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of Contents

致中国读者 （代序）

相遇

那天清晨

初遇

合伙人

既像前辈，又像朋友

人权律师之路

并肩前行

热情与原则

1987年六月抗争

劳动者大斗争与卢律师被拘禁

送卢律师去国会

一个人留下

东义大学事件与龙山惨案

捏造间谍案

与地域主义做斗争

2002年的感动

人生

父亲与母亲

贫穷

问题少年

大学，抵抗

拘禁，母亲

与妻子相遇

看守所的收监生活

强征入伍

空降部队

考试

再次被拘

在拘留所迎来的考试喜讯

律师之路

同行

走向青瓦台

李沧东入阁：神来之笔

首尔生活，青瓦台生活

对朝汇款风波

“集团抗命”事件始末

国情院改革

黑色秘密资金

伴随一生的政治内疚

连环罢工事件

韩美关系权衡

痛苦的决定：派兵

苦痛：大选资金调查事件

崔道术事件：打翻内心的五味瓶

第一次辞职

徒步喜马拉雅

总统被弹劾

请你们重新让我做回总统

接任市民社会首席

“大联政”：总统的苦恼

为调查指挥权付出代价

民政首席为司法改革破题

总统的道歉

民政首席的遗憾

辞去民政首席

三进青瓦台

韩美FTA博弈

韩朝首脑会谈

越过黄线

政治，政治

美国牛肉风波

龃龉

卸任

告别青瓦台

乡村生活

农夫卢武铉

政治报复

拘捕令

耻辱的一天

命运

丧主文在寅

国民葬

路祭：50万人的海洋

安葬在峰下村

缅怀石板，国民的心

“峰下财团”监事

回归律师行业

回首来时路

一切都是命运

后记 愿为江水，与君重逢

附录

命运：文在寅自传

〔韩〕文在寅

王萌 译

致中国读者 （代序）

中国的读者们：

你们好！我是文在寅。

很高兴通过《命运》这本书与大家相遇！值得一提的是，《命运》的中文译本是我授权的第一个外文译本，这更让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意义深远，令人快慰。

中国与韩国，山水相邻，有许多不同点，但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几千年文化上的相连，让我们两国结下了不解之缘，难分难舍，这就好比人与人、邻居与邻居的相依相伴，彼此共同生活在一起。

越是亲近，越是觉得自己了解对方，可这也往往会造成彼此意想不到的误会与矛盾。所以，只有常走动，多对话，才能让彼此的关系保持健康成长，向前发展。

我知道有很多中国朋友都希望增进对韩国的了解，认识一个真正的韩国。我希望我这本书能起到这个作用，它好比是我向中国朋友发出的一封邀请函，又好比是一叶扁舟，穿行于中韩两国的友谊之河上。

《命运》中讲的是“人活着的故事”，“命运”让我与很多人的人生交织在一起，我们这些人，以及我们共同生活过的时代，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

韩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充满挑战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有殖民与分裂的耻辱，也有战争与贫困的痛苦，更有发展经济与追求民主的澎湃浪潮。历史浪潮的创造者是人，力挽狂澜的也是人。

前总统卢武铉就身处这些人之中。卢总统与我相逢于小小的支流，但我们一起蹚过了充满艰险的征途。如果泉水够深，即使遇上干旱也不会轻易干涸，终会与其他水流相逢，一路汇聚成大川、大江，向着大海奔流。对卢总统来说，大海就是他所向往的那个“人活着的世界”。如今，他离开了我们，留下了一个要奔向大海的深泉。

《命运》这本书就是从这口泉水中涌出来的浪花，展现在世人面前。

《命运》首次问世是2011年6月，当时一股有违历史发展的风刮得正盛，给韩国政治带来惊涛骇浪。我看到国民在希望与绝望之间艰难地寻求出路。我的书在当时就是想告诉读者们，大韩民国经历了一段多么不寻常的历史，我想唤醒他们内心的骄傲与自信，让他们能经受住时代的考验，继续奋勇向前。

卢总统与我就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出身贫寒，起于微末，但是我们都相信历史终是前进的，相信正义是一定存在的。每一位韩国人心中都喷涌着清纯的泉水，我们想过上富裕的生活，却不想独善其身；我们渴望拥有自由，却不想独享自由。这样泉水般清纯的想法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一股历史的洪流，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中国与韩国都走过了惊心动魄的近代与现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就像奔流向海的江河终究要汇聚到一起，我们要创造一个和平与和谐发展的世界，这一共同挑战与课题正摆在我们两国面前。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巩固中韩两国友谊，加深彼此互信，并一起挽手奔向我们共同向往的大海做出贡献。在此，我再次向中国读者转达韩国国民的美好问候。

谢谢！

文在寅

2017年11月

相遇

每一次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如同江水，奔流入海。

那天清晨

刺耳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清晨的睡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时间点，会是谁呢？”这么早打来的电话总是让人感到莫名的不安。

“室长，我是庆洙。”

“嗯，什么事？”

“请您现在就过来一趟吧。总统[注：卢武铉（1946—2009），律师，政治家，第16届韩国总统，1988年，当选韩国第13届国会议员，由此正式踏入政坛，2002年12月，以开放国民党侯选人身份，击败韩国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成为总统，2003年2月25日正式宣誓就职。——译者注]出门散步，从山上摔下来了，好像是从猫头鹰岩上。原因我们还不清楚，现在警卫员正护送总统去医院，据说情况很严重。”

“什么，情况严重？你的意思是有生命危险？”

“准确情况我也不清楚。这是警卫员说的。到了医院应该就能清楚了。”

金庆洙是总统在峰下村[注：峰下村：卢武铉的家乡，他总统任期结束后选择回到家乡。——译者注]期间的秘书，他这么早给我打电话，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与总统有关的紧急事件，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是这么严重的事……

“你说总统清晨出去散步？他最近经常散步吗？”

“不是的，调查开始后，总统根本不可能出门散步，这次是隔了好久才出门的。”

这个情况我清楚。调查开始以后，总统就一直闭门不出，取消了一切外出活动，他很在意记者的照相机。总统为什么今天突然去烽火山散步了，竟然还从猫头鹰岩上摔了下来，情况还很严重？！

我努力压制着心中不祥的预感。

金庆洙说他先把总统送到就近的世英医院，确认要不要转到大医院之后再和我联系。我撂下电话马上做好了出门的准备，可金秘书一直没来电话，这回轮到我给金秘书打电话了。他说自己也一直没接到后续情况的电话，另一位秘书文龙旭已经赶到现场了，他只要一接到文秘书的消息就马上联系我。

我心急如焚，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都是煎熬。

过了许久，文秘书终于打来了电话。

“总统病危，伤势很严重。世英医院说他们没办法了，最好立刻转到大医院。我们正在去梁山釜山大学医院的路上。请您直接去那里吧。还有，我听警卫说总统好像是从猫头鹰岩上跳下来的。金庆洙和朴恩河两位秘书在总统的电脑里找到了遗书。”

“从猫头鹰岩上跳下来？怎么会……？”这个疑问在我的脑海盘旋，不祥之感再也压制不住了。

接电话时，妻子在旁边一脸紧张，不知所措，我什么都没说就出了家门。坐在车里，握着方向盘的手一直在颤抖，我不停地深呼吸，强挺着开车。

这是我一生中最为痛苦，煎熬的一天，2009年5月23日，那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

釜山大学医院位于梁山，我从没去过，本来就心慌意乱还要看路标指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地方。我都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到那里的。到了医院，文秘书出来接我，他表情惨淡，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总统被送到了特别病房，这里禁止闲杂人员出入，我必须亲眼看见他的情况，不知糟糕到什么地步！

我走进了病房，总统已经闭上了眼睛，那凄凉的情景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

总统身上插着各种人工延长生命的装置，机器上还有信号。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还有希望！还不至于……”

医生们向我陈述了实情，信号只是因为心脏起搏器在起作用，只要机器一撤，信号马上就会消失。也许，医生从我的表情中看出我还存有“万一还有希望……”的幻想，于是，又做了更明确的解释：总统在到达医院之前就已经是医学上的死亡状态了，这与此前世英医院的结论一致。他们判断总统在事发现场就已当场身亡了。安装心脏起搏器只不过是为了安抚不想放弃的家属的情绪，也是为了给家人们留出时间，好做最后的决定……听到这些，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文秘书把从警卫员那里听来的事情经过向我做了转述，不久，金庆洙秘书带来了从总统电脑里打印出来的遗书。显然，这不是场意外，而是总统自己选择的有计划行动。我一言不发，头昏脑沉。

这时，主治医生和我说：

“夫人来了，请您转告她，总统已经没有生还希望了，我们需要她的同意，才能撤除人工延长生命装置。我们说这话不太方便，还是请室长您转述吧。”

听了这番话我回过神来：“是啊，我不能这么失魂落魄的，得考虑该干什么，接下来怎么办，我必须马上做出判断和决定。振作起来！冷静点！”

想到这里，我又犯了难：夫人马上就到，应该让她看到什么样的总统呢？我把我的顾虑告诉了医生，他们也有同感。医生们最终决定让夫人先等一会，他们立即为总统皮肤撕裂的地方进行缝合处理，把血迹擦拭干净。

夫人当时已经站不住了，得到医生的许可后，在别人的搀扶下与总统见了面。此时的总统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干干净净的，脸上没有任何伤痕，表情也很温和。夫人看见了这情景完全缓不过神来，丈夫两三个小时前还跟自己在一起，现在却成了这样，她当然无法接受。

更让人痛苦的是向夫人说明情况。夫人来之前，只听说“总统从山上摔了下来，情况不太好”，后来又听说世英医院无能为力，转院去了梁山的釜山大学医院。她猜到了情况相当不好，仅此而已。

秘书们实在是难以如实汇报，我道出了实情——总统是自己从猫头鹰岩上跳下的。夫人对此难以置信，我给她看了遗书，夫人当时就瘫倒在地了。

下面的话要说出口就更艰难了：“现在，总统只是依靠人工生命起搏装置而已，在医学上，总统已经去世了，医生也认为没有生还希望了。现在我们除了撤掉人工装置，没有其他选择，夫人您拿个主意，就让总统安心走吧。”医生也表示了同意。

在卢总统去世的发布会现场，我的表情是肃穆的，我感到一种可怕的寂静。

看到夫人失声痛哭，我也坚持不住了，实在太痛心了。夫人一直在哭，刚好一点儿，又接着哭，过了许久才勉强打起精神，表示了同意，于是心脏起搏器被撤除了。

2009年5月23日，上午9时30分，他走了。

得让国民知道实情。和医生商量后，决定由我宣布总统去世的消息，以及去世的原因，然后再由医生团队进行医学说明。我只准备了短短几句演讲稿，就站在了众多媒体的面前。发布会现场挤满了记者，几百个闪光灯不停闪烁，现场气氛就像马上要爆炸一样，可我对此毫无知觉，即使环境如此嘈杂，我感到的只有可怕的寂静，一切的一切就像静止的画面。

“这是一件让人备受冲击又无比痛心的事，前任总统卢武铉于今日上午9时30分，在梁山市釜山大学医院逝世。各种情况表明，总统于今天上午5时45分左右外出，前往烽火山登山，于上午6时40分左右从烽火山岩石跳崖。当时总统身边有一名警卫员，事发后，警卫员立即将总统送往最近的医院，因病情危急又转至釜山大学医院，但最终总统于不久前，也就是9时30分不治身亡。总统为家人留下了简短的遗书。”

宣布如此严重和复杂的情况，我也就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当时，我已经无话可说，记者们也没再追问什么问题。

现在我们得集中精力处理后事了，接下来该把总统安置在哪儿？我告诉峰下村那边迅速准备灵堂及香堂。

医院被挤得水泄不通，看着这些布满泪水的熟悉面孔，想必他们也和我一样，要花多久才能接受这个事实啊！蜂拥而至的还有执政党、在野党的政界人士，李明博总统的秘书室室长虽然上任后连招呼都没打过，此时也到了。悲伤的人们恨不得抱在一起痛哭，吊唁和问候混杂在一起。

而我只想一个人待着，哪怕几分钟也好。有人递了一杯茶过来，我盯着茶杯出神，突然想起与总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第一次见他，与他聊天时面前也放着一杯茶。那一天的我们是那么年轻，那么耀眼……

初遇

1982年8月，我完成了司法研修院[注：司法研修院（研修院）：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在当法官、检察官、律师之前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大法院下属的教育研修机构，学习时间为两年。]的学习，申请做一名法官。我在研修院的成绩排名第二，在结业仪式上还得到了“法务部长奖”。那时候能够通过司法考试的人不多，从研修院出来后只要你愿意，就能当上法官或者检察官。

因此，我根本就没想过自己当不了法官。的确，我在大学时因组织示威活动遭到过拘禁。但那是反对“维新”[注：维新：1972年10月17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实行的一种超越宪法的非常措施。]的，现在时代已经变了，人们已经认识到“维新”是错误的。我以为新一任政府不会批评反“维新”的示威了，实在没想到这一经历会成为当一名法官的资格限制，使我不被录用。

直到现在我都不能忘记最后一轮法官录用面试时的场景。面试时一个环节是法院行政处的副处长对申请人进行面试，大部分人在这个环节也就用一两分钟，走个形式而已，只有我一个人历时30分钟。他的问题其实并不多，就两个：“为什么示威？什么时候示的威？”我解释得合情合理，但他却完全不了解当时示威活动的缘由与意义。

1982年距1975年我示威被拘禁不过7年而已，其实我只要说“1975年4月我参加过反‘维新’的示威”就行，没有必要再做说明了。但我说了之后，面试官又问道：“当时是卫戍令[注：卫戍令：在某地区驻扎军队，使其负责当地治安、守备、公共设施维护的非常措施。朴正熙执政时期，一旦各地大学的反政府示威被激化就对该地区颁布卫戍令，比卫戍令更高一级的是戒严令。戒严令颁布后，所有权限移交给军队。]时期吗？”我解释道：“卫戍令要早几年，是1971年。”他又问道：“是制定维新宪法的时候吗？”无奈之下，我只好将卫戍令、宣布“维新”、制定维新宪法、紧急措施[注：紧急措施：总统根据维新宪法可以采取的一项特别措施。朴正熙在位期间一共颁布了9次紧急措施，1980年修订宪法时将其废止。]等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历史大事一一说明。那位面试官据说因擅长写判决书而在法院内部小有名气，后来还一直做到了大法官。当年，那么多民众不堪忍受独裁统治而愤然反抗，被当局扣上“时局犯人”[注：时局犯人：涉及时局政治的罪犯。——译者注]的帽子，抓起来受审，对于这些如同发生在昨天的历史事件，我实在无法相信法院里的高层居然一无所知？！这回我算是见识到法官们的生活，与现实世界是怎样的脱钩了。多么讽刺的现实！最终我未能被录用。

当时的法院行政处处长是大学时教我民事诉讼法的恩师，他听说检察院能录用我，就劝我先去当检察官，当两三年检察官后就可以摆脱身份限制，再转行做法官。但是，我并不想当检察官。

过了很久，无奈之下，我决心做律师。在那个年代，只要从司法研修院出来，就是检察官或法官，直接做律师的人少之又少。我的成绩还不错，我要做律师的消息也很快就传开了。虽然当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律师事务所，但是像“金＆张”[注：金＆张：韩国知名律师事务所。——译者注]这样有气名的几家律师事务所都给我抛来了橄榄枝，我去了几个地方，听了他们的方案。应该说，对方给出的条件相当不错。

他们说给我的报酬是打破常规的：提供轿车，工作三年后还能送到美国的法学院留学。老实说，我有一点心动，但还是觉得这和我所想象的律师职能大不相同——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上大学时搞过学生运动，我为自己描绘了成为一名法律专家的蓝图——即使不做人权律师，也应该深入到普通百姓之中，帮助那些有冤屈的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眼前这些机会选择却并非如此。现在想来，如果当初我接受了律师事务所的邀请，恐怕现在的人生就完全不同了，也许已经成为什么国际律师啊、企业专职律师啊……看起来也许光鲜亮丽，但我却根本不感冒。

我决定当一名普通律师。既然已经下了这个决心，又要奉养母亲，回釜山就变成了我最好的选择。对于其他我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唯一让我苦恼的就是对妻子的愧疚。妻子毕业于音乐学院，当时已经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是首尔市合唱团的成员。大学时代，她就眼看着我被拘捕，还去拘留所探视过我好几次，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姑娘。我能通过司法考试，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让一个在首尔从事自己喜爱工作的首尔女孩跟我回釜山，我实在太不好意思了。幸运的是她同意跟我回去。

就这样，我遇到了卢武铉律师。为我们牵线搭桥的是我参加司法考试的同期考生，也是后来的民政首席秘书官——朴正奎。人与人的缘分真是妙不可言！

朴正奎晚了一些才通过司法考试，是我们同期考生中年龄比较大的，因此他很早就决定，从研修院一出来就去当律师。他以前在金海市[注：金海市：韩国庆尚南道的一个城市，是卢武铉的家乡。——译者注]长游庵与卢律师一起复习，一起考试，结下了深厚友谊。卢律师先通过了司法考试，当上了法官，后来去釜山当了律师。当时，卢律师正打算邀请朴正奎和自己一起干，为了迎接即将从研修院结业的朴正奎，卢律师已经在自己的事务所里为他准备好了办公室和办公桌。

当时，大部分的律师都是开个人事务所，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律师们不能一起工作。大的律师事务所在首尔也就寥寥几家，地方上基本都是“一人城主”式的单打独斗。而卢律师的思想颇为超前，当时他就认为律师们应该聚在一起工作，这样才能实现法律业务的专业化、精细化分工。

卢律师做过法官，1978年出来开始做律师。一开始他也是自己做，在1979—1980年的近两年间，他与另外两位律师一起合作开了事务所，就是“伽倻合作法律事务所”。这可能是釜山最早的律师合作事务所，虽然运营情况并不如意。

当时普通人对律师的专业化、精细化分工认识不足，即使他们想为上门的客人提供专业领域的咨询，顾客也不愿意接受。顾客们才不管什么专业不专业，只想让自己熟悉的律师负责自己的案件。卢律师的见识高瞻远瞩，但当时人们的意识还跟不上。他在品尝了失败的苦果后，开了一段时间的个人事务所，之后找朴正奎合作，还是打算开一家专业化、精细化的律师事务所。

这时，问题来了，本来已经下定决心去釜山的朴正奎被检察院录取了。卢律师精心准备的计划还没开始就泡汤了，朴正奎的内心十分愧疚，正好听说我要当律师，就向卢律师推荐我，来代替他自己。他让我跟卢律师见上一面，于是我就去找卢律师了。到那时为止，我还完全不认识卢律师。于是，我们就有了生平第一次会面。

合伙人

富民洞以前是法院、检察院的所在地，卢律师的事务所就在这里，是一座古朴得有些陈旧的建筑。事务所在法院后门附近，里面比较宽敞。我就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卢律师，没想到这次相遇竟改写了我一生的命运。

第一次见面时，卢律师还很年轻，1978年他开始当律师，在我出现之前，他是釜山参加司考最早、最年轻的律师。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最重要的是他那与众不同的气质。

那时，我见过的法律人士并不太多，但进入司法研修院后我也遇见不少业内人士，有研修人员、教授、法官、检察官，在高中、大学校友聚会时也遇见不少法律界前辈，做实习法官、检察官、律师时也见过很多法律人。卢律师和他们都不一样。当年，大部分人都是从法官、检察官起步，做了很多年后再自立门户做律师，就算做了律师也多少还有些权威主义的气息，有点趾高气扬。卢武铉律师不知是做法官的时间短，还是本人天生的气质如此，他与别人完全不同——他非常洒脱、率真，同时还极有亲和力。

因此，我很快就对他产生了“同质感”，就是感觉他和我是同属一种素质和气质的人。

我记得当时我们面前各有一杯茶，两人谈了很多很多，我讲到自己上学时示威游行，被开除学籍，又被拘捕，因此没当上法官，等等。

卢律师讲了自己为“釜林事件”[注：釜林事件：1981年9月当局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了正参加釜山地区的合作读书团体社会科学读书会的学生、教师以及公司职员，并对其实行了短则20天、长则63天的非法监禁。因同年7月首尔爆发了集体拘禁示威学生的“学林事件”，因此该事件被称为“釜山—学林事件”，简称“釜林事件”。]辩护的经历，对我因学生时代参加运动而未能当上法官颇为愤慨，还谈了他的理想，他说自己要做一名干干净净的律师。

他坦白说，做了律师才知道成为“干干净净”的律师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他还说如果我们二人合作，要以此为契机，我们一起做干干净净的律师。他的这番话正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我们也谈到了要实现业务专业化分工，也规划了事务所逐渐成长的蓝图。虽然这无法提供首尔律师事务所给我的那些令人心动的条件，但是我的心却被牢牢地吸引过去了。

当天我们就决定一起合作。我在办公室里看了一圈，就像他之前说的，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只要我人来了就行。于是就有了“律师卢武铉、文在寅合作法律事务所”——就在这里，就是这个瞬间，我开启了我的律师生涯。

此时此刻，我与他命中注定的相遇，影响了两个人的一生。

既像前辈，又像朋友

卢律师对我很好，其实我只是他的后辈，但他称我为“朋友”。之所以这么说是有缘故的，2002年他参加大选，我担任了釜山选区的对策本部部长，卢武铉在釜山本部成立大会上发表候选人演说，开头就这样讲——“人们不是经常说看他的朋友就知道他的为人吗？我不是‘卢武铉的朋友文在寅’，我是‘文在寅的朋友’——卢武铉！”他知道我不大喜欢当这个本部长，故意用这句话对我这个后辈表达感谢。实际上，他比我大六岁，司考届数也比我高五届，是真真正正的前辈。但就因为他的这句话，现在还有人管我叫“卢武铉的朋友”。

卢律师从一开始就非常尊重我，跟我说话一直用敬语。稍微不那么严格的敬语也是我进入青瓦台之后才听到的，此前他对我一直使用严格的敬语。我是经常管别人叫“大哥”的人，但对他，我从来不敢，而是一直恭恭敬敬地称为“前辈”。

他能这样尊重我并不简单，当时他既当过法官又当了好几年律师，在律师行业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经验，而我还只是个刚刚从司法研修院出来的新手。他能与我在同样的条件下工作，把我当成合伙人看待，非常难能可贵。

律师合伙人之间最困难的就是原本秉性不同的两个人，做到完全信赖对方。比如说不管谁受理案件，都要分工合理，每个业务都有人分管，这就需要绝对的信任，如果做不到相互信任，就做不了合伙人。对我来说，他是前辈，我心里当然觉得他比我有能力。站在他的角度上，我只是个新人，他应该对我不放心才对，但是他在我处理案件时给予了绝对的信任。在合作过程中，如果遇上了比较重要的时局案件[注：时局案件：涉及政治局势的法律案件。——译者注]，我们经常一起做共同辩护人。我们根据各自的业务量决定谁来做主辩护，卢律师做的时候多些，我做的也不少。如果是我做，他对我所准备的辩护策略通常都很赞同，对于我所主张的诉讼方向等内容，也没有提出过一次质疑，这真是对我莫大的信赖与尊重！

现在回想起来，多亏了他，我才能如此顺利地开始我的律师生涯。我决定做律师时还犯愁，我一个人上哪里去弄启动资金呢，是他让我摆脱了这些困扰。

我和卢律师住在同一个小区。当然了，他很早就有了收入，买了大房子，我住的是交月租的小房间，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交流，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心。我总去他家，还跟他一起回过他的老家峰下村，律师事务所全体人员一年有两次集体旅游，都是带家属的，非常人性化。卢律师不是很能喝酒的人，偶尔也会叫大家喝上两杯，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

事务所生意还算不错。那时整个法律界的从业人员不多，律师事务所的数量也不多。虽然我只是个刚从司法研修院出来的新人，也不是什么退休后待遇不变的高级专家，但是毕竟有律师的身份，就能受理案件了。从我的下一届开始，参加司法考试的人多了起来，律师人数也开始猛增了。开业那天，有位医生的夫人从报纸上剪下了律所的开业广告找上门来，她觉得我年轻又是刚刚开业，估计会比较努力，所以就来了。那是我受理的第一个案子，是个民事案件。

反过来，卢律师自从跟我合作，受理的案子反而比过去少了。此前他一直是釜山地区最年轻、最努力、最优秀的律师，他受理的案件多，胜诉率也高，因为与我合作经营律师事务所，他把此前一直是行业规则的“案件受理中介费”给取消了。

现在，“中介费”在律师法中被明令禁止了，当时则是习以为常的惯例。法院和检察院职员、管理员，以及警察等人如果给你介绍案子，通常要提受理费的20%作为回扣。后来这种行为逐渐渗透，甚至银行、企业法务部主动联系案件，也要提取中介费。卢律师想要独善其身，太难了。

律师事务所全体人员一年有两次集体旅游，都是带家属的，非常人性化。

自从与我合作后，他真的就把中介费取消了。他忠实地履行着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所做的承诺，接待法官、检察官的惯例也是一样。那个年代，负责刑事案件的律师要时不时请主管刑事案件的法官吃吃饭、喝喝酒。到了审判的日子，进去听审的律师要请审判部门吃饭喝酒，这是惯例。法院周围有好多被称为“方席店”的高级饭店就是靠这个开张的。卢律师也曾是“方席店”的常客。然而，这种宴请也不再有了。

这种所有人都遵循的惯例，一个人想要打破是多么困难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坚持做到。我想他本来也正有此意，只是以我的到来为借口正式行动起来，他可能觉得我是搞学生运动出身，志向肯定是要做一名干净的律师。他觉得自己作为前辈得做出表率，不能在后辈面前丢脸。他确实是一位既有道德感又有意志力的人！

可这样一来，他接的案子明显减少了，本来他还在几家银行做律师顾问，这个业务也没了。因此跟他自己开事务所时相比，收入减少了很多，他却丝毫不介意。再后来，他做了人权律师，收入更是锐减，可以说他作为一名法律界的人，经济上宽裕的日子实际没过上几天。即使这样我们也很开心，起码维持律所正常运转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时的釜山虽说是韩国第二大城市，但律师并不多。登记在册的律师一共不超过100人。除掉只登记实际上并不活动的律师，能够站在法庭上辩护的律师不超过50人。我们只要用心，是可以建立诚实、努力的好口碑的。

法律界是比较保守的，口碑不管好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幸亏我执业之初在釜山法律界留下了好形象，这对我后来的律师生涯有莫大的帮助。

在釜山律师界中，我们成为一大热点。两人都很年轻，经历也很特殊，这样的两个人经营釜山地区唯一的合伙人法律事务所，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这更督促我们要加倍小心、百分之百地努力。

除了处理案件，对于参加釜山律师界的活动我们也很积极。特别是卢律师，他对于为大家服务的事情总是很热心，他曾经三次担任釜山律师协会财务理事。不管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律师们都很喜欢他。那时真是人生的大好时光啊！

人权律师之路

在我和卢律师合作之前，他已经受理过两起时局案件，就是众所周知的“釜林事件”和“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注：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1982年3月釜山地区大学生对当局血腥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以及美国为独裁政权提供庇护不满，向美国问责，纵火烧毁了釜山美国文化院，导致一名学生身亡。]，可以说他一只脚已经踏入“那块地儿”了。卢律师第一次受理时局案件——“釜林事件”其实是因为人情。他的律师前辈金光日在这个事件中有提供资金的嫌疑，遭到了拘留，不能再担任辩护律师，于是金律师只好拜托年轻律师负责这个案件。因被告人数众多，当时请了几位年轻律师一起分工负责。

在几位年轻律师中，卢律师是工作最认真的一位，法庭辩论一直都是由他主导，也是他彻底揭露了被告人长期被非法拘禁，甚至遭受刑讯逼供的事实。虽然卢律师是第一次受理时局案件，但是他的法庭辩论比所有人都激情澎湃。因此，没过多久，当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发生后，卢律师又受邀参加了共同辩护团。这次与他共事的是在首尔响当当的人权律师李敦明、刘贤锡、黄仁喆、洪性宇等。这两次辩护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

这两次事件几乎将釜山学生运动圈一网打尽，一时间学生运动销声匿迹，加之当时正值杀气腾腾的“第五共和国”[注：第五共和国：1980—1988年，是全斗焕执掌的韩国政权。——译者注]初期，从那时起，直至1983年，釜山地区几乎没有再发生可以称之为时局案的案件了。

从1983年下半年到1984年初，随着学院自主化措施的推出，社会控制逐渐松绑，多少有了能让人喘口气的空间。釜林事件也因纯属捏造，撤销了原有判决，几名被告人于1983年底被无罪释放。这一切都让釜山地区的在野民主化运动重新焕发了生机。

大学生的学生运动与劳动案件又开始频繁发生。劳动者面对残酷的剥削，要求雇佣者遵守劳动基本法，要求促进劳动组织的建立，结果惨遭集体解雇。这些人开始纷纷找上门来。

我们并非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做人权律师的，只是对找上门来的案件并不回避，对人们的陈述深有同感，努力为他们辩护而已。逐渐，我们就成了釜山地区劳动、人权辩护的核心力量。不仅是釜山，那时附近的蔚山、昌原、巨济地区没有人权律师，这些地方的劳动案件也有很多，我们也是来者不拒。

随着对“第五共和国”的反抗日益加剧，大学相继爆发了“三民斗”“民民斗”“自民斗”[注：三民斗、民民斗、自民斗：三民斗是“三民斗争委员会”的简称，1985年4月由全国学生总联合会（全学联）发起，全国34个大学共同参与的斗争组织，由全学联负责领导。自民斗和民民斗是1986年以首尔大学为中心组成的学生组织，前者是以人文学院为中心，后者以社会学院为中心。]等组织案件。学生运动理念化倾向也很明显，釜山与首尔的学生运动组织一起策划的釜山美国文化院占领示威事件、釜山工商会议所占领示威事件等，也是我们受理的。

不知不觉，我们成了釜山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劳动、人权律师，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也成了一个核心，几乎总揽了以釜山为中心，涵盖附近的蔚山、昌原、巨济等地的劳动、人权案件。

并肩前行

随着我们的事务所包揽各种时局案件，我们也逐渐接触到了各地区的在野人士。当时领导釜山在野人士的是神父宋基寅[注：宋基寅：天主教神父，社会活动家，文在寅和卢武铉的老友。——译者注]，还有现已辞世的釜山中部教会牧师崔圣默。小说家乐山金廷汉[注：乐山金廷汉：金廷汉，韩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作品以揭示社会黑暗为主。乐山是他的号。——译者注]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也经常勉励我们，有重大事件时还挺身而出，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从1984年起，以这几位为中心，在野民主化运动团体与人权团体开始相继恢复元气，被释放的釜林事件成员则主要负责实际工作。

1984年最先恢复元气的在野民主化运动团体是公害问题研究所釜山支部。公害问题研究所由郑镐庚担任理事长，崔冽负责实际工作。

釜山虽然名义上是支部，其实只是借公害问题研究所的名字而已，跟总部并没有什么实际联系。那时人们对直接叫民主化运动多少还有所顾虑，于是打了个擦边球，叫作反公害运动。这个团体几乎囊括了所有釜山地区的在野人士，由宋基寅神父担任总代表。

我一开始就是这个团体的发起人，团体正式成立后，卢律师也加入进来，我们一起担任了理事职务。

紧接着在1985年，成立了釜山民主市民协会（简称“釜民协”），它与首尔的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简称“民统联”）属同一个性质，是囊括了釜山全体在野人士的组织，也是釜山民主化运动的核心团体。后来主导了1987年“六月抗争”[注：六月抗争：1987年韩国掀起的民主化运动性质的国民抗争，也被称为“六一○民主抗争”。]的国民运动本部就是以釜民协为核心的。釜民协的代表也是宋基寅神父。

当时我们充分认识到很有可能遭到镇压，于是模仿“三一运动”[注：三一运动：1919年3月1日，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半岛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运动。——译者注]的方式，由33人挺身而出，担任代表发起人。我与卢律师从最开始就作为发起人参与了进来，后来还担任了常任委员。卢律师担任劳动部委员长，我担任民生部委员长。

自此，我们二人深入到了在野运动之中，卢律师和我都不是新教教徒，也加入到后来成立的釜山NCC[注：NCC：全国教会理事会的简称。——译者注]人权委员会做了人权委员。由于人手不够，我们不得不既加入民主化运动团体，又加入人权团体。我们觉得这是作为律师的义务，也是使命。

对于时局案件也是如此。需要我伸出援手时，我无法拒绝。我来到釜山，并没树立什么“我一定要做人权律师”的人生目标，第一次见到卢律师时我也只是说：“我不是一定要做人权律师，或者以人权律师为人生目标，但那样的案件找上门来，我是不会拒绝的。”因为没有别的律师接这种案子，我只接了一次，其他的案子自然而然就都找到了我。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时候我们分开负责案件，重要的我们就一起负责，碰到被告人人数众多的时局案件，我们就按照不同的被告人分开负责，我们经常并肩站在法庭上。作为律师，卢律师和我无论气质、性格还是做事的态度、风格都十分接近，我们的配合非常默契。

我们共同参与大部分的在野团体，在团体内各有分工。我独自参与的领域只有一个，就是天主教的运动团体。天主教社会运动协会、天主教正义实现全国联合会、天主教人权委员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等团体，是我一个人参与的。我是天主教信徒，虽然我入教的时间很长，但并不十分虔诚，教堂去得也不勤，所以让我在天主教团体中担任职务，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可是一听到人家说需要律师，我就无法拒绝。正因为有了此番前缘，进入青瓦台之后，我这个不太虔诚的信徒还有幸成了天主教与青瓦台联系的窗口。我还数次拜会了红衣主教金寿焕。在参与政府[注：参与政府：2002—2007年，卢武铉时期韩国政府的称谓。]时期，红衣主教增加为两位，为了这件事卢武铉总统亲笔写信给梵蒂冈教廷，送信时我在二者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

我发现，一旦走上了劳动、人权律师之路就不可能再赚到钱了。我原来也有这个心理准备，最开始就没把生活的摊子铺得太大。妻子见我通过了司法考试、还当上律师，已经谢天谢地了，她也给了我不少帮助。卢律师则不然，他过去的收入还算不错，现在收入减少了，生活费也得相应缩减，这就不容易了。我想卢律师的夫人权良淑女士心里的苦楚比任何人都多。后来卢律师一心只做劳动案件，每个月的收入一直都只有200万韩元（约等于现在人民币12000元）。

自从受理了时局案件、参与了在野民主化运动之后，卢律师和我一直特别注意两件事。

第一，我们自身要干净。我们太清楚当时独裁政权惯用的伎俩了，那就是抓住对方的弱点、瑕疵加以威胁，让对方不敢出声。大搞背后调查，挖出对方逃税、私生活不检点等问题。自己持身不正，丢人现眼这不算什么，弄不好会身败名裂，还会连累民主化运动事业，所以我们小心谨慎，不做任何违背良心和正义的事情。

小的方面我们就从废除中介费开始，税务登记也做得干干净净，私生活方面更是努力做到洁身自好、毫无瑕疵。

卢律师就像第一次投身学生运动的大学生一样奋不顾身，激情澎湃。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也完全变成普通民众的生活，努力改变以前的生活方式。饭不吃贵的，酒也不喝好的，还放弃了他本来非常喜欢的帆船运动。他讨厌那种光是嘴上喊“民众！民众！”的伪善，自己做得纯粹又彻底，努力从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的生活。

就是这种思想让我始终无法接受高尔夫这项运动。那时在我的思想里，一直接受不了有些人一面赞成环保人士强烈反对建设高尔夫球场的主张，另一面自己又去打高尔夫。后来随着高尔夫运动的普及，我对高尔夫运动抱有的负面看法也逐渐消失，但我也不再有能自如挥杆的闲暇时间了。

酒也是一样。较之于洋酒、红酒，我们还是更习惯喝烧酒、米酒。喝酒每次也只喝一轮就结束。我但凡能选择就坚决不喝炮弹酒[注：炮弹酒：一种饮酒文化，将洋酒、烧酒、啤酒等混在一起喝。——译者注]，这是我为自己定的原则，我认为嘴上喊着“民众”口号的人不能言行不一。

我之所以不喝炮弹酒还有个原因。釜民协成立那年年底，我与釜民协的人一起，应安企部[注：安企部：韩国国家情报院的旧称，当时全称是国家安全企划部。]釜山分室的邀请，与他们喝酒。我们这边有我、神父、牧师，对方是分室长、在野负责人、宗教负责人、法律负责人等。

当时那个场合，虽然双方谈笑风生，但是心里一刻也不敢放松的。我本来想等烧酒喝得差不多了就结束。结果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出身的分室长提议再喝杯炮弹酒。那时候一般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炮弹酒，我们这边也都是第一次经历。分室长说明了要领，带头示范之后，我们开始喝了起来。几番推杯换盏后，人们纷纷扛不住出去了。就剩下我和分室长两人，我当时已经醉了，但是为了不输给对方还硬撑着。

就这么喝了十杯之后，分室长起身去洗手间，我也紧跟着出来了，结果见到了无比搞笑的一幕：分室长不是去解手，而是站在镜子前用尽浑身力气扇自己的脸，声音还很大。显然他也是为了不输给我而使出了浑身解数。酒宴终于结束了，这种强迫所有人必须喝酒的极端军队酒文化，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第二，在处理时局案件时，不管法庭辩论环节，还是在调查与庭审环节，我们也力图贯彻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为我们相信，越是时局案件，法庭越应当完全遵守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对于大学生时局案件的判决更是如此。如果审判他们时自己都不遵守程序，那么还怎么批评这些大学生呢？

我刚开始做律师时，在法庭上不遵守刑事诉讼法的现象比比皆是。让被告人站着听审是最常见的，用绳索捆绑、戴着手铐上庭也是家常便饭。每当此时，我都拿出法律条文要求审判长纠正这种做法。“请打开手铐！”“请解开绳索！”“请准备椅子，让被告人就座！”

刑事审判中错误的惯例一一被我纠正了。虽然时局案件被告人在听审过程中没有了绳索和手铐，但是看守员又开始紧紧坐在被告人左右，几乎就要架起他们的胳膊了。这是一种常见的人身拘束，是用人体代替手铐实行拘束。对此我也提出了抗议，不让看守员这么做。有一次，时局案件的被告人虽然没有戴手铐、绳索，但看上去明显行动不便。我觉得奇怪就询问了他，原来是看守员用绳索捆住被告人的上臂后，又给他穿上囚衣，伪装成身体未被捆绑的样子。看到这一幕，审判长都忍不住站起来训斥了看守员。

在公开审判时局案件时，为了限制旁听人数，便衣警察有时会提前到场占座，以阻止普通民众到场听审。这时我就请求审判长让便衣警察们退场。有一次，审判长接受了我的请求，确认旁听席人员的身份后，发现大半是警察，也不禁大吃一惊。

关于被告人的冒头陈述[注：冒头陈述：公审分为冒头环节与审理环节。冒头环节是对被告人的身份讯问，由检察官的冒头陈述与被告人的冒头陈述两部分构成。冒头陈述能够保障被告人方有权对检察官起诉的全部内容提出反驳意见，也就是说根据罪行法定主义与无罪推理，被告人有权陈述对己方有利的全部事项。]权，我也与审判长等人有过数次争论。争论时只靠刑事诉讼法的条文是不够的，还要拿出注释书[注：注释书：专门用于解释说明典籍中生词或句子意思的书。]、法院实务提要[注：法院实务提要：由法院行政处印发的法官实际工作指南。]，用其中的条文进行解释，这样冒头陈述权作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才得到了认可。

检察官提问时如果使用非敬语，我们就一定要揪住这个问题要求审判长提醒对方注意。特别是卢律师，当检察官对被告人进行不正当恐吓，或使用非敬语时，他从没有坐视不管过。每当这时他也会用非敬语高喊“你干吗不用敬语”，丝毫不给对方留情面。他这么做一方面是对检察官的错误提出严重抗议；另一方面也是在用自己的行动给被告人打气，使被告人不至于在气场上先败下阵来。

调查阶段也是一样。我们为了阻止政府对时局案件实施高压调查，定下了尽可能在逮捕早期会见被告人的方针。但警察通常以“正在调查中”为由拒绝我们的会见请求。找到负责调查案件的对共分室[注：对共分室：是警察内部专门负责调查间谍的机构，是政治权力的帮凶，专门负责调查政治犯，对他们严刑拷打，捏造罪名。]，他们让我们去找拘留被告人的警察局，等我们去了警察局他们又让我们找对共分室提出申请，让我们一趟又一趟地白跑。阻止会见是他们的惯用伎俩，过去也没人深究，但我们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如果抗议不管用，我们就把问题提给律师协会，直到律师协会得到釜山市警察局“以后改正”的答复。卢律师甚至曾经对数次拒绝、妨碍律师会见的警察署调查科科长提起诉讼。

这些做法使审判与调查阶段存在的错误惯例一次又一次得到了改正。这些努力一旦在时局案件中取得了效果，马上就会扩散到一般性案件中。现在这些惯例几乎都消失了，其实也并没过去多久，变化就如此之大，以至于现在年轻的法律人已经很难相信当年还发生过那样的事。

热情与原则

想当年的卢律师，真是热情如火啊！就像刚刚入教的信徒反而比信了很久的人更虔诚、更热情一样。一般说来，律师有律师的行为方式。我对自己的行为是设有底线的，“我是律师，这是我所能做到的底线”。不仅是我，所有人都是如此。但卢律师却不是这样，他没有为自己设限，只要是他认为正确的他就会去实践、去行动，后来进入政界的卢武铉也是如此。

公害问题研究所釜山支部一经成立，参与研究所活动的人立刻就成为情报机关的监视对象。情报科的刑警们在研究所办公室门前摆开了龙门阵，监视主要人物的活动，以及进出人员的动态，刑警们甚至还随时出入办公室。于是卢律师就在律师事务所腾出了一间办公室给研究所用。这一方面是对研究所活动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阻止那些政府机关的人。那些人虽仍然常驻于办公室门口，但不敢再进来了。

不仅如此，卢律师还在律师事务所里设立了劳动法律咨询所。此前我们一直都是在发生劳动案件之后，为审判与法庭辩论提供服务，这也是一般律师的工作方式。但卢律师不满足于此，从劳动团体的创立，到团体的日常活动，他都要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釜山民主市民协会成立那天，活动原计划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演讲会，第二部分是创立大会。演讲会邀请的演讲人是赵甲济[注：赵甲济：曾任《月刊朝鲜》总编及社长，右倾、保守时事评论家。]，当时他是被《国际新闻》解职的著名记者，人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警察对活动场所实施了“源头封锁”，从演讲会开始就不许任何人入场，所有人都在指责警察的非法封锁，但警察依然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卢律师气得干脆躺在了大马路上，一个人高喊口号。

由此，卢律师成了“过激律师”被人们传开了，也有人说他这样做有失律师的涵养。但他认为，面对警察的非法封锁，斯斯文文地抗议、装装样子根本不解决问题。为了这事，我们还专门对釜山市警察局局长（现在的釜山警察厅厅长）及直接负责的警察署署长提起了刑事诉讼。卢律师自己做了上诉人代表，但是这场官司连个像样的调查都没进行，就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了。

后来，1987年，我们在纪念朴钟哲[注：朴钟哲：首尔大学学生，1987年1月在治安本部南营洞对共分室接受调查时死亡，警察最初解释为单纯性猝死。事件发生第五天，警察公开承认刑讯致死的事实，相关警察被逮捕。该事件成为1987年“六月抗争”的导火索。]遇害追悼会上被一起带走，情况也是这样。当时警察把我们抓走调查。我的态度是可以接受警方盘查，但坚持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后来，我才得知卢律师干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连签字盖章也不同意。他坚持自己被抓走接受盘查本身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因此对警方的问题一律不予回答。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我们本身作为律师，不协助调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卢律师就是这样，对自己认定正确的事，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认为这就是卢武铉后来踏入政界所奉行的原则。为了正义可以去选择哪怕对自己不利的道路，卢武铉的这种原则为很多人所熟知。不仅如此，他还有另一个原则，那就是实践正义时的彻底且不设限。简单地说，从政以后，他完全可以做他的国会议员，同时努力去实现他的正义——打破地域主义。但是他一定要用尽全力与地域主义来个正面对决，他就是这样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

随着民众对“第五共和国”的反抗日益激烈，各种集会、示威也逐渐频繁，每当有重要的集会、示威时，警察就会来到办公室阻止我们参加，这就是所谓的“办公室软禁”。那个时代允许对律师这样恣意妄为。所以，我们每次都要绞尽脑汁研究怎样才能把警察甩掉，有时我们干脆不去办公室，就算去了，也要想办法甩掉警察再出来。有时情报科的刑警甚至还会尾随我们去集会、示威的现场。

我的家也被搜查过，当时我们住在公寓里，刑警先是在保安室蹲守了两三天，后来拿到了正式的搜查令就闯了进来。搜查的理由是我家涉嫌窝藏了一名“五三仁川事件”[注：五三仁川事件：1986年5月3日，在野及学生运动势力一万余人发动大规模示威，提出制定国民宪法等要求，319人被逮捕，129人被拘留。]的相关人员。我确认后发现，警察之所以能实施搜查，唯一的举证材料就是一张写着“市民匿名电话举报”的警察报告，真是岂有此理！竟然给一位在职律师下达这样的搜查令！那个时代就是如此黑暗，警察局、检察院只要提出请求，法官就会下发搜查令。

随着工人意识的觉醒，劳动案件日益增多起来。相较于学生案件，我和卢律师更愿意受理劳动案件。在学生案件里，学生们的主张与逻辑都基本相同，劳动案件则不然，每个案件都承载了劳动者在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同苦难。

那时制鞋业是釜山地区的主要产业，在鞋厂上班的女工处境非常艰难。各种加班费都算在一起，每个月也不过拿到六七万韩元的工资，而且还经常被拖欠。遭受侮辱人格、性骚扰也是家常便饭。很多女工为了争取生存权利要求厂方遵守劳动基本法，成立劳动团体，结果被集体解雇。很多人参加了具有自救性质的集体活动，却以妨碍业务罪被拘留。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心都无比沉痛。虽然我们二人都是免费辩护，而且尽全力为他们抗争，但是大多数人仍得不到救助。

经历了这些案件后，卢律师干脆下决心专做劳动律师，为此还在律师事务所设立了劳动法律咨询所，当然这也有我们想要提升律所专业性的考量。

那时候《劳动法》的相关书籍大多观点保守，虽然里面也有很多当时的劳动案例，但对我们帮助不大。当时，辛仁羚教授提出了最进步、最符合实际的理论，她的论文集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但是论文集的内容也是有限的，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实在太多，逼着我们不得不自学。那个时代，法官、检察官也不懂《劳动法》，还在用民法的思维方式来处理案件。

另外，我们也意识到只为已经发生的案件做辩护，始终只是治标不治本。我们认为必须成立劳动团体，从工人的日常活动开始提供帮助，承担起这个重任的就是劳动法律咨询所。

卢律师对工作太过认真，以至于给新律师带来了心理负担。昌原地区过了很久才有劳动律师，可是很多人最后都干不下去，离开了。因为工人们动不动就拿这些新人跟卢律师作比较，“卢律师能免费辩护，还跟我们法庭上一起战斗，你就不行吗”？这给人的压力太大了。由此可见，做事太奋不顾身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卢律师开始专心做人权律师的业务，普通案件一律不接。虽然他说只接时局案件，但是占大部分的是劳动案件。他不仅上法庭辩论，还经常去劳动团体为工人们做演讲，应邀参加工人活动。做了这么多，他每月从律所拿的工资一直也只有200万韩元。

1987年六月抗争之后，又爆发了劳动者大斗争[注：1987年劳动者大斗争：以1987年六月抗争为开端的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劳动界，点燃了全国8990多个劳动团体、200余万人参与的劳动者大斗争，全国的劳动者因不堪忍受低工资、劳动时间过长、劳动环境恶劣参加了抗争。这是在韩国劳动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釜山周围的蔚山、昌原、巨济成了韩国劳动运动的中心地。根据现行法律来看，这些都是非法罢工、有暴力倾向的大型罢工案件，这些绝大部分，或者说全部都是由我们来负责的。那个年代，这片土地上的劳动运动风起云涌，我们能够与历史同行，这不能不说是人生价值的实现。

那个年代，这片土地上的劳动运动风起云涌，我们能够与历史同行，这不能不说是人生价值的实现。

1987年六月抗争

夜越深，离天亮就越近，独裁政权的高压亟待民主化黎明的到来。在釜山，这种征兆也零星可见，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民主化运动组织纷纷开始崭露头角。

20世纪80年代初，釜林事件与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将原本就不那么稳固的釜山民主化运动圈扼杀在了萌芽状态。但是随着当年被送进监狱的人大批出狱，他们扎根于许多团体，开始到处活动。于是，地基拓宽了，生机出现了。

1987年1月发生了首尔大学学生朴钟哲被刑讯致死事件。负责的警察发表了一个荒唐的解释：“调查人员‘当’敲了一下桌子问他话，他‘呃’了一声突然就倒地死了。”所有国民都愤怒了，釜山的气氛尤甚。牺牲者就是釜山人，他的父母也生活在釜山，就连“末七”都是在釜山祭奠的。可以说面对独裁政权的政治高压，釜山人的愤怒是最激烈的。

2月7日，朴钟哲国民追悼会准备委员会在全国多地同时举行了朴钟哲国民追悼会，卢律师与我都参加了准备委员会，而实际筹备“釜山地区国民追悼会”的正是釜民协。

我们将追悼会的地点定在了釜山市中心的大觉寺，但是警察提前把大觉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封锁得比罐头还严实，根本不让人们靠近。警方还试图向进入的市民投掷催泪弹。围在大觉寺外边的大学生高喊着口号“还我钟哲!”，与警察对峙，但始终无法进入大觉寺。

我们不能就这么撤退！釜民协的人急忙在路边召开紧急会议，临时决定在南浦洞釜山剧场前面的马路上举行简易追悼会，秘密将人召集到那里。

在约定好的下午2点钟，市民、学生300多人聚集在一起，正式举行简易追悼会，人们高唱爱国歌曲与运动歌曲，发表谴责演说，卢律师当场朗诵了悼词。这是自1979年釜马民主抗争以来，第一次举行的街头时局集会，很快就聚集了大批市民，马路被堵得水泄不通。

警察过了很久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包围了集会周边，与白骨团[注：白骨团：指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由便衣警察组成的警察队伍，头戴白色头盔，因此被称为“白骨团”。]一起强行进入。釜民协常委们纷纷挺身而出，保护那些因恐惧而发生动摇的市民与学生。他们挡在市民、学生与警察之间，在马路上坐下，开始静坐示威，卢律师与我也在其中。

紧接着，警察朝静坐的人群胡乱投掷催泪弹，我们躲也没处躲，只能在原地等着被击中。到处是浓烟，这时，警察闯了进来，突然把我们抬走，强行装进了“鸡笼车”[注：鸡笼车：玻璃窗外加装铁丝网的警用车的通俗叫法。]。因为催泪弹的原因，上了“鸡笼车”很久我们都睁不开眼睛，这样我们被抓到了釜山市警察局的对共分室。这天的简易追悼会组织得非常成功，即使我们被抓走之后，一万多人的游行示威也一直持续到了晚上。这一事件成为六月抗争事件的引爆剂。

警察将那天集会抓走的人进行了分类——律师、宗教人士、在野团体骨干、进步青年和学生，给不同领域的代表提出了逮捕令申请。律师行业被抓走的是当天在马路上静坐的金光日、卢律师与我三人，作为律师的代表，警察对卢武铉律师申请了逮捕令。

那时，卢律师已经成为釜山人权律师中最让警察头疼的人了，而且他被抓走之后，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可能让警察也感到束手无措。当时法律规定：不管是紧急拘留还是逮捕现行犯人，48小时之内如果没有批准逮捕令就必须释放。当时警察没有对金光日律师与我提出逮捕令申请，但还是对我们实施了拘留，而且48小时之后依旧不肯放人。

我们一直在计算着时间，到了48小时，我们就出来高喊“我们要回家”。他们就让特警挡住走廊，不让我们走开。我们喊着口号对峙了一会儿，无奈只能再回到房间里。过一会再出去喊口号，再对峙。这种情况大约每隔一个小时就重复一次。我们被带走的时间是2月7日下午2点30分左右，结果金光日与我在2月9日晚上6点才被释放，被拘留的时间远远超过了48小时。

我们一获得自由就开始担心卢律师的安全，连忙赶到了事务所。当时卢律师的逮捕令申请已经被驳回了，但据说检方再次申请了逮捕令。

逮捕令既然已经被驳回就应该立刻放人，但是，他们既不放人，又隐瞒被驳回申请的事实，反而再次申请逮捕令。得知这个情况我们气得火冒三丈，决定不能就这么干等着！

我们直接找到了专门负责此事的值班部长法官办公室，当时再次提出逮捕令申请的釜山地检公安部长也在那里。岂有此理！我故意高声抗议：“公安部长您为什么在这里？是不是要怂恿法官批准逮捕令？逮捕令已经被驳回，为什么还不放人？我会记住这个问题的！”我喊的声音很大，故意让所有人听到，公安部长的脸涨得通红，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落荒而逃。

正巧，当时大韩律师协会人权委员长柳宅馨律师与人权委员河炅喆律师，为了调查事件真相，也来到了法官办公室。他二人强调他们是大韩律师协会派来调查事件真相的，逮捕令既然已经被驳回，如果法官批准了检方的再次申请，协会不会坐视不管的。

经验丰富的柳宅馨律师还不失时机地吓唬那位法官，“现在大韩律协的会则修正案已经在理事会上决定，对于那些在时局案件处理中违背人权的法官、检察官，将来不予以进行律师登记”。其实就是告诫那名法官如果逮捕令批准不当，将来他不做法官的时候，很可能也当不了律师。事实上，大韩律协人权委员会内部确实有这种讨论，但是会则修正案还没有到理事会商定的阶段。

值班的部长法官思考了许久，干脆直接下班了！他说出去吃个饭，结果就一去不复返。我觉得这是个相当高明的处理方法！当时检方并没有正式处理再申请，是公安部长拿着逮捕令申请书当面去找法官的。因此，部长法官不做任何处理一走了之，检方也无话可说。在当时的时局案件中，像这样秘密申请逮捕令的行为非常盛行，但这一次他们却碰了钉子。

检方当时就炸了，乱成了一锅粥。对现任律师申请逮捕应该按照大检察厅公安部的要求，得到法务部长许可，但是没拿到法院的逮捕令就意味着釜山地检公安部要背上无能的骂名。

就在卢律师被扣留的这一夜，公安部长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拿着逮捕令申请书辗转于几位部长法官的家。其他的部长法官当然更不可能接受了，都推脱道：“这应该是值班部长管的事，干吗来找我？”他甚至还去找了首席部长法官，也遭到了拒绝。最后他又去找法院院长，依然没用。

终于，卢律师于次日清晨被释放了。警察不能再继续扣押他了，只能无奈地放他回家，还一直跟踪到他家，在那里守了很久，直到他们得知逮捕令彻底没有可能了，才于凌晨撤回。

这个事件让卢律师一下子名震全国，各路媒体纷纷报道“一夜之间四次驳回逮捕令”，这次事件向世人展示了大韩民国的社会现状，也从侧面展示了当时釜山地区人们对当局的高涨抵抗情绪。

警察对卢律师等三位律师的非法拘禁不能就这么算了。釜山地方律师协会决心对此事提起刑事诉讼，但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虽然逮捕令被驳回了，但是检方依然可以对卢律师实行不拘留起诉。因此，只要检方不进行不拘留起诉，律师协会也就不再进行追究。但是后来卢律师因“大宇造船事件”被拘留时，检方还是追加起诉了这次的事件。

时局正式朝着伟大的“六月抗争”直奔而去，全国上下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釜山的情况更是如火如荼，从1987年初开始，风起云涌的民主化风潮在釜山刮得格外凶猛。四一三护宪措施[注：四一三护宪措施：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为了拒绝国民提出的民主化要求，实施终止一切改宪讨论的措施，该措施的颁布适得其反，让国民的民主化热情更加高涨。在这一过程中，此前官方隐瞒朴哲焕刑讯致死事件的真相被揭露出来，触发了1987年的六月抗争。]出台后，民众的反抗变得更加激烈。知识分子阶层最先行动了起来，各种时局宣言喷涌而出，从大学教授逐渐扩散到其他知识分子团体。我记得釜山最先发表时局宣言的就是律师、牙医和药剂师。卢律师与我集合了24位釜山律师的签名，发表了《釜山律师时局宣言》，要求撤回护宪措施、改宪法为直选制，这一行为在釜山律师界史无前例。

一时间，釜山市内到处可见街头示威，市民的反映则非常友好。每当示威队伍高喊口号前进时，路边的市民就用掌声表示鼓励。商贩们也不顾对生意的影响，见到示威队伍还帮他们藏身。警察要上前抓捕示威者，路上的行人与商人就站出来批评警察，阻止他们抓人。很多人给示威队伍送来面包、饮料，看见发宣传单的，市民们当场募集资金，让他们拿去当作经费。

同年5月，在“釜民协”基础上又成立了“釜山国本”。“国本”是“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的简称，是韩国建国以来民主化运动组织中首屈一指的超大型组织，囊括了所有民主化运动团体以及在野党团体。“釜山国本”也是如此。

其实“釜山国本”比首尔的“国本”成立时间还要早，是全国最先成立的。卢律师担任“釜山国本”的常任执行委员长。此前，人权律师的责任通常限定于为团体提供法律支持和资金支持，而常任执行委员长的职责则超出了这个范畴，需要走上街头领导集会与示威。这本不是律师应该做的，但卢律师自请出马。我也担任了常任执行委员一职。

1987年6月，釜山地区在“釜山国本”的指挥下，几乎每天都会爆发街头示威，示威人数比全国任何地方都多，情绪也更为高涨。每天市中心的示威都持续到深夜。卢律师总是跟示威队伍一起坚持到示威结束，还到处视察示威情况，然后去中部教会，总结当天的全部情况，再制定第二天的计划，最后才回家。看到示威规模日渐浩大，示威热情不断高涨，以及市民的积极响应，我们能感受到军部独裁政权正在走向崩溃。

这时传来消息：首尔的明洞教堂占领示威[注：明洞教堂占领示威：1987年6月10日，示威队伍在首尔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被警察驱赶至明洞教堂，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举行了6天5夜的占领示威。他们的抗争使首尔的六月抗争得以持续，但坚持了6天就自动解散了。]活动解散了，抗争态势转弱。首尔与其他地区的示威人数迅速减少，就此下去很可能又会不了了之。

但是釜山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的情绪反而还在高涨。此前，首尔明洞教堂在活动中起了核心作用，以卢律师为首的“釜山国本”指挥部协商决定将这个核心作用转移到釜山来。他们很快就得到了“实现正义祭司团”的协助，在釜山天主教中心组织了占领示威。后来，一直到六月抗争结束，釜山天主教中心一直都像此前的明洞教堂一样，成为抗争运动的核心。

更多的釜山市民也参与进来，示威时，从西面[注：西面：釜山的一个地名。——译者注]到釜山市政厅、KBS电视台的路口，主干道都被示威队伍占据了。这里仿佛成了“解放区”。釜山的坚持使得全国的示威状况愈演愈烈，让一度销声匿迹的首尔等地的活动声势又重新燃烧了起来。大家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看到示威规模日渐浩大，示威热情不断高涨，以及市民的积极响应，我们能感受到军部独裁政权正在走向崩溃。

大约是6月20日，有消息传来：釜山启动了卫戍令，即将投入军队。这个消息反而带给我们更多的力量，让我们觉得独裁政权已经被挤到了墙角，而釜山正手握对方的命运，这让我们信心倍增。卢律师和我都认为：“不能在这时候屈服，只要挺过了这道难关，就能获得胜利！”后来，事实证明，当年启动卫戍令和投入军队确有其事，出动的兵力都已经集结完毕，只是因为内部有人反对，没有实施而已。

于是就有了六二九宣言[注：六二九宣言：1987年，执政政府发表的一个涉及多方面改革措施的宣言，宣言包括下一届的总统竞选开始直选制。——译者注]的诞生，这份宣言其实已经意味着军部独裁政权投降了。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六二九宣言并不是结束，这只是一种欺骗手段，应当坚持到最后”！当时我们已经争取到了总统直选制改宪[注：直选制改宪：韩国于1987年修改宪法，宪法规定，韩国总统由韩国国民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选出，任期为5年，而且不能连任。——译者注]，如果要继续抗争下去实在太难了。在之后的直选制总统选举中，“两金”分裂[注：“两金”分裂：“两金”指的是当时在野党两位领导人金大中和金泳三，国民热切期盼他们能够在候选人选举过程中实现单一化，以实现民主势力的胜利，但他们各自为战，结果导致总统宝座被全斗焕的继承者卢泰愚抢走。]导致民主阵营未能取得总统竞选胜利，但那就不是市民的责任了。

六月抗争是一次依靠市民力量推翻军部独裁政权的伟大市民民主抗争。我一直认为，六月抗争应该成为我国民主化运动史上评价最高的运动。四一九事件[注：四一九事件：1960年，韩国总统李承晚执政时期，学生发动的民族革命运动。——译者注]或者光州抗争[注：光州抗争：1980年5月18—27日，发生在韩国光州，是一次由市民自发组织的民主运动。——译者注]具有太多的偶发性，或自然形成的因素。而六月抗争成立了“国本”这个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的联合斗争机构，在其指挥下有计划、有组织、始终一贯地开展运动，直至争取到直选制改宪，这一历程可能是我国民主化运动史上唯一的一次。

虽然六月抗争是一次全国性的民主化运动，但是我认为该运动的中心不是首尔，应该是釜山。釜山最早建立了“国本”，抗争期间也是釜山的运动热情最为高涨，还起到了点燃其他地区示威热情的作用。更关键的是，明洞教堂占领示威解散后，首尔等地的示威形势急转直下，多亏了釜山在天主教中心组织占领示威活动，以及更多市民展开的声势更为浩大的示威活动，才又点燃了抗争的火花。而这是引导抗争走向最后成功的原动力。

