹了他们到达时的场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下雪——10月份就下雪还是挺少见的——他们（苏联战俘）在距离营地3公里的地方下了车。他们被迫脱光衣服，跳进装着消毒剂的大桶里，然后光着身体跑进奥斯维辛（主营地）。大多数人都特别瘦。”到了主营地后，这些苏联战俘成了第一批身上刺有囚犯编号的犯人，这是奥斯维辛又一自创的“改良”措施，在纳粹德国所有集中营里，只有奥斯维辛通过这种方式辨认囚犯。似乎是因为营中的死亡率极高，而辨认一具有编号的尸体比辨认挂在犯人脖子上、极易脱落的名牌要容易一些。最开始，编号不是刺在犯人手臂上，而是用长针刺在犯人胸口，随后用墨水给伤口上色。如什莫伦所见，许多苏联犯人无法忍受这一痛苦的过程：“他们不停扭动身体，当刺字的工具在身上敲打时，他们会摔倒，不得不让他们靠着墙挨刺。”

那年秋天参与建造比克瑙的1万名苏联战俘，到第二年春天还活着的只剩下几百人。帕维尔·斯滕金 [9] 便是其中一个幸存者。1941年6月22日，战争打响还不到两个小时，他就被德军俘虏。起初他被带到德国战线后方一个巨大的战俘营，在那里与几千名苏联战俘一起像动物一样被关起来，每天只能以稀汤充饥。他的战友们相继饿死，可他却因为习惯饥饿而活了下来——20世纪30年代他在苏联集体农庄长大，“从小就挨饿”。1941年10月，斯滕金作为最早一批被送到奥斯维辛的苏联犯人，刚一到达就马上开始在新地点建造营房。“在比克瑙，（苏联）犯人平均只能活两个星期，”他说，“如果你找到什么能吃的，必须马上吞下肚，不管是生土豆还是什么，都无所谓。脏不脏都一样，没地方洗。到了早上起床时间，还活着的人就会起来，在他们身边总有两三个死去的人。你上床睡觉的时候还活着，第二天早上就没气了。到处都是死亡、死亡、死亡。晚上有人死，早上有人死，下午有人死。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由于这些苏联战俘都登记在案，每人都有一个囚犯编号，奥斯维辛管理者便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死亡登记表（Totenbuch）中解释成千上万起死亡？他们的解决之道是编造出五花八门的疾病来搪塞苏联战俘的死亡，例如，光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就有600人。 [10] （之后接收犹太人时，他们想出了新的办法，即对刚到就被处死的大部分人不再进行登记。）

卡奇米日·什莫伦曾与苏联战俘共同在比克瑙劳动，他说：“他们被当成最低等的人，挨打的频率更高，日子比我们更不好过。他们最后都会被杀死，就像苍蝇一样死掉。”苏联犯人的生活条件恶劣到开始吃人肉的地步，而鲁道夫·霍斯亲眼目睹这一景象：“我自己看见一个苏联人倒在一堆砖块中间，他被开了膛，肝被摘走了。他们为了抢吃的会把对方往死里打。” [11] 霍斯在回忆录中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却从没说过苏联战俘为什么沦落到这般境地。他似乎忘记，在6个月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党卫队同僚造成9000至1万名苏联战俘死亡。显然霍斯毫无愧疚之情，因为苏联战俘像“动物”一样的举止恰恰符合纳粹所宣传的形象。纳粹再一次造就了自我证实的预言。

在比克瑙，帕维尔·斯滕金忍受着病痛和饥饿日夜劳作，眼看战友一个个死去，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自己终究会没命，这他知道，但“自由地死，那是我的梦想。随便他们开枪打死我，但要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死去”。因此，他虽然清楚地知道成功逃脱的概率很小，可和他的一帮战友仍打算越狱。计划再简单不过了。1942年一个春日，他们被派去运回一具苏联战俘的尸体，尸体在集中营的外围。他们走到环绕集中营的铁丝网外后，大叫一声便朝不同方向四散而逃。瞭望塔里的守卫一时愣住了，直到这些俄国佬跑到附近森林里的安全地带才反应过来开枪。在数月时间里，帕维尔·斯滕金经历了重重险阻，最后终于来到了苏占区。可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他的苦难远未结束。

1941年10月，奥斯维辛的建筑师除了计划在比克瑙建造一个新的战俘营，还设计了一个取代主营地现有焚尸炉的焚尸场。近期有研究表明，新焚尸场多了一个管道内嵌、能排出室内气体引入室外空气的通风系统，这意味着建筑师有意将它同时用作毒气室。 [12] 但这一观点遭到另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指出，规划方案仍没有提及关于输送齐克隆B的设备。直到几周前，原有的焚尸炉才使用剂量有限的齐克隆B进行试验，规模与11号楼进行的实验类似。即便纳粹确实考虑到新焚尸场应该具有原设备的功能，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奥斯维辛在这个阶段就打算建造大型的新杀戮设施。

这一年10月，就在党卫队建筑师积极进行筹划、苏联犯人开始建造比克瑙的同时，露西尔·艾森格林和其他来自汉堡的犹太人抵达波兰中部的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这是他们前往奥斯维辛长途跋涉的第一站。在隔离区第一天的所见所闻就吓坏了他们。露西尔说：“我们看见排水沟里流着污水，看见破败不堪的房子，看见一个类似贫民窟的地方——当然，我们谁也没见过贫民窟，只是猜想这里就是。住在隔离区里的人看起来很疲惫、很憔悴，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地方无法用言辞形容，这里的生活毫无意义。”

露西尔到达罗兹犹太人区时，这个地方已经与外界隔绝了18个月之久。疾病和饥饿折磨着这里的居民。从隔离区开始使用到它被清空，超过20%的人死在里面。16.4万名犹太人被迫挤在1.5平方英里的区域内，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13]

一开始，纳粹把罗兹的犹太人关在隔离区，不允许他们通过任何方式赚得购买食物的钱。大区负责人亚瑟·格赖泽尔想要迫使犹太人在饥饿的威胁下交出他们的贵重物品。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活下去，需要想出些巧妙的对策。雅各布·兹伯斯坦 [14] 是最早被困在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之一，他隔着铁丝网与住在外面不远处的波兰人讨价还价。有一个和雅各布达成交易：他用纸包好一个面包扔进铁丝网里，雅各布吃掉半个面包，把剩下的半个卖给别人，挣到的钱隔着铁丝网递给他。通过这种方式那个波兰人赚了不少钱。“他帮了我们两个月……后来他被发现了，为此丢了性命。但两个月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外一些犹太人通过变卖钻戒或其他珠宝来换取食物。于是，住在铁丝网另一端的波兰人和德意志人都发了大财。“如果一个值5000马克的东西只卖100马克，那谁不买谁就是傻子。”埃贡·齐尔克 [15] 是住在罗兹的德意志人，他承认自己通过与隔离区内居民的交易赚了很多钱。“他们（指犹太人）不能靠一枚戒指填饱肚子，但要能用戒指换来一个面包，那他们就能多活一两天。你用不着是个商人，这是生活教会你的道理。”

到了1940年8月，纳粹明显感觉到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不再有什么“囤货”了，因为他们开始挨饿。纳粹惯有的短浅思维也同样体现在当地的德国负责人身上，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应对这一迟早会出现的危机。现在需要作出决定，到底是让犹太人继续挨饿，还是允许他们工作。隔离区最高行政长官汉斯·比博倾向于雇佣犹太人，而他的副手亚历山大·帕尔菲格却无视身边所有证据，坚持认为犹太人还藏有现金，不同意给他们提供食物；他还指出，即使他判断错误，犹太人已经被榨干了，“我们也完全没必要在意他们的死活”。 [16]

比博的意见胜出，最终在隔离区里建起了近一百座工厂，大部分生产纺织品。有工作的人可以得到更多食物。德国人眼中“有工作能力”和“没用的、浪费粮食的”犹太人，随后被严格区分，成为纳粹管理者广泛应用的原则。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犹太居民委员会（被称为Ältestenrat，即长老理事会）被纳粹赋予了相当大的自主权来管理这个地区，领导人是莫得哈伊·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理事会的职责包括管理工厂、分发食物、组建隔离区的警察队伍，以及提供其他各种服务，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得到隔离区其他犹太人的拥护。“他们有特定的粮食配给，”雅各布·兹伯斯坦说，“他们去专门的商店购物，那里的食物非常好，完全可以生活得很滋润。隔离区一小撮人获得（那样的）待遇，其他人却完全被忽视，这让我很气愤。”

这就是露西尔·艾森格林和她的妹妹及母亲在1941年10月到达的地方——一个人满为患、疾病肆虐的世界，一个大部分居民都在挨饿、少数人却过得比其他人都好的世界。作为后来的不速之客，这些德国犹太人只得在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一块空地落脚。“我们不得不睡在一间教室的地板上，”露西尔说，“没有床、没有稻草，什么都没有。每天会有人给我们送一次汤和一小片面包。”回忆起这些初来乍到的德国犹太人，雅各布·兹伯斯坦说：“他们肯定特别沮丧。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德国犹太人）通常看不起波兰犹太人，觉得我们当然比他们还低一等。突然一夕之间自己沦落到跟我们一样了，甚至可能比我们还差，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还赶不上我们。”

德国犹太人开始向波兰犹太人售卖家产，以获得更多食物，或改善生活条件。露西尔·艾森格林很幸运，因为她们家有波兰血统，换起东西来更加容易。“我妈妈用一件真丝衬衫换来一些黄油和面包。她很擅长做买卖，因为她会说他们的语言。几个星期之后，我用一个皮包从一个年轻女人那里换来面包。如果你看看卖家，再看看买家，就会觉得很可悲。买家都穿着破衣烂衫，相比之下，我们看起来仍然很富裕，衣着体面，也不像当地人面露饥色。他们会走进校舍，说：‘我有一间空房，如果你想躺在床上睡一夜，只要给我一片面包或者一些德国马克，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学校，在别的地方过夜。’卖什么的都有。”

德国犹太人很快意识到，为了尽最大可能争取活下来的机会，他们必须在隔离区内找到工作。当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德国犹太人和波兰犹太人之间存在隔膜。“最早一批到隔离区的（德国）人对当地的一切都看不惯，”露西尔说，“他们会说：‘不应该这样……这样做不对……让我们教教他们。’你不能走进别人家里，给人家重新摆家具，可他们当时就想这么干。”但德国犹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隔离区内缺少“关系”。“那基本上是个非常腐败的体系，”露西尔说，“你帮我，我帮你。外人根本进不去。我一开始想把我妹妹送去制帽厂，但这几乎就是妄想，那些工厂的领导给我的答复是：‘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在隔离区里，你想办成任何一件事都要付出代价，无论以哪种形式，而且代价通常很高——什么都不便宜。但这是隔离区的生活造就的。他们在战前也是这样的人吗？我很怀疑。我当时只有17岁，这一切让我非常吃惊。”

如果说犹太隔离区的原居民对德国犹太人的到来心怀不满，那么瓦尔特大区的纳粹领导对此也是怨气冲天。希姆莱刚提出把6万名犹太人从“旧帝国”遣送到罗兹，就有抗议的声音。于是缩减为2万名犹太人加5000名吉卜赛人。可即便如此，这些人的涌入还是给当地大区长官亚瑟·格赖泽尔造成了诸多困难，他与负责这一地区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兼警察上将威廉·科佩，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隔离区过度拥挤的问题。鉴于1941年夏天以来，屠杀一直是东部解决类似危机的首选答案，因此他们此时开始琢磨屠杀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叫来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赫伯特·朗格，他一直担任一个特殊小分队的指挥，该分队专门负责杀害东普鲁士及周边地区的残疾人。朗格和他的手下曾多次使用一辆 “毒气货车”，该货车的后车厢被密封起来，灌入瓶装一氧化碳。如今，在罗兹的纳粹领导人看来，这种货车是解决隔离区突然出现的人口过剩问题最合适的工具。

据朗格的党卫队司机瓦尔特·布尔迈斯特回忆，那年晚秋，朗格在瓦尔特大区偶然发现了放置毒气货车的合适地点。朗格对他的司机说：“首先我要强调，这件事必须完全保密。我接到命令，要在海乌姆诺（Chełmno）组建一个特殊部队，波兹南的同事和利兹曼市（罗兹的德语名字）警察部队的其他人也将加入我们。我们有一个艰巨但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17] 海乌姆诺这个小村庄位于罗兹的西北方，距罗兹大约50英里，朗格和他的手下在这里搭建了一栋“别墅”（the Schloss），以完成大屠杀这个“艰巨但重要的任务”。于是，海乌姆诺——而不是奥斯维辛——成为首个屠杀中心，处决从罗兹隔离区筛选出的犹太人。

但1941年年底，在建的屠杀中心不只有海乌姆诺。11月1日，波兰东部卢布林地区的贝尔赛克集中营开始动工。贝尔赛克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参与过成年人安乐死项目，包括首任指挥官、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与海乌姆诺相同，位于总督辖区隐蔽地带的贝尔赛克也将用来屠杀当地“没有生产力的”犹太人，但与海乌姆诺不同的是，它是首个在最初的设计方案里就含有固定毒气室的集中营，每间毒气室都配有生产一氧化碳的发动机。这样的毒气室正是1941年9月，威德曼在东部的毒气试验得出的产物。

与此同时，对旧帝国犹太人的驱逐仍在继续。1941年10月至1942年2月间，共有5.8万名犹太人被送到东部不同地点，其中也包括罗兹隔离区。这些犹太人所到之处，当地的纳粹管理者都不得不临时想办法应对，他们有时会遵照柏林的指示，有时也自作主张。例如，大约有7000名犹太人从汉堡被送到明斯克，在他们到达之前，当地1.2万名苏联犹太人被枪杀，好为他们腾出空间。来自慕尼黑、柏林、法兰克福和其他德国城市的犹太人被送到立陶宛的考纳斯，有5000人死在特别行动队第三分队的枪下。这是第一批刚送到东部就被杀害的德国犹太人。另一批来自柏林的犹太人于11月30日到达拉脱维亚的里加，他们也是在刚到达后就全部被杀害。然而，这其实与希姆莱的想法相悖，他曾致电海德里希，表示：“柏林犹太人，无需消灭。” 下屠杀令的指挥官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后来还遭到希姆莱的训斥。

由此可以看出，1941年秋，对于如何处置来自帝国的犹太人并没有统一的政策：希姆莱反对里加的屠杀，但却不反对在考纳斯进行的灭绝。尽管有着这些互相矛盾的态度，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将帝国犹太人送往东部的决定标志着历史在此急转直下。10月的一天，希特勒在晚餐后说道：“谁也不许跟我说我们不能把他们（犹太人）送到沼泽地去！又有谁在乎我们的人？人们害怕我们灭绝犹太人，那正好，让恐惧为咱们开路！” [18] 那年秋天，纳粹领导层也在讨论是否把德国统治区内所有犹太人都驱逐到东部。在法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烧毁巴黎犹太会堂的行为辩解道，他之所以批准这一行动，“只不过是因为当时最高当局确凿地认定犹太人要为欧洲卷入战火负责，必须从欧洲彻底消失”。 [19] 同样是在1941年11月，希特勒在与流亡到柏林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the Grand Mufti of Jerusalem）会谈时说到，他希望所有犹太人、甚至包括那些不在德国统治之下的，全都“被摧毁”。 [20]

从驱逐帝国犹太人开始，希特勒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决定最终导致犹太人的灭绝。在苏联，特别行动队的枪口已经无分男女老少，这么多的帝国犹太人被送到那里，难道希特勒以为他们还会有什么别的下场吗？是屠杀当地犹太人来为新来的帝国犹太人腾出空间，还是直接屠杀后者，从一开始这两种做法就没有多大差别——如耶克尔恩在里加的行动。随着战争的推进，等到波兰东部的加利西亚（Galicia）落入德国人手中，对总督辖区的纳粹领导来说，两种做法的界线就更加模糊了。加利西亚毗邻苏联，这里的犹太人数周前就受到特别行动队的围剿，再说当地政府也很难去细分该枪决的总督辖区犹太人为何是这一批而不是那一批。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在1941年秋就做出明确决定，要把德国控制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全数杀死。首先，纳粹当时尚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1941年11月，在建的屠杀设施只有海乌姆诺的毒气货车以及贝尔赛克的小型毒气室。大约同时，一家德国公司接到命令建造拥有32个隔间的大型焚尸场，地点定在白俄罗斯的莫吉廖夫（Mogilev），不过这个焚尸场最终并没有建成。有人认为这表明纳粹有意在东边建造一个新的屠杀中心。然而，这种种举措也可以解释为地方当局的一些企图：杀死当地犹太人以便为新来的帝国犹太人腾出空间，或者除掉他们手中那些不能工作的犹太人，也就是对他们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最重要的是，1941年秋，奥斯维辛并没有增建营内屠杀设施的计划。新的焚尸场确实在规划中，但这是为了淘汰主营相应的旧设备。

地球另一端的事件终结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却给犹太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11日，作为日本的盟友，德国向美国宣战。在希特勒看来，这一切都是国际犹太人组织精心策划出世界大战的“证据”。德国刚一宣战，希特勒便通过广播向德国民众明确宣布，罗斯福总统正受到“犹太人”的操纵，同样受“犹太人”摆布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劲敌——约瑟夫·斯大林。

第二天，希特勒对纳粹领导层（包括大区长官和全国领袖）发表了一番演说，把自己的观点又推进了一步。他把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1939年1月30日他在国会大厦演讲的预言相联系，当时希特勒曾威胁，“如果犹太人成功地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其后果将是“欧洲整个犹太民族被灭绝”。12月13日，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就犹太问题而言，元首已下定决心对他们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清除。他曾警告过犹太人，如果他们再次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他们自己将遭到灭绝。这并不是一句空话。现在，世界大战爆发了，犹太人的灭绝是必然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心软。”

那一周，关于“灭绝”的讨论不绝于耳，可兹证明的另一个例子是12月16日汉斯·弗兰克的讲话。作为总督辖区负责人，他对克拉科夫的纳粹高级官员说：“作为一个资深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我必须要说，如果我们最优秀的战士为了保卫欧洲献出自己的生命，犹太民族却得以从欧洲这场战争中存活，那么这场战争只取得了部分胜利。因此，在犹太问题上，我将孜孜不倦为一个目标奋斗，那就是他们有一天必须全部消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犹太人都格杀勿论。” [21] 亲聆希特勒12月12日训话的弗兰克还补充道，他“在柏林”就接到命令，告诉他以及跟他一样的人应该“亲自……清算犹太人”。

20世纪90年代，希姆莱完整的工作日志被发现，从而又多了一个证据表明，希特勒与这个关键时期耐人寻味的联系。12月18日，在与希特勒进行了一对一的会面后，希姆莱写道：“犹太问题——比照游击队进行灭绝（auszurotten）。” [22] 使用“游击队”这个称谓，是为了把对犹太人的屠杀伪装成东部的必要安全工作。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希特勒写下的文字，可以证明“最终解决”是他直接下令执行的，但上述证据让人们不仅有理由怀疑，甚至确定，那年12月，希特勒正积极煽动和引导更激进的反犹行动。他亲自下令将帝国犹太人遣送东部，就算没有美国参战所产生的催化作用，这次驱逐最终仍可能通向死亡。12月5日，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城下向德军发起反攻，希特勒的愤怒和沮丧可能已经预示了拿犹太人发泄的倾向。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则将他明确引向谋杀。纳粹领导层不再假装他们仅仅是要把犹太人遣送到东部关进集中营。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他们现在要做的是“灭绝”。

珍珠港事件爆发第二天，12月8日，是“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的又一个分水岭。这一天，首批来到海乌姆诺的犯人将面临毒气处决。这些来自附近科罗（Koło）、达比（Dąbie）和科罗达瓦（Kłodawa）等城镇和村庄的犹太人，坐着卡车来到营地（后来，犹太人都是用火车运到附近的波维尔奇［Powiercie］站）。他们被带到村子中心的大房子——“别墅”内，脱光衣服进行“消毒”。随后，他们被带进地下室，经过通道走上木制的斜坡，最终来到一间密闭的暗室。这里实际是货车的后车厢。

一开始，海乌姆诺的毒气货车与一年前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使用的一样，都是通过瓶装一氧化碳毒死被锁在密闭后车厢里的人。但海乌姆诺的杀戮刚进行了几周，便有新的毒气货车投入使用，这些货车用自身排出的气体让车内的人致命。由于屠杀是在村庄内进行的，货车就停在“别墅”的庭院中，因此这一行动并不是什么秘密。佐菲娅·绍尔克 [23] 当时是个11岁的小女孩，就在离屠杀场所几米远的地方做事和玩耍。她曾看到过这批犯人：“他们（犹太人）被打得很惨。他们到的时候是冬天，可还穿着木拖鞋……他们一般就在这儿脱衣服，脱下来的有好大一堆……已经脱光衣服的人被赶进货车里。叫声大得啊，那么惨，让人根本无法忍受。有一次他们带来了一群孩子，这些小孩也都大叫。那次我母亲听到了，她说孩子们叫着：‘妈妈，救救我！’”

在“别墅”毒死犹太人后，货车开到附近的茹霍夫斯基（Rzuchowski）森林，距离不到两英里。佐菲娅·绍尔克说：“车开动的时候，我说：‘地狱开走了！’我就在路边放牛，怎么可能看不见它开过去呢？”在森林里，被叫来掩埋尸体的犹太人负责清空车厢。每天晚上这些犹太人被运回“别墅”关押。过不了几周，他们自己也被杀害，新来的犹太人中又会有人被选出来做他们的工作。

森林里的状况很快就让人触目惊心，这是佐菲娅从一位德国士兵那里得知的，他所在的森林分队（Waldkommando）负责监督尸体的处理过程：“他借住在我家，老是把我叫过去说：‘给我擦鞋！’接着他会问：‘臭吗？’我会说‘臭’，因为气味很大。人体开始腐烂，相当难闻。他们把尸体都埋在坑里，但是天太热，都开始发酵了。”

库尔特·默比乌斯当时是海乌姆诺的一名德国守卫，后来因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受审。在1961年11月的亚琛审判中，他向人们揭示了纳粹行凶者在屠杀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朗格中尉对我们说，灭绝犹太人的命令来自希特勒和希姆莱。作为警察，我们接受的训练要求我们将政府下达的所有命令都视为合法的、正确的……那时我相信犹太人并不是无辜的，他们都有罪。这样的宣传一遍遍向我们灌输，所有犹太人都是罪犯，都是低等人，是犹太人造成了德国在一战后的衰落。” [24]

前面说过，建造海乌姆诺的主要目的，是屠杀罗兹隔离区里那些在纳粹看来没有生产力的犹太人。第一批于1942年1月16日离开罗兹，前往这个新的灭绝中心。此时，露西尔·艾森格林已在罗兹隔离区待了三个月，她当时的心情是：“我们不想走，我们觉得看得见的苦难总比看不见的好。”多了被驱逐的“筛选”压力，罗兹隔离区原本就很糟糕的生活变得更可怕了。

海乌姆诺对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程意义重大，它是纳粹德国第一个专为灭绝犹太人所兴建的场所。但是它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投入使用，完全是因为纳粹对一座大房子的匆忙改造使其成为屠杀基地，并使用了毒气货车这个已有的技术。在纳粹行凶者们看来，海乌姆诺是非常低效的，它不能秘密地进行屠杀，也不能有效地处理尸体。所有这些“缺点”都将在兴建中的新灭绝营——贝尔赛克——得到改正。

1月20日，也就是罗兹隔离区的第一批犹太人动身前往海乌姆诺四天之后，柏林郊区万湖（Wannsee）湖畔的一幢党卫队别墅中召开了一场会议。它作为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而闻名于世，然而，它其实配不上这样的恶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作为发起人，邀请了相关的政务秘书前来讨论犹太问题。每份邀请函都附上了戈林1941年7月31日准许海德里希执行“最终解决”的授权书复印件（然而，如第一章所述，“最终解决”在1941年7月的含义不大可能与1942年1月的相同）。众所周知，会议原定于中午开始，因此邀请函上提到将提供“茶点”。会议地址是大万湖56-58号，这个别墅曾被负责协调国与国之间警察活动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征用。有必要提醒的是，在万湖会议上，桌前围坐的与会者都来自德国这个欧洲大国，都是从政府支薪的官员，而不是出没于街头巷尾的恐怖分子，可他们的罪行却比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罪犯”还恶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天仍有人认为这是一群教育程度不高的“流氓无赖”，可实际上在座的15人当中，有8人拥有博士头衔。

邀请函是在1941年11月寄出的，会议原定在12月9日，但因珍珠港事件延期。于是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太平洋上的事件没有造成会议推迟，那么万湖会议的内容本该是什么呢？当然，会议的目的肯定还是为解决纳粹的“犹太问题”找出某个种族灭绝性质的“方案”，但或许更多的讨论会围绕制定一个战后才实施的解决方案，或真正尝试为那些被遣送至东部的犹太人建立一个工作营。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美国是否参战，万湖会议都是一次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非常重要的会议。1941年秋，纳粹德国内不同地方出现了各种自创的屠杀方式。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来说，万湖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整合这些做法，并且明确党卫队才是掌控整个驱逐进程的人。

万湖会议上讨论的内容之所以为世人所知，主要得益于一份会议纪要的复印件。记录者是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中校），阿道夫·艾希曼，也就是海德里希的“犹太问题专家”，他活到了战后。艾希曼的会议纪要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能帮我们直接了解“最终解决”方案背后的思想过程，这样的材料少之又少。

会议刚开始，海德里希提到由于戈林的行政授权，将由他来全权负责，随后便宣布了官方政策的正式调整。毫无疑问，此时此地所有与会代表对其内容都心知肚明。现在，他们不再把犹太人“转移”到不受纳粹控制的国家，而是要让他们在纳粹势力范围内“清理……至东部”。最终共有1100万犹太人受到“清理”政策影响，其中包括爱尔兰、英国等此时尚未被纳粹占领国家中的几百万人。犹太人抵达东部后，被按性别分开，适合劳动的将派去修路（几乎可以肯定，海德里希想要让他们投入的是四号干道工程[Durchgangsstrasse IV]，这一工程当时正在进行中，准备用公路和铁路将帝国与东部前线连接起来）。没被选中的犹太人——这里的意图很明确——将被立即处死，而得到工作的犹太人不过是判了死缓，因为大量的人将死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海德里希接着特别提到，那些没有按照纳粹的设想被工作累垮的犹太人，就是通过自然选择、对纳粹来说最危险的部分。海德里希说，他们必须得到“相应的对待”，其他代表自然明白这里海德里希指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与会者对于屠杀犹太人这一大原则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犹太人”的确切法律定义为何，这将影响到具体有哪些人被驱逐，哪些人不受影响。如何处置“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人提议应对这些人做绝育手术，或者让他们在绝育和驱逐之间做选择。还有人提议把他们送去一个特殊的犹太人隔离区，即捷克小镇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名为Terezin），那里还住着一些年长和享有特权的知名犹太人，把这些人直接送去东部将在普通德国大众中造成不安。

与会者随后讨论了更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处理总督辖区和纳粹占领下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后者正遭到大规模的枪决，而对付前者的贝尔赛克灭绝营正在建设中。但这两个地区目前仍生活着数百万犹太人，因此，艾希曼在他的会议纪要里写道，此时“很多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被提出，这个看似无伤大雅的用词掩饰了对具体屠杀方法的讨论。

万湖会议的会议纪要有意语焉不详，海德里希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缪勒对艾希曼的记录做了数次修改，以确保达到这一效果。他们本打算将纪要大规模分发，因此用暗语书写十分必要，赤裸裸的原始用语修饰后，了解背景的人自然明白其确切含义，而不知情的人也不致被吓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留下了证明纳粹“最终解决”背后策划过程的确凿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后来的屠杀行为是这个国家许多人共同谋划的结果。

这是否意味着万湖会议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纳粹屠犹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人们认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纳粹决定开始执行他们的“最终解决”方案。事实并非如此。万湖会议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个讨论具体执行方案的次等会议，与会者所做的，是对在别处已经确定的灭绝过程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希特勒在1941年12月的谈话远比万湖会议上的讨论重要得多。如果这个时期元首与希姆莱会面时的谈话内容能有一份准确的记录，我们就能看到，是何种冷酷思想把后来的所有苦难带到这个世界。

万湖会议上进行的讨论对奥斯维辛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比克瑙没有突然改变方案增建新的毒气室，那年1月集中营的整体运作也没有明显变化。不过，1941年初秋，集中营用齐克隆B进行毒气试验的地点发生了改变，不再在11号楼进行，而是换到了离霍斯的办公室和党卫队办公区仅数米远的集中营焚尸场内。集中营当局不需要再用手推车把尸体从11号楼运到集中营另一端的焚尸场进行处理；但同时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屠杀地点更加暴露，从牢房隐蔽的地下室，换成了地上焚化炉旁边的停尸间。

1942年初，耶日·别莱茨基目睹了苏联战俘到达后在新地点被毒害的过程：“到了晚上（当时他正在自己的营房中），我听见外面有动静。我说：‘伙计们，怎么回事？咱们看看去。’我们走到窗前，听见嚎叫和呻吟声，能看见一群人一丝不挂地朝焚尸场跑过去。党卫队也在跑，还带着他们的机关枪。因为铁丝网旁边有路灯，所以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当时正下着雪，冷极了，大概零下15或20度。所有人都因为寒冷在哀嚎。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叫声，我以前从没听到过。他们光着身体进了毒气室。那个场面既邪恶又可怕。”

以这种恐怖方式被处死的不仅仅是苏联战俘和营中无法再工作的犹太人，上西里西亚地区附近地方少数不能再做重体力劳动的犹太人也被送进集中营的焚尸场。这些屠杀发生的确切日期没有记录，但目击证人的证词表明，其中一些有可能是在1941年秋天进行的。汉斯·施塔克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党卫队士兵，他提供了以下证词：“后来进行另一次毒气试验时，也是在1941年秋天，格拉布纳（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奥斯维辛政治部负责人）命令我把齐克隆B从开口处倒进去，因为只来了一名卫生员，需要两个人从毒气室的两个开口同时往里倒齐克隆B……齐克隆B是颗粒状的，大量投入后会（变成气体）从人群的头顶扩散开来。接着人们就开始惨叫，这时他们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没有从开口往里看过，它必须在齐克隆B倒进去后马上关起来。几分钟以后，毒气室被打开，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满整个房间，场面极其骇人。” [25]

万湖会议后几周内，奥斯维辛周边地区“没有价值的”犹太人继续被送进这里的毒气室。约瑟夫·帕钦斯基 [26] 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囚犯，在焚尸场附近的党卫队办公大楼里工作的他，曾目睹一群犹太男人的到来，他们被送进集中营等待处决。他爬上党卫队大楼的阁楼，掀开屋顶的一片瓦，外面的场景一览无遗。“他们（党卫队）对这些人非常客气，”帕钦斯基说，“‘请脱掉您的衣服，整理好您的物品。’这些人脱去衣服后，党卫队让他们走进（焚尸场）去，门就在他们身后锁上了。接着一个党卫队士兵爬到焚尸场的屋顶平台上。他戴上防毒面具，他打开（屋顶上的）盖子，他把粉末倒进去然后他关上盖子。他做这些事情时，虽然墙壁很厚，但你还是可以听见很大声的尖叫。”在集中营里挨了两年苦，帕钦斯基看到这些人走向死亡时已波澜不惊。“人们变得冷漠。今天你进去，明天就是我进去。你漠不关心。人类可以习惯任何事情。”

新的屠杀方式不可少的是用安抚的话哄骗犹太人。集中营当局意识到，对于来自奥斯维辛以外的囚犯，不需要拳打脚踢地把他们赶进毒气室。现在的做法是让新到的人相信，走进焚尸场内的临时毒气室是进入集中营的常规流程，他们不会被杀死，只是洗个澡来“消毒”。这是纳粹的一个突破，解决了早前特别行动队曾面临的不少难题。依靠哄骗让人们进入毒气室比完全依靠武力来得更容易，此外，这种方法也能减轻屠杀者自身的压力。它还解决了纳粹在掠夺受害者财物过程中的另一个现实问题：之前很多次毒气谋杀都是在囚犯穿着衣服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他们死后扒下衣服非常困难。现在，这些将死之人会自己脱下衣服，甚至还整齐地叠好，把鞋带系上。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士兵佩里·布罗德 [27] ，详细描述了如何为屠杀营造出和谐的气氛。他提到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站在焚尸场屋顶上，冲着下面的犹太人说：“你们现在要去洗澡和消毒。我们不希望集中营里出现任何传染病。然后你们就会被带去自己的营房，有人会给你们送去热汤。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条件为你们安排工作。现在，脱掉衣服，把它们放在你面前的地上。” [28] 随后，党卫队士兵温柔地鼓励新来的犯人走进焚尸场，“一边讲着笑话或者跟他们寒暄”。据布罗德说，一次在大门被锁上后，某位党卫队士兵曾隔着门大喊：“洗澡的时候别烫着了！” [29]

尽管这种阴险的欺骗事半功倍，但霍斯及其同僚很快意识到，在焚尸场进行屠杀也给他们制造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屠杀过程中的巨大声响。“他们想用发动机声盖过尖叫声，”约瑟夫·帕钦斯基回忆道，“他们发动了两台摩托车，好让人们听不到尖叫。里面的人在喊，可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他们想用摩托车的声音掩盖，但是失败了。他们尝试了但不管用。”引擎发动的声音不足以盖过临时毒气室内传出的尖叫，而焚尸场离集中营其他营房的距离很近，其他犯人不可能不知道发生了屠杀。因此，1942年春，霍斯和其他党卫队高级将领试图考虑另一种屠杀方法。又一次，他们远不是在“服从命令”，而是打算自主行动。

奥斯维辛开始演化成纳粹德国内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一方面，一部分囚犯成为集中营的正式成员，编号然后工作；另一方面，现在有一群人在到达集中营后的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就被杀害。纳粹其他的集中营没有一个以这种方式运作。有海乌姆诺这样的灭绝营，也有达豪这样的集中营，但只有一个奥斯维辛。 [30]

奥斯维辛的双重功能意味着，许多囚犯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有时长达数年，而另一些人却还来不及熟悉环境就被杀害。对附近地区那些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来说，到奥斯维辛不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对那些自集中营建立之初一路撑过来的波兰人来说，奥斯维辛已成为某种程度上扭曲的家园。到现在为止，目睹焚尸场屠杀过程的约瑟夫·帕钦斯基已经在奥斯维辛待了20个月。1940年夏天到达集中营的那批犯人中，很少有人能活这么长时间，除非能找到一份室内的工作，“头上有屋顶”，帕钦斯基也不例外。他找到了一份理发店里的工作，为党卫队职员理发。这份工作有一定特权，因为他是为数不多能与指挥官本人有直接接触的囚犯之一。“霍斯的属下把我带到他的别墅前，他的妻子就站在门口。我特别害怕。我走上楼梯，来到浴室，里面有一把椅子。霍斯走了进来，坐在椅子上。我立正站着。他嘴里叼着烟，看着报纸。我按照他原来的发型给他理了发。没有什么难度。霍斯没有对我说一个字，我也没吭声。我很害怕，而他看不起犯人。我手里有把剃刀，我本可以割断他的喉咙，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我全家都会死，半个集中营的人都会没命，然后会来个新人顶替他的位置。”

约瑟夫·帕钦斯基知道，谋杀霍斯会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也知道，要想活命，偷窃也就是“顺手牵羊”是十分必要的。帕钦斯基的铺位与斯坦尼斯瓦夫·杜比尔（斯塔塞克）相邻，他是霍斯的园丁。“我躺在斯塔塞克旁边说：‘我们不能从他（霍斯）的花园里搞点番茄吗？’他说：‘或许可以。’”霍斯的花园背对着焚尸场，花园的栅栏上有一块木板松动了。斯塔塞克对帕钦斯基说：“从那里走进花园，你就能看到洋葱和番茄。”

谋划好一切，那天帕钦斯基溜进霍斯的花园，果不其然，一桶桶洋葱和番茄就摆在他面前。“我拿了一些，正要离开，霍斯的妻子跟另一位女士走了进来。我先是藏在树丛里，后来以为她们离开了，就走了出来，结果她们还站在小路上聊天。我朝她们鞠了一躬，带着番茄和洋葱从她们身边走过。我浑身湿透（被汗水浸透），心想：‘我死定了。被抓到偷番茄，这下死定了。’那天晚上，我等着他们把我带去11号楼，但没人来叫我。斯塔塞克下班回来后对我说：‘别担心。霍斯的妻子都告诉我了，我跟她说是我让你拿的。’”

约瑟夫·帕钦斯基和他的朋友在霍斯家花园的冒险经历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起码说明了德国人与受优待的波兰犯人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关系。当斯塔塞克向霍斯的妻子解释说，是他让帕钦斯基拿走番茄和洋葱时，他自己也面临因偷窃而遭到处罚的危险。毕竟，如果像他这样的园丁可以随便拿蔬菜，他又何必帮朋友设计秘密潜入霍斯花园的计划？但斯塔塞克知道霍斯的妻子很可能会原谅他，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工作关系。当然，纳粹会把这种关系定义为高等的“雅利安人”与低等的“斯拉夫人”，但这毕竟也是一种联系。如果告发斯塔塞克，霍斯的妻子并不是让一个被她撞见正在行窃的无名囚犯遭到处罚——那样的话对她来说会简单很多——而是给一个密切为她服务了一段时间的人带来灾难。

在集中营的生活中，这种互动屡见不鲜。囚犯说，（在获得了“有屋顶的”工作之后）确保自己能活下来的最好方法，是成为对某个德国人有用的人。如果那个德国人开始依赖你，你就能得到关照，甚至有可能免遭惩罚，或在某些情况下逃过死亡。这主要不是出于真心的情感（虽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更多是由于重新寻找和训练一名犯人会给德国人造成诸多不便。

与有权势的人建立关系以求活命的做法并不限于奥斯维辛，它也是犹太人隔离区的一条生存法则。只不过在隔离区，掌握生死大权的不光有德国人，也可能有犹太人。随着在罗兹隔离区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露西尔· 艾森格林发现她自己以及母亲、妹妹的生活条件正逐步恶化。“吃的东西不够维持体力，”她说，“没有牛奶，没有肉，也没有水果——什么都没有。”对她来说，改善她们境况的唯一出路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因为那样就可以“在午餐时多领一碗汤”。于是，她步履沉重地走遍隔离区大街小巷的每一家工厂，试图寻找工作机会。

到了1942年5月，露西尔还是没能找到工作，她和她的家人被列入了驱逐名单。“（名单上）都是没有工作的人，大概有90%是新来的。”不过，露西尔知道，自己有着名单上其他德国犹太人没有的一个优势，那就是因父亲的关系，她和家人与波兰有着血缘上的关联。“我拿着我们的波兰护照，逐个询问各个办公室的人，让他们把我们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最后，我成功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但我们留了下来。”露西尔很确定，是她的波兰血统拯救了全家。“他们想把所有的德国犹太人都赶出聚居区，”，她说，“而我可以证明，虽然我们从德国来，但我们不是德国人。其实这本来并不重要，我们都是犹太人，本来不应该有什么区别，但现实并不是如此。”1942年1月至5月，共有5.5万名犹太人从罗兹隔离区被送到海乌姆诺杀害。下达驱逐命令的是德国人，但隔离区的犹太人管理层被迫参与决定对哪些人进行驱逐——又一个纳粹发明、造成犹太人内部分裂的讽刺举措。

隔离区的生活压力对露西尔的母亲产生了严重影响：“她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基本上什么都做不了。她变得浮肿，因为饥饿使得水分都聚积起来。她无法再正常走路。1942年7月13日，她在隔离区去世。每天早上，隔离区都有一辆由一匹灰马拉着的黑色马车来收尸体，他们带走了我的母亲。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应该第二天就下葬——我和妹妹找到一片空地，挖了坟，然后把她搬了过来。没有棺材，只有一条绳子捆住两块木板。这还是我们在紧挨着墓地的一座大房子里找到的，墓地里都是没有下葬的尸体。我们把她埋好，在坟头插了一个小木块，当然没过多久木块就不见了。五十年后，我试过去找墓的位置，但一无所获。”

于是，只剩露西尔与妹妹在隔离区里相依为命。这两个孤儿竭尽所能地应付一切。“我们感受不到生活，”她说，“我们不再祈祷，也没有眼泪，我们都麻木了，没有任何感情。我们回到房间，那个带有家具、还有别人合住的房间，我妹妹基本上不再说话，她一声也不吭。她很聪明，长得又高又漂亮，但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她完全自暴自弃。我母亲曾让我保证会好好照顾她，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试了，但没有用。”

两个月后，德国人来隔离区亲自进行筛选，挑出那些不适合工作的老人、病人和小孩。隔离区领导鲁姆科夫斯基要求母亲们合作，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德国人。“（他说：）‘把你们的孩子交出来，剩下的人才能活命。’”露西尔说，“当时我十七岁，无法理解怎么能有人让做父母的交出自己的孩子。现在的我还是不能理解。人们都在喊：‘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怎么能这么做？’但他说：‘不这样做只会更糟。’”

露西尔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她的妹妹被选中，她给她化妆，鼓励她装出健康的样子。露西尔是抱着一线希望，觉得妹妹有可能逃过一劫，因为她已经12岁，而筛选的年龄是11岁以下。可是德国人到了之后还是把她妹妹带走了。“他们抓了我妹妹，他们不该这么做。我本想要跟她一起上卡车，但有人用枪托捅我的胳膊，我上不去。那些人就消失了。”即使是露西尔绝望地注视妹妹被带走的那一刻，她也没有想到，他们是直接被送去处决。“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他们会怎么处置小孩子或老人，他们都是不能工作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理性地去推断真正的原因。我们只会想象他们都还活着。”

现在的露西尔孤身一人，近乎崩溃，但她还是强迫自己继续在隔离区里寻找工作。最后，依靠自己为数不多的“关系”、一位同样来自汉堡的德国犹太人，她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德国犹太人说服了鲁姆科夫斯基对聚居区进行“完善”，比如修建一些公园和公共场所，露西尔与他共同设计建造方案。几个月后，鲁姆科夫斯基撤掉了这个部门，但露西尔已经认识了一些有用的人。一个维也纳人在同一栋大楼的行政部门工作，通过她露西尔又得到了另一份工作——为冬天用的煤炭填写申请表给德国人。到目前为止，隔离区的生活已经让露西尔得到了沉痛的教训：“你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如果我告诉一个同事某件事，她就会利用这件事为自己谋利。你必须特别小心。背后捅刀子的事经常发生，其实也能理解，毕竟事关生死。”

一天，鲁姆科夫斯基来到办公室，为隔离区里一家新工厂挑选工人。一想到要见到他，露西尔就觉得“恐惧至极”，因为这个66岁、看起来跟任何人的祖父没什么差别的老头有着非常坏的名声。“我听过那些传闻，知道他脾气极差，发起火来会拿他的手杖打人。他在德国人允许的范围内，是个十足的独裁者。我想大部分人都怕他。”她藏在过道上，希望尽量不引起注意，但由于名单上有她的名字，最终她还是被叫去见鲁姆科夫斯基。“他坐在椅子上，一头白发，戴着深色眼镜。他右手拿着手杖，我一度觉得他看起来像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他问我是哪里人，会讲什么语言，我父亲是做什么的，我的家人在哪儿，还有没有任何亲人。我回答了所有问题，他最后说：‘好吧，我会通知你的。’当时我没太在意。”

鲁姆科夫斯基来过之后，露西尔的上司将她调到了统计部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给我调岗，可能是为了把我藏起来，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安静和隐蔽的办公室。”但随后鲁姆科夫斯基的秘书打来电话说他想要录取露西尔。她去办公楼报到时，发现其他一些与她年纪相仿的女性已经在那里了。鲁姆科夫斯基让所有人都去一个厨房工作，这个厨房是他为那些“值得嘉奖的员工”开设的。一些年轻女性被安排在餐厅做服务员，另一些（包括露西尔在内）则在旁边的办公室工作。“他说他会录用我，让我计算如果我们有50公斤甜菜，能做出多少人份的菜。”作为在这个新厨房工作的报酬，露西尔每天可以多领一顿饭。她说：“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就像你们今天会说的，是一件大事。”当她准备离开上一份工作改去厨房时，上司给了她关于鲁姆科夫斯基的最后警告：“我想他用的是波兰语中‘猪猡’这个词。”她的上司没说错。在纳粹建立的所有犹太隔离区当中，几乎每个犹太人领导都忠于职守，但罗兹是个例外。鲁姆科夫斯基臭名远播，因为他往往把自己想除掉的人加进驱逐名单，而他的罪行还不止这点，露西尔很快就会发现。

在厨房工作的露西尔不久就意识到，鲁姆科夫斯基对这里情有独钟。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来视察一次，而露西尔开始畏惧他的到来。“你可以听见他的马车到达的声音。他会走进厨房检查服务员，如果谁的围裙没系好，他就用手杖打她。他会检查食物，但不会吃，因为这样做有损他的尊严。然后他就会到办公室来，你能听见楼道里传来他不规则的脚步声，他有一点跛。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他会拉来一把椅子，跟我聊天。他讲话，我听着，他开始骚扰我。他把我的手放在他那话儿上，对我说：‘让它高兴一下。’……我努力躲开他，可他一直凑上来。那是一种可怕的关系，我吓坏了。他想让我搬进一间只有他能进的私人公寓，我哭了起来，我不想搬去那里。我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任何人愿意那样做……但在隔离区里，性是非常宝贵的商品，人们拿它来交换东西，就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在这项“交易”中，露西尔绝非自愿的参与者，但她明白如果不让鲁姆科夫斯基玷污，她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我逃走，他肯定会驱逐我，这点毫无疑问。”

“鲁姆科夫斯基确实经常占年轻女孩的便宜。”雅各布·兹伯斯坦证实道。他目睹过这位隔离区领导发现自己喜欢的年轻女孩后的行为。“我们都在餐厅，他走进来，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然后跟她一起出去。我看见了。不是别人告诉，是我亲眼看见的。”兹伯斯坦也相信，如果哪个女性不满足鲁姆科夫斯基的愿望，那么她的性命很可能不保。“我自己很不喜欢那个人，”他补充道，“我不喜欢他所代表的东西。”

几周后厨房被关闭，露西尔被送去隔离区里的一家皮革厂，为德军缝制腰带。她再没见过鲁姆科夫斯基，而他给她留下的只有无尽的伤害：“我感到很恶心，很气愤，觉得自己被侮辱了。”1944年，罗兹隔离区被关闭，露西尔和鲁姆科夫斯基都被送往奥斯维辛。鲁姆科夫斯基和他的家人死在比克瑙的毒气室。身为年轻女性，露西尔被选去工作，她在1945年5月纳粹战败后获救。

露西尔 ·艾森格林到达奥斯维辛时，距她最初被驱出德国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而早在1942年春，奥斯维辛就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波兰以外地区的犹太人。这些人如何踏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是纳粹“最终解决”这段历史最令人震撼的故事之一。他们来自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北部边境距奥斯维辛不到50英里。斯洛伐克有着一段坎坷的过去，此时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才刚满三年时间——在纳粹吞并了与之相邻的捷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地后，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宣布独立。之前，斯洛伐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1918年以前属于匈牙利。时任斯洛伐克总统的是约瑟夫·蒂索（Josef Tiso），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也是赫林卡 [31] 所创立、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斯洛伐克人民党领袖。蒂索领导下的斯洛伐克与纳粹德国结盟，签订了附庸协议，允许德国控制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斯洛伐克政府满腔热情地制定针对9万名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反犹举措，剥夺犹太人的生意、推动犹太人流亡、把犹太人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强迫佩戴黄色星章等规定接连不断地颁布，突如其来的打击给斯洛伐克的犹太人社区造成了残酷后果。

埃娃·沃塔沃娃 [32] 当时是14岁的女学生，她说：“我意识到自己被社会遗弃，不再是‘体面人’了。学校把我开除。犹太人不能再购买某些物品，我们不能再拥有财产。这之前，在我住的小村庄里，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彼此平等。”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迫害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朋友以惊人的速度变成敌人——不存在转变的过程，好像一个开关突然被打开了一样。奥托·普雷斯布格尔 [33] ，斯洛伐克犹太人，1939年的时候15岁。他说：“德国男孩（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变得跟纳粹分子一个样，之前我们还一直是朋友。原本我们之间没什么区别——犹太少年和基督徒男孩，小的时候我们老是在一起玩。后来标识牌挂了出来，上面写着‘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我们不能走上人行道。多么令人发指。我们不能上学，不能看电影或看球赛。我只能跟父母坐在家里，之前我都会跟朋友出去。”在奥托·普雷斯布格尔看来，对犹太人态度转变的背后，最重要的动机是贪婪。“墙上贴着从德国报纸上剪下来的连环画，上面是一个大鼻子犹太人肩上扛着装满钱的大袋子，一个赫林卡卫兵照他的屁股踢了一脚，他的钱全掉出来。城里到处都贴着这样的招贴画。”

斯洛伐克的赫林卡卫队负责开展反犹行动，与纳粹冲锋队一样，他们也处处打压犹太人，并同样于细微之处渗透反犹主义思想。“斯洛伐克人很乐意接管（犹太人的）商店，大捞一笔，”米夏尔·卡巴奇 [34] 说，他曾是一名赫林卡卫兵，“他们（犹太人）过去开商铺，做着骗人的勾当。他们从不工作，就想过轻松日子。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人。犹太人不愿意工作，这算是某种世界共识。连希特勒都怕他们变成欧洲的特权阶层，所以先下手为强。全都是政治。”反犹主义偏见有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无论是米夏尔·卡巴奇，还是第一章提到的汉斯·弗里德里希，他们一边骂犹太人懒惰，一边又怪他们勤奋；嫉妒犹太人把生意做得又大又成功的同时，却宣称他们从不工作。他们都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如果硬要为弗里德里希和卡巴奇自相矛盾的观点辩解，只能说他们坚持认为犹太人做的不是“真正的”工作，比如务农，而是选择做买卖或者经营店铺。事实上，正是因为在许多欧洲国家，数百年来犹太人都被禁止拥有土地，他们才会从事这些活动。

此时，对纳粹来说，奥斯维辛突然变成接收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理想地点。希姆莱意识到，不会再有新的苏联战俘被送至奥斯维辛了。德国与苏联在莫斯科附近的交战陷入僵局，这清楚地表明，东线战争不会像纳粹预计的那样速战速决。如今，已被俘获的红军被视为非常宝贵的劳动力，在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里使用实在是一种浪费。不久戈林便正式下令，所有苏联战俘都要送到军工厂。由此，比克瑙无法再发挥它预先设想的作用。谁来填补苏联战俘留下的空缺呢？惯于迅速改变政策的希姆莱马上给出了答案——犹太人。

犹太人也正是斯洛伐克当局想要驱逐的对象。1941年秋，纳粹就向斯洛伐克提出为帝国提供劳动力的要求。到了1942年2月，斯洛伐克以家庭为单位，总共交出了2万名犹太人。与东线的纳粹分子一样，蒂索和斯洛伐克其他政府官员也不愿留下那些失去了家中支柱的老幼妇孺，把所有人一起送走对他们来说要容易得多。然而，让斯洛伐克轻松的方案却给纳粹制造了麻烦。纳粹尚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屠杀的能力，他们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接收没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为解决这个问题，1942年2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斯洛伐克总理沃伊捷赫·图卡（Vojtech Tuka），他的办公室主任伊西多尔·科索博士，以及艾希曼在斯洛伐克的代表、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领袖（少校）迪特尔·威斯里舍尼。威斯里舍尼和图卡战后都就会议上进行的讨论提供了证词，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会议内容。 [35] 斯洛伐克方表示，将养家糊口的人与其他家庭成员分开“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如果犹太壮劳力都去帝国工作，就“没人照看他们的家人”。但根据威斯里舍尼的回忆，斯洛伐克人最关心的不是“基督教精神”，而是劳动力被纳粹接收、留下他们失去经济来源的家人留下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最后，斯洛伐克方表示，他们或许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补偿德国因同时接收劳动者及其家人而付出的“代价”。

1．海因里希·希姆莱（左）与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摄于1942年7月前者访问集中营时。

2．在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形成过程中，阿道夫·希特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他没有参与日常的屠杀行动，但他的部下所遵从的正是他本人想要毁灭犹太人的愿望。

3．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希姆莱的副手，一个有教养的人，也是实施大屠杀的刽子手。

4．东部某地的处决现场。在纳粹占领时期这种场景随处可见。

5．汉斯·弗里德里希，党卫军第一步兵旅成员。他曾于1941年在乌克兰参与对犹太人的处决。

6．波兰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街景。这张照片里的绝大部分人都于1944年秋天被杀害。

7．莫得哈伊·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右），罗兹隔离区的犹太“统治者”，一个充满争议、甚至可以说恶名昭彰的人物。

8．鲁姆科夫斯基，图中白发者，在党卫队高层访问隔离区时与希姆莱交谈。

9．犹太男男女女在罗兹隔离区一个临时的户外工厂编制篮子。

10．在隔离区，甚至儿童都要工作，不工作意味着把自己置于更危险的处境。

11．1942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希姆莱正研究在莫洛维茨建造大型合成橡胶工厂的方案，这是奥斯维辛集合体当中最大的工业设施。

12．希姆莱（左起第二）对他在奥斯维辛见到的进展大为满意，随后提拔了指挥官霍斯，将其升为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

这个问题最终在柏林得到解决。斯洛伐克政府同意，每驱逐一名犹太人，就付给德国500马克，条件是这些人再也不会回到斯洛伐克，并且德国人不得占有他们留下的房产及其他财产。就这样，在这位罗马天主教神父总理的领导下，斯洛伐克付钱给德国人，让他们把自己的犹太人全部带走。

1942年3月，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强制驱逐展开，此前大多数人都被关在斯洛伐克的临时集中营内。西尔维娅·韦塞勒 [36] 那年春天就关在波普拉德（Poprad），她回忆道：“有些斯洛伐克士兵真的很蠢，他们会故意在地板上大便，然后让我们用手清理干净。他们管我们叫‘犹太婊子’，用脚踢我们。他们的举止极其恶劣。还对我们说：‘让我们教教你们犹太人怎么工作。’其实我们都是穷苦的女人，过去都有工作。你的尊严被剥夺是很耻辱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你突然什么都不是了，我们像动物一样被对待。”

在临时集中营工作的赫林卡卫兵有不少油水可捞。米夏尔·卡巴奇说：“犹太人来集中营的时候都带着自己的财物和衣服。副指挥官经常叫我们去挑自己想要的衣服。大家都能拿什么就拿什么，我拿了一双鞋，用绳子把鞋捆好带回家。守卫们都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在犹太人离开之前对他们强取豪夺的不光有斯洛伐克人。西尔维娅·韦塞勒说：“一天来了一个人高马大的党卫队军官，到了就开始朝我们大吼，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吼。然后有人把大篮子放在我们面前，一共三个大篮子，我们要把自己的金银钱财以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就要去工作了，用不上这些值钱的东西。我很穷，只有一块手表，是我姑姑给我的，我就把手表交给了他们。”

临时集中营不仅偷盗之风盛行，还充斥着肆意的虐待。“我们的守卫经常打他们（犹太人），”米夏尔·卡巴奇说，“有个特殊部门专门负责惩罚犯错的人。他们把这些人带到一个特殊的房间，用一根木棍打他们的脚。”当然，谁是“犯错的人”完全由赫林卡卫兵随意决定。

斯洛伐克犹太人关在临时集中营的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但最终都会被带去附近的火车站，登上驶离这个国家的列车。西尔维娅·韦塞勒清楚地记得，去火车站的路上斯洛伐克留给她的最后印象：“他们朝我们吐口水，大叫着：‘犹太婊子，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你们终于要去工作了！’他们还朝我们扔石子，想尽一切办法羞辱我们。也有人静静地站在旁边看着，其中一些还哭了。但大多数人，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的，都在侮辱我们。我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那种感觉太可怕了。”

斯洛伐克犹太人在赫林卡卫兵的看守下来到火车站。“我接到命令，要把犹太女人赶上火车并负责看管她们，”米夏尔·卡巴奇说，“我自言自语道：‘你们不想工作，你们这群犹太蠢猪！’”没过几个月，卡巴奇等赫林卡士兵便得知这些犹太人被送去处死，但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同情：“我觉得歉疚，但一想到他们是斯洛伐克的蛀虫，又不同情他们。我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他们被带走是件好事，这样他们就不能再欺骗我们，再也不能靠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发财了。”

在这之前，卡巴奇与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他所居住的村庄没有什么犹太人，他也承认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从没给他本人找过什么“麻烦”。他热烈拥护反犹主义政策，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是一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为现在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感到自豪，而且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告诉大家“犹太人都是打劫斯洛伐克人的骗子”。他的故事有力地证明偏见可以如此迅速地深入人心，只要它融于一整套充满吸引力的价值理念中。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坚定的、爱国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信徒，米夏尔·卡巴奇接受了极端反犹主义的思想。在打击犹太人的过程中，他通过占据他们的财务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并把这一罪行粉饰为“正义的复仇”。西尔维娅·韦塞勒亲眼见证了斯洛伐克的主流道德观在多么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我好几次反思这段经历。人是很容易被改造的。你想对他们做什么都行。事关金钱和人命的时候，你很难碰见愿意为你牺牲的人。我很受伤，真的很受伤，尤其是当我的同学挥着拳头对我喊‘这是你应得的下场！’打那以后，我对人再也不抱什么希望。”

与此同时，奥斯维辛正在尽力完善营地的屠杀设施。1942年2月27日，鲁道夫·霍斯、建筑师卡尔·比朔夫和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的汉斯·卡姆勒 [37] 开了一次会，原定建在奥斯维辛1号营地的焚尸场，决定改建在比克瑙的新集中营。他们打算把这个新焚尸场建在一个偏远的角落，挨着一处小农舍。只需把原有的门窗用砖封死，内部隔出两个可以充作毒气室的密闭空间，农舍便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被改造成临时屠杀中心。屋子的新入口将直通各毒气室，砖墙高处应凿出一个洞口，用来投放齐克隆B颗粒。这个农舍后来被称为“小红房”，又叫“1号仓”（Bunker 1）。它于1942年3月底首次投入使用，当时一批当地犹太人被视为不适合工作而送往奥斯维辛。“小红房”的两个毒气室满员时，一次可毒死约800人。

现在，一个新的屠杀中心听凭霍斯支配，旧焚尸场的问题在这里都得到解决。无论“小红房子”里的受害者喊得多大声，都不会对营地的正常运作产生干扰。但霍斯知道，要在附近建起一座焚化炉来处理这个临时毒气室的尸体，还需要等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实际上等了一年多）。旧问题（如何在相对秘密的环境下屠杀）不去，新问题（如何毁尸灭迹）不来。

首批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2年3月到达奥斯维辛，他们没被送去毒气室，但这并不妨碍党卫队和卡波的下马威 。作为其中一员，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对此有切身体会：“我们一下火车，便得五个人一组从火车站（朝奥斯维辛1号营）跑过去。他们（党卫队）大吼着：‘快跑！跑，跑，跑！’（Schnell laufen！Laufen，laufen，laufen !）我们就跑。跑不动的人被他们当场打死。我们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之前我们被告知要去工作，没人说是去集中营。”

度过了没吃没喝的一夜，第二天早上，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和他的父亲，还有同来的约1000名斯洛伐克犹太男人，被命令从主营地跑到比克瑙的营地。他估计有七八十人死在路上。污泥烂沼的比克瑙是个特别可怕的地方。党卫队队员佩里·布罗德回忆道：“比克瑙的条件比奥斯维辛（主营地）要差得多。每一步脚都深陷烂泥。几乎没有水可以用来洗漱。” [38] 犯人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到处都是污泥和他们自己的排泄物。

刚到比克瑙，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就体会到集中营管理体制的残酷。一个波兰男孩偷父亲的皮带，奥托抓住这个男孩揍了他几拳。另一个囚犯很快对他说，他犯了一个可能致命的错误。这个男孩是个“男宠”（pipel）——在集中营的暗语中，它指的是卡波的年轻仆从（很多情况下与卡波有着同性关系）。“我们只能跑回营房躲起来，”普雷斯布格尔说，“负责这里的卡波走进营房，让我们都躺下，面朝走道。‘男宠’进来找我，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们长得都差不多，都没有头发（所有犯人到了以后都要剃光头），穿着一样的衣服。我很幸运，否则他们一定会杀了我。”

在比克瑙劳动的第一天，奥托·普雷斯布格尔还目睹了另一起事件，它以更残忍的方式向他展示，此时所处的环境是多么令人绝望：“我们去修路，卡波和党卫队看守在旁边监督。有一个犹太人跟我来自同一个镇，他长得又高又壮，他们家很富有。卡波发现他镶着金牙，就让他把牙给他。他回答说不行，但卡波坚持他必须照做。他还是说自己不能把金牙给他。卡波生气了，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他拿起铁锹照着他的头打了好几下，直到他倒下。卡波把他翻过来，把铁锹放在他喉咙上，然后跳上去折断他的脖子，再用铁锹从他嘴里撬出了金牙。站在不远处的另一个犹太人问卡波他怎么能这样做。卡波走过去，说演示给他看，然后就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也杀了。然后卡波对我们说，永远不要提问题，管好自己的事。那天晚上我们运了十二具尸体回营房。他杀死这些人纯粹出于好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第一天。”

奥斯维辛从建立之初就伴随着卡波的暴行，因此新到囚犯的经历虽然骇人，但在这个集中营里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然而，随着这批斯洛伐克犯人的到来，集中营的文化（如果在奥斯维辛的语境下也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将要在两方面发生重大改变。

第一个变化，是现在集中营里有了女犯。到目前为止，奥斯维辛一直都只有男性。女人的到来丝毫没有让奥斯维辛的管理者变得更“文明”，而是如西尔维娅·韦塞勒所见，几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到达集中营后不久，她也乘坐着一辆载有几百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列车来到这里，男人是一位犹太医生，斯洛伐克当局准许他陪同这些女犯一起前来。“我们刚到奥斯维辛就被赶下了火车，”韦塞勒说，“党卫队军官开始朝我们的医生大喊，他们想弄清楚为什么他是这批犯人中唯一的男人。他用非常流利的德语回答说：‘我是医生，是犹太组织派我来的。我负责陪同，他们让我把人送到后就回斯洛伐克。’然后，一个纳粹军官掏出枪把他打死了。就在我眼前，他们如此随便地杀了他，就因为他是这么多女人中间唯一的男人。那是第一件让我震惊的事。”

接着，斯洛伐克的女犯走到奥斯维辛主营地。“我们看见高耸的营房和大门，”西尔维娅·韦塞勒说，“大门上面写着‘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所以我们以为自己是来这里工作的。”几个营房已被清空，以迎接这些女犯的到来。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交出任何还藏着的贵重物品。“别看德国人那么厌恶我们，他们拿走我们衣服、鞋子和珠宝的时候可是一点都没犹豫。帮我解释一下，我一直都想不通，他们对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不觉得反感？”

等到这些斯洛伐克女犯剃光了头，赤裸着身体坐下来，一位党卫队军官走进房间，让其中五个人去医务室。“他想要检查犹太女人的身体，”西尔维娅·韦塞勒说，“看看犹太女人是不是真的处女。他还想知道犹太女人干不干净。他们做完检查以后非常吃惊，但这可不是好事。他们无法相信我们这么干净，而且90%以上都是处女。这些犹太女孩都有宗教信仰，所有人都不会在结婚前让男人碰自己。但在接受检查的过程中，每个女孩都失去了贞操，因为医生用他们的手指，这是羞辱她们的另一种方式。我的一位朋友全家人都信教，她对我说：‘我想为我的丈夫守住贞操，结果却这样失身了！’”

尽管在刚到集中营的数十个小时内，普雷斯布格尔和韦塞勒便经历了如此可怕的遭遇，但这些还不算是奥斯维辛最具代表性的行为。它众多臭名昭著的做法之一才刚要开始，即第一天的筛选。这也是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到来后，集中营出现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早在4月底开始就有对新到犯人的定期筛选，但直到1942年7月4日才开始系统化。那天，一批斯洛伐克犹太人方抵达，党卫队立刻把他们分开：适合工作、可以被集中营接收的，以及不适合工作、需要立即被毒死的。直到这时——距第一批囚犯到来已两年——奥斯维辛当局才最终展开对新到囚犯的筛选，它将成为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冷酷和恐怖。

首批参加筛选的犹太人中包括埃娃·沃塔沃娃和她的父母。这批被驱逐的斯洛伐克人既有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儿童，也有埃娃这种健康的年轻人。“我们到了奥斯维辛站，每五个人站成一排。痛苦的一幕就在这里上演：他们把年轻人与老人和小孩分开。父亲和我们母女被拆散。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他的消息。我对他的最后印象，是他满是担忧、伤心和绝望的脸。”

此时，“小红房”完工已有几个星期，几百米外的另一个农舍，也就是所谓的“小白房”，又叫“2号仓”（Bunker 2），也被改造成一个屠杀中心，一次可以毒死1200人。在“2号仓”内，四个狭促的房间被用作毒气室。这里的通风效果比1号仓（“小红房”）更好，屠杀结束后可以更快地将屋里的齐克隆B排干净——所有这些，都是奥斯维辛为“改进”屠杀程序所常见的自主创新。

被选去处死的斯洛伐克囚犯在农舍外等待，奥托·普雷斯布格尔目睹了这一场景：“他们就坐在那儿，肯定在家吃过了饭。党卫队士兵带着狗站在周围警戒。当然，他们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毫不知情，我们也不想告诉他们，那样对他们只会更糟。我们常常想，那些把他们带到这里的家伙根本不是人，都是丛林里的野兽。”按照他的说法，这一时期的毒气谋杀都是晚上进行。“他们从不在白天干这事，（因为）人们有可能会大喊大叫或者试图跑出来。我们只会在第二天早上看见堆在坑边的尸体。”

普雷斯布格尔被分到一个特殊部门，负责掩埋在两个农舍中被毒死的犯人尸体。“用毒气杀人很简单，你只需要封严门窗，不让毒气漏出去。他们把门锁上，几分钟后里面的人就都死了。他们（党卫队）把这些（尸体）搬到洞口，我就在洞边工作。一般是第二天早上埋尸体。我们往它们身上洒石灰粉和土，直到尸体被盖住，别人看不见。”这种尸体处理方式有非常大的缺陷，炎热的夏天一到，坑里的尸体就开始腐烂。于是，普雷斯布格尔原本已经像噩梦的工作现在变得更加可怕：“死去的肉体复活。它们逐渐腐烂，从洞里冒了出来。到处都是血迹和脏东西，我们不得不用手捡拾它们。看上去不再像死人的身体，而是一团烂乎乎的东西。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挖出来，有时候拣出一个人头，有时候是一只手或一条腿。那个气味让人难以忍受。我要是想活命，（除了做这份工作）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他们肯定会杀了我。我想活着。有时我也会问自己，这样的人生到底值不值得。”等这些尸体都被挖出来，党卫队命令犯人把它们都倒进一个巨大的、燃烧着的火坑里。就这样，在等待附近正规焚化炉建好的过程中，奥斯维辛当局临时造出一个应急的焚化炉。普雷斯布格尔说：“我们用木头和汽油生起一把大火，然后把它们（尸体）扔进火坑。我们一般是两个人一起扔，一个人抓着腿，另一个抓胳膊。那个地方臭气熏天。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干这种活得到更多的食物。党卫队士兵经常喝伏特加、白兰地或者其他酒。他们也忍受不了。”

普雷斯布格尔强迫自己继续做着挖尸体和埋尸体的可怕工作，与此同时还要面对父亲的死给他带来的感情创伤。犯人经常又饿又渴，他的父亲喝了泥坑里的雨水，这是引发感染并造成死亡的一个常见原因。“小的时候给我看病的医生也在奥斯维辛，”普雷斯布格尔说，“他跟我说永远不要喝那里（泥坑）的水，否则用不了24小时我就没命了。经常有人因为喝了那里的雨水，两条腿都肿起来，甚至往外渗水。”但他父亲没管住自己，喝了里面的水后就死了。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失去亲人的痛苦后，普雷斯布格尔意识到，要想继续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理会身边发生的一切，甚至是自己父亲的死。“想活得长，就必须忘得快。”他说。

在以铁人般的意志力进行自控、特别是忍耐着饥饿和口渴带来的巨大痛苦时，普雷斯布格尔没想到对童年经历的回忆帮了他：“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父母会给我零花钱让我在上学路上买三明治，但我从来都不买，而是去买甘草糖。所以一整天我除了甘草糖什么都不吃，直到下午回家。”这意味着在比克瑙，当身边的人都“饿得发疯”时，他却能够应付：“我习惯吃得不多，到现在还是这样。”

依靠回忆过去的贫苦生活撑下来的不只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如雅各布·兹伯斯坦在讨论罗兹隔离区时所说的，许多德国犹太人难以忍受隔离区的生活，因为他们来自条件优渥的家庭，而他和他的家人来自相对贫困的地区，所以反差没有那么大。西尔维娅·韦塞勒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斯洛伐克女性身上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来奥斯维辛之前，斯洛伐克中转营的生活条件就已经让她们感到难以忍受，而她这种出身较贫寒的人应付起来则要容易得多。帕维尔·斯滕金也发现，作为奥斯维辛里的苏联战俘，他艰苦的成长经历现在成了优势。小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得到过很多疼爱，这些现在却成了可贵的资本。

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里这种形式的“筛选”，正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万湖会议上提出应该予以关注的。纳粹笃信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思想，他们无法容忍那些经受住强制劳动的可怕考验的犹太人。事实上，是纳粹的种族理论创造出他们自认为最需担心的敌人。这种排除一切的坚持到底、把自己的扭曲逻辑发挥到极致的做法，是造成纳粹的“最终解决”与其他一些种族灭绝行为不同的原因之一。为了实现纳粹的目标，每一个犹太人都必须从德国的领土上消失，不管通过何种方式。

奥托·普雷斯布格尔最近重访了比克瑙的尸体掩埋地点，他想起几千名跟他一起从斯洛伐克来到奥斯维辛的同胞，他们如今却不能再踏上这样的旅途。“太可怕了。我还记得我当时挨着父亲（站在这里）。在这儿工作的大部分人都跟我来自同一个城市，他们所有人我都认识。人在一天天消失。他们肯定还埋在附近某个地方。只有四个人熬过了那三年活了下来。”

1942年春天和初夏，数千名来自上西里西亚地区和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在“小红房”和“小白房”里失去了生命。在去往毒气室的路上，格哈德·帕利奇这样的党卫队军官会跟每个犹太人聊天，问他们的职业、有什么专长。鲁道夫·霍斯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强调，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之所以能成功实施，最关键的一点是整个过程在极其平和的气氛中进行。霍斯还写道，如果队伍中有人在前往毒气室的途中说起窒息或屠杀，造成“恐慌迅速蔓延”，那么屠杀会变得困难得多。而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后来，纳粹会重点关注那些有可能造成这类麻烦的人，一旦有任何迹象表明精心创造的顺从气氛可能遭到破坏，他们会第一时间不引人注目地把这些人转移到队伍看不见的地方，然后用小口径手枪把他们打死，这种手枪声音较小，可以保证附近的人不会听到。

那些察觉到将会发生什么的母亲，与她们的孩子走过“农院里鲜花开满枝头的果树”（霍斯语）迈向死亡，她们所承受的情感折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霍斯写道，有一次，一个女人悄声对他说：“你怎么下得了手，杀死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的孩子？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还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人在毒气室的门被关上的那一刹那想要把她的孩子们扔出来，还大喊：“至少让我的宝贝们活下来吧！”这些令人心碎的场景确实曾给霍斯带来一些感情困扰，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骑上快马飞奔一阵，或是喝上几杯酒以后，没有什么烦恼忘不了。 [39]

将大规模屠杀集中在比克瑙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进行，意味着奥斯维辛主营的日常事务可以不再受屠杀干扰。虽然犯人的生活依然非常艰苦，但对党卫队来说，这里变成了一个有可能在工作之余休息放松的地方。因被怀疑参与波兰抵抗运动而被盖世太保抓捕的塔德乌什·里巴奇 [40] ，其所见所闻证明了这一点。

几个月以来，里巴奇换了数次工作，最终得到一份最抢手的——在党卫队餐厅做服务生。就在斯洛伐克女犯于1942年春到达奥斯维辛的同时，党卫队的女看守也到了这里。里巴奇目睹了好几次狂欢晚宴。“一群流氓的聚会，”他回忆起其中一个夜晚，“他们唱歌、喝酒、大声庆贺，什么样的酒都有。我把酒倒进他们的玻璃杯里，当我把酒递给一个女看守时，她开始拉我的胳膊，对我说：‘亲爱的……’所有人都开始看我。当时我的处境特别危险，我差点把酒洒出来。但幸运的是，有个党卫队守卫冲她喊：‘闭嘴！你这个贱女人！’然后她就松手了。”那天晚些时候，里巴奇又注意到另一个女看守向他和其他服务生调情。“有个醉醺醺、大块头的女人摇摇晃晃地走着，大概是想去洗手间，她看见我们站在那里，就开始朝我们比划一些暗示性交的手势。我们一个个面无表情，低声对彼此说：‘她想干什么？那个婊子！’”

他无法不去注意党卫队看守的放荡生活与犯人残酷的生存现状形成的极大反差：“只有犯人会死于饥饿。他们在集中营里的生活本来就是一个渐进的处决过程，因为他们要面临饥饿、挨打和重体力劳动。但他们（党卫队）什么都有。我们在宴会上看到，那里什么都有，有各种酒，甚至还有法国白兰地。他们什么都不缺。那里看起来就像魔鬼们的可怕聚会，你无法想象那幅景象。”

尽管如此，里巴奇深知自己能够在餐厅做一名服务生是多么幸运。这份工作不仅是“有屋顶的”——他认为这是他能熬过冬天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还可以让他直接接触到集中营里最最重要的物品：食物。他和其他当服务员的犯人能偷什么就偷什么，然后把它们藏在这栋房子的阁楼里。但这样做也要冒着巨大风险。一次，几个党卫队士兵正站在紧邻餐厅的自助餐台前，里巴奇和其他几个服务生听到了很大的声响，他们回头朝餐厅望过去，“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一个人的两条腿和半个身体从天花板上露了出来。”他们马上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个服务生在阁楼藏偷来的食物时滑倒了。“你在上面要特别小心地踩在横梁上，否则就会踩空。”本来他们所有人都可能性命不保，但幸运的是，附近的党卫队士兵完全沉醉在大笑和豪饮当中，没有回头看这个房间。掉下来的那个犯人又爬了回去，瓦砾也被迅速清扫干净。但这还是在天花板上留下一个大窟窿。第二天早上上班时，他们用黄油和香肠贿赂了一个党卫队士兵，让他不要过问这个洞是怎么回事。两天以后他们把洞补好了。

朋友在天花板上踩空，无助地垂挂在空中的两条腿——若不是发生在奥斯维辛，塔德乌什·里巴奇的回忆其实相当滑稽；而他和他的同胞通过贿赂一位党卫队普通士兵逃脱了惩罚这个事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好莱坞制片人酷爱设置的德国守卫形象。在西方，战俘营生活往往以一种传奇的方式被讲述。但是，在奥斯维辛，里巴奇的故事与上述一切毫无共通之处。相反，它再一次清楚地表明，1942年夏天，奥斯维辛分成了两个彼此隔绝的营地。这种隔离不光体现在地理位置——比克瑙坐落在距离奥斯维辛主营不到2英里的泥沼之中——也体现在思想和心理状态。一边，塔德乌什·里巴奇这样的犯人努力获得最好的工作、“顺手牵来”更多的食物，竭尽所能地争取活下去的机会，而在另一边，男女老少在到达营地的数小时之内便惨遭杀害。

对于霍斯来说，那个夏天他的主要精力无疑应该放在比克瑙和屠杀的具体操作上。而在两个经过改造的农舍内建造毒气室、在户外焚烧尸体等做法，仍是纳粹为完成他们布置给自己的屠杀任务所找出的临时解决方案。奥斯维辛此时的屠杀流程仍然效率不高，纯属凑合。距离成为大规模屠杀中心这个目标，奥斯维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现有的屠杀能力极其有限。与霍斯及其同僚在战后给出的证词相反，他们多次自主研发新的措施以开展大规模屠戮。但他们知道，他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有待完成，这也是后来使奥斯维辛臭名远播的——

成为一座杀人工厂。

[1] 引自古斯塔夫·吉尔伯特，《纽伦堡日记》（Nuremberg Diary , Farrar 1947）。

[2] 引自Christopher Browning，《最终解决的起源：1939年9月—1942年3月纳粹犹太人政策的演变》（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September 1939—March 1942 , William Heinemann 2004），第318页。

[3] BBC访谈。

[4] BBC访谈。

[5] 引自Ian Kershaw，“第三帝国中的犹太人迫害与德国人的公众舆论”（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and German Public Opinion in the Third Reich），载于《利奥·贝克研究所年鉴》（Year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 1981），第二十六卷，第284页。

[6] 苏联国家军事档案（Russian State Military Archive）502K/1/218。

[7] Peter Witte等编著，Himmler ’s Dienstkalender 1941/2 （Hamburg 1999）， 第123页，脚注2，及Sybille Steinbacher, Musterstadt Auschwitz （Munich 2000），第238—239页。

[8] BBC访谈。

[9] BBC访谈。

[10] Irena Strzelecka和Piotr Setkiewicz，“集中营及其分营的建设、扩大及发展”（The Construction,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mp and Its Branche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集中营历史上的核心问题》（Auschwitz1940 —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 ，第一卷，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2000年），第78页。

[11]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123页。

[12] Michael Thad Allen，“邪恶的细节：比克瑙毒气室，1941年10月”（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the Gas Chambers of Birkenau, October 1941），载于《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6/2 2002秋。

[13] 《大屠杀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 第二卷，Macmillan, New York），第902页。

[14] BBC访谈。

[15] BBC访谈。

[16] Christopher Browning，《通往种族灭绝之路》（Path to Genocid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第28—56页。

[17] 引自Burmeister 1961年1月24日的证词，路德维希堡联邦档案馆，303 AR-Z 69/59，第3页。

[18] 《希特勒席间谈话：1941—1944》（Hitler ’s Table Talk 1941 —1944 , Phoenix Press 2000）。

[19] 引自Peter Longerich，《未写下的命令》（The Unwritten Order , Tempus 2001），第78页。

[20] Gerhard Weinberg，“盟军与大屠杀”（The Allies and the Holocaust），载于Michael J. Neufeld和Michael Berenbaum编著，《对奥斯维辛的轰炸：盟军与大屠杀》（Allies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0）第20页。

[21] J. Noakes和G. Pridham编著，《纳粹主义：1919—1945》，第三卷，第1126页。

[22] 引自Longerich，《未写下的命令》，第92页。

[23] BBC访谈。

[24] 1961年11月8日，pp. 5-6 2 StL 203 AR-2 69/59 Bd3.

[25] 引自Ernst Klee, Willi Dressen和Volker Riess,《那时岁月》第255页。

[26] BBC访谈。

[27] 注：Perry Broad于1942年4月到达奥斯维辛。

[28]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29页。

[29]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30页。

[30] 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于1941年10月建于卢布林附近，建造之初拟用于关押苏联战俘，后来关押的大多为犹太人和波兰人。该集中营内也建造了一个使用齐克隆B的小型毒气室。但无论屠杀能力还是规模，它都不能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且最初也不具有集中营的功能。

[31] 安德烈·赫林卡（Andrej Hlinka，1864—1938），斯洛伐克神父、政治家，是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公共人物之一。1938—1945年斯洛伐克人民党内的军事组织赫林卡卫队便以其命名。

[32] BBC访谈。

[33] BBC访谈。

[34] BBC访谈。

[35] 依据威斯里舍尼的战后证词，该证词分别于1946年5月6日和7日（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0/48）和1946年8月12日（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3/48）在斯洛伐克收录。另见Koso于1947年4月11日提供的证词（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3/48）。

[36] BBC访谈。

[37] Deborah Dwork和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1270年至今》，第302页。

[38]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05页。

[39] 霍斯，《指挥官》，第150页。

[40] BBC访谈。

第三章

死亡工厂

1942年初，纳粹帝国内只有海乌姆诺一处是专为灭绝目的设置的集中营，尽管如此，纳粹还是启动了无节制的杀戮。在一个不那么激进的组织中，人们会先进行详细的规划，然后再采取行动，但纳粹在相关设施还未经过试用或流程设置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就展开对犹太人的驱逐。由此导致的混乱无序成为纳粹种族灭绝的根植土壤。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组织屠杀？1942年如何成为“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屠戮规模最大的一年？这里叙述的故事将更多地揭示纳粹行凶者的心态。

在1942年的大屠杀中，奥斯维辛并没有发挥最主要的作用，但正是在这一年，它的魔爪开始伸向西欧：就在斯洛伐克政府与德国协商将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仅数天之后，3月23日，另一个欧洲国家装满犹太人的火车也首次朝那里驶去。它的形成背景及之后的发展比斯洛伐克更曲折、更惨烈，主要由于这是一个深陷德国铁蹄之下、却被给予了极大自主权的国家——法国。

1940年6月，法国迅速沦陷，随后被分为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两部分。一战英雄贝当元帅成为非占领区维希政权的首脑。战争初期他颇受欢迎（远远超过许多法国人在战后所愿意承认的程度），全国上下都期待着贝当能重新为法国挽回尊严。至于德国人，他们有两个自相矛盾的愿望：一方面想要控制法国，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尽可能减少派驻法国的工作人员。当时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德国官员加起来还不到1500人，因此，德国人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国官员及其行政系统进行管理。

占领的第一年，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几乎没发生什么冲突。在巴黎玛吉思缇酒店（Hotel Majestic）运筹帷幄的德国驻军司令，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与其说是努力想要奴役另一个民族的纳粹分子，不如说更像罗马帝国时代管理着半自治行省的罗马总督。尽管如此，法国犹太人仍没有逃过迫害。1940年，法国大约有35万犹太人，其中近半数没有法国护照。许多人是20世纪20年代从东欧来到法国的，剩下的则是不久前为躲避纳粹徒劳地流亡至此。这些外来犹太人成了早期被迫害的对象。1940年10月，新成立的法国政府颁布了“犹太人法令”，所有犹太人都被禁止从事特定工作，而非占领区的外国犹太人则被送进集中营，忍受额外的牢狱之苦。

在占领初期，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以他们惯有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进行身份登记，随后颁布法令清算犹太人的财产，实行没收，最终是对占领区里所有犹太人的驱逐。维希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不声不响地予以配合。然而，到了1941年夏天，相对平和的占领被数千英里外的事件改变，那就是纳粹对苏联的入侵。1941年8月21日，两名德国人在巴黎遭到枪击，一死一重伤。这一暴力事件很快被证实是法国共产党所为。9月3日的另一起谋杀事件使德国人更加担忧，法国风平浪静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作为对谋杀事件的回应，德国当局关押了共产党人，并进行了报复——9月事件爆发后，三名人质立即遭到枪决。但在希特勒看来，这些还不够。他当时正忙着在东普鲁士森林里的总部指挥东线战场上的厮杀，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向巴黎传达了希特勒的不满：“对三名人质的报复行动太温和了！元首认为一名德国士兵的价值远远超过三个法国共产党员。元首希望通过最残酷的报复行动回应这类事件。再有暗杀事件发生，每一个（被杀害的）德国人都应该立即用至少100个人的性命来换。不采取这种严厉的惩罚措施，事态就无法得到控制。” [1]

希特勒希望他的驻法代表能果断、残酷地采取行动，就像他驻乌克兰的总指挥官，后者在1941年12月面临类似危机时曾写道：“只有当大众意识到游击队员及他们的同情者早晚都得死，打击游击队的战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绞刑尤其能够激发恐惧。” [2] 希特勒本人后来如此评论：“只有抱着毫不留情的冷酷态度开展与游击队这群败类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3]

身在巴黎的德国管理者陷入两难。这一年10月，一名德国官员在南特遭枪击，随后98名人质被杀，这在当时激起了公愤。因此，德国管理者担心，如果接受希特勒的建议，他们很有可能失去法国民众的合作。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心里明白，“对付波兰人的方法” [4] 在法国并不适用，但他在政治上是个讲求实际的人，明白希特勒绝不会改变心意，不会允许他们在法国谨慎地处理这类问题。元首已经打定主意要展开“残酷的报复”。于是，按照纳粹领导层解决问题的典型做法，德国占领当局对希特勒的专断观点进行变通，将可能造成他们与法国人关系的损害降至最低。另种形式的“残酷报复”方案很快被提出：对特定人群处以罚金并进行驱逐。由于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之间的“关联”在每个纳粹分子心中都根深蒂固，因此，对巴黎的德国管理者来说，对犹太人征收罚金并驱逐他们，以此报复共产党对德国人的谋杀是再合理不过的了。报复性处决仍会继续，但规模减小，而且在所有“残酷报复”行动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尽管施蒂尔普纳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交代，但他还是感到需要再次向他的上级提出抗议。他在1942年1月说，自己“无法再昧着良心枪杀一大批人，也无法在历史的法庭上为这些人负责”。 [5] 不出所料，吐露心声的施蒂尔普纳格尔不久便离职，但他所创立的原则保留下来：一旦法国人反抗，德国人的一系列报复行动中一定会包括对犹太人和共产党员的驱逐。第一批受害者于1942年3月离开法国，前往奥斯维辛。尽管德国军官不想让自己“在历史的法庭上”为报复性枪杀负责，但他们实际上还是把被驱逐的人置于绝境。饥饿、虐待和疾病摧毁了后者。在贡比涅登上列车的1112名男性当中，1008人于五个月内丧生。 [6] 据估计，仅有大约20个人活到了战后。也就是说，第一批被驱逐的人超过98%死在了奥斯维辛。

对纳粹来说，驱逐法国犹太人不仅是一种报复措施，同时也完全符合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完成对法国“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已明确指出纳粹的长期战略目标，在日常工作中实现它的任务，就落在派驻法国的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特奥多尔·丹内克尔身上。他向阿道夫·艾希曼汇报，而艾希曼则对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负责。5月6日，海德里希亲自来到巴黎，并向一小部分人透露：“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判了死刑，他们的下场将会跟基辅的苏联犹太人一样，最近几周开始被驱逐的法国犹太人也不例外。” [7]

要实现让法国“肃清犹太人”这个目标，纳粹面临的一个巨大障碍就是法国当局。如果没有法国行政部门和警察部门的积极合作，仅靠德国在法国的人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对法国犹太人的辨认、召集和驱逐工作，更何况纳粹最初为法国分配的驱逐人数高于其他任何西欧国家：1942年6月11日，一个由阿道夫·艾希曼主持的会议在柏林召开，会上确定了各国要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数量：比利时1万，荷兰1.5万，法国则有10万之多。这些犹太人的年龄须在16至40岁之间，其中“不适合工作的人”仅可以占10%。我们一直无法确知这样的数字和限制条件背后是怎样的考量，但暂不接受大量儿童和老人的决定或许可以表明，奥斯维辛当时的屠杀能力尚十分有限。特奥多尔·丹内克尔急于取悦上级，一心要驱逐每一个适龄的法国犹太人。柏林会议结束没多久，丹内克尔就制定了一个方案，打算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将4万名法国犹太人送到东部。

当然，制定宏大的方案是一回事，在一个很大程度上自治的国家去执行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7月2日，维希政府警察部门负责人勒内·布斯凯与纳粹官员会面，会上，德国人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有了切身体会。布斯凯表明维希政府的立场：在占领区，只有外籍犹太人可以被驱逐，而在非占领区，法国警察不会参与任何围捕行动。布斯凯说：“法国的立场是，我们并不反对拘捕本身，但如果由法国警察在巴黎实施，这就有些令人难堪了。这是（贝当）元帅本人的意思。” [8] 德国安全警察负责人赫尔穆特·克诺亨马上提出抗议，他知道，没有法国的合作，驱逐根本不可能完成。他提醒布斯凯，希特勒不会理解法国在这个对他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为何采取此种立场。受到这一隐晦的威胁后，布斯凯同意让法国警察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都参与抓捕，但只针对在法国的外籍犹太人。法国当局的政治态度非常明确——他们会配合德国人交出外国人，以此来保护本国公民。

两天后，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与丹内克尔会面时，（根据丹内克尔的转述）赖伐尔提出：“驱逐非占领区的犹太家庭时，（可以）包括16岁以下的孩子。至于占领区的犹太儿童，我并不关心。” [9] 历史学家认为，赖伐尔对儿童的处置方案称得上他“永久的耻辱” [10] ，这一时刻应该“永远载入法国史册” [11] 。一个完全公正的评价，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孩子将要遭受的骇人苦难，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个法国政治家做出的承诺，由法国人民在法国的土地上执行。

1942年7月16日，法国警察开始在巴黎抓捕外籍犹太人。那天晚上，安妮特·穆勒和弟弟米歇尔、两个哥哥以及母亲全都在他们位于第十区的家中。他们的父亲是波兰人，因为之前听到一些传言，此时他已经离开家在附近藏身，而其他留下的家庭成员则完全没有料到，他们都将面临灾难。安妮特 [12] 当时9岁，她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警察闯了进来。我母亲乞求他们放过我们，警察局局长一把推开她，说：‘动作快！别耽误我们的时间！’我吓坏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噩梦，因为突然之间我所崇敬的母亲做出这种举动。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这样羞辱自己。”

安妮特的母亲匆忙把床单铺在地上，包起一些衣服和干粮。几分钟后他们下楼到街上去。此时安妮特发现自己忘了带梳子，警察允许她回去拿，只要她能“马上回来”。回到房间，她发现还有警察在里面：“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我（还想）带上我的洋娃娃……他们一把夺走我的娃娃，他们把它从我怀里抢过去，重重地扔在没来得及铺好的床上。我这时明白过来，接下来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等他们走上街，在混杂着警察和犹太人的队伍里，她母亲让两个年纪较大的男孩（分别是10岁和11岁）赶快逃跑，于是他们消失在人群中（这两人被法国人藏了起来，都活到了战后）。随后，警察把所有人赶上巴士，把他们带到位于十五区的一个封闭自行车赛场（Vélodrôme d’Hiver），所有于大搜捕的两晚被抓捕的犹太人家庭都被带到了这里，共计12 884人，其中包括4115名儿童。米歇尔·穆勒 [13] 当时7岁，接下来发生的事在他的记忆中是一个个片段：“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灯都亮着。有一个巨大的天窗。天气非常热。我们很少再见到警察的身影。有一两处可以接水的地方，还有厕所——大概也是两个。我身上一直有一股臭味，两天后就让人难以忍受。孩子们都在玩耍，我认识很多小孩。我们在自行车道上滑行，那是一个木制的轨道。”

在这种恶臭扑鼻的环境下，安妮特·穆勒病倒了。她被带到自行车赛道的中心躺下休息。“我看见住在离未来大街（rue de l’avenir）不远处的那个瘫痪的男人。我们每次去他家，他总是用一条毯子盖住他的腿。他的孩子们围着他，毕恭毕敬地对他说话。我记得看到这个人，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躺在地上，没穿衣服——顺便说一句，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赤身裸体的人——他大声喊叫着。他的眼睛半睁着，浑身雪白，一丝不挂。那个画面挺吓人的。”

在自行车赛场住了几天后，这些犹太家庭被火车送往法国乡下的集中营，其中穆勒一家被送到了博恩拉罗朗德（Beaune-la-Rolande）。“那是个很美的小村子，”米歇尔·穆勒说，“很漂亮，也很热。村里有一条林间小路。我们穿过村庄时，村里的人都看着我们，充满好奇。”穆勒一家属于最后一批到达集中营的人，在这个匆匆搭建起来的营地里已经没有床铺给他们睡，所以他们只能在地板上铺稻草，尽可能让自己好受些。即便是这样，米歇尔也并不发愁：“一开始我并不担心。我们跟妈妈在一起，这让我很踏实。我还跟朋友们一起玩。”他只有一个担忧：“我们都是好学生，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自己赶得上开学吗？”

尽管集中营的条件十分艰苦，但对安妮特和米歇尔来说，与他们的母亲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慰藉。“她在家的时候非常愁苦，”安妮特说，“我们都不太敢跟她说话，但刚到营地时，她跟我们很亲近。她陪我们玩，我们拥抱她。其他女人看见我们这样搂搂抱抱着玩闹，都哈哈大笑。”然而，刚进集中营时，一件与母亲有关的事让安妮特终生耿耿于怀：“我们住在营地的第一晚，外面在下雨，有雨水滴到她身上。弟弟和我争执起来，谁都不愿意跟她睡在一起，因为我们都不想把自己弄湿。她说：‘你们就为了不被水打湿，都不愿睡在妈妈旁边啊。’我们分开后，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我有机会睡在她身边时却没有好好把握。”几天后，他们的母亲通过贿赂一名法国警察（他们在营地里见到的所有卫兵都是法国人）给丈夫寄去一封信，正是这封信后来救了她两个幼子的命。

到达营地没几天，看守就要求女囚交出她们的贵重物品，但有人宁愿把她们最珍视的物品丢掉，也不愿让抓捕她们的人拿去。“公厕里有一个粪池，”米歇尔·穆勒说，“粪池上架着一块木板。上厕所时所有人都能看见。这把我吓坏了。在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地方上厕所真是太丢人了。有些（女人）真的把她们的首饰扔进粪坑里。”后来，米歇尔看见几个当地居民被雇来对犹太女囚搜身，还带着一根棍子搜厕所。“我万万没想到会这样。”他说。

虽然穆勒一家和其他数千个家庭在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Pithiviers）等地的集中营已吃尽苦头，但更可怕的命运还在等着他们。德国原本只要求法国遣送能够工作的成年人，儿童是为了凑数后加进去的，因此柏林方面并未正式批准以家庭为单位的驱逐方案。尽管法国政府知道，只要等上几周，这样的方案几乎一定通过，但他们还是同意将父母与孩子分开，先送走成年人。维希警官让·勒盖在给奥尔良地方长官的信中写道：“儿童不该与他们的父母一同离开。”他补充说：“在与他们的父母团聚之前，将有人负责照料他们。” [14] 事实上勒盖很清楚，孩子们很快也会被送走，因为他接下来写道：“儿童专车将于8月中下旬出发。” [15] 就这样，法国政府没有建议德国人推迟驱逐，让一家人一起离开，而是任由极其痛苦的骨肉分离随后发生。

赖伐尔曾声明，他之所以提议将孩子一起驱逐，是出于一种“人道”精神，避免让一家人分开。这个声明原本就跟斯洛伐克政府出于“基督徒”的考量要求遣送整个家庭一样虚伪，此时更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什么比赖伐尔现在提出的方案更不“人道”了——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集中营的孩子将被迫离开父母的怀抱。正如历史学家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所述：“勒盖对驱逐会造成的实际影响视而不见，还落井下石。他在自己那间位于蒙索（Monceau）大街、洒满阳光的办公室里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塞满盖世太保安排的那些列车。” [16]

8月初，成年人可能会被带走的消息在博恩拉罗朗德传开。“我记得她——我母亲——把钱缝进我外套的垫肩里，”米歇尔·穆勒说，“那是我做礼拜时穿的套装，还有一件配套的马甲和短裤，我觉得它很像高尔夫短裤，特别喜欢。她把钱缝进去，告诉我要当心。第二天他们就来抓人了。”法国警察闯进集中营，把所有人召集起来。他们一宣布要把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分开，现场就陷入了混乱。“好多孩子紧紧攥着他们的母亲，”米歇尔回忆道，“那真是生离死别的一刻。孩子一边紧抓着母亲不放，一边哭喊，宪兵有些招架不住。”安妮特也说道：“警察狠狠殴打这些妇女，让她们后退。孩子们拉着她们的衣服。他们（宪兵）用水枪冲散人群。他们扯烂了女人的衣服。好多人在哭喊。现场本来一片嘈杂，可突然之间，大家都安静下来。”原来，一把机关枪架到了这些妇女儿童面前，威胁清清楚楚。“女人们在前面排成一条长队，”安妮特说，“直到今天那个队列还会浮现在我眼前。我们小孩子互相牵着。我母亲站在前排，她朝我们使了个眼色，我们看着她。我记得她眼里带着笑意，仿佛在说她会回来的。米歇尔哭了。那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

父母离开后，这些孩子在营地里的境况迅速恶化。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变得脏兮兮的，浑身是土。很多人因为只能吃上稀汤和豆子而染上痢疾。但最难忍受的，还是感情上的失落。“晚上最难熬，”米歇尔·穆勒回忆道，“那通常是母亲给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她走了，我们只能自己给自己讲。”安妮特补充道：“她离开以后，有好几天我都不愿意走出营房，因为太难过了，止不住地哭。我一直睡在稻草堆上，对自己说，妈妈是因为我的过错才离开的，因为我对她不够好。我反复用类似的事责怪自己。米歇尔硬拉着我出去走走。我得了痢疾以后，米歇尔帮我清洗，强迫我吃饭。他带着我在营地里一点一点地转，到处拔草然后吞进肚子里。”

7岁的米歇尔担起保护姐姐的义务，但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安妮特病倒了，不能排队领汤，而吃草的实验以失败告终——米歇尔原本以为草吃起来会和蔬菜沙拉一个味儿。而最大的问题在于，7岁的他比许多男孩都要年幼，个头儿也更小，所以开饭抢食物时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清楚地记得领汤的时候大家打作一团的情景，我会与别的小孩打架。因为我个头儿太小，挤不进领汤的人群里，有时候我只能带着空空的罐子回去，什么都没领到。姐姐一直在生病，我们只能去搜别人盛食物的空罐子，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剩下。我们经常聊到跟吃有关的话题，告诉对方自己要点的菜，其实在家里我们通常都吃得不多，但那个时候真的饿坏了。”他和姐姐一天比一天虚弱，米歇尔意识到，想要活下去，他必须彻底改变他们的境况。因此，当他看见营地医务室外的一则告示时，他决定采取行动：“上面说医务室将供给5岁以下的孩子吃饭。幸好我识字，又会写——我一直告诉我的小孩，必须学会读和写，这非常有用——我假装自己只有5岁，我成功了。通过这个办法我吃上了饭，也让我姐姐吃上了饭（因为米歇尔会偷藏一些食物带出来）。”

这段历史之所以格外残忍，格外令人心酸，不光是孩子们被迫与自己的父母分离，还因为法国政府没有好好对待这些留给他们“照料”的孩子。他们遭到忽视，吃不饱饭，情感上也得不到安慰。在他们人生最脆弱的阶段甚至遭到侮辱。对米歇尔·穆勒伤害最大的并不是饥饿或肮脏，而是他在博恩拉罗朗德所遭受的肆意羞辱：“由于卫生条件非常差，我们都长了虱子，他们把我们都剃成光头。那时我长着浓密的卷发，我的头发让妈妈特别引以为傲。警察给我剃头，他把我夹在两腿之间，说：‘哦，接下来我们要给最后的莫希干人剃头了。’他在我的头发中间剃出一条道。只有中间被剃秃，我觉得特别丢人，偷了一顶贝雷帽盖住脑袋。”剃完发的米歇尔让他九岁的姐姐都吓了一跳。“我记得我妈妈很喜欢给他梳头，他长着漂亮的金发，她觉得他是个特别漂亮的小男孩。他们把他中间的头发剃掉之后，他看起来特别丑。我终于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把犹太人赶走了，因为哪怕是我自己的弟弟，当我看到他脏脏的小脸和那样的发型后，我都会觉得嫌恶。他让我产生了嫌恶的感觉。”几天后，警察终于剃掉了米歇尔两边的头发。他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却给米歇尔留下了至今都无法抹平的情感创伤。

到了1942年8月中旬，法国政府终于做出安排送走这些儿童，以便凑够他们承诺德国人的数字。按计划，这些孩子将被送到巴黎东北部郊区的德朗西（Drancy）集中营，再跟那里的成年人一起被送去奥斯维辛。也就是说，他们将在陌生人的陪伴下，走向死亡。

8月15日，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排着队，走在博恩拉罗朗德这个美丽的小村庄里，沿着两侧载满绿树的道路朝火车站走去。两周以前，那些跟随母亲走进营地、健康活泼的男孩女孩，现在的样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记得村里的人都看着我们，”安妮特·穆勒说，“他们脸上带着那种我自己也曾产生过的嫌恶。我们肯定臭烘烘的，被剃光了头，身上长满疮。我看见人们脸上那种嫌恶的表情，就像你在地铁站里看到脏兮兮、睡在长椅上的流浪汉时会有的表情。我们仿佛已经不再是人。”尽管如此，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孩子们都在高声歌唱，安妮特说，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然而，他们将要前往的并不是自己的家，而是德朗西这个中转站，6.5万多人从这里被送往东部的灭绝营，其中超过6万被送到了奥斯维辛。

奥黛特·达尔特罗夫-巴蒂克尔 [17] 1942年8月在德朗西集中营，和另外两个朋友自愿照顾这些从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来的孩子。“他们刚到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身上都是虫，特别、特别脏，还生着痢疾。我们想给他们冲澡，但没有东西把他们擦干。我们想给他们些吃的——这些孩子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可几乎什么也没有。我们还想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名单，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姓，他们只会说：‘我是皮埃尔的弟弟。’我们尽量询问每个孩子的名字，当然，都是大孩子，那些小的是不可能问出来的。他们的母亲把一块写着名字的小木牌系在他们身上，但很多孩子摘下了木牌拿着玩。”

看着这些可怜的孩子，奥黛特和另外两个人除了用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去安慰他们，其他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对他们撒谎。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当然，他们不相信我们。很奇怪，他们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多孩子对我朋友或者对我说：‘女士，收养我吧……收养我吧。’他们想留在集中营里，哪怕这里的条件已经这么差。他们不想再去别的地方。有一个小男孩，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小男孩，大概3岁半。他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得。他不停地说：‘妈妈，我会害怕的。妈妈，我会害怕的。’他一直重复着这几句。说来也怪，他知道未来会让他更加害怕。他们都特别悲观。他们宁愿留在恐怖的集中营里。他们看事情比我们看得清楚多了。”

奥黛特看到，这些孩子仍留着“对他们特别重要的一些小物件”，比如他们父母的照片，或是小小的首饰。“有一个戴耳环的小女孩说：‘你觉得他们会让我留着金子做的小东西吗？’”就在这些孩子离开的前一天，集中营里的一些犹太女囚开始搜查孩子们身上的贵重物品。“这些女人是按日计酬的。我们知道，她们搜出来的大约有一半会进自己的口袋，我看见她们对孩子一点都不友善。她们完全无动于衷，这让我难以理解。”

在米歇尔和安妮特看来，在德朗西集中营里的日子“就像活在一场噩梦中”。这个营地其实是一片尚未完工、造价低廉的住宅区。让安妮特惊讶的不仅是生活条件的恶劣（她和弟弟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周围都是粪便），还有另一个现实：前来照料他们的大人屈指可数，面对众多孩子根本忙不过来，这意味着，“没人照顾，我们真的是自生自灭。我不记得有哪个大人关心过我们”。就在送他们去奥斯维辛的列车开动前夕，她听见有人点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她和米歇尔被带出德朗西，经过带刺的铁丝网，来到一辆等待的警车前。“我们以为自己就要被释放了，”安妮特说，“我们会再次见到家人，并回到未来大街去。米歇尔和我想给我们的父母一个惊喜，还策划了一番，想藏在桌子底下然后再跑出来，这样他们见到我们一定会特别开心。就在这时，我转过头，看到警察在流眼泪，他们肯定知道我们不是要回家。”

安妮特和米歇尔被带到离德朗西不远，另一个关押外籍犹太人的收容中心，那曾是蒙马特区拉马克大街（rue Lamarck）的一个收容所。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他们通往自由的第一步。他们的父亲收到了妻子在博恩拉罗朗德写的信，于是他四处买通关节，通过一位有影响力的法国犹太人，把钱送到了法国政府那里。结果，年幼的安妮特和米歇尔都被重新划为“皮货制造工人”，被带出了德朗西。他们到了新的收容中心，在父亲的安排下，一家天主教孤儿院派人接走了他们，并在战争期间把他们藏在里面。

1942年夏天被送到德朗西的数千名儿童绝大多数没有这么好的运气。8月17日至8月底之间，这些在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被迫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前后搭乘七辆火车从德朗西到奥斯维辛。“出发前的那个早上，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打扮他们，”奥黛特·达尔特罗夫-巴蒂克尔说，“他们大部分人甚至无法带上他们的小行李箱。他们的行李箱都混在一起，我们不知道那些箱子都是谁的。他们不想下楼，不想上巴士，我们只好把他们拖过去。等到几千人都离开以后，我记得医务室里大约还有80个人。我们本以为可以救下这些孩子，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们，就连这80个人也得离开。驱逐那天早上，我们试图把他们拉下楼，他们又踢又叫。警察走上来，费了好大劲才强迫这些孩子下楼去。有一两个警察看见这悲惨的场面，似乎显得有些难过。”

18岁的约·尼森曼 [18] 于8月26日离开德朗西，前往奥斯维辛。火车上有700名成人和400名儿童，其中包括他那“一头金发、非常漂亮的”10岁的妹妹。跟他同一节车厢的大约有90个人，其中约有30个是没有父母陪同的儿童。约还记得孩子们如何在运货列车车厢里“坚强地”忍受这段漫长的征程。“我们大概是两三天以后到达奥斯维辛前一站，当然，我没法告诉你确切的时间。附近有一个工作营，需要一些身体健康的男人，所以他们停下列车，带走了250个人。”约便是被选中的成年人之一。“他们拿着棍子，强迫我们下车。我们没有逗留就被带走。我把我妹妹留在了车里……但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记得他们没有哭。那些一面之缘的小家伙，有的长得特别可爱，他们全都被杀害了。太残忍了。”60年过去了，约·尼森曼还是每天都会想起他妹妹和其他从德朗西上车的孩子们的悲催遭遇。“我家后面有一个幼儿园，我看见母亲们排队等着接孩子，手里拿着给他们的巧克力牛角面包。可那些孩子没有妈妈陪伴，也没有巧克力牛角面包……”

在纳粹屠犹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可怕的事，而那些从法国运来的犹太儿童，他们的故事尤其令人心痛，其中最揪心的，当属孩子与父母生离死别的那一幕：不仅是那骇人的暴力场景——在博恩拉罗朗德等集中营，孩子们从母亲的怀抱中被生生拽走；甚至，有一些家长不得不违背天性，遗弃自己的孩子来期待他们能够幸存，正如在最开始的围捕中让儿子逃跑的母亲所做的那样。由此造成的情感创伤肯定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即便霍斯本人，也曾亲眼目睹奥斯维辛的犯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地要与家人在一起。筛选过程将男人和女人分开，将丈夫与妻子分开，但纳粹很快意识到，强迫母亲与她们的孩子分开几乎总是损人又不利己。把一些年轻健康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一起送进毒气室，虽让纳粹损失了宝贵的劳动力，但他们发现，如果在最初的筛选中强迫孩子离开他们的母亲，那会造成极其可怕的场面，几乎不可能实现对屠杀过程的有效控制。此外，进行这种分离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是如此巨大，与特别行动队近距离射杀妇女和儿童时所承受的情感困扰不相上下，而减少这种情感困扰本是修建毒气室的初衷。

法国政府在1942年夏天送走几批儿童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被迫离开妈妈的小孩自己照料自己的画面是如此令人不安，因此，德朗西最后一批没有父母陪伴的儿童于8月31日乘火车离开后，当局下令停止这种做法。法国再也没有把孩子与他们的母亲分开驱逐，而是把整家人一起送去奥斯维辛。但重要的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法国政府并非突然产生了恻隐之心，而是与霍斯一样，意识到不把母亲与孩子分开对他们来说更容易，为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

这个故事让人难以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当局在每一阶段与纳粹的串通。纳粹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没有法国的合作，对犹太人的驱逐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法国决定交出“外国”犹太人、保护他们“自己的”犹太人时所表现出的某种程度的犬儒心态，时隔这么多年还是令人感到震惊（不过从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好几个国家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战时法国的驱逐造成近8万名犹太人丧生，大约占法国犹太总人口的20%~25%。这意味着每5名法国犹太人中，约有4人活到了战后。这个数字有时会被辩护者当作一个“正面的数据”引用，以说明法国政府在纳粹占领时期的光荣表现。事实上，这个数字所表明的恰恰是相反的结论，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法国拒绝合作、拒绝交出“外国”犹太人，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1942年11月，法国全境被占领，法国当局不再合作，致使德国人后来的驱逐目标无法实现。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纳粹也没有展开任何激烈的报复行动。

1942年7月的巴黎围捕行动及后来对儿童的驱逐发生后不久，宗教领袖对法国政治领导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抗议。8月23日，图卢兹市大主教在写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中表达了他的反对态度，里昂市大主教9月1日与赖伐尔会面，他对后者说，自己不但支持反抗运动，也支持天主教徒把犹太孩子藏起来的行为。但这一切来得太晚，无法再改变那年7月在巴黎大扫荡中被带走的人的命运。在博恩拉罗朗德，米歇尔和安妮特的母亲与孩子分开后死在了奥斯维辛。诚然，想要置她于死地的是纳粹分子，但真正让她陷入绝境的却是法国人自己。“让我最难以接受的，”米歇尔说，“是一切都发生得无缘无故。人们被捕仅仅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犹太人，而实施抓捕的居然是法国人，我现在仍然无法理解。60年过去了，我还是觉得难以相信。”

1942年夏天，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被送去奥斯维辛的4000多个孩子全部死在了那里，没有一个幸存。“我的两个哥哥（在最初的围捕中）逃跑的时候，”安妮特说，“他们一个同学的妈妈也催促她的儿子快跑。那个男孩逃脱后，又不想孤零零一个人，特别想回去找妈妈，所以他求一个警官（允许他）回到他母亲所在的地方。最后他也被送进了毒气室。这些都是很有想法的孩子，他们都是快乐的孩子，充满对生命的热爱。但就因为是犹太人，他们就要遭此劫难。其中，又有多少本是有能力、有才华，充满个性的人？”

这些儿童与父母的分离、在各个中转营忍受的苦难，甚至在遣送途中的“坚强”，它们都有目击者，然而，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他们走进奥斯维辛的大门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很难想象筛选的场景，也几乎无法想象作为一个屠杀的刽子手，参与这个过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唯一可以解开谜团的方法，就是从当时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中找到一位可靠的目击证人。经过数月的调研，我们竟然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对他进行了访谈。他就是奥斯卡·格伦宁（Oskar Groening） [19] 。

1942年，21岁的格伦宁派驻奥斯维辛，就在从法国来的儿童到达仅数周后。刚来不久，他就看见一辆列车停靠在“坡道”（指犹太人下车的站台）边上。“我站在坡道上，”他说，“我的任务是跟其他人一起看管即将到达的那批囚犯的行李。”他看到党卫队医生首先将男人与妇女儿童分开，然后又筛选出可以工作的人以及要马上送进毒气室的人。“病人都被抬上了卡车，”格伦宁说，“画着红十字的卡车——他们总在制造一种假象，那就是没什么可怕的。”据他估计，1942年9月他第一次见到的那批犯人当中，有80%~90%的人被选去立即杀害。“（筛选）过程是以一种比较有秩序的方式进行的，但等筛选结束以后，那里就像一个菜市场一样。有成堆的垃圾，垃圾旁边是生病的人、走不了路的人，可能还有某个找不到妈妈的小孩子，或是某个藏在车厢里、在我们搜查火车时被发现的人。这些人脑袋上直接挨一枪，当场就死了。他们对待这些人的方式让我产生了怀疑和愤怒。他们抓着一个小孩的腿，把他扔到卡车上……等他发出像生病的小鸡一样的叫声，他们就把他举起来砸向卡车的边缘。我不明白党卫队士兵为什么要举起一个小孩子，拿他的头去砸卡车的边缘……或是开枪杀死他们，然后把他们扔到卡车上，就像在扔一袋小麦。”

按照格伦宁的说法，由于他充满“怀疑和愤怒”，因此他找到他的上级，对后者说：“我办不到，没法再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如果必须要杀光犹太人，至少应该按照一定的规矩来办。我跟他说了这些，然后说：‘我想离开。’”格伦宁的上级平静地听完他的抱怨，提醒他别忘了当初的党卫队效忠宣誓，并告诉他应该“忘了”离开奥斯维辛这个念头。但他也给了格伦宁一些希望，他告诉格伦宁，那天晚上所见到的“过激行为”只是个“例外”，并说他本人也同意党卫队士兵不应该参与这种“残暴的”行动。相关文件证明，格伦宁后来确实提出了申请，要求把自己调至前线，但没有获得批准，因此继续留在了奥斯维辛。

重要的是，格伦宁并没有向他的上级抱怨屠杀犹太人这个原则，只抱怨了实施的具体方式。当他望着面前的犹太人，知道他们几小时内就会死在毒气室的时候，他说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假如你在苏联，面前架着一部机关枪，苏联的军队正朝你冲过来，而你要做的就是扣动扳机，打死尽可能多的人，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故意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一直都认定一个事实，那就是犹太人是来自德国内部的敌人。政治宣传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对犹太人的灭绝只不过是战争中会发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会产生同情或同理心。”当被追问为什么儿童也不放过时，格伦宁答道：“敌人不是那个时间点的那些孩子，而是他们身上流淌的血，是他们长大后将要变成的那个危险的犹太人，正因为如此，儿童也受到了牵连。”

从奥斯卡·格伦宁被调去奥斯维辛之前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解释他为什么会认为无助的妇女儿童也是“敌人”，必须被“灭绝”。他于1921年出生于下萨克森州，父亲是一名纺织熟练工，也是个传统的保守派，“对德国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从格伦宁记事起，他就爱翻看祖父的照片，他祖父曾是不伦瑞克公国精锐步兵团的一员。“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骑在马背上，吹着他的小号，帅气极了。”德国在一战中失利后，格伦宁的父亲加入了右翼组织“钢盔党”（Stahlhelm），这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涌现出的众多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中的一个，它们将该条约视为耻辱。随着生活更加拮据（由于缺乏资金，他的纺织生意于1929年宣告破产），格伦宁的父亲因德国所遭受的不公待遇而产生的愤怒之情也变得更加强烈。20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奥斯卡加入了钢盔党的青少年组织“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我戴着一顶灰色的军帽，身穿衬衫和长裤。看起来有些怪异，但我们感到很自豪。我们还会穿黑色、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也就是威廉皇帝时代国旗的颜色。”

1933年，纳粹上台。对当时11岁的格伦宁来说，由钢盔党的沙恩霍斯特转入希特勒青年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继承了父母的价值观，认为纳粹分子“是希望德国有更美好的未来、并为此而采取行动的一群人”。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他参与了焚烧“犹太人和其他堕落分子”所撰写书籍的行动，认为如此有助于德国消除不合国情的外来文化。他还认为，此时明显可以看出民族社会主义者正在努力振兴经济：“（自纳粹上台以来）六个月内，500万失业人口从街上消失了，人人都有了工作。接着，（1936年）希特勒进军莱茵兰（Rhineland，它在《凡尔赛条约》中被规定为非军事区），没有遭到任何人的阻拦。对此我们高兴极了，我父亲还开了一瓶酒。”

在此期间，年轻的奥斯卡上学了。尽管他觉得自己有时“相当懒，或许还有一点笨”，但他最后还是以相当好的成绩毕业，17岁时成为一家银行的培训生。在银行没工作多久，战争就爆发了，20个职员中的8人迅速被征召入伍，他们的工作由年轻女性接替。这意味着剩下的培训生（比如格伦宁）可能要“做一些通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做的工作。比如我要负责看管现金出纳机”。尽管这些培训生在银行业的职业生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但是当听到德国在波兰和法国迅速获胜的消息后，他们都“情绪高涨”，一心“想要参与其中”、“想要帮忙”。

奥斯卡·格伦宁想要加入德军的“精锐”部队，就像他祖父那样。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只有一个组织能实现他这个梦想：“武装党卫队（Waffen SS）由冲锋队（SA）的一部分成员组建而成，那时人们特别需要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部队。在党员集会上，最后经过的方阵是穿着黑色制服的（党卫队士兵），所有人都在一米九以上，看上去个个意气风发。”因此，当武装党卫队在一家酒店征兵时，奥斯卡没有告诉父亲便跑去报名入伍。“等我回到家，我父亲说：‘我希望他们会因为你戴眼镜拒绝你。’然后他说：‘很抱歉，但你以后就会知道你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被这个精英团体接纳后，奥斯卡·格伦宁开始在党卫队行政部门做一名记账员。对于这个岗位，他没有丝毫不快：“我是个喜欢坐办公室的人。我希望我的工作既能让我体验军人的生活，又能有一些行政方面的内容。”这份记账员的工作他做了一年，直到1942年9月。在这个月，他们接到命令，要把在薪酬管理中心工作的那些身体健康的党卫队士兵调至更有挑战性的岗位，把行政工作留给在前线受伤致残、即将归来的老兵。“因此，我们大概有22个人带着行李登上了去往柏林的列车，以为我们即将投身战场。很奇怪，一般来说我们接到的命令都是把我们派去某个部队集结的地方，但这次没有。”

格伦宁和他的战友们来到党卫队总部某间办公室报到，它位于首都柏林一栋“漂亮的大楼”里。他们被带进一间会议室，在那里，几位党卫队高官对他们发表了一番演说：“他们进行训话，说我们将要执行的任务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才下达给我们的，这项任务执行起来很有些困难。他们还提醒说，我们都是宣过誓的人，誓言是‘忠诚就是我的荣耀’，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执行布置给我们的这项任务来证明我们的忠诚，任务的细节我们随后就会知道。接着，一个级别低一些的党卫队军官说，我们对这项任务必须严格保密，这是高度机密，我们不能对亲人、朋友、战友或这个团队之外的任何人说起关于这项任务的任何信息。于是，我们逐一走上前，签署了一份表达类似意思的声明。”

在这栋大楼的院子里，格伦宁和他的战友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组去不同的地方，随后，他们便被分别送到柏林几个不同的火车站，各自上车。“我们一路向南，”奥斯卡·格伦宁说，“朝着卡托维兹的方向。我们的领队手上有一份文件，说我们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那里报到。我之前从没听说过奥斯维辛。”

他们是晚上到达的，几名军警领着他们进入了主营。他们到中央办公大楼报到，随后在党卫队宿舍里被分配了“临时”铺位。那天晚上，在宿舍遇见的其他党卫队士兵都很友好地欢迎他们的到来。“那里的人马上接纳了我们，他们说：‘你们吃东西了没有？’我们说没吃，所以他们就给我们找来一些吃的。”让格伦宁吃惊的是，除了党卫队的基本配给——面包和香肠以外，这里还有别的食物提供，包括鲱鱼罐头和沙丁鱼罐头。他们的新朋友还有朗姆酒和伏特加，他们拿出来放在桌上，说：‘请自便。’我们吃着喝着，特别高兴。我们问：‘这是个什么地方？’他们说我们应该自己找答案，并说这是个特殊的集中营。突然，门开了，有人说：‘火车到了！’三四个人跳起来然后消失了。”

这一晚格伦宁睡得很好。第二天，他跟其他新人一起到党卫队中央办公大楼履新。几位党卫队高官询问了他们在战前的情况：“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都干过什么，做的是哪类工作，教育程度是什么。我说我是一个银行的职员，并说我想在行政部门工作。其中一位军官说：‘噢，我用得上这样的人。’于是我就被他带走了。我来到一个营房，犯人的钱都存放在这里，我被告知等犯人有了编号以后，每个人身上有多少钱就会被登记，等他们离开时再还给他们。”

到目前为止，从奥斯卡·格伦宁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来看，这里完全是个“正常”的集中营，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党卫队的伙食特别好。但当他开始进行登记时，他第一次了解到奥斯维辛“不同寻常”的额外功能：“那里的人（在营房工作的人）告诉我们，钱是不会还给犯人的。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不一样，他们身上的钱被拿走以后就不会再退还给他们了。”格伦宁问：“这跟晚上到达的那些‘火车’有关系吗？”他的同事回答道：“这个嘛，你不知道么？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的。犹太人被运来以后，要是他们不能工作，就得除掉他们。”格伦宁追问他们“除掉”究竟指什么，得到答复后，他惊讶不已：“你真的想象不出来。我直到在筛选过程中看管贵重物品和行李箱，才完全相信了他的话。你要问我那是什么感受，我只能说，是一种你一开始无法接受的惊讶。但你一定不要忘了，不光是从1933年（希特勒当权）开始，其实从更早的时候起，从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新闻里的政治宣传、媒体宣传和我所生活的社会就一直在说服我们，是犹太人造成了一战的爆发，并最后‘在德国人背上刺了一刀’，还让我们认为，德国今天之所以落得这么悲惨的下场，都是犹太人的过错。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坚信，犹太人正联合起来谋划着反抗。在奥斯维辛有人说过，这一切必须避免，一战所发生的事必须避免，不能再让犹太人把我们逼上绝路。德国内部的敌人正被消灭——如果有必要甚至是彻底灭绝。发生在前线的战争和发生在大后方的战争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灭绝的不是别人，不过是敌人而已。”

如今，与奥斯卡·格伦宁面对面坐着，听他解释他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年过八十的他，谈论的仿佛是另一个奥斯卡·格伦宁，一个60年前在奥斯维辛工作的人。对于“那个”格伦宁，他可以不留情面地坦诚揭露。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断提到周围的政治宣传对他的影响，以及在一个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家庭中成长的经历，好让自己不用为参与灭绝负全部责任。直到战争结束，新的世界观对纳粹的“犹太人国际阴谋集团”假想和犹太人被编造的一战角色提出了质疑，他这才变成了“全新的”奥斯卡·格伦宁。在一个现代、民主的德国，新格伦宁完全可以作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公民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格伦宁试图躲在“遵从命令”的盾牌背后。他并没有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没有主见、全盘接受下达给他的所有命令的机器人。当有人跟他说，他在奥斯维辛连“雅利安”儿童被杀也能接受时，他坚决提出反对。他推翻了一些历史学家甚为推崇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党卫队士兵经过严苛的训练，无论要求他们杀死什么人他们都会照做。与此相反，格伦宁的决策过程远没有这么简单。的确，他声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但在战争中他还是做出了一系列个人选择。他之所以继续留在奥斯维辛工作，不光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还因为他对自己面前的迹象进行判断后，认为屠杀行为是正确的。战争结束后，他开始怀疑那些依据的准确性，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归结于他需要像个机器人一样行动。他一生都在做他认为“正确”的事，只不过所谓的正确，已昨是今非。

我们不该过分苛责这样一种做法。当然他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可以拒绝接受他所在的价值体系并进行反抗，也可以从奥斯维辛一走了之（虽然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曾有哪个党卫队成员基于道德考虑，拒绝在集中营工作并因此逃跑），但这都是少数的例外。奥斯卡·格伦宁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让人吃惊，根本在于他是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度过几年战俘生涯，格伦宁在一家玻璃制造厂找到了一份人事经理的工作，在那里默默干到退休。奥斯维辛的那段日子是格伦宁极其普通的一生中唯一的例外。

一项研究对奥斯维辛的党卫队看守进行了历史学—社会学的剖析，基于统计数据，研究发现，“无论是职业结构还是教育程度，集中营的党卫队成员和当时社会的其他人员相比都没有特别之处”。 [20] 奥斯卡·格伦宁是这个结论的典型代表。其代表性还体现在，在党卫队系统中他是个普通士兵，最高只做到下士（Rottenführer）。奥斯维辛约有70%的党卫队士兵属于这种情况，另有26%的人属于军士（高于下士一级的非委任军官），只有4%是军官。不同时期，在奥斯维辛1号营及其子营地工作的党卫队人数始终保持在3000人左右。 [21] 党卫队对集中营的管理是通过五大部门实现的：总部（人事、法务和其他相关职能）、医疗单位（医生和牙医）、政治部（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Kripo”）、经济管理（职责包括登记和处理死去囚犯的财物）以及营务管理（负责集中营的防务）。其中，最后一个部门最为庞大——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约有75%从事安保工作。奥斯卡·格伦宁唯一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负责的是相对“简单”的经济管理。

1942年夏天，奥斯维辛接收的犹太人来自欧洲各国，包括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早先，西欧犹太人会先被送到罗兹等临时隔离区，再挑出“不适合工作”的牺牲者，但这套自1941年底起执行的程序此时已被弃用。一旦奥斯维辛发展出站台上的筛选机制，整个灭绝过程就更为精简。奥斯维辛的魔掌甚至伸及英国，连海峡群岛的度假胜地根西岛（Guernsey）都与杀戮挂钩。对于一些人来说，所谓的“英国典范”（Britishness），其中一定包括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他们确信如果纳粹登陆英国海岸，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不会有一个人与他们合作。这样的人到今天还有很多。但接下来的故事将让他们倍感不安。

海峡群岛是法国西北海岸附近的小型群岛，泽西岛（Jersey）和根西岛是其中最大也是最主要的两个岛屿。英国人的领土防务在此十分松散，作为皇室属地，它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英国政府的管理。1940年六七月间，德国人毫不费力地攻占了群岛。与占领法国一样，德国人更希望与现有的政府机构合作，而不是采取他们在波兰和苏联的占领模式。然而，纳粹不能容忍海峡群岛上有犹太人存在，这点与他们在明斯克和华沙的态度并无二致。1941年10月，《泽西岛晚报》登出通知，要求犹太人到克利福·奥林奇那里进行登记，他是管理岛上外来人口的负责人。同月，《根西岛晚报》也通知所有犹太人主动去警察局报备。

大部分犹太人事先知道德国人的到来，已经逃往英国本岛，只有一小撮无法离开或不愿离开的人留下来。泽西岛共有12名犹太人前去登记，根西岛是4名。与纳粹治下的其他地方一样，登记标志着系统化迫害的开始。起初，犹太人要在自己店铺的窗户上挂一块牌子，写上“犹太物业”；接着，他们的生意被“雅利安化”，强行出让给非犹太人。在这过程中，海峡群岛的管理者给予了密切的配合，事实上，这些行动就是由他们组织实施的。1941年1月23日，泽西岛犹太人内森·戴维森给总检察长写了一封信，语气沉重，极具代表性：“按照您的指示，请允许我向您报告，我已经完成店铺的停业清理……拉下百叶窗，‘停业’的牌子也挂上了。” [22] 1941年6月，克利福·奥林奇向泽西岛的行政长官确认，并通过后者向德国政府报告：“本岛所有登记在案的犹太人无一从事商业活动。” [23]

随后，海峡群岛上的犹太人外出购物的时间进一步遭到限制，并强制实行宵禁。唯一被泽西岛政府驳回的歧视法令，是让犹太人佩戴黄色星章。行政长官和总检察长就这项命令向德国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但德国指挥官卡斯珀博士对此不予理睬，仍要求将特制的星章运往小岛，星章中心印的是英语“Jew”而不是“Jude”。这批星章终究没有抵达目的地。受宵禁影响，海峡群岛上的犹太人大都难以维持生计。店铺倒闭，遭受迫害的内森·戴维森一蹶不振，1943年2月被送进泽西岛上的一家精神病院，第二年去世。另一名泽西岛犹太人维克托·伊曼纽尔则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人生。

然而，对犹太人的驱逐是从附近的根西岛开始的。1942年4月，奥古斯塔·施皮茨、玛丽安·格伦菲尔德和特蕾泽·施泰纳三名犹太妇女被送出小岛。她们都不是英国人：施皮茨和施泰纳是奥地利人，格伦菲尔德是波兰人。因此，纳粹对犹太人的憎恨，她们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拿特蕾泽·施泰纳来说，她在奥地利反犹主义倾向愈发严重的时候离开，最终在海峡群岛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她的雇主一家1939年来到岛上，1940年春返回英国本岛，但海峡群岛政府禁止特蕾泽离开，并按照英国内政部的规定，将她作为“外来人员”拘留。就这样，尽管特意逃到英国以求回避，她还是落入纳粹的魔掌。特蕾泽曾在根西岛上的一家医院当过护士，在那里工作的芭芭拉·纽曼 [24] 与她相熟：“她很漂亮，一头好看的大波浪卷发，犹太人的鼻子——那是唯一能体现她作为犹太人的特征。她说话语速很快，当然还带着口音。她有些认死理，有时让事情变得复杂，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真的。”芭芭拉·纽曼很清楚特蕾泽对纳粹的态度：“她给我的印象是，如果她有机会，一定会朝他们吐口水。这就是她对那些人的感受。”

1942年春，德国当局要求根西岛政府驱逐三名外籍犹太人。根西岛警长欧内斯特·普莱温，回忆当初他命令特蕾泽·施泰纳收拾行李、去德国人那里报到时的场景：“我还记得特蕾泽走进办公室，我向她传达了德国军事部门下达给根西岛警察局的指示，特蕾泽特别悲伤，一下子大哭起来，并喊着说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25]

1942年4月21日是个星期二，在这天，芭芭拉·纽曼陪着特蕾泽朝圣彼得港走去，那是她在根西岛上走过的最后一段路。“当时的画面仍然印在我脑海中：我记得我们把她的行李放在一辆自行车上，推着走，你知道的，就像人们常做的那样。然后我们站在那里道别，我看着她通过关口，边走边挥手……一切都不受我们控制。你没法太担心，太担心的话你就坚持不下去了。你只能接受命令，试着习惯。我常常想，战争结束后大家要怎么办？再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干什么了。”芭芭拉·纽曼完全没有想到，离开根西岛的特蕾泽是去送死：“那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范围，真的，不是吗？那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英格兰。”

在圣彼得港，施皮茨、格伦菲尔德和施泰纳把自己交给了德国人。一艘小船把她们带到了法国，刚上岸她们就接受犹太人身份登记。特蕾泽·施泰纳找到一份临时的护士工作。7月，她们在法国对外籍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中被捕，7月20日被送往奥斯维辛，三天后到达。她们有没有挺过第一轮筛选，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没人活到战后。特蕾泽说的没错，根西岛的居民再没见过她。

海峡群岛上剩下的犹太人于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2月遭到驱逐。等待他们的是完全不同的命运。一起被送走的还有海峡群岛上其他几类居民，包括“共济会成员”、“前武装部队军官”和“疑似共产主义者”。 [26] 对他们的驱逐是为了报复五个月前英国对萨克岛发动的突袭，那是海峡群岛中有人居住的最小岛屿之一。只有一个人得到德国人的“特殊对待”，即来自罗马尼亚的约翰·马克斯·芬克尔施泰因。他先是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后去到位于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特殊犹太人隔离区。他活到了战后。

其他被驱逐的人，包括犹太人在内，全部被送到法国和德国的拘留营，在那些地方，他们虽然吃了不少苦，但还不及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的囚犯所承受的苦难。重要的是，这些犹太人（除约翰·马克斯·芬克尔施泰因以外）并没有与其他海峡群岛的居民分开。纳粹这么做的原因我们只能进行猜测。“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总有特例，在这里，或许因为这些犹太人是与其他被德国人视为不那么“危险”的群体一起遣送，而且他们来自一个被纳粹认为属于“文明开化”、还不打算公开交恶的国家（出于同样的原因，1943年秋被驱逐的丹麦犹太人目的地是特莱西恩施塔特，而非奥斯维辛）。

诚然，海峡群岛当地政府在帮助德国人驱逐犹太人时，不可能确切知道后者最终所面临的命运。但纳粹单单挑出犹太人进行迫害，这点他们是清楚的，自己当然是在把这些受害者推入火坑，那些被送走的人原本已不堪忍受的生活肯定更加不幸。但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阻止驱逐，相反，警察和公务员给予德国人充分的配合。泽西岛政府确实对佩戴黄色星章的命令提出了反对（而根西岛没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如弗雷德里克·科恩在一份对占领时期海峡群岛犹太人遭遇的开拓性研究中所指出的，相比犹太人，泽西岛政府为保护岛上的共济会成员所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 [27] 一份1945年8月的英国情报这样写道：“当德国人提出实行他们的反犹措施时，根西岛政府官员中无一人提出异议。他们迅速提供德国人所有可能需要的协助。与此相反，到了要对根西岛上为数众多的共济会成员下手时，行政长官则提出了激烈的反对，并竭尽全力地施以援手。” [28]

我们无法确知，如果根西岛政府也强烈反对驱逐施皮茨、格伦菲尔德和施泰纳，结局会有什么不同。有可能这种反对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但会成为根西岛历史上永远令人骄傲的一刻），也有可能真的能拯救这三名到英国寻求庇护的妇女。光是这一点点可能性，就足以让整件事成为小岛难以抹除的历史污点。

就在根西岛这三个人到达奥斯维辛的同一个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再次造访集中营。1942年7月17日，距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首次来此地视察15个月后，他的座驾再次开进集中营的大门。当时的波兰政治犯卡齐米日·什莫伦 [29] 回忆起希姆莱时说道：“他看上去不太像个军人，戴着金边眼镜，有点胖，腆着个大肚子。他看起来像——不好意思，我无意冒犯任何人——他看起来就像个乡村教师。”

这个长相平平、戴着眼镜大腹便便的人，在这次访问中目睹了集中营的变化，视察了比克瑙在建的一套全新设施。他花了些时间查看集中营未来的发展规划，然后参观了占地25平方英里的“奥斯维辛利益区”（由集中营直接管控的区域）。接着，他观看一批新到的犯人经过筛选、随后在“小白房”里被毒死的过程。在这之后，希姆莱到地方长官布拉赫特的家乡——附近的小城卡托维兹，出席了为他举办的招待活动，并于第二天返回。此后，他又视察了比克瑙女子集中营，在那里观看一位犯人遭鞭打的过程，这也是他亲自批准的一种刑罚手段。希姆莱对于他在奥斯维辛的所见所闻甚为满意，当即把鲁道夫·霍斯提拔为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

霍斯的事业此时如日中天，全国领袖的到访大获成功。但问题还是存在的，比如，他的上司对奥斯维辛囚犯逃亡的情况很不满意。逃跑在集中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早记录在案的可追溯到1940年7月6日。但1942年夏天，一起特别大胆的出逃让所有集中营的党卫队指挥官都收到了警告，这起事件就发生在希姆莱到访的几周之前。

大逃亡的主要策划者是卡齐米日（卡济克）·皮耶霍夫斯基 [30] 。作为一名波兰政治犯，他在奥斯维辛被关押了18个月。逃跑的风险他再清楚不过：“以前人们尝试过各种方法逃跑，但大部分都失败了，因为点名的时候，一旦他们（指党卫队和卡波）发现哪个人不见了，他们就带着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展开搜查，在某块木板底下或成堆的水泥袋之间，藏匿者很快就被揪出来。这些被发现的人要背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万岁！万岁！我又回来陪伴你们啦！’一边敲着大鼓，一边在集中营里来来回回地走，最后来到绞刑架下。他们走得特别慢，仿佛是想延长他们的生命。”打算逃跑的囚犯还有另一个困扰，那就是一旦被发现越狱，他身边的狱友将面临可怕的惩罚。在马克西米利安·科尔贝神父的例子中，逃犯所在的营房有十个人被挑出来活活饿死。“这让有些人完全没法采取行动，”皮耶霍夫斯基说，“但总是有人不怎么考虑后果，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离开这个地狱。”

因此，摆在皮耶霍夫斯基面前的有两个难题：如何逃出集中营，以及如何防止留下的人遭到报复。而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前，更紧迫的，是如何让自己活下去。起初，他所在的工作小分队是条件最恶劣的分队之一，犯人要在冰天雪地的户外劳作。“工作任务很繁重，吃的基本指望不上。我就快要变成‘穆斯林’（Muselmann） [31] 了，那是党卫队对半死不活的犯人的称呼。我觉得特别无助。”接着好运气降临，他被另一个工作小分队挑中。“我加入了这个分队，走出大门时，我问朋友：‘咱们要去哪儿？’同伴说：‘你不知道吗？你中大奖啦！我们要去仓库工作。虽然挺累的，但至少你不用在外面挨冻，你要在有屋顶的地方工作了。’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到了天堂。”皮耶霍夫斯基发现，在仓库这个“天堂”里面工作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我的同伴教我一招，面粉装车的时候，我就敲打袋子，让面粉漏出来。守卫会让我们清扫干净，但我们不会把扫出来的面粉扔掉，而是掺上水做成面团。”在这个幸运的转机出现以后，皮耶霍夫斯基觉得他“能活下来了”。

一天，皮耶霍夫斯基与乌克兰人欧根纽什 (热内克) ·本德拉聊了起来，后者在附近的党卫队车库当机械工。“他（本德拉）跟我们一起上工，一起回去。有一天他偷偷对我说，他已经被列入要处死的名单——那时筛选非常频繁。他对我说：‘卡济克，我该怎么办？我上了死亡名单了！’我对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但他不肯罢休，说道：‘卡济克，咱们为什么不从这个地方逃出去？’我吃了一惊，我们怎么逃？他说：‘这个嘛，要有一辆车。我随时都可以弄到一辆车。’我开始思考可能性。然后我对热内克说，要想离开我们需要一些制服，党卫队的制服。”

逃跑计划的成败关键就在这里。上哪儿去找党卫队制服呢？他们再次得到命运的眷顾。皮耶霍夫斯基的卡波吩咐他去平时工作仓库的二层拿一些空盒子下来。在走廊上，皮耶霍夫斯基看见其中一个房间的门上用德语写着“制服”。他试着推了推，但门锁着。没过多久，他的卡波又派他上楼，这次他注意到门是半掩着的。“我当时唯一的想法，”皮耶霍夫斯基说，“就是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我推开门，有个党卫队看守正往架子上放什么东西，他开始对我拳打脚踢。我倒在地上。‘你这头猪！’他说，‘你这头波兰猪，你这条狗，你没有权力进来！去向总办公室汇报，你这头波兰蠢猪！’于是我爬出房间回到了走廊上。”

皮耶霍夫斯基知道，如果把闯进房间一事向上汇报，他将被送去惩戒分队，那样的话基本必死无疑。所以他什么也没说，心存侥幸。他真的躲过了处罚，因为那个党卫队士兵没有继续追究，这是继一连串偶然的好运气后又一件幸事。他赌了一把，并赢了赌注，因为他瞥见了房间里的东西：制服、手榴弹、子弹和头盔，事实上，这里有他和他的同伴需要的全部物品。

逃跑的最佳时间是星期六，因为到了周末，集中营的这个区域没有党卫队看守值班。皮耶霍夫斯基想出进入仓库的好办法：平时，煤炭都是通过一条管道倒进仓库的地下煤仓，管道上有盖子，皮耶霍夫斯基卸掉了盖子上的螺丝，于是他们可以从煤仓进到这栋房子的其他地方。皮耶霍夫斯基下定决心铤而走险，可等他躺在床上，突然被一个念头震醒：他意识到“每跑掉一个人，就要有十个人被处死”。“我整夜都睡不着，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直到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假冒一个工作分队。”按照皮耶霍夫斯基的设想，四个人将推着一辆手推车离开主营地，假装自己是“手推车小分队”的犯人，他们登记之后就可以正式获准离开内围安全区，尽管还没出外围警戒圈，许多犯人都在这里工作。如果他们成功脱身，他们营区只有卡波要负全部责任，因为党卫队会认为这个分队是卡波批准成立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并且要找到另外两个愿意跟他们一起冒险的人，因为现在需要四个人来组成这个“手推车小分队”。本德拉马上找到他营区里的神父，约瑟夫·伦帕特，可接下来他们陷入了困境。皮耶霍夫斯基询问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但对方说他参与行动的前提条件是让他带上另一个人。这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个分队只能有四个人。皮耶霍夫斯基又找到另一个朋友，但他说：“也许有机会成功，可希望太渺茫了。”因此他拒绝了。最后，一个来自华沙、曾参加过童子军的年轻人斯坦尼斯瓦夫·雅斯特尔同意加入，尽管他觉得实施这个大胆的计划要冒“极高的风险”。

雅斯特尔很快意识到，整个逃跑方案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完全无法预期的，那就是看守外围区大门的党卫队士兵是否会不查证件就让他们通过。如果这些守卫按规定拦下他们的车，他们就完了。万一出现这种情况，这几个越狱者商定，与其向党卫队看守开枪，还不如自我了结。他们担心，逃跑的过程中哪怕只杀死一名党卫队士兵，集中营剩下的犯人都将遭到可怕的报复，可能会有五百或一千名犯人被处决。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他们决定动身。一大早，他们当中的两人戴上袖章，假装自己是卡波，然后四个人一起推着一辆装满垃圾的手推车，走出奥斯维辛一号营地写有“劳动使人自由”的大门，朝营地外围区走去。“在大门口，”皮耶霍夫斯基说，“我用德语对守卫报告：‘918号囚犯和手推车小分队另外三人要去仓库。’他（党卫队看守）在本子上登记后就放我们通过了。”一走出大门，欧根纽什·本德拉便朝党卫队废弃的车库走去，做开车的准备，其他三人通过煤仓进到仓库。他们来到二楼，存放衣物的那个房间被一根沉重的钢条牢牢顶着，但“浑身是劲”的斯坦尼斯瓦夫用一把十字镐砸开了门。他们匆忙为自己和本德拉选了制服，还拿上四挺机关枪和八个手榴弹。

三个人换完装，正准备离开仓库时，他们听见两个德国人在外面说话。“要是他们进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皮耶霍夫斯基说，“但奇迹发生了，如果你相信有奇迹的话。那两个人就站在外面交谈，没有进来。他们随即离开了。”

他们通过仓库的窗户向本德拉比了个手势，让他把车向前开几米，开到仓库门口。然后他下了车，在他三个打扮成党卫队模样的朋友面前立正站好。“每隔六七十米就有一座瞭望塔，”皮耶霍夫斯基说，“守卫正望着我们，但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很有把握。热内克摘下他的帽子，对我说了几句，我向他指了指仓库，他进去换了衣服扮成党卫队士兵。”

此时，他们四人已经准备好迈出这次越狱行动中最危险的一步。“我们出发了。第一次转弯后，我们看见两个党卫队士兵。热内克说：‘当心！’我们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说：‘希特勒万岁！’我们说了同样的话。我们又往前开了三四百米，另一个党卫队士兵在修自行车。他看见我们以后说：‘希特勒万岁！’我们又说了同样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正朝大门前进，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不看任何证件就让我们通过，但我们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大门关着，右边站着一名党卫队士兵，带着机关枪，左边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一个党卫队士兵坐在那里。距大门80米远时，热内克把速度降到了二档，50米，大门仍然关着。他们能看见车，也能看见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制服，但大门依然紧闭。20米，我看了看热内克，他的前额和鼻子都在冒汗。等我们离大门大概15米时，我想：‘自我了断的时候到了。’就像已经说好的那样。就在这时，那个神父拍了一下我的背，我意识到他们都指望着我。于是我朝党卫队士兵大声喊道：‘要让我们在这里等多久！’我对他们骂骂咧咧。瞭望塔上的守卫说了句什么，然后他打开大门，我们就开了出去。我们自由了。”

欣喜若狂的四个人开着车行驶在波兰的郊区，仅仅数分钟，就把奥斯维辛抛在几英里的身后。在附近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换下党卫队制服，丢弃了车子，混入普通波兰人中。他们实现了计划的第一步——让自己成功逃脱。

在奥斯维辛，计划的另一半也很顺利。多亏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编造出一个工作小分队的计策，其他囚犯没有遭到报复，只有一人除外：他的卡波被送去了11号楼的禁食牢房。

然而，对于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的人来说，离开并不一定意味着苦难的终结。皮耶霍夫斯基三个同伴后来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证明：斯坦尼斯瓦夫· 雅斯特尔不得不接受一个可怕的消息 ：为了报复他的出逃，他父母被送去奥斯维辛，最终死在里面。他本人于德军占领华沙时期遇害。 [32] 约瑟夫神父由于奥斯维辛给他留下过于严重的心理创伤，以至于——用皮耶霍夫斯基的话来说——整天“神情恍惚地到处乱晃”。战后，他被一辆公交车撞倒，死于这场事故。最先提议逃跑的欧根纽什·本德拉，回到家后发现妻子已经离开了他，在酒精麻醉中死去。只有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还健在。但他也说，过去的遭遇让他时不时仍会“心神不宁”。他会梦见自己被带着狗的党卫队士兵追打，醒来时“浑身被汗水浸透、魂不守舍”。

纵使这四个人在奇迹般逃出奥斯维之后仍经历种种磨难，没有一个对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逃脱的决定产生过怀疑。如果他们得知希姆莱在1942年7月视察奥斯维辛时脑中的盘算，毫无疑问会更加庆幸自己的决定，因为在波兰的屠杀行动将进一步升级。7月19日，希姆莱宣布：“我在此下令，对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的重新安置，应于12月31日前展开和完成。”这里的“重新安置”不过是“屠杀”的委婉说法。由此可见，希姆莱已经为几百万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定好了期限。

不过，与其说希姆莱是在对未来进行部署，不如说他是在做一次最后陈述，因为促成这个结论的决策过程其实十分漫长，可以追溯到纳粹入侵苏联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系列因果链条中的最后一环，之前的每一次重大决定，都为1942年7月19日希姆莱冷漠的死亡宣言奠定了基础，这些决定包括建立波兰犹太人隔离区，在东部战场坑杀犹太人，进行毒气试验，驱逐德国犹太人，想方设法除去隔离区“没有价值的”犹太人，好为德国犹太人腾出空间，等等。概念构想阶段已经结束，最终决定几个月前就已做出，纳粹即将对犹太人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操作层面的问题，而纳粹认为这正是他们最擅长的领域。

为了实现“最终解决”目标，纳粹在1942年大大加快了处决的速度。而在这个阶段，奥斯维辛的屠杀能力仍非常有限（由于遭遇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困难，在主营地焚化炉进行的常规屠杀已经中止），只能依靠“小红房”和“小白房”的毒气室。因此，在1942年纳粹对波兰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后来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其实只起了次要作用。

希姆莱之所以有信心要求手下在1942年底之前完成对波兰犹太人的屠杀，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奥斯维辛会发挥主要作用，而是他知道三个新的灭绝营已经在波兰的森林里建成，大部分屠杀行动将在这三地展开。与奥斯维辛不同，这三处很少为公众所知，它们分别是贝尔赛克（Bełżec）、索比堡（Sobibó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如今，人们大谈特谈的只有奥斯维辛，这其实非常讽刺，因为让三个灭绝营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正是纳粹的愿望。他们在屠杀计划得逞后，竭力抹去证明这三个营地曾经存在的每一丝痕迹。早在战争结束前，纳粹就拆除了这几个灭绝营，把它们恢复为森林或重新开垦为农田。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纳粹从没打算销毁奥斯维辛存在的证据，即便在它解放之前的最后日子。奥斯维辛作为集中营，沿用了纳粹体制在战前就已确立的做法，纳粹从来不曾打算向公众隐瞒这类营地的存在，事实上，同为集中营的达豪就建在城镇的郊区地带。对纳粹来说，明确表示他们会关押和“再教育”他们眼中的异见人士，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宣传。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只有在奥斯维辛的囚犯遭遇大规模集体处决之后，这个营地的另一重功能才显现。因此，纳粹撤离奥斯维辛时炸毁了毒气室，却把其他大部分设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1942年的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三个灭绝营不仅在纳粹德国没有先例，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它们没有范例可以参照。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存在和运作方式都比奥斯维辛更能准确体现出纳粹“最终解决”的特别之处。

最早动工的贝尔赛克，是唯一一个1942年之前就开始修建的灭绝营。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位于总督辖区东南角，1941年11月，纳粹开始在贝尔赛克修建一个小型营地，它距离火车站只有500米远。在纳粹眼里，贝尔赛克只是“区域性”工程，为的是解决一个“区域性”的问题，也就是解决附近卢布林地区“没有价值的”犹太人，一如海乌姆诺的毒气货车主要是为屠杀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而造。

1941年12月，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出任贝尔赛克指挥官。时年56岁的他本是一名木匠，后来参加了一战，因表现英勇被授予勋章，随后加入纳粹党。20世纪30年代，他在斯图加特为盖世太保工作。1939年，他参与了针对精神病患者的安乐死项目，用瓶装一氧化碳杀害病人。截止到1941年，他已经在卢布林地区组织过多次安乐死屠杀行动。有着“野蛮的基督徒”称号的维尔特是个虐待狂，有人看过他用皮鞭抽打一个犹太妇女，把她赶进毒气室。他也亲手杀过犹太人。在鼓励手下行凶时，血涌上头的他满头是汗，会大爆粗口。

这个面目可憎的家伙，把他过去全部的杀人经验都搬到贝尔赛克。他决定使用一氧化碳，但不是安乐死项目用到的罐装一氧化碳，而是普通汽车发动机产生的气体，与威德曼几个月前在苏联使用的设施类似。他命人在一栋砖砌建筑内隔出了三间毒气室，把它们伪装成淋浴间，一氧化碳从喷头输出。

通过汽车引擎和假喷头，维尔特已经对旧有的屠杀方法做出改进。而在指导集中营的规划时，他又完全突破了现有的集中营设计模式。他意识到大部分人在这里只会活上几个小时，因此指出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里的大量屋舍可以免去。相较于集中营，灭绝营基本不需要什么总体设施，而且只需很小的空间。贝尔赛克的总面积不到九平方公里。

到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参观过的人（远远少于参观奥斯维辛的游客），都深深惊讶于这些灭绝营的面积之小。三个营地的总死亡人数约有170万，比奥斯维辛的遇害者多出60万，可它们的面积之和还没有奥斯维辛-比克瑙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大屠杀的实行手段都是对人类尊严的莫大羞辱，而其中最耻辱的，便是成千上万的人竟然是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遇害，这一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相信的。不知为何，人们总是容易把惨烈的悲剧与更大的空间相联系，这也许是奥斯维辛在今天比这三个灭绝营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另一个原因。目睹比克瑙的开阔，人们很容易感知到罪行的严重性，可类似的联想很难发生在贝尔赛克的访客身上。一个人如何能想象足足60万人（贝尔赛克死亡总人数估计）死在这个300×300平方米不到的空间内？

尽管贝尔赛克已经够小，但它仍然被分隔为不同的营地。维尔特知道，要让他的死亡工厂顺利运转，最关键的一点是尽可能久地向刚到达的囚犯隐瞒此地的真实用途。因此，他把毒气室建在灭绝营的一个特殊区域，称为2号营地。它隐身在树丛中，被缠绕着枝蔓的铁丝网包围，只能通过“管道”（由铁丝网围起的通道）去往营中其他地方。贝尔赛克其余部分就是1号营地，包括铁轨旁人们下车的地方、不同用途的营房（供新来的人更衣、他们被没收的财物在运走前的存放），以及一个用来点名的广场。

在贝尔赛克及后来的另外两个灭绝营里，工作人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犹太人。维尔特很快想到，在屠杀过程中使用犹太人，不仅可以减轻下属们的心理负担，还意味着只需要少数德国人就可以完成对集中营的管理。毫无疑问，犹太人在其中要承受的情感折磨也恰恰能满足他扭曲的心理。因此，数百名身体健全的犹太人刚一下车就被挑选出来，被迫承担掩埋尸体、清理毒气室的工作，还要整理集中营里迅速堆积的衣物。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些犹太人在工作几天以后就会被处决，但很快这就给纳粹造成难题：他们清楚“洗澡”意味着什么，而且杀死他们之后，还得重新挑选和培训下一批犹太人。另一方面，如果允许他们多活一段时间，由于看到所有人早晚都得死，无所畏惧的他们有更多时间来思考自己的未来，也许会密谋反抗。对纳粹来说，这种两难的困境一直存在：当人们明白他们所臣服的对象最终会把屠刀挥向自己时，如何保证他们继续乖乖听话？

第二类工作人员是乌克兰守卫。他们大约有一百人，被分成两组，主要负责集中营基本的监管工作。这些乌克兰人以残忍著称，很多曾为红军效力，后来接受德国人的重新训练，通过这里的工作免受战俘营之苦。第三类当然就是德国人。但维尔特是如此擅长依靠其他国家的人来运作他的杀人机器，因此参与贝尔赛克大屠杀的德国党卫队士兵只有二十个左右。1942年3月，第一批受害者到达贝尔赛克，维尔特终于实现了希姆莱的梦想：他建成一座能屠杀数十万人的杀人工厂，却只需要少数德国人进行管理，而且，这些人不必再像东部战场上的特别行动队成员那样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

就在贝尔赛克投入使用的同一个月，纳粹开始了另一个灭绝营——索比堡的建造。它位于贝尔赛克正北方，地处波兰最东边一个犹太人口密集的区域。索比堡的建造和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贝尔赛克。与维尔特一样，这里的大部分党卫队官兵都参与过T4安乐死项目，包括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在内。与贝尔赛克相同，这里也有大约一百名乌克兰人（许多之前是战俘）担任集中营守卫。比起奥斯维辛-比克瑙，索比堡的面积依然非常小（尽管长600米、宽400米的索比堡比贝尔赛克略大），但它与贝尔赛克一样，也被分成两个子营地，一条通道将接收区与毒气室连通起来。贝尔赛克的党卫队看守住在附近被征用的房子里，与此不同的是，索比堡的党卫队官兵在当地没有合适的住处，于是修建了第三个子营地，用作党卫队和乌克兰守卫的宿舍。

索比堡的设计和建造理念与贝尔赛克类似。营地工作人员会哄骗刚到的受害者，让他们以为自己只是下车消毒，预防传染病，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匆忙把这些人处死。与贝尔赛克一样，集中营的每个分区都被枝蔓缠绕的铁丝高网分隔，因此初来乍到的人很难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等他们发现时又太晚了。1942年5月，索比堡迎来第一批受害者，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有25万人在这里丧生。

同样在1942年5月，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要灭绝营特雷布林卡破土动工。由于它借鉴了纳粹在贝尔赛克和索比堡的经验，死在这里的人比其他任何一个灭绝营都要多（据估计有80万到90万人），几乎赶上了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位于索比堡的西北方，从华沙乘火车到这里只有一小段路程。华沙的犹太人区是纳粹治下最大的隔离区，特雷布林卡的兴建主要就是为了屠戮那里的犹太人。

一开始，这几个灭绝营的屠杀行动开展都不顺利。值得再次提醒的是，纳粹干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勾当，也就是在短短数月里，对数百万男女老少进行流水线式的杀戮。虽然这样的比喻令人不悦，但德国人建造的确实就是三个杀人工厂，与任何工业操作一样，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按部就班地衔接，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如果火车无法按计划把犯人送到，如果毒气室不能及时处理每一批新到的犯人，如果整个体系中有任何一处出现问题，那么血腥的混乱场面就会出现。这也恰恰是灭绝营运转初期的情况。

在贝尔赛克，按计划运来的大量受害者很快就让毒气室不敷使用，新毒气室的赶工让整个营地在6月被迫关闭了一个月左右。而在索比堡，毒气室的容量和犯人的运输都出了麻烦，8月到10月期间也停止运转，以便集中解决问题。但对纳粹来说，最棘手的是特雷布林卡，这里上演了地狱般的一幕。

最开始，特雷布林卡基本按照纳粹的计划运转，每天约有6000人被运到这里处决。但到了8月，犯人的数量翻了一番，灭绝营的操作便陷入混乱，但指挥官伊姆弗里德·埃贝尔博士（Dr. Irmfried Eberl）仍没有关闭这里。奥古斯特·兴斯特当时是特雷布林卡的一位党卫队士兵，他回忆道：“埃贝尔博士野心勃勃，想让死亡人数尽可能创新高，并超过其他所有集中营，所以有特别多的人被运到这里，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光靠毒气室解决他们。” [33] 于是，不少人在营地外围被草草枪毙，而这种做法使得维持集中营正常运转的假象不再成立，因为满地的尸体不可能让人继续相信他们来到的地方只是消毒站。结果，列车不得不从特雷布林卡站倒退两英里，等待营地清理干净。由于列车上的条件太过恶劣，很多人死在车厢中。奥斯卡·贝格尔在8月下旬到达特雷布林卡，那正是最混乱的时期。“下车以后，我们眼前是特别恐怖的景象，好几百具尸体横七竖八地散在四周，成堆的包裹、衣服、手提箱，各种东西都混在一起。党卫队士兵和乌克兰看守站在营房的屋顶上朝人群扫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倒在血泊中，到处充满尖叫和哭喊。” [34] 在这种情况下，附近村庄的波兰居民不可能不发现灭绝营的真实面目。“尸体腐烂的味道太可怕了，”欧金尼娅·萨穆埃尔 [35] 说，她当时还是学生，“那股恶臭让你根本没法开窗也没法出门。你都想象不出有多臭。”

尽管如此，这片混乱中的死亡人数依然居高不下。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也就是1942年7月底到8月底之间，据估计有31.25万人在特雷布林卡丧生。 [36]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每天大约有1万人被杀死，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个集中营，直到1944年的“匈牙利行动”，奥斯维辛的死亡达到顶峰，比克瑙的四个焚化炉全部满负荷运转，这个数字才被追上。然而对埃贝尔博士的上级来说，不可思议的数字背后是不堪负荷的代价。他们收到各种各样关于特雷布林卡的混乱持续恶化的报告。而且从纳粹高层的角度看来，更糟糕的是这可能给第三帝国造成经济损失，因为死去犹太人的财物在营地各处散落，流言蜚语四起，说德国人和乌克兰人自己侵吞了不少贵重物品。

1942年8月，贝尔赛克的建造者克里斯蒂安·维尔特被任命为三个灭绝营的督察员。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与上司、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一起到特雷布林卡视察。维尔特的手下约瑟夫· 奥伯豪泽尔就他们到达后发生的事提供了证言：“特雷布林卡一片狼藉……埃贝尔博士当即被开除……格洛博奇尼克在相关谈话中提到，要不是因为埃贝尔博士是他同乡，他一定会把他抓起来，送交党卫队和警察处置。”埃贝尔被解雇后，特雷布林卡停止新一轮的接收，过去曾与维尔特共事、此时正在索比堡任职的弗朗茨·施坦格尔成为特雷布林卡新任指挥官，奉命收拾残局。

埃贝尔误解了上级真正想要的东西，他给他们特别惊人的效率，却没有“恰当地”组织屠杀过程。关于埃贝尔被解雇，最值得注意的是格洛博奇尼克的评论：埃贝尔应该因管理特雷布林卡的方式不当而被移送法办。在党卫队高层扭曲的道德观念里，埃贝尔应该遭到起诉，是因为他没有以更有效的方式来组织对男女老少的大规模屠杀。在我们今天看来，埃贝尔在他上级眼中的罪行，其实是杀人的活儿做得“不够漂亮”。

整个屠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把犹太人运到新建成的灭绝营。这些死亡工厂需要原料，而且需求量极大。因此，1942年夏天和秋天，一系列“重新安置”行动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展开。希姆莱于7月19日下达指示，特意把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也包含在内。他担心如果地方官员有自主决定权，整个行动将面临失败。这里的顾虑在于，虽然理论上所有纳粹分子都认同解决“犹太问题”的必要性，但有些人可能会试图拯救个别他们认为的“好犹太人”。一个有着极强人道主义精神的德国人会如何对待驱逐命令？下面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希姆莱所担忧的问题。

阿尔贝特·巴特尔（Albert Battel）中尉任职于波兰南部普热梅希尔地区，已年过50的他比大部分国防军军官都要年长，战前一直从事律师工作。尽管他也是纳粹党员，但作为一名民族社会主义者他有着不良记录，有人检举他在30年代对犹太人过于礼貌。1942年7月，一批犹太人被送到普热梅希尔，交到巴特尔和德国军队手上。其中有不少人在军工厂工作，住在附近的隔离区。比起其他波兰犹太人，这些人自以为拥有特权和靠山。月底的时候，有传言说党卫队很快就要在小镇里展开行动，把犹太人“重新安置”到贝尔赛克灭绝营。但为德军工作的犹太人听到这些传言后，相对镇静，因为这些人都持有Ausweis，也就是军队发给的通行证，他们以为有这个证件，自己就不会成为党卫队驱逐的对象。他们还分析说，鉴于自己正在为德国的战事出力，驱逐他们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他们不曾料到希姆莱的命令背后，有着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理念，那就是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没有任何例外。

7月25日，星期六，普热梅希尔的犹太人听到消息，党卫队将在下周一展开驱逐，届时德国人发给他们的通行证很可能不起作用。其中一个犹太人塞缪尔·伊吉尔设法在周日一大早找到巴特尔中尉，告知将要发生的行动。 [37] 巴特尔致电当地盖世太保负责人，结果被对方挂了电话。愤怒的巴特尔在向他的上级利特克中校请示后，派出一支部队封锁了桑河（San）上的吊桥。由于桑河贯穿整个镇子，此举等于切断了进入隔离区的通道。结果，当地盖世太保负责人和克拉科夫的纳粹当局做出让步，同意为2500名普热梅希尔犹太人发放许可证，让他们暂时不被驱逐。为救出那些直接为他工作的犹太人，巴特尔中尉还派卡车开进隔离区，接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安置在小镇德军司令部的地下室里。总共约有240名犹太人以这种方式离开了隔离区。

7月27日，党卫队针对普热梅希尔犹太人的“重新安置”行动按原计划展开，绝大部分人被送到了贝尔赛克。然而，数千人因阿尔贝特·巴特尔的介入没有立即被驱逐。几周后，巴特尔从普热梅希尔的岗位上调离，党卫队对他的行为展开了秘密调查。结果报告到了希姆莱手上，他批示要在战争结束后对巴特尔的行为追究责任。巴特尔因健康原因被军队开除，在家乡布雷斯劳（Breslau）他加入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最终被红军俘虏。从苏联战俘营获释后，他回到家乡，因曾是一名纳粹党员，被拒绝继续从事律师职业。

我们很难分清巴特尔拯救普热梅希尔犹太人的行为背后有哪些动机。显然，他的党卫队上级之所以支持他，主要是想避免失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带来的损失，但推动巴特尔的似乎是他认为驱逐行动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因此，1981年，巴特尔的人道主义行为获得承认，他被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授予“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称号，尽管此时他已离世多年。

还有一些德国军官和巴特尔一样，在1942年夏秋对驱逐犹太人的行动提出了反对，但他们在驻守波兰的国防军中只占极小一部分，也没能改变大批犹太人被送进灭绝营的结局。尽管如此，确实有少数犹太人获救，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表明，并不是所有德国人在接到命令时都简单地接受新的现实。

然而，大多数人在1942年的大屠杀中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奥斯卡·格伦宁无疑便是其中之一。按照他的说法，在奥斯维辛待了几个月之后，他的工作变成了“例行公事”。他负责整理从新来的犯人身上搜来的各种钱币，点清数目后再把它们寄到柏林。他依然参与筛选，但不负责区分生死——这些决定由党卫队医生来做，他的任务是确保拿走犹太人的所有行李，并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可以整理行李中的物品。这些工作是在营地里一个被称为“加拿大”的地方完成的，因为这个国家被大家视为梦想中的目的地，一片无比富足的土地。

就这样，格伦宁在奥斯维辛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他认为可以忍受的生活。残忍的暴行离坐办公室里的他很遥远，走在营地里，他可以有意避开任何让他不快的景象。通常情况下，他与屠杀过程没有直接关系，也不需要进入比克瑙最深的角落，也就是实施屠杀的地点。唯一能够提醒他那些不同国家的受害者正在到来的，就是出现在他桌上的各种货币——有时是法郎，有时是捷克克朗，过几天又变成了波兰兹罗提（此外永远都会有美元），还有就是犯人带来的各种酒——希腊的乌佐、法国的白兰地和意大利的森布卡茴香酒。“当我拿到很多乌佐酒时，”奥斯卡·格伦宁说，“我知道它们肯定来自希腊。除了这种方法，我们无法判断人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我们不会对犹太人产生特别的同情，除非你特别想要某种类型的伏特加或其他烈酒——苏联人有一种伏特加很受欢迎……我们喝很多伏特加。也不是每天都喝醉，但喝酒是家常便饭。我们醉醺醺地上床，要是有人懒得关灯，就开枪把灯打灭。也没人说什么。”

虽然格伦宁没有用“享受”来形容他在奥斯维辛的那段日子，但不难看出，这个词完全适用于他所描绘的生活。“奥斯维辛主营地就像个小镇。这里有八卦新闻，甚至有个菜站。有食堂、电影院，还有一个定期举办演出的剧院。这里有体育俱乐部，我还是俱乐部的会员。另有舞蹈等各种娱乐活动。”对奥斯卡·格伦宁来说，奥斯维辛生活的另外一个“积极面”就是他的同事：“我不得不说，在那里工作的很多人一点都不笨，他们都非常聪明。”当他在1944年离开集中营时，他还抱有一丝遗憾：“我离开的是一群我已经熟识的朋友，一群我喜爱的朋友，对我来说这是件很困难的事。除了一些蠢货只顾着满足自己——确实有这样的人，我在奥斯维辛那个特殊的环境下结交了不少朋友，每当想起他们我都特别开心，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觉得。”

然而，1942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格伦宁在奥斯维辛波澜不惊的生活被一次偶然事件搅动，他瞥见了如噩梦般真实的屠杀过程。在比克瑙周边的党卫队宿舍中熟睡的他，和同事一起突然被警报声惊醒。他们被告知，几个犹太人在被送往毒气室的路上逃跑，钻进了附近的树林。“我们被要求带上手枪，到林里搜查，”格伦宁说，“但我们一个也没发现。”随后，他和他的同事散开回到集中营的处决区域。“我们以星星队形朝农舍走去。农舍外面有灯照着，门前有七八具尸体，大概是想逃跑结果被抓回来毙掉的人。大门外几个党卫队士兵对我们说：‘完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格伦宁和他的同事决定先不“回去”，而是躲在阴影处逗留一阵。他们看着一个党卫队士兵戴上面罩，把齐克隆B从农舍侧面墙壁上的洞口倒进去。农舍里之前传出的嗡嗡声此时变成长达一分钟的“尖声喊叫”，随后一切都安静下来。“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军官，走过去站在门前，门上有一个窥视孔，他朝里面看了看，检查是否一切正常，里面的人是不是都死了。”屠杀的整个过程在格伦宁眼前展露无疑，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就好像你看见两辆货车在高速公路上相撞。你问自己：‘必须这样吗？有这个必要吗？’当然，之前提到过的那种想法会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会说：‘是的，这是一场战争，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随后，格伦宁还目睹了焚尸的过程。“有个同事说：‘跟我来，我带你看看。’我实在太震惊了，只能远远站着，离火堆大概70米远的地方。火焰熊熊燃烧。那边的卡波后来向我描述了焚烧的细节。真是太恶心了，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他还拿那些被烧的尸体取乐，因为尸体着火后，显然肺里面或其他地方产生了气体，一个个仿佛都跳了起来，男性生殖器会突然勃起，这让他觉得特别好笑。”见过毒气装置和尸体焚烧坑后，奥斯卡·格伦宁在奥斯维辛创造的舒适生活瞬间蒙上了阴影，他再次找到他的上级倾诉。那个党卫队少尉“是个奥地利人，总的来说是个坦率的家伙”。“他听我说完，然后说：‘亲爱的格伦宁，你反对它有什么好处？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的义务就是接受它——甚至不带任何思考。’”格伦宁反复琢磨上级的话，之后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他曾宣誓效忠，也认为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并且他知道，在集中营里可以通过自己的调适，避免再看见最恐怖的景象。他留了下来。

作为党卫队系统里的普通士兵，奥斯卡·格伦宁与他的同事舒适地生活在营房里，而军官们的生活还要惬意。很多人能和家人待在一起，他们住在奥斯维辛小镇中心被征用的房子里，或住在索拉河畔紧邻主营地的地方。如果当初加入的是作战部队，他们的生活水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远远赶不上现在奥斯维辛所拥有的一切。这些军官过着征服者的生活，而作为征服者，他们需要佣人帮他们做饭、打扫、照顾孩子，但问题来了：在纳粹的种族理论中，犹太人和波兰人相较于德国人过于低劣，远非仆人的理想人选，没有资格介入他们舒适的私人生活；而且他们可能会利用在集中营铁丝网之外（虽然还在有守卫值守的奥斯维辛利益区内）工作的便利试图逃跑，或者更可怕地，攻击他们所服侍的德国家庭。

一向别出心裁的纳粹分子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打算雇佣一群特殊的犯人，这些人大都是德国人，并且可以确定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他们的主人或尝试逃跑。耶和华见证人在德国以“圣经信徒”（Bible Students）闻名，1933年这个组织宣布，总的来说他们不反对纳粹的国家政策，且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同样反犹太人、反共产主义者（尽管不像纳粹这样赤裸裸）。直到作为和平主义者的这些人拒绝服役，问题才严重起来，他们都被关进了集中营。

奥斯维辛关押了几百名德国耶和华见证人，埃尔泽·阿布特 [38] 便是其中之一。她于1914年出生于但泽一个信奉路德教的家庭，后来经朋友介绍有了新的信仰。她与另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结了婚，1939年产下一女，此后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期间，她的丈夫拒绝用自己的工程师专长为纳粹提供帮助，于是他们的麻烦来了。她的丈夫锒铛入狱，她因还在哺乳暂时躲过牢狱之灾。然而，等女儿两岁半，盖世太保找上了门。那一幕令人心碎，她的小女儿一边大喊着“让我妈妈留下！让我妈妈留下！”一边抓着盖世太保军官的裤脚，但埃尔泽·阿布特还是被带走了，她的孩子留给朋友照顾。

刚抵达奥斯维辛，排在她身前的一队犹太女人引起了埃尔泽·阿布特的注意。“就我们所看到的，她们得到的待遇还不如动物。这些士兵对我们很同情，但对待犹太人却一点也不人道，这让我很吃惊。”来奥斯维辛之前，埃尔泽·阿布特几乎从未接触过犹太人。“我从来不去犹太人的商店，”她说，“当我听说母亲去他们那里买东西我还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的东西总是很贵。我从来不光顾犹太人的商店，因为他们总是抬高（定价）再打折，那些蠢货就以为自己只付了一半的钱。这是真的，我在但泽看到过，他们确实用某种方法改变价格。这是我个人观点。但我没有和犹太人过不去。在集中营，有一次我病了，一个犹太女人走过来想帮我洗外套。她想做好事。”

在奥斯维辛，埃尔泽·阿布特被告知，只要她放弃自己的信仰，马上就可以获得释放。也就是说，耶和华见证人是集中营里唯一一群只需签署声明便可以获得自由的犯人。但大部分人都拒绝。包括埃尔泽·阿布特在内，对他们来说奥斯维辛是一个考验：“我在《圣经》里读到过亚伯拉罕的故事。他被要求牺牲自己的儿子，《圣经》里说他愿意这样做。然后我们的创始人耶和华见他愿意，就阻止了他。他只不过是想考验他的信仰。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就这样，这群来自德国的耶和华见证人成了奥斯维辛党卫队军官的完美仆从，远远胜过第二备选波兰人。只有他们忙不过来时，纳粹军官才会用到波兰人。埃尔泽·阿布特在一位党卫队高官家中工作，服侍他和他的妻女。她负责打扫房间、为他们做饭，还要照顾他们的小女儿。她的态度是：“ （把她关在奥斯维辛）不是孩子的错，也不是他妻子的错。”她尽职尽责、充满热情，在小女孩生病期间全心全意地看护她，因此获得了孩子父母的感激。

于是，耶和华见证人会成为鲁道夫·霍斯最偏爱的犯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从不惹麻烦，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霍斯最早接触到大量耶和华见证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当时他们拒绝参军。霍斯曾记录了信仰赋予他们的巨大力量，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霍斯说，当这些人因为拒绝服从集中营的规矩而遭到鞭打时，他们不但没有求饶，反而要求更多的鞭打，好让他们能够为他们的信仰承受更多的苦难。霍斯还目睹了特别行动队枪毙两个见证人的过程，他惊讶地发现，在生命走向终点时，他们竟然双手高举伸向天空，脸上带着幸福的表情。这让霍斯联想到早期基督教殉道者的就义情景。

耶和华见证人的行为不仅对霍斯产生巨大冲击，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上级。“在好几个场合，”霍斯写道，“希姆莱和艾克都把耶和华见证人狂热的信仰用作例子。党卫队的民族社会主义理想以及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必须像见证人对耶和华的信仰那样强烈和坚定。只有当所有党卫队成员都有如此热烈和坚定的信仰，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39]

在奥斯维辛，霍斯和他的妻子在家里雇佣了两名耶和华见证人，并且深深感动于自己的孩子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无微不至的照料。霍斯说许多见证人都是“特别美好的人”。 [40] 重要的是，霍斯还写道，他相信见证人也认为灭绝犹太人是“正确的”，因为导致耶稣被害的正是犹太人的祖先。这种观点遭到了埃尔泽·阿布特的否认。她认为党卫队屠杀犹太人的做法是错误的，是在为“魔鬼”服务。然而，她认为她应该通过自己的“态度”证明她的信仰。这就造成了一种荒谬的局面：一方面，她忠心耿耿、几乎满腔热情地在奥斯维辛照顾党卫队军官的女儿；但另一方面，纳粹却禁止她接触自己的女儿。为了说服自己接受现状，她告诉自己应该“向所有人行善”，包括党卫队成员在内。她承认，就算被安排在希特勒的家中做事，她一样会尽职地工作。而让她的心情更加纠结和复杂的是，只要她愿意，她随时可以走出集中营，回到自己的女儿身边——只要签署一份声明，放弃她的信仰就可以实现。但埃尔泽·阿布特始终没有签字：“那意味着妥协。我从未这么做。”

这个离奇的故事还有更曲折的情节：等埃尔泽·阿布特战后回到家中，她发现一直照顾自己女儿的，竟是一个放弃了信仰换得自由的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人屈指可数。“我们去拜访他和他的妻子，因为是他们抚养了我们的女儿。他哭得像个孩子，因为自己是个懦夫。”对于他对自己女儿的照料，埃尔泽·阿布特并没有特别感激：“我没有特别担心（我女儿）。总会有人帮忙的。我们不会依赖某一个人。我们的创始人会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为我们送来需要的东西。他永远在我们之中。”她的女儿后来也成了一名耶和华见证人。埃尔泽·阿布特说：“她明白我的选择并且很高兴我做到了忠诚——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对我们的创始人耶和华，因为他一直在照看我们，这是我在奥斯维辛发现的。他有能力改变所有人。那些憎恨我们的人开始思考，事实上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埃尔泽·阿布特信念坚定，但对于不具备她这种信仰的人来说，很难看出耶和华见证人的创始人是如何“照看”他的信徒的，比如霍斯所描述的那些在萨克森豪森被枪杀的人；他似乎也没有“照看”在奥斯维辛被残忍地夺去生命的波兰人、苏联战俘、病人、犹太人和不计其数的其他人。但埃尔泽·阿布特的事例中有一点引人深思，那就是，这种暴行在她那里可以毫无困难地得到解释，她会认为那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虽然无法完全领会，但必须无条件地保持忠诚。如果上帝允许这类事情发生，那一定有其原因，只不过我们尚不能想清楚原因是什么。

我们必须谨慎，当这种态度与纳粹的狂热信仰被直接和不假思索地拿来比较——如希姆莱的做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耶和华见证人认为对待他人应抱有同情心和善意，这与纳粹当然大相径庭。但是，如果把埃尔泽·阿布特证词中的“耶和华”一词替换为“希特勒”，就会发现，她的态度与霍斯这样的党卫队成员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确实惊人地相似。

1942年走向尾声，党卫队军官已在奥斯维辛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他们有自己的仆人，有一份工作，大都成功地找到了让自己远离屠杀现场的方法。大规模屠杀变成了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业操作，它不仅发生在奥斯维辛，这个时期的特雷布林卡也发生了变化。1942年9月，弗朗茨·施坦格尔接替不称职的埃贝尔成为新任指挥官，立即开始整改灭绝营。犯人的运送被叫停，遍地的尸体被运走，整个灭绝营被清理干净。施坦格尔和维尔特很快都发现了埃贝尔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毒气室的容量不足以顺利完成屠杀任务。于是，新的毒气室马上投入建设。这个砖砌的新建筑比原来的毒气室大得多，中央通道与八间独立的小毒气室相连通，且每个毒气室都可以从外部直接进入，这意味着清理里面的尸体要比原来容易得多。新毒气室可以同时容纳超过3000人，比原来的大了六倍不止。它于10月完工待用。与此同时，施坦格尔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新来的犹太人可能产生的怀疑。他命人重新粉刷了犹太人下车站台旁边的小屋，让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火车站，还竖起了候车室标示牌。他们种上一盆盆鲜花，把整个接待区域布置得尽量整洁有序。

没有人确切知道特雷布林卡这样的灭绝营在1942年到底屠杀了多少人。纳粹销毁了所有能够揭示真相的文件，不同人对这个数字的估计值相差很多。但就在几年前，有学者在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德国人发的电报，它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确切的答案。 [41] 这份电报由英国人截获并破译，里面写有截至1942年12月31日“莱因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1942年6月，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遇刺 [42] ，纳粹把在波兰展开的屠杀行动命名为“莱因哈德行动”，以向他表示“敬意”）中几个灭绝营的屠杀人数。

德国人的电报显示，特雷布林卡、贝尔赛克、索比堡和马伊达内克（Majdanek，卢布林地区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灭绝营）到目前为止共屠杀了1 274 166人，这个数字又被进一步细化为：马伊达内克24 733人，索比堡101 370人，贝尔赛克434 508人。在这则被截获的电报中，特雷布林卡的死亡人数被写成了71 355，但这显然是一个笔误，因为要凑足1 274 166这个总数，特雷布林卡的屠杀人数应该是713 555。于是，特雷布林卡成为1942年纳粹统治下最大的屠杀中心，奥斯维辛远远落后。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1] 引自Ulrich 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及对法国犹太人的驱逐”（The German Military Command in Paris and the Deportation of the French Jews），见《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灭绝政策》（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 Berghahn Books 2000），第139页。可通过阅读此篇文章中的开拓性研究，了解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讨论和分析。

[2] Wolodymyr Kosyk，《第三帝国与乌克兰》（The Third Reich and Ukraine , Peter Lang 1993），第621页。

[3] Timothy Patrick Mulligan，《政治幻想与帝国》（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and Empire , Preager 1988），第139页。

[4] 引自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第140页。

[5] 引自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第142页。

[6] 数字引自Susan Zuccotti，《大屠杀，法国人与犹太人》（The Holocaust, the French and the Jews , Basic Books 1993），第89页。

[7] 引自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第152页，司法部长Balz对会议的回忆。

[8] 引自Serge Klarsfeld，《大屠杀中的法国儿童》（French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第34页。

[9] 引自Zuccotti，《大屠杀》，第99页。

[10] 引自Zuccotti，《大屠杀》，第99页。

[11] Klarsfeld，《法国儿童》，第35页。

[12] BBC访谈。

[13] BBC访谈。

[14] 引自Klarsfeld，《法国儿童》，第45页。

[15] 引自Klarsfeld，《法国儿童》，第45页。

[16] 引自Klarsfeld，《法国儿童》，第45页。

[17] BBC访谈。

[18] BBC访谈。

[19] BBC访谈。

[20] Aleksander Lasik，“党卫队的历史学-社会学侧写”（Historical-sociological Profile of the SS ），见Yisreal Gutman和Michael Berenbaum编著， 《奥斯维辛灭绝营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278页。

[21] 这些数字引自Lasik，“党卫队的历史学—社会学侧写”。

[22] 引自Frederick Cohen，《1940—1945年德国占领时期海峡群岛的犹太人》（The Jews in the Channel Islands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1940 —1945 , Jersey Heritage Trust 2000），第26页。

[23] 引自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34页。

[24] BBC访谈。

[25] 引自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52页。

[26] 完整名单见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52页。

[27] 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

[28] 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92页。

[29] BBC访谈。

[30] BBC访谈。

[31] “Muselmann”是“Muslim”的德语拼法，指那些因饥饿而虚弱不堪、将不久于世的犯人。有人认为之所以有这种称呼，是因为这些犯人弓着身体的样子很像穆斯林在做祷告。

[32] 欲了解围绕雅斯特尔的去世展开的争论，参见Henryk Swiebocki，“逃离集中营”（Escapes from the Camp），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四卷，第199页，脚注532。

[33] 引自Yitzhak 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莱因哈德行动中的灭绝营》（Belzec, Sobibor, Treblinka – the Operation Reinhard Death Camps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87页。

[34] 引自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第84页。

[35] BBC访谈。

[36] 数字引自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第87页。

[37] 后文的日期基于Samuel Igiel的报告，见《我记得每一天……普热梅希尔犹太人的命运》（I Remember Every Day ... The Fates of the Jews of Przemysl , Remembrance and Reconciliation Inc., Ann Arbor 2002)，第237—240页。

[38] BBC访谈。

[39]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91页。

[40] 霍斯，《指挥官》，第136页。

[41] 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HW 16/10。

[42] 编按：原书有误，海德里希是5月27日遇刺，6月4日去世。

第四章

腐败

对于奥斯维辛、对于纳粹的“最终解决”，1943年都是转折性的一年。1941年，大部分杀戮是由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占领区进行的；1942年，莱因哈德行动下的灭绝营在大规模屠杀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到了1943年，也就是奥斯维辛投入使用三年之后，终于轮到奥斯维辛成为主角。与这段历史上大部分事件一样，这个转变背后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

1943年初，希姆莱到访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亲自视察他手下的杀人工作。截至当时，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已经屠杀了165万人（占这些灭绝营死亡总人数170万的97%）。 [1] 由于杀戮如此“成功”，2月16日，希姆莱下令清空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他认为那里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4月，一件在纳粹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发起了反抗。纳粹首次面临来自犹太人有组织成规模的武装抵抗，而冲突就发生在一个毫无遮蔽和防护的地方：波兰首都的中心地带。 [2]

华沙隔离区是纳粹所建最大的犹太人隔离区。1942年夏天在这里进行的最早几次驱逐行动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大约有30万犹太人被送往特雷布林卡，隔离区只剩下约6万人。在明白纳粹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犹太人战斗组织”（Ż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这个组织于1942年7月在隔离区内成立，它与“犹太人军事联盟”（Żydowski Związek Wojskowy）共同决定对接下来的驱逐行动做出反抗。

1943年1月，纳粹清空隔离区的行动遭到一定程度的抵抗，但还是有几千名犹太人被带走。犹太领导层以为是他们的反抗阻止了隔离区被彻底清空，但我们现在知道，纳粹在这个阶段的行动目标只是每次带走一定数量的犹太人，且这个数字始终没有超过8000。不管怎么说，反抗行动让犹太人确信，他们有能力阻止德国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对德国人彻底摧毁隔离区的行为抗击到底，他们知道离德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一天已经不会太远。

亚伦·卡尔米 [3] 当时21岁，是华沙隔离区里打算进行反抗的犹太人之一。前一年，他已经有过一次奇迹般与死神擦肩的经历，当时他和他的父亲都在一辆开往特雷布林卡的列车上，但他成功跳下了火车。“我父亲说：‘快走！如果我能救你，我就是救了全宇宙。’然后他又说：‘如果你们谁能活下来，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然后我们互相道别，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道别——一种不一样的道别，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道别。”

卡尔米和其他反抗战士找出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武器，收集在一起，构筑一个临时的防御阵地。隔离区里的其他人挖出几个地下掩体用作藏身之处。尽管准备工作如此充分，但没有人幻想能够打败德国人。“我们从没想过取得胜利，”卡尔米说，“只想争取不在他们规定的时间登上列车。如果我们能成功拖延一天，第二天我们会努力再拖一天。”

卡尔米和另外五六个同伴在一栋房子的三层就位，从那里可以眺望到隔离区的围墙。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把德国P38手枪，等待着纳粹的到来。有传言说德国人已经承诺要在4月20日之前清空隔离区，因为那天是希特勒的生日，他们要为元首献上一份生日礼物。而正是在希特勒生日当天，卡尔米的团队首次展开行动：“我们听到300名德国士兵朝我们靠近的声音，他们的样子就像正朝前线行进，比如要去斯大林格勒或别的什么地方。他们恰好在我们的正前方。”

就在那一刻，卡尔米的领队朝德国人连续扔出两枚手榴弹，这是示意卡尔米和其他队员开火的信号：“我马上用我的手枪朝经过的人群（德国人）射击。德国人大喊：‘救命！’接着就躲到一面墙的后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德国人逃跑。我们习惯了做那个从德国人身边逃跑的人。他们没想过犹太人会这样反抗。有人流血了，我没法转移我的视线。我说：‘德国人的血。’我记起父亲对我说的话：‘如果你们谁能活下来，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那个部队的（德国）指挥官开始朝他的士兵大吼：‘怎么，你们都躲起来了？离开那面墙！’他们走出来，看清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于是他们开始反击。他们的装备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有手榴弹和几把手枪。他们一开火，所有的窗户都被震碎了，到处都是烟和碎玻璃。”

由党卫队少将于尔根·施特罗普统帅的德国士兵很快意识到，他们遇到的抵抗比一开始所想象的要顽强。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化整为零，绝大部分藏在地下。隔离区的街道空空荡荡，几乎抓不到人。德国人决定采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犹太人熏出来。他们一条街挨着一条街、一个街区挨着一个街区地放火。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四周熊熊燃烧的建筑，亚伦·卡尔米和他的同伴只好撤到下水道，从地下越过了隔离区的铁丝网到达华沙的郊区。在这里，他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有保障：“两年后，80个逃进树林里的人只剩下11个。”

施特罗普提交的报告是现今研究这次隔离区起义最主要的文献。根据他的记载，56 065名犹太人最终被捕，大约7000名犹太人在起义中被击毙，而牺牲的德国士兵不到20人。这些数字显然是在弱化德国人的损失，同时夸大犹太人的死亡人数。

尽管施特罗普努力掩盖华沙隔离区爆发的事件，但他没能瞒过希姆莱。这次抗争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它是犹太人首次发动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希姆莱一定更加确信，隔离区有脱离控制的风险。在他看来，犹太人隔离区的存在是为了解决一个已成为历史的问题，“最终解决”未来的“执行”应该依靠别处，具体来说，在奥斯维辛。

1943年3月，就在华沙隔离区起义爆发前几周，奥斯维辛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比克瑙的首座焚尸场投入使用。它的建造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且计划几经改变。最初的构想是在1941年10月提出的，当时是打算用它取代主营地的旧焚尸场，但随后建造地点改到了比克瑙。1942年是策划阶段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党卫队建筑师瓦尔特·德亚科改变了焚尸场的功能：地下室的两个房间原本都要被用作停尸房，但现在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犯人们将在其中一个大房间里脱去衣服，另一间与第一间呈直角排列，将被设计为一个毒气室。装有齐克隆B的小罐子将从毒气室房顶的开口投入屋内。一层是一个大焚化场，共有五个巨大的炉子，每个炉子有三个炉门。尸体将通过小电梯从地下室的毒气室运至焚化场中。

没人知道党卫队领导层要求改造焚尸场的具体日期，但我们可以通过奥斯维辛建筑办公室下达的一系列指令来追踪其变化。例如，毒气室的门被要求加上一个“窥视孔”，并改成向外拉开，而不是原来设计的向内推开（这个改动是非常必要的，纳粹已经发现毒气发挥作用后门会被尸体堵死）。其他变化还包括舍弃运尸体的滑梯，增建更多通向地下室的楼梯，这显然是考虑到现在人们会自己走到楼下的毒气室，而不是被运进原计划中的停尸间。

最初纳粹只打算建造一座焚尸场，但既然焚尸场的功能发生转变，现在他们也决定增建类似的设施。截至1943年初夏，共有四座焚尸场/毒气室合一的建筑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建成。其中两个（2号和3号焚尸场）依据修改后的方案建造，也就是把地下室用作毒气室。在比克瑙，新来的受害者下车的地方被称为“坡道”（直到1944年春末才完全建好），这两个焚尸场距坡道不到100米。另外两个（4号和5号焚尸场）建在比克瑙的偏僻角落，与“小红房”和“小白房”中的临时毒气室相邻。这两个焚尸场的毒气室不在地下，而是与焚化炉一起都在一层。对纳粹规划者来说，这个设计是一个明显的“改进”，它意味着尸体不需要再从地下室被运到地面。4号和5号焚尸场各有一个巨大的焚化炉，每个炉子分别有八个炉门。这四个焚尸场加起来每天可以杀死约4700人，同时可以完成对尸体的处理。也就是说，如果新的屠杀设施全部启用，那么每月奥斯维辛可以杀害15万人。

奥斯维辛的焚尸场——这些砖砌的坚固建筑恰恰是纳粹“最终解决”恐怖之处的有形体现。屠杀无需再在改造的农舍中进行，而是在类似工厂的地方、按照工业生产的方式操作。历史上，对妇女和儿童的血腥屠戮屡见不鲜，但这次完全不同：在纳粹费尽心思建造的屠杀工厂里，人类的牺牲将不见血光。在比克瑙的焚尸场，那一排排整齐的红砖房里，纳粹分子将沉着、镇静、有条不紊地夺取性命。

不过，有一个与奥斯维辛-比克瑙有关的错误认识，虽可以理解但有必要澄清。这里的焚尸场直到1943年春天才投入使用，它们并不是纳粹在“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首座固定屠杀设施。在前一年，莱因哈德行动中的灭绝营已经使用过毒气室，虽然要简陋得多。1942年12月，特雷布林卡的旧毒气室已经被一个更坚固、更宽敞的毒气室取代。此外，奥斯维辛焚尸场投入使用时，屠杀的高峰早已过去。1942年，约有270万犹太人被害（约20万死在奥斯维辛，165万死在莱因哈德行动的灭绝营，85万死在东线特别行动队的枪口下），而1943年被害犹太人数量最多50万，其中约半数死在奥斯维辛。

尽管如此，奥斯维辛在纳粹统治内还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年来，纳粹分子中一直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犹太人应该为帝国工作，另一派认为犹太人都应该被杀死。在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上，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提出让犹太人从事繁重的劳动直至累死，由此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态度结合在一起。但在实际情况中，这两种政策常常无法调和，尤其是在希姆莱下令杀死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之后。正如巴特尔中尉在普热梅希尔所见到的，能够工作的犹太人仍被送往贝尔赛克处死。

到了1943年春天，希姆莱等人发现，在纳粹帝国内部，显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工作和屠杀这两个目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地方就是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焚尸场/毒气室将作为一个大型半工业化集合体的中枢，拥有数量众多的子营地。经过筛选，犹太人首先会被送到附近的子营地强制劳动，经过数个月的虐待和压榨之后，当他们被认为不再适合工作时，就会被送到几英里之外的奥斯维辛-比克瑙灭绝。

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奥斯维辛都完美地符合希姆莱的设想。希姆莱希望系统内部能够有一些灵活度，可以根据对劳动力的需求随时改变“适合工作”的定义。而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在华沙事件发生之后，他意识到党卫队可以较有把握地确保奥斯维辛内部的秩序，这在隔离区是无法实现的。

最终共建成了28座奥斯维辛子营地，它们分布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大大小小的工厂附近，从戈莱舒芙（Goleszów）的水泥厂到“和谐之屋”（Eintrachthütte）的军工厂，上西里西亚能源供应股份公司（Energieversorgung Oberschlesien AG）的发电厂，以及IG法本公司的丁钠橡胶工厂。 [4] 体量庞大的莫洛维茨（Monowitz）营区便是为了丁钠橡胶工厂的需要而建，约1万名奥斯维辛的囚犯（包括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他在战后写就了一系列解读纳粹体制残酷特性的著作）在此关押。截至1944年，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各工厂做苦役的犯人超过4万人。 [5] 据估计，奥斯维辛为了满足私利强迫犯人劳动的做法，最终为纳粹德国创造了约3000万马克的纯利润。 [6]

这些子营地的生活条件与奥斯维辛主营地及比克瑙一样恶劣。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建在矿坑旁边的福尔斯滕格鲁伯（Fürstengrube）。本雅明·雅各布斯 [7] 于1943年初秋便被送到那里。通常情况下，这无异于被判了死刑，因为在奥斯维辛矿坑工作的犯人一般只能活几个星期，但雅各布斯掌握的一门特殊手艺救了他。作为牙医，他的经历充分说明纳粹如何竭尽全力地剥削犹太人，无论是死是活。

雅各布斯先是给犯人看牙，后来又为营地里的纳粹军官服务：“我负责给集中营里的党卫队士兵、高级官员还有医生等人看牙。他们都会给我一些好处。当他们来到我这儿，想找个牙医的时候，都很友善。他们一般会给我带一些面包或伏特加，但不会亲手交给我，只会‘不小心’落在椅子上。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得到更好的食物……我想我在别人眼里是受到特别待遇的人。我觉得很自豪。你会觉得你的地位更高，待遇也更好。” 本雅明·雅各布斯“唯一一次后悔”在工作营里当牙医，是他被派去从死人嘴里撬金牙的时候。他不得不走进堆满犯人尸体的房间，他们不是上工时被击毙就是累死在矿井里。雅各布斯发现“这些尸体看起来扭曲变形”，而他“做的事是他从未曾想过自己会干的”。他不得不跪在尸体旁边，“用工具使劲撬开犯人的嘴”，把上下颌分开，在此过程中尸体的嘴巴会发出“咔咔的声音”。等到犯人的嘴被撑开固定后，雅各布斯再把金牙取下来：“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我那个时候很麻木。我想活下去。虽然这种生活不怎么合意，但你还是想努力活着。”

从死人嘴里取出的金牙会被熔掉，以便再加工成珠宝首饰，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纳粹建造整个奥斯维辛集合体背后的理念，那就是犯人拥有的任何物品都不应浪费，无论是多么私密的东西。在奥斯维辛主营地和比克瑙被称为“加拿大”的区域，这种态度更为直观。1943年，19岁的琳达·布雷德 [8] 开始在“加拿大”工作。一年前她来到这里，属于斯洛伐克最早一批驱往奥斯维辛的犹太女人。一开始她被分到室外劳役，条件极为艰苦，后来被选去整理和分拣没收来的物品。“事实上，在‘加拿大’的工作救了我的命，因为我们能弄到吃的，还有水，可以在那里洗澡。”比起本雅明·雅各布斯，琳达·布雷德被迫要做的或许没那么可怕，但本质是一样的，即确保纳粹从他们的受害者身上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死人的遗物都存放在奥斯维辛。除了叠衣服，我们还要搜查贵重物品，无论是内衣裤还是别的什么，每一件都不放过。我们经常会找到很多钻石、金子、硬币、美元，还有欧洲各国的货币。发现的东西都必须放到营房中间一个顶上只开一条缝的大木箱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财宝和衣服，只有我们——600个在那里工作的女孩。”

奥斯维辛当局有明确规定（事实上这也是党卫队在整个纳粹体制下所贯彻的做法）：囚犯拥有的所有贵重物品都属于帝国财产。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拿大”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无论是对在那里工作的犯人还是党卫队看守。因此，从“加拿大”顺手牵羊的事时有发生。“我们经常偷拿衣服，”琳达·布雷德说，“还偷鞋子、内裤、内衣。我们上缴的衣服都是自己不需要的。”由于还能找到藏在行李中的食物，布雷德等在“加拿大”工作的人几乎比奥斯维辛其他所有犹太囚犯都吃得更好。“是的，我们会吃。对我们来说那是救命的食物。就连动物在饿了的时候都会吃掉同类……我们想活着。我们想活下去。我们应该把吃的扔了吗？我们没有杀人，只不过是吃他们的食物。那时他们早都死了……有吃的，有水，有足够的睡眠，这就是我们在乎的事。在‘加拿大’，这些要求都能满足。”

而党卫队成员从“加拿大”获得的私利要大得多，这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德国人的钱越攒越多，”布雷德说，“但留给我们的只有死亡……（党卫队）所有人都在偷。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一样什么都有。”鲁道夫·霍斯曾经承认，“犹太人随身的财物给集中营造成了无法回避的难题”，因为他手下的党卫队成员“有时不够坚定，不能抵挡那些触手可及的贵重物品带给他们的诱惑”。 [9] 奥斯卡·格伦宁证实了他指挥官的观点：“确实有（偷盗的）机会。因为如果一大堆东西都堆在一起，那你很容易就能偷走一些，给自己捞到便宜，而在奥斯维辛这种情况很常见。”由于他在经济部门工作，因此他知道，从犯人下车把行李存放在坡道处开始，经“加拿大”完成分拣，再到装满贵重物品的木箱被运到他的办公室，整个过程有“不少人经手”这些贵重物品。“可以肯定很多东西去了它们不该去的地方。”

出人意料的是，奥斯维辛当局对党卫队的监管“相当宽松”，这点格伦宁有证实。他承认营地里党卫队偷盗成风，他自己也经常参与这种腐败行为，偷拿他经手的现金，以便从奥斯维辛日渐繁盛的黑市上囤货。例如，他厌烦了每次从营地的军械库领左轮手枪，下班以后再还回去，因此他找到“有关系的人”，对他说：“兄弟，我需要一把配有子弹的枪。”大家都知道格伦宁是“美元之王”，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清点和整理掠夺来的钱，于是他们协定以30美元成交。对格伦宁来说，从他每天经手的货币中偷取这个数量易如反掌。他交出钱，拿到了手枪。

在奥斯维辛，每周都有数千起与格伦宁的所作所为类似的非法交易。大量的财富流入营地，相应的监管却少之又少，偷盗的机会俯拾即是，因此，很难想像有哪个党卫队成员没参与过此种勾当。从想要一台新收音机的普通士兵，到倒卖珠宝赃物的军官，集中营的腐败现象日益泛滥。

1943年10月，希姆莱在他著名的“波兹南演说”中提到了极其敏感的党卫队腐败问题，当时在场的听众包括50名党卫队高级官员。“我要坦率地跟你们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希姆莱说，“这件事在咱们之间说说无妨，但绝不可以在公开场合说起……我指的是对犹太人的驱逐，对犹太民族的灭绝。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当100具、500具、1000具尸体堆在一起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败给人类的弱点……我们保持了体面，这让我们坚强。这是我们历史上光荣的一页，它过去从未发生，将来也永远不会被超越。我们夺走他们（犹太人）的财富，并且……我曾经下过一道严格的命令，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波尔负责执行，那就是我们要把所有这些财富都上交给帝国，交给国家。我们自己什么也不要。我们有道德权力，也对我们的人民负有义务，来毁灭那些想要毁灭我们的人。我们是出于对人民的爱去完成这个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性格都没有因此受损。”

就这样，希姆莱用“为了帝国的利益”来证明屠杀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却将获取私利定义为一项罪行，在两者之间划下一道清楚的界线。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维护党卫队“坚定”、“清廉”的形象。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把两者区分开来。他在两年前曾亲眼目睹近距离射杀犹太人给行动队成员带来的心理伤害。他也注意到通过使用毒气室，具体的实施得到改进，可以避免给行刑者造成情感创伤。此刻，他有意区分道德高尚、意志坚定的帝国捍卫者和品行不端、谋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者，来为他的下属提供思想上的慰藉。为了让他们不会感到内疚，甚或“原谅”那个参与“最终解决”的自己，希姆莱意识到，在向这些屠杀妇女儿童的党卫队成员描述他们的任务时，必须强调他们依然可以拥有荣誉和体面，而他的方法就是提醒这些人，他们没有从这些杀戮中获利。

当然，这完全是个谎言，不仅因为它明显与事实不符——奥斯维辛的党卫队成员普遍参与到腐败与偷盗当中——而且从本质上来说，它也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纳粹在“最终解决”中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的“光荣屠杀”根本就是纯粹野蛮的暴行。奥斯维辛党卫队医生的所作所为便是最好的证明。从坡道的筛选到对选定犯人的加害，这些医学专家参与了屠杀的每一个环节。齐克隆B由一辆画有红十字标志的假救护车运到毒气室，这恰好象征了医生的作用。比起其他手染鲜血的纳粹分子，这些奥斯维辛医生作为全程参与的共犯所面临的困境更严峻，最好用一个问题来概括：如何在参与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同时，还能相信自己的行为符合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的精神，即所有医生都该救死扶伤？

要想了解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知道，这些纳粹医生并不是到了奥斯维辛后才突然得知，屠杀需要专业医务人员的介入。从1933年纳粹上台那一刻起，纳粹领导人就一直在宣扬特定“种族”、甚至是特定人群比其他人更“不配”生存。这种观念的首次实践，是20世纪30年代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进行的强制绝育，当时约有30万德国人被迫接受了绝育手术。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莱因哈德行动里的灭绝营工作人员，有很多曾参与过纳粹在1939年秋进行的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灭绝营的创建者，如维尔特和施坦格尔等，都是以协助杀害残疾人为起点开展他们日后的大屠杀事业。值得一提的是，在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负责筛选的是医生而不是警察，这种做法在奥斯维辛得到延续。在大屠杀之前，纳粹就已经把除掉所谓“没有生存价值的人”上升为医学从业者的首要职责，因此医生成为杀戮者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正是出于这种扭曲的逻辑，埃贝尔博士作为医学从业者能当上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指挥官，这在纳粹眼中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等埃贝尔到特雷布林卡就任的时候，“没有生存价值的人”显然已经从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扩大到犹太人。为了证明屠犹的正当性，党卫队医生借用了纳粹早期政治宣传中的谎言，即犹太人会对整个国家产生腐化影响。“我是一名医生，”一位名叫弗里茨·克莱因的纳粹医生说，“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如果一个病人的阑尾坏死了，我会把它切除。犹太人就是人类坏死的阑尾。” [10]

因此，在纳粹最纯正的观点中，奥斯维辛和其他灭绝营所做的不过是维护健康，也就是协助除掉那些对国家发展造成负担或构成威胁的人。基于这种观点，奥斯维辛早期处决不适合工作的犯人时，有时会在10号楼、也就是医疗室进行，方法为注射苯酚。这与正常的医学伦理完全背道而驰，被送到医院的人不是接受治疗，而是被杀死。

对刚到达的犯人进行筛选的制度于1942年确立之后，纳粹医生开始在大规模屠杀进程里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奥斯维辛运转的关键就在于他们的生死筛选。筛选过程中医生的积极参与对纳粹至关重要，这有其现实和理论方面的原因。现实原因很容易理解：要一眼判断出某个人是否适合工作（每个决定只花上几秒），医生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理论方面不那么明显，意义却更重大：医生密切参与筛选过程可以给人一种感觉，即屠杀不是基于偏见随意进行的，而是有科学上的必要性；奥斯维辛不是一个随心所欲大开杀戒的刑场，而是通过慎重和冷静的行动，为国民健康做出贡献的地方。

然而，真正让奥斯维辛的医生恶名远扬的，是他们的医学实验。将犯人用作实验对象符合纳粹的一个理念：国家的敌人应该被用来为帝国提供“服务”，如果不能作为帝国的劳动力，那就把生命贡献给对“医学知识”的探索。对于那些想要投身科研、又不想被人道主义精神或同情心羁绊的医生来说，奥斯维辛是绝无仅有的实验室。克劳贝格博士和舒曼博士都在奥斯维辛对绝育展开过“医学研究”，后者在这之前就有过相关经验：他作为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的医生，曾在宗嫩斯坦工作过，那里在1941年7月就处决过奥斯维辛的犹太人。

西尔维娅·韦塞勒 [11] 是最早那批从斯洛伐克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女犯之一，她被迫为克劳贝格和舒曼工作，在主营地10号楼担任护士。很多实验便是在此进行。“我被告知，这栋楼里储有X光机——它们体积不小，都带着大大的圆管——的地方，是舒曼博士在此进行绝育实验；克劳贝格博士在另一处，他采用化学手段，把化学物质注射到妇女的子宫和卵巢里，让它们都粘在一起。这些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成功绝育所需要的剂量。”

希姆莱对奥斯维辛这些绝育实验特别感兴趣。绝育是纳粹为应对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而想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早在毒气室出现之前就被提出。在万湖会议上，有人提议对混血的德国犹太人进行绝育而不是驱逐。虽然有克劳贝格博士这样的医学领军人物投身研究，但希姆莱至今仍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种便宜、高效的绝育技术。

这些实验令人痛苦不堪，西尔维娅·韦塞勒照料那些被当作实验对象的妇女，“尽量避免感情的触动，最好就是什么都不想。他们要研究X射线对人类小肠的影响。简直太可怕了。这些女人一直在吐，特别恐怖。”X射线除了被用来绝育之外，还被用来检查子宫注射化学物质后的变化：“女人们躺在X光机的平台上，摆出做妇科检查的姿势。她们张开双腿，医生就撑开宫口，往她们的子宫里注射东西。他从操作台那里可以看到注射得对不对。我的工作就是在每次检查和注射之后打开X射线，看那些女人是否绝育成功，她们的卵巢是不是粘在一起了……对他们来说，我们根本不是人。我们是畜生。你懂不懂？我们只不过是数字和做实验用的动物。”

在10号楼，西尔维娅·韦塞勒自己也没有逃过克劳贝格博士的魔爪。“我病了。他们就在我身上做实验……不幸的是，战后我结了婚，虽然接受过那些实验，但我还是怀上了孩子。我不得不做了一个极其痛苦的人流手术。医生对我说：‘一次就够了！你不可以再怀孕！’”

在10号楼以医学研究的名义虐待女犯的，不仅有进行绝育实验的舒曼和克劳贝格，还有对宫颈功能进行“研究”的奥斯维辛总医务官，维尔茨博士。此外，在主营地的28号楼那里，进行以男性犯人为对象的医学实验，其中之一是把各种有毒物质涂在犯人的皮肤上，以便模拟想逃兵役的人可能会用到的伎俩。

奥斯维辛的囚犯甚至像小白鼠一样，被“卖给”隶属于IG法本公司的拜耳（Bayer）来测试新药。拜耳公司在给奥斯维辛当局的一封信中写道：“150个女人抵达时状态良好，然而我们没能得出结论，因为她们在实验过程中都死了。真诚请求你们能再提供相同数量的妇女，我们将支付相同的费用。” [12] 这些因测试一种还在实验阶段的麻醉剂而死去的女人，拜耳公司支付的价码是每人170马克。

尽管克劳贝格、舒曼、维尔特以及拜耳公司都给奥斯维辛的犯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但一提到奥斯维辛的医学实验，人们马上联想到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一个相貌堂堂、曾获得铁十字勋章的退伍军人。1943年3月，32岁的他被派到奥斯维辛。这就是约瑟夫·门格勒博士。他几乎成了奥斯维辛的代名词，无人能出其右。这来自人物角色和环境两方面的原因：从角色上说，门格勒充分享有奥斯维辛所赋予他的权力，以及这里提供的进行冷血实验的机会。从环境上来说，他到达营地时正逢比克瑙的焚尸场完工，奥斯维辛即将进入它最具杀伤力的阶段。

许多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犯人都谈到过门格勒分裂的性格。当他身着党卫队制服、衣冠楚楚地站在犯人面前时，他时而面带微笑，显得非常有魅力，时而又残忍得无以复加。曾有人目睹他在坡道枪杀一对母子，就因为他们给他添了麻烦，但也有人回忆起门格勒时说，他总是很客气地对他们说话。薇拉·亚历山大 [13] ，一个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犯人，近距离见证了门格勒的这种双重性格。她曾担任一个分区的卡波，其中有不少吉卜赛和波兰儿童，“门格勒每天都到营地来，还会带巧克力……我大声斥责孩子们的时候，他们经常回嘴说：‘我们要告诉叔叔你是坏人。’门格勒就是那个‘好叔叔’”。当然，门格勒这样做是有原因的，这些孩子对他来说不过是实验的原材料罢了。在拜访过他们的“好叔叔”后，回到营地的孩子们痛楚哀嚎的程度，薇拉·亚历山大可是历历在目。

门格勒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是双胞胎研究——他过去的专业可是“遗传生物学”。按照营地里流传的说法，他一直想弄明白双胞胎或多胞胎诞生的具体条件，以便进一步研究，好让德意志帝国的妇女能在更短时间内生出更多的孩子。但更可能驱动他的，是去了解基因遗传在人的发育和行为中起到的作用，这也是令许多纳粹科学家着迷的课题。

埃娃·莫泽斯·科尔 [14] 1944年的时候10岁，她和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引起了门格勒的注意：“门格勒每天点名之后都会过来，他想看看他有多少小白鼠。每周有三次，他们把我两个胳膊绑紧，限制血液流动，然后从我的左胳膊抽出很多很多血。有时抽到我们晕过去。就在抽血的同时，他们往我的右胳膊注射至少五管东西，有一次注射结束后我病得特别厉害，第二天早上门格勒博士和其他四个医生一起来了，他看了看我的体温记录，挖苦地笑了起来，说：‘太可惜了，她还这么年轻。她只能再活两个星期。’我有时清醒有时迷糊，在半清醒状态下我一直对自己说：‘我必须活下来。我必须活下来。’他们在等着我死。如果我死了，我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就会立即被送进门格勒的实验室，心脏被扎上一针，然后门格勒就可以做配对尸体解剖。”

正如米克洛斯·尼斯利 [15] 所评论——作为集中营的医生，他曾近距离观察过门格勒：“这个现象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两兄弟如果同时死去，就可以对两人同时做尸体解剖。在正常情况下，你能找到在同一个地点同时去世的双胞胎兄弟吗？”

埃娃·莫泽斯·科尔最后成功退了烧，不仅让自己活了下来，也救了她双胞胎姐妹的命。“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很坚强？’我说：‘我没有选择。如果我不能战胜它，就只有死路一条。’”这并不单纯是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门格勒在奥斯维辛可以对犯人为所欲为。他所谓的“医学实验”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没有限制。嗜虐成性的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对犯人进行无尽的折磨和肆意的杀害。他的实验对象不仅有双胞胎，还包括侏儒和患有走马疳（noma，即面部出现坏疽的一种疾病）的犯人，这些人在比克瑙关押吉卜赛人的营地里有很多，因为那里的条件非常恶劣。然而问题在于，三个也好三十个也罢，门格勒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各种研究领域表示兴趣。在他到达奥斯维辛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变成虐待狂。据说他在东线作战时表现得十分英勇，还从一辆正在开炮的坦克前救下两名士兵，而再之前，他从法兰克福大学毕业后从事医学工作，过着相对平凡的生活。是奥斯维辛的环境造就了世人所知的那个门格勒。这又一次证明，很难预测在特殊的环境中，谁会变成一个丧失人性的怪物。

从很多方面来看，门格勒都是奥斯维辛纳粹军官的典型。他在任何场合的衣着打扮都堪称完美，对犯人有着非常彻底的蔑视态度，与他们建立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都会让他极其厌恶，性接触在他眼里更是不可想象——最后这点与纳粹的理念完全契合。在纳粹的种族理论中，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会对帝国公民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因此党卫队成员与集中营犯人之间的性关系是被明令禁止的，这种行为可以构成德国人的“种族罪”。事实上，纳粹所犯下的“最终解决”暴行与20世纪战争时期发生的其他许多罪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纳粹公开禁止他们的军队实施性侵。这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战争时期的许多罪行中，对“敌方”妇女的性侵是非常普遍的，包括一战时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对中国的殖民战争，以及20世纪90年代塞尔维亚意图征服波斯尼亚。从波斯尼亚的强奸营，到被卖到“闺房”（harems）的亚美尼亚女性基督徒，再到日本皇军士兵对中国妇女的轮奸，在20世纪的战争冲突中，男性性暴力事件不胜枚举。但对纳粹来说，东线的战争是一场不一样的战争。如果是在海峡群岛或法国，那么德国士兵完全有可能与当地妇女发生性关系，可东部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危险的种族。纳粹的政治宣传大肆鼓吹：帝国每一名士兵最神圣的任务之一，便是确保“德国血统的纯正性”。斯拉夫女人和犹太女人（特别是后者）是绝对不可以接触的。战前德国甚至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奥斯维辛，党卫队成员与犹太犯人之间理应不会发生性行为。屠杀犹太妇女是党卫队的神圣责任，而与她们发生关系则是犯罪。然而，正如奥斯卡·格伦宁指出的：“当对某些人的兴趣超越了对整个犹太人群体的感觉，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如果一个人每天的工作是看管20个年轻女孩，他特别喜欢其中的某一个，她正煮着咖啡，天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个时候那些东西——宣传的那些东西已经不再重要了……”如果党卫队看守负责看管的是女犯，格伦宁觉得就算见到“他们互相爱抚或接吻，又或者有强迫的性行为”，他也不会感到奇怪。

在“加拿大”工作的女性最容易成为党卫队成员背弃信念、实施强奸的对象。在奥斯维辛，绝大多数女犯都被剃成了光头，并且都营养不良、病病怏怏。与此相反，在“加拿大”工作的女犯有吃有喝，因为她们可以在整理物品时偷拿食物，还可以留着头发。此外，党卫队看守经常与“加拿大”的女犯闲谈，不光是为了监督她们的工作，也为了方便他们自己偷东西。结果，强奸在“加拿大”时有发生。琳达·布雷德对此进行了证实：“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没有自来水。‘加拿大’的指挥官（指负责的党卫队军官）让建一个淋浴室，淋浴室就在大楼后面。虽然流出来的水是冰凉的，但我还是经常在那里洗澡。有一次，一个布拉迪斯拉发的女孩正在洗澡，她很漂亮，不是那种特别瘦的人，然后一个党卫队军官走到她面前，在她洗澡的时候虐待了她。他把她强奸了。”这个军官后来被调离“加拿大”，但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罚。还有一个党卫队成员被发现与集中营里的一个犹太女犯发生了性行为，但也被从轻处罚。比克瑙被举报的军官之一格哈德·帕利奇 [16] 虽然被抓起来，但几乎可以肯定霍斯为他求了情，他仅仅是被转到一个远离比克瑙的子营地。

比克瑙还有一个区域跟“加拿大”一样，允许女犯穿自己的衣服并留着头发，这里也常发生强奸。这个地方被称为“家庭营”，是一片由篱墙围起来的独立区域，自1943年9月直到1944年7月集中营被清空，这里面一直关押着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共计约1.8万名男女老少。这些犹太人到达以后并没有经过筛选，因为纳粹打算把他们用作“宣传”目的：他们被要求给家人写明信片，谈谈这里的待遇有多好，以便破除奥斯维辛是个灭绝营的传言。与吉卜赛营不同（吉卜赛营是比克瑙除了“家庭营”以外唯一一个允许家人住在一起的营地），在家庭营，男人及男孩与女人及女孩分住在不同的营房。

露特·埃利亚斯 [17] 当时就住在女性营房。她两次目睹醉醺醺的党卫队看守来到营房，挑选女犯带走：“那些女孩都哭着回来，她们被强奸了。她们的情况很糟。”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士兵强奸犹太妇女的事实虽然令人错愕，但细想之下其实并不意外。这些女犯完全在党卫队的控制之下，党卫队确定她们迟早会被杀死，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不会暴露，再加上一点酒精的作用，意识形态就被抛到一边了。在大部分与奥斯维辛有关的传统文献中，这类罪行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样也不足为奇。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可以理解，那些曾遭党卫队蹂躏的女性都希望保持沉默。正如犯罪学家在很早以前就注意到的，与强奸有关的“黑色”数据（即被上报的侵犯事件与实际发生的侵犯事件数量之差）在所有类型的犯罪中是最高的。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队员强奸女犯的做法其实并不新奇，因为许多士兵都这样对待“敌方”女性，但以下这个事实却可以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至少有一位党卫队成员爱上了在集中营工作的犹太女性。海伦娜·斯特洛诺娃 [18] 与弗朗茨·温施的故事确实是奥斯维辛历史上最离奇的故事之一。海伦娜来自斯洛伐克，早在1942年3月就被送到了奥斯维辛。她在集中营初期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同样是在饥饿和身体虐待中挣扎。头几个月她被分到一个在户外工作的分队，负责拆建筑、搬碎石。睡在满是跳蚤的稻草堆上，她惊恐地看着身边的女犯逐渐丧失希望，一个接一个死去，而她最好的朋友是头一个放弃的。她“看了看周围的一切”，然后说：“我一分钟也不想活了。”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喊，直到党卫队把她带走，结束了她的痛苦。

与其他人一样，海伦娜也意识到，要想活下来，她必须转到一个不那么耗费体力的分队。她认识的一个斯洛伐克女友当时已经在“加拿大”工作，她给海伦娜提了一个建议：她们分区有一个女犯刚刚去世，如果海伦娜愿意裹上白色的头巾，穿上从那个女人身上脱下来的条纹囚服，那她第二天就可以加入她们，混进整理衣服的营房工作。海伦娜照她说的做了，但不幸的是，卡波看出她是“混进来的人”，并对她说，她回主营地以后将被送到“惩戒分队”。海伦娜知道这无异于死刑判决，“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想，至少我能在有屋顶的地方工作一天”。

巧的是，海伦娜在“加拿大”工作的第一天（本来也应该是最后一天）刚好是负责监督衣物整理区的一位党卫队士兵的生日，他就是弗朗茨·温施。“吃午饭的时候，”海伦娜说，“她（指卡波）问谁歌唱得好或者会朗诵，因为今天是一位党卫队队员的生日。一个希腊女孩奥尔加说她会跳舞，可以在我们叠衣服的那张大桌子上跳。我的嗓音很好听，所以卡波说：‘你真的会唱德语歌吗？’我说：‘我不会。’因为我不想在那里唱歌。但他们强迫我唱。我为温施唱歌时一直低着头，不想看见他的制服。我一边唱一边流眼泪，等我唱完，我突然听见他说：‘谢谢。’他轻声让我再唱一遍……其他女孩都说：‘唱啊！唱啊！他可能会让你留下！’于是我就又唱了一遍。那是一首我（在学校）学会的德语歌。他就这样注意到了我，我想也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爱上了我。我的命就是这样保住的，因为一首歌。”

温施要求卡波让这个唱歌如此动听的女孩第二天继续来“加拿大”工作，这个要求救了她的命。海伦娜不用被送去惩戒分队，而是正式成为“加拿大”的一员。虽然第一次见面时温施对海伦娜十分友善，但海伦娜一开始对他很“反感”。她之前就听说他可能有暴力倾向，其他犯人说他杀死过一个进行违规交易的犯人。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以及几周时间里，温施依然和善地对待海伦娜。他休假期间，还通过手下的犹太男孩给她送去几盒“小点心”。休假回来后温施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给她递纸条：“他回到我工作的营房以后，走到我身边，给我扔过来一张纸条，我不得不马上销毁，但我看见了上面的字：‘爱——我爱上了你。’我痛苦极了。我宁愿死也不愿跟一个党卫队士兵在一起。”

温施在“加拿大”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想出各种理由让海伦娜来见他。有一次，他让海伦娜来给他剪指甲。“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然后他说：‘给我剪指甲，让我看看你。’我说：‘绝对不行。我听说你杀过人，一个年轻人，就在围栏边上。’他总是说没有那回事……然后我说：‘别让我再踏进这个房间……别让我剪指甲，什么都别让我做。我不给别人剪指甲。’我转过身，说：‘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多看你一眼。’于是他朝我大喊，他突然之间就变回了党卫队队员：‘如果你敢走出那扇门，我就要你的命！’他拿出手枪威胁我。他爱我，但他的面子、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什么叫你要走了？我允许你走了吗？’我说：‘开枪打死我吧！开枪吧！我宁愿死也不想再做个两面派。’他当然没有开枪，我还是走了出去。”

随着时间流逝，海伦娜渐渐意识到，温施是个可以让她依靠的人，虽然一开始她完全无法相信这点。知道温施对她的感情后，她有一种“安全感，我想，这个人不会让任何不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感觉有一天变得更加强烈，因为那天海伦娜从一个斯洛伐克同胞那里得知，有人在集中营里见到了她的姐姐罗津卡和她的两个孩子，他们将要被送进焚尸场。当时海伦娜结束了工作，正在比克瑙的营房中休息，她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不顾宵禁离开营房，跑到焚尸场附近。没过多久温施就听说了海伦娜的举动，在焚尸场附近找到了她。温施先对其他党卫队士兵大声说，海伦娜是“我仓库里一名优秀的工人”，然后他把海伦娜摁在地上揍她，因为她违反了宵禁规定，这样其他人就不会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温施已经得知海伦娜是为了她姐姐跑到焚尸场附近，于是对她说：“赶紧告诉我你姐姐的名字，要不就来不及了。”海伦娜告诉他是“罗津卡”，并说她还带着两个小孩子。温施说“小孩在这儿活不了！”，然后就朝焚尸场跑去。

温施从焚尸场找到了罗津卡，把她拉出队列，说她是他的工人。但罗津卡的孩子死在了毒气室。温施后来帮罗津卡在“加拿大”安排了一份工作，让她留在海伦娜身边。“我姐姐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海伦娜说，“他们对她说她要工作，而她的孩子被送进了幼儿园。他们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她问我：‘孩子们去哪儿了？’我说：‘在营地另外一边，那里有个幼儿园。’她又说：‘我能去看他们吗？’我说：‘再过些日子可以。’”

