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嬉笑怒骂李敖大全集（套装10本）

作　　者：李　敖

品　　牌：磨铁数盟

目录

版权信息

李敖快意恩仇录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自序

陆根纪——漂洋过海，乃怀陆根，我虽不往，一往情深。

小寒纪——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大寒纪——一身惨绿，四境深蓝，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投笔纪——虽云从戎，却未投笔，军中黑暗，我来掀底。

委蜕纪——委蜕大难，最近高楼，虽被三振，不肯暴投。

星火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白露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根株纪——种桑江边，根株沧海，求仁得仁，大屌不甩。

殷鉴纪——殷鉴不远，就在夏后，把神拆穿，把人看透。

东郭纪——狼是东郭，东郭是狼，如此丑陋，谁敢帮忙。

彭尸纪——道亦有道，彭尸第三，见色忘友，见洞就钻。

寒武纪——刀光剑影，寒武袭人，软禁硬汉，恶客盈门。

三叠纪——牢门一入，只见三叠，情人再见，生死永诀。

梦遗纪——梦遗处处，后遗无穷，云雨方罢，烟雨蒙蒙。

猪猡纪——既见侏罗，又见猪猡，屠刀不放，照样成佛。

闹衙纪——一代大侠，放刁闹衙，民国不见，只见中华。

宣淫纪——男女不防，颠倒阴阳，宣淫有理，我为卿狂。

志留纪——胸怀大陆，志留台湾，露骨卡好，何必盖棺。

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

自序

猫狗谚

再会呀，鳄鱼呀！

纸上谈钱

喊一声“芝麻开门！”就行了

头头大观

指教

理发匠就是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就是理发匠

送礼·向厕所跑

你羊我就马，你马我就羊

打老虎秘诀

你送神像我搭台

千年王八万年龟

不飞的鸟

你杀鹅我就杀鸡

原子弹与沉鱼落雁

他所有的鹅都是天鹅

麻是麻烦，可是不会生胃病

破锅有烂灶、李大有张嫂

情人与天使

看那熊相

为什么还叫别人是姥姥？

苍蝇的老婆最多

英文回文·中文回文

关于脖子的种种

眼睛有时候会上当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老鼠不信任一个洞

说姓道名

猫头鹰为什么跟在智慧女神屁股后面？

狼来了！狼来了！

谁先完蛋？

猴相

从人猿到猿人

蘑菇个没完

非驴非马

骑小马·回台湾

鸽子·囮子·呆子

斗出自大来

谁在瞎忙？

运动道德吗？

小文十岁生日歌

生日与十二宫图

林肯·栗子·笑

“浪费蜡烛去找针”

坐牢的名人

水肉·水月·影子戏

怪签名

你看中国人分得多细

天上天堂与人间天堂

猫抓耗子法案

谈年论孝

“爸”·“爹”·“妈”

木字头的

踏脚石与马铃薯

我讨厌日本

从达·芬奇到蒲公英

瞎子可以摸出象来

彼得·潘·潘彼得

记印度

萨摩亚与自挽诗

素食种种

专门吃大鱼

“海外人鱼”

他们六个

从鸭嘴兽到水獭

“那么让他们吃饼嘛！”

嘴含一根草

我的本领就是臭

飞上枝头看飞枝

古国神游

“古希腊的辉煌”

“古罗马的壮丽”

波澜N多的波兰

登天梯

中国性研究

中国性研究

中国命研究

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胡适与我

为自由招魂

为自由招魂

为历史拨云

为文学开窗

附录《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分类总目

李敖回忆录

自序

哈尔滨 （1935-1937·一到二岁）

北京·太原 （1937-1948·二到十三岁）

上海 （1948-1949·十三到十四岁）

台中 （1949-1954·十四到十九岁）

台大 （1954-1959·十九到二十四岁）

军队 （1959-1961·二十四到二十六岁）

山居 （1961-1962·二十六到二十七岁）

文献会 （1962-1963·二十七到二十八岁）

《文星》 （1962-1966·二十七到三十一岁）

星沉 （1966-1970·三十一到三十五岁）

软禁 （1970-1971·三十五到三十六岁）

监狱 （1971-1976·三十六到四十一岁）

隐居 （1976-1979·四十一到四十四岁）

复出 （1979-1981·四十四到四十六岁）

“二进宫” （1981-1982·四十六岁）

笔伐 （1982-1992·四十七到五十七岁）

口诛 （1993—五十八岁至今）

前程 （1997—六十二岁以后）

蒋介石评传（上下册）

第一章 发迹以前

第二章 粤海波澜多

第三章 枪杆子出政权

第四章 内斗内行

第五章 金陵梦魇

第六章 被迫抗战

第七章 蜀中无大将

第八章 还都前后

第九章 打不过毛泽东

第十章 作弄李宗仁

第十一章 孤岛上的父与子

第十二章 朝代的终结

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汪荣祖

蒋介石的真面目

胡适研究

胡适研究

胡适评传

北京法源寺

大陆新版序

大陆版引言

楔子——神秘的棺材

第一章 悯忠寺

第二章 寂寞余花

第三章 “休怀粉身念”

第四章 西太后

第五章 康进士

第六章 皇帝

第七章 回向

第八章 大刀王五

第九章 戊戌政变

第十章 抢救

第十一章 舍生

第十二章 从监牢到法场

第十三章 他们都死了

第十四章 “明月几时有”

第十五章 古刹重逢

尾声——掘坟

我写《北京法源寺》

传统下的独白

传统下的独白

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艺术新研

李敖快意恩仇录

以上破题，用了四个“地质年表”（geological time scale）中“纪”（period）的名称，即“寒武纪”、“三叠纪”、“侏罗纪”（改为同音的“猪猡纪”）、“志留纪”；用了三个“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即“小寒纪”、“大寒纪”、“白露纪”；用了一个老字号的营造厂的名称——“陆根‘记’”；用了一个明杂剧的剧目名称——“投笔‘记’”。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何飞鹏

1997年5月《李敖回忆录》出版，立刻跻身畅销书排行榜，并盘踞排行榜半年之久；该书被列为1997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书，李敖先生也成为当年出版界的风云人物。其实，看完三十万字的《李敖回忆录》，你还不认识真正的李敖！

在某一欢宴场合，朋友们谈到李敖，钦敬者有之，好奇者有之，因我曾出版李敖大师之书，每个人皆希望我谈谈李敖。一时之间，我不知如何以对，对李敖先生，我所知仅千万分之一耳，何能妄言！

回家途中，一再思考此一问题，李敖究竟何许人也？从此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

作为一个出版人，出版李先生的书，已有数本之多，其中且包括自传体的《李敖回忆录》，我能说不了解李敖吗？

但事实就是如此，每次接触李敖先生，都有不同的新发现，最后我终于找到结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就是我的感觉，这一辈子，对李敖先生，这恐怕是永远的感觉！

以前只知道李敖批判蒋家父子，但后来发觉，李先生眼中的恶人之多，举凡政客，无人落榜，而在批判的过程中，李敖无不举证历历，让所有仇家噤若寒蝉。

以前只知道李敖十七岁就与大师胡适往来，后来才知道，几乎我所听过的知识分子，李敖先生都有接触，有的被他批判得体无完肤，在他的笔下，我才知道在世俗的面具之下，这些我过去所尊敬的学者，原来如此不堪！当然也有的受到他的肯定，但数量实在太少，或许我们这一代寡民，诚如李敖所言：“与汝偕小”下，真正值得认同的人也不多！

以前只知道李敖曾娶名女人胡茵梦为妻，但事后才知道，李敖在上一代的演艺名人中，也不寂寞，他接触了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名伶女优！

台湾的企业界，或许是李敖较少接触的，但是事后也才知道，原来蔡万霖、辜振甫等台湾财阀大亨，也都与李敖有过一生难忘的经验。

以上这些“事后才知道”，指的是这本《李敖快意恩仇录》。在出版了《李敖回忆录》一纸风行之后，又陆续知道了李敖先生的许多“丰功伟绩”、精彩故事，总觉一忆不足，而有再忆之必要，这也就是商业周刊出版此书的原因。

如果从写作体例而言，第一本《李敖回忆录》比较像编年体，按照时间序列的先后写作，由家世、童年，而求学、而当兵、而工作、而入狱、而复出，并且预告了前程，算是完整地做了一次告白。

这本《李敖快意恩仇录》则比较像纪事体，李敖先生别出心裁地用了各种纪，有地质年表、有公司名、有节气，充分发挥了创意与想象，极具写实的巧思，大师功力，毕竟不凡。

对我个人而言，快意恩仇一向是梦中的想象，现实中则既不能“快意”、也无力恩仇（对有恩者未必能充分回报，对仇家或无力为之），但是读完此书，快意恩仇，跃然纸上，痛快淋漓之至。

记得台湾TVBS周刊创刊时，曾以“活在台湾，做你自己”为宣传口号，但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犹恐不及，谁能真正做自己？读完《李敖快意恩仇录》，我不能不说，真正能做自己的，唯李先生一人耳。

在前后为李敖先生出版这两本回忆录期间，正值公司所归属的城邦集团合并之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出版前辈们，一起归属到城邦集团的旗下，公司内不但成员在互相认识了解，而各出版社的组织文化也尚在融合互动，其实对李先生的回忆录并未能充分照顾，但李先生对商周出版，以迄城邦出版的运作状况，垂询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所幸上一本《李敖回忆录》颇受欢迎，忐忑之心，稍能释怀。

李先生的关怀，也算是我“事后才知道”的一部分，其实李敖在媒体中、在笔下，对政客、对伪君子、对帮闲文人，大加挞伐，不假辞色，其实都是在罪证确凿之下所为。而个人在接触李先生的过程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那种近乎羞涩的客气，那种对晚辈的谅解，有时实在不能体会这是同一个人。

现在再一次写这篇文章，实不敢以序自称，仅能以一个出版者的心情，说说我对李先生的感觉。平心而论，李敖先生的一生，早已不需我为文奉承，李先生一生治史，史家是相信历史的公论的，但前提是要留下足够的证据。现在这本《李敖快意恩仇录》，无疑将留下足够的凭据，李先生或不见容于当世当道，但是未来名山千古，将有定论。

自序

你会说：“我已经看了《李敖回忆录》，怎么又冒出了《李敖快意恩仇录》？我看一本够了哇，不要再看第二本啦！”——当然，你可以不看，随便你，只是告诉你：这一本跟那一本全不重复，这并不是因为有两个李敖，而是李敖有两个“老婆”，你看到的正集，只算看到了他的“大老婆”；但看这本，才能看到他的“小老婆”。没有人只正视一个人的“大老婆”而不偷窥他的“小老婆”。所以，你不必犹豫、也别打算省钱，还是快买这本吧。西方谚语说：“好奇之心，使猫送命。”（Curiosity killed the cat.）上帝保佑，幸亏你是人，不是猫。你可以又长寿又好奇，只是再多花三百多块钱而已。

一般拍电影、写小说，凡是又来一集者，大都后不如前，原因在又来一集者，都想在热珰头趁机多捞一票，以致弄得画蛇添足。但《李敖快意恩仇录》之作，却不如此，因为根本上不是画蛇问题而是画龙问题。原来前面那本《李敖回忆录》，非画蛇也，乃画龙也。画龙而未点睛何也？俟此书耳！《李敖回忆录》三十万字，实不足以尽多彩多姿，三十万字中，或欲说还休、或语焉未详、或按下不表、或舍之则藏，未尽之处，势须点睛，要想点睛，则《李敖快意恩仇录》势在必出，商之商周出版公司何飞鹏先生，飞鹏正庆幸出版《李敖回忆录》死里逃生，闻此噩耗，自知无所逃于出版或不出版之间，“伸头挨一刀，不伸头也挨一刀”，乃窃商于趋势大家詹宏志先生。宏志好读书而求甚解，知李敖最深，猜他认为大不了把《李敖回忆录》已捞钞票再赔回去，但李敖不可开罪，于是点睛之议遂决，李敖的“小老婆”遂脱颖而出。颖者，毛也，欲见毛必先有脱裤手续，此书脱裤以显、脱毛而出，可想而知矣！

1998年六十三年将弃我而去之日，李敖写于中国台湾

陆根纪——漂洋过海，乃怀陆根，我虽不往，一往情深。

“光宗耀祖”是中国人向往的主题思想，它有点封建，但在追远寻根的意义上，却又不无可取，至少有这种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旧，自己发达了，不忘记使祖宗也跟着发达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发达时却为了体面，硬替自己换了祖宗，例如窃国大盗蒋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后，但其手下何应钦却技高一筹，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后，而周武王是周公的哥哥，是老大、是嫡系，光耀起来，显然我比你大。其实周武王、周公绝不会跟国民党这两个瘪三沾亲带故，只是他们死后倒霉，被瘪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于我李敖，对祖宗问题却正常得多，不但正常，并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强的味道，因为我把祖宗锁定在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据我家藏的《李氏宗谱》，声言我是苗族之后；接着根据学理，又声言我跟高山族同源。关于我是苗族之后，已获大陆学术界的认同，从苗学研究的书刊上，已经一再把我作为样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龙伯亚著的《苗族史·苗族远祖蚩尤》等书已开苗族与蚩尤历史的先河；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龙伯亚写序、田玉隆编注的《蚩尤研究资料选》，更是光扬此道不绝。1997年3月29日，在贵州大学执教的田玉隆（苗族）还托台湾的黄筱芗、杨尔琳教授间接转苗蚩之书来，认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缘我在大陆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页上，早题反诗如下：

落落何人报大仇？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我以我血荐蚩尤。

大陆本来是一片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天下的，忽然台湾传来荐轩辕死对头的妙诗，自然足为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张目。而在海峡这边，我也没闲着，我排斥了高山族绝对南来的说法，而采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论的新说。在台湾大学教过我考古人类学导论的凌纯声教授，曾综合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见解，益以己说，发表《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论文。他的结论是：高山族“在古人与原来广义的苗族为同一民族，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南……远在纪元以前……移居台湾，海上早有往来，自秦皇汉武三次迁沿海越民于内地，彻底实行海禁以后，台湾孤悬海外，乃与大陆隔绝”。凌纯声此说，是本诸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教授的发现。鸟居龙藏在1903年到中国西南各省调查苗族，发现高山族中的曹族与布农族，与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说。凌纯声研究苗族多年，到台湾后，“入山工作，所至之处，见土著之民情风俗，与大陆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旧地重游之感”。这一印证，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是云南乌撒。五百年来，我的祖先由苗族人一变为山东人，再变为东北人，变得与我们苗族老乡高山族愈分愈远，相逢不如相识。如今我东渡台湾，重来认同，大家自属真台湾人无疑。那些假台湾人想搞小圈子吗？那我就告诉你，台湾是属于苗族的，而不是属于汉族的，你们这些来自闽粤的假货，不管来了几代或十几代，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头，都他妈的差得远哪！

我这苗蚩之后，远祖由云南迁山东、祖父由山东迁东北、爸爸由东北迁北京，最后迁到台湾，我们这一支，除了大姐、二姐外，最后全都落籍台湾了。

我在十三岁（1948年）离开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时大姐、二姐留在北京。大姐大我六岁，正念大一；二姐大我五岁，正念高三。这一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四年！1992年我请她们来台湾，那时我已五十七岁，大姐、二姐已经六十三岁、六十二岁了。三年后（1995年），二姐再来台湾，我请她书面回忆吾家旧事，不期她心灵手敏，凭她的好记忆，一写就是六万字。杜甫诗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在台湾因“世乱”迄今未能“生还”大陆，但二姐却能生临台湾，为我写下这六万字，正可补充我回忆的不足，部分段落虽不全然写的是我，但那一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却正是我族类，正可衬出我在其中。二姐的六万字最惊人的，是她那细腻的记忆。这种细腻，纵使跟你的记忆不合，你也难以驳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旧说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就是1935年4月25日上午7至9点，但二姐却独持异议。二姐回忆：

从头谈起，我首先就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妈妈健在，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是非招骂不可的。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以为我们姐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唯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几，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我一直记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这个问题上，我哪里敢跟妈妈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里来的。可惜算命瞎子都只会胡诌，但凡有个真能掐会算的证明一下：1935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照二姐回忆，我的生日是1935年4月5日，两种说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4月。如二姐记忆属实，则市井报刊描写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盘，我反而是“白羊座”的。我是不信什么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谬说，亦一快事。

我虽生在哈尔滨，但籍贯上却是吉林省扶余县。扶余老宅我没去过，但二姐去过：

在我四岁前后，妈妈曾带着大姐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包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相比之下，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其他人那么土气。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据说大伯母也生过很多孩子，有一段时间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只是大伯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数死于四六疯，最后很理想地剩下一儿一女。

那个时代医药不发达，几乎每家都有生儿夭折比例，而妈妈一人生八个，至今人人健在，确属少见；而六个女儿中，至今人人控制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变婚变，御夫有术如此，亦属罕见也。李家姑奶奶们的道行，此为一端。

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后，二姐的回忆更完整了。

从住内务部街甲44号开始，年龄允许我有了完整的记忆。我们住在靠近东口。出东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兼卖菜和日常调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买葱姜、打酱油之类。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我从小爱吃零食，南货店将铁蚕豆、杏板儿、花生仁、瓜子、苹果干等，用普通白纸包成立体三角形，真不知赚去我多少零用钱和压岁钱！当然我的压岁钱还是有一部分输给外祖母。外祖母对打麻将十分着迷……她平时有牌友轮不到我们上场。打麻将绝大多数是她赢。逢到过年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酬，碰上她手痒而我们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叮当响的时候，也就凑合着让我们给她解闷儿了。……偶然在三缺一的时候，李敖也凑数，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会对对和，不停地碰。

二姐对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太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我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给，给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姐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间）后，还会分到额外的。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时外祖母会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窝里。

老太太们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边做活儿（用针线纳鞋底做布鞋）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中说相声的挖苦老太太，说：“老太太动胸腔手术，可是开刀后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来心在胳肢窝（腋下）里！”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笑，但是笑归笑，偏习难改也。

二姐又回忆到我的一件做偷窃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我们李家的当家人。外祖母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当年住在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次组织哈尔滨的中学校长到日本参观，爸爸是其中之一。但临走前爸爸的旅费突然在家里失踪。家里的人怪来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个算命先生问卜，算命先生说：“是一男一女所为，钱藏在家里某处缝里还没转走。”外祖母最怀疑是个女佣人干的，但同伙男的是谁弄不清楚。于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戏，同时让六中一位校工监视家中动静。散戏回家后校工报告说，透过一面镜子看见女佣人在厕所里鬼鬼祟祟干点什么。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个人，装模作样最后搜到那个女佣人，她做贼心虚慌里慌张，又迟迟不肯脱掉袜子，最后妈妈一把将她的袜子揪下来露出赃款。因为钱曾贴住她的脚底，妈妈抛掉外面一张扔给她，并赶她卷铺盖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计侦破疑案，事后分析案情还是都认为算命先生算得准。因为女佣人在作案过程中，始终抱着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护。只是算命先生好糊涂！只算准作案人的性别，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龄误差未免太大点儿了。

在二姐的回忆里，包含了许多养生送死故事，最可看出我们那一时代的旧时信仰与风光。不论是烧纸还是拜祖宗牌位等，都属于养生以外的送死范围，中国的送死是大学问，二姐在这方面的描写真是精彩绝伦。我们对祖父祖母叫爷爷奶奶，奶奶一个人生了十二个小孩，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虽都“寿禄不永”，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十二个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爷爷奶奶老了后，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词，却对平时聊拔几毛、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他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是旧时代老太太的一个特色。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也有这种倾向，也变得抱怨“养生派”而偏心“送礼派”，谁说历史不重演！按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作为一个媳妇，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奶奶去世前后，二姐有回忆如下：

奶奶婚后几十年一直在怀孕生孩子。最年长的大爷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岁。差了整整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儿六女之后还是没空手，带着个子宫癌去世。患病期间奶奶虽能忍痛沉默不语，但显而易见是在活受罪。不但卧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疮，自己也没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为奶奶解决便秘的痛苦，人人都说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顺。难熬的日子拖了很长时间。爷爷也常拄着拐棍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问一句：“你中不中？”终于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说话，左边面颊不断地抽动，后来嘴也歪了，半边脸愈肿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视着直到咽气。从奶奶病情恶化开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边。一方面我很喜欢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对我说：“不用害怕，只要是亲人，无论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会怕。”本来除去奶奶最后面部抽搐留给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对于奶奶死去我并不害怕，问题是丧事的发展让我吓破了胆。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让我到隔两条马路的干面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后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绪，停尸在爷爷房间的走廊里。那是个挺可怕的镜头，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长长短短的袍子，下身套七条裤子，数字是规定的并有什么讲究吧！脚下穿一双崭新的方头绣有花纹图案的鞋，头被卡在一个硬枕头里。寿衣寿材都是早已准备好的；最外面一件寿衣是个大红长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装进去五六个奶奶。上面绣满了色彩反差极大的花卉，下摆部分则是太阳、云层、海水之类的彩色刺绣。相信那件绣袍一定十分昂贵。奶奶的脸用一块白色方布盖着。头顶有一个容器，当中插三根筷子粗细的棒头，顶部粘一大团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灯。我开始感到恐怖，停在那里的是具僵硬的尸体，与和蔼的奶奶完全联系不起来。随后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乱中接待前来祭吊的亲眷与朋友。然后将奶奶入殓送到庙里准备办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场面，恐惧的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万没想到奶奶过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谁出馊主意说：“死人七天要回望乡台。”于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张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脸水、梳子、镜子、爱吃的点心。卧房门口还撒些沙子想留下奶奶的脚印。当晚将奶奶房间的窗门大开，我整夜睁圆双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扰地想：奶奶是如何从棺材里爬出来呢？是走进门还是飘进窗？是平时的样子还是半边脸肿着？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红袍子？会不会也来看看我？奶奶是人还是鬼？小时候看京戏《济公传》，其中关于阴阳两界、关于无常鬼魂、关于死而复生等可怕的传说，都忽真忽假涌现在我眼前，总之，我完了。事后几个月，我路走到一半会突然下决心仗胆子，回头看看有没有鬼影子跟着；常为自己规定若是靠左边走，晚上就不会怕做梦。走两步想想不对会退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颠倒。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上海人另有说法叫“运来推不开，倒霉一齐来”，看来都有几分道理。

从二姐的回忆里，十足看到中国丧礼中的恐怖面。丧礼开始，在世的活人变成死人，去世的死人变成鬼，生死线外，一片恐怖。吓破胆的在世活人——二姐——继续写道：

奶奶过世整整一百天，爷爷突然一反常态，不再大声哎哟喊疼了，而且清醒地宣布他快要死了。为了判断爷爷预言将死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诈死吓唬人，特别从北房请来经历丰富的外祖母前去看望爷爷。外祖母有把握地说：“不行了，抬头纹都开了！”但爷爷保持冷静清醒，亲自指挥爸爸妈妈在哪里能找到他的寿衣，还声明箱子没有上锁。那天晚上我和小六妹睡在正房西南角，也就是外祖母过去常住的那间住房。睡梦中被爸爸妈妈搬动箱子找东西的声音吵醒。我听到妈妈说：“好像不能用带子，会带儿带女。”等爸爸走出房间，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只简单地说：“你爷爷要死了！”然后匆匆出房门。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头马上涨得好大，我想：“倒霉事又来了？”并且吓得立即跳起来穿衣服，同时拼命摇动身边的小六。我问小六：“爷爷要死了，你害不害怕？”她糊里糊涂地说“不害怕”，打算接着睡，我不由分说将她拎起来，帮她穿衣服，一边说：“不害怕也得起来！”小六还是个孩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小六醒着能给我壮胆。

妈妈看到我魂儿又没了，就派佣人小孟妈陪我去干面胡同给五叔送信儿，妈妈是为了不想让我看到爷爷临终的场面再受刺激。街上静悄悄的，小孟妈走在我身旁。她个子十分矮小才被以“小孟”称呼，实际上是位梳髻的小脚老太婆。我看着我们两个人地上的影子，月亮从头顶照下来，她地上的影子变得更加矮小，又是小脚，走起路来影子一蹿一跳的；而昏暗的路灯又给她照个影子又长又大，上上下下一伸一展的，我不敢侧过头看她，心里打鼓认为她准是鬼！好不容易盼到五叔家，本以为五叔能和我一起回内务部街，谁知五叔隔着大门说：“你先回去吧！我就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伴着鬼怪影子往回走。拐进内务部街东口就听见哭声。爷爷已经死了。

最了解我的妈妈让我不要去看已过世的爷爷，分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在北房看着猫和狗。当时住北房的外祖母正忙于帮助料理爷爷的后事。猫和狗所以被关起来，是因为传说这些小动物若是从死人身上跳过，死人会“诈尸”。猫狗都习惯于夜间安静，安然被关起来还不算，门外面哭声惊天动地，小动物如何不慌？陪着我的狗大声狂叫，猫则抓窗挠门想冲出去。居然有浑人说死人遇上小动物跳过，会产生静电而跳起来！居然我笨得信以为真！我真慌了手脚，真怕爷爷会穿着寿衣蹦来蹦去！

庸人自扰的麻烦事并未到此结束。爷爷死后大约是七期在庙里放焰口。和尚们穿戴很正规，像唐僧的服装差不多的“礼服”，排着队边走边唱，领唱是位职位高的大和尚，其余人只是伴唱。其中有个仪式是大和尚将撕成小块的馒头扔上扬下地撒了满地，说是喂给路边的饿鬼，以便超度亡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可是和尚慧眼四面八方一定看到不少饿鬼，否则也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粮食。我当时就想，那么多饿鬼，说不定我也撞到几个。当天晚上回家，忘记又是谁发表谬论，说是人死前灵魂漂泊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一定要有人开开大门，死人的魂儿才会跟着出去。大家回忆分析了半天，一致认为：“爷爷和奶奶的魂儿是在我给五叔送信儿的时候，跟着我溜出大门的！”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否进步到可以制裁捏造耸人听闻妖言惑众的人，我认为该判他们重罪！为了那些混账废话，我所付出的精神折磨代价是无法衡量的。什么叫两个“魂儿”跟着我？我自己都魂不附体了，还顾得上别人的魂儿何去何从？天一黑我就紧紧跟在妈妈背后寸步不敢离开。已有众多弟妹的我，晚上要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不能关灯，偏偏日伪时期经常停电，半夜只要一断电，我马上会像弹簧一样跳起来点蜡烛。我眼前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变得光怪陆离，荆天棘地。只要单独一个在黑暗中，哪怕只有几秒钟，也会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有害怕经历的人才懂得那是一种精神煎熬。我彻底垮了！

在惊魂动魄及失魂落魄后，最后改用离家住校的方式来救这鬼迷心窍的二姐了：

后来爸爸说：“让安琪去住校吧！换个环境也许能好，不然这个孩子会被吓死！”即使住校也得有人陪着，这次轮到大姐陪我住进贝满女中高中部宿舍。我的怕鬼症渐渐有好转，只是我又离不开大姐了，晚上她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住校的伙食是比较差的。实际上住校生多数是来自北京靠近郊区或农村的女孩儿，有钱人家的小姐们多半儿住得近，靠自行车走读上学。我们吃不惯学校的伙食，每周回家要大吃几顿。星期一再返校的时候，外祖母总是给我们炒很多爱吃的菜带着。每趟都有大头菜炒鸡蛋肉丝。里面放大量荤的，为了摆得起不得不炒咸一些。有一次大姐吃得过咸咳嗽不止，要请假回家住几天治病。住校生不是周末是不准随便回家住的，大姐被舍监批准后我也要求一同回去，理由当然是“我害怕”。舍监问我：“你怕什么？”我直言不讳“怕鬼”。她又问我：“怕不怕死？”我否定。舍监风趣地教我说：“那好办？鬼来了你就跟他打，顶多他把你打死，死了你也变成鬼就不害怕了。”爸爸的办法非常有效，我疑神疑鬼的毛病终于治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敢参加追悼会，怕看见死人，也怕棺材。我从小就下决心死后绝不睡棺材，总担心睡在里面若是活过来可怎么办？

在奶奶、爷爷走后，下一个轮到外祖母了：

爷爷奶奶过世后，我们的祖辈只剩下外祖母。外祖母身高一米五七左右，而体重七十五公斤，非常非常胖，有一张照片我们几个孩子围在外祖母大肚皮的四周，就像围一棵千年古树一样，坐在洋车里真是将车填得扑扑满！有时候拉洋车的会抱怨她太富态，说她一个顶两个，要求给双倍的钱。最意想不到的是外祖母死于肝硬化，死前因腹水人更“胖”得邪乎。若不是当初在爷爷去世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有预见性的人建议将爷爷和外祖母的寿材调个包，外祖母真可能到死也无法在棺材里瞑目了。

外祖母重病期间曾一度单独住在客厅东头套间。套间内有一只大衣柜，是妈妈结婚时的陪嫁。木材质料非常好，柜门上有个洞，是在吉林老宅的时候土匪抢劫时用枪打的弹孔。大柜由吉林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柜子右半边是穿衣镜。有一天我在客厅做功课，忽然看到镜子里的外祖母紧张而吃力地向我招手。我赶快进套间搀扶她起来，外祖母说她“上不来气”，还说我“救了她一命”。从那

个时候开始直到她去世，对我特别好，反而冷淡三妹。想是因为她心疼三妹年纪尚小，怕她经不起死别的思念和痛苦吧！大约1948年年中，外祖母病危。我们很多人在北房守在她的病床旁边。我忽然触到外祖母的脚冰冷，立即问三姨是怎么回事，三姨感到异常不妙，就连喊两声“妈”。神志恍惚的外祖母也忽然喊两声“妈”，就好像她去世前看到自己的母亲。

又是死人！又是棺材！后两年内务部街甲44号竟变成风流云散、风水失灵的住处。外祖母的寿材停在北房与正房之间的院子里，除去放进去一些金银首饰之外，棺材里还放两副外祖母生前喜欢并且常使用的麻将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入殓，其他所有有空缺的地方都塞进去很多小包。塞得非常扎实，以便将外祖母挤住不致晃动。想必其中包的是防腐剂或干燥剂吧？最后盖上棺盖钉入木楔子，同时让我们大声喊：“姥姥躲钉，向东躲；姥姥躲钉，向西躲！”其实往哪里躲啊？棺材里挤得水泄不通，即使是位活着的小伙子也动弹不得，何况是位死去的胖老太太！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比爷爷奶奶都风光。出殡的时候用了一百二十八人抬杠。就连棺材罩都是专门订绣的。外祖母只生三个女儿，照理该由长女生的长子李敖在灵柩前打幡儿。但是大爷大娘教唆敖弟别管，理由是：“你姓李，又不姓张！”敖弟不知该听谁的。大姐生气地说：“臭小子！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大姐为外祖母打幡儿完成出殡大礼。外祖母死于热天，没过几天尸体腐烂腹水从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渗漏，很臭很臭。因为做佛事我们都守在棺材旁边。敖弟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用手蘸一点点臭水，再用舌头舔尝一下什么味道！可怕可怕好恶心，难怪大姐要骂他：“臭小子！”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铺张还不仅仅反映在出殡的阵势上。在庙里做佛事的时候，还扎了很多适用于阴间的纸人、纸马陪葬。因为外祖母实在爱打牌，居然还别出心裁扎了一个麻将桌，尺寸和真的一样大小，上面摆着全副纸麻将。每张都活灵活现印上中发白、饼条万，一点儿都不含糊。桌旁有三把椅子，坐着三位纸太太。第四把椅子无疑是外祖母的宝座。那天三婶到庙里参加吊唁，刚进庙门就碰见五叔，五叔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三嫂，快点儿，三缺一！”三婶目瞪口呆，惊疑为什么在庙里开起牌局来了，足见五叔多么没大没小没正经！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阴宅，门牌是地府十号。阴宅的大小虽然不是按真比例，但至少活人能进进出出。阴宅实在太罕见，引人注目，招来不少人看热闹。甚至有一个美国人也闻风赶至，估计那个美国人是个记者，背个大相机前来采访难得一见的场面。他拍了阴宅、纸人、麻将桌以及花花绿绿的车轿之类，并让我们这些穿孝袍的小辈们站一大排拍照。几天后，他带着印好的照片如约来访问我家，附带送一个节拍器。那批珍贵的照片本来在大姐手中，“文革”期间作为四旧销毁了。

二姐在纸上送死后，结论说：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辈过世，是因为那个年代，那种荒唐事，真的绝迹了。事实上，我也只写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后都葬在盛产水蜜桃的东北义园，而且都是邻居，解放后曾通知我们迁坟，往哪里迁？谁有钱去迁？死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

二姐清楚回忆的养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记得的养生送死，清楚与依稀之间，我和她同此记忆，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笔。我们内务部街的家，自此也就发生了大变化：

随着外祖母去世，家里就好像树倒猢狲散般地逐渐散开了。倒不是因为外祖母的死起那么大作用，而是受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爸爸妈妈带着大姐和敖弟以下的弟妹们搬到西城麻状元胡同……时间并不太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撤退到了南京，全家决定迁居上海。爸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险了……那年大姐刚刚考进辅仁大学医预系，考大学在当年很不容易，大姐又是个既能自立又有主见的人，她不愿放弃学业去上海。我正读高中三年级，爸爸妈妈替我权衡轻重，认为我应当跟着大姐留在北京，等高中毕业后再去上海不迟。但作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体说我很依恋妈妈。虽然也知道决定的事我无能力更改，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妈妈提了我想走的愿望。妈妈非常不满意我，她说：“你一定要走也随便你，到上海高中毕不了业我可不管！”明显妈妈不同意。我哭红了眼睛回到学校，碰到教物理的孙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关心地问明情况。孙先生笑笑说：“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到哪里不一样听炮声啊？”我就这样被留在了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陆，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1949年4月，自三姐以下，我们来了台湾，二姐写道：

我们与家断了联系。从1949年年底到1977年年中杳无消息二十九年。“生死离别”四个字不是形容词，而是严酷的事实！二十九年后见到从美国去大陆寻亲的三妹，当时我正因工烧伤，死里逃生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后见到去北京访问的四妹。三十六年后与妈妈在香港重逢。……四十三年后在美国见到六妹和七妹。四十四年后与敖弟、八弟在台湾重聚。那也是在各奔东西四十四年之后，妈妈与八个儿女外加两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团圆。

至于北京的内务部街老宅：

我们家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那里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童年的欢笑、青春的骄傲和未来的幻梦。那里是我真正的家，离开那里开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让我无限留恋和思念的家。你有过突然与家断绝音信的经历吗？有过一断绝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吗？只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温馨可爱，突然失去家才尝到“生离”的真正滋味。

离开内务部街三十四年后，二姐旧地重游了一次，她留下动人的描述：

1981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我们曾怀着无限滋味在心头重回内务部街甲44号。还是那两扇套着一个小门的大红门，只是已经严重褪色，估计从来没有再漆过。门牌号已换成新的，可仍然看得到旧门牌甲44号的痕迹。因为住户不止一家，一扇小门开着，我们也就径直闯入。每走一步都那么亲切熟悉，但又那么生疏遥远。好像处处都比记忆中陈旧而且缩小了许多。大门洞的西南角地上那块铁板还在，下面应当盖的是水表。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铁板上chuǎ子儿。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连个声音相同的字也找不到。我们几个姐妹都喜欢玩儿，而且chuǎ得很棒。而李敖是小子，只会弹球儿。因为玻璃球儿在那块铁皮上弹跳得特别高，我们经常在上面摩擦，铁板总是光溜溜的十分干净。而几十年后重新看到的铁板上，生满了铁锈。我们走到正房门口，自我介绍曾是三四十年前的老住户，有根有据地讲客厅里那堵木板隔墙是我们住的时候修过的；里面小间的地板可以掀开，可以下到地下室；对于我们的深知底细，能慧眼看穿密层结构，使主人惊疑之余，无法抗拒地接待了我们。据介绍当时已住了七户人家。就连原来的饭厅、浴室都被东砌一块、西挡一块地分割成各家的厨房，更显得地方变窄小了。院子的利用率也特别高，南家占块地盘堆点什么，北家搭个小篷放点什么，几乎没留多少空地。有的人家乱糟糟的连被子都不叠起来。唯有爷爷住的一间显得格外整洁。那位住户年纪稍长，也是最老的住户，据他讲那所房子由原来的房东沈三爷卖给绪太太。绪太太是德国人，在绪先生早年德国留学的时候得了博士学位，并带这位洋太太回国。绪太太也是外祖母的麻将牌友，几乎每次玩儿都输钱。本来嘛，德国女人认识东西南北风就不容易了，还想赢精明的外祖母？那位老住户搬进甲44号的时候，房东还是绪太太。后来绪先生到了台湾，绪太太卖掉房子，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台湾找绪先生。那位老先生将爷爷的小院儿整理得舒适干净，主人种了很多花卉。四妹马上联想到：“在那位老先生刨土种花儿的时候，会不会挖到爷爷的灌肠用具？”

天旋地转多年后，妈妈在陈平景陪同下，也重返北京，一个人回到内务部街老宅。过去是一家十口离开，现在是一人旧地重游，却住进近十户人家，睹物思情，为之泪下。二姐说得对，内务部街老宅“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不单是二姐，每一个离开它的人，都会如此。我从二姐的回忆里，无异故国神游、旧宅重归，但以我的睿智，我真的不认为我此生会再做二姐四姐乃至妈妈她们做的事。——“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是我的名言，我当然深信不疑。1998年正是我离开北京足足五十年之日，我怀疑我会再旧梦重温。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别半世纪后重返浙江，电约五十年前的青梅竹马老情人在当年相聚的青青河畔一晤，他先到达，远远地看到一龙钟老妇，满面风霜，彳亍而来，不是别人，来的正是秋水伊人也！这位朋友回来告诉我，他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拔脚想逃！我笑说：“你真自找苦吃，旧梦是那么好重温的！看来罗曼蒂克，其实胃口倒光，尤其是老情人，只宜来生再见，切忌白头重逢啊。”——山水旧宅虽然比老情人禁得住折腾，但毕竟不看也罢，有道是“近乡情怯”，怯心一起，就是提醒你不近为宜。我如今在台湾一住五十年，五十年间，一天也没离开，原因之一，就是智足以知怯。“故国梦重归”比真重归好得多，故乡重返、故人再见，梦中的也比玩真的好得多，此中至理，惜多情如二姐四姐乃至妈妈者不知也！

前面夹叙夹议二姐的回忆，大都是写吾家旧事——一般的旧事，二姐还有专写我个人的部分，自然更值得叙议，以为光宠。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我小时候，不但有同女佣人一起偷窃的共犯记录，并且还有同爸妈二姐大妹一同被抓到日本宪兵队的被捕记录。看二姐回忆：

1941年爸爸开始任太原禁烟局局长。正式任命前有一天晚上，我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妈妈坐在火炉边烤火，爸爸在地上踱来踱去地对妈妈提起要去山西的事，还提到北京总局局长是刘六爷。一边说一边指指我，暗示妈妈别让我知道。我不懂为何如此神秘。真正防范的也绝对不是我，只是怕我泄露出去。我装睡着了，但事后也确实没敢说出去，直到爸爸去上任。正因为爸爸的神秘引起我的好奇，这件事我倒记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禁烟局据说和贩卖毒品有勾结，又听说爸爸实际上是为国民党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确切，也谈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单纯回忆我所记得和理解的事实。十分肯定一件事：抗战胜利后，有一天爸爸妈妈在古书里寻找一张证明，说是有关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证明。古书是用大小不等的木盒装着，十分整齐地排列放在内务部街甲44号当中正房的走廊里，木盒外面有各个朝代的名字。其中的书是用古书的线装方法装订，纸张是双页垒起来的，证明就放在某双页的夹层里，要对着光线逐页寻找，我也参加寻找，因而印象很深。

二姐所指的大小木盒装着的古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我也参加寻找过。最后找出来的是大约十公分见方的一块丝布，上面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大意是证明李季恒（玑衡）同志的抗日地下工作身份，下面由东北义勇军领袖马占山将军签发。多年以后在台湾，在爸爸死后，垂老的前兴安省政府主席吴焕章留下这样的文件给我：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

径启者：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做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将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

函达，敬希

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

吴焕章

查李季恒字玑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为李同志在敌后工作便利起见，故未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确为本人专函中央调查统计局郭副局长紫峻之原稿，特予证明。

吴焕章

我插播这一文件，先来印证爸爸去太原的原委，再看二姐说的：

连着两个暑假，妈妈带着我、敖弟和六妹去太原。太原禁烟分局办公地点在柳巷，我们住在帽儿巷禁烟所内，确切说是禁烟所外面一个单独跨院，由一个圆形门洞进去是院子，右手有两间房是佣人居住的地方，正面上几阶台阶就是卧室和客厅了。禁烟所的大门由警察把守着，以防止吸毒者因熬不住烟瘾而逃出大门，有一天我亲眼看到一个面色灰白得可怕的人被揪回禁烟所。敖弟每天由男仆温茂林陪着，温茂林是山西人，性格耿直，眼中只有小少爷李敖，对别人不大合群。我整天享受不读书的快乐，捉蝴蝶蜻蜓、在人行道上骑四轮童车、和看门的警察一起捉麻雀等。……

山西风光是二姐同我共同的回忆：

在太原的两个暑假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太原有座不太高的城门，看惯了北京的城门，太原的城门当然很不够气派了。可恶的是城门边上有日本鬼子兵站岗。中国小百姓走过城门要向鬼子兵鞠躬行礼，有一天我们乘汽车走过城门，看见一个中国人正被鬼子兵打嘴巴，司机懂日文，说是因为那个人不肯向日本兵行礼才被打。

山西省的火车车轨比其他省份都窄小，相应火车也小些，因为阎锡山当山西的土皇帝，怕别人乘火车进山西抢他的地盘，索性让铁路与外界不接轨。在山西省境内，有时就须乘小火车。

有一次看到禁烟所门口的警察蹲在地上吃面条，放了好多好多醋，我好奇怪为什么他将醋当汤喝，而且醋是白色的，后来才知道爱吃醋是山西人的习惯。

在太原的公园里看到过两件怪事：一是一只母鸡长着比公鸡还高的鸡冠，也会叫鸣，只是声音完全不像公鸡，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怪调，旁边还放着它下的几只鸡蛋。二是公园里有一头牛生着五条腿，其中四条和正常牛一样，能走动，第五条腿则长在脖子下面，偏向前方，粗细和其他腿差不多，很挺直并且照样有蹄子，不过第五条腿稍短些不能着地。

我看过一次山西梆子，演员出台的地方挂着张很大的锣，不时敲打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演员的唱腔也尖得要命，让人受不了。还看过一次京戏，只是道白的时候像说大白话似的，唱词中还不时哼出“哎哎嗳嗳哟”代替唱词哗众取宠，记得那出戏叫《木头人招亲》，看戏后爸爸说唱的是“走江湖的野妓戏”。

在太原期间我曾随于松涛秘书去看日本相扑表演。据说相扑是日本的国粹，可给我的印象坏透了。首先观看时要盘腿坐在榻榻米上，日本人会跪着，我们则坐得屁股疼腿发麻。加上那些胖得没边儿的国粹们路都走不动，每个运动员进场都要磨蹭好半天，才挪到中间赛场。除去丁字带他们什么都不穿，头上梳个髻儿，看上去又蠢又野蛮。加上我对摔跤规则一窍不通，只看见有个拿小扇子的裁判或者助兴的人，在场内跳来跳去，口中念念有词，与那些摔跤壮士相比，显得瘦小可怜，我看若是给块头很大的运动员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实际上最后两个超级块头根本不摔跤。手上打着幡儿，费九牛二虑之力将两脚拖到中央，手臂往上举起就掌声不断。真不懂那算什么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无比，唱法让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音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悚然。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做过多少噩梦。但真正的噩梦会变成现实，发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个暑假。

噩梦就是爸爸的被捕：

1943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因为爸爸知识丰富，会谈古说今，会讲成语故事而且讲得生动有趣。顺便提一句，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随身带的小包中有许多是我爱吃的，像山西无核小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我准备在卧车里好好享受一番。但离开太原之前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严肃地商量着什么，但毕竟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没料到会有灾难发生。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但却非常冷静。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里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因为雨太大，不久灯笼也熄灭了，忽然拉着我的日本兵没看清掉在水沟里。妈妈听到落水声惊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说：“不是我！”只不知为什么眼泪随着落下来，心中无限委屈。我当时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样漆黑一片。最后总算是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只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说等有机会的时候转告徐伟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态严重不敢偷懒，努力默记在脑子里。在我数次出入爸爸那间房间的时候，爸爸让我反复背诵给他听直到无误，记得六件事中有一条是“局长做的事自己有底，不会有问题，更不会牵连别人”。从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么听明白当天下午会离开榆次，爸爸妈妈知道这一消息都称赞我能干。果然那天下午我们又被解送回太原。又进了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听说队长叫长谷川，一个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着爸爸被带走。坚强的妈妈眼圈红红的但不落泪，带着我们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宪兵队，背后没有人跟随我们。妈妈喊来两部洋车，但在紧要关头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妈妈，而不肯跟我坐一辆洋车。没办法只好四个人坐在一辆车里回到禁烟所。徐伟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静的态度，听我背诵了爸爸的几点嘱托，并且边听边点头。事后妈妈多次夸奖我“真懂事”。接着就知道与爸爸同时被捕的还有钟科长、信科长和于松涛秘书。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看见妈妈坐在床上发呆，红肿的眼睛说明她痛苦悲伤无法安枕。不太久，妈妈被允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爸爸并没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宪兵队。

约半年以后：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我们说：“亲启的信就是密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刘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学生，最终妈妈回家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几个字：

据闻老师不日归京。

寥寥几个字使全家乐开了锅。接着是期盼、期盼，再期盼，总算盼到爸爸回家了。他消瘦了很多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茬儿，面色苍白，看上去格外让人心酸。能从日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

二姐提到的“男仆温茂林”是中国民间耿直、倔戆而又忠诚人物的代表，当然也是某些方面愚昧的代表，这由我六岁时得阑尾炎开刀那一次可概其余。二姐回忆：

四姑嫁人后，南房的大间大部分时间空着，我们放学后自行车放在里面。一度温茂林住过。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憨直到不讲理的程度。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懒觉，门从里面锁着。我们上学怕迟到敲门的时候，从窗户玻璃看到他有心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过来再用力甩，然后像慢镜头一样一点点地往脚上套，愈急得敲门，他就愈拖时间，令人哭笑不得。对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需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膛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治方案，同意手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说也奇怪，听到开刀的李敖忽然说他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阑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了。专家关颂韬当然不会上小小的李敖的当。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症状已转成腹膜炎，伤口不能马上缝合，而是每天换纱布引出脓水，李敖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受到医生不少称赞。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陪他，熟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说：“二姐说来陪我，可一直睡觉。”可见他痛得睡不着。我回家后温茂林说若是他陪，他要瞪着眼看小少爷一个晚上。实际上，这话他是瞪着眼对我说的。不过有一次温茂林说对了。

二姐因为大我五岁，很多我小时候的逸闻其实她比我记得清楚，并且是权威无疑，例如她回忆“李敖”名字的由来，竟是这样的：

李敖有个正式小名叫安辰。大概因为是男孩对出生时辰也重视起来，并起在名字里面。实际上并没有人叫他安辰，大人用“噢，噢”的声音逗他，被四妹误解，于是四妹喊他“小噢”，变成了李敖大名的来源典故。

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在我家家谱——《李氏宗谱》中，居然有一代祖宗名字也叫“李敖”！中国历史中《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有汉朝“李敖”铜印、魏晋南北朝史也有“李敖”之名，可见古人先得嘉名，李敖两字并非首见。只是在发音上，我倒由第四声的“傲”音，慢慢倾向喜欢第二声的“熬”音，一来忧患使然，二来第二声听到响亮一点。有人甚至纯用第一声为名呢！孔丘、曹操是也。

二姐回忆我的童年：

敖弟小时候皮肤较黑，有点儿封齿，发音的时候舌头也不那么利落，还有几分眯缝眼，说话的时候喜欢嬉皮笑脸地盯住人看。那种神态直到今天我看他笑还能捕捉到他童年时的影子。

她又写道：

其实只是大人们宝贝敖弟，在我们四个姐姐眼里并没有当他一回事。敖弟除去在长辈那里到处吃香之外，姐姐们面前也捞不到便宜。我们家思想较开放，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严重，敖弟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更何况李敖的四个姐姐哪个是好惹的？众多姐妹兄弟中，我认为有两个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是了不起的大姐。大姐从小聪明能干，读书成绩又好，在家里的权势地位连妈妈也得让她三分，妈妈管不了弟妹会吓唬说：“我告诉你大姐去！”另一个就是了不起的敖弟了。敖弟从一开始念书成绩就十分优秀，在班里总能数一数二。我从小最恨算术里的四则题，到底是几只鸡几只兔子那么容易数清偏不数，非关在一个笼子里挖空心思刁难人计算有多少只脚，真是好无聊！敖弟考初中之前运算四则题的本事，真让我羡慕佩服得不得了。记得有本升学指南，上面的题目敖弟算起来像吃豆腐那么容易，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被录取，差一名就能考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走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窝乐错”，（这是爸爸一句口语，大概就是不得了的意思吧！）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儿子中了“状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爸爸为敖弟骄傲绝不仅因为他是男孩儿，而是这个儿子真争气！爸爸觉得脸上光彩。

敖弟从小有点儿古怪脾气，北京的夏天还是挺热的，我们女孩儿都穿短短的连衣裙，而敖弟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上裹腿，他说穿短裤露着大腿“有伤风化”，敖弟不肯报考育英中学而只考国立中学，也是他与我们想法不同的标志之一。孩子们都去买新鞋，他会挑选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兴，但四妹骂他是“伪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学叫詹永傑，两个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过年的时候小兄弟俩都穿上缎子长袍黑马褂，拜年的样子四平八稳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写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与我们读教会中学，习惯洋打扮的姐姐们，在穿戴方面显得格格不入。

二姐又特写我和詹永傑，说：

两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离。我家曾在市场买来一只狮子毛小巴狗，我们叫它“伯儿”。“伯儿”像马戏团的小狗一样会许多表演，后来“伯儿”有个体态庞大的男友，生下一条杂种大长毛狗并送给詹永傑。过旧历年的时候，詹永傑牵着“伯儿”的后代来我家拜年。詹永傑白白胖胖、仪表不俗、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十分讨人喜爱。就连磕头的样子都四平八稳，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正规训练。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两个人学习成绩也都数一数二。过年一样穿上长袍马褂，人人见了都夸赞这一对小哥俩。

詹永傑这名字现已简化成詹永杰，分别四十年后跟我再度联络上，他送我“墨宝文房用品”一盒，内附手书：

李敖学兄把兄如晤

契阔四十五载

常思念

但愿有朝一日

重相见

弟　永杰　1993年3月21日于北京

二姐又回忆到我的娱乐。她说：“敖弟小时候也不像我们女孩喜欢跳绳、拍皮球、玩‘chuǎ’子儿，而他最爱耍京戏里的刀枪剑戟”，她说我：

从小在姐妹堆中长大，可丝毫没有娘娘腔。喜欢舞京剧的道具大刀、扎枪之类，尤其喜欢和亲戚一个叫大连的孩子相互对打乱砍。李敖口中发出锣声“喋匡匡匡”，大连不断用鼻子发出“得儿哼哼哼”的梆点声应战。有一天半夜里，我蒙蒙眬眬听到“得儿哼哼哼”战斗声，奇怪地想为什么半夜三更敖弟和大连武打开场啦？好一会儿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觉打呼噜呢！

二姐又说：

敖弟比我胆子大很多，记得有一天客厅里飞进一只马蜂，我吓得乱叫，敖弟正赤脚坐在沙发上，他一声没响跳下来先用手掌打在窗户上的马蜂，当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脚丫踩，我好惊讶他胆子那么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场，我们学骑自行车也多半是在那个操场上由敖弟的男佣人温茂林教的，操场东头是个土坡，坡上长着杂草，热天我很喜欢在草堆里捉蚂蚱，捉到就放在一个硬纸盒子里，盒子上面扎好多洞给蚂蚱透空气用。有一天妈妈嫌我整天疯在草堆里不好好念书，骂了我一顿让我将蚂蚱全放掉，我将盒盖打开一条缝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蚱，相互踩来踩去东咬西嚼的样子，忽然手麻害怕起来不敢捉了，结果是敖弟自告奋勇将盒子拿到院子里东驱西赶，好不容易将蚂蚱拨走，剩下飞不动的便宜了猫。

敖弟不太喜欢大喊大叫，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天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儿，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敖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谁也没想到他藏到那么刁钻的地方。还有一次大人们在北海公园茶座喝茶，我们几个孩子爬上一个小土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蚁，敖弟抓一只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手臂肿起好大一片红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时间睡在一张大床上，一天不记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于是规定第几根栏杆为界，谁也不许睡过界线，半夜睡梦中我发现有人踢我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敖弟，他说我的脚睡过了界。

清朝北京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在这庙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二姐回忆：

有一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敖弟去参观雍和宫。……雍和宫里有个七丈二尺高的佛像，这还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为佛像太高，在室内即使退到墙根儿也看不全它的脸。另外每逢过年，寺院里的僧侣用各种颜色的细粉，耐心洒成寺院的立体结构模型，我已忘记是派什么用处，只记得工程浩大而且细腻。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欢喜佛。本来欢喜佛是不对外开放的，除非额外付钱，导游僧带我们到楼梯口，上楼之前忽然小声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回答说：“没关系。”我当时真好好奇。为什么要怀疑我不能看？为什么不怀疑更小的敖弟？正因为好奇，上楼后我反而仔仔细细多看几眼，令我失望的是，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试想封建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国，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内容露骨一些又会到什么程度呢？与很多现代艺术、雕像、画报、照片内容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说不定也只是化缘的办法之一而已。

这些欢喜佛和导游的妖僧绝没想到在四十年后，我竟写《欢喜佛》一文研究他们，并且进而对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文物，大加挞伐。

二姐又记得当时年纪小，大家一起演戏的盛况。在内务部街南房那个大间，我们合组了一个“索罗门剧团”。在剧团中，我还单独演出过，一次是演明末遗恨，演崇祯皇帝被李自成围城后，大将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将。此剧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国处”那棵树有关。明思宗是17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国家危难时，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介石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二姐回忆中，又透露了我的一件轶事：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本纪念册，里面有许多同学在分手前画的图画或写的文字留作纪念。不记得为什么李敖会凑热闹用铅笔在一页上画了条船，船上单枪匹马地一个人撑着篙，船下还有波浪，另外还题了字，内容是：

二姐：

伟大惊人

愚弟　小敖　6月2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兴趣地认为：现在的李敖好像从来不用谦虚的“愚弟”这种字眼儿，更何况纪念册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笔迹吧！

后来二姐把这本纪念册寄给我，我看了这歪七扭八的四个大字，完全不记得了。“伟大惊人”，想是与二姐共勉的话，也许二姐从不敢以“伟大惊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二姐说得没错，那的确是残留下来的李敖最早笔迹，那时我大概八九岁。二姐回忆：

两岸消息封锁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参考消息》上透露点台湾的情况，曾有一条消息内容大意是“台湾当局迫害进步师生，李敖等被捕”，根据敖弟的古怪性格，我们也想到会不会指我们的弟弟？但敖弟去台湾的时候毕竟还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锋芒的一面，因而也无法肯定，直到1976年年中，三妹首次从美国到大陆寻找两位姐姐，大姐和我才得知家中每个人的下落，也听说了敖弟在风浪中争斗成长的事迹。……

这些事迹，也许正是“伟大惊人”的发轫了。

二姐回忆大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情致，但天宝一谈，总离不开繁华旧事和苦难前尘。谈苦难，最动人的一段是写妈妈的小妹——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过县长，无论时间多短，反正他做过，肃反运动老姨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被剥夺公民权，送往内蒙古劳动改造。老姨则在水电部设计院图书馆当管理员。老姨在哈尔滨读书并住过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聪明能干，工作还是蛮不错的。老姨父前妻生的儿子李景生从小就不爱读书，刚解放他就参了军，在空军某部队从事军事摄影。老姨一结婚，我们就认识景生二哥，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十分调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来一批子弹，有手枪弹和步枪弹，还送过我几颗。二哥还说：“上面有红点儿的是炸子儿，打进身体会自动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儿危险游戏。一个用钳子镊住子弹壳，另一个用钉子顶住弹头平的一端，拿榔头往钉子上砸。结果真将弹头砸出来响了。老姨吓得要命，兄弟俩却说：“好响啊！”我想说的是二哥有枪弹由来已久。另外，老姨花费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为二哥的婚事也绞尽了脑汁。老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风趣地说，她花了多大力气帮二哥找对象，亲相来相去，设法安排约会，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总之，老姨这位继母与前房儿子相处还挺融洽。有时候甚至说景生对她比亲儿子庚辰对她还好些。庚辰在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他个子像老姨一样很高，外表神气五官端正，在工作单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机部选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主要参加的是中央首脑人物，像周恩来也出席舞会，庚辰居然能以唯一的一名男士入选，说明他在单位相当红。

老姨父改造期满之后已经年迈，特别经过批准允许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没有选举权、没有医疗保险，也有没退休工资，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满释放而已。老姨因为身体很差，不能继续工作，但是开始水电部只同意她退职，退职拿一笔固定的退职金，然后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看病自己付钱，对年老多病的人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老姨一度心情很坏。没多久以后，老姨因患妇科疾病需手术治疗。医生得知她没有医疗保障，又确实体弱多病，好心的医生愿意给她证明，让她由退职改退休。这样一来，老夫妇的晚年总算有一份退休金能维持基本生活。

我从北京转天津到上海时，已是1948年岁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学校当时叫缉椝中学，今已改名市东中学，老友陈平景、陈兆基都代我旧地重游过、拍照过。缉椝是聂缉椝，他是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丈夫，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骂他“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也如此骂他，不过左宗棠却提拔他，最后自江苏巡抚做到浙江巡抚。我对缉椝中学感情最淡。一来前后只三个月；二来上海是个市侩气极重的地方，给我印象不佳。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书店。

我从小爱书，在北京念小学时候，最吸引我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汽火车模型，这是真正用蒸汽开动的玩具，我爱死它了。另一个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是一排排整齐的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小学生文库”。在日本鬼子统治北京时期，这些书是比照禁书锁起来的，抗战胜利后，不但橱门打开了，我还做了图书馆长。从此“利用职权”，对这套“小学生文库”，更为熟悉。这套书有五百本，约一千万字，插图达七千多张，作者达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赏的第一套丛书。由于对这套书的好感，从而对出版它的商务印书馆也心向往之。北京琉璃厂本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可是上海的总馆，才是更吸引人的。由于老姨父做过上海附近嘉兴县的县长，对上海熟悉，每在我问到上海的总馆的时候，他就详为解答，并且打趣说：“看你这样问东问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才过瘾呢。”说这话后半个世纪，我没做成它的总经理，但它的总经理郝明义却到我家来拜码头了。不过，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名称上面被国民党伪政府硬加上“台湾”两字，倒有点像伪组织，比起真正的商务，可就逊色多了。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经验之一。另一欣喜的经验是我十七岁在台中一中时，当年商务的正牌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幅字送我，字写得又破又熟练，但他不是别人，就是“小学生文库”的主编者啊！我三十一岁被国民党迫害时，印“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王云五也亲笔预约了一套，后来听人说王云五极力称道李敖才干，可是“不敢用他”，足见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学生文库”以外，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390号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河南中路211号的商务印书馆，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开明书店却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链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陷”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地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地在中山北路一段77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1992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77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77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吗？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地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间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地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回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房，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天，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桢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战期间，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姨太太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太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把自己青春与肉体牺牲者，比比皆是。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王晓波的母亲，实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然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为共产党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姐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夫、后来任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桢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兴安省是国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残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棣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11号六桂行”（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139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京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仓促决定来台湾，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1949年5月11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漂洋过海。5月12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自嘲：“我来台湾时，鸡巴还没长毛；如今鸡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生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六岁儿子、四岁女儿）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

小寒纪——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我在1949年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从初二念起一直念到高二，这四年间，我陆续读了许多课外书，由于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在内心深处，我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 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学制度的断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最后以同等学力考上大学。所以，如说“李敖连中学都没毕业”，这一陈述，并不错误。

在台中一中同学中，跟我同届的陈正澄是学问最好的，通中、英、德、日四国文字，后来做到台大经济系主任，他去德国留学时要我用毛笔写字送他。我题诗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来台湾识正澄，同学十载空余恨，抢去我的第一名。”乃写实也。他把字带到德国，一直挂在墙上。陈正澄以外，张育宏也是我最早认识的台湾同学。四十年后，他以新光产物保险总经理的身份，开了两桌酒席，庆祝我来台四十年。他的国语、日语都讲得极好，演讲起来，外省人与日本人都推服无间。赖宪沧也是老同学，我办《求是报》时他还大力出资订阅送人，我们一起吃日本料理时，双方都带儿子，但他的儿子大我儿子二十多岁，同桌而食，非常有趣。韩毅雄在全校考试中是冠军，下象棋也是冠军，聪明绝伦，做到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至今犹是我的“御医”。王新德在班上，翁硕柏老师公开赞美他是美男子，为人头脑细密。有一次他静静看我和施启扬争辩，劝我说：“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爸爸死后，他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慰问我，我至今感念。何西就在四十年后与我为邻，人最热心公益，每次选举投票开票，他都全程参与。妈妈因常在楼下走动，附近人都见过她，但有的不知为李敖之母。有一次她去照相馆冲洗照片，我赶来时，看到何西就正和她聊天，何西就看到我跟妈妈“一见如故”，他奇怪地问：“你也认识这位老人家？”我笑说：“我当然认识——她是我妈。”程国强是最顽皮的家伙，后来留学回国，在文化大学做训导长，专管顽皮的家伙。在一中时他被训导主任“老驴”谭卓民老师记过，近五十年后，谭老师死了，程国强和我都捐了钱，旧情缭绕，有如是者。杨尔琳喜欢研究问题，高中时曾有信给我讨论手淫等，得博士后，在大学专教马克思，还陆续供应我“匪情资料”，我们互相觊觎对方的妹妹，但都是说着玩的。张光锦跟我常做深谈，两人相知甚深，后来做到中将司令。他当年写的新诗，至今还藏在我手里。孟祥协是孟子七十五代嫡孙，高二后迷上围棋，自此一头栽进，成为国手，终生职是“亚圣奉祀官”。两人见面，喜欢《三迁志》等古书，因为两人国学底子都好。熊廷武来一中较晚，在高二戊与我同班，为人诚恳，大异他的姐夫王昇。我恨王昇并常骂之，但和廷武交情不受影响，见面时也互相绝口不提王昇。高我三班的张世民，是我参加演讲比赛认识的，我代表初中，他代表高中，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为人理性正派，人又漂亮，张光锦曾打趣说：“你跟张世民是同性恋。”张世民结婚时，笑着宣布他绝不洗碗，我同李圣文问他为什么不做家事，他说不能做，所有权利都要在结婚那天争到手，不然一洗就洗一辈子，其风趣可想。

高我二班今为世界级学者的李天培，是温柔敦厚的君子，他和弟弟李善培两人，随父亲李子宽老居士到台湾。老居士本是老革命党，做过孙中山秘书，被蒋介石关过后归顺蒋介石，垂老主持中国佛教会，住在善导寺。我到台北念台大，一开始就借住善导寺。善导寺是日本人盖的古庙，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间的职员是绝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了哪种动静。这个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疑是同“死人”住在一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有时候，我一个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我们的灵魂有没有？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的肉体化为枯骨一坛；他们死了，我还活着。

李善培对我讲了一个秘密：他说有一天他和老居士出去办事，路过一家饭馆，两人就去吃，老居士告诉跑堂的，来碗素面，他也跟进。不料两人狼吞虎咽一阵，发现面里有肉——不是素面，他大吃一惊，赶忙指给“父”（他们湖北应城人喊爸爸做“父”）看，殊不知老居士正在衔肉大嚼，向他使个眼色，表示不必声张，又埋头大嚼起来了（中国的佛门人物中，虽然有一派公然喝酒吃肉，像苏轼的朋友佛印和尚，但这些禅派流变，都不是正宗。照一般佛门规矩，做酒肉和尚是绝对不行的。善导寺是守板眼的寺，自然不准济公活佛或花和尚鲁智深那一套）。老居士有一习惯就是早起。起来就查勤，看谁起得晚，有一天掀我蚊帐，见我未起，大骂李天培，天培噙泪不敢言，我颇不自安。还有一次，老居士在大雄宝殿骂李天培，另一位老居士看不过去了，婉言说：“子宽啊，这里是佛堂啊！”老居士猛悟，立刻停骂了。老居士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自己先被出局，内心欠平衡，可以想见。后来李天培台大电机系毕业出国，蒋介石还看老居士面子，送了美金，老蒋有人情味于权谋之中，由此可见。李天培出国后，李善培同我熟了，也变成好友。他退伍归来后，与陈平景双双落发去做和尚，主持中国佛教会的老居士大喜，可是好景不长，李善培竟不守清规，有还俗可能；那时我主持文星，已算名人，老居士盛宴请我于善导寺，众家高僧作陪，饭后辟室独与我谈，他两眼炯炯有光，却几乎泪下，他说：“善培如还俗，我太没面子，盼李先生出面劝阻此事。”我答应了，可是我的劝阻没有成功。后来老居士死去，善培赴美后又被黑人打死。近四十年后，李天培返台，邀我相见，不胜人琴之感。更人琴之感的还在后头，1998年5月12日，钱达请我在来来大饭店吃饭，饭前我特别走到斜对面的善导寺，去对这老庙做最后的凭吊。原来4月30日报上登：“台北市民政局于昨天召开古迹审查会，原订讨论是否将善导寺大雄宝殿列为古迹，但寺方不愿被列为古迹，赶在审查会的前一天开始拆除，民政局长李逸洋指出，善导寺此举显为逃避被指定为古迹的举动，但受限于法令，民政局只好眼睁睁看着古建物被拆。”这一现象，一方面证明台湾人口口声声爱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利之所在，一古庙皆不能容；另一方面证明陈水扁主持市政，其实无能透顶，一古庙皆不能救。我凭吊时，现场已是一片残骸，庙旁一间小厢房也同归于尽。那小厢房李天培住过。天培不在时，我也去午睡过，还手淫过。清朝大学者龚定盒有“闻西方佛说，非法出精”之句，李敖的“小和尚”竟“非法出精”到日本古庙里，如今想来，可真“罪过罪过”了。

我在一中有个高我四班的老同学，叫林石，就是后来的妖僧“林云大师”。林云是我爸爸的学生，他在台中一中时功课平平，在知识上，无出人头地希望，就以密宗来弄玄虚，欺骗世人。他的高明处是先把密宗学术化、把自己高僧化，以学术高僧为障眼法，自上而下地雄霸迷信之坛。这种自上而下的搞法，对象不是村夫村妇，而是上层社会的一些无知的教授、无知的新闻工作者、无知的名女人……这些人喜欢附庸风雅，但却无知得竟以全世界最下流的秘密佛教为风雅、无知得竟以追随林云这种货色为风雅，这就益发好笑。密宗这种秘密佛教，本来在佛教真谛上已是妖妄，从佛教经典看，这种世俗的咒术密法，根本就是“畜生之学”。而林云呢，却连这种“畜生之学”都要加工打造。他把密宗的“畜生之学”中国化，保留了原始的咒术密法，又加上中国的气、道、风水堪舆之类，最后再附会上他自己的红绳、铜钱、橘皮之学，遂成一家之妖。他拿这一大套招摇撞骗，于是，风光所至，从演艺人员到空中小姐，都腕系红绳焉；从海外学人到台湾记者，都床藏铜钱焉；从新年元旦开始，电视台就播出林云大师朝东西南北各丢橘子皮一片，“为国家祈福”焉。以这样妖妄之人，做如此幼稚之事，居然还得无知的教授、无知的新闻工作者、无知的名女人们前呼后拥地膜拜、请教、宣传、赞美，居然还登大雅之堂、入录影之间，公然无耻大谈其下流迷信，请看这成什么世界！国民党口口声声中国文化复兴、口口声声提倡精致文化，原来结果是如此这般的“怪、力、乱、神”，真是气人！妖僧林云的蹿起，有一个不伦不类的情况，就是他的造型。自来为妖僧者，即以僧为名，总得多少有一点“仙风道骨”相，但来骗人，否则脸呈“凶僧恶道”状，就难得售。妖僧林云则不然，他一点也没有“仙风道骨”相，但也不怎么“凶僧恶道”，他有的，却是“满脸淫猥”相，一眼望去，与他所“弘”的“法”全不搭调，其中发型尤属此中之尤。——哪有僧道之士是那样油头厚发的？我奇怪无聊男女们跟他观“气”，为什么不看看他的“相”，就凭他那副在相书中上榜的坏人相，就该对他敬而远之哟！在文章上和媒体上，我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对这妖僧痛加拆穿而予挞伐的人，电视台问到林云，说李敖骂你是妖僧，你作何感想？他但说李敖学问文章我素来佩服、他父亲且是我老师云云，不及其他。其滑头与风度，有如是者，亦一绝也。