为此，我觉得在整理六月抗争的历史时，釜山的历史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对于这种以首尔为中心叙述历史的事实我感到很遗憾，不能不说这是以首尔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产物。

当然，釜山市民也得对此负责，三党合并[注：三党合并：1990年1月，由卢泰愚总统担任总裁的执政党民正党与两个在野党（金泳三任总裁的统一民主党，金钟泌任总裁的共和党）合并，组成民自党。当时的卢泰愚政府要改变“执政党弱小、在野党强大”的政治局面，秘密约定改宪法为内阁制，以此为条件实现三党合并，组成了庞大的执政党。]以后，釜山的市民意识趋于保守，对六月抗争的正确评价问题也不够重视。

在三党合并以前，釜山人充满了自豪感。从釜马抗争结束了维新独裁，到六月抗争埋葬了“第五共和国”，只要釜山站起来，历史就会改变。釜山拥有如此之高的市民意识，一直是传统的“在野党之都”。然而三党合并以后，釜山摇身一变成了“执政党之都”，直至今天都还是清一色的大国家党，着实让人扼腕叹息。

还有一点，当明洞教堂占领示威解散之后，其他地区的抗争热情也迅速下降，而釜山却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展开了示威，这一切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釜山国本”抗争指挥部一直都在密切关注全国示威形势的发展走向，对当时的情况变化保持着警惕意识。为了把这个减弱的势头在釜山扭转过来，指挥部通过在天主教中心组织占领示威活动，有组织地提升示威的强度。

我们的意图实现了，看到全国抗争的热情在即将熄灭之际又被重新燃起，我们在心里默念：“这是我们努力的！”当时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自豪感，以及胜利的喜悦感，现在想来一切仿佛还在昨天。

当时“釜山国本”抗争指挥部能够与市民一起扭转示威局势是有原因的，釜山与其他地方不同，釜山的律师、牧师、神父等指挥部成员直接走上街头领导了抗争。若非如此，示威强度怎么可能想提升就提升？卢律师站在抗争的中心，我就站在他的身边，这一场景真让人感到自豪！

即使这样，日后卢律师涉足政界时，首尔的民主运动圈都认为他并非来自运动的主流，而是来自支流。这又是以首尔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也是民主化运动阵营内部蔓延的学阀主义、精英主义的产物。在我看来，至少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像卢武铉律师这样奋不顾身、热情百倍地投身于斗争之中的，没有第二个人。

劳动者大斗争与卢律师被拘禁

六月抗争的胜利果实还来不及好好品尝，7—8月间劳动者大斗争又开始了，真让人喘不过气来。斗争导致很多劳动者被拘留、被解雇。接下来就该我出马了。在工厂密集的釜山、庆南地区，只要一提劳动律师，依然还是只有卢律师与我二人。卢律师在六月抗争以后实际上已不接触律师业务了。他在街头、工厂挥汗如雨，穿梭在一起起案件的现场。最终，他被拘留了，导火索就是大宇造船案。

大宇造船的工人们在街头举行示威时，发生了悲剧——李锡圭被催泪弹击中身亡。首尔的李相洙律师、釜山的卢武铉律师赶到现场援助他们，却因涉嫌“第三方介入”[注：第三方介入：1980年通过军事政变掌握政权的全斗焕新军部修改劳动法，为了将劳资关系限定于相关企业的劳资当事者，而实施了“禁止第三方介入条例”。当劳动者软弱、不懂法、不能维护自身权利时，该条例能够阻止第三方为当事者维护权利、提供援助。这是镇压劳动团体时的一项重要依据。]与“妨碍葬礼”被逮捕。“第三方介入”是当时经常被恶意滥用的一条恶法，而“妨碍葬礼”更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法律圈套。

死者的一位近亲与公司达成了赔偿金协议后，打算悄无声息地办一个家庭葬礼，草草了事。劳动团体与对策委员会为此争论不休，两位律师来帮忙，却因涉嫌“妨碍葬礼”被拘。这恐怕是大韩民国历史第一次用到“妨碍葬礼”这个罪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很久之后，民主党白元宇议员在卢总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也因同样的罪名遭到起诉。据我所知，韩国只发生过这么两起“妨碍葬礼”案件。其中一起由我直接出庭辩护，另一起我是在场证人，这样的“缘分”也真让人无语。

釜山律师协会一听到“卢律师被拘留了”这个爆炸新闻，立刻展开调查活动。我是真相调查委员会的委员长。我直接来到巨济的案发现场了解情况，见了很多劳动团体和对策委员会的人，听取了他们的证词。在详细掌握了李锡圭的死亡经过、葬礼等信息，以及两位律师所起的作用后，我组建了共同辩护团。

卢律师的律师团队足足有99人，这是当时史上最大规模的律师团队了，其中釜山律师有91人，而釜山律师协会登记在案的律师也不过120人左右，如果排除只登记实际不工作的律师，可以说釜山的律师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支队伍。我一个个找他们拿到了选任合同[注：选任合同：由委托人的诉讼代理人向法庭提交的文件，向法庭告知“已选择委任特定律师”，选任合同如未提交，不能进行诉讼。]，每个人都答应得很爽快，没有一点犹豫。更让我感动的是进行拘禁合理性审核时，大部分律师都来到了法庭，辩方律师席不可能有那么多座位，律师们甚至把旁听席都坐满了。当审判长确认律师是否到场时，旁听席接连不断地传来“到”的声音，还有一只又一只手举起落下。即使不用言语，光这个情景就已经是无声的辩护了。最终在拘留了23天后，在拘禁合理性审核环节卢律师被释放了。

可是检方还是在1987年11月对卢律师提起了不拘留起诉，同时卢律师接到了暂停执业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到卢律师当选国会议员后1988年6月才被解除的。

卢律师的正式庭审是我自己负责的，因为是在不拘留状态下进行审判，就没必要再去麻烦其他共同辩护人了。我向法院提交的《辩论要点记录》收录在韩胜宪律师的《韩胜宪律师辩论案件实录》中，因为韩律师也是共同辩护人之一。

法院在1988年2月宣布对卢律师实施罚款100万韩元的处罚决定，事实上这个判决无异于宣布无罪。当年的判决书也收录在《韩胜宪律师辩论案件实录》中，在判决书上签名的99位律师，我还没好好感谢他们呢。卢律师觉得100万的罚款也不合理，继续提出上诉。直到后来卢律师当上了国会议员，不方便再参加案件审理，才取消了上诉。

送卢律师去国会

1988年4月，卢律师在第13届国会选举中当选国会议员。当年伊始，统一民主党总裁金泳三向他发出邀请，当时“两金”在大选中失败后，竞相聘请在野人士到自己麾下。

另一个被聘对象是金光日律师，他很早就下定了决心。卢律师没有自己拿主意，而是先找到在六月抗争中并肩作战的民主化运动人士们一起讨论。提出反对意见的也不少，釜山地区传统上就是搞民主化运动、市民运动的，很多人对进入政坛比较排斥。

当然持赞成意见的也很多，他们认为六月抗争所遇到的挫折，应努力用政治手段去实现。我是赞成派的。我感觉他自己还是想去的，而且我断定他要是参加竞选一定能被选上。卢律师个人没有什么野心，只是觉得当了国会议员就能更好地帮助劳动者。当时他的律师业务被暂停了，这一点也有些影响。对于卢律师参政这件事，最终赞成意见还是占了上风，他本人也就此下定了决心。

不论他自己还是支持他的人都充分意识到，这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功名，他是作为釜山民主化运动的代表被派去首尔的。因此，民主化运动阵营在选举中才积极配合，他们搞选举就像搞民主化运动一样。

参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区的选择问题。从卢律师决心竞选国会议员那一刻起，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把住了很久的釜山南区定为自己的选区。统一民主党也是这么想的，特意把釜山南区给他空了出来。当时在釜山，那里的现代化公寓最多，居民的民主意识也最高，搞选举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但是卢律师没有选择那里，而是决定将与自己非亲非故的釜山东区作为自己的选区。当时许三守是新军部与“第五共和国”[注：新军部与“第五共和国”：新军部指的是朴正熙总统死后，发动军事政变掌握军部、夺取政权的军部势力。全斗焕、卢泰愚、郑镐溶等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以第11、12期生为中心组成军事组织——“一心会”为核心力量，他们将代总统崔圭夏赶下台，让全斗焕当上总统。由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第五共和国”政权，该政权后因发动军事政变以及镇压光州民主抗争被判发动内乱罪。]的核心人物，也是该地区的民正党候选人，因此卢律师故意要在这里与他来个正面对决，他把这看成对“第五共和国”发起的审判。很多人都劝他不要这样，但他心意已决，丝毫不为所动。真不愧是卢武铉啊！

釜山民主化运动阵营决心联合起来一起帮助金光日、卢武铉两位律师参加选举，其实运动圈中大部分人都是想帮卢律师的。一呼百应是必然的，从“第五共和国”之初到六月抗争，卢律师一直都是釜山地区民主化运动的核心力量，所有人都是曾经接受过卢律师帮助的被告人，来帮忙是人之常情。尽管卢律师正式开展竞选活动前，运动圈里的西尼尔集团（Senior Group）已经决定支持金光日律师，因为他们与金光日律师有些渊源，但这边人数还是较少，因此我负责总管金律师的选举活动，卢律师的这次选举我没能直接帮忙。

那次选举活动中，卢律师使用的选举海报，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张黑白照片，背景是釜山东区贫民区的板房，卢律师的形象很朴素，但是目光坚毅地站在那里。拍照用的就是运动圈的照相机，海报也是运动圈的印制企业负责印刷的。选举口号是“人活着的世界”，海报与口号实在太匹配了！让人印象如此深刻的竞选海报，此前我从没见过，之后我也没见过。卢律师做了国会议员之后，不能再用那个选举海报了，但是当年的竞选口号“人活着的世界”却一直沿用下来，甚至他当了总统，卸任之后，为人题词还经常用这句话。也许他觉得即便自己当了总统，距离“人活着的世界”还是很遥远，所以这个理想一直有效。

卢律师刚当选就成了国会听证会[注：国会听证会：1988年11月为调查“第五共和国”的腐败案件，国会发挥国政监查权而召开的一系列听证会。其中有为深挖“第五共和国”的腐败与政商勾结真相而召开的日海财团听证会，调查“一二·一二事变”的非法性、“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命令下达人及为调查事件真相而召开的光州民主化运动听证会，调查“裁并媒体及解雇媒体人”等政府控制言论行为的听证会。当时卢武铉任听证会委员，尖锐的质疑与直击要害的谴责使卢武铉一跃成为政坛新星。]的明星，让我们备感骄傲。虽然这一时刻备感光荣，但是挫折与痛苦也随之而来。每当我看到他遇到挫折、无比痛苦的样子，就后悔当初赞成他进入政界。每当身心俱疲的时候他也会开玩笑似的说：“是你们让我搞政治的，你们总得对我负责吧！”

选举口号是“人活着的世界”，海报与口号实在太匹配了！让人印象如此深刻的竞选海报，此前我从没见过，之后我也没见过。

其实，我也有那么两三次劝他重新做回律师。国会议员落选时，我也劝过他：“不是让您永远放弃政治，与其受苦受累地在国会外活动，不如重新做律师，一边搞人权律师活动和地区活动，一边打好地区根基。什么时候觉得可以放手一搏，再出来参加选举，这样不是也行吗？”但是政治这个东西，一旦涉足，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彻底远离政治的机会也不是没有。他放弃钟路[注：钟路：钟路区，是首尔特别市的中心地带。这个地区地域主义色彩不浓厚，是韩国地区传统的政治活动中心地带，有比较好的政治氛围，卢武铉当选的可能性较高。——译者注]选区，在釜山江西选区参加竞选，结果落选的时候，他对我说：“如果这次失败，就再也不搞政治了。”可虽然他落选了，却奇迹般地感动了国民，大家觉得他是讲原则的政治人，还落了一个“傻瓜卢武铉”的名头。他借此得以东山再起，最终登上了总统之位。可是，在经历了悲惨的命运后，我心中始终存有悔恨——还是应该从一开始就劝阻他踏入政界。

一个人留下

卢律师离开律所后，我留了下来，我要一个人处理此前我们二人共同承担的任务。此前都是卢律师承担主要责任，我在旁边帮忙就好，现在我得独自承担了。好在事务所的运营不成问题，因为卢律师很久以前就不再插手一般案件了，后来他的律师业务一度被迫暂停，一直都是我一个人打理律所业务。

在卢泰愚执政时期，时局案件、劳动案件还是层出不穷，釜山庆南地区的运动“中心”作用也一如既往。人们冲着人权律师的名声都愿意找上门，其中很多案件与时局并无关系，只是情况很可怜罢了。我还负责了集体信访案件，事情多得一个人根本吃不消，经常要带着公文包回家，准备审判材料，整理辩论书面材料，一直到凌晨。孩子们都觉得律师是3D[注：3D：Dirty脏，Difficult困难，Dangerous危险。——译者注]行业，即使这样，我也认为这是我的分内之事，总是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工作。我一想到能够用自己擅长的知识去帮助别人，就感到无比幸福。

那时工作很多、很累，却是我生活中最为安定的一个阶段。我不敢说在每件事情上都做到了极致，但是感觉在个人与社会责任感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就像卢律师带我入行一样，我也从司法研修院结业生中接收了一位又一位律师，给律所增加了人手。虽然我们律所不那么赚钱，但是新律师们都认可我们的价值取向，自愿帮我们分担责任。

也有些律师知道我们事务所几乎总揽了釜山、庆南地区的劳动案件，自己也想做劳动律师，就主动找上了门来。1995年时，我们所的律师已经有五位，到了律所发展的关键期，我们共同创立了综合律师事务所。现在的“釜山综合律师事务所”也是由我担任代表律师，卢律师从首尔回到釜山时也曾在这里担任专职律师，直到后来他当上总统，才不做律师了。现在“釜山综合律师事务所”不仅仅是“为了民主社会而生的律师组织”，而是每个人根据各自的兴趣，或做人权团体，或做市民运动团体，抑或做劳动运动团体，在各个领域各负其责，各司其职。

卢律师进入政界后，釜山地区的民主化运动阵营也进一步分化为市民运动、环境运动、劳动运动、民众运动等领域。市民运动和环境运动领域参与的人比较多，条件也好，因此我主要集中于劳动运动以及支援劳动团体活动方面。

釜山劳动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87年下半年，卢律师也一度参与其中，直到后来当上国会议员才离开。1989年4月釜山地区所有劳动咨询所被整合到一起，成立了釜山劳动团体协会，这个团体相当于1994年4月成立的“为了劳动者的联合”。

“为了劳动者的联合”汇聚了律师、牙医、韩医师、药剂师及其他医疗界人士，它的成立是为了支援劳动运动及劳动团体。现在它作为社团法人依然存在，以这些民主运动团体为途径，我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了支援劳动团体的创立及其日常活动上。

六月抗争以后劳动运动呈现了井喷态势，到处都在探索成立劳动团体。但那时的劳动者对于劳动团体该如何设立，规章制度该怎么写，成立之后团体协议该怎么缔结、该写什么内容并不清楚，也没什么地方能够为他们提供系统性的咨询服务与帮助。“釜山劳动问题研究所”应运而生，承担起了这个责任，我们准备了成立劳动团体所必需的全部文件，在我们帮助下成立的劳动团体多达200余个。

釜山劳动团体协会与“为了劳动者的联合”都采用团体会员制。一旦成为团体会员，就会有律师担任劳动团体的顾问律师，有医疗人员为他们提供产业安全、保健咨询，同时还为劳动团体成员提供医疗费用优惠等服务。

“为了劳动者的联合”下面的劳动团体会员曾达到130个，没人追问这些劳动团体的上级是“韩国劳动团体总联盟”还是“民主劳动团体总联盟”。我为这些团体会员定期提供巡回法律咨询服务及干部教育服务。现在这两大联盟内部已经设有法律援助机构，甚至还有专职律师，大部分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再需要外部支援了。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力。现在想来一切都恍如隔世。

“为了劳动者的联合”汇聚了律师、牙医、韩医师、药剂师及其他医疗界人士，它的成立是为了支援劳动运动及劳动团体。现在它作为社团法人依然存在，以这些民主运动团体为途径，我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了支援劳动团体的创立及其日常活动上。

东义大学事件与龙山惨案

我受理过的案件多不胜数，其中很多都让人难以忘记，1989年发生的东义大学事件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起。在这个事件中多名警察丧生，令人无比痛心。

这个事件到现在还存在很多争议，首先事件的真相就一直争议不断。民主化赔偿审议委员会承认该事件属于“民主化运动相关事件”，对其做出了赔偿。但是在李明博政府时期对此的争议又逐渐扩大，甚至有人提议制定特别法对案件进行再审，以推翻民主化赔偿审议委员会的决定。我觉得这种提法简直是没有常识。

当天，无论是占领东义大学图书馆示威的学生，还是赶来镇压的警察，他们都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年轻生命，只不过所处立场不同罢了。在场的警察中就有人本来也是东义大学的学生，是上学中途参军成为武警的，发生火灾时他很幸运，因为了解图书馆内部构造，才能在完全看不见路的情况下从现场逃生。

由此看来，无论是因镇压而丧生的警察，还是当天因占领示威、事件发生后被拘留判刑的学生，他们都是时代的受害者。如果说有罪魁祸首，那就是造成这一切的独裁政权。但依然有人不断试图煽动憎恨与仇恨情绪，刻意强调警察的死是学生害的。

当时舆论所传达的信息与调查公布的真实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很多人都以为占领示威的学生事前把易燃的烯料稀释后洒在地上，等警察一进入就往烯料上投掷燃烧瓶，瞬间引起了大火，警察来不及躲避当场烧死。持续到今天的争论很可能也是源自这个误会，但审判结果所确认的事实不是这样的。

当时地面上确实有汽油，但根本没有烯料，而且燃烧瓶的投掷地点与汽油相距甚远。当时燃烧瓶已经处于即将熄灭的状态，因此警察才没在意燃烧瓶，专心进行内部搜查。可就是未完全熄灭的燃烧瓶的火苗，突然引起了爆炸性燃烧。

法庭推测爆炸性燃烧的原因是油蒸气[注：油蒸气：油蒸发或升华所产生的气体。]所致。在燃烧瓶即将熄灭之际，附近的汽油产生油蒸气，油蒸气达到燃烧浓度，碰到火苗瞬间引起了爆炸。

至于地面为什么有汽油，法庭并未阐明，当时所处空间是开放的，警方投射了催泪弹，玻璃窗已经被打碎，并且已经有多名警察进入搜查。在这样的开放空间里，在那样短的时间内，油蒸气真的能够达到引发爆炸的浓度吗？这样的质疑也没有得到解释。但是审判结果所确认的事实就是，学生并非故意造成大型火灾以及警察伤亡的罪魁祸首。

反过来，审判过程明确的另一项内容是警察的作战策略问题。死亡的7名警察中有4人并非被烧死，而是摔死的。事发现场是7楼，警察在进入高层建筑作战之前为了防止跳楼自杀及坠落，必须在建筑物周围设置救生垫以及安全防护网，有窗户的一面更应如此。

当天，警察确实携带了救生垫及安全防护网，但只是将其堆放在建筑入口处，在防护措施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就进入建筑物内搜查。学生所在的7楼，窗户在建筑物北面，警方在窗户所在的一面不仅没设置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更没有安排任何警力驻守。

7层发生火灾后，警察们为了躲避大火纷纷抓着窗框悬于空中，而楼下很久都不知道上面的情况。在楼顶躲避的学生见此情况，向楼下的警察高喊“这边有人在空中吊着”！

学生为了救人还一直大喊“救生垫！救生垫！”，楼下的警察一开始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学生在骂自己，还回骂了对方。他们过了一会才明白情况，急忙去拿救生垫和防护网，楼顶的学生还鼓励悬在窗框上的警察“救生垫马上就来，再坚持一会儿”！

不过，此时警察们已经没有力气了，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坠落，第一个人在救生垫和安全网赶到之前摔到了地上，隔了几分钟，第二个和第三个警察也摔了下去。虽然第四位警察成功落到了安全网上，但安全网下没有救生垫，所以也无济于事。就因为事先未设置安全网和救生垫，四名可怜的警察就这样失去了他们鲜活的生命。

安全网和救生垫到位后剩下的警察才捡了一条命。当时窗框上还有一名学生，所幸他所在的方向火势较弱，他并非悬在空中而是骑在窗框上，得以坚持下来。他也曾经鼓励悬在空中的警察“再加把劲，再坚持一会儿”！他是在安全网和救生垫放好后最后一个跳下去的。而且他先把眼镜扔了下去，确认坠落地点后，才平安跳到了安全网和救生垫上。

如果当初做了最基本的防护措施，那么四个警察也不至于丧生了。

还有一项安全责任也该正视，示威学生在七楼制作了燃烧瓶，携带有大量易燃物质，对于这个事实，无论校方还是警方都是事先知情的。鉴于这里可能发生火灾，警方进入之前应该做好充分的防火准备。当天警察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将警力分成了三个小组。

破开组负责用锤子打开房门，灭火组先进去负责熄灭火焰，然后才是搜查组进入搜查。但是从一楼上楼的过程中，灭火组落后了，搜查组反而到前面，即将进入七楼时，搜查组在灭火组还未到达的情况下先行进入。他们进行搜查时，燃烧瓶里的残火并没有完全熄灭，而此时出现了油蒸气。而且在他们搜查过程中，虽然灭火组有一人稍后赶到了现场，但是他在使用便携式灭火器时发现灭火粉末已经都用完了，因此灭火组未能发挥任何作用。

总之，如果警方遵守最基本的安全规则，在彻底熄灭燃烧瓶的火焰后再进入搜查，那么火灾和人员伤亡就都不会发生了。我认为除了追究学生的责任以外，还应当向未重视作战安全措施的指挥官问责。虽然警察们后来也组织示威，抗议指挥存在失误，但是各方面没有任何处理措施。审判结束后，我检举指挥官涉嫌工作失职，从而导致人员伤亡，法院最后依然做无罪处理，不了了之了。

就这样，警方根本就没有反省，随后又发生了类似的龙山惨案。龙山惨案与东义大学事件一样，警方事前明知道高层瞭望楼内有大量易燃物质和油类物质，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着急进入，造成了包括警察在内的人员伤亡。

如果警方能够从东义大学事件中好好反省自己忽视安全的责任，从中汲取教训，龙山惨案就不会发生。发生东义大学事件时，我所认识的警察都承认这是一次高层忽视作战基本安全的失职行为。虽然警方自己是清楚的，但是他们担心追究作战指挥失误会减轻学生的责任，就此搪塞过去了。我觉得龙山惨案也是一样。这样的风气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东义大学事件是我做律师期间受理过的规模最大的案件。也是“第六共和国”[注：第六共和国：1988—1993年，是指卢泰愚政府。这个时期中韩建交。——译者注]时期规模最大的时局案件，被拘留的被告多达77人。

公诉事实本身就很庞杂，被告人数又多。检察机关分为8起案件提起诉讼，法院也是按照8起案件分开审判的。我一个人实在顾不过来，只好拜托民辩的律师组成共同辩护人团来分担。即使这样还是需要有人从整体上负责整个案件和全体被告人，这个任务只能由我来完成。

因为审判分成了八次，所以我得全部参加。即使被分成八个案件，涉审被告人如此多，公诉事实如此庞杂，几乎每一起都要审判一整天。准备审判的过程已经很累了，在审判过程中我也不能抽出时间再去参加其他案件，因此一直到最后我也不敢接其他案件。受理这个案子的过程确实太辛苦了。

检方对投掷燃烧瓶酿成火灾的学生提出了死刑请求，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第一次遇到的死刑请求。学生们投掷燃烧瓶时也没想到油蒸气会引发大火，他们投掷的燃烧瓶与其他学生投掷的无数个燃烧瓶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谁也没预料到发生了火灾，从而酿成严重后果，这些学生因此被骂成“杀人魔”。虽然受审的不是我，但是听到死刑请求的一瞬间，我还是控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以至于不得不申请休庭，过了一会儿才开始法庭辩论。

万幸的是，全体被告人都在服刑期间被撤销了判决，纷纷被释放了。进入国民政府[注：国民政府：1998—2002年，专指金大中执政政府。——译者注]时期后， 2002年，其中46人被“民主化赔偿审议委员会”认定为“民主化运动有关人士”。

他们被认定为“民主化运动有关人士”，并不是对殉职警察的侮辱，警察们也是忠实履行职责不幸殉职的，他们是国家功勋。即使这样，依然有人在误导民众，好像对学生的认可就是对警察的侮辱，这些煽动对立情绪的人实在让人感到可恶。

捏造间谍案

令我不能忘怀的另一案件是对“辛氏一家间谍案”的再审申请。1994年2月我首次申请对该案进行再审，那时民主化运动阵营还不敢对捏造间谍案件提出质疑。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动不动就骂对方为“赤色分子”。对于已经被法院判定有罪的间谍案件，为其翻案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即使案件捏造痕迹很明显，人们也是视而不见，不去管它。

站出来打破这一禁忌的是天主教会。1993年，天主教人权委员会等机构成立了“天主教阐明捏造间谍真相案件对策委员会”（以下简称“对策委员会”）。参与的人大多是神父，也有一部分主教。军部统治时期为了管理公共安全、强化统治，捏造了很多起间谍案件，这是第一次有人对这类案件提出质疑。

对策委员会把声明发给全部教堂与信徒，还举行了特别讲评会，募集捐款。在韩国的人权运动史上这应该是被载入史册的一件事。

当时我是天主教人权委员会的人权委员，对策委员会经过基本调查，将疑似捏造的案件列了一份清单，其中也包括釜山地区的案件。人权委员会方面委托我们讨论一下釜山地区的案件。

其中“辛氏一家间谍案”的捏造痕迹最为明显，通过浏览判决书与对策委员会的调查资料，就能看出这完全是捏造出的案件，于是我决心请求再审。那时候，接受这一类案件的再审请求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前也没有任何先例。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应先让最突出的案件再审成功，这样才能为其他蒙冤受屈的人开辟一条路。

我首先来到全州监狱，探视了收监的被告人，听了案情陈述，得到了申请再审的授权。然后，我又去日本见到了被告人的哥哥，据说就是哥哥给几位被告人下达的间谍指令，录了他的证词并且做了公证后，我又搜集了其他证据资料。

做好这些准备，我对该案件申请了再审。我坚信，只要法院有勇气，就会接受我的再审申请。

和我期待的一样，釜山地方法院下达了再审开始的决定，这是史无前例的，媒体大量报道了这件事。检方提出了抗诉，高等法院依然维持再审决定。但是，大法院接受了检方的再抗诉，取消了再审开始的决定。结果我的第一次努力未能如愿。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我把再审理由重新组织一遍，决心第二次申请再审。为了巩固新的再审理由，我还对国家提起了损害赔偿诉讼。在这次诉讼过程中，传唤了当年审判该案件时，自称亲眼目击被告间谍行为的证人。他坦白了自己扛不住警方的刑讯手段，不得不做伪证的事实。1999年7月，我以此为根据第二次申请再审。釜山地方法院又一次下达了再审开始决定，但是釜山高级法院接受了检方抗诉，取消了这个决定。

第三次的再审请求只能等待“为了真实与和解——过去史整理委员会”（过去史委员会）的真相阐明决定了。最终，我从青瓦台卸任，重新做回律师后，在2009年2月，才算是拿到了再审决定。

2009年8月，我终于拿到了该案的无罪判决。法院宣判无罪时特意发表了一篇道歉文章：因国家机构恣意妄为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以及有罪认证，使被告人承受了难以言表的痛苦折磨，虽然现在为时已晚，但是我们对此真诚致歉。

此时距离当年的有罪判决已经过去30年了，距离第一次申请再审也过去15年了，这期间一位跟我一起申请再审的被告人已经辞世，案件发生时40多岁的被告人已经70多岁了。甚至还有一位被告人因刑讯后遗症死在了狱中，由他的女儿代替父亲申请再审。无罪判决成立后，国家赔偿辛氏一家刑事赔偿金20多亿韩元，损害赔偿金37亿5000万韩元。但是这对于他们支离破碎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国家还没有对这些捏造间谍案的被害者正式道歉。虽然法院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审判，还道了歉，但是靠着大量的刑讯逼供和非法拘禁去捏造案件的那些警察与检察官们，却依然没有任何反省。当时升了职、拿了奖金、从中受益的警察，大部分也依然在法庭上否认刑讯事实，还狡辩说只是正常调查。对于过去公权违法与行使不当所导致的危害，国家应当在进行金钱赔偿的同时，用真心诚意的道歉和温暖人心的话语抚慰受害人。我相信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

与地域主义做斗争

卢律师现在已经成了卢议员，去首尔后他很快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他不仅是全国听证会上的明星，还是其他议政活动中初选议员的佼佼者。但是，真正将他锻炼成政治领导人的并非当选国会议员，而是他败选的经历。自从他反对三党合并后，一直以来为了追求心中的正义，经历了无数挫折与失败的洗礼，正是这些洗礼最终将他送到了总统候选人的队伍之中。

虽然国民对卢武铉的评价很高，说他“不惜损害自身利益”，是个“讲原则的政治人”。但现实中的他是无比痛苦的。

卢武铉在国会活动的时候，时而因经费不够联系我，我除了借点钱别的忙也帮不上。他做着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而我干着自己觉得有意义的活。

卢武铉第一次跟我说要参加总统竞选是第15届总统选举时，当时李仁济不满意在野党的竞选活动，宣布退党、独立竞选，他就说：“绝不能容忍这种不遵守规则的行为！”他说自己要以在野党候选人身份出来竞选，当时所有人都反对。

我也反对。我觉得此时参与竞选为时尚早，如果把目标放在下届大选，多少还能考虑一下。虽然卢武铉当时“听证会明星”“讲原则”的形象很好，但“扔名牌”“辞职议员”的名声也给人们留下了格格不入的印象。如果此时他突然宣布竞选总统，很可能又会被看成是格格不入的莽撞行为。他接受了周围人的反对意见，但把这个想法放在了心中，踏踏实实地做起了准备工作，组织企划队伍，也开始努力学习。

2000年国会选举时，卢武铉来到釜山参选，当时心里也是存着这个计划的。我反对他为此离开议会选择釜山选区，我的意思是“如果您是为了竞选总统，现在来釜山根本没有什么用，反而会起副作用。釜山出身的YS[注：YS：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名字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这是一种亲切的称谓。]就快要结束总统任期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可能会再选釜山出身的人当总统吗？就算当选了十有八九也只是个地方诸侯。我觉得您在议会当选，摆脱了地域色彩对大选更为有利，那样还能利用您岭南出身的有利条件。朴灿钟不就是离开了釜山在首尔竞选国会议员，后来当了总统候选人吗？”我这么说也是不想再看到他经受败选的痛苦打击。

但是我依然拗不过他的固执，他一心要打破地域主义的牢笼。这个愿望太强烈了。1995年他参选釜山市长时，周围的人，以及参谋们都劝他以无党派身份出马，他却说那样做没有什么意义，最后也没听。

其实我觉得如果卢武铉在2000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成功当选了，他的总统选举之路可能就会往后推一推。可是偏偏造化弄人，他又一次落选了，但却因此收获了大量的支持与声援，这些支持与此前不一样，这些是集体性的，充满对他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期待。这一次超越了单纯的支持，引领着他走向那条大道。

终于，2001年9月6日，卢武铉在釜山正式宣布将要竞选总统。

他做着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而我干着自己觉得有意义的活。

2002年的感动

此后，卢候选人正式踏上了自己的大选之旅，但是他的道路却与众不同。周边的参谋们劝他应该培养组织，准备资金，可是他却召集了各领域的专家，组成学习小组，努力学习国政运营的相关知识。

卢候选人邀请外交安保、教育、福利、经济等各领域的年轻专家，听取报告，共同讨论。他一半以上的竞选活动日程都用于学习了，很多当年帮他学习的专家后来进了参与政府，也是杰出的人才，外交安保领域的李钟奭部长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卢候选人在竞选时所表现出的卓越的辩论能力与当选总统后展现出的非凡智慧就是通过那段时间的学习取得的。这样的竞选准备实在太有卢武铉特色了。

在民主党候选人国民竞选阶段，我负责了釜山与蔚山的国民竞选。当时是从登记的选举人中，根据既定选举人的人数，抽签决定选举人团。问题的关键是当民主党联系每一位登记过的选举人时，保证选举人员中有直接参加意图的人数尽可能高。简单说就是尽量确保忠诚度高的人越多越好。过去都是以职能团体为主，弄个名单或者随便弄些人来，而这次不行，我们尽了全力来确保有实际投票意愿和支持意愿的人越多越好。

在釜山、庆南地区，我们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联系了原来搞民主化运动时所积攒的人脉。我对蔚山地区最有信心，这里劳动圈的力量本来就很强劲，我与卢武铉长久以来又积攒了大量劳动圈人脉和支持，这些支持终于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在釜山，民主化运动阵营全体出动，卢候选人的母校釜山商业高中自不待言，当时所有民主党的人也都是非常善意的。在选举人团登记这一轮博弈中，我们赢得很漂亮。

感动的一幕在光州上演。后来我们才知道，光州以及其他地区底层社会的人们付出的努力丝毫不亚于我们，这才取得了最后的成功。最终卢武铉被确定为民主党大选候选人。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组织各个地区的选举对策本部时，我担任了釜山选举对策本部部长。如果活动初期的较高支持率能维持下去的话，我本可以不当这个部长，估计卢候选人也不必非得邀请我，可当时情况非常不理想，我不得不负起这个责任。

卢武铉成为党内候选人后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支持率下降。除此之外，民主党国会议员对候选人态度摇摆不定，使得支持率再次下降，党内有人主张更换候选人，有人退党，支持率持续下降……这是大选中最痛苦的一段时期。

我们身处釜山，想帮忙也伸不上手。我们只能与那些妄图把候选人拉下马的阴谋作战，组织活动守护候选人。当时的情况万分危急，我们向大学教授以及各类知识分子团体请求援助，釜山各个领域相继发出了支持宣言，继而发展到全国。为此我还经常往返于首尔与釜山之间。最终，卢候选人英姿飒爽地一步步突破重围，意志坚定，毫不动摇。胆量与毅力让他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他与郑梦准的候选人单一化[注：单一化：在总统竞选时，为了能够保证成功竞选，实力较弱的几个候选人共同推举一名实力较强者作为选举候选人的行为。成功后大家按照事先协商的方式共享竞选后的成果。——泽者注]上。当时卢候选人很是苦恼，我建议他必须跟郑梦准单一化，而且我认为单一化的最好方式就是进行民意调查。

当时为了单一化而搞民意调查是一种很冒险的行为。卢候选人本来就在民意调查中落后很多，为此民主党和首尔方面的人对进行民意调查表示了很大的忧虑。可是最终这个对自己明显不利的选择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好感。

真正令卢候选人烦恼的并非民意调查，而是另有其他。他担心的不是“那样做了我能赢吗，不行的话怎么办”？而是一旦他失败了，他能够真心诚意地去帮助郑梦准参加竞选吗？

他与郑梦准在本质上太不一样了，如果他失败了，就要把对方的选举当作自己的选举一样到处奔走，要下这个决心实在太难。但是他接受了——既然要单一化，那么自己一旦失败，帮助郑梦准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没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那就干脆不要单一化。我相信如果当年失败的是卢候选人，他一定会像自己参加竞选一样为郑梦准四方奔走。在候选人单一化阶段，戏剧性的场面又一次上演了。

可是还有难关在等着他，比单一化更困难的挑战是郑梦准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事实上就是要求卢候选人交出“一半的权力”，不仅如此，还要求必须落实在书面上。郑梦准所说的“一半”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半，他甚至指定了要分享内阁的哪些职位。如果不同意就一拍两散。

民主党内大部分人同意这样，他们说反正也是“政治约定”，将来可以根据情况随机应变。他们想说服卢候选人，或者说强迫他接受。太多的人都这么说，弄得他非常疲惫。他来询问我的意见。

我讲了曾经的“原则”，“我们走到今天，经历了无数难关，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最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按原则办事，回往过去，我一直觉得讲原则是最好的选择。即使当时这个选择让人难以为继，事后总会发现那是正确的。我认为卢候选人的拒绝是正确的”。在他无比孤独的时候，得到了我的支持，他非常高兴。

选举到了最后关头。在投票前两天，釜山西面的十字路口聚集了无数市民，那可真是人山人海。这是最后一次在釜山进行的竞选活动。在市民雷鸣般的掌声中，卢候选人英姿勃勃地登上了演讲台。他的演讲紧扣心弦，与过去他参选国会议员和竞选釜山市长时都不一样，完全上了一个层次。不仅是口才，他对经营整个国家的宏观认知也不可同日而语。我能感受到卢候选人决心竞选总统后，经历了怎样的认真学习、苦苦思索。他的演讲完全可以说是精彩绝伦，以至于让人难以置信语言在政治演说中如此具有感染力！围观的市民完全沉浸在他的演讲中，连我也重新做回一名普通市民，与所有人一起沉醉，一起感动，一起疯狂。根据那天的情景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失败！

决定2002年大选命运的关键一天，不是大选的当天，而是大选的前一天！这样的选举胜况还会再重现吗？

就在选举前一天夜里，郑梦准突然宣布取消候选人单一化约定，撤回对卢候选人的支持。一时间全局震动，竞选氛围惨淡，一切好像马上就要崩盘一样。

首尔的几个主要人物全都劝卢武铉直接去找郑梦准。他们劝不动卢候选人，就给我打电话。前任议员金元基说：“我们怎么劝，卢候选人也不为所动，居然还睡觉！”大家想让我把他叫醒劝劝他。他最终还是去了，结果吃了个闭门羹。电视上他凄凉地转身回去的情景反而让支持者们出离愤怒了。

在市民雷鸣般的掌声中，卢候选人英姿勃勃地登上了演讲台。他的演讲紧扣心弦，与过去他参选国会议员和竞选釜山市长时都不一样，完全上了一个层次。

第二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一个，鼓励大家去现场投票来提高投票率。釜山对策本部的电话小组本来在一天之前已经解散了，情急之下我们把人又重新找了回来。不仅是电话小组的人，对策本部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拿起电话打给自己认识的人，鼓励对方去投票。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这样做，后来发现很多国民也都在这样做。民心所向，我能感受得到。

选举对策本部办公室每到整点都要拿投票率与民调结果进行分析。通常上午去投票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士，我们落后是很自然的。到了上午11点左右，民调结果虽然还是落后但是出现了不一样的趋势——差距在明显缩小。过了下午一两点，已经有人判断我们会赢。首尔情况室的李光宰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下午的民意调查出现了彻底的逆转，我们有信心了。下午六点，对策本部所有人都坐在办公室电视前。最终的民意调查结果发布了，与预想的一样，我们取得了胜利！所有人都抱在一起欢呼，庆祝胜利，有人还高兴得哭出声来。我激动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之一。

当选的消息一经确认，人们都欢呼着涌上街头。釜山完全是一派节庆气息。大街上挤满了并肩前进的人群，他们拥抱彼此高呼万岁，或大声歌唱，或高喊口号来庆祝胜利，这天，我是多么想走进人群，跟人们一起庆祝啊！

我不禁产生了担忧，这么多人同时出来，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我赶紧给釜山警察厅长打电话，请求他们的协助。即使这样我还不能放心，又到处去查看街上的情况。令人安心的是，市民都很遵守秩序，尽情享受这个胜利之夜。警察也很理解市民们的心情。有人认出了我，挤过来跟我一起庆祝，这是多么美妙的夜晚啊！

这里是我与卢律师一起顶着催泪弹走过的街道，我们也曾高喊民主的口号在这里倒下，现在这是一条洋溢着喜悦的街道，我多么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持续下去。未来要经历的痛苦和难关，是当时的我们还无法想象的。

当选的消息一经确认，人们都欢呼着涌上街头。釜山完全是一派节庆气息。大街上挤满了并肩前进的人群，他们拥抱彼此高呼万岁，或大声歌唱，或高喊口号来庆祝胜利，这天，我是多么想走进人群，跟人们一起庆祝啊！

人生

人生如一条河，或缓缓流淌，或汹涌奔腾。

父亲与母亲

我父母的故乡是咸镜南道兴南，我家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里。村里很多人都是亲戚，几乎可以说就是“文家村”。“文家村”是一个被松树林环绕的村庄，因此也被称为“松林村”，据说，只要一提“松林村”，周围的人都知道。父母和远近亲戚本来和和美美地生活在“文家村”，但幸福的生活因战争而终止了。

1950年12月，父母在离开了家乡，背着当时还在吃奶的姐姐南下。

很多家庭都是留下老人，让年轻人远走他乡。我家也是，祖父母留了下来。我父亲至死都没有收到祖父母的音讯。后来我们听说了祖父母去世的消息，但没人知道确切的时间。

人们是坐着美军的LST舰艇南下的，大家也根本不知道美军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在船底舱度过了三天两夜，中间趁美军管理不那么严的时候，才能顺着梯子，爬到甲板上看看。当时，人们感觉离陆地的灯火很近，听说是个叫浦项的地方，人们猜测可能是要带到南海岸地区。

人们在船上过了圣诞节，每人还分得了几粒糖果。美军把人们一直带到在庆南巨济岛临时搭建的收容所。母亲说离开兴南的时候，兴南还是银装素裹，到了巨济则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感觉太神奇了。四季常青的树林，绿油油的大麦地，跟故乡的风景大不一样。母亲看到巨济后，发出感叹：“这里真是温暖的南国啊！”

即使在冬天巨济的气温也不知比家乡高多少倍，温暖的不仅是南方的天气，还有人心——巨济人热情地招待了这些毫无准备、被迫离家的人们。他们把锅碗等做饭工具，以及吃的东西分给兴南人，帮助他们克服抵达初期的各种困难。后来，这些兴南人辗转各地，再聚到一起的时候，总会聊起当年的往事，说得最多的就是对当年热情的巨济人的感谢，他们总是说：“反过来，如果是南面的人到了兴南，咱们能对人家那么好吗？”当年来到巨济的兴南人始终忘不了这份恩情，还组织了“报恩”运动，兴南市民会以及一些事业成功的人去出钱在巨济地区的学校设立了奖学金。

当时，按照父亲和母亲的预想，也就是两三周后就能回到故乡，所以完全是“赤手空拳”，什么都没有。他们压根没做长久生活的准备，但不得已也只能在一个人也不认识的陌生地方开始了新生活——毫无根基、孤孤单单的生活。

父亲家里还有些亲戚一起南下了，母亲这边一个亲戚都没有，在南面是孤身一人。当时的生活太苦太累了，很多时候她都想跑回去，后来她也总是开玩笑似的说：“想想天地之大，竟无容身之处，逃也没处可逃了。”

我就是在巨济时出生的。当时我们在乡下租了一间小屋，可偏偏房东大婶也怀孕了。妈妈说生我的时候只能临时去别人家生，因为当时人们都说同一家不能有两个孕妇在生孩子。我大伯家没有儿子，所以我是大伯家和我家两家迎来的第一个儿子，所有人都很高兴，纷纷前来祝贺。

后来母亲过花甲时，我还带她去我出生的地方和当年我们生活的地方转了一圈。30多年过去了，母亲对曾经生活过的村子、房子，都记得很清楚。那天遇到的跟母亲年龄相仿，或者更大一些的人还能认出她来，兴高采烈地用我姐的名字喊她“在月妈”。

父亲当时干体力活，母亲做小买卖，在巨济低价买入鸡蛋，背着我走路到釜山去卖。靠着这些家里有了积蓄，稍微攒了点钱，父母就在我上学之前把家搬到了釜山影岛。他们本来就想要搬家，正好赶上我上小学，就借机把家搬了。

我记得搬家时，从一艘大船上下来后，路过一片黄黄的谷地，沉甸甸的谷子熟透了，低着头垂着，过去之后就到了新家。那时候影岛虽然在行政区上属于釜山市，其实就是个到处种着庄稼的农村。

巨济虽然是我的出生地，但是因为离开的时候年龄太小，我对那里基本上没什么记忆。当年一起的很多人家也几乎是同一时期离开了巨济，所以在那里也没什么人认识，那里毕竟是我出生的故乡，又是父母逃难生活开始的地方，我对那里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在青瓦台工作的时候，总说自己是巨济出身，对巨济地区需要帮助的事情也总是格外留心。

贫穷

父亲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时期毕业于咸兴农业高中，当地的人都管它叫“咸兴农业”，这是与咸兴高等普通学校并驾齐驱的咸镜道地区的名校。据说当时周围人都叫我父亲“秀才”，当年把他养大的大伯母说：“考试之前也没怎么见他学习，结果别说家里，就是远近多少里寺也就他一个人考上了‘咸兴农业’。”毕业后父亲考上了公务员，当了咸兴市政府农业股长。

当时在北方做过公务员的人好像也有机会在南方做公务员，但是父亲因为在北方时的经历，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做公务员了。所以，他搬到釜山后就开始做生意。在我看来，我父亲并不适合做生意。他性格安静，又不会喝酒，做公务员或者教师其实是最符合他性格的。

父亲做的生意是从釜山的袜子工厂进货，然后卖给全罗南通地区的商贩。可是他做了几年生意，只攒了一堆未能收回的欠款。好多商贩都破产了，他也欠了很多债。但是他还得把进货的钱还上，为了还债，很长时间家里的日子过得都是磕磕绊绊。父亲总以为将来能拿到钱，收钱的票据都保管了好久，但是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为此，父亲倒下了，再也没能站起来。人在他乡，无亲无故，无依无靠，后来父亲丧失了赚钱能力。他也没能走出贫穷。

父亲本来性格就安静，生意失败后更是整日无话。家庭的贫穷固然让我痛苦，但更痛苦的是战争让父亲失去了自己原本的人生道路。后来我被大学开除，进了监狱，从监狱出来后参军，退伍后依然未能恢复学籍，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间。父亲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去世。他的生活原本就已经很不幸了，一天也没看见我有出息的日子，这让我无比愧疚。虽说我日后过得还不错，但是一切也无可挽回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父亲生意失败后，家庭的重担就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可母亲几乎也没什么挣钱能力，只是勉强糊口而已。她虽然东一件、西一件地努力做了很多事，但都没挣到什么钱。母亲最开始把救援物资中的衣服拿到市场上卖，但我们住的村子本来就有一个小铺子，村里人都穷，人家也不多，母亲的生意当然好不了。她又开始送煤饼，想着如果能从有点规模的工厂进煤再卖，虽然累了点，但是应该能赚钱。结果也不是这样，她只能从小店里进，然后给附近的人家送上门而已，所以我们的生活始终就是勉强糊口。

即使这样，母亲也从未让父亲帮忙送煤。要是需要帮忙，她就会跟我或弟弟说，放学回家或者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帮忙拉送煤车，或者干脆用手拿着煤饼给人家送上门。送煤饼总是弄得浑身黑乎乎，我觉得很丢人。年幼的弟弟反而默默地帮母亲干了很多，不像我总是嘴里嘟嘟囔囔的，让母亲伤心。

有一次拉煤车上装满了煤，下坡时我在前面拉，母亲在后面抓着，结果母亲累得不行脱了手，我一个人扛不住车的重量撞到了路边，虽然我并没有受伤只是弄碎了一些煤，但母亲还是非常伤心。

那时不光我家穷，所有人家都很穷。当时影岛有很多从北方来的居民，我们住的山间道路周围，像我们这样的外来居民比本地居民还要多。

釜山龙头山公园下面的棚户区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整个棚户区全被烧毁了。后来又盖了几个收容灾民的村子，我们的村子就是其中之一，那里真是穷得叮当响。

经常有人说，北方来的人生活能力强，很多人都很成功。我看并非如此。在战争之前南下的很多人是因为不喜欢北方的政策，这些人大部分是上流阶层，把家产处理好了才来到南方，所以过得还不错。而开战之后为形势所迫南下的人就不是这样了，白手起家的普通人想要取得人生成功，绝非易事。大部分人到今天也未能摆脱贫穷。

因为贫民有很多，附近的教堂会提供救济粮，这些估计是美国无偿援助的剩余农产品，以玉米面为主，有时候也有全脂奶粉，这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当时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每当发放配给粮的时候，一放学就得提着水桶去排队等配给粮。虽然我很讨厌这个活儿，但是这是长子应该干的。

有时候修女们管我叫“小不点”，给我手里塞糖或者水果。在我幼小的世界里，修女们穿着修女服的模样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天使。出于对她们的感激之情，母亲首先入了天主教，我也在小学三年级时受了洗。地点就在影岛的新仙圣堂，后来我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我母亲现在还去这个教堂，因为她信得虔诚，时间又久，还做过教区司牧评议会的女性副会长，以及教堂信用协同组织的理事。

学校也是一样穷。我上的南港小学本来就不大，突然涌入的人潮导致一个学年的学生人数猛增至1000多人，无奈之下只能用周围的棚子和铁皮屋顶搭建临时教室，被称为“假校舍”。我从入学一直到三年级，一直都是在这种假校舍里学习的。

教室地面没有任何整修，一下雨教室里就成了一片汪洋。每当此时，学校就停课让学生回家。

小学一年级中秋（1959年9月）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台风“萨拉”席卷了釜山地区。中秋假期过后我们上学一看，发现假校舍都被刮得无影无踪了。从那时起，我们就在原来上课的地方，席地而坐继续上课。没有书桌，就在脖子上挂一个画画的画板，把书和本子放在上面。因为根本没有屋顶，一下雨我们就只能停课回家，等六年级的学生毕业了，我们才能临时用上教室，同时重建假校舍。

台风“萨拉”来的时候，我家的屋顶也刮飞了，那时的情景到现在都历历在目。当时我家是土坯房，屋顶就是板子上面盖了层油毡纸。偏偏刮台风那天赶上父亲外出做生意，不在家。

强劲的大风吹进屋里，拼命晃动着木头做的厨房门，结果门松了，长石[注：长石：附着在木制家具或建筑物表面，用来保护结构和棱角的金属。]掉下来飞了。母亲和我使劲抓住门不让门被风吹开，姐姐也来帮忙，还是顶不住风的力量，我们刚一松手门“咣当”就被吹开，剩下的长石也飞走了，瞬间风就灌满了整个屋子，感觉整个房子都被风撑得膨胀起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感觉风好像要从上面喷出，随之整个屋顶一下子就飞走了，最后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屋顶飞到哪里去了。

在我幼小的世界里，修女们穿着修女服的模样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天使。出于对她们的感激之情，母亲首先入了天主教，我也在小学三年级时受了洗。

上小学时学校天天收钱，我记得一开始好像叫“月谢金”，后来改名叫“师亲会费”，六年级的时候又改名叫“期成会费”。很多孩子家里穷，交不起这笔钱，班主任就点名催他们交，有时让他们站起来，大声辱骂。要是还不交，老师就把学生从学校里撵出来，让他们回家拿钱。

一个班有80人，被撵回家的孩子足有20人。我家虽然也很穷，但是不管怎么说学费还是会给我准备出来的，只是经常要拖上几天，我也曾经跟别的孩子一起被撵回家过。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被老师撵出来的孩子几乎没人真的回家。他们知道回家也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大人们伤心难过。大伙干脆就一起去二松岛海边玩一会儿，等快放学的时候再回学校，跟老师说“家里没人”，或者解释“妈妈说以后会给的”。每个人都撒谎，假装回过家。

小学六年级时，有一次我被撵出来后，大家集体去漫画书店看漫画，没想到出来的时候在书店门口碰上了班主任。所有人都被揪回学校，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揍。有的同学实在受不了干脆辍学，后来再次碰上了，才知道他们去鞋店或西服店之类的地方做了学徒。直到快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师亲会费也好，期成会费也罢，不是必须全体交齐的。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一个班级只要交上2/3就行，超过的就是老师的个人收入，所以老师们才会那么卖力地催学生交。

穷人家的孩子只有过年或者中秋才去一次澡堂。老师们每到卫生检查时就一下把上身都扒光，要是谁身上有泥，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让他难堪。我虽然一次都没经历过这样的事，但看着别的孩子被奚落，也总是产生被侮辱的感觉，还有随之而来的反抗心理。

小学到了该带饭的年级，大多数孩子都带不了饭，只能吃学校的伙食。给学校供应的粮食可能也是时多时少，有时给每人一整张玉米面饼，有时只给半张，有时候更少，干脆只是熬点玉米粥给学生吃。可学校没有准备碗。玉米面饼还好说，要是喝粥就成问题了。没饭盒的只能朝带饭盒的同学借饭盒盖儿，用盖儿盛粥喝。要是盖儿不够用，就两个人轮流用一个盖儿。我就这么干过，每次朝同学借饭盒盖的时候自尊心都很受伤，我心里总是想，“学校要是能给提供碗多好，实在不行让我们从家里带碗也行啊”。

因为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就很关注最近的免费伙食问题。参与政府时期首次开始为放假期间缺少食物的儿童供应食品。第一次放假结束后，从调查结果来看，接受率出乎意外地低。原因是政府在推行过程中没有考虑如何尽量避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结果导致很多孩子宁可挨饿。由此可见，供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守护孩子们的自尊心。

由于贫穷，很多事情想做却做不了。只要是花钱的事，压根就不会跟父母提。我到现在都不会骑自行车，因为家里根本就没有过自行车。中学时，学校门前有自行车租赁点，很多孩子放学后去租车骑，我没钱，从来没有租过。

小时候孩子们都喜欢抽陀螺、打木棍儿、放风筝之类的游戏，我也因为没钱买工具只能自己在家动手做。其他孩子都是父亲或者哥哥给做，我父亲总是在外面做生意不在家，我只好自己动手。其实就算父亲在家也没什么用，他本来也不是手巧的人。

卷风筝线的线轴我也做过，我只能做“扁轴”，但是它的卷线速度远远比不上“圆轴”，后者需要木匠的手艺才行。我记得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为此每年都很遗憾。我也试着做了很多次滚铁圈的工具，可始终做不好滚铁圈的铁杆。

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时，有一次我用菜刀削“打木棍”用的木棍，结果一不小心削到了左手食指，把指甲的三分之一给切掉了，当时疼得要命，还流了很多血。我当时害怕得不行，可是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只好自己用布头儿缠了缠，算是做了处理。后来我一直靠涂一种叫“啊嘎京叽”的红药水[注：红药水：Mercurochrome，红褐色，由有机水银化学合成物做成的杀菌消毒剂，亦名汞溴红、红汞。]扛了过来，也因为还能扛得住，到最后也没跟大人讲。要是换了现在，肯定要去医院缝上几针。

我是只要可以就自己解决，再苦再累也要自己先尝试着去解决，我觉得这种态度有助于培养一个人自立和独立的能力。这是贫穷送给我的礼物。

贫穷还送了我一件大礼。我的价值观中的一条——“钱这个东西，并不重要”，反而是贫穷让我产生的信念。这可能是一直让我安守贫困的自尊心起的作用吧。父母也是如此。他们在贫困的生活中抚养我们长大，却一直教导我们钱不是万能的。“虽然钱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价值观对我的人生道路帮助很大。

父母对教育特别重视，虽然有时候会拖延几天，但是不管怎样都会把学费给我准备出来。即使这样，贫穷还是让我有点底气不足，老师提问的时候别的学生都争先恐后地举手，喊着“叫我，叫我”。我从来没举过手，除非老师问到我了，实在没办法才起来回答，我自己举手回答问题是从来没有的。当然了，家长也没特意来过学校。

问题少年

上小学时，我并不显眼，个子不高，身体瘦弱，性格内向，从来没引起过老师们的注意，也不记得课下与老师单独见过面。我们那地方穷，一个班有80多人，老师不可能一一给予特别的关注。

每到学期末或者学年末，老师就会发放成绩单。一直到五年级，老师一直都用“秀、优、美、良、可”来打分，我的成绩单上“秀”很少，大部分是“优”或“美”，有时候还有“良”。用“甲、乙、丙”标注的行为发展能力测评也大抵如此。我对成绩不怎么上心，父母看了成绩单也没批评过我。

那时上初中还是要考试的，所以上了六年级学校就放学很晚，几乎天天都有考试，还经常有模拟考试。就这样到了4月份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算是学习好的。

有一天，班主任找我谈话，夸我成绩非常好，告诉我如果去他家上课外辅导肯定能考上一流学校，让我回家把这话转达给大人。我才知道班里学习好的同学从五年级下学期就开始上班主任老师的课外辅导了，放学之后他们都到老师家里学习到很晚才回家。课外辅导的学费对我家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就直接跟老师说家里没钱，回家以后，我也根本没提这件事。

那时的我很单纯，什么也没想，就一门心思努力学习了。升学考试是全科目考试，也包括音乐、美术、体育。体育是现场测试，音乐与美术都是笔试。我整个小学期间也没接受过用风琴之类的音乐教育，考试的时候我就唱着“咪梭哆咪梭，发拉拉，梭西来发，咪来哆……”，就像背诵朝鲜王位谱系“太祖、定宗、太宗、世宗、文宗、端宗、世祖”（太定太世文端世）那样。

体育考试的项目有跑步、跳远、投掷、引体向上等。我胳膊没力气，引体向上无论如何也做不了。朋友说喝醋能让骨头变软，就能做引体向上了。我信以为真，趁母亲不在家，去厨房拿起醋喝了一大口。那时的醋可不是现在这样的酿造食醋，而是冰醋酸[注：冰醋酸：食醋中发出酸性味道的酸，也叫乙酸（acetic acid）。乙酸含量达99%的酸叫作冰醋酸，未稀释的液体冰醋酸接触皮肤后能够溶化皮肤里的蛋白质，进入身体后损伤主要内脏器官，严重可导致死亡。]。那东西一入口，嘴里立刻就像是着了火一样。幸亏我当时吐出来没有咽下去，万一要是咽了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即使那样，我的嘴唇、口腔和食道都肿得老高，弄得几天都不能正常吃饭。难受是一方面，更痛苦的是觉得太丢脸了，好久都抬不起头来。后来，听说这事在后辈中传开，成了为了考试不要命的经典段子。

万幸的是，我最终考上了当时釜山地区最好的学校——庆南中学。我所在的小学能考上这个中学的学生没有几个，父母也是打心眼里高兴。这可能是我出生后最让他们高兴的事了。父亲特意带我去国际市场的校服店，为我量身定做了一套校服，当时父亲总是喜欢找咸镜道的人开的店铺。校服店老板知道我考上哪里之后，对我们表示了祝贺，当时父亲无比自豪的样子，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考初中这道坎儿过了，考高中就轻松多了。

庆南中学位于市内的富人区，学生也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第一天开学我就发现，很多人入学前就在校外的辅导班里学过英语了。在初中正式学英语之前，很多学生已经能够流利地读英文书了。走廊里贴着“Boys, be ambitious! ”之类的标语，我们穷人家的孩子还得花力气才能读出来，弄明白意思。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从心里比别人矮了一截，过去的小学里穷人家的孩子很多，而这里的氛围则完全不同。

玩的文化也完全不同，我的零花钱跟别的孩子比，是天壤之别，很难玩到一起去。第一次去了朋友家里，看见人家的房子、院子，还有家具，惊得我目瞪口呆，这些对我来说简直是太豪华、太奢侈了。更要命的是，同学家里干活的人管他一口一个“少爷”地叫着，看到这些，我就更是没了底气，变得畏手畏脚了。当时很多有钱人家里有被称为“食母”的家政服务人员，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公平。

我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读书是我度过的最幸福的时光。喜欢读书这个习惯是受父亲熏陶，父亲出门做生意一走就是一个月，每次回来都一定会给我买小孩子读的图画书和儿童文学、伟人传记之类的书。《安徒生童话集》，姜小泉先生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有为小孩子编写的《普鲁塔克名人传记》等，也有《没有家的孩子》等外国作家写的长篇儿童文学作品。这些教科书以外的书，读起来太有趣了！在爸爸买来新书之前，每一本我都要反复读上两三遍。

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后，我就对书变得如饥似渴了。因为父亲不做生意后再也不给我买书回来的缘故，每次新学期开始时，我不光读自己的书，比我大三岁的姐姐的书也都被我翻了一遍，把我能读的内容一口气读完，主要读国语、社会生活书里的“小故事”。后来进了初中，我才知道世界上居然有图书馆这样的地方！那里的书可真叫无穷无尽，碰到什么我就读什么，我完全沉醉在书的海洋中。记得初中二年级有三个月左右，我每天都在图书馆待到闭馆，帮管理员整理好椅子才回家。

一直到高中毕业，我只要一有时间就去学校图书馆，或者借书回家看。最开始是韩国小说，后来是外国小说，再后来就是各种各样的书，读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因为碰到什么就读什么，像《思想界》[注：《思想界》：20世纪50年代由在野人士白乐濬、张俊河两位先生个人出资创办的独立杂志，后来成为与李承晚、朴正熙政权对抗的政治势力的宣传阵地，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与学生中具有超高人气。]这类具有启发意识的杂志，我很早就接触到了。情色小说读得也比较早。当时读书也没什么系统的计划或者目标，就是胡乱读。在初中、高中的六年里，我确实读了很多书，读书让我了解了世界，体察了人生，培养了社会意识。

记得初中读过金灿三教授的作品《不花钱的环球旅行记》，它在我的心中深深种下了一个环球旅行的梦。当然现在不做这个梦了，但是我在尼泊尔、印度徒步旅行过，还走过丝绸之路，也算是圆了当年的梦吧。

现在我还喜欢读书，或者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喜欢了，简直是中了活字印刷物的毒。我无论去哪里旅行都要随身携带书籍，因此每次行李都很沉重。就算休息的时候，手边没有书也会觉得心里空空的。

课外书看得太多，学习成绩自然就落下了。我觉得升学考试不怎么重要，只要学习成绩保持在中上等，我就心满意足了。就算是考试期间，父母看见我看课外书也不怎么管我。因为成绩一直还可以，所以他们相信我做的是我应该做的。

父母在初中、高中六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唠叨过我的学习，也没干涉过我，就是一直信任我，把一切交给我。这份自由并没有被我用到学习上，而是用到了“旁门左道”上。最后考大学时，我为自己的不努力付出了代价。但是通过读书，我的内心世界得以成长，社会意识得以产生，我认为用这来补偿那些代价，足矣。