海伦娜的姐姐不停地询问孩子的情况，这让海伦娜特别沮丧，“加拿大”的其他女犯看到后，终于有一天对罗津卡说：“别再纠缠了！孩子们已经不在了。看见那堆火没有？他们就在那里火化了你的孩子！”罗津卡大吃一惊，心如死灰，“不想再活下去”。是海伦娜不断的照料和关心，让她姐姐熬过了接下来的几个月。

罗津卡因孩子惨死而悲痛欲绝，但她仍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她自己活了下来，并在她妹妹的保护下活到了战后。“加拿大”的其他女犯对她们两人怀有复杂的情感。“我的姐姐还活着，但她们的姐妹却没有，”海伦娜说，“我姐姐来了，他（温施）救了她的命。这样的奇迹为什么不能发生在她们身上？她们失去了父母、兄弟、姐妹，失去了一切。就连那些曾经为我高兴的人现在也不是那么高兴了。我没法跟朋友分享我的喜悦，我怕她们。她们特别嫉妒，嫉妒我的好运气。其中一个很漂亮的女犯人对我说：‘如果温施碰见你之前先看见了我，他爱上的肯定是我。’”

在温施救了姐姐后，海伦娜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最后真的爱上了他。他不止一次（为了我）冒生命危险。”但与奥斯维辛其他一些男女不同，这对恋人之间从未发生过性行为：“犹太（男）犯人在工作时爱上了各种女人，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溜到我们叠衣服的营房中，在那里做爱。有一个人帮他们放哨，如果有党卫队士兵过来就赶紧告诉他们。我却不行，因为他（温施）是个党卫队队员。”他们两人只有眉目间的传情、匆匆说出的情话和潦草写下的字条：“他会先东张西望一番，确定没人在听才对我说：‘我爱你。’在那个地狱里，这让我感到温暖，给了我鼓励，尽管这些话只代表着一段疯狂的、永远无法实现的爱情，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太不现实了。有些时候我会忘了我是个犹太人而他不是犹太人。真的。我爱他。但这份爱太不现实了。在那个地方，什么都可能发生，无论是爱情还是死亡，但大部分是死亡。”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奥斯维辛”都知道了他们两人的感情，他们最终被人告发了。没人知道告密的是个犯人还是个党卫队看守，总之，用海伦娜的话来说，是个“卑鄙小人”。

一天，海伦娜结束了工作，正往营地走，一个卡波让她出列。她被带到了11号楼的惩戒地窖。“他们每天都把我带出去，并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告诉他们我与这个党卫队士兵之间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当场要我的命。我站在那里，坚持说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与此同时，温施也被抓了起来，与海伦娜一样，在遭到逼问时他一口咬定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经过了五天的审问后，他们两人都被释放了。海伦娜遭到了进一步的“处罚”，被要求在“加拿大”营房的一个区域独自工作，远离其他女犯。温施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他与海伦娜的关系，但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他还是继续保护着海伦娜和她的姐姐，直到奥斯维辛解放。

海伦娜与温施的故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奥斯维辛，有太多谋杀、偷盗和背叛，体现了人类最原始的残忍特质，而关于爱的故事却寥寥无几。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爱情竟可以在一个犹太女犯和一个党卫队守卫之间滋生，这实在令人不敢相信。如果这些事实被写进一本小说中，读者会认为这样的情节太不可信，但在奥斯维辛发生的太多事情都会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爱情生根发芽的过程中，环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海伦娜还留在房屋拆除分队工作，温施几乎不可能爱上她。他们没有机会密切接触，温施也没有机会保护她。而且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海伦娜根本不会有机会在温施生日那天为他唱一首德语歌，让他从此深深迷上自己。但在“加拿大”，党卫队与犹太女犯之间不但有接触，还有发展长期关系的机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加拿大”工作的女犯幸存的比例比奥斯维辛其他任何地方都高。

当然，温施与海伦娜的关系也说明，奥斯维辛的现状与希姆莱对集中营的设想之间有多大差距。按照他对“腐败”更宽泛的定义，温施的做法也可以算作腐败。1943年秋，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康拉德·摩根到达奥斯维辛，力图按照纳粹领导人的构想“治理”这个地方。摩根的到来对奥斯维辛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他不是一名普通的党卫队军官，而是党卫队后备队的一名法官，同时是国家刑事警察局的地方预审法官。集中营里的腐败行为与希姆莱在波兹南演说中宣称的“我们从他们（即犹太人）那里什么也没拿”形成巨大了反差，将摩根派到奥斯维辛，便是党卫队高层为调查这些腐败行为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之一。

奥斯卡·格伦宁和他的同事都很清楚摩根为何而来：“我猜腐败行为越来越多，他们不能再视而不见，所以他们说：‘我们要遏制它，遏制这股腐败之风。’”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摩根对比克瑙党卫队兵营进行突击搜查的具体时间。格伦宁从柏林回来后，发现“我的两个同事被关进了监狱。他们在其中一个人的柜子里发现了几支钢笔和一罐沙丁鱼，我不知道他们在另一个人的柜子里发现了什么，但那个人后来上吊自尽了。我的柜子是锁着的”。

摩根和他的同事没有打开格伦宁的柜子，他们坚持要在格伦宁本人在场时展开调查。对格伦宁来说这是莫大的幸事。柜子的正面被封条封了起来，以便看出它是否被打开过，但摩根没有预料到格伦宁及他的同伴会想出下面这个办法：“我们把柜子往前挪动，把柜子后面的板子卸掉——那个三合板很好卸。然后我们把可疑的香皂、牙膏等不该出现在里面的东西全部拿走，把板子安了回去，并用钉子钉死。接着我找到盖世太保，说：‘请问，你们在搞什么？我没法打开我的柜子。’他们说：‘好，我们需要先检查一下。’他们来到我房间，撕掉封条，打开了柜子，什么都没发现，他们拍拍我的肩膀说：‘没事了。继续保持。’”

格伦宁侥幸逃过了制裁，但摩根从其他人那里发现了大量证据，最终只能说明一个结论，那就是奥斯维辛的腐败现象泛滥成灾。“党卫队成员的行为完全不像一名军人该有的样子，”摩根后来证实道，“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群堕落的、野蛮的寄生虫。在对柜子进行搜查后，我们发现了大量黄金、珠宝、戒指以及各国的货币。有一两个柜子里甚至还藏有从刚刚被屠宰的公牛身上割下来的牛鞭，用来增强性能力。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 [19]

比起财务上的腐败，更让党卫队总部担忧的似乎是不该发生的性关系，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本人也被牵扯了进来。摩根是个不肯善罢甘休的调查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搜集对霍斯的指控。1944年10月，摩根在慕尼黑的一个监狱医院里对他最重要的证人进行了审问，这个人是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犯人，爱丽诺· 霍迪斯（Eleonore Hodys）。

霍迪斯是一名来自奥地利的政治犯，1942年3月随最早的那批女犯到达奥斯维辛。由于霍迪斯属于德意志帝国公民（Reichsdeutsche），她一到集中营就成了有特权的犯人，被选作霍斯家的佣人。1942年5月，霍斯趁妻子不在家，向霍迪斯调情并意图亲吻她。霍迪斯吓坏了，跑到洗手间躲了起来。根据霍迪斯的证言，几周后她被叫进房间，被霍斯的夫人开除。当时霍斯因骑马出了意外，正在医院养伤。可以合理地推测，霍斯夫人一定在怀疑霍迪斯与她丈夫之间有什么不正当关系。后来，霍迪斯被关了起来，但不是关在11号楼，而是关在办公楼主楼地下室的一个特殊监狱里，这个监狱主要用来关押犯有重罪的党卫队士兵，把奥斯维辛的犯人关在这里非常奇怪。当然，霍迪斯不是普通的奥斯维辛犯人，她被送到这个党卫队监狱是有原因的。

霍迪斯对摩根说：“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着了，他（指霍斯）突然出现在我的牢房里。我听见他好像在说：‘嘘！’然后他打开了手电筒，我看见了指挥官的脸。他坐在床边，靠我越来越近，想要亲我。我反抗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拘谨。我回答说，因为他是指挥官，而且是个结了婚的男人。最后他离开了。” [20] 在摩根的追问下，霍迪斯承认霍斯后来又在多个晚上来到她的牢房，“我们最后发生了关系。”为了避开守卫，霍斯并不是通过常规的路径，也就是从他楼上的办公室直接进入监狱，而是从他自己花园一个用作防空洞的地下通道来到主楼地下室。霍斯找到了通往霍迪斯牢房的秘密通道，也成功地让她顺从了自己的意愿，于是，在好几个晚上，霍斯都与她发生了性行为。霍迪斯甚至说道，有一次警报响起时，指挥官正赤身裸体地躺在她床上，之后只好藏在牢房的角落里。

霍迪斯在党卫队监狱里关了几周，之后被转到了11号楼。但她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变化：她怀孕了。她说霍斯为了自保，逼她签了一份声明，承认自己与集中营里另一名犯人偷情。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都待在11号楼，一直想让自己流产，却没有成功。等她被放回比克瑙的女犯营，才终于拿到了“一些东西”打掉胎儿。

霍迪斯对她与霍斯私通一事的讲述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她所说的一切都没有第二个证人。但摩根似乎相信了她，而摩根又是有律师背景的。此外，编造与霍斯的关系对霍迪斯几乎没有任何好处，特别是考虑到摩根审问那时她已经离开奥斯维辛。霍斯从未承认过他与霍迪斯的事，但他说起他与妻子的关系时，曾给出前后矛盾的描述。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霍斯向美国官员吉尔伯特博士承认，他的妻子得知他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后就很少与他同床了。但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对他们的夫妻关系却充满溢美之词，说她是他“梦寐以求”的女人。

摩根对霍斯与霍迪斯之间关系展开的调查没有任何结果。访问是在1944年10月进行的，当时红军正在逼近，显然奥斯维辛不会存在太久了，事实上整个纳粹国家都受到威胁。不管怎么说，摩根在前一年对集中营运作情况的初步调查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光有党卫队士兵因腐败行为被追究，而且人人闻之丧胆的11号楼其负责人马克西米利安 ·格拉布纳也被问责，因为他处决犯人事先没有从柏林方面获得相应的“许可”。这是奥斯维辛历史上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摩根无视发生在比克瑙毒气室里的屠杀——按道理这种大规模屠杀才应得到上级的“许可”，却对格拉布纳提出指控，这听起来十分荒唐。尽管如此，格拉布纳还是遭到了审讯，他的辩解是霍斯曾“准许”他通过枪决的方式“清空”11号楼。霍斯本人从未遭到任何指控，几乎可以肯定纳粹高层中有一些他的支持者在保护着他，而没有靠山的格拉布纳被送上了党卫队法庭，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后来格拉布纳在盟军的法庭上被处以死刑，这回当然不是因为他违反了党卫队的规定，而是他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

厘清摩根整个调查行动背后不同人的复杂动机并非易事。所有就此事提供证词的关键人物——霍斯、格拉布纳和摩根本人，在战后讲述这段历史时都有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格拉布纳想要证明他的行动完全是霍斯授意的，摩根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坚持不懈挖掘真相的人，霍斯则强调他心甘情愿地参与奥斯维辛灭绝行动的同时，始终遵照希姆莱声明里所说的，“什么也没拿”。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摩根调查的一系列结果背后有党卫队内部政治因素的影响，至少在免去霍斯指挥官一职这个决定上是如此。1943年秋天，霍斯的解聘被伪装成“晋升”，高层宣布要把他调至柏林集中营管理部门一个更高的职位上，但显然他并不想去，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离开留在奥斯维辛的家人，此外，马丁·鲍曼（希特勒的党内秘书，有很大权力）与希姆莱的通信表明，前者努力想帮霍斯保住工作，但希姆莱不肯让步，坚持让霍斯离开集中营。 [21]

霍斯在奥斯维辛最后的一个大动作，似乎是他做过的所有事情中最奇怪的，那就是建造一个与集中营现有环境格格不入的场所——妓院。它供被选中的犯人使用，建造地点选在了最显眼的24号楼，紧挨着主营地写有“劳动使人自由”的大门。不过，奥斯维辛并不是唯一一个有妓院的集中营，事实上，它是纳粹国家中第五个提供此类“服务”的营地。希姆莱认为，在各个集中营里建造妓院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因为如果“勤奋的”工人（除犹太人以外）能得到奖励，他们会更努力地工作。早在1941年5月，希姆莱视察了奥地利的毛特豪森-古森集中营后，便下令建造妓院（1942年夏天开始投入使用）。接着，在1943年3月，希姆莱视察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要求在那里和其他几个营地建造妓院。1943年5月，希姆莱忠诚的总管奥斯瓦尔德·波尔向各个集中营指挥官下达了相关指令。 [22]

约瑟夫·帕钦斯基 [23] 是一名来自波兰的政治犯，1943年夏天被关在24号楼。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不禁哈哈大笑，但其实这不是笑话。他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眼看着“一群木匠和砖瓦工”把营房空旷的一层改造成许多个小房间。“他们把房间漆成雅致的颜色，把床搬进去，甚至还挂上了窗帘。有一天我们收工后，注意到窗帘后面有女人的面孔。但他们不让那些女人靠窗户太近，也不让我们往里看。”

几天后，“欢愉小屋”正式迎来第一批客人，其中就包括帕钦斯基。“因为我来得比较早，我的卡波又有两张（进入‘妓院’的）票，所以他就给了我一张。我打扮了一下，然后就过去了。”帕钦斯基发现，现场的军事化管理让整个流程非常高效：每个“顾客”首先要接受党卫队医生的细致检查，如果犯人通过了这一检查，他们的手上会被盖一个戳，然后被带到位于24号楼一层的另一个房间。在这里，他们“抽签决定”每个人将进入楼上的几号房间（也就决定了分到哪个妓女），并决定他们上楼的顺序。帕钦斯基记得他抽到的是“第二个，房间号是9”。每隔十五分钟，铃声就会响起，以提醒每个妓女更换“顾客”。铃声刚一响，心急如焚的帕钦斯基就冲进了9号房间，结果看到前一位犯人正在穿裤子。但不幸的是，帕钦斯基后来“无法勃起”，因此在规定的时间里，他就坐在床上跟一个“优雅的、好看的女孩”聊天。

理夏德·达科 [24] 是另一个享受过妓院之“乐趣“的犯人。1943年，他25岁，是主营地的一名消防员。这是一份好差事，因为消防员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奥斯维辛到处走动，很方便“顺手牵羊 ”大量违禁品。此外，德国人很尊重消防员，达科认为这是因为消防员在德国本来就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奥斯维辛消防队的成员拿到很多张集中营妓院入场券，达科自然欣然前往。他与一个名叫阿琳卡的女孩共度了一段美妙时光：“我尽可能地靠近她，想抱着她。距我被抓来已经过去三年半了，这三年半里我没碰过一个女人。”根据达科的叙述，阿琳卡是个“非常好的女孩，她一点都不害羞，别人想要什么她都满足”。

这些女人接客的房间如今还在，现在被用来存放档案文件。每个房间的门上都有一个巨大的窥视孔，这着实出人意料。“他们（指党卫队）想要维持秩序”，理夏德·达科说，“以防有哪个犯人勒死里面的女孩之类的，所以他们会透过门上的洞往里看。它（同时还）满足了男人的窥视癖。很多男人喜欢看别人做爱。”党卫队监视犯人做爱过程还有其他目的，首先是杜绝“变态”的性行为（按照约瑟夫· 帕钦斯基的说法，犯人做爱时只可以采用传教士体位），此外还有防止两人之间发展出亲密关系（在有些集中营的妓院中，犯人甚至被禁止与女孩说话）。

但每天凌晨，党卫队对妓院的监管比较松弛，问题一般都出现在这个时候。达科记得一个犯人成功配了一把妓院的钥匙，以便晚上去找他最喜欢的那个女孩，但其他犯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一层的走廊上常常发生打斗。

奥斯维辛的犯人竟可以在党卫队建造的妓院里大打出手，乍听起来这让人难以相信，但它实际上说明了集中营的犯人当时已建立起明确的等级分化。正如约瑟夫·帕钦斯基所说，让犹太人进入妓院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被视为犯人中的低等人，他们受到的虐待是一些波兰或非犹太裔的德国犯人不会遭受的折磨。

纳粹知道，一群特殊犯人的态度对于集中营的顺利运转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人从事着相对有特权的工作，很多都是政治犯，在多年前就进入了集中营。一般来说，他们不需要像其他犯人那样参与频频进行、冷酷无情的筛选过程。不过，德国人想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激励这100名左右的特别犯人，因此他们建造了一所妓院，并规定凭党卫队发放的入场券才能进入，这样一来，优秀的表现可以得到奖励，未来的努力也有了更大的动力。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与集中营里泛滥的同性关系有关，约瑟夫·帕钦斯基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记得犯人里的“大人物”会选出一些男孩做他们的私人仆从，而他们之间经常发展出同性关系。因此他认为，“纳粹是想杜绝这种同性恋行为”才建造了妓院。

无疑，奥斯维辛妓院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其中最敏感的一点是“享用”妓院的犯人抱有的态度。大体上来说，他们似乎没有丝毫道德困扰。妓院里的女人大部分是从比克瑙选出来的犯人（但其他集中营的妓院则不同，里面的女犯都是从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送过去的）。她们每天被迫要与大约六个男人发生性行为。这些女犯在奥斯维辛妓院里的经历是集中营里不为人知的故事。她们的遭遇与遭到日军折磨和性虐待的韩国“慰安妇”有一定相似之处，但这些女人与其说是被同情，不如说更多是被嫉妒。理夏德·达科说：“那些女孩受到非常好的待遇。她们有好吃的，可以散步，她们只不过要做她们该做的事。”

达科这句毫无同情心的“只不过要做她们该做的事”，可以充分说明外在环境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奥斯维辛，折磨和杀戮是如此常见，乃至达科会认为妓院里的女人过的是一种“很好”的生活。当他身边有太多苦难在发生时，他从没想过“我应不应该和这些女人做爱？”相反，他想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即他已经忍受了“三年半没碰过一个女人”的生活，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终于来了。

奥斯维辛的妓院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大屠杀的否认者和其他为纳粹辩护的用妓院的存在来证明，奥斯维辛与常见史学著作所描绘的完全不同，如果再加上奥斯维辛主营地里所谓的“游泳池”，就更是如此。这个“游泳池”实际上是个蓄水池，消防员在上面搭了一个简易的跳板，不过一部分犯人显然可以在里面游泳。“奥斯维辛里有个给消防队员用的泳池，”理夏德·达科证实道，“连我都可以在里面游泳。”这成了大屠杀否认者最爱亮出的王牌。“这像个灭绝营吗？”他们说，“还有给犯人的游泳池？别开玩笑了！”然而，泳池与妓院实际上异曲同工，它们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奥斯维辛是个屠杀中心这一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它们再次证明了奥斯维辛集不同功能于一身的复杂特性。

正因为奥斯维辛各营地有着不同的等级结构和用途，大屠杀否认者才能够找出一些所谓的反例进行辩驳。奥斯维辛不同地方的差别是巨大的，一边是“游泳池”和妓院，另一边是连儿童也不放过的焚尸场。这种复杂性让奥斯维辛在1943年引起希姆莱的强烈兴趣，又在今天成为大屠杀否认者关注的焦点。

1943年，在奥斯维辛不断发展扩大的同时，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却走向衰落。这一年的秋天，波兰东部的索比堡灭绝营爆发了抵抗运动，这让希姆莱更加确信，纳粹灭绝计划的执行以后要靠奥斯维辛。很重要的一点是，抵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恰恰是因为灭绝营守卫普遍存在着腐败行为。索比堡是1942年5月展开屠杀行动的，截至1943年9月，已有25万犹太人死在这里的毒气室，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总督辖区。 托伊·布拉特便是从波兰东部一个叫伊兹比卡（Izbica）的小镇被送来的犹太人之一。关于他如何幸存下来、又在索比堡起义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的故事骇人听闻，同时也引人深思。

托伊·布拉特生活的小镇战前约有3600名犹太人，小镇居民并没有表现出公开的反犹情绪，对在这里长大的托伊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的父亲曾效力于波兰军队并在作战时负伤，他们一家人在镇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德军到达后，托伊注意到变化马上就出现了。“（波兰）村民意识到犹太人是二等公民，想对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到最后，我的邻居——那群基督徒比德国人更让我害怕，因为德国人看不出来（我是犹太人），但我的邻居知道。”

德国人对伊兹比卡犹太人的驱逐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数年时间里通过一系列“行动”进行的。纳粹通常会在拂晓时分到达，带走几个犹太人。起初是把他们用作劳动力，但自1942年春天起，犹太人便直接被送进索比堡的毒气室。在下一次“行动”以前，小镇上剩下的犹太人不太需要东躲西藏，可以相对正常地生活。1943年4月，德国人终于要驱逐小镇里所有犹太人了。托伊当时是个健康强壮的15岁男孩，他竭尽全力地想要逃跑。当他于大街小巷之间狂奔时，他看到了一位老同学雅内克，他是个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托伊大喊：“雅内克！救救我！”“没问题！”雅内克回答道，“你去我们家不远处的那个谷仓吧。”于是，托伊跑到谷仓门口，却发现门上挂着一把大锁。“我绕着谷仓走了一圈，这时一个小个子的波兰女人朝我大喊：‘快跑啊，托伊，快跑！雅内克就要来啦！’雅内克要来我为什么要跑？他会帮我打开大门。但她为什么这么慌张？我转过身，看见雅内克跟一个纳粹一起走过来，那人手上的枪正对着我。雅内克对那个纳粹说：‘这就是那个犹太人。’我说：‘雅内克，快跟他说你是开玩笑的！’雅内克说：‘他是个犹太人，把他带走吧。’他跟我道别时说的话我到现在都不愿意再复述一遍……他说：‘再见了，托伊。下次见面时你就在肥皂店的架子上了。’他就是这么跟我道别的，因为有传言说纳粹会用人体做肥皂。”托伊怔怔地站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朋友就这样出卖了他。“（我）很害怕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当你还年轻，还只有十五岁的时候……你望着绿树，望着鲜花，你想活下去。” [25]

托伊被带到了小镇的广场上，他的父母和弟弟与其他几百名犹太人已经在那里，周围都是带着枪的守卫。他们知道自己将被送向死亡，关于索比堡以及那里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传言，已经流传了好几个月。尽管如此，人们在这个美丽春日的下午三点钟登上列车的时候，都还抱有希望：“当你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有希望，希望会一直陪着你，直到最后那一刻……黑漆漆的车厢里，人们还在说：‘德国人不会杀了我们的，他们会把我们送去集中营。’”然而，列车继续前行，开过了通往特拉夫尼基（Trawniki）工作营的那个转弯，仍旧朝着索比堡的方向前进。这时，反抗的声音出现了：“我听见有人说：‘咱们应该跟他们战斗！’我还听见我父亲那个年龄的人说：‘没用的，不管怎么样都是一死。’”

几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索比堡。眼前的景象让托伊吃了一惊：“在我的想象中，索比堡是烧死人、毒死人的地方，所以肯定跟地狱一样。结果我看到的是漂亮的小房子，还看到了指挥官的别墅，别墅被漆成绿色的，还有一个小栅栏，种着花。另一边有一个平台，它被伪装成一个列车站台，那是用来骗荷兰犹太人和法国犹太人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波兰犹太人是知道的。”

这批犯人刚到就被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女人和儿童，另一组是成年男人。15岁的托伊刚好处在两组的分界线，但由于他长得结实强壮，他最终被分到了成年男人那一组：“我本来和母亲在一起，于是我跟她道别，但我当时的所作所为让我到今天还在后悔，这种悔恨大概到我死的那天也不会消失。其他人与他们的妻儿道别时挽着他们的胳膊，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对我母亲说：‘妈，你不让我喝光牛奶，（而是让我）留一些第二天喝。’语气就像在责怪她。她说：‘你现在就想对我说这个吗？’……事情的经过是，我们被送去索比堡的前一天，我很口渴，我问我妈：‘我能喝一点牛奶吗？’她说：‘可以。’然后我就开始喝，但可能喝得太多了，她说：‘托伊，留点明天再喝。’在我母亲要被送进毒气室之前，我提醒她的就是这件事。”

一般来说，索比堡等莱因哈德行动营是不会对新到的犯人进行筛选的，全部犯人一律被送进毒气室。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德国人需要从新到的犹太人当中选出少量的人在集中营里工作。托伊幸运地赶上了筛选。当他们站成一列，托伊意识到德国人可能会放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是鞋匠或裁缝：“我什么手艺都不会，但我想活命，我向上帝祈祷——到了那个时候我还在祈祷。我对着这个德国人祈祷：‘选我吧！’……我仍然认为，他在我们这群人前面来回踱步时，不知怎么感知到了我强烈的意念，我感到他正在看我，于是我心里默念：‘老天帮帮我！’接着他说：‘出列，那个小家伙！’我很幸运，那个时候他们需要人。他们选出了大概四十个人。就这样，我在索比堡又有了希望。”

托伊的父亲和其他人被带着朝毒气室走去。他们离开时，托伊朝德国人大喊：“他是个皮匠！”然而，“他们需要木匠，可能还需要裁缝，但他们不需要他。”托伊承认，在他目送着自己的父亲走向死亡时，“没有任何感觉。我现在还在想这件事。你知道吗，如果我父亲或母亲早几天去世，比如两天之前，那我会觉得痛苦万分，我会白天黑夜地哭。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在同一个小时的同一分钟，同时失去了我的父亲、母亲、我十岁的弟弟，可我却没有哭。我甚至都不会去想这件事。后来，我看了看（集中营里的）其他人，没有人哭。我在想，或许是我有什么问题。战争结束后，我碰见别的幸存者，我问他们：‘你哭了吗？’（他们回答：）‘没有，我没哭。’仿佛是本能在保护着我们，让我们感觉不到真实的感情。想想看，如果我想到‘我的爸爸，我的父亲和母亲现在都在毒气室里’，我肯定会崩溃，然后被杀死……如果我表现出任何哭过的迹象，我肯定会被杀死。”

筛选结束后不到一小时，托伊碰见了他的一位朋友尤泽克。尤泽克是跟随前一批犯人到达索比堡的，他自己的父亲在新到这批犯人之列，他没进毒气宫，因为他是个牙医。尤泽克获准跟着父亲做他的“助手”。“我们在营房后面走着，我看见有人在拉小提琴，有人在吹口琴，还有两个人在跳舞。我说：‘尤泽克，我不明白。你在一个灭绝营里，你怎么做得出那些事？怎么还能跳舞？’他说：‘托伊，我们活一天就赚一天，大家都会死的，这里就是终点。你看见那股烟了吗？你的爸爸、弟弟、妈妈都变成那股烟了。咱们也会变成那股烟的。所以有什么分别呢？难道要戴上黑纱吗？那咱们连一天都活不了！’”

从很多方面来看，托伊此时在索比堡的境况都与在奥斯维辛“加拿大”工作的犯人相似。他们都能获得食物——大部分来自被毒死的犹太人；索比堡的工人也可以留着头发，穿着日常的衣服。但与“加拿大”的工人不同的是，在索比堡工作的犯人与灭绝营里发生的屠杀有着密切的、甚至是直接的接触。

托伊·布拉特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一批荷兰犹太人到了索比堡，大概有3000个人。火车大约分成8到10个车厢，沿着一条专门的岔道开进了索比堡。一群车站分队（Bahnhof Commando）的犹太犯人打开车门，拿走大件行李。我和其他年轻人站在一起，用荷兰语大喊着让他们留下行李。女人们本来都拎着包，我们让她们都扔到一边。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她们眼睛里有种特殊的焦虑。她们害怕了。有些人不愿意留下包，德国人就用鞭子抽她们。这些人被直接带进了一个大院子里，一个被我们称为‘死亡天使’的德国人和善地对她们说话。他先是为从荷兰到这里的三天旅程道歉，然后他说她们现在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因为索比堡永远都这么美丽。他接着说：‘出于卫生的考虑，你们需要冲个澡，过一会儿你们就会接到命令离开这里。’然后人们都鼓掌欢呼：‘太好了！’她们乖乖脱光衣服，穿过了一个大约60米长的大房间，走进一间营房。我又有任务了，我会在那里等她们。接着，女人们走进来，她们身上什么都没穿。有小女孩，有少女，也有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我是个羞涩的男孩，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他们给了我一把长剪子，但我不知道要用它干什么。于是我的朋友——他已经去过好多次了，他对我说：‘剪头发，你要把头发剪得特别短。’但她们都求我留一点头发，特别是年轻女孩都在求我不要剪太多。她们不知道过不了几分钟她们就都死了。接下来她们要从营地走进毒气室，只有几步（远）。他们这招太厉害了，我敢肯定她们走进毒气室，发现喷出来的是气体不是水的时候，大概都以为出了什么故障。”

托伊·布拉特所参与的屠杀过程极其高效，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来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因此，3000人从到达车站、交出物品、脱去衣服，到全部被杀死，只需要不到两小时的时间。“等到一切工作都做完，我们把她们从毒气室抬出来准备焚烧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是个美丽的夜晚，（有）好多星星，那么安静……3000个人死了，什么都没变，星星还在原来的位置。”

荷兰犹太人到达索比堡时，对这个营地的真实用途一无所知，他们毫无反抗地被骗进了毒气室。但波兰犹太人则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相信这里只是个“卫生站”。“你怎么做得出来？”一个波兰中年妇女在托伊给她剪头发时质问他道，“他们也会杀了你的。你也会有那么一天的！”他什么也没说，但一直记着她的话，“就像一句诅咒”。“我全部的念想都在怎么活着、到底该如何活下去上面。我知道我也会死，但我现在还活着，我不想今天就死。第二天来了，我也不想那天就死。”

托伊当然明白，无论他自己多么不情愿，他都在协助纳粹管理着这个灭绝营。不难发现，剪头发、整理衣服、从火车上搬行李、打扫营地——所有这些维持索比堡正常运转的实务性工作都是由犹太人完成的。“是的，我想过这个问题，”他说，“但没人做什么。（我只有）15岁，身边都是成年人，但没有人做任何事。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们问我：‘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许多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人都同意托伊·布拉特的观点，即人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里说的并不是人会依据不同情景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套老生常谈，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都会这样做。显然，一个人在摇滚音乐会上与在葬礼上的举止是完全不同的。但托伊·布拉特指的是在极端环境下一个人的彻底改变，这不单单体现在行为上——虽然也有行为的变化，但更多是深层的性格变化。托伊等人在集中营里得出的结论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人类如同根据温度而改变的物质，就像水只有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才是水，在其他温度下会变成蒸汽或冰，人类在极其迥异的环境下也会变成不同的人。

托伊的结论最令人不安的一点是，依据我的经验，许多行凶者都符合这种情况。还记得我追问一名当年十分忠诚的纳粹党党员，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这个恐怖的政权，他有些恼羞成怒：“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是从来没有经受过考验的人到处去对那些经受考验的人品头论足！”这个观点无疑会得到托伊·布拉特的认同。

当然，这并不是说集中营里的人在性格上出现的巨大变化一定是负面的。在任何环境下都存在着不同选项，有些人做出的选择令人钦佩，托伊·布拉特便见过一例：一次，托伊被安排到一条沙土路上用耙子耙土，这条路连通着毒气室与营地外围地带。“我发现无论你怎么耙，还是有小粒的东西（留）在土里。我问朋友：‘这是什么？’他说：‘是钱。’我当时觉得很吃惊。这些人已经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被杀死，他们手上还留着这几美元或几卢布。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人生已经走到终点时，他们花时间把所有钱（撕碎），不让敌人拿（这些钱）去用。我觉得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上的英雄主义。”

要想筹划更激烈的抵抗运动，也就是对德国人的真正反击，托伊·布拉特还需要克服一种情感，他把它称为“反向的种族主义”。他第一次看到头戴钢盔、身穿漂亮制服的德国士兵时，就觉得他们是“更好的”人。“而另一方面，我看见犹太人和波兰人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到处逃窜。”这种态度正是德国人想要在被他们压迫的人中间建立的。这也是门格勒博士出现在奥斯维辛坡道上时一定会穿上他帅气的党卫队制服、把靴子擦得锃亮的原因之一。德国人想要制造出一个自证预言，即他们所打压的对象是低等人，而他们则有着优等民族的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他们想迫使敌人相信纳粹确实高人一等。

考虑到这一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直到一群不太受托伊·布拉特所说的“反向的种族主义”影响的犹太犯人——曾经的苏联红军战士到达索比堡以后，激烈的反抗行动才开始酝酿。“我们是1943年9月21号或22号到达的索比堡，”阿尔卡季·魏斯帕皮尔 [26] 说，他是一名苏联战俘，从明斯克被遣送到索比堡。“我们在上了锁的车厢里困了三天，那是一节运牲畜的车厢。三天里我们什么都没吃，也没见过光。”幸运的是，纳粹决定从这批犯人中选出一些劳工。“他们问有没有人是木匠或者建筑师，”魏斯帕皮尔说，“还问我们有没有人扛得动75公斤重的东西。”在进行筛选时，这些苏联战俘都不知道营地的真实用途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还以为这里是个劳动营。但到了晚上，一些老犯人过来跟我们说：‘你们的朋友被火化了。’这时我们才明白这是个什么营地。”

大约有80名苏联战俘被选为劳工，其中有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前红军中尉，名叫亚历山大（萨沙）·佩切尔斯基。“他是个非常英俊的人，”魏斯帕皮尔说，“长得高大魁梧。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他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命令。”佩切尔斯基马上对营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很快成为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的领军人物。在苏联战俘到达营地之前，曾有一些犯人尝试过越狱，他们通常是趁着在铁丝网之外工作的时机逃跑，但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等你终于跑进了树林以后，你还能往哪儿跑呢？”托伊·布拉特说，“基本上每天都有住在附近的农民押着犹太人回来，他们发现这些人躲在田里的某个地方。”送回犹太人可以换来“五磅白糖和一瓶伏特加”。佩切尔斯基和他的战友改变了营地里的犯人普遍持有的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他们与莱昂· 费尔德亨德勒（在苏联战俘到来之前他是索比堡一个小型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一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越狱。

到达索比堡仅两周之后，苏联战俘便开始挖掘逃跑用的地道，但没过几天地道就被水淹了，于是他们放弃了这个方案。佩切尔斯基很清楚，无论用何种方法，都不太可能让索比堡600多名犯人在同一个晚上匍匐着爬出营地而不出任何事故。他很快认识到，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越狱只能通过武装反抗来实现。佩切尔斯基还想到，犯人们最好尽早行动。几星期后就会迎来第一场降雪，到时德国人将很容易追踪逃到树林里的犯人。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几位关键卡波的参与下，一个方案渐渐成形。“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收集武器，”托伊·布拉特说，“比如刀和斧子，很多木匠在他们工作的地方都有工具。”第二阶段是把德国人“引诱”到营地的僻静角落，杀掉他们后偷走他们的枪。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公开的起义。

10月的第二周，地下组织得知，索比堡几个最重要的德国人都回德国休假了，其中包括军士长之一瓦格纳，因此营地里的德国人比平时又少了一些。地下组织成员打算以“给你好处”为诱饵把剩下的德国人骗到裁缝或鞋匠的工作间，于是整个反抗行动成功与否就看营地守卫手脚有多不干净了。佩切尔斯基命令魏斯帕皮尔藏在营地中的一个鞋匠工作间里，等到德国守卫过来试新鞋时就一斧子将他砍死。“我很激动，”魏斯帕皮尔说，“大家都明白，成败在此一举。”另一些德国人以为自己将得到一件新皮衣，他们被骗到裁缝室杀死。接下来，犯人们打算从正门逃跑，他们赌了一把，看很听德国人话的乌克兰守卫会不会因为缺乏足够的弹药和动力而不对他们进行阻拦。

起义发生在10月14日。下午3点半，魏斯帕皮尔和来自明斯克的一位犹太同乡耶胡达· 莱纳一起藏在鞋匠的小屋中。“一个德国人进来试鞋。他在我面前坐了下来，我一步上前用斧子朝他砍过去。我不知道应该用斧子后部，而是用了刀刃。我们把他拖走，在他身上盖了一块布。然后另一个德国人走进来，他走到尸体前，用脚踢了一下，然后说：‘这是什么？这里怎么一团乱？’接着他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也用斧子砍了他。我们拿走了他们的枪然后逃跑。后来我一直在发抖，很长时间都平静不下来。我觉得很恶心，我被溅了一身血。”

莱纳和魏斯帕皮尔在鞋匠的工作间杀死了两个德国人，另有三个党卫队士兵死在裁缝室，其他没能被成功引诱出来的德国人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被杀。到了下午5点，集中营内大部分党卫队看守都已经被杀死，一共有9人。但令人担心的是，指挥官还活着。犯人们开始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准备点名。托伊·布拉特说：“但是到了5点45分，萨沙（佩切尔斯基）跳上桌子，发表了一番演讲，演讲内容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他讲到了他的祖国苏联，讲到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改变，和平将会到来，还说如果有人能活下来，那他的责任就是告诉全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

接着，犯人们按计划朝大门走去。突然之间，子弹从瞭望塔那里射向他们，指挥官弗伦策尔也从一个营房里走出来朝他们开枪。显然，从正门逃跑是不可能了，于是犯人们尝试破坏集中营后面带刺的铁丝网，尽管外面就是雷区。正当托伊·布拉特在枪林弹雨中与铁丝网较劲时，他突然感到整个铁丝网倒了，把他压在下面。“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完蛋了！人们踩着我过去，铁丝网上的刺扎进我的外套。但最后我灵机一动，把皮衣脱了下来让它挂在铁丝网上，自己爬了出去。我开始跑起来。我跌倒了大概两三次，每次都以为自己被打中了，但我站起来以后又发现什么事也没有。我终于（跑）到了树林里。”在逃跑过程中，托伊·布拉特看到地雷“把人炸飞”，才意识到落在后头离开营地其实是件“幸事”。

那天，索比堡的600名犯人中大约有一半成功出逃。托伊·布拉特认为，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他们（德国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没料到我们会采取行动。他们觉得我们都是垃圾。他们没想到犹太人面对死亡（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已经有几千个犹太人白白送了命。”而在阿尔卡季·魏斯帕皮尔看来，越狱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苏联战俘的到来，面对营地里的艰难处境，他们团结在一起。重要的是，这些苏联战俘采取行动时，距他们到达营地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虽然他们也曾被关押在德国其他集中营，但他们在索比堡所遭受的恐怖体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们有机会对眼前的骇人景象迅速做出反抗。他们严格的军纪再加上萨沙· 佩切尔斯基非凡的个人魅力，共同保证了反抗行动的成功。

逃离索比堡的300名犯人大都没能活到战后。很多人四处游荡，在树林里迷了路，几小时后就被抓捕。还有一些人被波兰人交给了德国人。萨沙· 佩切尔斯基和他的几个战友碰到了支持红军的人，并最终与行进中的苏联部队会合。托伊·布拉特后来遇到了一系列险阻，多次侥幸逃脱。有些波兰人向他伸出援手，也有一些出卖了他。战后他决定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希姆莱对索比堡反抗行动极为关注，这次行动后，他下令屠杀特拉夫尼基、波尼亚托瓦（Poniatowa）和马伊达内克三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屠戮于11月3日开始进行，是纳粹“最终解决”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这次被纳粹称为“丰收节”的行动造成大约4.3万人丧生。这一行动充分说明，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大规模屠杀中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在马伊达内克，一天之内就有1.7万名犹太人死在纳粹的枪口下。

1943年11月的“丰收节”屠杀，恰逢纳粹“最终解决”的实施目的（raison d’être）发生转变的时期。1941年秋天和1942年春天的灭绝行动，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东部德意志新帝国腾出更多“空间”，但到了1943年冬，纳粹明显将要输掉战争，于是另一个目的出现了：报复。此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主要是为了确保他们最大的敌人不会从战争中获益，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当然，在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筹划和执行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始终存在，将西欧犹太人也纳入到纳粹的大规模屠杀计划中就表明，追求经济利益和创造“空间”绝不是纳粹犯下这桩罪行的全部动因。但到了这个时候，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在东部建立“纳粹新秩序”的梦想已经破灭，他们是出于纯粹的仇恨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以此寻求安慰。

然而在不受他们直接管辖的区域，德国人执行“最终解决”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保加利亚政府此前曾交出11000名犹太人，这些人都来自色雷斯和马其顿两个沦陷区，最终在特雷布林卡遇害。1943年，保加利亚人多次抗议将犹太人驱逐出保加利亚的做法。罗马尼亚领导人扬·安东内斯库曾在比萨拉比亚、德涅斯特河沿岸和布科维纳（Bukovina）参与过破坏犹太人社区的行动，但现在也拒绝将罗马尼亚剩下的犹太人送进贝尔赛克的毒气室。在意大利也是：虽然墨索里尼曾经实行过各种反犹措施，但他一直拒绝交出意大利的犹太人。 [27] 纳粹之前的许多盟友现在都意识到自己支持的不再是将要获胜的一方，他们曾帮助纳粹迫害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开始拒绝推行反犹政策。他们的转变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出于道德上的觉醒。

在所有曾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中，只有一个没有因参与“最终解决”而留下道德污点，这个国家就是丹麦。在丹麦人的共同努力下，全国95%的犹太人免遭落入德国人之手的下场。丹麦人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动人心弦，也令人振奋，细想之下，这些故事背后还有着更复杂的深意。

1940年4月9日德国人攻占丹麦。从一开始就可以明显看出，德国人对丹麦的占领方式与对欧洲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别。丹麦的主要机构（包括君主、议会和警察）大都维持不变，纳粹也没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强迫丹麦人颁布任何反犹法规。在丹麦政府看来，8000名犹太人是丹麦的合法公民，这一点不会改变。“我们没有任何歧视，”克努兹·迪比 [28] 说道，他当时是丹麦的一名警察，“犹太人已经完全同化了。他们从事的职业、住的房子都和其他人一样。我敢肯定在丹麦和犹太人通婚的人很多。我家就有个亲戚娶了个犹太女演员。”甚至那些在纳粹占领区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也没有遇到太多麻烦。本特·梅尔希奥 [29] 当时是个学生，他原本对德国人的到来颇为担心，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拉比，曾公开反对纳粹。但后来什么坏事也没发生。“我们去上学、去教堂、去参加文化活动，一切照常。”

本特·梅尔希奥讲述的故事可以说明丹麦社会对犹太人的接受度。本特的父亲写了一本小书，是对《摩西五经》的评注。由于对所有丹麦人来说，表达爱国之情的最好对象便是丹麦国王，他决定把一册书进行特殊的装订，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君主。1941年的最后一天，本特的姐姐被吩咐把书送到位于哥本哈根的皇宫。她朝大门走去时，正好碰到王后走出来，王后看见她以后问：“这是给我丈夫的吗？”他姐姐回答：“是的，陛下。”王后拿走了书。当天晚上，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连夜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本特的父亲，向他及整个犹太人社区问好。“我们是1942年1月1日收到的信，”本特·梅尔希奥说，“这给整个社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竟然会亲自回复一个送他书的小拉比。”

考虑到纳粹在欧洲其他地方展开的反犹屠杀，很难想象他们会允许一个国家对犹太人的接受度如此之高，但纳粹对丹麦的态度其实非常微妙。首先，他们希望确保这个国家向德国输送的粮食供给不受影响；其次，他们意识到，以这种“理想的”方式占领一个“雅利安”同胞的国家具有积极的宣传意义；最后，和平的丹麦几乎不需要多少德国士兵驻扎在此地进行管理，这也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然而，这种态度在1943年秋发生了改变。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利的德国军队全面撤退，此后丹麦爆发了多起反抗行动，并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罢工。德国人坚持镇压这些行动，但丹麦政府拒绝配合。因此，8月29日，德国夺取了丹麦政权。

德国驻丹麦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博士（Dr Werner Best），此刻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知该如何处置丹麦的犹太人。从贝斯特的背景来看，很难认为他会采取同情的态度。他早年是一名律师，1930年加入纳粹党，第二年加入党卫队，此后一直担任盖世太保的法律顾问，并直接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工作。在帝国安全办公室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对波兰知识分子的迫害，随后他到法国任职，直接参与对法国犹太人的镇压。而现在，这个忠诚的纳粹分子却做了一件与他一贯风格完全相悖的事：他通过中间人向丹麦犹太人透露了将要展开的抓捕。

按计划，抓捕行动将于1943年10月1日夜间至2日凌晨进行。就在预定日期的前几天，贝斯特与德国海军武官格奥尔格·杜克维茨（Georg Duckwitz）开了一个会，将突袭的安排告诉了他。大家都知道杜克维茨很同情丹麦人，因此贝斯特几乎可以确定，杜克维茨一定会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丹麦政治家，而他们一定会提醒犹太人社区的领导人。事实也确实如此。

“那是一个星期二（9月28日）的晚上，”本特·梅尔希奥说，“一个女人来到我们家，说要跟我父亲谈一下，还说这周五晚上会有抓捕行动。”第二天是个犹太教节日，因此一大早来到教堂的人比往常都多。本特的父亲起身发言：“我父亲中止了礼拜活动，告诉大家这件事非常重要，然后转述了他听到的消息。‘周五晚上不要待在家里。’他还说第二天教堂的礼拜活动也取消。但这样还不够，在场的每个人走出教堂后都需要再转告他们的亲朋好友，并告诉那些落单的人，总之想办法通知尽可能多的人。”

大出逃发生在当天、也就是9月29日那天晚些时候。鲁迪·比尔 [30] 和他的家人也在逃亡的队伍中。他们走出哥本哈根大概10英里远，住在鲁迪父亲的生意伙伴家中。“他们是非常好的一家人，有三个女儿，比我们稍大一点。他们住在一栋别墅里，有个花园，我们没有花园，因为我们住在公寓里。他们把我们照顾得非常好。”

就在比尔一家在哥本哈根外的新住所安顿下来的同时，丹麦警方也得知了犹太人马上要被驱逐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警察局，”克努兹·迪比说，“我的一个同事说，他的犹太邻居、一个叫雅各布森的商人找到了他。他和他们全家都特别紧张，希望我同事能帮帮他们。”迪比和他的同事们马上决定为丹麦犹太人提供帮助。与纳粹占领的其他国家（如法国和斯洛伐克）的警察所采取的行动相比，这些丹麦警察的做法更显可贵。迪比自告奋勇帮雅各布森一家安排了出逃方案，即从丹麦和中立的瑞典之间的海峡逃走。“我们让他们乘有轨电车或当地的火车去哥本哈根东部的港口车站，从那里搭出租车到港口。出租车司机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帮了很大忙，甚至有人都没要车费。到了港口，我们藏在德国人用来放渔网和工具的棚子里。”

等犹太人都藏好了，克努兹·迪比出去找渔民，看有没有人愿意冒险在夜里带他们穿过海峡。“我告诉渔民我们有几个人，得求他们，还要借钱付给他们，要尽可多借些钱，好让所有人都能上船。”这是一段异常艰辛的旅程：“有一次我带着三个犹太男人，结果一艘德国巡逻舰突然朝我们开过来。我们跳进一条深沟里藏了起来，直到听见德国人离开才出来。那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开枪的准备，我肯定会保护我们四个人……我不想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

帮助犹太人逃跑的不光有丹麦警察，还有其他许多机构的工作人员，比如丹麦的海岸警备队队员，当数不清的小船在深夜离开港口时，他们掉转过头假装没看见；再比如支持犹太人逃亡的神职人员：10月3日，丹麦各个教堂都宣读了哥本哈根大主教的声明，这一声明直截了当地明确了教会的立场：“无论犹太人在何处因种族或宗教原因遭到迫害，基督教教堂都有责任反抗这种迫害……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观念，但我们应该为犹太兄弟姐妹的自由抗争到底，因为我们自己也把自由视为比生命还可贵的东西。” [31]

与此同时，鲁迪·比尔一家觉得继续住在国内的朋友家已经不再安全，他们也前往瑞典：“我们需要穿过哥本哈根市中心，在那里我们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一个司机拐错了弯，恰巧就在德国总部大楼前停了下来。一时之间我们有点害怕，不过他掉了头，找对了路，我们就开走了。”比尔一家坐着车出了哥本哈根，又向南开了25英里，终于到达瑞典与丹麦距离最远的一个地点，因为他们的保护人认为要穿越边境，这里是最安全的。两艘大船停在离海岸线不远的地方，每艘船都可以容纳200人。比尔一家划着小船靠近其中一艘大船。当天晚上大约11点，他们的船启程了。“我们站在甲板上，”鲁迪回忆道，“我最小的弟弟妹妹们被喂了少量安眠药，好让他们不要哭闹，他们一路都在睡觉。”几个小时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顺利到达瑞典：“我们踏上瑞典的海岸线，发现这里非常不一样。在丹麦晚上有灯火管制，但在瑞典大街小巷都亮着灯。当地人非常友好地接纳了我们。人们唱起了歌——瑞典和丹麦的国歌，大家特别高兴，眼下终于没有什么危险了。”瑞典人倾尽全力地为这些犹太人提供帮助，他们派出亮着灯的小船，确保逃亡者可以安全上岸，并于10月2日在广播中宣布，他们欢迎所有来瑞典的丹麦犹太人。

与鲁迪·比尔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绝大多数丹麦犹太人都成功逃到了瑞典。在10月1日晚的围捕行动中，德国人只抓到284名犹太人，在之后的几周里，他们又逮捕了不到200名在逃往瑞典途中的犹太人。丹麦总共有8000名犹太人，只有不到500人被抓捕并被驱逐，重要的是，这些人也没有被送去奥斯维辛，而是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那里的生活虽然窘迫，但至少没有筛选，也没有系统化的屠杀。在被驱逐的丹麦犹太人当中，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在战后回到了家园。 [32]

讲到被驱逐的经历，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关于背叛和报复的故事，因此丹麦犹太人获救的经过无疑令人格外欣慰。然而，德国人在抓捕和驱逐丹麦犹太人时模棱两可的态度也意味着，这个故事在为人称道的同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维尔纳·贝斯特令人捉摸不透的态度——他不仅通过中间人间接提醒了丹麦犹太人，在组织抓捕行动时也明显没有尽力。德国安全部门有一小部分人确实在卖力地工作，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汉斯·尤内尔（Hans Junl，“盖世太保尤内尔”）在埃尔西诺（Elsinore）抓捕犹太人的行动，但大多数德国人似乎没有这么认真。鲁迪·比尔说：“我一直都认为，如果德国人想阻止我们，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因为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水域不宽，也不太长，如果他们派出四五艘鱼雷艇，那整个逃亡行动就泡汤了。”但德军的海上巡逻舰没有拦下一艘逃亡的小船。

从维尔纳·贝斯特10月5日交给柏林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解释。“丹麦‘犹太行动’（Judenaktion）的目标是让这个国家中不再有犹太人，而不是要成功杀死多少犹太人，因此可以论定，‘犹太行动’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 [33] 在这里贝斯特强调了自己的功劳，因为他在最大限度地维护纳粹统治的同时，让丹麦成了“没有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逃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被抓起来，对他有个很实际的好处：丹麦政府未来将更容易合作。

近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质疑与丹麦犹太人有关的传统历史观，那就是拯救行动中的“利他主义”。举例来说，第一批逃亡的犹太人很多都给了渔民大量的钱。“很遗憾，一些逃亡的人不得不花点钱以便尽快上船，”克努兹·迪比说，“渔民实际上是很穷的一群人，他们挣的钱很少。我敢肯定有的人希望赚些额外收入。”但丹麦渔民的做法难道是毫无道理的吗？他们冒着丢掉饭碗（在他们看来甚至可能是丢掉性命）的巨大风险帮助犹太人逃脱。他们在可以收费的时候收了，这样做是错的吗？特别是在前几次的行动中，谁也不知道德国巡逻舰是不是正在对岸等着拦截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无论逃难者出多高的价钱丹麦渔民都拒绝冒险，那才是最该受到谴责的做法。而且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丹麦犹太人因为交不出钱而被扔下不管。

当然，丹麦人拯救行动的成功也受益于一些不受他们控制的外在因素，地理位置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丹麦附近有一个中立国，而荷兰或比利时则没有。其次，截至1943年夏天，德国人对丹麦的统治都相对宽松，这意味着警察、海岸警卫队等关键组织受纳粹控制的程度相对较小。第三个因素是纳粹迫害丹麦犹太人的时间点。前面已经说过，到了1943年秋天，明显可以看出德国人快要输掉战争，因此丹麦人知道，帮助犹太人是将要获胜的一方所希望的。最后，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纳粹对丹麦的统治从来没有过于严酷，完全不同于波兰等国家，如果纳粹对丹麦犹太人以及帮助他们的人的迫害像在波兰那样残忍，不知道丹麦人还会不会伸出援手。一方面，我们不该通过这个故事就认定丹麦人比别的民族都更有同情心，因为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丹麦人并不愿意接收从德国逃过来的大批犹太人，但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丹麦人的高尚只是相对的，可他们经常忘了，即使是在1940年和1941年，德国人看似会赢得战争的时候，丹麦人也坚守住了道德原则，没有迫害过犹太人，哪怕这种做法肯定会让他们的纳粹统治者非常高兴。

我们也不该因为知道贝斯特让大量丹麦犹太人逃跑的背后有他自己的政治考量，就否认其他丹麦人的救援行动所具有的道德价值。重要的是，丹麦人团结在一起反对驱逐行动时，没人知道贝斯特是怎么想的。每个为犹太人提供帮助的人在那时都以为他们的做法违背了德国人的意愿，并且可能会给自己惹上很大麻烦。因此克努兹·迪比才会说：“丹麦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真正的友爱。那单纯是一种博爱的情怀，是善良和尊重。全欧洲的人本来都应该和他们一样。”这个观点让人难以反驳。1944年的春夏，欧洲另一个国家与丹麦人的英勇行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奥斯维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就发生在这一年。

[1] 见Yitzhak 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莱因哈德行动中的灭绝营》，第165页。

[2] 值得注意的是，对纳粹来说，由于波兰已经不复存在，华沙也不再是首都了。

[3] BBC访谈。

[4] 《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一卷，第103页。

[5] Strzelecka和Setkiewicz，“集中营及其子营地的建造、扩大和发展”（The Construction,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mp and Its Branche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一卷，第104页。

[6] Franciszek Piper，“对苦役犯的剥削”（The Exploitation of Prisoner Labour），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104页。

[7] BBC访谈。

[8] BBC访谈。

[9]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96页。

[10] 引自Robert Jay Lifton，《纳粹医生》（The Nazi Doctors, Basic Books 1986），第16页。这是他在被一位幸存者、后来成为医生的Ella Lingens-Reiner博士提问时给出的回答。

[11] BBC访谈。

[12] 引自Irena Strzelecka，“实验”（Experiment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363页。

[13] BBC访谈。

[14] BBC访谈。

[15] Miklos Nyiszli，《奥斯维辛：一名医生的亲身经历》（Auschwitz, a Doctor’s Eyewtiness Account , Mayflower Books 1973），第53页。

[16] Aleksander Lasik，“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组织结构”（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Auschwitz Camp），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一卷，第203页。

[17] BBC访谈。

[18] BBC访谈。

[19] 见Konrad Morgen于1962年3月8日在法兰克福提供的证词, 以及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讯，载于Hermann Langbein，Der Auschwitz-Prozess: Eine Dokumentation （Neue Kritik, Frankfurt 1995），第143—145页。

[20] 见Konrad Morgen 1944年秋与Eleonore Hodyy谈话的记录，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ZS 599。

[21] 欲详细了解Morgen的调查、霍斯的解职与被指控的外遇，参见Jerzy Rawicz，《一场大屠杀的日常》（The Everyday Life of a Mass Murderer ［Dzien Powszedni Ludobójcy］ Czytelnik, 华沙，1973）。

[22] 信息来源于Robert Sommer的博士论文（待完成）中对这个话题进行的开创性研究。

[23] BBC访谈。

[24] BBC访谈。

[25] BBC访谈。另见Thomas Toivi Blatt，《索比堡的灰烬》（From the Ashes of Sobibo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 BBC访谈。

[27] 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解除最高统帅一职。9月，德国人将他从监狱中救出，并推选他出任傀儡政权的领导人。意大利的犹太人均是在德国占领期间（而不是在墨索里尼直接统治期间）被送往纳粹的灭绝营。大约有20%的意大利犹太人在战争中丧生。

[28] BBC访谈。

[29] BBC访谈。

[30] BBC访谈。

[31] 引自Michael Mogensen，“拯救丹麦犹太人”（The Rescue of the Danish Jews），载于Mette Bastholm Jensen和Steven L. B. Jensen编著，《丹麦与大屠杀》（Denmark and the Holocaust , 哥本哈根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中心，2003年），第45页。

[32] 引自Mogensen，“拯救丹麦犹太人”，第33页。另见Leni Yahil，《拯救丹麦犹太人：民主政治的一场考验》（The Rescue of Danish Jewry: Test of a Democracy,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9）。

[33] 引自Mogensen，“拯救丹麦犹太人”，第58页。

第五章

疯狂的杀戮

1944年的一系列事件，让奥斯维辛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屠杀的发生地。截至1944年春，奥斯维辛的总死亡人数比特雷布林卡少几十万，但这一年的春天和初夏，奥斯维辛一直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地运转，迎来了建成以来最恐怖、最疯狂的杀戮。在这段恐怖的时期饱受折磨、最终死去的大部分犹太人都来自同一个国家——匈牙利。

如此多的匈牙利犹太人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被迫登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原因错综复杂。匈牙利一直试图与纳粹进行政治博弈，在两种强烈而又矛盾的情感中来回摇摆。一方面，他们一向惧怕德国势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想与赢面较大的一方合作，特别是如果合作能让他们获得东部邻国罗马尼亚的领土的话。直到1940年10月，匈牙利人才终于下定决心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彻底与轴心国结为盟友。因为在此之前，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作为中间人促成了一项协议，将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地区北部划给匈牙利。匈牙利人对这片土地垂涎已久，在这个协议的诱惑下，再加上认为纳粹最终会赢得战争（在1940年夏天和初秋，这是一个“明智”的立场），匈牙利人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开始向他们强大的邻居靠拢。

1941年春，匈牙利人参与了希特勒入侵南斯拉夫的行动，6月，匈牙利军队又加入了纳粹向苏联发动的战争。然而，纳粹的闪电战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击败斯大林，反倒被拖成了持久战，此时，匈牙利人意识到他们站错了队。1943年1月，红军突破了匈牙利人在东部的防线，造成15万匈牙利人被杀、负伤或被捕的惨重损失。匈牙利政府认为此时的“明智”立场是疏远纳粹，于是在1943年与西方盟军进行了秘密会谈，并与他们协定，一旦盟军兵临城下，匈牙利便会转而支持盟军。

1944年春，希特勒决定向他这个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朋友发动进攻。在传统史学研究中，这个决定被视为意识形态驱动下的个人行为，而不是一个务实的策略。但近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希特勒这样做并不仅仅是想惩罚他摇摆不定的盟友那么简单，相反，希特勒和纳粹的行动相当理性。匈牙利是东欧少数几个尚未遭到纳粹劫掠的国家之一。希特勒认为，现在正是纳粹在这片富饶的沃土上进行搜刮的大好时机。 [1]

犹太人自然成了纳粹强取豪夺的对象。匈牙利有超过76万犹太人，占全国总人口近5%。虽然这些人在此之前忍受着种种反犹主义规定的约束，但大多数人生活的社区（以及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大体上未受到破坏。处在服役年龄的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去了东部前线做苦力，已有几千人丧生，但剩下的犹太人仍抱有希望，以为他们可以逃脱残酷的迫害。1944年3月19日，德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匈牙利。就在第二天，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阿道夫·艾希曼也到达此地，奉命把匈牙利犹太人的财物尽可能搜刮干净之后驱逐他们。按照纳粹的一贯作风，艾希曼从第一批巧取豪夺的物品中给自己挑了件礼物，即位于布达佩斯整洁的玫瑰山区（Rose Mount）的一栋豪华别墅——“阿希纳别墅”（Achner Villa）。

然而，“最终解决”此时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与1942年纳粹负责人在总督辖区面临的任务不同，艾希曼要做的不再是组织简单的灭绝行动。考虑到眼前紧迫的军事形势以及对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纳粹需要更加努力地把有劳动能力、可以为德国的战事出力的犹太人与那些对第三帝国毫无用处、需马上被送走杀死的犹太人区分开来。在纳粹看来，奥斯维辛成为匈牙利犹太人的理想去处，因为此时门格勒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积攒了足够丰富的经验进行这种筛选。奥斯维辛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的匈牙利人将被输往第三帝国各地的苦役犯工厂。

艾希曼最开始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与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纳粹惯常采用的反犹主义举措完全一致。在驱逐行动中，他成功地得到了匈牙利警方的配合，并把剩下的犹太人都驱赶到布达佩斯以外的隔离区。德国人一开始要求匈牙利“向帝国”交出10万名犹太人，但在犹太人都搬进隔离区后，匈牙利政府主动提出交出国内剩下的犹太人。与之前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斯洛伐克一样，匈牙利也发现，当犹太人原有生活被打乱、家中男人被带走以后，最“省心”的处理方法就是让纳粹带走所有人。而这个提议正中艾希曼下怀。

然而，除了这些可以想象得到的工作，艾希曼还做了另一件事。1944年4月25日，一个名叫约埃尔·布兰德（Joel Brand）的犹太人来到布达佩斯大华酒店与艾希曼会面。此人是“救援委员会”（Relief and Rescue Committee）的领导人，该组织致力于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的控制。布兰德此前已经与艾希曼和其他党卫队军官开过多次会议，试图通过贿赂他们让一部分犹太人离开匈牙利。这一次，艾希曼对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都是我负责的。现在轮到匈牙利了。我叫你来是想跟你做个交易，我打算卖给你100万个犹太人。你想救谁？能生孩子的男人女人？老人？还是婴儿？坐下来，告诉我。”不难想象，布兰德对艾希曼的提议大吃一惊。他抗议道，这不该由他来决定，但艾希曼回答道：“我没法把全欧洲的犹太人都卖给你，只能放走100万个。我们感兴趣的是物品，不是钱。出国跟你们其他国家的负责人和盟军直接联络一下，商量出一个具体方案后再回来。” [2]

在纳粹“最终解决”的历史上，这是很反常的一件事。艾希曼多年来一直以灭绝犹太人为己任，是什么让他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了一个看似反常的建议？我们可以从艾希曼当时所处的混乱政治局面中找到一丝线索：到达布达佩斯以后，艾希曼发现他不是唯一一个在匈牙利身担特别任务的党卫队军官，另外两个人——格哈德·克拉格斯中校和库尔特·贝歇尔中校也在这里。克拉格斯进行着各种“情报”工作，而贝歇尔则忙着敲诈匈牙利最大的工业集团所有者，魏斯家族。他以让他们安全离开匈牙利为条件，要求他们把自己在集团的股份交给党卫队。在艾希曼看来，这两位军衔与他不相上下的同事显然越了界，插手他原本以为会由自己全权负责的工作。富足的匈牙利就像一块肥美的肉摆在一群豺狼面前，艾希曼意识到，他必须主动出击才能在这场争夺中赢得上风。

在与布兰德会面前艾希曼得知，他的竞争对手贝歇尔已成功地将曼弗雷德-魏斯工厂的股份转到纳粹名下，作为回报，魏斯家族中约有50人获准离开匈牙利，前往中立国。贝歇尔的职业前景看起来一片大好，还搬进了比艾希曼的寓所更大的别墅，这栋别墅曾属于魏斯家族的某人。1961年艾希曼因战争中犯下的罪行遭到审讯时，曾在法庭上声称，自己真心希望布兰德与盟军的谈判能获得成功，但这显然是自我辩护，他4月25日之所以开出这样的条件，背后的动机似乎更直接也更自私：他在伺机从贝歇尔那里夺回主动权。如果他的上司希姆莱认可了对犹太人政策上的这一新变化，那么他，艾希曼，就不该落在后面，哪怕这种做法有悖于他的本性。艾希曼肯定知道这桩交易做成的机会不大，他知道盟军把物资交给纳粹、让他们拿去对付东线红军的可能性绝不会太高。但通过推进这件事，他想让希姆莱看到他是个愿意顺应形势而变通的人，一方面他不输贝歇尔，另一方面几乎可以肯定他仍能像过去一样，出色完成筛选和灭绝任务。

艾希曼与布兰德又进行了两次会面之后，交易的内容基本敲定：布兰德将前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设法说服盟军将1万辆卡车交给纳粹，让他们用在对付苏军的冬季作战中。作为交换，纳粹将释放100万名犹太人。布兰德要求艾希曼先释放一部分犹太人来展现“诚意”，并提到“救援委员会”先前颁发的600张通行证，这些通行证的持有者应允许迁入巴勒斯坦，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然而，艾希曼不但拒绝了布兰德的提议，还坚持要把他的妻子汉莤关到大华酒店当作人质。

在大华酒店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克拉格斯、贝歇尔和其他几位纳粹人士也在场。镇上每个德国代表似乎都想从这次行动中分一杯羹。克拉格斯执意要一个名叫班迪·格罗斯（Bandi Grosz）的神秘人物跟随布兰德一起前往伊斯坦布尔。格罗斯是阿勃维尔（Abwehr，德国谍报组织）的一名特工，不久前这个机构在匈牙利的工作被叫停，由克拉格斯组织进行的情报工作取代。格罗斯此行的真正目的直到好几个月后才为人们所知晓。1944年5月17日傍晚，这两个人驱车穿越边界来到奥地利，并从那里登上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布兰德记得他身旁的格罗斯衣冠不整，胡子拉碴，偷偷地背着打印出来的指示，指示印满了一页半纸。 [3] 就是这样一个不祥的、神秘的开端，开启了一项不祥的、神秘的行动。

无论有没有“用犹太人换卡车”的交易，艾希曼立即驱逐匈牙利犹太人的计划都不会改变，奥斯维辛为接收这些人而做的特别安排也不会受到影响。在为迎接大批即将到来的犯人进行准备工作的同时，营地的纳粹领导层也发生了若干变化。1943年11月就任集中营指挥官的阿图尔·利伯亨舍尔（Arthur Liebehenschel）被解职，调至稍次的岗位，即卢布林地区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指挥官。新的命令为整个奥斯维辛的纳粹驻军设置了一名总指挥官，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1号营地和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指挥官现在都听命于他。霍斯的归来带着一雪前耻的意味，面对眼前极其艰巨的任务，他过去所谓的过失都统统被纳粹领导层遗忘了。

5月9日，也就是霍斯回到营地的第二天，他便提出迎接匈牙利犹太人的准备工作需要加快速度。按照奥斯维辛流传的说法，利伯亨舍尔管理时期集中营效率低下，并且缺乏真正的纳粹党人应有的“冷酷”。霍斯决心改变这一切。直到这时，从一英里外的主轨道分岔驶向奥斯维辛的铁轨才最终建好，犯人已可以被送到位于比克瑙中心的一个新坡道，这个坡道距2号和3号焚尸场仅100米远。霍斯还下令立即修复5号焚尸场的焚化炉，并在附近挖五个坑，以便焚烧尸体。 [4] 1942年的经验让他知道，屠杀犹太人对他和他的同事来说不是难事，最棘手的任务是如何同时处理成百上千具尸体。

不能不提的是，霍斯处处表现出他想要回到奥斯维辛的迫切愿望。1943年底离开营地的时候，他拒绝切断与集中营的所有联系，在柏林工作期间，他的家人继续住在位于奥斯维辛外围的指挥官寓所里（或许他们意识到，一个德国家庭住在波兰南部要比住在纳粹德国的首都安全得多，因为那里很可能成为盟军空袭的目标）。此时，霍斯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这个比原来更高一级的新岗位上。在人们的想象中，管理奥斯维辛大概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但霍斯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不仅在1943年11月即将被解职时努力地想要保住工作，并且为6个月后能重操旧业由衷振奋。霍斯的回忆录里并没有提到他回奥斯维辛后的真实感受，但我们不难列出种种理由来断定，重获奥斯维辛的管控大权一定让霍斯非常高兴：首先，他对奥斯维辛想必有一种强烈的主人心态，毕竟自集中营建造之初以来，他就一直担任这里的指挥官；其次，他肯定知道匈牙利的犹太人相对来说有多么富裕，而且明白他们死去后，自己很有可能从中获得好处；但比上述原因都重要的是，作为“最终解决”的坚定支持者，霍斯一定对执行眼前这项如此重要的任务充满期待。

对于匈牙利的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这只是噩梦的开始。从相对安全富足的生活到绝望的阶下囚，转变来得太突然，比其他任何一个被纳粹“最终解决”影响到的国家都要猝不及防。截至1944年3月初，艾丽斯·洛克·卡哈纳 [5] 一直与她的家人幸福地生活在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小镇萨瓦尔（Sarvar）。她觉得他们过得无忧无虑。她的祖父拥有一家大型地毯织造厂，因此家境相对富裕。但纳粹到了没几个星期，他们的工厂和住所就以一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一个姓克鲁格的人。没过多久，他们与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犹太人一起被迫登上了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在士兵的监督下，当时15岁的艾丽斯、年长她两岁的姐姐埃迪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朝火车站走去。她们恰好从自己原来的家门前经过，看见克鲁格先生坐在窗边。“我觉得特别耻辱，”艾丽斯说，“我脑海中出现了出埃及记的场景。克鲁格先生看着我们走过去，脸上没有同情，只有喜悦——他现在成了我们工厂的主人、我们房子的主人。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狗跳了起来，它认出了我们，哀嚎起来。”

等他们接近火车站，艾丽斯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我来说，火车站总是跟美好的记忆联系在一起，因为父亲在布达佩斯有个办公室，我们经常在周一陪他去火车站，然后周四接他回来。他总会给我们带回点什么。”但这个曾让她如此快乐的地方，现在却完全变了个模样：“我们看见了运牲畜的火车！我对我姐姐说：‘肯定搞错了，这里停的都是载畜火车。他们不会让我们上这些车的。爷爷不可能坐在装牲畜车厢的地板上！’”但这显然不是什么误会。他们登上列车，车门“砰”地关上，唯一的光亮，是从车身木栅栏之间狭窄缝隙中透进来的光。在黑影中，她们能看见祖父坐在行李上，她们的母亲站在祖父身旁。里面非常热，很快空气中就充满令人作呕的汗臭味，车厢角落那个被当作马桶的铁桶也散发出阵阵粪便味。四天后，他们终于到达奥斯维辛。

“到了以后，我对埃迪特说，没有什么比这辆运牲畜的车更可怕的了。我确信他们会让我们工作，而且会给孩子更好的食物。”艾丽斯说。等大家下了车，聚在比克瑙的坡道附近，艾丽斯的姐姐让她站在儿童的队伍中，她们都以为儿童的待遇会比大人好，她们觉得纳粹毕竟来自一个文明的国家。因此，艾丽斯虽然个头很高，但还是站在了儿童及她们的母亲那一队。当然，按照集中营里扭曲的逻辑，这群人恰恰是纳粹最先要杀死的。那天在坡道负责筛选的是门格勒博士，他见艾丽斯等在那里，对她很是好奇：她是个头特别高的孩子，还是年轻的母亲？“您有孩子吗（Haben Sie Kinder）？”他问。艾丽斯在学校里学过德语，回答说她只有15岁，于是门格勒让她站到另一队去，那队是不会马上被杀死的成年人和青少年。没过多久，她被带进了比克瑙的“桑拿室”，在那里冲了澡，剃了头，领到一套尺码大出三倍的破烂衣服。

艾丽斯发现自己被分到了比克瑙的女囚营，此时，她跟自己的父母、祖父、姐姐——也就是全家人——都失去了联系。她迫切想要知道他们的消息，于是开始向其他女犯打听。她执著于家人的去处，特别是姐姐埃迪特。结果卡波走过来给了她一巴掌。“在这儿不许问问题！”她吼道，“从现在起给我安静！”

但艾丽斯决意不“安静”，她一定要找到姐姐，无论付出什么代价。等到又有机会时，她询问了更多问题，那是第二天凌晨四点，分区里所有人都被叫醒，被要求全体去厕所。在一片幽暗中，在充满污秽物和下水道气味的环境里，艾丽斯挨个问，有没有人知道刚到的那批匈牙利犹太人被带去了哪里。终于，一个女犯对她说，她觉得他们就在紧邻的隔壁营地，但艾丽斯仍然不知道如何联络上她的姐姐。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围墙隔开了一个个子营地，很难从其中一个去到另外一个。然而，另一位女犯告诉艾丽斯，每天早上都会由同一个人给两个营地送变质的替代咖啡，要是艾丽斯写个字条，或许能说服送咖啡的女人帮她捎去。而如果她能找到埃迪特，或许埃迪特可以获准转来这个营地。

艾丽斯很快了解到，在奥斯维辛，求人帮忙需要支付费用。她用自己的那份面包换来了一小片纸和一支笔，给埃迪特写了字条：“我在C营地12楼”，然后又成功地贿赂了送咖啡的女人带走字条。接着，按照艾丽斯的说法，“奇迹”出现了：几天后她的字条被送了回来，上面潦草地写着“我来了，埃迪特”。一天早上，埃迪特出现在送咖啡的女犯队伍中，她负责带回空咖啡杯。“我握着她的手，”艾丽斯说，“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对彼此发誓，再也不分开。”

艾丽斯·洛克·卡哈纳和她的姐姐埃迪特，只是40多万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匈牙利犹太人中的一例。每批犯人被选中进行强制劳动的人数比例不定，有时只有10%，有时可达30%。但无论是哪一列火车，里面的绝大多数犯人都直接被送进毒气室。奥斯维辛之前从未有过类似的屠杀狂潮：在不到八周的时间里，超过32万人被害。事实上，在纳粹德国，唯一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持续杀戮发生在早期的特雷布林卡，而那导致埃贝尔博士被开除。

为了赶上犯人运到的速度，纳粹扩大了在奥斯维辛四个焚尸场工作的特遣队（Sonderkommando）队伍，特遣队成员从原来的200人增至近900人。这些犯人所从事的是集中营里最可怕的工作，他们需要引导刚到的人走进毒气室，在此过程中安抚他们，最后在杀戮结束后清理尸体。

达里奥·加巴伊 [6] 和莫里斯·韦内齐亚 [7] 是一对表兄弟，来自希腊的萨洛尼卡。纳粹招募特遣队成员时，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两人于1944年4月到达奥斯维辛，当德国人询问谁做过理发师时，他们主动举起了手。莫里斯的父亲开了家理发店，虽然达里奥对这门手艺一窍不通，但莫里斯让他也举手。与奥斯维辛其他很多人一样，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让他们感到宽慰，因为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都可以共同面对。

莫里斯和达里奥被带到比克瑙的一个焚尸场内，每人领到一把巨大的剪刀，他们都觉得用它剪羊毛比给人理发更合适。接着他们被带进一间房间，里头堆满没穿衣服的尸体。“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莫里斯说，“那些人看起来就跟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带他们进来的卡波踩在尸体上，以惊人的速度剪下女人的头发，示意莫里斯和达里奥该怎么做。但他们都尽量不踩在尸体上，而是小心翼翼地绕着尸体走动，这让卡波大为光火，用手杖狠狠抽打他们，于是他们只好踩着尸体，努力加快速度。当达里奥站到一个死去的女人肚子上时，她腹中的气体受到挤压从嘴里排出，这使得尸体发出类似呻吟的声响。莫里斯说：“达里奥吓得从尸体堆上跳了下来。”之前无论是卡波还是德国人，都没有解释过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因此他们毫无心理准备，直接进入了一个恐怖的世界。“简直难以置信！”莫里斯说，“我能有什么感受呢？没人能想象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德国人到底是怎样对待我们犹太人的。”那时他们还不知道，1942年8月，纳粹经济部门向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管理者下令，一定长度以上的头发统统需要收集，以便把它们编起来做成“潜水艇上船员的袜子和包裹铁轨用的纺织物”。 [8]

达里奥和莫里斯明白，要想活命他们必须适应这一切，而且必须迅速适应。随着一批又一批犯人被带进焚尸场的地下室，他们很快熟悉了工作流程：新到的犯人被迫走进地下一层一间长长的更衣室，之后德国人会大喊“Schnell！Schnell！”让犯人脱去衣服并记住自己把衣服放在了什么位置，因为德国人告诉他们淋浴结束后需要穿回衣服。许多女人在被迫赤身裸体地朝外面的毒气室跑过去时，都会喊：“丢人！丢人！”“有些人开始察觉到事情不太对劲，”达里奥·加巴伊说，“但没人能做什么。这个过程必须继续，你知道的。一切都按德国人的想法进行。他们组织这种事已经很多很多年，所以一切都很顺畅。”

2号和3号焚尸场的毒气室在地下，因此等毒气室里挤满了人，门也被关严之后，齐克隆B的投放方式相对是比较直接的。党卫队士兵站在毒气室的屋顶上，打开盖子，可以看到特制的铁丝笼。随后，他们把罐装齐克隆B放进铁丝笼内，让铁丝笼下降进入毒气室，等降到底部再把屋顶上的盖子重新盖严。站在紧锁的门外，达里奥·加巴伊和莫里斯·韦内齐亚能够听见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哭喊着抓挠墙壁的声音。莫里斯还记得毒气室里塞满约一千人时，他听见里面传出“上帝啊！上帝啊！”的叫声，那声音仿佛是从地下墓穴中传出来的一样。等到喊叫声平息，大功率电扇被打开吹散毒气，这时就轮到莫里斯、达里奥和其他特遣队成员开工了。“等他们打开门，”达里奥说，“我看见这些人，这些半小时以前还走路（进入毒气室）的人，现在都立着，一些人被毒气熏得浑身青黑，他们没地方可逃，全都死了。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全都是那些立着的人，那些牵着孩子的女人们。”特遣队需要把尸体搬出毒气室，通过一个小电梯运到位于一层的焚化炉内。接着他们需要再次进入毒气室，用水流强劲的水管把墙壁上、地板上的血迹和排泄物冲洗干净。

这一整套恐怖的工作在党卫队士兵的监督下完成，但负责监督的通常只有两个人，甚至在屠杀规模达到最高峰时，现场党卫队士兵的人数也屈指可数。这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因屠杀而承受心理创伤的德国人，这种心理负担曾折磨着东部前线特别行动队的成员。然而，对一些监督毒杀过程的党卫队看守来说，实际情况是他们的工作不但没有给他们造成心理伤害，还带来了施虐的快感。达里奥·加巴伊记得，有一个党卫队看守不时到焚尸场选出七八个漂亮女孩，让她们在特遣队成员面前脱光衣服，接着他掏出枪，把子弹打在她们的胸部或私处，让她们死在这些人眼前。“那个时候我们没什么感觉，”达里奥说，“我们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肯定活不到最后。但我们渐渐习惯了一切。”

让莫里斯·韦内齐亚记忆深刻的，是对匈牙利人的屠杀达到最高潮的一个晚上，三个年轻女人——其中两人是姐妹，另一个是她们的朋友——走到一名党卫队士兵面前，要求他把她们三人一起杀死。这个党卫队士兵“非常乐意”满足她们的要求。他让她们站成一列，掏出左轮手枪，用一颗子弹杀了三个人。“我们立刻把这三个人抬走，”莫里斯说，“把她们扔进了火堆。接着我们听见有人发出尖叫声，原来第一个人并没有中弹，只是一时失去意识倒了下去……那个德国军官还是特别得意，觉得自己只用一枪就打死了两个人。那些畜生……正常人是无法相信和理解这一切的。难以置信，但确实是我们亲眼所见。”

幸存者的证言有时与当代文献记录惊人地吻合，达里奥和莫里斯的经历便是绝佳的例证，他们的叙述与其他特遣队成员信中所写到的内容完全相符，这些信件被装在各种容器里，埋在了焚尸场四周。战后被发掘出来的残破信笺，成了奥斯维辛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资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记录下自己经历的人后来无一例外，全部被杀害了。1952年从3号焚尸场遗址附近挖掘出来的一封信，其中写到的性虐待场景与达里奥和莫里斯的描述十分接近：“……或者是党卫队三级小队长福斯特。有犯人到达时，他经常站在更衣室的大门口，用手去摸每个光着身体跑进毒气室的年轻女孩的性器官。还有一些时候，党卫队队员把手指伸进漂亮女孩的私处，这些德国人从高到低什么级别的都有。” [9] 这位特遣队成员还记下了其他犹太人对他们帮助德国人的行为提出的抗议，其中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说：“为什么啊，你也是犹太人，你把这么可爱的孩子送去毒死，就为了自己能活着？活在一帮杀人犯中间，对你来说真的比那么多犹太人的命更重要吗？” [10]

哈伊姆·赫尔曼写给他妻子和女儿的信，或许是所有特遣队成员信件中最令人心酸的一封。这封信是1945年2月在一个焚尸场附近发现的，当时它被埋在一堆骨灰下面。哈伊姆·赫尔曼写信时无法确知他的家人是否还活着，但他仍祈求得到妻子的原谅：“我们的生活中曾发生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误会，它们让我现在体会到无法挽回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1] 他这样描述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生活：“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说就是个地狱。但丁所描述的地狱与这个真正的地狱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我们见证了这个地狱里发生的一切，而且也无法活着离开这里……” [12] 他还以极其凄婉的笔调安慰妻子，让她不必为他的心理状态担心。“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让你安心，我走的时候将十分平静，可能还会十分英勇（将视实际情况而定）。” [13] 可惜没有一个目击者能活下来告诉我们，哈伊姆·赫尔曼在1944年11月、也就是在这封信写就不久后走向生命的终点时，到底有没有守住给妻子的承诺。

包括达里奥和莫里斯在内的许多特遣队成员都知道，他们的亲人已经死在了焚尸场，也知道自已正在协助纳粹组织对数千人的杀戮。每个人不得不找出自己的一套方法来面对这一切。达里奥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不去想”周围发生的事，变得像个“机器人”一样“无感”。“过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什么也不想了。没有什么事让你烦心。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良知也藏了起来，一直藏到今天。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但在他内心深处，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继续留在特遣队工作，因为求生的欲望是如此“强烈”，无论情况变得多糟，“你总能找到活到第二天的力量”。莫里斯·韦内齐亚更加强烈地感到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说：“我们也变成了动物……每天都要焚烧尸体。每天，每天，每天。你渐渐就习惯了。”当他听到毒气室里传出来的喊叫声时，“我们觉得应该自我了结，再不给德国人工作，可就连自杀都没那么容易。”

幸存者的证言和掩埋起来的信件都表明，特遣队几乎参与了屠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然而，被送进焚尸场的人越少，他们要做的反而越多，因为这个时候用巨大的毒气室进行屠杀“不够经济”，因此更传统的方式会被采用。“有时一列火车只送来50个人，”达里奥说，“我们得揪着他们的耳朵一个一个押送他们，然后党卫队士兵会在后面开枪把他们打死。”他记得每到这时总会“有很多血”。

尽管特遣队成员在工作时被迫目睹如此可怕的场景，但他们的住处与奥斯维辛其他犯人相比要好很多。莫里斯和达里奥睡在焚尸场顶层，他们的床铺比普通营房里的更干净、虱子也更少。到了晚上，他们常坐在床上聊他们的过去，甚至有时还会唱希腊歌曲。他们的食物也比集中营其他地方强，偶尔还能喝到伏特加。与在“加拿大”工作的犯人类似，特遣队成员能够用同样的方式获得一些珍贵的物品，这让他们有了坚持下去的可能：在屠杀过程中，他们有多次为自己“顺手牵羊 ”的机会。他们负责整理犯人在更衣室里脱下来的衣服，常常能从中发现藏起来的食物或贵重物品，而鞋子是人们最喜欢藏珠宝和金子的地方。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检查所有被毒死的人的五官七窍，在此过程中也会发现珠宝，虽然这个过程令人感到羞耻。

1．在工厂工作的奥斯维辛犯人，这样的工厂在奥斯维辛利益区有很多。

2．奥斯维辛犯人在比克瑙挖排水沟，这是集中营里最耗损生命的劳动项目之一。

3．“加拿大”，比克瑙的收集区，犯人在这里分拣从新到犯人那里掠来的物品。

4．奥斯卡·格伦宁，他于1942年秋抵达奥斯维辛。

5．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波兰政治犯，曾参与奥斯维辛最大胆的一次越狱行动。

6．特蕾泽·施泰纳（左起第三），一名来自奥地利的犹太难民，后被驱逐出根西岛，先到了法国，之后抵达奥斯维辛。

7．海伦娜·斯特洛诺娃，斯洛伐克犹太人，在“加拿大”工作的第一天便受到党卫队士兵弗朗茨·温施的照顾。

8．1944年春夏之交，一车匈牙利犹太人抵达奥斯维辛-比克瑙。背景处可以看到火车左右两侧2号和3号焚尸场的两个烟囱。

9．匈牙利犹太人到达后首先按性别分开，女人站一侧，男人站在另外一侧。

10．按性别分队后，接下来将进行臭名昭著的筛选。

11．这列犹太男人正接受一位纳粹医生的检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谁可以活命，谁要被处死。

12．一个匈牙利犹太人家庭将被送进毒气室，他们在4号和5号焚尸场旁的树林中等待。

13．奥斯维辛焚尸场中的焚化炉，每个可同时容纳数具尸体。

14．4号焚尸场。毒气室位于地上，齐克隆B从墙上的洞口倒进毒气室。

15．3号焚尸场，位于比克瑙坡道附近。毒气室位于这栋建筑的地下。

16．被捕的鲁道夫·霍斯。对一百多万条人命负有责任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认为灭绝犹太人的理由是“正当的”。

他们本该把找到的贵重物品全部交给卡波，再由卡波交给党卫队。但与“加拿大”的其他犯人一样，特遣队成员可以藏起一部分偷来的物品，并用它们在奥斯维辛繁荣的黑市进行交易。交易的对象有时是出于各种原因进入焚尸场工作的犯人，比如奥斯维辛的消防员，有时则是党卫队士兵。通过这种方式，特遣队成员得以在他们有限的配给之外，获得意大利香肠、香烟或酒水等珍贵物品。米克洛斯·尼斯利当时是奥斯维辛里的犯人，也是一名医生，他回忆起见到食物时的场景，说道：“桌上堆满了各种物品和美食，基本上一个被驱逐的人能带上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有各种罐头食品、果冻，有好几种香肠、蛋糕和巧克力。” [14] 他还记得“我们面前的桌子上铺着一块厚重的丝绸缎面桌布，上面摆着刻有姓名首字母的精美瓷盘，成套的银质餐具，还有其他各种曾经属于它们被驱逐的主人的物品”。

当然，这些美食并不能真的弥补特遣队成员生活中恐怖的那一面带给他们的痛苦。听过达里奥·加巴伊描述他是如何不思不想、像个“机器人”一样做事之后，我们不难想象特遣队成员是如何被他们恐怖的日常工作扼杀了全部情感。但莫里斯和达里奥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具有特别意义的事，它表明，总有一丝人性的光辉是纳粹无法抹除的。1944年的一个夏日，一群病怏怏的犯人来到焚尸场等待枪决，莫里斯和达里奥发现其中有一位是他们的表亲。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救他的命，因为焚尸场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但莫里斯仍希望能做些什么，让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好过一些。“我跑到他面前，问他：‘你饿吗？’当然，每个人都饿得要命，都非常渴望食物。他对我说：’我特别特别饿。’”莫里斯望着面前这位饿得虚弱无力的表亲，决定冒一次险。他趁卡波不注意，跑上了楼，从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一个肉罐头打开，然后冲下楼送到他表亲手上。“他只用了一分钟就把整罐肉吞下肚，他真的饿坏了。然后他就被杀了。”急匆匆地给自己的亲戚送来最后一餐，在今天听起来并不是多么英勇的行为，但对这些承受着巨大情感压力、忍受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生活的特遣队员来说，这种行为确实可以称得上英勇。

与此同时，截至1944年7月第一周，已有44万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奥斯维辛，其中绝大多数刚一到达便被杀害。虽然艾希曼在战后声称他满心希望布兰德的谈判能够成功，但这个可怕的数字足以拆穿他的谎言。布兰德还未离开布达佩斯，一辆辆列车就已经发往奥斯维辛，而在他努力说服盟军接受纳粹的方案时，犯人的输送也从来没有停止。

布兰德的飞机于5月19日降落在土耳其，他落地后立即动身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佩拉宫酒店（Pera Palace Hotel），与犹太人事务局（Jewish Agency）在当地分支机构取得联系，与巴勒斯坦犹太人领导层的代表们见了面。他匆匆向他们解释了艾希曼的提议，并表示在他看来，英国人不太可能把卡车送给德国人。但布兰德认为，只要盟军能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与纳粹保持谈判，这些就都不是问题。然而，布兰德失望地发现，犹太人代表中没有任何一个资深人士，向耶路撒冷发电报也是无法实现的，只能让信使把这个消息带到巴勒斯坦。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约埃尔·布兰德还将经历更多的打击，直到希望彻底破灭。

直到5月26日，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事务局负责人才把纳粹的方案告知一位英国外交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Harold MacMichael）爵士。但这位英国人当即拒绝了布兰德的提议，认为此举是想破坏西方盟军与苏联的关系。5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委员会难民接收与住所提供部门的成员达成共识：艾希曼的提议是赤裸裸的敲诈，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方案。美国人也迅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在6月9日将纳粹的提议转达给莫斯科方面，迫切希望斯大林第一时间知会此事。苏联外交部副部长19日回应，他的政府“不允许”与德国人就此话题继续展开讨论。 [15]

与此同时，布兰德和他的同行者班迪· 格罗斯被英国人扣留，格罗斯这个原本不起眼的人物此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6月中旬，英国情报人员在开罗对他进行审讯时，他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声称布兰德的行动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他本人的任务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说自己直接受命于希姆莱，要在一个中立国促成英美高官及帝国保安部高层之间的会面，以便与西方盟军商谈能否单独签订一个和约，共同对抗苏联。

我们无从确切知晓，深不可测如格罗斯，在开罗向英国人提出此种方案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后来人们才发现，格罗斯至少是“三料”间谍，为任何付报酬给他的人工作，同时也背叛所有这些人。然而，这个提议确实来自希姆莱本人。 [16] 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显然认为，走这一步棋对他个人有利。如果这个提议被公之于众，他完全可以拿克拉格斯和其他人当作盾牌，否认是他给格罗斯下达的旨意；但凡西方盟军表现出任何愿意接受的意向，希姆莱届时将有两个选择：他可以自己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在英、美、苏三方之间制造裂痕，也可以真的促成这一方案。

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从没认真考虑过格罗斯的提议，在今天看来，纳粹会提出这样的方案非常不可思议。然而，它确实反映出当战争进入到这一关键时期，某些纳粹领导人、特别是希姆莱的想法。希姆莱显然知道战争形势对德国不利，他提出这个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时局的考虑，然而，一个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简单来说，希姆莱同几乎所有纳粹党党员一样，从未理解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要把自己跟斯大林绑在一起。纳粹的愿望是与英国结盟对抗苏联，而希特勒的理想是让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统治者，让大英帝国成为全世界海域的统治者。但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粉碎了任何让英国与纳粹结盟的可能。这样一种外交政策给纳粹造成的挫败感和愤怒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在战争结束后仍难以释怀。几年前，我拜访一位前纳粹党员，我刚一到，他就对我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以为他指的是对犹太人的屠杀，于是回答说，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如此难过，这让我很欣慰。“我指的不是那个，”他说，“我指的是英国人和德国人最后怎么会打起来呢？真是个悲剧。你的帝国也没了，我的国家也毁了，结果斯大林占领了东欧。”

1944年晚春，希姆莱无疑有着同样的感受。他在某种程度上仍认为西方盟军会“理性地”行动，与纳粹联手抗击斯大林。纳粹领导人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德国将领还是只愿意向西方盟军投降，拒绝向红军缴械。甚至在希特勒自杀后，这种想法依然没有改变。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希特勒在1944年春与希姆莱一样，希望同盟军单独签订和约，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知悉班迪· 格罗斯的行动。希特勒是个相当务实的政客，他深知处于极大的劣势时签订的任何和平条约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布兰德行动标志着希特勒和他“忠实的”海因里希之间开始出现分歧，而随着战争走向终点，这一分歧还将进一步加深。

盟军虽然拒绝了布兰德–格罗斯的提议，但他们很谨慎地一直没有把这个决定直接告诉纳粹，以便在匈牙利国内进行的谈判能够继续下去。由于没有得到任何来自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消息，布兰德的妻子在“救援委员会”另一成员鲁道夫·卡斯特纳的协助下，再一次试图说服艾希曼展现他对“犹太人换卡车”方案的诚意，即便盟军那边还没有消息。也先释放一部分匈牙利犹太人。但就在汉莤· 布兰德和鲁道夫·卡斯特纳试图与艾希曼谈判时，他们两人却双双被匈牙利当局抓捕，并被监禁起来拷打，因为匈牙利政府迫切地想要知道事情进展。最后德国人进行了干预，他们才被释放。他们什么也没透露，仍然力图说服艾希曼向盟军示好。

艾希曼和他的党卫队同僚最后终于同意，让少数匈牙利犹太人登上一辆列车，这辆列车按约定会把他们送出帝国。党卫队的主要动机再直白不过：贪婪。列车上一个席位最初售价200美元（艾希曼定的价格），后来涨到2000美元（贝歇尔的要求），最终定在1000美元。谁有权上车由一个委员会决定，卡斯特纳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埃娃·斯佩特 [17] 是与卡斯特纳相识的匈牙利犹太人，按照她的说法，这本应是个“诺亚方舟，应该由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的代表组成，包括青年组织、非法移民、东正教信徒、科学家、犹太复国主义者等等”。但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艘奇怪的“诺亚方舟”，在决定谁能获得“船票”的过程中，私人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登上列车的人里，有几百人都是卡斯特纳的朋友和亲人，他们都来自卡斯特纳的故乡克鲁日。埃娃·斯佩特的父亲也是委员会成员，他决定把埃娃、她的丈夫、叔叔和祖父都列入可以登车者的名单中。

由于许多被准许上车的人付不起纳粹所要求的高昂费用，因此有些座位被卖给富绰的匈牙利犹太人，以贴补其他人，这就造成不同家庭成员被区别对待，而且这种区分看起来毫无根据。举例来说，埃娃·斯佩特及她的丈夫和儿子不需要付钱，但她的叔叔和祖父则需要。让这个决定显得更没有逻辑的是，埃娃的丈夫才是实际上为其他人凑钱的那个人（但他却不用给自己买票）：“我丈夫那个时候很有钱，他把钱给了我的叔叔和祖父，还把他所有剩下的钱都给了卡斯特纳。”拉斯洛·德韦切里 [18] 是另一个拿到了车票的匈牙利犹太人，他曾帮忙在布达佩斯的哥伦布大街建造了一处集合营地，让所有有资格登车的人在这里等待出发，这份差事让他自己也获得了上车资格。“每个人都听说了（有这么一辆列车），大家自然都希望自己能在名单上，但很多人都不能，你想想，一共有60万犹太人，而火车只能装下1600人。那些被迫留下的人把卡斯特纳当成了替罪羊。”

卡斯特纳在战后确实因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不光是因为他让自己的家人上了车，还因为他没有提醒其他匈牙利犹太人他们接下来将会面临的命运。1954年，卡斯特纳在以色列起诉一个名叫马尔基尔·格林瓦尔德的人犯有诽谤罪，他说卡斯特纳是犹太人的“叛徒”，然而，这起诉讼反倒迅速导致了对卡斯特纳行为的调查，最终法官宣判他犯有“将灵魂出卖给撒旦”罪。考虑到1944年春夏卡斯特纳所承受的压力，这一判决似乎过于严厉了，而且在那之前卡斯特纳曾非常热心地救助过犹太人，帮很多人逃出了斯洛伐克。至于对卡斯特纳没有警告其他匈牙利犹太人的指责，事实上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们之后很可能无法再与艾希曼进行任何谈判，而且正如一位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顶尖学者所说，卡斯特纳“没有立场警告任何人”。 [19] 但不管怎么说，卡斯特纳绝非完人，他傲慢无礼的性格在法庭辩护中对他毫无帮助，而他在汉莤· 布兰德的丈夫出国期间与她私通一事显然也没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他成了一部分以色列右翼民族主义者仇恨的对象。1957年，就在以色列最高法院即将推翻原诽谤控诉中对他的大部分有罪裁定前夕，他被人暗杀。

1944年6月30日，满载着难民的列车终于驶离布达佩斯。在此之前，大量的钱财和其他贵重物品被装进行李箱中交给了党卫队，而贝歇尔、克拉格斯和艾希曼全都参与了这次敲诈行动。当然，即便如此，1684名乘客仍不能确定火车会不会沿着那条已经严重磨损的铁轨开往奥斯维辛。“我们总是处在担惊受怕中，”埃娃·斯佩特说，“在火车上当然也很害怕。我们从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不过你本来也无法预知未来，不知道五分钟后会不会有地震发生。这很好。”列车向西而不是向北开去，穿越边境进入奥地利，最终到达林茨（Linz）。列车停了下来，纳粹说匈牙利犹太人可以在这里体检和“消毒”，这个消息让火车上所有人都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他们怀疑这是纳粹在耍诡计，担心自己将被送进毒气室。“我记得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医生面前，”埃娃·斯佩特说，“但我看起来仍然非常自豪。我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想让他看看一个临死之前仍充满自豪的犹太女人是什么样的。”她走进淋浴室，却发现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舒适的热水”。“我们本来都准备好死在里面了，那一刻觉得，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虽然卡斯特纳安排的列车并没有开往灭绝营，但它也没有像纳粹承诺的那样离开帝国，而是朝德国下萨克森州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驶去。盟军于1945年4月解放这个集中营时，其幸存者令人震惊的样貌被拍成照片在全世界流传，贝尔根-贝尔森也因此臭名远扬。然而，匈牙利犹太人到达时的贝尔根-贝尔森是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营地于1943年4月投入使用时有一个特殊的用途，那就是关押一些纳粹可能想在一段时间后驱逐出帝国的犯人。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有好几个子营地，并且各个子营地的条件相差很多，这让这个集中营的情况更加复杂。在所谓的“囚犯营”，500名曾参与建造营地的“普通”犯人被关在这里，这个子营地的条件非常艰苦，而在关押用来交换的犹太人（Austauschjuden）的“星星营”，生活虽然也很困乏，但条件相对要好一些。这里的犯人可以与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还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什穆埃尔·胡珀特 [20] 与他的母亲一起被送到贝尔根-贝尔森时还是个小男孩，他们都属于Austauschjuden，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持有巴勒斯坦颁发的入境准许证的犹太人，纳粹认为可以用他们来交换人质。“从某种程度来说，生活还算过得去，”什穆埃尔说，“过得去的意思是，我们有三条毛毯，不至于冻着，有一些吃的，虽然不是特别多，但够我们活下来。我们不用工作。我在贝尔根-贝尔森学会了下棋，到今天我还爱下。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待在一起，我从没有与我的母亲分开过。”

乍看起来，纳粹释放犹太人、把他们送到西方国家的做法与灭绝政策完全格格不入，但我们不该忘记，在纳粹制定出“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他们处理所谓的“犹太问题”时更愿意采用的方式，就是对犹太人洗劫一番后将他们驱逐。1938年德奥合并以来，阿道夫·艾希曼一直积极地执行这一政策，它实际上与希特勒“摆脱”犹太人、勒索富人以获得外币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此前从没有过“100万犹太人换1万辆卡车”这种规模的交易，但早在1942年12月，希特勒就在原则上批准希姆莱可以为获得钱财将个别犹太人驱逐出帝国。

1944年7月，卡斯特纳列车上的1684名匈牙利犹太人发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并没有他们一开始担心的那么可怕。埃娃·斯佩特记得集中营甚至能提供某些“文化生活”，因为犯人有时会组织一些讲座和演奏会。不过，对纳粹不能遵守承诺的担忧一直困扰着这些匈牙利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贝尔根-贝尔森的条件越来越糟，这种恐惧也变得更加强烈。好在绝大多数人最后都被释放了，他们能获得自由，要感谢贝歇尔等人与瑞士犹太人代表继续进行的谈判。1944年12月，埃娃·斯佩特和她的家人从贝尔根-贝尔森登上列车，这次火车终于把他们带出了纳粹的控制区。“当我知道我们到达瑞士的那一刻，我必须说，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瑞士人对我们非常好，给我们土耳其毛巾、热水和香皂。简直到了天堂。”

6月30日离开布达佩斯的那辆列车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卡斯特纳和汉莤· 布兰德无法预料，他们也不会料到一系列戏剧性转变会在几天的时间里，导致纳粹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被彻底终止。就在列车发车前一周，盟军收到了关于奥斯维辛恐怖暴行的确切而详细的描述。其实早在1941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在西方就不是什么秘密，并且被公开宣传。丘吉尔本人就曾公开谈到过纳粹的大屠杀政策，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在1941年5月也曾告知同盟国各国政府有个关押波兰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包括他们在那里进行的处决。1942年7月 [21] ，伦敦出版的《波兰双周评论》列出了纳粹实施暴行的22个营地，其中就包括奥斯维辛。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向议会宣读了一份声明，谴责纳粹的暴行，包括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他的发言结束后，议员们起立默哀了一分钟。1943年3月，波兰反抗组织发出的一则消息也提到了几个犹太人被屠杀的地点，奥斯维辛名列其中；同年6月1日 [22] ，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描述在奥斯维辛“纳粹对犹太人有多么残忍”的文章。

1944年1月，伦敦方面收到一位代号为“万达”（Wanda）的波兰特工撰写的报告，这是让盟军对奥斯维辛有进一步认识的又一重要事件。 [23] 这份报告写道：“妇女儿童被塞进小汽车和卡车里，然后被送到（奥斯维辛-比克瑙）毒气室。在那里，他们要度过极其痛苦的10到15分钟，最后窒息而死。” [24] 报告继续写道，“每天有1万人”在“三个巨大的焚尸场”被杀害，已有近65万犹太人死在这个集中营。由于与这个话题有关的许多文档仍属机密，因此我们只能推测万达的报告为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其中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奥斯维辛同时作为集中营和灭绝营有着多重功能，这种复杂性让它难以被解释清楚。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从接下来围绕是否轰炸集中营进行的一场短暂辩论我们就可以看出，盟军认为对奥斯维辛的关注会分散精力，妨碍他们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击败德国。

人们对奥斯维辛的认识，由于四名犯人的行动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两人于1944年4月逃出奥斯维辛，阿尔诺斯特·罗辛和切斯瓦夫·莫尔多维奇则是在5月成功越狱。他们逃到不远处的斯洛伐克，在那里讲述的内容后来经过整理，成了著名的《奥斯维辛报告》（Auschwitz Protocols ）。卡斯特纳于4月28日到达斯洛伐克，并拿到了基于前两位证人提供的证词所写就的初步报告，但他决定不发表报告的内容，大概是担心那会对他与艾希曼的谈判造成不利影响。直到6月，西方国家才读到《奥斯维辛报告》。6月18日，英国广播电台播出了与奥斯维辛相关的新闻，2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关于这个集中营的三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写到“臭名昭著的德国集中营，比克瑙和奥斯维辛毒气室”的存在。 [25]

可以肯定，1944年6月到7月间公众对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了解促成了政策上的一个变化，主要是轴心国方面。自从大批匈牙利犹太人遭到驱逐以来，很多人向匈牙利国家领导人阿德米拉尔·霍尔蒂（Admiral Horthy）提出抗议，就连教宗庇护十二世也向霍尔蒂呼吁停止驱逐行动（他因没有在战争中公开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遭到广泛批评），因为5月份罗马教廷通过越狱者的报告了解到奥斯维辛内的恐怖情形。罗斯福总统和瑞典国王也接连对霍尔蒂进行游说。终于，到了6月26日，日内瓦犹太人事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理查德·利希特海姆向英国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包含与《奥斯维辛报告》有关的信息，并号召盟军追究部分匈牙利政府官员对这一罪行负有的责任。这封电报被匈牙利当局截获，并在7月初呈交给总理多姆·斯托尧伊（Dome Sztojay），随后霍尔蒂被告知了电报的内容。

对这位76岁的匈牙利领导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是他无法接受的。1940年，他认为德国人会赢得战争，因此支持德国；1943年，他又觉得他们可能会输，因此尝试着逐渐向盟军靠拢；到了1944年3月，德军占领了他的国家后，他与希特勒合作，因而得以继续留在自己的位子上；现在，面对即将对他个人展开的问责行动，这个人再次见风使舵。他通知德国人，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必须终止。在匈牙利军队的保护下，霍尔蒂于首都下达了指令，7月9日，官方的驱逐行动正式停止。

可以说霍尔蒂在德国人最脆弱的时候又给了他们沉重一击，因为1944年6月对纳粹德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月份。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海岸登陆，到7月初，局势已经明朗，盟军不会像希特勒预言的那样再退回到海上。而在这中间，苏联于6月22日发动了“巴格拉基昂行动”，重挫白俄罗斯的德国中央集团军。这个行动在西方不像诺曼底登陆那样为大众所熟知，但对于霍尔蒂来说，其统治国土位于欧洲中心，巴格拉基昂行动的意义重要得多。应对诺曼底登陆德国只派出30个师，而他们部署了165个师的重兵与红军交战，但仍被红军击退。用不了几个月，苏联人就将攻入布达佩斯。与之前丹麦的维尔纳·贝斯特一样，此时的霍尔蒂意识到，是时候编造理由为自己开脱了。

揭露奥斯维辛真实面目的详细信息传到西方，还产生另一个影响，那就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炸毁集中营的争论，这个问题到今天仍没有定论。1944年6月，位于华盛顿的战时难民委员会接到一位名叫雅各布·罗森海姆的人发来的请求，他来自“以色列世界组织”（Agudas Israel World Organization），希望盟军炸毁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轨。六天后，战时难民委员会的领导人约翰·佩勒向战争部助理秘书长约翰·麦克洛伊转达了这一请求，同时补充道，他对于这个提议的可行性有“一些疑虑”。 [26] 6月26日，麦克洛伊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它一方面不现实，另一方面会消耗本该用在其他“决定性战役”中的炸弹。 [27]

6月24日，华盛顿又收到另一封电报，这次是日内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通过瑞士的战时难民委员会发来的。这封电报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一条是炸毁毒气室。7月4日，出于6月26日信件中列出的相同原因，麦克洛伊也拒绝了这个提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麦克洛伊的下属格哈特上校在给麦克洛伊的办公室内部备忘录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知道你对我说过，让我‘断然拒绝’这样的要求……” [28] 这至少意味着，炸毁毒气室的想法没有经过进一步考虑就被否决。

伦敦也收到了轰炸奥斯维辛的请求。7月7日，丘吉尔得知这一请求后，向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尽管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如需我的支持请告知。” [29] 在空军部考量了各种可能的方案以后，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于7月15日给出了一个大体上否定的答复。他向艾登指出，英国人擅长的是夜间轰炸，英国轰炸机指挥部无法安排轰炸机在一夜的时间内飞越如此远的距离。只有美军可以在白天轰炸，因此他建议把这个任务交给美国人来完成。他还提议道，美国人最好能在轰炸毒气室的同时空投一些武器，争取促成一次大规模越狱。不管怎样，从他的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了美国空军。美方将军斯帕茨不久之后访问了英国空军部，英国人就这个方案向他征求了意见，他提出接下来可以对集中营进行空中侦察，这个提议被转达给外交部，但后来再没有被提及。

关于轰炸奥斯维辛的讨论持续了整个夏天。8月，世界犹太人大会再次请求美国采取行动，但仍遭到美国战争部约翰·麦克洛伊的拒绝。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在一封内部备忘录中写道，且不论现实上的困难，不进行轰炸还有“政治”原因：几乎可以肯定，大批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会在战后回到巴勒斯坦寻找他们的圣殿，而那片区域当时正由英国人统辖。 [30]

就这样，位于大西洋两岸的两个国家都决定不轰炸奥斯维辛。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没考虑轰炸的可行性。没有人对集中营进行空中侦察，没有人进行可行性研究，没有人对不同备选方案进行过任何详细评估。可以明显感觉到，两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完全在别的地方（可能温斯顿·丘吉尔是唯一的例外，但他在写下了“尽管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之后，也没有再提及此事）。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在1944年7月有很多要考虑的事，其中，盟军在诺曼底的战役便牵扯了他们大量的精力。此外，红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波兰的“家乡军”（Home Army）也需要支援，7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差点在他位于东普鲁士的总部被刺杀。对于盟军空中部队来说，显然有很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完成。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华盛顿，占主流的都是以下观点：摧毁奥斯维辛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忽视集中营，把全部精力放在尽快取得陆地战役胜利上面。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不大光彩的原因：未经认真考虑就做出的决定，一些文件里使用的不屑一顾的口吻，这一切都让人不禁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没人费心把轰炸奥斯维辛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来对待。

那些当即拒绝轰炸请求的官员，要是知道这个问题在今天引发了多少学术讨论，一定会大吃一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一位学者在与犹太人展开讨论时发现，“不少人坚信，轰炸集中营可以让600万犹太受害者中的许多人获救。” [31] 轰炸问题已远远超越了事实层面的辩论，成为一种象征——它意味着盟军本可以阻止犹太人被杀害，却选择不这样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认真而冷静地分析这个问题，以防止越来越多的人错误地认为，“600万人中的许多人”真的能够因轰炸而获救。

当然，在讨论盟军对奥斯维辛的轰炸时有个问题，那就是它并没有真的发生。我们要分析的是一段与事实相悖的历史，因此谁也不知道另外一种结局究竟会是什么样。虽然专家们在轰炸通向集中营的铁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认为那样做于事无补，因为纳粹可以让列车改用其他轨道驶向奥斯维辛，并且可以迅速修好被炸毁的铁轨，但在轰炸毒气室问题上，学者们却没有取得类似共识。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详细描述着空袭可能会遇到的大量困难，无论实施轰炸的是美军的B17或B24轰炸机，还是英国的轻型蚊式战斗轰炸机 [32] ；而另一些文章则激烈地质疑所谓的技术困难，指出轰炸完全可以摧毁焚尸场 [33] 。与很多历史假设一样，我们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

幸运的是，至少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解开谜团，那就是盟军收到那些迫切而执著的轰炸请求的时间点。考虑到《奥斯维辛报告》送到盟军手上的时间，以及霍尔蒂决定停止向奥斯维辛遣送匈牙利犹太人的时间，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无论轰炸集中营还是轰炸铁轨都不可能阻止匈牙利犹太人被杀害，因为盟军拿到集中营详细信息时已经太晚了（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于7月9日正式停止，而英国空军部长就推迟的轰炸行动向艾登提出拒绝的日期是15日）。

另一个基本可以确定的事实也能帮助我们分析这一复杂问题，那就是轰炸不会对集中营里的灭绝行动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奥斯维辛报告》里详细描述了四个主要焚尸场的位置，但即便轰炸机在白天经过精确瞄准向这些焚尸场投放炸弹，即便它们被彻底摧毁，纳粹仍可以在奥斯维辛其他地方使用毒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奥斯维辛报告》中并没有写明“小白房”和“小红房”的地点，而它们的屠杀能力已足够满足纳粹当时的需要。在匈牙利的驱逐行动停止后，奥斯维辛有大量屠杀设施闲置。高峰时期这里每天有一万人被杀死，此时屠杀人数下降到平均每天不到1500人，且这样的数字一直持续到11月焚尸场被关闭。 [34]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算盟军响应1944年夏天的轰炸请求，对集中营发动空袭，他们也不能真的解救“600万人”中的“许多人”，相反，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一个也救不了。事实上，轰炸很可能会对一些离焚尸场仅数米远的营房造成连带性破坏，并夺去几百名犯人的性命，而这群人正是空袭本要拯救的对象。

当然，这是一个理性的结论。鉴于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大量讨论都停留在感性层面，这个结论大概会令很多人感到不满，他们更愿意相信，盟军本可以做更多的事来阻止屠杀的发生。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例如，朝集中营空投枪支或许能促成一场反抗运动。然而，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因极度饥饿而虚弱不堪的犯人即时策划出一场反抗行动的可能性极低，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瞭望塔里荷枪实弹、被四周电网保护起来的党卫队士兵。可惜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这又是站在现在对过去一件没有发生的事进行假设。

关于轰炸奥斯维辛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它背后隐含着一个更宏大、更宽泛的追问：拯救犹太人的努力是不是做得不够？举例来说，早在1943年初，英国政府就确切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化屠杀行动，甚至知道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的具体名字和每个灭绝营的死亡人数。尽管有埃莉诺·拉思伯恩等议员请求放宽移民限制，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大批犹太人获准转移到安全的国家，但英国政府一直对这个提议坚决予以否决。1943年2月，安东尼·艾登在回复一位名叫威廉·布朗的议员提出的类似请求时说：“要想终结犹太人的苦难，甚至我可以说要想终结欧洲其他受难之人所忍受的折磨，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让盟军赢得胜利。” [35] 几周后，也就是1943年3月，艾登在华盛顿参与讨论时说到，重要的是，“在主动提出把所有犹太人运出国时要格外谨慎”，并补充道，“如果这样做，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会希望我们在波兰和德国也采取相同的做法。面对这种要求希特勒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全世界的船和其他交通工具加起来都不够。” [36] （可在战争的最后三年，他们却找到了足够的船只运送40多万德国和意大利战俘跨越大西洋。 [37] ）1943年5月19日，埃莉诺·拉思伯恩在英国下议院进行演说，严厉谴责了盟军的不作为：“如果在这场战争中不该丧命的人的血汇流成河，涌进白厅街，那么血河将把街边那一栋栋灰色的楼房全部淹没，那里就住着我们的统治者。” [38] 诚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如果盟军不畏威胁、取消对犹太人的移民限制会发生什么，但拉思伯恩女士的观点让人不能不认同，那就是盟军本可以提供更多援助。因此，如果现有的争论不再集中在轰炸奥斯维辛，而是转到盟军战时移民政策这个无疑更加复杂的问题上，那么辩论可能会更有成效。

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被停止后，艾希曼在布达佩斯暴跳如雷，而另一端的奥斯维辛也受到了影响：由于毒气室空闲下来，纳粹决定将比克瑙一个子营地里的犯人全部处死，那就是吉卜赛营。1943年2月以来，比克瑙的这一特殊区域（最多时）拥有约2.3万名吉卜赛人。他们不必与家人分开，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也不用剃头发。但没过多久，吉卜赛营就成了奥斯维辛条件最恶劣的营地之一：人口过度密集，缺乏食物和水，这些又进一步导致疾病肆虐，特别是斑疹伤寒和一种名为走马疳的皮肤病，夺走了几千人的性命。在2.3万名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吉卜赛人当中，总共有2.1万人死在了那里，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饥饿，还有一些在吉卜赛营最后被清空时死在了毒气室。

在纳粹看来，吉卜赛人是危险的、“反社会的”种族，应该被清除。考虑到被迫害人数占种族总人口的比例，吉卜赛人是第三帝国内除犹太人之外受苦难最深重的民族。究竟多少吉卜赛人被纳粹杀害并没有一个确切数字，据估计应有25万到50万。然而，纳粹在不同国家实行的反吉卜赛人政策并不一致：在苏联，吉卜赛人与犹太人一样，都死在特别行动队的枪口下；在罗马尼亚，吉卜赛人的人数虽多，但他们并没有集体成为屠杀的对象（但还是有几千人死于非人的对待）；在波兰，大部分吉卜赛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在斯洛伐克，迫害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尽相同；而在德国，许多吉卜赛人先是被送到了波兰的隔离区，比如有5000人被送到了罗兹，后来又成为1942年1月最早死在海乌姆诺毒气货车里的受害者。

在德国，纳粹认为吉卜赛人最“危险”之处，便是通过所谓的“混血”（Mischlinge）将吉卜赛种族特征转移到“雅利安”人身上。有一个例子可以鲜活地说明，纳粹在这方面的敏感到了多么夸张的地步。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埃尔泽·巴克 [39] 的小女孩，1944年夏天，8岁的她突然被带到了比克瑙的吉卜赛人营地。就在年初，她还与自己的家人幸福地生活在汉堡。虽然战争也给他们带来了困扰，但生在一个普通德国人家庭中的她仍过着相对安全的生活——或者说她本以为如此。然而，1944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她家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几个陌生人闯了进来，自称是盖世太保。他们声称要把埃尔泽带走，带到她“真正”的母亲身边。埃尔泽在父母绝望的注视下被拖走，离开了自己的家，被黑漆漆的夜色包围。她被带到港口旁的一个大仓库内，那里全是吉卜赛人，她记得很多人都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埃尔泽穿着母亲给她的最好的衣服，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人，陷入震惊。直到后来她才发现，她“真正的”母亲有一半吉卜赛血统。一直被她当作亲生父母的人其实是她的养父母，她十个月大时被领养，并由他们抚育长大。

和其他吉卜赛人一起，埃尔泽被赶上一辆载货列车，送到了奥斯维辛。她记得自己被带进比克瑙的“桑拿室”，被要求脱光衣服洗澡。后来她试图从一堆衣服中找出自己的，但怎么也找不到。作为一个教养良好的小女孩，她不想拿走任何不是自己的东西，因此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穿，而她身边其他的吉卜赛人纷纷挑拣最好的衣服给自己穿上。最后，她面前的水泥地上只剩下了五六件衣服，她旁边的一个女人对她说：“你随便抓一件穿吧。”结果，来时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有层层冬衣御寒的埃尔泽，此时却只穿上一条短内裤和一条薄薄的夏裙。

在阴暗拥挤的营房里，四周全是吉卜赛人家庭，这个8岁的小女孩由于惊恐而陷入了沉默。她不说话，也不哭，因为没人在意她的眼泪。她淹没在乱糟糟的人群中间，而在她看来，这些人全都“只顾自己死活”。后来一份从天而降的好运可说是救了她的命：一个名叫万达的卡波可怜她，让她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睡在旁边一张铺着毯子的桌子上。那个地方“比营房里要强一百倍”。在集中营里的大部分时间，埃尔泽都在漫无目的地闲逛。每天她都会走到吉卜赛营的边缘，那里的铁丝网紧挨着铁轨，她就在那儿看新犯人到达。她看见“大部分穿得很好”的人排着队朝一个方向走去，后来她才知道，那通往焚尸场，而他们是被筛选出来毒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当然她那个时候并不了解这些。铁丝网外没有新犯人可看的时候，她就会“玩”她仅有的一个玩具——从一副眼镜上掉下来的一个镜片，这是她在地上捡到的，她会找些干草堆成一堆，然后用镜片聚焦太阳光，直到把干草点着。

几周后，万达对埃尔泽说：“你不能再跟我住在一起了。”她随即离去。“我特别惊慌，”埃尔泽说，“我又是一个人了。我沉浸在惊慌中，不明白周围发生着什么……我分不清白天黑夜，觉得一切都乱了套，你怎么形容都行。”埃尔泽记得她又被送回营地里一个比较大的分区，但这个分区没有以前那么拥挤，因为在这之前党卫队组织了一轮筛选，很多吉卜赛人被转移到集中营其他地方。随后，停水了，所有人被要求回到营房。那天晚上有“很大的声响，是很大声的尖叫，我以前从没听到过那种尖叫”。我们无从确定当时外面发生着什么样的暴行，可能是集中营里任何一次行动，可能是党卫队正在为接下来将要组织的吉卜赛营清空行动做准备。但有1400名吉卜赛人被挑选出来送往另一个集中营，从而逃过了最后的恐怖灭绝，埃尔泽便是其中之一。奥斯维辛的记录显示，编号为吉卜赛人10540号的埃尔泽于1944年8月1日离开。

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也编不出埃尔泽的亲身经历。想想看，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以为自己是德国人，却突然从深爱她的父母身边被夺走，被告知自己是领养的，而且还有吉卜赛血统，随后被送到奥斯维辛，陷入完全自生自灭的境地，直到被一个卡波照顾，后来再次被抛弃，在暗无天日的营房中生活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外面还发生着可怕的暴行，最终被送到另一个集中营。难怪埃尔泽会觉得这段曲折的经历“让你下半生再也不会对什么事感到惊讶，我绝对有发言权，真的会这样”。

埃尔泽离开奥斯维辛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晚上，吉卜赛营被清空，许多人目睹了纳粹这一行动的恐怖场景，瓦迪斯瓦夫·斯米特 [40] 是其中一个。他本是吉卜赛人，却被纳粹误当成波兰政治犯，关在比克瑙与吉卜赛营相邻的子营地，而他的许多亲人就在隔壁。8月2日晚，他看到纳粹抓起吉卜赛儿童朝卡车的一侧撞去，听见自动机关枪开火和手枪射击的声音。他看见吉卜赛人用他们找到的一切能当武器的东西奋力反击，比如勺子或小刀，但他们很快就败下阵来。“我开始哭喊，”他说，“我知道他们要被送去杀死。一切都结束了。当时的我肯定是全天下最痛苦的人。”那天晚上，2897名吉卜赛人被赶进焚尸场毒死，其中很多人的尸体就在附近的露天大坑里火化。

与此同时，埃尔泽被带到位于柏林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在那里捱过了几个星期，饥寒交迫，几近昏迷。1944年9月的一个早晨，救赎的时刻终于到来：担任她分区卡波的波兰女犯点到她的名字。埃尔泽被送到行政区，突然被告知：“你马上就自由了。”随后被要求去冲澡，除了刚到奥斯维辛那天，这是她后来第一次洗澡。她赤裸着身体被领进一个房间，里面是堆得高高的衣服。她站在那里，“非常害怕和惊慌，什么也不敢做，就光着身体，浑身湿漉漉的，四处张望着，大概是等着因为走进这里而遭到处罚，我曾经在什么错事都没做的情况下挨打”。由于她太久都没有从那个房间出来，一个女人不得不进来帮她穿衣服。接着，埃尔泽在行政区的一间办公室里等待，直到她的养父被带进来。看见养父时，埃尔泽的感觉是“麻木”：“太麻木了，什么感觉都没有。如果他们那时对我说：‘全能的上帝来看你了’，我也不会有任何触动。”被释放之前，埃尔泽还要签一份文件，这是所有离开集中营的犯人都要做的，以表示他们同意不泄露自己所在的地点，也不透露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我不需要划十字，因为我会写字，”她说，“我想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签名。”

随后，埃尔泽与她的养父一起登上列车回到了汉堡。他们所在的那节车厢里有位德国陆军军官，埃尔泽还记得，养父向这位军官讲述了自己的养女被捕并被囚禁的经历，而这一切只因为小女孩的外祖母是吉卜赛人：“他掀起我的裙子，露出我的腿，我的腿上都是溃烂的伤口。他说：‘这就是你们在前线为之奋斗的东西。’”她不记得那位军官如何回答，但她记得她一回到家，她的姐姐就用土豆泥给她做了一个蛋糕（当时糖是限量配给的），并煮了几根胡萝卜插在上面当蜡烛。离开学校6个月之后，埃尔泽又回到了课堂，重新假装自己是个普通的8岁德国小女孩。

没人知道埃尔泽究竟为什么获救，盖世太保在战争结束时销毁了所有可能揭开谜底的资料。或许是因为她的养父提出抗议，指出她已经完全同化于德国社会，而这一抗议最后终于被当地的纳粹官员接受。那一年埃尔泽的养父甚至加入了纳粹党，以表明自己的忠心，很可能是这个举动扭转了局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6个月噩梦般的生活给一个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埃尔泽·巴克说，“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它是个特别愤世嫉俗的看法，但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得出的。我很抱歉要这样讲。”

突如其来的暴力虐待，专断霸道的行为，随心所欲的残忍，埃尔泽·巴克的个人遭遇揭示出奥斯维辛生活中最可怕的地方。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她的经历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让犯人们有更大的可能活下来，实际上也让这样的生活更值得继续。在埃尔泽的例子中，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万达的帮助，她如何能熬过奥斯维辛的这段日子。对于这一点，与埃尔泽同时被关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艾丽斯·洛克·卡哈纳也有同感。之前，艾丽斯对姐姐埃迪特的爱已经让她在集中营一次次铤而走险，只为能与姐姐在一起。但那年夏天她们遇到一个问题：埃迪特染上了伤寒，被送去医护营房。对于埃迪特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光因为那里的医护条件不够好，还因为纳粹会对医护营房里的病人进行频繁的筛选，把选出来的人直接送进毒气室。然而，艾丽斯坚信埃迪特一定能活下来，并且经常去探望她。为了进入医院，她省下自己的面包拿去贿赂卡波，还答应帮她把前一天晚上死去的犯人尸体搬出医院。“我只有15岁，”艾丽斯说，“之前从没见过死人。我想，这些人昨天还活着，能说话、能走路，可现在却被我扔在地上堆成一堆。这是件很恐怖的差事，但为了见到埃迪特我必须做这些，哪怕只能见她一分钟。”

作为医务室的访客，艾丽斯很受欢迎，因为所有病人都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每当探望姐姐的艾丽斯走在医护营房里，里面的犯人总会拉着她的衣服问：“外面有什么新鲜事？”置身于这个暗无天日、疾病肆虐的医院，闻着排泄物和腐烂物质的味道，耳边是垂死之人的呻吟，艾丽斯总是努力给这里的犯人一些慰藉：“我学会编故事，比如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但艾丽斯知道事实，她亲眼目睹人们从医务室“消失”的速度有多快，一些人死在他们的床铺上，另一些被挑出来送进了毒气室。因此，尽管埃迪特病得很重，艾丽斯还是决定把她带出医院。她对埃迪特说：“如果你能忍受得了，你就装死，我把你运出去，然后咱们回自己的营房。”第二天，埃迪特装成死人，艾丽斯把她和其他那些在前一晚过世的人一起运出了医院。她们一到医院外，艾丽斯就搀扶着姐姐蹒跚地穿过比克瑙，回到自己原来的营房。

然而，在医护室外面那个全是“健康”女性的环境中，保护生病的姐姐更是难上加难。“每天都有筛选，”艾丽斯说，“（他们）特别严厉，特别可怕。”女人们常常要站在衣冠楚楚的约瑟夫·门格勒博士面前等待。“那个时候我们身上都长满虱子，那种感觉真是恐怖，太恐怖了。没有什么比你觉得你浑身长满虱子更屈辱。你的脑袋、衣服，你身体的任何地方，无论你往哪里看，都能看见有东西在爬。而且你没法洗，没有水。”

一天，艾丽斯和她的姐姐被选中，不过她们只是被调到比克瑙的另一个营房。就在那里，艾丽斯有了一次不可思议的与死神擦肩的经历。当时是1944年10月，天气已经越来越冷，分区的卡波让所有青少年出列，说他们可以额外领到一些衣服。艾丽斯决定加入到这支“孩子”的队伍，去领一些暖和的衣服给埃迪特穿，好让她熬过波兰即将到来的寒冬。“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来到一栋漂亮的楼房前，楼房的窗台上还摆着鲜花。我们走了进去，党卫队女兵说：‘所有人都把自己的鞋子放整齐，把衣服脱了放在地板上。’我们被带进一个房间，大家都光着身子。”艾丽斯和其他人坐在房间里等待着，以为自己在领到说好的新衣服前要先洗个澡。“那个房间很大，墙壁是灰色的。光线很暗，等他们关上门以后，里面几乎全黑了。我们坐在那里等着，冻得直打颤。就在那里等啊等啊等。”突然，门被猛地推开，一个党卫队女兵大叫着：“赶快离开这儿！赶紧出去！”并把这些大孩子的衣服扔还给他们。“快走！”她叫着，“跑得越快越好！”艾丽斯找不到自己原来的衣服，只好随便穿上一件，回到了营房。回去以后她向其他人抱怨：“他们跟我们说会领到暖和的衣服，结果我自己的衣服都丢了！”其他犯人对她说：“傻孩子！你不知道你刚才在什么地方吗？”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她刚才等待的地方，是五号焚尸场的毒气室。

艾丽斯的故事中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即便已经在比克瑙住了好几个月，她仍没有意识到她被送到何处。她当然听说过毒气室，任何一个在比克瑙待过几天的人都知道毒气室的存在。然而，为了应对集中营里的艰难生活，艾丽斯屏蔽掉了这类信息，她肯定不清楚屠杀的具体机制。“我的注意力全在埃迪特身上，”艾丽斯说，“我把所用精力都用来让埃迪特活下来，因此我并没有想过那些恐怖的事。或许也因为那一切都太可怕了，已经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围。一个在正常环境下长大的15岁女孩，怎么能理解自己会被他们送进毒气室？毕竟已经是20世纪了呀！我会去看电影，我的父亲在布达佩斯有办公室，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在我们家你绝对不能说一个脏字。你怎么可能想象如此龌龊的事情？想到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杀人？我们还一直被教育说德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连那些生活在焚尸场烟囱旁边的人，都能把这些地方的存在从自己的思想中抹除。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不仅因为屠杀工厂的实际功用太过恐怖，让人难以想象，还因为他们在集中营的每一天都过着屈辱的生活：他们穿着爬满虱子的衣服，抢着用厕所，努力寻找糊口的食物，身边的一切都肮脏污秽，所有这些都让他们只关注眼下如何生存，而抛弃了其他所有念头。但艾丽斯之所以没有认出她所置身房间的实际用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0年过去，她依然清楚地记得走近焚尸场时看到了红色的花，可能是天竺葵，它们种在盒子里，摆在窗台上。在奥斯维辛艾丽斯从未见过鲜花，对她来说，那些花让她想起过去安稳的生活：“我看见窗边的花，它们让你想起了家，让你想起德国人攻进匈牙利时，母亲出门去了，她没有害怕、没有哭喊，也没有歇斯底里，而是到市场上买了紫罗兰回来。那让我感到非常平静。如果母亲还去买花，就说明情况不至于太糟。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正是这些小小的设计——比如焚尸场窗台上的花——让纳粹的屠杀过程超越了单纯的暴行，直到今天，这里头所蕴含的深刻嘲讽在所谓的“文明”世界里无出其右。

那天艾丽斯之所以能够活命，完全得益于一份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她坐在毒气室里的日期是10月7日，这是奥斯维辛历史上特殊的一天，因为这天发生了特遣队起义。早在6月，一些特遣队成员就在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的协助下筹划着反抗守卫的起义，该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雅各布·卡明斯基的犯人。然而，这个计划后来败露。在奥斯维辛，犹太犯人很难进行秘密的反抗运动，一方面因为集中营里严密的卡波网络时刻监管着他们，另一方面当然也因为集中营里高得惊人的死亡率。卡明斯基遭到告发，但团队中其他核心成员活了下来，继续努力“顺手牵羊 ”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武器，比如小刀、十字镐等等，并透过铁丝网与比克瑙的其他犯人进行交涉，以便获得更多武器。

特遣队员们觉得，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在10月7日采取行动。因为就在几天前，党卫队宣布招募“志愿者”为奥托·莫尔工作，这个党卫队军官是所有焚尸场监工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最近他被派往格利维采（Gliwice）子营地担任指挥官。犯人们都知道这是个骗局，因为上一批被“选派去”马伊达内克营地的特遣队成员，实际上都被党卫队杀害了，他们的尸体当夜在2号焚尸场被火化。第二天早上，留下来的特遣队成员认出了同伴烧了一半的尸体。他们曾对纳粹为自己安排的最终结局抱有幻想，现在，连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此外，特遣队成员很清楚，自己对纳粹的利用价值已经大打折扣。8月和9月，罗兹隔离区被清空，6.5万名犯人到达奥斯维辛。正因为如此，纳粹才没有更早就开始削减奥斯维辛特遣队的人数。此时，由于没人“自愿”站出来申请“调到”格利维采，他们听说4号和5号焚尸场的卡波已接到命令，要选出300个特遣队成员“派往橡胶厂”。与纳粹承诺特遣队成员的所有目的地一样，这些工厂当然也是子虚乌有。

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10月7日那个星期六的下午1点半，4号焚尸场的特遣队成员发起了反抗。 [41] 他们用十字镐和大石块当武器，等守卫靠近时对他们进行攻击，随后在焚尸场放了一把火。在与党卫队看守肉搏数分钟后，一些特遣队成员成功逃到附近的树丛里，跑到拉伊斯科（Rajsko）这个小村庄以外的地方，但他们仍被困在奥斯维辛隔离区范围内。与此同时，2号焚尸场的特遣队成员也奋起反抗，把一个党卫队守卫推进了燃烧着的焚尸炉中。

约有250名奥斯维辛特遣队成员在后来的报复中丧命。所有逃跑的人最后都被抓了回来并被枪决，另有一些被怀疑参与了起义的人也遭到杀害，共计200余人。特遣队那一天的行动造成三名党卫看守被杀。不过，这次起义也救了很多人的命：几乎可以肯定，正是特遣队在4号焚尸场造成的混乱，让党卫队放走了隔壁5号焚尸场毒气室里的艾丽斯·洛克·卡哈纳等人。

奥斯维辛特遣队暴动发生后的第九天，匈牙利的政治局势再次发生变化，在纳粹的支持下，匈牙利箭十字党（Arrow Cross）推翻了拒绝服从的霍尔蒂政权。驱逐停止后，几个月以来一直靠酒精度日的艾希曼立即召见卡斯特纳，一见面就对他说道：“我回来了！”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本已逃过被驱逐的命运，现在却成了艾希曼的新目标。鉴于红军正在逼近，安排那么多辆列车也有困难，把这些人送去奥斯维辛是不现实的，因此艾希曼决定，让他们步行到120多英里之外的维也纳。

11月，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被迫离开布达佩斯，开始了向西的跋涉，在没有食物、雨雪交织的情况下朝奥地利艰难行进，其惨烈景象让心肠最硬的纳粹军官都看不下去，艾希曼被要求停止驱逐，然而他却无视命令执意继续，遭到目睹惨状的中立国代表的强烈谴责。考虑到布达佩斯还有超过10万名犹太人，眼看就要成为艾希曼残酷行军计划的受害者，库尔特·贝歇尔这个一向更为务实的纳粹分子就他同僚的做法向希姆莱提出了抗议。贝歇尔和希姆莱都很清楚，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作为战败的一方，德国人的意识形态需要向现实妥协。

希姆莱把贝歇尔和艾希曼叫到他位于黑森林特里堡（Triberg）的私人列车上开会。按照贝歇尔的说法，希姆莱要求艾希曼停止驱逐匈牙利犹太人，并说：“到目前为止你一直都在灭绝犹太人，但我现在命令你从今天开始变成犹太人的拥护者。” [42] 对希姆莱这个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策划人来说，此举无疑是极具戏剧性的大逆转。随着战争进入到最后几个月，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还将有更多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

[1] Christian Gerlach和Götz Aly，《终曲》 （Das letzte Kapitel ，Fischer 2004）。

[2] 原话引自Joel Brand的审讯记录，1944年6月16—30日，档案编号为SIME/P 7769, FO 371/42811；另见1961年6月29日对艾希曼的审讯中Brand提供的证词，审讯场次号为56。

[3] 见Bandi Grosz 的审讯记录，1944年6月6—22日，档案编号为SIME/P 7755, TNA 371/42811，第42—43页。

[4] 《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五卷，第198页。

[5] BBC访谈。

[6] BBC访谈。

[7] BBC访谈。

[8] 引自Andrzej Strzelecki，“对受害者遗体的利用”（Utilization of the Victims’ Corpse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407页。

[9] 《在罪孽的噩梦中：特遣队成员手稿》（Amidst a Nightmare of Crime: Manuscripts of Members of Sonderkommando ，奥斯维辛国立博物馆，1973年），第119页。

[10] 《在罪孽的噩梦中》，第119页。

[11] 《在罪孽的噩梦中》，第182页。

[12] 《在罪孽的噩梦中》，第185页。

[13] 《在罪孽的噩梦中》，第181页。

[14] Miklos Nyiszli，《奥斯维辛：一名医生的亲身经历》，第4页。

[15] Yehuda Bauer，《待出售的犹太人？》（Jews for Sale ? ，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0页。

[16] Bauer，《待出售的犹太人？》，第167页。

[17] BBC访谈。

[18] BBC访谈。

[19] 见Yehuda Bauer在《大屠杀百科全书》第一卷中发表的评论，第790页。

[20] BBC访谈（见2000年1月19日播出的节目《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Timewatch: Himmler,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Reich ]。制作人Detlef Siebert，执行制作人Laurence Rees。）

[21] “罪证的收集与传播”（Gathering and Disseminating Evidence of the Crime），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四卷，第307—315页。

[22] “罪证的收集与传播”，第315页。

[23] 特别值得一读的是Richard Breitman的著作《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知道些什么》（What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 Knew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98），第七章：“奥斯维辛官方机密揭底——纳粹的计划”。

[24] 引自《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知道些什么》，第120页。

[25] 引自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之辩》（The Case for Auschwitz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第154页。

[26] 引自Martin Gilbert的文章“关于轰炸奥斯维辛可行性的当代争论”（The Contemporary Case for the Feasibility of Bombing Auschwitz），载于Michael J. Neufeld和Michael 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盟军与大屠杀》（Allies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Bombing of Auschwitz，St Martin’s Press，纽约，2000年），第66页。

[27]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67页。

[28]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68页。

[29]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70页。

[30]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73页（欲了解对档案更详细的分析，参见Gilbert论文全文，第65—75页）。

[31] Deborah E. Lipstadt，“未实施的救援与当代美国犹太史学研究中的大屠杀：远距离评判”（The Failure to Rescue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Jewish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locaust: Judging from a Distance），载于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229页。

[32] James H. KitchensⅢ，“轰炸奥斯维辛问题再探讨”（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Re-examined），载于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80—100页。

[33] Stuart G. Erdheim，“盟军本可以轰炸奥斯维辛-比克瑙吗？”（Could the Allies Have Bombed Auschwitz–Birkenau?），载于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127—156页。

[34] Richard Levy，“再谈轰炸奥斯维辛：一种批判性分析”（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Revisited: a Critical Analysis），载于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114页。

[35] 引自Martin Gilbert，《奥斯维辛与盟军》（Auschwitz and the Allies ，Pimlico 2001，初版于1981年），第121页。

[36] 引自Gilbert，《奥斯维辛与盟军》，第127页。

[37] 引自Gilbert，《奥斯维辛与盟军》，第127页。

[38] 引自Gilbert，《奥斯维辛与盟军》，第139页。

[39] BBC访谈。

[40] BBC访谈。

[41] 《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五卷，第217页。

[42] 见Kurt Becher 1947年7月10日的证词，引自艾希曼审讯记录，TAE第八卷，第2895—2896页。

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

最后一刻，它来得很突然。1945年1月的一个晚上，10岁的埃娃·莫泽斯·科尔 [1] 和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正躺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床铺上，突然被巨大的爆炸声震醒。窗外红色的火焰照亮了寒冬的夜空。原来，纳粹炸了焚尸场。没过多久，她们就被迫离开自己的营房，与其他双胞胎一起沿着大路朝奥斯维辛主营地走去。这些双胞胎都是门格勒博士的实验对象。四周的场景宛如噩梦，抬起头可以看到远处纷飞的炮火。在黑暗中党卫队催赶着这些孩子，不让他们有片刻的喘息。走不动路的被当场开枪打死，尸体就扔在路边。一片混乱中，有两对双胞胎分别与自己的兄弟姐妹走散，再也没能相见。

到了奥斯维辛主营地以后，埃娃和米丽娅姆基本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原本由卡波和守卫组成的严密监管网络现已崩溃，犯人们全都自己照看自己。埃娃甚至穿过了外围铁丝网，走到主营地一侧的索拉河河畔找水喝。在埃娃试着敲碎冰面的间隙，她抬起头，看见一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小女孩站在河对岸。那个小女孩穿着漂亮的衣服，精心编起来的小辫子用丝带绑着，还背着书包。此时的埃娃穿着破衣烂衫、浑身长满虱子，站在对岸盯着她看。埃娃觉得眼前所见“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她说：“这是我们到奥斯维辛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外面还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的孩子看起来就像个孩子，他们会去上学。”

埃娃和米丽娅姆能活下来已经非常幸运，因为纳粹的计划本来是把她们和剩下的几千名犯人一起杀死，这些人被认为太过虚弱，无法和大部队一起从奥斯维辛出逃。处决这群人的命令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施毛泽在1月20日下达，他也是这个地区的指挥官。 [2] 在接下来的七天当中，党卫队特别分队在比克瑙和附近的子营地杀害了约700名犯人，但包括埃娃和米丽娅姆在内，近8000名犯人侥幸逃过一死，因为红军朝奥斯维辛进发的速度太快，党卫队自顾不暇，已顾不上执行命令。

没过多久枪声就平息了。1月27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红军战士到达营地。在IG法本公司丁纳橡胶厂旁边的莫洛维茨劳工营，他们发现了600名幸存者，在比克瑙解救了近6000名犯人，而奥斯维辛主营地剩下的犯人约为1000人出头，其中就包括埃娃和她的姐妹米丽娅姆。埃娃第一次听到有人宣布她的苦难就要结束，营房里一个女犯大声呼喊着：“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埃娃跑到门边，外面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她什么也没看见。好几分钟之后，她才辨认出穿着白色外衣的红军战士：“我们朝他们跑过去，他们拥抱我们，还给了我们饼干和巧克力。在极度孤独的环境下，一个拥抱的意义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大得多，因为它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我们渴望已久的，人的价值。我们不光渴望食物，也渴望人的善意，而苏联红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需求。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家园，我最怀念、最渴望的就是拥抱和亲吻，但没有人再给我这些。因此，我给我的学生上课时，总会告诉他们：‘你们今天下午回家以后，请替我们所有这些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孩子多给你们的父母一个拥抱，多给他们一个吻，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可以拥抱和亲吻的对象。’”

伊万·马蒂努什金是红军一个炮兵连的中尉，他与战友们一起攻进了奥斯维辛镇。他们到达比克瑙的时候，这个营地在几小时前刚刚被解放，奇怪的是，四周一片静寂。那里的犯人望着他，“眼中带着感激”，脸上带着“强挤出来的笑容”。“我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做了一件好事，”他说，“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完成了使命。”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说，虽然他和战友对奥斯维辛的犯人“感到同情”，但眼前的景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特别大的触动：“你要明白战争中的人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当时已经有超过一年直接作战的经历，在那段时期，我见过集中营，当然不是这种营地，但也是规模小一些的战俘营。我见过被摧毁的城镇，也见过被破坏的小村子。我见过我们自己人饱受痛苦。我见过伤残的孩子。随便哪个村庄全都经历过这样的恐怖、这样的惨剧和这样的苦难。”

伊万·马蒂努什金的话对我们很有帮助，它提醒我们注意许多在东部前线奋战过的人初次见到奥斯维辛时身处的时代背景。对他们来说，奥斯维辛当然是个恐怖的地方，但眼前所见也只不过是一场充斥着诸多残酷暴行的战争中又一个可怕的场景罢了。对奥斯维辛的解放在当时其实算不上什么重大新闻。它确有在报纸上被提及：2月2日，《真理报》刊登了他们的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撰写的报道 [3] ，几天后，英国的《犹太纪事报》转载了这则消息。然而，解放奥斯维辛并没有像前一年夏天，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被发现那样被广泛报道。马伊达内克是除奥斯维辛以外，唯一一个使用齐克隆B进行屠杀的纳粹集中营（但规模要比奥斯维辛小很多），因此媒体最开始很可能把奥斯维辛视为“另一个马伊达内克”。此外，1945年1月有很多更吸引眼球的新闻等待各大媒体报道，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战争“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将要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进行会面。 [4] 不过奥斯维辛的解放没有立即在西方成为重大新闻，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红军发现集中营后，已经有人在质问，赢得了战争的同盟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经得起这场胜利的考验。从波列伏依登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奥斯维辛进行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式解读：他认为奥斯维辛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资本主义工厂，里面的工人是谁并不重要。这篇文章标志着东西方在对集中营的运作进行历史解读时出现了分歧，这一裂痕直到苏联解体后才终于弥合。在苏联当时以及后来对奥斯维辛进行的分析中，他们对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遭受的磨难只作了轻描淡写，却强调所有被迫害致死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这还算不上他们最过分的言论。

然而，回到1945年1月，埃娃·莫泽斯·科尔和她的姐妹米丽娅姆都认为她们能被红军解救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事实也确实如此。1月18日，红军已到达离集中营仅几英里远的地方，如果她们没有被留下来，那么德国人一定会让她们加入由其他6万名所谓“健康”的犯人组成的队伍，这些人都是从庞大的奥斯维辛营区中各个子营地里挑选出来的，他们将一起开始向西徒步行进。据许多被迫参与了大撤退的犯人回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是他们阶下囚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甚至比集中营里频繁的筛选、匮乏的餐食、肆虐的疾病和他们居住的寒冷棚屋都更加可怕。奥斯维辛的犯人将要踏上的这段征程，后来被非常贴切地称为“死亡行军”。

对纳粹来说，死亡行军并不是什么新发明。1940年1月，800名波兰战俘（同时全都是犹太人）被迫从卢布林步行近60英里到达比亚瓦-波德拉斯卡（Biała Podlaska）。 [5] 只有极少数人战胜了波兰的寒冬到达终点，大部分人都冻死在路边，或被同行的党卫队杀害。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纳粹多次组织了死亡行军，比如他们曾在清空隔离区之后强迫住在里面的犹太人徒步跋涉，也曾强迫苏联战俘向西行进，前往临时战俘营。

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讨论过的，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几次死亡行军发生在1944年秋天。其中最可怕的当数11月发生在匈牙利的那一次，当时艾希曼强迫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近8万名犹太人从布达佩斯向西朝奥地利行进。这次远征的可怕场景令一些纳粹分子都忍不住对其残忍程度提出批评，而那些幸存下来的犯人最后被送进了毛特豪森和达豪等集中营。也就是说，奥斯维辛的犯人在1945年初将要进行的死亡行军已有很多悲惨先例。

在党卫队看守的棍棒下，犯人们被赶出集中营，他们身上单薄的囚服完全无法抵御波兰冬天的漫天大雪和凛冽寒风。他们就这样上了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党卫队军官弗朗茨·温施向他深爱的女人——犹太犯人海伦娜·斯特洛诺娃最后一次伸出援手。当海伦娜与她的姐姐罗津卡站在营地大门口瑟瑟发抖时，温施拿来“两双暖和的靴子，是那种有毛皮衬里的靴子。其他所有人，那些可怜的人，全都穿着用报纸做内衬的木底鞋。他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拿鞋子）。”温施对她说，他就要被派去前线了，但他的母亲在维也纳，她可以照顾海伦娜和她的姐姐，因为等到战争结束她们就该“无处可去”。他把一张写着母亲住址的小纸片塞进海伦娜手里。然而，等温施离开后，海伦娜记起父亲曾对自己说过的话：“别忘了你是谁。”父亲对她强调，她必须永远记得：“我是个犹太人，我要永远忠于犹太人的身份。”于是，她扔掉了写有温施母亲住址的纸片。

就这样，这两个女人在风雪交加的天气下开始向西行进。海伦娜将最初的几天形容为“不可思议地艰难”。她眼看着身边的其他犯人“倒在雪地中，精疲力尽，就这样死掉了。大家只能自己顾全自己。一切都乱了套。谁能活就活着，谁死了也就死了。”

伊比·曼 [6] 当时19岁，前一年她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送到奥斯维辛。死亡行军的经历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大半夜让我们集合，我们从来不知道时间，不知道几点几分，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与世界脱节了。”尽管能听到苏军的炮火就在不远处，但纳粹依然坚持清点犯人，让他们每五人站成一排后出发。“要是有谁敢弯下腰，或者敢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马上就会被枪决。”与很多从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的犯人一样，伊比·曼并不是独自一人面对这一切，她的姐姐一直与她在一起，不断鼓励着她。“我一直在说，‘我只能走到这儿了，一步也走不动了。’（但是）她会使劲拉着我继续往前走。”到了晚上，她们就睡在谷仓里，还有一次睡在猪圈，有时就在户外席地而睡，靠光秃秃的树木和灌木丛遮风避雨。伊比和她姐姐是最晚离开营地的一批犯人，她们一路上经过许多塞满尸体的水沟。随着她们继续蹒跚前进，雪水变成了泥浆，浸透了她们薄薄的鞋子。她们的脚上长出了水泡，钻心地疼。两人在行军途中都没有感到饥饿，只觉得口渴难耐。她们知道，如果自己弯下腰吃上一口融雪，她们一定会被党卫队开枪打死。了解犯人们承受的这些苦难以后，我们几乎难以相信，纳粹之所以让奥斯维辛的犯人离开营地进行远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犯人是有用的资源。战争进入到这个阶段，有劳动能力的犯人对纳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截至1944年底，在德国工厂工作的人当中约有50万名都是犯人。

纳粹驱赶着奥斯维辛的犯人朝帝国方向行进时，主要采用两条路线，一条是朝西北方向，途经密科鲁夫（Mikołow），到达近30英里以外的铁路枢纽站格利维采，另一条是一路向西，行进约40英里后到达沃济斯瓦夫（Wodzisław）火车站。对那些从行军中幸存、登上列车的犯人来说，折磨却远未结束。列车将把他们带往德国和奥地利的集中营。伊比和她的姐姐被赶进“积了半米深的雪”的露天车厢，车厢里的犯人塞得满满的，很多人找不到地方坐下来。

莫里斯·韦内齐亚 [7] 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特遣队成员，他当时也在这辆可怕的列车上，而他是少数几个在露天的车厢里找到地方坐的犯人之一。他记得那天非常冷，雪一直在下，落在他和他同伴的身上。他记得身边不断有人因承受不住如此恶劣的条件而倒下，因此他们经常需要从车厢里向外扔尸体。他还回忆起这段路途中发生的一件更令人惊诧的事：一桩谋杀的实施。

与莫里斯等人同车厢的有一个德国犯人，他在积雪中站了很长时间以后，迫切渴望能坐下来，于是他想跟莫里斯做个交易：他让莫里斯把座位让给他，作为交换，他给莫里斯几根香烟。莫里斯站起身，拿走了烟，在抽烟的这段时间让德国人蜷缩在车厢的角落坐了一会儿。大概10分钟后，莫里斯抽完烟，让德国人站起来，却遭到拒绝。“于是我和几个朋友坐在他身上”，莫里斯说，“大概过了30分钟或一小时，他被闷死了。我们把他扔出车厢。没什么大不了的，能杀死一个德国人我们很高兴。”

直到今天，莫里斯都认为杀死这名德国犯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他来说，被他杀害的人同样是一名奥斯维辛犯人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说的是哪国语言：“我很高兴。他们（指德国人）杀了我全家，大概三四十人，可我只杀了一个德国人。哎！这不算什么。如果我能杀死一百个德国人我才高兴呢。我们彻底被他们毁了。”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怎么质问莫里斯，他都不觉得统治奥斯维辛的德国人与那个在波兰寒冷冬夜被他杀死在运牲畜列车上的德国犯人之间有什么区别。“不管怎么说，”他说，“我也想坐着，我也很累。凭什么给了我两三根烟以后他就可以活命？他不想站起来，那我们就坐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死了。就这么简单。”对于自己和同伴在西行途中杀害的这名德国犯人，莫里斯·韦内齐亚毫无关切之心，这点也提醒我们思考，集中营里的道德水准退化到了何种程度，犯人们是如何迫于形势，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其他一切之上。

两万名奥斯维辛犯人最后到达的地方，是下萨克森州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如第五章所说，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今天恶名远扬，主要是因为英国人1945年4月15日解放集中营时在那里拍下的令人痛心的照片。这些图片公之于世，那些极度消瘦、有如行走着的骷髅身形震惊了全世界。然而，图片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并没有反映出这个营地建造之初的真实用途；很多人本就分不清集中营与专门的灭绝营之间的区别，这些照片更加深了这种混淆。

1943年建造之初，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本是用来关押那些被当作人质、“有特权的”犹太人，但到了1944年春，一些被认定无法从事有用工作的犯人从其他各个营地送到这里，自那之后它又多了一个用途。这些人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遭受到非人的折磨，特别是来自德国卡波的残酷虐待。另外三个因素的出现，促使贝尔根-贝尔森最终变成1945年春盟军解放它时见到的那个恐怖所在：第一，约瑟夫·克拉默于1944年12月被任命为集中营指挥官；第二，纳粹决定剥夺营地里“用于交换的犹太人”可能享有的任何“特权”；第三，1945年初那批死亡行军队伍中幸存的犯人，最后都涌入了贝尔根-贝尔森。一组简单的数字可以让我们了解贝尔根-贝尔森发生的巨大变化：1944年底，这个营地大约关押了1.5万名犯人，而等到英国人于1945年4月到达此地时，集中营里有6万名犯人。然而，德国人却没有为多出来的犯人安排任何住处，也没有补充食物供给。

当然，历史事件中的数字总是无法让我们了解当事人的具体经历，这方面信息只能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来获得。艾丽斯·洛克·卡哈纳为我们讲述了1945年4月，她和姐姐埃迪特被囚禁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的经历。她们本以为奥斯维辛的条件是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却没想到这里的生活更加可怕。艾丽斯和埃迪特到达时，正赶上伤寒病在营地大肆爆发。由于营房过度拥挤，她们没有床铺，甚至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睡觉的地方。营地里没有食物，也几乎没有水。这些来自奥斯维辛的犯人仿佛被困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等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很多犯人精神崩溃。“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形容贝尔根-贝尔森是什么样的。”艾丽斯说。每天晚上，睡在她们不远处的一位卡波都会“突然发狂”，用脚踩艾丽斯和她的姐姐。营房只造了一半，而造好的部分也逐渐开始垮塌。“当你不得不去厕所的时候，你就得踩着人过去。有些人滚进了过道的裂缝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她们都会听见有人在喊：“水！妈妈！水！妈妈！”

勒妮·萨尔特 [8] 是另一位被送到贝尔根-贝尔森的犯人。1945年她16岁。在被迫走过一条遍布尸体（这些死去的人都是以前送来的犯人）的道路，最终到达集中营后，她看见了如地狱一般恐怖的场景：“我们看见瘦得像骷髅一样的人在四处走动，他们的胳膊和腿就像火柴棍一样细，透过他们的皮肤可以看到突出的骨骼。营地里弥漫着浓烈的恶臭。我们吃了这么多苦以后，却发现这里是个与以前都不一样、还要更加恐怖的地方。”

集中营的管理系统已经全面瘫痪。点名早就停止了，因为犯人们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食物的缺乏造成大量犯人饿死。才过了三周不到的时间，勒妮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在她马上要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向她指了指不远处英军的坦克。接着，她昏了过去，十天都没有苏醒。等她终于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在一家英国人的灭虱中心，正在接受消毒清洗。虽然她还是极度虚弱，但终于自由了。

艾丽斯·洛克·卡哈纳讲到，1945年4月15日，有人大喊：“解放了！我们解放了！”她马上跳起来，对她姐姐说：“解放是什么？我得趁它不见之前找到它。”她蹒跚着走出营地，看见了坐在吉普车里的盟军士兵。然而，她的快乐是短暂的，因为此时的埃迪特比以往任何时候病得都厉害，在英军到达后不久，埃迪特就被送进了红十字医院。艾丽斯想跟她待在一起，但英国士兵坚持说她病得没有那么严重，不能和她姐姐在一起。艾丽斯提出了抗议：“我说：‘你不明白，我们不能分开。我可以在那里给你们帮忙，我可以端便盆。’”她努力想要端起便盆，结果发现自己几乎走不了路。在她快走到门口时，一个士兵抱起她，把她放进一辆吉普车里，送回了营房。

在奥斯维辛和贝尔根-贝尔森的艰苦环境中一路保护着姐姐，艾丽斯绝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第二天，艾丽斯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回医院。她到的时候刚好看见埃迪特被送进一辆救护车，她迅速钻进车里，对埃迪特说：“我来了。不管他们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我都跟你一起走。”但前一天开车送她回营地的那个士兵认出了她，对她说：“你怎么又来了？你不能待在这里。我们得把你姐姐送去另一家医院，一家部队医院。”艾丽斯从救护车上被赶了下来，眼睁睁看着姐姐被送走。

艾丽斯就这样开始了寻找姐姐的努力，而一找就是半个世纪。她试着通过红十字会以及她能想到的所有途径追踪姐姐的去向，却什么也没找到。直到与姐姐失去联系53年之后，她才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记录中发现，一个名叫埃迪特·施瓦茨的人于1945年6月2日过世。施瓦茨是艾丽斯母亲婚前的姓氏，埃迪特在集中营里一直用这个姓，不让人知道她是艾丽斯的姐姐。她一直担心如果纳粹发现她们两人是亲姐妹，将会不择手段地拆散她们。

艾丽斯等了53年。这53年中，每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每一次有信件寄到，艾丽斯都祈祷那是埃迪特的消息。然而，多年来忍受的情感折磨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她的姐姐，在与她最后一次分开没几天以后便过世了。无论是从匈牙利被遣往奥斯维辛的路上，在死亡行军途中，还是在饥饿与疾病横行的贝尔根-贝尔森，艾丽斯都一直努力保护着她的姐姐。到最后，埃迪特还是死于纳粹的迫害。“对你来说，解放来得太晚了，我亲爱的姐姐，”艾丽斯得知姐姐死讯后不久，在自己作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怎么做得出来？到底为什么？”

对埃迪特的死负有最大责任的人之一，便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如果在“最终解决”实施初期让他来回答艾丽斯·洛克·卡哈纳提出的问题，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以最残忍和最简洁的方式给出答案：犹太人之所以必须死去，是因为他和他的元首认为犹太人的存在是一种威胁。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希姆莱的所作所为显示他的立场远没有以前那么坚定和清晰。前面已经提到，1944年他批准了匈牙利“犹太人换卡车”计划，并通过班迪· 格罗斯试探与英美签订协约的可能。虽然这些行动最后都没有什么结果，但它们可以反映出希姆莱当时的想法：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此时所奉行的，已经从坚定的意识形态变成务实主义。

1945年2月，希姆莱多变的态度再次得到充分体现：他同意让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里的1200名犹太犯人前往瑞士，这个结果经过多个中间人的协调，最终由美国正统犹太教教士联盟（American Union of Orthodox Rabbis）与希姆莱共同商定。这一次，犹太人换来的不再是卡车，而是实实在在的硬货币。丽塔·雷 [9] 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登上前往瑞士列车的犹太犯人之一。“我们上了车以后，纳粹走过来，让我们化妆梳头，打扮一番，好让我们到的时候看起来不会太糟。他们想让我们给瑞士人一个好印象。”

阿道夫·希特勒是从瑞士一家报纸上，才知道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犹太犯人被释放的消息。他暴跳如雷。虽然早在1942年12月，希姆莱确实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原则上允许某些犹太人用硬货币给自己赎身，而且把犹太人中的一些“大人物”当作“人质”的做法也与纳粹已有理念相符，然而，释放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犹太人一事是在希特勒完全不知情也没有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考虑到这个时候战争显然已经进入尾声，这种举动对纳粹领导人来说无疑带有一种失败主义的意味。希特勒下令禁止再进行任何类似的交易。

然而，到了这一年4月，希姆莱又一次违背希特勒的指示，任由盟军占领了贝尔根-贝尔森。希特勒曾要求所有集中营在盟军到达前必须被摧毁，但希姆莱显然没有服从。他可能想通过让贝尔根-贝尔森完整地落入盟军手中来展示他对盟军的“让步”，也可能，他对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不管怎样，希姆莱的举动造成了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揭露营地惨状的图片开始在全世界疯狂流传。“那个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一名英国士兵在录制一段新闻影片时说道，“当你亲眼见到这些人时，你终于明白你一直为了什么而战。报纸上的图片不能展示出全部。他们做的那些事——哎，你根本不觉得他们还算是人。”

虽然希姆莱巴结盟军的做法带来了严重后果，但他继续违背希特勒的意愿行事。4月20日，他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一名密使，诺贝特·马苏尔（Norbert Masur）会面，同意释放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的1000名犹太女犯。希姆莱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把这些犯人说成“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以期他的所作所为不会传到希特勒那里。当天晚上，在马苏尔离开后，希姆莱向他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吐露了心声：“如果可以从头开始，很多事我都会换一种做法。但作为一名忠诚的军人，我不得不服从，因为如果没有服从和纪律，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 [10]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违抗元首的并不只有希姆莱一个人，其实整个党卫队都不再听令于他。4月21日，元首在他位于柏林的秘密地堡内被炮火声震醒。他一定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天——红军竟然攻进了柏林。希特勒曾命令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菲利克斯·施坦因纳（Felix Steiner）向朱可夫元帅领导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发起反击，当时这个军团正朝柏林北部郊区逼近，但施坦因纳拒绝执行命令。“接到这一命令时，”施坦因纳的副手弗朗茨·里德维克 [11] 说，“他说：‘我不会再对苏联大军发起进攻了，这等于是让战士们白白送死。我不要再为没有意义的命令牺牲我的士兵。’”希特勒得知自己的命令遭到施坦因纳拒绝后大发雷霆，地堡里所有人都没见他如此咆哮过。党卫队抛弃了他。他曾公开表示，眼下唯一留给他的事，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4月23日，希特勒勃然大怒的消息传到希姆莱那里。这一天他正与红十字会的代表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会面。希姆莱认为，既然希特勒已经宣布他将自我了结（说不定此时已经死了），那么他自己就成了帝国的代言人。因此，他对贝纳多特说，德国愿意向英国和美国无条件投降，但不向苏联投降，并让贝纳多特把这个意愿转达给西方盟军。

希姆莱向部分同盟国投降的方案遭到了盟军的拒绝，但他有意结束西方国家间战争的消息通过BBC广播电台传播开来。希特勒也听到了这则新闻。这位德国领导人还没有变成毫无知觉的死人，恰恰相反，此时的他正处在一种最为强烈而真切的情感带来的冲击中，那就是背叛感。“希特勒当然气炸了，” 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 [12] 说道，他是德军总参谋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时也在地堡里，“从军事形势来看已经没什么希望，现在一个他或许最信任的人又做出这样的举动。那个人抛弃了他，投奔了盟军。希特勒只好认命，他交代了他的政治遗愿和个人遗愿。两天之内他就死了。”

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半，红军来到德国国会大厦门口，在此之前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他留下了一份前一晚写就的政治声明，在这份声明里，他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犹太人。希特勒至死都没有变，他一直对整个犹太民族怀有深深的恨意，对他们没有一丝同情。我们已经看到，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发展和执行过程中经过了多次修改和变化，希特勒提出的某些具体要求促成了其中一些变化，而另一些变化的发生则与他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从希特勒最后对希姆莱一事的反应可以看出，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对犹太人的狂热仇恨的，是元首本人。

比起自己所效忠的元首，希姆莱更愿意顺应形势而变。他不但同意交出犹太人来换取钱财，还试图促成秘密和解协议的签订。与希特勒不同的是，希姆莱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似乎认为还有别的出路。他的做法在他的党卫队随从之间造成了恐慌。5月5日，在海军元帅邓尼茨的大本营，也就是德国北部弗伦斯堡的穆威克（Muerwick）海军学校，希姆莱与几位党卫队高官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鲁道夫·霍斯。“命运给我安排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希姆莱宣布，“我将独自完成它。因此，我现在再给你们下达最后一道命令：混进国防军吧！”霍斯大吃一惊。显然他所期待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最后一击，而不是这种让他们逃跑和藏匿起来的屈辱指令。“这就是一个我一直无比崇敬的人留给我们的道别，”霍斯写道，“我曾经对这个人怀有无比坚定的信仰，他下达的每一道命令、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被我视为真理。”尽管如此，霍斯还是听从了希姆莱的建议，“混进”了国防军。他找到一件海军制服给自己穿上，装成德国海军队伍中的一名普通士兵。

虽然希姆莱信心满满地认为，“命运”给他安排了新的重要任务，但与他的许多想法一样，这不过又是一个幻想。5月23日，希姆莱自杀身亡，这一天距他与霍斯等人召开会议才过去了两周多，但此时的希姆莱终于认识到，盟军绝无可能与一个对几百万人的死负有责任的人做交易。他之前竟会抱有这样的想法，也很好地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我感觉膨胀，过度乐观。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念头反映出希姆莱的机会主义：在忠心耿耿地追随了希特勒这么多年以后，当形势发生改变，他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另外一个人。

希特勒和希姆莱已死，底下的行凶者纷纷作鸟兽散。照理来说，战争一结束，所有在集中营里吃尽苦头的人应该可以回归正常生活，让身心得到恢复，但事实并非如此。

1945年5月和6月，海伦娜·斯特洛诺娃和她的姐姐迷茫地游荡在刚获得解放的德国，与想要逃往西方的德国难民一起走在拥挤的道路上。她们睡在谷仓或被炸毁的房子里，四处寻找能吃的东西。没过多久，她们就碰到了苏联红军。在海伦娜和她姐姐看来，这些士兵与其说像解放者，不如说更像是征服者。有那么几次，无论难民躲在何处过夜，苏联士兵总能找到他们。“他们都喝醉了，彻底醉了，”海伦娜说，“他们就是一帮畜生。”这些士兵走进他们睡觉的地方，“找可爱的女孩强奸”。在此过程中，海伦娜藏在姐姐身体底下。由于姐姐比她大十岁，常被误认为是她的母亲，她们希望士兵见到她姐姐乞求的目光后能把目标移向别处。这个方法奏效了。然而，红军是怎样对待其他女人的，海伦娜听得一清二楚：“我听见她们一开始一直在尖叫，到后来没了力气，安静下来。有几个人在被强暴的过程中死掉了。他们掐死了这些女人。我转过头去，不想看她们，因为我帮不了她们。我害怕他们也会强奸姐姐和我。他们都是畜生。不管我们藏在哪儿，他们总能找到我们，然后强奸我的一些女伴。他们会对这些女孩干些特别龌龊的事情。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不敢相信我们能活下来。我们以为就算自己没死在德国人手中，也会死在俄国人手上。”

有一次海伦娜差点就惨遭毒手。那天早晨，她骑着自行车出门，“骑得特别带劲。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骑自行车，我喜欢那种自由和安静的感觉。”她在那个明媚的春日骑车来到郊区，之后在一间废弃的仓库旁停下来休息。“一个俄国人骑着一辆摩托车跟了上来。他看见了一个年轻女人，是不是犹太人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把摩托车一扔，我们开始撕扯起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摆脱这个残忍的俄国士兵的，这个凶徒。他有很长时间没做爱了，没办法强奸我。我又踢又咬，大喊大叫，他一直问我是不是德国人。我说：‘不是，我是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我给他看我胳膊上的编号。就在那一刻，他放过了我。也许他自己也是个犹太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翻身站了起来，然后跑掉了。”

我们无法确知，在苏联士兵刚刚踏上德国本土，以及之后那段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到底发生了多少起由苏联士兵实施的性侵事件。但这个数字肯定有几十万。近几年，很多人在关注柏林等城市的德国妇女遭受的摧残，然而，奥斯维辛女犯更加悲惨的经历——她们先是在集中营里忍受种种虐待，后来又被解放她们的人强奸——让这段历史的面目比之前更加可憎。

苏联红军强奸集中营犯人的做法无疑已经非常恶劣，而他们“解放”集中营时给自己的同胞带去的，则是另一种特殊性质的折磨。斯大林曾说过，被德国人扣押的没有苏联战俘，只有“祖国的叛徒”。当红军部队到达波兰南部的集中营时，这种态度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一个名叫塔季扬娜·纳尼耶娃 [13] 的犯人就关在这里。1942年，她在一家医院做护士，这家医院被德国人包围后，她落入德国人之手，开始了两年半的囚禁生涯。在此期间，她亲眼目睹很多苏联女犯被德国人强奸。1945年1月，她听到苏联红军“声势浩大”地抵达集中营，这些士兵高昂着头，齐唱着爱国主义歌曲。“我们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振奋。我们都以为胜利就在眼前，我们马上就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我特别思念我的祖国，思念我的家人。”在获救的那一刻，巨大的幸福感涌上她的心头，就在这时，两个红军军官朝她走来。其中一个人喝醉了，大喊着：“你们在这里是怎么逍遥快活的？你们这群婊子！”望着这个军官摇摇晃晃地站着她面前，摸寻自己的手枪，塔季扬娜感到整个世界崩塌了。她赶紧跑开，找地方躲了起来，直到这些解放了集中营的前线战士清醒过来。然而，无论他们是醉是醒，她遭到的指控都明白无误：他们称她为“祖国的叛徒”。因任由德国人将自己抓捕这一“罪名”，她被判处在古拉格关押6年，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帕维尔·斯滕金 [14] 好不容易侥幸在奥斯维辛活了下来，此时却要经受来自同胞的类似折磨。1941年10月他来到达奥斯维辛，是被送去建造比克瑙的1万名苏联囚犯之一。第二年春天，这一批犯人只剩下几百个。他成功逃到树林中，并与行进中的红军队伍会合。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像他所期待地那样欢迎他的回归，让他继续参与对抗德国人的战斗，反而对他进行了数个星期的审问。苏联反间谍组织（SMERSH）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德国军队的？”他被送回国内，囚禁在禁闭流放者的城市彼尔姆和乌拉尔，在那里，审讯仍在继续。“每隔一天，我都会在夜里被叫醒，‘承认这个，同意那个，我们什么都知道——你是个间谍。’他们一遍遍地折磨我。”斯滕金白天工作，晚上被审问，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后，他最终因一项被捏造出来的罪名被判处了数年的监禁。法官草草结束了对他的审判，只因那天晚上他们要去剧院看演出，这充分体现出苏联司法系统草菅人命的态度。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滕金才被释放，而有超过100万名苏联士兵像他这样被囚禁了两次——一次被德国人，一次被自己国家的同胞。

帕维尔·斯滕金和塔季扬娜·纳尼耶娃的经历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明显缺少许多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史应具备的救赎意味。对好几代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被描述为“正义”对抗“邪恶”之战，具有了近乎神话般的色彩。当然，纳粹主义确实被击垮，这一罪恶之源的消除也确实给世界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益处，但战争结束后的那段历史并不像主流宣传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实际上，被红军解救出来的苏联战俘很少有人有“幸福的结局”，东部的很多人亦是如此。

在战争走向尾声时，斯大林犯下的罪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纳粹的“最终解决”。与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对不同族群进行了集体迫害。近10万名来自斯大林格勒南部草原的卡尔梅克人因苏联领导人眼中的“罪行”被集体驱逐到西伯利亚，而所谓的集体“罪行”只是没有尽力抗击德国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和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和苏联其他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着相同的遭遇。没人确切知道有多少苏联公民遭到驱逐，但这个数字肯定超过100万。与犹太人不同的是，大多数犹太人在落入纳粹之手后遭到杀害，而被斯大林迫害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在他死后得以从西伯利亚回到他们的祖国。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肯定，斯大林以个别人的过错处罚整个族群的做法，给车臣人、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和其他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1945年5月，大多数东欧国家都在送走了一个残暴的专制者后迎来了一个新的暴君，这一严峻的现实对许多想要返乡的奥斯维辛幸存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开始，苏联人的占领给琳达·布雷德 [15] 的感受还是很好的，这些人毕竟打败了纳粹，解放了集中营，阻止了他们对犹太人的灭绝。5月5日，她终于在柏林北部的集中营被解救（她在奥斯维辛关押了两年半以后被送到那里），红军对她和其他犯人都“非常友好”。他们为这些犯人找来新衣服，好让他们把自己极其痛恨的、已经穿了太长时间的条纹囚服彻底丢掉。而获得新衣服的方法很简单：红军把犯人们带到附近德国人的住处，让他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住在里面的女人吓得大叫：“没有党卫队！没有党卫队！”与此同时，琳达和其他几个斯洛伐克犯人一把推开她，开始搜寻衣服。她们打开衣柜，发现了几件党卫队制服，显然，这个女人是一名党卫队队员的妻子。于是，她们“洗劫”了整个地方，把鸭绒被和其他物品扔出窗外，把她们能用上的所有衣服都拿走了。琳达·布雷德声称她们几乎没怎么碰那个女人，但又承认有个“特别壮的女孩”确实有“抓着她朝她大吼”。

琳达满脑子想的都是回斯洛伐克。其他一些人梦想在美国或以色列开始新的生活，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家。于是，她与其他几个斯洛伐克人一起踏上了漫长的归家之路。她们穿行在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欧洲，到处都是损毁的铁路和公路。在柏林，她们看见德国战俘正在平整道路，修补巨大的坑洞。曾经的“统治者种族”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场景让琳达和其他女人兴奋不已，她们甚至询问看守战俘营的红军士兵，她们能否对这些人说几句话。这名士兵同意了，于是她们开始奚落德国人，大喊：“赶快！赶快！动起来！动起来！”接着她们“真的推搡起那些人来”。这件事比“洗劫”德国人的家更让琳达·布雷德确信，她再也不用惧怕德国人，再也不用在筛选过程中从心底感到恐惧，迫切渴望自己是那个被选中活命的人。

出了柏林以后，她们一直步行，因为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以选。1945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她们正走在德国中部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几个红军士兵开着车赶了上来，提出可以载她们一程。琳达和其他女人“真的特别害怕，因为他们经常强奸女孩”。但她们已经走了太远的路，特别渴望休息一下，于是，她们带着恐惧上了苏联士兵的卡车。结果，才开了几英里，苏联士兵就突然停下车，把她们身上几乎所有东西都抢走了。“他们连我们从德国人那里偷来的东西都拿走了，”琳达·布雷德说，“但至少我们保住了性命。”

这些女人被扔在路边，身无分文，只得重新开始徒步前进。只有很少的几次她们搭上了短途火车，得以在火车上歇歇脚。最后她们终于走到了布拉格。琳达和其他几个女人在市区找到了住处，但仍一心想要回到自己位于斯洛伐克的家中，片刻都不想耽搁。每天有一班列车往返于布拉格和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之间，坐上这趟车，琳达就可以回到斯洛伐克东部的小镇斯特罗普科夫（Stropkov），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在离家三年多之后，在被塞进货运卡车里驱逐出境，历经奥斯维辛里种种困窘和磨难，最后从德国北部朝着家的方向一路漫长的跋涉之后，琳达终于实现了她长久以来的梦想，那就是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但此时她却发现，里面住的似乎是别的人。她敲了敲门，很快一个俄国或乌克兰男人打开门。“你要什么？”他问。“我要回我的家。”琳达回答道。“从哪儿来的就滚回哪儿去！”他边说边在她面前重重地关上了门。

琳达陷入震惊。走在自己家乡的大街上，她突然意识到，所有原本属于她亲朋好友的房子里现在都住着苏联人：“我透过那些房子的窗户往里看，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镇上还能见到的熟面孔只剩下非犹太人，其中很多人曾对琳达一家很友善，因此琳达以为至少他们会欢迎她回来。然而，她错了。“我认出其中一个人，”琳达说，“但她并没有走过来对我说：‘见到你很高兴。’大家都和我保持距离，仿佛我是某种毒药一样。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再也没回去过。回家是我最痛苦的经历，真是一场灾难。”

许多大屠杀幸存者与琳达·布雷德一样，有着非常痛苦的返乡经历，这些幸存者不仅来自奥斯维辛，也来自其他一些集中营。被囚禁期间，他们一直用回家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以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可以再次回到原来的生活。然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琳达·布雷德最终离开了斯洛伐克，在加利福尼亚开始了新生活。

瓦尔特·弗里德 [16] 是另一个在1945年夏天回到家园的斯洛伐克犹太人。此前，17岁的他与家人一起关在国内的劳动营里。迫于政府内部一小派人施加的压力，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驱逐于1942年10月停止，因此，一部分犹太人没有被送交纳粹，而是留在斯洛伐克进行强制劳动。瓦尔特的家境相对富裕，他的父亲在托朴卡尼（Topolcany）镇拥有一家餐厅和一部出租车。1939年以前，他们的生活一直很快乐，邻里之间也很和睦。法西斯主义被打败后，他们回到家园，期待着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

他们是少数成功回到家乡的犹太人，战前居住在这个镇上的3200名犹太人，最后只有大约10%回到了这里。然而，他们发现等待自己的竟然是仇恨，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的家中住着别的人，他们试着要回房子，但现在的住户拒绝搬出。他们的餐厅也遇到相同的情况，新老板告诉他们，在苏联人占领期间，这家餐厅已经“国有化”，由于他是付租金的人，因此由他来经营餐厅是天经地义。

弗里德一家本以为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被驱逐之前，瓦尔特的父亲曾拜托他们的好友，信奉基督教的一家人帮忙藏起一些金银财宝。此时，他们信心满满地想要取回这些财物。他们邀请这家人共进午餐，大家一开始都有些拘谨，最后瓦尔特的父亲终于提到这个他们一直惦记着的话题：“我们留给你们一个小包裹，你们都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有金子，钻石和钱。”他们的朋友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弗里德一家确实留了一些东西在他们这里，但只是几件衣服，现在他们很乐意把衣服奉还。“我们留给你们的是金子和钻石！”瓦尔特的父亲绝望地喊道。但是没有用，他们最终也没能拿回自己的财产。

让弗里德一家心灰意冷的，不光是朋友明目张胆地抢劫他们钱财的行为，还有朋友的背叛。“我们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瓦尔特·弗里德说，“那个曾与犹太人做朋友的虔诚基督徒，那个一直接受犹太人救济的人，到头来却不愿回应我们的要求。他当年身无分文地来到我们餐厅，我们免费给他吃的，结果现在他却根本不想让我们回来，这样他们就不用再翻出那笔旧账，不用看着我们的眼睛说：‘我们什么也不欠你们的。’战前最好的朋友现在变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1945年我们遭到的威胁比1942年我们离开时还要严重。仇恨就是这么深。”

194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仇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袭击：瓦尔特和他父亲走在托朴卡尼镇一条大街上时，突然遇到一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一个人战前是瓦尔特的校友，名叫约绍，而现在的约绍变得极不友好。这群人冲到瓦尔特和他父亲身边，开始殴打他们。“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约绍边打边喊。瓦尔特受了伤，倒在地上，这时他想起战前他与约绍分吃面包的事。他对约绍说：“你吃我的面包吃得还不够是么？现在竟然跑来打我！为什么？”但约绍只回答道：“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

这群恶棍中的其他人喊道：“犹太人！是你们害死了基督。”他们不光挥动拳头，还棍棒齐下，直到瓦尔特父子奄奄一息。这场袭击就发生在小镇的主街上，瓦尔特发现，虽然有几个经过的人与他们相识，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他们。“我曾以为我认识很多人，”瓦尔特说，“但突然之间没有人还认得我们。”接着，这群年轻人把他们拖去了当地警察局，把他们扔在台阶上。“警察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没有追捕那群人，而是任由后者一走了之。然后他们又打了我们一顿。”瓦尔特知道他再也没法继续在斯洛伐克住下去了，就抓住机会移民到以色列，直到今天仍生活在那里。

据称，战后波兰的犹太人还遭到过有组织的集体屠杀。没人知道在整个东欧还有多少犹太人从集中营回到家乡后面临着类似的处境，也没人详细统计和调查过未归还犹太人的财物究竟有多少。但瓦尔特·弗里德和琳达·布雷德的遭遇决非个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一片混乱之中，人们都忙着适应新统治者领导下的新生活，就算有人打算为那些从反犹迫害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伸张正义，这件事的重要性也远远排在其他事情之后。

1943年10月逃离索比堡的托伊·布拉特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犹太人再也回不到战前相对平静的生活了。在抵抗运动后，他逃出集中营，在波兰东躲西藏回避德国人，希望能从当地人那里寻得帮助。然而他发现，很多波兰人拒绝伸出援手，不仅因为他们害怕纳粹，还因为他们自己也带有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最后终于有一个农民同意把他藏在农场外一个小屋的地下室里，但这纯粹是本着赚钱的目的——藏他是要收费的。由于战争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迅速结束，这名农民的一个亲戚有一天走进托伊的藏身之处，打算杀了他。托伊最后通过装死才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战争结束后，托伊·布拉特回到了位于伊兹比卡的家。与琳达·布雷德和瓦尔特·弗里德一样，他发现镇上原来的犹太人社区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后来他离开伊兹比卡，想在波兰其他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却也过得不开心：“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波兰度过的，”他说，“（但）我仍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要结婚，但有一个问题，我的女友知道我是犹太人会有什么反应呢？多半是负面的，我不得不说。”由于在自己出生和成长的这片土地上感到格格不入，1957年，托伊移民到以色列，后来又去了美国。他说自己可以感受到波兰共产党的反犹主义倾向，因为他觉得波兰共产党将犹太人视为“第五纵队” [17] 。

托伊·布拉特最后在美国打拼出一片天地，但他总觉得自己有一部分是属于波兰的，于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访伊兹比卡。那个曾住着近4000名犹太人的小村庄，现在里面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了。村里有一个波兰天主教徒是托伊的朋友，他常说如果托伊回来就住他那里。然而，等到托伊真的回到村庄，这位朋友却把他拒之门外，没有给任何理由。当然，托伊很清楚原因：“他不想让邻居知道有个犹太人睡在他家里。”

就连那些曾在战争期间帮助托伊·布拉特藏身的波兰人，也不愿承认他们是朋友，甚至不愿承认他们互相认识。托伊指出，在他从索比堡回到波兰的漫长路途中，一些勇敢的波兰人曾为他提供过食物和住处（近期关于华沙的研究表明，这样勇敢的波兰人有数千名之多 [18] ），但到了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自己的行为不但不引以为傲，反而感到羞耻。当托伊与一名天主教神父一起走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时，他指了指一幢房子，说住在里面的人曾在战争中帮助过他，边说边朝大门走去。结果，那个人躲在窗帘后面，不愿为他开门。对托伊来说这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猜测：“很多曾经藏匿过犹太人的人不愿意让邻居们知道，因为邻居马上就会说：‘哦，他藏过犹太人，肯定挣了不少钱。’”

而令托伊深受打击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去拜访自己伊兹比卡旧居的时候，它生动地表明，反犹主义观念和思想到现在依然阴魂不散。托伊敲了敲门，问住在里面的人能不能让他进去，说他想看看这个他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这个他躲避德国人的“行动”时的安身之地，这个他最深爱的父母在被带去索比堡之前，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时光的住所。一开始新住户不愿意，但在托伊把三美元塞进他手里之后，这个人同意了。托伊走进屋，马上注意到客厅里的一把椅子，他说这是他父亲的椅子。“哦，不，”新住户说，“这不可能。”于是托伊拿过椅子，把它翻转过来，可以看到椅子底部刻着他家的姓氏。见到这一幕，那个男人说：“布拉特先生，你何必拿这把椅子来演戏？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托伊不解地望着他。“我知道你是回来找你藏起来的钱，”那个男人继续说道，“咱们可以分了它，你一半，我一半。”托伊·布拉特愤怒地离开了，一次也没有回头。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后来发生的事更具讽刺意味：托伊再次回到伊兹比卡，他经过原来的家，发现那里变成了一片废墟。他跑去问隔壁的人发生了什么。他们说：“哦，布拉特先生，你走了以后，我们根本没法睡觉，那个人没日没夜地找你藏起来的财宝。他把地板拆了，把墙推了，把所有东西都拆了，结果发现没法复原，因为那得花好多钱。所以那里就成了一片废墟。”

虽然托伊、琳达和瓦尔特在战后的遭遇反映出人性中令人失望的阴暗面，但来自欧洲另一个国家的故事多少令人欣慰。在战争结束前，丹麦犹太人大部分漂泊在瑞典，少数关在纳粹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他们在战后回到家乡，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我们这里不一样，没人霸占犹太人的财产，”本特·梅尔希奥 [19] 说，“这里的人没有动我们任何东西。”梅尔希奥一家人刚回去，他们的房东就通知了当时住在他家的房客。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又过上了和被驱逐前完全一样的生活。他们的房东甚至帮他们把家具仔细地打包和存放起来，好让他们回来以后继续使用。

回到丹麦的住处，鲁迪·比尔 [20] 和他的家人发现家中“一尘不染”。他们不在的这几年，朋友一直在帮忙支付房租。“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他说，“就是那种大家都觉得我们还会回来的感觉。”他记忆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妻子家：他们被带走时家里有一只未煮熟的鸭子，结果18个月后他们回到家时，发现鸭子还在，但已严重腐烂，从那以后他的岳母再也不吃鸭子了。

大体上来说，丹麦的犹太人回到家乡后受到的待遇要好于波兰或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造成这种差别主要是外部环境因素。那些想在苏联统治下的新国家建设新生活的犹太人，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宣扬的是一切财产国有化，禁止个人拥有住房或工厂，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想要回自己在战前拥有的财产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些非犹太人在犹太人遭到驱逐期间搬进了他们的房子或公寓，而这些人现在只需要说，房子是国有的，他们不过是租住，就可以不必归还（这也正是弗里德一家在斯洛伐克试图要回自己的餐厅时遇到的情况）。此外，对这些国家的许多非犹太人来说，他们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别人讨论纳粹占领他们的国家并迫害犹太人期间他们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当然，考虑到屠杀的规模，能成功回到家乡发起这样一场讨论的犹太人少之又少。苏联力图淡化纳粹灭绝行动中的种族要素，强调受害者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做法，也完全符合东部一些非犹太人的愿望，这样一来，纳粹残忍的“最终解决”将与他们的国家毫无干系，否则实在有太多令人难堪的问题需要回答。

在这段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事例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违背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念行事是极其困难的。瓦尔特·弗里德的老朋友约绍之所以与他反目，并不是他独自一人的决定，而是由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造成这一变化的，一方面是苏联人的占领，另一方面是少数犹太人在战后的回归，让很多人被迫面对一段自己努力想要遗忘的过去。选择永远存在，但随大流总是更容易一些。如果大家都持有反犹主义观点，都想要迫害犹太人，那么跟大家一样就可以了。

但在丹麦人那里则不存在这样的困境。他们觉得1943年秋天纳粹想要驱逐犹太人时，自己做出了英勇的反抗，因此丹麦犹太人在战后回到家乡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不必视而不见。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无论从经济、政治，甚至是道德上来看，做个丹麦人都比做波兰人或斯洛伐克人更容易。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欧国家的犹太人在回到家园以后都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事实上生活一点也不轻松。尽管有联合救济委员会（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的资助，尽管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依照《卢森堡条约》支付给以色列的赔偿金，但许多犹太人始终没能得到他们应得的补偿。直到今天，争取合理赔付的努力仍在继续。

相较于那些在战争结束后命运迥然的受害者，迫害的实施者则在德国投降的那一刻都清楚地知道，等待他们所有人的将是拘捕和起诉。与努力隐瞒自己真实过去的鲁道夫·霍斯一样，奥斯卡·格伦宁，这个奥斯维辛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21] 1944年，他要求调往前线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于是他加入了在阿登高地作战的党卫军部队。后来因负伤被送去一家战地医院，伤愈后他重新回到部队，直到1945年6月10日向英国投降。他们被俘后，英国人给所有人发了一张问卷，格伦宁这时意识到，“提及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工作经历一定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于是他“决定尽量隐瞒这件事”。他在表格中写道，自己曾在柏林的党卫队总部工作。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突然对奥斯维辛里发生的一切产生了羞耻之心，而是因为“胜利的一方永远是对的，我们知道那里（指奥斯维辛）发生的事也有违反人权的地方”。但格伦宁依然觉得，“我之所以会成为战俘，是因为我的党卫队身份，我加入组织在先，它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在后，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罪犯。”

格伦宁与其他党卫队成员一起关在一个昔日的纳粹集中营里，这段经历“令人不太愉快，这是对待罪之人的报复”。1946年，他被转到英格兰，从此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虽然需要进行强制劳动，但总的来说他在那里“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监狱里的伙食不错，还能挣到零花钱。他甚至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唱诗班，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辗转于英格兰中部地区和苏格兰各地举办演唱会。他会唱德国赞美诗，也会唱传统的英国民谣，如《一个情人和他的姑娘》（A Lover and His Lass ），演出深得英国观众喜爱，他们争相邀请唱诗班里的德国人到自己家中过夜，睡个好觉，并为之准备早餐。

1947年，格伦宁获释回到德国。由于他过去的党卫队身份，他原来工作的银行拒绝接受他。他在一家玻璃制造厂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展开一步步向上爬的漫长职业生涯。关于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格伦宁依然践行不去引起“不必要关注”的原则，甚至要求他最亲近的家人也抹除相关的记忆。他回到德国没多久，有一次与自己的父亲及岳父母共进晚餐，“他们对奥斯维辛发表了一句特别愚蠢的评论”，暗示他是“潜在的甚或是真正的凶手”。“我气炸了！”格伦宁说，“我一拳重重砸在桌子上，说：‘以后但凡有我在，谁都不许再提这个词，不许把它跟我联系起来，否则我就搬出去！’我的声音特别大，他们后来都照我说的去做，再也没有提起过。”就这样，格伦宁一家在战后的德国安顿下来，努力为自己创造新的未来，并成为德国“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战后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以色列建国，它也催生了一支资金充裕、组织有序的情报机构，其成员齐心协力地追查纳粹行凶者的踪迹。他们最著名的成就便是在阿根廷抓获了阿道夫·艾希曼，将他秘密转移至以色列，并于1961年在特拉维夫市对他进行了审判。摩西·塔沃尔 [22] 是抓获艾希曼的成员之一，他固然对这次广为人知的行动感到自豪，但更有成就感的，是他在战争刚结束的数个月里秘密进行的“报复行动”。

1941年，20岁的摩西·塔沃尔加入英国陆军，随后效力于“犹太旅”，这是一个由5000名犹太士兵组成的队伍，负责指挥的是一位在加拿大出生的犹太人，布里格迪尔·欧内斯特·本杰明。他们把大卫之星当作自己的徽章，而这个标志现在出现在以色列的国旗上。巴勒斯坦犹太人最早于1940年被征入英国军队，1942年，巴勒斯坦军团参与了北非战场的作战。英国政府内部多年来一直有人反对单独成立一支全部是犹太人的部队，反对者就包括内维尔·张伯伦，但温斯顿·丘吉尔对这种做法持更开放的态度，因而“犹太旅”在1944年得以组建完成。

犹太旅在意大利北部一路挺进到战争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摩西·塔沃尔和他的战友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纳粹如何对待他们的犹太同胞。“我们很生气，”他简洁地说，“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觉得仅仅参与作战还不够。”于是，摩西·塔沃尔和他的战友们讨论出“报复”德国人的方法。他们首先动用各种资源，联络上部队情报部门以及其他犹太组织的人，从他们那里要来一些德国人的名字，这些德国人据称全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接着，他们对自己的车进行伪装，盖住大卫之星标志，换成某个非犹太人部队的标志，并在自己的手臂上套上英国宪兵的袖章。等全部准备工作就绪，他们就驱车来到某个涉嫌杀害过犹太人的德国人家中，把他带出来接受“审问”。“他们没有怀疑，”塔沃尔说，“他们没认出我们是犹太旅的，还以为我们是英国士兵。我们把那个人带走的时候他也没有反抗。但从那一刻起，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家。”

摩西·塔沃尔和犹太旅其他成员开着车，把他们的德国俘虏带到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在那里“对他进行审讯”。他们会把自己听到的有关他的指控说给他听，然后，“也许我们会给他个机会说点什么”。在这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把他解决”。他们十分小心，没有留下任何杀人的痕迹，没有血也没有尸体。“具体方法是让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勒死他。”后来他承认他亲手勒死过一个有嫌疑的德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有多乐意做这件事，但我确实做了。我不需要靠酒精让自己兴奋起来，我总是有足够的热情。我不是说自己很冷漠，只是我在做自己的工作时很冷静。甚至你都可以拿我跟那些做相同事情的德国人相比较，他们也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在杀死有嫌疑的德国人后，他们处理掉尸体。“接着我们会把车开到一个我们提前选好的地点。我们把一些重物绑在他的脚上，比如发动机的某个零件，然后我们就把他拖进河里。”

摩西·塔沃尔一点也不后悔他以这种方式亲手杀死德国人：“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感觉很好。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在杀人的那一刻感觉很好，而是在那（整个）时期。我不能说我现在对这件事感到抱歉。你可以说我杀了人，但我知道我杀的是什么人。我既不自豪，也不歉疚。我不会在半夜突然从噩梦中惊醒或怎么样。我睡得好，吃得好，日子照常过。”

摩西·塔沃尔承认，他所伸张的“正义”与法官和陪审团判定的“正义”有很大差距，他也承认，“在那之前，我一生中也做过不少不那么体面的事”。此外，他和同伙们得到的“证据”有些是禁不起推敲的，这些指控是否合理，永远都没有机会在法庭上得到公正的裁决。因此，塔沃尔杀害的有可能是无辜的人，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不小。然而，强烈的愤怒让塔沃尔和他的同伙觉得值得冒这个险。他甚至曾亲眼目睹犹太旅成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死德国人：“有的人做起这些事来没什么理由，他们的兄弟或母亲被（纳粹）杀死了。记得在德国还是奥地利，他们看见一个骑着车的德国人，司机直接把他撞倒，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摩西·塔沃尔说他自己参与了“大约五起”报复性谋杀，并称犹太旅的同伴们加起来“大约进行了20次处决行动”。由于他和同伴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塔沃尔所描述的细节是否属实。他谨慎地略去了被害者的名字，也没有提及实施谋杀的具体地点。也有可能塔沃尔夸大了杀戮行动的戏剧性，现实情况或许是他们只在偶然间杀死过某个被他们怀疑为纳粹分子的人（虽然他声称对处决对象的选择都基于可靠的“情报”，但我们不可全然相信）。不过，其他一些证据也证实了犹太旅成员确实进行过“报复性”杀戮，其中就包括以色列前陆军参谋长哈伊姆·拉斯科夫的目击证词。 [23] 另一个已经得到证实的事件是，一些犹太“复仇者”曾试图给一个集中营的供水系统投毒（但最后没有成功），那里面关押的都是党卫队队员。 [24]

摩西·塔沃尔和其他犹太旅成员所采取的这些行动背后似乎有着单纯而明确的动机，那就是报复纳粹对犹太人（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亲人）的屠杀。然而，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他们的内心深处还藏着另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是这个念头让他们变得如此残酷无情：他们认为那些被德国人折磨的犹太人没有进行足够的抵抗。“我不明白，”塔沃尔说，“6个或8个德国士兵怎么能把150个犹太人赶上车然后把他们送走呢？我想我应该会攻击某个德国人，让他们杀了我，一切就都了结了。但我跟那些住在波兰小镇子里的犹太人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就会假装自己是古代犹太英雄，假装我们在打仗。我特别认同两千年前在这个地方（指以色列）战斗的人，但对那些像待宰羔羊一样的犹太人就没那么认同了，我没法理解他们。”

摩西·塔沃尔的态度并非个案。一些战后在以色列定居的集中营幸存者称，他们隐隐可以感到周围的人对他们的批评，认为他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反抗纳粹。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让那些妇女儿童做出更多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失去了家园，住在东欧的社区里，那些社区直到今天仍对他们缺乏同情心。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嘴上不说，心里却认为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不该像摩西·塔沃尔描述的那样，做个“等待被宰杀的羔羊”。如果说塔沃尔们从纳粹的“最终解决”那里只得到一个教训，它就是：犹太人再也不能不加反抗地屈服于敌人，而在塔沃尔们看来，这也是新成立的以色列应当具备的民族精神。

在摩西·塔沃尔对德国人展开非法报复行动的同时，盟军的其他成员则努力在法律范围内抓捕行凶者。起初他们没什么进展，大部分曾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都人间蒸发。门格勒博士和鲁道夫·霍斯这样的大人物一开始被盟军拘留，但后来也都被释放。门格勒的腋下并没有党卫队的血型文身，这就意味着他从来没有被纳入党卫队，而霍斯伪装成德国海军的做法使得从来没有人检查他的文身。

但到了1945年秋，鲁道夫·霍斯已经成了第21集团军战争罪行调查部以及英国情报队（British Intelligence Corps）的审讯对象。 [25] 英国人能详细了解霍斯的工作主要得益于贝尔根-贝尔森的解放。在对幸存者进行系统询问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许多人充满恐惧地讲到他们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另一个营地的遭遇，那个地方就是奥斯维辛。英国人这才决定抓捕这个屠杀机器的指挥官。情报队已经找到了寻找行凶者最有效的方式，那是通过他们的家人，因为纳粹分子可以改头换面，甚至逃到国外，但他们通常难以割舍对妻儿的感情，而家人几乎永远更容易找到。海德薇格·霍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也不例外。英国情报队查到他们住在距贝尔森6英里远的一个小村庄里，马上对他们进行监视。霍斯夫人于1945年3月8日被拘捕。在几天的时间里，英国人反复逼问她丈夫在哪里，但她每次都回答：“他已经死了。”最后，情报队官员通过一个计策诱使她说出实话：这个监狱的后部紧邻一条铁轨，一辆列车呼啸着开到霍斯夫人牢房的正后方，停了下来。第92战地安全营指挥官威廉·克罗斯（“维克托”）上校说：”我们对霍斯夫人说，火车已经到了，她的三个儿子马上就要被送去西伯利亚，除非她告诉我们她丈夫在哪儿以及他用的别名是什么。如果她不配合，那么她只有两分钟时间跟儿子们道别……我们给了她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还给她留了纸和笔，好让她写下我们需要的信息。幸运的是，我们成功唬住了她，她写下信息，然后我们把她和她的儿子们送回了家。” [26]

据霍斯夫人透露，她的丈夫住在弗伦斯堡附近的一家农场里。情报队立即动身前往德国北部。与当地第93战地安全营取得联系后，他们于3月11日那个周一的晚上11点到达农场，在一个既是马厩同时也是屠宰棚的房子里找到霍斯时，他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一位英国军医迅速撬开霍斯的嘴，检查有没有毒胶囊——他们都知道希姆莱在一年前就是用这种毒胶囊成功自杀。脸上挨了一位英国中士四拳之后，霍斯才终于承认自己是谁，随后他被按到屠宰棚的一张桌子上，据在场的一位英国士兵说，“殴打和喊叫声没完没了。”直到军医对克罗斯上校喊道：“快让他们住手！否则你们带回去的就是一具尸体了！”霍斯被裹在毛毯中塞进车里，汽车载着他驶向位于海德的安保总部。

第二天凌晨他们到达时，天上正飘着雪，但霍斯被迫赤身裸体地穿过营房的院子，走到自己的牢房中。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英国人始终没让他合眼，每当他打瞌睡，士兵就用斧柄戳他。按照霍斯的说法，他们还用他自己的马鞭抽打他。3月14日，他在一份8页的供认书上签了字。

一些大屠杀否认者总爱提及霍斯刚被逮捕时在英国士兵手底下遭受的虐待，并称他的供认书是屈打成招的结果。诚然，霍斯最初的声明是否有效确实存在争论的空间，但在其后的囚禁和审讯中（他先是被送到了代号为“番茄”的二号战犯拘留中心，随后出席了纽伦堡审判和在波兰进行的对他本人的审判），没有证据显示霍斯又遭受过任何虐待。正是在后来的这段时期，他写就了自己的回忆录。事实上，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非常感激抓捕他的人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写下个人的历史。他始终没有推翻他最初的供认，无论是在撰写回忆录期间，还是在证人席上，而当时他是有机会公开反悔的。正如他后来没有顾虑地写下了自己最开始被英国士兵殴打的经历。

1947年4月，鲁道夫·霍斯回到奥斯维辛，回到了他当年工作的那栋大楼，但这一次，他没有坐在他位于一层的办公室书桌前，而是被关押在党卫队行政大楼的地下牢房。大家认为，让这个背负着奥斯维辛一百多万条人命的凶手在他的罪孽之地被处决，是他最好的下场。然而，在原定实施处决的那天，现场却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天有数千人前来围观，其中很多是原来的犯人。结果，气氛变得非常紧张，激动的人群向前推挤着挡在他们身前的围栏。曾被关在奥斯维辛的斯坦尼斯瓦夫·汉茨 [27] 当时在场，他说他真的觉得“他们会当场用私刑处死霍斯”。他听见人群中一阵阵骚动。如果一大群人突然向前冲，站在一旁的士兵该怎么做？他们要开枪吗？鉴于情势太过危险，霍斯并没有按原计划从他的牢房里被带出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他让士兵们全部离场，并派出一个车队护送一辆小轿车离去，于是大家自然认为霍斯在车里。但实际上，霍斯并没有出来，那天晚上他仍留在自己的牢房中，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带出来。这一次，鲁道夫·霍斯面对的只有寥寥数人，而不是前一天怒吼着的群众。霍斯已经做好被处死的准备。目睹处决过程的人为数不多，当中就有斯坦尼斯瓦夫·汉茨。他说：“我以为他爬上绞架以后会说点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纳粹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我以为他会高声赞美纳粹的理念，毕竟他愿意为这些信条奉献自己的生命。但没有，他一句话也没说。”

霍斯死得很“痛快”，这完全不是曾在集中营里饱受折磨的汉茨希望看到的。“我认为应该把霍斯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拉着这个笼子在全欧洲跑，让大家都能看到他，让大家都能朝他吐口水，这样他才能明白他都干了些什么。”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霍斯真的能“明白”他都干了什么吗？在他被处决前刚刚写就的自传中，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霍斯遭到什么样的羞辱和虐待，他都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当然，他确实在自传里写道，他“此时此刻”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一个错误，但这只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因为它让德国成为全世界仇视的对象。

根据我与一些前纳粹分子接触的经验，我认为霍斯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可以明白无误地揭示出霍斯最后一刻的真实想法。他提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他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提过，那就是：如果一名飞行员拒绝朝一个小镇投下炸弹，因为他知道这个镇里住的主要是妇女儿童，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霍斯说，这个飞行员肯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人们都说，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霍斯写道，“但在我看来，它们就是一回事。” [28]

霍斯想用这个简单的类比来证明他的行为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盟军用炸弹炸死妇女儿童，与纳粹用毒气毒死妇女儿童是一样的。直到今天，许多当年的行凶者（以及为纳粹辩护的人）依然支持这种观点。曾有一位拒绝接受正式采访的前党卫队成员在一次闲谈中对我说：“比起你们轰炸德国城市时炸死的孩子，那些死在我们毒气室里的孩子受的苦要少多了。”奥斯卡·格伦宁也曾更坦率、更认真地解释道：“我们看到炸弹落在德国的土地上，妇女和儿童在爆炸声中死去。我们看到这些，就会觉得，这场战争之所以变成后来那个样子，双方都有责任。我们之所以要进行大屠杀，一方面是为了打压挑衅的人，另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在格伦宁看来，盟军“不考虑军事上是否必要，就用磷弹炸死妇女和儿童”，这种做法在战争结束后却没有被追究责任，这让他觉得，把关注的焦点全部放在党卫队犯下的“战争罪行”上是非常虚伪的。

当然，这种比较让我们从直觉上就感到厌恶，而关于盟军轰炸德国城市与纳粹灭绝犹太人之间区别的讨论也不在少数。举例来说，只要德国领导人投降，轰炸就会立即停止，而对犹太人的灭绝则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一项政策；盟军轰炸的对象不是德国某个特定的人群，而纳粹迫害的对象则是帝国内部一个特定群体；盟军想要摧毁的是城镇里的设施和建筑，而不是德国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比如艾希曼残忍的尼斯科计划）在时间上先于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因此用盟军的轰炸来为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辩护根本不成立；最后，把讲求实效的盟军战略规划者与希特勒、海德里希和艾希曼这些狂热的反犹主义者相提并论，无疑十分荒唐。除了以上这些区别，还有一个非专业人士最爱使用的论点：“是德国人先挑起来的，是他们先炸了英国的城市，然后英国人才轰炸了柏林。”但其实它是所有论点里最无力的一个，我们很难单纯因为敌人先做出某个举动，就证明后来采取相同行动的一方是合理的。

尽管二者有如此多的区别，霍斯和其他纳粹分子进行的对比依然让我们感到不安。其中一个原因很容易想到：众所周知，盟军领导层内部对是否轰炸德国城市存在分歧，不说别人，丘吉尔本人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就对轰炸方案提出过异议。此外，近几年被披露出来的一则内幕消息，更加深了人们的不安：在1945年春天，盟军决定轰炸德国哪些城镇时使用的标准之一，是它们的“易燃程度”，这一标准导致乌兹堡（Würzburg）这样的中世纪古城成为轰炸的目标。给我们造成困扰的还有一个不那么容易想到的原因：轰炸机的发明使得从高空投掷炸弹的飞行员对他的杀戮行为产生了“距离感”。“那跟我走到外面一刀捅在一个人的肚子上是不一样的。明白吗？”保罗·蒙哥马利 [29] 这样说道，他是美国B29轰炸机飞行员，在战争期间参与了对日本多个城市的轰炸。“你确实杀了他们，但你是远距离杀死他们的，所以你不会像在一场搏斗中把刺刀插进一个人的肚子里那样有什么负罪感。那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在电子游戏里打仗。”

蒙哥马利的证词令人联想到，纳粹也是通过建造毒气室，在行凶者与他们的杀戮行为之间制造距离感。这种联想让人感到不适。用炸弹炸死一个人比用刺刀捅死一个人要来得容易，同样的道理，对纳粹来说，用毒气毒死犹太人也比开枪杀死他们更简单。20世纪的技术手段不仅使被战争夺去性命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让实施杀戮的凶手承受的心理负担和伤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对奥斯维辛一百多万名犯人的杀戮可以与盟军对德国的轰炸相提并论。出于前文提到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行动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但在霍斯和其他许多纳粹分子看来，二者有着相同的性质，轰炸和毒杀只不过是杀死敌人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置霍斯，无论他是否如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希望的那样，被“关在笼子里”游街示众，他都不会真的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事实上，霍斯在登上绞架的过程中很可能在想：“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有罪才死的，而是因为我们输掉了战争。我是作为一个被误解的人而死的。”说到底，这也是为什么霍斯这个看起来如此普通的人，实际上却非常可怕。

霍斯于1947年被处死后，他一手建造起来的奥斯维辛营区也迅速土崩瓦解。比克瑙的部分营房被住在附近的波兰人拆毁，因为他们需要木材修复自己的房屋，但与他们相比，另一些人对集中营进行的洗劫则让人心里更不是滋味。一名波兰年轻人约瑟芬·杰林斯卡与她的家人在战后回到奥斯维辛，却发现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因为纳粹对这个地区进行大规模重建时拆了他们的房子。于是，他们只好住进过去养鸡用的屋棚中。为了赚钱，约瑟芬和朋友们会到比克瑙的焚尸场附近“淘金”。他们翻动土地，挖出埋在地下的人骨碎片，把这些碎片放在一个碗里，装上水以后从中找金子。“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约瑟芬说，“无论自己有没有亲人死在集中营里，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因为这些毕竟是人的骨头。没人乐意干这种事，可是贫穷逼着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从比克瑙地下挖出来的金子，最后让约瑟芬·杰林斯卡一家买到了一头牛。

波兰人扬·皮夫奇克当时也被迫住在比克瑙附近的一个鸡棚里，他承认他也曾在焚尸场附近搜寻贵重物品。“我记得我找到一颗金牙，一枚犹太硬币，还有一个金手镯。我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了，对不对？我不会再从人骨堆里刨东西，因为我知道干这种事的都该遭天谴。但那个时候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除了搜寻贵重物品，扬和他的朋友们还会贿赂那些偶尔在附近巡视的苏联士兵，以便从比克瑙的营房偷些木料回去造房子。“你知道吗，战后的生活很艰苦，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曾目睹鲁道夫·霍斯处决过程的波兰政治犯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得到了一份工作，即在比克瑙做守卫。他的职责是看守营地，一旦当地人想从焚尸场偷东西，他就朝他们上空开枪警示。“我们管那群人叫‘墓地土狼’，”他说，“我们不明白这些人怎么会愿意从墓地里找东西。”他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从远处就觉察到这群人的靠近：“你可以通过气味认出他们，他们离得很远的时候你就可以闻到一股味道，那是一种腐烂的尸体特有的恶臭。这种人走在街上你一下就能知道。”

直到很多年以后，奥斯维辛这个大屠杀发生地才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关注，而直到苏联解体，博物馆的标示牌才终于被替换，从而以一种更恰当的方式体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

在此过程中，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几年的前党卫队成员奥斯卡·格伦宁则在玻璃制造厂步步高升，当上了人事部主管。最终他被任命为劳资仲裁委员会荣誉委员。奥斯卡·格伦宁表示，在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经历帮助他成为一名更称职的人事主管，因为“从12岁起我就开始学习什么是纪律了”，而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讽刺的意味或不自然的感觉。

尽管格伦宁曾在奥斯维辛负责清点和处理从到达营地的犯人身上搜刮来的各国钱币，从而间接为灭绝过程出了力，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们对直接参与屠杀的人和没有直接参与的人是分得很清楚的。”此外，他也用到了纳粹分子在战后最爱使用的辩解之词，那就是他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他用这样一个类比为自己开脱：“一群士兵不会在第一次见到枪林弹雨以后就都表示：‘我们不认同这件事，我们要回家。’”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德国检察官在战后决定谁犯有战争罪、谁没有的时候，采用的也是类似的原则。如果一名党卫队成员既没有身居要职，也没有直接参与屠杀，那么他基本就不会遭到起诉。因此，当奥斯卡·格伦宁做过的事情最终败露——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他从没打算改名换姓或是躲起来——德国检察官却并没有对他提起诉讼。 [30] 他的经历也表明，即使一个人加入了党卫队，被派到奥斯维辛工作，见证了灭绝过程，并以某种具体的方式为“最终解决”的实施做出贡献，比如负责整理从犯人那里掠夺来的钱财，在战后的西德，他仍有可能被判为“无罪”。事实上，据估计，1940—1945年间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大约有6500人活到了战后，但只有大约750人受到过任何一种形式的处罚。 [31] 最有名的一次审判当属1963年12月至1965年8月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22名被告中17人被判有罪，但只有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最重刑罚。

大量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没有遭到起诉，这情况不仅发生在德国，全世界都有类似的问题（或许只有波兰除外，在789名奥斯维辛工作人员当中，多达673人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 [32] ）。起诉这些奥斯维辛工作人员之所以很困难，首先是因为不同国家缺乏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其次是因为冷战造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最后，我们不得不说，还因为人们缺乏足够强烈的意愿。在纽伦堡审判中，党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但没有人进一步强调，每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都犯有战争罪，而这样的判决无疑将会得到大众的支持。如果能够给他们每个人都定罪，那么无论判罚有多轻，它都是向后人表达的一个明确态度。然而，没有定罪，也没有判罚。曾在奥斯维辛工作并活到战后的党卫队成员约有85%没有遭到任何处罚。当希姆莱在火车上想出建造毒气室的方案，以减轻他的手下因残忍射杀犹太人而承受的心理“负担”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这个意外的收获：这种屠杀方法帮助大部分党卫队成员在战后逃过处罚，只因他们宣称自己没有直接参与灭绝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犯人在离开奥斯维辛以后陷入了更艰难的处境，与此同时，奥斯卡·格伦宁却享受着（并且后来一直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这种反差并没有给格伦宁造成片刻的困扰。“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的，”他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活。我所做的也是每个正常人都会做的，那就是为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比如自己的家人创造最好的生活。只不过我成功了，有些人没成功。这跟过去发生的事没有关系。”

令人惊讶的是，对自己的过去满不在乎的奥斯卡·格伦宁，却在生命快要走向终点时，突然决定公开谈论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经历。促使他改变心意的原因很耐人寻味。战后，格伦宁迷上了集邮，并加入了当地的集邮爱好者俱乐部。在一次俱乐部聚会上，在距离战争结束已过去40多年之后，格伦宁跟站在他旁边的一个人谈论起政治。那个男人说：“简直太差劲了，这届政府竟然规定，任何怀疑几百万犹太人死在奥斯维辛的言论都是违法的。”他继续向格伦宁解释道，焚烧这么多尸体是多么“匪夷所思”的事，他还坚持认为，要想毒死那个数量的犯人，纳粹需要使用的毒气剂量足够杀死附近“所有活物”了。

格伦宁当时并没有反驳这些说法，但他后来经一位票友推荐，买到了这位大屠杀否认者的一本集邮册，在上面写下了充满讽刺的评论之后，又把集邮册寄给了他。结果，他突然开始接到陌生人打来的奇怪电话，这些人对他提出质疑，不相信在奥斯维辛，纳粹真的用毒气进行大屠杀。原来，他对大屠杀否认者的谴责在一本新纳粹主义杂志上登了出来。此时，他接到的电话和收到的匿名信有“90%来自那些质疑我的人。他们想向我证明我自己在奥斯维辛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都大错特错，都是我自己的想象，说那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于是，为了反驳那些对他亲眼所见的事实提出质疑的人，格伦宁为他的家人写下了他个人的历史，并最终同意接受BBC的采访。现已年过八十的格伦宁对大屠杀否认者只有下面这几句简单的话要说：“我希望你们相信我。我亲眼见过毒气室，亲眼见过焚尸场。我见过熊熊燃烧的火焰。我曾站在坡道上，筛选就在那里进行。我希望你们相信，这些暴行真的发生过，因为我就在现场。”

这个悲惨的故事进行到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可以肯定的是，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大多数人没有遭到任何处罚，而集中营里的大多数犯人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非但如此，很多人在战争结束后还遭受到更多的偏见和伤害。这样的结论自然会让人感到不快。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而这段历史最亏欠的，就是比克瑙那些得不到救赎也无法安息的冤魂。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墓地，比克瑙的土地在战后被寻觅贵重物品的当地居民一遍遍翻动。这个墓地以及附近的维斯瓦河就是一百多万人的最终归宿——许多犯人的骨灰倾倒在这条河里。这一百多万人的证词我们已永远无从聆听。

大多数曾在奥斯维辛遭受折磨的人，似乎再也无法找到精神层面上的慰藉或救赎。虽然有埃尔泽·阿布特这样的耶和华见证人，感到上帝始终在集中营里陪伴着她，但绝大多数是像琳达·布雷德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奥斯维辛没有上帝。那里的条件太可怕了，上帝决定不去那里。我们根本不会祈祷，因为我们知道根本无济于事。很多幸存者都成了无神论者，他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琳达·布雷德这样的幸存者得出的结论是，她能活命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而当一个人认为主宰命运的是完全不受个人控制的偶然因素时，他很难再有任何宗教信仰。

据估计，被送到奥斯维辛的130万人中，110万人死在了那里。其中大约有100万是犹太人。对那些依然沿用苏共思路，把所有死在奥斯维辛的人都说成“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的人来说，这是个重要的数字。我们必须记得，超过90%的受害者之所以在奥斯维辛被夺去生命，只因他们在纳粹眼中犯有一种“罪”，那就是生为犹太人。

以国家为单位来看，向奥斯维辛输送犹太人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匈牙利——在1944年初夏的高峰时期，共有43.8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那里。其次是波兰（30万），接下来依次是：法国（69 114）、荷兰（60 085）、希腊（55 000）、捷克斯洛伐克和摩拉维亚（46 099）、斯洛伐克（26 661）、比利时（24 906）、德国和奥地利（23 000）、南斯拉夫（10 000），意大利（7422）。 [33] 当然，我们也不该忘记死在集中营里的非犹太人，他们是7万名波兰政治犯、2万多名吉卜赛人、1万名苏联战俘、几百名耶和华见证人、数十名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出于种种荒谬的原因（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原因）而被送进集中营的人。

用不了多久，最后一批奥斯维辛幸存者和最后一批奥斯维辛行凶者都将追随那些集中营受害者而去。届时，世界上将不再有任何活着的奥斯维辛亲历者。等那一天到来，这段历史将有可能变成又一段遥远的过去，变成许许多多可怕的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在奥斯维辛之前也发生过许多可怕的暴行，比如狮心王理查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对阿克（Acre）穆斯林的大屠杀，再比如成吉思汗在波斯进行的屠戮。或许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奥斯维辛，认为它不过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件可怕的事，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但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必须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评判某种行为。而在20世纪中叶的语境下，在欧洲文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行为。纳粹犯下的罪行让世人认识到，只要足够冷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然已为世人知晓，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丑恶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发现它的价值。这段历史对我们、对后人将永远是一个警示。

[1] BBC访谈。

[2] Andrzej Strzelecki，“清空集中营”（The Liquidation of the Camp），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五卷，第45页。

[3] 引自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之辩》第159页。另见第158—165页对奥斯维辛解放后媒体相关报道的讨论。

[4] van Pelt，《奥斯维辛之辩》，第164页。

[5] 《大屠杀百科全书》第一卷，第350页。另见Yehuda Bauer，“死亡行军：1945年1月—3月”（The Death Marches, January—May 1945），载于《现代犹太主义》（Modern Judaism ），1983年2月，第1—21页。

[6] BBC访谈。

[7] BBC访谈。

[8] BBC访谈。

[9] 同上（见2000年1月19日播出的节目《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

[10] 摘自《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

[11] 摘自《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

[12] 摘自《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

[13] BBC访谈。

[14] BBC访谈。

[15] BBC访谈。

[16] BBC访谈。

[17] 第五纵队（Fifth column），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方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现泛称隐藏在对方内部、尚未曝光的敌方间谍。

[18] Gunnar S. Paulsson，《秘密花园：躲藏起来的华沙犹太人》（Secret Garden: the Hidden Jews of Wars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在28 000名成功逃离（或从未进入）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当中，11 000名活到了战后，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非犹太裔波兰居民的协助。

[19] BBC访谈。

[20] BBC访谈。

[21] BBC访谈。

[22] BBC访谈。

[23] Tom Segev，《第七百万个》，（The Seventh Million , Hill and Wang 1994），第147—149页。

[24] Segev，《第七百万个》，第140—146页。

[25] 相关开创性研究是由BBC历史组的David List进行的。

[26] Rupert Butler，《死亡军团》（Legions of Death , Hamlyn paperback 1983），另见Cross上校写给Felix Robson上校的一封信；这封信现存放在Chicksands的军事情报博物馆内。

[27] BBC访谈。

[28]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166页。

[29] BBC访谈。引自Laurence Rees，《东方恐怖》（Horror in the East ，BBC Books 2001），第119页。

[30] 2014年9月，他被德国的检察官指控，在集中营的期间涉嫌帮助谋杀。2015年7月15日，他被判协助杀害至少三万名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罪，处有期徒刑四年。

[31] Lasik，“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人员的抓捕与惩罚”（The Apprehens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Staff），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五卷，第99—119页。

[32] Lasik，“抓捕与惩罚”，第116页。

[33] 这些数字由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的Piper教授提供。

致谢

本书基于由我编写和制作的一部电视系列片。我要感谢的人有很多。这组电视系列片（以及这本书）之所以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时任BBC总裁的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先生给予的热心支持和大力帮助。这个系列节目自取得马克的准许，到终于在BBC电台播出，整个经过可以很好地说明资助、筹备和完成这样一个项目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在此期间，马克离开了BBC，担任第四频道总监，随后又回到BBC，担任电台总裁）。BBC电视台的其他很多人也为这部电视系列片提供了大力支持，特别是时任BBC第二频道总监的Jane Root，事实类节目委托制作部总监Glenwyn Benson，以及事实类节目专家组专员Emma Swain。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直属主管、事实类节目专家组总监Keith Scholey先生，谢谢他给予的理解与提出的大量宝贵建议。

许多杰出的学者对这个项目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本系列片的历史及脚本顾问伊恩·克肖（Ian Kershaw）教授为这个节目提供了大量深刻的洞见。他同时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对于他给予的专业指导和深厚友情我无以为谢。David Cesarani教授和Christopher Browning教授是另外两位对我个人以及这部电视系列节目产生深刻影响的专家。在纳粹“最终解决”这个课题上，很难找到比这两位更出色的研究者。Robert Jan van Pelt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指导，帮我们了解集中营的建筑。此外，波兰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也提供了鼎力支持，其中特别要感谢的是Igor Bartosik，Edyta Chowaniec，Adam Cyra， Jadwiga Dabrowska，Dorota Grela，Wanda Hutny，Helena Kubica，Miroslaw Obstarczyk，Krystyna Oleksy，Jozef Orlicki，Franciszek Piper博士， Wojciech Plosa，Piotr Setkiewicz博士，Kazimierz Smolen，Andrzej Strzelecki博士，Henryk Swiebocki博士，Jerzy Wroblewski以及Roman Zbrzeski。为我们在波兰的调研提供大力帮助的还有Kazimierz Albin, Halina Elczewska，Abraham Frischer和Ester Frischer，Jozef Geresz博士，Bernadetta Gronek，John Hartman，Jozef Koch，Edward Kopowka，Alicja Koscian，Aleksander Lasik博士， Anna Machcewicz，Mariusz Jerzy Olbromski，Lucja Pawlicka-Nowak，Hubert Rogozinski，Robert Rydzon，Jacek Szwic，Marian Turski博士和Michalina Wysocka。