在台中一中，跟我关系最深的是严侨老师；离一中后，跟我有后缘的老师，则首推教我英文的陈绍鹏老师。他大我二十一岁，浙江吴兴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没出过国，却讲了一口又纯又好的英文，常被老外误以为他在外国住过多年。我在高二戊班时，他教我英文。此公为人高傲严峻，自己英文虽然呱呱，教起别人却欠循循，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在课堂上骂熊廷武、程国强同学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他生了重病，我和张光锦、黄显昌等同学发动全校同学，为他捐款，他出院后，对我心存感激。自此我成了他家常客，两人甚谈得来。我送有关英国诗人的传记，劝他译作后寄给《文星》（那时我和《文星》尚无关系），他接受我的意见，从此转成作家。后来我进《文星》，为他出版《诗的欣赏》，达成教授资格的铨叙。又选出It All Started With Eve和The Decline a and Fall of Practically Everybody请他翻译，并代他定名为《都是夏娃惹的祸》和《可以说是人人的盛衰史》付印，由于原作精彩、译笔传神，都很受欢迎。陈绍鹏老师离台中一中后，先后在凤山陆军官校、台北师范大学执教多年，那时他应我之请，写了《穆勒自由论是怎样翻译的？》一文，揪出胡秋原的“学术诈欺”；又写《评徐高阮的翻译错误》一文，揪出徐高阮的“学术诈欺”。随后我把这两篇文字在“万岁评论”上发表，也算为故人殷海光出口鸟气。因为胡秋原、徐高阮纠缠殷海光，说殷海光翻译有错误，是“学术诈欺”，我乃写文反驳，指出“其实胡秋原、徐高阮在翻译上的错误，早就是超越前进的”。我这样说，是有许多证据的，因为我看了胡秋原、徐高阮翻译的一些东西，就粗略发觉错误错得比殷海光超越前进。但英文纠谬非我专长，我只是粗略发觉而已，若想一一细为揪出，还得劳动专家才成。台湾的英文专家虽不乏人，但是跟我渊源甚深并且我甚佩服的，却是陈绍鹏老师，于是我就找到他来拆穿。发表后，徐高阮已身入鬼录，而胡秋原却脸无处藏，至今一个屁都不敢放也。胡秋原的英文程度，连civil的正确用法竟都不知道，他把civil liberty译为“民事的自由”，殊不知这里的civil是“公民的”而非“民事的”，笑话可闹大了。

另一位与我有后缘的台中一中老师是姚渔湘老师，他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教美术，但却是现代史专家。他独居在一中后面库房式的宿舍里默默写作。此公为名士派，一袭阴丹士林长衫，奇脏无比，但比起他的茶杯来，长衫总还洗过，而他的茶杯却从来不洗。茶杯边清楚的有一道他的唇印，上面是半圆形的黑垢，看了非常吓人。他收有不少现代史的图书，整天埋头写跟国民党党史有关的著作。常在报上投稿。离一中后，他进了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我在开国文献会时，他在同一层楼编吴稚晖的遗著，时相过从。他死的时候，入棺是由我抬他的头放进去的，师生之情，于斯乃见。姚渔湘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个人可以那样用功，成绩却那样有限，原因无他，太笨了。他的一生，使我深刻感觉到，人太笨而要用功做学问，最后只证实两点：一、上帝瞎眼，奈何竟对这种人不公；二、学术何辜，奈何竟给这种人来做。

在一中时，我跟一位老先生有忘年交，此公即庄严先生。他与爸爸是北京大学同学，毕业后，即“宣统出宫我进宫”，以故宫博物院为终身职业，直到官拜副院长死去。他的夫人申佩芬是爸爸学生，且是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高班同学。庄严、申佩芬有四个儿子，庄申（庄申庆）、庄因、庄喆、庄灵都与我熟，庄老先生尤其写了一些信和字给我。其中一封是托我代卖陶一珊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的，庄严为这书写了序后，陶一珊送他两套，他穷得拿出一套托我去卖，以贴补家用，当时大家生活的艰苦，由此可见。庄严知道我喜爱文物，特别请我到北沟，“利用职权”，拿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四库全书》一函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国宝。庄严又托我替他找《元秘史》版本，我在台中“中央书局”为他借到一种，他忘了付钱，害得我许久不好意思去“中央书局”，最后只好提醒他付款。他知道我喜欢书法，特别请他的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写了一首词：“风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四十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变成我的“御医”，董玉京除精于医学外，并泽及甲骨，我乃请他重写前词，“父子书法比赛”。后来这两幅字，在义助慰安妇时被我一起脱手，由台大的陈耀昌医师给买走了。两代同书，集于一身，这种两代缘，也是人间佳话了。

还有另一种两代缘呢。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用功看课外书，看到一部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大为惊讶。曹亚伯是辛亥革命先驱，资助过孙中山，有大功于建立民国。不料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后，他不但被出了局、抓起来，并且国民党政府还查禁了他写的《武昌革命真史》，查禁方法是把该书切去一角，不准上市。但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到的这一部，却是没切角的，所以我会惊讶。感于曹亚伯的不平遭遇，我后来写了一篇《（武昌革命真史）书后》，谴责国民党对老同志的忘恩负义。没想到写这文章后四十年，曹亚伯的小儿子曹昭苏找到我，要我替他自己的遭遇申冤。曹昭苏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在绿岛（火烧岛）一关十多年。他出狱后找我帮他平反，我感于曹昭苏的不平遭遇，对他也有所协助。我一生中为他们父子两代讲公道话，这不是更奇怪的两代缘吗？

我在一中不但有这种缘，还有书缘。法国作家赫克托·马洛（Hector Malot）的名作《苦儿流浪记》（Sans Famille，有章衣萍等译本，儿童版；又有徐蔚南译本，世界版，名《孤零少年》）、《苦女奋斗记》（Adven, tures of Perine，有赵馀勋译本，少年版）、《海国男儿》（Romoin Kolbpis，有适夷译本，建文版）等，都在中国风行。我1947年在北京念小学时，就是这些书的读者，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海国男儿》。到一中后，在台中一家租书店再见这本书，后来弄到钱去“买下”，却不知去向；十多年后，1966年8月31日，我在台北牯岭街书摊又见到它，乃立刻买下，并在1988年把它重版。我在序里说：“四十年来，在北京得读《海国男儿》，使我如梦如幻；在台湾发现《海国男儿》，使我如见故人；在四十年发重印《海国男儿》，使我如愿以偿。人生的快乐之一是重温旧梦却不破坏它，当我自己‘漂泊东南天际间’，也变成了海国男儿，我更能欣于所遇于彼岸了。”

除了我自己的藏书之外，台中一台图书馆是我遍读群书的大书仓。但以我的好学，这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除了看《武昌革命真史》等书外，在1952年8月9日到27日十八天中，我还根据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写成《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在这十八天中，我几乎每天都跑到这个图书馆，坐在长板凳上，埋头做我的“学术研究”。那时候，我刚念完高一年级，十七岁，已写了《李敖札记》四卷。这个大表，收在四卷札记中的第三卷里。三十年后，我发表这些早年的成绩，证明给大家看：李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远在三十年前十七岁时候，就已达到什么水准了。我当年的功力和用功，和我三十年后的功力和成绩，显然有着因果的连贯。

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书的一天，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个女孩子，清秀可人，是台中女中的高中生。我生平最喜欢清秀的女人，这女生不但清秀，并且一片纯洁圣洁，令人心灵为之净化，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为她三十天内，不再手淫，以表示我的净化。但丁（Dante）在九岁时见过小他一岁的贝特阿丽切（Beatrice）一面，十八岁时又见到一面，此后未再见面。贝特阿丽切二十四岁死后，他为她写出不朽名著，因为他一直单方面的精神恋爱，把贝特阿丽切当成上帝派来拯救他灵魂的天使。我当然没有但丁那样神经，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相逢永不相识的高中女生，竟使我唯灵了一个月，这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纪录。

我在1953年间，写了一大堆诗，其中一首是《多情总难免》：

多情总难免，恋爱我岂敢，

心地要纯洁，爱情要遥远。

这可说是我思想上“惨绿少年”时代的爱情观。那种爱情观基本上是自抑的，所以不无多愁善感的一面，我有《遐想》四首：

秋水何茫茫，明月何皎皎，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遐想》之一）

歪思令我老，惆怅弱此身，

深情将无我，不再动冰心。（《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不敢念伊人，

岁月催我老，落魄一流民。（《遐想》之三）

独坐对秋水，怆然怀古今，

岁月催我老，灰尽少年心。（《遐想》之四）

当时我对高中女生“罗”暗恋，故有罗裙芳草之喻，这种自抑，我终于打破了。我开始写信给“罗”，当她第一封回信寄来的时候，我也不“不再动冰心”了。

虽然在爱情上“惨绿”，在人生大方向上却“殷红”得很，阳刚之气，已开我日后的先河，有诗为证：

我既不浮海，我也不藏山，

我走我的路，只在世俗间。（《浮海与藏山》）

人皆谓我狂，我岂狂乎哉？

是非不苟同，随声不应该，

我手写我口，我心作主宰，

莫笑我立异，骂你是奴才。（《写贻党混子》）

眼亮心要黑，朝夕窥国贼，

千里寻知己，一求大铁锥。（《论侠六首》之二）

少年慕虬髯，扬眉捋虎须，

大志虽未展，牛刀不割鸡。（《论侠六首》之三）

不拐弯抹角，不装模作样，

有话就真说，有屁即直放。（《诗的原则》）

志在挽狂澜，北望气如山，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立志》）

海底有卧龙，窟中有狡兔，

一朝风云起，我非池中物。（《风云》）

老子没好气，见你就倒霉，

怒从心上起，杀尽直娘贼。（《杂诗八首》之二）

没有穷酸相，不会假斯文，

高兴就作诗，生气就骂人。（《杂诗八首》之四）

蛟龙亢虎黯然销，莽莽神州魑魅号，

甘以赤胆蒙身祸，耻于苟安作文豪。（《蒙祸与苟安》）

在这些类乎“薛蟠体”的口号里，依稀看到我未来的发展，其实是循线前进的。我的“少有大志”、我的不逃世思想，我的反“党混子”（党棍子）思想、我的反“国贼”思想、我的“有话就真说”思想、我的反“穷酸”思想、我的“耻于苟安作文豪”思想、我的“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思想……十年后，一一都像预言般地出现了。不但这些，我的“反宗教”思想，也早就伏机在兹。有“反宗教诗”如下：

民权时代神权微，

除了自救还靠谁？

任何宗教都别信，

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种诗带大括号的体裁，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些“歪诗”，都是我十八岁时中学生时代的“残基”，可以看出我困学中的努力向上、困学中的自命不凡、困学中的孤独与孤愤。在这种情境中，我结束了中学时代。基本上，这一段生命是痛苦的，毕竟我那时太年轻，没有多少力量突破环境，但我一直要突破，所以非常辛苦。如今回首前尘，我真庆幸我永远不再是中学生了。

大寒纪——一身惨绿，四境深蓝，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1954年我十九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考大学，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就是后来的法律系司法组。入学日期，是1954年9月14日。在课堂上，我极为顽皮，喜欢挑老师的错。当时“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老师教我“刑法总则”，有一天他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我立予纠正，他很有雅量更正。还有一位孙嘉时老师，做过建国中学校长，人很浑，又教的是“三民主义”，更是我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上吵起来。教我英文（“英美法学名著选读”）的是曹文彦老师和桂裕老师。桂裕老师学问渊博，又高寿，四十年后我办《求是报》时，还有信给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满口上海腔，并且念出的重音多于应有的重音，把自由liberty念成“癞屄利台”，我听了大笑。教我“中国司法组织”的是徐世贤老师，他也高寿，他一辈子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师林彬创办法律专修科，一辈子做的最大坏事是提拔了一个大酷吏大浑蛋——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教我“国文”的是曲颖生（显功）老师，燕京大学出身，写过《韦庄年谱》，他谦虚有礼，对我的国文程度一再赞扬，日后还请我到他家吃过饭。教我“经济学”的是王作荣老师，那时他三十三岁，初来教书，还是生手，有一次画曲线图“巷”住了，竟画不出来了。他是很有才华，也很有启发力的。表情虽然严肃得像张扑克，但也会突然笑一下。我有次劈头大声将他一军：“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我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然后突然笑一下，全班为之哄堂。我离台大法学院后三十四年，几次看到他早起独自快步于大马路上，风雨无阻。有一天在敦化南路和平东路口两人对面碰到，我问他还记得他有个学生叫“李敖”吗？他说，人家说李敖是他学生，没想到今天有缘重逢。后来石齐平约我们见面，自此偶相过从、吃饭聊天，我义助章孝慈举办拍卖预展那天，他还亲临送花捧场。他跟高新武他们打笔仗的时候，我还参战卫护过他。1989年4月4日，他有信给我：

敖之兄：

近因散步路线缩短至居住附近地区，难有把晤机会，甚觉怅然，承赠大著及在《世界论坛报》所发表之专栏，雄风依旧，文采灿然，仍有大材小用之叹也。承支持，顺致谢意。荣实无意与人争一日之短长，陆啸钊兄请代致意。荣近出版财经文存一本，错字太多，现正在改正再版中，俟出书，当奉上二位各一本，以求惠正也，即颂

著祺

弟　王作荣　拜　七十八年4月4日

可以看出他在礼数上的周到。1993年11月19日，他还特别下帖子，在天厨餐厅请了一桌酒席，有石齐平、傅栋成等多人，延我坐上座，因为我是他最老资格的学生。归来我有日记如下：

王作荣请于天厨。

王作荣对我说：“当年以为人老了那样，我一定不那样。结果今天就是那样。”

我说王老师应为支持李登辉“赎罪”。大家大笑。

石齐平说李敖说坐牢的时间上帝不算。王说：“上帝不算？有这种好事我也去坐牢。”

很不幸的，后来为了他支持李登辉，写了许多马屁文章，犯了我怒也犯了众怒。最后一次，我们在湖北一家春吃饭，我当面指着他说：“老师啊，请你搞清楚，现在恨你的人比恨我的还多。”此后为了我公然陆续举证指责他不该支持李登辉，两人关系疏远了。不过在他胃癌开刀时，我还是到医院看他，留名片而去。他出院后，对我敬而远之，礼数也不见了、信也不写了、饭也不吃了。师生之谊，竟为一个杂碎李登辉而绝。王作荣老师当年介绍李登辉入国民党，他们关系甚深，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人家说李登辉曾以《出埃及记》中摩西自比，这不是真的，因为李登辉曾告诉他：摩西其实是蒋氏父子，他们“出中国记”，来到台湾。王作荣问你不是摩西你是什么？李登辉神秘一笑，答的竟是：“我是耶和华（上帝）！”1998年7月6日《商业周刊》有专文报道《李敖谈王作荣——王作荣晚节要保就得大义灭友》，其中有几段说：

四十年前，曾经是王作荣学生的李敖对他的老师做了一番深入的剖析，他强调：“王作荣应该为过去支持李登辉而赎罪，以自己下台逼李登辉下台！”……

虽然李登辉与王作荣渊源深厚，但是李敖却以王安石的诗勉励自己的老师：“公自平生怀直气，谁能晚节负初心。”政坛也曾流传一则笑话，保险公司对王作荣有三不保：“天灾不保、人祸不保、晚节不保。”

为了晚节，李敖说：“起来吧！王作荣，现在的你不是真正的王作荣，王作荣有王作荣的干法。”他以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说，12世纪时有一位英国主教名叫贝凯特，他与国王年轻时是酒肉朋友，也曾当过储君的家庭老师，后来国王登基，将贝凯特纳为心腹，并封为坎特伯利大主教，等于是一言九鼎的宗教头子，但是为了维护主教的权力，竟与国王闹翻了，国王干脆派人杀了他，不料却引起公愤，最后只好罚杀贝凯特的武士在他的坟前看坟，以平息众怒。李敖认为，王作荣应该要有贝凯特的骨气，为了国家，请弹劾李登辉下台。……

李敖要求王作荣要“大义灭友”、“敢打老虎”，成为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位弹劾总统的监察院长，以留名青史，效法凯撒被刺时，他最要好的朋友、刺下最后一剑的布鲁图斯所言：“不是我爱凯撒少，而是我爱罗马多。”

王作荣桃李满天下，可是他曾对家人说：“李敖是我眼中唯一的天才。”……

整体而言，李敖认为王作荣“炮轰”李登辉有四大原因，首先是王作荣自己老了，再加上身体不佳，想在最后留名青史；其次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发酵，使王作荣一直处于天人交战中，深恐一世英名毁于旦夕；再则是湖北人的风派性格发酵；最后则是外省人给他的莫大压力。……

“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但也有湖北人滑头的性格”，这是李敖对王作荣性格的定论。在心态上，李敖以过去对老师的尊敬，仍不忘期盼王作荣：“要以高风亮节，给李登辉难看！”绝不可能“又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

这是我对身为“监察院长”的王作荣老师的最后诤言。回想四十四年前的师生因缘，恍然如昨。被改写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名言有道是：“吾爱柏拉图甚于余物，吾爱真理甚于吾师。”西哲风范与决绝，唯我有焉。

我在1955年6月27日自动办理退学，那时法律专修科已确定改制司法组，但我毅然决定离开了。后来谈到台大法律系司法组，发现我的辈分甚高。“名流”中，司法组1956年次有苏秋镇、纪镇南、胡述兆；1957年次有李敖、陆啸钊；1958年次有吕传胜、许家琛；1959年次有朱石炎、翁岳生；1960年次有张麟徵、张德铭；1961年次有施性忠、林奇福、古登美等。

在法律专修科那年的4月25日，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生日后两天，爸爸死了。我因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力持丧礼改革。台中一中我敬重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婉为劝我说：“李敖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我说：“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他见我学识渊博，我的礼比他还古，为之语塞。爸爸死后，有一位老先生特别奔走，料理后事，他就是人称“沈二爷”的沈铭三先生。沈二爷因为辈分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太老爷”。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爱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在1887年（民国前二十四年，我则是民国二十四年，正好前后各二十四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来之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不可靠。当跟他同岁的国民党蒋介石弄出了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来时候，他气愤地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他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沈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圆券很快就崩溃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来。爸爸死的时候，沈二爷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有恩于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的小职员，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他得享大年，九十六岁才死。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新式教育，爱看的只是一部书——明朝吕坤（新吾）的《呻吟语》。《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沈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范。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不过随着各人际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过分偏离，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因此我才有一句名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我对老朋友的限制名额式的珍重，由此可见。

我是1955年二十岁进台大历史系一年级的。头一年误入法律专修科，原因是联考时总成绩被数学拉下来。所以这一年重考，必须加强数学分数。幸亏我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他为我恶补一阵，结果数学考了（不如说背出了）五十九分，不但考上历史系，并且名列前茅。由于对中学教育和法律专修科的不满，考取历史系可谓一偿夙愿。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可是，很快地，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身临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萨罗扬（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大法官布莱克（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人才，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大体说来，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基本上、内心里，我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我深感没有可被我取法的“大宗师”，一方面我又深感没有可与我并驾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我是一个独行者。虽然如此，我也抱着“暂与俗人偕”的态度，与人和光同尘，偶有鸿爪可记，也颇发噱：

一、我重考改入台大文学院后，因抽签住校未中，又没钱在外租房，只好在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虽然有时斗嘴气得不讲话，但在不讲话中，陆啸钊还是送水果给老朋友吃。陆啸钊与我交情长达四十四年，深知我为人。1991年10月2日他对陈良榘说：“李敖为人，绝不先向你开枪。但你先向他开枪，他就用机关枪打死你。打死以后，还要补上一阵枪。”真知我之言也。

二、后来我分到第七宿舍，与张京育同房。张京育人还可以，但其貌不扬，像个拉三轮车的，并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后，他和他太太俞雨娣请我和汪荣祖、陆善仪、刘显叔、陈烈在台大校友会馆吃了一顿饭，饭难吃无比，陈烈吃的牛排且未化冰，我们都不能吃完，但他却津津有味，全部吃光，原来他的好胃口也是三轮车夫式的！

三、台大校本部送报生，原由台静农的儿子担任，后来转给庄因，庄因转给我，我转给陈彦增、孙英善，陈彦增、孙英善转给张丕隆他们。有一天我看到报贩子在送报，乃问张丕隆怎么回事。张丕隆说：“你们真笨，一个个大清早起自己送报！我们却把权利转包给报贩子了，每月抽头，鬼才自己送报呢！我们不做劳工，做资本家啦！”

四、机械系高才生卢保，为人温和、用功而节俭。开学时从南部北上，他母亲给他十个咸蛋，他慢慢吃，吃了一学期，放假回家，还带回去半个。

五、在台大，住第一宿舍第四室最久。同房间先后有翁松然、陈彦增、庄因、王建人、陈良榘、孙英善、陈鼓应、陈又亮、李耀祖等人。陈又亮年纪最小，慧黠可爱。有一次我跟李耀祖冲突，扭成一团，陈又亮冲过来劝架不成，突然大叫：“你们踢到我睾丸了！我疝气病给踢出来了！”说着就握着小鸡鬼哭狼嚎起来，大家一时惊愕，武斗自停。这时陈又亮破涕为笑，原来是假借卵子来退敌的。

六、陈又亮后来在美国得博士、做教授。二十多年后回台湾看我，说：“我一看到过去的老情人，就对她们丈夫感谢万分。——所有老帮子都归他们，所有新枝嫩叶都归我，焉能不感谢、焉能不感谢！”

七、陈又亮的女朋友，多看来既老且大，像他妈妈。我笑他有“恋母情结”，结果满校园是情人，满校园是妈。二十多年后我再见他，他说：“我做爱的时候，一边叫床，一边喊妈。”我哈哈大笑。

八、第四室同房法律系司法组第一届的王建人，此公非常制度化，一切都有板有眼。最有趣的，是他时常自己批自己的“公文”。在他案头日历上，常常出现这样的自问自答：“某月某日，有某某讲演。决定：不去。”“某月某日，有某某社郊游。决定：去。”看到他这样自己批自己的“公文”，我打趣他，我说你何必这样子脱了裤子放屁啊？他不以为忤，反倒说，这是家教。我问什么家教？他说他爸爸规定，儿子们有任何事或请求，都不可径自面陈，一定得先写书面报告，给爸爸批。他们家里就这样“公文”来“公文”去的，所以他养成习惯，也就自己过瘾了。我问他你爸爸过去在大陆是否做大官？他说是呀，可惜到了台湾，吃不开了，只做个“立法委员”。我说原来如此！“王爸爸”叫王述先，真是妙人！他自官场上退下来，可是官瘾未退，没了衙门，以家做衙门；没了属下，以儿子做属下，于是从缴学费、缴电费、缴水费到买电影票、买卫生纸、买花生米，都无一不可大批特批一阵，以过干瘾。国民党沦落到台湾做政治穷措大，但还是“孔乙己”派的，“王爸爸”只是其中小焉者也。“王爸爸”的积习难改，不是他个人的事，这种“报告狂”，其实师承有自，来自蒋介石。国民党出版的《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一书，是一部马屁大全。其中最全的，是张群的一篇《我们对于总统言行的体认》。这篇文章集合了“总统府”的大小文学侍从之臣们的马屁，每人拍一段。在第八节“总统之严肃家风”项下，有蒋孝杰署名的一段：“总统在家中，不论对人对事，都非常认真严肃，大公无私，即如蒋部长经国、蒋校长纬国欲晋见时，亦必须先行报告，获得允许，方可进去。”可见“报告狂”之祖，乃“王爸爸”的主子蒋介石也。

九、历史系高我一班的马宏祥，我们叫他“老马”，他是我好朋友。有一天陈彦增和我，同他在学校前面打弹子，他把我们打败。我们先走了。时已深夜，我们藏在校钟下的矮丛里，决心在老马归途，吓他一下。不久老马低吟而回。陈彦增和我，双双以外衣蒙头，边跳边叫而出。老马大叫一声：“是鬼啊！”这时我们已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十、大二时候，我选了姚从吾老师的“辽金元史”。此公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欢用手去揉搓，满头白发，造型厚实朴拙。他一大把年纪，却对我们满口自称“兄弟”。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

十一、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N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唯我独有也！

十二、姚从吾老师长得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打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虎口，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老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需化装啊！

十三、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士鳖，从德国留学回来，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虽喝过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还是土土的。学生们乃把“姚士鳌”戏呼为“姚土鳖”，深为他所忌，乃用姚从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两人照相，洗好后，我送他一张，背面题“士鳌老师惠存”等字样。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又看到这张照片，背后“士鳌”两字已被他偷偷涂去，自改为“从吾”矣！

十四、姚从吾老师待子甚严，他的儿子姚大湘，在台大地质系念书，在校园远远地看到老子走来，必绕道而过。四十年后，我在东吴大学教书时，姚大湘还来听过两堂课，送我一本《姚从吾先生纪念集》，深情可感。

十五、方豪老师教我“宋史”，他是神父，我们偷叫他“洋和尚”。他告诉我，他学做神父，可管得严，教会不准他们念英文，他的英文是偷偷在厕所里学的。我说：“你们神父在厕所里学的东西可太多了！”

十六、美国宾州爱丁堡大学李绍昆教授写了一封信给我，并附寄他的《哲学·心理·教育》一书。书中有《悼方豪神父》一文，提到读了我的《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后，“感慨殊多”。乃“匆草此文，非但痛吊老友，亦所以为我们本家‘续貂’也”。李教授“续貂”文中透露，显然方豪虽为神父，但是家有“表妹”和“外甥”同居，不无蹊跷。其实，从天主教历史来看，这一蹊跷，又有何难解？英文中有nephew一字，梁实秋《远东英汉大辞典》解做“侄儿；外甥”。这是不够的。《韦氏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对这字有另一解释是an illegitimate son of an ecclesiastic，中文意思，正是“神职中人的私生子”。可见神父家有“表妹”与“外甥”，实在由来已久，且有英文专字彰其德，神父固多兼任表哥、舅舅耳，李教授何必大惊小怪哉！

十七、外文系洋神父傅良圃（Frederic Joseph Foley S.J.）教授，人呼以Father Foley，大秃头，为人风趣。有一次在台大草坪上聊天，他指着他的生殖器做鬼脸，说：“useless”（没用了的）。盖神父理论上不能用于女人，只能用于小便也。

十八、在北京念初一时，买了一本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喜欢该书见解奇特，不料七年以后，我竟上了这书作者的课。李玄伯即李宗侗，这位老师，待人彬彬有礼，他有自备三轮车，在路上碰到我，一定请我上车，送我一程。我后来在《文星》，还为他出过书。

十九、教西洋史的刘崇铉老师是系主任，为人甚笨，上课时讲得头绪混乱，但这种混乱，还是头天晚上开夜车准备的。我出售家藏影印百衲宋本《资治通鉴》时，他用毛笔写信给我，老辈风范，展现无遗。

二十、夏德仪老师教“中国通史”，冬天一袭长袍，但夏天不穿。他看到我夏天还穿，对我说：“你比我还顽固。”此老高寿，移民美国后，还夸李敖文章不绝。

二一、劳榦老师教“秦汉史”，上课时片纸不带，随口说出，其功力真不简单。后来我在《文星》，他有信来，我还为他出了书。

二二、吴相湘老师是最能启迪学生、帮助学生的，他对我施教四十多年，至今未断。1987年，他七十五岁时从美国写信来，赞美我写的《孙中山研究》，并说：“兄于是书对湘时有念旧情殷文字，尤使湘感动。回忆三十年前往事，真‘当时意气论交人’。”两人师生之情，于斯可见。

二三、吴俊才老师教我“近代印度史”，他要同学交笔记，我从来不记笔记，实在交不出来。我花了几个小时，写了三十五张卡片，敷衍上去，且在前两张极力攻击记笔记。我说：“大学为自由研究学术之地，研究之方法亦各自由。”“累牍连篇千册一律之笔记实非必要。大学生之治学方法贵乎参考众书独立治学，不当株守笔记以应考试及先生审阅也！”吴俊才老师是有眼光的人，他居然在班上不夸奖别的抄笔记的同学，而大大称赞我一阵！

二四、历史系有西洋史教授，叫张贵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有一天家中下女事情做完，要提前一刻钟下班，不料他却站起来，脱下衬衫，说：“你还可以洗一件衬衫。”

二五、另一教西洋史教授，叫杨绍震，学问极差，却又喜装腔作势、做洋绅士状。上他“西洋通史”课时，我常用假史料作弄他，他佯作知道，其实一无所知，也不可能有所知，因为从来没有那种史料。后来此人到东海大学去了，为了多赚一点钱，曾向校方哭诉，请求多发他津贴云，传为笑柄。

二六、历史系有一极顽固老教授，叫徐子明，痛恨胡适。他演讲时到处说：“我当年亲眼看见胡适一手把毛泽东提拔起来！”说时还用右手拇指食指交接，手心向下，手背向上一提，做提拔状。因为痛恨胡适，连带痛恨白话文，他说白话文是狗叫！姚从吾问他：“既然白话文是狗叫文，你为什么口中讲白话？”他愤然答曰：“我跟狗说话，不能不狗叫！”当时胡适系的学阀们整他，把他开的选修课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课同一时间，以达到没学生选他的课的效果，让他自行了断。可是汪荣祖一个人跑去选了他的课，他虽只教一个学生，但怡然自得，气派不衰。他骂人，把“他妈的”发音成“塔马滴”，口音使然也。

二七、徐子明自称做过文学院长沈刚伯的义父，真相不详。沈刚伯教“英国史”，但我没选过他的课。我在《文星》时强力批评过他，说他太懒等。后来在胡之伟（胡志伟）、赵万年的婚礼上，他还向我打趣，说：“我这文流氓斗不过你这武流氓。”

二八、教“中国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没选过他的课，他是书呆子，上课时说他一生只知道一位电影明星，名字叫作“玛丽‘梦莲’露”（Marilyn Monroe，译名应为“玛丽莲·梦露”）！其实这种有趣的孤陋寡闻也不止李定一，胡适亦然。胡适知道远在天边千万人所不知的神会和尚，却不知道近在眼前千万人皆知的大明星玛丽莲·梦露，引得人们大笑。

二九、黄祝贵老师教国际形势一般科目，以两手空空、口若悬河方式上课，足见其博闻强识。他跟我谈得来，曾到我宿舍看我，并签名送我书。不料三十年后，跟我同届的李远哲在1991年教师节致辞时，特别向黄祝贵老师表示敬意，并感性地说：“在台大，经过三十多年仍能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老师还不太多。”我猜李远哲这次莫名其妙、生硬而唐突表态，似与我揭发他对恩师王企祥负义行径有关。——他抓个毫不相干的黄祝贵来垫底，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师重道的。我想黄祝贵对这突如其来的感性戏，一定一头雾水也。

三十、我在大学从不作弊（但为了抗议军训课，考军训时，大家交头接耳过），因为我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绩，我觉得做一个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绩重要得多。有的同学成绩不错，但因作弊，成绩更好了，丘宏达诸位是也。

台大同学中，有两位死去的，一位是历史系的华昌平，在历史系他班次低于我，却常来与我谈大问题。后来他无法解脱，跳海自杀了。——他是海军游泳选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死，求去决心，亦云壮烈。另一位是医学院的王尚义，他在台大学医七年，但毕业之日，即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临死时，我在他身旁，美国女传教士也在旁劝他重信耶稣，他点头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并不“投机”的朋友，我并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成熟，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没有定见和深度，今天信耶稣，明天拜居士，后天又躺在床上，为失落的自我而哀鸣，死前又重信耶稣。我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太浮动，甚至太好虚荣。当然他的兴趣很广，人又聪明，多才多艺，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使他们成为他的“忠实读者”，这种“忠实读者”，在尚义早夭以后，再对他油然而起了一种悲剧意味，这也是他的“遗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王尚义去世后，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托，帮了一点忙。那次经验，使我恍然大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实最先失态；以“耐冬”自期，其实最早凋零。王尚义死后，这票人没有一个成才的，这也证实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现高明光大的伟大人物是多么不容易，伟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历久弥新的唯一一位。台大有史以来，从未能出现像李敖这样伟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顿有史以来从未出现像费滋杰罗那样伟大人物一样。台大、普大可以人才辈出，但论伟大，却只有一人而已。1983年6月，木令耆在海外发表《王尚义与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文章中说王尚义和李敖他们有“脱离了母系环境，少年被移植后的失落惆怅”的处境，是真的；说“正当他们开始有些对人生认识的知悟，正当他们想迎风而飘，随着祖国历史的潮流向前迈去，他们被父母带到一个陌生的小岛，他们与祖国正动荡着的新时代隔绝了。从此他们受到拘束，身心受到压制，如同正向蓝天方向上长的幼树，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内，既看不见天日，也无伸展之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义和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在李敖是“硬性人物”、王尚义是“软性人物”的主线上，也分析得很不错。不过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个大错误，说李敖“不做伪君子，宁做真小人”等话，显然是误读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原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两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这里明明愤世地指出：“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条件下要我选，我才“宁做真小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做“真小人”为职志。木令耆说我“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话，倒是实情。我写《论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一文，就特别点破这点。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管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但他“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下来，却被部分浅人以丑角、以卓别林视之，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说李敖“他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抖发英姿”，正因为我们有“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气魄，我们才能一战再战、拆穿伪君子啊！木令耆说：“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脱离悲剧的能力。他能转悲剧为喜，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而不是小喜剧，是莎士比亚的大型喜剧人物。”“王尚义呢？他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这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一个灭亡，一个出头。”是真的。王尚义的悲剧，乃在他根本就是一个“软性人物”、一个弱者。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而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现。可惜王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王尚义的早夭，毋宁对他是好的，否则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王尚义死后多年，我感而有诗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连心似婆，

自古失败在尝试，可知传法有果陀？

自信颇能道出王尚义的悲剧所在。王尚义虽然多愁善感，但笑起来，却也爽朗得很，毫无保留。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店中收音机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声中“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几句，回肠荡气，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一再为之击节，没过几天，就传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孟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1958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五年以后他回国，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5月13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10月28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地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地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异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我出狱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地，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台大外系老师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台静农。我在历史系的时候，他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1967年出售家藏书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1963年我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旧监狱，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他的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文集》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竟是：“我不在乎。”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0.023页。每页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不是笑谈吗？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为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杨牧等糊涂人，在报上推崇他“有知识分子的耿直与狷介”，哪有“耿直与狷介”的人拍蒋介石马屁的？林文月在报上回忆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以下交谊活动，全篇都是滥情之作。其实台大中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学阀中之酸者也！当年这群教授意淫美人儿林文月，颇有争风吃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唯女弟子是尚。1961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概见。经我写文章揭发，才有男生当助教。林文月风华绝代，当年以台大校花闻名，二十多年后，在一喜宴上与她同桌，胡茵梦在旁，大胡茵梦二十多岁的校花，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下来，胡茵梦也风华不再，前后美人儿，都以“终老”下场，亦可哀也。

我离台大多年后，陈依玫访问我，我对她说：“陆游的诗说：‘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换，我做的永远使我不满意。你问如果我现在是个80年代的大学生，不知将如何安排这四年。我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大可不必在大学过这四年，我觉得从大学中‘换凡骨’‘洗俗情’反倒过慢，慢得使自己不满意，感到浪费过多。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少了。我活到今天，从自己休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沙特不同人论学，只是自己做学问，他的学问已经无须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学四年中，好像师友跟我，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我念书、我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他们不相干，我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假设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5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对我全部的学生时代，都愿意挖去，我并不留恋。我觉得学校是一个著手斲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斲丧得愈厉害。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牢生活一样。对我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历史系四年中，跟我关系最深的女朋友是“罗”。在那种时代，恋爱环境颇为艰苦，连到旅馆开房间都要被警察查，可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扰民。袁方《记者生涯》书中记有蒋介石都关注到基隆男女教员开房间的事，可见此风之渐，原自上起。后来我和庄因等合租了一间小房，有时和“罗”两人在一起，并在1956年10月15日这天“情归不处”（我不再是处男，她也不再是处女了）。当时我二十一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地去过一次，性交、戏水，洗得好痛快。我和“罗”的恋爱，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对，她母亲罗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着碗里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着“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的程度，这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水准，我至今犹有余憾。在“罗”离去以后，我花了半年时间用日记勉励我自己，但是，过多的日记其实活像理学家与宗教家们的内省功夫，这种功夫一个人做尚可，可是一与人接触，便败相毕露、犯错累累，晚上在日记上自责，第二天一出了门，又复失控。如此周而复始，实在无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决定停写了。这次记日记的经验，使我此生很少做长篇的自省式的日记。我认为三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罢，都要有临场的可行性才算，而自省式的日记一如军校练兵，上了战场能否打胜仗，还要看实际才行。

我在台大送报期间，每天骑脚踏车到馆前路，以现金批报，然后转回来。有一天路过博爱路，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看到“檀岛水仙花后”吴兆云的照片，很为照片着迷，前后去看过好多次。后来发现我年纪愈大，愈有这种轻微的“画像恋”（ioonolagnia）的倾向，喜欢看我所选出的美女图片，尤其裸体的，只是我选出的标准极严、极为挑剔，所以虽搜集了大量照片，可是看中的却千百不得一。文星后期，林海音到我家来，听说我雅好此道，送了几张她眼中的美女图片，她一走，我就给撕了丢到垃圾堆去了，原因无他，审美标准不同故也。照英国埃利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的说法，“画像恋”的大类是“性景恋”（scopophilia或mixoscopia），就是喜欢窥探性的情景、看黄色书刊、看春宫画、小电影之类，我亦顾而乐之。一般普通的表现是搜集明星照片、海报，或到电影院看莱昂纳多，所以此道人人都难免，只是程度深浅标准高下而已。除了“画像恋”的癖好外，我在台大，有一次经过延平北路，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里，看了一个舶来品的塑胶材料（？）的模特儿，造型、表情、姿势、身材，皆属极品，我看呆了，后来又去过几次，流连不已。台湾一般百货公司或服装店所有的模特儿都是本土制的，都土头土脑，不好看，可是当年延平北路那一个模特儿却完全不同，我怀疑我又可能有轻微的“雕像恋”（pygmalionism）的倾向，可惜我不是艺术家，否则我也许会像那位古希腊雕塑家一样，迷恋上自己创造出来的美女呢。古书《闻奇录》记唐朝进士赵颜有“画像恋”，对一画中美女神往不止，画工说：“余神画也，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赵颜遂叫“真真”叫了一百天，画中人真活起来了，这是“画像恋”转出的白日梦，我无此福气也。古书《壬子年拾遗记》记刘备有“雕像恋”，他的甘皇后十八岁，漂亮无比，但刘备和她做爱时，却要旁边一个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着，刘备“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可见刘备是“雕像恋”同志也。

如此这般的“雕像恋”后四十年，我在东森电视台做《李敖黑白讲》节目，访问了“情趣商店”，老板拿出“充气娃娃”展示，并说如果有资本支援，他们可做出与真人一样的硅胶美女，长相、身材、尺寸等都可任君选择。我在电视节目中特别提到古书《中西纪事》的记录，这书记清朝人看到洋人能“刻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服，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我说这一有趣的见闻，可见清朝时代就有这种可以跟“它”性交的“充气娃娃”了，今天“充气娃娃”的最大缺点是不逼真、不好用、不舒服，如果现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样逼真、好用、舒服的硅胶美人出来，不但身上有声光化电配备，且具松紧、润滑、颤动、吐纳效果，一应俱全。或燕瘦、或环肥、或海伦、或麦当娜……任君择之，并可照你提供的照片定做一个，这岂不比真人更少麻烦？陈水扁若开一“台北市硅胶美人妓女户”，岂不比真妓女更经济、卫生、安全、人道，并且永远不会抗议呢？以上意见，我从不认为是开玩笑或狂想曲，而是我很认真的建议。当然，为了不歧视女性，“硅胶裸男”亦照样可大量制造，只要别像李敖就好啦。我在电视节目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dildo（郭先生、角先生、假鸡巴、人工阴茎），技术之高，已全然拟人化，并且比真人还理想呢。真人纵大淫棍，一连两次，也会“指头儿消乏”；纵威而钢，一连两次也会“哲人其萎”，但“硅胶裸男”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阴道永壮、青春不老，岂不更理想中用？若说硅胶不是真人，和“它”性交会有心理障碍，此真浅人之论，人生真伪，只在幻想力丰不丰富、只在一念之转。若说面对真人才有情调，也是胡说。妓院中有妓女一边接客一边同隔壁也在接客的妓女聊天之事，也有大喊“卡紧！卡紧！”（闽南话“快！快！”）者，是真人又怎样，又何情调之有？结论是恋真人固是人之大欲，但“硅胶雕像恋”在现代科技效果下，虚拟幻境、上情下达，亦足多者。这种发现与真话，只有李敖说得出来并说得头头是道、有益众生。“画像恋”万岁！“雕像恋”万岁！“硅胶雕像恋”更万岁！

投笔纪——虽云从戎，却未投笔，军中黑暗，我来掀底。

我在台大毕业后两个多月，就南下风山服兵役了。服的兵役是一年半制的预备军官，距今已是三十九年前，在这种军官中，我自是老大。我虽以老大自居，可是国民党政府显然不承认，因为他们把我“开除军籍”了。我在1972年以叛乱罪被判十年，1975年又被改判八年半。按“兵役法”第5条：“凡曾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者禁服兵役，称为禁役。”从此我就失掉服兵役的“义务”（美国说法）或权利（苏联说法）了！对国民党政府说来，他们在我身上花的代价，显然全失败了；可是对我说来，我却利用这一年半的机会，值回票价式的因“祸”得福。我能把自己锻炼成男子汉，一年半的军人生活，对我颇有帮助。写到这里，我真要感谢整我整得无微不至的国民党了！

一年半预官生涯中，头半年在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受训。由于我精力过人、从不午睡，所以我利用午睡时间偷偷写日记，再把日记包在塑胶袋中，放在胸前，跟我寸步不离，不论雨下或汗如雨下，拜塑胶之隔，日记本不受影响。就这样的有心记录，我留下了所有预备军官都做不到的奇迹——足足一年半完整不缺的预官日记。三十多年后，跟我同队受训的潘毓刚、杨尔琳、刘耀祖、施珂、陈瑞洲都分别为它写了序文。在这部六十六万字的日记里，看似鸡零狗碎，实系片羽吉光，许多军人时代的李敖生涯，也就跃然纸上。我摘录一些，以见李敖的军人时代。

当时我理想中的勇敢文人榜样是美国文学家海明威。9月17日我写信给马戈：

军中已十日，一直可说积极愉快，目前最心折的人是海明威，我买了一本何欣写的《海明威创作论》，读之颇快，我喜欢他那几次参加战斗，追求死的精神与勇迈，因此在军中生活，我的态度与看法殊迥异于一般人，我觉得这不是虚度日子，这是最好的一种磨炼与生活。因此我在这儿实在可说很愉快。我并非完全忘怀了过去，在休憩和疲惫之余，我也偶然想起往日的欢乐日子与忧郁的岁月，可是它们已经不能再给我什么——那至多只是一层云翳一般的梦幻，虚无的、黯淡的、不能震撼我的、瞬息就会过去的。

……

9月23日我又有《凤山杂诗》写军中情况：

白天世仇为烈日，晚上情人乃草席。

整日耳边闻何事？立正稍息与看齐。

第二天我又写：

南台九月很少雨，整日昏昏不得已。

水厂断水不必愁，每天沐浴以汗洗。

9月29日我写受训者的自我介绍：

十四队自我介绍，一个人说：“将来做总统，先取消军训。”

10月20日我写军中干部嘴脸：

队前吆喝人生畏，台上颐指群俯首，

羔羊圈里是大虫，长官到来变走狗。

10月28日在里港，写一个难忘的午后：

整日上午六〇及八一炮讲习试射，面对美浓溪旁，群山遥抱，溪水与砂石相间，午饭后人皆就荫而卧，我却携板凳、望远镜、讲义夹步于一砂石角上，远眺二村女浣衣，二童子浮于木上戏水，全身虽受日炙，然以清风澄水微波，亦不觉其苦也。现在我还在该处写日记，一同学言我如是颇有“诗意”，我心头有所思，可是充满了一片茫茫的味儿。往远处望，山真是高得多，平望过去，鹅卵石、碎石、绿草、黑沙、浅水、长堤、轻烟、微波、浅蓝的天、不定的白云、云上的山峰，现在我准备来一次水清而濯足了。上面太阳晒着，水不算凉，可是脚放下去却有一番“不如足下”的感觉，头上的胶盔还不错，遮了不少的阳光和热度，水中的鱼比蝌蚪还要小，板凳放在沙上就陷了下去，愈陷愈深。我这样在水边随手随笔，简直没章法，也没伦次，现在想到的是Thoreau的Walden，又想到Lake Como，想到自然的美、自然的可爱与永恒，上午看炮的射击，幻想到如果目标是人，那种伤亡是多么惨的事！我现在要到水深处走走。村民于炮方停，争涉水至八百码处抢弹壳。脚一在水中走，黑沙就飞起来了。水中卷绑腿，差点弄湿了。一个黄蝴蝶就水边飞过，满可爱的。因为景色太美，故未能读书，也婆婆妈妈地这样杂写了一阵。

10月31日我写防毒训练，强迫去毒气教室闻催泪性毒气：

个个弄眼又挤眉，丑态百出莫问谁，

任你心肠坚如铁，也要忻然把泪垂。

*

铁石心肠李太岁，忽然多情似小妹，

毒气室中挤出来，一把鼻涕一把泪。

1960年1月18日我写指导员与我：

今日为第二次教室值日，指导员当众为我扣领扣，我昂首作痒之状，众一再哄堂不止，下课时指谓我为第九队偶像，人人都学我，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我说他们根本就是狗，指言我见解头脑之过人，我说我不敢赞成他的话，恐其心战也。请其多给我分数。

指导员的使命之一，是要非国民党的人入党，并说不入党会分发到金门前线，在大家都怕得纷纷入党的时候，我坚定不入，并表示甘愿去前线。2月6日我写道：

晚饭后召雄来谈，说我乐天不在乎分发，人言我独成一格，别有风格。

我自思我之为人，最与这些年轻人不同的，在我是一个最有灵性的英雄人物，并不是一个现实的躯壳的肉食者——这是我最自负的地方，也是这些浑球们最不能及之处。我实在可说是一条硬汉（除了有点怕黑以外），我很有那种南八的精神，张巡说：“死耳！”这是何等气势、何等气魄！在这方面我颇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小人们得志得利得鱼摸之处是当然的事，何足歆羡也耶！个人这区区颠沛，何足道哉！

这天日记所记“不在乎分发”和“区区颠沛，何足道哉！”的事，就是指不入党要上前线的事。结果我因勇得福，上面不放心派我到前线，反倒留在了台湾本岛。

2月16日我写众生睡相：

（一）一江春水式——张宏谋，一夜要起来撒尿好几次。

（二）咬牙切齿式——陈瑞洲，磨牙如鼠，如牛之反刍。

（三）山鸣谷应式——张培炽，打呼之声震撼全室。

（四）黄河泛滥式——郑仁苏，一个人要占两个榻榻米。

（五）兰香四射式——颜学愚，脚臭不可闻。

3月3日我下部队，分发到陈诚嫡系的十七师四十九团，先在四二炮连做副排长。3月5日，下部队第三天，我写信给妈妈：

这个地方在仁武附近，凤山北面，天气最热，苍蝇最多，今天早上买了五张苍蝇纸，一抓就是一二百只——只不过是八席大的一个房子，就有这么多的苍蝇！水也极不方便，用老百姓的井水，又远，又不干净。臭虫多，蚊子多，厕所远，吃饭要蹲着，交通极不便，都是这个地方的缺点，不过这也是个读书的好机会，我懒得动，懒得往外跑，倒也可多读一些书。

3月7日我写下我第一次参观“军中乐园”的情况：

参观“仁武特约茶室”，即所谓“军中乐园”者，排长所谓的“动物园”。外面弹子房，照片与号码，规则须知，喧哗，空气极劣，红灯，一半裸倚门无表情，一与兵谈，一搂兵，室中花床单，化妆台，乳罩相见，大腿外露。四十分钟（因为营妓连番接客，每次四十分钟，所以无暇穿衣服，每次完毕，出来打水时，只穿乳罩与内裤。1984年10月4日，李敖附识）。炮术语：“空炸、瞬发、延期、双用”（军中称性交曰打炮；未触即射精者曰“空炸”；早泄者曰“瞬发”；可持久者曰“延期”；至于“双用”何所指，今已忘记。1984年7月4日，李敖附识）。

在这次参观后，我用心搜集资料，在二十六年后（1986年）发表四万多字的长文——《“军中乐园”的血与泪》，李敖为有心人，由此可见！

在四二炮连一周，3月10日，我被调到团部连做搜索排排长，即赴“搜索集训队”报到，下午上校师长汪敬煦来点名，称我“李排长”，此公后来官拜上将，做了安全局局长，对我日后的反国民党行动，颇多打压，人间孽缘，有如是者！搜索排排长做了五十二天。其间兼做地雷课教官，极受欢迎。

3月16日我看到军中如何处理暴行事件：

早晨师朝会后集体去参观四二炮连，第三排之上士韩乾忠被枪决，去时人

已死，众大骂：“人死了还看个鸟！”头两节基本教练后又跑去看，已下坑，距我宿处不过一百公尺。香火鞭炮正起，只看到两双球鞋。此人去年6月4日因打百分输香烟，上士大胖子总是好牌，被激，以枪击上士，因救治不得法，血流入而死，俯放之反倒不致死。今早仍言：“我不过吓唬吓唬他，想不到枪就响了！”浙江人。甚矣，冲动之可畏也！

军中暴行基本原因是老兵苦闷，往往暴行之时，拿枪扫射，所以伤亡甚多。我退伍后不久，第六连连长等都被老兵打死了。

4月27日消息传来，我又被分发到第四连做兵器排排长。5月2日我离搜索排：

今早夹道欢送的场面甚动人，也真是大场面！有的战士叫着说：“你的故事还有好多没有讲哪！”梓华要送我，我却之，端纪以车来，九仙、开云为我背物，皆满头大汗，心甚不忍，发薪后当表示一点小意思。

夜与副连长等在草地上谈天，王佐来，竟送来“金龙牌”热水瓶，上写：

欢送

李排长临别留念

友谊永固

胡正卿丁忠

曾继美王佐

敬赠

我在第四连，从连长俞克勤以下，都很另眼相看，5月4日：

连长好意，下令为我架一克难桌，桌面是王排长的箱子……又把副座的灯架给我，又送我一水杯。前晚副连长把内衣裤借我，昨天连长又要如法炮制，吾谢之。

午后编队，兵器排如斯组成，在施珂处借三十元，买双喜两包及花生米牛肉干糖等，于四时半召集排中十员干部座谈，我主持得颇好，老兵们执礼甚恭，最大者四十岁，最小者亦长吾七岁，他们甚执礼，可是散会时却收拾遗物，彼等真穷而可怜。

兵器排里有七五炮和六〇炮，各由组长一名带班，5月7日我写道：

今日起大忙，开始讲课，想不到这些人如此之Stupidness，累得我满身大汗，亲为之伏地示范，花了三小时才算懂了一个“米位”，组长甚至不知六八四十八，真要命。

到了第四连后十三天，就开始了移驻大行军，从高雄县仁武乡走到台南县新化拔林：

5月16日

晨3时后即被吵醒，急整行装（抓周排长及永亭的公差），团长训话后，5时20分即出发，一口气走过楠梓方有点小休息，过冈山，营长与小谈，政工小姐甚美，午在嘉兴里大休息，永亭为我找来一盆热水洗脚，徐菊生为我找来盐置其中，连长赞我带兵之成功也。……在相当疲惫下至阿莲国校，夜宿教室中，四个高低不平的桌子，把我的背分成了四瓣，在民家大便，甚臭，今日行约三十七里！

5月17日

3时后又起，孙起祥助我理背包，把背包挖空，另成一小包置营长车中，披星而行，伴月而走，路有上下坡，更好行，过深坑，抵关庙，庙甚大，然未得参观，赴新化午饭，此段最苦，脚痛甚，左脚筋亦生毛病。一小充员边走边哭，几乎每个人皆生了泡，我只是皮鞋太不便，幸未生泡。我用尽了一切方法来支撑下去，唱歌、哼诗、拿出小册边走边读英文……老兵们还是有办法，充员多不支，枪炮多为老兵所分荷，值星官扛三枪，金海独负一炮，皆可大书者也。苦撑之下，终达新化，不好去抢开水，老兵送我，另吃四支冰棒及汽水四瓶，其狼狈可想，卧地不欲起，行政官替我准备车，营长亦来问，我拒坐车，连长极赞成，谓营长举拇指找我，亦如昨日。小睡数分钟即出发，充员们及老兵们甚赞排长之坚决不馁，一口气由新化抵拔林，歇都未歇一下，十三里一下子走完了。两日九十二里！

我一辈子也没快速走过这么远的路，要不是做了预备军官，哪能有如此磨炼啊！

日记中，我记下的民间疾苦颇多，5月29日有一则如下：

一女孩（十六）双亲亡，有债，老太婆卖之，索佣四百，女卖二万，今早在变电所，围观人甚多。

我又记下民间言论不少，6月2日有记厕所文学者：

在仁武拟汇集厕所文学，未竟其功，只录出一则最佳者，出自五人手笔，步岳告我时，两人笑不可抑；又忆仁武厕所中曾有数则，志之于后，聊见一斑云尔：

1.人在军中心在家

家中留下一枝花

此二句流传甚广，曾数见不鲜。

2.当兵如牛马

当官如流水

此二句造诣颇不恶。

3.官长都是王八蛋

写这话到死都是不要脸，你没本领做官长就这样写。

此出自两人之手笔。

4.阿花啊！我真想你呀！

没出息！

此亦出自两人之手笔（阿花是弹子房中的女记分员），一为多情之士，一为有道之人，相得益彰。

析厕所文学，其成厥有数端：

（一）多成于冬天，天凉穿上衣，钢笔在焉，夏天穿背心，很少带钢笔。

（二）有一肚子鸟气，必泄之于臭门板而后快。

（三）必大便干燥，致“‘便’有余力，则以学文”。

（四）必伤风——鼻子不通，不怕臭，灵感不致为臭气所扰。

（五）必知识水准仅及于W.C.文学程度或稍过之。

（六）必有创作欲而又不得于凡夫，故作题壁之举以期藏之名山。

（七）必有予岂好辩或予不得已也的亚圣心怀。

（八）必为精神上善将人阿Q式“擦擦”者流。

7月6日我记周排长的故事：

加薪事公布，我净得316.5元。为阿兵哥们抄一份布之。瑞芝说：“这回又加了六‘炮’！”

“六‘炮’”是指打了六“炮”，就是加薪的钱正好可以够他到军中乐园玩六次。他的换算单位发人深省：军人生活简单，性交变成唯一的大事。至于我，我的军人时代全无性关系，全靠手淫自我解决。

做了陆军，又下了部队，下了野战部队，就不能闲着，整天折腾训练，殊少宁日。我属于“前瞻师”，是美援配备最好的部队，花样也最多，回看那时的日记，犹心有余“记”：

8月2日

一、阴雨中醒来，黑暗中集合，出营门大风雨，冒风雨行军甚速，过新化转双兴里，北过西势村、新竹村、大弯、妈祖庙，抵归仁时已中午，疲劳不堪，脚痛而落伍，躺在教室的讲台上，喝了一口周排长送来的酒。下午改坐四分之三炮车，雨中浑身里外皆湿。为了等部队，车边走边停，我感到很冷，用毛巾围在脖子上稍御寒，甚苦恼。傍晚抵阿莲，又看到我所喜欢的大岗山。今日我行三十八里，夜在阿莲教室外拧干衣服，阿兵让出水泥讲台给我睡，被也湿了，勉强架起蚊帐，天黑即眠。二三小时后，吴照把讲台一撞，头顶架蚊帐的抬七五炮大竹杠掉下来，打了头一记。

二、半夜醒来，一片漆黑，浑身酸痛，水泥台愈睡愈凉，张永亭臭脚伸过来，一夜蹬我好几次。

8月3日

……军复北进，次深坑村，途中卖菠萝者过，两行队伍一直望之。在深坑村集结，坐在竹上，把绑腿鞋袜穷晒一阵，看小女孩编草帽，其熟练程度甚惊人，我也编一阵，画虎矣。小女孩大花头发，极富表情，美丽，憨态十足，很少看到这样可爱的女孩子，而草帽一个只卖七角，实在可怜可怜，民间疾苦只有如此深入观察，方可得之。逗小女孩吃午饭及男孩们。

8月4日

一、晨睡起腰酸背痛。黑暗中行抵关庙北边，大骂高兴记一次，可算是当官以来第一次大吵，解散炮一班为其背三〇〇，晨雾中拂晓攻击，我身兼排副及六〇组长，过许县溪，菊生欲负我，我却之，毅然下水，水深及膝，连过三河，在烂泥中摔一跤，枪端撞我右下颚，痛不可言。在菠萝地中行进，刺腿之至。看四二射击及战车冲锋，攻下虎山（0.78）后东转直达埤子头，在埤子头警所吃中午饭，看阿兵们买菠萝实在很想吃，可是身上一文不名（仅余六十三元于前晚请客了），又以不愿身蹈军纪故也。阿兵送菠萝给我，我亦拒之。午饭后鞋袜尚未晒干，正边晒边读书之际，又复出发！转赴双兴里，途中小憩，吴信忠言其当兵十八年，今年已四十，日觉体力不支。在双兴里小憩，再晒鞋袜，未几又上车去新化农职接受命令。大便仍少，在校中洗头手，写日记，躺在水泥台上小眠，蚊子甚多，又苦牙病，颚痛。

二、夜间攻击一四〇，以守六〇炮，少走一些，穷坐一阵，左耳听三〇〇，右耳听五三六，由于孙起祥通讯错误，连长又第三次“找炮排”，今日误会尚小，解释清楚，晚私放高兴记及张源益归。

三、返拔林途中甚艰苦，我虽已练习得相当能走路，可是仍累得很。十二时抵家，喝甜稀饭一碗，无水，只好把没洗的旧裤来换湿衣裤，躺在床上大舒服，洗澡真奢侈也。

四、今日行至少两万一千米，中经山路及植物丛，许多路本属汽车“机动”，可是为与九三师比赛“谁的汽油省得多”，故用足下“机动”了。副团长说“如散步一般，很轻松”——哈哈。

由此可见，“前瞻师”虽为美式配备，但为了打小算盘，又美个屁呀！

8月11日傍晚，部队又行动了：

天黑下雨，我轻装，只穿雨衣戴胶盔，急行于泥泞，转赴马路，在桥边被团长拉了一把，真浑球！军行甚速，间跑步，唱了一段歌以解之。至小新营，东向走入土路中，小休息一会儿，又在泥中乱走，过仁德、明和、南洲，终抵山上，已累得不成样子，幸周忠明自动代拿雨衣及送水来，稍好。我浑身汗湿，拉出上衣，在冷风中吹吹，吹了一路，反倒凉快。自山上小休后，再行即渐不支，终落伍，独行山中，夜色甚美，但有一点恐惧，远村灯火，望之极美、极诱人。黑路摸索多时，宜其向往夜间之光明也。自山上“拖死狗”拖到丰德村，在变电所小休息，在新桥上小休息，阿兵哥叫问口令，拖到阵地（甲乙丙）时，人家已防御许久了，至少已半小时，仍一一撑旗杆视察，然后卧于雨衣上方，欲睡时，情况解除。归来洗浴后，已2时矣。夜行四十六里，我今日行约五十里。

躺在床上，这是多少个小时以来一直向往的、渴望的，不忍睡去，因为要好好享受一下这种难得的休息，现在两腿已非我所有，那是“死人”的，脚上的黑，洗也洗不下去。

军中的艰苦生涯更凝固了我的悍气与斗志，在9月9日早上，我写信给马戈、景新汉，特别指出未来的方向：

在这“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如果我们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伺机蠕动一番，说说我们想说的、做做我们想做的，捣一下小乱、冒一下小险，使老顽固们高一高血压，大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能耐”了！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岂配做“杀头生意”吗？

因此我说，在环境的“极限”下，我们少做一分懦夫，我们就该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我们能高飞，我们希望飞得像只多谋的九头鸟；如果我们与覆巢同下，我们希望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我们在斧底，我们希望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本着这点可怜的持身观点，我忍不住骂你们两位不脱“乡愿”之气，你们在血气方刚之年就垂垂“稳健”起来了，就带着老成持重的口吻主张“多少融合一些”（老马）和“何必日‘绝”’（老景）了！你们也居然浇我凉水、扯我后腿了！

路是那么长，我们随时会倒下，死就死了，又何必“正首丘”呢？青山多得很，到处都可埋我们这副不算重的骨头，在重归尘土的刹那，愿我们都能刻上几行带有色彩的里程碑！

这种指向，证之我和好朋友们日后的殊途而不同归，可看出我蓄谋之早、独进之勇，都伏机在我军中受苦之时。我的肉体，虽奔波于日晒雨淋凡夫俗子，但我的精神却独与天地往来，神驰他方，没有人知道我这样肉体与精神交错地生活着，可是我显然日复一日这样生活着。几乎所有的预备军官都在鬼混、“数馒头”、数退伍的日子，可是我却这样充实地利用肉体训练的机会加工给我精神训练，我真的自豪呢！

在十六周的“师教练”以后，我又走回高雄县仁武乡。10月8日日记：

2时50分起床，4时后戴月出发，未几即浑身是汗。过新化天始亮，午在阿莲郊外竹林下吃油饼。睡不着、热、蚊蚁三要命。

5时出发，抵冈山天黑，抵桥头时已累得不堪，昏倦欲眠，或唱或背诗或敲打鼓励阿兵哥们，最后挣扎抵楠梓，很饿很渴。菊生送蛋一枚，边际效用甚大。赴仁武途中月再出——再度见月，10时后抵达，本日行百余里。

10月24日起被派参加“三民主义讲习班”，听八股、考八股后，又被派去参加演讲比赛。11月3日，我写信给王尚义、马宏祥、陈彦增报告趣闻如下：

“三民主义讲习班”被抓公差，参加讲演比赛，本人先讽第一营营长不诚实（此人常打一预官朋友官腔，故趁机讽之），继说师长对“班训”解释之错误，然后军中乐园、打炮、女人大腿、anti论、高跟鞋等全部出笼，众大哄堂，我的营长笑得抬不起头，众大笑后继大骇异，盖彼等当兵以来从未见如此庄严场合竟有如此狂人也。事后中队长（第一营营长）以“头发蓬乱，仪容不整，没礼貌”反击我，并嘱“勿放肆”。我演说时另一组回头听者有之；骂我神经病者亦有之；誉我者亦多，而我态度之自然，则任何与赛者所不能望项背也。此次最后一名当然又依步校旧例——仍旧由本人获得。

“历史人物评介”比赛又把我推出来，本拟讲武曌或玉环，因为已受好几个笑脸警告，谓在那种神圣场合安可再及于女人？于是我被硬指定讲关公，在十三四分钟的演说里；在副师长瞪眼睛里；在四五百军官大笑欢呼嗟叹声里；在十几次掌声打断的情况里，我以严肃的脸孔；以台大历史系的金牌子；以嬉笑讽刺的口吻，轻而易举地拆穿了关老爷那张偶像的脸，顺便拆穿了花木兰、包龙图、郑成功等人的真面目，下台后副师长赶忙上去一再强调关公是民族英雄，忠肝义胆，阿兵哥们则人人以一种惊奇而忍俊不禁的鬼脸看我，一位预官说：“我们很久没听你讲演了，你又来了！”另一位说：“你的演说使三民主义讲习班光芒万丈！使预官班光芒万丈！”有的说：“你把关公根本否定了，在你嘴里，关公一个钱都不值了！”一位少校说：“李敖啊！你真有一套，你的历史背得真有一套！”有的叹我游戏人间；有的欲挽我长谈，与我为友，指导员说：“为了讨好听众，你的效果达到了；为了争取第一，你就失败了。我们内心佩服你，可是场合不同，所以你得了最末一名！”颇有人为我得倒数第一不平者，哀哉！

最有趣的，那位第一营营长——神经营长，在12月19日还跟我有一段后话：

在操场冷风中写此日记，值团长及刘蕴富来，相谈甚久。团长言及钱穆及胡适皆为治史的，又杂谈家世及出路，神经营长笑握我手，左手又握上来，我也握过去，四手握在一起。他连说我们是三民主义讲习班同学，我说不敢当不敢当。后来他问我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看我好像有点神经病。我心里想：问这话的人心里就有神经病！他劝我入世后小心讲话。

11月18日，我又记录了军中的鸡奸问题：

连长夜归来，言跳伞事，并为我抄得屏东军中乐园的史料，甚感其意，其两肩伤痕甚多。聚谈中，副座言及连中鸡奸事件，想不到黄吴照班上只有两人幸免，真骇人听闻者也，充员多秘不敢报。我力主从速解决此类事，不可再姑息。副座以难以启口当面指责，只嘱充员于其逼进时赶紧来报告。

11月23日，我又有机会接近屏东三地门的高山族：

午后突来电话，立即撤往振兴，在日光与尘土的昏黄里，静默地走过了这一程。在振兴沟中洗脚，沼中大便，未及晚饭忽有特殊情况，竟得驰赴三地门，路甚直，二又二分之一飞驰，群山在望，右面丛山下层成一形，甚直长，抵堤边后即入市区——所谓市区者，一条土街耳！见到很多高山族，一男人在买烟袋，我和他讲日本话，他笑了，他们多用日本语或部分高山土语交谈，很少会台语的。一店员说在这儿开店要会五种话，即国、日、台、客、高山。高山族女人多又穿裙又穿长黑裤（下开口），好包头，族民皆脏而窝囊，好喝酒、吸烟吃槟榔，男女皆如此。好友则相抱贴脸同饮一杯酒，女郎最惧伊兄，以前一破衣可易一鸡，彼多挑大担柴下山来，卖十元，烟酒槟榔一阵而后返，乐在其中，政府对彼有特殊待遇，念书者皆公费。

这一奇遇使我亲眼看到真正台湾人（高山族）不讲“台语”，原来闽南人的“台语”根本是假台湾话。

11月28日我写信给妈妈，请支援买个手表：

因我已一年四五个月没有表，极感不便与误事，决心下月（12月）买一只Titoni，是最低级的空中霸王表，不算好，但是还可用，约六百五至七百，我想动用稿费、狐朋狗友的乐捐，及你的一部分美援买它下来，你愿意美援多少？不援不好意思。