我的社会意识的较早觉醒得益于我早期阅读的大量报纸。跟我饥渴读书的理由一样，我从很小就开始看父亲的报纸。

我很好奇报纸上面的内容。当时的报纸上还掺杂着很多汉字，最开始我只是挑没有汉字的连载小说之类，后来就逐渐看掺有汉字的报道。读来读去，通过上下文就能猜出汉字的意思，学会了常用汉字。父亲当时是《东亚日报》的固定读者，这份报纸作为在野党代表性刊物名气很大。我也是通过长期看这份报纸，培养了对社会的批判意识。现在这份报纸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我为此表示惋惜。作为一名多年前的老读者，我真心希望它能够找回当年的影子。

进入高中后，脑子里想的事多了，对社会的反抗心理也产生了。我上高三后开始抽烟、喝酒。我所在的庆南高中动辄就说自己是“汉江以南的第一高中”，有很强的自豪感。当年虽然也很重视高考，但跟今天不同。学习基本是让学生自己学，这也是由于每个大学的入学考试科目不一样。

首尔大学的入学科目是全科目，延世、高丽大学就只考主要科目，学生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就只有学习一件事。我们搞社团活动，放假时就搞出门不带钱的旅行，有时候还去野营。高三时，很多学生都抽烟、喝酒，一般情况下学校就装不知道。我学会抽烟、喝酒后，就整天跟爱玩儿的孩子们在一起，喜欢上足球后，又跟踢球的学生走得很近。学习是一天不如一天，朋友倒是交了不少。

父母在初中、高中六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唠叨过我的学习，也没干涉过我，就是一直信任我，把一切交给我。这份自由并没有被我用到学习上，而是用到了“旁门左道”上。最后考大学时，我为自己的不努力付出了代价。但是通过读书，我的内心世界得以成长，社会意识得以产生，我认为用这来补偿那些代价，足矣。

后来，我在学校还受了处分。高三春游的时候，因为学校高考之前不再组织秋游，那一次就成了高中最后一次集体出游了。自由活动时，我跟朋友一起去附近的村子买酒回来喝，结果喝多了，搞得其中一个人醉得站都站不住。我们非常担心被发现，果不其然，集合的时候他在班主任面前醉得不省人事，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实话实说。最后几个同学把他背去了医院，洗了胃后才清醒过来。该怎么处理我们几个，学校犹豫了好久，考虑到我们最后说了实话，没有隐瞒，只给那个喝多了的同学停学处分。

后来暑假快要结束时，我跟同学踢足球，比赛之后，我们在学校后山抽烟喝酒、放声高歌，被值班的教导主任给抓住了，结果学校给了我们所有人停学处分。初中、高中时我的外号是“问题少年”[注：问题少年：“文在寅”三个字的发音在韩国语里跟“问题人”相似。——译者注]，一开始是由于我名字，这两次事件后，我真的成了“问题少年”。

我父母很久都不知道这些事。他们可能也猜到我学会了抽烟喝酒，但总觉得我不会出什么大纰漏，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我上高中时，大学生还不像今天这么多。上了高中就算是很有知识的了。今天，高中生在人们眼里还是个小孩，那个时候社会上已经把高中生当成人看待了。

四一九事件的传统还在，每当有重要的时局情况，高中生也一同参加游行示威。在我上高中二年级时，我们学校学生游行，反对三选改宪[注：三选改宪：1969年韩国总统朴正熙为谋求三选连任而进行的第六次改宪活动，为自己在1971年4月能够以合法身份参选第7任总统制造法律依据。]，还试图走出校门。当时警方动用了刚进口的“胡椒雾车”[注：胡椒雾车：专门用于镇压游行示威的警务用车，车上安装有气体发射装置，可以通过喷射催泪瓦斯强行解散示威队伍。]堵门，结果学生们没能走出校门，为此学校还停了很久的课。另外，我们从那一年年初开始实施校练[注：校练：过去对非军事专业的学生实行的军事教育训练，一般以高中生、大学生为主要训练对象。]。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长期执政，把学校兵营化，更好地控制学生。很多人对此表示不满，校练考试时学生们故意集体交空白卷。这些经历都很好地培养了我们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意识。

总之，那是一段既纯粹又美好的时光，庆南高中同期毕业的同学中很多人都很有出息。政治圈的同学有蔚山市长朴孟雨，大国家党最高委员徐秉洙，前任议员朴钟雄，前任议员崔喆国，瑞草区区长陈翼喆，等等；文化艺术界有建筑师承孝相，导演李润泽；相当多同学通过行政考试成为高官，在法律界工作的也不少，还有在大学教书的，当过大学校长的。不知不觉，高中毕业已经40年了，不久前，我们还搞了毕业40周年重返母校的活动。

大学，抵抗

我本来是想进历史专业的，以前上学时我觉得历史最有趣，历史成绩也一直是最好的。现在我还是喜欢读历史书，刚开始做律师时我还曾经想过，等不用再辛苦工作挣钱的时候，我就去当个业余历史学家。所以考大学时我也想学历史专业。但是班主任和父母都反对，理由是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进法学院或者商学院。无奈之下，我只能改换方向，结果我为自己对高考的轻视态度付出了代价——我落榜了，重读之后才考上了第二批招生的庆熙大学法学院。我在学校附近找了寄宿房，开始了我的寄宿生活。

时局越来越黑暗。大学一年级时，朴正熙政权宣布十月维新，他不满足于通过三选改宪延长执政期，干脆就是要永远执政下去！就在宣布维新的前一天夜里，坦克开进了市内，第二天早晨每个大学里都进驻了坦克，宣布维新的同时又宣布无限期停课。大学生们不能去教室，只能选择聚在酒馆或者寄宿房里慨叹时局，宣泄心中的郁闷。

十月维新对法学院学生来说更是荒唐至极。维新宪法一经确立，此前的法典、教科书通通成了无用之物。“就这样，法律还能算是一门学问吗？”，“法学还是学问吗？”这样的怀疑拷问着每一个法学院的人。学生们甚至不愿意去上课。

新学期开始，校门重新被打开后，宪法教授的第一堂课让我记忆犹新。他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宪法学者，以前讲义的教材就是他编写的，停课期间他又写了维新宪法的新书，当天的课程就用他的新书做教材。

100分钟的课堂里，他一眼也不看学生，一直是看着天花板讲课。不得已写了维新宪法的书，上维新宪法的课，他觉得无颜面对学生，就用这样的行为表达自己万分的羞愧。

那段时间的寄宿生活对培养我的社会意识起了最大的作用。日常生活没有任何管制，完全自由，大学生们又总是聚在一起彻夜讨论时局形势。我跟几位高中的前辈住在一起，大家来自不同的大学，因而可以互通各个学校抵抗运动的最新消息。有的消息来自批判现实的社会科学社团、农村运动社团，也有来自地下报纸的，我们还能接触到校内示威的消息以及示威时发的传单。我还跟着前辈去参观了当时学生运动最活跃的首尔大学文理学院和高丽大学的示威。

与那个时代无数大学生一样，李泳禧[注：李泳禧：媒体人出身，后任汉阳大学教授，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用大量著作揭露社会现实，打破所有的社会禁忌，是一位高度重视实践的知识分子。军事政权时期4次被解职、5次遭拘禁。2010年因病逝世，葬礼在民主社会场举办，长眠于五一八光州国立墓地。]先生对我的批判意识与社会意识觉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李泳禧先生的《转换时代的论理》出版之前，我就在《创作与批评》杂志上读过他的论文《越南战争》。我记得大学一二年级时看的是杂志上连载的论文第一、二部分，三年级时书才出版。第一次接触到李泳禧先生的论文真是太受冲击了，内容都是对越南战争的非正义性、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的探讨，还讨论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等等。结论就是超级大国美国绝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我并非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在寄宿房里也曾偷偷议论过。但是李先生拿出了谁都无法否认的依据，解释得简单明了。他还提到我们国家一直无条件相信美国就是正义的，认为美国的主张就都是正确的，把与美国作对的国家都当成应被无情粉碎的邪恶势力，我们这一虚伪的认知被他无情地揭露了出来。我看了他的论文和书籍，深深觉得这才是我辈所应追求的知识分子的风骨。对于恐怖的现实他没有回避，而是选择了勇敢直视。他对真相穷追不舍，用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与这个世界对抗，就算刀架在脖子上，他也要向世人揭示真相，以暴露那些妄图掩盖真相的虚伪意识。

在南越败亡[注：南越败亡：在越南的南北分裂战争中，南越失败，由现在的越南实现统一。]后，李泳禧先生在《创作与批评》杂志上刊登了论文的第三部分，也是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应该这样说，他分三步写了自己的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发生了南越失败这件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不论是逻辑推理的展开，还是评价论证都做到了首尾彻底的一致。写第一、二部时根本没有人质疑美国会取得胜利，他就预告了美国的失败与南越的败亡。写第三部时，他只是再次确认自己的预言成真并做了总结。读他的文章，让我相信真理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让作为读者的我备感喜悦，这种喜悦感至今记忆犹新。

卢武铉也受了李泳禧先生很大的影响。卢律师投身人权律师事业的转折点就是当年受理“釜林事件”。当时，青年和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选用了几十本基础社会科学书籍和批判现实书籍作教材。这个小组被政府抓住了把柄，公诉的内容提到：“他们读这些书，赞扬并鼓励北朝鲜以及国外共产主义国家的活动”。卢律师为了更好地为他们辩护，把这几十本书全部读完了，其中就有李泳禧先生的著作《转换时代的论理》和《偶像与理性》。他作为律师，读这些书是为了辩护，自己却深受影响。此后卢律师开始更广泛地阅读社会科学书籍，“提高了觉悟”，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李泳禧先生。

当时庆熙大学的学生运动力量算是比较薄弱的。有些觉悟的学生都分散着，也没人组织学习小组之类，连个像样的社会科学社团都没有。1973年下半年，也就是我大学二年级时，全国正式开始了反对维新的斗争。以首尔大学文理学院的示威为起点，大学生示威活动很快就席卷了全国的大学。改宪请愿100万人签名运动，“紧急措施1号”“紧急措施4号”“民青学联事件”“人革党事件”，接二连三地爆发。即使这样，庆熙大学还是连一场像样的示威都没有。示威的意图偶尔有之，但缺乏领导示威的核心力量，始终迈不开步子。

大学三年级的秋天，学校爆发了占领示威，要求财团下台。以此为契机，我和一些意气相投的同学一起策划反对维新的示威。我所在的小组负责起草宣言，散发传单，然后把学生聚集到校内的“校是塔”前，接下来再由学生会副会长团负责引导示威。我们的计划是小组秘密做好示威准备工作，然后就销声匿迹。学生会副会长团由于职责所在，则必须站在前面。我们这么分工是为了避免遭到处分。

宣言由我来起草，没有别的原因，我们这群人中只有我一个人看过其他学校的示威宣言，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宣言是怎么写的，当然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写示威宣言。

大学三年级的秋天，学校爆发了占领示威，要求财团下台。以此为契机，我和一些意气相投的同学一起策划反对维新的示威。我所在的小组负责起草宣言，散发传单，然后把学生聚集到校内的“校是塔”前。

我们当晚就在朋友家用油印机油印了大约4000份传单。第二天早晨趁人不注意，把这些传单全发到教室里去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校是塔”前聚集了五六百名学生，现在该学生会副会长团负责接下来的工作了。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始终没出现。学生处的工作人员想要疏散学生，那时警察还不能进入学校。几位学生忍不住登上讲坛想要朗读宣言，但是被学生处的人给拉了下来——这样下去示威弄不好就会归于失败。

情急之下我上去开始朗读宣言。学生处的人又挤了过来，但是被学生们给挡住了。当时在下雨，把我手头的稿子给打湿了，但文章是出自我的手笔，朗读是不成问题的。然后我就引导着学生们走向校门，转眼之间，人数已经增至2000余名。

我们与警察隔着校门对峙，双方分别用催泪弹和石块开始了攻防战，这是我考上庆熙大学后第一次参加正式的示威。

我们在确认示威已经走上正轨后从学校逃了出来，销声匿迹地躲了几天。警察抓了示威现场几个带头的，但他们与示威准备活动毫无瓜葛，警察只好按拘留结了案。当年被抓走的学生吃了不少苦头，后来成为民主党国会议员的郑范九就是其中之一。当年他是政治外交系四年级毕业班的学生，还是总学生会的干部，因在现场带头被抓走。虽然刑事处罚只是拘留而已，但学校里给了无期停学的处分，导致他不能按时毕业，也没找到工作，吃了很多苦。不过从后来的成就看，这些当年吃的苦反而锻炼了他，把他塑造成了大人物。

警察对该事件的处理告一段落后，我和朋友们在学生科长的劝说下去警察局自首了，处罚结果也是拘留。学生科长说看我在雨中朗读那份淋湿了的宣言稿，就猜出宣言是我写的了。学校没给我们任何处分，从此我们一跃成为校内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后来我们又从各个专科学院里找出有领导能力的学生，组建了一个覆盖全校的组织，同时组建社会科学社团，扩大基层力量。时局日益紧张，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们为接下来的一年做好了准备。

拘禁，母亲

1975年新学期开学，所有大学无一例外都酝酿着与维新政权全面开战。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各种运动层出不穷，先是大学生反维新斗争热潮，紧接着就是在野人士、基督教界、舆论界的自由言论守护运动，让人感觉斗争达到了最高潮。这时又传来越南僧侣反对独裁统治自焚的消息。有人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这样斗争，才能推翻维新政权啊？”1975年4月发生了首尔大学农学院金相真烈士切腹事件，把这个疑问变成了现实。

庆熙大学恰好决定于1975年4月初选举学生会会长，此前一直都是间接选举，这是时隔多年后又重新以直选的方式选举学生会会长。此番我们决定要先掌控总学生会，然后在总学生会的领导下进行反维新体制示威。我们推出了候选人，动员全部组织力量，保证他当选为总学生会会长。我们成功了。当时当选的学生会会长就是前任议员姜三在，后来他还当过民自党与新韩国党事务总长，做过大国家党副总裁。我担任了总学生会的总务部长，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当上了不同部门的干部。总学生会刚刚完成组建，就立刻召开了非常学生总会。

当天我们决定示威的准备工作还是由我们小组负责，非常学生总会和示威游行则由总学生会会长负责领导，然后我们就在校内用总学生会的油印机连夜印制了传单，即刻以总学生会名义发出了时局宣言书。第二天，校门口就贴出了以总学生会名义发起的《非常学生总会召集公告》。传单干脆就由学生会干部在校门口向前来上学的学生公开分发，我们已经做好了受处分的心理准备。学生们看到直选制选举出来的总学生会带头搞反维新示威，立刻有很多人聚集起来。据学生处的统计，总人数超过了5000人，当时整个庆熙大学的在校生也不过七八千人。学生们都聚齐了，可学生会会长却没来。后来听说，他在上学路上被警察抓走，提前被拘留了。那么只好由我这个总务部长临时代替他召开非常学生总会了。会上，我们先讨论了时局，又对维新独裁举行了火刑仪式，之后就带领队伍走向校门。我举着太极旗，站在队伍最前排，警察封锁了校门，几辆胡椒雾车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车上的发射口对准了校内。

我们接近校门，正准备往前挤，警察突然发射了胡椒烟雾，同时发射的还有催泪弹。我当时站在队伍最前头，那些气体从发射口里喷射出来，还没来得及扩散就击中了我的脸，瞬间我就失去了意识。同学们忙着后退，看见我倒在地上，又回来把我运回校内，用湿手帕不住地擦拭我的脸，过了好久，我才勉强清醒了。这时示威的气氛已经升级，一直到下午，学校正门和后门都持续不断爆发着激烈的示威活动。

下午很晚的时候，总学生会会长好不容易避开警察的视线逃了出来，光着脚跑来学校。这时，我才把示威收尾工作交给他，自己总算能歇上一会了。当时，如果学校发生了示威，一般每个学校要拘留三个带头的学生。我们自己确定了以我为首的三个人，并统一了口径。因为当时警察是不能进入学校的，他们就在学校周围蹲守，准备逮捕我们几个带头的学生。示威结束后，我们自己主动走出来，接受警察的拘捕，拘禁在清凉里警察署拘留所。我们从最开始就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被拘留的同时，学校的处分也来了——开除学籍。包括被拘留的学生，学校一次性开除了16个人。我是直到1980年才恢复了学籍。现在虽然大家都过得很好，但当时很长时间我都觉得很对不住他们。

当时把我们转送看守所之前是不允许家人探视的，那时觉得这很正常，根本没想过在法律上有什么不妥。何况我也不想告诉家里，虽然他们早晚都得知道，但是希望他们知道得越晚越好。

警察调查了十天左右就把我移交给检察院。移送当天终于从拘留所里出来了，到外边时眼睛都被阳光晃得睁不开了，马上就上了押送车。车的四周都是铁板，上面布满了100元硬币大小的圆洞。好久没看过外面的世界了，我好奇地透过车后面的圆洞往外面看。

就在车马上就要出发的瞬间，我突然看见母亲在车后面奔跑着。我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可以看见她挥舞着手臂，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在寅！在寅！”。押送车开走了，母亲很快就被甩在了后面，她一直望着车远去，直到车子驶出她的视线。原来她听说了我被捕的消息，马上就从釜山赶到了首尔。结果她白跑了一趟——人家不让家属探视，后来，她听说那一天我们会被移交给检察院，她就心想没准能见上一面，于是一早就来等着，远远地看见我上了押送车，就立刻跑了过来。

而我对此丝毫不知情，光顾着上车，都没跟母亲对视一眼。这一幕像极了电影场景，至今都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每当一个人想到母亲的时候，这个场景就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被西大门看守所收监之后，内心反而很平静。唯一令我痛苦的就是对父母的愧疚之情。家里那么穷，费那么大力才把我送进大学，我却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我始终忘不了母亲跟着押送车奔跑的一幕，后来母亲来探视我，我见到她也完全是愧疚和自责。她好像问过我：“就算是再正确的事，为什么非得是你去做呢？”我对此无言以对。父亲则一次也没来过。

与妻子相遇

在看守所时，让我意外的是妻子来探视我。她和我在同一所学校，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比我低两届。每年5月初为了迎接“法律日”，法学院都要举办庆祝活动“法律庆典”，我和她因为在活动中做过搭档而认识了。当时我三年级，她还是刚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在庆祝活动上玩得很开心，我也对她产生了好感。但是，后来我们就没有再见面。我当时没那个心思，在校内偶尔遇到了，也只是彼此交换个眼神而已。

1975年4月的示威让我们再续前缘。我觉得在非常学生总会讨论时局时，在自愿发言阶段一旦中断，很可能会冷场。为了不至于冷场，我们得提前找几个人，到时候站出来发言，而且我们认为总结时发言的人最好是女生。当时我一边等召开总会，一边四处物色发言的女生，正巧她就来到了露天广场。当时她与她们系的课代表一起，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就拜托她们两个帮忙，让她们其中一人做收尾发言。后来课代表站出来发言了，结束时只听她大喊一声“我们出去吧！”，然后就结束了非常学生总会，加入了前进队伍。为此她也遭到了拘留，学校也给了她停学处分。

在参加非常学生总会之后，我们朝着校门前进。结果，我被胡椒烟雾击中昏了过去，过了好久，我才苏醒过来，当时就感觉有人用湿手帕擦拭我的脸，我睁眼一看原来就是我妻子。她站在示威队伍里，一直担心着站在前面的我的安全。

后来，妻子来探视我了，我很意外。

她听说我被拘留了，非常担心，就直接来看我。她怀揣着一份叠起来的报纸，说是特意带来给我看的。原来那份报纸的体育版头条报道了我的母校庆南高中在全国棒球大赛还是什么比赛中拿了第一的消息。

每年5月初为了迎接“法律日”，法学院都要举办庆祝活动“法律庆典”，我和她因为在活动中做过搭档而认识了。当时我三年级，她还是刚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在庆祝活动上玩得很开心，我也对她产生了好感。

当时的高中棒球人气冲天，我出身的庆南高中又是一个把棒球作为代表性体育运动的学校，因此，那时我也特别喜欢棒球。我跟她一起搭档参加“法律庆典”时，在学年棒球对抗比赛中，我担任我们学年的组长拿了第一，她一直记着这件事，特意带来了报纸让我知道这个好消息，好高兴高兴。

我的天哪，就算我再喜欢棒球，现在人被关在看守所里，还哪有什么心思去关心棒球比赛？！

但是，我还是觉得她很可爱，在牢房里一想到她就总能笑出声来。

有了这件事，我被释放后就跟她走得更近了。可是我马上又要参军了。这一次，她又来军队探视我。我退伍后准备复习参加考试时，她又来我学习的地方探视。她总说我们二人的恋爱史就是一部“探视”史。我就告诉她，我之所以上庆熙大学，就是为了去认识她的。这的确是我的真心话。

看守所的收监生活

在首尔看守所的收监生活还不赖，我过得算是好的。本来时局犯人都是贴有黄色标签，被当局监视的要犯，应该单独收监。但是那时时局犯人太多，就只能关在普通监房了，一个屋子住8个人。有人说住单间好，我却喜欢和普通犯人混住，这样可以了解社会、体察人生。

我隔壁住着韩胜宪律师。当时他因为在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吊辞》招来笔祸，以违反《反共法》为由遭到拘留。我住到他隔壁后，他预料到我没有什么准备，通过管理员送了一套运动上衣和短裤给我。当时我什么也没有，这套衣服帮了我大忙。

出监后，他又做回人权律师，我们再相遇时已经是同行了。卢武铉、李相洙律师因“大宇造船事件”被拘留时，我们还一起做过共同辩护人。提起首尔看守所的经历，他也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首尔看守所里除了韩律师，还有朴炯圭牧师、金观锡牧师、诗人金芝河等很多铁骨铮铮的在野人士，也有“东亚自由言论守护斗争委员会”的记者们，他们因为在东亚日报社搞自由言论运动而遭到解雇。我被拘留三周之后，4月底紧急措施第9号出台，又有一批与此关联的时局犯人被关了进来。如果有人来探视，在探视前后等待的时间里，跟那人打个招呼，分享最新消息成为我们的一件乐事。

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有两种，有钱的叫“虎毛”，没钱的叫“狗毛”。“虎毛”与“狗毛”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世上再也没一个地方像这里这样赤裸裸地暴露金钱的威力了。我们屋里“虎毛”“狗毛”各占一半，经济实力算是不错的。“虎毛间”与“狗毛间”早晨洗脸的时间都不一样。

同屋的人都管我叫“学生”，对我很照顾。怎么说我名义上也是法学院大四的学生，更何况还通过了司法考试第一期。我帮其他在押人员写过请愿书、陈情表之类的，这样一来其他监房的人也总是找我帮忙。

在看守所生活有一件事令我一直不能忘怀。当时看守所周围有很多鸽子，鸽子有时会飞到我们楼前的空地上，我们无聊的时候就看鸽子解闷，还有人把剩饭扔过去喂鸽子。我们屋有条件，很多人偷偷买来小零食。所谓小零食就是往人造黄油上抹蛋黄，做成像奶油一样的东西，用饼干蘸着吃，味道还不错。有了这些，吃饭时看守所给的“官食”自然就剩下很多，我也经常把剩饭攒起来扔给鸽子。

这样一来，时间一到，鸽子就飞到我们屋附近等着。每次我给鸽子喂东西时，发现对面的少年犯监房里的少年犯们会聚到窗口看鸽子们抢食。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也是凑热闹，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不是看着好玩。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心疼那些喂给鸽子的饭，自己也想吃。我大吃一惊！我根本不知道其中原委，竟然拿剩饭喂鸽子，还自得其乐！这真让我羞愧难当。这些少年犯都是“狗毛”，除了看守所给的“官食”，根本没有任何吃的，只能天天忍饥挨饿。知道真相之后，我跟同屋商量，把不吃的官食留出一两份，原封不动地给少年犯监房送去。

有句话叫“需要是发明之母”，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验证。看守所监房里除了四面白墙，什么都没有。但就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没什么是做不出来的。我们把面包袋里小小的商标攒起来，用商标背面当壁纸贴墙，把装面包的塑料袋做成晾衣绳，还能把牙刷杆磨尖做成刀，自己动手制作围棋盘和围棋子、象棋盘和象棋子，下棋玩。围棋子是用米粒做成的，蘸点复写纸的墨汁就成了黑子，我一直惊奇于这样做出来的棋子竟然结实无比。

宣判的日子临近了，狱友们一面祈祷我能够被释放，一面开始准备送给我的礼物。有两三个人那几天做得很认真，我看到他们把装面包的塑料袋搓成绳，然后用手摩擦加热拽起来，就做成了塑料绳。神奇的是他们用不同颜色的塑料袋做成了不同颜色的塑料绳，有红色的、淡绿色的。绳的粗细根据拽的力度有所不同。他们把自制的各种颜色、各种粗细的绳子捆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漂亮的花瓶送给我，还跟我说：以后，当了法官、检察官也不要忘记世上这么多冤屈的人，把花瓶放在书桌上，多想想生活的艰难。

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就像韩胜宪律师讽刺的那样，当时的司法量刑是明码标价，而且几乎全都是立即执行。但法官却宣布我缓期10个月执行。当时在众多大学中，被判缓期执行的只有我们。我想这应该是法官做出的“良心判决”。果不其然，那位法官不久就连任失败了，所有人都猜测是由于他在时局案件中做的良心判决。

后来我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在调查过我的首尔北部地方检察厅做了实习检察官，还在审判过我的首尔北部地方法院做了实习法官。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啊！

强征入伍

我被释放后不久，参军入伍的命令又来了，当时还没来得及接受身体检查。身体检查通知书和入伍通知书是一起到的。前一天检查身体，第二天就入伍，这就是强征入伍。

不可理喻的事情还在后面。检方当时对我们的缓期执行判决不服，提出了抗诉，检方的抗诉导致我们的入伍时间也延期了。但抗诉审议时法院驳回了检方的抗诉，而我对此则全然不知。后来我向“民主化运动有关人员名誉恢复及赔偿委员会”申请，看到了当年的材料，才知道对我提起的抗诉被驳回了。我当时已经进了军队，也就是说在我不知情也不在场的情况下，抗诉审议做出了裁定。当时我已经入伍了，如果一定要审判我，就必须将我的案件移送军事法庭，或者由检方撤回抗诉，所以法院干脆就驳回了抗诉。虽然最终的结果没有伤害到我，但当时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身体检查跟现在的检查没什么两样，我自己去釜山国军综合医院做的。检查视力的时候，我就是想看看他们能怎么样，故意一律都说看不见。检查的人“扑哧”一笑，也没用什么精密仪器检查，就说“那也是甲等[注：甲等：征兵检查身体时的最高等级。]”！然后就在检查单上盖了个“甲等”的印章，接着把事先准备好的入伍通知书又发给了我。我一看比原来的日期延长了一个星期——根本不知道是因为检方抗诉的原因。

检查身体之前，我已经跟父母行过大礼、道了别，既然已经从家出来了，就干脆顺路去了庆南河东的葛四里，有个前辈在那里的夜校工作。当时，那里很偏远，前辈晚上借了小学的教室给那些没考上初中的孩子上课。学生们的年龄差距很大，小小的教室里挤得满满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们来上学时都拿着一个水泥口袋。葛四里地处蟾津江河口的小岛，通过大坝与陆地相连。大坝拦截的地方积了很多水，蚊子特别多。我第一次看见蚊子这么多的地方，一平方米足有100只蚊子。晚上站在学校运动场，蚊子群立刻就铺天盖地地飞来。孩子们上课时必须用水泥袋盖住下半身，因为那里的蚊子能透过衣服咬人。

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有这么多学生上夜校学习，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和他们比起来，我简直就是待在蜜罐里了。他们之所以没考上初中一方面是因为家庭贫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校离得太远。当时葛四里所在的整个金南面[注：金南面：韩国庆尚南道的一个地名。——译者注]只有一个初中。我不知道那位前辈能在夜校讲课到什么时候，如果他不上了，那些学生们该怎么办，这些想起来也是极郁闷的事。

我在那里只待了几天，白天搞农村活动，晚上就帮忙教学生，玩了几天，到了入伍的日期就走了。妻子也跟我一起去了那里，然后又跟我一起离开，一直陪我到部队训练所门口。

葛四里本来是著名的海苔养殖地，闻名一时的“河东海苔”就是产自那里。当年建设光阳制铁时，回填光阳湾的沙土流了出来，使海苔养殖场遭受了灭顶之灾。对于这件事，渔民们本应该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后来我当了律师，还跟他们谈过。近来，那里努力打造造船工业园区，我很好奇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我入伍后的训练所是被称为“乡土师团”的昌原第三十九师。当时是1975年8月初，和我一起入伍的都是河东地区的青年，里边有四个人与我情况一样——也是被强征入伍的。

我觉得服兵役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恢复学籍，入伍反而是件好事。虽然我有点紧张，毕竟要开始从未经历的、完全陌生的生活，但是我适应得很快。因为我上过大学，入伍通知又延了期，所以比同期的其他人大两三岁，在训练所被指定为分队长。我们的文化还是很重视年龄大小的，训练所的年轻队员都把我当成哥哥。

除了炎热和汗水，训练所的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防化训练时，我们要戴着防毒面具在催泪弹弥漫的大棚里坚持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是训练日程安排的，还是教导员故意折腾我们，到最后，他让我们摘掉防毒面具集体唱军歌。所有人都被搞得上吐下泻、痛苦不堪，神奇的是我却坚持了下来。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示威时我经历过催泪弹的洗礼。

六周的训练生活中印象最深的是结业之前进行的诉冤受理[注：诉冤受理：军队中为了调查士兵的苦恼和困难所进行的意见调查。]。我听从军队回来的人说现在还有这项制度。制度本来的目的是在新兵训练结束前，让他们把训练所里经历的痛苦、委屈写下来，以此为依据对兵营进行改进，主要针对的就是教导员和老兵的殴打、体罚、腐败等陋习。

殴打在当时也是被禁止的，为此上级部队不时检查刚入伍的训练兵看他们屁股上是否有被“吧嗒”[注：吧嗒：高尔夫球杆或棒球棍的日语发音，一般指用棍棒打屁股的体罚行为。]殴打的痕迹。所以我受训时，教导员们已经不用“吧嗒”打屁股——改打脚底板了。脚底板挨了“吧嗒”要比屁股疼好几倍。我是分队长，每次小组训练兵犯错，我都要作为代表接受惩罚，所以脚底板挨的打比较多。

诉冤受理之前，教导员们吓唬我们说：“写下意见的家伙，等调查出笔迹是谁后决不轻饶！”就在结业前两三天，上级部队来进行诉冤受理了，他们把教导员和老兵撵出去，不让他们靠近，拿出纸让我们把自己的苦衷和希望改进的内容，以及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的殴打、腐败等都写下来。看到大家都很犹豫，他们真诚地劝道：“虽然你们的训练生活就要结束了，但是得把应该改正的地方写下来，这样将来后辈才不会经历同样的痛苦，我们的军队也才能发展得更好。”

老兵要是斜着身子进来打探情况，他们就大声训斥把他们撵走，还告诉我们说：“这是匿名的，绝没有任何危害。教导员们肯定事先警告过你们，但是不要担心，他们根本看不到诉冤受理的内容。”在这种气氛下，没过一会儿，大部分训练兵就开始写了。要是真的如实汇报，让我们写上几页也不嫌多。

结果写完回去后，教导员拿着我们刚刚写完的纸，就不期而至了。原来这个诉冤受理是假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只剩挨罚了。查到谁写的内容比较严重，氛围就更恐怖了。第二天，诉冤受理又来了。氛围一模一样，说的话也一如昨日。这次谁都不上当了，什么都没写，后来才知道这次才是真的：这个制度本来的意图是好的，可被人搞坏了，而且手法还那么高明，要是我文笔好，真想以此为素材写个短篇小说。

从训练所出来的时候，所有训练兵都集中在练兵场，让我们整理好军装后，依次宣布我们被分配的部队名字。“文在寅，特战司令部！”当时没人知道“特战司令部”在哪里，是干什么的。

我的初中同学当时在师团人事处担任高参兵长。在三十九师接受训练的朋友中，好几个人都靠着他的关系去了比较舒服的地方。他找到我，不好意思地跟我说：“强征入伍的五个人是‘特别新人’，你们的人事信息卡都是特别管理的，我也不能给你们安排好地方。”他还告诉我：“过去，因示威被强征入伍的学生都是被安排到保安司之类的地方，现在方针改了，改成让你们遭罪了。”那位朋友也没跟我提“特战司空降部队”这个词，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可能是“首都警备司令部（首警司）、首都防卫司令部（首防司），这些在首尔的特别司令部之类的地方”。其他强征入伍的四个人被安排的，也都是装甲部队或前线部队等吃苦遭罪的地方。

得知“特战司”就是空降部队，还是在我坐着军用列车去龙山，途经三浪津时的事。因为这是训练兵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光，所以允许我们在车内尽情喝酒。安排的部队条件比较苦的，被训练兵们劝的酒就比较多——他们一直给我灌安慰酒。

空降部队

我被分配的地方是特战司令部下辖的第一空降特战旅团第三大队。我们要先接受为期四周的空降训练、六周的特战训练和两周的旅团转入训练，然后才会被分配到原队[注：原队：士兵“本来”所属部队。]。去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背官阶说明“旅团长准将全斗焕”“大队长中校张世东”。张世东大队长是我结束了后期的训练、回到原队时才调过来，所以没在一起工作过，他后来担任了全斗焕总统的警护室室长。我只听人说起过他，据说作为军人，大家对他的评价相当高。“第五共和国”时期，接替张世东、做了下一任青瓦台警护室室长的安贤泰，当时就是我们旁边大队的大队长。

特战训练时，我们训练的主要技能是爆破，因此我既是空降兵又是爆破兵。六周的特战训练结束时，特战司令官郑柄宙表彰我为“爆破课程最优秀士兵”。郑司令官后来在“一二·一二新军部军事政变”[注：一二·一二新军部军事政变：指1979年12月12日，全斗焕、卢泰愚等人率领军部内私人组织——“一心会”为中心的新军部势力发动的军事叛乱。事件的发动者全斗焕、卢泰愚事后接连担任总统，二人在位期间集权势力一直将该事件正当化。直至1993年初金泳三政府将其定性为“以下克上的军事政变”。]时抵抗到最后，被叛军枪杀，是一位称得上“标杆”的真正的军人。而成功发动那场军事政变，当上总统的正是当年的旅团长——全斗焕。我们背诵的官阶说明里的两位顶头上司，命运竟然是如此戏剧性地纠缠在一起。

其实爆破课程最优秀的表彰没什么大不了的。想要爆破某一设施时，先确定放在哪个部分、用什么样的炸药、用多少炸药。为了应对非正规战，还需要熟悉如何配制化学药品、制作自制炸药等，八成内容都跟学习能力有关。同期入伍的人中，我的“书包带”[注：书包带：受教育水平，求学经历。——译者注]是最长的，学好这些自然不在话下。我回到原队后，全斗焕旅团长还授予了我“生化训练最优秀士兵”的表彰。不管怎么说，这些表彰让刚刚进入部队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了A级士兵。此间，还发生了旅团本部想要我，而大队不放人的事。

我上学的时候除了“全勤奖”没得过什么表彰，反而受过停学处分，进了大学还被开除学籍，遭到拘留。可到了部队，对于部队要求的技能，我完成得都很好。像射击、投掷手榴弹、战斗游泳等，虽然都是平生第一次接触，可我竟然做得都很好，连我自己都觉得很神奇。

辛苦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武装长跑。空降部队的武装长跑与步兵不同，当时陆军的规定是“12公斤装备，10公里，61分钟内跑完”。空降部队号称精锐强军，要求“20公斤装备，10公里，57分钟内跑完”。起点放置了秤，在出发点和终点都要称重。在军营生活期间每周都有武装长跑，这一项最累人了。后来我们成了老兵，也掌握了一些“要领”：把空箱子塞进背包，让背包看起来鼓鼓的，只有将要出发和到达时往里面装满石头。只要挺过武装长跑，其他的训练项目就没什么问题了。

跳伞（空中降落）也是空降训练中痛苦的一环，但是训练之后，回到原队再跳伞时就觉得轻松了。比起在部队里干杂活，我更喜欢出去跳伞。空降训练的最后有四次跳伞训练。头两次是一般跳伞，第三次是夜间跳伞，第四次是武装跳伞。第一次跳伞的前一天，因为有可能出现事故，军队让我们提前给父母或亲人留下书信，连同自己的头发、指甲一起放进信封里。搭乘运输机之前，还有牧师为我们作祷告，而且他不仅为我们祈祷，还第一个跳下去，真是太帅了。

就在第一次跳伞时，同期训练兵有一个人出了事故，因降落伞未能打开，掉到地上摔死了。当时我已经结束了降落，到达了地面，因此目击了整个事故过程。我们在地上的人抬头看着他，一直高喊让他打开辅助降落伞，但是他还是没能打开辅助降落伞，惨剧就这样发生了。第二次跳伞时，有一位军官摔成了脑震荡，当场被送走。因为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故，我每次跳伞都很紧张，从运输机或者直升飞机往外跳的时候也很害怕。落地时确实也有很多人受伤，所以落地时也很紧张。

当打开降落伞，漂浮在空中时，真的很令人陶醉。我实在太喜欢这种感觉了，所以不管有多紧张、多害怕，都愿意承受。我猜那些玩滑翔的人也是喜欢这种感觉，才心甘情愿地忍受背那么重的装备登高。

但是，当打开降落伞，漂浮在空中时，真的很令人陶醉。我实在太喜欢这种感觉了，所以不管有多紧张、多害怕，都愿意承受。我猜那些玩滑翔的人也是喜欢这种感觉，才心甘情愿地忍受背那么重的装备登高。

这些都是以前军队的事，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变化。那时我们也经常和美军一起进行“秃鹫演习”和“协作精神演习”。跳伞也一起跳过，看美军跳伞，觉得他们就像是在玩运动，很是放松。

美军运输机飞抵指定跳伞地点的5分钟前会有信号，这时才让大家背好降落伞。此前战士们在运输机内轻松等待就行。反观我们，上运输机之前就提前背好降落伞，接受安全检查，在运输机内也始终是正襟危坐，一个个屏气敛息，跟旁边的人话都不能说。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中跳伞反而会发生更多的事故。

空降部队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在野外进行野营训练，野营训练的亮点就是千里行军，那是行军400公里以上的训练，通常是在智异山或者闻庆鸟岭之类的地方。先是一个月左右的野营训练，之后在9天之内，利用晚上的时间行走400公里以上山路，返回部队。帐篷、睡袋、干粮等把背包撑得满满的，每晚都要背着这么重的背包走40—50公里的山路，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大家都说这是空降部队里最痛苦的训练。但是比起在军营里，我更喜欢野营训练，而且也喜欢走山路。就连让大家都苦不堪言的千里行军，我也喜欢。能看到没见过的大山大河，还有村庄，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乐趣。

每年部队还要在海里进行为期两周的水中渗透训练。根据士兵的游泳水平，分成不同小组，从游泳初级到潜水训练，进行分阶段的训练。我是釜山出身，游泳还是会一点的。

第一年，我们就接受了救生员训练，我还拿到了大韩红十字会颁发的《高级救生员资格证》。资格证考试历时两天：第一天，按照救人情境的不同，实地演练动作要领；第二天，2海里，也就是3.2公里的远距离游泳，游泳方式可随意。这要是在外面想都别想，毕竟是在军队里，我坚持下来了。成功之后，我回头看自己游过的距离，心想要是让我自己游肯定坚持不下来。

每年部队还要在海里进行为期两周的水中渗透训练。第一年，我们就接受了救生员训练，我还拿到了大韩红十字会颁发的《高级救生员资格证》。

第二年是基础潜水训练。在背氧气瓶之前，训练我们抱着20公斤的沙袋，或者腰上缠12公斤铅腰带游泳之类的。虽然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做这些，我还有点害怕，但是神奇的是，真的照样做了，也就喝点水而已，无论如何都能坚持下来。

还有一种训练叫战斗游泳。穿上军靴，绑上腰带，连枪都在肩上扛着，以轻装备的状态下水游泳。训练具体内容是我们穿戴好装备，乘坐橡皮艇进行渗透作战，探照灯一照过来就立刻把橡皮艇掀翻，以防被发现，等探照灯过去，再把橡皮艇翻过来坐上去。

妻子来探视过我几次。我被分配到第一空降旅之后，她第一次来看我，那次探视真是终生难忘。那个年代去军队探视的亲属，肯定都要把吃的东西备足，再穷的母亲也至少要带一只烧鸡来。可妻子不是这样，吃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带，只给我抱来一大束满天星。就算她家里没有哥哥也不至于这样吧？真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啊！

那时探视所附近没有卖东西的，我们俩隔着满天星说了一会儿话就各自回去了。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内务班的战友看我没拿吃的，而是拿着花回来都哄堂大笑。探视大韩民国部队的二等兵，不带吃的带着花去的，恐怕只有她一人吧？！后来我把满天星分给了好几个内务班，大家都很高兴，本来满天星保鲜时间也长，空降部队内务班有花可插，这可能也是史无前例的。

多年以后，儿子服兵役时我和妻子一起去探视他。当时我是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探视时还想方设法没让部队上级认出我。也有人像过去一样带着吃的去，不过现在探视所直接就能点比萨或糖醋肉之类的外卖，所以空手去的人反而更多了。探视所的墙上就贴满了点餐电话号码。我们去的时候也只是准备了水果，按照他的意愿点了比萨吃。想起来真是恍如隔世啊！

我成为上等兵后，发生了“板门店斧头砍人事件”。为了反击，我方决定实施砍树作战计划，执行任务的命令就落在我们部队身上。这也就是进入备战时状态。砍树时朝鲜一旦出来制止，或者发生冲突，战争马上就会爆发。为了做好一切准备，我方选了部队内最精锐人员组成砍树小组，其余人员则被安排在外围，再外面的一层部署了前线师团。所幸朝鲜方面对我们的砍树行为视而不见，没做任何反击。我们平安完成了任务，后来部队还制作了嵌有被砍的白杨树木块的纪念品——国难胜利纪念章，给我们每人分了一个。

在营地，不搞外出野营训练时，我们也进行暴动镇压训练。第一空降旅团是陆军本部直属的首尔卫戍部队，所有将士官兵都配有最基本的装备——暴动镇压棒。训练过程中也会进行示范性训练。剧本是这样的：派一个假想的暴动小组去示威，然后让他们在空降部队的镇压下彻底溃败。为了方便区分，假想暴动小组穿运动服。“喂，文在寅！你示威过好几次吧？你做暴动组组长！”就这样，我成了暴动组组长。训练时士兵在枪上装上刺刀，队伍一边前进，一边跟着口令齐刷刷做出“刺”的动作，这个训练光是旁观也让人毛骨悚然。

儿子服兵役时我和妻子一起去探视他。也有人像过去一样带着吃的去，不过现在探视所直接就能点比萨或糖醋肉之类的外卖，所以空手去的人反而更多了。想起来真是恍如隔世啊！

所幸我服役期间光是训练，从没真的出去镇压过暴动。我退役后“釜马民主抗争”[注：釜马民主抗争：也称釜马抗争，1979年10月以釜山、马山地区为中心，市民们举行的反对朴正熙维新的抗争活动，取釜山市、马山市两地名称的第一个字，称之为釜马抗争。朴正熙政权当时认为光靠警察无法镇压事态，于18日零点起宣布对釜山一带实施非常戒严，投入空降部队解散示威群众。]发生，去釜山镇压的就是我曾经服役的第一空降旅第三大队。曾经给我做过助手的那些后任兵当时就去了釜山，光州抗争时投入的镇压军是其他空降旅。虽然一二·一二军事政变不是镇压暴动，但是他们反抗郑柄宙司令官的命令，也成了叛军的主力部队。如果我服役的时间再长点，可能也会被调去做那些违背历史潮流、把枪口对准国民的事。

总之，我平安退役了。在空降部队服役，特别是跳伞时，腰、腿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和我一起转入空降部队的战友有好几个就是训练受伤后转去步兵部队的。我算是运气好的了。大家都开玩笑说我是天生的军队体质、空降部队体质，让我赖在那里别回来了。因为我在大学一直参加校练到三年级，因而比其他战友早三个月退役。当时后任兵们拿着暴动镇压棒来找我，说我从没有用“吧嗒”打过他们，让我打他们每人一棒，作为“纪念吧嗒”。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每人打了一棒，也好像就那么一笑而过了。

提出退伍申请时我的身份是陆军兵长文兵长、空降兵长文兵长。战友们列队为我送行，目送我一直走到部队正门，妻子早已在门口等待多时了。1978年2月，距离我入伍大约31个月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妻子没有见异思迁，一直等着我，也算跟我一起入伍、一起退伍了。

不久前，有人把我在军队时的照片传到了网上，好像是当年的战友把照片给了我女儿，让她传上网的。我打听之后，隔了这么多年，跟战友通了电话。现在我也偶尔和空降部队的战友、后辈见面，聊当年的事，说的话题据说都是女人最讨厌的——军队生活，还有军队足球等。其实如果想写军队生活，一本书也写不完。

退伍后的一段时间我总是做“又回到部队”的梦。梦到的不是部队日常生活，在梦中我明明退伍了，可好像退伍被取消，又重新回到了部队，心情十分沮丧。后来才知道不光我这样，参过军的人大部分都会做这样的梦。大韩民国的男人是义务服役，对我们来说军队不就是这样吗？不管军队生活过得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有意思，让你再去一次也肯定不干。

我认为军队的经历对我后来的生活有很大帮助。入伍之后很多事都是平生头一遭，真到做的时候发现也都能坚持下来。这将我培养成一个更为积极、乐观、向上的人。我做律师也好，在青瓦台工作也好，经历了很多“平生头一遭”。很多时候不仅是我个人没经历过，甚至是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只能依靠个人的判断，每当这时，我的良好心态都起了很大作用。

因为我经历过这些，所以我认为现在这种征兵制如果想继续维持的话，身体检查等级标准应该好好完善一下。也就是说除了身体条件不允许的人以外，让所有人都入伍是不是更好？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军队里也有很多岗位是对体力不做要求的，应该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分配能够胜任的岗位，这样也可以缩短服役时间，兵役腐败、特例问题也能够妥善解决，也更符合我国全民皆兵制的精神，兵役加分制之类的争议也就没什么必要了。

考试

我回家了，情况却很尴尬，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堪、最束手无策的一段时期。退伍了，可复学却没有希望，毕不了业，在家休息也不是，找工作也不是……总之就是进退两难。

想到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还有遥遥无期的复学，我也不可能吊儿郎当地游山玩水。釜山有一个搞海运的前辈，劝我去他那里工作，他说就算没有大学毕业证，也可以按大学结业给我提供待遇。我下了决心，准备去他那里。

可是，父亲突然去世了。不是因为长期慢性疾病，而是突发心肌梗死。当时父亲在亲戚开的公司里帮忙，是上班时在外面突发的情况。他干完活洗了澡，晚饭时喝了一杯啤酒，之后头就往旁边一歪，过了好久，人们才发现他已经去世了。

那时父亲刚到59，就是差不多我现在的年龄。别说遗言，母亲和我就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父亲是多么不幸啊！他躲避战乱来到南方，一辈子那么想念故乡，却再也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连自己父母的生死音信也没有，就这样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父亲是多么可怜啊！他失去了自己生活的根，在陌生的土地上艰难生活，却身心俱疲地走完余生……

仔细想来，我有关父亲的记忆场景并不多。他本来就话少，我们也没有过太多温暖的对话。但是从他的只言片语中，能够看出他的社会意识很深刻。我记得韩日会谈时，曾经听他给隔壁大学生解释为什么要反对韩日会谈。父亲还说过我们国家应该走能搞活农村的重农主义发展道路，而朴正熙政权却反其道行之，他的政策是用低粮价把农村搞垮，这些话都牢牢地印在我年幼的心里。他还经常看张俊河先生发行的《思想界》杂志，这在我家周围是极少见的。我也是后来才认识到，不知不觉间父亲对我的社会批判意识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我以前觉得自己不怎么像他，可是上了年纪照镜子时，令我吃惊的是，我经常从自己的脸上看到父亲的影子。意识到也好，没意识到也罢，他就是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多很多。

想到父亲的一生，想起他的去世，我都无比心痛。我听到他去世的那一瞬间，就觉得他一定是太疲惫了，于是生命之火在不知不觉间熄灭了。他对我抱有那么大的期待，我却没能让他看到我有出息的样子，也没能让他看见希望，真是对他太愧疚了！

我决定，就算是为了父亲，也不能随随便便找个工作了此余生。就算晚几年，我也要让父亲看到一个事业有成的儿子！我决心参加司法考试。我对母亲说：“儿子知道您一直很辛苦，请您再辛苦几年。”过完父亲的“末七”，第二天我就离家去了全罗南道海南的大兴寺。

当时我已不能再朝家里要住宿的钱了，正好有个朋友帮忙让我可以免费住在大兴寺，于是我就来到这里。我住在大兴寺内叫作大光明殿的小庙内，当时大兴寺还没有被指定为道立公园，是一个非常优美、静谧的寺庙。寺庙内没有一点水泥，完全保留着自然的状态，连路也是泥土路。如果这个庙在庆尚道估计得挤进去200个僧人，但是这里还不到20人，很是宁静怡人。

我就在这里开始发奋苦读。这是我自小学六年级准备初中考试以来，第一次正经八百地学习。大学三年级寒假，我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第一期，有了经验。那年秋天，我领导校内示威后意识到绝对不能荒废学业，就去参加了考试。幸运的是我通过了，而且是我们学校唯一通过的人，这下我就成了“考试潜力股”。可是我几乎没学法律科目，之所以能通过，靠的是我所擅长的那些背诵科目。所以，我等于重新开始正式准备考试。

大兴寺已经很美了，环绕四周的头轮山更是美不胜收。学习累的时候，我就沿着山路找一个没人的小溪，脱个精光，然后跳进去洗澡。有时我爬到头轮山顶，俯瞰山那边的大地尽头。海南有大地尽头村，站在村里，只能看到大海和防护堤。只有到了头轮山顶，才能真的找到大地尽头的感觉——遥望整个朝鲜半岛与大海相连，还有远处的多岛海，这样的景致总是让我不觉间心潮澎湃。

我在这里还学到了我们的传统茗茶——雀舌茶的茶道技艺。大兴寺一枝庵凭借《东茶颂》[注：《东茶颂》：朝鲜王朝后期的僧侣意恂写的书，用诗的形式解释茶道。意恂，号草衣，被世人称为草衣禅师。他将修禅与茶结合起来，对茶文化的复兴做出巨大贡献。题目意为“赞颂东国的茶”，这里东国指朝鲜。]传承了韩国的茶传统，因茶道与茶山丁若镛、秋史金正喜结缘的草衣禅师曾在这里修行。可以说，这里就是我们韩国茶文化的发源地。我在大兴寺的时候，由一枝庵制作的茶还供应给全国的寺庙。我住的小庙的住持师父经常叫我一起喝茶，我第一次喝到了雀舌茶。泡茶的方法、饮茶的茶道也是那时才学到的，当时喝的是用野生茶叶炒制而成的手工茶。茶香在口中停留好久，只要不吃别的东西、不吸烟，那茶香能保持一整天。我心疼茶香，怕它消失，连烟也不吸了。此后我再没喝过那样的茶，我也完全被当年茶的味道征服，以至于到现在还是更喜欢喝我们的传统茶。

山间小溪里有很多小鱼，给洗脸盆罩上塑料袋，钻个窟窿，在盆里放上大酱，然后放在溪水里，洗个澡的工夫，洗脸盆里就挤满了鱼。

我们几个住在小寺的外人就用这个办法抓鱼，还炖了两三次辣鱼汤喝。吃完回去，住持师父就说：“施主，今天杀了不少生吧？”竟然被他猜中，这也太神了吧？住持师父只是说说而已，他对我很好，还悄悄盛梅子酒给我喝，那酒是用院子里梅树结的梅子酿的，住持自己却是不喝的。

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预备役训练。当时我是预备役，不想缺席训练，就把居住登记地点移到了大兴寺，大兴寺隶属该地区预备役中队的战斗小队。一到训练的时候，大兴寺几位年轻的师父也跟我在一个战斗小队接受训练。

神父、牧师通常帮地区防卫协会做些事情，这就在事实上免除了他们的训练。有趣的是庙里的僧侣却是要接受训练的，平时穿着僧袍一脸庄严的师父们穿上预备役军装，光光的头顶戴着军帽，看到这个样子真让人忍俊不禁。战斗小队与其他预备役不同，训练非常正规。也许我们所处偏僻，受训的日子里地区防卫协会还会给我们送来两斗马格里米酒。训练结束后我们就在头轮山的溪水里洗洗脚，再来上点米酒。真是别具一番风味。

大兴寺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但是没几个月，我就不得不离开了。不是我想离开，而是小庙不让外人住宿了。听说曹溪宗的宗正尹古庵师父来大兴寺做指导禅师后，让人把大光明殿改成了禅院。

无奈我只能离开那里，辗转各地继续学习。人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长了，对周围环境也熟悉了，日子就会变得安逸。我为了保持紧张状态，故意几个月就搬一次家。当然了，找的都是便宜的地方。

1979年初，我通过了司法考试第一期，目标是下一年考过第二期。但是，那一年10月爆发了“釜马抗争”，各种传闻满天飞，人们都说军队坦克直接朝示威队伍轧了过去。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遇刺了。

然后“首尔之春”[注：首尔之春：指1979年10月26日到1980年5月17日爆发了无数民主化运动的这段时间。这个名称是将该事件类比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的布拉格之春。]开始了，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很难再集中到学习上了。1980年1月，我们开始和学校讨论恢复学籍的事，我被推举为复学生代表，同年3月初，我们恢复了学籍，但是，马上又被卷入了“首尔之春”所掀起的政局旋涡之中。

再次被拘

我终于再次回到了校园。随着18年军事独裁的结束，首尔迎来了“首尔之春”，校园里也是春意盎然。我们与学校谈了复学的条件，和校方见了几面，所有大学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处理复学问题，恢复学籍是理所当然的，一次性达成了协议。表面看起来这是每个学校的自主决定，但协议内容其实别无二致。此前一直未能复学的1974年下半年到1979年之间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在1980年春季新学期都一次性复学了。

复学的条件打破了常规。被开除的学生只要上到了1975年第一学期4月初，学校就承认这个学期已修，像我这样的四年级学生，只要再上一个学期就可以毕业了。不知道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怎么协商的。

复学学期的学费也被免除了，托这个政策的福，我于1980年8月毕了业。当时是秋季学期毕业，也被称为“波斯菊毕业”，我没参加毕业典礼，也没有留下毕业照。就是几个朋友、后辈给我庆祝了一下，喝了杯烧酒，庆祝我上了9年的大学终于毕业。

庆熙大学1980年新学期刚一开始，就卷入了针对大家族财团的“学院民主化斗争”，汉阳大学、世宗大学等私立学校也紧随其后。学校采取的对策就是长期停课。

我时隔近五年才好不容易回到了校园，可因为这个运动，平均每门课只听了100分钟就结束了。停课期间，学校里每天都是学生示威，要求财团下台，要求学院民主化的呼声此起彼伏。1980年4月下旬，其他大学开始了“反独裁、要求实现民主化”的示威游行，庆熙大学里的示威也自然而然地转换了方向。

自从与校方开始协商复学事宜，我的司法考试复习就难以为继了，复学后变得更加困难。我想着司法考试只能期待下一次了，但我在上一年度通过了一期考试，还有资格参加二期考试，此前学了那么多，要是就此放弃实在太可惜，为此，在参加校内示威的过程中，我还是于1980年4月参加了第22届司法考试第二期的考试。考试前最重要的两三个月里我都没有学习，因此我也没报什么希望，就是想着为下次考试积累点经验，没想太多就上了考场。

我于1980年8月大学毕业。当时是秋季学期毕业，被称为“波斯菊毕业”。

庆熙大学的示威自从转到了“反独裁、要求实现民主化”的方向，我就一次没落地都参加了。因为在校生没有示威经验，我们这些复学生必须给他们传授示威的要领。警察一开始堵了几天学校正门，这时首尔几乎所有大学都开始示威，光化门等区域还接二连三地发生突发性示威，警察也就不堵校门了，转为集中在青瓦台、中央厅[注：中央厅：位于现在光化门正后方，过去的中央政府办公楼，日本殖民时期该建筑用于朝鲜总督府，光复后改名中央厅，作为政府办公楼使用，后被拆除。]、世宗路等市内主要地点防御。很快这几个主要地点之外的地方就成了“解放区”，学生的示威队伍所到之处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大学生们每天都集中在首尔站广场。

每天庆熙大学的学生首先在学校举行“出征仪式”，然后队伍前进至首尔站广场，参加大学生联合示威之后，再返回学校举行“解散仪式”。集结于首尔站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到5月15日时，几乎达到了20万人，这是抵抗新军部策划的延长军部独裁计划的最高潮。

这时，以首尔大学总学生会为首，各大学的总学生会会长团决定全面停止示威，为的是不给政府投入军队镇压制造借口。这就是所谓的“首尔站大回军”[注：首尔站大回军：1980年5月15日，连日来首尔站等地学生示威达到最高潮，当时学生运动指挥部为了不给军队介入制造借口，决定自行解散。]，真是太荒唐了！

几天前，就有传言说军队要介入，一些可靠的教授也给我提供了这个信息，而且说不能给军队介入制造借口。可是所有大学无一例外，复学生团体都认为就算军队介入，按照“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学生们也应该迎接战斗。如果就此停止，军部延长独裁的意图势必会取得成功。

虽然复学生们多方努力，想要说服总学生会会长团，但是没有示威经验的他们一听说军队介入就害怕了。学生一旦解散，再召集就困难了。在如此紧要的关头，首尔的大学生转身躲开了，只留下了光州市民与戒严军队孤军作战。

我认为就是由于首尔地区大学生最后关头的背叛，导致了“五一八光州抗争”中光州市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新军部于5月17日24时开始把“非常戒严”[注：非常戒严：总统在战时、事变或由此导致的国家非常状态下，针对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地区，根据军事必要或为了维持公共秩序而宣布的戒严令。]扩大到全国范围。那天，我和妻子一起去江华岛上岳父的农场玩。我和妻子当时已经谈了很久的恋爱，双方家里也都正式接受了我们的关系。岳父、岳母、我们俩、她姐姐，还有她姐姐的男朋友，一共六个人，去了江华岛附岛席毛岛的普门寺。当晚我们坐大巴返回农场，从大巴的收音机里得知从当晚零时起，戒严扩大到全国。

非常戒严前一年10月27日已经开始，覆盖了除济州岛以外的全国地区。现在连济州岛也包括进来了。首尔地区的状况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根本没有理由非得把济州岛也拉进来。

此前的非常戒严允许街头示威，也没有军队介入，我的直觉告诉我：从现在开始要正式投入军队了，也就是说非常戒严要动真格的了。我嘱咐妻子：“回去后我得马上躲一躲，就算出了什么情况，你也不要惊慌。”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

大巴驶入了去往农场的匝道入口，就在我们一行到站下车时，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五六个壮汉，把我们团团围住，还拿出了手枪。有人大喊道：“不许动！举手！你就是文在寅吧？”原来这些人是清凉里警察署情报科的刑警，为了抓我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我说：“给我看逮捕令！”

对方说：“你还提什么逮捕令？！”然后给我出示了写有“戒严”两个大红字的所谓“戒严证”。这就是告诉我，在非常戒严时期逮捕令制度已经停止，不用再废话了。

我就在妻子一家人的注视下，戴上手铐，被车带走了。警察直接把我拉到清凉里警察署拘留所收监。

那段时间，我一直住在庆熙校内叫“奖学舍”的宿舍，据说我被捕的前一天晚上，军人们闯了进去，为了找我连女生宿舍都一一搜查了。发现我不在，刑警们当天早晨又闯入我妻子家，穿着皮鞋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当时妻子正在读高中的妹妹独自在家里，这些人大声呵斥了她，从她口中得知我们去了江华岛农场。然后他们就在农场入口处，吃着面包等了我一整天。他们在我岳父、岳母面前，手上拿着枪，用手铐把我铐住带走，让我颜面尽失。我坐在离去的大巴里望着窗外，所有人都一言不发、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

让两位老人受到惊吓其实不是第一次了。空降部队退伍前最后一年，当时我已经是个老兵了，1977年10月下旬，妻子的毕业演奏会在庆熙大学音乐厅举行。当天不是节假日，不允许外出，我通过人事科的战友弄了个假外出证，壮着胆子跑了出来。一旦被发现，我可能会被关禁闭，但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我就穿着空降部队的迷彩军装，头戴黑色贝雷帽，走进了毕业演奏会现场。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的父母。我后来才知道，她父母只听说我被大学开除学籍后进了部队，没想到竟然在女儿毕业演奏会现场见到一身戎装的我，心里着实一惊。

当时拘留我的名义是违反戒严布告令[注：戒严布告令：宣布戒严命令的同时，以戒严司令官名义大范围发出的法令或命令。]。后来才知道，同一时期很多人都因为这个被抓。当时因违反戒严布告令被拘留的人很快被移交给军事法庭了。但以我为首的庆熙大学生们却没有被移交军事法庭，而是继续以未决状态扣押，这是因为在5月15日——大学生最后一次聚集到首尔站广场的那天，南大门发生了悲剧。

那天，20多万学生集结在首尔站广场，警察也在南大门、市厅门前、世宗路、光化门、青瓦台的沿线上集中了全部的警力与火力，阻止学生越过南大门。学生在人数上占优势，他们纷纷掀起人行道的砖头，一边扔砖一边前进，但警察已经在南大门两侧布下了防御网，警察的防线也如铜墙铁壁一般。学生们以学校为单位，轮流进攻，但是谁也不能突破警察的防线。南大门左边路边原本就停靠着几辆没人的公共汽车，这时汽车又多了几辆。因为示威造成了道路堵塞，司机们看到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就把公共汽车停在路边，自己走了。