在海峡群岛，我们从Frederick Cohen那里学到了宝贵的历史知识。在法国，Serge Klarsfeld 和Adeline Suard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的Gideon Greif博士为我们提供了大力协助。此外，在以色列，Nava Mizrachi的帮助也使我们获益颇多。在斯洛伐克，我们得到了Ivan Kamenec 和Eduard Niznansky博士的帮助。在德国，我们得到了下列人士的帮助：Andrej Angrick博士，Martin Cueppers，Wolf Gebhardt，Niels Gutschow，Peter Klein，Michaela Lichtenstein，Bogdan Musial博士，Dieter Pohl博士，Volker Reiss博士，Robert Sommer，Frank Stucke博士和Peter Witte。在俄国，Sergey Sluch博士为这个项目提供了大力支持。在匈牙利，Krisztina Fenyo博士的配合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在乌克兰，我们要感谢Taras Shumeiko。在美国，Adam Levy帮了我们很多。

这部电视系列节目的制作团队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Detlef Siebert，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对整部节目的画面指导，还对内容提供了许多敏锐而深刻的批评建议。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两名纪录片导演Martina Balazova和Dominic Sutherland交上了一份令人非常满意的答卷，与他们密切配合的是我们尽职尽责的摄影师Martin Patmore和Brian Biffin。才智过人、眼光独到的Dominic指导了后期制作过程，并在Moving Picture Company和John Kennedy的帮助下完成了对图像内容的审定。电视界最优秀的剪接师Alan Lygo在剪接室里为本片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的助理制片人Tanya Batchelor和波兰研究专家Anna Taborska也都表现得十分出色。Declan Smith负责档案收集工作，Rebecca Maidens和Cara Goold是本系列片的制片协调人，他们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制片人Emily Brownridge的工作做得让人无可挑剔，Anna Mishcon和Laura Davey两位监制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我的个人助理——先是Sarah Hall，后来是Michel le Gribbon也帮了我很多。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联合制片方——美国KCET电视台，他们的指导让我们获益匪浅。Karen Hunte，Al Jerome，Mary Mazur，特别是Megan Callaway都为本片做出了贡献，提供帮助的还有美国PBS电视台的Coby Atlas。BBC Books的Sally Potter和Martin Redfern这两位模范出版人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的Peter Osnos，Clive Priddle 和Kate Darnton也是如此。Andrew Nurnberg照例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

我无法用只字片语来表达我对家人的感激，他们是我的孩子Benedict，Camilla和Oliver，以及我的妻子Helena。跟一个满脑子都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人生活在一起并不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他们包容了这一点，也包容了其他许多。

然而，我最想感谢的还是近百名同意接受采访的当事人。他们的回忆是无价之宝。希望他们能原谅我在此处的笼统谢意，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连同各自独到的见解，早已贯穿于全书的每个篇章。

图片出处说明

BBC Books感谢以下个人及机构提供照片，并授权我们使用这些作品。我们已竭尽全力查找出处并标明版权所有者，如有错误或遗漏，在此深表歉意。

第一部分

1．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2．Walter Frentz（纳粹帝国摄影师）档案；3．普鲁士文化遗产图片档案馆（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4．汉斯·弗里德里希； 5．乌尔斯泰因图片（Ullstein Bild） ；6—10．法兰克福犹太人博物馆（Jewish Museum, Frankfurt）；11—12．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第二部分

1—2. 奥斯维辛博物馆；3．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4．奥斯卡·格伦宁；5. 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6．温蒂·达文波特（Wendy Davenport）；7．海伦娜·斯特洛诺娃；8—12．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13—15. 奥斯维辛博物馆；16．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2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7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劳伦斯·里斯 著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郭 华 译

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1995 by Francis Fukuyam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6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任 :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 (美) 福山著 ;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

书名原文: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ISBN 978-7-5495-7853-5

Ⅰ. ①信… Ⅱ. ①福… ②郭… Ⅲ. ①经济学－研究 Ⅳ.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634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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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28.5　字数：375千字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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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福山的慧眼：

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

郭于华

出版于1995年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让弗朗西斯·福山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出他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思考。按照福山自己的说明，这是“接着我自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写一本关于经济方面的书”。出版二十年来，这本《信任》没有像《历史的终结》那样誉谤交加，或许因为这是一本更具专业性的学术著作，或许本书的标题不像前本那样带有较强的判断性质，亦或许读者难以仅凭书名就快速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共31章，可谓厚重之作。开篇的第一部分即明确道出主题：信任作为文化理念在经济社会塑造中的作用。这是福山立足于“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所进行的探究，与终结或许多人认为尚未终结的历史有着内在的接续性。历史终结处，人类仍面临愈发复杂的现代生活和社会问题：“各国体制都趋向民主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将不再面临各种挑战。在这个特定的体制构架中，有些社会富裕，有些则陷于贫困，民众对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也有高有低。”（见本书第8页）以“美国的问题”为例，福山认为困境“源于美国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其长期以来的共同体倾向缺乏正确的认知”（第16页），其实这也是人类已经或即将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结构中寻找解决之道，所以福山从经济活动入手，进而渐次推进到社会、文化、制度，并将诸结构性要素加以通盘考量。

人们发现，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而后者对经济繁荣和竞争力至关重要。探讨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信任程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福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进行的，其中低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是中国、意大利南部、法国；高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则包括日本、德国和美国；而无论哪一类国家，又都同中有异，无不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制度和经济的特点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错综复杂过程。

信任，是经济的更是社会与文化的主题

福山指出，虽然“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但“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二者不可分离（序言第1页）。在本书的第二、三、四部分，福山讨论并比较分析了四个低信任社会即家族式的社会——中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两个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日本和德国，以及在信任谱系中较难定位的美国社会。通过一些重要变量，比如家族色彩、企业规模、信任范围、管理权特点、转型过程及企业竞争力等的分析，作者提出人类社会性的两大桥梁——家庭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体，决定了信任的范围和程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企业运作的成本和竞争力乃至经济活动的特点。

具体而言，像日本和德国这样有着高度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社会，能够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建大型机构；美国和德国私有企业的规模要远大于意大利和法国。虽然中国人、韩国人和意大利人都重视家庭、家族，但日本和韩国拥有大型企业和高度集中的产业，相形之下台湾和香港的企业规模就要小许多。这当中，高度信任的社会（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与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创建大型私有商业机构的能力——之间有着相关性。相反，在相对低信任的社会，如台湾和香港地区、法国以及意大利，一般来说充斥的都是家族企业。进而，企业规模的确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具体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的哪些部分，并且从长远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此外，大型公司对于创建大品牌背后的市场营销公司也是必需的，不难发现，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名无一例外都来自能够组建大型组织的国家，反之，人们很难找出一个小型中国企业创建的品牌。可以说，企业规模、著名品牌、结构位置和整体竞争力，都是信任程度的体现和文化传统的表征。

人的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关系，是社会科学经久不衰的重要命题。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早在对19世纪英国史的考察中就提出“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的概念。他指出，人类的经济生活原是嵌入于非经济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的。当市场逻辑全面渗透于人类生活时，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人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制市场。这种对市场过程做出积极回应的社会就是“能动社会”。[1]能动社会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化、商品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生活唯一的组织原则。福山对经济活动的理解正是从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角度展开的，不难判断：比较健全的法治和比较健康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与条件。

人类自组织的共同体是信任生成的园地，而与此不可分离的是更为内在的市场关系中信任的文化基础，也就是福山同时要探讨的信任基于什么理念。他指出：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第11页）。亚当·斯密对此体悟甚深，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社会习惯分割开来。简而言之，它不能与文化脱节（第17页）。

在福山所分析各国案例中，都表现出“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而“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第13页）。

相反的案例则表明：信任的匮乏则会使经济徘徊不前，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由此，福山引出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资本”概念：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这类结社的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程度，并且它能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进而价值共享缔造信任，而信任则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第14—15页）。 如果“社会资本”匮乏，则导致相反的过程：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经济运作成本上升，市场活力严重不足。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社会资本的概念也给出了清楚的解释：在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撑整个社会，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等能够自行组织起来。这种自我组织习性也正是使民主政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在民众自治之上的法律，才能将自由制度转化为有序的自由（第334页）。

福山概括说：“社会资本根植于文化，它是信任的熔炉，是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的关键” 。（第35页）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文化过程”（第15页）。福山进一步阐释，他所定义的文化有着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含义，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文化或许可以用排除法来理解。它不是理性选择，选择受文化影响，且来源于习惯（第36页）。这一定义令人想起哈耶克所言：“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2]文化、观念在社会科学中似乎总是最含糊暧昧难以捉摸的，从经济过程到文化过程也是从硬到软，从实在走向微妙，其实经济、社会、文化之间本来是互嵌互动、难解难分的，应该说它们共同塑造了今日的世界。

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会很不相同。福山发现，华人文化的社会中大型、科层制、公共持有、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不存在，他们难以信任自己家族和亲属群体之外的人。华人无法想象信任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他们也会觉得德国人、日本人的遵规守约近乎机械刻板；而德国人、日本人也无法理解并且鄙视中国式的一盘散沙和窝里斗；“鹰隼不群”（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人学不来日本人基于普遍社会信任的精益生产（just-in-time）模式。这样的差异不胜枚举。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小小事件也颇耐人寻味：许多年前有一次在伦敦街头一个不起眼的路边小店为打道回府而购买物品，在英伦友人的陪伴下选中一个Nike牌的双肩背包，付过钱后，我几乎是无意识地问了一句：这是真Nike还是假Nike？友人和店主对这个问题都大惑不解，深表惊诧，睁大眼睛问：“为什么要造假的、卖假的？那不是等于自寻死路吗？”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习惯性地问了一个非常中国式的问题——身处山寨产品盛行的“市场”文化中再普通不过的问题，而西方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对这种问题却完全没法理解。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信任结构与他们的全然不同，我们与他们处在非常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制度背景下。

信任，源于良性的政治生态（制度环境）

福山的论述在传统信任和现代信任的区别与转换上着力甚多，他比较了各类国家传统社会关系与文化观念的特点、信任的不同范围与程度，以及传统社会组织转变为现代法人团体的过程，这些特点与过程决定了各国经济组织、规模和成就的迥然有别。

简而言之，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体现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不难理解，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通常来自对权威的信任，即对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对专业体系的信任，即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对规则的信任，即对法律、正式规则、制度的信任。系统信任中，对法律、制度的信任最为重要。福山指出：“依韦伯之见，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同样有密切的关系。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如果说规则和契约对现代商业来说普遍重要，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第206页）

不仅在经济领域，系统信任对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能否正常运行同样不可或缺。在共同体规模不断扩展乃至日趋全球化的今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都变得愈加多元和复杂，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变势在必行。“那些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必须使更多不同信仰、不同道德标准的人走到一起。代替道德共同体的是法律，代替自发性信任的则是正式的平等和合法诉讼程序。”（第234页）

系统信任的崩解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这种乱象横生的状况，我们非但不陌生，而且感同身受。从五花八门的造假术，到层出不穷的诈骗案；从有毒有害的农产品，到含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从贪腐程度不断打破纪录的“大老虎”，到摔倒病倒街头无人敢扶的老头老太……这样的社会信任跌落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人人做事都提心吊胆，人人自危，把任何对方都看成不怀好意的骗子，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吃亏，而且也确实不断地上当吃亏。系统信任的失败也可波及传统人际信任：即使是熟人、朋友甚至亲属也难以信任，传销中的“杀熟”之举已经屡见不鲜。人们惊异，难道我们成了一个相互提防甚至相互加害的社会吗？

人人都必须“精明”之极才能生存得好一点，恰恰反映了制度层面的问题。没有运行良好的制度与规则的保证就只能依靠个人的精明和算计，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而且风险颇高，社会各阶层都会感觉不安全；原因在于基本的信任结构出了问题，交易成本高得惊人。试想一旦该由制度和规则承担的设计、筹划、安排和计算都得由个人承担了，这个社会的运行将会多么艰涩，多么别扭。谁都承认中国人绝顶聪明，老谋深算，甚至称得上诡计多端，善于“打擦边球”，钻制度和政策的空子。但是别忘记，绝对理性的个人加在一起完全有可能成为非理性的社会。当人人都被迫成为“精明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理性和智力便会衰落。一个丧失了智慧只会取巧的社会必定是小人得志的社会。我们不妨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究竟是得到的更重要，还是失去的更有价值？

任何体制的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风险来自经济活动、社会交换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也来自人性的各种弱点。法律、规则的设立基于“人是靠不住的”、人是有弱点的，而好的制度则会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中的恶，引导人性向善向上。长此以往，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人们对契约、信用和应有的行为方式达成共识，认为理应如此，不再感到规则的束缚。反之，制度、文化与人性若进入恶性循环，信任的垮塌就加速进行。不远的例子可举出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事件，一个社会中，人们失去对商品、市场的信任不足为奇，他们认为资本的本性就是牟取利润；人们失去对官方的信任也不难理解，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作恶；然而人们一旦失去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就说明社会信任的溃败已经到底了。

一个信任结构崩塌的社会，必然是恶人当道，小人得志，没有诚信，不讲声誉，缺少敬畏，泯灭信仰，而人人都要为道德沦丧埋单的社会。谋利型权力（争夺利益，放弃责任）所形成的制度条件，造成了制度、文化与人性的恶性互动，致使整个社会相互欺骗、相互“投毒”——商家、厂家欺骗消费者，教师欺骗学生，官员欺骗百姓，所有人欺骗所有人。于是从官员到民众，从精英到平民，从上层到底层竞相沉沦，加速度地堕落。这种平庸而普遍的恶是如何形成的？有人归结为人性，有人归结为信仰（文化），有人归结为制度。三者虽是互动互构的关系，但破解恶性循环还须从制度入手，好制度造就好德行、善人性，道德的自觉基于自由。我们需要探讨如何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激励人性中的善、抑制平庸之恶，使社会成员能够免于在警惕、怀疑和恐惧中生活的制度。简而言之，重构道德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才是解决之道。

福山的研究从制度层面提供了建立系统信任的政治资源，其政治理念与《历史的终结》紧密衔接。福山指出：“政治经济体制的极大趋同已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本世纪初，各国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对立。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采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国家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分工。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历史终结处人类制度的万法归一让我们可以断定，在后工业社会，通过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实现更进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了。今天，几乎所有严肃的观察家都不再寄望于社会工程，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第8—9页）

基于各国的历史与现实，特别是经济生活与经济发达水平的比较，福山此书的核心观点，正如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并在此强调的：“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只有他们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时，才会感到由衷的自豪。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精神中异常强大的部分。”（第336页）这种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每个人类个体都寻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的确，这一驱动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擎（第11页）。

经由比较，福山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关系变得更加明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将政治秩序建基于普遍且平等的承认原则之上。但是在实践中，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寻求承认的斗争以前是在军事、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平台上展开，而如今则是在经济层面上展开。正是在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的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相比于包括了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法西斯体制等等在内的历史上的各种其他制度，一个既包含“自由”也包含“民主”的制度，由于具有纠错改善机制，能够达成权力制衡而延续至今，并且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终的选择。

关于信任的建立与制度本质的关系，福山也留下了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他认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可能与威权政治体制共存，譬如从前的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西班牙。这一共存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市场经济可与威权政体共存，这在实践中已经存在；但是所谓市场资本主义能否与极权政体共存？二者之间是否为水火不相容的相悖关系？若能共存，其内在机制和逻辑又是什么？相互纠缠中它们各自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社会其未来走向如何？

无论如何理解历史是否终结，无论如何想象信任何以存在，福山的思考都没有停止。他的目力仍在时间与空间中伸展，纵横捭阖，通达透彻。“今日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变革与自由民主制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大致互为表里。而且，在此刻，尚未有讲得通的意识形态浮现，足堪与民主思想相匹敌。这固然并非意味着突尼斯、埃及或利比亚正走在通往良好民主制的坦途之上，却也暗示着政治自由及政治参与绝非欧美文化的独特癖好。”[3]亦如福山前不久在多伦多大学演讲时所指出的：“西方民主整体处于低潮和衰退之中。但是，有民主的替代品吗？”“即便你相信现在上面坐着个好皇帝，但是你这个体制有什么办法防止出现坏皇帝、或者说能一直保障好皇帝的供应呢？根本没有办法，这一点是这种体制最致命的问题。”

回到信任的问题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我们都不难理解，系统信任是对制度的信任，而强权之下没有真正的信任。人们对于权力的迷恋、依附、崇拜、惧怕，都不是信任。

信任的扩展有赖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社会的生长

福山认为，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从开干洗店到生产大型集成电路，无一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合作，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信用社会，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带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系于特殊关系的信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纽带。然而，在福山看来，历史终结处所诞生的自由民主制并非完全是一个“现代”产物。“倘若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要想顺风得水，必然要和某些前现代的文化习俗和睦相处。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因素绝非明日黄花，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第16页）

信任与自发社会性的关系的讨论可由一个似乎存在悖论的问题引出，福山以美国为例：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持续发展，权利得以全面扩张以对抗几乎全部现存共同体的权威性，而最终，个体化发展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愈发个体化，美国人也必然感受到价值共享和共同体精神的匮乏。这种社会的多元化弱化了内部信任，给相互合作添加了新的障碍，因此美国各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会变得愈发艰难。

对于这样似乎矛盾的民族性格，福山给予的解释是，美国人有着结社生活的习性，这对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倾向构成了某种平衡；美国的民主和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原因不是依靠单纯的个人主义或共同体主义，而是因为这两种对立倾向的互补。“鹰隼不群”的美国人却又能够“循道合群”。

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鼎足而立的公民社会，其重要意义由此而凸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极权工程所设想的，是对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完全破坏，并另创造一个完全围绕着国家的新社会。”（第338页）这个所谓新社会与福山所说的自发社会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根本不同在于被组织还是自组织。

事实上，社会资本与自发社会不仅对经济而且对政治都是不可缺少的。“社会性是对自治政治体制的重要支持。”（第305页）“与企业一样，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基于信任，社会信任的降低将需要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制定更多法规来规范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体制之争已经落下帷幕，从今以后，社会资本的保存和积累将成为关注的焦点。”（第339页）

市场、社会、权力之间的互动与制衡关系将成为不能不面对的重要议题：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而这些特征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来间接改变，抑或是通过提高文化意识和对文化的尊重来滋养。在其中，信任，成为支撑共同体的基础和共识，缺少了相互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形成。三足鼎立的市场、社会、权力关系能否达到相对均衡相互制衡，影响到社会信任能否持续，决定着社会生态的优劣。这是每个社会都不得不面对的。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任危机已经非常明显：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各存戒备，体制内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间尤为猜忌，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相当脆弱。当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信任结构都崩解之时，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社会运转会异常艰涩，矛盾冲突也会频频发生。这些都是上述三者关系严重失衡的后果。

信任与组织创新是福山探讨的又一重要话题。他指出，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相互协作，之后才能创造财富，如果还想要有进一步发展，则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自工业革命以来，组织创新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所言：“高效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西欧高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成就了西方的崛起。”这样的组织不仅包括各种企业、公司、跨洋商贸、生产运营模式、“经连会网络”等经济组织，也泛指丰富多样的社会与文化群体、公民社团，在今日还应加上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区。

自发社会与组织创新的关键在于自发、自主、自治的主体性。简而言之，自发社会形成的根本在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尤其是自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培育与公民的成长。社会的形成不应是权力主导的过程，也不是权力或市场对社会的占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促进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管理机构的强化和社区建设的实施；而是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即自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建设。社会的自主与自治实际上是形成合作与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机制和途径。

让我们还是着眼于社会。自发社会是信任生长的土壤，这种生长的力量不可能永远被阻挡。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力量的形成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将不仅带来经济的活力，也会带来政治的活力，并将抑制因静止固化而导致的腐败，而其自身也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蓬勃的生命力。生长，不断地生长，这可能是我们走出信任困境的真正出路，这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2016年1月5日

[1]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3] 福山，《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微中幸存？》，载《东方历史评论》第1期。

献给劳拉，我的唯一

一群乌合之众竟然组成了一个社会，一个杂乱无章的国家竟然要去寻求界限和限制，这在社会学家看来简直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更有甚者，国家与个人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远，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流于表面，越来越时断时续，国家已经无法切入到个人的意识深处，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中。……职业群体是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而且所有一切都在促使它去完成这一角色。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于是，结社的技艺就成了我在前面所说的行动之母，所有人都要学习它、应用它。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 导读 福山的慧眼：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

- 序言

- 第一部分 信任之理念

- 第1章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 第2章 “百分之二十”解决方案

- 第3章 规模与信任

- 第4章 善与恶的语言

- 第5章 社会美德

- 第6章 世界各地的结社之道

- 第二部分 低信任社会与家庭价值观的悖论

- 第7章 通往社会性的坦途和弯路

- 第8章 一盘散沙

- 第9章 “布登勃洛克”现象

- 第10章 意大利的儒家主义

- 第11章 法国：面对面

- 第12章 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 第三部分 高信任社会与延续社会性的挑战

- 第13章 无摩擦经济

- 第14章 坚如磐石

- 第15章 儿子与陌生人

- 第16章 终身雇用制

- 第17章 财团

- 第18章 德国巨人

- 第19章 韦伯与泰勒

- 第20章 团队中的信任

- 第21章 局内人与局外人

- 第22章 高信任的工厂

- 第四部分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

- 第23章 “鹰隼不群”——果真？

- 第24章 循道合群

- 第25章 美国的黑人和亚裔人

- 第26章 正在消失的中间层

- 第五部分 丰富信任

- 第27章 后起之秀

- 第28章 重返规模

- 第29章 奇迹迭出

- 第30章 社会工程终结之后

- 第31章 经济生活的精神化

- 参考文献

序言

20世纪最杰出的黑格尔阐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er Kojève，1902—1968）在世纪中叶总结道，黑格尔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他也坚信像他自己这样的哲学家将不再有任何有意义的工作可做。他把理论研究放到周末，然后成为新成立的欧共体的一名全职官员，在那里一直待到1968年去世。倘若遵循他的进路，似乎我也应该接着我自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写一本关于经济方面的书。

在我看来，对经济的强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共产主义崩溃之后动乱四起，到处都充斥着不稳定，欧洲大陆关于自身政治前途的情绪要悲观得多。但是，几乎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安全问题本身是由脆弱的公民社会引发的各种问题所致。但经济也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二者不可分离。这是一个舞台，上演着寻求承认的现代斗争。本书不是一本“竞争力”流派的指导书，这类书往往意在解释如何创建成功的经济体，或美国人应该如何模仿日本或德国。本书旨在讲述一个经济生活如何反映、塑造和支撑现代生活本身的故事。

一项以经济表现来对比不同文化的研究，简直就是公然向每一个被论及的文化挑衅。在本书中，我的讨论涵盖面极为广阔，我相信，对所涉及的特定社会，比我更了解它的人能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例外和质疑我的证据，以辩驳我在书中大而泛的论述。若有人觉得我误解了他们的文化，或者更糟糕的是，有所轻视或贬低，我提前就此表示道歉。

我要对许多人表示感谢。三位编辑对本书的影响甚大：欧文·格莱克斯（Erwin Glikes），他在1994年英年早逝之前签下本书；自由出版社的亚当·贝娄 （Adam Bellow）负责本书的出版过程；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他花费大量时间终于将我的手稿变成今天的模样。我还要感谢许多人一路上对我的帮助，他们是：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彼得·伯格（Peter Berger），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阿米泰·艾茲奥尼（Amitai Etzioni），傅高义（Ezra Vogel），清家笃（Atsushi Seike），中根千枝（Chie Nakane），石田武志（Takeshi Ishida），小林规威（Noritake Kobayashi），城山三郎（Saburo Shiroyama），史蒂芬·罗兹（Steven Rhoads），木下令子（Reiko Kinoshita），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迈克尔·肯尼迪·亨利·罗文（Michael Kennedy Henry S. Rowen），克莱尔·沃尔福威茨（Clare Wolfowitz），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乔治·霍姆格伦（George Holmgren），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大卫·黑尔（David Hale），陈锦江（Wellington K. K. Chan），吴孔丹（Kongdan Oh），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布鲁斯·波特·马克·考德沃 （Bruce Porter Mark Cordover），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e），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塔玛拉·哈文（Tamara Hareven），迈克尔·望月（Michael Mochizuki）。亚伯兰·舒尔基（Abram Shulsky）一如既往地对于本书概念的成型有莫大的帮助。

我要再次感谢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感谢他们容忍我在写书期间的叨扰。我要感谢我长期的出版代理人，伊斯尔·纽伯格（Esther Newberg）和希瑟·施罗德（Heather Schroder），没有他们，本书和我之前的书都不可能出版。倘若不是我的研究助理，丹尼斯·奎格利（Denise Quigley），顶果丹增（Tenzing Donyo）, 尤其是克里斯·斯文森 （Chris Swenson），本书所涉及的大部分材料可能永远不会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在这项研究的各个阶段的辛勤工作是无价的。

我把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劳拉，她一直是一个细心的读者和评论者，并对我帮助极大。她是我完成本书的所有努力的源泉。

我的父亲福山喜雄（Yoshia Fukuyama）是一名宗教社会学家，几年前他把自己社会科学的经典藏书都传给了我。多年以来我一直不接受他的宗教社会学观点，现在我则能更全面地理解他在这上面的兴趣了。他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给予评论，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前离开了人世。我希望他明白，他自己毕生的倾注很多都反映在眼下这本书里了。

如今不再需要感谢打字员了，但我必须感谢所有那些充满好奇心和创造性的能工巧匠和设计师，他们中许多人也是移民，他们让本书所依赖的软件、电脑、网络设备成为可能。

第一部分

信任之理念

论文化在经济社会塑造中的巨大力量

第1章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当我们迈向21世纪时，政治经济体制的极大趋同已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本世纪初，各国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对立。为了争夺政治范畴的至上地位，君主制、法西斯、自由民主以及共产主义展开了激烈竞争，而不同的国家亦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经济走向：保护主义、社团主义、自由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一而足。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采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国家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分工。

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这一走向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这里的历史指的是马克思—黑格尔意义上大写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向着同一最终目标演进的宏大趋势。[1]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这一趋势以一种一以贯之的方式塑造着各国经济体，并将它们连缀在巨大的全球经济中。与此同时，现代生活变得愈发复杂，包裹着越来越密集的信息，而这一切都使得中央计划经济愈发困难。反之，技术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创造出空前繁荣，进而孵化出倡导普世与平等权利的自由主义，而为争取人类尊严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达到顶峰。尽管许多国家在创建民主与自由市场体制的过程中遭遇困难，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又纷纷后退到法西斯主义或无政府状态，但这些国家只能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以作为它们的政治经济组织模式。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虽然各国体制都趋向民主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将不再面临各种挑战。在这个特定的体制构架中，有些社会富裕，有些则陷于贫困，民众对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也有高有低。尽管如此，历史终结处人类制度的万法归一让我们可以断定，在后工业社会，通过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实现更进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宏大的社会工程来创造出一个“伟大的社会”。例如，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推行医疗改革时举步维艰，政府希望规模化管理民众经济生活的这一重要环节，而美国民众对于这一做法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在欧洲，已经没有人会认为通过扩大社会福利可以解决高失业率或移民等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相反，即便社会发展方案涉及福利问题，也是通过削减福利来提高欧洲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消费在民主工业国家大行其道，现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理论是漏洞百出、不攻自破的。目前，“不添乱”（do no harm）成为大多数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最高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方式包括确保稳定的货币流通以及控制庞大的财政赤字。

今天，几乎所有严肃的观察家都不再寄望于社会工程，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2]“公民社会”是一个繁杂的中间体制，它融合了各色商业、自发结社、教育机构、俱乐部、工会、媒体、慈善机构以及教会等等，并构建在家庭这一基础结构之上。之所以说家庭是基础结构，是因为人们通常通过家庭来完成社会化，以融入他们所在的文化，习得在更广大的社会中生存所必需的技能，而社会的价值和知识也通过家庭得以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传承。

我们无法像政府组建中央银行或者军队那样，通过立法手段来打造坚固稳定的家庭结构和持久不衰的社会体制。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而这些特征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来间接改变，抑或是通过提高文化意识和对文化的尊重来滋养。

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并且超越了特定的民族界限，延伸到了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的领域。冷战结束后，世界人民反而越来越能感受到各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的确是对体制趋同化的一种讽刺。例如，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愈发感觉到，作为之前冷战时期自由世界一员的日本，因其不同于美国的自身文化习俗，践行了不一样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这些文化差异不时引发摩擦，尤其是当日本商业网络中的成员，所谓的“经连会”（keiretsu），选择在成员之间相互做生意，而不选择能够提供廉价优质的海外公司的时候。对于他们而言，美国文化的一些特征让亚洲人很不安，例如好打官司，又如美国人随时把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姿态。亚洲人愈发推崇自己文化遗产某些方面的优越性，例如服从上级、重视教育以及家庭价值等对于社会活力的重要性。[3]

文化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因此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与冷战时期不同，在这样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4]于是，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体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冲突可能会发生在世界的主要文化群体之间，例如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等。

亨廷顿认为，文化间的差异会愈发棘手，所有的社会都不得不对文化多加关注，因为它们不再仅仅面对内部矛盾，更要面对整个外部世界。这些观点显然正确无误，不过当亨廷顿说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冲突，则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恰恰相反，文化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竞争对立常常孕育创造性的改变，这样跨文化启迪的例子不胜枚举。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率领“黑色舰队”（Black Ships）登陆日本，于是日本和西方文化有了正面交锋，而正是这一交锋，为明治维新和日本后来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近如，在过去几十年中，像精益化生产之类的技术从日本引入美国，取消生产过程中的缓冲措施，加快了生产车间的反馈速度，美国的工业发展因此受益。无论文化的交锋会导致冲突、适应还是进步，我们都应该对文化的独特性和功能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国际竞争、政治以及经济领域的关键问题，都愈发与文化问题挂钩。

作为现代生活最为重要的一环，经济领域可以说是承受了文化对于国内安康和国际秩序最为直接的影响。虽然经济行为与社会政治生活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但当代经济论述衍生出一个错误的认识倾向，认为经济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有其专属的规则，因而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区隔开来。倘若如上所说，那么所谓经济，不过是一群人聚在一起，企图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需求，之后便又纷纷回到各自“真正”的社会生活当中去。然而在任何现代社会中，经济是人类社会交往最为基本最为多元的场域。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从开干洗店到生产大型集成电路，无一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合作。即便人们到某一机构中工作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工作场所也不免把人们从私生活中牵引出来，让他们与更为广阔的社交世界产生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只是获取薪水的手段，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固然有私欲，人性另一部分则渴望成为更广大的共同体（community）[5]的一员。当没有规范和规则来连缀个体的时候，人类会感到强烈的不安，也就是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谓的“失范”（anomie），而现代社会的工作场合则缓解或消除这样的不安。[6]

我们在工作场合与他人产生相互联系，并从中获得满足。这样的满足感源于人类寻求承认的基本渴望。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每个人类个体都寻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例如，对他/她的价值进行恰当评估）。的确，这一驱动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擎。在早先时代，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主要体现在军事战场上，王侯贵胄为争权夺位而展开血腥的厮杀。在现代社会，寻求承认的斗争从军事转向经济领域，因此产生的良性社会效应是创造而非摧毁财富。超越物质层面，经济行为往往是为争取承认，而非仅仅为满足物质需要。[7]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物质需要无外乎若干种，且容易满足。工作和金钱作为身份、地位以及尊严的基础要重要得多，这一点对于媒体帝国的缔造者抑或是新晋升的工头都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承认是无法通过个体获得，它必须要置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

由此可见，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本书将会证明，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这是我们从经济生活的考察中所获得的宝贵一课。

读者不妨参考以下20世纪经济生活的一些花絮：

·　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中，世界两端的汽车生产厂家，马自达（Mazda）和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梅赛德斯—奔驰豪华车的生产厂家），双双受到销售业绩下滑的重创，濒临破产，而这两家公司也都由它们长期合作的公司组成的联合机构所拯救。这样的联合机构均由大银行牵头，住友信托（Sumitomo Trust）拯救了马自达，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拯救了奔驰。在这两个案例中，协助方都选择牺牲短期盈利而一意拯救企业——德国的案例中，协助方意在阻止阿拉伯投资人对于奔驰的收购。

·　1983—1984年的不景气席卷了美国工业腹地，受到重创的企业包括纽柯钢铁公司（Nucor Corporation）。当时纽柯刚刚进入钢铁生产业，公司引进新兴的德国连续锻造技术。锻造厂建在了印第安纳州克劳福德兹维尔（Crawfordsville）等地，都非传统的钢铁生产地带，雇用的工人没有加入工会，大多是农民出身。为了应对收入锐减，纽柯的所有员工，上到首席执行官下到维修工，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缩短到每周两到三天，并依此领取相应薪水。公司没有解雇任何人。当美国经济复苏时，公司里洋溢着巨大的集体荣誉感，纽柯因此一举成为美国钢铁行业的翘楚。[8]

·　丰田汽车（Toyota Motor）公司的高冈汽配厂里有数千名流水线工人，他们任何一个人只要拉动工作台上的一根绳子，都可以把整个工厂的流水作业叫停。但他们很少这么做。对比而言，伟大的福特公司（Ford）的汽配厂例如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或红河谷（River Rouge），从未给予工人如此高的信任，虽然这些汽配厂在过去三代人的时间里都是现代工业生产的范本。而今天，福特的工人采用日本的技术，也同时给予相似的权力，他们对于工作车间和机器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　在德国，工厂生产车间的工头对于他们所管理员工的工作了如指掌，在必要时也常常顶替手下员工。工头可以调动工人的工作，工作评估也都是通过面对面的沟通来完成。晋升过程非常灵活：蓝领工人无须上大学，只需要通过进修公司内部的专门课程就可以获得工程师资格。

这四个案例看似毫不相关，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在每个案例中，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参与拯救马自达和奔驰的银行和供应商认为他们在道义上有义务那么做，因为这两家公司在过去曾经对他们施与援手，在将来也同样会那么做。在德国的案例中，另有一种国家主义的情绪，像梅赛德斯—奔驰如此重要的德国品牌绝不能落入他国之手。纽柯公司的员工心甘情愿接受每周工资的锐减，因为他们深知，作此决定的经理们和他们一样收入锐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他们下岗。丰田汽配厂的工人被赋予叫停流水线的权力，是因为管理层相信他们不会滥用这一权力，而员工则用提高流水线的整体产量来回报这一信任。最后一个案例中，德国的工作车间制度灵活且公平，是因为工人对于经理人员和同事的信任度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他们并非基于剥削性质的规则条例之上，而是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这些规则或习惯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人们之所以决定支持共同体，往往不是以经济私利为出发点。纽柯的管理层本可以一边给高管发奖金，一边辞退工人，况且许多美国公司当时就是这么做的。而对于住友信托和德意志银行来说，它们也本可以通过出售两大汽车公司的劣质资产而大赚一笔。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共同体内部如果能够团结，经过长期努力战胜困难，就能够否极泰来。经济不景气结束之后，纽柯公司的工人自然全力以赴回报公司，晋升为工程师的德国工厂工头也必然会为公司倾其全力。但是这些经济参与者之所以那么做，并不尽然是因为他们提前打好了经济算盘；相反，共同体内部的团结成为最高原则。每一个成员都深受高于个体利益的某种力量所鼓舞。下文中还将谈到，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中，这样的共同体都因为信任而团结在一起。

对比而言，信任的匮乏则会让经济徘徊不前，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读者可以参考以下案例：

·　20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站，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发现，富有的公民不愿意共同出钱捐助学校或者医院，虽然一方面人们急需教育和医疗，而另一方面，资本和人工也毫不匮乏。富人认为这些建设工程都该是政府的分内事。

·　对比德国的案例，法国商店的工头和下属工人之间的关系受巴黎某个部门所颁发的条例严格规范。这一规则的制定是因为法国人信不过自己上级能公正地评估他们的工作成绩。正规条例使得工头无权调动工人工作，进而阻碍了工厂的团结，也使得引进例如日式精益生产这样的创新技术无比困难。

·　美国腹地城市的小商行很少为非裔美国人所经营；它们往往是其他少数族裔的天下，本世纪（指20世纪）早期是犹太人，而如今是韩国人。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在“社会底层”的非裔美国人当中，缺乏坚固的共同体和相互信任。韩国商行多是围绕着稳定的家族组织构建，并且受益于更广大的族裔共同体内部的信贷合会；而同城市的非裔美国家族之间联系松散，信贷合会几乎不存在。

这三个例子说明，倘若没有结成共同体的习性，人们便无法利用唾手可得的经济机会。问题根源是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所说的“社会资本”的匮乏：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9]人力资本的概念早已常见于经济学家的论述，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时至今日，资本已经不再只关乎土地、工厂、机器，而是关乎人的知识和技能。[10]科尔曼认为，除了技能和知识之外，人力资本很特别的一部分是人们构建相互联系的能力，这一点不仅对于经济生活至关重要，而且与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都息息相关。结社的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程度，并且它能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价值共享缔造信任，而信任则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

就如上所述的自发形成共同体的能力而言，美国与日本和德国极为相似，而与香港和台湾之类的大中华区社会，抑或是意大利和法国社会都相去甚远。美国和日本及德国一样，社会内部长期以来一直有着高度的信任和团体倾向，虽然美国人常常自认为他们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

但就结社技艺而言，美国在过去几代的发展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愈发个体化，正如美国人一直以来所自认为的那样：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持续发展，权利得以全面扩张以对抗几乎全部现存共同体的权威性，而最终，个体化发展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美国社会内部信任和社会性的滑坡在若干方面最是明显：暴力犯罪和民事诉讼的飙升；家庭结构的解体；社会中间结构，例如邻里、教会、工会、俱乐部和慈善机构的全面衰落；以及美国人所感受到的价值共享和共同体精神的匮乏。

社会性的衰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深刻的影响，甚至超过其对经济的影响。美国社会给警力部门开出的薪资已然超过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超过百分之一的人口被关押在监狱中。对比日本和欧洲，美国所支付的律师费用也高得惊人，因为其民众之间互相讼诉。这两项开销占了美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相当大的份额，也同时揭示出美国社会信任解体的高额代价。在未来，其在经济层面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弱化了内部信任，给相互合作添加了新的障碍，因此美国各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会变得愈发艰难。美国不仅在大肆消耗物质资本，也在吃空社会资本。因为存款比率一直在低位徘徊，美国无法展开基础建设的更新工作。同理而言，美国的社会资本近年来同样低迷不振。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文化过程。政府尽可以出台消耗社会资本的政策，但若是说到重构社会资本，则恐怕就毫无头绪了。

历史终结处所诞生的自由民主制并非完全是一个“现代”产物。倘若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要想顺风得水，必然要和某些前现代的文化习俗和睦相处。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因素绝非明日黄花，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

美国的问题源于美国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其长期以来的共同体倾向缺乏正确的认知。本书的第一部分就将讨论这一缺陷。我将先探究为什么某些思想家未能论及经济生活中的文化面相这一重要命题。我在剩余部分将深入讨论文化、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真正内涵。这将详细说明为什么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后者对经济繁荣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将分别讨论社会性的两大桥梁，家庭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体。第二部分的讨论将涉及四个家族式的社会：中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在这四个社会中，家族构成了经济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创建超越家族的大型组织过程中，这四个社会都遭遇了困难，而无一例外的是，国家机构最后不得不介入，以推广持久型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第三部分将考察日本和德国，它们都有高度信任的社会，并且对比第二部分所谈及的家族式社会，这两国在组建非亲属关系的大型公司过程中要顺利许多。这样的社会不仅得以轻松地过渡到现代职业管理模式，而且在工作环境中构建出更加高效和舒适的工作关系。丰田公司发明的精益生产技术，便是这类高度信任社会中组织创新的一个例证。

本书第四部分将讨论美国在信任谱系中的定位，即美国到底是高信任还是低信任社会。这一部分将特别关注美国结社技巧的渊源和这一传统式微的原因。最后，我将总结全球化社会未来的发展，以及经济生活在广泛的人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2] 关于公民社会及其与民主的关系，Ernest Gellner有极其精彩的讨论：Conditions and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4 ).

[3] 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Primacy of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7-14.

[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 (1994): 22-49.

[5] 编者按：community，中文一般翻译为“共同体”、“社区”、“社群”，该词来源于德语Gemeinschaft，指一种内部联系更为紧密，基于亲戚关系、乡村规约、行会规范等传统礼俗而结合在一起的人群，成员之间更为人情化，相互依存的程度更高，有别于基于法律和其他正式规则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关系。本书原则上将该词译为“共同体”，但有些地方，出于行文以及语义更为恰切的需要，也会适当选择“群体”、“社群”、“社区”等意义相近的词来对应翻译，提请读者注意。

[6]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社会不单单是特殊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而结成的一种形式，用以规范自身行为并在其内发展以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个体发现生活在社会内是舒适的，因为无政府状态让人痛苦不堪。而且一旦个体间关系不受某种形式的监管，他还将遭受因此产生的痛苦和无序”。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p.15.

[7] 参见Fukuyama (1992)，尤其见chap. 21, “The Thymotic Origins of Work.”

[8] 关于纽柯钢铁公司的崛起，参见Richard Preston, American Steel (New York: Avon Books, 1991).

[9] James S. 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988): S95-S120. 亦可参见Robert D. 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3 (1993): 35-42; and Putnam, “Bowling Alon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78. 根据Putnam的说法，社会资本这个表达是Jane Jacob首次提到的，见她的著作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p. 138.

[10] 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2d ed.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5).

第2章

“百分之二十”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一代，经济学思想界是新古典主义或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天下，代表人物例如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加里·贝克（Gary Becker）以及乔治·斯丁格（George Stigler）。对比本世纪初大行其道的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流派的兴起代表了经济学的巨大进步。我们可以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说对了百分之八十：它揭示了关于金钱和市场的重要真相，因为其以理性、自私的人类行为作为理论基础，而这一假设在百分之八十的情况是对的。但是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类行为，古典经济学家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亚当·斯密对此体悟甚深，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紧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社会习惯分割开来。简而言之，它不能与文化脱节。[1]

我们长期以来受到不计文化因素的当代经济争论的误导。例如，在美国，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和所谓新重商主义流派在过去十年间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后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例如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卡尔·凡·沃夫仁（Karl van Wolferen），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以及劳拉·泰森（Laura Tyson）等人，都认为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遵循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规则，而是颠覆了这些规则。[2]新重商主义流派认为，这些飞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并非是自由市场的功劳，而是因为在每一个案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来促进发展。虽然这一流派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亚洲的特殊性，但他们的结论却和新古典主义流派殊途同归。他们认为，亚洲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文化，而是亚洲这些企图追赶欧美的“后发国家”选择了另外一套经济体制。这一论点忽视了创建某些体制并使之高效运转的能力归根结底是与文化相挂钩的。

詹姆斯·法洛斯 在《直视太阳》（Looking at the Sun）一书中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做了最彻底的批判。[3]他认为，盎格鲁—美利坚传统过分热衷市场导向的经济，这让美国人既看不到政府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不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所遵循的经济原则与新古典主义大有区别。亚洲政府通过多种手段来保护本国产业，例如制定高关税、限制外国投资、通过低利率或补贴来促进出口、给政府属意的公司颁发执照，组织同业联盟来降低研发费用和分配市场份额以及直接资助研发。[4]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最早提出，引导日本战后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力量不是市场，而是日本政府的通产省（MITI）。几乎所有新重商主义派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之所以会在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落了下风，是因为自由市场主义的倾向使得历届美国政府放任本国重要的产业屈服于外国竞争者。他们认为应该在美国政府内部组建像通产省这样的机构，来补贴、协调抑或推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并且建议在贸易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以保护受到国外竞争者威胁的美国产业。

新重商主义引发的辩论一直都围绕着两个问题，即产业政策是不是亚洲经济高度发展的动力，以及政府是否比市场更能主导经济发展。[5]然而新重商主义忽略了文化在产业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即便我们同意技术官僚的明智引导是亚洲腾飞的原因，各国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时也必然有着国家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些差别既是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受各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制约。法国和日本都有很长的国家主义传统，而美国有着同样长的反国家主义传统，进入这几个国家官僚体制的人选无论在训练还是资质上都有巨大的差别。因此，政策和管理上高低有别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腐败的本质和盛行程度也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别。对于任何一个产业政策而言，都面临着可能导致公共部门官员腐败这一重大问题，腐败则可能导致政策失效。当然，在有着诚信传统和高效公务员体制的社会，政策的执行要顺利许多。虽然日本政客的腐败已然是全国性的丑闻，但是对于通产省或大藏省的官员却少有指控。而这一点对于拉丁美洲是几乎没有可能的，更不要说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了。

其他文化上的考量也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产业政策的成败。在亚洲，对于权威的服从态度使国家得以执行产业政策，而这一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例如国家支持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这一问题。理论上可能的情况是，非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官僚在理论上选择产业或部门的升级，但是政治因素往往会加以阻挠，使政策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严格意义上来说，朝阳企业还不存在，自然没有利益集团愿意支持。对比而言，夕阳产业通常是大雇主，有声援者和强大的政治靠山。许多亚洲政府所执行的产业政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通常可以让雇员庞大的过时产业有序地解体。比如在日本，纺织业的雇员总数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120万人下降到1981年的65.5万人，而煤炭业的雇员总数从1950年40.7万人萎缩到1980年的3.1万人，航运业在20世纪70年代也遭遇了类似的大裁员。[6]在以上每个案例中，政府干预的目的不是要增加这些行业的就业，而是为了加速它们的消亡。台湾当局和韩国政府也同样对各自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过类似的大裁员。

对比而言，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政府绝无可能突破政治阻力以实现夕阳产业的解体。欧洲各国政府无法加速这些产业的衰败，于是转而将例如煤炭、钢铁和汽车等下滑产业国有化，幻想国家补贴能够提高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欧洲政府为了将资源转向更为现代的产业费劲口舌，但其政体的民主性最终使它们向政治压力低头，转而以向老旧产业提供政府补贴，这一巨大的支出最后通常是纳税人买单。毫无疑问，如果是政府触及“竞争”补贴的发放，美国的情况也不外乎如此。国会鉴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十有八九会声明鞋业和纺织业而非航空和半导体是关乎国家“战略”的，因而值得政府补贴。即便是在高科技行业，旧有技术也可能比新兴技术更有政治影响力。因此，对于美国产业政策最严厉的批评往往不是针对经济，而是关乎美国民主体制的特点。

本书将揭示，政府部门的重要性因为文化的不同而相去甚远。在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家族式社会，国家干涉或许是建设大型产业的唯一途径，而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国家干涉就尤为重要。对比而言，像日本和德国这样有着高度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社会，能够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建大型机构。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在计算比较优势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传统意义的资本和资源，还必须要考虑社会资本的相对储备。如果社会资本有亏空，国家可以扭亏为盈，这和国家通过建设更多的学校和大学来填补人力资源赤字是一个道理。至于是否需要国家介入往往取决于母体社会的文化和结构。

当今产业政策辩论的另外一极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把持着，他们今天统治着经济学这一行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远比新重商主义更为严肃和扎实的思想体系（intellectual enterprise）。大量实证研究证实，市场的确是高效的资源配置者，而给私利松绑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再次重申，自由市场经济学有百分之八十的准确性，但这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已经不错了，就用作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而言，它比其他学派要强出许多。

但近年来，自由市场经济学在知识领域的完胜让人觉得这一流派愈发目中无人。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不满足于自己的桂冠，他们觉得自己所发现的经济学工具可以用来构建关于人类的普世性科学。他们认为经济学原则到处都适用：它们在俄罗斯和在美国、日本、布隆迪抑或新几内亚群岛一样行得通，在搬用经济学原则时，他们丝毫不考虑文化差异的重要影响。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在更加深层次的认识论上也是对的：通过经济学方法论，他们解开了人类本性的最终之谜，因此得以解释人类行为中几乎所有的方方面面。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当中最有名望的两位，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和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都致力于将经济学理论推广到传统意义上非经济学的领域中，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以及生育率。[7]今天许多名牌大学的政治学系里，到处可见所谓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追随者，这一理论企图用经济学为核心的方法论来解释政治。[8]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虽然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鼻祖，认为人是被“改善生存条件”这一私欲所驱动的，但他绝对不会同意经济活动可以简化为功利最大化的理性计算。事实上，除了《国富论》之外，他在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经济动因是高度复杂的，并且根植于更加广泛的社会习惯等因素中。而18世纪到19世纪间这一学科从“政治经济学” 改名为“经济学”，恰好反映了其学科内核中人类行为模式的萎缩。如今的经济学话语应该回归古典主义的丰富性，以批判的视角将文化对于人类所有行为的影响纳入经济学的知识版图，这当然包括经济行为，而不应该遵循新古典主义这一套。新古典主义那套非但不足以解释政治生活以及支配它的情感模式，例如愤怒、自豪和羞耻，也不足以解释经济生活的全部。[9]并非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源自传统认为的经济动因。

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整体构架基于一个相当简单的人性假设：人是“追求理性功利最大化的个体”。也就是说，人类企图最大量地获取他们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他们以理性的方式行事，他们先以个体的形式计算如何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然后才会考虑他们所在群体的利益。简而言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人本质上是理性、自私、追求物质舒适最大化的个体。[10]对比哲学家、诗人、牧师或政客，经济学家更加竭尽全力地推崇对于狭隘个人利益的追求，因为他们相信，要让整个社会受益，必须先通过市场手段让个体谋取利益。在一项社会实验中，大学里的一个群体收到一些券，他们可以选择将券换成自己所得的钱，或者群体所有但可以分享的钱。实验结果是，参与实验的人当中有大约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选择换取能够使群体受益的钱。唯一的例外是一群即将入学的经济学研究生。[11]用一个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经济学的第一原则是每一个施动者都只为私利所驱动”。[12]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厉害之处在于，其人性假设模式在大多数时候是正确的：人们确实会更多地追求个人利益而非某种公共利益。谋求私利的理性算计是超越文化界限的。每一个经济学新生都会读到这样的研究，当小麦的价格高于玉米价格时，农民就会从种植玉米转向种植小麦，无论他们是生活在中国、法国、印度或伊朗。

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即人是理性功利最大化的个体，它的每一个词都需要认真限定或找出例外。[13]就拿人类追求功利这个论断为例。19世纪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给出了功利最狭隘的定义：功利是追求愉悦或避免苦痛。这一定义简单明了，并且与人们常识中对经济动机的理解相呼应：人们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地享用人生中的美好事物。但在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目标而非功利。[14]他们会冲进着火的房子营救他人，战死沙场，抑或放弃令人垂涎的职位到大山深处去与自然亲密交流。人们并不仅仅根据他们的钱袋投票：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正义的，哪些是非正义的，并因此做出重要决定。[15]倘若仅仅是经济原因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不幸的是，这些战争往往涉及许多与功利无关的目标，例如承认、宗教、正义、特权和荣耀。

有些经济学家想要通过拓宽功利的定义来绕开这个问题，功利可以是超越愉悦或金钱的，可以涵盖其他动因，例如“做好事”而带来的“心理愉悦”，抑或是从他人消遣中所获得的“愉悦”。[16]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只有经过选择显示某物有用，才能确知什么是对他们有用的——于是就有了“显示偏好”这一概念。[17]废奴主义者拼死废除奴隶制度，或者投行经理估算利率，都可以算作是追求“功利”，唯一的区别是废奴主义者所追求的功利是心理层面的。在最极端的定义中，“功利”成为一种大而全的概念，指代人类所追求的所有目的和偏好。但是这类功利的定义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太过简化，认为人类不过是将他们想最大化的一切都最大化，这样的同义反复会使经济学模型变得毫无意思和说服力。相对而言，强调人对于个人物欲追求超过其他类型的利益，是关于人性更加有力的论点。

人并不总是在追求功利，这一点不言而喻，不管我们怎么用“理性”的方式来定义，即便是指在考量众多可能性后选择长期而言功利最大化者。可以说，从这一角度看来人并不是理性的。[18]中国人、韩国人和意大利人重视家庭，日本人对于领养非亲属的态度，法国人不愿意构建面对面交流的关系，德国人对于训练的重视，美国人社交生活的宗派品性：这一切都不是来源于理性计算而是继承的道德习惯。

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或许会说，这些案例都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信息不完整所致。关于相对价格和产品质量的信息往往难以获得，抑或耗时耗力才能取得。人们做出看起来非理性的选择，是因为获取更好信息的代价超过了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的利益。要在人生的每一个场合都做出“理性”决定，这本身就是不理性的，人的一生就会消耗在决定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19]在传统文化中的人群会遵循其传统的指示，其行事也自然与工业社会的人群大为不同，但这是因为传统文化包含的行为规则对其文化本身而言是理性的。[20]

虽然习惯可能在经济层面是理性的，或者有理性的缘起，但很多习惯并非如此，甚至在不适用的情形下依然故我。它过去可能是理性的，例如在中国传统农民社会中，人们希望多生儿子，因为儿子是老人唯一的生活依靠。但为什么当中国人移民到了美国或加拿大，有了国家支持的社会养老体系的庇护，这一习惯却依旧延续着？法国对于中央官僚权威的偏好可以看做是对中央集权的一种合理反应，但是为什么现代中央政府在刻意下放权力之后，法国人仍然在构建自我组织的道路上步履艰难？对于领取社会保障金的母亲来说，考虑到社会保障体制所构建的经济动因，不和自己孩子父亲结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为什么在保障金取消之后，即便单亲家庭的长期经济前景黯淡，而这一趋势没有改变？我们无法说所有文化内在的规则都有其特定的理性。这个世界所存在的文化各有千秋，对于相似的经济情况却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反应，这足以说明并非所有文化的理性程度都是一样的。

最后，人的行事准则是否更倾向于作为功利最大化的个体，胜过作为更大的社会群体一员，这一点我保持怀疑态度。用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话来说，人类是捆绑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当中的——家族、邻里、社交网络、商务、教会和民族——他们必须平衡自我与群体的利益。[21]人对于家族的责任感并不出于成本利润的算计，即便是这个家族在做生意；反倒是生意的本质往往由家族关系所决定。工人在公司的组织结构表当中不仅仅是人头数而已；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团结、忠诚和憎恶都会影响经济行为的本质。换句话说，社会行为，也就是道德行为，在多个层面上和自利、功利最大化的行为共存。最高效的经济发展不一定是通过理性自利的个体来实现的，而是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来实现的，因为他们本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从而相互合作起来更有效率。

人性中有重要的一部分并不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功利主义所支配，当然这一点并不完全颠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构架。也就是说，人们常常按照自利个体身份行事，其几率大到足以用经济学的“法则”来作为预测和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在质疑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必要向马克思的经济模式靠拢，认为人是“类存在物”，因此必然将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折中来看，人们行事常常为了非功利的目标且以非理性的、群体主义的方式，这足以说明新古典主义模型无法为我们描画人性的全部。

自由市场派和新重商主义派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争论不休，辩论政府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干预市场，但这一争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宏观经济政策固然重要，但它必须贯彻到某一特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环境中。某些正对特定问题的处方政策并不见得可以通用到他处：某个产业政策可能在拉丁美洲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但在例如亚洲之类的地方可能行之有效，或者起码不会出乱子。某些社会可以保护它们的技术官僚免受日复一日的公众压力困扰，他们可以高效地工作，让某个工厂保持运转，或是给某一行业提供补贴。[22]究其本质，这之中最为重要的变量不是产业政策，而是文化。

[1] 关于亚当·斯密这方面的信息，请参见Jerry Z. Muller, 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2] 新重商主义同意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批评者的看法，即强调国家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角色。尽管如此，他们的批评不过是对这些早期攻击正统自由市场经济论的复制品。马克思主义者或多或少主张政府对经济全盘控制，政府拥有经济体制的“制高点”，他们的意图是终结“人对人的剥削”。相比之下，凯恩斯主义者对于一个强大的私营部门表示认可，但认为必须通过公共支出实现大幅政府干预，旨在维持充分就业和其他的社会福利。新重商主义浪潮专注于一些较为温和的目标，譬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推广高科技产业，以及提倡相互依存的全球市场。新重商主义会认为，全球竞争生成有益的经济效率，以及经济应该是出口导向型和外向型，并在大多数时候认为，福利目标只能间接地实现，譬如充分就业或公平的收入分配。他们会持有更温和的观点，即单靠市场不足以产生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而实现快速的长期增长。

[3] James Fallows, Looking at the Sun: 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4] 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参见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James Fallows, “Containing Japan,” Atlantic Monthly 263, no. 5 (1989): 454: “Looking at the Sun, ” Atlantic Monthly 272, no. 5 (1993): 69-100; “How the World Works,” Atlantic Monthly 272, no. 6 (1993) : 61-87; Chalmers Johnson, Laura D’Andrea Tyson, and John Zysman,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Books, 1989); Laura D’Andrea Tyson, Who’s Bashing Whom? The Conflicts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 Kar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Clyde Prestowitz, Jr., Trading Places: How We Allowed Japan to Take the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5]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非常高调地认为，“亚洲奇迹”其实并不是一个奇迹，而只是代表了在相对欠发达的经济体中调动了未使用的资源，只能与欧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高增长周期相比。参见“The Myth of Asia 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 (1994): 28-44.

[6] James C. Abegglen and George Stalk, Jr., Kaisha: The Japanes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p.20-23.

[7] Gary Becker认为，经济学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特定主题的研究（如金钱或财富的研究），而是可以应用到广泛人类行为的方法。参见Beck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3-14.

[8] 对于理性选择学派的批判，参见Donald P. Green and Ian Shapiro,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以及Chalmers Johnson and E. B. Keehn, Disaster in the Making: Rational Choice and Asian Studies,” National Interest, no. 36 (1994): 14-22.

[9] 关于经济解释政治的有限性，参见James Buchanan, Vtktor Vanberg, 以及 Allan Bloom等人的对话，见于James Nichols and Colin Wright, eds.,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 and Back?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0), pp.193-206.

[10] 用Gordon Tullock（James Buchanan的合作者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成员之一）的话说：“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对市场和政府的运作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往往认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有一个需求曲线，其中大过一切的组成部分是自己的私欲。”引自Steven E. Rhoads, “Do Economists Overemphasize Monetary Benefit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5 (1985): 815-820. 文中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尽管他们的理论也认同其他形式的激励，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身物质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力量。

[11] Rhoads (1985), p. 816.

[12] 关于新古典主义相类似的模式的批判，参见Amitai Etzioni, The Moral Dimension: Toward a New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8), pp.1-27; Etzioni, “A New Kind of Socioeconomics (v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Challenge 33 (1990): 31-32; and Steven E. Rhoads, “Economists on Tastes and Preferences,” in Nichols and Wright (1990), pp.79-98. 参见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y,” in Smelser an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以及该文集中的其他几篇相关文章。.

[13] 关于“功利”这个概念的另一派批判，参见Joseph Cropsey, “What Is Welfare Economics? ” Ethics 65 (1955): 116-125.

[14] 关于这一点，参见Steven Kelman, “‘public Choice’ and Public Spirit,” Public Interest no. 87 (1987): 80-94.

[15] 例如Gary Becker认为，“我所指的经济的方法不认为个人被纯粹的自私和功利的动机所驱动……我试图跳出经济学家们狭隘的自利假设。行为是由更为多元的价值和喜好所驱动的”。参见Gary Becker,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1993): 385-409.

[16]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批判所谓“显示偏好”的概念，因为所谓显示偏好实际上是模糊的。例如，一个人可能更喜欢扔掉玻璃瓶，而不是循环使用他们，但由于强烈的道德强迫而选择后者，或只是为了形象想这样做。行为本身并不能告诉一个旁观者什么才是真正的动机。森进一步指出，显示偏好的概念让使用这一概念的人接受了一个隐藏的假设，即偏好都是利己的，而在现实中，人也有社会性的一面，而往往是因为混合动机而行事。参见 “Behaviour and the Concept of Preference,” Economics 40 (1973): 214-259.

[17] F. Y. Edgeworth, 引自Amartya Sen,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 6 (1977): 317-344.

[18] 参见Kenneth Arrow对许多经济学家的一个假设的批判，即消费者的选择是理性的。Arrow, “Risk Perception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Economic Inquiry 20 (1982): 1-9.

[19] 因此，我们决定买一个品牌，比如家乐氏玉米片，而不是超市自己的品牌，因为我们认为，在没有经过详细的研究之前，这就代表了更高的品质。

[20] 参见Becker (1976), p. 11.

[21]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510.

[22] 参见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04-316.

第3章

规模与信任

20世纪90年代早期涌现出一大批图书，主题都是关于信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路会带给每家每户深刻变化。信息时代未来学家最为一致、最津津乐道的一个议题是，技术革命将为各种等级制度敲响丧钟——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依他们所言，信息就是力量，所有传统等级制度的上层通过控制信息渠道来维系他们的统治。现代的通讯科技——电话、传真机、复印机、卡带和录像带，以及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网络化个人计算机——已经将信息的枷锁冲破。按照这些信息时代高人的说法，例如阿尔文和海蒂·托夫勒夫妇（Alvin and Heidi Toffler），乔治·基尔德（George Gilder），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这一切的结果将是权力向下转移到人民手中，将所有人从他们所工作过的集权化、专制式机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

信息科技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的确对去集权化和民主化趋势有所贡献。众所周知，电子媒体加速了专制政权的倒台，其中包括菲律宾的马科斯（Marcos）独裁、东德的共产主义政权以及苏联。[2]但是信息时代理论家认为，技术对于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都是致命的，其中包括雇用了大批美国人的巨型企业。20世纪80年代，IBM从计算机神坛跌落，而太阳计算机系统和康柏电脑等新星冉冉升起，这一场兴衰更替被视作一场道德剧，小型、灵活、富有创新精神的小企业挑战大型、集权化的官僚传统，而且常常收获颇丰。各路作家都认为，因为通讯革命，我们所有人未来都将在小型的、联网的“虚拟”企业工作。也就是说，公司都将无情地裁员，直到他们把所有非“核心竞争力”的活动全部剥离，而通过光纤电话线将业务外包给其他小型公司，从供应商和原材料到会计和市场服务，不一而足。[3]有些人认为，在横扫一切的电子科技驱动下，小型企业网络而非大型等级制企业或混乱的市场，代表着未来的趋势。倘若社会从大型企业的集权化权威中，从联邦政府、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中解放出来，自发型共同体将会出现，而不会出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有了科技支持的通讯手段，优质信息会驱逐劣质信息，诚实和勤勉将替换欺诈和寄生，人们将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自发地聚集在一起。[4]

当然信息革命将会带来广泛的改变，但庞大的、等级制的组织还远远没有寿终正寝。 虽然计算机产业的确容易让许多小型、灵活的公司受益，许多信息时代未来学家对于这一产业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从飞机和汽车制造到硅晶圆生产，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科技和人力资源才能驾驭。即便是在通讯行业，光纤传输更青睐单一、巨型的远程公司。我们再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例子也就不觉得意外了，该公司到1995年的时候已经恢复到它在1984年的规模，当时该公司百分之八十五的业务都投在了本地电话公司。[5]信息技术能够协助小公司更好地完成大项目，却没有办法消除行业对于规模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当信息时代最为热忱的倡导者欢庆等级制和权威的垮台时，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信任，以及支撑它的共同道德准则。共同体是基于互相信任之上的，缺了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形成。等级制是必要的，因为在每一个共同体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墨守道德准则。小部分人有明显的反社会性，他们意在通过欺诈和破坏来削弱或剥削群体。而更大一部分人则是搭便车者，作为群体的一员，他们一方面乐于从中获取利益，一方面又只为共同目标做出极小贡献。等级制是必要的，因为不能信任所有人可以一直按照内在的道德标准行事并且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倘若成员没有能够达到共同道德标准的要求，他们最终要通过具体的规则和奖惩来进行规范。这一点在经济领域是如此，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也是一样：要把货物或服务外包给不甚熟悉或者难以信任的人，代价是非常昂贵的，这也就是大型企业成立的原因。因此，公司往往愿意把承包商带入到自己的企业中来以方便直接监管，这一做法也更加经济。

信任并不驻扎在集成电路或是光纤电缆当中。虽然信任涉及信息交换，但它不能等同于信息。一个“虚拟”公司可以通过网线而获取大量关于它的供应商和承包商的信息。但是如果这些公司都是假冒或者骗子的话，与他们做生意依旧是代价昂贵的，这会涉及复杂的合同和耗时的强制执行。倘若没有信任，人们会强烈要求这些安排在公司内部完成，并且要求重建旧有的等级制度。

因此，信息革命是否让大型等级制企业成为明日黄花，又或者当等级制消亡后，自发性共同体将取而代之，这些趋势都尚未明了。因为共同体基于信任而生，而信任又受文化制约，以此推论，不同的文化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自发组织。换句话说，公司是否能够从等级制向灵活的网络化小公司转换，其成功几率将取决于信任的程度，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范畴内社会资本的积累。像日本这样的高信任社会，在信息革命提速之前就已经建立这样的公司网络；低信任的社会或许永远没有办法从信息科技所带来的高效率当中获益。

在一个有规律的、诚信的、相互合作的共同体内部，成员会基于共同认可的准则，对于其他成员有所期望，这一期望便是信任。[6]这些准则可能是关乎上帝的本质或者正义之类深层次的“价值观”，但也可以是关于职业标准或行为规范之类的俗世准则。换句话说，我们信任一个医生不会刻意伤害我们，是因为我们期望他们会恪守希波克拉底誓词以及医学职业的标准。

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力，它源自某一社会或某特定社会部分中所盛行的信任。它可以根植于社会中最小的基本单位——家庭，也可以是最大的群体——国家，以及二者之间的所有群体。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不同，是因为它往往由宗教、传统或历史习惯等所创造和传递。经济学家往往会说，社会群体的构建可以通过个体之间的自愿契约来解释，这些个体通过理性计算之后认为，合作将有利于他们的长远利益。依照这一说法，信任对于合作并不是必需的：开明的私利，加上契约之类的法律机制，足以弥补信任的缺失，并且创建出一个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的机构。基于私利，人们随时可以构建一个群体，而且群体构建并不依赖文化。

虽然契约和私利是联盟的重要基础，但是最有效的组织是基于有共同道德价值观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不需要广泛的契约和法律条文来约定他们的关系，因为既有的道德共识为群体成员提供了相互信任的基础。

构建这一类型的道德共同体所需要的社会资本是无法通过理性投资决策而获取的，这一点和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不同。也就是说，个人可以选择“投资”传统意义的人力资本，例如大学教育，或者接受培训成为机械师或者电脑程序员，这些只需要到相应的学校上学就可以了。然而，社会资本的获取需要适应一个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并且在这一共同体情境中培养各种美德，例如忠诚、诚信和可信赖。此外，群体必须以整体的形式接受某些共同准则在先，之后才能将信任贯彻到所有成员当中。换句话说，每个人各自行事是无法产生社会资本的。它基于社会美德的普及，而非个体美德。比起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社会性倾向的获取要困难得多，而且因为它是基于道德习惯之上的，于是更难调整或摧毁。

在本书我会一再用到的另一个术语是“自发社会性”，它属于社会资本的一个子目。在任何现代社会里，各种组织都不断地被创造、摧毁和调整。最有用的社会资本，往往不是在某一传统共同体或群体的权威之下进行运作的能力，而是创造新的联盟以及在新创立的共识条款之下展开合作的能力。这一类群体由工业社会繁杂的社会分工所孵化，但又基于共享的价值而非契约，它们可以算作是涂尔干所称的“有机团结”。[7]再者，自发社会性指的是各种类型的中间级共同体，它们有别于家庭或者政府刻意组建的机构。当社会缺乏自发社会性时，政府往往需要介入民间，以促进共同体建设。但国家介入往往带来极大的风险，因为它可以轻易摧毁公民社会中的自发性共同体。

对于塑造着社会的工业经济的本质，社会资本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在同一行当中工作的人们因为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体系而互相信任的话，那么商业成本就会降低。这样的社会更能够在组织结构上实现创新，因为高度信任使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形成。因此，高度社会化的美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领了现代公司的发展，而日本人在20世纪探索了网络化组织的种种可能。

对比而言，彼此不信任的人群最终只能通过正式的规则和规范进行合作，即必须通过谈判、同意、诉讼、强制执行，有时候还需要强迫手段。这一套法律装备不过是信任的替代品，而经济学家称之为“交易成本”。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中的普遍不信任给各种经济行为横加了另一种税，而高度信任的社会则无须支付这一税款。

社会资本在各个社会之间的分配并不是统一的。某些社会比其他社会展现出更强的结社倾向，所青睐的结社形式也大有不同。在某些社会，家庭和亲属关系构建了结社的基础模式；而在其他社会，志愿性结社要坚固得多，而且会把人们从家庭关系中摆脱出来。例如在美国，改换宗教信仰常常会导致人们离开家庭以追随新的宗教派系，至少会给信众施加新的责任，让他们无法履行家庭责任。对比而言，在中国，佛教的传教徒想要诱导孩子离开家庭就困难得多，还常常因此遭到谴责。纵观历史发展，同一个社会可能获得社会资本，也可能失去社会资本。中世纪末期的法国拥有密集的公民结社网络，但法国人的自发社会性在16世纪和17世纪被中央集权的王室完全摧毁。

传统上认为，法国和日本是群体倾向的社会。这两国社会都鼓励对权威的服从，并奉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所谓的“共产主义式资本主义”（communitarian capitalism）。[8]过去十年左右关于竞争力的大部分文献也做出了相似的假设：日本是一个“群体倾向”的社会；美国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则是另一个极端，人们不愿意相互合作或彼此支持。按照日本学家罗纳德·道尔（Ronald Dore）的说法，在以英美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群体主义国家之间，所有社会都可以在这条社会倾向的连贯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9]

然而，这样的划分完全曲解了社会资本的全球分布情况，而且是对日本、特别是对美国极深的误解。的确有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民众之间无法结社。在这一类社会中，家族和自发结社都非常弱；而且通常最强大的组织是犯罪团伙。俄罗斯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就符合这一情况，而美国的某些市内街区也是如此。

比当代俄罗斯更高一层的社会化结构是家庭社会，在其中最主要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社会化渠道是家庭和更广泛的亲属，例如氏族和部落。家庭社会的自发结社往往比较弱，这是因为非亲非故的人之间没有相互信任的基础。例如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这样的华人社会就是如此；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把家庭联系置于其他各种社会忠诚之上。但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某些地区也有这个特征。虽然家族主义在这两个国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非亲属之间也很难有相互信任，因此自发性共同体也非常薄弱。

与家庭社会形成对比的是有普遍高度信任的社会，也是有高度自发社会性倾向的社会。日本和德国的确就属于这一类。但是从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就不是个体化的社会，这一点和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大相径庭；相反，美国一直有着高度网络化的自发结社和共同体结构，这些机构的存在使得人们愿意把私利放在次要位置。当然，对比德国人和日本人，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是更加反对国家主义，但强有力的共同体可以在没有强大国家的情况下形成。

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倾向有着深远的经济影响。如果我们看一下众多国家经济体中最大公司的规模（除了国家所有或大幅补贴的企业，或海外跨国企业），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结果。[10]在欧洲和北美，美国和德国私有企业的规模要远大于意大利和法国。在亚洲的对比更加突出，日本和韩国有着大型企业和高度集中的产业，而台湾和香港的企业规模要小许多。

我们也许会认为，建构大型企业的能力无非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体的绝对规模。很明显，在安道尔和列支敦士登是不可能诞生出壳牌和通用汽车这样大型跨国公司的。但换个角度，在工业化国家中，绝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大型企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欧洲最小的三个经济体——荷兰、瑞典和瑞士——都有巨型的私有企业；用各种指标衡量，荷兰都是全世界工业化最集中的国家。在亚洲，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体在过去一代都是不相上下的，但是韩国的企业规模要比台湾地区大得多。虽然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企业规模，例如税收政策、不信任以及其他各种规范性法律条款，但是高度信任的社会（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与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创建大型私有商业机构的能力——之间有着相关性。[11]这三个社会最早——无论是绝对时间轴上还是对比他们自身的发展史——发展出大型、现代、专业化管理的等级制度企业。相反，在相对来说低信任的社会，如台湾和香港地区、法国以及意大利，一般来说充斥的都是家族企业。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非亲属之间彼此达成信任存在着阻力，这延误甚至在某些情形下阻碍了现代化的、实行专业管理的公司的出现。

如果低信任、家庭式社会希望有规模的商业，国家必须以补贴、指导甚至完全国有化的方式介入。这一结果将是马鞍状的企业分布，一头是大量的小型公司，一头是少量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中型企业则寥寥无几。国有资助形式使法国这样的国家得以发展大规模、资本集中型产业部门，但代价高昂：对比私营机构，国有公司不免显得效率低下，管理不善。

信任的盛行不仅仅能够协助大规模组织的成长；如果大型等级制公司能够通过现代信息科技而演化成小型公司网络，信任也将使这一过程更加顺利地展开。随着科技和市场的变化，社会资本储备丰厚的社会能够更加积极地采用新的组织结构。

起码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企业大小和规模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没有深刻的影响。虽然社会中信任缺失会使人们更加青睐小型企业，也会给经济行为带来更高的成本，但这些缺陷都能从小型企业常有的优势中找到补偿。小型企业不仅容易组建、灵活，而且面对市场变化时能够比大型企业更快做出反应。事实上，那些相对而言公司平均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欧洲范围内的意大利，和亚洲的台湾和香港——在近两年的增长都超过了拥有大型企业的邻近国家或地区。

但是企业规模的确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具体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的哪些部分，并且在长远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小型企业的构建往往基于劳动密集型商品，并且面向局部且变化迅速的市场，例如成衣、纺织品、塑料、电子配件和家具。大型企业需要掌控复杂的生产程序，例如航空、半导体和汽车，这些都需要大笔资金支持。大型公司对于创建大品牌背后的市场营销公司也是必需的，所以世界最著名的品牌名——柯达、福特、西门子、AEG、三菱、日立——无一例外都来自善于组建大型组织的国家。对比而言，人们很难找出一个小型中国企业创建的品牌。

在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中，全球化的劳动分工是由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后者往往通过不同国家的相对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储备来衡量。本书中所例举的证据将说明，社会资本也必须纳入到国家的资源储备中。社会资本储量的不同将对全球劳动力分工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中华儒家思想的本质意味着中国永远无法复制日本的发展道路，并将持续参与到完全不同的经济环节中去。

缺乏创建大型组织的能力对未来经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将取决于许多不可知的因素，例如科技和市场的未来走向。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约束可能会严重伤及到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

此外，强烈的社会性倾向还会带来其他益处，且不见得限于经济领域。高度信任的社会能够以更加灵活和群体倾向的模式来组织其工厂，将更多的责任授权给低级别的组织。相比而言，低信任的社会必须将工人用一系列的官僚体制规则圈住且相互分隔开。如果工人受到成人应有的对待，被寄予信任对其所在共同体做出贡献，而不似他人设计的大型产业机器中的小齿轮，那么工人会对自己的工厂更加满意。丰田的精益化生产体系就是一个共同体组织工厂的系统化设计，它同时带来工作效率的极大提高，这证明共同体和效率是可以兼得的。我们可以从中所学到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虽为科技所塑造，但并不表明只有一种每个人必须遵循的产业组织结构。经理人员在经营中需要考虑到人性的社会层面，这其中就有很大的自由。换句话说，共同体和效率之间不见得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关注共同体的公司可能会成为最有效率的公司。

[1] 参见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 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93); Peter W Huber, Orwell’s Revenge: The 1984 Palimpse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2] Scott Shane, Dismantling Utopia: How Information Ended the Soviet Union (Chicago: Ivan Dee, 1994); Gladys D. Ganley, “Power to the People via Personal Electronic Media,”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1) 5-22.

[3] William H. Davidow and Michael S. Malone, The Virtual Corporation: Structuring and Revitalizing the Corpor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2).

[4] Huber (1994), pp.177-181, 193.

[5] 这一观点来自于Peter Huber本人。参见Peter W. Huber, Michael K Kellogg and John Thorne, The Geodesic Network II: 1993 Report on Competition in the Telephone Industry (Washington, D.C.: Geodesic Co., 1992), chap. 3.

[6] 仅有共同体成员期望规律行为是不够的。在很多社会中，人们会假定他人会周期地欺骗自己的同伴；行为是有规律的，但却是不诚实的，并因此导致信任缺失。

[7]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pp.181-182. 关于契约是有机团结的非充分条件, 参见p. 183.

[8] Lester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3), p.32.

[9] 参见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p.375-376; James 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 48; Seymour Martin Lipset, “Pacific Divid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Japanese Uniqueness,” in Power Shifts and Value Changes in the Post Cold War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Joint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s Research Committees: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Japan: Kib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phia Universit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1992), pp.41-84.

[10] 下面的列表包含在八个经济体中排名前十、前二十和前四十的最大私营本土公司的营收额（以百万美元计）：

数据来源: Hoover’s Handbook of American Business 1994 (Austin, Tex.: The Reference Press, 1994); Moody’s International Company Data, May 1994; Korea Trade Center of Los Angeles; Germany’s Top 300, 1993/94 Edition (Austin,Tex.: the Reference Press, 1994).

此表是根据所列的8个经济体中100家最大企业的数据，不包括国有企业或外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某些企业的所有权有些含糊不清；它们可能只是部分国有或外国独资，或真正的所有权通过控股公司和交叉持股而隐藏。

比较测量不同经济体内的公司规模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测量企业收入、增值（即税前收入）、就业或总市值的大小。增值也许是在任何一年中衡量公司规模最全面的指数，虽然市值衡量的是未来收益的预期。收入作为衡量指数，并不考虑利润率和对未来的期望：在这里使用它们，是因为很难获得所有国家和企业在公司层面的盈利数据和资本化数据。

此表不包括集中度，因为他们作为公司的相对规模往往有误导。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单一部门的集中度，则是通过测量总增值、就业或X家顶级企业的总市值（其中X是一般为单一部门三到十家公司），然后除以本部门总附加值、就业或该部门的总市值。因此，对于美国钢铁业三大公司集中度将说明，美国总钢产量有多少是由三个最大的生产商生产。这一比例常用来衡量在某一特定行业的寡头垄断情况。这种分析可以扩展到国民经济中，可以通过将集中度扩大到整个经济体中规模最大的前十、二十或者更多企业。第14章的表1就展示了选定的一组国家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是基于雇员数目情况得出的。

有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对比全国最大公司的绝对规模，集中率是一个更好的衡量指标，因为不难想象，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以及它能够支持公司的规模之间的关系（参见 第27章）。在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小国一直有着非常大的公司。瑞士、瑞典和荷兰都有比美国、日本、德国更高的十大企业集中率。只要超过了某一最低人口值，或者整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的绝对规模和催生大企业的能力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企业的平均规模也不是衡量国民经济催生大公司的能力的好办法。除了有大企业之外，日本的经济也缔造了非常多的小公司。倘若简单地基于企业平均规模，我们往往会得出日本公司比他国同行要小的结论。（参见第8章注4）

上表中日本的数据排除了前6位的一般贸易企业的收入，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大部分没有新的净销售额，在美国则会被计入公司内部转账。

[11] 仅举一个例子，美国经济中的大银行数量要少于日本或意大利。这完全是因为美国州际银行法。随着该法规在1994年被取消，美国银行的规模很可能会大幅增长。

第4章

善与恶的语言

社会资本根植于文化，它是信任的熔炉，是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的关键。若不细想，要说文化和经济效能之间有所关联，确实有些荒谬，毕竟文化在其实质和传播模式上都是非理性的。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文化显得漫无边际。经济学家自觉是社会科学家中最实际一群，他们最不喜欢把玩文化这一概念：文化缺乏简单明了的定义，若是把人类当做“理性功利最大化者”，文化则无法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基础。在一本常用的人类学课本中，作者提供了不下11种文化定义。[1]另一位作者调查了160种文化的定义，分别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使用。[2]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所有的社会中没有一个共同的文化部分。[3]因此，文化因素无法被系统化成普遍真理；他们只能通过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reetz）所谓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来解读；这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用来记录某一个体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文化成了一个摸彩袋或杂项，所有用人类行为的综合性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可以往文化这个筐里头装。然而文化可有它自身深刻的适应性理性，即便这一点很难一眼看清。但首先我先要定义一下我所谓的文化。

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严格区分文化和他们所谓的社会结构。按照这个思路，文化仅限于意义、符号、价值、观念，并包含例如宗教和意识形态之类的现象。格尔茨所定义的文化是“体现在符号上的、有历史渊源的意义模式，由传承而来的概念所组成的体系，通过符号形式来表达，人类借此来交流、延续以及探索关于人生的知识和态度”。[4]对比而言，社会结构关注的是实体的社会组织，例如家庭、氏族、法律体系或民族。按照这个思路，儒家思想中关于父子关系的部分隶属于文化；而现实中的父系嫡传的中国家庭则隶属于社会结构。

在本书中，我不会使用这一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区别，因为很多时候二者难以区分；价值和理念塑造了实体的社会关系，反之亦然。中国家庭大体上有着父系嫡传的结构正是因为儒家思想重视男性成员，并且教育子女敬重父亲。反之，对于在中国家庭长大的人来说，儒家思想是合情合理的。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所定义的文化有着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含义，可能和大众所理解的文化靠得更近一些：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伦理习惯由理念或价值观构成，例如猪肉不洁净或母牛为圣物之类的价值观，抑或由实际的社会关系构成，例如传统日本社会中长子继承父亲所有资产的做法。

按照这个思路，文化或许可以用排除法来理解。它不是理性选择，不是经济学家所用的人类行为基本模式中的理性功利最大化逻辑。所谓“理性选择”，我所指的是理性的手段而非理性的目的——换句话说，我指的是考量所有为达到特定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并且基于可用信息而选择最佳方案。选择受文化影响，且来源于习惯。中国人用筷子吃饭，并不是在对比西餐的刀叉之后发现筷子更适合中餐，而是因为筷子是所有中国人最常用的餐具。印度教中对于母牛的崇拜也毫无理性选择的成分可言，这一崇拜保护了相当于印度半数人口的没有生产效用的牲口。但印度人依旧笃信不疑。[5]

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和人们吃饭或梳妆的习惯无关，而是关于社会用以规范其成员行为的伦理准则——也就是哲学家尼采所谓的一个人群的“善与恶的语言”。无论文化怎么变化多样，所有的文化都企图通过建立不成文的道德规则来限制人性中赤裸的自私性。虽然和其他可能的选择对比，伦理准则可以视作一种精心考量的理性选择，但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那么做的。相反，他们所受的教育引导他们通过培养习惯来遵守所在社会的道德规范——例如在家庭生活中，从他们的朋友和邻里身上，或者在学校里。

美国电视上的一则汽车广告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年轻女孩坐在一间气氛压抑的教室里，一个刻板的老师用单调乏味的声音一遍一遍告诉她“画在两道线内”。场景突然切换到女孩长大之后——此时广告从黑白换成了彩色——她开着敞篷车，风扬起她的秀发。她不仅没有保持在高速路的两条线内行驶，而且之后驶离道路开向广阔的原野。虽然广告设计者没有加入这个细节，但是她驾驶的车上很有可能贴着“质疑权威”的贴纸。同样的广告如果是在亚洲制作，很有可能是描述一个富有耐心的老师教导女生如何在线内作画。这个女生在经过耐心地练习之后，可以精准地画在线内。到那时，她会收到一辆新车作为奖励，车上贴着“尊重权威”的贴纸。

优秀品德和习惯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体现在品格这一概念上。在智力层面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并不困难，但只有具备“品格”的人才知道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做正确的选择。亚里士多德解释道，对比优秀智商，“优秀品德（希腊文ēthikē）在很大程度上是习惯（希腊文ethos）的产物，因此二者有相同的词根，不过是略微的格式变化罢了”。他接着说道，“我们的伦理品质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对应的行为来构建的.......所以我们从孩提时候开始接受的各种习惯培训并非小事；相反，这些培训有着极其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一切的重要性”。[6]

传统宗教或者伦理体系（例如儒家思想）构成了主要的制度化资源，让人的行为受到文化的界定。伦理体系创造出道德共同体，是因为共同体内通用的善恶语言给予其成员共同的道德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说，任何道德共同体，不论其涉及的具体伦理准则是什么，都将在成员中构建出一定程度的信任。某些伦理准则会扩大信任的半径，通过强调诚信、慈善和对于共同体的兼爱之心等等责任，而这些准则其他文化则未必有。这一点，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说法，是清教徒追求救赎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一教条鼓励更高标准的可信赖的行为，超越家庭的范畴。在他看来，信任对于经济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历史角度看，信任往往来源于宗教习惯而非理性计算。

将文化与习惯而非理性选择挂钩，并不是说文化都是非理性的：它们只不过在决策方式上是无理性可言的。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其实是高度理性的。例如，在演讲中使用礼貌和敬语能够向听众传达关于自己社会身份的信息。的确，若不是因为文化，或者这些理解为无理性的习惯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无法进行。没有人有时间或心思对每天繁杂的决定一一做出理性的选择——例如，在餐馆就餐完毕之后是偷偷溜走还是乖乖买单，是否礼貌对待陌生人，是否打开误投到你信箱的邻居邮件去看里头有没有装着现金。大多数人会习惯性地保持一定程度的诚实。收集信息和考虑多重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昂贵且耗时的过程，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习俗和习惯来走捷径。[7]正如已故的阿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指出的，当生活在先进社会中的受教育群体做出看起来极为复杂的政治决策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依惯例行事。人们形成风险应对的态度——例如，以下哪一个更危险：核能量或者接触艾滋病人——并不是基于对两个选项所真正涉及的风险进行理性分析，而取决于他们所持态度是偏自由还是偏保守。[8]

现代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所谓理性目标即功利最大化，后者被广泛理解为最大可能的消费者福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传统文化（包括西方世界的传统文化）在最终目标上都是无理性或者完全非理性的，因为在这里经济富足远不及其他目标重要。例如，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认为人生的最终目标不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而是恰好相反：消除物欲，并将个体融入万物虚空中。一个人若是认为只有狭义的经济目标才是理性的，则此人不过是恃才傲物之徒。西方传统的大部分，例如深厚的宗教、伦理和哲学底蕴，照理也是非理性的。

许多西方人会认为非西方的文化都是非理性的。西方对于伊朗的评价就是如此，这个国家在1978年的革命之后就与西方断绝关系，并且走上宗教扩张的道路。如果我们仔细考查，伊朗在这一时期的转变，从手段到目标，都是理性和寻求功利最大化的。对于西方人来说，伊朗不理性的原因是它的许多目标是宗教而非经济的。

反之，无理性的文化传统，不管是习惯所致还是修来世福德之用，依旧有可能指向狭隘物质层面的功利最大化。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的核心观点。书中指出，早期的清教徒力求为主带来荣耀，而放弃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终极目标，进而培养出例如诚信、勤勉等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优秀品德。[9]本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与韦伯的观点相似：对于组织创新进而创造财富来说，伦理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自由结社的能力。不同类型的伦理习惯有利于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结构的多样化。换句话说，功利最大化者并不一定是理性的；人们以无理性的方式奉行某些传统道德和社会美德，他们常常追求完全非经济的目标，而这一切并非像现代经济学家所认为是落后或者没头脑的。

若将文化定义为伦理或者道德习惯，衡量文化变量就变得困难起来。社会学家最常用的手段是观念调查；通过调查某一个特定人群中的代表样本对于一系列问题的反应，研究者提炼出关于潜在价值观的一些信息。除了方法论常见的问题（例如样本调查的效度，和受访者是否说了些他们认为调查者想听到的信息），这一方法的问题还在于它将意见和习惯混为一谈。例如，许多调查结果显示，美国靠福利生活的贫困人群对于工作、勤勉和依赖的态度和中产阶级相似。[10]但是在态度上认为辛勤工作很重要，和有工作伦理是两码事，后者包括例如习惯早起去作一份枯燥或令人生厌的工作，以及为了长远的富足而推迟消费。靠福利养活的人们无疑是想要离开福利的，但关于他们是否有这些习惯来让他们走出困境，实证调查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美国过去一代的贫困债务引发以下的争论：美国城市里的底层人群，他们贫困的原因到底是缺乏经济机会，还是因为所谓的“文化贫困”——例如青少年怀孕和吸毒等社会不良习惯——在即便有经济机会的情况下依然存在。[11]

如果我们把文化定义为习惯，尤其是伦理习惯的话，理性选择和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也不一定绝对清晰。有些举措开始是理性选择，时间一长就成了文化产物。比如，美国人对民主和自由市场的青睐往往被认为是意识形态而非文化的缘故。许多美国人可以对为什么民主制度优于独裁，为什么私有部门能够比“大政府”更有效等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一切要么基于他们自身的体会，要么基于他们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外界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灌输。

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人的确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些态度，并且传递给他们的子女，这一切就像教小孩上厕所一样。虽然美国的立国是高度自治和理性的，后世美国人接受立国的原则，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国父们一样对于这些原则进行了清晰的思考，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观念传统。所以，当人们用“民主”或“自由市场”文化来描述美国生活，他们指的是美国人普遍倾向于不信任大政府和权威，鼓励个人主义，且对于平等抱着稀松平常的态度——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对这些国民特征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行事，丝毫不考虑他们为什么那么做，也不管是否有其他理解和行为的模式。所以美国人有着民主的意识形态并且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行事，但他们还有着从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中发展出来的平均主义文化。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某些举措开始是政治行为，最终有了鲜明的文化特征。例如在16世纪和17世纪，英格兰和法国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包括王室和多个贵族间的战争，独立城市之间的战争，以及王权分裂下个各教派之间的战争。在英格兰，王室战败并且最终被迫接受一系列针对王权的宪章约束，最终在英格兰诞生了现代国会民主制度。在法国，王室取得胜利，并开始了长期的中央集权以达到对国家的完全控制。对于英格兰王室的战败和法国王室的胜利，我不觉得这里头有什么历史深处的原因；把两国情况对调也不是什么很难想象的事情。[12]但历史最终的发展轨迹对两国的政治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国的政治权威集权化削弱了自由结社的独立性，使法国在后世更加依靠中央化的权威，不论这一权威是王室还是共和国。相比之下，在英格兰，社会变得更加有组织自发性，因为人们不再依靠中央化的权威来裁定他们的争执，这一习惯最终由英国移民者带到了新大陆。[13]

更复杂的是，有些时候某些决策看上去是政治性质的，但其实有着文化的根源。法国对政治集权的青睐最开始是政治行为，久而久之就成了文化特征，进而影响了之后的政治决策。因此，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在1958年采用了中央集权、过度总统制的宪章以应对阿尔及利亚危机，这实质上是与法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这是一个颇具法国特征的应对第四共和国政治乱局的解决之策，这一策略在法国历史上有不少先例。

因为文化实际上是伦理习惯，因此它的变化十分缓慢——比观念的变化慢得多。在1989到1990年间，柏林墙被拆除，共产主义分崩离析，东欧和苏联的最高意识形态在一夜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换到了市场和民主。与之类似，在拉丁美洲国家，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例如进口替代，在十年之间因为新总统或财政部长的上台而消除殆尽。但文化的改变不可能那么迅速。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制造出了很多习惯——例如对于国家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创业精神的匮乏、不懂得妥协、不愿意在公司或党派之类的群体中进行自发性合作——这都大大制约了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些国家的人民或许投票给了“民主”改革派，因而在思想层面上支持用民主和资本主义替换共产主义，但他们缺乏能够使前二者顺利运转的社会习惯。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有时会错误地做出相反的假设：文化是无法改变的，也不会受政治措施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文化变革的证据。例如，天主教常常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持敌对态度的。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宗教改革可以说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前提条件。即便在改革之后，天主教会常常批评资本主义所构建的经济世界，而对比新教国家，所有天主教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要慢好几拍。[14]在20世纪上半叶，在独裁和民主对峙的时候，例如西班牙内战，王权和教权便紧紧团结在一起。

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末期，天主教文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教廷公开与民主制度握手言和，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态度也发生了有条件的转变。[15]在1974—1989年间出现的新兴民主国家绝大多数是天主教社会，并且在若干国家中，天主教会在对抗独裁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16]其次，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智利和阿根廷等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超过了英美等新教国家。天主教文化和民主或资本主义的融合还远未完成，但天主教文化的“新教化”使得今日新教社会和天主教社会之间的区别远没有过去那么明显了。[17]

毫无疑问，人类正如经济学家所言，在本质上是自私的，他们以理性的手段追求私利。但他们同样有着道德的一面，他们对其他人负有责任，这一面常常与他们的私利本能相冲突。[18]正如“文化”这个词所揭示的，人们所奉行的更高级发展阶段的伦理规则是通过重复、传统和范例来滋养的。这些规则折射出更深层的适应理性；它们也可以服务于经济理性目标；在少数案例中，它们可能是理性共识的产物。但它们在代际之间是作为无理性习惯来传承的。这些习惯同时也保证人类永远不会如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般完全自私功利地行事。

[1]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4-5.

[2] Ian Jamieson, Capitalism and Cultu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s (London: Gower, 1980), p. 9.

[3] 事实上，格尔茨的观点还要更深一步，他断言根本没有所谓的“人性”，即通用于所有人类的特点。他认为，人类在完成生物进化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展文化，所以人“天生”而来的特征其实就是由他们所接受的文化决定的。Geertz (1973), pp.34-3.5; 49.

[4] Geertz (1973), p. 89.

[5] 关于印度牛的讨论, 参见Gunnar Myrdal, Ar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8), 1: 89-91.

[6] Nichomachean Ethics Book II i.8. 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人们想要真正有道德，他们必须自己习惯于良性的行为，使其成为一种第二天性，使之本身是愉快的，如果不愉快则必须是让人引以为自豪的。参见Nichomachean Ethics Book II iii.2.

[7] George Stigler和Gary Becker不同意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说法，认为习俗和传统需要通过经济理论加以修正，因为习惯性行为往往是最昂贵的选择：“决定意味着昂贵代价，不只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做决定。为了做出决定，我们必须要有信息，并且必须分析这些信息。搜索信息和这些信息在新环境中的运用是非常昂贵的，于是乎习惯往往是一个更有效的方式，以处理微小的或临时环境变化，而非动用一套完整的、力求效用最大化的决定。”引自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1977): 76-90.

[8] Aaron Wildavsky and Karl Dake, “Theories of Risk Perception: Who Fears What and Why,” Daedalus 199 (1990): 41-60. 另外参见Aaron Wildavsky, “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 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1987): 3-21; and Harry Eckste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1990): 253-259.

[9] Max Web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0).

[10] 参见 Leonard Goodwin, “Welfare Mothers and the Work Ethic,” Monthly Labor Review 95 (1972): 35-37.

[11] 关于这一问题的早期讨论，参见Alan J. Winter, The Poor: A Culture of poverty, or a Poverty of Culture? (Grand Rapids, Mich.: William B. Eerdmans, 1971).

[12] 据托克维尔说：“在14世纪的法国和英格兰，似乎已经有成形的‘无民意，不纳税’的原则。它经常被引用；若是违背这一原则，则有暴政的嫌疑，遵守它则是照例遵守远古以来的权利。事实上，当时法国和英格兰的政治制度非常相似。但是后来两国渐行渐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国家变得更加不同。从几乎相同的起点出发，只是朝着略有不同的方向，因此时间越久，两者分歧越大。”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55), p. 98.

[13] 这当然是过于简单化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差异。另一个非常显著的因素是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胜利，这对社团生活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

[14] Michael Novak, The Cathol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Michael Novak介绍了天主教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官方思想。尤其参见Amintore Fanfani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发表在1935年。

[15] Novak (1993), pp.115-143, 特别指出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通谕，可以视作早期梵蒂冈对资本主义态度的转折点。

[16] 其中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几乎所有拉美国家，以及匈牙利、波兰和立陶宛。参见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74-85.

[17] 在拉丁美洲，那些接合不那么完美的地方有着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的传统，这一传统公开敌视资本主义，对于自由民主的传统也经常是模棱两可的态度。

[18] James Q. Wilson对此有长篇的记录，这种道德层面有着天然的根基，即使在仍未“社会化”的婴幼儿阶段。参见Wilson, The Moral Sen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121-140.

第5章

社会美德

人们在比较不同文化的时候，常常羞于作价值评判，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有些伦理习惯无疑是美德，而其他则是恶习。并非所有算作美德的文化习惯都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有些美德可以被个人单独实践，而另一些美德——尤其是相互信任——只会在社会语境下出现。社会美德，例如诚实、可靠、合作和对他人的责任感，对于培养个人美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一话题讨论中，却往往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这就是我要在这里着重讨论社会美德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文化对经济生活影响的文献汗牛充栋，而其中许多都围绕着一本著作，即马克斯·韦伯出版于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并非经济力量创造了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文化产物，而是文化创造了某些形式的经济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并不仅仅因为其工业条件上万事俱备；某种“精神”，或者灵魂的某种状态，使工业变革得以发生。这种精神是清教徒或原教旨主义新教徒的产物，它将世俗行为神圣化并且强调人们可以直接获得救赎，而不需通过例如天主教会之类的传统等级制的中间结构。[1]

时至今日，韦伯的这部作品依旧引发争议，一部分人认为他的假设毫无疑问有其事实基础，另一部分人则质疑这部作品中的每一个论点。[2]有许多实证反例质疑了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例如，在14世纪和15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天主教城邦有着繁荣的商业发展，又例如，信奉加尔文教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南非白人）一直到20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才发展出繁荣的资本主义文化。[3]

从一个角度来看，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强到没有人敢断言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因果联系。[4]再者，对比新教教会，天主教很明显在教义层面上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怀着更强的敌对态度，这一态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5]许多学者因此提出一个折中的论点。他们一方面同意韦伯对于资本主义与新教教义之间的关联方式有可能理解错误，而且把一些实证事实搞错了；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当代的一个理论，虽然天主教义中并没有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有着制约经济现代化的传统，但是新教崛起所引发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确实在天主教获胜的国家扼杀了创新的可能性。[6]

在韦伯成书之后发生的实例大体证实了他的整体假设框架。最有意味的研究发现来自拉丁美洲，北美新教徒在那里传道已经有两代人的时间了。许多传统的天主教拉美国家已经有了很大一部分新教人口，这为衡量文化改变的结果提供了一个实验空间。从美国输出到拉丁美洲的新教教派主要是五旬节派（Pentecostal），社会学家大卫·马丁（David Martin）认为这一教派代表了原教旨主义复兴的第三次浪潮（其余两次分别是清教徒的宗教改革，以及18世纪到19世纪卫理公会[Methodist]复兴）。巴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是新教徒，其中超过1 200万是福音教派（Evangelical）。智利的新教人口据估计是在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之间；在危地马拉，这一比例是百分之三十，而尼加拉瓜则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改信新教。[7]大部分关注这一问题的社会学实证研究，包括马丁本人的全面研究，都倾向于韦伯的假设。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的新教化与许多大幅度的社会进步相关，例如卫生、储蓄、教育发展，以及最终实现的人均收入提高。[8]

所谓“工作伦理”，无论对新教徒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不过是个误称，其所指的是在后韦伯时代文献中挂在它名下的一些相互关联的个性特征。如果我们所称的“工作伦理”指的是工作人群早起并且进行长时间繁重的脑力或体力工作，那么这一伦理本身是不足以创造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9]15世纪中国的普通农民可能要比底特律或名古屋的现代流水线工人更加努力且工作更长时间。[10]但是农民的工作效率远远无法和现代工人相比，这是因为现代财富是基于人力资本（知识和教育）、科技、创新、组织和其他与质量而非工作时长相关的诸多因素。[11]

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狭义上的工作伦理，而是其他相关的美德，例如节俭（习惯节省）、对待问题的理性方法，以及鼓励个体通过创新和劳作来征服环境的务实态度。这些特征往往在企业家和资本家身上可以找到，而并非他们所雇用的工人。

然后，这些与企业家相关的特质，即“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实际的意义，尤其是对处在经济发展早期的社会来说。在前工业国家做过调查的发展经济学家对于这一意义有透彻的了解。倘若没有“现代化”的思维习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有理论依据的稳定计划也不会有什么效果。[12]在很多前工业社会中，你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商人会准时出席会议、收入不会被马上抽走或被家人朋友花掉而是去做二次投资、抑或国家基础建设基金不会被负责分配的官员中饱私囊。

辛勤工作、节俭、理性、创新和敢于冒险的精神都是企业家的美德，但这些都是属于个人特质，鲁滨逊在那个著名的荒岛上也可以发展这些品质。但还有一系列的社会美德，例如诚实、可靠、合作以及对他人的责任感，这些美德在本质上都是社会性的。虽然《新教伦理》一书关注的是个人美德，但韦伯在另一篇不那么为人所知的论文中单独讨论了社会美德，文章的标题是《新教派系与资本主义》。[13]在那篇作品中，他提出新教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英格兰和德国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全境的新教派系——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即其强化了信众在新的共同体里和睦相处的能力。

宗教派系共同体是一种小型的、联系紧密的群体，例如浸信会教徒、卫理会教徒、贵格会教徒等，成员通过对于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而互相联系在一起，例如诚实和宗教仪式。这一和睦令他们在商界如鱼得水，因为商业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任。在穿越美国的旅途中，韦伯发现很多商人都会介绍自己是某个宗教的信徒，以此来建立自己的诚信。有一次：

在穿越当时还是印第安人领地的长途火车上，本书作者坐在一个兜售“殡仪事务器具”（墓碑上的铁质铭文）的旅行推销员旁，很随意地和这个推销员说到当时依旧很强烈的教会观念。于是，这个推销员说道：“先生，依我看来，每个人信不信教完全是个人喜好；但我若是碰到一个不属于任何教会的农户或商人，我是连半毛钱的生意都不会跟他做。他若是什么都不信的话，凭什么会付给我钱？”[14]

韦伯还注意到，小型的教派共同体构建出了自发型网络，通过这些网络，商人可以完成招聘雇员、招揽客户、获得最高贷款额度等类似事宜。正是因为他们隶属于一个自发性教会而非已有教会，新教教派的信徒对于他们的宗教价值观和彼此之间的纽带有着更深层次的承诺。他们将教派的价值观内在化，而不是被迫遵守。

新教教派形式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于自发社会性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影响，都可以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区别中找到证据。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办法找出他们自己和北边邻居之间的重要社会区别（然而，反之则不然）。但是两国在社会精神上区别之大，有时会令人惊讶不已。加拿大有着两个中央化的教会（一个天主教，一个新教），二者都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虽然加拿大在很多地方和美国相似，但是比起南边的邻居，加拿大社会却一直更像是一个有教会传统的欧洲国家。许多观察家经过多年研究后发现，加拿大的商业不及美国那么积极。甚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公认的经济决定论者，在访问加拿大之后都承认“可以想象自己又在欧洲了……这里你可以看到，对于快速建设一个新国家，美国人焦躁的投机主义特性是多么必需”。[15]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注意到，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在处理经济生活时有着显著不同，这跟加拿大境内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对比如出一辙。加拿大人更愿意躲避风险；他们更少将资产投资在股票上；他们青睐人文通识教育而非实用商业教育；他们比起美国人来更不喜欢债权融资。[16]虽然美国和加拿大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同能够帮助解释这些区别，但是李普塞特更热衷于将这些经济趋势和美国的新教教派特征联系起来。

自发社会性对于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原因是基本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群体而非个人来完成的。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相互协作，之后才能创造财富，如果还想要有进一步发展，则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虽然我们一般将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联系起来，但从工业革命之初以来，组织创新就一直扮演着起码相同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直截了当地指出：“高效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西欧高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成就了西方的崛起。”[17]

15世纪跨洋商贸的发展基于大帆船的发明，它可以在海岸线以外的深水域行驶。但其发展同样基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通过这一公司形式，个人可以将他们的资源汇总，并且分担大型海运的资金风险。19世纪中期，美国大陆州际的铁路线发展需要大型等级制公司以及分散于各地的经理人员。这一类的商业在之前都是由家族所有和运营的。但是家族企业不仅无法保证火车准点运行，而且不能保证运行到同一轨道的火车不发生相撞，例如在1841年马萨诸塞和纽约之间那场声名狼藉的事故。[18]在20世纪初，亨利·福特将汽车底盘放在移动的传送带上，然后将组装工作分割成简单、重复性的步骤，这一举措使得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复杂如汽车的机械不再需要专业技师，而可以由几乎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工人来组装完成。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丰田一反福特的工厂制度，而将流水线运营的责任更多地交给了生产车间的工人，从而在全球汽车业竞争中成为国际品牌。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以“裁员”和“重组”为名实现了大规模改变。企业发现，他们可以更少的雇员来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这一变化和科技没有什么关系，其关键是雇员间的合作形式的改变。

关于工作伦理和与之相关的个人美德，在诸多文献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与之相比，还未有研究系统地调查过促进社会自发性和组织创新的社会美德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19]可以很肯定地说，社会美德是发扬个人美德的前提，例如工作伦理，因为后者在强有力的群体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培养——家庭、学校、工厂——这些群体都是在有着高度社会团结的社会中孵化出来的。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群体的形成不依赖于伦理习惯，而是在例如产权和合同法之类的司法体制成立之后即可自然形成。要验证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我们需要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经济体制和环境因素恒定的情况下，对比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自发社会性倾向。

[1] 关于韦伯的假说，以下文献做出了经典的讨论和解析：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2); Ernst Troeltsch,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50); H. H. Robertson, 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and Kemper Fullerton, “Calvinism and Capitalism,”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21 (1928): 163-191. 关于韦伯的辩论，以下文献有简要说明，参见Robert W. Green,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The Weber Thesis and Its Critics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3).

[2] 后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例子，参见Kurt Samuelsson, Relation and Economic Action (Stockholm: Svenska Bokforlaget, 1961).

[3]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非利卡人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群体，此时民族党取得政权，并开始将国家控制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 但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语母语人群和阿非利卡人群之间日益趋同，譬如在后者的私营部门参与方面。参见Irving Hexham, “Dutch Calvi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frikaner Nationalism,” African Affairs 79 (1980): 197-202; Andre Du Toit, “No Chosen Peopl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 (1983): 920-952; and Randall G. Stokes, “The Afrikaner Industrial Entrepreneur and Afrikaner National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2 (1975): 557-559.

[4] 参见Reinhard Bendix, “The Protestant Ethic-Revisit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 (1967): 266-273 .

[5] Michael Novak, The Cathol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 17-35.

[6] S. N. Eisenstadt, “The Protestant Ethic Thesis in an Analytical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 in S. N. Eisenstadt, ed.,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Modernization A Comparative View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7]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p.50-51.

[8] 除了 Martin (1992)，还可参见Emtino Willems, Followers of the New Faiths: Culture, Change and the Rise of Protestantism in Brazil and Chile (Nashville, Tenn.: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67); Willems, “Protestantism as a Factor of Culture Change in Brazi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 (1955):321-333; Willems, “Culture Change and the Rise of Protestantism in Brazil and Chile,” in Eisenstadt, ed. (1968); Paul Turner, “Religious Conversion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8 (1979): 252-260; James Sexton, “Protestant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Two Guatemalan Towns,” American Ethnologist 5 (1978): 280-302; Bryan R. Roberts,“Protestant Groups and Coping with Urban Life in Guatemal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 (1968): 753-767; Bernard Rosen, “The Achievement Syndrom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razil,” Social Forces 42 (1964): 341-354; and Jorge E. Maldonado, “Building ‘Fundamentalism’ from the Family in Latin America,”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ot Appleby, 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 Reclaiming the Science.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关于新教福音派在拉丁美洲作用的批评性观点，参见David Stoll, Is Latin America Turning Protestant? The Politics of Evangelical Grow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and Stoll, “Jesus Is Lord of Guatemala: Evangelical Reform in a Death-Squad State,” in Marty and Appleby eds., 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isms: The Dynamic Character of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9] 关于如何用量化方法测量工作伦理的影响，参见Roger D. Congleton, “The Economic Role of a Work Ethic,”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5 (1991): 365-385.

[10] 关于传统中国农民的勤劳，参见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2；还可以参见Marion J. Levy, 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217. 关于当代美国人的工作伦理，参见Ann Howard and James A. Wilson, “Leadership in a Declining Work Ethic,”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4 (1982): 33-46.

[11] 有些人指出，虽然农民在春季播种和收获季节等时期辛苦工作，但他们同样有相当长的懈怠时间。因此，工厂工作的规律性在某些方面的要求不那么“硬性”，但需要与农民不同的工作伦理。

[12] 关于阻碍传统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文化因素，参见 Robert E. Klitgaard（他曾经任职于世界银行）的作品，如 Tropical Gangst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13] 本文重印于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and ed.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302-322.

[14] Weber (1946), p. 303. 15.

[15] 引用于Seymour Martin Lipset, “Culture and Economic Behavior: A Commentar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1 (1993): S330-347. 还可以参见Lipset, Continental Divide: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and “Value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Americas,” i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16] Lipset (1993), pp.S336-S343.

[17]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

[18] 关于这次事故，参见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96.

[19] 还可以参看 David J. Cherrington, The Work Ethic: Working Values and Values That Work (New York: Amacom, 1980);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Work Ethic: Then and Now,”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13 (1992): 45-54; 以及Adrian Fumham的一系列作品，包括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The psychology of Work-Related Belief, and Behaviour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90).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A Review of the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 (1984): 87-104; and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and Attitudes towards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55 (1982): 277-285. 还可以参见Thomas Li-ping Tang and Jen Yann Tzeng, “Demographic Correlates of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6 (1991): 163-170.

第6章

世界各地的结社之道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理解该国文化最引人入胜的途径。家庭强盛而普通民众间信任低下的社会，将由小规模的家庭所有并经营的商业所主导。而有着大量生机勃勃的非营利性私人组织——例如学校、医院、教会和慈善机构——的国家，则更有可能发展出超越家庭层面的强大的私有经济机构。

一般人认为，日本是群体和国家倾向的“共同体主义”社会的典范，而美国则是个人主义社会的缩影。大量关于竞争力的文献一直都认为，美国的生活依照的是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的原则，人们追求自我目标而不愿在大型共同体中合作。因此，美国成了社会性标尺中与日本相对的另外一极。

但如果我们考察日本和美国的产业结构，会发现若干有趣的相似点。两国的经济都由大型企业主导，极少数为国家持有或者补贴。在两国，家族商业都在发展前期已经进化成专业管理和理性组织的法人团体——美国企业是在18世纪30年代，日本企业是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虽然日本和美国都保留了重要的小商业部门，其多由家庭经营，但今天绝大部分的就业机会是由大型、公开交易、所有权分散的公司所提供的。日美两国产业结构的相似度，要远远超过同属中华社会的台湾和香港，也超过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的。

如果日本和美国代表了共同体倾向的南北两极，那么为什么它们的产业结构会如此相似，且又与其他发展水平相当的工业化国家相去甚远？原因在于，日美两国的两极论是错误的。美国远没有一般人认为的那么个体化，而日本也没有那么中央集权。竞争力文献太过于关注产业政策与自由市场的对峙，而忽略了一个对于经济与社会强盛甚为重要的因素。

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人常常认为他们自己是个人主义的，大多数严肃的社会观察者在过去都注意到，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有许多强盛的、重要的社团机构，它们给公民社会注入活力和适应性。对比许多其他西方社会，美国有着更紧密、更复杂的自发组织网络：教会、专业团体、慈善机构、私立学校、大学、医院，自然也包括私有企业部门。这一复杂的关联性生活模式最早由法国旅行者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之旅中观察到。[1]美国社会的这一层面同样被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19世纪末的美国之旅后所记录：“从过去到今日，美国民主最为独有的一个特点是，它并不是个人构成的一堆散沙，而是由严格选择但又自发性的结社所构建的一个喧闹的复杂体。”[2]

的确，美国人有着强烈的反国家主义传统，例如对比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美国公共部门都要小[3]，而且在所有民意调查中，美国人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都要比其他工业国家的公民明显低很多。[4]但是反国家主义和敌视共同体是两码事。相同的美国人会反对国家的管制、税收、失察和对生产性资源的占有，也会在他们的公司、自发性结社、教会、报纸、大学等环境中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性和社会性。美国人号称对于“大政府”有着强烈的不信任，但是他们却善于创建和维护非常大型、有凝聚力的私有机构；他们领先发展出了现代等级制（之后演化成跨国的）企业，以及由此而生的大型工会。[5]

美国人喜欢加入自发性组织这一倾向延续到了今天，但在过去几代间，这一倾向在许多关键层面弱化了。家庭生活是最小的最基本形式的结社，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结社出现了明显的恶化，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数都出现大幅增长。在家庭以外，其他既有共同体也逐渐瓦解，例如邻里、教会和工厂。与此同时， 正如美国民众对于本国其他公民保持着警惕态度所昭示的，普遍不信任的程度大幅度上升，这一警惕态度源于犯罪率的上升以及使用诉讼来解决纠纷手段的大幅上升。近年来，国家假以法庭之手，支持了个人权利的迅速扩张，并且同时削弱了大型共同体为其成员设定行为标准的能力。因此，今天的美国展现出来的是一副矛盾的图景，一方面，社会靠着早年积累的社会资本支撑，这一资本给予社会丰富且有活力的社团生活，与此同时，社会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和反社会的个人主义，这一切企图将其成员孤立和分化。这一类的个人主义过去一直以某种潜在的形式存在着，但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有强大的社群传统对其进行抵制。[6]

传统分析不仅错误地将美国社会描绘成完全个人主义的，更将日本误读为国家干预式的共同体主义社会的另一极端。多年来，一些著名学者一直强调政府在日本发展中的作用，其中包括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和日本学家查莫斯·约翰逊。[7]

正如认为美国是个人主义的观点，认为日本是国家主义社会的论断是基于一些核心事实，但是同样忽略了日本社会重要的一面。毫无疑问，对比美国，日本政府在其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重要得多，且纵观两国历史，这一对比一直如此。在日本，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都期望成为官僚，而非商人，官僚职位的竞争非常激烈。日本政府制约经济和社会的程度远胜于美国，而且日本的企业和个人对于权威的服从要比美国积极得多。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在日本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发放信贷、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国际竞争的威胁、资助研究开发等等。通产省（MITI）作为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主要智囊而闻名世界。而美国却从未有过明确的产业政策。[8]在美国，人们对政客有着强烈的敌意，并且普遍认为政府能够做的事情，私有部门能够做得更好。

但是对比高度国家干预的社会，例如法国、墨西哥或者巴西（更不用说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政府在经济中的直接作用一直是有限的。的确，对比例如台湾（其公营企业占全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或韩国（更加公开地通过政府干预来打造日本式的集团企业）等其他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或地区，日本的政府显得没有那么积极。[9]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依旧很少直接干预经济；日本的公共部门在全民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多年以来一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低的，甚至低于美国。[10]

当然，那些以国家干预来解读日本经济发展的人会提出，日本政府控制经济并不是通过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政府和大企业之间微妙互动来实现的——“日本公司”这一术语描述的正是这种特殊关系。日本的公共机构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关联程度是远胜于美国的，甚至于很难分清楚什么是公共，什么是私有。常常有人提出，西方国家缺少日本经济生活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当一个日本的企业高管去工作的时候，他不仅为自己、家庭和他所在的公司辛劳，更是为了日本民族的荣耀。[11]

因为政府与商界的紧密关联以及民族主义的思维惯性，在日本很难在公共和私有之间划清界限，于是很多人就草率地得出日本没有公私之分这一结论。日本社会的晦涩难懂使得许多局外人更是为这样的阴谋论煽风点火。但是日本经济的重要动力——战前的财阀，即产业巨头，战后的跨国公司和经经连会网络，以及日本经济强盛的第二梯队中一直未受重视的小型企业群——无一不是私有企业。[12]虽然日本企业家认为他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并驾齐驱的，但他们确实带来了创建现代经济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组织技能。日本经济史学家威廉·洛克伍德（William Lockwood）调查了日本工业化早期历史之后指出：“上述观察……全都对关于日本案例的这个论题提出质疑，即认为政府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或‘政客是主导角色’……推动日本工业化腾飞的活力、技能和雄心壮志是如此无处不在，如此多元，因而无法用这么笼统的程式来解释。”[13]在战后阶段，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政府和私有部门常常发生冲突，但经济增长并不源自通产省，反倒是忽略其干预而得以实现的。不管如何，将日本的私有部门仅仅看做公有部门的外延抹杀了日本社会显著的自由组织特性。

和美国一样，日本社会推崇密集的自发组织网络。这其中很多是日本人所谓的“家元式”（iemoto）组织，它们围绕着某一个传统艺术或技艺，例如歌舞伎表演、插花和古典茶道。这些群体有着家庭一般的等级制度，师父和学徒之间有着严格的上下关系，但它们并不是基于亲属关系，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组织的。 “家元式”组织在中国并不存在，但在日本却极为繁盛，它们超越传统艺术而涵盖了宗教、政治和职业组织。日本人会显示出高度的宗教虔诚，这点与中国人不同，而与美国人相似。[14]他们皈依某一神道、佛教甚至基督教会或宗派，通过切实的贡献来支持密集的宗教组织网络。相对中国，日本宗教生活的宗派特征与美国更加相似。纵观日本历史，缔造宗教狂热的僧侣和传教士都传承有序，他们常常与政治领袖发生冲突，或者互相攻击。还有，日本是唯一一个有着强大的私立大学制度的亚洲国家——诸如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上智大学和同志社大学，都是由富有商人或者宗教组织所创立的，这和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美国私立大学如出一辙。

更准确地说，日本人有着群体倾向而非国家倾向的文化。[15]虽然大多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都对国家抱有敬意，但他们的首要情感依托——这种能让他们在办公室里待到夜里十点或者错过与家人度周末的忠诚——是针对雇用他们的私有公司、企业或者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一段时间，国家的确成为忠诚的首要对象，个体公民也很清楚他们希望承担的国家责任，但战争的失败令这种民族主义颜面扫地，除了对极端右翼分子之外。

对比美国，日本人表以忠心的团队要更强大，更有凝聚力，当然毫无疑问，日本政府比美国政府更有侵扰性。但是日本和美国一样都有着在中间层——即在家庭和国家两端之间——主动创造强大社会群体的能力。如果我们拿美国和日本与社会主义国家、拉丁天主教国家和中华社会相对比，这一能力的重要性就愈发凸显了。

正如在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最为破坏性的后果也许是对公民社会的彻底摧毁，这一破坏阻碍了有效的市场经济和稳定的民主体制的产生。列宁主义政府蓄意摧毁了其政权的所有竞争者，从“经济制高点”到数之不尽的农场、小商行、工会、教会、报社、志愿结社等等，一直到家庭。

极权主义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苏联对公民社会的摧毁也许是最为彻底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俄罗斯就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专制统治，因而它的公民社会非常脆弱。既有的公民社会，例如小型的私有部门和农民公社等社会结构，都悉数被清除。到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巩固政权时，苏联出现了“缺失的中层”——强大、有凝聚力和耐久的中层结社变得彻底稀缺。换句话说，苏联政府极权强大，个体和家庭则处于原子化状态，中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社会群体。对于这一本想消除人性自私的教条，最大的讽刺莫过于人们变得愈发自私了。例如，到以色列定居的苏联犹太难民，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要更加唯物质是重且更少公共精神。在苏联几乎每一个人谈起公共精神都变得冷嘲热讽，这一切都是因为政府反复威吓和教唆民众“自愿”为了古巴或越南人民或者其他原因放弃周末休息。

但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出现脆弱的中层结社。许多拉丁天主教国家，例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都有马鞍状的组织分布格局，家庭强大，国家强大，而二者之间空空如也。这些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很多层面都有显著的区别，尤其是对于家庭的尊重。但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似的是，在家庭与国家和教会等大的集权组织之间，一些拉丁天主教国家一直都存在着中层社会组织的缺失。

例如，对于法国的研究一直都指出其家庭和国家之间集体组织的缺失。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个著名的段落，“当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在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即便十个人演出音乐会或是维护他们的兴趣，都找不出不向中央政权寻求帮助的”，对比美国人彼此结社的倾向，法国社会这一特征在他看来是十分不可取的。[16]无独有偶，爱德华·班菲尔德在《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一书介绍了“无道德家庭主义”这一概念，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团体。班菲尔德发现那里的社会联系和道德责任仅限于核心家庭；在此之外，个人不会彼此信任，也因此没有任何集体责任感，不管这个集体是邻里、村庄、教会还是国家。[17]这些发现大多已被证实，例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对意大利公民传统的研究，证明了至少在意大利南部情况是如此。按照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的说法，在西班牙，过度的个人主义，即“狭小范围的信任、家庭核心和排斥大社会”，一直以来都甚为明显。

家庭和国家之间“缺失的中层”并不仅限于拉丁天主教文化。事实上，它在中华社会中找到了更加纯粹的表达形式——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在以下几个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主义。通过道德教育和提升家庭地位至其他社会关系之上，儒家文化大力推崇家庭联系的强化。从这个角度看，华人家庭比日本家庭更加强大和有凝聚力。正如在拉丁天主教社会一样，家庭关联的强大就意味着非亲属关系个体之间关系薄弱，在中华社会中，家庭圈以外的信任关系就相对较低。所以，台湾或者香港等中华社会中的组织分布格局和法国相似。中华社会的产业结构与拉丁天主教国家也惊人地相似：商业大多数为家庭所有和运营，因此规模一般都很小。他们不愿意聘用专业经理人，因为这样需要超越家族界限而进入低信任区。因此支持大规模机构所必需的非个人关系的公司结构一直发展缓慢。这些家族生意往往有活力且盈利，但倘若它们想要摆脱对创始家族成员健康和能力的依赖，且通过制度化而演变成永久性企业，则会遇到重重困难。

在拉丁天主教和中华社会的案例中，不依赖于家庭的大型经济体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干涉和海外投资。法国和意大利的公共部门一直以来都是整个欧洲最为庞大的。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还是属于国有，完全是正统共产主义的做法。在台湾，许多制造业公司——有若干涉足武器和国防——都属公有。而在香港，因为有不干涉主义的英国政府在，所以在经济领域少有政府干预，也因此很少有大型公司。

论及社会群体分部，日本和中华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日本和中国都是儒家文化社会，有着很多相同的文化根源；对比欧洲和美国，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彼此的社会中会更加自在。而在另一个方面，两国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有着惊人的区别。当对比中层结社薄弱的中华文化和拉丁天主教文化，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相似性就不难理解了。因此，美国、日本和德国最早发展出大型、现代、理性组织、专业管理的公司绝非偶然。这三国的文化各有的特征，使得商业组织能够迅速摆脱家庭格局，进而创建各式各样新型且不依赖于亲属关系的志愿社团。之后我们会谈到，他们之所以可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这三个社会中，非亲属关系的个人之间有着高度的信任关系，也就有了社会资本的坚实基础。

[1] 按托克维尔所言：“美国人无论老少，无论条件，无论性格都在不断地结社。他们不仅有所有参加人都参与的商业和制造业公司，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种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关紧要的、一般性或限制性的、超大的或者小微的。美国人结社的目的可能是娱乐，建立神学院，建立旅馆，建造教堂，赠送图书，送传教士去往不信教的区域；以这种方式，他们建立了医院，监狱和学校。若是为了传播某种真理，或者受人感召而去丰富某种情感，他们则会构建一个社团。一些伟大事迹的牵头人，在法国是政府，在英国是上流社会，而在美国则一定是社团。”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2: p. 114.

[2]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Sect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and trans. by C. Wright Mills and Hans Ger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310.

[3] 关于OECD各国的福利开支对比数据，参见Vincent A Mahler and Claudio Katz, “Social Benefit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21 (1988): 37-51.

[4] 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Pacific Divide: American Exepectionalism—Japanese Uniqueness (Tokyo: Kib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ophia University 1992), p. 42.

[5] 虽然对于“大政府”的不信任经常在美国被认为是右派的态度，其实它有右派和左派两个版本。右派的不信任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反对过度监管。左派痛恨国家对于个人生活模式和其他许多个人自由的干扰，从而攻击“国家安全政府”和大企业。左派和右派在美国都有各自版本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

[6] Gerschenkron 认为强大的政府是所有后发展国家的特征，不只是日本。参见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还可以参见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The State and Japanese Grand Strategy,” in R. Rosecrance and A.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01-223; “The People Who Invented the Mechanical Nightingale,” Daedalus 119 (1990): 71-90.

[7] 许多人认为，美国二战后的国防预算实际上是一项产业政策，其对民用经济的某些领域，如航空航天具有重要影响。

[8] 在1868年后的最初几年，日本政府创办并经营众多行业，特别是交通运输、采矿、工程和武器制造，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20世纪的做法一样。这些企业大多亏损；几乎所有都被迅速卖掉了（往往是低价贱卖），在随后几十年中成为一些大型私人财团的基础。在成为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惯用做法一百年前，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广泛的私有化。参见William W. Lur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1868-19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5.

[9] Mahler and Katz (1988), p. 38.

[10] 例如，堀江保蔵（Yasuzo Horie）认为早期的创业者，譬如石川增村（Masumura Ishikawa）和大岛高任（Takato Oshima）都有一种民族意识，并有意建立国家财富。参见“Business Pioneers of Modern Japan,”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30 (1960): 1-16; and “Confucian Concept of State in Tokugawa Japan,”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32 (1962): 26-38.

[11] 关于日本小型企业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参见Lockwood (1954), pp.201-213; and David Friedman, The Misunderstood Mirac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9-11.

[12] Lockwood (1954), pp.578, 588.

[13] 参见Winston Davis, “Japanese Religious Affiliations: Motives and Obligations,” Sociological Analysis 44 ( 1983): 131-146.

[14] 关于日本有更强烈的个人主义特征，虽然这个观点不是很有说服力，参见Kuniko Miyanaga, The Creative Edge: Emerging Individualism in Japa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15]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55), p. 206.

[16] Edward C.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58).

[17] Lawrence Harrison, Who Pros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 55.

第二部分

低信任社会与家庭价值观的悖论

第7章

通往社会性的坦途和弯路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在家庭价值观上攻击民主党，他声称文化左派通过《墨菲·布朗》（Murphy Brown）这样的电视形象来美化单亲家庭。家庭生活的问题突然变得政治化了，左派指责共和党头脑狭隘地抨击同性恋和敌视单身母亲，而右派反驳说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以及福利体制都使美国家庭的力量和稳定急剧下降。

在大选的硝烟散尽之后，很明显美国家庭受到诸多问题的严重困扰，民主党的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多次提及这些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整个工业化社会的核心家庭开始解体，尤其在美国发生了最为巨大的变化。[1]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白人社群中的单亲家庭比例已近30%，而非裔美国社群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达到这一比例，后者让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当时甚为焦急。而在许多内城邻里街区中，黑人单亲家庭的比例已高到近70%。根据美国人口普查部门的详细记载，随着单亲家庭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增加，贫困问题和贫困所滋生的社会问题也显著恶化。[2]与这一趋势相反的是，一些移民群体在美国似乎发展得很好，他们保留了母体文化中强大的家庭结构，而这一结构并没有受到美国主流生活分裂化的影响。[3]目前在美国，人们对于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有效机制有着普遍的正面评价，家庭无法被更大范围的共同体取代，更不用说政府项目了。

让我们且将当代美国的家庭价值观辩论放在一边，一个似乎悖论的发现是，家庭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并不一直起到积极的作用。早年的社会学家认为家庭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观点并不全错。在一些文化中，例如在中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家庭比其他形式的联系要庞大得多。这一点对于产业生活有着惊人的影响。正如近年来中国经济和意大利经济的飞速发展所示，倘若其他文化价值观没有问题，家庭主义本身对于工业化和快速增长都不构成障碍。但是家庭主义的确影响着增长的性质——可能出现的经济组织类型，以及该社会在全球经济体中具体参与的环节。家庭制社会在创建大型经济机构的时候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而这一规模上的约束转而限制其产业在全球经济中可以参与的幅度。

通往社会性有三条大道：第一是基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第二是基于家庭之外的志愿结社，例如学校、俱乐部以及专业团体，第三则是政府。与之相对应的有三种经济组织模式：家族生意，专业管理的公司，和国有或国家支持的企业。第一条和第三条道路其实是有紧密联系的：倘若在一个文化中家庭和亲属关系是通往社会性的首要渠道，那么其在创建大型可持续的经济机构时会遇到极大困难，因此指望国家牵头并予以支持。对比而言，倾向于志愿结社的文化体能够主动创建大型经济组织，而无需政府支持。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调查四个社会样本——中国、意大利、法国和韩国——在这些社会中，家庭都扮演着中心的角色，而志愿结社则相对薄弱。第三部分将调查另外两个社会样本，日本和德国，这两个社会中超越家庭的志愿结社都非常强盛。

几乎所有的经济创举都以家庭生意的形式开始，即由家庭所有且管理的生意。社会凝聚的基本单位也同样是经济规划的基本单位：分工在夫妻、子女、姻亲以及延伸到（取决于文化）更大范围的亲属圈完成。[4]家庭生意在前工业的农业社会中多以农户形式普遍存在，而在近代它们则构成了英格兰和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

成熟经济体中的新业务通常以小型家族生意开始，之后才开始采用更加不涉个人关系的公司结构。因为它们的凝聚力是基于既有社会团体的道德和情感联系，家族企业可以在没有商业法或稳定的产权结构情况下发展兴盛。

但是家庭生意仅仅是经济组织发展的起点。一些社会早早就已经跨越家庭搭建了通往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桥梁。从16世纪开始，英格兰和荷兰建立了允许在大型团体里拥有投资所有权的法律协议，例如合资企业、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作关系。除了能使业主获取他们投资的社会回报之外，这些法律协议还使得毫不相关的人可以一起合作开创业务。通过法律体系而执行的合同，以及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和惩罚，能够填补社会缺乏家庭式信任这一空白。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它通过汇聚大量投资者的资本，而使公司的增长得以超越单一家庭的规模。

经济发展史学家道德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认为，稳定的产权体制的创立，是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一步。[5]在一些国家，如美国，产权体系早就确立起来，即便是家庭生意，通常也合并成法人实体。但在其他地方，例如中国，因为几乎没有产权保障可言，家庭商业是在没有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发展壮大。

虽然像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合作关系等法律协议让没有关联的人可以一起合作业务，但是这些协议不见得能直接实现这一目标，或者宣告家庭生意的灭亡。在很多情形下，家庭生意在这类法律下组成公司，并且享受了法律对它们产权的保护，但在其他方面上它们的运作和之前并无区别。19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家庭经营，虽然商业法和股票市场都已经发展健全。家庭所有业务可以发展到极大规模，雇用上万名员工，使用最先进的科技。的确，当代许多为美国消费者所熟悉的大型企业依旧是家庭所有，例如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 Company）。[6]

但是随着业务的扩大，随之增长的企业规模将超越单一家庭的运作能力。首先跟不上的是家庭管理：一个单一家庭，不管具有怎样的规模、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其有能力的儿子、女儿、配偶和兄弟姐妹的人数总是有限的，却要照顾到快速扩张的企业的方方面面。家族所有制常常能够持续更久，但同时，其增长需要的资本却也非单个家庭可以提供。家庭控制首先由于银行借贷而被稀释，导致部分话语权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其次由于公开募股。许多情况下，创始家庭离开或者被排挤出局，因为业务已经被非家族投资人收购。有时候家族因为嫉妒、内讧或无能而解体——这样的例子常见于爱尔兰酒吧、意大利餐馆和华人洗衣店。

在这个节骨眼上，家族生意面临着关键性抉择：究竟是设法在家族范围内维持对企业的控制，这常常意味着保持既有的小规模，还是放弃控制而实际上成为被动的股东？如果选择后者，家族生意则让步给现代公司组织形式。职业经理人取代创始家族的成员，前者的选择并不基于血缘而是他们在某方面的管理特长。企业变得制度化，超越任何个体的控制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家庭企业常常照旧行事的决策结构，让位给有着结构化职权阶梯的正规组织模式。人们无须再直接向公司创始人汇报，因为新建立的中层管理人员的等级制度将顶层决策者与超负荷的底层信息相互隔绝。最终，运营大型业务所必需的复杂度，要求公司发展出由独立部门分担责任的去中央化的决策形式，管理高层可以将其作为独立的利润中心来看待。[7]

公司的组织形式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最早在美国，稍晚在德国。但到20世纪前几十年的时候，它已经发展成了美国经济组织的主导模式。阿道夫·伯利（Adoph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ner Means）在1932年出版的《现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书中，对美国商界中管理主义的崛起做出了经典的描述。他们发现，随着新的公司组织形式的出现，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出现了分离，释放出了所有者和专业经理人之间可能的利益冲突。[8]商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以详尽的笔触追述了现代多部门等级制度企业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崛起。[9]许多美国现代知名企业，例如杜邦（du Ponts）、柯达（Kodak）、西尔斯（Sears）、罗巴克（Roebuck）、必能宝（Pitney-Bowes）、凯洛格（Kellogg）等都是从19世纪的家庭商业模式起家的。

几十年年来，社会科学家坚信，从基于传统互惠道德观的家庭商业，发展到以合同和产权的现代化、不受个人影响的、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这其间有一条自然发展的途径。因此，许多社会学家辩称，过于强调家庭纽带而牺牲了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即所谓的“家庭主义”——会阻碍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辩称强大的中国家庭构成了他所谓的“亲缘关系的束缚”（约束过强的家庭关系），因此约束了现代经济组织所必需的普世价值和超越私人关系的社会的发展。

在西方，许多观察家坚信，如果经济要进步，则家庭纽带必须弱化。以下这段引文选自战后早期现代化学派关于工业发展的作品，即表达了这一扩展式家庭崩溃的观点：

[扩展式家庭]为它所有的成员都提供了庇护和食物，而无论他们的个体贡献，因此贫困者和懒惰者都为一种”社会保障“体制所照顾。工作的成员要将他们的所得分配给所有人；不提倡个人存款。长辈紧密关注其成员的行为和事业（包括婚姻）。家庭忠诚和责任感高于其他忠诚和责任。因此。扩展式家庭淡化个人工作、节俭和投资的意愿。[10]

不仅西方社会科学家和管理学专家对家庭在经济生活的角色持有消极态度。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对此坚信不疑，他们希望通过提倡其他类型的忠诚——如对公社、党和政府——来打破传统中国家庭的约束。[11]

虽然家庭主义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科学家同样倾向于认为社会经济的变革必然导致家庭主义的衰败。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在前现代农业社会，某种形式的扩展式家庭是标准，而这些家庭由于工业化而被核心家庭所取代。虽然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结构多种多样，但人们发展出了一个共识，假以时日，这些区别都将被消除，各种文化都将采用在北美和欧洲非常普遍的核心家庭结构。

晚近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发展只有一条道路，所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遵循它，这种观点逐渐变得没有那么受欢迎了。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发现，德国和日本等后期现代化国家选择了和英格兰和美国等早期现代化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前者的政府在推动发展中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12]从公司组织的演进来看，钱德勒所描述的大型的、垂直发展的公司并不是应对规模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日本的经连会（keiretsu）体制提供了另一种样式的公司组织模式，它基于网络而非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以更加灵活的组织形式达成了纵向整合的规模经济。一个处于先进工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够依旧以家庭生意为主导模式，后面台湾和意大利的案例足以证明这一点。手工业传统和小规模生产没有消亡，而是与大规模批量生产设备并行发展。[13]

家庭史的最新研究表明，“现代”家庭从扩展式家庭发展到核心家庭这一线性表述不准确。历史研究表明，核心家庭在前工业社会的普及程度超过我们之前的想象，而在某些案例中，扩展式亲属群体一开始解体了，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它们之后又重新构建起来。[14]从文化的出发点最重要的是，因果关系并不是单行道：正如经济变革会影响家庭的本质，家庭结构也对工业化的本质有重大影响。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到，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在结构上区别很大，而这些区别最终可以追溯到家庭结构的不同。

在过去几十年间的美国，认为家庭是发展障碍的尖锐观点已经变得缓和多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积极的评价家庭生活在经济福祉上的作用——正如丹·奎尔的家庭价值观辩论所示。回顾来看，现代化理论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间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家庭结构的解体会以核心家庭为终点，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可这一结构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实际情况是，核心家庭开始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解体成为单亲家庭，这一过程的后果远不及几代之前扩展式家庭解体为核心家庭的后果那么温和。

[1] James Q. Wilson, “The Family-Values Debate,” Commentary 95 (1992): 24-31.

[2] 参见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udies in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P-23, no. 162; Changes in American Family Life, P-23, no. 163; Family Disruption and Economic Hardship: The Short-Run Picture for Children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 P-70, no. 23;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60, no. 16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3] 参见我的文章，“Immigrants and Family Values,” Commentary 95 (1992): 232.

[4] 关于美国家庭企业的大致演变，参见W. Gibb Dyers, Jr., Cultural Change in Family Firms: Anticipation and Managing Business and Family Transitio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6).

[5] Dyers (1986).

[6] 关于金宝汤（Campbell Soup）和其他大型、经久不衰的家族企业, 参见Philip Scranton,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es and Dynamics of Long-lived Family Firms,”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2d ser. 21 (1992): 219-227.

[7] Oliver Williamson,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1971): 112-123.

[8] Adolph A. Berle and Gard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2)；还可以参见Means, Power Without Property, A New Development i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9).

[9] 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 Clark Kerr, John T. Dunlop, F. Harbison, and C. A. Myers,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Harmondsworth: Pelican Books, 1973), p. 94.

[11] 关于中国家庭的负面观点，参见Brigitte Berger, “The Culture of Modern Entrepreneurship,” in Brigitte Berger. ed, The Cul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1), p. 24.

[12] 参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3] 相反，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专业化管理、理性化组织的国有企业自古有之，如中国景德镇的巨型瓷器厂雇用数千名工人。在没有产权法的前工业化社会，这样的国有企业昭示了现代民营企业的形式和作用。

[14] Tamara Hareve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nd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 (1991): 95-122; Hareven, “A Complex Relationship: Family Strategies and the Process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Roger Friedland and A. F. Robinson, eds., Beyond the Market 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0). 还可以参见William J. Gooar,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59), pp.23-24，他发现许多所谓“现代”西方家庭的特征其实在工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第8章

一盘散沙

位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王安实验室（Wang Laboratories）是以家庭生意开始的。到1984年为止，王安以电脑设备制造商的身份坐拥22.8亿美元收入，并一度雇用了24 800名员工，最终成为波士顿最大的雇主之一。[1]王安在1951年创立王安实验室，他出生于上海，十二岁时移民美国。王安实验室在20世纪50年代末上市，在下一代间成为一个伟大的美国高科技创业的成功故事。但当王安在20世纪80年中期准备退休的时候，他坚持让在美国出生的儿子王烈（Fred Wang）来接手公司。王烈的提升越过了若干业绩卓越的高级经理，其中包括约翰·康宁汉（John Cunningham），后者在公司内部大多数人看来是王安最为合理的接班人。王安之子提升背后令人瞠目的裙带关系让一批美国经理人感到被排挤，他们迅速离开了公司。[2]

即便是作为一个变化无常的电脑产业公司，王安实验室之后的衰败也让人惊讶不已。在王烈接手一年后，公司公布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公司90%的市值在四年之内蒸发，1992年公司宣布破产。王安最终承认自己儿子不够资格担任经理角色，并且被迫将他解雇。这一为美国人所熟悉的华人品牌是否能够熬过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还是个未知数。

王安实验室的故事，虽然远离中国本土，依旧揭示出华人商业的一个基本规律：虽然华人产业过去二十年间在全球范围扩张，以及许多华人公司有着高科技、现代化一面，华人产业还持续着其基于家庭纽带的套路。华人家庭提供开创新商业所需要的社会资本，但它同时制造了对于这些企业最重要的结构性限制，这一限制令它们无法演化成可持续的大型企业。

王安实验室的惨败展现出华人文化的另一些层面。有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在王烈接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其实是其父管理方式所导致的。王安一直是一个专制的公司总裁，不愿意将权力下放。1972年，公司已经有2 000员工，其中136人直接向他汇报。[3]王安本人精力充沛、能力卓越，能够将这一个极具华人特色的辐射式的管理体制盘活，在某些层面上甚至提振了全公司上下的士气。但是在王安退休之后，这一管理体系就愈发难以制度化，并且加快了公司的衰败。这样的管理手段在全球的华人商业中依旧持续着。他们的家庭根源强壮且根深蒂固。

华人构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群体。他们分布广泛，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国家中，其中包括依旧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大陆，寄居大量海外华侨的东南亚，还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在内的工业民主国家。

虽然有着这些政治环境的多样化，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一个相对趋同的华人经济文化。其最为纯粹的形式体现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因为那里的华人是多数民族，且政府没有像在中国大陆那样推行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但这一文化也同样可见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华人少数民族领地。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大陆出现的开放型私有经济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文化。此外，正如王安的例子所昭示的那样，这一文化甚至在美国也清晰可见，虽然在美国趋于主流文化的融合度要高于东南亚地区。每当政府允许华人群体自行组织行事，类似的经济行为就会出现，这一点说明这一经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自然性外延。

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华人社会的产业结构最为显著的特色是企业的小型化。[4]在西方、日本和韩国，随着经济发展，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而非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在华人文化中，情况正好相反。比如在台湾，1971年之前成立的44 054家制造企业中，68%是小型企业，其余23%被列为中型企业，其雇员都在50人以内。[5]这一类公司在1966到1976年间的增长率是150%，然而通过员工总数所衡量的公司平均规模不过增长了29%。而韩国复制了日本和美国的增长模式，于是情况截然相反：制造业的公司总数同期只增长了10%，然而企业的员工总平均数增长了176%。[6]虽然台湾有一些大型企业，但规模是远远无法与韩国企业相提并论的。这一区别很明显不能用发展阶段论来解释，因为韩国的发展略微落后于台湾。台湾在1983年最大的企业台塑销售额为16亿美元，员工总数为31 221人，而韩国的大型企业例如现代和三星，二者同期的销售额分别为80亿美元和59亿美元，员工总数分别为137 000人和97 384人。1976年，台湾公司的平均规模只有韩国企业平均规模的一半。[7]

小型企业在香港更是王道，香港因其微小企业所构建的极富有竞争力的市场而享有盛名。的确，香港公司的平均规模事实上已经萎缩了：1947年，香港拥有961家公司，一共雇佣了47 356名员工，平均每家公司雇佣49.3人，而到了1984年，香港共有48 992家公司，总共雇用了904 709名员工，平均每家公司雇佣18.4人。[8]甚至在观塘这样的工业区，虽然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鼓励大型企业的发展，72%的公司只有50名以下的雇员，只有7%的企业雇佣了200名以上的员工。[9]这一企业规模的萎缩，部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广东省在20世纪80年代对香港开放贸易；许多较大型的制造企业都移植到内地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资本从大陆倒流涌进香港，并用以在那里打造若干大型企业。海外华人群体的数据也显示出相类似的模式。例如在菲律宾，华人公司的资产是非华人公司的三分之一。[10]在1990年《财富》杂志所调查的环太平洋最大的150家企业中，只有一家台湾“国有”的石油公司是华人企业。[11]

台湾产业的小规模化与台湾发展的另一个独特之处相关：大部分的制造业是在大型城市区之外完成的。晚至20世纪60年末，台湾制造业过半的劳动力都是在七个最大的城市和九个最大的城镇区域之外工作。[12]家庭手工业中大部分的制造业由兼职农户完成，中国大陆在去集体化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些公司通常完全由家庭储蓄来支撑，使用家庭劳动力来生产科技含量低的塑料部件、纸质产品等。[13]

在台湾一直也存在着大型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在石油化工、轮船制造、钢铁、铝业，更近期则是半导体和航空业。这些企业中有的在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成立了，1945年当国民党控制台湾之后，这些企业被收为“国有”。爱丽丝·埃姆斯登（Alice Amsden）认为，台湾的“国有”部门在许多关于台湾发展的讨论中被忽略了，而这些企业在台湾早期的工业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4]但是这些大型“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台湾经济最缺乏活力的部分，其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它们中许多都在亏损经营，由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维系生产，抑或“国有制”是这类社会中发展大型企业的唯一途径。[15]从20世纪50年开始推动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是以小型企业为主的私有商业部分。

而在其他亚洲社会中，还有另一种个体商业之外的经济组织结构，或可统称为“网络组织”。[16]规模最大、最有名望的莫过于日本的经连会（keiretsu，在二战前被称为zaibatsu，即财阀），例如住友和三菱集团：都是公司联盟，通常以某一银行为中心，互相持股并且以彼此作为优先合作伙伴。韩国的网络组织被称为财阀（chaebol），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三星和现代。这些网络组织在经济规模和领域上达到了西方行业领军企业的水平，但是对比规模相当的垂直结构的美国公司，这些组织在结构上更为松散，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台湾也拥有网络组织，但性质却大不相同。首先，它们对比日本和韩国的组织来说在结构上要小许多：日本最大的六家经连会平均有31家企业，[17]韩国的财阀平均有11家，而台湾的网络组织平均只有7家。台湾商业组织中的平均企业规模也要更小，而它们在经济体中的角色也小得多。日本和韩国的网络组织囊括了各自经济体中最庞大也最重要的企业，然而台湾的组织则更边缘化：台湾规模最大的500家制造商中只有40%属于商业集团。[18]和日本财团不同的是，这些商业组织并不以一家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为中心。大多数的台湾公司和若干不同的银行打交道，而后者一律都属“国有”。[19]最后，将这些台湾组织成员连结起来的纽带性质亦不同：它们大多数以家庭为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更接近韩国的财阀，其纽带也是亲属关系，而日本经连会则是通过相互持股而彼此连结的公共企业。[20]

华人社会的企业之所以小规模化，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私有部门商业都是家庭所有和管理的。[21]虽然找到精确的所有权数据比较困难，但是有证据显示，支配着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经济生活的小型商业绝大多数是由单一家庭所有的。[22]在日本和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大型、科层制、公共持有、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出于各种实际目的，在华人文化的社会中不存在。

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不存在大型企业或者职业经理人。包玉刚爵士名下的 “香港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一度是亚洲最大的航运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分部。[23]李嘉诚的庞大帝国同样将总部设在香港，也成功地雇用了一大批职业经理人。在台湾，有十余个亿万家族控制了大型商业，在香港也是如此。香港股票市场上54%的资本由十个家族所控制（七个华人家族，一个英国犹太家族，两个英国家族）。[24]

从外表看来，这些机构很像是现代法人团体，远在旧金山、伦敦、纽约和其他地方设有分部。但这些大型公司依旧是家族式管理，各区域分部往往由坐镇香港或台北的创始人的兄弟、表亲或女婿来主管。[25]在公司的高层，家族所有权和家族管理制度的分化要比日本和美国的公司缓慢得多。李嘉诚的帝国现在由他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两个儿子接管。包氏帝国分给了四个女婿来管理。在包玉刚去世前夕，他的帝国也依照家族的这些分支一分为四。[26]

虽然许多大型企业在它们当地的股票市场上挂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所受的家族控制要小于其他私有企业。家族往往不希望它们持股的比率低于35%到40%——这一比率足以保证它们在公司中的支配地位。[27]再者，许多公开发行的股票依旧为同一家族控股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所持有。[28]这些扑朔迷离的持有关系往往掩盖了单一家族控制的真相。

家族生意并不是华人社会独有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西方公司都是以家族企业的模式开始的，之后才采用了法人团体（公司）的结构。正如王安实验室的例子所示，华人社会工业化过程中最让人惊讶的一点是：华人家庭企业在从家庭管理转向专业管理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困难，而这恰恰是企业走向制度化和超越创始家庭生命线的必要步骤。

华人在走向专业化管理中所遇到的困难是与华人家庭主义的本质密切相关的。[29]华人非常倾向于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反之也同样非常不信任自己家族和亲属群体之外的人。[30]戈登·雷丁（Gordon Redding）关于香港商业的研究表明：

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对家庭绝对相信，也相信已经建立起相互依赖且彼此互相留有余地的朋友和熟人。至于其他人，人们绝不会假设他们存有什么好意。人们大可以期望自己被人以礼相待，但过此界限，人们必须假设，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首先考虑的总是自身（如家庭）的最大利益。对于华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彻底弄清自己的动机，就是对于他人的动机时刻保持警惕。[31]

在家庭之外的信任匮乏，致使不相关的人很难组建群体或者组织，例如商业企业。与日本最为突出的对比是，华人社会不是群体取向的。这一区别为林语堂所捕捉到，他将日本社会比作一块花岗岩，而传统华人社会则是一盘散沙，每一粒就是一个家庭。[32]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观察者看来，中国社会常常看上去极度个体化。

在传统的华人经济生活中，没有类似日本的番头（banto）之类的角色，即从外面请来管理家庭商业事务的专业经理人。[33]华人社会中即便是小型的商业也常常需要雇用非家庭成员，但是这些雇员与家庭老板或经理的关系非常疏远。他们没有日本人将企业或公司当做代理家庭的概念。非家庭成员的雇员不愿意为他人打工，不希望一辈子都在一家公司工作，他们希望获得自由身，创办自己的公司。[34]比较管理学研究发现，华人经理和雇员保持更加疏远的关系。[35]日本经理在晚上和手下员工一起出去喝酒时表现出的那种自发平等的友爱关系，在华人文化中甚为罕见。日本风格的公司活动中，往往一个办公室的人，包括经理和手下员工，会离开东京或名古屋到乡下去度假几天，而这一习惯对于华人和西方社会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在香港或台北，静修或度假都常常限于家庭成员，偶尔会由更大规模的亲属团体参与。[36]华人公司中非家庭成员的经理人不会获得大笔的企业股权，并且常常抱怨与老板交涉时缺乏开诚布公的感觉。再者，他们经常在升迁的时候碰到发展瓶颈，因为重要职位往往会授予家庭成员。

正如韦伯和其他人所言，裙带关系是现代化的一大绊脚石，虽然华人社会有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在华人经济生活中，裙带关系还未完全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变得更加紧密，因为对华人来说，家庭的地位要比在其他文化中更加居于中心，而华人也找到了围绕家庭发展的方法。为了解决接班人良莠不齐的问题，许多大型现代华人企业的创始人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他们会被送往斯坦福、耶鲁或麻省理工的商学院或工程学院。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嫁女将管理精英引入公司。家庭的责任是双向的：在美国研读医学或科学的儿子被召回家接手家业，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这样的策略是有其局限性的，尤其是当公司规模扩大而家族却人丁不旺时。

看重家庭的价值观有着巨大的影响，它造就了在许多华人消费者中不寻常的困境，而这些困境在其他文化中则没有出现。以下是对香港购物的一段描述：

零售商照理要给予近亲更低的价格，而近亲照理也不可太挑三拣四……有一个老妇人小心翼翼地避开她妹妹的儿子所经营的一家杂货店，因为她会觉得每次她到店里去就有义务买点东西。倘若她要买个蓝色的物件，而店里只有红色的，她则不得不买红色的。因此她去非亲戚经营的店铺，在那里她可以仔细挑选合她心意的物件，如果找不到就不买，找到了也能拼命砍价。[37]

华人社会中对于外围人的强烈不信任以及对于家庭管理制度的偏好，导致了华人生意中特有的三阶段周期律。[38]在第一阶段，某个企业家创立了生意，他通常是一个大家长的角色，将自己的亲戚安排在重要的管理职位上，并且以专断独行的方式管理公司。华人家庭的团结并不意味着其内部没有强烈的冲突，但在外部世界看来，这样的家庭表现出统一战线，而纷争也最终会由创始人来调解好。因为许多华人企业家都是一穷二白起家，因此整个家庭都愿意全心投入让生意成功。虽然生意可能雇用非家庭成员，但是公司的财务和家庭的财务基本是一体的。

在第一代企业家兼经理的管理下，即使生意兴隆并扩张，也不会朝着现代管理体制发展，变成有劳动分工、等级管理、去中心化的、多部门的组织结构。公司沿用高度中心化的轴辐式体制，整个组织的所有分支都向创始人直接汇报。[39]华人管理风格常常被人称作“人治”——也就是说，人事决定往往不取决于客观的业务指标，而是基于老板与下属的私人关系，即便他们之间没有亲属关系。[40]

倘若该家庭公司成功的话，进化的第二阶段发生于创始人去世之后。中国文化的均分原则影响深远，即家庭里所有的男性继承人都继承相同等份的财产，因此创始人的所有儿子都获得相同等份的公司股份。[41]虽然所有的儿子都承担着管理公司的压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和其他文化一样，服从的压力会转化成叛逆，于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被送去美国或者加拿大学习商科的儿子，决定转到艺术或其他与父亲的商业世界毫不相关的专业。这些儿子合作管理公司的伙伴关系又和继承权争斗搅和在一起。虽然他们开始都持有相同的股份，但对于管理公司，并非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能力或兴趣。公司想要延续下去，最大的可能是由一个儿子承担起领导责任，把权威重新集中到他手中。如果事情没有照此发展下去，那么权威便会在兄弟间分裂。这一结果常常导致纷争，有时不得不通过正式的、合同化的权威来解决。如果责任的分担没能和睦地解决好，那么继承人会展开对于公司绝对控制权的争斗，有时候这将导致公司的分裂。

当公司的控制权传到创始人的孙辈，第三阶段开始了。这样企业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往往会分化得更加厉害。因为子辈的子女数目各不相同，那么孙辈获得的股份也就大小不等了。倘若家庭生意非常成功，那么孙辈往往在富足的环境中成长。和家族企业创始人不同，孙辈往往认为他们的财富来得理所当然，而更不愿意为了保持家族企业的竞争力而做出牺牲，抑或他们对其他事物产生了兴趣。

从第一代到第三代之间企业家精神的逐渐衰落并不是华人文化中特有的现象。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中，被称为“布登勃洛克”（Buddenbrooks）现象。而爱尔兰俗语“富不过三代”（Shirtsleeves to shirtsleeves in three generations）描述的就是家族兴衰。在美国，依照小型企业管理处的估计，百分之八的美国企业是家族持有的，而只有三分之一的家族企业延续到了第二代。[42]许多伟大的美国家族企业都经历过类似的衰落——例如杜邦、洛克菲勒（Rockefellers）和卡耐基（Carnegies）。子辈和孙辈可能在例如艺术或政治领域有超凡表现（例如尼尔森·洛克菲勒和杰伊·洛克菲勒），但他们在管理父辈的企业方面少有上佳表现。

然后，美国和华人企业家庭的显著区别在于，当发展到第三代的时候，很少有华人企业成功地完成制度化发展。美国家族企业则会迅速引进职业经理人，尤其是在公司创始人过世之后，当发展到第三代的时候，公司往往已经完全移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孙辈或许依旧作为大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积极地参与公司的管理。

对比而言，在华人文化中，对于外围人的不信任往往使公司无法制度化。家族企业持有人往往不愿意让职业经理人来接手公司管理，而更愿意在公司的分化中默许新的发展，抑或让公司完全解体。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中国清末时期的盛宣怀，他早年飞黄腾达，但却不愿意把企业盈利所得再投资，转而将其资产的百分之六十放到了用以资助子辈和孙辈的基金当中。在他去世后的十年内，这一基金就被挥霍一空。[43]我们必须考虑到盛宣怀所在年代种种不利的政治因素，但他的例子似乎说明，一个原本可以成为中国的住友集团的企业，其资本被挥霍一空仅仅是因为华人对于家族的态度。

华人企业难以完成制度化，以及华人的遗产均分原则，解释了为什么华人家族企业总是难以壮大。这也赋予整个经济体一个大为不同的特征：公司不断地组建，兴起，然后破产。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许多产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是垄断性组织，由若干产业巨头分割市场。而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情况正好相反，那里的市场正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期望的那般充满完美竞争，有着成百上千的小型企业激烈竞争以求生存。如果卡特尔式的日本经济结构显得反竞争的话，那么华人家族企业万花筒般的变化无常则显得竞争过度了。

华人企业小规模的另一个后果是华人品牌的消亡。[44]在美国和欧洲，19世纪晚期，烟草、食品、成衣以及其他消费商品行业中开始涌现出品牌化和包装化的货物，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制造商想要控制对他们货物开放的新兴大众市场，于是他们开始产销一体化。品牌的建立必须基于公司对于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开发能力。品牌公司必须足够大，并且发展时间足够长，才能让消费者对于他们产品的质量和独特性有认知。例如柯达、必能宝、柯特尼（Courtney’s）和西尔斯等品牌都起源于19世纪。三洋、松下和资生堂等日本品牌的历史稍短，但均是由庞大的制度化企业所创造的。

而在华人企业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品牌。对于美国人而言，唯一熟悉的品牌是王安电脑，但这一例外同样证明了普遍规律。在香港和台湾，华人企业生产的布料供应给例如斯波尔丁（Spaulding）、鳄鱼（Lacoste）、阿迪达斯（Adidas）、耐克（Nike）和阿诺帕玛（Arnold Palmer），但却很少有华人企业创出自己的品牌。这背后的原因，我们从华人企业的周期律已经略知一二。因为他们不愿意发展出职业化管理，而且他们在产销一体化方面面临多重困境，尤其是进入到不熟悉的海外市场——这往往需要雇用有市场营销能力的本地人。华人家族企业很难壮大到能够大规模生产有特色的产品，少有企业能够维系到创建消费者口碑的那一天。因此，华人企业往往与西方企业合作来开发市场，而非像大型日本企业一样创立自己的市场部门。这样的合作对于西方企业来说是个好差事，因为华人企业不太会像日本企业那样在一个行业内主导市场营销。[45]在其他的案例中，例如喇叭男孩（Bugle Boy）系列服装，市场营销是由一个熟悉美国企业的美国华人来完成的。

华人企业保持小型以及家庭经营的特色不见得总是一个劣势，在某些市场中它有可能成为一个优势。华人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他变化迅速、高度分散的小型市场中表现最为出色，例如纺织、成衣、贸易、木材、电脑组装和配件、皮革品、小型金属器材、家具、塑料、玩具、纸制品以及银行业。小型的、家族管理的企业高度灵活，能够迅速决策。比较而言，大型的、等级制度的日本公司有着繁杂的共识决策机制，而小型华人企业能够更加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做出反应。但华人企业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以及在因制造过程繁杂而规模收益庞大的行业中就表现欠佳——例如半导体、航空、汽车、石油化工等。私立的台湾企业根本无法与英特尔（Intel）和摩托罗拉（Motorola）在生产最新一代的微处理器上竞争，而日立和NEC等日本公司就完全可以做到。[46]但他们在个人电脑的消费末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在那里数之不尽的非品牌商家纷纷开设小型流水组装线。

对于华人社会来说，有三条途径可以改变其无法创建大型企业的不足。第一是通过网络组织。也就是说，华人企业可以通过家庭或个体的关系与其他小型华人企业建立联络，构建相等规模的大型经济。今天的环太平洋地区，有着大量的彼此交叠且不时呈网状向外扩张的华人企业网络。在中国的福建和广东地区兴建暖房的多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家族企业网络，扩散到邻近的大陆区域。家庭对于网络组织和家庭企业来说都是重要的，或许对于前者而言重要性要小一些。许多网络都利用了家庭以外的亲属关系，例如在中国南方的大型宗族组织。（在另一方面，一些网络关系完全不是基于亲属，而仅仅是基于个人信任和合同。）

第二种构建大规模产业的方法是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在是否允许外国人扮演如此重要的经济角色这个问题上，华人社会一直很谨慎。在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这一举措一直受到严格监管。

华人社会构建大型经济体的第三个方法是通过国家主导或者持有企业。在中国，小型的、竞争激烈的私有企业市场并非新兴现象；在农村或城市，这一系统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生活的特征。此外，传统中国在前现代时期（对比同时代的欧洲）就有着非常纯熟的生产能力和高超的技术水平，但这些都属于国家控制。比如，景德镇的陶瓷中心有着数十万居民，据说每一件瓷器在制造过程中要经过七十甚至更多人的双手。当时那里的陶瓷生产业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产业，且没有规模相当的私人企业的记录。[47]同样，晚清政府——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王朝——开办了若干“官督商办”的企业，以垄断包括盐业和被认为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大量军工生产。在这些例子中，朝廷指派监督官员，但把生产的权力卖给民间商人，并对他们课税。[48]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赢得内战后，迅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将中国工业国有化。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拥有若干巨型（且效率十分低下）的国有企业。但国民党同样在台湾地区从日本人那里接手了若干大型“国有”企业，直到最近还没有将其私有化。如果台湾希望在航空业和半导体生产业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政府赞助（不管是“国有”还是政府补贴）可能是唯一的途径。

在华人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家庭主义扎根于华人文化的深处。我们接下来将要了解其特性。

[1] Charles C. Kenney, “Fall of the House of Wang,” Computerworld 26 (1992): 67-69；还可以参见Donna Brown, “Race for the Corporate Throne,” Management Review 78 (1989): 26-27.

[2] Daniel Cohen,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Wang,” Business Month 135 (1990): 22-31.

[3] Cohen (1990), p. 24.

[4] Gary Hamilton和高承恕（Kao Cheng-shu）认为，台湾地区的小企业规模与日本和韩国相似的假设并不基于事实，实际上台湾所有制造业企业中少于30名工人的企业的比例低于它的亚洲邻国。然而，他们的统计，即台湾雇用人数超过300的大公司数量超过日本，有很大的误导性。问题在于，所有公司中某一规模的百分比，并不是衡量它们经济重要性的最佳指数；更有效的方法是衡量总增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显而易见，日本和韩国的大公司在各自经济发挥的作用要远大于台湾的公司。Hamilton and Kao,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Family Firm in Taiwa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Business Institutions 12 (1990): 135-151. 还可以参见Samuel P. S. Ho, Small-Scale Enterprise in Korea and Taiwan (Washington: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384, April 1980).

[5] Ramon H. Myer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1965-1981,” in Lawrence J. Lau, Models of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86), p. 29.

[6] Tibor Scitovsk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1965-1981,” in Lau (1986), p. 146.

[7] Myers in Lau (1986), p. 54. 还可以参见Ramon H. Myer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China Quarterly 99 (1984): 500-528.

[8] Simon Tam, “Centrifugal versus Centripetal Growth Processes: Contrasting Ideal Types for Conceptualizing the Developmental Pattern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Firms,” in Stewart R. Clegg and S. Gordon Redding, eds., Capitalism in Contrasting Cultures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161.

[9] John C. Pelzel, “Factory Life in Japan and China Today,” in Albert M. Craig, Japan: A Comparative 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79.

[10] G. L. Hicks and S. Gordon Redding, “Cultur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e Philippines: The Chinese Puzzle,” in R. M. Bautista and E. M. Perina, eds., Essay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Honor of Harry T. Oshima (Manila: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1982), p. 212.

[11] 那家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是环太平洋地区的第四十一大的公司，在1989年以8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The Pac Rim 150,” Fortune 122 (Fall 1990): 102-106.

[12] Gustav Ran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alter Galenson, ed.,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28.

[13] Justin D. Niehoff, “The Villager as Industrialist: Ideologies of Household Manufacturing in Rural Taiwan,” Modem China 13 (1987): 278-309.

[14] Alice Amsden,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78-106. 根据Amsden自己的数据，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从1952年的57%跌至1980年的18%。

[15] Robert H. SKui, Leadership and Values: The Organization of Large-Scale Taiwanese Enterpri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6.

[16] 关于亚洲网络组织的简介，参见Gary G. Hamilton, William Zeile, and Wan-Jin Kim, “The Network Structures of East Asian Economies,” in Clegg and Redding (1990), pp.105-129.

[17] 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82.

[18] Hamilton and Kao (1990), pp.140-142.

[19] Robert Wade, “East Asian Financial Systems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s: Lessons from Taiwa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7 (1985): 106-127.

[20] Hamilton and Kao (1990), pp.145-146. 还可以参见Joel Kotkin, Trib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p.165-200.

[21] 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3.

[22] 许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公司实际是通过家庭控制的。一位观察员报告说，在香港一半的大棉纺纱厂为家族所拥有，但是这实际上低于真实数据，因为家庭的所有权没有必要在企业申请时予以披露。Siu-lun Wong, “The Chinese Family Firm: A Model,”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 (1985): 58-72.

[23] 关于包玉刚（Y. K. Pao）的职业发展轨迹, 参见Robin Hutcheon, First Sea Lord: 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Y. K. Pao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4] Redding (1990), p. 151.

[25] Robert Heller, “How the Chinese Manage to Keep It All in the Family,” Management Today (November 1991): 31-34.

[26] Heller (1991), p. 34: “The Overseas Chinese,” Economist, July 18, 1992, pp.21-24.

[27] “The Overseas Chinese,” p. 24.

[28] Richard D. Whitley, “Eastern Asian Enterprise Structure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11 (1990): 47-74.

[29] 关于中国企业颇有启发性的研究, 参见Wellington K. K. Cha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irm and Its Modem Reform,”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6 (1982): 218-235, and Merchant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77).

[30] 关于这一点，参见Richard Whitle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 Organization Studies 12 (1991): 1-28.

[31] Redding (1990), p. 66.

[32] Redding (1990), p. 36.

[33] 在中国相当于“番头”的角色称为掌柜，掌柜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在某些时候业主不希望自己的角色为人所知，就指派掌柜主事。但日本文化中的番头要比中国的掌柜更为普遍。这一观点，我要感谢陈锦江（Wellington Chan）。

[34] Siu-lun Wo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sian Family Value to Other Sociocultural Settings,” in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p. 143.

[35] Gary G. Hamilton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1988): S52-94.

[36] Francis L. K. Hsu, 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 (New York: Schenkman Publishing Co., 1975), p. 15.

[37] Quoted by Wong in Berger and Hsiao (1988), p. 136.

[38] For descriptions of this evolution, 参见Wong in Berger and Hsiao (1988), pp.140-142; and Redding (1990), pp.104-106.

[39] John Kao, “The Worldwide Web of Chinese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1 (1993): 24-34.

[40] Whitley (1990), p. 64.

[41] Wong in Berger and Hsiao (1988), p. 139.

[42] Brown (1989), pp.22-29

[43]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84-85.

[44] 该观点见于 Redding (1990), p. 5.

[45] Redding (1990), p. 229.

[46] 在生产先进的微处理器和其他逻辑电路的竞争上，日本半导体厂商没有取得像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等公司那样的成功；它们在生产缓存和半导体业务的大宗商品中要成功得多。然而，它们的技术复杂水平要远远高于任何其他亚洲国家。

[47] W. J. F. Jenner, 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1992), p. 81.

[48] 这些官督商办工业是非常低效的。任命负责监督的官员认为自己主要责任是收税。和在私有部门一样，升迁靠的是亲属关系，而不是基于普遍性标准的基础；运行这些企业的官员往往缺乏主动性。日本政府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它早早就将这些行业出售，清政府（以及各区域和地方政府）没有将这些工业私有化，反倒把它们作为税收来源。Feuerwerker (1958), pp.9-11, 22-23.

第9章

“布登勃洛克”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掌权后坚决要打破家庭主义对社会的控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传统的父系家庭对于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威胁。但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家庭是政治上的一个竞争对手，它会削弱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于是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摧毁传统家庭：制定“现代”家庭法，取缔一夫多妻，以保障妇女权利；通过农业集体化将农村家庭解体；将家族企业收归国营或者干脆没收；儿童从小就被告知党是最高权威的来源，而不是家庭。计划生育措施中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在限制中国爆炸式的人口增长，而这一政策是对传统儒家思想最为正面的攻击，因为这个传承千年的思想一直崇尚多子多福。[1]

但是共产党大大低估了儒家文化和中国家庭残存的影响力，后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政治运动而变得愈发强大。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国文化中家庭的角色，我们才能看清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今天世界其他家庭式社会的本质。

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间，对比佛教和道教，儒家思想更加深刻地定义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特质。它包含一系列对于社会平稳运作至关重要的伦理原则。[2]这一社会的监管不是通过源于社会的宪法或法律体系来完成，而是通过社会化过程让这些伦理原则在个体身上实现内化。这些伦理原则定义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本质，其中最为核心的五种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

已有很多论著讨论了杜维明所谓的“政治儒家”（political Confucianism），“政治儒家”指的是它对等级制社会关系的推崇，将君王放在最高位，其下是一个由士大夫阶层构建的精微而集权的官僚系统。这一政治结构被认为是整体中国人的“超级家庭”，而君王和子民的关系就如同父亲对子女。在这一体制中，通过各级科举考试实现选贤与能，借此让优秀人才进入官僚系统，但社会期望考生达成的理想状态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士大夫形象。君子知礼，即懂得遵照一套繁复而精致的礼仪规则行事[3]，而这一形象与现代企业家相去甚远。君子向往安逸而非辛苦工作，靠抽租取得收入，视自己为儒家传统的卫道士而不去做创新的工作。在传统的等级制的儒家社会中，商人是不受尊敬的。如果一个商人的家庭发迹，那么儿子们不会期望接手父亲的生意，而是要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许多商人不会再投资，而是将商业所得投入田产，因为后者会给他们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4]

在20世纪上半叶，关于儒家思想对经济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部分源于这一正统思想的政治内涵被认为是整个文化的核心。不过，现在已完全不见儒家政治的踪影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在1911年被推翻，帝国官僚体制被废除。虽然后来各路军阀和政治人物被拿来与君王做比，但帝国体制已然入土，毫无死灰复燃的可能。政治儒家所支持的社会等级也同样被清除。在中国大陆，旧有的社会阶层在革命完成之后被武力瓦解，而在台湾地区，则是被成功的经济发展所蚕食。在其他海外华人群体中，传统的中国政治体制无法通过本就非常同质的商人和小商业主群体而得以移植。[5]例如，在新加坡等华人社会，企图通过恢复某种儒家政治，来将它所特有的“柔性威权”（soft authoritarianism）合法化，但这些努力都太嫌牵强了。

不管如何，中国儒家思想的真正内涵从来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杜维明所谓的“儒家个人伦理”。这一伦理教育的核心是，将家庭神化为所有社会关系中的最高者。对于家庭的责任高过其他责任，高过对君王、上天以及其他任何现世或神圣权威的义务。

在儒家所谓的“五常”（五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中，父子关系最为关键，因为它确立了“孝”这一道德义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德目。[6]儿童在所有文化中都被教导服从父母权威，但在传统中国，这一点被推行到极致。即便成年之后，儿子对于父母的愿望都有义务服从，在他们年老时给予经济支持，在他们死后祭奠他们的魂灵，此外，还有义务延续家族血脉，令列祖列宗的香火不至断绝。在西方，父亲的权威需要与其他若干角色竞争，包括教师、雇主、政府，最后是神。[7]在例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挑战父亲的权威作为一种成年礼已然制度化了。在传统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在那里，没有类似犹太教及基督教概念中的神权或更高法律来允许个体反抗家庭强权。在中国社会，对于父母权威的服从类乎神圣行为，而且没有任何个体良知之类的概念来促使个体发起反抗。

是忠于家庭还是忠于更高政治权威，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家庭中心观就显现出来了。当然，按照正统儒家思想的信条，这样的冲突是绝对不该出现的；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应该是和谐的。但冲突必然出现，尤其是父亲因犯罪被官府通缉的时候。许多中国古典戏剧都表现了儿子在忠于国家还是忠于家庭之间做选择时的痛苦，但最后都是家庭胜出：儿子是不能将父亲交给官府的。有一则典故，提到孔子和邻国国君，“国君向孔子吹嘘道，他的国家道德水准非常之高，倘若父亲犯法，儿子会将犯人及其罪行报于官府。孔子回答道，在他的家国道德水准更高，因为儿子是绝不会如此对待父亲的”。[8]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家庭权威对它自身的权威是一个威胁，因而不遗余力地让家庭屈服于国家：对他们而言，儿子符合道德的做法是向警方揭发犯罪的父亲。然而，事实证明，共产党压制家庭的做法并未取得成功。家庭高于国家，甚至高于任何其他社会关系，这让正统中国儒家思想与其日本支派迥然有异，并且对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家庭之间的竞争让人觉得中国似乎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但在个体与其家庭之间又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个人的自我在更大程度上由其家庭所定义。根据人类学家马热丽·沃尔夫（Margery Wolf）对台湾农村的研究：

一个人倘若不在亲属网络中，他就无法获得完全的信任，因为人们无法与他进行正常的沟通。如果他行为不妥，人们无法找他的兄长理论或者请他父母纠正。如果有人想和他谈一些难于启齿的事情，也无法通过他的叔伯居中传话。财富无法弥补这一不足，就像无法弥补缺失的四肢一样。金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义务。但是亲戚有。[9]

在传统中国，人们对家庭以外的人缺乏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农业家庭的自给自足上。[10]农民通常不愿意依赖他们的邻居，虽然在农忙时节可能会有一些集体劳作。在欧洲中世纪的领地体系中，农民与领主紧密相连，并且依靠他们的土地、信贷、种子和其他类型的服务。对比而言，中国的农民通常拥有自己的土地，除了纳税，他们尽量不和社会上层联系。农户是生产和消费的独立单位。在农村基本没有劳动分工；农业家庭自己生产每日所需的非农业货物，而非到市场去采购。中国大陆鼓励农村地区的家庭手工业，同时在台湾也自动发展出这种生产方式，这是有着深厚中国文化背景的。[11]

士绅家庭自给的程度要低一些，不过自给自足却一直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理想。富裕的家庭有足够的剩余来养活一大家人以及更多的女人。家庭成员不事劳作而只做管理，他们依赖雇用的非家庭成员的劳动力。科举制度是在家庭外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士绅家庭通常居住在城市里，那里有更多的机会来构建家庭外关系。无论如何，中国的贵族家庭比起欧洲贵族来说要更加自给自足。[12]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的家庭主义，其背后有着高度的经济理性。传统中国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历朝历代税收可谓毫无定法；国家指派地方官员或地主向农户收税，后者可以依据当地人口的承受度来自由设定税收的额度。[13]农户也可以被随意指派去服兵役或者劳役。政府很少提供与税收对等的社会服务。在欧洲庄园制度下，领主和农户之间存在着家长式的义务关系，尽管往往名不副实甚至迹近虚伪，但类似的关系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传统中国长期面临人口过剩和资源（例如土地）匮乏，家庭之间竞争一直很激烈。没有正式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点直到今天在很多儒家社会中依旧如此。

在这样的环境中，强大的家庭制度被视为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用以与险恶多变的环境相抗争。一个农民唯一能信任的就是他自己家庭的成员，因为所有外围人——差吏、官僚、府衙和士绅——对他不抱有任何回报性的义务，也因此可以强盗般对待他。大多数农民家庭长期生活在饥饿边缘，根本没有富余来资助朋友和邻居。他们不得不多生儿子，趁着妻子还能生育多多益善，因为没有儿子，老了就无人赡养。[14]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自给自足的家庭成了唯一理性的庇护和合作的来源。

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集中性财富用以作为近代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因为男性继承人财产均分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15]中国的家庭制度严格遵循父系血统；财产只在男性中传承，并且在所有儿子间平分。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经过代际传承后越分越小，以至于一个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16]

即便是在富有家庭中，财产的平均分配也意味着大笔财富会在一两代人时间挥霍一空。其后果是，在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大型贵族家族或地产——在欧洲，大型的家族建筑供历代贵族家庭居住。在中国，富有家庭的房子是拥挤的单层建筑，围绕着一个庭院而建，供儿子们的家庭居住。在英格兰和日本这样有着长子继承权的社会，大批的次子幼子因为没有家产可以继承，转而向商业、艺术或者军事等领域寻求财富，中国则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对比有长子继承权的国家，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要更加富余。

儿子的重要性在于他既是财产继承者，又是一种社会保障。但倘若一个人没有子嗣或者儿子早夭或无能，他很难从外面领养孩子成为家庭成员。[17]虽然在理论上，传统中国文化允许领养一个与家族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孩（通常让他和户主的女儿成婚），但这不是主流的继承方式。领养的儿子对于家族的责任感永远不会像亲生儿子那样，而从父亲的角度来看，领养的儿子随时可能因为分到的财产过少而把他的子女带走。由于存在着不忠的风险，婴儿领养是更可行的方式，而领养者则要忍受痛苦，把被领养者的身份作为家族秘密一直保守下去。如果有可能，领养通常在家族内部完成。[18]到家族外领养是很不寻常的事情，那样做等于是对领养者绝后的公开羞辱。[19]在中国文化中，家族内外的界限划分得很清楚。然而，在日本，领养的习俗却大相径庭。

强烈的家庭主义、男性继承人财产均分、族外领养机制的缺失，以及对非亲属的不信任，这一系列的原因催生出了传统中国的经济行为模式，这一模式足以解释当代台湾和香港地区商业文化的许多方面。乡村没有大型的田产，只有随着代际而逐渐萎缩的小规模土地持有。家族不断兴起和衰落：勤勉、节俭、有能力的家庭能够积累财富，并且升到更高的社会地位。[20]但家庭的财产——不仅是土地，还包括家族住所和家用之物——都会在第二代因为均分而消失。代际传承的能力和道德历来没有保障，所以家庭最终都会重新坠入贫困的境地。人类学家休·贝克（Hugh Baker）对中国农村生活有以下的记录：“在我们村子里，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历经三四代而持有相同数量的土地。”[21]长时间以来，农民社会反复经历着家庭的兴衰：“家庭财富的消长，使这个社会仿佛一口沸腾的热锅，一个个家族上升，然后破裂，最后又沉到锅底。当破裂的时候，它们的田产也随之消失，而反复的田产分化和聚集所产生的百纳布地貌是中国大地上所特有的景观。”[22]家庭无法太富有，起码就传统中国的农业技术条件而言；也不会太过贫穷，因为到了某一贫困线以下，男性就没钱娶妻生子。[23]打破这一循环的唯一机会是某个儿子科举高中，但此类事情很少发生，并且即便成真也往往只会影响个别家庭。

到目前为止，我使用“家庭”这个词的方式似乎暗示，中国的家庭和西方的家庭是完全相同的。事实不是这样。[24]中国家庭通常要比西方家庭规模大，这在工业化前后都是如此，因此它们能够支撑稍微更大一些的经济单元。理想化的儒家家庭是五世同堂，曾孙和曾祖父同住。很明显，这种扩展式的家庭不很实用；更常见的是所谓的联合家庭，即父亲、母亲（有可能还有父亲兄弟的家庭）和成年儿子的家庭合住。[25]关于中国家庭的历史研究表明，即便这一类联合家庭也是过于理想化的。核心家庭在中国的普遍性是超出中国人自己的想象的，即便是在农村地区的传统农民中。[26]从许多方面来说，大型的联合式家庭都是富人的特权：只有富人才养得起许多儿子和媳妇，并且支撑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一大家人。富有家庭有着循环式的演进，从核心家庭到主干家庭（按：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再到联合家庭，最后又回到核心家庭，随着子女长大，父母过世，新的家庭又建立起来。

倘若认为传统中国家庭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就大错特错了。“家”里面充满了争夺财产继承的火药味。家既是父系制又是家长制：女性嫁入男方家庭就要和自己的家庭切断关联，转而完全地服从自己的婆婆（更不用说家庭内的男性成员），直到她自己从媳妇熬成婆婆。[27]在传统中国，富有的男性会按照他的财力娶多个妻妾。[28]在穷人家庭中，妇女所承担的责任要比在富人家庭中重，因此她们在家庭事务中也有更多的筹码。其结果是，家庭内部出现更多的摩擦。传统中国家庭的力量和稳定是通过控制和压迫女性来实现的；当这种控制弱化的时候，家庭就会分裂。

此外，兄弟间的平等地位也会导致相当大的冲突，妯娌之间的冲突和嫉妒也屡见不鲜。的确，富有的联合家庭的居住习惯——一大家兄弟同住一个屋檐下，或者围绕着一个庭院居住——往往会导致摩擦，因为无法应对摩擦，许多这样的家庭都分解成为核心家庭。因此，尽管五代同堂的模式是理想状态，但现实的巨大压力会让大家庭分解为更小的单元。[29]

在“家”（不论是核心家庭还是联合家庭）以外，还另有同轴的亲属圈，这些圈子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其中最重要是宗族，所谓宗族就是“遵循统一仪规并由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宗亲团体”。[30]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认为其是所有祖先相同的家庭构成的大家庭。[31]宗族在中国南方沿海省份尤其常见，例如广东和福建，而在北方则要罕见许多。中国人的宗族，有时也被称为氏族，一个宗族可以覆盖整个村落，家家同姓。在宗族之外，还有所谓的“大宗祠”（higher-order lineage），是将远亲通过共同的远古祖先而凝聚成一个巨型的宗族。比如，在香港的新界，有若干村落的宗族都是邓姓，所有人都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定居此地的同一位祖上。[32]宗族往往占有共同的财产，例如用于祭祀的祠堂，有些祠堂保持着复杂的仪式规则和几个世纪的家谱记录。[33]

在经济层面上来说，宗族的作用在于它扩大了亲属的范围，也同时增加了可信任的人的总数。对于宗族成员的责任要低于对于家庭成员。同一个宗族可能包括了非常富有的家庭和极度贫困的家庭，而富有成员对于贫困成员不负有什么责任。[34]宗族有时可能是虚拟的：同样姓张或姓李的人会认为他们属于同一宗族，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可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35]无论如何，亲属关系不管多疏远，都构建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和责任基础，并且大大增加了可以参与家庭产业的人的数量，这一点在陌生人之间是无法做到的。[36]

宗族关联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至关重要。许多在环太平洋发达地区的海外华人，或者南洋华人——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都是来自福建和广东这两个中国南方省份。虽然他们的迁徙是两三代人以前的事情，但是海外华人一直保持着和故土亲人的联系。在过去十年间，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家庭或宗族网络而注入的海外华人资本。在香港及其新界地区尤为如此，这一地区地理上与广东省接壤，而宗族也同样有重叠。很多时候，海外华商都会因为宗族关系而受到故乡当地政府的欢迎，不管这样的关系是真是假。这样的亲属关系的存在给予海外华人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即便是在没有清晰产权或稳定政治环境的情况下。这也同样解释了海外华人比日本、美国或欧洲等其他境外投资者捷足先登的原因。

在中国文化中，家庭的优先性，以及稍弱一些的宗族优先性，给予民族主义和公民身份完全不同的意义。多年以来许多观察家发现，对比越南或日本这些邻国，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公民身份和公共精神都要更弱。当然，中国人有着高度发达的、由古老悠久文化所支撑的民族认同。正如我们所看到，在传统中国，民族认同由政治化的儒家所规范，涵盖了对于整个政治权威等级的责任，皇帝位于这一等级序列的顶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受到外来侵略，先是欧洲殖民列强后是日本，催生了消极的、排外的民族认同。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试图代替过去统治者的位置，通过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争取民族代言人的地位。

但在共产党1949年当权之前的若干朝代间，个体中国人的首要忠诚对象不是当权的政治权威，而是他们的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像“日本”对于“日本人”一样富有情感含义，代表了一个有着共同价值、利益和经验的共同体。中国儒家思想中不存在基督教那种对于全人类的道德责任感。[37]从以家庭为中心的同心轴往外，责任感依次递减。[38]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话来说，“作为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细胞的中国村落，对比印度、日本和欧洲许多地方的村落，很明显缺乏统一性。同村的人们很少有机会共同参与到旨在促成习惯和团结气氛的活动中去。中国村落更像是一个几户农家的聚集地，而不是一个有活力的功能共同体”。[39]在中国大陆、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华人社会，公民身份要通过政权力量来强制落实，这与它们补贴大型企业的方式如出一辙。正如许多华人所注意到的，他们的“自发性”公民意识太过薄弱。这一点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任意糟蹋公共空间、缺乏慈善兴趣、不注意保持公共卫生、不愿为公共利益团体做义工，更别提为国捐躯了。[40]

然而社会经济变化的洪流同样改变了传统华人家庭和宗族，这不仅在中国境内是如此，在许多海外华人中也是一样。[41]城市化和地域流动弱化了宗族组织，因为宗族的成员无法再像祖先那样居住在同一个村落里。在城市环境中，大型联合家庭或扩展家庭都难以维系，于是逐渐被夫妇家庭所取代。[42]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也愈发不愿意接受传统家庭中的受支配的地位。[43]家庭化的小农生产和刚起步的乡村工业都即将接近生产力增加的极限。进一步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农民人口进入城市，或者在农村创造出某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结束自给自足的小农模式。许多这样的变化已经在台湾和香港等非共产主义的华人社会中发生。

无论如何，现在来讨论“家”的衰落或死亡，都言之过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家庭模式的变化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剧烈。[44]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家庭关系事实上已经完成了自我重建。在与传统家庭的竞争中，共产主义已经落败。澳大利亚汉学家詹纳（W. J. F. Jenner）指出，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废墟中，比其他组织都更加坚固耸立的是中国父系家庭。[45]后者一直是反复无常的政治生活外的避风港，中国农民始终明白，最终他们能够信任的只有自己的近亲。20世纪的政治历史加强了这一感受：两次革命、军阀主义、外强入侵、集体化、“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以及毛去世后的去集体化，都告诫中国农民在政治环境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今天的掌权者可能是明天的阶下囚。对比来说，家庭至少提供了些许确定性：在养老方面，与其信任法律或走马灯般的政治权威，还不如信任自己的儿子。

自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大体完成了市场化，而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换一个角度看，改革只不过是重建了中国旧有的社会关系。人们发现，共产主义并没有消灭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新机遇下，它又迅速地卷土重来。人类学家倪志伟（Victor Nee）有些懊恼地承认，他之前企图证明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制度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存续下来，并且在经历二十年的土地集体化之后变得更加强大。但他（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却发现唯一存活下来的是小农家庭的单干主义。[46]詹纳指出，许多共产党官员，尽管抱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过去十年间却纷纷在海外银行开立账户，并且把子女送到海外接受教育，这一切都是为自己一旦失势做准备。家庭的意义之于他们，和之于卑微的农民是一样的，都是他们唯一安全的避风港。[47]

在前一章中我提到过，中国经济规模较小且多是由家庭所有和管理。小规模经济长期存在的原因追根究底，并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或者现代法律或金融机构的缺失所导致的。其他处于更低发展水平以及机构更不健全的社会，都已经不再以家庭经济作为商业组织的主导模式。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商业结构很有可能扎根于中国文化中家庭的独特地位。经济生活的范式在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如出一辙。原子化的家庭式企业不断升起或陨落；这些企业无力制度化或延续两到三代；对于陌生人普遍不信任且不愿将外人引入家庭圈中；在战后工业化之前的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华人社会中都存在的继承习俗，阻碍了大规模的资本积累。

[1] 关于农民家庭所面对的独生子女政策问题，参见Elisabeth Croll,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Rural Economic Reforms for the Chinese Peasant Household,” in Ashwani Saith, ed, The Re-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Peasantry: Aspects of Rural Decollectiviz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p.122-123.

[2] 关于儒家思想的宗教层面，参见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p.244-277.

[3] 关于儒家的理想状态，参见Gilbert Rozman, “The East Asia Reg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Rozman, ed, The East Asian Region: 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4.

[4]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人，参见Michael R. Godley, The Mandarin Capitalists in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37.

[5] 这并不是说海外华人群体内无阶级差别。许多中国移民都是苦力劳动者，他们构成了的阶层显然与批发商和商人差别分明；他们中没有士绅阶级和官僚，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这些职位都留给地方精英。参见Godley (1981), p. 38.

[6] 关于儒家美德，参见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3-4.

[7] 关于西方家庭与别处的区别，参见William Goode,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63), p. 22.

[8] Marion J. Levy,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hereafter 1949I), p. 1.

[9] Margery Wolf, The House of Lim: A Study of a Chinese Farm Famil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8), p. 23.

[10] Marion J. Levy, 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hereafter 1949II), pp.208-209.

[11] Kyung-sup Chang, “The Peasant Famil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oist to Lewisia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9 (1993): 220-244.

[12] Levy (1949II), pp.213-216.

[13] 从产权的角度看，任意设定税负这一事实，比税负绝对值高显得更重要。也有证据表明，清时期的税负平均值有所下降。Albert Feuerwerk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297-326.

[14] W. J. F. Jenner, 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Allen Lanelpenguin, 1992), p. 4.

[15] 关于中国财产均分的做法，参见Hugh Baker,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 Siu-lun Wo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sian Family Values to Other Sociocultural Setthigs,” in Peter Berger and Hsinui Huang Michael Hsiao,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p. 139; Jenner (1992), p. 89; and Gordon S.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134.

[16] 此外，该地块往往包括不连续、难以耕种的地带。Albert Feuerwerker, The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p. 15.

[17]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领养习俗，参见James L. Watson, “Agnates and Outsiders: 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 Man 10 (1975): 293-306.

[18] 领养有着极其精密的规则：一个断香火的人首先会考虑过继自己兄弟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长子一般有特权过继自己弟弟的儿子。如果没有子嗣可以过继，他会考虑祖父的其他子孙（即堂兄妹），如果这还不行，他可以不断扩大亲属圈进行搜索，转向更大的宗族或氏族。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可以从贫穷的外人那里买一个儿子。

[19] 下面是一个领养仪式的记录：“领养本族外儿子的仪式安排在一个精心制作的宴会间。不同于婚宴，客人不会送礼钱以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宴会的整个基调是不同的，因为领养的父亲必须赔偿他的同胞成员，让他们接受一个外人成为他们的一员。客人尽量拿无法延续自家血脉这件事情侮辱主人。席间，任何客人可以找主人借钱。主人明白这些钱是有借无还的，因为它只会让人重提今日之局面而引发尴尬……当他们离开了大厅，客人痛斥主人亵渎自己血统，并抱怨食物难吃至极。Watson (1975), p. 298. 还可以参见James L. Watson, “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China Quarterly 92 (1982): 589-627.

[20] 许烺光（Francis Hsu）对某些家庭兴盛而另一些衰败有所描述。参见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7), pp.5-7.

[21] Baker (1979), p. 131.

[22] Baker (1979), pp.133-134.

[23] Jenner (1992), pp.119-120.

[24] 关于中国家庭的文献，参见Hsu (1967); 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Baker (1979); and Paul Chao, Chinese Kinship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79). 关于许烺光和Freedman二人对于中国家庭和宗族的不同解读，参见Siu-lun Wo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sian Family Values to Other Sociocultural Settings,” in Berger and Hsiao (1988), p. 145.

[25] 关于中国家庭的类别，参见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1), pp.43-67.

[26] Tamara Hareven, “Reflections on Family Resear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cial Research 54 (1987): 389.

[27] 参见Shu Ching Lee, “China’s Traditional Family: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Disinteg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1953): 272-280; Francis Hsu, “A Hypothesis on Kinship and Culture,” in Hsu, ed., Kinship and Cultur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71), p. 7.

[28] Baker (1979), pp.21-22. 一夫多妻制给富有家庭的继承带来了特殊的问题。平等的继承原则只适用于某一个妻子的儿子，但她的儿子的所得取决于她在家庭中的排名。第三个或第四个妻子的儿子，或妾的儿子，所得财产依次递减。这些继承人往往需要费尽心机才能从地位更高的儿子和他们的母亲手中拿到一部分财产。较低级别的妻子死了（即化成鬼）比活着更有资格向丈夫施压，问题是如何让丈夫害怕自己死后复仇，但又不必真得自杀。

[29] Baker (1979), p. 49. 在传统中国家庭，妇女的身份低于她们的儿子；因此她无权惩罚他们，必须交于他们的父亲处理。Lee (1953), p. 275.

[30] Watson (1982), p. 394. 还可以参见Baker (1979), p. 49.

[31] Redding (1990), pp.54-55.

[32] Baker (1979), p. 67.

[33] Hui-chen Wang Liu, “An Analysis of Chinese Clan Rules: Confucian Theories in Action,” in David S. Nivison and Arthur E. Wright,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63-96.

[34] Freedman (1979), p. 241.

[35] P. Steven Sangren, “Traditional Chinese Corporations: Beyond Kinshi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3 (1984): 391-415.

[36] 在中国社会一直都有不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组织。在美国的华人移民社区中就有秘密社团和堂会，即犯罪团伙，这些组织要求其成员打破他们的亲属关系，并发血誓效忠新的“家庭”。参见Baker (1979), p.170; and Ivan Light,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94-98.

[37] 这一学说是由后孔子一个世纪的反对者墨翟提出的，但墨家的学说一直被正统儒家视为一个危险的异端。参见Jenner (1992), p. 113.

[38] 显然，儒家缺乏普世道德原则是美国人和亚洲人当前人权之争的关键所在。基督教的上帝既是单一的，又是嫉妒的；他设立一套适用于所有的人道德原则，不加任何区分。洛克的自由主义政治教义和美国缔造者同样是倡导普遍性和平等的，而美国的当代人权运动则是要把这些原则推广到那些没有普遍性义务的社会。

[39]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208.

[40] 参见Redding (1990), p. 188; also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92.

[41] 关于中国家庭变化的研究综述, 参见Wei Zhangling, “The Family and Family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26 (1986): 493-509; Hareven (1987); Ming Tsui, “Changes in Chinese Urban Family Structu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1989): 737-747; Arland Thornton and Thomas E. Fricke,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West, China, and South Asia,” Sociological Forum 2 (1987): 746-779; Janet W. Salaff,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2] Lee (1953), p. 279; Goode (1959), p. 6.

[43] 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161.

[44] 尤其参见Hareven (1987), and Bernard Gallin,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Taiwan: Its Impact on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in David C. Buxbaum, ed., Chinese Family Law and Social Chang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关于去集体化后新式家庭的复杂性综述，参见Martin King Whyte, “Rural Economic Reforms and Chinese Family Pat terns,” China Quarterly, no. 130 (1992): 316-322.

[45] Jenner (1992),p. 128. 另参见 Oded Shenkar and Simcha Rone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Negotiation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Interpersonal Norm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3 (1987): 263-27.5.

[46] Victor Nee, “The Peasant Household Individualism,”in William L. Parish, ed.,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 The Great Transi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185; Victor Nee,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y 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1 ( 1986): 185-203; Victor Nee and Su Siji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View from the Villag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 1 ): 3-25; and Victor Nee and Frank W. Young, “Peasant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Second Economy: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9 (1991): 293-310. 倪志伟（Nee）还认为农村干部依旧扮演者重要的中间人的角色。参见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in Nee and David Stark, eds.,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71-172.

[47] Jenner (1992), p. 13.

第10章

意大利的儒家主义

在过去十五年间，商学院和管理学专家研究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新兴经济现象，那就是意大利中部的小型工业。意大利较晚完成工业化，一直被认为是西欧经济发展的末流，但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意大利的一些地区却井喷般出现了品类繁多的小商业网络，从生产布料到生产名牌服装、机床、工业机器人，应有尽有。一直热衷于小规模工业化的人认为，意大利模式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工业生产范式，这一范式可以移植到其他国家。社会资本和文化能够帮助我们深刻了解这一小型经济复兴背后的原因。

虽然将意大利跟香港和台湾的儒家文化作对比有些牵强，但是社会资本的本质在某些层面上是相似的。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和华人社会一样，家庭关系要比其他非亲属的社会关系紧密得多，而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组织数量都相对少，影响力低，这反映出人们对于家庭以外成员的普遍不信任。这些对于工业结构的影响都是类似的：私有部门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且由家庭所有，而大型企业需要国家的资助才能维持。对于华人社会和拉丁天主教社会而言，导致这一自发社会性缺失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历史发展前期中央集权化和专断的政府占据支配地位，并刻意切除中间组织以控制结社生活。这些笼统的描述和所有抽象表达一样，都需要依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来逐一验证，但是它们的相似性的确让人惊讶。

我们注意到，在华人社会中的个体是紧密服从于家庭的，他们脱离了家庭就毫无身份可言。家庭之间有着激励竞争，这也反映出社会中普遍信任的缺失，因此在家庭或血缘关系之外的合作性集体活动是非常有限的。在此我们可以参照爱德华·班菲尔德的经典研究《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对意大利南部“蒙蒂格拉诺”（Montegrano）小镇的描述：

若要描述蒙蒂格拉诺的社会文化特质，就不得不从个体对于家庭的依附说起。事实上，撇开家庭，一个成人几乎谈不上还有个体性：没有所谓的“自我”，只有“家长”的身份……

在蒙蒂格拉诺人的心目中，对他人施以恩惠必然是自己家庭的损失。因此，没有人愿意负担起慷慨的慈善而让他人得到多余的好处，甚至也不愿让他人得到应得的好处，连公正都不顾。在这样的世道，所有在小小的家庭圈外的人都是潜在的竞争者，也因此成为潜在的敌人。对于非家庭成员，怀疑是非常合理的态度。一家之主明白，其他家庭会嫉妒和恐惧自己家庭的成功，他们会想方设法搞破坏。他必须提防他们，随时准备着打击他们，以削弱他们能够打击自己和家庭的力量。[1]

20世纪50年代，班菲尔德在这个破败的蒙蒂格拉诺小镇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小镇最突出的特点是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结社。班菲尔德之前刚刚完成了对于犹他州圣乔治镇的研究，那里充满了密集的结社网络，因此，对这个意大利小镇呈现出的巨大反差，他感到非常讶异。蒙蒂格拉诺小镇居民能够感受到的唯一道德义务是对于他们小型家庭的成员负责。家庭是一个人唯一的社会保障来源；因此，倘若父亲不幸早逝，那么一家人就会有天塌地陷般的危机感。蒙蒂格拉诺人完全没有办法合作举办学校、医院、商业、慈善以及其他一切活动。因此，小镇上所有的组织活动都仰赖两个外在的中央化的权威来指导：教会和意大利政府。班菲尔德对于蒙蒂格拉诺的道德准则做出总结：“将核心家庭的物质、短期优势最大化；同时认为其他人也会这样做。”他把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自我孤立称为“无道德家庭主义”，这一术语后来被收录进社会科学词典中。[2]这个术语稍加修正，同样可以用于华人社会。

班菲尔德最为感兴趣的是无道德家庭主义的政治影响，而非经济影响。例如，他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政府充满恐惧和不信任，但他们同时又坚信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来控制其他同胞。如在非共产主义的华人社会中，公民身份和制度认同就比较弱。不过，无道德家庭主义的经济后果也同样是明显的：“缺乏（超越家庭的）结社组织是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除非人们可以创立并且维系公司组织，否则不会产生现代经济。”[3]蒙蒂格拉诺的大部分居民是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民；此类社群中的工业雇佣必须由外部来组织，极有可能是国有公司。虽然这个地区的许多大地主能够建立盈利的工厂，但他们却从不主动，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有义务来承担风险。[4]

我们对班菲尔德的观点必须在若干角度加以限定和更新。最为重要的说明是蒙蒂格拉诺的原子化个人主义并不是整个意大利的共性，而是专属于南部区域。班菲尔德自己也发现了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巨大反差；北部地区有着更为密集的中间社会组织网络以及公民共同体的传统，因而更加接近中欧而与意大利南部相去甚远。在过去的十五年间，观察家将意大利分为三个地区，而不只是南和北：贫困的南部地区，包括西西里和撒丁岛；由米兰、热那亚以及北部的都灵所构成的工业三角区；以及被冠以“第三个意大利”的中部地区，包括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翁布里亚、马尔凯以及东北部的威尼托、弗留利和特伦蒂诺。第三个意大利区域有着鲜明的特征，将其与传统的两个意大利地区区分开来。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通过测量“公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y）将班菲尔德的研究发现扩展到整个意大利：所谓“公民共同体”指的是人们建立非亲属关系组织的倾向，即是自发社会性。帕特南发现在意大利南部公民共同体极度匮乏，反映在测量指数上，则是极少数的结社，例如文学会、体育和狩猎俱乐部、地方报社、音乐团体、工会等等。[5]意大利的南方人对比其他地区居民更不愿意阅读报纸、加入工会、投票以及参与本社区的其他政治活动。[6]此外，南部居民对于同地区其他居民抱有较低的社会信任，对于其他人是否会遵纪守法也没有信心。[7]帕特南认为，意大利天主教思想与公民社会意识有负相关性：越往南，人们参加弥撒、举办宗教婚礼、反对离婚等行为指数就越高，同时公民共同体意识也越弱。[8]

帕特南发现，虽然随着意大利战后经济发展，出于生计的社会竞争压力已经减轻，但是班菲尔德提出的无道德家庭主义在南部依旧盛行。他认为，南部家庭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孤立与不信任已经有几代人的历史，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一份1863年的报告写道，在卡拉布里亚区（Calabria），“没有结社，没有互相援助；一切都是孤立的。社会单单由公民和宗教联系所维系；但是在经济层面却不存在任何结社，家庭之间、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政府之间都毫无团结可言”。[9]另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指出，在世纪之交，“农民阶层内部的战争要比它们与农村社会其他阶层的冲突频繁得多……这种态度的盛行，只有置于一个充满不信任的社会环境里才能解释清楚”。[10]这些特征描述与中国农民生活的情况甚为相似。

在意大利南部，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个常见于中间社会组织羸弱的核心化社会里的现象：最有力的社团组织是“犯罪共同体”，它们往往不受普遍道德律法的约束。[11]在意大利，这样的组织有例如黑手党、光荣会、卡莫拉之类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和中国的堂会一样，意大利的犯罪团伙类似家庭，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在家庭外缺乏信任关系的社会里，黑手党成员的歃血盟誓相当于一种亲属关系的替代，让他们在背叛诱惑极大的环境里可以相互信任。[12]高度组织化的犯罪团体也常见于其他中间团体羸弱的低信任社会，例如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和美国的城市中心。当然，在意大利南部地区，政治和商业精英的腐败也比北方地区普遍得多。

对比而言，意大利社会资本最雄厚的区域均在北部（皮埃蒙特、伦巴第大区、特伦蒂诺），尤其是在例如托斯卡纳和艾米利亚—罗马涅这样的第三意大利地区。[13]

依照本书的大主题，即社会资本对于经济组织的活力和规模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假设，在意大利不同区域间经济组织有着显著不同的特征。的确，南北部的数据对比凸显了这一趋势。意大利的大型企业数量要小于其他与之绝对国民生产总值对等的欧洲国家，例如英格兰和德国；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意大利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国家，例如瑞典、荷兰和瑞士，也拥有和意大利规模相当的企业。[14]如果把国有公司排除的话，意大利跟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更为显著。意大利和台湾、香港一样，几乎没有大型、公共控股且实施专业管理的跨国公司。为数不多的例如阿涅利（Agnelli）家族名下的菲亚特集团（FIAT）或者奥利维蒂（Olivetti），都集中于北部的工业三角区。对比而言，意大利南部是类似于台湾的标准马鞍状分布。私有企业弱小并且由家庭持有，迫使国家介入，通过补贴大型、低效率的国有公司来维持就业水平。

许多人认为意大利政府羸弱不堪，甚至根本不存在，但是这是将羸弱和低效混为一谈。就其正式实力而言，意大利政府和法国政府不相上下，前者是在统一之后按照法国路线特意打造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去中央化的政策颁布之前，各地区的政策均是由罗马统一制定的。比法国政府更胜一筹的是，意大利政府还直接经营若干大型企业，包括芬梅卡尼卡（Finmeccania）、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the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意大利商业银行（the Banca Commericale Italina）以及埃尼化学公司（Enichem）。1994年4月，短命的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右翼政府上台之后，曾经有过将意大利一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讨论，而在法国，巴拉迪尔（Édouard Balladur）的保守党政府上台之后，也有过类似的讨论。这两个国家是否能够完成私有化，目前看来还是未知数。

意大利在过去一代间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区域，是位于中部的“第三意大利”，这里有着社会资本的最大谜题，也同样是与台湾和香港最为类似的区域。早期关注第三意大利的社会学家注意到，这一区域的产业机构基本上由小型、家庭所有、家庭管理的公司构成。[15]在贫困的南方地区，农民家庭主义依旧是主要特征，而第三意大利的家庭企业则是创新性、出口导向的，并且大多数是高科技公司。例如，这个地区是意大利机床产业重镇，有着大量的小型数控机床（例如电脑控制的机床）生产厂家。这些厂商的生产量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使意大利一跃成为欧洲第二大机床生产地（仅次于德国）。[16]不少意大利产的机床甚至在德国汽车制造业都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有着相当高的总产量，艾米利亚地区的机床产业的流水线生产往往非常缓慢，通常只相当于一台客户定制机器在运转。[17]

第三意大利的其他有着高度竞争力的产品包括布料、服装、家具、农场机械以及其他高端资本产品，例如制鞋设备、工业机器人、高品质瓷器以及瓷砖。这证明，在小规模产业和技术落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意大利是当今世界工业机器人的第三大出产地，然后这一产业产量的三分之一是由雇员不到50人的企业完成的。[18]在很多方面，意大利都已经成为欧洲时尚产业的中心，20世纪60和70年代，很多品牌都从法国搬到这里。1993年，意大利的布料和服装创造了高达18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和食品以及能源的贸易赤字相当。在这一产业中，仅有两家大规模的上市企业，贝纳通（Bnetton）和西敏特（Simint）；68%的工人都受雇于少于10名雇员的公司。[19]

许多关注第三意大利小型家族企业的观察者发现，这些企业喜欢扎堆到某些工业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9世纪首次注意到这一趋势，在工业区，这些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当地集中的手艺和知识。这些区域被认为是意大利版本的加州硅谷或者波士顿128号公路。有些案例中，这些工业区是当地政府特意扶持的，例如提供培训、融资等服务。而在其他案例中，小型家庭企业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公司构建出了自发型网络，并且将供给和市场服务承包给其他小型企业。这些网络与亚洲的网络组织相似，但对比日本的财阀组织，它们在规模上更类似于台湾和其他华人地区的家庭网络。意大利的网络似乎行使着某种与亚洲网络相似的经济功能，它们一方面构成了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和纵向整合，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小型持有者管理企业一贯的灵活性。

第三意大利小型企业的多样性和成功经验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关注。这一类工业区往往充斥着小型的工艺导向的高科技公司，这是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所谓的“灵活专精化”范式的主要特征。[20]皮奥里和萨贝尔认为，大型企业的大规模生产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基于工艺技能的小规模企业不仅没有被大型企业消灭，而且随着消费市场变得高度细化、复杂和瞬息万变，或许只有小型组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才能提供溢价。皮奥里和萨贝尔认为，小型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企业生产商的聚集不仅仅是意大利发展的一个有趣现象，而且代表了一种未来可能在其他国家复制的增长——这样的增长可以避免大规模生产模式最坏的异化特征。我们以下会讨论，这两位学者的看法是否正确，取决于小规模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有着文化基础。

许多外围的观察者看到意大利的小规模工业化现象，于是希望它能够成为可以推而广之的工业发展模式，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欧盟委员会在近年将意大利的工业园区作为创造就业机会的小型商业发展的典范。在战后，欧洲的大型企业通过提高效率来稳步削减岗位，中小型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的比率出现了增长。[21]但是小型企业就业机会在欧洲的分布并不均匀，并且就欧洲整体而言增长远没有在美国那么强劲。[22]许多工业区模式的支持者往往认为，小规模工业本身就是一个好策略，他们也同时强调这一现象的许多方面会受到政策的影响，例如由当地或者区域政府构建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

很明显，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大量的社会资本可以用来解释这些地区更加繁荣的经济。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经济体不能用来预测一个社会内部的自发社会性（或者用他的说法“公民共同体”），这一点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反之，自发社会性却能预测经济成就，甚至优于经济因素。[23]在1870年意大利统一的时候，北部和南部都没有工业化。的确，在北部地区工作人口比例要高一些，但是工业发展在北方迅速展开，而南方在1871到1911年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要略微缓慢一些。北部的人均收入一直保持领先，到今天地区间的差异依旧很大。这些区域性的差别无法用政府政策来解释清楚，因为这些政策（绝大部分）在意大利完成国家统一之后由新出现的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然而，这些区域差别却与各区域内部的公民共同体或者自发社会性的程度密切相关。[24]意大利各地都有家庭企业，但是对比在社会信任缺失的南方家庭企业，这些在有着高度社会资本区域的企业一直都更加多样化、更具创新精神、更加富有。

就规模而言，在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小型家庭企业看上去像是一个极端案例。意大利北部的企业比南部的规模大，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前者的社会资本要更加雄厚，但是为什么在意大利中部，也就是帕特南认为意大利所有区域中社会资本最为雄厚的地方，却成了小型企业的集聚地？这一地区的社会信任原本可以使制造商超越家庭经济组织，正如其政治生活不似南部那样高度依赖于家庭和私人庇护。

也许除了社会资本之外还有其他外界因素——政治、法律或者经济——促进了大规模组织在北部的发展，并相应阻碍其在中部的发展。在无法找到合适的解释时，我们可以参考两个说法。其一，我们在考察第三意大利产业结构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其网络而非个体公司。正如与之类似的亚洲组织，这些意大利网络使得小企业无需变成大型集合化的企业，即能达成规模经济。然后，与华人网络不同的是，意大利的网络并不依赖于家庭，而是非亲属通过职业和功能达成合作关系。按此说法，小型网络化公司是企业家特意的选择，这些企业家有着高度的自发社会性，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选择规模化。

另一方面，也有证据表明，这些企业的小规模和它们的网络结构是无法进行制度化的结果，而不是特意的选择。因此，第二种说法是，在意大利中部，家庭关系依旧强大，并在商业生活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同时又没有破坏在政治领域广泛的公民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在意大利中部，并没有出现强大家庭和强大自发结社的置换；二者同时都具有凝聚力，就如同在其他社会，二者可能同时都羸弱。

的确有证据支持第二种说法。对比欧洲其他地方，家庭主义在整个意大利有着更强大的影响，无论是北部、南部还是中部，但它在各个区域间还是存在着显著区别。有不少观察家谈到该国各区域间家庭结构的不同。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正如在中国一样，核心家庭模式在整个欧洲的普及率比我们原先所想得要高，起码从14世纪开始就是如此。[25]然而意大利中部却是一个例外，这一地区从中世纪以降，复合家庭关系就一直延续，至今保持着较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26]所谓“复合家庭”（complex family）和华人的联合家庭多有相似：父母亲和他们成婚的儿子以及他们各自的家庭居住在一起，或者就近居住。这一扩展家庭的模式到今天依旧如此。在第三意大利，50%的人口都在复合家庭中生活，而对比之下，在北部三角地区（伦巴第、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这个比例是27%，在南部仅有20%。相对的，北方三角区核心家庭的比例就高得多（占人口的64.6%）；并且有趣的是，这个比例在赤贫的南方甚至更高（74.3%）。[27]最后这个数据支持了班菲尔德的观点，他认为核心家庭是南方主要的亲戚单元，也是人们感觉道德责任的所在。

我们可能会认为，意大利和中国最为相似的是南部地区，因为在那里，社会信任保持在核心家庭内部，而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很难达成合作关系。事实上，第三意大利的家庭结构和中国家庭最为相近。[28]对比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关系或意大利中部的较大型家庭，在班菲尔德所描述的蒙蒂格拉诺小镇，农民家庭不仅规模要分化得多，而且更加孤立。以下是班菲尔德对家庭紧张关系的描述：

每当有新家庭成立的时候，它与旧有家庭之间的关系就弱化了。婚礼安排则是新郎新娘和对方家庭成员交恶的好时机。为了保护新家庭不受旧有家庭的强势欺凌，人们不惮恶意相向。然后这同样令家庭成员之间难以达成合作。之所以家庭地产被分割成极小块且分散的小片，就是因为家庭分崩离析。举例而言，布拉托同父异母的姐妹拥有的田产与他相邻。她自己不能耕种，但她不会把田产租借或者出售给他，因而这块田产就荒废了。如果农民和他们的兄弟姐妹关系良好，他们还有可能在分割田产时通过一系列的交换而达成合理分配……即便家庭内没有嫌隙，儿子一旦结婚，他们和父母的关联也就自动瓦解了。一旦他有了自己的妻儿，他便没有义务关注父母的福祉，除非他们就要饿死了。[29]

班菲尔德所描述的社会和中国截然不同，后者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观。意大利南部的家庭规模如此之小，如此分化、羸弱，以至于它们无法成为经济产业的基础。而华人家庭，也就是说华人家庭企业，可以指望儿子、女儿、叔伯、祖父母甚至血缘组织中更远的亲属来提供商业组织所需的人力。而这恰恰就是第三意大利所拥有的家庭结构：这样的家庭结构是现代意大利家庭企业的支持来源。

一些社会学家还指出，有另外一个因素可以解释意大利中部地区家庭企业的普及：佃农制度。[30]佃农耕种是基于地主和农民户主之间的长期契约，后者代表家庭其他成员签订合同。为了保证田产被充分利用，地主往往希望他的佃户家庭足够庞大，而佃耕合同让他可以充分控制佃农家庭，例如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搬走或者结婚。在很多时候，田产规模之大，以至于核心家庭无法独立完成耕种。于是这便成了发展大家庭的经济驱动，这些家庭往往成群居住在他们租种的土地上。对比而言，在意大利南部，农业劳动力最主要的形式是计日工（bracciante），他们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和他们所工作的土地没有长期协议。计日工通常以个体形式受雇佣，居住在镇上，而不是他们所劳作的土地。在意大利中部的佃农则以家庭单元形式工作，并且共同拥有财产——工具和牲畜。如此所构建出的驱动力是鼓励勤俭和创业，而这样的驱动力在南部地区的劳工身上是不存在的。[31]如此看来，意大利中部从事佃农耕种的扩展家庭构建了一种有凝聚力的经济单元，这一点与中国农民家庭颇为相似。这一现象出现在工业化之前，并且在此后依然作为家庭企业的自然基础。

为什么意大利各区域间的自发社会性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为什么在南部要比中部和北部低那么多？这大体可以通过各区域有史以来中央政治集权化的程度来进行解释，而这一进程远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在南部地区的无道德家庭主义，其根源在于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诺曼王朝，尤其是在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时期。这一南方王国建立了早期的王权绝对主义，打破了期望自治的市镇的独立性。在乡村出现了陡直的社会阶层，地主贵族对于迫于生计的农民有着极大的控制权。虽然在一些社会中，宗教可以起到加强中间机构的作用，并促进组织自发性，但是在意大利南部，天主教会只起到加强君主专制的作用。教会被视作是外加的义务和负担，而非由其成员自发加入并且控制的社群。

这一中央集权的权威与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去中央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邦在中世纪末期已经是独立的共和国。这些商业化的城邦不仅政治上独立，而且不时使用共和制的政府形式，这一形式要求其成员有高度的政治参与。在这样的保护伞下，丰富的联合体得以发展，包括行会、邻里协会、教区组织、兄弟会等等。在北部和中部，教会不过是众多组织中的一个而已。用帕特南的话来说，“到14世纪初，意大利催生出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创新性的治理模式，各自有着其社会和文化特征——广受推崇的南方诺曼封建贵族制度，以及北方富有创造力的公社共和制”。[32]此后，北方被“再封建化”，重新纳入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权威统治之下（其中许多是外国势力），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构造出的共和传统作为北方文化的一部分得以延续下来，在现代成为远高于南方地区的高度自发社会性的源泉。

正如“第三意大利”这个称呼所暗示，这一地区是南北地区所代表的两个极端之外的另一种立场。一方面，它所受到的家庭主义的影响要比南方地区更加发达且强烈。这样的家庭主义理所当然成为家庭企业的经济基石，即便它抑制了家庭企业朝着更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受到北方公社共和精神的影响，于是冲淡了南方地区的高度分化的家庭主义。于是，艾米利亚—罗马涅或者马尔凯地区的网络化家庭企业，位于南方极小规模的农民产业和北方大规模、专业管理企业间的居中位置——既没有完全的原子化，也没有完全融入大型组织。

灵活专精化的支持者喜欢把意大利的小规模工业化描述成工业组织的理想化模式。据此观点，意大利家庭企业融合了非异化的小规模、工艺技术、有效尊重家庭传统、技术精良以及其他往往是大型企业才有拥有的优势。帕特南将这些区域的经济行为描述成公民意识合作的完美典范，商业网络和地方政府契合，为所有人提供满意的工作和富裕的机会。[33]但是小规模企业的网络化组织是不是未来的趋势？是不是融合了规模经济、小作坊式的亲密关系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重新整合的新时代工业组织模式？[34]

意大利丝毫没有因为其商业的较小规模而付出代价。直到1992—1994年的萧条，意大利经济是整个欧洲发展最快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小型企业部门的多样化。小规模对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未能构成多大制约，这跟台湾和香港的情况大体一致。用一位主流意大利设计师的话来说，服装产业“每半年左右……就要以惊人的速度更新一次”，小规模毫无疑问是一个优势。[35]

但是这一形式的工业化也有许多负面因素。意大利家庭企业通常寿命较短，而且无法采取有效的管理手段，这一点和中国家庭企业如出一辙。在硅谷和128号公路有许多小型的、处于创业阶段的公司，但是他们都成长为巨型的、官僚构架的企业，例如英特尔（Intel）和惠普（Hewlett-Packard）；如果这些企业不采用集团组织模式，他们是绝不可能成为行业巨头的。虽然有贝纳通和范思哲（Versace）等特例，意大利的中部家庭企业中很少能够完成类似的转型。迈克尔·布林（Michael Blim）深入研究了马尔凯地区的小规模工业化，用他的话来说，

圣洛伦佐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拒绝通过搭建管理结构来完成公司的制度化；因而，他们只有靠自身的聪明才智，有时还要靠纯粹敢干，来生存和发展。然而最终，即便是他们当中最善于应付的企业家，也因为疲惫而退休，或者在他们退休前就破产，事实上都算是失败。所幸的是，因为创业的成本低，所以依旧有年轻的企业家带着无可取代的赤子之心来接替他们的位置。然而常常出现的情况是，第二代企业家丢失了勤俭的习惯，而这一习惯是企业积累的基础。很快，公司的盈利就挥霍在奢侈浪费和提升社会地位上。[36]

正如台湾的情况一样，这些小型的家庭企业竞争十分激烈，尽管他们有着网络联系，这些企业的分化程度和对于彼此的不信任要远远超过某些国外支持者的估计。家庭企业与员工以及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最能体现公民意识的发达程度，而在这一点上，这些企业因为种种行径而遭到质疑，例如普遍使用“黑工”，通过一些非法手段拒绝支付额外福利或者谎报收入，以及非法购进货物等等。[37]在许多时候，意大利中部小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的雇员没有像北方工业三角区的雇员那样组建工会，因此获得的薪酬要少很多。[38]

虽然规模大就不一定好，但对于某些行业来说，毫无疑问是大规模有优势，但家庭主义的本质令这些企业无法进入新兴市场，或者利用规模优势。虽然在某些消费者市场已经有产品分化和细化的趋势，但是大规模生产还未退出历史舞台，规模经济也已经活跃于许多行业。正如台湾和香港一样，企业的家庭化倾向既是优势也是制约，而对于意大利的企业来说，这一点制约了它们朝着全球经济中某些需要规模化发展的行业进军。就此而言，意大利家庭企业间兴起的网络并不能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是证明这些企业无力朝着更加高效的规模发展，或者完成开拓新市场和抓住技术机遇所必需的纵向整合。毫无意外的是，这些企业和台湾企业一样，都专于机床、陶瓷、服装等不需要靠大规模来盈利的行业。在另一方面，众多小型家庭企业组成的网络是否就能缔造一个意大利的半导体产业，这非常值得怀疑。

许多观察家将意大利和欧洲大陆对比，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对比过意大利和中国。虽然这两个国家在历史、宗教和文化的其他方面都相去甚远，但它们在若干重要方面却十分相似。在这两个国家，家庭都在社会结构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而在非亲属组织中都有着相应的弱点，它们的产业结构都包含了相对小型并且通过网络关系相互依存的家庭企业。两国的相似之处还不止这些；因为规模小和决策机制简单，第三意大利、台湾和香港的企业非常适应快速变化且高度分化的消费者市场，或者生产例如机床等无需大规模的货物市场。在两个社会中，小型家庭企业依赖网络来达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意大利和中国的家庭企业都因为规模的限制而无法突破这些产业，从而在全球经济中占有类似的市场份额。因此，就产业结构而言，意大利的这些地区在本质上都是儒家的，而它们在适应变化无常的经济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也将是相似的。

[1] “蒙蒂格拉诺”（Montegrano）的名字是虚拟的，不过这个镇子是真实存在的；它的真实名字叫基亚罗蒙特（Chiaromonte）. Edward C.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58), pp.107, 115-116.

[2] Banfield (1958), p. 85.

[3] Banffield (1958), p. 7.

[4] Banfield (1958), p. 88.

[5]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m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91-92. Putnam还提供了更广泛的其他机构的数据，说明南北差距.

[6] Putnam (1993), p. 97.

[7] Putnam (1993), p. 111.

[8] Putnam (1993), p. 107.

[9] Putnam (1993), p. 139.

[10] Bevilacqua, 转引自Paul Ginsburg和Putnam (1993), p. 143.

[11] 这一表达也用于Jesse Pitts对于法国的描述。参见Jesse R. Pit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ourgeois France,” in Stanley Hoffmann and Charles Kindleberger, eds., In Search of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2] 关于这一点, 参见Putnam (1993), p. 146.