谈到手表，我正好有一写。我在二十岁以前从来没戴过手表，二十岁生日后第二天，爸爸死了，火葬前他的手表留下来，由我戴上，后来遗失了，从此又没有表。我做预备军官排长，没表极不方便，可是一直没钱买，只好老是向别人问时间，这次由妈妈以下集资买表时，排长生涯已近尾声了。不过，在尾声日近时，我却有了一次离开台湾本岛的机会，十七师调往澎湖。我在澎湖共住了十天。到了2月1日，五十七师那边忽然传来提前退伍的消息，不久证实2月6日退伍。有日记如下：

2月5日

……8时后参加排中欢宴，大吃小喝，敬酒送照片一类，排附即席亮出送我之钢笔。散席后我一一嘱别，德武、永亭等皆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与他们谈至夜深，收拾东西，忠明强送我“川资”，我强拒之，1时后始睡。

2月6日

4时三刻凤中鸣叫醒我，永亭、德武及陶、郑班长皆来送行。车站候车时，菊生又持早饭来，排附也来，江涛又来送我装饰兔子一对，王宇送王八一对（外包以红纸，上写：“不可泄露天机，至家后再拆！小心放置，不可挤压，王宇赠”字样），陈仪贤送珊瑚领带夹一对。早上在卡车中享受空气——那是一种脱羁的自由的空气，在码头领到退伍证，一纸文书，令人无限感慨。……

退伍以后，施珂写诗送我，其中一首是：

小功一个又一个，还有一个也允诺，

幸有李敖小子在，预备军官增颜色。

我想施珂真说对了，我的确为预备军官增了颜色，自有预备军官以来，我想从来没有像我这样认真地从这一年半的军人生涯中汲取经验，留下记录，在磨炼中加工、在困境中周旋，不消极、不退缩、不屈服、不鬼混，最后得其正果。国民党政府以预备军官制度牢笼人，可是我却能冲破网罗，趁势加强了我日后打击它们的本领与本钱！国民党号召做“革命军人”，最后冒出了李敖这种革它们命的军人，可真有趣极了。

在军中一年半时间，我心之所系，在Rosa身上。她是外文系的漂亮女生，我单恋而已。我在军中，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给她，她回信说：“你的文笔是美的，颇动人的，读了你这篇抒情散文，我甚佩服你的想象力及羡慕你的灵感。既然写作是你的癖好，替我写一篇散文如何？作何用？恕不奉告，让我提议一个你很感兴趣的题目——红玫瑰。我相信你定能写出令人废寝忘餐之杰作来。”我为她写了，她用“黎思”笔名，发表在《台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学通讯》里了。Rosa一直是我军人时代“性幻想”的主要对象，当我收到她信的时候，一连高兴了好几个月。

委蜕纪——委蜕大难，最近高楼，虽被三振，不肯暴投。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午后抵高雄；十一天后，我在台北租到“四席小屋”，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住所。有一次在外遇雨，坐计程车回来，那是我第一次坐计程车，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而我的心也随之一跳又一跳，跳到十元，我心惊害怕，连喊：“下车！下车！”——人穷之时，连计程车都坐不安稳也。在“四席小屋”四个月后，6月15日，我改租“碧潭山楼”，此房比四席多了一席，一人徜徉其中，颇得山水之乐。满清遗老写诗说“委蜕大难求净土”，此之谓也。8月18日我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做研究生时候，发生了陈骥、吴章铨陈情事件。陈骥、吴章铨是高班的研究生，他们不识相，向校方提出陈情，替历史系提出兴革意见。台大校长钱思亮、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一怒之下，把陈吴二位记过，二人大呼负负，我戏呼这是“台大的陈胜吴广起义”。我后来跟朋友说：“你们看到我怎样对付台湾大学了吗？——我写文章公然攻击台湾大学，可是钱思亮、沈刚伯不敢动我一根毫毛！他们就是不敢对我这特大号的研究生有任何惩处，他们是专拣软柿子捏的，他们就是不敢惹我！陈骥、吴章铨的心血和方向是全浪费了、弄错了——他们想用陈情的方法去跟国民党打交道，这是枉费心机、是反要惹来一头雾水的笨事！对不可救药的统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能陈情的；因请愿而灰头土脸、而吃耳光，是可耻的！”

这个研究所，最后我没有念完，就自动休学了。但台大跟我的梁子并未中止，全部内情，有一封我给钱思亮的信，一看便知：

思亮校长：

五十二年夏天长谈之后，迄未晤面；冬天我为文论列《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无形中已与母校疏远。我是五十二年3月19日自动在历史系研究所休学的，第二年春天，本应复学，可是我不高兴再来办手续，就这样的，我离开了台大。

离开台大后，外面传说我是因为骂学校而被开除的，我每听到这类说法，就立刻加以解释，我不但说我是“因为学校腐化，不高兴再念，而自动休学”，并且还指出“钱思亮、沈刚伯诸君还没有那样坏或有那样的胆量——敢开除李敖。他们曾警告两个私下里写信建议的学生，却不敢碰一下我这个公开写文章攻击他们的学生——这就是他们的公平和胆量！”

我对母校腐化情况的攻击，我知道惹得你们极不痛快。你在黄季陆部长面前大骂我的话，我也不是不清楚。可是你总该知道，我不是没有保留的人。我的一篇《台湾大学的“新十诫”及其他》被我直压到今天，才肯公布。光此一事，就可证明我不是不为你们留点余地的，你们也大可不必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也！

提到你们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我倒要正式问你一件事。你知道我为写文章论列胡秋原“闽变”叛国事，被他诬告到官厅，缠讼四年，还没了结。我写这篇辩正史实的文章，用了不少心，也参考了不少材料（其中有私藏的，有公藏的，公藏中有参考台大藏的，如“闽变”期间民国二十二年12月11日的《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九期，就是一例）。

当打官司的时候，法官问到我材料的来源，我完全根据实在情况说明，坦然陈述，自无疑义。谁知道胡秋原在半道里，忽然提出一项证据，他说他去函台大，问台大藏书和李敖借书的情形，据台大回信，说该校根本没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所以李敖是当庭说谎云云！

胡秋原这番话，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我明明看过并且至今还有“图片证据”（图片上有钤记是台大藏书）来证明台大藏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我

的母校，怎么会公然作伪证呢？

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托律师从胡秋原呈庭的证据中，抄出了台大的这封回信，全文如下：

台湾大学

敬复者：3月21日

大函敬悉承

询各节经交本校图书馆查报敬复如次：

（1）本校历史学系研究室存有该年份《东方杂志》，中国文学系研究室存有《国闻周报》，唯其中无来示所开年月份之部分，至该年份《大公报》，亦未存有。

（2）本校各研究室所藏图书，供师生研究参考之用，有关学系师生可就室阅览。因人数众多，如非借出室外，自无登记记录可查。所询研究生李敖于五十一年9月内有无借阅各该书刊一节，经图书馆查阅借出登记簿内，该月无此记录（五十年12月9日该生曾借民国二十四年份《国闻周报》十二～二十四期之合订本，与来示所开年份不同，该年份《国闻周报》，本校并未存有，已如前述）。

国立台湾大学　启五十二年4月5日

看了这封所谓“敬复”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确公然的在帮助“校外人士”打击自己学生——的确明目张胆地做了愚蠢而阴险的伪证！

当然了，这封伪证信是经过校长授意才发出的，所以它的失态，不单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失态，也是我们当今“太学祭酒”的失态。校长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个国立大学，有什么必要，要“敬复”外面人的这一封信？来信人不是法院，不是官署，国立大学又有什么权力，什么法理依据，要向来信人“敬复”一个被他在法院诬攀的自己学生的在校状况？退一步说，你们发贱，“敬复”也可以，但怎么可以“敬复”得以伪证陷害自己学生？你们到底有心肝没有？

校长先生，你托你是胡适干女婿的福，跻身为今日台湾社会贤达、学术

自由的象征。你到底为维护学术自由和自由学人做了多少事？挺身为这些人事“抗”（káng）了多少？你心里有数，我们心里也有数。要你这种软骨病的人来“抗”什么，我们知道这是奢求，但我认为你既不敢“抗”什么，至少不该一反其道，反倒助纣为虐地“陷害”什么。可叹的是，你毕竟畏于权势，居然一再协同“陷害”了。——我为你可惜，我为你可耻。

我跟胡秋原的官司，自五十一年打起，至今未了。我本来不想劳动你，所以一直没请法院传你作证。现在关于胡秋原叛国资料的来源问题，因胡秋原仍利用台湾大学的伪证信来打击我，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请法院开始传你，希望你先读读“刑法”中伪证该当何罪的条文，再来答话。你若想在出庭前参观我的“图片证据”，以便有所准备，我也欢迎，但请不必摆架子，一定要你亲自来，才给你看。

1966年，被胡秋原诬告后第五年的开始之日，

李敖　在台北敬祝

思亮校长早早退休！

收信后，钱思亮缩头乌龟了，不回信也不去法院，当然我也莫奈他何，但我的本领却可拿出证据，让他遗臭万年。钱思亮如此卑鄙，帮助胡秋原陷害我，起因是我发难揭发台大黑暗所致，在我发难以前，他对我这台大名学生倒是一再示好的。在历史系毕业谢师宴上，他特别招手请我过去跟他聊天；1963年夏天，他还特别与我做了一次长谈，长谈中他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胡先生（胡适）死后，留下一些遗稿，其中有一封写给你的信，可惜没写完，所以你直到今天还看不到。信中有一段是胡先生否认你在《播种者胡适》文章中提到的六万美金的事，你说政府送他六万美金宣传费，胡先生退回了。你写出胡先生这种高风亮节，对胡先生是好的。可是胡先生否认对他好的这件事，更可看出他人格的伟大。”那次谈话以后，我们便没再见面了。

我在“碧潭山楼”的时候，曾有一封惹来大祸的长信给胡适。这封长信起源于胡适看我太穷，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当年的一千元，还蛮值钱）。我很感动，乃写了这封信。事缘1952年10月2日，胡适到台中来讲演，那时我在台中一中，头天在火车站递了一封信给他，第二天特别翘课去听，回来被训导主任谭卓民警告，我在周记里特别抗议，表示不服。念台大后，到胡适死前，我跟他偶有往还。在他送了我一千元后，我觉得受之有愧，决定1962年3月12日以前还他。到了2月，钱一直没着落，我心里很急，不料2月24日他突然死了，我真的“如释重负”，我想起《胡适留学日记》中“借一千还十万”的故事，我后来虽没还他十万，但对胡适思想的流传，从写《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到编《胡适选集》《胡适语粹》《胡适文存外编》《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等，倒是尽了“还十万”式的努力。收到胡适的一千元时，我的长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成长、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花子，后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三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PTT，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后，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入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后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后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后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后一直保荐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后从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后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后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后北平大抓汉奸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后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捡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后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教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三千人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于丧礼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荐。但是当我反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二十岁零二天，可是我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间，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能给我什么脱俗的影响与身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份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槊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1935年以后，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她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么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叶明勋也为这事丢了官。两年以后，严侨竟死在火烧岛。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六十八岁条下写着：

元旦，长孙以侨生，字曰彦国。先生有诗云：“神州须健者，勿止大吾门。”又云：“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哪儿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诉他祖父什么“象”呢？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严侨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一次账。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著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十七岁，对你免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2月27日我在《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词》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太糟太滥，但是动机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么不写点别的？为什么专门写关于胡适之的？甚至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看胡适的真面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绝不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丽。唯一不同的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是身之外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作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3月12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狷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还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李敖　五十年10月10日夜深

这是一封动人的信（内容关于爸爸做地下工作那一部分，胡适死后，地下工作的主持人吴焕章先生予以澄清，证明我怀疑的并不正确），胡适看了这封信，拿给一些人看，当他拿给叶明勋、华严看的时候，得知严侨之死，只是误传，他赶忙写信通知了我；不过，当他拿给徐高阮看的时候，却被这共产党变节者、国民党卧底特务、“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扣住不还。这时胡适突然死了，信落在徐高阮手中，变成了李敖“知匪不报”并且“预谋投匪”的铁证，最后，徐高阮联合了胡秋原，把这封信发表在胡秋原办的杂志上，并检送原信，告到警备总部。从法律观点看，本案李敖“知匪”之时年仅十多岁，期间已过十多年，时效自然早经消灭。警总承办此案的魏宜智上校当然清楚这些法律，但要整人，也不愁非法办法可循。魏宜智他们显然权衡得失，放了我一马。三十一年后，我在复兴南路上碰到退休的魏宜智，驻足小聊，往事如昨。经过三十一年的岁月，邪恶的徐高阮早已地狱单行，而发表这封信的胡秋原也换来横祸双至：不但以诽谤被我告，要赔我钱，并且我以假扣押方法，还在他“府上”贴了封条！最反讽的，是当年把自己戴过的红帽朝别人头上冠、举发李敖是“匪谍”的胡秋原自己，居然跑到“匪区”去了，并公然主张联“匪”统一，今天且是所谓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人世角色转变，滑稽如此，真不知胡主席何以自解也！天下竟有一边叫抓“匪谍”一边喊联“匪”的，这是哪国的“一介老儒”啊？雷震日记中透露胡秋原此人“反反复复”，雷震大概不知道“反反复复”的实际记录，计开：胡秋原做共产党（含共青团），前后二进二出；做国民党，前后三进三出，自国民党、共产党成立后，谁有他这样“反反复复”的记录啊？最可耻的是，以这样又红又蓝忽红蓝的人，居然还举发别人是“匪谍”呢，胡秋原发表我这封信后，写读后感说：“照我的判断，此信是一种匪谍对胡适先生施用‘统战’手段的信。”这是公然举发我是“匪谍”了。我很高兴胡秋原在三十一年前就有这种先知式的举发，这位做过共产党特别党员出身再转为国民党大员的“匪情专家”对我如此恩宠，一朝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时，我自当以他赐给我的“匪谍”证明前往归队呢！我给胡适的这封信，最后竟惹来这样荒腔走板的大祸，自非胡适始料所及。

1962年1月，胡适死前不久，对我有所评论，评论之言，都收在他的秘书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胡适说李敖“喜欢借题发挥”，说“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他能够看出来我写文章的“喜欢借题发挥”，是他的高明处，但他把“喜欢借题发挥”看成一种大忌，却是他的大错特错。胡适在1930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辩护他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曾说考证《红楼梦》只是“消极”的目的，他别有“积极”的目的，那就是借小说考证来“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教人不要“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考证《红楼梦》是本题，是“消极”的；考证以外“借题发挥”的题外有题，才是“积极”的。胡适的毛病在他做这种双轨作业时，在本题上陷入走火入魔、积重难返，因此虽未舍本，却舍了更“积极”的本，最后“功夫”总在“雕花手艺”上，“缠小脚”而死。死前且不知道“借题发挥”的真义了，真是悲哉！至于我自己，我绝对不会发生他这种错误，我在写作上，大体都能坚守经世致用的检定标准，我总是用大学问“大手笔上显功夫”（本题），紧接着就是画中有话（借题发挥），我的真正目的不在泼墨，而在使敌人全军尽墨。最后的转折，就是借题发挥，淋漓尽致而后已，苏东坡讲作文要行云流水，我的行流最后，竟是怒潮飞瀑、一泻千里。惜此种深意，胡公不知也。

胡适是我在北京念小学、念初一就久闻大名的学者，在台中一中时，从陈正澄那里借到《胡适文选》，又在旧书店买到《胡适文存》一、二集，又看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使我对他大为佩服，但绝没想到，在他生前死后，竟跟我有那么多的奇缘与横祸！事实上，奇缘后来还在衍生呢！他给我写的字，为了义助慰安妇，我拿出拍卖了一百万，由台大医师陈耀昌义买了；他送给我并题字的华严《智能的灯》，我点名叶明勋、华严夫妇以一百万义买了（他们夫妇出了一百万后，又把该书捐给胡适纪念馆了）。这种奇缘还没停止，到了1998年更妙了，我在历史系同班老同学陶英惠，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身份兼领胡适纪念馆，我跟他说：“过去胡适纪念馆一直被垄断，胡适留下的稿件我们都不能完整看到，钱思亮当年说胡适有一封给我的信的残稿，能不能找找看啊？”英惠答应了，他嘱咐在纪念馆工作的朋友们找找看，回报说找不到。可是过了几天，英惠突寄来一信，打开一看，赫然是那封信的影本！共四页，第四页写了一行，就停笔了。英惠告诉我，柯月足小姐在整理胡先生藏书的时候，忽然在书与书架间的空隙处找到尘封多年的几张纸，打开一看，原来就是这封信。信的第一页左上角有钱思亮的亲笔（钱思亮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陶英惠做过秘书处主任，所以认识他的笔迹），上面写道：“这是一信（封）胡先生没有写完的信，请妥为保存，因为这是胡先生人格伟大和做事认真最好的一个证明。”既然上有钱思亮亲笔，可证放在那么隐秘所在，绝非胡适生前所为，那么这又是谁干的事呢？为什么不把这封信放在胡适稿件中呢？真令人想不通。可能有点“阴谋论”的缘故，有人阴谋之后，忘了或不便弄出纪念馆，所以就尘封了。这一尘封，一下子就是三十六年！三十六年间，胡先生墓草久宿，收信人也由少而老，人世沧桑、玄黄乍变，也都不可思议。但最不可思议的，倒是这四张信纸，它历经三十六年，终于给我看到了。写信人是这样下笔的：

李敖先生：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人称赞你作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

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属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助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

又如你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

别的小小“不够正确”的例子，如你引的《旧梦》，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又此诗应分两节写，前后两节各四行。又此诗引在此文之首，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ty”，似是不见于字典的字；又有“non punitive 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确？

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B.A.并没有经过M.A.的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我的《播种者胡适》是1962年1月1日发表的，胡适信中说“这一个月以来”，自是2月间写的信，他死在2月24日，可见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写的，那时他七十二岁。这封信，写得又认真、又婉转、又诚恳，足见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过他不知道我写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别人的书里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的所本的资讯有问题，我也跟着“不够正确”了。像退回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我根据的是1942年的Current Biography、VOL.LXXIX 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像到监狱看周作人的事，我根据的是陈之藩《在春风里》第十八章“周作人坐监时，他（胡适）去探监”的记载……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适本人亲笔否认，自当以当事人自己的更正为准，以免“不够正确”。不过，胡适年纪大了，有时他的记忆力可能出了点问题，例如“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那句话，他说“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事实上，这是在1936年12月14日他写给苏雪林信中引用的话，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 Landon（兰敦州长）——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又如《旧梦》那首诗，他说我引用“小小‘不够正确’”，他说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据，是初发表时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号（1928年8月上海出版）上并收入胡不归《胡适之传》里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飞檐一角”，明明是“（声苦）无人懂”，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可见胡适纵为当事人，“不够正确”，也未能免。……陶英惠来信举胡适写给杨联升的信，自道记忆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谁都避免不了了。

胡适死前头一天，他还“下条子”，请他的秘书胡颂平把他写的《康奈尔传》送给我，他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唯一不负他期许的一位，虽然我对他的论断，他不一定服气。照杨树人的回忆，胡适当年看了我写的《播种者胡适》，还甚为不悦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十一年写道：“这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多克芒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他说这话后六十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还特别引证加以颂扬（当然克林顿他们犯了“不够正确”的毛病：在演讲中，克林顿说这话是五十多年前胡适说的，事实上是六十八年之误，事后国民党伪外交部长胡志强把这话写成横幅送给洋大人，却把“奴才”错写成“奴隶”，“不够正确”得荒腔走板了）。这种思想虽是胡适思想的精华，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1990年12月，胡适百年诞辰，《民生报》的徐开尘要我写一篇纪念短文，我写了《胡适百年孤寂》交给她，全文如下：

《读书周刊》要我写一千字谈谈胡适的文字，以纪念胡适百岁诞辰。我想今天赶时髦谈胡适的人虽多，但是真正与他有渊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1935年，胡适大我四十四岁，跟小他四十四岁的青年朋友“忘年交”，我是唯一的一个。自我以下，不但赶不上和他有渊源有交往，甚至连见过他的人也不多了。——他毕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离我们太远了。

我初见胡适在1952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七年后，1959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台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1961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并写给我说：“……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另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二十二天后的另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胡适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研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程如上。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对他们两位的综合看法，1986年10月号香港PLAYBOY中文版由黎则奋访问我时，有这样几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适和殷海光的影响，究竟影响在哪方面，是否对自由主义的坚持？

李敖：他们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多，只有一部分。……

PLAYBOY：然则，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较能够维持自我，愈来愈进步。胡适则愈来愈退步，做了官之后，他应酬太多，连学问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么，如果你要为年轻人推介思想人物，舍你以外，你会推荐何人？

李敖：不会，一个也不会。

PLAYBOY：真的没有人值得你佩服吗？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镜子。

任何思想家都有胸襟希望后一代超过他们，龚定盒说“别有狂言谢时望”，我想，我这最后的狂言，就是我对他们最大的敬礼了。

星火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我在1961年8月18日考进台大历史研究所，苦于生计，由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之介，进了罗家伦、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做临时雇员，每月一千元，帮忙找开国文献，但不撰写什么。罗家伦是“五四”风云人物，跟我长谈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外传他“一身猪熊狗”，见之果然，长得真是又怪又丑，更糟的是他的声带，此公声带有异，发音沙沙作响，好像公火鸭似的，他大夸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这个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实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办党、写毛笔字，所以一点儿也没当年“五四”的影子了。我后来写《胡适评传》时，向他主持的国民党党史会借《竞业旬报》，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来源，其畏首畏尾心态，有如是者！陶希圣做过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以汉奸名，为人阴险外露，他拉拢我入国民党不成，最后把我请走了，请走后还写文章骂我，实在卑鄙。我被陶希圣请走后，另一国民党大员张其昀对人说：“人弃我取，我想请李敖到我这边来。”当有人转达这一好意后，我表示：“我已经后悔去陶希圣那边了，我再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干系了。”虽然此事息于未萌，我也从不认识张其昀，也没见过此人，我倒觉得他不无知人之量。

我进文献会前，已投稿《文星》；到文献会后，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离文献会后，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变了我的“经济结构”，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写书稿费一万元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手中从来没有握过这么大的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与文星合作，虽然最后成为“魔鬼终结者”，但不论自己怎么“声名狼藉”、怎么得、怎么失，在经济上，我却从此走向“有一点钱”的不归路，我终于逐渐摆脱了穷困的岁月，“一钱难倒英雄汉”的日子，对我终于远去。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三十二平方米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从二十六岁时还向朋友李士振借钱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房客，到三十岁时迁入自己价值十二万的“国泰信义公寓”做寓公，当然对我是大事。我心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应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关。——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这一“国泰信义公寓”，是四楼公寓的顶楼，总价十二万，六万元付现进门，余六万元分期付款。我这户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钊买到，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我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料，面积也不足，我单枪匹马，跑到国泰建设公司去理论。它的老板蔡万霖亲自出来，很傲慢地向我威胁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的？”我说：“你们是流氓出身的。”他听了我这种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我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的？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万霖不愧是聪明的土蛋，他识时务，立刻屈服了，赔钱谢罪了事。他之所以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讼，自是原因之一。这土蛋当年没今天这么胖，今天纯粹已是脑满肠肥兼满脑肥肠的家伙了。这土蛋变成世界十大富翁之一后，深居简出，住在我的隔邻大楼“霖园大厦”，警卫森严，有一天我在京兆尹吃饭，“霖园大厦”豪门突开，我遥望对面蔡万霖家过年大张红幔，上写“金玉满堂”四字，觉得好笑。《老子》书中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谴其咎。”当然土蛋蔡万霖是不懂这段古书的。蔡土蛋不懂古书，却懂颠覆三民主义，且和孙中山好有一比。孙中山做钦命要犯时，满清政府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相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地产获取暴利，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噱也。

1961年6月1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月，同年11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1965年11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11月29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引蒋介石言论以讽谢然之。12月4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孟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12月3日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旧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我看了一笑，心里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我写《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杀身之祸是那年12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1966年1月1日出版，可是12月15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8706号代电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25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直扑中山北路一段67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27日，由市长高玉树出面做狗腿，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萧同兹，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进入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杀身之作后，写信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侧”，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蒋介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感觉出来。当然，在那种“冰河期”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欲言的，只能欲说还休地点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种缺点，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用来彰显出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在那种威风不敢捋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稼穑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流传，但是海外报刊上，却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谢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35街5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行，此为一端。但无行没关系，他仍深得另一无行者蒋经国的欢心，后来自第四组主任荣升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再外放为驻萨尔瓦多大使。这一外放，放出了麻烦。——大使卸任后，他对蒋家王朝已无信心，乃抗命不归，见风转舵，投奔美国。蒋经国气得要命，但对小人之叛，毫无法子。1981年，许荣淑《深耕》杂志第八期刊出谢然之在美不归的事。谢然之居然老脸皮厚，写信来更正。说他只是“来美疗疾。……大节所在，义无反顾。……鄙人因病滞外，纯系健康问题”云云。《深耕》主编林世煜问我怎么处理，我说信可以刊出，但是注明除非谢然之肯回来，否则一切自谓忠贞，都无以证明。谢然之当然不敢回来，他的更正都是假的。同年11月7日，《自立晚报》刊出省主席李登辉在省议会公开承认国民党中“有彭德、谢然之等败类”，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说，国民党搞出这些败类来防范我们的思想，但是真正出问题的，却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自作自受，真活该啊！同时，我忍不住要质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忠贞分子，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子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出了纰漏，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说你们该负道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的不义，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杀的作业里，除了国民党“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源1962年，发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为论战失败，迁怒到《文星》，乃转移阵地，自4月起，在《世界评论》上，展开暴跳如雷的攻击，攻击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许登源和洪成完。到了8月，在伦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9月1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的话；10月1日，我写《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现代史研究的立场，对“闽变”叛国，也做了一点研究。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位一体”的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胡秋原这一举动，曾经引起舆论的非议。10月9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断是非，我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胜诉一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诉诸法律，我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一个神秘的消息传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级的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这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时我还不认识居浩然，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居浩然从伦敦回来，认识了我，坦白告诉我他怕老婆，老婆说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说：“别什么老婆不老婆吧！你们湖北人就是没有种！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你们湖北人是‘时穷节先见’，一件合作，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第一个浇凉水、扯后腿、背叛原则又出卖朋友的，一定就是你们湖北人。你们九头鸟总是teamwork中最先变节的，别怪老婆了吧！”居浩然听了，哈哈大笑，就默认了。居浩然以外，萧孟能受了亲朋的压力，也动摇过，不过，我的态度影响了他，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七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和事佬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们包围了我，力劝我和，说不要道歉，只要声明所说不实，表示遗憾即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1963年的秋天，法官张顺吉做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就拖了下来，从1963年起，一拖十一年，拖到1974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出庭的次数，都举不胜举了。到了1974年的时候，我早已因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国民党的法院配合警总，居然等警总先关我、审我后，才开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声、吴纯、高廷彬，他们把国民党胡秋原的大量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萧孟能了。1974年5月4日，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押房里，收到这一判决，真又好气又好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十二年来，我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在这漫长的战斗中，虽然有青春的离去、有战友的离去、有人世的巨变和浮生的苍凉，但我一直坚定，毫不动摇。我觉得我是大丈夫，我为光明争取言论自由而面对黑暗法律审判，做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有趣的是，这一场官司引发了我的“好讼”性格，自此进出法院，前后长达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终在他案上被我打败，因为解严后，有些法官终能有点儿自主了、不看风色了，所以偶有胜面，聊以自嘲。胡秋原赔了我三十五万元，我分了一半给我的律师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人以为花儿子的钱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钱，才更痛快呢。

1963年9月25日，对我是一个大日子，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我的风格与“一些浅人们”眼中的李敖风格，便从此确定，“游戏文章”与“专爱骂人”之谥便跟了我一辈子了，我也乐观此谥，老子就这样写了、这样骂了，又怎样？《传统下的独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后被国民党伪政府查禁，禁后各种盗版蜂起，前后一二十年，愈禁愈流传，自非国民党伪政府始料所及。这书刚出版时，在“中国广播公司”主持节目的“中国小姐”刘秀嫂，特别约我做一次访问，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录音间。刘秀嫂长得甜甜的，身材瘦不露骨，纯属一流。在录音间时她的铅笔掉在地上了，我弯腰为她去捡，顺便亲近了她的小腿。虽然接近是短暂的，但是印象是永恒的，她的小腿修长而白皙，非常迷人。小腿如此，大腿更可想而知矣。这时报上盛传刘秀嫂、李敖恋爱的事，1964年10月3日《中华日报》上且有记者洪敬思的一篇《从绚丽归平淡——刘秀嫂弃虚荣》的报道，就“传说她跟李敖在闹恋爱”一点上，有段话说：“7月初在选举第四届‘中国小姐’会场，我问她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地笑了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经将来发展来证明了。”事实上，这是“报派情人”。到了第二年2月25日，《中华日报》登记者刘一成的专访，刘秀嫂这回否认了，理由是“李敖没有追求过她”，这是真的。——我生平追过不少漂亮女人，却也有意使一些漂亮女人漏过去，幸或不幸，刘秀嫂是其中之一。

在文星时代，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我早在台大时，马宏祥就对我说：“居浩然的《十论》大可一看。我原以为这个淡江英专校长是个普通党国元老的纨绔子弟，其实不然。此公为文，极有创见，并且文笔清新可读。”经过这一介绍，我把《十论》读了一遍，深觉马宏祥的判断不错，从此对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后多年，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揭发国民党大员张建邦逼妈妈居瀛玖（居浩然姐姐）上吊、逼舅舅居浩然离职等内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写信给我说：“甚为欣慰，感谢万分！你替浩然一次次地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这位朋友。”她同时有信给王小痴，说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气，非常感谢”！最有意义的是：在《十论》绝版多年以后，我把这书出了新版，为居浩然跟我的因缘，用一本书做了周而复始的句点。

居浩然去澳洲前，说他做东惜别，出人意料的，地点竟在北投一家旅馆中。在座有吴申叔、何作歆、李子弋、萧孟能、周群、张继高（吴心柳）等，饭后忽然窜进两个女人，进门即脱，其中之一戴起假阳具，对另一女作势，随着两女易位，作势者人亦作势之，忽前忽后，令人眼花缭乱。我做个鬼脸，对张继高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继高大笑。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爷临别恶作剧也。

文星时代朋友中，张继高最健谈。文化论战时，他从香港写信给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行，“一泻千里，尽见浑水”。他回台后不但相见，且做了邻居，常常深更半夜，从《中国时报》下班后到我家神聊。后来文星垮了，他趋向国民党高层，早无往还了。多年后我出狱，在路上碰到，他假意要请吃饭，我含糊过去，自此不复相见。萧孟能诬告我时，蒋芸在香港急电张继高，挽他出面调停，但他滑头闪躲，以致坐看萧孟能一误再误。后来他跟国民党高层日近，我看不惯，乃揭发他冒充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的丑闻。我揭发后，他噤若寒蝉，直到死去。死后他的夫人张瑞芝被他的情妇翟瑞沥欺负，求援于我，我请龙云翔律师有以协助。张继高讲风度、讲谈吐，实为一高级骗子，但他只能骗严家淦、宋楚瑜、王惕吾、王效兰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碰到李敖，假玉碎矣。

文星时代朋友中，吴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吴申叔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党国元老”吴忠信。吴忠信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他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总监，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肇和军舰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这就隐含了祸延自己和子孙的某种“原罪”。吴申叔在向我谈到他的“原罪”时候，如怨如诉，颇为感伤。他是学艺术的，在台湾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电影，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主题上肯定“国民党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就是不让他这部片子过关，他弄得一身都是债，困窘难言，在走投无路之时，他说他只有去拜托当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经国哥哥”（他是一直用这样的老称呼称蒋经国的），可是没有下文；他无奈，感到吴、蒋两家关系已经非比从前了，蒋经国也许不喜欢这一老称呼了，于是他自行知趣，改用晚一辈的身份，重新提出陈情，可是仍旧没有下文；他又想到，过去吴、蒋两家关系非比寻常，吴忠信手中，有不少蒋介石写的信件，也许这些信件物归原主，会邀得一点垂怜（事实上，过去周佛海的太太，就曾受周恩来点化，而交出这类手中的信件过，以换取周佛海一命）。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还是没用，还是没有下文。吴申叔在向我叙述了这些感伤之事以后，最后说：“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气的一点是：没有我们吴家替他们打天下，哪有蒋家的天下！如今他们有了天下，却连场电影都不准我们拍，这算什么公道！”可见蒋家父子的凉薄，非局内人不知也！我初识申叔，是1964年1月14日，他请我在台北“喜临门”吃饭；最后一次见申叔，是1966年4月9日，他约我在他家吃饭。这次饭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学生）、洪锦丽（林文奎学生）、丁墨南、李湘芬、张继高、萧孟能。熊式一等对我颇称赞，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写过《蒋介石传》，马屁十足，所以不喜欢他。京戏名角李湘芬说：“我小时候在老师梅兰芳家看到年轻时候的胡适，现在看到你，觉得你真像那时候的他！”林文奎将军是孙立人将军的参谋长，孙案发生，他饱受惊吓，精神状态遂渐有异，这时已是满口怪力乱神，申叔拜他为师，也就病中生幻，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以后，申叔就闭户不见朋友，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这次最后的晚餐，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申叔有意设下的惜别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周到亲切，一如往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热情而有才华的朋友，就这样悲愤莫名地离开了！那天饭局时，林文奎一再说喜欢看我的文章，并拿出他的照片集给我看，我忽然看到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后喜欢的同班同学，毕业前夕我才发现她很迷人，可是太迟了。她是林文奎的干女儿。

在文星时还有许多中学生的读者，我知道的有陈晓林最优秀，直至今日犹为能文之士，并且是我好友。还有一位中学生读者，字写得歪七扭八，向我备致仰慕之忱，且由张菱舲转达此意，此人后来搞云门舞集，即林怀民。还有一位黄三（黄胜常），比我小十一岁，我在文星时候，他通过萧孟能夫人朱婉坚，与我结交。他的父亲是桂系要人黄雪邨，母亲是左宗棠曾孙女。这小朋友聪明过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学，因与教官冲突，被开除。后来入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一天上课时偷着帮我校书，被老师抓到，把书抢走，他向老师交涉，说可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开自打手心十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友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咛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地，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后来他转赴美国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揭发成舍我种种劣迹（包括逼女友打胎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黄三报仇。

1966年9月4日，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我见了一面，从清早5点50分谈到7点30分。谈话后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最后说：“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知道：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利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我觉得：关于这一方面，政府与社会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还有提高的必要。……”左舜生这些话，显然是为我而发，并且，由于胡秋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难怪后来胡秋原要大力攻击他。我对左舜生这一义助，至今不忘。在谈话中，左舜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动地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毛悍气，于斯乃见！

自文星时代起，我虽“暴得大名”，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湾却被多方面地封锁。封锁的方式众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名”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第二类是“不敢提法”、第三类是“不肯提法”。第一类“不愿提法”像徐复观说的：

本人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中之对手。年来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骂你”等类之语言时，本人即闭门不出一语。不仅年来本人笔下，从不写“李敖”一字；即与本人有关之《民主评论》，外来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将该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误会。李敖诉状中所称之“李某”，系本人转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称李敖之名，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严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复观最后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称”、“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了，他好可怜哟！（他的作风，使我想起六朝之时，中国人家讳趋严，绝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复观当然不会把李敖二字当成父讳，但却巧合如此！）第二类“不敢提法”以俞大纲、方豪等最精彩。俞大纲写《戏剧纵横谈》、方豪写《方豪六十自定稿》，都请我校订，但出书之日，序中只提别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纲、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时候，只不过时当文星犯讳和被封而已，我已经被敬而远之如此矣，比照后来在我被捕时，台大历史系出版《姚从吾先生哀思录》，把与姚从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个变成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论”中！至于第三类“不肯提法”，试看国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彩色百科全书》中没李敖名字；中华出版《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中没有李敖的名字；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中没有李敖的名字……就可知道封锁李敖，实在是一件时髦的事呢！尤其后者，值得细表：1990年6月9日，“中国电视公司”赵宁主持的节目中邀我亮相，限定录像范围，只谈风花雪月，我趁机带去这部书。我一面拿着书，一面指出：虽然美国《纽约时报》等都指出我是作家，可是中华民国伪政府却不承认我是作家，由这部书就可以证明。这部书九百多页，可是没有李敖的名字，可见李敖虽写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并非作家属实（这一段录像，6月12日的电视上并未播出，也就是说，给剪掉了）。这部书是1984年6月出版的，发行人是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奇禄。全书从正文到附录，共收入作家七百零三个。“中华民国”作家从头数，数到七百零三个，还数不到李敖，可见李敖之不入流矣！陈奇禄在该书序中说：“先总统蒋公昭示我们：‘文化为文艺的根干，文艺乃文化之花果。’……本会基于对作家的崇敬，对文学史料的重视，特策划整理近三十年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可见被国民党文化官僚“崇敬”、“重视”的结果，原来是为“先总统蒋公”的“昭示”做脚注的，这样看来，文化官僚们把柏杨、胡茵梦等七百零三人都当成作家奉献，独开脱李敖而不与，实乃真知我者焉！至于1998年时，头脑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天下》杂志开列影响台湾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则是封锁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视而不见，就是这票人的“远见”了。

在文星的读者中，有一位请我吃饭，他是我台大同学王裕珩的父亲王崇五。他曾在俄国留学，是共产党，后来被国民党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国民党大员，就拉他跟国民党合作，免了他的死刑，还做到济南市长。到台湾以后，他担任“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还有吴俊才。卜道明死后，吴俊才当上主任，他就退休了。他请我吃饭时，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给共产党办过《红旗》，他知道什么是好文章，并且知道怎么样办宣传。他这辈子所看过的文章里，能有鲁迅的讽刺、胡适的清晰、陈独秀的冲力，唯独李敖一人耳！他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他又加强语气说：“李敖兄，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岛上无能为力，不要以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泽东或周恩来他们一个人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也不能比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没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谈，使我明确感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远要走向一个人的战斗路线了。但是，现代的战斗是群体对群体、集团对集团、组织对组织。当个人对群体时，个人便变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进入一个群体，变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护。如果纯粹是一个个人，那就毫无力量。这种现象，表现在企业主管和政府大员身上尤为明显，这种人在台上风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变成一个个人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台上神气活现、一下台就泄气完蛋的道理。所以，他们看似很强，其实很弱，因为他们变成一个人时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蒋介石如果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绝对不如李敖行。我当兵的时候，我那个副连长每次小便都要拉人陪他去，因为他没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个群居动物，根本没有了自己。而我，我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默默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这种伏尔泰（Voltaire）式的怪杰了。

在文星时，1963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德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留在大陆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德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他们早被共产党“骗”走了。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地，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与德丁谈话后二三十年下来，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并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儿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猪走路都没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识分子为何物，甚至沐猴而冠，自以为是第一流知识分子了。——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1989年4月19日，报上登出所谓“二十一名自由派学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澄社’”，他们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炽、李鸿禧、何怀硕、林正弘、林俊义、胡佛、徐正光、张存武、张忠栋、张清溪、张晓春、陈师孟、韦政通、黄光国、黄荣村、叶启政、杨国枢、蔡墩铭、萧新煌、瞿海源，大都是市面上的花瓶学者、座谈会花蝴蝶，总而言之，他们是当年“二流货”和不入流的教授们教育出来的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其中实为国特者有之、冒充东洋博士者有之、见风转舵兼媚“民进”“台独”者亦有之。这些货色的知识分子，如今单独作秀，意犹未尽；又成群结队，以“澄清天下”为招徕，组织“澄社”。事实上，这些货色又安足以语“澄清天下”？《后汉书》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陈蕃，“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种知识分子，他们为人间正义，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这些货色呢，却什么牺牲全避之唯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于先、又不敢冒犯暴民于后，口口声声说“知识分子不可做政治帮闲”（“澄社”社长杨国枢语）。事实上，他们是最大的政治帮闲！他们口口声声超然于“党政职务”之外，但是他们自己，又几个不是国民党？而他们在发布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请党政双修的国民党大佬、“总统府”国策顾问伪君子陶百川为“名誉社员”。这些货色的势利与格调，岂不立刻呈现得一清二楚吗？他们唐突古人陈蕃、范滂之未足，又以外人为依傍，以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自期。殊不知“费边社”的人物，论才、论学、论品、论胆识、论抱负，都非这些货色所能攀附，这些货色费了半天劲，其实全搭不上边。结论是，“澄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为彼辈所澄，倒霉极了。“澄社”如此，其他什么社、什么团体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于1998年，活了九十多岁，我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谈，想到今天知识分子的嘴脸，愈发好笑。

1964年5月14日，居浩然写来一信，说：“至友吴锡泽君仰慕大名，亟愿识荆，不知能否赐彼电话23163约时一晤？……”吴锡泽曾任台湾省新闻处处长，我想他找我一定有某种公干，就跟他约见了。见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陈诚想见见我，托他先做安排。我和他约好在5月22日去陈诚家。可是5月21日晚上，我接到五次电话；22日早上，又接到两次。全部电话，不是“副总统官邸”打来的，就是吴锡泽打来的，一再敲定见面时间。到了22日10点10分，见到陈诚，吴锡泽首先解释为什么晚了十分钟，我心里想，他们的官儿，可真做得小心翼翼！见面后，陈诚请我坐在大客厅的长沙发上，他坐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此公此时面目清癯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旧西装，左袖有四个扣子、右袖只剩三个。黑裤黑袜，衣着非常寒酸，跟他豪华的大客厅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释他不喜欢住这么气派的房子，并非矫情，可是总统下令盖了这房子，他只好从命。陈诚敬我烟后，一直喝沙士汽水，喝到杯底皆空。我心里想，此公的胃已一开刀再开刀，居然还喝这种东西！陈诚说他读了我写的《胡适评传》，非常佩服。接着谈胡适家世。他说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在北平蒋梦麟请客的席上，认识胡适的。胡适曾详询他江西“剿匪”的事，从此结为好友。他说他极佩服胡适，胡适绝不在背后说人话，对他知无不言。他收藏有不少资料，可是有一船资料出事沉了。胡适每次见他都劝他写回忆录。他说“适之先生思想和三民主义相去不远”。由胡适谈到蒋梦麟的婚事。他告诉蒋梦麟，如果与徐贤乐结婚，他们夫妇将不再去蒋家。胡适劝阻结婚的信，也有副本给他。可是大家无论怎么劝，蒋梦麟都不听。后来结婚结出了麻烦，蒋梦麟有信给他，信到他手上，他至今未拆。陈诚怕我写出来，特别说：“此事不能写啊！”陈诚又谈到他发迹。他当十七师副师长，被带去看兵，建议颇得曹师长赏识。武汉事，蒋介石以陈诚威望不够，本拟使何应钦、白崇禧兼，后来才勉强全给了他。又谈到裁军的故事，说陈调元说今天的兵好像叫花子拿棒子，没有棒子，狗就要咬他了。吴稚老说出门总有狗咬，不能因怕狗咬就不出门。他说他去过我的家乡吉林，知道我只有二十八岁，他问我生年，我说我就是你同蒋梦麟、胡适吃饭那年生的。他大笑，说：“那时你还没生呢！”他问到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三十而立’才好。”又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蒋孝文是名人。”我说：“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六岁。八十开外的于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不过他最后说：“你李先生还不到三十岁，你前途远大。”我说：“我在部队里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写，内文是：‘我们像什么？我们像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你陈辞公二十六岁2月间还是中尉，可是9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后三十岁就当少将师长了。如今一个青年军官，想从中尉升到少将，别说四年，十四年也没机会啊！”陈诚听了，为之默然。他说他跟肯尼迪总统谈话，事先美国朋友提供他两点谈话基础。其中之一是基于美国利益来谈。他自己又加上两点：第一，“不要什么东西。”第二，“不谈理论，理论有见仁见智的不同。只谈个人经验，谈自己打仗四十年的经验。”他说肯尼迪死得很可惜，“我跟他谈，他很听得进。”他问到我的意见，我说：一、军队苦闷，训练不彻底。二、内阁年龄太大，青年人出不了头。谈话谈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我告辞了。陈诚一再说谈的事太小了，是否耽误了李先生写文章的时间。他劝我多做研究，说李先生前途远大。他送我出门，我上车，车开了，他还在招手。他给我一种不久人世的感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仿佛要对一个年轻人说些心头话，他找到了我。整个的聊天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我想，这是一种动人的觉悟。可是，已经时不他与了。谈话后九个月，陈诚撒手人寰。三十多年以后，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到我家来看我，我们做了朋友。陈履安前后来了七次，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一次谈到他父亲死前种种，他说：“死前的病痛非常人所能忍，但我父亲一声不响地忍耐着，我真想象不到那种疼痛是怎么忍受过去的。”我说：“你父亲死得像个军人，他能忍耐病痛，正是军人本色啊。”

陈诚约我聊天后四个多月，当时蒋经国系大员李焕请我吃饭。时间在1964年10月3日中午，地点在台北新台北饭店。先由调查局的杨雪峰接我，吃饭时，杨雪峰也一直在场作陪。据我侧面了解，这次吃饭，原因和安排蒋经国要见我有关。那时李焕是在朝的炙手可热的人物；李敖是在野的令人侧目的人物，蒋经国拉拢人才，自在意中。不过蒋经国和李焕的大脑中，是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中是有傲骨存在的，我的对国民党不合作主义，使聪明的李焕立刻觉察出来了，所以，他不再安排我和蒋经国见面。李焕请我吃饭的另一原因，是想了解一下我与“台独”的关系。在吃饭前十三天，正好发生了彭明敏案。据彭明敏《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回忆：“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于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唯一的‘牵连’。”正因为特务人员怀疑宣言是我代笔的，所以李焕请吃饭时，就旁敲侧击地问我：“听说这份宣言文章写得极好，是经过你李先生指点或润饰过的？”我笑了起来，我说：“若是我写的或经我润饰过的，一定更好！”李焕听了，哈哈一笑，就不再问下去了。那次饭局，大家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焕谈他亲历的西北人民的苦况。李焕说他在西北行军，见到西北农民硬是全家穿一条裤子，裤子挂在门口，谁出门谁穿。听了以后，我真的不得不相信唐诗《石壕吏》中“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的描述，并且感慨于千百年来，中国的贫穷，竟如此“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李焕又谈到西北人民与糖的关系。搞到钱来买糖，只能买到一小包。而此种小包，不是吃的，而是给病人来开胃的。又谈到西北人民对熊的迷信，尽管熊群有害农作物，西北人民仍迷信，视为天神等物，跪求驻军不可杀它们。饭局终了后，季焕送我出门，临别他紧紧握手，诚恳地说：“我会到府上去拜访你。”我姑妄听之。因为我不相信国民党政客的话，后来他果然言而无信。多年后，我在一条龙饺子馆碰到文化局长王洪钧，他也紧紧握手，诚恳地说要到我家来拜访，我想到李焕那一幕，几乎笑出声来，王洪钧是等而下之的国民党政客，其言更不可信。后来我碰到尤清，也表演了这一套，可见什么国民党、什么民进党，都是一样的。近年以来，李焕住我家附近，和我和卢修一受同一位管区警察的照顾。1986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小屯在附近一家小店买东西，在门口碰到李焕，他主动向我打招呼，伸手来握，二十多年不见，此公的记忆力实在惊人。他说他很久没看到我写文章了，其实那时我天天著书立说，只是国民党大员不读书耳！几个月后，小屯晚上从外面吃面回来，她那天穿的是短裤，她说一路上发现有位男士盯着她大腿看，后来才想起，那就是李焕啊！我听了一笑，说：“国民党大员也有他们真情毕露的一面啊！孔夫子活着，都要好色胜过好德呢，何况李焕！”有趣的是，李焕家浴室窗外正对着的，就是卢修一家的后窗。有一次，可爱的女人李庆安笑着告诉我：“卢修一可能偷看我爸爸洗澡。”过了几天，我碰到卢修一，笑问可有此事，不料他郑重其事否认，并指责李焕洗澡时窗户不关好云云，我看他那样认真，为之大笑。后来我讲这一趣事给李庆华听，庆华说：“有一个笑话说：一对夫妻，太太很丑，一次搬了新家，新家浴室窗帘还没装好，太太不肯洗澡，怕别人偷看她。丈夫说：你长得那副样子，谁要偷看你！放心好了。”我问：“你这笑话是挖苦你爸爸？”庆华笑着否认，说：“我怎敢挖苦他？我只是说个笑话。”1998年蒋经国死了十年，李焕出书大表追念，马屁尽出，我大为不满，在《李敖笑傲江湖》电视节目中一连骂了他好多天。朋友奇怪，说李庆安帮你儿子入学，你欠她情；李庆华又是你的好朋友，你骂起人家老子来，竟一点儿都不口软。我说这就是李敖啊！别只看我骂李焕吧，我也为他洗过冤，当尤清捏造历史，说他在满洲国做过办报的汉奸时，我就公开指出这是造谣，我是讲求真相的人，即使对敌人，我们也不可造谣啊。

在文星时，国民党大员我还领教过蒋梦麟，他是爸爸在北京大学时的代校长，在台湾主持农复会，他为了写“西潮”以外自传的事，约我到农复会，谈了许久。他本想找我帮忙，可是他一直不谈报酬，也许他的意思是先帮了再议，可是我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做完了再拿钱，所以此事不了了之了。国民党大员还有王德溥，他透过郭鑫生，与我吃了一顿饭。他自道做“内政部长”时反对“户警合一”事，甚令人感佩。我讲话亦颇直杵，颇攻击和他有关的“中医”、“奉命不上诉”及“出版法”等事。他含糊过去，转说他颇为东北出我这种人才而爱惜云。此公在大陆时亦杀手也，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化名周彬，在新疆给盛世才做民政厅长。盛世才后来不干共产党了，下毛泽民于狱。在倒向国民党时，国民党派王德溥查案，盛世才秘不交出，显然预留余地，以为反复无常的筹码。后来王德溥坚持由他亲审，毛泽民遂难逃一死，在1943年9月，被盛世才枪决。据王德溥《政海游踪》一书中回忆，当时他“就前楼五开间大厅上，布置成极为庄严神圣的大法庭：全庭一色雪白，残酷刑具罗列满庭，武装战士列队助威。……首先传呼久患喘病的毛泽民，严词审讯，一言不实，立即呼喝用刑！如此不到三小时，该四人均先后招认不讳。……乃依法判处死刑”。于是毛家又添新鬼矣。

1963年，王尚勤跟我的同居关系渐近尾声，尚勤表示，如果不能结婚，她想到美国留学去。我表示，我在台湾凶多吉少，难免牢狱之灾，我的处境是不适合结婚的。尚勤通情达理，她明白我的真义，决定放洋。不料到了美国不久，却发现和我在一起时不小心有了身孕，她慌张打长途电话来，我问她能不能设法“拿”掉，她说在美国有困难，最后决定就生在美国，就这样地，1964年女儿李文在纽约出生，出生纸上填的父亲名字是李敖。两年后，尚勤把李文送回台湾，希望留在她父母那里，以一年为期，她结婚后再把李文接到美国。后来她结婚了，我认为李文跟她，会给她不方便，决定由我接回。这时已过一年的约定，显然女儿的外公外婆喜欢外孙女，不肯放人了，于是我施用巧计，约外婆带李文看电影，电影散场时，在人丛中我和女儿有计划消失，由我弟弟一面通知外婆“小文已被接回她爸爸那里了”，一面照料外婆安全返家。当晚李文外公王光临等报警来抢李文，当警察查明原来小孩是到她爸爸家的时候，爸爸跟女儿的血亲自然比外公外婆近得多，警察也管不了了。后来王光临气得在电话中大骂我：“你是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河南土话中党字发平声而不发仄声，听来每逢党字出口，都是男高音，闻之尤觉恐怖。因为他老先生是河南省专员出身，他在家乡，官拜少将，为了革命，生杀予夺，不在话下。为了革命的需要，连他的小舅子都被当成共产党杀掉，其凶残性格、其大义灭亲气派，由此可见。逃到台湾后，王少将落魄，下放做台北县南港成德国小校长，人才小用矣！这次为了接我女儿回来，与他发生冲突，他以“共产党”做认定眼中钉标准，就是这样从宽录取的。他在台湾，如果有河南专员万分之一的权力，我早就被当成共产党杀了。多年以后，国民党伪政府开放探亲了，大陆共产党党中央也宣布不咎既往了，有人问他何不回去看看，他摇头说：“共产党饶我，可是被杀的人的家里，若有人出来，给我难看，这张老脸怎么兜得住？”最后，他以八十之年，老死台湾。盖棺论定，此公不失为正直之人，只是头脑跟不上他的正直而已。

我在文星时代，所做的，一如《纽约时报》说李敖的，是一个“火首”（firebrand），一个放火者、煽动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烧得老K哇哇叫，我也被关在八卦炉里，变成火眼金睛。“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王崇五的话，三十三年后仍在我耳边响起，知人论世，这真是我最好的总评了。

白露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在文星时代，我大力提倡的是“全盘西化”。并指出文化的移植是全盘的、是不能选择的。我的基本立论是：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到今天中国人的保留中国文化的精华、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点，这种一相情愿，多少年来，一直是一种动人心弦的美妙理论。这种美妙理论，听来固然令人快慰，但在实践上，却无可行性。因为文化移植，从来不是随你高兴的，你无法“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也无法“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哥伦布航海，使欧洲人得到了美洲，但是美洲的梅毒，却也传染到欧洲，就好像今天非洲的艾滋病传染到世界各洲一样。西方语云：“文明即梅毒”（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文化移植真相就是如此。不明学理，只知一相情愿者，无知之徒而已！

我再举一个真正“全盘”的有趣例子；齐如山在《国剧漫谈二集》里讲了一段最有趣又最意味深长的往事。他说他当年带着中国工人出洋，这些北方人，除了北京以外，没人能坐着大便的，要大便，都得蹲着拉，蹲着拉屎叫蹲坑。“未起程以前，我虽给他们讲演过几次，但我知道是不容易改过来的，一上火车，麻烦就来了，都是蹲在恭桶（马桶）上大便，他们又不知道脱了皮鞋，因为鞋底有钉子，所以把人家恭桶上之漆面，都给踩了许多印子，这还不要紧，火车一摇动，大便多拉在外边，恭桶上边虽然都有水箱，但箱中绝对没有许多水供用，而且那水也不能洗桶外之体，好在我早料到有此事，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沿站都有水楼，开水冷水，都可以随便使用，不必花钱，所以我预先预备下了两个大壶，许多棉纸，用以洗刷这些脏污。我在车上也常告诉他们处处留神自爱，不要被人笑话。其中有一人说，他们怎么能知道是我们拉的呢？我说自有火车以来，没有人在恭桶外头大便过，今天车上有中国人，便有此事，则当然是中国人拉的。他又说他知道是谁吗？我说，所怕的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何人，果然知道，还好一点，比方说他们知道是你，则丢脸者只你一人，因不知道是谁，则他们便说中国人做的事情，则我们大家都跟着蒙垢，无法洗刷，这还是轻的，反正他们议论不会出了我们二十几人。倘日后谈起此事来，他们一定说，某年月日，有中国人在桶外大便，则吾国全国的人都在其内，无法分辨了，岂不是全国丢脸吗？”——从齐如山这个回忆，比较今天我们的大便文化，就知道我们多么全盘西化了。头脑顽固指斥全盘西化的人，他的屁股，其实比他的大脑还前进、还“全盘”，至少他的屁股知道全盘西化的好处，并在大便时死心塌地全盘坐在马桶上。职此之故，每见摇头晃脑地指斥“全盘西化”者，我就直看他的屁股。

正因为我深信“全盘西化”可以救中国，并且中国事实上已走向“全盘西化”，因此我单刀直入、直抵花心，特别为文点出，并点破这一点。1962年2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就是一篇大手笔的力作。这篇文章其实只是导论，我还陆续写了许多细部的文章，讨论面和打击面都很广，其中有涉及性观念和性关系的，尤为精彩。例如，1962年9月1日，我发表《由一丝不挂说起》；1963年10月1日，我发表《论“处女膜整形”》……篇篇都是重头戏。从这些提倡正确性观念和性关系的重头戏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是何等开明、进步，而支持开明、进步思想的论证又是何等丰富、渊博。而我个人，对开明进步的性观念和性关系，也是心之向往的。所谓心之向往，是因为有时候，你的遭遇与机会受到限制，开明、进步了半天，也只是你一个人的事，而一个人的事的结局，多半以幻想终始而已，并无可行性可言。例如殉情之事，我满向往，但无人与我相殉，或无必要相殉，所以对我只是思想讨论而已。我讨论殉情的大问题即在有人会开小差。古书《宋稗类钞》有一个故事说：“临安将危日，文天祥语幕官曰：‘事势至此，为之奈何？’客曰：‘一团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请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刘玉川乎？与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绝宾客，一意于刘。刘及第授官，娼欲与赴任。刘患之，乃绐曰：朝例不许携家，愿与汝俱死，必不独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饮，以其半与刘，刘不复饮矣。娼遂死，刘乃独去。今日诸君得无效刘玉川乎！’客皆大笑。”——文天祥把殉情的故事，用来教育他的幕僚宾客，可见殉情不是小事，可以喻大。文天祥所说“刘玉川模式”的殉情，这一模式，是男方骗女方，说好相偕殉情，结果却是女殉男不殉。这种临殉放水派，史例甚多，据《类苑》所记，宋朝的杨孜就是一例。湖北佬杨孜，到京城赶考，与一个妓女同居经年，且靠她吃饭。考上后，答应娶她。后来以家有悍妻为理由，相约殉情。遂以毒药下酒，妓女喝了，轮到杨孜喝，他却拿着杯子说：“我死了，我家人一定只埋我，而把你尸体丢到沟里去，还是我先把你埋好，再死不迟。”妓女听了大呼上当，可是已来不及了。这种“刘玉川模式”的殉情，历史重演，代有传人，可是最精彩的，是七百年后台北的“少女殉情记”事件。1950年，少女陈素卿吊死在十三号水门。原来她与福建人张白帆相恋，张白帆已家有妻室，不肯偕逃。据台湾高等法院1950年上字第472号刑事判决书，张白帆“虚与委蛇，并设计以自杀为烟幕，嘱陈预拟遗书，经其两次加以修改”后，最后在十三号水门“伪称愿意同死”，但女的上吊后，男的却脱逃。判决书说张白帆“虚允同逃于前，帮助自杀于后，复异想天开，于遗书中借死者之口吻，对自己百般赞扬，欺世惑众，情节可恶”——一幕殉情事件，闹到这样女方死了还要大捧特捧男方的地步，其超越前进，真刘玉川自叹弗如矣！虽然如此，殉仍可情，但宜采我们吉林人的“关云芳模式”。1988年11月21日，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发生自杀爆炸案件，男死者名关云芳、女死者名张国英，两人都是吉林省浑江市松树镇人。警方说，他们是一对另有妻室和丈夫的殉情者。这次爆炸使用的是自制炸药。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在21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地点是八达岭长城最高的七号烽火台。当时那里只有一男一女在搂抱着，像是在看风景，约一分钟后就听到了爆炸声——自来古今中外殉情事件不少，只是这一次“情殉烽火台”，以自我引爆方式炸弹开花，倒是首开其端。这一男一女，都是我吉林同乡，死得如此从容、如此壮烈，真是我们吉林人的光宠，足令其他各省惭愧也。而以炸弹相殉，谅谁都开不了小差，谁能跑得比炸弹快呢？如今我们吉林老乡这种土制炸弹同归于尽的殉情法，倒为殉情大业别开了死面，这种方式，可使男方无所逃于十三号水门而必须就死，十分安全。特此推荐，以告世之痴心女子也。至于我个人，至今犹未忘情于殉情，只是我年华老去，而高中漂亮女生又贪生怕死，所以殉情云云，只是幻觉而已。

我在性观念和性关系上的开明、进步，不但幻觉于殉情上，还幻觉于其他方面，譬如说，如果人能选择自己的死法，我倒觉得有一种死法最值得向往，那就是“阿提拉（Attila the Hun）式死法”。阿提拉是5世纪时的匈奴王，武功所及，包含了大部分中欧和东欧。此公外号“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其凶悍可想。但其死也，不死于沙场，却死于与德国少女伊尔娣蔻（Ildico）花烛之夜，性交高潮中，女方欲仙欲死，男方却真仙真死矣！英文有成语“甜蜜死”（the Sweet Death），即指此也。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别说这种福气只阿提拉一个独享吧！10世纪的教皇李敖八世（LeoⅧ），就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19世纪法国总统福尔（Félix Faure），也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可见“阿”道不孤，有后望焉！结论是：与其形而上七窍流血而死，不如形而下一窍流精而亡。云雨巫山，断肠有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在台大做学生时候，常去台北市衡阳路15号文星书店，一天在进门门框背后，看到一幅画，是华特·奥托（Walt Otto）的《夏日即景》（Summer Ldyll），画一裸体少女，伸出一足，溪边试水，我被这画迷住了，画的尺寸是55厘米×45厘米，我从没见过这么大又这么美的裸画，可是我是穷学生，当时价钱连问都不敢问，只能多看几次，就依依而去。不久这画卖掉了，谁买去了也不知道。但我心中挂念，从未忘记。四五年后，我因缘际会，变成了文星的要角，一天我跟萧孟能提到这幅画，他说他可托人再买一幅，特别送我，后来他果然依诺送来，完成我穷学生时代的心愿，这画至今还挂在我卧室中。除了审美——对女人的高度鉴赏力外，我对艺术的鉴赏力也极高，这是一般人不清楚的。我这种高格调，在台湾这个土气十足俗气无比的鬼岛上，相形之下尤为凸显。这个鬼岛本是中国的化外之区，又一变成为日本的化外之区，再一变成为国民党伪政府的逋逃之区，暴发起来，集合了所有不搭调的所谓“艺术”。不但不能“出新”，还不断地“推陈”（推倒的推），以台北东门被国民党破坏为例，台北东门本是古朴的小城门，好好的古迹，就被他们改头换面得面目全非，他们还写什么《景福门回忆录》呢！真是焚琴煮鹤！他们实在是破坏自然与古今景观的能手。（横贯公路开完了，国民党一定要沿路来番命名和勒石的污染，做这新骈文句子的文宣大将就是当时“救国团”的组长柏杨！柏杨跟国民党的渊源，由此可见！）为什么要不断地破坏呢？因为他们有一种奇怪的“美感”，一种不中不西又洋又土的“美感”，这种要命的“美感”，加上意识里的“阿房宫症”，就整天大兴土木，益增其丑起来了。这样子年复一年发展下去，我常忧虑不知怎么办。以“中正纪念堂”为例，我曾发愿，除非该堂拆掉或炸毁，我是不去那鬼堂的，所以除了堂外的音乐厅、剧院外，至今我是寸步不去的，但“中正纪念堂”那样丑、那样庞然大物，拆除或爆破起来，也颇费周章呢。这个鬼岛到处被搞得面目全非，将来清场者苦矣。国民党艺术的后遗症是激发出所谓本土艺术，亦是不成格调。1985年我五十岁生日前夕，我的小兄弟小苏（苏荣泉）和李放拍我马屁，两个小鬼特别从三义买了一座大木雕佛像，送我做寿礼。不料被我趁机作弄，我说：“你们送我生日礼物，看得起我，我很感谢；可是，你们居然把这样没水准的产品送来给我，妄想我会欣赏，则显然涉嫌侮辱我，把我艺术水准看得跟你们一样低，这就太可恶了！你们说怎么挽救？”两个小鬼知道我难伺候，商量一阵，最后表示他们愿意把佛像收回，折成现金分期付款给我。我同意了。于是，在三人哈哈大笑中，一场寿礼风波化为无形。此事我另有信给曾心仪、李宁、陈文茜评论：

心仪

李宁三千金：（以收礼先后为序）

文茜

李放他们合送我一座达摩佛像，高与书桌齐，据云价值一万五千元，是硬树根凿成（我看是雕不动的），其重无比，其丑亦无比。我一听说自外埠买来，即断言此绝非好礼品，因此岛民俗水平极低也。及看之下，不出所料，乃斥令他们收回。（我考虑禁止他们再送礼，一切折现可也！）他们的“罪状”不是自己艺术水平差，而是把我和他们的水平视为同类，这些小鬼们如此冒犯老寿星，不被老寿星所斥，老寿星尚有何面目苟存于世乎？

相对起来，你们的礼品却是各有千秋，心仪的衬衫极高雅，老寿星已于华诞之日穿上，一派“可怜寿星倚新装”打扮，好像一张银纸，包了一个有双脚的炸弹；李宁的古董花瓶极典雅，摆在那里，提醒我花瓶只是花瓶做得，人是不可做花瓶的——但美女除外、“李瓶儿”式美女尤其除外，我早就说西门大官人是中国文化之一，其与“李瓶儿”之事可证也；文茜的四十五名美国歌星与十六名加拿大歌星援非饥民演唱专辑（We Are The World），听了一遍，对五十老翁艺术水平而言，固不乏鬼哭狼嚎（并且是洋鬼哭、洋狼嚎）之处，但有些歌词却好，那首《流泪还不够》（Tears Are Not Enough），题目尤佳；《多一点爱》（A Little More Love），似最好听。文茜说送这张唱片是“代李敖行善到非洲去、罗宾汉到非洲去”，意存戏谑甚明。幸好我不是三毛，我之人道，给中国自己人犹且不足，对非洲固“不能人道”也！写到此处，想到昨天香港《九十年代》转来港仔李惠慈者写给李敖的信，李惠慈根本不知李敖为何许人，她只在一本《三毛昨日、今日、明日》书上，看到李敖论三毛伪善一文，就写信来……

李敖先生/小姐：

你好，很唐突写信给你，原因是你的一篇《三毛式伪善》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一灌而下，令我顿然清醒，继而燃起一点冲动向你提笔，你说三毛伪善，这是我看了不少三毛著作后的感受，亦是我继续看下去所要追寻的，今天被你道破，可见我心中淋漓尽致的感受。……

在此我很多谢你，因为你为我解开了一个结，而因此我学到了一点宽宏的量度，因为我明白三毛只是一个脱不离平凡、俗世的女子，可能她要生活所以要伪善吧！……

可见根本不知李敖为男为女者，读了李敖之文，也可顿开茅塞。这封港仔的信，其实阴错阳差，是我最好的寿礼。它虽然把老寿星给“人妖”了，但是这样知文而不知人，才真是客观呢！台湾读者对我太主观，爱憎失度，未免王八蛋一点。拉斯金（John Ruskin）呼吁你只要看一个人的书就好了，不必看他这个人，实乃真知者言。我如今闭关，使人人不得睹龙颜，目的之一，似在贯彻拉斯

金之言耳！……信笔所之，三千金以为然否？专此道谢，并请“金”安

寿星　李敖　1985年4月26晨

拉斯金说看书不必看作者，我引申其义，看画不必看本人，华特·奥托这幅画中裸女本尊，早已红颜老去，还能看吗？人能洞悟此义，当知幻方是真，而真反有不如幻者；幻方是永恒，而真反烟云过眼者。华特·奥托的画中裸女，中国人中，亦有类比者。1964年我在文星时，用餐或谈话，常到附近一家咖啡厅。老板娘是一位上海籍的年轻女人，为了解决娘家经济困难，嫁给了一个流氓丈夫，婚姻自然不如意。这位年轻女人长得清秀匀称，眼睛不大，但含情脉脉；嘴唇丰满，给人一种一看就想吻它的（kissable）冲动……（编者略）我在咖啡厅中最欣赏的一幅画面是：远远地偷看她的小腿，她坐在那边，一腿盘在另一腿上，小腿呈现得更为诱人。终于一天傍晚，我约她到我家，她同意了。在计程车上，在旗袍开衩处，我看到露出丝袜上端的大腿，那是我最喜欢看也最喜欢摸的部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我写道：