一开始学生们尝试推着公共汽车，穿越警察的防线。但是，驾驶员座位上没人抓着方向盘，汽车不走直路，光靠学生们推，根本推不到警察防线那里。于是很自然就有人问：“有人会开车吗？”这时有一位身穿运动服的青年勇敢地站了出来，上车抓住方向盘发动了汽车。如果他慢慢地开车在前面带路，那么防线上的警察也只能给他让开一条路，跟在汽车后面的学生也就能突破警方的防线了，原本的计划是这样。但是他可能太紧张了，或者就是开车技术不熟练，他把公共汽车开得太快了。

汽车穿过防线后，学生还没跟上，防线就又重新闭合了。这样一来，公共汽车就孤军深入到警察中去了。我们为他捏了把汗，但是帮不上任何忙。我们心想他肯定被抓了，结果公共汽车没过多久又开了出来。从南大门的左边进入，又从右边出来了。公共汽车出来时，可能撞到了南大门右边面朝学生的警察队伍的队尾。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只是看到那个青年平安出来就放心了。

当晚看了新闻才知道，公共汽车出来时撞上了警察队尾，导致警察1人死亡、4人受伤。此前还没有发生过游行示威导致警察死亡的事件，因此这件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这个事故成了反映学生示威过激性、暴力性、极端性的典型。当局宣布要组织特别搜查本部，务必把犯人找出来。当时的舆论为了渲染示威的暴力性，还报道说这个学生“强迫司机下车后自己把车开走了”。这完全不是事实。当时现场空着的公共汽车有20多辆，他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做。

我既是违反戒严布告令的嫌疑人，又是该事件的目击者，于是成了特别搜查本部的调查对象。根据当时警察在附近高楼拍摄的取证照片来看，公共汽车突然闯入时庆熙大学的标语在最前头。因为当时学生是以学校为单位轮流发动进攻，突破警察的防线，根据照片情况可以判断，就在庆熙大学试图突破防线时，公共汽车突然闯入了。而且开车的人穿着运动服，庆熙大学的体育系很有名，因此警察首先调查开车人是不是庆熙大学的学生。另一个怀疑对象是韩国体育大学，因为当天韩国体育大学的学生都穿着运动服参加了示威。

特别搜查本部根据取证照片已经可以认定我不是开车的学生，但是怀疑开车人是庆熙大学的学生，于是对我穷追不舍：“你是复学生的代表，是那天示威的领导者，你至少应该知道那个人是谁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而且当时已经轮到别的大学了，庆熙大学的标语只不过是留在那里，没拿走罢了。

最后，我这个“目击者”也没给警方寻找开车学生帮上任何忙。特别搜查本部的搜查一直没有什么结果，所以他们就扣着我，过了20多天，也没把我提交军法会议，只做未决处理。事实上，这种状况反而救了我。

在拘留所迎来的考试喜讯

我被拘留了二十三四天的时候，接到了意外的喜讯。

最先给我带来好消息的人是妻子。她告诉我，我通过了司法考试！

当时我完全忘了公布考试合格名单这件事，而妻子却始终记着公布日期，还到处打听结果。我当时处于那种状况，她等待结果时的心情肯定更加迫切了。

没过几天，好像是学校学生处处长、法学院同学会会长几个人来探视我，也向我表示了祝贺。

警察不能让我到拘留所之外，就只能把这几位请进来，让他们在拘留所里为我庆祝，还允许他们带着烧酒和下酒菜，让我在拘留所里喝上了庆功酒。据说，在警方的允许下，外部人士进入拘留所内部，跟收监者一起喝酒庆祝，这种事在警方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几天后我被释放了。

如果我已经被提交给了军事法庭，释放就不可能了。即使我通过了考试，也会被取消成绩或做第三期考试不合格处理。所幸我是未决状态，这就给释放留了余地。

那一次的司法考试，庆熙大学只有两个人通过，但是其中一个人的成绩被取消了，因此校方全力以赴地救我。

正好当时庆熙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是陆军士官学校第1期出身的金点坤教授，当年战争时他是第一个进入平壤的连队长，是位名垂青史的人物。据说他做中队长时，陆军士官学校2期出身的前总统朴正熙只是他手底下的小队长。

我听说他在戒严司[注：戒严司：戒严司令部的简称。宣布戒严时，戒严司令官拿走相应地区的部分或全部行政权力，该司令部为保证戒严司令官的戒严任务得以执行。]下了不少功夫。我被释放，估计就是受他恩惠。托他的福，特别搜查本部的“目击者”调查也结束了，“违反戒严布告令”调查也不了了之了。

从我个人来讲，考试通过是十分高兴的事，可是当我在拘留所里听到光州事件的消息时，心情是无比悲愤的。我被抓进去后，情报科刑警们每天都会告诉我光州的情况，也给我报纸看，还把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报线获得的信息告诉我。令我意外的是，他们对军队也是持批判态度的，对军人屠杀平民的行为无比愤慨。他们还非常自豪地告诉我，光州的警察署署长打开了武器库，让市民拿走武器。

可我出来后发现，人们对光州发生的事知道得太少，少得离谱。这期间的舆论报道传递给国民的信息，还远不如情报科刑警告诉我的多，甚至还有一些报道歪曲事实。

我距司法考试通过还剩下最后一关，那就是第三期的面试。当时只要身份上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面试100%过关。但就在面试前几天，安企部的人说要见我。

我来到对方指定的酒店，跟他见了面。问题的核心就一个——你现在的想法跟以前示威时的想法还一样吗？这相当于某种思想审查。回答这个问题可真难倒我了。各种想法在我的头脑中不停浮现。那时毕竟还年轻，自尊心受伤害比让我死还难受，“唉，不知道，”之后我又说，“我觉得当时的想法是对的，现在想法也没变。”说完之后，我就后悔了，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最终合格名单发布之前。

万幸的是我最终通过了。不知道是因为安企部的人替我说了好话，还是他的报告对结果没造成影响。当时第三期考试没有一个不合格的人，由此可见，局势已经朝另外的方向发展了。

总之，我能通过司法考试是各方面努力的结果。其实，从第二年起，很多有示威经历的人都在第三期考试中落榜了。多年之后，“过去史委员会”向其中很多人发去了《不正当使用公共权力真相查明的决定》，也有人都老了还是进了司法研修院。

第二期能通过也是因为运气好，因为考前两三个月我完全没学习。如果出的题是典型的考试题目，我不可能通过。可是那一年，第二期考试出的题都是非典型题目，特别是宪法一科，出的题让人感到很意外，就算最后两三个月集中学习了，也没什么用。

我的宪法科目几乎是最高分，靠这个补贴了其他科目的低分，所以说我是勉强通过的。

律师之路

在司法研修院的日子波澜不惊。生僻的法律词句和判决书对我来说并不太难，我很快就熟悉了。虽然挣的钱不多，但是毕竟第一次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我和妻子结婚了，有了第一个孩子。此时距离我们第一次相遇已经七年，总算结束了恋爱长跑，步入了婚姻殿堂。

当时研修院跟我同期的有律师朴元淳、大法官朴时焕、宪法法官宋斗焕、法务部长李贵男，前任检察总长候选人千成宽，新任大法官朴炳大，前任民政首席秘书朴正奎。进入政界的同期学员有赵培淑、朴殷秀、高承德、议员李翰成和前任议员咸承熙等。

研修院通过人数为141人，是选拔人数比较少的最后一届，因此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厚。当时从研修院出来后几乎全体都能做法官、检察官，因此司法研修院的教授也是把我们当成法官、检察官后辈来看待。

已经辞世的赵英来律师[注：赵英来律师：韩国人权律师的代表性人物，著有《全泰壹评传》，1990年去世。]也是我在研修院的同学，他本来比我高好几届，因“首尔大学学生内乱阴谋事件”被司法研修院开除了，到我们那一届时恢复了学籍，跟我们一起上了司法研修院。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我法官录用被拒时，在他的帮助下我见了首尔几家著名律师所的法人。

1984—1985年，住在蔚山温山工业园区的很多居民患上了一种叫“温山病”[注：温山病：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蔚州郡温山地区发生的公害病。]的公害病，赵律师联系我一起去温山工业园区进行流行病调查。我们提取了发病者的头发，委托有关机关做重金属检查，在赵律师的努力下，“温山病”最终成为社会关注热点。此前一直对此予以否认的当局最终也只好承认公害病的事实，将居民集体迁出了。这是在黑暗的军部统治下，居民集体罹患公害病事件第一次成为社会热点。

我和妻子结婚了，有了第一个孩子。此时距离我们第一次相遇已经七年，总算结束了恋爱长跑，步入了婚姻殿堂。

1987年大选时，赵律师组织了候选人单一化运动，当时多数在野人士对倾向于金大中[注：金大中（1924—2009）：别名忍冬草，全罗南道荷衣岛人。韩国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第15届韩国总统，2000年成功实现朝韩首脑会谈，同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被誉为“亚洲的曼德拉”。——译者注]候选人“批判性支持”[注：候选人单一化、批判性支持：1987年首次举行直选制总统选举，为了结束军事独裁，市民开展运动，要求当时在野的金大中、金泳三两位候选人单一化。当时另外一方认为金大中比金泳三更适合做民主化领导人，虽然对他也有所批判，但还是应该整合支持性的言论，因此持有“批判性支持”的立场。]的立场。在釜山地区，我与他立场一致。卢武铉律师当时没有特别明确的立场，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监督选举公正性活动上。结果最后候选人也未能达成单一化，导致卢泰愚当选，令我们无比失望。不久后创立“民辩”[注：民辩：是“为了民主社会的辩护人组织”的简称，1988年由为民权、人权、时局事件做辩护的年轻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体。]时，我们还在一起讨论过失败的缘由。

一开始，把民辩建设成全国性的组织是比较困难的，首尔民辩创立时，我在釜山创立了釜山、庆南民辩。佛教曹溪宗[注：曹溪宗：是现在韩国最大的佛教宗派，在韩国有2000多个寺庙，10000多名僧人，1000多万名信众。——译者注]年轻的改革派僧人们将“非常改革宗教团体”设立在梵鱼寺后，在赵律师的介绍下，我还为梵鱼寺做了三年左右的律师顾问。正因为有这一段缘分，釜山佛教人权委员会设立时，我也作为人权委员参与了，虽然我并非佛教徒。

赵律师是个出名的老烟枪，写文章时从来都是烟不离手。他那些著名的专栏文章、辩护文章都是在烟雾缭绕中写出来的。有一天，他来釜山，我们午饭一起吃生鱼片。一般的烟鬼，至少吃饭的时候是不抽烟的。可是他不同，吃饭聊天的同时，嘴里还要叼着烟。他的抽烟习惯也很特殊，一般先抽到一半就熄灭，过一会再把剩下的抽完。我看他一根接着一根抽得太多，很是担心，但劝他也不听。过了20多天，我就听说他得了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

我在司法研修院学习时，就想当一名法官，觉得法官比较适合我。学习如何根据模拟记录写判决书，我觉得很有意思。

法官实习是在首尔北部地方法院。这是我大学时代被拘留、接受审判的地方，来这里实习，我的感受自然与别人不同。实习时我还实地参与过审判。有时，和议庭法官们意见不一，无法拿出统一意见，有人会说“也听听实习法官的意见吧”，于是我也有了参与和议的机会。我还练习了根据真实案件记录写判决书。当时的支院长尹錧——也就是后来的大法院院长——他为每一位实习生一一修改他们所写的判决书，每次都要做出评价。他表扬过我几次，说“你会成为一名好法官的”。后来我没当上法官，他反过来又安慰我说：“你要是做了就知道了，法官不是什么好职业。做律师其实更好。”因为这样的缘分，后来参与政府时期发生大法官风波，他还做过协调工作。

检察官实习也是非常好的人生经历。地点同样是曾经拘留、调查过我的首尔北部地方检察厅。根据检察厅法，实习检察官可以被任命为检察职务代理，任命后就可以与检察官一起处理案件了。那时候北部地方检察厅给实习生安排了很多案件，当然都是情节相对较轻的案子。

我当了检察职务代理，处理案件时，大学时代好几次被当成嫌疑人接受调查的经历此时帮了大忙。第一次调查嫌疑人写调查书时，一直在我身边观察我的指导检察官连连发出感叹：“你好像很有经验嘛。”可能那些被调查的经历让我找到了熟悉的感觉，我在研修院时检察科目名列第一。但是我并不想当检察官，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检察官这个职业有什么不好。其实法官所做的事是比较消极、被动的，反而是检察官的职能更为积极、主动，可以树立社会正义，所以很多人觉得做检察官更好。但是我作为检察职务代理，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检察官并不适合我的性格。

有一次，我受理了一个交通事故，事件发生在上溪洞。现今那里是高级住宅区了，但是当年那里还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当年那儿有几个砖厂，有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在砖厂里干活。因为没人看孩子，他们只能把孩子放在砖堆里面，妈妈不时去喂个奶，看一眼。

结果有一天惨剧发生了，卡车装满砖离开时，轧死了卡车底下的小孩。谁也没看见小孩是怎么爬到了卡车底下的。根据前后情况推测，孩子可能是自己从砖堆中爬出来了，当时大人们光忙着装车没顾得上看小孩，孩子就自己爬到了卡车下面。

小孩父母非常可怜，可被抓起来的司机也很可怜。逮捕令上说，他违反了“启动汽车前应该仔细观察车辆底部的注意事项”。这只是理论上的判断而已，实际情况中谁能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而且这个司机也是个可怜的年轻人，是孤儿出身，多亏了砖厂老板好心收留，他才能在那里找到开车的活。

处理案件时费了很多周折，最后才达成了协议——砖厂老板主动替司机承担了对孩子父母的赔偿金。我认为对司机即使不能做无罪处理，也至少应该简化处理。部长和副部长都面露难色，表示：“对于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案件，就算将来法院会释放，检方也应该起诉逮捕，这是这类案件处理的标准。”我找到支厅长，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后来部长和副部长都说：“简化处理也行，但是罚金的数目要多一些。”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罚金尽可能减少，还允许他分期支付，然后把人放了。那时的环境对实习生还是持鼓励态度的，资深的检察官们也都尊重实习生的决定。

处理这个案子时，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不适合去做处罚的工作。处罚人时我总是有负担，心里不舒服。处理那些违反食品卫生法的案件也是同样，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应该被处罚，但是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也都很可怜，要么是残疾人，要么是为了养家糊口，我总是很难下决心对他们进行处罚。我觉得我这个人心太软，不适合做检察官。

因为我有示威经历，最后还是没当上法官，而是走上了律师之路。当时没能当上法官的也不止我一个，司法研修院同期中，女性也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在整个研修院学员中排第三名，还因此拿了大韩律师协会会长奖。据说她父亲因违反《反共法》服过刑，是保护观察对象。当时已经取消了连坐罪[注：连坐罪：让跟罪犯有特定关系的人承担连带责任接受处罚的制度，是近代刑法出现以前的制度。法律虽然禁止，但过去独裁时期，思想犯家属或亲戚一旦在身份审查中被查出，不能录用为高级公务员等职务，这样的恶性事例很多。]，但她还是因为她父亲没当上法官。为此她和另一位女生一起做了检察官，二人成了有史以来最早的女检察官。

法院录用时，还排除了四位因罹患小儿麻痹身有残疾的同期学员，这受到了舆论界的强烈批评。三个月后，法院终于投降了，追加录用这四人为法官。可见当时法院的意识水平不过如此。

由此可见，我没能被录用为法官不是因为外部压力，而是法院——特别是当时的大法院，他们的思想意识完全跟不上时代，才做出了这个落后的决定，让我在无奈之下，只好走上了律师之路。然后我就在这个路口遇见了卢武铉律师。

让我成为律师的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让我与卢武铉律师相遇而提前设定的程序而已，我觉得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同行

人与人的生命交织，感受生活的馈赠，高山流水，与尔同行。

走向青瓦台

2002年大选胜利的余热久久不能冷却，在卢当选人政治意义上的家乡——釜山更是如此。选举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各种祝贺的电话几乎都是由我来接的。很多人想和卢当选人直接联系或见面都未能如愿，于是就都来找我了。也有很多人是我应该主动打电话表示感谢的。

这也不完全是好事。世间人心大抵如此，真正需要感谢的人担心给我们增添负担，也知道我忙，干脆就没联系。反过来，有些人都不知道具体帮了什么忙，却跑来邀功，要求见面。向对方表达感谢时我得斟酌用词，还要区分对象。这让我有很大的心理负担，也感到很疲惫。卢当选人参加过的所有选举一直都是由李镐哲做总负责的，他总是说：“选举搞一次，负债好几年。”他说再也不想管理选举了，对此我也深有同感。

当选之后，卢当选人给我打了电话。当时正值年底，他说要请我吃饭，让我去首尔。我和妻子这才好不容易去首尔串了趟门。卢当选人、权夫人、我和我妻子，四个人见了面。饭店位于一个酒店的高层，从房间的窗户能直接看到北岳山和青瓦台。他说特意选了这个能看见青瓦台的房间，而且把方便看窗外景色的好位置让给我们夫妇。我是第一次这么遥望青瓦台。我们一边吃着精致的饭菜，一边说着祝贺的话，他们夫妇也对我们表示了感谢。

我们聊着选举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事，轻松地回忆，聊得无拘无束，感觉很自在，对交接委员会[注：交接委员会：总统工作交接委员会的简称。选举后已经当选为总统的当选人，在正式就职之前为了处理新政府组建前的政权交接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设置就是为了辅佐总统当选人，处理总统工作交接的有关工作。]、政治方面的事提都没有提。他还说就任之前，想让孩子们都结婚。当时我就想，这还真是卢武铉的风格啊！

2003年1月13日，我与李镐哲一起又见了卢当选人。这次见面不知道怎么就被一个地方报纸给知道了，还做了报道。那是在社稷洞附近一家饭店，讨论的话题有点沉重，卢当选人首先开了口，想让我担任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注：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总统秘书室中的核心职位，负责掌握国民舆论动态、民心动向，监督公职人员、社会风气纪律等法律相关问题以及信访工作。同时负责管理总统亲信、高级公职人员的人事考核，下设民政秘书官、司正秘书官、公职纪律秘书官、法务秘书官。]。他说除了我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也委任了工作给李镐哲，请他也出来帮忙。

我无法当场回答，请他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李镐哲也是如此。卢当选人可能是看到我们俩都含含糊糊的，不是那么痛快，就说：“是你们让我搞政治的，还让我当上了总统，你们是不是也得负点责任啊？”

回到釜山，我考虑了一个星期左右。一直以来，我都顶着人权律师的帽子，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批判权力，对于处理国政和行政的经验，我是一点也不具备的。作为一个搞法律的人，我只知道法律，对于国家政务我无异于白面书生。政治的世界我不懂，参与都没参与过。虽然选举时我做了釜山选举对策本部部长，可我连民主党都没加入。对此卢当选人是一清二楚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让我做民政首席呢？如果做了民政首席，我该帮他做些什么，又该如何去帮他完成他想要的改革呢？我思考了很久。

当时民政首席室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造一个不再高高在上的青瓦台。参与政府一直标榜“打倒权威主义”，民政首席室曾经就是高高在上的权力象征。国民政府组建时曾经取消了民政首席室，后来觉得不妥，只好又恢复了。但他们还是想要打造一个不那么高高在上的民政首席室，为此特地任命了当时韩信大学教授、民主化运动阵营的金圣在（后担任了文化观光部长，现为金大中纪念图书馆馆长）做民政首席秘书官。当时金圣在曾经邀请我出任民政秘书官。他认为我是法律人，而民政秘书官应该由法律人来担任，而且最好由并非检察官出身的人权律师来担任。但是我觉得与这个职位相比，我当时的工作更为重要，所以就推辞了。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对政务判断能力、职责之类的也不怎么清楚。但是办坚持原则的事情我还是可以的。如果您觉得就是要我起这个作用，那么请您用我吧。”

国民政府在执政中期也切实感到检察系统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任命高级检察官出身的人做民政首席。这等于又回到了过去，甚至连民政秘书官也是由时任检察官的人来担任。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弘扬国民政府初期一度废除民政首席室的那种精神。

第二个紧要任务就是改革以检察院与国情院为首的权力机构。我们不是要制定一个特别法律，也不是创立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制度。我们的目的是让国家权力机关不再是青瓦台实现其政权目的所利用的工具。

我们把这种改革看成让总统交出宪法与法律中所没有的“超越性权力”。只有这样才算打破权威主义体制，在政治上实现市民民主主义。

吃饭那天，卢当选人当天并没有提到这些。他正为韩国严重的低出生率而苦恼，还说了很多他当时的想法，这些都与我们二人无关。对于我，他只是说民政首席这个职位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说得很简单，但其实平时我们也谈过很多国民政府依然存在权威主义，以及民政首席室改革的历史倒退问题，还有那些权力机构改革的遗憾之处，这些内容就算他不说，我也是非常清楚的。

此外，卢当选人所考虑的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信念问题。在权力面前，即使信念再坚定，十有八九也会被抛之脑后，这就是人性。民政首席室的工作内容决定了这个职位必须选法律出身的人，同时他的想法是找一个无法控制检察系统、非检察系统出身的人来做民政首席。再确切地说，他通过任命我担任这个职位，可以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总统确实没有要控制检察系统的意图。

我既然猜出了卢当选人的意图，想要脱身就更难了。我自己也认为民政首席的工作要植根于法律的土壤，可以把它看成是法律活动的延伸。我当时还天真地想：两眼一闭就当这一两年“我死了”，干完之后，再回到我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就行了？

于是我联系了卢当选人对他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对政务判断能力、职责之类的也不怎么清楚。但是办坚持原则的事情我还是可以的。如果您觉得就是要我起这个作用，那么请您用我吧。”然后我又提了两个条件：“我就只做到民政首席。……请不要让我参与政治。”为什么提参与政治这件事呢？因为在2002年，卢当选人做候选人参加地方选举时，曾有人让我参选釜山市长，当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卢当选人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表示了同意。

2003年1月23日，我来到交接委员会记者会见室，以内定民政首席的身份跟大家打了招呼，从而开始了我的工作。当务之急就是民政首席室的阵容配置。交接时，被内定的其他几位首席估计很难按自己的心意安排自己秘书室的人选。因为很多人都是跟卢当选人在一起很久了，是当选人直接起用的。以这些人为中心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阵容，首席们再按自己的想法从别处选人的余地就不大了。但是民政首席室似乎比较特殊，我的人事意见基本都得到了尊重。

民政秘书官很早就锁定了李镐哲，这也得到了他本人的同意。在组建队伍之前，我特意见了国民政府最后一任民政首席，向他咨询了很多问题。他说，民政首席室80%的工作都是面向检方的，因此民政首席与民政秘书官最好是检察系统出身。他还特别强调如果首席不是，那么民政秘书官也必须是检察系统出身的。还有，递呈总统的各种报告书中民政秘书官的是最要紧的，报告书的写作水平尤为重要。从这一点来看，由经过多方训练的检察官担任最合适。如果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从现任A级检察官中选择，将来再让他回到检察系统也行。我也见了国民政府时的民政秘书官，他的报告书写得很好，为此还被金大中总统表扬过很多次。他当年被选的时候就是检察官，组建参与政府时，他回到了检察系统。他的意见也大抵如此。

但是我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我对民政首席的定位设想与他们不同。如果需要跟检方沟通，由我直接接触或者让司正秘书官去就行了。民政秘书官的工作则不一样，除了负责总务之外，还必须担当起全体秘书官的“纪律班长”一职。从这一点来看，李镐哲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人选。实际上参与政府时期总统秘书室一直能够在道德上保持紧张状态，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功劳。

其他的秘书官也是由法律人构成的，他们都是赞同卢总统和他的改革方向的。前法官朴范界被任命为第二民政秘书官，他对检察系统改革有坚定的信念，做过很多研究，而且一直大力推动“法务部的去检察化”。我也特意选拔了女性秘书官，康锦实部长推荐的黄德男律师被任命为法务秘书官，总体上负责青瓦台可能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

最头疼的要数公职纪律秘书官与司正秘书官。公职纪律秘书官要跟我们有默契，同时在做人事审核工作时，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做到“公是公，私是私”，始终保证要求严格。当时的民辩副会长，后来做了会长的李锡兑律师，长期作为人权律师活跃在法律界，他的身上有着典型的文人气质。他是那种不喜欢会选择回避，绝不会上前迎合的性格。我向他一次又一次解释了参与政府所要求的人事程序与过去是多么的不同，在这个程序中，人事审核是多么重要，几乎三顾茅庐才请到他做了公职纪律秘书官。

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无比正确，对于人事审核的结果，李锡兑有时连我这个民政首席都不事先通知，直接把人事审核报告书提交到人事推荐会议上，在会议前一天下午或当天早晨才向我报告。如果我太忙，没来得及看他的报告，那么我也经常在根本不知道审核结果的情况下去开人事推荐会议。只有在评判审核的标准根本没有或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他才会找我商议。有时他还提交到民政首席室秘书官会议上听取大家的意见。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人事审核中，最大限度地排除民政首席的影响。他树立了这样的原则，后来继任的公职纪律秘书官也就沿袭了下来。

只有司正秘书官——这个职位，我想要找一个跟我们毫无关系、完全不认识的人来担任。这个位置需要监督与总统有特殊关系的人、高级公职人员以及青瓦台的内部人员，它的职能非常重要。我觉得应该找一位跟当选人从理念倾向到人脉关系上都毫无瓜葛的人来出任，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司正秘书官不被人情左右、严格公正地处理工作业务。基于这些考虑，我们找到了检察官出身、已退休多年的梁仁锡律师。我并不认识梁律师，我们通过各方打探，收集了很多关于他的评价。因为他曾经担任“服装行贿事件”[注：服装行贿事件：1999年新东亚集团会长涉嫌走私外汇，他的夫人为了救自己的丈夫，涉嫌以昂贵服装向高官夫人行贿。]的特检助理，我们也听取了时任特别检察官的崔炳模律师对他的评价。我亲自见了梁律师两次，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但交接委员会内部反对的声音很大。特别是秘书室室长申溪轮强烈反对。他质问：“如此重要的岗位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人？”这话有一定道理，最近我思来想去，觉得他的话也许是对的。“司正也应该由自己人来担任”这种想法可能更契合实际一些，但是，当时我觉得那样不行。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反复说服他们，将这个想法贯彻下去。因此只有确定司正秘书官的人选时间有些迟了。

千辛万苦后，人员全部确定了下来。我觉得这是个梦之队，这个队伍支持了参与政府打破权威、改革权力机构的工作，维护了参与政府时期青瓦台的道德水准。

交接时有一件事让我难以接受，首席秘书官等内定人员为了新政府的组建从事了大量前期工作，但是却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以民政首席室为例，已经内定的首席与秘书官们要做大量人才选拔和人事审核的工作，以保证新政府上台时能组好内阁。这与政府上台后的正常工作完全没有区别，而且我们从交接时期就开始工作了，这分明就是国家的公务嘛。但是除交接委员会以外，其他政府部门的上台准备活动并没有实现制度化，因此也不支付报酬，办公室租赁费用等活动经费也是分文没有。比如我就得自己负担工作产生的费用。我实在难以理解国家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国家的核心领域居然还存在这样的制度空白。

这种不合理现象在参与政府上台后依然持续着。以首席秘书官为首的青瓦台秘书室成员，分为政务职和别定职[注：政务职、别定职：政务职是中央政府副部长级以上公务员，别定职为其下面级别的职务，负责特定任务，是按照其他标准选拔的公务员。在青瓦台，首席以上全部为政务职，其下通常别定职与一般职位各占一半。]，在正式任命前必须经过身份调查。政府组建时就要一次性对全体人员进行身份调查，一直到2003年4月上旬，也就是新政府上台一个半月后，才可以得到正式任命。

问题是，正式任命以前，他们明明一直都在从事实际工作，却没有工资收入。这毫无道理可言，也是违反劳动法的。总统也没注意到这件事，我和总统说“应该给他们补发工资”，他只说：“没办法，就当是为了在青瓦台工作而投的资吧。”

无奈之下，我只能自掏腰包给民政首席室的别定职职员们发点交通费。后来在我的催促下，负责身份调查的警护室才把身份调查的时间大幅缩小为7天左右，但这也并非根本的解决之策。

李沧东入阁：神来之笔

参与政府内阁人选的定夺也是不给人丝毫喘息之机。整个组阁过程本身就需要民政首席室的审核，事实上这正是我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特别是内阁中的社会领域，我参与了大部分的人事工作。有的是我直接向卢当选人说出我的意见，有的是按照卢当选人的指示，由我代替他出面对候选人进行劝说，还有的是卢当选人自己直接面试，我在旁边陪坐。

通过各种渠道交上来的推荐表和提案纷沓而至。上一届政府民政首席室将他们的推荐人选及审核资料一起送了过来，估计是录用人数的五倍左右。交接委员会设立了“国民参与提案中心”[注：国民参与提案中心：参与政府在交接时期，为了广泛收集国民的意见和提议以及人事推荐意见而设置的机构。]，干脆从那里接受推荐。交过来的资料也都由交接委员会分门别类地放好，然后再开人事会议，专门讨论这些经过筛选的候选人。

这个会议由交接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几位已经内定的秘书室室长、政务首席、民政首席、人事助理等共同参加，会上需要再把人选筛查一遍。这个小组就是日后青瓦台人事推荐委员会[注：人事推荐委员会：参与政府在青瓦台组成的高级公务人员人事推荐及审查组织。由秘书室室长任委员长，参加者为几位主要的首席秘书官。]（人推委）的前身。民政首席室内定小组要对这些人进行审核，将录用人数的两到三倍左右的审核结果送到人事会议上，向卢当选人汇报。当然有时卢当选人自己也会推荐各种各样的人选，嘱咐我们进行审核。

第一次组阁的最大特点就是打破常规。特别是社会领域，几乎都是破格选拔的。文民政府[注：文民政府：金泳三时期的韩国政府，执政时间为1993—1998年。——译者注]与国民政府时期，我亲眼看见有一两位有改革倾向的人士被选入内阁或青瓦台，但是他们受不了当时的大环境，后来还是退出了。所以我认为具有改革倾向的人应该掌控着内阁与青瓦台的大方向。卢当选人的想法也是如此。这种想法在社会领域是可行的，因为我们有人才储备，但是外交、安保、国防、经济等领域就不行了，我们在那些方面的人才储备比较薄弱。我对那些领域也不大了解，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最大的破格选拔是法务部长康锦实。她的推荐人就是我。她做过法官，当时担任民辩副会长。卢当选人想要从女性中选拔优秀人才，我根据他的意思推荐了康律师。卢当选人只是在民辩活动时认识了她，但对她的了解并不深。

我一开始推荐她时，设想的职位并不是法务部长。按照此前女性部长一贯的选拔方式，我想也就是环境部长、保健福利部长。但是卢当选人仔细询问了她的情况之后，就说干脆让她做法务部长吧。我当时吓了一跳。虽然我们此前考虑过的法务部长候选人崔炳模律师因个人原因不可能出任了，但这个决定还是太惊人了。

于是我说：“先把环境部、保健福利部定下来之后，再考虑法务部怎么样？”但是卢当选人的想法与我不同，他就是要打破女性只能负责环境部、保健福利部、女性部和教育部的固有观念。他要把那些一直被看成是男性专属的职位，大胆地交给女性来做。他的女性观念很是超前。他觉得在我们的社会里，如果哪位女性的能力可以与男性相提并论，那么女性的表现一定更为优秀。

康锦实律师也确实精明干练，此前她一直不同意入阁，但说到让她做法务部长时，她就同意了。卢当选人也有些担心，所以直接见了康律师，我当时陪同。在我所参与的领域中，卢当选人直接面见部长人选，这是唯一的一次。当时卢当选人提到了法务部的去检察化与检察改革，不知道康律师是不是太过紧张，没有表现出平时的精明干练。我以为这次面试是为了帮助卢当选人做最终决定，但是他的目的似乎不止于此。他是为了把自己想要推动的法务部改革方向明确地告诉康律师。而且她一旦被任命，势必会引起检方和舆论的反对，他想给她打打气。

当时与康律师一起被提拔的还有朴珠贤律师。按年龄来说，朴律师应该是秘书官级或以下级别。但是卢当选人一心想要起用女性首席，就把她破格提拔为国民参与首席[注：国民参与首席：参与政府成立后，在交接委员会时期的国民参与提案中心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的组织机构。后更名为市民社会首席室，其作用也发生了变化。]。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卢当选人还想任命金明子女士为建设交通部部长，她担任过国民政府的最后一任环境部部长。与积极任命女性的意义一样，他想要打造一个“立足于环境创意上的建设性行政”的全新模式。当时新万金事业与京仁运河等问题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矛盾，他一直想协调建设与环保的关系，才有了以上的构想。但后来和内定总理人选高建协商后，没能付诸实施。

卢当选人对女性的提拔还不止于此。在参与政府组建后，他还相继任命了最初的女性宪法法官、最早的几位女性大法官，一直发展到女国务总理。这些人事安排，我都参与了，感觉很有意义。我暂时离开青瓦台的那段时间里，还出现了最早的女性宪法法院院长候选人，最终由于大国家党的策略性反对而归于失败。韩国本可以涌现出最早的女性宪法机关负责人，这本可以为女性打开进入社会的新大门，可惜没有成功。

文化观光部部长任命了李沧东导演，这也是神来之笔。2002年大选时，卢当选人在文化艺术界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这种支持不止于文化艺术界内部，他们还不辞辛苦地努力将这种支持扩散到了普通国民之中。文化艺术界人士可以说是当选人的头号功臣。

当年法国任命安德烈·马尔罗[注：安德烈·马尔罗：20世纪中期法国代表小说家，曾担任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为艺术部长，让全世界都觉得耳目一新，同样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从文化艺术界中挑选一位部长。卢当选人也正有这样的想法，就让文化艺术界来推荐。他们经过一番讨论，也没问本人愿不愿意就推荐了李沧东导演和黄芝雨诗人。我们咨询了本人意愿，黄芝雨诗人推辞了，他认为李沧东导演比自己更胜任这份工作。李沧东导演也推辞，说自己更想从事现场艺术活动。我们好几个人劝说了多次，他才最终同意。李沧东从总统手里接过委任状，第一天就职，他穿的都是休闲西服，后来干脆也不系领带，他的混搭风一时之间成了一大热点。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文化艺术界中挑选一位部长。卢当选人也正有这样的想法，就让文化艺术界来推荐。最终，李沧东导演从总统手里接过了委任状。

李部长第一天上班的故事想起来就让人捧腹。就任第一天，不知道是没联系上，还是怎么回事，他上班之前，部长专车没到他家。李部长的想法很简单——不管是部长还是普通人，上班当然是自己去就行了。于是他就跟平常一样，开着自己的车出了家门，先去了总理办公室，跟国务总理通报了一声，而这段时间里，文化观光部就乱套了，副部长和企划室长带着部长专车，急匆匆赶到总理办公室所在的政府综合办公大楼接他。

他们请求李部长坐部长专车去文化观光部上任。李部长显然对这样的程序还不太熟，于是问道：“那我的车怎么办？”副部长和企划室长说：“我们一会儿把部长的车开到办公大楼。”再三劝他坐部长专车，可是李部长说：“我开我的车就行了嘛，有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吗？”说完就朝着自己的车走去，看着这个情景，副部长和企划室长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部长不坐专车，他们也不能坐，他俩坐部长的车也有点不好意思。按常理，他们应比部长先到，至少得一起到，可眼下又没有别的车了。对于他们的困境，李部长自然是毫不知情的，他对欲言又止的二人说：“上车吧，坐我的车一起去吧。”于是，三人就一起去了文化观光部。一出好戏上演了——部长做司机，副驾驶上坐着企划室长，后排坐着副部长。在文化观光部办公大楼前，记者们准备好了照相机，摆开了架势，打算记录下电影导演出身的文化观光部部长第一天上班的情景。车到了，记者们完全不知道此前的情况，在他们眼里，这一车人是多么妙趣横生啊！第二天，报纸上报道：新任文化部部长李沧东第一天上班，开着自己的圣达菲SUV（城市越野车），旁边还坐着企划室长——坐在后排的副部长比较有心机，看见了等候的记者，没有马上下车，也没被记者们捕捉到。

李部长也不搞什么就职仪式，一个人去每个办公室跟职员们打个招呼，就算正式就职了。比较讲究的人可能得对此啧啧咂舌，但在我们看来这却是彻底摆脱权威主义的一个自然过渡而已。

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的部长人选是行政自治部部长金斗官。这完全是卢当选人的主意。金部长在地方上做过里长、郡守等基层行政长官，在各个地方都是政绩斐然。当选人将他任命为行政自治部的部长，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集权的行政框架，大刀阔斧推动地方分权化。这是当选人的一个大胆构想。

在金斗官部长任职期间，行政自治部的业务能力与革新评估都位居首位，他这个部长做得很称职。但是大国家党没完没了地拿“里长出身的郡守”说事，对他百般嘲讽，最后还是以学生示威做借口在国会通过了对他的解职决议。这本来毫无道理可言，又是个没有什么约束力的政治协议，我当时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但是他不愿意因为自己使政局长期僵化，主动提出辞职。总统不得不接受了他的辞呈，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我国社会既得利益者的蛮横粗暴。

任命高泳耉为国情院院长，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他长期以来都是一位人权律师。卢当选人决心让国情院有脱胎换骨的变化，一开始想要选一位人权律师来担任院长。高律师是人权律师界的前辈，性格严谨且认真，这样的任命就等于提前布下了防御网——别说青瓦台了，就连总统自己都不能对国情院提出违法的指示或请求。我代替卢当选人约见了高律师，并向他提出了邀请，转达了当选人的意图，他欣然接受。

在青瓦台的首席和助理中，值得一提的是人事助理郑灿龙的任命。当时，为了防止人事权被独占，维持部门间的相互制约，保持基本的平衡，当选人确立了人事推荐与人事审核分离的原则。负责审核的人，也就是我，是岭南[注：岭南：韩国的一个地区，以大邱为中心的庆尚道。——译者注]出身，那么负责人事推荐的人事助理，最好由湖南[注：湖南：韩国的一个地区，以光州为中心的全罗道。——译者注]出身的人来担任。

湖南地区的人一致推荐顺天基督教青年会（简称“YMCA”）秘书长李学永和光州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郑灿龙二人。虽然李学永也很合适，但是我们担心他的民主化运动经历很可能引来守旧媒体的攻击，于是我们决定任用郑灿龙。当年郑灿龙还在居昌高中做老师时当选人就认识他，对他很了解，两人算是旧相识。我说了我的想法，当选人听了很开心。就好像他提前就已经猜中了是郑灿龙一样。

在经济领域的部长任命中，信息通信部部长陈大济属于别具一格的人。当时美国驻韩工商会议所的会长杰夫瑞·琼斯是这个位置的舆论热点人物。韩国法律不允许外国人担任公务员，我们也没有把他列为讨论对象。但是经过这件事，我们有了一个共识，挑选部长应该用国际化的眼光。我们把陈大济定为候选人后，舆论又盯上了他双重国籍的儿子，指责他没有资格做候选人。此前舆论界还推荐外国人，现在他们又如此挑剔，也真让人无语。人事审核不应该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部门的部长，在子女双重国籍的问题上，信息通信部的标准可以与国防部、法务部、教育部等部门有所差异。

我建议任用前任关税厅厅长李庸燮为参与政府首任国税厅厅长。他和我们没有什么交情，跟我也完全不认识。当时对于国税厅厅长人选，国税厅内部选出了两位很有希望的候选人，但是他们由于过度竞争，被双双排除在外。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经内定了四大权力机构的部长，从地域安排上来看，国税厅厅长最好是湖南出身。

正好，李庸燮是湖南出身，综合个人业务评估和部门革新评估来看，他都是非常好的人选。我们也希望任用一位非国税厅出身的人，来改革国税厅的痼疾。我在人事会议上说了自己的想法，所有人都表示赞成，卢当选人也非常高兴。后来李厅长多次表示自己跟新政府的人没有任何交情，能被选中出任国税厅厅长，他自己都觉得很惊奇，因此对参与政府的人事任用评价很高。

李庸燮担任国税厅厅长期间，设立了税政改革委员会，任命朴元享为委员长，推出了“接待费用上限制”“高尔夫与娱乐场所接待费不予承认”等多项税务改革措施。总统对他的革新能力评价颇高，后来又委任他为青瓦台革新管理首席、行政自治部部长、建设交通部部长等。现在他还以国会议员的身份，从事一些专业领域的议政活动，我为此感到很欣慰。

我的推荐也有被拒绝的。对于青瓦台发言人的人选，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准备。我推荐了当时MBC[注：MBC：韩国文化广播公司，成立于1961年，是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译者注]著名女播音员朴映宣记者。一位非常了解舆论界的朋友向我推荐她，我也觉得她是记者出身，又是播音员，也最具有平衡感、提问意识和批判精神，同时形象也很好。但是我不太熟悉舆论界，我的推荐也没被接受。后来任用了其他女发言人，但是这位新发言人实在太不了解卢总统了。

过去的发言人只是发表他想发表的内容，但是我们不想这样。我们希望每天上午和下午的例行吹风会要包括对发表内容的背景说明，做有背景说明的开放式吹风会。可因为她对总统不熟悉，这份工作做得不太理想，这与她本人的能力无关。她付出了很多努力，遇到复杂情况，相应领域的首席还直接去春秋馆，帮她做背景说明，这些远远不够。新政府出台初期是极为重要的，可惜留下了遗憾。朴映宣记者后来以开放国民党议员的身份步入政坛，现在是民主党再选议员，干得有声有色，对她而言，当年没当上发言人似乎更好。

外交安保部却破格提拔的是首尔大学外交系教授尹永宽，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这个决定是卢当选人下的。尹教授在交接委员会里任外交统一安保分科的干事，在对美问题上他的态度很鲜明，主张摆脱对美的偏重外交，提倡均衡外交。

交接时，为了讨论朝核问题，卢当选人曾派遣特使团访美。在特使团中，尹永宽教授的表现最为突出，我也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卢当选人。他在外交部部长和外交部助理两个职位中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任命尹教授为部长。当时尹教授的同学还都是外交部局长级别，这个任命是冒很大风险的，可以说是尹教授一心想要改变外交政策的改革意志起了决定性作用。

但是，尹教授当上部长之后，似乎被外交部坚固的官僚壁垒束缚，未能展现出相应的改革风采。他掌控不了外交部官僚体系，对美外交姿态也几乎没什么建树。但内定部长时，我们担心的只是破格的问题。

卢当选人认为应该找一位偏安静的人，担任外交部助理以保持平衡。我将外交部高级官员筛了一遍后，推荐了驻联合国总部大使潘基文。卢当选人听取了外交安保部咨询小组的意见后，就决定内定他为外交助理。其实，潘基文在文民政府时期做过外交安保首席，国民政府时也做过外交部副部长，已经有两次副部长级别上的任命了。外交部助理也是副部长级。他的资历按说已经不止这个级别了，但是他还是接受了外交部助理的任命，而且后来还成为了外交部部长。再后来，在卢总统的大力支持下，他还做了联合国秘书长。他经历了从文民政府到参与政府的三届政府，最后还当上了联合国秘书长，可谓是官运亨通！

总之，他当上联合国秘书长的起点就是这个外交助理。后来他也经历过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他做外交部部长时发生了金善日被杀事件。在野党与敌对媒体强烈要求外交部部长引咎辞职。民政首席室调查后认为这件事不应该向外交部部长问责。他的两件大事我都参与了，看到他后来成了联合国秘书长，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内阁的人事任命很多是破格提拔，导致我们的国务总理人事安排选择余地变小。卢当选人并不担心内阁成员组成，只是怕引来舆论界和大国家党的攻击，因此总理人选最好能起到一个安全保护板的作用。当时前任议员金元基等人的呼声很高，但卢当选人意外地选择了高建。内部有很多人反对。很多参谋都表示这与参与政府的定位太不匹配了。但是卢当选人说这出于选择权衡的考虑，如果总理人不选高建，那就只能减少破格提拔的人数。

国务总理的国务委员提名权[注：国务委员提名权：国务总理有权向总统提出与自己共同组成内阁的新任部长人选。]此前一直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但是卢当选人从一开始就坚持确保国务总理的该项权力。这其实是在遵守宪法。因此卢当选人派人事助理郑灿龙把内定人名单送给了高建，还请他共同商议国务委员提名。高建对人事安排的破格提拔表示非常担忧。卢当选人向高建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意图取得了他的同意，在部分国务委员的任命上，他也接受了高建的建议。国务调整室室长也是高建推荐的人。在我看来，确实存在一部分政治立场比较模糊的人成为参与政府第一届内阁的阁僚。

一般人都认为：为了实现分权型总统制和实权型总理制，国务总理的国务委员提名权应该得到切实的保障。卢当选人也对此坚信不疑，他认为既然这是宪法规定的，就理应遵守。不过，我觉得这个制度不仅不适合总统制，而且是个非常虚伪的制度。在总统制下，总统向国民传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么也理应按照总统的意愿来组成内阁。总理不是由国民选出来的，让总理参与国务委员提名并不合理。实际情况也是，除了联合政府，试问国务总理有可能坚持提名与总统不和的人选吗？

比如李明博政府，国务总理提名权这个词好像干脆消失了似的。就算保障了国务总理的提名权，在实际操作中，十有八九也会在部分国务委员的任命上，以所谓“分享”的形式体现总理的意图。这绝不是什么民主制度，我觉得，如果想要保持总理对内阁的统率，给总理国务委员解职建议权之类的就足够了。如果什么时候要对宪法进行全面修订，我觉得这个议题有必要讨论一下。

21世纪已经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光明，却还存有一处十分严重的制度空白。总统就职之前无法任命国务总理，因此也就无法任命国务委员。这导致新政府组建时，总理及国务委员还是上任政府的人。

幸运的是卢总统就职的第二天，也就是2003年2月26日下午，高建总理的任命动议案就被国会通过了。

27日，卢总统把委任状颁发给高建后，正式进行国务委员的任命程序，并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即使这样，总统就职后还是有几天的空白期。万一政局混乱，国会没有及时通过国务总理的任命动议案，这个空白期就会更长。尤其是参与政府时期，国务委员人事听证程序实现了制度化，政府组建初期的空白就有可能长期化存在。

因此，为了下一届政府，我们修改了总统工作交接时的有关法律。新法律允许总统当选人指定国务总理及国务委员的候选人，之后再让他们履行人事听证程序。这样一来，总统就职时就可以任命国务总理与国务委员了。

首尔生活，青瓦台生活

我一开始还以为当上了青瓦台民政首席，会在青瓦台附近有座官邸。事实是除了警卫室职员有员工公寓，秘书室室长有官邸，下面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官邸。大家只能租房子了。把釜山带院子100多坪[注：1坪约为3.30平方米。——译者注]的房子卖了，也不够在首尔江南找一个30坪左右的公寓。我最后租了平仓洞的小房子。

我毕竟是律师，有些积蓄，还是能够承受的。像许成宽、权奇洪两位部长，他们一直在地方做大学教授，根本支付不起首尔房子的费用，支撑得很辛苦。高级公务员如果去地方任职，不仅有相应的职位报酬，还会有官邸或者私宅。但是反过来，从地方来到首尔时，别说是青瓦台首席，就连部长也不给提供官邸。如果首尔人去地方工作，把首尔的房子出租，用这笔钱完全可以在地方再找房子住。如果是反过来的情况，除非另有积蓄，否则不举债是不可能的。可政府的住房补贴正好是相反的，首尔到地方有补助，地方到首尔没补助，这依然是首尔中心思维方式导致的怪现象。

在青瓦台工作时间一长，我感觉除了没有私生活，其他的都跟过去一样。没有理由不一样啊！在非工作时间，我开着自己的车，去没有包间的大众饭店吃饭，跟别人一样排队，坐飞机、火车的普通座位，人们反而觉得这样的我很奇怪。我住在不大的公共住宅里，没有随行人员，一个人出入，甚至，我去登山，碰到市民，大家都觉得这些很怪。因为这一切与此前人们印象中的高级公务员形象差距太大了。

事实上参与政府时期，这样生活的人绝不只我一个。在工作时间外，极少让司机、秘书陪同。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天，我去清溪山登山，偶遇了当时的产业资源部部长李熙范，他也没带随从人员，跟朋友一起撑着伞来登山。我去北汉山登山时与人事助理郑灿龙偶遇过两次。很多人也说，参与政府的公职人员与过去政府的不一样。

青瓦台秘书官的薪酬比想象的要低。从部里派过来的官员还算是好的，就算级别相同，薪酬也要高一些。从外面录用的别定职会分成一级、二级，别看级别高，薪酬并不高。在工作期间，如果组建了市民团体，薪酬会有所提升，但是要求比较高，必须是著名市民团体等。因此，跟同级别的官员相比别定职职员的工资算是少的。而且退休时只能拿到工作期间的退休金，没有养老保险金之类的。工作只是看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待遇极其低微。

秘书官上面的首席秘书官的工资也高不了多少。拿我来说，就没有当律师挣得多，只能更加节约。实际上，在青瓦台工作时我把此前存下的那些积蓄花得一干二净。所以，即使是高级公务人员，工作以外的生活与普通人也别无二致。

卢总统经常提到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很羡慕他。他下班后也不带警卫员，自己骑着自行车去逛市场，引起大家热议。虽然他在没有警卫员保护的情况下，与夫人看完电影出来时遇刺中弹身亡，最后以悲剧收场，但是他享受了跟普通人一样的私人生活，自由自在的。

卢总统梦想打造这样的国家。一国的总统尚且如此，青瓦台首席也好，部长也罢，还有什么好说的？如果说高官生活跟普通人不一样，正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没到一个理想状态。

青瓦台的生活既辛苦又煎熬。每天工作堆积如山，还要随时关注舆论报道，更累的是一旦出了什么事就得接一整天记者的电话。碰到敏感、复杂的情况，我经常苦恼于该如何应对，但又不能不接电话。我除了民政首席本身的业务外，还负责劳动案件和冲突纠纷，这是青瓦台的主要关注范围，工作量非常大。而且这些事情并非按照顺序先后到来，而是很多件事同时爆发，我总感觉工作量已经超出我所能够承受的极限了。

作为律师我经常要工作到很晚，我的生活作息一直都是晚睡、晚起，上班时间也比其他人要晚一拍。可现在需要清晨起床，动不动就开早餐会，感觉生活节奏一下就被打乱了，为了适应这种生活我吃了不少苦头，经常早起晚睡，总是睡眠不足。

开会时如果不是我负责的领域，看着其他人讨论时，困意就经常大举入侵。上任第一年，秘书室室长文喜相和政务首席柳寅泰就因为开会打瞌睡而出了名。文喜相室长当时在服用抗过敏药，所以经常打瞌睡。旁人看来，柳寅泰明明是睡着了，本人则坚持说只是闭目养神。即使这样他也总能准确掌握会议内容，让人不得不佩服。

有一次开会，我睡着了，当时的情形被记者捕捉到，被用难听的语言报道出来，因此我竭尽全力保持不困。相比之下，总统开会时就从没困过，这让我深感佩服。总统总是先充分了解会议内容后，再进去开会，他熟悉内容，更有理由犯困。我有一次好奇地问了总统，他说：“如果这些都是你的工作，你就不会困了。”对我来说，我负责的领域才是我的工作；而对总统来说，开会时讨论的所有内容都是他的工作。

我甚至在接受牙科治疗时，张着嘴巴，在钻头钻槽牙时睡着。我当时一下就睡过去了，不自觉地闭了嘴，这很容易被机器伤到，所以医生厉声说道：“请不要打瞌睡！”

还有几次跟别人坐着聊天，对方说着话，我听着竟睡着了。对方看出来后，小心翼翼地保持不失礼。极度疲劳所带来的困意实在可怕。

惊奇的是，如此辛苦工作我居然还变胖了！我在青瓦台工作期间，体重涨了10公斤。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缺乏运动的缘故，其实关键问题是吃得太多、太油腻。因为工作时间实在挤不出空去见人，所以我只能利用吃饭时间与对方见面。我们称之为“午餐会”“晚餐会”。这种公务会面必须在包间里进行，既然交了包间费那怎么说也得点“盛馔”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能剩饭，节约意识很强，虽然经常提醒自己但还是吃得太多。我卸任后每天吃大酱汤之类的简单饭菜，体重很快就回到了原来的水平。

工作第一年对身体的伤害尤其大。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是这样。从没体验过的生活，从没干过的工作，想要干好的强烈欲望，还有精神上的高度紧张，都伤害了大家的健康。特别是总统，他可以说到了工作中毒的程度，在工作问题上几乎不照顾下面人的状态。没人受得了这种工作模式，过了一年左右，很多人都累得不行了。现在想来，其实没有必要那样逼自己。应该深呼吸，往远看，好好保存自己的体力才对。卸任前交接工作时，我见到了李明博政府内定的秘书室室长柳佑益。当时他已经累得嘴唇都裂开了，结合自己的经历，我给他提出了忠告：“最好能往长远看，保持健康，调整步伐。”

就职第一年的2003年秋天，青瓦台搞献血活动。电视台来了很多摄影师和记者，从总统开始，每个人都要献血。我应秘书室的邀请排在总统后面。

可是在献血前的例行体检中，总统被发现血液不合格，血浆浓度比正常的要稀，这是过度疲劳的一种表现。医生说如果身体特别累就会这样。本来要拍摄总统带头献血、率先垂范的画面，但现在不行了，大家都有点手忙脚乱。也不能让人知道总统因为过度疲劳导致血浆变稀，不能献血。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就编了个理由：“总统忘了当天有献血活动，早晨吃了药，所以不能献血了。”

接下来应该由我配合记者拍摄，结果我的血液也不合格——血压太高。“不可能，我一辈子血压没高过，而且几个月前，青瓦台录用体检时血压还很正常。”我喝了一杯凉水，静待了几分钟之后，再测血压，结果还是一样。我又去医院检查，真的是没隔几个月血压就变这么高了。

一般情况下，工作的职务越高，就越轻松。青瓦台正好相反，行政人员、行政官、秘书官，再到首席秘书官，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级别越高，工作越累。我第一年就拔了十颗牙，不仅是我，秘书官李镐哲和梁仁锡等，民政首席室的很多人都拔过牙。搞笑的是，从我开始，级别越高，拔的牙就越多。我们经常开玩笑：有确切证据表明，拔牙颗数也跟职务密不可分。

对朝汇款风波

政府刚组建，就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那就是对朝汇款[注：对朝汇款：国民政府为了促成2000年的韩朝首脑会谈，被怀疑使用权宜之计，为朝鲜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援助。这导致2003年国会通过提案成立了特检。]特检[注：特检：特别检察制度的简称。如果有高级公务人员涉嫌腐败、违法时，特检是代替检察院同时负责调查与起诉的独立调查机构，由国会提出议案后总统任命。]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政权交接的时候就出现了。起因是现代集团的一位知情者吐露了一些问题。据说六一五韩朝首脑会谈[注：六一五韩朝首脑会谈：韩朝双方分裂以后，2000年金大中总统与金正日委员长第一次在平壤举行韩朝首脑间历史性会谈。]时有一笔巨额汇款，支付方为现代集团。当时的约定由现代集团先行支付，以后政府通过其他渠道再给予补偿，但是后来补偿没到位，现代集团方面对此很不满意。这事最后越闹越大，也坐实了汇款的数目，汇款事实到了难以否认的地步。大国家党见检方迟迟不动手，就在总统就职典礼的第二天，在国会发起提案要求成立特检。这件事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民政首席室成了直接负责此事的部门。

我们首先讨论的方案是不进行调查，用正面突破的办法。毫无疑问，就算是对朝汇款违反了现行法律，那也是为了缓和韩朝关系的紧张局势所采取的特殊对策，由此直接促成了历史上首次韩朝首脑会谈，还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一五协议”。从大局来看，我们应当承认它的正当性。

我们又讨论，如果卢总统对特检行使否决权，特别指示检方不允许调查，会怎么样。当然了，这需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国民发出呼吁。唯一可以用的名义就是为了实现韩朝关系的历史性转折，金大中总统行使了“统治行为”[注：统治行为：与国家基本统治有关的总统政治行为，因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被排除在司法机构的法律审查对象之外。]。统治行为理论上属于权威主义时代陈旧的法律理论，现在法学界已经越来越不承认这种论调了。我们是标榜民主和改革的政府，提出统治行为理论对我们自己也很不利。但我们绞尽脑汁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我们是否吃得消这样的正面突破，其实我也并不乐观。首先大国家党一定会倾尽全力通过国会再议[注：国会再议：国会对已经决议过的提案进行再次审查、决议的程序。]等办法敦促组成特检。政府刚刚组建，政局就被这件事死死堵住，根本做不了其他事。如果继续下去，就不再只是汇款的违法性质问题了，会让国民质疑有什么黑幕。虽然总统可以禁止检方调查，但是如果相关人员或大国家党起诉、告发的话，那时候就谁也挡不住调查了。

即使存在这样的风险，卢总统还是决定采纳统治行为的建议。不过，还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金大中总统得承认是他本人下达的指示，或者事前接到报告，在情势所逼之下，不得已允许或默认了汇款的事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这件事是金大中总统决定的统治行为。

当时金大中总统方面一直表示事前完全不知情。卢总统指示秘书室室长文喜相向金总统方面转达了自己的意见。结果不久之后，金大中总统召开记者招待会，又强调自己事先一无所知。也许金总统事前的确不知情，也许他身边的参谋们担心连累金总统，才故意这样做的。我们认为，金总统就算承认下达过那样的指示，或者默许了这件事，也一点都不会连累到他，反而会更加彰显他的政治决断力。不管怎样，金大中总统既然在最后一次记者见面会上否认了，我们就不可能再主张这是他的统治行为了。很遗憾。

现在我们只能同意进行调查，问题是组成特检进行调查，还是由检方来实施调查？东桥洞[注：东桥洞：政治圈暗语，指金大中总统或金大中总统周围的人，因金大中的家位于东桥洞。]方面要求我们行使特检法案否决权。但如果是检方来调查，谁也无法保证能控制调查进程。调查应该仅限于对朝汇款相关程序的违法上，但是谁又能保证不会有人趁机作怪呢？汇款的账号是什么样的？这个账号汇出去的款项是如何到达朝鲜的？等等。我担心一旦展开调查，可能会破坏韩朝关系的根基。而且如果一旦深挖资金的来源，调查的范围就可能再次扩大，会涉及企业秘密资金、夸大资产等。检方在调查有关人员账号的过程中，万一发现了什么政治资金或腐败问题，可能把调查重点放在这些事上。到时候想要控制都是不可能的。就算是一时控制住了，但是那些文件一旦落入检方手里，就成了一颗潜在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

如果调查的人，换成是特检，他们会忠实于法案本身规定的调查目的与范围。如果特别检察官能够不掺杂个人功利，只专注于特检的调查目标，同时能考虑到韩朝关系大局情况就比较好控制，那么相信就能更加有节制了。幸运的是，当时负责推荐人选的大韩律协执行部，都是些深孚众望的人。仅就调查本身来看，毫无疑问，组成特检进行调查是最佳办法。但是，这件事的政治争议性让我们难以下决断。东桥洞明确要求我们行使对特检的否决权，我们直接拒绝带来的政治负担是很沉重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组建后对国会的第一个法案就行使否决权，这个包袱也不小，而且这会引起我们与国会多数党——大国家党的对立。如果政局僵持不下，导致的政治负担也不可小觑。青瓦台里除了政务秘书柳寅泰之外，几乎都同意组成特检进行调查。大家知道其间的利害，对我们的苦恼也感同身受。

但内阁中反对组成特检的人占多数。统一部部长丁世铉的反对最为激烈。卢总统一时难以决断，决定先在首席助理会议上听参谋们的意见，再在国务会议上做最后的决定。根据总统接受特检和行使否决权两种情况，我们准备了两个版本的国民讲话文稿。

国务会议的反对声音就更多了。总统听完全部发言后，谢谢大家毫无顾忌地发表了意见。接着，他又对统一部部长丁世铉说道：“我觉得统一部部长反对是他的职务使然，要是他不反对，我反而会觉得是渎职。”最终，总统决定批准特检进行调查。

在当天的国务会议上，总统没有明说，但他最看重的是调查绝对不能损害韩朝关系的根基。在这一点上他才觉得特检比检方调查要好些。

所幸大韩律协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推荐了一位严守特检调查范围、能充分考虑韩朝关系大局的人——特别检察官宋斗焕。他把调查圈定在汇款程序的违法部分，与舆论界接触时也非常谨慎，努力将调查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化，对韩朝关系也没有带来大的影响。那些为韩朝关系而奔走的人受了委屈，刚一确定量刑我们就立刻采取了赦免措施，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对这件事，金大中总统和东桥洞方面久久都不能释怀。后来我重新做了市民社会首席秘书官，前去问候时，金总统还向我吐露了不快之情。后来一有机会我就向他坦承心意，我想他大体上也能够理解。民主党与开放国民党分裂后，民主党揪着这个问题批了很久，我觉得那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有人说参与政府批准特检，就是为了对国民政府进行清算，是为了跟国民政府划清界限，是对国民政府“阳光政策”的否定。还有人说这件事让参与政府前期一直打不开韩朝关系的局面。这些都不是事实，我想对他们说：“请不要再误会下去了。”

当时，民政首席室直接负责这件事，对卢总统的决定影响很大。民政首席室将所有考虑因素做了详细整理，报告上去。如果说当时卢总统的决定有什么差错，那么责任也不在总统，应该在民政首席的我身上，是我没做好工作。之所以由民政首席室来负责这个问题，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个法律问题，但是，事实上它是个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件事也让我切实体会到做与政治相关的决断是多么的困难——真不是一般的难啊！

“集团抗命”事件始末

卢总统的任职初期，我们的燃眉之急是解决与检方的矛盾。2003年3月6日，政府组建后，法务部就立刻决定了高级检察厅的人事安排，导致检察系统的集体反抗。舆论界把这次事件称为“检乱”“集团抗命”，于是引发了“总统与检察系统的对话”[注：总统与检察系统的对话：参与政府初期，检察官们一直反对进行检察改革，卢武铉总统与一般检察官进行了一次公开对话，全国电视台对这次对话进行了实况直播。]。