[13] 公民社团的集中度地图，参见Putnam (1993), p. 97.

[14] 意大利199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2 230亿美元；荷兰、瑞典和瑞士这一数字分别为3 200亿，2 470亿和2 410亿美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94 Yearbook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4).

[15] “第三意大利”最初的概念详细说明，参见Arnoldo Bagnasco, Tre Italie: la Problematica terioriale dello sviluppo italiano (Bologna: 11 Mulino, 1977). 其他关于意大利小规模工业化的文献，参见Arnoldo Bagnasco and Rosella Pini, “Sviluppo economico e trasformazioni sociopolitiche nei sistemi territoriali e economia diffiis: Economia e struttura sociale,” Quaderni di Fondazion Giangiacomo Feltrimelli no. 14 (1975); Giorgio Fua and Carlo Zacchia, Industrzlizzazione sensa jitytture (Bologna: Il Mulino 1983).

[16] Michael J. Piore and Charles F.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p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 227.

[17] Sebastiano Brusco, “Small Firms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 Experience of Italy,” in David Keeble and Robert Wever, New Firm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1982), pp.192-193. 无论在哪国生产，机床工具由于其本身的性质，生产厂家往往规模小，产量低。

[18] Julia Bamford,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Firms, the Traditional Family and Agrarian Patterns in Italy,” in Robert Goffee and Richard Sease, eds., Entrepreneurship in Europe: The Social Processes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 8.

[19] 还有第三个公司，即范思哲（Versace），计划在1994年上市。New York Times, June 13, 1994, pp. Dl-D2.

[20] 关于小企业灵活的专业化范式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参见Piore and Sabel (1984); Charles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Michael J. Piore and Suzanne Berger, 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to Mass Production: Politics, Markets and Techn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Past and Present 108 (1985): 133-176.

[21] 中小企业的就业没有增长这么多，也没有那么大幅度锐减。参见Richard D. Whitley, “The Revival of Small Business in Europe,” in Brigitte Berger ed., Cul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1), p. 162.

[22] 一直以来，小企业就业增长最显著的国家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荷兰和丹麦。Whitley in Berger (1991), p. 170.

[23] Putnam (1993), pp.156-157.

[24] 关于这些观点，参见Putnam (1993), pp.158-159.

[25] 完成这一修正的最重要的学者是Peter N. Laslett. 参见他编撰的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Michael Gordon, ed., American Family in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t. Martiris Press, 1973).

[26] Bamford in Goffee and Scase (1978), p. 16. 关于Bertalia以及意大利中部协作耕种地区的扩展家庭更为细节的描述，参见David I. Kertzer, Family Life in Central Italy, 1880-191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4). 还可以参见David I. Kertzer and Richard P. Saller, eds., The Family in Ital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7] Bamford in Goffee and Sease (1987), p. 17.

[28] 关于扩展家庭的重要性，还见于Piore and Sabel (1984), pp. 227-228.

[29] Barmeld (1958), pp.118-119.

[30] Bamford in Goffee and Sease (1978), pp.17-19; Kertzer (1984), pp.32-35.

[31] Barnford in Goffee and Sease (1978), pp.19-20.

[32] Putnam (1993), p. 130.

[33] Putnam (1993), pp.159-160.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向商业网络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如培训和信息服务。这一点在讨论日本的章节中会有更详细的展开。

[34] 更为详尽的讨论参见本书有关日本的章节。

[35] Santo Versace, 引自New York Times, June 13, 1994, p. D2.

[36] Michael L. Blim, Made in Italy: Small-Sca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Praeger, 1990), p. 258.

[37] 根据 Blim (1990), pp.162-165，他所研究的Marche地区，二十五家鞋厂老板只有一个人拒绝雇用黑工。

[38] Whitley in Berger (1991), p. 168.

第11章

法国：面对面

近几十年来，法国政府一直将打造法国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作为首要任务，例如航空、电子和计算机领域。其措施与过去至少五百年来的政府做法相一致：一群巴黎官员制定促进科技发展的计划，之后再通过保护本土产业、发放津贴、政府采购、（在1981年社会党获胜后）一部分高科技企业的完全国有化（包括整个电子产业）等手段实现这些计划。这种强硬的工业政策（或曰“经济统制”）的确有一些效果：航空工业发展稳健，包括协和超音速飞机、一系列用于出口创汇的军用飞机、一个进行中的航天发射计划以及在其欧盟伙伴的帮助下创建的一个商业航空公司——空客公司。[1]

但法国高科技产业政策的整体表现却差强人意。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政府的计算机计划预测，强大的计算能力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庞大的分时计算机，而就在微型计算机革命到来前夕，法国政府还在补贴大型机的发展。[2]80年代初，法国的计算机产业开始国有化并获得巨额津贴，但不久这一产业就开始出现巨额亏损，增加了政府的预算赤字，并导致法郎贬值。之后，除了垄断的法国电信市场外，法国企业从未成为软件或硬件的前沿供应商。政府政策也未能培养出世界级的半导体、生物技术或汽车工业。

法国产业政策的不良记录往往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诟病产业政策的依据。的确，这些记录让我们认识到政府在缔造产业赢家方面能力有限。但是许多批评家没有考虑的是，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企图干预经济，正是因为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缺乏动力、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用皮埃尔·德雷福斯（Pierre Dreyfus，前工业部长，雷诺汽车公司的前任总裁）的话来说：“法国的私营企业不愿冒险，它们冷漠、胆怯、畏首畏尾。”[3]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时间中，法国的私营企业从未成为新组织形式的领军人物，也从未因规模庞大或掌握复杂的工业流程而闻名于世。除去国有或者国家扶持的企业外，法国最成功的企业往往是家族型企业，它们所面向的是相对小众、高品质的消费者或特色市场。

如果这一模式听起来耳熟，那么确实如此。将现代法国这样一个复杂而高度发达的社会，与远东小型而新贵的华人社会相比较，虽然看起来相当冒失，但是从构成社会资本的本质方面来看，两者之间确实有着众多的相似性。法国家庭和政府之间的中间社团组织较为薄弱，这让法国私营经济受到限制，难以催生出大规模、强盛、有活力的企业。其结果是，法国的经济生活围绕家族型的企业抑或大型国有公司，而这些国有公司是在政府出手拯救奄奄一息的大型私有企业时成立的。中间组织的缺乏不仅对法国的工业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且还影响了法国的劳工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模式。

在此我们应该先指出法国与儒家社会存在非常重大的差异。说法国跟中国一样在任何方面都是家庭主义的，甚至说法国有类似于意大利中部的家族主义，都是不正确的。除了天主教教会和拉丁民族传统给予家庭的一般约束力外，法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明确的思想体系来赋予家庭特权。法国在中世纪时有着各种各样的中间组织——行业公会、宗教社团、市政组织和俱乐部，几乎都是是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后来，法国成为“唯才是用”这一理念的首创国，即以业绩为客观标准而非出身或承袭的社会地位。法国家庭，无论社会阶层如何，都从来没有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也从来没有中国家庭严格的父系制度。法国贵族阶层和显赫的资产阶级中常常可见的父母亲名字连在一起，这一点足以证明了母系继承的重要性。

此外，至少自早期现代以来，法国国家就有了与中国十分不同的合法性和荣耀感。从理论上讲，儒家意识形态赋予位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皇帝、朝廷以及帝国官僚机构以合法性。但是，在中国人中间也有着不信任国家的传统，并且会为了对抗国家的掠夺而捍卫自己家族的特权。对比而言，在法国，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一直以来都向往为政府工作，他们都希望进入国家行政学院（ENA）或其他高等学院，以保证以后在官僚机构谋得一官半职，或者管理其他大型的国有企业。反观华人世界，尽管人们对从事官僚职业的谨慎心态在改变，不过相对来说，只有少数野心勃勃的人才会选择进入公务机构，多数人还是会通过私人事业来寻求自己和家庭的幸福，这一点无论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都是如此。

法国家庭的真正重要之处并不是其是否强大或团结，而在于由于在家庭和政府之间缺乏能够缔造个体忠诚的中间组织，家庭遂被推到前台成为社会凝聚的主要模式。这一点没有争议，至少在经济生活中是如此。

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一篇重量级论文中指出，与英国、德国或美国相比，法国经济相对滞后的原因在于传统家族企业占据了经济主导地位。[4]兰德斯认为，典型的法国家族企业家骨子里头是非常保守的，厌恶新生和未知事物，首要关注的是家族企业的生存和独立，因此他不愿意公开募股，或寻找资本来源，生怕削弱他对企业的控制。法国的生产商有着强烈的保护主义意识，远不如德国人那样以出口为导向，他们把自己更多地看作是一个工作人员而非企业家，并且“把政府当作父亲一样，在他的怀抱中，他总能找到庇护和安慰”。[5]

杰西·皮茨（Jesse Pitts）将兰德斯的观点进一步扩展，他认为成功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经被贵族阶层的风俗和价值观所同化。后者鄙视资本主义，颂扬高贵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胜过持续、稳定的理性积累过程。[6]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并不想通过发展和创新来扭转现状，而是向往贵族的安定、拥有地产、食利的生活状态。巨额财富的积累难以实现，部分原因是由于创业家庭不愿意承担太大风险，也是家庭的本质所致。长嗣继承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因其不民主而被废除，而法国家庭的母系继承思想往往导致内部摩擦和财产分割。其实，皮茨还可以再加上一点，那就是到了20世纪，法国贵族保守的反资本主义思想被另外一种同样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所取代，出自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尤其是影响了法国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商业的合法性的看法。

兰德斯认为法国经济落后有其家庭主义的根源，这种观点之后反复受到抨击。最重要的反驳是，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创造了不逊于德国经济的微型“奇迹”。于是，法国落后或反应迟钝的假设渐渐遭到质疑。[7]今天，倘若用同等的购买能力而非美元来比较的话，法国是工业化世界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很多修正观点，他们认为，首先，法国的增长速度从未明显低于英国和德国等那些所谓更先进的国家[8]；其次，家族企业创新和创造新财富的能力并不亚于专业管理型企业。[9]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和发明百货商店这一形式的“优市”（Bon Marché），就是家族企业的规模发展、生机勃勃的实例。[10]

尽管有这些批评，不可否认的是， 法国经济的家庭主义组织结构一直到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前。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与德国和美国相比，法国的家族企业向专业管理型公司的转化开始得比较晚，而在促进这一转型过程中，法国政府起了巨大作用。德国企业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采用公司形式的组织结构，而此时在法国，家族领导企业的合理性依旧无人质疑，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家族企业仍然保持了它们的主导地位。[11]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系列法令出台，削弱家族的控制，其中包括股东的平等投票权，但是法国企业普遍向公司管理制转型则要等到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才算真正开始。[12]按人均收入来计算，法国的增长速度可以赶上英国，但是经济史学家一致认为，法国在学习新技术方面，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化工、电子设备、煤炭、钢铁等领域）要比德国或美国慢。法国的贸易协会一直都不如德国发达，而贸易协会在提升行业标准、训练人才、培育市场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国的贸易协会尽管已经现代化，但是它们所起的作用多是通过关税和津贴来保护既有经济不受竞争的威胁。[13]而且法国仍有着一种共识，即法国的制造业一直保持着19世纪就有的高品质消费品生产的传统，小规模的家族企业保存得尤其好。[14]

的确，法国经济的许多显著特点都可以归根到法国的家庭主义。一些观察家认为法国产业受到马尔萨斯式市场组织的牵连而发展缓慢，这种组织结构使大量小企业卷入“过度”竞争，因而降低它们自身的营利能力，或者导致它们组成企业联盟来保护市场份额。但市场结构是企业试图达成规模经济的结果而非原因。[15]如果法国企业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那问题很可能不在市场本身，而在于家族企业不愿扩张、不愿削弱其控制的特质上。同样的，有些人认为，法国有着规模小而数量多的生产传统高品质产品的企业，是因为该市场小众且细化的特点。的确，阶级区隔和某些贵族传统对法国消费者的品位有深远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型现代化的营销组织也有创造了市场需求。法国的大众消费品市场最终成型于二战后，不过是比美国和德国的市场形成得略微晚些。但这一相对迟缓，归根结底，恐怕还是缘于法国家族企业萎缩过慢。[16]

传统的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团结、自我中心，并且关心地位和传统，这些一直是法国文学和社会评论的主题。正如其他家庭主义社会一样，法国社会长久以来在文化上排斥收养，拿破仑执政时期创立收养基本法，在最高行政法院激起强烈争论就恰恰反映了这一点。[17]但是法国的家庭主义不如中国和意大利中部的家庭主义顽固。那么，为什么法国的家族企业在向专业管理和现代公司结构转化方面如此迟缓呢？

问题的答案还是要归结于法国人中间的低信任，以及他们长久以来无法在群体中达成自发联合。多年来，各路的观察家都发现，法国缺乏在家庭和政府之间的中间组织，其中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是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阐述道，在大革命前夜，法国社会阶级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而在每个阶级内部还存在着细微的地位区分，这些区隔阻碍了人们达成合作，即便是当他们之间有共同的重要利益的时候也不例外。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指出，他所研究的二战后行政机构和工业垄断同样具有上述法国社会的特征。每个官僚机构内部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团或小组，没有工作方面或者消遣方面的协会；甚至，员工在组织内很少有朋友关系，他们更愿意依照组织所界定的、正规的、等级分明的准则来相处。[18]克罗齐耶还引用了他关于法国社会缺乏非正式社团的其他研究：比如一个村的孩子不会形成群体或小集团，而且即使有，也不会发展出延续到成年期的长久关系[19]；又或者成年人在有共同利益的项目中很难合作，因为这会破坏理论上村民间的平等。[20]

换句话说，法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不喜欢非正式的、面对面的关系，而这类关系却是新型非正式组织所必需的；法国文化更喜欢法律明确定义的、集权的、等级式的权威。再换句话说，享受平等地位的法国人若是找不到更高一级的、更有力的权威，他们之间的问题就难以解决。[21]正如克罗齐耶所言：

在法国文化中，面对面的依赖关系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法国对于权威的普遍看法仍然是普世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仍然保留了17世纪政治理论的遗风，即理性与放纵的混合体。这两种态度相互矛盾，但它们却能够在官僚体制中协调起来。这是因为，不发展私人关系的规矩以及中央集权式的结构，恰好对应了奉行绝对权威的观念和铲除最直接的依赖关系，使它们协调不悖。换句话说，要解决法国人对权威的矛盾态度，组织的官僚体制是的完美解决方案。[22]

在法国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法国人对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的厌恶。车间工人不愿意自发地组成团队，而更愿意在由中央管理层或由中央管理层与劳工协商统一制定的正式准则的基础上合作。劳雇关系也为同样的形式主义所困扰，工会不会通过与本地的管理层交涉来解决问题，而是将问题转给上一级领导，最后甚至推到巴黎中央政府。

法国人偏好中央集权，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结社生活的薄弱，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6至17世纪法国王权对贵族阶层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以及王权对其他权力中心展开的系统性压制和管控。在这一点上，它与中国的皇权制度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王朝可说是十分相似。[23]法国中央集权政府的出现最初并不是受经济的刺激，而是迫于政治压力——特别是因为需要调动一支庞大的军队来保护并扩大法国历代王室的财产。[24]地方行政官被废黜，取而代之的是省督制，省督由巴黎直接委派并受皇家议会的监督，皇家议会享有不断膨胀的职权。根据托克维尔的研究，这种政治集权的后果是：“法国再也没有城镇、自治区、村庄或小村落，无论大小，而医院、工厂、修道院或大学再也无法按照自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内部事务，或在管理其财产时不受任何干预。” [25]

在经济事务中，皇权对财政事务的全盘控制开始于查理七世（1427—1461）统治时，并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其后的路易十一、路易十二和弗朗西斯一世统治时进一步扩大，这一过程通过或多或少一直在上升的税率可以证明。托克维尔指出，税制最恶劣的一面是它的不平等性，因为它使人们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并开始嫉妒他人的特权。[26]除了税收外，国王又发明了一个生财之道，即卖官鬻爵，于是官僚机构越发庞大。这些买官者往往不行使正式职能，或至少不行使有社会作用的职能，但是他们可以免交各色杂税并且获得用以彰显社会地位的头衔。[27]跟传统中国的官府一样，法国官僚机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消耗着所有有志有才之士的能量：“法国中产阶级加官晋爵的强烈欲望是举世无双的。他只要发觉自己有了些许积蓄，就会尽快将它花在购买官职上，而不是将它投资在商业中。”[28]

官职的买卖还有一个更恶劣的长期后果，即将法国社会分成若干等级，等级中又再分更细的阶层，于是人们发现彼此处在对官职和王室恩惠的激烈争夺中。托克维尔对此有着生动的描述：“每个小群体都因某些微不足道的特权而彼此排斥，毫无诚信甚至成了光荣的标志。它们彼此之间，经常发生谁上谁下的无休止的斗争。他们的争吵声使省督和法官头昏脑涨。”[29]

在现代法国，旧制度的税制和特权政策所造成的地位差异仍然存在，并且对经济生活有着无尽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法国仍是一个阶层色彩浓重的社会。法国大众消费市场的发展相对迟缓，以及他们对小型、奢华、高品质产品市场的顽固坚持，都反映了法国中产阶级消费者贵族式的品味。此外，劳工和管理层之间一直存在着鸿沟。与其他南欧国家一样，法国的工人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带有无政府工团主义性质，后来带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为法国共产党所主控。在美国，劳资纠纷通常可以通过务实的态度得以解决，但在法国这类纠纷往往带上了政治色彩，通常需要中央政府介入才能解决。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指出，贵族价值观甚至进入到了法国工人阶级当中，他们强调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展现英雄气概。[30]在这种敌对的职场气氛下，日本企业中那种模糊科层而强调团队或跨越阶级界线而形成的“公司家庭”等概念，对法国人来说犹如东方夜谭。

法国社会的阶级分明，加上法国人对权威的传统态度，造就了墨守法规、僵化的职业关系体制。研究法国政治体制的观察家指出，对于面对面参与的厌恶会减少重实效的调整机会，而且会导致沟通和反馈受阻。例行式的政治需要人民死板地接受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权威。实际上，这样的权威是非常脆弱的，当改革的压力造成了突破口，体制里的群众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颠覆并怀疑一切权威。[31] 这种模式在法国的劳雇关系上周而复始地出现，法国的劳雇关系无法循序渐进地进行微调，结果常常是周期性地爆发高度政治化的工人运动危机，旨在达成全国性的运动目标。

在经理阶级（Patronat）中还存在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或者说法国的两种资本主义，而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前者是天主教的、家族型的生产商，后者则是由犹太人和新教徒支配的资本主义，主要涉足金融、银行业和投机领域。[32]正如英国伦敦的投机商看不起曼彻斯特和利兹等北方城市的制造商一样，在法国，巴黎的金融资本家与外省的制造商之间同样互不信任。在德国和日本，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高度依赖于金融和生产之间的高度信任，而这种情况在法国产业集团中甚为少见。法国早期曾尝试过建立这样的集团，如信贷银行（Credit Mob），结果在1867年以惨败告终。

倘若说旧制度下的官僚体制行使了某种经济功能，则是对于法国经济生活各个层面的控制。行业公会是起源于中世纪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从理论上说它们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独立，照理应该成为反对政府集权倾向的先锋。但实际上它们已被政府接管，成为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工具。在每一种传统行业中，法国政府的调控实际上覆盖了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根据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的研究，单单是染衣业，管理条例就有317款。行业公会被利用来建立限制市场的标准，设立难以对付的贸易壁垒。用他们的话说：“系统性监控和行业公会官员的审查是如此繁冗，以至于在柯尔贝担任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时，即便普通的衣料也要经过六道审查。”[33]因此，行业公会并不认为自己应承担保护行业传统不受外来者侵蚀的责任，包括政府的干预。反之，它们却依赖政府来保护它们免受竞争的挑战，将它们的权力合法化，并加强它们对经济生活的控制。

这样的高度集权必然导致法国私营企业高度依赖政府保护和津贴。到17世纪，英格兰的法律已然发生变革，允许政府授权的公司保留因革新而产生的大部分收入，而法国政府却把这样的利润归公。即便是路易十四时期赫赫有名的财政大臣柯尔贝，也无力建立一个可以与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比肩的法国集团。他抱怨说：“我们的商人无力从事那些他们不熟悉的业务。”[34]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私有经济一直习惯性地依赖于政府的恩惠，托克维尔对此有如下的描述：

在法国，政府已然取代了神的眷顾，每一个人只要遇到困难，就会很自然地求助于它。我们看到大量请愿书，尽管请愿者都自称是代表公众，但实际上都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小私欲……他们个个都把自己描述得悲惨之极。我们看到农民为自己损失的牛或家园申请补偿；富有的地主则为了他们的庄园而申请信贷帮助；制造商则向省督申请垄断权，使自己免受竞争的威胁。[35]

法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经济过度干涉，尤其是代表大规模企业做出干涉，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私营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总会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陷入困境，最后被收归国有。回顾历史，这样的公司包括：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Renault）、钢铁制造商于齐诺尔—萨西洛尔（Usinor-Sacilor）、化学公司佩希内（Pechiney）、能源公司埃尔夫（ELF）、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高科技航空与电子公司汤姆森电信（Thomson-CSF）、斯奈克玛（Snecma）、法国航空航天公司（Aérospatiale）、布尔电脑公司（Companies des Machines Bull）等。

法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统制（dirigisme），既是法国私营经济薄弱和无法独立创建具有竞争力的大规模企业的原因，也是其后果。也就是说，在历史深处，中央集权化的法国政府有意通过税收和特权来削弱私营经济的独立性，以实现对它的政治控制，而政治控制弱化了企业的创新和组织精神。但在后来，创业精神的薄弱反之又成为迫使政府重新进行干预的动因，试图为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的私营经济注入活力。政府的介入又使私营经济的依赖性得以延续。这个问题在20世纪社会党执政时变得复杂起来，因意识形态的原因，社会党希望将私营企业国有化，即便是当它们完全可以做到自力更生的时候。之后又轮到保守党执政，保守党同样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又希望将企业私有化。（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真正以市场为导向的保守党政府相对来说还是较新的现象；大部分保守主义者仍非常乐于掌控庞大的国有部门。）

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国有企业必然要比私有企业效率低，因为国家没有使企业高效运作的动力。国家无需为破产担忧，因为它可以通过税收收入来保证企业运营，再不行的话，政府还可以印钞票应急。此外，政府还有利用企业达到政治目的的强烈动机，如创造就业机会和拉赞助。过去十年中，公有制的缺陷其实是全球经济朝向私有制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可以达成高效运营，而且为国有化所牺牲的效率代价，最终还须根据该社会私营经济的创业能力来评判。在法国，国有企业往往在经营上允许有较高的自主性，因此在运营上与私有企业并无太大差别。[36]

如果把法国私营经济的薄弱看作一枚硬币的一面，那么另一面则是公有企业官员的才干和实力。自现代化以来，法国政府一直颇有威信（élan），其享有的高声望是其他集权官僚体制难以企及的。托克维尔一度评论道：“在法国，中央政府从来不遵循南欧政府的套路，后者希望染指一切事务，但又每每把事情搞糟。法国政府一直展现出高度的智慧，并在完成自设的任务方面时，保持着惊人的干劲。”[37]托克维尔所说的南欧政府，其中之一无疑就是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王朝。对比而言，中央集权的法国政府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并把法国打造成现代科技强国。跟前社会主义国家或拉丁美洲的国有产业相比，法国的国有产业一直经营得较有效率。例如，社会党在1981年开始执政，对钢铁和化学工业进行了重组，改革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因重组使得相当一批工人下岗。 虽然工业基础设施的投资耗费了巨额的税款，但在国家的经营管理下，法国的钢铁工业愈发展现出竞争力。[38]这期间当然也有大败笔，例如国有里昂信贷银行的经营不当，在20世纪90年代初，该公司累积了巨额坏账，最后不得不由法国财政部接盘。[39]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将法国的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即文化变迁。法国人向来无法自发组建社团，因而社会中间组织变得薄弱，这是法国历史几个世纪以来持续不变的状态，旧制度与现代法国不得不“手牵手跨越大革命造成的深渊”。[40]但是，正如法国社会生活的集权文化是法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样，文化本身也受到其他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当二战后经济开始复苏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等观察家指出，法国家族企业的文化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它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创新和专业型管理。[41]过去的几代间，随着法国融入更广阔的欧洲共同体，并参与到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它已经在推动文化统一化的进程。当法国企业想在全球舞台上一争高低时，工业现代化的势在必行对法国经济文化的关键方面影响颇深。许多重量级的法国经济学家在美国大学完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学习。越来越多的法国年轻人就读于美国式商业学校，而且说商业通用语言英语的人也越来越多。对法国人来说，信息革命远非幸事，因为它令法国传统文化越发难以维系。法国人在社团组织方面的弱项已然发生改观：今天法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许多自发民间团体，如活跃在第三世界灾区的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

然而，文化本质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法国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经理之间依然存在着不信任的鸿沟。在社会资本方面，法国仍然与意大利和台湾相似，尽管在其他方面法国与这些地区的差异要大于它与德国、日本或美国的差异，而这一现象对于法国经济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法国仍然希望在规模经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政府将不得不继续深度干预。尽管近年来法国保守党政府表示要实行自由经济，但在法国文化背景下，私有化的效果远不如在其他某些社会好，而在不久的将来，法国政府可能不得不拯救某些有战略意义的私有工业。

[1] 美国和欧洲空客集团关于政府补贴的纠纷旷日持久，欧洲人始终认为，美国的私人公司，如波音公司已经从大型军用业务获益匪浅，相当于获得了一种变相的补贴。这些论点无疑有一定的正确性；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关于法国组织民营大型不力的观点。

[2] Eli Noam, Telecommunications i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60-161.

[3] 转引自Noam (1992), p. 147.

[4] David S. Landes, “French Entrepreneurship and Industrial Growth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9 (1949): 45-61. 关于企业主家庭的描述，参见Landes, “Religion and Enterprise: the Case of the French Textile Industry,” in Edward C. Carter II, Robert Forster, and Joseph N. Moody, eds., Enterprise, The and Entrepreneurs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关于金属加工行业一个家庭企业的深入研究，参见Robert J. Smith, “Family Dynamics and the Trajectory of a Family Firm: Bouchayer Enterprise of Grenoble (1868-1972)” (unpublished Paper 1994).

[5] Landes (1949), p. 50.

[6] Jesse R. Pit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ourgeois France,” in Stanley Hoffmann and Charles Kindleberger, eds., In Search of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239-246.

[7] Landes本人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参见 “New-Model Entrepreneurship in France and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2d ser. 1 (1963): 56-75.

[8] Patrick O’Brien和Caglar Keyder认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不相上下；直到19世纪90年代，法国才高过英国。 参见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80-1914: Two Path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8), pp.192-193. 还可以参见Jean Bouvier, “Libres propos autour d’une démarche révisionniste,” in Patrick Fridenson and André Straus, ed. Le Capitalisme français XIXe- XXe siècle: Blocages et dynamismes d’une croissano (Paris: Fayard, 1987); François Crouzet, “Encore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au XIX siècle,” Revue du nord 54 (1972): 271-288. Crouzet (p. 274) 表明，从1870年到1913年，法国的人均产量和生产率虽然略微落后于德国，但高于英国，并且正好等于十个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9] 参见Louis Bergeron, Les Capitalistes en France (1780-1914) (Paris: Gallimard, 1978).

[10] 关于Bon Marche的发展, 参见Michael B. Miller, The Bon Marché: Bourgeois Culture and the Depar, ent Store, 1869-19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1] Maurice Levy-Leboyer, “The Large Family Finn in the Fren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Akio Okochi and Shigeaki Yasuoka, eds., Family Business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 Growth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p.222-223.

[12] Levy-Leboyer in 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p.216-217.

[13] Pitts in Hoffmann and Kindleberger (1963), pp.274-277.

[14] 甚至是那些反对Landes 的历史学家看来，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他们认为法国经济发展并不存在迟滞。参见Jean-Charles Asselai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vol. 1: De l’Ancien Régime a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4), pp.13-19.

[15] 关于这个论点，参见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Postwar Resurgence of the French Economy,” in Hoffmann and Kindelberger (1963), p. 120.

[16] Kindleberger in Hoffmann and Kindelberger (1963), p. 136.

[17] 关于领养的问题，参见Rhoda Metraux and Margaret Mead, Themes in French Culture: A Price to a Study of French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3-4, 69-84.

[18] Michel Crozier,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p.213-214.

[19] Crozier (1964), p. 216.

[20] Crozier (1964), p. 217.

[21] 关于这个现象，参见Stanley Hoffmann, Decline or Renewal? France Since the 1930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4), pp.69-70, 121.

[22] Crozier (1964), p. 222.

[23] 历史学家Maurice Agulhon的作品已经证明，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孤立和不信任的程度从来没有像在意大利南部或当代前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严重。然而，众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自发社会群体往往是Jesse Pitts所谓的“叛逆群体”，也就是其结社目的不为道德社会认可的群体。参见Maurice Agulhon and Maryvonne Bodiguel, Les Associations au village (Le Paradou: Actes Sud, 1981); and Agulhon, Le Cercle dans la France bourgeoise,1810-1848, étude d’une mutation de sociabilité (Paris: A. Colin, 1977); and Pitts in Hoffmann and Kindleberger (1964), pp.256-262.

[24] 关于现代欧洲国家的军阀起源，参见Bruce Por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25]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5), p. 51.

[26] Tocqueville (1955), p. 88.

[27]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22.

[28] Tocqueville (1955), p. 91.

[29] Tcurqueville (1955), pp.94-95.

[30] Hoffmann (1974), p. 123.

[31] Hoffmann (1974), pp.68-76.

[32] Kindleberger in Hoffmann and Kindleberger (1963), pp.136-137.

[33] North and Thomas (1973), p. 126.

[34] 引用于 Werner Sombart,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Dutton and Co., 1915), p. 138.

[35] Tocqueville (1955), p. 70.

[36] 参见Michel Bauer and Elie Cohen, “Le Politique, l’adreanistratif, et I’exercice du Pouvoir industriel,” Sociologie du travail 27 (1985): 324-327.

[37] Tocqueville (1955), pp.65-66.

[38] 在20世纪80年代掌权时，社会党人向国有企业注资50亿美元。参见Vivien Schmidt, “Industrial Management Under the Socialists in France: Decentralized Dirigisme at the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Comparative Politics 21 (1988):53-72.

[39] “The Bank That couldn’t Say No,” Economist, April 9, 1994, pp.21-24. 当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类似这样糟糕的判断绝不限于公共部门的公司，美国和日本银行业周期性危机足以证明这一点。在里昂信贷的案例中，但是，一些关键性的贷款是出于政治动机，这在私有部门的银行是不可能出现的。

[40] Tocqueville (1955), p. 61.

[41] Kindleberger in Hoffman and Kindleberger (1955), p. 157.

第12章

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从之前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信任度低、中间社会组织薄弱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有一个共性，即企业呈马鞍型分布。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意大利和法国都有许多小型私有企业，它们构成了经济体的企业核心，这形成了马鞍的一侧，而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则形成了马鞍的另一侧。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在促进大规模企业的形成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很难由私有经济自发地创建，即使这意味着以效率为代价。我们可以认为有这样一个规律，任何中间组织薄弱、家庭以外信任度低的社会，其经济体中的企业都呈马鞍型分布。

然而韩国却是一个明显的特例，对此我将进行如下讨论，以维护整体观点的信度。韩国有巨型企业，有高度集中的产业结构，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德国和美国相似。然而在家庭结构上，韩国又更接近于中国而非日本。与中国的家庭一样，家庭在韩国社会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在韩国也同样没有日式的家庭机制，可以让外人加入家族。照理，跟中国的情形一样，这本该导致小型家族企业的普遍出现，而且必将成为公司制度化的阻碍。

要解释这一矛盾，我们必须研究韩国政府的作为。韩国政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意将扶助巨型联合企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从而克服了可能出现的中小型企业的文化倾向，这一倾向在台湾便是如此。尽管韩国人成功地创建了大型公司和日本式的财阀，但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无论是管理层的接班还是工厂工作关系等，他们仍然遭遇了许多中国式的困难。尽管如此，韩国的案例足以说明，一个果断而有能力的政府是可以塑造产业结构并克服积久日深的文化癖性的。

韩国的产业结构最重要的特征是其高度的集中性。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一样，韩国经济也有两个级别的组织：个体企业和更大的、连接不同企业实体的网络组织。韩国的网络组织称为财阀（chaebol），和日本的财阀所用的是同样的汉字表达，结构上也是刻意按照日本财阀模式组成的。按照国际标准，韩国公司的规模并不大。80年代中期，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公司的规模只有通用汽车的三十分之一，而三星电子公司只有日本东芝公司的十分之一。[1]但是这些统计数据都低估了韩国企业的真正实力，因为这些企业彼此相连，同属一个庞大的网络组织。实际上，所有大公司都是一个财阀网络的一部分。1988年，43个大财阀（指资产超过4 000亿韩元，即5亿美元的联合集团）共集中了672家公司。[2]如果我们以财阀而不是以单个企业来衡量产业集中度，其结果令人咋舌：1984年，韩国三个最大的财阀（三星、现代和LG）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3]韩国产业比日本工业更为集中，尤其是制造业；1980年，韩国三大集团所生产的产品占总全国总量的62%，日本的相应数字为56.3%。[4]韩国产业的集中度在战后一直处于增长中，尤其是在财阀的增长速度远超过整个经济体增长速度时。例如，1973年，韩国20个最大的财阀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8%，1975年为28.9%，1978年为33.2%。[5]

日本对韩国商业组织的影响是巨大的。在1910年日本开始殖民统治时，朝鲜半岛几乎完全是农业社会，而日本人完成了韩国早期的工业基础设施。[6]1940年，大约有70万日本人住在韩国，另有相同数量的韩国人作为强迫劳力生活在日本。在日本占领时期，一些早期的韩国企业是以殖民企业的身份发家的。[7]战后，两国的许多移民被遣返回国，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活动、知识和经验的交流。韩国总统朴正熙等人研究了战前日本在韩国的产业政策后，制定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与日本的经连会一样，韩国财阀中的成员企业互相持有对方的股票，而且往往是不计价格因素地相互合作。然而，在许多重要方面，韩国的财阀与战前的日本财阀或战后的经连会有所区别。首先，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区别是，韩国的网络组织不像日本的经连会那样以一家私人银行或另一金融机构为中心。[8]这是因为韩国的商业银行在70年代初实行私有化之前均为国有，而且法律禁止韩国产业公司在任何银行拥有超过8%的股份。日本大型的城市银行是战后经连会的核心，与大藏省合作密切，当然是通过超额贷款的程序（如提供津贴信贷）；而韩国的财阀在很多方面受到政府更为直接的控制，因为政府把握了银行系统的所有权。因此，在日本网络组织得以自发形成，到了韩国则是政府政策特意而为的结果。

第二个区别是韩国的财阀更像日本不同市场之间的横向经连会，而非纵向企业集团（参见本书第183—184页）。也就是说，每一个大型的财阀集团都控制不同领域的企业，从工业、电子工业到纺织、保险及零售业。随着韩国制造商的发展以及向相关行业进军，它们开始将供应商和承包商也纳入其网络。但是这种关系则更像简单的纵向整合，而非把供应商与客户连接在一起的日式关系契约。在韩国没有像丰田公司那样围绕一个母公司的周密的多层供应商网络。[9]

最后，韩国的财阀比日本经连会更为中央集权。因为财阀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所以成员公司之间有着天然的团结性，这与日本经连会成员之间关系有所不同。韩国的财阀一般有一个核心决策机构，负责整个组织的工作。这一机构的规模虽然不及前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或者海湾西方石油公司（Gulf + Western）等集团的决策机构，但是比日本网络组织的总裁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s）更制度化。这个核心决策机构为整个组织的资源分配制订计划，并有权决定整个组织的人事安排。此外，某些财阀以一个控股公司为中心，这个控股公司持有网络各成员公司的股份。这些差异造成财阀之间的界线比日本的经连会之间的界线更明显。在日本，往往会看到同一个公司加入两个或更多经连会的总裁委员会的情况。[10]我还没有在韩国看到类似的情况。因此，对比日本的经连会，韩国的财阀更像等级式组织而不是网络组织。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韩国的家庭结构，就会发现它更接近于中国而非日本。传统的韩国家庭与中国家庭一样是绝对的父权主义的，继承权传子不传女，而日本则不是这样。在日本家庭中，父亲、长子的真实角色不一定完全遵照亲属身份。与此相反，韩国家庭没有与日本的养子（mykoyoshi）等同的概念，即无血缘关系的过继之子。过继的儿子必须从亲戚中挑选，大多数选自亲兄弟的儿子。[11]

日本实行的长子继承制大大有助于工业化之前的财富集中，也促使其他儿子不得不走出家门去谋求自己的财富。韩国的继承制不同于日本和中国，但就经济方面的影响而言，则与中国较为相近。在诸子中，继承权各个有份，但不是中国的等分制。总的来说，长子所获的财物是其他儿子的两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少于家产的一半。[12]实际分配时，具体的数额要根据具体情形做一些调整，如果家庭财产实在太少不足敷分，那么小儿子们将只获得象征性财产。但是与中国一样，由于众多儿子都要分取富有的父亲的财产，财富在两至三代就花尽了。

韩国的家庭一般比中国家庭小，成年儿子成家后很少继续与父母亲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组成联合家庭。相反，跟在日本一样，小儿子都要从家中分离出去，带上他们那份财产开始自己的家庭生活。[13]但与日本不一样的是，长子只有在父亲去世后才能继承一家之主的地位，而不是在父亲退休后即可继承家业。[14]

长久以来，韩国社会比日本更遵从儒家思想，这使韩国在文化上更接近中国。的确，有些人甚至认为韩国比中国更为儒家化。[15]尽管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大化时代，但是儒学正统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在韩国，李氏王朝时期（1392—1910）把儒学立为国家意识形态，而佛教则受到官方压制，僧侣被驱逐到山区。除了20世纪基督教新教的强大影响外，韩国的宗教生活不及日本活跃和多元，这可以从全国佛教寺庙和尼姑庵的数量极为稀少看出来。在韩国，强调儒家之“孝”更甚于强调“忠”，这跟中国的情形类似。这意味着在传统的韩国社会，首要的尽忠对象是家庭而非政治当局。[16]和中国一样，韩国的家庭主义使社会看起来比日本更个人化，尽管人们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代表家庭或宗族之间的竞争。[17]

韩国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的相似：君主与臣僚位其上，家庭和宗族居其下，但是几乎没有非亲戚关系的中间组织（如类似于日本的家元集团）。尽管韩国在历史上曾受日本、中国等外来入侵者的困扰，但在新罗王朝统一全国后，韩国一直保持了完整性。它没有如日本德川时期或欧洲中世纪那般真正意义上的封建时期，那种政治权力广泛分散在贵族或军阀中的现象在韩国未出现过。与中国一样，韩国是由士绅阶层（“两班”）而非军人统治。前工业时期，这三个社会有官方认定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但是韩国社会阶层之间的界线比日本或中国更严苛。社会最低阶层是“贱民”，实际上就是奴隶，主人可以自由买卖他们；通向政府官职和最高社会地位的文官考试只向贵族阶层（“两班”）的成员开放。[18]总之，现代化之前的韩国社会停滞乏味，内部僵化，对外闭关自守，拒绝外来影响。

与中国南方一样，家庭与政府之间的主要社会结构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宗族。韩国的宗族甚至比中国的还要庞大，人们会追认第三十代或更远的先人为同一个祖先。大的宗族可以多达几十万人。[19]韩国人的姓氏比华人少许多，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大家族的影响。约有40%的韩国人姓金，另外18%的人姓朴。[20]而且韩国的宗族也更为同质化，不像中国南方那样因阶层或者地位不同而出现分化。[21]

此类家庭和社会结构会让人以为，现代韩国的经济结构应该与中国台湾和香港等资本主义华人社会相似，即大多数企业会是规模较小的家族企业，如果要扩大到家庭以外，人员招聘也将尽量基于宗亲或籍贯。韩国与中国一样缺乏简单的非亲收养方法，因而应该会抵制外人（如专业化的经理人）进入家族企业。由于从未出现过大范围的非亲中间社会组织，信任应该只限于亲戚群体内部。于是有人会以为现代韩国引入现代公司机制的过程应该会很缓慢。人人有份的继承制度应该会导致韩国企业的不稳定，以及在一两代后的分裂可能。如果家庭和公司产生利益冲突，有人还会以为韩国人会选择家庭。换句话说，如果文化非常重要，韩国的工业结构应该与中国台湾和香港的非常相似。

事实真相是，尽管韩国企业规模很大，可是无论从外部看起来还是透过它们的行为，它们确实更像中国企业而非日本公司。在巨型企业（如现代和三星）气势恢宏的外表之下，隐含着家庭主义的底子——在适应专业型管理、公共持股、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非个人化的等级制组织形式上，速度迟缓且不情不愿。

韩国的财阀都是从家族企业起始的，大多数仍属家族所有，其高层管理亦仍由家族把持。像大型的香港公司一样，巨型企业（如大宇和双龙）的规模很显然早就超过任何一个家族所能管理的了，因此，它们聘用大量中层职业经理。但在高层，家族的控制仍很牢固。1978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大型韩国企业的2 797名执行官中，有12%的人在血缘或婚姻上与创始人有直接关系（这个数字不包括76名创始人本人）。[22]另一份研究表明，在最大的20个财阀中，31%的执行官是家族成员，40%从外面聘请，29%是从组织内部提升上来的。[23]第三份研究显示，截至80年代初，所有大型公司的总裁中有26%是创始人，19%是创始人的儿子，21%是内部提升上来的，35%是外聘过来的。“现代”财阀的创始者郑周永有七个儿子，被称为“七王子”，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现代的各家公司中担任领导职务。[24]这种模式与日本的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本，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领导是创始人或其亲属，很大一部分是由内部聘任的（且与创始家族没有关系）。[25]财阀创始人的后代中还存在着比率较高的联姻现象。根据一份调查显示，前100家财阀的后代中有一半人的配偶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其余则与政府官员、军官等精英群体通婚。[26]

韩国财阀形成的历史比日本财阀或经连会短，因此在80年代许多公司的创始人仍然在企业掌舵也就不足为奇。韩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于是我们可以预计，继承在韩国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远比在日本严重。大多数创始人希望将他们的企业传给长子。在一份对韩国企业继承情况的调查中发现，有65%的企业已经是这样安排的。[27]（一个值得注意的特例是大宇集团，其制度要求不将领导权传给家庭成员。[28]）创始人子女是否接受良好教育变得极为重要，这一要求与韩国儒家思想对教育的重视高度一致。然而，与华人社会一样，如果长子无力接管大权或对此毫无兴趣，那么家庭主义的继承原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韩国最大财阀，三星。其创始人李秉喆决定退休，而李氏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绝无可能接手，他显然是无法运营公司的。父亲不想将他的公司控制权交给长子，也不愿将其分成三份，因此他决定绕过长子和次子，把公司交给幼子李健熙。这样的决策在日本比较容易达成，但它违背了韩国家庭主义的做法。为了掩盖这一决定，李秉喆必须将自己绝大部分股份转移到两个家族基金会，以防止长子和次子夺权。一旦幼子安全接手后，其股份再通过这些基金会转给他。[29]李秉 避免了长子无力接管的问题，维护了三星家族的财富不受分割，但其方法缺乏条理且毫无章法。

在其他不那么显眼的案例中，财阀像华人的家族企业一样分崩离析，原因就在于分割继承和家庭式继承。大韩纺织（Taehan Textile）和大韩电线（Taehan Wire）同属于Ke Dong Sol创立的财阀，但他的儿子在他死后将企业分割。同样，科健（Kukjae）和金阳（Chinyang）公司以前同属于一个财阀，现在由创始人的两个儿子分别持有。[30]尽管韩国企业的规模庞大，但要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这样的规模，远比大型日本上市企业要困难。

韩国的家庭主义对韩国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管理风格。所有关于韩国管理方式的比较研究都指出，韩国企业倾向于以等级制、专制和集权的方式运营。[31]这种权威型的结构与华人家族企业很像，而与协商式的日本公司管理形式和经典的美国多部门公司的去中心化管理模式相去甚远。那些至今仍由创始者经营的财阀尤其如此，因为创始人往往亲自负责所有重大决定。据称，现代集团的郑周永每天早上6:00到6:30与所有海外机构的经理通话，每个星期与财阀成员公司的大约五十位总裁会晤两次。这种会议还非常注重形式。韩国一家报纸曾这样描写：“集团总裁级会议的作用往往是，让总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与集团主席的地位差距，相当于新聘者与他们的差距……且无论他们以前是政府要员，或者是创业集团主席的战友，当集团主席进入会议室时，所有人都必须立正，即使他不过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32]在韩国，决策的制定越专制，公司就越容易快速且坚定地向前发展，它们不会像日本式企业那样，需要在决定之前达成广泛的意见一致，而因此往往陷入停滞不前的窘境。然而，这种果断的行事风格也可能意味着，所做决策缺乏充分的参谋审核，决定在未充分了解情况时就草率做出。[33]

换句话说，韩国的财阀很像扩大的华人家族企业而非日本公司或经连会。紧密的团结形式在日本公司非常盛行，但在韩国的绝大多数公司却看不到。举例来说，韩国公司没有建立基于不成文的回报义务的终身雇用制，大公司的解聘现象比日本公司更普遍。韩国公司经理的聘用相对稳定，仅仅是因为国家稳定的经济扩展使裁员还没有成为很严重的问题。[34]对公司负有强烈责任感的核心雇员比日本公司的少，韩国公司内有一群可有可无的边缘员工，日本公司内则没有类似的雇员。[35]韩国公司从来没有日本或德国公司常见的那种像家长一样的管理层，他们会为员工争取广泛的福利制度。韩国没有日本那样的 “侍宠”（甘え，amae）概念，即群体内成员不愿意利用对方的弱点，这一概念在日本滋养出强烈的相互依存。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这样的后果是，“尽管韩国人相对来说也以群体为中心，但是他们也如西方人一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特点。韩国人经常开玩笑说一个韩国人可以打败一个日本人，但是一群韩国人就必定会被一群日本人击败”。[36]韩国雇员的更替率比日本高，挖其他公司的技术工人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也比日本普遍。[37]据说，韩国人以工作为目的的非正式社交远不及日本人频繁，韩国雇员下班后就直接回到各自的家里，而日本人则留下来与同事去喝酒。[38]

尽管韩国在语言上和种族上都非常同质化，但是与同样同质化的日本相比，它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大部分韩国企业家都出自士绅（“两班”）阶层，这一阶层的开放性远不及日本的武士阶层。随着商业精英手中的财富极度膨胀，他们的子女又相互联姻，这些传统的阶级差异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这种阶级差距由于教育普及、统一考试的制度和军队等升迁制度的存在而有所缓和。

鉴于这一背景，韩国的劳雇关系更具对抗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且在这一点上韩国更像北美和西欧而非日本。引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韩国人对组织及同僚的感恩意识比较弱，一旦因内部摩擦导致与组织的关系紧张或破裂，韩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有很深的罪恶感，更多的是感到愤怒和背叛。”[39]韩国的威权统治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威权政府曾彻底剥夺工人罢工的权利，而且强调工会干预劳资纠纷是非法的，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少有贡献，并且也没有强制雇主提供福利待遇。[40]虽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这使韩国工资和其他成本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它也催生了工人的反抗，而且促使工会坚持反对政府的立场。[41]

除了民族文化外，个别的企业文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喆在公司内部努力营造同事平等的气氛，而现代公司的郑周永则实行专制管理。结果，三星遇到的罢工事件明显少于现代公司。[42]

我们不应高估韩国的家庭主义对韩国产业结构的影响。随着农村的城市化，传统韩国家庭及其纽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衰弱了。[43]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大多数创始人已经无法从内部选拔能干的管理者，于是他们不得不采用制度化的聘用体系，从大学中公正地选拔有能力的职业经理。此外，大型财阀已经成为著名品牌，并被广大国人认为是民族英雄。倘若这样的大企业在继承纷争中四分五裂，这对民族自豪感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且还会带来负面的经济后果。[44]因此韩国企业比华人公司有更强烈动机去保持企业的完整。

当三星或现代公司成为巨型企业时，它们就有必要维护自己的名声，这一点不难理解。但尚未解答的问题是：它们最初是如何发展成如此大规模并极有竞争力的呢？主要因素是韩国政府的行为和它模仿日本工业模式的愿望。甚至可以说，这种现象完全是受一个人的偏好所影响，即总统朴正熙，这位前军官从他1961年接任总统，直到1979年被暗杀，一直主导着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在东亚所有快速发展的国家中，韩国有着最为活跃的政府（共产主义国家除外）。1972年，韩国国有企业，包括整个银行部门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占非农业产出的13%。[45]其他经济则在政府的高度监管之下，政府通过控制信贷和提供补助津贴、许可权以及抵制外国竞争等手段来奖励或惩罚私营企业。1962年，韩国政府出台了正式的规划程序，制定了一系列五年计划，这些五年计划决定了总体投资的战略导向。[46]由于韩国企业的负债率非常高，信贷资金的发放是控制整个经济的关键，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韩国的所有商人，包括最有实力者，都一直非常小心翼翼地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确保持续获得信贷资金，同时避免税务官找麻烦。”[47]

至此，韩国政府的行为看起来与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台湾有一个更庞大的“国有”部门，政府掌控所有的商业银行，但其经济的主导力量依旧是中小型的生产商。韩国和台湾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是政府参与的程度，而在主导方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希望培养大型企业，生怕它们有一天成为党的竞争者，而朴正熙的韩国政府试图创造能够与日本财阀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的民族企业。[48]朴正熙以其他政治革命家为榜样，包括孙中山、阿塔图克（Ataturk，即凯末尔）、纳赛尔（Nasser）和日本明治时期的统治者。朴正熙显然有着列宁主义对规模的迷恋，并认为大规模是现代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正如他在自传宣言中解释说，他最初想打造“推动经济改革的百万富翁”，因此希望鼓励“民族资本主义”。[49]台湾政策制定者满足于创造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快速增长所需的宏观经济条件，朴正熙政权则以干预微观经济的方式鼓励特定公司和特定投资项目。[50]

韩国政府启用了许多机制来鼓励大规模经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它对信贷的控制：台湾的做法是利用高利率鼓励存款，而韩国的做法则是把大量资金投到大型财阀以提升它们的全球竞争力。信贷往往是以负利率给出，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不管这些财阀如何犹豫不决，即使在他们缺乏专业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仍然扩张成为庞大的企业集团。[51]所谓的政策性贷款，即政府明确定向的贷款，从1970年的47%增加到1978年的60%。[52]另外，政府还可以操作信贷市场，譬如1972年的紧急法令（Emergency Decree）就控制市场上的贷款额度，使得大公司的受益超过中小企业。[53]

政府采用的第二种方法是只批准数量有限的企业参与营利丰厚的出口市场。[54]这样，政府根据资本、出口量、海外机构等最低限度设定了一个综合贸易公司资格标准。一旦获得资格，这个公司就可以在获得信贷、市场和执照方面享受特惠待遇。[55]最后，通过高度指令性的规划，韩国政府最终建立了一个可合理预测的国内经济环境，以保证大企业的运作，这些企业明白它们在国内市场（虽然较小）中将受到政府保护，而免受外国竞争者的威胁，而且在向国外市场出口时，也能得到政府的支持。[56]

韩国政府可以通过更直接的威权方法控制企业行为，譬如起诉失宠的企业家，让他们的生意垮掉。朴正熙认为他不仅需要韩国的百万富翁，还要有强大的国家来控制他们的行为。在1961年上台后的一个月，朴氏政权通过《处理非法财富积累法》，并高调逮捕了一些李承晚时代的富商。如果他们在政府控制的工业领域设立企业，并且直接出售股票给政府，那么他们就可以免被起诉，他们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57]政府和商界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基于恐惧和隐性的威胁，国家会利用强制力惩罚那些没有听从指挥的企业家，这比在日本程度更甚。[58]

韩国政府通过这些手段来干预经济的愿望意味着，韩国1961年后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为经济官僚的构想所左右，而非市场的作用。70年代，韩国规划者决定退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转而进入重工业领域，如建筑、造船、钢铁、石化等等。1976年，74%的制造业投资（政府的定向贷款仍占很大比重）进入了重工业；到1979年，这个数字超过了80%。[59]十年之内，整个韩国的经济格局已发生转变。工业急行军导致了不可预测的后果，例如70年代初，总统朴正熙要求现代公司主席郑周永马上涉足造船业。以前，韩国的造船业从未建造过一万吨以上的船只，这时却突然跃到生产26万吨的巨型油轮。1973年，第一艘油轮刚刚造好，就遇到了石油危机，全球油轮容量过剩使市场对油轮的需求直线下跌。[60]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石化工业，70年代大幅新增了批量生产设备，出产能力大大超过国内需求，厂商被迫向国际市场倾销产品。

尽管政府在培养大规模工业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如果认为韩国没有供大规模组织成长的自发性社会基础那就大错特错了。若干种通向社群生活的桥梁让韩国人得以挣脱家庭主义的束缚。第一个桥梁跟中国南方情形类似的宗族组织。韩国极其庞大的亲戚群体意味着基于亲戚关系的用人标准可以从大量人才中选择，这样就弥补了任人唯亲的雇佣制的负面后果。

第二个桥梁是地域观念，这种现象常见于中国，但在日本却没有。韩国不同的地区都有各自的认同感，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7世纪新罗王朝统一国家之前的时代。政治和商业精英大部分来自庆尚道（南方城市釜山和大丘都在这里）以及首尔地区；相比之下，来自忠清、全罗和江原各道的人相对较少。[61]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喆就来自南方地区。尽管三星公开实施贤者为用的人事制度，但是大部分雇员仍碰巧来自南方。[62]

通向家庭之外的社群生活的第三个桥梁是大学同班。与日本一样，韩国大公司在国内大学名校招聘新人。[63]三星除了喜欢从南方招人外，众所周知还比较青睐国立首尔大学的毕业生。同班毕业的人有比较高的团结性，这种同班情谊在他们的职场升迁中继续保持，并为未来构建网络打下基础。

第四个超越家庭的社会桥梁是军队，这是当代日本所没有的。自朝鲜战争以来，韩国实行全民兵役。服兵役为所有年轻人提供了体验集体生活的机会，退役若干年后，他们还必须保留后备役军人的身份。实际上，军队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型等级式组织，许多人都说他们把服役时的纪律性带进了商业生活。[64]或者可以说，军队是工业化早期当农民首次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大工厂时尤其重要的社会化力量。

最后，在韩国当代城市文化中，兴起了一批新的研究或业余爱好团体，它们像美国的此类团体一样，其内容通常是共同的兴趣或组织成员活动。这些团体提供了与家庭和工厂相分隔的社交空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韩国和中国有许多相同点，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在韩国比在中国更强烈。夹在两个强大的邻国之间，韩国一直是个隔离、封闭的国家，而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包括日本的殖民统治、革命、战争以及与朝鲜的斗争，增强了韩国人对自己独特的种族与民族地位的认同。很显然，在朴正熙等领袖人物的意识中，民族主义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韩国与日本相似，追求经济成功是为了民族自尊心；民族主义成为在经济理性之外推动韩国在其领先的经济领域发展大规模工业的一大动机。

韩国境内的其他有趣的文化差异也可能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例如韩国的企业家不同地区之间并非均匀分布，而是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许多企业家都来自今日的（北）朝鲜和北部的某些特定区域。他们也都来自北部的首尔地区及南部的庆尚道；相比之下，忠清、全罗和江原等道很少出企业家。这些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因为南北两地成功企业家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但是一个共同点，即这两个群体的父母背景与韩国社会其他群体都是不同的，从而赋予了他们某种局外人身份。[65]

还有一个因素是基督教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除菲律宾外，韩国是东亚唯一有大量基督教信徒的国家。在日本占领时期，基督教开始在韩国兴盛，在当时信教是抵抗日本强权的一种较不危险的方式。朝鲜战争以后，韩国与美国的重要战略关系为美国文化的输入提供了方便之门，宗教影响也随之而来。战争后韩国的新教徒人口如雨后春笋般增加，现在已超过总人口的20%。大多数新信徒属于原教旨主义，如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世界上最大的五旬节派教会是首尔的全福音中心教会，拥有教友50万人。[66]基督徒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活跃程度与其数量不相称。韩国的第一位总统李承晚是一名基督徒。基督徒在民主抗议运动中异常活跃，最终导致1987年军阀政府的垮台。今天，韩国最好的三所大学都是由基督徒捐资修建的。[67]

韩国的新教徒当然也很热衷于经济生活。近年来，在美国的韩国移民有近一半人是基督徒，他们以其艰苦奋斗和精于创业而博得了好名声。但是我们却很难找到证据证明，新教徒在促进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其人数效应。[68]原因可能是新教徒和儒教文化都推崇相似的经济和创业价值，因此基督徒在韩国的贡献比在拉丁美洲的作用更难以辨别。[69]

韩国的案例证明，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政府可以采取果断行动，克服偏爱小规模组织的文化癖性，而创造符合战略发展的大规模工业。尽管韩国已经有其他的社群性来源，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若非1961年以后的韩国政府如此持续、积极地干预经济，韩国工业不会如此集中。

的确，人们可以说，韩国人成功地把经济引导到了他们所需的方向上，同时通过政府补贴私人而非国有企业，避免了许多法国或意大利式产业政策的缺陷。韩国财阀之所以仍然比许多欧洲、拉美的国有企业或补贴企业更有竞争力，要感谢监督员一门心思地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在海外市场进行激烈的竞争并获得成功。这些财阀需要在国外的市场条件下销售，这相当于强加给他们的纪律要求，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化工行业，当时它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卡特尔。

通过追求大规模，韩国政府的规划者如愿以偿。今天，韩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与美国人、日本人的公司竞争，涵盖资本高度密集的领域，如半导体、航空、消费性电子产品和汽车行业等，在这些领域它们远远走在了中国台湾或香港公司前面。与东南亚不同，韩国涉足这些领域主要不是靠合资企业，譬如由外国伙伴提供全套装配设备，而是通过自己土生土长的企业。韩国人取得如此成功，以致许多日本公司觉得韩国对手在半导体和钢铁等领域威胁极大。大规模财阀组织的首要优点是，集团能够迅速进入新工业领域，并通过经济规模的优势迅速达到高效生产。[70]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既然国家干预可以填补文化的缺陷，文化因素如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就都不那么重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从文化上说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像韩国那样有效地实行工业政策。多年来，政府给韩国企业的大量津贴和优惠，也可能导致滥用巨款、腐化以及投资基金的分配不当。如果总统朴正熙和他的经济幕僚屈于政治压力，而不是去做他们相信有利于经济的事情，如果他们没有以出口为导向，如果他们更强调消费，或者出现腐败，今天的韩国很可能会更像菲律宾。在20世纪50年代李承晚掌权时期，韩国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事实上很接近菲律宾。朴正熙虽然有错误，但他却带来了纪律严明、斯巴达式的个人作风，并对经济上的国家发展导向有清晰明确的构想。他任人唯亲，允许一定程度的腐败，但是以其他发展中国家为标准，这一切均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他自己并不铺张，而且不让商业精英将资源用于修建瑞士别墅或在法国南部度长假。[71]朴正熙是一个独裁者，建立了令人厌恶的威权政治体制，但是作为一个经济领袖，他的成绩单要漂亮得多。换做其他人掌握同样的经济权，则可能会导致灾难。

国家大规模扶助工业有其他经济上的缺陷。市场派经济学家的最普遍的批评是，韩国的投资是政府推动的，而不是市场力量推动的，所以韩国打造了一系列白象（译按：好看却无价值的）工业，诸如造船、石化等重工业。在小规模、灵活机制取胜的时候，韩国又建立了一系列集权、无弹性的企业，这些企业最终会失掉低薪这个最后的竞争优势。一些经济学家以台湾在战后时期出现的更高的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为论据，来证明更小、更具竞争力的工业结构更加优越。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与文化更为相关。大规模与韩国家庭主义倾向不匹配，因此阻碍了效率的提升。韩国在迫切需要职业经理的时候（跟小规模华人企业相比），文化延缓了这种体制的引入。而且，韩国文化的信任程度相对低下，于是韩国的财阀无法像日本的经连会那样在网络组织中充分利用同等规模和多元经济。也就是说，财阀更像传统的美国联合企业而不像日本的经连会网络：整个财阀设有一个总部机构和一个集权的决策机构。在韩国工业化早期，有些经济原则尚有逻辑可言，财阀可以横向发展进入不熟悉的行业，因为这确实可以将现代管理技巧带入传统经济。但是随着经济的成熟，跨行业公司连接在一起，其背后的逻辑性不断受到质疑。财阀的规模在融资和跨领域行业占有了一定优势，但问题在于，一旦扣除中介和集权组织的其他费用，这是否仍构成韩国经济的净优势。在任何情况下，财阀的大量资金都是由政府操纵利率提供的。事实上，财阀网络中更具竞争力的成员公司因为卷入发展迟缓的伙伴的事务而牵制了自己的发展。例如，三星联合企业的所有成员中，只有三星电子是真正有实力的全球玩家。然而，这一公司却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年间，卷入了三星创始人向儿子传递集团领导权而引发的全集团管理层大调整。[72]

政治和社会领域存在不同类型的问题。韩国的财富比台湾更集中，财富的悬殊所造成的紧张局面从长期以来动荡的韩国劳雇关系中可窥见一斑。尽管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两者的总增长相差无几，但是台湾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韩国工人。从1981年开始，韩国政府官员又一改以往强调大规模公司的想法，从大公司身上抽回一部分补助给中小型企业。然而，到这个时候，大型公司在其市场领域的地位如此牢固，一时很难撤出。如果按照韩国自己的方式，文化本身可能倾向于小型家族企业，但现在，文化本身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与日本一样，在大型企业工作会给人带来一种荣耀感，这使大型企业一如既往地成为韩国最优秀的年轻人的首选。[73]

财阀所有者手中掌握的高度集中的财富也带来了另一种后果，这也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早年所担心的：富有的实业家步入政界。这类事情首次发生在1993年总统大选时，现代公司创始人郑周永成为总统候选人。当然，一个罗斯·佩罗（Ross Perot，按：美国企业家，曾竞选美国总统）式的亿万富翁在民主体制中涉足政界无可厚非，但韩国企业界高度集中的财富让左右两派的政治人物都如坐针毡。在竞选中败给金泳三后，77岁的郑周永于1993年末因经济罪嫌疑而锒铛入狱。这是对所有想成为政治家的商界人士的一个警告，他们是不受政界欢迎的。[74]

尽管韩国的中国式家庭主义文化和它的大规模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常现象，但是韩国的情况仍然符合我的整体假设。与中国一样，韩国是家庭主义文化，在亲戚关系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因为这种文化特性，韩国政府不得不介入大规模企业的创建，因为单靠私营部门是不可能达成的。大型的韩国财阀可能比法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运营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们仍然是津贴、贸易保护、管理以及其他政府干预行为的产物。尽管大多数国家可能相当羡慕韩国的增长纪录，但倘若它们采用韩国的手段，是否能获得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1] Young KiLee, “Conglomeration and Business Concentration in Korea,” in Jene K. Kwon, ed., Kor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9), p. 328.

[2] Byong-Nak Song, 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4.

[3] 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16.

[4] Song (1990), pp.112-113.

[5] Gary G. Hamilton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1988): S52-S94.

[6] 关于这一时期的背景，参见Nicole Woolsey Biggart, “Institutionalized Patrimonialism in Korean Business,” in Craig Calhoun, ed.,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Business Institutions, vol. 12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90), pp.119-120.

[7] 还可以参看韩国企业家Yon-su Kim的叙述，Dennis L. McNamara, “Entrepreneurship in Colonial Korea: Kim Yon-su,” Modern Asian Studies 22 (1988): 165-177; and Dennis L. McNamar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Korean Enterprise, 191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Lee in Kwon, ed. (1989), p. 329.

[9] Richard D. Whitley, “Eastern Asian Enterprise Structure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11 (1990): 47-74.

[10] 举例而言，日立是芙蓉（Fuyo）、三和（Sanwa）和第一劝业（Dai-Ichi Kangyo）经连会的总裁委员会的成员，而神户制钢（Kobe Steel）是三和和第一劝业经连会的成员。参见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82-84.

[11] Tamio Hattor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aibatsu and Family Structure: The Korean Case,” in Akio Okochi and Shigeaki Yasuoka, Family Business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 Growth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 132.

[12] Clark Sorenson, “Farm Labor and Family Cycle in Traditional Korea and Jap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0 (1984): 306-323.

[13] Hattori in Okochi and Yasuoka, eds. (1984), p. 133.

[14] Sorenson (1984), p. 310.

[15] Choong Soon Kim, The Culture of Korean Industry: An Ethnography of Poongsan Corporation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2), p. 13.

[16] 关于家族间关系在韩国的重要性，参见B. C. A. Walraven, “Symbolic Expressions of Family Cohesion in Korean Tradition,” Korea Journal 29 (1989): 4-11.

[17] 关于这一点，参见Richard M. Steers Yoo Keun Shin, and Gerardo R. Ungson, The Chaebol: Korea’s New Industrial Mi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pp.17, 135.

[18] 关于这一点，参见Song (1990), pp.31-34.

[19] Mutsuliiko Shima, “In Quest of Social Recognition: A Retrospective 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Lineage Organiza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 (1990): 87-192.

[20] 不是所有这些金氏和朴氏的祖先都来自同一谱系：例如金姓是在七个或八个大谱系共享。

[21] Roger L. Janelli and Dawn-hee Yim Janetin,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Korea,” Man 13 (1978): 272-289.

[22] Kwang Chung Kirn and Shin Kirn, “Kinship Group and Patrimonial Executives in a Developing Nation: A Case Study of Korea,”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24 (1989): 27-46.

[23] Sang M. Lee and Sangjin Yoo, “The K-Type Management: A Driving Force of Korean Prosperity,”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7 (1987): 68-77.

[24] Chan Sup Chang, “Chaebol The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s,” Business Horizons 31 (1988):51-57.

[25]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p.37-38.

[26] C. Kim (1992), p. 77.

[27] C. Kirn (1992), p. 66.

[28] Chang (1988), p. 53.

[29] Hattori in Okochi and Yasuoka, eds. (1984), pp.137-139.

[30] Hattori in Okochi i and Yasuoka, eds. (1984), p. 134.

[31]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p.38-39; and Lee and Yoo (1987), p. 75. 不过，有人认为虽然顶层的家庭管理者做出决策独裁，大多数决定不在顶层完成。参见Alice Amsden, “The Rise of Salaried Management,” in Kwon, ed. (1989), p. 363.

[32] 出自Dong An Ilbo, 转引自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 39.

[33]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 47.

[34]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 123.

[35]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p.91-92. 还可以参见C. Kirn (1992), p.134.

[36] Song (1990), p. 199. Song接着说，他并不清楚到底更大范围的韩国个人主义的文化源于何处。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源于韩国家庭主义的本质。

[37] Lee and Yoo (1987), p. 74.

[38] C. Kirn (1992), p. 151. 对于韩国公司的另一项深入研究报告指出，工人之间怀疑和不信任程度甚深，他们不愿意将他们的意见或他们在公司内部的社会关系告知外人。参见Roger L. Janelli and Dawn-hee Yim (Janelli), Making Capitalis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a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12.

[39] Song (1990), pp.199-200.

[40]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约72%的65岁以上人口完全依赖他们子女的供养。David I. Steinberg, “Sociopolitical Factors and Korea’s Future Economic Policies,” World Development 16 (1988): 19-34.

[41] 在总统朴正熙于1979年被暗杀之后，工会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后来在1987年反对总统全斗焕的军事政权中又一次活跃。在1987年夏天的动荡时期，韩国劳工运动发起了大约3000人的罢工，这对于民主正义党候选人卢泰愚的上台有着重要影响，他与全斗焕决裂，并接受号召参与总统直选。随着劳动法的自由化和1988年第一次相对自由的选举的呼声，被压抑的劳动力需求突然爆发也就不难理解了。罢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遍及整个韩国产业，单单1987年至1988年两年间，工资上涨37%。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p.126-127.

[42] 这一观点，我要感谢Kongdan Oh.

[43] Kim and Kim (1989), p. 41; Susan De Vos and Yean-Ju Lee, “Change in Extended Family Living Among Elderly People in South Korea, 1970-1980,”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1 (1993): 377-393; Myung-hye Kim,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Ideology in Upper-Middle-Class Families in Urban South Korea,” in Ethnology 32 (1993): 69-85.

[44] 也就是说，韩国公司开发品牌知名度或者其他产品的代价是高昂的。然而， 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大规模或者合并对于提高效率是否有益还言之尚早；许多韩国财阀（无论是家庭或其他原因）的解体实际上可能会提高效率。

[45] Leroy P. Jones and Il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orean Ca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48.

[46] Song (1990), p. 129.

[47] Edward S. Mason, 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336-337.

[48] Song (1990), p. 161; 还可以参见 Robert Wade, “East Asian Financial Systems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s: Lessons from Taiwa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7 (1985): 106-127.

[49] 引自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

[50] Richard D. Whitle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 Organization Studies 12 (1991): 1-28.

[51] 早期的财阀可能是最早推广现代管理方法的企业，因此在许多韩国传统经济领域的运营中获得了竞争优势。在负利率时有资本投资，激励这些公司购买几乎所有类型的资产。

[52] Mark L. Clifford, Troubled Tiger: Businessmen, Bureaucrats and Generals in South Kore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chap. 9.

[53] Eun Mee Kim, “From Dominance to Symbiosis: State and Chaebol in Korea,” Pacific Focus 3 (1988): 105-121.

[54] Amsden (1989), p. 17.

[55] Song (1990), p. 98-100.

[56] Whitley (1991), p. 18.

[57] Amsden (1989), p. 72; Wade (1985), p. 122.

[58] 1979年，Yolsan财阀与反对派的政治领袖关系暧昧，政府利用其对信贷的控制让该公司破产。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 (1984): 1-40.

[59] Clifford (1994), chap. 9.

[60] Clifford (1994), chap. 9.

[61] 关于韩国商业的区域主义, 参见Jones and Sakong (1980), pp.208-219. 区域主义也曾经在韩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1988年在卢泰愚、金大中和金泳三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区域性和意识形态的分裂，因为金大中来自全罗道，金泳三和卢泰愚分别代表庆尚道的南部和北部。

[62] Kim and Kim (1989), pp.42-43.

[63] Chan Sup Chang, “Chaebol: The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s,” Business Horizons 31 (1988):51-57.

[64] Song (1990), p. 46.

[65] Jones and Sakong (1980), pp.212-219.

[66]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 143.

[67] Jones and Sakong (1980), pp.221-222.

[68] Jones and Sakong (1980), p. 222; Martin (1990), p. 154.

[69] David Martin认为，基督教会倡导政治上清静无为，因此防止工业化工程中的系统膨胀，于是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间接作用。这一解释的唯一问题是，倘若没有新教，韩国的儒家文化很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基督徒活跃于政治反对派，但他们终究没有带来什么经济上的恶果，破坏韩国的稳定。参见Martin (1990), pp. 154-155.

[70] Amsden (1989), p. 129.

[71] 有这么一个故事，朴氏和现代公司的郑周永之间的关系得以巩固，是因为前者突然在黎明时分乘坐直升机到工作现场视察，发现后者已经在努力工作。 参见Clifford (1994), chap. 9.

[72] “Innovate, Not Imitat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13, 1994, pp.64-68.

[73] “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9, 1988, p. 103.

[74] “Paralysis in SouthKorea,” Business Week, June 8, 1992, pp.48-49.

第三部分

高信任社会与延续社会性的挑战

第13章

无摩擦经济

我们解释一个经济体中是否有大规模公司，为什么需要讨论诸如自发社会性等文化特征或更普遍的文化特性呢？难道现代契约制度和商业法的发明，不正是为了满足商业组织能够像家庭成员那样彼此信任的需要吗？发达工业化社会已经为经济组织创建了全面的法律架构和形形色色的司法制度，涵盖范围从小的个体业主直到大型、公开上市的跨国企业。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现代企业的兴起时，可能还要加上理性的个人自利这一因素。那些建立在牢固的家庭关系和不成文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基础上的企业，难道可以免于堕入因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所导致的整体商业决策失利的境地吗？更确切地说，所谓现代经济生活的本质，不正是用规范透明的法律责任代替非正式的道德责任吗？[1]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尽管产权和其他现代经济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后者有赖于我们往往视为理所当然的坚实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基础。对于创造现代繁荣和由其所支撑的社会福祉来说，现代制度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制度若要能够良好运行，就必须与某些传统的社会和伦理习俗相结合，当然这些习俗本身要运转良好。一纸契约可以让无信任基础的陌生人达成合作关系，但是有信任基础的合作关系要高效得多。股份公司之类的法律形式可能允许无关系的陌生人达成合作，但合作的难易程度则取决于他们在亲友关系以外的合作性。

自发社会性问题之所以尤其重要，是因为我们不能视古老的伦理习俗为理所当然。一个富足且复杂的公民社会并不是遵循先进工业化逻辑而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在后面几章中将会看到，日本、德国和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主要是因为它们自身拥有健康的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像美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有个人主义和可能削弱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先前提到，有证据显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成为工业强国所依赖的信任和社会习俗已经受到严重腐蚀。本书第二部分的一些事例应该为我们敲响警钟：在一个社会中，有可能出现社会资本的流失。例如，法国曾经有繁荣和复杂的公民社会，但后来却被过度集权的政府所破坏。

这一部分和第四部分中，我们将讨论高信任度的社会，这些社会有着自发社会性倾向，并且拥有密集多层的中间社团组织。在日本、德国和美国，强大而有内聚力的大规模组织主要是从私营经济中自发形成的。尽管国家偶尔会介入，以支持衰退的产业、赞助技术开发或经营像电话公司和邮政服务等国有大型经济组织，但是与第二部分的国家相比，它们干预的程度相对较低。与中国、法国、意大利这种一头是家庭、一头是政府的马鞍型组织分布相比，这些社会有强大的中间组织。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工业化到今天一直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

从产业结构和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台湾、意大利或法国等家庭主义的社会相比，这里分析的国家之间有更多的共性。每一个国家的自发社会性有截然不同的历史根源。日本的自发社会性源自其家庭结构和封建主义的性质；德国的自发社会性与行业公会等传统公有组织进入20世纪依然蓬勃发展有关；而美国的自发社会性则是其宗派性的新教信仰传统的产物。我们将在本部分最后几章中看到，这些社会的共同本质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以及在工人、工头和经理之间的关系中，都有着明确的体现。

在具体分析这些国家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信任和自发社会性的经济功能。毋庸置疑，契约和商法等制度是现代工业经济出现的必要条件。没有人会认为，单凭信任或道德责任就能替代它们的作用。倘若我们假定这样的法律制度已经存在，高度的信任作为经济关系的附加条件，可以减少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这些成本的发生，可能因为寻找合适的买方或卖方、合同谈判、遵守政府法规以及发生纠纷或欺诈时执行合同等行为。[2]如果双方对彼此有着基本的信任，所有事情将更容易处理，亦无必要逐条逐款地编写冗长的合同，减少了对冲意外的必要，减少了纠纷，减少了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必要。的确，在一些高信任的关系中，各方甚至并不担心短期利润最大化，因为各方都清楚，自己在一个时期的亏损，将来另一方会给予补偿。

事实上，倘若连最起码的非正式信任感都不存在，现代经济生活是无从谈起的。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所言：

如今，信任有着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重要的社会系统润滑剂。它非常高效，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大家对彼此所说的话有着基本的信任。不幸的是，信任无法随意买卖。如果你非得要买，则说明你已经对你所买的部分有了怀疑。信任和与之类似的价值观，如忠诚、诚实等，都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externality）。它们是产品，它们有真实且实用的经济价值；它们提高系统的效率，使你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产生更多你所重视的价值。但是它们不是在公开的市场可以买卖的，这在技术上完全不可行，甚至也没有意义。[3]

我们往往认为，最低限度的信任和诚信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忽略了它们已然渗透进日常的经济生活当中这一事实，以及其对经济生活顺利运转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人们不会不付账就离开饭馆或出租车？或者在美国餐馆吃饭不忘付上15%的小费？不付账当然是非法的，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因担心被发现而不敢这么做。但是，如果人们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在乎收入最大化，而不受如社会习俗或道德准则等非经济因素的制约，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每次进饭馆或乘坐出租车时都会算计能否最后不付钱。如果欺骗的代价（比如当众出丑或较轻微的法律纷争）比期望的利益（一顿免费餐）要高，那么人们应该诚实地买单；如果比期望利益要低，则理应选择溜走。假若这种欺骗越来越普及，商业机构将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他们可能要派专人守在门口，确保顾客付完账才能离店，或者要求客户支付押金。事实是，他们一般不会这样做，这表明人们所奉行的基本诚信是基于习俗，而非刻意算计，且在整个社会中已经相当普遍。

倘若要了解信任带来的经济价值，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完全没有信任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在签订每一份合同时，都假定对方会抓住一切可乘之机行骗，那么我们势必要花大量时间准备文件，以确保其中没有法律漏洞让对方有机可乘。这样，合同将无限长而且详细，罗列出所有可能的意外情况，规范每一条能想到的责任。在合资关系上，因为害怕被人利用，我们将永远不会超出法律规定的责任范围，而且合作者的创新提案会被当作阴谋诡计。此外，尽管在谈判时竭尽全力，我们依旧假定对方会耍花招或不履行他们的责任。我们也不能求助于仲裁，因为无法充分信任第三者充当的仲裁人。无论法规和方案如何累赘，一切都将依靠法律机构判决，甚至可能还会诉诸刑事法庭。

这些描述听起来越来越像美国人所面临的整体商业环境，这便是不信任在美国社会上升的一个证据。美国经济生活的一些领域更像这种完全没有信任的世界。美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五角大楼购买价值300美元的锤子和800美元的马桶，这一切都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对国防承包制缺乏信任。国防承包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特区域，因为许多武器系统只出单品。因为缺乏商业竞争，因此其价格必须通过成本加成法进行谈判，而非通过市场确定。该系统自然导致操纵和偶尔的欺诈行为，这些行为抑或罪在承包商，抑或罪在签订合同的政府官员。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信任五角大楼关键官员，削减繁文缛节，允许他们在作出采购决策时相信自己的最佳判断，这就需要我们忍受偶尔的丑闻和判断失误，权当是业务成本。事实上，一些高优先级的武器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开发成功了。[4]但日常采购则会假设系统中毫无信任可言：承包商一有机会就会欺骗纳税人，而政府官员一旦允许酌情处理，就会滥用他们的职权。[5]成本核对必须通过大量的文书来完成，这就需要承包商和官僚聘请审计师层层跟踪。所有这些规定都大幅提升了政府采购的额外交易成本，这就是军购如此昂贵一个最重要的原因。[6]

当一个社群共同遵守一套道德价值观，并以此建立对彼此日常诚实行为的期许时，信任就产生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价值观具体是什么，反倒不如它们被“共享”这个事实重要。例如，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s）和佛教徒可能会发现他们与教友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形成相互信任的道德基础。虽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但因为某些伦理体系鼓励某种形式的信任，同时排斥其他形式的信任：存在女巫和食人习俗的社会自然会有一定的内在冲突。总而言之，共同体的伦理体系的价值观要求越多，进入这个共同体的要求就越高，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的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共同体内部的联系越紧密，成员对外的关系就越薄弱。因此，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拥有比较高的入会标准，譬如要求成员节欲和什一奉献，因而会感觉到彼此间有更强的纽带，这要比卫理公会信徒和圣公会教徒更紧密，因为这两个教会几乎允许任何人进入。换句话说，具有内部关系最强的共同体，与外部的关系则最弱。因此，一个摩门教徒和非摩门教徒之间的距离，会大于卫理公会信徒和非卫理公会信徒之间的距离。

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宗教改革的重大经济意义。经济历史学家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和伯泽尔（L. E. Birdzell）发现，在资本主义早期（自15世纪末起），人们不得不让企业跳出亲戚关系之外去发展，并将私人财务与企业财务分离开来。在这一方面，技术上的革新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复式簿记。但是仅仅只有技术进步还不够：

对于在非亲属的基础上寻求信任和忠诚的企业形式的需求，只是更广泛商业需求的一个层面。这一兴起中的商业世界需要一套道德体系。新世界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道德，它必须能够让人们信赖复杂的表征与承诺机制：例如信贷、质量说明、供货承诺、预购承诺、航海收益分配协议等等。这套道德体系还必须……为企业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超越家庭的个人忠诚，还要使代理人的自由定夺权合法化，这些代理人包括船长、在远方进行贸易的经理、商人的合作者等。封建社会的伦理体系和其他体系一样，都是围绕封建制度和军事等级制建立的，因而不能满足商人的需求。正是从宗教改革的动荡中产生了与资本主义需求和价值观相匹配的道德和宗教信仰模式。[7]

如果是由牧师而非市场规定“公正的”的产品价格，或宣布某种利率“过高”，那么宗教就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是某些形式的宗教生活在市场环境中也可能大有用处，因为宗教可以是规范市场行为的一种内在化手段。

还有一个原因，有着高度群体团结和共享道德价值观的社会会比更个人主义的社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益，这里涉及所谓的“搭便车”问题。许多组织产生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物品”，即无论对生产的贡献大小，组织的成员均能从中受益的物品。国防和公共安全就是由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经典范例，一个人只要有公民身份，就能够从中受益。规模更小的组织也会产生可供成员公用的公共物品。例如，工会组织努力争取更高的薪水，使所有成员受益，不论他们个人有什么样的斗争表现，甚至也不管他们是否缴纳会费。

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指出的，所有产生此类公共物品的组织都要在内部遭到相同的结果：组织越大，个体成员“搭便车”的倾向就越大。搭便车者受益于组织产生的公共物品，但是却不做出应有的贡献。[8]在非常小的团体中，譬如六七个人合伙的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搭便车的问题不太严重。一个人懒散就立即会被同事注意到，不完成工作对整个团体的盈利将产生比较大而且明显的后果。但是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成员的个人行为对总产出的影响逐渐减小。与此同时，搭便车者被发现和受指责的可能性降低了。雇员上千的工厂流水线工人比小型合伙企业的雇员更容易装病或偷懒，合伙企业的成员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

搭便车问题是群体行为的经典难题。[9]通常的解决方案是对成员实行某种形式的强制手段，限制他们搭便车的可能。这就是工会要求企业只雇用工会成员并要求工会成员必须缴费的理由，否则个别成员会因私利离开工会，破坏罢工，或不缴会费却从加薪协议中得到好处。当然，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政府借助刑事制裁让人们服兵役或缴税。

然而，如果群体内存在较高的社会团结性，那么搭便车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得到缓解。人们搭便车是因为他们首先考虑个人经济利益而非群体利益，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高度统一起来，甚或优先考虑群体利益，那么他们就不会怠工或不负责了。这就是为什么家族企业是经济组织的天然形式。许多美国父母感觉他们十几岁的孩子搭了便车但不会计较，同样，家庭成员为家族企业工作时比与陌生人合作时更有干劲，而且几乎不用过多地考虑贡献和利益的多寡。倪志伟指出，搭便车搞垮了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农村公社。在20世纪70年代末，公社解散，农户重新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这一举措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因为它解决了搭便车问题。[10]

如果群体的目的不是以经济目的为主，那么个体会很容易认同群体的目标而非考虑个人的狭隘私利。在军队的突击队和宗教组织这类群体中，个体将会自发地激励自己优先考虑群体利益，而非个人私利。这可能是韦伯所指出的早期清教企业家或拉丁美洲近年来的新教徒干得非常出色的一个原因：当知道上帝（而非会计）在注视我们时，我们很难再搭便车。不过即使在一般的以经济目的为主的组织中，优秀的管理者懂得向员工灌输某种自豪感，一种信念，即相信自己不仅仅是自己本身，而是更大群体的一分子。一旦员工相信公司的目的是挑战信息技术未开发的领域，而非如IBM前任主席约翰·艾克斯（John Akers）所说的股东回报最大化（这当然是事实），他们就会受到更强烈的激励来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尽管展示出高度信任和团结性的群体比其他团体更有经济效率，但是并不是任何形式的信任和团结都具有优势。如果忠诚超越了经济理性，那么群体团结性只会导致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倘若老板对子女或某个下属偏爱，这对企业来说并非幸事。

从整个社会的经济健康角度来看，有许多社团虽然有高度的团结性，但是效率却非常低下。虽然群体和组织是任何经济行为得以进行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组织都是为了经济目的。许多组织从事的是财富重新分配而非财富生产，从黑手党、黑石流浪者（the Blackstone Rangers）到联合犹太求助会（United Jewish Appeal）和天主教会，它们的目的从邪恶到神圣，但是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就是资源与其最有生产力的用途不匹配。许多重要的经济实体都是卡特尔，它们控制着市场的入口，不让其他玩家进入，以图维系自己组织的利益。现代的卡特尔不仅仅包括石油生产者和黄金、钻石供应商，还包括各种专业的协会，如美国医疗协会或全美教育协会（它们分别设立了进入医疗和教学岗位的标准），工会则控制新工人进入劳动市场。[11]在例如美国这样的发达民主社会，几乎社会各个领域都有组织完善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中为之代言。这些利益集团不仅采取经济行为，而且通过寻租或者影响政治决策，来提高或保护它们的地位。

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欧洲国家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高度共同体化的社会，层层叠叠的公共权威限制了个体的行为，这些权威来自贵族、教会、领主和地方政府。市镇的经济行为则在传统的行业公会的严格监管之下，行业公会设立成员资格，不仅限制许多新成员入会，而且限定可以从事的工作类型。在工业革命之初，许多新兴企业不得不建立在市镇外面，以摆脱行业公会设置的限制，这毋宁是对那句千古名言的讽刺——“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摧毁行业工会并将经济行为从权威中解放出来，成了英国和法国先进工业化进程的里程碑。

卡特尔、行业公会、专业协会、工会、政治党派、游说组织，等等，使利益组织化和清晰化，从而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政治作用。虽然它们通常是为成员的经济目的服务，寻求财富的重新分配，但是它们却很少为整个社会的广泛经济利益服务。由于这个原因，许多经济学家把这类集团的增加看作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的障碍。而奥尔森的理论则认为，经济停滞的根源可能是稳定的民主社会中利益集团的持续繁衍。[12]在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时，例如战争、革命或市场开放的贸易协定等，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会不断转移到建立新的致力于重新分配的卡特尔上去，这些卡特尔使经济走向令人窒息的僵化状态。奥尔森还指出，过去一个世纪英国经济下滑的一个原因是，不像欧陆邻国，英国长期安享太平，某种程度上让破坏效率的团体持续坐大。[13]

善于建立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的社会，很可能也很善于建立重新分配财富、不利于效率的利益集团。要计算自发建立社团的积极经济效果，必须要去掉利益集团行为所带来的成本。还有一些社会善于建立利益集团，却不能建立有效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组织社团的习性则完全是一个不利条件。中世纪的欧洲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这样的社会，当代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亦是如此，它们拥有过多的寄生虫似的雇主集团、工会、社区组织者，却缺乏生产的企业。尽管我们已经可以认为，利益集团的繁殖使得美国的经济越来越趋于瘫痪，但仍然很难断言美国的社团习性一直就是经济或政治生活的不利条件。[14]

任何社会的社会集团都会有重叠和交叉，从这个角度看来极为团结，换个角度来看，却立即变成松散、分化、层级过多。譬如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家庭主义国家，从家庭内部看是高度共同体化的社会，但是从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低信任和互不负责的角度来看，却是相当个人主义的，从阶级意识这点来看亦是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相比，一直有着更高的团结性和战斗性．而且工会成员的水平也比美国高，这一事实使得某些人认为，比起美国来英国没那么个人主义，而是更为共同体导向的社会。[15]但正是阶级团结性深化了英国经理人和劳工之间的分歧。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会对管理层共建一个大家庭或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想法嗤之以鼻，阶级团结反而阻碍了新劳雇关系共同体的建立，譬如工作小组或质量小组等。

相比之下，日本横向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性不如英国的强，在这方面可以说日本不如英国那么趋向于群体。[16]日本的工人倾向于对公司而非同事有认同感；因其公司联盟的性质，日本工会被国外更好战的同类组织所鄙视。但这件事的另一面却是，日本企业有更高的纵向团结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日本比英国更具有群体倾向。这种纵向的群体团结性比横向的团结性更有效地带来经济增长。

显而易见，从经济的健康来看，社会团结性并不总是有益的。用熊彼特（Schumpeter）的话说，资本主义是“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对经济有害的或效率低下的组织不得不重新改组或消亡，并由新的组织取而代之。经济发展需要新群体不断地取代旧群体。

传统的社会性可以说是对旧的、历史悠久的社会群体的忠诚。中世纪按照天主教会的经济教条建立的生产企业就属于这个范畴。对比而言，自发社会性是凝聚新群体的能力，同时也是在新的群体中团结一致的能力，是能够在创新组织环境下成长的能力。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自发社会性只有被用于建立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时才是有用的。而传统社会性常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障碍。

有了总体概念以后，我们接下来将对当代国家中自发社会性能力最高的社会进行分析，那就是：日本。

[1] 当然这也是本世纪大多数社会学家的观点。参见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1), pp.277, 338-351.

[2] 此外，使得各种各样的交易成为可能，需要构建体制，这也必然产生费用，这样的费用通常是由整个社会承担的。

[3] Kenneth J. Arrow,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4), p. 23.

[4] 这些措施包括譬如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和U-2间谍飞机等发展项目。

[5] 关于过度管制的过程，参见Integrating Commercial and Military Technologies for National Strength: An Agenda for Change, Report of the CSIS Steering Committee on Security and Technolog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1); and Jacques Gansler, Affording Defense (Cambridge : MIT Press, 1991), pp.141-214.

[6] 例如，服务于一个商业公司的采购代理在理论上不会邀请所有能供应某一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投标；他们通常会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声誉、质量、可靠性或价格上排名前三、四位的公司。相比之下，政府的采购代理，需要向所有潜在的供应商开放投标，并给予竞标失败方无限的取消资格权。这种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偏袒”。

[7] Nathan Rosenberg and L. E. Birdzell, Jr., 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 114. 关于这一点, 还可以参见James R. Beniger,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26-127.

[8] 参见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关于搭便车的问题，目前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并成为“理性选择”学派的一个中心议题。还可以参看 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d Todd Sandler,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9] 另一个经典的集体行动难题是“囚徒困境”，即两个囚犯关押在单独的囚室，彼此不能进行通信，他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如果双方选择了合作的选项，他们都能够受益，但是两人都无法知道对方会如何选择。这样看来，灌输其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意识的文化，对比将个人主义合法化的文化，会更容易找到囚徒困境的解决方案。

[10] Victor Nee, “The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y 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1 (1986): 185-203. 倪志伟（Victor Nee）在其他地方指出：“农民理性计算往往把重点放在了如何让单个家庭而非集体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譬如Yangbei地区的干部抱怨村民在进行集体工作时缺乏真正的热情，远不及他们在家庭自留地劳作和做家务工作时。集体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便是Yangbei地区集体务农的问题核心所在。简单地说，如果集体的经济表现良好，所有的家庭都可以从中受益，那么那些更努力的家庭则担心他们付出的额外努力虽然最终惠及自己家庭，但也可能是补贴那些少下工夫的家庭……这是典型的‘搭便车’困境。”Nee, “Peasant Household Individualism,” in William L. Parrish, ed.,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172.

[11] 关于总体上专业协会的作用的评论，参见James 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132-146

[12]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3] Olson (1982).

[14] 参见Jonathan Rauch, Demosclerosis: The Silent Killer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Tunes Books, 1994).

[15] Ian Jamieson, Capitalism and Cultu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Manulactunng Organizations (London: Gower, 1980), 56-57.

[16]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140.

第14章

坚如磐石

经过一个世代以来与日本企业的竞争后，美国人对日本经济的本质，以及它如何有别于美国经济有了更好的了解。但是日本经济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家庭主义社会的经济的差异却模糊得多，而这些差异对于了解文化如何影响经济甚为关键。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大多数亚洲经济体是类似的，这种观点是受到了太平洋两头“东亚奇迹”鼓吹者的影响，他们有时还会认为亚洲是一个无差别的单一文化区。事实上，就自发社会性以及社会建立和管理大规模组织的能力而言，日本更像美国而非中国。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在家庭结构方面的不同，揭示出日本文化对经济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并阐明了日本社会与西方某些高信任社会相似的文化基础。

关于日本现代工业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大型组织长期以来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崛起成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强国，这与财阀的发展密切相关，即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统治日本工业的巨型家族联合企业，如三菱和住友。二战前，日本10家最大的财阀占金融领域总实收资本的53%，占重工业总实收资本的49%，占整个经济的35%。[1]二战结束时，“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控制了日本所有行业的四分之一实收资本。[2]

财阀在美军占领时期解体，后来逐渐重组为现在的经连会（keiretsu）。日本工业在规模上持续增长，今天日本的私有经济远比华人社会的私有经济高度集中。论营业收入，日本前10家、20家和40家最大的公司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排名相同的企业；其前10家企业的收入更是中国香港前10家企业的20倍，是中国台湾前10家企业的50倍。

也许有人会有异议，认为虽然日本公司平均比华人公司大许多，但是它们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比却并不大。例如表1是从员工人数而非营业额来评估世界十大工业国家最大企业的规模。在这张表上，日本最大的企业平均比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企业小。就占产业总雇佣人数的百分比来看，日本企业在这组国家中是最不集中的，与荷兰、瑞典和瑞士等更小的欧洲国家相比，情况尤为如此。

但是这样的对比会造成误导，因为日本公司实质上是网络组织。表中涵盖的许多日本公司都是作为单独的组织计算的，如三菱重工业公司和三菱电器公司，而它们在经连会网络中是相互联系的。经连会不十分独立，但也远非集成，允许在名义上独立的组织共享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而这一切不对网络外企业开放。

我们不妨以丰田公司为例来说明网络对企业规模的影响，该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末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公司。按销售计，丰田公司6.5万名工人每年生产450万辆汽车。同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75万名工人生产了800万辆汽车。也就是说，通用汽车产量不到丰田的两倍，但员工却是后者的十倍以上。[3]这背后的原因是丰田的生产能力更高。在1987年，丰田的高田工厂可以在16个工时内生产一辆汽车，而通用公司的麻省弗拉明翰工厂则需要31个工时。[4]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丰田把每辆车的装配部件都承包了出去，而通用公司是纵向集成公司，同时有许多零件供应商。丰田是所谓的纵向经连会的领导者，它自己只完成设计和最后的装配工作。但是它通过网络又与上百家独立的分包商和零件供应商连接在一个非正式但是持久的网络中。通过它的经连会伙伴，丰田能够以不到通用公司一半的规模和十分之一的工人数量，而获得设计、制造和企业营销方面的规模经济。无论如何，丰田都是一个巨型组织。

表1. 工业总集中情况

资料来源：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63

尽管日本有许多大型公司，但可能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它也有相当规模的小型企业。其实，日本小公司经济是其工业结构更具韧性的一个证据，并已得到深入研究。根据1930年的普查数据，日本几乎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可以归类为独立的小企业家，制造业总产量的30%来自雇员不足5人的工厂。[5]这些企业一般是家族企业，也归家族经营，与华人的家族企业一样，它们主要是零售商店、餐馆、面馆、乡镇工业（包括金属加工领域的许多小作坊），以及纺织和陶瓷等传统手工业。许多人相信这些小型的传统企业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消亡，就像在印度一样。但总体而言，它们没有消亡。例如，在30年代时，传统的独立小织布工厂比大型的纺织厂在扩展市场份额上更胜一筹。[6]1954至1971年间，日本制造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但是同一时期的美国制造企业的数目才增加了22%。[7]1967年，日本60%的制造业工人都在不足10人的小企业中工作，而在美国这一数字只有3%。[8]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甚至认为充满活力的小企业才是日本“奇迹”的实质，而非著名的巨型企业。[9]从这方面来说，日本的产业结构看似与华人社会的结构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有星罗棋布的小型家族企业。

然而这一观点过分强调并曲解了日本小企业的重要性。虽然日本小型制造企业的数量是惊人的，但是它们中的许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公司，而是在经连会网络中与大型企业联系在一起的。与美国硅谷等工业区的小企业网络相比，日本经连会网络中的关系更持久且亲密。大型企业的供应商和分包商依赖大企业并不仅仅是为了拉订单，同时还有着人员、技术以及管理建议上的需要。因为经连会网络赋予了回报性的道德责任，它们不能把产品到处随意买卖，或谋求最具竞争力的价格。事实上，它们更像是纵向集成的美国企业中受控制的供应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小公司。

而且，如果认为日本的小公司是日本经济的先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一点与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情况不同。日本的许多小企业涉足的是相对单调乏味且效率低下的零售、餐馆和其他服务领域。在制造业中，它们集中在机床工业，不论日本还是其他国家，这个工业领域一直都适合于小规模经营。而大多数重大的技术创新和产量增加都是由大型、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出口型公司实现的。

以计算机工业为例。在这一领域，很典型，大规模并不是一个优势，而往往是一个累赘。在美国，IBM在20世纪70年代时占全美计算机市场总额的80%，但是它的统治地位却被一系列刚起家的小公司蚕食，其中包括数字设备公司（DEC），20世纪70年代它就开始以新一代技术——微型计算机抢夺IBM的主机型业务。80年代后期，数字设备公司的微型计算机市场又被更新更小的工作站厂商挖走，如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和硅谷图形公司（Silicon Graphics）。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大型公司的产品线和创新能力开始僵化，领先技术的开发则由小型灵活的竞争对手完成。

相反，日本的计算机工业则由四大厂家支配，即日本电气公司（NEC）、日立、富士通和东芝。在过去的一代，似乎所有本土的技术创新都是由这四家公司做出的。在日本看不到新兴的、雄心勃勃的小公司组成第二级生产商，前赴后继挑战四大公司的支配地位。由于日本工业没有这一个层级，许多大公司不得不收购美国小公司来建立新的市场落脚点（如1990年，富士通收购了硅谷的霍尔计算机系统公司）[10]，或与更大的公司组成联盟（如1994年成立的日立—IBM，以及富士通—太阳联盟）。[11]虽然在日本一个毫无根基的小公司也偶尔可以崛起成为业界的领导（五六十年代的本田汽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小公司也经常参与创新项目，但通常是在大合作伙伴的指导下进行的，大公司才是领导和推动力的真正来源。日本小企业在经连会网络中与大公司合作的能力本身就是重大的组织创新，但是它并不与这个观点相矛盾，即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创新和推动力方面，大规模企业支配着日本经济。

日本工业结构的第二个显著特点与第一个特点是紧密相连的，即在日本经济发展早期，家族管理就被专业管理所取代。日本很快便适应了以公司形式建立企业。今天，日本有许多专业化管理、多部门、等级式、公共持股的上市公司。采用公司形式反过来又使公司向大规模发展，进而成为缔造出以规模庞大、资本密集和生产流程复杂为特点的产业的前提。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日本的公司也是从家族企业起家的。尤其是那些大财阀，在战后解散之前，它们一直归家族所有，如三井家族的11个分支掌握了90%的财富，而且有正式安排以确保整体行动一致。三菱财团则由岩崎家族的两个支系控制着，控制权在两支之间交替更换，住友的股份由家族的一个首脑控制。[12]

虽然财阀至解体前都归家族所有，但是它们在此之前就已经走上了专业管理的道路。“番头”（banto，即总管），即外聘的执行官，往往与控股家族没有关系，他是被聘来掌管家族生意的。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管的作用在明治维新和工业化开始之前就已经非常成型了。[13]例如到18世纪时，大阪的传统商人中间就签了协议，不将企业传给他们的子女，而是充分发挥总管的作用。像在传统的手工业那样，总管要经历一段学徒期，尽管他们的地位如同封建主的家臣，但是在管理决策上他们享有很大的自主权。确实，日本的一句谚语反映了日本人很早就清楚家庭主义的危害：“祖父艰苦创家业，孙辈享乐败家道。”[14]虽然任人唯亲的现象日本也有，但是远不及中国普遍。许多大型日本公司禁止雇用姻亲亲属。公司招聘通常都依据客观的标准，如大学文凭或入职考试等。[15]关于日本企业的这种非家族性倾向，有个典型的例子，本田宗一（本田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执意不让自己的几个儿子染指企业，以免公司成为家族王朝。[16]

管理的专业化通过若干层面实现。在明治维新前的传统家族企业中，领取薪资的总管长期被赋予最高决策权。到了20世纪，这些主管的教育和精明程度稳步提高。1868年以后成立的新企业中，公司创始人可能与专业主管一起合作经营公司。虽然这种模式跟在中国一样常见，但是到了第二代人，创始人的子女则一般退居幕后，成为一个被动的股东，而实质的控制权交给拿薪资的主管。在股份公司里，专业经理经常在企业里享有股份，有时也会逐渐成为唯一股东。[17]虽然不同的财阀在不同的时期转向专业管理（例如，在三菱集团，这一过程要比三井集团早很多），但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所有家族企业已经不再把高层管理位置留给家族成员了。[18]

在日本，从家族所有向公共持股的上市公司的转换时间稍长一点。尽管财阀以及其他企业的家族业主很早就退出了管理，但是他们仍然不情愿放弃所有权和对公司的正式控制权。虽然日本早在明治时期就引入了股份公司的法律条文，但是许多家族业主仍紧握着股份。偶尔可以看到某些支系家庭和无血缘关系的雇员可以获准购买股票，但是通常数量都比较少，而且在投票权和股票处置权等方面受法律的限制，这些条款是从江户时代遗留下来的。直到有了1893年的《商法》和1898年的《民事法》，这种股东投票权的不平等性才得以消除。[19]此后，为了避免家族控制权遭到削弱，许多家族做了一些安排，规定股票需集体持有，以此杜绝后人将股权出售给外人。在财阀家族内部通常立有协议，协议规定，投资的收益只能再投资给隶属财阀的公司。[20]

家族对大型企业的拥有权随着1945年美国占领日本戛然而止。美国正在实施“新政”的政府官员说服麦克阿瑟将军，财阀控制权所代表的财富高度集中是不民主的，而且也是滋生日本军国主义的温床（这是他们给出的少见意识形态色彩的假设之一）。大型家族信托机构的老板被勒令将股票交给财阀解散委员会，然后公开出售。[21]与此同时，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掌管财阀运营的股东和高级管理者遭到肃清。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由此出现巨大空缺，大多由没有大额股份的年轻中层经理填补。在这些新经理的领导下，财阀网络迅速以经连会的形式重建起来，但是所有权已经高度分散了。由于土地改革（农业大地产被分割）、对个人资产高额征税，以及战败所带来的股票贬值，几乎没有哪个大财产所有者能够幸免。[22]

所有这些发展的结果，就是战后日本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更接近于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所描述的现代公司而非战前企业。日本企业大多数实行专业管理、由大众分散持股，因此其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开的。日本成为所有工业化国家里家族所有权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按市场资本总额计算），1970年家族或个人持有的所有股权只有14%。[23]日本工业虽然高度集中，但所有权却非常分散。大多数日本公司的股票被其他机构，如养老金基金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特别是公司所属的经连会，在经连会中交叉持股现象比较普遍）持有。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公司还废除了许多家族管理企业盛行的“一言堂”式的组织体系，采用了等级制的、多部门的组织结构。

普遍使用职业经理人，甚至使日本在工业化之前就建立了相当持久的经济组织。大丸百货连锁店的源头可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的下村家族，三井和住友经连会的渊源则更为古老。住友的前身是苏我里右卫门于1590年在京都成立的一个铜制品加工作坊，后来迅速向采矿、银行业和贸易领域发展。虽然日本许多小企业不断地成立、消亡，但是大型企业却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它们从经连会合作伙伴处获得的相互支持又增强了这种持久的力量。企业规模庞大，加上机构的持久，意味着日本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品牌。他们在美国、欧洲和其他目标市场广泛地建立了营销组织，这与华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日本工业的大规模到底是政府政策刻意扶持的结果，还是文化因素所造成的呢？答案是，跟韩国一样，政府的确在促进大规模工业方面扮演了某种角色，但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日本企业的规模也照样会发展壮大。在明治早期，政府在扩大一些大型财阀的家族财产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68年之前属于地方政府的藩工业在1869年被废除，它们的资产实际上被私有化了。东京中央政府拥有的其他企业，在日本国家资本主义初次尝试失败几年之后，也被私有化了。这些前国有工业成为一批大规模私有企业的核心。此外，日本政府与财阀紧密合作，向它们提供信贷并招揽生意。二战后，这种合作形式再度上演，当时日本银行（the Bank of Japan）为许多大型城市银行提供信贷担保，城市银行则将低息贷款提供给大企业客户。日本政府善于跟日本大企业携手合作的声名远播在外，它们从未像美国政府那样对大企业采取敌对态度。

日本政府对大规模工业的支持，鼓励了私有经济业已存在的规模趋势，即便没有国家扶持，它们也很可能会朝着规模化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与韩国或法国不同，日本政府从未直接或者大幅补贴大规模工业。日本政府的扶持更多是片段性的，跟大规模工业的发展时期也不直接相关。因为有职业经理人和行政的等级制，日本企业实现了自身的制度化，它们从未遇到过像华人公司创始人去世后企业崩解或创业精神丧失等问题。日本大型企业的许多独特组织特点，譬如组成网络组织、关系协议、终身雇用制、交叉持股，等等，都是日本私有经济的创新。

大型企业和行政等级制并不总是优势。前面已经谈到，日本在计算机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缺乏一个层级，即富于进取心的小公司。日本四大计算机公司是刻意按照IBM的模式建立的，当然也都患上了IBM式的迟钝症，譬如对于新技术和市场缺乏敏锐的辨别力。在日本大型公司的官僚体系中决策制定慢得惊人，日本人的文化要求所有人意见必须统一，这就导致连最平常、最无关紧要的决定也必须得到半数或更多的上级主管的同意。[24]没有复杂行政结构的小家族企业则往往能够更快捷地作出反应。

从另一方面说，大规模实现日本在关键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否则它将被排除在这些领域之外。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公司向美国汽车和半导体工业发起攻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具备足够丰富的技术资源和资金的大型企业，这样的挑战如何才能取得成功。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譬如NEC和日立等半导体公司不得不打价格战，由此导致利益空间锐减，美国竞争对手常常谴责它们倾销。[25]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渡过这段低盈利期，是因为它们可以从譬如电子消费产品等其他盈利的部门获得补偿。此外，日本的大公司不仅自己有金库，而且得到经连会内部其他伙伴的财务支援。韩国半导体公司一直渴望能够复制这一成绩，因为它们都是集中型的大企业，集中程度甚至超过了日本。但是在没有政府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

日本企业能够很早就超越家族企业的模式而迅速成长，是因为日本家庭与华人家庭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我们接下来就讨论这个问题。

[1] Masaru Yoshimori, “Source of Japanese Competitiveness, Part I,” Management Japan 25 (1992): 18-23.

[2] Richard E. Caves and Masu Uekusa,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Japa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p. 60.

[3] “The Japanese Economy: From Miracle to Mid-Life Crisis,” Economist, March 6, 1993, pp.3-13.关于这个议题，还可以参见 Kuniyasu Sakai, “The Feudal World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8 (1990): 38-47. 关于日本汽车产业的集团关系背景，参见Koiclvi Shimokawa, “Japan’s Keiretsu System: The Cas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13 (1985): 3-31.

[4] James P. Womack, Daniel T. Jones, and Daniel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p.83. 这个数字夸大了丰田的整体生产力优势，因为弗雷明汉（Framingham）厂区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表现最差的一个。

[5] William W.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207, 110-111.

[6] Lockwood (1954), p. 206.

[7] David Friedman, The Misunderstood Mirac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0.

[8] Caves and Uekusa (1976), p. 3.

[9] 弗里德曼（Friedman, 1988）基于对日本机床行业的详细分析提出了这个宽泛的论点。但是，因其工艺生产技术，较短的生产运行期和小规模，机床产业不能代表整个制造业。

[10] “Founder of Hal Computers Resigns to Be Fujitsu Consultant,” New York Times, July 16, 1993, p. D4.

[11] 参见“Japan, US Firms Enter Microprocessor Pacts,” Nikkei Weekly, May 2, 1994, pp.1, 19.

[12] Lockwood (1954), p. 215.

[13] Lockwood (1954), p. 215. 还可以参见Shigeaki Yasuoka, “Capital Ownership in Family Companies: Japanese Firm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Other Countries,” in Akio Okochi and Shigeaki Yasuoka, eds., Family Business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 Growth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 2.

[14] Yasuoka in 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 9.

[15]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270; 还可以参见James C. Abegglen, The Japanese Factory: Aspects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p. 17.

[16] 不让子辈参与公司运营的决定是和本田的二把手藤泽武夫一起制定的。藤泽自己也是番头出身，早早就被本田聘来专职管理公司业务。Saburo Shiroyama, “A Tribute to Honda Soichiro,” Japan Echo (Winter 1991): 82-85.

[17] 参见Hidesasa Morkiawa的评论，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 36.

[18] 因此，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当时名义上的总裁是住友家族的首领住友吉左卫门，但他将经营权授给职业经理铃木马左也。住友财阀的职业经理人还在该公司董事会任职。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98-99.

[19] Yasuoka in 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p.9-10.

[20] Yasuoka in 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p.17-18.

[21] 关于这一过程参与者的历史叙述，参见Eleanor Hadley, Antitrust i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2] Yoshimori (1992), p. 19.

[23] Yoshimori (1992), p. 20. 这里部分转载了Yoshimori提供的表格，该表旨在对比日本、美国、英国、西德和法国的家庭持有企业比例，日本排名最低。

然而笔者认为，他的数据有不同的来源，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例如，他所有权类别中“家庭与个人”似乎是指所有非机构投资者，并不见得是家族企业的所有者。所有权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衡量指标。

[24] Abegglen (1958), p. 84.

[25] 从美国的角度讨论这一竞争, 参见Clyde V. Prestowitz, Jr., Trading Places: How We Allowed Japan to Take the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pp.26-70.

第15章

儿子与陌生人

日本人很早就发展出不基于亲戚关系的联合习俗。尽管封建时代日本也存在氏族，且常常被拿来与中国的宗族比较，但是这些群体并不求助于血缘上的共同祖先，而是因共同效忠于一个 “大名”（封建主）而联合在一起。在工业革命之前，日本人就发展出一系列非亲关系的社团，在同一时期的欧洲，类似的群体也开始出现。

日本人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自发社会性倾向，根本基础在于日本的家庭结构。日本家庭的联系纽带远不及华人家庭强韧。在传统义务方面，它比意大利中部的扩展家庭更小、更弱。在情感方面，日本家庭可能不及美国家庭团结，虽然它明显地更稳定。家庭主义在日本的明显欠缺反而促进了其他社团的发展，这在江户初期（1600—1867）最为明显，并为20世纪日本高度发达的自发社会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日本是一个儒家社会，与中国有着许多相同的价值观，其文化有很大一部分都源自中国。[1]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把孝道视为核心价值观，子女对父母肩负着各种责任和义务，这些在西方社会则不存在。从传统上说，儿子对父母的感情应当胜过对妻子的感情。两国文化都极力强调敬服长者，这一点在日本资历薪水制度上可见一斑。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奉行祖先崇拜，在传统的法律制度下，家庭成员共同担负法律责任。在两国文化中，女性都要严格服从男性。

但是这两种文化的家庭观念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对现代经济组织产生了直接影响。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日本的家（意思是“户”）通常是指居住的房子，它与华人的“家”有本质的不同。

日本人的“户”通常对应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但也不尽然。所谓“户”比较像是家庭财产的信托机构，财产由家庭成员共同使用，户主就是主要受托人。[2]对户来说重要的是保证它的代代延续，它的组成结构允许其各个位置可暂时由实际的家庭成员作为托管人而占据，但不一定必须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来担任。

例如，户主的位置一般从父亲传给长子，但是只要履行了正当的收养法律程序，长子的角色可以由任何外人担任。[3]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过继无血缘关系的外人是很普遍且非常容易的事。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男性继承人或儿子无能，常用的解决方案是招上门女婿，然后女婿改姓妻子家姓。这样他将继承家产，所受待遇与亲生儿子一样，即使后来这个家庭又生了儿子也不会受影响。[4]在古代日本，家庭不像在中国那样有严重的父系观念，一些王室家庭也存在入赘婚姻（继承权和居住资格通过女性传承）。[5]偶尔还会有领养家仆的例子。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家仆比远房亲戚更亲近，可以作为家属共同祭祖，死后也可以埋在家族墓地。[6]

日本文化不仅允许收养儿子，而且对任人唯亲有所提防，众多谚语警告世人小心养出懒惰或无能的儿子。有事实为证，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当亲生儿子无力承担其家庭继承权时，日本人宁可把继承权传给全然陌生的外人。这种做法在明治维新之前更加普遍，尤其是在商人和武士家庭（它们有更多的财产要传给后代）。这类家庭中，继承权传给养子而不传给亲生儿子的比例在25%至34%之间。[7]在中国，这种情况远没有日本普遍。

在日本，在亲戚范围之外收养儿子并不是丢人现眼的事。[8]收养家庭也不会像在中国那样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实际上，中国人往往抨击日本这一“淫乱”的领养风俗，认为这种对外人开放的做法是“野蛮”且“不遵礼法”的。[9]在日本，一个人即便出身社会地位显赫的家庭，如果不是长子，成为别人家的养子也是十分常见的事。例如，1964至1972年担任日本首相的左藤荣作就是过继之子，而他本人出生于一个显赫家庭（他的兄长岸信介几年前曾任首相）。[10]回望日本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养子跃为显贵的例子。在幕府初年再度统一日本的将军丰臣秀吉是农民的儿子，他过继到了一个贵族家庭；米泽藩的大名上杉鹰山是从另外一个大名家庭过继而来的。[11]在日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中国历史上却罕见之极。根据一份研究，在调查的四个封建领主中，武士家庭的收养比例从17世纪的26.1%上升到18世纪的36.6%，19世纪时高达39.3%。[12]

日本家庭结构区别于中国家庭结构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长子继承制。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男性继承人遗产平分制度。而日本在室町时代（1338—1573）就实行了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似。[13]根据这个制度，家庭的大部分财产，包括房产、家族生意（如果有）都传给长子。[14]长子对他的弟弟们负有各种责任，例如，他可能雇用弟弟到家族生意中工作或帮助弟弟建立新的生意，但是他没有义务将家庭财产分给弟弟。次子以下的儿子不能留在家里，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家庭。于是家庭很快在第二代分成主脉和支脉。此外，古代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在日本并不常见。这并不是说日本男人更忠于自己的妻子——养情人的做法很常见——但它确实意味着富人有权继承家产的儿子数量要少一些。

长子继承制对家庭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以下几点影响。首先，日本家庭通过做生意或其他形式的商业行为积累的财产，不会像在中国那样于两三代之内就消失殆尽。其次，日本家庭规模更小。在中国，联合家庭模式是理想的社会模式，几个已婚儿子与父母住在一起。尽可能避免分家，除非兄弟不和非分不可。在日本则相反，一旦长子掌管了家庭，弟弟搬出去自立成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更小的家庭意味着，日本的家不会渴望达到传统中国“大家庭”那样自给自足的程度，同时意味着更大的整体流动性，因为家庭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小家庭。[15]正如中根千枝（Chie Nakane）指出，家庭的规模与收养之间存在着联系：华人并不需要在没有亲生儿子时过继陌生人，倘若亲生儿子不合适的话，大家庭和亲戚网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继承人选。[16]最后，次子以下的儿子不能继承家财，这就意味着其他领域的人力资源得到不断供应，如官僚机构、军队或商业等。毫无疑问，当城市发展带来就业机会的时候，这些职位无疑加快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

日本与中国家庭的差异在取名习惯上也可看到。日本的姓氏比中国多，正如中国姓氏比韩国多一样。中国姓氏的相对较少证明了家庭和宗族组织的庞大。中国家庭的姓都很古老，许多已经沿用了两千多年。即使经过久远的年代，同村的居民仍然同姓的现象也并非不常见。家族会寻找自己失落很久的母系分支并将他们再次纳入家族主脉；支脉只要能与显赫宗族攀上丁点关系就会试图证明他们其实有着很近的姻亲关系。此外，同一辈的男子一般在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字辈。而在日本，许多家族在德川时代以前都不使用姓氏，因此即使二人是父子也没有共同的姓。家庭更容易裂变成更小的家庭，而且支脉并不觉得有很大的压力要与主脉保持关系。家庭更易分裂以及事实上更易于收养外人，使日本没有出现一两个显赫姓氏的宗族独霸一方的情况。[17]

日本的户与中国的家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家以外就是宗族，偶尔会有更高层次的氏族“大宗祠”。虽然中国的宗族是在直系家庭外构建社会性的途径，但它仍然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在日本则有更为庞大的组织，称为 “同族”（dōzoku），也译为“氏族”，但与中国的氏族不同的是，它们并不是建立在亲戚关系上的。[18]它们没有地域基础，与土地所有权也没有直接的联系。[19]它们是在日本封建战争和国内动荡时期，构建于人们自发担负的相互责任的基础之上。举例来说，这样的结果是，一名武士可能会与某村庄内的一群农民发生联系，保护他们不受强盗的掠夺，并以此换取获得农民的一份收成。藩主或大名与为他而战的武士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责任关系。[20]这些责任逐渐演化出仪式化特色，但它们不是可继承的，因此，若世代间不自发更新，这类组织就无法像中国的宗族组织那样维系下去。但是这些组织也不是美国式的自发社团。尽管进入这个关系全凭自愿，但是脱离则否；相互责任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是延续终身的，从而带有宗教誓约的特点。

自日本封建时期开始，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就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前者的家庭相对较小而且关系脆弱，但发展出许多基于非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21]从另一方面来说，家庭以外社团的强盛意味着家庭纽带比较脆弱，尤其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中根千枝曾报道：“甚至在战前，日本孩童在父母面前的表现就让到访的中国人感到惊诧，因为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评价，日本孩子缺乏对父母的尊敬。”[22]与中国家庭一样，为了应对城市化和经济增长，日本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23]然而与中国的情况不同的是，家庭的这些变化对日本社会和商业组织的影响不大，因为它们一开始就不属于家庭。

日语中的iemoto，即“家长”，指日本社会普遍流行的家庭式社团的领导。这些团体在如剑术、射箭、茶道、歌舞伎、插花等传统艺术和工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元社团”（家长式的社团）由相互没有亲戚关系的人组成，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仿佛亲人一样。师父扮演父亲的角色，徒弟扮演孩子的角色。家元社团的权威是等级式和家长式的，与传统家庭一样。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不是平辈间的横向关系（如投拜同一个师父的徒弟之间的关系），而是长辈与晚辈之间的纵向关系。[24]这种关系与日本家庭的情况大致相同，在日本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要比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家元社团不是以亲戚关系为基础，在这一点上它们与现代西方自发组织相似，任何人可以申请加入。但是它们又像家庭，因为社团内部的关系不是民主的而是等级式的，加入者所担负的道德责任也是不能轻易抛弃的。社团成员的资格不能世袭，父亲不能传给儿子。[25]

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Hsu）认为，家元式集团并不是传统艺术和工艺独有的特点，实际上它是日本所有组织的结构形式，包括商业组织。[26]例如，日本的政治党派分成许多近于永久的派系，每个派系由党的一名高层成员领导。这些派系不像美国民主党内的黑人小组（the Black Caucus）或民主党领袖委员会（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一样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相反，它们是家元式集团，基于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相互责任，属于任意的个人联盟。日本的宗教组织也有着这种家元式的教众结构。在中国，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朝拜任何寺庙或圣地；与此不同的是，大多数日本人参拜一所寺庙，就如美国人归属某一教会。他们捐款支持自己参拜的寺庙，并与住持禅师建立私人关系。[27]由此可知，宗教生活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富于组织性和宗派性。

这种社会组织所构建的习俗也带入了商业领域：日本企业经常被描述为“家庭式”的，而中国企业则根本就与家庭合一。[28]日本公司是结构上的权威，其成员对它有道德责任感，与对家庭的感觉相似，但是同时它也含有自愿成分，不受亲戚关系的限制，这使它更像西方自发组织，而非中国家庭或宗族。

另外，日本的儒家学说强化了家庭在日本社会与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差别。日本从 7世纪起就是一个儒家化的国家，当时圣德太子根据儒学信条制定了十七条宪法。[29]一些学者谈到日本儒学时，似乎都认为儒家学说为日本社会赋予了跟中国相同的规则，但实际上儒学传入日本后，在一些关键方面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特点。[30]儒家学说崇尚许多不同的德行，比较注重这些德目在实际社会关系中的体现。例如，中国正统儒家的五常中，“仁”（即人们在家庭内能够感受到的善意）和“孝”是最重要的。[31]“忠”也是中国儒家推崇的一个品德，但是它往往被认作个人品德而非社会品德，因为它是一个人对自己和对自己信念的忠诚，而非对某个政治权威的忠诚。而且，对华人来说，“忠”还受到正义原则（即“义”）的制约。[32]如果外界权威要求履行忠诚但却有违“义”的原则，“仁”的要求则让人不至于盲从。

然而，当儒学传入日本并融入其本土环境时，这些德目之间的分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1882年日本帝国向军队发布的诏书可以看作日本对儒家学说诠释的一份标准文件，在诏书中，“忠”被升到首位，“仁”则根本未列入其中。[33]此外，“忠”的含义与中国的版本对比，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在中国，人在道德层面上对自己负有责任，即必须遵守个人行事准则，这等同于西方所谓的个人良知。对主人的忠诚必须与这种责任感相协调。而相比之下，在日本对于领主的责任则是无条件。[34]

“忠”上升到主要地位以及“孝”的降级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当社会责任发生冲突的情形中看出来。在传统中国，当父亲触犯了刑法，儿子通常不会向警察或其他司法机构告发：也就是说，家庭内部关系高于与政治权威的关系。而在日本，倘若面临同一问题，儿子会感到有责任向警察告发他的父亲，也就是说，对大名的忠诚战胜了对家庭的忠诚。[35]家庭责任的重要性赋予中国儒家与众不同的特色，虽然正统的儒家学说强调忠君，但是家庭宛若一道坚实的堤岸，保护着私有自治权不受国家控制。在日本，情况正好相反：政治权威控制了家庭，在理论上，没有任何自治领域可以免于控制。[36]

对应过去武士对大名的忠诚，在当代日本表现出来的则是，行政官或“工薪族”对公司的忠诚。在这一过程中，受聘的人不得不牺牲家庭生活：他很少待在家里或看护孩子的成长，周末甚至假期都献给了公司而非家人。

日本人从中国引入了儒家学说，并修正其信条以适应自己的政治环境。在中国，即使是皇帝的权威也不是绝对的；如果皇帝昏庸无道，其“天命”就会被废除，中国朝代更迭就是中国政治权威寿命短暂的证明，最长的朝代也不过几百年。相比之下，自神话传说中建国以来，日本只有一个朝代，且没有“天命”流转这样的政治概念挑战天皇的宝座。在借鉴新儒家（neo-Confucianism，即理学）时，日本人小心翼翼让其政治要求不伤害君主和统治阶级的特权。

此外，日本政治体系的最上层是军人阶级，而中国在传统上一直由文官体制来治理。统治日本的军人阶层发展出一套自己的道德准则：武士道，即所谓的武士伦理，强调忠诚、荣誉和勇敢等武德。家庭关系严格地服从封建关系。[37]当中国宋朝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说，于德川初期传入日本时，日本人更加强调了忠诚，使它与武士道统一起来。虽然也有过忠孝孰先孰后的辩论，但是最终忠被摆到了首位。[38]

继几个世纪前日本儒学将忠提到首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更加努力将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支持政府达到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目标。[39]19世纪日本用儒学来塑造自身引导文化的做法，与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举措如出一辙。譬如1882年帝国发布的军人和海员训谕，以及1890年颁布的教育法令都使用了儒家语言来强调忠于国家的品德。[40]20世纪初，面对劳动力短缺和技术工人流动性大的问题，日本官员和商人开始将以前主要针对上层阶级宣扬的教义，扩大到向全社会宣传。于是，忠被扩大解释为不只是效忠国家，而且要效忠自己的公司，学校和工厂都在不断地灌输这个原则。[41]查尔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非常正确地指出，这是为了满足日本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和社会的需求而进行的政治行为。[42]这一举措之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忠的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日本文化之中。而类似的教条能否在中国成功推广则是个未知数。

中国儒家学说在日本的这些变化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公民意识和民族主义在日本社会更为重要。我已经提到，中国家庭在某种意义上像是一道防护堡垒，以抵抗专横掠夺的政府，因此中国的家庭企业会本能地寻找办法向收税人隐瞒真实收入。而在日本情况则大不一样，家庭的力量非常弱小，各个方面的纵向权威凌驾其上。整个日本国就是一个以天皇为首的大家庭，使日本人民对它产生了道德责任和感情，这是中国皇帝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对外人没有那么强烈的敌我之分，而往往通过家庭、血缘和地域来界定自我，而非国家。

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相互信任的习性也有其黑暗面，即对非日本人不信任。在日本的外国人，如规模相当大的韩国人群体面临着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普遍的注意。对外国人的不信任也体现在日本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的业务开展上。虽然美国成功地借鉴了日本的精益生产体制，但是从日本移植过去的工厂却未能如此成功地进入本地供应商网络。例如，日本汽车公司若想在美国建立一个装配工厂，它们往往将其网络公司的供应商一同带过去。根据一项研究，在美国装配的日本汽车的零配件大约有90%来自日本或日本公司驻美国的子公司。[43]这本是预料之中的事，日本装配厂和美国分包商之间毕竟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但这却导致了双方不合。我再举一个例子，虽然日本的跨国公司雇用了大量本地主管来运营其海外机构，但是这些主管却很少享受到日本主管级别的待遇。为日本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工作的美国人可能渴望在组织内部得到提升，但是基本上没有可能调到东京总公司工作或晋升到美国分公司以外的更高职位。[44]当然也有特例，索尼美国公司的员工多为美国本地人，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甚至常常影响日本母公司。总体而言，日本人的信任只存在于日本人范围以内。

长期以来，日本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传统是，掌握实权者和名义上的掌权者不见得是同一人，这使得日本的商业关系更为灵活。这也是中日文化另一重大差异之处。在日本，真正的掌权者一般都隐身幕后，甘愿间接地统治。虽然明治维新在名义上推翻了幕府，恢复了明治天皇的王位，但它本身就是由萨摩和长洲两藩的贵族以天皇的名义推行的。无论维新前后，天皇的实权都少得可怜。实际上，日本“万世一系”的唯一原因，就是日本天皇不掌实权。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皇帝通常亲理朝政。在日本，权力的争夺一般发生在天皇的大臣之间，他们一方面维护表面上延续的统治及其合法性，一方面又全力夺权，于是日本才有不断发生的内战。

与日本广为盛行的收养制一样，实际掌权者与名义掌权者的分离对日本政治和商业的继承带来诸多益处。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陆掌握实权的领袖人物多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们抑或与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并肩作战，抑或在1949年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绝不会把权力轻易让给年轻的领导者，于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被推迟，直到他们去世才可以展开。[45]（类似的情况存在于朝鲜，因为其文化习俗更接近与中国而非日本；朝鲜政治长期受制于其长寿的领导人金日成。）在日本，情况则大为不同，领导人若是年迈或者不胜任，则会被温和地放置到名誉位置，实权由年轻的领导者担当。这种做法的根源当是起自传统日本农民家庭。一旦长子长大并足以担负起一家之责，家长就会让位给长子，并从正房移住到小房间，这在日本并不罕见。尽管日本人敬老，但他们更加尊重本田宗一那样更识时务、主动让权给年轻有为者的老人。[46]

本书并非要追溯日本的户、家元团体、长子继承制、领养等规则的历史源头，可是许多学者在解释为什么这些制度会出现在日本而不是东亚其他国家时，往往都指向一个重要因素，即日本政治权力分散的本质。[47]日本在现代化以前的时期，从未被一个拥有庞大官僚组织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统治过，这一点与德国和意大利北部的情况相似，但不同于意大利南部和法国。虽然日本人自诩拥有一个未曾中断的王朝，但是日本天皇的权力一直非常弱小，而且也从未像法国国王那样征服过封建贵族。权力分散在一系列互相攻伐的氏族手中，不断上演此消彼长的戏码。中央权威无力实现权力统一，但这却给小社团的兴起留下了自由空间。在7世纪大化改新时期，藩主以提供军事保护，向农民承诺可以免受帝国权威之迫害。[48]与欧洲的情况相仿，长时期的内战造成自治封地的兴起，在这些自治封地中，武士提供保护来换取农民的大米，亲戚关系起不到丝毫作用。因此，这种根据交换服务建立起相互责任的概念深深扎根于日本的封建传统之中。[49]政治权力的分散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在明治维新之前，德川时代划分出许多地方政府，它们纷纷兴办自己的工业，其中一些工业成为1868年后主要工业企业的基础。权力的分离使大阪和江户（东京）这样的城市脱颖而出，这些城市居住着庞大且在不断扩大、实力雄厚的商人阶层，这一情况又与欧洲相同。[50]这样的阶层如果出现在中国，就会很快与皇权发生冲突，不得不面临收购或受制于新的法规。

毫无疑问，日本文化的其他方面对日本经济的成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日本佛教的独特性。正如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指出的，德川早期的佛教禅师石田梅岩和铃木正三的教义使世俗的经济行为神圣化，并传播了商业伦理，这与英国、荷兰和美洲的早期清教教义有共通之处。[51]换句话说，在大致相同的时期，日本的伦理道德与欧洲的新教职业伦理遥相呼应。这个现象与日本的禅宗传统密切相关，禅宗讲究在每日的世俗活动里追求完美，如剑术、射箭、木工、丝织等等，而且这一传统不是通过外在的技艺，而是通过内心的冥想来达成的。[52]大凡看过黑泽明早期电影《七武士》的人一定记得，禅宗武士在入定冥想后，优雅地一击刺穿敌人腹部，而后者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追求完美极致是日本出口产业成功的关键，但是它的根源却是宗教，而非经济。虽然亚洲其他地区也存在日式的职业伦理，但是很少有日式追求完美的传统。不过，这些文化因素与自发社会性并无太大关联，因此我不准备在此多费笔墨。[53]

现在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文化习俗是如何在当代日本商业世界中发挥作用的。

[1] 关于华人和日本家庭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共同点，参见Francis L. K. Hsu, 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 (New York: Schenkman Publishing Co., 1975), pp.25-27.

[2] James I. Nakamura and Matao Miyomoto, “Soc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Chan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kugawa Japan and Ch’ing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0 (1982): 229-269.

[3] Chie Nakane, Kinship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Rural Japan (London: Althone Press, 1967), p. 4.

[4] Nakane (1967), p. 9. 还可以参见Hironobu Kitaoji, “the Structure of the Japanese Famil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3 (1971): 1036-1057.

[5] Marthl Collcutt, “The Legacy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in Gilbert Rozman, ed., The East Asian Region: 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22-123.

[6] Hsu (1975), p. 39.

[7] Jane M. Bachnik, “Recruitment Strategies for Household Succession: Rethinking Japanese Household Organization,” Man 18 (1983): 166-182; and John C. Pelzel, “Japanese Kinship: A ComParison,” in Maurice Freedman, ed.,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一个例外是皇室，男性不能通过领养进入皇室家庭。Shichiliei Yamamoto, The Spirit of Japanese Capitalism and Selected Essays (Lanham, Md.: Madison Books, 1992), p. 24. 还可参见Nakocnura and Miyamoto (1982), p. 254.

[9] Takie Sugiyama Lebra, “Adoption Among the Hereditary Elite of Japan: Status Preservation Through Mobility,” Ethnology 28 (1989):218.

[10] Hsu (1975), p. 38.

[11] Yamamoto (1992), pp.24-25.

[12] R. A. Moore, “Adoption and Samurai Mobility in Tokugawa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1970): 617-632.

[13] Joseph M. Kitagawa, Religion i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98.

[14] Nakane (1967), p. 6.

[15] Hsu (1975), pp.29-30.

[16] Nakane (1967), p. 5.

[17] Hsu (1975), pp.32-33.

[18] Hsu (1975), p. 36.

[19] Yamamoto (1992), pp.27-28.

[20] 因此，譬如长州派的领导者之一山县有朋在重建明治政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并继续担当主要的政治家， 但他也没有将自己的位置传给儿子。Yamamoto (1992), p. 28.

[21] 用许烺光的话（Francis Hsu, 1975, p. 44）：“日本的家，尤其是同族，其实在一定程度属于资源结社，这在中国家庭或者氏族并不存在。人类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子女、叔叔或阿姨。但如果他们可以领养家庭或者同族以外的成人，他们肯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换句话说，他们享有更开放的招聘标准。”

[22] Nakane (1967), p. 21. 她补充说：“儿子对待退休的老年父母的态度是与中国人的习惯相左的。”

[23] 关于当代日本家庭的变化，参见Fumie Kumagai, “Modernization and the Family in Japan,”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2 (1986): 371-382; Kiyomi Morioka, “Demographic Family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Japa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26 (1990): 511-522; and S. Philip Morgan and Kiyosi Hiroshima, “The Persistence of Extended Family Residence in Japan: Anachronism or Alternative Strate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269-281.

[24] 这是中根千枝（Chie Nakane）的著作《日本社会》的中心观点。Japa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25] 许烺光称这种关系为“kin-tract”，以表明家元是汲取了亲戚群体和现代契约结社的特点。Hsu (1975), p. 62.

[26] Hsu (1975), p. 69.

[27] Hsu (1975), p. 69; Winton Davis, “Japanese Religious Affiliations: Motives and Obligations,” Sociological Analysis 44 (1983): 131-146.

[28] 参见Sepp Linhark, “The Family As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in Tadao Umesao, Harurm Befu, and Josef Kreiner, eds., Japa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Mordern World: Life and Society,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16 (1984): pp.51-58.

[29] 关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史，参见Collcutt in Rozman (1991).

[30] 可参见Yasuzo Horie, “Confucian Concept of State in Tokugawa Japan,”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32 (1962): 26-38. 文章强调民族主义受到儒家思想“系统化、逻辑化地推崇”。还可以参见Yoshio Abe, “The Basis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Confucianism,”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2 (1974): 21-28.

[31] 在正统儒家思想中，仁不应该限于家庭，而应扩展到非亲属。

[32] 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 还可以参见Morishima “Confucius and Capitalism,” UNESCO Courier (December 1987): 34-37.

[33] Morishima (1982), p. 6.

[34] 参见Morishima (1982), pp.6-7，他认为“忠的含义在中国和日本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忠意味着忠于自己的良心；在日本，虽然也有人用同样的意义，它的常见意义基本上是真诚，旨在全心服务自己的领主，甚至为了主人而牺牲自己。因此孔子所谓‘臣侍君以忠’，中国人理解为家臣为国君服务但不能有悖于良心，而日本的解释则是家臣必须为他们的主人奉献自己的一生”。

[35] Morishima (1982), p. 8; 还可以参见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56-57.

[36] 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忠和孝的相对地位的讨论，参见Warren W. Smith, Jr., Confucianism in Modern Japan: A Study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Tokyo: Hokuseido Press, 1959), p.230.

[37] 据一项文献，“日本人以敬畏和钦佩之情口口相传一个有关武士的故事，他们誓死护卫武士道，宁可他们的整个家庭被敌人屠杀，也不泄漏任何可能危及领主的信息”。Johannes Thischmeier, The Origin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Meiji Japa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48.

[38] Collcutt in Rozman (1991), p. 33; I. J. McMullen, “Rulers or Fathers? A Casuistical Problem in Early Modem Japan,” Past and Present 116 (1987): 56-97.

[39]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396.

[40] Collcuot in Rozman (1991), pp.147-151.

[41] Morishima (1982), p. 105.

[42]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r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1-12.

[43] “Inside the Charmed Circle,” Economy January 5, 1991, p. 54.

[44] 关于日本跨国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参见James R. Lincoln, Jon Olson, and Mitsuyo Hanada, “Cultural Effects 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Case of Japanese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1978): 829 os7.

[45] 邓小平是一个例外。自1981年以来，他名义上的职位一直是军事委员会主席，而他同时拥有政府和共产党内最高权力。但是，这种间接的权力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46] 参见Saburo Shiroyama, “Attribute to Honda Soichiro,” Japan Echo (Winter 1991): 82-85.

[47] 参见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48] Norman Jacobs, The Origins of Modern Capitalism in Eastern Asia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29.

[49] Richard D. Whitle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 Organization Studies 12 (1991): 1-28.

[50] 关于大阪作为商业中心，参见Thischmeier (1964), pp.14-28.

[51] Robert N. Bellah, Tokugawa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Bellah, Religion and Progress in Modern Asia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1965); and Yamocnoto (1992).

[52] 关于这背后的技能培训和佛教教义，参见Eugen Herrigel,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3); and Soetsu Yanagi, The Unknown Craftsman: A Japanese Insight into Beauty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9). 还可以参见Francis Fukuyama, “Great Planes,” New Republic, September 6, 1993. 关于质疑佛法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提高武艺的手段，参见Brian Bocking, “Neo-Confucian Spirituality and the Samurai Ethic,” Religion 10 (1980): 1-15.

[53] 事实上，在工艺技术完美主义和社会组织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些技能通过“家元”（iemono）型组织得以保持活力、代代相传，在其中师父向历代弟子传授他的知识，而且往往是以非语言的方式。虽然现代组织的质量控制也可以在现代美国的商学院通过教学完成，而家元体制所带来的额外的元素则是所谓的质量意识。

第16章

终身雇用制

美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间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革新，一些老牌的大型公司纷纷裁员重组，其中一些就此倒闭。“企业再造”成了管理顾问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由解雇员工的最新托辞。克林顿总统以及其他一些专家提醒美国人，不要再期望终身干同一份工作，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父辈不曾经历的动荡经济变革和职业不稳定性。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形势下，假设火星人突然占领地球，并宣布大型的美国公司不准解雇员工，那结果会怎样呢？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经济学家恢复镇定后必然会说，这无疑等于宣布了美国经济的死刑，因为缺乏他们所谓的“要素流动”（factor mobility），劳动市场将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需求，或者无法采用更高效率的技术。但是如果火星统治者在这一点上绝不通融，而在其他问题上采取灵活态度，我们可以预想如下变化。首先，雇员会要求工作准则和工作条件方面更有弹性，因为如果某职位不再需要人手，那么公司必会积极地将员工安置在其他可以发挥其作用位置上。其次，公司会更积极地在内部培训职工学习新技术和新工作，这样被淘汰的员工不会成为公司的损失。公司本身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它会主动进入一些不同的领域，譬如把从钢铁和纺织业下岗的员工调动到电子或营销领域。最后，会出现一些不实行终身雇用的小型企业，这是安置下岗员工的最后一招。这些变化是否能够补偿公司因不能解雇员工而损失的效益尚不清楚，但是这种变化也许会换来巨大的无形回报，即员工的忠诚，以及对怠工的强烈厌恶。

以上这段实际上描述了日本大型企业的终身雇用制。日本公司的终身雇用和高度团结是日本经济特有的两大特征之一。另一个特征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即同一网络组织内公司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这两个习性都源自日本人在自发形成的群体里所养成的高度双向道德责任感。[1]这种双向责任感既不是中国式的亲戚责任，也不同于法律契约责任，更像是一个宗教团体成员彼此间的道德责任，加入这种关系全凭自愿，退出则不能自作主张。

日本劳动市场以及员工与经理之间关系最能说明这种双向责任。先前提到，在华人家族企业中，非家庭雇员如果有其他选择，通常不太愿意在家族企业中工作太久，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得完全信任而作为合伙人进入管理高层，而且每时每刻都需要看雇主脸色行事也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因此华人企业的雇员随时准备着跳槽，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积累资金创办自己的企业。

对比而言，大型日本公司早在战后初期就将终身雇用制度化。[2]当雇员受雇于某公司时，公司将与他达成持续雇用的协议，同时雇员本人则承诺不会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或更高的薪水而跳槽。尽管可能有书面合同，但协议的约束力并不在合同本身。其实，如果日本员工坚持用法律文字来进行约定，通常会被认为是极不得体的，而且会使其被彻底排除在终身雇用制外。[3]违反非正式合约的惩罚是极为严厉的：为谋高薪而离开终身雇用制公司的雇员会被社会所抛弃，企图从别家挖人的公司也将遭到同样的下场。这些制裁的实施不是依赖法律手段而仅仅依靠道德压力。

终身雇用制将员工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锁定在单一轨道上。日本社会是高度平等、唯才是用的社会，但是社会流动性的机会一般一生只有一次，即年少时参加的折磨人的大学入学考试。高考是开放式的，有若干客观的分级，而各大学根据考试成绩来招收学生。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所上的大学（而非在校的实际表现）。一旦工作后，他们很少有机会得到越级提升。公司可随意调遣员工，而员工很少在调遣中有发言权。高考落榜的学生实际上被挡在高薪的大型公司之外，当然在小公司他们还是能够找到就业机会。[4]（日本的学生甚至从进幼儿园起就面临巨大的成功压力。）所有这些都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充满了机会， 即使你已经白发苍苍，失败了也可以从头来过。

员工当然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但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些报酬完全是非理性的。[5]日本公司没有同工同酬的原则，薪金主要根据资历或其他与工作表现无关的因素，譬如他是否要供养大家庭等。[6]日本公司比较大的一部分报酬是以红利形式发放的。虽然有些红利是授予个人的，但是一般来说都会给集体，作为对集体工作的奖励，譬如公司的某个部门或整个公司。也就是说，员工知道他不会被解雇，除非犯有严重错误；他还知道自己的薪酬会随着年龄上升，这跟个人工作是否更加努力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某位员工不胜任或不适合于某一项工作，公司不会解雇他，而是将其安置在内部的另一个岗位。站在管理者的角度看，劳动力是巨大的固定成本，只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才会顶着巨大压力进行裁员。[7]

这种报酬体制似乎会为搭便车打开方便之门：任何突出的个人表现所产生的利益增值实际上都会成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司的公共好处，既然如此，对于个人来说，干脆少做一点岂不更好？其他将工作表现和薪水完全脱节的社会只有一类，即前共产主义国家。众所周知，这一做法彻底破坏了生产力和工作伦理。

在日本，终身雇用制并没有削弱生产力或破坏工作伦理，实际上还与高度的敬业精神水乳交融，这也证明了日本社会的双向责任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种心照不宣的终身雇用契约换来的是稳定的工作和稳步的提升，人们愿意为公司努力工作。换句话说，雇员愿意为公司竭尽全力，因为可以换来长期的福祉。这种责任感既不是正式的，又不是法律所规定的，它已经通过润物细无声的社会化过程完全内化。日本的公共教育不回避教育孩子正确的“道德”行为，工作后，公司还继续为雇员提供道德教育。[8]

共产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反复的宣传、说教和威吓手段，来向大型社会组织灌输类似的道德责任感。事实证明，这种意识形态威压不仅对于激励人们工作毫无效果，反倒滋生出普遍的蒙混糊弄心态，并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导致了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工作伦理、公共精神和公民性的普遍缺失。

终身雇用制的雇员不会搭便车，原因还在于这里的道德义务是双向的。他们的忠诚和工作换来多种形式的回报，已经超越了工作保障的承诺。日本的雇主因对员工的生活采取家长式态度而闻名。上级不仅参加下属的婚礼、葬礼，甚至还充当媒人。日本老板在帮助员工渡过经济或伤亡等难关时起的作用远大于华人老板。[9]老板经常与下属在下班后联谊。日本公司常常为员工组织体育和社交活动、郊游并提供假期。

日本公司常常被形容为宛如家庭一般。[10]在民意调查中，对于“好工头必须像父亲对子女一样对待员工”这个观点，日本人一般都表示强烈认同。[11]日本人比美国人更倾向于说老板“关心他们与工作无关的私事”，这个比率分别为87%和50%。[12]事实上，日本公司的道德约束力要强于家庭。日本员工普遍自愿参加公司组织的周末游玩活动，或在晚上下班后与同事小酌，而不与妻子、儿女一起尽享天伦之乐。愿意为公司而牺牲家庭利益被视作忠诚的表现，反之则被视为不道德的。公司与真正的家庭一样，其中的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公司的“父亲”过于专横，员工也不会选择辞职或跳槽而炒“父亲”的鱿鱼。

扩大开来，员工与经理之间的双向责任关系还反映在日本的工会组织上。战后日本的各工会不是根据行业来组建的，它们是公司的工会，这与欧美国家大相径庭。举例来说，日立工会代表日立的所有员工，不分工种。劳工和经理对彼此的态度反映出，日本社会比美国甚至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有更高的信任。这些国家的工会是富于战斗性的，且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虽然日本工会还会举行春季罢工，以此追怀20世纪初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活动，但是在整体发展和公司福祉上，它们与管理层的利益一致。因而日本的工会往往成为管理层的工具，力图抚平员工对工作条件的抱怨和驯服不听管教的员工。而英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在对英国和日本员工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在英国，工会成员和管理者虽然接受对方存在的必然性，但都拒绝完全接受它的合法性或至少是另一方所享有的权力的合法性。在双方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中，往往都没有另一方”。[13]

西方管理者在看到驯良的日本工会后，都向往着与他们的员工构建这样的关系。他们极力讨好工会，企图用日式的员工与管理者间的共同利益这套说词，来说服工会放松工作规则或在薪资上让步。但是，要使日本式的相互责任能够管用，责任和信任就必须是双向的。西方工会成员会辩解说，如果相信管理者在为管理层着想的时候也会为员工着想，那就太天真了，公司会利用工会作出的所有让步，仍然尽可能降低在工作保障和其他福利方面的开支。进行合同谈判时，管理者常常向工会代表展示他们的账本，以期证明自己不能为某一薪金要求再作让步。但是这一策略毫无作用，除非工会相信管理者的账目是真实可信的。[14]知识就是力量，许多西方工会都有过因雇主篡改账目、夸大成本、少报利润而在讨价还价上的不愉快经历。由此可见，日式工会只能是日式管理模式的产物。

许多观察家（包括许多日本人在内）都认为，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它所产生的劳雇关系源于一种古老的习俗，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忠诚。[15]终身雇用制确实有很深的文化基础，但是文化传统和当代商业习俗之间的关系却复杂得多。[16]目前形式的终身雇用制最早产生于二战结束时，而目前许多小型公司依然没有实施这项制度。这项制度是日本政府和雇主为了稳定劳动力供给而努力奋斗的最终结果，这一努力在19世纪晚期日本开始工业化时就已展开。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之交时，技术员工常常短缺，而雇主发现自己无力留住所需要的员工。实际上，手工艺人高度流动的传统在德川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些手艺人凭心情不断地更换工作场所，他们为自己不循规蹈矩、有叛逆性、能够随心所欲出卖自己的劳动而感到光荣，随之而来的奢侈舒适且常常桀骜不驯的生活方式也让他们沾沾自喜，所有这些个性与当代日本人的个性格格不入。[17]当时的技术员工是以行会（Oyakata），即传统同业公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成员首先忠诚的对象是他们的行业而非雇主。[18]

稳定的雇佣制尤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私营公司要负责培训雇员基本的行业技能，因此，雇员辞职对那些在员工培训上进行了投资的公司来说是很大的损失。1897年，在大企业中三菱公司率先提供医疗、退休等全套福利，希望依此留住员工。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员工跳槽的比率在随后的几年中仍然很高。以工程工业为例，一般都在50%以上。[19]日本的劳雇关系并不总是平和的。工人阶层的壮大导致了一系列火药味十足的工会运动，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38年军事政权解散工会。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工业开始重建，它的领导者希望构建一个更为和谐、稳定的劳雇关系。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在保守党政府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下（美国不愿看到左派工会的战斗性），产生了我们现在熟悉的终身雇用（nenko）制度。

终身雇用制度既然是新近的产物，这让一些观察家认为，终身雇用根本不是一种由文化决定的现象，它仅仅是日本政府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满足某些需求而建立的制度而已。[20]但是这种解释误解了文化在这种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21]尽管终身雇用制在日本并不是一个古老的习俗，然而它所凭借的伦理习俗在日本历史上早已存在。这种以双向的工作道德责任为基础的制度，首先必须有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可以轻易地利用员工和工会，同样，员工也可以轻易地搭便车。但是这两种现象在日本都不严重，这就证明双方都充分信任、彼此都将全力遵守协议。很难想象终身雇用制能够在相对低信任的社会，譬如台湾、香港、意大利南部、法国，或者像英国那样充满阶级敌意的社会存在。劳工和管理者都不信任这种制度中的设计者：前者认为那是瓦解工会团结性的阴谋，后者则认为那是不合法的公司福利。当然，这些社会的政府可以将终身雇用制法律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那么做的，但结果很可能是员工和管理者都不尽力遵守协议，员工假装工作，而雇主则假装为员工谋福利。日本的制度大获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些规则已经深入员工和管理者的行为中：不用强制，员工就会自觉工作，管理者会考虑员工的利益，或者说他们不需要一个正式的权责制度来管理彼此的关系。

80年代末期经济泡沫的破灭和1992—1993年间的经济衰退，以及日元升值等问题，都给终身雇用制带来了巨大压力。日本公司为了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遵守雇佣承诺，不得不在许多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它们或将员工转移到其他事业部，或将员工调到下级公司中，或减少奖金，或提前退休，或干脆将一部分员工降为非正式员工，保留工资，但可以随时解雇他们。这些措施所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大概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率直线下降。[22]1992年，公司聘用新毕业大学生的比率下跌了26%，1993年又降低了10%，15万毕业生失业。[23]一些大型公司实际上开始裁员，另外一些公司则已经开始采用美式“猎头”（headhunting）策略，把劳动力富余看作挖竞争对手员工的良机。尽管如此，终身雇用制使得它们无法缩小规模或重新设计，不能像90年代初许多美国公司那样大批裁员，或以提高生产力为由将员工整批转手。当日本的经济以两位数增长，几乎不出现倒退和降速时，终身雇用的承诺不难遵守。而今日本经济已经成熟，开始走向相对缓慢的、长期增长的发展模式，终身雇用制是否将严重拖累日本公司生产力仍有待观望。但是即使终身雇用制不是未来的最佳制度，至少在过去它在协调就业保障和经济效益方面表现出色，而这正是让西方经济界无法理解的一个大问题。[24]终身雇用制迄今运转良好甚至仍卓有成效的事实，证明了日本社会生活里双向责任的力量着实强大。

[1] 回报性道德义务类似于Yasusuke Murakami和Thomas P. Rohlen定义的“社会交换”概念。“Social-Exchange Aspects of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Culture, Efficiency, and Change,” in Shumpei Kumon and Henry Rosovsky,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2: Cultural and Social Dynam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3-77.

[2] 最早描述日本战后的终身雇用制度的西方观察家是 James C. Abegglen, The Japanese Factory: Aspects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p. 67) ，Abegglen 的解释受到后来西方和日本的学者质疑，因为他至少忽略了日本小企业，那里并没有终身雇用的惯例。

[3] Shichihei Yamamoto, The Spirit of Japanese Capitalism and Selected Essays (Lanham, Md.: Madison Books, 1992), p. 9.

[4] 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74.

[5] Abegglen (1958), pp. 116-117.

[6] Ronald P. Dor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Japan and Elsewhere,” in Albert M. Craig, ed., Japan: A Comparative 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40.

[7] 日本的劳动市场要远比看上去更灵活得多。虽然大公司都肩负终身雇用的义务，但公司内的工人都没有硬性要求遵循职位的工作内容。事实上，专业主义作为身份象征的程度，在日本比在美国或英国更低，因此少了很多约束。例如日本工程师更不以自己的工程资质而感到荣耀，远不及他们就职的企业，因此他们更愿意转换专业，甚至完全不做工程师都可以。公司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调动工人，并担负再培训的责任。因此，裁员，再培训和重新雇用的过程在日本和在美国并无两样，只是前者在企业内部完成，公司担负了将工作人员从一个部门调动到另一个部门的责任。 例如日本钢铁制造商NKK当年面临着其核心钢铁业务下滑的困境，于是它将铸造工人调配到消费品子公司。“Deep Cutbacks in Japan, Too,”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93, p. D5.此外，日本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也缓解了压力，终身雇用制只是大公司的特权，并不在小公司之间广泛实行，许多大公司可以通过将不需要的工人调配到自己的子公司，他们可以支付更低的工资并最终将这些工人解雇。被大公司解雇的威胁相当于严厉的惩罚，以此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8]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208; Abegglen (1958), p. 97.

[9] Dore (1973), p. 220.

[10] Abegglen (1958), p. 99.

[11] Abegglen (1958), p. 94.

[12] Seymour Martin Lipset, “Pacific Divid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Japanese Uniqueness,” in Power Shifts and Value Changes in the Post Cold War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Joint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s Research Committee: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Japan: Kib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ophia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1992), p. 57.

[13] Dore (1973), p. 140. 道尔指出，虽然一些英国工会成员认可其所在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他们至关重要，更激进的一派则希望他们的行业表现糟糕，从而加快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崩溃。

[14] 参见 Dore (1973), p. 154.

[15] 这一点在Abegglen看来尤其是真的(Abegglen, 1958; 参见 esp. p. 100); 还可参见 Solomon B. Levin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Postwar Japan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8).

[16] 对于文化因素的误用的例子，参见Dominique V. Turpin, “The Strategic Persistence of the Japanese Firm,”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January-February 1992): 49-52, 他认为，日本企业对于市场份额的重视超过利润，这一点源于日本文化价值中对于持续性的重视。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没有坚持在其他行业发展，如纺织、造船等。

[17] John C. Pelzel, “Factory Life in Japan and China Today,” in Craig (1979), p. 390.

[18] Sanford Jacoby, “The Origins of Internal Labor Markets in Japan,” Industrial Relations 18 (1979): 184-196.

[19] Dore (1974), p. 388.

[20] 据Chalmers Johnson的说法：“精英开发并传播意识形态，试图说服公众，国家的社会条件是除了政治以外的任何事物所造就的，如文化、历史、语言、民族性格、气候，等等。”参见“The People Who Invented the Mechanical Nightingale,” Daedalus 119 (1990): 71-90; 还可参见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8.

[21] 关于文化论与企业组织论在解释东亚的结构性的相对优势，参见Gary G. Hamilton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988): S52-S94.

[22] 参见 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94, p. D1.

[23] “Decline in Recruiting Slows to 10% Drop,” Nikkei Weekly, June 6, 1994, p. 3.

[24] 关于日本经济模式的未来这个宏观问题，参见Peter F. Drucker, “The End of Japan, Inc.?” Foreign Affairs 72 (1993): 10-15.

第17章

财团

因特网原本是（美国）国防部建立的电脑网络，它允许世界各地的电脑相互沟通。而最近在因特网上发生的一起事件彰显出双向责任对保证网络正常运作的重要性。热衷于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人士相信，小公司或个人组成的网络将形成新的组织模式，而这一模式，无论是对比大型的等级式公司，还是不规范的市场关系都要优越得多。倘若这样的网络要变得更有效率，唯有基于高度的信任以及网络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才能实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让许多构建因特网的计算机迷觉得意外，他们热爱自由，敌视任何形式的权威，但事实证明，网络在不规范和反社会行为面前是异常脆弱的。

因特网虽然是一个实体的网络，但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一个价值共享的共同体。[1]在70年代和80年代，因特网共同体最初的成员多是政府和学术研究者，在没有正式的行政等级或者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他们在背景和兴趣方面有很大的趋同性，因而他们可以用不成文的网络规则彼此约束。因特网的用户自由地交换数据和信息，也明白自己向网络输入数据的回报是免费访问其他人的信息。这个网络的一条最重要但又非正式的规则是：禁止利用电子邮件进行商业广告。因为如果广告泛滥，网络就会瘫痪。此外，整个系统运营成本低廉的原因是，用户牢记这些规则而且彼此信任不会违规。因特网文化虽有局限性，但有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效益。

但在90年代初，随着这种免费（至少是低成本）服务的消息广为人知，用户人数也随之骤增，其中一些用户认为他们不必受初始的因特网共同体的道德约束。1994年，反广告的禁令被两名律师打破，他们轰炸式地向因特网新闻组发广告。尽管遭到长期用户的强烈抗议，但是这两名律师认为他们没有破坏任何法律或正式规则，因此他们也不必为此感到羞愧。[2]显然，他们的行为对整个网络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因为久而久之，其他人将会学着利用公共物品谋求私利。

或许某一天，网络改成等级模式并制定一套有强制性的正式法规，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样，网络的道德规则将以强制的手段由法令来维护，而非内化的双向责任感。法规可以保持因特网的生存能力，但是也将显著提高网络维护的交易成本，届时将不得不增设网络行政管理者和警察、限制访问等等。计算机病毒被不遵守社会规则的黑客带到了网络中，这已经额外地增加了运行网络的经济成本，如给计算机增设防火墙、隔离数据等。曾经的内在责任现在变成了外在的法律，伴随着法律文书的繁冗累牍；曾经是分散式的自我管理的模式，现在则必须有中央管理机构以及附带的官僚配备。

建立在相互道德责任基础上的共同体网络大概在日本得到了最全面的发展。除了终身雇用制以外，商业网络形式的经连会是日本经济的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运作完全依靠普遍的高度信任关系。[3]

经连会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纵向的经连会，如丰田汽车公司，由生产企业、上游分包商和供应商，以及下游的市场营销机构组成。更普遍的另一种类型是所谓的横向或跨市场的经连会，它广泛联合不同类型的商业机构，与六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美国联合企业，譬如海湾西方集团（Gulf + Western）或国际电报电话集团（ITT）相似。典型的跨市场经连会一般以一家大银行或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为中心，通常还包括一家综合贸易公司、一家保险公司、一家重工业生产企业、一家电子公司、一家化学公司、一家石油公司、各种日用品生产厂家、一家船运公司及其他一些零星的企业。在美国占领期结束后，财阀开始举行总裁会议，准备重振旗鼓，而所谓总裁会议（President’s Council）便是指有历史渊源的公司的首脑定期会晤。经连会成员没有正式的法律纽带，虽然他们必须通过交叉持股这样一复杂制度连接在一起。

类似经连会的企业集团在许多文化中都存在。[4]台湾和香港等华人社会中有以家庭为基础的网络组织。意大利中部的小公司则联结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中。19世纪末，美国有摩根和洛克菲勒托拉斯，即使在它们解体以后，公司之间长期合作以及董事跨公司参与经营的例子也很常见。波音公司今天发展到可以生产777客机的规模，但实际上它扮演的是系统集成者的角色，其主要业务是组合大批的独立分包商，后者完成了客机大部分零部件的生产。德国经济也包括许多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它们在许多方面与日本的网络组织有共同之处。

但是，日本经连会的许多特点在其他社会中并不存在。第一个特点是，它们都很庞大，在整个日本经济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台湾商业网络的平均规模为6家公司，与之相比，日本6大跨市场经连会平均联合了31家公司。[5]在日本2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当中，99家企业与一个网络组织保持有明显的长期附属关系。不属于经连会的企业一般来说都隶属于较新的产业，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形成联盟。[6]

第二个特点是，尽管它们的整体规模巨大，跨市场经连会的单个成员公司在日本经济的某一领域并不占有垄断地位。相反，在每一种市场领域中，只有一家成员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由此，三菱重工、住友重工和川崎重工（第一劝银集团的成员）在重工业生产和国防工业方面相互竞争，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和第一劝业银行则在金融领域一争高下。[7]

第三个显著特点是，经连会的成员一般优先在内部进行贸易，即使在毫无实惠可言的情况下。经连会成员并不局限于相互之间进行贸易往来，但是它们往往与集团内成员做生意，而少与未联盟的公司打交道，对比纯粹的市场交易，他们有时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或接受质量较差的货物。[8]贸易关系的另一优惠形式是，网络中心的金融机构向成员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这实际上是一种补贴。经连会成员优先在内部进行贸易的倾向是美日贸易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大概也是两国产生误会的导火索。美国公司试图向日本出口商品，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顾客宁愿多出钱给经连会伙伴，也不愿意购买美国的进口商品。日本公司本身并没有刻意排斥美国商品的意思，网络外的日本公司也会有此遭遇。但对于外国公司来说，这种做法似乎有贸易壁垒之嫌。

最后一个特点是，经连会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反映了它们之间高度的信任感。通用和波音等公司与其供应商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它们依旧彼此保持距离。供应商的担心是，如果主承包商过多地了解自己的专有工艺或财务，很可能会滥用此类信息，例如向竞争对手泄密或者干脆自己进入该行业。这种不安全感减缓了更有效率的工艺传播给商业合作伙伴的速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主承包商为了确保效率会经常要求尽可能地审查分包商所有运作细节，这一要求被接受是因为后者相信前者不会不当地利用以此方式获得的信息。[9]

经连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感可从著名的马自达案例中窥见一斑。马自达是汽车制造商，1974年因石油危机，它生产的转轮式发动机汽车的销售骤减，致使公司濒临破产。马自达是住友企业集团的一个成员，集团的主银行住友信托公司是这家汽车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和股东。住友信托担负起重建马自达的重任，派遣了七名董事，并强制公司采用新的生产技术。经连会的另一些成员将订单转给马自达，零部件供应商也降低了售价，银行则提供必要的信贷。结果，马自达没有裁员就渡过了难关，只不过管理层和员工的奖金减少了而已。[10]几年以后，克莱斯勒（Chrysler）陷入困境，而它却不能指望债权人和供应商的帮助，只能求助于美国政府。单独来看，住友经连会成员联手拯救马自达的决策完全不符合经济逻辑，至于总体行为是否符合经济逻辑，经济学家对此仍有疑义。但是这个事例的确可以说明，经连会各成员常常愿意为彼此的利益而作出牺牲。

若要了解日本网络组织经济，我们必须后退一步，更全面地观察现有的企业经济理论。按理，资本主义应当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而西方公司内部的生活则是等级式和合作性的。任何在这种公司里工作的人都知道它是专制的，高高在上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在董事会几乎不过问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把公司像军队一样指挥得团团转。与此同时，在这个等级制机构中工作的人们必须相互合作，不能彼此竞争。

竞争性的自由市场与合作且专制的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矛盾，这是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20世纪30年代一篇开创性论文的开篇论点。[11]科斯指出，市场的本质是价格机制，它促使供求趋向平衡，但是在企业内部，价格机制受到压制，商品是通过指令进行分配的。如果价格机制是极有效率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企业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我们可以设想，汽车可以不需要汽车公司，而完全在一个去中心化的市场中生产。企业可以将汽车设计卖给最后的装配厂，而装配厂又从分包商手中收购主要部件，同样的分包商又从其他独立的零件供应商手中购买零配件进行装配，装配好的汽车卖给独立的市场营销机构，它们又将汽车卖给批发商，最后由批发商卖给最终消费者。但是现代汽车公司的做法正好与此相反，它们前后整合，收购供应商和市场营销组织，产品根据公司决定随着生产流程而转移，而非通过市场交易。企业与市场的界限最终为何是今天这般模样？

科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大多数后来的经济学家的回答，即虽然市场能够有效地分配商品，但是也常常造成相当大的交易成本，即市场交易会带来寻找买家和卖家、协商价格、以合同形式确定生意等成本。因为有这些成本，汽车公司完全收购供应商，则比反反复复与它们在每个零配件的价格、质量以及交付日程上无休无止地争论，要经济实惠得多。

科斯的理论后来得到了全面发展，其中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成果最为突出，他将其发展成为一套博大的现代公司理论。[12]用威廉姆森的话来说，“现代公司可以被视作一系列组织性创新的产物，这些创新的目的和效果都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13]人类并不可以完全信赖，所以交易成本可能会很高。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在追求经济私利的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那么通过分包的形式造汽车是可行的。买方可以相信供应商会提供最惠价，不背信弃义，不向竞争对手泄密，按计划交货，力保质量等等。但是，用威廉姆森的话说，人类是“机会主义”者，其特征是“有限的理性”（意指他们并不总是作出最合理的决定）。整合公司必要性在于，外界供应商并不见得会按合同约定的去做。[14]

于是，企业纵向集成以降低交易成本。它们不断扩张，直到庞大的规模所带来的成本开始超过节省下来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大型组织会遭遇规模所致的非经济性：组织越大，搭便车的问题就越严重。[15]行政部门的成本加大，原因是企业官僚只注意自己死活，而不考虑如何将利润最大化。当经营者对自己公司里的事情毫无头绪的时候，公司还要承担信息成本。威廉姆森认为，20世纪初美国公司率先成立的多部门公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创新途径，它将集成整合的节约交易成本与去中心化的独立利润中心结合在一起。[16]

应该说明的是，日本的经连会是解决规模造成的问题的另一个创新方案。经连会伙伴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是纵向集成的替代物，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它也取得了相似的效益。丰田可以直接收购它的一个大分包商日本电装株式会社（Nippondenso），正如通用汽车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收购费希博德（Fisher Body）。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因为收购不一定会降低交易成本。丰田与电装的亲密关系使其能够参与产品和质量决策，后者就像它的一个全资子公司。此外，这两家公司之间互惠义务给丰田足够信心，相信电装在将来会继续可靠地满足其需求。具有责任感的关系的长期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签约双方可以共商未来的发展规划、投资，也深知即使有第三者提供更优惠的价格，另一方也不会抛弃自己。[17]而且，它们在价格上也不用多费口舌，如果一方感觉没有得到最优价格甚至短时亏损，它相信伙伴会愿意在今后给予补偿。

经连会关系出现在日本文化背景中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对彼此放心，合作双方可以构建具有互惠责任感的长久关系，于是交易成本在整个日本境内都比较低。[18]在香港或者意大利南部这种低信任的社会中，跨公司之间的交易成本比在日本要高，原因是日本签约双方相信合同能顺利履行。同时，日本经连会的成员无需负担存在于纵向集成公司中的额外的中央行政费用。

交易成本是种有效指标，让我们能够了解纵向经连会的经济效益，如丰田公司，它们在功能上与纵向集成的西方公司相同。但水平或跨市场经连会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要知道其成员彼此并没有必要的经济联系。那么到底是什么经济动机，使每个主要的跨市场经连会都认为集团中必须有一家酿酒厂？譬如住友集团的成员喝朝日啤酒，而三菱的成员则偏爱麒麟啤酒。[19]

经连会成员的关系达到相互进行经济交易的程度时，跨市场的经连会可以获得纵向企业集团所节约的交易成本的效益。也就是说，集团成员彼此非常了解而且相互信任，购买集团成员的商品不像从陌生公司手中购买那样需要承担信息和谈判成本。[20]一时的损失也会在日后得到补偿。

另一个经济上的考量跟银行的角色有关，银行是每一个跨市场经连会的中心。日本的股票市场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在资助日本工业方面从未起过重要的作用。这一职能是由银行和发行债券来完成的，后者是政府机构常用的手段。自日本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大城市的银行在扶助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工业化早期，财阀向非相关行业扩展大概比较说得通，尽管这些行业与其现有的利益没有天然的协同作用。它们能够将现代管理技巧带到以前完全未开发的领域，并且可以利用补贴信贷。在50年代的经济复苏期，城市银行是日本央行将储蓄资金注入制造业领域的工具，这是通过“超额贷款”（overloaning）程序实现的。通过操纵储备要求，以及达到保证高额而稳定的借贷活动，央行可以提供的资金利率是市场无法做到的。[21]

在产业资本化的过程中，独立于经连会关系网的大银行本可以扮演相同的角色。为什么即使在超额贷款活动终结后，它们还能与某些工业客户发展长期的关系？这背后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正是这种关系的稳定性使银行取得关于客户的第一手信息。[22]了解这一情况可以使它能够更有效地分配资金；甚至还允许银行直接干预困难客户的重组，马自达就是一例。第二，经连会允许小型但风险性高的投资，或者是较长期的投资（其回报要在遥远的未来），以比金融市场低的利率获得贷款。大公司普遍能够以比小公司更低的利率拿到贷款。[23]经连会实际上将资金的成本在其成员中社会化，并且用从老的、比较成功的企业中获得的稳定收入，来补贴较新的、风险较大的企业。最后，经连会银行通过优先借贷原则可以充当价格清理中介，帮助那些利润因非竞争性报价而遭受不利影响的成员公司达到回报均衡，这就跟企业财务部补贴因公司内部交易导致价格扭曲而遭受损失的部门一样。

还有其他一些理据可以用来解释跨市场的经连会。例如，可以利用经连会的品牌为新产品市场建立信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连会曾起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阻止或者控制进入日本的外国投资的程度。当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政府同意开放资本市场时，许多日本公司极为害怕外国竞争对手蜂拥而入，尤其害怕美国公司进入，因为外国的跨国公司可以购买日本企业的股权。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业的重要性在日本基本不受重视；跨国公司除非在当地设厂生产，否则很难在海外开拓市场。[24]正如马克·梅森（Mark Mason）的研究所示，当经连会预计资本市场要开放时，内部交叉持股的程度急剧上升，从而使外商更难获取日本公司的大部分股权。[25]这种策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绝大部分美国跨国公司只能购得日本公司的少数股权，即使是在法律允许它们收购的情况下。譬如有一件广为人知的事，美国企业“突击兵”T. 伯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未能保住他在日本汽车零配件供应商董事会中的一席之地，即使他购买了公司大部分股权，这一事件充分证明了经连会关系可以有效地用来限制外商进入日本市场。最后这个例子也说明，跨市场经连会的职能可能根本不是经济性而是政治性的。

由于日本网络组织这些独特而耐人寻味的特征，一些人遂大胆设想，网络组织作为构建现代商业生活的一种经济有效的做法，不仅适合日本，也可用于其他国家。我们不妨参考科斯和威廉姆森提出的分类，即西方经济大致包含两种工业关系：第一，市场型，在这种关系中，商品的交换是建立在完全不相干的行为者之间的协议上；第二，等级式，在这种关系中，商品根据行政指令，在同一个集团内部进行交换。但是按照公文俊平的说法，网络意味着“其内部成员的相互行为主要属于默契/感应型”，成员之间维持着持久但是非正式的关系。[26]因此，网络可以获得大规模组织所达到的交易成本节约，同时又没有它所要承担的巨额开销和管理成本。一些人断定，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经济关系，而且适用于政治关系。在政治领域，早先庞大、僵化和集权的政府结构已被证明缺乏弹性、行动迟缓，因而不能适应复杂的现代社会的需求。

网络组织不一定是日本文化独一无二的产物，这一观点有一定正确性。德国和美国这两个高信任度的社会也有各自的网络组织。尤其在德国，卡特尔和贸易协会在经济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虽然类似的组织有违美国20世纪初颁布的《反托拉斯法》，但非正式的网络依然以关联公司的方式存在，它们交叉持股且董事会彼此重叠（例如化工巨子杜邦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主要股东，它们有共同的董事成员）。美国的采购经理也不总是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总是不择手段地寻找价格最低而质量最高的供应商，根据价格信号反复更换供应商。在实际中，买方常常与自己信任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认为从长远看，这种可靠性当比最低价更重要。买方也厌恶出于短期利润考虑而抛弃一个供应商，因为他们深知信任关系的构建需要时间，且将来对方会在其他事物上做出让步。

但很难想象日本式的网络组织模式有朝一日真的能够处处通用，尤其是在自发社会性较低的低信任社会。网络组织没有总管全局的权威，如果两个成员公司无法在交易价格上达成一致，网络内并没有一个中心事务所来处理纷争。如果需要整个网络采取某种行动时，比如住友集团决定拯救马自达汽车公司时，任何单个成员按理都可以使用否决权，因为集团内需要意见统一。在日本，一致意见不难达成。在低信任社会，网络形式的组织易产生麻痹和懒散，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网络中的每个成员则首先会盘算如何利用网络为自己谋利，而且怀疑其他成员也会照此行事。

建立在相互道德责任感上的网络遍布整个日本经济，原因在于不相关联的人之间普遍存在着相当高的信任。这并不是说所有日本人都彼此信任，或信任遍及日本全境。日本境内也有犯罪现象，杀人、诈骗、互相欺骗亦有发生，只不过数量比美国要少。经连会网络以外的信任比内部的低。但是日本文化的某种特性使日本人很容易对他人产生责任感，并将这种责任感维持较长的时间。这说明日本的网络结构只能部分复制，即使是在其他高信任的社会中也是如此，而且这种网络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低信任社会。低信任社会中的网络是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组建的，或者只是市场关系的修正，联系在一起的公司关系脆弱且经常更换。

经连会关系和终身雇用制一样，都在1992年之后的日本经济萧条时期承受了很大压力。经济好的时候，以无必要的高价格与企业合作公司进行交易不算什么大事，但到了经济萧条时期，这便关乎企业生死，尤其是当网络外的公司可以给出超低报价的时候。经济萧条和日元升值的冲击使小公司如履薄冰，这些小公司往往发现经连会关系不再那么可靠，因为大型制造公司也感到自身难保，不得不将小公司推给分包商以降低自己的成本。[27]这次衰退还降低了交叉持股的程度，工业公司尤其急于抛售与它们合作的银行的股票。[28]外部力量也施加压力企图打破经连会关系，譬如美国出口商就急切地想打开紧闭的日本市场。经连会关系易于导致无效益，在竞争愈发激烈的全球经济中，这可能会严重阻碍日本公司成本控制能力。但是，与终身雇用制一样，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似乎只是对经连会系统有所冲击，尚不足以将其打破。

在东亚，日本率先利用等级式管理结构和职业经理人，完成从家族企业模式向现代公司形式的组织模式转换。这个转换开始于日本发展初期，早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在亚洲，只有日韩两国的经济由私营大规模企业支配。因此，日本得以广泛地涉足生产工艺复杂、资本密集型的领域。

日本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原因是与中国和法国这种中间组织相对较弱的社会相比，日本社会有很强烈的自发社会性。日本人的信任范围不局限于家庭或宗族，且向各种社会中间组织延展。[29]尤为重要的是收养制度，日本家庭愿意将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吸纳到家庭中，这一特性为家族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打下了基础。在日本，无关系的人自愿组成的各种社团也可以产生信任。一个家元式组织一旦建立起来，便丧失了自愿的特性：人们不能随意中止互惠的责任关系。在日本，无亲缘关系的人进入自发组织，属彼此信任，无利益契约或其他法律文本来规定相互权责，其信任程度相当高，可能比其他任何当代的社会都要高。由于这种强烈的双向道德责任感的存在，才出现了终身雇用和经连会式的商业网络等经济现象，这在世界其他社会无迹可寻，即使是在其他有高度自发社会性的社会。

日本之后，最能彰显自发社会性的国家是德国。虽然德国社会性的文化源泉与日本不大相同，但是其效果却惊人地相似。德国很早就发展了大型组织和专业管理，它的经济也呈现非正式的网络形态，并拥有高度的企业团结性。下一章我们就来分析德国的情况。

[1] 换句话说，它是Shumpei Kumon所谓的网络，本章节稍后定义的“基于共识或诱导的交换”。

[2] 由于他们收到大量的憎恶邮件，他们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取消了他们的帐户，问题也终于得到解决。

[3] 关于经连会的历史和背景进一步的说明，参见Richard E. Caves and Masu Uekusa,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Japa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pp.63-70; Chalmers Johnson, “Keiretsu: An Outsider’s Vi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ights 1 (1992): 15-17; Masaru Yoshitomi, “Keiretsu: An Insider’s Guide to Japan’s Conglomerat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ights 1 (1992): 10-14; Maruyama Yoshinari, “The Big Six Horizontal Keiretsu,” Japan Quarterly 39 (1992): 18 198; Robert L. Cutts, “Capitalism in Japan: Cartels and Keiretsu,”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0 (1992): 48-55; James R. Lincoln, Michael L. Gerlach, and Peggy Takahashi, “Keiretsu Networks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A Dyad Analysis of Intercorporate 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1992): 561-585; Marco Orros, Gey G. Hamilton, and Mariko Suzuki, “Patterns of Inter-Firm Control in Japanese Business,” Organization Studies 10 (1989): 549-574; Ken-ichi Imai, “Japan’s Corporate Networks,” in Shumpei Kumon and Henry Rosovky,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3: Cultural and Social Dynam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参见Nathaniel H. Lea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conomic Group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6 (1978): 661-675.

[5] 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82.

[6] Gerlach (1992), p. 85.

[7] 财阀长久以来未能取得垄断地位；参见William W.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223.

[8] 相关证据，参见 Gerlach (1992), pp.137-149.

[9] Richard D. Whitley, “East Asian Enterprise Structure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11 (1990): 47-74.

[10] 相关论述，参见 Masaru Yoshimori, “Source of Japanese Competitiveness, Part I,” Management Japan 25 (1992): 18-23.

[11]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1937): 386-405.

[12] 参见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1981, hereafter 198la): 548-57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d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1971): 112-123.

[13] Oliver Williamson, “The Modern Corporation: Origins, Evolution, Attribu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 (1981, hereafter 1981b): 1537-1568.

[14] 据Williamson所言： “充斥于企业和市场的实体人，和我所关注的经济人有所不同（至少和常见的讽刺漫画所描述的不同），因为他们不精于算计，不值得信任，且行为不可靠。组织人的算计能力有限，是因为理性有限。经济人奉行机会主义，于是他们不可靠……如果经济人是完全值得信赖的，无处不在的、虽然不完全的外包仍然是可行的。” (Williamson 1981b, p. 1545; italics added).

[15] Armen A.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1972): 777-795.

[16] Oliver E. Williamson, Corporate Control land Business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0), p. 175.

[17] Ronald P. Dore, “Goodwill and the Spirit of Market Capit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4 (1983): 459-482.

[18] 这一观点见于 Masanori Hashimoto, The Japanese Labor Market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Kalamazoo, Mich.: W. 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1990), p. 66, and also by Dore (1983), p. 463.

[19] 关于经连会内部的“啤酒战争”，参见 Gerlach (1992), pp.xx-xxi.

[20] Whitley (1990), pp. 55-56.

[21] 关于过度放贷的机制，参见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03-204.

[22] 参见 Ken’ichi Imai, “The Corporate Network in Japan,”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16 (1987-1988): 3-37.

[23] 这背后的原因，参见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p. 126-130.

[24] 关于这一点，参见Dennis J. Encarnation, Rivals Beyond Trade: American versus Japan in Global Compet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 Mark Mason,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Jap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ese Capital Controls, 1899-1980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pp. 205-207.

[26] Shumpei Kumon, “Japan as a Network Society,” in Kumon and Rosovsky (1992), p. 121.

[27] 大型汽车制造商的经连会成员被告知在三年内将价格下调15%，否则母公司可能寻求其他供应商。“Small Manufacturers Face Survival Fight,” Nikkei Weekly, June 13, 1994, pp.1, 8.

[28] 因此，新日钢铁出售了价值96亿的各银行股票，而松下电器和日产公司大幅减少其持有的对方股份。交叉持股的总比例下降到所有发行在外的股份40%以下。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核心经连会关系。参见“Recession Forces Firms to Dump Shares of Allies,” Nikkei Weekly, May 2, 1994, pp.1, 12.

[29] 这不见得会扩展到全国，这点恕我与James Fallows意见不同。参见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 25-26.

第18章

德国巨人

德国经济是一个尤其有意思的案例，原因有二。首先，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非常成功。在19世纪，当时的政治形势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利，德国建立了统一的经济区（关税联盟），之后又统一了国家。德国后起直追并超越了当时更为发达的两个邻国，英国和法国。德国的领先地位至今未被动摇，尽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其次，虽然德国经济从未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纯自由主义路线来组织，但是却一直保持了领先地位。自俾斯麦主政起，德国就一直是个高福利国家，如今福利更是耗去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半。德国经济有许多刻板现象，尤其是在劳务市场，虽没有终身雇用制，但是，解雇德国工人远比解雇美国工人困难。

德国与其邻居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就如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差异一般巨大。德国经济一直充斥着公共导向的机制，这在中欧以外无迹可寻。[1]与日本一样，德国的这些体制也是积极的律法或行政政策的结果，但是它们同时也高度依赖德国文化的共同体主义传统。

德国和日本文化的相似之处引人深思，其中相同点可以归结为高度发达的公共团结意识，这一点很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了。两国均以有序和守纪而闻名，例如都有清洁的公共场所和整洁的家居环境。两个社会的成员都乐于遵守规则，从而增强了他们自己文化群体的意识；两国人对待工作都严肃认真，但却都缺乏轻松和幽默感。对秩序的狂热有正反两种影响，好的方面是，德国人和日本人长久以来的完美主义传统，在两国经济上的例子则是有精密制造的天赋。两国都以机床和机械师而闻名，尤其是汽车和光学仪器工业，譬如莱卡（Leica）和尼康（Nikon）。但是它们本民族共同体内的内向团结性使它们对外国人都不甚友好，都因野蛮地对待被征服者而臭名昭著。在历史上，两国都在对秩序的狂热的驱动下走向独裁和权威盲从。

同时，我们也不应过分强调德国和日本的共性，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战后德国发生非常深刻的文化变革，从而比日本更趋开放和个人主义。但无论如何，两国的文化传统产生了类似的经济结构。

还要注意的是，在东德，德国文化的连续性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主义统治而中断。许多德国人，无论东德还是西德，都在德国统一后因为柏林墙两边巨大的文化差异而感到意外。西德的经理人认为，他们的土耳其裔雇员都要比共产制度下长大的东德人更具有德国优良传统，譬如强烈的工作伦理和自律。就东德人而言，他们觉得自己的愿望、焦虑以及对后共产主义世界的应对与波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人更为接近。因此，文化并非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原始力量，它是受政治和历史演进影响而持续变化着的。

从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各邦国急切开始工业化以来，德意志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企业规模庞大。从本书第14章开篇所列的表格（见本书表1）可以看到，德国企业的绝对规模是欧洲最大的。由于德国经济整体都偏向于大规模，因此最大的10或20家的德国公司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其他欧洲国家，但是这一比例仍比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同样充斥着巨型公司的经济体的比例高。

在历史上，规模上的这种差异甚至更明显。当德国法院支持大规模企业合并和卡特尔时，同时期的美国法院和政府却致力于打破托拉斯，因此化工和钢铁等关键领域的德国巨型公司比它们的国际竞争对手要明显大许多。譬如，1925年德国最大的化工企业，包括拜耳（Bayer）、赫斯特（Hoechst）和巴斯夫（BASF）合并为康采恩，名为“IG法本公司”（IG Farbenindustrie）。当时的德国化学工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发达的，新成立的IG化工使其他大牌的国际竞争对手相形见绌，如美国的杜邦或今天汽巴—嘉基（Ciba-Geigy）的前身瑞士化工。随后，强大的德国钢铁工业又有很大部分组成了托拉斯联合钢铁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这些巨型康采恩在二战后被盟军管制委员会拆散，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理由，盟军占领军也解散了日本的财阀。联合钢铁公司被分成13个独立的公司，IG法本又恢复成合并前的3家公司。虽然作为“利益共同体”（Interessegemeinschaften）的IG并未像日本的财阀那样重新联合起来，但拜耳、赫斯特和巴斯夫仍然是全球化学和制药业中的巨头。与日本一样，德国在战前也通过了一系列美国式的反托拉斯法，但是这些措施未能阻碍大型寡头企业的壮大。[2]

德国之所以拥有如此众多的大公司，道理与日本以及后面将要讨论的美国一样：德国人迅速地走出家族企业的模式，走向专业管理，构建了理性的组织管理等级体制，并形成持久的制度。公司的组织形式于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建立，与美国的企业先锋创建公司组织的时间相当。

欧洲其他国家直到很晚近才开始进行这种从家族企业向专业公司的转型。例如在英国，大型家族所有并经营的工商企业延续到二战以后，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亦是如此。（荷兰、瑞典和瑞士在德国转轨后不久也跟进，所以国家虽小，但也拥有许多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如壳牌、菲利浦电子、雀巢、ABB集团等，但这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

许多德国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发展成巨型跨国康采恩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德国实业家拉特瑙（Emil Rathenau）于1883年创建了德意志爱迪生（Deutsche Edison-Gesellschaft）公司，以所购买的爱迪生的专利权制造产品，后改名为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到1900年，它在德国有24个办事处，在欧洲其他地方有37个，在欧洲以外有38个。[3]另一个德国电气设备巨人是西门子（Siemens），它的工业机构创立于柏林，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对此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到1913年，柏林的西门子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单一管理组织之下最复杂最广大的工业实体。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其他企业可以取得如此成绩。实际上，西门子和美国通用电气在地理上的对比让人吃惊。类似复杂的工业体在美国不可能出现，除非是把通用电气在马萨诸塞州的斯克内克塔迪、纽约、林恩和皮茨菲尔德，新泽西州的哈里森，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的所有工厂，与西电（Western Electric）在芝加哥的最大工厂（该工厂几乎生产了供全美使用的电话设备），全都集中在一起放在纽约市125街一带，或放在靠近华盛顿特区的希腊岩石公园一带，才差不多接近西门子在柏林的情况。[4]

英国实业家威廉·马瑟爵士（Sir William Mather）与拉特瑙同时购买了爱迪生的专利，但是他却没有创建同样的企业。当时无论是在技术、专家、资金或技术工人方面，英国均不比德国逊色，但是英国却没有出现AEG、西门子、通用和西屋（Westinghouse）这样的公司，在整个20世纪英国的电气设备工业一直在追赶德国和美国。[5]施多威克糕饼公司（Stollwerck）最初是家生产巧克力的家族企业，它聘用了大批专业管理人员，19世纪七八十年代间建立了跨欧洲和北美的市场营销机构。英国吉百利公司（Cadbury）在同一市场竞争，但一直由家族管理着，因而比施多威克公司小许多，这种情况继续了两三代的时间。[6]英国和德国康采恩的主要不同在于企业家的素养，尤其是德国头号实业家有超凡的组织才能。

德国还存在许多公社化的经济制度，这点与日本而非欧洲最接近。这种机构中，首推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与日本以及其他稍晚现代化的亚洲国家一样，德国工业在19世纪后半期的增长主要依赖银行的援助，而非募股。当法律允许成立私营有限责任的银行时，许多私有银行规模迅速壮大，它们与自己所熟悉的某工业联系紧密，并为之提供资金。这就是为什么“贴现银行”（Diskontogesellschaft）被称为“铁路银行”，而柏林贸易银行（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与电气设备工业联系紧密，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adter）则支援黑森和图林根州的铁路建设。[7]

这些银行对特定公司和工业的投资既非短期行为，亦非刻板交易。与日本财阀的情形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银行代表逐渐参与到客户公司的事务中。常见的做法是，银行代表列席客户公司的监事会（德国公司中有两个监督公司日常活动的董事会，监事会是其中更高级别的那个）。德国投资银行率先设立特定工业专员，负责银行与这些工业企业的关系。[8]今天，这些以银行为中心的集团（与日本的财团一样）提供较为稳定的金融资助，这样，与靠市场募股筹集资金的美国公司相比，德国公司能够更长远地评估投资。[9]另外，根据德国法律，恶意收购必须购买75%的可投票股方可生效，因此持多数股权的银行就可以阻止恶意收购企图。德意志银行就成功地阻止了阿拉伯人收购戴姆勒—奔驰公司，我们在第1章举过这个例子。

这种以银行为中心的集团在其他发达社会中并不普遍。美国19世纪晚期曾经有些托拉斯也包括金融机构，用以为托拉斯内的工业企业提供资金，但是许多都在20世纪初的反托拉斯运动中解体了。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法》（Glass-Steagall Act）将商业行为与投资银行业分离开，从而取缔了这种托拉斯。1852年埃米尔·佩雷尔和伊萨克·佩雷尔（Emile and Isaac Pereire）建立投资银行法国信贷公司（French Crédit Mobilier），后于1867年在信贷公司丑闻中垮台。英国银行不愿意为工业提供长期资助，尤其是1878年格拉斯哥城市银行投资失败后。这说明英国金融家和制造商之间存在深刻的社会分歧。这些制造商多来自利物浦、利兹和曼彻斯特等北方城市；工作在伦敦城里的金融家更容易被英国上层社会的文化同化，瞧不起北方小镇出来的修养不高、接受更为实用主义教育的实业家。他们往往选择安全和稳定，而非资助有长期风险的新产业，这就造成英国的电气和汽车工业从未获得过它们需要的资助数量，进而实现它们的全球竞争梦想。[10]整个英国的经济历史有个典型特点，即经济的发展受到阶级和地位的阻碍，阶级藩篱让英国人找不到群体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必要的障碍。虽然德国也是个受阶级支配的社会，但是银行家和实业家之间却不存在如此的地位差异，无论是在实际生活还是在文化当中，这两大集团从来未像在英国那样彼此孤立。

德国第二种比较有公社特色的经济制度是工业卡特尔，同样的体制也出现在日本。德国的卡特尔从未像美国的卡特尔那样受到法律的禁止。当然德国也没有产生像谢尔曼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这种禁止公司合并的法律。事实上，当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在宪法中加人反托拉斯条款时，德国的高等法院却支持公司可实施定价、产量以及市场份额等方面的协议。19世纪末，德国的卡特尔稳步增加，从1875年的4个增加到1890的106个、1896年的205个、1905年的387个。[11]这些卡特尔可以分摊研究与开发成本，或者共同参与整个行业的结构重组计划。在经济衰退时，这一形式的重要性更明显，因为各公司愿意分享市场，而非相互争夺将弱者清场出局。20世纪20年代，卡特尔开始被更正式的跨公司间的组织形式，如作为“利益共同体”的IG（上文举过IG法本公司的例子）或康采恩所代替。康采恩是规模小些的交叉持股形式，由不同的家族或个人所控制。

虽然美国解散托拉斯而德国建立卡特尔、IG和康采恩，是两国立法差异产生的结果，但是法律本身却反映了潜在的文化偏见。美国一直普遍存在着对高度集中的经济力量的不信任。《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通过，是民众对于大企业的憎恨所致，如企图垄断美国石油市场的标准石油托拉斯，而该法案的施行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内民粹主义发展的里程碑。政治民粹主义得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支持，相信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只能依仗生气勃勃的竞争，而非大公司之间的合作。

德国则与此相反，它本身从未对规模本身产生过类似的不信任。德国工业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它们常常拿自己的规模跟全球市场相比较，而非狭隘的国内市场。美国企业的竞争往往始于也止于美国境内，而德国公司在强手林立的世界有更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由于坚持出口导向，德国国内因垄断产生的潜在无效率降到了最低，大型德国公司的诚信在与其他国家的大公司竞争中维系，而非本国公司彼此之间的竞争。

尽管德国经济由大公司支配（与日本一样），它也有众多而富有活力的小企业，即所谓的“中产阶层”（Mittelstand）。德国的家族企业与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普遍和重要。仍然掌握大型企业经营大权的德国家族数量远比美国多。[12]但是德国家族对建立专业管理型大企业从未像中国、意大利、法国甚至英国的家族那样设置障碍。

虽然在战后盟军占领期间，德国的许多大型、正规的工业联合体被迫解散，譬如卡特尔或IG，但是它们的位置以非正式的方式被实力强大的德国工商协会（Verbände）所代替，其成员包括德国雇主联合会、德国工业联合会，以及各种专业生产领域的社团。[13]中欧以外没有现成的这种联合会。它们的活动和责任远比以政治游说为目的的经济团体如美国商会或美国制造商全国联合会广泛。德国工商协会在集体协商时扮演了工会的角色，它们确定整个行业范围内的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它们积极为培训和产品质量设定标准，为某特定产业领域的战略性未来发展制订长期规划。工商协会在发起讨论1952年《投资援助法》中起了关键作用，例如，根据这个法案，德国工业中发展较好的领域必须上缴定税金来补贴某些身处困境的领域，如煤炭、钢铁、电力和铁路。[14]

第三个具有公社特征的经济制度是德国的劳雇关系模式，这种劳雇关系模式可以归入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t，编按：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曾任联邦德国经济和劳动部长、总理）所谓的战后“社会市场经济”（Sozialmarktwirtschaft）范畴。德国的工人运动一直非常强大，组织也非常健全，自19世纪末期起，就由社会民主党作为其政治代表。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于德国工人运动中，但战后时期劳雇关系达到空前的和谐。德国没有经历尖锐的阶级对抗，而尖锐的阶级矛盾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劳雇关系的最大特点。德国工人罢工的次数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与奥地利、瑞士、日本相当。[15]与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相比，德国工会在保护不景气工业领域的工人时，没有坚持强烈的保护主义立场，基本上采取了管理者所认为的合作的态度。简而言之，德国的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互信任度，远胜过那些没有共同体观念的社会。

这一高度的和谐主要源于工人和管理层的互惠。多年以来，这在德国已经形成了制度，德国管理者和德国政府一直像家长一样关心工人的利益。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成为欧洲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一人（即使这一制度是他的“反社会主义立法”的产物，这一法案要求取缔社会民主党）。[16]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魏玛时期。当时德国引入了各种形式的劳动立法，包括自由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力、组织工人委员会的权力等等。[17]在动荡的三四十年代间，纳粹取缔了独立的工会，建立了它们自己的“黄色”工团组织。战后，德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应该建立一套新的、更具合作性的制度。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共同决策制（Mitbestimmung）：工人代表可以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有席位，了解公司信息，真正（即便是在有限范围内）参与公司管理；还包括一个在整个企业处理问题和纠纷的工人委员会网络；工业协会和工会之间的集体协商制，根据这个制度，薪金、工作时间、福利等问题都在部门或整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确定[18]；最后，是内容广泛的社会福利法规，规定工人的健康福利、工作条件、工作时间、工作保障等等。整套制度由一系列中间组织协调和实施，主要是全国性质的工会和工商协会，以此排除单独的雇主或地方性工会的介入。[19]

这种互惠责任能够制度化得益于德国的思想氛围。德国思想界一直对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原子化个人主义预设抱有不满。[20]19世纪出现了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为代表的国家重商主义学派，他用实力和威望字眼来定义经济目标，同时主张国家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指导。[21]二战后的“奥尔多自由主义”（ordo-liberal，或译为“秩序自由主义”）学派跟弗赖堡大学的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这影响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并反对简单地回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该学派认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设立严格的法规来监管市场，以保护市场中的集团参与者的利益。[22]德国保守党派的主流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从未接受过自由经济的理念，主张优厚的社会福利。支持自由经济思想的是规模小得多的自由民主党。社会市场经济开始时被视为寻找不同于纯粹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路径的尝试，将社会市场经济落到实处的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基督教民主党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23]

德国的劳雇关系与日本极为相似，包含工人和管理层高度的互惠精神，并依赖普遍存在的高度社会信任。不过两个国家对如何理解各自的公社特色制度存在重大差异。德国工会虽然与管理层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但它们却比日本的工会更政治化，也更独立。日本战后出现的公司工会在德国并不存在，这一形式在纳粹时期曾被推广，但结果却广受诟病，因此不再为社会所接受。

另一重大差别是，德国的制度往往整理成法律条文，尽管这不意味着德国更加制度化。在日本，终身雇用制、经连会关系以及公司提供的适当水准的私人福利并不是编入法典中的法规，它们是建立在非正式的道德责任基础上的，不是通过法院强制实施的。德国却正相反，社会市场经济的所有部分都有法律后盾，具体细致地规定了劳雇关系的条款。即使公社化的制度深深地扎根并依赖于德国公民社会的中间组织，如共同决策和集体协商，但是它们的形成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措施的结果，而日本的公社化制度更像不借助政治决策而由民间社会使之具体化的。虽然很难说日本调节经济的程度没有德国经济深，但日本许多经济活动是在非正式的范围内完成的。例如日本的福利服务就一直是由私营公司提供，而非国家。上述制度差异造成的结果是，德国的政府福利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多的一个，几乎耗去了德国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日本则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中政府福利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就实得福利来说，如工作保障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福利，日本和德国的距离远没有政府福利的差距那样大。

国家在组织战后德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符合德国政府干预经济的长期传统。与日本和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一样，德国政府在19世纪保护并补贴了各类产业，俾斯麦的名言“钢铁与黑麦联姻”（marriage of iron and rye），所指的就是将保护鲁尔的新钢铁工业与普鲁士的农业关税结合起来。德国政府历来都完全拥有许多工业，特别是铁路和通讯。德国政府最重要的成绩大概是建立了一流的普通高等教育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技术学校为德国经济在19世纪后半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这时期出现了钢铁、化学和电气工业。[24]在纳粹时期，政府接管了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包括分配信贷，制定价格和工资，从事生产制造。[25]

德国政府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人所共知，也常有人对此发表评论。这些政策既不为德国独有，也不必然是具有高自发社会性的高信任社会的特点。[26]实际上，正如我们已了解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干预已经广泛地为从台湾到法国的低信任、家庭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所采用。德国经济生活更独特的现象则是从日常的社会生活中隐隐显露出来的，即德国企业中劳雇关系的群体导向的特质。而这种关系又跟德国的学徒制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些经济关系就是下面几章的内容。不过，我们首先有必要先讨论一下他们的工厂如何体现信任关系。

[1] 不过，它们与其他中欧国家相同，譬如奥地利和瑞士。

[2] 反垄断法的第一份草案出台于1952年，但由于业内的反对推迟到1957年才以“反竞争约束法”的形式得以通过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aenkungen)。参见Hans-Joachim Braun, The Germ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180.

[3] Alfred D. Chandler,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64-465.

[4] Chandler (1990), p. 469.

[5] Chandler (1990), pp. 276-277.

[6] Chandler (1990), p. 399.

[7] Alan S. Milward and S.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780-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p. 425.

[8] Chandler (1990), pp. 417-418.

[9] 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是否合理，取决于人们对于未来的实际折扣率的预期；如果预期低，最好是获取短期利润。

[10] Martin J. 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28-129.

[11] Chandler (1990), p. 423.

[12] Chandler (1990), pp. 500-501.

[13] Christopher S. Allen, “Germany: Competing Communitarianisms,” in George C. Lodge and Ezra F. Vogel, eds., Ideology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7), p. 88.

[14] 受质疑的法律为Gesetz über die Investitionshilfe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Braun (1990), p. 179.

[15] Ernst Zander,“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E. Grochla and E. Gaugler, eds., Handbook of German Business Management, vol.2 (Stuttgart: C. E. Poeschel Verlag, 1990), p. 430.

[16] 关于此项立法，参见A. J. P. Taylor, Bismarc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pp. 202-203.

[17] Braun (1990), p. 54.

[18] 参见Klaus Chmielewicz, “Codetermination,” in Handbook of German Business Management, Vol. 2 (199), pp. 412-438.

[19] Peter Schwerdtner, “Trade Unions in the Germ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135 (1979): 455-473.

[20] 这一点，参见Allen in Lodge and Vogel, eds. (1987), pp.79-80.

[21] James Fallows和其他人已经大大夸赞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重要性，声称《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在指导德国和亚洲的经济增长上的效果要优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是李斯特只是重复了几个世纪科尔伯特（Colbert）或杜尔哥（Turgot）重商主义者的格言，这些格言多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核心地位以让经济手段服从于战略目标。亚当·斯密不会认为李斯特的作品有什么重要的批判性；事实上，《国富论》成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李斯特等前辈重商主义者。Fallows过度夸大了李斯特在德国经济思想和实践中的地位。参见Fallows, Looking at the Sun: 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pp.189-190.

[22] Tomas Riha, “German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y of Alternative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12 (1985): 192-209.

[23] Allen in Lodge and Vogel, eds. (1987), pp.176-177.

[24] 关于工学院的成立，参见 Peter Mathias and M. M. Posta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7: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 Capital, Labour, and Enterprise. Part I: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58- 459.

[25] 关于经济在纳粹时期独立于国家在外运营的程度，已经有很长时间的争论了。参见Braun (1990), p. 82.

[26] 最初由Alexander Gerschenkron发起的一个长久以来的观点是，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深度干预是后发展社会的普遍特征。虽然这样的说法有可取之处，不同的后发展中社会的干预程度和能力还是相去甚远的。

第19章

韦伯与泰勒

要想了解德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不妨看一下士官在德国军队里的角色。早在1945年战后民主化改革之前，德国的士官就比法国、英国或美国的士官享有更大的权力，他们行使的职权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保留给军官的。任何军队中士官受教育的程度一般都不高，让蓝领出身的士官而非白领尉官负责事务，缩减了军队内的地位差距，提高了团队的凝聚力，这也就是德军战斗力超凡的原因。德国下级军官和手下士兵的关系相当于工厂领班与手下工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面对面、平等而亲密的。

在素以等级和权威而闻名的德国，小群体的关系在军队或工厂能够达到如此平等，是有点让人惊讶。但是因为德国社会普遍存在高度信任，这使个人之间能够建立直接的关系，而无需第三方制定的法规和正式程序介入。要了解信任如何在最基层的车间关系中发挥作用，我们有必要更全面理解信任和正式法规之间的复杂关系。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和他所建立的社会学传统，现代经济生活的精髓就在于法规法律的兴起和繁衍。他最著名的一个概念就是将权威分成三种类型：传统权威、魅力权威和官僚权威。第一种形式的权威来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如宗教或父权传统。第二种形式的权威来自“天赋”，这样的领袖是上帝或其他某种超自然力量拣选的。[1]但是，现代世界的崛起离不开理性的兴起，换句话说，是以理性的手段达到有序结构的目标，而且在韦伯看来，理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现代的官僚体系。[2]现代官僚体系“以固定的和正式的管辖区域为原则，通常由法律和行政规定等规章制度来实现秩序化统治” 。[3]现代官僚权威的稳定性和理性来源于其法律约束性。因为透明且清晰的条例，上级无法任意妄为，而下级的权责也事先就明示出来。[4]现代官僚体系是规范法则的社会化表现形式，并且管理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公司、政府、军队、工会、宗教组织和教育机构。[5]

依韦伯之见，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同样有密切的关系。韦伯指出，契约，尤其是关乎婚姻和继承权的契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他又将“身份”契约和“目的性”契约区分开来。[6]前者意味着一个人同意以笼统松散的方式与他人建立一种关系（例如仆从或学徒），责任和职责不会有详细说明，而是遵从传统或某一身份特定关系的普遍特征。对比而言，目的性契约则是为了完成经济交换而订立的。它们并不影响订约者广泛的社会关系，只限于所涉及的特定交易。第二种类型契约的遍地开花是现代性的特征：

与旧式法律相比，现代基本法，特别是私法的最基本特征是大大提高了依法交易的重要性，尤其是契约可以由法律强制履行，成为保障交易者权利的手段。私法的这一特征如此典型，因此只要有私法，我们就可以将当代社会叫做“契约型”社会。[7]

前面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阶段的时候说到（见第7章和第13章），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这些法律制度实际上充当了家庭和宗族内部信任的替代物，在它们所搭建的框架中，陌生人能够合伙做生意或在市场中展开交易。

如果说规则和契约对现代商业来说普遍重要，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先来看一下医生、律师或大学教授等高级职业人的情形。这类职业人往往先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之后再接受若干年专业技术培训，然后理所应当对其专业内的事物展示出高度的判断力和进取心。此类判断本身复杂且随环境而变，因此无法预先给出具体的结论。那些获得专业认证的专家倘若自立门户，则完全不受监督，即便是在行政性的等级制机构工作，他们受到的监管也相对松弛，原因即在此。换句话说，较之非专业人士，职业人往往获得更高的信任，因而得以在一个制约较少的环境中行事。虽然他们完全可以背叛人们的信任，但在人们的概念中，职业人就是高信任、管制较少的职业典范。[8]随着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降低，信任的程度也不可避免地随之下降：一个技术工人，譬如经验丰富的车工，其自主权也小于职业人，而无技术的装配线工人受到的监督和管制要远超过有技术的技工。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能够在相对无管制的环境中行动，必然有一些明显的优势。这从“官僚化”一词的贬义中可窥一斑。如果所有的员工，而不仅仅是那些技术最强的，都能够像职业人一样依照内化的标准行动和判断，并且享受同样对待，那么工厂的效率将会大大提高。超过一定限度，用创造规则来监管广泛得多的社会关系，就不再是理性高效的标志，而是社会功能失调的征兆。法规与信任的关系通常是成反比的，人们越依赖法规来规范交往，他们之间的信任度就越低，反之亦成立。[9]

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化的过程，尤其是大规模生产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法规繁生猛长，最终会消灭工厂中的技术和信任关系。20世纪以前，所有复杂的制造工作主要由工匠来完成。在手工业时代，一个技术工人运用某些通用工具进行生产，产品数量也不过寥寥几件。虽然工人不像职业人那样接受过“教育”，但他却是经历很长一段学徒期后才获得了这门手艺。一般来说，人们信任他能够自我督促，并给予他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来依照他所认可的方式组织生产。手工生产往往适合小规模的上流消费品市场；这便是汽车在20世纪初的生产模式，那时汽车还属于奢侈品。[10]

19世纪的交通革命（火车和其他形式的交通），以及财富惠及更为广泛的人群，催生了大型国内和国际市场，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生产。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随着大众市场的发展，精细分工成为提高复杂产品的生产效率的手段。如果生产环节的时间较长，那么购买昂贵的专业设备来替代技术工匠就比较合算。一块门板原先需要工匠手工打制，而如今一名普通工人只要按下大型自动化金属模压机的按钮就能压制出来。也就是说，制造业生产的日趋商品化导致生产机器逐步走向精密，同时在设备操作方面也降低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开始向大规模生产转型，而之后才慢慢向其他制造领域蔓延。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高地公园建立装配工厂，标志着大规模批量生产时代的到来。[11]在此之前，像汽车这般复杂的产品还从未有人尝试过使用批量生产。该工厂本身也是工程设计研究的成果，这一设计将汽车生产工艺分解并固定为上千道工序，汽车在移动带上被传送到一串工作站，每个站点的劳动仅限于一组单一、简单的操作，由低技术的工人反复完成。

福特的创新行为带来的增产是惊人的、革命性的，这不仅针对汽车工业，也包括其他面向大众市场的产业。“福特式”批量生产技术风靡全球，各国纷纷加以引进。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工业经历了一段“理性化”时期，制造商开始寻求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美国组织技术。[12]列宁和斯大林恰于这个时代登上历史舞台，最终成为苏联的不幸，这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把工业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大规模生产。他们持有越大则越强的观点，即一种虚高的福特主义，最终让苏联的工业架构变得过度集中且毫无效率，甚至一直持续到共产时代末期，而此时福特主义已然是明日黄花了。

与亨利·福特紧密相连的大规模批量生产新模式也有其理念宣传者，那就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他所著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被奉为新工业时代的圣经。[13]产业工程师出身的泰勒是最早支持时间及动作研究（time-and-motion studies）的人之一，这一研究旨在将工人的劳动效率最大化。他企图制定的大规模生产“法则”，是通过一种高度精细的分工，尽可能避免对装配线工人的创造性、判断力甚至技术有所需求。装配线的维护和调试交给单独的维护部门负责，至于生产线设计本身背后的控制智慧则是白领工程师和规划部门该管的。工人的效率是建立在严格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基础上的，即高产工人比低产工人获得更高的计件工资。

泰勒的观点具有典型的美国风格，在科学分析的名义之下，隐含了若干意识形态的假设。他认为，一般工人只是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经济人”（economic man），也就是被动、理性、孤立的个体，只会对狭隘的私利刺激产生反应。[14]科学管理的目标是将工厂对于工人的品质要求简化到只需要服从即可。工人的所有活动，小到在生产线上该动哪条胳膊哪条腿都由生产工程师进行了具体规定。所有其他的人类属性，如创造性、能动性、革新性等等，都是由企业组织中另一部门的专家负责。[15]泰勒主义作为科学管理理论逐渐闻名于世，他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带来低信任的、以规章制度为基础的工厂管理体制。

泰勒制所带来的劳雇关系的后果是可预见的，且从长远看是相当有害的。依据泰勒制原理管理的工厂向工人传递的信息是，他们不会得到充分信任而被委以重任，他们的责任将以详尽的、法律性的形式呈列出来。如此一来，工会自然的反应则是要求雇主同样明确其责任和义务，因为他们也不相信雇主会设身处地考虑工人的福祉。[16]

正如不同社会中的整体信任水平有巨大差别一样，同一个社会中的整体信任水平由于特定条件或事件的影响而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利益互惠可以说是几乎所有文化共通的准则。比方说，如果甲帮了乙的忙，乙就会对甲心怀感激并以某些方式来回报他。但倘若人们发现信任的回报是背叛或者被利用，群体就会进入不信任的恶性循环。[17]

20世纪前半叶，美国重要的制造业领域，如汽车业和钢铁业，就发生过这种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到了70年代，结果是对抗型的劳雇关系，其特点是过分注重法律形式。比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在1982年与福特公司签订的全国协议内容长达四卷，每卷有200页，此外，各工厂还有厚厚一叠的集体协议，明文规定了工作法规、劳动条款和雇佣条件等等。[18]这些文件过分关注工作控制，即它们关心的重点不是工资，而是特定的雇佣条件。其中包括工作分类制度，对每个职位都有详细的说明。工资不是与工人挂钩，而是与工作类别相连。此外，当组织成员的权利发生冲突时该怎么解决，还有资深主管享有哪些特权，都在协议里做出详细说明。在阻止工人做分类工作内容之外的事情上，地方工会尤其警惕。根据此协议，一个管道安装工如果帮助修理机器的话就会惹祸上身，即使他有时间也有这种技术，因为这不是他的分内之事。工会主管特别偏好凭资历而非技术能力来晋升人员；凭能力晋升工人的前提是对于管理层的信任，相信他们能对个人能力给出准确的判断，而这一点往往不能实现。协议规定了四级申诉程序，实际上这是在汽车工业领域建立了微型法院系统，它反映了美国社会深度立法的一面。[19]工厂的纠纷一般无法通过非正式的集体协商手段来解决，而只能诉诸法律系统。

负责签订谈判协议的工会的立场基本上就是，如果管理层坚持依照泰勒模式将劳动分割成小而具体的任务，他们可以接受这个结果，但要求管理层也同样严格遵照规定行事。如果工人得不到信任来做出判断或担负新的责任，那么管理层也将得不到信任来分配工人新职责或对他们的技术和能力做出判断。有看法认为，20世纪中期出现的过分注重工作控制的现象，是因为工会单方面施压的结果，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受泰勒主义和科学管理影响的管理者也喜欢这种协议，因为它可以防止工人篡取他们视为己有的管理特权。工作控制体制把经营和生产的所有决策权留给了管理者，并且告知他们明确的责任权限。[20]

关注工业发展的许多20世纪观察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泰勒制是否如泰勒本人相信的那样，是技术推进的必然结果，还是另有其他的工厂组织形式，允许工人有更大的个人能动性和自主权。美国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学派认为，所有发达的社会最终都将走向泰勒式劳雇关系模式。[21]现代工业社会的许多批评家都持这种观点，他们相信泰勒式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不少现代工业社会批评家的认可，例如马克思和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他们认为泰勒式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形式工业化的必然产物。[22]在这种体制下，人注定会被异化：为他服务的机器实际上成了他的主人，人逐渐沦为机器大生产系统中的一个齿轮。降低工人技能的联动影响是整个社会信任度的下降，人们将通过法律系统相互联系，而不是作为有机共同体的成员。手工业中基于技能和工作的自豪感将不复存在，能工巧匠制造的独特且花样各异的产品也将不复存在。每一次新技术革新都会产生新的恐惧，害怕它对工作的性质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于是，当数控机器在20世纪60年代面世时，许多人就认为这些机器会夺走技术熟练的机械师的饭碗。

当工业从手工业向大规模生产转型的过程中，异化的前景让人们不禁对经济活动的本质提出了质疑。人为何而工作？是为了他们所赚的薪资，还是因为他们通过工作实现了自我价值？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晰的。他们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为了工作中带来的收入，以供他们闲暇时花销。因此，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日后享受为目的。这种观点认为工作的本质是辛苦，其深层根源则是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就不必工作，用工作来养活自己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在基督教传统中，死亡被看作一生劳顿的终极解脱，因此，墓碑上的碑文常是“愿灵安息” （Requiescat in Pace）。 [23]依照这种工作观，手工生产向大规模生产的转变就并不算什么了，只要薪资增长了就行，这也是他们在生产方式转化后工作的最主要原因。

还有另一种传统观念与马克思颇有关系，即人是既有创造性又有消费性的生物，他们在工作中找到了控制和改造自然的乐趣。因此，除了获得报酬外，工作本身还另有一积极作用。但是工作类型非常重要。工匠的自主性——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以及在制造精美产品过程中所展示的创造力和智慧，对满足感的产生至关重要。从这一点上看，向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降低劳动力的技能要求，无异剥夺了对工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这是提高薪水所无法补偿的。

但是随着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普及，泰勒制并不是现代工业的唯一模式已经显而易见，而且技术和手工艺也并没有消失，信任关系依然对运作良好的现代工厂起着关键作用。正如查尔斯·撒贝尔、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以及其他推崇灵活专业化生产的学者所指出的，手工生产技术在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外围”幸存了下来。存活的原因有几个：首先，这些用于大批量生产大宗商品的高度专业化的机器本身就无法通过批量生产制造。因其独特设计，这些设备不得不靠手工制造（这就是中部意大利的小型家族企业在机床行业取得成功的原因）。第二，消费者逐渐富裕而且受到的教育越来越高，他们对与众不同的产品的渴望也随之增长，这使得市场日益分众化，需要更小规模的生产，因此要求制造业有像手工业一样的灵活性。

小规模手工业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还展现出惊人的活力，然而，这不表示泰勒制没有继续蔓延，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绝大部分工人依旧在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工作。泰勒制的真正替代方案存在于大规模生产领域本身，如今这种生产模式之多令人称奇，并且社会信任在其中起着程度不一的作用。例如，科技的进步需要新技能，同时也摧毁旧技能。[24]亚当·斯密的别针厂里，那些从事枯燥、简单、重复性工作的工人，要比那些维护机器正常运转或重新制模以生产新产品的工人更容易被机器取代。操作数控机床的熟练机械师不会被淘汰，因为倘若没有直接亲自操作的经验，就很难为这些机床编程序。这种现象导致“技术智能化”，机械技术被半机械化技术所取代，新技术要求工人拥有更高的脑力投入。[25]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在大规模生产工厂工作的工人因工作的非人化而憎恶他们的工作。[26]

自大规模生产开始至现在，有大量的证据说明，工人实际上并不是泰勒所想象的被动、孤立、自私的个体。20世纪30年代的霍桑实验就证明，将工人分成小组加以管理对工作效率有巨大而积极的影响。[27]结果显示，工作规则界定不那么严格，对于生产过程能够有决定权的工人，不仅效率更高，而且有着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在这类工作条件下，工人更愿意帮助他人，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还会为自己创立领导和相互协助的制度。这些实验对20世纪30年代梅奥（Elton Mayo）所谓的“人际关系”运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该运动是想让工厂变得不那么严苛，而是更有公社化倾向。[28]

在各种文化中，信任和社会性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有些文化多，有些文化少，这说明了泰勒制的成功也同样是受文化影响的。也就是说，泰勒制可能是那些低信任社会的工厂达到纪律严明的唯一途径，而高信任的社会，往往催生出基于更分散的责任和技术基础之上的管理方式，从而取代泰勒制。实际上，二战后的许多管理研究显示，梅奥的人际关系学的基本原理并不适用于所有文化，这些实验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结果。[29]

证明泰勒制不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的最有力证据来自其他国家的经验。德国工厂从未纯粹地按照泰勒方式来组织，而实行将信任关系制度化，这使它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工厂相比有很大的灵活性。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这些关系。

[1] 关于魅力型权威的性质，参见 Max Weber, From Max Web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45.

[2] 或者是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这是与目的理性不同的。关于理性与现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之间的密切联系，参见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的导论一章(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0), pp. 13-16.

[3] Weber (1946), p. 196.

[4] 按照韦伯的说法，“发号施令的权威……以一个稳定的方式分布，并严格遵照规则，这些规则是有关强制、物理或神职等手段的，且置于官员的支配之下”。Webber (1946), p. 196.

[5] 关于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官僚形式，参见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p. 27-28.

[6] Max Web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 668-681.

[7] Webber (1978), p. 669.

[8] 信任并不通过法律和合同就能得以实现的时候，团队会更加良好的运作，家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大多数现代社会中，国家并不严格规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没有制定具体的规定，指引父母应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投入多少时间，相处时间的质量如何，应该如何教育他们，灌输什么样的价值观。虽然家庭纠纷提交到法院，譬如当他们涉及违反婚约或犯有刑事罪行的时候，在其他事情上，家庭往往自行解决纠纷。这是因为，人们假定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有自然的责任感。当然，事情可能并不如此；在美国已经有关于“儿童权利”和涉及父母和孩子的民事诉讼的讨论，以及其他将法律制度延伸到家庭关系的尝试。

[9] 关于这一点，参见Alan Fox, Beyond Contract: Work, Power and Trust Relationship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4), pp. 30-31.

[10] 关于这一范式转换，参见 Maria Hirszowicz, Industri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p.28-32.

[11] Charles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1-33.

[12] Joan Campbell, Joy in Work, German Work: The National Debate, 1800-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31-132; Hans-Joachim Braun, The Germ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50.

[13]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11). 1895年泰勒第一次做了关于科学管理的讲座。参见 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75.

[14] 关于泰勒及后来对他的批评，参见 Hirszowicz (1982), p.53.

[15] Fox (1974), p. 23.

[16] 对于大批量生产后劳资关系的描述，参见William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70-280.

[17] Alvin W. Gouldner,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1960): 161-278; 还可参见Fox (1974), p. 67.

[18] Harry C. Katz, Shifting Gears: Changing Labor Relations in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p. 13.

[19] Katz (1985), pp.38-39.

[20] Katz (1985), pp.39-40, 44.

[21] 这一观点被吸收进Clark Kerr, John Dunlop, Charles Myers, and F. H. Harbison,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还可参见Dunlop et al., Industrialism Reconsidered: Some Perspectives on a Study over Two Decades of the Problems of Labor (Princeton, N.J.: Inter-University Study of Human Resources, 1975); and Clark Kerr,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Convergence or D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所描述的别针厂将劳动分工成更小的和更简单的任务，实际上是对现代工业社会批评的经典段落。参见An Enquiry in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1), pp. 14-15.

[23] 关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参见Jaroslav Pelikan in Jaroslav J. Pelikan et al., Comparative Work Ethics: Christian, Buddhist, Islamic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85). 还可参见Michael Novak, “Camels and Needles, Talents and Treasure: American Catholicism and the Capitalist Ethic,” in Peter L. Berger, The Capitalist Spirit: Toward a Religious Ethic of Wealth Creation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0).

[24] Robert Blauner认为存在一个倒U型的工作异化曲线。异化随着传统工艺产业被大规模生产工厂所取代而加深，但随后再次减轻，因为自动化程度的加深，工人需要新的技能来操作这些高度复杂的机器。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25] Sabel (1981), pp. 64-67.

[26] 参见Robert Blauner的研究发现。“Work Satisfaction and Industrial Trends,” in Walter Galenson and Seymour Marm Lipset, eds., Labor and Trade Unionism (New York: Wiley, 1960). 一项关于四国工人意见的调查研究发现，技术工人关注的是工作是否有趣或有充实感，而非技术工人更感兴趣的是工作收入。很多新人和低技能工人相信，能够在一家工厂上班就足以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William H. Form, “Auto Workers and Their Machines: A Study of Work, Factory,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Four Countries,” Social Forces 52 (1973): 1-15.

[27] 关于Hawthorne的实验，参见Hirszowicz (1982), pp. 52-54.

[28] 参见Elton Mayo, 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and 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ized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2).

[29] Ian Jamieson, “Some Observations on Socio-Cultural Explanations of Economic Behaviour,” Sociological Review 26 (1978): 777-805. 关于美国管理手段受文化约束的总结性讨论，参见A. R. Negandhi and B. D. Estafen, “A Research Model to Deter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American Management Know-How in Differing Cultures and/or Environmen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8 (1965): 309-318.