中国传说中黄帝做衣裳，黄帝元妃西陵氏之女嫘祖教民养蚕，自此中国人独霸丝业两千年。奇怪的是，中国人只发明丝衣丝裳，却没发明丝袜，这真是千古遗恨。

中国的养蚕术，在6世纪时被两个洋和尚学到，他们私盗蚕卵，运到欧洲，从此中国人独占市场的局面逐渐打破，丝衣丝裳之外，泽被女人大腿——洋鬼子巧夺天工，造出丝袜。

18世纪英国文学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歌颂丝袜，意谓丝袜引人大动、情嗜随之（The silkstockings and white bosoms of actresses excite my amorous propensities）。现在20世纪90年代，丝袜的工业，早越蚕丝业而上之，吸引人的程度，自亦在18世纪之上。现在流行的是二合一一件头的裤袜，固然不错，但却失掉了用吊袜带的趣味。用吊袜带时代的女人，她们在内裤与丝袜之间，就是吊袜带发生作用那一段，大腿是裸露的。冬夜时分，与美女夜游，坐在车上，伸手去摸那一段大腿，虽约翰复生，亦将别著福音，以告来者。“深情哪比旧时浓”，今不如昔，吾于丝袜见之。

文中指的，就是她的大腿。她大腿有丝袜时令我神往，丝袜脱下来时令我魂销，美腿当前，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看的呢？1780年，富兰克林在法国做大使，在跟法国名女人上床之余，写过一篇《美腿与丑腿》（The Handsome and Deformed Leg）的文字，大意说：世上有两种人，他们的健康、财富和生活上各种享受大致相同，结果一种人是幸福的，另一种人却得不到幸福。这两种人对物、对人和对事的观点不同，对他们心灵上的影响，也就因此不同，苦乐之分，也就在此。我始终相信，涉及美丑范围，人的一生，可以只见“美腿”而对“丑腿”避而不见；但涉及真伪善恶范围，我们却不能逃避。我们不能崇真而不去伪、不能扬善而又隐恶，但对“美”上面的“美腿”而言，则除了快乐的亲近，无复其他。我曾写过：“最好的气味是闻美女大腿；最好的滋味是舔美女大腿。”现在要补上一句：“尤其是别人老婆的大腿。”我这种灵感，即从这上海籍的年轻女人而来。《水浒传》王婆讲讨女人喜欢的男人要有五条件，就是“潘、驴、邓、小、闲”，“潘”是要像潘安那样漂亮，“驴”是要像驴那样有大鸡巴，“邓”是要像邓通那样有钱，“小”是要细心体贴，“闲”是要有时间。五条件之说，既真且谑。我对跟我上床的女人，也有五条件，就是“瘦、高、白、秀、幼”，“瘦”不是皮包骨，而是Skinny，该译“瘦不露骨”，我在床上绝对忍受不了胖，同理类推，我也不欣赏大奶的女人，大奶总给人笨笨的感觉，美国近年来流行大奶窄毛（阴毛修成长条状），PLAYBOY等杂志上所见多此类健妇，令人胃口倒尽。至于中国女人，争取自由，自手脸而外，胳膊和腿总算也有出头天了。但是，女人总是不知足的，她们“天生丽质难自弃”，不但难自弃，还想公诸同好，于是露奶一事，便终不免耳！在这露奶的先驱者里，“咨尔女士，为奶前锋”之尤，就是陆小芬。陆小芬之露奶也，并不直接去露，而露得极有技巧。例如，在《看海的日子》电影里，据说以少妇当众哺儿姿态，名正言顺地露了一部分。当国民党新闻局严加查禁陆小芬的乳房时候，影片公司老板揭了底，说电影中的乳房是替身之奶，并非陆小芬之奶，你们新闻局查禁彼奶非此奶，报告大官人，你们弄错了！虽然如此，新闻局却不管那么多，反正有奶就是‘陆’，他们是不认错的，还是直扑此奶、径行登“陆”，予以查禁。不过，自陆小芬以后，写真集蜂起，新闻局禁不胜禁，于是众奶毕出、群奶尽现，但十九皆不佳，不是不够看，而是太够看了——太大了。至于以“波霸”号称者，更是要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殊属非是，我是绝对反对的。我不喜欢大奶女人，也不喜欢大屁股女人。我认为喜欢大屁股的人是野蛮的。非洲女人由于骨盘稍小，进而对大屁股歆羡，乃至进化到屁股上有储存脂肪隆起，叫作“尻肿”（steatopygia）。“尻肿”者，医学上别译“女臀过肥症”者也。散居在南非沙漠地区的布施曼人（Bushman），和畜养牛只的哈腾脱人（Hottentot），身高不满五尺，个个却屁股翘得可凶，此野蛮之尤者也。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审美标准的演变，“尻肿”式的大屁股、乃至过大的屁股，理应不再流行，希腊爱神塑像中的美女身段，今天看来，总未免苦其过肥；中国仕女绘画中的美女造型，今天看来，也未免嫌其稍胖也。漂亮屁股在翘起来的时候，尤其在性交时用“背交”姿势的时候，最为上品，当然布施曼人和哈腾脱人除外——屁股已那样大矣，再翘起来，成何体统！摩根斯顿（Christian Morgenstern）曾有诗细分出“肉体上的屁股”（fleshly bottom）和“精神上的屁股”（spiritual bottom），对我说来，不论肉体上的或精神上的，屁股总要像个屁股的样子，而大屁股则绝对不成样子也。这可爱的上海籍的年轻女人，虽不“瘦不露骨”，但肉得匀称，乳房、屁股也都如此白白地露在我眼前，令我喜欢，可说是我雅好“瘦不露骨”女人的一个例外。她跟我“私通”，地点在安东街231号我租的三楼，三楼在王尚勤赴美后，到我搬出，其间只上床了这一个女人，并且只此一次。她让我充分占有了她、满足了她和我，当我从她裸体上起来，我发现她满眼泪水。她走的时候，留了一张照片送我，暗示从此永别，那是1964年春天的事，我二十九岁。

我跟这位上海籍的年轻女人“私通”，是我生平与有夫之妇两次“私通”的一次，这种“奸夫”身份，我只做过两次，并且只有两次。最重要的一点是，两次对象的丈夫我都不认识，以我的道德标准，我不会跟朋友的老婆有任何不够朋友的事，这也就是柏杨栽诬我与他太太有染而令我愤怒的原因，因为绝无此事！你柏杨自己要做王八，随你的便，但乱认“奸夫”却不可以，尤其认到无辜者你的恩人头上，更不可以。但是，如果“私通”对象的丈夫我根本不认识，我就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故障。此外，还有一个假设性的条件，就是对象的丈夫我固然不认识，但“私通”如果有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利益之处，我也不会做。法国哲人卢梭、美国哲人富兰克林、英国哲人罗素，都是有名的风流人物，但他们只见高情雅致，不见绯闻丑闻，为什么？就为的是他们并没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权益，他们从不会付什么“遮羞费”，因为女人以和他们上床为荣，两情相悦、自由恋爱，又何羞之有？所以，这种身份的当事人，他们上床下床的行为，都是“个人行为”都是“私人行为”，但是，涉及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权益，则就不然。齐庄公“私通”通出政变、蒋经国“私通”通出孽种……政治人物大权在握，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当事人的身份，“私通”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大权在握的人，不把属严加管束，轻则以公帑付遮羞、奉公产以赠一人；重则串联起生殖器关系的王朝，天下不归于智囊而归于肾囊，则也就离败亡不远。当然他们的败亡不足惜，但是百姓何辜，受了他们大头之害以后，何能再受他们小头之害？所以，揭发他们“个人行为”、“私人行为”的障眼法，挖出绯闻丑闻，也是我义不容辞的事。要知凡属可受公评的事，就绝非“个人行为”或“私人行为”，不要给他们骗了。我个人庆幸自己一生非此等政治人物，所以坦然“进出”别人老婆，亦一快也！

这时正值我在《文星》发动扒粪运动——扒高等教育的粪。其中辅仁大学黑暗部分，由孙智燊、孟绝子主其事。孙智燊与我台大同届，他是外文系出身的，为人神经、说话痛快，有一天跟我说：“李敖，你研究娼妓这种社会问题，不要老是纸上谈兵了，我带你去亲自考察考察，走，我带你去江山楼、宝斗里。”我说：“对娼妓问题，我一直采纸上谈兵的研究方法，我做预官八期排长，考察过好多好多妓院，可是从来没上过床。我第一次跟妓女发生关系还是我退伍回来在‘四席小屋’时代，那次跟李善培、黎鸿飞一起去的。”孙智燊说：“我说考察，不是去打炮，你打炮过，可是我带你去‘吹喇叭’，你被吹过吗？”我说：“女朋友给吹过，可是她们的技术不够专业，吹不出来。”张智燊说：“我带你去，有一家有个女孩子，长得像张丽珍，吹起来功夫一流。你没有这种经验，还谈什么娼妓问题，走，我带你去！”我被他说动了，又好奇，决定一试。到了那家妓院，一进门，坐了几个妓女在等客人，其中我一眼就看到那“像张丽珍”的女孩子，真是标致得很。孙智燊到她身边说了一句话，她点点头，就请我到一间小房，她要我躺下，为我解开裤子，我就“克林顿”起来了。孙智燊所言不虚，她真是功夫一流，欲擒故纵、将往复旋、疾徐随意、左右逢源，身无长物而能用人之长者，除了她还有谁呢？这位“假张丽珍”面孔冷清，不以浓妆艳丽拉客，自有其在陋巷中生存之道。事毕以后，我望着她冷清的表情，内心实感不安，并且不无罪恶感，我另送了一点小费给她，就出来了。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让人诉之以吹，并且那样成效非凡的一吹，后来又是给女朋友做“品箫级”的处理了。“品箫”和“吹箫”是不同的层级，专业毕竟是专业，“良家妇女”是不能跟专业比的。

我在1964年5月1日改租水源路19号之8“水源大楼”三楼，在“君子行”买东西时，认识了“H”，人或以为胡茵梦是李敖的女人中最漂亮的，非也，“H”才是最漂亮的。我初次见她是在台大校园，她坐三轮车跟未婚夫（？）路过，我看到她，心想怎么会有这样漂亮的女人！谁想到三四年后，这漂亮女人竟跟我上了床！1964年8月到10月间，我有部分情书给她，可见两人关系：

亲爱的“H”：

什么时候来看我？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的男人。

别以为你碰到或踢开的那些男人是男人，他们全不是，他们只不过是“雄性的动物”而已。

你没有见到过真的男人，你只见到许许多多的“雄性的动物”，而你以为那些“雄性的动物”就是男人。

好可怜的漂亮女人！

我要修正你二十多年来对“男人”的定义，我看到你跟那些假的男人在一起时，我好难受。

为什么十足的女人不碰到百分之百的男人？——我要彻底追究这个答案。我要从你身上得到这个答案。

不要笑我很自负、很神气。你碰到我，你会失败的。

敖　1964.7.4

亲爱的“H”：

等你的电话，好像是一个漂流荒岛上的水手，在等救生船。——那样的殷

切，又那样的渺茫。

但是等到了又如何？那可能是一条“贼船”，而你是“女海盗”。

我要被折磨。被罚在船上做苦工。

我会嘴里喊着“亲爱的H”，而心里骂着“该死的海盗”。

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折磨男人？生命是这么短，短得整天寻欢作乐都来不及，秉烛夜游都不够用，为什么还浪费生命来钩心斗角？浪费时间去play a trick on one？

我们是人，我们有性欲，我们会老，我们会失掉及时行乐的机会，我们会后悔，我们不该再谈18世纪的恋爱，我们该把衣服脱光，上床（或上床，把衣服脱光）。

窗外刮着台风，我好寂寞。

敖　1964.9.9醒来以后

亲爱的“H”：

昨天晚上送你回来，吃了两粒Doriden，勉强睡了四个钟头。今早四点钟就醒，一直工作，现在快10点了。

今天早上下雨，天气阴沉得好凄凉。我好想你，好寂寞。

你的病好了吗？我真担心。你应该听我的话，若还不舒服，赶快去看医生。为了怕你碰到“风流医生”，我特地拼命忙了一阵，剪了一堆“女医生”的广告给你，希望你去送钞票。她们该把你的红皮夹里付出来的十分之一给我做commission。

《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在他另一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段描写男医生给女病人看病的文字。那女孩子被看过病以后，还要哭一场！真是wonderful！

但是反过来说，男病人给女医生来看病也很麻烦。无怪乎1813年俄国的县医会议上，竟有会员提议请女医生走路了。

我现在“傻”想：我真不该学文史，我该学工医。那样的话，在你健康的时候，我是工程师；在你生病的时候，我是医生，趁机“风流”一下，该多好！

开放了你的信箱，却关上了你的心。O！“H”，你是一个该比我多下一层

地狱的女人。

永远“被动”的（床上除外）李敖　写1964.9.28　星期一

亲爱的“H”：

今天早上4点钟上床，想你才能睡，可是想多了又睡不着。……

可是我想到那条菲律宾做的△裤，我又笑起来！好大呀！你一定要活到一百岁，才能长到那样大的屁股！

可是你活不到一百岁，你是“红颜薄命”的。这一点，我会跟你密切合作——我也是短命的。

并且，为了长个大屁股而活到一百岁，也大可不必。万一长得过了火，屁股大得连棺材都装不下，怎么办？那非得定做一个有曲线的棺材才成。

我觉得，棺材的样式是最保守的东西，它应该进步才对。进步的方向之一是，棺材应该因人而异。例如一个驼背的人，棺材应该做成椭圆的；一个独脚的人，棺材应该做成缺四分之一形状的；一个缺手的人，棺材应该做成8形状的；一个胖东东的人（例如董教授），棺材应该做成圆形状的，另外还要附做一个圆形来装他那胖东东的摩托车。至于我自己，要在棺材上装一具麦克风——以便骂人。

至于你，我的美人儿，棺材上要设计一些图案，至少该在棺材上“和”一把“大三元”。这样的话，你即使“红颜薄命”，也不会“死不瞑目”了。

同时，棺材旁边还要开一个洞，准备可以伸出一只手来，来算“番”，看看到底赢了多少钱。

现在是上午9点40分，我要离开旅馆到图书馆去走走。今晚七时半坐观光号回台北——我认识“H”的地方。

敖之　1964.9.30

亲爱的“H”：

你真可恶，“你的仇人”Ray Donner的party你不参加，也不许我参加，等了你一天你全不来电话，我知道你在家里又打牌打疯了。害得我过了一个孤寂的周末！

昨天晚上在牌桌底下跟你的大腿亲热，直到现在，还余味无穷。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你的大腿更可爱的大腿，这种大腿，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造的，你妈妈是怎么生的，魔鬼是怎么加工的。总之，它真迷人，并且迷死人。

我记得报馆的采访记者叫leg-man，现在这个字该因李敖而赋予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对“H”的漂亮大腿而言，李敖是她的leg-man。

It is God who makes woman beautiful, it is the devil who makes her pretty.唉，有漂亮的大腿的女人！你一定是魔鬼工厂里的最佳产品。

我若是你，我一定再也不要认识任何男人，我要去做一个“自恋者”（narcissist），整天摸自己的大腿，不假外求。想想看，这么好的大腿自己不摸而给男人摸，多划不来！

可是！感谢上帝或魔鬼，幸亏你没有这种想法，因此，从今以后，我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无数次钻到牌桌下的机会。

唉！他妈的，我多幸福呵！

永远是你的　李敖　写　1964.10.3—4

情书是萧伯纳（Bernard Shaw）所谓的“纸上罗曼史”。罗曼史施诸纸上，自然写时情感集中，思绪澎湃。但往往时过境迁以后，自己重读起来，未免“大惊失‘色’”（此“色”字该一语双关，一为脸色，一为女色）。至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读别人情书，因为缺乏置身其中的情感和背景，所以常常在嗜读以后，摆下脸孔，大骂“肉麻”！殊不知他们自己写的情书——如果会写的话——更是肉中有肉、麻中有麻。所以，为公道计，聪明人绝不骂别人情书肉麻，尤其不可以骂李敖情书肉麻，因为李敖情书又有肉又有麻将，如果肉麻，也是务实的肉麻，反正不一样就是了。

“H”因为演过电影《窗外》的女主角，亦属台湾名媛。有一次，在中央酒店吃饭，邻桌有涂咪咪，是中国小姐候选人，也是台湾名媛。涂咪咪为了表示媛媛相惜，特委同桌一客人过来，向“H”说：“涂咪咪问你好。”不料“H”却傲然回问一句：“谁是涂咪咪？”——“H”明明知道涂咪咪是谁，却佯做不知以折辱之，真所谓名媛功夫也！（二十多年后，一天银霞到我家来，恰巧孟绝子也来了，我向孟绝子介绍说：“这位是银霞。”不料孟绝子偷偷问我：“谁是银霞？”我说：“你不知道谁是银霞？她是甄珍妹妹啊！”孟绝子又偷偷问：“谁是甄珍？”我大笑。我知道孟绝子是书生，但绝没想到他对书本以外的，竟一生至此！“H”的不知谁是谁谁谁，是故意的不知；孟绝子式的不知谁是谁谁谁，是真正的不知。两者皆有奇趣，足堪一记也。）“H”后来去美国了。抵美后，发现未婚夫不忠实，偷偷跟别人结婚了。“H”也厉害，她千方百计把未婚夫给抢了回来，结婚后又离婚了，再嫁给一位教授。“H”心地善良，事父母至孝，她爸爸是30年代中国全国运动会的风云人物，她母亲则是酒鬼，又糊涂，一直以为李敖是香港仔，还是“阿飞”呢。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阿贞”，她是国民党党营企业中兴公司头目的姨太太，我和她有一夜风流，这不是“偷人老婆”，而是“偷人姨太太”、“偷国民党大员的姨太太”。“阿贞”不愧细姨族，属叫床派，当我对国民党的宝眷揭竿而起、进入她身体时，她喃喃低呼“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是个“大哉问”的问题，平常我会注意，但在那样兴奋的时候，谁还答复问题呀。

我跟女人的关系，可分四大类，第一类是跟我有性交关系的；第二类是没有性交关系但有肌肤之亲的；第三类只是相识但却常入我梦的，所谓梦，主要是白日梦式意淫；第四类最邪门儿，是双方完全不相识的，这种“女人”，主要是她们的照片，尤其是裸照。对这类照片和裸照，我从大学便开始搜集，主要来源是从外国旧画报上取得，不过那时格于环境，所收品质不佳，直到我退伍回来，住在“四席小屋”，一天逛衡阳路地摊，看到PLAYBOY杂志中间折页的大幅彩色裸照，我才开了新眼界，原来裸照可以印得这么精彩！不过，尽管裸照愈收愈多，我的审美标准却愈来愈苛，基本上，我偏爱清秀不俗的女人，女人好看，不但要脱衣，也要脱尘，PLAYBOY中的女人，脱衣没问题，问题出在脱尘上，美国人健美成风，但健美过度，人就变得粗壮，要命的是，美国人健美成风二三十年下来，已由健美成风变成健美成疯，他们眼中的女人愈发粗壮，简直不能看了。总计我看这杂志三十多年，中看的裸女照片，不过几张而已，可见我标准之苛。三十多年来，我最中意的一张是1963年1月份的那个女孩子，名叫Judi Motercy，照片是白瓷砖砌的露天式浴池边，背景是古希腊白色塑像和绿色植物，这模特儿裸浴泡沫之中，泡沫以上看到部分大腿，再向上看，则是可爱的小屁股，她的乳房不大，乳头被泡沫所遮，尤呈含蓄之美。发型是梳起来的，脸蛋娇小而秀气。这期的PLAYBOY我共买了两本，一本送给“H”，她也喜欢这张裸照，给挂在墙上了。我珍藏的这一张，配上镜框挂在我家，一直“陪伴”我。三十五年来，除了我两次坐牢前后六年多不见以外，跟她神交，长达二十九年，可见孰者为真？孰者为幻？孰者为久？孰者为暂？孰者为具体？孰者为平面？已是没有道理的质疑。——一张可爱动人的裸体，你可以跟她同处这么多年，对她意淫手淫，“图”里寻她千百度，这还不真实吗？难道一定要真实的女人吗？这张照片照后三十三年，她的摄影师在The Play-mate Book-Five Decades of Centerfolds书中回忆，说照她时，“Judi was such a tiny little thing”，可见这位小模特儿的特色。后来她嫁给一位歌手，不知所终。

1967年春天，在文星被迫改组、和我分手后，文星资料室和我家之间的门也封死了。在官方压力下，文星开始“从良”，编起与政治无关的字典来，成立小组，组员之一，就是“小Y”，那时她是政治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这之前两年，她曾投稿《文星》批评我，她来过文星，可是和我缘悭一面。这次到我隔壁上起班来，一天下班，在路上，我认识了她。她是个有深度而又漂亮的大学女生，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立刻勃起“强奸”之念，因为她太迷人了。我约她在东门“美而廉”餐厅吃饭，她同意了，可是临时写信来，说不来了。我失望之下，仍开车到东门，结果在“美而廉”对面，看到她在看我来不来。她看到我，满意地笑了一下，一切都在不言中。由于我的邀请，她终于同意到我家来。她进门的第一个动作很怪异：拿起我的烟斗，并且把它擦干净。我们谈话的时候，她宛如一个梦游中的少女，说着许多“飘在云里”的话，飘呀飘的，从此我们之间写了许多情书。从我写的一些片段里，可以看到我怎么飘的：

△虽然现在已是21日的凌晨，可是在感觉上，19日好像还没过去，十小时零一刻钟的“飘在云里”，使我直到现在，还脱离不了“云层”。今天下午去看修车并试车，我没开，由保险公司的一位朋友代开的，我知道我一开一定又出车祸，因为我不能专心，我满脑袋里都是你。（1967年3月21日清早）

△……把你的照片拿在手里，多少可控制你捉摸不定的“飘”忽。我觉得只有你在我怀里，在我底下，我才能感到安谧，感到生命和死亡。不管是生机盎然

也好，视死如归也罢，我都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安谧，我快乐。（1967年3月21日清早）

△英国的女诗人，写她爱的境界是“灵”魂所能达到的“高、广、深”（height, breadth, depth），我年纪愈大，愈感到用“深”来爱人是一种什么味道。“深”并不玄秘，有许多时候，它甚至用粗浅来表达，表达到“波澜起落无痕迹”的境界，而它的外形，可能反倒雅俗交织，高低难辨。真正“深”的地步是一种淳化，隐士和老农在一起，隐士淳化的程度，会使凡夫俗子看不出他跟老农的分别，事实上，隐士也不希冀在凡夫俗子面前，要有什么分别。我对爱情的态度，如不谦虚地说：“庶几如此。”隐士绝不在乎别人说他是老农，是乡巴佬；我绝不在乎别人说我是狼。（1967年3月21日清早）

△今天是星期二，再过了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到星期天上午10点钟，又可以看到你了。你不知道我多么想见你，只可惜你不给我多一点的机会，只可恨时间过得太慢，过到今天，才是星期二——距星期天还有四天多的星期二！你说星期天要带武侠去淡水，我已经准备好了……星期天你武侠完毕，可就便入山学道，“云深不知处”，岂不也好？省得云游在外，整天倾倒众生，搅得文坛醋气熏天。区区管见，不知“Y”女史可采及刍荛否？（1967年3月21日下午）

△谢谢你送我的“基隆港”和“阳明”。在图中找了半天逃亡渡口，都找没有到。其实找有到又怎么样？一想到这个岛上有你，而离开这个岛就离开你，我就甘愿“泡”在这里了。雪莱说自由比爱重要，他是谎话家。（1967年3月23日）

△下午你走的时候雨很细，我决定不bother you。楼上看你在雨中消逝，真美。你那条围巾，我真想把它偷下来，放在枕头边，陪我入睡。总有一天，我会“绑架”你（既做小偷，又做强盗）——不再一星期见一次，而要足足看你一星期。一星期才能见你一面，真是太长了，并且长得不放心，那些讨厌的限时信和

尾随者，它们多少会使“小Y”起二心，会使她写出“很后悔答应去淡水”一类的刺话，呵，我好气呵我好气，气得简直要血压高一高。（1967年3月28日）

△一位妈妈告诉我的朋友说：“这个社会不能没有李敖，李敖应该存在，只要他不追我的女儿！”你看，我多可怕，我在女人中间的信用多可怕！可怕的人要睡了，留下这封信和一篇胎死装订厂的“禁文”给你。这一类的文章，也许慢慢可增加你对我的“面具”的了解。作为一个善于自保的人，我不该有“面具”吗？（1967年3月28日）

△今天早上看你打电话，你招手，招得好（hǎo）好（hǎo），你好会招手。我在车上又发现你留下的太阳镜，我想到你戴太阳镜时的神气，戴得好好，你好会戴太阳镜。有时候你很乖，有时候你就不。今天老是想到你很乖。我跑到衡阳街，在一家象牙店里物色一块小象牙，特请名师，为你治一颗小印（31日可取），算是对你乖的一种奖励。你可以用这颗图章开空头支票，开得满天飞，飞得跟满天飞的情书一样（“支票与情书齐飞”）。自从“众师情人”到“文化界的大众情人”，你一共写过多少情书？萧孟能真傻，他应该遍访天下，把这本《“小Y”情书》印出来。

大概是为了给我洗脑，“小Y”弄来一些书给我看，一本是《欲之上》，叮咛我不要那样喜欢肉欲；另一本是《小白驴与我》，鼓舞我要继续长保童心。1967年“3月的最后一夜”，我有情书给她：

还有什么能比得过看你“谈笑风生”？享受跟你在一起的快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除了‘小Y’”以外的事都云散烟消，你会觉得你飘在云里，浮在水上，飘浮之间，你会感到生命与原始，色彩与天籁。你不再Dirt，在它轻盈的笑谈中，你已被洗练——你是一头“小白驴”。

丁尼生说纯爱keep down the base in man，对我来说，“小Y”的圣洁，实在已把我洗练得不敢再碰她。她喊痛过，叫怕过，惹得你无限怜爱，使你不忍心再使她感到“屈辱”——在她还没放弃这种观念的时候。

“凡有翅的”，可以盘旋攫获；“凡没有翅的”，请勿动手。弱肉已不再被强食，要慢慢地，忍耐、等待，从食指开始。

我从泥土里来，又要归于泥土。在来临与归去间，我的生命将被烛油烫醒。泰戈尔已叮咛过：“不要忘记那执灯的人。”我不会忘记，直到“天边”，直到永远。

又是深夜，小黑已睡，小猫已睡，“小Y”已睡。今晚，“小Y”会不会“午夜梦回”？梦不要回，等着我，我会用四只脚，跑到你梦中。

到了4月初，“小Y”不再在隔壁编字典了。我送了一组笔（一支钢笔、一支原子笔）给她：

“小Y”，最后一声喊邻居的：

这不算是季子挂剑，但总算是我久已心许的一点小礼物。这种Parker 75型的钢笔不能刻字，所以我先把一个美丽的名字，刻在象牙上。

钢笔，我已替你装好一次你喜欢的墨水；原子笔，我代你换成红色，虽然用红笔写信的日子，已经消逝，但“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好的。

“走这道楼梯的日子”，到底已近尾声。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些什么。我只清楚地知道，我不会再站在第四扇窗前，第四扇对我来说，不再有窗，也不再有窗外。恰像那失去小白驴的朋友，我回到了寂寞，又回到孤单。

你，不再是邻居，而我，却是被留在隔壁的守夜者。你的离去，使墙和空气，完全不同。我承担的，是一切你留下的触忆。你给了我属于我的一切，带走的，只是一片彩云。

写这封信，几次被泪水搅乱，我奇怪今晚我竟忍不住它。你也奇怪吧。“Y”，一个对你“板脸”并说“我不对女人太好”的肉食者，竟也有这样的时候。

敖之　1967.4.7

这一阵子的情书之多，是我一生之最：

△大雨时候，我赶到杭州南路，又绕到南门市场，转了两次，都找不到你，我想送你上学，我怕雨淋了你。虽然我知道你喜欢被雨淋，（像查泰莱夫人？）可是我不准，我不要你在大雨中诗意。如果你实在有“被淋症”，（又以名词加人！）还是到我那“联合国”的浴室来吧。在淋浴喷头底下，随你诗意去。我答应不偷看你洗澡，因为我只要听，就很满足了。（1967年4月3-4日）

△想我吗？一边走一边哭的“小Y”，还敢再嘴硬说不想我吗？我不像你那么“虚伪”，我干脆承认我好想你好想你，我的“姨太太”（指我的小汽车）也好想你好想你。你的眼镜，你的桥牌，你的《欲之上》……都还在“姨太太”那里，一切都没有变，唯一变的，只是不再见到我身边的人。在1516216，我曾跟我身边的“小Y”度过多少甜蜜的回忆，曾有多少亲近，多少抚摸，多少许诺与欣喜，多少欣喜与哀愁。如今，这些，都转变成“两地书”，唯一不同的是我不会称你做“广平兄”，你不是“兄”，因为你没有资格（缺乏“且”），还是让我来称你做“小Y”。……我不该在乎过去别人怎么称呼过你，不是吗？因为过去的“小Y”，并没有“开始”，而我，现在正写“创世纪”。（1967年4月10日）

△你说：“……你得答应，不要为了生我的气，或别的原因而不给我写信。”我好喜欢你这样说。其实，“小Y”想想看，我怎么会不给你写信呢？写信似乎已是我们之间唯一的链锁——唯一你批准的链锁，我不会再失去，在你我之间，你收回的，业已太多，只剩了这么一点了，好像只剩下台湾，什么时候，才是我“反攻”的日子呢？（1967年4月11日）

△你居然有这种逸兴，居然看起坟来，居然想起了埋骨之地。你说我可活到六十岁，那时候你五十一岁了，要不要come die with me？也许我们不能“生同居”，但又怎么一定说不可能“死同穴”呢？青山绿水之间，皇天后土之侧，如果你我死在一起，又有什么不好？至少那时候，你真正达到了“与鬼为邻”的境界，我也真正享受到“倩女幽魂”。怎么样，“小Y”，你赞成也未？（1967年4月12日）

△……我是反对婚姻的，起码赞成试婚制，你如果结婚，别忘了要先试试。Jean Harlow不就是没先试婚，结果碰到个阳痿丈夫吗？要知道丈夫是不是阳痿，我看还是先到我身边来吧。……（1967年4月12日）

△……设法多给我一点吧，我的“小Y”，多给我一点温暖和爱，我被你放逐得快死了，乘风而去，像一首《蝶恋花》，你难道真的要我先在“佳城”中等你？And die for beauty？有一天我死了，不要忘了用你的头发陪我，为我殉葬，我睡觉都需要它，何况是长眠？别忘了。“小Y”，我跟你的长发同在。你的长发，跟我同在。（1967年4月12日）

显然地，“小Y”是又惩罚我又十分宠我的：惩罚我，为了我常在“欲之中”而非“欲之上”，而她在这方面非常矜持，以致要离我而去好多天；宠我，为了我的一封信，她会剪下全部长发送给我，并在我生日时做卡片过来，把她的小照片，暗嵌其中。最后，她终于放松了一点，答应跟我进浴室，但她不肯脱光，只是宠我，像个古典女奴般地，为我洗遍身体，当她显然漏洗了什么，我提醒她，她背过脸去，还是为我轻轻地洗了。然后，她去了宜兰。4月23日，我的情书留下了记录：

真的，“小Y”。真的，你真的把我宠坏了——我一个人已经不肯再洗澡。从前天以来，我一直飘飘的，“而寂寞不在”，你知道我一直在盼望什么，我盼望时光倒流，盼望欢乐长驻，盼望历史重演，盼望永远跟你在浴室里，永远不出来。被你宠，被你照顾，是一种“幸福”，我不需要看那场《幸福》，因为我自己，不是别的，正是《幸福》的剧中人。

4月27日，我又写道：

从星期一（24日）以后，我的右手就有点儿不对劲起来（不属于阿Q摸了小尼姑头以后的那种不对劲），它不会忘记它在饭桌旁边摸到了什么，也不会忘记后来在绍兴南街的汽车里摸到了什么，那细嫩的、光滑的、柔软的、温暖的、

香味的、使人不能自制而要渴望吮吸它的，是什么？喂，“小Y”，别以为它是你的，它是我的。如果你一定说它是你的，那么你是我的，所以一代换，它还是我的。

为了它，我觉得我有几分阿Q——身为一个失败者，我竟有几分胜利的感觉。这不是嘲弄，不是得意，而是幸福，一种“黏”在可爱的“小Y”的身边的幸福。（我想到在“统一”楼下我偎在你身边那一幕，我好恬适，只有在你身边才有这种恬适，你在那时候第一次承认我是你的情人，忘了吗？）

5月以后，我的情书还多着呢：

△今晚跟殷海光聊天两个多小时后，回来收到你的限时信，知道你也“撞车相报”，为之心焦。唉，“小Y”，你好叫人操心，你一离开我，便会有不安全的事发生，你说多糟！你说你该不该时时刻刻跟我在一起，让我保护你？你说该也不该？我昨天提议你陪我睡觉，你竟目为笑谈，想想看昨晚你若陪我睡，“春风几度”，包你今早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哪会有撞车的事发生呢？你呀，都是因为你不听话，所以落到撞车的下场。还是快快听话，到我身边来吧（我又想起，你何不到我家里来养伤，让我来照顾你？明早打电话时，我会这样提议）。真关心你的伤势，真关心。（1967年5月7日）

△你送我的三个柿饼，今天已到了不得不忍痛丢掉的程度了，我只好把三个封套留下，柿饼丢掉，我好心痛，痛得敢说不在你的伤口之下。你的伤口怎样了？怎么也不写信告诉我一声？你是不是以叫我操心为乐？还是跟你那位同室操“车”者正在一块儿楚囚对泣？别忘了哭的时候请专用左眼，右面那一只，为伤口起见，总以避免洒泪为宜。（1967年5月9日）

“小Y”不愧是女作家，她显然喜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境界，并且徜徉其中，愈久愈好，而对我这种一直喜爱她肉体而想徜徉她身上的人，显然有些落差。有一天，我和她亲热得被她认为太“过度”了，她生气走了。我也故示冷淡。三个月后，我写了一信：

Y：

因为你的通讯地点改变，所以这封信只是试投。三个月不见，你还是一个沉醉于情欲二分法的小孩子吗？我不觉得你有进步，如果你有进步，你早该回来，用身体向我道歉。我并没有如你所说的“重新陌生”，但我非常不高兴你三个月前的态度，你把我当成了什么？“重新陌生”的也许是那个又把“你”当“您”的人，把“大李”当无名氏的人。有时候，你简直是小孩子，需要taming，我不知道你还挣扎些什么，反抗些什么，你难道以为你会成功吗？至于我，当然如你所说，有“冷酷的面目”，就凭这副面目，我才混到今天，女人和国民党才不能把我吃掉，否则的话，我还能用“男子汉”的招牌骗人吗？

狂童之狂也者　1967年8月24日

第二年5月，“小Y”写了一篇文章，历数她的情人，在“号外”一节写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我：

我在街上碰到你，你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还不知道。

你问我是不是在等你，你的脸上闪着很多开玩笑的表情，没想到我竟认真地点起头来，我说是的，我喃喃地说是的，我在等你，号外。

我从来不曾肯定什么，就像我不能肯定我的等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是等你吧。

刚认识你的时候，你笑着问我，你该排在第几号？我笑着，我的笑代表了我的惊愕，我想了一下才说，你排在十三号吧，或许我曾给了你为男孩编号的感觉；我没问你，也没认真地解释。你呵呵地笑了两声，你说你连十三号都不是，你是号外。对吗？

我开心地笑起来，我不要说不对，从此，我便认真地对自己喊起你号外来。

我喜欢同你说话，喜欢同你开玩笑，喜欢听你说笑话，可是，这只是我喜欢而已，你的回应是淡淡的，有时候我对自己说，号外也许一点也不喜欢我吧！号外一定不会喜欢陪我在风中散步，号外也不会和我在雨中撑一把伞，号外多么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当然的，因为他不喜欢我。

号外，你一定也有过很着迷的时候，只是，我遇到你的时候嫌晚了一些，而

对我来说，遇到你却是太早了一些，那时，我还不懂得抓住一点点自以为是的爱情，虽然，那种爱情也没什么用！

我应该有很多你的记忆，但是，我抬起眼睛，觉得一切都很茫然。我站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阳光和你一起消失，我实在该走近你，但我还是不走近你的好，我怕听到梦碎裂的声音，梦的破碎在无形中我还经受得起，我怕我还要固执一个没有回复的爱情，我又望见你的年轻在阳光底下焕发着，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我让心一阵接一阵地抽着痛。你让我懂得什么叫心痛。

号外，如果我对你有过幻想、有过渴望，那么让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从你身上死去，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

（也许，你真的是号外吧，还好你说过你是号外，不然，在大街上我该如何站立，如何排列呢？）

写“号外”时候的“小Y”，人已在香港。终于有一天，她回来了，她返台度假，她想通了：“我实在该走近你。”我们手牵手，依偎着，一起走进阳明山“新荟芳36”，在温泉旅馆中，她给了我处女所能给出的一切。——“让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从你身上死去，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最后，她一语成愿，真的埋葬在我身上。当我“强奸”她的时候、当她迷茫中喃喃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的时候，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种“从你身上死去”，我仿佛觉得：这可爱的小处女，正在被蹂躏中同我一起死去、一起死去。在灵肉边缘、在生死线外，人间还有更好的死法吗？

根株纪——种桑江边，根株沧海，求仁得仁，大屌不甩。

我主持的《文星》杂志是1965年12月26日被官方封杀的，自此四年的文星风云，慢慢走向落幕。这时我三十岁。第二年开始，官方大规模地查禁我的著作，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我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等的陷害，我被警备总部约谈，俨然一“匪谍”矣。这时我三十一岁。1967年，虽然官方麻烦不断，个人困难重重，但我还是义助殷海光。这时我三十二岁。1968年，我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并义助柏杨。这时我三十三岁。1969年，我又义助彭明敏。这时我三十四岁。这四年岁月，我整个的感觉如同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消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了。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可喜。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他在庐山种豆的种种辛苦，最后晚露弄湿了衣服，旧解“夕露沾衣，喻贫贱之来伤人也”，但我觉得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夙愿，才是正解。我甚至觉得，这首诗该引申解释做志士仁人为夙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说来，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这种诗情。

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1961年10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老朽昏聩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a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诊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事后我写信给吴国桢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跟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在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Meditations），作者是2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19世纪的马克思（Karl Marx）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溥儒家里养了一对夫妻，事实上全和这位大艺术家有关系……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怡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劢，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三十八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地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反共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0319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了，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不屑参加的。

1965年12月28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稿，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个小时，告辞出来，萧孟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

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气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二十年间，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1987年5月间，为了他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五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十年，他与我比邻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厦旁边的电梯公寓里），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比邻若天涯”，梁实秋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我写《胡适评传》出版后，梁实秋写了一篇《读（胡适评传）第一册》，对我是很捧场的。那时我在文星威风八面，文星势力如日中天，文坛中人，做“敖之颂”者，自余光中以下，颇不乏人；而余光中以上，梁实秋等亦与焉。后来文星被封，最早对文星不够意思的，却又是梁实秋、余光中等正人君子。萧孟能当时在日记中曾痛感于此。梁实秋在文星盛世，与我们交情，大有王婆口中之“小”，那时胡秋原骂萧孟能“一书贾耳”，梁实秋乃写篆文“一书贾耳”一方，以赠孟能。那时我尚未戒酒，梁实秋乃以金门名酒两瓶，以赠敖之。后来文星被封，梁实秋与李敖划清界限，日见其严。从此这篇《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之文，即不见收于他的文集矣！不但生前如此，他去世后，报章上炒他的遗作，解数毕出，从少不更事之文，到老犹多情之作，无不遍搜靡遗。但我奇怪，梁实秋生前的这篇重要佚文，却为什么总被忽略了？想是李敖问题太多，以致祸延梁文吧？

余光中也是文星时认识的朋友，此人是王安石看不起的“福建子”，为人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但聊天时蛮有趣，尤善巧思。他为人最喜招朋引类、结党营私，我在文星时，他极力拉拢我，邀我参加师范大学的“现代诗朗诵会”，奉我为贵宾，介绍到我时，人人争看文化太保真面目，掌声之大，无任何人能比。事后诗人夏菁说：“他这种散文家这样受欢迎，我们下次非让他也朗诵几首诗不可！”余光中又拿梁实秋和我的文章在师大的翻译课班上试由学生翻译，试验结果，认为我的文章比梁实秋的容易译，换句话说，语法比梁的西化得多。他又约我到他课堂上演讲了一次。凡此种种，都是刻意交好的动作。后来文星被官方封门，势利眼的余光中也就见风转舵。最不该的，是他明知文星被勒令停业，他在香港谈话却说文星结束，是经济上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经营不善！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血手封店，不敢置一词，反倒如此曲为之讳，真是太没脊梁了。余光中曾有一文名《岂有哑巴缪斯？》，他不敢说真话，至少也该哑巴一下，别说假话，可见“哑巴缪斯”，亦未易为也。为了报复他的可恶，近二十年后，我受萧孟能太太朱婉坚之托，到法院告余光中违反著作权，为了他把卖断给文星的著作一物两卖，在法院，余光中狡赖说所谓的文星书店只以出版一次为限，事实上，若只以出版一次为限，即付“三千元”，当年余光中尚无此身价！余光中这种自抬身价以为狡赖的方法，在我代朱婉坚控告满脸买卖人相的蔡文甫时，也同样发生过。蔡文甫竟说他当年跟文星签约，是“不平等条约”，我在法庭上斥责他，说：“当年签约你蔡先生又不是小孩子（那时他实年三十八岁）、又没有心神丧失、又没被暴力胁迫，契约如有不平等，你为什么要签？何况那个约，比你们现在九歌出版社跟作者的约，在许多地方，还对作者有利得多，你说不平等，是什么意思？当时买断你的大作，付了你三千元，那时一幢新公寓才不过十二万元，三千元不是小数目，如果说有不平等，我看该是文星根本不该出那三千元！——其实一块钱都不必付你，你也会高高兴兴给文星出书，因为你当时尚未成名，一登《文星》，身价十倍。如今你这么‘有名’啦，也该想想当年文星捧你有功吧？也该回馈回馈文星书店负责人萧太太吧？可是，你出了文星的书，甚至礼貌上都不送萧太太一本，我给你的存证信你也悍然不回，今天还说什么不平等的话，你可真好意思！你现在也是开出版社的人了，假如有一天，你的九歌也像文星一样，被政府给关了门，作者们这样对你，你愿意吗？”我这番话，说得蔡文甫面红耳赤，完全不能回嘴了，余光中的情形，也大率类此。

文星为余光中出书时候，他亲笔写自吹自擂的广告词，自道：“中国文坛最醒目的人物之一，余光中是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减去他，现代文艺的运动将寂寞得多，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忙得像和太阳系的老酋长在赛马。”如今他签下与文星这种约，真不知该怪右手还是该怪左手，《新约》中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理论上反之亦然。但两手相互间纵不知情，签约者必居其一，总不能不认账也！16世纪英国总主教克兰默（Thomas Cranmer），在被火刑处死前，曾谴责他的手，说他的手写了太多的违心之言，而该先遭火烧（“……I have written many things untrue.And for as much as my hand offended, writting contrary to my heart, my hand shall first be punished therefore；for, may I come to the fire, it shall be first burned.”）有的历史没记载总主教怪自己的右手还是左手，四百年后如时光倒流，只有余光中能现身说法，提供解答了！基本上，余光中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他开会开到外国去，在加拿大参与国际笔会，大会关心大陆被捕下狱作家，余光中与焉。令人奇怪的是，当台湾被捕下狱作家在牢中的时候，余光中为何不关心？会喊“狼来了”的他，却为何为虎作伥？至于笔上写“天安门，我们来了”的诗人，却在台北景福门纳福，且为诗拍蒋氏父子马屁，更证明此人是势利中人，绝无真正诗人的真情可言也。

余光中介绍一个人，叫王敬羲。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羲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稿，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偷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一文不付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但从我复出后，他却一路造谣，竟说国民党有意把李敖放出来了，又在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中助萧为虐、落井下石，种种行为，十足是文化小人。他又盗印柏杨的书，虽中饱版税，但在柏杨出狱后向他讨钱时，他却给了柏杨一些，大概是勾引柏杨老婆后的内疚吧？柏杨做了王八头而不知，还感谢王敬羲呢。我们深知内情的，都忍不住窃笑。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扬扬得意地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我说：“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何凡虽然讨人厌，但他太太林海音却很好。她主持《联合副刊》时，我曾投稿，有的用了有的不用。她虽然胆子不大，但比起后来政工系痖弦之流来，却高明宽大得多。她在文星后期，到我家看我一次，也预约过我的“告别文坛十书”，此后就不敢再和我来往了。十多年后，我出狱归来，在路上一遇，聊了几句，再见面时不幸已对簿公堂——我代萧孟能太太朱婉坚追究版权，告了多人，她也在其中。她在法庭上遁词说：“她所以没通知萧太太，因为找不到她。”我说：“萧太太过去有钱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找得到她呢？”林海音为之语塞。无论如何，林海音是位不错的朋友，虽然我们早就“幽明异路”了。

我代朱婉坚追究版权的官司，在法院方面全部都不顺利，这当然和国民党的司法黑暗有关。不过在一片黑暗中，我倒看到一幅光明的画面，那就是1987年6月8日《民生报》来访问我时，做记录的一位小女生徐开尘。她进我家门时，一片清秀脱俗、神韵飘逸，使我眼睛一亮，我一边接受访问，一边偷看她，她真耐看！——习惯上，我看到漂亮女人，都一边看一边挑她的毛病、找她的缺点，以便不再留恋，但这小女生却挑不出毛病，并且愈看愈有余味。此后几年，这小女生和她的同事邱海岳、林英哲等，与我聚餐过几次，每次聚餐，我都忍不住要偷看她几眼，非常舒服，有一次在敦化南路碰到她，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她说打过一次你不在，我说为什么不打第二次，她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又过了几年，我从凯悦大饭店出来，看到基隆路对面有人一再向我挥手，我过马路一看，原来是这可爱的！旁边有两位她的同事。我半开玩笑地点破，我说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你单恋吗？她又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

前面谈到文星时代我与梁实秋的交往，也数落了他的不是，不过，梁实秋有一事，最令我感佩感恩，就是他还有老辈的那种主动推荐人才的气度。自我被陶希圣请出文献会后，梁实秋认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没告诉我，就秘密写信“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所长。对李济来说，其实这是有点难堪的事，因为李敖是他学生，自己学生自己都不能赏识，还要劳动校外的与李敖非亲非故梁实秋推荐，这不是有眼无珠吗？尽管梁实秋甘冒不韪，推荐了李敖，王世杰、李济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一拒绝内幕，多年后我才完整了解。1990年3月，“中央研究院长”吴大猷、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以公帑出版了《王世杰日记》全十册，其中1965年12月20日全天只记一件事，内文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应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12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风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李敖为台大毕业生，有才华而品行不端，梁实秋于五十二年5月曾推荐于中研院史语所，李济之以其行为不正，不愿收纳，余遂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这日记一开头说“有李敖者”四字，就是后语不对前言的话。因为这种语气，好像他王世杰以前不知道“李敖”似的，事实上，早在1963年9月10日的日记中，他就有这样的话：

台大毕业生李敖甚有才华，与胡秋原涉讼（彼此均以诽谤为诉由）。余颇欲成全李敖学业，劝彼等中止诉讼，但似不能说服胡秋原。

可见王世杰早知李敖是谁，两年后竟用这种语气写日记，显然别有居心。当时“中央研究院”不接受梁实秋的推荐，真正的原因明明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但却假托出一个李敖人品上的理由，这是最高学术机关负责人不该有的懦怯，也恰恰反证了人品上出了问题的，原来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人品上既未坚持道德勇气，也未能维护学术尊严，甚至起码的知人论事的求真态度，都出了问题。例如他们假托出所谓李敖“品行不端”、“行为不正”，就是毫无根据的。当时是1963年，上距我台大毕业当兵退伍才两年，我还是台大历史研究所学生的身份，为了贴补研究生公费的不足，在开国文献会做“雇员”，每月赚一千元。试问这样一个单纯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究竟有何赫赫履历如王世杰、李济者，可有在人间上下其手，施展所谓“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机会？这样一个青年人，既未有机会如王世杰之卖国、蒙混舞弊，亦未有机会如李济之夺权、占着学术茅坑不拉屎，而王世杰、李济诸公却暗中对一青年诬指如此，还口口声声在提拔青年人才——有人才不提拔不说，反倒倒打一耙，这种年高德劭的作风，未免太菜了吧？因为姚从吾告诉我李济的造谣，我对李济的心态，有了研究的兴趣。李济在他的时代里，是一个够格的学者，但在够格的学者以外，若说他对推动学术研究、培养学术人才一面有大功，就没道理。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都是显例（连王世杰自己，都在日记中一再表示对李济及许倬云不满，指他们不依约做事。）胡适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馆外面的假山工程，承包价钱十一万，李济包庇的亲信贪污两万被查出，李济拦住，不准送法院，胡适死后，李济代理院长，逼走调查贪污案的总干事，将大事化无。另外，李济一边拿台大系主任薪水，住台大豪华宿舍；一边由“中央研究院”供应车与车夫、工友等，完全不知体统为何物。……以上诸多“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治学做事如彼，也足令我们会心了！

《王世杰日记》中说李敖因被拒绝，“彼即因此怀恨”，而在《蒋廷黻选集》书中对他做“侮辱性抨击”。其实，王世杰该不该受公评，根本跟批评者的爱憎毫不相干，相干的只是批评的内容是否正确。我在1965年写《（蒋廷黻选集）序》里说：王世杰卖国、卖了外蒙古，这种史论，其实只不过是历史学家论定历史功罪的普通公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卖国者王世杰不知反省自愧，反倒在幕后透过陈雪屏、黄少谷，向萧同兹施压力，要求删去李敖的序，这一幕后作业，在《王世杰日记》1966年1月5日、1月9日、3月9日中，都一一曝光。3月9日日记中他写：“文星书店萧同兹，将其《蒋廷黻选集》内李敖序文（攻击我和李济之）删去，改装送阅。”就是指此。起先，我为爸爸遗著《中国文学史》写的序，因涉及李济儿子“潜返大陆”，被调查局暗中压迫文星书店删除该序，方能上市。那一次李济是否暗中勾结调查局做手脚，不得而知；但这一次删除我为《蒋廷黻选集》写的序，则全是王世杰暗中勾结陈雪屏、黄少谷、萧同兹诸国民党大员做手脚，所干出来的钳制言论自由的好事！《王世杰日记》还透露出“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可见国民党中央党部自秘书长谷凤翔以下，都计划假王世杰之手，陷害李敖。只是王世杰心虚，不敢使事情闹大而已。按说王世杰以党派立场、以湖北佬的狭隘心胸，在日记中诬谤立场不同之人，并不稀奇。例如在日记中，他骂赵元任“无耻”、骂杨振宁“无耻”、骂陈省身“无耻”、骂牛满江“无耻”、骂张捷迁“无耻”、骂任之恭“无耻”、骂何炳棣“无耻”（1977年4月22日）……如今骂到李敖，被骂程度且不及以上院士七贤，按说大可一笑置之，一并听其妄言可也。但我李敖岂是这么好说话的，所以我要写出来，诛奸宄于既死、斥无耻于身亡。无耻的王世杰生前死后，欺人太甚，苛于诬人、疏于察己，包括他自己那真正“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儿子王次五在内。王次五即王德劢，其“行为不检，尤其好赌”，明见于1962年11月4日《王世杰日记》；其“涉嫌人头支票案”被扣押、“性好赌博，亏欠不少”，明见于1968年3月6日《中央日报》与3月9日《征信新闻报》。当然，由于王世杰的显赫，从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主任、到基隆市税捐处长、到台湾银行专员，都不因“品行不端”、“行为不检”，而照做不误。至于王次五的太太林美智，更受王世杰用公款照拂。王世杰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曾亲批两张便条，一条上说：“支给林美智医药补助费二千元。世杰。1964.1.3。”另一条上说：“支给林美智医药补助费八百元。世杰。1964.10.12。”这样子把公家的特别费一再给自己儿媳妇的“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办公做人如彼，入于无耻之列，也就恰如其人了。

王世杰如此无耻，居然还有人无耻地捧他，此人即许倬云。许倬云是最善于谄媚权贵的一个怪胎，凡是看过他写《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的人，或是《追念王雪艇先生》的人，都不难看出他多么会拍权贵马屁！我在文星，也不幸认识了一些人，其中之一，是许倬云。我主持文星时，许倬云巴结我，十分卖力。但为了我写文章批评他的主子李济、沈刚伯（台大文学院长），1963年11月5日，他约我和萧孟能、余光中去他家。为了他行动不便，我同意去了。这天我有简略日记如下：

一、南港来的消息：李济读了文章，拍了桌子。

二、夜在吴相湘家，沈刚伯托他转告我：“在过去，我没说过李敖什么坏话，虽然我也没帮他什么忙；从此以后，我也不会说他什么坏话，当然我也不会帮他什么忙。”孙德中在座，对我说台大文学院，在中国还算是好的。我说，正因为文学院在台湾有领导地位，所以我们该更要求它有生气。

三、夜在许倬云家，互恶声相向，光中在座，颇劝慰。

四、晚与孟能决定，拒与李济晤面。

许倬云那晚想在我面前充老大，结果不欢而散，为他始料所未及。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敖兄”，以帮我出国为饵，意图修好，我懒得理他，因为他信中提到的洋教授，在研究胡适上，其实连做我助教都不配！我才不屑跟这些华洋学人打交道呢！过了三年，因为他又来流言又来媚眼，我有一信给他，其中说：

……现在你做了历史系主任，算是你马屁到家。不过你总该知道，乱来是不行的。南港你的女秘书蓝小姐，已被你逼婚得下海做舞女，我特别去访问她，她口中你的劣迹，还多着呢！我都做成了笔录。你去台大，又不自检束，居然整天接送居浩然的女儿，招摇校内外，成何体统？……

你又托人转话给我说想暗中帮我出国云云，告诉你，你少来这一套。美国国务院邀我访问我都谢绝掉，谁要你这学界掮客拉皮条？我李敖这辈子，定将守死此地，细看你们横行，并且记录你们的横行。当然你们只迷信权势，不在乎历史，但那是你们的事；我自有我的基督山方法。我只警告你少向我送秋波，也少说诽谤我的话，你若不要“来世报”而要“现世报”，我可以赏给你，只怕你消受不起。你本是残废之人，又会装出一副可怜相，我一骂你，人家就劝我“不要欺负他”，殊不知你专门欺负人，尤其是你追求不遂的女人。……

许倬云大我五岁，他一出娘胎就有四肢萎缩的怪症，这种怪症，一百万中只有六个，而他独占六分之一。按说人生有残疾，是天生的，只怪他爸妈，你提它干吗？只是他的学生杜正胜马屁文中，提到残疾“对他日后的人生观、治学态度，及对世情万物所怀抱的信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既然如此和他有关，也就不得不提。总之，第一，残疾使这个人占尽便宜；第二，残疾使这个人心理其实有故障，他的见解，有的也就大成问题。杜正胜夸奖他“个人竟然可以没有丝毫避讳地，拿自己外在的缺陷开玩笑”。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却有另一面。梁实秋对我说，他们在美国学术会议，会议厅外有高台阶，他看到许倬云很辛苦地在爬，心有不忍，就跑过去扶，不料许倬云顿时大怒，厉声高叫，斥以“你走你的，你少管我！”——梁实秋不小心，伤了许倬云的自“卑”心固属不当，但别人一番好意，自己却大发脾气如此，实未免心理故障也，这是“拿自己外在缺陷开玩笑”的心胸吗？

1964年7月10日，大我三十二岁的徐复观先后撰文说：“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最近一年来，台湾大学里有一二人利用一个特殊学生，把上自校长，下至助教，骂得一塌糊涂。”“李×骂沈刚伯拒绝朱光潜到台大来任教，这对沈也有影响。”……因为写文章批评士林败类、台大黑暗的，并无别人，按照文明国家的诽谤律，无他人可适用此一情况者，纵未指明姓名亦构成诽谤，所以徐复观骂“小疯狗”自然构成诽谤，何况他文中还用了“李×”字样，更除李敖外别无人了。可是，当我告到法院的时候，台中地院的孙嘉禄法官和高分院的郑红、杨襄明、曹德成三法官，竟说“李×”是李敖，“尚属不无置疑”！因而开脱徐复观，判他无罪！在诉讼过程中，徐复观最叫人看不起的一点是：他一直赖，他写文章闯了祸，却没有敢作敢当的气概、没有公开承认的勇气。他在法庭上，在来旁听的自己学生的面前，公然狡赖得一干二净。这是很令我警异的。单告徐复观不成后，我又找到机会，委托李声庭律师，把徐复观、洪炎秋双双告进法院，但是，1965年11月2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郑学通竟违法以裁定驳回。我提起抗告，指责郑学通“根本没把法律学通”，因为他把“行为不成立犯罪”认为与“行为不罚”相当，这就是大笑话了。我对郑学通的指责登在《文星》第九十八期，也就是《文星》被官方封杀前的最后一期，官方不但封杀杂志，也同时对作者下手，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郑矮子”（郑彦棻）借口我“语涉侮辱”法官，下令检察官林奇福对我提起公诉。林奇福是台大老同学，两面做人，在庭上透露他听命上级，情非得已。起诉后法官陆祖光判我有罪，如了郑彦棻所愿。

我被国民党大员郑彦棻整，还有个小插曲。1967年3月16日，我开着我的凯莉小汽车，发生车祸，车的左眼被撞得凹进去、保险杆折损、左前轮撞坏、左门撞弯、上面玻璃纷飞，我的左肘和头都受轻伤，同车的洋鬼子美国人梅心怡（Lynn A.Miles）膝部撞出血来。真够刺激。车祸原因是我开快车，正好碰到另一个开快车的计程车司机，所以就顺理成章地来了一场“相见欢”。梅心怡看我在出事后谈笑自若，当场替我拍了几张照片，他说他要洗出来送人，叫人看看“文化太保”的镇定功夫。出事后，一个五分局的警官察看双方的身份证，一看到我的，就对我说：“嘿，你就是李敖！我们有拘票，正要抓你，快跟我来！”我说：“跟你来可以，不过你们要抓我，却等到我撞车时候才找到我，未免太迟了吧？”他把我带到警局以后，叫我坐在外面，自己进去向长官叽叽咕咕一阵，不料却被打了官腔，他慌忙出来，向我道歉，连称弄错了弄错了，后来我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我被提起公诉时，检察官把传票发到文星书店，传我不到，警官以为我故意抗传，所以才要见我即拘。警官却不知道，检察官早就找到了我，所以他这次表功，竟弄得表错了。

在我跟徐复观的讼案中，有一妙事，即徐复观约我在法院开庭后一起喝咖啡，此中趣闻，我回信写给在澳洲的居浩然了：

……我们上次的笔仗，许多人（如范光陵、林语堂之流）都说我们在“打情骂俏”，他们真不知道你我相思之苦！台湾方面，许多人开玩笑说我你“同性恋”，我们这样心肝来心肝去，倒真的有一点弄假成真的呢！上次我在台中跟徐复观对簿公堂，他对法官大力描写我们同性恋的可能性，他怕法官是白痴，特别加说：“同性恋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上面，一个人在下面。……”结果法官不耐烦，大声喝止。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笑。后来出庭后，徐复观请我喝咖啡，我们谈到这件事，两人又大笑不止。可惜当时你不在场，你若在场，我们两人合力把他按倒在地……该多好玩！唯一的问题是不知徐复观喜欢不喜欢洗澡，他如学王荆公（从不洗澡），那我们就划不来了！

那天开庭后喝咖啡时，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徐复观又说出他当年对妻子不忠在外养细姨的事，自称有“惭德”，陆啸钊坐在旁边听了，一直笑，我也笑，我笑的是：这就是徐复观的厉害处，他会以部分坦白方式表示他跟你肝胆相见，但是别有所图什么，你就得当心了。总之，我的敌人徐复观比同是湖北佬的胡秋原聪明多了，因此他可以两面做人而人不易觉察出来。殷海光《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文中，提到胡秋原、徐高阮，并直斥其名，但提到徐复观就改称“某君”，这就看出徐复观两面做人的功夫，他不像胡秋原那么笨，他知道殷海光有其清望，不能完全打死，因此既斗争又联合，使殷海光衰病侵寻，他有份；但衰病侵寻后又表演问疾吊丧，他也有份，此公最拿手演这种戏——在殷海光生前，打击殷海光；等到殷海光病了、死了，又冒充是他的知己，他一再发表改名《痛悼吾敌，痛悼吾友》等文章，并和殷海光的学生陈鼓应等串通起来，把殷海光描写成临终的悔罪者、临死前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转向者，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殷门弟子坠入徐复观术中而不自知，被徐复观统战得七荤八素，真丢死人。可见“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奸雄，一旦混入学界，就好像美洲土狼（coyote）进入羊群，效果非凡之至。为什么徐复观可以又做坏事又不被恶名？除了他的狡狯外，他也会闪露一点真性情，不全是假，令人对他另眼相看。1986年3月28日《中央日报》载：三十九岁的工厂职工接瑞华，酒后观看电视连续剧，不知何故突然捣毁电视机，凌晨被家人发现上吊自杀断气命绝，其妻抚尸恸哭，悲伤逾恒云云。我联想到蒋介石当年从广播中听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时，曾捣毁收音机；徐复观从电视中看到梁容若著书得奖时，曾捣毁电视机。可见“自天子以至庶人”，虽口诵圣人“不迁怒”之训，但动起手脚，却都性好此道也。只是收音机何辜，电视何辜，令人不解耳！但徐复观能有此种动作，亦足发人一噱。更有趣的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告诉我的故事，司马桑敦说：“徐复观虽然年轻时在日本留学，但他的日文一塌糊涂，简直词不达意。他老了以后再来日本，住旅馆，想找女人，就向旅馆老板娘求助，他不会说叫姑娘的日文，乃抓耳挠腮，急得满面通红，最后一边用手指自己的生殖器，一边向老板娘鞠躬作揖，示拜托状。”司马桑敦一边说还一边学徐复观，好玩极了。徐复观留学日本却日文一塌糊涂，好像是真的。我中学时去省立台中图书馆听演讲，主讲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作者大学棍安冈正笃，徐复观陪他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徐复观，可是我就没听见他对安冈正笃讲过日文，岂不怪哉？

殷鉴纪——殷鉴不远，就在夏后，把神拆穿，把人看透。

文星被迫结束后，我虽然自顾不暇，但我仍尽力照顾一个人，他就是殷海光。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这一成功，表现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精彩无比。最后，国民党决定动手了，弄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国》也就停刊了。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时代，风光八面，如日中天，《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他顿失地盘、渐形索寞。1960年以后，到1969年死去，这九年间，他“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却正好赶上我在文星时代，由于我的帮助，他虽在迫害频仍、衰病侵寻之中，却得以在出书上、生活上、医疗上和精神上，获得不少支援和安慰。在1964年到1966年间，他在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都是我主持的。四本书是：一、《思想与方法》，二、《到奴役之路》，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四、《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出这四本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自由中国》的首席余孽，他要出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自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兴风作浪，给文星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麻烦，自己作孽之不足，还要勾结余孽，双料出书，“廿目所视，廿手所指”，也不消说；第三方面是文星内部的，文星虽然是进步的书店，但是还没进步到要甘愿赔钱的程度。“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给殷海光出书，出到后来，简直已是又杀头又赔钱的玩意，劝说文星主人萧孟能出版指日可禁之书，是需要费些力气的，虽然萧孟能礼贤下士，但冥冥中老板老板娘“四目所视、四手所指”的画面，却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不稍为人家设想。殷海光是不怎么通人情的书生，我调济其中，希望出书第一，不要枝枝节节因小失大，这种苦心，我想殷海光和萧孟能都不尽知道。例如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为了给殷海光较高的稿费，就在萧孟能肯出的稿费之上，暗中自己贴了不少钱，此中调济，当事人不知也。

殷海光有一封给何友晖的信，中有一段自道他和我的为人：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太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是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 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碰，也可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辞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

在时过境迁以后多年，回想大家“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萧孟能确是真诚帮助他的出版家，因为以殷海光当时的处境，这样年复一年地支援，确属难能可贵。萧孟能虽然与我反目，但他做的好事，不应埋没。——李敖为人侠骨柔情、恩怨分明，也由此可见一斑吧？至于殷海光说的“仅靠言辞不足以知人”，这倒真正有感我心。殷海光“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是真正笨拙之尤的，乃在于他专门被他“仅靠言辞”的学生所欺所卖。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他提拔而不能有像样反馈的，他们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投奔彼党者有之、投奔宿敌者有之、冒充传人者有之、拿他做演讲会纪念品者有之……但他们除了“仅靠言辞”之外，从未对殷海光援之以手。殷海光一生寻与他“共心通灵”的人，结果找到的，多是“仅靠言辞”的学生骗子耳！这真是他的悲哀！他“为人应世笨拙不堪”，还可举例以明：此公爱书成癖，有一次他看一本Aristotle（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女儿殷文丽过来，他就教文丽念Aristotle这个字，没想到文丽正在换牙，没有门牙，念到totle，口水应声而出，喷到书上，殷海光大叫：“哎哟！哎哟！”急忙掏手帕擦口水。多好笑呀！还有，此公一辈子只打过四次电话（至多四次），有一次他太太教他如何打，把他带到公用电话旁，替他把号码拨好，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紧握听筒，满头大汗，打完了，要昏倒的样子。他太太赶忙抓住他，发现两手冰冷、两眼发直，好一阵子才恢复正常。再谈他的鲜事。有一天，他和政大的另一书呆夏道平教授，忽然要开洋荤，跑进观光饭店喝咖啡，咖啡厅在十二楼，他们就进入电梯，可是很久很久还不到，空气闷得难过。殷海光说：“这么久了，即使一百二十层也该到了。”于是紧张起来，还是夏道平聪明，他看电梯墙上有许多阿拉伯数字，就乱按了一个，门突然开了，原来还在一楼！两人得庆重生，吓得不敢再坐电梯，决定走楼梯上去。走到二楼，就发现没有上三楼的楼梯了，只好又下一楼。殷海光说：“我们到别家去，何必一定要在这里。”夏道平说：“不行，既来了，一定要找到。”于是两人四处去找，找到一座有人开的电梯，总算到了咖啡厅，不巧那天咖啡厅休息。两人只好再摸索到另一较暗的房子，一进去，发现都是一对对情侣，两个老头也顾不得了，挤进坐下。看到一位歌手正在边弹边唱，夏道平碰碰殷海光，大声说：“你看，是真的人在唱歌呢！”

殷海光虽然“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仍处处不忘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他生活细节上，也可看到一斑。他从不坐公共汽车，他认为人的尊严会给挤掉；他喝高级咖啡，吃英国饼干，去贵族医院看病……这些都表示他也蛮布尔乔亚的。另一方面，他除了不太会用电话机、不会用自动电梯外，要替人做衣服的殷太太向人收两种工钱——有钱的人要多付，没钱的人要少付……这些表示他也蛮书呆的一面。以这样层次的知识分子，来了解人间万象与真相，当然要受到很多限制。殷海光虽然天姿聪明，但在生活面上和人事面上，却很容易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中国》停刊以后，殷海光对国民党的厌恶更深了，一个人只要同他骂国民党，他便轻易相信这个人。有一次，台肥六广图书室请我讲演，我认为来者不善，拒绝了；他们改请殷海光，我劝他不要去，他被封锁已久，还是去过瘾了。讲完了，一个人走过来，向他大骂国民党，立刻谈得投机起来。后来登门拜访殷海光，殷海光还把《自由中国》编辑胡虚一介绍给这陌生人，牵累到胡虚一身陷黑牢，原来那陌生人是卧底的！殷海光就是这样容易被钓的人！农村小孩钓青蛙只要用根线，往草里一放，青蛙就咬住不放，全身暴露而出。殷海光容易被小人利用，也正如此，雷震也犯同样的毛病。我同殷海光玩笑性地表示过：“你们的为人最容易被小人包围，你们搞政治，若当了政，恐怕小人当道的情形，更要严重呀！”