检察官集体对人事安排表示不满，这其实有点荒唐。当时检察系统有一个传统，如果有后辈的职位晋升超过前辈，那么所有的前辈就都得脱下制服辞职。同期检察官中，谁要是当了检察总长，剩下的同学也都得辞职。其实这个传统现在也还有。参与政府认为这种职业文化并不好，也不希望继续发展下去，觉得这种军队文化早应该废除，不符合参与政府的改革方向。

为了确保检察系统的政治中立性，我们认为有必要为他们的身份提供保障，这样一来检察官们就不用因政治而站队了。保障检察总长的正常任期也是这个目的。虽然新政府组建了，但是卢总统并没有要替换前任检察总长金珏泳的想法。金总长曾经向我打听过总统的想法，我告诉他：“总统绝对没有要换人的意思，您就安心干到任期结束吧。”

但是当时检察系统的高级干部满脑子都是被迫害意识，以为新政府会像过去的政府那样把他们都赶走。特别是被这次人事变动排除在外的人，他们持续煽动不满情绪，年轻检察官们本来也心存误解，于是就导致了集体反抗。他们对法务部部长康锦实的排斥也是导火索之一。

这种问题其实只要静待一段时间，由部长出面解决就可以了。但是总统不想这样，他要正面解决。他还想借此机会打开与年轻检察官们沟通的绿色通道。

总统这么做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参与政府刚刚组建，检察系统尚未集体表示对人事安排不满之前，在检察系统内部普通检察官会议上就已经提出过检察系统改革的建议，而且其中有很多想法与我们所设想的方向和精神都十分契合。

因此，总统想通过与年轻检察官们的这次座谈，化解大家对检察官人事安排的误会，就检察改革的方案来一次开诚布公的对话。总统的想法是在对话现场，对年轻检察官提出的建议，能够采纳就当场采纳，不能当场采纳的讨论后答复。总统希望嘱咐年轻检察官要坚守政治上的中立性，检察官内部要形成一种坚定的意志，要为此而付出努力，也希望向国民展现自己和年轻普通检察官共同探讨检察改革美好前景的画面，让这次对话成为自己与国民立下约定的契机，更希望这次谈话能够成为检察改革的推动力。

安排这次活动时我不在场，部长和青瓦台首席们开了讨论会。当时知律大师正为千圣山隧道问题第一次绝食抗议，我特地赶去釜山劝说她。总统在讨论会中途给我打来电话，问这个活动该怎么办。我说：“搞这个活动的确很好，但不能操之过急，最好事先认真调查。”可是，总统很快就发表了要与检察官们座谈的消息，还闪电般地定下了正式谈话的日期。

于是我们马上着手进行准备。我以为只要开始对话，大家听了总统解释，应该就能解开对人事安排问题的种种误会和不满了。剩下的时间来讨论检察改革议案。我们事前准备了检察改革方面的资料。总统还特意认真学习了。

结果当天的现场简直不忍直视。年轻检察官没完没了地揪着人事安排问题不放，问了一遍又一遍。对一个人提出的人事安排问题，总统已经解释清楚了，可下一位又会重复提类似问题。于是总统不得不把同样的话再说一遍。除了人事安排问题以外，没有人提出检察改革方面的问题，以至于总统不得不说大家“太有检察官特色了”！

其实我们在准备这个活动时，曾提前告诉法务部部长不要制止检察官发泄不满，让一线检察官提出此前讨论的检察改革方案，到时候可以围绕检察改革这个主题进行充分而热烈的讨论。结果到了现场，一切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检察官们按照不同地域、不同集体选出了代表，每人都有自己负责提出的问题。但千篇一律的都是对人事安排的不满。好像有人事前指导过：在总统面前千万不要露怯，一定要把人事问题问个清楚才行。对于发言内容他们完全没有分工，每个人都只忠于自己所属的集体，于是同样的问题提了一遍又一遍。

总统想通过与年轻检察官们的这次座谈，化解大家对检察官人事安排的误会，就检察改革的方案来一次开诚布公的对话。

我真是佩服总统全程的自控力。虽然他也会生气，但是不像我们生气后就没法继续对话，总统即使生气了，也是尽最大努力平静下来，然后迅速回到对话中。我觉得心里有些苦涩，作为法律界的前辈我都替年轻的检察官们难过，他们怎么能这么傻呢？

现场持续着这种低智商的对话，氛围也别别扭扭。总统一直都努力把话题转到最想和大家交流的检察改革上，可是根本没机会。虽然后来有人说“总统力压群雄”“太有检察官特色了”之类的，但都于事无补。在国民看来，现场难免有些难堪，总统也对这次活动感到非常遗憾。总统和我们在活动之前，还抽空做了那么多检察改革的功课，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次本来可以向国民展示检察改革的美好前景和可实现性，结果机会从我们手中溜走，太可惜了！

事后，我们还是按照计划正常推动检察系统改革。此前民辩、参与协会等社会团体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几乎都得以实行了。当时总统与我觉得检察改革的出发点是确保检察系统的政治中立性，即从“政治检察”的约束中脱离出来。其实这与其说是制度问题，不如说是“文化的问题”，我们要将欲望关进牢笼里，让检察系统不再成为当权者为达到政治目的利用的工具，不必再看政权的“眼色”吃饭。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一届政府就能改变现状，要让一种新“文化”扎根，至少要经历两三届政府。我们打算率先打下基础。

总统一有机会就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这种意思，即使是重要案件，民政首席室也从不对检察机关下达任何指示。整个参与政府时期都彻底地贯彻和坚持了这个原则。就算检察机关调查大选资金来源，锋芒直指总统周围的人时，我们也全部允许，让检方能够公正地开展调查。虽然当时我们痛苦得像被人拿着刀子剜肉一般，但是确保了检察系统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我们希望检方能够将这种特性保持下去。

有件事值得一提，我上任时民政首席室与检方有一条热线。青瓦台有很多跟普通部门联系的公用电话线路，跟检方的专线却在民政首席室。我上任后就把这条线给掐断了。检方还为民政首席室提供过车辆，因为青瓦台公车不够用，过去一直都用检方提供的车。我把车也送回去了。虽然这些都微不足道，但是我觉得这些小事也会影响检察系统的中立性。

废除大检察厅中央调查部是确保检察系统脱离政治、保持中立的关键议题。讽刺的是正因为要求他们保持政治中立，我们反而不能插手。在检方走向政治化的道路上，起着决定作用的就是大检察厅中央调查部。大检察厅有刑事部、强力部、公安部等部门，都是指挥、监督地方检察厅和高级检察厅的，但只有中央调查部可以直接开展调查。因此特殊案件中政治案件就是由大检察厅中央调查部直接负责的，大检察厅就极具与政治倾向性。如果政治权力没有确保检方政治中立的坚定信念，就很难抵挡利用中央调查部的诱惑。大检察厅中央调查部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日本调查政治案件时是由地方监察厅特殊部来负责，大检察厅并没有设立中央调查部这样的部门。日本东京地检特殊部从来不看政治权力的眼色。他们在彻底保持政治中立的同时，对大型权力腐败案件的调查战果累累，比我们的中央调查部名气大多了。只有彻底地保证政治中立才能震慑权力腐败行为，所以说废除中央调查部是检察改革的一项关键议题。

当时这一项议题没能成功通过，原因是就在我们正式讨论这个问题前，对大选资金的调查开始了，开展这项调查的正是中央调查部。总统和青瓦台都对调查给予了保障，不给检方任何暗示，让他们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这个调查让国民对检方的信任度倍增。因此中央调查部废除论就被淡化了。在那种条件下，如果我们着手推动废除中央调查部，很可能给人们留下打击报复的印象。当时错过了那个时机，就再没能遇到下一个。我们费了那么大力气去守护检方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这结果真是太遗憾了！

可是，一进入李明博政府，他们瞬间都回到了过去。伴随着李明博政府上台而出现的倒退真是可叹又可悲。何止是可悲？！不控制检方、保障检方的政治中立和独立性的人是卢总统，而后来遭到检方有政治目的调查的也是卢总统，世上还有这么令人唏嘘的事吗？

国情院改革

跟检察改革相比，国情院的改革阻力要小一些。

国情院是归总统直辖的机构，再加上这里基本没有面向普通国民的行政职能，可以较为容易地按照总统的意志来进行改革。总统对国情院改革的决心也很强烈。当年他做人权律师时，经常接触安企部的刑讯调查、稽查还有监视，对这些手段的愤怒让他更加锐意于改革国情院。

国情院改革的传统议题是杜绝调查过程中侵犯人权、违法搜集情报等行为。这方面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了很大的进步。

参与政府把违反《国家保安法》的调查权限定于与朝鲜有关的犯罪行为，原则上取消调查过程中的侵犯人权行为。前任政府发生了所谓“安企部X文件案件”[注：安企部X文件案件案件：MBC记者报道了国家安全企划部（现国情院）监听磁带，引起一系列非法监听事件曝光的案件。其中包括1997年大选期间，三星高管与中央日报社社长见面，共同策划为某特定候选人非法提供大选资金。]，以此为契机，彻底清算了国情院的非法监听、偷听行为。可以说，参与政府时期，国情院没有发生过一起践踏人权的调查活动，也没有任何非法监听、偷听的稽查行为。

参与政府改革的重点是国情院的去政治化和去权力化。

总统要求国情院在情报活动范围内完全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他极度厌恶报告中经常出现“某某国会议员对某议案有何言语行动”之类字眼。参与政府时期这类报告几乎绝迹，有时可能是过去的惯性使然，交上来的报告里会掺杂些这样的内容。总统总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将报告退回去。为了确保国情院的去政治化，我们还严格禁止国情院工作人员出入政府机关、公共机关，也不允许他们平时出入媒体机构。

为了实现国情院的去权力化，从总统开始就不能操纵、利用国情院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不想给国情院超越法律、超越本职工作的权限，取消了国情院院长每周例行报告、当面报告和单独报告。总统不希望国情院只是向青瓦台和总统汇报，希望将有关信息也报告给相关的管理部门，让整个政府都能共享国情院的信息。

后来，为了确保信息共享，总统还让他们将接收各种信息的相关机构整理成“受信处”名单。如果发现接收机构未列入“受信处”，总统就让国情院往该处寄送情报信息。

我赞成总统取消当面报告与单独报告，但是担心这样会造成国情院士气低落，导致国情院院长对组织的控制力下降。我听说国情院内部出现了一些动摇情绪，认为总统都不关心他们的情报报告了，也就没必要继续报告了。他们认为总统不再接受国情院院长的直接报告，使这个机构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总统也表示，他只是取消了每周报告、单独报告而已，但如果有需要，随时都可以在相关首席秘书官的陪同下向总统汇报。我基本上每月都会安排一次这样的非常规报告，国情院院长实际上把它变成了每月的例行报告。如果国情院院长提出不想有人在场的特别要求，我就想办法安排其他人以正常理由退出，让国情院院长能在短时间内向总统一人报告，这其实无异于单独报告了。但是，总统通常也会说“民政首席请留步”，大多数时候都至少保证有一人在场。

总统也非常在意国情院的士气问题。虽然取消了国情院的每周报告、单独报告，但是他会直接去国情院听业务报告，跟工作人员交流。他在任期间，曾视察了国情院两次，这两次我都随行了，切身感受到了国情院员工对总统的欢迎和爱戴。

总统对国情院的去政治化、去权力化的决心，到了近似强迫的地步。青瓦台内部曾有人直接向总统建议让我担任国情院院长。但总统根本不听，他觉得让完全忠于总统，或对总统有感情的人去国情院，有利用工作之便为总统谋福利的嫌疑，一点不能有这种私欲，有一点就是自取灭亡。

国情院院长以及负责国内部的国情院第二部副部长接受总统任命那天，总统授予他们委任状后不忘嘱咐他们：“千万不要有为总统建功立业的想法。”

对每一位新上任的国情院院长，我都仔细叮嘱：“如果发现青瓦台工作人员牵涉腐败，先不要花时间去追查信息准确与否，马上拿给我看。”国情院院长们也都将这样的信息密封，上面标注“民政首席亲启”或“秘书室室长亲启”字样。其中甚至还有报道我的传闻的街头小报。经过确认后大部分信息都是虚假的，但这种随时的检查对维护青瓦台的道德水准有很大的益处。

黑色秘密资金

国税厅改革的核心是改变过去的“报复性税务调查”和“目的性税务调查”，不再把国税厅作为政权滥用的工具。事实上，参与政府从没有让国税厅做过这样的事，而李明博政府则恢复了往日的做法，还是把国税厅当成是政权维持的工具，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我们不仅不把国税厅作为维护政权的手段，反而确立税务的正义性，让它回归自己的本位。改革初期，我们采取官民合作的方式准备改革方案，推动了很多有实质内容的税务改革。2003年5月成立了税政改革推进委员会，民间方面的委员长由朴元淳律师担任。将每次公款接待的消费额上限定在50万韩元，在企业接待的范围中完全排除了高尔夫球场、娱乐场所等。现金收据制度也保证了资金来往的透明性。同时还通过议员立法，推动了《性买卖特别法》的制定。很多人指责这是实体经济困难的原因。接待费上限就连总统都觉得有些过激，表示了担忧，但我还是坚持按照原则办事。

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参与政府让三大产业崩溃了——黑色秘密资金的消失让“权力产业”崩溃了，接待费上限制度让“接待产业”崩溃了，《性买卖特别法》让“色情产业”崩溃了。

青瓦台经济首席室每天都通过特定产业部门的每日买卖动向进行调查，以确认改革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上面的“崩溃说”纯属谣传。虽然从整体来看，在一定时间内对实体经济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我觉得为了经济的透明性这都是必须的，如果当时我们不这么做，以后就更没机会了。

监察院的改革方向也很明确。在交接时我们就定好了，那就是监察院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做事后诸葛亮，工作方向转为预防监察、评价监察、系统监察、政策监察。总统对此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此前监察院对特定部门、机关的职能还是实行事后监察的方式，以查看是否有违法行为的违规监察为主。这不是总统所希望的。比如说，某政策领域投入了几兆、几千亿的预算，那么这笔预算是否有效利用，产出成果是否与预算相匹配，如果这项工程进展得还不错，那么是否有一套方案可以让类似工程实现制度化；反之，如果进展得不顺利，那么是否有方案可以预防类似事例再次发生……诸如此类，总统要求他们实行综合性的监督。总统认为在监察领域坚守原则很重要。此前监察的本质就是调查项目执行过程中是否存在几亿元、几千万元的不当支出，如果存在就问责，但这种工作方式无法改变监察的本质。这种监察实际上绝大部分只能沦为部门的自我监察。

我们也讨论了干脆把对监察院的指挥权交给国会的方案，这也是总统的想法。美国就是在议会下设立监察机构的，目的是让它不受行政换届的影响，能够保持中立性，专业地行使监察机能，从而使独立性与中立性得到彻底的保证。我们之所以不能那样，是因为韩国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

多数政治派别都想像更换国会秘书长似的，对监察院任意摆布，即使归于国会，监察院真的能保持中立吗？我很怀疑。我觉得以我们的政治文化来看还为时尚早，所以放弃了这个方案，转而集中精力改用政策评估来改革监察院。我觉得监察院的改革是参与政府众多改革的基石，所以对它稍微有些执着。

在这个领域，研究做得最好的是尹圣职教授，他在自己的《政府改革的前景及战略》一书中，就提出把监察院从“监察机构”变为“评估机构”，他还强调没有监察院的改革，就没有政府改革。总统让他与监察院内部的改革特别课题组共同研究监察院改革方案。当监察院院长李钟南的任期结束时，尹教授被内定为监察院院长。他本人的资历完全没问题，但大国家党以他曾经在交接委员会工作过为由，在听证会上否决了这个提名，结果导致监察院改革未能如愿进行。虽然我们在监察院内新设立了评估院，行使评估监察、政策监察的职能，但还是未能达到我们当初的预期设想。

伴随一生的政治内疚

国家政策执行中长期存在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解决过程中很容易引起社会矛盾，我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对这些社会矛盾进行整治。我需要仔细听取利害双方当事人、矛盾主体的意见，然后用合理的方式，通过对话与协商得出调整方案。

这些遗留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它们引发了非常深刻的社会矛盾。处理好这些是每届政府应该做的本职工作。但他们一日推一日，这届推下届。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注：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朝鲜半岛紧急状况下指挥韩国军队作战的权力。目前平时作战指挥权归韩国独自所有，但紧急状况下则归韩美联合司令官所有。参与政府在2006年与美国就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达成了协议，但2010年李明博政府又与美国政府协商将移交时间延长至2015年。]、龙山美军基地搬迁至平泽、放废场[注：放废场：放射性废弃物处理场的简称。能够完全回收放射性物质及其污染物，并对其进行安全管理的机构。]、赐牌山隧道[注：赐牌山隧道：赐牌山位于京畿道议政府市和杨州市长兴面之间，海拔552米。该隧道连接首尔外环高速松湫出口与议政府出口，在贯通过程中，遭到环境保护团体的反对。]、千圣山隧道[注：千圣山隧道：千圣山位于庆尚南道梁山市，海拔922米。该隧道是连接大邱与釜山的京釜高速铁路的一部分，环境保护团体反对该隧道贯通千圣山。]等问题都是这样，短则五年，长则十几年，都是久悬未决的老大难。

总统坚定地认为对这些问题不能回避，应尽最大的努力解决掉。定下的基调就是能多快解决就多快解决，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全都承担下来，这条原则是政权交接时就已经确立了的。因此参与政府一组建，就正式着手处理了。在解决过程中发生的矛盾管理、矛盾协调工作都交给了民政首席室。

对于赐牌山与千圣山的隧道问题，总统在竞选时曾承诺要重新讨论路线，于是我们组成了路线再讨论委员会。赞成与反对的双方都推荐了专家，在一起讨论既定路线和代替方案。结果赐牌山双方推荐的洞穴专家都坚持自己一方的观点，没有得出统一结论。千圣山隧道的再讨论委员会好不容易得出了一个结论，可是反对方又不接受。

其实，两条隧道的代替方案都不合适，根本找不到代替方案能够减少目前方案对环境的影响。除了这两处没有施工，线路其他的部分都已经施工了，根本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我利用休息日自己开车去现场看了好几次。像赐牌山，我还特意登了上去，从山上往下俯视。赐牌山隧道入口已经立好了高架桥的桥墩，桥面大部分也已经安装到位了。由于重新讨论，工程已经中断了很久，因此一旦路线变更，撤除已经建好的公路、桥墩也不是一个小工程。

我只好向佛教界求助。佛教界搞环境运动的人也都承认路线变更的困难，当时我与曹溪宗总务院院长法长大师和佛教环境运动联合的水净大师多次讨论后，决定安排总统正式出面，向曹溪宗法传宗正大师[注：宗正大师：佛教宗教团体的最高精神领袖，是韩国佛教界，特别是大韩佛教曹溪宗宗教团体神圣性的象征。]提出协助请求。

2003年12月5日，总统亲自访问海印寺，见到了法传宗正大师，为未能遵守此前竞选时的承诺感到很抱歉，宗正大师也展现了高僧风范，接受了道歉，指示宗教团体协助国策工程。赐牌山隧道问题就此得以解决。

还剩下千圣山隧道问题。从政府组建开始，知律大师就通过绝食的方式领导反对运动。她不听从宗正大师的指示，也不理会宗教团体的方针，坚持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参与政府时期，她因为这个问题绝食了四次。一开始在釜山绝食，后来去青瓦台门前绝食，第四次绝食超过了100天，那次抗议她可真是命悬一线了。全社会都在担心她的安危，提心吊胆的，怕她有一丝闪失。她每次绝食抗议，我都前去劝说，但根本不起作用。

调节纠纷是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算政府对政策有着绝对的把握，如果有反对意见，也应该仔细倾听反对的声音，尽量说服对方。如果反对方是集体，就更应如此了。

可能由于参与政府所处的是权威主义解体时期，出现了很多影响面较大的社会矛盾问题。我觉得国家非常有必要建立一套系统，对这些纠纷进行合理的调节与仲裁。

全社会都在担心知律大师的安危，提心吊胆的，生怕她有一丝闪失。她每次绝食抗议，我都前去劝说，但根本不起作用。

放废场问题也是一个矛盾异常尖锐的问题。政府一开始对它不够重视，委托下面部门去处理，情况反而变得更棘手了。我们提出了补偿措施：对于申请修建放废场的地区给予补偿，提供3000亿韩元的地区支援经费，同时将质子加速器项目[注：质子加速器项目：通过加速质子的方式重新认识物质的特性与结构，是探索新物质的最尖端技术，可应用于超细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宇宙技术、新材料开发等领域。]及韩国水力原子能[注：韩国水力原子能：2001年从韩国电力公司分离出的专门负责水力、原子能发电项目的国有企业。]（韩水院）总部搬迁至该地区。而且我觉得公路和各种社会间接资本以及设施投入后，可以发展当地经济，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福利，是一个政府与地方双赢的方案。

全罗北道扶安郡提出了申请，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事先并未充分调查民意，主管部门未能发现这一点是个极大的失误。他们以为反正有巨额援助资金，肯定谁都想申请，他们想得太简单了。青瓦台对此并不知情，还以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产业资源部部长尹镇植亲自去了扶安郡，回来报告说当地反应良好，人们非常希望引进这个项目。他完全没看见那里的潜在矛盾。总统本来也正在发愁如何为全罗北道的经济注入新鲜活力，觉得这下好了，顿时喜形于色，紧接着就把事情定下来了。

结果形势出现了变化。扶安郡守的申请多少有些独断专行，他并没经过郡议会的决议，居民们的反对意愿非常强烈，韩水院在说服居民过程中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再加上环境运动团体的反对浪潮，反抗与矛盾日渐扩大，无奈之下青瓦台只能出面解决。

其实，我曾经视察过扶安郡，产业资源部的报告虽然“没有问题”，但交到民政首席室的报告则不同，让我感觉事情有些不太寻常。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取得任何协助，利用休息的时间，和妻子两人轮流开车，去实地考察了一番。到了那里，我就发现扶安真是个美丽的地方。一般自然环境很美的地方，当地居民对自己居住的环境就会有强烈的自豪感。因为他们知道自然馈赠的珍贵，所以守护环境的使命感也格外强烈。我切实地感到当地政府对当地这种情绪和要求的调查很不到位。

随着扶安居民的反对声势日渐浩大，政府只好通过增加补偿资金的力度来安抚民心。经过多轮讨论，最后决定扩建到扶安的道路等，对该地的间接性社会资本投资扩大到2亿韩元，但依然无法挽回已经被点燃了怒火的民心。结果扶安居民的反对活动大幅升级，近乎于民乱。很多居民在这一过程中受伤，甚至受到了刑事处罚。我们无奈之下接受了市民团体的仲裁，以居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结果。在扶安居民压倒性的反对之下，打算在扶安猬岛建设放废场的计划宣告失败。后来其他地区提出了申请，经过居民投票后，最终定在了庆州。这件事给扶安居民带来了巨大伤害，我为此一直很内疚。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算是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得到了很多教训。首先，对于有反对声音或潜在矛盾的情况，一定要事先化解反对意见及矛盾，至少将其最小化，然后才能够做出判断和决定。比如扶安这次事件，应该事先经过郡议会的同意。

郡守没有经过议会审议这道程序，独断专行地提出了申请，而我们发现之后，应该立即回到原点，重新定夺才对。但是当时政府一想到数千亿的支援经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间接资本投资，都将为对当地经济带来巨大帮助，就陷入了盲目乐观，在郡守未经郡议会同意独自提出申请被发现之后，还是一味地继续往前推进。

其次，以后还是得去现场实地考察。就算是同样的事情，放在不同地区，接受程度也会大不相同。其实，放废场储存的只是原子能发电厂的工作服、手套、长靴等中低端废弃物，稍微严重一点的是临时储存使用后的核燃料。这些东西的危险程度跟使用核燃料的原子能发电设施是无法相比的。像蔚珍、三陟、古里等已经有了原子能设施的地方，当地及周边居民对原子能发电已经习以为常，对放废场的警惕心就相对较低。反之，扶安对原子能发电比较陌生，并且有着极强的地区环境自豪感，在这样的地方哪怕提到放废场，人们都根本无法接受。我们的失误就是事先没能准确判断当地人民的情绪。

还要指出一点，那就是青瓦台与官僚阶层在工作中的“隔断”文化。无论涉及国家，还是社会，重大问题应该从一开始就跟几个部门共同协商，集思广益才比较好，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做的。

放废场问题是国家十几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部门中的产业资源部、行政自治部、环境部、国政宣传处，青瓦台方面的政策办公室、民政首席室、宣传首席室等都应该从一开始就参与讨论，如果按照分工进行民调工作、宣传工作、环境团体协调工作等，情况可能会变得不一样。

但是当时的讨论范围只局限在产业资源部与政策室，一直到事态严重得无法解决了，才把参与讨论的范围扩大。民政首席室参与进来后，我发现当时负责宣传的产业资源部与韩水院的宣传能力，根本比不上那些搞反对运动的环境团体。当时居民们都误以为所谓临时储存使用后的核燃料，就意味着在这里对核废料进行二次处理。其实原子能发电设备中的中低端废弃物被移除后，就会腾出临时存储的空间，使用后的核燃料根本没有必要非得移走。在我们彻底放弃了扶安之后，寻找新场地时，我们一开始就宣传放废场只是“中低端放射线废弃物的处理设施”，而且明确标出“不储存使用后的核燃料”。

伊拉克派兵、韩美自贸协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也都是较为重大的行政举措，应该从最开始就让政务部门的参谋也参与讨论，但当时只是经过外交安保领域的专家讨论后就决定下来了。后来事态严重了，还得政务部门的参谋们收拾残局。

由青瓦台民政首席亲自出面与矛盾当事人见面，说服他们，这似乎是没有先例的。青瓦台内部也有人反对。我觉得即使不是我，这事也应该有人出面解决。社会上肯定有一些人，虽然不是什么社会名流，但他们很想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很遗憾这些声音没有传到我的耳朵里。如果这样的事多了，提倡交流的参与政府就不能算是提倡交流的政府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走近并倾听那些受苦的人们，这也是民政首席的责任之一。我做市民社会首席时也是一样。我觉得不应该讲什么面子不面子，该做的就应该去做。

很多人都希望我们去见见他们，给他们送点慰问。可很遗憾，我总是被各种事情缠身，经常是有心无力。我听说西海海战牺牲官兵的家属生活上有困难，打算去看看，还跟总统说了，让总统直接去看他们。他们有的人确实生活很困难，我们还给安排了就业。

大宇建设已故社长南相国的家属也是这样。我一直想着要去看他们，结果还是没去成。一直到我从青瓦台出来也没去，真是太遗憾了。他们该多么怨恨我们啊，一想到这里，我就心情沉重。后来听说他女儿与我们这边首席秘书官赵己淑是校友，已经让她转达了我的内疚之情。

连环罢工事件

劳动事件原本是政策室下面劳动秘书官室的工作内容。但是总统按照职务职能做出了分工，劳动秘书官室的业务中的政策方面工作归政策室室长管理，劳动争议、劳动纠纷的应对归民政首席管理。我也觉得从这些业务的性质来看，由民政首席室负责比政策室更合适些，因为这些争议纠纷需要与各种劳动团体接触、跟踪事件进程，还要和检方、警方进行合作，这些都与民政首席室的业务更为接近，而且总统考虑到我做过长时间的劳动律师，对这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

有了总统的指示，我在参与政府第一年就负责了全国教职员劳动组合（全教组）NEIS[注：NEIS：N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国家教育行政信息系统）的首字母缩写，该系统连接全国小学、初中，市、道教育厅及下属机关和教育人力资源部，有助于共享教育方面的信息。]斗争、铁路罢工、货运协会罢工、朝兴银行罢工等大面积爆发的劳动事件。因此，舆论界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首席之王”。

也有人批评我对非法罢工施行的是“棉棒政策”。老实说，民政首席室的业务本来就很多，再加上劳动事件，事情多得喘不过气来。不仅是我，民政首席室的工作人员也增加了不少工作量。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难免会存在一些令人遗憾的地方。比如货运协会罢工事件，罢工的原因是运输费用过低，这是行业的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过去货物运输费有一个基准费率制度，就是为了防止运费过低。但是国民政府初期取消了很多规章制度，原有的基准费率制就没了。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劳动者自行购买了运输车，导致运输车辆大量增加，过度竞争使运费大幅降低。再加上货物运输行业环节较多，使得货主所花的运费中20％—30％都成了运输代理商的手续费。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来看，所有这些因素导致运输司机实际所得的运费只是此前实行基准费率制时期的60%—70%。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政策上重新确立基准费率制，改善多环节流程，减少运输车辆的数量。这些就不是民政首席室管辖的范围了。我把问题报告给总统，委托政策室及有关部门改进相关政策，很遗憾，后续工作不在我们管辖范围内。

货运协会罢工事件，政府的对策也有问题。货运司机们很早就向政府提出了问题，要求与政府进行对话，但所有部门都置之不理。主管部门——建设交通部认为这是劳动问题，推给劳动部。而劳动部认为他们的身份不是法律上规定的劳动者，也不是劳动团体，以此为由，也推说不归自己管辖。

当时货运司机们提出“停止物流，改变世界”的口号，为了实现他们的主张，他们还要中断釜山港的进出口业务。总统听了非常生气，指示我要以强硬姿态应对，让我们好好讨论一下是否可以投入军队的人力来缓解罢工造成的问题。当时总统正出访美国，他临行之前，以及在美国的时候每天都与我通电话，询问进展，再三指示我们讨论是否需要投入军队的人力。但是釜山港进出口物资的物流主要靠陆路、靠汽车运输，铁路运输所占比重不高，使用强硬措施并不可行。军队的挂车数量不多，就算投入所有军队人力，也只能在釜山港、集装箱场地运送集装箱而已。而且动员军队或其他人代替货运司机，驾驶停在公路上的汽车，这从法律角度来讲也是不可行的。如果想让它合法，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由总统宣布实行紧急措施。当然，一旦釜山港陷入瘫痪，也只能这么做了。我们把这当作最后的一张底牌，与货运协会代表进行协商。

最终我们与货运司机们达成了协议。说是达成协议，其实是政府举手投降了。釜山港货物积压率持续上升，我们可回旋的余地只有一两天的时间，不得不妥协。货运司机所要求的事项，我们基本都接受了。能够立即执行的绝不耽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承诺努力推动。货运司机们也正式注册了劳动组织，我们为他们打开了每年与运输业主、货主进行交涉的通道。货运协会打了一个大胜仗，极大地提升了其社会地位，也增加了很多新成员。

货运司机们为了实现主张还要中断釜山港的进出口业务。总统听了非常生气，指示我要以强硬姿态应对，让我们好好讨论一下是否可以投入军队的人力来缓解罢工造成的问题。

司机们可能太陶醉于这次成功的喜悦了，仅两三个月之后，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次罢工。第一次罢工时，我们还能理解他们艰难的处境，但第二次罢工纯属无理取闹了。政府也不能总是温情脉脉。第一次罢工发生时政府几乎是束手无策，而到了第二次就不同了，我们的办法也多了起来。我们提前降低了釜山港的货物积压率，提高了应对能力。这次我们强硬地拿起了法律与原则的武器，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也很遗憾。后来，货运协会的指挥人员遭到了拘禁，当初他们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制度与政府建立的对话通道，现在也完全中断了。

铁路罢工也是如此。2003年4月，参与政府组建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开始了铁路总罢工。当时我了解的情况是，上届政府未能解决他们提出的“为被解雇者恢复职位”“终止民营化”等要求，于是他们就把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新政府身上。我一边顶着媒体“棉棒政策”的批评声音，一边最大限度地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可是两个月之后他们提出了反对公社化的主张，又开始了第二次罢工。这次我们就不得不动用公权力强硬对待了。很多人遭到拘留或解雇，这些人的复职问题到参与政府结束也没能得到解决。

参与政府初期，像这样政府与劳动界的冲突，即所谓“劳政关系”，大部分情况都是第一步就没走好。也许是劳动界对参与政府抱的希望比较大，一开始操之过急，野心太大；也许是劳动界的期待太高，参与政府无法承受。反正从结果上来看，我认为劳动领域并未推动改革，更多的是损伤了改革的力量。

当时为了NEIS问题，我见了很多全教组指导部的成员，他们的品格、态度和对工作的热情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参与政府面临的根本性教育改革课题堆积如山，而我还要处理NEIS这个本应该属于技术领域的问题。当时，我简直可以用“悲壮”这个词来形容，有人说我就像“中国东北广袤的平原上的的革命志士，风餐露宿，投身于抗日运动”。

在参与政府初期这么重要的时间里，可以说教育部、全教组都被这个问题束缚住了手脚，没能前进一步。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次组阁时，我们顶着压力破格提拔的教育部部长根本没能施展自己的改革抱负，就辞职了。继任的自然是相对安稳的人。我觉得这种人员的变化也是参与政府的教育改革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韩美关系权衡

韩美关系历经了晓顺、美善事件[注：晓顺、美善事件：2002年6月美军装甲车压死两名韩国少女的事件。在该事件的处理过程中，韩美行政协定等韩美不平等问题成为当时的社会热点。]与烛光集会，在2002年总统还是候选人的时候，就是一大社会热点。韩美关系与韩朝关系就像硬币的两面。总统在竞选时已经阐明自己主要的外交安保路线：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继续保持对朝和解的合作态度、重视韩美同盟、强调均衡外交，以及自主国防。

总统的意思是充分重视传统的韩美同盟关系，但是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分倚重美国，不再搞对美倾斜外交，而是转变为均衡外交。在这样的背景下，尹永宽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李钟奭被任命为NSC[注：NSC：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是韩国有关国家安全、统一、外交方面的最高决策机构，虽然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机构，但此前有名无实，到了参与政府时期地位被大大提升。]事务副部长。

在任命国防部部长时，我们计划把“是否有自主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向”定为最重要的选拔标准。当时总统意识到要想搞真正的国防改革，应该任用文人部长，因此他计划一开始沿用传统的人事制度，后期再任用非军人出身的人做国防部部长。当时对于第一任国防部部长我们并没有准备好人选，几位候选人经过竞争剩下了两名。总统指示人事助理郑灿龙直接与这两位面谈，看看他们对国防改革与自主国防的意见。根据郑助理的报告，最后定下了曹永吉部长。

2003年5月，总统第一次出访美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时政府刚刚组建，就面临着朝核危机的紧张局面，就连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内部也在讨论要对朝鲜进行轰炸。总统的访美目标就是要与布什总统会面，想尽一切办法把局势扭转到和平解决的方向上来。

当时美国方面准备的韩美共同声明草案里，对朝核问题有“不排除所有选项”的字样，这包含了美国政府的态度。简单说就是“不放弃（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手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会轻易动武，美国认为把动武列入选项内，作为牵制朝鲜的一张底牌，有助于解决危机。但是仅仅提到动武的可能性就已经引起大众的不安，这很容易对韩国经济，特别是吸引外资产生恶劣影响。事实上，美国刚刚提到“轰炸朝鲜”，国际信用评价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就把韩国的信用评估降低了一个等级。

为了把美国这句话换成“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安保小组倾注了很多心血。为了协商这件事，在韩美首脑会谈前两天，我们紧急把NSC和外交部有关人员派往华盛顿。当时就连尹永宽部长也持悲观态度，认为美国不会接受我们的主张，但是总统矢志不渝地努力推进。最后，我们的要求被首脑会谈接受了。总统终于放下心来，对布什总统很是感激。总统第二天在华盛顿发言时再三强调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并表达对美国的感谢。但是这个发言在进步阵营内部引起了争论。我能够理解总统。他在当时美国朝野热议要轰炸朝鲜的氛围下说服了美国，将解决问题的基调改为和平解决，总统的发言不过是想表达一下感谢，只是这个外交辞令稍微有些过火罢了。

总统虽重视韩美同盟，但也认为随着韩国国力的增长，应该具有与国力相匹配的自主国防意志。从2002年11月开始，布什政府就因当时的国民政府所提出的能否裁减驻韩美军的问题，要求对韩美同盟做出调整。卢当选人在政权交接时期曾经访问过鸡笼台[注：鸡笼台：位于忠清南道鸡笼市的韩国陆、海、空三军总基地。]，提了一个问题——“如果驻韩美军突然缩减甚至撤退了，韩国军队指挥部打算采取什么应对策略”，这一问题被媒体知悉了。宣传小组为了避免这个发言引起争议，就把当选人的发言内容和主旨做了调整之后才公布出去。但卢当选人发言的目的就是故意激起全社会的讨论。我听说后就批评宣传小组“瞎操心”，当选人后来也狠狠批评了宣传小组。

韩美同盟与驻韩美军问题在我任职的第一年制造了很多社会热点。布什政府一直给我们制造新的议题。围绕着应对方案，有关部门之间，青瓦台与各部之间，青瓦台首席室之间也是争议不断。也有矛盾，比如驻韩美军搬迁费用分担协议，对美国要求提高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问题的对应，“概念计划5029”改为“作战计划5029”[注：概念计划5029，作战计划5029：美军为应对突发情况而制定的计划。“5”是美军对朝鲜半岛作战使用的数字。“概念计划5029”相对较为概念化、抽象化。而“作战计划5029”则与之不同，包含了朝鲜半岛战时状态下的兵力动员、部队配置等非常具体的内容。]，我作为民政首席也参与到了这些问题的讨论之中。

正因为安保问题如此重要，青瓦台内部意见分歧很大。我要管青瓦台内部，还要为缩小青瓦台与各部之间，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立场差异，在他们中间进行协调。后来我做了秘书室室长，还成了每周四下午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安保政策调整会议小组的成员，所起的作用大抵如此。

青瓦台内部，还有政府各部门之间意见不统一，各有各的主张，而且主张也多种多样，在以上情况下，我认为参与政府的一大优点，就是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再得出共同的结论。而且有意思的是，安保政策调整会议上，不仅是统一部，就连国情院都比较理解朝鲜的立场，而外交部和国防部则把韩美同盟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统一部部长与外交部部长讨论时，彼此都涨红脸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青瓦台在其中起着仲裁与调节的作用。

痛苦的决定：派兵

上任第一年，最让总统痛苦的决定就是往伊拉克派兵。整个青瓦台都经历了一次强烈的阵痛。

青瓦台与内阁、外交部、国防部、安保方面都认为应该应美国的邀请派兵。美国提出了派兵请求，但是并没有公开说明派兵的规模。他们私下表示规模最好为5000—7000名战斗步兵。

外交部、国防部、安保方面主张我们应该再加一点，派一万名以上战斗步兵。至少也得有一个师团级规模，能够负责独立区域、进行独立作战才行。否则韩国部队就会隶属美军麾下，归美军指挥。

另一方面，青瓦台内负责政务领域的参谋们则反对派兵。我也反对，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正义的战争，其次派兵之后一旦出现人员伤亡，我们很难面对舆论的抨击。

总统的想法也差不多。从个人角度来讲，他觉得不应该派兵，对我们反对派兵的意见也多次表示认同。但当时韩国正致力于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的确需要美国的协助。美国以新保守主义势力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当时正在讨论轰炸朝鲜，即有限性对朝进攻，还提出了对朝封锁等制裁措施。

战争的阴云正笼罩在朝鲜半岛上空。因为朝鲜半岛政局不稳，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将韩国的信用评估降低了一个等级，随之外国对韩投资减少，韩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当然，总统明确向美国表达了自己的一贯立场——反对武力解决朝鲜问题。总统的信念很坚定，即朝核问题要通过彻底的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得到美国的协助才行。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他们的要求。总统和我们都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总统的苦恼，NSC事务处李钟奭副部长比谁都清楚，他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案——“接受他们的派兵要求，但派兵规模为最低限度，派3000名非战斗士兵，出兵性质不是参加战斗，而是去支援战后重建工作”。高建总理在会议中用“和平重建支援部队”八个字，准确概括了派兵的性质。已经绞尽脑汁的总统也接受了这个方案。这算是我们对友邦尽了最低限度的道义。派兵地区也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地区，这样就能防止我国官兵的宝贵生命受到威胁。总统嘱咐我，首先说服青瓦台内部的反对派接受这个方案，然后再说服市民社会团体阵营。我也赞成这么做。

外交部与国防部负责具体业务的人被派往美国协商，NSC李钟奭副部长作为谈判代表前往美国。他回来报告说，美国国务院总体上还能理解，国防部方面多少有些冷嘲热讽。因为我们内部一直有人说“要派一万人以上的战斗部队”，这让美国提高了期待值。后来布什政府在非公开来访时对我们表示了感谢。在布什政府的立场上，他们也迫切需要营造同盟国愿意派兵参战的局面。

发布派兵方针的草案文本是外交部准备的。草案上有这样的内容：本次战争是为消灭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派兵占领了有利于战后重建工程及复原项目的高地，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也大有裨益。总统看了之后说：“我不知道这场战争是不是正义的。”随之让下属删掉了这句话。还说“经济上有没有好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绝不能为了经济利益驱赶我们年轻宝贵的生命去奔赴死地”。也就是说经济利益不能成为我们派兵的理由。总统继而指示，向国民坦诚交代其中的利害：派兵是为了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韩美同盟的现实的利害关系。

虽然这是个万分艰难的决定，但朝核问题朝着总统所期望的方向推进了。得到了美国的协助，我们打造了“六方会谈”这一多边会谈的框架。“六方会谈”是为了通过对话的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此前甚至还强硬地主张轰炸朝鲜，现在态度也缓和下来了，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有效的危机公关。我们派兵伊拉克的决定在背后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总统提到派兵一事时，回忆道：“如果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也会反对派兵。但身为总统，就身不由己了。”而且他还说“这个选择虽然不正确，但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直到现在，进步、改革阵营还把伊拉克派兵看成参与政府时期代表性的错误例子。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在讨论派兵时，是进步、改革阵营的强烈反对，帮助政府下定决心只派出最小规模的非战斗部队。同样，也正是因为进步、改革阵营的反对，推动了“六方会谈”的开启，这一点到今天已经不言而喻了。不过，他们依然认为派兵是错误的，我就不敢苟同了。当然了，伊拉克战争并非一场正义战争，我们最好是不派兵。但如果需要为国家争取到更大的利益，派兵也不是不可以。这种思维才能治理国家。我认为进步、改革阵营如果期待着执掌国政，也应该学着做这样的判断。

苦痛：大选资金调查事件

从青瓦台内部来说，最痛苦的事件就是那拉综合金融事件[注：那拉综合金融事件：那拉综合金融公司在国家投入2兆韩元国有资金救市后依然宣布破产。该事件指那拉综合金融大股东、前任宝城集团会长金浩准，在1999年破产之前，曾向安熙正与廉东渊提供游说资金。]与大选资金调查。从安熙正等总统身边的人开始，帮助总统赢得大选、执掌国政的功臣们都一个个被迫背上了十字架。总统公开表示同意接受调查。他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选举陋习，是我们不得不承受的，但应该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终结！”话虽如此，可实际情形就像有人拿刀剜自己的肉一般。但总统真的是说到做到，他公开对检方说：“不用太在意，请随便调查。”调查固然是要进行的，但可能因为总统的这个态度，调查还被提前了——反正这一切也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检方的传唤过程真的是有问题。比如安熙正，一开始拘留申请被驳回了，后来下达了逮捕令，一直到收监为止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舆论一直在对他百般羞辱。何止是被羞辱，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这些人在旁边看着都觉得无比痛心，更何况他本人呢。家属的痛苦程度更是撕心裂肺。到现在我都还清楚记得安熙正被检方传唤那天的情形。人们就好像看到百年不遇、人神共愤的罪犯终于被抓获一样，当事者被置于中间，无数记者在周围对他推来搡去，使他毫无尊严可言，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国民眼中他满身疮痍，就像犯下了滔天大罪。这样的人格侮辱还不止一次，持续了好几次。别说什么人格了，就连人权都丧失了。由于他的遭遇，后来检方在传唤主要嫌疑人时，增设了一些最起码的措施来保障人权。比如，检察厅办公大楼前一律不许记者采访，在大楼外面的摄影区域内才允许进行采访等。

这种措施一直延续至今，但这也并非根本的解决问题之道。嫌疑人在接受调查时仍然是无罪的，因此在这段时间没有理由让嫌疑人暴露在媒体面前，任由媒体践踏人权。不能用国民的知情权、媒体的采访自由等理由，给践踏人权披上正当化的外衣。我觉得至少在检方起诉前，应该保护嫌疑人不受舆论、采访的骚扰。

受到司法处理的人也都很可怜、很冤枉，这里以安熙正为最。就因为竞选过程中是他负责选举资金，再加上那拉综合金融案件，所以他总是成为众矢之的。为了不给总统增加负担，他甚至都不去青瓦台了。也有人建议他暂时出国待一阵子，但他表示虽然暂时不去青瓦台，但是事到临头还得直接面对。他说到做到，坚强面对，但现实实在太残酷了。有一些问题根本不是他的责任，他也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眼睁睁看着安熙正的家人也跟着蒙冤受难，作为民政首席，我却只能袖手旁观，连我都恨我自己。不仅是安熙正，一想到姜金源、廉东渊、郑大哲、李相洙、李在汀等人所遭受的苦难，我就感到无比愧疚。

总统竞选时，我担任了釜山选举对策本部长，我和他们能有什么区别呢？要说有区别，只是因为我找了专门的会计，自己没有直接碰过钱而已。实际上，这些遭受司法处理的人与我并没有根本的差别，也正因为如此，我更于心不安了。

所有人都为了守护总统而牺牲了自己。为了尊重总统的政治决心，帮他彻底涤清一个时代的陋规及残渣余孽，每个人都欣然背负起各自的十字架。我们要感谢他们，正是有了他们的牺牲，选举文化得以改变，选举革命才成为可能。

说起痛心，参与政府青瓦台第一任附属室长梁吉承事件也足以令人痛心疾首。他陪同总统去地方，参加归还青南台[注：青南台：指忠清北道清原郡大清坝附近约55万坪的总统专用别墅，被人们称为南方青瓦台，因此也叫青南台。从第五共和国时期开始，一直是总统专用别墅，但参与政府从2003年4月18日起将其归还给国民，这里成为国民的度假地。]的活动。在工作日程结束后，几个朋友请他去喝酒，却不知被谁给偷偷录了下来。立刻，这次聚会就被说成“国会选举前的私人组织聚会”“接受不恰当的请客、吃下人情债的聚会”。

一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几位继承了总统遗志的朋友在地方选举中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其中，金斗官、安熙正、李光载三位的飞跃性发展让人不由得感慨万千。安熙正的名誉也得以恢复了，即使抛开公理正义，从个人角度，我也感到无比高兴。我想天堂里的卢总统也一定很欣慰。

这个事件后来到8月份成了个大问题，当时我正在休暑假。我的暑假休得比别人晚，虽然有一个星期的假，但是我只打算休三天。我和妻子去庆尚北道闻庆市做了次短期旅行。我很喜欢这里，我们在凤岩寺住了一夜，当地没有手机信号。第二天我们从那里出来，刚到了有信号的地方，就接到一位记者的电话采访。我这才第一次听说了这件事。新闻报道里还批评我去休假和一天不接电话。

说实在的，梁吉承作为附属室长，有职责在身，去参加宴请确实有些不合适，但也不应该被批得太过分。如果说有不合适的地方，那就应该哪里不对批评哪里，但他还被扣上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后来他主动请辞了。梁吉承也被传唤调查，在被推来搡去的过程里，遭受了十恶不赦的坏人都不会遭到的各种侮辱。舆论界甚至怀疑青瓦台故意包庇他。真是不可理喻！

舆论把这件事炒得沸沸扬扬，青瓦台内部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有人连事实关系都搞不清，看了媒体的报道也跟着埋怨他。我实在太气不过，就给青瓦台的工作人员发了封邮件，题目为《民政首席对包庇梁室长一事不当调查的意见》，把事件的前因后果讲清楚了。连青瓦台内部的同事都不知道他的冤屈，可见舆论报道是怎样枉顾事实地担当起裁判的角色了。后来调查结果和事情的前因后果虽然被澄清，但为他恢复名誉的努力却远远不够。

崔道术事件：打翻内心的五味瓶

2003年10月6日到9日，总统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东盟+3”首脑峰会，这期间发生了“SK秘密资金事件”。检方表示前任总务秘书官崔道术与此事有牵连，要对其传唤、调查。媒体一连多日铺天盖地地报道崔秘书收受秘密资金一事。

其实，所谓崔秘书的涉案事实，民政首席室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发现并向总统汇报了。2003年8月秘书室人事调整时，崔秘书以准备参加国会选举的名义离开了青瓦台，这其实就是民政首席室所做的防备措施。

该来的还是来了。但真的成为现实时，给人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崔秘书在总统踏入政界后一直都担任会计一职，不离左右，被称为“总统永远的管家”。这件事给参与政府一直以来强调的道德要求打了折扣。

总统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看到了国内的报道，就一直为这件事担心。总统从海外出访回来都会与前来迎接的首席、助理们在总统府开个茶话会。这时我们通常会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汇报总统出国期间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

总统从印尼回来的当天晚上，即10月9日晚上我们就聚在总统府了。崔秘书的事情是不能不汇报的，我们简单地汇报了情况。总统表示不管怎样，自己最好出来表明一下态度。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表态的内容和方法。参谋们觉得如果总统向国民道歉，同时对整个竞选资金问题强硬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这种程度大家都能够接受。参谋们也进一步劝道：“现在检方还在调查，总统现在站出来表态不太合适。”总统说：“我自己看着怎么合适怎么办吧。”说完就结束了讨论，解散了茶话会。

茶话会结束后，总统把我留下了，他说：“如果没别的事，咱们再说一会儿吧。”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大家都以为总统想听我讲讲崔秘书事件的详细情况。所有人都走后，一切安静了下来，总统向我问道：“我有个提议，让国民再投一次票看看是否还信任总统，你觉得怎么样？”听到这话，我当时吃惊的程度不亚于当头一棒！我能理解总统的心情，他觉得对于崔秘书的事自己也有责任，但再次投票就有点太过了吧？稍有不慎，国家就可能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我将自己的想法如实说出，总统点了点头，说：“我在印尼期间一直在考虑，好像也没什么其他办法了。”这样看来，总统不是在咨询我的意见，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这种时候就算反对也没什么用。

人们都以为卢总统非常固执，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很多时候，过一段时间再把反对意见多说几次，他还是会改变想法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我说：“如果您想知道国民是否还信任您，那只能用国民投票的方式。宪法规定了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国民投票，这估计会引起轩然大波。对于能不能用国民投票来咨询对总统的信任，我们得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现在检方正在调查之中，投票还为时尚早，我们至少等到检方起诉比较好。”总统似乎也同意了我的看法，我觉得争取到了一些时间。

第二天上午10点刚过，附属室就十万火急地给我打电话，说总统正在去春秋馆[注：春秋馆：青瓦台内专门供媒体活动的地方。总统组织谈话、会见活动，发言人发表简报等都在这里举行。也是记者进出采访及投稿的地方。]的路上，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咨询国民是否还信任总统。我告诉他们：“必须阻止他！我马上出发，哪怕用尽一切办法也要抓住！一定要阻止总统，等我赶过去！”

当时民政首席室还不在青瓦台里，设在外交通商部的办公大楼。我立刻赶往春秋馆，但是总统的记者招待会已经开始了。

因为总统的这个记者招待会太突然，他连讲话稿都没准备。但是总统讲的每句话都发自肺腑。“崔道术辅佐了我大约20年。调查结果早晚会让真相水落石出，但是对于他的嫌疑，我不能说完全不知情。如果他有错误，由我来承担责任。我向国民们谢罪。同时也打算承担起责任。除了这次的问题，此前国民们一定积压了很多对我的不满，调查结束后不管结果如何，我想咨询国民是否还信任总统。我没有任何弄权的手段，大家对我个人道德上的信赖，才是我继续执政的基础。现在道德已经亮起了红灯，因此我觉得我应该接受国民们的审判……我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执政也很困难。舆论环境也不好，国会环境也不好，地区民意也不好，想要克服所有这一切不利条件，需要的不是我对权力的野心，而是我在道德上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拥有的自豪感。现在出了崔道术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再拥有那样的自豪感，难以再全力以赴地处理国家政务了。”

作为参谋，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这次记者招待会没有参谋陪同。卢总统察觉到参谋们可能会反对他的意见，或者预料到参谋们肯定会反对，干脆不给我们发表反对意见的机会，自己就付诸行动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除了公布信任投票这次，还有大联政[注：大联政：由议会主要多数政党联合组成的联合政府。与此相反，几个小政党联合起来成立的联合政府就叫“小联政”。]提案。也许，他觉得一旦听了参谋们的反对意见，就很难再坚守自己的想法了。反正，一般这种情况的结果都不太理想。

第一次辞职

到了2003年12月，人们纷纷开始讨论即将到来的下一年国会议员选举。其实，在2003年8月份人事调整及组织改编的时候，青瓦台已经把打算参加国会选举的人提前送走了。过去的政府都是在临近国会选举时，找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派人出来竞选国会议员，最大限度享受“青瓦台附加值”，但也会影响青瓦台的正常工作。我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宣传首席李海成、政务秘书官文学振、国内舆论秘书官金贤美、春秋馆馆长金晚洙、民政首席室行政官白元宇等都是这一时间离开的。

但临近选举的时候，党内开始出现针对我的“征伐论”，完全不顾我的个人意志。郑灿龙首席也跟我一起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为了维护总统正常的国政运营，我们需要在国会占过半数以上的议席，只要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人选就都被派去参加国会选举，以帮助总统。特别是开放国民党在岭南地区人手严重短缺，所以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够出来竞选，制造点影响。虽然我很难接受这个要求，但我能充分理解他们的心情。

我表态，自己还是无意竞选，结果党内的要求及表达方法逐渐变得强硬，甚至变得粗暴。他们自然不是直接对我说，而是选择通过舆论报道对我施加压力。最后甚至是恶语相加，质问我：“享受了荣华富贵，做出点牺牲就不行吗？”

我能猜到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大概想把我从青瓦台请走。因为我这个民政首席的原则主义让他们备感不便。对此我也能理解。面对检方的调查，我没有帮他们的忙，他们有不满情绪；对于党内的人事请求，我也没答应，他们也有不满。这些我以前也听说了。

但是，这个民政首席职位让我偏离原来的生活轨道太多，我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我一点都不想进一步涉入政坛。我想干脆连这个民政首席也不做了。而且虽然总统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很明显他也希望我出来竞选国会议员。在这一点上，即使他不说，我也能感觉得到。我觉得我无法满足他，但明明知道总统的想法，还赖在那里，没有任何行动，也不合适。我以身体不好为由表明了去意。正好当时发生了“闵庆灿基金事件”[注：闵庆灿基金事件：2004年初，传闻说卢总统的兄长卢建平的妻弟闵庆灿募集了650亿韩元基金，该事件实则是一起毫无根据的质疑。]，部分媒体和在野党又是各种无端猜疑，这成了我辞职的契机。2004年2月12日，我正式辞职了。

离开时我把心里的话通过“辞职之辩”说了出来。“永无休止的、毫无根据的曝光与质疑，让我每天都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中，我不能所有的事都一一处理，而且处理的方法也总有问题，这种无力感让我身心憔悴。”我也表达了对梁吉承室长事件、闵庆灿基金事件中各种无端质疑的遗憾。健康问题和竞选问题我也坦诚地说了出来，“我的健康状况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近来逐渐加码的国会竞选压力也让我喘不过气来。各种原因让我的肉体和精神都近乎枯竭，我现在想把这份力所不能及的沉重责任卸下来，回到我原来的生活轨道中去”。

进入青瓦台将近一年了，我终于感到了解放。虽然对总统和其他仍在青瓦台辛苦奋斗的人有些愧疚，但是我也只能选择这样了。

外面的空气真自由啊！我好不容易重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所以立刻就与妻子去江原道旅行了一趟。我们开车去了向往已久的很多地方，宁越、旌善、麟蹄、百潭寺，还有雪岳山。没了牵绊，我们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我的心情就像著名演员崔岷植在某个广告里喊的那句话——“我是自由之人！”

徒步喜马拉雅

2004年2月28日，喜马拉雅。

我虽然从青瓦台出来了，但是接下来该干什么还没有计划好。我觉得暂时还不能做律师。在回归律师行业之前，我应该保持低调。一直以来，我十分向往尼泊尔、中国西藏，还有印度北部地区，我计划去徒步旅行，洗涤心灵的同时也能思考一下今后该干些什么。

我工作过的综合律师事务所有疗养年假制度，员工工作满10年可以休3个月，工作满20年可以休6个月。我工作满10年的时候，因为太忙没休假，后来到1997年我当律师将近15年的时候，才休了3个月。当时，我去了拉塔克和尼泊尔的珠峰南麓徒步旅行，那里是瑞典生态环境运动家海伦娜·贝里霍奇的著作——《远古的未来》一书的背景地，正赶上一位跟我年龄相仿的牧师也在休疗养年假，于是我们二人就拿着地图出发了，没有向导，也没有背夫，那次真是太好玩了！后来，一有时间我还想去徒步旅行，因此，平时一看到有关徒步旅行的资料，我都会收集起来。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上次去的是珠峰，这次我的目的地就定在安娜普尔纳[注：安娜普尔纳：位于尼泊尔北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山峰。——译者注]。

隔了这么久再次来到尼泊尔，感觉这里变化很大。首都加德满都市内到处都有持枪军人在站岗、搜查，气氛很紧张。听说此前王宫里发生了枪击事件，国王与王子都死了，国王的弟弟继承了王位。前任国王实行的民主化政策出现了倒退，民心不稳。乘此机会，反政府武装活动逐渐频繁，所以首都市内才会有持枪军人警戒。

我们夫妻在尼泊尔期间，反政府武装向全体国民下达了总罢工的命令。除了首都加德满都以外，几乎地方上所有人都响应了总罢工令。除了军用车辆、救护车之外，只有写着“Only Tourist”字样、载有游客的车能够通行。总罢工虽然没有波及加德满都，但是听说地方上都不再给首都供应食品了，因此对首都的冲击也不小。听向导说，政府宣传说叛军对没有参加总罢工的人实施了报复行动，所以参与率看上去很高。事实上确实存在报复的情况，人们心中有恐惧也是事实。但是如果真的只是这样，那参加的地方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政府如果不能果断地推出民主化政策来笼络人心，我感觉王政确实岌岌可危。

安娜普尔纳徒步路线一般都是从尼泊尔第二大城市博克拉出发的。这里属于亚热带气候，海拔900米左右，四季温暖如春，有“费瓦”天然湖，湖周遍布酒店和旅游山庄，美不胜收。到了二三月份，酒店院子里的花草相继绽放，远方雪山环绕，充满异国情调，这如梦幻般的画面让人如痴如醉，哪还用去别的地方，光是在这里休息就已经很享受了。不久前去世的朴婉绪[注：朴婉绪（1931—2011）：当代韩国文坛女作家，主要作品有《裸木》《站着的女人》等。——译者注]先生十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有关尼泊尔的游记，叫作《亵渎》，当年我读了其中描写博克拉的文字后，一直对这里心生向往。

安娜普尔纳徒步路线原本是要一直走到海拔4700米高的大本营。1997年，我徒步登珠峰和拉塔克时，曾经到过海拔5900米的地方，这次我对海拔高度没有太大的野心，更想去大本营看看，但我对自己的体力没有自信。我们选择了布恩山路线，到达海拔3500米左右，然后在山间的村庄里游览。这个路线如果为期一周应该不困难，但我们压缩到了5天。我体力严重下降，疲惫不堪。

我们通过旅行社预约了向导和背夫。向导曾经在韩国工作过，经验丰富，而且韩语说得很好。因为当时天气寒冷，我们的行李很多，又是棉大衣，又是睡袋，就要找两位背夫，可我们到了徒步的出发地一看，只来了一位背夫。可能他想先看看我们的行李，然后再判断要不要再叫一个人。他说自己曾经给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韩国登山队做过背夫，虽然他体格很小，但身体看起来却很结实。

安娜普尔纳徒步路线一般都是从尼泊尔第二大城市博克拉开始的。这里属于亚热带气候，海拔900米左右，四季温暖如春，有“费瓦”天然湖，湖周遍布酒店和旅游山庄，美不胜收。

他看了看我们的行李，说他自己一个人就足够了。向导说，根据尼泊尔劳动法，背夫的行李重量要限制在20公斤，但一般人都不遵守，背三四十公斤也大有人在。在他看来，我们两个人的行李合在一起，由他一个人背没有问题，把差价都给那个人，让他一个人背也好。确实，我们的行李都是棉大衣、睡袋之类的，体积不小，但并不太重。我说“好吧”。但我们两个人的行李合起来肯定超过了20公斤，别的不说，光行李的高度就快赶上背夫的个头了。就这样把东西都给他，我们空着手走山路，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不行，大韩民国的男人得要面子啊！”想到这里，我还是把一半左右的行李背在自己身上了。背包本来10公斤都不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徒步时觉得奇重无比，但我总不能背到一半再还给他吧？更不能让妻子分担……我一直背到了最后，也累坏了。

背夫背的行李又高又重，可是人家毫无疲惫之色，只是一味地赶路，时不时他还要等步履缓慢的我们，经常等得不耐烦干脆先走了。我本来还替妻子的身体担心，但她却没什么问题，真正吃苦头的人倒是我，平时号称自己是登山爱好者，还吹嘘自己曾经到过海拔5900米，但这次的徒步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苦行。不过想到喜马拉雅的景色，静美的山间村庄、夜空中的星星、清新的空气，一切都值了！

我还有一个大收获，这次安娜普尔纳徒步帮我把烟戒了！我从高中开始吸烟，本来在青瓦台时就应该戒掉，因为按规定，像青瓦台这样的公共建筑是禁烟的。我很早就经常跟总统在一起吸烟，后来觉得这样有点不礼貌，心里有了负担。可有时是总统让我吸，他会说：“文首席，给我一支烟。”直接到我这里拿烟，搞得我不得不跟他一起吸烟。总统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为了吸烟这件事没少听夫人的唠叨。我心里一直想着戒烟才是上策，但在青瓦台的时候到底还是没戒掉，别说是戒烟了，此前我一直是每天半盒，在青瓦台期间，每天一盒还不够。