第20章

团队中的信任

美国大规模生产的理念伴随着两本书的德文译本而传到德国，那就是分别在1918年和1923年出版的德文版《科学管理的原理》和《福特自传》。到1922年，前者在德国的发行量高达3万册，后者在随后的几年中重印了30次，德国一时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泰勒热和福特热。[1]福特公司高地公园工厂所展示的工作效率的巨大进步，给德国制造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在自己的工厂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而弃用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工业掀起的“理性化”运动。

但是，当德国工业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时，泰勒制并没有在德国的经理人和产业工程师间得到很好的反馈，更不用说工人群体了。出现在泰勒式工厂里的一些现象，如工人的去技术化、过于专门化以及蓝领工作的满意度低下，都与德国人长期以来重视“工作乐趣”（Arbeitsfreude）的信念格格不入，这个信念源于德国根深蒂固的前现代行业传统。这一时期，产业工程师纷纷发表文章论述当前阶段工厂的组织模式，例如古斯塔夫·弗伦茨（Gustav Frenz）、保罗·李佩尔（Paul Rieppel）、弗里德里希·冯·戈特尔—奥特里林费德（Fredrich von Gottl-Ottlilienfeld），格茨·布里夫斯（Goetz Briefs）等人，试图将泰勒制与福特公司实际实施的制度区分开来，他们认为后者更人道。[2]尽管在人们早期的记忆里泰勒和福特分别作为低信任、大规模生产的立法者和实施者紧密相联，但福特早期工厂实行的是一种公司家长制，根本不属于泰勒科学管理原则的范畴。在大萧条使销售和利润锐减之前，福特一直向员工提供住房补助和其他福利，并用持续增长的工资来吸引员工，还在工厂工人和管理层之间培养共同体精神。这些德国组织理论家认为泰勒制在德国水土不服，而福特模式的公司家长制才是真正有用的理性化模式。对泰勒制的诸多批评为此后十年梅奥及其人际关系学派奠定了基础。

通过1920年的劳工联合会立法，工人和管理者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得以制度化。劳工联合会（Betriebesräte）制定了在整个企业范围内选举工人代表的原则，所选代表将参与企业的决策，而这之前完全是管理层独享的权力。德国工人运动较为激进的一派对劳工联合会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信奉完全由工人控制企业的模式（若干布尔什维克式式的工人苏维埃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期间），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劳工联合会没有能够在企业中营造共同体的感觉。[3]不过，这种早期的魏玛立法却开了把劳雇共同体制度化的先河，并在战后成为社会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也显示了自大规模生产引入德国的那一刻起，德国人对概念的严肃和认真。

不管这个社会立法作为特例的命运如何，德国工厂内部关系到20世纪下半叶已经有了明显的共同体气氛。现代德国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的共存。一方面，德国（如许多其他欧洲社会一样）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差异和社会流动障碍。多年来，德国工人遵从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必要性的教导，组织了力量强大、手法纯熟的工人运动，不断试图从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手中争取工人应得的公平报酬。德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公司工会；这种所谓的“黄色”工人组织曾在纳粹时期获得过政府的支持，从此彻底丧失了名誉。但同时，德国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劳动有高度的自豪感和敬业精神，这使得德国工人并不单纯地只认同他们的社会阶级，而且还认同他们所在的产业和它的管理层。这种职业精神和天职观缓解了德国的阶级斗争倾向，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一套工厂劳雇关系。

当我们抽象地思考一个更为公社化的工厂究竟是什么样时，我们并不是企图重返手工生产的模式，这对于大多数大规模现代工业来说是完全不现实的。反之，我们是指一系列非泰勒式工作组织法则。公社化的工厂并不进行细致的劳动分工，让专人进行重复操作，而是在使用工人方面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每个工人将接受若干工种的培训，并根据每天特定的生产需要，从一个工作台调往另一处工作。责任将尽可能贯彻到生产科层的最底端。公社化工厂没有严格的劳动分工等级，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没有森严的壁垒，也不强调地位的差异，允许高度的职位流动性，蓝领可以晋升到白领岗位。工作由团体一起完成，如有需要，工人可以彼此替换（这得益于多种技术培训）。泰勒式组织制定了等级悬殊的计件体制，个体的额外工作可获得丰厚的金钱奖励，而管理层和工人的薪水也有巨大差距，相比之下，公社化体制有相对平均的薪酬标准，奖金也是以团队为基础来发放。泰勒式体制往往是条规化的，这是因为工厂设计的产业工程师将各项工作都部署得极为细致、具体，也因为工人对此安排的反应态度。相反，公社化工厂在处理问题时，更多地采用面对面、非正式的交流渠道。此外，泰勒式工厂降低对蓝领工人技术的需求，因而降低了信任的必要性；非泰勒式工厂则倾向于提高工人的技术，这样工人可以在生产流程的设计和实施阶段被委以更重要的责任。

有不少详细的个案研究将德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工厂组织形式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德国工厂的确比其他欧洲国家的企业有着更加鲜明的上述特征。就以技术灵活性以及团队基础为例。在美国工厂引进时髦的工作团队这一做法之前，德国工厂就是以团队为基础的。德国的工会从未坚决主张过严格的劳动分工和工作规则，而严格的劳动分工恰恰是美国大规模生产和工会主义盛行时的特征。德国的工头（Meister）相比法国等国家的工头，负有更大的责任。工头和负责轮职的领班（Vorarbeiter）有权力在其管辖的团队内调动工人，让他们去从事不同的岗位。工头熟知本组工人的技能发展，根据工人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来作出判断。工人轮流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同时也是社会化进程的一部分。这样，当一个机械师请病假的时候，或者生产中出现紧急情况，小组的主管可以调用其他岗位的工人，而不必担心自己违规。[4]

相反，法国有单一的、全国统一的工作分类制度，从非技术工人到最高管理者，这个制度给每个岗位都分配一个级别。工人被安置在各种工作上，然后凭资历向上升迁。正如典型的美国式工会控制主义一样，这种制度内也有着工人对凭技术破格晋升的抵触。这一制度普遍通用，十分具有笛卡尔风格，且颇为僵化。级别（以及依此制定的工资）是随工作而定的，而非工人本身的情况，因此，工人不在提高技术和产量上下工夫，而是钻营如何在工作等级上获得升迁。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工人只有通过工作调动才能晋升，而并非自己技能的提高。于是高层职位往往具有强烈的扩张倾向，不管是否真有这个需要，而这一结果只能通过各部门高层谈判才能达成。这意味着工人和管理者要花费大量时间在部门级讨论正式的组织安排，而非在工厂内部协商如何将工人分配到最合适的岗位，并给予适当的报酬。

法国工业的工作分类制度是高度集中和条规化的，就像法国的公务员体制素来的那样。它的最大的影响是，工厂无法发展出共同体的感觉。托克维尔谈到旧制度下的特权体制时说过，“每个群体都凭其所享用的丁点特权把自己跟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甚至最微不足道的权力也被认为是高人一等的象征”。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工业工作分类制度上，它的等级形式和形式主义导致了工人之间的孤立，迫使他们向权力中心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向他们的同伴。这种制度阻碍了工作团队的形成，以及应对临时调遣的灵活性。[5]

在德国，整个工作小组有时被称为“工头的团队”，而且往往有很强的团队精神。工头必须非常了解工人，因为他全凭个人的判断来评估工人。工人的奖金和未来升迁都根据这个评估。工头之所以能够胜任这项评估，是因为他本人也是从底层工人干起，一路升迁上来，因而非常熟悉他所监管的工作。在法国和美国，由于传统的工会工作控制主义的影响，每个工作岗位根据正式的、行业通用的工作分类制度，被配以特定的工种和级别，这一做法阻碍了工作小组的形成。如果工人不属于同一个工种，那么就不可能将他从一个工作岗位调至另一个工作岗位。[6]与德国工头不同的是，法国工头据说常常头痛不已，因为他夹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他不再是工人，但是又不为白领上司所认可。[7]根据克罗齐耶及其他学者描述，法国人不喜欢面对面的权威关系，与此相一致的是，法国的工头也根本没有必要亲自对工人作出评估，因为工人的工资是单凭资历和工种来发放的。（同样的制度也应用在法国公立大学教授身上，跟美国大学的做法不同的是，他们的晋升不是凭学术成就，而是由教育部的官员根据官方的标准来评判。）

在德国，工人和管理层的等级划分也呈现出高度的共同体组织特征。英国的公司也遵循泰勒模式，与德国公司比，它们将更多的技术性和管理性工作从生产线上剥离出来。也就是说，德国生产线上的工人有着更高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有能力操作自己的生产线，他们所需的监管远不及英国工人。[8]举例来说，能够为自己的数控机床编程的德国技工的比例要高于英国技工，而在英国，编程是白领阶层的技术，他们的办公地点和工人的生产线是分开的。[9]在德国，管理工作由与被管辖工人有相同技术的人来完成，而不是由那些来自不同阶层、自认为善于管理的人来做。

蓝领工人拥有更大的责权和技术，以及由低层次人员负责监管，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是德国较高的白领工作分界线。因此，德国白领与蓝领工人的比率远低于英国或法国。在法国，每100名蓝领工人，就对应有42名白领工人，而在德国只对应36名。每个法国工头平均监管16名蓝领工人，而每个德国工头则监管25名蓝领工人。[10]在法国，劳动大军稳定、工人影响很大的产业与白领工作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获得白领地位意味着在身份和收入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同时也在自己与原先同事之间竖起了一道新的社会藩篱。德国则不同，它比较成功地抑制了白领的增长，在蓝领大军中成功保留了种类繁多的技术和职能。[11]所有这一切都有益于在生产线上获得更高的团结性和灵活性。

正如人们对共同体组织化的社会所期望的那样，在德国，不同工种获得的酬金的差异比法国小。德国白领的工资是蓝领工人的1.33倍，而在法国为1.75倍。由于法国工业中白领劳工比例较高，这在整体上提高了法国工人的劳动力成本。德国较为平均的酬金与其团队工作制度有很大关系。德国的绩效奖金由组织中较低级别的主管来决定，最终依据的标准是工头对工人表现的评估。很显然，在酬金方面差异过大或变化无常，将会伤害小团体的士气，破坏工人对其直接主管的信任。因此，德国的工资差异是直接建立在技术差别上的，而且从整体来看，是互相制衡的。[12]法国工作的正式分类制度使人们把工资问题上的责任，从车间推到公司人事办公室，或推到更高级别的全行业范围的劳雇协商会上。由于没有面对面接触的必要，酬金方面出现的较大差异也就比较容易忍受。

德国管理者愿意信任蓝领工人，并委以更多责权，这与德国工人高水平的技术有紧密的联系，当然也与培养和维系这些技术的学徒制度有关。我们很难跨文化地评估绝对工业技术水平，但是通过事实比较，可以评估出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德国只有10%的技术工人没有任何形式的资格证书，而法国有一半以上的技术工人没有类似的资格认证。[13]学徒制为德国制造高质量的声誉提供了技术基础，而且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它还大大降低了年轻人的失业率。鉴于这些原因，产业培训制度被广泛推崇，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克林顿政府在1992年总统大选上把德国式职业培训作为一个竞选问题来讨论。但是，德国的学徒制产生于更宽泛的教育体制环境中，很难将它们肢解并运用到国外，其发展最终依赖中欧特有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传承。

德国学徒制的范围远比在英国广泛，英国学徒制只存在于某些产业，如工程、营造、建筑等，而在法国，学徒制仅维持在传统工匠业中。[14]大约有70%的德国青年是从学徒开始工作生涯的；只有10%的德国人没有能够完成学徒训练或高等教育。[15]学徒期一般为两年到三年或更长，在此期间，学徒的工资大大低于正常标准。实际上，所有领域都存在学徒制，无论蓝领还是白领工作。其中服务业中包括零售规划、银行业务或文书工作。一般来说，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很少惯例性地为这些职位提供专业培训。在德国百货商店工作的售货员必须接受三年的培训；而在美国彭尼公司（JC Penney）相同位置的职员只接受三天的在岗培训。[16]培训的部分目的是使年轻人适应工作生活的节奏和要求，也同样接受其所在行业的特定培训，在学徒期满时，学徒经过严格的考试后才能拿到资格证书。这个证书代表着从事某个行业的资格，因而被全德国的雇主接受。与自由职业（医生、会计师、律师等）的职业证书一样，这些证书给人带来莫大的自豪。与在美国、英国或法国相比，在德国当面包烘烤师、秘书或汽车机械师，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掌握更多的知识。

这个制度的执行，一来是靠大大小小的私营公司，二来还要靠政府支持的技工学校，这些学校提供一般性的工作训练。工人和公司参加这种培训计划都是自愿的，基本上所有公司都参加，而且接受政府的严格监管。培训的费用分摊在公司、各级政府部门和个人（在接受培训的同时，必须以低于市场的工资工作）身上。学徒制若要有效实行，雇主和工人必须对它的价值有高度一致的认识。公司内部培训对公司来说代价昂贵（尽管究竟有多昂贵仍有争议），且与日本不同的是，这些提供培训的公司并不能够得到这些学徒终身受雇的承诺和忠诚度。离职的比例相当高；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40%的结业学徒在获得资格证书后的18个月后仍留在培训他们的公司。[17]

既然学徒那么容易跳槽，占其他公司培训的便宜的诱惑必然会很大。[18]但实际上，这一问题并不严重，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这个培训课程基本上是通用的；即使某家公司失去了一个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培养的受训者，但是它确信能够从别的公司聘用到相当的接受过培训的员工。与此同时，培训通常结合了通用知识和公司特殊的技术，虽然从外面可以聘到水平相当的工人，但是受训的工人和公司之间存在着一股吸引力，能够使它们凝聚在一起。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雇主感到了一股很强的社会压力，使他们有责任照顾好他们的雇员，给他们技术，使他们能够被雇用。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公司则面临被排斥的命运，而且也不可能与它们的员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这一点归根结底有很深的文化因素。德国的许多机构都为这种培训制度的成长作出了贡献，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城镇、教会到各种联合会，不一而足。如果企业不参与培训计划，就是整个地拒绝文化赋予工作的价值。

如果道德压力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时，劳工联合会，即在魏尔玛时期出现雏形的企业级别上的劳雇关系群体，可利用法律手段，制定法规限制雇主随心所欲地雇用和解聘工人。公司若想裁员，必须提交针对被解聘工人的补偿、再培训和重新安置的计划。这限制了搭便车者“窃取”其他公司技术工人的可能性。[19]在阻碍劳动力流动方面，这些劳工联合会所起的作用与日本的终身雇用制相似。如果具有同等权力的机构存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比如在英国或意大利，它们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来保住工作，而无视这对绩效的影响。（这令我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亚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发起的尖锐斗争和英国采矿工人反对关闭亏损矿山的运动。）这种问题之所以在德国远没有如此严重，是因为劳工联合会和管理层之间有更高的信任。[20]劳工联合会更加清楚认识到保持公司竞争力的必要性，并常常施加压力，要求重新培训或调遣工人，以确保员工生产力的持续。与日本的制度一样，公司不能轻易解雇工人，这一事实给予公司更强的动力来重新培训工人，旨在使劳动力市场不像现实情况那么僵化。虽然德国工厂的团结精神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它仍然达不到日本的团结水平。

德国的产业培训制度的悖论之一是，虽然它在工厂培养出了强烈的团结意识，但将它支撑起来的广泛教育制度却仿佛比法国、美国或日本的都更加不平等得多。德国中等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分轨制（tracking）。德国儿童读完四年小学后，学生必须从三种轨迹中选择一种：初等中学（Hauptschule），技术学校（Realschule），文理高级中学（Gymnasium）。前两种学校的人毕业后都要进入学徒行列，只有那些读完了文理高级中学的人才能继续深造，接受更高的教育。实际上，学生只要通过了高级中学毕业考试（Abitur），就有资格进入德国任何一所大学就读。这样，德国孩子在十岁时就面临着重要的教育抉择，而这一抉择将决定他们一辈子的职业。这种分轨制度反映了德国社会既有的阶级差异，并且不鼓励阶层流动。20世纪60年代，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只有15%选择进入文理高级中学。[21]在法国和日本，能否上大学是由全国统一的高中毕业生联考的成绩来决定的，从理论上说，这个考试是向所有考生开放的，不考虑他们以前的教育背景。从阶级的角度来说，法国的中等教育体制更开放；在 20世纪60年代，大学预科（lycées）有40%的学生来自工人家庭。

既然如此，为什么是法国的教育体制，而非德国的，导致了工厂内不同地位的人等级森严以至于相互难以合作呢？这个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学生接受完普通教育后的培训。法国有相对开放的初级和中级教育体制，中学生毕业统一进行会考（baccalaureate）。根据这次考试的结果，贫穷但有才华的学生可以进入一流的大学，然后进入高等学院（grandes écoles），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私营机构，这一途径可以通向法国行政系统最高层。与其他地方一样，才华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此大部分人在会考中被淘汰出这个系统（在法国，有45%的高中毕业生在会考中落选，而在德国，可比数字只有10%）。[22]与美国一样，职业教育在法国也有某种低人一等的意味，这是不能进入普通教育系统、成绩不好、上不了大学的人的选择。最终成为蓝领或低技术白领的落选者，没有多少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这是他们在一个对高等教育有着高期待的社会中的最终去处。与之相反的是，德国工人阶级背景的学生从小就知道他们不会上大学。但是，由学徒制向他们提供与其技术水平相当的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因此，他们不会把自己看作从普通教育系统淘汰下来的人，而是看作成功地完成了严格的职业培训的人。

此外，德国职业培训体制的灵活性表现在，培训的机遇并不随学徒期的结束而关闭。除了基本的学徒培训外，还有一种中级资格培训体制，它允许大龄工人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这种中级资格培训构建了一条完全独立的社会流动的向上途径，这是在其他国家没有看到的。例如，在法国或在美国，一个人若没有上大学获得较高的文凭，就不可能获得工程师的专业证书，而这一过程往往要七年以上的时间。德国的情况就不同，成为工程师有两条途径，一是上大学，获得工程文凭，这与其他国家相同；二是通过参加中级职业培训课获得升迁。[23]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通向更高的教育、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新途径慢慢向社会开放。于是，十岁孩子进入初级中学班的选择并不像一开始所表现的那样，会限制其一生的职业。与此同时，学徒制使三分之二的底层劳动力获得了高水平的技术，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工人对自己能力的自豪感。

有不少问题威胁着德国学徒制的未来，及其所支撑的德国工业的未来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初，该制度似乎处于危机状态中，因为申请学徒的年轻人数量远远超过了他们结业时的就业机遇。但是，随着80年代末“婴儿潮”一代过去，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24]目前的问题是，现有的学徒形式是否可以为德国提供符合未来需求的技术劳动力，尤其是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这个学徒制度充满了活力，各领域的工商协会和工会一起合作，以确保这种类型的学徒制和从业标准满足产业的需求。这种制度非常适合为中等技术产业培训工人，这些产业一直都是德国的强项，如汽车、化工、机床，以及时其他生产资料性产品。但是目前，学徒制能否成功向知识高度密集型产业提供技术工人尚无定论，如电信、半导体和计算机、生物技术等。这些技术可能要求大学体制的大扩张。[25]

不过，问题不在于学徒制是不是适合21世纪要求的培训机制。德国培训制度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它是德国工厂通向社会化的一座重要桥梁。

通过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学徒制使管理层能够信任工人，让他们自主工作，而且实现了更少的具体法规、更少的监管。另外，它使新工人能够很快适应所从事行业的规则以及所受训的公司的惯例。在某公司完成了三年学徒期的工人，比只受过三天培训的工人，更有可能培养出对组织的忠诚感。连地位最低的员工都发给职业资格证书，这使工人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更强烈的自豪感。当工人不再视工作如负担，抑或是换取其他物品的商品时，工厂就不再是一个那么异化的场合了，也能够更好地与工人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用查尔斯·萨贝尔的话来说：

德国上司（与法国上司）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下属愿意也能够获得有关工作的知识和技能，以使他们能够自主工作。这样，德国上司的任务不是告诉手下如何干他们的工作，而是指点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反过来，由于没有被错综复杂的条文规范所困，德国下属必须相信自己的上司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德国社会是“高信任度”的社会，因为它不鼓励将构想与执行分离。[26]

1992—1993年的经济衰退使德国产生了很高失业率，并且看来难以有所缓解。对此，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是德国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福利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90年代初，它消耗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德国劳动力日渐昂贵，而德国雇主身负多项强制性成本，如医疗保健、失业、培训和休假福利等，同时他们还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随意裁员和缩小公司规模。

虽然德国和日本工业在公社化化和家长制倾向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日本的体制仍然显得更加灵活。日本企业的群体取向大部分并没有写入法律条文，终身雇用和经连会体系都是建立在非正式的道德责任基础之上的。在削减成本方面，日本公司有更大的调遣余地，它们可以将职员调至别处，强行降低薪水（大多数是以放弃奖金的形式），或要求员工增加工作投入。日本政府在福利方面的花费也少于德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个职能交给了私营企业）。与此相反，在德国，福利待遇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并由各级政府执行。因此，在经济衰退时，它们很难进行调节。德国经济的竞争力依赖的是微妙的平衡。劳动力固然昂贵，但是却有高超的技术，而且能在世界经济中找到增值的空间。倘若技术工人创造出的增值无法与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持平，那么这个系统就会失去平衡。但是，这些公社化机构在战后却造就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纪录和高水准的社会福利，这是德国的诸多邻居所没能做到的。

在对德国的讨论做出总结，并返回到日本的工厂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扼要地考察一下学徒制的历史根源。

[1] Joan Campbell, Joy in Work, German Work: The National Debate, 1800-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3.

[2] Campbell (1989), pp. 137-141.

[3] 该委员会受到管理层的质疑，因为他们希望维护其特权，也受到社会党和工会的质疑，因为他们试图进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变革，甚至受到基督教工会的质疑。在此期间唯一对理念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只有那些与反民主运动有联系的工人协会。Campbell (1989), p. 163.

[4] Marc Maurice, François Sellier, and Jean-Jacques Silvestre,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Industrial Power: A ComParison of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pp. 68-69, 72-73.

[5]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74, 128-129.

[6]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 173.

[7]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 111.

[8] Arndt Sorge and Malcolm Warner, Comparative Factory Organization: An Anglo-German Comparison on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and Manpower (Aldershot: Gower, 1986), p. 100

[9] 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50. 正如上一章指出的，一个熟练的、懂得编程的机械师通常会通过数控设备来提高他的生产力。

[10]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12-13.

[11]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51-52.

[12]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 132.

[13]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14-16.

[14] 有关概述，参见 Bernard Casey, “The Dual Apprenticeship System and the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of Young Persons in West Germany,”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4 (1986): 63-81.

[15] Bernard Case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West Germany’s Apprentice Training System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1991), p. vii

[16] 参见 “German View: You Americans Work Too Hard-and for What?”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4, 1994, pp. Bl, B6.

[17] Casey (1991), p. 67. 其他的研究显示，55%的毕业生在一年后离开公司，在五年后离职的比例上升到80%左右。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 44.

[18] 对于试图调和学徒制与加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模型，参见David Soskice, Reconciling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The German Apprenticeship System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and Oxfo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2).

[19] Soskice (1992), pp. 13-14. 此外，Soskice指出，德国银行融资所支持的长期前景更愿意支持学徒制，因为雇主可从更长期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劳动力市场投资。

[20] 据Soskice (1992, p.17)所言：“我们注意到，公司所承担的不信任交易成本较低的原因，是因为工会以及工作委员会对于公司内部培训活动的意见和监督。这些活动和商业协会互为补充，特别是在中型和大型公司。他们为学徒培训的质量和市场适应能力提供了必要的担保。公司管理层和工作委员会之间有高度信任，大部分的监测活动由工作委员会而非工会负责，因此不信任程度非常低。”

[21] 在手工贸易行业中（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只有5%的进入文理高级中学（Gymnasia），而只有不到2%的人完成学业。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30-31.

[22]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31-32.

[23] Maurice, Selliner, and Silvestre (1983) p. 39

[24] Casey (1991), pp. 6-9

[25] 或者可以这样说，规范性的培训制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美国极具活力的计算机产业并没有就业证书体系，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体制不见得是好事情。一些业内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像微软（Microsoft）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Sun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斯科特·麦克尼里（Scott McNeely）几乎没有正规的任何业务培训。

[26] Charles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3.

第21章

局内人与局外人

现代德国经济最具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学徒制，世人多把它捧为德国工业称霸欧洲的基石。学徒制的直接起源是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行会遭到自由经济改革派的抨击，认为其代表的是迂腐守旧的传统，是现代化经济变革的绊脚石。

在西方，行会在自由制度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复杂。行会是封闭式社团，它存在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以及大部分亚洲国家），是如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医疗协会等现代组织的前身。行会的形式或多或少略有变化，但它们大体都是通过制定标准或成员资格，来对某种行业或职业的门槛有所限制，也从而人为地提高成员的收入。行会监管产品的质量，并偶尔对成员进行培训。在中世纪末期，它们在打破庄园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中欧，行会在帝国的自由城市扎下深根，并赢得了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成为摆脱领主和贵族控制的独立堡垒。[1]行会因而成为主要的中间组织，成就了中世纪后期丰富多样的公民社会。它们的存在限制了专制王权，因此在西方自由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厥功至伟。

行会有自治权，还往往有巨额财富，它们对野心勃勃的王族构成了威胁，后者对它们既嫉妒又憎恨。到了16和17世纪，随着庞大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在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崛起，行会被看作政权的竞争对手。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法国的君主制成功地使行会服从国家的利益，它们成为巴黎政治权威的调控附属物。但德国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它在 1871年以前没有中央集权政府。德国政治力量的分散使大批封建社团性机构，如行会等，能够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机构存活更长时间。

虽然有些人认为行会在保持行业传统、维持质量标准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但是到了18世纪初，英国和法国出现的进步思潮却决然地改变立场，反对它们。[3]尽管动机不同，但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却接了专制君主的班，想要打压行会的权力和影响。最早的现代工厂不得不建在农村，以避开城市中对行会的限制。在英国，尤其是在18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改革派请求废黜《工匠法》（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终止强制性加入行会的规定。[4]在法国，以及被法国占领的欧洲其他国家，行会的独立性已经在旧制度下被完全破坏了，并在大革命时期被正式废除。

德国领土上的自由派与行会的斗争更加漫长，也更为曲折。与其他地方一样，普鲁士自由主义改革派的口号是“职业自由”（Gewerbefreibeit）。这个原则是从1808年开始有保留地被介绍到德国境内的。[5]当贸易在1807—1812年的施泰因—哈登贝格（Stein-Hardenberg）改革影响下，在先前由法国控制地区逐渐开放时，许多日耳曼邦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一直持抵抗态度，并维护行会的特权。这个运动得到了传统手艺匠人的广泛支持，因为他们的生计受到了先进工业化的威胁。1845年，普鲁士颁布了《一般工业条例》，该法令虽然废除了某些社团的特权，但建立了工匠师父资格制度和工商业者的经济状况调查制度。[6]甚至当1848年，自由派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举行会议时，独立的行会组织起来，也在法兰克福举行了德国工匠联合大会，施加压力来保护行会的特权。[7]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十年间，好几个日耳曼邦国都收紧了行会条例。自由经济改革派一面反对行会，一面争取德国政治的自由化。虽然在1815年和1848年，自由派取得了少许进步，但是在德国统一之前或之后，它常常遭遇挫折，且从未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占据优势。

到19世纪末，行会的实际势力被铁路、钢铁等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所蚕食，因为这些产业在它们的管辖范围之外。对产品质量和工匠资格的法律控制只存在于传统的手工业领域。但行会并未就此死去，仍旧一息尚存。随着德国逐渐工业化，大批工匠离开传统的手工业，转移到现代制造业领域，成为机械师或其他技术性工人，他们同时也带来了社团主义的传统。20世纪初，德国就成立了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和德国技术工作培训研究院，为工业提供系统的行业培训。[8]1922年工匠同盟会被法律正式承认为工匠利益的代表。[9]职业培训的基本框架建立于魏玛政权时期，服务于学徒制和技术学校，它把企业和工会视为统一的整体。之后在1935年，在纳粹体制下，工商协会在职业培训上开始担负法律责任，与手工业行会的规定相类似。[10]这个时期还发展了系统的工头培训制度。纳粹时期的这个特殊遗产在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未被废除，而且事实上，1969年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法》延续并强化了这个制度。

由此可见，德国的行会从未像在法国那样遭到无情破坏。它们幸存了下来，并演变成现代形式，成为德国战后学徒制的基础。对比之下，英国由于（至少是部分原因）它本身的自由主义原则，在战后未能建立综合的职业培训制度。消除行会的特权不仅是自由主义改革的内容之一，英国在教育上也普遍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因此，在建立适应20世纪工业力量的现代教育制度方面，英国的反应相当迟缓。直到1891年．英国才实行大学教育免费，比德国要晚许多，直到进入20世纪后，英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才调整其课程，以适应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要求。[11]

德国自由主义的半截子胜利在政治层面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12]在20世纪初，德国政府远比英国或法国政府专制，皇帝掌握大权，他的周围则是容克（Junker）贵族。容克贵族的黩武传统和专制的社会关系为德国政治和外交政策定了基调。除了体制外，德国文化本身的公社化特征滋长了不容忍和封闭性。也就是说，联结德国人的强大纽带使他们对自己的独特文化身份有较强烈的认同感，并在20世纪上半叶促进了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历史学家还认为，德国后来的国家地位使德国人更坚定且躁动地坚持其独特的民族认同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和之后的经济灾难，德国人也把自己看作受害者，但是，强烈的文化身份却开始向极端和邪恶的方向游走。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纳粹的苦难遗存迫使德国人打破封闭的公社观念，为德国社会的开放和包容性打下了基础，而这样的开放性，英国和法国社会在几代人以前就已经有了。即使在今天，与英国或法国相比，德国的民主制度更多地倾向于整体主义，较少个人主义，原因在于既有社会群体的角色已经在法律上得到确认。

但是，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到的可怕后果，却有可能转化成经济现代化的有利因素。战后，虽然联邦德国废弃了大多数纳粹时期引入的法律条文，但却没有不假思索地摒弃纳粹对于职业培训的立法，而是保留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在这方面，德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仿，日本吸取了一些文化传统，如家元式社团、儒家的忠诚品德，并将它们现代化，融入新产业的综合体中。

以上的例子并不是要佐证，保存文化传统是经济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正如美国的许多移民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民主社会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同样，某些国家能够成为工业霸主，是因为它们将旧体制或文化特征与广泛的自由经济构架结合在一起。德国并非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行会制度，就如同日本未能完好地保留氏族家庭结构，但是二者均没有完全依照纯粹自由原则建设全新的社会。相反，某些传承下来的旧体制与自由主义的框架达成了中和，并赋予了后者凝聚力。

的确，德国的例子说明，能够保住某些传统文化，明智抑或运气是何等重要。毕竟，现代英国社会也是自由制度和古老的文化传统的结合体，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英国式的结合并不那么成功。前面我说过，与德国相比较，英国对教育的态度更放任自流。这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意识形态是传统上流贵族文化的产物，而贵族文化对于建立现代工业经济所必需的技术和实用教育充满敌意。美国社会的自由程度不亚于英国，但是它却更早地建立普及教育制度，并建立了更为优越的高等技术教育体制。[13]即便是进入20世纪后，英国的高等教育依旧是致力于古典人文主义教育，而非科学技术。工程师并不被认为是地位高尚的职业，是技术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而非国家精英所从事的职业。上层阶级所持的观念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业余专家或者脚踏实地的修锅匠都是理想的职业，而二者都对系统的技术教育不屑一顾。[14]

马丁·维纳（Martin Wiener）认为，英国政治的渐进主义和包容性非常有益于自由政治制度的发展，但也因此完整地保留了公开敌视现代工业社会价值的上层阶级文化，并由此产生了不良影响。[15]英国的土地贵族非常愿意让中产阶级工业暴发户和银行家进入他们的阶层，而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却未有过这样的态度。但这样的接受却成了一剂毒药：具有创业精神的中产阶级非但没给贵族群体带来动力，自己反而归顺了贵族的安逸价值观。维纳提到了马科斯·塞缪尔（Marcus Samuel）的故事。塞缪尔是一个出身伦敦东部、雄心勃勃的犹太人，他在19世纪后期创建了壳牌石油公司（Shell Oil Company）。但是，塞缪尔真正的抱负并不是成为富可敌国的传奇工业家，而是在英国乡间拥有一套别墅（他在1895年购得），获得一个贵族头衔（1902年他成为伦敦市长），并送子女上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这些愿望也都一一实现了）。这样一来，公司的控制权最后落在了荷兰皇家石油公司（Royal Dutch）总裁亨利·德特丁（Henry Deterding）的手中。德特丁更多得保留了典型中产阶级的美德，不受猎狐或者慈善社会活动的引诱。[16]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德国人是幸运的，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争、革命、经济动荡、外国占领和快速的社会变革后，大批传统社会制度遭到破坏，而行会却幸存下来。普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贵族失去了对德国社会的实际或象征性控制，而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更加快了这一进程。事实上，随着1945年的战败，德国的所有传统社会阶层都已光鲜不再。早在19世纪，工程师和实业家在德国就有比较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当整个国家集中力量恢复经济时，他们一跃成了中坚力量。

19世纪初，英国、德国和日本都被蔑视商业、科技和发财的贵族阶级所统治。三个社会都保留了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公社化的机构（行会、教会、寺院），和部分地方政治权威。日本在19世纪末，德国在19世纪中期，都成功地将贵族中立，它们抑或通过将统治阶级的精力转投到商业中（譬如日本），抑或直接将贵族边缘化（譬如德国）。日本和德国都同时将传统的公社性质的文化习俗或制度转化成现代工业社会的一部分，不管是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经连会、工业协会，还是学徒制，如此实现了传统制度的现代化。两国均成功地维持了组织问题的平衡，在建立大规模等级式企业的同时，鼓励小团队的团结性，让工厂更有人情味。

英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彻底除掉了许多传统公社化机构，如行会，但在建立现代企业以取代传统机构的培训和质量控制职能方面，他们又行动迟缓。英国社会表现出了高度的自发社会性的倾向。由于从未附属于某个现代化的强权统治，它在整个工业化时期一直保留了大批形式多样的中间组织，包括异议的或自由的教会（譬如贵格会、公理会和卫理会）、学校、俱乐部和文书协会等。但是它也保留了严格的阶级观念，这一观念使英国社会沟壑纵横，也使20世纪的英国工人和管理者不可能抱有同属一个团队的观念。即使反资本主义的英国贵族的实际势力衰落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阶层保留了贵族对工业、技术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嘲讽。对这些人来说，“制造立体产品”是可疑的行为。[17]阶级意识和传统感使社团形式机构直到二战后才在英国迟迟全面出现。尽管英国社会不像中国或者意大利社会一样以家庭主义为主，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许多英国大型企业都是由家族拥有并经营的。[18]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在许多方面被认为是既针对反创业精神的贵族右派，又针对工会主义的左派。但撒切尔对于前者的影响，今天看来是微乎其微的。

在德国和日本经济中，共同体式的结构为何能够幸存下来，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谜。在过去，日本和德国都以政府专制威权和社会等级森严而闻名。人们对这两个群体的普遍印象是他们都喜欢服从权威，但这个观点与其他刻板印象一样是不真实的，并且愈发过时。而且，我们看到，与英国、法国或美国的工厂相比，德国和日本的工厂车间显得更加平等。在德国和日本，管理层和工人之间地位的正式差异很小；工资差异也比较低；组织的较低级层握有实权，而不仅限于总管经理人员或行政部门。这些社会从未刻意提出 “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为什么它们却在实际行动中能够更平等地对待成员呢？

答案与以下情况有关。共同体取向的社会的平等主义，往往只限于组成这个社会的同质文化群体，并不延伸至其他人，即使他们共享其社会的主流文化信念。道德共同体有明显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之分，局内人受到局外人享受不到的尊重和平等对待。实际上，共同体内部人越是团结，其对局外人的敌意、冷漠和排他性就越是严重。那些正式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必须使更多不同信仰、不同道德标准的人走到一起。代替道德共同体的是法律，代替自发性信任的则是正式的平等和合法诉讼程序。即便在正式规则之下，局内人没有受到非常公平的对待，那么局外人至少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并期望某天自己也成为局内人。

自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共同体文化与日本的相比，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为了对纳粹时期的暴行做出反思，德国从欧洲最不容忍的社会转变成了最开放的社会。除了收紧难民法以及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外，德国的许多城市，如法兰克福、汉堡，是世界上最具国际性的大都市。德国战后几届政府的政策使德国人的认同感融入到更博大的欧洲认同感中。旧式的对权威、等级、国家和民族的态度由于战争而全面消亡，德国正日渐显露出更个人主义的文化色彩。[19]

日本战后的转换就没有这么彻底。虽然国家接受了民主宪政体制，成为和平力量一员，但是日本与德国不同，它从未以同样的方式反思战争的罪恶。两国对战争的态度的差异明显地体现在教科书中，那些有名望的日本政客和学究以种种方式继续否认日本对战争应负的责任。[20]任何人只要穿越一个大型的日本城市，就能感受到更高层次的服从；在当代日本，德国式的女权和环保运动寥寥无几，而且势单力薄。日本没有“绿党”，除了小部分韩国人群体外，没有明显的种族或少数族裔。一位正在著书比较日本人和德国人对战争的态度的荷兰作者提到，有位德国青年这样对他说：“请别过多地谈相似点，我们与日本人根本不一样。我们不会为了公司更强大而睡在公司里。我们也是人，普通人。”[21]统计数据可以证明，这位德国青年的观点是正确的。平均来说，现在德国人工作不如日本人努力。无论韦伯所称道的德国新教徒工作伦理的力量有多强，目前，德国工人在制造业中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已经降至31小时，而日本人为42小时。[22]从一些非正式的迹象显示，德国工人休年假比日本人更自由、放松。

与日本的情况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和全球竞争的总体加剧，使德国的共同体式经济机构面临更大压力，而且这一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倘若公司承诺它们将重新培训工人而非解雇，这的确是个好的原则，而且德国比它的欧洲竞争对手更有资格这样做。但是为高技术的劳动力找到增值的市场空间并非总是能够实现，尤其是劳动力在德国非常昂贵时，去欧洲、亚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寻找技术相当的劳动力，将成本降下来，这种做法越来越可行了。此外，更多德国共同体式的经济制度都是成文的法律，而且许多直接由政府推行。倘若把这种机构建立在法律上，而不是非正式的道德共识上，事务性成本将会升高，很可能还将显著增加系统的僵化程度。这意味着，德国若想迎接未来全球竞争的挑战，虽然不必改变其经济共同体性的一面，但一定要减少国家的干预。

[1]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466; C. Gross, The Guild Mercha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0).

[2] 例如行会负责开发商标、封印等相关标识作为早期的品牌名称。A. B. Hibbert, “The Gilds,” in M. M. Postan, E. E. Rich, and Edward Miller,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3: 230-280.

[3] 参见 Charles Hickson and Earl E. Thompson, “A New Theory of Guilds and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8 (1991): 127-168; 关于对行会的不满，参见Johannes Hanssen,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After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AMS Press, 1909), p. 108.

[4] Arndt Sorge and Malcolm Warner, Comparative Factory Organization: An Anglo-German ComParison on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and Manpower (Aldershot: Gower, 1986), p. 184.

[5] Alan S. Milward and S.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780-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p. 414.

[6] Milward and Saul (1977), p. 415; 也可以参见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84.

[7] Peter Rutger Wossidlo, “Trade and Craft,” in E. Grochla and E. Gaugler, eds., Handbook of German Business Management (Stuttgart : C, E. Poeschel Verlag, 1990), 2: 2368-2376.

[8] 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85.

[9] Wossidlo in Grochla and Gaugler, eds. (1990)

[10] 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85.

[11] 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87.

[12] 对于这个问题的两个经典的分析，请参见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German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and Ralf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9).

[13] 很难定义什么是美国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里程碑，因为这些举措都是在联邦政府层面逐个完成的。义务教育于1852年在马萨诸塞州出台，之后几乎所有的州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实施了。相比之下， 英国的公共教育直到1880年才出台，直到1891年才实行免费。

[14] 关于美英两国工作态度的对比，参见 Richard Scott, “British Immigrants and the American Work Ethic,” Labor History 26 (1985)：87-102.

[15] Martin J. 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3-14.

[16] Wiener (1981), pp. 146-147.

[17] 引自Wiener (1981), p. 136.

[18] Alfred Chandler认为，英国未能利用好第二次工业革命（如化工、金属加工、电气设备等）中重点行业的创业机会，是与英国商业家庭导向的本质有关。参见Alfred Chandler,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86-287.

[19] 德国文化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到底有多少改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关于德国共同体主义阴暗面的猜疑仍然比比皆是，譬如其社会的封闭和不宽容性，共产主义结束后的光头党暴力更是加深了这样的怀疑。怀疑论者会认为，虽然战后德国已经有开明的难民法，但成为德国公民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在德国生活了几代的土耳其人永远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德国人，德国不会有类似利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这样的人物，这位塞内加尔出生的诗人入选了法兰西学术院（the Académie française）。德国左翼政治依旧有着狂热的性格，最明显的是绿党，他们认为德国需要去工业化，或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者，他们将以色列人比作纳粹。这表明，德国新教文化中一些强硬的部分还未消失。

[20] 直到改革派首相细川护熙于1993年就战争道歉，日本首相才就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角色正式道歉，我们可以认为，尚未有日本政治家以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那样双膝下跪的姿态痛悔大屠杀。尽管德国修正主义否认大屠杀的历史，但他们被视为边缘化的疯子；相比之下，在日本，像石原慎太郎和像渡部昇一这样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和学者仍然可以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是一种暴行。

[21] Ian Buruma, 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4), p. 31.

[22] 这是基于德国年平均1 604个小时，日本年平均2 197小时得出的。数据来源：David Finegold, K. Brendley, R. Lempert et. al., The Decline of the U.S. Machine-Tool Industry and Prospects for its Sustainable Recover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MR-479/1-0STP 1994), p. 23.

第22章

高信任的工厂

如果将传统的美国制造业工厂，与高信任的、团队取向的德国工厂，以及与低信任的、官僚化管制的法国模式相比较，大多数人往往都会认为美国的情况与后者相似。毕竟，泰勒本人就是美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他所创建的低信任工业体制都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美国版现代性。泰勒制工厂的条规主义做派，其自命不凡的普世性，以及详细列举工人权利的工会主义工作控制方式，一切都是在效仿美国宪法。工作分类逐渐复杂化，并且逐渐蔓延到整个工厂，这也注定了此类法律关系会在美国社会得到更加广泛地传播。20世纪美国的工业劳雇关系体制，看起来简直就是低信任社会关系的典型，譬如其阶段性的大裁员、长篇累牍的合同、充满官僚主义气息且规矩繁多的人际交往，无一不是例证。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泰勒制工厂和与之相关的工会主义工作控制模式在美国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从日本引进的、更有团队精神的工厂组织模式。倘若我们近观美国大规模生产的历史，就会发现泰勒制并不是美国工厂的缩影，反倒是一段历史时期的反常现象。换句话说，精益生产模式并非是从完全不同的社会移植过来的异域文化习惯，而是将美国工人带回到他们此前失落的公社化工厂传统。

20世纪初，当泰勒制传入到汽车工业中时，它的许多特点并不为美国人认可，例如对待工人的冷漠和拘泥形式，于是遭到相当程度的抵制。它成功的唯一原因是20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底特律特定的劳动力市场情况。当时，庞大的新工人阶级涌入汽车工业，超出了美国人共同体定义的极限。底特律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座全新的城市，譬如在1910年，它的人口为50万，十年后猛增至100万。汽车工人很少真正出身于美国人共同体。1911年，底特律的劳动力约为17万，其中有16万是通过雇主协会从其他地方招募来的。[1]被吸引到汽车工业中的绝大部分新工人是移民，他们主要来自奥匈帝国、意大利、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地区。（其他新兴工业亦是如此，譬如在1907年，位于匹兹堡的卡耐基钢铁厂的23 337名工人中有三分之二是移民。）[2]根据1915年高地公园厂址的一项调查，该厂工人说的语言大约有50多种。[3]这一情况到今天仍是如此，移民比本地人更容易为雇主所剥削。介于这些劳动力的外族背景，且往往都是短期雇工，福特及其他新兴的批量生产商自然不会把他们当作大共同体中的一分子，而是当作需要用正式的、法律性的规则来控制和训练的陌生人。

即便如此，亨利·福特本人还是迅速实施了一些与泰勒制无关的家长式劳工管理办法。在新的大规模生产环境中的工作往往压力巨大，且极度危险，这导致相当高的工人更换率。福特对自己工厂的情况表示不满，于是他自己提出了著名的创新之举——1914年引入了5美元1天的计酬方案。[4]通过这一方案，福特将其工人的薪资在经济衰退时期翻了一番。之后，公司还建立了‘社会部”，专门负责工人的福利。这个好管闲事的部门会派调查员到每一个工人家中调查他们的居住条件、道德行为以及例如酒后施虐等问题。如果工人的居家条件太差，公司会软硬兼施将其搬到条件更好的房子里，这是因为福特不希望他的公司像个贫民窟。[5]另外，公司进一步设立了一系列英语培训学校课程，还刻意招聘残疾人。[6]由此看来，理论上的泰勒制和亨利·福特在高地公园以及后来在红河谷工厂实际实施的制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随后，汽车工业陷入大萧条，汽车市场全面萎缩，公司大批裁员，好斗的工人与公司警卫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劳雇关系就此陷入一片混乱。在1932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红河工厂冲突，导致四名工人死于枪击。[7]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但美国劳雇关系双方对峙、事事诉诸法律的模式已经确立，工作控制的工会主义做法在各个产业间蔓延开来。[8]

在美国，管理层引入高信任日式精益生产模式的速度之快，以及工人在这种生产制度下表现出来的普遍热情之高，表明泰勒制和工作控制的工会主义做法或许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深深扎根于美国文化之中。尽管精益生产方式给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把公司当作大家庭的观念仍受到美国工人的拥护，在没有工会的精益工厂工作的工人大多都强烈反对由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设立工会。事实上，日本人一般选择在美国南方或中西部的农村设厂并非偶然，譬如本田公司的工厂就设在俄亥俄州的玛里斯维尔（Marysville）。这些地区不仅没有工会及其好斗的传统，而且聚居的是相对同质化的社群，这些社群保留了20世纪初期美国小镇的精神风貌。

若要了解美国工厂社会关系的演进，我们必须知道精益生产模式的实质。

精益生产又称“即时”（just-in-time）生产或“看板”生产，由丰田汽车公司加以完善，迄今为止已在工业界风行十几年了，并从日本传播到北美、欧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它已经受到广泛的注意和研究，尤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汽车项目”，在此，我将大量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9]许多国家都成功地实施这一模式，这让麻省理工学院的课题研究者认识到，它不是一种受文化决定的工作方式，而是可以普遍适用的管理技巧。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高信任关系的确可以越过文化界限。但是精益生产模式在日本发明并非偶然，因为日本存在普遍性的社会信任。另外，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的数据本身无法说明，这种技巧在低信任国家是否也能像高信任国家那样成功实施。

精益生产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由丰田的总生产工程师大野耐一发明。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丰田公司的市场太小，不足以维持长时期的生产流程，自然也不能维持高度专门化的劳动分工，即当时美国泰勒式大规模汽车生产的特点。美国厂商有雄厚的财力购买专业化设备，这些设备一旦安装完即可长期使用，他们也负担得起大量存货，以防止生产线停工待料。为了绕过这一问题，大野构想出这样一种生产系统，它的投资总额要比泰勒式大规模要低，而每个资本单位的生产效率又更高。[10]

精益生产的实质是建立一种异常紧张和脆弱的生产系统生产线，从供应到最后的装配，任何地方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可以轻易叫停。[11]存货压至最低水平，每个工人的工作岗位上都有一根绳索，一旦出现问题，工人可以用它来叫停整个生产线。如果工人拉了绳索，又或者供料部门未能按计划准时提供原料，整个装配线的操作将停止。精益生产流程的脆弱性因而就是一个信息反馈环路，一旦出现问题即刻通知工人或者生产工程师。这迫使操作生产线的人碰到问题就立刻解决，而不是将缺点带到最终成品中。例如安装车门一项，传统大规模生产的工人会不顾一切地把车门装好，门没有对准也不管。但在精益生产工厂，生产线会全部停顿，直到车门问题解决为止，这个问题可能出在装配工作台上，也可能出在车门供料部门的设施上。精益生产系统的设定颇有难度，但一旦开始运作则会显著地提高产品质量。质量问题在源头就得以解决，而不是等到在装配线末尾的返工车间再解决，而大多数传统大规模生产工厂往往就是这样拖到最后才处理问题。

大野的精益生产系统将决策权更大程度地交给了装配线上的工人，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德国工厂都达不到这个水平。[12]也就是说，它没有承袭用专业白领生产工程师来设计工厂的泰勒制传统，而是给予生产线操作工人充分的责任，让他们去决定怎样运作最好。整个小组的工人并不会受到具体且精细的指示，以操作一项简单的任务，而是被赋予了更多责权，集体决定如何解决一个更复杂的生产问题。公司给予工作小组充足的时间来讨论生产线的操作，而且一直鼓励他们就如何提高生产流程的效率提出建议。工人的工作不是像亚当·斯密笔下的别针厂一样，在一台复杂的机器上无数遍地重复一个简单的操作，而是用自己的判断力来帮助整个生产线的运行。这就产生了生产小组的概念，以及之后的质量小组（quality circles）。

把责权委托给工作小组限制了劳动分工：工人接受多个工种的培训，于是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被调遣到其他岗位工作。而且，让受到多工种训练的工人完成相对灵活的工作，可减少对专业化设备和其他高资本货物的需求。大野最先的创新之一是重新组织安放模具的程序。制造车身部件的大型冲压机的换模时间从一天降低到三分钟，而且这个程序可以完全由生产工人自己操作，不再需要换模专家。小批量生产零部件可将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因为它减少了大批存货需要花费的资金，也不需要昂贵的专业机床，而且能够在进行大批量生产之前发现质量问题。[13]使用通用机床即可在同一条装配线上生产更多样的产品。

倘若用泰勒制标准来衡量，在精益生产系统中，最低等的装配线工人被赋予的信任是难以置信的。在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工厂里，装配线上的组织模式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生产线停下来。这就是存货和工作台上缓冲零配件堆积如山的原因：瑕疵顺着生产线传递，最后在返工车间或终端消费者那里被发现。对工厂来说，停止生产线是重大的损失，只有更高一级的管理者才有权这样做。但是，精益生产工厂却正好相反，每个工人只要发现问题都可以凭一根绳索将整条生产线叫停。当工厂正常运转时，拽一下普通的绳索虽然会造成生产线停顿和误工，但久而久之，生产线停工的次数就开始急剧下降。不难想象，这样的安排倘若是在一个劳雇关系不友好的工厂里，就相当于给予每个工人蓄意破坏整个生产流程的机会。

若是想让工作小组概念行之有效，管理者不得不放弃泰勒式设计，即不是将设计和生产程序分割成块并分派给专业化工程师负责，而是给予等级制度下端的工人更多的信任，将基本的生产决策权交给他们。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报告：“只有彼此的责任感建立了，工人才会有所反应，即管理者真正看重技术工人，愿意作出牺牲来保留他们，而且愿意授权给工作团队。倘若只是在组织结构图中标明‘工作组’，希望引用质量小组机制来发掘提高生产的办法，则不太可能有什么实质性变化。”[14]

只有当工人有较全面的技术，了解整个生产流程而非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时，向下授权才能在精益生产中有效实现。因此，在培训上的投资就必须比典型的泰勒制工厂高。此外，这也意味着工厂上下的专门化程度下降。产品工程师被要求在某个生产装配线上工作，熟悉整个生产流程，而不是在一个狭窄的专业类型上工作一辈子。[15]

倘若这一体系全面展开，那么装配工厂的整个供应商和分包商网络也会被纳入进来。供应商和分包商不是通过整体并购的方式纵向组合到母公司，而是成为几个独立的组织层。供应商必须小批量地、紧凑地提供零部件，并要求与装配线上的工人一样迅速地适应变化。产品设计的责任分摊给了供应商。装配厂不要求供应商完全按照装配厂工程师的设计蓝图生产零部件，而是针对某一零件提出大致要求，允许他们自己决定设计。但是，如果在装配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装配厂则再找供应商，要求他们在源头解决问题。这一阶段的关系就不再是那么应付，装配厂的工程师可能对供应商自己的生产方式做出评价，并要求其对此进行改良，实际上是将精益生产模式也扩充到供应环节。这样，母公司和供应商彼此交换了大量信息——不仅仅是分工和蓝图，而是关于双方生产流程的最机密信息。信息交流往往伴随着人员的交流。整个供应商网络建立起来困难重重，但是一旦最后协调好，它则成为了一个精益生产工厂的外延。

信任关系在维持供应商网络方面极为重要，在日本经连会关系的环境中尤其如此。在纯粹由市场驱动的装配厂与供应商的关系中，买方公司有意使其供应商互相竞争，以便获取最优惠的价格、最好的质量。反过来，这又造成装配厂和供应商之间的深度不信任。后者不愿意向前者透露成本或专有的生产流程等信息，担心会因此被利用。如果供应商开发了一个工艺流程，使生产效率突飞猛进，那么他会希望自己收获经济回报，而不是将这些回报传递给客户。经连会关系却是基于装配厂和供应商之间的双向责任感之上的，双方都明确彼此将开展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不会因一点点价格差异就更换合作伙伴。只有建立了高度的相互信任感，供应商才会允许母公司的工程师了解成本信息，并就如何共享由生产效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回报发表意见。

精益生产系统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于是很快就被其他公司加以分析和借鉴，就像在大规模生产时代开始时，亨利·福特的高地公园工厂被人仿效一样。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汽车工业出现严重滑坡，迫使一部分美国汽车制造商立即开始学习精益生产模式。但是，想要将高信任的生产方式引入信任度已经相当低的产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精益生产模式是与泰勒制大规模生产和工会主义的职业控制所产生的工作分类或工作规章针锋相对的。

20世纪80年代初，通用汽车公司在一些厂区引入工作小组机制，力图打破高度等级化的工作分类，打造单一的生产工人群体。通用汽车的工作小组体制以奖金形式鼓励工人学习多种技术，组织多方面的生产，组成质量小组。但是汽车工人联合会却对这种工作小组方案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因为通用汽车在当时没有工会的南方工厂首先采用这种方式。[16]在日本，工人并不倚仗工作分类和书面的合同保证，因为精益生产模式扎根于终身雇用制，它给工人完全的就业安全感。汽车工人联合会则担心工作小组的目的在于侵蚀工人对工会的忠诚，而这一做法则是更长远的反工会战略的一部分，最终是要让工人放弃努力争取来的工作法则，而又无法换取任何工作保障。换句话说，精益生产模式若要成功实施，责任和义务必须是真正双向的。的确，通用汽车早期企图引入部分日本式精益生产模式，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公司并没有遵守协议：在鼓励工作小组制的同时又购买了机器人，并继续解聘工人。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给通用汽车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随后通用汽车的总裁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却被授予150万美元的奖金，这对培养公司的团队感毫无帮助。[17]

其他制度的障碍也阻碍了精益生产模式在美国的应用。美国各地的地方工会官员的大量工作就是监督合同的落实；如果这些环节被废除，或交给生产工作小组来完成，那么这些官员就将面临失业。另外，许多中层管理者也不喜欢将自己对工厂的管理权交给生产工人。对于工人来说，实行精益生产模式也意味着极大的压力，他们必须负责整个小组的工作效率，在很大压力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复杂生产流程的产出。

许多在美国设厂的日本公司将工厂设在南部或其他工会力量薄弱的地方，以此来解决工会主义的工作控制问题。当通用汽车公司最终在丰田汽车的直接帮助下建立了精益生产机制（即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费利蒙的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它所做的只不过是说服汽车工人联合会放弃繁琐的地方工作法规协议，而启用只把工人分成两大类的新合约。[18]

精益生产制度与参加工会的工人之间的问题，不是工人对薪水、福利或工作保障的要求（尽管所有雇主都自然地希望能够少支付一些），而是工会所坚持的细琐工作法规和工作分类将制约工作小组机制和灵活生产。实际上，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成功实施精益生产模式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交易，即用长期的工作保障换取宽松的工作法规。福特汽车公司在它的北美工厂最完备地实施了精益生产制度，总体上是因为它能够让工人中间产生出更大的信任感，而工人也相信公司会履行承诺。[19]

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研究者认为，精益生产制不是由文化决定的，只要管理得当，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实行。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们使用了世界各地大量汽车工厂的生产力数据。这些数据显示，每个地区——日本、北美、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汽车工厂的生产力有很大差异，有高有低，这个差异大于地区间的平均生产力的差异。这说明，在决定汽车工厂的生产力方面，文化因素比管理因素影响要小。因为精益生产模式并不完全产生于传统的日本文化，它是由丰田汽车公司一名工程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明的，而且这个公司保持了巨大的效率优势，直到它的竞争对手也采取相同的模式。[20]因此，麻省理工的研究者认为，生产力的地区差异纯粹是落后地区在采用精益生产模式方面的迟缓，使学习曲线下移。[21]

根据前面对文化和信任的讨论，我们可以预测，具有强烈自发社会性的文化，如日本和德国，将最轻松地适应精益生产模式，而家庭主义文化，如意大利、法国、香港、台湾等则将遇到较大的困难。美国则是一个复杂的中间案例：在许多方面，它是很传统的高信任社会，但同时也是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的社会，这使它在历史的某个阶段选择了低信任工业解决方案。表2是麻省理工列出的数据，从中看不出与我们的预测有明显冲突的地方。

表2. 汽车组装厂生产力比较

（单位=小时/辆）

来源：James P. Womack, Danile T. Jones, and Danile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1), p.85.

任何人看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数据，都不得不同意精益生产模式是一种管理技巧，可以跨越文化的界限，实施这个方法的任何企业都有可能提高生产力，不管它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但是，在某些国家，一些重要文化因素会阻碍精益生产模式获得更大的成功。举例来说，虽然在国家之间的生产力有较大差异，但是同样使用最佳生产模式（我们假定是精益生产）的工厂的平均生产力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根据麻省理工的数据，日本的平均数和最高数位居第一，其次是北美，之后是欧洲，但与前者差距较大。[22]（该研究也给出了第三世界的数据，由于是许多国家的平均数，所以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表2的数据显示，设在北美的日本工厂的最高效率和北美的美国工厂的最高效率水平持平，但依旧低于日本本土工厂的最高效率。[23]

由于韩国的劳雇关系一直处于冲突状态，而且社会也更加有家庭主义倾向，因此，韩国企业不在精益生产模式的前沿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80年代，当韩国汽车制造商如现代和大宇公司的产品开始进入北美市场时，它们所倚仗的是以低薪资为竞争优势的低成本大规模生产模式。虽然它们大量借用了日本的技术（譬如现代的超越系列和三菱的柯尔特系列就完全没有差别），却并未引进精益生产机制，而是保留了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刚开始时，韩国汽车商的表现非常不错，但到了1988年，韩国本土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并且消费者开始意识到韩国汽车不如日本竞争对手的质量好时，它们的销售业绩就出现大滑坡。[24]当事实已经证明韩国不能单靠低薪水来竞争时，韩国本可以引进精益生产模式，但这一模式与韩国文化的对接，显然远不及其与日本文化那样来得自然。

并不是精益生产系统所有方面都像工作小组和质量小组那样成功地输出到美国。总的来说，除了那些从日本移植过来的跨国公司外，日本公司与供应商之间所奉行的经连会关系就没有被美国汽车公司照搬。美国汽车公司要么与供应商保留了纵向集成的关系，要么保持若即若离的市场关系。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引进了一些创举，如通用汽车前副总裁伊格纳西奥·洛佩斯（Ignacio Lopez）对公司供应商网络进行了大变动，其目的是使用传统（而且常常是对抗性的）市场准则从供应商处获取更好的价格和质量，而不是建立稳定、长期的信任关系。现在的情况仍然如此，装配厂商试图挑起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这反而使供应商不相信装配厂，不愿意共享生产技术和成本数据。[25]在其他情况中，这个问题更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通用汽车的土星（Saturn）装配工厂使用精益生产模式和少存货策略，结果一个供应商的地方工会蓄意使它停产，向它示威。

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研究者认为，既然精益生产模式比较容易地跨越了日美文化界限，那么它应该是不受文化限制的。但是这个推论成立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即竞争领域的研究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和美国是文化的两极，日本是团队主义的代表，美国是高度个人主义的典范。但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讨论。诞生于美国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泰勒制工业组织模式，也许并不是美国文化的典型或必然产物。泰勒制本身可能是美国历史的一个脱轨现象，如果它被更具共同体性质的精益生产模式所取代，美国实际上则会回到另一套、但却更正统的文化根源。要理解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美国传统遗产的双重性，它既是个人主义的，也是团队倾向的。

[1] Allan Nevins, with Frank E. Hill, Ford: The Times, the Man, the Company (New York: Scribner’s, 1954), p. 517.

[2] Nevins (1954), p. 553.

[3] James P. Womack, Daniel T Jones, and Daniel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p. 31.

[4]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58-259.

[5] Nevins (1954), p. 558.

[6] Nevins (1954), pp. 561-562. 对这一系统的描述还可参见Allan Nevins and Frank E. Hill, Ford: Expansion and Challenge, 1915-1933 (New York: Scribner’s, 1954).

[7] Allan Nevins and Frank E. Hill, Ford: Decline and Rebirth, 1933-1962 (New York: Scribner’s, 1962), pp. 32-33.

[8] 关于这一时期，参见William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40-251.

[9] 这一项目研究发现的总结, 参见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10] 也就是说，越少的公司资金被困在融资库存，其余资金则更加富有成效。从首席财务官的角度对这个系统的说明，请参见 Shawn Tully, “Raiding a Company’s Hidden Cash,” Fortune, August 22, 1994, pp.82-89.

[11]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还描述了在日本实行的精益生产的做法，不像制造过程那样，其效率似乎比美国的做法低很多。

[12] 关于这一点，参见 Lazonick (1990), pp. 288-290.

[13]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52-53.

[14]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 99.

[15]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 129.

[16] Harry Katz, Shifting Gears: Changing Labor Relations in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p. 89.

[17] Katz (1985), p. 175.

[18]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 83.

[19]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99-100.

[20] 事实上，马自达经连会的支持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重组期间坚持的改革之一是采用丰田的精益生产体系。采用之后，它的生产力大幅攀升。

[21]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84-88.

[22] 欧洲数据不按国家分类；因此，精益生产方式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之间实施的成功性会有很大的差异。

[23] 另一种可能是，精益生产因其跨制造业的方法在某些国家遭到抵制。那些最早实施这一方式的公司，尤其是那些从外国移植而来的，往往选址在那些没有工会抗争记录的地区，或失业使工人特别顺从的地区。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最初适应良好；但随着它蔓延到老工业区，它可能会遇到更强大的文化抵制力量。

[24]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261-263.

[25]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144-146.

第四部分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

第23章

“鹰隼不群”——果真？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不管赞成还是反对，美国已经十分在意“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问题了，从学校增设非西方语言和文化课程，到公司开展“多元化培训”研讨会，训练员工对隐性歧视的敏感度，不一而足。多元文化研究的拥护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美国人应该意识到并更好地了解构成美国社会的诸多文化的积极贡献，尤其是那些欧洲以外的文化。多元文化论的拥护者抑或认为美国在统一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外，从来不是单一文化模式，抑或认为过去几代人之间一直占支配地位的欧洲文化是具有压迫性的，因此不应是所有美国人遵从的模式。

当然没有人会反对严肃地研究其他文化，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学会容忍人群间的不同是有必要的。但是，声称美国没有自己的主流文化，或认为原则上它不应该有一主流文化以同化其多元群体，则又是另一码事了。正如本书所阐明的，一个群体是否能维持一种共享的“善恶观”（language of good and evil），对于建立信任、创造社会资本，以及由这些属性带来的所有其他积极经济收益至关重要。多元化的确可以带来真实的经济收益，但是倘若超过了某一界限，多元化又会为交流和合作增添障碍，并对经济和政治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

此外，美国也不一直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国家，仅仅由宪法和法制联结在一起。除了其通用的政治法律制度外，还另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使美国的社会机构具有凝聚力，完成美国的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这个文化起初源自某一特定的宗教和种族群体，后来脱离那些种族宗教根基，成为所有美国人广泛接受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区别甚大，后者深深根植于“血与土”。但是，美国人对于这个文化究竟是何物，它从何处而来，有着许多误解，在此有必要稍加阐述。

一般而言，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信奉个人主义的，若是追溯到先驱时代，则可说是顽强的个人主义。但是，如果美国人真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传统上就是个人主义的话，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得以迅速诞生巨型企业。一位不了解美国工业结构的来访者踏上美国的土地，在被告知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后，就会认为它有许多小而寿命不长的企业；美国人太过坚持主见，不好合作，于是无法在大机构中服从命令，或者因独立意识太强而无法建立持久的私营企业；公司诞生、发展，然后衰落，周而复始。这位观察者或者认为，美国人在这方面与强调权威、等级和纪律的德国人、日本人恰好相反。

但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是，美国率先发展了现代的等级制的公司，并在19世纪末产生了一些世界级大组织。创业者不断开创新的企业，而且美国人似乎完全不介意在巨型官僚等级机构中工作。这种组织天分并不仅限于创建大型企业，今天，在一个呼唤规模缩减、更新、更灵活的企业组织形式（如虚拟公司）的时代，美国人又走在了前头。把美国人描绘成个人主义典范的传统看法不十分正确。

许多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权威著作断言，美国是个人主义社会的典范，在这个社会中，群体或其他大型共同体没有什么权威性。这类文献认为美国人在群体中表现不佳，或者天生不适合群体生活，原因就是他们的个人主义特性。美国人强调权利，当有必要合作时，他们彼此是通过合同和法律制度来进行联系的。在许多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以及做亚洲研究的美国人的观念中，美国的工会主义工作控制只是广泛的个人主义文化的病症之一，至于它的好诉讼和对抗特征则已近于病态。

不仅亚洲人把个人主义视为美国的特点，美国人自己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社会的。但是，他们不是把个人主义看作一个缺点，而是看作一种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自豪感。因此，个人主义往往是自豪感的来源，美国人认为它是美国文明最独特、最有吸引力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全世界公开讨论共产主义和威权政体的衰亡时，最常听到的论调是，独裁是在美国流行文化和它所颂扬的个人自由的渗透影响下消亡的。无党派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之所以如此受美国人欢迎，部分原因是他为美国人树立了最佳个人主义的榜样。他在IBM公司工作时感到压抑，于是辞职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财富。佩罗常常说的口号是：“鹰不群飞，它们永远只会只身翱翔。”

无论他们对个人主义的价值持肯定或否定态度，亚洲人和美国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都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相比，有走极端的嫌疑。这一普遍的看法只对了一半。实际上，美国文化传统是双重的，除了推崇个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外，美国人也同样有着结社和参加其他形式的群体活动的强烈倾向。因此，照理应该是奉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在历史上却又一直是高度抱团的，创建了许多牢固且长久的自发组织，譬如少年棒球联盟、4H俱乐部、全国步枪协会，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以及妇女投票者联盟。

美国社会一直以来就有着高度的社群团结性，这中间最了不起的是，美国是一个人种和民族多元化的社会。从种族上来说，日本和德国毕竟是单一的社会，其中屈指可数的少数民族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虽然并不是所有同质化社会都表现了高度的自发社会性，但是种族多元性却是发展共同文化的严重障碍，譬如许多东欧、中东和南亚多民族社会就有过这样的失败案例。而美国正相反，种族加强了美国小共同体的凝聚力，却未成为（至少不是现在）社会向上流动和同化的障碍。

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的评价更接近亚洲人而不是美国人的观点：他把个人主义视为民主社会尤其容易出现的瑕疵。他相信个人主义是自私恶习的更温和表现形式，“它使每个成员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割断自己与同胞的纽带，只将家庭和朋友圈在一起。当他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后，他最大限度地听任社会自行发展而无参与意识”。个人主义诞生于民主社会，是因为，贵族社会中用来团结人群的阶级和其他社会结构，在这类社会中都不存在，人们除了家庭之外，没有更大范围的附着对象。于是，个人主义“起初消耗着公共生活的美德；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攻击并摧毁其他所有美德，并且大量引入自私自利理念”。[1]

托克维尔相信，他在美国所观察到的市民社团网络，对于抵制个人主义以及限制它的潜在破坏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2]民主社会中，平等的个体势单力薄，需要人们聚集起来以实现重要的目标，并且在社会生活中达成合作，而社会生活实际上就是一所公共精神的大学校，它把人们从本能地专注于自我满足的私欲中摆脱出来。[3]在这个方面，美国与法国的做法不同，专制的法国政府将团结公民的社团纷纷拆散，使法国人彼此孤立，成为名副其实的个人主义者。[4]

托克维尔关心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他担心民主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将引导人们脱离公共生活，一味追求狭隘的物质利益。一旦公民不热心政府的事务，就相当于为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通过教导人们合作和自我组织，一般民事中的自发社会性也会促进经济生活的繁荣。自我管理能力强的人很可能也善于为商业目的而联合在一起，谋求比单独行动大得多的实力。

个人主义深深植根于高扬个人权利的政治理论，而正是这个理论为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奠定了基础，所以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个人主义者的观点绝非偶然。用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话来说，这种法理结构代表了美国文明是一种现代“社会”（Gesellschaft）。但是，美国还存在产生于这个国家的宗教和文化根源的、同样古老的社群传统，它是形成这个“共同体”（Gemeinschaft）的基础。从许多方面来看，倘若个人主义传统一直占据支配地位，这种社群传统是防止个人主义冲动放任自流的中和力。美国的民主和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原因不是依靠单纯的个人主义或共同体主义，而是因为这两种对立倾向的互补。

美国人的自发社会性在经济上有着重要意义，最明显的例证是19世纪大公司在美国的崛起。与其他国家一样，所有美国企业都是由家庭所有并自我经营的小型企业起家。在1790年，有90%的美国人在多少属于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里工作。[5]1830年以前，最大企业的规模与现在相比也相当小。洛厄尔（Charles Francis Lowell）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Waltham）的纺织厂成立于1814年，是当时美国最大的企业，有300名职工；当时美国最大的金属加工厂是政府所有的春田兵工厂（Springfiled Armory），共有250名职工；最大的银行是第二合众国银行（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总裁比德尔（Nicholas Biddle）之外，只有两名专职经理。[6]

随着19世纪30年代铁路的兴建，所有这些都发生了改变。经济史学家就铁路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经济影响一直有着激烈争论[7]，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要想运营铁路，就不得不采用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8]铁路本身的分散特点使它们成为首个无法由单一家族来经营的经济企业，正是它推动了第一批等级式管理型企业的产生。铁路公司的规模日趋庞大：到1891年，仅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有11万员工，比当时美国军队的总兵员还多。[9]铁路融资要求有规模更为庞大的金融机构，铁路货运则将越来越大的地区连成统一的市场。与早期家族运营的企业不同，铁路公司是建立在以创始人为核心的辐射式管理制度的基础之上，管理的方式更分散，中间层次的管理者被授予相当大的权力。市场的扩大为通过更细致的劳动分工发展规模经济奠定了基础，无论在生产还是营销领域。随着中西部和西部产出的谷物和牛肉被包装、运送到东部的消费市场，美国第一次有了所谓全国市场的概念。

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铁路公司主要由私人出资、所有、运营。虽然欧洲的铁路公司也是前沿的大规模经济组织，但是它们大部分是由政府创办，并借鉴了国家官僚机构的组织和管理方法。[10]19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深受腐败和政治阴谋的影响，尤其是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能力都远弱于欧洲的政府。因此，在既没有可借鉴的清晰模式也没有训练有素的管理者作为后盾的情况下，美国人如此迅速地建立起大型管理机构的确很让人佩服。

在南北战争以后，借鉴铁路公司的理性组织结构的大型商业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首先出现在分销领域，然后是在生产领域。1887年至1904年期间，美国在标准石油（Standard Oil）和美国钢铁（U.S. Steel）等公司的带头下掀起合并热潮，后者成为第一个资金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工业企业。[11]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经济的大部分产出来自大型公司。这些大公司生命力非凡，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品牌，不少是由19世纪末成立的公司创建的，其中有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西屋（Westing House）、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全美现金出纳机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柯达（Eastman Kodak）等。大众市场商品的品牌实际上是美国公司在19世纪后半叶的创造发明，分销商利用品牌商品在运输上的优先来争取更广阔的市场。生产商发现，如果他们控制了分销渠道，就能够确保产品质量、发送及服务的可靠性。这种前向整合只有在公司本身有足够大的规模，能持久经营，从而为质量赢得声誉后才可能实现。这正是今天华人公司发现很难达到的目标，但是在19世纪处在跟当今华人企业同样发展阶段的美国公司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当然，除了文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解释美国公司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大多数传统的解释是，企业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要利用技术改革所创造的规模经济，尤其是美国的国内市场如此广阔、自然资源如此丰富。美国工业历史的初期就有了产权和商业法体系。另外，宽松的管制环境、没有人为限制的国内市场也促进了美国大公司的发展，同时它们也促进了义务教育的迅速普及，以及一流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体系的建立。

如果将美国与法国或中国相比，就不难发现，美国文化并没有如人们对个人主义文化所设想的那样阻碍了大型组织的发展。大体上，美国人不抵制没有信任基础的非血亲专业化管理；当需要扩大规模获取更大利益时，他们也没有企图将企业停留在家族范围之内；被赶入大工厂或办公楼、在专制的官僚化机构中工作，也未见他们起来反抗。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的劳雇关系史充满了暴力和冲突，因为工人获得了罢工、集体谈判、干预制定职业健康和安全条件的权力。但是工人赢得这些权力后，工人运动本身也随之成为这个制度的一部分。它从未像欧洲（尤其是南欧）的工会一样，倒向马克思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或其他激进的意识形态。

换句话说，美国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是信任度相对较高的社会。这并不是说美国人统统是讲道德、值得信任的。美国19世纪的伟大工业家和金融家，如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古尔德（Jay Gould）、梅隆（Andrew Mellon）和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都有冷酷、贪婪的名声。这一时期充满了诓骗、欺诈和贪婪的商业行为。这一切都是在没有20世纪这般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进行的。但是经济系统运转得如此顺利，必须存在普遍的社会信任这一重要因素。

以19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跨州农产品贸易为例，货物销往东部要经过几个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批发商，每一个都要在进货、出货前收、付定金。在当时情况下，芝加哥的批发商很难与南部德克萨斯州阿比林市（Abilene）或堪萨斯州托皮卡（Topeka）的批发商敲定具体的合同，如有违约现象，更难提出诉讼。因此大部分这种贸易都依赖信任。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出现，到南北战争时期，纽约的批发商可以直接向堪萨斯或德克萨斯的生产商订购大批谷物或牛肉。这减少了预付金的数量，同时也意味着降低了风险，但是它没有消除双方对电报另一头、从未谋面的合作伙伴的必要信任。[12]换句话说，美国人可以在巨大的社会资本的帮助下降低进行大规模复杂生意的交易成本。

在政治上，美国人对集权的经济权威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标准石油等公司掀起兼并浪潮和建立托拉斯的努力，导致了谢尔曼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通过，以及宣扬打击托拉斯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民粹主义。进入20世纪后，政府的干预使兼并风潮缓慢下来，随之而来的政府政策的改变对工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且一直延续到80年代的里根时期。在法国、意大利等中间组织薄弱的社会中，政府必须出面干预才能建立或支持大规模企业；而在美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以阻止公司发展得过大。美国企业的自发性不是缺乏制度而分裂或者破产，而是因为持续发展，最终走向垄断或“规模不经济”，反成发展的障碍。

与日本人或德国人一样，20世纪中期以前创建了引人注目的企业的美国创业精英，都是属于同一人种、同一宗教和同一民族的。实际上，当时所有大型美国公司的经理和董事基本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白人男性新教徒，偶尔有天主教徒或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欧洲人。这些董事通过互联的董事会、乡村俱乐部、学校、教会和社会活动互相熟悉，而且他们将自己带有宗教背景的行为准则强加给他们的经理和雇员。他们试图向其他人灌输自己的工作伦理和纪律，同时排斥离婚、通奸、精神不正常、酗酒，更不用说同性恋等其他非传统的行为。

虽然今天许多美国人，以及甚至越来越多的亚洲人认为美国人太个人主义了，缺乏真正的共同体意识，但是很难想象20世纪中期大多数批评家对美国式生活的批评竟然是过分驯顺和同质化，尤其是在商业共同体中。这个时期两大主要的社会分析，即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和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指出了驯顺弥漫的危险性，认为社会个体在群体中瞻前顾后，生怕越雷池一步。[13]根据里斯曼及其合著者的观点，19世纪建立了自己国家的美国人是由宗教或精神的内在原则引导的，因而留下了个人主义色彩，而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美国人则由外在准则引导的，言行举止都不希望违背大众社会的尺度。

这个时期，美国式小镇逐渐衰落，因为小镇的限制过多，当时人们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但是他们现在回想起小镇的秩序井然和注重家庭时，又充满了怀念之情。20世纪中期，也是IBM和它的着装规则鼎盛时期，它要求所有白领员工身穿相同的白衬衫上班。欧洲观光客常常惊叹美国看起来是比欧洲的社会更加千人一面。没有自己的贵族或封建传统可依靠，美国人只能彼此看齐，寻求行为标准。60年代以来美国发生了社会革命——公民权利运动、性解放、女权运动、嬉皮运动，以及现在的同性恋权利运动。想要理解这些运动，我们只有将其看成是美国人对20世纪前半叶僵化、令人窒息的美国同质性主流文化作出的自然反弹。

不少关于竞争力的文章把美国刻画成一个超级个人主义（hyperindividualistic）社会，让人读起来却觉得仿佛是对现实的漫画，似乎所有美国公司都缺乏家长观念，譬如洛伦佐（Frank Lorenzo）领导下的大陆航空公司（Continental Airlines），管理者可随时将工作很长时间的员工解雇，而员工只要有更高薪水的工作机会也会跳槽。事实的真相是，许多日式的商业行为都不是日本独有的，而是许多社会所共有的，其中就包括美国。例如，非契约式商业关系依靠的并非法律手段，而是建立在两家互相信任的公司的非正式了解基础之上，这样的关系在美国并不少见。[14]采购决定也不是没完没了地比较价格和质量后才做出，信任关系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起着重大作用。有许多特殊的经济领域通过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如在多数股票经纪人的交易传统上只需口头协议就可以进行交易，而不要求预付款，许多美国公司是以家长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员工的，尤其是小型的家族企业。甚至在如IBM、AT＆T和柯达等不少大公司中，也实行终身雇用制，并通过提供丰厚的福利来赢得工人的忠诚。IBM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放弃终身雇用制，当时它面临危机，公司前途未卜。大多数大型的日本公司也有相同的雇佣政策，只是还未遇到这样重大的问题。

如果美国社会的群体取向或结社生活传统是如此悠长，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又如此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呢？部分原因是语义上的。通常，美国政治讨论中总要一分为二地展示自由社会的基本问题，即以个人权利平衡政府权力。但是对于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各种中间组织的权威，则只能笼统地用学术词汇“公民社会”泛指。美国人的确是反国家统制主义者，尽管20世纪美国政府越来越庞大。但是那些同样反国家统制的美国人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厂、工会和职业组织等。反对政府提供某些福利服务的保守派通常认为自己信奉个人主义，但是，这些人往往同时乐于强化某个社会机构的权威，如家庭或教会。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根本不是个人主义者，更像是非国家统制形式的共同体主义的支持者。

在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语言问题。李普赛特认为加拿大的文化传统与美国相比更偏向共同体主义，他把美国视为高度个人主义的国家。[15]他所谓的“共同体主义”主要是国家统制主义。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尊重政府的权威（联邦或省政府），他们有较大的政府部门，而且更遵守法律，缴纳更高的税，更遵纪守法，更乐于服从政府的权威。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明，即加拿大人是否更愿意让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那些中间社会团体的利益。李普赛特提供的一些证据显示并非如此，加拿大捐给慈善机构的钱明显少于美国人，因为他们不如美国人那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他们的私有机构缺乏活力。[16]从这些方面看，我们可以同样说加拿大不如美国那样偏向于共同体主义。

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语义混淆也很明显地体现在创建新的宗教机构或企业时。美国诞生于宗派主义中：清教徒来到美洲新大陆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英格兰圣公会（the Church of England）的权威，并因信仰而遭受迫害。自此以后，美国人一直不断地建立新的宗教组织，从初期清教徒的公理教会、长老会，到19世纪的卫理会、浸信会和摩门教，再到20世纪的五旬节派、神圣之父和大卫狄恩支派。教派的建立常常被说成是个人主义的行为，因为新群体的成员拒绝接受已有宗教机构的权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的宗派常常要求其追随者牺牲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其纪律甚至要比他们脱离的教派更严格。

同样，美国人离开公司创建自己企业的倾向也常常也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例子。当然，与日本雇员终身效忠他们的企业相比，美国人的确显得更个人主义。但是，这些新的创业者的举动很少是纯粹个人主义的。他们往往结伴离开自己打工的公司，然后又迅速地建立起有新的等级和权威的组织。这些新的组织与旧企业一样需要相同的合作精神和严明的纪律。如果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他们发展成巨型公司，并有非常持久的生命力。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情况往往就是如此，将企业带入持久状态的人一般不是创业者，因为推动制度化的人才较有团队倾向，而创业者更加个人主义，以扮演受人尊敬的角色。但是这两类人在美国文化中很容易共存，互相取长补短。每一个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身边都有一个杨百翰（Brigham Young），每一个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身边都有一个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所以摩门教会和苹果公司到底是美国个人主义的典范，还是群体主义的典范？虽然很多人会认为是后者，但是在美国，它们其实同时代表了两种倾向。

如果我们把绝对的个人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理想型”，那么它将是一个由完全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完全出于理性的私利计算，彼此之间毫无纽带和义务，除非是那些经过计算后产生的纽带和义务。美国通常描述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不是这种意义的个人主义，而是至少扎根于家庭的个体行为。大多数美国人工作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狭隘的私利，还为家庭去奋斗并作出牺牲。当然，一些完全独立的个人也确实存在，如没有子女的隐居百万富翁，或靠养老金独居生活的退休老人，或贫民窟的无家可归者。

尽管大部分美国人扎根于家庭，美国却从没有像意大利或者中国那样成为家庭主义社会。虽然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对此持有反对意见，但是美国的父权家庭从不像中国或者某些拉丁天主教社会那样得到意识形态的支持。在美国，家庭关系常常要服从更大社会群体的要求。事实上，在种族共同体以外，亲戚关系在美国不过是促进社会性的一个较小因素，因为美国社会存在许多其他通往共同体的桥梁。美国孩子不断受到宗教团体、教会、学会、大学、军队或公司的吸引而走出家庭，融入到社会中。在中国，每个家庭像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而与之对比，在美国历史上，更为广泛的共同体拥有更大的权威。

从建国起一直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崛起为世界首要的工业强国，美国在这期间一直都不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事实上，美国是具有高度自发社会性倾向的社会，普遍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亲戚关系的人可以轻易为着共同的经济目标达成合作。美国社会存在什么样的通往社会性的桥梁，抵消了它固有的个人主义影响，从而实现了这一切呢？美国不像日本或德国那样经历过封建时代，因而没有可带到现代工业时代的文化传统，但是，它有不同于所有欧洲国家的宗教传统。

[1]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2: 104.

[2] 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有两个因素缓解了个人主义的影响：其一是自由政治制度，它允许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其二是“正确理解自我利益”的原则，这导致人们去精心计算与同伴的合作是否符合他们的自我利益。

[3] Tocqueville (1945), pp. 114一118.

[4] 参见托克维尔在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第15章的讨论。

[5] 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51.

[6] Chandler (1977), pp. 43, 58, 72. 有些种植园的奴隶人数多至一千人。

[7] 尤其参见Robert W. Fogel, Railroads and Economic Grow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4).

[8] Chandler (1977), pp. 79, 188.

[9] 当时男性的总人数为39 492。Chandler (1977), pp. 204-205.

[10] Chandler (1977), p. 205; Alan S. Milward and S.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780-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pp. 378-380.

[11] 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 155.

[12] Chandler (1977), p. 210.

[13] William H. Whyte,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6); David Riesman, with Reuel Denny and Nathan Glazer,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14] 参见Stewart Macaulay, “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 A Preliminary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1963): 55-69.

[15] Seymour Martin Lipset, Continental Divide: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3-10.

[16] Lipset (1990), p. 46-56.

第24章

循道合群

美国人有着结社生活的习性，这对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倾向构成了某种平衡；这种结社习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是新教精神，它是早期移民从欧洲带到北美来的。[1]似乎矛盾的是，这个新教精神同时又是美国个人主义的重要来源。这是一种颠覆旧有社会制度的信条，但同时又能促进新共同体的形成，成为社会团结的强大纽带。新教怎么会同时是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的来源，这需要花一点笔墨来解释一下。

要理解美国生活的共同体性质的一面，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个人主义的根源。20世纪后半叶，美国经历了一场“权利革命”，这一革命为提倡个人主义行为打下了道德和政治的基础，后果是减弱了早期的群体生活倾向。到了20世纪90年代，再没有人想到要批评美国社会过于合群。与之相反的问题开始涌现，家庭分裂，各类组织在不断增加的多元化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城市和邻里街区正在消亡，社会孤立、信任缺失和犯罪弥漫的气氛日趋严重。许多人在生活中能隐约感觉到某种社群感，可一旦较真却又根本不存在。美国的权利革命所造成的个人主义后果并非偶然。这些观念并非是受来自遥远国度的异域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某些固有倾向的必然产物。

相反，像儒家思想那样的亚洲伦理体系，将义务而非权利作为必须遵守的道德要求。即一个人出生之后，就要背上对其他人的一系列责任和义务，包括父母、兄弟、政府官员和帝王。要想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或者取得士绅的地位，端看他在什么程度上履行了他的这些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不是从既有的伦理准则派生出来的。从这一点看，儒家思想和古典时期的西方哲学、宗教传统殊途同归，古典政治哲学所定义的许多品德，如英勇、诚实、仁慈或公民品德，都是义务。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戒律大多也是以义务的形式出现的。

然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使西方政治思想来了一个大转弯。他是自由哲学传统的先驱，追随者有约翰·洛克（John Locke）、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以及美国宪法的起草人。霍布斯认为，人生来不是承担义务而是享受权利的，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生存权。[2]无论个人要承担什么义务，都只能是作为他自愿进入公民社会的结果才能被接受。对霍布斯而言，义务完全是权利的派生物，只有在保障个人权利的时候才会履行。因此，一个人之所以有义务不伤害他人，仅仅是倘若这样做，会使他又回到自然状态，而他自身的生存权利将受到威胁。无论霍布斯、洛克和美国的国父们有多少差异，他们都接受权利第一的正义概念。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人生来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组建政府则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因此，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成为美国威严法律殿堂的基石，这是所有美国人为之骄傲的一点，也是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所有合法政治权威的起点。

儒家强调义务，因为它的概念是个人生存在一张既有的社会关系网中。人生来就要对别人承担义务。一个人不可能孤立地完善自己，人类最高尚的品德，如孝和仁，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才能付诸实践。社会化并不是达到私欲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生活的目标。当然，认为人类是社会性的并不是儒家独有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把人看作天生的政治生物，“城邦国家在本质上要先于家庭以及我们每一个体”。完全自给自足的人类若非野兽，就是神灵。[3]

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观点则完全相反，其认为义务不仅是权利的派生物，而且这些权利属于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人。[4]霍布斯和洛克描绘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是独立的，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照顾好自己，而他们的基本社会联系则是冲突性的。社会关系不是自然的，只有在个人无法独立达成心愿时，才会借助社会关系的手段来达到。在卢梭笔下，自然状态下的孤立更趋极端，甚至家庭都不是人的生存或幸福必不可少的。虽然“个人主义”一词没有出现在美国宪法中，但“权利的主体为孤立的个人”这一命题隐含在宪法所依据的理论中。举例说，家庭纽带根本不像在儒家学说中那样享有特殊的地位。洛克《政府论》下篇第六章说到父母和孩子有互相热爱和尊重的义务，但一旦孩子有了自己理性思考的能力，父母的权威就此结束。洛克的观点与儒家思想恰好对立，父母的权威不能作为政治权威的模式，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意，而不是因为它构成一个“超级家庭”。[5]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所讨论的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和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谓的经济人恰相对应。两者都被设定为孤立的个体，都认为个人在本性上是寻求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政治自由主义）或他们的“功利”（经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都认为，社会关系通过契约关系来体现，在这样的关系中，理性地追求权利或功利造就了与他人的合作。

个人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这不仅符合美国，也符合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其中最终演变出现代新教的那条进路。[6]犹太教和基督教把上帝看作全能的、超然的立法者，他的话超越了所有既定的社会关系。对上帝的义务超过了对所有社会权威的义务，无论是父亲还是恺撒，连亚伯拉罕都要准备好将自己的儿子献祭。上帝的律法是普世的标准，人类所有的制定法都要接受它的评判。

仅有超越的律法本身并不必然会为个人主义打下基础，因为谁来诠释律法这个问题没有定论。当然，天主教会把自己视为上帝和他子民之间的沟通者，并宣称自己的诠释是具有权威的。天主教会扮演着这个角色，在历史上批准了大量体现或至少是不违背上帝旨意的社会建制，从家庭到国家，到形形色色的神职人员、官员、统治者，以及这之间的三六九等。甚至，在天主教国家，教会本身成为共同体的主要渊源，因为它维护了自己作为人类和上帝之间的看门人的角色。

新教的宗教改革为个人带来了与上帝建立直接关系的可能。恩典不必靠优秀表现或履行一套社会义务而获得，它也可以施予罪恶最深重但信奉上帝的人。事实上，在西方个人主义具有的积极内涵大于其消极意义，这尤其体现在历史上基督徒的良心运动，即拒绝奉行以上帝的高级法名义颁布的不公正规定或命令。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维滕贝格的主教堂门口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他的行为正是新教传统的第一次个人主义行为。从长远来看，个人有与上帝建立直接关系的能力，这为所有社会关系带来了极其颠覆性的后果，因为它使个体获得了道德支持，以反对传播最广的传统和社会惯例。

儒家的角度却截然不同。它的伦理准则源于社会性制度，如家庭、宗族、君王、官僚，并赋予它们道德意义。没有更高的准则来批评这些基本制度，在这样的伦理系统中，个人显得势单力薄，无力以自我的良心来判定父亲或政府官员所赋予的义务是否与更高的律法相违背，因而是否必须拒绝。此外，儒家思想并没有企图将其道德准则抽象化，并推广至全人类范围。因此，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屡屡冲突，也就不那么让人觉得意外了。现代的人权拥护者往往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认可基督徒的理念，即唯一的、高于一切的伦理法则的普世标准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并不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约束。

亚洲的民间信仰，譬如中国的道教和日本的神道，都没有赋予个人主义以合法性。这类泛神论的信仰崇拜多个神灵，这些神灵藏身于岩石、树木、溪流甚至于电脑芯片当中。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像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一样万能，而且没有任何神强大到可以裁决一切，譬如赋予儿子对父亲的违逆或者推翻既有权威的政治反抗以合法性。唯一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个人主义的宗教是佛教，这一宗教同样不是一神论，并教导众生远离尘世的所有事物。佛教的力量强大到可以让儿子出家为僧侣，因此，佛教也常常被认为是和儒家价值观相对峙的。[7]在日本，佛教像新教一样衍生出不同的教派。大体而言，这些宗派都与日本既有的社会机制和平共处，虽然有时候他们会因其独立的身份，成为抵抗政治当局的源头。[8]

霍布斯和洛克的著述都不是从基督教的视角出发，但是他们同样认可基督教的这个观点，即个人有权利根据更高原则来判断他所处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是否恰当。新教徒可以根据自己对《圣经》上神意的诠释来判断。对于霍布斯或洛克来说，自然人则凭借天赋人权和理性的理解，为自己的利益作出最佳判断。以美国为例，两种思潮——新教革命和启蒙运动——都是个人主义的支持来源。

那么，新教又是凭借什么特殊的机制引导美国人走向结社生活的呢？答案与美国新教的宗派性大有关系。

美国宪法禁止联邦政府设立国教，但不禁止州政府这样做。个别州如马萨诸塞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建立属于该州的教派，但是教会和政府的分离原则已经行之多年，而且备受尊重。有人会认为，建立全国性教会将产生强烈的共同体感觉，就如同在许多欧洲国家，因为它将国家和宗教认同感结合在一起，能在政治体系之外给予公民一种共同的文化。事实上，这种做法所带来的结果却是相反的。在那些教会系统完善的国家，宗教认同是强制认定而非自愿的，人们往往倾向于世俗主义，很多情况下还公然反对教权。而没有国教的国家，却能保持高度虔诚的态度信奉宗教。因此，在没有国教的美国，一边是世俗的公共生活日益发达，同时却又比有国教的欧洲国家更虔诚地信奉宗教。这一点从诸多宗教情感的衡量指数上都可以看到，譬如到教堂做礼拜或认为自己信上帝的人数，或私人向宗教组织提供的慈善捐助等。[9]相反，天主教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却是暴力反宗教运动的摇篮，而到了20世纪，这些运动则成了马克思主义式的，且无一不是旨在消除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路德宗是瑞典的国教，19世纪，它加强了自己的垄断地位，甚至到了迫使瑞典浸信会教友移民的程度。到了 20世纪，掌权的社会民主党对这一早期的正统教会作出了反应，并成为强烈的反教权主义者。今天，瑞典是欧洲最世俗化的国家之一。[10]看来，无论是国教还是志愿教会，越少特殊教条（如天主教或新教），人们就越能保持宗教情感。

这一明显的悖论背后的原因是，倘若宗教认同是强制施予的，逐渐就会成为大家想逃避的负担。政府越坚持让民众信教，民众就会越发抵触它，视它如包袱，并将其对权威的其他不满情绪聚集一起。但是在自由信教的国家里，人们只有在对精神追求感兴趣时才加入教会。教会不再是抱怨政府或者社会的导火索，而是本身就可以成为抗议的载体。自发性的宗派就如其他自发性的组织一样，比起正统教派来说可以更为轻易地解散，它们也同样可以造就更为虔诚的信奉。因此，美国人比欧洲人更笃信宗教，应归功于罗塞·芬克（Roser Finke）和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所谓的美国宗教“自由市场”，人们在宗教从属关系上有广泛的选择。[11]

美国宗教生活的志愿性和开拓性特征，进一步解释了宗教信仰为什么可以顶住越发强大的世俗化压力，并历经相当长的时间还得以不断更新。随着老教派牧师的布道变得程式化，而教义也慢慢变得宽泛粗疏，新的原教旨主义教派就会起而挑战，而新教派的入门要求则更高。当教会要求成员在情感上投入更多并改变生活方式时，成员中间更容易产生强烈的道德共同体的感觉。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律严明，要求有基本的训练，打造出比陆军更加强烈的忠诚度和团结精神，而原教旨主义的教会也是如此，它们的成员是比主流新教宗派更加热忱的信徒。

美国已经历了多次原教旨更新时代。社会学家大卫·马丁（David Martin）指出有三次主要浪潮：最初定居美国的殖民者的清教主义，19世纪前半叶卫理会（还有浸信会）的复兴，以及始于20世纪且至今仍在继续的五旬节派福音运动。[12]早期的清教徒（包括公理会、长老会、贵格会等等）是不顺从英国国教的英国教会，他们来到北美就是为了寻求宗教自由。到19世纪初，这些教派（以及南方的新教圣公会）成为老派联邦主义统治集团的教会，之后又反受卫理会和浸信会所发起的福音运动的挑战，这些教派所吸引的是杰克逊时代获得选举权的底层民众。[13]（今天的卫理会信徒倘若知道，自己的前辈信徒会像今天的五旬节派信徒一样举行通宵的复活仪式，并以叫喊、祈祷、跪拜在地的仪式结束，一定会惊讶不已。）但到了19世纪末，已经成为当权派的一部分并且大部分信徒是共和党人的卫理会和浸信会[14]，又反受五旬节派和其他原教旨派的挑战，这些新兴教派所吸收的是贫困白人、黑人和其他被主流教派排斥在外的民众。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旧教会看不起新宗派，将它们视作未受教育的底层阶级的组织，但是它们的信徒却慢慢流失到这些新教派中去。今天在美国的原新英格兰清教徒会已经徒有虚名，而神召会（the Assemblies of God）和其他福音教会却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美国新教不同于国教的宗派特性以及它所产生的活力，应该是理解美国社会持续活跃的结社生活的关键所在。美国宗教的志愿特征常常被认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表现。但是宗派性的新教主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通过原教旨主义的复兴运动得到更新，于是通过一个共同的道德准则将教徒团结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极富活力的共同体生活。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访问美国时，观察了很多公民社团组织，并相信这些社团对美国民主的成功起了关键作用，虽然他没有具体指出，但几乎可以肯定这些社团多是宗教性的，如戒酒协会、唱诗班、慈善组织、圣经研读会、废除死刑组织、学校、大学、医院，等等。19世纪末访问美国时，马克斯·韦伯也观察到了新教宗派在促进共同体生活和民间信任方面的重要性，他相信这些特性促进了经济合作。

要理解美国宗教的志愿性和宗派性跟自发社会性的关系，也许最好的例子是摩门教（Mormon）。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即摩门教派的全称）在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共同体内的团结，就是一个完美案例。摩门教徒不认为自己是新教徒，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在非摩门教徒看来则是古怪的）神学道统，即天使莫罗尼在1823年给约瑟夫·史密斯的启示，他们也有自己的牺牲和奋斗史，譬如约瑟夫·史密斯在1844年被谋杀，整个教派长途跋涉跨越西部大沙漠，最后建立盐湖城。他们有自己严格的道德准则。就像韦伯时代早期的清教徒，摩门教禁止饮酒、吸烟、婚前性行为、毒品和同性恋。他们重视纪律和辛勤工作，许多摩门教徒对世俗成就都多少有些唯物的态度。[15]尽管早期实行过一夫多妻制的做法（1890年被教会禁止），摩门教仍鼓励发展大家庭，妻子待在家里，推崇传统的强大家庭观念。[16] 换句话说，当代摩门教徒体现出来的是早期清教徒的众多美德，但是现在却被美国社会其他群体视为不宽容的压迫性教派。除了遵守这些道德准则以外，对于身为摩门教徒来说，入教的要求在当代美国是标准极高的。所有摩门教青少年在19岁的时候都被鼓励花费两年的时间去为他们的宗教到国外布道，此后必须向教堂缴纳什一税。[17]

这些进入教派的高代价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强烈的共同体感觉。在组织方面，20世纪初的摩门教牧师杨百翰堪称天才，他说：“除了德国陆军，再没有其他组织像这样一般完美。”[18]今天摩门教每年有超过80亿美元的收入，名下的投资和不动产价值达数十亿美元之多。教会通过庞大的科层机构管理着全世界近900万摩门教徒的需求。[19]年轻摩门教男孩往往要在高压下培养出有关教会活动的行政技能，如组织童子军或慈善活动。[20]

尽管他们有着社会保守主义和反共政治倾向，在其整个历史上，摩门教徒已经通过各类准社会主义机构相互支持。定居在犹他州沙漠中的摩门教徒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建成广泛的灌溉系统，把水资源统一收为共同体的财产。[21]根据约瑟夫·史密斯的一个早期启示，上帝命令他的信徒“照顾穷人”。多年来摩门教设立了多个社会福利项目，包括《奉献法》（Law of Consecration）和斋戒捐献制度（the fast offering），依照这些规定，每个成员都要捐出收入的一部分，以支持穷人，这里不是指泛泛而言的穷人，而是共同体内那些不如自己那么幸运的人。[22]在大萧条期间建立的福利服务项目，今天仍然在运营，该项目向那些在社会上不能自理也没有家庭的人提供援助。因为该项目在一个道德共识程度高的共同体内经营，它能够提出比“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之类的联邦计划更高的要求。教会提供的福利有一个附加要求，即受援助者以工作作为回报，而鼓励其尽快实现自理。摩门教有一个深入共同体内部的早期检测系统，试图防止个人家庭陷入贫困。[23]正如犹太人、华人和在美国的其他族裔一样，摩门教徒强烈的共同体感觉保证了他们能够照顾好自己的群落。虽然摩门教徒像美国社会的其他群体一样都经历过贫困和家庭破裂，他们的福利依赖比例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样，像早期的清教徒，摩门教在经济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这一方面归功于他们古典的清教徒工作伦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比美国全国人口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在美国，47%的摩门教家庭收入超过25 000美元，相比之下全国的数字只有39.5%，而9%的摩门教家庭收入超过50 000美元，而全国则只有6%。[24]近年来，摩门教已经在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完美文书（WordPerfect，现被诺威收购）和诺威（Novell），是美国两家领先的网络国际集团软件公司，最开始都是由摩门教徒创立的。[25]诺威的执行总裁雷·诺达（Ray Noorda），也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关于他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潜在的业务合作伙伴有一次去拜访该公司的一名执行官，他到了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一家肮脏的旅馆，在登记处却找不到执行官的名字。他检查了注册客人名单，发现诺达的名字列在上面，原来诺达是与人同住一个房间，因为他不想支付两个房间的费用。[26]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环境因为采矿和钢铁产量下跌而变得异常艰难，犹他州却一跃成为高新技术发展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摩门教的企业家精神。[27]

与日本人、德国人以及具有明确内外之分的所有其他共同体的情况相似，摩门教的这种极其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的不足之处是对于外人的敌视。摩门教公然歧视非裔美国人，直到1978年才允许他们成为祭司的成员，并且经常被指控（虽然是错误地）只在欧洲国家传福音，旨在保留摩门教徒的种族特征。[28]虽然摩门教社会近年来在第三世界极大扩张，但摩门教在美国犹他州的大本营，按照今日美国的标准衡量，是毫无多元化可言的：几乎没有公开的同性恋、女权主义者、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29]

所以说，摩门教徒最好地诠释了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奇怪悖论。从一个角度看，他们是高度个人主义的，拒绝所有既有的教会和教派，选择了一个新的、奇怪的信仰，并因此遭受了变节者的迫害、排斥的痛苦过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是高度共同体化的，可以命令成员为了教会指定的优先任务而牺牲他们私人生活时间（摩门教平均一个星期在教堂有关的活动上投入4个小时），照顾共同体中的贫弱成员，建立种类繁多且持久的社会制度。

摩门教的自发组织和共同体自助的能力，无论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凡的，比大多数新教教派广泛得多。然而其他教派也通过不那么极端的方式，促进了各种各样类似公共机构的建设，如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和其他社会福利机构。20世纪30年代在哈林（Harlem）的神圣之父引发的狂热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们是新的基督教宗派，从一个更大的、更成熟的机构突破出来，通常在一个严格的或更加原教旨主义诠释的基础上形成，这赋予了他们新的精神能量，并提供了建立强大共同体的新动力。

新教宗派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信众的来源。这种具有派系精神的新教铸造了19世纪美国文化的轮廓，其他没有志愿性质的宗教团体，如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最终也发展了同样的特性。宗派宗教生活是社会自我组织的一所学校，它产生的社会资本在各种非宗教环境中也非常有用。换句话说，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文化并不仅限于美国主流白人，因为其他种族和宗教集团进入美国后，经过新教控制的公立学校体系的洗礼，之后即被同化并接受了相同的价值体系。即使它们的宗派逐渐主流化和世俗化，新教本身仍保留了组织和合作的能力。换句话说，结社的能力成为美国全民的特征，而不仅限于新教徒。

因此，宗派性的新教主义看似矛盾地成为美国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的共同来源。许多人认为，个人主义冲动终将战胜共同体意识，这种看法很有见地。[30]也就是说，不断挑战现存教会并建立新的宗派，在短时间内的确可以促进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但就长期而言，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会降低人们对既有制度的敬意，更会削弱他们对所有权威本身的尊重。从长远来看，随着社会世俗化范围的扩大，当过去积累下来的社会资本被耗尽而消失后，社会性习惯也将会逐步丧失。也许宗教可以通过新一轮的原教旨主义和宗派形式来阶段性地完成更新，但总的说来，美国新教的最后遗产则是个人主义思维的陶铸成型，它不可能长时间接受某一稳定的权威或社会共识。换句话说，新教精神所产生的社会化习性也将慢慢自行消亡。

[1] 其他一些因素也用来解释美国人乐于结社的原因，譬如开疆拓土迫使早期的定居者彼此依靠。很显然，美国的联邦制也推动了地方自治。

[2] 参见Leo Straus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omas Hobbes: Its Basis and Gene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参见我对此的讨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153-161.

[3] Aristotle, Politics I i.11-12.

[4] 关于这一点，参见Mary Ann Glendon, Rights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p. 67-69.

[5]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2), pp. 30-44.

[6] 关于这个大论题，参见Louis Dumont, “A Modified View of Our Origins: the Christian Beginnings of Modem Individualism,” Religion 12 (1982): 1-27; 还可参见Robert N. Bellah et al., “Responses to Louis Dumont’s ‘A Modified View of Our Origins’” Religion 12 (1982): 83-91.

[7] 公元6世纪佛教文化入侵中国达鼎盛时期尤其如此。参见 W. J. F.Jenner, 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1992), pp. 113-114.

[8] 参见Joseph M. Kitagawa, Religion i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00-130.

[9] 尤其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Jeff Hayes, “Individu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Responsive Community, 4 (1993-1994): 69-81.

[10]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 14.

[11] 这一耳熟能详的观点见于 Roger Finke and Rodney Stark, “How the Upstart Sects Won America: 1776–1850,”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8 (1989): 27-44.

[12] Martin (1990), p. 20.

[13] Seymour Martin Lipse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Past and Present,”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pp. 309-312.

[14] Lipset (1968), p. 314.

[15] Thomas F. O’Dea, The Morm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143, 150. 据摩门教史学家Leonard J. Arrington，约瑟夫·史密斯112条启示录中有88条是关于经济事务的。严格地说，有摩门教教义的许多方面避开财富且促进经济平等，这与韦伯研究的早期清教徒的情况一致。

[16] 摩门教徒家庭的子女数的平均值是4.61，是美国全国平均数的两倍。美国犹他州青少年期未婚生子的比率不到的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每1 000个存活的新生儿中有48个，而全国平均数为155。Darwin L. Thomas, “Family in the Mormon Experience,” in William V. Antonio and Joan Aldous eds., Families and Religions: Conflict and Change in Modern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3), p. 276; and H. M. Bahr, ed., Utah in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ntrasts (Provo, Utah: Family and Demographic Research Institute,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1981), p. 72.

[17] 在实际情况中，只有一半的年轻摩门教男性进行布道，而女性的比例更小。

[18] Quoted in “Mormon Conquest,” Forbes, December 7, 1992, p. 78.

[19] “Building on Financial Success,” Arizona Republic, July 13, 1991.

[20] Malise Ruthven, “The Mormon’s Progress,” Wilson Quarterly 15 (1991): 23-47.

[21] Bryce Nelson, “The Mormon Way,” Geo 4 (May 1982): 79-80.

[22] Albert L. Fisher. “Mormon Welfare Programs: Past and Present,”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5 (1978): 75-99. 禁食奉献（fast offering）最终证明是行不通，因为它需要教会成员把全部收入捐给教会，由教会返回其认为合适的部分。这仍然是一些摩门教社区的理想。

[23] Tucker Carlson, “Holy Dolers: The Secular Lessons of Mormon Charity,” Policy Review, no. 59 (Winter 1992): 25-31.

[24] Ruthven (1991), pp. 36-37.

[25] 摩门教徒富有企业家精神，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总是做得很好。WordPerfect被其私人业主出售给Novell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一直无法引入现代金融体系。对于诺达（Noorda）而言，当第一次试图避免Novell的债务，他最初无法从盐湖城任何银行得到贷款，因为摩门教义主张避免债务。“Mormon Conquest,” p. 80.

[26] Gary Poole, “Never Play Poker with This Man,” Unix World 10 (August 1993): 46-56.

[27] 关于犹他州在20世纪80年代的低落，参见 Greg Critser, “On the Road: Salt Lake City, Utah,” Inc. (January 1986): 23-24; 关于新技术的发展，参见 Sally B. Donnelly, “Mixing Business with Faith,” Time, July 29, 1991, p. 22-24.

[28] 随着近年来摩门教在第三世界的传道有所增加，这种做法已发生很大变化。

[29] 摩门教预计到2000年，西班牙语的摩门教徒将超过英语为母语的摩门教徒；非欧洲摩门教大社区将出现于波利尼西亚（Polynesia）、菲律宾和非洲。摩门教徒在犹他只有100万，而全球有900万。

[30] 据一位作者所言， “无论社会流动还是地域流动，个体流动都在宗派团体获得支持，这样的团体提供了一种通常在家庭中无法经历的社会交往和个人成长经历，同时也要求投身教义，与自己过往一刀两断，并将忠诚献给宗派团体。虽然门派内部的权威和社会凝聚力高，其最终的影响是加强了个人主义，而非群体的忠诚度。” Barbara Hargrove, “The Church, the Family,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Antonio and Aldous, eds. (1983), p. 25.

第25章

美国的黑人和亚裔人

当美国黑人群体中的激进分子，譬如纽约的阿尔夏普顿牧师（Reverend Al Sharpton）等，抵制犹太人和韩国人开的商店，并要求其信众从黑人经营的商店购物时，许多美国白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指责此类“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的行为。在美国，种族或者民族分裂行径当然是不受欢迎或支持的。但问题在于，虽然美国白人抱怨黑人种族意识过强，事实上美国黑人从未有足够强的种族意识，因而无法构建联系紧密牢靠的经济组织。黑人领袖经常鼓励成员购买黑人的商品，所体现的不是黑人群体自发的团结性，而恰恰体现这一群体的弱点。其他种族群体，如犹太人、意大利人、华人和韩国人，他们都从同族人经营的商店中购物，并不是因为受政治领袖的鼓动，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和内部人打交道比跟外人更安全、更舒服。虽然黑人并不喜欢从白人或亚洲人的商店买东西，但他们经常没有机会从其他黑人手中购物，黑人商户与客户之间也没有像其他美国少数族裔内部那样的信任和团结的传统。不仅白人群体不相信黑人，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就连黑人也彼此互不信任。这种社会内在凝聚力的缺乏与非洲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非洲社会的黑人群体都拥有各种各样强大的社会团体。但今天美国出生长大的非裔美国人是从本族文化脱离的奴隶的后人。正是这一文化剥离问题成为阻碍非裔美国黑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宗教的宗派特性外，种族是美国共同体的第二大来源，它弱化了20世纪美国政治体系固有的个人主义。19世纪初前后几十年中，到美国的大批移民都从母国带来了浓厚的共同体传统和结构。与早期新教宗派形成的牢固共同体一样，这些种族群体具有周围的主流文化不再具备的自给自足能力。他们大多数深受母国传统社会个人主义匮乏之苦，被严格地锁定在种姓、阶级或者其他共同体结构中，无法实现流动性、创新和创业精神。到了美国后，他们发现可以将共同体和个人主义协调起来：他们从束缚他们的传统文化中解脱出来，同时又保留了足够的既有文化，以避免美国社会个体原子化的缺陷。

如人们所料，由于其母国社会传统性质不同，不同族群所展示出的自发社会性的程度也差异颇大。不少社会传统无助于促进经济的向上流动。以爱尔兰人为例，他们带来了爱尔兰不重视高等教育的传统，并倾向于将孩子送到独立的教区学校中，旨在保留他们的宗教身份。[1]同样的障碍出现在意大利人身上，影响了20世纪初期他们的发展：他们过分强调家庭，于是视高等教育为家庭凝聚力和收入的威胁，因此不鼓励孩子（尤其是女孩）出去上学。[2]

倘若我们比较一下亚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的鲜明差异，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种族作为自发社会性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性的重要来源。华人、日本人、韩国人和其他亚裔移民群体都在经济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并在人均收入、教育、就业率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社会经济表现的指标上超越了欧洲移民。而非裔美国人却一直发展缓慢且艰苦，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黑人社群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失去阵脚。

这种对比在企业所有权上尤为突出。拥有小企业是通向更高社会地位的明显捷径，尤其是当一个群体刚来到美国，或被排斥在主流经济体之外时。[3]许多亚洲群体有很高的自雇或者自营企业的比率。在1920年，50%的在美华人男性在本族餐饮或者洗衣行当中谋职或当老板，而1940年，在美日本男性的相关比例为40%。[4]1973年的一份研究显示，韩国家庭经商的比例为25%[5]，另一份研究显示韩裔美国男性自雇职业者的比例为23.5%，而全美平均自雇比例为7%。[6]

相比之下，非裔美国人自雇和拥有小企业的比例均低于全美平均水平[7]，而社会学文献中也对黑人缺乏创业者阶层这一事实多有讨论。[8]上个世纪之交，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和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觉得有义务号召黑人进入商界，挽救这一局面。数十年来，大多数美国城市中心地区的本地商店基本上不是由黑人经营，而属于黑人群体以外的人。二战后的初期，许多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商店都是犹太人创办的，在过去的一代间，他们被韩国人、越南人和其他亚裔人所取代。非裔美国人在银行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在某几个行当中兴旺起来，譬如美容院、理发店、殡仪馆等。但是，即使过去二十年间政府各部门为少数族裔提供专款资助和津贴，黑人创业者阶层仍没有发展壮大的迹象。

非裔美国人无力经营自己社区的商业，一直以来是仇恨和冲突的来源。1965年的沃茨动乱，1967年的底特律动乱，1992年的洛杉矶动乱，都是源于城市中心区居民攻击社区内非黑人经营的商铺。的确，在1992年的洛杉矶动乱中，一些动乱者是有组织有预谋地攻击韩国商铺，导致这些商铺被大量破坏和捣毁。[9]民众对于其他族裔商铺的仇视高涨，并开始传播外人盘剥非裔美国人的阴谋论。我们之前讨论过，在华人文化和韩国文化中，家庭内部的信任度是很高的，但与外人接触时，信任度就要低很多，而日本人与非本族裔者接触时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一对待陌生者的残酷态度也常常从黑人对于亚裔商铺经营者的抱怨中听到，后者往往是一副无礼且对客户和周围社区毫无兴趣的态度。

在学术文献中，对这些群体经济表现差异的解释充满争议。对于黑人在小商业领域不佳的表现，其中较普遍的说法是将其归结于外部环境。许多人认为，将非裔美国人与华人、韩国人等群体相比较是一种误导，因为前者遭受的偏见要深得多，是无法对比的。与其他种族群体不同，黑人来到美国不是自愿的，他们被奴役所摧残，并由于种族上的差异遭受了更深的歧视。[10]这一假设的另外一个版本则借用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术语，即美国存在“双重”（dual）经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企业被归为“边缘”（peripheral）经济，与白人占据的“核心”（core）经济相比，它们注定是规模小、技术含量低，而且彼此竞争激烈。此外，另一种更加明确的环境论认为，非裔美国人无法创业是因为他们在白人银行系统中无法获得贷款。有人认为，黑人得不到信贷，一方面完全是因为种族主义，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赤贫的背景，而他们的企业规模太小而增加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因此，他们只能陷于贫穷的恶性循环中。

对黑人经济表现不佳的第二种解释与消费者的需求有关：相比其他种族人群，黑人没有什么任何只有他们才能满足的需求。白人无法与华人竞争中国餐馆生意，但他们可以与黑人竞争，向黑人提供食品。[11]与此相关的一个看法则认为黑人无法供应特色商品，譬如黑人的菜系从未像其他族裔的菜系那样流行于更广泛的群体。[12]黑人企业成功的几个领域正是那些刻意迎合非裔美国人特别需求的领域，如理发店和美容院。[13]

但是，上述这些解释均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为什么非裔美国人在小商业上居于弱势。[14]外部环境的恶劣可以解释为什么黑人在公司董事会中席位不多，或在白人的企业中人数甚微，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自谋职业。社会学论著中的“圈外人”理论认为，正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偏见和敌视，许多少数族裔被迫自力更生，创建企业，雇用同胞，满足本族人的需求。[15]实际上，华人和日本人在20世纪初自雇比例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在美国白人群体中找到工作。[16]在美国，黑人承受的偏见最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亚裔移民也遭受了欧洲少数族裔未曾经历的种族敌视，但是他们被主流群体接受的程度远大于黑人。然而，这些都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只有极少数非裔店铺卖东西给非裔美国人，或为什么很多非裔美国人自己喜欢从非黑人商铺买东西。非裔美国人不仅在“核心”经济（倘若这一经济确实存在的话）中表现不佳，他们在“边缘”经济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非裔美国人与拉美裔美国人对比时也是如此，按说拉美裔也处于边缘经济中，并遭受了同样的种族歧视。[17]

虽然“黑人企业特供产品的消费需求不足”这一解释不像“圈外人”理论那样存在缺陷，但是正如社会学家伊万·莱特（Ivan Light）指出，这个观点依旧经不起推敲。也就是说，虽然亚裔人垄断了自己种族的市场，但是他们也相当成功地向他们群体以外的白人推销商品，而非裔美国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举例来说，1929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亚裔人商业机构与非亚裔人交易的现金价值，高于同年伊利诺伊州黑人交易的全部零售营业额，尽管当时黑人人口是亚裔人口的3.5倍。[18]这一点表明亚洲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黑人群体所不具备的、更普遍的经营能力。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分析银行信贷问题，就会发现群体表现的差异不应先从外部环境寻求解释，而更应该从一个群体的内部凝聚力着手。难以得到银行信贷一直是困扰非裔美国人几代人的老大难问题，也一直是联邦政府调查的重点。虽然美国银行在对黑人借贷方面的确存有偏见，尤其是在住宅贷款方面，但这种歧视在很大程度仍无法解释黑人与亚裔人在创业比例上的差别。首先，在美国，小企业只有极少数是靠银行信贷而建立，绝大部分是靠个人的储蓄起步的。[19]其次，19世纪中期曾有一段时期，非裔美国人建立了若干商业银行，也准备贷款给其他非裔美国人。结果这些银行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黑人企业没有充足的信贷需求，这证明所短缺的不是银行信贷，而是黑人企业家。[20]最后，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许多华人和日本人纷纷创建家族企业时，他们的贷款申请也遭到白人经营的银行系统的拒绝。如果获得信贷是小企业成功的关键，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何亚裔人在这个经济类别中取得的成功甚至超过了白人。

缺乏银行信贷之所以对于亚裔美国人来说不构成障碍，是因为华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从他们的母国文化中带来了一个密集的共同体组织网，其中之一就是周转信用协会。这些协会将同族储蓄聚于一处，并用这些钱帮助其成员建立企业。[21]华人和日本人的这种周转信贷协会在特征上有区别。华人的“会”建立在亲戚关系基础之上，一般由同乡、同宗族或同姓者人群内部组织成立。对比而言，日本人的“赖母子”（tanomoshi）则不同，它包括来自日本相同区或县内并无血缘关系的人。[22]（类似的机构也存在于韩国人中间，称为“契”。）二者的结构相似：一小批人贡献数量相等的资金作为公共基金，然后通过摇奖或者拍卖的方式分配给一个成员。随着这些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它们发展成准信贷联合会，支付利息并发放贷款。

无论华人的“会”还是日本人的“赖母子”，此类机构都没有法律条文支撑，有时甚至没有正式规则。于是，完全有早期借贷者携整个群体存款潜逃的可能。在关系紧密的华人和日本人社群中，对于欺诈或搭便车者，在道德制裁外并没有法律制裁。如果某人违规，那么他的家人必须出面赔偿。这种非正式的系统若想运作成功，则需要组织成员对彼此高度信任，而这基于母国亲属或者同乡的既有社会关系。

华人移民和日本移民社群内的高度信任关系，和满足他们对特殊产品的需求，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华人和日本人喜欢在同族人经营的商铺购物同样重要。信任半径并不必然会辐射到整个群体。以华人为例，在华人中间，信任不会超越同宗或同乡，而且敌对的宗族社团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一旦到了美国，同种族的信任水平比在本国高，因为他们要共同面对敌视的外界环境。不管怎么说，这些群体的文化赋予他们一个共同的道德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他们能够彼此合作，这一切都让他们从中大大受益。

这种周转信贷协会只是华人和日本人群体自发创建的诸多社会机构中的一种。19世纪抵达美国的华人，多数是只身从中国南方某一地区而来的男工。[23]这些华工建立了宗亲会，其区域分支组成了更大的联合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旧金山的中华会馆，俗称“六大公司”——Six Companies）。[24]这些宗族组织提供一系列的福利服务，例如那些求职者或者处境艰难的人一般不必到社群之外去寻求帮助。一些华人组织则扮演了相反的角色：臭名昭著的华人堂口是一个犯罪团伙，它们经营赌场、妓院，以及在本地社群中勒索保护费。

与华人相比，日本人的同类组织并不十分看重亲戚关系，而往往是基于原籍地点，将来自同一个县的日本移民组织在一起，并提供同样广泛的福利服务。这些组织帮助人们找工作，照顾无法自理者，这也是为什么日裔美国人对于美国政府福利服务的依赖比率相当低的原因。[25]对于犯罪问题，这些社团组织往往依靠团队压力予以解决，实在无法解决才求助于警察或司法机关。因此，家庭不是社会化的唯一工具，社群组织是对家庭的补充，并加强了家庭的影响。[26]

周转信贷协会对在美华人和日本人的经济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仅限于最初几代移民。之后，其他若干文化因素取而代之。儒家传统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受到主流白人群体更广泛的接受，使得后几代移民逐渐同化，并在本种族群体以外的空间获得显著的社会升迁。宗族和同乡协会逐渐失去了中心作用，被更现代的自发组织（如日裔美国公民联盟）所取代，这些组织如今的职能与民主社会的其他利益集团没什么两样。但毫无疑问，在亚裔族群小企业的创业促进中，以文化为基础的信贷组织曾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自废除奴隶制以来，非裔美国人群体中没有创立可与华人或日本人的周转信贷协会相比的组织。黑人企业家通常独自打拼，仅靠自己微薄的存款和大家庭或朋友的一点资助创业。正如伊万·莱特所言，这不是因为非洲文化中缺乏这样的机构。各种形式的周转信用协会实际是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其中也包括西非的许多地区，而大多数北美黑人奴隶最初也是在这个区域被绑架的。譬如在尼日利亚有一种与“会”或“赖母子”相似的组织，称为“埃苏苏”（esusu，译按：即“小小借贷”，susu在当地语言中意思为“小小的”）。莱特认为这些机构随着奴隶一起带到了新大陆，但实际上美国的黑奴经历了文化剥夺。他观察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在美国有超群的经济表现，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当地的种植园奴隶制度并未严重破坏这类非洲传统文化模式。[27]因此，20世纪早期来到纽约的牙买加人和特立尼达人，他们的内部社会凝聚力远远高于美国本土的黑奴后裔。换句话说，美国的奴隶制不只是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个体尊严，它通过不鼓励合作行为进而瓦解了他们的社会凝聚力。北美的奴隶制让奴隶毫无节俭、理财或创业的动力。英属西印度群岛实行的奴隶制虽然极端残酷，黑人既有的非洲本土文化却基本没有被破坏，同时也未能像美国奴隶制度一样瓦解既有的社会群体。[28]

自发社会性的缺乏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也愈发凸显，这一点正如人们所预料的，社会凝聚力匮乏和贫困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城市内的贫困人群无力组建任何形式的社团，即使是为了达成抗租之类的短期经济目标。随着个体收入的下降，家庭以外的社会组织也随之锐减，而家庭本身也开始迅速解体。当代美国下层黑人社会所代表的，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受瓦解程度严重的社会之一。在这样的文化中，无论为什么目的，人们都很难达成合作，无论是抚养孩子、赚钱，还是到市政厅请愿。如果个人主义意味着不愿意或无力放低自己的个人倾向而服从更大的群体，那么底层阶级则是美国社会个人主义泛滥最严重的部分之一。

将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全都描绘成孤立和原子化的个体是不正确的。这一局面因为一些黑人组织而得以缓解。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社团是各类黑人教会和宗教团体，它们有效平衡了黑人群体遭受的分化力量。在某些特定时期，非裔美国人能够组织相对较强的中、小型商业企业，譬如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黑人银行和保险公司。[29]黑人中产阶级一直在现代自发组织中都有较好的组织形式，譬如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确有证据显示，黑人中产阶级参加这种自发组织的比例要高于白人。[30]许多非裔美国人街区都有一些非正式社团，旨在将亲朋好友的钱聚于一处，通过馈赠或者贷款的形式帮助彼此度过困境。[31]最后，在穷困黑人群体中，还存在这一些叛逆的街头帮派，譬如洛杉矶臭名昭著的“嗜血帮”（Bloods）和“瘸子帮”（Crips）以及芝加哥的“黑石帮”（Blackstone Rangers）。[32]然而，与先前提到的爱尔兰人一样，非裔美国人的群体组织在追求政治权力上的表现，远胜于在自身社群内创建大量的、切实可行的经济组织。

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在经济表现上呈现相反的两极，在自发社会凝聚力方面也同样截然两端。这种差别我们同样可以从欧洲移民群体如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看到，只不过没有那么极端罢了。某个种族群体凝聚力强弱的程度，与它在经济上的发展速度以及融入广大外部社会的程度，存在着广泛的相关性。犹太人群体尤其擅长构建照顾自己本族的新组织。他们组织了大量社团，如德国犹太人希伯来联合慈善会，在1900年，该组织据称已照顾了社群内每一名赤贫犹太人，又譬如教育联盟，当代的“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和美国犹太人大会等。自助和慈善机构提供人身保险、病患福利和丧葬费用等。 [33]

犹太人的自发组织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与爱尔兰人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某种程度上预演了20世纪非裔美国人的经历。爱尔兰人的社会进步不是通过在小型商业领域的自雇模式实现的，而是通过控制或影响庞大的集权化机构来实现的，譬如市政府或天主教会。在20世纪初，爱尔兰人控制许多大城市的政治机器，譬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水牛城（Buffalo）、密尔沃基（Milwaukee），这一切都极富传奇色彩，政治控制使警察局和市政官僚机构的大量委派职位落到了爱尔兰裔美国人手中。爱尔兰人依靠一个社会机构，即天主教会来满足他们的福利需求。与意大利人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不同，他们对教权不持反对态度，因为教会支持爱尔兰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对抗英国统治。若是在新教徒或犹太人社群，人们往往会致力于建立较小的地方性宗教团体，而爱尔兰人的精力全部用于建立美国天主教教会，该教会多年来由爱尔兰牧师统治。另一方面，爱尔兰人在小商业领域毫无建树可言：譬如在1909年，波士顿的爱尔兰人的人均收入高于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从事小型商业的人数是爱尔兰人的9倍。[34]

意大利人在美国的发展远快于爱尔兰人，但又不及犹太人，在群体的自我组织方面则介于两者之间。工人、小商店业主建立了一些互助社团，但是，意大利人群体却从未创立过类似于圣约之子会这样大型、关乎整个族群慈善或福利的组织。尽管意大利人也有慈善捐赠，但大多都流入了纪念馆这种富有象征意义的地方，而非持久的社会机构中。[35]

当然，除了结社的能力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同种族群体发展速度不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教育的态度。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华人、非裔美国人以及其他犯罪团伙的存在表明，社会性本身不一定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性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才能激发可带来经济效益的行为，譬如诚实、节俭、创业能力、才干以及对教育的关注。

移民群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将他们的社会性从归属型转变为自发型。也就是说，他们带来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基于家庭、种族、籍贯或其他特征之上，或者他们其他与生俱来的特征。到达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构建了信贷协会、家庭餐馆、洗衣店和杂货店等小型组织运转所必需的信任。但是，到了后代移民，这些组织又成为一种制约，限制了商业机遇的范围，并使后代滞留在本族聚集圈中。对大多数成功的种族群体来说，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必须学会扩大自己的社会性，使他们得以在主流商业世界或职业中获取工作机会。

移民从种族群体的一员转变为同化的主流美国人的不同速度，正说明美国社会既有种族多元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强烈的共同体倾向的一面。在其他许多社会中，移民的后代从来不被允许离开他们的种族圈。尽管种族圈内有很高的团结性，但是整个社会四分五裂、冲突不断。多元化自然可以为一个社会带来益处，但这一进程最好是小杯慢酌的，切忌大杯狂饮，否则极有可能出现过于分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仅无法共享更高的价值观和抱负，甚至不能说同一种语言。自发社会性只能存在于种族、民族、语言等深刻的分界线之内。如果要构建更广泛的共同体，则必须通过语言和教育的同化政策来平衡种族性。

美国总是呈现出一副复杂且时刻变化的景象。如果我们将诸如美国的宗教文化和种族特色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就会发现其间有充足的空间让个人主义和群体取向的社会共存。那些只看到个人主义的人忽视了美国社会历史的重要部分。然而最近几十年来，天平迅速向个人主义倾斜，那么亚洲人等把美国视为个人主义社会的缩影也就不能说是偶然了。这一变化为美国带来了大量问题，许多将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

[1] 一些学者指出，爱尔兰是唯一没有建立中世纪伟大的大学的欧洲国家。参见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2d ed. (Cambridge: MIT Press, 1970), p. 232.

[2] Glazer and Moynihan (1970), p. 197.

[3] 美国移民自谋职业的比例是7.2%，而本国人的比例是7.0%；在1980年以来的新移民群体中，这一比例为8.4%。Michael Fix and Jeffrey S. Passel, Immigration and Immigrants: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1994), p. 53.

[4] 这些人包括少数族裔企业员工，不只是业主。Ivan H. Light,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usiness and Welfare Among Chinese, Japanese, and Black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 7, 10.

[5] Pyong Gap Min and Charles Jaret, “Ethnic Business Success: The Case of Korean Small Business in Atlanta,”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69 (1985): 412-435.

[6] Eui-hang Shin and Shin-kap Han, “Korean Immigrant Small Business in Chicago: An Analysis of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rocesses,” Amerasia 16 (1990): 39-60. 类似的数据，请参见 Ivan Light and Edna Bonacich,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Koreans in Los Angeles, 1965-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1.

[7] Light (1972), p. 3.

[8] 参见Robert H. Kinzer and Edward Sagarin, The Negro in American Business (New York: Greenberg, 1950); E. Franklin Frazier, Black Bourgeoisie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James Q. Wilson, Negro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Leadership (Glencoe：Free Press, 1960); Glazer and Moynihan (1970), pp. 24-44.

[9] 关于黑人和亚裔之间的冲突，参见 Light and Bonacich (1988), pp. 318-320.

[10] 关于这一争议，参见Nathan Glazer., “Blacks and Ethnic Groups: The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al Difference It Makes,” Social Problems 18 (1971): 444-461.

[11] Kinzer and Sagarin (1950), pp. 144-145.

[12] John Sibley Butler, Entrepreneurship and Self Help Among Black Americans: A Reconsideration of Race and Economic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1), p. 147.

[13] Butler（1991）试图通过其参选经验驳斥有关非洲裔企业家精神薄弱的传统观点；黑人群体强大的创业传统一直被低估，这也是他想记录在案的。然而，尽管这一传统的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列举成功的黑人企业家的个案都是轶事，且无法解释为什么广泛的统计数据表明黑人群体的商业阶层要比其他群体薄弱。

[14] 关于“环境”论的批判，参见 Thomas Sowell, Race and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15] 这类理论的例子，参见 Werner Sombart,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 Dutton, 1915), pp. 302-303; Everett E. Hagen,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How Economic Growth Begins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1962); Edna Bonacich, “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1972): 583-594; and Jonathan H. Turner and Edna Bonacich, “Toward a Composite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 Ethnicity 7 (1980): 144-158.

[16] Light (1972), p. 7.

[17] Kenneth L. Wilson and Alejandro Portes, “Immigrant Enclaves: An Analysis of the Labor Market Experiences of Cubans in Miam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1980): 295-319; and Kenneth L. Wilson and W. A. Martin, “Ethnic Enclaves: A ComParison of the Cuban and Black Economies in Miam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1982): 138-159.

[18] Light (1972), pp. 15-18.

[19] Light (1972), p. 19.

[20] Light (1972), pp. 55-57.

[21] 关于轮流信贷协会，参见 Light (1972), pp. 19-44; 也可以参见William Peterson, “Chinese Americans and Japanese Americans,” in Thomas Sowell, Essays and Data on American Ethnic Groups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1978), pp. 80--81.

[22] Light (1972), pp. 27-30.

[23] Victor Nee and Herbert Y Wong, “Asian-American Socioeconomic Achievement: The Strength of the Family Bo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8 (1985): 281-306.

[24] Peterson in Sowell (1978), p. 79.

[25] 大萧条期间，华裔和日本裔消费的救助金要比任何黑人或白人的金额低得多。某一联邦福利机构试图帮助因战争搬迁的日本家庭，却发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人领取救助。Peterson in Sowell (1978), pp. 79-80.

[26] Peterson in Sowell (1978), p. 93.

[27] Thomas Sowell, “Three Black Histories,” Wilson Quarterly (Winter 1979): 96-106.

[28] Light (1972), pp. 30-44.

[29] 参见 Butler (1992), pp. 124-126, and Light (1972), pp. 47-58.

[30] 关于非裔美国人群体的早期民间协会的描述，参见James Q. Wilson, Negro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Leadership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pp. 295-315.

[31] 参见Carol Stack in Andrew J. Cherlin, Marriage, Divorce, Remarri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08. 相对于轮流信贷协会，这些组织的功能有时更是轮流的消费团体，因为这些钱不是用于产出性的投资业务，而只是日常消费需求（这对穷人来说显然是最紧要的）。这类组织中不言而喻的道义慷慨却稀释了储蓄，使建立小企业需要的简单资本积累愈发困难。

[32] 为什么黑人组织的犯罪团伙不可能转向生产用途，相关书评，参见Nathan Glazer in “The Street Gangs and Ethnic Enterprise,” Public Interest, no. 28 (1972): 82-89. 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团伙甚至作为犯罪组织也不是非常有效；与华人的堂会或意大利黑手党，以及其他族裔的犯罪团伙不同，黑人组织并不鼓励犯罪荣誉意识，并且团伙内部也因为不信任而四分五裂。Glazer所评论的作品中就提到黑人下层阶级企图自组织但惨遭失败的例子。

[33] Kessler-Harris and Virginia Yans-McLaughlin in Sowell (1978), pp.122-123.

[34] Thomas Sowell,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pp. 35-36.

[35] Glazer and Moynihan (1970), pp. 192-194; also Kessler-Harris and Yans-McLaughlin in Sowell (1978), p. 121.

第26章

正在消失的中间层

美国继承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一是高度的个人主义，二是强烈的群体和共同体取向。第二种传统弱化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宪法体制，而这两种传统的并存促进了美国民主的整体成功。但是，这两种传统也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根源。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这两种倾向获得更好的平衡。

没有人会否认个人主义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且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虽然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竞争时，美国经济产生过自我怀疑情绪，但到了90年代，在一系列重要的高附加值领域，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如计算机、半导体、航空、软件、电信和网络、金融服务、资本货物和生物技术。[1]从此以往，科技和组织的重大变化都源于美国，而非欧洲或者日本。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出口得益于美元疲软而出现飞速增长，尤其将非商品贸易也纳入进来。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按照通常的商品贸易量计算方法，只计算美属母公司的贸易量，而不考虑它们具体位于哪个国家，那么巨额逆差就会转变成等额的全球顺差。[2]

美国的这种极具竞争实力的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公司卓越的创新和创业能量，而这一切则得益于美国人对于传统权威不服从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多元化是益处多多的。虽然一些人强烈反对美国持续的移民潮高峰，认为移民对美国就业和文化构成威胁，但这些移民却是美国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来源。[3]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的执行总裁名单：英特尔（Intel）的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生于匈牙利，3COM公司（网络公司的领军者）的埃里克·本哈穆（Eric A. Benhamou）生于阿尔及利亚，宝蓝公司（Borland）的菲利浦·卡恩（Philip Kahn）是生于法国、之后非法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在美国都找到了母国所缺的发挥创业能量和才华的土壤。

然而，美国人太热衷于为自己的个人主义和多元化唱赞歌，以致常忘记了物极必反的道理。美国的民主和商业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它们同时吸收了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之长。那些出身他国的企业家除了他们的科技天分外，若只是单有挑战权威的能力，是绝无可能获得成功的。他们同时还必须是优秀的组织者和能够建立和激活大型企业的公司人。但是很容易出现过度多元化的局面，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除了司法系统外没有任何共同点——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因此没有信任的基础，甚至没有可供交流的共同语言。

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的平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20世纪中期构成美国公民社会的道德共同体，无论是家庭、邻里、教会，还是工厂，都遭受了冲击，而许多指标显示，美国的总体社会性在下降。

共同体生活中，最引人注意的恶化体现在家庭的解体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离婚和单亲家庭的比例呈稳步增长。这种趋势带来了一个极为明显的经济后果：陷入贫困的单身妈妈数量急速上涨。严格来说，家庭不同于共同体。我们已经看到，过强的家庭主义会削弱无血缘关联的人之间的纽带，阻碍亲戚关系之外的社团生活的出现。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家庭一直都比华人和意大利人的家庭薄弱，当然从许多方面看这也是一个经济优势，而非劣势。但美国家庭生活的恶化并不是因为其他形式的社团生活变得更加强势。实际上，家庭与社团生活都发生了衰退，因此家庭的重要性随着其他社会性的恶化也变得更为重要了，因为它成了道德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唯一希望。

罗伯特·帕特南汇编的各种数据显示出美国社会性的大滑坡。[4]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发社团的成员数已然下降。虽然美国比起其他工业化国家显得更加宗教化，但参加教会组织的净人数下降了大约六分之一；工会成员比例从32.5%下跌至15.8%；参加家长—教师协会的人数也从1964年的1 200万人骤跌至今天的700万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狮子会”（Lions）、“麋鹿会”（Elks）、共济会（Masons）、青年商会（Jaycees）等兄弟会组织的流失人数从八分之一到半数不等。另外，类似的人数下滑记录也见于童子军、美国红十字会等多种组织。[5]

另一方面，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各种利益集团却稳步持续蔓延：游说组织、职业协会、贸易组织等等，谋求在政治商业领域中保护特殊的经济利益。虽然许多这样的组织都有数量庞大的会员，譬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和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等等，但是除了缴纳会费和接收新闻传单以外，这些会员之间少有互动。[6]美国人彼此间仍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构建联系，并在契约、法律或官方权威的基础上建立组织。但那些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其成员愿意为了共同目标而牺牲私利的共同体却越来越少见了。而正是这样的道德共同体，才会产生对提高组织效率至关重要的社会信任。

比美国人参加社团人数锐减更让人吃惊的，或许是美国人在对待彼此的普遍态度上的转变。根据一份长期调查研究，受访人被问到他们是否觉得“大部分人”可以信任，在1960年回答肯定的比例为58%，而到了1993年则跌至37%。另一份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他们与邻居晚上串门的频率，回答“一年不止一次”的比例在1974年为74%，在1993年降至61%。[7]

除了民意调查外，社会信任的下降还可以从两项与法律有关的指标上看出来，那就是犯罪率和公民诉讼率的上升。这两项指标都反映出一些美国人的信任度在下降，而且牵连到那些对他人信任且自身也值得信任的人，就连他们也添了几分可疑。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美国的犯罪率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且在过去的几代间稳步上升。[8]美国的犯罪事件相对集中在贫穷的城市中心地带，而富人大部分或移至郊区，或修筑围墙以求自保。但是犯罪对共同体感觉的间接破坏可能大于直接冲击。美国城市已经被分成市中心黑人区和市郊的白人区；那种在欧洲尚存的充满文化气息且成熟的都市生活，在美国已然销声匿迹了，因为下班后市中心就变为空城。在郊区，门廊延伸到街道的住宅已然让位给围墙高耸、保卫看门的安全社区，后者成了目前普遍流行的新住宅风格。为求自我保护，父母教育孩子不要信任陌生人，即便是在人迹罕至的农村社区。

1992年路易斯安那州发生一起事件，来自日本的交换生服部刚丈（Yoshihiro Hattori）被鲁德尼·皮尔斯（Rodney Peairs）枪杀，因为服部在去往一个聚会的路上误闯了皮尔斯的前院。这件事在美国和日本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许多日本人（也有不少美国人）都为美国不存在枪械管制而感到震惊。[9]但真正的问题是恐惧：户主端着私家枪械严防，他对于外部世界是如此不信任，以至于任意射杀误闯他家门厅的邻家小孩，这一切便是社会割裂的景象。

美国不断增多的诉讼与美国的犯罪一样被经常评论。美国一直是“律师的国度”，但人们动不动就提起诉讼的习惯，则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的。很难说美国人彼此欺诈的概率是否比以前高，但是看上去确实如此。诉讼的增加意味着，各种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第三方仲裁等非正式渠道来解决的越来越少。若要协商成功，双方必须相信对方的诚意，且不会不顾一切站在己方立场考虑问题。他们最起码必须相信，制造商会努力生产安全的产品，医生或医院在治疗时会选择最佳方案，商业伙伴不会蓄意欺骗或诈骗。诉讼的增加，反映了人们愈发不愿意接受社会结构里的既有权威，也不愿意在这些权威提供的环境中解决问题。

除了律师费这样的直接成本外，信任度的下降还使社会承担了高昂的间接成本。例如，近年来，许多美国企业已经停止为想要去他处谋职的员工写推荐信。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有过员工因对推荐信质量不满而成功起诉雇主的案例。既然为离职员工写推荐信对雇主没有直接收益，因此大多数人觉得干脆不写反倒安全得多。先前机制的效力完全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即员工相信雇主会给出客观的评估，而倘若推荐信对求职不利，员工也愿意承当后果。当然也不排除有雇主蓄意且恶意破坏跳槽员工前程的案例，但终究是个别现象，而且一个公正的评估机构所带来的益处要远大于偶然的破坏。然而，这一基于信任的非正式的体制被拖进了法律诉讼，最后终于坍塌了。主观的个人判断被官僚机构制定的客观法规取代，这些法规效率低下，而实施成本却更高昂。

美国的个人主义在以牺牲共同体精神为代价的基础上不断膨胀，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本身。[10]如熊彼特所述，现代资本主义是反复的“创造性破坏”过程。随着技术的向前推进，市场扩张，新的组织形式诞生。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社会团结形式被无情地踏碎。最初的工业革命破坏了行会、村社、大家庭、家庭手工业和农民社群。今天，随着就业机会流向海外或其他任何资本能够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持续的资本主义革命瓦解了本地社群：家庭被连根拔起移居他地，忠实的员工在裁员的名义下被解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间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也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许多如IBM、柯达等实行公司家长制、具有慷慨福利和工作保障的美国公司也被迫裁员。（当然，这种现象不只限于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期间，日本和德国的家长式劳雇关系也面临了严重的压力。）过去十年间，美国不断上演着一个熟悉的故事，内部纽带牢固的小型家族企业被大公司收购。新来的不苟言笑的、以冷酷无情著称的经理人被请到公司，而工作很长时间的老雇员被解雇或为自己的饭碗担忧，以往的信任气氛亦被猜疑所取代。在过去一代间，由于长期的失业，人们纷纷向西部或南部迁移寻找工作，中西部钢铁制造区域强大的传统共同体就此瓦解。制造业和肉类加工业等低技术性工作曾经是战后城市黑人居民的出路，随着这些工作的消失，很大程度上迫使黑人沦落到如今充斥着毒品、暴力和贫穷的底层地狱。

然而，资本主义对共同体生活带来的负面后果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从许多方面来说它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资本主义一直使美国人脱离他们的国家历史；从许多方面说，1850到1895年间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比1950年以来产生的社会变革伟大。[11]本书暗含的一个结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方式的自由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诚然，无论什么时候，技术都限定了工业社会的广泛特征。没有人可以逆转铁路、电话或微型处理器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然而在这些大致的限制中，对效率的需求并不严格限定使用某一特定的工业组织形式。我们已经讨论的这些社会，它们在发展和技术上的差异，远不及它们在总体工业结构以及劳雇关系上的不同。

资本主义能摧毁多少共同体，就能够创造多少新的共同体，战后日本的财团就是证明，从许多方面说，它所构建的社会团结之源，甚至是比家庭更强大，也比它所取代的战前模式更强大。在20世纪80年代，即所谓“贪婪年代”，一些美国公司无情地解雇工人从而对共同体形成破坏时，许多其他美国公司同时又引入精益生产方式、工作小组、基于小组表现的激励制度、质量小组等等一系列工厂的革新理念。这些创新旨在打破泰勒制大规模生产车间和工会主义工作控制制度所构建的社会孤立的藩篱。顺从这些改革趋势的企业不但提高了生产力，也变得更为共同体取向。

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个人主义以牺牲共同体为代价不断增长，这背后除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期间，一些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贫民区大清理将贫困街区已有的许多社会网络连根拔起、铲除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越来越危险的高层公寓单元。所谓的“好政府”（good government）运动将原先治理大部分美国都市的政治机器全部清除。这些建立在种族基础的旧政治机器往往极度腐败，但对于它们的依附者来说，它们毕竟是本地权威和共同体的来源。之后几年中，大多数重要的政治举措不是出自地方共同体，而是趋向于由更高级别的州甚至联邦政府主导。

第二个因素与自新政（New Deal）以来的福利国家体制的扩张有关，这一体制使联邦、州及地方政府接管先前隶属公民社会的许多福利工作。政府之所以将社会保障、福利、失业保险、培训等一揽子全包，是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大家庭变成小家庭等新趋势的冲击下，先前提供这些服务的前工业社会的有机共同体不再具备承担这些职责的能力。但是事实证明，福利国家的本意是补充民间共同体机构，结果却加速了后者的衰亡。美国的福利依赖性最突出的例子是“失依儿童家庭补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这原本是大萧条时期的法案，旨在帮助寡妇和单身母亲度过困难时期，重建家庭或开始新生活，而现在却成为全国大城市中心贫民区抚养孩子的出路，而无需父亲出抚养费。

当然，福利国家的崛起不过是共同体衰落的部分原因。许多欧洲社会的福利国家政策比美国更全面、更广泛，虽然那里的小家庭也岌岌可危，但是却没有如此深重的社会病态。对共同体造成了更严重威胁的，其实是美国人所坚信自己理应享有的权利数量和范围的不断膨胀，以及因此产生的所谓“权利文化”（right culture）。

基于权利的个人主义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政治理论和宪法。实际上，可以这样认为，美国制度的基本倾向鼓励日益增加的个人主义。我们多次看到，与内部凝聚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同体对于外人的排斥，因为将成员绑在一起的原则性力量，同时也排斥了没有共同信念的人。20世纪中期，美国许多大型的共同体组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歧视：作为企业主联络点的乡间俱乐部不允许犹太人、黑人和妇女参加；持有强烈道德价值观的教会学校不允许其他宗派教徒的子女入学；慈善组织只对特定人群提供服务，并试图向其救济对象强加行为法则。这些共同体的排他性与权利平等原则相冲突，而政府愈发站在被排斥者一边，反对这些共同体组织。

种族歧视的不公正导致了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自由主义最伟大也是最有必要的胜利之一便是司法歧视的终结，这是由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1965年通过的《选举法》和法院强力执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实现的。民权运动成功地利用法院来开放公共机构，让私人组织服务公众，而这亦成为后来成为受排斥族群的战略选择，包括被控违法者、妇女、残疾人、同性恋者以及近来拉美裔之类的新移民群体。20世纪后半叶的这场运动导致人们对宪法所规定的个人权利有了愈发宽泛的解读。虽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可以通过最基本的平等原则而合法化，但它们积累起来所造成的意外后果则是使政府成为许多共同体机构的敌人。几乎所有共同体组织都感到它们的权威被削弱：城镇对于控制色情传播愈发无力；公共住房当局不能拒绝向有犯罪或吸毒记录者提供住房；公共部门甚至被禁止采取如设立禁酒检查站等无伤大雅的措施。

共同体机构面临的困境可以童子军（Boy Scout）为例说明，这一组织由基督教团体创建，旨在向男孩灌输“男子汉”品质，如勇敢、自立和刚毅。后来，它因排斥非基督徒而被犹太人起诉，又因只允许男孩参加而被妇女起诉，还因排斥同性恋童子军导师而被同性恋权利团体起诉。结果，该组织变得更加公平，排他性减低，但是在变得多元化的过程中，它失去了以往使其成为强大道德共同体的诸多特点。

在诸多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中，唯独美国人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权利“文化”。宪法学者玛丽·安·格兰顿（Mary Ann Glendon）指出，虽然自二战后，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采用了美国式的权利法案，但是美国人的“权利语言”依旧保留了独特的个性。[12]对于美国人来说，权利是绝对的，不会被宪法所罗列的对共同体或他人的责任制衡或者弱化。除了列举的权力外，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还包含与《人权宣言》类似的观点，即“每个人都赋有对共同体的义务”。[13]美国的法律中则从未有任何此类条款，明示公民有救助遭逢危难的他人或善待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的义务。在美国，好心行善更有可能因助人形式不当而反遭起诉，而非因此受到褒奖。[14]

正如格兰顿所指出的，美国人的权利语言使美国的政治语境充斥着绝对和不妥协的特质，而这一特质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特质从美国左派和右派中皆可见到。自由派极端反对限制色情，认为这有违《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条款。保守派对枪械控制的反应也异常激烈，所依据的则是《宪法第二修正案》中佩带武器的权利。事实上，这些权利都没有被肆无忌惮地滥用；电视台在黄金时段里播放露骨的色情片的可能性，和公民私人拥有肩背式防空导弹的可能性一样微乎其微。然而，这些权利的拥护者声称这些特定的自由无需为其他目的服务，并无视对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影响，他们强烈地抵制任何缩减，担心一旦让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后迅速地转向暴政，丧失所有权利。

美国人权利语言的不妥协性有其信念基础，即相信政府的目的是保护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自给自足的个体可以享受他们的自然权利，没有压迫，没有限制，对周围的人也没有责任可言。几十年来，这个自治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隐私权原本为保护社会名流和重要人物免遭摄影师和猎奇者的偷窥而制定，后来则演变成对个人行为的广义保护，从而使得例如禁止堕胎等言论都变得违宪。[15]美国的权利文化尤其险恶的部分，是其用堂而皇之的道德目的来粉饰低级的私利或私欲。以对色情作品的争论为例，倘若不以抽象的“言论自由”为基调，而是拿色情业者的“利益”与地方社群的利益相比较的话，这场辩论则会完全不一样。同样，如果把枪械控制的冲突解读为是与满足枪支所有者“利益”的冲突，而非佩带武器者的“权利”，那么枪支控制将更容易实现。权利，本应该是富有自由和公益精神的公民的高贵品质，如今却沦为自私个体不顾周围社群的利益而追求私欲的幌子。

最后，以共同体为代价的个人主义的扩张还与电子技术有关。虽然因特网的鼓吹者认为计算机为建立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虚拟共同体”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二战以后的许多技术创新都让社会生活变得越发私人化。从前人们的娱乐都是交互的，譬如集市、同好联谊会，乃至单纯的交谈；自从有了电影和电视，娱乐变成了单向交流，人们没有了直接互动的机会。此外，这类节目通过无线电波、录像带、电缆线放送，人们在家即可欣赏，无须前往影院之类特定的公共场所。尽管从新兴网络技术中可以看到一些相反的趋势，但是虚拟共同体是否会取代面对面的共同体，这一切都有待观望。[16]

美国文化朝着越来越纯粹基于权利的个人主义发展，这一趋势对于美国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中的政策制定者、企业主管以及工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论到个别公司的政策，管理者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实验工作关系和劳工政策上，他们有比自己所认定的多得多的自由。精益生产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以前，汽车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泰勒制工厂更被认定是组织现代大规模生产企业的唯一模式。它们强烈地反对将管理职权下放到车间，而同时工会也希望保持严格但称手的工作分类制度。只有当精益生产的效益显著到无法视而不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照搬和传播。十几年来，工作小组、与生产效率挂钩的奖金制度、粗线条的工作分工（将多种工作类别缩减到一个到几个）、质量小组等已经风行于美国的工业界，而且很明显地帮助缩短了美国人与日本人生产力之间的差距。

尽管有这些创新，但对于作为精益生产和公社化取向的工厂的核心所在的道德安排，美国管理者仍然无法完全理解。当他们观察日本时，仅看到这是一个工会组织薄弱、工人驯服、管理自治权较大的国家。但他们往往忽视了另一面：家长式的公司制度保证了员工工作饭碗、培训以及较高水平的福利，以换取员工的忠诚、卖力以及最重要的灵活性。在更偏向法律形式的德国也存在这种安排：倘若工人愿意学习新技术和新岗位，雇主会提供高水准的生活和培训条件，使那些剩余的工人转移到更能发挥其作用的不同岗位上。责任和义务是双向的，管理者若只希望工人忠诚、灵活、合作，却不给予任何形式的回报，无论是工作保障、福利还是培训，那么这样的态度则是剥削。

值得注意的是，自发社会性不必永久地固定于一种组织形式，如质量小组或精益生产。事实上，结社的技艺之所以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优势，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灵活性：人们如果相互信任，善于合作，那么他们可以轻松地适应新的环境，创造出合适的新组织形式。网络和其他现代通信技术使大型企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不再需要中间管理层。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创建了新的营销和生产模式，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组织要求。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新型组织形式，都将最先从具有深厚的社会合作传统的社会产生。相反，在适应新的组织形式过程中，那些被源自阶级、种族、亲戚关系的不信任或其他因素分割的社会，则会遇到更多的障碍。

所有跟文化有关的问题都会碰到一样的限制，那就是即便动用政府政策，习惯和风俗的改变程度也是有限的。虽然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改变货币总量，国会可以削减政府开销，但是政府部门若是想要人们更愿意去冒险，或更乐于社交，或更愿意彼此信任，难度则要大得多。因此，首要的商业指令应该让政府政策力求无害，尤其是在追求抽象的多元化或开放性时，不能破坏既有的共同体性质的结构。

另一个需要美国政府少添乱的问题是新移民的同化。移民对美国至关重要，但他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所带来的多样性被成功地嫁接到美国的核心制度上。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越熟悉不同文化，就越懂得它们绝不是天生平等的。一名诚实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应该意识到，某些文化特性对健康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无益的。这个观点并非是要排斥某些人群，只因他们的文化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而是主张通过教育向移民传递美国文化积极的方面，譬如工作伦理、社会性和公民意识等。

鉴于美国历史上的宗教和共同体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人应该以更加宽容的姿态看待宗教，并意识到宗教潜在的社会价值。许多受过教育的人都厌恶某种形式的宗教教条，特别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并相信自己居于这样的教条之上。但他们要看到宗教对于提高结社技艺的社会作用。[17]借用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话来说：

近来，轻蔑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不耐烦的自由主义者将旧式的宗教视作[一个弱点]。当出问题的是社会制度和财产权的时候，为什么要依靠个体和私人的道德改革？但是在20世纪，人们努力转变社会制度、取消或修改财产权，以保证所有人有一个良好生活的物质基础，而这一切最后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很明显的是，负责分配和再分配的官僚制度或者无力避免或者导致了尖锐的社会弊病。这给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改革计划画上了相当大的问号。因此，或许循序渐进的、个体化的、自下而上宗教改革的方法才是更好的选择。或许，一群信仰者组成道德共同体是社会福祉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只有当这种道德共同体与市场行为的强势达成妥协，人类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充分收获分工和提高生产力带来的好处，而这些正是经济学家振振有词地视作经济发展的合理目标。[18]

这一观点并不是想要在公共生活中推广宗教；回顾美国的宗教历史，其信仰一直较为强盛，正是因为没有国教。这一观点是呼吁对宗教作为文化之源应保有宽容的态度。

了解真正的文化差异非常重要，但对美国人来说却着实不易。多年来，美国经济大体能够自给自足，因而它从未因生存问题被迫去了解他国文化。至今许多美国人有一种自负的想法，其中包括大量有思想的社会科学家，即认为美国文化是普世的文化，随着他国的现代化进程，它最终将为所有社会所共享。在这种假想中，美国人错把制度当作文化。事实也确实如此，今天许多国家效仿了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取向的经济。但是，美国文化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叠加。虽然这些制度中的民主特性对美国文化的影响深远，但它们同时也受到文化的支持，而这一文化则有多重源头，譬如宗教和种族。倘若对自己的文化根源缺乏了解，那么想要理解自己与别人文化的不同之处，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近年来出现的多元文化研究呼声，不但没有促进美国人了解其他文化的本质，反而带来了负面影响。今天美国课堂开设多元文化课程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平实地面对和了解文化差异。倘若真是如此，也就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文化视野拓展。美国教育系统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问题在于，它的基本目标不是鼓励学生深入了解美国各少数人种、少数民族的非西方文化，而是要证实这些文化的正确性。对这些文化进行正面评价，似乎远比验证它们的正确性更重要。在有些情形中，它还暗含一种错误的大一统信息，认为所有文化最终像这些多元文化课程的制定者一样，支持同样合宜的、自由的价值观；在另一些情形下，他国文化被认为是优于美国文化的。这种信条阻碍而非增进了我们对他国文化的了解。

美国人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文化不是单纯的个人主义传统，很久以来，美国人就联合起来，相互合作，并服从各式各样的共同体权威。虽然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可能不是这种共同体概念的中心所在，但是服从共同体权威的能力是社会成功的关键所在。[19]这一点对左派和右派都有启示作用。美国的自由派应该意识到，当他们试图通过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权利平等以及对其的认可的时候，他们不能将美国社会的有机凝聚力视为理所当然。而美国的保守派则必须知道，在他们削弱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之前，要先想好如何重建公民社会，并找到照顾弱势成员的其他途径。

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前景的确非常好。经过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后，在若干重要领域，美国又诞生了一批高生产能力的、占据技术领先地位的公司。信息技术相关领域的美国公司正在书写一段全新的后工业史。虽然预算赤字和人口老化仍然是未来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几十年来，美国经济前景从未有今天这般光明。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社会资本衰竭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此刻要是拉响警钟，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管这警告多么委婉。与其他经济病征不同，社会资本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是间接的、微弱的。如果储蓄利率突然下调或货币供应大幅增加，利率或者通胀的后果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内就能感受到，而社会资本的消耗则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缓慢进行的，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社会资本储备便悄然枯竭了。生来就有合作习惯的人群不会轻易失去它，即使信任的基础开始消亡。就这点看来，今日美国结社的技艺看起来仍然健康，新的团体、协会和共同体随时都在涌现。但就其对伦理习俗的影响来看，政治领域的利益集团或网络空间的“虚拟”共同体无法取代早期价值共享的道德共同体。正如先前讨论的低信任社会所示，社会资本一旦耗尽，则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复原，倘若还有复原的可能的话。

[1] 企业网络的例子可以参见“High-Tech Edge Gives US Firms Global Lead in Computer Network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9, 1994, pp. A1, A10.

[2] 参见Dennis Encarnation, Rivals Beyond Trade: America Versus Japan in Global Compet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90-197; also DeAnne Julius, Global Companies and Public Policy: The Growing Challeng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0).

[3] 参见Jagdish Bhagwati and Milind Rao, “Foreign Students Spur US Brain Gain,”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1, 1994, p. Al2.

[4]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78.

[5] Putnam (1995), pp. 69-70.

[6]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在1993年成员数为3 300万，是排在天主教之后的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组织。Putnam (1995), p. 71.

[7] Putnam (1995), p. 73.

[8] 在某些情况下，某些观察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增长放缓，城区暴力犯罪下降，这些证据表明，问题并不像美国公众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这些趋势并没有影响美国犯罪的总体规模。

[9] 关于这一反应的叙述，参见New York Times, May 28, 1993, p. B7.

[10] 这种批判在左派颇受欢迎，很多人会认为里根和布什时代的一些政策加剧了这一问题。对于这个论点的例子，参见Barry Schwartz, The Costs of Living: How Market Freedom Erodes the Best Things of Life (New York: Norton, 1994).

[11] 在19世纪中叶，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农场；到20世纪末，大部分人已迁徙到城市，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工业化经济。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种族和宗教的融合，甚至于服饰风格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尽管世人普遍的印象是这些变化在20世纪稳步加速，一百多年后发生的这些变化远不及早年那般激烈。

[12] Mary Ann Glendon, Right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13] Glendon (1991), p. 13.

[14] Glendon (1991), pp. 76-89.

[15] Glendon (1991), pp. 48-61.

[16] 帕特南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参见Putnam (1995), p. 75.

[17] 美国以外的国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拉丁美洲。不过，基于所有可用的时政数据，似乎北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正在构建所缺失的民主资本主义中心的社会基础，马克斯·韦伯指出，他们在16、17世纪的欧洲也曾有过这样的举措。虽然左翼政府的政策能够在一夜之间逆转且有先例可言，拉丁美洲缓慢且大规模转信新教有望带来长期的社会变革，这类变革的程度远比任何政治革命来得更加深刻。

[18] William H. McNeill,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ld of the 1990s,”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 Reclaiming the Sciences,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568.

[19] 为了某些目的，这显然如此，换言之就是战争。

第五部分

丰富信任

在21世纪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体制

第27章

后起之秀

至此，我的论点已经鲜明，即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禀赋，对了解它的工业结构，以及它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至为关键。这些议题固然重要，但是社会资本的影响却绝非止于经济范畴。社会性是对自治政治体制的重要支持，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它本身即是最终目的。虽然社会资本看似一种无理性的习俗，且起源于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非理性”现象，但是它仍然是理性的现代经济和政治体制顺利运转所需的必要条件——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性质来说，这是一种颇为有趣的影响。

但是，在本书最后章节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探讨工业结构，即企业的规模、企业在经济中的整体分布，以及单个企业的组织方式，是否确有文化根源，抑或另有一些非文化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先前讨论的种种社会差异。拿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说，人们的看法已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先前的绊脚石[1]变成了现在的竞争力优势[2]，因此，我们应该对文化的作用持谨慎态度，如果更“吝啬”的解释行得通的话。[3]

与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大型公司相比，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意大利和法国的私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对此区别，至少有五种解释：第一，小规模是受当地市场的规模局限；第二，受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局限；第三，受发展滞后影响；第四，支撑大规模经济组织所需的法律、商业和金融制度匮乏；第五，决定规模的主要因素并非文化，而是政府行为。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必须结合社会资本讨论才能给出完整的解释。

第一个观点认为，规模和工业结构最终受当地市场的大小以及技术的驱动。[4]某一特定生产工艺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它得以运行的最低效益规模。例如服饰或家具等领域，最低效益的规模相对较低，而对于较复杂的、高技术含量的工艺，譬如半导体和汽车，最低效益的规模就相当高。例如，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技术，很难高效地运作一个年产量不足600万吨的炼钢厂，它要求至少三座250吨氧气窑炉投入生产。[5]同样，以今天的技术生产冰箱和汽车，每年的产量必须分别超过80万台和45万辆，否则无法达到经济效益。[6]

关于市场大小的重要性，亚当·斯密有句名言：“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也就是说，只有当需求大到足以利用最低效益规模时，才会产生规模经济。一个小公司不会投资定制一台昂贵的机床来加工特殊零部件，除非它确定大批量的零部件销售可以覆盖其成本。而且，如果可以摊到全国市场的话，广告费和销售人力之类的营销成本等都可以降低。[7]这意味着，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与所在国的绝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小有关：较大的经济体将产生较大的企业。

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的大小自然有些联系，但是根据我们分析的案例，这一说法可能要被打破了。从表3给出的数据来看，绝对GDP与企业的规模并没有关联。1992年，台湾地区的GDP是韩国的67%，但是台湾地区十大企业的规模只有韩国十大企业的17%；同样，台湾地区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经济规模的5%，而它的十大私营企业规模只有日本十大私营企业的2%。比较而言，韩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8.5%，而它的十大企业规模是日本十大企业规模的11%，显示出更高水平的工业集中度。

欧洲的情况也证明，绝对GDP值与企业规模之间也没有关联（见表3）。意大利的绝对GDP是德国的68%，而意大利的十大私营企业规模只有德国十大私营企业规模的33%。而在欧洲其他几个更小的经济体中，这种差异显得更为惊人，它们的经济集中度远高于德国：荷兰的GDP只有德国的18%，但从就业人数而言，荷兰十大大企业的雇员人数是德国十大企业员工人数的48%。[8]同样，瑞典的十大企业的经济规模只有德国的14%，员工人数却是德国十大企业的27%。

表3. 各国十大私营企业收入与GDP对比

（单位：10亿美元，1992年）

资料来源：《1994年国际财政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94 Yearbook）（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台湾地区情况”（Country Profile: Taiwan），《经济学家情报组》（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社，1994年）；《世界实录，1993年》（World Factbook, 1993），（华盛顿：中央情报局，1993年）。

将企业规模与当地市场关联的问题在于，许多小型经济体在早期就采取出口导向的生产策略；它们当地市场的大小无足轻重，因为它们的经济是面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的。因此， 韩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电视机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源于当时政府政策有意提高国内电视机售价以抑制销售。对拥有大型公司的欧洲小国，如荷兰、瑞典和瑞士来说，国际市场也同样重要。

第二种解释与第一种相关联，认为企业大小不受当地市场大小限制，而是受制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它与绝对GDP无关，而与人均数字有关。以小规模企业为主导的社会与那些拥有大型企业的社会处于相同的发展轨迹上，只不过还没有足够时间发展出现代公司结构。美国和德国经济发展初期也以家族企业为主，直到19世纪末期现代公司组织形式才开始发展，国民经济在发展初期一般都有大量的劳动力（因而相对廉价），但资本匮乏。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积累，企业得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与此同时，工资上涨，与资本相比，劳动力开始短缺，迫使企业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力。企业此时必须向资本更密集的生产领域转移，结果这又需要有更大的工厂和更大的组织来运作。因此，企业规模首先由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反过来，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又决定了领先产业的规模。[9]根据这种解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最终将走向一致：当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人均收入与日本或美国的持平时，它们的工业结构将不再由小规模的家族企业支配，取而代之的也将是现代公司。[10]

这个解释的问题在于，美国和日本早在19世纪末就走向了专业管理，那时它们的人均收入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水平。事实上，在明治维新之前，即在工业化开始之前，日本就有了专业管理的传统。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较大型的家庭持有并管理的企业其运作大部分已经相当现代化，其中包括家族经理的教育水平和他们使用的技术等。多年来它们一直与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打交道，因此很难说，它们没有现代企业管理的范式可参考。由此看来，它们未能采用同样的组织和管理技巧，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不成熟。[11]

若是拿中国台湾和韩国做比较，发展水平决定论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一直比韩国高，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也胜过韩国。但是表3的数据显示，韩国的工业远比台湾地区集中。《财富》杂志最近排名中，亚太地区150家大公司中只有1家华人企业，而韩国有11家。[12]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19世纪时德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法国，但德国更先建立现代公司，在两三代内超过了法国。意大利工业结构的地区性差异也不能用发展水平的观点来解释，因为北方虽然有相对较大的公司，但在19世纪70年代工业化进程开始时，其城市化的程度不如当时的南方。这些情况显示，企业规模与人均或绝对GDP确有关联，但因果关系可能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有创建大企业的文化基础，就可以催生出更大的市场和更快人均GDP增长，反之却不然。

第三种解释就是社会科学家所谓的“后发展”（late develop-ment）理论。[13]前面的观点都认为所有的国家都遵从一个基本相同的发展道路，这个观点却认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可以借鉴早期发展者的经验教训，因而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有观点认为，后发展理论可以解释日本和德国经济的显著特点：譬如，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以银行为中心的财力供给；支持高度集中的工业结构，以及家长式的劳雇关系。

与发展水平的论调一样，后发展的观点也不成立，至少在企业规模和工厂组织的现象上。我们只要将德国、日本与晚于它们发展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就一目了然，譬如意大利、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就工业结构、劳动惯例以及工厂的组织形式而言，在后发展国家（或地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并不低于后发展者与早期发展者之间的差异。而且日本与德国之所以相似，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相似的文化因素，譬如普遍高信任的社会关系，而非二者在大致同一时期开始工业化。

第四个解释认为企业规模小是因为缺乏建立大型、专业化管理型公司所必需的体制和法律结构。许多社会在产权法、商业法和金融机构方面发展缓慢。美国在1792年就有了证券市场，与之相比，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最近才起步，而且比较不成熟。家族企业往往倾向用借款或者储蓄来集资；股权融资意味着需要公开报告，稀释股权，并提高对外收购的风险。 按照这个说法，一旦所有这些制度都到位，那么企业的扩张将超越家庭，就像美国的例子一样。

缺乏正式制度的情况在中国最是明显。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商业法迟迟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直至今日，中国企业家依旧面临着一个非常武断的法律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产权可能是一张白条，税收水平也因省份不同而变动，贿赂成为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常态。

但在海外华人聚居地，现代商业法的建立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譬如在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毕竟香港从一开始就是依照英国法律运作，所以很难将其企业规模的局限归结于制度缺失。

中国社会股票市场的不成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家族企业的发展。但是将华人社会与其亚洲邻国相比，我们就会发现，股票市场的发展不是解释工业集中化的关键，因为在亚洲，股票市场的发展与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相关性。[14]韩国的企业虽远比台湾地区集中，但是它的股票市场却远不及台湾地区发达。[15]韩国的股票交易所建立于1956年，韩国政府刻意限制股票市场的发展，以限制外国资本涌入，因此在为韩国公司融资方面，股票市场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16]对比而言，亚洲最发达的股票交易中心在香港而不在日本，而香港的平均企业规模自二战以后一直在缩小。（亚洲最古老的股票市场是孟买股票交易所，成立于1873年。）香港的股票交易可追溯到1866年，而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成立于1891年，是香港四大交易所中最古老的一个。[17]截至1992年，香港股票市场的市值为800亿美元，而日本股票市场为26 000亿美元。但就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来说，香港的股票市场资本总额比例大于日本（140%比90%）。[18]而且香港的证券市场还在国际交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欧洲证券和亚太地区其他资产的交易中心。

总体而言，股票市场在整个亚洲扮演的角色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大多数亚洲公司的借债比例相当高，扩展的资金来源于借贷而非股票。日本的情况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虽然日本有相对完善的证券市场，但长期以来，日本大部分的大企业对于银行借贷的依赖程度都远远超过美国公司。日本战前的财阀就是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为中心的工业集团，由这些中心金融机构提供主要的资金来源。与同时期的德国一样，日本的这些金融机构非常成功地使财阀发展壮大，并吸纳了现代专业管理型公司的许多特点。甚至在没有成熟的股票市场时，日本人就已经将家族所有权与家族管理分离开来，而有相对发展完善的股票市场的香港却掩盖了其管理层的真相，许多大型公开上市的香港公司在上层仍然是家族管理的。倘若说台湾地区和韩国的股票市场是因为家庭主义管理的延续而发展不成熟，这倒是更有道理一些，而不是说因为股票市场不发达而导致家族式管理的延续。虽然政府努力增加股票市场的参与度，但是家族企业一直不愿意公开上市交易，担心失去公司的控制权，以及定期披露财务报告和公司情况的要求。许多家族企业偏向于将一切事情控制在家族范围内。[19]

的确，日本的经连会的部分职能是保护纵向整合所获得的规模经济，它依赖于交叉持股，因而也依赖一个完善的股票市场。但是交叉持股似乎反映的是经连会成员间的实际关系，而不是这些关系最初存在的必要金融条件。[20]

认为企业规模由政府政策决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各处的政府均可以通过税制、收购政策、反托拉斯法以及执行反托拉斯法的力度来影响私营企业的规模。[21]很显然，德国的法律与美国相反，支持卡特尔以及其他大型经济实力集团的发展。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鼓励大规模企业的形成，给予优惠的政策，特别是在信贷上。对比而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故意抑制大型集团的发展，以避免政治竞争者的出现。韩国政府有意效仿日本政府及财阀，因此以各种方式补贴大型私营企业。结果，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完全盖过了文化因素。韩国的家庭结构更像中国家庭而非日本家庭，它的企业平均规模本应较小，而且工业集中程度也应较低。但是韩国在1961年以后下决心借用日本模式来推动韩国经济迅速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就是日本的大型企业和它们的企业网络。

当然，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与私有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企业规模都很小，然后台湾政府在金融领域的干涉程度和韩国相当。和韩国的情况一下，台湾地区（对比英国殖民政府“放任自由”思路管理下的香港）所有负责商业融资的大型银行都归“国有”，且“国有”的时间超过韩国。[22]台湾地区和韩国都严格控制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限制能够在其境内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它们均把信贷配给“战略”领域。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是，韩国的大型联合企业在信贷分配和定向资源方面有更大的选择权，而台湾政府（在公共领域外）并不偏袒大型企业。[23]

由此看来，在韩国，国家政策在决定工业规模和产业结构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日本，它鼓励大型企业的发展，但日本文化原本就有这种倾向。而在台湾地区，政府政策对工业发展诸多方面都有影响，但不涉及企业规模，而文化因素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香港地区，政府举措对于工业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此，香港是华人经济文化最纯粹的例子，即不为政府政策操控所影响。

因此，除了文化因素外，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产业结构。但在解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各个社会的巨大差异时，传统的经济分析家一直低估了文化的作用，特别是自发社会性的影响。

[1] 对于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汉学家和东亚研究的学生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是阻挠资本主义和经济现代化的巨大障碍。这一观点中最有名的书恐怕要算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的研究，该书最初写于1919年，之后出版了英文版，名为《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韦伯断言，虽然儒家思想和新教一样，是一个“理性”的道德体系，但它的理性并没有催生出“真正在道德和理性的意义上征服和掌管世界的无止境任务”，反倒是“适应世界”，也就是保存传统。换句话说，儒家的社会无力创发或足以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需的巨大的社会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儒学的经济影响的总体评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韦伯来说，他很自然会悲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前景，他写书时正值中国历史上的衰败和军阀割据时期。但七十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几乎所有中国以外的华人社会也经历了两代人间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今天，传统的观点认为儒家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源泉，很多的文献也在讨论所谓“儒家对西方的挑战”。当代评论家审视了儒家的不同方面，比如它对教育的重视和所谓儒家职业伦理，他们认为这个信仰体系一直是经济活力的关键所在。实际上，通过许多案例，评论家指出，被韦伯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阻碍的华人家庭，是华人力量的源泉。

关于The Religion of China一书的讨论, 参见Mark Elvin, “Why China Failed to Create an Endogenous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Critique of Max Weber’s Explan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379-391; and Gary G. Hamilton and Cheng-shu Kao, “Max Weber and the Analysis of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 (1987): 289-300. 关于中国发展的文化制约的代表性讨论，参见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尤其见vol. 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Michael R. Godley, The Mandarin 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esp. pp.37-38; and Marie-Claire Bergère,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Chinese Underdevelopment,”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327-337.

[2] 关于“儒家的挑战”的文献，参见Roderick McFarquhar, “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 Economist (1980): 67-72; Roy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 The Eastasia 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Michael H. Bond and Geen Hofstede, “The Cash Value of Confucian Values,”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8 (1989): 195-200; Bond and Hofstede, “Confucius Connection: 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988): 5-21. 对于华人家庭对华人企业发展的作用的积极评价，参见Joel Kotkin, 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 188.

[3] 对于文化解释论的重要性，尤其是日本研究，持怀疑态度的作品，参见Winston Davis’s chapter in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Myron Weiner,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4] 参见Richard Cav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Richard Schmale；and Robert D. Willig,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89), p. 1233. 关于这一文献，我要感谢Henry Rowen.

[5] Frederick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 102.

[6] Scherer and Ross (1990), p. 109.

[7] 此外，大公司往往享受更低的资本成本，这是由于投资者方面认为其风险较低。Scherer and Ross (1990), pp. 126-130.

[8] 这些数字是用第14章表1中的雇佣统计推算出来的。

[9] 在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这一解释因为某些异常情况而变得复杂，许多领域的美国公司，倘若单单考虑最佳规模，实际上比我们预计的要大很多。参见Scherer and Ross (1990), p. 140, 图4.6，该图表明，香烟、面料织造、油漆、鞋、钢铁、蓄电池产业中排名前三的企业的平均市场份额超过了所规定的最小有效规模。Scherer和Ross对于这种反常情况给出的解释是，市场结构是纯粹由历史机遇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行业最开始的时候，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企业可以大小相同，但单从纯粹的偶然因素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企业自然会发展成不同规模。这显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产业集中度变化在不同的社会一直如此。参见Scherer and Ross (1990), pp. 141-146.

[10] Caves in Schmalensee and Willig, eds. (1989), p. 1234. 作者指出，在不同国家，类似的产业会有类似的产业集中度水平，这意味着随着国家技术水平的拉升，产业结构将变得更加一致。虽然这一说法确凿无疑，本书的论点一直认为，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行业而出类拔萃，这并不取决于发展水平，而是取决于每个社会构建大规模机构的能力。

[11] 这一观点见于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4.

[12] “The Pac Rim 150,” Fortune 122 (Fall 1990): 102-106.

[13] “后发假说”有很多作者讨论过，其中包括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Ronald Dor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Japan and Elsewhere,” in Albert M. Craig, ed., Japan: A Comparative 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25-335; and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9.

[14] 日本有较发达的股票市场。东京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87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关闭，并在1949年美国占领下再次营业。参见Tokyo Stock Exchange 1994 Fact Book, (Tokyo: Tokyo Stock Exchange, 1994), p. 89.

[15] 台湾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61年，之后增长速度非常缓慢，到1980年只有102家上市公司。Ching-ing Hou Liang and Michael Skul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Taiwan,” in Michael T. Skully, 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the Far East: A Study of China, Hong Kong,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New York: St. Martiris Press, 1982), pp. 191-192.

[16] Sang-woo Nam and Yung-chul Par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South Korea,” in Skully (1982), pp. 160-161.

[17] Michael T. Skul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Hong Kong,” in Skully (1982), p. 63.

[18] Matthew Montagu-Pollack, “Stocks: Hong Kong, Indonesi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South Korea, Taiwan, Thailand,” Asian Business 28 (1992): 56-65. 这当然是1989年至1991年东京股市暴跌之后的事情，其总市值缩水了约60%。

[19] Nam and Park in Skully (1982), p. 160.

[20] 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屈服于外国的压力，放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规则，此后交叉持股水平才大幅增加，这一事实尤其可以说明问题。换句话说，交叉持股是一种防止外资收购的保护机制；对经连会来说，以保持其完整性的网络组织，实现规模经济，交叉持股是没有必要的。

[21] 参见 Scherer and Ross (1990), pp. 146-151.

[22] 大多数韩国银行1980年至1983年间完成了去国有化。参见Robert Wade, “East Asian Financial Systems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s: Lessons from Taiwa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7 (1985): 106-127.

[23] Wade (1985), p. 121.

第28章

重返规模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从与经济生活相关的一个特殊文化层面来考察若干社会，即建立新社团的能力。我们深入探讨的所有社会，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本书重点讨论了亚洲，因为亚洲许多国家的地位正处于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地位发展，而且文化被普遍认为是亚洲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本书也可以去讨论世界其他文化，但是任何比较研究都必须在广度和深度上做出取舍。不管怎样，本书已经构建了一个总体分析框架，用以理解经济社会性发展的不同途径，这个框架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

下面简要总结一下这个框架及其背后的支持假设。实际上，当代世界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要求有高度社会合作性的组织，而非个人，来完成的。产权法、契约和商业法都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制度，倘若再佐以社会资本和信任，商业交易的成本将会显著降低。而信任是有共同道德规范或价值的既有共同体的产物。这些共同体，至少就目前它们的成员的体验来说，并非是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理性选择的产物。

有多种形式的社会资本能够使人们彼此信任并建立经济组织，其中最明显而且最自然的就是家庭，其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家庭的结构影响家族企业的性质：中国南部和意大利中部都有着大的扩展家庭，这成为这两个地区大规模家族王朝企业的基础。除了家庭以外，中国和韩国的宗族等亲戚关系也使信任的范围得以向外扩大。

然而，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说，家庭既是福也是患。如果家庭主义不佐以像儒家和犹太教文化那样的对教育的重视，那么后果则是压抑人才的裙带主义和小集团的停滞不前。家庭主义如果过于强势，就会削弱其他形式的社会性。因此，在中国和意大利南部这样有着牢固家庭主义文化的社会中，非亲戚关系的人之间互不信任，也就阻碍了陌生人在经济企业中达成合作。在大多数文化中，家庭纽带和非血缘团结的力量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倘若非亲成员可以轻易地进入，则必然意味着家庭没有形成一个包揽一切的封闭社会。

然而，在其他社会中还存在家庭和亲戚关系以外的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现代化以前的日本就有了各种的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因为日本的家庭结构允许没有血亲关系的外人融入家庭中。在德国，许多基于非亲戚关系的组织，譬如行会，是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而在美国，组织社团的能力是新教宗教文化的产物。换句话说，除了家庭以外，在所有文化中都有不止一条通向社群生活的途径，展现了高度的信任和自发社会性。

然而，许多低信任的家庭主义社会有一个共同点。中国、法国和意大利南部都均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强大政治集权时期，专制帝王、皇室或者政府都刻意清除所有权力竞争者。在这些社会中，集权专制以前存在的社会资本被消耗殆尽，如法国行会之类的社会组织被划归政府权力范围。相比之下，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具有高度信任的社会都从未经历过较漫长的中央集权统治。日本和德国所经历的封建时代，和美国精心打造的宪政结构，都使得政治权力比较分散，于是大量社会组织得以在没有政府插手的情况下繁荣发展，并成为经济合作的基础。

虽然有一类社会我们没有讨论，但它的确有存在的可能，即缺乏强大的家庭也同时缺乏强大的社团组织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全面缺乏社会资本的社会。我们接触到的最接近这种情形的例子，就是爱德华·班菲尔德笔下的意大利南部的赤贫农民——他们的家庭都是核心家庭，既小且弱，以及当代美国大城市中心区的黑人下层阶级——在那里单亲家庭已成为普遍现象。当然，还有其他例子。俄罗斯的乡村在国家集体农场（集体农庄kolkhoz和国营农场sovkhoz）之外没有什么丰富的生活，而俄罗斯的农民家庭也问题重重，羸弱不堪。许多现代非洲城市也面临着这种局面，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旧式的部落结构和家庭纽带土崩瓦解，但又还没有强大的、家庭关系之外的自发社团来填补。这种高度分化的社会无法为经济活动提供发展的沃土，它既不支持大型组织也不适合家族企业。贯穿这些社会一个有趣的现象则是失足社群：真实存在的社群结构都是犯罪组织。人类似乎有着天生的、普世的社会性倾向，这样的倾向如果无法从家庭或者志愿组织这类的合法社会结构得以实现，那么就会转而以病态形式出现，譬如犯罪团伙。事实上，作为社会组织的最强的形式之一，黑手党已经出现在意大利南部、美国内城、俄罗斯和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

具有高度自发社会性的文化所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之一，就是构建大型现代企业的能力。当然，大型专业管理型公司的出现是受科技和市场规模等诸多因素的驱动，因为生产商和分销商永远寻求最大规模效益。但大型企业开发这种效益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既有的自发社会组织倾向的文化。日本、德国和美国三大高信任的社会率先发展出大规模、专业型管理企业，这并非偶然。法国、意大利、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等低信任社会，则在较晚时期才得以超越家族企业走向现代公司模式。

倘若一个社会缺乏广泛的信任和自发组织社团的倾向，则有两种途径来建立大规模经济组织。第一种方案自古就有，即通过政府来促进经济发展，通常的形式是组织国有和国营企业。许多有强大政府的家庭主义社会希望发展大规模企业，都选择了这条途径，譬如法国、意大利和中国台湾。韩国也属于这一类别，虽然它的大型公司在理论上是属于私有，但它们在韩国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则要归功于韩国政府长期的优待政策。

在低信任的社会中建立大型组织的第二种途径是，海外直接投资或与大型海外合作者建立合资企业。这一途径在本书中并未展开讨论，但它为许多发展迅速的东南亚国家所普遍采用。本书中讨论的国家大部分都回避大规模的海外直接投资，而是选择建立启用本土人才的大公司（虽然常常利用外国资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或泰国等国的最大公司名单上除了国有企业之外，还常常包括大型跨国公司的本地分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以及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也采用这种模式。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通过政府干预或外国投资，就可以解决私有领域无力构建大规模经济组织的问题，那么从长远看，整个自发社会性的能力问题就无关紧要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认为。法国的私有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是它仍然通过国有或国家扶持的企业获得了技术强国的地位。不过对于这种论调，需要格外提请注意的是：由国家运营的公司普遍比私有公司效率低下，管理者往往依据政治标准而非市场标准来制定决策，简单的计算失误就可能导致全盘政府战略投资的方向出错。当然，在有些文化中的国营公司比在其他文化中管理得更好，而且也有一些机制来保护它们不受政治压力影响。但即使韩国或台湾的半国营公司比巴西或墨西哥的管理更完善，它们的效率和活力仍然不及私有公司。

外商直接投资亦会产生各种问题。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技巧最终将渗透本地经济，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与此同时，跨国企业分公司所在国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使用本国人来开办并控股一些有竞争力的公司。许多快速现代化国家或地区，譬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允许外国资本的流入，但限制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使本土企业有机会朝着全球水平发展。直接投资可以立即引入技术和管理方式，但也可能会延迟建立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而这些则是培养有实力的本土工程师、企业家和经理群体所必需的。与其他形式的依赖一样，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产生不满和嫉妒情绪，最终可能蔓延到政治领域。

自发社会性等文化因素只是促进国内生产总值整体增长的几个因素中的一个，并不总是最重要的。主流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譬如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国际环境、贸易壁垒等等，依旧是影响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自发社会性的最重要的影响应该是在工业结构上，即国民经济中大公司与小公司的数量和重要性，它们的互动方式，网络的存在与否等等。在某些社会中，文化抑制了大公司的发展，而在一些社会中，它激励大公司的增长，在另一些中则催生出新的经济企业形式，如日本的企业网络组织。

反过来，工业结构又决定了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领域。建立大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在资本密集型、涉及复杂的生产工艺或要求广泛分销网络的领域达到规模经济。而小公司则更善于组织劳动密集型的商业活动，存在于对灵活性、创新性及快速决策有高要求的领域。拥有巨型公司的社会向汽车、半导体、航空等产业倾斜，而那些以小企业为主的社会将重点发展服装、设计、机床和家具等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发现在平均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有联系。不同的社会通过大企业或者小企业途径都获得了巨大财富。中国台湾并不因为企业规模较小而不及韩国富有，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高过德国。小公司虽然在财力、技术资源和持久力方面有所不足，但他们在灵活性、快速决策、无庞大的官僚体系、创新性等方面又有优势。

大公司与小公司的力量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20世纪前半叶，大多数人把高水平的工业现代化与大规模联系在一起，鉴于大规模重工业曾在19世纪后半叶把美国和德国推上了工业强国的前沿，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鼓励各种大规模重工业的发展，一时在全世界成为潮流。

近年来，这种趋势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国和欧洲的国家政策近几年受到这样一种观念的引导，即认为小公司更有创新性，且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今天，大多数公司试图裁员，将权力下放，使机构运作更趋灵活。在计算机产业有一个众人皆知的案例，即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在他们的汽车库中发明了个人电脑，掀起了一场技术革命，并在十年之中，削弱了IBM公司的竞争力。还有人认为，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工业的分布比以前更去中心化、更分散，从而在小公司和大企业之间达到平衡。

目前的小公司热潮并不比先前的大公司热潮更有理可依。[1]在许多领域中，重要的规模经济设定了一定的最低效益标准。今天，建立一个先进的硅片生产厂需要花费十多亿美元，而过去十年间，硅片的价格一直稳步上扬。医疗、电信等领域的持续兼并和收购热潮，证明了兼并决策的执行者依然相信规模经济有利可图。事实上，小作坊式的软件生产，即由个人创业者在自家车库中编写完成具有开创性的应用程序，根本不是其他高科技领域的特点。今天，即使是编写有竞争力的软件程序也是一项官僚化且日趋大规模的工程。[2]创建一个操作系统可能在资本密集程度上不如建立一个综合钢铁厂，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种可以从规模经济中获益的行为。美国的软件工业逐渐被微软公司这个大玩家所支配，而小型新公司纷纷被吞并、收购或破产。

规模以及因此而来的小公司与大公司的相对重要性在未来可能还会发生变化，而且是以我们无法预知的方式发生。未来的规模经济的发展将依赖于目前尚未产生的技术，因而无法预测。没有人可以预知，IBM的大规模研发优势什么时候会因决策迟缓而削弱，也没有人能预知，连续铸造技术的发展什么时候能让小型炼钢厂从传统的大型综合钢铁厂手中抢走市场份额。在将来，规模经济可能在某些领域有所减弱，而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会有所增强，因此不会出现一边倒的现象。

鉴于这些不确定性，我们也可以认为，未来组织的最佳模式将既不是小公司也不是大公司，而是集合了这二者优势的网络结构。网络组织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同时避免了大型、集权组织的庞大开销和中间成本。倘若果真如此，具有高社会信任度的社会将有天然的优势。如果网络的成员遵从一套非正式的规则，而不需要谈判、裁决和执行等日常开销，则网络组织的交易成本可以大幅降低。企业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一旦破裂，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又落在合同上，非正式的规则也需要罗列成章，有了分歧则需要第三方来解决。至此，网络组织也不再像一个网络，而开始向市场关系或旧式的科层制公司靠近，而具体的偏向则取决于网络内成员的聚合程度强弱。

精益生产可能是网络结构在高信任社会中获得效率的最佳案例。精益生产将决策权下放到底层车间，用非正式的工厂共同体意识来取代需要集中指导的基于规则的合作。同时它还倾向于拉平整个组织内的报酬标准（它通过消除基于资历的雇佣和晋升制度达到了激励个人的目的）。奖惩政策的缺失在更高的团队努力、忠诚和团结性那里得到补偿。这种网络组织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影响巨大且可以衡量，而且已经遍及市场的各个角落。

自发社会性对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整体结构、工业格局分布、政府希望扮演的角色、工人与管理者及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同样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未来既有可能由复杂、成熟的大公司引领财富创造，也有可能由小巧、敏捷、创新的小公司来支配。由于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不知道哪一种设想将会变成现实。我们能够肯定的是，社会性方面的文化差异将对未来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至于影响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无法预知。

[1] 参见 Gary Stix and Paul Wallich, “Is Bigger Still Better?” Scientific American 271 (March 1994): 109.

[2] 然而软件生产远不及其他工程领域那么系统化。参见W. Wayt Gibbs, “Software’s Chronic Crisis,” Scientific American 271 (September 1994): 86-95.

第29章

奇迹迭出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确凿地说，经济发展既不存在单一的亚洲模式，也不存在所谓的统一的“儒教挑战”威胁西方。

当然，所有东亚社会都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这其中包括对教育的重视和尊重，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受儒家影响的文化都有这个特点。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前，尊重知识的文化并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彼时高等教育的回报相对较低，但是在今天的技术世界中，技术和教育的回报急剧上升。虽然市场本身刺激教育投资，但如果父母鞭策孩子在学校努力学习，同时政府建立教育体制帮助学生培养努力学习的习惯，那么效果会更好。

同样，所有东亚文化都有相似的工作伦理，尽管这些观念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根源。在日本主要源于佛教，而在韩国和中国则似乎源自儒家思想。[1]所有这些社会都顺应了世俗的劳动价值观，过去鄙视经商、赚钱或贬低日常工作尊严的贵族或宗教价值观都已消失了。

最后，在大多数亚洲社会中，在引导经济发展方向上，政府扮演了相当重要而且积极的角色。但这远远算不上亚洲发展的普遍特色。从韩国朴正熙时代的高度参与，到香港的英殖民政府的“放任自由”，东亚各国政府的干预行为在深度和本质上有着千差万别。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詹姆斯·法洛斯等认为，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是亚洲“经济奇迹”的根本，但是经济成功与东亚各国政府干预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这一事实证明，产业政策本身不是决定增长的关键。东亚在文化上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企图施行经济干预的政府更加成功地避免了不利影响。

然而在自发社会性方面，日本、中国和韩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催生出不同的工业结构、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迅速崛起，并走上一条与日本相似的发展道路，只不过稍有延迟，于是，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往往认为，亚洲比实际看到的更为同质化。这个观点得到了东亚儒家挑战论拥护者的进一步支持。

但实际情况是，亚洲国家被分隔到世界经济的不同领域，而且这种局面还可能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本和韩国因其大型企业而进入了汽车、消费电子产品和半导体等领域，直接与北美和欧洲的大型企业竞争。但这不是大多数华人社会的天然优势，他们更擅胜场的是灵活性比规模更重要的领域。事实上，亚洲有两种相对立的经济文化，一种是日本文化，另一种是华人文化。两种文化都是基于大型网络组织，但日式网络是建立在普遍社会信任基础上，而华人网络组织则是基于家庭和亲戚关系。这些网络组织之间平常也会有互动，但是它们的内部结构却朝着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华人社会在建立大规模私有专业管理型企业方面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在将来会转变成一个政治难题，而非经济难题。缺少大规模专业管理型企业是否会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一大障碍，这一点尚不明朗。认为华人家庭主义阻碍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即便考虑到它缺乏组织大型机构的技术发展，这一看法也仍是错误的。事实上，同样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企业迅速重组和缩小规模的时代，小型的华人家族企业会比大型日本企业发展得更好。如果这些社会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总值，那么它们根本没有必要替换规模相对较小的家族企业模式。加拿大、新西兰和丹麦通过农业、原材料和其他低端技术产业增加了财富。它们貌似也并没有因为本国缺乏强大的半导体工业和航空工业而不开心。

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相信，在某些战略关键领域取得工业成功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可能因为它们相信自己比市场更了解最好的长期回报在哪里，也可能因为它们所追求的是国际威望或国家安全等非经济目的。法国和韩国就是这样的代表，它们的经济决策往往受强烈的非经济目的影响。

对于这些社会而言，自发建立大型组织倾向的匮乏可能会给它们带来最大的麻烦。如果私有部门无力自己打造战略性产业，那么国家将极有可能插手，鼓励经济朝这个方向发展。直接由国家资助的工业发展将带来各种与受市场驱动投资无关的风险。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经济有两部分，一方面是老旧而缺乏效率、且每况愈下的国有部门（其他的且不说，它拥有世界上最低效的汽车制造业），一方面是主要由小型家族企业或海外合资企业组成的新兴市场领域。在今天的中国，尚未看到一个现代化、高效率、土生土长的大型民营企业部门。在最近几年中国的总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92年和1993年每年达到约13%），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小企业部门和外国投资的推动。通过向一个巨大而缺乏效率的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激励机制， 这一增长速度才成为可能。目前，中国的穷困状况使它无力担心其产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现在这样惊人的增长速度足以让每个人都心存感激。中国经济还有许多基本问题有待解决，譬如建立稳定的产权和商业法系统。

但如果中国大陆下一代或两代时间内赶上台湾或香港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么它会出现大问题。一系列潜在的问题对于中国观察家来说都不陌生，这些问题都可能刹住国家的未来发展，如通胀压力，基础设施缺乏，发展步伐过快导致的瓶颈，沿海省份与内陆地区的人均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大量现在埋下的、但终究会爆炸的环境定时炸弹。此外，中国也将面临发展大中型专业管理公司的问题。当香港和台湾地区沿着市场路径取得更快发展时，它们就会放弃某些能带来高度威望的制造行业而留给他人，但中国大陆则不太可能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不会想被排挤在现代高端工业大门外的。中国的规模也决定了它最终将制定一个平衡的经济，同时包括资本和劳动密集行业。它不能指望像东亚小国那样，通过参与利基市场而达到整体高水平的发展。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将要比日本或美国的情况更加棘手，而且政府需要扮演更大的角色。最起码，中国需要通过其政治制度的基本合法性构建政治稳定，以及一个既不容易出现过度的腐败，也不轻易受外界政治影响的，有能力的政府结构。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大多数观察家都说不清楚，它是否能够顶住由匆忙工业化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压力，以及中国在21世纪是否变成一个军事国家。一个不稳定的中国，或由紧张和反复无常的政府统治的中国，都不是一个对明智的经济政策决策有利的环境。

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之间的反差，对于日本也有着重要影响。随着日本成为经济超级强国，一些日本人认为所谓的“日本模式”，即便算不上可供世界其他地区效仿的模式，起码是值得亚洲国家效仿的。[2]事实上， 日本人也确实有许多地方可供其他亚洲国家学习（更不必说北美和欧洲的竞争者），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从日本的科技和管理技巧上获益良多。

但是，在产业结构方面，日本和其他亚洲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有理由相信，华人社会想要采用日本的做法是非常困难的，譬如日本的财阀体系似乎是很难移植到华人社会中去。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似乎过于个人主义，所以无法顺应这一风尚，无论怎样，他们还有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的网络。精益生产是否能像在日本和北美一样，在中国社会成功实施，我们还不清楚。换句话说，华人要找到一条自己的通往现代性的组织路径。

[1] 参见Winston L. King, “A Christian and a Japanese-Buddhist Work-Ethic Compared,” Religion 11 (1981): 207-226.

[2] 日本评论家抑或认为日本的文化和制度是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抑或认为日本是亚洲其他地区学习的典范。关于西方的日本独特性（nihonjinron）研究文献的批判，参见 Peter N. Dale, 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86).

第30章

社会工程终结之后

在世界范围内，基本制度都朝着自由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方向趋同，这迫使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已经到达“历史的终点”？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止步于黑格尔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社会，而非马克思版本的社会主义。[1]

本书的一些读者可能认为，笔者的立场与前面完全不同，而且自相矛盾，因为他们相信本书反对纯粹的自由经济秩序，而拥护传统和共同体精神。这个解释与事实相去甚远。[2]本书讨论的传统文化，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以及欧洲专制的旧天主教文化，都无力构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韦伯常常因认为日本和中国等儒家社会无法成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遭抨击，但是他实际的观点可能更狭隘一些：他希望知道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现象，譬如自然科学和对自然的理性控制等，只出现在新教主义的欧洲，而没有出现于传统中国、日本、韩国或印度。他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这些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不利于经济现代化。只有当从外界引入现代经济，资本主义才能够在这些社会中发展起来，在日本和中国这都是与西方接触的产物。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社会模式迫使这些社会摒弃了其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关键元素。中国抛弃了“儒家政治”（political Confucianism），整个帝国体制和附庸其上的儒者阶层；而日本和韩国摒弃了严格的传统等级制，前者不得不为武士道精神重新定向。

在过去的几代人时间中，亚洲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无一不是通过向其本土文化体系中注入自由经济主义的重要元素而实现的，包括产权制度、契约、商业法，以及西方思想中涉及理性、科学、创新和抽象化的全面影响。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及其他学者的著作显示，中国在公元1500年的科技水平超过欧洲。[3]然而，当时中国所缺乏的是这样一种科学方法，它通过观察和试验使得循序渐进地征服自然成为可能，而这一方法后来在欧洲得以发展。这样的科学方法本身必须经由对基础物理原理进行抽象推演，从而揭开事物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而这对于有着多神论文化传统的亚洲则显得十分陌生。[4]

不难理解为什么华人社会里，最早实现工业化和繁荣发展的地区，包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是受西方列强国家控制或影响，譬如英国和美国。从传统社会向自由主义国家的移民，如去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要比在国内的同胞发展得好很多，这并非偶然。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自由社会的组织架构都成为一种解放力量，帮助摆脱传统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压抑和对物质财富积累的限制。

在另一方面，大多思虑周密的政治自由主义观察家和理论家都清楚，这个理论不能自我维系，至少就其霍布斯式和洛克式的形态而论，它需要那些并非起于自由主义的传统文化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以社会契约的方式走到一起的理性个体之上，是不可能持久维系的。针对霍布斯的批评往往谈到，这样的社会根本无力激励公民牺牲自己来保护更大的共同体，因为他们组成共同体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的生活。更广义地说，如果个体只是基于理性的长期自我利益而组成共同体，那么共同体将缺乏公共精神、自我牺牲精神、荣誉感、慈善以及其他所有使共同体得以运行的美德。[5]事实上，如果家庭只是理性的、自利的个体之间的基本契约，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家庭生活有任何意义。[6]虽然，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为了挣脱宗教对公共生活的控制，但是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宗教信仰不能、也不应该从社会生活中剔除。虽然美国的国父们不见得都是信教者，但实际上他们都相信活跃的宗教生活、对于上帝奖惩的信仰，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成功至关重要。

经济自由主义也可沿用类似的观点。现代经济是理性的、功利主义的个体在市场上互动的产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理性的功利最大化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经济体繁荣发展，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停滞或衰落。人们对工作而非闲适的重视程度、人们对教育的尊重、对家庭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同胞的信任程度，都对经济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但这些都不能用经济学家眼中的人的基本模型来得到正确的解释。唯有当个人主义经过公共精神的中和，自由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制度才能得到最好地实施，同理，只有当个人主义经过共同体倾向的平衡，资本主义才得以长足发展。

如果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在佐以非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后表现最佳，那么很显然，现代性和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和平共存。经济理性化和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社会动力，它可以使社会沿着某种统一的路线走向现代化。从这一个角度看，马克思—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确存在，也就是使不同文化走向同化，推动它们朝“现代性”的方向发展。但是，既然契约和经济理性能达到的效果终究有限，那么现代性的特征将永远不可能完全统一。比如某些社会可以因为经济组织在交往中彼此信任而节省大量交易成本，从而比低信任的社会效率更高，而低信任的社会则需周详的契约和执行机制。这个信任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它源于与现代性无关的宗教或伦理习俗。换句话说，最成功的现代性模式不完全是现代的，即它们不是建立在自由经济和政治原则在全社会的普及之上。

这个问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现。不仅像共产主义这样的宏大意识形态工程失败了，就连其他往往由民主政府所推行的、更温和的实行社会工程的努力，也在20世纪末宣告失败。法国大革命为迅速的社会变革拉开了序幕。之后的二百多年里，所有欧洲社会以及许多欧洲以外的社会，从贫穷、未开化、农业的集权专制社会，转变为城市化、工业化、富裕的民主社会。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在促成和辅助转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也有一些政府试图停止这一转变）。它们完全废除了社会等级制；它们致力于土地改革并将大片私有土地划分；它们引入现代立法机制以保护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平等权利；它们建立城市，鼓励城市化；它们向全体人口普及教育，为现代复杂的、信息密集的社会提供基础设施。

但在过去的一代间，越来越多的指标显示，大规模社会工程的结果是其边际收益越来越低。1964年，《民权法》在法律上为美国种族歧视画上了句号。但之后的事实证明，想要消除美国黑人在实质上的不平等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非常明了的解决方案，即福利社会的扩张，通过重新分配收入或创造就业机会，向少数族裔开放医疗卫生、教育、就业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到20世纪末，这些解决方案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许多情况显示，这些做法反倒加深了原本想要解决的问题。上一代人以前，社会科学家普遍认为贫穷与家庭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因果关系，即由前者导致后者。今天，人们越来越无法确定，也很少有人相信当代美国家庭问题单凭收入平等就可以解决。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国家政策因向单身母亲提供津贴而鼓励了家庭的破裂；但远没有那么明朗的是，家庭一旦破裂后，国家政策如何重建家庭结构。

正如许多时事评论员所认为的，共产主义的坍塌以及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导致全球部落主义的高涨，抑或19世纪民族主义对抗情况[7]，抑或文明破碎而沦陷于极度暴力的情形。[8]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成为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唯一的形式。快速的经济现代化拉近了许多前第三世界国家和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随着欧洲的一体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地区间的经济纽带日趋紧密，明显的文化界限也将不断模糊。实施关税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将使自由贸易地区进一步消除国际界限。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也迫使各公司跨越文化界限，采用无论源自何方的“最佳方法”，譬如精益生产方式。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全球经济衰退给日本和德国带来巨大压力，迫使它们纷纷缩减极有文化特色的家长式劳工政策，转向更纯粹的自由经济模式。现代通信技术革命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以惊人的速度传播想法，从而加速了这种趋同趋势。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在许多方面世界趋向同一，实质性的文化差异的压力仍然存在。现代自由政治和经济体制不仅与文化元素共存共荣，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二者结合能够达成更好的效果。如果许多重要的社会遗留问题在本质上是文化问题，而且如果社会之间的主要差异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甚至体制上的差异，而是文化上的差异，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各个社会将继续保留有文化差异的领域，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领域将逐渐凸显出来。

看似悖谬的是，使全球成为地球村的通信技术也将促使人们注意到文化的差异。自由主义有一个很强的信念，认为在表面之下，其实世界各地的人基本上都相似，而更多的交流将带来深层次的了解与合作。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彼此熟悉催生的是轻蔑而非同情。近十年来，类似的事情就发生在美国和亚洲之间。美国人逐渐认识到，日本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民主阵营盟友，日本以不同的方式实行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这种了解带来的诸多后果之一，是日本研究专家中出现了修正派，他们较少同情东京政府，并认为应该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亚洲人也通过媒体对美国的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现象，以及美国社会其他问题的生动描述而对美国有所了解，许多人认定美国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楷模。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成了一个美国的亚洲修正主义的代言人，这一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并不是一个适用于儒家社会的政治模式。[9]主要体制的趋同使得人们更加热衷于保存他们各自的文化特性。

即便这些差异无法调和，至少我们可以正视。显然，一个人不可能站在自身的角度开始严肃地研究外国文化。另一方面，在美国，进行严肃的文化比较研究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基于政治理由而假设所有文化一概平等。所有这种研究都要求按照某个标准来发掘文化的差异，本书就是以经济表现为标准。对于经济繁荣的追求并不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是普世的。在这样的语境中，很难不对不同社会的优点和弱点加以评价。单单说每一个社会最终会以不同的途径达成同样的目标还不够。一个社会如何达成目标以及它达成的速度，都将影响民众的幸福，而有些社会永远也无法达成目标。

[1] 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2] 此外，本书中几乎所有的有关文化对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的论点在我的早期作品已有提及。参见 Fukuyama (1992), chaps. 20, 21; and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3-18, 我在该文讨论了韦伯假说和文化的影响。这一观点见于 David Gellner, “Max Weber: Capitalism and the Religion of India,” Sociology 16 (1982): 526-543.

[3]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vol 1.

[4] 该观点见于 Ernest Gellner, Plough, Sword, and Book: 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p. 39-69. 也可以参见 Robert K Merton，“Science,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Osiris 4 (1938): 360- 632.

[5] 在本质上，这是将政治理解为“理性选择”的问题所在。参见Steven Kelman，“Public Choice’ and Public Spirit,” Public Interest, no. 87 (1987): 80-94.

[6] 家庭生活可以通过这些元素来理解，参见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7]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Summer 1990): 5-56.

[8] 参见Robert Kaplan, “The Anarchy,” Atlantic 273 (February 1994): 44-81; and Hans Magnus Enzenberger, Civil Wars: From L.A. to Bosnia (New York: New Press, 1994).

[9] 参见Fareed Zakaria对Lee的采访，Foreign Affairs 73 (1994): 109-127.

第31章

经济生活的精神化

社会资本对经济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它对经济生活的更重大的影响不像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那么容易察觉到。自发社会性所产生的影响不容易在总收入统计资料中被捕捉。人类一方面是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体，同时也是具有社会性的生灵，他不愿孤独，他需要其他人的支持和承认。当然，也有人也更愿意在低信任的泰勒制大生产工厂中工作，因为它规定了他们获得报酬所需要的最低工作标准，此外几乎没有其他要求。但是从整体看，工人不希望被看作一台大机器的螺丝钉，与经理和同事隔离，对自己的技术或组织毫无自豪感可言，而且对他们谋生的工作几乎没有权威和控制可言。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的所有实证研究都显示，工人在以团队取向的组织中比在更为个人主义风格的组织中更快乐。因此，即便低信任工厂或办公室的工作效率与高信任的不相上下，但后者是更让人有满足感的工作场所。

更进一步说，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可能与威权政治体制共存，譬如今天的中国大陆、从前的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西班牙。但是从长远看，工业化进程本身需要教育程度更高的民众、更精细的劳动分工，而二者都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支持力量。因此，当今几乎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1]波兰、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企图在没有运作良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下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倘若没有公司、企业家、市场和竞争，贫困就无法消除，而民主制度的良好运作也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社会支持。

有观点认为，市场本身就是培养社会性的学校，它为人们相互合作、共同谋求富裕提供机遇和诱因。但是，虽然市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强加自己的社会化纪律，但本书更大的主题是，一旦国家退场，社会性不会自发出现。社会合作的能力取决于既有的习俗、传统和惯例，正是这些元素本身组成了市场的结构。由此可见，更近似的说法是，与其说成功的市场经济是稳定的民主制产生的原因，不如说它们是由社会资本的既有因素共同决定的。如果社会资本雄厚，那么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繁盛发展，而市场实际上扮演的角色是培养社会性的学校，由此强化民主制度。威权政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可以先在工厂学会新的社会性形式，然后再沿用到政治中。

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社会资本的概念给出了清楚的解释。在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撑整个社会，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等能够自行组织起来。在没有这种自我组织的能力时，国家将进行干预，扶助重要企业和领域，但当私有部门能够自行决策时，市场总是运作得更有效率。

这种自我组织习性也正是使民主政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在民众自治之上的法律，才能将自由制度转化为有序的自由。但倘若大众无组织、个体孤立，只能在大选时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喜好，自由制度是不可能名副其实的。即使大多数人都持同样的观点，他们的软弱和孤立也使他们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为专制和煽动打开了方便之门。所有实质性的民主社会中，只有通过政党或其他组织形式的政治集团，社会各成员的利益和愿望才能明确地表达和代表出来。而且，只有当拥有共同利益的人能够为共同的目标达成协作，一个稳定的政党才能成形；归根结底，这一能力基于社会资本。

自发社会性是建立持久企业的关键，也是组建有效政治组织不可或缺的条件。缺乏真正的政党，政治集团只有根据多变的个人或庇护人—依附者的利益关系来建立；它们容易破裂，即使有强烈愿望也无法为共同目标达成合作。倘若一个国家的私有企业弱小，其政党系统也必定支离破碎且不稳定。如果我们拿美国和德国跟法国和意大利相比，事实其实就是这样。在后共产主义社会，譬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私营公司和政党都薄弱或根本不存在，而选举总是在极端的个人而非前后一贯的政治规划之间蹒跚。在俄罗斯，所谓的“民主党人”在智识上都相信民主和市场，但他们缺乏建立统一政治组织所必需的社会习惯。

一个自由国家最终是一个有限国家，政府行为受到个人自由的严格制约。如果这样的社会想要避免无政府或无法治理的状态，那么在政府以下的各级社会组织就必须能够自我管理。这样的社会最终不仅仅依靠于法律，还需依靠个体的自我约束。如果他们不能彼此忍让、相互尊重，或不能遵守他们自己设定的法律，他们将需要一个强大而且强制的国家来维持社会秩序。如果他们不能为共同的目标团结，那么他们将需要一个干预性的政府来提供他们自己无法提供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的消亡”（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只可能在自发社会性极高的社会中出现，约束和基于准则的行为只可能源于内生，而不能由外部强加。社会资本很低的国家不仅容易导致弱小且缺乏效率的公司，而且也将深受政府官员腐败横生和公共管理效率低下之苦。意大利的困境就是一个例子，从北部和中部到南方，就能明显地看到社会分化和腐败之间的直接联系。

充满活力、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对稳定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甚至在一个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它关乎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2]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3]

理性的欲望或多或少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功利最大化相对应：无止境地积累物质财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欲望和需求。寻求承认的欲望则并没有物质目标，而只是寻求在他人的意识层面上提高对其价值的评估。所有人都相信他们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尊严。当这个价值未被他人充分承认时，他们会恼怒；当他们未能达到他人的评价时，又会觉得羞愧；只有他们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时，才会感到由衷的自豪。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精神中异常强大的部分。恼怒、自豪和羞愧等情感，是政治生活中大部分政治热情和动机的基础。寻求承认的欲望随处可见：譬如离职员工之所以气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贡献未得到充分的承认；又譬如民族主义者之所以义愤填膺，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国家以与他国平等的地位被承认；反对堕胎的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觉得无辜的生命没有获得平等的保护；热衷于女权运动或同性恋权利的活动家之所以有热情，是因为他们要求自己群体的成员受到同样的社会尊重。由寻求承认的欲望产生的激情常与理性积累的欲望相冲突，例如某人不惜自由和财产报复错待他的人，再如一个国家为了国家尊严而打仗。

在这本先前出版的书中，我较深入地阐述了，通常被视作经济动机的，其实不是理性欲望，而是寻求承认的欲望的表现。自然的欲望和需求并不多且容易满足，尤其是在现代工业经济的环境下。我们工作和赚钱的动机，与这些行为所能带来的承认联系更为紧密，金钱不是物质的标志，而是社会地位或社会承认的标志。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写道：“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非闲适或者愉悦。”[4]工人为争取更高薪金而罢工，并不单纯因为他贪婪，想要获取所有能够得到的物质享受；相反，他是在寻求经济上的正义，即他的劳动应当取得跟他人相比公平的报偿；换句话说，他的劳动的真正价值得到承认。同样，创业家建立企业帝国，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花掉他们赚来的几亿美元，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被承认为新技术或服务的发明者。

如果我们把经济生活的目标理解为，并不单纯为了尽可能多地积累物质，同时也为了社会承认，那么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关系就变得更加明晰。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以前，寻求承认的斗争在野心勃勃的帝王之间展开，他们通过征战来夺取天下。的确，黑格尔所描述的人类历史进程始于原始的“血战”，两名战士为取得对方的承认而展开战斗，最后导致一方奴役另一方。如果我们把基于宗教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冲突视作寻求承认的欲望的体现，而非理性欲望或“功利最大化”的体现，或许对此能有更好的理解。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将政治秩序建基于普遍且平等的承认原则之上。但是在实践中，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寻求承认的斗争以前是在军事、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平台上展开，而如今则是在经济层面上展开。以前帝王在征服彼此的血战中赌上性命，现在人们则在建立工业王国的过程中赌上资本。其中的基本心理诉求是相同的，只不过寻求承认的欲望通过产生财富而得到满足，而非摧毁物质价值。

在《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一书中，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hman）试图用伦理革命来解释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诞生，即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标志的物质收益中的“利益”，取代了贵族社会对荣耀的“激情”。[5]早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wart），都希望尚武文化的破坏性能量能够以相应缓和的方式，导入更安全的对商业社会的追求上。事实上，这种替代也正是第一个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霍布斯所构想的，他心目中的文明社会是有意把对荣耀的热情，无论受宗教狂热还是贵族虚荣所驱使的，让位给对理性积累的追求。

无论这些早期现代的理论家有什么样的期望，现代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似乎并不简单地就是尚武文化的资产阶级化，或激情被利益所取代，而且还是经济生活的精神化，并且将先前充斥于政治生活中的竞争能量导入后者。人类往往并不是从狭义的功利意义上来说的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投入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道德价值。在日本，这种情况直接体现在武士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相当于一次性买断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从此弃武从商，把目光转向商业，而在商业领域中，他们仍然完好地保留了武士道精神。这种进程实际上也出现在其他几乎所有工业化社会中，创业机会为无数雄心勃勃的人提供了能量释放的途径，而他们先前可能只有通过发动战争或革命才能得到世人的“承认”。

在后共产主义东欧这个最明显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将寻求承认的斗争向和平方向引导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随后对于民主稳定的重要性。极权工程所设想的，是对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完全破坏，并另创造一个完全围绕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当这样的新社会轰然坍塌的时候，除了家庭和族群以外没有任何形式的共同体可言，要不就是犯罪团伙构成的失足群体。没有志愿结社这一层，个人只能更加激烈地抱定自己的先赋身份。种族提供了一种简单形式的共同体，这让他们在强大的历史力量旋涡中，可以忘却自己孤立、软弱和受害的状态。相比之下，在具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本身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当一个人为摩托罗拉、西门子、丰田甚至是小型的家庭干洗店工作的时候，他成为道德网络的一部分，这样的网络可以吸纳一个人的能量和雄心壮志。最有可能成功建立民主社会的东欧国家是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因为它们在整个共产主义时期都保留了初生的民间社会，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催生出资本主义私有部门。在这些地方不乏分裂性的伦理冲突，无论是波兰和立陶宛对维尔纽斯（Vilnius）的争夺，还是匈牙利和邻国的领土之争。但这些冲突还没有演化成暴力对抗，因为经济已经变得足够繁荣，为社会认同和归属感提供了新的替代来源。

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不仅限于正在民主化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对美国民主的影响要比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与企业一样，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基于信任，社会信任的降低将需要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制定更多法规来规范社会关系。

本书所讨论的诸多案例，都可以作为反对过度集权化的政治权威的警世故事。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都深受公民社会窳弱之苦。中国、法国和意大利南部等普遍信任程度较低的家庭主义社会，都是过去中央君主制的产物（在法国一例中，则也是共和政府的产物），在寻求排他性权力的过程中，它们都削弱了中间社会组织的自治性。相反，展现了相对较高的普遍信任的社会，如日本和德国，在前现代末期就处于政治权力相对分散的状态下。在美国，一边是公民社团的权威江河日下，一边是政府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不断壮大，这两个趋势紧密相关。社会资本就像棘轮，更容易朝一个方向转，反方向转动则较为困难；它更容易被政府行为所破坏，一旦消亡，很难通过政府把它重建起来。至此，意识形态和体制之争已经落下帷幕，从今以后，社会资本的保存和积累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1] 关于民主与发展的关系，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959): 69-105. 关于李普塞特假说的文献综述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参见 Larry Diamo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5 (March-June 1992): 450-499.

[2] 关于这一观点的综述，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xi-xxiii.

[3] 参见Fukuyama (1992), pp. 143-180.

[4]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2), p. 50.