在我写《老年人和棒子》发表后，不久就发生了“中西文化论战”。文德（陈宏正）在《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说：“在文化论战中，李敖独得盛名，但殷却背着黑锅。”因为“西化派中殷的学生李敖、许登源、洪成完攻击胡秋原，引起胡秋原的误会，以为西化派是殷在背后策动”。以致殷海光“以后被胡秋原、徐高阮连续不停地施以人身攻击，对其后迫害殷不能在台大授课，形成一大压力与不利环境”。这段内幕，殷海光留下一篇回忆——《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其中说：

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尤其是他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心疾首之余，认为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华杂志》上参加徐君对我的围攻。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俨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主和反共爱国而仗义执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李敖按：徐复观也），则从旁助威……

……本年上学期末，各楼发现一种宣言，不知是哪儿来的。宣言的内容主要是批驳费正清等在美国国会证词，说他们“助匪”、“犯罪”。照我看来，这篇文章可算官方雇用文人的写作精华。彼等立论，完全是从一个政权的利益出发，罔顾世界大势。其实，费正清等人的言论，意在保全台湾。台湾这个小岛，若不是美国第七舰队保卫，恐怕早在1950年便陷共了，还有什么“反攻”空话可说？

复次，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签名”，实际则为一“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不签名将被疑为不忠于某党政权。这样的人将蒙种种不便，甚至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在台湾这种形态的绝对主义的统治之下，谁不怕麻烦？在台湾这个饭碗难找的岛上，谁不怕打破饭碗？于是而有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我那一宣言的内容幼稚可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那种“间接强迫”的作风，所以拒绝签名。后来校方一高级党务人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殷海光说“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宣言“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但在十三年后，“哪儿来的”终于水落石出。1979年3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属下的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红皮烫金的《慎师七十文录》，是庆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专集，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后，才疑团尽解。胡秋原在序中回忆：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所谓“社交”生活的人，与党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个人的往来，所以我与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识。民国五十一年，郑学稼先生和我因为一个同我们两人有投稿与书业往来的书店，在所谓文化论战后忽然对我们两人先后送红帽子，我们便先后对那书店及其作者提出诽谤案之诉讼，法院合并审理。这种官司在中国原很少见，所以开始之时旁听的人不少。当时一般朋友对郑先生与我的批评大抵是“修养不够”，“不上算”，甚至于说“好事”；只有三个人同情我们的遭遇，经常到法院旁听，这便是任卓宣、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们两人的老朋友，徐先生则因我而认识郑先生，曹先生那时与郑先生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他是因郑先生而去，于是我在法庭开始认识慎之。

这一透露，告诉了我们：在胡秋原、郑学稼告文星的讼案一开始，曹敏便以与郑学稼“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的身份，微妙地介入了。胡秋原又说：

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到民国五十五年，美国国会为越战举行听证，费正

清、巴奈特趁机主张讨好中共以解决越战。有一天，慎之邀约我和学稼、高阮三人，主张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此我与慎之合作之一事。

这一透露，又告诉了我们：“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曹敏已经“邀约”胡秋原、郑学稼、徐高阮共同合作为国民党秘密搞文宣。据1966年7月3日《联合报》，当时“新闻局长”沈剑虹曾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国内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之流的谬论，曾于5月发表《致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已由新闻局译成英文，现已洽妥《纽约时报》，于近日内连同签署者一千六百余人名单在该报刊登。”可见“国防部”总政治黑势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业，然后叫“行政院”新闻局到美国报上买广告的程度！胡秋原说他们“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百余名“国内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十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黄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由签名事，参照文星被封杀，在封杀作业中，由王异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是媒孽最深的首席机构。当时文星的敌人胡秋原等，表面上是自由学人，其实骨子里却跟王异这些大政工挂钩，同干这一票“文武合一”的摘星大业。当时因为事涉机密，流传出来的内幕有限，所以无从深究。直到胡秋原事后自己这样透露，才真相大白。王昇本人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下三货。林正杰的《前进》杂志马屁说他是正统军人出身，这是美化王昇的说法。事实上，王昇只不过小学毕业外加受训不足六个月的卑鄙小子，所以他的招朋引类，也就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式的，他所欣赏并重用的大将曹敏，还不如王昇念过小学，他根本没进过任何正式学校。他在1926年混迹北伐队伍中，办党。抗战胜利后，办党报。大陆丢掉后，逃到香港做小生意。1951年来台湾，1952年到政工干部学校教书，见宠于王昇，自此扶摇直上，俨然学术与政治之间人物矣！胡秋原等从曹敏这根线上攀王昇，完成“文武合一”的挂钩，这种人是什么水准，可想而知矣！殷海光因文星而被胡秋原等迫害，一千六百人签名事件只能算是迫害中电影手法的“远景”，因为这一甄别“忠”与“不忠”的方式，受害者不止殷海光一人。但是对殷海光个人的文字围剿和台大出局，却是电影手法中的“特写”、“大特写”。受害人首当其冲者，则是殷海光。殷海光说国民党迫害他是“用一种十分复杂和隐蔽的方式，不易观察到”，确是事实。当时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文字围剿，却不知道骨子里胡秋原等的勾结国民党大珰头，动用官方的特务政工力量，整垮文星、斗垮殷海光的作业细节。如今殷海光墓草久宿、王昇垂垂已老，年过九十的胡秋原自忠贞分子、反共大将一飞而直上北京矣！人世变化之奇、政海波谲之异，反反复复，有如是者！

在殷海光被迫离开台大之际，“教育部”去函台大，调虎离山，拟聘请殷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殷海光很困惑，特来找我商量，他表示“不该不劳而获”，也“义不食周粟”。我说：“不错，一个人不该不劳而获。但按照‘宪法’第15条，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你一定得在有生存机会、有工作机会的前提下，才能谈正常的不该不劳而获的道理与道德。如果环境不准你有适合你的生存权和工作权，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你如接受畸形的收入，也情有可原。陈独秀到死还拿政府的钱，可是何碍其为陈独秀；鲁迅到死也还拿政府的钱，可是又何碍其为鲁迅！不拿当然好，可是你能活得下去吗？至于你说‘义不食周粟’，这种道理在伯夷叔齐时代就站不住。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但他们忘了，米固然是周朝的，薇也是周朝的啊！不食周朝的米，却吃周朝的薇，这是哪一门子的逻辑啊！何况所谓周粟，也不是什么周朝的粟，根本就是民脂民膏，你吃的是民脂民膏而已，还谈不上是国民党之饭也！”我这一番话，把殷海光说得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是雄辩家，他知道我故意站在他的立场为他讲宽心的话，他知道我李敖真的是“义不食周粟”那一派，当然他知道我“义不食周粟”有我的本钱——我还年轻，我比较灵活，可以“做点小生意谋生”。殷海光连“做点小生意谋生”都不及格，因为太太做点裁缝工作，他都要来个二价，这种头脑，又怎配做生意呢？

至于殷海光的生活收入，所遭到的困难尚不太严重。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给他蛮好的待遇；《自由中国》以后，我自文星给他大力的支援。费正清到台湾的时候，约我陪他去看殷海光，后来在南港请殷海光同我吃饭。因为殷海光曾向我表示希望美国有学术机构帮助他，我侧面问费正清可否设法，费正清说，他已对殷海光有帮助。这事我颇不快，我向黄三抱怨说：“老殷的为人我实在要骂他，他拿了费正清的研究费，却对我们不吭气，害得我们还拼命替他设法，这算什么！”我虽然大力支持殷海光，但对他的为人，却总是以看一个不通人情的高级书呆的眼光来给他定位。他并非全无心机与权术，但这种心机与权术，总是湖北人式的，格局甚小，所以我始终不怎么喜欢他这个人。虽然我对他的蛟龙气质与文字上的才华很佩服，并且为了散布并延续这种气质和才华，尽了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力量。

虽然我称殷海光为“老师”，但他清楚知道我没选过他的课，“老师”对他是尊称，是名不副实的。因此他对我，也是一种师友之情，算得上是“尊而不亲”。我的一些小朋友，像陈平景、像黄三，倒比我跟他面见得多。他跟陈平景后来为了钱有不愉快，一天早上，他特别到我家，要我用我对陈平景的影响力，收回由他口述由陈平景笔录的自传。我有点怪他不该为了点小钱否定陈平景，但我还是把陈平景说了一顿，要他交出自传。后来经我劝说，两人又言归于好。我虽然与殷海光交往不密，但每有重要情况发生，他总找到我，也特别尊重我的判断。胡虚一被捕以后，殷海光家门口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要若无其事，但是学生们该少来，免得连累他们，使他们以后有记录在身，万劫不复。他认为很对，就在门上贴了不见学生的条子。殷海光要离开台湾，也找到我，我为他奔走了一阵。不幸的是，殷海光一直到死，都没被准许离开这个岛，为了他出境的事，有一次我对他说：“国民党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里有一种‘流刑’，他们倒真该复兴。如果复兴了这种放逐之刑，你和我就都可走了。”他听了苦笑。我想，他后来希望死后面对太平洋水葬，与于右任死后面对大陆土葬，正好是一个对比。古人放逐别人，要宣布“不与同中国”，殷海光想面对太平洋水葬，除了表示他心胸的浩瀚以外，大概也有甘愿“不与同中国”的远托异国之悲吧？

1967年春天，我在美而廉碰到殷海光，感到他的气色很差。本来对他的健康，我没有注意，因为这是殷太太的事。殷太太那么贤惠，照料殷海光的健康，当然不在话下。但这次见面，便感到有点不对劲，我把陈平景找来，侧面问他，他说殷海光有胃病，我问医生怎么说，他说没找医生。我把他骂了一顿，我说有病怎么不找医生，他说殷海光不肯，殷太太也不肯，殷海光还说除非去贵族医院，他不要在公立医院应诊。我又把他骂了一顿，怪他没有好好照顾殷先生。他说他们夫妻都不肯，他也没办法，“除非你敖哥逼他们。”我说就这么办，我去逼他们。4月14日深夜，我写了一封信给殷海光，埋怨：“没想到你竟对你的身体这样不科学！”我告诉他我已替他约好贵族医院的门诊，一定得去。“你治胃病的一切费用，由我承担。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所以我愿意‘请客’，以我们的关系和了解，你自然不可推辞。”就这样，在1967年4月20日，我把殷海光推到台湾最有名的胃科大夫李承泌面前。李大夫对我说：“我佩服殷先生，也佩服你李先生，李先生郑重托我，我自然尽力。”他为殷海光做了彻底的检查，检查期间有说有笑。然后对我使了一个眼色，就走出去了。我跟殷海光聊了一阵，借故出来，李大夫拉我到一边，满脸严肃地说：“百分之百的胃癌！百分之百的胃癌！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医生？”我问他：“能拖多久？”他说：“这次若不来看病，几个月里就没救了。”我问：“现在有救吗？”他说得开刀才知道，现在就立刻办住院手续。于是，殷海光立刻被“当场收押”，我把他安排进病房，把同来的孟绝子、陈平景都支使出去，房里只剩他和我。我先说了些轻松的，然后轻描淡写地说：“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你这位忧郁哲学家啊！竟得了胃癌。罗素要听说你得了这种不哲学的病，他会笑死了。现在决定开刀抢救，你应该准备在开刀以后，好好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我相信那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你有生命危险，来日无多，我本来不该告诉你，但我一想。你看了这么多书，若连生死都看不破，那书也白看了。所以决定告诉你，使你有所准备，免得做错了安排，浪费了时间。”殷海光听了我的话，很镇定，也很从容。他感谢我以强者对强者的态度对待他，他说一切就照我说的办。我走出病房，叫陈平景去陪他。陈平景后来说：殷海光一见到他，就哭了。殷海光在强者李敖面前不得不示强，但李敖一走，他就垮了。这时候有一个插曲，不可不记。陈平景在医院跑来跑去的时候，忽然见到党外人士高玉树从汽车下来，高玉树当选市长那天晚上，殷海光正在家里请我吃饭，饭后我们一起到中华路高玉树竞选总部前看人山人海，也看军警云集。高玉树当选了，殷海光很兴奋，当晚我请他和何秀煌一起到中央酒店看洋妞跳半脱不脱之舞，殷海光和何秀煌两个书呆，那天晚上也颇有好色而不好德的表现。高玉树他们搞新党的时候，与殷海光走动颇勤，所以这次从汽车上下来，陈平景第一反应就是：“高玉树来看殷老师了！”他匆匆跑来告诉我，我说：“不会吧，政治是现实的，高玉树不会知道殷海光生病，知道也不会来，他到医院，一定是看别的达官贵人的。”后来一查，果然国民党大员陈建中出了车祸，就便住进贵族医院，高玉树玉树临风，原来在此！

王晓波在《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1967年上半年，殷先生就患了胃癌绝症，是郑华志陪他到宏恩医院检查出来的。”王晓波全弄错了。不但郑华志没陪他到这贵族医院，反倒在我安排开刀时，郑华志等才出现。郑华志正在台大念医学院，学到一些半生不熟的理论，向李大夫很不客气地质问，好像李大夫有什么错似的。李大夫是名医，也有修养，他不厌其烦地向郑华志讲解理论与实际，但郑华志仍纠缠不休。我很生气，大骂郑华志一顿。我说既然到这个医院来，就要尊敬并信任人家医生，怎么可以这样不懂事！如果你们爱护殷海光，在我把殷海光送到这里来以前，你们他妈的在哪里？郑华志等被骂以后，悻悻离去，在外宣称这个医院不行，还是到他们台大医院去开刀才“安全”。殷海光知道自己还是台大教授，在台大医院开刀可以减轻我的负担，既然在那边开刀“安全”，也乐意去。于是在4月25日，转到台大医院。5月1日开刀，把胃割掉三分之二。台大医生说，最多只能再活一年。我写了一封信给李大夫，为我无法有始有终地请他为殷海光治病和郑华志等的无礼表示抱歉，然后就赶忙轧头寸来付医药费。我4月14日给殷海光信中所说的“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的话，其实是骗他的，我不愿他知道我的经济困窘而不安。事实上，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很难靠出版社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当时救殷海光情形，在水牛出版社彭诚晃拒绝为我贴现后，我只好改找萧孟能，但萧孟能不肯帮忙，最后由刘绍唐帮忙，我才免于退票。我这里近乎罗唆地写这些小事，目的只在说明：为了对殷海光热情，我自己遭遇了多少人间冷暖；为了救殷海光性命，我看了多少伪君子和伪殷门弟子的丑恶面相。我把这些写出来，拆穿出来，对世道人心，应该有点警示作用，所以我就不怕麻烦了。

到了殷海光开刀以后的第二年，一天下午，殷师母以焦虑的声音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再送他到贵族医院检查一下。我同意了，不料一住进医院，那些我不做他们不做、我一做他们就骚扰的护师派又来了。好在这次检查并无新结论，殷海光很快就回家了。

本来我还常去看他的，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令我极不高兴。据黄三告诉我，有一次很多人在殷家有人说了诬蔑李敖的话，殷海光明明知道那是诬蔑，却闷声不响，还点了头。黄三很气愤地告诉了我，我认为至少在殷海光家里，殷海光应该为我仗义执言的，怎么可以这样？我生气了，就不再去殷家了。有什么事，我都叫黄三、孟绝子、王晓波去办，当然我还是关心他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样长久地不去他家，是一件错误。那时他生命已在最后一年了，他变得软弱，神智自然也不如健康时清明。就在这种衰病侵寻之中，殷海光被两批人利用了。这种利用，我直到他死前一天和死了以后才陆续知道。如果我常去看他，也许情况不会那样糟。第一批利用殷海光的是陈鼓应这批人。他们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制造了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说殷海光临死前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有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强调这一点，把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的伟大贡献轻轻带过，把殷海光为自由民主的努力，反独裁反极权的努力都轻轻带过，甚至把殷海光描绘成一个临终的悔罪者似的。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参加这种诬蔑活动的，除陈鼓应这批人外，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和头脑不清的韦政通等也都在内。这些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们知人论事，必须以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智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现为准则，怎可以拿衰病侵寻的行将就木者的言论来做准？古代凡是皇帝死前的诏命，都不被轻信，认为是乱命，其理在此。何况，陈鼓应这批人从来没有任何殷海光的亲笔或录音以证明他的转变（连一片“你办事，我放心”式的小条都没有），我认为《春蚕吐丝》中许多话，根本是捏造的、加工的，或有意重描浓写的。这显然是一本为取悦某方面而供自己做敲门砖的伪书。第二批利用殷海光的是殷太太这批人。殷太太夏君璐是非常贤惠的女性。她长得比殷海光又高又大，待人亲切有礼。她在《永不能忘的日子》里写道：“事实上我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这话倒很近实情。我在殷海光家无数次，大家上天下地地谈，但殷太太从没参加过。我对她了解很少，直到殷海光死前头一天，我才惊讶地知道她参加的是教会活动——她是一个虔诚得近乎狂热的基督徒！那天她拿出一本笔记给我看，说：“这是殷老师最后信了上帝的证明。”我翻了一下，说：“这些笔迹不是殷老师的啊！”她说：“是我记录的。”我当然怀疑，可是正忙着替殷海光准备后事，我并没重视这本笔记。但我觉得很荒谬：殷海光从没有跟我提过他有一个信上帝的老婆，他自己也从不信这一套，怎么今天忽然冒出一个信上帝的，并且还说他也跟着信了，这不是趁病打劫吗？第二天下午，殷海光死了。殷太太后来在《“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中说：“到家不久，李敖及孟祥柯和我一齐去怀恩堂商量一些事情及决定追思礼拜的日子。”她这段话，是长话短说了。因为头一天笔记的事，使我感到一批教棍可能利用殷海光，我该特别防范一下。果然回到殷家，殷太太就坚持以宗教仪式办后事，并说已跟怀恩堂的周联华牧师约好，现在就去。殷太太大概没想到我是个激烈反对者，她约我一起去怀恩堂，要我代他们润色一下已写好的殷海光《安息在主的怀里》的通告稿。不料我一见周联华，就把他责备一顿，我说你给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做后事吧，何必又来糟蹋殷海光！孟绝子在旁也支持我的责备。我坚持删掉“安息在主的怀里”等鬼话，争执不下。最后我只同意用“永生”字眼，“永生”不算是宗教字眼，但可使教棍们自以为是，殷太太总算同意了。再回殷家，殷太太在廖融融等许多人面前向我说：“李敖，你是战士，可殷海光不是了，殷海光已属于上帝！”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中记这天晚上“廖融融言：殷师母告其得上帝启示，殷先生遗稿概不出版。并言其与殷先生结婚以来，每日担惊受怕，不愿殷先生阴影再笼罩她。殷先生死了，她应该要得到解脱。”王晓波的记录，告诉了我们：思想家是不宜有“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的太太的，思想家讨错了老婆，在他死后，对他思想的流传必是一种妨碍，从托尔斯泰到胡适，无一例外。殷太太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教棍生涯使她把最后一年的殷海光“夏君璐化”，这显然更使思想家警惕。《诗经》有一句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用来做有趣的曲解，正好对这段殷夏婚姻，有了先知式的预言。

1969年，我知道殷海光的病情，我还想做一次挽救。我告诉黄三三点意见，如能这样做，我还愿试一下，可是没有结果。9月12日，殷海光病情恶化，送入台大医院，那时黄三已离台，由王晓波通知我。14日，我把一封信托王晓波交殷太太，里面说：

海光先生今年病情转剧，我因前年去年两次送殷先生就医，反落埋怨，埋怨

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殷先生的病况，技术问题不易统一，人多口杂，责任不清，反易误事。所以今天之事，我一开始即面告黄三三点，表示如此三点不能实行，我再介入，是与人扶同误殷先生，我绝不干。

我曾面告黄三，殷先生既住入台大医院，不宜再出院，更不可乱投医吃药。今既出院无效，再回台大医院，不可再事更张。如不幸不起，遗体应捐给医院，全权委由医院代办丧事。医院方面，最后骨灰宜交由家属领回。至于立碑台东，灰洒太平洋等议，如无技术困难，自应照办。

殷先生如去世，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方法是整理遗稿，保管遗物，以备发扬殷先生思想及筹议纪念馆。

殷先生死后，当尽量避免伪自由主义者利用。故所谓治丧委员会之类，当一律避免。不能组织维护殷海光学术自由者（如毛子水），不配为治丧委员。

当天深夜里，我进入台大医院，去探望多日不见的殷海光。护士小姐们泄露了我来的消息，所以第二天，大家都知道李敖来过了。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记》中说，殷海光第二天“闻李敖曾来访露出微笑”。我想，这一“微笑”，就是他跟我之间的最后灵犀了。这天晚上，我又到医院一次。殷海光死在9月16日下午，王晓波通知我，我立刻赶去，碰到齐世英。齐世英对我说：“殷先生生前说李敖是最够义气的人。我知道，殷先生能拖到今天才死，都是你义气的结果。”我听了，没有说话。公道死在活人心中，公道活在死人心里。陈鼓应这批人跑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要求发消息。《中央日报》说殷先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主笔，我们愿意。消息发出来，竟只提他是《中央日报》主笔，《自由中国》上的事迹一笔抹杀。我真不明白陈鼓应他们为什么让殷海光这样被“尸奸”，真太不懂事了！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写着：

9月21日在怀恩堂追思礼拜，由周联华牧师主持，数百人参加。李敖没参加追思礼拜，因他反对在教堂作追思礼拜，怕殷会被教会拿作宣传。

当时国民党的刊物，却大力宣传说，李敖是个无情的人，因为殷海光的追思礼拜，他都不参加。我不但不参加这一次，一年以后的怀恩堂周年追思会我也不参加。我是特立独行的人，不参加就是不参加。“波澜起落无痕迹，似此奇情古所无。”这两行诗句，也许正是我的写照了。殷海光死后三个月，我家门口也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一连十四个月，直到我被捕，以叛乱罪被判十年。……在人鬼之间、在生死线外、在永隔的幽明与重泉之中，殷海光和我，自然更是遥远了。

殷海光死后，我和王晓波、王小明、孟绝子一起去看解剖，出来孟绝子对我说：“你看到老殷那个鸟了吗？那么小！”我想，殷海光可能在这方面不行，他的婚姻情况，他的教棍太太，都该从这一不行上来观察。他服膺罗素，但罗素写的《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之书，他绝口不提，这可真怪也。

在殷海光死去一周年，殷太太在教堂为他做礼拜的前夜，我有长信给她：

殷师母：

海光先生去世周年，明天你们在教堂的仪式，我仍比照去年——不参加了。我这种不参加不赞成的方式的态度，想早蒙您的谅解。

关于海光先生后事，去年9月14日我曾有千字长信给您。其中关于遗著方面，我曾建议：“格于现状，需在保密及无保证条件下进行。”“虽近不情，然非此不足有效。”当时也许您考虑得太周到，所以蹉跎经年，反无成绩，我的建议与自告奋勇，也就白费。

在那封信中我又忧虑海光先生死后恐被利用，结果都不出我所料。海光先生死后，“党化”者有之（如去年9月17号国民党的The China News就他“He wrote editorials for the Central Daily New for a while in Nanking”，但却只字不提他在《自由中国》的壮烈举动！），“国化”者有之（如把他描写成固有文化的回头浪子！），“神化”者亦有之（如把他收归上帝名下，做信教者的死证），其他歪曲他，窄化他的，更属不少。海光先生一生，困学知变，认识他，理当从他健康时期的理智表现着眼，这一时期的高潮，当然是《自由中国》时代。这一时代过后，海光先生日渐孤立，健康情形日坏，尤其死前一大段日子，接近他的人，谁都可以摆出一堆笔录语录之类，俨然得海光先生真传，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非造谣即乱命。胡乱传布一个思想家心神衰退时的呓语，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为海光先生悲哀！

去年9月15号晚上，您向我说：“李敖你是斗士，可是殷老师不是了，他已属于上帝。”如今一年过去了，感情的因素应该平静些了，殷师母，我向您说，您错了。海光先生仍然是斗士，只可惜能够陪他一起斗的人太少了，能够认识他这一斗士性格的人也太少了。所以当同他一起斗争的朋友坐了牢，包围他的，都是比他软弱的人，或是对他这一斗士性格缺少帮助和鼓动的人。大家不阻挠他，即倚靠他，以致海光先生精神负荷日益加重，同时他又是不善于调节精神与身体均衡的人（两次被我强制送进医院，即为一例），又最容易被小人利用，以致好恶无定，愁绪难排，最后终告不起。

我常常想，海光先生当年若陪雷震先生一起坐牢，也许他还不会死。这次接雷先生出狱，看到他气概非凡，气宇轩昂，更印证了我这一假设。海光先生和雷震先生一样，他们都是斗士型的伟大人物，斗士的生涯就是斗，不停地斗，劝他不要斗的人，动机尽管好，可惜是妇人之仁，爱之适足以害之。海光先生英灵不泯，在斗士的行列里，他是先烈，他将永生！我们没死的人，虽然遗憾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但对死后的海光先生说来，却并没有被“分裂”——海光先生仍是完整的海光先生，有人以为抓到了他的什么，其实只是利用死尸而已。真正海光先生的灵魂，不是二流以下人儿所能了解的！

李敖　1970.9.15

附上糖一盒送给文丽，一年不见，她一定长得更高了。

当然，殷太太不会回我的信，我也不会参加她的宗教仪式。那时我已经一天二十四小时被治安当局跟踪，我自然也不会去看殷太太了。

二十年后，有一件妙事发生了。1989年8月24日下午，我家来了不速之客，来的是殷海光的太太夏君璐，是由陈宏正陪她来的。殷太太与我二十年不见，如今重晤，大家都很高兴。二十年前殷海光老师来过我家多次，可是殷太太并没来过；二十年来殷太太自美返台一次，这是第二次，是应自立报系举办所谓“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而来的。殷太太抵台前，陈宏正到我家跟我说：“殷先生的朋友学生每人出一千元，联合请殷太太吃饭，盼你参加。”我说：“我才不要同这些人吃饭！他们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朋友？又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学生？今天国民党尸居余气了、局面没有危险了，他们这些懦夫，才敢钻出来打殷海光的旗号了，试问当年殷海光挺身与国民党相抗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当年我挺身声援殷海光、冒险为殷海光印书、出钱为殷海光治病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至于殷师母，她与殷海光共患难那么多年，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她把殷海光硬推进教会，并且不能辨别谁是真正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有爱于殷海光的人，未免令人遗憾。她上次回台湾，为什么不来见见我这位真正的义人——她整天在教会里找义人，其实真正的义人是不进教会的。”殷太太毕竟是服善之勇的女性，她居然带着洋酒为礼，登门来看李敖了。她不介意我写文章攻击过她，她的度量宽大，也非常人所及。二十多年前殷海光生病，他的朋友学生袖手旁观，唯有我肯在自己负债的艰苦下援之以手，送他住院看病。出院后，殷太太特别亲手做蛋糕送我。接下殷太太送来的酒，我特别回忆二十多年前她亲手做蛋糕的往事，她还能记得。她说：“李先生，你的为人，上帝最知道。你并不孤单，上帝是和你在一起的。”我听了，哈哈大笑（一星期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了黄三这段话，并说：“三三你看，二十年后，她终于把殷海光从上帝手里放出来啦！可是又把我给拖进上帝手里啦！”黄三听了，也哈哈大笑）。殷太太又谈到殷海光全集的事，二十年前，我是主张出全集的人，但是格于殷太太感情上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殷太太“感情的因素”终告解除，她同意全集由桂冠出版公司的赖阿胜出版了。我很高兴“已属于上帝”的殷海光，又属于了我们，虽然上帝已离我愈来愈近了。在聊天中，我笑着向殷太太说：“这年头儿真变了！雷震死后十年，忽然冒出了许多雷震的知己，跑出来作雷震秀；殷海光死后二十年，忽然钻出了许多殷海光的朋友和学生，跑出来作殷海光秀——殷海光死后的朋友和学生，比他生前多，你说怪不怪？”殷太太听了，为之苦笑。二十年过去了，由于国民党的强弩之末，由于殷太太的一元复始，殷海光已不再被禁锢，已从封闭解放出来。但是，各种利用他的秀局，却方兴未艾。连吴丰山、张忠栋、杨国枢、胡佛、李鸿禧、何怀硕、郑钦仁等与殷海光毫不相干的胆小鬼都敢抛头露面了，士林怪态，可真殷鉴不远呢！自立报系大作殷海光秀，由它的头子吴丰山接见殷海光夫人，即时表示：“任何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在争取言论自由上总要忍受一些痛苦、一些煎熬。现在，来自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一齐纪念殷海光先生的贡献，证实了人间自有公道。”其实，所谓“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他们在殷海光受难之际、苦难之际、危难之际，不但没援之以手，甚至是殷海光的敌人的同路人，这些人今天以知己嘴脸，重现江湖，江湖之中，可没有这种不要脸。另一方面，当年真正对殷海光援之以手的人、二十年来一直为殷海光“吾道一以贯之”的人，却被伪君子们视而不见并且大加排斥。伪君子们抹杀他们，正因为他们不是别的，而是“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如今先行者们如彼，伪君子们如此，正好证实了人间没有公道。

殷海光生在1919年12月，死在1969年9月，活了不足五十岁就得胃癌而死，可谓不善养生。殷太太回忆：1971年，9月里的一天，我去看才出狱不久的雷震，他一见面就对我大声地说：“殷太太，你看，殷海光爱生气，就被国民党气死了！”“雷震的话，让我想起海光生前的‘骂’。他喜欢骂人，尤其常常骂蒋介石。他被‘迫’离开台大后，每天吃晚饭时间，常对着我跟Abby骂蒋介石，又骂又气，又气又骂，然后饭也吃不下了——不久，他得了胃癌。殷海光真的给满腔的愤怒‘气病’了、‘气死’了。”殷海光这种搞法，不是骂人之道，而是找死之道。他曾告诉我，他佩服的熊十力老先生最恨蒋介石，熊十力骂蒋介石，一边骂一边拿上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生殖器下面擦，然后哈哈大笑，以化怒气。殷海光显然忘了老革命党熊十力的身教，结果一个高龄、一个短命，殷海光竟先被骂者而死。也许殷海光察觉出骂人时应该伴之一团报纸，但在饭桌前难以仿行。纵仿行成功，则得胃癌者将是女眷，因为她们“饭也吃不下了”。结论是：殷海光舍己为人、自我牺牲，还是自己得了胃癌。殷海光生前对黄三说：“我不要死，我要睁着眼睛看他们如何收场。”可是他不善养生如此，又如何活得过敌人呢？1967年5月12日，我在殷海光的病床边跟他聊天，我把“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的巧立名目说给殷海光听，在旁边的一个学生谈到“中国文化学院”的哲学系，我在这位哲学教授面前，开玩笑说：“你看，‘中国文化学院’也有哲学系，这个学院，除了‘水肥系’以外，简直什么系都有！”殷海光冷冷地说：“他们的哲学系，就是‘水肥系’！”看到殷海光躺在那儿，我心里想：学哲学的人要看得开才是，怎能得了胃癌这种病？胃癌的原因虽多，但老是心情不好是原因之一。哲学家怎可以老是心情不好？哲学家得了胃癌，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不过，哲学家倒可以得梅毒，叔本华是也。但殷海光当然不会，他的胃癌，就是梅毒！殷海光生“梅毒”时，群医还没束手，群友群学生却先束起手来。那时候，“负债救人、义重如山”的，只有李敖一人而已。在整个的殷海光住院过程中，我只见过一个小书商赖中兴送过一把香蕉。我在殷海光病床边夸奖赖中兴，我说穷人有穷人的做法，穷人尽他全力只能买一把香蕉送殷先生，这种情义，不可埋没。赖中兴后来自杀了，在大人物们大作殷海光秀的当儿，我想起这小人物，我真怀念他。并不是说一定有钱才能表现这一情义，东吴大学学生陈平景没有钱，但他为殷海光擦身捶背，几达不眠不休的地步，这种义人，又有谁能比啊？耐人寻味的是，赖中兴、陈平景都不是殷海光的学生，而殷海光的学生反倒如我所讽刺的：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殷海光提拔而不能有像样的反馈的。张灏、林毓生等，无一例外。林毓生口口声声骂李敖，但是为了发表文章，却不能不托殷海光到文星来借光。他们这些所谓学人，写起信来，骂文星“轻挑”（该是“佻”）、骂文星“不三不四”（《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77页），但是为什么要到“轻挑”的、“不三不四”的杂志来投稿呢？这不显然是伪君子吗？何况，这种人的文章根本都写不通的，殷海光收到后，写信给他：“……你的作品和译文，我收到时当即看了一下，‘可恶’之声，脱口而出。盖因小的毛病太多，恐需花我三天修改，且需重抄。你应请我吃一顿好饭以补心血。”（《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83页）结果殷海光没有重抄，就给了我，我为之好笑！“殷海光的得意门生的中文，原来是这样子的！”我在《给书呆子上一课》一文中，曾经把这篇由殷海光逐字逐句修改的不通文章第一页制版发表，铁证如此，林毓生还能赖吗？不但文章不通，他们看家的方法学也是无所施其技的。殷门弟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但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1962年4月25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地说：“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面固然是受了Logical Empir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re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83页）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多年后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作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几十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叫我们无法看得起了！正因为空谈方法而实学粗疏，所以一碰到硬碰硬的实学，他们便要闹笑话，例如林毓生写《漫谈胡适思想及其他》，说他初中时“细看”过《胡适文存》，看过《〈胡适文选〉自序》一文云云，事实上，《〈胡适文选〉自序》只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篇文章的副标题，又何能把它作为题目？何况，当时此文并没收入《胡适文存》，只收入《胡适论学近著》，收入《胡适文存》，是到台湾以后的事。当时既没收入《胡适文存》，林毓生又从何自《胡适文存》中看到这篇文章？可见他是凭空胡吹、自炫年少博学也！又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1865，死在1898，何来三十六年？这些人今天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呢！真是骗局呀。他们徒知抱洋书谈中国，但一还原就闹笑话。这种情况，殷海光也不能免。他曾从洋书中看到Chin-ssu Lu，他猜这是《亲疏录》，问我对不对，我笑说，此即大名鼎鼎之《近思录》也，根本没有什么《亲疏录》这种书。其实殷海光没能成功地成为学者，并不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而殷门弟子以学者姿态到处骗人，才真正是遗憾的事。殷海光一生的最大事功在勇敢反国民党，而殷门弟子在这一点上连个屁都不敢放，如此殷门弟子，丢人丢死也！台大教授刘福增是我同学，我们因打笔仗疏远，已不来往。他在《首都早报》写《冲出自由的警戒区——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指出殷海光“以最严峻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极权的特务统治”，这种“深入‘自由的警戒区’去冲锋陷阵”，“今天在台湾（包括常在台湾和境外之间来往的）所有号称自由派学者的殷海光的学生或学生辈的人，都差多了。”不过刘福增补了一句：“李敖也许算是例外。”我很欣赏我的老同学敢讲这种公道话，虽然他不公道地用了“也许”两个字。事实上，得殷海光勇敢反国民党真传并青出于蓝的，只李敖一人而已。

1998年6月17日到21日，湖北大学主办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陈宏正带回一篇论文提要吸引了我，那是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唐琳写的《李敖与殷海光》，提要说：

五四运动的香火，在国民党丢掉大陆后，沿着由胡适——殷海光——李敖的次序在宝岛台湾代代相传。就殷海光与李敖的关系来讲，他们是师生关系；就个人感情来讲，李敖热爱老师、尊敬老师、拯救老师于危难之中。在殷门弟子中，李敖是最能体现殷海光狂进不已鲜明姿态的人。在始终不渝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他曾两度下狱，尽管如此，在李敖与殷海光师承关系的表层下，两人之间的迥异也是很明显的，表现在：

1.自由民主气质上的差异

殷海光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其民主自由思想带有“救亡式自由主义”的倾向。即欲以自由主义来挽救国家危亡，对抗专制政权，以自由主义作为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启蒙工具和反共救亡的思想利器。因此，他的自由主义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它具体表现为“一种单调的、片段的、高高在上的、革命党式”的气质。它的斗争性是显见的。但这种带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专断性的自由民主气质应该说与他提倡的自由民主是不协调的。

李敖的自由民主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特质相似，都以个人价值作为出发点。李敖的自由民主表现出“一种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气质，它表面上很随意，但其实具有很强的斗争性。在使自由民主生活化、大众化方面，李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似乎又走得太远了，超越了现世的社会和思想，这也正是李敖自由民主气质之不足的一面。

2.角色与人格动力的差异

表面上看，殷海光是一个单纯地道的学者。剥开这层“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纯真道德热情驱使下奋斗一生的灵魂。在殷海光用心最勤的学术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并没有原创的贡献。相反，大众记忆中殷海光最鲜明的形象主要就是《自由中国》的一支健笔，一位不畏逆横的勇士。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

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

识分子。

这一隔海的文字，可说是殷海光与李敖的最好论断了。

一个插曲颇为有趣。殷海光在世时，有一次笔仗，是同劳思光打的。劳思光最后批评殷海光，说他曲学而不阿世，殷海光很气，跟我痛骂劳思光，说此人头脑欠清。多年以后，劳思光自香港移台，台北市东丰街原有一家电玩店，我路过时，在窗外常见里面有一矮小枯瘦的穿西装打领结小老头在玩，其矮小枯瘦，与殷海光有几分神似，原来就是劳思光。有时高信疆也和他一起。我笑问信疆：“你怎么这么无聊、这么‘与民同乐’，怎么带劳思光做起你们身份不该去的地方、玩起你们身份不该有的娱乐？”信疆笑着说：“谁带他来了？——是他带我来的呀！”听了信疆之言，我们相互大笑。后来东丰街电玩店关门了，久已不见“劳”苦功“高”了。1991年12月27日晚饭后，与小屯在东丰街，一人走过，忽闻大声叹息一声，小屯注意一看，说：“那不是劳思光吗？”果然是他。我说：“这个书呆子，又出没东丰街了，哲学学到徘徊于电玩之中、叹息于马路之上，哲学可真无计可施了。”虽然此光非彼光，但我每次碰到劳思光，就想到殷海光，光怪陆离，此之谓也。

东郭纪——狼是东郭，东郭是狼，如此丑陋，谁敢帮忙。

我在三十三岁1968年时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作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与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凭他那点历史基础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司马光何辜啊！

我与柏杨相识于1965年，并无深交，到了1967年，偶有来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十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1968年2月29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问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12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2点，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二十七个小时，事后（3月2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末，其中一段谈到我：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中国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

柏杨是2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2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国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我的方式有三项：

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透过我的美国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国记者。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台北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研习所所长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1971年7月17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柏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孙观汉。孙观汉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人，拥有在美注册的四十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我透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3月28日），托梅心怡转密件给孙观汉，其中说：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信……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推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从艾玫被传，到柏

杨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封公开信，投诸The New York Times等报，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疾首蹙颊”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3月17号The New York Times星期日版第7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作恶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作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作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作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作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7月7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1973年6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狱》，公开了我给他的密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1971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两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国，他留给艾玫的长信中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1968年8月4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唯天可表。

而最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还在《自立晚报》上发表响应“蒋夫人的号召”（1968年3月2日）呢！——不但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还贾其余屁，直奔蒋婆呢！所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浑人硬当作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

柏杨在十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国“合照”也、“值得称赞”也、“功德”也、“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宽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十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反倒殷殷以马屁抱怨的作风，古人的以德报怨，又算老几呀！柏杨一方面向蒋经国重拾旧屁，一方面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连“警察总监”都不敢碰了。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字样，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叹息不止，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竟已一至于此！柏杨不但对蒋经国发贱，以德报怨，同时对李敖却一反其道，以怨报德。他出狱后，写《活该他喝酪浆》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献给余纪忠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的照顾和爱护”；他写《按牌理出牌》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罗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谢患难中对我的帮助”；他写《大男人沙文主义》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深挚的友情”……从国民党中常委到国民党大特务，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绝，而此辈中常委与大特务，却是在他受难时理都不理他的，试问李敖这种在他“患难中”真正对他“帮助”的、“照顾和爱护”的，是不是也该有点次于献书、赠书的待遇呢？被柏杨献书、赠书，与国民党中常委大特务为伍，固不足为李敖之辈光宠，但是柏杨出狱多年，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谢、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反倒在李敖陪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去花园新城找萧孟能履行“民法”第1001条“夫妻互负夫妻同居之义务”时，左袒萧孟能及其“女朋友”，开车亲送其第三任夫人于楼下，由其第三任夫人上楼助阵……试问柏杨这种道德标准，岂不太离奇了吗？另一方面，在忘恩负义的林正杰及其手下，联合国特诽谤李敖的时候，柏杨竟在背后怂恿“快快出专书整李敖啊！”可见此公道德标准之离奇，甚至不是普通的离奇呢！

由于当年孙观汉跟我“同谋”营救柏杨，我乃在1984年2月3日写公开信给孙观汉，要他表态。孙观汉不负所望，终于在五十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他的指教登在4月10日的《自立晚报》上，标题竟是“将相和”，我看了以后，认为孙观汉又糊涂又伪善，因此提出反驳，我指出：

……“将相和”的第一条件是“将”的方面要负荆请罪，“将”本人有此觉悟最好，本人若没有，他的好友要以大义相责，督促他有此觉悟。孙观汉先生是“深明大义”的人，又是柏杨的好友，他不以大义相责柏杨，督促柏杨向李敖谢罪，却把“将相和”的责任，要蔺相如一起分担，这是大错特错的……

廉颇虽然对蔺相如嫉妒……“将”对“相”虽然不和，却绝无忘恩负义。……双方“和”的条件，基础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却不如此。柏杨当年是阶下囚的地位，我既辛苦又冒险去救他（孙观汉先生救柏杨，因是在美国遥救，辛苦异常，但是无险可冒），最后且变成我坐牢的黑罪状之一。警总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他们追问我种种细节，并追查“国际奸人”，我曾饱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等“国际奸人”，直到今天还不准再来台湾。我在柏杨受难之时，前后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如今孙观汉先生“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却按下不表，不旌善人，反为忘恩负义者隐恶，把大义凛然的“将相和”，弄成是非隐晦的“将相和”、糊里糊涂的“将相和”、和稀泥式的“将相和”……这种“将相和”，只是拖着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义、只是要义人为不义者“牛排分担”的大义、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义，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营救柏杨的人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两个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们所提起，那就是柏杨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称柏杨做老师的屠申虹。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还没被起诉），柏杨的四十年老友、“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强迫艾玫辞职。很快的，艾玫发现黎世芬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原来所谓几十年的老友，都一个个躲开了，除了海外的孙观汉和岛上的屠申虹和柏杨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这年9月9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参考消息》里，有这样的内部文件：

《纽约时报》诬我压制知识分子

【中央社纽约8日专电】《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今日刊载有关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徒刑十二年的台北报道。

该报道刊载于第5页，标题为：《台湾小说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识分子的运动中曾被秘密审问》。

该报声称，在一次庭讯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他说，此项供词系在长时间和疲劳侦讯之后所获得”……

同时，该报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据悉，彭明敏既不能获得一份职业，也不能获得前往美国的护照。“他数年前已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及他的家属经常被监视。当友人访问他们之时，常被阻止，并加查询。”

至于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书。为了谋生计，目前他以买卖旧电器用具为业。”

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一事，是全案的一个关键。因为据柏杨的答辩书，提到该间谍学校叫“民主建设学院”，如果证明根本无此学校，则可推翻所有罪状。柏杨在自诬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可以查证的活扣，以期翻案，这是他的聪明处。9月5日，艾玫特别找到我，这时我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顺街。她拿出柏杨的答辩书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一眼就看出柏杨留下的这个活扣，我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他是吉林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识，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艾玫听了，欣然色喜，就请我写信给司马桑敦。我在9月6日要跑支票，就在9月7日清早3点起，写信给司马桑敦，并于午前亲送去给艾玫过目，艾玫认为可以，就由她发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马桑敦，他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5月14日，胡金铨、王敬羲约我去国宾楼下吃消夜，我去了，见到艾玫在座，我问了一些柏杨的事，她说柏杨还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据我所知，虽然柏杨入狱前有“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等“身后事”的书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确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她虽然没有再苦等下去，但她为了营救柏杨，的确也尽过不少力量。说风凉话的人们，不该为了她的为情不卒，就抹杀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后，记者问到她和柏杨的事，她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上帝会证明一切。”柏杨出狱前，还有过《出狱前夕寄前妻倪明华》的大作，最后四句是：“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棘荆，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拜报君情。”但在出狱后，柏杨“报君情”的，竟是公然写文章说艾玫“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爱书人》1977年7月1日）！艾玫为柏杨奔走营救，辛苦“还护覆巢女”多年，最后得到的评语，竟是如此十个大字，我想艾玫心术再坏，也不会坏到为柏杨“平安归来”而不开心吧？这样子说一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含辛茹苦过的第二任妻子，柏杨的道德标准，真是我辈浅人不能测其高深了！柏杨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杨出狱以后结识的，我幸会一次，只见到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深感去艾玫远矣！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诗”云“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其实柏杨在火烧岛上的时候，她爱的人，别有其人，并且在台湾。台湾“诗人”作品之易引错觉也，由此可见。她又写过半通不通的《单程票》（给柏杨）一“诗”，其中说：“而险如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的悬升/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艾玫不幸，她没福气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险如夷、惊已安”的风凉；她只能在行动上，与柏杨共度惊险的岁月，共度那又惊又险的岁月。最后，“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她一阵泫然、一片沉默，抱着柏杨的十字评语，妄想“上帝会证明一切”。

另一个一直不被正人君子提起的屠申虹，在我写文章揭发柏杨后，他写了追忆，提到他收到一本祝贺柏杨六十岁生日的书——《柏杨与我》：

在这本花团锦簇的祝寿文集中，到底欠缺了什么……它欠缺了几个人的名字。由于欠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于是，在整个事件的串联上，就发现了缺失，正好像在过去国民党的革命史上，故意遗漏了汪兆铭（精卫）一样，让很多史实，都得不到合理的衔接。但是却又故意地增添了某些人物，于是在事件的发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节。

这其中所欠缺的几个名字：第一个是艾玫（柏杨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第二个是李敖、第三个是我——屠申虹。

由于在这本文集中，漏失了这三个名字，于是在《柏杨与我》的内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没有触及到柏杨受难事件前后约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本文集中，只有“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那种凭空想象式的感性诗句，而完全没有柏杨被捕期间的那一份惊悸惶栗、哀告无门的眼泪。……

屠申虹又写道：

比较起来，柏杨先生比李敖幸运，在他入狱之后，还有李敖和我可以为他料理一些善后。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李敖除了要为柏杨师设法摆平留下来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杂务，更要强颜欢笑地安慰整天泪眼婆娑的柏杨夫人（艾玫女士），和当时才七八岁的女儿佳佳。由于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实在让人难忘，因此，在我的内心，对艾玫所受到的伤害，亦就难免有着一份较为偏袒的同情。在这一个事件过去后的十年，在柏杨师脱难回到台北的当天，《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杨师吃饭，在饭桌上，柏杨先生对艾玫的未曾等他出狱团聚极不谅解，讲了一些相当愤慨的埋怨话，我当时为艾玫讲了几句很持平的公道话。……

不料这几句持平的公道话，就被柏杨怀恨在心，从此，屠申虹也出局了。后来屠申虹对我摇头苦笑，说：“我们当年那样又冒险又辛苦地帮柏老忙，下场竟是你李敖被诬赖为奸夫、艾玫被诬赖为淫妇、我屠申虹被诬赖为账目不清。想来真是窝囊。”我说：“柏杨的可恶、可恨与可耻，在他摧毁了人类最高贵的一项道德。朋友有难，凡是袖手旁观的，都没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诬赖成奸夫、淫妇、账目不清。柏杨这种恩将仇报，无异警告了人类：在朋友有难时，你绝对不可帮忙，这种义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毁的，而柏杨公然摧毁了它。柏杨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论，但他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可就太差劲了。”古书有《中山狼传》，说赵简子在中山打猎，追逐一狼，狼向东郭先生求救，脱险后反咬恩人，这是中国有名的忘恩负义故事。如今柏杨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千载以还，恐怕一切都要改写，狼固是狼，东郭也是狼，因为照柏杨这样菜地做人，人人都是狼了，没人要帮别人，也没人敢帮别人了。

与柏杨朋友一场，有两点他帮我的，虽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1967年同汤炎光、屠申虹办《文风》杂志，签约时他惠予见证。第二是1972年2月28日，我自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即从台北博爱路移送景美秀朗桥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书面向看守所图书室申请借书证，同房的袁耀权也同时申请，可是晚上书来的时候，却只有我申请的先发下，借书证上登记的笔迹，一看就是柏杨的，同时还为我选了一本书——雷马克的《生命的光辉》，是以德国集中营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在苦难中读了，令人鼓舞。我很感谢柏杨给我这次无声的优先服务，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时柏杨正在做全所图书室主管，是“外役区”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想办法的话，也有机会照顾到我们这些整天在“押区”的难友，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到了4月，柏杨被移送绿岛了。过了两年，“押区”的刁德善他们也要移送绿岛，我秘密请刁德善带了点礼物送柏杨，并转告柏杨我为他奔走的种种细节，包括国际笔会开会，宣读在狱作家名字时，柏杨都名列其中等事，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我并请刁德善他们特别照顾他。

柏杨出狱后，托林紫耀间接转话给我，希望把我藏书中他的著作借给他，可是我的藏书，在我多年坐牢期间，经过治安机关的洗劫和亲朋的打劫，已经散失不全，柏杨作品也在散失之列，我对柏杨，只好据实转告，歉未应命。我结婚后，胡茵梦提议请柏杨吃饭，我同意了。不料她电话打去，柏杨表示他饭局很多之意，这一请客，也就作罢了。后来得知，我已被他不分青红皂白、打成奸夫了。我生平义助朋友也不在少，但义助下场如此含冤莫白、如此倒霉透顶的，倒是第一遭，每一想起，就会痛恨“柏小人”也。

由于我对“柏小人”这种国民党文人的鄙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就是我非常讨厌我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写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说：“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我读了，深感未甘。昔初唐四杰，有“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之称，杨炯闻之，却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今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正因为我考虑到我屁股的感觉，凡是有人写文章或讲话把我和国民党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当年胡适在美国，报章一登，常常有胡适、于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适心里一定不爽：于斌是什么东西啊！老跟我连在一起！人间无端之事，此为一端。

彭尸纪——道亦有道，彭尸第三，见色忘友，见洞就钻。

在文星时，1964年，有一件重要事情发生，就是“彭案”。彭明敏给《文星》写稿后不久，就和谢聪敏、魏廷朝一起被捕了。被捕后，他在蒋介石手中，一如蒋介石西安事变时在张学良手中，本想“不立文字”就脱身的，但蒋介石远不如张学良宽大，硬要彭明敏写悔过书才放他。对彭明敏“宽大之处理”，本是国民党的底价，这在1965年1月7日《王世杰日记》可以侧知。但彭明敏在牢中不知底价，只好决心投降。于是冒出一个由彭明敏的母亲陈金英出面向蒋介石写陈情书。再由彭明敏自己写悔过书的馊主意。陈情书和悔过书的拟稿，彭家和奔走其间的“监察委员”黄宝实等异想天开，竟想到由彭明敏的朋友李敖代拟。我不但一口回绝，并且表示不悦。我说想革命就要做好汉，写悔过书算什么好汉！彭明敏又不是小孩子，要写他自己去写，我是不干这种遗臭万年的缺德事的！何况我也不会写这种文章！这种事找到我头上，简直是侮辱我！后来的演变是：由彭明敏的伟大母亲陈金英出面找人代写陈情书，至于悔过书，还限由彭明敏自作——号称台独领袖的彭明敏，竟如此屈辱自己，而传世了这些悔过的文件，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白纸黑字在此，谁又赖得掉呢？王八蛋国民党以为这样处置是“宽大之处理”，其实只是使当事人更恨它而已，因为你的“宽大”，是屈辱人式的，这叫什么“宽大”！如此收场，国民党和彭明敏双方都很笨。此外，最倒霉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彭明敏的母亲，她是最有尊严、最高雅的伟大女性，却被儿子“祸延显妣”，屈辱自己，以近七十之年，向蒋介石写陈情书，最荒谬的是，儿子已四十三岁，早已成年成过了头，居然还要劳动老母代他出面丢人现眼，这真是台湾史上的奇闻，也是台湾史上不光明的一页；另一位是满口流利日语的梁肃戎，他写状子，“附呈其（彭明敏）亲笔悔过书，及其母陈金英陈情书”，辛苦奔走，救当事人出来，多年以后，却被当事人彭明敏倒打一耙，奚落他不尽责，彭明敏所谓“我是极重感情并懂得感谢的人”，到头来原来是这样感谢法，气得梁肃戎大骂他忘恩负义。幸亏当年我没替他写，否则和梁肃戎一样待遇了。

魏廷朝坐牢时，我写了信，送了钱，被“国特”追问，我开玩笑说：“别问啦！你们在台湾作恶，我送台湾人点礼，是替你们收买台湾人人心啊！”当时蒋经国曾送钱一千元，交魏廷朝上司“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转致，郭廷以也送了五百元，他们送的钱加在一起，也赶不上李敖送的多。——国民党收买人心之手面可知也！固一介匹夫不若也！送款信由郭廷以亲写，后来魏廷朝送了给我，我转送给台独分子林世煜、胡慧玲小两口了，以见外省人花钱术之一斑。

在我为党外杂志撑腰的岁月里，郑南榕的《自由时代》系列杂志，与彭明敏挂上钩，他们访问我，刊出了一篇《助他一臂之力——李敖谈彭明敏》，那是1986年春天的事。两年后，1988年12月17日，彭明敏秘密写信给我——那是他与我隔世十八年后第一次给我写信，要借我办的《乌鸦评论》园地，教训他的学生蔡同荣。我同意了，我也随后发表了蔡同荣答辩的文字，以示公平。接着彭明敏又来稿，我也登了。来稿一看就是他的笔迹，虽托名别的学生所为，实系夫子亲笔。这一事件恢复了彭明敏和我的直接联系。1989年4月4日，他写《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最后说：

不料，我脱出台湾不久，李敖却以“台湾独立组织驻台专员”之怪名被捕，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

我于1970年夏，由瑞典来到美国，李敖则长期受难，我心痛如割、急如焚，也曾求助于一些国际人权团体，但还是救不了他。

他出狱后，因顾虑到台湾以及我本身的环境，觉得还是不打扰他好。于此，我们的联络中断了，而一断就是十八年。

1988年年底，偶然与他恢复联系，其后，我们有时隔洋追念往人往事，对人世沧桑，共担感慨。

今年初，他突然提议愿为我的回忆录《自由的滋味》，在台湾出一精美定本，“以垂久远”。我们都知道该书已有几种版本充斥台湾，市场已经饱和了。他再印行，不但无利可图，可能亏本。他愿意这样做，相信纯然出于他对我一贯的厚谊和支持，我很感动，欣然同意了。

他又写道：

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唯因如此，当权者视之如背刺，非把他连根拔掉不休。又因为是奇才，有时难免惹起争议。听说我一些好友也曾与他有争执。但我历世已久，深知人性世事之复杂，双方立场都能了解，双方友谊都不受影响。

这份李敖定本是际此乱世，两个书生，在波澜万丈、历尽苦楚的生涯中，永年友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不渝情感的一个结晶。不知人生有什么比之更美丽、更有意义的事？

在这些动人的回忆里，看到彭明敏重视和李敖友谊的一面，这一面当然是真诚的，我很怀念，也很感动。虽然，在我内心深处，仍有一些我难以释怀的阴影，有待我去诠释、去追寻。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他把我诬陷成台独分子的那件杰作，这是不仁不义的可耻行径，我隐忍多年，最后还是写出来了。

在“彭案”没发生前，彭明敏大体上是国民党培养的乖乖牌，他本是国民党最早提拔的青年才俊，看看他的资历：博士、台大政治系主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阳明山会谈参加者、跟钱复同为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只要他不那么锋芒毕露的话，我敢断言，今天的“总统”是他而不是李登辉。彭明敏这样优秀的人才，国民党拉拢不到，我认为是这个人非常有志气，台湾被日本与国民党前后摧残八十多年，像这样有志气的台湾人真是不可多见！看看像党外人士，像高玉树、像张贤东，乃至像今天民进党的作秀派大员们，国民党稍微给了一点好处、一点面子、一点虚荣，就马上变了。而彭明敏则不然，他是蒋介石“召见”过的人，可说是几乎到手的东西，他却弃若敝屣，甘愿当个反叛者，这是很难得的。不过，除了志气以外，当然也有其他因素造成历史事件，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其他因素中的偶然因素也是不可缺少的。“彭案”中的这类因素之一是谢聪敏。谢聪敏跟我两度同学（台中一中、台大），长得浓眉狼眼，为人极有心机。他的表情总是笑嘻嘻的，笑嘻嘻中有一股自信及从容。他运用心机，说动他的老师彭明敏、同学魏廷朝跟他搞台独宣言，成为有名的“彭案”。事实上，“彭案”的案头不是彭明敏，而是他。这由军法审判谢聪敏判十年，彭明敏、魏廷朝各判八年可证。一般说“彭案”乃因彭有名而把“谢案”吸收了的缘故。严格说来，是事后追加的、是错误的。当时官方发布的“中央社”消息都是“谢聪敏等叛乱案”。现在回看起来，那种“叛乱”，其实是书呆子式的，不成气候，只有国民党才小题大做，最后弄得梁子结尽、不可收拾。我始终难以理解：以当时的禁网之密，其无成效可能，一想即知，遑论成功？但他们为什么那么笨？尤其彭明敏，他理应比他两个学生成熟一点，为什么也那么笨？后来我得知了彭明敏个人的偶然因素，造成了爆破点，才炸出“彭案”，这偶然因素就是男女关系。彭明敏在“志气”方面造成他的伟大，但在“性欲”方面造成他的渺小。他的太太李纯女士非常美丽贤淑，是东洋式的新女性，但那种新，是真正体谅别人、牺牲自己的，是最伟大的。她非常沉默，她的沉默，相对助长了彭明敏在男女关系上的不负责任、横行无忌。使彭明敏在男女关系上，得以继续胡来与伪善，直到今天犹得欺世盗名。我每次去彭家，她都像最有教养的东洋式女主人亲自奉茶。彭明敏偷渡后，我在特务环伺下也到遭特务环伺的彭家慰问她，她家遭奇变，仍不改雍容。看到我那样义侠，非常感谢。我坐牢最后一年，与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四人在板桥仁爱庄被集中“洗脑”时，一天收到四盒精美的糖，原来是彭太太送给我们的。谢聪敏有意误认是给他一个人的，偷偷放在床底下，被有正义感的李政一发现，强制四分天下，并且骂谢聪敏一顿。彭明敏虽然有那么好的太太，但是他不安于室，习与性成。本来这是私生活的事，别人不该提。但是你的私生活，“膨风”到与公益、与为人师表、与世道人心有关的时候，恐怕就不能托词是你个人私德而不准人来过问了，彭明敏如果是“单身贵族”，随他扯女人也是他的事，但他至今是有妇之夫，这样乱来，自与形象不合。至于诱奸女生们，当女学生们想留学而请他写介绍信的时候，他的条件就开出来了。比较之下，今天人面兽心的“性骚扰”派大学教授们真是小儿科了。“窃比于我老彭”就差得太远了，两只手的“性骚扰”又算老几呢？人家一只手，早就上床大干特干起来啦！（至于被诱奸的女学生数目，据1995年2月出版的《郭廷以先生书信选》，是“五六人之多”，可见不是盖的！）

彭明敏笔下回忆他偷渡前夜会李敖的事。他偷渡后，谢聪敏、魏廷朝都跟我说，彭明敏最后一个见的是我，他们在彭李会面后未再见面，其实这是联合串通的谎话。事实上，彭明敏最后一晚还同一位会舞蹈的名女人上了床后，才风流而去。

彭明敏偷渡以后，秘密转给我一封信，还附带瑞典美女的泳装相片。信里戏称，里头的美女是李敖在瑞典的读者。我被抓时，信与照片都被警总搜去。我还记得当时警总军法处军法官王云涛开调查庭时，当庭在卷宗中掏出美女相片，手一扬，对我笑道：“你们的美女已被我们没收了！”

我被捕时是在谢聪敏、魏廷朝被捕后的第二个月，由于魏廷朝给我的英雄形象，使我虽然饱受警总刑求，仍旧坚不吐实，免得跟他们的口供搭不上，对不起朋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事实上已供出每一细节，包括彭明敏秘密写信给我等细节在内，也包括他们在彭李会面后仍与彭明敏见过面的每一细节。但是最后一晚风流而去却是警总查出来的。国民党官方知道彭明敏男女关系上的每一细节，他们证实给我看，不由得我不相信。事实上，我对彭明敏在这方面的惭德，也早有所闻。我被彭明敏诬陷下狱，被刑囚时犹为他辩护，特务们乃举证证明你李先生眼中的彭明敏，私德卑鄙如此，我登时哑口无言，因为那都是真的啊！

彭明敏的“志气”受他“性欲”所累，这一点，国民党应该掌握不少情报。国民党那些抓人关人，只是“形之于外”的作业，另有“藏之于内”的作业，是我们看不到的，因为那都是“极机密”的文件和动作，是外泄不出来的。但是，王八蛋国民党还是百密一疏，在二十一年后，我还是透过秘密管道，从陈绥民手里，取得了当时他们在彭明敏偷渡后，亡羊补牢大力报复的“极机密”文件。文件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谨呈”给“总裁”蒋介石的毛笔恭楷“签呈”，其中两段说：

一、彭逆明敏秽行恶迹资料，应妥为整理，必要时，透过国外内幕杂志揭露其卑劣行径，及其为士林所不齿之情形，使为国际人士及侨胞所唾弃。

二、彭逆潜逃经过，有关单位查明后，应再提报常会。

在同一文件右下角批示栏，有这样的钢笔字：“本件原件奉总裁批示：‘可照办。’”并盖上“中华民国五十九年二月二十日”橡皮印。由此可见，彭明敏不但“大头”不轨，为蒋介石所深知；连“小头”不轨，也为蒋光头所密察。——领袖日理万机，犹不忘理百姓一鸡（大鸡鸡），真可谓察察为暗了。至于蒋密察之下的彭明敏“秽行恶迹”，我相信也并非全属空穴来风，他自己的行为不检，恐怕也正是授人以柄的把柄也。要不是他自己有问题，国民党纵使“最高决策”，恐怕也难以落实到对方的“最低部位”上。……（编者略）有一次彭明敏向我说，他羡慕My Secret Life一书的作者，因为该作者一生搞过四千个女人。——如果彭明敏的形象是花花公子，他要搞几千个都是他的事；但彭明敏以正人君子、“台独”英雄、为人师表、贵族绅士为形象，他如此行径，就未免太不相称、太伪君子了。不过，当事人彭明敏自己，倒也夷然处之并不失理直气壮。他曾跟我说：“国民党宣传我跟女人的私德如何如何，但国民党的总理、国民党的总裁，他们哪个跟女人的关系不是一本花账！”言下不胜委屈之至，我一边听，一边笑，深感此公真好有一比也！

前面我说“彭案”的发生有偶然因素，原来是彭明敏与台大法学院某名教授之妻有染，事发后他怕吃官司，一方面在“1964.9.9”（案发前十一天）写信给我们《文星》说，“被卷入公私交错的一个案件，并有可能进入司法阶段，所以不得不暂时停笔，以便全力去处理这件事”；一方面在“全力去处理”恐怕无效之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大干一次。中国有“冲喜”之俗，即在万般无奈之际，以洞房之事冲去家中祸事。彭明敏正好相反，他是“冲祸”以代“冲喜”，用更耸人听闻的军法案件来冲掉司法案件、用叛乱案件来冲掉乱判案件，以俟奇迹产生。这，就是“彭案”发生的偶然因素。“彭案”中三个书呆子没有那么伟大，至少彭明敏没有，彭明敏绝对不比他的两个学生还笨，但他慌了，所以计谋“小头”问题、“大头”解决，就这样，台湾人的历史多出了伟大而又渺小得不为人知的一页，而“唯性史观”论者也就吾道不孤了。彭明敏从事民进党“总统”参选时，以“四P”作为“视觉识别系统”，“四P”辅以一个地球仪，其中“四P”除了象征四大族群外，“四P”还有高声望（Prestige）、彭（Peng）、教授（Professor）及总统（President）。斗大的地球仪则在凸显台湾“小而强、小而美”的“生命力”。不过，我总觉得“四P”似乎还少了一P，就是蒋介石眼中的大鸡鸡（Penis，男性生殖器），有了大鸡鸡的形象，更可凸显台湾的“生命力”，至少是台湾“总统”参选人的“生命力”，这样，比起干逛酒家的没水准货色，自然更绅士、更贵族、更有情调了。

梁实秋有一次跟我聊天，谈到一条腿的潘光旦，梁实秋说：“李敖啊，你注意身体残废却有成就的人，这种人毅力过人，当然也心病过人。”用这标准来看独臂的彭明敏，的确也得其神似。彭明敏的心病表现在双面人性格上面，尤其明显。他在《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中，一边说李敖以台独“怪名被捕，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李敖则长期受难，我心痛如割、急如焚，也曾求助于一些国际人权团体，但还是救不了他”。这些话，就明显看出他的双面人性格了。因为，在《台湾青年》向国民党提供证据，不仁不义，诬陷李敖是台独的“秘密盟员”、引国民党去抓李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彭明敏啊！这种双面人性格，不止见于1989年4月4日他写的这篇序，据陈平景提供的1971年5月13日彭明敏给他的信，彭明敏为李敖被捕，未尝不为之悲痛，他告诉陈平景，《纽约时报》今天登出李敖照片并专文报道此事，我们竭力救他。（Of course, all of us are distressed to hear about Li Ao's arrest and want to do whatever possible for him.In today's New York Times there is an article about and photo of him.）看来这当然是很动人、很真情的。但谁也想不到，奔走呼号想救“彭明敏之友”出狱的人，也正是把“彭明敏之友”设计入狱的同一人，这真太离奇了！太离谱了！彭明敏毕竟同我是患难之交，因此他虽诱猫抓了耗子，但物伤其类，总是代猫哭耗子，而此哭又非虚情。他对陈平景之言，是可信的、可感念的。只是，对我这患难时期的“彭明敏之友”来说，在彭明敏后来选“总统”时到处速成“彭明敏之友会”，全省有九十一家、台北有二十六家、高雄有三十六家，“彭明敏之友”日以千百计，时髦入会，我看了，真暗中为他们捏了一把汗。连我这曾被“心痛如割、急如焚”殊荣过的，做“彭明敏之友”的代价与下场都动魄惊心如此，这些“即溶咖啡式”的日以千百计的“彭明敏之友”，又爽到哪里去？其实这些投机朋友，在彭明敏越王勾践型的寡情下，根本得不到一点儿垂顾与垂怜。现代的越王勾践绝对是寡情的，试看当年那么多人帮助他偷渡，直到如今，他没点出任何近在眼前的人的名字来感谢一下，他托言不愿连累朋友而不肯泄露，试问四分之一世纪都过去了，还有什么连累等原因作为借口？说穿了，此公忘恩负义性格作祟、心胸狭小、不肯分人以功而已。结果呢，帮他偷渡的，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只有一个人名字曝光，还是国民党官方给代曝的，此人为谁？李敖是也。李敖帮彭明敏偷渡，罪证确凿，见于军法判决书，有官方证件证明呢，谁也赖不掉了。由此一事，可见当年为他冒险犯难的朋友提不提了，今天“即溶咖啡式”的“彭明敏之友”又何足道哉？放眼看去，现代的越王勾践，他一生点名肯定的患难之交，只李登辉与李敖两人而已。其他的“彭明敏之友”啊，在彭明敏眼中，只是攀龙附凤西瓜偎大边的助选之徒而已，何足挂齿哟！