后来，有件事让我意识到了戒烟的迫切性，那是我喜欢上潜水以后。

一开始我和妻子一起玩潜水，妻子的水下呼吸器几个月也没什么变化，我的就不行，呼吸管一两个月就变成黄黄的颜色。我这才知道，原来不仅是吸烟时，就连平时，我呼出的气体都有尼古丁。我这才真切地意识到，原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向这个世界呼出尼古丁。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戒烟，安娜普尔纳之行终于让我把烟给戒掉了。

我们一行汗流浃背地走在山路上，到了景色绝美的地方就歇歇脚，这时如果能抽上一支烟，那简直是吸烟的最高享受了——但我只能说“遗憾”了。这里空气如此纯净，在这里吞云吐雾让我有一种负罪感。徒步过程中我吃了很多苦头，有没有戒烟引起的不适感我也不清楚，反正徒步之后，我再也不吸烟了。

一提到喜马拉雅山脉，大家都对高原反应很好奇。专业登山人员到达海拔8000米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以我的经验来看，普通人能到达的高度，只要慢慢走都能适应。高原反应一般从海拔3000米开始有感觉，不管是坐飞机上去还是乘车上去，哪怕走着上去，只要上得快都会有反应。所以，我看给西方人写的徒步路线指南上都会注明一定要慢慢地走，路线的设定是名副其实的“喜马拉雅漫步”。

可是我们韩国人本来就喜欢登山，速度又快，能够去喜马拉雅徒步的人应该都没少登山。因此，专门为韩国登山客设计的徒步路线基本上都要比西方人的日程缩短一半，几乎可以说是“急行军”了。高原反应的症状有头疼、呕吐、腹泻等，视个人体质而不同，神奇的是，只要一下山马上就好。所以，如果产生了高原反应，就停下脚步适应一下，再不行就直接下山。可我们不是意志坚强的韩国人吗？即便痛苦，也得咬紧牙关继续坚持呀。特别是有些人意志坚强，又不愿意给同行人带来麻烦，更要坚持，最后高原反应严重到完全无法自己走路。我们刚刚进入安娜普尔纳当天，就有两名韩国人被直升机运送下山了。向导说韩国人总是喊“快点儿，快点儿”， “快点儿，快点儿”这话我也说了无数遍。

登山的时候能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大山该有多好！

1997年，我在珠峰徒步时也是这么想的，在珠峰，即使海拔5800米的地方也有专门为登山客准备的客栈，分布着山间村落。在这里，海拔4000米左右有个村子叫“那木齐”，那里的“那木齐巴扎”蜚声世界，“巴扎”就类似于我们的乡村五日集。我记得好像是每逢周三开放，生活在海拔更高和更低的村子里的人拿着土特产、食品、旅游纪念品等到这里来赶集，非常值得一看。来摆摊的都是住在山间村庄里的居民，他们把要卖的东西捆成体积超大的行李背到那里。他们背行李的方式也很有异国特色，不像我们用肩膀背，他们是把背带套到额头上在山间行走。很多西方人特意去赶这个集，有的甚至为此等上好几天，但我们韩国人只想往上走，碰上了就参观一下，碰不上一般就直接走了。我觉得旅行的目的不仅是徒步，对这类风土人情最好也抱有强烈的好奇心。

结束了安娜普尔纳的徒步旅行，我们去了博克拉的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观察鸟类。具体说来，就是骑着大象在公园的树林里观察犀牛等野生动物和各种亚热带鸟类的活动。我们还乘坐长长的独木舟沿江而下，观察江边的鳄鱼和鸟类。为了前往加德满都，我们需要到附近的机场，可正赶上叛军下达了总罢工令，连公共汽车都停止运行了，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法去机场了。向导给我们找了辆吉普车，装了几个人去机场。司机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贴了个很明显的标志，上面写着大大的“Only Tourist”字样，意思是车上只有游客。在去机场的路上，除了救护车和军用车外，果然看不到其他车辆，偶尔有一些像我们坐的、写有“Only Tourist”字样的汽车映入眼帘。

一路上处处都能看到燃烧着的树木或废旧轮胎，还遇到岗哨盘问过往车辆，他们看起来都气势汹汹的。每次有人上前盘问，吉普车司机都得解释，最后到了距离机场差不多十几公里的地方，司机说：“前面我去不了了。”向导只好又找了个载客人力车，我们估摸坐了两个小时才到达了机场。

总统被弹劾

我们在加德满都逛集市和附近庙宇的休息期间，偶然才听到了总统被弹劾的消息。

我从青瓦台出来后，一切对外联系都断绝了。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如果和别人联系，可能就要见面，见了面难免就会有一些请求，接着就会有麻烦事。我想我得尽早让大家认识到，我现在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我去尼泊尔时，也没和当地领事馆联系，连手机都没带。韩国方面的消息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听到了。

我在加德满都住的酒店，每天早晨都会有人从房门下面塞进来一份英文报纸，我记得好像是《国际先驱论坛报》。我每天早晨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由于英语水平有限，我也就大体浏览一下标题。有一天，一行很粗的英文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 South Korea President Roh（南韩总统卢），再往后面看是“impeached”，我不认识这个单词，赶紧往下细看，大概猜出了文章的大意——在野党在国会提起了弹劾总统的议案，我大吃一惊。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大国家党在总统就职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提到过弹劾。就在我辞职前不久，民主党赵舜衡代表也提到过弹劾。这种政治上的进攻是常有的事，我猜这次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攻，没想到弹劾决议真的通过了。

就算这次也是政治进攻，可不是光嘴上说了，既然都提起了弹劾议案，我猜韩国的政局一定非常混乱。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再若无其事地继续旅行呢？我决定先回去看看情况，然后再继续旅行。由于没有从加德满都到首尔的直飞航线，我们必须在曼谷或香港转机。在曼谷机场等待转机的几个小时，我看了当地的英文报纸《曼谷邮报》，同样的新闻已经变成了头版头条。

我回国不久，总统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我看到网上反对弹劾的言论铺天盖地，也有人主张让总统道歉，撤销弹劾议案，以解决问题。因此，我以为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至少能表示一下遗憾之情，做出一些缓和性的、妥协性的表态，也好给在野党一个名义，可以对弹劾议案不做任何处理或干脆撤销。

但完全不是这样的。总统的态度依然那么强硬，讲究原则，这反而激起了在野党的战意，真不愧是卢总统啊——处境越是艰难，就越是坚韧，遇山开山，逢水搭桥。记者招待会上，他完全表现了一贯的行事作风。我想，参谋们一定建议过他在姿态上要妥协，但总统对这些建议置之不理的画面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现在，妥协是一丁点儿可能都没有了，总统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结果。

请你们重新让我做回总统

弹劾议案最终被国会通过了。总统委托我组织“弹劾事件总统方代理人团队”，全权负责法律上的应对工作。我随后组织了代理人团队。现在想来，当时我们真是组建了我们所能够组建的最强阵容。我们决心要找的代理人本身都应该保持立场中立，而且名声与实力要首屈一指。

到底什么样的人比较好，我和很多人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然后我一一找上门提出邀请，几乎所有人都痛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只有一位拒绝了，他说自己与宪法法院院长关系密切，容易引起误会，不太好，但是如果有需要在幕后提供帮助的，他将尽力帮忙。事实上，他也确实提了很多建议，帮了很多忙。我对所有人都无比感谢。

工作正式开始了。

首先，我得重新申请执业。我进入青瓦台后，律师的工作就处于暂停执业状态，我赶紧申请重新执业。自大宇造船事件之后，我与卢武铉律师第二次成了辩护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因为我不是首尔的律师，在首尔也没有办公室，就在瑞草洞临时找了个办公室。跟我一起做弹劾代理人的其他几位都是法律界名声显赫的大律师，法律上的能力都非常突出。我们本来也很熟悉，配合得非常默契。每个人对这个团队的人员构成都很满意，第一次开会就充满了自信和使命感。我们都坚定地相信：只要依法办事，就一定会取得胜利。多数党就是靠人数一时得势，从法律上讲，这次弹劾根本就说不通。简直可以说是多数党违背民意的一场政变，这是民主宪政的危机。如果这件事得不到解决，那韩国宪政的未来将暗淡无光。

我们做了职务分工，柳铉锡律师担任首席律师，韩胜宪律师自请当总负责人，其余几位按照各自论点分别负责不同领域，他们按照这种方式分配进行研究、写作，以及发表。

我们对法庭辩论也进行了分工。每次庭审，对要发言的代理人的人数和顺序、发言的内容、突发情况的应对等非常详细的信息，我们都是一起讨论后再上庭。

在民辩方面，我们选出了因实力出众、工作认真而广受好评的赵庸焕、白承宪两位律师，他们没有以代理人的身份上法庭，而是在法理研究与工作后勤方面给予了全身心的帮助。他们二位在团队正式启动之前，就对弹劾审判制度进行了研究，同时确立了我们这一方的法律对策的框架。金善洙律师也帮了不少忙。不过，他们觉得民辩所属律师以代理人的身份正式出面不太合适，因此没有正面出现。

我作为代理人团队的干事，负责一些具体业务和宣传工作。舆论战地也很重要，但这可是个苦差事。每次我踏入宪法法院都要站在摄影记者面前，对我们当天上庭的立场和争论焦点进行说明。

我作为代理人团队的干事，负责一些具体业务和宣传工作。舆论战地也很重要，但这可是个苦差事。每次我踏入宪法法院都要站在摄影记者面前，对我们当天上庭的立场和争论焦点进行说明。庭审结束出来时，又要总结当天的审判，发表意见。虽然现场都会设置采访区域，但由于记者太多，我在现场还是会忙得晕头转向，闪光灯乱闪，我根本看不清记者。站在摄影记者面前，我才切实感受到这件事有多辛苦。我以前没做过这个，觉得很不适应。我只是个弹劾代理人，就要站在摄影区域面对记者，那如果被检方传唤，以嫌疑人身份上庭前站在摄影区域得多么难受？说什么舆论自由、国民知情权，强迫一个不愿意站在摄影记者面前的人接受采访，谁有这样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更应该尊重他人的名誉。

另一方面，我还努力让以宪法学者为首的法律学者与法律专家发出反对弹劾的声音。宪法法院不可避免会沾染上政治色彩，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专家的声音占据舆论的主导地位。也有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以联名上书的形式，或者以学会的名义，发表反对弹劾的声明。在最重要的宪法学界里，首尔法律大学的安庆焕教授起到了核心作用，年轻学者绝大部分也都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弹劾审判过程中，我会经常到反对弹劾的烛光集会现场。我也想以一名普通市民的身份为烛光集会贡献一份力量。想到弹劾审判的政治性与宪法法官的保守倾向，我觉得有必要在舆论上占据压倒性地位。

弹劾审判过程中，我会经常到反对弹劾的烛光集会现场。我也想以一名普通市民的身份为烛光集会贡献一份力量。想到弹劾审判的政治性与宪法法官的保守倾向，我觉得有必要在舆论上占据压倒性地位，这件事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法庭辩论。一想到“民意就是宪法”这句话，我就把参加烛光集会看作为法庭辩论所做的准备工作。连日来，汹涌的烛光集会人群将市厅前面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集会很是庄严。这让我想起了和总统一起参加过的六月抗争。也有人把反弹劾烛光集会示威说成是“第二次六月抗争”。媒体报道了我去参加烛光示威的照片，照片里我和妻子并肩而立，我觉得这也是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有家网络媒体还报道了我的感想：何为宪法？它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吗？不是。它是国民对民主主义所持有的最普遍、最朴素的理想，宪法就是将这个理想具体表现出来而已。因此，对于宪法的解释终归还是要从普通国民的民主主义意识与法律意识出发。这要反映到宪法中去。这么多市民走上街头，用烛光示威的方式表达对弹劾的反对，难道不是已经为弹劾审判指明方向了吗？

在准备庭审过程中，总统与几位代理人曾经见过一次面。总统为了表达谢意特意安排了这次见面。其实，关于庭审的准备也不用刻意多说什么，就说了说总统是否有必要亲自出席的问题，对方申请要求总统直接出庭，总统说没什么不能去的，决定要去。这虽然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但是我们觉得根本没那个必要。后来，宪法法院也没有接受对方的请求。总统过了那么久近乎幽禁的生活，想必身心俱疲，但他依然不失幽默感。愉快的谈话结束后，我对总统说：“最后，总统还有什么要嘱咐代理人团队的吗？”总统突然站起来，说：“请你们让我重新做回总统！”这本来是个让人心情沉重的话题，结果一行人都笑着离开了。

弹劾审判还在进行中，2004年4月15日，第17届国会议员选举如期而至。我在选举收官阶段才到釜山等几个选区帮了帮忙，结果开放国民党占了全体299个议席中的152个，成为了国会过半数的政党，民主劳动党在按比例代表[注：比例代表：韩国从第17届国会议员选举开始实行的制度，投票人投票时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与政党分别投票。获胜候选人即为地区代表，各政党按所得票比例分配国会中的比例代表席位。目前韩国国会300席中地区代表为246席，比例代表为54席。——译者注]选举中也赢得了8席，以全体10席的成绩一举成为国会第三大政党。如果不是选举最后阶段郑东泳议长的“老人发言”[注：老人发言：国会议员选举过程中，郑东泳为了鼓励年轻人投票，表示“老人不去投票在家里休息也没关系，因为他们是不能够决定未来的。但年轻人是可以决定未来的，必须去投票”。此言一出，大众哗然。开放国民党因弹劾风波在国会选举中本来势如破竹，但以此事件为转折点支持率开始下滑。——译者注]引起了一些不快，开放国民党还会占据更多的议席，成为过半数的压倒性政党。一般人都推测，岭南地区至少还能再拿到几个议席。总体来说，这个结果就是民心对弹劾的审判，我认为这次国会选举的结果为宪法法院的弹劾裁决定下了基调。

5月14日，宪法法院的审判结果终于出来了——弹劾请求被驳回。我与连日来一同并肩奋战的几位代理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记者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高兴得无以言表。我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个契机，让我们的政治文化再上一个新台阶，实现国民的团结合作。宪法法院对弹劾理由中的一部分予以了认可，我们应该尊重宪法法院的决定，谦虚地接受意见。这个决定大体上和我们的预想很接近，我认为国民用法律途径表现出了健康的心态。”

但令人伤心的是，担任首席律师的柳铉锡律师在完成最后辩护后晕倒了，最后也没能醒过来，于2004年5月25日辞世。他一生致力于人权律师事业，最后在弹劾法庭上点燃了最美的焰火。宪法法院的结果出来当天，代理人团队就去了他的病房，打算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但是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我们只能把好消息告诉给了他的亲属。我作为市民社会首席前往参加了他的葬礼，也带去了总统的沉痛悼念。

接任市民社会首席

弹劾审判结束三天后，我又回到了青瓦台。这次我的身份是市民社会首席，总统非常诚恳地邀请我出任这个职位。青瓦台进行了改组，把现存的国民参与首席室扩大为市民社会首席室。总统说，首席这个职位就是为我准备的，让我必须担任。其实这并非事实。改组部门，扩大现有国民参与首席室的权限，是为了与市民社会团体更密切地联系。但既然总统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也不能拂袖而去。

总统改组市民社会首席室，由我担任首席职位，是有原因的。参与政府的组建是市民社会团体的力量，卢总统的当选与其说依靠的是自己所属的民主党，不如说依靠了身后广大市民社会团体的力量。但是，在伊拉克派兵问题、扶安问题、新万金问题、平泽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事件之后，总统与市民社会团体的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很多人对我们感到了失望，有的人甚至与我们背道而驰了。

但是，烛光示威活动让市民社会团体重新团结起来，还将总统从弹劾中拯救回来，4月15日的国会选举又将开放国民党打造成了多数党。现在正是与市民社会团体重新携手的最好时机。当时，正好有一个流行词叫“Governance”（协治），我们梦想着能够与市民社会实现Governance，总统也让青瓦台的参谋们阅读Governance方面的书籍。

因为我在釜山地区长期参加过市民社会活动，做民政首席时与首尔方面的市民社会有关人士也有过来往，所以总统认为，第一任市民社会首席由我担任最合适。为了不辜负他的期望，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把重要的社会矛盾按照不同的秘书官室进行分工，让青瓦台直接关注。为了实现国家级矛盾调节的系统化，我让“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担负起矛盾调解机构的功能。而且为了实现矛盾调解的法制化，我们还推动了矛盾管理基本法的制定。不仅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还有“国家能源委员会”等国家政策讨论机构，也增加了市民社会的参与度。

回首过去，发现我们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但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朝着福利国家前进的同时，又要防止政府变得过大，我们的方法就是将此前政府所执行的一部分功能让渡于民间。这也是培育市民社会健康成长的方向和道路。

但是，因为业务内容的不确定，市民社会首席室的工作与别的首席室不同，根据责任人的不同、工作方法的不同，也会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我做市民社会首席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参加离散家属见面会。2004年7月，母亲被选中参加了在金刚山举办的离散家属见面会，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亲妹妹。母亲家中有六个子女，母亲是大姐，现在唯一健在的骨肉血亲就是这位最小的妹妹了。母亲从卢泰愚政府时期就开始申请参加离散家属见面会，但一直未被选中。实际上，这次参会也并非是母亲被选中了，而是她身在朝鲜的妹妹被选中了，而且是在我离开青瓦台的那段时间被选中的，只不过活动的举行是在我当上市民社会首席之后。我也去了金刚山，见证了母亲与小姨见面的喜悦。小姨知道我在青瓦台工作，还问了我的职务是什么，我当然老老实实地回答是市民社会首席，但无论我如何解释，她都搞不清楚这个市民社会首席是干什么的。

我做市民社会首席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参加离散家属见面会。2004年7月，母亲被选中参加了在金刚山举办的离散家属见面会，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亲妹妹。母亲家中有六个子女，母亲是大姐，现在唯一健在的骨肉血亲就是这位最小的妹妹了。

还有件事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那就是李基俊[注：李基俊：2005年1月就任韩国教育副总理兼教育人力资源部部长，但因其担任首尔大学校长时在校外兼职理事、过度使用办公费用、儿子双重国籍等问题，遭到了舆论的批评，就职仅两天就辞职了。]教育副总理人事波动。这是参与政府人事工作中最大的失败。他身上的问题在审核过程中并非无人知晓，但还是没有做“不合格”处理！偏偏决定人事安排的那次人事推荐会我没有参加。我在青瓦台时，每周都会参加人事推荐会，只有一次缺席，就是那一次。我觉得人事推荐会是最重要的会议，此前从不缺席，但那天地方上有重要事情，我亲自去了，回来时错过了会议。如果我早知道回不来，肯定会把会议时间推迟。而且，如果我是专门负责人事审查的民政首席，估计人们也会等我回来再开会，正因为我是市民社会首席，我不在场，会议也照常进行了，结果就出了问题。

如果我参加了那次会议，我一定会反对的，因为这不符合我的标准，而且我记得李基俊的问题在首尔大学时就存在了，当时就遭到了舆论的批评。他的问题但凡有人指出来，一定会引起在场人的共鸣。但因为他是秘书室室长熟悉的人，可以说是秘书室室长推荐的，所有人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那么过去了。就因为这件事，秘书室室长、民政首席、人事首席、宣传首席，还有我，人事委员会全体都提出了辞职。最后，以民政首席与人事首席的离开结束了这场风波，但我们所有人终究都没能做好工作，还连累了总统。

不过，参与政府的人事推荐与审核系统还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推荐与审核分离，开会讨论做出决定，在这个系统里各方相互牵制，而最重要的是，总统对系统极为尊重的态度。

如果万事总是看总统的意思，系统马上就会变成无用之物。卢总统自始至终都非常尊重这个系统。我们考虑人事变动时，总统有时会让我们重点讨论一下某个人选，有时也会对某人给予高度评价。在总统身边工作久了，自然就能了解总统用人的想法。我们也尽可能揣摩总统的想法，尽力挑选总统喜欢或者评价较高的人进入备选名单。

但我们在人事审核以及对审核的评估中都绝无例外，即便是总统直接指示让我们讨论的人选也一样。有的人是总统平时对其就有想法，我们会故意放入备选名单中，但如果其评估结果比较差，或审核中出现了问题，也会被排除在外。我们将排除的理由报告给总统后，总统也都能接受，一次都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觉得这才是参与政府人事系统能够正常运转的关键。

“大联政”：总统的苦恼

2005年1月，我又换了工作，重新回到了民政首席室。政府成立的时间一长，初期那种紧张感自然就会降低，氛围也会变得轻松一些。就在这时发生了李基俊教育副总理人事波动事件，结果导致民政首席与人事首席引咎辞职。总统觉得我们应该找回当初的雄心壮志，重新狠抓工作纪律，于是我再次承担起了这项重任。

就在我第二次担任民政首席的这段时间里，参与政府发生了一件最让人痛心的事——总统的大联政提案。

总统发起提案，表示要与大国家党搞联政，考虑将内阁构成权让给大国家党。虽然总统这么做是为了进行选举制度改革，以打破地域主义的局限，但这个提议震惊了我们这一派的支持者，因为是他们经历了烛光示威反对弹劾，将开放国民党打造成了国会多数党。为此，整个市民社会团体阵营弥漫着失望的情绪。在湖南地区，人们干脆就说这是对湖南的背叛。以我为首的所有的参谋都反对这件事。虽然我们也站出来再三强调总统是真心实意的，对总统的决定表示拥护，但并没有什么作用。我们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当然也说服不了别人。

后来总统也承认，这是参与政府时期最大的一个败笔。

事实上，大联政提案起初并非在总统的计划之中。当时，为了在平时讨论国家重大问题时，执政党、政府、青瓦台的意见能够达成一致，每周五晚上，我们都会在总理府召开以总理为核心的党、政、青要员八人晚餐会。党方面，由党议长与国会代表出席，政府方面由郑东泳、金槿泰、千正培、丁世均几位部长中的两三位出席，青瓦台方面则由秘书室室长、政策室长和我出席。这个会议虽然名叫“八人会议”，但是成员并不固定，有时会增加党政策委员会议长等一两位。特殊情况下，总统也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参加这个会议，然后跟大家说：“咱们见个面吧。”

2005年6月底，我们开会时，总统突然来了，先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后来说到了大联政。当然，他的目的是进行选举制度改革，以打破地域主义的限制。其实，总统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以前执政党是议席少得可怜的少数党，多少还可以理解，而此时，执政党已经是多数党，再提出这个就叫人费解了。第二次补选中虽然失去了一些议席，没能过半数，但如果与民主劳动党携手，还是可以过半数的。总统的一席话让所有人的心里都不大舒服。因为事发突然，事前谁也没讨论过，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是听总统讲。总统临行前留下一句话：“也不是马上就要这么做，我就是让大家想一想。”总统一走，所有人都如临大敌。李海瓒总理对所有参加会议人员都嘱咐道：“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大家就当没有这回事，谁也不要出去乱说。”

但是没过多久，某报纸就将这件事作为特别报道刊登了出来。我们推测应该是政党方面的人泄露出来的。看了报道后，我和青瓦台所有参谋们都一致建议总统解释一下，说目前还只是处于构想阶段，以此来掩盖过去。但是总统给党员们发了一封公开信，公开提出了“联政”这一提案。就是因为参谋们反对，总统才亲自写了公开信，并上传到了个人主页。于是，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

大部分情况下，总统如果有了什么构想，会跟身边的人说，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再反复琢磨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对自己的想法进行梳理、修正，甚至是收回。

大部分情况下，总统如果有了什么构想，会和身边的人说，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再反复琢磨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对自己的想法进行梳理、修正，甚至是收回。因此，如果是不了解总统讲话方式的人，很可能刚一听到总统的话，就误以为他已经打定主意了，那天的晚餐会就属于这种情况。实际上总统还没有梳理好自己的想法，只是开了个头而已。后来，我听总统说，当时开放国民党没能达到过半数议席，再次成了“朝小野大”[注：朝小野大：执政党弱小，在野党强大。——译者注]的局面，再加上大国家党又提出了要辞退国防部部长尹光雄的议案，他把当时的政治状况想象得太严重了。其实，如果就那样下去，总统十有八九会收回自己的想法，即使他不收回，跟参谋们商量之后，也会对政治状况有一个更准确的判断。那样他的想法也许就会发生改变。再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改变想法，也会选择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以更有条理的内容、更完整的形式，展示出他的构想。但是因为意外泄露，总统的真诚受到了质疑。政党的反应与媒体的情形让整个社会都无法进行正常的讨论，就算联政提案部分有问题，进行选举制度改革以打破地域主义这部分至少应该被保留下来，那样，多少还能让这个提案有些意义，但这一点也没做到。

其实，总统将旨在打破地域主义的选举制度改革与联政联系在一起并非首次。2002年12月26日，当选后不久，卢当选人就参加了民主党中央选举对策委员会当值者研修会，并发言道：“为了打破地域对立，就算是把总统的权力减少一半，我觉得也应该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他在政治圈内提议，协商选举制度以打破地域主义。2003年1月18日，当选人在电视采访中表示：“任何地区都不能允许一个政党占据70%—80%的权力，我要打破地域主义，像法国那样，让过半数的政治势力来决定总理人选。”

2003年4月2日，总统就职后第一次进行国会施政演说，在以上言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说了下面的话：

“地域主义必须克服掉。如果任由地域主义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政治一步也不可能前进。我希望从明年的国会选举开始，执政党能与在野党达成协议，修改选举法，不能再让特定政党占据特定地区2/3以上的议席。我的这一提案如果能够在明年的第17届国会选举中实现，我将把组成内阁的权限让渡于占据过半数议席的政党及政治组织。这样就等于把总统权力的一半甚至更多拱手交了出来，这也符合众多国民对分权型总统制的要求。虽然也有人主张应将其固定到宪法中，但是，我们现行的制度是总统接受国务总理的提名之后再任命国务委员，我觉得这样可以做到尊重国务总理的提名权。这是为了国家的未来着想，我是发自真心地提案，希望能够被接受。”

其结果就是大联政提案。

改革选举制度、打破地域主义是总统的一贯主张。“总理决定权”“组织内阁权”“联政”等只要有助于此，他是可以让渡权力的。他阐明自己的分权之意是为了促进选举制度的改革。但是政治圈对卢总统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选举制度改革要求，没有给予任何答复，市民社会团体阵营也是如此。虽然他们也认为卢总统说的没错，这事的确有必要，但却不付出任何行动。在我看来，首尔的市民社会团体阵营对消除地域主义、地方化、分权化、国家均衡发展这些议题没多大兴趣。虽然他们赞同这件事的正确性，但并不认为它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人问：“那是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吗？”也有人评论道：“当务之急是消除两极分化，可总统却一门心思搞什么打破地域主义，这些问题根本不着急啊！”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进步、改革阵营目前所处的境况。

为调查指挥权付出代价

2005年10月，检方开始调查东国大学姜祯求教授违反《国家保安法》一案[注：2005年10月，姜祯求教授在网络上发文主张“韩国战争是朝鲜高层为了统一祖国而进行的解放战争”，被告发违反《国家保安法》。]。调查很正常，有嫌疑起诉也没问题，但问题是如何申请逮捕令。法务部部长千正培对检察总长金钟彬动用了调查指挥权[注：调查指挥权：韩国《检察厅法》第8条规定，法务部部长作为检察工作的最高监督者，一般可以指挥、监督检察工作，对于具体案件也可以指挥、监督检察总长。]，指示他做不拘留调查。按照《检察厅法》，法务部部长有权在具体案件上指挥、监督检察总长。

千部长之所以动用调查指挥权，不仅仅是因为他判断这起案件适用于不拘留调查，更是因为他坚信按照《刑事诉讼法》精神，我们的刑事司法程序就应该遵循不拘留调查的原则。他认为，该案件“是否不拘留调查”是刑事司法程序“是否遵循不拘留调查原则”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但金总长抗议法务部部长动用调查指挥权的行为，并提出了辞呈，包括后来成为检察总长的郑相明副部长，还有我在内的许多人竭尽全力挽留他，努力说服他，可他还是固执己见。当时，敌视参与政府的那些舆论媒体都把他捧为英雄。

说实话，我不理解他的处理方式，到现在也理解不了，如果拿参与政府跟以前的政府还有现在的政府稍作比较，就更理解不了了。参与政府之前的历届政府，法务部部长随意指挥检察总长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甚至所谓的申请调查指挥权这样的程序都不用走，直接口头说就行了。现在的政府又如何呢？法务部部长虽说有权指挥检察总长一人，但部长以及法务部干部直接给地方检察长或负责调查的检察人员打电话，对调查做出指示，这是众所周知的。而在参与政府时期，这种事绝对没有过，我们只是使用了法律规定的方法而已。因此，这件事反而清楚地证实了，在当时，法务部部长平时对检察总长的工作不存在任何干涉行为。

当然了，从检察总长的立场上来看，这是有人在暗中给他施加压力，强迫他做一些他接受不了的事，他勇敢地公开内幕，甚至不惜为此辞职，这么做是为了维护检察系统的政治中立。但是千部长的所作所为都是公开、正式履行法律程序的。检察总长即使违背自己的原则，也应该遵照法务部部长的指示，这是正常的。他也可以选择其他渠道，将自己的原则尽可能阐释清楚。这又不是损害检察总长与检察系统“面子”和“自尊心”的事。不仅如此，这还是一个树立榜样的绝佳机会——法务部部长在具体案件上指挥检察总长时，必须履行指挥调查权这一公开程序。结果就因为金总长的反抗，一切又重新回到了过去那种不好的惯例上。而且，为了确保检察系统的中立，检察总长任期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遵守任期制本身也很重要。在任期制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之前，检察总长因为这样一件事就自动终止了任期，这是我至今都无法理解的。

不过，千部长动用调查指挥权这件事本身是否合理也存有疑问。从康锦实部长时期开始，为了对法务部与检察系统进行改革，我们就认为应该选用非检察系统出身的人做法务部部长。但这样一来，问题出现了，法务部部长一直与检察系统相处得不太融洽。法务部部长在统率检察系统，引领改革队伍时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也是非检察系统出身的人做法务部部长难以为继的原因。千部长虽然对检察改革有坚定的信念和意志，但也遭遇了同样的困难。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调查指挥权问题，他与检察系统的隔阂就更加固化了，以至于到最后也没能与检察系统同心协力地推进检察改革。这样看来，我们为调查指挥权付出的代价还是很沉重的。

民政首席为司法改革破题

我开始担任民政首席时就着手进行司法改革，当我再次归来时，这一问题的解决依然在进行之中，这是我作为民政首席首先要处理的大事。所幸的是，参与政府已经完成了司法改革方案，而且大部分已成功实现了立法，这使得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有了显著的提升。文民政府与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在这件事上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仅仅止步于讨论而已。当然了，我们也有没完成的部分，比如军队的司法制度改革，方案都做出来了，但因时间不足未能实现立法。大法院的“政策法院化”也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如果将来哪届政府有志于此，只要在参与政府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就可以了。

这项改革的对象是司法制度，可能并没有涉及普通百姓切身利益，但是我作为一名法律专家，亲自主持并成功推进了司法改革，这让我感到无比骄傲。

司法改革的进行应该与大法院密切配合，政府想要单方面推进是很困难的。因此，总统竞选时并没有将其列为竞选纲领，交接委员会时期也没有将其列入国政改革的议题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改革始于一个偶然的契机。当然这一契机也是历史的发展所带来的，参与政府的改革积极性引起了各个领域的广泛期待，也可以说就是这种期待制造了改革的契机。

2003年，发生了大法官人事波动事件。在大法官推荐人选问题上，青瓦台与大法院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当时法律界内外，在大法官、宪法法官的人员构成上，为了保障社会多样性，各方面强烈要求保护人权、女性与少数群体。在年轻法官群体中，很多人也要求不再论资排辈，而是提倡改革与变化等多样化的精神，并将这一精神反映到人事任免安排上。这一方向正是总统一贯强调的方向。大法院院长在着手进行人事工作提名新任大法官人选时，我就将总统的意思传达给了大法院方面。我说，为了实现对人权、女性、少数群体等各个方面的保护，总统希望这次提名力图实现大法官构成的多样性。但不知大法院的人是听了别的什么话误解了总统的意图，还是怎么回事，依然按照传统论资排辈的方式提名了候选人。那位候选人按照传统标准来看虽然也是非常优秀的人才，但与要求多样性的时代潮流完全相左，这引起了强烈的抗议。法务部部长康锦实与大韩辩协会长朴在承作为推荐委员参加了大法官推荐会议，他们在会上当场提出了反对意见，继而离场。连中青年法官都提出了异议，在野法律人士就更不用说了。因改革性强而深孚众望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法官朴时焕部长也提出了辞呈。部分中青年法官反对大法官提名，在网络上发起联名信等，集体表示抗议。

从现实角度来看，撤销大法院院长的人事提名也并非易事，但总统还是难以接受这个未能反映出多样性精神的大法官提名。而一旦总统拒绝这个提名，法院就会迎来史无前例的情况，并经受极大的震荡。就在进退两难之际，前任大法院院长尹錧出面进行了调节。他找到我，拿出了他与法院商讨出的解决方案，他表示：“虽然总统不是很满意，但如果这次的大法官提名能够通过，首先，大法院将带头与青瓦台一道推进司法改革。其次，下一届宪法法官候选人提名大法院院长还是有推荐权的。从这件事开始，下次大法官的提名一定以多样性为标准进行。召开全国法官会议，广泛收集意见，同时公开承诺下届宪法法官与大法官的人事安排将以多样性为基准。”我们在确认了法院方面的意见后，接受了这一方案。

由此，我们国家最早的女性宪法法官和女性大法官诞生了。后来，为了实现大法官与宪法法官的多样性构成，我们也进行了多方努力，使得这一改革在参与政府时期取得了巨大进展，甚至还出现了最早的女性宪法法院院长候选人，只是因大国家党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反对，最终没能成功。

另一方面，2003年10月，经过多次前期讨论，大法院与青瓦台一起组成司法改革委员会（简称“司改委”），开始踏上了司法改革的征程。司改委委员长由赵俊熙律师担任。经司改委讨论，还是由大法院与青瓦台共同组成司法改革促进委员会（简称“司改促委”），从事将司改委讨论的方案进行立法的工作，由韩胜宪律师担任委员长。

总统的道歉

在我第一次担任民政首席着手进行的各项工作中，过去史整理工作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经历了千辛万苦，《过去史整理基本法》才在国会通过，还成立了“为了真实与和解——过去史整理委员会”（简称“过去史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市民社会团体一直坚持不懈，他们的努力是这项工作能够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我们进行了长期的奋斗，可是由于大国家党的反对，推迟了立法，内容也被改得面目全非，但立法通过这件事本身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们根据特别法组织了“过去史委员会”。当然，光靠委员会一时的活动根本无法全方位地完成如此庞大的整理工作，于是我们研究出了解决办法：法律方面，最终整理由过去史委员会完成；政府方面，我们安排政府内部各个机构为过去史整理工作提供协助。

我们想让不同部门同时进行本部门的过去史整理工作，再把最终结果汇集到过去史委员会那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让最需要正视过去历史的国情院、检察系统、军队，分别设立各自的过去史委员会。内部的反对虽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还是都被说服了。从后期来看，这些部门机构自己整理的过去史工作都成果显著。

法院方面通过进行再审判决，以法院自己的方式整理过去的历史。根据过去史委员会的真相阐明决定，很多案件通过再审，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判决，这项工作现在仍在进行中。

还有一个机构最应该进行过去史整理工作，但却没有进行，那就是检察系统。当时检察系统要想与其他部门一起整理过去史，确实存在特殊困难。那些利用国家权力捏造案件，搞刑讯逼供等侵犯基本人权的案件，从程序上说是首先由国情院以及警方进行调查，再由检方起诉的。因此，只能是由国情院、警方先整理过去捏造案情的历史，然后由法院再审，宣布无罪，最后由检方在此基础上自己整理过去史。但是在参与政府任期内，进程没能走到那么远。最终，很多案件被证明纯属捏造，法院也宣布了无罪，国家承受了巨大的损害赔偿责任，而检察系统却没有做任何反省。

四三案件[注：四三案件：指1948年4月3日至1954年9月21日在济州岛爆发的民众抗争事件。当时民众不满于日本战败后，美军政体制对朝鲜半岛实行统治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于是爆发了该抗争，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亡。据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为25000—30000人。]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整个政府都进行了道歉，连总统都亲自出面，解开了历史上一段令人无比痛心的心结。这件事虽然是过去史问题的一环，但在国民政府之前就展开讨论了。当事人及家属希望恢复自己的名誉。参与政府时期完成了该事件的综合报告书，仅此一项，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帮他们恢复名誉了。

但总统并不想就此止步，他把这看成是一块解决过去史问题的试金石，前后进行了两次道歉。第一次是由国务总理出面，参加纪念活动，代表政府正式进行道歉。总统觉得这还不够，于2003年和2006年两次前往济州岛，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进行了道歉。家属们在总统面前，倾诉了几十年来不为人知、默默承受的苦楚，流下了热泪。

过去史委员会在五年内一共查明了8000余起事件的真相。调查对象包括抗日独立运动与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平民的集体伤亡事件，海外同胞史，反民主、反人类行为导致的践踏人权行为，还有暴力、屠杀、死者死因不明，等等。还特别调查了朝鲜战争时期数千名左翼运动有关人士遭到屠杀的“国民保道联盟事件”，以及朝鲜战争前后未经法律程序、全国范围内大批民间人士死于军警之手的事实真相，等等。

左翼以及朝鲜人民军屠杀平民的案件也得以查明，这些被掩埋的历史事件终于真相大白——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总统于2003年和2006年两次前往济州岛，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进行了道歉。家属们在总统面前，倾诉了几十年来不为人知、默默承受的苦楚，流下了热泪。

我一直都在关注过去史整理工作，我在这一过程中思考了很多。国家对无数个体确实做了很多恶，彻底毁掉了一个又一个人的人生。捏造案情让很多人在监狱中度过一生，他们进监狱的时候还是花样年华，出狱时已经白发苍苍。本人自不必说，就连家属的生活也都陷入了巨大的深渊。如果是间谍家属，别说是公职，连工作都找不到。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周围人的指指点点，一个原本正常的家庭就此支离破散，而这一切错误的根源正是国家的恣意妄为。

就算是国家对此承认了错误，为受害者恢复了名誉，在金钱上做了补偿，可他们被夺走的生活和人生难道能找回来吗？最重要的是国家承认错误是否足够真诚，只有国家对错误进行真心诚意的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也只有将过去的历史整理出来，翻过去，国民之间才能实现化解与和谐。为此，我们特地将主管机构的名称定为“为了真实与和解——过去史整理委员会”，同时，将追求“真实”与“和解”这两个难以并存的价值作为目标，到现在为止，不知道这个目标我们达成了多少。

我们所达到的程度虽然有限，但也是国家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也算聊以慰平生了。也有很多国家像韩国这样，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这些曾经遭受过类似历史的国家都在从事这项工作，西班牙、南非、阿根廷都是如此。但像我们这样，如此成功地进行了过去史整理工作的国家则为数不多。遗憾的是，进入李明博政府时期，这项工作中断了。

《过去史整理法》规定了申诉时效。《过去不明死因调查法》《光州赔偿法》等类似的法律虽然规定了申诉时效，但后来通过对法律的修订，延长了时间，允许进行第2次、第3次追加申诉。过去史整理也应该给没来得及申诉的人提供追加申诉的机会，但随着政权的变化，这些工作后来也都终止了。

民政首席的遗憾

我做了两届民政首席，但有几件事始终未能做成，留下了遗憾，其中就包括高级公务人员腐败调查处[注：高级公务人员腐败调查处：韩国专门设置的，用于调查高级公务员收贿、滥用职权的机构。]（简称“公查处”）设置未果，以及《国家保安法》（简称“国保法”）废除失败。

设立公查处这一提案，不仅是卢武铉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同时也是李会昌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之一。当时李候选人的意见是将公查处设在“腐败防止委员会”管理之下，卢候选人则认为应该另设其他机构。后来，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将其设立在“国家清廉委员会”管理下，可以说更接近李候选人的方案。

当时，国民看到文民政府与国民政府末期出现了总统儿子腐败案件以及权力型腐败，非常愤怒，要求采取特别行动。设立公查处的方案就是应国民的要求作出的。当时国民的支持情绪十分高涨，两大候选人共同将其列入竞选纲领，即使这样，我们在制定法案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障碍——因为公查处的调查对象太特殊。总统周围的人、总统亲戚，青瓦台周围有权力型腐败危险的人，这些人基本都是被调查的对象。此外，高级公务人员也在调查视线之内，国会议员当然也被包含进来，而这是国会所不能接受的。

国会为了处理该法案，几乎到了罢工的地步。虽然有平衡上的问题，但这个法案是必须通过的，即便将国会议员排除在外也是如此。如果最终目标是想让法案通过，那我们就应该考虑将国会议员从调查对象中排除。议员是选举产生的，不能不区别对待。国会虽然有国会的问题，但我觉得我们这边确实缺乏灵活性。

更让人心痛的是《国家保安法》[注：《国家保安法》：韩国对危害国家的反国家活动进行了规定，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国民生存权及国民自由而制定的特别刑法。现实中，该法律被滥用为保护政权、控制意识形态的手段。韩国国内很早就有反对声音，就连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提出该法存在侵害人权的可能。]废除失败。这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去废除它。我们确实倾注了很多心血，甚至连总统本人都亲自出面，可以说各种努力都做了，可执政党在总统的“国保法废除”发言之后，才手忙脚乱地投入到具体工作之中，后面的过程让人无比失望。说是要拿出对策，但别说是结论，就连保安法特别工作组也解散了。虽然他们拿内部文件遭到泄露或者部分所属议员以“操纵媒体”做借口，但事实上他们一直没能缩小党内的意见分歧。当时执政党虽然拥有接近半数的议席，但在党内并未进行充分的讨论，也未能达成共识，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协商工作做得也不到位，对国民的呼吁不够，舆论上未能形成压倒性的形势。我并不是想归咎于某些人，而是觉得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好好反省。这件事直接暴露了我们的短板。

我过去也曾经强烈批评国民政府时期未能废除《国家保安法》。我以为是他们不够努力，所以提出了批评，这一批评可真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我认为“国保法废除”的失败，是反映那个时期进步、改革阵营总体力量不足的一个典型事例。

辞去民政首席

2006年5月，我又辞去了民政首席一职。在几个月之前我就表明了去意，直到这时才被接受。总统之所以接受，是希望我能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助一臂之力。我想去釜山给地方选举帮点忙，结果却意外卷入了一场口舌之争，着实被吓得不轻。我在参与政府五年内，无论在青瓦台内还是青瓦台外，像这样卷入口舌之争，当时是唯一的一次。这件事也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政治的可怕，甚至产生了幻灭之感。

开放国民党釜山市分部准备搞一个记者见面会，要我去参加。釜山的地方选举形势一直打不开局面，他们拜托我发言时说点狠话，好给选举帮忙。釜山党内宣传负责人和发言人也一起参加了那次见面会。记者们向我提问道：“您对这次选举有什么预想？您希望这次成为一次什么样的选举？”我决定好好批评一下釜山市民的地域主义，于是说道：“我本来期待着卢总统的当选能够成为缓和釜山地域主义的一个契机，但遗憾的是，地域主义却变得更加牢固。总统是釜山出身，对釜山有着特别的感情，釜山市民应该觉得这是釜山的政权，应该对其充满热情，但现实似乎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不能够理解釜山市民为什么不觉得参与政府是釜山的政权。我希望这次地方选举最好能够打破如此牢固的地域主义。”其中可能有不精准的地方，但我发言的大意就是如此。

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釜山地区的记者与韩联社记者，一开始的报道篇幅也不是很大，只是简明扼要地报道了我发言的主要内容。但是报道出来的第二天，某当时并不在现场的报纸抓住我发言中的“釜山政权”大做文章，批评我强调釜山政权，煽动地域主义。

开放国民党的人看了这篇报道也很生气，义正词严地站出来批评我。说我的发言是助长了亡国性质的地域情绪，也有人说我是在侮辱国民，还有人说我忘记了参与政府是以光州为中心的湖南人的支持才造就的这个事实，是极为错误的。几乎所有媒体都大肆报道了这些批评，这很快就成了一个社会热点。

我既困惑又后悔。我困惑于我怎么能说出“釜山政权”这种容易引起误会和麻烦的话，我也深深地后悔答应人家为选举帮忙，参加了那次记者见面会。但更令我困惑的是开放国民党。记者见面会是该党釜山分部召开的，釜山分部的宣传负责人和发言人都跟我一起在现场，他们也不管我的发言内容与主旨，只是看了对我的批评报道也一起站出来批评我。我们本身就是岭南地区地域情绪的受害者，我怎么可能跑到岭南去煽动地域情绪？这从常识上也可以判断出来啊！

受了惊吓的釜山党部虽然也连忙拿出了资料，证明我发言的内容与主旨不是媒体报道的那样，但是毫无用处。就算我失言了，如果他们有同志意识，特别是当时处于选举时期，就应该站出来，为我澄清我发言的宗旨不是那个意思，将事态化解到最小程度……但是他们却扩大了事端，这让我难以理解。

这是我平生最遭人诟病的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了大大的伤痕，让我更加讨厌并且恐惧政治。我听说，湖南地区开放国民党在与民主党对决之时，这次发言风波成为对方候选人攻击的一个素材，令开放国民党很是被动。真是对不起了，我向所有受害者道歉。

参与政府剩下的时间里，我不打算再做律师，决定干脆休息一段时间。不久以后，总统任命我为政务特别助理，使得当律师的想法变得更不可能了。我名义上虽然叫特别助理，但没有工资，也没有活动经费，没有车，没有办公室，甚至连公务手机都没有。我没有任何实际工作，也没什么事邀请我，虽然给我制作了名片，但根本没有使用的机会。在我后来当秘书室室长之前，一直都是政务特别助理，在这个官衔下，我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以特使身份参加了南美洲厄瓜多尔科雷亚总统的就职典礼。

我这次出差就是以韩国总统派出的使节身份，参加厄瓜多尔总统的就职典礼活动，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事可做。但是厄瓜多尔方面似乎认为我这个“特别助理”级别很高，大体相当于美国白宫的“特别助理”。

要不然就是韩国驻当地大使把“特别助理”这个职务夸大了，我受到的礼遇竟比其他国家的部长还要高一级。其他部长都坐在一辆大巴内，而我乘坐的是单独准备的副总统级的专车。就职典礼上，跟总统问候、握手的顺序，我也是紧随其他国家元首、副总统之后，在美国部长之前。

总统就职典礼第二天，科雷亚总统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就单独接见了我。来参加就职典礼的其他国家元首在典礼之前和典礼当天都会见完毕了，在下一个级别接见的人中，我是第一个。整个会面时间超过30分钟，可以说是非常长了。我也能感到，科雷亚总统为了跟我会谈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谈到正式的经济合作与援助请求之前，我们先活跃了一下气氛。首先，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我说科雷亚（Correa）总统的姓与韩国（Korea）的发音很相像，感觉特别亲切。他似乎已经预料到我会提起这个，说：“以前很多韩国人来到意大利生活，就是用‘科雷亚’这个姓，我也想知道，是不是我的祖先与韩国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才用了这个姓。”也刻意强调了自己与韩国的特殊关系。我们还提到了张夏准教授，总统说自己跟张教授上的是同一所大学，最近读了《踹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这本书，总统极口称赞这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总统为了与我会谈，竟然准备了如此多的谈话素材，这让我切实感受到韩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我回国时途经巴拉圭，巴拉圭外交部长出于礼貌跟我见了面。那里情形也是一样，我能感受到在南美国家的心中，韩国的国际地位非常高。

我两次出任民政首席，还做过市民社会首席、秘书室室长，在青瓦台工作了四年，但是没有随总统出访过一次。民政首席也好，市民社会首席也罢，都是跟出访毫无关联的职位。其实如果想要找一个名头，比如参观海外侨胞的社会生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参与政府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当了秘书室室长后，总统不在时，我就要承担起看守青瓦台的职责。别说是跟着出去了，对我来说那时完全是特殊时期，任务更为艰辛。所以这个“特别助理”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但我也算是沾了一点光。

2006年10月13日，我正在休息时，从新闻里听到了一个喜讯——前任外交部部长潘基文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我在青瓦台工作时就一直推动这件事，也很想知道结果如何，现在看来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真是可喜可贺。

以韩国总统派出的使节身份，参加厄瓜多尔总统的就职典礼活动。但是厄瓜多尔方面似乎认为我这个“特别助理”级别很高，大体相当于美国白宫的“特别助理”。

总统与青瓦台最开始并没有属意潘基文，也没有为其进行什么外交上的努力。最初是韩国驻美大使洪锡炫想要谋得这个职位。当时大家都认为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应该来自亚洲，他本人也倾注了很多努力；但是突然发生了“安企部X文件案件”监听磁带事件，使他无缘该职，于是潘基文部长就成了候选人。应该说潘基文运气非常好，从这时开始，参与政府做了所有“能做”的外交努力。总统每次出访，都拜托对方支持潘基文，总理出访国外时也是如此。总统还派青瓦台政策室长金秉准作为特使出访主要国家，拜托对方支持潘基文。临近选举，还给其他国家元首打了很多电话。

这些努力见到了效果，但是起决定性因素不是这些高级别的沟通。政府的外交努力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潘基文之所以能够当选联合国秘书长，还在于当时参与政府一贯奉行的均衡外交政策。在亚洲，要想当上联合国秘书长，中国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对卢总统与参与政府一贯奉行的均衡外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信任。如果没有参与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我们很难获得中国的支持。其他第三世界阵营也是如此。当然了，没有美国与西方的帮助这件事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伊拉克派兵等主要问题上，我们也强化了同盟间的信任，因此才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

不仅仅是潘基文秘书长一事，在六方会谈等朝核问题上我们也得到了中国的大力协助。如果没有中国的协助，我们很难说服朝鲜。

总统听说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非常开心，亲自打电话道贺，还说了很多温暖人心的话——这就是全部了。总统付出了这么多心血，最终见到了胜利的光芒，就算自傲一下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却禁止青瓦台及各部门的人那么做。对于总统与政府在此期间付出的努力，他指示政府不得居功，就连庆祝活动都得克制。

KBS[注：KBS：韩国广播公司，韩国最早也是最大的国营广播电视台。——译者注]为了这个举国欢庆的大喜事，特意准备了一期节目，总统竟然不允许政府人员参加，理由只有一个——潘基文已经成了国际领导人，为了让他不忘初心，我们应该心态平和地把手放开。这个时候政府出来居功、炫耀， 影响他在国际上施展报负。这就是总统的良苦用心。

三进青瓦台

参与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即2007年，总统再次召唤我，让我出任参与政府青瓦台最后一任秘书室室长——我“三进”青瓦台。我真心不想去。我很清楚，就算是总统卸任了之后，秘书室室长也要考虑很多事。老实说，我现在想要的是自由，想要回到我原来的生活中去。但是当时总统的政治处境很艰难，下届政权大换血是谁都能猜得到的。越是如此，收尾工作就越重要。每届政府到了收尾时期，人事安排都很不易，总统的选择余地也并不大。我心里想：干了又能怎么样？就跟着总统干到底吧！

我不能不如此悲壮。历届政府初期时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时刻不忘初心，紧抓风纪。接近后半期就不那么紧张了，氛围也有所缓和，结果就容易遭遇滑铁卢。我认为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历史上这一幕重演，务必要把原则、初心，还有紧张的状态保持到最后一刻。

就职仪式上，我嘱咐了工作人员三件事：“第一，必须要坚信参与政府一定会成功，对参与政府感到自豪。第二，到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为止，不允许有一天虚度，不许有一日荒废。第三，把我们的道德操守坚持到底！”

接着，我又说：“经常有人把任期的后半段比喻为下山，我不这样看。参与政府，没有下山！我们的路线就是坚持不懈地往上走，一直走到任期最后一天，当我们最终停下脚步时，那才是我们要到达的顶峰！”实际上，我觉得工作人员也的确是以这样的心态奋斗到总统卸任的那一天的。

历届政府初期时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时刻不忘初心，紧抓风纪。接近后半期就不那么紧张了，氛围也有所缓和，结果就容易遭遇滑铁卢。我认为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历史上这一幕重演。

总统秘书室室长这个职务与民政首席、市民社会首席有很大不同。我是法律专家，一辈子都在跟法律打交道，因此做民政首席感觉就是此前法律工作的延伸而已。市民社会首席也一样，我在市民社会领域活动了很久，与这个领域的人有很多的前缘，跟他们在一起自己也备感亲切。有了这个基础，我觉得与他们沟通、达成共识，这样的工作我还是力所能及的。

秘书室室长在政务活动中是非常重要的。当时青瓦台早早地废除了政务首席这个职位，把这方面的工作都交给了秘书室室长负责。这是我觉得最有负担的一份工作，也是我最缺乏自信的一个职位。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废除政务首席这个职位似乎有些不妥。我虽然意识到总统的目的是想严守“党青分离”原则，但是我认为，与政治圈的人，特别是执政党保持密切沟通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与过去不同的方式。而政务首席被取消后，一般性的政务工作就由秘书室室长负责，跟政策立法有关的国会、政党业务则交给了政策室长。我不觉得这种做法更高效。

在“党青分离”的状况下，我们与执政党的关系确实不如人意。总统刚一就职，就强调了“党青分离”原则。这个原则是总统在2002年竞选时提出的，是新政治、政治改革的精髓，旨在改变过去帝王性的总统兼总裁的局面，避免“政治缺失”与“政治隶属”问题的发生。这是政党民主主义的出发点。其实，总统当初将其列入竞选纲领并非出自总统的个人信念，而是国民的普遍要求。

总统从一开始就坚决贯彻“党青分离”，这既是他的政治哲学也是竞选纲领，因此，他觉得必须遵守。“党青分离”的核心就是总统要完全放开对党务工作者的任命权及公共推荐权。总统说自己只做一名普通党员，对党内职务的任命、公共推荐、党论决定、党的立法决定等，他遵守承诺一律不参与。但是，党与政府、青瓦台之间的政策协商、立法协商，则通过“党政青”以及“党青”会议进行，绝不偷懒。

青瓦台与党领导层、国会议员之间的对话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家独大，而是按照单位不同，分别见面沟通。即使这样，也有人提出不满，说：“根本就没有沟通，只是青瓦台单方面通知而已。”这是党内意见沟通结构的问题，青瓦台参谋们不擅长处理政务问题也是一大原因。

后来，总统对“党青分离”也或多或少表现出了悔意，他问：“这在我们的政治情况中是不是为时尚早啊？”不管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我都是有些后悔的。开放国民党因弹劾而获利，成了多数党，一开始甚至还过了半数。但是不够高效，也不够强大，在改革立法、改革政策的确立上也没有做到稳扎稳打。我后悔的是，为了更大胆、更实质性地推动改革，我们没有与执政党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

工作中，只要不是大家必须一起讨论、共同决定的事情，我都大胆地交给首席们去做。遇到重要的事件，我不光叫上首席，还把相关的秘书官们也叫到一起，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讨论，最后得出结论。否则的话，事情就会积压，那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即使是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政治热点事件也非常多。2007年1月，总统在政治圈内提出了“一点（One Point）改宪”，他说：“请大家讨论一下修改宪法，让总统任期与国会议员任期保持一致……为此改总统任期为四年。”这个问题实在很遗憾。改宪是总统行为，在政界掀起轩然大波很正常。但事实上，这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因为宪法赋予了总统改宪发起权，总统的改宪提案如果能够获得政治圈的同意也就罢了，如果政治圈不同意归根结底还是不行的。总统提出修改宪法，即使政治圈不同意，最后这个提案无疾而终，也不会对总统的权威造成特别大的伤害。更何况在此之前，舆论界就已经提出了有必要改宪的主张。

如果此时不提，再想提出修改宪法，让总统任期与国会议员任期一致非常不易，再加上这件事对卢总统来说没有任何获利可言，也不存在任何不利因素，可以说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来是比较合适的。总统提出的“一点改宪”本身对国家也是有利的，这也是舆论界一直以来主张的内容。

对于改宪的必要性及名义，青瓦台内部很容易就达成了一致。但是那些口中一直说要改宪的人这时却好像没事人一样不理不睬，舆论界出于政治的目的骂声一片，大国家党就更不用说了，连执政党也没显示出什么诚意。

在大国家党看来，只要稳稳当当的，不出什么差错，下一届政府应该是自己的，所有只要是有变数的事情他们都绝对避免，即使是自己执政后对自己可能有利的事情，他们也尽可能避免。反过来，执政党则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费力气去做对大国家党有利的事情，他们的这种抵触情绪很强烈。所有人都有各自的政治目的，眼睁睁地看着有利于国家的大好机会从眼前溜走，真是令人扼腕。

当年4月，第18届国会举行会议，根据执政党、在野党一致要求推动改宪的协议，总统撤回了改宪提案。但是第18届国会并没有遵守这个协议，也没有哪家媒体指出这个问题——这真是个奇怪的政治圈、奇怪的舆论环境！

跟大选局面密切相关，更大的一场硬仗发生在记者室。我上任时，讨论已经全部结束，事情就等着进一步跟进了。宣传首席室与国政宣传处已经开始向总统详细汇报具体提案，这是我上任时才知道的。从宗旨和内容上看，这是一件好事。此前，各个部门的记者室都是以主流媒体为中心，封闭式运营，该提案要将其扩大整合为开放性、简报屋型记者室，旨在向更多的媒体与传媒人敞开门户，重新改写媒体采访的规则，这些我都能够理解。

但问题是时机不对。虽说都知道应该朝着这个方向改进，但当时参与政府的任期所剩无几。这件事本身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解决的，随之产生的预算数目也不小。从各方面来讲，我觉得都不是很合适。我前后三次请求总统对这件事重新考虑，但总统的态度非常坚决。权力与舆论的粘连，过去的错误惯例，媒体的恣意妄为……对于这些，总统强烈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系统，进行最基本的制约，哪怕只是最低限度的也行。我的劝说没有起效，因为这个领域不是我擅长的，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后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我也后悔自己当初没能多说几句。如果当时我的理解与认识能更为清晰的话，我就可以让所有与政务相关的首席室都参与到讨论中来，如果其他的首席也一起建议，也许总统能重新考虑。因为这件事，不仅总统本人，整个青瓦台都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让参与政府在执政末期得不偿失。

我担任秘书室室长的最后一年，在青瓦台依然是不停地四方奔走。大大小小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还是想把各项工作都坚持到底。内部环境与工作氛围同此前历届政府都有很大的不同。亲历过的人都一致表示，过去的青瓦台到了政府任期最后一年，完全是“大撒把”状态，甚至还有人说是“开着门不营业”。他们说这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在国民、政党、舆论界集中的批评之下，政府罹患“执政末期综合征”，就算是想做点事情也完全做不了。

我认为，参与政府之所以能够与前任政府不同，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较高的道德要求，这可以说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另一方面，总统本人在参与政府任期内，也坚定不移地把要做的各项改革课题进行到了最后一刻。

很多人说，一个政权在刚刚上台时应该趁着精力充沛把能做的改革全部干完，如果开始的几年没能做到，那么以后也就不可能做到了。这话很有道理。虽然如此，但国家的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些事情比较简单，刚开始做了，很快就能见效。有的事情要用整个任期去讨论，到了任期最后才可能出台法案。还有很多事情，讨论足够多了，效果却要到下一届政府才能够见到。有人认为，最初一两年内好好工作，后面的一两年只需把此前做过的事做个收尾就好，这种想法是不利于国家运转的。不管谁说什么，我们都按照我们的路线图、我们的原则，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默默地进行到底了。

韩美FTA博弈

到了任期末，我们一直推动的韩美FTA（自由贸易协定）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赞成与反对双方尖锐对立。总统与参与政府处理问题时初衷始终在国家利益上，落脚点也在国家利益上，而李明博政府则破坏了原则，因各种外交性的考虑，导致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土崩瓦解。我觉得正是李明博政府在美国的要求下不得不做出各种让步，才反衬出参与政府与美国平等协商、不卑不亢的业绩。

在韩美FTA协商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当时通商交涉本部的本部长金铉宗。总统刚刚当选时曾听过金铉宗的简报。他虽然不善于语言表达，但是简报的内容做得非常好。总统对他非常满意，觉得他比较适合在通商交涉本部工作。后来考虑到他并非官僚出身，结合他的经历与他的年龄，觉得任用他为本部长不太合适，因此任命他为仅次于本部长的协调官。当时我就嘱咐总统，应该给金铉宗一段时间去适应、融入通商交涉本部，多听取同事们的评价。

金铉宗经常作为代表参加国际谈判，本部内部的评价也颇为不错。在进行了充分的核查，实力得到了广泛认可后，他才被任命为本部长一职。他表示，自己当上本部长之后计划“推动韩美FTA谈判”。在后来的FTA讨论过程中，他没能参与其中。后来协商取得一定进度后，他才因为市民社会的反对而参与到讨论中来。

总统一直强调“生意人逻辑”：“我们必须100%以国家利益为基准！对我们有利就做，否则就不做。谈判过程中如果有悖于国家利益，不做也无可厚非。条件不合适，随时都可以中断！”总统的这一态度为谈判团注入了很大活力，让他们能够有胆有识、不卑不亢地与美方进行谈判。总统出访中东的前一天，还特意把谈判团找来，强调说：“能谈好最好，谈不好我来负责，谈好了也由我负责。本部长要彻底地按照‘生意人逻辑’去谈。什么韩美同盟关系，各种政治因素，千万不要考虑。所有政治上的责任都由我一力承担。”

正是因为总统定下了这一基调，我们的谈判代表团在你来我往、寸土必争的紧张谈判过程中，始终维持了“就算今晚美国谈判团回去也没关系，我们没什么遗憾的”这一态度。为了防止谈判崩盘，我方也准备了几个让步方案，但这些根本就没用上，谈判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有些人从根上就反对开放，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但是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还是抱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反对谈判，他们始终怀疑我国政府能否与美国政府平等谈判，交涉过程中能否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对于他们的质疑，我想重申一遍：“至少在谈判过程中面对美国代表时，我们努力做到不卑不亢，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做到了。