[5]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参考文献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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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郭 华 译

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1995 by Francis Fukuyam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6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任 :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 (美) 福山著 ;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

书名原文: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ISBN 978-7-5495-7853-5

Ⅰ. ①信… Ⅱ. ①福… ②郭… Ⅲ. ①经济学－研究 Ⅳ.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634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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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28.5　字数：375千字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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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福山的慧眼：

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

郭于华

出版于1995年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让弗朗西斯·福山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出他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思考。按照福山自己的说明，这是“接着我自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写一本关于经济方面的书”。出版二十年来，这本《信任》没有像《历史的终结》那样誉谤交加，或许因为这是一本更具专业性的学术著作，或许本书的标题不像前本那样带有较强的判断性质，亦或许读者难以仅凭书名就快速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共31章，可谓厚重之作。开篇的第一部分即明确道出主题：信任作为文化理念在经济社会塑造中的作用。这是福山立足于“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所进行的探究，与终结或许多人认为尚未终结的历史有着内在的接续性。历史终结处，人类仍面临愈发复杂的现代生活和社会问题：“各国体制都趋向民主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将不再面临各种挑战。在这个特定的体制构架中，有些社会富裕，有些则陷于贫困，民众对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也有高有低。”（见本书第8页）以“美国的问题”为例，福山认为困境“源于美国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其长期以来的共同体倾向缺乏正确的认知”（第16页），其实这也是人类已经或即将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结构中寻找解决之道，所以福山从经济活动入手，进而渐次推进到社会、文化、制度，并将诸结构性要素加以通盘考量。

人们发现，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而后者对经济繁荣和竞争力至关重要。探讨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信任程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福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进行的，其中低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是中国、意大利南部、法国；高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则包括日本、德国和美国；而无论哪一类国家，又都同中有异，无不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制度和经济的特点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错综复杂过程。

信任，是经济的更是社会与文化的主题

福山指出，虽然“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但“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二者不可分离（序言第1页）。在本书的第二、三、四部分，福山讨论并比较分析了四个低信任社会即家族式的社会——中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两个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日本和德国，以及在信任谱系中较难定位的美国社会。通过一些重要变量，比如家族色彩、企业规模、信任范围、管理权特点、转型过程及企业竞争力等的分析，作者提出人类社会性的两大桥梁——家庭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体，决定了信任的范围和程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企业运作的成本和竞争力乃至经济活动的特点。

具体而言，像日本和德国这样有着高度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社会，能够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建大型机构；美国和德国私有企业的规模要远大于意大利和法国。虽然中国人、韩国人和意大利人都重视家庭、家族，但日本和韩国拥有大型企业和高度集中的产业，相形之下台湾和香港的企业规模就要小许多。这当中，高度信任的社会（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与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创建大型私有商业机构的能力——之间有着相关性。相反，在相对低信任的社会，如台湾和香港地区、法国以及意大利，一般来说充斥的都是家族企业。进而，企业规模的确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具体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的哪些部分，并且从长远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此外，大型公司对于创建大品牌背后的市场营销公司也是必需的，不难发现，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名无一例外都来自能够组建大型组织的国家，反之，人们很难找出一个小型中国企业创建的品牌。可以说，企业规模、著名品牌、结构位置和整体竞争力，都是信任程度的体现和文化传统的表征。

人的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关系，是社会科学经久不衰的重要命题。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早在对19世纪英国史的考察中就提出“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的概念。他指出，人类的经济生活原是嵌入于非经济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的。当市场逻辑全面渗透于人类生活时，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人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制市场。这种对市场过程做出积极回应的社会就是“能动社会”。[1]能动社会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化、商品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生活唯一的组织原则。福山对经济活动的理解正是从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角度展开的，不难判断：比较健全的法治和比较健康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与条件。

人类自组织的共同体是信任生成的园地，而与此不可分离的是更为内在的市场关系中信任的文化基础，也就是福山同时要探讨的信任基于什么理念。他指出：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第11页）。亚当·斯密对此体悟甚深，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社会习惯分割开来。简而言之，它不能与文化脱节（第17页）。

在福山所分析各国案例中，都表现出“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而“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第13页）。

相反的案例则表明：信任的匮乏则会使经济徘徊不前，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由此，福山引出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资本”概念：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这类结社的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程度，并且它能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进而价值共享缔造信任，而信任则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第14—15页）。 如果“社会资本”匮乏，则导致相反的过程：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经济运作成本上升，市场活力严重不足。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社会资本的概念也给出了清楚的解释：在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撑整个社会，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等能够自行组织起来。这种自我组织习性也正是使民主政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在民众自治之上的法律，才能将自由制度转化为有序的自由（第334页）。

福山概括说：“社会资本根植于文化，它是信任的熔炉，是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的关键” 。（第35页）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文化过程”（第15页）。福山进一步阐释，他所定义的文化有着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含义，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文化或许可以用排除法来理解。它不是理性选择，选择受文化影响，且来源于习惯（第36页）。这一定义令人想起哈耶克所言：“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2]文化、观念在社会科学中似乎总是最含糊暧昧难以捉摸的，从经济过程到文化过程也是从硬到软，从实在走向微妙，其实经济、社会、文化之间本来是互嵌互动、难解难分的，应该说它们共同塑造了今日的世界。

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会很不相同。福山发现，华人文化的社会中大型、科层制、公共持有、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不存在，他们难以信任自己家族和亲属群体之外的人。华人无法想象信任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他们也会觉得德国人、日本人的遵规守约近乎机械刻板；而德国人、日本人也无法理解并且鄙视中国式的一盘散沙和窝里斗；“鹰隼不群”（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人学不来日本人基于普遍社会信任的精益生产（just-in-time）模式。这样的差异不胜枚举。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小小事件也颇耐人寻味：许多年前有一次在伦敦街头一个不起眼的路边小店为打道回府而购买物品，在英伦友人的陪伴下选中一个Nike牌的双肩背包，付过钱后，我几乎是无意识地问了一句：这是真Nike还是假Nike？友人和店主对这个问题都大惑不解，深表惊诧，睁大眼睛问：“为什么要造假的、卖假的？那不是等于自寻死路吗？”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习惯性地问了一个非常中国式的问题——身处山寨产品盛行的“市场”文化中再普通不过的问题，而西方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对这种问题却完全没法理解。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信任结构与他们的全然不同，我们与他们处在非常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制度背景下。

信任，源于良性的政治生态（制度环境）

福山的论述在传统信任和现代信任的区别与转换上着力甚多，他比较了各类国家传统社会关系与文化观念的特点、信任的不同范围与程度，以及传统社会组织转变为现代法人团体的过程，这些特点与过程决定了各国经济组织、规模和成就的迥然有别。

简而言之，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体现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不难理解，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通常来自对权威的信任，即对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对专业体系的信任，即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对规则的信任，即对法律、正式规则、制度的信任。系统信任中，对法律、制度的信任最为重要。福山指出：“依韦伯之见，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同样有密切的关系。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如果说规则和契约对现代商业来说普遍重要，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第206页）

不仅在经济领域，系统信任对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能否正常运行同样不可或缺。在共同体规模不断扩展乃至日趋全球化的今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都变得愈加多元和复杂，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变势在必行。“那些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必须使更多不同信仰、不同道德标准的人走到一起。代替道德共同体的是法律，代替自发性信任的则是正式的平等和合法诉讼程序。”（第234页）

系统信任的崩解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这种乱象横生的状况，我们非但不陌生，而且感同身受。从五花八门的造假术，到层出不穷的诈骗案；从有毒有害的农产品，到含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从贪腐程度不断打破纪录的“大老虎”，到摔倒病倒街头无人敢扶的老头老太……这样的社会信任跌落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人人做事都提心吊胆，人人自危，把任何对方都看成不怀好意的骗子，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吃亏，而且也确实不断地上当吃亏。系统信任的失败也可波及传统人际信任：即使是熟人、朋友甚至亲属也难以信任，传销中的“杀熟”之举已经屡见不鲜。人们惊异，难道我们成了一个相互提防甚至相互加害的社会吗？

人人都必须“精明”之极才能生存得好一点，恰恰反映了制度层面的问题。没有运行良好的制度与规则的保证就只能依靠个人的精明和算计，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而且风险颇高，社会各阶层都会感觉不安全；原因在于基本的信任结构出了问题，交易成本高得惊人。试想一旦该由制度和规则承担的设计、筹划、安排和计算都得由个人承担了，这个社会的运行将会多么艰涩，多么别扭。谁都承认中国人绝顶聪明，老谋深算，甚至称得上诡计多端，善于“打擦边球”，钻制度和政策的空子。但是别忘记，绝对理性的个人加在一起完全有可能成为非理性的社会。当人人都被迫成为“精明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理性和智力便会衰落。一个丧失了智慧只会取巧的社会必定是小人得志的社会。我们不妨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究竟是得到的更重要，还是失去的更有价值？

任何体制的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风险来自经济活动、社会交换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也来自人性的各种弱点。法律、规则的设立基于“人是靠不住的”、人是有弱点的，而好的制度则会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中的恶，引导人性向善向上。长此以往，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人们对契约、信用和应有的行为方式达成共识，认为理应如此，不再感到规则的束缚。反之，制度、文化与人性若进入恶性循环，信任的垮塌就加速进行。不远的例子可举出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事件，一个社会中，人们失去对商品、市场的信任不足为奇，他们认为资本的本性就是牟取利润；人们失去对官方的信任也不难理解，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作恶；然而人们一旦失去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就说明社会信任的溃败已经到底了。

一个信任结构崩塌的社会，必然是恶人当道，小人得志，没有诚信，不讲声誉，缺少敬畏，泯灭信仰，而人人都要为道德沦丧埋单的社会。谋利型权力（争夺利益，放弃责任）所形成的制度条件，造成了制度、文化与人性的恶性互动，致使整个社会相互欺骗、相互“投毒”——商家、厂家欺骗消费者，教师欺骗学生，官员欺骗百姓，所有人欺骗所有人。于是从官员到民众，从精英到平民，从上层到底层竞相沉沦，加速度地堕落。这种平庸而普遍的恶是如何形成的？有人归结为人性，有人归结为信仰（文化），有人归结为制度。三者虽是互动互构的关系，但破解恶性循环还须从制度入手，好制度造就好德行、善人性，道德的自觉基于自由。我们需要探讨如何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激励人性中的善、抑制平庸之恶，使社会成员能够免于在警惕、怀疑和恐惧中生活的制度。简而言之，重构道德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才是解决之道。

福山的研究从制度层面提供了建立系统信任的政治资源，其政治理念与《历史的终结》紧密衔接。福山指出：“政治经济体制的极大趋同已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本世纪初，各国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对立。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采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国家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分工。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历史终结处人类制度的万法归一让我们可以断定，在后工业社会，通过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实现更进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了。今天，几乎所有严肃的观察家都不再寄望于社会工程，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第8—9页）

基于各国的历史与现实，特别是经济生活与经济发达水平的比较，福山此书的核心观点，正如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并在此强调的：“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只有他们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时，才会感到由衷的自豪。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精神中异常强大的部分。”（第336页）这种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每个人类个体都寻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的确，这一驱动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擎（第11页）。

经由比较，福山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关系变得更加明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将政治秩序建基于普遍且平等的承认原则之上。但是在实践中，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寻求承认的斗争以前是在军事、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平台上展开，而如今则是在经济层面上展开。正是在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的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相比于包括了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法西斯体制等等在内的历史上的各种其他制度，一个既包含“自由”也包含“民主”的制度，由于具有纠错改善机制，能够达成权力制衡而延续至今，并且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终的选择。

关于信任的建立与制度本质的关系，福山也留下了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他认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可能与威权政治体制共存，譬如从前的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西班牙。这一共存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市场经济可与威权政体共存，这在实践中已经存在；但是所谓市场资本主义能否与极权政体共存？二者之间是否为水火不相容的相悖关系？若能共存，其内在机制和逻辑又是什么？相互纠缠中它们各自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社会其未来走向如何？

无论如何理解历史是否终结，无论如何想象信任何以存在，福山的思考都没有停止。他的目力仍在时间与空间中伸展，纵横捭阖，通达透彻。“今日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变革与自由民主制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大致互为表里。而且，在此刻，尚未有讲得通的意识形态浮现，足堪与民主思想相匹敌。这固然并非意味着突尼斯、埃及或利比亚正走在通往良好民主制的坦途之上，却也暗示着政治自由及政治参与绝非欧美文化的独特癖好。”[3]亦如福山前不久在多伦多大学演讲时所指出的：“西方民主整体处于低潮和衰退之中。但是，有民主的替代品吗？”“即便你相信现在上面坐着个好皇帝，但是你这个体制有什么办法防止出现坏皇帝、或者说能一直保障好皇帝的供应呢？根本没有办法，这一点是这种体制最致命的问题。”

回到信任的问题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我们都不难理解，系统信任是对制度的信任，而强权之下没有真正的信任。人们对于权力的迷恋、依附、崇拜、惧怕，都不是信任。

信任的扩展有赖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社会的生长

福山认为，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从开干洗店到生产大型集成电路，无一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合作，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信用社会，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带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系于特殊关系的信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纽带。然而，在福山看来，历史终结处所诞生的自由民主制并非完全是一个“现代”产物。“倘若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要想顺风得水，必然要和某些前现代的文化习俗和睦相处。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因素绝非明日黄花，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第16页）

信任与自发社会性的关系的讨论可由一个似乎存在悖论的问题引出，福山以美国为例：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持续发展，权利得以全面扩张以对抗几乎全部现存共同体的权威性，而最终，个体化发展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愈发个体化，美国人也必然感受到价值共享和共同体精神的匮乏。这种社会的多元化弱化了内部信任，给相互合作添加了新的障碍，因此美国各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会变得愈发艰难。

对于这样似乎矛盾的民族性格，福山给予的解释是，美国人有着结社生活的习性，这对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倾向构成了某种平衡；美国的民主和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原因不是依靠单纯的个人主义或共同体主义，而是因为这两种对立倾向的互补。“鹰隼不群”的美国人却又能够“循道合群”。

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鼎足而立的公民社会，其重要意义由此而凸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极权工程所设想的，是对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完全破坏，并另创造一个完全围绕着国家的新社会。”（第338页）这个所谓新社会与福山所说的自发社会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根本不同在于被组织还是自组织。

事实上，社会资本与自发社会不仅对经济而且对政治都是不可缺少的。“社会性是对自治政治体制的重要支持。”（第305页）“与企业一样，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基于信任，社会信任的降低将需要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制定更多法规来规范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体制之争已经落下帷幕，从今以后，社会资本的保存和积累将成为关注的焦点。”（第339页）

市场、社会、权力之间的互动与制衡关系将成为不能不面对的重要议题：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而这些特征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来间接改变，抑或是通过提高文化意识和对文化的尊重来滋养。在其中，信任，成为支撑共同体的基础和共识，缺少了相互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形成。三足鼎立的市场、社会、权力关系能否达到相对均衡相互制衡，影响到社会信任能否持续，决定着社会生态的优劣。这是每个社会都不得不面对的。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任危机已经非常明显：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各存戒备，体制内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间尤为猜忌，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相当脆弱。当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信任结构都崩解之时，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社会运转会异常艰涩，矛盾冲突也会频频发生。这些都是上述三者关系严重失衡的后果。

信任与组织创新是福山探讨的又一重要话题。他指出，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相互协作，之后才能创造财富，如果还想要有进一步发展，则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自工业革命以来，组织创新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所言：“高效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西欧高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成就了西方的崛起。”这样的组织不仅包括各种企业、公司、跨洋商贸、生产运营模式、“经连会网络”等经济组织，也泛指丰富多样的社会与文化群体、公民社团，在今日还应加上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区。

自发社会与组织创新的关键在于自发、自主、自治的主体性。简而言之，自发社会形成的根本在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尤其是自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培育与公民的成长。社会的形成不应是权力主导的过程，也不是权力或市场对社会的占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促进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管理机构的强化和社区建设的实施；而是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即自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建设。社会的自主与自治实际上是形成合作与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机制和途径。

让我们还是着眼于社会。自发社会是信任生长的土壤，这种生长的力量不可能永远被阻挡。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力量的形成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将不仅带来经济的活力，也会带来政治的活力，并将抑制因静止固化而导致的腐败，而其自身也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蓬勃的生命力。生长，不断地生长，这可能是我们走出信任困境的真正出路，这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2016年1月5日

[1]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3] 福山，《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微中幸存？》，载《东方历史评论》第1期。

献给劳拉，我的唯一

一群乌合之众竟然组成了一个社会，一个杂乱无章的国家竟然要去寻求界限和限制，这在社会学家看来简直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更有甚者，国家与个人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远，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流于表面，越来越时断时续，国家已经无法切入到个人的意识深处，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中。……职业群体是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而且所有一切都在促使它去完成这一角色。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于是，结社的技艺就成了我在前面所说的行动之母，所有人都要学习它、应用它。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 导读 福山的慧眼：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

- 序言

- 第一部分 信任之理念

- 第1章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 第2章 “百分之二十”解决方案

- 第3章 规模与信任

- 第4章 善与恶的语言

- 第5章 社会美德

- 第6章 世界各地的结社之道

- 第二部分 低信任社会与家庭价值观的悖论

- 第7章 通往社会性的坦途和弯路

- 第8章 一盘散沙

- 第9章 “布登勃洛克”现象

- 第10章 意大利的儒家主义

- 第11章 法国：面对面

- 第12章 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 第三部分 高信任社会与延续社会性的挑战

- 第13章 无摩擦经济

- 第14章 坚如磐石

- 第15章 儿子与陌生人

- 第16章 终身雇用制

- 第17章 财团

- 第18章 德国巨人

- 第19章 韦伯与泰勒

- 第20章 团队中的信任

- 第21章 局内人与局外人

- 第22章 高信任的工厂

- 第四部分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

- 第23章 “鹰隼不群”——果真？

- 第24章 循道合群

- 第25章 美国的黑人和亚裔人

- 第26章 正在消失的中间层

- 第五部分 丰富信任

- 第27章 后起之秀

- 第28章 重返规模

- 第29章 奇迹迭出

- 第30章 社会工程终结之后

- 第31章 经济生活的精神化

- 参考文献

序言

20世纪最杰出的黑格尔阐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er Kojève，1902—1968）在世纪中叶总结道，黑格尔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他也坚信像他自己这样的哲学家将不再有任何有意义的工作可做。他把理论研究放到周末，然后成为新成立的欧共体的一名全职官员，在那里一直待到1968年去世。倘若遵循他的进路，似乎我也应该接着我自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写一本关于经济方面的书。

在我看来，对经济的强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共产主义崩溃之后动乱四起，到处都充斥着不稳定，欧洲大陆关于自身政治前途的情绪要悲观得多。但是，几乎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安全问题本身是由脆弱的公民社会引发的各种问题所致。但经济也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二者不可分离。这是一个舞台，上演着寻求承认的现代斗争。本书不是一本“竞争力”流派的指导书，这类书往往意在解释如何创建成功的经济体，或美国人应该如何模仿日本或德国。本书旨在讲述一个经济生活如何反映、塑造和支撑现代生活本身的故事。

一项以经济表现来对比不同文化的研究，简直就是公然向每一个被论及的文化挑衅。在本书中，我的讨论涵盖面极为广阔，我相信，对所涉及的特定社会，比我更了解它的人能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例外和质疑我的证据，以辩驳我在书中大而泛的论述。若有人觉得我误解了他们的文化，或者更糟糕的是，有所轻视或贬低，我提前就此表示道歉。

我要对许多人表示感谢。三位编辑对本书的影响甚大：欧文·格莱克斯（Erwin Glikes），他在1994年英年早逝之前签下本书；自由出版社的亚当·贝娄 （Adam Bellow）负责本书的出版过程；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他花费大量时间终于将我的手稿变成今天的模样。我还要感谢许多人一路上对我的帮助，他们是：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彼得·伯格（Peter Berger），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阿米泰·艾茲奥尼（Amitai Etzioni），傅高义（Ezra Vogel），清家笃（Atsushi Seike），中根千枝（Chie Nakane），石田武志（Takeshi Ishida），小林规威（Noritake Kobayashi），城山三郎（Saburo Shiroyama），史蒂芬·罗兹（Steven Rhoads），木下令子（Reiko Kinoshita），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迈克尔·肯尼迪·亨利·罗文（Michael Kennedy Henry S. Rowen），克莱尔·沃尔福威茨（Clare Wolfowitz），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乔治·霍姆格伦（George Holmgren），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大卫·黑尔（David Hale），陈锦江（Wellington K. K. Chan），吴孔丹（Kongdan Oh），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布鲁斯·波特·马克·考德沃 （Bruce Porter Mark Cordover），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e），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塔玛拉·哈文（Tamara Hareven），迈克尔·望月（Michael Mochizuki）。亚伯兰·舒尔基（Abram Shulsky）一如既往地对于本书概念的成型有莫大的帮助。

我要再次感谢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感谢他们容忍我在写书期间的叨扰。我要感谢我长期的出版代理人，伊斯尔·纽伯格（Esther Newberg）和希瑟·施罗德（Heather Schroder），没有他们，本书和我之前的书都不可能出版。倘若不是我的研究助理，丹尼斯·奎格利（Denise Quigley），顶果丹增（Tenzing Donyo）, 尤其是克里斯·斯文森 （Chris Swenson），本书所涉及的大部分材料可能永远不会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在这项研究的各个阶段的辛勤工作是无价的。

我把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劳拉，她一直是一个细心的读者和评论者，并对我帮助极大。她是我完成本书的所有努力的源泉。

我的父亲福山喜雄（Yoshia Fukuyama）是一名宗教社会学家，几年前他把自己社会科学的经典藏书都传给了我。多年以来我一直不接受他的宗教社会学观点，现在我则能更全面地理解他在这上面的兴趣了。他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给予评论，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前离开了人世。我希望他明白，他自己毕生的倾注很多都反映在眼下这本书里了。

如今不再需要感谢打字员了，但我必须感谢所有那些充满好奇心和创造性的能工巧匠和设计师，他们中许多人也是移民，他们让本书所依赖的软件、电脑、网络设备成为可能。

第一部分

信任之理念

论文化在经济社会塑造中的巨大力量

第1章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当我们迈向21世纪时，政治经济体制的极大趋同已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本世纪初，各国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对立。为了争夺政治范畴的至上地位，君主制、法西斯、自由民主以及共产主义展开了激烈竞争，而不同的国家亦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经济走向：保护主义、社团主义、自由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一而足。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采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国家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分工。

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这一走向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这里的历史指的是马克思—黑格尔意义上大写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向着同一最终目标演进的宏大趋势。[1]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这一趋势以一种一以贯之的方式塑造着各国经济体，并将它们连缀在巨大的全球经济中。与此同时，现代生活变得愈发复杂，包裹着越来越密集的信息，而这一切都使得中央计划经济愈发困难。反之，技术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创造出空前繁荣，进而孵化出倡导普世与平等权利的自由主义，而为争取人类尊严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达到顶峰。尽管许多国家在创建民主与自由市场体制的过程中遭遇困难，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又纷纷后退到法西斯主义或无政府状态，但这些国家只能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以作为它们的政治经济组织模式。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虽然各国体制都趋向民主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将不再面临各种挑战。在这个特定的体制构架中，有些社会富裕，有些则陷于贫困，民众对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也有高有低。尽管如此，历史终结处人类制度的万法归一让我们可以断定，在后工业社会，通过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实现更进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宏大的社会工程来创造出一个“伟大的社会”。例如，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推行医疗改革时举步维艰，政府希望规模化管理民众经济生活的这一重要环节，而美国民众对于这一做法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在欧洲，已经没有人会认为通过扩大社会福利可以解决高失业率或移民等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相反，即便社会发展方案涉及福利问题，也是通过削减福利来提高欧洲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消费在民主工业国家大行其道，现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理论是漏洞百出、不攻自破的。目前，“不添乱”（do no harm）成为大多数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最高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方式包括确保稳定的货币流通以及控制庞大的财政赤字。

今天，几乎所有严肃的观察家都不再寄望于社会工程，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2]“公民社会”是一个繁杂的中间体制，它融合了各色商业、自发结社、教育机构、俱乐部、工会、媒体、慈善机构以及教会等等，并构建在家庭这一基础结构之上。之所以说家庭是基础结构，是因为人们通常通过家庭来完成社会化，以融入他们所在的文化，习得在更广大的社会中生存所必需的技能，而社会的价值和知识也通过家庭得以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传承。

我们无法像政府组建中央银行或者军队那样，通过立法手段来打造坚固稳定的家庭结构和持久不衰的社会体制。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而这些特征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来间接改变，抑或是通过提高文化意识和对文化的尊重来滋养。

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并且超越了特定的民族界限，延伸到了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的领域。冷战结束后，世界人民反而越来越能感受到各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的确是对体制趋同化的一种讽刺。例如，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愈发感觉到，作为之前冷战时期自由世界一员的日本，因其不同于美国的自身文化习俗，践行了不一样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这些文化差异不时引发摩擦，尤其是当日本商业网络中的成员，所谓的“经连会”（keiretsu），选择在成员之间相互做生意，而不选择能够提供廉价优质的海外公司的时候。对于他们而言，美国文化的一些特征让亚洲人很不安，例如好打官司，又如美国人随时把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姿态。亚洲人愈发推崇自己文化遗产某些方面的优越性，例如服从上级、重视教育以及家庭价值等对于社会活力的重要性。[3]

文化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因此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与冷战时期不同，在这样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4]于是，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体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冲突可能会发生在世界的主要文化群体之间，例如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等。

亨廷顿认为，文化间的差异会愈发棘手，所有的社会都不得不对文化多加关注，因为它们不再仅仅面对内部矛盾，更要面对整个外部世界。这些观点显然正确无误，不过当亨廷顿说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冲突，则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恰恰相反，文化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竞争对立常常孕育创造性的改变，这样跨文化启迪的例子不胜枚举。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率领“黑色舰队”（Black Ships）登陆日本，于是日本和西方文化有了正面交锋，而正是这一交锋，为明治维新和日本后来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近如，在过去几十年中，像精益化生产之类的技术从日本引入美国，取消生产过程中的缓冲措施，加快了生产车间的反馈速度，美国的工业发展因此受益。无论文化的交锋会导致冲突、适应还是进步，我们都应该对文化的独特性和功能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国际竞争、政治以及经济领域的关键问题，都愈发与文化问题挂钩。

作为现代生活最为重要的一环，经济领域可以说是承受了文化对于国内安康和国际秩序最为直接的影响。虽然经济行为与社会政治生活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但当代经济论述衍生出一个错误的认识倾向，认为经济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有其专属的规则，因而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区隔开来。倘若如上所说，那么所谓经济，不过是一群人聚在一起，企图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需求，之后便又纷纷回到各自“真正”的社会生活当中去。然而在任何现代社会中，经济是人类社会交往最为基本最为多元的场域。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从开干洗店到生产大型集成电路，无一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合作。即便人们到某一机构中工作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工作场所也不免把人们从私生活中牵引出来，让他们与更为广阔的社交世界产生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只是获取薪水的手段，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固然有私欲，人性另一部分则渴望成为更广大的共同体（community）[5]的一员。当没有规范和规则来连缀个体的时候，人类会感到强烈的不安，也就是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谓的“失范”（anomie），而现代社会的工作场合则缓解或消除这样的不安。[6]

我们在工作场合与他人产生相互联系，并从中获得满足。这样的满足感源于人类寻求承认的基本渴望。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每个人类个体都寻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例如，对他/她的价值进行恰当评估）。的确，这一驱动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擎。在早先时代，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主要体现在军事战场上，王侯贵胄为争权夺位而展开血腥的厮杀。在现代社会，寻求承认的斗争从军事转向经济领域，因此产生的良性社会效应是创造而非摧毁财富。超越物质层面，经济行为往往是为争取承认，而非仅仅为满足物质需要。[7]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物质需要无外乎若干种，且容易满足。工作和金钱作为身份、地位以及尊严的基础要重要得多，这一点对于媒体帝国的缔造者抑或是新晋升的工头都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承认是无法通过个体获得，它必须要置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

由此可见，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本书将会证明，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这是我们从经济生活的考察中所获得的宝贵一课。

读者不妨参考以下20世纪经济生活的一些花絮：

·　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中，世界两端的汽车生产厂家，马自达（Mazda）和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梅赛德斯—奔驰豪华车的生产厂家），双双受到销售业绩下滑的重创，濒临破产，而这两家公司也都由它们长期合作的公司组成的联合机构所拯救。这样的联合机构均由大银行牵头，住友信托（Sumitomo Trust）拯救了马自达，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拯救了奔驰。在这两个案例中，协助方都选择牺牲短期盈利而一意拯救企业——德国的案例中，协助方意在阻止阿拉伯投资人对于奔驰的收购。

·　1983—1984年的不景气席卷了美国工业腹地，受到重创的企业包括纽柯钢铁公司（Nucor Corporation）。当时纽柯刚刚进入钢铁生产业，公司引进新兴的德国连续锻造技术。锻造厂建在了印第安纳州克劳福德兹维尔（Crawfordsville）等地，都非传统的钢铁生产地带，雇用的工人没有加入工会，大多是农民出身。为了应对收入锐减，纽柯的所有员工，上到首席执行官下到维修工，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缩短到每周两到三天，并依此领取相应薪水。公司没有解雇任何人。当美国经济复苏时，公司里洋溢着巨大的集体荣誉感，纽柯因此一举成为美国钢铁行业的翘楚。[8]

·　丰田汽车（Toyota Motor）公司的高冈汽配厂里有数千名流水线工人，他们任何一个人只要拉动工作台上的一根绳子，都可以把整个工厂的流水作业叫停。但他们很少这么做。对比而言，伟大的福特公司（Ford）的汽配厂例如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或红河谷（River Rouge），从未给予工人如此高的信任，虽然这些汽配厂在过去三代人的时间里都是现代工业生产的范本。而今天，福特的工人采用日本的技术，也同时给予相似的权力，他们对于工作车间和机器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　在德国，工厂生产车间的工头对于他们所管理员工的工作了如指掌，在必要时也常常顶替手下员工。工头可以调动工人的工作，工作评估也都是通过面对面的沟通来完成。晋升过程非常灵活：蓝领工人无须上大学，只需要通过进修公司内部的专门课程就可以获得工程师资格。

这四个案例看似毫不相关，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在每个案例中，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参与拯救马自达和奔驰的银行和供应商认为他们在道义上有义务那么做，因为这两家公司在过去曾经对他们施与援手，在将来也同样会那么做。在德国的案例中，另有一种国家主义的情绪，像梅赛德斯—奔驰如此重要的德国品牌绝不能落入他国之手。纽柯公司的员工心甘情愿接受每周工资的锐减，因为他们深知，作此决定的经理们和他们一样收入锐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他们下岗。丰田汽配厂的工人被赋予叫停流水线的权力，是因为管理层相信他们不会滥用这一权力，而员工则用提高流水线的整体产量来回报这一信任。最后一个案例中，德国的工作车间制度灵活且公平，是因为工人对于经理人员和同事的信任度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他们并非基于剥削性质的规则条例之上，而是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这些规则或习惯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人们之所以决定支持共同体，往往不是以经济私利为出发点。纽柯的管理层本可以一边给高管发奖金，一边辞退工人，况且许多美国公司当时就是这么做的。而对于住友信托和德意志银行来说，它们也本可以通过出售两大汽车公司的劣质资产而大赚一笔。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共同体内部如果能够团结，经过长期努力战胜困难，就能够否极泰来。经济不景气结束之后，纽柯公司的工人自然全力以赴回报公司，晋升为工程师的德国工厂工头也必然会为公司倾其全力。但是这些经济参与者之所以那么做，并不尽然是因为他们提前打好了经济算盘；相反，共同体内部的团结成为最高原则。每一个成员都深受高于个体利益的某种力量所鼓舞。下文中还将谈到，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中，这样的共同体都因为信任而团结在一起。

对比而言，信任的匮乏则会让经济徘徊不前，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读者可以参考以下案例：

·　20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站，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发现，富有的公民不愿意共同出钱捐助学校或者医院，虽然一方面人们急需教育和医疗，而另一方面，资本和人工也毫不匮乏。富人认为这些建设工程都该是政府的分内事。

·　对比德国的案例，法国商店的工头和下属工人之间的关系受巴黎某个部门所颁发的条例严格规范。这一规则的制定是因为法国人信不过自己上级能公正地评估他们的工作成绩。正规条例使得工头无权调动工人工作，进而阻碍了工厂的团结，也使得引进例如日式精益生产这样的创新技术无比困难。

·　美国腹地城市的小商行很少为非裔美国人所经营；它们往往是其他少数族裔的天下，本世纪（指20世纪）早期是犹太人，而如今是韩国人。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在“社会底层”的非裔美国人当中，缺乏坚固的共同体和相互信任。韩国商行多是围绕着稳定的家族组织构建，并且受益于更广大的族裔共同体内部的信贷合会；而同城市的非裔美国家族之间联系松散，信贷合会几乎不存在。

这三个例子说明，倘若没有结成共同体的习性，人们便无法利用唾手可得的经济机会。问题根源是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所说的“社会资本”的匮乏：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9]人力资本的概念早已常见于经济学家的论述，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时至今日，资本已经不再只关乎土地、工厂、机器，而是关乎人的知识和技能。[10]科尔曼认为，除了技能和知识之外，人力资本很特别的一部分是人们构建相互联系的能力，这一点不仅对于经济生活至关重要，而且与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都息息相关。结社的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程度，并且它能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价值共享缔造信任，而信任则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

就如上所述的自发形成共同体的能力而言，美国与日本和德国极为相似，而与香港和台湾之类的大中华区社会，抑或是意大利和法国社会都相去甚远。美国和日本及德国一样，社会内部长期以来一直有着高度的信任和团体倾向，虽然美国人常常自认为他们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

但就结社技艺而言，美国在过去几代的发展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愈发个体化，正如美国人一直以来所自认为的那样：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持续发展，权利得以全面扩张以对抗几乎全部现存共同体的权威性，而最终，个体化发展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美国社会内部信任和社会性的滑坡在若干方面最是明显：暴力犯罪和民事诉讼的飙升；家庭结构的解体；社会中间结构，例如邻里、教会、工会、俱乐部和慈善机构的全面衰落；以及美国人所感受到的价值共享和共同体精神的匮乏。

社会性的衰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深刻的影响，甚至超过其对经济的影响。美国社会给警力部门开出的薪资已然超过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超过百分之一的人口被关押在监狱中。对比日本和欧洲，美国所支付的律师费用也高得惊人，因为其民众之间互相讼诉。这两项开销占了美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相当大的份额，也同时揭示出美国社会信任解体的高额代价。在未来，其在经济层面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弱化了内部信任，给相互合作添加了新的障碍，因此美国各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会变得愈发艰难。美国不仅在大肆消耗物质资本，也在吃空社会资本。因为存款比率一直在低位徘徊，美国无法展开基础建设的更新工作。同理而言，美国的社会资本近年来同样低迷不振。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文化过程。政府尽可以出台消耗社会资本的政策，但若是说到重构社会资本，则恐怕就毫无头绪了。

历史终结处所诞生的自由民主制并非完全是一个“现代”产物。倘若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要想顺风得水，必然要和某些前现代的文化习俗和睦相处。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因素绝非明日黄花，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

美国的问题源于美国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其长期以来的共同体倾向缺乏正确的认知。本书的第一部分就将讨论这一缺陷。我将先探究为什么某些思想家未能论及经济生活中的文化面相这一重要命题。我在剩余部分将深入讨论文化、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真正内涵。这将详细说明为什么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后者对经济繁荣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将分别讨论社会性的两大桥梁，家庭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体。第二部分的讨论将涉及四个家族式的社会：中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在这四个社会中，家族构成了经济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创建超越家族的大型组织过程中，这四个社会都遭遇了困难，而无一例外的是，国家机构最后不得不介入，以推广持久型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第三部分将考察日本和德国，它们都有高度信任的社会，并且对比第二部分所谈及的家族式社会，这两国在组建非亲属关系的大型公司过程中要顺利许多。这样的社会不仅得以轻松地过渡到现代职业管理模式，而且在工作环境中构建出更加高效和舒适的工作关系。丰田公司发明的精益生产技术，便是这类高度信任社会中组织创新的一个例证。

本书第四部分将讨论美国在信任谱系中的定位，即美国到底是高信任还是低信任社会。这一部分将特别关注美国结社技巧的渊源和这一传统式微的原因。最后，我将总结全球化社会未来的发展，以及经济生活在广泛的人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2] 关于公民社会及其与民主的关系，Ernest Gellner有极其精彩的讨论：Conditions and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4 ).

[3] 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Primacy of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7-14.

[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 (1994): 22-49.

[5] 编者按：community，中文一般翻译为“共同体”、“社区”、“社群”，该词来源于德语Gemeinschaft，指一种内部联系更为紧密，基于亲戚关系、乡村规约、行会规范等传统礼俗而结合在一起的人群，成员之间更为人情化，相互依存的程度更高，有别于基于法律和其他正式规则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关系。本书原则上将该词译为“共同体”，但有些地方，出于行文以及语义更为恰切的需要，也会适当选择“群体”、“社群”、“社区”等意义相近的词来对应翻译，提请读者注意。

[6]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社会不单单是特殊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而结成的一种形式，用以规范自身行为并在其内发展以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个体发现生活在社会内是舒适的，因为无政府状态让人痛苦不堪。而且一旦个体间关系不受某种形式的监管，他还将遭受因此产生的痛苦和无序”。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p.15.

[7] 参见Fukuyama (1992)，尤其见chap. 21, “The Thymotic Origins of Work.”

[8] 关于纽柯钢铁公司的崛起，参见Richard Preston, American Steel (New York: Avon Books, 1991).

[9] James S. 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988): S95-S120. 亦可参见Robert D. 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3 (1993): 35-42; and Putnam, “Bowling Alon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78. 根据Putnam的说法，社会资本这个表达是Jane Jacob首次提到的，见她的著作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p. 138.

[10] 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2d ed.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5).

第2章

“百分之二十”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一代，经济学思想界是新古典主义或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天下，代表人物例如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加里·贝克（Gary Becker）以及乔治·斯丁格（George Stigler）。对比本世纪初大行其道的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流派的兴起代表了经济学的巨大进步。我们可以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说对了百分之八十：它揭示了关于金钱和市场的重要真相，因为其以理性、自私的人类行为作为理论基础，而这一假设在百分之八十的情况是对的。但是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类行为，古典经济学家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亚当·斯密对此体悟甚深，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紧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社会习惯分割开来。简而言之，它不能与文化脱节。[1]

我们长期以来受到不计文化因素的当代经济争论的误导。例如，在美国，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和所谓新重商主义流派在过去十年间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后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例如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卡尔·凡·沃夫仁（Karl van Wolferen），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以及劳拉·泰森（Laura Tyson）等人，都认为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遵循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规则，而是颠覆了这些规则。[2]新重商主义流派认为，这些飞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并非是自由市场的功劳，而是因为在每一个案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来促进发展。虽然这一流派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亚洲的特殊性，但他们的结论却和新古典主义流派殊途同归。他们认为，亚洲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文化，而是亚洲这些企图追赶欧美的“后发国家”选择了另外一套经济体制。这一论点忽视了创建某些体制并使之高效运转的能力归根结底是与文化相挂钩的。

詹姆斯·法洛斯 在《直视太阳》（Looking at the Sun）一书中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做了最彻底的批判。[3]他认为，盎格鲁—美利坚传统过分热衷市场导向的经济，这让美国人既看不到政府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不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所遵循的经济原则与新古典主义大有区别。亚洲政府通过多种手段来保护本国产业，例如制定高关税、限制外国投资、通过低利率或补贴来促进出口、给政府属意的公司颁发执照，组织同业联盟来降低研发费用和分配市场份额以及直接资助研发。[4]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最早提出，引导日本战后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力量不是市场，而是日本政府的通产省（MITI）。几乎所有新重商主义派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之所以会在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落了下风，是因为自由市场主义的倾向使得历届美国政府放任本国重要的产业屈服于外国竞争者。他们认为应该在美国政府内部组建像通产省这样的机构，来补贴、协调抑或推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并且建议在贸易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以保护受到国外竞争者威胁的美国产业。

新重商主义引发的辩论一直都围绕着两个问题，即产业政策是不是亚洲经济高度发展的动力，以及政府是否比市场更能主导经济发展。[5]然而新重商主义忽略了文化在产业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即便我们同意技术官僚的明智引导是亚洲腾飞的原因，各国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时也必然有着国家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些差别既是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受各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制约。法国和日本都有很长的国家主义传统，而美国有着同样长的反国家主义传统，进入这几个国家官僚体制的人选无论在训练还是资质上都有巨大的差别。因此，政策和管理上高低有别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腐败的本质和盛行程度也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别。对于任何一个产业政策而言，都面临着可能导致公共部门官员腐败这一重大问题，腐败则可能导致政策失效。当然，在有着诚信传统和高效公务员体制的社会，政策的执行要顺利许多。虽然日本政客的腐败已然是全国性的丑闻，但是对于通产省或大藏省的官员却少有指控。而这一点对于拉丁美洲是几乎没有可能的，更不要说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了。

其他文化上的考量也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产业政策的成败。在亚洲，对于权威的服从态度使国家得以执行产业政策，而这一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例如国家支持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这一问题。理论上可能的情况是，非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官僚在理论上选择产业或部门的升级，但是政治因素往往会加以阻挠，使政策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严格意义上来说，朝阳企业还不存在，自然没有利益集团愿意支持。对比而言，夕阳产业通常是大雇主，有声援者和强大的政治靠山。许多亚洲政府所执行的产业政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通常可以让雇员庞大的过时产业有序地解体。比如在日本，纺织业的雇员总数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120万人下降到1981年的65.5万人，而煤炭业的雇员总数从1950年40.7万人萎缩到1980年的3.1万人，航运业在20世纪70年代也遭遇了类似的大裁员。[6]在以上每个案例中，政府干预的目的不是要增加这些行业的就业，而是为了加速它们的消亡。台湾当局和韩国政府也同样对各自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过类似的大裁员。

对比而言，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政府绝无可能突破政治阻力以实现夕阳产业的解体。欧洲各国政府无法加速这些产业的衰败，于是转而将例如煤炭、钢铁和汽车等下滑产业国有化，幻想国家补贴能够提高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欧洲政府为了将资源转向更为现代的产业费劲口舌，但其政体的民主性最终使它们向政治压力低头，转而以向老旧产业提供政府补贴，这一巨大的支出最后通常是纳税人买单。毫无疑问，如果是政府触及“竞争”补贴的发放，美国的情况也不外乎如此。国会鉴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十有八九会声明鞋业和纺织业而非航空和半导体是关乎国家“战略”的，因而值得政府补贴。即便是在高科技行业，旧有技术也可能比新兴技术更有政治影响力。因此，对于美国产业政策最严厉的批评往往不是针对经济，而是关乎美国民主体制的特点。

本书将揭示，政府部门的重要性因为文化的不同而相去甚远。在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家族式社会，国家干涉或许是建设大型产业的唯一途径，而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国家干涉就尤为重要。对比而言，像日本和德国这样有着高度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社会，能够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建大型机构。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在计算比较优势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传统意义的资本和资源，还必须要考虑社会资本的相对储备。如果社会资本有亏空，国家可以扭亏为盈，这和国家通过建设更多的学校和大学来填补人力资源赤字是一个道理。至于是否需要国家介入往往取决于母体社会的文化和结构。

当今产业政策辩论的另外一极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把持着，他们今天统治着经济学这一行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远比新重商主义更为严肃和扎实的思想体系（intellectual enterprise）。大量实证研究证实，市场的确是高效的资源配置者，而给私利松绑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再次重申，自由市场经济学有百分之八十的准确性，但这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已经不错了，就用作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而言，它比其他学派要强出许多。

但近年来，自由市场经济学在知识领域的完胜让人觉得这一流派愈发目中无人。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不满足于自己的桂冠，他们觉得自己所发现的经济学工具可以用来构建关于人类的普世性科学。他们认为经济学原则到处都适用：它们在俄罗斯和在美国、日本、布隆迪抑或新几内亚群岛一样行得通，在搬用经济学原则时，他们丝毫不考虑文化差异的重要影响。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在更加深层次的认识论上也是对的：通过经济学方法论，他们解开了人类本性的最终之谜，因此得以解释人类行为中几乎所有的方方面面。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当中最有名望的两位，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和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都致力于将经济学理论推广到传统意义上非经济学的领域中，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以及生育率。[7]今天许多名牌大学的政治学系里，到处可见所谓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追随者，这一理论企图用经济学为核心的方法论来解释政治。[8]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虽然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鼻祖，认为人是被“改善生存条件”这一私欲所驱动的，但他绝对不会同意经济活动可以简化为功利最大化的理性计算。事实上，除了《国富论》之外，他在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经济动因是高度复杂的，并且根植于更加广泛的社会习惯等因素中。而18世纪到19世纪间这一学科从“政治经济学” 改名为“经济学”，恰好反映了其学科内核中人类行为模式的萎缩。如今的经济学话语应该回归古典主义的丰富性，以批判的视角将文化对于人类所有行为的影响纳入经济学的知识版图，这当然包括经济行为，而不应该遵循新古典主义这一套。新古典主义那套非但不足以解释政治生活以及支配它的情感模式，例如愤怒、自豪和羞耻，也不足以解释经济生活的全部。[9]并非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源自传统认为的经济动因。

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整体构架基于一个相当简单的人性假设：人是“追求理性功利最大化的个体”。也就是说，人类企图最大量地获取他们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他们以理性的方式行事，他们先以个体的形式计算如何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然后才会考虑他们所在群体的利益。简而言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人本质上是理性、自私、追求物质舒适最大化的个体。[10]对比哲学家、诗人、牧师或政客，经济学家更加竭尽全力地推崇对于狭隘个人利益的追求，因为他们相信，要让整个社会受益，必须先通过市场手段让个体谋取利益。在一项社会实验中，大学里的一个群体收到一些券，他们可以选择将券换成自己所得的钱，或者群体所有但可以分享的钱。实验结果是，参与实验的人当中有大约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选择换取能够使群体受益的钱。唯一的例外是一群即将入学的经济学研究生。[11]用一个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经济学的第一原则是每一个施动者都只为私利所驱动”。[12]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厉害之处在于，其人性假设模式在大多数时候是正确的：人们确实会更多地追求个人利益而非某种公共利益。谋求私利的理性算计是超越文化界限的。每一个经济学新生都会读到这样的研究，当小麦的价格高于玉米价格时，农民就会从种植玉米转向种植小麦，无论他们是生活在中国、法国、印度或伊朗。

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即人是理性功利最大化的个体，它的每一个词都需要认真限定或找出例外。[13]就拿人类追求功利这个论断为例。19世纪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给出了功利最狭隘的定义：功利是追求愉悦或避免苦痛。这一定义简单明了，并且与人们常识中对经济动机的理解相呼应：人们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地享用人生中的美好事物。但在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目标而非功利。[14]他们会冲进着火的房子营救他人，战死沙场，抑或放弃令人垂涎的职位到大山深处去与自然亲密交流。人们并不仅仅根据他们的钱袋投票：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正义的，哪些是非正义的，并因此做出重要决定。[15]倘若仅仅是经济原因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不幸的是，这些战争往往涉及许多与功利无关的目标，例如承认、宗教、正义、特权和荣耀。

有些经济学家想要通过拓宽功利的定义来绕开这个问题，功利可以是超越愉悦或金钱的，可以涵盖其他动因，例如“做好事”而带来的“心理愉悦”，抑或是从他人消遣中所获得的“愉悦”。[16]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只有经过选择显示某物有用，才能确知什么是对他们有用的——于是就有了“显示偏好”这一概念。[17]废奴主义者拼死废除奴隶制度，或者投行经理估算利率，都可以算作是追求“功利”，唯一的区别是废奴主义者所追求的功利是心理层面的。在最极端的定义中，“功利”成为一种大而全的概念，指代人类所追求的所有目的和偏好。但是这类功利的定义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太过简化，认为人类不过是将他们想最大化的一切都最大化，这样的同义反复会使经济学模型变得毫无意思和说服力。相对而言，强调人对于个人物欲追求超过其他类型的利益，是关于人性更加有力的论点。

人并不总是在追求功利，这一点不言而喻，不管我们怎么用“理性”的方式来定义，即便是指在考量众多可能性后选择长期而言功利最大化者。可以说，从这一角度看来人并不是理性的。[18]中国人、韩国人和意大利人重视家庭，日本人对于领养非亲属的态度，法国人不愿意构建面对面交流的关系，德国人对于训练的重视，美国人社交生活的宗派品性：这一切都不是来源于理性计算而是继承的道德习惯。

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或许会说，这些案例都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信息不完整所致。关于相对价格和产品质量的信息往往难以获得，抑或耗时耗力才能取得。人们做出看起来非理性的选择，是因为获取更好信息的代价超过了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的利益。要在人生的每一个场合都做出“理性”决定，这本身就是不理性的，人的一生就会消耗在决定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19]在传统文化中的人群会遵循其传统的指示，其行事也自然与工业社会的人群大为不同，但这是因为传统文化包含的行为规则对其文化本身而言是理性的。[20]

虽然习惯可能在经济层面是理性的，或者有理性的缘起，但很多习惯并非如此，甚至在不适用的情形下依然故我。它过去可能是理性的，例如在中国传统农民社会中，人们希望多生儿子，因为儿子是老人唯一的生活依靠。但为什么当中国人移民到了美国或加拿大，有了国家支持的社会养老体系的庇护，这一习惯却依旧延续着？法国对于中央官僚权威的偏好可以看做是对中央集权的一种合理反应，但是为什么现代中央政府在刻意下放权力之后，法国人仍然在构建自我组织的道路上步履艰难？对于领取社会保障金的母亲来说，考虑到社会保障体制所构建的经济动因，不和自己孩子父亲结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为什么在保障金取消之后，即便单亲家庭的长期经济前景黯淡，而这一趋势没有改变？我们无法说所有文化内在的规则都有其特定的理性。这个世界所存在的文化各有千秋，对于相似的经济情况却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反应，这足以说明并非所有文化的理性程度都是一样的。

最后，人的行事准则是否更倾向于作为功利最大化的个体，胜过作为更大的社会群体一员，这一点我保持怀疑态度。用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话来说，人类是捆绑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当中的——家族、邻里、社交网络、商务、教会和民族——他们必须平衡自我与群体的利益。[21]人对于家族的责任感并不出于成本利润的算计，即便是这个家族在做生意；反倒是生意的本质往往由家族关系所决定。工人在公司的组织结构表当中不仅仅是人头数而已；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团结、忠诚和憎恶都会影响经济行为的本质。换句话说，社会行为，也就是道德行为，在多个层面上和自利、功利最大化的行为共存。最高效的经济发展不一定是通过理性自利的个体来实现的，而是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来实现的，因为他们本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从而相互合作起来更有效率。

人性中有重要的一部分并不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功利主义所支配，当然这一点并不完全颠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构架。也就是说，人们常常按照自利个体身份行事，其几率大到足以用经济学的“法则”来作为预测和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在质疑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必要向马克思的经济模式靠拢，认为人是“类存在物”，因此必然将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折中来看，人们行事常常为了非功利的目标且以非理性的、群体主义的方式，这足以说明新古典主义模型无法为我们描画人性的全部。

自由市场派和新重商主义派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争论不休，辩论政府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干预市场，但这一争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宏观经济政策固然重要，但它必须贯彻到某一特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环境中。某些正对特定问题的处方政策并不见得可以通用到他处：某个产业政策可能在拉丁美洲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但在例如亚洲之类的地方可能行之有效，或者起码不会出乱子。某些社会可以保护它们的技术官僚免受日复一日的公众压力困扰，他们可以高效地工作，让某个工厂保持运转，或是给某一行业提供补贴。[22]究其本质，这之中最为重要的变量不是产业政策，而是文化。

[1] 关于亚当·斯密这方面的信息，请参见Jerry Z. Muller, 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2] 新重商主义同意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批评者的看法，即强调国家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角色。尽管如此，他们的批评不过是对这些早期攻击正统自由市场经济论的复制品。马克思主义者或多或少主张政府对经济全盘控制，政府拥有经济体制的“制高点”，他们的意图是终结“人对人的剥削”。相比之下，凯恩斯主义者对于一个强大的私营部门表示认可，但认为必须通过公共支出实现大幅政府干预，旨在维持充分就业和其他的社会福利。新重商主义浪潮专注于一些较为温和的目标，譬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推广高科技产业，以及提倡相互依存的全球市场。新重商主义会认为，全球竞争生成有益的经济效率，以及经济应该是出口导向型和外向型，并在大多数时候认为，福利目标只能间接地实现，譬如充分就业或公平的收入分配。他们会持有更温和的观点，即单靠市场不足以产生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而实现快速的长期增长。

[3] James Fallows, Looking at the Sun: 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4] 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参见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James Fallows, “Containing Japan,” Atlantic Monthly 263, no. 5 (1989): 454: “Looking at the Sun, ” Atlantic Monthly 272, no. 5 (1993): 69-100; “How the World Works,” Atlantic Monthly 272, no. 6 (1993) : 61-87; Chalmers Johnson, Laura D’Andrea Tyson, and John Zysman,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Books, 1989); Laura D’Andrea Tyson, Who’s Bashing Whom? The Conflicts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 Kar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Clyde Prestowitz, Jr., Trading Places: How We Allowed Japan to Take the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5]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非常高调地认为，“亚洲奇迹”其实并不是一个奇迹，而只是代表了在相对欠发达的经济体中调动了未使用的资源，只能与欧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高增长周期相比。参见“The Myth of Asia 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 (1994): 28-44.

[6] James C. Abegglen and George Stalk, Jr., Kaisha: The Japanes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p.20-23.

[7] Gary Becker认为，经济学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特定主题的研究（如金钱或财富的研究），而是可以应用到广泛人类行为的方法。参见Beck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3-14.

[8] 对于理性选择学派的批判，参见Donald P. Green and Ian Shapiro,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以及Chalmers Johnson and E. B. Keehn, Disaster in the Making: Rational Choice and Asian Studies,” National Interest, no. 36 (1994): 14-22.

[9] 关于经济解释政治的有限性，参见James Buchanan, Vtktor Vanberg, 以及 Allan Bloom等人的对话，见于James Nichols and Colin Wright, eds.,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 and Back?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0), pp.193-206.

[10] 用Gordon Tullock（James Buchanan的合作者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成员之一）的话说：“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对市场和政府的运作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往往认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有一个需求曲线，其中大过一切的组成部分是自己的私欲。”引自Steven E. Rhoads, “Do Economists Overemphasize Monetary Benefit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5 (1985): 815-820. 文中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尽管他们的理论也认同其他形式的激励，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身物质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力量。

[11] Rhoads (1985), p. 816.

[12] 关于新古典主义相类似的模式的批判，参见Amitai Etzioni, The Moral Dimension: Toward a New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8), pp.1-27; Etzioni, “A New Kind of Socioeconomics (v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Challenge 33 (1990): 31-32; and Steven E. Rhoads, “Economists on Tastes and Preferences,” in Nichols and Wright (1990), pp.79-98. 参见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y,” in Smelser an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以及该文集中的其他几篇相关文章。.

[13] 关于“功利”这个概念的另一派批判，参见Joseph Cropsey, “What Is Welfare Economics? ” Ethics 65 (1955): 116-125.

[14] 关于这一点，参见Steven Kelman, “‘public Choice’ and Public Spirit,” Public Interest no. 87 (1987): 80-94.

[15] 例如Gary Becker认为，“我所指的经济的方法不认为个人被纯粹的自私和功利的动机所驱动……我试图跳出经济学家们狭隘的自利假设。行为是由更为多元的价值和喜好所驱动的”。参见Gary Becker,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1993): 385-409.

[16]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批判所谓“显示偏好”的概念，因为所谓显示偏好实际上是模糊的。例如，一个人可能更喜欢扔掉玻璃瓶，而不是循环使用他们，但由于强烈的道德强迫而选择后者，或只是为了形象想这样做。行为本身并不能告诉一个旁观者什么才是真正的动机。森进一步指出，显示偏好的概念让使用这一概念的人接受了一个隐藏的假设，即偏好都是利己的，而在现实中，人也有社会性的一面，而往往是因为混合动机而行事。参见 “Behaviour and the Concept of Preference,” Economics 40 (1973): 214-259.

[17] F. Y. Edgeworth, 引自Amartya Sen,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 6 (1977): 317-344.

[18] 参见Kenneth Arrow对许多经济学家的一个假设的批判，即消费者的选择是理性的。Arrow, “Risk Perception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Economic Inquiry 20 (1982): 1-9.

[19] 因此，我们决定买一个品牌，比如家乐氏玉米片，而不是超市自己的品牌，因为我们认为，在没有经过详细的研究之前，这就代表了更高的品质。

[20] 参见Becker (1976), p. 11.

[21]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510.

[22] 参见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04-316.

第3章

规模与信任

20世纪90年代早期涌现出一大批图书，主题都是关于信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路会带给每家每户深刻变化。信息时代未来学家最为一致、最津津乐道的一个议题是，技术革命将为各种等级制度敲响丧钟——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依他们所言，信息就是力量，所有传统等级制度的上层通过控制信息渠道来维系他们的统治。现代的通讯科技——电话、传真机、复印机、卡带和录像带，以及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网络化个人计算机——已经将信息的枷锁冲破。按照这些信息时代高人的说法，例如阿尔文和海蒂·托夫勒夫妇（Alvin and Heidi Toffler），乔治·基尔德（George Gilder），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这一切的结果将是权力向下转移到人民手中，将所有人从他们所工作过的集权化、专制式机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

信息科技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的确对去集权化和民主化趋势有所贡献。众所周知，电子媒体加速了专制政权的倒台，其中包括菲律宾的马科斯（Marcos）独裁、东德的共产主义政权以及苏联。[2]但是信息时代理论家认为，技术对于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都是致命的，其中包括雇用了大批美国人的巨型企业。20世纪80年代，IBM从计算机神坛跌落，而太阳计算机系统和康柏电脑等新星冉冉升起，这一场兴衰更替被视作一场道德剧，小型、灵活、富有创新精神的小企业挑战大型、集权化的官僚传统，而且常常收获颇丰。各路作家都认为，因为通讯革命，我们所有人未来都将在小型的、联网的“虚拟”企业工作。也就是说，公司都将无情地裁员，直到他们把所有非“核心竞争力”的活动全部剥离，而通过光纤电话线将业务外包给其他小型公司，从供应商和原材料到会计和市场服务，不一而足。[3]有些人认为，在横扫一切的电子科技驱动下，小型企业网络而非大型等级制企业或混乱的市场，代表着未来的趋势。倘若社会从大型企业的集权化权威中，从联邦政府、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中解放出来，自发型共同体将会出现，而不会出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有了科技支持的通讯手段，优质信息会驱逐劣质信息，诚实和勤勉将替换欺诈和寄生，人们将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自发地聚集在一起。[4]

当然信息革命将会带来广泛的改变，但庞大的、等级制的组织还远远没有寿终正寝。 虽然计算机产业的确容易让许多小型、灵活的公司受益，许多信息时代未来学家对于这一产业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从飞机和汽车制造到硅晶圆生产，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科技和人力资源才能驾驭。即便是在通讯行业，光纤传输更青睐单一、巨型的远程公司。我们再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例子也就不觉得意外了，该公司到1995年的时候已经恢复到它在1984年的规模，当时该公司百分之八十五的业务都投在了本地电话公司。[5]信息技术能够协助小公司更好地完成大项目，却没有办法消除行业对于规模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当信息时代最为热忱的倡导者欢庆等级制和权威的垮台时，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信任，以及支撑它的共同道德准则。共同体是基于互相信任之上的，缺了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形成。等级制是必要的，因为在每一个共同体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墨守道德准则。小部分人有明显的反社会性，他们意在通过欺诈和破坏来削弱或剥削群体。而更大一部分人则是搭便车者，作为群体的一员，他们一方面乐于从中获取利益，一方面又只为共同目标做出极小贡献。等级制是必要的，因为不能信任所有人可以一直按照内在的道德标准行事并且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倘若成员没有能够达到共同道德标准的要求，他们最终要通过具体的规则和奖惩来进行规范。这一点在经济领域是如此，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也是一样：要把货物或服务外包给不甚熟悉或者难以信任的人，代价是非常昂贵的，这也就是大型企业成立的原因。因此，公司往往愿意把承包商带入到自己的企业中来以方便直接监管，这一做法也更加经济。

信任并不驻扎在集成电路或是光纤电缆当中。虽然信任涉及信息交换，但它不能等同于信息。一个“虚拟”公司可以通过网线而获取大量关于它的供应商和承包商的信息。但是如果这些公司都是假冒或者骗子的话，与他们做生意依旧是代价昂贵的，这会涉及复杂的合同和耗时的强制执行。倘若没有信任，人们会强烈要求这些安排在公司内部完成，并且要求重建旧有的等级制度。

因此，信息革命是否让大型等级制企业成为明日黄花，又或者当等级制消亡后，自发性共同体将取而代之，这些趋势都尚未明了。因为共同体基于信任而生，而信任又受文化制约，以此推论，不同的文化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自发组织。换句话说，公司是否能够从等级制向灵活的网络化小公司转换，其成功几率将取决于信任的程度，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范畴内社会资本的积累。像日本这样的高信任社会，在信息革命提速之前就已经建立这样的公司网络；低信任的社会或许永远没有办法从信息科技所带来的高效率当中获益。

在一个有规律的、诚信的、相互合作的共同体内部，成员会基于共同认可的准则，对于其他成员有所期望，这一期望便是信任。[6]这些准则可能是关乎上帝的本质或者正义之类深层次的“价值观”，但也可以是关于职业标准或行为规范之类的俗世准则。换句话说，我们信任一个医生不会刻意伤害我们，是因为我们期望他们会恪守希波克拉底誓词以及医学职业的标准。

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力，它源自某一社会或某特定社会部分中所盛行的信任。它可以根植于社会中最小的基本单位——家庭，也可以是最大的群体——国家，以及二者之间的所有群体。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不同，是因为它往往由宗教、传统或历史习惯等所创造和传递。经济学家往往会说，社会群体的构建可以通过个体之间的自愿契约来解释，这些个体通过理性计算之后认为，合作将有利于他们的长远利益。依照这一说法，信任对于合作并不是必需的：开明的私利，加上契约之类的法律机制，足以弥补信任的缺失，并且创建出一个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的机构。基于私利，人们随时可以构建一个群体，而且群体构建并不依赖文化。

虽然契约和私利是联盟的重要基础，但是最有效的组织是基于有共同道德价值观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不需要广泛的契约和法律条文来约定他们的关系，因为既有的道德共识为群体成员提供了相互信任的基础。

构建这一类型的道德共同体所需要的社会资本是无法通过理性投资决策而获取的，这一点和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不同。也就是说，个人可以选择“投资”传统意义的人力资本，例如大学教育，或者接受培训成为机械师或者电脑程序员，这些只需要到相应的学校上学就可以了。然而，社会资本的获取需要适应一个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并且在这一共同体情境中培养各种美德，例如忠诚、诚信和可信赖。此外，群体必须以整体的形式接受某些共同准则在先，之后才能将信任贯彻到所有成员当中。换句话说，每个人各自行事是无法产生社会资本的。它基于社会美德的普及，而非个体美德。比起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社会性倾向的获取要困难得多，而且因为它是基于道德习惯之上的，于是更难调整或摧毁。

在本书我会一再用到的另一个术语是“自发社会性”，它属于社会资本的一个子目。在任何现代社会里，各种组织都不断地被创造、摧毁和调整。最有用的社会资本，往往不是在某一传统共同体或群体的权威之下进行运作的能力，而是创造新的联盟以及在新创立的共识条款之下展开合作的能力。这一类群体由工业社会繁杂的社会分工所孵化，但又基于共享的价值而非契约，它们可以算作是涂尔干所称的“有机团结”。[7]再者，自发社会性指的是各种类型的中间级共同体，它们有别于家庭或者政府刻意组建的机构。当社会缺乏自发社会性时，政府往往需要介入民间，以促进共同体建设。但国家介入往往带来极大的风险，因为它可以轻易摧毁公民社会中的自发性共同体。

对于塑造着社会的工业经济的本质，社会资本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在同一行当中工作的人们因为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体系而互相信任的话，那么商业成本就会降低。这样的社会更能够在组织结构上实现创新，因为高度信任使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形成。因此，高度社会化的美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领了现代公司的发展，而日本人在20世纪探索了网络化组织的种种可能。

对比而言，彼此不信任的人群最终只能通过正式的规则和规范进行合作，即必须通过谈判、同意、诉讼、强制执行，有时候还需要强迫手段。这一套法律装备不过是信任的替代品，而经济学家称之为“交易成本”。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中的普遍不信任给各种经济行为横加了另一种税，而高度信任的社会则无须支付这一税款。

社会资本在各个社会之间的分配并不是统一的。某些社会比其他社会展现出更强的结社倾向，所青睐的结社形式也大有不同。在某些社会，家庭和亲属关系构建了结社的基础模式；而在其他社会，志愿性结社要坚固得多，而且会把人们从家庭关系中摆脱出来。例如在美国，改换宗教信仰常常会导致人们离开家庭以追随新的宗教派系，至少会给信众施加新的责任，让他们无法履行家庭责任。对比而言，在中国，佛教的传教徒想要诱导孩子离开家庭就困难得多，还常常因此遭到谴责。纵观历史发展，同一个社会可能获得社会资本，也可能失去社会资本。中世纪末期的法国拥有密集的公民结社网络，但法国人的自发社会性在16世纪和17世纪被中央集权的王室完全摧毁。

传统上认为，法国和日本是群体倾向的社会。这两国社会都鼓励对权威的服从，并奉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所谓的“共产主义式资本主义”（communitarian capitalism）。[8]过去十年左右关于竞争力的大部分文献也做出了相似的假设：日本是一个“群体倾向”的社会；美国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则是另一个极端，人们不愿意相互合作或彼此支持。按照日本学家罗纳德·道尔（Ronald Dore）的说法，在以英美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群体主义国家之间，所有社会都可以在这条社会倾向的连贯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9]

然而，这样的划分完全曲解了社会资本的全球分布情况，而且是对日本、特别是对美国极深的误解。的确有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民众之间无法结社。在这一类社会中，家族和自发结社都非常弱；而且通常最强大的组织是犯罪团伙。俄罗斯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就符合这一情况，而美国的某些市内街区也是如此。

比当代俄罗斯更高一层的社会化结构是家庭社会，在其中最主要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社会化渠道是家庭和更广泛的亲属，例如氏族和部落。家庭社会的自发结社往往比较弱，这是因为非亲非故的人之间没有相互信任的基础。例如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这样的华人社会就是如此；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把家庭联系置于其他各种社会忠诚之上。但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某些地区也有这个特征。虽然家族主义在这两个国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非亲属之间也很难有相互信任，因此自发性共同体也非常薄弱。

与家庭社会形成对比的是有普遍高度信任的社会，也是有高度自发社会性倾向的社会。日本和德国的确就属于这一类。但是从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就不是个体化的社会，这一点和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大相径庭；相反，美国一直有着高度网络化的自发结社和共同体结构，这些机构的存在使得人们愿意把私利放在次要位置。当然，对比德国人和日本人，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是更加反对国家主义，但强有力的共同体可以在没有强大国家的情况下形成。

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倾向有着深远的经济影响。如果我们看一下众多国家经济体中最大公司的规模（除了国家所有或大幅补贴的企业，或海外跨国企业），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结果。[10]在欧洲和北美，美国和德国私有企业的规模要远大于意大利和法国。在亚洲的对比更加突出，日本和韩国有着大型企业和高度集中的产业，而台湾和香港的企业规模要小许多。

我们也许会认为，建构大型企业的能力无非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体的绝对规模。很明显，在安道尔和列支敦士登是不可能诞生出壳牌和通用汽车这样大型跨国公司的。但换个角度，在工业化国家中，绝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大型企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欧洲最小的三个经济体——荷兰、瑞典和瑞士——都有巨型的私有企业；用各种指标衡量，荷兰都是全世界工业化最集中的国家。在亚洲，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体在过去一代都是不相上下的，但是韩国的企业规模要比台湾地区大得多。虽然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企业规模，例如税收政策、不信任以及其他各种规范性法律条款，但是高度信任的社会（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与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创建大型私有商业机构的能力——之间有着相关性。[11]这三个社会最早——无论是绝对时间轴上还是对比他们自身的发展史——发展出大型、现代、专业化管理的等级制度企业。相反，在相对来说低信任的社会，如台湾和香港地区、法国以及意大利，一般来说充斥的都是家族企业。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非亲属之间彼此达成信任存在着阻力，这延误甚至在某些情形下阻碍了现代化的、实行专业管理的公司的出现。

如果低信任、家庭式社会希望有规模的商业，国家必须以补贴、指导甚至完全国有化的方式介入。这一结果将是马鞍状的企业分布，一头是大量的小型公司，一头是少量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中型企业则寥寥无几。国有资助形式使法国这样的国家得以发展大规模、资本集中型产业部门，但代价高昂：对比私营机构，国有公司不免显得效率低下，管理不善。

信任的盛行不仅仅能够协助大规模组织的成长；如果大型等级制公司能够通过现代信息科技而演化成小型公司网络，信任也将使这一过程更加顺利地展开。随着科技和市场的变化，社会资本储备丰厚的社会能够更加积极地采用新的组织结构。

起码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企业大小和规模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没有深刻的影响。虽然社会中信任缺失会使人们更加青睐小型企业，也会给经济行为带来更高的成本，但这些缺陷都能从小型企业常有的优势中找到补偿。小型企业不仅容易组建、灵活，而且面对市场变化时能够比大型企业更快做出反应。事实上，那些相对而言公司平均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欧洲范围内的意大利，和亚洲的台湾和香港——在近两年的增长都超过了拥有大型企业的邻近国家或地区。

但是企业规模的确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具体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的哪些部分，并且在长远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小型企业的构建往往基于劳动密集型商品，并且面向局部且变化迅速的市场，例如成衣、纺织品、塑料、电子配件和家具。大型企业需要掌控复杂的生产程序，例如航空、半导体和汽车，这些都需要大笔资金支持。大型公司对于创建大品牌背后的市场营销公司也是必需的，所以世界最著名的品牌名——柯达、福特、西门子、AEG、三菱、日立——无一例外都来自善于组建大型组织的国家。对比而言，人们很难找出一个小型中国企业创建的品牌。

在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中，全球化的劳动分工是由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后者往往通过不同国家的相对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储备来衡量。本书中所例举的证据将说明，社会资本也必须纳入到国家的资源储备中。社会资本储量的不同将对全球劳动力分工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中华儒家思想的本质意味着中国永远无法复制日本的发展道路，并将持续参与到完全不同的经济环节中去。

缺乏创建大型组织的能力对未来经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将取决于许多不可知的因素，例如科技和市场的未来走向。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约束可能会严重伤及到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

此外，强烈的社会性倾向还会带来其他益处，且不见得限于经济领域。高度信任的社会能够以更加灵活和群体倾向的模式来组织其工厂，将更多的责任授权给低级别的组织。相比而言，低信任的社会必须将工人用一系列的官僚体制规则圈住且相互分隔开。如果工人受到成人应有的对待，被寄予信任对其所在共同体做出贡献，而不似他人设计的大型产业机器中的小齿轮，那么工人会对自己的工厂更加满意。丰田的精益化生产体系就是一个共同体组织工厂的系统化设计，它同时带来工作效率的极大提高，这证明共同体和效率是可以兼得的。我们可以从中所学到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虽为科技所塑造，但并不表明只有一种每个人必须遵循的产业组织结构。经理人员在经营中需要考虑到人性的社会层面，这其中就有很大的自由。换句话说，共同体和效率之间不见得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关注共同体的公司可能会成为最有效率的公司。

[1] 参见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 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93); Peter W Huber, Orwell’s Revenge: The 1984 Palimpse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2] Scott Shane, Dismantling Utopia: How Information Ended the Soviet Union (Chicago: Ivan Dee, 1994); Gladys D. Ganley, “Power to the People via Personal Electronic Media,”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1) 5-22.

[3] William H. Davidow and Michael S. Malone, The Virtual Corporation: Structuring and Revitalizing the Corpor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2).

[4] Huber (1994), pp.177-181, 193.

[5] 这一观点来自于Peter Huber本人。参见Peter W. Huber, Michael K Kellogg and John Thorne, The Geodesic Network II: 1993 Report on Competition in the Telephone Industry (Washington, D.C.: Geodesic Co., 1992), chap. 3.

[6] 仅有共同体成员期望规律行为是不够的。在很多社会中，人们会假定他人会周期地欺骗自己的同伴；行为是有规律的，但却是不诚实的，并因此导致信任缺失。

[7]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pp.181-182. 关于契约是有机团结的非充分条件, 参见p. 183.

[8] Lester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3), p.32.

[9] 参见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p.375-376; James 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 48; Seymour Martin Lipset, “Pacific Divid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Japanese Uniqueness,” in Power Shifts and Value Changes in the Post Cold War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Joint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s Research Committees: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Japan: Kib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phia Universit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1992), pp.41-84.

[10] 下面的列表包含在八个经济体中排名前十、前二十和前四十的最大私营本土公司的营收额（以百万美元计）：

数据来源: Hoover’s Handbook of American Business 1994 (Austin, Tex.: The Reference Press, 1994); Moody’s International Company Data, May 1994; Korea Trade Center of Los Angeles; Germany’s Top 300, 1993/94 Edition (Austin,Tex.: the Reference Press, 1994).

此表是根据所列的8个经济体中100家最大企业的数据，不包括国有企业或外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某些企业的所有权有些含糊不清；它们可能只是部分国有或外国独资，或真正的所有权通过控股公司和交叉持股而隐藏。

比较测量不同经济体内的公司规模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测量企业收入、增值（即税前收入）、就业或总市值的大小。增值也许是在任何一年中衡量公司规模最全面的指数，虽然市值衡量的是未来收益的预期。收入作为衡量指数，并不考虑利润率和对未来的期望：在这里使用它们，是因为很难获得所有国家和企业在公司层面的盈利数据和资本化数据。

此表不包括集中度，因为他们作为公司的相对规模往往有误导。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单一部门的集中度，则是通过测量总增值、就业或X家顶级企业的总市值（其中X是一般为单一部门三到十家公司），然后除以本部门总附加值、就业或该部门的总市值。因此，对于美国钢铁业三大公司集中度将说明，美国总钢产量有多少是由三个最大的生产商生产。这一比例常用来衡量在某一特定行业的寡头垄断情况。这种分析可以扩展到国民经济中，可以通过将集中度扩大到整个经济体中规模最大的前十、二十或者更多企业。第14章的表1就展示了选定的一组国家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是基于雇员数目情况得出的。

有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对比全国最大公司的绝对规模，集中率是一个更好的衡量指标，因为不难想象，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以及它能够支持公司的规模之间的关系（参见 第27章）。在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小国一直有着非常大的公司。瑞士、瑞典和荷兰都有比美国、日本、德国更高的十大企业集中率。只要超过了某一最低人口值，或者整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的绝对规模和催生大企业的能力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企业的平均规模也不是衡量国民经济催生大公司的能力的好办法。除了有大企业之外，日本的经济也缔造了非常多的小公司。倘若简单地基于企业平均规模，我们往往会得出日本公司比他国同行要小的结论。（参见第8章注4）

上表中日本的数据排除了前6位的一般贸易企业的收入，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大部分没有新的净销售额，在美国则会被计入公司内部转账。

[11] 仅举一个例子，美国经济中的大银行数量要少于日本或意大利。这完全是因为美国州际银行法。随着该法规在1994年被取消，美国银行的规模很可能会大幅增长。

第4章

善与恶的语言

社会资本根植于文化，它是信任的熔炉，是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的关键。若不细想，要说文化和经济效能之间有所关联，确实有些荒谬，毕竟文化在其实质和传播模式上都是非理性的。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文化显得漫无边际。经济学家自觉是社会科学家中最实际一群，他们最不喜欢把玩文化这一概念：文化缺乏简单明了的定义，若是把人类当做“理性功利最大化者”，文化则无法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基础。在一本常用的人类学课本中，作者提供了不下11种文化定义。[1]另一位作者调查了160种文化的定义，分别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使用。[2]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所有的社会中没有一个共同的文化部分。[3]因此，文化因素无法被系统化成普遍真理；他们只能通过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reetz）所谓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来解读；这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用来记录某一个体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文化成了一个摸彩袋或杂项，所有用人类行为的综合性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可以往文化这个筐里头装。然而文化可有它自身深刻的适应性理性，即便这一点很难一眼看清。但首先我先要定义一下我所谓的文化。

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严格区分文化和他们所谓的社会结构。按照这个思路，文化仅限于意义、符号、价值、观念，并包含例如宗教和意识形态之类的现象。格尔茨所定义的文化是“体现在符号上的、有历史渊源的意义模式，由传承而来的概念所组成的体系，通过符号形式来表达，人类借此来交流、延续以及探索关于人生的知识和态度”。[4]对比而言，社会结构关注的是实体的社会组织，例如家庭、氏族、法律体系或民族。按照这个思路，儒家思想中关于父子关系的部分隶属于文化；而现实中的父系嫡传的中国家庭则隶属于社会结构。

在本书中，我不会使用这一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区别，因为很多时候二者难以区分；价值和理念塑造了实体的社会关系，反之亦然。中国家庭大体上有着父系嫡传的结构正是因为儒家思想重视男性成员，并且教育子女敬重父亲。反之，对于在中国家庭长大的人来说，儒家思想是合情合理的。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所定义的文化有着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含义，可能和大众所理解的文化靠得更近一些：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伦理习惯由理念或价值观构成，例如猪肉不洁净或母牛为圣物之类的价值观，抑或由实际的社会关系构成，例如传统日本社会中长子继承父亲所有资产的做法。

按照这个思路，文化或许可以用排除法来理解。它不是理性选择，不是经济学家所用的人类行为基本模式中的理性功利最大化逻辑。所谓“理性选择”，我所指的是理性的手段而非理性的目的——换句话说，我指的是考量所有为达到特定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并且基于可用信息而选择最佳方案。选择受文化影响，且来源于习惯。中国人用筷子吃饭，并不是在对比西餐的刀叉之后发现筷子更适合中餐，而是因为筷子是所有中国人最常用的餐具。印度教中对于母牛的崇拜也毫无理性选择的成分可言，这一崇拜保护了相当于印度半数人口的没有生产效用的牲口。但印度人依旧笃信不疑。[5]

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和人们吃饭或梳妆的习惯无关，而是关于社会用以规范其成员行为的伦理准则——也就是哲学家尼采所谓的一个人群的“善与恶的语言”。无论文化怎么变化多样，所有的文化都企图通过建立不成文的道德规则来限制人性中赤裸的自私性。虽然和其他可能的选择对比，伦理准则可以视作一种精心考量的理性选择，但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那么做的。相反，他们所受的教育引导他们通过培养习惯来遵守所在社会的道德规范——例如在家庭生活中，从他们的朋友和邻里身上，或者在学校里。

美国电视上的一则汽车广告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年轻女孩坐在一间气氛压抑的教室里，一个刻板的老师用单调乏味的声音一遍一遍告诉她“画在两道线内”。场景突然切换到女孩长大之后——此时广告从黑白换成了彩色——她开着敞篷车，风扬起她的秀发。她不仅没有保持在高速路的两条线内行驶，而且之后驶离道路开向广阔的原野。虽然广告设计者没有加入这个细节，但是她驾驶的车上很有可能贴着“质疑权威”的贴纸。同样的广告如果是在亚洲制作，很有可能是描述一个富有耐心的老师教导女生如何在线内作画。这个女生在经过耐心地练习之后，可以精准地画在线内。到那时，她会收到一辆新车作为奖励，车上贴着“尊重权威”的贴纸。

优秀品德和习惯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体现在品格这一概念上。在智力层面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并不困难，但只有具备“品格”的人才知道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做正确的选择。亚里士多德解释道，对比优秀智商，“优秀品德（希腊文ēthikē）在很大程度上是习惯（希腊文ethos）的产物，因此二者有相同的词根，不过是略微的格式变化罢了”。他接着说道，“我们的伦理品质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对应的行为来构建的.......所以我们从孩提时候开始接受的各种习惯培训并非小事；相反，这些培训有着极其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一切的重要性”。[6]

传统宗教或者伦理体系（例如儒家思想）构成了主要的制度化资源，让人的行为受到文化的界定。伦理体系创造出道德共同体，是因为共同体内通用的善恶语言给予其成员共同的道德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说，任何道德共同体，不论其涉及的具体伦理准则是什么，都将在成员中构建出一定程度的信任。某些伦理准则会扩大信任的半径，通过强调诚信、慈善和对于共同体的兼爱之心等等责任，而这些准则其他文化则未必有。这一点，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说法，是清教徒追求救赎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一教条鼓励更高标准的可信赖的行为，超越家庭的范畴。在他看来，信任对于经济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历史角度看，信任往往来源于宗教习惯而非理性计算。

将文化与习惯而非理性选择挂钩，并不是说文化都是非理性的：它们只不过在决策方式上是无理性可言的。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其实是高度理性的。例如，在演讲中使用礼貌和敬语能够向听众传达关于自己社会身份的信息。的确，若不是因为文化，或者这些理解为无理性的习惯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无法进行。没有人有时间或心思对每天繁杂的决定一一做出理性的选择——例如，在餐馆就餐完毕之后是偷偷溜走还是乖乖买单，是否礼貌对待陌生人，是否打开误投到你信箱的邻居邮件去看里头有没有装着现金。大多数人会习惯性地保持一定程度的诚实。收集信息和考虑多重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昂贵且耗时的过程，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习俗和习惯来走捷径。[7]正如已故的阿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指出的，当生活在先进社会中的受教育群体做出看起来极为复杂的政治决策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依惯例行事。人们形成风险应对的态度——例如，以下哪一个更危险：核能量或者接触艾滋病人——并不是基于对两个选项所真正涉及的风险进行理性分析，而取决于他们所持态度是偏自由还是偏保守。[8]

现代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所谓理性目标即功利最大化，后者被广泛理解为最大可能的消费者福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传统文化（包括西方世界的传统文化）在最终目标上都是无理性或者完全非理性的，因为在这里经济富足远不及其他目标重要。例如，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认为人生的最终目标不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而是恰好相反：消除物欲，并将个体融入万物虚空中。一个人若是认为只有狭义的经济目标才是理性的，则此人不过是恃才傲物之徒。西方传统的大部分，例如深厚的宗教、伦理和哲学底蕴，照理也是非理性的。

许多西方人会认为非西方的文化都是非理性的。西方对于伊朗的评价就是如此，这个国家在1978年的革命之后就与西方断绝关系，并且走上宗教扩张的道路。如果我们仔细考查，伊朗在这一时期的转变，从手段到目标，都是理性和寻求功利最大化的。对于西方人来说，伊朗不理性的原因是它的许多目标是宗教而非经济的。

反之，无理性的文化传统，不管是习惯所致还是修来世福德之用，依旧有可能指向狭隘物质层面的功利最大化。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的核心观点。书中指出，早期的清教徒力求为主带来荣耀，而放弃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终极目标，进而培养出例如诚信、勤勉等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优秀品德。[9]本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与韦伯的观点相似：对于组织创新进而创造财富来说，伦理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自由结社的能力。不同类型的伦理习惯有利于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结构的多样化。换句话说，功利最大化者并不一定是理性的；人们以无理性的方式奉行某些传统道德和社会美德，他们常常追求完全非经济的目标，而这一切并非像现代经济学家所认为是落后或者没头脑的。

若将文化定义为伦理或者道德习惯，衡量文化变量就变得困难起来。社会学家最常用的手段是观念调查；通过调查某一个特定人群中的代表样本对于一系列问题的反应，研究者提炼出关于潜在价值观的一些信息。除了方法论常见的问题（例如样本调查的效度，和受访者是否说了些他们认为调查者想听到的信息），这一方法的问题还在于它将意见和习惯混为一谈。例如，许多调查结果显示，美国靠福利生活的贫困人群对于工作、勤勉和依赖的态度和中产阶级相似。[10]但是在态度上认为辛勤工作很重要，和有工作伦理是两码事，后者包括例如习惯早起去作一份枯燥或令人生厌的工作，以及为了长远的富足而推迟消费。靠福利养活的人们无疑是想要离开福利的，但关于他们是否有这些习惯来让他们走出困境，实证调查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美国过去一代的贫困债务引发以下的争论：美国城市里的底层人群，他们贫困的原因到底是缺乏经济机会，还是因为所谓的“文化贫困”——例如青少年怀孕和吸毒等社会不良习惯——在即便有经济机会的情况下依然存在。[11]

如果我们把文化定义为习惯，尤其是伦理习惯的话，理性选择和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也不一定绝对清晰。有些举措开始是理性选择，时间一长就成了文化产物。比如，美国人对民主和自由市场的青睐往往被认为是意识形态而非文化的缘故。许多美国人可以对为什么民主制度优于独裁，为什么私有部门能够比“大政府”更有效等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一切要么基于他们自身的体会，要么基于他们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外界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灌输。

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人的确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些态度，并且传递给他们的子女，这一切就像教小孩上厕所一样。虽然美国的立国是高度自治和理性的，后世美国人接受立国的原则，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国父们一样对于这些原则进行了清晰的思考，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观念传统。所以，当人们用“民主”或“自由市场”文化来描述美国生活，他们指的是美国人普遍倾向于不信任大政府和权威，鼓励个人主义，且对于平等抱着稀松平常的态度——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对这些国民特征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行事，丝毫不考虑他们为什么那么做，也不管是否有其他理解和行为的模式。所以美国人有着民主的意识形态并且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行事，但他们还有着从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中发展出来的平均主义文化。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某些举措开始是政治行为，最终有了鲜明的文化特征。例如在16世纪和17世纪，英格兰和法国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包括王室和多个贵族间的战争，独立城市之间的战争，以及王权分裂下个各教派之间的战争。在英格兰，王室战败并且最终被迫接受一系列针对王权的宪章约束，最终在英格兰诞生了现代国会民主制度。在法国，王室取得胜利，并开始了长期的中央集权以达到对国家的完全控制。对于英格兰王室的战败和法国王室的胜利，我不觉得这里头有什么历史深处的原因；把两国情况对调也不是什么很难想象的事情。[12]但历史最终的发展轨迹对两国的政治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国的政治权威集权化削弱了自由结社的独立性，使法国在后世更加依靠中央化的权威，不论这一权威是王室还是共和国。相比之下，在英格兰，社会变得更加有组织自发性，因为人们不再依靠中央化的权威来裁定他们的争执，这一习惯最终由英国移民者带到了新大陆。[13]

更复杂的是，有些时候某些决策看上去是政治性质的，但其实有着文化的根源。法国对政治集权的青睐最开始是政治行为，久而久之就成了文化特征，进而影响了之后的政治决策。因此，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在1958年采用了中央集权、过度总统制的宪章以应对阿尔及利亚危机，这实质上是与法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这是一个颇具法国特征的应对第四共和国政治乱局的解决之策，这一策略在法国历史上有不少先例。

因为文化实际上是伦理习惯，因此它的变化十分缓慢——比观念的变化慢得多。在1989到1990年间，柏林墙被拆除，共产主义分崩离析，东欧和苏联的最高意识形态在一夜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换到了市场和民主。与之类似，在拉丁美洲国家，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例如进口替代，在十年之间因为新总统或财政部长的上台而消除殆尽。但文化的改变不可能那么迅速。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制造出了很多习惯——例如对于国家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创业精神的匮乏、不懂得妥协、不愿意在公司或党派之类的群体中进行自发性合作——这都大大制约了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些国家的人民或许投票给了“民主”改革派，因而在思想层面上支持用民主和资本主义替换共产主义，但他们缺乏能够使前二者顺利运转的社会习惯。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有时会错误地做出相反的假设：文化是无法改变的，也不会受政治措施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文化变革的证据。例如，天主教常常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持敌对态度的。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宗教改革可以说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前提条件。即便在改革之后，天主教会常常批评资本主义所构建的经济世界，而对比新教国家，所有天主教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要慢好几拍。[14]在20世纪上半叶，在独裁和民主对峙的时候，例如西班牙内战，王权和教权便紧紧团结在一起。

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末期，天主教文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教廷公开与民主制度握手言和，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态度也发生了有条件的转变。[15]在1974—1989年间出现的新兴民主国家绝大多数是天主教社会，并且在若干国家中，天主教会在对抗独裁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16]其次，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智利和阿根廷等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超过了英美等新教国家。天主教文化和民主或资本主义的融合还远未完成，但天主教文化的“新教化”使得今日新教社会和天主教社会之间的区别远没有过去那么明显了。[17]

毫无疑问，人类正如经济学家所言，在本质上是自私的，他们以理性的手段追求私利。但他们同样有着道德的一面，他们对其他人负有责任，这一面常常与他们的私利本能相冲突。[18]正如“文化”这个词所揭示的，人们所奉行的更高级发展阶段的伦理规则是通过重复、传统和范例来滋养的。这些规则折射出更深层的适应理性；它们也可以服务于经济理性目标；在少数案例中，它们可能是理性共识的产物。但它们在代际之间是作为无理性习惯来传承的。这些习惯同时也保证人类永远不会如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般完全自私功利地行事。

[1]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4-5.

[2] Ian Jamieson, Capitalism and Cultu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s (London: Gower, 1980), p. 9.

[3] 事实上，格尔茨的观点还要更深一步，他断言根本没有所谓的“人性”，即通用于所有人类的特点。他认为，人类在完成生物进化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展文化，所以人“天生”而来的特征其实就是由他们所接受的文化决定的。Geertz (1973), pp.34-3.5; 49.

[4] Geertz (1973), p. 89.

[5] 关于印度牛的讨论, 参见Gunnar Myrdal, Ar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8), 1: 89-91.

[6] Nichomachean Ethics Book II i.8. 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人们想要真正有道德，他们必须自己习惯于良性的行为，使其成为一种第二天性，使之本身是愉快的，如果不愉快则必须是让人引以为自豪的。参见Nichomachean Ethics Book II iii.2.

[7] George Stigler和Gary Becker不同意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说法，认为习俗和传统需要通过经济理论加以修正，因为习惯性行为往往是最昂贵的选择：“决定意味着昂贵代价，不只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做决定。为了做出决定，我们必须要有信息，并且必须分析这些信息。搜索信息和这些信息在新环境中的运用是非常昂贵的，于是乎习惯往往是一个更有效的方式，以处理微小的或临时环境变化，而非动用一套完整的、力求效用最大化的决定。”引自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1977): 76-90.

[8] Aaron Wildavsky and Karl Dake, “Theories of Risk Perception: Who Fears What and Why,” Daedalus 199 (1990): 41-60. 另外参见Aaron Wildavsky, “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 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1987): 3-21; and Harry Eckste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1990): 253-259.

[9] Max Web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0).

[10] 参见 Leonard Goodwin, “Welfare Mothers and the Work Ethic,” Monthly Labor Review 95 (1972): 35-37.

[11] 关于这一问题的早期讨论，参见Alan J. Winter, The Poor: A Culture of poverty, or a Poverty of Culture? (Grand Rapids, Mich.: William B. Eerdmans, 1971).

[12] 据托克维尔说：“在14世纪的法国和英格兰，似乎已经有成形的‘无民意，不纳税’的原则。它经常被引用；若是违背这一原则，则有暴政的嫌疑，遵守它则是照例遵守远古以来的权利。事实上，当时法国和英格兰的政治制度非常相似。但是后来两国渐行渐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国家变得更加不同。从几乎相同的起点出发，只是朝着略有不同的方向，因此时间越久，两者分歧越大。”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55), p. 98.

[13] 这当然是过于简单化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差异。另一个非常显著的因素是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胜利，这对社团生活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

[14] Michael Novak, The Cathol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Michael Novak介绍了天主教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官方思想。尤其参见Amintore Fanfani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发表在1935年。

[15] Novak (1993), pp.115-143, 特别指出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通谕，可以视作早期梵蒂冈对资本主义态度的转折点。

[16] 其中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几乎所有拉美国家，以及匈牙利、波兰和立陶宛。参见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74-85.

[17] 在拉丁美洲，那些接合不那么完美的地方有着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的传统，这一传统公开敌视资本主义，对于自由民主的传统也经常是模棱两可的态度。

[18] James Q. Wilson对此有长篇的记录，这种道德层面有着天然的根基，即使在仍未“社会化”的婴幼儿阶段。参见Wilson, The Moral Sen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121-140.

第5章

社会美德

人们在比较不同文化的时候，常常羞于作价值评判，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有些伦理习惯无疑是美德，而其他则是恶习。并非所有算作美德的文化习惯都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有些美德可以被个人单独实践，而另一些美德——尤其是相互信任——只会在社会语境下出现。社会美德，例如诚实、可靠、合作和对他人的责任感，对于培养个人美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一话题讨论中，却往往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这就是我要在这里着重讨论社会美德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文化对经济生活影响的文献汗牛充栋，而其中许多都围绕着一本著作，即马克斯·韦伯出版于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并非经济力量创造了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文化产物，而是文化创造了某些形式的经济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并不仅仅因为其工业条件上万事俱备；某种“精神”，或者灵魂的某种状态，使工业变革得以发生。这种精神是清教徒或原教旨主义新教徒的产物，它将世俗行为神圣化并且强调人们可以直接获得救赎，而不需通过例如天主教会之类的传统等级制的中间结构。[1]

时至今日，韦伯的这部作品依旧引发争议，一部分人认为他的假设毫无疑问有其事实基础，另一部分人则质疑这部作品中的每一个论点。[2]有许多实证反例质疑了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例如，在14世纪和15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天主教城邦有着繁荣的商业发展，又例如，信奉加尔文教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南非白人）一直到20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才发展出繁荣的资本主义文化。[3]

从一个角度来看，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强到没有人敢断言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因果联系。[4]再者，对比新教教会，天主教很明显在教义层面上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怀着更强的敌对态度，这一态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5]许多学者因此提出一个折中的论点。他们一方面同意韦伯对于资本主义与新教教义之间的关联方式有可能理解错误，而且把一些实证事实搞错了；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当代的一个理论，虽然天主教义中并没有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有着制约经济现代化的传统，但是新教崛起所引发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确实在天主教获胜的国家扼杀了创新的可能性。[6]

在韦伯成书之后发生的实例大体证实了他的整体假设框架。最有意味的研究发现来自拉丁美洲，北美新教徒在那里传道已经有两代人的时间了。许多传统的天主教拉美国家已经有了很大一部分新教人口，这为衡量文化改变的结果提供了一个实验空间。从美国输出到拉丁美洲的新教教派主要是五旬节派（Pentecostal），社会学家大卫·马丁（David Martin）认为这一教派代表了原教旨主义复兴的第三次浪潮（其余两次分别是清教徒的宗教改革，以及18世纪到19世纪卫理公会[Methodist]复兴）。巴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是新教徒，其中超过1 200万是福音教派（Evangelical）。智利的新教人口据估计是在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之间；在危地马拉，这一比例是百分之三十，而尼加拉瓜则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改信新教。[7]大部分关注这一问题的社会学实证研究，包括马丁本人的全面研究，都倾向于韦伯的假设。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的新教化与许多大幅度的社会进步相关，例如卫生、储蓄、教育发展，以及最终实现的人均收入提高。[8]

所谓“工作伦理”，无论对新教徒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不过是个误称，其所指的是在后韦伯时代文献中挂在它名下的一些相互关联的个性特征。如果我们所称的“工作伦理”指的是工作人群早起并且进行长时间繁重的脑力或体力工作，那么这一伦理本身是不足以创造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9]15世纪中国的普通农民可能要比底特律或名古屋的现代流水线工人更加努力且工作更长时间。[10]但是农民的工作效率远远无法和现代工人相比，这是因为现代财富是基于人力资本（知识和教育）、科技、创新、组织和其他与质量而非工作时长相关的诸多因素。[11]

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狭义上的工作伦理，而是其他相关的美德，例如节俭（习惯节省）、对待问题的理性方法，以及鼓励个体通过创新和劳作来征服环境的务实态度。这些特征往往在企业家和资本家身上可以找到，而并非他们所雇用的工人。

然后，这些与企业家相关的特质，即“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实际的意义，尤其是对处在经济发展早期的社会来说。在前工业国家做过调查的发展经济学家对于这一意义有透彻的了解。倘若没有“现代化”的思维习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有理论依据的稳定计划也不会有什么效果。[12]在很多前工业社会中，你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商人会准时出席会议、收入不会被马上抽走或被家人朋友花掉而是去做二次投资、抑或国家基础建设基金不会被负责分配的官员中饱私囊。

辛勤工作、节俭、理性、创新和敢于冒险的精神都是企业家的美德，但这些都是属于个人特质，鲁滨逊在那个著名的荒岛上也可以发展这些品质。但还有一系列的社会美德，例如诚实、可靠、合作以及对他人的责任感，这些美德在本质上都是社会性的。虽然《新教伦理》一书关注的是个人美德，但韦伯在另一篇不那么为人所知的论文中单独讨论了社会美德，文章的标题是《新教派系与资本主义》。[13]在那篇作品中，他提出新教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英格兰和德国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全境的新教派系——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即其强化了信众在新的共同体里和睦相处的能力。

宗教派系共同体是一种小型的、联系紧密的群体，例如浸信会教徒、卫理会教徒、贵格会教徒等，成员通过对于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而互相联系在一起，例如诚实和宗教仪式。这一和睦令他们在商界如鱼得水，因为商业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任。在穿越美国的旅途中，韦伯发现很多商人都会介绍自己是某个宗教的信徒，以此来建立自己的诚信。有一次：

在穿越当时还是印第安人领地的长途火车上，本书作者坐在一个兜售“殡仪事务器具”（墓碑上的铁质铭文）的旅行推销员旁，很随意地和这个推销员说到当时依旧很强烈的教会观念。于是，这个推销员说道：“先生，依我看来，每个人信不信教完全是个人喜好；但我若是碰到一个不属于任何教会的农户或商人，我是连半毛钱的生意都不会跟他做。他若是什么都不信的话，凭什么会付给我钱？”[14]

韦伯还注意到，小型的教派共同体构建出了自发型网络，通过这些网络，商人可以完成招聘雇员、招揽客户、获得最高贷款额度等类似事宜。正是因为他们隶属于一个自发性教会而非已有教会，新教教派的信徒对于他们的宗教价值观和彼此之间的纽带有着更深层次的承诺。他们将教派的价值观内在化，而不是被迫遵守。

新教教派形式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于自发社会性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影响，都可以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区别中找到证据。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办法找出他们自己和北边邻居之间的重要社会区别（然而，反之则不然）。但是两国在社会精神上区别之大，有时会令人惊讶不已。加拿大有着两个中央化的教会（一个天主教，一个新教），二者都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虽然加拿大在很多地方和美国相似，但是比起南边的邻居，加拿大社会却一直更像是一个有教会传统的欧洲国家。许多观察家经过多年研究后发现，加拿大的商业不及美国那么积极。甚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公认的经济决定论者，在访问加拿大之后都承认“可以想象自己又在欧洲了……这里你可以看到，对于快速建设一个新国家，美国人焦躁的投机主义特性是多么必需”。[15]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注意到，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在处理经济生活时有着显著不同，这跟加拿大境内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对比如出一辙。加拿大人更愿意躲避风险；他们更少将资产投资在股票上；他们青睐人文通识教育而非实用商业教育；他们比起美国人来更不喜欢债权融资。[16]虽然美国和加拿大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同能够帮助解释这些区别，但是李普塞特更热衷于将这些经济趋势和美国的新教教派特征联系起来。

自发社会性对于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原因是基本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群体而非个人来完成的。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相互协作，之后才能创造财富，如果还想要有进一步发展，则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虽然我们一般将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联系起来，但从工业革命之初以来，组织创新就一直扮演着起码相同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直截了当地指出：“高效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西欧高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成就了西方的崛起。”[17]

15世纪跨洋商贸的发展基于大帆船的发明，它可以在海岸线以外的深水域行驶。但其发展同样基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通过这一公司形式，个人可以将他们的资源汇总，并且分担大型海运的资金风险。19世纪中期，美国大陆州际的铁路线发展需要大型等级制公司以及分散于各地的经理人员。这一类的商业在之前都是由家族所有和运营的。但是家族企业不仅无法保证火车准点运行，而且不能保证运行到同一轨道的火车不发生相撞，例如在1841年马萨诸塞和纽约之间那场声名狼藉的事故。[18]在20世纪初，亨利·福特将汽车底盘放在移动的传送带上，然后将组装工作分割成简单、重复性的步骤，这一举措使得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复杂如汽车的机械不再需要专业技师，而可以由几乎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工人来组装完成。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丰田一反福特的工厂制度，而将流水线运营的责任更多地交给了生产车间的工人，从而在全球汽车业竞争中成为国际品牌。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以“裁员”和“重组”为名实现了大规模改变。企业发现，他们可以更少的雇员来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这一变化和科技没有什么关系，其关键是雇员间的合作形式的改变。

关于工作伦理和与之相关的个人美德，在诸多文献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与之相比，还未有研究系统地调查过促进社会自发性和组织创新的社会美德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19]可以很肯定地说，社会美德是发扬个人美德的前提，例如工作伦理，因为后者在强有力的群体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培养——家庭、学校、工厂——这些群体都是在有着高度社会团结的社会中孵化出来的。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群体的形成不依赖于伦理习惯，而是在例如产权和合同法之类的司法体制成立之后即可自然形成。要验证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我们需要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经济体制和环境因素恒定的情况下，对比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自发社会性倾向。

[1] 关于韦伯的假说，以下文献做出了经典的讨论和解析：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2); Ernst Troeltsch,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50); H. H. Robertson, 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and Kemper Fullerton, “Calvinism and Capitalism,”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21 (1928): 163-191. 关于韦伯的辩论，以下文献有简要说明，参见Robert W. Green,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The Weber Thesis and Its Critics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3).

[2] 后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例子，参见Kurt Samuelsson, Relation and Economic Action (Stockholm: Svenska Bokforlaget, 1961).

[3]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非利卡人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群体，此时民族党取得政权，并开始将国家控制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 但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语母语人群和阿非利卡人群之间日益趋同，譬如在后者的私营部门参与方面。参见Irving Hexham, “Dutch Calvi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frikaner Nationalism,” African Affairs 79 (1980): 197-202; Andre Du Toit, “No Chosen Peopl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 (1983): 920-952; and Randall G. Stokes, “The Afrikaner Industrial Entrepreneur and Afrikaner National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2 (1975): 557-559.

[4] 参见Reinhard Bendix, “The Protestant Ethic-Revisit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 (1967): 266-273 .

[5] Michael Novak, The Cathol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 17-35.

[6] S. N. Eisenstadt, “The Protestant Ethic Thesis in an Analytical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 in S. N. Eisenstadt, ed.,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Modernization A Comparative View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7]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p.50-51.

[8] 除了 Martin (1992)，还可参见Emtino Willems, Followers of the New Faiths: Culture, Change and the Rise of Protestantism in Brazil and Chile (Nashville, Tenn.: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67); Willems, “Protestantism as a Factor of Culture Change in Brazi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 (1955):321-333; Willems, “Culture Change and the Rise of Protestantism in Brazil and Chile,” in Eisenstadt, ed. (1968); Paul Turner, “Religious Conversion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8 (1979): 252-260; James Sexton, “Protestant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Two Guatemalan Towns,” American Ethnologist 5 (1978): 280-302; Bryan R. Roberts,“Protestant Groups and Coping with Urban Life in Guatemal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 (1968): 753-767; Bernard Rosen, “The Achievement Syndrom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razil,” Social Forces 42 (1964): 341-354; and Jorge E. Maldonado, “Building ‘Fundamentalism’ from the Family in Latin America,”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ot Appleby, 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 Reclaiming the Science.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关于新教福音派在拉丁美洲作用的批评性观点，参见David Stoll, Is Latin America Turning Protestant? The Politics of Evangelical Grow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and Stoll, “Jesus Is Lord of Guatemala: Evangelical Reform in a Death-Squad State,” in Marty and Appleby eds., 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isms: The Dynamic Character of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9] 关于如何用量化方法测量工作伦理的影响，参见Roger D. Congleton, “The Economic Role of a Work Ethic,”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5 (1991): 365-385.

[10] 关于传统中国农民的勤劳，参见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2；还可以参见Marion J. Levy, 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217. 关于当代美国人的工作伦理，参见Ann Howard and James A. Wilson, “Leadership in a Declining Work Ethic,”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4 (1982): 33-46.

[11] 有些人指出，虽然农民在春季播种和收获季节等时期辛苦工作，但他们同样有相当长的懈怠时间。因此，工厂工作的规律性在某些方面的要求不那么“硬性”，但需要与农民不同的工作伦理。

[12] 关于阻碍传统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文化因素，参见 Robert E. Klitgaard（他曾经任职于世界银行）的作品，如 Tropical Gangst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13] 本文重印于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and ed.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302-322.

[14] Weber (1946), p. 303. 15.

[15] 引用于Seymour Martin Lipset, “Culture and Economic Behavior: A Commentar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1 (1993): S330-347. 还可以参见Lipset, Continental Divide: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and “Value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Americas,” i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16] Lipset (1993), pp.S336-S343.

[17]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

[18] 关于这次事故，参见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96.

[19] 还可以参看 David J. Cherrington, The Work Ethic: Working Values and Values That Work (New York: Amacom, 1980);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Work Ethic: Then and Now,”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13 (1992): 45-54; 以及Adrian Fumham的一系列作品，包括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The psychology of Work-Related Belief, and Behaviour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90).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A Review of the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 (1984): 87-104; and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and Attitudes towards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55 (1982): 277-285. 还可以参见Thomas Li-ping Tang and Jen Yann Tzeng, “Demographic Correlates of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6 (1991): 163-170.

第6章

世界各地的结社之道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理解该国文化最引人入胜的途径。家庭强盛而普通民众间信任低下的社会，将由小规模的家庭所有并经营的商业所主导。而有着大量生机勃勃的非营利性私人组织——例如学校、医院、教会和慈善机构——的国家，则更有可能发展出超越家庭层面的强大的私有经济机构。

一般人认为，日本是群体和国家倾向的“共同体主义”社会的典范，而美国则是个人主义社会的缩影。大量关于竞争力的文献一直都认为，美国的生活依照的是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的原则，人们追求自我目标而不愿在大型共同体中合作。因此，美国成了社会性标尺中与日本相对的另外一极。

但如果我们考察日本和美国的产业结构，会发现若干有趣的相似点。两国的经济都由大型企业主导，极少数为国家持有或者补贴。在两国，家族商业都在发展前期已经进化成专业管理和理性组织的法人团体——美国企业是在18世纪30年代，日本企业是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虽然日本和美国都保留了重要的小商业部门，其多由家庭经营，但今天绝大部分的就业机会是由大型、公开交易、所有权分散的公司所提供的。日美两国产业结构的相似度，要远远超过同属中华社会的台湾和香港，也超过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的。

如果日本和美国代表了共同体倾向的南北两极，那么为什么它们的产业结构会如此相似，且又与其他发展水平相当的工业化国家相去甚远？原因在于，日美两国的两极论是错误的。美国远没有一般人认为的那么个体化，而日本也没有那么中央集权。竞争力文献太过于关注产业政策与自由市场的对峙，而忽略了一个对于经济与社会强盛甚为重要的因素。

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人常常认为他们自己是个人主义的，大多数严肃的社会观察者在过去都注意到，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有许多强盛的、重要的社团机构，它们给公民社会注入活力和适应性。对比许多其他西方社会，美国有着更紧密、更复杂的自发组织网络：教会、专业团体、慈善机构、私立学校、大学、医院，自然也包括私有企业部门。这一复杂的关联性生活模式最早由法国旅行者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之旅中观察到。[1]美国社会的这一层面同样被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19世纪末的美国之旅后所记录：“从过去到今日，美国民主最为独有的一个特点是，它并不是个人构成的一堆散沙，而是由严格选择但又自发性的结社所构建的一个喧闹的复杂体。”[2]

的确，美国人有着强烈的反国家主义传统，例如对比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美国公共部门都要小[3]，而且在所有民意调查中，美国人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都要比其他工业国家的公民明显低很多。[4]但是反国家主义和敌视共同体是两码事。相同的美国人会反对国家的管制、税收、失察和对生产性资源的占有，也会在他们的公司、自发性结社、教会、报纸、大学等环境中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性和社会性。美国人号称对于“大政府”有着强烈的不信任，但是他们却善于创建和维护非常大型、有凝聚力的私有机构；他们领先发展出了现代等级制（之后演化成跨国的）企业，以及由此而生的大型工会。[5]

美国人喜欢加入自发性组织这一倾向延续到了今天，但在过去几代间，这一倾向在许多关键层面弱化了。家庭生活是最小的最基本形式的结社，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结社出现了明显的恶化，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数都出现大幅增长。在家庭以外，其他既有共同体也逐渐瓦解，例如邻里、教会和工厂。与此同时， 正如美国民众对于本国其他公民保持着警惕态度所昭示的，普遍不信任的程度大幅度上升，这一警惕态度源于犯罪率的上升以及使用诉讼来解决纠纷手段的大幅上升。近年来，国家假以法庭之手，支持了个人权利的迅速扩张，并且同时削弱了大型共同体为其成员设定行为标准的能力。因此，今天的美国展现出来的是一副矛盾的图景，一方面，社会靠着早年积累的社会资本支撑，这一资本给予社会丰富且有活力的社团生活，与此同时，社会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和反社会的个人主义，这一切企图将其成员孤立和分化。这一类的个人主义过去一直以某种潜在的形式存在着，但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有强大的社群传统对其进行抵制。[6]

传统分析不仅错误地将美国社会描绘成完全个人主义的，更将日本误读为国家干预式的共同体主义社会的另一极端。多年来，一些著名学者一直强调政府在日本发展中的作用，其中包括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和日本学家查莫斯·约翰逊。[7]

正如认为美国是个人主义的观点，认为日本是国家主义社会的论断是基于一些核心事实，但是同样忽略了日本社会重要的一面。毫无疑问，对比美国，日本政府在其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重要得多，且纵观两国历史，这一对比一直如此。在日本，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都期望成为官僚，而非商人，官僚职位的竞争非常激烈。日本政府制约经济和社会的程度远胜于美国，而且日本的企业和个人对于权威的服从要比美国积极得多。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在日本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发放信贷、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国际竞争的威胁、资助研究开发等等。通产省（MITI）作为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主要智囊而闻名世界。而美国却从未有过明确的产业政策。[8]在美国，人们对政客有着强烈的敌意，并且普遍认为政府能够做的事情，私有部门能够做得更好。

但是对比高度国家干预的社会，例如法国、墨西哥或者巴西（更不用说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政府在经济中的直接作用一直是有限的。的确，对比例如台湾（其公营企业占全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或韩国（更加公开地通过政府干预来打造日本式的集团企业）等其他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或地区，日本的政府显得没有那么积极。[9]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依旧很少直接干预经济；日本的公共部门在全民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多年以来一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低的，甚至低于美国。[10]

当然，那些以国家干预来解读日本经济发展的人会提出，日本政府控制经济并不是通过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政府和大企业之间微妙互动来实现的——“日本公司”这一术语描述的正是这种特殊关系。日本的公共机构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关联程度是远胜于美国的，甚至于很难分清楚什么是公共，什么是私有。常常有人提出，西方国家缺少日本经济生活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当一个日本的企业高管去工作的时候，他不仅为自己、家庭和他所在的公司辛劳，更是为了日本民族的荣耀。[11]

因为政府与商界的紧密关联以及民族主义的思维惯性，在日本很难在公共和私有之间划清界限，于是很多人就草率地得出日本没有公私之分这一结论。日本社会的晦涩难懂使得许多局外人更是为这样的阴谋论煽风点火。但是日本经济的重要动力——战前的财阀，即产业巨头，战后的跨国公司和经经连会网络，以及日本经济强盛的第二梯队中一直未受重视的小型企业群——无一不是私有企业。[12]虽然日本企业家认为他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并驾齐驱的，但他们确实带来了创建现代经济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组织技能。日本经济史学家威廉·洛克伍德（William Lockwood）调查了日本工业化早期历史之后指出：“上述观察……全都对关于日本案例的这个论题提出质疑，即认为政府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或‘政客是主导角色’……推动日本工业化腾飞的活力、技能和雄心壮志是如此无处不在，如此多元，因而无法用这么笼统的程式来解释。”[13]在战后阶段，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政府和私有部门常常发生冲突，但经济增长并不源自通产省，反倒是忽略其干预而得以实现的。不管如何，将日本的私有部门仅仅看做公有部门的外延抹杀了日本社会显著的自由组织特性。

和美国一样，日本社会推崇密集的自发组织网络。这其中很多是日本人所谓的“家元式”（iemoto）组织，它们围绕着某一个传统艺术或技艺，例如歌舞伎表演、插花和古典茶道。这些群体有着家庭一般的等级制度，师父和学徒之间有着严格的上下关系，但它们并不是基于亲属关系，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组织的。 “家元式”组织在中国并不存在，但在日本却极为繁盛，它们超越传统艺术而涵盖了宗教、政治和职业组织。日本人会显示出高度的宗教虔诚，这点与中国人不同，而与美国人相似。[14]他们皈依某一神道、佛教甚至基督教会或宗派，通过切实的贡献来支持密集的宗教组织网络。相对中国，日本宗教生活的宗派特征与美国更加相似。纵观日本历史，缔造宗教狂热的僧侣和传教士都传承有序，他们常常与政治领袖发生冲突，或者互相攻击。还有，日本是唯一一个有着强大的私立大学制度的亚洲国家——诸如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上智大学和同志社大学，都是由富有商人或者宗教组织所创立的，这和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美国私立大学如出一辙。

更准确地说，日本人有着群体倾向而非国家倾向的文化。[15]虽然大多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都对国家抱有敬意，但他们的首要情感依托——这种能让他们在办公室里待到夜里十点或者错过与家人度周末的忠诚——是针对雇用他们的私有公司、企业或者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一段时间，国家的确成为忠诚的首要对象，个体公民也很清楚他们希望承担的国家责任，但战争的失败令这种民族主义颜面扫地，除了对极端右翼分子之外。

对比美国，日本人表以忠心的团队要更强大，更有凝聚力，当然毫无疑问，日本政府比美国政府更有侵扰性。但是日本和美国一样都有着在中间层——即在家庭和国家两端之间——主动创造强大社会群体的能力。如果我们拿美国和日本与社会主义国家、拉丁天主教国家和中华社会相对比，这一能力的重要性就愈发凸显了。

正如在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最为破坏性的后果也许是对公民社会的彻底摧毁，这一破坏阻碍了有效的市场经济和稳定的民主体制的产生。列宁主义政府蓄意摧毁了其政权的所有竞争者，从“经济制高点”到数之不尽的农场、小商行、工会、教会、报社、志愿结社等等，一直到家庭。

极权主义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苏联对公民社会的摧毁也许是最为彻底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俄罗斯就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专制统治，因而它的公民社会非常脆弱。既有的公民社会，例如小型的私有部门和农民公社等社会结构，都悉数被清除。到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巩固政权时，苏联出现了“缺失的中层”——强大、有凝聚力和耐久的中层结社变得彻底稀缺。换句话说，苏联政府极权强大，个体和家庭则处于原子化状态，中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社会群体。对于这一本想消除人性自私的教条，最大的讽刺莫过于人们变得愈发自私了。例如，到以色列定居的苏联犹太难民，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要更加唯物质是重且更少公共精神。在苏联几乎每一个人谈起公共精神都变得冷嘲热讽，这一切都是因为政府反复威吓和教唆民众“自愿”为了古巴或越南人民或者其他原因放弃周末休息。

但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出现脆弱的中层结社。许多拉丁天主教国家，例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都有马鞍状的组织分布格局，家庭强大，国家强大，而二者之间空空如也。这些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很多层面都有显著的区别，尤其是对于家庭的尊重。但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似的是，在家庭与国家和教会等大的集权组织之间，一些拉丁天主教国家一直都存在着中层社会组织的缺失。

例如，对于法国的研究一直都指出其家庭和国家之间集体组织的缺失。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个著名的段落，“当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在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即便十个人演出音乐会或是维护他们的兴趣，都找不出不向中央政权寻求帮助的”，对比美国人彼此结社的倾向，法国社会这一特征在他看来是十分不可取的。[16]无独有偶，爱德华·班菲尔德在《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一书介绍了“无道德家庭主义”这一概念，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团体。班菲尔德发现那里的社会联系和道德责任仅限于核心家庭；在此之外，个人不会彼此信任，也因此没有任何集体责任感，不管这个集体是邻里、村庄、教会还是国家。[17]这些发现大多已被证实，例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对意大利公民传统的研究，证明了至少在意大利南部情况是如此。按照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的说法，在西班牙，过度的个人主义，即“狭小范围的信任、家庭核心和排斥大社会”，一直以来都甚为明显。

家庭和国家之间“缺失的中层”并不仅限于拉丁天主教文化。事实上，它在中华社会中找到了更加纯粹的表达形式——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在以下几个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主义。通过道德教育和提升家庭地位至其他社会关系之上，儒家文化大力推崇家庭联系的强化。从这个角度看，华人家庭比日本家庭更加强大和有凝聚力。正如在拉丁天主教社会一样，家庭关联的强大就意味着非亲属关系个体之间关系薄弱，在中华社会中，家庭圈以外的信任关系就相对较低。所以，台湾或者香港等中华社会中的组织分布格局和法国相似。中华社会的产业结构与拉丁天主教国家也惊人地相似：商业大多数为家庭所有和运营，因此规模一般都很小。他们不愿意聘用专业经理人，因为这样需要超越家族界限而进入低信任区。因此支持大规模机构所必需的非个人关系的公司结构一直发展缓慢。这些家族生意往往有活力且盈利，但倘若它们想要摆脱对创始家族成员健康和能力的依赖，且通过制度化而演变成永久性企业，则会遇到重重困难。

在拉丁天主教和中华社会的案例中，不依赖于家庭的大型经济体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干涉和海外投资。法国和意大利的公共部门一直以来都是整个欧洲最为庞大的。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还是属于国有，完全是正统共产主义的做法。在台湾，许多制造业公司——有若干涉足武器和国防——都属公有。而在香港，因为有不干涉主义的英国政府在，所以在经济领域少有政府干预，也因此很少有大型公司。

论及社会群体分部，日本和中华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日本和中国都是儒家文化社会，有着很多相同的文化根源；对比欧洲和美国，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彼此的社会中会更加自在。而在另一个方面，两国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有着惊人的区别。当对比中层结社薄弱的中华文化和拉丁天主教文化，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相似性就不难理解了。因此，美国、日本和德国最早发展出大型、现代、理性组织、专业管理的公司绝非偶然。这三国的文化各有的特征，使得商业组织能够迅速摆脱家庭格局，进而创建各式各样新型且不依赖于亲属关系的志愿社团。之后我们会谈到，他们之所以可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这三个社会中，非亲属关系的个人之间有着高度的信任关系，也就有了社会资本的坚实基础。

[1] 按托克维尔所言：“美国人无论老少，无论条件，无论性格都在不断地结社。他们不仅有所有参加人都参与的商业和制造业公司，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种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关紧要的、一般性或限制性的、超大的或者小微的。美国人结社的目的可能是娱乐，建立神学院，建立旅馆，建造教堂，赠送图书，送传教士去往不信教的区域；以这种方式，他们建立了医院，监狱和学校。若是为了传播某种真理，或者受人感召而去丰富某种情感，他们则会构建一个社团。一些伟大事迹的牵头人，在法国是政府，在英国是上流社会，而在美国则一定是社团。”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2: p. 114.

[2]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Sect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and trans. by C. Wright Mills and Hans Ger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310.

[3] 关于OECD各国的福利开支对比数据，参见Vincent A Mahler and Claudio Katz, “Social Benefit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21 (1988): 37-51.

[4] 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Pacific Divide: American Exepectionalism—Japanese Uniqueness (Tokyo: Kib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ophia University 1992), p. 42.

[5] 虽然对于“大政府”的不信任经常在美国被认为是右派的态度，其实它有右派和左派两个版本。右派的不信任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反对过度监管。左派痛恨国家对于个人生活模式和其他许多个人自由的干扰，从而攻击“国家安全政府”和大企业。左派和右派在美国都有各自版本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

[6] Gerschenkron 认为强大的政府是所有后发展国家的特征，不只是日本。参见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还可以参见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The State and Japanese Grand Strategy,” in R. Rosecrance and A.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01-223; “The People Who Invented the Mechanical Nightingale,” Daedalus 119 (1990): 71-90.

[7] 许多人认为，美国二战后的国防预算实际上是一项产业政策，其对民用经济的某些领域，如航空航天具有重要影响。

[8] 在1868年后的最初几年，日本政府创办并经营众多行业，特别是交通运输、采矿、工程和武器制造，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20世纪的做法一样。这些企业大多亏损；几乎所有都被迅速卖掉了（往往是低价贱卖），在随后几十年中成为一些大型私人财团的基础。在成为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惯用做法一百年前，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广泛的私有化。参见William W. Lur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1868-19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5.

[9] Mahler and Katz (1988), p. 38.

[10] 例如，堀江保蔵（Yasuzo Horie）认为早期的创业者，譬如石川增村（Masumura Ishikawa）和大岛高任（Takato Oshima）都有一种民族意识，并有意建立国家财富。参见“Business Pioneers of Modern Japan,”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30 (1960): 1-16; and “Confucian Concept of State in Tokugawa Japan,”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32 (1962): 26-38.

[11] 关于日本小型企业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参见Lockwood (1954), pp.201-213; and David Friedman, The Misunderstood Mirac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9-11.

[12] Lockwood (1954), pp.578, 588.

[13] 参见Winston Davis, “Japanese Religious Affiliations: Motives and Obligations,” Sociological Analysis 44 ( 1983): 131-146.

[14] 关于日本有更强烈的个人主义特征，虽然这个观点不是很有说服力，参见Kuniko Miyanaga, The Creative Edge: Emerging Individualism in Japa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15]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55), p. 206.

[16] Edward C.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58).

[17] Lawrence Harrison, Who Pros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 55.

第二部分

低信任社会与家庭价值观的悖论

第7章

通往社会性的坦途和弯路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在家庭价值观上攻击民主党，他声称文化左派通过《墨菲·布朗》（Murphy Brown）这样的电视形象来美化单亲家庭。家庭生活的问题突然变得政治化了，左派指责共和党头脑狭隘地抨击同性恋和敌视单身母亲，而右派反驳说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以及福利体制都使美国家庭的力量和稳定急剧下降。

在大选的硝烟散尽之后，很明显美国家庭受到诸多问题的严重困扰，民主党的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多次提及这些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整个工业化社会的核心家庭开始解体，尤其在美国发生了最为巨大的变化。[1]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白人社群中的单亲家庭比例已近30%，而非裔美国社群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达到这一比例，后者让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当时甚为焦急。而在许多内城邻里街区中，黑人单亲家庭的比例已高到近70%。根据美国人口普查部门的详细记载，随着单亲家庭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增加，贫困问题和贫困所滋生的社会问题也显著恶化。[2]与这一趋势相反的是，一些移民群体在美国似乎发展得很好，他们保留了母体文化中强大的家庭结构，而这一结构并没有受到美国主流生活分裂化的影响。[3]目前在美国，人们对于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有效机制有着普遍的正面评价，家庭无法被更大范围的共同体取代，更不用说政府项目了。

让我们且将当代美国的家庭价值观辩论放在一边，一个似乎悖论的发现是，家庭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并不一直起到积极的作用。早年的社会学家认为家庭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观点并不全错。在一些文化中，例如在中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家庭比其他形式的联系要庞大得多。这一点对于产业生活有着惊人的影响。正如近年来中国经济和意大利经济的飞速发展所示，倘若其他文化价值观没有问题，家庭主义本身对于工业化和快速增长都不构成障碍。但是家庭主义的确影响着增长的性质——可能出现的经济组织类型，以及该社会在全球经济体中具体参与的环节。家庭制社会在创建大型经济机构的时候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而这一规模上的约束转而限制其产业在全球经济中可以参与的幅度。

通往社会性有三条大道：第一是基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第二是基于家庭之外的志愿结社，例如学校、俱乐部以及专业团体，第三则是政府。与之相对应的有三种经济组织模式：家族生意，专业管理的公司，和国有或国家支持的企业。第一条和第三条道路其实是有紧密联系的：倘若在一个文化中家庭和亲属关系是通往社会性的首要渠道，那么其在创建大型可持续的经济机构时会遇到极大困难，因此指望国家牵头并予以支持。对比而言，倾向于志愿结社的文化体能够主动创建大型经济组织，而无需政府支持。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调查四个社会样本——中国、意大利、法国和韩国——在这些社会中，家庭都扮演着中心的角色，而志愿结社则相对薄弱。第三部分将调查另外两个社会样本，日本和德国，这两个社会中超越家庭的志愿结社都非常强盛。

几乎所有的经济创举都以家庭生意的形式开始，即由家庭所有且管理的生意。社会凝聚的基本单位也同样是经济规划的基本单位：分工在夫妻、子女、姻亲以及延伸到（取决于文化）更大范围的亲属圈完成。[4]家庭生意在前工业的农业社会中多以农户形式普遍存在，而在近代它们则构成了英格兰和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

成熟经济体中的新业务通常以小型家族生意开始，之后才开始采用更加不涉个人关系的公司结构。因为它们的凝聚力是基于既有社会团体的道德和情感联系，家族企业可以在没有商业法或稳定的产权结构情况下发展兴盛。

但是家庭生意仅仅是经济组织发展的起点。一些社会早早就已经跨越家庭搭建了通往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桥梁。从16世纪开始，英格兰和荷兰建立了允许在大型团体里拥有投资所有权的法律协议，例如合资企业、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作关系。除了能使业主获取他们投资的社会回报之外，这些法律协议还使得毫不相关的人可以一起合作开创业务。通过法律体系而执行的合同，以及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和惩罚，能够填补社会缺乏家庭式信任这一空白。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它通过汇聚大量投资者的资本，而使公司的增长得以超越单一家庭的规模。

经济发展史学家道德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认为，稳定的产权体制的创立，是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一步。[5]在一些国家，如美国，产权体系早就确立起来，即便是家庭生意，通常也合并成法人实体。但在其他地方，例如中国，因为几乎没有产权保障可言，家庭商业是在没有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发展壮大。

虽然像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合作关系等法律协议让没有关联的人可以一起合作业务，但是这些协议不见得能直接实现这一目标，或者宣告家庭生意的灭亡。在很多情形下，家庭生意在这类法律下组成公司，并且享受了法律对它们产权的保护，但在其他方面上它们的运作和之前并无区别。19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家庭经营，虽然商业法和股票市场都已经发展健全。家庭所有业务可以发展到极大规模，雇用上万名员工，使用最先进的科技。的确，当代许多为美国消费者所熟悉的大型企业依旧是家庭所有，例如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 Company）。[6]

但是随着业务的扩大，随之增长的企业规模将超越单一家庭的运作能力。首先跟不上的是家庭管理：一个单一家庭，不管具有怎样的规模、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其有能力的儿子、女儿、配偶和兄弟姐妹的人数总是有限的，却要照顾到快速扩张的企业的方方面面。家族所有制常常能够持续更久，但同时，其增长需要的资本却也非单个家庭可以提供。家庭控制首先由于银行借贷而被稀释，导致部分话语权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其次由于公开募股。许多情况下，创始家庭离开或者被排挤出局，因为业务已经被非家族投资人收购。有时候家族因为嫉妒、内讧或无能而解体——这样的例子常见于爱尔兰酒吧、意大利餐馆和华人洗衣店。

在这个节骨眼上，家族生意面临着关键性抉择：究竟是设法在家族范围内维持对企业的控制，这常常意味着保持既有的小规模，还是放弃控制而实际上成为被动的股东？如果选择后者，家族生意则让步给现代公司组织形式。职业经理人取代创始家族的成员，前者的选择并不基于血缘而是他们在某方面的管理特长。企业变得制度化，超越任何个体的控制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家庭企业常常照旧行事的决策结构，让位给有着结构化职权阶梯的正规组织模式。人们无须再直接向公司创始人汇报，因为新建立的中层管理人员的等级制度将顶层决策者与超负荷的底层信息相互隔绝。最终，运营大型业务所必需的复杂度，要求公司发展出由独立部门分担责任的去中央化的决策形式，管理高层可以将其作为独立的利润中心来看待。[7]

公司的组织形式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最早在美国，稍晚在德国。但到20世纪前几十年的时候，它已经发展成了美国经济组织的主导模式。阿道夫·伯利（Adoph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ner Means）在1932年出版的《现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书中，对美国商界中管理主义的崛起做出了经典的描述。他们发现，随着新的公司组织形式的出现，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出现了分离，释放出了所有者和专业经理人之间可能的利益冲突。[8]商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以详尽的笔触追述了现代多部门等级制度企业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崛起。[9]许多美国现代知名企业，例如杜邦（du Ponts）、柯达（Kodak）、西尔斯（Sears）、罗巴克（Roebuck）、必能宝（Pitney-Bowes）、凯洛格（Kellogg）等都是从19世纪的家庭商业模式起家的。

几十年年来，社会科学家坚信，从基于传统互惠道德观的家庭商业，发展到以合同和产权的现代化、不受个人影响的、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这其间有一条自然发展的途径。因此，许多社会学家辩称，过于强调家庭纽带而牺牲了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即所谓的“家庭主义”——会阻碍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辩称强大的中国家庭构成了他所谓的“亲缘关系的束缚”（约束过强的家庭关系），因此约束了现代经济组织所必需的普世价值和超越私人关系的社会的发展。

在西方，许多观察家坚信，如果经济要进步，则家庭纽带必须弱化。以下这段引文选自战后早期现代化学派关于工业发展的作品，即表达了这一扩展式家庭崩溃的观点：

[扩展式家庭]为它所有的成员都提供了庇护和食物，而无论他们的个体贡献，因此贫困者和懒惰者都为一种”社会保障“体制所照顾。工作的成员要将他们的所得分配给所有人；不提倡个人存款。长辈紧密关注其成员的行为和事业（包括婚姻）。家庭忠诚和责任感高于其他忠诚和责任。因此。扩展式家庭淡化个人工作、节俭和投资的意愿。[10]

不仅西方社会科学家和管理学专家对家庭在经济生活的角色持有消极态度。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对此坚信不疑，他们希望通过提倡其他类型的忠诚——如对公社、党和政府——来打破传统中国家庭的约束。[11]

虽然家庭主义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科学家同样倾向于认为社会经济的变革必然导致家庭主义的衰败。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在前现代农业社会，某种形式的扩展式家庭是标准，而这些家庭由于工业化而被核心家庭所取代。虽然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结构多种多样，但人们发展出了一个共识，假以时日，这些区别都将被消除，各种文化都将采用在北美和欧洲非常普遍的核心家庭结构。

晚近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发展只有一条道路，所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遵循它，这种观点逐渐变得没有那么受欢迎了。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发现，德国和日本等后期现代化国家选择了和英格兰和美国等早期现代化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前者的政府在推动发展中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12]从公司组织的演进来看，钱德勒所描述的大型的、垂直发展的公司并不是应对规模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日本的经连会（keiretsu）体制提供了另一种样式的公司组织模式，它基于网络而非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以更加灵活的组织形式达成了纵向整合的规模经济。一个处于先进工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够依旧以家庭生意为主导模式，后面台湾和意大利的案例足以证明这一点。手工业传统和小规模生产没有消亡，而是与大规模批量生产设备并行发展。[13]

家庭史的最新研究表明，“现代”家庭从扩展式家庭发展到核心家庭这一线性表述不准确。历史研究表明，核心家庭在前工业社会的普及程度超过我们之前的想象，而在某些案例中，扩展式亲属群体一开始解体了，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它们之后又重新构建起来。[14]从文化的出发点最重要的是，因果关系并不是单行道：正如经济变革会影响家庭的本质，家庭结构也对工业化的本质有重大影响。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到，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在结构上区别很大，而这些区别最终可以追溯到家庭结构的不同。

在过去几十年间的美国，认为家庭是发展障碍的尖锐观点已经变得缓和多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积极的评价家庭生活在经济福祉上的作用——正如丹·奎尔的家庭价值观辩论所示。回顾来看，现代化理论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间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家庭结构的解体会以核心家庭为终点，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可这一结构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实际情况是，核心家庭开始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解体成为单亲家庭，这一过程的后果远不及几代之前扩展式家庭解体为核心家庭的后果那么温和。

[1] James Q. Wilson, “The Family-Values Debate,” Commentary 95 (1992): 24-31.

[2] 参见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udies in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P-23, no. 162; Changes in American Family Life, P-23, no. 163; Family Disruption and Economic Hardship: The Short-Run Picture for Children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 P-70, no. 23;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60, no. 16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3] 参见我的文章，“Immigrants and Family Values,” Commentary 95 (1992): 232.

[4] 关于美国家庭企业的大致演变，参见W. Gibb Dyers, Jr., Cultural Change in Family Firms: Anticipation and Managing Business and Family Transitio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6).

[5] Dyers (1986).

[6] 关于金宝汤（Campbell Soup）和其他大型、经久不衰的家族企业, 参见Philip Scranton,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es and Dynamics of Long-lived Family Firms,”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2d ser. 21 (1992): 219-227.

[7] Oliver Williamson,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1971): 112-123.

[8] Adolph A. Berle and Gard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2)；还可以参见Means, Power Without Property, A New Development i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9).

[9] 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 Clark Kerr, John T. Dunlop, F. Harbison, and C. A. Myers,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Harmondsworth: Pelican Books, 1973), p. 94.

[11] 关于中国家庭的负面观点，参见Brigitte Berger, “The Culture of Modern Entrepreneurship,” in Brigitte Berger. ed, The Cul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1), p. 24.

[12] 参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3] 相反，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专业化管理、理性化组织的国有企业自古有之，如中国景德镇的巨型瓷器厂雇用数千名工人。在没有产权法的前工业化社会，这样的国有企业昭示了现代民营企业的形式和作用。

[14] Tamara Hareve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nd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 (1991): 95-122; Hareven, “A Complex Relationship: Family Strategies and the Process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Roger Friedland and A. F. Robinson, eds., Beyond the Market 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0). 还可以参见William J. Gooar,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59), pp.23-24，他发现许多所谓“现代”西方家庭的特征其实在工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第8章

一盘散沙

位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王安实验室（Wang Laboratories）是以家庭生意开始的。到1984年为止，王安以电脑设备制造商的身份坐拥22.8亿美元收入，并一度雇用了24 800名员工，最终成为波士顿最大的雇主之一。[1]王安在1951年创立王安实验室，他出生于上海，十二岁时移民美国。王安实验室在20世纪50年代末上市，在下一代间成为一个伟大的美国高科技创业的成功故事。但当王安在20世纪80年中期准备退休的时候，他坚持让在美国出生的儿子王烈（Fred Wang）来接手公司。王烈的提升越过了若干业绩卓越的高级经理，其中包括约翰·康宁汉（John Cunningham），后者在公司内部大多数人看来是王安最为合理的接班人。王安之子提升背后令人瞠目的裙带关系让一批美国经理人感到被排挤，他们迅速离开了公司。[2]

即便是作为一个变化无常的电脑产业公司，王安实验室之后的衰败也让人惊讶不已。在王烈接手一年后，公司公布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公司90%的市值在四年之内蒸发，1992年公司宣布破产。王安最终承认自己儿子不够资格担任经理角色，并且被迫将他解雇。这一为美国人所熟悉的华人品牌是否能够熬过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还是个未知数。

王安实验室的故事，虽然远离中国本土，依旧揭示出华人商业的一个基本规律：虽然华人产业过去二十年间在全球范围扩张，以及许多华人公司有着高科技、现代化一面，华人产业还持续着其基于家庭纽带的套路。华人家庭提供开创新商业所需要的社会资本，但它同时制造了对于这些企业最重要的结构性限制，这一限制令它们无法演化成可持续的大型企业。

王安实验室的惨败展现出华人文化的另一些层面。有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在王烈接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其实是其父管理方式所导致的。王安一直是一个专制的公司总裁，不愿意将权力下放。1972年，公司已经有2 000员工，其中136人直接向他汇报。[3]王安本人精力充沛、能力卓越，能够将这一个极具华人特色的辐射式的管理体制盘活，在某些层面上甚至提振了全公司上下的士气。但是在王安退休之后，这一管理体系就愈发难以制度化，并且加快了公司的衰败。这样的管理手段在全球的华人商业中依旧持续着。他们的家庭根源强壮且根深蒂固。

华人构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群体。他们分布广泛，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国家中，其中包括依旧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大陆，寄居大量海外华侨的东南亚，还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在内的工业民主国家。

虽然有着这些政治环境的多样化，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一个相对趋同的华人经济文化。其最为纯粹的形式体现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因为那里的华人是多数民族，且政府没有像在中国大陆那样推行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但这一文化也同样可见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华人少数民族领地。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大陆出现的开放型私有经济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文化。此外，正如王安的例子所昭示的那样，这一文化甚至在美国也清晰可见，虽然在美国趋于主流文化的融合度要高于东南亚地区。每当政府允许华人群体自行组织行事，类似的经济行为就会出现，这一点说明这一经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自然性外延。

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华人社会的产业结构最为显著的特色是企业的小型化。[4]在西方、日本和韩国，随着经济发展，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而非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在华人文化中，情况正好相反。比如在台湾，1971年之前成立的44 054家制造企业中，68%是小型企业，其余23%被列为中型企业，其雇员都在50人以内。[5]这一类公司在1966到1976年间的增长率是150%，然而通过员工总数所衡量的公司平均规模不过增长了29%。而韩国复制了日本和美国的增长模式，于是情况截然相反：制造业的公司总数同期只增长了10%，然而企业的员工总平均数增长了176%。[6]虽然台湾有一些大型企业，但规模是远远无法与韩国企业相提并论的。这一区别很明显不能用发展阶段论来解释，因为韩国的发展略微落后于台湾。台湾在1983年最大的企业台塑销售额为16亿美元，员工总数为31 221人，而韩国的大型企业例如现代和三星，二者同期的销售额分别为80亿美元和59亿美元，员工总数分别为137 000人和97 384人。1976年，台湾公司的平均规模只有韩国企业平均规模的一半。[7]

小型企业在香港更是王道，香港因其微小企业所构建的极富有竞争力的市场而享有盛名。的确，香港公司的平均规模事实上已经萎缩了：1947年，香港拥有961家公司，一共雇佣了47 356名员工，平均每家公司雇佣49.3人，而到了1984年，香港共有48 992家公司，总共雇用了904 709名员工，平均每家公司雇佣18.4人。[8]甚至在观塘这样的工业区，虽然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鼓励大型企业的发展，72%的公司只有50名以下的雇员，只有7%的企业雇佣了200名以上的员工。[9]这一企业规模的萎缩，部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广东省在20世纪80年代对香港开放贸易；许多较大型的制造企业都移植到内地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资本从大陆倒流涌进香港，并用以在那里打造若干大型企业。海外华人群体的数据也显示出相类似的模式。例如在菲律宾，华人公司的资产是非华人公司的三分之一。[10]在1990年《财富》杂志所调查的环太平洋最大的150家企业中，只有一家台湾“国有”的石油公司是华人企业。[11]

台湾产业的小规模化与台湾发展的另一个独特之处相关：大部分的制造业是在大型城市区之外完成的。晚至20世纪60年末，台湾制造业过半的劳动力都是在七个最大的城市和九个最大的城镇区域之外工作。[12]家庭手工业中大部分的制造业由兼职农户完成，中国大陆在去集体化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些公司通常完全由家庭储蓄来支撑，使用家庭劳动力来生产科技含量低的塑料部件、纸质产品等。[13]

在台湾一直也存在着大型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在石油化工、轮船制造、钢铁、铝业，更近期则是半导体和航空业。这些企业中有的在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成立了，1945年当国民党控制台湾之后，这些企业被收为“国有”。爱丽丝·埃姆斯登（Alice Amsden）认为，台湾的“国有”部门在许多关于台湾发展的讨论中被忽略了，而这些企业在台湾早期的工业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4]但是这些大型“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台湾经济最缺乏活力的部分，其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它们中许多都在亏损经营，由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维系生产，抑或“国有制”是这类社会中发展大型企业的唯一途径。[15]从20世纪50年开始推动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是以小型企业为主的私有商业部分。

而在其他亚洲社会中，还有另一种个体商业之外的经济组织结构，或可统称为“网络组织”。[16]规模最大、最有名望的莫过于日本的经连会（keiretsu，在二战前被称为zaibatsu，即财阀），例如住友和三菱集团：都是公司联盟，通常以某一银行为中心，互相持股并且以彼此作为优先合作伙伴。韩国的网络组织被称为财阀（chaebol），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三星和现代。这些网络组织在经济规模和领域上达到了西方行业领军企业的水平，但是对比规模相当的垂直结构的美国公司，这些组织在结构上更为松散，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台湾也拥有网络组织，但性质却大不相同。首先，它们对比日本和韩国的组织来说在结构上要小许多：日本最大的六家经连会平均有31家企业，[17]韩国的财阀平均有11家，而台湾的网络组织平均只有7家。台湾商业组织中的平均企业规模也要更小，而它们在经济体中的角色也小得多。日本和韩国的网络组织囊括了各自经济体中最庞大也最重要的企业，然而台湾的组织则更边缘化：台湾规模最大的500家制造商中只有40%属于商业集团。[18]和日本财团不同的是，这些商业组织并不以一家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为中心。大多数的台湾公司和若干不同的银行打交道，而后者一律都属“国有”。[19]最后，将这些台湾组织成员连结起来的纽带性质亦不同：它们大多数以家庭为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更接近韩国的财阀，其纽带也是亲属关系，而日本经连会则是通过相互持股而彼此连结的公共企业。[20]

华人社会的企业之所以小规模化，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私有部门商业都是家庭所有和管理的。[21]虽然找到精确的所有权数据比较困难，但是有证据显示，支配着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经济生活的小型商业绝大多数是由单一家庭所有的。[22]在日本和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大型、科层制、公共持有、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出于各种实际目的，在华人文化的社会中不存在。

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不存在大型企业或者职业经理人。包玉刚爵士名下的 “香港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一度是亚洲最大的航运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分部。[23]李嘉诚的庞大帝国同样将总部设在香港，也成功地雇用了一大批职业经理人。在台湾，有十余个亿万家族控制了大型商业，在香港也是如此。香港股票市场上54%的资本由十个家族所控制（七个华人家族，一个英国犹太家族，两个英国家族）。[24]

从外表看来，这些机构很像是现代法人团体，远在旧金山、伦敦、纽约和其他地方设有分部。但这些大型公司依旧是家族式管理，各区域分部往往由坐镇香港或台北的创始人的兄弟、表亲或女婿来主管。[25]在公司的高层，家族所有权和家族管理制度的分化要比日本和美国的公司缓慢得多。李嘉诚的帝国现在由他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两个儿子接管。包氏帝国分给了四个女婿来管理。在包玉刚去世前夕，他的帝国也依照家族的这些分支一分为四。[26]

虽然许多大型企业在它们当地的股票市场上挂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所受的家族控制要小于其他私有企业。家族往往不希望它们持股的比率低于35%到40%——这一比率足以保证它们在公司中的支配地位。[27]再者，许多公开发行的股票依旧为同一家族控股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所持有。[28]这些扑朔迷离的持有关系往往掩盖了单一家族控制的真相。

家族生意并不是华人社会独有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西方公司都是以家族企业的模式开始的，之后才采用了法人团体（公司）的结构。正如王安实验室的例子所示，华人社会工业化过程中最让人惊讶的一点是：华人家庭企业在从家庭管理转向专业管理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困难，而这恰恰是企业走向制度化和超越创始家庭生命线的必要步骤。

华人在走向专业化管理中所遇到的困难是与华人家庭主义的本质密切相关的。[29]华人非常倾向于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反之也同样非常不信任自己家族和亲属群体之外的人。[30]戈登·雷丁（Gordon Redding）关于香港商业的研究表明：

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对家庭绝对相信，也相信已经建立起相互依赖且彼此互相留有余地的朋友和熟人。至于其他人，人们绝不会假设他们存有什么好意。人们大可以期望自己被人以礼相待，但过此界限，人们必须假设，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首先考虑的总是自身（如家庭）的最大利益。对于华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彻底弄清自己的动机，就是对于他人的动机时刻保持警惕。[31]

在家庭之外的信任匮乏，致使不相关的人很难组建群体或者组织，例如商业企业。与日本最为突出的对比是，华人社会不是群体取向的。这一区别为林语堂所捕捉到，他将日本社会比作一块花岗岩，而传统华人社会则是一盘散沙，每一粒就是一个家庭。[32]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观察者看来，中国社会常常看上去极度个体化。

在传统的华人经济生活中，没有类似日本的番头（banto）之类的角色，即从外面请来管理家庭商业事务的专业经理人。[33]华人社会中即便是小型的商业也常常需要雇用非家庭成员，但是这些雇员与家庭老板或经理的关系非常疏远。他们没有日本人将企业或公司当做代理家庭的概念。非家庭成员的雇员不愿意为他人打工，不希望一辈子都在一家公司工作，他们希望获得自由身，创办自己的公司。[34]比较管理学研究发现，华人经理和雇员保持更加疏远的关系。[35]日本经理在晚上和手下员工一起出去喝酒时表现出的那种自发平等的友爱关系，在华人文化中甚为罕见。日本风格的公司活动中，往往一个办公室的人，包括经理和手下员工，会离开东京或名古屋到乡下去度假几天，而这一习惯对于华人和西方社会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在香港或台北，静修或度假都常常限于家庭成员，偶尔会由更大规模的亲属团体参与。[36]华人公司中非家庭成员的经理人不会获得大笔的企业股权，并且常常抱怨与老板交涉时缺乏开诚布公的感觉。再者，他们经常在升迁的时候碰到发展瓶颈，因为重要职位往往会授予家庭成员。

正如韦伯和其他人所言，裙带关系是现代化的一大绊脚石，虽然华人社会有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在华人经济生活中，裙带关系还未完全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变得更加紧密，因为对华人来说，家庭的地位要比在其他文化中更加居于中心，而华人也找到了围绕家庭发展的方法。为了解决接班人良莠不齐的问题，许多大型现代华人企业的创始人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他们会被送往斯坦福、耶鲁或麻省理工的商学院或工程学院。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嫁女将管理精英引入公司。家庭的责任是双向的：在美国研读医学或科学的儿子被召回家接手家业，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这样的策略是有其局限性的，尤其是当公司规模扩大而家族却人丁不旺时。

看重家庭的价值观有着巨大的影响，它造就了在许多华人消费者中不寻常的困境，而这些困境在其他文化中则没有出现。以下是对香港购物的一段描述：

零售商照理要给予近亲更低的价格，而近亲照理也不可太挑三拣四……有一个老妇人小心翼翼地避开她妹妹的儿子所经营的一家杂货店，因为她会觉得每次她到店里去就有义务买点东西。倘若她要买个蓝色的物件，而店里只有红色的，她则不得不买红色的。因此她去非亲戚经营的店铺，在那里她可以仔细挑选合她心意的物件，如果找不到就不买，找到了也能拼命砍价。[37]

华人社会中对于外围人的强烈不信任以及对于家庭管理制度的偏好，导致了华人生意中特有的三阶段周期律。[38]在第一阶段，某个企业家创立了生意，他通常是一个大家长的角色，将自己的亲戚安排在重要的管理职位上，并且以专断独行的方式管理公司。华人家庭的团结并不意味着其内部没有强烈的冲突，但在外部世界看来，这样的家庭表现出统一战线，而纷争也最终会由创始人来调解好。因为许多华人企业家都是一穷二白起家，因此整个家庭都愿意全心投入让生意成功。虽然生意可能雇用非家庭成员，但是公司的财务和家庭的财务基本是一体的。

在第一代企业家兼经理的管理下，即使生意兴隆并扩张，也不会朝着现代管理体制发展，变成有劳动分工、等级管理、去中心化的、多部门的组织结构。公司沿用高度中心化的轴辐式体制，整个组织的所有分支都向创始人直接汇报。[39]华人管理风格常常被人称作“人治”——也就是说，人事决定往往不取决于客观的业务指标，而是基于老板与下属的私人关系，即便他们之间没有亲属关系。[40]

倘若该家庭公司成功的话，进化的第二阶段发生于创始人去世之后。中国文化的均分原则影响深远，即家庭里所有的男性继承人都继承相同等份的财产，因此创始人的所有儿子都获得相同等份的公司股份。[41]虽然所有的儿子都承担着管理公司的压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和其他文化一样，服从的压力会转化成叛逆，于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被送去美国或者加拿大学习商科的儿子，决定转到艺术或其他与父亲的商业世界毫不相关的专业。这些儿子合作管理公司的伙伴关系又和继承权争斗搅和在一起。虽然他们开始都持有相同的股份，但对于管理公司，并非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能力或兴趣。公司想要延续下去，最大的可能是由一个儿子承担起领导责任，把权威重新集中到他手中。如果事情没有照此发展下去，那么权威便会在兄弟间分裂。这一结果常常导致纷争，有时不得不通过正式的、合同化的权威来解决。如果责任的分担没能和睦地解决好，那么继承人会展开对于公司绝对控制权的争斗，有时候这将导致公司的分裂。

当公司的控制权传到创始人的孙辈，第三阶段开始了。这样企业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往往会分化得更加厉害。因为子辈的子女数目各不相同，那么孙辈获得的股份也就大小不等了。倘若家庭生意非常成功，那么孙辈往往在富足的环境中成长。和家族企业创始人不同，孙辈往往认为他们的财富来得理所当然，而更不愿意为了保持家族企业的竞争力而做出牺牲，抑或他们对其他事物产生了兴趣。

从第一代到第三代之间企业家精神的逐渐衰落并不是华人文化中特有的现象。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中，被称为“布登勃洛克”（Buddenbrooks）现象。而爱尔兰俗语“富不过三代”（Shirtsleeves to shirtsleeves in three generations）描述的就是家族兴衰。在美国，依照小型企业管理处的估计，百分之八的美国企业是家族持有的，而只有三分之一的家族企业延续到了第二代。[42]许多伟大的美国家族企业都经历过类似的衰落——例如杜邦、洛克菲勒（Rockefellers）和卡耐基（Carnegies）。子辈和孙辈可能在例如艺术或政治领域有超凡表现（例如尼尔森·洛克菲勒和杰伊·洛克菲勒），但他们在管理父辈的企业方面少有上佳表现。

然后，美国和华人企业家庭的显著区别在于，当发展到第三代的时候，很少有华人企业成功地完成制度化发展。美国家族企业则会迅速引进职业经理人，尤其是在公司创始人过世之后，当发展到第三代的时候，公司往往已经完全移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孙辈或许依旧作为大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积极地参与公司的管理。

对比而言，在华人文化中，对于外围人的不信任往往使公司无法制度化。家族企业持有人往往不愿意让职业经理人来接手公司管理，而更愿意在公司的分化中默许新的发展，抑或让公司完全解体。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中国清末时期的盛宣怀，他早年飞黄腾达，但却不愿意把企业盈利所得再投资，转而将其资产的百分之六十放到了用以资助子辈和孙辈的基金当中。在他去世后的十年内，这一基金就被挥霍一空。[43]我们必须考虑到盛宣怀所在年代种种不利的政治因素，但他的例子似乎说明，一个原本可以成为中国的住友集团的企业，其资本被挥霍一空仅仅是因为华人对于家族的态度。

华人企业难以完成制度化，以及华人的遗产均分原则，解释了为什么华人家族企业总是难以壮大。这也赋予整个经济体一个大为不同的特征：公司不断地组建，兴起，然后破产。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许多产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是垄断性组织，由若干产业巨头分割市场。而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情况正好相反，那里的市场正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期望的那般充满完美竞争，有着成百上千的小型企业激烈竞争以求生存。如果卡特尔式的日本经济结构显得反竞争的话，那么华人家族企业万花筒般的变化无常则显得竞争过度了。

华人企业小规模的另一个后果是华人品牌的消亡。[44]在美国和欧洲，19世纪晚期，烟草、食品、成衣以及其他消费商品行业中开始涌现出品牌化和包装化的货物，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制造商想要控制对他们货物开放的新兴大众市场，于是他们开始产销一体化。品牌的建立必须基于公司对于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开发能力。品牌公司必须足够大，并且发展时间足够长，才能让消费者对于他们产品的质量和独特性有认知。例如柯达、必能宝、柯特尼（Courtney’s）和西尔斯等品牌都起源于19世纪。三洋、松下和资生堂等日本品牌的历史稍短，但均是由庞大的制度化企业所创造的。

而在华人企业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品牌。对于美国人而言，唯一熟悉的品牌是王安电脑，但这一例外同样证明了普遍规律。在香港和台湾，华人企业生产的布料供应给例如斯波尔丁（Spaulding）、鳄鱼（Lacoste）、阿迪达斯（Adidas）、耐克（Nike）和阿诺帕玛（Arnold Palmer），但却很少有华人企业创出自己的品牌。这背后的原因，我们从华人企业的周期律已经略知一二。因为他们不愿意发展出职业化管理，而且他们在产销一体化方面面临多重困境，尤其是进入到不熟悉的海外市场——这往往需要雇用有市场营销能力的本地人。华人家族企业很难壮大到能够大规模生产有特色的产品，少有企业能够维系到创建消费者口碑的那一天。因此，华人企业往往与西方企业合作来开发市场，而非像大型日本企业一样创立自己的市场部门。这样的合作对于西方企业来说是个好差事，因为华人企业不太会像日本企业那样在一个行业内主导市场营销。[45]在其他的案例中，例如喇叭男孩（Bugle Boy）系列服装，市场营销是由一个熟悉美国企业的美国华人来完成的。

华人企业保持小型以及家庭经营的特色不见得总是一个劣势，在某些市场中它有可能成为一个优势。华人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他变化迅速、高度分散的小型市场中表现最为出色，例如纺织、成衣、贸易、木材、电脑组装和配件、皮革品、小型金属器材、家具、塑料、玩具、纸制品以及银行业。小型的、家族管理的企业高度灵活，能够迅速决策。比较而言，大型的、等级制度的日本公司有着繁杂的共识决策机制，而小型华人企业能够更加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做出反应。但华人企业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以及在因制造过程繁杂而规模收益庞大的行业中就表现欠佳——例如半导体、航空、汽车、石油化工等。私立的台湾企业根本无法与英特尔（Intel）和摩托罗拉（Motorola）在生产最新一代的微处理器上竞争，而日立和NEC等日本公司就完全可以做到。[46]但他们在个人电脑的消费末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在那里数之不尽的非品牌商家纷纷开设小型流水组装线。

对于华人社会来说，有三条途径可以改变其无法创建大型企业的不足。第一是通过网络组织。也就是说，华人企业可以通过家庭或个体的关系与其他小型华人企业建立联络，构建相等规模的大型经济。今天的环太平洋地区，有着大量的彼此交叠且不时呈网状向外扩张的华人企业网络。在中国的福建和广东地区兴建暖房的多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家族企业网络，扩散到邻近的大陆区域。家庭对于网络组织和家庭企业来说都是重要的，或许对于前者而言重要性要小一些。许多网络都利用了家庭以外的亲属关系，例如在中国南方的大型宗族组织。（在另一方面，一些网络关系完全不是基于亲属，而仅仅是基于个人信任和合同。）

第二种构建大规模产业的方法是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在是否允许外国人扮演如此重要的经济角色这个问题上，华人社会一直很谨慎。在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这一举措一直受到严格监管。

华人社会构建大型经济体的第三个方法是通过国家主导或者持有企业。在中国，小型的、竞争激烈的私有企业市场并非新兴现象；在农村或城市，这一系统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生活的特征。此外，传统中国在前现代时期（对比同时代的欧洲）就有着非常纯熟的生产能力和高超的技术水平，但这些都属于国家控制。比如，景德镇的陶瓷中心有着数十万居民，据说每一件瓷器在制造过程中要经过七十甚至更多人的双手。当时那里的陶瓷生产业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产业，且没有规模相当的私人企业的记录。[47]同样，晚清政府——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王朝——开办了若干“官督商办”的企业，以垄断包括盐业和被认为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大量军工生产。在这些例子中，朝廷指派监督官员，但把生产的权力卖给民间商人，并对他们课税。[48]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赢得内战后，迅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将中国工业国有化。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拥有若干巨型（且效率十分低下）的国有企业。但国民党同样在台湾地区从日本人那里接手了若干大型“国有”企业，直到最近还没有将其私有化。如果台湾希望在航空业和半导体生产业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政府赞助（不管是“国有”还是政府补贴）可能是唯一的途径。

在华人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家庭主义扎根于华人文化的深处。我们接下来将要了解其特性。

[1] Charles C. Kenney, “Fall of the House of Wang,” Computerworld 26 (1992): 67-69；还可以参见Donna Brown, “Race for the Corporate Throne,” Management Review 78 (1989): 26-27.

[2] Daniel Cohen,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Wang,” Business Month 135 (1990): 22-31.

[3] Cohen (1990), p. 24.

[4] Gary Hamilton和高承恕（Kao Cheng-shu）认为，台湾地区的小企业规模与日本和韩国相似的假设并不基于事实，实际上台湾所有制造业企业中少于30名工人的企业的比例低于它的亚洲邻国。然而，他们的统计，即台湾雇用人数超过300的大公司数量超过日本，有很大的误导性。问题在于，所有公司中某一规模的百分比，并不是衡量它们经济重要性的最佳指数；更有效的方法是衡量总增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显而易见，日本和韩国的大公司在各自经济发挥的作用要远大于台湾的公司。Hamilton and Kao,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Family Firm in Taiwa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Business Institutions 12 (1990): 135-151. 还可以参见Samuel P. S. Ho, Small-Scale Enterprise in Korea and Taiwan (Washington: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384, April 1980).

[5] Ramon H. Myer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1965-1981,” in Lawrence J. Lau, Models of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86), p. 29.

[6] Tibor Scitovsk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1965-1981,” in Lau (1986), p. 146.

[7] Myers in Lau (1986), p. 54. 还可以参见Ramon H. Myer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China Quarterly 99 (1984): 500-528.

[8] Simon Tam, “Centrifugal versus Centripetal Growth Processes: Contrasting Ideal Types for Conceptualizing the Developmental Pattern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Firms,” in Stewart R. Clegg and S. Gordon Redding, eds., Capitalism in Contrasting Cultures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161.

[9] John C. Pelzel, “Factory Life in Japan and China Today,” in Albert M. Craig, Japan: A Comparative 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79.

[10] G. L. Hicks and S. Gordon Redding, “Cultur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e Philippines: The Chinese Puzzle,” in R. M. Bautista and E. M. Perina, eds., Essay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Honor of Harry T. Oshima (Manila: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1982), p. 212.

[11] 那家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是环太平洋地区的第四十一大的公司，在1989年以8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The Pac Rim 150,” Fortune 122 (Fall 1990): 102-106.

[12] Gustav Ran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alter Galenson, ed.,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28.

[13] Justin D. Niehoff, “The Villager as Industrialist: Ideologies of Household Manufacturing in Rural Taiwan,” Modem China 13 (1987): 278-309.

[14] Alice Amsden,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78-106. 根据Amsden自己的数据，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从1952年的57%跌至1980年的18%。

[15] Robert H. SKui, Leadership and Values: The Organization of Large-Scale Taiwanese Enterpri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6.

[16] 关于亚洲网络组织的简介，参见Gary G. Hamilton, William Zeile, and Wan-Jin Kim, “The Network Structures of East Asian Economies,” in Clegg and Redding (1990), pp.105-129.

[17] 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82.

[18] Hamilton and Kao (1990), pp.140-142.

[19] Robert Wade, “East Asian Financial Systems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s: Lessons from Taiwa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7 (1985): 106-127.

[20] Hamilton and Kao (1990), pp.145-146. 还可以参见Joel Kotkin, Trib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p.165-200.

[21] 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3.

[22] 许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公司实际是通过家庭控制的。一位观察员报告说，在香港一半的大棉纺纱厂为家族所拥有，但是这实际上低于真实数据，因为家庭的所有权没有必要在企业申请时予以披露。Siu-lun Wong, “The Chinese Family Firm: A Model,”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 (1985): 58-72.

[23] 关于包玉刚（Y. K. Pao）的职业发展轨迹, 参见Robin Hutcheon, First Sea Lord: 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Y. K. Pao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4] Redding (1990), p. 151.

[25] Robert Heller, “How the Chinese Manage to Keep It All in the Family,” Management Today (November 1991): 31-34.

[26] Heller (1991), p. 34: “The Overseas Chinese,” Economist, July 18, 1992, pp.21-24.

[27] “The Overseas Chinese,” p. 24.

[28] Richard D. Whitley, “Eastern Asian Enterprise Structure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11 (1990): 47-74.

[29] 关于中国企业颇有启发性的研究, 参见Wellington K. K. Cha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irm and Its Modem Reform,”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6 (1982): 218-235, and Merchant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77).

[30] 关于这一点，参见Richard Whitle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 Organization Studies 12 (1991): 1-28.

[31] Redding (1990), p. 66.

[32] Redding (1990), p. 36.

[33] 在中国相当于“番头”的角色称为掌柜，掌柜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在某些时候业主不希望自己的角色为人所知，就指派掌柜主事。但日本文化中的番头要比中国的掌柜更为普遍。这一观点，我要感谢陈锦江（Wellington Chan）。

[34] Siu-lun Wo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sian Family Value to Other Sociocultural Settings,” in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p. 143.

[35] Gary G. Hamilton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1988): S52-94.

[36] Francis L. K. Hsu, 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 (New York: Schenkman Publishing Co., 1975), p. 15.

[37] Quoted by Wong in Berger and Hsiao (1988), p. 136.

[38] For descriptions of this evolution, 参见Wong in Berger and Hsiao (1988), pp.140-142; and Redding (1990), pp.104-106.

[39] John Kao, “The Worldwide Web of Chinese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1 (1993): 24-34.

[40] Whitley (1990), p. 64.

[41] Wong in Berger and Hsiao (1988), p. 139.

[42] Brown (1989), pp.22-29

[43]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84-85.

[44] 该观点见于 Redding (1990), p. 5.

[45] Redding (1990), p. 229.

[46] 在生产先进的微处理器和其他逻辑电路的竞争上，日本半导体厂商没有取得像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等公司那样的成功；它们在生产缓存和半导体业务的大宗商品中要成功得多。然而，它们的技术复杂水平要远远高于任何其他亚洲国家。

[47] W. J. F. Jenner, 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1992), p. 81.

[48] 这些官督商办工业是非常低效的。任命负责监督的官员认为自己主要责任是收税。和在私有部门一样，升迁靠的是亲属关系，而不是基于普遍性标准的基础；运行这些企业的官员往往缺乏主动性。日本政府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它早早就将这些行业出售，清政府（以及各区域和地方政府）没有将这些工业私有化，反倒把它们作为税收来源。Feuerwerker (1958), pp.9-11, 22-23.

第9章

“布登勃洛克”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掌权后坚决要打破家庭主义对社会的控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传统的父系家庭对于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威胁。但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家庭是政治上的一个竞争对手，它会削弱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于是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摧毁传统家庭：制定“现代”家庭法，取缔一夫多妻，以保障妇女权利；通过农业集体化将农村家庭解体；将家族企业收归国营或者干脆没收；儿童从小就被告知党是最高权威的来源，而不是家庭。计划生育措施中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在限制中国爆炸式的人口增长，而这一政策是对传统儒家思想最为正面的攻击，因为这个传承千年的思想一直崇尚多子多福。[1]

但是共产党大大低估了儒家文化和中国家庭残存的影响力，后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政治运动而变得愈发强大。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国文化中家庭的角色，我们才能看清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今天世界其他家庭式社会的本质。

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间，对比佛教和道教，儒家思想更加深刻地定义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特质。它包含一系列对于社会平稳运作至关重要的伦理原则。[2]这一社会的监管不是通过源于社会的宪法或法律体系来完成，而是通过社会化过程让这些伦理原则在个体身上实现内化。这些伦理原则定义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本质，其中最为核心的五种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

已有很多论著讨论了杜维明所谓的“政治儒家”（political Confucianism），“政治儒家”指的是它对等级制社会关系的推崇，将君王放在最高位，其下是一个由士大夫阶层构建的精微而集权的官僚系统。这一政治结构被认为是整体中国人的“超级家庭”，而君王和子民的关系就如同父亲对子女。在这一体制中，通过各级科举考试实现选贤与能，借此让优秀人才进入官僚系统，但社会期望考生达成的理想状态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士大夫形象。君子知礼，即懂得遵照一套繁复而精致的礼仪规则行事[3]，而这一形象与现代企业家相去甚远。君子向往安逸而非辛苦工作，靠抽租取得收入，视自己为儒家传统的卫道士而不去做创新的工作。在传统的等级制的儒家社会中，商人是不受尊敬的。如果一个商人的家庭发迹，那么儿子们不会期望接手父亲的生意，而是要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许多商人不会再投资，而是将商业所得投入田产，因为后者会给他们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4]

在20世纪上半叶，关于儒家思想对经济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部分源于这一正统思想的政治内涵被认为是整个文化的核心。不过，现在已完全不见儒家政治的踪影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在1911年被推翻，帝国官僚体制被废除。虽然后来各路军阀和政治人物被拿来与君王做比，但帝国体制已然入土，毫无死灰复燃的可能。政治儒家所支持的社会等级也同样被清除。在中国大陆，旧有的社会阶层在革命完成之后被武力瓦解，而在台湾地区，则是被成功的经济发展所蚕食。在其他海外华人群体中，传统的中国政治体制无法通过本就非常同质的商人和小商业主群体而得以移植。[5]例如，在新加坡等华人社会，企图通过恢复某种儒家政治，来将它所特有的“柔性威权”（soft authoritarianism）合法化，但这些努力都太嫌牵强了。

不管如何，中国儒家思想的真正内涵从来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杜维明所谓的“儒家个人伦理”。这一伦理教育的核心是，将家庭神化为所有社会关系中的最高者。对于家庭的责任高过其他责任，高过对君王、上天以及其他任何现世或神圣权威的义务。

在儒家所谓的“五常”（五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中，父子关系最为关键，因为它确立了“孝”这一道德义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德目。[6]儿童在所有文化中都被教导服从父母权威，但在传统中国，这一点被推行到极致。即便成年之后，儿子对于父母的愿望都有义务服从，在他们年老时给予经济支持，在他们死后祭奠他们的魂灵，此外，还有义务延续家族血脉，令列祖列宗的香火不至断绝。在西方，父亲的权威需要与其他若干角色竞争，包括教师、雇主、政府，最后是神。[7]在例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挑战父亲的权威作为一种成年礼已然制度化了。在传统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在那里，没有类似犹太教及基督教概念中的神权或更高法律来允许个体反抗家庭强权。在中国社会，对于父母权威的服从类乎神圣行为，而且没有任何个体良知之类的概念来促使个体发起反抗。

是忠于家庭还是忠于更高政治权威，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家庭中心观就显现出来了。当然，按照正统儒家思想的信条，这样的冲突是绝对不该出现的；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应该是和谐的。但冲突必然出现，尤其是父亲因犯罪被官府通缉的时候。许多中国古典戏剧都表现了儿子在忠于国家还是忠于家庭之间做选择时的痛苦，但最后都是家庭胜出：儿子是不能将父亲交给官府的。有一则典故，提到孔子和邻国国君，“国君向孔子吹嘘道，他的国家道德水准非常之高，倘若父亲犯法，儿子会将犯人及其罪行报于官府。孔子回答道，在他的家国道德水准更高，因为儿子是绝不会如此对待父亲的”。[8]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家庭权威对它自身的权威是一个威胁，因而不遗余力地让家庭屈服于国家：对他们而言，儿子符合道德的做法是向警方揭发犯罪的父亲。然而，事实证明，共产党压制家庭的做法并未取得成功。家庭高于国家，甚至高于任何其他社会关系，这让正统中国儒家思想与其日本支派迥然有异，并且对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家庭之间的竞争让人觉得中国似乎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但在个体与其家庭之间又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个人的自我在更大程度上由其家庭所定义。根据人类学家马热丽·沃尔夫（Margery Wolf）对台湾农村的研究：

一个人倘若不在亲属网络中，他就无法获得完全的信任，因为人们无法与他进行正常的沟通。如果他行为不妥，人们无法找他的兄长理论或者请他父母纠正。如果有人想和他谈一些难于启齿的事情，也无法通过他的叔伯居中传话。财富无法弥补这一不足，就像无法弥补缺失的四肢一样。金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义务。但是亲戚有。[9]

在传统中国，人们对家庭以外的人缺乏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农业家庭的自给自足上。[10]农民通常不愿意依赖他们的邻居，虽然在农忙时节可能会有一些集体劳作。在欧洲中世纪的领地体系中，农民与领主紧密相连，并且依靠他们的土地、信贷、种子和其他类型的服务。对比而言，中国的农民通常拥有自己的土地，除了纳税，他们尽量不和社会上层联系。农户是生产和消费的独立单位。在农村基本没有劳动分工；农业家庭自己生产每日所需的非农业货物，而非到市场去采购。中国大陆鼓励农村地区的家庭手工业，同时在台湾也自动发展出这种生产方式，这是有着深厚中国文化背景的。[11]

士绅家庭自给的程度要低一些，不过自给自足却一直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理想。富裕的家庭有足够的剩余来养活一大家人以及更多的女人。家庭成员不事劳作而只做管理，他们依赖雇用的非家庭成员的劳动力。科举制度是在家庭外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士绅家庭通常居住在城市里，那里有更多的机会来构建家庭外关系。无论如何，中国的贵族家庭比起欧洲贵族来说要更加自给自足。[12]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的家庭主义，其背后有着高度的经济理性。传统中国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历朝历代税收可谓毫无定法；国家指派地方官员或地主向农户收税，后者可以依据当地人口的承受度来自由设定税收的额度。[13]农户也可以被随意指派去服兵役或者劳役。政府很少提供与税收对等的社会服务。在欧洲庄园制度下，领主和农户之间存在着家长式的义务关系，尽管往往名不副实甚至迹近虚伪，但类似的关系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传统中国长期面临人口过剩和资源（例如土地）匮乏，家庭之间竞争一直很激烈。没有正式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点直到今天在很多儒家社会中依旧如此。

在这样的环境中，强大的家庭制度被视为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用以与险恶多变的环境相抗争。一个农民唯一能信任的就是他自己家庭的成员，因为所有外围人——差吏、官僚、府衙和士绅——对他不抱有任何回报性的义务，也因此可以强盗般对待他。大多数农民家庭长期生活在饥饿边缘，根本没有富余来资助朋友和邻居。他们不得不多生儿子，趁着妻子还能生育多多益善，因为没有儿子，老了就无人赡养。[14]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自给自足的家庭成了唯一理性的庇护和合作的来源。

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集中性财富用以作为近代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因为男性继承人财产均分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15]中国的家庭制度严格遵循父系血统；财产只在男性中传承，并且在所有儿子间平分。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经过代际传承后越分越小，以至于一个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16]

即便是在富有家庭中，财产的平均分配也意味着大笔财富会在一两代人时间挥霍一空。其后果是，在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大型贵族家族或地产——在欧洲，大型的家族建筑供历代贵族家庭居住。在中国，富有家庭的房子是拥挤的单层建筑，围绕着一个庭院而建，供儿子们的家庭居住。在英格兰和日本这样有着长子继承权的社会，大批的次子幼子因为没有家产可以继承，转而向商业、艺术或者军事等领域寻求财富，中国则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对比有长子继承权的国家，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要更加富余。

儿子的重要性在于他既是财产继承者，又是一种社会保障。但倘若一个人没有子嗣或者儿子早夭或无能，他很难从外面领养孩子成为家庭成员。[17]虽然在理论上，传统中国文化允许领养一个与家族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孩（通常让他和户主的女儿成婚），但这不是主流的继承方式。领养的儿子对于家族的责任感永远不会像亲生儿子那样，而从父亲的角度来看，领养的儿子随时可能因为分到的财产过少而把他的子女带走。由于存在着不忠的风险，婴儿领养是更可行的方式，而领养者则要忍受痛苦，把被领养者的身份作为家族秘密一直保守下去。如果有可能，领养通常在家族内部完成。[18]到家族外领养是很不寻常的事情，那样做等于是对领养者绝后的公开羞辱。[19]在中国文化中，家族内外的界限划分得很清楚。然而，在日本，领养的习俗却大相径庭。

强烈的家庭主义、男性继承人财产均分、族外领养机制的缺失，以及对非亲属的不信任，这一系列的原因催生出了传统中国的经济行为模式，这一模式足以解释当代台湾和香港地区商业文化的许多方面。乡村没有大型的田产，只有随着代际而逐渐萎缩的小规模土地持有。家族不断兴起和衰落：勤勉、节俭、有能力的家庭能够积累财富，并且升到更高的社会地位。[20]但家庭的财产——不仅是土地，还包括家族住所和家用之物——都会在第二代因为均分而消失。代际传承的能力和道德历来没有保障，所以家庭最终都会重新坠入贫困的境地。人类学家休·贝克（Hugh Baker）对中国农村生活有以下的记录：“在我们村子里，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历经三四代而持有相同数量的土地。”[21]长时间以来，农民社会反复经历着家庭的兴衰：“家庭财富的消长，使这个社会仿佛一口沸腾的热锅，一个个家族上升，然后破裂，最后又沉到锅底。当破裂的时候，它们的田产也随之消失，而反复的田产分化和聚集所产生的百纳布地貌是中国大地上所特有的景观。”[22]家庭无法太富有，起码就传统中国的农业技术条件而言；也不会太过贫穷，因为到了某一贫困线以下，男性就没钱娶妻生子。[23]打破这一循环的唯一机会是某个儿子科举高中，但此类事情很少发生，并且即便成真也往往只会影响个别家庭。

到目前为止，我使用“家庭”这个词的方式似乎暗示，中国的家庭和西方的家庭是完全相同的。事实不是这样。[24]中国家庭通常要比西方家庭规模大，这在工业化前后都是如此，因此它们能够支撑稍微更大一些的经济单元。理想化的儒家家庭是五世同堂，曾孙和曾祖父同住。很明显，这种扩展式的家庭不很实用；更常见的是所谓的联合家庭，即父亲、母亲（有可能还有父亲兄弟的家庭）和成年儿子的家庭合住。[25]关于中国家庭的历史研究表明，即便这一类联合家庭也是过于理想化的。核心家庭在中国的普遍性是超出中国人自己的想象的，即便是在农村地区的传统农民中。[26]从许多方面来说，大型的联合式家庭都是富人的特权：只有富人才养得起许多儿子和媳妇，并且支撑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一大家人。富有家庭有着循环式的演进，从核心家庭到主干家庭（按：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再到联合家庭，最后又回到核心家庭，随着子女长大，父母过世，新的家庭又建立起来。

倘若认为传统中国家庭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就大错特错了。“家”里面充满了争夺财产继承的火药味。家既是父系制又是家长制：女性嫁入男方家庭就要和自己的家庭切断关联，转而完全地服从自己的婆婆（更不用说家庭内的男性成员），直到她自己从媳妇熬成婆婆。[27]在传统中国，富有的男性会按照他的财力娶多个妻妾。[28]在穷人家庭中，妇女所承担的责任要比在富人家庭中重，因此她们在家庭事务中也有更多的筹码。其结果是，家庭内部出现更多的摩擦。传统中国家庭的力量和稳定是通过控制和压迫女性来实现的；当这种控制弱化的时候，家庭就会分裂。

此外，兄弟间的平等地位也会导致相当大的冲突，妯娌之间的冲突和嫉妒也屡见不鲜。的确，富有的联合家庭的居住习惯——一大家兄弟同住一个屋檐下，或者围绕着一个庭院居住——往往会导致摩擦，因为无法应对摩擦，许多这样的家庭都分解成为核心家庭。因此，尽管五代同堂的模式是理想状态，但现实的巨大压力会让大家庭分解为更小的单元。[29]

在“家”（不论是核心家庭还是联合家庭）以外，还另有同轴的亲属圈，这些圈子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其中最重要是宗族，所谓宗族就是“遵循统一仪规并由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宗亲团体”。[30]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认为其是所有祖先相同的家庭构成的大家庭。[31]宗族在中国南方沿海省份尤其常见，例如广东和福建，而在北方则要罕见许多。中国人的宗族，有时也被称为氏族，一个宗族可以覆盖整个村落，家家同姓。在宗族之外，还有所谓的“大宗祠”（higher-order lineage），是将远亲通过共同的远古祖先而凝聚成一个巨型的宗族。比如，在香港的新界，有若干村落的宗族都是邓姓，所有人都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定居此地的同一位祖上。[32]宗族往往占有共同的财产，例如用于祭祀的祠堂，有些祠堂保持着复杂的仪式规则和几个世纪的家谱记录。[33]

在经济层面上来说，宗族的作用在于它扩大了亲属的范围，也同时增加了可信任的人的总数。对于宗族成员的责任要低于对于家庭成员。同一个宗族可能包括了非常富有的家庭和极度贫困的家庭，而富有成员对于贫困成员不负有什么责任。[34]宗族有时可能是虚拟的：同样姓张或姓李的人会认为他们属于同一宗族，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可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35]无论如何，亲属关系不管多疏远，都构建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和责任基础，并且大大增加了可以参与家庭产业的人的数量，这一点在陌生人之间是无法做到的。[36]

宗族关联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至关重要。许多在环太平洋发达地区的海外华人，或者南洋华人——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都是来自福建和广东这两个中国南方省份。虽然他们的迁徙是两三代人以前的事情，但是海外华人一直保持着和故土亲人的联系。在过去十年间，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家庭或宗族网络而注入的海外华人资本。在香港及其新界地区尤为如此，这一地区地理上与广东省接壤，而宗族也同样有重叠。很多时候，海外华商都会因为宗族关系而受到故乡当地政府的欢迎，不管这样的关系是真是假。这样的亲属关系的存在给予海外华人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即便是在没有清晰产权或稳定政治环境的情况下。这也同样解释了海外华人比日本、美国或欧洲等其他境外投资者捷足先登的原因。

在中国文化中，家庭的优先性，以及稍弱一些的宗族优先性，给予民族主义和公民身份完全不同的意义。多年以来许多观察家发现，对比越南或日本这些邻国，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公民身份和公共精神都要更弱。当然，中国人有着高度发达的、由古老悠久文化所支撑的民族认同。正如我们所看到，在传统中国，民族认同由政治化的儒家所规范，涵盖了对于整个政治权威等级的责任，皇帝位于这一等级序列的顶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受到外来侵略，先是欧洲殖民列强后是日本，催生了消极的、排外的民族认同。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试图代替过去统治者的位置，通过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争取民族代言人的地位。

但在共产党1949年当权之前的若干朝代间，个体中国人的首要忠诚对象不是当权的政治权威，而是他们的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像“日本”对于“日本人”一样富有情感含义，代表了一个有着共同价值、利益和经验的共同体。中国儒家思想中不存在基督教那种对于全人类的道德责任感。[37]从以家庭为中心的同心轴往外，责任感依次递减。[38]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话来说，“作为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细胞的中国村落，对比印度、日本和欧洲许多地方的村落，很明显缺乏统一性。同村的人们很少有机会共同参与到旨在促成习惯和团结气氛的活动中去。中国村落更像是一个几户农家的聚集地，而不是一个有活力的功能共同体”。[39]在中国大陆、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华人社会，公民身份要通过政权力量来强制落实，这与它们补贴大型企业的方式如出一辙。正如许多华人所注意到的，他们的“自发性”公民意识太过薄弱。这一点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任意糟蹋公共空间、缺乏慈善兴趣、不注意保持公共卫生、不愿为公共利益团体做义工，更别提为国捐躯了。[40]

然而社会经济变化的洪流同样改变了传统华人家庭和宗族，这不仅在中国境内是如此，在许多海外华人中也是一样。[41]城市化和地域流动弱化了宗族组织，因为宗族的成员无法再像祖先那样居住在同一个村落里。在城市环境中，大型联合家庭或扩展家庭都难以维系，于是逐渐被夫妇家庭所取代。[42]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也愈发不愿意接受传统家庭中的受支配的地位。[43]家庭化的小农生产和刚起步的乡村工业都即将接近生产力增加的极限。进一步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农民人口进入城市，或者在农村创造出某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结束自给自足的小农模式。许多这样的变化已经在台湾和香港等非共产主义的华人社会中发生。

无论如何，现在来讨论“家”的衰落或死亡，都言之过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家庭模式的变化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剧烈。[44]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家庭关系事实上已经完成了自我重建。在与传统家庭的竞争中，共产主义已经落败。澳大利亚汉学家詹纳（W. J. F. Jenner）指出，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废墟中，比其他组织都更加坚固耸立的是中国父系家庭。[45]后者一直是反复无常的政治生活外的避风港，中国农民始终明白，最终他们能够信任的只有自己的近亲。20世纪的政治历史加强了这一感受：两次革命、军阀主义、外强入侵、集体化、“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以及毛去世后的去集体化，都告诫中国农民在政治环境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今天的掌权者可能是明天的阶下囚。对比来说，家庭至少提供了些许确定性：在养老方面，与其信任法律或走马灯般的政治权威，还不如信任自己的儿子。

自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大体完成了市场化，而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换一个角度看，改革只不过是重建了中国旧有的社会关系。人们发现，共产主义并没有消灭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新机遇下，它又迅速地卷土重来。人类学家倪志伟（Victor Nee）有些懊恼地承认，他之前企图证明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制度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存续下来，并且在经历二十年的土地集体化之后变得更加强大。但他（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却发现唯一存活下来的是小农家庭的单干主义。[46]詹纳指出，许多共产党官员，尽管抱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过去十年间却纷纷在海外银行开立账户，并且把子女送到海外接受教育，这一切都是为自己一旦失势做准备。家庭的意义之于他们，和之于卑微的农民是一样的，都是他们唯一安全的避风港。[47]

在前一章中我提到过，中国经济规模较小且多是由家庭所有和管理。小规模经济长期存在的原因追根究底，并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或者现代法律或金融机构的缺失所导致的。其他处于更低发展水平以及机构更不健全的社会，都已经不再以家庭经济作为商业组织的主导模式。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商业结构很有可能扎根于中国文化中家庭的独特地位。经济生活的范式在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如出一辙。原子化的家庭式企业不断升起或陨落；这些企业无力制度化或延续两到三代；对于陌生人普遍不信任且不愿将外人引入家庭圈中；在战后工业化之前的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华人社会中都存在的继承习俗，阻碍了大规模的资本积累。

[1] 关于农民家庭所面对的独生子女政策问题，参见Elisabeth Croll,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Rural Economic Reforms for the Chinese Peasant Household,” in Ashwani Saith, ed, The Re-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Peasantry: Aspects of Rural Decollectiviz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p.122-123.

[2] 关于儒家思想的宗教层面，参见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p.244-277.

[3] 关于儒家的理想状态，参见Gilbert Rozman, “The East Asia Reg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Rozman, ed, The East Asian Region: 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4.

[4]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人，参见Michael R. Godley, The Mandarin Capitalists in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37.

[5] 这并不是说海外华人群体内无阶级差别。许多中国移民都是苦力劳动者，他们构成了的阶层显然与批发商和商人差别分明；他们中没有士绅阶级和官僚，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这些职位都留给地方精英。参见Godley (1981), p. 38.

[6] 关于儒家美德，参见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3-4.

[7] 关于西方家庭与别处的区别，参见William Goode,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63), p. 22.

[8] Marion J. Levy,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hereafter 1949I), p. 1.

[9] Margery Wolf, The House of Lim: A Study of a Chinese Farm Famil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8), p. 23.

[10] Marion J. Levy, 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hereafter 1949II), pp.208-209.

[11] Kyung-sup Chang, “The Peasant Famil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oist to Lewisia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9 (1993): 220-244.

[12] Levy (1949II), pp.213-216.

[13] 从产权的角度看，任意设定税负这一事实，比税负绝对值高显得更重要。也有证据表明，清时期的税负平均值有所下降。Albert Feuerwerk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297-326.

[14] W. J. F. Jenner, 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Allen Lanelpenguin, 1992), p. 4.

[15] 关于中国财产均分的做法，参见Hugh Baker,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 Siu-lun Wo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sian Family Values to Other Sociocultural Setthigs,” in Peter Berger and Hsinui Huang Michael Hsiao,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p. 139; Jenner (1992), p. 89; and Gordon S.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134.

[16] 此外，该地块往往包括不连续、难以耕种的地带。Albert Feuerwerker, The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p. 15.

[17]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领养习俗，参见James L. Watson, “Agnates and Outsiders: 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 Man 10 (1975): 293-306.

[18] 领养有着极其精密的规则：一个断香火的人首先会考虑过继自己兄弟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长子一般有特权过继自己弟弟的儿子。如果没有子嗣可以过继，他会考虑祖父的其他子孙（即堂兄妹），如果这还不行，他可以不断扩大亲属圈进行搜索，转向更大的宗族或氏族。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可以从贫穷的外人那里买一个儿子。

[19] 下面是一个领养仪式的记录：“领养本族外儿子的仪式安排在一个精心制作的宴会间。不同于婚宴，客人不会送礼钱以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宴会的整个基调是不同的，因为领养的父亲必须赔偿他的同胞成员，让他们接受一个外人成为他们的一员。客人尽量拿无法延续自家血脉这件事情侮辱主人。席间，任何客人可以找主人借钱。主人明白这些钱是有借无还的，因为它只会让人重提今日之局面而引发尴尬……当他们离开了大厅，客人痛斥主人亵渎自己血统，并抱怨食物难吃至极。Watson (1975), p. 298. 还可以参见James L. Watson, “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China Quarterly 92 (1982): 589-627.

[20] 许烺光（Francis Hsu）对某些家庭兴盛而另一些衰败有所描述。参见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7), pp.5-7.

[21] Baker (1979), p. 131.

[22] Baker (1979), pp.133-134.

[23] Jenner (1992), pp.119-120.

[24] 关于中国家庭的文献，参见Hsu (1967); 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Baker (1979); and Paul Chao, Chinese Kinship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79). 关于许烺光和Freedman二人对于中国家庭和宗族的不同解读，参见Siu-lun Wo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sian Family Values to Other Sociocultural Settings,” in Berger and Hsiao (1988), p. 145.

[25] 关于中国家庭的类别，参见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1), pp.43-67.

[26] Tamara Hareven, “Reflections on Family Resear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cial Research 54 (1987): 389.

[27] 参见Shu Ching Lee, “China’s Traditional Family: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Disinteg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1953): 272-280; Francis Hsu, “A Hypothesis on Kinship and Culture,” in Hsu, ed., Kinship and Cultur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71), p. 7.

[28] Baker (1979), pp.21-22. 一夫多妻制给富有家庭的继承带来了特殊的问题。平等的继承原则只适用于某一个妻子的儿子，但她的儿子的所得取决于她在家庭中的排名。第三个或第四个妻子的儿子，或妾的儿子，所得财产依次递减。这些继承人往往需要费尽心机才能从地位更高的儿子和他们的母亲手中拿到一部分财产。较低级别的妻子死了（即化成鬼）比活着更有资格向丈夫施压，问题是如何让丈夫害怕自己死后复仇，但又不必真得自杀。

[29] Baker (1979), p. 49. 在传统中国家庭，妇女的身份低于她们的儿子；因此她无权惩罚他们，必须交于他们的父亲处理。Lee (1953), p. 275.

[30] Watson (1982), p. 394. 还可以参见Baker (1979), p. 49.

[31] Redding (1990), pp.54-55.

[32] Baker (1979), p. 67.

[33] Hui-chen Wang Liu, “An Analysis of Chinese Clan Rules: Confucian Theories in Action,” in David S. Nivison and Arthur E. Wright,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63-96.

[34] Freedman (1979), p. 241.

[35] P. Steven Sangren, “Traditional Chinese Corporations: Beyond Kinshi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3 (1984): 391-415.

[36] 在中国社会一直都有不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组织。在美国的华人移民社区中就有秘密社团和堂会，即犯罪团伙，这些组织要求其成员打破他们的亲属关系，并发血誓效忠新的“家庭”。参见Baker (1979), p.170; and Ivan Light,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94-98.

[37] 这一学说是由后孔子一个世纪的反对者墨翟提出的，但墨家的学说一直被正统儒家视为一个危险的异端。参见Jenner (1992), p. 113.

[38] 显然，儒家缺乏普世道德原则是美国人和亚洲人当前人权之争的关键所在。基督教的上帝既是单一的，又是嫉妒的；他设立一套适用于所有的人道德原则，不加任何区分。洛克的自由主义政治教义和美国缔造者同样是倡导普遍性和平等的，而美国的当代人权运动则是要把这些原则推广到那些没有普遍性义务的社会。

[39]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208.

[40] 参见Redding (1990), p. 188; also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92.

[41] 关于中国家庭变化的研究综述, 参见Wei Zhangling, “The Family and Family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26 (1986): 493-509; Hareven (1987); Ming Tsui, “Changes in Chinese Urban Family Structu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1989): 737-747; Arland Thornton and Thomas E. Fricke,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West, China, and South Asia,” Sociological Forum 2 (1987): 746-779; Janet W. Salaff,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2] Lee (1953), p. 279; Goode (1959), p. 6.

[43] 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161.

[44] 尤其参见Hareven (1987), and Bernard Gallin,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Taiwan: Its Impact on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in David C. Buxbaum, ed., Chinese Family Law and Social Chang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关于去集体化后新式家庭的复杂性综述，参见Martin King Whyte, “Rural Economic Reforms and Chinese Family Pat terns,” China Quarterly, no. 130 (1992): 316-322.

[45] Jenner (1992),p. 128. 另参见 Oded Shenkar and Simcha Rone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Negotiation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Interpersonal Norm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3 (1987): 263-27.5.

[46] Victor Nee, “The Peasant Household Individualism,”in William L. Parish, ed.,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 The Great Transi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185; Victor Nee,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y 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1 ( 1986): 185-203; Victor Nee and Su Siji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View from the Villag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 1 ): 3-25; and Victor Nee and Frank W. Young, “Peasant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Second Economy: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9 (1991): 293-310. 倪志伟（Nee）还认为农村干部依旧扮演者重要的中间人的角色。参见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in Nee and David Stark, eds.,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71-172.

[47] Jenner (1992), p. 13.

第10章

意大利的儒家主义

在过去十五年间，商学院和管理学专家研究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新兴经济现象，那就是意大利中部的小型工业。意大利较晚完成工业化，一直被认为是西欧经济发展的末流，但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意大利的一些地区却井喷般出现了品类繁多的小商业网络，从生产布料到生产名牌服装、机床、工业机器人，应有尽有。一直热衷于小规模工业化的人认为，意大利模式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工业生产范式，这一范式可以移植到其他国家。社会资本和文化能够帮助我们深刻了解这一小型经济复兴背后的原因。

虽然将意大利跟香港和台湾的儒家文化作对比有些牵强，但是社会资本的本质在某些层面上是相似的。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和华人社会一样，家庭关系要比其他非亲属的社会关系紧密得多，而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组织数量都相对少，影响力低，这反映出人们对于家庭以外成员的普遍不信任。这些对于工业结构的影响都是类似的：私有部门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且由家庭所有，而大型企业需要国家的资助才能维持。对于华人社会和拉丁天主教社会而言，导致这一自发社会性缺失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历史发展前期中央集权化和专断的政府占据支配地位，并刻意切除中间组织以控制结社生活。这些笼统的描述和所有抽象表达一样，都需要依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来逐一验证，但是它们的相似性的确让人惊讶。

我们注意到，在华人社会中的个体是紧密服从于家庭的，他们脱离了家庭就毫无身份可言。家庭之间有着激励竞争，这也反映出社会中普遍信任的缺失，因此在家庭或血缘关系之外的合作性集体活动是非常有限的。在此我们可以参照爱德华·班菲尔德的经典研究《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对意大利南部“蒙蒂格拉诺”（Montegrano）小镇的描述：

若要描述蒙蒂格拉诺的社会文化特质，就不得不从个体对于家庭的依附说起。事实上，撇开家庭，一个成人几乎谈不上还有个体性：没有所谓的“自我”，只有“家长”的身份……

在蒙蒂格拉诺人的心目中，对他人施以恩惠必然是自己家庭的损失。因此，没有人愿意负担起慷慨的慈善而让他人得到多余的好处，甚至也不愿让他人得到应得的好处，连公正都不顾。在这样的世道，所有在小小的家庭圈外的人都是潜在的竞争者，也因此成为潜在的敌人。对于非家庭成员，怀疑是非常合理的态度。一家之主明白，其他家庭会嫉妒和恐惧自己家庭的成功，他们会想方设法搞破坏。他必须提防他们，随时准备着打击他们，以削弱他们能够打击自己和家庭的力量。[1]

20世纪50年代，班菲尔德在这个破败的蒙蒂格拉诺小镇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小镇最突出的特点是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结社。班菲尔德之前刚刚完成了对于犹他州圣乔治镇的研究，那里充满了密集的结社网络，因此，对这个意大利小镇呈现出的巨大反差，他感到非常讶异。蒙蒂格拉诺小镇居民能够感受到的唯一道德义务是对于他们小型家庭的成员负责。家庭是一个人唯一的社会保障来源；因此，倘若父亲不幸早逝，那么一家人就会有天塌地陷般的危机感。蒙蒂格拉诺人完全没有办法合作举办学校、医院、商业、慈善以及其他一切活动。因此，小镇上所有的组织活动都仰赖两个外在的中央化的权威来指导：教会和意大利政府。班菲尔德对于蒙蒂格拉诺的道德准则做出总结：“将核心家庭的物质、短期优势最大化；同时认为其他人也会这样做。”他把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自我孤立称为“无道德家庭主义”，这一术语后来被收录进社会科学词典中。[2]这个术语稍加修正，同样可以用于华人社会。

班菲尔德最为感兴趣的是无道德家庭主义的政治影响，而非经济影响。例如，他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政府充满恐惧和不信任，但他们同时又坚信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来控制其他同胞。如在非共产主义的华人社会中，公民身份和制度认同就比较弱。不过，无道德家庭主义的经济后果也同样是明显的：“缺乏（超越家庭的）结社组织是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除非人们可以创立并且维系公司组织，否则不会产生现代经济。”[3]蒙蒂格拉诺的大部分居民是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民；此类社群中的工业雇佣必须由外部来组织，极有可能是国有公司。虽然这个地区的许多大地主能够建立盈利的工厂，但他们却从不主动，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有义务来承担风险。[4]

我们对班菲尔德的观点必须在若干角度加以限定和更新。最为重要的说明是蒙蒂格拉诺的原子化个人主义并不是整个意大利的共性，而是专属于南部区域。班菲尔德自己也发现了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巨大反差；北部地区有着更为密集的中间社会组织网络以及公民共同体的传统，因而更加接近中欧而与意大利南部相去甚远。在过去的十五年间，观察家将意大利分为三个地区，而不只是南和北：贫困的南部地区，包括西西里和撒丁岛；由米兰、热那亚以及北部的都灵所构成的工业三角区；以及被冠以“第三个意大利”的中部地区，包括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翁布里亚、马尔凯以及东北部的威尼托、弗留利和特伦蒂诺。第三个意大利区域有着鲜明的特征，将其与传统的两个意大利地区区分开来。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通过测量“公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y）将班菲尔德的研究发现扩展到整个意大利：所谓“公民共同体”指的是人们建立非亲属关系组织的倾向，即是自发社会性。帕特南发现在意大利南部公民共同体极度匮乏，反映在测量指数上，则是极少数的结社，例如文学会、体育和狩猎俱乐部、地方报社、音乐团体、工会等等。[5]意大利的南方人对比其他地区居民更不愿意阅读报纸、加入工会、投票以及参与本社区的其他政治活动。[6]此外，南部居民对于同地区其他居民抱有较低的社会信任，对于其他人是否会遵纪守法也没有信心。[7]帕特南认为，意大利天主教思想与公民社会意识有负相关性：越往南，人们参加弥撒、举办宗教婚礼、反对离婚等行为指数就越高，同时公民共同体意识也越弱。[8]

帕特南发现，虽然随着意大利战后经济发展，出于生计的社会竞争压力已经减轻，但是班菲尔德提出的无道德家庭主义在南部依旧盛行。他认为，南部家庭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孤立与不信任已经有几代人的历史，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一份1863年的报告写道，在卡拉布里亚区（Calabria），“没有结社，没有互相援助；一切都是孤立的。社会单单由公民和宗教联系所维系；但是在经济层面却不存在任何结社，家庭之间、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政府之间都毫无团结可言”。[9]另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指出，在世纪之交，“农民阶层内部的战争要比它们与农村社会其他阶层的冲突频繁得多……这种态度的盛行，只有置于一个充满不信任的社会环境里才能解释清楚”。[10]这些特征描述与中国农民生活的情况甚为相似。

在意大利南部，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个常见于中间社会组织羸弱的核心化社会里的现象：最有力的社团组织是“犯罪共同体”，它们往往不受普遍道德律法的约束。[11]在意大利，这样的组织有例如黑手党、光荣会、卡莫拉之类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和中国的堂会一样，意大利的犯罪团伙类似家庭，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在家庭外缺乏信任关系的社会里，黑手党成员的歃血盟誓相当于一种亲属关系的替代，让他们在背叛诱惑极大的环境里可以相互信任。[12]高度组织化的犯罪团体也常见于其他中间团体羸弱的低信任社会，例如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和美国的城市中心。当然，在意大利南部地区，政治和商业精英的腐败也比北方地区普遍得多。

对比而言，意大利社会资本最雄厚的区域均在北部（皮埃蒙特、伦巴第大区、特伦蒂诺），尤其是在例如托斯卡纳和艾米利亚—罗马涅这样的第三意大利地区。[13]

依照本书的大主题，即社会资本对于经济组织的活力和规模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假设，在意大利不同区域间经济组织有着显著不同的特征。的确，南北部的数据对比凸显了这一趋势。意大利的大型企业数量要小于其他与之绝对国民生产总值对等的欧洲国家，例如英格兰和德国；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意大利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国家，例如瑞典、荷兰和瑞士，也拥有和意大利规模相当的企业。[14]如果把国有公司排除的话，意大利跟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更为显著。意大利和台湾、香港一样，几乎没有大型、公共控股且实施专业管理的跨国公司。为数不多的例如阿涅利（Agnelli）家族名下的菲亚特集团（FIAT）或者奥利维蒂（Olivetti），都集中于北部的工业三角区。对比而言，意大利南部是类似于台湾的标准马鞍状分布。私有企业弱小并且由家庭持有，迫使国家介入，通过补贴大型、低效率的国有公司来维持就业水平。

许多人认为意大利政府羸弱不堪，甚至根本不存在，但是这是将羸弱和低效混为一谈。就其正式实力而言，意大利政府和法国政府不相上下，前者是在统一之后按照法国路线特意打造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去中央化的政策颁布之前，各地区的政策均是由罗马统一制定的。比法国政府更胜一筹的是，意大利政府还直接经营若干大型企业，包括芬梅卡尼卡（Finmeccania）、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the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意大利商业银行（the Banca Commericale Italina）以及埃尼化学公司（Enichem）。1994年4月，短命的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右翼政府上台之后，曾经有过将意大利一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讨论，而在法国，巴拉迪尔（Édouard Balladur）的保守党政府上台之后，也有过类似的讨论。这两个国家是否能够完成私有化，目前看来还是未知数。

意大利在过去一代间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区域，是位于中部的“第三意大利”，这里有着社会资本的最大谜题，也同样是与台湾和香港最为类似的区域。早期关注第三意大利的社会学家注意到，这一区域的产业机构基本上由小型、家庭所有、家庭管理的公司构成。[15]在贫困的南方地区，农民家庭主义依旧是主要特征，而第三意大利的家庭企业则是创新性、出口导向的，并且大多数是高科技公司。例如，这个地区是意大利机床产业重镇，有着大量的小型数控机床（例如电脑控制的机床）生产厂家。这些厂商的生产量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使意大利一跃成为欧洲第二大机床生产地（仅次于德国）。[16]不少意大利产的机床甚至在德国汽车制造业都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有着相当高的总产量，艾米利亚地区的机床产业的流水线生产往往非常缓慢，通常只相当于一台客户定制机器在运转。[17]

第三意大利的其他有着高度竞争力的产品包括布料、服装、家具、农场机械以及其他高端资本产品，例如制鞋设备、工业机器人、高品质瓷器以及瓷砖。这证明，在小规模产业和技术落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意大利是当今世界工业机器人的第三大出产地，然后这一产业产量的三分之一是由雇员不到50人的企业完成的。[18]在很多方面，意大利都已经成为欧洲时尚产业的中心，20世纪60和70年代，很多品牌都从法国搬到这里。1993年，意大利的布料和服装创造了高达18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和食品以及能源的贸易赤字相当。在这一产业中，仅有两家大规模的上市企业，贝纳通（Bnetton）和西敏特（Simint）；68%的工人都受雇于少于10名雇员的公司。[19]

许多关注第三意大利小型家族企业的观察者发现，这些企业喜欢扎堆到某些工业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9世纪首次注意到这一趋势，在工业区，这些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当地集中的手艺和知识。这些区域被认为是意大利版本的加州硅谷或者波士顿128号公路。有些案例中，这些工业区是当地政府特意扶持的，例如提供培训、融资等服务。而在其他案例中，小型家庭企业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公司构建出了自发型网络，并且将供给和市场服务承包给其他小型企业。这些网络与亚洲的网络组织相似，但对比日本的财阀组织，它们在规模上更类似于台湾和其他华人地区的家庭网络。意大利的网络似乎行使着某种与亚洲网络相似的经济功能，它们一方面构成了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和纵向整合，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小型持有者管理企业一贯的灵活性。

第三意大利小型企业的多样性和成功经验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关注。这一类工业区往往充斥着小型的工艺导向的高科技公司，这是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所谓的“灵活专精化”范式的主要特征。[20]皮奥里和萨贝尔认为，大型企业的大规模生产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基于工艺技能的小规模企业不仅没有被大型企业消灭，而且随着消费市场变得高度细化、复杂和瞬息万变，或许只有小型组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才能提供溢价。皮奥里和萨贝尔认为，小型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企业生产商的聚集不仅仅是意大利发展的一个有趣现象，而且代表了一种未来可能在其他国家复制的增长——这样的增长可以避免大规模生产模式最坏的异化特征。我们以下会讨论，这两位学者的看法是否正确，取决于小规模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有着文化基础。

许多外围的观察者看到意大利的小规模工业化现象，于是希望它能够成为可以推而广之的工业发展模式，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欧盟委员会在近年将意大利的工业园区作为创造就业机会的小型商业发展的典范。在战后，欧洲的大型企业通过提高效率来稳步削减岗位，中小型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的比率出现了增长。[21]但是小型企业就业机会在欧洲的分布并不均匀，并且就欧洲整体而言增长远没有在美国那么强劲。[22]许多工业区模式的支持者往往认为，小规模工业本身就是一个好策略，他们也同时强调这一现象的许多方面会受到政策的影响，例如由当地或者区域政府构建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

很明显，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大量的社会资本可以用来解释这些地区更加繁荣的经济。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经济体不能用来预测一个社会内部的自发社会性（或者用他的说法“公民共同体”），这一点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反之，自发社会性却能预测经济成就，甚至优于经济因素。[23]在1870年意大利统一的时候，北部和南部都没有工业化。的确，在北部地区工作人口比例要高一些，但是工业发展在北方迅速展开，而南方在1871到1911年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要略微缓慢一些。北部的人均收入一直保持领先，到今天地区间的差异依旧很大。这些区域性的差别无法用政府政策来解释清楚，因为这些政策（绝大部分）在意大利完成国家统一之后由新出现的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然而，这些区域差别却与各区域内部的公民共同体或者自发社会性的程度密切相关。[24]意大利各地都有家庭企业，但是对比在社会信任缺失的南方家庭企业，这些在有着高度社会资本区域的企业一直都更加多样化、更具创新精神、更加富有。

就规模而言，在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小型家庭企业看上去像是一个极端案例。意大利北部的企业比南部的规模大，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前者的社会资本要更加雄厚，但是为什么在意大利中部，也就是帕特南认为意大利所有区域中社会资本最为雄厚的地方，却成了小型企业的集聚地？这一地区的社会信任原本可以使制造商超越家庭经济组织，正如其政治生活不似南部那样高度依赖于家庭和私人庇护。

也许除了社会资本之外还有其他外界因素——政治、法律或者经济——促进了大规模组织在北部的发展，并相应阻碍其在中部的发展。在无法找到合适的解释时，我们可以参考两个说法。其一，我们在考察第三意大利产业结构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其网络而非个体公司。正如与之类似的亚洲组织，这些意大利网络使得小企业无需变成大型集合化的企业，即能达成规模经济。然后，与华人网络不同的是，意大利的网络并不依赖于家庭，而是非亲属通过职业和功能达成合作关系。按此说法，小型网络化公司是企业家特意的选择，这些企业家有着高度的自发社会性，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选择规模化。

另一方面，也有证据表明，这些企业的小规模和它们的网络结构是无法进行制度化的结果，而不是特意的选择。因此，第二种说法是，在意大利中部，家庭关系依旧强大，并在商业生活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同时又没有破坏在政治领域广泛的公民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在意大利中部，并没有出现强大家庭和强大自发结社的置换；二者同时都具有凝聚力，就如同在其他社会，二者可能同时都羸弱。

的确有证据支持第二种说法。对比欧洲其他地方，家庭主义在整个意大利有着更强大的影响，无论是北部、南部还是中部，但它在各个区域间还是存在着显著区别。有不少观察家谈到该国各区域间家庭结构的不同。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正如在中国一样，核心家庭模式在整个欧洲的普及率比我们原先所想得要高，起码从14世纪开始就是如此。[25]然而意大利中部却是一个例外，这一地区从中世纪以降，复合家庭关系就一直延续，至今保持着较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26]所谓“复合家庭”（complex family）和华人的联合家庭多有相似：父母亲和他们成婚的儿子以及他们各自的家庭居住在一起，或者就近居住。这一扩展家庭的模式到今天依旧如此。在第三意大利，50%的人口都在复合家庭中生活，而对比之下，在北部三角地区（伦巴第、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这个比例是27%，在南部仅有20%。相对的，北方三角区核心家庭的比例就高得多（占人口的64.6%）；并且有趣的是，这个比例在赤贫的南方甚至更高（74.3%）。[27]最后这个数据支持了班菲尔德的观点，他认为核心家庭是南方主要的亲戚单元，也是人们感觉道德责任的所在。

我们可能会认为，意大利和中国最为相似的是南部地区，因为在那里，社会信任保持在核心家庭内部，而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很难达成合作关系。事实上，第三意大利的家庭结构和中国家庭最为相近。[28]对比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关系或意大利中部的较大型家庭，在班菲尔德所描述的蒙蒂格拉诺小镇，农民家庭不仅规模要分化得多，而且更加孤立。以下是班菲尔德对家庭紧张关系的描述：

每当有新家庭成立的时候，它与旧有家庭之间的关系就弱化了。婚礼安排则是新郎新娘和对方家庭成员交恶的好时机。为了保护新家庭不受旧有家庭的强势欺凌，人们不惮恶意相向。然后这同样令家庭成员之间难以达成合作。之所以家庭地产被分割成极小块且分散的小片，就是因为家庭分崩离析。举例而言，布拉托同父异母的姐妹拥有的田产与他相邻。她自己不能耕种，但她不会把田产租借或者出售给他，因而这块田产就荒废了。如果农民和他们的兄弟姐妹关系良好，他们还有可能在分割田产时通过一系列的交换而达成合理分配……即便家庭内没有嫌隙，儿子一旦结婚，他们和父母的关联也就自动瓦解了。一旦他有了自己的妻儿，他便没有义务关注父母的福祉，除非他们就要饿死了。[29]

班菲尔德所描述的社会和中国截然不同，后者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观。意大利南部的家庭规模如此之小，如此分化、羸弱，以至于它们无法成为经济产业的基础。而华人家庭，也就是说华人家庭企业，可以指望儿子、女儿、叔伯、祖父母甚至血缘组织中更远的亲属来提供商业组织所需的人力。而这恰恰就是第三意大利所拥有的家庭结构：这样的家庭结构是现代意大利家庭企业的支持来源。

一些社会学家还指出，有另外一个因素可以解释意大利中部地区家庭企业的普及：佃农制度。[30]佃农耕种是基于地主和农民户主之间的长期契约，后者代表家庭其他成员签订合同。为了保证田产被充分利用，地主往往希望他的佃户家庭足够庞大，而佃耕合同让他可以充分控制佃农家庭，例如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搬走或者结婚。在很多时候，田产规模之大，以至于核心家庭无法独立完成耕种。于是这便成了发展大家庭的经济驱动，这些家庭往往成群居住在他们租种的土地上。对比而言，在意大利南部，农业劳动力最主要的形式是计日工（bracciante），他们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和他们所工作的土地没有长期协议。计日工通常以个体形式受雇佣，居住在镇上，而不是他们所劳作的土地。在意大利中部的佃农则以家庭单元形式工作，并且共同拥有财产——工具和牲畜。如此所构建出的驱动力是鼓励勤俭和创业，而这样的驱动力在南部地区的劳工身上是不存在的。[31]如此看来，意大利中部从事佃农耕种的扩展家庭构建了一种有凝聚力的经济单元，这一点与中国农民家庭颇为相似。这一现象出现在工业化之前，并且在此后依然作为家庭企业的自然基础。

为什么意大利各区域间的自发社会性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为什么在南部要比中部和北部低那么多？这大体可以通过各区域有史以来中央政治集权化的程度来进行解释，而这一进程远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在南部地区的无道德家庭主义，其根源在于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诺曼王朝，尤其是在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时期。这一南方王国建立了早期的王权绝对主义，打破了期望自治的市镇的独立性。在乡村出现了陡直的社会阶层，地主贵族对于迫于生计的农民有着极大的控制权。虽然在一些社会中，宗教可以起到加强中间机构的作用，并促进组织自发性，但是在意大利南部，天主教会只起到加强君主专制的作用。教会被视作是外加的义务和负担，而非由其成员自发加入并且控制的社群。

这一中央集权的权威与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去中央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邦在中世纪末期已经是独立的共和国。这些商业化的城邦不仅政治上独立，而且不时使用共和制的政府形式，这一形式要求其成员有高度的政治参与。在这样的保护伞下，丰富的联合体得以发展，包括行会、邻里协会、教区组织、兄弟会等等。在北部和中部，教会不过是众多组织中的一个而已。用帕特南的话来说，“到14世纪初，意大利催生出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创新性的治理模式，各自有着其社会和文化特征——广受推崇的南方诺曼封建贵族制度，以及北方富有创造力的公社共和制”。[32]此后，北方被“再封建化”，重新纳入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权威统治之下（其中许多是外国势力），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构造出的共和传统作为北方文化的一部分得以延续下来，在现代成为远高于南方地区的高度自发社会性的源泉。

正如“第三意大利”这个称呼所暗示，这一地区是南北地区所代表的两个极端之外的另一种立场。一方面，它所受到的家庭主义的影响要比南方地区更加发达且强烈。这样的家庭主义理所当然成为家庭企业的经济基石，即便它抑制了家庭企业朝着更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受到北方公社共和精神的影响，于是冲淡了南方地区的高度分化的家庭主义。于是，艾米利亚—罗马涅或者马尔凯地区的网络化家庭企业，位于南方极小规模的农民产业和北方大规模、专业管理企业间的居中位置——既没有完全的原子化，也没有完全融入大型组织。

灵活专精化的支持者喜欢把意大利的小规模工业化描述成工业组织的理想化模式。据此观点，意大利家庭企业融合了非异化的小规模、工艺技术、有效尊重家庭传统、技术精良以及其他往往是大型企业才有拥有的优势。帕特南将这些区域的经济行为描述成公民意识合作的完美典范，商业网络和地方政府契合，为所有人提供满意的工作和富裕的机会。[33]但是小规模企业的网络化组织是不是未来的趋势？是不是融合了规模经济、小作坊式的亲密关系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重新整合的新时代工业组织模式？[34]

意大利丝毫没有因为其商业的较小规模而付出代价。直到1992—1994年的萧条，意大利经济是整个欧洲发展最快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小型企业部门的多样化。小规模对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未能构成多大制约，这跟台湾和香港的情况大体一致。用一位主流意大利设计师的话来说，服装产业“每半年左右……就要以惊人的速度更新一次”，小规模毫无疑问是一个优势。[35]

但是这一形式的工业化也有许多负面因素。意大利家庭企业通常寿命较短，而且无法采取有效的管理手段，这一点和中国家庭企业如出一辙。在硅谷和128号公路有许多小型的、处于创业阶段的公司，但是他们都成长为巨型的、官僚构架的企业，例如英特尔（Intel）和惠普（Hewlett-Packard）；如果这些企业不采用集团组织模式，他们是绝不可能成为行业巨头的。虽然有贝纳通和范思哲（Versace）等特例，意大利的中部家庭企业中很少能够完成类似的转型。迈克尔·布林（Michael Blim）深入研究了马尔凯地区的小规模工业化，用他的话来说，

圣洛伦佐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拒绝通过搭建管理结构来完成公司的制度化；因而，他们只有靠自身的聪明才智，有时还要靠纯粹敢干，来生存和发展。然而最终，即便是他们当中最善于应付的企业家，也因为疲惫而退休，或者在他们退休前就破产，事实上都算是失败。所幸的是，因为创业的成本低，所以依旧有年轻的企业家带着无可取代的赤子之心来接替他们的位置。然而常常出现的情况是，第二代企业家丢失了勤俭的习惯，而这一习惯是企业积累的基础。很快，公司的盈利就挥霍在奢侈浪费和提升社会地位上。[36]

正如台湾的情况一样，这些小型的家庭企业竞争十分激烈，尽管他们有着网络联系，这些企业的分化程度和对于彼此的不信任要远远超过某些国外支持者的估计。家庭企业与员工以及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最能体现公民意识的发达程度，而在这一点上，这些企业因为种种行径而遭到质疑，例如普遍使用“黑工”，通过一些非法手段拒绝支付额外福利或者谎报收入，以及非法购进货物等等。[37]在许多时候，意大利中部小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的雇员没有像北方工业三角区的雇员那样组建工会，因此获得的薪酬要少很多。[38]

虽然规模大就不一定好，但对于某些行业来说，毫无疑问是大规模有优势，但家庭主义的本质令这些企业无法进入新兴市场，或者利用规模优势。虽然在某些消费者市场已经有产品分化和细化的趋势，但是大规模生产还未退出历史舞台，规模经济也已经活跃于许多行业。正如台湾和香港一样，企业的家庭化倾向既是优势也是制约，而对于意大利的企业来说，这一点制约了它们朝着全球经济中某些需要规模化发展的行业进军。就此而言，意大利家庭企业间兴起的网络并不能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是证明这些企业无力朝着更加高效的规模发展，或者完成开拓新市场和抓住技术机遇所必需的纵向整合。毫无意外的是，这些企业和台湾企业一样，都专于机床、陶瓷、服装等不需要靠大规模来盈利的行业。在另一方面，众多小型家庭企业组成的网络是否就能缔造一个意大利的半导体产业，这非常值得怀疑。

许多观察家将意大利和欧洲大陆对比，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对比过意大利和中国。虽然这两个国家在历史、宗教和文化的其他方面都相去甚远，但它们在若干重要方面却十分相似。在这两个国家，家庭都在社会结构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而在非亲属组织中都有着相应的弱点，它们的产业结构都包含了相对小型并且通过网络关系相互依存的家庭企业。两国的相似之处还不止这些；因为规模小和决策机制简单，第三意大利、台湾和香港的企业非常适应快速变化且高度分化的消费者市场，或者生产例如机床等无需大规模的货物市场。在两个社会中，小型家庭企业依赖网络来达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意大利和中国的家庭企业都因为规模的限制而无法突破这些产业，从而在全球经济中占有类似的市场份额。因此，就产业结构而言，意大利的这些地区在本质上都是儒家的，而它们在适应变化无常的经济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也将是相似的。

[1] “蒙蒂格拉诺”（Montegrano）的名字是虚拟的，不过这个镇子是真实存在的；它的真实名字叫基亚罗蒙特（Chiaromonte）. Edward C.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58), pp.107, 115-116.

[2] Banfield (1958), p. 85.

[3] Banffield (1958), p. 7.

[4] Banfield (1958), p. 88.

[5]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m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91-92. Putnam还提供了更广泛的其他机构的数据，说明南北差距.

[6] Putnam (1993), p. 97.

[7] Putnam (1993), p. 111.

[8] Putnam (1993), p. 107.

[9] Putnam (1993), p. 139.

[10] Bevilacqua, 转引自Paul Ginsburg和Putnam (1993), p. 143.

[11] 这一表达也用于Jesse Pitts对于法国的描述。参见Jesse R. Pit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ourgeois France,” in Stanley Hoffmann and Charles Kindleberger, eds., In Search of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2] 关于这一点, 参见Putnam (1993), p. 146.

[13] 公民社团的集中度地图，参见Putnam (1993), p. 97.

[14] 意大利199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2 230亿美元；荷兰、瑞典和瑞士这一数字分别为3 200亿，2 470亿和2 410亿美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94 Yearbook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4).

[15] “第三意大利”最初的概念详细说明，参见Arnoldo Bagnasco, Tre Italie: la Problematica terioriale dello sviluppo italiano (Bologna: 11 Mulino, 1977). 其他关于意大利小规模工业化的文献，参见Arnoldo Bagnasco and Rosella Pini, “Sviluppo economico e trasformazioni sociopolitiche nei sistemi territoriali e economia diffiis: Economia e struttura sociale,” Quaderni di Fondazion Giangiacomo Feltrimelli no. 14 (1975); Giorgio Fua and Carlo Zacchia, Industrzlizzazione sensa jitytture (Bologna: Il Mulino 1983).

[16] Michael J. Piore and Charles F.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p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 227.

[17] Sebastiano Brusco, “Small Firms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 Experience of Italy,” in David Keeble and Robert Wever, New Firm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1982), pp.192-193. 无论在哪国生产，机床工具由于其本身的性质，生产厂家往往规模小，产量低。

[18] Julia Bamford,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Firms, the Traditional Family and Agrarian Patterns in Italy,” in Robert Goffee and Richard Sease, eds., Entrepreneurship in Europe: The Social Processes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 8.

[19] 还有第三个公司，即范思哲（Versace），计划在1994年上市。New York Times, June 13, 1994, pp. Dl-D2.

[20] 关于小企业灵活的专业化范式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参见Piore and Sabel (1984); Charles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Michael J. Piore and Suzanne Berger, 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to Mass Production: Politics, Markets and Techn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Past and Present 108 (1985): 133-176.

[21] 中小企业的就业没有增长这么多，也没有那么大幅度锐减。参见Richard D. Whitley, “The Revival of Small Business in Europe,” in Brigitte Berger ed., Cul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1), p. 162.

[22] 一直以来，小企业就业增长最显著的国家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荷兰和丹麦。Whitley in Berger (1991), p. 170.

[23] Putnam (1993), pp.156-157.

[24] 关于这些观点，参见Putnam (1993), pp.158-159.

[25] 完成这一修正的最重要的学者是Peter N. Laslett. 参见他编撰的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Michael Gordon, ed., American Family in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t. Martiris Press, 1973).

[26] Bamford in Goffee and Scase (1978), p. 16. 关于Bertalia以及意大利中部协作耕种地区的扩展家庭更为细节的描述，参见David I. Kertzer, Family Life in Central Italy, 1880-191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4). 还可以参见David I. Kertzer and Richard P. Saller, eds., The Family in Ital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7] Bamford in Goffee and Sease (1987), p. 17.

[28] 关于扩展家庭的重要性，还见于Piore and Sabel (1984), pp. 227-228.

[29] Barmeld (1958), pp.118-119.

[30] Bamford in Goffee and Sease (1978), pp.17-19; Kertzer (1984), pp.32-35.

[31] Barnford in Goffee and Sease (1978), pp.19-20.

[32] Putnam (1993), p. 130.

[33] Putnam (1993), pp.159-160.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向商业网络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如培训和信息服务。这一点在讨论日本的章节中会有更详细的展开。

[34] 更为详尽的讨论参见本书有关日本的章节。

[35] Santo Versace, 引自New York Times, June 13, 1994, p. D2.

[36] Michael L. Blim, Made in Italy: Small-Sca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Praeger, 1990), p. 258.

[37] 根据 Blim (1990), pp.162-165，他所研究的Marche地区，二十五家鞋厂老板只有一个人拒绝雇用黑工。

[38] Whitley in Berger (1991), p. 168.