所谓只有李登辉和李敖是彭明敏点名肯定的说法，我有证据。彭明敏出版《彭明敏看台湾》，不但偷偷删掉了李敖的名字，还删掉了他返台前一篇重要的提到李敖的文章——《中国时报》杨宪村专访：《回首前尘话蓬莱——与彭明敏在奥瑞冈的一场对话》，其中有耐人寻味的问答：

问：你在海外发生的几次不愉快事件，是否与你那种既细致又易得罪人的个性有关？

答：我不同意自己“容易得罪人”的说法，也不相信自己容易得罪人，我这个人重感情，对朋友忠诚，与人也好相处。我的个性不适合政治，搞权术花样我弄不来，违心之言也说不出口，像李登辉或作家李敖，很多人批评他们，但我都视他们为我的朋友，虽然我们彼此见解已有很多不同，但他们都是患难时期的挚友。

彭明敏出书时删除了这篇文章，显然目的有二：一、暗中动手脚，消去他那源远流长的“李登辉情结”；二、暗中动手脚，“患难时期的挚友”李敖当然要一并清洁溜溜掉。他删除的用心是隐秘的、删除的手法是细腻的，但是，不幸的是，在明察秋毫的历史家眼里，他所有暗中的手脚都无所遁形。

在彭明敏没返台以前，我看到电视画面，看到他特别点出李敖的冤狱事件，认为国民党政府应向李敖道歉。——这是彭明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证据、诬陷李敖后十九年，第一次公开在电视机前宣示李敖非台独分子，我除了以迟来的感激来回应彭明敏迟来的平反外，内心深处，却想起《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彼拉多的动作。彼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彭明敏只手遮天成功了，他把黑手脏手全抹在国民党手上，王八蛋国民党固然活该，但我实在忍不住偷笑。从彭明敏纽约记者会看，仿佛他宣示“四十年来，为台湾民主努力付出代价的许多人士如李敖”等未曾“平反、复权”，他就不回来，事实上，他迟迟其行是在等对他有利的机会，他深知不回来就绝无机会。1991年4月29日，他写信给我，说“知心之间，无所不谈，毫无忌惮”，谈出台独分子在美国的真正内幕。他写道：

在美国搅（搞）“台湾政治”者（在美国或其他外国，怎能搅“台湾政治”，荒唐之至），煞有介事，其实都是拼命从事你所说的“意淫”而已（而且都是不能达到orgasms）。有的在美搅得声名狼藉，混不下去，便逃回台湾，自称“侨领”或“教授”（在台者不知所谓教授实是在美学界无人看得起的市立野鸡专科学校厮混误人子弟者），在台自立山头，自任“民主运动健将”，继续以似是而非的浅薄言论敛财骗人。在美国搅“中国”或“台湾”政治者，基本上都是con men，利用或abuse侨民“爱乡心”之切，自我膨胀，诈财骗人而已。令人感慨者，古今东西，地球上似乎充满着无数suckers（包括所谓知识分子），那些con men骗之不尽，吃了一批以后，马上又有一批自投罗网。海外这些con men之奇形怪状丑相变态很想为文分析之。

可见私底下，在“知心之间，无所不谈，毫无忌惮”的情况下，真的彭明敏是深知台独分子的卑鄙的。我的一贯立场是主张真正第一流知识分子影响政治而不涉足政治，我期望的彭明敏和我一样洁身自爱却战斗不衰。彭明敏自然知道。他在1991年5月18日写信给我，说：“你言中了，在目前情况下，我实在无法考虑回去（而且回去也想不出要做什么，你想我应该回去做什么？难道开餐馆、咖啡厅？）。台湾情势似在恶化，怪事丑闻频频，令人深忧，有时忍不住想为文评论之。”1991年8月12日写信给我，说：“通缉撤销，反而各种压力接踵而来，不堪困扰。你已经看出，不少人在打我的主意；又如你所说，报上看到台湾政客、政治那个样子，实在恶心。有时很想脱俗入山，不问世事了。”……从这些知心话里，可以看到彭明敏的另一面——努力去作为独来独往的伟大知识分子的一面。而这一面，举世除了向李敖“输诚”，也别无其人够资格。彭明敏此时不但一再写信来说知心话，还特请Irene Lee从美国带来照片给我。Irene Lee留言给我说：“彭先生（明敏）嘱我带给您一帧我所拍摄的黑白近照，他说：‘平生君子之交得李敖，足矣。’”可见彭明敏和他眼中李敖的交情。不过，正如我预料的，彭明敏“脱俗入山，不问世事”是说说而已，他毕竟忍不住要回来了。1992年9月18日，我有长信给他。10月21日，他写出在美也可能是此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说：

刚由日本回来，接到你的快信。很感谢你的关切。你所说的话，会铭记在心。确有人为了我的“晚节”而担心。但那是杞忧。多年在外流亡、折磨、锻炼，难道到此时还会出卖灵魂，“失身、失节”吗？简直无法想象的。

这是彭明敏回应我婉转表达的规劝与疑虑的最后白纸黑字，接着就是回航了。完全不出我所料，他一回航台湾，立刻被俗人俗事包围，他不但不能“脱俗”，反倒陶醉其中了。看到电视上他站在车上，左右转头向群众挥手的画面，我想到蒋介石的“风扇头”，不禁失笑。

彭明敏回航后，立刻有了高速转变，最高速的，莫过于他对李敖这种患难之交的高速离心而去，他日夜忙着去交新朋友、去为政治交换而助选、站台。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忙过了再见我面，我漫应之。到了选举开票之日，他透过谢聪敏想见我的时候，我却推托拒绝了。谢聪敏私下问我：“老彭奇怪为什么你不见他？”我说：“他是最懂礼貌的人，让他自己去找答案吧！”我又说：“彭先生晚来见我或不来见我，对彭先生不好；我不见彭先生，对彭先生好。”我想直到今天，彭明敏还不懂我那“听其自悟”的“以不教教之”之道。

正如魏廷朝所说，李敖不是放暗箭的人。我光明磊落，一切明着来。我曾在《时报周刊》等媒体上，公开表示了我对彭明敏回来以后的失望，不过讲话归讲话，我对他一直很客气。这样，直到他回来一年后，我抵不住陆啸钊的坚邀，才答应三人一起吃一次饭。那天主人陆啸钊和彭明敏先到陶陶园等我，我与彭明敏，在他回来后一年才见面，就是二十四年后才首次见面。我很礼貌地带了一件小礼物送他，那是一个小镜框，中有马萨里克（Masaryk）的一张照片。彭明敏很谦虚，他说：“你李先生太博学了，你考倒我了，这位是谁啊？”我说：“他是捷克的国父马萨里克。他是名教授，当年带着学生领导独立运动，流亡海外，1918年他成功了，并且当了总统，1937年八十七岁时死去。他为捷克打下独立的基础，可是他无法解决与强邻的关系，最后捷克被强邻所灭。他的故事告诉人们，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搞独立是一回事，可是，纵使成功了，与强邻问题解决不了，也是空忙一场。……”彭明敏若有所思地收下我的小礼物。饭后，他用他的胜利牌轿车送我回家。车中也没谈什么，好像二十四年前的知己之情都生疏了。后来他在凯悦大饭店席开一桌，请我全家，也请了陆啸钊，以及陈彦增、郭文华等人。事后我没有回请他们，我想起二十四年前我和彭明敏两人日夜相处的往事，对今天这种“恭而有礼”式的宴饮，实在觉得不自在。

两次饭局后，我和彭明敏又恢复了不相往来的状态。谢聪敏偶尔与我联络，我多次请他侧面影响影响彭明敏。谢聪敏说：“李敖啊，老彭已经被海外那些新贵们包围啦，连我都讲不进去，也不敢讲话啦！”我笑说：“就是皇帝，也是打到天下后，才清除功臣、不纳忠言呀！怎么还没打到天下，只回台湾得意几天就忘形起来了，连老朋友都冷淡了？这样笨，还搞什么政治？”谢聪敏说：“老彭就是那样，我又有什么办法？”

1994年8月23日，我看到彭明敏发表的《写在（台湾自救宣言）三十周年前夕》、又在头一天收到谢聪敏电传来的感言和电话、又看到报上他们的照片和庆祝活动，我忍不住在8月27日写了一封信，我严肃指出：

……你们三十年前的宣言，明明争的重点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解决了，一中一台根本不是问题。你们的运动，其实是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这个运动成功了，台湾变成了如国民党牛皮所说的“自由民主的灯塔”，不愁大陆不在内外压力下向光明认同，一旦大陆也跟你学习，成了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分是合都不是问题。如今若不在自由民主运动上定性定位，还在一中一台上落墨着眼，是舍本

逐末、是以虚幻的海市蜃楼代替务实的自救功夫。——自由民主运动和一中一台好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一实一虚，不可不弄清楚。你们既在三十年前做了先知，你们就有责任在三十年后矫正导向，能为三十年后的台湾导出正确的方向，才不愧为先知，才是你们的伟大。……

我又写道：

彭老师文中指出“危险而无理智的‘中国情结’”是错误的，这话反面解释，“安全而理智的‘台湾情结’”，自是可行的。不过，依我的先知水平，（别忘了我也是先知！）我始终看不出来一中一台有可行性，一中一台论者三十年来，从未提出任何论证（理智的论证）证明如何达成一中一台、如何抵抗大陆，让他们放开黑手，让台湾去一台。有起码常识的人都能清楚知道大陆绝对有“犯台”的能力、都能清楚知道美国人不可靠，何况通达世情、通达国际大势的国际法权威彭老师及其门徒？虽然如此通达，却还高唱一中一台——只有空头主张、全无具体办法的一中一台，这不是好梦又是什么？这种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的思考模式，施之于贩夫走卒匹夫匹妇，犹可说也；施之于台湾人的先知，不可说也！

什么是一厢情愿？凡是提不出具体办法的号召，都属之。彭老师大作指摘“当局”不肯“以台湾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试问一旦彭老师成了“当局”，你能如愿以偿加入吗？加入联合国，“共匪”不亡，绝无可能，这是起码常识，彭老师太清楚了、太清楚了。别人可以一厢情愿打如意算盘以意淫联合国（其模式，与国民党意淫大陆——“反攻大陆”完全如出一辙），但是，彭老师怎可如此？这种“危险而无理智”，泛滥成灾，遂有“总统直选”等见诸彭老师大作，总统直选会带来独裁与混乱，这也是政治学常识，别人争权夺利可以这样儿戏，前台大政治系主任怎可如此？

彭老师说“台湾当局数年来一些政策确在沿着我们曾经提倡的大方向进行着”，只是太慢。但是，纵太慢，也似有进境，可是，三十年后的三位先知本人呢？三十年来的进境又在哪里？难道进境只在“总统直选”一类吗？易卜生（Ibsen）1882年写《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写那当时饱

受打击的先知，后来易卜生自道，说当人民在十年后脚步跟上先知的时候，先知自己又超出了人民十年。彭老师啊、聪敏啊、廷朝啊，你们超出的，又在哪里？三十年前，你们是先知；三十年后，你们跟他们当然有不同，但不同又有多少？当人民跟无知人云亦云，先知堕入魔道自说自话的时候，这就未免太对不起当年的自己了。

最后我说：

你们是我共患难的朋友，素知我为人，我可以容忍朋友的无情，但不容忍朋友的大错误——大是大非上的错误。因此，虽然我与彭老师渐行渐远、与廷朝形同隔世，我仍忍不住要写这封信向你们进言。天下能被彭老师虚心受言的人，恐怕也不多了，我敢说我是最后的一位。印度诗人说感谢光明但别忘了在黑暗中执灯的朋友。——我久历人间冷暖，我从黑暗中来，也将回归黑暗而去，我不奢求别人的感谢，但不希望与我同行过的老朋友在光明中目为之眩。该说的话，总归还是不免一说。先“自救”方足以言“台湾自救”，你们三位先知，三十年后难道全无“自救”之处吗？我真的不信啊！

信发出后，彭明敏、魏廷朝全无回音，理都不理；谢聪敏来电话，大意说老彭说政治是要夺权的，你李敖谈那么多是非干吗！我说知识分子不谈是非只搞权力，是你们最大的堕落，我真为大家悲哀。

这封信写了我最后的劝告——三十年后最后的劝告，我知道彭明敏是执迷不悟了。他永远不再是三十年前还有灵光、清气与理想的“脱俗”的彭明敏了。

谈起我这封信的三位收件人，我认为谢聪敏最识大体，他在牢里诬攀李敖是台独，为人卑鄙，但出狱后，在彭明敏等台独分子恩将仇报，在海外发行攻击李敖杂志之际，曾挺身而出，写文点破：“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这是谢聪敏的公道处，他在诚惶诚恐中，仍不忘仗义执言；至于魏廷朝，他和我私交极深，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可以替我看家，可见我对他的信任。以他跟我的深交，在牢里诬攀我是台独，我想他内疚最深。他出狱后只和叶菊兰、谢聪敏来看过我一次，从此形同隔世，三年五载，才见上一面，吃一顿饭，不过有重要的事，他还是认为非李敖莫办。我的回忆录出版后，他还来找我写一封信给台大法学院院长许介鳞检举台大弊案，并说这是许介鳞的意思。我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处理，他说许介鳞认为由李敖出面检举，收信人可挟李敖自重，才好下手清除弊案。我为之失笑，我说你用我口气写来，我签名好了。他欣然照办。至于彭明敏，就复杂得多，他从回台湾后，在应付李敖上面，可谓盘盘皆错，并且一误再误。更不幸的是，他又节外生枝，引发出一个爆破点。事情是这样的：远流出版公司老板王荣文送了他出版的《彭明敏看台湾》等书给我，其中收有“原载于《中国时报》1992年10月14日”的一篇《卜大中专访——为毕生理想再尽心力》一文，是专访彭明敏的。该书第35页有这样的对话：

问：你对省籍纠纷有何看法？

彭：我认为情形已经不严重了，以后会更加和缓。我早年提出的《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当中，就主张台湾人与外省人一体合作，共建台湾。但是我被拘禁之后，政府对军公教各方面说明的时候，故意隐去这一段，反而诬称我提倡杀尽外省人，用以分化省籍之间的感情。我赞佩的人当中有提携我的外省籍师长，如胡适先生、萨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也有外省籍好友，这说明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省籍主义者。台湾不能分成本省外省两个族群互斗，那只会带来灾难，应该合作才是。我也同意在政党比例代表中有某种比例的大陆籍国会代表，但比例必须合理，产生方式也要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这样能使外省人有安全感。

我一看之下，为之一震。因为“1992年10月14日”的《中国时报》原文，并不如此。原文在“我赞佩的人当中有提携我的外省籍师长，如胡适先生、萨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也有外省籍好友”和“这说明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省籍主义者”之间，明明有九个字，被彭明敏暗中删掉了，这九个字是：

包括反对台独的李敖。

明明《中国时报》当天的原文有这九字真言，却在《彭明敏看台湾》一书中给删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看法有二：第一，他是越王勾践型的寡情人物，是“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人，在“台湾人出头天”的时代到来以后，李敖的利用价值已近于零，所以对李敖要敬而远之；第二，由于李敖有一定的影响力，又反对台独，而他们当年又诬陷李敖是台独，使李敖家破人散、冤狱缠身、饱受刑囚、坐牢多年，他们对李敖的定位、跟李敖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造成他们内疚和不便，因此但愿渐行渐远，力谋“脱身”，以策安全。不过，李敖待朋友虽然宽厚，却非易与之辈，你对他过分不起，他极为难缠。而彭明敏、魏廷朝、谢聪敏三位，“脱身”之道，随其智愚，各有不同。李敖拜他们三位之赐，坐了大牢，出狱以后，谢聪敏、魏廷朝至今尚能与李敖马马虎虎相处不被反目，而彭明敏却独独不能，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彭明敏的一误再误使然耳！

1995年6月间，谢聪敏感觉到我将揭发我和彭明敏的往事，亟思挽救，乃一而再、再而三地电话约我，要我务必参加7月5日他订下的一个饭局。饭局是彭明敏、魏廷朝、他和我等人的聚会，可是，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我说：“我不想吃‘最后的晚餐’啦！”我心里觉得：耶稣直到吃“最后的晚餐”时，才被出卖他的人伤了心，但台湾人却比犹太人更巧于此道：彭明敏和魏廷朝、谢聪敏早在最后的晚餐前，就把李敖送上台独十字架了。最妙的是，在被钉上十字架后，他们却又网开一面，说此人并非耶稣。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我的身份是耶稣而死，还是耶稣身边的两名强盗之一而死。悲哉！

彭明敏1989年4月21日秘密写信给我，大骂他的学生蔡同荣说：“蔡此人实际乱来，应予适当教训。”当然，他口中的“教训”不是“情报局局长”对江南式的，只是口诛笔伐而已。当谢聪敏感到事情不妙，李敖要把隐忍了三十多年的事写出来“适当教训”的时候，遂有7月5日彭明敏要同我吃饭之举。可是，一切都太迟了，我拒绝了筷子，拿起了笔杆。想当年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总司令李将军（Gen.Robert Lee）手下有位大将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受了重伤，失去左臂。当他受伤时，李将军曾写封信给他，说道：“你的情况比我还好些，你失掉了你的左臂，我却丢掉了我的右臂。”（“You are better of than I am, for while you have lost left, I have lost my right arm.”）杰克逊收到这封信六天以后，便死了。彭明敏当年失去了左臂，他偷渡消息传来，我顿起李将军之情。遗憾的是，二十四年后，我终于自愿有断臂之举。这是李将军浮生多变了呢？还是杰克森老而不死了呢？多么难答的答案啊！答案难答，可是将军令下，我决定不再留一手。

也许有人奇怪，以快意恩仇为人生观的李敖，为何却能忠厚隐忍彭明敏这么多年对他的不仁不义。原因有二：第一，我痛恨国民党，彭明敏有志气不加入国民党，我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格于岛国局面，台湾人本来像样的、成才的就不多，我一直珍惜这样的台湾人朋友，我希望他变成台湾的胡适，做最有志气、最有学问、最有高度教养的伟大知识分子。第二，大家只看到我穷凶极恶一面，却忘了我豁达大度一面，政治上，我被台独分子诬陷，我不介意。另一方面我又极重感情，老同学刘显叔的太太陈烈看到我写《你不知道的彭明敏》在《商业周刊》前几期的连载，笑着点破：“我现在才知道你李敖的弱点了，原来你是温情主义者！”——我的温情，使我对患难之交有了隐忍。对彭明敏就是最鲜明的一例。

在我发表《你不知道的彭明敏》后，有一个插曲，很逗。当时彭明敏挑选出来的“副总统”候选人谢长廷，忽然发表了护航式的谈话，见报以后，我老毛病犯了，乃饷以挂号信：

长廷老弟：

上月14日你当面“敬请李敖先生指正”的书——《谢长廷新文化教室》，我读过了，我特别注意到你那“动态道德观”的立论，那是你在咖啡厅里向我一再陈述的重点。今早看到《联合报》第四版，在报道李敖出版《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新闻后，有这样一段话：

支持彭明敏参选总统的立委谢长廷则认为，李敖陈述不足以采信，因为并没有“受害人”出面指控彭明敏。

我看了，不禁失笑。照你老弟的法律观点，则希特勒干掉三百万犹太人也自然是不足采信的，因为并没有“受害人”出面指控希特勒。——事实上，这三百万犹太人也永远不能出面了，因为他们都被杀光灭口了。不过，没有“受害人”出面并不等于死了三百万犹太人的事实不足采信，事实毕竟是事实哟！

我写《你不知道的彭明敏》，陈述的全是事实，从彭先生诬陷朋友到诱奸女生、从彭先生出卖同志到不义寡情，无一不举证历历，且我自己就是“受害人”，你怎么可以在彭先生只手遮天以后，跟着双手遮天，说出那种话？是不是你的法律观点认为“受害人”本身之言不客观？你令我回想起我被彭先生诬陷后关在军法黑狱的日子，不论多少“受害人”向军法酷吏喊冤，说被刑囚逼供，但军法酷吏们千篇一律的判决总是：“空言狡展，不足采信。”长廷老弟啊，你这次不足采信的话，真使我“故‘狱’梦重归”呢！

也许我老了，赶不上你们年轻人的动态，在道德上尤其赶不上，但你的老师李鸿禧跟我一样老。在台大第一宿舍，我住第四室，他住第三室。他成名后，在外张扬，说当年台大有“二李”之称，指李敖和他，是鼎鼎大名的学生。其实，我们但知当时只有李敖“一李”。“二李”之说，膨风耳、牛皮耳、自抬身价耳。如今令师已大大的有名，他为他的令师彭先生助选，撇开他自己深信的“内阁制”不谈，大力推动台湾畸形的“总统制”，其曲学阿世，已令士林惊叹。他又写《师事彭老师是毕生的光荣》一文，说“彭案”发生时，他“内心痛楚至极”（此与彭先生说李敖被捕时他彭明敏“心痛如割、急如焚”的多情不谋而合），可是当年“彭老师”受难时、在李敖冒着危险对“彭老师”“厚情和义侠”时，李鸿禧又在哪儿？如今像“即溶咖啡式”冒出这么多“彭明敏之友”来，我真的不能不感“世态”一点也不“炎凉”哟！（昨天我出发去“《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新书发表会”前，还收到彭先生那边寄来的宣传品，提出“彭明敏参选总统之友会”的办法，指示“只要结合十五位以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可以成立一个分会”……原来交朋友也可以比照“老鼠会”式蔓延的！我活了六十岁，并且曾蒙彭先生点名名列他两名患难之交之一，如今看到这么多鼠辈横行，真不能不承认彭先生把我逐出好友名单，是爱护我的——他怕我得鼠疫！）

你的李鸿禧老师因为明哲保身，当年不敢像李敖那样“二李”一下，援彭先生以手，我可以原谅他。我不能原谅的是，在解严以后，在李登辉公然学蒋氏父子，走党政一元、党政不分的错路时，李鸿禧竟公然护航，说出“执政党推举李登辉为党主席，正可彰显国民党是超越省籍意识、天下为公的光明磊落政党”的话！说出“以国家元首兼执政党主席，系目前不失为妥当的方式”的话！那时他

眼里只有李登辉吧？那时他为何不写“师事彭老师是毕生的光荣”呢？七年前的“投桃报李”，对比起七年后的“热情澎湃（彭拜）”来，未免太不搭调了吧？我们若要求他在三十年前、二十七年前，乃至十七年前支持彭先生，也许强人所难，但是，就便是七年前，他还向李登辉表态呢！这是什么动态的道德呢？这是哪一国的“动态道德观”呢？纵使你们“台湾独立国”成立了，我看你也写不出《师事“李”老师是毕生的光荣》那一类杰作吧？“台湾独立国”的人民道德再动态，恐怕也不屑曲学阿世的高等知识分子吧？

长廷老弟，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台湾男人”（为什么写出性别，因为“最聪明的台湾女人”陈文茜会抗议吧？），可是你对《联合报》的谈话却做了一件最笨的事。我请你公开更正、澄清，这样才配得上你老弟的聪明。你的谈话，对李敖这种世界知名的作家，是刑事实体法中妨害名誉及信用罪，“受害人”还健在、还在写这封信给你，是可以“出面指控”的，你总不希望我同你法庭相见吧？坦白告诉你，我真的不希望，因为跟你谈天是一种愉快，何况我们是老朋友，那次阳明山之游，你我还坐在一起合照呢；那次你到我家来，大家也坐在一起合照呢。但也别忘了，为了真理，我李敖“杀”朋友绝不手软，你的太老师彭先生为了假理，都不手软“杀”过来呢，我“强阳不倒”，又软个什么呢？

即颂

进步！

李敖　1995年8月17日

谢长廷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收信后，立刻去信报社更正，并在18日即“长廷敬上”回信示好，当然我也不会到法院告他了，他仍是我欣赏的好朋友。我这封信，写得可是虎虎生风，借题发挥，把彭明敏及其投机徒弟李鸿禧挖苦得淋漓尽致，足见李敖骁悍那一面，不但骁悍，还以温柔敦厚、绵里藏针的趣味表达骁悍，人人以李敖为可怕之人，信夫！

我与彭明敏反目两年后，谢长廷约我上他主持的《长廷问青天》电视节目，在化妆室聊天时，好奇地问我：“彭先生在书中删去李敖的名字，这事到底是不是彭先生干的？”我说：“不是又怎样？即使是别人干的，事后他纵容别人这样做，又有多次机会去更正、去澄清，他都高姿态不去做，他还怪谁啊？”谢长廷听了，点头一叹。

道家说人体中有“三尸虫”，上尸叫彭倨，喜欢财宝；中尸叫彭质，喜欢美食；下尸叫彭矫，喜欢色欲，道家认为这三种尸都有害人体，故合称“彭尸”。我认为“彭尸”具有“彭师”之韵，因写“彭尸”一章，重述生平。整个彭李之交，就此走向落幕。我已行年六十三岁，生平所遇朋友离合不少，但像与彭明敏这样惊心动魄又代价奇高的友情，一旦走向落幕，是解脱？是遗憾？是神伤？是梦醒？我想两人都会为之茫然。再会了，彭先生，你有德于我，我会刻骨；你失德于我，我会铭心，这就是李敖。这样的血性朋友，哪里去找啊？

寒武纪——刀光剑影，寒武袭人，软禁硬汉，恶客盈门。

我十四岁来台湾，台湾虽是亚热带，但对我说来，却一片寒气，像是漫漫长夜的冬天，原因是在国民党伪政府统治下，寒气袭人，活得非常不舒服。在中学的我，被寒尚轻，是“小寒纪”；大学以后，寒气渐浓，是“大寒纪”……到了文星结束，以至彭明敏偷渡，我被全天二十四小时“跟监”（跟踪监视）后，则是公然以武嘘寒了，一寒至此，我戏呼“寒武纪”，不亦宜乎？

在“寒武纪”来临之前，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就是李翰祥。对李翰祥，我本无好感，原因是他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他妈的。我做预官八期排长的时候，正是他《江山美人》流行的日子。部队整天播的、老兵整天哼的，都是梅龙镇那一套，播呀哼的，烦人烦得要命；后来我总算退了伍，跑到台北，又碰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流行，我躲开现代梅龙镇，却又碰到台北狂人城，和萨孟武、徐复观之流对凌波的意淫风（徐复观写肉麻的诗，说要对凌波“诗以张之”！），乌烟瘴气，也烦人烦得要命。说李翰祥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他妈的，因为直接永不可能，理由是：我从没看过这种他妈的国片。李翰祥后来听说我没看过他的《梁祝》，大吃一惊，开玩笑说：“李敖你这种朋友怎么能交！你不看朋友拍的电影！”我说：“现在你知道如何维持友谊了吧？最好你也别看我的书！”

我认识李翰祥是在他来台湾成立国联影业公司以后，时间是1966年4月16日，是康白（何伟康）介绍的。一个月后（5月17日），他约我在他的明星讲习班上讲一次演，然后请我在他家吃晚饭。他说他看出来李敖是最厉害的东北人，并且像绍兴师爷。那时文星已近尾声。国民党封杀文星后，我陷入谋生的困境。当时谋生，光靠偷偷摸摸帮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忙是不能维持的，因为这些文化商人抵抗不了官方的压力，所以所谓偷偷摸摸帮忙，只是一时的、按件计酬的，并且很怄气的。例如我编了《罗素选集》，水牛出版社彭诚晃却不敢挂我的名字，而是由他们的股东刘福增坐享其成的。所以我不得不另想其他生路，其中一个，就是卖洋人旧电器。主要来源是美军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有的外国朋友离台后，也愿把旧电器卖给我，包德甫（Fox Butterfield）也是其中之一。多年后为了《苦海余生》一书，国民党大捧特捧包德甫，国民党完全忘了：当年包德甫为了支持李敖抵抗极权与迫害人权，曾被国民党“留置”、“找麻烦”、“飞机场洗澡”，国民党对自己，可真既往不咎啊！

除了卖旧电器以外，我也不失掉靠学问一时谋生的路子。1968年12月8日，李翰祥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拍唐伯虎的戏，他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问我知不知道这剧本收在哪部书里，我说这剧本收在董康辑的《盛明杂剧》里。他对我的渊博大吃一惊，问我哪里有《盛明杂剧》，我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我试试看。事实上，这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我故意不说。第二天，我告诉李翰祥，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影印本，要一百美元。李翰祥说，只有几页，太贵了吧？我说：“翰祥啊！知识很值钱啊！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可以卖小钱啊？”李翰祥认为有理，就付了我一百美元。12月10日晚上，李翰祥和康白来我家，他说要请我在欣欣餐厅吃晚饭，他的国联公司陷入困境，现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总干事陈绥民负责，晚饭时候陈绥民也会来。在吃饭的时候，我对陈绥民说：你们国民党的统战手法，可得改一改了，这样子统战，不是争取朋友，而是制造敌人，这样会逼人逼出事来的。陈绥民说：我们逼了谁了？你说说看。我说你们日夜派特务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么？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现在就去查看如何？陈绥民无奈，就说好。于是四个人坐我的“计程车”（我的汽车虽是自用，但和计程车同型同价，所以无异于计程车），到了温州街彭家，彭明敏出来证实，陈绥民也就哑口无言。陈绥民走后，李翰祥很佩服我对朋友的照顾和对国民党的抗衡。那天晚上我发烧，我提议早点回家。12月12日，就住进了宏恩医院。全部医药费四千元，折合美元，正是一百。我笑着对小情人小蕾说：“傥来之财，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12月13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医院来看我，同来的有宋项如、郭韧各位。李翰祥进房就找电插座，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带来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于是就放映起来，内容全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宫，有近景，也有大特写。最后他把机器等全部留给了我，让我看个够——这就是李翰祥的体贴和风趣。

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1969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要找一位有汽车的大亨形式上来支持他，做制片人。可是找不到，1969年有私人汽车的人还很少。他看到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禁）。那年5月11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吃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座。李翰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事业做垮。他请我表示意见。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没力量。李翰祥当场请我重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刻送到各报社。5月13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因为中国影剧圈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起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太多了！当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我也不以为意。偶尔时候，我也蛮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少这些人都口蜜会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笑，并对人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1968年到1969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已经走下坡路，靠他吃饭的一些国民党，为了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开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同他反目。这些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根据他们1970年8月31日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列出罪名有九，第一条就是“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最精彩的，是他们在1970年7月公布了“五十八年8月3日”致治安机关的检举信，里头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关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这些国民党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亲笔字迹，公布于下：

1.艺术有价，政治无情。

2.“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颜。

3.接受李敖忠告，把国联向新的路线发展。

4.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坚持。

5.在蒋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用为罗织的张本。最后，他们又造谣说李翰祥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于是，这回生了效，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终于动手，在李翰祥家秘密装上窃听器，并把他约谈。李翰祥对这件事很怄，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回忆说：

他们的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名信，还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是冤枉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李翰祥来台湾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诗”，这种动作，又怎么解释呢？不过，国民党疑神疑鬼引发出来，这件事后果倒非常严重，李翰祥因我被国民党诬陷，以致一再进出警备总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使他自台湾一脱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愚笨的国民党再也没有想到：他们为了整李敖而诬陷李翰祥、约谈李翰祥，竟造成这么深远的损失——他们失掉了这么一位得力的艺术工作者。在台湾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缇萦》，他是相当投合国民党的趣味的。他走了以后，国民党“闻鼓鼙而思良将”，也千方百计拉他回来。党方拍《英烈千秋》的时候，中影的梅长龄保证李翰祥在台湾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话说：“可是，梅先生，谁保证你的安全呢？”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国民党再拉李翰祥，可是李翰祥怕警总，他要国民党军方的最高层人士给他保证安全的信，国民党是从来不会对人认错的、抱歉的，并且还不知自己是老几地向它势力所不及的地方摆高姿势、摆大架子。最后，李翰祥终于用行动去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作了。——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败。当然，国民党是很腐败的，他们不腐败，也不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三十年后，1996年，李翰祥在海外报上发表《戏言戏语》，有《我与李敖初相识》等三篇文章写他和我的交往，读了以后，恍然如昨。他提到李敖“伶牙俐齿，风趣幽默，逻辑性强，所以言之有物，令人听之动容”等，皆写实也。

在李翰祥家做客时，见到他太太张翠英女士，美人儿也，虽岁华老去，余颜犹见当年。有一次在席中谈及李丽华的年龄，我们客人所记得的岁数，都被张翠英否决，而她所说的岁数，都比我们说的小了许多。我们知道张翠英对李丽华素无好感，如今对“影敌”的年龄，竟力加维护，宁非可怪？后来才悟出道理：原来当年张翠英和李丽华固同台演少女戏者也，两人固然争“雌”，但却同庚，替李丽华瞒岁数，就是替自己瞒岁数；把李丽华年纪瞒住，别人就难以类推出自己的年纪，可见为人者己亦有、瞒人者人亦瞒之，年龄互保，人同此心，大家有所保留，亦大好事也。

我卖旧电器找买主，因为演艺圈内购买力强，所以结交此道中人甚多，这些人多好赌，我也因缘随之，以我一表人才，遇赌甚精，所以赢多输少，对生活亦有大补。赌友中有李翰祥的经理外号“刘必跟”者，此人不信邪，每张梭哈之牌，必然跟进，认为可有奇迹出现，这样打法，当然把把过瘾，可是十打九输。有次输火了，开的支票不认账，反倒告我和蒋光超联手诈赌。法官开庭调查，我说：“凡诈赌者，必然联手者交情很深，方有可能。可是我当天晚上才认识蒋光超，难道是我们上辈子串通好的？”被告蒋光超也在旁证实当晚才认识我无误。法官乃问“刘必跟”：“你告李敖、蒋光超诈赌，有何证据？”“刘必跟”说：“我那天记了日记，有我自己的日记为证。”我说：“这叫什么证据！如果他日记里记我是匪谍，难道我就是匪谍？这种日记太可怕了！”法官点头，最后问我：“你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在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说着朝“刘必跟”一指，大声道：“这种人牌打得这么糟，凭真牌就可赢他，何须做假牌！”后来我被警总抓去，办案人员告诉我，本来他们想趁机用诈赌罪整我的，因为整我就连带整到蒋光超，并且扣李敖以诈赌之罪，无人会信，乃放弃此议，不了了之。但这一凭真牌可以赢人、谁还要做假牌的赌钱观，却成了我的人生观。虽然是被诬告一场，但名誉受损，也在意中。蒋光超打电话来，问《联合报》登他和我豪赌之事何不解释，我说：“人家说我是‘匪谍’我都不解释，何况是‘赌徒’？”他听了一笑开悟，也不解释了。

我在被诬告诈赌时，已日夜在软禁状况下。1970年1月软禁一开始，是由警察以假计程车跟踪的，到了7月18日，有了新状况——多了一部车。我决定展开报复，我跟他们来一次“捉迷藏”。这次“捉迷藏”捉到日月潭，全部过程，那时刚从铭传毕业的小蕾留下详细的日记，这是难得的一篇完整记录，我全部附在后面：

好好的一次毕业旅行，却被自己的一句话Cancel掉了，正后悔着，没想到四天后因他们去了趟日月潭。

18日早上十点多胖来，告诉我说：“从清晨5点起增了部车，刚才我去找罗警员叫他转话给李分局长，如在三个钟头内不撤走这部车，我定给他们好看。”“罗警员怎么说呢？”“他说：‘我转，我转。’由今天起移给警总了，他们需要两天时间见习。”“你怎么对付他们呢？”“开车子兜着他们乱转，我已叫小八保养车去了，且把油加满，大家斗着看好了。”我不喜欢胖跟他们斗，这事已延续了四个多月了，多一部车固然很令人不快，再斗也不可能将车全部撤走，四个月都过来了，又何在乎这两天呢？可是胖这种人已决定这么做了再说也是白说，只能拼命往好的方面想，2点时他们一定会撤走一部车的，如那时还是两部车再想办法也不迟，就跟胖走小路到菜市，买了些菜回家补喂胖。到了2点，他们一动都不动，胖就决定不让他们知道去一趟台中，后来也把我算了进去，就计划着，怎么样的方式最好，“我先回家提点钱，理好了箱子，等6点钟在侨联宾馆与胖碰头，车子由小八直接开去侨联宾馆，而胖丢开他们去侨联等我。”这就是我们丢了他们离开台北的法子，其中胖花了七十元的出租车钱，包括五十元奖励司机摆脱他们，胖的确是个想得周到的小心人，除了带双使脚舒服的布鞋外，还带了金丝边的眼镜，一箱可口可乐（怕他们在旅馆的水内放毒）。到了三重我多次转身看后面都没看见他们的车子，谁又晓得我们已在往台中的道上了。

近七点半到了新竹，吃了晚饭，买了两本杂志，四卷彩色照片、三块话梅（真亏买了）及一罐糖。胖把车子玻璃擦干净，换了布鞋，前后花了大约一个钟头，我们又南下了，一路上真舒服，也许这天是十五吧！月色好得没命，又有凉快的风吹着，并且没有人盯着我们，每次我都说：“有什么关系，他们要跟，就让他们跟吧！”这不是真心话，如果真有个车子跟着我们，就不会有

这种说不出的愉快了！一路上，胖告诉我，有车迎面来最好将远光灯换为近光灯，这是种礼貌，且不会刺着对方的眼睛。我就一路留心着看，果然如此，有的车不这样，我就会说句“这车不懂礼貌”。有一次，胖将灯换错了，对方的车立即又换成远光灯，且经过我们时长按了声喇叭，吓了我一跳，原来是那人司机报复，人常常都会将别人不经心犯的错，视为有意那么做的，胖就是这种人，我随口说出的话，他一定要解释成我故意气他才这么说的。到了头份，要进入尖丰公路了，可是转了又转就是找不着路，在公路局车站停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又开始找路。最后还是花了八块钱买本大学杂志才问出来，入了尖丰公路，就像走进了山堆，前啊后的、左啊右的都是山，但在这前面没有一点阻挡，路面又平，以一百里的速度前进真过瘾，也看到些骑摩托车跑单帮的，真服他们，这么暗的路上，也不似我们有层铁壳子罩住，万一跳出个坏人，躲都没地方躲，不记得是哪里了，有个好大好大的叫“将军山”的酒家，这行业可真吃得开，在这么偏的地方，都有人花这么大的本钱投资，没多久就看到个在山上的三山国王庙，“胖，我们回来时到这停停”。“好。”喝着可口可乐，吃着糖及酸梅，老远就闻到阵阵的木头香味，胖告诉我三义到了，在这路两旁都是雕刻店。说着说着，就看到台中的路标了，胖说晓波家在这附近有块地，老太新搬的屋子也在这段路上，“就是前面最靠边的一幢”，我们将车停下，看见老太在楼上窗口，不知在写些什么，胖也没进去打个招呼，就把车开走了。“我们去看看丁颍。”在个小巷里左转右转才到，可是家里没人，我们就进市区了，胖说住在意文，那是个较西式的地方，他以前住过，带了三瓶可口可乐，提了箱子，柜台上的人还对胖说：“你好久没来了。”究竟台中是他的地盘，我累得想倒在床上就睡，放了热水，胖出去买牙膏，还带了套套回来，当天晚上就用了一个，那个鬼床，一翻身就会叽嘛鬼叫的，害得我没睡好。早上睁开眼时，胖已洗好澡穿好衣了，他叫我再睡，此时才只有五点多，他去看看老太，没一会儿，胖回来了，他已吃饱，可是没去看老太，因为怕有人已到她那边了。我起来洗澡、化妆、理东西，而胖去擦车，七点多一点就已结好账离开了，胖带我到个小摊上吃碗豆浆打个蛋，就开始逛台中了，也许太早，好多店都还没开门，在个书店买了《希区柯克怪诞小说选》（水牛）、一份游览地图和些文具，还听到收音机里播出刘家昌和五花瓣唱的《咪咪小黑猫》，好玩死了，家昌怎会跟他们配歌，胖跟我笑了好大一段路才停住。到一福堂买了好些太阳饼、早点，把车停在它们门口，就逛一福堂的百货公司，不管什么店一定要有其特点才能站得住脚，同是面包店，它们能因太阳饼在旁边起个十一层的大楼，而我们却做倒了，这时才想起市场学老师说的“Don’t sell the steak, sell the sizzle”，是有大道理在内的。我买了顶黑色的帽子，小姐们竟视我们为财神爷，捧这拿那的给我们看，我最禁不起行诱，花三十块买三条手帕、一百八买了个腕链，还拼命告诉我三楼有女装，到二楼，买了二双厚袜子配胖新买的凉鞋，三百八买了件运动衫，他们店内的东西好像特别贵，拿了四张免费券上九楼享受去，谁知一个人都没有，半天出来个尚有困意的小妹说：“你们怎么来这么早，我们11点才开始。”又拿了那四张券上顶楼凉台，换了一杯冰咖啡、三杯冰柠檬，因为胖替小妹着想，要是我就会叫四杯不同的东西，我们照了些相，胖换袜子，近11点才出一福堂。台中的远东百货公司好大，简直大得没道理。看了台中的书市场，竟有胖的书，时间的变迁简直不可预料，那时红极了的作家，现在流通在市面上的书竟少得可怜，知道他的人也逐渐减少。我也许受不了这种冷热的起伏。两碗可口的排骨面、两个菜肉大包、一盘明虾，就解决了我们的午饭，可不便宜，一百二。一点钟左右就往日月潭了，在路上加满了油，问好了路，就直驶，一路风景真好，马路又平，虽然没有夜间开车舒服，但在晚上绝看不到这么这么多漂亮的景色，一串串鲜红的荔枝挂在翠绿的枝头，怎不叫人垂涎。一路上弯路太多，也许是刚吃过午饭的关系，我竟晕车了，一直想吐，幸好买了酸梅，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吃才止住吐。两点半看到日月潭三个字，在远处有幢白房子，胖说我们住那好了，整整绕了湖一周，就是到不了那房子，掉头重找才到了“日月潭饭店”，一天房钱四百四，我们俩都问了件傻事，胖说：“我们的房间要面对湖。”“每间房间都朝湖。”我问小姐要冷气。“我们这没冷气，只要门开了就很凉快。”它们到傍晚才有热水，洗了个凉水澡，倒在床上休息，可是睡不着，眯了一下眼，三点半我们准备一下就打算出去走走，这时天气转阴，最前有个破庙、孔雀园，再往前没有路了，掉头往教师会馆走，照了些相，在游泳池边走了走，看到个女孩穿着件中空装似的衣服，胖叫我别盯着人家看。这一带也没什么好玩的，就朝回走，看见一个警察跟一百姓面对着走来，但当我们车子过了，他们二人就掉头，胖就说：“被他们找到了。”我以为胖敏

感，经过警察局时，有两个警察，其中一人伸手拦我们车，又不正视我们，朝另外一人讲话，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天已下雨，“请问贵姓？”“我姓李叫李敖，你们就是找我。”胖把车子停好，与他们一起进局里，没一会儿就出来了，我们在附近店里逛逛，走进一家土产店，我选了条大理石项链和牛角梳子，老板说：“看见你们进警察局，知道你们是警察的朋友，特别算你便宜。”“不是，朋友是通缉犯。”到一家小店喝了瓶芭乐汁，好奇怪，每家店都在叫我们进去吃饭，这种冷清清的生意真不知如何维持。而此时只有我们两个游人，也许吃饭对他们而言利润较大，我们不太饿，每家店门口都经过两遍以上，我想在一家大点的饭店里吃饭，胖说那店离警局太近了他们会下毒，结果在家小店叫了两个蛋包饭和榨菜肉丝汤，服务很周到，还替我们送了两盒蚊香来。那饭简直恐怖得吃不下，喝了大半碗汤，我心里有点嘀咕，要到这种小地方来吃，还好我们有太阳饼和汽水，否则我晚上会饿死，回到旅馆，账台小姐要我身份证，给了她就进房，希区柯克跑到哪去了（前天6月30日把我写的从头看了一遍，使自己失望得简直写不完了，也不想写了）。拿了车钥匙，想到车里再找找看，柜台上的小姐在传看我的身份证，我突然出现，使她们慌了手脚。拿着手电筒前后都找遍了，就是看不见那本希区柯克，回房跟胖无聊的一人捧本陈之藩的书，他的书写得不错，可是《在春风里》《旅美小简》内的每篇都看过两遍以上，吃了两个太阳饼，实在待着没事，就想出去走走，胖懒得动，但禁不起我左缠右说的，终于穿上衣服。进门处坐了好些人，胖说那些人都是的。数数竟有四个之多，地方小，戒心也高些，沿着湖边走了一小段路，又回去找书，这次终于被我找着了，撕成两半，一人看一份，等我上过厕所回来，胖已睡着了，我看了会儿书，熄了灯，睁着眼发半天呆，才睡着，又是一天过去了。这一天的前大半，一定够他们急的了，等找到我们才放下心，明天又要开始有人跟了。

6月20日

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月亮尚未下去时，胖就起来了。我睁开眼时，只是一个橘红透黄的月亮留在天上，湖面静静的，有层薄得透明的雾，真美，难怪到过日月潭的川端康成会说月是中国的好。胖在外面坐了好半天，这是他最喜欢、印象最深的一刻了。昨晚他又重告诉我一遍，他初一时，班上旅行，他提议到日月潭。回家时，他爸说没钱，结果提议的人没去，以后就一直没来过，这还是他第一次到日月潭，一人吃了两个太阳饼，一瓶可口可乐，胖去擦车，我化妆，昨晚就问清了，如在12点以前check out，则以一天计算，五点前以休息（半天价）论，我们不愿再让他们赚二百二，在饭店左右照了一卷照片，整理一下，准备去逛湖，先到孔雀园，他们用个中型的车，三个人来跟我们。胖买了支驯妻椎，立刻做出那状照了张相。孔雀是很多，可是保养不够好，许多孔雀的屏都不够好，有许多都折断了，但其颜色之美丽，简直无法模仿，我想就是最好的画家也不能用现有的色彩画出如此艳丽的孔雀屏。可惜其所在处太暗了，不能照相。逛完了孔雀园，又绕到前面去了。胖还跟警察打招呼，“我们中午就走。”我们坐上了游湖的船，先到了番社，那开船的小孩带我们到他的家去，他家开了个规模不算小的店，我买了副耳环和一个手摇的鼓，上了船，他告诉我们其他的地方没什么好玩了，如我们随便意思一下，他带我们到月潭去玩。胖一定要问清楚随便意思是多少，“普通都给三十。”沿途看到了玄奘塔，还没盖完，因太高了，普通材料都用钢索吊上去的，多费时间和工钱。胖说那是李善培的老子化缘来的钱，他带我们到了湖的尽头，由石阶上去，看到一个在山之间的村子，不像是真的，倒像是画出来的，胖问他这边的地卖不卖，向谁买，好像想在此定居似的，说是说，真想在这住下来，还有许多困难。胖告诉那小孩说我们是通缉犯，他不信。我们坐船回去时，发现后面有船跟，真周到，这么一个小湖都怕我们会逃掉。当我跟胖在回住的地方时，看见一个便衣警察跟那小孩一同往警局的方向走，那船夫还向我招手。回到旅馆，柜台小姐拿了本胖盗印本的书，请胖替她签字，匆忙中理好了行李，竟忘了胖摆在柜子里的衣服，幸好让旅馆内的小姐发现了，一路上就以大赛车的速度赶回了台中。路上胖叫我自己坐车回台北，他跟他们兜兜，我不愿意，如我先走，胖会愈斗愈气，并且会不停地想鬼主意。到了台中在老太处喝了杯水，胖喝六杯，而他们则忙着打电话、交班。我们在街上走了好久，打电话给小八，他不在，我肚子饿了（因回到台中差不多快一点半了），胖怕他们下毒，说最好能找到个可以看见现做的小摊，又开始走，在一个沟上的摊子吃了片西瓜，又走。我实在走不动了，但还拖着走，最后决定在个双美室内吃午饭，我叫菜，胖到远东公司买件衣服换着穿（因身上那件已湿透）。后来他们竟然也进来跟我们面对面地坐下，叫了些冷饮，在里面等起我们来了。我们决定饭后去看场电影，在电影院内耗了两个多钟头，电影还可以，椅子却坐得奇难受，幸好如此，否则我会在戏院内睡着。胖喝的六杯茶起作用了，一共上了三次厕所，他们坐在外面看着我们，也许这电影他们看过了。出了戏院，我实在走不动了，买了些荔枝，就上车，本打算由南下的路，再转至海线，使他们暂时摸不住我们究竟往哪，在路上将油加满，轮胎打足了气，在进入员林时，看见界牌下有部车子，我回过头，后面车上的人不停地跟那车子打着手势，是他们的人，也许每个站都有部随时跟我们的车子在准备着。想既然到了员林，就去看看玫瑰花园（此时只剩一部车子了，另一部在加油时丢了）。胖找不着路就把车子乱开，一路上的路标因速度太快而看不清，地图我又看不懂，只有乱闯了，居然走到乡间的小路上，我就心里怨着，“这下不知要走到哪了，跟他们兜什么，如以正规的走法，现在也许都走了一半了，而现在却在这不知名的乡下乱兜，也不知走不走得出，我当初为什么不坐火车走呢？”为了向他们显示我们有汽水，就拼命喝，现在我要自食后果了，到处找着哪可上厕所，而胖左一次错过，右一次说我们找火车站。车都快到彰化了，他都没找到。既然忍了那么久，就等到台中吧！回到台中了，老太不在家，胖刚从家里走出来，就远远看见老太走来，这么凑巧，他们一定会以为是我们预先约好的。此时已七点多了，我们乱开了两个多钟头的车，浪费了两个多钟头的汽油，减少了车两个钟头的寿命，此两钟头竟用在斗气上，多划不来。呆胖胖，不知如何想此事。洗了个澡，将车小保养一下，休息了会儿，到“南夜”去吃快餐，胖真令我烦死了，为什么以这么小的度量来看他们？他觉得在我们吃饭时，他们会弄坏车子，把你车弄坏了，你回不了台北，待在台中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真巴不得你快点离开台中，让他们恢复平静呢！叫菜时，老太进来喝杯咖啡，他就站在门口守着他的车，真像是个……（找不到好形容词），等快餐来了，他回来，叫老太坐在车上，做得未免太过分了些，可怜的胖胖，这么一个天才，竟花这么多心智和精神，用在这批小喽啰身上。吃完饭，我怕路上会冷，去买件毛衣，此时已无长袖厚点的衣服，随便买了件上衣。把老太送回家，我们正式上路，已9点45分了，胖跟我说好一出台中，我就睡，他保证不再跟他们兜了。我也实在太累，倒下没多久就睡着了。走到尖丰公路时我醒了，开了瓶汽水。突然他们的一部红车超过了我们，胖一气就把车停下，我们下车走走、跳跳，有部警察局的吉普车也来凑热闹，要看驾驶执照，抄了我们二人的身份证。胖告诉他在交通上挑不出我的错，我们是政治问题，那警官看了身份证说二十四年生的人还有什么问题，也问后面的车子要身份证等，他们两三个人将警官拉到一边，咕咕地说着小声话，胖说要公平，既然要登记身份证，就大家一起登，那胖警官说当然当然，一会儿就说他们的已登记好了，胖不服说我们两个人的身份证比他们几个人登记得还久。“路不好走，不要开太快，快点走吧！”我们就又走了，没一会儿又看见将军小酒家，一路几乎以一百的速度前进，我又躺下睡觉。再醒时已到了桃园，胖想在桃园街上丢掉他们，路不熟，他们没丢成，倒险些回不到大路上。开着开着，台北愈来愈近了，我们由民权路的桥进台北，没想到，一进台北就又多了部车，他们早就在等我们了。胖还打算将车停在车站，坐部计程车，花二三百块兜他们玩，他在车内睡觉。我不希望这样，已经这么累了，回家洗个澡，睡觉多好，何必花这笔冤枉钱？我到家已一点半多了，妈妈在吃夜点，我也跟着一道吃，她说我们走的第二天，管区警察就来了，以前的任警官调走了，他问妈我到哪去，妈说不知道，也许去毕业旅行，“到哪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跟个姓李的一起去？”“不晓得，他们好像不少人。”“是不是到台中去了？”“也许。”那警察走到门口，又有一个穿便衣的来了，那警察跟他眨眨眼说知道了，那人还拿出一名片，说他认得爸爸，又说：“那姓李的是老油条，叫他弟弟把车停在外头，他再把车开走。”我们已经回来了，也不用着急了，我洗了澡，就睡觉。我实在好累、好累，以后要玩，一定要坐火车去。

在被软禁时代，我跟小蕾不但去了日月潭，还最后去了一次荣星花园。这个花园，后来与我还有一段故事。荣星花园的继承权，本落在辜家老六即辜伟甫手中，辜伟甫比他哥哥辜振甫、弟弟辜宽敏上路得多，他感于他汉奸爸爸辜显荣一生受益于乡梓，亟思有以回馈社会，以代父亲报德，故在所属事业中，力谋发展与公益有关部分。不幸时运不济，且以不善理财，最后形成“地阔钱穷”（Land rich, cash poor）局面，对外负债达二亿三千万元，其中尤以鹿港乡亲居多。但因全部财产足以偿债而有余，故亦不改素志。不料1982年间，他的健康急速恶化，乃预立遗嘱，内容业经辜振甫签字同意在案。不期辜伟甫尸骨一寒，辜振甫就以人所难知的原因，不守承诺。债权人中，鹿港乡亲两百多人债额一亿八千万元，辜振甫先则拖延不予解决，继则宣称他弟弟的遗产不足偿债。债权人走投无路，乃由在辜伟甫事业中服务二十年的一位义人林永智出面，投诉于李敖。我建议的妙计是：由辜伟甫的生前总管周永嘉拟将其拥有的“荣星公司”百分之五的股权出让给李敖，以借用李敖的力量对抗辜振甫。这个妙计在稍后几天的一次会议中，向辜振甫提出，当辜振甫得知可恶的李敖即将介入时，“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最后说了一句话：“假如周永嘉如此做的话，六爷（辜伟甫）的债务事，我从此不管了。”但在场的辜宽敏察言观色，立刻演白脸，向其五兄辜振甫表示不得不管，说让他再次地处理处理看。于是，受各阶层尊重的蔡金涂（人称“阿城哥”）登场了，辜宽敏请来蔡金涂向周永嘉疏通，最后同意将辜伟甫之债务全部解决。事后，“阿城哥”拉着周永嘉问说：“这个什么李敖，到底是谁啊！好像‘老五’（辜振甫）很怕他似的。”周永嘉答说：“李敖嘛！只是个‘后生小子’，会写一点文章，但很会骂人。”事后，林永智以金钱相谢，我退回了。1986年4月14日我回信说：“虽然你的‘感谢李大哥’的好意，我一律心领，但钱绝对不能收。《战国策》记鲁仲连的话，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我这次为辜家被害人给辜振甫压力、逼辜振甫还债，纯为‘排患、释难、解纷乱’，不涉其他。虽然送钱是你‘出自诚意的略表谢意’，但我纵‘受之无愧’，也要把钱退给你，并多谢你的好意。”“我总觉得，债务的付诸解决，你老弟锲而不舍地奔走，积功最多，辜伟甫能有你这样一位青年朋友为他料理后事以全令名，真是他的幸运。我觉得辜家债权人全体应该感谢的是你，虽然他们如今惊魂甫定，来不及感谢任何功臣了。”整个的摆平辜振甫事件，使我对义人林永智十分佩服，他具有最好的台湾人的美德传统，这样好的台湾人，我在外省人身上都看不到。

荣星花园盛时，是台北市最漂亮的一座花园，我和可爱的小情人小蕾徜徉于斯，对它一直有深情的怀念。也在那里认识了辜伟甫。没想到物非人非以后，我差点做了它百分之五的股东，经辜振甫力事抢救，方免李狼入室。我高兴我有那么大的威信去唱“空城计”，最后智胜了他。当然辜振甫心中绝不承认。他在信义社区自建大舞台，登台自演诸葛亮，他是当亮不让的，不让也没关系，做司马懿又怎样？最后的胜利又属谁呢？

在被软禁时代，我的报复，不止于“捉迷藏”，还有更狠的。1970年9月3日雷震坐牢十年期满出狱，我得知国民党新闻局调虎离山，届时请外国记者们去中部旅游，暗中放出雷震，我乃约来《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的特派员夏皮罗（Donald H.Shapiro）和美联社的特派员普拉特（Leonard Pratt），一大早跑到新店安坑监狱，在我个人被国特“护驾”中，接雷震出狱，使国民党伪政府无法封锁这一消息。后来雷震在日记和回忆里也盛道此事。又如我被跟监快一年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奥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请我在中泰宾馆吃饭，看到我被国特“护驾”而来，极其反感。跟我密谈甚久后，他后来与卡特搭上线。卡特当总统时中国政策全部信任他，遂有提早承认中共之举。——老K使我受明害，我使老K受暗伤，山人自有道理，山人自有山人的反老K方式。你在台湾困扰我，我在海外困扰你。大家走着瞧吧！一些人不明白我的方式，他们以为我是“思想巨人，行动侏儒”，殊不知我其实是个黑天鹅，优游在水面上，表面悠闲，下面却划个不停呢！我被捕后，警备总部的办案人员就说李敖阴险、说李敖足智多谋：“他把你卖掉，带你去数钱，你都不知道呢！”——真的李敖，正如是也。

我在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捕，结束了十四个月的“寒武纪”。多少年来，国民党处心积虑给我李敖戴帽子，可是就是难以戴上红帽子。原因无他，我来台湾时，只有十四岁，说我是共产党，殊嫌不伦；后来虽有了红卫兵，且我的年龄虽与红卫兵相当，但究竟人在台湾，如此罪名，仍嫌荒谬。国民党这回很宽大，他们抓我，的确免了红帽子，但给我“台独”的帽子。我这根本反“台独”的人，居然戴着“台独”之帽入狱，真荒谬绝伦，我宁愿“匪谍”呢！

我被捕后五十六天，1971年5月13日，《纽约时报》登出我的照片报道如下：

台湾特务机构上个月逮捕了一位著名的年轻作家。他的日记日前已送达其美国友人的手中。

这位作家——李敖——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抓，在去年就把一些手稿，包括他的日记送出国外。这位现年三十七岁的作家，以讽刺文章闻名于世。他修理个人、团体以及种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他的日记写得轻松幽默，描述那些监视他的特务形状。他们在他被捕之前，全天候盯了他整整一年。日记里也谈到有关的情治单位，以及他一些朋友被约谈尔后逮捕的事。目前这本日记只在私下流传，但也经过编译，随时可以出版。

李敖朋友不愿意马上公开他的日记，因为怕害了他。但是如果李敖短期内不能获释，他们就会出版。

截至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李敖的“罪名”。

官方的特务不但到处盯着他，还在他家装了窃听器。去年12月，李敖向一位来访的美国人表示，他在家里搜出过一具窃听器，并且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了。

这位美国人和李敖一道吃午饭，他说有两个人跟着，一直站在餐厅外面。

另一些李敖的朋友表示，他之所以受到监视，是因为政府怕他逃出国去。他们指出，在彭明敏教授偷渡之后，对李敖的监视立即全面加强起来。

彭明敏教授，目前在密歇根大学担任讲座。1964年，他和两个学生魏廷朝、谢聪敏，因为企图散发《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军事法庭以叛乱罪名判刑。

这三位“台湾人”数年后才被蒋介石的“大陆政权”释放。

去年2月，魏廷朝和谢聪敏——两人都是李敖的朋友——再度被捕。当时就传说李敖和孟祥柯两位外省作家，恐怕也难逃一劫了。

但是，加州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虽然李敖有很多朋友涉及台独运动，但是他本人却不可能。“外省人不可能进入这个（台独）组织，”他说，“就像白人不可能加入黑豹党一样。”

此间学术界和中国学生之间盛传，李敖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是目前政治高气压下的牺牲者。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共之间紧张关系逐渐和缓，使得国民党感到前途无亮，而大起恐慌的缘故。

由于支持国民党在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渐衰微，导致国民党对任何它视为“动摇国本”的言论，都十分敏感。他们一向宣称自己是统治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李敖被捕已引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相当的关切。有些人已打算写信给国务院和国民党官员。

其中，已表达其关切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森柏格教授（Michel C.Oksenberg）和斯坦福大学的曼考尔教授（Mark Mancall）。奥森柏格教授说，他希望国民党政府不要过度反应，以镇压合法反对者而导致可能的内部不安。（郑南榕译）

这一报道，就是对国民党伪政府的最狠报复了。

三叠纪——牢门一入，只见三叠，情人再见，生死永诀。

我被捕后，一直关在台北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的第五房，关了近一年。第五房不见天日，全靠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灯光与通风维持。在这房中，我曾被疲劳审问和刑求。刑求中的一个关键是要我承认我是“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是台独五巨头之一。事实上，我对这难题毫无所知，所以无从承认起。纠缠了十几天，我感到既然台独分子和官方情报咬定我是台独五巨头之一，我不遥为配合，恐怕不得了结。于是心生一计，说我对谢聪敏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心里想：这样既可有加入之事，又可因玩笑减轻。听了我自承开玩笑加入的说辞，联合小组的调查局代表刘科长（刘昭祥，此人学问高出一般特务甚多）还用文言文反问我一句：“奈何以玩笑出之？”我笑笑而已。后来冤狱定案了，刘科长来跟我小聊，我说：“我实在不是什么五委员之一，可是先抓进来的人口供先入为主，我后来居下，就会吃亏。俗话说‘贼咬一口烂三分’，因为办案人员照例从‘贼’的逻辑，认为做贼的，不咬别人却单单咬你，可见你一定有问题、你一定也不是好东西，纵查无实据，然事出有因，你也要一并移送。正因为有此天经地义，所以一个人，一旦被贼所咬，便没那么容易脱身，被咬之处，用具体写法，便有三分之烂了。纵使有朝一日，冤情得雪，但是创伤难愈，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如今案子已定，说什么都太迟了，只希望你们下次抓人时，务必先抓我，因为先被抓的可以占便宜，别人必须配合他的口供，他却可以撒豆成兵。——千万别优待我，千万请先抓我！”我这种戏谑性的说法，其实也是真话。古话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国民党情治人员说来，这话应改为“办案无亲，常与咬人之人”。肯咬人的人，最容易取得这些牛头马面的信任，这些人“毁”人不倦、闻过（别人的过）则喜、老K点囚、多多益善，凡此种种，无不靠咬以张之。咬之为用，真大矣哉！

我出狱后多年，一天武忠森律师和刘科长来看我，刘科长已退休了，讲话恢复了人性，他说：“你的案子我们后来查出是冤枉你了，于是我们专案小组签报上级，建议政治解决、放你出来，可是上级很反常，竟不采纳我们专案小组的建议，直到今天还弄不清为什么上级不放你。”刘科长的话，应属可信，因为在刘科长之前，我在西门町碰到警总的魏宜智组长，他也透露过专家小组的建议，他也奇怪上级为什么不肯放李敖出来。我想，这该是蒋经国他们最错的决策之一，他们终于为我达成了深恨他们的充足理由，我自出狱又复出后，一路追杀蒋家，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到蒋孝文、武、勇，乃至一干走狗等，一连二十年犹未停止，可见我有仇报仇的凶悍。——要关老子吗？让侬认得阿拉，他妈的你可关错了人了，你们后悔都来不及啦！我在保安处第五房的时候，国特们朝我大吼大叫，说：“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其实，他们在吹牛，他们从来没把我看得一清二楚，我的阴险和报复能力绝非蒋氏父子及其走狗们所能看得清楚，我最后能够口诛笔伐，干他们二十年，真是痛快淋漓之至，“文化基督山”，世上只李敖一人而已。

我这次坐牢，同案一共八人，八人中我只认识谢聪敏和魏廷朝，其他五位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乃是在坐牢后认识的。他们牵扯到所谓台南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爆炸案，其实也是冤狱。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写得洋洋洒洒，有人名、有时间、有地点、有炸药、有细节，一切应有尽有，谁还会怀疑案子根本不是这五大元凶干的呢？可是，事实上，谁也想不到：这样言之凿凿的判决书，竟根本是一篇凭空编导出来的神话！据李政一跟我说：他在被捕不久，吴彰炯少将他们煞有介事的，找来台南美国新闻处和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人来指认，因为事先传说有个黄衣人在现场，吴彰炯少将他们就找来一件旧黄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并且，为了有更佳效果，一天清早，他们还被带到台北美国商业银行去“现场表演”！因为他们根本没干过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导演”一一指点细节，以应现场录影之需！这种整人整得无微不至，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李政一他们这些受难者，在整个案子的多年发展里，除了被苦刑时有短暂的诬服外，他们在坐牢时、在出狱后、在一个个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们都众口一声，不承认他们干过这种轰然一响的案子。说他们反对国民党，这是千古不易的；但说他们反国民党反到玩炸弹，这就是千古奇冤了。

那么，台南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爆炸案，又是谁干的呢？一个传说是：真正干它的人，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为了报复美国当时对它的不友善，所以一方面炸弹开花，给老美好看；一方面一案两破，趁机清除反对分子，并把反对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给老美不再看好。我目前当然不能确知真相是不是这样，但我确知每有大案发生，下级人员为了希旨承风，邀功领奖，就常常毛手毛脚，刑求逼供，造成破案。而我亲历的这件案子，十足是吴彰炯少将在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副司令王洁中将等指挥下主持破获的一件大假案。吴彰炯少将他们为了希旨承风、为了邀功领奖，做下了这样一件伤天害理的黑事，我认为纵使政治上他们可以被原谅、法律上可以被开脱，但在道德上和历史上，他们的恶行，必须有以记录，这是人间起码的公道，想吴彰炯诸公自己，在安享余年、下台数钞票之余，也该有以首肯吧？人间妙事真是匪夷所思，在判决二十一年后，我路遇退役下来的吴彰炯，那时他在富贵楼餐厅做总经理，他透露给我，说美国机构爆炸案接连发生后，蒋经国在治安会议上大发脾气，因为破不了案，吓得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不敢出席会议，下令要处分治安主管多人，吴彰炯向尹俊说，你处分了这些人，案子就永远破不了了。尹俊问为什么？吴彰炯说这批人处分下台，新上台的新人不破案也罪不至下台，不如留下旧人不动，叫他们戴罪立功、努力破案，有朝一日才有破案希望。尹俊听了，就停止下令处分。不久以后，抓到了李政一他们，案子果然破了云云。吴彰炯所谓破了案之言，固不足信，但他道及蒋经国以下的焦虑之情，却令我们开了眼界。与吴彰炯谈话后几个月，萧启庆、王国璎夫妇请我在富贵楼吃饭。吴彰炯过来拍我肩膀说：“李敖兄，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我们饭店吃饭？”我说：“我怕你下毒药毒我。”他听了笑着捏我一把，说我胡说，我说：“说下毒药也许重了一点，不过放泻药倒是可能的。”大家都笑了。——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际遇，这是蒋氏父子留下的血色黄昏。在黄昏中，你的主要敌人都已死去，但他们留下的走狗都只只貌似从良，仿佛跟你一起珍惜夕阳无限之好，人世玄黄乍变，竟离奇如此！