韩朝首脑会谈

我担任秘书室室长期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2007年10月的韩朝首脑会谈。参与政府所秉持的韩朝首脑会谈基本原则是要通过国情院、统一部等主管对朝关系的公共机构公开推动。总统的方针很明确——不能像过去的政府那样搞秘密交易，而且他也坚定地认为，这次会谈不能不计较成果，只把首脑见面本身当成一大成果。因此，总统坚持要在六方会谈达成解决朝核问题的协议之后，进行韩朝首脑会谈。他认为，在六方会谈达成协议之前推动韩朝首脑会谈，会让局势更为混乱。

在首脑会谈开始之前，还有很多程序要走。2005年6月，在“六一五共同声明”五周年到来之际，总统派统一部部长郑东泳作为总统特使前往平壤面见了金正日委员长。总统还附上了亲笔书信，表示“访问朝鲜的郑东泳是代表我本人的全权特使，请您开诚布公地与他商讨”。当时，郑特使转达了总统的意思——为了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应尽早重新启动六方会谈，在此基础上，希望实现韩朝首脑会谈。当时金正日委员长心情非常好，说一旦时机成熟就拟定日期。

终于，2005年9月，六方会谈发表了旨在解决朝核问题的“九一九共同声明”，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不远的将来朝鲜方面能够传来关于首脑会谈的回音。但是布什政府刚刚缔结了“九一九共同声明”，接着就冻结了朝鲜唯一的交易银行账户，这让九一九声明顿时黯然失色。美国与朝鲜完全不顾韩国政府的多方努力，在朝鲜的交易账户问题上始终未能找到解决途径。朝鲜在2006年7月进行导弹发射实验，紧接着又在10月份进行了核试验。韩朝首脑会谈就此被搁置了起来。

在首脑会谈之前，安熙正与文盛槿分别进行了对朝接触。朝鲜方面先发来提案，安熙正想先看看这个提案是否值得商讨，所以才去的。那是2006年秋天前后的事。根据安熙正的判断，朝方的提案没有什么分量。他告知国情院后，此事就此作罢。

文盛槿比安熙正要更早一些，他在2003年就带着总统的亲笔书信去了朝鲜。当时不是为了促成首脑会谈，只是想表达卢总统在韩朝关系上的真诚态度，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这样的接触对缓和气氛也是有所帮助的。

2006年11月，金万福就任国情院院长，他向总统表达了自己想要促成韩朝首脑会谈的决心。总统嘱咐他不要太有负担，不要超过可承受的范围。2007年5月17日下午，天气温暖，我陪总统参观光陵植物园回来，安保室室长白钟天在总统府等候总统，报告了他的计划：未来准备2—3个月，在8月15日前后一定要实现韩朝首脑会谈。总统指示秘书室室长、安保室室长、国情院院长具体负责协调工作。之后每逢星期四，三人就要会面，这个会面也被称为“山沟会面”。只允许参与实际工作的安保战略秘书官朴善源一人列席。白室长负责解决交易账户问题与重启六方会谈，国情院院长金万福则负责对朝接触。

双方的工作迅速展开，并取得了成果。6月初，在我方主导的构想下，朝鲜账户问题得以解决。金万福院长趁着召开韩朝部长级会谈的机会，对朝方首席代表表示：“我方有意派遣特使以商讨韩朝首脑会谈有关问题。”传递了会谈信号。起初，白室长与金院长的意思是一旦收到朝鲜回信，就派我作为特使访朝，我说最好视情况而定。每当有了具体的进展，我们就口头向总统汇报进展情况。有消息说要到7月底才会有某种联系，因此我们从7月中旬开始就满怀期待。

但是，7月17日阿富汗传来紧急消息，24名在当地进行传教活动的韩国泉水教会牧师、传道师、宣教师，还有热忱的信徒被塔利班抓为人质，安保室室长白钟天此前一直在等待朝方的联络，这时不得不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22日被紧急派往阿富汗。随后7月底，朝鲜方面传来同意会谈的消息。可是我得负责解决阿富汗人质问题，于是就改派金万福院长前往朝鲜。

金院长带着与朝鲜达成推动首脑会谈的协议从朝鲜归来，接下来的工作就水到渠成了。我们在保持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又增派了一些人手从事具体工作。双方进行了具体接触，首脑会谈的日程也被确定下来——8月28日。这次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我们先向国民公布了消息，之后青瓦台几乎所有的人力都被投入到这件事的准备工作之中。

就在会谈准备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朝鲜发生了水灾，朝鲜方面提出会谈延期举行。虽然有些遗憾，但毕竟还可以让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些。其间，朝鲜统一战线部部长金养健就首脑会谈准备工作一事访问了首尔。但是他所带来的内容与我们所提出的主要议题几乎没有交集，总统明确地表示出失望的情绪。总统指示我们，将我方准备的各项内容制作出朝鲜版本，让朝鲜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判断。幸运的是，朝方后来接受了大部分内容，会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越过黄线

会谈决定下来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总统应该以何种方式去朝鲜。金大中总统在“六一五首脑会谈”时乘坐飞机前往朝鲜。他在机场与前来迎接的金正日委员长握手的场面，成为那次首脑会谈的标志性场景。我们想要选择一个能够促进韩朝关系良性发展的方法，最奢侈的想法就是修铁路。当时铁路已经通到了开城，货物可以通行，但是人员还不能够通行。如果总统能够坐火车前往朝鲜，那么韩朝才算是名副其实地将中断多年的铁路重新连接起来了。朝鲜方面也充分地表现出了谈判的诚意，他们强烈推荐铁路这一方式。但是他们说开城以北至平壤的线路不太通畅，短时间内难以修复。无奈之下，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将来北京奥运会时，韩朝共同助威团将通过铁路前往朝鲜。对此，我们感到很满意。

剩下的就是陆路交通了。如果总统从陆路越过军事分界线，在朝鲜居民的注视下，总统车队能够前往平壤，这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但问题是，总统坐着专车越过军事分界线的场景过于波澜不惊。

即使有人建议加上一个场景——总统在越过军事分界线，离开之前对国民发表演说——也还是不能改变越过分界线时的平淡之感。我们为此很是苦恼，负责对朝接触的事务协议小组礼宾行政官吴城录提出了一个好主意——让总统步行通过军事分界线。

这个主意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完全颠覆了此前的思维方式。

很多人问道：“军事分界线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周围有没有铁丝网之类的？”吴城录说：“什么都没有，只是一条被封锁的道路，具体哪里是军事分界线也说不清楚。”于是人们又问：“那怎么样向大家展示总统步行通过军事分界线的场面呢？”他答道：“可不可以取得朝方的理解，临时在地上画一条线？”又有人继续追问：“朝方会理解吗？”他说：“虽然还没试过，但从谈判过程中朝鲜方面的态度来看，他们还是很配合的。”我心里想：就算谈不拢，可以委托国情院院长与朝方的统一战线部部长进行商讨，这么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于是我们决定就用这个方案。

剩下的问题就落到总统身上了。总统平时非常讨厌各种表演性的活动以及虚情假意的仪式。韩朝首脑会谈时，因为对会谈成果没有把握，他表示从一开始就不要搞任何活动，甚至表示从青瓦台出发启程前往朝鲜时，对国民谈话之类的活动也不要搞。在会谈成果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如果把前去会谈的样子弄得过于隆重，那会搞得会谈本身就是一大成果似的，他不想进行这种包装。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说：“让首脑会谈能够持续下去非常重要，因此韩朝首脑见面本身就是一大成果。”但不管我们怎么说，总统还是不改初衷。

总统多次强调出发时不要搞任何活动，听到活动建议他还会斥责。所有人都担心总统不同意，事实上礼宾秘书官吴长浩曾提前向总统透露过这个想法，但是遭到了训斥。无奈之下，大家决定让我扛起这个重任。总统参加实际工作会议时，我报告说：“我们已经就此与朝方达成了协议。”总统万般无奈，这才接受了这个建议。所幸后来朝鲜方面也确实同意了临时画线以及步行通过军事分界线的方案，让我免予“虚假汇报”的罪名。

当天，总统夫妇步行越过黄线的一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统在黄线之前发表了内心的感想：“我现在以总统的身份跨过这条禁忌之线，我去了之后一定会有更多人去，将来这条禁忌之线一定会逐步消失！”之后，总统就在这条线之前向前来送行的我们挥手道别，越过黄线前往北方去了。我们站在南面，看到了北方人民手拿鲜花热烈欢迎总统夫妇的场面。总统一行人的身影消失后，有人提议：“我们也踩一次军事分界线吧！”我们小心翼翼地站在黄线上，合影留念，然后迅速离开。

总统夫妇步行越过黄线的一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统在黄线之前发表了内心的感想：“我现在以总统的身份跨过这条禁忌之线，我去了之后一定会有更多人去，将来这条禁忌之线一定会逐步消失。”

总统步行越过军事分界线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军事分界线用黄色油漆标示非常鲜明，电视上一直重复播放着当时的场景到总统访朝归来。从朝鲜方面传回其他最新进展之前，几乎只播放那一个场面。赴朝访问团一行也说，他们到了平壤百花园招待所，打开电视一看，全都是这个场景，大家感慨万千。不仅是韩国媒体，世界各大媒体的实时新闻也都连续播放着这个场面。总统跨过黄线的场面确实成了向全世界展现“一○·四首脑会谈”的代表性画面。

总统回来后，对这个场景也非常满意。后来表彰“一○·四首脑会谈”有功人员时，青瓦台方面的受表彰者就是最先提出这个主意的吴城录行政官。吴行政官从总统手中接过了“勤政表彰”，说：“这是整个家族的光荣。”我作为总统的参谋，能够参与到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中，又何尝不是我永远的骄傲呢！

卢总统去世一周年之际，50余位著名画家在首尔举办追悼画展，画展的名字就叫“越过黄线”。我参加了开幕式，讲话时我跟所有人分享了总统越过黄色军事分界线时的感动时刻，以及与之相关的秘史趣闻。

其实，我心里何尝不想跟总统去平壤，亲眼见证会谈的举行呢？但是我作为首脑会谈准备委员会委员长，必须得全程负责两位首脑要商讨的议题、共同声明、协议书的内容事项，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而且，在总统访朝期间，我得留守青瓦台，十分无奈。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以应对各种可能的突发状况。在紧张与激动交织的日子里，我时刻绷紧神经，关注着从朝鲜方面传来的任何消息。

我记得好像是在首脑会谈达成协议之前的几个小时，安保室室长白钟天传来了截至当时与朝鲜方面达成的实际工作协议草案。我读了之后觉得会谈成果斐然，就让秘书把草案的内容稍作了修改。

我对白室长嘱咐道：“回来的时候务必前往开城工业园，可以的话与金正日委员长一起，不行的话至少也要和金永南委员长一起，这一点必须执行！”几个小时后，最终协议出来了。我们在各个领域里想要推进的议题大部分在协议上都有所体现，我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高呼“万岁”，我真的是太感慨了，我们那些近乎奢侈的想法几乎都实现了，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没能实现“首脑会谈的定期化”。

事实上，总统从一开始就觉得定期会谈不太可能。我预料以后的政府在处理韩朝关系上肯定比不上我们，所以我觉得只有把首脑会谈固定下来，才能防止韩朝关系出现倒退。我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了总统，同时也仔细叮嘱白室长、金万福院长，但最终还是很遗憾。他们回来后，我问为什么没成，他们说我方提出来了，但朝方面露难色。朝方说，如果将首脑会谈长期固定下来，那么韩朝就应该交替出访对方，但金正日委员长还不适宜访韩。如果由金永南委员长代行出访，韩国方面一定会批评说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首脑会谈。总之，金正日委员长不喜欢有“下次该轮到自己访问首尔了”这种压力。我心想，那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商量：只要朝方愿意，永远都由我们赴朝会谈也可行啊！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因为在都罗山站举行首脑会谈的回国报告活动延长了，总统回到青瓦台的时间也被推迟。总统很晚才回到青瓦台，但他毫无疲惫之色，一直谈笑风生，人们纷纷表示祝贺，谈论着金正日委员长提议让总统再多住几天时，总统表现出的机敏，还说到了军事分界线“黄线的秘密”，还讲了很多故事桥段，现场其乐融融。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遗憾的是韩朝首脑会谈没能早点举行，其实并不是不可以。当六方会谈扫清了障碍，首脑会谈的时机刚刚成熟之时，爆发了美国财务部冻结BDA账户的事件，导致韩朝首脑会谈也惨遭搁置，之后一年的时间白白流逝。如果没有这个空白期，首脑会谈正常开始的话，韩朝关系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更让人遗憾的是未曾得到国会的批准。当时首脑会谈虽然已经结束，但政府的任期所剩无几。在下届政府组建之前，我们应该把会谈的成果巩固下来。韩朝首脑间达成的协议从法律层面来说，属于国家间的协议。由于“一○·四共同声明”，国家让国民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我强调，首脑会谈达成的协议最好提交国会，得到国会的批准。当时就连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支持决议，国际形势一片良好。如果我们向国会提交议案，想必大国家党也不敢再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提出反对，但时任国务总理的韩德洙始终没有这么做。他认为后续还会有一系列具体协议，财政负担的规模等最后确定下来再提交国会也为时不晚。结果，我们还是错过了时机。最终，随着政权的更迭，两位首脑辛苦达成的协议也付诸东流了。

说到首脑会谈的丰硕成果，政府组建以后，在对朝关系上费尽周折的几件事涌上了我的心头。事实上，五年里，朝核问题一直困扰着总统与我们。总统一直倡导用和平的、外交的手段解决朝核问题，我认为他的哲学、忍耐力与政治领导力应该得到相当高的评价。我甚至认为，当时他用他充满智慧的领导力拯救了国家。

他刚刚当选总统，朝核问题就演变成危机局面。美国停止对朝鲜提供重油，继而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重新启动核项目，还驱逐了核武器观察团。共和党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分子们纷纷主张对朝强硬，甚至扬言要轰炸朝鲜。

总统在就任之前，当时的身份只是总统当选人，在外交上还没什么地位，就断然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朝核问题必须通过对话，用外交的手段解决。不许提对朝实施攻击，连攻击的可能性都不允许提，特别是没有韩国的同意，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动武行为。”他甚至还明确地反对美国的对朝封锁政策。

当时保守阵营与保守媒体纷纷表示忧虑，好像一旦与美国意见相左就会天塌下来一样，攻击卢当选人，但他丝毫不为所动。

因为卢总统的态度坚决，最终布什政府不得不抛弃“一边倒”的对朝强硬路线，最终走上了通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通过伊拉克派兵一事向美国表达了帮忙的诚意，提升了彼此的信任，定下了六方会谈的框架。通过六方会谈，我们达成了一个完整的无核化协议，朝鲜废弃所有核项目的同时，为实现东北亚永久和平，打造了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讨论框架。正是因为六方会谈有效地解决了朝核问题，在那个大环境下，韩朝首脑会谈才成为可能。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不懈地忍耐，与朝鲜构筑信赖基础，其成果就是首脑会谈的成功举行。韩朝之间的和平是通过信赖构建的，如果彼此不能够信任对方，想前进一步都无比艰难。准备首脑会谈的最后阶段，我感觉我们与朝方在彼此互信上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即便没有韩朝首脑会谈，韩朝间的日常接触、交流也在参与政府期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政治，政治

首脑会谈带来的激动并没有持续很久，国内政局很快正式进入大选角逐之中。这其中发生了很多站在青瓦台的角度上让总统难以启齿的事，这在任何政治圈都会遇到，我们束手无策，只能一忍再忍。

最令人心痛的是执政党议员提出所谓的“与总统划清界限”问题，这事其实要早于首脑会谈。虽说大家都身处政治圈，就算不提什么正义、原则，也要遵守最基本的政治信仰和做人的道理吧？可是我们感觉他们仿佛连这些都可以不要了。执政党看到总统和参与政府的支持率在降低，下届大选的前景比较暗淡，从领导层开始就纷纷表示与总统、参与政府对立。他们打算通过与参与政府、总统划清界限来巩固自身的位置。总统一方面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也深感惋惜。

卢总统参加大选是在2002年，当时金大中总统的支持率也很低，甚至比卢总统最后任期还要差。当时也有很多人以“整顿”的名义对金大中总统发起了攻击，与他划清界限，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卢总统对这种做法一直很反感，一次也没有攻击过金大中总统，更没有任何冒犯的言行。

这种划清界限的做法，国民由于一时没想通可能会鼓掌，但毕竟是一种短视的做法。国民终究还是看得长远的。这样做只会让人看到背叛，让人感到失望，无异于自毁长城。卢总统虽然不是东桥洞出身，但也绝不会落井下石。

但是，这次站出来的是与总统一道创建了开放国民党的几位核心人物，他们做得更过分。总统强烈地感到了人性的背叛，因此伤得更深。特别是总统寄以厚望的前任议长郑东泳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伤透了他的心。

这次站出来的是与总统一道创建了开放国民党的几位核心人物，他们做得更过分。总统强烈地感到了人性的背叛，因此伤得更深。

总统对郑东泳议长其实抱有特殊的感情与期待，他一直深深地记着他曾在大选角逐中陪着自己一直走到最后，对他心存感激，总想找个机会帮助他。无论是郑东泳任部长时，还是做党议长时，总统经常特别嘱咐青瓦台的参谋们：“如果能帮忙就尽最大的努力去帮他。”

当开放国民党面临分裂危机时，总统与郑东泳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晤。这是郑议长拜托我准备的，他那时的态度到今天我也难以理解。当时，郑议长方的议员已经先行退党了，他在这种情况下请求与总统会面，我觉得他应该带来避免分裂的方案，寻求总统的理解，请求总统出面协助。即使不是这样，我觉得二人也应该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对话，内容应该是消除误会，增进双方对当时情况的相互理解。

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当总统问他是否要退党时，他一直反复回答说：“我觉得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党籍。”这话明摆着就是他要退党了，看来，他要求会面就是为了通知总统他要退党。双方的谈话就此打住，见面很不愉快地结束了。当时我也在场陪同，在如此重要的时间点上，眼瞅着二人的见面一无所获，实在让人惋惜。一开始，二人闲聊时我偶尔还插几句嘴，活跃一下气氛，后来谈到退党话题，我就根本插不进话了。当时总统因为开放国民党的分裂危机伤心不已，面对苦心焦虑的总统，郑东泳只是跑来表示自己要退党，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求见面呢？我实在无法理解。更令人气愤的是，结束后，我们本来约好这次属于秘密会谈，也不知是什么缘故，他竟然把见面的事告诉了媒体，还透露了部分谈话内容，说他曾建议卢总统对金大中前总统访朝提供支援，让二人的会面在结束之后还出现了不愉快。

那一天，总统也不是非得听他说“绝不退党，誓死守护开放国民党”这样的话，只要他像个创党元老那样，多少对党的分裂表现出忧虑之色，或者他能回答说“至少我不会带头分裂党！”“我不会率先退党！”之类的，二人的对话也可以继续进行。那天，我听了他的回答，以为他马上就会退党，可他实际上却是在之后两个月左右才退党的。我就更不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急于跟总统撇清关系？这个本来能阻止我们阵营分裂的最后机会，就这么错过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二人只有合作才能更好地为大选做准备。特别是对郑东泳候选人来说，他要想获得岭南地区的投票，就应该寻求与总统合作。从那以后，再也找不到那样的机会了，二人之间也不知从哪里出现了不和谐因素，误会一直到最后都无法消除，真是令人惋惜。

总统对开放国民党的分裂痛心疾首，甚至认为这是自己政治生涯的失败。他最痛心的不是大选失败，他觉得“力量不足，或者时运不济都可能导致失败，但是即使失败，我们也要坚信我们的价值观，这样下次才有希望。如果因为暂时出现不利局面就放弃我们的价值观，不但失败是肯定的，就连希望也丧失了”。这也是当时总统对进步、改革阵营分裂开放国民党这件事的看法。总统经常强调说：“从长远来看，即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好的道路就是成为一名不精于计算、抱朴守拙的政治家。”

他用自身的行动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只要把眼光放长远，国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搞政治的人反而看不到这一点呢？

总统还经常强调说：“赢固然是好事，但是谁也不能只赢不输。大选可以输，如果失败了也应该有失败的样子，对下次心怀希望，这样的失败才是可取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参加大选时就要坚守正义与原则。特别是不可以抛弃名誉，如果抛弃了正义、原则、名誉去参选，不仅很难获胜，失败后就连希望都没有了。”

开放国民党超越了过去民主党的地域局限，朝着全国性政党的道路前进，但是现在，所有成果都付诸东流，一切又回到了过去，这本身就是一种倒退。总统认为，如果真的是那样，就无法再给国民带来希望了。虽然他这么想，但开放国民党分裂时，他还是阻止了那些誓死捍卫党的人。虽然他坚信开放国民党的分裂不仅是一次错误的选择，而且也不会得到国民的支持，但他还是不希望我们整个进步、改革阵营发生分裂。

美国牛肉风波

闵东石曾担任李明博政府韩美牛肉谈判首席代表，后来成了外交部副部长。他在自己的书——《大韩民国公职人员的生活》中认为：卢武铉总统在2007年3月29日与布什总统的通话中，承诺将按照国际标准开放韩国牛肉市场，然后自己又违背了这一承诺。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当天，卢武铉总统向布什总统提到进口牛肉问题时，所说的内容全文如下：

现在我说说有关牛肉的问题，关于进口牛肉的卫生条件，原则上我们有意尊重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劝告，按合理水平开放市场。而且，在相关检疫条件提前确认的程序上，我们都没有丝毫的恶意，反而是抱着极大的善意，我们也有意尽全力保证在合理时日内结束各种程序。

上次进口美国牛肉过程中，我国农林当局在骨头碎片问题上多少有些处理不当，让美国对韩国产生了怀疑，对我们的善意产生了疑问，对这些情况，我都非常理解，今后我们有意由总统直接进行管理，以保证类似事件的决定都能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因此，我本着解决牛肉问题的原则，向阁下提出两点请求。对您来说，牛肉问题非常重要，对我来说也是同样。我现在面临着总统选举。在韩国年底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这个问题对韩国政治来说也是极为敏感的，这一点我想先告诉您。因此我郑重声明，我尊重阁下的立场，将合理解决该问题。这不是阁下要求的，而是我在韩国首先向阁下您提出的。换句话说，为了能够向美国国会以及朝野上下传达这个信息，我有意合理解决该问题，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们走程序，这是我的第一个请求。

其次，我们会依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建议进行协商，但国民对这个问题是极为敏感的，我国国民一定会和日本等地进行比较，他们对比较结果也极为敏感。各党派极有可能将这个问题作为大选的一个争论焦点。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韩国与美国进行协商，即使韩国先进行协商，我请求您从宏观战略上选择一个均衡方案，让韩国与其他国家及地区在相同的时期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第二个请求。

以上内容保存在韩美首脑通话记录中。

简单地说，卢总统向布什总统所承诺的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按照OIE标准进口，也不是无条件地按照OIE标准进口，而是尊重该标准，“原则上”有意“以合理的标准开放”。

也就是说，并非简单地按照OIE的标准，而是在该标准之上，参考美国饲料禁止措施的实行情况、韩国国民对美国牛肉的信任度，还有韩国国内法律的进口卫生条件标准等多方面情况，综合考虑，合理决定开放幅度和开放日期。这才是卢总统承诺的内容。

不仅如此，卢总统还更进一步指出，我们国家不可能不顾及OIE标准，率先扩大开放幅度，因此，我们开放的一个明确前提就是要与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扩大开放的时间和程度相协调。

在这次通话结束后，2007年5月，OIE将美国定为“疯牛病风险可控国家”，但是2007年8月1日，在美国进口牛肉中发现了SRM（特定有害物质）——脊柱骨，美国牛肉的进口检疫随之中断。2007年10月5日，再一次发现了脊柱骨，一度被解禁的进口检疫措施又被迫中断了。由于这一系列原因，韩国国民对美国牛肉遵守卫生条件的信任度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越来越低了。

不仅如此，当时日本只是进口月龄不满20个月的牛肉（带骨牛肉），有些地区只允许进口月龄不满30个月的无骨牛肉。这些国家和地区直到2007年12月都没有扩大市场的开放幅度。别说是扩大开放了，就连扩大开放的谈判都没有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韩德洙总理与通商交涉本部长金铉宗等开放派官僚，还一直想着要在参与政府任期内，推动扩大进口美国牛肉的开放幅度。青瓦台政务领域的参谋自然是持反对意见的。

卢总统在2007年12月24日召开了有关部门部长会议，得出了参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意见。会上，金铉宗本部长带来了自己部门的提案，他表示：扩大开放进口美国牛肉市场的措施最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按照OIE标准接受月龄不满30个月的进口牛肉；第二个阶段，最好是在美方公布修改后的饲料禁止措施之时（当时预期为2008年2—3月份），完全按照OIE标准进口牛肉。

但是经过会上一番讨论，卢总统最终定的结论如下：

对于月龄30个月以上进口牛肉的限制，何时解除应充分考虑到民众对疯牛病的态度、周边国家的谈判情况、周边动向等，然后做出慎重判断。

允许进口月龄未满30个月的带骨牛肉本身已经是一大让步，因此，如果美方可以接受，我们将仅针对该问题进行谈判。

月龄30个月以上牛肉的进口问题，目前不适宜于讨论，不在讨论范畴之内。

在国内批准FTA之前，不适宜处理牛肉问题，否则有可能对FTA的批准产生负面影响，也无法保证美国先行批准。

在这次有关部门部长会议上确立了政府的意见之后，韩德洙总理与通商交涉本部长金铉宗还是向我与政策室室长提出，请求就扩大进口美国牛肉问题再次进行讨论。通商交涉本部长此后还与美方继续进行实质性接触，据说美国驻韩大使也是他们实际工作会议的谈判伙伴，他的态度比过去有所缓和。

我向总统汇报之后，于2008年1月21日召开了美国牛肉有关工作负责人会议。我们维持了2007年12月24日有关部门部长会议所定下的结论，结束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闵东石在他的书中认为，卢总统向美国总统许下的承诺以及有关部门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政府立场完全被秘书室室长颠覆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另一方面，李明博总统在当选之后也曾两次礼节性地到青瓦台拜访卢总统。当时，卢总统表示会在FTA批准一事上给予帮忙，还提出希望卢总统在任期内能够解决有关美国牛肉的问题。

卢总统向李明博当选人说明了情况，当时国内舆论赞成FTA的占70%，而对于牛肉的反对舆论也占据70%。他本人与布什总统通话时已经把条件合理、与周边国家保持步调一致作为了先决条件。而且，按我们此前提出的条件，我们也算是完全遵守了与美方的约定。但后来美国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才导致这个问题悬而未决。

如果先解决牛肉问题，很有可能为美国国会批准FTA造成巨大障碍，因此，最好先得到FTA的批准，将谈判推后。卢总统的意见是用牛肉谈判作为美方通过FTA的交换条件，他认为这样的战术很有必要。当时，李明博当选人对卢总统的话也深表赞同。

这一系列过程显示，李明博政府时期爆发的牛肉风波从参与政府末期已经开始，继而由开放派官僚们推动了。而推动该事件的旗手——韩德洙总理与通商交涉本部长金铉宗，二人在李明博政府中能够长期不倒，我认为这绝非偶然。

龃龉

2007年12月21日，我以总统秘书室室长的身份拜访了李明博当选人，向他表示祝贺。李当选人对我的到来表现得非常友善，他告诉我：“自己一定会对前任总统以礼相待！”同时，他嘱咐我把他的这个意思转达给总统。

后来，李明博当选人两次礼节性拜访青瓦台时，直接向总统说了同样的话。我希望这话是出自他的真心。我觉得大家虽然分属不同党派，但同为总统，彼此之间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而且，我们在准备韩朝首脑会谈时参考了很多金大中总统的经验，同样，我们的经验也会对李明博政府有所帮助。我认为这能够保持国家政策的连续性。

这种期待在李明博政府交接时就完全破灭了。其实，对李明博政府交接委员会推动的政府组织改革方案，我们虽然并不赞同，但也不是我们可以说三道四的。问题是，他们拿着我们完全不能同意的政府组织法修正案，要求卢总统公布出来。为此，新旧政府之间产生了矛盾，我认为他们的要求属于无理要求。结果，事情就演变成了李明博政府想做事，却被参与政府拖了后腿。

其实，我们为下届政府真心诚意地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就包括将参与政府时期庞大的档案资料整理出来交给了他们。首先，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事需要在历史上留有痕迹，更重要的是，这些档案下届政府马上就能用上。我们的目的是有效地保证国家政策的连续性。这是我们的真心。

参与政府交给李明博政府的政策资料里包含了政策的简要历程与讨论过程。以我们的经验来看，很多事情都是前任政府政策的延续，工作开始时非常希望了解该政策的历史以及其讨论过程。有些政策即使在上届政府时期已经结束，但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历届政府肯定都会经历一些共同的经济现象，这时就需要用到共同的对策。总之，我们留下了庞大的档案，首要目的是给下届政府留作参考。

我们留下的档案包括了参与政府的人事考核指南。自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实行以后，因人事考核而挨训被整、接受媒体指责的事，自文民政府以来，历届政府都存在，参与政府也没能躲过去，因此我们发展并充实了人事考核指南。如果能好好参考这份指南，参与政府所犯的错误就有可能避免了。参与政府末期，卢总统甚至还指示国家清廉委员会把参与政府的人事考核指南进一步补充、升级，重新进行了制作。

因为每个时代对重要性的判断都有所不同，所以人事考核的基准不可能一直不变。这是为下一届政府准备的指南，所以国家清廉委员会是在总统即将卸任之前的2008年2月才向总统汇报的。考核指南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人事考核；另一方面，把考核标准提前公示出来，这样有意做公务员或高级公务人员的人才能够以此为标准努力、奋斗。但是，李明博政府根本就没参考这份人事考核指南。

如果他们自己制作了其他的人事考核指南，我多少也能够理解，但李明博政府一直到总理候选人金台镐出事为止，根本就没有人事考核指南。据说，金台镐出事之后他们才制作了包含200条检查项目的考核检查表，算是制作了人事考核指南。从政府组建之初，每次人事变动都吃苦头，居然还这样，真是让我费解。

总统专机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觉得不方便或有问题的地方，都尽量解决掉，为的是不留给下届政府。政府组建时，新总理与各部部长在任命程序上会有一段空白期，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不便之处，我们在制度上也做了相应的完善。即使李明博已经确定当选，我们也毫不介意。

我们甚至是顶着秘书室工作人员的骂，把青瓦台内部一个小房间修成了浴室，还把回总统住处的小路修葺一新。当时还是2007年底，我们就想下届政府刚组建不可能马上着手做这些小事，于是我们赶紧修整完毕。新政府进入后，万象更新，即使想做这些事也要等上很久。而且这些事都需要预算，多少会增添经济负担。我们解决了这个症结，是想为下届政府减轻负担。但这一切设身处地的着想都毫无意义。

卸任

从大选结束到卸任，这中间的两个月，总统更繁忙了。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历史——他嘱咐下面的人务必仔细认真地整理好各种档案，尽量毫无保留地把它们交给下届政府。

这五年的历史犹如一场焰火表演，只有档案才能记录下当时的光华。因此，总统从上任之初就非常重视档案工作。五年的档案记录了成功和挫败，它会成为评价这段时间的宝贵历史资料，我也希望它能够被下届政府妥善利用。我在一线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秘书官与行政官们有很多不满。虽然他们理解总统的深意，但工作量实在是太过庞大，所有人都得连续几个星期熬夜加班。大家都在说“马上就退伍了，干吗要受这个累？”我直接督促大家，直到把整个工作都做完。

另一方面，我们也忙着准备总统卸任后的事情。总统很久以前就已经下定决心，卸任后要回到老家——峰下村生活。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即使卸任，最好也还是能够做点有益于地区均衡发展的事情，因此决心从青瓦台出来后就去地方。

几乎从2005年左右，总统就开始物色养老地点。他想从被定为“宜居乡村”的地方中选一处，因为他非常喜欢侍弄树木，也让山林厅长给他推荐过合适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得考虑现实问题，比如要确保土地可以修建私人住宅，还要有各种方便生活的基础设施。总统最终还是决定回到老家，故乡附近金海市大东村正好有一块合适的地。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最后选择了峰下村，当时是2006年下半年。

住宅的设计交给了不久前刚刚去世的建筑家郑奇镕先生。土地价格与首尔比非常低，但建筑费用还是找银行贷了款。我们觉得总统卸任后，靠写书、演讲活动还上贷款不成问题。

我也不慌不忙地做着退休准备。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留在首尔，觉得高级公职人员退休后不回老家，这真让人无法理解。举个例子，历届政府中釜山出身的部长很多，但据我所知，目前回到釜山的只有前任海洋水产部部长、现为海洋大学校长的吴巨敦一人。如果范围扩大到部长级别的话，那就是他和我两个人而已。

回釜山是当然的，但比起釜山市区，我更想回到釜山周边的农村去。我已经身心俱疲了，那么努力地工作，但最后觉得一切都是虚幻。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民众对参与政府的评价都非常无情。总统的支持率很低，我们的党也分裂了。我们阵营创造的新政权应该说是以惨淡的失败收场。进步阵营全体都遭到了重创。当然了，我们是具体承担了国政运营的人，我们的责任更大。我想安安静静地生活，远离这个世界，也有自我发配的意味在里面。因此我一心去农村找居所。

我也不得不考虑经济负担。我原本就没什么积蓄，在青瓦台期间又全花干净了。我一时间不想再做律师了，但生活还得继续，不工作是不行的。我得找一个可以上班的律师事务所。因此选来选去，最后定的地方就是现在我生活的梁山梅谷。

妻子原本就是首尔人，是典型的都市女人，但我说这几年实在太辛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她也同意了去农村。我们买了一处旧房子，是一位在釜山搞绘画与雕塑的人曾经用过的工作室。里屋很小，剩下的全是工作间，并不十分适合居住。我来到这里生活以后，一直在修修补补。但我喜欢这里宽敞的院子，周边的自然环境也是好得没话说。

我觉得如果我住在梁山，还能时不时去峰下村探望总统。我想既然做了最后一任秘书室室长，以后总统参加公开活动时，我去当个随行人员或者陪同出席的人就行了。但我没想到自己去得竟会如此频繁。

告别青瓦台

最后的几天是为了离别而到处奔走。曾经一起共事过的首席、秘书官、行政官、行政要员、职员们，我都跟他们一一合影留念。这些人都是我真心感谢的人。别人听说他们在青瓦台工作，以为有多么了不起，其实因为他们是在“卢武铉的青瓦台”工作，平时要格外小心、格外能忍、格外能挨骂，同时也格外地努力。对于他们，我所能做的就是与他们合影留念。如果他们以后看到照片能感到骄傲和自豪，那我就别无所求了。

2008年2月24日晚上，总统在青瓦台招待所有副部长级以上人员，共进最后的晚宴。结束后我回到了秘书室室长的官邸，当时妻子已经带着搬家行李先行去了梁山。回忆着过去的岁月，担心着今后的生活，我自己一个人黯然神伤地度过了参与政府的最后一夜。

2月25日，我陪总统去汝矣岛国会议事堂参加新一任总统的就职典礼。新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意气风发，但卸任总统却黯然退场，连个离职仪式都没有。当年我作为特使参加了厄瓜多尔总统的就职典礼，当时卸任总统的离职仪式在就职典礼前一天，前来祝贺的各国使节基本上也都参加了。卸任总统在演说中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大量自己的政绩，即使这样，我也觉得专门搞的这个离职仪式很好。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的离职文化实在太无情了。

回到青瓦台总统府，我陪着总统及夫人从总统府前面的仁寿门走出来。这时，在这条从总统府入口处到青瓦台正门的路上，站着青瓦台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为辛苦了这么多年的总统鼓掌，向他挥手致意，也有人用深深的低头礼作为道别，还有人流下了热泪。我们告别了这些工作人员，走向活动现场。

2008年2月24日晚上，总统在青瓦台招待所有副部长级以上人员，共进最后的晚宴。结束后我回到了秘书室室长的官邸，当时妻子已经带着搬家行李先行去了梁山。回忆着过去的岁月，担心着今后的生活，我自己一个人黯然神伤地度过了参与政府的最后一夜。

活动结束后我们来到了首尔站，总统与我们一起乘坐KTX（韩国高速列车）离开首尔。首尔站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群。在人山人海之中，有一群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怅然若失，痛哭着送别总统。他们是来自中国的、在韩国打工的朝鲜族同胞。好像是在2003年，他们因不公平的遭遇而奔走呼号，绝食抗议。总统不顾法务部等几个部门的多次反对，主动找到他们，鼓励他们。他们对此非常感激，特地过来为总统送行。

总统向前来送行的人群恭恭敬敬地道别，然后上了火车。很多人要陪总统去峰下村，也都上了火车。总统说没有那个必要，阻止大家上来，但前任及现任部长、副部长级的人，还有青瓦台的工作人员，很多人都上了火车。所有人都思绪万千，但依然在努力营造轻松的氛围。总统也想让他们放松心情，就在车厢里转悠，跟大家讲笑话、开玩笑。途经密阳火车站时，也有很多人前来送行。到了峰下村，那里更是已经挤满了一大群人。看到来了这么多人，总统的心情似乎也变好了。在欢迎活动上，他讲话结束前大喊了一句：“啊，心情真好！”我也在心里高呼：“啊，我也解放啦！”

我亲眼看着总统夫妇进了家门之后，才回到自己在梁山的家。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家里乱得不成样子。我从青瓦台出来时太匆忙，对新家也没怎么在意，到了之后才发现房子内部的修理还没结束，连个放行李的地方都没有，睡觉的地方也让人很不满意。即使这样，我也喜欢。光是这种解放的感觉就足以让我忘记一切烦恼了。

总统与我们一起乘坐KTX离开首尔。首尔站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群。

乡村生活

我虽然在梁山购置了新巢，但房子很不像个样。因为我们搬进去时房子还没被改造成居住用的住宅，所以根本无法在正房里吃饭睡觉。几乎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我都住在山涧旁边厢房的一个小单间里。

当时还是冬天，我们得往灶里添柴取暖。洗漱室、洗手间之类的更是没有，洗漱只能在小溪里，解手也是在室外解决。真是名副其实的发配生活！

邻居用电饭锅做了一锅饭给我们送来，还送来了泡菜。妻子拿着米糕和猪肉去乡村会馆登了记。

回归律师本行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一般如果在法院或检察院工作过，多少有些前官礼遇[注：前官礼遇：指部长级以上的高级公务人员卸任后依然保持在职期间的各种待遇不变。]，在我身上虽然没有这种礼遇，但我觉得毕竟自己曾经做过青瓦台民政首席和秘书室室长的工作，如果马上做律师不太合适。我在家待了几个月，几乎没有外出过，天天在家整理院子，还种了一块小小的菜地。房子修理了一个半月之后，我们才搬进了正房。

另外，家里多了几口——三只狗、两只猫，还有八只鸡。每天早晨一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它们喂食，收拾排泄物。狗是我在釜山时养的，猫本来是女儿的，后来她工作了不方便照顾，就交给了我们。

养鸡是为了防止蜈蚣动不动就进屋乱窜，顺便我们也吃上了绿色无污染的鸡蛋，有时母鸡下蛋孵出小鸡崽，观察这个过程也别有一番趣味。因为有时候蛇会进入院子，我们买了工业用的白板插到院子周围。我们也种菜，就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的产出，我们两口人也根本吃不完。

院子一大，到了夏天我就开始了与野草的斗争。如果周末有那么一两次因为各种事情没拾掇，那么该干的活就堆积如山了。如果有人问我做什么运动，我就会回答：我不做运动，只劳动。我不懂劳动的要领，总是毛手毛脚，因此既浪费时间也耗费体力。但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因此还是无比欢喜。我经常梦想着，干脆就这样当个专职农民，够吃够喝就行了。

农夫卢武铉

回到峰下村的总统也过着农夫的生活，我偶尔会去峰下村看望他。如果有人拜访总统，场合比较正式的话，我会去陪同，他有什么公开活动，我也去随行。这种时候有人陪同，总统也会比较有面子，因此只要峰下那边找我，我一定会过去。

我每次过去心情都很好。来峰下村的游客人数日渐增多，他们喜欢高声呼唤总统，让他从家里出来一起照相。总统一天要被喊出去好几次，跟游客们打招呼也是个辛苦活，但他还是很开心。

总统不仅喜欢跟游客打招呼，还喜欢跟他们聊家常。有时候聊到兴头上都忘记了时间。总统经常跟客人们聊上一个多小时，就像在大学讲课似的，花很长时间讲很高深的内容。如果他没有去世，我想他现在一定是一边干着农活，一边与普通市民无拘无束地聊天，给大学生、研究生们做讲座，过着朴素的生活。

当他谈起绿色农业、植树造林、花浦川复原等话题时，脸上是那样生机勃勃。他想从整体上对峰下村进行重新改造，把这里打造成富裕、宜居农村的成功典范。

卢武铉是一名普通的市民，也是前任总统，因此他构想了几件对国家有益的事情。首先，他创办了“民主主义2.0”网站，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个具有高水平民主意识、能够讨论进步话题的空间，对社会有所贡献。结果失败了。上传的文章倒是不少，但没能形成高水准的讨论，讨论文化也没能上一个层次。文字一律都是批评李明博政府的，也不能包容不同意见的声音。这不是总统所期待的。他还上传了文章提出“即使批评也要有根有据，讲些水准”，但毫无用处，最终只能将网站关闭。

另外，总统还非常认真地搞花浦川复原运动与鸭子农耕法，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卸任还乡”听起来很惬意，但实际上对总统与家人来说，生活上有很多不便。社会上出了什么问题，媒体就会蜂拥而至，总统想走出家门都很困难。尽管总统生活在各种各样的麻烦与不便之中，他土还是从绿色农业与花浦川复原这样的工作中找到了幸福感。最重要的是，国民非常喜欢这样一位卸任总统。

峰下村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有些构想还没来得及开始，有些则不了了之。峰下村的游客日益增多，卢总统卸任以后人气不降反升，这在李明博政府眼里都被解读为带有政治色彩，成了后来各种不幸的前奏。但当时，我们丝毫没有察觉到。

来峰下村的游客人数日渐增多，他们喜欢高声呼唤总统，让他从家里出来与他们一起照相。总统一天要被喊出去好几次，跟游客们打招呼也是个辛苦活，但他还是很开心。

政治报复

进口美国牛肉问题导致首尔，乃至全国都爆发了烛光示威。当时卢总统表现得非常谨慎和克制。即使李明博政府连日发言，把责任都转嫁到参与政府头上，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但依然尊重现任总统，考虑着别人的感受。烛光示威中有人高喊“总统下台”的口号，卢总统都公开站出来批评这样的口号和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合适，对烛光文化节之后人们涌向青瓦台的行为，他也指出这么做不妥当，公开表示了忧虑。

总统和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烛光示威的后续就是政治报复，报复的锋芒直逼我们。李明博政府已经开始对卢总统和参与政府产生憎恶与仇视，这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他们还怀疑烛光示威的背后是我们在指使，这种说法我们也是过了很久才听说。他们像是得了被害妄想症，这种想象力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政治报复的肇端始于对参与政府人员进行拙劣的背后调查。前任总理李海瓒与韩明淑，据说都是被调查的对象。继而我们又听说前秘书室室长李炳浣、前教育副总理金秉准周围的人也公然被带走，挖他们的问题。还在几位“386”出身[注：“386”出身：指20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领导过民主化斗争和学生运动的一代人。——译者注]的秘书官身上拼了命地找线索。如果在本人身上找不到毛病，就开始随便乱抓，甚至是逼迫他们周围的人就范。

总统当然也听说了这些曾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所经受的遭遇，但他对此一律不做任何回应，只是告诉人们尽量不要来峰下村了。他觉得自己还好，不想那些人因为来看他，被人家盯上。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他是多么焦虑、多么痛苦，否则他怎么会在遗书中写道：“因为我的缘故，让太多人受太多的苦了。”

复仇的刀锋悄悄转向了总统本人。首先是用总统留下的档案羞辱他。卢总统是历任总统中留下档案最多的一位，他们却指责他是“转移档案材料的寡廉鲜耻之人”，这不成了一幕讽刺喜剧吗？

他们的论点钻了法律的空子，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前任总统不能随便阅览自己在任期间的档案。这个规定是有问题的。我与当时的总统室长柳佑益通了话，向他说明了事实关系，我们方面的前总务秘书官郑相文与对方总务秘书官金伯骏也通了话，对很多内容做了详细补充。当时他们听了我们的解释，大体理解了，但还是无情地推波助澜。

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制度，让前任总统可以阅览自己在任期间的档案就可以解决了。可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而是选择故意制造事端，把事情弄得好像是重大的违法行为。

《总统档案管理法》的规定是将总统档案存于国家档案院内的总统档案馆，让国家来保存管理，如有违反将予以处罚。万一我们应该移交的资料没有移交，而是全部拿走的话，那就是违法了。但是我们把原件原封不动地移交了，因为阅览制度有些麻烦，就带走了一份复印件。这对国家管理卢总统档案的制度没有造成任何冒犯和侵害。

即使考察立法宗旨，卢总统违法的主张在法律上也不成立。更何况前任总统阅览过去在任期间的档案，在现实上来看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不能阅览档案，如何写文章，如何去演讲？

总统与我们都觉得这件事在法律上是明明白白的，应该按照合法程序把是非弄得清清楚楚。但总统最终还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以一种屈辱的方式举起了白旗。参与政府时期参与过此事的人都成为调查对象，接受了传唤调查。这让总统实在难以承受。总统想要保护他们，公开表示：“都是我让他们做的，如果有错误那也是我的问题。”

任期结束时，为了能多移交一份档案，整个青瓦台都全身心投入，备尝艰辛，总统档案事件让我觉得当时付出的辛苦荒唐无比。当时为了督促大家早日完成档案，我还让几个职员连续熬夜。我真没想到我们一心为了下届政府，移交给档案院的档案，竟然成了无耻的政治报复所使用的工具。

过去总统卸任之前，或者把档案销毁，或者干脆带回家处理。在这方面，制定法律的人正是卢武铉总统本人。前任总统卸任后，如果不让他任意阅读、使用自己在任期间的档案，那么他很可能会把档案全部带走处理掉，因此卢总统认为制定这个法律很有必要。很遗憾当时留下了法律的漏洞，没能把阅览的便利性做得更明确。遭人背叛的苦涩感油然而生，我们也很无奈。

更何况，复印件由卢总统本人保管，里面的文书并没有出现泄露。当时卢总统自己还没来得及打开看，就算他有什么违法行为，也没有必要如此落井下石吧！

我听人说，执政者担心那些档案有可能被用于批评，甚至攻击李明博政府。不管这究竟是谁策划的，我认为确实有组织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政治判断，进行了操纵，下达了对策和指令。

档案事件结束后，又开始拿大米补贴的问题做文章。他们把事情弄得就像是他们在为参与政府所做的坏事擦屁股一样。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啊，李明博政府与卢武铉政府以及峰下村，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对立了！”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归罪于上届政府之类的政治行为，而是怀有相当大的敌意了。我这种感觉得到印证并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

拘捕令

那些跟总统亲近的人，以及他们的企业开始成了新的目标。我立德医院的李向浩、金修景会长接受了税务调查，紧接着创新纤维的姜金源会长也接受了检方的调查，最终遭到了拘捕。2008年7月泰光实业开始接受税务调查，检方调查扩大到世宗证券卖出舞弊案，随之总统的兄长卢建平成了调查的目标。后来一切都清楚了，总统兄长还只是问题的开始。

其实总统兄长的问题早在青瓦台时期我们就特别留心了，因此当他被调查时，我心里咯噔一下。世宗证券与朴渊次的问题我也有不好的预感。我在青瓦台时就听说了一些不怎么光彩的传言，民政首席室的司正秘书官室下属特检班，曾获得过有关信息。我让他们彻底调查，企业方面的人坚决否认，他们都说绝没有那样的事情。我们向总统兄长也询问了，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绝对没有”。后来才知道，企业方面的人与总统兄长并没有吐露实情。但当时所有人都一口咬定，我们也毫无办法，因为青瓦台没有调查权，我们也不能再深入挖掘了。如果当年找到哪怕一点点线索，或者总统兄长跟我们说了实话，我们绝对不会掩盖真相的，一定会用我们自己的手去揭发。

当检方申请拘捕令，马上就要实施拘捕时，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总统兄长已经和那件事极不光彩地绑在一起了。如果说事情的爆发是在我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我们之前已经接到了消息，却没能深入挖掘，这让我觉得格外地遗憾。

继总统兄长之后，总务秘书官郑相文也被卷入了不光彩事件，遭到了拘捕。问题还是出在朴渊次会长那里。为了应对这些事件，我开始频繁前往峰下村。前民政首席全海澈、郑宰星律师还有我，主要负责法律上的应对事宜。

夫人自知犯下了大错，觉得对不起总统，更无颜面对我们。我们为了掌握案情进行讨论时，她不得不一起在场。其余时间她尽量避免跟总统同处一室。有时她正跟我们在一起，见到总统来了，就悄悄地离开。

那段时间总统有点儿奇怪。当时总统也和我们一样，对很多事情的前因后果并不知情。我们为了掌握案情向夫人再三询问，夫人逐渐吐露了详情，我们这才有所了解。如果换作平时，他一定会大为光火，高声训斥，但当时一次也没有。到最后也没在我们面前大声喊过一次。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这件事确实事关重大，不是心态豁达就可以理解的，但当时他看起来就是很豁达的样子。

他对我们说：“最终都是我的错。我这么长时间以来都不会赚钱，不能给他们任何未来的保障，所以我妻子与郑相文秘书才会这么做的。这都是我的错。”他还说：“我搞政治搞得久了，我得到了锻炼，但我的家人没能接受锻炼。”

总统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虽然他当时毫不知情。他让郑秘书说是他指示秘书这么做的，郑秘书没有听他的话。于是总统干脆写了文章，说事情是自己干的。不久以后他又把文章传到了网上，还说“大家应该抛弃我”。

这些都是他的真心话，总统就连见我们都觉得尴尬，颜面尽失，还直接向我吐露过这种心情。他对自身要求严格，近乎到了道德洁癖的程度，我太清楚他这样的人要接受那种现实有多么困难了。虽说当时有些难堪，难免让人担心，但我也只能企盼他们靠着最终会被宣判无罪的信念，挺过这段痛苦难熬的岁月了。

检方与媒体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大搞舆论审判，扣“莫须有”的罪名。他们把总统弄得好像是“寡廉鲜耻之人”。检方的调查企划官洪满杓从早到晚地发布正式简报。中央调查部部长以下的检察官们也将调查情况全部透露给了媒体。甚至检方的有关人士，俗称为“吸管”[注：吸管：检方的线人、水军之类的，为检方做一些私下的运作。——译者注]的人，还会把故事做进一步丰富处理。

那个“田埂手表”[注：田埂手表：是国情院操纵舆论故意编造的，目的是抹黑卢武铉。——译者注]——传说是总统把受贿来的价值1亿韩元的手表扔到了田埂里——的桥段就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他们要是觉得司法处理不称心，就通过媒体进行公开羞辱，迫使我们屈服。这一点上，媒体几乎成了共犯。

最让人痛心的就是那些标榜进步的媒体。他们的报道与保守媒体别无二致，但专栏与社评写得却像扒皮剜肉，着实恐怖。法正大师的文字是出了名的充满灵性，抚慰人心，大师去世之前留下遗言：“文章也是造业，不要出版自己的文章。”而那么多人写下的文章就像锋利的匕首一样直刺人心，我没有看到他们对自己的文字做出一丝反省，也没有看到他们有一点节制。

相形之下，我们这边既缺乏应对的策略，也没有能够应付的人。峰下没有专门负责媒体的秘书，无奈之下只能由我担此重任。我一面要上班，一面还要抽空去峰下，对记者们的采访电话也要一一应答。当时媒体所报道的我的意见，大部分都是我开车时回答的。而且是在我还没来得及看检方的简报和媒体报道的情况下回答的。当记者问“检方的简报说了某某内容，您怎么看”或者“某媒体报道了某某内容，您怎么看”时，我都是当场即兴回答。如果我没能接电话，那我方的立场就不会见诸报端，因此只要有人来问我，我就很感激了。

我不是那种在思想上、语言上具备爆发力的人，更何况媒体环境和舆论环境都对我们极为不利。每当遇到记者的提问，如何表达才更具说服力，才会有所帮助，我都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我虽然每天绞尽脑汁地应对，但事情还是成了那样，让我后悔不已。

当时总统确实是很冤枉，所以我还考虑除了法律上的应对，是不是也需要从政治上做出应对。我们讨论了一个正面应对的方案：对于并非事实的事情就直接说不是事实，并指出这包含了某些政治用意。负责宣传的参谋们基本都同意这样做。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写了封“寄给李明博总统的信”，最后我们还是没寄出。但最终总统选择了百分百的法律应对。因为他觉得媒体根本不会听我们说的话，那样反而会招致更为残酷的批评。

总统与我们在当时一忍再忍。事情过后我也留下了很多遗憾，觉得当时我们的应对并不合适。我们是不是太过于小心谨慎了？我们都没能痛痛快快地表达出总统的心里话。如果我们当时一面指出“这是针对前任总统的一种卑鄙的政治调查”，一面提出质疑，偶尔来个全面拒绝调查，或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应对，是不是更好？……现在只剩下悔恨了。

当然了，我无法知道如果那样做是否会更好，是否能让总统更加舒心，更加有底气。反正我的脑海里有一个想法总是挥之不去——如果我们早知道您有那样的心思，那我们也一定会以死相搏……

耻辱的一天

2009年4月30日早晨，总统到首尔大检察厅接受调查，这是耻辱的一天。很多人聚在一起，想阻止总统前来。夫人一言不发，强忍着泪水，总统面无表情。那些特地赶来给总统加油的人，还没等安慰总统，自己就已经哭成一团。反而是总统为了让他们安心，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各种笑话，努力活跃着气氛。

总统走出了自己的家。夫人一直以来都是强忍着泪水，但当她看到总统的背影时再也忍不住了，泪流不止。总统又重新走回来，轻轻拍了拍她。

总统乘坐的大巴上空就是坐着直升飞机拍摄的记者，后面还跟着很多记者的车辆。大巴内是异常沉重的安静，所有人都面色凝重，只有总统一路上始终面无表情。

终于到了检察厅。中央调查部部长李仁圭迎接总统，准备了一杯茶。他相当嚣张，虽然措辞还算恭敬，态度上却是满满的傲慢无礼与目中无人。中央调查部第一课长开始了调查。总统尽最大努力冷静地一一作答。总统的自制力真是惊人！看了检方的调查过程，我再一次确认检方并没有什么证据。除了朴渊次会长的陈述外，没有任何证据。总统与朴会长的陈述虽然有些出入，但他们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朴会长的话是真实可靠的。甚至连通话记录都没有，没有通话记录就意味着不存在通话的事实。

2009年4月30日早晨，卢武铉总统到首尔大检察厅接受调查，这是耻辱的一天。很多人聚在一起，想阻止总统前来。夫人一言不发，强忍着泪水，总统面无表情。那些特地赶来给总统加油的人，还没等安慰总统，自己就已经哭成一团。

调查结束后，总统见到朴会长时表现出了更为惊人的控制力。首先，检方让朴会长与总统当面对质，但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对前任总统极大的不尊重。如果总统否认的部分与朴会长的陈述有出入，那找出其他客观证据来判断出谁的话正确，才是检方应该做的事。提出当面对质是非常无理的。最终因为辩护律师的拒绝，对质没有进行。朴会长为了对质等了很久，我说跟他见面打个招呼吧，二人才有了这次相遇。总统温暖地和他打了招呼，在当时的场合下还安慰了他。

总统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埋怨过朴会长半句，更没有吐露什么不快的字眼。他能够理解，朴会长也坚持了很久，实在是被逼到穷途末路了才不得已为之。我认为总有一天朴会长获得了自由，就会将一切真相吐露出来。而总统之所以能理解朴会长窘迫的处境，还有一个原因，朴会长的女儿们也因涉嫌违反外汇管理法接受了调查。此外，据说检方还在调查泰光实业接受设施资金的融资等方面的问题。像这样一家老小，还有家族生意都攥在人家的手掌心里，谁都挺不过去。这件事我们也确有耳闻。

结束了检方的调查，我们坐大巴回程时也是一路沉寂。长时间的调查把人搞得太疲倦了，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心情更加五味杂陈。当时的氛围也不适合再讲点轻松的话来逗总统开心了。

到那天为止的一系列过程，挺过来太不容易了，如果检方真的马上起诉，对于上法庭我还是有信心的。检方与媒体再怎么舆论审判或者政治审判，法律就是法律。调查记录的漏洞是不可能被掩盖的。事实带有无穷的力量，无理调查或者捏造事实始终是有局限性的。那件案子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能赢！在这个意义上，总统也相信“真相的力量”和“明明白白的事实所带有的力量”。

检方传唤总统接受调查已经是最后的一道程序了。正常来讲，紧接着马上就应该做出具体处理，不拘留起诉也好，无嫌疑处理也罢。但是他们没有这样，检方调查结束后，还是不做任何处理，一直把事情拖着。原因很简单，检方对于能否维持公诉做了一下判断，在那种情况下申请逮捕令当然很困难。一旦申请被驳回，检方此前所做的所有调查就都付诸东流了。就算是不拘留起诉，想维持公诉也很难。无奈之下，他们不做任何处理，只是一味地拖延。通过媒体继续进行羞辱与迫害，除此之外，他们也别无他法了。

护送总统到家之后已经是深夜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家，思绪万千，各种想法涌上心头。真是可怕的一天，因为每一秒都处于紧张状态，此时的我疲惫到了极点，但仍然睡不着觉。

总统是怎么一步步陷入今天这种困境的？我能够理解总统。他一直以来太穷了。贫穷让他拼命学习，贫穷让他走上了人权律师的道路。如果不曾贫穷，他可能就不会去关注那些像他一样辛苦的人们。他抱着一颗质朴的心要帮助穷人和那些被压迫的人们，于是走上了人权律师和民主化运动的道路。政治只是它们的延伸而已，正是对政治的真挚和热忱让他当上了总统。

但他依然没能摆脱贫穷。最开始做律师时勉强算是从贫穷中摆脱了出来，但自从他走上帮助其他穷人和蒙冤受难者的道路，就又再度陷入贫穷之中。即使峰下村地处偏僻，地价如此便宜，他也没钱盖房子，建筑费用还是找银行贷款的，也找朴渊次会长借了钱。总统曾对我说：“我自己虽然经受了政治锻炼，但我后悔的是没让家人也经受政治锻炼。”一切的一切还是因为总统根本没为自己卸任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才发生了这么多事。

总统去世后进行财产继承申请时才发现，他的负债竟比财产多了4亿韩元。

命运

一切都是命运，它让我们相遇，引领我走到这个位置。

丧主文在寅

2009年5月23日，前总统卢武铉去世的消息给全体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参与政府的人士听到新闻后，陆续赶到了釜山大学医院。

人们不相信这个消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发问。很多人怀疑，他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吗？每次向人们解释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再一次浮现第一眼目睹的总统的惨状。考虑到夫人可能承受不了打击，医生对尸体做了一定程度的美化。在此之前，看见过惨状的只有警卫员、秘书文龙旭，还有我三个人。发表总统去世的消息，向人们解释事件的经过，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极为残忍的。但这些事情只能由我来做，我真是痛恨自己这样的处境。

接到总统噩耗的同时，无数自责涌上了心头。总统去世前一周，我没有去峰下村。虽然也没什么特别的日程安排，但也没有非去不可的要紧事。当时总统已经接受了检方的调查，而检方也没做出什么决定。

最开始，我想着得做好准备，万一检方申请逮捕令怎么办？为此我经常去峰下。即使后来确认不可能申请逮捕令了，我觉得检方很可能马上就会提起不拘留起诉，也一直去峰下商量对策。可后来检方没有做任何决定，时间一长我觉得让总统对这件事别太在意，休息休息似乎更好。更何况总统见到我也觉得有些惭愧，我想还是尽量让他一个人休息比较好。

而且那段时间，无论是总统还是律师们，都坚信即使检方起诉结果也肯定是无罪的。任何人都想不到总统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全都抛弃掉。

后来我才听说，总统去世前最后一个周末是自己过的。他连写书都放弃了，《进步的未来》这本书是他始终不肯罢休的。19日上午，他还和与自己一起写书的尹太瀛、杨正哲两位秘书官说“辛苦你们了”，然后就把所有事情都放下了。见了几个人是他最后做的事情。21日傍晚，除了同村的朋友工会主席李载雨来待过一会儿，从19日下午到23日清晨，他谁也没见。前一天，他亲自到家中秘书官待的地方拿烟。就像做最后的告别似的，他出神地看了他们很久，但是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然后就是23日清晨离开家，踏上了那条不归路。

他自己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度过了无比孤独的时光，一直到最后下定决心，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在他的身边。当刚看到遗书的巨大冲击渐渐消退后，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头脑中酝酿这封遗书的？

这样的文章不可能是打开电脑后才开始思考的，总统一定是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心中酝酿许久了。

第一句“我欠了太多人的情”，是在下面的文字全部录入电脑后又打进去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把自己的遗书读了一遍又进行了修改，这很符合他的性格。总统最后到底酝酿了多久？这个想法至今还在折磨着我。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在主页上写下“大家应该抛弃我”这句话时，我都没能完全猜透他的心。他该有多么孤独啊！

连我都无法相信的事，别人怎么能够相信呢？无论是国民还是记者，没人能相信这是总统自己的决定。我让金秘书公开遗书全文，分发给记者。最早打印出来的那份，我给夫人过目后就放在了自己的怀里。直到现在我都把这份遗书放在我的记事本里带在身上。没有特别的理由，就是不能扔，仅此而已。

我和人们一起讨论应该把灵堂设在哪里。最后我们决定不在医院设置临时灵堂，马上回到峰下村，让峰下村那边立刻准备临时灵堂。当时正在峰下村的秘书官金正浩在村里人的帮助下急忙开始动手了。