第11章

法国：面对面

近几十年来，法国政府一直将打造法国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作为首要任务，例如航空、电子和计算机领域。其措施与过去至少五百年来的政府做法相一致：一群巴黎官员制定促进科技发展的计划，之后再通过保护本土产业、发放津贴、政府采购、（在1981年社会党获胜后）一部分高科技企业的完全国有化（包括整个电子产业）等手段实现这些计划。这种强硬的工业政策（或曰“经济统制”）的确有一些效果：航空工业发展稳健，包括协和超音速飞机、一系列用于出口创汇的军用飞机、一个进行中的航天发射计划以及在其欧盟伙伴的帮助下创建的一个商业航空公司——空客公司。[1]

但法国高科技产业政策的整体表现却差强人意。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政府的计算机计划预测，强大的计算能力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庞大的分时计算机，而就在微型计算机革命到来前夕，法国政府还在补贴大型机的发展。[2]80年代初，法国的计算机产业开始国有化并获得巨额津贴，但不久这一产业就开始出现巨额亏损，增加了政府的预算赤字，并导致法郎贬值。之后，除了垄断的法国电信市场外，法国企业从未成为软件或硬件的前沿供应商。政府政策也未能培养出世界级的半导体、生物技术或汽车工业。

法国产业政策的不良记录往往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诟病产业政策的依据。的确，这些记录让我们认识到政府在缔造产业赢家方面能力有限。但是许多批评家没有考虑的是，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企图干预经济，正是因为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缺乏动力、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用皮埃尔·德雷福斯（Pierre Dreyfus，前工业部长，雷诺汽车公司的前任总裁）的话来说：“法国的私营企业不愿冒险，它们冷漠、胆怯、畏首畏尾。”[3]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时间中，法国的私营企业从未成为新组织形式的领军人物，也从未因规模庞大或掌握复杂的工业流程而闻名于世。除去国有或者国家扶持的企业外，法国最成功的企业往往是家族型企业，它们所面向的是相对小众、高品质的消费者或特色市场。

如果这一模式听起来耳熟，那么确实如此。将现代法国这样一个复杂而高度发达的社会，与远东小型而新贵的华人社会相比较，虽然看起来相当冒失，但是从构成社会资本的本质方面来看，两者之间确实有着众多的相似性。法国家庭和政府之间的中间社团组织较为薄弱，这让法国私营经济受到限制，难以催生出大规模、强盛、有活力的企业。其结果是，法国的经济生活围绕家族型的企业抑或大型国有公司，而这些国有公司是在政府出手拯救奄奄一息的大型私有企业时成立的。中间组织的缺乏不仅对法国的工业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且还影响了法国的劳工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模式。

在此我们应该先指出法国与儒家社会存在非常重大的差异。说法国跟中国一样在任何方面都是家庭主义的，甚至说法国有类似于意大利中部的家族主义，都是不正确的。除了天主教教会和拉丁民族传统给予家庭的一般约束力外，法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明确的思想体系来赋予家庭特权。法国在中世纪时有着各种各样的中间组织——行业公会、宗教社团、市政组织和俱乐部，几乎都是是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后来，法国成为“唯才是用”这一理念的首创国，即以业绩为客观标准而非出身或承袭的社会地位。法国家庭，无论社会阶层如何，都从来没有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也从来没有中国家庭严格的父系制度。法国贵族阶层和显赫的资产阶级中常常可见的父母亲名字连在一起，这一点足以证明了母系继承的重要性。

此外，至少自早期现代以来，法国国家就有了与中国十分不同的合法性和荣耀感。从理论上讲，儒家意识形态赋予位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皇帝、朝廷以及帝国官僚机构以合法性。但是，在中国人中间也有着不信任国家的传统，并且会为了对抗国家的掠夺而捍卫自己家族的特权。对比而言，在法国，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一直以来都向往为政府工作，他们都希望进入国家行政学院（ENA）或其他高等学院，以保证以后在官僚机构谋得一官半职，或者管理其他大型的国有企业。反观华人世界，尽管人们对从事官僚职业的谨慎心态在改变，不过相对来说，只有少数野心勃勃的人才会选择进入公务机构，多数人还是会通过私人事业来寻求自己和家庭的幸福，这一点无论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都是如此。

法国家庭的真正重要之处并不是其是否强大或团结，而在于由于在家庭和政府之间缺乏能够缔造个体忠诚的中间组织，家庭遂被推到前台成为社会凝聚的主要模式。这一点没有争议，至少在经济生活中是如此。

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一篇重量级论文中指出，与英国、德国或美国相比，法国经济相对滞后的原因在于传统家族企业占据了经济主导地位。[4]兰德斯认为，典型的法国家族企业家骨子里头是非常保守的，厌恶新生和未知事物，首要关注的是家族企业的生存和独立，因此他不愿意公开募股，或寻找资本来源，生怕削弱他对企业的控制。法国的生产商有着强烈的保护主义意识，远不如德国人那样以出口为导向，他们把自己更多地看作是一个工作人员而非企业家，并且“把政府当作父亲一样，在他的怀抱中，他总能找到庇护和安慰”。[5]

杰西·皮茨（Jesse Pitts）将兰德斯的观点进一步扩展，他认为成功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经被贵族阶层的风俗和价值观所同化。后者鄙视资本主义，颂扬高贵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胜过持续、稳定的理性积累过程。[6]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并不想通过发展和创新来扭转现状，而是向往贵族的安定、拥有地产、食利的生活状态。巨额财富的积累难以实现，部分原因是由于创业家庭不愿意承担太大风险，也是家庭的本质所致。长嗣继承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因其不民主而被废除，而法国家庭的母系继承思想往往导致内部摩擦和财产分割。其实，皮茨还可以再加上一点，那就是到了20世纪，法国贵族保守的反资本主义思想被另外一种同样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所取代，出自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尤其是影响了法国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商业的合法性的看法。

兰德斯认为法国经济落后有其家庭主义的根源，这种观点之后反复受到抨击。最重要的反驳是，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创造了不逊于德国经济的微型“奇迹”。于是，法国落后或反应迟钝的假设渐渐遭到质疑。[7]今天，倘若用同等的购买能力而非美元来比较的话，法国是工业化世界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很多修正观点，他们认为，首先，法国的增长速度从未明显低于英国和德国等那些所谓更先进的国家[8]；其次，家族企业创新和创造新财富的能力并不亚于专业管理型企业。[9]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和发明百货商店这一形式的“优市”（Bon Marché），就是家族企业的规模发展、生机勃勃的实例。[10]

尽管有这些批评，不可否认的是， 法国经济的家庭主义组织结构一直到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前。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与德国和美国相比，法国的家族企业向专业管理型公司的转化开始得比较晚，而在促进这一转型过程中，法国政府起了巨大作用。德国企业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采用公司形式的组织结构，而此时在法国，家族领导企业的合理性依旧无人质疑，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家族企业仍然保持了它们的主导地位。[11]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系列法令出台，削弱家族的控制，其中包括股东的平等投票权，但是法国企业普遍向公司管理制转型则要等到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才算真正开始。[12]按人均收入来计算，法国的增长速度可以赶上英国，但是经济史学家一致认为，法国在学习新技术方面，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化工、电子设备、煤炭、钢铁等领域）要比德国或美国慢。法国的贸易协会一直都不如德国发达，而贸易协会在提升行业标准、训练人才、培育市场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国的贸易协会尽管已经现代化，但是它们所起的作用多是通过关税和津贴来保护既有经济不受竞争的威胁。[13]而且法国仍有着一种共识，即法国的制造业一直保持着19世纪就有的高品质消费品生产的传统，小规模的家族企业保存得尤其好。[14]

的确，法国经济的许多显著特点都可以归根到法国的家庭主义。一些观察家认为法国产业受到马尔萨斯式市场组织的牵连而发展缓慢，这种组织结构使大量小企业卷入“过度”竞争，因而降低它们自身的营利能力，或者导致它们组成企业联盟来保护市场份额。但市场结构是企业试图达成规模经济的结果而非原因。[15]如果法国企业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那问题很可能不在市场本身，而在于家族企业不愿扩张、不愿削弱其控制的特质上。同样的，有些人认为，法国有着规模小而数量多的生产传统高品质产品的企业，是因为该市场小众且细化的特点。的确，阶级区隔和某些贵族传统对法国消费者的品位有深远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型现代化的营销组织也有创造了市场需求。法国的大众消费品市场最终成型于二战后，不过是比美国和德国的市场形成得略微晚些。但这一相对迟缓，归根结底，恐怕还是缘于法国家族企业萎缩过慢。[16]

传统的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团结、自我中心，并且关心地位和传统，这些一直是法国文学和社会评论的主题。正如其他家庭主义社会一样，法国社会长久以来在文化上排斥收养，拿破仑执政时期创立收养基本法，在最高行政法院激起强烈争论就恰恰反映了这一点。[17]但是法国的家庭主义不如中国和意大利中部的家庭主义顽固。那么，为什么法国的家族企业在向专业管理和现代公司结构转化方面如此迟缓呢？

问题的答案还是要归结于法国人中间的低信任，以及他们长久以来无法在群体中达成自发联合。多年来，各路的观察家都发现，法国缺乏在家庭和政府之间的中间组织，其中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是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阐述道，在大革命前夜，法国社会阶级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而在每个阶级内部还存在着细微的地位区分，这些区隔阻碍了人们达成合作，即便是当他们之间有共同的重要利益的时候也不例外。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指出，他所研究的二战后行政机构和工业垄断同样具有上述法国社会的特征。每个官僚机构内部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团或小组，没有工作方面或者消遣方面的协会；甚至，员工在组织内很少有朋友关系，他们更愿意依照组织所界定的、正规的、等级分明的准则来相处。[18]克罗齐耶还引用了他关于法国社会缺乏非正式社团的其他研究：比如一个村的孩子不会形成群体或小集团，而且即使有，也不会发展出延续到成年期的长久关系[19]；又或者成年人在有共同利益的项目中很难合作，因为这会破坏理论上村民间的平等。[20]

换句话说，法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不喜欢非正式的、面对面的关系，而这类关系却是新型非正式组织所必需的；法国文化更喜欢法律明确定义的、集权的、等级式的权威。再换句话说，享受平等地位的法国人若是找不到更高一级的、更有力的权威，他们之间的问题就难以解决。[21]正如克罗齐耶所言：

在法国文化中，面对面的依赖关系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法国对于权威的普遍看法仍然是普世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仍然保留了17世纪政治理论的遗风，即理性与放纵的混合体。这两种态度相互矛盾，但它们却能够在官僚体制中协调起来。这是因为，不发展私人关系的规矩以及中央集权式的结构，恰好对应了奉行绝对权威的观念和铲除最直接的依赖关系，使它们协调不悖。换句话说，要解决法国人对权威的矛盾态度，组织的官僚体制是的完美解决方案。[22]

在法国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法国人对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的厌恶。车间工人不愿意自发地组成团队，而更愿意在由中央管理层或由中央管理层与劳工协商统一制定的正式准则的基础上合作。劳雇关系也为同样的形式主义所困扰，工会不会通过与本地的管理层交涉来解决问题，而是将问题转给上一级领导，最后甚至推到巴黎中央政府。

法国人偏好中央集权，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结社生活的薄弱，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6至17世纪法国王权对贵族阶层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以及王权对其他权力中心展开的系统性压制和管控。在这一点上，它与中国的皇权制度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王朝可说是十分相似。[23]法国中央集权政府的出现最初并不是受经济的刺激，而是迫于政治压力——特别是因为需要调动一支庞大的军队来保护并扩大法国历代王室的财产。[24]地方行政官被废黜，取而代之的是省督制，省督由巴黎直接委派并受皇家议会的监督，皇家议会享有不断膨胀的职权。根据托克维尔的研究，这种政治集权的后果是：“法国再也没有城镇、自治区、村庄或小村落，无论大小，而医院、工厂、修道院或大学再也无法按照自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内部事务，或在管理其财产时不受任何干预。” [25]

在经济事务中，皇权对财政事务的全盘控制开始于查理七世（1427—1461）统治时，并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其后的路易十一、路易十二和弗朗西斯一世统治时进一步扩大，这一过程通过或多或少一直在上升的税率可以证明。托克维尔指出，税制最恶劣的一面是它的不平等性，因为它使人们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并开始嫉妒他人的特权。[26]除了税收外，国王又发明了一个生财之道，即卖官鬻爵，于是官僚机构越发庞大。这些买官者往往不行使正式职能，或至少不行使有社会作用的职能，但是他们可以免交各色杂税并且获得用以彰显社会地位的头衔。[27]跟传统中国的官府一样，法国官僚机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消耗着所有有志有才之士的能量：“法国中产阶级加官晋爵的强烈欲望是举世无双的。他只要发觉自己有了些许积蓄，就会尽快将它花在购买官职上，而不是将它投资在商业中。”[28]

官职的买卖还有一个更恶劣的长期后果，即将法国社会分成若干等级，等级中又再分更细的阶层，于是人们发现彼此处在对官职和王室恩惠的激烈争夺中。托克维尔对此有着生动的描述：“每个小群体都因某些微不足道的特权而彼此排斥，毫无诚信甚至成了光荣的标志。它们彼此之间，经常发生谁上谁下的无休止的斗争。他们的争吵声使省督和法官头昏脑涨。”[29]

在现代法国，旧制度的税制和特权政策所造成的地位差异仍然存在，并且对经济生活有着无尽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法国仍是一个阶层色彩浓重的社会。法国大众消费市场的发展相对迟缓，以及他们对小型、奢华、高品质产品市场的顽固坚持，都反映了法国中产阶级消费者贵族式的品味。此外，劳工和管理层之间一直存在着鸿沟。与其他南欧国家一样，法国的工人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带有无政府工团主义性质，后来带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为法国共产党所主控。在美国，劳资纠纷通常可以通过务实的态度得以解决，但在法国这类纠纷往往带上了政治色彩，通常需要中央政府介入才能解决。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指出，贵族价值观甚至进入到了法国工人阶级当中，他们强调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展现英雄气概。[30]在这种敌对的职场气氛下，日本企业中那种模糊科层而强调团队或跨越阶级界线而形成的“公司家庭”等概念，对法国人来说犹如东方夜谭。

法国社会的阶级分明，加上法国人对权威的传统态度，造就了墨守法规、僵化的职业关系体制。研究法国政治体制的观察家指出，对于面对面参与的厌恶会减少重实效的调整机会，而且会导致沟通和反馈受阻。例行式的政治需要人民死板地接受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权威。实际上，这样的权威是非常脆弱的，当改革的压力造成了突破口，体制里的群众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颠覆并怀疑一切权威。[31] 这种模式在法国的劳雇关系上周而复始地出现，法国的劳雇关系无法循序渐进地进行微调，结果常常是周期性地爆发高度政治化的工人运动危机，旨在达成全国性的运动目标。

在经理阶级（Patronat）中还存在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或者说法国的两种资本主义，而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前者是天主教的、家族型的生产商，后者则是由犹太人和新教徒支配的资本主义，主要涉足金融、银行业和投机领域。[32]正如英国伦敦的投机商看不起曼彻斯特和利兹等北方城市的制造商一样，在法国，巴黎的金融资本家与外省的制造商之间同样互不信任。在德国和日本，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高度依赖于金融和生产之间的高度信任，而这种情况在法国产业集团中甚为少见。法国早期曾尝试过建立这样的集团，如信贷银行（Credit Mob），结果在1867年以惨败告终。

倘若说旧制度下的官僚体制行使了某种经济功能，则是对于法国经济生活各个层面的控制。行业公会是起源于中世纪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从理论上说它们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独立，照理应该成为反对政府集权倾向的先锋。但实际上它们已被政府接管，成为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工具。在每一种传统行业中，法国政府的调控实际上覆盖了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根据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的研究，单单是染衣业，管理条例就有317款。行业公会被利用来建立限制市场的标准，设立难以对付的贸易壁垒。用他们的话说：“系统性监控和行业公会官员的审查是如此繁冗，以至于在柯尔贝担任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时，即便普通的衣料也要经过六道审查。”[33]因此，行业公会并不认为自己应承担保护行业传统不受外来者侵蚀的责任，包括政府的干预。反之，它们却依赖政府来保护它们免受竞争的挑战，将它们的权力合法化，并加强它们对经济生活的控制。

这样的高度集权必然导致法国私营企业高度依赖政府保护和津贴。到17世纪，英格兰的法律已然发生变革，允许政府授权的公司保留因革新而产生的大部分收入，而法国政府却把这样的利润归公。即便是路易十四时期赫赫有名的财政大臣柯尔贝，也无力建立一个可以与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比肩的法国集团。他抱怨说：“我们的商人无力从事那些他们不熟悉的业务。”[34]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私有经济一直习惯性地依赖于政府的恩惠，托克维尔对此有如下的描述：

在法国，政府已然取代了神的眷顾，每一个人只要遇到困难，就会很自然地求助于它。我们看到大量请愿书，尽管请愿者都自称是代表公众，但实际上都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小私欲……他们个个都把自己描述得悲惨之极。我们看到农民为自己损失的牛或家园申请补偿；富有的地主则为了他们的庄园而申请信贷帮助；制造商则向省督申请垄断权，使自己免受竞争的威胁。[35]

法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经济过度干涉，尤其是代表大规模企业做出干涉，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私营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总会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陷入困境，最后被收归国有。回顾历史，这样的公司包括：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Renault）、钢铁制造商于齐诺尔—萨西洛尔（Usinor-Sacilor）、化学公司佩希内（Pechiney）、能源公司埃尔夫（ELF）、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高科技航空与电子公司汤姆森电信（Thomson-CSF）、斯奈克玛（Snecma）、法国航空航天公司（Aérospatiale）、布尔电脑公司（Companies des Machines Bull）等。

法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统制（dirigisme），既是法国私营经济薄弱和无法独立创建具有竞争力的大规模企业的原因，也是其后果。也就是说，在历史深处，中央集权化的法国政府有意通过税收和特权来削弱私营经济的独立性，以实现对它的政治控制，而政治控制弱化了企业的创新和组织精神。但在后来，创业精神的薄弱反之又成为迫使政府重新进行干预的动因，试图为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的私营经济注入活力。政府的介入又使私营经济的依赖性得以延续。这个问题在20世纪社会党执政时变得复杂起来，因意识形态的原因，社会党希望将私营企业国有化，即便是当它们完全可以做到自力更生的时候。之后又轮到保守党执政，保守党同样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又希望将企业私有化。（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真正以市场为导向的保守党政府相对来说还是较新的现象；大部分保守主义者仍非常乐于掌控庞大的国有部门。）

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国有企业必然要比私有企业效率低，因为国家没有使企业高效运作的动力。国家无需为破产担忧，因为它可以通过税收收入来保证企业运营，再不行的话，政府还可以印钞票应急。此外，政府还有利用企业达到政治目的的强烈动机，如创造就业机会和拉赞助。过去十年中，公有制的缺陷其实是全球经济朝向私有制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可以达成高效运营，而且为国有化所牺牲的效率代价，最终还须根据该社会私营经济的创业能力来评判。在法国，国有企业往往在经营上允许有较高的自主性，因此在运营上与私有企业并无太大差别。[36]

如果把法国私营经济的薄弱看作一枚硬币的一面，那么另一面则是公有企业官员的才干和实力。自现代化以来，法国政府一直颇有威信（élan），其享有的高声望是其他集权官僚体制难以企及的。托克维尔一度评论道：“在法国，中央政府从来不遵循南欧政府的套路，后者希望染指一切事务，但又每每把事情搞糟。法国政府一直展现出高度的智慧，并在完成自设的任务方面时，保持着惊人的干劲。”[37]托克维尔所说的南欧政府，其中之一无疑就是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王朝。对比而言，中央集权的法国政府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并把法国打造成现代科技强国。跟前社会主义国家或拉丁美洲的国有产业相比，法国的国有产业一直经营得较有效率。例如，社会党在1981年开始执政，对钢铁和化学工业进行了重组，改革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因重组使得相当一批工人下岗。 虽然工业基础设施的投资耗费了巨额的税款，但在国家的经营管理下，法国的钢铁工业愈发展现出竞争力。[38]这期间当然也有大败笔，例如国有里昂信贷银行的经营不当，在20世纪90年代初，该公司累积了巨额坏账，最后不得不由法国财政部接盘。[39]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将法国的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即文化变迁。法国人向来无法自发组建社团，因而社会中间组织变得薄弱，这是法国历史几个世纪以来持续不变的状态，旧制度与现代法国不得不“手牵手跨越大革命造成的深渊”。[40]但是，正如法国社会生活的集权文化是法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样，文化本身也受到其他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当二战后经济开始复苏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等观察家指出，法国家族企业的文化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它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创新和专业型管理。[41]过去的几代间，随着法国融入更广阔的欧洲共同体，并参与到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它已经在推动文化统一化的进程。当法国企业想在全球舞台上一争高低时，工业现代化的势在必行对法国经济文化的关键方面影响颇深。许多重量级的法国经济学家在美国大学完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学习。越来越多的法国年轻人就读于美国式商业学校，而且说商业通用语言英语的人也越来越多。对法国人来说，信息革命远非幸事，因为它令法国传统文化越发难以维系。法国人在社团组织方面的弱项已然发生改观：今天法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许多自发民间团体，如活跃在第三世界灾区的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

然而，文化本质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法国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经理之间依然存在着不信任的鸿沟。在社会资本方面，法国仍然与意大利和台湾相似，尽管在其他方面法国与这些地区的差异要大于它与德国、日本或美国的差异，而这一现象对于法国经济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法国仍然希望在规模经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政府将不得不继续深度干预。尽管近年来法国保守党政府表示要实行自由经济，但在法国文化背景下，私有化的效果远不如在其他某些社会好，而在不久的将来，法国政府可能不得不拯救某些有战略意义的私有工业。

[1] 美国和欧洲空客集团关于政府补贴的纠纷旷日持久，欧洲人始终认为，美国的私人公司，如波音公司已经从大型军用业务获益匪浅，相当于获得了一种变相的补贴。这些论点无疑有一定的正确性；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关于法国组织民营大型不力的观点。

[2] Eli Noam, Telecommunications i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60-161.

[3] 转引自Noam (1992), p. 147.

[4] David S. Landes, “French Entrepreneurship and Industrial Growth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9 (1949): 45-61. 关于企业主家庭的描述，参见Landes, “Religion and Enterprise: the Case of the French Textile Industry,” in Edward C. Carter II, Robert Forster, and Joseph N. Moody, eds., Enterprise, The and Entrepreneurs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关于金属加工行业一个家庭企业的深入研究，参见Robert J. Smith, “Family Dynamics and the Trajectory of a Family Firm: Bouchayer Enterprise of Grenoble (1868-1972)” (unpublished Paper 1994).

[5] Landes (1949), p. 50.

[6] Jesse R. Pit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ourgeois France,” in Stanley Hoffmann and Charles Kindleberger, eds., In Search of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239-246.

[7] Landes本人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参见 “New-Model Entrepreneurship in France and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2d ser. 1 (1963): 56-75.

[8] Patrick O’Brien和Caglar Keyder认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不相上下；直到19世纪90年代，法国才高过英国。 参见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80-1914: Two Path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8), pp.192-193. 还可以参见Jean Bouvier, “Libres propos autour d’une démarche révisionniste,” in Patrick Fridenson and André Straus, ed. Le Capitalisme français XIXe- XXe siècle: Blocages et dynamismes d’une croissano (Paris: Fayard, 1987); François Crouzet, “Encore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au XIX siècle,” Revue du nord 54 (1972): 271-288. Crouzet (p. 274) 表明，从1870年到1913年，法国的人均产量和生产率虽然略微落后于德国，但高于英国，并且正好等于十个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9] 参见Louis Bergeron, Les Capitalistes en France (1780-1914) (Paris: Gallimard, 1978).

[10] 关于Bon Marche的发展, 参见Michael B. Miller, The Bon Marché: Bourgeois Culture and the Depar, ent Store, 1869-19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1] Maurice Levy-Leboyer, “The Large Family Finn in the Fren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Akio Okochi and Shigeaki Yasuoka, eds., Family Business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 Growth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p.222-223.

[12] Levy-Leboyer in 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p.216-217.

[13] Pitts in Hoffmann and Kindleberger (1963), pp.274-277.

[14] 甚至是那些反对Landes 的历史学家看来，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他们认为法国经济发展并不存在迟滞。参见Jean-Charles Asselai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vol. 1: De l’Ancien Régime a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4), pp.13-19.

[15] 关于这个论点，参见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Postwar Resurgence of the French Economy,” in Hoffmann and Kindelberger (1963), p. 120.

[16] Kindleberger in Hoffmann and Kindelberger (1963), p. 136.

[17] 关于领养的问题，参见Rhoda Metraux and Margaret Mead, Themes in French Culture: A Price to a Study of French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3-4, 69-84.

[18] Michel Crozier,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p.213-214.

[19] Crozier (1964), p. 216.

[20] Crozier (1964), p. 217.

[21] 关于这个现象，参见Stanley Hoffmann, Decline or Renewal? France Since the 1930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4), pp.69-70, 121.

[22] Crozier (1964), p. 222.

[23] 历史学家Maurice Agulhon的作品已经证明，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孤立和不信任的程度从来没有像在意大利南部或当代前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严重。然而，众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自发社会群体往往是Jesse Pitts所谓的“叛逆群体”，也就是其结社目的不为道德社会认可的群体。参见Maurice Agulhon and Maryvonne Bodiguel, Les Associations au village (Le Paradou: Actes Sud, 1981); and Agulhon, Le Cercle dans la France bourgeoise,1810-1848, étude d’une mutation de sociabilité (Paris: A. Colin, 1977); and Pitts in Hoffmann and Kindleberger (1964), pp.256-262.

[24] 关于现代欧洲国家的军阀起源，参见Bruce Por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25]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5), p. 51.

[26] Tocqueville (1955), p. 88.

[27]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22.

[28] Tocqueville (1955), p. 91.

[29] Tcurqueville (1955), pp.94-95.

[30] Hoffmann (1974), p. 123.

[31] Hoffmann (1974), pp.68-76.

[32] Kindleberger in Hoffmann and Kindleberger (1963), pp.136-137.

[33] North and Thomas (1973), p. 126.

[34] 引用于 Werner Sombart,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Dutton and Co., 1915), p. 138.

[35] Tocqueville (1955), p. 70.

[36] 参见Michel Bauer and Elie Cohen, “Le Politique, l’adreanistratif, et I’exercice du Pouvoir industriel,” Sociologie du travail 27 (1985): 324-327.

[37] Tocqueville (1955), pp.65-66.

[38] 在20世纪80年代掌权时，社会党人向国有企业注资50亿美元。参见Vivien Schmidt, “Industrial Management Under the Socialists in France: Decentralized Dirigisme at the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Comparative Politics 21 (1988):53-72.

[39] “The Bank That couldn’t Say No,” Economist, April 9, 1994, pp.21-24. 当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类似这样糟糕的判断绝不限于公共部门的公司，美国和日本银行业周期性危机足以证明这一点。在里昂信贷的案例中，但是，一些关键性的贷款是出于政治动机，这在私有部门的银行是不可能出现的。

[40] Tocqueville (1955), p. 61.

[41] Kindleberger in Hoffman and Kindleberger (1955), p. 157.

第12章

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从之前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信任度低、中间社会组织薄弱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有一个共性，即企业呈马鞍型分布。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意大利和法国都有许多小型私有企业，它们构成了经济体的企业核心，这形成了马鞍的一侧，而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则形成了马鞍的另一侧。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在促进大规模企业的形成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很难由私有经济自发地创建，即使这意味着以效率为代价。我们可以认为有这样一个规律，任何中间组织薄弱、家庭以外信任度低的社会，其经济体中的企业都呈马鞍型分布。

然而韩国却是一个明显的特例，对此我将进行如下讨论，以维护整体观点的信度。韩国有巨型企业，有高度集中的产业结构，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德国和美国相似。然而在家庭结构上，韩国又更接近于中国而非日本。与中国的家庭一样，家庭在韩国社会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在韩国也同样没有日式的家庭机制，可以让外人加入家族。照理，跟中国的情形一样，这本该导致小型家族企业的普遍出现，而且必将成为公司制度化的阻碍。

要解释这一矛盾，我们必须研究韩国政府的作为。韩国政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意将扶助巨型联合企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从而克服了可能出现的中小型企业的文化倾向，这一倾向在台湾便是如此。尽管韩国人成功地创建了大型公司和日本式的财阀，但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无论是管理层的接班还是工厂工作关系等，他们仍然遭遇了许多中国式的困难。尽管如此，韩国的案例足以说明，一个果断而有能力的政府是可以塑造产业结构并克服积久日深的文化癖性的。

韩国的产业结构最重要的特征是其高度的集中性。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一样，韩国经济也有两个级别的组织：个体企业和更大的、连接不同企业实体的网络组织。韩国的网络组织称为财阀（chaebol），和日本的财阀所用的是同样的汉字表达，结构上也是刻意按照日本财阀模式组成的。按照国际标准，韩国公司的规模并不大。80年代中期，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公司的规模只有通用汽车的三十分之一，而三星电子公司只有日本东芝公司的十分之一。[1]但是这些统计数据都低估了韩国企业的真正实力，因为这些企业彼此相连，同属一个庞大的网络组织。实际上，所有大公司都是一个财阀网络的一部分。1988年，43个大财阀（指资产超过4 000亿韩元，即5亿美元的联合集团）共集中了672家公司。[2]如果我们以财阀而不是以单个企业来衡量产业集中度，其结果令人咋舌：1984年，韩国三个最大的财阀（三星、现代和LG）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3]韩国产业比日本工业更为集中，尤其是制造业；1980年，韩国三大集团所生产的产品占总全国总量的62%，日本的相应数字为56.3%。[4]韩国产业的集中度在战后一直处于增长中，尤其是在财阀的增长速度远超过整个经济体增长速度时。例如，1973年，韩国20个最大的财阀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8%，1975年为28.9%，1978年为33.2%。[5]

日本对韩国商业组织的影响是巨大的。在1910年日本开始殖民统治时，朝鲜半岛几乎完全是农业社会，而日本人完成了韩国早期的工业基础设施。[6]1940年，大约有70万日本人住在韩国，另有相同数量的韩国人作为强迫劳力生活在日本。在日本占领时期，一些早期的韩国企业是以殖民企业的身份发家的。[7]战后，两国的许多移民被遣返回国，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活动、知识和经验的交流。韩国总统朴正熙等人研究了战前日本在韩国的产业政策后，制定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与日本的经连会一样，韩国财阀中的成员企业互相持有对方的股票，而且往往是不计价格因素地相互合作。然而，在许多重要方面，韩国的财阀与战前的日本财阀或战后的经连会有所区别。首先，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区别是，韩国的网络组织不像日本的经连会那样以一家私人银行或另一金融机构为中心。[8]这是因为韩国的商业银行在70年代初实行私有化之前均为国有，而且法律禁止韩国产业公司在任何银行拥有超过8%的股份。日本大型的城市银行是战后经连会的核心，与大藏省合作密切，当然是通过超额贷款的程序（如提供津贴信贷）；而韩国的财阀在很多方面受到政府更为直接的控制，因为政府把握了银行系统的所有权。因此，在日本网络组织得以自发形成，到了韩国则是政府政策特意而为的结果。

第二个区别是韩国的财阀更像日本不同市场之间的横向经连会，而非纵向企业集团（参见本书第183—184页）。也就是说，每一个大型的财阀集团都控制不同领域的企业，从工业、电子工业到纺织、保险及零售业。随着韩国制造商的发展以及向相关行业进军，它们开始将供应商和承包商也纳入其网络。但是这种关系则更像简单的纵向整合，而非把供应商与客户连接在一起的日式关系契约。在韩国没有像丰田公司那样围绕一个母公司的周密的多层供应商网络。[9]

最后，韩国的财阀比日本经连会更为中央集权。因为财阀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所以成员公司之间有着天然的团结性，这与日本经连会成员之间关系有所不同。韩国的财阀一般有一个核心决策机构，负责整个组织的工作。这一机构的规模虽然不及前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或者海湾西方石油公司（Gulf + Western）等集团的决策机构，但是比日本网络组织的总裁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s）更制度化。这个核心决策机构为整个组织的资源分配制订计划，并有权决定整个组织的人事安排。此外，某些财阀以一个控股公司为中心，这个控股公司持有网络各成员公司的股份。这些差异造成财阀之间的界线比日本的经连会之间的界线更明显。在日本，往往会看到同一个公司加入两个或更多经连会的总裁委员会的情况。[10]我还没有在韩国看到类似的情况。因此，对比日本的经连会，韩国的财阀更像等级式组织而不是网络组织。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韩国的家庭结构，就会发现它更接近于中国而非日本。传统的韩国家庭与中国家庭一样是绝对的父权主义的，继承权传子不传女，而日本则不是这样。在日本家庭中，父亲、长子的真实角色不一定完全遵照亲属身份。与此相反，韩国家庭没有与日本的养子（mykoyoshi）等同的概念，即无血缘关系的过继之子。过继的儿子必须从亲戚中挑选，大多数选自亲兄弟的儿子。[11]

日本实行的长子继承制大大有助于工业化之前的财富集中，也促使其他儿子不得不走出家门去谋求自己的财富。韩国的继承制不同于日本和中国，但就经济方面的影响而言，则与中国较为相近。在诸子中，继承权各个有份，但不是中国的等分制。总的来说，长子所获的财物是其他儿子的两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少于家产的一半。[12]实际分配时，具体的数额要根据具体情形做一些调整，如果家庭财产实在太少不足敷分，那么小儿子们将只获得象征性财产。但是与中国一样，由于众多儿子都要分取富有的父亲的财产，财富在两至三代就花尽了。

韩国的家庭一般比中国家庭小，成年儿子成家后很少继续与父母亲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组成联合家庭。相反，跟在日本一样，小儿子都要从家中分离出去，带上他们那份财产开始自己的家庭生活。[13]但与日本不一样的是，长子只有在父亲去世后才能继承一家之主的地位，而不是在父亲退休后即可继承家业。[14]

长久以来，韩国社会比日本更遵从儒家思想，这使韩国在文化上更接近中国。的确，有些人甚至认为韩国比中国更为儒家化。[15]尽管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大化时代，但是儒学正统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在韩国，李氏王朝时期（1392—1910）把儒学立为国家意识形态，而佛教则受到官方压制，僧侣被驱逐到山区。除了20世纪基督教新教的强大影响外，韩国的宗教生活不及日本活跃和多元，这可以从全国佛教寺庙和尼姑庵的数量极为稀少看出来。在韩国，强调儒家之“孝”更甚于强调“忠”，这跟中国的情形类似。这意味着在传统的韩国社会，首要的尽忠对象是家庭而非政治当局。[16]和中国一样，韩国的家庭主义使社会看起来比日本更个人化，尽管人们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代表家庭或宗族之间的竞争。[17]

韩国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的相似：君主与臣僚位其上，家庭和宗族居其下，但是几乎没有非亲戚关系的中间组织（如类似于日本的家元集团）。尽管韩国在历史上曾受日本、中国等外来入侵者的困扰，但在新罗王朝统一全国后，韩国一直保持了完整性。它没有如日本德川时期或欧洲中世纪那般真正意义上的封建时期，那种政治权力广泛分散在贵族或军阀中的现象在韩国未出现过。与中国一样，韩国是由士绅阶层（“两班”）而非军人统治。前工业时期，这三个社会有官方认定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但是韩国社会阶层之间的界线比日本或中国更严苛。社会最低阶层是“贱民”，实际上就是奴隶，主人可以自由买卖他们；通向政府官职和最高社会地位的文官考试只向贵族阶层（“两班”）的成员开放。[18]总之，现代化之前的韩国社会停滞乏味，内部僵化，对外闭关自守，拒绝外来影响。

与中国南方一样，家庭与政府之间的主要社会结构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宗族。韩国的宗族甚至比中国的还要庞大，人们会追认第三十代或更远的先人为同一个祖先。大的宗族可以多达几十万人。[19]韩国人的姓氏比华人少许多，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大家族的影响。约有40%的韩国人姓金，另外18%的人姓朴。[20]而且韩国的宗族也更为同质化，不像中国南方那样因阶层或者地位不同而出现分化。[21]

此类家庭和社会结构会让人以为，现代韩国的经济结构应该与中国台湾和香港等资本主义华人社会相似，即大多数企业会是规模较小的家族企业，如果要扩大到家庭以外，人员招聘也将尽量基于宗亲或籍贯。韩国与中国一样缺乏简单的非亲收养方法，因而应该会抵制外人（如专业化的经理人）进入家族企业。由于从未出现过大范围的非亲中间社会组织，信任应该只限于亲戚群体内部。于是有人会以为现代韩国引入现代公司机制的过程应该会很缓慢。人人有份的继承制度应该会导致韩国企业的不稳定，以及在一两代后的分裂可能。如果家庭和公司产生利益冲突，有人还会以为韩国人会选择家庭。换句话说，如果文化非常重要，韩国的工业结构应该与中国台湾和香港的非常相似。

事实真相是，尽管韩国企业规模很大，可是无论从外部看起来还是透过它们的行为，它们确实更像中国企业而非日本公司。在巨型企业（如现代和三星）气势恢宏的外表之下，隐含着家庭主义的底子——在适应专业型管理、公共持股、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非个人化的等级制组织形式上，速度迟缓且不情不愿。

韩国的财阀都是从家族企业起始的，大多数仍属家族所有，其高层管理亦仍由家族把持。像大型的香港公司一样，巨型企业（如大宇和双龙）的规模很显然早就超过任何一个家族所能管理的了，因此，它们聘用大量中层职业经理。但在高层，家族的控制仍很牢固。1978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大型韩国企业的2 797名执行官中，有12%的人在血缘或婚姻上与创始人有直接关系（这个数字不包括76名创始人本人）。[22]另一份研究表明，在最大的20个财阀中，31%的执行官是家族成员，40%从外面聘请，29%是从组织内部提升上来的。[23]第三份研究显示，截至80年代初，所有大型公司的总裁中有26%是创始人，19%是创始人的儿子，21%是内部提升上来的，35%是外聘过来的。“现代”财阀的创始者郑周永有七个儿子，被称为“七王子”，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现代的各家公司中担任领导职务。[24]这种模式与日本的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本，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领导是创始人或其亲属，很大一部分是由内部聘任的（且与创始家族没有关系）。[25]财阀创始人的后代中还存在着比率较高的联姻现象。根据一份调查显示，前100家财阀的后代中有一半人的配偶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其余则与政府官员、军官等精英群体通婚。[26]

韩国财阀形成的历史比日本财阀或经连会短，因此在80年代许多公司的创始人仍然在企业掌舵也就不足为奇。韩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于是我们可以预计，继承在韩国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远比在日本严重。大多数创始人希望将他们的企业传给长子。在一份对韩国企业继承情况的调查中发现，有65%的企业已经是这样安排的。[27]（一个值得注意的特例是大宇集团，其制度要求不将领导权传给家庭成员。[28]）创始人子女是否接受良好教育变得极为重要，这一要求与韩国儒家思想对教育的重视高度一致。然而，与华人社会一样，如果长子无力接管大权或对此毫无兴趣，那么家庭主义的继承原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韩国最大财阀，三星。其创始人李秉喆决定退休，而李氏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绝无可能接手，他显然是无法运营公司的。父亲不想将他的公司控制权交给长子，也不愿将其分成三份，因此他决定绕过长子和次子，把公司交给幼子李健熙。这样的决策在日本比较容易达成，但它违背了韩国家庭主义的做法。为了掩盖这一决定，李秉喆必须将自己绝大部分股份转移到两个家族基金会，以防止长子和次子夺权。一旦幼子安全接手后，其股份再通过这些基金会转给他。[29]李秉 避免了长子无力接管的问题，维护了三星家族的财富不受分割，但其方法缺乏条理且毫无章法。

在其他不那么显眼的案例中，财阀像华人的家族企业一样分崩离析，原因就在于分割继承和家庭式继承。大韩纺织（Taehan Textile）和大韩电线（Taehan Wire）同属于Ke Dong Sol创立的财阀，但他的儿子在他死后将企业分割。同样，科健（Kukjae）和金阳（Chinyang）公司以前同属于一个财阀，现在由创始人的两个儿子分别持有。[30]尽管韩国企业的规模庞大，但要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这样的规模，远比大型日本上市企业要困难。

韩国的家庭主义对韩国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管理风格。所有关于韩国管理方式的比较研究都指出，韩国企业倾向于以等级制、专制和集权的方式运营。[31]这种权威型的结构与华人家族企业很像，而与协商式的日本公司管理形式和经典的美国多部门公司的去中心化管理模式相去甚远。那些至今仍由创始者经营的财阀尤其如此，因为创始人往往亲自负责所有重大决定。据称，现代集团的郑周永每天早上6:00到6:30与所有海外机构的经理通话，每个星期与财阀成员公司的大约五十位总裁会晤两次。这种会议还非常注重形式。韩国一家报纸曾这样描写：“集团总裁级会议的作用往往是，让总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与集团主席的地位差距，相当于新聘者与他们的差距……且无论他们以前是政府要员，或者是创业集团主席的战友，当集团主席进入会议室时，所有人都必须立正，即使他不过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32]在韩国，决策的制定越专制，公司就越容易快速且坚定地向前发展，它们不会像日本式企业那样，需要在决定之前达成广泛的意见一致，而因此往往陷入停滞不前的窘境。然而，这种果断的行事风格也可能意味着，所做决策缺乏充分的参谋审核，决定在未充分了解情况时就草率做出。[33]

换句话说，韩国的财阀很像扩大的华人家族企业而非日本公司或经连会。紧密的团结形式在日本公司非常盛行，但在韩国的绝大多数公司却看不到。举例来说，韩国公司没有建立基于不成文的回报义务的终身雇用制，大公司的解聘现象比日本公司更普遍。韩国公司经理的聘用相对稳定，仅仅是因为国家稳定的经济扩展使裁员还没有成为很严重的问题。[34]对公司负有强烈责任感的核心雇员比日本公司的少，韩国公司内有一群可有可无的边缘员工，日本公司内则没有类似的雇员。[35]韩国公司从来没有日本或德国公司常见的那种像家长一样的管理层，他们会为员工争取广泛的福利制度。韩国没有日本那样的 “侍宠”（甘え，amae）概念，即群体内成员不愿意利用对方的弱点，这一概念在日本滋养出强烈的相互依存。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这样的后果是，“尽管韩国人相对来说也以群体为中心，但是他们也如西方人一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特点。韩国人经常开玩笑说一个韩国人可以打败一个日本人，但是一群韩国人就必定会被一群日本人击败”。[36]韩国雇员的更替率比日本高，挖其他公司的技术工人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也比日本普遍。[37]据说，韩国人以工作为目的的非正式社交远不及日本人频繁，韩国雇员下班后就直接回到各自的家里，而日本人则留下来与同事去喝酒。[38]

尽管韩国在语言上和种族上都非常同质化，但是与同样同质化的日本相比，它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大部分韩国企业家都出自士绅（“两班”）阶层，这一阶层的开放性远不及日本的武士阶层。随着商业精英手中的财富极度膨胀，他们的子女又相互联姻，这些传统的阶级差异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这种阶级差距由于教育普及、统一考试的制度和军队等升迁制度的存在而有所缓和。

鉴于这一背景，韩国的劳雇关系更具对抗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且在这一点上韩国更像北美和西欧而非日本。引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韩国人对组织及同僚的感恩意识比较弱，一旦因内部摩擦导致与组织的关系紧张或破裂，韩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有很深的罪恶感，更多的是感到愤怒和背叛。”[39]韩国的威权统治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威权政府曾彻底剥夺工人罢工的权利，而且强调工会干预劳资纠纷是非法的，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少有贡献，并且也没有强制雇主提供福利待遇。[40]虽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这使韩国工资和其他成本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它也催生了工人的反抗，而且促使工会坚持反对政府的立场。[41]

除了民族文化外，个别的企业文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喆在公司内部努力营造同事平等的气氛，而现代公司的郑周永则实行专制管理。结果，三星遇到的罢工事件明显少于现代公司。[42]

我们不应高估韩国的家庭主义对韩国产业结构的影响。随着农村的城市化，传统韩国家庭及其纽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衰弱了。[43]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大多数创始人已经无法从内部选拔能干的管理者，于是他们不得不采用制度化的聘用体系，从大学中公正地选拔有能力的职业经理。此外，大型财阀已经成为著名品牌，并被广大国人认为是民族英雄。倘若这样的大企业在继承纷争中四分五裂，这对民族自豪感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且还会带来负面的经济后果。[44]因此韩国企业比华人公司有更强烈动机去保持企业的完整。

当三星或现代公司成为巨型企业时，它们就有必要维护自己的名声，这一点不难理解。但尚未解答的问题是：它们最初是如何发展成如此大规模并极有竞争力的呢？主要因素是韩国政府的行为和它模仿日本工业模式的愿望。甚至可以说，这种现象完全是受一个人的偏好所影响，即总统朴正熙，这位前军官从他1961年接任总统，直到1979年被暗杀，一直主导着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在东亚所有快速发展的国家中，韩国有着最为活跃的政府（共产主义国家除外）。1972年，韩国国有企业，包括整个银行部门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占非农业产出的13%。[45]其他经济则在政府的高度监管之下，政府通过控制信贷和提供补助津贴、许可权以及抵制外国竞争等手段来奖励或惩罚私营企业。1962年，韩国政府出台了正式的规划程序，制定了一系列五年计划，这些五年计划决定了总体投资的战略导向。[46]由于韩国企业的负债率非常高，信贷资金的发放是控制整个经济的关键，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韩国的所有商人，包括最有实力者，都一直非常小心翼翼地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确保持续获得信贷资金，同时避免税务官找麻烦。”[47]

至此，韩国政府的行为看起来与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台湾有一个更庞大的“国有”部门，政府掌控所有的商业银行，但其经济的主导力量依旧是中小型的生产商。韩国和台湾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是政府参与的程度，而在主导方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希望培养大型企业，生怕它们有一天成为党的竞争者，而朴正熙的韩国政府试图创造能够与日本财阀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的民族企业。[48]朴正熙以其他政治革命家为榜样，包括孙中山、阿塔图克（Ataturk，即凯末尔）、纳赛尔（Nasser）和日本明治时期的统治者。朴正熙显然有着列宁主义对规模的迷恋，并认为大规模是现代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正如他在自传宣言中解释说，他最初想打造“推动经济改革的百万富翁”，因此希望鼓励“民族资本主义”。[49]台湾政策制定者满足于创造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快速增长所需的宏观经济条件，朴正熙政权则以干预微观经济的方式鼓励特定公司和特定投资项目。[50]

韩国政府启用了许多机制来鼓励大规模经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它对信贷的控制：台湾的做法是利用高利率鼓励存款，而韩国的做法则是把大量资金投到大型财阀以提升它们的全球竞争力。信贷往往是以负利率给出，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不管这些财阀如何犹豫不决，即使在他们缺乏专业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仍然扩张成为庞大的企业集团。[51]所谓的政策性贷款，即政府明确定向的贷款，从1970年的47%增加到1978年的60%。[52]另外，政府还可以操作信贷市场，譬如1972年的紧急法令（Emergency Decree）就控制市场上的贷款额度，使得大公司的受益超过中小企业。[53]

政府采用的第二种方法是只批准数量有限的企业参与营利丰厚的出口市场。[54]这样，政府根据资本、出口量、海外机构等最低限度设定了一个综合贸易公司资格标准。一旦获得资格，这个公司就可以在获得信贷、市场和执照方面享受特惠待遇。[55]最后，通过高度指令性的规划，韩国政府最终建立了一个可合理预测的国内经济环境，以保证大企业的运作，这些企业明白它们在国内市场（虽然较小）中将受到政府保护，而免受外国竞争者的威胁，而且在向国外市场出口时，也能得到政府的支持。[56]

韩国政府可以通过更直接的威权方法控制企业行为，譬如起诉失宠的企业家，让他们的生意垮掉。朴正熙认为他不仅需要韩国的百万富翁，还要有强大的国家来控制他们的行为。在1961年上台后的一个月，朴氏政权通过《处理非法财富积累法》，并高调逮捕了一些李承晚时代的富商。如果他们在政府控制的工业领域设立企业，并且直接出售股票给政府，那么他们就可以免被起诉，他们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57]政府和商界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基于恐惧和隐性的威胁，国家会利用强制力惩罚那些没有听从指挥的企业家，这比在日本程度更甚。[58]

韩国政府通过这些手段来干预经济的愿望意味着，韩国1961年后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为经济官僚的构想所左右，而非市场的作用。70年代，韩国规划者决定退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转而进入重工业领域，如建筑、造船、钢铁、石化等等。1976年，74%的制造业投资（政府的定向贷款仍占很大比重）进入了重工业；到1979年，这个数字超过了80%。[59]十年之内，整个韩国的经济格局已发生转变。工业急行军导致了不可预测的后果，例如70年代初，总统朴正熙要求现代公司主席郑周永马上涉足造船业。以前，韩国的造船业从未建造过一万吨以上的船只，这时却突然跃到生产26万吨的巨型油轮。1973年，第一艘油轮刚刚造好，就遇到了石油危机，全球油轮容量过剩使市场对油轮的需求直线下跌。[60]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石化工业，70年代大幅新增了批量生产设备，出产能力大大超过国内需求，厂商被迫向国际市场倾销产品。

尽管政府在培养大规模工业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如果认为韩国没有供大规模组织成长的自发性社会基础那就大错特错了。若干种通向社群生活的桥梁让韩国人得以挣脱家庭主义的束缚。第一个桥梁跟中国南方情形类似的宗族组织。韩国极其庞大的亲戚群体意味着基于亲戚关系的用人标准可以从大量人才中选择，这样就弥补了任人唯亲的雇佣制的负面后果。

第二个桥梁是地域观念，这种现象常见于中国，但在日本却没有。韩国不同的地区都有各自的认同感，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7世纪新罗王朝统一国家之前的时代。政治和商业精英大部分来自庆尚道（南方城市釜山和大丘都在这里）以及首尔地区；相比之下，来自忠清、全罗和江原各道的人相对较少。[61]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喆就来自南方地区。尽管三星公开实施贤者为用的人事制度，但是大部分雇员仍碰巧来自南方。[62]

通向家庭之外的社群生活的第三个桥梁是大学同班。与日本一样，韩国大公司在国内大学名校招聘新人。[63]三星除了喜欢从南方招人外，众所周知还比较青睐国立首尔大学的毕业生。同班毕业的人有比较高的团结性，这种同班情谊在他们的职场升迁中继续保持，并为未来构建网络打下基础。

第四个超越家庭的社会桥梁是军队，这是当代日本所没有的。自朝鲜战争以来，韩国实行全民兵役。服兵役为所有年轻人提供了体验集体生活的机会，退役若干年后，他们还必须保留后备役军人的身份。实际上，军队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型等级式组织，许多人都说他们把服役时的纪律性带进了商业生活。[64]或者可以说，军队是工业化早期当农民首次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大工厂时尤其重要的社会化力量。

最后，在韩国当代城市文化中，兴起了一批新的研究或业余爱好团体，它们像美国的此类团体一样，其内容通常是共同的兴趣或组织成员活动。这些团体提供了与家庭和工厂相分隔的社交空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韩国和中国有许多相同点，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在韩国比在中国更强烈。夹在两个强大的邻国之间，韩国一直是个隔离、封闭的国家，而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包括日本的殖民统治、革命、战争以及与朝鲜的斗争，增强了韩国人对自己独特的种族与民族地位的认同。很显然，在朴正熙等领袖人物的意识中，民族主义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韩国与日本相似，追求经济成功是为了民族自尊心；民族主义成为在经济理性之外推动韩国在其领先的经济领域发展大规模工业的一大动机。

韩国境内的其他有趣的文化差异也可能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例如韩国的企业家不同地区之间并非均匀分布，而是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许多企业家都来自今日的（北）朝鲜和北部的某些特定区域。他们也都来自北部的首尔地区及南部的庆尚道；相比之下，忠清、全罗和江原等道很少出企业家。这些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因为南北两地成功企业家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但是一个共同点，即这两个群体的父母背景与韩国社会其他群体都是不同的，从而赋予了他们某种局外人身份。[65]

还有一个因素是基督教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除菲律宾外，韩国是东亚唯一有大量基督教信徒的国家。在日本占领时期，基督教开始在韩国兴盛，在当时信教是抵抗日本强权的一种较不危险的方式。朝鲜战争以后，韩国与美国的重要战略关系为美国文化的输入提供了方便之门，宗教影响也随之而来。战争后韩国的新教徒人口如雨后春笋般增加，现在已超过总人口的20%。大多数新信徒属于原教旨主义，如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世界上最大的五旬节派教会是首尔的全福音中心教会，拥有教友50万人。[66]基督徒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活跃程度与其数量不相称。韩国的第一位总统李承晚是一名基督徒。基督徒在民主抗议运动中异常活跃，最终导致1987年军阀政府的垮台。今天，韩国最好的三所大学都是由基督徒捐资修建的。[67]

韩国的新教徒当然也很热衷于经济生活。近年来，在美国的韩国移民有近一半人是基督徒，他们以其艰苦奋斗和精于创业而博得了好名声。但是我们却很难找到证据证明，新教徒在促进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其人数效应。[68]原因可能是新教徒和儒教文化都推崇相似的经济和创业价值，因此基督徒在韩国的贡献比在拉丁美洲的作用更难以辨别。[69]

韩国的案例证明，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政府可以采取果断行动，克服偏爱小规模组织的文化癖性，而创造符合战略发展的大规模工业。尽管韩国已经有其他的社群性来源，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若非1961年以后的韩国政府如此持续、积极地干预经济，韩国工业不会如此集中。

的确，人们可以说，韩国人成功地把经济引导到了他们所需的方向上，同时通过政府补贴私人而非国有企业，避免了许多法国或意大利式产业政策的缺陷。韩国财阀之所以仍然比许多欧洲、拉美的国有企业或补贴企业更有竞争力，要感谢监督员一门心思地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在海外市场进行激烈的竞争并获得成功。这些财阀需要在国外的市场条件下销售，这相当于强加给他们的纪律要求，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化工行业，当时它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卡特尔。

通过追求大规模，韩国政府的规划者如愿以偿。今天，韩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与美国人、日本人的公司竞争，涵盖资本高度密集的领域，如半导体、航空、消费性电子产品和汽车行业等，在这些领域它们远远走在了中国台湾或香港公司前面。与东南亚不同，韩国涉足这些领域主要不是靠合资企业，譬如由外国伙伴提供全套装配设备，而是通过自己土生土长的企业。韩国人取得如此成功，以致许多日本公司觉得韩国对手在半导体和钢铁等领域威胁极大。大规模财阀组织的首要优点是，集团能够迅速进入新工业领域，并通过经济规模的优势迅速达到高效生产。[70]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既然国家干预可以填补文化的缺陷，文化因素如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就都不那么重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从文化上说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像韩国那样有效地实行工业政策。多年来，政府给韩国企业的大量津贴和优惠，也可能导致滥用巨款、腐化以及投资基金的分配不当。如果总统朴正熙和他的经济幕僚屈于政治压力，而不是去做他们相信有利于经济的事情，如果他们没有以出口为导向，如果他们更强调消费，或者出现腐败，今天的韩国很可能会更像菲律宾。在20世纪50年代李承晚掌权时期，韩国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事实上很接近菲律宾。朴正熙虽然有错误，但他却带来了纪律严明、斯巴达式的个人作风，并对经济上的国家发展导向有清晰明确的构想。他任人唯亲，允许一定程度的腐败，但是以其他发展中国家为标准，这一切均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他自己并不铺张，而且不让商业精英将资源用于修建瑞士别墅或在法国南部度长假。[71]朴正熙是一个独裁者，建立了令人厌恶的威权政治体制，但是作为一个经济领袖，他的成绩单要漂亮得多。换做其他人掌握同样的经济权，则可能会导致灾难。

国家大规模扶助工业有其他经济上的缺陷。市场派经济学家的最普遍的批评是，韩国的投资是政府推动的，而不是市场力量推动的，所以韩国打造了一系列白象（译按：好看却无价值的）工业，诸如造船、石化等重工业。在小规模、灵活机制取胜的时候，韩国又建立了一系列集权、无弹性的企业，这些企业最终会失掉低薪这个最后的竞争优势。一些经济学家以台湾在战后时期出现的更高的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为论据，来证明更小、更具竞争力的工业结构更加优越。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与文化更为相关。大规模与韩国家庭主义倾向不匹配，因此阻碍了效率的提升。韩国在迫切需要职业经理的时候（跟小规模华人企业相比），文化延缓了这种体制的引入。而且，韩国文化的信任程度相对低下，于是韩国的财阀无法像日本的经连会那样在网络组织中充分利用同等规模和多元经济。也就是说，财阀更像传统的美国联合企业而不像日本的经连会网络：整个财阀设有一个总部机构和一个集权的决策机构。在韩国工业化早期，有些经济原则尚有逻辑可言，财阀可以横向发展进入不熟悉的行业，因为这确实可以将现代管理技巧带入传统经济。但是随着经济的成熟，跨行业公司连接在一起，其背后的逻辑性不断受到质疑。财阀的规模在融资和跨领域行业占有了一定优势，但问题在于，一旦扣除中介和集权组织的其他费用，这是否仍构成韩国经济的净优势。在任何情况下，财阀的大量资金都是由政府操纵利率提供的。事实上，财阀网络中更具竞争力的成员公司因为卷入发展迟缓的伙伴的事务而牵制了自己的发展。例如，三星联合企业的所有成员中，只有三星电子是真正有实力的全球玩家。然而，这一公司却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年间，卷入了三星创始人向儿子传递集团领导权而引发的全集团管理层大调整。[72]

政治和社会领域存在不同类型的问题。韩国的财富比台湾更集中，财富的悬殊所造成的紧张局面从长期以来动荡的韩国劳雇关系中可窥见一斑。尽管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两者的总增长相差无几，但是台湾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韩国工人。从1981年开始，韩国政府官员又一改以往强调大规模公司的想法，从大公司身上抽回一部分补助给中小型企业。然而，到这个时候，大型公司在其市场领域的地位如此牢固，一时很难撤出。如果按照韩国自己的方式，文化本身可能倾向于小型家族企业，但现在，文化本身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与日本一样，在大型企业工作会给人带来一种荣耀感，这使大型企业一如既往地成为韩国最优秀的年轻人的首选。[73]

财阀所有者手中掌握的高度集中的财富也带来了另一种后果，这也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早年所担心的：富有的实业家步入政界。这类事情首次发生在1993年总统大选时，现代公司创始人郑周永成为总统候选人。当然，一个罗斯·佩罗（Ross Perot，按：美国企业家，曾竞选美国总统）式的亿万富翁在民主体制中涉足政界无可厚非，但韩国企业界高度集中的财富让左右两派的政治人物都如坐针毡。在竞选中败给金泳三后，77岁的郑周永于1993年末因经济罪嫌疑而锒铛入狱。这是对所有想成为政治家的商界人士的一个警告，他们是不受政界欢迎的。[74]

尽管韩国的中国式家庭主义文化和它的大规模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常现象，但是韩国的情况仍然符合我的整体假设。与中国一样，韩国是家庭主义文化，在亲戚关系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因为这种文化特性，韩国政府不得不介入大规模企业的创建，因为单靠私营部门是不可能达成的。大型的韩国财阀可能比法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运营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们仍然是津贴、贸易保护、管理以及其他政府干预行为的产物。尽管大多数国家可能相当羡慕韩国的增长纪录，但倘若它们采用韩国的手段，是否能获得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1] Young KiLee, “Conglomeration and Business Concentration in Korea,” in Jene K. Kwon, ed., Kor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9), p. 328.

[2] Byong-Nak Song, 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4.

[3] 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16.

[4] Song (1990), pp.112-113.

[5] Gary G. Hamilton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1988): S52-S94.

[6] 关于这一时期的背景，参见Nicole Woolsey Biggart, “Institutionalized Patrimonialism in Korean Business,” in Craig Calhoun, ed.,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Business Institutions, vol. 12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90), pp.119-120.

[7] 还可以参看韩国企业家Yon-su Kim的叙述，Dennis L. McNamara, “Entrepreneurship in Colonial Korea: Kim Yon-su,” Modern Asian Studies 22 (1988): 165-177; and Dennis L. McNamar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Korean Enterprise, 191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Lee in Kwon, ed. (1989), p. 329.

[9] Richard D. Whitley, “Eastern Asian Enterprise Structure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11 (1990): 47-74.

[10] 举例而言，日立是芙蓉（Fuyo）、三和（Sanwa）和第一劝业（Dai-Ichi Kangyo）经连会的总裁委员会的成员，而神户制钢（Kobe Steel）是三和和第一劝业经连会的成员。参见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82-84.

[11] Tamio Hattor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aibatsu and Family Structure: The Korean Case,” in Akio Okochi and Shigeaki Yasuoka, Family Business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 Growth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 132.

[12] Clark Sorenson, “Farm Labor and Family Cycle in Traditional Korea and Jap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0 (1984): 306-323.

[13] Hattori in Okochi and Yasuoka, eds. (1984), p. 133.

[14] Sorenson (1984), p. 310.

[15] Choong Soon Kim, The Culture of Korean Industry: An Ethnography of Poongsan Corporation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2), p. 13.

[16] 关于家族间关系在韩国的重要性，参见B. C. A. Walraven, “Symbolic Expressions of Family Cohesion in Korean Tradition,” Korea Journal 29 (1989): 4-11.

[17] 关于这一点，参见Richard M. Steers Yoo Keun Shin, and Gerardo R. Ungson, The Chaebol: Korea’s New Industrial Mi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pp.17, 135.

[18] 关于这一点，参见Song (1990), pp.31-34.

[19] Mutsuliiko Shima, “In Quest of Social Recognition: A Retrospective 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Lineage Organiza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 (1990): 87-192.

[20] 不是所有这些金氏和朴氏的祖先都来自同一谱系：例如金姓是在七个或八个大谱系共享。

[21] Roger L. Janelli and Dawn-hee Yim Janetin,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Korea,” Man 13 (1978): 272-289.

[22] Kwang Chung Kirn and Shin Kirn, “Kinship Group and Patrimonial Executives in a Developing Nation: A Case Study of Korea,”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24 (1989): 27-46.

[23] Sang M. Lee and Sangjin Yoo, “The K-Type Management: A Driving Force of Korean Prosperity,”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7 (1987): 68-77.

[24] Chan Sup Chang, “Chaebol The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s,” Business Horizons 31 (1988):51-57.

[25]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p.37-38.

[26] C. Kim (1992), p. 77.

[27] C. Kirn (1992), p. 66.

[28] Chang (1988), p. 53.

[29] Hattori in Okochi and Yasuoka, eds. (1984), pp.137-139.

[30] Hattori in Okochi i and Yasuoka, eds. (1984), p. 134.

[31]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p.38-39; and Lee and Yoo (1987), p. 75. 不过，有人认为虽然顶层的家庭管理者做出决策独裁，大多数决定不在顶层完成。参见Alice Amsden, “The Rise of Salaried Management,” in Kwon, ed. (1989), p. 363.

[32] 出自Dong An Ilbo, 转引自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 39.

[33]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 47.

[34]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 123.

[35]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p.91-92. 还可以参见C. Kirn (1992), p.134.

[36] Song (1990), p. 199. Song接着说，他并不清楚到底更大范围的韩国个人主义的文化源于何处。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源于韩国家庭主义的本质。

[37] Lee and Yoo (1987), p. 74.

[38] C. Kirn (1992), p. 151. 对于韩国公司的另一项深入研究报告指出，工人之间怀疑和不信任程度甚深，他们不愿意将他们的意见或他们在公司内部的社会关系告知外人。参见Roger L. Janelli and Dawn-hee Yim (Janelli), Making Capitalis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a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12.

[39] Song (1990), pp.199-200.

[40]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约72%的65岁以上人口完全依赖他们子女的供养。David I. Steinberg, “Sociopolitical Factors and Korea’s Future Economic Policies,” World Development 16 (1988): 19-34.

[41] 在总统朴正熙于1979年被暗杀之后，工会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后来在1987年反对总统全斗焕的军事政权中又一次活跃。在1987年夏天的动荡时期，韩国劳工运动发起了大约3000人的罢工，这对于民主正义党候选人卢泰愚的上台有着重要影响，他与全斗焕决裂，并接受号召参与总统直选。随着劳动法的自由化和1988年第一次相对自由的选举的呼声，被压抑的劳动力需求突然爆发也就不难理解了。罢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遍及整个韩国产业，单单1987年至1988年两年间，工资上涨37%。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p.126-127.

[42] 这一观点，我要感谢Kongdan Oh.

[43] Kim and Kim (1989), p. 41; Susan De Vos and Yean-Ju Lee, “Change in Extended Family Living Among Elderly People in South Korea, 1970-1980,”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1 (1993): 377-393; Myung-hye Kim,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Ideology in Upper-Middle-Class Families in Urban South Korea,” in Ethnology 32 (1993): 69-85.

[44] 也就是说，韩国公司开发品牌知名度或者其他产品的代价是高昂的。然而， 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大规模或者合并对于提高效率是否有益还言之尚早；许多韩国财阀（无论是家庭或其他原因）的解体实际上可能会提高效率。

[45] Leroy P. Jones and Il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orean Ca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48.

[46] Song (1990), p. 129.

[47] Edward S. Mason, 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336-337.

[48] Song (1990), p. 161; 还可以参见 Robert Wade, “East Asian Financial Systems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s: Lessons from Taiwa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7 (1985): 106-127.

[49] 引自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

[50] Richard D. Whitle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 Organization Studies 12 (1991): 1-28.

[51] 早期的财阀可能是最早推广现代管理方法的企业，因此在许多韩国传统经济领域的运营中获得了竞争优势。在负利率时有资本投资，激励这些公司购买几乎所有类型的资产。

[52] Mark L. Clifford, Troubled Tiger: Businessmen, Bureaucrats and Generals in South Kore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chap. 9.

[53] Eun Mee Kim, “From Dominance to Symbiosis: State and Chaebol in Korea,” Pacific Focus 3 (1988): 105-121.

[54] Amsden (1989), p. 17.

[55] Song (1990), p. 98-100.

[56] Whitley (1991), p. 18.

[57] Amsden (1989), p. 72; Wade (1985), p. 122.

[58] 1979年，Yolsan财阀与反对派的政治领袖关系暧昧，政府利用其对信贷的控制让该公司破产。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 (1984): 1-40.

[59] Clifford (1994), chap. 9.

[60] Clifford (1994), chap. 9.

[61] 关于韩国商业的区域主义, 参见Jones and Sakong (1980), pp.208-219. 区域主义也曾经在韩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1988年在卢泰愚、金大中和金泳三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区域性和意识形态的分裂，因为金大中来自全罗道，金泳三和卢泰愚分别代表庆尚道的南部和北部。

[62] Kim and Kim (1989), pp.42-43.

[63] Chan Sup Chang, “Chaebol: The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s,” Business Horizons 31 (1988):51-57.

[64] Song (1990), p. 46.

[65] Jones and Sakong (1980), pp.212-219.

[66]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 143.

[67] Jones and Sakong (1980), pp.221-222.

[68] Jones and Sakong (1980), p. 222; Martin (1990), p. 154.

[69] David Martin认为，基督教会倡导政治上清静无为，因此防止工业化工程中的系统膨胀，于是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间接作用。这一解释的唯一问题是，倘若没有新教，韩国的儒家文化很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基督徒活跃于政治反对派，但他们终究没有带来什么经济上的恶果，破坏韩国的稳定。参见Martin (1990), pp. 154-155.

[70] Amsden (1989), p. 129.

[71] 有这么一个故事，朴氏和现代公司的郑周永之间的关系得以巩固，是因为前者突然在黎明时分乘坐直升机到工作现场视察，发现后者已经在努力工作。 参见Clifford (1994), chap. 9.

[72] “Innovate, Not Imitat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13, 1994, pp.64-68.

[73] “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9, 1988, p. 103.

[74] “Paralysis in SouthKorea,” Business Week, June 8, 1992, pp.48-49.

第三部分

高信任社会与延续社会性的挑战

第13章

无摩擦经济

我们解释一个经济体中是否有大规模公司，为什么需要讨论诸如自发社会性等文化特征或更普遍的文化特性呢？难道现代契约制度和商业法的发明，不正是为了满足商业组织能够像家庭成员那样彼此信任的需要吗？发达工业化社会已经为经济组织创建了全面的法律架构和形形色色的司法制度，涵盖范围从小的个体业主直到大型、公开上市的跨国企业。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现代企业的兴起时，可能还要加上理性的个人自利这一因素。那些建立在牢固的家庭关系和不成文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基础上的企业，难道可以免于堕入因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所导致的整体商业决策失利的境地吗？更确切地说，所谓现代经济生活的本质，不正是用规范透明的法律责任代替非正式的道德责任吗？[1]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尽管产权和其他现代经济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后者有赖于我们往往视为理所当然的坚实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基础。对于创造现代繁荣和由其所支撑的社会福祉来说，现代制度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制度若要能够良好运行，就必须与某些传统的社会和伦理习俗相结合，当然这些习俗本身要运转良好。一纸契约可以让无信任基础的陌生人达成合作关系，但是有信任基础的合作关系要高效得多。股份公司之类的法律形式可能允许无关系的陌生人达成合作，但合作的难易程度则取决于他们在亲友关系以外的合作性。

自发社会性问题之所以尤其重要，是因为我们不能视古老的伦理习俗为理所当然。一个富足且复杂的公民社会并不是遵循先进工业化逻辑而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在后面几章中将会看到，日本、德国和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主要是因为它们自身拥有健康的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像美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有个人主义和可能削弱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先前提到，有证据显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成为工业强国所依赖的信任和社会习俗已经受到严重腐蚀。本书第二部分的一些事例应该为我们敲响警钟：在一个社会中，有可能出现社会资本的流失。例如，法国曾经有繁荣和复杂的公民社会，但后来却被过度集权的政府所破坏。

这一部分和第四部分中，我们将讨论高信任度的社会，这些社会有着自发社会性倾向，并且拥有密集多层的中间社团组织。在日本、德国和美国，强大而有内聚力的大规模组织主要是从私营经济中自发形成的。尽管国家偶尔会介入，以支持衰退的产业、赞助技术开发或经营像电话公司和邮政服务等国有大型经济组织，但是与第二部分的国家相比，它们干预的程度相对较低。与中国、法国、意大利这种一头是家庭、一头是政府的马鞍型组织分布相比，这些社会有强大的中间组织。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工业化到今天一直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

从产业结构和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台湾、意大利或法国等家庭主义的社会相比，这里分析的国家之间有更多的共性。每一个国家的自发社会性有截然不同的历史根源。日本的自发社会性源自其家庭结构和封建主义的性质；德国的自发社会性与行业公会等传统公有组织进入20世纪依然蓬勃发展有关；而美国的自发社会性则是其宗派性的新教信仰传统的产物。我们将在本部分最后几章中看到，这些社会的共同本质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以及在工人、工头和经理之间的关系中，都有着明确的体现。

在具体分析这些国家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信任和自发社会性的经济功能。毋庸置疑，契约和商法等制度是现代工业经济出现的必要条件。没有人会认为，单凭信任或道德责任就能替代它们的作用。倘若我们假定这样的法律制度已经存在，高度的信任作为经济关系的附加条件，可以减少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这些成本的发生，可能因为寻找合适的买方或卖方、合同谈判、遵守政府法规以及发生纠纷或欺诈时执行合同等行为。[2]如果双方对彼此有着基本的信任，所有事情将更容易处理，亦无必要逐条逐款地编写冗长的合同，减少了对冲意外的必要，减少了纠纷，减少了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必要。的确，在一些高信任的关系中，各方甚至并不担心短期利润最大化，因为各方都清楚，自己在一个时期的亏损，将来另一方会给予补偿。

事实上，倘若连最起码的非正式信任感都不存在，现代经济生活是无从谈起的。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所言：

如今，信任有着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重要的社会系统润滑剂。它非常高效，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大家对彼此所说的话有着基本的信任。不幸的是，信任无法随意买卖。如果你非得要买，则说明你已经对你所买的部分有了怀疑。信任和与之类似的价值观，如忠诚、诚实等，都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externality）。它们是产品，它们有真实且实用的经济价值；它们提高系统的效率，使你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产生更多你所重视的价值。但是它们不是在公开的市场可以买卖的，这在技术上完全不可行，甚至也没有意义。[3]

我们往往认为，最低限度的信任和诚信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忽略了它们已然渗透进日常的经济生活当中这一事实，以及其对经济生活顺利运转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人们不会不付账就离开饭馆或出租车？或者在美国餐馆吃饭不忘付上15%的小费？不付账当然是非法的，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因担心被发现而不敢这么做。但是，如果人们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在乎收入最大化，而不受如社会习俗或道德准则等非经济因素的制约，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每次进饭馆或乘坐出租车时都会算计能否最后不付钱。如果欺骗的代价（比如当众出丑或较轻微的法律纷争）比期望的利益（一顿免费餐）要高，那么人们应该诚实地买单；如果比期望利益要低，则理应选择溜走。假若这种欺骗越来越普及，商业机构将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他们可能要派专人守在门口，确保顾客付完账才能离店，或者要求客户支付押金。事实是，他们一般不会这样做，这表明人们所奉行的基本诚信是基于习俗，而非刻意算计，且在整个社会中已经相当普遍。

倘若要了解信任带来的经济价值，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完全没有信任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在签订每一份合同时，都假定对方会抓住一切可乘之机行骗，那么我们势必要花大量时间准备文件，以确保其中没有法律漏洞让对方有机可乘。这样，合同将无限长而且详细，罗列出所有可能的意外情况，规范每一条能想到的责任。在合资关系上，因为害怕被人利用，我们将永远不会超出法律规定的责任范围，而且合作者的创新提案会被当作阴谋诡计。此外，尽管在谈判时竭尽全力，我们依旧假定对方会耍花招或不履行他们的责任。我们也不能求助于仲裁，因为无法充分信任第三者充当的仲裁人。无论法规和方案如何累赘，一切都将依靠法律机构判决，甚至可能还会诉诸刑事法庭。

这些描述听起来越来越像美国人所面临的整体商业环境，这便是不信任在美国社会上升的一个证据。美国经济生活的一些领域更像这种完全没有信任的世界。美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五角大楼购买价值300美元的锤子和800美元的马桶，这一切都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对国防承包制缺乏信任。国防承包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特区域，因为许多武器系统只出单品。因为缺乏商业竞争，因此其价格必须通过成本加成法进行谈判，而非通过市场确定。该系统自然导致操纵和偶尔的欺诈行为，这些行为抑或罪在承包商，抑或罪在签订合同的政府官员。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信任五角大楼关键官员，削减繁文缛节，允许他们在作出采购决策时相信自己的最佳判断，这就需要我们忍受偶尔的丑闻和判断失误，权当是业务成本。事实上，一些高优先级的武器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开发成功了。[4]但日常采购则会假设系统中毫无信任可言：承包商一有机会就会欺骗纳税人，而政府官员一旦允许酌情处理，就会滥用他们的职权。[5]成本核对必须通过大量的文书来完成，这就需要承包商和官僚聘请审计师层层跟踪。所有这些规定都大幅提升了政府采购的额外交易成本，这就是军购如此昂贵一个最重要的原因。[6]

当一个社群共同遵守一套道德价值观，并以此建立对彼此日常诚实行为的期许时，信任就产生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价值观具体是什么，反倒不如它们被“共享”这个事实重要。例如，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s）和佛教徒可能会发现他们与教友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形成相互信任的道德基础。虽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但因为某些伦理体系鼓励某种形式的信任，同时排斥其他形式的信任：存在女巫和食人习俗的社会自然会有一定的内在冲突。总而言之，共同体的伦理体系的价值观要求越多，进入这个共同体的要求就越高，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的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共同体内部的联系越紧密，成员对外的关系就越薄弱。因此，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拥有比较高的入会标准，譬如要求成员节欲和什一奉献，因而会感觉到彼此间有更强的纽带，这要比卫理公会信徒和圣公会教徒更紧密，因为这两个教会几乎允许任何人进入。换句话说，具有内部关系最强的共同体，与外部的关系则最弱。因此，一个摩门教徒和非摩门教徒之间的距离，会大于卫理公会信徒和非卫理公会信徒之间的距离。

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宗教改革的重大经济意义。经济历史学家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和伯泽尔（L. E. Birdzell）发现，在资本主义早期（自15世纪末起），人们不得不让企业跳出亲戚关系之外去发展，并将私人财务与企业财务分离开来。在这一方面，技术上的革新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复式簿记。但是仅仅只有技术进步还不够：

对于在非亲属的基础上寻求信任和忠诚的企业形式的需求，只是更广泛商业需求的一个层面。这一兴起中的商业世界需要一套道德体系。新世界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道德，它必须能够让人们信赖复杂的表征与承诺机制：例如信贷、质量说明、供货承诺、预购承诺、航海收益分配协议等等。这套道德体系还必须……为企业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超越家庭的个人忠诚，还要使代理人的自由定夺权合法化，这些代理人包括船长、在远方进行贸易的经理、商人的合作者等。封建社会的伦理体系和其他体系一样，都是围绕封建制度和军事等级制建立的，因而不能满足商人的需求。正是从宗教改革的动荡中产生了与资本主义需求和价值观相匹配的道德和宗教信仰模式。[7]

如果是由牧师而非市场规定“公正的”的产品价格，或宣布某种利率“过高”，那么宗教就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是某些形式的宗教生活在市场环境中也可能大有用处，因为宗教可以是规范市场行为的一种内在化手段。

还有一个原因，有着高度群体团结和共享道德价值观的社会会比更个人主义的社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益，这里涉及所谓的“搭便车”问题。许多组织产生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物品”，即无论对生产的贡献大小，组织的成员均能从中受益的物品。国防和公共安全就是由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经典范例，一个人只要有公民身份，就能够从中受益。规模更小的组织也会产生可供成员公用的公共物品。例如，工会组织努力争取更高的薪水，使所有成员受益，不论他们个人有什么样的斗争表现，甚至也不管他们是否缴纳会费。

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指出的，所有产生此类公共物品的组织都要在内部遭到相同的结果：组织越大，个体成员“搭便车”的倾向就越大。搭便车者受益于组织产生的公共物品，但是却不做出应有的贡献。[8]在非常小的团体中，譬如六七个人合伙的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搭便车的问题不太严重。一个人懒散就立即会被同事注意到，不完成工作对整个团体的盈利将产生比较大而且明显的后果。但是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成员的个人行为对总产出的影响逐渐减小。与此同时，搭便车者被发现和受指责的可能性降低了。雇员上千的工厂流水线工人比小型合伙企业的雇员更容易装病或偷懒，合伙企业的成员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

搭便车问题是群体行为的经典难题。[9]通常的解决方案是对成员实行某种形式的强制手段，限制他们搭便车的可能。这就是工会要求企业只雇用工会成员并要求工会成员必须缴费的理由，否则个别成员会因私利离开工会，破坏罢工，或不缴会费却从加薪协议中得到好处。当然，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政府借助刑事制裁让人们服兵役或缴税。

然而，如果群体内存在较高的社会团结性，那么搭便车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得到缓解。人们搭便车是因为他们首先考虑个人经济利益而非群体利益，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高度统一起来，甚或优先考虑群体利益，那么他们就不会怠工或不负责了。这就是为什么家族企业是经济组织的天然形式。许多美国父母感觉他们十几岁的孩子搭了便车但不会计较，同样，家庭成员为家族企业工作时比与陌生人合作时更有干劲，而且几乎不用过多地考虑贡献和利益的多寡。倪志伟指出，搭便车搞垮了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农村公社。在20世纪70年代末，公社解散，农户重新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这一举措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因为它解决了搭便车问题。[10]

如果群体的目的不是以经济目的为主，那么个体会很容易认同群体的目标而非考虑个人的狭隘私利。在军队的突击队和宗教组织这类群体中，个体将会自发地激励自己优先考虑群体利益，而非个人私利。这可能是韦伯所指出的早期清教企业家或拉丁美洲近年来的新教徒干得非常出色的一个原因：当知道上帝（而非会计）在注视我们时，我们很难再搭便车。不过即使在一般的以经济目的为主的组织中，优秀的管理者懂得向员工灌输某种自豪感，一种信念，即相信自己不仅仅是自己本身，而是更大群体的一分子。一旦员工相信公司的目的是挑战信息技术未开发的领域，而非如IBM前任主席约翰·艾克斯（John Akers）所说的股东回报最大化（这当然是事实），他们就会受到更强烈的激励来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尽管展示出高度信任和团结性的群体比其他团体更有经济效率，但是并不是任何形式的信任和团结都具有优势。如果忠诚超越了经济理性，那么群体团结性只会导致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倘若老板对子女或某个下属偏爱，这对企业来说并非幸事。

从整个社会的经济健康角度来看，有许多社团虽然有高度的团结性，但是效率却非常低下。虽然群体和组织是任何经济行为得以进行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组织都是为了经济目的。许多组织从事的是财富重新分配而非财富生产，从黑手党、黑石流浪者（the Blackstone Rangers）到联合犹太求助会（United Jewish Appeal）和天主教会，它们的目的从邪恶到神圣，但是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就是资源与其最有生产力的用途不匹配。许多重要的经济实体都是卡特尔，它们控制着市场的入口，不让其他玩家进入，以图维系自己组织的利益。现代的卡特尔不仅仅包括石油生产者和黄金、钻石供应商，还包括各种专业的协会，如美国医疗协会或全美教育协会（它们分别设立了进入医疗和教学岗位的标准），工会则控制新工人进入劳动市场。[11]在例如美国这样的发达民主社会，几乎社会各个领域都有组织完善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中为之代言。这些利益集团不仅采取经济行为，而且通过寻租或者影响政治决策，来提高或保护它们的地位。

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欧洲国家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高度共同体化的社会，层层叠叠的公共权威限制了个体的行为，这些权威来自贵族、教会、领主和地方政府。市镇的经济行为则在传统的行业公会的严格监管之下，行业公会设立成员资格，不仅限制许多新成员入会，而且限定可以从事的工作类型。在工业革命之初，许多新兴企业不得不建立在市镇外面，以摆脱行业公会设置的限制，这毋宁是对那句千古名言的讽刺——“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摧毁行业工会并将经济行为从权威中解放出来，成了英国和法国先进工业化进程的里程碑。

卡特尔、行业公会、专业协会、工会、政治党派、游说组织，等等，使利益组织化和清晰化，从而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政治作用。虽然它们通常是为成员的经济目的服务，寻求财富的重新分配，但是它们却很少为整个社会的广泛经济利益服务。由于这个原因，许多经济学家把这类集团的增加看作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的障碍。而奥尔森的理论则认为，经济停滞的根源可能是稳定的民主社会中利益集团的持续繁衍。[12]在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时，例如战争、革命或市场开放的贸易协定等，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会不断转移到建立新的致力于重新分配的卡特尔上去，这些卡特尔使经济走向令人窒息的僵化状态。奥尔森还指出，过去一个世纪英国经济下滑的一个原因是，不像欧陆邻国，英国长期安享太平，某种程度上让破坏效率的团体持续坐大。[13]

善于建立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的社会，很可能也很善于建立重新分配财富、不利于效率的利益集团。要计算自发建立社团的积极经济效果，必须要去掉利益集团行为所带来的成本。还有一些社会善于建立利益集团，却不能建立有效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组织社团的习性则完全是一个不利条件。中世纪的欧洲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这样的社会，当代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亦是如此，它们拥有过多的寄生虫似的雇主集团、工会、社区组织者，却缺乏生产的企业。尽管我们已经可以认为，利益集团的繁殖使得美国的经济越来越趋于瘫痪，但仍然很难断言美国的社团习性一直就是经济或政治生活的不利条件。[14]

任何社会的社会集团都会有重叠和交叉，从这个角度看来极为团结，换个角度来看，却立即变成松散、分化、层级过多。譬如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家庭主义国家，从家庭内部看是高度共同体化的社会，但是从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低信任和互不负责的角度来看，却是相当个人主义的，从阶级意识这点来看亦是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相比，一直有着更高的团结性和战斗性．而且工会成员的水平也比美国高，这一事实使得某些人认为，比起美国来英国没那么个人主义，而是更为共同体导向的社会。[15]但正是阶级团结性深化了英国经理人和劳工之间的分歧。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会对管理层共建一个大家庭或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想法嗤之以鼻，阶级团结反而阻碍了新劳雇关系共同体的建立，譬如工作小组或质量小组等。

相比之下，日本横向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性不如英国的强，在这方面可以说日本不如英国那么趋向于群体。[16]日本的工人倾向于对公司而非同事有认同感；因其公司联盟的性质，日本工会被国外更好战的同类组织所鄙视。但这件事的另一面却是，日本企业有更高的纵向团结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日本比英国更具有群体倾向。这种纵向的群体团结性比横向的团结性更有效地带来经济增长。

显而易见，从经济的健康来看，社会团结性并不总是有益的。用熊彼特（Schumpeter）的话说，资本主义是“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对经济有害的或效率低下的组织不得不重新改组或消亡，并由新的组织取而代之。经济发展需要新群体不断地取代旧群体。

传统的社会性可以说是对旧的、历史悠久的社会群体的忠诚。中世纪按照天主教会的经济教条建立的生产企业就属于这个范畴。对比而言，自发社会性是凝聚新群体的能力，同时也是在新的群体中团结一致的能力，是能够在创新组织环境下成长的能力。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自发社会性只有被用于建立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时才是有用的。而传统社会性常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障碍。

有了总体概念以后，我们接下来将对当代国家中自发社会性能力最高的社会进行分析，那就是：日本。

[1] 当然这也是本世纪大多数社会学家的观点。参见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1), pp.277, 338-351.

[2] 此外，使得各种各样的交易成为可能，需要构建体制，这也必然产生费用，这样的费用通常是由整个社会承担的。

[3] Kenneth J. Arrow,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4), p. 23.

[4] 这些措施包括譬如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和U-2间谍飞机等发展项目。

[5] 关于过度管制的过程，参见Integrating Commercial and Military Technologies for National Strength: An Agenda for Change, Report of the CSIS Steering Committee on Security and Technolog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1); and Jacques Gansler, Affording Defense (Cambridge : MIT Press, 1991), pp.141-214.

[6] 例如，服务于一个商业公司的采购代理在理论上不会邀请所有能供应某一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投标；他们通常会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声誉、质量、可靠性或价格上排名前三、四位的公司。相比之下，政府的采购代理，需要向所有潜在的供应商开放投标，并给予竞标失败方无限的取消资格权。这种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偏袒”。

[7] Nathan Rosenberg and L. E. Birdzell, Jr., 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 114. 关于这一点, 还可以参见James R. Beniger,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26-127.

[8] 参见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关于搭便车的问题，目前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并成为“理性选择”学派的一个中心议题。还可以参看 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d Todd Sandler,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9] 另一个经典的集体行动难题是“囚徒困境”，即两个囚犯关押在单独的囚室，彼此不能进行通信，他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如果双方选择了合作的选项，他们都能够受益，但是两人都无法知道对方会如何选择。这样看来，灌输其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意识的文化，对比将个人主义合法化的文化，会更容易找到囚徒困境的解决方案。

[10] Victor Nee, “The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y 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1 (1986): 185-203. 倪志伟（Victor Nee）在其他地方指出：“农民理性计算往往把重点放在了如何让单个家庭而非集体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譬如Yangbei地区的干部抱怨村民在进行集体工作时缺乏真正的热情，远不及他们在家庭自留地劳作和做家务工作时。集体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便是Yangbei地区集体务农的问题核心所在。简单地说，如果集体的经济表现良好，所有的家庭都可以从中受益，那么那些更努力的家庭则担心他们付出的额外努力虽然最终惠及自己家庭，但也可能是补贴那些少下工夫的家庭……这是典型的‘搭便车’困境。”Nee, “Peasant Household Individualism,” in William L. Parrish, ed.,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172.

[11] 关于总体上专业协会的作用的评论，参见James 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132-146

[12]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3] Olson (1982).

[14] 参见Jonathan Rauch, Demosclerosis: The Silent Killer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Tunes Books, 1994).

[15] Ian Jamieson, Capitalism and Cultu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Manulactunng Organizations (London: Gower, 1980), 56-57.

[16]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140.

第14章

坚如磐石

经过一个世代以来与日本企业的竞争后，美国人对日本经济的本质，以及它如何有别于美国经济有了更好的了解。但是日本经济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家庭主义社会的经济的差异却模糊得多，而这些差异对于了解文化如何影响经济甚为关键。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大多数亚洲经济体是类似的，这种观点是受到了太平洋两头“东亚奇迹”鼓吹者的影响，他们有时还会认为亚洲是一个无差别的单一文化区。事实上，就自发社会性以及社会建立和管理大规模组织的能力而言，日本更像美国而非中国。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在家庭结构方面的不同，揭示出日本文化对经济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并阐明了日本社会与西方某些高信任社会相似的文化基础。

关于日本现代工业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大型组织长期以来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崛起成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强国，这与财阀的发展密切相关，即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统治日本工业的巨型家族联合企业，如三菱和住友。二战前，日本10家最大的财阀占金融领域总实收资本的53%，占重工业总实收资本的49%，占整个经济的35%。[1]二战结束时，“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控制了日本所有行业的四分之一实收资本。[2]

财阀在美军占领时期解体，后来逐渐重组为现在的经连会（keiretsu）。日本工业在规模上持续增长，今天日本的私有经济远比华人社会的私有经济高度集中。论营业收入，日本前10家、20家和40家最大的公司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排名相同的企业；其前10家企业的收入更是中国香港前10家企业的20倍，是中国台湾前10家企业的50倍。

也许有人会有异议，认为虽然日本公司平均比华人公司大许多，但是它们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比却并不大。例如表1是从员工人数而非营业额来评估世界十大工业国家最大企业的规模。在这张表上，日本最大的企业平均比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企业小。就占产业总雇佣人数的百分比来看，日本企业在这组国家中是最不集中的，与荷兰、瑞典和瑞士等更小的欧洲国家相比，情况尤为如此。

但是这样的对比会造成误导，因为日本公司实质上是网络组织。表中涵盖的许多日本公司都是作为单独的组织计算的，如三菱重工业公司和三菱电器公司，而它们在经连会网络中是相互联系的。经连会不十分独立，但也远非集成，允许在名义上独立的组织共享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而这一切不对网络外企业开放。

我们不妨以丰田公司为例来说明网络对企业规模的影响，该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末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公司。按销售计，丰田公司6.5万名工人每年生产450万辆汽车。同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75万名工人生产了800万辆汽车。也就是说，通用汽车产量不到丰田的两倍，但员工却是后者的十倍以上。[3]这背后的原因是丰田的生产能力更高。在1987年，丰田的高田工厂可以在16个工时内生产一辆汽车，而通用公司的麻省弗拉明翰工厂则需要31个工时。[4]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丰田把每辆车的装配部件都承包了出去，而通用公司是纵向集成公司，同时有许多零件供应商。丰田是所谓的纵向经连会的领导者，它自己只完成设计和最后的装配工作。但是它通过网络又与上百家独立的分包商和零件供应商连接在一个非正式但是持久的网络中。通过它的经连会伙伴，丰田能够以不到通用公司一半的规模和十分之一的工人数量，而获得设计、制造和企业营销方面的规模经济。无论如何，丰田都是一个巨型组织。

表1. 工业总集中情况

资料来源：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63

尽管日本有许多大型公司，但可能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它也有相当规模的小型企业。其实，日本小公司经济是其工业结构更具韧性的一个证据，并已得到深入研究。根据1930年的普查数据，日本几乎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可以归类为独立的小企业家，制造业总产量的30%来自雇员不足5人的工厂。[5]这些企业一般是家族企业，也归家族经营，与华人的家族企业一样，它们主要是零售商店、餐馆、面馆、乡镇工业（包括金属加工领域的许多小作坊），以及纺织和陶瓷等传统手工业。许多人相信这些小型的传统企业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消亡，就像在印度一样。但总体而言，它们没有消亡。例如，在30年代时，传统的独立小织布工厂比大型的纺织厂在扩展市场份额上更胜一筹。[6]1954至1971年间，日本制造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但是同一时期的美国制造企业的数目才增加了22%。[7]1967年，日本60%的制造业工人都在不足10人的小企业中工作，而在美国这一数字只有3%。[8]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甚至认为充满活力的小企业才是日本“奇迹”的实质，而非著名的巨型企业。[9]从这方面来说，日本的产业结构看似与华人社会的结构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有星罗棋布的小型家族企业。

然而这一观点过分强调并曲解了日本小企业的重要性。虽然日本小型制造企业的数量是惊人的，但是它们中的许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公司，而是在经连会网络中与大型企业联系在一起的。与美国硅谷等工业区的小企业网络相比，日本经连会网络中的关系更持久且亲密。大型企业的供应商和分包商依赖大企业并不仅仅是为了拉订单，同时还有着人员、技术以及管理建议上的需要。因为经连会网络赋予了回报性的道德责任，它们不能把产品到处随意买卖，或谋求最具竞争力的价格。事实上，它们更像是纵向集成的美国企业中受控制的供应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小公司。

而且，如果认为日本的小公司是日本经济的先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一点与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情况不同。日本的许多小企业涉足的是相对单调乏味且效率低下的零售、餐馆和其他服务领域。在制造业中，它们集中在机床工业，不论日本还是其他国家，这个工业领域一直都适合于小规模经营。而大多数重大的技术创新和产量增加都是由大型、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出口型公司实现的。

以计算机工业为例。在这一领域，很典型，大规模并不是一个优势，而往往是一个累赘。在美国，IBM在20世纪70年代时占全美计算机市场总额的80%，但是它的统治地位却被一系列刚起家的小公司蚕食，其中包括数字设备公司（DEC），20世纪70年代它就开始以新一代技术——微型计算机抢夺IBM的主机型业务。80年代后期，数字设备公司的微型计算机市场又被更新更小的工作站厂商挖走，如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和硅谷图形公司（Silicon Graphics）。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大型公司的产品线和创新能力开始僵化，领先技术的开发则由小型灵活的竞争对手完成。

相反，日本的计算机工业则由四大厂家支配，即日本电气公司（NEC）、日立、富士通和东芝。在过去的一代，似乎所有本土的技术创新都是由这四家公司做出的。在日本看不到新兴的、雄心勃勃的小公司组成第二级生产商，前赴后继挑战四大公司的支配地位。由于日本工业没有这一个层级，许多大公司不得不收购美国小公司来建立新的市场落脚点（如1990年，富士通收购了硅谷的霍尔计算机系统公司）[10]，或与更大的公司组成联盟（如1994年成立的日立—IBM，以及富士通—太阳联盟）。[11]虽然在日本一个毫无根基的小公司也偶尔可以崛起成为业界的领导（五六十年代的本田汽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小公司也经常参与创新项目，但通常是在大合作伙伴的指导下进行的，大公司才是领导和推动力的真正来源。日本小企业在经连会网络中与大公司合作的能力本身就是重大的组织创新，但是它并不与这个观点相矛盾，即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创新和推动力方面，大规模企业支配着日本经济。

日本工业结构的第二个显著特点与第一个特点是紧密相连的，即在日本经济发展早期，家族管理就被专业管理所取代。日本很快便适应了以公司形式建立企业。今天，日本有许多专业化管理、多部门、等级式、公共持股的上市公司。采用公司形式反过来又使公司向大规模发展，进而成为缔造出以规模庞大、资本密集和生产流程复杂为特点的产业的前提。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日本的公司也是从家族企业起家的。尤其是那些大财阀，在战后解散之前，它们一直归家族所有，如三井家族的11个分支掌握了90%的财富，而且有正式安排以确保整体行动一致。三菱财团则由岩崎家族的两个支系控制着，控制权在两支之间交替更换，住友的股份由家族的一个首脑控制。[12]

虽然财阀至解体前都归家族所有，但是它们在此之前就已经走上了专业管理的道路。“番头”（banto，即总管），即外聘的执行官，往往与控股家族没有关系，他是被聘来掌管家族生意的。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管的作用在明治维新和工业化开始之前就已经非常成型了。[13]例如到18世纪时，大阪的传统商人中间就签了协议，不将企业传给他们的子女，而是充分发挥总管的作用。像在传统的手工业那样，总管要经历一段学徒期，尽管他们的地位如同封建主的家臣，但是在管理决策上他们享有很大的自主权。确实，日本的一句谚语反映了日本人很早就清楚家庭主义的危害：“祖父艰苦创家业，孙辈享乐败家道。”[14]虽然任人唯亲的现象日本也有，但是远不及中国普遍。许多大型日本公司禁止雇用姻亲亲属。公司招聘通常都依据客观的标准，如大学文凭或入职考试等。[15]关于日本企业的这种非家族性倾向，有个典型的例子，本田宗一（本田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执意不让自己的几个儿子染指企业，以免公司成为家族王朝。[16]

管理的专业化通过若干层面实现。在明治维新前的传统家族企业中，领取薪资的总管长期被赋予最高决策权。到了20世纪，这些主管的教育和精明程度稳步提高。1868年以后成立的新企业中，公司创始人可能与专业主管一起合作经营公司。虽然这种模式跟在中国一样常见，但是到了第二代人，创始人的子女则一般退居幕后，成为一个被动的股东，而实质的控制权交给拿薪资的主管。在股份公司里，专业经理经常在企业里享有股份，有时也会逐渐成为唯一股东。[17]虽然不同的财阀在不同的时期转向专业管理（例如，在三菱集团，这一过程要比三井集团早很多），但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所有家族企业已经不再把高层管理位置留给家族成员了。[18]

在日本，从家族所有向公共持股的上市公司的转换时间稍长一点。尽管财阀以及其他企业的家族业主很早就退出了管理，但是他们仍然不情愿放弃所有权和对公司的正式控制权。虽然日本早在明治时期就引入了股份公司的法律条文，但是许多家族业主仍紧握着股份。偶尔可以看到某些支系家庭和无血缘关系的雇员可以获准购买股票，但是通常数量都比较少，而且在投票权和股票处置权等方面受法律的限制，这些条款是从江户时代遗留下来的。直到有了1893年的《商法》和1898年的《民事法》，这种股东投票权的不平等性才得以消除。[19]此后，为了避免家族控制权遭到削弱，许多家族做了一些安排，规定股票需集体持有，以此杜绝后人将股权出售给外人。在财阀家族内部通常立有协议，协议规定，投资的收益只能再投资给隶属财阀的公司。[20]

家族对大型企业的拥有权随着1945年美国占领日本戛然而止。美国正在实施“新政”的政府官员说服麦克阿瑟将军，财阀控制权所代表的财富高度集中是不民主的，而且也是滋生日本军国主义的温床（这是他们给出的少见意识形态色彩的假设之一）。大型家族信托机构的老板被勒令将股票交给财阀解散委员会，然后公开出售。[21]与此同时，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掌管财阀运营的股东和高级管理者遭到肃清。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由此出现巨大空缺，大多由没有大额股份的年轻中层经理填补。在这些新经理的领导下，财阀网络迅速以经连会的形式重建起来，但是所有权已经高度分散了。由于土地改革（农业大地产被分割）、对个人资产高额征税，以及战败所带来的股票贬值，几乎没有哪个大财产所有者能够幸免。[22]

所有这些发展的结果，就是战后日本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更接近于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所描述的现代公司而非战前企业。日本企业大多数实行专业管理、由大众分散持股，因此其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开的。日本成为所有工业化国家里家族所有权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按市场资本总额计算），1970年家族或个人持有的所有股权只有14%。[23]日本工业虽然高度集中，但所有权却非常分散。大多数日本公司的股票被其他机构，如养老金基金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特别是公司所属的经连会，在经连会中交叉持股现象比较普遍）持有。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公司还废除了许多家族管理企业盛行的“一言堂”式的组织体系，采用了等级制的、多部门的组织结构。

普遍使用职业经理人，甚至使日本在工业化之前就建立了相当持久的经济组织。大丸百货连锁店的源头可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的下村家族，三井和住友经连会的渊源则更为古老。住友的前身是苏我里右卫门于1590年在京都成立的一个铜制品加工作坊，后来迅速向采矿、银行业和贸易领域发展。虽然日本许多小企业不断地成立、消亡，但是大型企业却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它们从经连会合作伙伴处获得的相互支持又增强了这种持久的力量。企业规模庞大，加上机构的持久，意味着日本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品牌。他们在美国、欧洲和其他目标市场广泛地建立了营销组织，这与华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日本工业的大规模到底是政府政策刻意扶持的结果，还是文化因素所造成的呢？答案是，跟韩国一样，政府的确在促进大规模工业方面扮演了某种角色，但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日本企业的规模也照样会发展壮大。在明治早期，政府在扩大一些大型财阀的家族财产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68年之前属于地方政府的藩工业在1869年被废除，它们的资产实际上被私有化了。东京中央政府拥有的其他企业，在日本国家资本主义初次尝试失败几年之后，也被私有化了。这些前国有工业成为一批大规模私有企业的核心。此外，日本政府与财阀紧密合作，向它们提供信贷并招揽生意。二战后，这种合作形式再度上演，当时日本银行（the Bank of Japan）为许多大型城市银行提供信贷担保，城市银行则将低息贷款提供给大企业客户。日本政府善于跟日本大企业携手合作的声名远播在外，它们从未像美国政府那样对大企业采取敌对态度。

日本政府对大规模工业的支持，鼓励了私有经济业已存在的规模趋势，即便没有国家扶持，它们也很可能会朝着规模化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与韩国或法国不同，日本政府从未直接或者大幅补贴大规模工业。日本政府的扶持更多是片段性的，跟大规模工业的发展时期也不直接相关。因为有职业经理人和行政的等级制，日本企业实现了自身的制度化，它们从未遇到过像华人公司创始人去世后企业崩解或创业精神丧失等问题。日本大型企业的许多独特组织特点，譬如组成网络组织、关系协议、终身雇用制、交叉持股，等等，都是日本私有经济的创新。

大型企业和行政等级制并不总是优势。前面已经谈到，日本在计算机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缺乏一个层级，即富于进取心的小公司。日本四大计算机公司是刻意按照IBM的模式建立的，当然也都患上了IBM式的迟钝症，譬如对于新技术和市场缺乏敏锐的辨别力。在日本大型公司的官僚体系中决策制定慢得惊人，日本人的文化要求所有人意见必须统一，这就导致连最平常、最无关紧要的决定也必须得到半数或更多的上级主管的同意。[24]没有复杂行政结构的小家族企业则往往能够更快捷地作出反应。

从另一方面说，大规模实现日本在关键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否则它将被排除在这些领域之外。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公司向美国汽车和半导体工业发起攻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具备足够丰富的技术资源和资金的大型企业，这样的挑战如何才能取得成功。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譬如NEC和日立等半导体公司不得不打价格战，由此导致利益空间锐减，美国竞争对手常常谴责它们倾销。[25]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渡过这段低盈利期，是因为它们可以从譬如电子消费产品等其他盈利的部门获得补偿。此外，日本的大公司不仅自己有金库，而且得到经连会内部其他伙伴的财务支援。韩国半导体公司一直渴望能够复制这一成绩，因为它们都是集中型的大企业，集中程度甚至超过了日本。但是在没有政府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

日本企业能够很早就超越家族企业的模式而迅速成长，是因为日本家庭与华人家庭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我们接下来就讨论这个问题。

[1] Masaru Yoshimori, “Source of Japanese Competitiveness, Part I,” Management Japan 25 (1992): 18-23.

[2] Richard E. Caves and Masu Uekusa,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Japa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p. 60.

[3] “The Japanese Economy: From Miracle to Mid-Life Crisis,” Economist, March 6, 1993, pp.3-13.关于这个议题，还可以参见 Kuniyasu Sakai, “The Feudal World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8 (1990): 38-47. 关于日本汽车产业的集团关系背景，参见Koiclvi Shimokawa, “Japan’s Keiretsu System: The Cas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13 (1985): 3-31.

[4] James P. Womack, Daniel T. Jones, and Daniel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p.83. 这个数字夸大了丰田的整体生产力优势，因为弗雷明汉（Framingham）厂区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表现最差的一个。

[5] William W.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207, 110-111.

[6] Lockwood (1954), p. 206.

[7] David Friedman, The Misunderstood Mirac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0.

[8] Caves and Uekusa (1976), p. 3.

[9] 弗里德曼（Friedman, 1988）基于对日本机床行业的详细分析提出了这个宽泛的论点。但是，因其工艺生产技术，较短的生产运行期和小规模，机床产业不能代表整个制造业。

[10] “Founder of Hal Computers Resigns to Be Fujitsu Consultant,” New York Times, July 16, 1993, p. D4.

[11] 参见“Japan, US Firms Enter Microprocessor Pacts,” Nikkei Weekly, May 2, 1994, pp.1, 19.

[12] Lockwood (1954), p. 215.

[13] Lockwood (1954), p. 215. 还可以参见Shigeaki Yasuoka, “Capital Ownership in Family Companies: Japanese Firm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Other Countries,” in Akio Okochi and Shigeaki Yasuoka, eds., Family Business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 Growth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 2.

[14] Yasuoka in 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 9.

[15]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270; 还可以参见James C. Abegglen, The Japanese Factory: Aspects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p. 17.

[16] 不让子辈参与公司运营的决定是和本田的二把手藤泽武夫一起制定的。藤泽自己也是番头出身，早早就被本田聘来专职管理公司业务。Saburo Shiroyama, “A Tribute to Honda Soichiro,” Japan Echo (Winter 1991): 82-85.

[17] 参见Hidesasa Morkiawa的评论，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 36.

[18] 因此，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当时名义上的总裁是住友家族的首领住友吉左卫门，但他将经营权授给职业经理铃木马左也。住友财阀的职业经理人还在该公司董事会任职。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98-99.

[19] Yasuoka in 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p.9-10.

[20] Yasuoka in 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p.17-18.

[21] 关于这一过程参与者的历史叙述，参见Eleanor Hadley, Antitrust i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2] Yoshimori (1992), p. 19.

[23] Yoshimori (1992), p. 20. 这里部分转载了Yoshimori提供的表格，该表旨在对比日本、美国、英国、西德和法国的家庭持有企业比例，日本排名最低。

然而笔者认为，他的数据有不同的来源，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例如，他所有权类别中“家庭与个人”似乎是指所有非机构投资者，并不见得是家族企业的所有者。所有权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衡量指标。

[24] Abegglen (1958), p. 84.

[25] 从美国的角度讨论这一竞争, 参见Clyde V. Prestowitz, Jr., Trading Places: How We Allowed Japan to Take the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pp.26-70.

第15章

儿子与陌生人

日本人很早就发展出不基于亲戚关系的联合习俗。尽管封建时代日本也存在氏族，且常常被拿来与中国的宗族比较，但是这些群体并不求助于血缘上的共同祖先，而是因共同效忠于一个 “大名”（封建主）而联合在一起。在工业革命之前，日本人就发展出一系列非亲关系的社团，在同一时期的欧洲，类似的群体也开始出现。

日本人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自发社会性倾向，根本基础在于日本的家庭结构。日本家庭的联系纽带远不及华人家庭强韧。在传统义务方面，它比意大利中部的扩展家庭更小、更弱。在情感方面，日本家庭可能不及美国家庭团结，虽然它明显地更稳定。家庭主义在日本的明显欠缺反而促进了其他社团的发展，这在江户初期（1600—1867）最为明显，并为20世纪日本高度发达的自发社会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日本是一个儒家社会，与中国有着许多相同的价值观，其文化有很大一部分都源自中国。[1]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把孝道视为核心价值观，子女对父母肩负着各种责任和义务，这些在西方社会则不存在。从传统上说，儿子对父母的感情应当胜过对妻子的感情。两国文化都极力强调敬服长者，这一点在日本资历薪水制度上可见一斑。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奉行祖先崇拜，在传统的法律制度下，家庭成员共同担负法律责任。在两国文化中，女性都要严格服从男性。

但是这两种文化的家庭观念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对现代经济组织产生了直接影响。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日本的家（意思是“户”）通常是指居住的房子，它与华人的“家”有本质的不同。

日本人的“户”通常对应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但也不尽然。所谓“户”比较像是家庭财产的信托机构，财产由家庭成员共同使用，户主就是主要受托人。[2]对户来说重要的是保证它的代代延续，它的组成结构允许其各个位置可暂时由实际的家庭成员作为托管人而占据，但不一定必须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来担任。

例如，户主的位置一般从父亲传给长子，但是只要履行了正当的收养法律程序，长子的角色可以由任何外人担任。[3]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过继无血缘关系的外人是很普遍且非常容易的事。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男性继承人或儿子无能，常用的解决方案是招上门女婿，然后女婿改姓妻子家姓。这样他将继承家产，所受待遇与亲生儿子一样，即使后来这个家庭又生了儿子也不会受影响。[4]在古代日本，家庭不像在中国那样有严重的父系观念，一些王室家庭也存在入赘婚姻（继承权和居住资格通过女性传承）。[5]偶尔还会有领养家仆的例子。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家仆比远房亲戚更亲近，可以作为家属共同祭祖，死后也可以埋在家族墓地。[6]

日本文化不仅允许收养儿子，而且对任人唯亲有所提防，众多谚语警告世人小心养出懒惰或无能的儿子。有事实为证，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当亲生儿子无力承担其家庭继承权时，日本人宁可把继承权传给全然陌生的外人。这种做法在明治维新之前更加普遍，尤其是在商人和武士家庭（它们有更多的财产要传给后代）。这类家庭中，继承权传给养子而不传给亲生儿子的比例在25%至34%之间。[7]在中国，这种情况远没有日本普遍。

在日本，在亲戚范围之外收养儿子并不是丢人现眼的事。[8]收养家庭也不会像在中国那样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实际上，中国人往往抨击日本这一“淫乱”的领养风俗，认为这种对外人开放的做法是“野蛮”且“不遵礼法”的。[9]在日本，一个人即便出身社会地位显赫的家庭，如果不是长子，成为别人家的养子也是十分常见的事。例如，1964至1972年担任日本首相的左藤荣作就是过继之子，而他本人出生于一个显赫家庭（他的兄长岸信介几年前曾任首相）。[10]回望日本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养子跃为显贵的例子。在幕府初年再度统一日本的将军丰臣秀吉是农民的儿子，他过继到了一个贵族家庭；米泽藩的大名上杉鹰山是从另外一个大名家庭过继而来的。[11]在日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中国历史上却罕见之极。根据一份研究，在调查的四个封建领主中，武士家庭的收养比例从17世纪的26.1%上升到18世纪的36.6%，19世纪时高达39.3%。[12]

日本家庭结构区别于中国家庭结构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长子继承制。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男性继承人遗产平分制度。而日本在室町时代（1338—1573）就实行了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似。[13]根据这个制度，家庭的大部分财产，包括房产、家族生意（如果有）都传给长子。[14]长子对他的弟弟们负有各种责任，例如，他可能雇用弟弟到家族生意中工作或帮助弟弟建立新的生意，但是他没有义务将家庭财产分给弟弟。次子以下的儿子不能留在家里，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家庭。于是家庭很快在第二代分成主脉和支脉。此外，古代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在日本并不常见。这并不是说日本男人更忠于自己的妻子——养情人的做法很常见——但它确实意味着富人有权继承家产的儿子数量要少一些。

长子继承制对家庭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以下几点影响。首先，日本家庭通过做生意或其他形式的商业行为积累的财产，不会像在中国那样于两三代之内就消失殆尽。其次，日本家庭规模更小。在中国，联合家庭模式是理想的社会模式，几个已婚儿子与父母住在一起。尽可能避免分家，除非兄弟不和非分不可。在日本则相反，一旦长子掌管了家庭，弟弟搬出去自立成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更小的家庭意味着，日本的家不会渴望达到传统中国“大家庭”那样自给自足的程度，同时意味着更大的整体流动性，因为家庭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小家庭。[15]正如中根千枝（Chie Nakane）指出，家庭的规模与收养之间存在着联系：华人并不需要在没有亲生儿子时过继陌生人，倘若亲生儿子不合适的话，大家庭和亲戚网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继承人选。[16]最后，次子以下的儿子不能继承家财，这就意味着其他领域的人力资源得到不断供应，如官僚机构、军队或商业等。毫无疑问，当城市发展带来就业机会的时候，这些职位无疑加快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

日本与中国家庭的差异在取名习惯上也可看到。日本的姓氏比中国多，正如中国姓氏比韩国多一样。中国姓氏的相对较少证明了家庭和宗族组织的庞大。中国家庭的姓都很古老，许多已经沿用了两千多年。即使经过久远的年代，同村的居民仍然同姓的现象也并非不常见。家族会寻找自己失落很久的母系分支并将他们再次纳入家族主脉；支脉只要能与显赫宗族攀上丁点关系就会试图证明他们其实有着很近的姻亲关系。此外，同一辈的男子一般在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字辈。而在日本，许多家族在德川时代以前都不使用姓氏，因此即使二人是父子也没有共同的姓。家庭更容易裂变成更小的家庭，而且支脉并不觉得有很大的压力要与主脉保持关系。家庭更易分裂以及事实上更易于收养外人，使日本没有出现一两个显赫姓氏的宗族独霸一方的情况。[17]

日本的户与中国的家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家以外就是宗族，偶尔会有更高层次的氏族“大宗祠”。虽然中国的宗族是在直系家庭外构建社会性的途径，但它仍然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在日本则有更为庞大的组织，称为 “同族”（dōzoku），也译为“氏族”，但与中国的氏族不同的是，它们并不是建立在亲戚关系上的。[18]它们没有地域基础，与土地所有权也没有直接的联系。[19]它们是在日本封建战争和国内动荡时期，构建于人们自发担负的相互责任的基础之上。举例来说，这样的结果是，一名武士可能会与某村庄内的一群农民发生联系，保护他们不受强盗的掠夺，并以此换取获得农民的一份收成。藩主或大名与为他而战的武士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责任关系。[20]这些责任逐渐演化出仪式化特色，但它们不是可继承的，因此，若世代间不自发更新，这类组织就无法像中国的宗族组织那样维系下去。但是这些组织也不是美国式的自发社团。尽管进入这个关系全凭自愿，但是脱离则否；相互责任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是延续终身的，从而带有宗教誓约的特点。

自日本封建时期开始，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就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前者的家庭相对较小而且关系脆弱，但发展出许多基于非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21]从另一方面来说，家庭以外社团的强盛意味着家庭纽带比较脆弱，尤其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中根千枝曾报道：“甚至在战前，日本孩童在父母面前的表现就让到访的中国人感到惊诧，因为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评价，日本孩子缺乏对父母的尊敬。”[22]与中国家庭一样，为了应对城市化和经济增长，日本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23]然而与中国的情况不同的是，家庭的这些变化对日本社会和商业组织的影响不大，因为它们一开始就不属于家庭。

日语中的iemoto，即“家长”，指日本社会普遍流行的家庭式社团的领导。这些团体在如剑术、射箭、茶道、歌舞伎、插花等传统艺术和工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元社团”（家长式的社团）由相互没有亲戚关系的人组成，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仿佛亲人一样。师父扮演父亲的角色，徒弟扮演孩子的角色。家元社团的权威是等级式和家长式的，与传统家庭一样。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不是平辈间的横向关系（如投拜同一个师父的徒弟之间的关系），而是长辈与晚辈之间的纵向关系。[24]这种关系与日本家庭的情况大致相同，在日本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要比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家元社团不是以亲戚关系为基础，在这一点上它们与现代西方自发组织相似，任何人可以申请加入。但是它们又像家庭，因为社团内部的关系不是民主的而是等级式的，加入者所担负的道德责任也是不能轻易抛弃的。社团成员的资格不能世袭，父亲不能传给儿子。[25]

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Hsu）认为，家元式集团并不是传统艺术和工艺独有的特点，实际上它是日本所有组织的结构形式，包括商业组织。[26]例如，日本的政治党派分成许多近于永久的派系，每个派系由党的一名高层成员领导。这些派系不像美国民主党内的黑人小组（the Black Caucus）或民主党领袖委员会（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一样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相反，它们是家元式集团，基于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相互责任，属于任意的个人联盟。日本的宗教组织也有着这种家元式的教众结构。在中国，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朝拜任何寺庙或圣地；与此不同的是，大多数日本人参拜一所寺庙，就如美国人归属某一教会。他们捐款支持自己参拜的寺庙，并与住持禅师建立私人关系。[27]由此可知，宗教生活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富于组织性和宗派性。

这种社会组织所构建的习俗也带入了商业领域：日本企业经常被描述为“家庭式”的，而中国企业则根本就与家庭合一。[28]日本公司是结构上的权威，其成员对它有道德责任感，与对家庭的感觉相似，但是同时它也含有自愿成分，不受亲戚关系的限制，这使它更像西方自发组织，而非中国家庭或宗族。

另外，日本的儒家学说强化了家庭在日本社会与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差别。日本从 7世纪起就是一个儒家化的国家，当时圣德太子根据儒学信条制定了十七条宪法。[29]一些学者谈到日本儒学时，似乎都认为儒家学说为日本社会赋予了跟中国相同的规则，但实际上儒学传入日本后，在一些关键方面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特点。[30]儒家学说崇尚许多不同的德行，比较注重这些德目在实际社会关系中的体现。例如，中国正统儒家的五常中，“仁”（即人们在家庭内能够感受到的善意）和“孝”是最重要的。[31]“忠”也是中国儒家推崇的一个品德，但是它往往被认作个人品德而非社会品德，因为它是一个人对自己和对自己信念的忠诚，而非对某个政治权威的忠诚。而且，对华人来说，“忠”还受到正义原则（即“义”）的制约。[32]如果外界权威要求履行忠诚但却有违“义”的原则，“仁”的要求则让人不至于盲从。

然而，当儒学传入日本并融入其本土环境时，这些德目之间的分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1882年日本帝国向军队发布的诏书可以看作日本对儒家学说诠释的一份标准文件，在诏书中，“忠”被升到首位，“仁”则根本未列入其中。[33]此外，“忠”的含义与中国的版本对比，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在中国，人在道德层面上对自己负有责任，即必须遵守个人行事准则，这等同于西方所谓的个人良知。对主人的忠诚必须与这种责任感相协调。而相比之下，在日本对于领主的责任则是无条件。[34]

“忠”上升到主要地位以及“孝”的降级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当社会责任发生冲突的情形中看出来。在传统中国，当父亲触犯了刑法，儿子通常不会向警察或其他司法机构告发：也就是说，家庭内部关系高于与政治权威的关系。而在日本，倘若面临同一问题，儿子会感到有责任向警察告发他的父亲，也就是说，对大名的忠诚战胜了对家庭的忠诚。[35]家庭责任的重要性赋予中国儒家与众不同的特色，虽然正统的儒家学说强调忠君，但是家庭宛若一道坚实的堤岸，保护着私有自治权不受国家控制。在日本，情况正好相反：政治权威控制了家庭，在理论上，没有任何自治领域可以免于控制。[36]

对应过去武士对大名的忠诚，在当代日本表现出来的则是，行政官或“工薪族”对公司的忠诚。在这一过程中，受聘的人不得不牺牲家庭生活：他很少待在家里或看护孩子的成长，周末甚至假期都献给了公司而非家人。

日本人从中国引入了儒家学说，并修正其信条以适应自己的政治环境。在中国，即使是皇帝的权威也不是绝对的；如果皇帝昏庸无道，其“天命”就会被废除，中国朝代更迭就是中国政治权威寿命短暂的证明，最长的朝代也不过几百年。相比之下，自神话传说中建国以来，日本只有一个朝代，且没有“天命”流转这样的政治概念挑战天皇的宝座。在借鉴新儒家（neo-Confucianism，即理学）时，日本人小心翼翼让其政治要求不伤害君主和统治阶级的特权。

此外，日本政治体系的最上层是军人阶级，而中国在传统上一直由文官体制来治理。统治日本的军人阶层发展出一套自己的道德准则：武士道，即所谓的武士伦理，强调忠诚、荣誉和勇敢等武德。家庭关系严格地服从封建关系。[37]当中国宋朝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说，于德川初期传入日本时，日本人更加强调了忠诚，使它与武士道统一起来。虽然也有过忠孝孰先孰后的辩论，但是最终忠被摆到了首位。[38]

继几个世纪前日本儒学将忠提到首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更加努力将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支持政府达到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目标。[39]19世纪日本用儒学来塑造自身引导文化的做法，与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举措如出一辙。譬如1882年帝国发布的军人和海员训谕，以及1890年颁布的教育法令都使用了儒家语言来强调忠于国家的品德。[40]20世纪初，面对劳动力短缺和技术工人流动性大的问题，日本官员和商人开始将以前主要针对上层阶级宣扬的教义，扩大到向全社会宣传。于是，忠被扩大解释为不只是效忠国家，而且要效忠自己的公司，学校和工厂都在不断地灌输这个原则。[41]查尔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非常正确地指出，这是为了满足日本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和社会的需求而进行的政治行为。[42]这一举措之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忠的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日本文化之中。而类似的教条能否在中国成功推广则是个未知数。

中国儒家学说在日本的这些变化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公民意识和民族主义在日本社会更为重要。我已经提到，中国家庭在某种意义上像是一道防护堡垒，以抵抗专横掠夺的政府，因此中国的家庭企业会本能地寻找办法向收税人隐瞒真实收入。而在日本情况则大不一样，家庭的力量非常弱小，各个方面的纵向权威凌驾其上。整个日本国就是一个以天皇为首的大家庭，使日本人民对它产生了道德责任和感情，这是中国皇帝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对外人没有那么强烈的敌我之分，而往往通过家庭、血缘和地域来界定自我，而非国家。

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相互信任的习性也有其黑暗面，即对非日本人不信任。在日本的外国人，如规模相当大的韩国人群体面临着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普遍的注意。对外国人的不信任也体现在日本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的业务开展上。虽然美国成功地借鉴了日本的精益生产体制，但是从日本移植过去的工厂却未能如此成功地进入本地供应商网络。例如，日本汽车公司若想在美国建立一个装配工厂，它们往往将其网络公司的供应商一同带过去。根据一项研究，在美国装配的日本汽车的零配件大约有90%来自日本或日本公司驻美国的子公司。[43]这本是预料之中的事，日本装配厂和美国分包商之间毕竟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但这却导致了双方不合。我再举一个例子，虽然日本的跨国公司雇用了大量本地主管来运营其海外机构，但是这些主管却很少享受到日本主管级别的待遇。为日本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工作的美国人可能渴望在组织内部得到提升，但是基本上没有可能调到东京总公司工作或晋升到美国分公司以外的更高职位。[44]当然也有特例，索尼美国公司的员工多为美国本地人，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甚至常常影响日本母公司。总体而言，日本人的信任只存在于日本人范围以内。

长期以来，日本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传统是，掌握实权者和名义上的掌权者不见得是同一人，这使得日本的商业关系更为灵活。这也是中日文化另一重大差异之处。在日本，真正的掌权者一般都隐身幕后，甘愿间接地统治。虽然明治维新在名义上推翻了幕府，恢复了明治天皇的王位，但它本身就是由萨摩和长洲两藩的贵族以天皇的名义推行的。无论维新前后，天皇的实权都少得可怜。实际上，日本“万世一系”的唯一原因，就是日本天皇不掌实权。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皇帝通常亲理朝政。在日本，权力的争夺一般发生在天皇的大臣之间，他们一方面维护表面上延续的统治及其合法性，一方面又全力夺权，于是日本才有不断发生的内战。

与日本广为盛行的收养制一样，实际掌权者与名义掌权者的分离对日本政治和商业的继承带来诸多益处。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陆掌握实权的领袖人物多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们抑或与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并肩作战，抑或在1949年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绝不会把权力轻易让给年轻的领导者，于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被推迟，直到他们去世才可以展开。[45]（类似的情况存在于朝鲜，因为其文化习俗更接近与中国而非日本；朝鲜政治长期受制于其长寿的领导人金日成。）在日本，情况则大为不同，领导人若是年迈或者不胜任，则会被温和地放置到名誉位置，实权由年轻的领导者担当。这种做法的根源当是起自传统日本农民家庭。一旦长子长大并足以担负起一家之责，家长就会让位给长子，并从正房移住到小房间，这在日本并不罕见。尽管日本人敬老，但他们更加尊重本田宗一那样更识时务、主动让权给年轻有为者的老人。[46]

本书并非要追溯日本的户、家元团体、长子继承制、领养等规则的历史源头，可是许多学者在解释为什么这些制度会出现在日本而不是东亚其他国家时，往往都指向一个重要因素，即日本政治权力分散的本质。[47]日本在现代化以前的时期，从未被一个拥有庞大官僚组织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统治过，这一点与德国和意大利北部的情况相似，但不同于意大利南部和法国。虽然日本人自诩拥有一个未曾中断的王朝，但是日本天皇的权力一直非常弱小，而且也从未像法国国王那样征服过封建贵族。权力分散在一系列互相攻伐的氏族手中，不断上演此消彼长的戏码。中央权威无力实现权力统一，但这却给小社团的兴起留下了自由空间。在7世纪大化改新时期，藩主以提供军事保护，向农民承诺可以免受帝国权威之迫害。[48]与欧洲的情况相仿，长时期的内战造成自治封地的兴起，在这些自治封地中，武士提供保护来换取农民的大米，亲戚关系起不到丝毫作用。因此，这种根据交换服务建立起相互责任的概念深深扎根于日本的封建传统之中。[49]政治权力的分散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在明治维新之前，德川时代划分出许多地方政府，它们纷纷兴办自己的工业，其中一些工业成为1868年后主要工业企业的基础。权力的分离使大阪和江户（东京）这样的城市脱颖而出，这些城市居住着庞大且在不断扩大、实力雄厚的商人阶层，这一情况又与欧洲相同。[50]这样的阶层如果出现在中国，就会很快与皇权发生冲突，不得不面临收购或受制于新的法规。

毫无疑问，日本文化的其他方面对日本经济的成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日本佛教的独特性。正如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指出的，德川早期的佛教禅师石田梅岩和铃木正三的教义使世俗的经济行为神圣化，并传播了商业伦理，这与英国、荷兰和美洲的早期清教教义有共通之处。[51]换句话说，在大致相同的时期，日本的伦理道德与欧洲的新教职业伦理遥相呼应。这个现象与日本的禅宗传统密切相关，禅宗讲究在每日的世俗活动里追求完美，如剑术、射箭、木工、丝织等等，而且这一传统不是通过外在的技艺，而是通过内心的冥想来达成的。[52]大凡看过黑泽明早期电影《七武士》的人一定记得，禅宗武士在入定冥想后，优雅地一击刺穿敌人腹部，而后者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追求完美极致是日本出口产业成功的关键，但是它的根源却是宗教，而非经济。虽然亚洲其他地区也存在日式的职业伦理，但是很少有日式追求完美的传统。不过，这些文化因素与自发社会性并无太大关联，因此我不准备在此多费笔墨。[53]

现在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文化习俗是如何在当代日本商业世界中发挥作用的。

[1] 关于华人和日本家庭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共同点，参见Francis L. K. Hsu, 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 (New York: Schenkman Publishing Co., 1975), pp.25-27.

[2] James I. Nakamura and Matao Miyomoto, “Soc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Chan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kugawa Japan and Ch’ing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0 (1982): 229-269.

[3] Chie Nakane, Kinship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Rural Japan (London: Althone Press, 1967), p. 4.

[4] Nakane (1967), p. 9. 还可以参见Hironobu Kitaoji, “the Structure of the Japanese Famil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3 (1971): 1036-1057.

[5] Marthl Collcutt, “The Legacy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in Gilbert Rozman, ed., The East Asian Region: 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22-123.

[6] Hsu (1975), p. 39.

[7] Jane M. Bachnik, “Recruitment Strategies for Household Succession: Rethinking Japanese Household Organization,” Man 18 (1983): 166-182; and John C. Pelzel, “Japanese Kinship: A ComParison,” in Maurice Freedman, ed.,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一个例外是皇室，男性不能通过领养进入皇室家庭。Shichiliei Yamamoto, The Spirit of Japanese Capitalism and Selected Essays (Lanham, Md.: Madison Books, 1992), p. 24. 还可参见Nakocnura and Miyamoto (1982), p. 254.

[9] Takie Sugiyama Lebra, “Adoption Among the Hereditary Elite of Japan: Status Preservation Through Mobility,” Ethnology 28 (1989):218.

[10] Hsu (1975), p. 38.

[11] Yamamoto (1992), pp.24-25.

[12] R. A. Moore, “Adoption and Samurai Mobility in Tokugawa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1970): 617-632.

[13] Joseph M. Kitagawa, Religion i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98.

[14] Nakane (1967), p. 6.

[15] Hsu (1975), pp.29-30.

[16] Nakane (1967), p. 5.

[17] Hsu (1975), pp.32-33.

[18] Hsu (1975), p. 36.

[19] Yamamoto (1992), pp.27-28.

[20] 因此，譬如长州派的领导者之一山县有朋在重建明治政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并继续担当主要的政治家， 但他也没有将自己的位置传给儿子。Yamamoto (1992), p. 28.

[21] 用许烺光的话（Francis Hsu, 1975, p. 44）：“日本的家，尤其是同族，其实在一定程度属于资源结社，这在中国家庭或者氏族并不存在。人类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子女、叔叔或阿姨。但如果他们可以领养家庭或者同族以外的成人，他们肯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换句话说，他们享有更开放的招聘标准。”

[22] Nakane (1967), p. 21. 她补充说：“儿子对待退休的老年父母的态度是与中国人的习惯相左的。”

[23] 关于当代日本家庭的变化，参见Fumie Kumagai, “Modernization and the Family in Japan,”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2 (1986): 371-382; Kiyomi Morioka, “Demographic Family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Japa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26 (1990): 511-522; and S. Philip Morgan and Kiyosi Hiroshima, “The Persistence of Extended Family Residence in Japan: Anachronism or Alternative Strate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269-281.

[24] 这是中根千枝（Chie Nakane）的著作《日本社会》的中心观点。Japa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25] 许烺光称这种关系为“kin-tract”，以表明家元是汲取了亲戚群体和现代契约结社的特点。Hsu (1975), p. 62.

[26] Hsu (1975), p. 69.

[27] Hsu (1975), p. 69; Winton Davis, “Japanese Religious Affiliations: Motives and Obligations,” Sociological Analysis 44 (1983): 131-146.

[28] 参见Sepp Linhark, “The Family As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in Tadao Umesao, Harurm Befu, and Josef Kreiner, eds., Japa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Mordern World: Life and Society,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16 (1984): pp.51-58.

[29] 关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史，参见Collcutt in Rozman (1991).

[30] 可参见Yasuzo Horie, “Confucian Concept of State in Tokugawa Japan,”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32 (1962): 26-38. 文章强调民族主义受到儒家思想“系统化、逻辑化地推崇”。还可以参见Yoshio Abe, “The Basis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Confucianism,”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2 (1974): 21-28.

[31] 在正统儒家思想中，仁不应该限于家庭，而应扩展到非亲属。

[32] 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 还可以参见Morishima “Confucius and Capitalism,” UNESCO Courier (December 1987): 34-37.

[33] Morishima (1982), p. 6.

[34] 参见Morishima (1982), pp.6-7，他认为“忠的含义在中国和日本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忠意味着忠于自己的良心；在日本，虽然也有人用同样的意义，它的常见意义基本上是真诚，旨在全心服务自己的领主，甚至为了主人而牺牲自己。因此孔子所谓‘臣侍君以忠’，中国人理解为家臣为国君服务但不能有悖于良心，而日本的解释则是家臣必须为他们的主人奉献自己的一生”。

[35] Morishima (1982), p. 8; 还可以参见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56-57.

[36] 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忠和孝的相对地位的讨论，参见Warren W. Smith, Jr., Confucianism in Modern Japan: A Study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Tokyo: Hokuseido Press, 1959), p.230.

[37] 据一项文献，“日本人以敬畏和钦佩之情口口相传一个有关武士的故事，他们誓死护卫武士道，宁可他们的整个家庭被敌人屠杀，也不泄漏任何可能危及领主的信息”。Johannes Thischmeier, The Origin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Meiji Japa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48.

[38] Collcutt in Rozman (1991), p. 33; I. J. McMullen, “Rulers or Fathers? A Casuistical Problem in Early Modem Japan,” Past and Present 116 (1987): 56-97.

[39]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396.

[40] Collcuot in Rozman (1991), pp.147-151.

[41] Morishima (1982), p. 105.

[42]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r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1-12.

[43] “Inside the Charmed Circle,” Economy January 5, 1991, p. 54.

[44] 关于日本跨国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参见James R. Lincoln, Jon Olson, and Mitsuyo Hanada, “Cultural Effects 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Case of Japanese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1978): 829 os7.

[45] 邓小平是一个例外。自1981年以来，他名义上的职位一直是军事委员会主席，而他同时拥有政府和共产党内最高权力。但是，这种间接的权力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46] 参见Saburo Shiroyama, “Attribute to Honda Soichiro,” Japan Echo (Winter 1991): 82-85.

[47] 参见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48] Norman Jacobs, The Origins of Modern Capitalism in Eastern Asia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29.

[49] Richard D. Whitle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 Organization Studies 12 (1991): 1-28.

[50] 关于大阪作为商业中心，参见Thischmeier (1964), pp.14-28.

[51] Robert N. Bellah, Tokugawa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Bellah, Religion and Progress in Modern Asia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1965); and Yamocnoto (1992).

[52] 关于这背后的技能培训和佛教教义，参见Eugen Herrigel,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3); and Soetsu Yanagi, The Unknown Craftsman: A Japanese Insight into Beauty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9). 还可以参见Francis Fukuyama, “Great Planes,” New Republic, September 6, 1993. 关于质疑佛法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提高武艺的手段，参见Brian Bocking, “Neo-Confucian Spirituality and the Samurai Ethic,” Religion 10 (1980): 1-15.

[53] 事实上，在工艺技术完美主义和社会组织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些技能通过“家元”（iemono）型组织得以保持活力、代代相传，在其中师父向历代弟子传授他的知识，而且往往是以非语言的方式。虽然现代组织的质量控制也可以在现代美国的商学院通过教学完成，而家元体制所带来的额外的元素则是所谓的质量意识。

第16章

终身雇用制

美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间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革新，一些老牌的大型公司纷纷裁员重组，其中一些就此倒闭。“企业再造”成了管理顾问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由解雇员工的最新托辞。克林顿总统以及其他一些专家提醒美国人，不要再期望终身干同一份工作，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父辈不曾经历的动荡经济变革和职业不稳定性。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形势下，假设火星人突然占领地球，并宣布大型的美国公司不准解雇员工，那结果会怎样呢？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经济学家恢复镇定后必然会说，这无疑等于宣布了美国经济的死刑，因为缺乏他们所谓的“要素流动”（factor mobility），劳动市场将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需求，或者无法采用更高效率的技术。但是如果火星统治者在这一点上绝不通融，而在其他问题上采取灵活态度，我们可以预想如下变化。首先，雇员会要求工作准则和工作条件方面更有弹性，因为如果某职位不再需要人手，那么公司必会积极地将员工安置在其他可以发挥其作用位置上。其次，公司会更积极地在内部培训职工学习新技术和新工作，这样被淘汰的员工不会成为公司的损失。公司本身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它会主动进入一些不同的领域，譬如把从钢铁和纺织业下岗的员工调动到电子或营销领域。最后，会出现一些不实行终身雇用的小型企业，这是安置下岗员工的最后一招。这些变化是否能够补偿公司因不能解雇员工而损失的效益尚不清楚，但是这种变化也许会换来巨大的无形回报，即员工的忠诚，以及对怠工的强烈厌恶。

以上这段实际上描述了日本大型企业的终身雇用制。日本公司的终身雇用和高度团结是日本经济特有的两大特征之一。另一个特征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即同一网络组织内公司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这两个习性都源自日本人在自发形成的群体里所养成的高度双向道德责任感。[1]这种双向责任感既不是中国式的亲戚责任，也不同于法律契约责任，更像是一个宗教团体成员彼此间的道德责任，加入这种关系全凭自愿，退出则不能自作主张。

日本劳动市场以及员工与经理之间关系最能说明这种双向责任。先前提到，在华人家族企业中，非家庭雇员如果有其他选择，通常不太愿意在家族企业中工作太久，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得完全信任而作为合伙人进入管理高层，而且每时每刻都需要看雇主脸色行事也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因此华人企业的雇员随时准备着跳槽，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积累资金创办自己的企业。

对比而言，大型日本公司早在战后初期就将终身雇用制度化。[2]当雇员受雇于某公司时，公司将与他达成持续雇用的协议，同时雇员本人则承诺不会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或更高的薪水而跳槽。尽管可能有书面合同，但协议的约束力并不在合同本身。其实，如果日本员工坚持用法律文字来进行约定，通常会被认为是极不得体的，而且会使其被彻底排除在终身雇用制外。[3]违反非正式合约的惩罚是极为严厉的：为谋高薪而离开终身雇用制公司的雇员会被社会所抛弃，企图从别家挖人的公司也将遭到同样的下场。这些制裁的实施不是依赖法律手段而仅仅依靠道德压力。

终身雇用制将员工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锁定在单一轨道上。日本社会是高度平等、唯才是用的社会，但是社会流动性的机会一般一生只有一次，即年少时参加的折磨人的大学入学考试。高考是开放式的，有若干客观的分级，而各大学根据考试成绩来招收学生。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所上的大学（而非在校的实际表现）。一旦工作后，他们很少有机会得到越级提升。公司可随意调遣员工，而员工很少在调遣中有发言权。高考落榜的学生实际上被挡在高薪的大型公司之外，当然在小公司他们还是能够找到就业机会。[4]（日本的学生甚至从进幼儿园起就面临巨大的成功压力。）所有这些都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充满了机会， 即使你已经白发苍苍，失败了也可以从头来过。

员工当然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但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些报酬完全是非理性的。[5]日本公司没有同工同酬的原则，薪金主要根据资历或其他与工作表现无关的因素，譬如他是否要供养大家庭等。[6]日本公司比较大的一部分报酬是以红利形式发放的。虽然有些红利是授予个人的，但是一般来说都会给集体，作为对集体工作的奖励，譬如公司的某个部门或整个公司。也就是说，员工知道他不会被解雇，除非犯有严重错误；他还知道自己的薪酬会随着年龄上升，这跟个人工作是否更加努力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某位员工不胜任或不适合于某一项工作，公司不会解雇他，而是将其安置在内部的另一个岗位。站在管理者的角度看，劳动力是巨大的固定成本，只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才会顶着巨大压力进行裁员。[7]

这种报酬体制似乎会为搭便车打开方便之门：任何突出的个人表现所产生的利益增值实际上都会成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司的公共好处，既然如此，对于个人来说，干脆少做一点岂不更好？其他将工作表现和薪水完全脱节的社会只有一类，即前共产主义国家。众所周知，这一做法彻底破坏了生产力和工作伦理。

在日本，终身雇用制并没有削弱生产力或破坏工作伦理，实际上还与高度的敬业精神水乳交融，这也证明了日本社会的双向责任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种心照不宣的终身雇用契约换来的是稳定的工作和稳步的提升，人们愿意为公司努力工作。换句话说，雇员愿意为公司竭尽全力，因为可以换来长期的福祉。这种责任感既不是正式的，又不是法律所规定的，它已经通过润物细无声的社会化过程完全内化。日本的公共教育不回避教育孩子正确的“道德”行为，工作后，公司还继续为雇员提供道德教育。[8]

共产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反复的宣传、说教和威吓手段，来向大型社会组织灌输类似的道德责任感。事实证明，这种意识形态威压不仅对于激励人们工作毫无效果，反倒滋生出普遍的蒙混糊弄心态，并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导致了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工作伦理、公共精神和公民性的普遍缺失。

终身雇用制的雇员不会搭便车，原因还在于这里的道德义务是双向的。他们的忠诚和工作换来多种形式的回报，已经超越了工作保障的承诺。日本的雇主因对员工的生活采取家长式态度而闻名。上级不仅参加下属的婚礼、葬礼，甚至还充当媒人。日本老板在帮助员工渡过经济或伤亡等难关时起的作用远大于华人老板。[9]老板经常与下属在下班后联谊。日本公司常常为员工组织体育和社交活动、郊游并提供假期。

日本公司常常被形容为宛如家庭一般。[10]在民意调查中，对于“好工头必须像父亲对子女一样对待员工”这个观点，日本人一般都表示强烈认同。[11]日本人比美国人更倾向于说老板“关心他们与工作无关的私事”，这个比率分别为87%和50%。[12]事实上，日本公司的道德约束力要强于家庭。日本员工普遍自愿参加公司组织的周末游玩活动，或在晚上下班后与同事小酌，而不与妻子、儿女一起尽享天伦之乐。愿意为公司而牺牲家庭利益被视作忠诚的表现，反之则被视为不道德的。公司与真正的家庭一样，其中的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公司的“父亲”过于专横，员工也不会选择辞职或跳槽而炒“父亲”的鱿鱼。

扩大开来，员工与经理之间的双向责任关系还反映在日本的工会组织上。战后日本的各工会不是根据行业来组建的，它们是公司的工会，这与欧美国家大相径庭。举例来说，日立工会代表日立的所有员工，不分工种。劳工和经理对彼此的态度反映出，日本社会比美国甚至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有更高的信任。这些国家的工会是富于战斗性的，且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虽然日本工会还会举行春季罢工，以此追怀20世纪初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活动，但是在整体发展和公司福祉上，它们与管理层的利益一致。因而日本的工会往往成为管理层的工具，力图抚平员工对工作条件的抱怨和驯服不听管教的员工。而英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在对英国和日本员工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在英国，工会成员和管理者虽然接受对方存在的必然性，但都拒绝完全接受它的合法性或至少是另一方所享有的权力的合法性。在双方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中，往往都没有另一方”。[13]

西方管理者在看到驯良的日本工会后，都向往着与他们的员工构建这样的关系。他们极力讨好工会，企图用日式的员工与管理者间的共同利益这套说词，来说服工会放松工作规则或在薪资上让步。但是，要使日本式的相互责任能够管用，责任和信任就必须是双向的。西方工会成员会辩解说，如果相信管理者在为管理层着想的时候也会为员工着想，那就太天真了，公司会利用工会作出的所有让步，仍然尽可能降低在工作保障和其他福利方面的开支。进行合同谈判时，管理者常常向工会代表展示他们的账本，以期证明自己不能为某一薪金要求再作让步。但是这一策略毫无作用，除非工会相信管理者的账目是真实可信的。[14]知识就是力量，许多西方工会都有过因雇主篡改账目、夸大成本、少报利润而在讨价还价上的不愉快经历。由此可见，日式工会只能是日式管理模式的产物。

许多观察家（包括许多日本人在内）都认为，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它所产生的劳雇关系源于一种古老的习俗，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忠诚。[15]终身雇用制确实有很深的文化基础，但是文化传统和当代商业习俗之间的关系却复杂得多。[16]目前形式的终身雇用制最早产生于二战结束时，而目前许多小型公司依然没有实施这项制度。这项制度是日本政府和雇主为了稳定劳动力供给而努力奋斗的最终结果，这一努力在19世纪晚期日本开始工业化时就已展开。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之交时，技术员工常常短缺，而雇主发现自己无力留住所需要的员工。实际上，手工艺人高度流动的传统在德川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些手艺人凭心情不断地更换工作场所，他们为自己不循规蹈矩、有叛逆性、能够随心所欲出卖自己的劳动而感到光荣，随之而来的奢侈舒适且常常桀骜不驯的生活方式也让他们沾沾自喜，所有这些个性与当代日本人的个性格格不入。[17]当时的技术员工是以行会（Oyakata），即传统同业公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成员首先忠诚的对象是他们的行业而非雇主。[18]

稳定的雇佣制尤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私营公司要负责培训雇员基本的行业技能，因此，雇员辞职对那些在员工培训上进行了投资的公司来说是很大的损失。1897年，在大企业中三菱公司率先提供医疗、退休等全套福利，希望依此留住员工。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员工跳槽的比率在随后的几年中仍然很高。以工程工业为例，一般都在50%以上。[19]日本的劳雇关系并不总是平和的。工人阶层的壮大导致了一系列火药味十足的工会运动，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38年军事政权解散工会。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工业开始重建，它的领导者希望构建一个更为和谐、稳定的劳雇关系。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在保守党政府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下（美国不愿看到左派工会的战斗性），产生了我们现在熟悉的终身雇用（nenko）制度。

终身雇用制度既然是新近的产物，这让一些观察家认为，终身雇用根本不是一种由文化决定的现象，它仅仅是日本政府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满足某些需求而建立的制度而已。[20]但是这种解释误解了文化在这种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21]尽管终身雇用制在日本并不是一个古老的习俗，然而它所凭借的伦理习俗在日本历史上早已存在。这种以双向的工作道德责任为基础的制度，首先必须有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可以轻易地利用员工和工会，同样，员工也可以轻易地搭便车。但是这两种现象在日本都不严重，这就证明双方都充分信任、彼此都将全力遵守协议。很难想象终身雇用制能够在相对低信任的社会，譬如台湾、香港、意大利南部、法国，或者像英国那样充满阶级敌意的社会存在。劳工和管理者都不信任这种制度中的设计者：前者认为那是瓦解工会团结性的阴谋，后者则认为那是不合法的公司福利。当然，这些社会的政府可以将终身雇用制法律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那么做的，但结果很可能是员工和管理者都不尽力遵守协议，员工假装工作，而雇主则假装为员工谋福利。日本的制度大获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些规则已经深入员工和管理者的行为中：不用强制，员工就会自觉工作，管理者会考虑员工的利益，或者说他们不需要一个正式的权责制度来管理彼此的关系。

80年代末期经济泡沫的破灭和1992—1993年间的经济衰退，以及日元升值等问题，都给终身雇用制带来了巨大压力。日本公司为了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遵守雇佣承诺，不得不在许多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它们或将员工转移到其他事业部，或将员工调到下级公司中，或减少奖金，或提前退休，或干脆将一部分员工降为非正式员工，保留工资，但可以随时解雇他们。这些措施所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大概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率直线下降。[22]1992年，公司聘用新毕业大学生的比率下跌了26%，1993年又降低了10%，15万毕业生失业。[23]一些大型公司实际上开始裁员，另外一些公司则已经开始采用美式“猎头”（headhunting）策略，把劳动力富余看作挖竞争对手员工的良机。尽管如此，终身雇用制使得它们无法缩小规模或重新设计，不能像90年代初许多美国公司那样大批裁员，或以提高生产力为由将员工整批转手。当日本的经济以两位数增长，几乎不出现倒退和降速时，终身雇用的承诺不难遵守。而今日本经济已经成熟，开始走向相对缓慢的、长期增长的发展模式，终身雇用制是否将严重拖累日本公司生产力仍有待观望。但是即使终身雇用制不是未来的最佳制度，至少在过去它在协调就业保障和经济效益方面表现出色，而这正是让西方经济界无法理解的一个大问题。[24]终身雇用制迄今运转良好甚至仍卓有成效的事实，证明了日本社会生活里双向责任的力量着实强大。

[1] 回报性道德义务类似于Yasusuke Murakami和Thomas P. Rohlen定义的“社会交换”概念。“Social-Exchange Aspects of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Culture, Efficiency, and Change,” in Shumpei Kumon and Henry Rosovsky,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2: Cultural and Social Dynam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3-77.

[2] 最早描述日本战后的终身雇用制度的西方观察家是 James C. Abegglen, The Japanese Factory: Aspects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p. 67) ，Abegglen 的解释受到后来西方和日本的学者质疑，因为他至少忽略了日本小企业，那里并没有终身雇用的惯例。

[3] Shichihei Yamamoto, The Spirit of Japanese Capitalism and Selected Essays (Lanham, Md.: Madison Books, 1992), p. 9.

[4] 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74.

[5] Abegglen (1958), pp. 116-117.

[6] Ronald P. Dor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Japan and Elsewhere,” in Albert M. Craig, ed., Japan: A Comparative 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40.

[7] 日本的劳动市场要远比看上去更灵活得多。虽然大公司都肩负终身雇用的义务，但公司内的工人都没有硬性要求遵循职位的工作内容。事实上，专业主义作为身份象征的程度，在日本比在美国或英国更低，因此少了很多约束。例如日本工程师更不以自己的工程资质而感到荣耀，远不及他们就职的企业，因此他们更愿意转换专业，甚至完全不做工程师都可以。公司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调动工人，并担负再培训的责任。因此，裁员，再培训和重新雇用的过程在日本和在美国并无两样，只是前者在企业内部完成，公司担负了将工作人员从一个部门调动到另一个部门的责任。 例如日本钢铁制造商NKK当年面临着其核心钢铁业务下滑的困境，于是它将铸造工人调配到消费品子公司。“Deep Cutbacks in Japan, Too,”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93, p. D5.此外，日本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也缓解了压力，终身雇用制只是大公司的特权，并不在小公司之间广泛实行，许多大公司可以通过将不需要的工人调配到自己的子公司，他们可以支付更低的工资并最终将这些工人解雇。被大公司解雇的威胁相当于严厉的惩罚，以此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8]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208; Abegglen (1958), p. 97.

[9] Dore (1973), p. 220.

[10] Abegglen (1958), p. 99.

[11] Abegglen (1958), p. 94.

[12] Seymour Martin Lipset, “Pacific Divid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Japanese Uniqueness,” in Power Shifts and Value Changes in the Post Cold War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Joint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s Research Committee: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Japan: Kib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ophia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1992), p. 57.

[13] Dore (1973), p. 140. 道尔指出，虽然一些英国工会成员认可其所在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他们至关重要，更激进的一派则希望他们的行业表现糟糕，从而加快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崩溃。

[14] 参见 Dore (1973), p. 154.

[15] 这一点在Abegglen看来尤其是真的(Abegglen, 1958; 参见 esp. p. 100); 还可参见 Solomon B. Levin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Postwar Japan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8).

[16] 对于文化因素的误用的例子，参见Dominique V. Turpin, “The Strategic Persistence of the Japanese Firm,”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January-February 1992): 49-52, 他认为，日本企业对于市场份额的重视超过利润，这一点源于日本文化价值中对于持续性的重视。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没有坚持在其他行业发展，如纺织、造船等。

[17] John C. Pelzel, “Factory Life in Japan and China Today,” in Craig (1979), p. 390.

[18] Sanford Jacoby, “The Origins of Internal Labor Markets in Japan,” Industrial Relations 18 (1979): 184-196.

[19] Dore (1974), p. 388.

[20] 据Chalmers Johnson的说法：“精英开发并传播意识形态，试图说服公众，国家的社会条件是除了政治以外的任何事物所造就的，如文化、历史、语言、民族性格、气候，等等。”参见“The People Who Invented the Mechanical Nightingale,” Daedalus 119 (1990): 71-90; 还可参见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8.

[21] 关于文化论与企业组织论在解释东亚的结构性的相对优势，参见Gary G. Hamilton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988): S52-S94.

[22] 参见 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94, p. D1.

[23] “Decline in Recruiting Slows to 10% Drop,” Nikkei Weekly, June 6, 1994, p. 3.

[24] 关于日本经济模式的未来这个宏观问题，参见Peter F. Drucker, “The End of Japan, Inc.?” Foreign Affairs 72 (1993): 10-15.

第17章

财团

因特网原本是（美国）国防部建立的电脑网络，它允许世界各地的电脑相互沟通。而最近在因特网上发生的一起事件彰显出双向责任对保证网络正常运作的重要性。热衷于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人士相信，小公司或个人组成的网络将形成新的组织模式，而这一模式，无论是对比大型的等级式公司，还是不规范的市场关系都要优越得多。倘若这样的网络要变得更有效率，唯有基于高度的信任以及网络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才能实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让许多构建因特网的计算机迷觉得意外，他们热爱自由，敌视任何形式的权威，但事实证明，网络在不规范和反社会行为面前是异常脆弱的。

因特网虽然是一个实体的网络，但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一个价值共享的共同体。[1]在70年代和80年代，因特网共同体最初的成员多是政府和学术研究者，在没有正式的行政等级或者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他们在背景和兴趣方面有很大的趋同性，因而他们可以用不成文的网络规则彼此约束。因特网的用户自由地交换数据和信息，也明白自己向网络输入数据的回报是免费访问其他人的信息。这个网络的一条最重要但又非正式的规则是：禁止利用电子邮件进行商业广告。因为如果广告泛滥，网络就会瘫痪。此外，整个系统运营成本低廉的原因是，用户牢记这些规则而且彼此信任不会违规。因特网文化虽有局限性，但有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效益。

但在90年代初，随着这种免费（至少是低成本）服务的消息广为人知，用户人数也随之骤增，其中一些用户认为他们不必受初始的因特网共同体的道德约束。1994年，反广告的禁令被两名律师打破，他们轰炸式地向因特网新闻组发广告。尽管遭到长期用户的强烈抗议，但是这两名律师认为他们没有破坏任何法律或正式规则，因此他们也不必为此感到羞愧。[2]显然，他们的行为对整个网络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因为久而久之，其他人将会学着利用公共物品谋求私利。

或许某一天，网络改成等级模式并制定一套有强制性的正式法规，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样，网络的道德规则将以强制的手段由法令来维护，而非内化的双向责任感。法规可以保持因特网的生存能力，但是也将显著提高网络维护的交易成本，届时将不得不增设网络行政管理者和警察、限制访问等等。计算机病毒被不遵守社会规则的黑客带到了网络中，这已经额外地增加了运行网络的经济成本，如给计算机增设防火墙、隔离数据等。曾经的内在责任现在变成了外在的法律，伴随着法律文书的繁冗累牍；曾经是分散式的自我管理的模式，现在则必须有中央管理机构以及附带的官僚配备。

建立在相互道德责任基础上的共同体网络大概在日本得到了最全面的发展。除了终身雇用制以外，商业网络形式的经连会是日本经济的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运作完全依靠普遍的高度信任关系。[3]

经连会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纵向的经连会，如丰田汽车公司，由生产企业、上游分包商和供应商，以及下游的市场营销机构组成。更普遍的另一种类型是所谓的横向或跨市场的经连会，它广泛联合不同类型的商业机构，与六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美国联合企业，譬如海湾西方集团（Gulf + Western）或国际电报电话集团（ITT）相似。典型的跨市场经连会一般以一家大银行或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为中心，通常还包括一家综合贸易公司、一家保险公司、一家重工业生产企业、一家电子公司、一家化学公司、一家石油公司、各种日用品生产厂家、一家船运公司及其他一些零星的企业。在美国占领期结束后，财阀开始举行总裁会议，准备重振旗鼓，而所谓总裁会议（President’s Council）便是指有历史渊源的公司的首脑定期会晤。经连会成员没有正式的法律纽带，虽然他们必须通过交叉持股这样一复杂制度连接在一起。

类似经连会的企业集团在许多文化中都存在。[4]台湾和香港等华人社会中有以家庭为基础的网络组织。意大利中部的小公司则联结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中。19世纪末，美国有摩根和洛克菲勒托拉斯，即使在它们解体以后，公司之间长期合作以及董事跨公司参与经营的例子也很常见。波音公司今天发展到可以生产777客机的规模，但实际上它扮演的是系统集成者的角色，其主要业务是组合大批的独立分包商，后者完成了客机大部分零部件的生产。德国经济也包括许多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它们在许多方面与日本的网络组织有共同之处。

但是，日本经连会的许多特点在其他社会中并不存在。第一个特点是，它们都很庞大，在整个日本经济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台湾商业网络的平均规模为6家公司，与之相比，日本6大跨市场经连会平均联合了31家公司。[5]在日本2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当中，99家企业与一个网络组织保持有明显的长期附属关系。不属于经连会的企业一般来说都隶属于较新的产业，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形成联盟。[6]

第二个特点是，尽管它们的整体规模巨大，跨市场经连会的单个成员公司在日本经济的某一领域并不占有垄断地位。相反，在每一种市场领域中，只有一家成员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由此，三菱重工、住友重工和川崎重工（第一劝银集团的成员）在重工业生产和国防工业方面相互竞争，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和第一劝业银行则在金融领域一争高下。[7]

第三个显著特点是，经连会的成员一般优先在内部进行贸易，即使在毫无实惠可言的情况下。经连会成员并不局限于相互之间进行贸易往来，但是它们往往与集团内成员做生意，而少与未联盟的公司打交道，对比纯粹的市场交易，他们有时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或接受质量较差的货物。[8]贸易关系的另一优惠形式是，网络中心的金融机构向成员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这实际上是一种补贴。经连会成员优先在内部进行贸易的倾向是美日贸易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大概也是两国产生误会的导火索。美国公司试图向日本出口商品，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顾客宁愿多出钱给经连会伙伴，也不愿意购买美国的进口商品。日本公司本身并没有刻意排斥美国商品的意思，网络外的日本公司也会有此遭遇。但对于外国公司来说，这种做法似乎有贸易壁垒之嫌。

最后一个特点是，经连会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反映了它们之间高度的信任感。通用和波音等公司与其供应商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它们依旧彼此保持距离。供应商的担心是，如果主承包商过多地了解自己的专有工艺或财务，很可能会滥用此类信息，例如向竞争对手泄密或者干脆自己进入该行业。这种不安全感减缓了更有效率的工艺传播给商业合作伙伴的速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主承包商为了确保效率会经常要求尽可能地审查分包商所有运作细节，这一要求被接受是因为后者相信前者不会不当地利用以此方式获得的信息。[9]

经连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感可从著名的马自达案例中窥见一斑。马自达是汽车制造商，1974年因石油危机，它生产的转轮式发动机汽车的销售骤减，致使公司濒临破产。马自达是住友企业集团的一个成员，集团的主银行住友信托公司是这家汽车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和股东。住友信托担负起重建马自达的重任，派遣了七名董事，并强制公司采用新的生产技术。经连会的另一些成员将订单转给马自达，零部件供应商也降低了售价，银行则提供必要的信贷。结果，马自达没有裁员就渡过了难关，只不过管理层和员工的奖金减少了而已。[10]几年以后，克莱斯勒（Chrysler）陷入困境，而它却不能指望债权人和供应商的帮助，只能求助于美国政府。单独来看，住友经连会成员联手拯救马自达的决策完全不符合经济逻辑，至于总体行为是否符合经济逻辑，经济学家对此仍有疑义。但是这个事例的确可以说明，经连会各成员常常愿意为彼此的利益而作出牺牲。

若要了解日本网络组织经济，我们必须后退一步，更全面地观察现有的企业经济理论。按理，资本主义应当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而西方公司内部的生活则是等级式和合作性的。任何在这种公司里工作的人都知道它是专制的，高高在上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在董事会几乎不过问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把公司像军队一样指挥得团团转。与此同时，在这个等级制机构中工作的人们必须相互合作，不能彼此竞争。

竞争性的自由市场与合作且专制的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矛盾，这是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20世纪30年代一篇开创性论文的开篇论点。[11]科斯指出，市场的本质是价格机制，它促使供求趋向平衡，但是在企业内部，价格机制受到压制，商品是通过指令进行分配的。如果价格机制是极有效率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企业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我们可以设想，汽车可以不需要汽车公司，而完全在一个去中心化的市场中生产。企业可以将汽车设计卖给最后的装配厂，而装配厂又从分包商手中收购主要部件，同样的分包商又从其他独立的零件供应商手中购买零配件进行装配，装配好的汽车卖给独立的市场营销机构，它们又将汽车卖给批发商，最后由批发商卖给最终消费者。但是现代汽车公司的做法正好与此相反，它们前后整合，收购供应商和市场营销组织，产品根据公司决定随着生产流程而转移，而非通过市场交易。企业与市场的界限最终为何是今天这般模样？

科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大多数后来的经济学家的回答，即虽然市场能够有效地分配商品，但是也常常造成相当大的交易成本，即市场交易会带来寻找买家和卖家、协商价格、以合同形式确定生意等成本。因为有这些成本，汽车公司完全收购供应商，则比反反复复与它们在每个零配件的价格、质量以及交付日程上无休无止地争论，要经济实惠得多。

科斯的理论后来得到了全面发展，其中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成果最为突出，他将其发展成为一套博大的现代公司理论。[12]用威廉姆森的话来说，“现代公司可以被视作一系列组织性创新的产物，这些创新的目的和效果都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13]人类并不可以完全信赖，所以交易成本可能会很高。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在追求经济私利的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那么通过分包的形式造汽车是可行的。买方可以相信供应商会提供最惠价，不背信弃义，不向竞争对手泄密，按计划交货，力保质量等等。但是，用威廉姆森的话说，人类是“机会主义”者，其特征是“有限的理性”（意指他们并不总是作出最合理的决定）。整合公司必要性在于，外界供应商并不见得会按合同约定的去做。[14]

于是，企业纵向集成以降低交易成本。它们不断扩张，直到庞大的规模所带来的成本开始超过节省下来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大型组织会遭遇规模所致的非经济性：组织越大，搭便车的问题就越严重。[15]行政部门的成本加大，原因是企业官僚只注意自己死活，而不考虑如何将利润最大化。当经营者对自己公司里的事情毫无头绪的时候，公司还要承担信息成本。威廉姆森认为，20世纪初美国公司率先成立的多部门公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创新途径，它将集成整合的节约交易成本与去中心化的独立利润中心结合在一起。[16]

应该说明的是，日本的经连会是解决规模造成的问题的另一个创新方案。经连会伙伴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是纵向集成的替代物，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它也取得了相似的效益。丰田可以直接收购它的一个大分包商日本电装株式会社（Nippondenso），正如通用汽车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收购费希博德（Fisher Body）。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因为收购不一定会降低交易成本。丰田与电装的亲密关系使其能够参与产品和质量决策，后者就像它的一个全资子公司。此外，这两家公司之间互惠义务给丰田足够信心，相信电装在将来会继续可靠地满足其需求。具有责任感的关系的长期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签约双方可以共商未来的发展规划、投资，也深知即使有第三者提供更优惠的价格，另一方也不会抛弃自己。[17]而且，它们在价格上也不用多费口舌，如果一方感觉没有得到最优价格甚至短时亏损，它相信伙伴会愿意在今后给予补偿。

经连会关系出现在日本文化背景中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对彼此放心，合作双方可以构建具有互惠责任感的长久关系，于是交易成本在整个日本境内都比较低。[18]在香港或者意大利南部这种低信任的社会中，跨公司之间的交易成本比在日本要高，原因是日本签约双方相信合同能顺利履行。同时，日本经连会的成员无需负担存在于纵向集成公司中的额外的中央行政费用。

交易成本是种有效指标，让我们能够了解纵向经连会的经济效益，如丰田公司，它们在功能上与纵向集成的西方公司相同。但水平或跨市场经连会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要知道其成员彼此并没有必要的经济联系。那么到底是什么经济动机，使每个主要的跨市场经连会都认为集团中必须有一家酿酒厂？譬如住友集团的成员喝朝日啤酒，而三菱的成员则偏爱麒麟啤酒。[19]

经连会成员的关系达到相互进行经济交易的程度时，跨市场的经连会可以获得纵向企业集团所节约的交易成本的效益。也就是说，集团成员彼此非常了解而且相互信任，购买集团成员的商品不像从陌生公司手中购买那样需要承担信息和谈判成本。[20]一时的损失也会在日后得到补偿。

另一个经济上的考量跟银行的角色有关，银行是每一个跨市场经连会的中心。日本的股票市场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在资助日本工业方面从未起过重要的作用。这一职能是由银行和发行债券来完成的，后者是政府机构常用的手段。自日本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大城市的银行在扶助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工业化早期，财阀向非相关行业扩展大概比较说得通，尽管这些行业与其现有的利益没有天然的协同作用。它们能够将现代管理技巧带到以前完全未开发的领域，并且可以利用补贴信贷。在50年代的经济复苏期，城市银行是日本央行将储蓄资金注入制造业领域的工具，这是通过“超额贷款”（overloaning）程序实现的。通过操纵储备要求，以及达到保证高额而稳定的借贷活动，央行可以提供的资金利率是市场无法做到的。[21]

在产业资本化的过程中，独立于经连会关系网的大银行本可以扮演相同的角色。为什么即使在超额贷款活动终结后，它们还能与某些工业客户发展长期的关系？这背后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正是这种关系的稳定性使银行取得关于客户的第一手信息。[22]了解这一情况可以使它能够更有效地分配资金；甚至还允许银行直接干预困难客户的重组，马自达就是一例。第二，经连会允许小型但风险性高的投资，或者是较长期的投资（其回报要在遥远的未来），以比金融市场低的利率获得贷款。大公司普遍能够以比小公司更低的利率拿到贷款。[23]经连会实际上将资金的成本在其成员中社会化，并且用从老的、比较成功的企业中获得的稳定收入，来补贴较新的、风险较大的企业。最后，经连会银行通过优先借贷原则可以充当价格清理中介，帮助那些利润因非竞争性报价而遭受不利影响的成员公司达到回报均衡，这就跟企业财务部补贴因公司内部交易导致价格扭曲而遭受损失的部门一样。

还有其他一些理据可以用来解释跨市场的经连会。例如，可以利用经连会的品牌为新产品市场建立信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连会曾起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阻止或者控制进入日本的外国投资的程度。当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政府同意开放资本市场时，许多日本公司极为害怕外国竞争对手蜂拥而入，尤其害怕美国公司进入，因为外国的跨国公司可以购买日本企业的股权。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业的重要性在日本基本不受重视；跨国公司除非在当地设厂生产，否则很难在海外开拓市场。[24]正如马克·梅森（Mark Mason）的研究所示，当经连会预计资本市场要开放时，内部交叉持股的程度急剧上升，从而使外商更难获取日本公司的大部分股权。[25]这种策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绝大部分美国跨国公司只能购得日本公司的少数股权，即使是在法律允许它们收购的情况下。譬如有一件广为人知的事，美国企业“突击兵”T. 伯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未能保住他在日本汽车零配件供应商董事会中的一席之地，即使他购买了公司大部分股权，这一事件充分证明了经连会关系可以有效地用来限制外商进入日本市场。最后这个例子也说明，跨市场经连会的职能可能根本不是经济性而是政治性的。

由于日本网络组织这些独特而耐人寻味的特征，一些人遂大胆设想，网络组织作为构建现代商业生活的一种经济有效的做法，不仅适合日本，也可用于其他国家。我们不妨参考科斯和威廉姆森提出的分类，即西方经济大致包含两种工业关系：第一，市场型，在这种关系中，商品的交换是建立在完全不相干的行为者之间的协议上；第二，等级式，在这种关系中，商品根据行政指令，在同一个集团内部进行交换。但是按照公文俊平的说法，网络意味着“其内部成员的相互行为主要属于默契/感应型”，成员之间维持着持久但是非正式的关系。[26]因此，网络可以获得大规模组织所达到的交易成本节约，同时又没有它所要承担的巨额开销和管理成本。一些人断定，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经济关系，而且适用于政治关系。在政治领域，早先庞大、僵化和集权的政府结构已被证明缺乏弹性、行动迟缓，因而不能适应复杂的现代社会的需求。

网络组织不一定是日本文化独一无二的产物，这一观点有一定正确性。德国和美国这两个高信任度的社会也有各自的网络组织。尤其在德国，卡特尔和贸易协会在经济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虽然类似的组织有违美国20世纪初颁布的《反托拉斯法》，但非正式的网络依然以关联公司的方式存在，它们交叉持股且董事会彼此重叠（例如化工巨子杜邦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主要股东，它们有共同的董事成员）。美国的采购经理也不总是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总是不择手段地寻找价格最低而质量最高的供应商，根据价格信号反复更换供应商。在实际中，买方常常与自己信任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认为从长远看，这种可靠性当比最低价更重要。买方也厌恶出于短期利润考虑而抛弃一个供应商，因为他们深知信任关系的构建需要时间，且将来对方会在其他事物上做出让步。

但很难想象日本式的网络组织模式有朝一日真的能够处处通用，尤其是在自发社会性较低的低信任社会。网络组织没有总管全局的权威，如果两个成员公司无法在交易价格上达成一致，网络内并没有一个中心事务所来处理纷争。如果需要整个网络采取某种行动时，比如住友集团决定拯救马自达汽车公司时，任何单个成员按理都可以使用否决权，因为集团内需要意见统一。在日本，一致意见不难达成。在低信任社会，网络形式的组织易产生麻痹和懒散，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网络中的每个成员则首先会盘算如何利用网络为自己谋利，而且怀疑其他成员也会照此行事。

建立在相互道德责任感上的网络遍布整个日本经济，原因在于不相关联的人之间普遍存在着相当高的信任。这并不是说所有日本人都彼此信任，或信任遍及日本全境。日本境内也有犯罪现象，杀人、诈骗、互相欺骗亦有发生，只不过数量比美国要少。经连会网络以外的信任比内部的低。但是日本文化的某种特性使日本人很容易对他人产生责任感，并将这种责任感维持较长的时间。这说明日本的网络结构只能部分复制，即使是在其他高信任的社会中也是如此，而且这种网络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低信任社会。低信任社会中的网络是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组建的，或者只是市场关系的修正，联系在一起的公司关系脆弱且经常更换。

经连会关系和终身雇用制一样，都在1992年之后的日本经济萧条时期承受了很大压力。经济好的时候，以无必要的高价格与企业合作公司进行交易不算什么大事，但到了经济萧条时期，这便关乎企业生死，尤其是当网络外的公司可以给出超低报价的时候。经济萧条和日元升值的冲击使小公司如履薄冰，这些小公司往往发现经连会关系不再那么可靠，因为大型制造公司也感到自身难保，不得不将小公司推给分包商以降低自己的成本。[27]这次衰退还降低了交叉持股的程度，工业公司尤其急于抛售与它们合作的银行的股票。[28]外部力量也施加压力企图打破经连会关系，譬如美国出口商就急切地想打开紧闭的日本市场。经连会关系易于导致无效益，在竞争愈发激烈的全球经济中，这可能会严重阻碍日本公司成本控制能力。但是，与终身雇用制一样，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似乎只是对经连会系统有所冲击，尚不足以将其打破。

在东亚，日本率先利用等级式管理结构和职业经理人，完成从家族企业模式向现代公司形式的组织模式转换。这个转换开始于日本发展初期，早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在亚洲，只有日韩两国的经济由私营大规模企业支配。因此，日本得以广泛地涉足生产工艺复杂、资本密集型的领域。

日本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原因是与中国和法国这种中间组织相对较弱的社会相比，日本社会有很强烈的自发社会性。日本人的信任范围不局限于家庭或宗族，且向各种社会中间组织延展。[29]尤为重要的是收养制度，日本家庭愿意将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吸纳到家庭中，这一特性为家族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打下了基础。在日本，无关系的人自愿组成的各种社团也可以产生信任。一个家元式组织一旦建立起来，便丧失了自愿的特性：人们不能随意中止互惠的责任关系。在日本，无亲缘关系的人进入自发组织，属彼此信任，无利益契约或其他法律文本来规定相互权责，其信任程度相当高，可能比其他任何当代的社会都要高。由于这种强烈的双向道德责任感的存在，才出现了终身雇用和经连会式的商业网络等经济现象，这在世界其他社会无迹可寻，即使是在其他有高度自发社会性的社会。

日本之后，最能彰显自发社会性的国家是德国。虽然德国社会性的文化源泉与日本不大相同，但是其效果却惊人地相似。德国很早就发展了大型组织和专业管理，它的经济也呈现非正式的网络形态，并拥有高度的企业团结性。下一章我们就来分析德国的情况。

[1] 换句话说，它是Shumpei Kumon所谓的网络，本章节稍后定义的“基于共识或诱导的交换”。

[2] 由于他们收到大量的憎恶邮件，他们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取消了他们的帐户，问题也终于得到解决。

[3] 关于经连会的历史和背景进一步的说明，参见Richard E. Caves and Masu Uekusa,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Japa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pp.63-70; Chalmers Johnson, “Keiretsu: An Outsider’s Vi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ights 1 (1992): 15-17; Masaru Yoshitomi, “Keiretsu: An Insider’s Guide to Japan’s Conglomerat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ights 1 (1992): 10-14; Maruyama Yoshinari, “The Big Six Horizontal Keiretsu,” Japan Quarterly 39 (1992): 18 198; Robert L. Cutts, “Capitalism in Japan: Cartels and Keiretsu,”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0 (1992): 48-55; James R. Lincoln, Michael L. Gerlach, and Peggy Takahashi, “Keiretsu Networks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A Dyad Analysis of Intercorporate 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1992): 561-585; Marco Orros, Gey G. Hamilton, and Mariko Suzuki, “Patterns of Inter-Firm Control in Japanese Business,” Organization Studies 10 (1989): 549-574; Ken-ichi Imai, “Japan’s Corporate Networks,” in Shumpei Kumon and Henry Rosovky,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3: Cultural and Social Dynam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参见Nathaniel H. Lea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conomic Group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6 (1978): 661-675.

[5] 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82.

[6] Gerlach (1992), p. 85.

[7] 财阀长久以来未能取得垄断地位；参见William W.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223.

[8] 相关证据，参见 Gerlach (1992), pp.137-149.

[9] Richard D. Whitley, “East Asian Enterprise Structure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11 (1990): 47-74.

[10] 相关论述，参见 Masaru Yoshimori, “Source of Japanese Competitiveness, Part I,” Management Japan 25 (1992): 18-23.

[11]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1937): 386-405.

[12] 参见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1981, hereafter 198la): 548-57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d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1971): 112-123.

[13] Oliver Williamson, “The Modern Corporation: Origins, Evolution, Attribu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 (1981, hereafter 1981b): 1537-1568.

[14] 据Williamson所言： “充斥于企业和市场的实体人，和我所关注的经济人有所不同（至少和常见的讽刺漫画所描述的不同），因为他们不精于算计，不值得信任，且行为不可靠。组织人的算计能力有限，是因为理性有限。经济人奉行机会主义，于是他们不可靠……如果经济人是完全值得信赖的，无处不在的、虽然不完全的外包仍然是可行的。” (Williamson 1981b, p. 1545; italics added).

[15] Armen A.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1972): 777-795.

[16] Oliver E. Williamson, Corporate Control land Business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0), p. 175.

[17] Ronald P. Dore, “Goodwill and the Spirit of Market Capit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4 (1983): 459-482.

[18] 这一观点见于 Masanori Hashimoto, The Japanese Labor Market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Kalamazoo, Mich.: W. 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1990), p. 66, and also by Dore (1983), p. 463.

[19] 关于经连会内部的“啤酒战争”，参见 Gerlach (1992), pp.xx-xxi.

[20] Whitley (1990), pp. 55-56.

[21] 关于过度放贷的机制，参见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03-204.

[22] 参见 Ken’ichi Imai, “The Corporate Network in Japan,”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16 (1987-1988): 3-37.

[23] 这背后的原因，参见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p. 126-130.

[24] 关于这一点，参见Dennis J. Encarnation, Rivals Beyond Trade: American versus Japan in Global Compet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 Mark Mason,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Jap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ese Capital Controls, 1899-1980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pp. 205-207.

[26] Shumpei Kumon, “Japan as a Network Society,” in Kumon and Rosovsky (1992), p. 121.

[27] 大型汽车制造商的经连会成员被告知在三年内将价格下调15%，否则母公司可能寻求其他供应商。“Small Manufacturers Face Survival Fight,” Nikkei Weekly, June 13, 1994, pp.1, 8.

[28] 因此，新日钢铁出售了价值96亿的各银行股票，而松下电器和日产公司大幅减少其持有的对方股份。交叉持股的总比例下降到所有发行在外的股份40%以下。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核心经连会关系。参见“Recession Forces Firms to Dump Shares of Allies,” Nikkei Weekly, May 2, 1994, pp.1, 12.

[29] 这不见得会扩展到全国，这点恕我与James Fallows意见不同。参见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 25-26.

第18章

德国巨人

德国经济是一个尤其有意思的案例，原因有二。首先，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非常成功。在19世纪，当时的政治形势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利，德国建立了统一的经济区（关税联盟），之后又统一了国家。德国后起直追并超越了当时更为发达的两个邻国，英国和法国。德国的领先地位至今未被动摇，尽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其次，虽然德国经济从未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纯自由主义路线来组织，但是却一直保持了领先地位。自俾斯麦主政起，德国就一直是个高福利国家，如今福利更是耗去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半。德国经济有许多刻板现象，尤其是在劳务市场，虽没有终身雇用制，但是，解雇德国工人远比解雇美国工人困难。

德国与其邻居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就如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差异一般巨大。德国经济一直充斥着公共导向的机制，这在中欧以外无迹可寻。[1]与日本一样，德国的这些体制也是积极的律法或行政政策的结果，但是它们同时也高度依赖德国文化的共同体主义传统。

德国和日本文化的相似之处引人深思，其中相同点可以归结为高度发达的公共团结意识，这一点很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了。两国均以有序和守纪而闻名，例如都有清洁的公共场所和整洁的家居环境。两个社会的成员都乐于遵守规则，从而增强了他们自己文化群体的意识；两国人对待工作都严肃认真，但却都缺乏轻松和幽默感。对秩序的狂热有正反两种影响，好的方面是，德国人和日本人长久以来的完美主义传统，在两国经济上的例子则是有精密制造的天赋。两国都以机床和机械师而闻名，尤其是汽车和光学仪器工业，譬如莱卡（Leica）和尼康（Nikon）。但是它们本民族共同体内的内向团结性使它们对外国人都不甚友好，都因野蛮地对待被征服者而臭名昭著。在历史上，两国都在对秩序的狂热的驱动下走向独裁和权威盲从。

同时，我们也不应过分强调德国和日本的共性，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战后德国发生非常深刻的文化变革，从而比日本更趋开放和个人主义。但无论如何，两国的文化传统产生了类似的经济结构。

还要注意的是，在东德，德国文化的连续性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主义统治而中断。许多德国人，无论东德还是西德，都在德国统一后因为柏林墙两边巨大的文化差异而感到意外。西德的经理人认为，他们的土耳其裔雇员都要比共产制度下长大的东德人更具有德国优良传统，譬如强烈的工作伦理和自律。就东德人而言，他们觉得自己的愿望、焦虑以及对后共产主义世界的应对与波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人更为接近。因此，文化并非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原始力量，它是受政治和历史演进影响而持续变化着的。

从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各邦国急切开始工业化以来，德意志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企业规模庞大。从本书第14章开篇所列的表格（见本书表1）可以看到，德国企业的绝对规模是欧洲最大的。由于德国经济整体都偏向于大规模，因此最大的10或20家的德国公司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其他欧洲国家，但是这一比例仍比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同样充斥着巨型公司的经济体的比例高。

在历史上，规模上的这种差异甚至更明显。当德国法院支持大规模企业合并和卡特尔时，同时期的美国法院和政府却致力于打破托拉斯，因此化工和钢铁等关键领域的德国巨型公司比它们的国际竞争对手要明显大许多。譬如，1925年德国最大的化工企业，包括拜耳（Bayer）、赫斯特（Hoechst）和巴斯夫（BASF）合并为康采恩，名为“IG法本公司”（IG Farbenindustrie）。当时的德国化学工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发达的，新成立的IG化工使其他大牌的国际竞争对手相形见绌，如美国的杜邦或今天汽巴—嘉基（Ciba-Geigy）的前身瑞士化工。随后，强大的德国钢铁工业又有很大部分组成了托拉斯联合钢铁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这些巨型康采恩在二战后被盟军管制委员会拆散，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理由，盟军占领军也解散了日本的财阀。联合钢铁公司被分成13个独立的公司，IG法本又恢复成合并前的3家公司。虽然作为“利益共同体”（Interessegemeinschaften）的IG并未像日本的财阀那样重新联合起来，但拜耳、赫斯特和巴斯夫仍然是全球化学和制药业中的巨头。与日本一样，德国在战前也通过了一系列美国式的反托拉斯法，但是这些措施未能阻碍大型寡头企业的壮大。[2]

德国之所以拥有如此众多的大公司，道理与日本以及后面将要讨论的美国一样：德国人迅速地走出家族企业的模式，走向专业管理，构建了理性的组织管理等级体制，并形成持久的制度。公司的组织形式于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建立，与美国的企业先锋创建公司组织的时间相当。

欧洲其他国家直到很晚近才开始进行这种从家族企业向专业公司的转型。例如在英国，大型家族所有并经营的工商企业延续到二战以后，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亦是如此。（荷兰、瑞典和瑞士在德国转轨后不久也跟进，所以国家虽小，但也拥有许多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如壳牌、菲利浦电子、雀巢、ABB集团等，但这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

许多德国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发展成巨型跨国康采恩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德国实业家拉特瑙（Emil Rathenau）于1883年创建了德意志爱迪生（Deutsche Edison-Gesellschaft）公司，以所购买的爱迪生的专利权制造产品，后改名为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到1900年，它在德国有24个办事处，在欧洲其他地方有37个，在欧洲以外有38个。[3]另一个德国电气设备巨人是西门子（Siemens），它的工业机构创立于柏林，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对此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到1913年，柏林的西门子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单一管理组织之下最复杂最广大的工业实体。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其他企业可以取得如此成绩。实际上，西门子和美国通用电气在地理上的对比让人吃惊。类似复杂的工业体在美国不可能出现，除非是把通用电气在马萨诸塞州的斯克内克塔迪、纽约、林恩和皮茨菲尔德，新泽西州的哈里森，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的所有工厂，与西电（Western Electric）在芝加哥的最大工厂（该工厂几乎生产了供全美使用的电话设备），全都集中在一起放在纽约市125街一带，或放在靠近华盛顿特区的希腊岩石公园一带，才差不多接近西门子在柏林的情况。[4]

英国实业家威廉·马瑟爵士（Sir William Mather）与拉特瑙同时购买了爱迪生的专利，但是他却没有创建同样的企业。当时无论是在技术、专家、资金或技术工人方面，英国均不比德国逊色，但是英国却没有出现AEG、西门子、通用和西屋（Westinghouse）这样的公司，在整个20世纪英国的电气设备工业一直在追赶德国和美国。[5]施多威克糕饼公司（Stollwerck）最初是家生产巧克力的家族企业，它聘用了大批专业管理人员，19世纪七八十年代间建立了跨欧洲和北美的市场营销机构。英国吉百利公司（Cadbury）在同一市场竞争，但一直由家族管理着，因而比施多威克公司小许多，这种情况继续了两三代的时间。[6]英国和德国康采恩的主要不同在于企业家的素养，尤其是德国头号实业家有超凡的组织才能。

德国还存在许多公社化的经济制度，这点与日本而非欧洲最接近。这种机构中，首推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与日本以及其他稍晚现代化的亚洲国家一样，德国工业在19世纪后半期的增长主要依赖银行的援助，而非募股。当法律允许成立私营有限责任的银行时，许多私有银行规模迅速壮大，它们与自己所熟悉的某工业联系紧密，并为之提供资金。这就是为什么“贴现银行”（Diskontogesellschaft）被称为“铁路银行”，而柏林贸易银行（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与电气设备工业联系紧密，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adter）则支援黑森和图林根州的铁路建设。[7]

这些银行对特定公司和工业的投资既非短期行为，亦非刻板交易。与日本财阀的情形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银行代表逐渐参与到客户公司的事务中。常见的做法是，银行代表列席客户公司的监事会（德国公司中有两个监督公司日常活动的董事会，监事会是其中更高级别的那个）。德国投资银行率先设立特定工业专员，负责银行与这些工业企业的关系。[8]今天，这些以银行为中心的集团（与日本的财团一样）提供较为稳定的金融资助，这样，与靠市场募股筹集资金的美国公司相比，德国公司能够更长远地评估投资。[9]另外，根据德国法律，恶意收购必须购买75%的可投票股方可生效，因此持多数股权的银行就可以阻止恶意收购企图。德意志银行就成功地阻止了阿拉伯人收购戴姆勒—奔驰公司，我们在第1章举过这个例子。

这种以银行为中心的集团在其他发达社会中并不普遍。美国19世纪晚期曾经有些托拉斯也包括金融机构，用以为托拉斯内的工业企业提供资金，但是许多都在20世纪初的反托拉斯运动中解体了。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法》（Glass-Steagall Act）将商业行为与投资银行业分离开，从而取缔了这种托拉斯。1852年埃米尔·佩雷尔和伊萨克·佩雷尔（Emile and Isaac Pereire）建立投资银行法国信贷公司（French Crédit Mobilier），后于1867年在信贷公司丑闻中垮台。英国银行不愿意为工业提供长期资助，尤其是1878年格拉斯哥城市银行投资失败后。这说明英国金融家和制造商之间存在深刻的社会分歧。这些制造商多来自利物浦、利兹和曼彻斯特等北方城市；工作在伦敦城里的金融家更容易被英国上层社会的文化同化，瞧不起北方小镇出来的修养不高、接受更为实用主义教育的实业家。他们往往选择安全和稳定，而非资助有长期风险的新产业，这就造成英国的电气和汽车工业从未获得过它们需要的资助数量，进而实现它们的全球竞争梦想。[10]整个英国的经济历史有个典型特点，即经济的发展受到阶级和地位的阻碍，阶级藩篱让英国人找不到群体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必要的障碍。虽然德国也是个受阶级支配的社会，但是银行家和实业家之间却不存在如此的地位差异，无论是在实际生活还是在文化当中，这两大集团从来未像在英国那样彼此孤立。

德国第二种比较有公社特色的经济制度是工业卡特尔，同样的体制也出现在日本。德国的卡特尔从未像美国的卡特尔那样受到法律的禁止。当然德国也没有产生像谢尔曼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这种禁止公司合并的法律。事实上，当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在宪法中加人反托拉斯条款时，德国的高等法院却支持公司可实施定价、产量以及市场份额等方面的协议。19世纪末，德国的卡特尔稳步增加，从1875年的4个增加到1890的106个、1896年的205个、1905年的387个。[11]这些卡特尔可以分摊研究与开发成本，或者共同参与整个行业的结构重组计划。在经济衰退时，这一形式的重要性更明显，因为各公司愿意分享市场，而非相互争夺将弱者清场出局。20世纪20年代，卡特尔开始被更正式的跨公司间的组织形式，如作为“利益共同体”的IG（上文举过IG法本公司的例子）或康采恩所代替。康采恩是规模小些的交叉持股形式，由不同的家族或个人所控制。

虽然美国解散托拉斯而德国建立卡特尔、IG和康采恩，是两国立法差异产生的结果，但是法律本身却反映了潜在的文化偏见。美国一直普遍存在着对高度集中的经济力量的不信任。《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通过，是民众对于大企业的憎恨所致，如企图垄断美国石油市场的标准石油托拉斯，而该法案的施行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内民粹主义发展的里程碑。政治民粹主义得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支持，相信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只能依仗生气勃勃的竞争，而非大公司之间的合作。

德国则与此相反，它本身从未对规模本身产生过类似的不信任。德国工业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它们常常拿自己的规模跟全球市场相比较，而非狭隘的国内市场。美国企业的竞争往往始于也止于美国境内，而德国公司在强手林立的世界有更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由于坚持出口导向，德国国内因垄断产生的潜在无效率降到了最低，大型德国公司的诚信在与其他国家的大公司竞争中维系，而非本国公司彼此之间的竞争。

尽管德国经济由大公司支配（与日本一样），它也有众多而富有活力的小企业，即所谓的“中产阶层”（Mittelstand）。德国的家族企业与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普遍和重要。仍然掌握大型企业经营大权的德国家族数量远比美国多。[12]但是德国家族对建立专业管理型大企业从未像中国、意大利、法国甚至英国的家族那样设置障碍。

虽然在战后盟军占领期间，德国的许多大型、正规的工业联合体被迫解散，譬如卡特尔或IG，但是它们的位置以非正式的方式被实力强大的德国工商协会（Verbände）所代替，其成员包括德国雇主联合会、德国工业联合会，以及各种专业生产领域的社团。[13]中欧以外没有现成的这种联合会。它们的活动和责任远比以政治游说为目的的经济团体如美国商会或美国制造商全国联合会广泛。德国工商协会在集体协商时扮演了工会的角色，它们确定整个行业范围内的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它们积极为培训和产品质量设定标准，为某特定产业领域的战略性未来发展制订长期规划。工商协会在发起讨论1952年《投资援助法》中起了关键作用，例如，根据这个法案，德国工业中发展较好的领域必须上缴定税金来补贴某些身处困境的领域，如煤炭、钢铁、电力和铁路。[14]

第三个具有公社特征的经济制度是德国的劳雇关系模式，这种劳雇关系模式可以归入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t，编按：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曾任联邦德国经济和劳动部长、总理）所谓的战后“社会市场经济”（Sozialmarktwirtschaft）范畴。德国的工人运动一直非常强大，组织也非常健全，自19世纪末期起，就由社会民主党作为其政治代表。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于德国工人运动中，但战后时期劳雇关系达到空前的和谐。德国没有经历尖锐的阶级对抗，而尖锐的阶级矛盾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劳雇关系的最大特点。德国工人罢工的次数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与奥地利、瑞士、日本相当。[15]与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相比，德国工会在保护不景气工业领域的工人时，没有坚持强烈的保护主义立场，基本上采取了管理者所认为的合作的态度。简而言之，德国的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互信任度，远胜过那些没有共同体观念的社会。

这一高度的和谐主要源于工人和管理层的互惠。多年以来，这在德国已经形成了制度，德国管理者和德国政府一直像家长一样关心工人的利益。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成为欧洲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一人（即使这一制度是他的“反社会主义立法”的产物，这一法案要求取缔社会民主党）。[16]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魏玛时期。当时德国引入了各种形式的劳动立法，包括自由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力、组织工人委员会的权力等等。[17]在动荡的三四十年代间，纳粹取缔了独立的工会，建立了它们自己的“黄色”工团组织。战后，德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应该建立一套新的、更具合作性的制度。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共同决策制（Mitbestimmung）：工人代表可以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有席位，了解公司信息，真正（即便是在有限范围内）参与公司管理；还包括一个在整个企业处理问题和纠纷的工人委员会网络；工业协会和工会之间的集体协商制，根据这个制度，薪金、工作时间、福利等问题都在部门或整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确定[18]；最后，是内容广泛的社会福利法规，规定工人的健康福利、工作条件、工作时间、工作保障等等。整套制度由一系列中间组织协调和实施，主要是全国性质的工会和工商协会，以此排除单独的雇主或地方性工会的介入。[19]

这种互惠责任能够制度化得益于德国的思想氛围。德国思想界一直对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原子化个人主义预设抱有不满。[20]19世纪出现了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为代表的国家重商主义学派，他用实力和威望字眼来定义经济目标，同时主张国家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指导。[21]二战后的“奥尔多自由主义”（ordo-liberal，或译为“秩序自由主义”）学派跟弗赖堡大学的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这影响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并反对简单地回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该学派认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设立严格的法规来监管市场，以保护市场中的集团参与者的利益。[22]德国保守党派的主流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从未接受过自由经济的理念，主张优厚的社会福利。支持自由经济思想的是规模小得多的自由民主党。社会市场经济开始时被视为寻找不同于纯粹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路径的尝试，将社会市场经济落到实处的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基督教民主党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23]

德国的劳雇关系与日本极为相似，包含工人和管理层高度的互惠精神，并依赖普遍存在的高度社会信任。不过两个国家对如何理解各自的公社特色制度存在重大差异。德国工会虽然与管理层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但它们却比日本的工会更政治化，也更独立。日本战后出现的公司工会在德国并不存在，这一形式在纳粹时期曾被推广，但结果却广受诟病，因此不再为社会所接受。

另一重大差别是，德国的制度往往整理成法律条文，尽管这不意味着德国更加制度化。在日本，终身雇用制、经连会关系以及公司提供的适当水准的私人福利并不是编入法典中的法规，它们是建立在非正式的道德责任基础上的，不是通过法院强制实施的。德国却正相反，社会市场经济的所有部分都有法律后盾，具体细致地规定了劳雇关系的条款。即使公社化的制度深深地扎根并依赖于德国公民社会的中间组织，如共同决策和集体协商，但是它们的形成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措施的结果，而日本的公社化制度更像不借助政治决策而由民间社会使之具体化的。虽然很难说日本调节经济的程度没有德国经济深，但日本许多经济活动是在非正式的范围内完成的。例如日本的福利服务就一直是由私营公司提供，而非国家。上述制度差异造成的结果是，德国的政府福利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多的一个，几乎耗去了德国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日本则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中政府福利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就实得福利来说，如工作保障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福利，日本和德国的距离远没有政府福利的差距那样大。

国家在组织战后德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符合德国政府干预经济的长期传统。与日本和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一样，德国政府在19世纪保护并补贴了各类产业，俾斯麦的名言“钢铁与黑麦联姻”（marriage of iron and rye），所指的就是将保护鲁尔的新钢铁工业与普鲁士的农业关税结合起来。德国政府历来都完全拥有许多工业，特别是铁路和通讯。德国政府最重要的成绩大概是建立了一流的普通高等教育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技术学校为德国经济在19世纪后半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这时期出现了钢铁、化学和电气工业。[24]在纳粹时期，政府接管了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包括分配信贷，制定价格和工资，从事生产制造。[25]

德国政府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人所共知，也常有人对此发表评论。这些政策既不为德国独有，也不必然是具有高自发社会性的高信任社会的特点。[26]实际上，正如我们已了解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干预已经广泛地为从台湾到法国的低信任、家庭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所采用。德国经济生活更独特的现象则是从日常的社会生活中隐隐显露出来的，即德国企业中劳雇关系的群体导向的特质。而这种关系又跟德国的学徒制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些经济关系就是下面几章的内容。不过，我们首先有必要先讨论一下他们的工厂如何体现信任关系。

[1] 不过，它们与其他中欧国家相同，譬如奥地利和瑞士。

[2] 反垄断法的第一份草案出台于1952年，但由于业内的反对推迟到1957年才以“反竞争约束法”的形式得以通过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aenkungen)。参见Hans-Joachim Braun, The Germ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180.

[3] Alfred D. Chandler,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64-465.

[4] Chandler (1990), p. 469.

[5] Chandler (1990), pp. 276-277.

[6] Chandler (1990), p. 399.

[7] Alan S. Milward and S.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780-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p. 425.

[8] Chandler (1990), pp. 417-418.

[9] 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是否合理，取决于人们对于未来的实际折扣率的预期；如果预期低，最好是获取短期利润。

[10] Martin J. 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28-129.

[11] Chandler (1990), p. 423.

[12] Chandler (1990), pp. 500-501.

[13] Christopher S. Allen, “Germany: Competing Communitarianisms,” in George C. Lodge and Ezra F. Vogel, eds., Ideology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7), p. 88.

[14] 受质疑的法律为Gesetz über die Investitionshilfe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Braun (1990), p. 179.

[15] Ernst Zander,“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E. Grochla and E. Gaugler, eds., Handbook of German Business Management, vol.2 (Stuttgart: C. E. Poeschel Verlag, 1990), p. 430.

[16] 关于此项立法，参见A. J. P. Taylor, Bismarc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pp. 202-203.

[17] Braun (1990), p. 54.

[18] 参见Klaus Chmielewicz, “Codetermination,” in Handbook of German Business Management, Vol. 2 (199), pp. 412-438.

[19] Peter Schwerdtner, “Trade Unions in the Germ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135 (1979): 455-473.

[20] 这一点，参见Allen in Lodge and Vogel, eds. (1987), pp.79-80.

[21] James Fallows和其他人已经大大夸赞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重要性，声称《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在指导德国和亚洲的经济增长上的效果要优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是李斯特只是重复了几个世纪科尔伯特（Colbert）或杜尔哥（Turgot）重商主义者的格言，这些格言多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核心地位以让经济手段服从于战略目标。亚当·斯密不会认为李斯特的作品有什么重要的批判性；事实上，《国富论》成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李斯特等前辈重商主义者。Fallows过度夸大了李斯特在德国经济思想和实践中的地位。参见Fallows, Looking at the Sun: 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pp.189-190.

[22] Tomas Riha, “German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y of Alternative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12 (1985): 192-209.

[23] Allen in Lodge and Vogel, eds. (1987), pp.176-177.

[24] 关于工学院的成立，参见 Peter Mathias and M. M. Posta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7: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 Capital, Labour, and Enterprise. Part I: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58- 459.

[25] 关于经济在纳粹时期独立于国家在外运营的程度，已经有很长时间的争论了。参见Braun (1990), p. 82.

[26] 最初由Alexander Gerschenkron发起的一个长久以来的观点是，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深度干预是后发展社会的普遍特征。虽然这样的说法有可取之处，不同的后发展中社会的干预程度和能力还是相去甚远的。

第19章

韦伯与泰勒

要想了解德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不妨看一下士官在德国军队里的角色。早在1945年战后民主化改革之前，德国的士官就比法国、英国或美国的士官享有更大的权力，他们行使的职权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保留给军官的。任何军队中士官受教育的程度一般都不高，让蓝领出身的士官而非白领尉官负责事务，缩减了军队内的地位差距，提高了团队的凝聚力，这也就是德军战斗力超凡的原因。德国下级军官和手下士兵的关系相当于工厂领班与手下工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面对面、平等而亲密的。

在素以等级和权威而闻名的德国，小群体的关系在军队或工厂能够达到如此平等，是有点让人惊讶。但是因为德国社会普遍存在高度信任，这使个人之间能够建立直接的关系，而无需第三方制定的法规和正式程序介入。要了解信任如何在最基层的车间关系中发挥作用，我们有必要更全面理解信任和正式法规之间的复杂关系。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和他所建立的社会学传统，现代经济生活的精髓就在于法规法律的兴起和繁衍。他最著名的一个概念就是将权威分成三种类型：传统权威、魅力权威和官僚权威。第一种形式的权威来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如宗教或父权传统。第二种形式的权威来自“天赋”，这样的领袖是上帝或其他某种超自然力量拣选的。[1]但是，现代世界的崛起离不开理性的兴起，换句话说，是以理性的手段达到有序结构的目标，而且在韦伯看来，理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现代的官僚体系。[2]现代官僚体系“以固定的和正式的管辖区域为原则，通常由法律和行政规定等规章制度来实现秩序化统治” 。[3]现代官僚权威的稳定性和理性来源于其法律约束性。因为透明且清晰的条例，上级无法任意妄为，而下级的权责也事先就明示出来。[4]现代官僚体系是规范法则的社会化表现形式，并且管理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公司、政府、军队、工会、宗教组织和教育机构。[5]

依韦伯之见，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同样有密切的关系。韦伯指出，契约，尤其是关乎婚姻和继承权的契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他又将“身份”契约和“目的性”契约区分开来。[6]前者意味着一个人同意以笼统松散的方式与他人建立一种关系（例如仆从或学徒），责任和职责不会有详细说明，而是遵从传统或某一身份特定关系的普遍特征。对比而言，目的性契约则是为了完成经济交换而订立的。它们并不影响订约者广泛的社会关系，只限于所涉及的特定交易。第二种类型契约的遍地开花是现代性的特征：

与旧式法律相比，现代基本法，特别是私法的最基本特征是大大提高了依法交易的重要性，尤其是契约可以由法律强制履行，成为保障交易者权利的手段。私法的这一特征如此典型，因此只要有私法，我们就可以将当代社会叫做“契约型”社会。[7]

前面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阶段的时候说到（见第7章和第13章），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这些法律制度实际上充当了家庭和宗族内部信任的替代物，在它们所搭建的框架中，陌生人能够合伙做生意或在市场中展开交易。

如果说规则和契约对现代商业来说普遍重要，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先来看一下医生、律师或大学教授等高级职业人的情形。这类职业人往往先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之后再接受若干年专业技术培训，然后理所应当对其专业内的事物展示出高度的判断力和进取心。此类判断本身复杂且随环境而变，因此无法预先给出具体的结论。那些获得专业认证的专家倘若自立门户，则完全不受监督，即便是在行政性的等级制机构工作，他们受到的监管也相对松弛，原因即在此。换句话说，较之非专业人士，职业人往往获得更高的信任，因而得以在一个制约较少的环境中行事。虽然他们完全可以背叛人们的信任，但在人们的概念中，职业人就是高信任、管制较少的职业典范。[8]随着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降低，信任的程度也不可避免地随之下降：一个技术工人，譬如经验丰富的车工，其自主权也小于职业人，而无技术的装配线工人受到的监督和管制要远超过有技术的技工。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能够在相对无管制的环境中行动，必然有一些明显的优势。这从“官僚化”一词的贬义中可窥一斑。如果所有的员工，而不仅仅是那些技术最强的，都能够像职业人一样依照内化的标准行动和判断，并且享受同样对待，那么工厂的效率将会大大提高。超过一定限度，用创造规则来监管广泛得多的社会关系，就不再是理性高效的标志，而是社会功能失调的征兆。法规与信任的关系通常是成反比的，人们越依赖法规来规范交往，他们之间的信任度就越低，反之亦成立。[9]

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化的过程，尤其是大规模生产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法规繁生猛长，最终会消灭工厂中的技术和信任关系。20世纪以前，所有复杂的制造工作主要由工匠来完成。在手工业时代，一个技术工人运用某些通用工具进行生产，产品数量也不过寥寥几件。虽然工人不像职业人那样接受过“教育”，但他却是经历很长一段学徒期后才获得了这门手艺。一般来说，人们信任他能够自我督促，并给予他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来依照他所认可的方式组织生产。手工生产往往适合小规模的上流消费品市场；这便是汽车在20世纪初的生产模式，那时汽车还属于奢侈品。[10]

19世纪的交通革命（火车和其他形式的交通），以及财富惠及更为广泛的人群，催生了大型国内和国际市场，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生产。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随着大众市场的发展，精细分工成为提高复杂产品的生产效率的手段。如果生产环节的时间较长，那么购买昂贵的专业设备来替代技术工匠就比较合算。一块门板原先需要工匠手工打制，而如今一名普通工人只要按下大型自动化金属模压机的按钮就能压制出来。也就是说，制造业生产的日趋商品化导致生产机器逐步走向精密，同时在设备操作方面也降低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开始向大规模生产转型，而之后才慢慢向其他制造领域蔓延。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高地公园建立装配工厂，标志着大规模批量生产时代的到来。[11]在此之前，像汽车这般复杂的产品还从未有人尝试过使用批量生产。该工厂本身也是工程设计研究的成果，这一设计将汽车生产工艺分解并固定为上千道工序，汽车在移动带上被传送到一串工作站，每个站点的劳动仅限于一组单一、简单的操作，由低技术的工人反复完成。

福特的创新行为带来的增产是惊人的、革命性的，这不仅针对汽车工业，也包括其他面向大众市场的产业。“福特式”批量生产技术风靡全球，各国纷纷加以引进。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工业经历了一段“理性化”时期，制造商开始寻求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美国组织技术。[12]列宁和斯大林恰于这个时代登上历史舞台，最终成为苏联的不幸，这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把工业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大规模生产。他们持有越大则越强的观点，即一种虚高的福特主义，最终让苏联的工业架构变得过度集中且毫无效率，甚至一直持续到共产时代末期，而此时福特主义已然是明日黄花了。

与亨利·福特紧密相连的大规模批量生产新模式也有其理念宣传者，那就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他所著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被奉为新工业时代的圣经。[13]产业工程师出身的泰勒是最早支持时间及动作研究（time-and-motion studies）的人之一，这一研究旨在将工人的劳动效率最大化。他企图制定的大规模生产“法则”，是通过一种高度精细的分工，尽可能避免对装配线工人的创造性、判断力甚至技术有所需求。装配线的维护和调试交给单独的维护部门负责，至于生产线设计本身背后的控制智慧则是白领工程师和规划部门该管的。工人的效率是建立在严格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基础上的，即高产工人比低产工人获得更高的计件工资。

泰勒的观点具有典型的美国风格，在科学分析的名义之下，隐含了若干意识形态的假设。他认为，一般工人只是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经济人”（economic man），也就是被动、理性、孤立的个体，只会对狭隘的私利刺激产生反应。[14]科学管理的目标是将工厂对于工人的品质要求简化到只需要服从即可。工人的所有活动，小到在生产线上该动哪条胳膊哪条腿都由生产工程师进行了具体规定。所有其他的人类属性，如创造性、能动性、革新性等等，都是由企业组织中另一部门的专家负责。[15]泰勒主义作为科学管理理论逐渐闻名于世，他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带来低信任的、以规章制度为基础的工厂管理体制。

泰勒制所带来的劳雇关系的后果是可预见的，且从长远看是相当有害的。依据泰勒制原理管理的工厂向工人传递的信息是，他们不会得到充分信任而被委以重任，他们的责任将以详尽的、法律性的形式呈列出来。如此一来，工会自然的反应则是要求雇主同样明确其责任和义务，因为他们也不相信雇主会设身处地考虑工人的福祉。[16]

正如不同社会中的整体信任水平有巨大差别一样，同一个社会中的整体信任水平由于特定条件或事件的影响而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利益互惠可以说是几乎所有文化共通的准则。比方说，如果甲帮了乙的忙，乙就会对甲心怀感激并以某些方式来回报他。但倘若人们发现信任的回报是背叛或者被利用，群体就会进入不信任的恶性循环。[17]

20世纪前半叶，美国重要的制造业领域，如汽车业和钢铁业，就发生过这种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到了70年代，结果是对抗型的劳雇关系，其特点是过分注重法律形式。比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在1982年与福特公司签订的全国协议内容长达四卷，每卷有200页，此外，各工厂还有厚厚一叠的集体协议，明文规定了工作法规、劳动条款和雇佣条件等等。[18]这些文件过分关注工作控制，即它们关心的重点不是工资，而是特定的雇佣条件。其中包括工作分类制度，对每个职位都有详细的说明。工资不是与工人挂钩，而是与工作类别相连。此外，当组织成员的权利发生冲突时该怎么解决，还有资深主管享有哪些特权，都在协议里做出详细说明。在阻止工人做分类工作内容之外的事情上，地方工会尤其警惕。根据此协议，一个管道安装工如果帮助修理机器的话就会惹祸上身，即使他有时间也有这种技术，因为这不是他的分内之事。工会主管特别偏好凭资历而非技术能力来晋升人员；凭能力晋升工人的前提是对于管理层的信任，相信他们能对个人能力给出准确的判断，而这一点往往不能实现。协议规定了四级申诉程序，实际上这是在汽车工业领域建立了微型法院系统，它反映了美国社会深度立法的一面。[19]工厂的纠纷一般无法通过非正式的集体协商手段来解决，而只能诉诸法律系统。

负责签订谈判协议的工会的立场基本上就是，如果管理层坚持依照泰勒模式将劳动分割成小而具体的任务，他们可以接受这个结果，但要求管理层也同样严格遵照规定行事。如果工人得不到信任来做出判断或担负新的责任，那么管理层也将得不到信任来分配工人新职责或对他们的技术和能力做出判断。有看法认为，20世纪中期出现的过分注重工作控制的现象，是因为工会单方面施压的结果，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受泰勒主义和科学管理影响的管理者也喜欢这种协议，因为它可以防止工人篡取他们视为己有的管理特权。工作控制体制把经营和生产的所有决策权留给了管理者，并且告知他们明确的责任权限。[20]

关注工业发展的许多20世纪观察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泰勒制是否如泰勒本人相信的那样，是技术推进的必然结果，还是另有其他的工厂组织形式，允许工人有更大的个人能动性和自主权。美国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学派认为，所有发达的社会最终都将走向泰勒式劳雇关系模式。[21]现代工业社会的许多批评家都持这种观点，他们相信泰勒式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不少现代工业社会批评家的认可，例如马克思和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他们认为泰勒式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形式工业化的必然产物。[22]在这种体制下，人注定会被异化：为他服务的机器实际上成了他的主人，人逐渐沦为机器大生产系统中的一个齿轮。降低工人技能的联动影响是整个社会信任度的下降，人们将通过法律系统相互联系，而不是作为有机共同体的成员。手工业中基于技能和工作的自豪感将不复存在，能工巧匠制造的独特且花样各异的产品也将不复存在。每一次新技术革新都会产生新的恐惧，害怕它对工作的性质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于是，当数控机器在20世纪60年代面世时，许多人就认为这些机器会夺走技术熟练的机械师的饭碗。

当工业从手工业向大规模生产转型的过程中，异化的前景让人们不禁对经济活动的本质提出了质疑。人为何而工作？是为了他们所赚的薪资，还是因为他们通过工作实现了自我价值？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晰的。他们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为了工作中带来的收入，以供他们闲暇时花销。因此，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日后享受为目的。这种观点认为工作的本质是辛苦，其深层根源则是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就不必工作，用工作来养活自己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在基督教传统中，死亡被看作一生劳顿的终极解脱，因此，墓碑上的碑文常是“愿灵安息” （Requiescat in Pace）。 [23]依照这种工作观，手工生产向大规模生产的转变就并不算什么了，只要薪资增长了就行，这也是他们在生产方式转化后工作的最主要原因。

还有另一种传统观念与马克思颇有关系，即人是既有创造性又有消费性的生物，他们在工作中找到了控制和改造自然的乐趣。因此，除了获得报酬外，工作本身还另有一积极作用。但是工作类型非常重要。工匠的自主性——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以及在制造精美产品过程中所展示的创造力和智慧，对满足感的产生至关重要。从这一点上看，向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降低劳动力的技能要求，无异剥夺了对工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这是提高薪水所无法补偿的。

但是随着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普及，泰勒制并不是现代工业的唯一模式已经显而易见，而且技术和手工艺也并没有消失，信任关系依然对运作良好的现代工厂起着关键作用。正如查尔斯·撒贝尔、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以及其他推崇灵活专业化生产的学者所指出的，手工生产技术在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外围”幸存了下来。存活的原因有几个：首先，这些用于大批量生产大宗商品的高度专业化的机器本身就无法通过批量生产制造。因其独特设计，这些设备不得不靠手工制造（这就是中部意大利的小型家族企业在机床行业取得成功的原因）。第二，消费者逐渐富裕而且受到的教育越来越高，他们对与众不同的产品的渴望也随之增长，这使得市场日益分众化，需要更小规模的生产，因此要求制造业有像手工业一样的灵活性。

小规模手工业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还展现出惊人的活力，然而，这不表示泰勒制没有继续蔓延，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绝大部分工人依旧在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工作。泰勒制的真正替代方案存在于大规模生产领域本身，如今这种生产模式之多令人称奇，并且社会信任在其中起着程度不一的作用。例如，科技的进步需要新技能，同时也摧毁旧技能。[24]亚当·斯密的别针厂里，那些从事枯燥、简单、重复性工作的工人，要比那些维护机器正常运转或重新制模以生产新产品的工人更容易被机器取代。操作数控机床的熟练机械师不会被淘汰，因为倘若没有直接亲自操作的经验，就很难为这些机床编程序。这种现象导致“技术智能化”，机械技术被半机械化技术所取代，新技术要求工人拥有更高的脑力投入。[25]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在大规模生产工厂工作的工人因工作的非人化而憎恶他们的工作。[26]

自大规模生产开始至现在，有大量的证据说明，工人实际上并不是泰勒所想象的被动、孤立、自私的个体。20世纪30年代的霍桑实验就证明，将工人分成小组加以管理对工作效率有巨大而积极的影响。[27]结果显示，工作规则界定不那么严格，对于生产过程能够有决定权的工人，不仅效率更高，而且有着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在这类工作条件下，工人更愿意帮助他人，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还会为自己创立领导和相互协助的制度。这些实验对20世纪30年代梅奥（Elton Mayo）所谓的“人际关系”运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该运动是想让工厂变得不那么严苛，而是更有公社化倾向。[28]

在各种文化中，信任和社会性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有些文化多，有些文化少，这说明了泰勒制的成功也同样是受文化影响的。也就是说，泰勒制可能是那些低信任社会的工厂达到纪律严明的唯一途径，而高信任的社会，往往催生出基于更分散的责任和技术基础之上的管理方式，从而取代泰勒制。实际上，二战后的许多管理研究显示，梅奥的人际关系学的基本原理并不适用于所有文化，这些实验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结果。[29]

证明泰勒制不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的最有力证据来自其他国家的经验。德国工厂从未纯粹地按照泰勒方式来组织，而实行将信任关系制度化，这使它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工厂相比有很大的灵活性。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这些关系。

[1] 关于魅力型权威的性质，参见 Max Weber, From Max Web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45.

[2] 或者是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这是与目的理性不同的。关于理性与现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之间的密切联系，参见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的导论一章(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0), pp. 13-16.

[3] Weber (1946), p. 196.

[4] 按照韦伯的说法，“发号施令的权威……以一个稳定的方式分布，并严格遵照规则，这些规则是有关强制、物理或神职等手段的，且置于官员的支配之下”。Webber (1946), p. 196.

[5] 关于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官僚形式，参见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p. 27-28.

[6] Max Web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 668-681.

[7] Webber (1978), p. 669.

[8] 信任并不通过法律和合同就能得以实现的时候，团队会更加良好的运作，家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大多数现代社会中，国家并不严格规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没有制定具体的规定，指引父母应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投入多少时间，相处时间的质量如何，应该如何教育他们，灌输什么样的价值观。虽然家庭纠纷提交到法院，譬如当他们涉及违反婚约或犯有刑事罪行的时候，在其他事情上，家庭往往自行解决纠纷。这是因为，人们假定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有自然的责任感。当然，事情可能并不如此；在美国已经有关于“儿童权利”和涉及父母和孩子的民事诉讼的讨论，以及其他将法律制度延伸到家庭关系的尝试。

[9] 关于这一点，参见Alan Fox, Beyond Contract: Work, Power and Trust Relationship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4), pp. 30-31.

[10] 关于这一范式转换，参见 Maria Hirszowicz, Industri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p.28-32.

[11] Charles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1-33.

[12] Joan Campbell, Joy in Work, German Work: The National Debate, 1800-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31-132; Hans-Joachim Braun, The Germ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50.

[13]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11). 1895年泰勒第一次做了关于科学管理的讲座。参见 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75.

[14] 关于泰勒及后来对他的批评，参见 Hirszowicz (1982), p.53.

[15] Fox (1974), p. 23.

[16] 对于大批量生产后劳资关系的描述，参见William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70-280.

[17] Alvin W. Gouldner,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1960): 161-278; 还可参见Fox (1974), p. 67.

[18] Harry C. Katz, Shifting Gears: Changing Labor Relations in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p. 13.

[19] Katz (1985), pp.38-39.

[20] Katz (1985), pp.39-40, 44.

[21] 这一观点被吸收进Clark Kerr, John Dunlop, Charles Myers, and F. H. Harbison,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还可参见Dunlop et al., Industrialism Reconsidered: Some Perspectives on a Study over Two Decades of the Problems of Labor (Princeton, N.J.: Inter-University Study of Human Resources, 1975); and Clark Kerr,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Convergence or D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所描述的别针厂将劳动分工成更小的和更简单的任务，实际上是对现代工业社会批评的经典段落。参见An Enquiry in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1), pp. 14-15.

[23] 关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参见Jaroslav Pelikan in Jaroslav J. Pelikan et al., Comparative Work Ethics: Christian, Buddhist, Islamic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85). 还可参见Michael Novak, “Camels and Needles, Talents and Treasure: American Catholicism and the Capitalist Ethic,” in Peter L. Berger, The Capitalist Spirit: Toward a Religious Ethic of Wealth Creation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0).

[24] Robert Blauner认为存在一个倒U型的工作异化曲线。异化随着传统工艺产业被大规模生产工厂所取代而加深，但随后再次减轻，因为自动化程度的加深，工人需要新的技能来操作这些高度复杂的机器。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25] Sabel (1981), pp. 64-67.

[26] 参见Robert Blauner的研究发现。“Work Satisfaction and Industrial Trends,” in Walter Galenson and Seymour Marm Lipset, eds., Labor and Trade Unionism (New York: Wiley, 1960). 一项关于四国工人意见的调查研究发现，技术工人关注的是工作是否有趣或有充实感，而非技术工人更感兴趣的是工作收入。很多新人和低技能工人相信，能够在一家工厂上班就足以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William H. Form, “Auto Workers and Their Machines: A Study of Work, Factory,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Four Countries,” Social Forces 52 (1973): 1-15.

[27] 关于Hawthorne的实验，参见Hirszowicz (1982), pp. 52-54.

[28] 参见Elton Mayo, 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and 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ized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2).

[29] Ian Jamieson, “Some Observations on Socio-Cultural Explanations of Economic Behaviour,” Sociological Review 26 (1978): 777-805. 关于美国管理手段受文化约束的总结性讨论，参见A. R. Negandhi and B. D. Estafen, “A Research Model to Deter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American Management Know-How in Differing Cultures and/or Environmen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8 (1965): 309-318.