我的坐牢，罪状是台独，纯属冤狱。不过，台独分子诬攀我是他们同志，倒有一点可取——他们真识货！《水浒传》阮小五阮小七“手拍着脖项”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上海流氓杜月笙说：“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这些话其实蛮有哲学味，虽然有点阿Q。承蒙台独分子抬爱，我也如阮小七所谓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最后“牢里牢里去”，我虽有怨，但却能原谅。害我的台独分子最关键的人物是“二敏”：海外彭明敏、岛上谢聪敏。为了政治，牺牲朋友，何必责怪？台独分子比国民党对李敖识货得多，只是他们办货办得不够朋友而已。谢聪敏后来写回忆，说当时他是被迫咬李敖。固然冤狱之成，不无情治人员作案的事实，但以我当时在牢中的身受亲历，却觉得他还是写得有所保留了。事实上，他如果不是有意配合情治人员咬我，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罪。咬人有两种咬法，一种是活咬，一种是死咬。前者可使人脱身脱困；后者却使人百口莫辩。例如谢聪敏说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谈吴国桢后，一边用吸尘器吸地，一边表示同意做“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的。事实上，确有谈吴国桢并吸地的事实，但在这种事实后面来番移花接木，就使我无从“印证”起了。谢聪敏咬人，咬得这么逼真、这么细腻，情治人员当然乐得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何况我为了替他们守秘密，一到案就说了不少谎话，没想到他们这些英雄好汉却早就招供了，情治人员当然更相信他们了。

谢聪敏在牢中神通广大，他居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带出一封信，1972年4月25日登在《纽约时报》上。其中提到在国民党“疯狂的刑求”下，“我只好采取较缓和的态度，答应他们接受某些反蒋活动的控诉，包括爆炸美国商业银行的伪诉。并承认李敖先生，台湾非常杰出的学者并是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委员（事实上我根本不晓得有关委员之事）。”这封信披露后，国民党大为难堪，遂把谢聪敏钉上脚镣，一个人关在又阴又潮的小黑房里，放风时，只许他一个人散步，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伤害。我在牢房里，攀上铁窗，遥望他吃力地戴着脚镣，用一根撕破内裤编结起来的细绳，吊住铁链，双手提着，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弯的、背是驼的、整个监狱的气压是低的，十分钟过后，班长吆喝一声“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那是一幕动人的背影，我永难忘记。

我在1971年3月19日到1972年2月28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台北市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1972年2月28日到1975年12月22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1975年12月22日到1976年11月19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仁爱教育实验所”原名“生产教育实验所”，地点设在台北县土城乡仁爱路23号，是把政治犯洗脑的大本营，名之为感训，其实“仁爱”而能“实验”，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训的岁月里，谢聪敏和我被关在同一间房里，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洗脑是完全失败的，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都没有改变。如果有所改变，那是变得更顽强。出狱以后，谢聪敏远走高飞，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动；而我呢，守死不去，在台湾继续依然故我，只是多写了一百多本书掉头给官方洗脑，以为回敬。告诉他们：你们关错了人，我不是台独分子，你们却把我当成台独分子来关。好吧，就让你们付点代价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后，谢聪敏和我分别出狱，我对谢聪敏的看法是：把我咬进台独案，就政治手段言，是高杆；就朋友之道言，是卑鄙。我个人对朋友之道，是很古典的，我无法接受这种为政治而牺牲朋友的卑鄙，所以出狱后十多年，我跟他形同绝交状态，没有任何来往。1985年，美国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访美，却有化名“庄脚人”的，在《台湾公论报》表示反对。因为“庄脚人”不是个人而是团体，是台独联盟欲借李敖引起争端，煽动台湾同乡反对全美会主席，因此引起洪哲胜和谢聪敏的反驳。洪哲胜写《从李敖事件看台湾人的统战观》，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三期（1985年6月15日）；谢聪敏写《君子和而不同》，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五期（1985年6月29日）。谢聪敏文中有这样沉痛的话：“一个革命组织在夸耀它的伟大成就之际，也应该回顾那些被牺牲的人怎样在黑暗中忍受他们的痛苦。李敖就是为台独联盟走进政治监狱的。现在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来美访问，反对的声音竟然来自《公论报》未曾亮出姓名的‘庄脚人’。”“特务逮捕李敖，也有相当的根据。1970年，李敖为彭明敏教授出走事被特务跟踪，他拍下跟踪便衣人员的照片，附着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送给国际特赦协会秘书长马丁·恩耐尔斯。台独联盟获得国际特赦协会发表的照片和名单，刊登在《台湾青年》杂志。在这次照片和名单刊出之前，《台湾青年》也刊登彭明敏教授被调查局便衣人员监视的照片。特务遂断定这些都是李敖的杰作，怀疑李敖和台独联盟一定暗中联络。1971年旧历过年，有人在北上火车经过台北延平北路平交道时散发大批传单，传单上说：‘欢迎外省人参加台独，欢迎李敖参加台独。’这就是特务对我刑求逼供，罗织‘台湾本部’，编造李敖参加台独联盟的根据。”“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谢聪敏在我和他形同绝交的状态下，还写公道之言，大声疾呼台湾人欠李敖的比李敖欠台湾人的更多，光此一事，就可看到他的政治气度，远非今天对李敖忘恩负义的台湾人可比。台湾人的每况愈下，洵可知矣！咬我进去的不止谢聪敏，还有魏廷朝。魏廷朝第一次出狱后，跟我说：“只要有反国民党的事，你就算我一份，不必通知我了。”其言甚壮，闻之可喜。后来他不通知我，就把我咬成台独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狱后，他弟弟魏廷昱来看我，我说：“我被你哥哥和谢聪敏咬成台独分子，坐在冤狱里，心想这两个台湾人是最坏的台湾人；现在我阅台湾人已多，发现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台湾人啦！”台湾人的每况愈下，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时代，认识了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黄中国。黄中国是个怪名字，我戏称他叫China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军法处第二房，隔壁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我听到走廊上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骂他，说：“年纪轻轻的，就找死啊！就要饿死自己啊！你笨蛋！”我从墙上窥视孔看过去，看到的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五十多岁，是一个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称第一。他皮肤粗糙、面目黧黑、傻不叽叽的。他那时新任外役，每天替我们押房中的送饭送水。送水是用塑料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桶相碰，通通作响，我们就知道是他来了。坐牢的人听觉都非常敏锐，敏锐到可以听出牢门一开，开的是第几号房或大概第几号房。这种生存能力的离奇，没坐过牢的人是难以想象的。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为案子很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役。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因为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他们可以在走廊或院里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讲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从2月住到7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7月里修房子，我改调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狗屎运”）。李国龙是我的小兄弟兼崇拜者，高时运与世无争（至少与平地人无争），由我做龙头老大，三人相依为命，倒也痛快。1972年7月14日下午，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过来，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不料到了我们房门口，忽然房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大汉不是别人，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发自山东男低音的一种嘶喊与绝望，令人悲愤、令人同情。马士官长向我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代他写个状子。”随即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扑通扑通向我磕起头来，大喊：“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赶忙将他扶起来，弄得我身上都是他的泪和汗。我安慰他，说：“不要担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没问题。”就这样的，折腾了两三个小时，黄中国情绪稍微平静。晚饭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开吃了，黄中国忽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条鸡腿，而黄中国以外役身份，竟“贪污”到五条，我们大吃一惊！黄中国分了两条给我，李国龙、高时运各一条，他自己一条，就大吃起来，了无异状。饭后我向李国龙偷偷说：“这家伙原来是‘政经分离’的呢！判死刑归判死刑，大吃大喝归大吃大喝，两者互不相干。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了吧？”黄中国加入十一房后，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来了胡炎汉（中正大学毕业，辅委会简任官）、黄毅辛（《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后来高时运调走、黄毅辛出狱，又来了崔积泽（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朋友）。整天跟黄中国相处，发现他为人淳朴忠厚，他是山东莱阳的农民，粗识文字，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只身跑到青岛，去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日本统治下傀儡政府的海军），所以不久失败，就变成了“汉奸”。我笑他：“要做汉奸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汉奸呢？”他苦笑说：“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入海军，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呀！”黄中国因为做了海军、上了贼船，在1949年，就因不准退役，跟到台湾来。后来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又因赌博纠纷，被他莱阳同乡打主意，想挖点钱。大概黄中国有点小气，不肯破财消灾，就被整起冤枉来，被诬告于1945年农历七月间，在共产党占领下的莱阳绕岭区，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后来派到辇至头村地方，干过共产党的小学教员。就凭这点单薄的人证和罪名，就被警备总部军法处初审判决“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了！黄中国初审判决的案号是“1972年度初特字第46号（61）秤理字第4269号”，我仔细研究了它的内容，在1972年8月12日，终于完成了“军法申请复判理由书状”，我共分十四点来为他喊冤。写成以后，黄中国对我感激涕零，自然不在话下。

在为黄中国写状子后两个多月（1972年10月27日），我在牢里翻到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诗，（No man is an island, in tire of itself；every man is a pea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e；if a clod be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e,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It tolls for thee.）译之如下：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黄中国看到了，似有所悟，他要求让他抄一份，我同意了，于是他趴在木板上，很吃力地抄了一份。这时复判迟迟不下来，他心中忐忑，自然是人之常情。他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下来，我说大概就在这几天吧。我当时已知道军法处的习惯：他们要枪毙人，复判的决定，是拖至临刑前一两小时才通知的，通知的时候，已经把人犯五花大绑了。所以，黄中国得知死刑判决确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场枪毙之时，他是不可能事先得知的。可是，这一真相，我是不愿透露给他的。

由于我对国民党的习性颇有研究，我预感黄中国的案子，虽然经我细心写状，也是无济于事的。黄中国的处境，是凶多吉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1972年11月1日的清早5点钟，十一房的房门突然间被打开，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抓住他，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把他架出房门。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刻就由哀号转变成另一种嘶裂，我一生中，从没听到人类能够发出那种声音。我坐在那里，披上小棉袄，目击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远远的，又一两声黄中国的惨叫，在冬夜中，声音凄厉可闻。他显然是被拖到安坑刑场去了。

先前黄中国家人送来一堆水果，李国龙说黄中国小气，不肯分给大家吃，我说谁吃这些水果，还不知道呢！黄中国被拖出去后，这些水果，胡炎汉、崔积泽是忌讳的，我和李国龙分吃了，真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本来该在黄中国肚里的，却装进我们肚里了。

当天晚上，大家谈起清早的事，胡炎汉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我说：“希腊左巴在亲近的人死去时候，他提起亲近的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十二年后，1983年6月9日，我花了十个小时，写了一篇《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细述黄中国的哀史，作为国民党统治下千万血泪的一页。黄中国是中国农民，他在乱世里，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旋涡，阴错阳差地客死异乡刑场。他无识无知，但其遇也哀，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黄中国的悲剧是他纯属小人物，人微望轻，以致被当成“匪谍”给“缴”掉。他死后，李国龙问我：“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我说：“怎么不知道！当然知道。只是国民党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于是，需谍孔殷下，黄中国备位牺牲，伏尸法场矣！

黄中国被枪毙后，我译的那首约翰·多恩的诗，对我更有苍茫的意味，我就妥为“处理”，终于使它偷渡成功，随我一起出狱。后来被胡茵梦看到了，胡茵梦抄袭了它，放在她的《死在阿富汗》一文里，又收进她的《茵梦湖》一书里。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英文诗，此诗当年被海明威看中，把其中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一句用作书名，就是中译的《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把这首诗的全文印在扉页，可是所有的中译本都没翻译它，跳过去了，所以这首诗也就从来没有中译，这是很遗憾的。中国人中，没人有功力能翻译这首诗并且押出韵来，只有李敖优为之，大师就是大师呀！

黄中国做过外役，所谓外役，就是囚犯放出押房来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务。本来这种服务是该禁子牢头——班长做的，但班长除了手拿钥匙外，是不大做什么事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外役是选择出来的囚犯，要刑期短的、无政治顾虑的。选好后，就叫他们送饭、送水、扫地、送物，并且替班长倒茶水、洗衣服。外役的一举一动，班长都要站在背后监视，偶尔班长会偷懒、会小便，外役就可能蹲在小洞外面，同囚犯赶忙聊几句，透露一点外面的马路新闻，使囚犯“洞悉”一切。外役因为刑期都不长，流动性比较大。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的，我不知“洞见”了多少外役的来去。有时候，我的确记不清他们的长相了，原因之一是：房外稍低，他们同我说话，一定得采蹲的姿势，然后把头横过来看我；房里稍高，我一定得采趴在地上的姿势，把下巴贴地看他们，双方的眼睛一定呈十字交叉的，他们看到的我的眼睛，是与地平行的；我看到的他们的眼睛，是与地垂直的。双方的脸再经过三十乘十五厘米的框框一过滤，在阴暗的光线下、紧张的表情中，的确已不成人形。所以我有时候记不清他们的长相，是可想而知的。但在这些记不清里，有一个最清楚的记忆，却使我毕生难忘。那是一张年轻、饱满、聪明、白白的脸，配上一对精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出现在我的洞口，低声同我说：“李先生，我是你的读者，我佩服你，有什么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兴，是杀人犯。……班长来了，再见！”

法学家们一定弹头式的以为：俞中兴一定是现役军人，不然怎么会分到军监来呢？殊不知俞中兴并非现役军人，他只是杀人时用了枪，依这个地区的枪支过敏症，凡动枪的，不管犯什么罪，一律先以“涉嫌叛乱”送军法单位，经查明与叛乱无关后，才不起诉，改移司法单位。俞中兴杀人时只用了猎枪，就犯了枪禁，就这样的，先分到军监来了。

俞中兴做外役时候，上下其手的机会总是有的，比如打菜时候，他会自动多打一点给我；装水时候，他会自动把五公升水桶装足；偶尔捡到一块报纸，他会自动高速丢进，使我这年复一年不准看报的“中华民国公民”，多知道一点“中华民国”的消息。

终于有一天，俞中兴和我有一次长谈的机会了。军监要粉饰走廊，要俞中兴做油漆匠，他做工时，要在一间间小房外面刷上一阵。当他刷到我的房外的时候，他站在梯子上，从小房的高窗向我说话，当然班长正好不在，所以我们就聊起来了。这次聊天，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俞中兴身体极好，长得人高马大，他念过大学，后来讨厌做书生，不念了，去混流氓。他在桃园黑社会以足智多谋好勇斗狠出名，结果同古永城派冲突，他和外号“阉鸡”的李盛渊等，表演了轰动一时的“飞车杀人案”，杀掉古永城的大将，古永城死里逃生，俞中兴就这样抓进来了。抓进来后，他愤愤不平，对我说：“他妈的警察真不够朋友！”我说：“美国黑社会有一句谚语说：‘千万别同警察交朋友，因为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公事公办。’这就是说，警察随时翻脸无情的。”俞中兴说：“是啊！他妈的我们干掉了古永城他们的流氓，是等于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养，真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我们杀古永城他们，是‘为民除害’啊！”我听了，为之好笑，我说：“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俞中兴说：“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他妈的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啊！”这最后一段话，大大地震惊了我，我觉得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义深长。俞中兴使我想到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周处顿悟之后，上山杀虎、下水斩蛟，然后自己改行向善，后来做了大将，为国殉死。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管该不该他除，其人纵可诛，其心不可诛，这种有善念的青年，难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万劫不复吗？这次谈话后不久，俞中兴就被移送司法单位了。他从桃园龟山监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因为是政治犯，不便回信。后来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移送绿岛隔离犯监狱，在移送前夜，被打断肋骨多根，显然是有意把他报废了！我读美国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描写流氓的名剧，深深感到：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作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

在军法看守所见闻不少，但十有九是冤狱，并且冤得令人哭笑不得。例如“傅积宽喊自己万岁案”，就是最有趣的。傅胖子傅积宽是“花园新城”、“中山楼”的建造人修泽兰的丈夫，他在一公家机关做事，双十节的上午，被派公差到“总统府”前面做庆祝代表，当天烈日高照，大家站得不耐烦，同事开玩笑说：“老傅，等一下子蒋总统出来，喊万岁时你敢不敢不喊‘蒋总统万岁’而改喊‘傅积宽万岁’？”傅积宽开玩笑说：“有什么不敢，等下子喊给你看。”他说话算话，等下子真在众口一声喊时喊了自己万岁，结果被比老百姓还多的治安人员发现，抓到牢里，判了五年。他在牢里碰到我，对我还傻笑呢！一天放封时在小院中散步，一个新来的囚犯哭哭啼啼，班长陈亚象问他判了几年，他说：“判了十年，真冤枉啊！”班长冷笑说：“一点没罪的，判五年；你判了十年，多少有一点罪。”傅积宽的五年，就是“非其罪也”地喊了自己万岁，他真该羡慕“江盖世”哟！（民进党大员江盖世微时写信给我，说他的名字拼成英文，与“蒋介石”同音，按说如果江盖世喊自己万岁，应该不被罗织。其实不然，“蒋介石”三个字，也是犯禁的。）

其实，傅积宽这种还算是幸运的，他被判罪，至少没戴红帽子。当时最流行的判法是给你戴红帽子，所以如此，和检举“匪谍”可领奖金有关。有一次屠申虹开玩笑说：“我生平最大的目的是想检举个‘匪谍’，领点奖金花花，我穷死了！”我说：“‘匪谍’岂是好检举的！我在军法处坐牢时候，看到不少检举‘匪谍’的，糊里糊涂，弄得同‘匪谍’一起坐了牢！‘国特’们办案，你不知道他们心理，他们是被告宁滥毋缺、宁多毋少的。他们‘闻过则喜'——闻别人的过；也‘诲人不倦’——毁灭人的毁。他们办案，觉得被告人数不足时候，就会把检举人一并拉进来充数，所以啊，你检举了‘匪谍’，你可能同时也变成了‘匪谍’！”屠申虹听了，哈哈大笑。

在检举“匪谍”以外，还有一种同类的检举，就是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国特”们鼓励检举这些，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报告去讫。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茅房门后写“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青眼肿收场。

还有一种检举，是跟以上检举别异其趣的，以上检举是检举别人，这种检举却是检举自己，这就是所谓“匪谍自首”。“国特”们号召“匪谍自首”，信誓旦旦，保证自首以后既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谍”，为了安全，先“自首”了，这下子麻烦大矣！因为你一“自首”，“国特”们就如获珍宝，以为你是“共匪”地下工作负责人，一切唯你是问。结果一问三不知，“国特”们于赫斯怒，遂赐阁下以最新罪名——“自首不实”，就是虽然“自首”，可是有所保留，不老老实实交代出关系。结果阁下“自首”未成，反倒罪加一等。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弃暗投明大戏，最后也以鼻青眼肿收场。

我住军法看守所第二房的时候，正对面是第十房，住着调查局的处长范子文，他被局长沈之岳诬以“匪谍”，关进牢中。我早就听说，台北武汉大旅社姚嘉荐命案，就是他主持“侦破”的，用的全是刑求逼供的手段，他在牢中大声念佛，表达忏绪，声声不断，至少有一声应和姚嘉荐命案有关。我在“放封”时和他一组散步，我没好意思问他姚嘉荐的事，只听他唠叨他自己在调查局被刑求的事，我问他那你在调查局做处长，你也刑求人了？他说刑求人的事，他们高阶层的不知道！我说那沈之岳也不知道了？他沉思半晌，痛苦地说：“沈之岳也不知道吧？”事实上，他被我问到死角，有苦说不出了。散步时他告诉我：“是不是共产党，我们行家一‘闻’就知道，今天牢里抓进来的。都是假共产党，真共产党他们根本抓不到！”范子文这话，自负中不失可信度，因为就近取材，眼前的红色难友，简直无人不假，判一二十年徒刑的，固比比皆是；判死刑的，也大有人在。

范子文以外，关在第四房的调查局副处长李世杰也是另一个假“匪谍”。他做副处长时，负责处理国内“政治暗流”情报、研判“反党反政府分子”、“分歧分子”的政治主张动向等。“奉命”把高玉树等人当“敌人”看待，也“奉命”要视雷震、李敖等为“敌人”。自1951年至1965年，李世杰先后获得陆海空军褒状、国民党中央党部奖状、数度年终考绩“特优”，记大功、蒋介石二次召见、赠给“玉照”等。蒋介石赠“玉照”、称“同志”后一年，“李世杰同志”突然变成蒋家钦定的“匪谍”！他从云端一头栽下，从此挣扎在生死线上，展开了悲惨的人生。李世杰下狱后，两次被判死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张画面是：1972年9月12日，他第二次被判死刑，再度戴上脚镣，彳亍而归。放封时他戴着脚镣，不良于行，面色死灰，但却劲气内敛，令人又同情又佩服。他那时是死刑犯，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每天清早5点钟，都可能被提出去枪决。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时，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阳出来。这种夜夜惊魂的日子，真叫人难过。这种夜夜惊魂的折磨，终于在三十二个月以后，告一段落。1975年5月12日，改判无期徒刑定谳，脚镣再度离开了他，这时他五十八岁。同年9月22日，我从初判十年改为八年六个月，这时我四十岁。我早已搬到第八房，李世杰也搬到第九房，放封时与我在一起，谈话渐多，交情也渐深。同年12月6日晚饭后，监狱官开了他的房门，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准备移监绿岛（火烧岛）。李世杰在班长监视下，无法向我道别，只好在提着行李、路过我窗下时，冒出“good-bye……good-bye”以为暗信。第二天清早，他便被解送外岛了。李世杰走后十六天（12月22日），我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解送“仁爱教育实验所”。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代，便就此告一结束。

1976年我出狱，我出狱后十年（1986年2月4日），李世杰也出狱了，他坐了二十年牢。出狱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态龙钟，这时他行年七十岁，已经是白发老人了。我深知李世杰博闻强记，笔下又行，听说他出狱，亟思鼓动他写出几十年来的种种见闻，以存信史。1986年6月25日，我透过陈菊，打听出李世杰的电话，跟他取得联络，说动他展开大写作计划。他本来只想用化名写，不敢用真名，我说你写出来的事，一查就是只有你李世杰才清楚的，你还赖得掉吗？还是抛头露面迎头痛击吧！他同意了。同年9月30日，他的大作开始出现在我主持的“万岁评论”、“千秋评论”上，连续发表，前后四年，直写到中风死去。四年间，夜以继日、锲而不舍，写出了两百多万字的揭发黑暗的文字，我为他印行的有《调查局研究》、《调查局黑牢三百四十五天》、《军法看守所九年》等，都是内容翔实的不朽之作。

在所坐过的牢房中，第八房于我独亲，原因是我在其中，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引起我最多的回忆。第八房是在警备总部军法看守所的独居小房，在小房中，整天过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里的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小房有三叠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墙与地的交接点上，有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三十乘十五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班长不喜欢开门。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来，从小洞办。这个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实的“洞房”。在“洞房”里，随着阴晴、日夜、光暗等变化，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在晴天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午饭后，到下午开始做运动前，有两个多小时特别安静的一段时间，比夜里还安静，因为经常梦魇的邻居们午睡时倒不叫。我认为午睡是浪费，从来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别能清醒地独占这两个多小时的特别安静。本来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我，但这两小时好像更属于我，尤其是星期天的这两小时。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午后会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外，又增加了动态。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么高，就断了。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料碗、塑料筷、塑料杯等，分放在几处阳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像照X光一样，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臂，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太阳虽好像是个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我已是奢侈品。阳光在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不过八分钟，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你身上。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有了这种感受，你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于你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但在阴天时候，我的经验又翻开了新页：为了使光线好一点，为了干净一点，我买了两刀稿纸，来糊四面斑驳的墙，印格子的一面朝墙，四边抹糨糊，贴上去，立刻弄平。从最下面贴起，墙与地板接缝处露缝宽窄不一，先用桥牌拦腰一折，呈九十度角，一边贴墙上，一边贴地板上，再盖上稿纸，一张稿纸可盖住四张半桥牌。桥牌也是正面朝墙，于是自王（King）到后（Queen），和什么保皇党贾克（Jack）等，都像法国路易十六（Louis XVI）和玛丽·安托内特（Marie Antoinette）等一样，都完了。糨糊干了的时候，稿纸就绷得很平。大功告成以后，一行行稿纸背面，白里透绿，一个个小格子都衬出来，每个格子都是空白的，就好像每天的生活一样。原来糊的时候，只求光线好一点、干净一点，并无其他奢求——稿纸已为自己做了这么伟大的服务，还奢求什么？当然它们不够白，但白纸买不到。白报纸虽可买到，但质料太差，快变成褐报纸了。打字纸又太薄，糊上去什么都盖不住，所以还是稿纸最好。想到当年靠稿纸惹祸，今天把稿纸用来糊墙，颇有焚琴煮鹤的味道。阴天来了的时候，我才意外地发现来了新作用。房间湿气重了，关节上的风湿开始隐隐作怪，稿纸们吸足了湿气，纷纷鼓了起来，好像也在作怪。随着抹糨糊的痕迹，纷纷鼓出了各形各状的“浮雕”。一个个看去，颇为好玩，有美女侧影、有妖怪半身、有戴高乐的鼻子、还有好几条香肠。打蚊子留下的痕迹，有时用湿抹布擦不干净，索性加贴一小块稿纸上去，加贴的部分，因为全部是糨糊，引起四面八方的起伏，活像一只白螃蟹，在那里横行。整个的感觉是，自己不但活在湿气里，还活在一台千奇百怪的湿度计里。

在这种空间的感觉以外，还有时间的感觉：因为太久太久没有钟也没有表，甚至没有计时烛（marked candle），没有滴漏（clepsydra），也没有沙漏（hourglass），看时间的习惯已经退化。你无法准确地知道时间有多短或有多长，你开始没有一分钟、没有五分钟、十分钟……没有一小时、两小时。任何完整的时间感已经没有了。代替准确时间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邻居早起者的声音，大概是5点多；早饭推进来，大概是6点半；午饭推进来，大概是11点；又是塑料小壶来，大概是2点半；晚饭推进来，大概也推近了5点（17点）；6点起身和9点（21点）入睡的两次音乐通知是一天中最准确的两次。9点过后，擦地、洗脸、铺被、看书等，总拖到大概10点才睡。自己好像一个大沙漏，从起身到入睡，十六七个小时正好漏完。第二天，一开始，就好像把沙漏倒过来，一切从头开始——从和昨天一样的地方开始。从和前天一样的地方开始……小时早已不是时间的单位，甚至天也不是。前天和昨天一样、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自然也和明天一样。甚至星期也不是时间的单位，每个星期跟上个星期、下个星期也一样。比较近似的时间单位，反倒是月，一两月或两三个月，也许会冒出一点变化——别人的变化。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异都很少。大同而小不异。因为时间的单位变长，相对的，衡量时间也跟着大手大脚。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你不会指望一天要怎样有趣、一星期要怎样灵通，自然也不指望一个月会有什么奇迹。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这就是你对时间的信仰。无趣味、无消息、无奇迹，也无所谓。你是时间的批发商，你已学会不再计较小段的岁月。空间是短的、时间是长的，空间跟时间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会，真可惜爱因斯坦的理论，竟没在这方面寻找证明。——上面这种空间与时间的感觉，都是我在第八房里感受到的。这些感受，只有在长久的孤独中，才能如此深邃、如此细腻。在第八房的孤独岁月里，我觉得我真能对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对于我，就永远有着一股莫可名状的幽情，在我离开多年以后，还会清楚地想到它。

我被“国民党总统”关入黑牢之时，年方三十五岁。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问题，也有性欲问题。前者解决，要靠“总统”；后者解决，要靠自己。牢里放封时有受难人问我这方面问题，我一本正经而言曰：“‘总统’日理万机，我日理一鸡——鸡巴的鸡。”闻者无不开怀而笑。其实，国家被他们搞坏，毛病就出在做“总统”的，不知为君之道，反倒专门管小事，察察为明、政由己出，以日理万机为得计。殊不知只有抛弃万机，百密之中，独探一鸡，才是正本清源无为而治之道。可惜这些傻不叽叽的东西不懂也！后来我出狱后，有人问我感想，并说国民党愿意跟我化解夙怨，不要再恨国民党了。我的答复总是：“原谅国民党吗？可以，可是我的老大、大头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老二、小头却不肯原谅。用日本话来说，我的阿它骂（日语脑袋）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钦它骂（日语睾丸）却不肯原谅。一想到那么多年青春，断送在黑牢里，害得鸡巴月出无孔可入、日出揭竿而起，这怎么能不记仇？我若原谅了国民党，我就对不起我鸡巴！”——正因为祸伏于胯下，所以，两次政治犯下来，我干国民党，可干得九浅一深呢！干到今天，还只九牛一毛呢！

既然日理一鸡，凭空手淫是没趣味的，我的方式是要靠裸女图片意淫，才能运作，我平时收集裸女图片很多，可是被捕时无法随身带。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捕时，我带了一本1970年10月号的PLAYBOY杂志在手，它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帮助。原来这本杂志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中间大跨页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的裸照，两人前后跪倚铜床，在花被面上衬出裸体，那时的PLAYBOY还比较保守，所以不能露出阴毛，但遮在枕头后面的姐姐阴部和遮在铜柱后面的妹妹阴部却留下想象空间，两人的小奶都向上翘，脸蛋也都甜蜜动人，是我相当喜欢的一幅画面。这本杂志，一直陪着我过了将近一年的岁月。在苦闷、不自由的监狱生涯里，她们带给我许多刹那的快乐时光。对着她们手淫是我最大的纾解与乐趣。另外家里送进一本PLAYBOY日历中有她们两人另一裸照，也是我的最爱，日历这张姐妹都跪在床上，别有情味。这对双胞胎名叫Mary and Madeleine Collinson, PLAYBOY登出她们裸照后十六年（1986年），又出版《姊妹们》（PLAYBOY’SISTERS）一册，把双胞胎同类的裸照集成一册，其中也有六张这对姐妹的，可是都不如我带进牢中的这两张。可见照片与其本人其实落差颇大，传神入化，妙手偶得，其他照片也好、本人也罢，都不一定恰合尊意也！

1972年2月28日，我从台北博爱路警总保安处移送景美军法看守所，牢门一人，由监狱官郭同奇检查，此人脸上的表情除冷酷外，看不到别的。在他的冷酷检查下，我从保安处带来的书刊都被“保管”了，Mary and Madeleine Collinson姐妹等裸照也一起离开了我，使我大起“恐慌”。因为未来漫长的坐牢生涯，再也不见意淫、手淫的道具了，这可真难挨也。

三年以后，监狱官换人了，我跟这看守所也熟了，那时看守所辅导官是政工干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一些方便，虽然是责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间，既不像其他辅导官那样政工干，想来还是该感谢他的。更感谢他的是，一天晚上，他同意我到库房里，把被“保管”的美少女照片带回押房来，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后来为了蔡添树越狱事件，看守所所长徐元麟和冯音汝都遭撤换，而我的案子也确定了，随时有移监到“仁爱教育实验所”的可能，因此我把两张双胞胎姐妹的裸照，藏在“蓝灯字典”的硬纸封面中，果然在1975年12月22日，我被突然移监到土城，照例又“保管”起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许多书物，但字典等工具书除外，于是夹带中的双胞胎姐妹便幸存下来，一直陪我到1976年11月19日出狱，方才完成“阶段性使命”。

PLAYBOY杂志与我还有后缘，后来它的中文版不但一再访问我，并在英文1990年年刊（PLAYBOY Enterprises, Inc.1990 Annual Report）里刊出我的照片。那次刊出，是从十五种外语版中每年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选出三位，李敖即在三位之中，在我照片下美女大腿如林，亦趣事也。

我在十一房坐牢时，对面是第三房，是小房间，有一位囚犯独居。囚犯大陆籍，平头，黑黑的，面目瘦弱。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说话、也不看书、写字、也不出来放风、也不提出任何抗议和要求。对外界的一切，一概不理。他每天没有一点声音地活着，像个鬼似的，令我们十分好奇。我们对他的任何关切，如送食物、用品等给他，他也一概不理。有一次寒流来了，狱方加发毯子，监狱官孙红全（这个人不错）沿房开门，问寒问暖，问到这位第三房的怪人，也全无反应。我比照“息夫人”的故事，把这怪人取名为“息先生”。他这种一句话也不说、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囚犯，为我生平仅见。我想他一定是受了人生最大的刺激，因而看破红尘，宁愿自闭的。这样子与“鬼”为邻好一阵后，我们往往忘了第三房还有一个人在。听说他早就服刑期满，只因为只身在台，找不到保人，因而不能出狱。他后来被送到绿岛“候保队”了，这样子的囚犯，某年某月某一天要魂断孤岛，也是自在意中的。“息先生”的例子，使我特别留意到囚犯的交保问题。留意之下，发现政治犯胡虚一他们所说“从没见过一位难友是无保放人的”之言，确是实情。不过，在我入狱之前，我却听说有过无保放人的例子，那是魏廷朝对我的一段自述。魏廷朝第一次坐牢出狱时，是没有交保的。这一自述，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记得清清楚楚。魏廷朝这次跟我坐牢时，他因为早我二十四天被抓，所以早我二十四天出狱。他出狱后“仁爱教育实验所”负责人告诉我：现在你李敖要出去了，依法要有人做保才能出狱，你随便找两个朋友保你吧！我一听，就立刻拒绝了。后来他们纠缠不止，我这时记起魏廷朝无保放人的自述，我说，保什么啊？魏廷朝就无保释放过，为什么老找我麻烦？不料他们说，谁说魏廷朝没交保了？我们拿证据给你看！随后他们果然拿出证据给我看，原来魏廷朝是交了保的！看了证据后，我心里一阵沮丧，在我眼中的台湾英雄，原来如此！不过，既然事已穿帮，我还是“执迷不悟”，我说，不必管魏廷朝如何了，反正我自己是英雄就是，我就是不肯交保。所方看我态度强硬，就暗示我没保就不会放人，我说我就是没保，你们不放我也可。最后他们屈服，破例无保释放。后来得知，我是国民党所抓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之中，唯一一个无保释放的个例。

最有趣又最恶心的是：我的开释证明书上有例行印好的“行状及悛悔情事”专栏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样，看了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政治犯无过可悔，却硬要说他悔了过，这种强制悔过症，在我以前，就施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勋——陈独秀身上过。1937年8月25日陈独秀出狱后，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信，表示：“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陈独秀这一书面声明，《申报》不敢把它登出来。四十年后，国民党“进步”了，至少不再发消息说李敖“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了——他妈的国都被你们丢光了，还爱个屁呀！

梦遗纪——梦遗处处，后遗无穷，云雨方罢，烟雨蒙蒙。

1976年11月19日，我第一次政治犯出狱了。这时再过五个月，我就四十二岁了。由于吴俊才安排我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副研究员，该中心主任蔡维屏先约见了我，此公是个官僚，虚情假意，像个YMCA（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言语无味。不久聘书由女职员送来，我说：“副研究员相当于大学副教授，过去按老规矩，聘书都是大学校长亲自送上门的，怎么派女职员送来了？这是哪门子礼遇？”女职员说：“蔡主任最礼遇李先生了，别人的聘书，都是工友送去的。”我听了，恍然大悟，时代已经变得太多了。

形式上在“国关中心”十三个月后，吴俊才终于同意我自动辞职了。这时我四十三岁。再过一年，1979年6月，我四十四岁，终于东山再起，复出了。复出后最风光的四件事是出书、上报、结婚和离婚。出书是由远景出版公司沈登恩推动，上报是由《中国时报》高信疆邀写专栏，当然立刻引起国民党官方的不快，后来压力迭至，报社主人余纪忠不堪其扰，虽未逐客，我这客人，却不得不自逐也。最后主客双方，乃分手焉。在大大小小的官方压力中，一个有趣的压力是：我在文章中，自称自己坐牢那段岁月是“蒙难”，也构成大逆不道了。这一罪状，官方是由蒋孝武提出的，令人颇堪玩味。当时常住美国的江南听说了，写了一篇《“蒙难”也不能随意用吗？》在海外发表，为我声援，可见当时文网之密，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连无知之徒蒋孝武都可干涉言论了。后来蒋孝武派人杀江南，若说祸起于“蒙难”之辩，于理亦非不可通也。

胡茵梦和我的婚变，内幕也涉及政治性。胡茵梦和我结婚前，本是国民党，她写《特立独行的李敖》发表，早就被国民党透过“中影”向她警告。她和我同居到结婚，压力始终不断，国民党逐步封杀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发展，使她非常沮丧。她最后抵抗不了这种压力，而屈服、向官方表态，表演“大义灭夫”，这是很可理解的。胡茵梦出身一个不幸的家庭，又因她的美，被社会惯坏，她的反叛性，是没有深厚知识基础的、缺乏推理训练的。她的举动，太多“表演”“假戏”与“作秀”性质。最后，当这种举动渗入政治性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婚姻就该立刻告一结束。孟绝子有一段话说得好：“在李敖的天地中，胡茵梦找不到真善美。李敖的天地中不是没有真善美，但那是董狐、司马迁、文天祥那一类血泪染成的真善美，是‘慷慨过燕市，从容做楚囚’式的真善美，是悲壮而深沉的真善美，而不是胡茵梦心目中的真善美。”但是，胡茵梦是不知轻重的，她被人利用，用不真实的方法伤害李敖，最后伤害到她自己。胡茵梦努力求真求善，是她的大长处，但她用作伪的方法求真、用作恶的方法求善，结果闹得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最后连美都没有了！

胡茵梦向官方表态，表演“大义灭夫”后第二天（1980年8月28日），我看了报，决定跟她离婚。我先请来原始的证婚人，孟绝子和高信疆，表示我今天下午就离婚，“解铃还须系铃人”，还是麻烦你们两位在离婚证书上签个字。离婚证书上，我讨厌一般的套语，我只写上“协议离婚”四个字，就告完成。孟绝子签了字，可是高信疆却一再推托，当我得知真正的原因是高信疆太传统、不愿在离婚证书上签字以后，我也不好勉强他，就带着我和孟绝子先签好的离婚证书，一边请人送去给胡茵梦（因为我不想和她再见面了），一边匆匆赶赴忠孝东路大陆餐厅，主持记者招待会，宣布离婚。这时候，胡茵梦在她家得到我通知离婚的消息，大感意外，手拿离婚证书，约来律师李永然研究一番。李永然说最好请李敖过来一下。于是胡茵梦打电话到大陆餐厅找我，说她很难过，不过既然离婚，她也接受。在手续上有需面谈之处，请我过去，我同意了。记者得知后，蜂拥直趋胡茵梦家。胡茵梦登时换上黑底素服，以迎记者。我在路上，特别绕道到花店，下车买了九朵玫瑰花，再上车去胡茵梦家。我到时候，整个客厅已挤满记者，我把花送给胡茵梦，她为之泪下。胡茵梦表示，律师说你写的离婚证书，文字太简略了，最好能照一般写，写上些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等语，我懒得坚持，就说可以。于是胡茵梦亲笔写离婚书两张，然后是请证人签字，胡茵梦表示，律师说一个证人不够，孟绝子以外，希望再找一位签字，我说高信疆不便签字，你找证人好了。于是胡茵梦当场向记者们说，有谁愿意见证一下。大家面面相觑一阵子，忽然人丛中冒出一记者，说我愿意。胡茵梦同意了，请他过来，我一看此人，不是别人，原来是“段宏俊”！段宏俊当时好像是台港地区一家小报的负责人，有记者身份，他应邀签字，我没有拒绝的必要与理由。当年我主持文星时，段宏俊以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负责人身份登门拜访，那时候他是因叛乱坐牢的受难出狱者、是被国民党刚刚“扫荡”过的，并不是后来跟着国民党走的“中央委员”。我这次离婚，后来康宁祥推出的李筱峰趁机影射李段关系如何如何，并说段宏俊在离婚证书上“盖章担任见证人”，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又完全是造谣。看看报上登的离婚证书吧！不但证人没有盖章，连当事人双方也都是匆匆以签名表示的，谁又有备而来的、没有必要的盖什么章？康宁祥推出的李筱峰，亏他还是学历史的，对整个离婚的过程，全不求证，就贸然曲解、乱造印章，这样子居心、这样子用心、这样子粗心，还被康宁祥请出来主持他们“首都公政会”中“党外史”，这种“党外史”，我们还敢看吗？自古以来，作史也好、修史也罢；正史也好、野史也罢，下笔之际，无不讲究“史德”“史识”“史才”，领教了康宁祥推出的李筱峰的“党外史”，谁还敢做党外啊？因为段宏俊是国民党，造谣者刻意要刻画出李敖勾结国民党的画面，这种用心与居心，实在格局太小了。

胡茵梦生平无不良嗜好，独好“怪物”，任何正常的，她都不喜欢；任何邪门的，她都偏爱，什么怪爱什么，怪不一定要大，一块歪七扭八的汉玉、一条尘封多年的绣片、一瓶闻所未闻的香水、一对密宗气息的耳环……都可使她因“小怪”而“大惊”，而要百计千方，得之而后快，然后休息二十四小时，再去作怪。作怪其实不要紧，甚至有它可取之处，毛病不在作怪而在不知天高地厚。整天吃男人、喝男人、花男人的钱、戴男人的玉、坐男人的车、抄男人的文章出书，结果却不辨亲疏是非，反过头来，与男人虚荣争胜，或以伪证方式“大义灭亲”，争自己人的风，还貌似清高，大谈人生大道理与佛门大道理，这不是不知天高地厚令人恶心的卑鄙小人吗？

1980年，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就是文星老友萧孟能告我的所谓侵占背信案，这案子根本原因在萧孟能抛弃了发妻朱婉坚——跟他同甘共苦四十年的发妻朱婉坚，我仗义执言，因而触怒了萧孟能的姘头王剑芬、触怒了萧孟能。所谓侵占背信案上了公堂后，我发现我被告的罪状，是非常离奇的。萧孟能说他去南美前，授权我代他办事，我没给他办好，但是，授权办的事，大都是萧孟能自己解决不了的陈年老账，有的长达十八年以上。自己十八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丢给朋友解决，一共给了三个月零十四天，就要解决，不然就招待记者斗臭朋友、跑到法院告朋友，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又哪有这种道德？萧孟能授权项目共有二十四项，这只是大项，二十四项下包括的人、事、单位等一共六十九件，萧孟能给我三个月零十四天，就是一百多天之内办这六十九件事，平均一天半要办一件，就是说，不到两天，要给他办完一件。我自己要谋生，又不靠萧孟能养、不受酬，怎可这样逼人，要人在这样短的时间办这么多的事？

萧孟能自己解决不了的陈年老账，我试举一例。萧孟能与《西洋全史》的作者冯作民有债务关系，冯作民欠萧孟能一笔“呆账”。这笔“呆账”，长达十八年之久，但萧孟能并不催还，反在萧孟能离台三个月零十四天之中，硬要李敖讨到。萧孟能上诉状中说：“与冯作民之债务，因时间之延宕，坐失良机，迄今未解，严重损害上诉人之利益。”试问冯作民所欠为钱，还钱就是了，为何不“解”而要“未解”？十八年间，冯作民只要汇钱给萧孟能；或在三个月零十四天中，汇钱给李敖，即可迎刃而“解”，除此而外，尚复要求李敖“解”什么？可见全是遁词！萧孟能把冯作民找到法庭作证时，冯作民透露此款在萧孟能返台后仍未偿还，可见萧孟能又不急了。有十八年长的时间自己不解决，唯独要李敖在三个月零十四天内解决，否则萧孟能和冯作民两人，即在法庭上把李敖“双杀”，这岂不是故意整人？萧孟能与冯作民两人什么关系，得使冯作民配合他在法院困扰我，我一直好奇。还是我神通广大，终于找到了答案，是1974年5月18日冯作民写给萧孟能的一封亲笔密件，谈的是两人的同好——许女士，全信精彩无比，值得细读：

能兄：我本以为我也可弄成一个“主妇”，和您共组一个“两合家庭”，所以三道门的钥匙早就给您配好，这就是我欢迎您在我家“美人、名马、英雄”聚会的铁证。

岂料天不从人愿，搬来石牌后情况突然变得很坏，如今我连普通秘书都请不起，遑论“伴侣秘书”？许是由我初选由您决选而成，可见在我心中也是一美。眼见美人别抱，任何男人都会有“酸溜溜”之感。两个月来我所以能忍受，一因我俩感情有如手足兄弟，二因我对许还没发生感情，三因我也有一美（前为祖，后为董，祖并允为我之妻）在侧，使我心理获得适度的平衡。祖是我的“喷火美人”，可使许对我不起任何恶性反应；董是我的“灭火美人”，可使我对许不起任何杂念。故始终能相安无事，而我的心波也就一直静如止水。

董走后，我立刻陷入一片苦闷中，对许之存在反应极为不正常，但仍能运用理智勉强控制，不料18日我兄来寒斋幽会后，知您在室内和许谈情说爱，我就在室外猜测你们的情节动作，内心所受刺激之大空前未有，犹如在挣扎饥饿线上的人面前大摆盛宴，心想又有谁肯能分我一杯羹呢！

我兄识我于寒微之中，十多年来深感知遇之恩，所以此次才尽全力助我兄美化人生。

弟四十年来一直在与命运搏斗，始终浮沉在极险恶的生命浪潮中独处空帏，时耶？命耶？弟亦无语问苍天！所幸子女已大，可从旁助弟笔耕。故今后除非极殊特情况，绝不再延聘任何男女秘书，目的只为求一“心静”，而不致再使弟“古井兴波”。

倘我兄能谅解弟上面的苦衷（此点我曾有言在先，想必能得我兄之谅解），即请另筑香闺金屋以藏，于您于我于子于女于许均极便也。专此敬祝

文安！

弟　民　拜书

冯作民在《书痴吁天录》一书中有一段自谓“愿站在道义立场”，为萧孟能“说几句公道话”，因为萧孟能对他有“知遇之恩”。现在密件出土，另设密室为萧孟能配好钥匙，由他“初选”由萧孟能“决选”美女，“来寒斋幽会”、“助我兄美化人生”，这种关系、这种行径，可就未免太那个了吧？冯作民在《书痴吁天录》书中第1页就说“事无不可对人言”，但是上面密件中的事，他却一字也不敢写，这叫“事无不可对人言”吗？冯作民书中提到萧孟能王女士是“夫妻”、称他们为“兄嫂”，这又是千古妙文！因为萧太太一直是朱婉坚，冯作民明明知道，萧孟能又何来一位王夫人？冯作民目无萧孟能的四十年发妻朱婉坚，竟将许女士收为密友、把王剑芬推做夫人，如果这些也算是人间的“恩”、人间的“道义”，人间真没有“公道话”了！

萧孟能告我的案子，由于国民党官方王异以下黑手的介入、由于台湾高等法院法官林晃、黄剑青、顾锦才等的枉法裁判，害我坐了半年冤狱。看了上面萧孟能利用冯作民的这些细节，才能觉察到这些促成冤狱的背景资料的复杂。由于我的耐磨善斗，虽然最后萧孟能被我打败，以诬告罪坐牢并逃亡海外，但在过程中，我也饱受诬蔑与损失。我至今不谅解胡茵梦，为的是她在我和萧孟能官司中作伪证，并且十八年后仍执迷邪恶，继续在电视上歪曲事实，我只好用连续七集的“真假胡茵梦”拆穿她，用证据使她无所遁形。

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使我丢了老脸、丢了老友、丢了老婆，但最后我反败为胜，不但恢复了名誉，并且打败了他们，还乘胜跟国民党算了老账，老李飞刀，追杀十八年，至今未已，李敖的可怕，连李敖自己都有同感呢！我的可怕，不止于对活人，对死人也一样。当年蒋介石在庐山谈话时，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要迎战。如今我却以为善报仇者，要再加上“敌无分生死”，才能更尽此义。例如我对蒋氏父子，便是如此。对死者鞭尸、对生者追击，这才是报仇者的全面公理，放眼天下，唯李敖有焉。

我和胡茵梦在一起的时候，亦有妙事堪闻。结婚第三天深夜3点钟，有个自称“中视”林导播的，打电话找胡茵梦，我说：“现在是夜里3点啊！”他回答说：“没错，我知道是夜里3点，你叫不叫胡茵梦来听？她不来听，明天我就公布胡茵梦跟我的床上照片。”我说：“林导播，胡茵梦在跟我结婚前，就开过一张名单给我，名单里面没有你，可见你是冒充的，如果你有照片，那你公布好了。”——这就是李敖的作风，我可以立刻反应，不让你怄到我的气。想在我面前逞口舌之利，差得远哪。

1980年2月8日，我和胡茵梦在财神大酒店顶楼晚餐，侍者通报说他们经理想过来谈谈，随即经理出现，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杨维汉（白云）。白云当年是红遍全中国的大明星，红到全国照相馆橱窗多以陈列他的照片为招徕的程度、红到同时被二十八家报纸连载事迹的程度。如今垂垂老去，也过气了，意态颇为索寞。事后胡茵梦写了一篇《问白云》，讨论他们演艺人员的“过桥”与归宿。胡茵梦虽说问白云，又何尝不是问自己，因为白云已老惫，不堪闻问了。两年后，六十三岁的他，终在日月潭自杀以死，演艺人员的一生浮沉，在他身上，真对比得太强烈了。我识白云在文星时代，他听说我家老太是他影迷，特地跑到台中，去看“李敖先生的母亲”，当年他的影迷何止千万，如今要对一个影迷如此珍惜，光此一件小事，就可以喻大了。

我因为是政治犯和异议分子，并且是特大号的，被管制出境，自不稀奇。我第一次政治犯出狱后四年（1980年），为了试验一下是否能够出境，我托旅行社办了出境手续，旅行社回话说，别人都通过了，可是李先生的出境证却下不来，不知何故。不久，“国家安全局”的干员林家祺来看我，说政府为示宽大，同意李先生出境了。于是，由警总保安处处长郭学周出面，约我到他刀光剑影的官衙，从他上衣口袋中掏出出境证，当面笑嘻嘻地交给我，表示情治机关不刁难了。不料旅行社把出境证送到“外交部”领护照时，“外交部”的专员级科员汪应松力持反对颁发，理由是从新闻媒体报道中，事实认定李敖与胡茵梦有离婚行为，但在旅行社送来的李敖户籍誊本上，李敖却是未婚，因此不能发护照。我得知后，既笑且怒，乃写信责问国民党伪外交部长朱抚松。1980年11月15日，由“外交部”领事事务处出面，回我一信，说：“奉交下台端本月1日致本部朱部长函敬悉。查申领护照按规定须据实填写护照资料卡，台端所填资料卡之婚姻状况经查与事实不符，用特函达，请即亲自或以书面委托他人前来本处办理更正，以凭发照。”我收信后，既大笑又大怒，乃再写信责问朱抚松。我说：因为“丈母娘”扣留胡茵梦户口图章，胡茵梦一时迁不到我家，所以结婚时未能即时到户政机关登记。不料还没登记，就离婚了。所以送到贵部的户口誊本上，仍然是未婚。但这是户政机关的合法文件，是十足合法的“公文书”，你们是公家机关，“经查”手续自以“公文书”为依据，“公文书”上关于我的婚姻状况，你们竟不引为依据，撇开不采，反倒转过头来，要根据报章来“查”，一小块剪报就算“经查”完事了吗？照一小块剪报，就可以推翻附卷的“公文书”了吗？我这样责问后，朱抚松知道李敖惹不得了，因此下令即发护照给李敖，并把“外交部”中的读报专家汪应松骂了一顿。

可是出境的事还没完。延续到十年以后，大家还在扯。1990年11月10日，全美华人协会在波士顿举行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会中颁发杰出华人成就奖给李敖、田长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李天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三人。我不能出席，只好以录音讲话，送到美国去播放。波士顿《舢舨》（Sampan Newspaper）的宋明怡小姐报道了我不能去美国的事。提到“华协颁发这个奖给李敖，是要引起世界人士对他在争取民主自由人权上的承认”，并引述了华协总会会长潘毓刚的谈话。11月21日，国民党政府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波士顿办事处致函《舢舨》，指出：“《李敖打消美国之行——台湾政府声言出国后不予返台》报道与事实不符，经本处向国内查询复告：李敖先生自民国六十九年（1980年）8月18日核准赴日观光后，迄无申请出入境之记录，目前并无依法禁止其出境情形，亦无政府人员与渠接触谈及境管问题，仍请贵报一本公正报道立场，惠予更正为荷。”对这封官样文章的信，我在11月28日有反驳如下：所谓1980年8月18日核准我赴日观光，与事实不符。第一，我一生讨厌日本，绝不会到日本观光，何来“核准赴日观光”？第二，所谓8月18日核准之说，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外交部”一直不肯发给我护照，按照“外交部”自定的作业程序，护照是四十八个小时内发下的，可是我的护照，拖了四十八天也不肯发下。从8月拖到11月，我火了，写信质问朱抚松。半个月后，“外交部”回信了，捏造出“台端所填资料卡之婚姻状况经查与事实不符”理由，仍旧拒绝发给。11月23日，我再写信质问朱抚松，告诉他说你太太徐钟佩在《我在台北》一书中骂你是“死鬼”，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所填资料卡中，全无与事实不符之处，是“死鬼”手下公务员自己弄错了。朱抚松收到信后，紧张了，于是，“外交部”的护照无条件发下来了，“外交部”收回了“经查与事实不符”的鬼话，不再出面阻止我出境了。可是，当我买了机票，要去新加坡观光时，到了机场，却被拦截下来，原因是我虽有了护照，可是出境证被警备总部收回去了。我在机场打电话给警总保安处处长郭学周少将，他们推托不在，也不肯说明郭少将亲手发给我的出境证收回去的原因。我当时恍然大悟：原来是“外交部”和警备总部轮流做坏人，皮球踢来踢去，结果不外是不让我出境而已。国民党政府在三十一年的“强迫永不分离”以后，所谓“核准”，只是骗美国人的把戏而已，一旦我真的要出境了，他们的花样就来了！如今，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里宣扬台湾自由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对李敖不能出境的事实，坐视三十一年都不置一词，却对李敖可以出境的描绘，兴致勃勃地来函贴金，我看了真觉得好笑。说李敖“迄无申请出入境之记录”吗？太抬举李敖了吧？张学良也“迄无申请出入境之记录”、孙立人也“迄无申请出入境之记录”，在官样文章中，“目前并无依法禁止其出境情形，亦无政府人员与渠接触谈及境管问题”，可见张学良、孙立人不能出境之说，均“与事实不符”。又何必抬举张学良、孙立人呢？希特勒杀了三百万犹太人，也迄无官方记录与依法杀人情形之遗痕，自也同属“与事实不符”之尤者。愿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诸君子改行去写历史，则希特勒将感拜无涯于地下。诸君子其勉之！

我的反驳信登出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挨了闷棍，一个屁都不敢放了。可是事情还没完，我到底出不出境、去不去美国的问题，还是成谜，美国大使馆的邀请虽然早已是明日黄花，但把李敖请到美国去的念头，却大有人在，我三姐就是此中健者。她不让我知道，就为我申请到移民名额，美国在台协会通知我后，我大模大样，理都不理。一拖好多年后，美国在台协会1997年10月29日给了我最后一信，说再等你李先生一年，你再不来，难得的名额恐怕就得取消了。可是我还是不动如山。此中原委，一个插曲道出了一切：1984年，美国在台协会文化中心的头儿何龙（David Hess）下帖子请我晚饭，我谢绝了，8月16日，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信清楚说明了我对美国的态度：

你的请帖收到了，抱歉我不能参加你的晚宴。

二十年前（1964年5月18日），我收到发自贵国大使馆高立夫（Ralph N.Clough）先生的信，邀请我访问贵国；两星期后（1964年6月1日），我又收到林诺华（Lynn H.Noah）先生的信，洽商访美细节，但是我没有成行。没有成行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刁难我的出境，他们要跟我“交换条件”才让我走，但我拒绝；另一个是我对贵国政府一路支持国民党这种法西斯政权，深致不满。

当伊朗法西斯政权倒台的时候，霍梅尼（Khomeini）扣留美国大使馆人质，种种行为，令美国人不解，美国人说他们对伊朗流亡在外国王的关切是基于人道，但他们忘了，当霍梅尼流亡在外的时候，美国的人道又在哪儿？霍梅尼是

美国一路支持伊朗法西斯政权的常年受害者，一朝他得以翻身，他会谅解美国这种伪君子的理由吗？

同类的例子太多了。中共在延安时代，美国政府是一路支持国民党法西斯政权的（虽然美国新闻处的主持人费正清〔John K.Fairbank〕等支持中共），美国大使都懒得到延安去；但是，一朝中共得以翻身，美国总统都得勤于上北京了。中共领导人以几近无礼的大架子“临时通知接见”美国总统，美国人同样不解，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又健忘了。

如何学到从被美国间接迫害的人的观点看事情，对骄傲的美国人说来，太重要了。

如今，在美国在台机构和我相忘二十年后的今天，你老兄走马上任，想补救你们过去的错误，我很欣赏你的慧眼，可是，好像有点太迟了。至少对我来说，除非美国政府彻底放弃支持法西斯政权，我对与美国官员会见，全无兴趣……

这封信，可谓“曲中奏雅”地道出了我为什么不去美国，而所谓出境问题，自此也被我技术击倒，不成问题了。原因是，我在台湾，一开始是“大有为政府”不让我走；到头来“大无为的我”自己也不想走了。早在1982年3月16日，郑南榕就在《政治家》上发表《李敖，不要走！》最后一段说：

应该禁止李敖出境

这个世代，有财的人想离开台湾，有才如李敖之流的人也想离开台湾，真是时代大悲剧。财、才不缺的李敖先生，应该挺身出来，以心作则，阻挡这种悲剧的潮流。李敖可以站起来，与赵耀东先生一起合唱《归来吧，台大人！》的高歌；也可以坐下来为我们写出第一流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思想文章。

如果我是出入境管理的掌权人，以上这些论点，就会是我“禁止李敖出境”的理由。这些理由，将使我们对历史有所交代：对列祖列宗保留了一个优秀的文化精英；对子子孙孙留下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李敖。

这是一段很好玩的文字。郑南榕大概不知道：我从1949年起，三十多年间，根本就是陷在“禁止李敖出境”的状态的。所以，说三十多年我一直未能离开也未能获准离开，并没说错。至于三十多年后至今我能否出境，我没办过手续尚不得而知，照判断应该可以，因为叛乱犯时代已逝，而我又非通缉犯或什么犯，也无什么欠税记录等被管制条件，可是我已经准备“‘出’此一步，即无死所”了。我这种决定，大概死友郑南榕最能满意了。

我在1981年非但不能出境，反倒第二次政治犯入了监狱之境，这次“二进宫”，我被关在土城看守所半年，难友刘峰松崇拜“李敖大师”，写了一篇《李敖在狱中》，其中写李敖“囚房权充书房”一段，观察可谓入微：

囚房才一坪多，里面有一张铁床、一个马桶、一个水桶、一座洗脸台、一张小桌子和一盏二十烛日光灯。大师的囚房跟我们一样，但经他精心布置后，就是不一样。第一，他土灰色的四面墙，都贴上白纸，就连铁床下，也用白纸隔开，看不见床下的龌龊；房间洁净，光线充分。第二，他在洗脸台上搭架子，放好几包卫生纸和一些杂物，充分利用空间。第三，他有好几套书，如《二十四史》之类，摆放在靠窗的一面，有如小书橱。第四，他的棉被有三尺高，占铁床的三分之一；用纸箱、棋盘（摸来的）做的桌子及两个放剪报资料的纸箱，又占铁床的三分之一，室内显得特别狭窄。

看大师的囚房，让人有无地容身之感，不过物品虽多，却不凌乱，凡去过他家的，都能想象到他是怎样地把两坪不到的小囚房，变成雅致的小天地。他的囚房不仅洋溢着书香，也散发着一股庄严而不可侵犯的正气，任何人参观他的囚房，都要肃然起敬的；据说每周抄房时（检查房间），“戴帽子的”（狱吏）都不敢弄乱他的房间。李敖虽坐牢，并不失大读书家的风格和气派。

刘峰松又写“应有尽有”一段：

牢房不准有镜子，他有；不准有刀片，他有；不准有剪刀，他有；不准有订书机，他有；不准看《联合报》，他看；买不到糨糊、塑胶带、白纸、长尺……他买到，可说应有尽有。

他不会客、不接见，哪来这么多“家当”呢？原来他有秘密管道，不仅利用它输出，也利用它输入。这条管道（看守所所长）朱光军查不出，我看不是李敖

神通广大，而是朱光军颟顸无能。庄严的监狱，有这样的漏洞，朱光军该羞羞。

其实我的“秘密管道”主要都是透过难友石柏苍来的，石柏苍以法院书记官坐冤狱，白天到办公室做外役，每天下班就“老鼠搬家”般地向我通风报信，并且支援物资，他的神通，广大极了。刘峰松又写“回答田中的话”一段：

日本浪人田中因涉嫌杀死情妇，被老K判极刑，但缠讼多年不得定谳。他跟我们同舍，有一天放封时，向大师说：“李先生，李先生，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搞的，我已经更审四次了，还不能确定。”大师正色回答他：“你们日本还有四十几年没定谳的呢，这有啥稀奇！”田中无辞以对。

李敖批判老K，叫老K憎恶，但对外发言不失立场、不失国格，给老K面子，理应给他一纸“爱国”奖状。

刘峰松以“朱光军晕头转向”一段收尾：

大师出狱后，以洋洋数万言抖出黑狱内幕，观察之仔细，记载之翔实，令人叹为观止。李敖的旋风造成震撼，令朱光军头痛，令朱光军吃不了兜着走。据说有电视台、广播台及报社记者去采访、去照相，又有检察官去求证，朱光军忙着掩饰，忙着“应变”，忙得晕头转向。据后来到北监服刑的难友告诉我，朱光军的措施有：

△集合孝一舍全体住客讲话，要他们自动缴出李敖（送给他们）的“家当”，如镜子、梳子、剪刀等，如不缴出，抄到必严惩。

△把李敖的“三十二”房重新粉刷一新，才让记者照相；采访照相时，严令楼上不准用水，以防漏水，泄露偷工减料的真相。

△把中央台的鞭子藏起来，暂时不准打人。

△把百货一律暂时降价，调整到合理、见得人的价格，如毡子由五百元降为三百元。

△把孝一舍主管刘台生暂调病舍，避避风头。

△检察官询问古永城“绑担架”的事，古某事前已被“打点”过。

△孝一舍放封时间不准交谈，以免交换情报，扩大事态。……

照情理说，李敖坐牢期间，上自法务部次长，下至朱光军，都待李敖不薄，给他新被单，给他新毡子，给他保温杯，给他热水澡，给他炖排骨，大小牢头又常去拜码头，去嘘寒问暖，去效犬马之劳，大家都是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的，可是李敖一出狱翻脸不认人，抖出黑狱内幕，造成天翻地覆的大震撼。也许世人要骂李敖：“这样的家伙、这样的家伙……”，然而我们知道：李敖争的是社会公义，是是非，他不是一个容易被小人包围、被小人灌迷汤、被小人收买的人；像这样一个不惜冲破人情藩篱、提倡社会公义的人，当今台湾有几个？能不敬为国士，为他鼓掌欢呼吗？

刘峰松的描写很有趣，最简单的结论是：为了正义，李敖是软硬都不吃的。难怪朱光军做梦也搞不清怎么会碰到这种囚犯！他送我出狱的时候，跟我拉手，双方都笑嘻嘻的呢，怎么李敖一回台北，就翻了脸了？夏光天后来告诉我，朱光军一喝了酒，就发酒疯吵着要找流氓教训李敖，我想他真被国民党伪法务部长李元簇骂惨了。我出狱当天，1982年2月10日，就发表文章攻击监狱黑暗，引起轩然大波和监狱逃亡的暴动。第一是2月27日花莲看守所喧闹事件。由二十七名人犯闹起，看守所急电警察局请求协助，警察全副武装赶到，才告平定。第二是3月8日新竹少年监狱暴动事件。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大官人（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愈大，愈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来的云云。同时，国民党伪行政院长孙运璿在“行政院”院会里已对狱政表示疑虑，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对我“点名批判”，官方为封杀我，尽量一面倒传播批判我的，而不传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议员，为了选票及其他，却忍不住这个好题目，“立法院”中游荣茂、李志鹏等国民党议员，提出质询，党外的当然也不放过。最好玩的是国民党“立委”温士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2月23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道”，“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老贼之言，煞是有趣。

我这次坐牢，因有石柏苍的秘密管道，所以明着概不写信，但有一次例外。我跟胡茵梦离婚后，林清玄、陈彩銮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小女生武慰先做我的女秘书，她后来考取空姐，吵着要到牢里来看我，我在牢里是不见人的，但漂亮女生例外，所以武慰先要来，我自乐见。有这样一封信是透过正式写信方式寄出的：

慰先：

你前后七封信，全收到了。这是我七十一天来第一次写信，就是写给你，这种独受青睐的“殊荣”，总该使你收不到回信的难过，得到补偿了吧？

我不写信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照“羁押法”第38条“准用监狱行刑法”第62条规定，在押被告（含分监受刑人）通信对象以最近亲属及家属为限，所方发给我通信对象调查表，很宽大地告诉我所谓最近亲属及家属，如果我填上“未婚妻”就可以任我发信。我感到他们很会解释法律，中华民国大法官先生实在该向他们学习。

你说你又恢复了长发，我很兴奋，你的短发有它的美，长发一定另有一种美，为了看看你的长发，你22日来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们：“那个不见人的李敖，今天同意见我，请你们把他提出来。”你若成为第一位见到我的人，这是你另一次的“殊荣”。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王安石的自负，也是我的。我斗室独居，乏善可陈，无恶可做，只是努力看书而已。有时半夜醒来看书，夜已微凉，披上你我共有的那件褐色夹克，恍然如昨。这次“二进宫”，使我对人情冷暖有全新拷贝的了解，现在是“以牢为家”，将来真要“以家为牢”了！