妻子带着我的黑色西装、黑色领带，哭着赶到了医院。我现在成了办理总统丧事的丧主。

峰下村来消息说临时灵堂准备好了，天黑时分我们护送总统回到了那里。从早上出门散步到现在，不到12个小时他又回来了，但这一次，回来的是冰冷的尸体！

峰下村聚集了很多听闻噩耗赶过来的人们。我没有时间跟大家一起悲伤，因为我还要去村里开会准备葬礼的事。我主持了这个会议，大家一起讨论了很多具体工作，一直到清晨。

如此漫长的5月23日终于过去了。这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没有哪一天比那一天更让我后悔自己做了最后一任秘书室室长——从确认尸体到发布噩耗，再到主持治丧会议，我不能一个人独处，也不能哭……

从确认尸体到发布噩耗，再到主持治丧会议，我不能一个人独处，也不能哭……

国民葬

第二天的会上，前任总理李海瓒建议前任总理韩明淑担任治丧委员长。大家都表示了认可，韩明淑也同意了。我作为丧主，需要一直往返于治丧会议与灵堂两个地方。

越来越多的悼念人群让人肃然起敬。当天就不用说了，后来赶到峰下的人也是多得超乎想象。这么多人花上好几个小时赶过来，就为了一两分钟的吊唁。到了之后还要等上好几个小时。5月的骄阳和酷热，还有不期而至的暴雨，都没能把他们驱散。他们就像是在参观庄严神圣的宗教仪式。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背后驱使着他们？

在讨论葬礼问题时，很多事情需要作出选择。在当时的条件下，夫人及家属不可能一起参会讨论，只能由我充当信使来回传递信息。

第一道难关就是选择“国民葬”[注：国民葬：为期7天，规格仅次于9天的国葬。2011年，李明博政府发布了将国葬和国民葬统一为国家葬礼的修正案。]还是家族葬的问题。总体上同意国民葬的人比较多，但是主张家族葬的人非常坚决，他们虽然人数少但寸步不让。包括丧主卢建昊在内的家属最开始也是主张家族葬的，我们反复劝了很久。

前总统金大中通过秘书室室长朴智元传达了自己的意见，他也认为国民葬比较好。首先，卢总统一生都在为国民的人权和民主主义事业奋斗；其次，是国民的支持才让他成为了总统；最后，他任职总统期间也是尽最大的努力为国民献身，应该让国民一起为他送行。金大中总统用他那特有的严谨，逻辑清晰地整理出了这三条理由。逐渐地，国民葬成了大势所趋，最后家属也接受了这个选择。

家属虽然同意了国民葬，但政府方面又对治丧委员会的构成提出了反对意见。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和我们共同组成治丧委员会，由时任总理和前任总理韩明淑一起担任委员长。可是家属方面又表示不能接受，因为时任国务总理正是主持对卢总统进行调查的人。为此我们又劝说了很久。

接下来是关于遗体告别仪式在哪里举行的讨论。我最开始也是考虑到总统的精神和他的遗言——“给我在峰下立个小小的石碑吧”，觉得在总统故乡进永邑搞遗体告别仪式和路祭比较好。如果卢总统的去世不是那样的悲剧，我一定会把这个想法坚持到最后的。

可是，卢总统的死无异于政治谋杀。他的死凝聚着他所信奉的价值和他的精神所遭受的挫败。平凡的人们曾经从他的身上找到了政治理想，现在他们的理想也与他一起倒下了。

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这是前任总统为家属及周围人所犯下的错误而赎罪，或者把这看成是我们落后的政治文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不管怎样看待他的去世，既然有这么多国民来参加葬礼，我们就有必要仔细思考一下他死亡的意义。国民创造了一个新词——“未守对”（未能守护您，真对不起），用来表达愧疚与悔恨交织的复杂心情，我觉得应该让所有国民一道，共同护送他走完最后一程。

这样看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能够让更多国民参加路祭，同时能够容纳灵车队伍。最终我们觉得在首尔广场举行路祭比较合适，就把遗体告别仪式的地点定在首尔了。这一点家属也比较容易接受。在首尔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个决定，也有助于他们接受国民葬。

家属们对于墓地选址问题也难以做出决断。照理来说，应该按照总统遗言选在峰下。但也有很多人反驳，表示这样对待前任国家元首是否有点过分。也有人主张，正因为总统是那样去世的，才更应该让他在国立显忠院[注：国立显忠院：是韩国安葬国家有功者的国立陵园，韩国前总统李承晚、朴正熙均安葬于此。]安息。也有很多人提出了更为现实性的担忧——以后墓地的管理也是个问题。最关键的是夫人一直拿不定主意。总统的遗言并不仅仅是他去世之前的一时冲动，而是从他决定退休回老家时就一直酝酿着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而且始终没变。

另一方面，总统这个人本来就不喜欢国立显忠院这种完全定型的特别待遇，夫人和我平时都是比较了解他的，于是最后我们决定遵照总统遗言的意思。

最困难的就是在峰下找具体的地点了。现在的场所并不符合我们的传统观念，家属也提议葬在自家后面左边的山脚。但这里很难打造成一个能让国民一起追悼总统、寄托哀思的空间。如果说山脚，其实现在墓地对面的山脚更合适，但是我们很难拿到那块地的土地所有权。

最后，我们把重点放在能让国民有追悼的空间上，选择了现在的位置。从最开始我们就考虑最好用石板的设计，能够让国民参与进来。夫人一直对一件事耿耿于怀，因为这里正对着悲剧的发生地——猫头鹰岩。我也是一样，但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现在这个样子完成后，家属们也都很满意。

我站在烽火山狮子岩上往下看墓地，有一种感觉——这里好像就是命运为总统特意安排的安息之所。

墓地的形状是三角形，顺势而下的山麓就在水池，也就是三角形的顶点处，与人们生活的峰下村完美交汇。路对面有个莲花池，是总统回乡后到处寻访来莲花种子，亲自种下并打理的。现在这些莲花正好装饰了墓地的周围环境，一切像事先就被设计好了似的，命运的造化谁又能参透呢？

好不容易定下了大的思路，政府的小气又让我们犯了难。首先，政府反对在首尔广场举行路祭仪式，他们担心这会激化民众的感情进而引发大规模示威，因此一直到当天清晨都没定下来。我们只能这样去说服他们：“反正灵车队伍要经过首尔广场，如果政府不允许搞路祭，到时候肯定会有大量的人群挡住灵车队伍，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很有可能会有人临时搞起路祭活动。我们也不希望到时候发生这种情况，那样的话政府会更为难。所以最好还是在我们的管理之下，让一切活动秩序井然地进行，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举行路祭。”听了这样的分析，政府也改变了最初的立场。

墓地的形状是三角形，顺势而下的山麓就在水池，也就是三角形的顶点处，与人们生活的峰下村完美交汇。

接下来挽幛[注：挽幛：为表达对逝者的悲痛之情，将所写的文章写在绸缎、纸上做成旗子一样的东西。在运送尸身去墓地的途中，挽幛被扛着跟在灵车之后。]又成了问题，因为悬挂挽幛的杆子很容易成为示威工具。总统去世造成了群情激愤，这个时候那东西在眼前晃来晃去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他们让我们把挽幛杆从木杆换成塑料管，而且扛着挽幛的人也必须经过身份确认，路祭一结束马上就把挽幛收回。我们说你们要是信不过我们，干脆派政府公务员来扛挽幛好了。我们话都说到了这个地步，他们也就接受了我们的立场。直到清晨，我们才勉强定下了所有问题。

执政者对每一件事都要斤斤计较，左右权衡。其实，我们比政府更希望遗体告别仪式能弄得既体现威严，又井然有序。我们特别小心谨慎，一点也不想把遗体告别仪式或者路祭弄成反政府游行示威，更不想用作其他政治目的。我觉得那样的话就违背了国民想要缅怀总统的善良初衷，总统也很难安心上路。我们请首尔的市民社会团体给予特别协助，他们也与我们的想法一致。我们都认识到，那天绝对不能有任何连累到总统的行动，至少那天不行！

估计政府方面对路祭时很多人聚到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很反感，所以对在大汉门前设香堂一事的态度也是如此。既然政府已经同意了举行国民葬，虽说不可能强迫国民前往现场，但政府方面至少应该把追悼会的礼仪做到位，让国民们可以深情悼念前任总统，这才是正理，也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国民葬”，不是吗？

但政府方面的态度似乎是万般阻挠，这着实让人感到遗憾。我们这边也不是没有阻挠心理。当时大国家党党代表朴熺太、前任党代表朴槿惠、国会议长金炯旿等执政党的人，以及韩昇洙总理等政府方面人士来到峰下村吊丧，就被人群挡在了路上。这样做其实很不应该，但激动的国民们当时连我们的话也不听。李明博总统也表达了要来峰下吊唁的意思，估计到时候场面可能不好看，被我们婉拒了。但我们特别小心地保护好了李明博总统送来的花圈，没有出现失礼的情况。

政府到最后也没同意由金大中总统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致悼词。这本来是我的提议，所有人都很赞成。大家提出这个请求时还有点担心金大中总统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他出席，但金总统很痛快地答应了。

令人意外的是政府方面拒绝了。理由无比荒唐，说什么“史无前例”“与其他前任总统的情况不一致”。

试问，前任总统在继任总统的葬礼上连悼词都不允许说，这是什么道理？现任总统也是一样的。在前任总统的国民葬上，现任总统只是献花、上香而已。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葬礼，还发表了悼词。而我们国家的现任总统都出席葬礼了，还不致悼词，弄得像司仪一样。虽然所属政党、党派不同，但前任总统的国民葬典礼上，由现任总统致悼词才正常，难道不是吗？其他应该与国民一道缅怀的葬礼也是如此没有道理。

金大中总统由于政府的拒绝，在遗体告别仪式前一天，拖着生病的身体，坐着轮椅亲自去了首尔站香堂，在这里发表了悼词。不仅如此，“Oh, My News”的禹相虎代表在出版《卢武铉，最后的访谈》时，金大中总统还将遗体告别仪式上未能发表的悼词作为推荐语送给了这本书。悼词开头是“卢武铉，就算你去世了也请不要死”，结尾处他说“只要我们保持清醒，卢武铉总统就算去世了，他也没有死”。这样的悼词是多么真切啊！我从内心深处无比感激金大中总统，虽然现在老人家也已经辞世了。

路祭：50万人的海洋

遗体告别仪式简直就是眼泪的汪洋。仔细想来，过去的几天里我都没有机会放声大哭，只是在峰下接受人们吊唁，见到哭泣的市民跟着流过泪而已，而且都是马上就得整理好情绪。

前任总理韩明淑悲痛欲绝的悼词又触发了我的眼泪，“总统！总统您现在在哪里？”听到这，我也泪流不止。

李明博总统敬献花圈时，发生了件小事。满腔怒火的白元宇议员突然起身，冲着总统高喊：“政治报复，谢罪！”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但是作为丧主，我得道歉。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以国民葬礼委员会运营委员长的身份向李明博总统道了歉，我低着头说：“是我们失礼了。我们对前来吊唁的客人礼数不周。”治丧委员长前任总理韩明淑也是同样的想法，跟着我一起道了歉。李总统回答道：“没关系，我能理解。你们不用放在心上。”后来检方还是对白元宇议员以妨碍葬礼罪提起了诉讼，最后又宣布无罪。

金大中总统献花后，来到了卢总统遗孀权良淑女士的身边，当时我就坐在后面，所以看得很真切。金大中总统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最有威望的长者了，当时他已经控制不了伤心和悲痛，哭得整个脸都扭曲了。我还拜托老人家发表悼词，结果招致政府人员的反对，想起这个我就更加痛心。不仅是那一天，卢武铉总统去世后，金大中总统作为国家的长者和最高领导人所表现出的风度确实让人发自肺腑地钦佩。不久之后，金总统也撒手人寰，让我又经历了一次撕心裂肺的伤痛。他老人家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再加上卢总统的事情，身心都遭受了巨大打击。他亲自前往首尔站香堂，接下来还参加了那么长时间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些都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关键性的伤害。我一想起这些就愧疚不已。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灵车队伍朝着首尔广场的方向前进，当时的场面真是人山人海。无数的市民从四面八方涌到了市中心，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

遗体告别仪式上，四大宗教团体负责人分别主持了宗教仪式。佛教是当时奉恩寺方丈明进大师，基督教是韩国基督教教会协会总务权五成牧师，天主教是宋基寅神父，圆佛教是首尔总教区长李善宗。我对他们几位都深表谢意，特别对不起的就是明进大师。当时大师正在奉恩寺进行千日闭关修行，距离一千天就剩下几天了，但他还是出了山门接受了我们的请求，这让我们不是一般地内疚。后来他还遭到了政治迫害，让我们更是深感不安。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灵车队伍朝着首尔广场的方向前进，当时的场面真是人山人海。无数的市民从四面八方涌到了市中心，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当时跟在灵车后面，人们不断地鼓励我们“加油”。巨大的人潮和灵车一起朝着首尔广场徐徐移动，普通老百姓特别多，其中年轻女性相对较多，残疾人也有不少。我能感受到这些普通民众内心深处是多么地爱戴总统。很多人都恨不得亲手触碰一下灵车，这让我们的队伍行进得非常缓慢。

超过50万人一起参加了路祭。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一起唱歌，一起呐喊，一起哭泣。我哭得昏天黑地，根本不知道舞台上都发生了什么，只能感受到现场的氛围。

路祭时人们在天上看到了神秘的五彩云。我们都吃了一惊。这是我人生中第三次见到这样的神秘现象。

第一次是很久以前，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当时数十万名天主教信徒聚集在汝矣岛广场召开信仰大会，好像是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访问韩国或者什么事情。母亲说要去参加，我就带着她去了，当时正对着广场的天空上十分鲜明地显现出了硕大的十字架。这件事在天主教内部也被奉为奇迹。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一起唱歌，一起呐喊，一起哭泣。

第二次是2005年，曹溪宗总务院长法长大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曹溪寺举行。我以青瓦台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我做民政首席和市民社会首席时，是佛教与青瓦台联系的窗口，因此有缘拜会过大师几次。当年赐牌山隧道和千圣山隧道问题让参与政府很为难，大师曾经在中间做了很多工作。大师圆寂后，没有选择一般的佛教仪式——火化，而是参与了“分享生命运动”，将身体捐赠出来，令国民深受感动。他圆寂之前不是唱着《涅槃颂》，而是留下了一段名偈：“我有一个小行囊，没有口来没有底，装啊装啊装不满，倒啊倒啊倒不空。”这段话朗朗上口，深得人心。那天的仪式中途，人们明显地看到了平时难以见到的日晕——以太阳为中心，外围环绕着非常完美的圆环。所有人都觉得太神奇了，有人说只有汇聚了人们的精诚之气和虔诚之心，才会形成一股气，出现这种现象。

路祭结束后，当灵车再次启动时，市民一而再、再而三地抓住灵车不放，车到哪里人们就跟到哪里，路边被源源不绝的人潮挤得像铁桶一般。他们悲痛欲绝的样子看着都让人揪心，车也无法加速，过了首尔站才总算是与人潮作别了。临别之际，我作为代表对市民们说：“真是太感谢大家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水原火葬场。在无数国民的伤心与哀悼中，总统化成了一撮灰尘。我们让夫人与女儿静妍在外面等着，建昊与我将火葬后的遗骨收起来，仔细碾碎后放入骨灰盒中，完成了最后的程序。

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我们才将总统的骨灰送到了峰下村净土院。本来按照习俗是不应该过12点的，我们原本也是这样计划的，但灵车在首尔市中心试图驶离追悼人群时花费了太多时间，我们也没办法。当我们把骨灰安置到净土院的仪式结束时，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国民葬就此结束。

安葬在峰下村

遗体告别仪式之后，到49祭和安葬仪式之前，我们每周都要举行祭奠活动。其间佛教界更是不辞辛苦地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他们在总统去世后通过多种途径表达了心意。不仅是宗教团体，附近的通度寺、梵鱼寺、海印寺等大的寺庙都积极地帮助我们。师父们轮流来峰下举行仪式。49祭期间不仅是净土院，釜山庆南地区的所有寺庙也都同时举行49祭。

49祭是佛教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一种仪式，也可以说是儒家的祖先崇拜思想与佛教的轮回思想折中的结果。

佛教在人死去后，每隔7天就要诵经祭祀，据说是为了祈求死去的人在这段时间内能够醒悟佛法，来生投胎到好地方。儒家则相信49日之内子孙应该为逝者的灵魂尽心祭祀，这样去世的父母或者祖先才能够凭借子孙的孝心，投到更好的地方转生为人，而且只有这样祖先的魂灵才能给子孙赐福。

管它意义如何，宗教仪式如何，有什么关系？总统的突然诀别让国民深陷悲痛，人们心里想的估计都一样——那就是总统现在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烦恼和时代的重负，希望他能就此安息，享受自由。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我虽然是天主教信徒，但七次祭奠我都参加了，也对佛祖真心地行了礼，真心祈祷了。

从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到举行安葬仪式，时间并不是很充裕，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墓地最基本的环境布置好。如果光靠我们的力量是完全不可能的，国内文化艺术界实力、名望、热情兼备的专家们组成了一个“梦之队”——小小石碑委员会，负责了这项任务。

这个名字取自总统的遗书，由前任文化遗产厅厅长俞弘濬所起。俞厅长说虽然压力很大，但觉得这是文化界应该做的，所以就毛遂自荐了。然后他又一一联系了各界专家组成这个委员会。

委员会汇集了俞弘濬教授、历史学者安秉旭、建筑学家郑奇镕和承孝相、美术家林玉尚和安奎哲、园林设计师郑荣善、诗人黄芝雨等，我也是委员。多亏了这几位，工作才得以圆满完成，将这个墓地装扮得如此美丽。

总统在遗书中提到“一块小小的石碑”，要想将这种精神具体表现出来可不容易。每个人的想法都各有千秋。如果完全按照总统留下的文字，那就是将骨灰散开，不建造墓地，然后在他家附近的地方立一个小小的悼念石碑。

但是更多人认为总统的遗言只是自己离世之际表现出的谦逊，虽然他这么说，但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处理后事。也许再过上一段时间，完全遵照总统的遗言做可能会更有意义，但是眼前有五六百万的悼念群众，他们的心情该如何表达呢？“小小的石碑”必须成为让国民表达缅怀之情的地方。因此我们决定把骨灰安葬后建造墓地，但不用圆坟，而是像支石墓一样，放上一块磐石。也不再另立石碑，直接在磐石上刻上碑名，让这块磐石起到石碑的作用。

这是俞弘濬教授的主意。诗人黄芝雨说：“最好能在地面的石板上刻上国民的缅怀文字，没有比这更好的碑文了。”因此我们决定不在磐石上刻碑文，而是直接刻上“总统卢武铉”。

2009年7月10日，总统的安葬仪式在峰下村举行，当时有数万名前来吊唁的人共同见证了骨灰入土的场景。前一天峰下村还一直在下暴雨，当天清晨雨却突然停了，就好像从来没下过雨一样。我们将此前放置于净土院的总统骨灰放在白瓷器和莲花石函中下葬了。

石函内有两件随葬品，一件是总统去世后拍摄的悼念人群的影像，另一件是《参与政府五年记录》，这是分为五部分的纪录片DVD。悼念影像里承载了国民对总统的缅怀和离别的眼泪。我们这是为了告诉总统：国民没有抛弃您！

石函内有两件随葬品，一件是总统去世后拍摄的悼念人群的影像，另一件是《参与政府五年记录》，这是分为五部分的纪录片DVD。

纪录片记录的是总统鞠躬尽瘁的五年。他当年离开青瓦台时，人们指责他是“失败的总统，失败的政府”。进步阵营也批评他是导致进步事业失败的罪魁。但是我们相信，历史会给予我们公正的评价。那五年的记录可以成为日后评价的基础。总统独自背负着所有的一切，离开了我们。他拒绝人间的审判，选择了历史的法庭。为了历史法庭能够做出公正的宣判，这五年的记录很重要。这是总统平时经常强调的。为此，我们特意把这个作为随葬品安放到他身边。

最后的告别仪式并不长，把磐石放到骨灰安葬地的上方，总统的葬礼就此结束了。那个时候墓地还没有布置完毕，看起来很荒凉、简陋。这让我很难受。剩下的事就是继续修缮墓地，装点墓地周边的环境了。

缅怀石板，国民的心

从安葬仪式结束到一周年之间，大概有10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都在全力以赴地布置墓地周边环境。有18000名市民将自己缅怀总统的文字刻在石板上，铺在了墓地周围。设计概念是建筑学家承孝相的构想，石板的摆放则出自美术家林玉尚的设计。

石板的征集活动刚一开始，立刻就收到了人们的回应，所以征集活动很快就结束了。后来很多人因未能申请到而提出不满，我们又更换了设计，增加了石板的数量。市民们发自肺腑的缅怀文字，每一句读起来都让人动容。就像黄芝雨诗人所说的，哪一个诗人能想出比这更好的碑文呢？现在还能看到有市民和家人一起来到墓地，将自己缅怀的话语刻在石板上，同时也欣赏别人留下的石板。我觉得这个国民参与型墓地的设计别具一格。

我与妻子也申请了一片石板，字只有一行——“请安息吧”。我想说的话就这一句。我觉得对于总统去世的惋惜和悲痛，别人已经表达得够充分了，我没有必要再做补充。我的遗憾就是，他从当上总统那一刻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分，过得实在太辛苦了。那时也好，现在也罢，我的心愿只有一个——盼他能够好好休息。

安葬仪式结束后，看着墓地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马平川的土地、那块磐石，还有孤零零的曲墙[注：曲墙：陵园、墓地里在坟后边堆砌的矮墙。]，我看着心里无限惆怅。太简陋了，我太惭愧了！到了一周年时，墓地周围有点模样了，我心中才算好过点。最后看到石板摆放整齐，像个真正的陵园了，我这才算是安下心来。

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感觉不踏实，觉得那里是那么冰冷、贫瘠，可能是周边的环境布置得还不够充分吧。将来再多植些树，等到树木郁郁葱葱成林了，可能就会有那种安静、祥和的感觉了吧。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课题了。

我与妻子也申请了一片石板，字只有一行——“请安息吧”。我想说的话就这一句。

“峰下财团”监事

葬礼全部结束后，为了今后能够持续进行追悼卢总统的活动，我们在峰下设立了“峰下财团”，在全国设立了“卢武铉财团”。我担任了“峰下财团”的监事，“卢武铉财团”的常任理事。我觉得这是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我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一周要抽出两天的时间用于这边，有些对不住综合律师事务所办公室的同事，但是大家都能理解。我住在釜山，每周都要去一次首尔，虽然时间有些紧张，但是看到悼念活动一件件都做得很好，结出了成果，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意义。

一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几位继承了总统遗志的朋友们在地方选举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其中，金斗官、安熙正、李光载三位的飞跃性发展让人不由得感慨万千。安熙正的名誉也得以恢复了，即使抛开公理正义，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也无比高兴。我想天堂里的卢总统也一定很欣慰。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卢武铉的精神与他的价值。我非常感谢。但是不管人们对他的去世赋予了多么崇高、多么神圣的意义，这都比不上他活在我们身边啊！

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演员明桂南一边哭着一边埋怨：“您要是活着该多好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当时总统所不能承受的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进步、改革阵营都因他而受到牵累。自己让周围太多的人承受苦痛，这让总统心痛不已。

但如果把眼光再放长远些，真相最终还是会大白于天下的，这也应该通过法律去阐明。我真觉得他应该忍一忍，再忍一忍，留在我们身边，能做的事还有那么多……

我偶尔会梦见他。一次是讨论布置墓地时，意见多得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梦中有一个仓库存放着布置墓地所使用的材料，总统和我一起去了仓库，看了准备情况很高兴。虽然只是个梦，但我也自我安慰道：“看来我们的布置方式，总统也觉得还不错嘛。”想到这我才稍微安心了些。

梦里，我还回到了青瓦台。当时在处理人事审核，做着做着突发了什么问题，我陪着总统去了什么地方调查。大法院对江原道道知事李光载做出裁决的前一天晚上我也做梦了，是个非常愉快的梦，总统和我们在一起，好像有人把一句汉语翻译成韩语，翻译得一塌糊涂，总统看了之后开了一个他特有的玩笑，让在座的人哄堂大笑，所有人都很开心。梦里的情景太开心了，以至于我醒来后还在久久回味着那种愉悦。今天有什么好事吗？我一想是大法院宣判李知事的日子。我们都期待着好消息，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虽然那只是一个梦，可我多么希望能够再见上他一面啊！

要是喝点酒我偶尔会想起过去。我问自己，在我的人生中，卢武铉是什么？我不清楚。反正他对我的生活改变很大。如果没有遇见他，我的生活肯定跟现在大不相同。从这一点上来看，一切都是命运。但如果要问，一定是好事吗？我觉得不好回答。因为疲惫、痛苦真的是太多了。

但又能如何呢？从与他相遇，到一路同行，再到最后的离别，这都不是我的计划，也不是我所能躲避的。现在也是一样。如果说他留下了未完的课题，谁又能从那个时代赋予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呢？

我更是这样，我必须得主动积极地把这些课题揽过来，走完我的余生。我做了财团理事长，奔波于各种卢武铉财团的纪念活动，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件事似乎不是到我们这一代就能结束的。即使那样，我也想要努力打好基础让其健康发展下去。而且我觉得回首参与政府的五年，对它做出评价、反省，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责任。

在我的人生中，卢武铉是什么？我不清楚。反正他对我的生活改变很大。如果没有遇见他，我的生活肯定跟现在大不相同。从这一点上来看，一切都是命运。

回归律师行业

我一生都是一名律师。如果经济上不是特别窘困，律师确实是个不错的职业。我是指这个职业能够为遇到困难的人们提供帮助。如果想把个人能力的一部分投入公益事业或公共慈善，那也很不错。这样的心态最能让人找到人生价值，产生自豪感。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步入律师行业的。所幸我还算是个成功的律师，钱也赚了，还得到了“人权律师”这样的美名。我远离了中介费，对法官、检察官的招待宴请，还有送礼这些我所讨厌的行业惯例，依然能让律所运转得不错，在法律界内名声也不坏，我想我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我一直认为律师就是我的天职。我做过一次通常被称为“特别检察官”的“维持上诉责任律师”，是在为富川警署的审问案件做特别检察官之前。那是一件发生在釜山税务审理分室，由税务官员实施刑讯逼供的案件。处罚的对象是我本来就无比憎恶的刑讯逼供者，但站在法庭上请求法官对罪犯严惩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极不舒服。一想到他做了20多年的公务员，不仅要接受法律的处罚，还会被开除公职，拿不到养老金，我就于心不忍。虽然我的身份是特别检察官，但处理案件过程中“辩护理由”总是不可控制地浮现在眼前。没办法，我想我就是个天生的律师。

律师生涯中我受理了无数案件。特别是劳动、时局案件，估计没人比我做得更多了。不是我故意专挑这样的案件，而是因为我所处的位置。当时是劳动案件的喷发期，而我所处的位置正是喷发的中心——蔚山、昌原，这里大面积地出现各种劳动案件。一开始是我跟卢律师一起，后来几乎变成我一个人全包。单说时局案件，首尔肯定更多，但那里的律师也更多，他们互相还能分担。可釜山不是这样，我自己受理的案件就是他们的好几倍。

其实“人权律师”这个名称并不确切，因为所有律师的基本使命都是维护人权。《律师法》也是这样阐述的。但是在独裁政权的刀光剑影之下，想维护人权并不容易。实在没办法了才有少数律师站出来承担这项任务，于是才有了“人权律师”这个特别的称号。

什么时候这个特别称号消失了，那才是人们所向往的世界。不管名称是什么，我确实从劳动、时局案件中找到了我的人生价值。因为当蒙冤的人渴求律师助其一臂之力时，我能够担负起这个使命。而且在那个年代，做人权辩护活动本身就是对独裁的抵抗，就是律师所能够从事的民主化运动。我想告诉年轻的律师们，“做律师，为的就是这个感觉”。

人权律师这个词一传开，我受理的案件自然而然就成了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案件。不仅有集体解雇案件，还有侵害多数居民采光权的纷争、公寓居民纷争、集体受害事件等。因为这些案件都是一次性让很多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成功之后收获的成就感与喜悦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这些都让我找到了当律师的价值所在。

后来我中断了律师生涯进入青瓦台，可以说是“偏离”了我的人生轨道。我一直不舒服，就像是穿一件极不合适的衣服在身上，我觉得那不是适合我的位置。我一直都在想：我得快点回到我的生活中去，快点回归律师！虽然中间我从青瓦台出来了，但一时间也不能再做律师。其实也没什么人禁止我做律师，那个时候还有综合律师事务所这样的地方可以去，也是当律师的一个优点了。

但我还是认为整个参与政府期间，我不能做律师。不是因为一般说来都这样，而是因为我在参与政府里所担任的职位比较特殊，让我觉得自己一不能做律师，二不能做其他与赚钱有关的事。这就是我要去尼泊尔徒步旅行的原因。参与政府期间，我唯一受理过的案件就是“卢武铉总统弹劾案”，再无其他。

参与政府结束时，我高喊道：“终于解放啦！”我以为我可以回归律师了，但是又觉得立即重新执业做律师也不太好。虽然我不是那种脱下制服还能享受“前官礼遇”的前法官、前检察官，但我想也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参与政府结束后，我经历了七八个月的空白期才重新回归律师行业，还是我原来所在的综合律师事务所。做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此前我还担心有什么“前官礼遇”，结果那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且可笑至极的想法罢了。在参与政府做过高级职位的经历，至少在李明博政府统治下，对我的律师工作完全没有任何帮助。我享受的根本就不是“前官礼遇”，反而是“前官冷遇”。

不管怎么说，现在我又回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位置。当然跟以前不一样了，岁月流逝，这中间隔了一段不短的空白。可能我已经成为律师界里被推走的“前浪”了。以前有很多人可以跟我轻松地讨论问题，但现在不行了，我能感觉得到。即使这样，我的心也很自在。我现在跟以前不同，一边做律师，一边处理“卢武铉财团”的事。能够承担“卢武铉财团”的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能做律师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回首来时路

卢武铉总统的去世与李明博政权的严重倒退成了国民新的话题。很多人为国家的未来担忧，我也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为此深表忧虑。对于未来该怎么走，人们纷纷提出了各种真知灼见，我觉得这很有必要，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遗憾。

卢武铉总统在任期内算是做到了鞠躬尽瘁。人们可以说他能力不足，或者想法不周全，但他一直都是非常努力，绝无半点私心杂念的。

我个人也是一样的。想当初我对国家政务完全没有经验，连民政首席室是个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正是因为我此前工作努力，毫无私心，才能够担负起交给我的这份重任。投身于参与政府的其他人士也大抵如此。

但是，卢总统与我们离开青瓦台时，听到的是批评——一个失败的总统，一届失败的政府。进步阵营也批评我们是破坏整个阵营的罪魁祸首。一段时间内，无数的悔恨甚至让我思虑：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一切都太荒谬了！

问题出在了哪里？我们的不足又在哪里？我们需要冷静地反省，用围棋复盘的方式去思考，从中找到经验教训。不是随波逐流，也不是耿耿于怀，而是用一颗冷静的心去分析成功与挫败的教训。如果不这样，那么包括参与政府五年在内的民主政府十年[注：民主政府十年：指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合在一起的十年。]，就都会沦落成“失去的十年”。决不能这样！

因此我强调对参与政府的五年进行“复盘”。既然要“复盘”，那我觉得就不仅仅是曾经执掌政权的我们，还应该有“泛在野圈”、市民社会团体阵营、劳动运动阵营，乃至整个进步、改革阵营一起。只有这样，才能让卢武铉的成与败、参与政府的成与败得到升华。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似乎把这个过程给省略了。

不是随波逐流，也不是耿耿于怀，而是用一颗冷静的心去分析成功与挫败的教训。如果不这样，那么包括参与政府五年在内的民主政府十年，就都会沦落成“失去的十年”。决不能这样！

参与政府最后的一段时间，有一种倾向就是不管什么都归结为“参与政府的错”，都是“卢武铉的错”，根本不能做出正确的反省。卢总统去世后，氛围出现了反转，一切都变好了，现在大家好像又觉得没必要反省了。

现在我们说的是今后的希望——执政的方法论问题。但是我很担心，谈到执政之前，进步、改革阵营到底发生了多少变化？想到这我就有些害怕。与2003年参与政府执政的时候相比，现在我们进步、改革阵营的力量与执政能力到底提高了多少？统合整个阵营力量的领导智慧又增加了多少呢？

我觉得就连2002年卢总统的当选，都不是我们阵营集体实力或能力的结果。所有人的努力都很有意义，但国民给予卢总统个人的希望和支持才是参与政府得以成立的原因。就像上天有意为之似的，过程是戏剧性的，偶然性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认为卢总统的当选依赖的是进步、改革阵营的力量，我觉得只能说正确了一半。

如果提到对总统大选的希望，我们应该先审视一下自己现在的情况。参与政府五年，再往远了说民主政府这十年里，我们应该从成功与挫败中找到我们的力量与局限，然后重新出发。

当然了，作为曾经执掌过政权的人，我们应该站在审视与反省的第一线。“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吗？”我们需要对此进行透彻的审视与深刻的反省。假如国民再次把政权委任给我们，我们应该对整个国家政务的管理和运营制定出完备的计划。我们不仅要看道德水准，还要汇聚能力卓越的人才。如果你问我参与政府时期青瓦台做到这一点了吗？我会谦虚地回首过去，那时候包括我在内谁都没有经验，所有人虽然都精神可嘉，可能力上我们真的是最好的辅助阵容吗？恐怕我们有愧于总统了。我们能力的不足，对业务的生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都不是一星半点，这是我们不能否认也无法回避的。

那么，进步、改革阵营所设想的那个层次的“改革”“福利国家”，光靠政权的力量就能够实现吗？我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绝非易事。我觉得参与政府所证明的与所留下的教训也就在这里。

在我们社会的底层，汹涌奔流着的依然是保守势力的大潮，主导舆论的也是无比坚固的保守势力，卢总统与参与政府在其中就像一座“孤岛”，改革到处都遭到保守势力与既得利益阶层的抵抗与阻挠。

“小政府就是善，大政府就是恶”，在这种保守理念根深蒂固的社会氛围中，即使想推行福利政策，也始终有着无法逾越的壁垒。进步、改革阵营的力量即使都能汇聚在一起，也依然是社会的少数派，更何况阵营内部还四分五裂的。

参与政府遭受了来自左右两派的攻击。要是挨了保守阵营的骂，进步阵营应该给予鼓励才是，可是进步阵营也恶语相加，对我们避之唯恐不及。当年的“抵抗”与“壁垒”现在消失了吗，还是大大缩小了？因为李明博政府本来就做得不够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可能有些人产生了那样的错觉，觉得风平浪静了。但是一旦掌了权，“抵抗”肯定又会重新凸显，“壁垒”也会陡然增高。我想要强调的是，如果不能汇聚进步、改革阵营全体之力，不管哪个民主改革政府执政，都只能是重蹈覆辙而已。

比如参与政府时期失败了的《国家保安法》废除问题。总统、执政党、市民社会上下一心，要将其废除，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当年总统面对保守阵营的各种非难，还曾坚决表示“要把国保法送进博物馆”。开放国民党将“国保法废除问题”放在四大立法改革之首，市民社会也组成了“国保法废除国民协会”，不仅签了名，还搞占领示威，倾注了各种努力。再加上当时开放国民党还在议会中超过半数，后来虽然失去了几个议席，与民主劳动党联合的话还是过半数的，即使这样也没能将其废除，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我认为是立法改革的重要时期“国会构成”协议存在问题，即不应该把国会司法委员长这个职位交给在野党。最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出于“良心”的驱动，没有进行职权提交，最终也就未能推动立法改革。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说完全废除“国保法”有困难，至少应该强烈要求通过滥用条例的修改方案吧？可我们进步阵营所讲究的“根本主义”又不能允许这种妥协。

从更根本的层次上来看，即使汇聚了所有进步、改革阵营的力量也不足以废除《国家保安法》，这就是我们的客观现实。开放国民党虽然是多数党，但党内部反对废除《国家保安法》的人，或者对此持消极态度的议员不在少数。我觉得我们得先接受了这个客观现实再出发。

阵营内部都不能做到团结一心，政府方面再怎么努力，仅仅依靠政府力量进行的改革势必有局限。

目前，检察改革已经成为了时代性的课题。检察系统权力过大，过分政治化，不受任何限制，已经到了无所不为的地步，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现在好像大家都统一了认识，根本的改革方案就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将一般性案件的调查权交给警察。这其实是参与政府曾经推动但最终失败了的。问题是参与政府的推动方法是最佳方案吗？

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我非常后悔没能把“检警调查权调整”[注：检警调查权调整：将检方独自拥有的检察开始权让渡于警察，通过废除检方的警察调查指挥权，废除警察对检方的服从义务等，使过度集中于检方的权力得以分化。]问题纳入司法改革的框架之下，一起推动二者的改革。但当年参与政府推动这件事时，“民辩”和“参与协会”等市民社会团体并未表示过关注，可能是因为所有人都对警察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在市民社会的一片冷漠之中，政府独自努力最终还是归于失败了。

高级公职腐败搜查处问题也是一样，这个方案本来可以成为对检方的牵制力量，但是在国会碰了壁，没能立法。市民社会团体阵营里也只有一部分市民团体赞成，大部分都是无所谓的态度，对立法没有给予任何支援。

参与政府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检察系统在政治上的中立性与独立性。虽然当时检方内部还没能下定决心，但总统和参与政府靠着坚强的意志与自我节制做到了。当然这也是市民社会要求的一项改革议题。但是进入李明博政府之后，瞬间又回到了参与政府之前的老样子。

可以说参与政府苦心营造了检察系统的政治中立性与独立性，但我们的社会未能守护住这个成果。即使这样，进步、改革阵营里依然有人说参与政府的检察改革失败了。参与政府时期，确实应该将检察改革进行得更深入、更彻底，没能做成也确实是事实。但是用一句话就把这些都归结于参与政府的责任，这样的评价恐怕有失偏颇。

进步阵营第一次背叛参与政府就是在伊拉克派兵一事上。我觉得市民社会反对伊拉克派兵是正常的，但是作为政府，如果想要用和平的、外交的途径解决朝核危机，就不得不接受现实——派出最低限量的兵。

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派兵的决定对使用外交途径——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六方会谈的九一九声明能够得到切实执行，“朝鲜完全弃核”“朝鲜无核化”“朝美关系和朝日关系正常化”，乃至缔结韩朝和平协定，对韩朝和平造成威胁的所有问题都有可能一举清除掉。这样我们所获得的国家利益，比因为伊拉克派兵所失去的东西，要大得多得多。

即使是这样，我也能够理解，市民社会本来就是固守一种单纯的理念，对政府的派兵决定可以反对到底，对决定派兵的政府表示失望也很正常。但就因为这件事，就可以从反对与失望直接上升到背叛参与政府吗？

更何况我们已经考虑到了市民社会的反对，大幅减小了派兵规模，而且去的都是非战斗部队，从事的也是支援性质的和平重建工作，也就是说派去的部队都在安全地带。

我认为进步阵营如果不想永远只做少数派，就应该对国家、对国家经营，进而对外交、安保问题表现出更有担当的姿态。

进步阵营背叛参与政府的另一个理由是，指责参与政府崇奉新自由主义。我不想否认参与政府的确是处于全世界新自由主义潮流之中。但说卢总统与参与政府也奉行新自由主义，我却是不能苟同的。

如果说我们没能逆新自由主义的潮流与之对抗，也许还有点道理，但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标志——市场绝对主义、小政府、减税、民营化、劳动力灵活性等，这绝不是参与政府所追求的路线。

参与政府一直固守“出资总额限制”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分离”等市场制度。反对小政府，对富人阶层实施重税、加税，从国民政府时期开始就一直进行的民营化也全部终止。劳动力灵活化在参与政府时期自然也是进行不下去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利用《非正规职位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将其叫停。

从进步阵营的主张来看，似乎韩美FTA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就像连否认新自由主义的左派政府也搞开放一样，我觉得这个主张有失偏颇。如果说FTA就是新自由主义，那么中国、印度的FTA，欧洲福利国家的FTA又该作何解释呢？

进步阵营给参与政府贴上新自由主义的标签，这跟反对派给参与政府贴上“亲朝左派”的标签，其根本属性是完全一致的。

我觉得参与政府本应该做得更好，但是没能做得更好的领域是教育。当然这其中参与政府的责任很大，而且是排在第一位的。

我们想通过教育革新委员会推动教育改革，但是革新委未能从国民那里激发推动改革的动力。革新委在一轮又一轮的讨论之后，没能做到让教育部接受他们所准备的改革方案。青瓦台也没有专门设置主管教育的首席秘书官，因此领导教育改革的力量有些薄弱。

更为决定性的原因是，全教组本来应该成为政府教育改革的伙伴，但是双方围绕教育行政信息系统（NEIS）产生了一些矛盾，从最开始就步调不一致。导致在最初的一年多——这本应是改革进行得最热火朝天的时间，所有人都陷入了对NEIS问题的争论，结果浪费了大好时光，就连主张改革的部长最后也下了台。

NEIS有可能会侵犯学生的个人隐私权，这的确是个重要问题，但当时比这更重要、更根本性的改革议题堆积成山，更何况NEIS试运行之后如果出现问题，再进行完善也不是不可以的。

我每次遇到全教组的老师们，都会抓住这个话题说：“更重要的改革议题有多少啊！你们就抓着一个NEIS不放，将来部长也累了，其他改革都没法进行！你们这么逼教育部长，将来想再找有改革意向的部长就难了，以后肯定只能选择求安稳的人了。教育改革到头来就是一场空！”所有人都同意我说的话。也有很多老师对全教组执行部门的刚愎自用表示担忧，但是也不过如此，等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组织里，还是不能摆脱组织的那套逻辑。

我并不想批评当时的执行部门，他们对参与政府的教育改革抱有殷切的期待，而且付出了辛苦的努力。事实上，2002年大选时，全教组的老师们对卢候选人的当选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也有资格对参与政府的教育改革抱有比较高的期待。我想说的是，为了自己所期盼的改革，他们没能选择更具有策略性的方法，对于这一点我很遗憾。

劳动领域也留下了很多遗憾。参与政府刚一成立，劳动界大面积的罢工停业就接连不断，什么铁路罢工、货运协会罢工、朝兴银行罢工，等等。其中，铁路罢工与货运协会罢工第一次举行时，政府正处于舆论批评的风口浪尖上，但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意了他们提出的条件。但不久以后他们又掀起了第二次罢工，结果导致第一次罢工的成果也全都付诸东流了。

而且政府不顾企业与经济界的反对，推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每周5天工作制）和公务员劳动组织合法化的时候，劳动界明明是受惠的一方，却还高喊着“政府下台”，反对得更为激烈，理由就是对政府的议案不满。

正是因为参与政府对劳动组织抱有更大的善意，他们就把目标定得更高，逼得更紧，想要得到的成果也更多，我理解他们的这份贪心。但是，劳动界的心急气躁事实上却削弱了参与政府的决心。劳动界的无理要求反而阻碍了改革的步伐。

参与政府在劳动领域的改革都出自劳资政委员会[注：劳资政委员会：1998年韩国金融危机时，劳动者、资产所有者、政府为了讨论劳动政策及相关事项而组成的社会协商机构。现在名称为“经济社会发展劳资委员会”。]的讨论。但是民主劳总[注：民主劳总：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的简称。]并没有参加劳资政委员会，我想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理由和原因。可也就是因为这样，很多本可以完成的改革都没有做成。

在两极化与非正规职位的问题上，参与政府的反应有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虽然制定了《非正规职位保护法》，但是未能提前有效防止以外部劳务等形式逃脱该法适用范围的行为。我觉得应该把两极化与非正规职位对策放在政策最优先的位置上。但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参与政府与劳动界未能安静地坐下来好好商议，这也是参与政府自身的局限性所导致的。

最近首尔大学曹国教授出版的《进步执政方案》成了社会热点，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他把我们社会将来的发展方向，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梳理出来了。曹国教授本来就是首尔大学法学院的人气教授，由他来讲解进步与福利，对于向民众启蒙这些概念可以说是效果满分。但是我看了这本书，不能不产生另一方面的忧虑。

当下一次进步、改革政府执政时，书中所讲到的改革课题有多少能够做到？人们总觉得只要政府有决心就一定能做到，但一届政府就算是很努力，在五年任期内能够做到的事情也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到时会怎样呢？保守阵营会攻击你不应该搞改革、搞福利，进步、改革阵营又会攻击你这两样搞得都不够好，这样腹背受敌的政府岂不是又重蹈了参与政府的覆辙？

以《进步执政方案》为代表，所有人都在讨论进步、改革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却很少讨论怎么去实现的问题。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该干什么”，而是“该怎么干”。

在今天保守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解决既得利益者的抵抗与反对？如何获得国民的支持与同意？政府该如何推进，市民社会团体阵营如何在支持的同时有效引导政府？改革议题这么多，先后顺序如何规划？不同的时期工作的范畴又该如何界定？

我觉得对于这些议题，我们应该进行仔细的讨论形成一个共识，以此作为联合的基础。只有这样，在执政之后才不会分裂。

就在参与政府成立时，首尔大学朴世逸教授曾经出了一本书叫《总统成功的条件》，内容是关于总统秘书室应该如何改革才能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打造更民主、更脱离权威主义的青瓦台等的。这本书本来是为保守派上台做准备的，实际上却让我们汲取了书中很多营养。我并不觉得按书中所说的秘书室改革就一定会成功。增设人事助理等内容固然很好，但不那么好的地方也有很多。

特别是他提到要取消部门首席制，目的是消除目前青瓦台首席凌驾于部门之上的弊端。如果是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也许还可行，但在目前改革等各项工作都急需青瓦台强有力领导的时期，是否还可行就让人心存疑问了。我想强调的事实是，当年保守阵营的确为执政做了很多准备。

当年参与政府交接委员会时期，有一位后来在李明博政府做了高官的学校前辈给了我一份资料。内容相当庞大，有好几本书那么多。这份资料是为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制定的从当选当天一直到卸任为止的国政运营项目计划书。

计划书中每年、每季度、每月都安排有具体的国政改革议题，再进一步，每周、每天的计划也都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在制定重要的改革计划时，还考虑到了选举日程等因素，此外每项议题都配备有相应的宣传计划。其中不乏非常具体的方案，比如一旦获胜，在胜选典礼上李候选人也不要在党部里稳坐钓鱼台，要出去与附近居民一起庆祝，顺便听听他们对政务的嘱托，正式上任之前每周都要到地方去和大学生喝啤酒聊天等。

前辈表示既然李会昌候选人落选了，这个东西就成了无用之物，不如送给我们，也许还能做个参考。其实，他的国政改革方向、改革范围与我们的相差很远，我们也用不上。但是，这份资料确实让我们学习到了应该如何管理总统日程。虽然现在我们无法知道如果他当选是否会严格按计划行事，但他们在执政前就做了如此细致周密的计划，这一点让我深感震惊。

坦白说，参与政府在接手政权时并没有做这样的准备，只是总统一个人努力学习准备了而已。我们这边政党也好，研究所也罢，没有一个地方做过那样细致的准备工作。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不足，也是我们的局限。

现在人们都在讨论为了能够执掌政权，进步、改革阵营有必要统合或联合起来。4月27日二次补选展现了在野候选人单一化的威力，同时也暴露了到目前为止，单一化这种通过党际竞争上位的方式所存在的局限—— 一方面单一化过程本身就会经历阵痛，另一方面即使单一化成功了，也很难发挥出协同增效的效果。

有感于此，我觉得统合各方力量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当然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民主党与其他政党之间存在的较为明显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案，让其他政党感觉到统合不是被民主党吸收、被消灭，要消除他们的这种疑虑。

统合之所以是更为妥善的办法，也体现在执政之后。如果光靠单一化很难阻止执政后的分裂。单一化这个东西，只有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阻止大国家党继续执政时才可行，而且达成协议的纲领必须保证最小化。但是执政后，仅仅依靠于此想继续互相扶持就很困难了。如果想要保证执政后能够同心合力，把改革的动力保持下去，那就需要更高层次的合作了。

我认为，在目前韩国社会的政治环境里，在进步倾向成为社会主流的背景下，进步、改革阵营内部即使有对主导权的争夺，至少也不会改变大的趋势。这种状态形成之前，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在统合政党的框架下，组成不同政治派别间的联合政府。

卢武铉总统在参与政府时期，曾一度想让民主劳动党推荐的人士以劳动部部长的身份入阁。总统说如果是民劳党推荐的人选，可以让他保持党籍，以个人身份入阁。他认为这样做，参与政府的劳动政策就能从劳动界获得更为稳固的支持，民劳党也可以在积累国家政务经验的同时，表现出更为负责任的态度。

在第17届国会选举中，借助弹劾风潮的效应，开放国民党过了半数，民劳党也实现了飞跃性前进。从这时起，有那么两三次改组内阁时，总统都跟我说过上面那些话。但是这些话根本不能公开提，因为他觉得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下，接受民劳党的可能性为零。首先，民劳党的党员就不能同意。毫无疑问，就算他们的党领导部门能够正确看待这件事，也会遭到党员的猛烈抨击。我们这边十有八九也会听到什么政治操作、狼狈为奸这样的批评声音。

我觉得今后也是同样，为了逾越现实中存在着的各种壁垒，我们有必要从最开始就仔细考虑一下统合与联合政府的构想。

一切都是命运

最终，就像是命中注定一般，我还是担任了“卢武铉财团”的理事长一职。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是前任总理韩明淑女士，她因为要竞选首尔市长，所以选择了辞职。其实她不仅没有辞职的必要，这个职位对她竞选市长反而更为有利。我劝说了好多次，但她总是担心可能会给财团增添负担。就是因为她的这个精神洁癖，不管我们怎么挽留也无济于事。无奈之下，我才继任了这个职务。我觉得这也是命运，不管职位如何，只要是与“卢武铉财团”有关的事，我都躲不了。

“卢武铉财团”不仅组织各种对卢总统的追悼和纪念活动，更是致力于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与价值。

这是他走后，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应该做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和他有很深的缘分，我喜欢他这个人，更是因为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与价值符合今天我们社会的时代精神。

卢武铉的精神与价值就包含在他政治生涯中经常用到的一个口号——“人活着的世界”里。“人活着的世界”是他1988年参加第13届国会选举时提出的竞选口号。后来，他不管何时何地总喜欢说这句话。给别人题词时也经常写“人活着的世界”。当了总统之后、卸任之后也是一样。可能他觉得就算是自己当了总统，眼前的世界与“人活着的世界”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还需要这个口号。

他只有一次题词时用了“像江水一样”，希望人们不管遭遇什么样的挫折，都坚决不放弃奔向大海的路，表达了他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意志。

最终，就像是命中注定一般，我还是担任了“卢武铉财团”的理事长一职。我觉得这也是命运，不管职位如何，只要是与“卢武铉财团”有关的事，我都躲不了。

“人活着的世界”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福利国家梦”。当然了，总统的意思要更深远，不仅指经济上的福利，还要不分贫富贵贱，让所有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其基础可以说就是打造福利国家。卢总统卸任后，本想利用余生的时间研究“进步民主主义”，其实质就是一种以福利国家为目标的民主主义。可见他最开始踏入政界时的初心，一直到他卸任之后都未曾改变。

这样看来，“卢武铉财团”的目标可以概括为打造福利国家。具体来说，就是让国民都能够接受实现福利国家的进步民主主义，让福利国家成为我们社会的普遍价值，并为此而打造合适的土壤。

一提到“福利”两个字，我就会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件事，那个场景是我终生都难以忘怀的。

初中一年级的夏天，一个周日的凌晨，母亲把我唤醒，说让我跟她一起去釜山火车站。我稀里糊涂地跟着去了。那天很早，公共汽车还没出来，四周一片漆黑，我们一起走到了釜山站。那个距离对年龄不大的我来说已经很远了，六七公里，或者七八公里的样子。路上我听母亲说，周日去首尔的特急（当时“特急”就是最快的）列车车票比较稀少，提前把票买下来，加了价之后再卖给没买上票的人就能赚钱，当然了，她这也是听别人说的。

其实，这就是倒卖火车票的“黄牛”。我们到了火车站，当时还没到售票时间，我们就干等着。过了一会儿开始售票了，母亲在旁边看了好久，也没买票，就跟我说“回去吧”。

于是我们又走回了家，到家时已经过了早饭时间，我饿得不行，到附近的店里买了几个西红柿吃，才算勉强填饱了肚子。我不知道当时母亲为什么就那么回来了。那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母亲后来再也没做过“黄牛”生意。

家人中只有母亲和我知道这件事。我们母子之间后来从没提起过。这次写书，我特意问了母亲，当年为什么就那么回来了。母亲回答说：“跟听到的不一样。”我没再细问。这种能赚钱的事要是被大家都知道了，要么是有很多人来做，要么是被取缔，所以肯定跟她第一次听说时的情况不一样了。或者母亲可能觉得跟年幼的儿子一起做这件事有点不舒服。

现在每当遇到生活困难的人，我就会想起当年我们母子俩。当然，现在我们不困难了。当年一起来南方的亲戚们现在也大都过得很好。这主要得归功于父母对教育的重视，咬紧牙关也要让子女们好好学习。

但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像过去的我们一样困难。我们之所以能够挺过那段艰难的岁月，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各方的帮助。教堂里有配给的救护物资，学校里有免费伙食。我们家的孩子们在学业上也拿了不少奖学金，有慈善家出资的奖学金，也有咸镜南道道民会或兴南市民会提供的奖学金。我大姐还拿过五一六奖学金。

现在想来，这些都是福利。那个时候国家太贫穷，不可能搞出像样的福利，于是民间人士挺身而出帮助生活有困难的人。人生在世，谁都会遇到困难。我们一家是因为战乱，但失业、疾病、意外、育儿、老龄化等很多原因都会让人一时之间陷入困境。这时如果国家能够伸出援手，人们就能挺过难关，走出困境。一个国家如果能把这样的事情做好就是一个福利国家了。

小时候的贫穷历经岁月的流逝，成了我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不想再过那种贫穷的生活了，但我也不想自己一个人过上好日子。就像小时候我们接受了别人的帮助那样，我希望我也能够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后来大了，我从事学生运动也好，当人权律师也罢，都不能说与此无关。

我的人生曲曲折折，并不平坦。回首往事，我觉得是神的旨意，或者说是像命运一样的东西引领着我来到了今天的位置上。

这其中，有我跟卢武铉律师的相遇。他小时候比我更困难，连大学都没上过。但是他对待困难的人却比我更热情，对帮助他人也更为热忱。

如果未曾遇见他，我的人生可能会比较舒适，我也会不时地帮助别人。是他的热情，让我时刻保持警醒！

就连他的去世也是这样——又把我引领到他的路上来。总统在遗书中说，都是命运。我心里想，我何尝不是如此呢？

您现在已经摆脱了命运，获得了自由，但我却依然要在您所留下的课题中小心前行。

后记 愿为江水，与君重逢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不知不觉，卢武铉总统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这段时间每个人的感触可能都是各不相同。

对于有些人来说，“送他走的那天”依然充满冲击与悲痛，“卢武铉”这个名字仍然意味着伤感与痛苦，“与他在一起的日子”值得永远怀念和回忆。

不论怎样，我们都要接受现实，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应该思考我们的责任，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他给我们留下的“作业”。卢武铉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不论何时，我们都不能一味沉湎于过去。冲击、悲痛、愤怒、伤感、怜悯、回忆，我们要把所有的情感都深藏在心中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冷静地着手处理我们应做的事情。

我认为这才是让卢武铉从“时代重负”中解脱出来的办法——以积极的心态接过他曾经承载的重担，然后扛到自己身上——这才是最美的离别。

在他去世两周年到来前，有人劝我写书纪念，这是有缘故的。总统生前没有留下自传或回忆录。他说：“记录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坦率与真诚，我还没有自信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自己写也会力不从心。”于是，他邀请了曾一起工作过的朋友共同执笔，提议写一部“共同回忆录”。他要我们每个人都记录下共同走过的那个时代，最后他来统筹。

他提出了这个号召后，我们都积极响应。结果，他与我们还没来得及开始动笔，突然就阴阳两隔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作业显然就是记录下与总统在一起的日子。我跟总统在一起的时间算是比较久的，现在又担任“卢武铉财团”理事长一职，所有人都说应该由我来开这个头。但着实难以下笔。此前，我一直想着未来该怎么做，并没有对过去的事忠实地做过记录。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如果不查看资料，我的记忆也是断断续续的。

其实，我也很犹豫，跟总统担心的一样，我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坦率吗？对此，我也没有自信。同时代一起走过来的人还都活跃在各个领域，稍不注意就可能给人家带来麻烦，增添负担。

即使这样，我依然决定要写下这本书，理由只有一条：又一届政府即将结束任期了，国民想要一个希望，他们祈求那段令人绝望的岁月不要再上演。如果说李明博总统与李明博政府已经成了反面教材，那么为了让卢武铉与参与政府成为他山之石，我认为有必要留下不同的声音，让它们为历史做证。

我们这些人与卢武铉总统一起走过那个时代，与卢武铉总统一起打造了参与政府，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为自己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亲自为之奋斗的事业留下证词，将其记录在历史上，使之成为下一个时代的训诫与参考。

现在，我们应该放下卢武铉总统，放下参与政府，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应该翻过这一页。为此，我决定提起笔。

我整理了过去的资料，才发现自己真是跟他同行了很久。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人中最温暖、最炽热的一位。他和我都出身于穷苦家庭，又都用温暖的目光凝视这个世界，用温暖的心对待世人。我们也曾想一同改变世界，一起打造希望，并为此付出了努力。

带着这份热切的希望，参与政府扬帆起航。我们实现了很多愿望，也有很多理想未尽。虽说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但还是留下了很多遗憾、很多悔恨。有些人与我们政见不同渐行渐远，“进步、改革阵营”内部很多“老朋友”与我们也多少产生了隔阂。为此，进步、改革阵营内部也留下了伤痕与遗憾。但卢武铉总统的去世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契机。为了迎接下一个时代的到来，我们需要齐心，因为只有齐心，才能协力！

我希望卢武铉总统和他的参与政府不再成为人们的关注对象。他已经走了，参与政府也成为了过去。不管是他还是参与政府，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角。所有的成功与挫败都“原封不动”地成为他山之石。做得好就是好，做得不好就是不好，接受世人的评价，封存于历史长河。他也一定希望如此。

卢武铉总统与我就像两股溪水，相识于小小的支流，一起流过了艰险的漫漫长路，途中经历很多激流险滩，但我们始终在一起。虽然现在我们已阴阳两隔，但是在精神上、价值观上我与他还会在一条河流里静静流淌。越是接近大海，河流越是要汇聚在一起。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河流的汇聚，才有了大海。哪种说法都不错。

我喜欢的诗人——都钟焕有一首诗正契合了我的心境。

远行之水

都钟焕 著 郑燕慧 译

所有的江水起初

都怀着清澈的心

步履轻盈走出山谷

水流向着

人活着的世界流淌

进入尘世后

有时要经历

混浊的手，

不断流入的旁水

和陈年积水

这些水或者已被污染

或者腐臭不堪，

但水流不拒绝与之交融

途中与这世上

形形色色的水相遇后

有多少水早已

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又有多少水已经

抛弃了自身，

腐烂了内心，

迷失了方向。

然而，

再看看那些返璞归真的水吧

看看那些找回自我带着浊水一起上路的水流

让浑浊的水不再浑浊

最终还不是重回清澈，

继续远行吗？

同流合污，但

不染本心

不失初念

让水流有脸有眼

向着远方继续前进！

希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能如此——如同江水，再次相逢，在历史的洪流共同前行。江水在前行的途中可能左右碰壁，但最终还是会流向大海。不是有句话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吗？历史的后浪就应该把“卢武铉与参与政府”这朵前浪推开。源远流长的历史洪流，才是世间的真理。我的这份记录虽然有很多瑕疵，但是若能对读者有所裨益，我也就别无他求了。

为了本书的出版，很多人不辞辛苦。我起初无意写书，但劝我出书的人实在太多。我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前任秘书官杨正哲将我大量的录音及证言做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在此我要对他表示特别感谢。如果没有他的前期工作，我根本不可能有写书的念头。还要感谢对我的文稿用心审核、提出宝贵意见的友人，希望这一切辛苦不会白费。

我本想在卢武铉总统去世两周年时出版该书，将书献到他的灵前，但现在看来有些困难。虽然我仔细做过整理，但依然存在不准确的地方。希望本书能够为他生前所号召的“共同回忆录”抛砖引玉，同时期待着其他与总统共事过的人都能出版更宝贵的回忆作品。

文在寅

2011年6月

附录

照片提供 张哲英 金洙镇

2016年11月，光化门烛光示威。11月韩国民众组织了两次烛光集会，抗议“干政门”事件，要求政府给民众一个答复。

2016年11月，在路边发表演说，呼吁人们关注政府动态。

2017年2月，烛光示威。韩国民众组织的第15次集会，要求停职的朴槿惠下台。

2016年12月，世越号悼念集会。世越号事件造成296人死亡，民众要求政府对此问题有所交代。

2016年12月，光州烛光集会。烛光集会在韩国呈燎原之势，光州等地与首尔一样多次举行集会。

2017年3月，读书音乐会。读书音乐会（Book Concert）是以书和音乐为媒介的大型亲民活动，这一活动深受20—50岁选民欢迎。

2017年4月，成为共同民主党大选候选人。他在党内的支持率一路遥遥领先，由此踏上通往总统的道路。

2017年4月，世越号三周年纪念大会。发表演说，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这个悲惨的日子。

2017年4月，仁川富平路边演讲。仁川是除首尔外地域和影响力都比较大的城市，此次演讲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2017年4月，在光州发表路边竞选演说，光州是进步、民主阵营的堡垒，演说引起的反响意义非凡。

2017年4月，釜山路边演讲。釜山是从政之路的起点，也是与卢武铉总统一起奋斗过的地方，釜山演讲现场可谓盛大。

2017年4月，“千军万马国防安保特别辅助团队”成立仪式。

2017年4月，在新村发表竞选演说。新村是大学生聚集地，是国家的希望，他们代表国家未来的选择。

2017年5月，弘益大学，自由拥抱（Free 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