第20章

团队中的信任

美国大规模生产的理念伴随着两本书的德文译本而传到德国，那就是分别在1918年和1923年出版的德文版《科学管理的原理》和《福特自传》。到1922年，前者在德国的发行量高达3万册，后者在随后的几年中重印了30次，德国一时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泰勒热和福特热。[1]福特公司高地公园工厂所展示的工作效率的巨大进步，给德国制造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在自己的工厂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而弃用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工业掀起的“理性化”运动。

但是，当德国工业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时，泰勒制并没有在德国的经理人和产业工程师间得到很好的反馈，更不用说工人群体了。出现在泰勒式工厂里的一些现象，如工人的去技术化、过于专门化以及蓝领工作的满意度低下，都与德国人长期以来重视“工作乐趣”（Arbeitsfreude）的信念格格不入，这个信念源于德国根深蒂固的前现代行业传统。这一时期，产业工程师纷纷发表文章论述当前阶段工厂的组织模式，例如古斯塔夫·弗伦茨（Gustav Frenz）、保罗·李佩尔（Paul Rieppel）、弗里德里希·冯·戈特尔—奥特里林费德（Fredrich von Gottl-Ottlilienfeld），格茨·布里夫斯（Goetz Briefs）等人，试图将泰勒制与福特公司实际实施的制度区分开来，他们认为后者更人道。[2]尽管在人们早期的记忆里泰勒和福特分别作为低信任、大规模生产的立法者和实施者紧密相联，但福特早期工厂实行的是一种公司家长制，根本不属于泰勒科学管理原则的范畴。在大萧条使销售和利润锐减之前，福特一直向员工提供住房补助和其他福利，并用持续增长的工资来吸引员工，还在工厂工人和管理层之间培养共同体精神。这些德国组织理论家认为泰勒制在德国水土不服，而福特模式的公司家长制才是真正有用的理性化模式。对泰勒制的诸多批评为此后十年梅奥及其人际关系学派奠定了基础。

通过1920年的劳工联合会立法，工人和管理者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得以制度化。劳工联合会（Betriebesräte）制定了在整个企业范围内选举工人代表的原则，所选代表将参与企业的决策，而这之前完全是管理层独享的权力。德国工人运动较为激进的一派对劳工联合会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信奉完全由工人控制企业的模式（若干布尔什维克式式的工人苏维埃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期间），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劳工联合会没有能够在企业中营造共同体的感觉。[3]不过，这种早期的魏玛立法却开了把劳雇共同体制度化的先河，并在战后成为社会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也显示了自大规模生产引入德国的那一刻起，德国人对概念的严肃和认真。

不管这个社会立法作为特例的命运如何，德国工厂内部关系到20世纪下半叶已经有了明显的共同体气氛。现代德国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的共存。一方面，德国（如许多其他欧洲社会一样）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差异和社会流动障碍。多年来，德国工人遵从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必要性的教导，组织了力量强大、手法纯熟的工人运动，不断试图从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手中争取工人应得的公平报酬。德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公司工会；这种所谓的“黄色”工人组织曾在纳粹时期获得过政府的支持，从此彻底丧失了名誉。但同时，德国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劳动有高度的自豪感和敬业精神，这使得德国工人并不单纯地只认同他们的社会阶级，而且还认同他们所在的产业和它的管理层。这种职业精神和天职观缓解了德国的阶级斗争倾向，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一套工厂劳雇关系。

当我们抽象地思考一个更为公社化的工厂究竟是什么样时，我们并不是企图重返手工生产的模式，这对于大多数大规模现代工业来说是完全不现实的。反之，我们是指一系列非泰勒式工作组织法则。公社化的工厂并不进行细致的劳动分工，让专人进行重复操作，而是在使用工人方面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每个工人将接受若干工种的培训，并根据每天特定的生产需要，从一个工作台调往另一处工作。责任将尽可能贯彻到生产科层的最底端。公社化工厂没有严格的劳动分工等级，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没有森严的壁垒，也不强调地位的差异，允许高度的职位流动性，蓝领可以晋升到白领岗位。工作由团体一起完成，如有需要，工人可以彼此替换（这得益于多种技术培训）。泰勒式组织制定了等级悬殊的计件体制，个体的额外工作可获得丰厚的金钱奖励，而管理层和工人的薪水也有巨大差距，相比之下，公社化体制有相对平均的薪酬标准，奖金也是以团队为基础来发放。泰勒式体制往往是条规化的，这是因为工厂设计的产业工程师将各项工作都部署得极为细致、具体，也因为工人对此安排的反应态度。相反，公社化工厂在处理问题时，更多地采用面对面、非正式的交流渠道。此外，泰勒式工厂降低对蓝领工人技术的需求，因而降低了信任的必要性；非泰勒式工厂则倾向于提高工人的技术，这样工人可以在生产流程的设计和实施阶段被委以更重要的责任。

有不少详细的个案研究将德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工厂组织形式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德国工厂的确比其他欧洲国家的企业有着更加鲜明的上述特征。就以技术灵活性以及团队基础为例。在美国工厂引进时髦的工作团队这一做法之前，德国工厂就是以团队为基础的。德国的工会从未坚决主张过严格的劳动分工和工作规则，而严格的劳动分工恰恰是美国大规模生产和工会主义盛行时的特征。德国的工头（Meister）相比法国等国家的工头，负有更大的责任。工头和负责轮职的领班（Vorarbeiter）有权力在其管辖的团队内调动工人，让他们去从事不同的岗位。工头熟知本组工人的技能发展，根据工人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来作出判断。工人轮流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同时也是社会化进程的一部分。这样，当一个机械师请病假的时候，或者生产中出现紧急情况，小组的主管可以调用其他岗位的工人，而不必担心自己违规。[4]

相反，法国有单一的、全国统一的工作分类制度，从非技术工人到最高管理者，这个制度给每个岗位都分配一个级别。工人被安置在各种工作上，然后凭资历向上升迁。正如典型的美国式工会控制主义一样，这种制度内也有着工人对凭技术破格晋升的抵触。这一制度普遍通用，十分具有笛卡尔风格，且颇为僵化。级别（以及依此制定的工资）是随工作而定的，而非工人本身的情况，因此，工人不在提高技术和产量上下工夫，而是钻营如何在工作等级上获得升迁。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工人只有通过工作调动才能晋升，而并非自己技能的提高。于是高层职位往往具有强烈的扩张倾向，不管是否真有这个需要，而这一结果只能通过各部门高层谈判才能达成。这意味着工人和管理者要花费大量时间在部门级讨论正式的组织安排，而非在工厂内部协商如何将工人分配到最合适的岗位，并给予适当的报酬。

法国工业的工作分类制度是高度集中和条规化的，就像法国的公务员体制素来的那样。它的最大的影响是，工厂无法发展出共同体的感觉。托克维尔谈到旧制度下的特权体制时说过，“每个群体都凭其所享用的丁点特权把自己跟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甚至最微不足道的权力也被认为是高人一等的象征”。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工业工作分类制度上，它的等级形式和形式主义导致了工人之间的孤立，迫使他们向权力中心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向他们的同伴。这种制度阻碍了工作团队的形成，以及应对临时调遣的灵活性。[5]

在德国，整个工作小组有时被称为“工头的团队”，而且往往有很强的团队精神。工头必须非常了解工人，因为他全凭个人的判断来评估工人。工人的奖金和未来升迁都根据这个评估。工头之所以能够胜任这项评估，是因为他本人也是从底层工人干起，一路升迁上来，因而非常熟悉他所监管的工作。在法国和美国，由于传统的工会工作控制主义的影响，每个工作岗位根据正式的、行业通用的工作分类制度，被配以特定的工种和级别，这一做法阻碍了工作小组的形成。如果工人不属于同一个工种，那么就不可能将他从一个工作岗位调至另一个工作岗位。[6]与德国工头不同的是，法国工头据说常常头痛不已，因为他夹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他不再是工人，但是又不为白领上司所认可。[7]根据克罗齐耶及其他学者描述，法国人不喜欢面对面的权威关系，与此相一致的是，法国的工头也根本没有必要亲自对工人作出评估，因为工人的工资是单凭资历和工种来发放的。（同样的制度也应用在法国公立大学教授身上，跟美国大学的做法不同的是，他们的晋升不是凭学术成就，而是由教育部的官员根据官方的标准来评判。）

在德国，工人和管理层的等级划分也呈现出高度的共同体组织特征。英国的公司也遵循泰勒模式，与德国公司比，它们将更多的技术性和管理性工作从生产线上剥离出来。也就是说，德国生产线上的工人有着更高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有能力操作自己的生产线，他们所需的监管远不及英国工人。[8]举例来说，能够为自己的数控机床编程的德国技工的比例要高于英国技工，而在英国，编程是白领阶层的技术，他们的办公地点和工人的生产线是分开的。[9]在德国，管理工作由与被管辖工人有相同技术的人来完成，而不是由那些来自不同阶层、自认为善于管理的人来做。

蓝领工人拥有更大的责权和技术，以及由低层次人员负责监管，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是德国较高的白领工作分界线。因此，德国白领与蓝领工人的比率远低于英国或法国。在法国，每100名蓝领工人，就对应有42名白领工人，而在德国只对应36名。每个法国工头平均监管16名蓝领工人，而每个德国工头则监管25名蓝领工人。[10]在法国，劳动大军稳定、工人影响很大的产业与白领工作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获得白领地位意味着在身份和收入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同时也在自己与原先同事之间竖起了一道新的社会藩篱。德国则不同，它比较成功地抑制了白领的增长，在蓝领大军中成功保留了种类繁多的技术和职能。[11]所有这一切都有益于在生产线上获得更高的团结性和灵活性。

正如人们对共同体组织化的社会所期望的那样，在德国，不同工种获得的酬金的差异比法国小。德国白领的工资是蓝领工人的1.33倍，而在法国为1.75倍。由于法国工业中白领劳工比例较高，这在整体上提高了法国工人的劳动力成本。德国较为平均的酬金与其团队工作制度有很大关系。德国的绩效奖金由组织中较低级别的主管来决定，最终依据的标准是工头对工人表现的评估。很显然，在酬金方面差异过大或变化无常，将会伤害小团体的士气，破坏工人对其直接主管的信任。因此，德国的工资差异是直接建立在技术差别上的，而且从整体来看，是互相制衡的。[12]法国工作的正式分类制度使人们把工资问题上的责任，从车间推到公司人事办公室，或推到更高级别的全行业范围的劳雇协商会上。由于没有面对面接触的必要，酬金方面出现的较大差异也就比较容易忍受。

德国管理者愿意信任蓝领工人，并委以更多责权，这与德国工人高水平的技术有紧密的联系，当然也与培养和维系这些技术的学徒制度有关。我们很难跨文化地评估绝对工业技术水平，但是通过事实比较，可以评估出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德国只有10%的技术工人没有任何形式的资格证书，而法国有一半以上的技术工人没有类似的资格认证。[13]学徒制为德国制造高质量的声誉提供了技术基础，而且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它还大大降低了年轻人的失业率。鉴于这些原因，产业培训制度被广泛推崇，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克林顿政府在1992年总统大选上把德国式职业培训作为一个竞选问题来讨论。但是，德国的学徒制产生于更宽泛的教育体制环境中，很难将它们肢解并运用到国外，其发展最终依赖中欧特有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传承。

德国学徒制的范围远比在英国广泛，英国学徒制只存在于某些产业，如工程、营造、建筑等，而在法国，学徒制仅维持在传统工匠业中。[14]大约有70%的德国青年是从学徒开始工作生涯的；只有10%的德国人没有能够完成学徒训练或高等教育。[15]学徒期一般为两年到三年或更长，在此期间，学徒的工资大大低于正常标准。实际上，所有领域都存在学徒制，无论蓝领还是白领工作。其中服务业中包括零售规划、银行业务或文书工作。一般来说，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很少惯例性地为这些职位提供专业培训。在德国百货商店工作的售货员必须接受三年的培训；而在美国彭尼公司（JC Penney）相同位置的职员只接受三天的在岗培训。[16]培训的部分目的是使年轻人适应工作生活的节奏和要求，也同样接受其所在行业的特定培训，在学徒期满时，学徒经过严格的考试后才能拿到资格证书。这个证书代表着从事某个行业的资格，因而被全德国的雇主接受。与自由职业（医生、会计师、律师等）的职业证书一样，这些证书给人带来莫大的自豪。与在美国、英国或法国相比，在德国当面包烘烤师、秘书或汽车机械师，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掌握更多的知识。

这个制度的执行，一来是靠大大小小的私营公司，二来还要靠政府支持的技工学校，这些学校提供一般性的工作训练。工人和公司参加这种培训计划都是自愿的，基本上所有公司都参加，而且接受政府的严格监管。培训的费用分摊在公司、各级政府部门和个人（在接受培训的同时，必须以低于市场的工资工作）身上。学徒制若要有效实行，雇主和工人必须对它的价值有高度一致的认识。公司内部培训对公司来说代价昂贵（尽管究竟有多昂贵仍有争议），且与日本不同的是，这些提供培训的公司并不能够得到这些学徒终身受雇的承诺和忠诚度。离职的比例相当高；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40%的结业学徒在获得资格证书后的18个月后仍留在培训他们的公司。[17]

既然学徒那么容易跳槽，占其他公司培训的便宜的诱惑必然会很大。[18]但实际上，这一问题并不严重，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这个培训课程基本上是通用的；即使某家公司失去了一个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培养的受训者，但是它确信能够从别的公司聘用到相当的接受过培训的员工。与此同时，培训通常结合了通用知识和公司特殊的技术，虽然从外面可以聘到水平相当的工人，但是受训的工人和公司之间存在着一股吸引力，能够使它们凝聚在一起。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雇主感到了一股很强的社会压力，使他们有责任照顾好他们的雇员，给他们技术，使他们能够被雇用。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公司则面临被排斥的命运，而且也不可能与它们的员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这一点归根结底有很深的文化因素。德国的许多机构都为这种培训制度的成长作出了贡献，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城镇、教会到各种联合会，不一而足。如果企业不参与培训计划，就是整个地拒绝文化赋予工作的价值。

如果道德压力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时，劳工联合会，即在魏尔玛时期出现雏形的企业级别上的劳雇关系群体，可利用法律手段，制定法规限制雇主随心所欲地雇用和解聘工人。公司若想裁员，必须提交针对被解聘工人的补偿、再培训和重新安置的计划。这限制了搭便车者“窃取”其他公司技术工人的可能性。[19]在阻碍劳动力流动方面，这些劳工联合会所起的作用与日本的终身雇用制相似。如果具有同等权力的机构存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比如在英国或意大利，它们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来保住工作，而无视这对绩效的影响。（这令我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亚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发起的尖锐斗争和英国采矿工人反对关闭亏损矿山的运动。）这种问题之所以在德国远没有如此严重，是因为劳工联合会和管理层之间有更高的信任。[20]劳工联合会更加清楚认识到保持公司竞争力的必要性，并常常施加压力，要求重新培训或调遣工人，以确保员工生产力的持续。与日本的制度一样，公司不能轻易解雇工人，这一事实给予公司更强的动力来重新培训工人，旨在使劳动力市场不像现实情况那么僵化。虽然德国工厂的团结精神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它仍然达不到日本的团结水平。

德国的产业培训制度的悖论之一是，虽然它在工厂培养出了强烈的团结意识，但将它支撑起来的广泛教育制度却仿佛比法国、美国或日本的都更加不平等得多。德国中等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分轨制（tracking）。德国儿童读完四年小学后，学生必须从三种轨迹中选择一种：初等中学（Hauptschule），技术学校（Realschule），文理高级中学（Gymnasium）。前两种学校的人毕业后都要进入学徒行列，只有那些读完了文理高级中学的人才能继续深造，接受更高的教育。实际上，学生只要通过了高级中学毕业考试（Abitur），就有资格进入德国任何一所大学就读。这样，德国孩子在十岁时就面临着重要的教育抉择，而这一抉择将决定他们一辈子的职业。这种分轨制度反映了德国社会既有的阶级差异，并且不鼓励阶层流动。20世纪60年代，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只有15%选择进入文理高级中学。[21]在法国和日本，能否上大学是由全国统一的高中毕业生联考的成绩来决定的，从理论上说，这个考试是向所有考生开放的，不考虑他们以前的教育背景。从阶级的角度来说，法国的中等教育体制更开放；在 20世纪60年代，大学预科（lycées）有40%的学生来自工人家庭。

既然如此，为什么是法国的教育体制，而非德国的，导致了工厂内不同地位的人等级森严以至于相互难以合作呢？这个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学生接受完普通教育后的培训。法国有相对开放的初级和中级教育体制，中学生毕业统一进行会考（baccalaureate）。根据这次考试的结果，贫穷但有才华的学生可以进入一流的大学，然后进入高等学院（grandes écoles），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私营机构，这一途径可以通向法国行政系统最高层。与其他地方一样，才华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此大部分人在会考中被淘汰出这个系统（在法国，有45%的高中毕业生在会考中落选，而在德国，可比数字只有10%）。[22]与美国一样，职业教育在法国也有某种低人一等的意味，这是不能进入普通教育系统、成绩不好、上不了大学的人的选择。最终成为蓝领或低技术白领的落选者，没有多少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这是他们在一个对高等教育有着高期待的社会中的最终去处。与之相反的是，德国工人阶级背景的学生从小就知道他们不会上大学。但是，由学徒制向他们提供与其技术水平相当的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因此，他们不会把自己看作从普通教育系统淘汰下来的人，而是看作成功地完成了严格的职业培训的人。

此外，德国职业培训体制的灵活性表现在，培训的机遇并不随学徒期的结束而关闭。除了基本的学徒培训外，还有一种中级资格培训体制，它允许大龄工人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这种中级资格培训构建了一条完全独立的社会流动的向上途径，这是在其他国家没有看到的。例如，在法国或在美国，一个人若没有上大学获得较高的文凭，就不可能获得工程师的专业证书，而这一过程往往要七年以上的时间。德国的情况就不同，成为工程师有两条途径，一是上大学，获得工程文凭，这与其他国家相同；二是通过参加中级职业培训课获得升迁。[23]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通向更高的教育、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新途径慢慢向社会开放。于是，十岁孩子进入初级中学班的选择并不像一开始所表现的那样，会限制其一生的职业。与此同时，学徒制使三分之二的底层劳动力获得了高水平的技术，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工人对自己能力的自豪感。

有不少问题威胁着德国学徒制的未来，及其所支撑的德国工业的未来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初，该制度似乎处于危机状态中，因为申请学徒的年轻人数量远远超过了他们结业时的就业机遇。但是，随着80年代末“婴儿潮”一代过去，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24]目前的问题是，现有的学徒形式是否可以为德国提供符合未来需求的技术劳动力，尤其是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这个学徒制度充满了活力，各领域的工商协会和工会一起合作，以确保这种类型的学徒制和从业标准满足产业的需求。这种制度非常适合为中等技术产业培训工人，这些产业一直都是德国的强项，如汽车、化工、机床，以及时其他生产资料性产品。但是目前，学徒制能否成功向知识高度密集型产业提供技术工人尚无定论，如电信、半导体和计算机、生物技术等。这些技术可能要求大学体制的大扩张。[25]

不过，问题不在于学徒制是不是适合21世纪要求的培训机制。德国培训制度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它是德国工厂通向社会化的一座重要桥梁。

通过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学徒制使管理层能够信任工人，让他们自主工作，而且实现了更少的具体法规、更少的监管。另外，它使新工人能够很快适应所从事行业的规则以及所受训的公司的惯例。在某公司完成了三年学徒期的工人，比只受过三天培训的工人，更有可能培养出对组织的忠诚感。连地位最低的员工都发给职业资格证书，这使工人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更强烈的自豪感。当工人不再视工作如负担，抑或是换取其他物品的商品时，工厂就不再是一个那么异化的场合了，也能够更好地与工人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用查尔斯·萨贝尔的话来说：

德国上司（与法国上司）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下属愿意也能够获得有关工作的知识和技能，以使他们能够自主工作。这样，德国上司的任务不是告诉手下如何干他们的工作，而是指点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反过来，由于没有被错综复杂的条文规范所困，德国下属必须相信自己的上司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德国社会是“高信任度”的社会，因为它不鼓励将构想与执行分离。[26]

1992—1993年的经济衰退使德国产生了很高失业率，并且看来难以有所缓解。对此，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是德国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福利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90年代初，它消耗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德国劳动力日渐昂贵，而德国雇主身负多项强制性成本，如医疗保健、失业、培训和休假福利等，同时他们还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随意裁员和缩小公司规模。

虽然德国和日本工业在公社化化和家长制倾向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日本的体制仍然显得更加灵活。日本企业的群体取向大部分并没有写入法律条文，终身雇用和经连会体系都是建立在非正式的道德责任基础之上的。在削减成本方面，日本公司有更大的调遣余地，它们可以将职员调至别处，强行降低薪水（大多数是以放弃奖金的形式），或要求员工增加工作投入。日本政府在福利方面的花费也少于德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个职能交给了私营企业）。与此相反，在德国，福利待遇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并由各级政府执行。因此，在经济衰退时，它们很难进行调节。德国经济的竞争力依赖的是微妙的平衡。劳动力固然昂贵，但是却有高超的技术，而且能在世界经济中找到增值的空间。倘若技术工人创造出的增值无法与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持平，那么这个系统就会失去平衡。但是，这些公社化机构在战后却造就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纪录和高水准的社会福利，这是德国的诸多邻居所没能做到的。

在对德国的讨论做出总结，并返回到日本的工厂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扼要地考察一下学徒制的历史根源。

[1] Joan Campbell, Joy in Work, German Work: The National Debate, 1800-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3.

[2] Campbell (1989), pp. 137-141.

[3] 该委员会受到管理层的质疑，因为他们希望维护其特权，也受到社会党和工会的质疑，因为他们试图进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变革，甚至受到基督教工会的质疑。在此期间唯一对理念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只有那些与反民主运动有联系的工人协会。Campbell (1989), p. 163.

[4] Marc Maurice, François Sellier, and Jean-Jacques Silvestre,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Industrial Power: A ComParison of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pp. 68-69, 72-73.

[5]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74, 128-129.

[6]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 173.

[7]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 111.

[8] Arndt Sorge and Malcolm Warner, Comparative Factory Organization: An Anglo-German Comparison on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and Manpower (Aldershot: Gower, 1986), p. 100

[9] 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50. 正如上一章指出的，一个熟练的、懂得编程的机械师通常会通过数控设备来提高他的生产力。

[10]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12-13.

[11]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51-52.

[12]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 132.

[13]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14-16.

[14] 有关概述，参见 Bernard Casey, “The Dual Apprenticeship System and the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of Young Persons in West Germany,”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4 (1986): 63-81.

[15] Bernard Case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West Germany’s Apprentice Training System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1991), p. vii

[16] 参见 “German View: You Americans Work Too Hard-and for What?”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4, 1994, pp. Bl, B6.

[17] Casey (1991), p. 67. 其他的研究显示，55%的毕业生在一年后离开公司，在五年后离职的比例上升到80%左右。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 44.

[18] 对于试图调和学徒制与加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模型，参见David Soskice, Reconciling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The German Apprenticeship System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and Oxfo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2).

[19] Soskice (1992), pp. 13-14. 此外，Soskice指出，德国银行融资所支持的长期前景更愿意支持学徒制，因为雇主可从更长期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劳动力市场投资。

[20] 据Soskice (1992, p.17)所言：“我们注意到，公司所承担的不信任交易成本较低的原因，是因为工会以及工作委员会对于公司内部培训活动的意见和监督。这些活动和商业协会互为补充，特别是在中型和大型公司。他们为学徒培训的质量和市场适应能力提供了必要的担保。公司管理层和工作委员会之间有高度信任，大部分的监测活动由工作委员会而非工会负责，因此不信任程度非常低。”

[21] 在手工贸易行业中（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只有5%的进入文理高级中学（Gymnasia），而只有不到2%的人完成学业。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30-31.

[22]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31-32.

[23] Maurice, Selliner, and Silvestre (1983) p. 39

[24] Casey (1991), pp. 6-9

[25] 或者可以这样说，规范性的培训制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美国极具活力的计算机产业并没有就业证书体系，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体制不见得是好事情。一些业内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像微软（Microsoft）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Sun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斯科特·麦克尼里（Scott McNeely）几乎没有正规的任何业务培训。

[26] Charles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3.

第21章

局内人与局外人

现代德国经济最具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学徒制，世人多把它捧为德国工业称霸欧洲的基石。学徒制的直接起源是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行会遭到自由经济改革派的抨击，认为其代表的是迂腐守旧的传统，是现代化经济变革的绊脚石。

在西方，行会在自由制度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复杂。行会是封闭式社团，它存在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以及大部分亚洲国家），是如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医疗协会等现代组织的前身。行会的形式或多或少略有变化，但它们大体都是通过制定标准或成员资格，来对某种行业或职业的门槛有所限制，也从而人为地提高成员的收入。行会监管产品的质量，并偶尔对成员进行培训。在中世纪末期，它们在打破庄园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中欧，行会在帝国的自由城市扎下深根，并赢得了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成为摆脱领主和贵族控制的独立堡垒。[1]行会因而成为主要的中间组织，成就了中世纪后期丰富多样的公民社会。它们的存在限制了专制王权，因此在西方自由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厥功至伟。

行会有自治权，还往往有巨额财富，它们对野心勃勃的王族构成了威胁，后者对它们既嫉妒又憎恨。到了16和17世纪，随着庞大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在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崛起，行会被看作政权的竞争对手。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法国的君主制成功地使行会服从国家的利益，它们成为巴黎政治权威的调控附属物。但德国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它在 1871年以前没有中央集权政府。德国政治力量的分散使大批封建社团性机构，如行会等，能够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机构存活更长时间。

虽然有些人认为行会在保持行业传统、维持质量标准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但是到了18世纪初，英国和法国出现的进步思潮却决然地改变立场，反对它们。[3]尽管动机不同，但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却接了专制君主的班，想要打压行会的权力和影响。最早的现代工厂不得不建在农村，以避开城市中对行会的限制。在英国，尤其是在18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改革派请求废黜《工匠法》（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终止强制性加入行会的规定。[4]在法国，以及被法国占领的欧洲其他国家，行会的独立性已经在旧制度下被完全破坏了，并在大革命时期被正式废除。

德国领土上的自由派与行会的斗争更加漫长，也更为曲折。与其他地方一样，普鲁士自由主义改革派的口号是“职业自由”（Gewerbefreibeit）。这个原则是从1808年开始有保留地被介绍到德国境内的。[5]当贸易在1807—1812年的施泰因—哈登贝格（Stein-Hardenberg）改革影响下，在先前由法国控制地区逐渐开放时，许多日耳曼邦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一直持抵抗态度，并维护行会的特权。这个运动得到了传统手艺匠人的广泛支持，因为他们的生计受到了先进工业化的威胁。1845年，普鲁士颁布了《一般工业条例》，该法令虽然废除了某些社团的特权，但建立了工匠师父资格制度和工商业者的经济状况调查制度。[6]甚至当1848年，自由派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举行会议时，独立的行会组织起来，也在法兰克福举行了德国工匠联合大会，施加压力来保护行会的特权。[7]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十年间，好几个日耳曼邦国都收紧了行会条例。自由经济改革派一面反对行会，一面争取德国政治的自由化。虽然在1815年和1848年，自由派取得了少许进步，但是在德国统一之前或之后，它常常遭遇挫折，且从未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占据优势。

到19世纪末，行会的实际势力被铁路、钢铁等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所蚕食，因为这些产业在它们的管辖范围之外。对产品质量和工匠资格的法律控制只存在于传统的手工业领域。但行会并未就此死去，仍旧一息尚存。随着德国逐渐工业化，大批工匠离开传统的手工业，转移到现代制造业领域，成为机械师或其他技术性工人，他们同时也带来了社团主义的传统。20世纪初，德国就成立了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和德国技术工作培训研究院，为工业提供系统的行业培训。[8]1922年工匠同盟会被法律正式承认为工匠利益的代表。[9]职业培训的基本框架建立于魏玛政权时期，服务于学徒制和技术学校，它把企业和工会视为统一的整体。之后在1935年，在纳粹体制下，工商协会在职业培训上开始担负法律责任，与手工业行会的规定相类似。[10]这个时期还发展了系统的工头培训制度。纳粹时期的这个特殊遗产在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未被废除，而且事实上，1969年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法》延续并强化了这个制度。

由此可见，德国的行会从未像在法国那样遭到无情破坏。它们幸存了下来，并演变成现代形式，成为德国战后学徒制的基础。对比之下，英国由于（至少是部分原因）它本身的自由主义原则，在战后未能建立综合的职业培训制度。消除行会的特权不仅是自由主义改革的内容之一，英国在教育上也普遍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因此，在建立适应20世纪工业力量的现代教育制度方面，英国的反应相当迟缓。直到1891年．英国才实行大学教育免费，比德国要晚许多，直到进入20世纪后，英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才调整其课程，以适应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要求。[11]

德国自由主义的半截子胜利在政治层面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12]在20世纪初，德国政府远比英国或法国政府专制，皇帝掌握大权，他的周围则是容克（Junker）贵族。容克贵族的黩武传统和专制的社会关系为德国政治和外交政策定了基调。除了体制外，德国文化本身的公社化特征滋长了不容忍和封闭性。也就是说，联结德国人的强大纽带使他们对自己的独特文化身份有较强烈的认同感，并在20世纪上半叶促进了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历史学家还认为，德国后来的国家地位使德国人更坚定且躁动地坚持其独特的民族认同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和之后的经济灾难，德国人也把自己看作受害者，但是，强烈的文化身份却开始向极端和邪恶的方向游走。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纳粹的苦难遗存迫使德国人打破封闭的公社观念，为德国社会的开放和包容性打下了基础，而这样的开放性，英国和法国社会在几代人以前就已经有了。即使在今天，与英国或法国相比，德国的民主制度更多地倾向于整体主义，较少个人主义，原因在于既有社会群体的角色已经在法律上得到确认。

但是，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到的可怕后果，却有可能转化成经济现代化的有利因素。战后，虽然联邦德国废弃了大多数纳粹时期引入的法律条文，但却没有不假思索地摒弃纳粹对于职业培训的立法，而是保留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在这方面，德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仿，日本吸取了一些文化传统，如家元式社团、儒家的忠诚品德，并将它们现代化，融入新产业的综合体中。

以上的例子并不是要佐证，保存文化传统是经济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正如美国的许多移民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民主社会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同样，某些国家能够成为工业霸主，是因为它们将旧体制或文化特征与广泛的自由经济构架结合在一起。德国并非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行会制度，就如同日本未能完好地保留氏族家庭结构，但是二者均没有完全依照纯粹自由原则建设全新的社会。相反，某些传承下来的旧体制与自由主义的框架达成了中和，并赋予了后者凝聚力。

的确，德国的例子说明，能够保住某些传统文化，明智抑或运气是何等重要。毕竟，现代英国社会也是自由制度和古老的文化传统的结合体，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英国式的结合并不那么成功。前面我说过，与德国相比较，英国对教育的态度更放任自流。这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意识形态是传统上流贵族文化的产物，而贵族文化对于建立现代工业经济所必需的技术和实用教育充满敌意。美国社会的自由程度不亚于英国，但是它却更早地建立普及教育制度，并建立了更为优越的高等技术教育体制。[13]即便是进入20世纪后，英国的高等教育依旧是致力于古典人文主义教育，而非科学技术。工程师并不被认为是地位高尚的职业，是技术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而非国家精英所从事的职业。上层阶级所持的观念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业余专家或者脚踏实地的修锅匠都是理想的职业，而二者都对系统的技术教育不屑一顾。[14]

马丁·维纳（Martin Wiener）认为，英国政治的渐进主义和包容性非常有益于自由政治制度的发展，但也因此完整地保留了公开敌视现代工业社会价值的上层阶级文化，并由此产生了不良影响。[15]英国的土地贵族非常愿意让中产阶级工业暴发户和银行家进入他们的阶层，而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却未有过这样的态度。但这样的接受却成了一剂毒药：具有创业精神的中产阶级非但没给贵族群体带来动力，自己反而归顺了贵族的安逸价值观。维纳提到了马科斯·塞缪尔（Marcus Samuel）的故事。塞缪尔是一个出身伦敦东部、雄心勃勃的犹太人，他在19世纪后期创建了壳牌石油公司（Shell Oil Company）。但是，塞缪尔真正的抱负并不是成为富可敌国的传奇工业家，而是在英国乡间拥有一套别墅（他在1895年购得），获得一个贵族头衔（1902年他成为伦敦市长），并送子女上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这些愿望也都一一实现了）。这样一来，公司的控制权最后落在了荷兰皇家石油公司（Royal Dutch）总裁亨利·德特丁（Henry Deterding）的手中。德特丁更多得保留了典型中产阶级的美德，不受猎狐或者慈善社会活动的引诱。[16]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德国人是幸运的，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争、革命、经济动荡、外国占领和快速的社会变革后，大批传统社会制度遭到破坏，而行会却幸存下来。普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贵族失去了对德国社会的实际或象征性控制，而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更加快了这一进程。事实上，随着1945年的战败，德国的所有传统社会阶层都已光鲜不再。早在19世纪，工程师和实业家在德国就有比较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当整个国家集中力量恢复经济时，他们一跃成了中坚力量。

19世纪初，英国、德国和日本都被蔑视商业、科技和发财的贵族阶级所统治。三个社会都保留了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公社化的机构（行会、教会、寺院），和部分地方政治权威。日本在19世纪末，德国在19世纪中期，都成功地将贵族中立，它们抑或通过将统治阶级的精力转投到商业中（譬如日本），抑或直接将贵族边缘化（譬如德国）。日本和德国都同时将传统的公社性质的文化习俗或制度转化成现代工业社会的一部分，不管是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经连会、工业协会，还是学徒制，如此实现了传统制度的现代化。两国均成功地维持了组织问题的平衡，在建立大规模等级式企业的同时，鼓励小团队的团结性，让工厂更有人情味。

英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彻底除掉了许多传统公社化机构，如行会，但在建立现代企业以取代传统机构的培训和质量控制职能方面，他们又行动迟缓。英国社会表现出了高度的自发社会性的倾向。由于从未附属于某个现代化的强权统治，它在整个工业化时期一直保留了大批形式多样的中间组织，包括异议的或自由的教会（譬如贵格会、公理会和卫理会）、学校、俱乐部和文书协会等。但是它也保留了严格的阶级观念，这一观念使英国社会沟壑纵横，也使20世纪的英国工人和管理者不可能抱有同属一个团队的观念。即使反资本主义的英国贵族的实际势力衰落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阶层保留了贵族对工业、技术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嘲讽。对这些人来说，“制造立体产品”是可疑的行为。[17]阶级意识和传统感使社团形式机构直到二战后才在英国迟迟全面出现。尽管英国社会不像中国或者意大利社会一样以家庭主义为主，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许多英国大型企业都是由家族拥有并经营的。[18]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在许多方面被认为是既针对反创业精神的贵族右派，又针对工会主义的左派。但撒切尔对于前者的影响，今天看来是微乎其微的。

在德国和日本经济中，共同体式的结构为何能够幸存下来，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谜。在过去，日本和德国都以政府专制威权和社会等级森严而闻名。人们对这两个群体的普遍印象是他们都喜欢服从权威，但这个观点与其他刻板印象一样是不真实的，并且愈发过时。而且，我们看到，与英国、法国或美国的工厂相比，德国和日本的工厂车间显得更加平等。在德国和日本，管理层和工人之间地位的正式差异很小；工资差异也比较低；组织的较低级层握有实权，而不仅限于总管经理人员或行政部门。这些社会从未刻意提出 “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为什么它们却在实际行动中能够更平等地对待成员呢？

答案与以下情况有关。共同体取向的社会的平等主义，往往只限于组成这个社会的同质文化群体，并不延伸至其他人，即使他们共享其社会的主流文化信念。道德共同体有明显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之分，局内人受到局外人享受不到的尊重和平等对待。实际上，共同体内部人越是团结，其对局外人的敌意、冷漠和排他性就越是严重。那些正式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必须使更多不同信仰、不同道德标准的人走到一起。代替道德共同体的是法律，代替自发性信任的则是正式的平等和合法诉讼程序。即便在正式规则之下，局内人没有受到非常公平的对待，那么局外人至少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并期望某天自己也成为局内人。

自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共同体文化与日本的相比，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为了对纳粹时期的暴行做出反思，德国从欧洲最不容忍的社会转变成了最开放的社会。除了收紧难民法以及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外，德国的许多城市，如法兰克福、汉堡，是世界上最具国际性的大都市。德国战后几届政府的政策使德国人的认同感融入到更博大的欧洲认同感中。旧式的对权威、等级、国家和民族的态度由于战争而全面消亡，德国正日渐显露出更个人主义的文化色彩。[19]

日本战后的转换就没有这么彻底。虽然国家接受了民主宪政体制，成为和平力量一员，但是日本与德国不同，它从未以同样的方式反思战争的罪恶。两国对战争的态度的差异明显地体现在教科书中，那些有名望的日本政客和学究以种种方式继续否认日本对战争应负的责任。[20]任何人只要穿越一个大型的日本城市，就能感受到更高层次的服从；在当代日本，德国式的女权和环保运动寥寥无几，而且势单力薄。日本没有“绿党”，除了小部分韩国人群体外，没有明显的种族或少数族裔。一位正在著书比较日本人和德国人对战争的态度的荷兰作者提到，有位德国青年这样对他说：“请别过多地谈相似点，我们与日本人根本不一样。我们不会为了公司更强大而睡在公司里。我们也是人，普通人。”[21]统计数据可以证明，这位德国青年的观点是正确的。平均来说，现在德国人工作不如日本人努力。无论韦伯所称道的德国新教徒工作伦理的力量有多强，目前，德国工人在制造业中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已经降至31小时，而日本人为42小时。[22]从一些非正式的迹象显示，德国工人休年假比日本人更自由、放松。

与日本的情况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和全球竞争的总体加剧，使德国的共同体式经济机构面临更大压力，而且这一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倘若公司承诺它们将重新培训工人而非解雇，这的确是个好的原则，而且德国比它的欧洲竞争对手更有资格这样做。但是为高技术的劳动力找到增值的市场空间并非总是能够实现，尤其是劳动力在德国非常昂贵时，去欧洲、亚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寻找技术相当的劳动力，将成本降下来，这种做法越来越可行了。此外，更多德国共同体式的经济制度都是成文的法律，而且许多直接由政府推行。倘若把这种机构建立在法律上，而不是非正式的道德共识上，事务性成本将会升高，很可能还将显著增加系统的僵化程度。这意味着，德国若想迎接未来全球竞争的挑战，虽然不必改变其经济共同体性的一面，但一定要减少国家的干预。

[1]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466; C. Gross, The Guild Mercha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0).

[2] 例如行会负责开发商标、封印等相关标识作为早期的品牌名称。A. B. Hibbert, “The Gilds,” in M. M. Postan, E. E. Rich, and Edward Miller,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3: 230-280.

[3] 参见 Charles Hickson and Earl E. Thompson, “A New Theory of Guilds and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8 (1991): 127-168; 关于对行会的不满，参见Johannes Hanssen,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After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AMS Press, 1909), p. 108.

[4] Arndt Sorge and Malcolm Warner, Comparative Factory Organization: An Anglo-German ComParison on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and Manpower (Aldershot: Gower, 1986), p. 184.

[5] Alan S. Milward and S.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780-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p. 414.

[6] Milward and Saul (1977), p. 415; 也可以参见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84.

[7] Peter Rutger Wossidlo, “Trade and Craft,” in E. Grochla and E. Gaugler, eds., Handbook of German Business Management (Stuttgart : C, E. Poeschel Verlag, 1990), 2: 2368-2376.

[8] 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85.

[9] Wossidlo in Grochla and Gaugler, eds. (1990)

[10] 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85.

[11] 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87.

[12] 对于这个问题的两个经典的分析，请参见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German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and Ralf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9).

[13] 很难定义什么是美国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里程碑，因为这些举措都是在联邦政府层面逐个完成的。义务教育于1852年在马萨诸塞州出台，之后几乎所有的州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实施了。相比之下， 英国的公共教育直到1880年才出台，直到1891年才实行免费。

[14] 关于美英两国工作态度的对比，参见 Richard Scott, “British Immigrants and the American Work Ethic,” Labor History 26 (1985)：87-102.

[15] Martin J. 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3-14.

[16] Wiener (1981), pp. 146-147.

[17] 引自Wiener (1981), p. 136.

[18] Alfred Chandler认为，英国未能利用好第二次工业革命（如化工、金属加工、电气设备等）中重点行业的创业机会，是与英国商业家庭导向的本质有关。参见Alfred Chandler,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86-287.

[19] 德国文化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到底有多少改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关于德国共同体主义阴暗面的猜疑仍然比比皆是，譬如其社会的封闭和不宽容性，共产主义结束后的光头党暴力更是加深了这样的怀疑。怀疑论者会认为，虽然战后德国已经有开明的难民法，但成为德国公民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在德国生活了几代的土耳其人永远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德国人，德国不会有类似利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这样的人物，这位塞内加尔出生的诗人入选了法兰西学术院（the Académie française）。德国左翼政治依旧有着狂热的性格，最明显的是绿党，他们认为德国需要去工业化，或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者，他们将以色列人比作纳粹。这表明，德国新教文化中一些强硬的部分还未消失。

[20] 直到改革派首相细川护熙于1993年就战争道歉，日本首相才就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角色正式道歉，我们可以认为，尚未有日本政治家以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那样双膝下跪的姿态痛悔大屠杀。尽管德国修正主义否认大屠杀的历史，但他们被视为边缘化的疯子；相比之下，在日本，像石原慎太郎和像渡部昇一这样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和学者仍然可以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是一种暴行。

[21] Ian Buruma, 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4), p. 31.

[22] 这是基于德国年平均1 604个小时，日本年平均2 197小时得出的。数据来源：David Finegold, K. Brendley, R. Lempert et. al., The Decline of the U.S. Machine-Tool Industry and Prospects for its Sustainable Recover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MR-479/1-0STP 1994), p. 23.

第22章

高信任的工厂

如果将传统的美国制造业工厂，与高信任的、团队取向的德国工厂，以及与低信任的、官僚化管制的法国模式相比较，大多数人往往都会认为美国的情况与后者相似。毕竟，泰勒本人就是美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他所创建的低信任工业体制都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美国版现代性。泰勒制工厂的条规主义做派，其自命不凡的普世性，以及详细列举工人权利的工会主义工作控制方式，一切都是在效仿美国宪法。工作分类逐渐复杂化，并且逐渐蔓延到整个工厂，这也注定了此类法律关系会在美国社会得到更加广泛地传播。20世纪美国的工业劳雇关系体制，看起来简直就是低信任社会关系的典型，譬如其阶段性的大裁员、长篇累牍的合同、充满官僚主义气息且规矩繁多的人际交往，无一不是例证。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泰勒制工厂和与之相关的工会主义工作控制模式在美国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从日本引进的、更有团队精神的工厂组织模式。倘若我们近观美国大规模生产的历史，就会发现泰勒制并不是美国工厂的缩影，反倒是一段历史时期的反常现象。换句话说，精益生产模式并非是从完全不同的社会移植过来的异域文化习惯，而是将美国工人带回到他们此前失落的公社化工厂传统。

20世纪初，当泰勒制传入到汽车工业中时，它的许多特点并不为美国人认可，例如对待工人的冷漠和拘泥形式，于是遭到相当程度的抵制。它成功的唯一原因是20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底特律特定的劳动力市场情况。当时，庞大的新工人阶级涌入汽车工业，超出了美国人共同体定义的极限。底特律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座全新的城市，譬如在1910年，它的人口为50万，十年后猛增至100万。汽车工人很少真正出身于美国人共同体。1911年，底特律的劳动力约为17万，其中有16万是通过雇主协会从其他地方招募来的。[1]被吸引到汽车工业中的绝大部分新工人是移民，他们主要来自奥匈帝国、意大利、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地区。（其他新兴工业亦是如此，譬如在1907年，位于匹兹堡的卡耐基钢铁厂的23 337名工人中有三分之二是移民。）[2]根据1915年高地公园厂址的一项调查，该厂工人说的语言大约有50多种。[3]这一情况到今天仍是如此，移民比本地人更容易为雇主所剥削。介于这些劳动力的外族背景，且往往都是短期雇工，福特及其他新兴的批量生产商自然不会把他们当作大共同体中的一分子，而是当作需要用正式的、法律性的规则来控制和训练的陌生人。

即便如此，亨利·福特本人还是迅速实施了一些与泰勒制无关的家长式劳工管理办法。在新的大规模生产环境中的工作往往压力巨大，且极度危险，这导致相当高的工人更换率。福特对自己工厂的情况表示不满，于是他自己提出了著名的创新之举——1914年引入了5美元1天的计酬方案。[4]通过这一方案，福特将其工人的薪资在经济衰退时期翻了一番。之后，公司还建立了‘社会部”，专门负责工人的福利。这个好管闲事的部门会派调查员到每一个工人家中调查他们的居住条件、道德行为以及例如酒后施虐等问题。如果工人的居家条件太差，公司会软硬兼施将其搬到条件更好的房子里，这是因为福特不希望他的公司像个贫民窟。[5]另外，公司进一步设立了一系列英语培训学校课程，还刻意招聘残疾人。[6]由此看来，理论上的泰勒制和亨利·福特在高地公园以及后来在红河谷工厂实际实施的制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随后，汽车工业陷入大萧条，汽车市场全面萎缩，公司大批裁员，好斗的工人与公司警卫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劳雇关系就此陷入一片混乱。在1932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红河工厂冲突，导致四名工人死于枪击。[7]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但美国劳雇关系双方对峙、事事诉诸法律的模式已经确立，工作控制的工会主义做法在各个产业间蔓延开来。[8]

在美国，管理层引入高信任日式精益生产模式的速度之快，以及工人在这种生产制度下表现出来的普遍热情之高，表明泰勒制和工作控制的工会主义做法或许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深深扎根于美国文化之中。尽管精益生产方式给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把公司当作大家庭的观念仍受到美国工人的拥护，在没有工会的精益工厂工作的工人大多都强烈反对由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设立工会。事实上，日本人一般选择在美国南方或中西部的农村设厂并非偶然，譬如本田公司的工厂就设在俄亥俄州的玛里斯维尔（Marysville）。这些地区不仅没有工会及其好斗的传统，而且聚居的是相对同质化的社群，这些社群保留了20世纪初期美国小镇的精神风貌。

若要了解美国工厂社会关系的演进，我们必须知道精益生产模式的实质。

精益生产又称“即时”（just-in-time）生产或“看板”生产，由丰田汽车公司加以完善，迄今为止已在工业界风行十几年了，并从日本传播到北美、欧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它已经受到广泛的注意和研究，尤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汽车项目”，在此，我将大量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9]许多国家都成功地实施这一模式，这让麻省理工学院的课题研究者认识到，它不是一种受文化决定的工作方式，而是可以普遍适用的管理技巧。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高信任关系的确可以越过文化界限。但是精益生产模式在日本发明并非偶然，因为日本存在普遍性的社会信任。另外，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的数据本身无法说明，这种技巧在低信任国家是否也能像高信任国家那样成功实施。

精益生产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由丰田的总生产工程师大野耐一发明。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丰田公司的市场太小，不足以维持长时期的生产流程，自然也不能维持高度专门化的劳动分工，即当时美国泰勒式大规模汽车生产的特点。美国厂商有雄厚的财力购买专业化设备，这些设备一旦安装完即可长期使用，他们也负担得起大量存货，以防止生产线停工待料。为了绕过这一问题，大野构想出这样一种生产系统，它的投资总额要比泰勒式大规模要低，而每个资本单位的生产效率又更高。[10]

精益生产的实质是建立一种异常紧张和脆弱的生产系统生产线，从供应到最后的装配，任何地方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可以轻易叫停。[11]存货压至最低水平，每个工人的工作岗位上都有一根绳索，一旦出现问题，工人可以用它来叫停整个生产线。如果工人拉了绳索，又或者供料部门未能按计划准时提供原料，整个装配线的操作将停止。精益生产流程的脆弱性因而就是一个信息反馈环路，一旦出现问题即刻通知工人或者生产工程师。这迫使操作生产线的人碰到问题就立刻解决，而不是将缺点带到最终成品中。例如安装车门一项，传统大规模生产的工人会不顾一切地把车门装好，门没有对准也不管。但在精益生产工厂，生产线会全部停顿，直到车门问题解决为止，这个问题可能出在装配工作台上，也可能出在车门供料部门的设施上。精益生产系统的设定颇有难度，但一旦开始运作则会显著地提高产品质量。质量问题在源头就得以解决，而不是等到在装配线末尾的返工车间再解决，而大多数传统大规模生产工厂往往就是这样拖到最后才处理问题。

大野的精益生产系统将决策权更大程度地交给了装配线上的工人，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德国工厂都达不到这个水平。[12]也就是说，它没有承袭用专业白领生产工程师来设计工厂的泰勒制传统，而是给予生产线操作工人充分的责任，让他们去决定怎样运作最好。整个小组的工人并不会受到具体且精细的指示，以操作一项简单的任务，而是被赋予了更多责权，集体决定如何解决一个更复杂的生产问题。公司给予工作小组充足的时间来讨论生产线的操作，而且一直鼓励他们就如何提高生产流程的效率提出建议。工人的工作不是像亚当·斯密笔下的别针厂一样，在一台复杂的机器上无数遍地重复一个简单的操作，而是用自己的判断力来帮助整个生产线的运行。这就产生了生产小组的概念，以及之后的质量小组（quality circles）。

把责权委托给工作小组限制了劳动分工：工人接受多个工种的培训，于是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被调遣到其他岗位工作。而且，让受到多工种训练的工人完成相对灵活的工作，可减少对专业化设备和其他高资本货物的需求。大野最先的创新之一是重新组织安放模具的程序。制造车身部件的大型冲压机的换模时间从一天降低到三分钟，而且这个程序可以完全由生产工人自己操作，不再需要换模专家。小批量生产零部件可将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因为它减少了大批存货需要花费的资金，也不需要昂贵的专业机床，而且能够在进行大批量生产之前发现质量问题。[13]使用通用机床即可在同一条装配线上生产更多样的产品。

倘若用泰勒制标准来衡量，在精益生产系统中，最低等的装配线工人被赋予的信任是难以置信的。在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工厂里，装配线上的组织模式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生产线停下来。这就是存货和工作台上缓冲零配件堆积如山的原因：瑕疵顺着生产线传递，最后在返工车间或终端消费者那里被发现。对工厂来说，停止生产线是重大的损失，只有更高一级的管理者才有权这样做。但是，精益生产工厂却正好相反，每个工人只要发现问题都可以凭一根绳索将整条生产线叫停。当工厂正常运转时，拽一下普通的绳索虽然会造成生产线停顿和误工，但久而久之，生产线停工的次数就开始急剧下降。不难想象，这样的安排倘若是在一个劳雇关系不友好的工厂里，就相当于给予每个工人蓄意破坏整个生产流程的机会。

若是想让工作小组概念行之有效，管理者不得不放弃泰勒式设计，即不是将设计和生产程序分割成块并分派给专业化工程师负责，而是给予等级制度下端的工人更多的信任，将基本的生产决策权交给他们。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报告：“只有彼此的责任感建立了，工人才会有所反应，即管理者真正看重技术工人，愿意作出牺牲来保留他们，而且愿意授权给工作团队。倘若只是在组织结构图中标明‘工作组’，希望引用质量小组机制来发掘提高生产的办法，则不太可能有什么实质性变化。”[14]

只有当工人有较全面的技术，了解整个生产流程而非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时，向下授权才能在精益生产中有效实现。因此，在培训上的投资就必须比典型的泰勒制工厂高。此外，这也意味着工厂上下的专门化程度下降。产品工程师被要求在某个生产装配线上工作，熟悉整个生产流程，而不是在一个狭窄的专业类型上工作一辈子。[15]

倘若这一体系全面展开，那么装配工厂的整个供应商和分包商网络也会被纳入进来。供应商和分包商不是通过整体并购的方式纵向组合到母公司，而是成为几个独立的组织层。供应商必须小批量地、紧凑地提供零部件，并要求与装配线上的工人一样迅速地适应变化。产品设计的责任分摊给了供应商。装配厂不要求供应商完全按照装配厂工程师的设计蓝图生产零部件，而是针对某一零件提出大致要求，允许他们自己决定设计。但是，如果在装配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装配厂则再找供应商，要求他们在源头解决问题。这一阶段的关系就不再是那么应付，装配厂的工程师可能对供应商自己的生产方式做出评价，并要求其对此进行改良，实际上是将精益生产模式也扩充到供应环节。这样，母公司和供应商彼此交换了大量信息——不仅仅是分工和蓝图，而是关于双方生产流程的最机密信息。信息交流往往伴随着人员的交流。整个供应商网络建立起来困难重重，但是一旦最后协调好，它则成为了一个精益生产工厂的外延。

信任关系在维持供应商网络方面极为重要，在日本经连会关系的环境中尤其如此。在纯粹由市场驱动的装配厂与供应商的关系中，买方公司有意使其供应商互相竞争，以便获取最优惠的价格、最好的质量。反过来，这又造成装配厂和供应商之间的深度不信任。后者不愿意向前者透露成本或专有的生产流程等信息，担心会因此被利用。如果供应商开发了一个工艺流程，使生产效率突飞猛进，那么他会希望自己收获经济回报，而不是将这些回报传递给客户。经连会关系却是基于装配厂和供应商之间的双向责任感之上的，双方都明确彼此将开展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不会因一点点价格差异就更换合作伙伴。只有建立了高度的相互信任感，供应商才会允许母公司的工程师了解成本信息，并就如何共享由生产效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回报发表意见。

精益生产系统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于是很快就被其他公司加以分析和借鉴，就像在大规模生产时代开始时，亨利·福特的高地公园工厂被人仿效一样。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汽车工业出现严重滑坡，迫使一部分美国汽车制造商立即开始学习精益生产模式。但是，想要将高信任的生产方式引入信任度已经相当低的产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精益生产模式是与泰勒制大规模生产和工会主义的职业控制所产生的工作分类或工作规章针锋相对的。

20世纪80年代初，通用汽车公司在一些厂区引入工作小组机制，力图打破高度等级化的工作分类，打造单一的生产工人群体。通用汽车的工作小组体制以奖金形式鼓励工人学习多种技术，组织多方面的生产，组成质量小组。但是汽车工人联合会却对这种工作小组方案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因为通用汽车在当时没有工会的南方工厂首先采用这种方式。[16]在日本，工人并不倚仗工作分类和书面的合同保证，因为精益生产模式扎根于终身雇用制，它给工人完全的就业安全感。汽车工人联合会则担心工作小组的目的在于侵蚀工人对工会的忠诚，而这一做法则是更长远的反工会战略的一部分，最终是要让工人放弃努力争取来的工作法则，而又无法换取任何工作保障。换句话说，精益生产模式若要成功实施，责任和义务必须是真正双向的。的确，通用汽车早期企图引入部分日本式精益生产模式，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公司并没有遵守协议：在鼓励工作小组制的同时又购买了机器人，并继续解聘工人。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给通用汽车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随后通用汽车的总裁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却被授予150万美元的奖金，这对培养公司的团队感毫无帮助。[17]

其他制度的障碍也阻碍了精益生产模式在美国的应用。美国各地的地方工会官员的大量工作就是监督合同的落实；如果这些环节被废除，或交给生产工作小组来完成，那么这些官员就将面临失业。另外，许多中层管理者也不喜欢将自己对工厂的管理权交给生产工人。对于工人来说，实行精益生产模式也意味着极大的压力，他们必须负责整个小组的工作效率，在很大压力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复杂生产流程的产出。

许多在美国设厂的日本公司将工厂设在南部或其他工会力量薄弱的地方，以此来解决工会主义的工作控制问题。当通用汽车公司最终在丰田汽车的直接帮助下建立了精益生产机制（即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费利蒙的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它所做的只不过是说服汽车工人联合会放弃繁琐的地方工作法规协议，而启用只把工人分成两大类的新合约。[18]

精益生产制度与参加工会的工人之间的问题，不是工人对薪水、福利或工作保障的要求（尽管所有雇主都自然地希望能够少支付一些），而是工会所坚持的细琐工作法规和工作分类将制约工作小组机制和灵活生产。实际上，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成功实施精益生产模式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交易，即用长期的工作保障换取宽松的工作法规。福特汽车公司在它的北美工厂最完备地实施了精益生产制度，总体上是因为它能够让工人中间产生出更大的信任感，而工人也相信公司会履行承诺。[19]

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研究者认为，精益生产制不是由文化决定的，只要管理得当，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实行。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们使用了世界各地大量汽车工厂的生产力数据。这些数据显示，每个地区——日本、北美、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汽车工厂的生产力有很大差异，有高有低，这个差异大于地区间的平均生产力的差异。这说明，在决定汽车工厂的生产力方面，文化因素比管理因素影响要小。因为精益生产模式并不完全产生于传统的日本文化，它是由丰田汽车公司一名工程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明的，而且这个公司保持了巨大的效率优势，直到它的竞争对手也采取相同的模式。[20]因此，麻省理工的研究者认为，生产力的地区差异纯粹是落后地区在采用精益生产模式方面的迟缓，使学习曲线下移。[21]

根据前面对文化和信任的讨论，我们可以预测，具有强烈自发社会性的文化，如日本和德国，将最轻松地适应精益生产模式，而家庭主义文化，如意大利、法国、香港、台湾等则将遇到较大的困难。美国则是一个复杂的中间案例：在许多方面，它是很传统的高信任社会，但同时也是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的社会，这使它在历史的某个阶段选择了低信任工业解决方案。表2是麻省理工列出的数据，从中看不出与我们的预测有明显冲突的地方。

表2. 汽车组装厂生产力比较

（单位=小时/辆）

来源：James P. Womack, Danile T. Jones, and Danile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1), p.85.

任何人看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数据，都不得不同意精益生产模式是一种管理技巧，可以跨越文化的界限，实施这个方法的任何企业都有可能提高生产力，不管它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但是，在某些国家，一些重要文化因素会阻碍精益生产模式获得更大的成功。举例来说，虽然在国家之间的生产力有较大差异，但是同样使用最佳生产模式（我们假定是精益生产）的工厂的平均生产力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根据麻省理工的数据，日本的平均数和最高数位居第一，其次是北美，之后是欧洲，但与前者差距较大。[22]（该研究也给出了第三世界的数据，由于是许多国家的平均数，所以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表2的数据显示，设在北美的日本工厂的最高效率和北美的美国工厂的最高效率水平持平，但依旧低于日本本土工厂的最高效率。[23]

由于韩国的劳雇关系一直处于冲突状态，而且社会也更加有家庭主义倾向，因此，韩国企业不在精益生产模式的前沿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80年代，当韩国汽车制造商如现代和大宇公司的产品开始进入北美市场时，它们所倚仗的是以低薪资为竞争优势的低成本大规模生产模式。虽然它们大量借用了日本的技术（譬如现代的超越系列和三菱的柯尔特系列就完全没有差别），却并未引进精益生产机制，而是保留了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刚开始时，韩国汽车商的表现非常不错，但到了1988年，韩国本土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并且消费者开始意识到韩国汽车不如日本竞争对手的质量好时，它们的销售业绩就出现大滑坡。[24]当事实已经证明韩国不能单靠低薪水来竞争时，韩国本可以引进精益生产模式，但这一模式与韩国文化的对接，显然远不及其与日本文化那样来得自然。

并不是精益生产系统所有方面都像工作小组和质量小组那样成功地输出到美国。总的来说，除了那些从日本移植过来的跨国公司外，日本公司与供应商之间所奉行的经连会关系就没有被美国汽车公司照搬。美国汽车公司要么与供应商保留了纵向集成的关系，要么保持若即若离的市场关系。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引进了一些创举，如通用汽车前副总裁伊格纳西奥·洛佩斯（Ignacio Lopez）对公司供应商网络进行了大变动，其目的是使用传统（而且常常是对抗性的）市场准则从供应商处获取更好的价格和质量，而不是建立稳定、长期的信任关系。现在的情况仍然如此，装配厂商试图挑起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这反而使供应商不相信装配厂，不愿意共享生产技术和成本数据。[25]在其他情况中，这个问题更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通用汽车的土星（Saturn）装配工厂使用精益生产模式和少存货策略，结果一个供应商的地方工会蓄意使它停产，向它示威。

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研究者认为，既然精益生产模式比较容易地跨越了日美文化界限，那么它应该是不受文化限制的。但是这个推论成立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即竞争领域的研究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和美国是文化的两极，日本是团队主义的代表，美国是高度个人主义的典范。但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讨论。诞生于美国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泰勒制工业组织模式，也许并不是美国文化的典型或必然产物。泰勒制本身可能是美国历史的一个脱轨现象，如果它被更具共同体性质的精益生产模式所取代，美国实际上则会回到另一套、但却更正统的文化根源。要理解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美国传统遗产的双重性，它既是个人主义的，也是团队倾向的。

[1] Allan Nevins, with Frank E. Hill, Ford: The Times, the Man, the Company (New York: Scribner’s, 1954), p. 517.

[2] Nevins (1954), p. 553.

[3] James P. Womack, Daniel T Jones, and Daniel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p. 31.

[4]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58-259.

[5] Nevins (1954), p. 558.

[6] Nevins (1954), pp. 561-562. 对这一系统的描述还可参见Allan Nevins and Frank E. Hill, Ford: Expansion and Challenge, 1915-1933 (New York: Scribner’s, 1954).

[7] Allan Nevins and Frank E. Hill, Ford: Decline and Rebirth, 1933-1962 (New York: Scribner’s, 1962), pp. 32-33.

[8] 关于这一时期，参见William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40-251.

[9] 这一项目研究发现的总结, 参见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10] 也就是说，越少的公司资金被困在融资库存，其余资金则更加富有成效。从首席财务官的角度对这个系统的说明，请参见 Shawn Tully, “Raiding a Company’s Hidden Cash,” Fortune, August 22, 1994, pp.82-89.

[11]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还描述了在日本实行的精益生产的做法，不像制造过程那样，其效率似乎比美国的做法低很多。

[12] 关于这一点，参见 Lazonick (1990), pp. 288-290.

[13]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52-53.

[14]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 99.

[15]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 129.

[16] Harry Katz, Shifting Gears: Changing Labor Relations in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p. 89.

[17] Katz (1985), p. 175.

[18]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 83.

[19]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99-100.

[20] 事实上，马自达经连会的支持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重组期间坚持的改革之一是采用丰田的精益生产体系。采用之后，它的生产力大幅攀升。

[21]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84-88.

[22] 欧洲数据不按国家分类；因此，精益生产方式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之间实施的成功性会有很大的差异。

[23] 另一种可能是，精益生产因其跨制造业的方法在某些国家遭到抵制。那些最早实施这一方式的公司，尤其是那些从外国移植而来的，往往选址在那些没有工会抗争记录的地区，或失业使工人特别顺从的地区。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最初适应良好；但随着它蔓延到老工业区，它可能会遇到更强大的文化抵制力量。

[24]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261-263.

[25]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144-146.

第四部分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

第23章

“鹰隼不群”——果真？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不管赞成还是反对，美国已经十分在意“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问题了，从学校增设非西方语言和文化课程，到公司开展“多元化培训”研讨会，训练员工对隐性歧视的敏感度，不一而足。多元文化研究的拥护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美国人应该意识到并更好地了解构成美国社会的诸多文化的积极贡献，尤其是那些欧洲以外的文化。多元文化论的拥护者抑或认为美国在统一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外，从来不是单一文化模式，抑或认为过去几代人之间一直占支配地位的欧洲文化是具有压迫性的，因此不应是所有美国人遵从的模式。

当然没有人会反对严肃地研究其他文化，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学会容忍人群间的不同是有必要的。但是，声称美国没有自己的主流文化，或认为原则上它不应该有一主流文化以同化其多元群体，则又是另一码事了。正如本书所阐明的，一个群体是否能维持一种共享的“善恶观”（language of good and evil），对于建立信任、创造社会资本，以及由这些属性带来的所有其他积极经济收益至关重要。多元化的确可以带来真实的经济收益，但是倘若超过了某一界限，多元化又会为交流和合作增添障碍，并对经济和政治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

此外，美国也不一直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国家，仅仅由宪法和法制联结在一起。除了其通用的政治法律制度外，还另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使美国的社会机构具有凝聚力，完成美国的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这个文化起初源自某一特定的宗教和种族群体，后来脱离那些种族宗教根基，成为所有美国人广泛接受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区别甚大，后者深深根植于“血与土”。但是，美国人对于这个文化究竟是何物，它从何处而来，有着许多误解，在此有必要稍加阐述。

一般而言，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信奉个人主义的，若是追溯到先驱时代，则可说是顽强的个人主义。但是，如果美国人真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传统上就是个人主义的话，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得以迅速诞生巨型企业。一位不了解美国工业结构的来访者踏上美国的土地，在被告知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后，就会认为它有许多小而寿命不长的企业；美国人太过坚持主见，不好合作，于是无法在大机构中服从命令，或者因独立意识太强而无法建立持久的私营企业；公司诞生、发展，然后衰落，周而复始。这位观察者或者认为，美国人在这方面与强调权威、等级和纪律的德国人、日本人恰好相反。

但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是，美国率先发展了现代的等级制的公司，并在19世纪末产生了一些世界级大组织。创业者不断开创新的企业，而且美国人似乎完全不介意在巨型官僚等级机构中工作。这种组织天分并不仅限于创建大型企业，今天，在一个呼唤规模缩减、更新、更灵活的企业组织形式（如虚拟公司）的时代，美国人又走在了前头。把美国人描绘成个人主义典范的传统看法不十分正确。

许多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权威著作断言，美国是个人主义社会的典范，在这个社会中，群体或其他大型共同体没有什么权威性。这类文献认为美国人在群体中表现不佳，或者天生不适合群体生活，原因就是他们的个人主义特性。美国人强调权利，当有必要合作时，他们彼此是通过合同和法律制度来进行联系的。在许多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以及做亚洲研究的美国人的观念中，美国的工会主义工作控制只是广泛的个人主义文化的病症之一，至于它的好诉讼和对抗特征则已近于病态。

不仅亚洲人把个人主义视为美国的特点，美国人自己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社会的。但是，他们不是把个人主义看作一个缺点，而是看作一种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自豪感。因此，个人主义往往是自豪感的来源，美国人认为它是美国文明最独特、最有吸引力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全世界公开讨论共产主义和威权政体的衰亡时，最常听到的论调是，独裁是在美国流行文化和它所颂扬的个人自由的渗透影响下消亡的。无党派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之所以如此受美国人欢迎，部分原因是他为美国人树立了最佳个人主义的榜样。他在IBM公司工作时感到压抑，于是辞职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财富。佩罗常常说的口号是：“鹰不群飞，它们永远只会只身翱翔。”

无论他们对个人主义的价值持肯定或否定态度，亚洲人和美国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都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相比，有走极端的嫌疑。这一普遍的看法只对了一半。实际上，美国文化传统是双重的，除了推崇个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外，美国人也同样有着结社和参加其他形式的群体活动的强烈倾向。因此，照理应该是奉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在历史上却又一直是高度抱团的，创建了许多牢固且长久的自发组织，譬如少年棒球联盟、4H俱乐部、全国步枪协会，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以及妇女投票者联盟。

美国社会一直以来就有着高度的社群团结性，这中间最了不起的是，美国是一个人种和民族多元化的社会。从种族上来说，日本和德国毕竟是单一的社会，其中屈指可数的少数民族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虽然并不是所有同质化社会都表现了高度的自发社会性，但是种族多元性却是发展共同文化的严重障碍，譬如许多东欧、中东和南亚多民族社会就有过这样的失败案例。而美国正相反，种族加强了美国小共同体的凝聚力，却未成为（至少不是现在）社会向上流动和同化的障碍。

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的评价更接近亚洲人而不是美国人的观点：他把个人主义视为民主社会尤其容易出现的瑕疵。他相信个人主义是自私恶习的更温和表现形式，“它使每个成员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割断自己与同胞的纽带，只将家庭和朋友圈在一起。当他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后，他最大限度地听任社会自行发展而无参与意识”。个人主义诞生于民主社会，是因为，贵族社会中用来团结人群的阶级和其他社会结构，在这类社会中都不存在，人们除了家庭之外，没有更大范围的附着对象。于是，个人主义“起初消耗着公共生活的美德；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攻击并摧毁其他所有美德，并且大量引入自私自利理念”。[1]

托克维尔相信，他在美国所观察到的市民社团网络，对于抵制个人主义以及限制它的潜在破坏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2]民主社会中，平等的个体势单力薄，需要人们聚集起来以实现重要的目标，并且在社会生活中达成合作，而社会生活实际上就是一所公共精神的大学校，它把人们从本能地专注于自我满足的私欲中摆脱出来。[3]在这个方面，美国与法国的做法不同，专制的法国政府将团结公民的社团纷纷拆散，使法国人彼此孤立，成为名副其实的个人主义者。[4]

托克维尔关心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他担心民主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将引导人们脱离公共生活，一味追求狭隘的物质利益。一旦公民不热心政府的事务，就相当于为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通过教导人们合作和自我组织，一般民事中的自发社会性也会促进经济生活的繁荣。自我管理能力强的人很可能也善于为商业目的而联合在一起，谋求比单独行动大得多的实力。

个人主义深深植根于高扬个人权利的政治理论，而正是这个理论为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奠定了基础，所以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个人主义者的观点绝非偶然。用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话来说，这种法理结构代表了美国文明是一种现代“社会”（Gesellschaft）。但是，美国还存在产生于这个国家的宗教和文化根源的、同样古老的社群传统，它是形成这个“共同体”（Gemeinschaft）的基础。从许多方面来看，倘若个人主义传统一直占据支配地位，这种社群传统是防止个人主义冲动放任自流的中和力。美国的民主和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原因不是依靠单纯的个人主义或共同体主义，而是因为这两种对立倾向的互补。

美国人的自发社会性在经济上有着重要意义，最明显的例证是19世纪大公司在美国的崛起。与其他国家一样，所有美国企业都是由家庭所有并自我经营的小型企业起家。在1790年，有90%的美国人在多少属于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里工作。[5]1830年以前，最大企业的规模与现在相比也相当小。洛厄尔（Charles Francis Lowell）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Waltham）的纺织厂成立于1814年，是当时美国最大的企业，有300名职工；当时美国最大的金属加工厂是政府所有的春田兵工厂（Springfiled Armory），共有250名职工；最大的银行是第二合众国银行（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总裁比德尔（Nicholas Biddle）之外，只有两名专职经理。[6]

随着19世纪30年代铁路的兴建，所有这些都发生了改变。经济史学家就铁路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经济影响一直有着激烈争论[7]，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要想运营铁路，就不得不采用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8]铁路本身的分散特点使它们成为首个无法由单一家族来经营的经济企业，正是它推动了第一批等级式管理型企业的产生。铁路公司的规模日趋庞大：到1891年，仅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有11万员工，比当时美国军队的总兵员还多。[9]铁路融资要求有规模更为庞大的金融机构，铁路货运则将越来越大的地区连成统一的市场。与早期家族运营的企业不同，铁路公司是建立在以创始人为核心的辐射式管理制度的基础之上，管理的方式更分散，中间层次的管理者被授予相当大的权力。市场的扩大为通过更细致的劳动分工发展规模经济奠定了基础，无论在生产还是营销领域。随着中西部和西部产出的谷物和牛肉被包装、运送到东部的消费市场，美国第一次有了所谓全国市场的概念。

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铁路公司主要由私人出资、所有、运营。虽然欧洲的铁路公司也是前沿的大规模经济组织，但是它们大部分是由政府创办，并借鉴了国家官僚机构的组织和管理方法。[10]19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深受腐败和政治阴谋的影响，尤其是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能力都远弱于欧洲的政府。因此，在既没有可借鉴的清晰模式也没有训练有素的管理者作为后盾的情况下，美国人如此迅速地建立起大型管理机构的确很让人佩服。

在南北战争以后，借鉴铁路公司的理性组织结构的大型商业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首先出现在分销领域，然后是在生产领域。1887年至1904年期间，美国在标准石油（Standard Oil）和美国钢铁（U.S. Steel）等公司的带头下掀起合并热潮，后者成为第一个资金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工业企业。[11]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经济的大部分产出来自大型公司。这些大公司生命力非凡，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品牌，不少是由19世纪末成立的公司创建的，其中有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西屋（Westing House）、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全美现金出纳机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柯达（Eastman Kodak）等。大众市场商品的品牌实际上是美国公司在19世纪后半叶的创造发明，分销商利用品牌商品在运输上的优先来争取更广阔的市场。生产商发现，如果他们控制了分销渠道，就能够确保产品质量、发送及服务的可靠性。这种前向整合只有在公司本身有足够大的规模，能持久经营，从而为质量赢得声誉后才可能实现。这正是今天华人公司发现很难达到的目标，但是在19世纪处在跟当今华人企业同样发展阶段的美国公司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当然，除了文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解释美国公司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大多数传统的解释是，企业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要利用技术改革所创造的规模经济，尤其是美国的国内市场如此广阔、自然资源如此丰富。美国工业历史的初期就有了产权和商业法体系。另外，宽松的管制环境、没有人为限制的国内市场也促进了美国大公司的发展，同时它们也促进了义务教育的迅速普及，以及一流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体系的建立。

如果将美国与法国或中国相比，就不难发现，美国文化并没有如人们对个人主义文化所设想的那样阻碍了大型组织的发展。大体上，美国人不抵制没有信任基础的非血亲专业化管理；当需要扩大规模获取更大利益时，他们也没有企图将企业停留在家族范围之内；被赶入大工厂或办公楼、在专制的官僚化机构中工作，也未见他们起来反抗。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的劳雇关系史充满了暴力和冲突，因为工人获得了罢工、集体谈判、干预制定职业健康和安全条件的权力。但是工人赢得这些权力后，工人运动本身也随之成为这个制度的一部分。它从未像欧洲（尤其是南欧）的工会一样，倒向马克思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或其他激进的意识形态。

换句话说，美国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是信任度相对较高的社会。这并不是说美国人统统是讲道德、值得信任的。美国19世纪的伟大工业家和金融家，如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古尔德（Jay Gould）、梅隆（Andrew Mellon）和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都有冷酷、贪婪的名声。这一时期充满了诓骗、欺诈和贪婪的商业行为。这一切都是在没有20世纪这般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进行的。但是经济系统运转得如此顺利，必须存在普遍的社会信任这一重要因素。

以19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跨州农产品贸易为例，货物销往东部要经过几个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批发商，每一个都要在进货、出货前收、付定金。在当时情况下，芝加哥的批发商很难与南部德克萨斯州阿比林市（Abilene）或堪萨斯州托皮卡（Topeka）的批发商敲定具体的合同，如有违约现象，更难提出诉讼。因此大部分这种贸易都依赖信任。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出现，到南北战争时期，纽约的批发商可以直接向堪萨斯或德克萨斯的生产商订购大批谷物或牛肉。这减少了预付金的数量，同时也意味着降低了风险，但是它没有消除双方对电报另一头、从未谋面的合作伙伴的必要信任。[12]换句话说，美国人可以在巨大的社会资本的帮助下降低进行大规模复杂生意的交易成本。

在政治上，美国人对集权的经济权威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标准石油等公司掀起兼并浪潮和建立托拉斯的努力，导致了谢尔曼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通过，以及宣扬打击托拉斯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民粹主义。进入20世纪后，政府的干预使兼并风潮缓慢下来，随之而来的政府政策的改变对工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且一直延续到80年代的里根时期。在法国、意大利等中间组织薄弱的社会中，政府必须出面干预才能建立或支持大规模企业；而在美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以阻止公司发展得过大。美国企业的自发性不是缺乏制度而分裂或者破产，而是因为持续发展，最终走向垄断或“规模不经济”，反成发展的障碍。

与日本人或德国人一样，20世纪中期以前创建了引人注目的企业的美国创业精英，都是属于同一人种、同一宗教和同一民族的。实际上，当时所有大型美国公司的经理和董事基本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白人男性新教徒，偶尔有天主教徒或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欧洲人。这些董事通过互联的董事会、乡村俱乐部、学校、教会和社会活动互相熟悉，而且他们将自己带有宗教背景的行为准则强加给他们的经理和雇员。他们试图向其他人灌输自己的工作伦理和纪律，同时排斥离婚、通奸、精神不正常、酗酒，更不用说同性恋等其他非传统的行为。

虽然今天许多美国人，以及甚至越来越多的亚洲人认为美国人太个人主义了，缺乏真正的共同体意识，但是很难想象20世纪中期大多数批评家对美国式生活的批评竟然是过分驯顺和同质化，尤其是在商业共同体中。这个时期两大主要的社会分析，即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和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指出了驯顺弥漫的危险性，认为社会个体在群体中瞻前顾后，生怕越雷池一步。[13]根据里斯曼及其合著者的观点，19世纪建立了自己国家的美国人是由宗教或精神的内在原则引导的，因而留下了个人主义色彩，而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美国人则由外在准则引导的，言行举止都不希望违背大众社会的尺度。

这个时期，美国式小镇逐渐衰落，因为小镇的限制过多，当时人们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但是他们现在回想起小镇的秩序井然和注重家庭时，又充满了怀念之情。20世纪中期，也是IBM和它的着装规则鼎盛时期，它要求所有白领员工身穿相同的白衬衫上班。欧洲观光客常常惊叹美国看起来是比欧洲的社会更加千人一面。没有自己的贵族或封建传统可依靠，美国人只能彼此看齐，寻求行为标准。60年代以来美国发生了社会革命——公民权利运动、性解放、女权运动、嬉皮运动，以及现在的同性恋权利运动。想要理解这些运动，我们只有将其看成是美国人对20世纪前半叶僵化、令人窒息的美国同质性主流文化作出的自然反弹。

不少关于竞争力的文章把美国刻画成一个超级个人主义（hyperindividualistic）社会，让人读起来却觉得仿佛是对现实的漫画，似乎所有美国公司都缺乏家长观念，譬如洛伦佐（Frank Lorenzo）领导下的大陆航空公司（Continental Airlines），管理者可随时将工作很长时间的员工解雇，而员工只要有更高薪水的工作机会也会跳槽。事实的真相是，许多日式的商业行为都不是日本独有的，而是许多社会所共有的，其中就包括美国。例如，非契约式商业关系依靠的并非法律手段，而是建立在两家互相信任的公司的非正式了解基础之上，这样的关系在美国并不少见。[14]采购决定也不是没完没了地比较价格和质量后才做出，信任关系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起着重大作用。有许多特殊的经济领域通过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如在多数股票经纪人的交易传统上只需口头协议就可以进行交易，而不要求预付款，许多美国公司是以家长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员工的，尤其是小型的家族企业。甚至在如IBM、AT＆T和柯达等不少大公司中，也实行终身雇用制，并通过提供丰厚的福利来赢得工人的忠诚。IBM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放弃终身雇用制，当时它面临危机，公司前途未卜。大多数大型的日本公司也有相同的雇佣政策，只是还未遇到这样重大的问题。

如果美国社会的群体取向或结社生活传统是如此悠长，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又如此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呢？部分原因是语义上的。通常，美国政治讨论中总要一分为二地展示自由社会的基本问题，即以个人权利平衡政府权力。但是对于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各种中间组织的权威，则只能笼统地用学术词汇“公民社会”泛指。美国人的确是反国家统制主义者，尽管20世纪美国政府越来越庞大。但是那些同样反国家统制的美国人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厂、工会和职业组织等。反对政府提供某些福利服务的保守派通常认为自己信奉个人主义，但是，这些人往往同时乐于强化某个社会机构的权威，如家庭或教会。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根本不是个人主义者，更像是非国家统制形式的共同体主义的支持者。

在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语言问题。李普赛特认为加拿大的文化传统与美国相比更偏向共同体主义，他把美国视为高度个人主义的国家。[15]他所谓的“共同体主义”主要是国家统制主义。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尊重政府的权威（联邦或省政府），他们有较大的政府部门，而且更遵守法律，缴纳更高的税，更遵纪守法，更乐于服从政府的权威。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明，即加拿大人是否更愿意让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那些中间社会团体的利益。李普赛特提供的一些证据显示并非如此，加拿大捐给慈善机构的钱明显少于美国人，因为他们不如美国人那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他们的私有机构缺乏活力。[16]从这些方面看，我们可以同样说加拿大不如美国那样偏向于共同体主义。

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语义混淆也很明显地体现在创建新的宗教机构或企业时。美国诞生于宗派主义中：清教徒来到美洲新大陆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英格兰圣公会（the Church of England）的权威，并因信仰而遭受迫害。自此以后，美国人一直不断地建立新的宗教组织，从初期清教徒的公理教会、长老会，到19世纪的卫理会、浸信会和摩门教，再到20世纪的五旬节派、神圣之父和大卫狄恩支派。教派的建立常常被说成是个人主义的行为，因为新群体的成员拒绝接受已有宗教机构的权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的宗派常常要求其追随者牺牲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其纪律甚至要比他们脱离的教派更严格。

同样，美国人离开公司创建自己企业的倾向也常常也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例子。当然，与日本雇员终身效忠他们的企业相比，美国人的确显得更个人主义。但是，这些新的创业者的举动很少是纯粹个人主义的。他们往往结伴离开自己打工的公司，然后又迅速地建立起有新的等级和权威的组织。这些新的组织与旧企业一样需要相同的合作精神和严明的纪律。如果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他们发展成巨型公司，并有非常持久的生命力。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情况往往就是如此，将企业带入持久状态的人一般不是创业者，因为推动制度化的人才较有团队倾向，而创业者更加个人主义，以扮演受人尊敬的角色。但是这两类人在美国文化中很容易共存，互相取长补短。每一个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身边都有一个杨百翰（Brigham Young），每一个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身边都有一个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所以摩门教会和苹果公司到底是美国个人主义的典范，还是群体主义的典范？虽然很多人会认为是后者，但是在美国，它们其实同时代表了两种倾向。

如果我们把绝对的个人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理想型”，那么它将是一个由完全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完全出于理性的私利计算，彼此之间毫无纽带和义务，除非是那些经过计算后产生的纽带和义务。美国通常描述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不是这种意义的个人主义，而是至少扎根于家庭的个体行为。大多数美国人工作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狭隘的私利，还为家庭去奋斗并作出牺牲。当然，一些完全独立的个人也确实存在，如没有子女的隐居百万富翁，或靠养老金独居生活的退休老人，或贫民窟的无家可归者。

尽管大部分美国人扎根于家庭，美国却从没有像意大利或者中国那样成为家庭主义社会。虽然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对此持有反对意见，但是美国的父权家庭从不像中国或者某些拉丁天主教社会那样得到意识形态的支持。在美国，家庭关系常常要服从更大社会群体的要求。事实上，在种族共同体以外，亲戚关系在美国不过是促进社会性的一个较小因素，因为美国社会存在许多其他通往共同体的桥梁。美国孩子不断受到宗教团体、教会、学会、大学、军队或公司的吸引而走出家庭，融入到社会中。在中国，每个家庭像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而与之对比，在美国历史上，更为广泛的共同体拥有更大的权威。

从建国起一直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崛起为世界首要的工业强国，美国在这期间一直都不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事实上，美国是具有高度自发社会性倾向的社会，普遍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亲戚关系的人可以轻易为着共同的经济目标达成合作。美国社会存在什么样的通往社会性的桥梁，抵消了它固有的个人主义影响，从而实现了这一切呢？美国不像日本或德国那样经历过封建时代，因而没有可带到现代工业时代的文化传统，但是，它有不同于所有欧洲国家的宗教传统。

[1]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2: 104.

[2] 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有两个因素缓解了个人主义的影响：其一是自由政治制度，它允许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其二是“正确理解自我利益”的原则，这导致人们去精心计算与同伴的合作是否符合他们的自我利益。

[3] Tocqueville (1945), pp. 114一118.

[4] 参见托克维尔在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第15章的讨论。

[5] 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51.

[6] Chandler (1977), pp. 43, 58, 72. 有些种植园的奴隶人数多至一千人。

[7] 尤其参见Robert W. Fogel, Railroads and Economic Grow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4).

[8] Chandler (1977), pp. 79, 188.

[9] 当时男性的总人数为39 492。Chandler (1977), pp. 204-205.

[10] Chandler (1977), p. 205; Alan S. Milward and S.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780-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pp. 378-380.

[11] 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 155.

[12] Chandler (1977), p. 210.

[13] William H. Whyte,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6); David Riesman, with Reuel Denny and Nathan Glazer,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14] 参见Stewart Macaulay, “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 A Preliminary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1963): 55-69.

[15] Seymour Martin Lipset, Continental Divide: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3-10.

[16] Lipset (1990), p. 46-56.

第24章

循道合群

美国人有着结社生活的习性，这对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倾向构成了某种平衡；这种结社习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是新教精神，它是早期移民从欧洲带到北美来的。[1]似乎矛盾的是，这个新教精神同时又是美国个人主义的重要来源。这是一种颠覆旧有社会制度的信条，但同时又能促进新共同体的形成，成为社会团结的强大纽带。新教怎么会同时是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的来源，这需要花一点笔墨来解释一下。

要理解美国生活的共同体性质的一面，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个人主义的根源。20世纪后半叶，美国经历了一场“权利革命”，这一革命为提倡个人主义行为打下了道德和政治的基础，后果是减弱了早期的群体生活倾向。到了20世纪90年代，再没有人想到要批评美国社会过于合群。与之相反的问题开始涌现，家庭分裂，各类组织在不断增加的多元化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城市和邻里街区正在消亡，社会孤立、信任缺失和犯罪弥漫的气氛日趋严重。许多人在生活中能隐约感觉到某种社群感，可一旦较真却又根本不存在。美国的权利革命所造成的个人主义后果并非偶然。这些观念并非是受来自遥远国度的异域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某些固有倾向的必然产物。

相反，像儒家思想那样的亚洲伦理体系，将义务而非权利作为必须遵守的道德要求。即一个人出生之后，就要背上对其他人的一系列责任和义务，包括父母、兄弟、政府官员和帝王。要想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或者取得士绅的地位，端看他在什么程度上履行了他的这些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不是从既有的伦理准则派生出来的。从这一点看，儒家思想和古典时期的西方哲学、宗教传统殊途同归，古典政治哲学所定义的许多品德，如英勇、诚实、仁慈或公民品德，都是义务。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戒律大多也是以义务的形式出现的。

然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使西方政治思想来了一个大转弯。他是自由哲学传统的先驱，追随者有约翰·洛克（John Locke）、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以及美国宪法的起草人。霍布斯认为，人生来不是承担义务而是享受权利的，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生存权。[2]无论个人要承担什么义务，都只能是作为他自愿进入公民社会的结果才能被接受。对霍布斯而言，义务完全是权利的派生物，只有在保障个人权利的时候才会履行。因此，一个人之所以有义务不伤害他人，仅仅是倘若这样做，会使他又回到自然状态，而他自身的生存权利将受到威胁。无论霍布斯、洛克和美国的国父们有多少差异，他们都接受权利第一的正义概念。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人生来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组建政府则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因此，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成为美国威严法律殿堂的基石，这是所有美国人为之骄傲的一点，也是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所有合法政治权威的起点。

儒家强调义务，因为它的概念是个人生存在一张既有的社会关系网中。人生来就要对别人承担义务。一个人不可能孤立地完善自己，人类最高尚的品德，如孝和仁，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才能付诸实践。社会化并不是达到私欲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生活的目标。当然，认为人类是社会性的并不是儒家独有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把人看作天生的政治生物，“城邦国家在本质上要先于家庭以及我们每一个体”。完全自给自足的人类若非野兽，就是神灵。[3]

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观点则完全相反，其认为义务不仅是权利的派生物，而且这些权利属于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人。[4]霍布斯和洛克描绘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是独立的，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照顾好自己，而他们的基本社会联系则是冲突性的。社会关系不是自然的，只有在个人无法独立达成心愿时，才会借助社会关系的手段来达到。在卢梭笔下，自然状态下的孤立更趋极端，甚至家庭都不是人的生存或幸福必不可少的。虽然“个人主义”一词没有出现在美国宪法中，但“权利的主体为孤立的个人”这一命题隐含在宪法所依据的理论中。举例说，家庭纽带根本不像在儒家学说中那样享有特殊的地位。洛克《政府论》下篇第六章说到父母和孩子有互相热爱和尊重的义务，但一旦孩子有了自己理性思考的能力，父母的权威就此结束。洛克的观点与儒家思想恰好对立，父母的权威不能作为政治权威的模式，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意，而不是因为它构成一个“超级家庭”。[5]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所讨论的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和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谓的经济人恰相对应。两者都被设定为孤立的个体，都认为个人在本性上是寻求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政治自由主义）或他们的“功利”（经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都认为，社会关系通过契约关系来体现，在这样的关系中，理性地追求权利或功利造就了与他人的合作。

个人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这不仅符合美国，也符合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其中最终演变出现代新教的那条进路。[6]犹太教和基督教把上帝看作全能的、超然的立法者，他的话超越了所有既定的社会关系。对上帝的义务超过了对所有社会权威的义务，无论是父亲还是恺撒，连亚伯拉罕都要准备好将自己的儿子献祭。上帝的律法是普世的标准，人类所有的制定法都要接受它的评判。

仅有超越的律法本身并不必然会为个人主义打下基础，因为谁来诠释律法这个问题没有定论。当然，天主教会把自己视为上帝和他子民之间的沟通者，并宣称自己的诠释是具有权威的。天主教会扮演着这个角色，在历史上批准了大量体现或至少是不违背上帝旨意的社会建制，从家庭到国家，到形形色色的神职人员、官员、统治者，以及这之间的三六九等。甚至，在天主教国家，教会本身成为共同体的主要渊源，因为它维护了自己作为人类和上帝之间的看门人的角色。

新教的宗教改革为个人带来了与上帝建立直接关系的可能。恩典不必靠优秀表现或履行一套社会义务而获得，它也可以施予罪恶最深重但信奉上帝的人。事实上，在西方个人主义具有的积极内涵大于其消极意义，这尤其体现在历史上基督徒的良心运动，即拒绝奉行以上帝的高级法名义颁布的不公正规定或命令。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维滕贝格的主教堂门口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他的行为正是新教传统的第一次个人主义行为。从长远来看，个人有与上帝建立直接关系的能力，这为所有社会关系带来了极其颠覆性的后果，因为它使个体获得了道德支持，以反对传播最广的传统和社会惯例。

儒家的角度却截然不同。它的伦理准则源于社会性制度，如家庭、宗族、君王、官僚，并赋予它们道德意义。没有更高的准则来批评这些基本制度，在这样的伦理系统中，个人显得势单力薄，无力以自我的良心来判定父亲或政府官员所赋予的义务是否与更高的律法相违背，因而是否必须拒绝。此外，儒家思想并没有企图将其道德准则抽象化，并推广至全人类范围。因此，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屡屡冲突，也就不那么让人觉得意外了。现代的人权拥护者往往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认可基督徒的理念，即唯一的、高于一切的伦理法则的普世标准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并不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约束。

亚洲的民间信仰，譬如中国的道教和日本的神道，都没有赋予个人主义以合法性。这类泛神论的信仰崇拜多个神灵，这些神灵藏身于岩石、树木、溪流甚至于电脑芯片当中。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像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一样万能，而且没有任何神强大到可以裁决一切，譬如赋予儿子对父亲的违逆或者推翻既有权威的政治反抗以合法性。唯一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个人主义的宗教是佛教，这一宗教同样不是一神论，并教导众生远离尘世的所有事物。佛教的力量强大到可以让儿子出家为僧侣，因此，佛教也常常被认为是和儒家价值观相对峙的。[7]在日本，佛教像新教一样衍生出不同的教派。大体而言，这些宗派都与日本既有的社会机制和平共处，虽然有时候他们会因其独立的身份，成为抵抗政治当局的源头。[8]

霍布斯和洛克的著述都不是从基督教的视角出发，但是他们同样认可基督教的这个观点，即个人有权利根据更高原则来判断他所处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是否恰当。新教徒可以根据自己对《圣经》上神意的诠释来判断。对于霍布斯或洛克来说，自然人则凭借天赋人权和理性的理解，为自己的利益作出最佳判断。以美国为例，两种思潮——新教革命和启蒙运动——都是个人主义的支持来源。

那么，新教又是凭借什么特殊的机制引导美国人走向结社生活的呢？答案与美国新教的宗派性大有关系。

美国宪法禁止联邦政府设立国教，但不禁止州政府这样做。个别州如马萨诸塞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建立属于该州的教派，但是教会和政府的分离原则已经行之多年，而且备受尊重。有人会认为，建立全国性教会将产生强烈的共同体感觉，就如同在许多欧洲国家，因为它将国家和宗教认同感结合在一起，能在政治体系之外给予公民一种共同的文化。事实上，这种做法所带来的结果却是相反的。在那些教会系统完善的国家，宗教认同是强制认定而非自愿的，人们往往倾向于世俗主义，很多情况下还公然反对教权。而没有国教的国家，却能保持高度虔诚的态度信奉宗教。因此，在没有国教的美国，一边是世俗的公共生活日益发达，同时却又比有国教的欧洲国家更虔诚地信奉宗教。这一点从诸多宗教情感的衡量指数上都可以看到，譬如到教堂做礼拜或认为自己信上帝的人数，或私人向宗教组织提供的慈善捐助等。[9]相反，天主教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却是暴力反宗教运动的摇篮，而到了20世纪，这些运动则成了马克思主义式的，且无一不是旨在消除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路德宗是瑞典的国教，19世纪，它加强了自己的垄断地位，甚至到了迫使瑞典浸信会教友移民的程度。到了 20世纪，掌权的社会民主党对这一早期的正统教会作出了反应，并成为强烈的反教权主义者。今天，瑞典是欧洲最世俗化的国家之一。[10]看来，无论是国教还是志愿教会，越少特殊教条（如天主教或新教），人们就越能保持宗教情感。

这一明显的悖论背后的原因是，倘若宗教认同是强制施予的，逐渐就会成为大家想逃避的负担。政府越坚持让民众信教，民众就会越发抵触它，视它如包袱，并将其对权威的其他不满情绪聚集一起。但是在自由信教的国家里，人们只有在对精神追求感兴趣时才加入教会。教会不再是抱怨政府或者社会的导火索，而是本身就可以成为抗议的载体。自发性的宗派就如其他自发性的组织一样，比起正统教派来说可以更为轻易地解散，它们也同样可以造就更为虔诚的信奉。因此，美国人比欧洲人更笃信宗教，应归功于罗塞·芬克（Roser Finke）和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所谓的美国宗教“自由市场”，人们在宗教从属关系上有广泛的选择。[11]

美国宗教生活的志愿性和开拓性特征，进一步解释了宗教信仰为什么可以顶住越发强大的世俗化压力，并历经相当长的时间还得以不断更新。随着老教派牧师的布道变得程式化，而教义也慢慢变得宽泛粗疏，新的原教旨主义教派就会起而挑战，而新教派的入门要求则更高。当教会要求成员在情感上投入更多并改变生活方式时，成员中间更容易产生强烈的道德共同体的感觉。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律严明，要求有基本的训练，打造出比陆军更加强烈的忠诚度和团结精神，而原教旨主义的教会也是如此，它们的成员是比主流新教宗派更加热忱的信徒。

美国已经历了多次原教旨更新时代。社会学家大卫·马丁（David Martin）指出有三次主要浪潮：最初定居美国的殖民者的清教主义，19世纪前半叶卫理会（还有浸信会）的复兴，以及始于20世纪且至今仍在继续的五旬节派福音运动。[12]早期的清教徒（包括公理会、长老会、贵格会等等）是不顺从英国国教的英国教会，他们来到北美就是为了寻求宗教自由。到19世纪初，这些教派（以及南方的新教圣公会）成为老派联邦主义统治集团的教会，之后又反受卫理会和浸信会所发起的福音运动的挑战，这些教派所吸引的是杰克逊时代获得选举权的底层民众。[13]（今天的卫理会信徒倘若知道，自己的前辈信徒会像今天的五旬节派信徒一样举行通宵的复活仪式，并以叫喊、祈祷、跪拜在地的仪式结束，一定会惊讶不已。）但到了19世纪末，已经成为当权派的一部分并且大部分信徒是共和党人的卫理会和浸信会[14]，又反受五旬节派和其他原教旨派的挑战，这些新兴教派所吸收的是贫困白人、黑人和其他被主流教派排斥在外的民众。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旧教会看不起新宗派，将它们视作未受教育的底层阶级的组织，但是它们的信徒却慢慢流失到这些新教派中去。今天在美国的原新英格兰清教徒会已经徒有虚名，而神召会（the Assemblies of God）和其他福音教会却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美国新教不同于国教的宗派特性以及它所产生的活力，应该是理解美国社会持续活跃的结社生活的关键所在。美国宗教的志愿特征常常被认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表现。但是宗派性的新教主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通过原教旨主义的复兴运动得到更新，于是通过一个共同的道德准则将教徒团结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极富活力的共同体生活。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访问美国时，观察了很多公民社团组织，并相信这些社团对美国民主的成功起了关键作用，虽然他没有具体指出，但几乎可以肯定这些社团多是宗教性的，如戒酒协会、唱诗班、慈善组织、圣经研读会、废除死刑组织、学校、大学、医院，等等。19世纪末访问美国时，马克斯·韦伯也观察到了新教宗派在促进共同体生活和民间信任方面的重要性，他相信这些特性促进了经济合作。

要理解美国宗教的志愿性和宗派性跟自发社会性的关系，也许最好的例子是摩门教（Mormon）。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即摩门教派的全称）在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共同体内的团结，就是一个完美案例。摩门教徒不认为自己是新教徒，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在非摩门教徒看来则是古怪的）神学道统，即天使莫罗尼在1823年给约瑟夫·史密斯的启示，他们也有自己的牺牲和奋斗史，譬如约瑟夫·史密斯在1844年被谋杀，整个教派长途跋涉跨越西部大沙漠，最后建立盐湖城。他们有自己严格的道德准则。就像韦伯时代早期的清教徒，摩门教禁止饮酒、吸烟、婚前性行为、毒品和同性恋。他们重视纪律和辛勤工作，许多摩门教徒对世俗成就都多少有些唯物的态度。[15]尽管早期实行过一夫多妻制的做法（1890年被教会禁止），摩门教仍鼓励发展大家庭，妻子待在家里，推崇传统的强大家庭观念。[16] 换句话说，当代摩门教徒体现出来的是早期清教徒的众多美德，但是现在却被美国社会其他群体视为不宽容的压迫性教派。除了遵守这些道德准则以外，对于身为摩门教徒来说，入教的要求在当代美国是标准极高的。所有摩门教青少年在19岁的时候都被鼓励花费两年的时间去为他们的宗教到国外布道，此后必须向教堂缴纳什一税。[17]

这些进入教派的高代价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强烈的共同体感觉。在组织方面，20世纪初的摩门教牧师杨百翰堪称天才，他说：“除了德国陆军，再没有其他组织像这样一般完美。”[18]今天摩门教每年有超过80亿美元的收入，名下的投资和不动产价值达数十亿美元之多。教会通过庞大的科层机构管理着全世界近900万摩门教徒的需求。[19]年轻摩门教男孩往往要在高压下培养出有关教会活动的行政技能，如组织童子军或慈善活动。[20]

尽管他们有着社会保守主义和反共政治倾向，在其整个历史上，摩门教徒已经通过各类准社会主义机构相互支持。定居在犹他州沙漠中的摩门教徒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建成广泛的灌溉系统，把水资源统一收为共同体的财产。[21]根据约瑟夫·史密斯的一个早期启示，上帝命令他的信徒“照顾穷人”。多年来摩门教设立了多个社会福利项目，包括《奉献法》（Law of Consecration）和斋戒捐献制度（the fast offering），依照这些规定，每个成员都要捐出收入的一部分，以支持穷人，这里不是指泛泛而言的穷人，而是共同体内那些不如自己那么幸运的人。[22]在大萧条期间建立的福利服务项目，今天仍然在运营，该项目向那些在社会上不能自理也没有家庭的人提供援助。因为该项目在一个道德共识程度高的共同体内经营，它能够提出比“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之类的联邦计划更高的要求。教会提供的福利有一个附加要求，即受援助者以工作作为回报，而鼓励其尽快实现自理。摩门教有一个深入共同体内部的早期检测系统，试图防止个人家庭陷入贫困。[23]正如犹太人、华人和在美国的其他族裔一样，摩门教徒强烈的共同体感觉保证了他们能够照顾好自己的群落。虽然摩门教徒像美国社会的其他群体一样都经历过贫困和家庭破裂，他们的福利依赖比例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样，像早期的清教徒，摩门教在经济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这一方面归功于他们古典的清教徒工作伦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比美国全国人口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在美国，47%的摩门教家庭收入超过25 000美元，相比之下全国的数字只有39.5%，而9%的摩门教家庭收入超过50 000美元，而全国则只有6%。[24]近年来，摩门教已经在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完美文书（WordPerfect，现被诺威收购）和诺威（Novell），是美国两家领先的网络国际集团软件公司，最开始都是由摩门教徒创立的。[25]诺威的执行总裁雷·诺达（Ray Noorda），也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关于他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潜在的业务合作伙伴有一次去拜访该公司的一名执行官，他到了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一家肮脏的旅馆，在登记处却找不到执行官的名字。他检查了注册客人名单，发现诺达的名字列在上面，原来诺达是与人同住一个房间，因为他不想支付两个房间的费用。[26]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环境因为采矿和钢铁产量下跌而变得异常艰难，犹他州却一跃成为高新技术发展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摩门教的企业家精神。[27]

与日本人、德国人以及具有明确内外之分的所有其他共同体的情况相似，摩门教的这种极其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的不足之处是对于外人的敌视。摩门教公然歧视非裔美国人，直到1978年才允许他们成为祭司的成员，并且经常被指控（虽然是错误地）只在欧洲国家传福音，旨在保留摩门教徒的种族特征。[28]虽然摩门教社会近年来在第三世界极大扩张，但摩门教在美国犹他州的大本营，按照今日美国的标准衡量，是毫无多元化可言的：几乎没有公开的同性恋、女权主义者、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29]

所以说，摩门教徒最好地诠释了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奇怪悖论。从一个角度看，他们是高度个人主义的，拒绝所有既有的教会和教派，选择了一个新的、奇怪的信仰，并因此遭受了变节者的迫害、排斥的痛苦过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是高度共同体化的，可以命令成员为了教会指定的优先任务而牺牲他们私人生活时间（摩门教平均一个星期在教堂有关的活动上投入4个小时），照顾共同体中的贫弱成员，建立种类繁多且持久的社会制度。

摩门教的自发组织和共同体自助的能力，无论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凡的，比大多数新教教派广泛得多。然而其他教派也通过不那么极端的方式，促进了各种各样类似公共机构的建设，如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和其他社会福利机构。20世纪30年代在哈林（Harlem）的神圣之父引发的狂热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们是新的基督教宗派，从一个更大的、更成熟的机构突破出来，通常在一个严格的或更加原教旨主义诠释的基础上形成，这赋予了他们新的精神能量，并提供了建立强大共同体的新动力。

新教宗派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信众的来源。这种具有派系精神的新教铸造了19世纪美国文化的轮廓，其他没有志愿性质的宗教团体，如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最终也发展了同样的特性。宗派宗教生活是社会自我组织的一所学校，它产生的社会资本在各种非宗教环境中也非常有用。换句话说，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文化并不仅限于美国主流白人，因为其他种族和宗教集团进入美国后，经过新教控制的公立学校体系的洗礼，之后即被同化并接受了相同的价值体系。即使它们的宗派逐渐主流化和世俗化，新教本身仍保留了组织和合作的能力。换句话说，结社的能力成为美国全民的特征，而不仅限于新教徒。

因此，宗派性的新教主义看似矛盾地成为美国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的共同来源。许多人认为，个人主义冲动终将战胜共同体意识，这种看法很有见地。[30]也就是说，不断挑战现存教会并建立新的宗派，在短时间内的确可以促进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但就长期而言，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会降低人们对既有制度的敬意，更会削弱他们对所有权威本身的尊重。从长远来看，随着社会世俗化范围的扩大，当过去积累下来的社会资本被耗尽而消失后，社会性习惯也将会逐步丧失。也许宗教可以通过新一轮的原教旨主义和宗派形式来阶段性地完成更新，但总的说来，美国新教的最后遗产则是个人主义思维的陶铸成型，它不可能长时间接受某一稳定的权威或社会共识。换句话说，新教精神所产生的社会化习性也将慢慢自行消亡。

[1] 其他一些因素也用来解释美国人乐于结社的原因，譬如开疆拓土迫使早期的定居者彼此依靠。很显然，美国的联邦制也推动了地方自治。

[2] 参见Leo Straus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omas Hobbes: Its Basis and Gene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参见我对此的讨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153-161.

[3] Aristotle, Politics I i.11-12.

[4] 关于这一点，参见Mary Ann Glendon, Rights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p. 67-69.

[5]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2), pp. 30-44.

[6] 关于这个大论题，参见Louis Dumont, “A Modified View of Our Origins: the Christian Beginnings of Modem Individualism,” Religion 12 (1982): 1-27; 还可参见Robert N. Bellah et al., “Responses to Louis Dumont’s ‘A Modified View of Our Origins’” Religion 12 (1982): 83-91.

[7] 公元6世纪佛教文化入侵中国达鼎盛时期尤其如此。参见 W. J. F.Jenner, 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1992), pp. 113-114.

[8] 参见Joseph M. Kitagawa, Religion i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00-130.

[9] 尤其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Jeff Hayes, “Individu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Responsive Community, 4 (1993-1994): 69-81.

[10]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 14.

[11] 这一耳熟能详的观点见于 Roger Finke and Rodney Stark, “How the Upstart Sects Won America: 1776–1850,”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8 (1989): 27-44.

[12] Martin (1990), p. 20.

[13] Seymour Martin Lipse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Past and Present,”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pp. 309-312.

[14] Lipset (1968), p. 314.

[15] Thomas F. O’Dea, The Morm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143, 150. 据摩门教史学家Leonard J. Arrington，约瑟夫·史密斯112条启示录中有88条是关于经济事务的。严格地说，有摩门教教义的许多方面避开财富且促进经济平等，这与韦伯研究的早期清教徒的情况一致。

[16] 摩门教徒家庭的子女数的平均值是4.61，是美国全国平均数的两倍。美国犹他州青少年期未婚生子的比率不到的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每1 000个存活的新生儿中有48个，而全国平均数为155。Darwin L. Thomas, “Family in the Mormon Experience,” in William V. Antonio and Joan Aldous eds., Families and Religions: Conflict and Change in Modern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3), p. 276; and H. M. Bahr, ed., Utah in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ntrasts (Provo, Utah: Family and Demographic Research Institute,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1981), p. 72.

[17] 在实际情况中，只有一半的年轻摩门教男性进行布道，而女性的比例更小。

[18] Quoted in “Mormon Conquest,” Forbes, December 7, 1992, p. 78.

[19] “Building on Financial Success,” Arizona Republic, July 13, 1991.

[20] Malise Ruthven, “The Mormon’s Progress,” Wilson Quarterly 15 (1991): 23-47.

[21] Bryce Nelson, “The Mormon Way,” Geo 4 (May 1982): 79-80.

[22] Albert L. Fisher. “Mormon Welfare Programs: Past and Present,”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5 (1978): 75-99. 禁食奉献（fast offering）最终证明是行不通，因为它需要教会成员把全部收入捐给教会，由教会返回其认为合适的部分。这仍然是一些摩门教社区的理想。

[23] Tucker Carlson, “Holy Dolers: The Secular Lessons of Mormon Charity,” Policy Review, no. 59 (Winter 1992): 25-31.

[24] Ruthven (1991), pp. 36-37.

[25] 摩门教徒富有企业家精神，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总是做得很好。WordPerfect被其私人业主出售给Novell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一直无法引入现代金融体系。对于诺达（Noorda）而言，当第一次试图避免Novell的债务，他最初无法从盐湖城任何银行得到贷款，因为摩门教义主张避免债务。“Mormon Conquest,” p. 80.

[26] Gary Poole, “Never Play Poker with This Man,” Unix World 10 (August 1993): 46-56.

[27] 关于犹他州在20世纪80年代的低落，参见 Greg Critser, “On the Road: Salt Lake City, Utah,” Inc. (January 1986): 23-24; 关于新技术的发展，参见 Sally B. Donnelly, “Mixing Business with Faith,” Time, July 29, 1991, p. 22-24.

[28] 随着近年来摩门教在第三世界的传道有所增加，这种做法已发生很大变化。

[29] 摩门教预计到2000年，西班牙语的摩门教徒将超过英语为母语的摩门教徒；非欧洲摩门教大社区将出现于波利尼西亚（Polynesia）、菲律宾和非洲。摩门教徒在犹他只有100万，而全球有900万。

[30] 据一位作者所言， “无论社会流动还是地域流动，个体流动都在宗派团体获得支持，这样的团体提供了一种通常在家庭中无法经历的社会交往和个人成长经历，同时也要求投身教义，与自己过往一刀两断，并将忠诚献给宗派团体。虽然门派内部的权威和社会凝聚力高，其最终的影响是加强了个人主义，而非群体的忠诚度。” Barbara Hargrove, “The Church, the Family,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Antonio and Aldous, eds. (1983), p. 25.

第25章

美国的黑人和亚裔人

当美国黑人群体中的激进分子，譬如纽约的阿尔夏普顿牧师（Reverend Al Sharpton）等，抵制犹太人和韩国人开的商店，并要求其信众从黑人经营的商店购物时，许多美国白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指责此类“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的行为。在美国，种族或者民族分裂行径当然是不受欢迎或支持的。但问题在于，虽然美国白人抱怨黑人种族意识过强，事实上美国黑人从未有足够强的种族意识，因而无法构建联系紧密牢靠的经济组织。黑人领袖经常鼓励成员购买黑人的商品，所体现的不是黑人群体自发的团结性，而恰恰体现这一群体的弱点。其他种族群体，如犹太人、意大利人、华人和韩国人，他们都从同族人经营的商店中购物，并不是因为受政治领袖的鼓动，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和内部人打交道比跟外人更安全、更舒服。虽然黑人并不喜欢从白人或亚洲人的商店买东西，但他们经常没有机会从其他黑人手中购物，黑人商户与客户之间也没有像其他美国少数族裔内部那样的信任和团结的传统。不仅白人群体不相信黑人，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就连黑人也彼此互不信任。这种社会内在凝聚力的缺乏与非洲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非洲社会的黑人群体都拥有各种各样强大的社会团体。但今天美国出生长大的非裔美国人是从本族文化脱离的奴隶的后人。正是这一文化剥离问题成为阻碍非裔美国黑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宗教的宗派特性外，种族是美国共同体的第二大来源，它弱化了20世纪美国政治体系固有的个人主义。19世纪初前后几十年中，到美国的大批移民都从母国带来了浓厚的共同体传统和结构。与早期新教宗派形成的牢固共同体一样，这些种族群体具有周围的主流文化不再具备的自给自足能力。他们大多数深受母国传统社会个人主义匮乏之苦，被严格地锁定在种姓、阶级或者其他共同体结构中，无法实现流动性、创新和创业精神。到了美国后，他们发现可以将共同体和个人主义协调起来：他们从束缚他们的传统文化中解脱出来，同时又保留了足够的既有文化，以避免美国社会个体原子化的缺陷。

如人们所料，由于其母国社会传统性质不同，不同族群所展示出的自发社会性的程度也差异颇大。不少社会传统无助于促进经济的向上流动。以爱尔兰人为例，他们带来了爱尔兰不重视高等教育的传统，并倾向于将孩子送到独立的教区学校中，旨在保留他们的宗教身份。[1]同样的障碍出现在意大利人身上，影响了20世纪初期他们的发展：他们过分强调家庭，于是视高等教育为家庭凝聚力和收入的威胁，因此不鼓励孩子（尤其是女孩）出去上学。[2]

倘若我们比较一下亚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的鲜明差异，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种族作为自发社会性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性的重要来源。华人、日本人、韩国人和其他亚裔移民群体都在经济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并在人均收入、教育、就业率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社会经济表现的指标上超越了欧洲移民。而非裔美国人却一直发展缓慢且艰苦，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黑人社群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失去阵脚。

这种对比在企业所有权上尤为突出。拥有小企业是通向更高社会地位的明显捷径，尤其是当一个群体刚来到美国，或被排斥在主流经济体之外时。[3]许多亚洲群体有很高的自雇或者自营企业的比率。在1920年，50%的在美华人男性在本族餐饮或者洗衣行当中谋职或当老板，而1940年，在美日本男性的相关比例为40%。[4]1973年的一份研究显示，韩国家庭经商的比例为25%[5]，另一份研究显示韩裔美国男性自雇职业者的比例为23.5%，而全美平均自雇比例为7%。[6]

相比之下，非裔美国人自雇和拥有小企业的比例均低于全美平均水平[7]，而社会学文献中也对黑人缺乏创业者阶层这一事实多有讨论。[8]上个世纪之交，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和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觉得有义务号召黑人进入商界，挽救这一局面。数十年来，大多数美国城市中心地区的本地商店基本上不是由黑人经营，而属于黑人群体以外的人。二战后的初期，许多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商店都是犹太人创办的，在过去的一代间，他们被韩国人、越南人和其他亚裔人所取代。非裔美国人在银行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在某几个行当中兴旺起来，譬如美容院、理发店、殡仪馆等。但是，即使过去二十年间政府各部门为少数族裔提供专款资助和津贴，黑人创业者阶层仍没有发展壮大的迹象。

非裔美国人无力经营自己社区的商业，一直以来是仇恨和冲突的来源。1965年的沃茨动乱，1967年的底特律动乱，1992年的洛杉矶动乱，都是源于城市中心区居民攻击社区内非黑人经营的商铺。的确，在1992年的洛杉矶动乱中，一些动乱者是有组织有预谋地攻击韩国商铺，导致这些商铺被大量破坏和捣毁。[9]民众对于其他族裔商铺的仇视高涨，并开始传播外人盘剥非裔美国人的阴谋论。我们之前讨论过，在华人文化和韩国文化中，家庭内部的信任度是很高的，但与外人接触时，信任度就要低很多，而日本人与非本族裔者接触时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一对待陌生者的残酷态度也常常从黑人对于亚裔商铺经营者的抱怨中听到，后者往往是一副无礼且对客户和周围社区毫无兴趣的态度。

在学术文献中，对这些群体经济表现差异的解释充满争议。对于黑人在小商业领域不佳的表现，其中较普遍的说法是将其归结于外部环境。许多人认为，将非裔美国人与华人、韩国人等群体相比较是一种误导，因为前者遭受的偏见要深得多，是无法对比的。与其他种族群体不同，黑人来到美国不是自愿的，他们被奴役所摧残，并由于种族上的差异遭受了更深的歧视。[10]这一假设的另外一个版本则借用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术语，即美国存在“双重”（dual）经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企业被归为“边缘”（peripheral）经济，与白人占据的“核心”（core）经济相比，它们注定是规模小、技术含量低，而且彼此竞争激烈。此外，另一种更加明确的环境论认为，非裔美国人无法创业是因为他们在白人银行系统中无法获得贷款。有人认为，黑人得不到信贷，一方面完全是因为种族主义，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赤贫的背景，而他们的企业规模太小而增加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因此，他们只能陷于贫穷的恶性循环中。

对黑人经济表现不佳的第二种解释与消费者的需求有关：相比其他种族人群，黑人没有什么任何只有他们才能满足的需求。白人无法与华人竞争中国餐馆生意，但他们可以与黑人竞争，向黑人提供食品。[11]与此相关的一个看法则认为黑人无法供应特色商品，譬如黑人的菜系从未像其他族裔的菜系那样流行于更广泛的群体。[12]黑人企业成功的几个领域正是那些刻意迎合非裔美国人特别需求的领域，如理发店和美容院。[13]

但是，上述这些解释均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为什么非裔美国人在小商业上居于弱势。[14]外部环境的恶劣可以解释为什么黑人在公司董事会中席位不多，或在白人的企业中人数甚微，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自谋职业。社会学论著中的“圈外人”理论认为，正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偏见和敌视，许多少数族裔被迫自力更生，创建企业，雇用同胞，满足本族人的需求。[15]实际上，华人和日本人在20世纪初自雇比例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在美国白人群体中找到工作。[16]在美国，黑人承受的偏见最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亚裔移民也遭受了欧洲少数族裔未曾经历的种族敌视，但是他们被主流群体接受的程度远大于黑人。然而，这些都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只有极少数非裔店铺卖东西给非裔美国人，或为什么很多非裔美国人自己喜欢从非黑人商铺买东西。非裔美国人不仅在“核心”经济（倘若这一经济确实存在的话）中表现不佳，他们在“边缘”经济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非裔美国人与拉美裔美国人对比时也是如此，按说拉美裔也处于边缘经济中，并遭受了同样的种族歧视。[17]

虽然“黑人企业特供产品的消费需求不足”这一解释不像“圈外人”理论那样存在缺陷，但是正如社会学家伊万·莱特（Ivan Light）指出，这个观点依旧经不起推敲。也就是说，虽然亚裔人垄断了自己种族的市场，但是他们也相当成功地向他们群体以外的白人推销商品，而非裔美国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举例来说，1929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亚裔人商业机构与非亚裔人交易的现金价值，高于同年伊利诺伊州黑人交易的全部零售营业额，尽管当时黑人人口是亚裔人口的3.5倍。[18]这一点表明亚洲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黑人群体所不具备的、更普遍的经营能力。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分析银行信贷问题，就会发现群体表现的差异不应先从外部环境寻求解释，而更应该从一个群体的内部凝聚力着手。难以得到银行信贷一直是困扰非裔美国人几代人的老大难问题，也一直是联邦政府调查的重点。虽然美国银行在对黑人借贷方面的确存有偏见，尤其是在住宅贷款方面，但这种歧视在很大程度仍无法解释黑人与亚裔人在创业比例上的差别。首先，在美国，小企业只有极少数是靠银行信贷而建立，绝大部分是靠个人的储蓄起步的。[19]其次，19世纪中期曾有一段时期，非裔美国人建立了若干商业银行，也准备贷款给其他非裔美国人。结果这些银行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黑人企业没有充足的信贷需求，这证明所短缺的不是银行信贷，而是黑人企业家。[20]最后，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许多华人和日本人纷纷创建家族企业时，他们的贷款申请也遭到白人经营的银行系统的拒绝。如果获得信贷是小企业成功的关键，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何亚裔人在这个经济类别中取得的成功甚至超过了白人。

缺乏银行信贷之所以对于亚裔美国人来说不构成障碍，是因为华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从他们的母国文化中带来了一个密集的共同体组织网，其中之一就是周转信用协会。这些协会将同族储蓄聚于一处，并用这些钱帮助其成员建立企业。[21]华人和日本人的这种周转信贷协会在特征上有区别。华人的“会”建立在亲戚关系基础之上，一般由同乡、同宗族或同姓者人群内部组织成立。对比而言，日本人的“赖母子”（tanomoshi）则不同，它包括来自日本相同区或县内并无血缘关系的人。[22]（类似的机构也存在于韩国人中间，称为“契”。）二者的结构相似：一小批人贡献数量相等的资金作为公共基金，然后通过摇奖或者拍卖的方式分配给一个成员。随着这些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它们发展成准信贷联合会，支付利息并发放贷款。

无论华人的“会”还是日本人的“赖母子”，此类机构都没有法律条文支撑，有时甚至没有正式规则。于是，完全有早期借贷者携整个群体存款潜逃的可能。在关系紧密的华人和日本人社群中，对于欺诈或搭便车者，在道德制裁外并没有法律制裁。如果某人违规，那么他的家人必须出面赔偿。这种非正式的系统若想运作成功，则需要组织成员对彼此高度信任，而这基于母国亲属或者同乡的既有社会关系。

华人移民和日本移民社群内的高度信任关系，和满足他们对特殊产品的需求，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华人和日本人喜欢在同族人经营的商铺购物同样重要。信任半径并不必然会辐射到整个群体。以华人为例，在华人中间，信任不会超越同宗或同乡，而且敌对的宗族社团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一旦到了美国，同种族的信任水平比在本国高，因为他们要共同面对敌视的外界环境。不管怎么说，这些群体的文化赋予他们一个共同的道德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他们能够彼此合作，这一切都让他们从中大大受益。

这种周转信贷协会只是华人和日本人群体自发创建的诸多社会机构中的一种。19世纪抵达美国的华人，多数是只身从中国南方某一地区而来的男工。[23]这些华工建立了宗亲会，其区域分支组成了更大的联合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旧金山的中华会馆，俗称“六大公司”——Six Companies）。[24]这些宗族组织提供一系列的福利服务，例如那些求职者或者处境艰难的人一般不必到社群之外去寻求帮助。一些华人组织则扮演了相反的角色：臭名昭著的华人堂口是一个犯罪团伙，它们经营赌场、妓院，以及在本地社群中勒索保护费。

与华人相比，日本人的同类组织并不十分看重亲戚关系，而往往是基于原籍地点，将来自同一个县的日本移民组织在一起，并提供同样广泛的福利服务。这些组织帮助人们找工作，照顾无法自理者，这也是为什么日裔美国人对于美国政府福利服务的依赖比率相当低的原因。[25]对于犯罪问题，这些社团组织往往依靠团队压力予以解决，实在无法解决才求助于警察或司法机关。因此，家庭不是社会化的唯一工具，社群组织是对家庭的补充，并加强了家庭的影响。[26]

周转信贷协会对在美华人和日本人的经济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仅限于最初几代移民。之后，其他若干文化因素取而代之。儒家传统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受到主流白人群体更广泛的接受，使得后几代移民逐渐同化，并在本种族群体以外的空间获得显著的社会升迁。宗族和同乡协会逐渐失去了中心作用，被更现代的自发组织（如日裔美国公民联盟）所取代，这些组织如今的职能与民主社会的其他利益集团没什么两样。但毫无疑问，在亚裔族群小企业的创业促进中，以文化为基础的信贷组织曾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自废除奴隶制以来，非裔美国人群体中没有创立可与华人或日本人的周转信贷协会相比的组织。黑人企业家通常独自打拼，仅靠自己微薄的存款和大家庭或朋友的一点资助创业。正如伊万·莱特所言，这不是因为非洲文化中缺乏这样的机构。各种形式的周转信用协会实际是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其中也包括西非的许多地区，而大多数北美黑人奴隶最初也是在这个区域被绑架的。譬如在尼日利亚有一种与“会”或“赖母子”相似的组织，称为“埃苏苏”（esusu，译按：即“小小借贷”，susu在当地语言中意思为“小小的”）。莱特认为这些机构随着奴隶一起带到了新大陆，但实际上美国的黑奴经历了文化剥夺。他观察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在美国有超群的经济表现，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当地的种植园奴隶制度并未严重破坏这类非洲传统文化模式。[27]因此，20世纪早期来到纽约的牙买加人和特立尼达人，他们的内部社会凝聚力远远高于美国本土的黑奴后裔。换句话说，美国的奴隶制不只是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个体尊严，它通过不鼓励合作行为进而瓦解了他们的社会凝聚力。北美的奴隶制让奴隶毫无节俭、理财或创业的动力。英属西印度群岛实行的奴隶制虽然极端残酷，黑人既有的非洲本土文化却基本没有被破坏，同时也未能像美国奴隶制度一样瓦解既有的社会群体。[28]

自发社会性的缺乏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也愈发凸显，这一点正如人们所预料的，社会凝聚力匮乏和贫困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城市内的贫困人群无力组建任何形式的社团，即使是为了达成抗租之类的短期经济目标。随着个体收入的下降，家庭以外的社会组织也随之锐减，而家庭本身也开始迅速解体。当代美国下层黑人社会所代表的，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受瓦解程度严重的社会之一。在这样的文化中，无论为什么目的，人们都很难达成合作，无论是抚养孩子、赚钱，还是到市政厅请愿。如果个人主义意味着不愿意或无力放低自己的个人倾向而服从更大的群体，那么底层阶级则是美国社会个人主义泛滥最严重的部分之一。

将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全都描绘成孤立和原子化的个体是不正确的。这一局面因为一些黑人组织而得以缓解。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社团是各类黑人教会和宗教团体，它们有效平衡了黑人群体遭受的分化力量。在某些特定时期，非裔美国人能够组织相对较强的中、小型商业企业，譬如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黑人银行和保险公司。[29]黑人中产阶级一直在现代自发组织中都有较好的组织形式，譬如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确有证据显示，黑人中产阶级参加这种自发组织的比例要高于白人。[30]许多非裔美国人街区都有一些非正式社团，旨在将亲朋好友的钱聚于一处，通过馈赠或者贷款的形式帮助彼此度过困境。[31]最后，在穷困黑人群体中，还存在这一些叛逆的街头帮派，譬如洛杉矶臭名昭著的“嗜血帮”（Bloods）和“瘸子帮”（Crips）以及芝加哥的“黑石帮”（Blackstone Rangers）。[32]然而，与先前提到的爱尔兰人一样，非裔美国人的群体组织在追求政治权力上的表现，远胜于在自身社群内创建大量的、切实可行的经济组织。

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在经济表现上呈现相反的两极，在自发社会凝聚力方面也同样截然两端。这种差别我们同样可以从欧洲移民群体如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看到，只不过没有那么极端罢了。某个种族群体凝聚力强弱的程度，与它在经济上的发展速度以及融入广大外部社会的程度，存在着广泛的相关性。犹太人群体尤其擅长构建照顾自己本族的新组织。他们组织了大量社团，如德国犹太人希伯来联合慈善会，在1900年，该组织据称已照顾了社群内每一名赤贫犹太人，又譬如教育联盟，当代的“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和美国犹太人大会等。自助和慈善机构提供人身保险、病患福利和丧葬费用等。 [33]

犹太人的自发组织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与爱尔兰人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某种程度上预演了20世纪非裔美国人的经历。爱尔兰人的社会进步不是通过在小型商业领域的自雇模式实现的，而是通过控制或影响庞大的集权化机构来实现的，譬如市政府或天主教会。在20世纪初，爱尔兰人控制许多大城市的政治机器，譬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水牛城（Buffalo）、密尔沃基（Milwaukee），这一切都极富传奇色彩，政治控制使警察局和市政官僚机构的大量委派职位落到了爱尔兰裔美国人手中。爱尔兰人依靠一个社会机构，即天主教会来满足他们的福利需求。与意大利人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不同，他们对教权不持反对态度，因为教会支持爱尔兰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对抗英国统治。若是在新教徒或犹太人社群，人们往往会致力于建立较小的地方性宗教团体，而爱尔兰人的精力全部用于建立美国天主教教会，该教会多年来由爱尔兰牧师统治。另一方面，爱尔兰人在小商业领域毫无建树可言：譬如在1909年，波士顿的爱尔兰人的人均收入高于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从事小型商业的人数是爱尔兰人的9倍。[34]

意大利人在美国的发展远快于爱尔兰人，但又不及犹太人，在群体的自我组织方面则介于两者之间。工人、小商店业主建立了一些互助社团，但是，意大利人群体却从未创立过类似于圣约之子会这样大型、关乎整个族群慈善或福利的组织。尽管意大利人也有慈善捐赠，但大多都流入了纪念馆这种富有象征意义的地方，而非持久的社会机构中。[35]

当然，除了结社的能力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同种族群体发展速度不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教育的态度。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华人、非裔美国人以及其他犯罪团伙的存在表明，社会性本身不一定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性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才能激发可带来经济效益的行为，譬如诚实、节俭、创业能力、才干以及对教育的关注。

移民群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将他们的社会性从归属型转变为自发型。也就是说，他们带来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基于家庭、种族、籍贯或其他特征之上，或者他们其他与生俱来的特征。到达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构建了信贷协会、家庭餐馆、洗衣店和杂货店等小型组织运转所必需的信任。但是，到了后代移民，这些组织又成为一种制约，限制了商业机遇的范围，并使后代滞留在本族聚集圈中。对大多数成功的种族群体来说，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必须学会扩大自己的社会性，使他们得以在主流商业世界或职业中获取工作机会。

移民从种族群体的一员转变为同化的主流美国人的不同速度，正说明美国社会既有种族多元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强烈的共同体倾向的一面。在其他许多社会中，移民的后代从来不被允许离开他们的种族圈。尽管种族圈内有很高的团结性，但是整个社会四分五裂、冲突不断。多元化自然可以为一个社会带来益处，但这一进程最好是小杯慢酌的，切忌大杯狂饮，否则极有可能出现过于分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仅无法共享更高的价值观和抱负，甚至不能说同一种语言。自发社会性只能存在于种族、民族、语言等深刻的分界线之内。如果要构建更广泛的共同体，则必须通过语言和教育的同化政策来平衡种族性。

美国总是呈现出一副复杂且时刻变化的景象。如果我们将诸如美国的宗教文化和种族特色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就会发现其间有充足的空间让个人主义和群体取向的社会共存。那些只看到个人主义的人忽视了美国社会历史的重要部分。然而最近几十年来，天平迅速向个人主义倾斜，那么亚洲人等把美国视为个人主义社会的缩影也就不能说是偶然了。这一变化为美国带来了大量问题，许多将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

[1] 一些学者指出，爱尔兰是唯一没有建立中世纪伟大的大学的欧洲国家。参见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2d ed. (Cambridge: MIT Press, 1970), p. 232.

[2] Glazer and Moynihan (1970), p. 197.

[3] 美国移民自谋职业的比例是7.2%，而本国人的比例是7.0%；在1980年以来的新移民群体中，这一比例为8.4%。Michael Fix and Jeffrey S. Passel, Immigration and Immigrants: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1994), p. 53.

[4] 这些人包括少数族裔企业员工，不只是业主。Ivan H. Light,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usiness and Welfare Among Chinese, Japanese, and Black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 7, 10.

[5] Pyong Gap Min and Charles Jaret, “Ethnic Business Success: The Case of Korean Small Business in Atlanta,”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69 (1985): 412-435.

[6] Eui-hang Shin and Shin-kap Han, “Korean Immigrant Small Business in Chicago: An Analysis of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rocesses,” Amerasia 16 (1990): 39-60. 类似的数据，请参见 Ivan Light and Edna Bonacich,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Koreans in Los Angeles, 1965-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1.

[7] Light (1972), p. 3.

[8] 参见Robert H. Kinzer and Edward Sagarin, The Negro in American Business (New York: Greenberg, 1950); E. Franklin Frazier, Black Bourgeoisie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James Q. Wilson, Negro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Leadership (Glencoe：Free Press, 1960); Glazer and Moynihan (1970), pp. 24-44.

[9] 关于黑人和亚裔之间的冲突，参见 Light and Bonacich (1988), pp. 318-320.

[10] 关于这一争议，参见Nathan Glazer., “Blacks and Ethnic Groups: The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al Difference It Makes,” Social Problems 18 (1971): 444-461.

[11] Kinzer and Sagarin (1950), pp. 144-145.

[12] John Sibley Butler, Entrepreneurship and Self Help Among Black Americans: A Reconsideration of Race and Economic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1), p. 147.

[13] Butler（1991）试图通过其参选经验驳斥有关非洲裔企业家精神薄弱的传统观点；黑人群体强大的创业传统一直被低估，这也是他想记录在案的。然而，尽管这一传统的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列举成功的黑人企业家的个案都是轶事，且无法解释为什么广泛的统计数据表明黑人群体的商业阶层要比其他群体薄弱。

[14] 关于“环境”论的批判，参见 Thomas Sowell, Race and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15] 这类理论的例子，参见 Werner Sombart,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 Dutton, 1915), pp. 302-303; Everett E. Hagen,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How Economic Growth Begins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1962); Edna Bonacich, “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1972): 583-594; and Jonathan H. Turner and Edna Bonacich, “Toward a Composite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 Ethnicity 7 (1980): 144-158.

[16] Light (1972), p. 7.

[17] Kenneth L. Wilson and Alejandro Portes, “Immigrant Enclaves: An Analysis of the Labor Market Experiences of Cubans in Miam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1980): 295-319; and Kenneth L. Wilson and W. A. Martin, “Ethnic Enclaves: A ComParison of the Cuban and Black Economies in Miam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1982): 138-159.

[18] Light (1972), pp. 15-18.

[19] Light (1972), p. 19.

[20] Light (1972), pp. 55-57.

[21] 关于轮流信贷协会，参见 Light (1972), pp. 19-44; 也可以参见William Peterson, “Chinese Americans and Japanese Americans,” in Thomas Sowell, Essays and Data on American Ethnic Groups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1978), pp. 80--81.

[22] Light (1972), pp. 27-30.

[23] Victor Nee and Herbert Y Wong, “Asian-American Socioeconomic Achievement: The Strength of the Family Bo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8 (1985): 281-306.

[24] Peterson in Sowell (1978), p. 79.

[25] 大萧条期间，华裔和日本裔消费的救助金要比任何黑人或白人的金额低得多。某一联邦福利机构试图帮助因战争搬迁的日本家庭，却发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人领取救助。Peterson in Sowell (1978), pp. 79-80.

[26] Peterson in Sowell (1978), p. 93.

[27] Thomas Sowell, “Three Black Histories,” Wilson Quarterly (Winter 1979): 96-106.

[28] Light (1972), pp. 30-44.

[29] 参见 Butler (1992), pp. 124-126, and Light (1972), pp. 47-58.

[30] 关于非裔美国人群体的早期民间协会的描述，参见James Q. Wilson, Negro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Leadership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pp. 295-315.

[31] 参见Carol Stack in Andrew J. Cherlin, Marriage, Divorce, Remarri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08. 相对于轮流信贷协会，这些组织的功能有时更是轮流的消费团体，因为这些钱不是用于产出性的投资业务，而只是日常消费需求（这对穷人来说显然是最紧要的）。这类组织中不言而喻的道义慷慨却稀释了储蓄，使建立小企业需要的简单资本积累愈发困难。

[32] 为什么黑人组织的犯罪团伙不可能转向生产用途，相关书评，参见Nathan Glazer in “The Street Gangs and Ethnic Enterprise,” Public Interest, no. 28 (1972): 82-89. 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团伙甚至作为犯罪组织也不是非常有效；与华人的堂会或意大利黑手党，以及其他族裔的犯罪团伙不同，黑人组织并不鼓励犯罪荣誉意识，并且团伙内部也因为不信任而四分五裂。Glazer所评论的作品中就提到黑人下层阶级企图自组织但惨遭失败的例子。

[33] Kessler-Harris and Virginia Yans-McLaughlin in Sowell (1978), pp.122-123.

[34] Thomas Sowell,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pp. 35-36.

[35] Glazer and Moynihan (1970), pp. 192-194; also Kessler-Harris and Yans-McLaughlin in Sowell (1978), p. 121.

第26章

正在消失的中间层

美国继承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一是高度的个人主义，二是强烈的群体和共同体取向。第二种传统弱化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宪法体制，而这两种传统的并存促进了美国民主的整体成功。但是，这两种传统也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根源。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这两种倾向获得更好的平衡。

没有人会否认个人主义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且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虽然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竞争时，美国经济产生过自我怀疑情绪，但到了90年代，在一系列重要的高附加值领域，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如计算机、半导体、航空、软件、电信和网络、金融服务、资本货物和生物技术。[1]从此以往，科技和组织的重大变化都源于美国，而非欧洲或者日本。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出口得益于美元疲软而出现飞速增长，尤其将非商品贸易也纳入进来。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按照通常的商品贸易量计算方法，只计算美属母公司的贸易量，而不考虑它们具体位于哪个国家，那么巨额逆差就会转变成等额的全球顺差。[2]

美国的这种极具竞争实力的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公司卓越的创新和创业能量，而这一切则得益于美国人对于传统权威不服从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多元化是益处多多的。虽然一些人强烈反对美国持续的移民潮高峰，认为移民对美国就业和文化构成威胁，但这些移民却是美国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来源。[3]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的执行总裁名单：英特尔（Intel）的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生于匈牙利，3COM公司（网络公司的领军者）的埃里克·本哈穆（Eric A. Benhamou）生于阿尔及利亚，宝蓝公司（Borland）的菲利浦·卡恩（Philip Kahn）是生于法国、之后非法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在美国都找到了母国所缺的发挥创业能量和才华的土壤。

然而，美国人太热衷于为自己的个人主义和多元化唱赞歌，以致常忘记了物极必反的道理。美国的民主和商业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它们同时吸收了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之长。那些出身他国的企业家除了他们的科技天分外，若只是单有挑战权威的能力，是绝无可能获得成功的。他们同时还必须是优秀的组织者和能够建立和激活大型企业的公司人。但是很容易出现过度多元化的局面，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除了司法系统外没有任何共同点——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因此没有信任的基础，甚至没有可供交流的共同语言。

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的平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20世纪中期构成美国公民社会的道德共同体，无论是家庭、邻里、教会，还是工厂，都遭受了冲击，而许多指标显示，美国的总体社会性在下降。

共同体生活中，最引人注意的恶化体现在家庭的解体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离婚和单亲家庭的比例呈稳步增长。这种趋势带来了一个极为明显的经济后果：陷入贫困的单身妈妈数量急速上涨。严格来说，家庭不同于共同体。我们已经看到，过强的家庭主义会削弱无血缘关联的人之间的纽带，阻碍亲戚关系之外的社团生活的出现。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家庭一直都比华人和意大利人的家庭薄弱，当然从许多方面看这也是一个经济优势，而非劣势。但美国家庭生活的恶化并不是因为其他形式的社团生活变得更加强势。实际上，家庭与社团生活都发生了衰退，因此家庭的重要性随着其他社会性的恶化也变得更为重要了，因为它成了道德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唯一希望。

罗伯特·帕特南汇编的各种数据显示出美国社会性的大滑坡。[4]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发社团的成员数已然下降。虽然美国比起其他工业化国家显得更加宗教化，但参加教会组织的净人数下降了大约六分之一；工会成员比例从32.5%下跌至15.8%；参加家长—教师协会的人数也从1964年的1 200万人骤跌至今天的700万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狮子会”（Lions）、“麋鹿会”（Elks）、共济会（Masons）、青年商会（Jaycees）等兄弟会组织的流失人数从八分之一到半数不等。另外，类似的人数下滑记录也见于童子军、美国红十字会等多种组织。[5]

另一方面，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各种利益集团却稳步持续蔓延：游说组织、职业协会、贸易组织等等，谋求在政治商业领域中保护特殊的经济利益。虽然许多这样的组织都有数量庞大的会员，譬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和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等等，但是除了缴纳会费和接收新闻传单以外，这些会员之间少有互动。[6]美国人彼此间仍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构建联系，并在契约、法律或官方权威的基础上建立组织。但那些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其成员愿意为了共同目标而牺牲私利的共同体却越来越少见了。而正是这样的道德共同体，才会产生对提高组织效率至关重要的社会信任。

比美国人参加社团人数锐减更让人吃惊的，或许是美国人在对待彼此的普遍态度上的转变。根据一份长期调查研究，受访人被问到他们是否觉得“大部分人”可以信任，在1960年回答肯定的比例为58%，而到了1993年则跌至37%。另一份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他们与邻居晚上串门的频率，回答“一年不止一次”的比例在1974年为74%，在1993年降至61%。[7]

除了民意调查外，社会信任的下降还可以从两项与法律有关的指标上看出来，那就是犯罪率和公民诉讼率的上升。这两项指标都反映出一些美国人的信任度在下降，而且牵连到那些对他人信任且自身也值得信任的人，就连他们也添了几分可疑。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美国的犯罪率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且在过去的几代间稳步上升。[8]美国的犯罪事件相对集中在贫穷的城市中心地带，而富人大部分或移至郊区，或修筑围墙以求自保。但是犯罪对共同体感觉的间接破坏可能大于直接冲击。美国城市已经被分成市中心黑人区和市郊的白人区；那种在欧洲尚存的充满文化气息且成熟的都市生活，在美国已然销声匿迹了，因为下班后市中心就变为空城。在郊区，门廊延伸到街道的住宅已然让位给围墙高耸、保卫看门的安全社区，后者成了目前普遍流行的新住宅风格。为求自我保护，父母教育孩子不要信任陌生人，即便是在人迹罕至的农村社区。

1992年路易斯安那州发生一起事件，来自日本的交换生服部刚丈（Yoshihiro Hattori）被鲁德尼·皮尔斯（Rodney Peairs）枪杀，因为服部在去往一个聚会的路上误闯了皮尔斯的前院。这件事在美国和日本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许多日本人（也有不少美国人）都为美国不存在枪械管制而感到震惊。[9]但真正的问题是恐惧：户主端着私家枪械严防，他对于外部世界是如此不信任，以至于任意射杀误闯他家门厅的邻家小孩，这一切便是社会割裂的景象。

美国不断增多的诉讼与美国的犯罪一样被经常评论。美国一直是“律师的国度”，但人们动不动就提起诉讼的习惯，则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的。很难说美国人彼此欺诈的概率是否比以前高，但是看上去确实如此。诉讼的增加意味着，各种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第三方仲裁等非正式渠道来解决的越来越少。若要协商成功，双方必须相信对方的诚意，且不会不顾一切站在己方立场考虑问题。他们最起码必须相信，制造商会努力生产安全的产品，医生或医院在治疗时会选择最佳方案，商业伙伴不会蓄意欺骗或诈骗。诉讼的增加，反映了人们愈发不愿意接受社会结构里的既有权威，也不愿意在这些权威提供的环境中解决问题。

除了律师费这样的直接成本外，信任度的下降还使社会承担了高昂的间接成本。例如，近年来，许多美国企业已经停止为想要去他处谋职的员工写推荐信。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有过员工因对推荐信质量不满而成功起诉雇主的案例。既然为离职员工写推荐信对雇主没有直接收益，因此大多数人觉得干脆不写反倒安全得多。先前机制的效力完全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即员工相信雇主会给出客观的评估，而倘若推荐信对求职不利，员工也愿意承当后果。当然也不排除有雇主蓄意且恶意破坏跳槽员工前程的案例，但终究是个别现象，而且一个公正的评估机构所带来的益处要远大于偶然的破坏。然而，这一基于信任的非正式的体制被拖进了法律诉讼，最后终于坍塌了。主观的个人判断被官僚机构制定的客观法规取代，这些法规效率低下，而实施成本却更高昂。

美国的个人主义在以牺牲共同体精神为代价的基础上不断膨胀，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本身。[10]如熊彼特所述，现代资本主义是反复的“创造性破坏”过程。随着技术的向前推进，市场扩张，新的组织形式诞生。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社会团结形式被无情地踏碎。最初的工业革命破坏了行会、村社、大家庭、家庭手工业和农民社群。今天，随着就业机会流向海外或其他任何资本能够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持续的资本主义革命瓦解了本地社群：家庭被连根拔起移居他地，忠实的员工在裁员的名义下被解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间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也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许多如IBM、柯达等实行公司家长制、具有慷慨福利和工作保障的美国公司也被迫裁员。（当然，这种现象不只限于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期间，日本和德国的家长式劳雇关系也面临了严重的压力。）过去十年间，美国不断上演着一个熟悉的故事，内部纽带牢固的小型家族企业被大公司收购。新来的不苟言笑的、以冷酷无情著称的经理人被请到公司，而工作很长时间的老雇员被解雇或为自己的饭碗担忧，以往的信任气氛亦被猜疑所取代。在过去一代间，由于长期的失业，人们纷纷向西部或南部迁移寻找工作，中西部钢铁制造区域强大的传统共同体就此瓦解。制造业和肉类加工业等低技术性工作曾经是战后城市黑人居民的出路，随着这些工作的消失，很大程度上迫使黑人沦落到如今充斥着毒品、暴力和贫穷的底层地狱。

然而，资本主义对共同体生活带来的负面后果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从许多方面来说它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资本主义一直使美国人脱离他们的国家历史；从许多方面说，1850到1895年间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比1950年以来产生的社会变革伟大。[11]本书暗含的一个结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方式的自由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诚然，无论什么时候，技术都限定了工业社会的广泛特征。没有人可以逆转铁路、电话或微型处理器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然而在这些大致的限制中，对效率的需求并不严格限定使用某一特定的工业组织形式。我们已经讨论的这些社会，它们在发展和技术上的差异，远不及它们在总体工业结构以及劳雇关系上的不同。

资本主义能摧毁多少共同体，就能够创造多少新的共同体，战后日本的财团就是证明，从许多方面说，它所构建的社会团结之源，甚至是比家庭更强大，也比它所取代的战前模式更强大。在20世纪80年代，即所谓“贪婪年代”，一些美国公司无情地解雇工人从而对共同体形成破坏时，许多其他美国公司同时又引入精益生产方式、工作小组、基于小组表现的激励制度、质量小组等等一系列工厂的革新理念。这些创新旨在打破泰勒制大规模生产车间和工会主义工作控制制度所构建的社会孤立的藩篱。顺从这些改革趋势的企业不但提高了生产力，也变得更为共同体取向。

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个人主义以牺牲共同体为代价不断增长，这背后除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期间，一些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贫民区大清理将贫困街区已有的许多社会网络连根拔起、铲除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越来越危险的高层公寓单元。所谓的“好政府”（good government）运动将原先治理大部分美国都市的政治机器全部清除。这些建立在种族基础的旧政治机器往往极度腐败，但对于它们的依附者来说，它们毕竟是本地权威和共同体的来源。之后几年中，大多数重要的政治举措不是出自地方共同体，而是趋向于由更高级别的州甚至联邦政府主导。

第二个因素与自新政（New Deal）以来的福利国家体制的扩张有关，这一体制使联邦、州及地方政府接管先前隶属公民社会的许多福利工作。政府之所以将社会保障、福利、失业保险、培训等一揽子全包，是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大家庭变成小家庭等新趋势的冲击下，先前提供这些服务的前工业社会的有机共同体不再具备承担这些职责的能力。但是事实证明，福利国家的本意是补充民间共同体机构，结果却加速了后者的衰亡。美国的福利依赖性最突出的例子是“失依儿童家庭补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这原本是大萧条时期的法案，旨在帮助寡妇和单身母亲度过困难时期，重建家庭或开始新生活，而现在却成为全国大城市中心贫民区抚养孩子的出路，而无需父亲出抚养费。

当然，福利国家的崛起不过是共同体衰落的部分原因。许多欧洲社会的福利国家政策比美国更全面、更广泛，虽然那里的小家庭也岌岌可危，但是却没有如此深重的社会病态。对共同体造成了更严重威胁的，其实是美国人所坚信自己理应享有的权利数量和范围的不断膨胀，以及因此产生的所谓“权利文化”（right culture）。

基于权利的个人主义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政治理论和宪法。实际上，可以这样认为，美国制度的基本倾向鼓励日益增加的个人主义。我们多次看到，与内部凝聚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同体对于外人的排斥，因为将成员绑在一起的原则性力量，同时也排斥了没有共同信念的人。20世纪中期，美国许多大型的共同体组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歧视：作为企业主联络点的乡间俱乐部不允许犹太人、黑人和妇女参加；持有强烈道德价值观的教会学校不允许其他宗派教徒的子女入学；慈善组织只对特定人群提供服务，并试图向其救济对象强加行为法则。这些共同体的排他性与权利平等原则相冲突，而政府愈发站在被排斥者一边，反对这些共同体组织。

种族歧视的不公正导致了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自由主义最伟大也是最有必要的胜利之一便是司法歧视的终结，这是由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1965年通过的《选举法》和法院强力执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实现的。民权运动成功地利用法院来开放公共机构，让私人组织服务公众，而这亦成为后来成为受排斥族群的战略选择，包括被控违法者、妇女、残疾人、同性恋者以及近来拉美裔之类的新移民群体。20世纪后半叶的这场运动导致人们对宪法所规定的个人权利有了愈发宽泛的解读。虽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可以通过最基本的平等原则而合法化，但它们积累起来所造成的意外后果则是使政府成为许多共同体机构的敌人。几乎所有共同体组织都感到它们的权威被削弱：城镇对于控制色情传播愈发无力；公共住房当局不能拒绝向有犯罪或吸毒记录者提供住房；公共部门甚至被禁止采取如设立禁酒检查站等无伤大雅的措施。

共同体机构面临的困境可以童子军（Boy Scout）为例说明，这一组织由基督教团体创建，旨在向男孩灌输“男子汉”品质，如勇敢、自立和刚毅。后来，它因排斥非基督徒而被犹太人起诉，又因只允许男孩参加而被妇女起诉，还因排斥同性恋童子军导师而被同性恋权利团体起诉。结果，该组织变得更加公平，排他性减低，但是在变得多元化的过程中，它失去了以往使其成为强大道德共同体的诸多特点。

在诸多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中，唯独美国人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权利“文化”。宪法学者玛丽·安·格兰顿（Mary Ann Glendon）指出，虽然自二战后，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采用了美国式的权利法案，但是美国人的“权利语言”依旧保留了独特的个性。[12]对于美国人来说，权利是绝对的，不会被宪法所罗列的对共同体或他人的责任制衡或者弱化。除了列举的权力外，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还包含与《人权宣言》类似的观点，即“每个人都赋有对共同体的义务”。[13]美国的法律中则从未有任何此类条款，明示公民有救助遭逢危难的他人或善待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的义务。在美国，好心行善更有可能因助人形式不当而反遭起诉，而非因此受到褒奖。[14]

正如格兰顿所指出的，美国人的权利语言使美国的政治语境充斥着绝对和不妥协的特质，而这一特质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特质从美国左派和右派中皆可见到。自由派极端反对限制色情，认为这有违《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条款。保守派对枪械控制的反应也异常激烈，所依据的则是《宪法第二修正案》中佩带武器的权利。事实上，这些权利都没有被肆无忌惮地滥用；电视台在黄金时段里播放露骨的色情片的可能性，和公民私人拥有肩背式防空导弹的可能性一样微乎其微。然而，这些权利的拥护者声称这些特定的自由无需为其他目的服务，并无视对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影响，他们强烈地抵制任何缩减，担心一旦让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后迅速地转向暴政，丧失所有权利。

美国人权利语言的不妥协性有其信念基础，即相信政府的目的是保护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自给自足的个体可以享受他们的自然权利，没有压迫，没有限制，对周围的人也没有责任可言。几十年来，这个自治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隐私权原本为保护社会名流和重要人物免遭摄影师和猎奇者的偷窥而制定，后来则演变成对个人行为的广义保护，从而使得例如禁止堕胎等言论都变得违宪。[15]美国的权利文化尤其险恶的部分，是其用堂而皇之的道德目的来粉饰低级的私利或私欲。以对色情作品的争论为例，倘若不以抽象的“言论自由”为基调，而是拿色情业者的“利益”与地方社群的利益相比较的话，这场辩论则会完全不一样。同样，如果把枪械控制的冲突解读为是与满足枪支所有者“利益”的冲突，而非佩带武器者的“权利”，那么枪支控制将更容易实现。权利，本应该是富有自由和公益精神的公民的高贵品质，如今却沦为自私个体不顾周围社群的利益而追求私欲的幌子。

最后，以共同体为代价的个人主义的扩张还与电子技术有关。虽然因特网的鼓吹者认为计算机为建立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虚拟共同体”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二战以后的许多技术创新都让社会生活变得越发私人化。从前人们的娱乐都是交互的，譬如集市、同好联谊会，乃至单纯的交谈；自从有了电影和电视，娱乐变成了单向交流，人们没有了直接互动的机会。此外，这类节目通过无线电波、录像带、电缆线放送，人们在家即可欣赏，无须前往影院之类特定的公共场所。尽管从新兴网络技术中可以看到一些相反的趋势，但是虚拟共同体是否会取代面对面的共同体，这一切都有待观望。[16]

美国文化朝着越来越纯粹基于权利的个人主义发展，这一趋势对于美国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中的政策制定者、企业主管以及工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论到个别公司的政策，管理者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实验工作关系和劳工政策上，他们有比自己所认定的多得多的自由。精益生产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以前，汽车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泰勒制工厂更被认定是组织现代大规模生产企业的唯一模式。它们强烈地反对将管理职权下放到车间，而同时工会也希望保持严格但称手的工作分类制度。只有当精益生产的效益显著到无法视而不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照搬和传播。十几年来，工作小组、与生产效率挂钩的奖金制度、粗线条的工作分工（将多种工作类别缩减到一个到几个）、质量小组等已经风行于美国的工业界，而且很明显地帮助缩短了美国人与日本人生产力之间的差距。

尽管有这些创新，但对于作为精益生产和公社化取向的工厂的核心所在的道德安排，美国管理者仍然无法完全理解。当他们观察日本时，仅看到这是一个工会组织薄弱、工人驯服、管理自治权较大的国家。但他们往往忽视了另一面：家长式的公司制度保证了员工工作饭碗、培训以及较高水平的福利，以换取员工的忠诚、卖力以及最重要的灵活性。在更偏向法律形式的德国也存在这种安排：倘若工人愿意学习新技术和新岗位，雇主会提供高水准的生活和培训条件，使那些剩余的工人转移到更能发挥其作用的不同岗位上。责任和义务是双向的，管理者若只希望工人忠诚、灵活、合作，却不给予任何形式的回报，无论是工作保障、福利还是培训，那么这样的态度则是剥削。

值得注意的是，自发社会性不必永久地固定于一种组织形式，如质量小组或精益生产。事实上，结社的技艺之所以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优势，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灵活性：人们如果相互信任，善于合作，那么他们可以轻松地适应新的环境，创造出合适的新组织形式。网络和其他现代通信技术使大型企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不再需要中间管理层。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创建了新的营销和生产模式，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组织要求。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新型组织形式，都将最先从具有深厚的社会合作传统的社会产生。相反，在适应新的组织形式过程中，那些被源自阶级、种族、亲戚关系的不信任或其他因素分割的社会，则会遇到更多的障碍。

所有跟文化有关的问题都会碰到一样的限制，那就是即便动用政府政策，习惯和风俗的改变程度也是有限的。虽然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改变货币总量，国会可以削减政府开销，但是政府部门若是想要人们更愿意去冒险，或更乐于社交，或更愿意彼此信任，难度则要大得多。因此，首要的商业指令应该让政府政策力求无害，尤其是在追求抽象的多元化或开放性时，不能破坏既有的共同体性质的结构。

另一个需要美国政府少添乱的问题是新移民的同化。移民对美国至关重要，但他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所带来的多样性被成功地嫁接到美国的核心制度上。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越熟悉不同文化，就越懂得它们绝不是天生平等的。一名诚实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应该意识到，某些文化特性对健康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无益的。这个观点并非是要排斥某些人群，只因他们的文化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而是主张通过教育向移民传递美国文化积极的方面，譬如工作伦理、社会性和公民意识等。

鉴于美国历史上的宗教和共同体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人应该以更加宽容的姿态看待宗教，并意识到宗教潜在的社会价值。许多受过教育的人都厌恶某种形式的宗教教条，特别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并相信自己居于这样的教条之上。但他们要看到宗教对于提高结社技艺的社会作用。[17]借用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话来说：

近来，轻蔑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不耐烦的自由主义者将旧式的宗教视作[一个弱点]。当出问题的是社会制度和财产权的时候，为什么要依靠个体和私人的道德改革？但是在20世纪，人们努力转变社会制度、取消或修改财产权，以保证所有人有一个良好生活的物质基础，而这一切最后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很明显的是，负责分配和再分配的官僚制度或者无力避免或者导致了尖锐的社会弊病。这给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改革计划画上了相当大的问号。因此，或许循序渐进的、个体化的、自下而上宗教改革的方法才是更好的选择。或许，一群信仰者组成道德共同体是社会福祉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只有当这种道德共同体与市场行为的强势达成妥协，人类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充分收获分工和提高生产力带来的好处，而这些正是经济学家振振有词地视作经济发展的合理目标。[18]

这一观点并不是想要在公共生活中推广宗教；回顾美国的宗教历史，其信仰一直较为强盛，正是因为没有国教。这一观点是呼吁对宗教作为文化之源应保有宽容的态度。

了解真正的文化差异非常重要，但对美国人来说却着实不易。多年来，美国经济大体能够自给自足，因而它从未因生存问题被迫去了解他国文化。至今许多美国人有一种自负的想法，其中包括大量有思想的社会科学家，即认为美国文化是普世的文化，随着他国的现代化进程，它最终将为所有社会所共享。在这种假想中，美国人错把制度当作文化。事实也确实如此，今天许多国家效仿了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取向的经济。但是，美国文化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叠加。虽然这些制度中的民主特性对美国文化的影响深远，但它们同时也受到文化的支持，而这一文化则有多重源头，譬如宗教和种族。倘若对自己的文化根源缺乏了解，那么想要理解自己与别人文化的不同之处，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近年来出现的多元文化研究呼声，不但没有促进美国人了解其他文化的本质，反而带来了负面影响。今天美国课堂开设多元文化课程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平实地面对和了解文化差异。倘若真是如此，也就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文化视野拓展。美国教育系统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问题在于，它的基本目标不是鼓励学生深入了解美国各少数人种、少数民族的非西方文化，而是要证实这些文化的正确性。对这些文化进行正面评价，似乎远比验证它们的正确性更重要。在有些情形中，它还暗含一种错误的大一统信息，认为所有文化最终像这些多元文化课程的制定者一样，支持同样合宜的、自由的价值观；在另一些情形下，他国文化被认为是优于美国文化的。这种信条阻碍而非增进了我们对他国文化的了解。

美国人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文化不是单纯的个人主义传统，很久以来，美国人就联合起来，相互合作，并服从各式各样的共同体权威。虽然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可能不是这种共同体概念的中心所在，但是服从共同体权威的能力是社会成功的关键所在。[19]这一点对左派和右派都有启示作用。美国的自由派应该意识到，当他们试图通过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权利平等以及对其的认可的时候，他们不能将美国社会的有机凝聚力视为理所当然。而美国的保守派则必须知道，在他们削弱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之前，要先想好如何重建公民社会，并找到照顾弱势成员的其他途径。

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前景的确非常好。经过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后，在若干重要领域，美国又诞生了一批高生产能力的、占据技术领先地位的公司。信息技术相关领域的美国公司正在书写一段全新的后工业史。虽然预算赤字和人口老化仍然是未来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几十年来，美国经济前景从未有今天这般光明。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社会资本衰竭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此刻要是拉响警钟，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管这警告多么委婉。与其他经济病征不同，社会资本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是间接的、微弱的。如果储蓄利率突然下调或货币供应大幅增加，利率或者通胀的后果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内就能感受到，而社会资本的消耗则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缓慢进行的，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社会资本储备便悄然枯竭了。生来就有合作习惯的人群不会轻易失去它，即使信任的基础开始消亡。就这点看来，今日美国结社的技艺看起来仍然健康，新的团体、协会和共同体随时都在涌现。但就其对伦理习俗的影响来看，政治领域的利益集团或网络空间的“虚拟”共同体无法取代早期价值共享的道德共同体。正如先前讨论的低信任社会所示，社会资本一旦耗尽，则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复原，倘若还有复原的可能的话。

[1] 企业网络的例子可以参见“High-Tech Edge Gives US Firms Global Lead in Computer Network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9, 1994, pp. A1, A10.

[2] 参见Dennis Encarnation, Rivals Beyond Trade: America Versus Japan in Global Compet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90-197; also DeAnne Julius, Global Companies and Public Policy: The Growing Challeng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0).

[3] 参见Jagdish Bhagwati and Milind Rao, “Foreign Students Spur US Brain Gain,”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1, 1994, p. Al2.

[4]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78.

[5] Putnam (1995), pp. 69-70.

[6]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在1993年成员数为3 300万，是排在天主教之后的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组织。Putnam (1995), p. 71.

[7] Putnam (1995), p. 73.

[8] 在某些情况下，某些观察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增长放缓，城区暴力犯罪下降，这些证据表明，问题并不像美国公众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这些趋势并没有影响美国犯罪的总体规模。

[9] 关于这一反应的叙述，参见New York Times, May 28, 1993, p. B7.

[10] 这种批判在左派颇受欢迎，很多人会认为里根和布什时代的一些政策加剧了这一问题。对于这个论点的例子，参见Barry Schwartz, The Costs of Living: How Market Freedom Erodes the Best Things of Life (New York: Norton, 1994).

[11] 在19世纪中叶，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农场；到20世纪末，大部分人已迁徙到城市，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工业化经济。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种族和宗教的融合，甚至于服饰风格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尽管世人普遍的印象是这些变化在20世纪稳步加速，一百多年后发生的这些变化远不及早年那般激烈。

[12] Mary Ann Glendon, Right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13] Glendon (1991), p. 13.

[14] Glendon (1991), pp. 76-89.

[15] Glendon (1991), pp. 48-61.

[16] 帕特南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参见Putnam (1995), p. 75.

[17] 美国以外的国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拉丁美洲。不过，基于所有可用的时政数据，似乎北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正在构建所缺失的民主资本主义中心的社会基础，马克斯·韦伯指出，他们在16、17世纪的欧洲也曾有过这样的举措。虽然左翼政府的政策能够在一夜之间逆转且有先例可言，拉丁美洲缓慢且大规模转信新教有望带来长期的社会变革，这类变革的程度远比任何政治革命来得更加深刻。

[18] William H. McNeill,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ld of the 1990s,”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 Reclaiming the Sciences,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568.

[19] 为了某些目的，这显然如此，换言之就是战争。

第五部分

丰富信任

在21世纪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体制

第27章

后起之秀

至此，我的论点已经鲜明，即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禀赋，对了解它的工业结构，以及它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至为关键。这些议题固然重要，但是社会资本的影响却绝非止于经济范畴。社会性是对自治政治体制的重要支持，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它本身即是最终目的。虽然社会资本看似一种无理性的习俗，且起源于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非理性”现象，但是它仍然是理性的现代经济和政治体制顺利运转所需的必要条件——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性质来说，这是一种颇为有趣的影响。

但是，在本书最后章节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探讨工业结构，即企业的规模、企业在经济中的整体分布，以及单个企业的组织方式，是否确有文化根源，抑或另有一些非文化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先前讨论的种种社会差异。拿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说，人们的看法已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先前的绊脚石[1]变成了现在的竞争力优势[2]，因此，我们应该对文化的作用持谨慎态度，如果更“吝啬”的解释行得通的话。[3]

与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大型公司相比，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意大利和法国的私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对此区别，至少有五种解释：第一，小规模是受当地市场的规模局限；第二，受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局限；第三，受发展滞后影响；第四，支撑大规模经济组织所需的法律、商业和金融制度匮乏；第五，决定规模的主要因素并非文化，而是政府行为。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必须结合社会资本讨论才能给出完整的解释。

第一个观点认为，规模和工业结构最终受当地市场的大小以及技术的驱动。[4]某一特定生产工艺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它得以运行的最低效益规模。例如服饰或家具等领域，最低效益的规模相对较低，而对于较复杂的、高技术含量的工艺，譬如半导体和汽车，最低效益的规模就相当高。例如，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技术，很难高效地运作一个年产量不足600万吨的炼钢厂，它要求至少三座250吨氧气窑炉投入生产。[5]同样，以今天的技术生产冰箱和汽车，每年的产量必须分别超过80万台和45万辆，否则无法达到经济效益。[6]

关于市场大小的重要性，亚当·斯密有句名言：“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也就是说，只有当需求大到足以利用最低效益规模时，才会产生规模经济。一个小公司不会投资定制一台昂贵的机床来加工特殊零部件，除非它确定大批量的零部件销售可以覆盖其成本。而且，如果可以摊到全国市场的话，广告费和销售人力之类的营销成本等都可以降低。[7]这意味着，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与所在国的绝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小有关：较大的经济体将产生较大的企业。

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的大小自然有些联系，但是根据我们分析的案例，这一说法可能要被打破了。从表3给出的数据来看，绝对GDP与企业的规模并没有关联。1992年，台湾地区的GDP是韩国的67%，但是台湾地区十大企业的规模只有韩国十大企业的17%；同样，台湾地区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经济规模的5%，而它的十大私营企业规模只有日本十大私营企业的2%。比较而言，韩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8.5%，而它的十大企业规模是日本十大企业规模的11%，显示出更高水平的工业集中度。

欧洲的情况也证明，绝对GDP值与企业规模之间也没有关联（见表3）。意大利的绝对GDP是德国的68%，而意大利的十大私营企业规模只有德国十大私营企业规模的33%。而在欧洲其他几个更小的经济体中，这种差异显得更为惊人，它们的经济集中度远高于德国：荷兰的GDP只有德国的18%，但从就业人数而言，荷兰十大大企业的雇员人数是德国十大企业员工人数的48%。[8]同样，瑞典的十大企业的经济规模只有德国的14%，员工人数却是德国十大企业的27%。

表3. 各国十大私营企业收入与GDP对比

（单位：10亿美元，1992年）

资料来源：《1994年国际财政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94 Yearbook）（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台湾地区情况”（Country Profile: Taiwan），《经济学家情报组》（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社，1994年）；《世界实录，1993年》（World Factbook, 1993），（华盛顿：中央情报局，1993年）。

将企业规模与当地市场关联的问题在于，许多小型经济体在早期就采取出口导向的生产策略；它们当地市场的大小无足轻重，因为它们的经济是面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的。因此， 韩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电视机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源于当时政府政策有意提高国内电视机售价以抑制销售。对拥有大型公司的欧洲小国，如荷兰、瑞典和瑞士来说，国际市场也同样重要。

第二种解释与第一种相关联，认为企业大小不受当地市场大小限制，而是受制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它与绝对GDP无关，而与人均数字有关。以小规模企业为主导的社会与那些拥有大型企业的社会处于相同的发展轨迹上，只不过还没有足够时间发展出现代公司结构。美国和德国经济发展初期也以家族企业为主，直到19世纪末期现代公司组织形式才开始发展，国民经济在发展初期一般都有大量的劳动力（因而相对廉价），但资本匮乏。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积累，企业得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与此同时，工资上涨，与资本相比，劳动力开始短缺，迫使企业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力。企业此时必须向资本更密集的生产领域转移，结果这又需要有更大的工厂和更大的组织来运作。因此，企业规模首先由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反过来，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又决定了领先产业的规模。[9]根据这种解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最终将走向一致：当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人均收入与日本或美国的持平时，它们的工业结构将不再由小规模的家族企业支配，取而代之的也将是现代公司。[10]

这个解释的问题在于，美国和日本早在19世纪末就走向了专业管理，那时它们的人均收入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水平。事实上，在明治维新之前，即在工业化开始之前，日本就有了专业管理的传统。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较大型的家庭持有并管理的企业其运作大部分已经相当现代化，其中包括家族经理的教育水平和他们使用的技术等。多年来它们一直与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打交道，因此很难说，它们没有现代企业管理的范式可参考。由此看来，它们未能采用同样的组织和管理技巧，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不成熟。[11]

若是拿中国台湾和韩国做比较，发展水平决定论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一直比韩国高，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也胜过韩国。但是表3的数据显示，韩国的工业远比台湾地区集中。《财富》杂志最近排名中，亚太地区150家大公司中只有1家华人企业，而韩国有11家。[12]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19世纪时德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法国，但德国更先建立现代公司，在两三代内超过了法国。意大利工业结构的地区性差异也不能用发展水平的观点来解释，因为北方虽然有相对较大的公司，但在19世纪70年代工业化进程开始时，其城市化的程度不如当时的南方。这些情况显示，企业规模与人均或绝对GDP确有关联，但因果关系可能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有创建大企业的文化基础，就可以催生出更大的市场和更快人均GDP增长，反之却不然。

第三种解释就是社会科学家所谓的“后发展”（late develop-ment）理论。[13]前面的观点都认为所有的国家都遵从一个基本相同的发展道路，这个观点却认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可以借鉴早期发展者的经验教训，因而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有观点认为，后发展理论可以解释日本和德国经济的显著特点：譬如，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以银行为中心的财力供给；支持高度集中的工业结构，以及家长式的劳雇关系。

与发展水平的论调一样，后发展的观点也不成立，至少在企业规模和工厂组织的现象上。我们只要将德国、日本与晚于它们发展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就一目了然，譬如意大利、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就工业结构、劳动惯例以及工厂的组织形式而言，在后发展国家（或地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并不低于后发展者与早期发展者之间的差异。而且日本与德国之所以相似，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相似的文化因素，譬如普遍高信任的社会关系，而非二者在大致同一时期开始工业化。

第四个解释认为企业规模小是因为缺乏建立大型、专业化管理型公司所必需的体制和法律结构。许多社会在产权法、商业法和金融机构方面发展缓慢。美国在1792年就有了证券市场，与之相比，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最近才起步，而且比较不成熟。家族企业往往倾向用借款或者储蓄来集资；股权融资意味着需要公开报告，稀释股权，并提高对外收购的风险。 按照这个说法，一旦所有这些制度都到位，那么企业的扩张将超越家庭，就像美国的例子一样。

缺乏正式制度的情况在中国最是明显。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商业法迟迟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直至今日，中国企业家依旧面临着一个非常武断的法律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产权可能是一张白条，税收水平也因省份不同而变动，贿赂成为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常态。

但在海外华人聚居地，现代商业法的建立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譬如在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毕竟香港从一开始就是依照英国法律运作，所以很难将其企业规模的局限归结于制度缺失。

中国社会股票市场的不成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家族企业的发展。但是将华人社会与其亚洲邻国相比，我们就会发现，股票市场的发展不是解释工业集中化的关键，因为在亚洲，股票市场的发展与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相关性。[14]韩国的企业虽远比台湾地区集中，但是它的股票市场却远不及台湾地区发达。[15]韩国的股票交易所建立于1956年，韩国政府刻意限制股票市场的发展，以限制外国资本涌入，因此在为韩国公司融资方面，股票市场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16]对比而言，亚洲最发达的股票交易中心在香港而不在日本，而香港的平均企业规模自二战以后一直在缩小。（亚洲最古老的股票市场是孟买股票交易所，成立于1873年。）香港的股票交易可追溯到1866年，而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成立于1891年，是香港四大交易所中最古老的一个。[17]截至1992年，香港股票市场的市值为800亿美元，而日本股票市场为26 000亿美元。但就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来说，香港的股票市场资本总额比例大于日本（140%比90%）。[18]而且香港的证券市场还在国际交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欧洲证券和亚太地区其他资产的交易中心。

总体而言，股票市场在整个亚洲扮演的角色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大多数亚洲公司的借债比例相当高，扩展的资金来源于借贷而非股票。日本的情况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虽然日本有相对完善的证券市场，但长期以来，日本大部分的大企业对于银行借贷的依赖程度都远远超过美国公司。日本战前的财阀就是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为中心的工业集团，由这些中心金融机构提供主要的资金来源。与同时期的德国一样，日本的这些金融机构非常成功地使财阀发展壮大，并吸纳了现代专业管理型公司的许多特点。甚至在没有成熟的股票市场时，日本人就已经将家族所有权与家族管理分离开来，而有相对发展完善的股票市场的香港却掩盖了其管理层的真相，许多大型公开上市的香港公司在上层仍然是家族管理的。倘若说台湾地区和韩国的股票市场是因为家庭主义管理的延续而发展不成熟，这倒是更有道理一些，而不是说因为股票市场不发达而导致家族式管理的延续。虽然政府努力增加股票市场的参与度，但是家族企业一直不愿意公开上市交易，担心失去公司的控制权，以及定期披露财务报告和公司情况的要求。许多家族企业偏向于将一切事情控制在家族范围内。[19]

的确，日本的经连会的部分职能是保护纵向整合所获得的规模经济，它依赖于交叉持股，因而也依赖一个完善的股票市场。但是交叉持股似乎反映的是经连会成员间的实际关系，而不是这些关系最初存在的必要金融条件。[20]

认为企业规模由政府政策决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各处的政府均可以通过税制、收购政策、反托拉斯法以及执行反托拉斯法的力度来影响私营企业的规模。[21]很显然，德国的法律与美国相反，支持卡特尔以及其他大型经济实力集团的发展。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鼓励大规模企业的形成，给予优惠的政策，特别是在信贷上。对比而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故意抑制大型集团的发展，以避免政治竞争者的出现。韩国政府有意效仿日本政府及财阀，因此以各种方式补贴大型私营企业。结果，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完全盖过了文化因素。韩国的家庭结构更像中国家庭而非日本家庭，它的企业平均规模本应较小，而且工业集中程度也应较低。但是韩国在1961年以后下决心借用日本模式来推动韩国经济迅速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就是日本的大型企业和它们的企业网络。

当然，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与私有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企业规模都很小，然后台湾政府在金融领域的干涉程度和韩国相当。和韩国的情况一下，台湾地区（对比英国殖民政府“放任自由”思路管理下的香港）所有负责商业融资的大型银行都归“国有”，且“国有”的时间超过韩国。[22]台湾地区和韩国都严格控制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限制能够在其境内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它们均把信贷配给“战略”领域。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是，韩国的大型联合企业在信贷分配和定向资源方面有更大的选择权，而台湾政府（在公共领域外）并不偏袒大型企业。[23]

由此看来，在韩国，国家政策在决定工业规模和产业结构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日本，它鼓励大型企业的发展，但日本文化原本就有这种倾向。而在台湾地区，政府政策对工业发展诸多方面都有影响，但不涉及企业规模，而文化因素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香港地区，政府举措对于工业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此，香港是华人经济文化最纯粹的例子，即不为政府政策操控所影响。

因此，除了文化因素外，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产业结构。但在解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各个社会的巨大差异时，传统的经济分析家一直低估了文化的作用，特别是自发社会性的影响。

[1] 对于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汉学家和东亚研究的学生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是阻挠资本主义和经济现代化的巨大障碍。这一观点中最有名的书恐怕要算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的研究，该书最初写于1919年，之后出版了英文版，名为《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韦伯断言，虽然儒家思想和新教一样，是一个“理性”的道德体系，但它的理性并没有催生出“真正在道德和理性的意义上征服和掌管世界的无止境任务”，反倒是“适应世界”，也就是保存传统。换句话说，儒家的社会无力创发或足以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需的巨大的社会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儒学的经济影响的总体评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韦伯来说，他很自然会悲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前景，他写书时正值中国历史上的衰败和军阀割据时期。但七十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几乎所有中国以外的华人社会也经历了两代人间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今天，传统的观点认为儒家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源泉，很多的文献也在讨论所谓“儒家对西方的挑战”。当代评论家审视了儒家的不同方面，比如它对教育的重视和所谓儒家职业伦理，他们认为这个信仰体系一直是经济活力的关键所在。实际上，通过许多案例，评论家指出，被韦伯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阻碍的华人家庭，是华人力量的源泉。

关于The Religion of China一书的讨论, 参见Mark Elvin, “Why China Failed to Create an Endogenous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Critique of Max Weber’s Explan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379-391; and Gary G. Hamilton and Cheng-shu Kao, “Max Weber and the Analysis of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 (1987): 289-300. 关于中国发展的文化制约的代表性讨论，参见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尤其见vol. 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Michael R. Godley, The Mandarin 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esp. pp.37-38; and Marie-Claire Bergère,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Chinese Underdevelopment,”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327-337.

[2] 关于“儒家的挑战”的文献，参见Roderick McFarquhar, “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 Economist (1980): 67-72; Roy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 The Eastasia 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Michael H. Bond and Geen Hofstede, “The Cash Value of Confucian Values,”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8 (1989): 195-200; Bond and Hofstede, “Confucius Connection: 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988): 5-21. 对于华人家庭对华人企业发展的作用的积极评价，参见Joel Kotkin, 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 188.

[3] 对于文化解释论的重要性，尤其是日本研究，持怀疑态度的作品，参见Winston Davis’s chapter in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Myron Weiner,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4] 参见Richard Cav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Richard Schmale；and Robert D. Willig,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89), p. 1233. 关于这一文献，我要感谢Henry Rowen.

[5] Frederick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 102.

[6] Scherer and Ross (1990), p. 109.

[7] 此外，大公司往往享受更低的资本成本，这是由于投资者方面认为其风险较低。Scherer and Ross (1990), pp. 126-130.

[8] 这些数字是用第14章表1中的雇佣统计推算出来的。

[9] 在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这一解释因为某些异常情况而变得复杂，许多领域的美国公司，倘若单单考虑最佳规模，实际上比我们预计的要大很多。参见Scherer and Ross (1990), p. 140, 图4.6，该图表明，香烟、面料织造、油漆、鞋、钢铁、蓄电池产业中排名前三的企业的平均市场份额超过了所规定的最小有效规模。Scherer和Ross对于这种反常情况给出的解释是，市场结构是纯粹由历史机遇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行业最开始的时候，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企业可以大小相同，但单从纯粹的偶然因素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企业自然会发展成不同规模。这显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产业集中度变化在不同的社会一直如此。参见Scherer and Ross (1990), pp. 141-146.

[10] Caves in Schmalensee and Willig, eds. (1989), p. 1234. 作者指出，在不同国家，类似的产业会有类似的产业集中度水平，这意味着随着国家技术水平的拉升，产业结构将变得更加一致。虽然这一说法确凿无疑，本书的论点一直认为，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行业而出类拔萃，这并不取决于发展水平，而是取决于每个社会构建大规模机构的能力。

[11] 这一观点见于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4.

[12] “The Pac Rim 150,” Fortune 122 (Fall 1990): 102-106.

[13] “后发假说”有很多作者讨论过，其中包括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Ronald Dor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Japan and Elsewhere,” in Albert M. Craig, ed., Japan: A Comparative 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25-335; and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9.

[14] 日本有较发达的股票市场。东京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87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关闭，并在1949年美国占领下再次营业。参见Tokyo Stock Exchange 1994 Fact Book, (Tokyo: Tokyo Stock Exchange, 1994), p. 89.

[15] 台湾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61年，之后增长速度非常缓慢，到1980年只有102家上市公司。Ching-ing Hou Liang and Michael Skul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Taiwan,” in Michael T. Skully, 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the Far East: A Study of China, Hong Kong,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New York: St. Martiris Press, 1982), pp. 191-192.

[16] Sang-woo Nam and Yung-chul Par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South Korea,” in Skully (1982), pp. 160-161.

[17] Michael T. Skul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Hong Kong,” in Skully (1982), p. 63.

[18] Matthew Montagu-Pollack, “Stocks: Hong Kong, Indonesi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South Korea, Taiwan, Thailand,” Asian Business 28 (1992): 56-65. 这当然是1989年至1991年东京股市暴跌之后的事情，其总市值缩水了约60%。

[19] Nam and Park in Skully (1982), p. 160.

[20] 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屈服于外国的压力，放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规则，此后交叉持股水平才大幅增加，这一事实尤其可以说明问题。换句话说，交叉持股是一种防止外资收购的保护机制；对经连会来说，以保持其完整性的网络组织，实现规模经济，交叉持股是没有必要的。

[21] 参见 Scherer and Ross (1990), pp. 146-151.

[22] 大多数韩国银行1980年至1983年间完成了去国有化。参见Robert Wade, “East Asian Financial Systems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s: Lessons from Taiwa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7 (1985): 106-127.

[23] Wade (1985), p. 121.

第28章

重返规模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从与经济生活相关的一个特殊文化层面来考察若干社会，即建立新社团的能力。我们深入探讨的所有社会，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本书重点讨论了亚洲，因为亚洲许多国家的地位正处于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地位发展，而且文化被普遍认为是亚洲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本书也可以去讨论世界其他文化，但是任何比较研究都必须在广度和深度上做出取舍。不管怎样，本书已经构建了一个总体分析框架，用以理解经济社会性发展的不同途径，这个框架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

下面简要总结一下这个框架及其背后的支持假设。实际上，当代世界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要求有高度社会合作性的组织，而非个人，来完成的。产权法、契约和商业法都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制度，倘若再佐以社会资本和信任，商业交易的成本将会显著降低。而信任是有共同道德规范或价值的既有共同体的产物。这些共同体，至少就目前它们的成员的体验来说，并非是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理性选择的产物。

有多种形式的社会资本能够使人们彼此信任并建立经济组织，其中最明显而且最自然的就是家庭，其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家庭的结构影响家族企业的性质：中国南部和意大利中部都有着大的扩展家庭，这成为这两个地区大规模家族王朝企业的基础。除了家庭以外，中国和韩国的宗族等亲戚关系也使信任的范围得以向外扩大。

然而，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说，家庭既是福也是患。如果家庭主义不佐以像儒家和犹太教文化那样的对教育的重视，那么后果则是压抑人才的裙带主义和小集团的停滞不前。家庭主义如果过于强势，就会削弱其他形式的社会性。因此，在中国和意大利南部这样有着牢固家庭主义文化的社会中，非亲戚关系的人之间互不信任，也就阻碍了陌生人在经济企业中达成合作。在大多数文化中，家庭纽带和非血缘团结的力量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倘若非亲成员可以轻易地进入，则必然意味着家庭没有形成一个包揽一切的封闭社会。

然而，在其他社会中还存在家庭和亲戚关系以外的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现代化以前的日本就有了各种的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因为日本的家庭结构允许没有血亲关系的外人融入家庭中。在德国，许多基于非亲戚关系的组织，譬如行会，是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而在美国，组织社团的能力是新教宗教文化的产物。换句话说，除了家庭以外，在所有文化中都有不止一条通向社群生活的途径，展现了高度的信任和自发社会性。

然而，许多低信任的家庭主义社会有一个共同点。中国、法国和意大利南部都均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强大政治集权时期，专制帝王、皇室或者政府都刻意清除所有权力竞争者。在这些社会中，集权专制以前存在的社会资本被消耗殆尽，如法国行会之类的社会组织被划归政府权力范围。相比之下，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具有高度信任的社会都从未经历过较漫长的中央集权统治。日本和德国所经历的封建时代，和美国精心打造的宪政结构，都使得政治权力比较分散，于是大量社会组织得以在没有政府插手的情况下繁荣发展，并成为经济合作的基础。

虽然有一类社会我们没有讨论，但它的确有存在的可能，即缺乏强大的家庭也同时缺乏强大的社团组织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全面缺乏社会资本的社会。我们接触到的最接近这种情形的例子，就是爱德华·班菲尔德笔下的意大利南部的赤贫农民——他们的家庭都是核心家庭，既小且弱，以及当代美国大城市中心区的黑人下层阶级——在那里单亲家庭已成为普遍现象。当然，还有其他例子。俄罗斯的乡村在国家集体农场（集体农庄kolkhoz和国营农场sovkhoz）之外没有什么丰富的生活，而俄罗斯的农民家庭也问题重重，羸弱不堪。许多现代非洲城市也面临着这种局面，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旧式的部落结构和家庭纽带土崩瓦解，但又还没有强大的、家庭关系之外的自发社团来填补。这种高度分化的社会无法为经济活动提供发展的沃土，它既不支持大型组织也不适合家族企业。贯穿这些社会一个有趣的现象则是失足社群：真实存在的社群结构都是犯罪组织。人类似乎有着天生的、普世的社会性倾向，这样的倾向如果无法从家庭或者志愿组织这类的合法社会结构得以实现，那么就会转而以病态形式出现，譬如犯罪团伙。事实上，作为社会组织的最强的形式之一，黑手党已经出现在意大利南部、美国内城、俄罗斯和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

具有高度自发社会性的文化所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之一，就是构建大型现代企业的能力。当然，大型专业管理型公司的出现是受科技和市场规模等诸多因素的驱动，因为生产商和分销商永远寻求最大规模效益。但大型企业开发这种效益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既有的自发社会组织倾向的文化。日本、德国和美国三大高信任的社会率先发展出大规模、专业型管理企业，这并非偶然。法国、意大利、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等低信任社会，则在较晚时期才得以超越家族企业走向现代公司模式。

倘若一个社会缺乏广泛的信任和自发组织社团的倾向，则有两种途径来建立大规模经济组织。第一种方案自古就有，即通过政府来促进经济发展，通常的形式是组织国有和国营企业。许多有强大政府的家庭主义社会希望发展大规模企业，都选择了这条途径，譬如法国、意大利和中国台湾。韩国也属于这一类别，虽然它的大型公司在理论上是属于私有，但它们在韩国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则要归功于韩国政府长期的优待政策。

在低信任的社会中建立大型组织的第二种途径是，海外直接投资或与大型海外合作者建立合资企业。这一途径在本书中并未展开讨论，但它为许多发展迅速的东南亚国家所普遍采用。本书中讨论的国家大部分都回避大规模的海外直接投资，而是选择建立启用本土人才的大公司（虽然常常利用外国资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或泰国等国的最大公司名单上除了国有企业之外，还常常包括大型跨国公司的本地分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以及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也采用这种模式。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通过政府干预或外国投资，就可以解决私有领域无力构建大规模经济组织的问题，那么从长远看，整个自发社会性的能力问题就无关紧要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认为。法国的私有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是它仍然通过国有或国家扶持的企业获得了技术强国的地位。不过对于这种论调，需要格外提请注意的是：由国家运营的公司普遍比私有公司效率低下，管理者往往依据政治标准而非市场标准来制定决策，简单的计算失误就可能导致全盘政府战略投资的方向出错。当然，在有些文化中的国营公司比在其他文化中管理得更好，而且也有一些机制来保护它们不受政治压力影响。但即使韩国或台湾的半国营公司比巴西或墨西哥的管理更完善，它们的效率和活力仍然不及私有公司。

外商直接投资亦会产生各种问题。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技巧最终将渗透本地经济，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与此同时，跨国企业分公司所在国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使用本国人来开办并控股一些有竞争力的公司。许多快速现代化国家或地区，譬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允许外国资本的流入，但限制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使本土企业有机会朝着全球水平发展。直接投资可以立即引入技术和管理方式，但也可能会延迟建立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而这些则是培养有实力的本土工程师、企业家和经理群体所必需的。与其他形式的依赖一样，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产生不满和嫉妒情绪，最终可能蔓延到政治领域。

自发社会性等文化因素只是促进国内生产总值整体增长的几个因素中的一个，并不总是最重要的。主流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譬如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国际环境、贸易壁垒等等，依旧是影响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自发社会性的最重要的影响应该是在工业结构上，即国民经济中大公司与小公司的数量和重要性，它们的互动方式，网络的存在与否等等。在某些社会中，文化抑制了大公司的发展，而在一些社会中，它激励大公司的增长，在另一些中则催生出新的经济企业形式，如日本的企业网络组织。

反过来，工业结构又决定了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领域。建立大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在资本密集型、涉及复杂的生产工艺或要求广泛分销网络的领域达到规模经济。而小公司则更善于组织劳动密集型的商业活动，存在于对灵活性、创新性及快速决策有高要求的领域。拥有巨型公司的社会向汽车、半导体、航空等产业倾斜，而那些以小企业为主的社会将重点发展服装、设计、机床和家具等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发现在平均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有联系。不同的社会通过大企业或者小企业途径都获得了巨大财富。中国台湾并不因为企业规模较小而不及韩国富有，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高过德国。小公司虽然在财力、技术资源和持久力方面有所不足，但他们在灵活性、快速决策、无庞大的官僚体系、创新性等方面又有优势。

大公司与小公司的力量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20世纪前半叶，大多数人把高水平的工业现代化与大规模联系在一起，鉴于大规模重工业曾在19世纪后半叶把美国和德国推上了工业强国的前沿，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鼓励各种大规模重工业的发展，一时在全世界成为潮流。

近年来，这种趋势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国和欧洲的国家政策近几年受到这样一种观念的引导，即认为小公司更有创新性，且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今天，大多数公司试图裁员，将权力下放，使机构运作更趋灵活。在计算机产业有一个众人皆知的案例，即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在他们的汽车库中发明了个人电脑，掀起了一场技术革命，并在十年之中，削弱了IBM公司的竞争力。还有人认为，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工业的分布比以前更去中心化、更分散，从而在小公司和大企业之间达到平衡。

目前的小公司热潮并不比先前的大公司热潮更有理可依。[1]在许多领域中，重要的规模经济设定了一定的最低效益标准。今天，建立一个先进的硅片生产厂需要花费十多亿美元，而过去十年间，硅片的价格一直稳步上扬。医疗、电信等领域的持续兼并和收购热潮，证明了兼并决策的执行者依然相信规模经济有利可图。事实上，小作坊式的软件生产，即由个人创业者在自家车库中编写完成具有开创性的应用程序，根本不是其他高科技领域的特点。今天，即使是编写有竞争力的软件程序也是一项官僚化且日趋大规模的工程。[2]创建一个操作系统可能在资本密集程度上不如建立一个综合钢铁厂，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种可以从规模经济中获益的行为。美国的软件工业逐渐被微软公司这个大玩家所支配，而小型新公司纷纷被吞并、收购或破产。

规模以及因此而来的小公司与大公司的相对重要性在未来可能还会发生变化，而且是以我们无法预知的方式发生。未来的规模经济的发展将依赖于目前尚未产生的技术，因而无法预测。没有人可以预知，IBM的大规模研发优势什么时候会因决策迟缓而削弱，也没有人能预知，连续铸造技术的发展什么时候能让小型炼钢厂从传统的大型综合钢铁厂手中抢走市场份额。在将来，规模经济可能在某些领域有所减弱，而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会有所增强，因此不会出现一边倒的现象。

鉴于这些不确定性，我们也可以认为，未来组织的最佳模式将既不是小公司也不是大公司，而是集合了这二者优势的网络结构。网络组织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同时避免了大型、集权组织的庞大开销和中间成本。倘若果真如此，具有高社会信任度的社会将有天然的优势。如果网络的成员遵从一套非正式的规则，而不需要谈判、裁决和执行等日常开销，则网络组织的交易成本可以大幅降低。企业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一旦破裂，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又落在合同上，非正式的规则也需要罗列成章，有了分歧则需要第三方来解决。至此，网络组织也不再像一个网络，而开始向市场关系或旧式的科层制公司靠近，而具体的偏向则取决于网络内成员的聚合程度强弱。

精益生产可能是网络结构在高信任社会中获得效率的最佳案例。精益生产将决策权下放到底层车间，用非正式的工厂共同体意识来取代需要集中指导的基于规则的合作。同时它还倾向于拉平整个组织内的报酬标准（它通过消除基于资历的雇佣和晋升制度达到了激励个人的目的）。奖惩政策的缺失在更高的团队努力、忠诚和团结性那里得到补偿。这种网络组织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影响巨大且可以衡量，而且已经遍及市场的各个角落。

自发社会性对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整体结构、工业格局分布、政府希望扮演的角色、工人与管理者及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同样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未来既有可能由复杂、成熟的大公司引领财富创造，也有可能由小巧、敏捷、创新的小公司来支配。由于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不知道哪一种设想将会变成现实。我们能够肯定的是，社会性方面的文化差异将对未来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至于影响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无法预知。

[1] 参见 Gary Stix and Paul Wallich, “Is Bigger Still Better?” Scientific American 271 (March 1994): 109.

[2] 然而软件生产远不及其他工程领域那么系统化。参见W. Wayt Gibbs, “Software’s Chronic Crisis,” Scientific American 271 (September 1994): 86-95.

第29章

奇迹迭出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确凿地说，经济发展既不存在单一的亚洲模式，也不存在所谓的统一的“儒教挑战”威胁西方。

当然，所有东亚社会都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这其中包括对教育的重视和尊重，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受儒家影响的文化都有这个特点。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前，尊重知识的文化并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彼时高等教育的回报相对较低，但是在今天的技术世界中，技术和教育的回报急剧上升。虽然市场本身刺激教育投资，但如果父母鞭策孩子在学校努力学习，同时政府建立教育体制帮助学生培养努力学习的习惯，那么效果会更好。

同样，所有东亚文化都有相似的工作伦理，尽管这些观念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根源。在日本主要源于佛教，而在韩国和中国则似乎源自儒家思想。[1]所有这些社会都顺应了世俗的劳动价值观，过去鄙视经商、赚钱或贬低日常工作尊严的贵族或宗教价值观都已消失了。

最后，在大多数亚洲社会中，在引导经济发展方向上，政府扮演了相当重要而且积极的角色。但这远远算不上亚洲发展的普遍特色。从韩国朴正熙时代的高度参与，到香港的英殖民政府的“放任自由”，东亚各国政府的干预行为在深度和本质上有着千差万别。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詹姆斯·法洛斯等认为，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是亚洲“经济奇迹”的根本，但是经济成功与东亚各国政府干预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这一事实证明，产业政策本身不是决定增长的关键。东亚在文化上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企图施行经济干预的政府更加成功地避免了不利影响。

然而在自发社会性方面，日本、中国和韩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催生出不同的工业结构、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迅速崛起，并走上一条与日本相似的发展道路，只不过稍有延迟，于是，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往往认为，亚洲比实际看到的更为同质化。这个观点得到了东亚儒家挑战论拥护者的进一步支持。

但实际情况是，亚洲国家被分隔到世界经济的不同领域，而且这种局面还可能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本和韩国因其大型企业而进入了汽车、消费电子产品和半导体等领域，直接与北美和欧洲的大型企业竞争。但这不是大多数华人社会的天然优势，他们更擅胜场的是灵活性比规模更重要的领域。事实上，亚洲有两种相对立的经济文化，一种是日本文化，另一种是华人文化。两种文化都是基于大型网络组织，但日式网络是建立在普遍社会信任基础上，而华人网络组织则是基于家庭和亲戚关系。这些网络组织之间平常也会有互动，但是它们的内部结构却朝着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华人社会在建立大规模私有专业管理型企业方面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在将来会转变成一个政治难题，而非经济难题。缺少大规模专业管理型企业是否会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一大障碍，这一点尚不明朗。认为华人家庭主义阻碍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即便考虑到它缺乏组织大型机构的技术发展，这一看法也仍是错误的。事实上，同样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企业迅速重组和缩小规模的时代，小型的华人家族企业会比大型日本企业发展得更好。如果这些社会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总值，那么它们根本没有必要替换规模相对较小的家族企业模式。加拿大、新西兰和丹麦通过农业、原材料和其他低端技术产业增加了财富。它们貌似也并没有因为本国缺乏强大的半导体工业和航空工业而不开心。

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相信，在某些战略关键领域取得工业成功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可能因为它们相信自己比市场更了解最好的长期回报在哪里，也可能因为它们所追求的是国际威望或国家安全等非经济目的。法国和韩国就是这样的代表，它们的经济决策往往受强烈的非经济目的影响。

对于这些社会而言，自发建立大型组织倾向的匮乏可能会给它们带来最大的麻烦。如果私有部门无力自己打造战略性产业，那么国家将极有可能插手，鼓励经济朝这个方向发展。直接由国家资助的工业发展将带来各种与受市场驱动投资无关的风险。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经济有两部分，一方面是老旧而缺乏效率、且每况愈下的国有部门（其他的且不说，它拥有世界上最低效的汽车制造业），一方面是主要由小型家族企业或海外合资企业组成的新兴市场领域。在今天的中国，尚未看到一个现代化、高效率、土生土长的大型民营企业部门。在最近几年中国的总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92年和1993年每年达到约13%），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小企业部门和外国投资的推动。通过向一个巨大而缺乏效率的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激励机制， 这一增长速度才成为可能。目前，中国的穷困状况使它无力担心其产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现在这样惊人的增长速度足以让每个人都心存感激。中国经济还有许多基本问题有待解决，譬如建立稳定的产权和商业法系统。

但如果中国大陆下一代或两代时间内赶上台湾或香港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么它会出现大问题。一系列潜在的问题对于中国观察家来说都不陌生，这些问题都可能刹住国家的未来发展，如通胀压力，基础设施缺乏，发展步伐过快导致的瓶颈，沿海省份与内陆地区的人均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大量现在埋下的、但终究会爆炸的环境定时炸弹。此外，中国也将面临发展大中型专业管理公司的问题。当香港和台湾地区沿着市场路径取得更快发展时，它们就会放弃某些能带来高度威望的制造行业而留给他人，但中国大陆则不太可能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不会想被排挤在现代高端工业大门外的。中国的规模也决定了它最终将制定一个平衡的经济，同时包括资本和劳动密集行业。它不能指望像东亚小国那样，通过参与利基市场而达到整体高水平的发展。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将要比日本或美国的情况更加棘手，而且政府需要扮演更大的角色。最起码，中国需要通过其政治制度的基本合法性构建政治稳定，以及一个既不容易出现过度的腐败，也不轻易受外界政治影响的，有能力的政府结构。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大多数观察家都说不清楚，它是否能够顶住由匆忙工业化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压力，以及中国在21世纪是否变成一个军事国家。一个不稳定的中国，或由紧张和反复无常的政府统治的中国，都不是一个对明智的经济政策决策有利的环境。

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之间的反差，对于日本也有着重要影响。随着日本成为经济超级强国，一些日本人认为所谓的“日本模式”，即便算不上可供世界其他地区效仿的模式，起码是值得亚洲国家效仿的。[2]事实上， 日本人也确实有许多地方可供其他亚洲国家学习（更不必说北美和欧洲的竞争者），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从日本的科技和管理技巧上获益良多。

但是，在产业结构方面，日本和其他亚洲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有理由相信，华人社会想要采用日本的做法是非常困难的，譬如日本的财阀体系似乎是很难移植到华人社会中去。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似乎过于个人主义，所以无法顺应这一风尚，无论怎样，他们还有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的网络。精益生产是否能像在日本和北美一样，在中国社会成功实施，我们还不清楚。换句话说，华人要找到一条自己的通往现代性的组织路径。

[1] 参见Winston L. King, “A Christian and a Japanese-Buddhist Work-Ethic Compared,” Religion 11 (1981): 207-226.

[2] 日本评论家抑或认为日本的文化和制度是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抑或认为日本是亚洲其他地区学习的典范。关于西方的日本独特性（nihonjinron）研究文献的批判，参见 Peter N. Dale, 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86).

第30章

社会工程终结之后

在世界范围内，基本制度都朝着自由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方向趋同，这迫使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已经到达“历史的终点”？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止步于黑格尔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社会，而非马克思版本的社会主义。[1]

本书的一些读者可能认为，笔者的立场与前面完全不同，而且自相矛盾，因为他们相信本书反对纯粹的自由经济秩序，而拥护传统和共同体精神。这个解释与事实相去甚远。[2]本书讨论的传统文化，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以及欧洲专制的旧天主教文化，都无力构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韦伯常常因认为日本和中国等儒家社会无法成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遭抨击，但是他实际的观点可能更狭隘一些：他希望知道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现象，譬如自然科学和对自然的理性控制等，只出现在新教主义的欧洲，而没有出现于传统中国、日本、韩国或印度。他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这些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不利于经济现代化。只有当从外界引入现代经济，资本主义才能够在这些社会中发展起来，在日本和中国这都是与西方接触的产物。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社会模式迫使这些社会摒弃了其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关键元素。中国抛弃了“儒家政治”（political Confucianism），整个帝国体制和附庸其上的儒者阶层；而日本和韩国摒弃了严格的传统等级制，前者不得不为武士道精神重新定向。

在过去的几代人时间中，亚洲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无一不是通过向其本土文化体系中注入自由经济主义的重要元素而实现的，包括产权制度、契约、商业法，以及西方思想中涉及理性、科学、创新和抽象化的全面影响。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及其他学者的著作显示，中国在公元1500年的科技水平超过欧洲。[3]然而，当时中国所缺乏的是这样一种科学方法，它通过观察和试验使得循序渐进地征服自然成为可能，而这一方法后来在欧洲得以发展。这样的科学方法本身必须经由对基础物理原理进行抽象推演，从而揭开事物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而这对于有着多神论文化传统的亚洲则显得十分陌生。[4]

不难理解为什么华人社会里，最早实现工业化和繁荣发展的地区，包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是受西方列强国家控制或影响，譬如英国和美国。从传统社会向自由主义国家的移民，如去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要比在国内的同胞发展得好很多，这并非偶然。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自由社会的组织架构都成为一种解放力量，帮助摆脱传统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压抑和对物质财富积累的限制。

在另一方面，大多思虑周密的政治自由主义观察家和理论家都清楚，这个理论不能自我维系，至少就其霍布斯式和洛克式的形态而论，它需要那些并非起于自由主义的传统文化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以社会契约的方式走到一起的理性个体之上，是不可能持久维系的。针对霍布斯的批评往往谈到，这样的社会根本无力激励公民牺牲自己来保护更大的共同体，因为他们组成共同体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的生活。更广义地说，如果个体只是基于理性的长期自我利益而组成共同体，那么共同体将缺乏公共精神、自我牺牲精神、荣誉感、慈善以及其他所有使共同体得以运行的美德。[5]事实上，如果家庭只是理性的、自利的个体之间的基本契约，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家庭生活有任何意义。[6]虽然，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为了挣脱宗教对公共生活的控制，但是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宗教信仰不能、也不应该从社会生活中剔除。虽然美国的国父们不见得都是信教者，但实际上他们都相信活跃的宗教生活、对于上帝奖惩的信仰，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成功至关重要。

经济自由主义也可沿用类似的观点。现代经济是理性的、功利主义的个体在市场上互动的产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理性的功利最大化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经济体繁荣发展，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停滞或衰落。人们对工作而非闲适的重视程度、人们对教育的尊重、对家庭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同胞的信任程度，都对经济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但这些都不能用经济学家眼中的人的基本模型来得到正确的解释。唯有当个人主义经过公共精神的中和，自由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制度才能得到最好地实施，同理，只有当个人主义经过共同体倾向的平衡，资本主义才得以长足发展。

如果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在佐以非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后表现最佳，那么很显然，现代性和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和平共存。经济理性化和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社会动力，它可以使社会沿着某种统一的路线走向现代化。从这一个角度看，马克思—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确存在，也就是使不同文化走向同化，推动它们朝“现代性”的方向发展。但是，既然契约和经济理性能达到的效果终究有限，那么现代性的特征将永远不可能完全统一。比如某些社会可以因为经济组织在交往中彼此信任而节省大量交易成本，从而比低信任的社会效率更高，而低信任的社会则需周详的契约和执行机制。这个信任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它源于与现代性无关的宗教或伦理习俗。换句话说，最成功的现代性模式不完全是现代的，即它们不是建立在自由经济和政治原则在全社会的普及之上。

这个问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现。不仅像共产主义这样的宏大意识形态工程失败了，就连其他往往由民主政府所推行的、更温和的实行社会工程的努力，也在20世纪末宣告失败。法国大革命为迅速的社会变革拉开了序幕。之后的二百多年里，所有欧洲社会以及许多欧洲以外的社会，从贫穷、未开化、农业的集权专制社会，转变为城市化、工业化、富裕的民主社会。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在促成和辅助转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也有一些政府试图停止这一转变）。它们完全废除了社会等级制；它们致力于土地改革并将大片私有土地划分；它们引入现代立法机制以保护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平等权利；它们建立城市，鼓励城市化；它们向全体人口普及教育，为现代复杂的、信息密集的社会提供基础设施。

但在过去的一代间，越来越多的指标显示，大规模社会工程的结果是其边际收益越来越低。1964年，《民权法》在法律上为美国种族歧视画上了句号。但之后的事实证明，想要消除美国黑人在实质上的不平等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非常明了的解决方案，即福利社会的扩张，通过重新分配收入或创造就业机会，向少数族裔开放医疗卫生、教育、就业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到20世纪末，这些解决方案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许多情况显示，这些做法反倒加深了原本想要解决的问题。上一代人以前，社会科学家普遍认为贫穷与家庭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因果关系，即由前者导致后者。今天，人们越来越无法确定，也很少有人相信当代美国家庭问题单凭收入平等就可以解决。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国家政策因向单身母亲提供津贴而鼓励了家庭的破裂；但远没有那么明朗的是，家庭一旦破裂后，国家政策如何重建家庭结构。

正如许多时事评论员所认为的，共产主义的坍塌以及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导致全球部落主义的高涨，抑或19世纪民族主义对抗情况[7]，抑或文明破碎而沦陷于极度暴力的情形。[8]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成为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唯一的形式。快速的经济现代化拉近了许多前第三世界国家和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随着欧洲的一体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地区间的经济纽带日趋紧密，明显的文化界限也将不断模糊。实施关税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将使自由贸易地区进一步消除国际界限。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也迫使各公司跨越文化界限，采用无论源自何方的“最佳方法”，譬如精益生产方式。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全球经济衰退给日本和德国带来巨大压力，迫使它们纷纷缩减极有文化特色的家长式劳工政策，转向更纯粹的自由经济模式。现代通信技术革命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以惊人的速度传播想法，从而加速了这种趋同趋势。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在许多方面世界趋向同一，实质性的文化差异的压力仍然存在。现代自由政治和经济体制不仅与文化元素共存共荣，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二者结合能够达成更好的效果。如果许多重要的社会遗留问题在本质上是文化问题，而且如果社会之间的主要差异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甚至体制上的差异，而是文化上的差异，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各个社会将继续保留有文化差异的领域，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领域将逐渐凸显出来。

看似悖谬的是，使全球成为地球村的通信技术也将促使人们注意到文化的差异。自由主义有一个很强的信念，认为在表面之下，其实世界各地的人基本上都相似，而更多的交流将带来深层次的了解与合作。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彼此熟悉催生的是轻蔑而非同情。近十年来，类似的事情就发生在美国和亚洲之间。美国人逐渐认识到，日本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民主阵营盟友，日本以不同的方式实行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这种了解带来的诸多后果之一，是日本研究专家中出现了修正派，他们较少同情东京政府，并认为应该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亚洲人也通过媒体对美国的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现象，以及美国社会其他问题的生动描述而对美国有所了解，许多人认定美国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楷模。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成了一个美国的亚洲修正主义的代言人，这一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并不是一个适用于儒家社会的政治模式。[9]主要体制的趋同使得人们更加热衷于保存他们各自的文化特性。

即便这些差异无法调和，至少我们可以正视。显然，一个人不可能站在自身的角度开始严肃地研究外国文化。另一方面，在美国，进行严肃的文化比较研究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基于政治理由而假设所有文化一概平等。所有这种研究都要求按照某个标准来发掘文化的差异，本书就是以经济表现为标准。对于经济繁荣的追求并不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是普世的。在这样的语境中，很难不对不同社会的优点和弱点加以评价。单单说每一个社会最终会以不同的途径达成同样的目标还不够。一个社会如何达成目标以及它达成的速度，都将影响民众的幸福，而有些社会永远也无法达成目标。

[1] 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2] 此外，本书中几乎所有的有关文化对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的论点在我的早期作品已有提及。参见 Fukuyama (1992), chaps. 20, 21; and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3-18, 我在该文讨论了韦伯假说和文化的影响。这一观点见于 David Gellner, “Max Weber: Capitalism and the Religion of India,” Sociology 16 (1982): 526-543.

[3]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vol 1.

[4] 该观点见于 Ernest Gellner, Plough, Sword, and Book: 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p. 39-69. 也可以参见 Robert K Merton，“Science,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Osiris 4 (1938): 360- 632.

[5] 在本质上，这是将政治理解为“理性选择”的问题所在。参见Steven Kelman，“Public Choice’ and Public Spirit,” Public Interest, no. 87 (1987): 80-94.

[6] 家庭生活可以通过这些元素来理解，参见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7]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Summer 1990): 5-56.

[8] 参见Robert Kaplan, “The Anarchy,” Atlantic 273 (February 1994): 44-81; and Hans Magnus Enzenberger, Civil Wars: From L.A. to Bosnia (New York: New Press, 1994).

[9] 参见Fareed Zakaria对Lee的采访，Foreign Affairs 73 (1994): 109-127.

第31章

经济生活的精神化

社会资本对经济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它对经济生活的更重大的影响不像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那么容易察觉到。自发社会性所产生的影响不容易在总收入统计资料中被捕捉。人类一方面是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体，同时也是具有社会性的生灵，他不愿孤独，他需要其他人的支持和承认。当然，也有人也更愿意在低信任的泰勒制大生产工厂中工作，因为它规定了他们获得报酬所需要的最低工作标准，此外几乎没有其他要求。但是从整体看，工人不希望被看作一台大机器的螺丝钉，与经理和同事隔离，对自己的技术或组织毫无自豪感可言，而且对他们谋生的工作几乎没有权威和控制可言。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的所有实证研究都显示，工人在以团队取向的组织中比在更为个人主义风格的组织中更快乐。因此，即便低信任工厂或办公室的工作效率与高信任的不相上下，但后者是更让人有满足感的工作场所。

更进一步说，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可能与威权政治体制共存，譬如今天的中国大陆、从前的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西班牙。但是从长远看，工业化进程本身需要教育程度更高的民众、更精细的劳动分工，而二者都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支持力量。因此，当今几乎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1]波兰、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企图在没有运作良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下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倘若没有公司、企业家、市场和竞争，贫困就无法消除，而民主制度的良好运作也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社会支持。

有观点认为，市场本身就是培养社会性的学校，它为人们相互合作、共同谋求富裕提供机遇和诱因。但是，虽然市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强加自己的社会化纪律，但本书更大的主题是，一旦国家退场，社会性不会自发出现。社会合作的能力取决于既有的习俗、传统和惯例，正是这些元素本身组成了市场的结构。由此可见，更近似的说法是，与其说成功的市场经济是稳定的民主制产生的原因，不如说它们是由社会资本的既有因素共同决定的。如果社会资本雄厚，那么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繁盛发展，而市场实际上扮演的角色是培养社会性的学校，由此强化民主制度。威权政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可以先在工厂学会新的社会性形式，然后再沿用到政治中。

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社会资本的概念给出了清楚的解释。在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撑整个社会，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等能够自行组织起来。在没有这种自我组织的能力时，国家将进行干预，扶助重要企业和领域，但当私有部门能够自行决策时，市场总是运作得更有效率。

这种自我组织习性也正是使民主政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在民众自治之上的法律，才能将自由制度转化为有序的自由。但倘若大众无组织、个体孤立，只能在大选时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喜好，自由制度是不可能名副其实的。即使大多数人都持同样的观点，他们的软弱和孤立也使他们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为专制和煽动打开了方便之门。所有实质性的民主社会中，只有通过政党或其他组织形式的政治集团，社会各成员的利益和愿望才能明确地表达和代表出来。而且，只有当拥有共同利益的人能够为共同的目标达成协作，一个稳定的政党才能成形；归根结底，这一能力基于社会资本。

自发社会性是建立持久企业的关键，也是组建有效政治组织不可或缺的条件。缺乏真正的政党，政治集团只有根据多变的个人或庇护人—依附者的利益关系来建立；它们容易破裂，即使有强烈愿望也无法为共同目标达成合作。倘若一个国家的私有企业弱小，其政党系统也必定支离破碎且不稳定。如果我们拿美国和德国跟法国和意大利相比，事实其实就是这样。在后共产主义社会，譬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私营公司和政党都薄弱或根本不存在，而选举总是在极端的个人而非前后一贯的政治规划之间蹒跚。在俄罗斯，所谓的“民主党人”在智识上都相信民主和市场，但他们缺乏建立统一政治组织所必需的社会习惯。

一个自由国家最终是一个有限国家，政府行为受到个人自由的严格制约。如果这样的社会想要避免无政府或无法治理的状态，那么在政府以下的各级社会组织就必须能够自我管理。这样的社会最终不仅仅依靠于法律，还需依靠个体的自我约束。如果他们不能彼此忍让、相互尊重，或不能遵守他们自己设定的法律，他们将需要一个强大而且强制的国家来维持社会秩序。如果他们不能为共同的目标团结，那么他们将需要一个干预性的政府来提供他们自己无法提供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的消亡”（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只可能在自发社会性极高的社会中出现，约束和基于准则的行为只可能源于内生，而不能由外部强加。社会资本很低的国家不仅容易导致弱小且缺乏效率的公司，而且也将深受政府官员腐败横生和公共管理效率低下之苦。意大利的困境就是一个例子，从北部和中部到南方，就能明显地看到社会分化和腐败之间的直接联系。

充满活力、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对稳定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甚至在一个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它关乎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2]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3]

理性的欲望或多或少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功利最大化相对应：无止境地积累物质财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欲望和需求。寻求承认的欲望则并没有物质目标，而只是寻求在他人的意识层面上提高对其价值的评估。所有人都相信他们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尊严。当这个价值未被他人充分承认时，他们会恼怒；当他们未能达到他人的评价时，又会觉得羞愧；只有他们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时，才会感到由衷的自豪。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精神中异常强大的部分。恼怒、自豪和羞愧等情感，是政治生活中大部分政治热情和动机的基础。寻求承认的欲望随处可见：譬如离职员工之所以气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贡献未得到充分的承认；又譬如民族主义者之所以义愤填膺，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国家以与他国平等的地位被承认；反对堕胎的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觉得无辜的生命没有获得平等的保护；热衷于女权运动或同性恋权利的活动家之所以有热情，是因为他们要求自己群体的成员受到同样的社会尊重。由寻求承认的欲望产生的激情常与理性积累的欲望相冲突，例如某人不惜自由和财产报复错待他的人，再如一个国家为了国家尊严而打仗。

在这本先前出版的书中，我较深入地阐述了，通常被视作经济动机的，其实不是理性欲望，而是寻求承认的欲望的表现。自然的欲望和需求并不多且容易满足，尤其是在现代工业经济的环境下。我们工作和赚钱的动机，与这些行为所能带来的承认联系更为紧密，金钱不是物质的标志，而是社会地位或社会承认的标志。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写道：“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非闲适或者愉悦。”[4]工人为争取更高薪金而罢工，并不单纯因为他贪婪，想要获取所有能够得到的物质享受；相反，他是在寻求经济上的正义，即他的劳动应当取得跟他人相比公平的报偿；换句话说，他的劳动的真正价值得到承认。同样，创业家建立企业帝国，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花掉他们赚来的几亿美元，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被承认为新技术或服务的发明者。

如果我们把经济生活的目标理解为，并不单纯为了尽可能多地积累物质，同时也为了社会承认，那么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关系就变得更加明晰。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以前，寻求承认的斗争在野心勃勃的帝王之间展开，他们通过征战来夺取天下。的确，黑格尔所描述的人类历史进程始于原始的“血战”，两名战士为取得对方的承认而展开战斗，最后导致一方奴役另一方。如果我们把基于宗教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冲突视作寻求承认的欲望的体现，而非理性欲望或“功利最大化”的体现，或许对此能有更好的理解。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将政治秩序建基于普遍且平等的承认原则之上。但是在实践中，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寻求承认的斗争以前是在军事、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平台上展开，而如今则是在经济层面上展开。以前帝王在征服彼此的血战中赌上性命，现在人们则在建立工业王国的过程中赌上资本。其中的基本心理诉求是相同的，只不过寻求承认的欲望通过产生财富而得到满足，而非摧毁物质价值。

在《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一书中，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hman）试图用伦理革命来解释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诞生，即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标志的物质收益中的“利益”，取代了贵族社会对荣耀的“激情”。[5]早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wart），都希望尚武文化的破坏性能量能够以相应缓和的方式，导入更安全的对商业社会的追求上。事实上，这种替代也正是第一个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霍布斯所构想的，他心目中的文明社会是有意把对荣耀的热情，无论受宗教狂热还是贵族虚荣所驱使的，让位给对理性积累的追求。

无论这些早期现代的理论家有什么样的期望，现代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似乎并不简单地就是尚武文化的资产阶级化，或激情被利益所取代，而且还是经济生活的精神化，并且将先前充斥于政治生活中的竞争能量导入后者。人类往往并不是从狭义的功利意义上来说的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投入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道德价值。在日本，这种情况直接体现在武士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相当于一次性买断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从此弃武从商，把目光转向商业，而在商业领域中，他们仍然完好地保留了武士道精神。这种进程实际上也出现在其他几乎所有工业化社会中，创业机会为无数雄心勃勃的人提供了能量释放的途径，而他们先前可能只有通过发动战争或革命才能得到世人的“承认”。

在后共产主义东欧这个最明显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将寻求承认的斗争向和平方向引导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随后对于民主稳定的重要性。极权工程所设想的，是对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完全破坏，并另创造一个完全围绕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当这样的新社会轰然坍塌的时候，除了家庭和族群以外没有任何形式的共同体可言，要不就是犯罪团伙构成的失足群体。没有志愿结社这一层，个人只能更加激烈地抱定自己的先赋身份。种族提供了一种简单形式的共同体，这让他们在强大的历史力量旋涡中，可以忘却自己孤立、软弱和受害的状态。相比之下，在具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本身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当一个人为摩托罗拉、西门子、丰田甚至是小型的家庭干洗店工作的时候，他成为道德网络的一部分，这样的网络可以吸纳一个人的能量和雄心壮志。最有可能成功建立民主社会的东欧国家是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因为它们在整个共产主义时期都保留了初生的民间社会，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催生出资本主义私有部门。在这些地方不乏分裂性的伦理冲突，无论是波兰和立陶宛对维尔纽斯（Vilnius）的争夺，还是匈牙利和邻国的领土之争。但这些冲突还没有演化成暴力对抗，因为经济已经变得足够繁荣，为社会认同和归属感提供了新的替代来源。

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不仅限于正在民主化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对美国民主的影响要比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与企业一样，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基于信任，社会信任的降低将需要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制定更多法规来规范社会关系。

本书所讨论的诸多案例，都可以作为反对过度集权化的政治权威的警世故事。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都深受公民社会窳弱之苦。中国、法国和意大利南部等普遍信任程度较低的家庭主义社会，都是过去中央君主制的产物（在法国一例中，则也是共和政府的产物），在寻求排他性权力的过程中，它们都削弱了中间社会组织的自治性。相反，展现了相对较高的普遍信任的社会，如日本和德国，在前现代末期就处于政治权力相对分散的状态下。在美国，一边是公民社团的权威江河日下，一边是政府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不断壮大，这两个趋势紧密相关。社会资本就像棘轮，更容易朝一个方向转，反方向转动则较为困难；它更容易被政府行为所破坏，一旦消亡，很难通过政府把它重建起来。至此，意识形态和体制之争已经落下帷幕，从今以后，社会资本的保存和积累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1] 关于民主与发展的关系，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959): 69-105. 关于李普塞特假说的文献综述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参见 Larry Diamo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5 (March-June 1992): 450-499.

[2] 关于这一观点的综述，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xi-xxiii.

[3] 参见Fukuyama (1992), pp. 143-180.

[4]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2), p. 50.

[5]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参考文献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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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理想国译丛) by [南非] 德斯蒙德•图图；

导读 修复未来

中文版自序 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

第一章 转折点

第三章 时机已到

第四章 何谓正义？

第五章 开始行动

第六章 受害者，抑或幸存者的国度？

第七章 “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第八章 “我感到如重见光明一般”

第九章 我为什么做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第十章 “我们原来不知道”

第十一章 没有宽恕，真的没有未来

致 谢

后记 吸尘器与洗碗机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理想国译丛) by [南非] 纳尔逊·曼德拉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光辉岁月

译序 勇者曼德拉

致谢

目录

影像集 自由之路（1918——2013）

第一部 乡村童年

第二部 约翰内斯堡

第三部 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

第四部 斗争是我的生命

第五部 叛国罪

第六部 黑色的海绿花

第七部 利沃尼亚

第八部 罗本岛：黑暗的岁月

第九部 罗本岛：希望的曙光

第十部 与敌人对话

第十一部 自由

［译名对照表］

［纳尔逊·曼德拉年表］

断臂上的花朵 (理想国译丛) by [南非]奥比•萨克斯

导 读 英雄救美

谢 词

前 言

第一章 恐怖主义与刑讯的故事

第二章 我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

第三章 他的名字叫亨利：真相、和解与正义

第四章 理性与热情

第五章 法律与幽默

第六章 理性与判决

第七章 哭泣的法官：司法权与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

第八章 人性尊严与比例原则

第九章 当神圣与世俗相遇：同性恋婚姻的双重挑战

第十章 开始与结束

跋与致谢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by 弗朗西斯·福山

版权信息

编者的话

致谢

代序

第一部分 一个重新提出的老问题

第一章 我们的悲观

第二章 强权国家的致命弱点

第三章 强权国家的致命弱点(二)。或，在月亮上吃菠萝

第四章 世界范围的自由革命

第二部分 人类的古老时代

第五章 世界普遍史的思想

第六章 欲望的机制

第七章 门前没有野蛮人

第八章 无止境的积累

第九章 磁带录像机的胜利

第十章 知识的国度

第十一章 已经回答的老问题

第十二章 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

第三部分 为获得认可而斗争

第十三章 最初只是一场为纯粹名誉而战的殊死战争

第十四章 最初之人

第十五章 保加利亚的假期

第十六章 红面野兽

第十七章 精神的起落

第十八章 主人与奴隶

第十九章 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

第四部分 跳过罗德斯岛上的巨型雕像

第二十章 最冷血的怪物

第二十一章 劳动的精神动力

第二十二章 令人憎恨的帝国，令人尊重的帝国

第二十三章 现实主义的非现实性

第二十四章 没有权力的权力

第二十五章 国家利益

第二十六章 向和平联盟进军

第五部分 最后之人

第二十七章 自由王国

第二十八章 没有抱负的人

第二十九章 自由与不平等

第三十章 完整的权利和不完整的义务

第三十一章 大规模的精神之战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by [美]弗朗西斯·福山

理想国译丛序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导读 重新带回国家

序言

第一部分 国家之前

第1章 政治的必需

第2章 自然状态

第3章 表亲的专横

第4章 部落社会的财产、正义、战争

第5章 “利维坦”的降临

第二部分 国家建设

第6章 中国的部落制

第7章 战争和中国国家的兴起

第8章 伟大的汉朝制度

第9章 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

第10章 印度的弯路

第11章 瓦尔纳和迦提

第12章 印度政体的弱点

第13章 军事奴隶制与穆斯林走出部落制

第14章 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

第15章 奥斯曼帝国的运作和衰退

第16章 基督教打破家庭观念

第三部分 法治

第17章 法治的起源

第18章 教会变为国家

第19章 国家变为教会

第20章 东方专制主义

第21章 “坐寇”

第四部分 负责制政府

第22章 政治负责制的兴起

第23章 寻租者

第24章 家族化跨越大西洋

第25章 易北河以东

第26章 更完美的专制主义

第27章 征税和代表权

第28章 负责制或专制主义？

第五部分 迈向政治发展理论

第29章 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

第30章 政治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参考文献

致谢

理想国译丛

封底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理想国译丛) by Orlando Fige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沉默的记忆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

第二章 大转变（1928—1932）

第三章 对幸福的追求（1932—1936）

第四章 大恐怖（1937—1938）

第五章 大恐怖的余波（1938—1941）

第六章 “等着我吧”（1941—1945）

第七章 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第八章 归来（1953—1956）

第九章 记忆（1956—2006）

后记及致谢

[注释]

[资料来源]

[译名对照表]

零年：1945 (理想国译丛) by [荷]伊恩·布鲁玛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

序

目录

第一部分 解放心态

第一章 欢腾

第二章 饥饿

第三章 复仇

第二部分 清理废墟

第四章 回家

第五章 沥干毒药

第六章 法治

第三部分 绝不让历史重演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跋

注释

鸣谢

索引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理想国译丛) by [美]弗朗西斯·福山

理想国译丛序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导读 西方的危机？

致谢

第一部分 大断裂

第1章 也算“导言”

第2章 犯罪、家庭和信任：怎么了

第3章 关于原因的一般看法

第4章 人口、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原因

第5章 女性的特殊作用

第6章 大断裂的后果

第7章 大断裂不可避免吗

第二部分 论道德的谱系

第8章 规范从何而来

第9章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第10章 合作的起源

第11章 自我组织

第12章 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

第13章 自发性的局限和等级制的必然

第14章 超越“76号洞穴”

第三部分 大重建

第15章 资本主义将会耗尽社会资本吗

第16章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建

附录 附加材料及其来源

理想国译丛

封底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by [美] 弗朗西斯·福山

理想国译丛序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导读 如何到达丹麦

引言 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发展

第一部分 国家

第1章 何为政治发展

第2章 发展的各个方面

第3章 官僚体系

第4章 普鲁士建立国家

第5章 腐败

第6章 民主发源地

第7章 意大利和低信任的平衡

第8章 庇护政治和改革

第9章 美国开创依附主义

第10章 分赃体系的终结

第11章 铁路、森林和美国的国家建设

第12章 民族建设

第13章 好政府，坏政府

第二部分 外来制度

第14章 尼日利亚

第15章 地理

第16章 白银、黄金和蔗糖

第17章 不叫的狗

第18章 清洁的石板

第19章 非洲风暴

第20章 间接统治

第21章 国产或进口的制度

第22章 共同语

第23章 强大的亚洲国家

第24章 法律在中国的挣扎

第25章 中国国家的再造

第26章 三个地区

第三部分 民主

第27章 民主为什么会扩展？

第28章 通向民主的漫长之路

第29章 从1848年到阿拉伯之春

第30章 中产阶级和民主的未来

第四部分 政治衰败

第31章 政治衰败

第32章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第33章 国会和美国政治的家族制复辟

第34章 否决制的美国

第35章 自主和服从

第36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参考文献

致谢

理想国译丛

封底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理想国译丛) by [荷]伊恩·布鲁玛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前言

序：敌人们

目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反对西方之战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奥斯维辛

第四章 广岛

第五章 南京

第三部分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注释

鸣谢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理想国译丛) by [美]卡蒂·马顿

理想国译丛序

书名页

版权页

导读 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一、恐怖与暴力

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三、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中文版自序 送给我的中国读者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从热战到冷战

第二章 幸福的童年

第三章 妈妈和爸爸

第四章 美国人

第五章 罪上加罪

第六章 缓刑

第七章 童年的终止

第八章 囚犯

第九章 我们仨

第十章 可怕的夏天

第十一章 父亲的屈服

第十二章 我们的新家庭

第十三章 父母的审判

第十四章 大洋彼岸

第十五章 重聚

第十六章 革命

第十七章 美国

第十八章 “花”

第十九章 往返布达佩斯

第二十章 又一惊奇

尾声

致谢

译名对照表

封底

奥斯维辛：一段历史 (理想国译丛) by [英] 劳伦斯·里斯

理想国译丛序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导读 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序言

第一章 意想不到的开端

第二章 服从命令与自主行动

第三章 死亡工厂

第四章 腐败

第五章 疯狂的杀戮

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

致谢

图片出处说明

理想国译丛

封底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理想国译丛) by [美]弗朗西斯·福山

理想国译丛序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导读 福山的慧眼：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

序言

第一部分 信任之理念

第1章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第2章 “百分之二十”解决方案

第3章 规模与信任

第4章 善与恶的语言

第5章 社会美德

第6章 世界各地的结社之道

第二部分 低信任社会与家庭价值观的悖论

第7章 通往社会性的坦途和弯路

第8章 一盘散沙

第9章 “布登勃洛克”现象

第10章 意大利的儒家主义

第11章 法国：面对面

第12章 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第三部分 高信任社会与延续社会性的挑战

第13章 无摩擦经济

第14章 坚如磐石

第15章 儿子与陌生人

第16章 终身雇用制

第17章 财团

第18章 德国巨人

第19章 韦伯与泰勒

第20章 团队中的信任

第21章 局内人与局外人

第22章 高信任的工厂

第四部分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

第23章 “鹰隼不群”——果真？

第24章 循道合群

第25章 美国的黑人和亚裔人

第26章 正在消失的中间层

第五部分 丰富信任

第27章 后起之秀

第28章 重返规模

第29章 奇迹迭出

第30章 社会工程终结之后

第31章 经济生活的精神化

参考文献

理想国译丛

封底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by [美]弗朗西斯·福山

理想国译丛序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导读 福山的慧眼：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

序言

第一部分 信任之理念

第1章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第2章 “百分之二十”解决方案

第3章 规模与信任

第4章 善与恶的语言

第5章 社会美德

第6章 世界各地的结社之道

第二部分 低信任社会与家庭价值观的悖论

第7章 通往社会性的坦途和弯路

第8章 一盘散沙

第9章 “布登勃洛克”现象

第10章 意大利的儒家主义

第11章 法国：面对面

第12章 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第三部分 高信任社会与延续社会性的挑战

第13章 无摩擦经济

第14章 坚如磐石

第15章 儿子与陌生人

第16章 终身雇用制

第17章 财团

第18章 德国巨人

第19章 韦伯与泰勒

第20章 团队中的信任

第21章 局内人与局外人

第22章 高信任的工厂

第四部分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

第23章 “鹰隼不群”——果真？

第24章 循道合群

第25章 美国的黑人和亚裔人

第26章 正在消失的中间层

第五部分 丰富信任

第27章 后起之秀

第28章 重返规模

第29章 奇迹迭出

第30章 社会工程终结之后

第31章 经济生活的精神化

参考文献

理想国译丛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