代我向伯父及各位问好。

敖之　1981年10月19日　夜

这封温馨的短信，是狱方唯一能检查到的李敖亲笔了，我把它收在这里，留做“二进宫”的一项纪念。

如上所述，与胡茵梦扯在一起的后遗症很多，最后一个后遗症是我写作甚稀，原因是花了太多时间在女人身上。不过这次坐牢前后，我完成了“李敖全集”八册，也算是具体“成就”，事实上这全是叶圣康、林秉钦的功劳。“李敖全集”出版时，遭到官方的干扰，内情有趣，值得一述。原来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有一特色，就是以武夫（尤其政战系统的武夫）审查书刊。按说书刊纵该审查，似乎也轮不到武夫者流来劳过界，但是国民党的武夫则不然，从外放做“大使”到内定掌华视，赳赳者天下皆是也，又何况审查书刊哉？自从在台湾写文章起，我就与国民党武夫结不解缘。国民党审查书刊，单位不少，但总其成者，则在警备总部。警总武夫皆蛮干派，武而不三思者也。他们捣我的蛋，一直藏身在暗处。但是因缘际会，倒也有露白者二起。第一次是1966年警总抢劫我的“告别文坛十书”后，由李国瑾中校出面，与我料理后事。李国瑾是王昇红人李明的弟弟。李明程度本来奇差，李国瑾更不如乃兄，且面目可憎，一如乃兄。为人又阴险讨厌，一如乃师王昇。给人印象，恶劣已极。希特勒说他宁愿拔掉两颗牙齿，也不要再和佛朗哥见面，我则愿意拔掉四颗，此生再也不要遇到这种政工人员！第二次是1980年。那年四季出版公司准备出版《李敖全集》第一梯次六巨册。在头两册付排的时候，警备总部负责书刊审查的人，找到了四季老板叶圣康，交给他一纸书单，提醒他书单上的李敖著作不要出版，因为都是查禁在案的。并向他表示，愿意与李敖先生见个面。在叶圣康的安排下，我与这位负责书刊审查的人吃了一顿午饭。这人自称叫张烈，是位老先生。他说负责书刊审查的人多是政工干校出身的，他自己也是，但他不是干校学生，而是干校教职员，负责书刊审查的，包括警总政六处处长曹建中，都是他的学生。他说警备总部的人，没人敢跟李敖接触，他却不怕，所以特地吃饭聊聊，以减少误会。他所说的警总的人没人敢跟我接触之事，我也早有所闻，看他言之凿凿，我也笑而信之。那顿饭局，只有三个人：我、张烈和他带来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我本以为是来“监视”他的，但是看到他们互相交换唱酬的诗稿，似乎又纯粹是他的朋友。他们把诗稿拿给我看，上面写的都是滥套的旧诗，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军中却也有这么以守旧的方式附庸风雅的人！一顿饭吃下来，聊得倒也毫无拘束。张烈很客气地转告军方的查禁标准，除了政治上的禁忌外，“不要提到生殖器，也不要骂孔子。”关于书单上查禁的李敖著作，因为查禁在案，书名相同的绝对不要再用、篇名也要改过。所以《李敖全集》为了减少查禁的麻烦，把《李易安再嫁了吗？》改名为《李清照再嫁了吗？》以为掩耳盗铃；关于“不要提到生殖器”，把文中“老祖宗们生殖器崇拜（phalliciam）”的字眼，改成“老祖宗们什么什么崇拜（phallicism）”的字眼，以为掩中文不掩英文。……张烈口中的这些国民党查禁标准，最令我惊异的，不是别的，反倒是他说的那句“不要骂孔子”的道统观念。对孔子，早在几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大家就有了“骂”的自由，像《吴虞文录》等是；早在千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大家就有了“骂”的自由，像《庄子》等是。可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却反动得连孔子都碰不得了。这种大开倒车，倒真令人称奇呢！不过，有趣的是，这位张烈老先生本人，虽然言之谆谆，但在执行起来，却也自形藐藐。大概一顿午饭建立了他跟我的交情，几个月后，他突然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为了金庸的书，他跟曹建中起了冲突，甚至发生了武斗，他气得不干了，现在到“中国广播公司”做事去了。临移交前，他把《李敖全集》全六册都放行了。所以，我如果在出书前内容有所“插播”，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很感谢他这一“密电”。原来禁与不禁之间、找与不找麻烦之间，还可因人而异，有这么大的分寸，警总之有弹性，固似女人之裤腰带也！张烈以后，警总又藏在暗处，做“狗屄衙门”——只进不出了。照例每月查禁我的书，累积起来，有九十六册，足可进“吉尼斯世界纪录”而有余。其间叶圣康有一天碰到曹建中，曹建中跟他大骂李敖。叶圣康说：“处长对李敖恐怕有所误会，何不由我安排，见见李敖？”曹建中闻言色变，连忙摇手说：“我才不要见他，没有人敢见他。见过他，他什么都给你写出来，你洗也洗不清！”我闻之大笑。

《李敖全集》虽然刀下余生，可是序却没有了。本来是有序的，那篇序标题《（李敖全集）自序》，在全集还没印好前，先发表在《四季》杂志第十期（1980年4月20日）里。不料一发表后，由于措辞激烈，被查禁了，四季出版公司为了全集得以顺利出版，就在“李敖全集”前面，删除了这篇序，所以，四季版《李敖全集》，是一部没有序的大书。序和正文，身首异处，相隔千里，正像关老爷的下场一样！

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后，带头搞党外杂志，带领郑南榕、陈水扁等，风起云涌，跟国民党的武夫连续斗法十年之久，在斗法过程中，我甚至挖到并公布由警备总司令陈守山上将主持、由曹建中记录的《现阶段加强文化审检措施暨现存问题座谈会记录》，令他们大吃一惊，一起开会的出席人员，从“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国民党“中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等发言，均赫然在焉。有趣的还在后头，十多年以后，国民党从李登辉当道成主流派以后，当年当道的主流派，死的死、老的老、失势的失势、下台的下台，慢慢形成另一族群，我戏呼此辈“渐成人形族”——原来过去做当道的主流派时，跟着主子做坏事，不成人形，现在式微了、官丢了，天良渐现，所以渐成人形了。举几个例子，我曾写文章骂华视的头子武士嵩中将，一天他到我住的大楼来看我的邻居何世礼上将，电梯中碰到我，拉住我手向我表示佩服，并大骂国民党当权派，我在旁一直笑。比武士嵩更精彩的是许历农上将。他当年做“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是查禁李敖之流言论的主持人，固我宿敌也。不过此人人品不错，是个值得尊敬的敌人。他的毛病是头脑跟不上，以致把“救国救民”和“做蒋家鹰犬”分不开来。后来李登辉当道了，他毅然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党，光明正大，挺身而斗，不失为一条汉子。他到我家来拜访两次，备致拳拳。1998年汪俊容和我同过六十三岁生日，在饭店吃饭，我的好邻居张善惠、林丽苹在座，许历农也来了。席上我说了一个故事。我说杨西昆“大使”从南非回来，一天带了一根非洲朋友送他的雕刻精美的象牙给我，对我说：“二三十年来我一直佩服李先生，但因有公职在身，不便表达这一佩服，现在退休了，人也快八十岁了，特地到李先生府上，送上这一纪念品，表达我二三十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心意。”后来杨大使请我吃过几次饭。有一次吃饭时，他的夫人对我说：“告诉李先生一个秘密：这次选举，我们整个大楼住户，全体都会投新党的票，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国民党。”我答道：“杨‘大使’肯投新党的票，是很了不起的变化。可是容我说一句：杨‘大使’暗中投一票也只是一票而已。如果杨‘大使’肯公开站出来，像许历农那样公开站出来，以杨‘大使’的地位，登高一呼，可以为新党带来多少票呀！杨‘大使’可愿考虑考虑弃暗投明啊？”杨西昆在旁听了，笑着摇手，说：“许历农那样明着干，我们可做不来。”我讲了这故事，又把话题转到汪俊容的老丈人、阮雅歌的爸爸阮成章中将身上，我说：“调查局的老人对沈之岳、阮成章前后两任局长评语是：‘沈之岳人面兽心，阮成章兽面兽心。’——因为阮成章长得浓眉凶眼、面目狰狞，所以人以兽面描写他。”我对阮雅歌说：“虽然你老太爷也和许老爹一样性好革命，但碰到李登辉而能继续革下去的将军们，今天只剩许历农啦。”这顿饭后几天，许历农夫妇请我们吃饭，阮雅歌笑着对我说：“大师呀，你要原谅我，我代你说了谎话！我爸爸躺在病床问我李敖对他的印象，我扯谎说：李敖说沈之岳人面兽心，阮成章兽面人心。我爸爸听了一直点头笑。大师呀，你可要原谅我。”我说：“等他病好了，真的能追随许老爹脱离国民党，我就真的可追认这些话啦！”——许历农的转变，使我感到：真的、真的、真的有些国民党大员，当他们不再是当道的主流派以后，他们有的真会跑来认同李敖了，他们对我“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种高速进步，多有趣啊！

猪猡纪——既见侏罗，又见猪猡，屠刀不放，照样成佛。

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在台湾，因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为“猪”；几十年后，且进而演变成“中国猪”，不但猪，且有国籍矣。其实这算什么，有一种猪叫“波兰中国”（Poland China），在美国培养成功，身兼二国之名，只是“中国猪”又算老几呢？

这种以猪视人的人，其实自己正是中国古典说法中的“豕视”，自己如猪者也，并不是说这种人长得像猪，而是头脑中是猪脑，是“侏罗纪”时代的头脑。我在台湾，每每感到到处是猪脑，而我自己仿佛活在猪猡纪里，因此不论振笔为文，或登台传教，我都寓有杀猪味道，此乃愤世使然、玩世随之，不足怪也。

我李敖在猪猡纪杀猪，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人见人怕鬼见愁。其实所以能如此，凭有文名是不够的，而要有骁名、有悍名，这样才能有上述效果。关于我的骁名与悍名，有一个小故事。1991年，活了九十六岁的青年党头子李璜死了。他死前几年，李宁访问他，回来告诉我：“李敖你可真可怕，李璜谈到你的时候，都特别把声音放低，并且面露恐惧之色。你说你李敖多可怕！”我闻之大笑。

我在文星时，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托高荫祖介绍，拉我写稿。因为是东北同乡，且待我甚厚，我一直以“大哥”称之。我曾写信挖苦他说，你老兄“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地写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太多不实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浑蛋们，因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有一次刘大哥同我聊天，提到俞济时对他说：“你们搞历史办杂志的人写得很辛苦，可是，”俞济时说着把手一挥，“都是假的！”意思是说，真的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告诉你们。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且是蒋介石多年的侍卫长，独得之秘，过于他人，可是他就是不说。但他透过周之鸣，想见我一面，我拒绝了，因为我深知此辈性格，他们是不敢说真话的。后来他回我一信，回信写好，还是先向情治首长报备后才寄出来，可见此辈小心翼翼的谨慎。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要杀猪，得自己想办法才成。于是，前后十年之久，我用“李敖的方法”完成了这一大业。

“李敖的方法”是用第一流的历史家的训练，博览群书，比对史料，然后试图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以得出真相。为什么要这样怪招呢？因为国民党是浑东西，我们不可能按照正常情况来知人论事，它不是人脑的问题，而是猪脑的问题。因此，揭发黑暗国民党必须靠细腻的分析、准确的处理和深入猪脑的植入方式才行。像我颠覆国民党比雷震他们深入多了，我根本从思想上、历史上下手。国民党怕挖屁股，因为它有烂屁股；但国民党不怕遗臭，因为它是水肥车。雷震他们总是辛苦挖烂屁股，而我则根本上推翻水肥车，证明臭大便来源必是烂屁股，于是形式上没直接挖，事实上却臭气尽出。例如我知道，要颠覆国民党必须先从它的图腾开始。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乃至李登辉等，都是图腾。我在1965年写《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就是这种方法，国民党查禁了它，说明了一切。我1987年写《孙中山研究》，更是这种方法的发扬光大。孙中山一生的大成功是推翻中国帝制，一生的大失败是自己夺权不择手段……（编者略）为了这本书，国民党台北市新闻处处长唐启明虽然把我告到地检处，但是时代已变，检察官被我说服，我躲过一劫。

我不但拆穿了国民党的祖师爷，也拆穿了祖师爷的“国父遗教”。我用了大量的文字驳斥了三民主义等的乱七八糟，同时我还“策反”了我的敌人周之鸣教授，以他精湛的三民主义专家地位，揭竿而起，大反三民主义，我为他发表《中毒的三民主义应该停授》等鸿文，气得他的老友陈立夫在1990年1月13日写信给他，指出：“以反共专家如兄者发表此文，是李敖要毁兄之毒计，兄不可上其当！”可见陈立夫真是目光如炬，他警醒到他们祖师爷的经典已被李敖砸掉。可是，国民党太迟了，它已经维系不住了，最后只能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自欺欺人了。一则“限制级”的政治笑话道出了一切。笑话说有个无聊男子在“那话儿”上文了几个字，不幸感染溃烂，男子跑去看医生，经过初诊，隐约发现“三国”两字，于是要他去给护士看个清楚，护士看过后，告诉医生说，正常的时候看它是“三国”，后来它自我膨胀，就出现全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了。此笑话甚逗。只是国民党阳痿成性，出现全文大不易耳！作为真人，或有威而刚；作为主义，可要“黎明柔”啦！

我批孙以外，下面自然就是批蒋了。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又跟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资深教授的好友汪荣祖合写了《蒋介石评传》，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在蒋介石生前，在他淫威所及之处，没有人敢拆穿他、没有人能拆穿他；在蒋介石死后，在他的余威犹在之处，也没有人敢拆穿他、也没有人能拆穿他。中国人中，真正敢也真正能拆穿他的，是从李敖开始。我认为这种道德意义，比存信史的意义更难能可贵。为什么？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就已指出：“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敢于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争几十年来被蒋介石欺骗、被蒋介石恐吓、被蒋介石作弄、被蒋介石羞辱、被蒋介石强奸得麻木不仁了的人格。试看蒋介石出丧之日，台湾百姓夹跪道旁的场面，“更无一个是男儿”，纵古代帝王驾崩，人民被侮辱，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在道德上，人民又是何等下贱失格！下贱失格却不以为辱，这正是典型的麻木不仁，这又是何等可悲！如何破除这种麻木不仁，只好先从拆穿蒋介石着手。

也许有人说，你编著了这么多批蒋的专集，难道还没批完吗？我的答复是：若是普通的坏人，这样左研究右拆穿一阵，按说就写光了，可是蒋介石坏事做得太多太多，所以怎么写也写不光。何况蒋介石纵然死了，他的余孽依然狐假虎威、奉其木主，我们当然要劈掉他的牌位，死而不已。《史记》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其实，伍子胥太笨了。对付暴君，要用文明而持久的手段才好。为他不断地出专集以批之，岂不更解恨吗？美国哲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当你朝一个国王进攻，你必须杀了他。”（When you strike at a king, you must kill him.）其实这话没说完，应该补充说：“当你朝一个暴君进攻，你必须杀他一千次。”因为只有这样不厌其烦，才能做好真的清算。也许有人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何必再鞭蒋之尸以至于此？其实，这种人才是伪君子与真奴才，并且是无知的。关心历史教训的人、关心人间正义的人、关心天道至极的人，对蒋介石一生祸国殃民的种种，都不会含糊了事的，只有伪君子与真奴才，才会这样不辨是非地一笔勾销。对这种行为，我是看不起的，这就是李敖式的正义。

这种李敖式的正义，施之于批孙批蒋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一路照批，自然不在话下。我在蒋经国生前，就出版封面标出“蒋经国死了”的“诅咒”之书，以代天讨；蒋经国死了，自应有“鞭尸”之作，聊声我怀。因此我在他死后以周年之日，编著《论定蒋经国》一书，一来打倒国民党的马屁书刊，令其虚生；二来证实民进党的没有志气，令其愧死；三来向全世界显示，在生死线外，中国毕竟有强项不屈之人，在台湾岛上，不畏蒋家王朝，而以个人力量，挺身为人间存正义而留信史。我不但印自己的批小蒋之书，并代被蒋经国蒋孝武父子谋杀的死友江南印出《蒋经国传》（江南夫人崔蓉芝授权本），人间快意恩仇之事，做得再也没有比我李敖更痛快、更没完没了的了。在印《蒋经国传》时，崔蓉芝写信给我说：“阁下笔触锋利，横扫千军，情义兼顾，举世闻名。江南在世之日，时时为阁下之胆魄钦佩不已。然而虎穴之中，蛇鼠潜伏，万望切实戒备，用慰亲友。”看了她这些话，我很感动，也很感谢。记得崔音颉《（蒋经国传）万古流芳》一文中，记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党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挺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支”。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也。

由江南被害联想到蒋孝武之死，暗杀江南，蒋经国、蒋孝武实为首从关系。1989年蒋孝文死后，我写《蒋孝文之死的失压意义》，主旨说：一般人被当今圣上所压，压人者与被压者“与子偕老”，一代压一代，也就完了，被压者倒霉止于一对一、压人者神气也止于及身而绝。但是汉朝老臣颜驷却适逢其会，一连祖孙三代接力压他，所以他的倒霉，不是普通的倒霉，而是倒了别人三辈子的霉。颜驷是古代的事，现代呢，其实也不让古人。蒋家三代本来是一路压下来的，但是压到蒋孝文一代，这荒淫无耻的小子却酒色戕身以病以废以死，吾人山下脱身，不无失压之快。1991年7月1日，蒋孝武也死了，我别有所快，乃以“欣闻蒋孝武暴毙”为题，写顺口溜六首志庆：

蒋家三代接班亡，一个一个接着凉，

孝文孝武皆不孝，因为尿中有了糖。

蒋家三代接班亡，蒙主宠召全投降。

孝文前年刚入土，孝武今早死在床。

蒋家三代接班亡，荣总医生正当行。

太平间里生意好，四大皆空有病房。

蒋家三代接班亡，可惜苦了蒋方良。

飞越苏联毛子水，泪尽难再做老娘。

蒋家三代接班亡，电视播出喜欲狂。

独留李敖见美女，他们都去见无常。

（作诗时，陈平景从美国来电，闻讯大喊万岁。）

蒋家三代接班亡，你死我活比你强。

平景电话喊万岁，中间隔个太平洋。

批孙批蒋都是批人的层面，不是人的国民党自然也要特批一番。我写了《国民党研究》和《国民党研究续集》两本书，批个痛快。我用严格的考证证明国民党所吹的“百年老店”其实都是捏造的伪历史。……国民党的一切神话统统被我拆穿，写得淋漓尽致，痛快极了。有一天，老友黄三从美国来，问我：“你这样搞国民党有效吗？”我说：“搞国民党像搞屄。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只是要一搞耳！有性欲、无性能是另一问题，重要是你要志在一搞才行。”黄三听了，为之大笑。

既然批孙批蒋批国民党变成我的大业与绝活，所以笔锋所扫，魑魅披靡，最好笑的，国民党党员中，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反应出现，他们之中，一浑到死一坏到底者固占绝大多数，但是头脑尚清楚却又无奈者亦有一些。“马五先生”雷啸岑者，故国大代表也。他“平时袖手领干薪，六年一票选总统”，周而复始，至感麻烦。告诉我，他有天开玩笑说：“我看不要每月付薪水给国大代表啦，干脆蒋总统一次付我们一大笔钱，我们选他做皇帝算啦！”我每想到这番话，就想到北洋军阀曹锟。曹锟贿选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他只花一次钱，他若知道连选得连任，早就选皇帝啦，零存不如整付，那样才便宜啊！又有故国大代表刘心皇者，生逢衰世、躬逢衰世、俯仰于衰世，虽身为国民党国大代表四十二年，但是一线良知，使他虽俯首苟活，却不甘默尔而息，因而发愤秘密写成《蒋介石国大现形记》，然后秘密商之与我，无条件要我为他出版。唯一条件是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用笔名“司马既明”发表，不能透露他的真名字。我感于他的一片至诚，完全同意了。也许有正人君子讥笑本书作者，怪他涉嫌“双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怪他自己做了四十二年的老国代，却不能以真名字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反倒以双重面目并存于今生今世。但是，若反问一下，“双重”固然不当，但是单一到底、冥顽至死，难道就对吗？难道老国代一做四十二年，最后同流合污、守口如瓶、一点底也不掀、一点省也不反，坚守“从一而终”、昧心“仁义道德”，就比“双重”更好吗？又有故“监察委员”黄宝实者，在北京大学与爸爸同学，到台湾后整天用功读书不辍。有一天，他拿新著《侏儒类稿》要我看，我说：“这稿子很精审，但是如果不来搞这些‘学术’，而用同样的时力去搞你们‘监察委员’的弹劾书，那该多好！‘学术’真是误事啊！”他又继续写《校雠学》，我回信给他说：“您的《校雠学》稿子如何了？你们御史老爷，不但要嫉书如仇，还得嫉恶如仇。您是‘监察院’中数一数二的嫉恶如仇人物，亟盼能在这方面继续多仇一些，《侏儒类稿》少一点，《惩贪录》《洗冤录》多一点，不也很好？”……这些我亲自耳闻目击的小故事，都证明国民党老贼们的无奈心态，但是，以他们的地位，真的一直无奈而无法有作为吗？我很怀疑。1966年11月12日，故“立法委员”齐世英在他家请我吃饭，在座有梁肃戎、石坚、司马桑敦等。座上梁肃戎对我说：“我没有你李先生这种勇气，很多话我不敢讲。”我表示，你们也是有勇气的人，只是你们不肯讲而已。梁肃戎是东北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四十年来，在他的表现中，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在家乡的东北同胞推之以恩、或对在台湾的东北同胞援之以手、或对在台湾被他们国民党非法迫害的东北同胞慰之以问。梁肃戎在抗战中，有功于国家；但四十年来与国民党一起误国祸国，有害国家，并为桑梓之耻。我对他功过分明，我赞扬他的当年，但却谴责他的日后，他对不起东北同胞，我为他惋惜。虽然梁肃戎有种种不是，但是，我仍旧欣赏他那点硬汉作风，那点硬汉在东北早就不算什么，但在“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台湾政海里，他却是一个阳具毛多的怪物。阳具毛多虽并不表示一定是“男儿”，但比起周围的白虎成群来，至少还够看看样子。最耐人寻味的是，梁肃戎下台后，跟我又吃饭、对我又赠书，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东北人，并且愈老表现得愈有落日余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国民党虽然坏，但有的党员还有良知，只是显晦之间，愧对国人而已。又一个老贼级的故“立法委员”吴越潮，一天向我说：“国民党中有坏人也有好人。因为有坏人，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丢了大陆；但因为有好人，所以虽然丢了大陆，还没完全垮台。”我回答道：“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但是有了又怎样？有了还不是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可见纵使好人，加入了国民党，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已。”我一生痛恨国民党，我痛恨它，与这岛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从小被它骗，骗得加入它，成了或做过它的党员，最后才有所觉悟，但仍要跟它接龙、跟它画虎、跟它委蛇、跟它待兔……我却全不如此。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就对国民党厌恶，这一厌恶使我一直坚持不做它的党员，虽然这一坚持，带给我几十年的不方便、“不识时务”，但我不但不后悔、反引为自豪：余致力不屑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凡四十年。四十年间，且由厌恶国民党，演变为痛恨国民党。不但痛恨，且能在有生之年、在国民党的地盘上，把这种痛恨，发之为文、印之成书、公之于世，李敖的伟大，于此可见。

以上所写猪猡纪，多下笔在“中国猪”身上，而少落墨在台湾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悉为“中国猪”几十年教化的产品，为猪子猪孙，其猪性不足深论，论猪性，擒贼擒王擒到那票坏的外省人身上，即知源头活水、即可了然，故对台湾人属性，我点到为止。试看我写《共产党李登辉》《李登辉的真面目》等书，以及与亓丰瑜合作发表独家报告——《揭发李登辉“鸿禧山庄”贪污舞弊案》，乃至于我写的《民进党研究》《冷眼看台湾》等书，究其元凶祸首，皆那票坏的外省人使然，台湾人只是从犯而已。正因为我早就看清这点，因此在政治方面，我带头反抗国民党时，我心里早有准备，远在十四年前，1984年2月25日，我回信给牟力非，就提出《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之说，我写道：

……我的看法是：“‘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即相当于反对党人士，这些人士，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对搞政治的人，不论哪一派，都要严予注意，不可轻信）。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我们为反对一党独大、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持。除了这一大方向的正确外，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在习性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大方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其他方面，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但话说回来，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龟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在龟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英国的保守党工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都是龟儿子党王八蛋党平衡的范例，引西证中，洵可如是观。

正因为真相不过如此，我对“‘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所谓失望、对党外人士无所谓失望，他们不懂“信义”不足怪，不懂许多应有的道德品质也不足怪，只要他们在大方向上不太迷失，就不必苛求。古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今下一歪解，该说“不贤者识其大者”，唯有对不贤者能识其大，其他他们的小把戏，也就不足道了。

这篇文献，显示了我的基本心境，其实既清醒又苍凉。这些现实的政治人士，他们找我，多是有求于我的时候。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讲过一句话：“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这种人都是夜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内急了，要小便了，赶紧拿了去小便，小便完了，见不得人了，赶快藏在床底下。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其实支持他们活动，对我也是一种发泄，有内急时把尿尿出之快，施尿对象且是国民党龟儿子之类，其快何如！有一次我在阳明山公墓看死人，内急了，看到钱思亮的坟，就小便上去。——钱思亮当年谄媚胡秋原，以伪证信陷害我、以禁教书逼殷海光，如此软骨台大校长，死后得以尿诛，实乃尿道所在，天道在焉。

我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浪，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我，就是我在文章中的大量证据与丰富资料，我博闻强记，并精通各种反面教材，例如我精通蒋介石的所有狗屁文字，这一点就令人咋舌，尤其令敌人咋舌。我在演说时常打趣说：“我刚坐牢时，特务们说你李敖太坏了，什么书都不准你看。我闷得发慌，就向他们说：《三民主义》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三民主义》总可以给他看。我有了《三民主义》，又向他们说：《国父全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国父全集》也可以给他看。我有了《国父全集》，又向他们说：《蒋总统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蒋总统集》当然更可以给他看了，因此我有了一大堆狗屁书，就坐在马桶上以臭对臭，看起来了。”我想全世界的人谁都没全部看过《蒋总统集》，包括“蒋总统”自己，因为其中许多狗屁文字是别人替他捉刀的。可是我李敖却全部看过，这下子可不得了，我成了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了，最妙的，我在这些大量的狗屁文字里掏到不少妙论，诸如中华民国亡国论、反攻无望论、赞成西藏独立论……都曾出自蒋介石的谈话，这些谈话本是机密的，可是后来秦孝仪等文学侍从之臣，认为领袖的言论还有什么问题，因此照单全收，糊里糊涂编印出来，最后被我看到了，大大泄了国民党的底，这是何等痛快！

以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亡国论”为例：在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1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

看到了吧！照蒋介石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1949年）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中华民国总统”的“总裁言论”也！

再以蒋介石的“反攻无望论”为例：1959年5月15日，蒋介石在《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中，就有这么一段：

如果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照蒋介石的说法，如果在1969年以前回不去，以后也永远回不去了。假若如此，我们在1969年以后是否也应查禁《蒋总统集》，以阻止“反攻无望论”的流传？换言之，假使不查禁《蒋总统集》，我们就应予《自由中国》平反，昭雪雷震。因为雷震当初就是以“反攻无望论”入罪坐牢的。

再以蒋介石的“赞成西藏独立论”为例：1959年3月26日，蒋介石《告西藏同胞书》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请问，这怎么解释？不是公开表示你允许“藏独”吗？换言之，一旦你回大陆以后允许“藏独”，是否你回大陆以后也允许“台独”呢？假若如此，那台湾要想“台独”，只有先帮国民党反攻大陆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证明，何必搞内幕呢？我们只要精通公开的资料，再赋予新的解释，就非常有趣了。

我这种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的恶作剧，可真苦了为国民党搞宣传的那些大员们。最灰头土脸的是秦孝仪，秦孝仪以外，其他国民党文宣大员也闻之胆寒。有一次在李涛“二一〇〇全民开讲”节目上，碰到国民党文工会头目廖风德，他私下告诉我：“你李先生提出蒋总统中华民国亡国论以后，我们中央党部文工会急了，赶忙去查，看你是不是造谣，结果在总裁三十九年3月13日的秘密谈话中，果然找到了那段话，我们又气你又佩服你！”我听了，哈哈大笑。此蒋介石关李敖之功也！结果关出个蒋介石专家来，把他搅得七荤八素，真是活该啊！——看你还敢关老子！

从1982年我四十七岁到1992年我五十七岁十年间，我展开了颠覆国民党的“笔伐”大业。这一大业，我做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连续十年之久，做这样博学而艰苦的斗争。这一斗争，还有两个旁支，一个是我为人辩冤白谤，从英雄张学良到名将孙立人、从死囚张国杰到老兵李师科……乃至奇冤异惨的种种大小案件、翻案史实，我都介入其中，奋笔为文，大量出书，不遗余力；另一个是我不但带头批评国民党，也在党外人士不争气的时候批评党外，我写过《党外与浑蛋》、《我们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等文字，并且对“台湾人的政治规格”，多所着墨。最后这批人当道了、当家做主了，就轮流执政的意义来说，我已功德圆满，虽然我不免发生错误。例如我当年骂他们是浑蛋，现在我承认我骂错了，实际上，公道地说，他们实在不是浑蛋——他们是大浑蛋！

不论是支持王八蛋也好、谴责大浑蛋也罢，我的“阶段性使命”业已达成，这些杂碎之人之事，对我都是泡沫，我懒得再多写了——“‘猪’事不宜”，不亦宜乎？

闹衙纪——一代大侠，放刁闹衙，民国不见，只见中华。

我从三十六年前（1962年）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自此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而敌人与法官更无宁日。三十六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中华民国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侪“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我们眼花缭乱，连他们自己也眼花缭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缭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1985年4月25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并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据，满载而归。到了6月24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余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期之利益六千九百零一元（内含已扣押四十六本书价六千九百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一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服。乃在1985年8月29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五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8月29日，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六千九百零一元”，其中六千九百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一元部分就是优待的罚金，于是我领定了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此类国家赔偿，大获全胜矣！

在台北市政府被我罚过一元后，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罚它一元。全部经过，比罚台北市政府还精彩。1985年4月15日，我出版了《我给我画帽子》一书，高雄方面，由盐埕区大仁路141号孙慧珍代为销售。不料到了6月27日，有警员王聪琰者，跑来查扣，并出具编号第039334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像节目带三联单”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这本书并没查禁，这下子被我抓到机会，遂在8月10日，去函国民党高雄市长苏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市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134条、第29条及第304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共权力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2条及第7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负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信后，龟缩不复，1987年3月13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后，自知无法再赖，乃于1987年5月9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赔偿义务机关代理人廖兆祥、参加协议机关代理人李文锦、法制室代表黄章一、新闻处代表王砚青等，与我达成“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四项：“一、警员王聪琰因于1985.6.27过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给我画帽子》一书，所开具三联单039334号应予撤销。二、查扣之书二本，已于1985.7.12返还书摊，免予赔偿。三、本府同意象征性赔偿请求人新台币一元。四、本局已主动将警员王聪琰调职处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所谓“案例教育”，是警察界的术语，指具体发生的个案，该案因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而编成案例，在各级警察间流传，以为教育之谓。这一条协议的达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纠缠不过，被迫答应的，当然使他们面上无光，但是迫于“刁民”的压力，也只好照办。事实上，我这“刁民”，也有宽大的一面。因为协议当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来“肇事”警员王聪琰，当场命他向我报告经过并问我对他的处分是否满意。王聪琰是个大块头，满面羞惭，查起书刊来生龙活虎，对簿公堂来就语无伦次。我得知他已被调职处分，从盐埕区肥缺改调到市警局看门后，就宣布：“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查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几线几星的在场警官，认为我通情达理，王聪琰也向我鞠了一躬，于是在哈哈一笑中，结束了协议。不过，在如何交付一元的技术上，出了问题。据1987年7月2日《民众日报》登，高雄市政府对于赔偿李敖事件，“对于这一块钱是以现金给付或是开具市库支票给付，市府投鼠忌器，大伤脑筋。”据我的朋友黄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内部为赔偿李敖曾起争议，但李敖坚持按照“公库法”第15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才硬着头皮开出了一元面额的国库支票。这张支票，我后来送给邓维桢了，高雄市政府一连多年还要每年登报召兑。当然它永远不会去领取，它永远是一张战利品，长存在民间了。

在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连番被我逮到，相继被一罚再罚后，我的生意愈发昌隆了，运气真好，台中市政府也被我逮到了，并且精彩胜过南北和呢！故事是这样的：1987年6月22日，我接到妈妈张桂贞台中一中同事张佩华的快信，告诉我有军警宪及情治人员一大批，趁妈妈在国外探亲之时，在头一天找锁匠开锁，进入她在台中一中的宿舍，搬走大量书籍，我收信后，在6月24日赶到台中，料理善后，我访问了邻居、派出所主管、里长，了解了当场情况。里长交给我“台中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的收据，就是所谓“三联单”，因为“三联单”上印的是台中市政府，并盖着台中市政府大印，此外别无其他衙门，当然不管和尚是谁，庙却只此一家。7月1日，我以请求权人张桂贞的代理人身份，寄出“损害赔偿请求书”给台中市政府，要求赔偿。等了五个月，该衙门仍不依“国家赔偿法”开始协议，我复以原告张桂贞诉讼代理人身份，在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庭控告台中市政府。1988年2月10日，台中地院民二庭推事黄秀得判决台中市政府败诉。张桂贞得到了初步公道。那时候台中市长是国民党大员张子源，他代表台中市政府提出上诉，他在“民事补具上诉理由状”中坚持一个理由是：“有关执行检查取缔不法出版物，今成立文化工作执行小组，由各县市警备分区指挥部负其责。亦即执行机关为各县市警备司令部，依此规定，本件查扣之讼争书籍系经台湾中部地区警备司令部签发搜索票，于1987年6月21日上午9时20分派遣军事检察官鞠金蕾上校及政二科文化专员孟启正持搜索票前往被上诉人住所搜索并扣押，此有搜索票影本及扣押联单经孟启正签名可按，则本件讼争书籍即系由台湾中部地区警备司令部执行查扣，倘认有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上诉人之权利者，其赔偿义务机关，应非上诉人，被上诉人竟列上诉人为对造诉求赔偿，显属当事人不适格，其诉即属不合法。”由台中市政府这种答辩看来，它显然把责任赖得一干二净了。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台中市政府若如他们所说，不负任何责任，那么何能把盖有市政府大印的市政府三联单——空白待填的三联单交给警备总部使用？你这样做，在逻辑上、行政程序上、行政责任上，都是无法卸责的。这也就是推事黄秀得判决书中所说的：“三联单上检查人栏均盖有被告印文，并有被告所属机关即管区警察派出所主管杨三共签名，是被告上开所辩殊不足取，原告主张事实堪信为真实。”可见台中市政府的置身事外，实在无法自圆其说。台中市政府又狡赖说：收据上有“中部警备部文化专员孟启正”签名云云，但细查收据，上面只有“孟启正”三字，并无“中部警备部文化专员”头衔，受害之老百姓，又从何而知“孟启正”三字是军职人员？纵使孟启正为军职人员，将盖有台中市政府印信之空白收据，供非台中市政府所属人员使用，被告又焉能不负责？足见如此脱罪，其理由完全不合行政体制与伦理。放纵于先、又推脱于后，其无品无格，洵属笑谈！台中市政府辩称说原告的对象，“显属当事人不适格”，真不知道要适的，还是什么格！这个衙门把责任朝其他衙门推，其实，只要一查下面两条法律，就知道再推也没用，第一，“出版法”第7条明定：“本法称主管官署者，在中央为行政院新闻局，在地方为省（市）政府及县（市）政府。”如今既然根据该法第39条为扣押之处分，并明列此一条文于五纸收据之上，又加盖台中市政府大印，何能规避其为主管官署的责任，自谓不适格？第二，“国家赔偿法施行细则”第18条明定：“数机关均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时，请求权人得对赔偿义务机关中之一机关，或数机关，或其全体，同时或先后，请求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所以，纵然咬出别的机关来，“数机关均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中，也少不了它的。法律规定已明确如此，还赖个什么？何况，那时警备总部已解散，我不找台中市政府，又找谁啊？

1988年8月31日，台中高分院开庭，证人鞠金蕾上校、孟启正也到庭了。在作证时，孟启正公然表明身份，伪证说他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小组官员，本案由台中市政府主办、由中部警备总司令部协办……”不料孟启正语犹未了，台中市政府的职员和律师就插播进来，一再声明：“孟启正并非台中市政府职员，他是中部警备司令部政二科的人。”我听了，立刻向庭上表明：“这里面涉及伪证或不当提示证人的问题，务请书记官详细记明笔录。”孟启正作证这一幕，使我目击了一场衙门现形记，我真忍不住好笑。乱查扣书，闹出乌龙事件，两个衙门竟发生当庭互赖、当庭大对决、争先卸责的笑剧，发生互不承认孟启正的妙事，如此荒唐，真是《官场现形记》都找不到的好材料了。

这个案子之所以能被我逮到，关键在于即使按照当时违宪的查禁政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8条，也只规定“出版物有本办法第二条或第三条之情事者，对其出版发行人应依有关法令予以处分，并扣押其出版物”，明定扣押对象是“其出版发行人”，但张桂贞只是一位雅好收藏禁书的老太太，人既非“出版发行人”、住所亦非“出版发行人”住所，怎能查扣她的书？我争执的焦点是：按照“出版法”第39条，只禁止“出售及散布”，并未禁止“持有”。戒严时期，人民持有“禁书”情况，其实一如持有“黄金”、“美钞”，只能“持有”，不能流通买卖，但单纯之“持有”并不犯法。本案对住宅破门而入，抢走“禁书”以去，其行为，在模式上与破门而入，抢走“黄金”、“美钞”以去并无二致。所以台中市政府要赔张桂贞才成。

虽然犯罪事实已明确如此，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翁其荣、徐元庆、陈成泉仍旧官官相护，违背法令，判台中市政府胜诉。最妙的，在判决书里，居然弄错法律位阶，把“行政院”新闻局六十九年12月17日瑜版四字第17050号函优于法律，并把其中“私人车辆、办公及投宿场所”扩张解释，认为私人住宅也包含在内！试问人对自己的家，叫“投宿”吗？三法官又说“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8条“扣押其出版物”中，“其”字应做“出版物”名词解释。但“其”字明明是文法上的代名词，如照名词解释，则变成“扣押出版物出版物”了，这通吗？可见三法官“名词”“代名词”都分不清、也不懂中文“投宿”的意义，国文程度都如此超越前进，法律素养自然更可想而知矣！

案经张桂贞上诉后，“最高法院”法官刘焕宇、孙森焱、曾桂香、林奇福、罗一宇判决，断定三法官判决错误，“率以扣押程序无瑕疵为论断，并据以裁判，尚难谓合。”因而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989年5月3日起，这一案子再审。审了一年三个月，台中市长张子源也下台了，法定代理人换成了新市长林柏榕；打太极拳的法官林松虎也换了，最后由黄奠华、袁再兴、林富村三法官判决原告张桂贞胜诉。接着林柏榕又提出上诉。案分到“最高法院”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居然做下中国司法史上最荒谬的判决，认定台中市政府胜诉。这一案子分到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前，前后历时三年四个月，张桂贞母子锲而不舍、努力不懈，所争者，除民事责任、司法公正以外，更着眼于“宪法”中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戒严四十年以还，警备总司令部执“戒严法”以限制人民基本自由，“恶法亦法”，尚勉强自成一说，但逾越“戒严法”本身规定之限制而滥肆扩张，则就无以自圆。试看“戒严法”第11条第1款明定：“戒严地域内，最高司令官”“得停止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并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戒严法”还算是法律，可是“行政院五十九年5月5日台五十九内3858号令核准修正”了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其中第1条就说“为管制出版物特依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制定本办法”。但这办法，并没经过“立法院”的立法手续，根本不是法律，所以还不够资格称为以“戒严法”为“母法”的“子法”。可笑的是，虽然连“子法”都不配，这一所谓管制办法，却自动扩张解释，把连“戒严法”都没有的，都加以罗织引申。例如该办法第3条规定：“出版物不得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八、内容猥亵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动他人犯罪者。”试看“戒严法”第11条第1款明指“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才可依“戒严法”取缔，但是出版品“内容猥亵”明明只是妨害风化而已，又何曾妨害到什么“军事”了？男女问题竟与戒严有关，戒严竟戒到了男女问题上，这种扩张解释，岂不是荒谬吗？再按“中央法规标准法”第5条：“下列事项应以法律定之：……二、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者。”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所管制的事，即为人民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自属“宪法”中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与义务”范围，而“应以法律定之”，不能出之以命令。而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乃是命令，当然违背“宪法”。如今在这命令肆虐几十年后，在解严时期，身为司法体系的“最高法院”法官如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者，还不能认清这一所谓管制办法的无法无天，反倒靠它来做抵触“宪法”或法律的依据，这种法官，也就太“歧路亡法”了！

“最高法院”法官闹完笑话后，案子又回到台中高分院由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接手，新笑话又来了。判决书说张桂贞人在国外，竟然家中有她出国后才出版的禁书，“被上诉人（张桂贞）就此即未能举证以实其说，则其所为此点主张，自无足采。”但是，按照常识、按照经验法则，一个人置财产、买东西，难道一出国就办不到了吗？她托亲友代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还要举什么证呢？设想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出了国，托亲友买了电视机，电视机放在家里，被强盗抢了，打起官司，竟要“举证以实电视机何来之说”，非得交出亲友姓甚名谁、生辰八字、店号门牌执照、有无发票才罢休，这通吗？此其笑话一也！判决书承认有“户籍誊本一纸”附卷可证，只是查扣当时，张桂贞“赴美国探亲”在外，“不在国内。”——这肯定了查扣地点，确是张桂贞的家。既然查扣地点承认是张桂贞的家，依照“民法”第三编物权第十章“占有”诸法条，家中财产（包括系争书籍），根本为张桂贞所有，这是常识、是经验法则，也是清清楚楚的法律。——对在一个人家中的财产，居然查证起如何“取得”的问题，这不是节外生枝吗？此其笑话二也！按照“民事诉讼法”第944条明定：“占有人，推定其为以所有之意思，善意、和平及公然占有者。”可叹的是，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竟不照“民法”去“推定”书是张桂贞的，反倒违背法令，非法推定书不是张桂贞的。滥施不当之推定，不凭证据，硬推定张桂贞家中的书非张桂贞的，但又推定不出是属于谁的。这种判决，岂不破了天荒吗？判决书应是严谨的文字，岂可光否定不是张桂贞的，却又不能确指特定之人的？按照常识与法理，张桂贞家里的动产，苟无第三人主张权利，即毫无疑义为张桂贞所有。本案显然并无第三人主张权利说动产属于他（第三人），反倒有强盗和法官说不属于她（张桂贞），这不是怪事吗？“民事诉讼法”第281条明定：“法律上推定之事实无反证者，毋庸举证。”本案既然没有第三人来“反证”什么，还要张桂贞“举证以实其说”个什么呢？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这样滥施推定、滥强人举证，显然与“民事诉讼法”有违！此其笑话三也！对众所周知属于张桂贞的家中物，要举证也可以，但依法，举证责任根本不在张桂贞这一边。“民事诉讼法”第277条明定举证责任分配之原则，明说：“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说张桂贞家里的财产不是张桂贞的，举证责任根本在台中市政府，而不在张桂贞。设想强盗抢了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家里的电视机，打起官司，强盗反过头来要他们提出电视机怎么来的，不然就论以“未能举证以实其说”，而置强盗行径于不问，反把电视机判归强盗所有，任其呼啸而去，这通吗？——不追究强盗“抢走”的问题，反追究张桂贞“取得”的问题，此其笑话四也！这次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判决，有一进步，就是他们三位推翻了四年来八位法官（台中高分院翁其荣、徐元庆、陈成泉，“最高法院”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盲目照抄台中市政府的瞎猜，终于睁开眼睛，在判决书中，已经完全没有了“讼争书籍系案外人李敖所有”的妙文。但是，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在开脱李敖之余，却对书籍为谁所有，留下一个新的谜团，就是：在判决书中，他们竟交代不出书是为谁所有，只是闭着眼睛说：书非张桂贞所有！但是，依照“吾人之一般生活经验法则”也好，依照法律专家的证据法则也罢，堂堂在张桂贞家中的书，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竟瞪着眼睛说不是张桂贞的，又瞪着眼睛说不出书是谁的，也说不出既然不是张桂贞的书怎么会跑进张桂贞的家里，这通吗？全世界任何法则，都不会肯定这种糊涂大判决吧？没有第三人主张权利，又如何能说在张桂贞家里的东西不属于张桂贞？在张桂贞家里的东西，不能证明新所有权，又如何能否定掉旧所有权？此其笑话五也！

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做出了书非张桂贞所有、也不提系案外人李敖所有的判决，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引发出大问题。大问题是：判决书中如不能证明书为李敖所有，则就无异推翻了整个搜索张桂贞住宅并查扣书籍的依据！书籍不能证明为李敖所有，则对非“出版发行人”之寻常百姓如张桂贞之住宅，即失掉援“出版法”、援“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查扣”的依据，则本案之搜索也、查扣也，根本就完全无所附丽了。

案子又上诉到“最高法院”，法官杨秉钹、罗建群、萧亨国、苏茂秋、许朝雄做了守法的判决，又发回来了。由台中高分院法官楚汝聪、陈有全、施茂林审理，我仍代张桂贞出庭，看我讲得头头是道，并当庭作弄证人鞠全蕾（鞠全蕾这时已由军事检察官退下来做律师了，皮一脱下来，人也变成好人了，他事先特别拜托我的律师张仁宁向我致意，表示怕我云云），法官们为之动容。退庭时，听到审判长楚汝聪走出门时大声赞叹，我知道我赢定了。最后，法官楚汝聪、陈有全、施茂林以洋洋洒洒十二页的判决书详述了张桂贞应该胜诉的理由。林柏榕虽然又上诉，但“最高法院”法官范秉阁、苏茂秋、李琼荫、张福安、吴启宾驳回了林柏榕，这天是1993年2月22日，前后打了五年七个月的赔偿官司，终告胜利。我大喜之下，立刻写了下面的两封信：

催告函　1993年2月25日

件别：最速件

受文者：台中市市长林柏榕先生

副本收受者：台中市政府新闻室

主旨：你们官司打败了，快赔钱来！

说明：

一、五年七个月前，贵府助纣为虐，甘为军方鹰犬，非法搜查本人住宅并抢去藏书一万四千七百零八册，业经本人委由长子李敖代为提起赔偿诉讼，贵府不知认错、负隅顽抗，五年半缠讼，终被本人打败。今年2月22日，最高法院判决贵府败诉定谳。该法院书记厅次日即发出（82）台民主二第02259号通知书在案可证。

二、兹委由长子李敖全权代表本人与贵府洽接赔偿事宜，收信后三日内请比照当年助纣为虐之快速效率，即时依法赔钱为要。

张桂贞

柏榕市长学弟如面：

一中一别后，流水四十年。四十年来，老弟走国民党路线，炙手可热；小兄走做叛徒路线，手足冰冷，一路备受打压。光从著书百余册、却有九十六种被查禁一事上，即可见打压之烈的一斑。五年七个月前，再过半个月就解严了，军方犹恶性不改、临门一脚，踢到老弟李师母张桂贞家大门。贵府助纣为虐，致贻讼累。现经最高法院迟来正义，判决贵府赔钱，请即依李师母指示，实时惠付为要。俗话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既然逃不掉，索性做得漂亮一点，为老弟计，我建议：

一、即日派专员北上，面致赔偿金给李师母或我本人，以敦民谊；

二、酌情处分贵府助纣为虐失职人员，以明责任；

三、禁止贵府人员再胡说八道，以饬官箴（如2月24日《民众日报》登：“台中市府新闻室主任李铭秋昨天表示……二年前李敖方面曾有意和解，只要求市府象征性编一点预算赔偿了事，但军方为了‘面子’不愿低头，因而继续诉讼”云云，事实上，“李敖方面”从无“有意和解”之事，想系贵府找台阶下，故捏造事实。如今贵府惨败，犹由新闻室主任胡说八道，极易引起“李敖方面”另一控告，请老弟即予告诫该主任之流少胡说八道为宜）。

老弟如不从速照李师母指示，而一再拖拖拉拉，我保证催告信后，必然有法院上门，到市长室贴封条。——我们上次就贴过《自立晚报》社长室的封条，害

得吴丰山的脸由黑变绿。届时老弟又情何以堪？特此忠告，以示小兄不忘故人之至意。专此奉闻，即颂

进步

小兄　李敖　附启　1993年2月25日

林柏榕是国民党小官僚，收信后，仍图顽抗，结果敬酒不吃吃罚酒，换来这样的信：

检举函1993年3月26日

件别：最速件

受文者：台湾省政府主席宋楚瑜

副本收受者：台中市市长林柏榕、台中市政府新闻室

主旨：请查办颛顸违法之台中市市长林柏榕及其手下台中市政府新闻室负责人

说明：

一、台中市政府助纣为虐，伙同警备司令部非法查扣人民财产，业经最高法院判决该衙门败诉定谳，并于2月23日发出（82）台民主二第02259号通知书。

二、我方旋于2月25日以邮局国内快捷挂号发出催告函，告以“你们官司打败了，快赔钱来！”

三、不期该衙门于3月5日以八十二府新一字第22897号函见复，推托最高法院通知书的有效性，托词“本案俟接获最高法院判决即循法律程序办理清偿事宜”，延不赔钱。

四、最高法院判决旋于3月10日寄达该衙门。该衙门显已无可狡赖，不期事隔半个多月，该衙门犹在拖拖拉拉之中，公然反抗最高法院判决，并且违背自己3月5日复函的托词，自打嘴巴。同时对我方3月10日第二次催告函拒复。

五、在“公务员服务法”第1条明定应遵守法律；第7条明定执行职务不得无故稽延，该衙门林柏榕市长及其手下新闻室负责人，显因颛顸违法，有亏职守。请即依同法第21条予以惩处。

六、自此检举函送达后，贵主席即属“公务员服务法”第23条“长官知情”

状态，贵主席如再拖拖拉拉，“行政院长”连战即将收到检举贵主席之函，勿谓我方干不出来也！（如速战不打你官腔，自有“立委”多人质问那丑八怪连战。）

七、查该衙门助纣为虐时，办事朝发夕至、新速实简；如今被判败诉，却办事毫无效率，且态度可恶。除循法律程序日内会同法院查封该衙门市长室外，特具以函检举颛顸违法之林柏榕等，并警告你。

张桂贞代理人　李敖

十三天后（4月8日），我乘胜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状”，理由栏下写得气壮山河：

一、相对人于1987年6月21日非法侵入申请人住宅，非法扣押申请人所有之藏书一万四千七百零八册，并经烧毁无存，业经台中地方法院判决（证一号）、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判决（证二号）、最高法院判决（证三号）确定，应赔偿价金及诉讼费用（证四号）。

二、相对人迭经催促（证五号），仍不自动履行上开债务，申请人依法自得以上开确定判决为执行名义，申请就相对人所有之财产（先就台中市政府市长室内财物部分）为强制执行。

三、查台湾各县市，府库不足情况严重，台北县政府且以财务衰竭闻，台中市政府也危在旦夕。缘以“中华民国”在蒋介石秘密谈话中，都有“亡国情事”（证六号），何况其下级衙门？为此特请迅予定期执行，以赶时间、以保权利。

4月15日，宋楚瑜下令秘书处机要室回件，告以追踪处理；4月19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赵春碧下达执行命令，台中市政府眼看就要被贴封条了，林柏榕终于怕了，5月12日，终于乖乖地开出国库支票来，全部赔偿（包括利息）总计新台币二百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元整。支票在手，我简直要kiss它，我爽死了！爽过以后，我跟人笑说：“张桂贞老太太真后悔家里只收藏了一万四千七百零八册禁书，要是多收藏十倍，那台中市政府不就多赔了十倍了吗？这样子，每本照定价十足收款，不打折扣，简直比卖给书店、卖给读者还划得来呢，这么好的买主，又哪里去找啊！台中市政府万岁！台中市政府万岁！”

一连打败台北、高雄、台中三个市政府，是我人生快意事之三。三，是个好数字，但对吃败仗的国民党伪政府说来，却是恐怖数字。在法庭外，我跟参与查扣作业的派出所主管警员“杨三共”开玩笑，我说：“一个‘共’（共产党）就把国民党给整垮了，你三个‘共’怎么得了，警备总部不该先抄我妈的书，应该先抓你打屁股才对啊！”他满脸通红、摇头苦笑说：“李先生请原谅，我是小人物，一切奉命办事，李先生请原谅。”这一打趣，可算是“刁民”李敖最幽默的收尾了。

宣淫纪——男女不防，颠倒阴阳，宣淫有理，我为卿狂。

“宣淫”两字出自《左传》中波冶的话，照中文的古典解释，是公然做淫猥行为。我这里解释，却是正面的意义，是公然宣传“性”的功能。比照“性教育”的说法，我做的是一种“性宣传”。谈“性宣传”不能不谈道具，先从我的生殖器谈起。

我曾有名言是：“少年人关心大小、青年人关心长短、中年人关心硬软。——从对鸡巴的关心角度，可以看出人生境界。”作为从少年、青年走过来的人，我——自然关心过大小长短的问题，大体说来，我的尺寸是“中上”。我看过许多外国小电影，看到主角中有的真的“阳道壮伟”，令人歆羡，当然那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中国小说《水浒传》中王婆以“驴”为喻，认为构成吸引女人的条件之一，这是因为驴的生殖器很大。许以祺对我讲过一个与驴有关的笑话，我最逢人乐道：“一家旅馆主人，最喜欢他的驴，并引以为傲。有一天，他在旅馆贴出海报，悬赏说：‘谁能使我这头驴笑，我送他一千元。’大家面面相觑，没有办法。独有某君说他可以。于是，把驴带到中庭，大家围观，某君走上前去，在驴耳旁边，低声说了一句话，驴听了，果然面露笑意。旅馆主人无法，只好照付一千元。过了几天，旅馆主人又贴出海报，悬赏说：‘谁能使我这头驴哭，我送他一千元。’大家面面相觑，也没办法。这时候某君又出现了，他说他可以，但是这次要在墙角边对驴说话，才有效果，旅馆主人同意了。于是某君牵驴于墙角，解开裤子，让驴看看，果然该驴掉头就走，泪流满面而归。旅馆主人无法，只好又照付一千元。旅馆主人前后付了两千元，心有未甘，坚请某君透露他有何种本领，能令吾驴啼笑随之。某君说，我可以透露，没有关系。我上次跟它说的话，只有一句，就是：‘我的比你的大。’驴一听，果然笑了，它以为我在乱盖。这次呢？我把它带到墙角，脱裤子给它看，一看之下，千真万确，真的比它的大！”还有一个笑话是我从报纸上记下来的：“清朝末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终于罪有应得，各国士兵都得了性病。他们都急于求诊，但却不得其道，因为北京只有中药铺，各国士兵都不知道如何看中医。后来，日本兵终于想出解决方法：直接把要治疗的‘部位’‘放’在药铺柜台上，并且在旁边放了一沓钱。美、法、英、意、奥、德各国兵陆续到来，也都如法炮制，便在药铺柜台上排成一列。最后，俄国兵来了。他原来看不懂大家在干什么，后来终于有所‘领悟’，便也如法炮制，然后很得意地把柜台上所有的钱收起来，并且对大家说：‘你们看，我赢了！我的最大。’”

虽然对女人说来，有情最重要，大小长短不那么重要，没有情，屌长垂地或顶到天花板上，又怎样？可是在我这类男人的意识里，总觉得又长又大比较体面、比较威风。传说电影明星王羽做爱时，一边要问对方：“我的鸡巴大不大？”要对方赞美说：“大！大！大！”他才肯满意下来，我也差不多如此，只是对话要有变化，尤其赞美者答话不宜如此直接，如此三字了事耳。十多年前我在路上散步，碰到一女孩子，长得蛮好，我勾引她，她反应迅速，我立刻约她去我家，她同意了，相识一小时不到，我已经把她弄得死去活来，她一边假装喊痛，一边赞美它，那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赞美。当然，并不是每次都要提王羽式的问题的，有时不提问题也行，享受并幻想自己一次又一次“蹂躏”眼前这个小情人的过程，看她欲仙欲死的哀求与表情，这是人间至乐。这种快乐，由于自许自己的雄壮，总要伴同着一点轻度的“虐待狂”才成。我的小情人中，当年十九岁的小蕾最能惹起我永恒的回忆：“胖胖，轻轻，轻一点。……”“胖胖，你故意的。……”那种惹人怜爱的音容与挣扎，至今犹在我的眼前。……我深信，把握并且追寻这种快乐才是人生极致，在小蕾与我生分十多年后，我还有《爱是纯快乐》的诗记录这种性爱的爱情：

爱不是痛苦，

爱是纯快乐。

当你有了痛苦，

那是出了差错。

爱是不可捉摸，

爱是很难测。

但是会爱的人，

丝毫没有失落。

爱是变动不居，

爱是东风恶。

但是会爱的人，

照样找到收获。

爱是乍暖还寒，

爱是云烟过。

但是会爱的人，

一点也不维特。

爱不是痛苦，

爱是纯快乐。

不论它来、去、有、无，

都是甜蜜，没有苦涩。

我曾有名言说：“心带给人痛苦，屌带给人快乐。神父的错误在用心去快乐用屌去痛苦，所以只有和尚同情他。”我是深信屌的快乐的，并且深信这种快乐要伴同着“太虚幻境”式的想象空间，才屌得圆满。在想象空间中，有时候有一部分甚至是暴力的——假装暴力的。这是由于人类本来就有许多原始的、潜在的欲望与意愿，这些愿望往往是反文明的、反社会的、不见容于现代的。于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对这些愿望，只好出之以压制。不过，硬性的压制是不健康的，也没有必要的，正确的方法是予以疏导、予以升华、予以假借。例如人类有暴力的、犯罪的愿望，疏导、升华、假借的方法是看侦探小说、看相杀相砍的电影，这样随之“佯信”（make-believe）一阵、“自我陷溺”（self-absorption）一阵，暴力与犯罪也就随书而去、随电影而去，一若真空放电一般，内在的压力，可以疏散、可以化整为零。同样的原理，有关性的出版品、电影等，如果有格调地处理，也可达到无若有、虚若实的奇效，同时使人生更多彩、生活更丰富、想象力更天南地北……性犯罪是没有格调的人干的事，真正有教养的人，眼中有色、心中有色，就别有天地了，谁要霸王硬上弓啊？但在与自己情人做爱的时候，这种“佯信”和“自我陷溺”就可以戏剧式地演出了。我在第二次政治犯“二进宫”入狱前十六天认识了“汝清”，她是我不认识的一位留学生的新婚太太，丈夫一走，她就被我用电话摆平，到我家里，做了我十六天的小情妇。十六天中，我们天天性交，并且不止一次，其中多次用的是戏剧式的演出，有时候她变成纯洁的高中女生，我就“强奸”女生；有时候她变成圣洁的教堂修女，我就“强奸”修女……最重要的是，她的扮相，都是清纯可爱的处女造型，呈现出来的是柔弱、无助、无奈、陌生、惧怕与屈从……从在同浴时她“被迫”为我洗那坚挺可怕的开始，到“被迫”对那坚挺可怕的口交，直到被它一次又一次“强奸”为止，她都是以一位清新可爱的处女做受害人的屈从，这种配合，充分满足我“野性的呼声”（The Call of the Wild），虽然事实上，我是一个文明人。但自己心爱的小情人小情妇全裸在你眼前、在你身体下面或上面，你又真又幻，交互行之，阴茎为体，阳谋为用，这才是真正理解真幻的智者高人。真幻问题是困扰人类的一个老问题，正因为它困扰人，所以人总是说不清楚它。古人谈真者偏重本原本性，《老子》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说“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都在本原本性上立论。古人谈幻者偏重假象与变化，《列子》说：“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梁简文帝《七召》说：“清歌雅舞，暂同于梦寐；广厦高堂，俄成于幻化。”都在假象与变化上立论，都不够深入。对真幻问题较深入的看法，是佛家的。佛家讲究“真如”之说，认为宇宙全体，即是一心，不生不灭，故名为真；真心无异无相，故名为如。《成唯识论》说：“勿谓虚幻，故说为实，理非妄倒，故名真如。”“真如”之说以外，又有“真空”“真心”“真色”“真言”“真我”“真相”诸说，把抽象名词排列组合，令人眼花缭乱。其实，若求真诠，只是一句话，那便是：看不见的都是真、看得见的都是妄。所以，佛是真、人是妄；真现量是真、真美人是妄；极乐世界是真、大好人生是妄。佛家的真幻问题，偏重在这一真妄上面，其理论虽比较深入，但是真幻之间的正解，又岂一个妄字了得！由此看来，真幻问题，从古人身上、从佛家门里，我们得到的，只是偏离了的答案。其实，幻之为物，既非与真相对，也非假妄。真幻本是一体两面，在欢乐当时，缺一不可；但时过境迁以后，也可别有奇说。公元1世纪时，就有一种“幻影说”（Docetism），认为基督系幻影，并无肉身，不过以人间形体出现，仅属幻象，其说与观音菩萨并无肉身之说略同。我觉得在真幻上，几近于此。在欢乐当时，情人既真且幻，但时过境迁，红颜易老；千百年后，肉身无存。那种境界又怎么解释呢？我认为，一种“若亡而实在”的说法倒可让有情人深省：《墨子·经下》说“景不徙”；《列子·仲尼》篇说“景不移”，意思是，影子是不移走的。《庄子·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意思是说，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照传统的解释，鸟飞的时候，影子也跟着动，影子发生，由于鸟遮住光，鸟飞过去，光又不被遮住了，影随之没有了；鸟朝前飞，新的影子产生于前，旧的影子消失于后。但是原影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变化位置而已。其实，这种解释是不足的，进一步的解释该是：物质运动所经空间的极小段时间内，物质似动非动，在空间里仿佛凝在其中，像是电影胶片的一格以内，自其变者而观之，则该影曾不能以一瞬，所以，影子不徙不移，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其实，这种进一步解释还是不足的。真正“景不徙”“景不移”的极致，似乎该是和英国乔治·巴克莱（George Berkeley）主教那种“存在即知觉”（esse set percipi）的理论相反的发展，而是“知觉即存在”。——当你知觉到影子在那儿并没移走，影子就正存在那儿而没移走。在乔治·巴克莱前两百年，中国的王阳明有“物不在心外”之说，就先乔治·巴克莱申明此义，其实，更唯心的说法乃是“物在心内”，正因为影子在你心里、知觉里，所以影子永远存在。——纵使事实上已不存在，但在你心里、知觉里，却依然存在。胡适曾就《墨子》等的“景不徙”理论，发为艳诗三章。三章是：

飞鸟过江来，投影在江水。

鸟逝水长流，此影何尝徙？

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绉。

湖更镜平时，毕竟难如旧。

为他起一念，十年终不改。

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

这三章哲理之诗，理中抒情，言志不如抒情，情之所在，虽风流云散、虽人琴俱杳，但在一念之转的刹那，碧海青天，却也快然无失。好景也长，只看你如何看待它。智者达者从不伤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只要你不以亡而亡，一切若亡的，都凌虚而实在。所以，我虽然年华老去、物是人非，但欢乐往事，却恍然如昨。我跟胡茵梦离婚后不久，认识了一位刚考取空中小姐的可爱女孩子“君君”，淡江大学英文系高才生，身高一米六八，五十公斤，长得细白秀气，她报到前在“教育部”高教司上班，我去看她，她穿着绣花鞋，更看出她的脚多么秀气。立刻使我回想起我脱光她时那裸露的脚，秀气以外，更细白动人。我们躺在一起，谈得好开心，她有一半苏州女人的血统，女人味十足，她让我享尽“强奸”她的快乐，当over以后，她以透露一个小秘密的方式，叫我永远记得她。——她偷偷告诉我她有一颗非常小的小痣在某个地方，并让我去试着寻找。我去找，找到了，还特别亲了它。那种快乐，一如卡萨诺瓦（Casanova）回忆中，他跟小情人捉迷藏那一段，但更精彩，因为过去的情圣只是在小情人两只小奶中间寻找他遗失的，而现代的情圣却能在小情人的阴毛丛里寻找她拥有的。我这小情人可爱中有不可捉摸的神秘，我们谈到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神秘，我说我要把穆尔（Harry T.Moore）那篇《诗人与精神分析学家》（The Poet and the Psychoanalysts）送给她看，可是，文章还没送出去，她却神秘地远行了。虽然早已远行，但在我“精神”深处，我真的“为她起一念，十年终不改，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我真的如此。“景不徙”也好、“景不移”也罢，只要我觉得她裸体在床上，她仿佛就在那里。

并不是说一定跟我有性关系以后，我才如此神经，没有也一样。1983年我在东门公车站旁认识了“小叶”，她是高中生，父亲是外省人，母亲是高山族，眼睛非常漂亮，有那种“神如秋水”的情致，我亲她的小乳房、摸她的大腿……都有过，但是，当我要脱光她的时候，她表示她要回家，我让她走了。她后来写贺年片来，我没有回她，我让她永远走了。我送了她一块南美“菊石”（鹦鹉螺化石，ammonite），并写了一首《两亿年在你手里》：

两亿年在你手里，

时间已化螺纹。

三叠纪（Triassic）生命遗蜕，

告诉你不是埃尘。

从螺纹旋入过去，

向过去试做追寻，

那追寻来自遥远，

遥远里可有我们？

两亿年在你手里，

时间已化螺纹。

中生代（Mesozoic）初期残骸，

告诉你万古长存。

从螺纹旋入过去，

向过去试测无垠，

那无垠来自遥远，

遥远里会有我们？

两亿年在你手里，

时间已化螺纹。

南美洲渡海菊石，

告诉你所存者神。

从螺纹旋入过去，

向过去试问余痕，

那余痕来自遥远，

遥远里正有我们。

从此，“小叶”进入遥远，我留有几张用“拍立得”自拍的摸她大腿的照片，尘封过后重看，又是“若亡而实在”。中国古书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化石正是过者的实体，而她的小乳房和大腿正是存者的虚幻。我并不认为我跟“小叶”的关系那么短暂是遗憾的，因为短暂本是爱情的重要条件。三十年前偶然看了一场电影，却是一场难得的有爱情哲理的电影，叫作《寂寞小阳春》（Sweet November）。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得了绝症，知道自己不久人世，就把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分别约了一些男朋友，每个男朋友都排出一个月的时间，跟她同居，每到一个月末下个月初，就由新旧男朋友换挡。男朋友交接期间，有的男朋友没那样洒脱的、有点恋恋不舍的，她也必然峻拒，一定准时拆伙，请君搬出家门。不料到了11月，约当农历十月，所谓“小阳春”的月份，她这个月的男朋友，可爱无比，也爱她爱得异军突起，手法之迷人，令她难以自持。例如这位男朋友，偷偷印了一本日历，到了11月30日那天，他撕给这可爱的女孩子看，原来日历上，每张都是一样的，都是11月30日——他要用日历证实，时光为我们永留、爱情为我们长驻。虽然如此，到了12月1日，排定12月份前来同居的新男朋友提着手提袋进门接班，虽然一看之下，就比不上这11月份的；虽然这女孩子对11月份的热爱，溢于言表。可是，她还是决定送旧迎新，她强做无情、还是把甜蜜的11月，给主动结束了。这部电影英文原名是“甜蜜的11月”，中文译名是“寂寞小阳春”，从原名和译名上，就看出两种不同的境界。“甜蜜的11月”是写11月间的甜蜜生活、是指11月后的甜蜜回忆；但“寂寞小阳春”却只是指11月后的怅惘与哀愁，对女孩子说来是物是人非；对男孩子说来是时过境迁；对两个人说来是空留回忆、生离死别。早在看这部电影前许多年，我就有一首看来玩世的诗：“三月换一把，爱情如牙刷，但寻风头草，不觅解语花。”在基本理论上，我的诗境其实正与这部电影暗合，我那种强制性的三月一换的爱情方法论，正是这个可爱的女孩子一月一换。但在理论的坚实方面，我比她强，因为她是在得了绝症以后才如此绝情、如此想以最后的人生岁月，生张生魏一番，在快速送往迎来之中，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早知死之将至。及其所之未倦，情随人迁，不遑感慨矣；而我却未得绝症，即欲生分，与人之相与，俯仰三月，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情人不同，但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移情别恋，早在太上境界之中。古人说太上忘情，其实忘情不是不去恋爱，而是恋爱中能够及时断情绝情。第一流的爱情往往是短暂的、新奇的、凄迷的、神秘的……当两人相处得太熟太久的时候，第一流的爱情，就会褪色。爱情的坟墓，岂特结婚而已，不讲技巧的超过三个月，坟墓的土壤，就开挖了。

在我这种变动不居的爱情方式里，我珍惜每一次相遇，并观察她们的大同小异，而有以思维。1981年我跟李明瑾烛光晚餐后同去紫藤庐，认识了邻桌的“静美”，一个又安静又美丽的小女生，她一声不响，跟我有几夜风流，做爱时候，在卧室，她裸露全身，任我看遍；但在浴室，她却永远不让我看她出浴，对这种小异，我至今引为雅趣。事实上，我一生女朋友并不多，一来我很挑剔、二来机会也少。我虽然是肉体上的“野兽派”，但仍以精神上相恋为前提，没有爱情的买卖性关系我基本上是不来的。我虽然一生中有五次和妓女上床记录，但以实际考察她们生活素材为主轴，并非纯肉体发泄。康宁祥“立委”落选那天晚上，外面群情不安，开票前，“国家安全局”公共关系室主任林家祺找到我家，硬拉我下楼跟他走走，似乎隐含监视之意。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狱时，林家祺演白脸，出狱后奉上级和吴俊才之命继续演白脸，帮我卖掉被我弟弟搞砸的房子，解决了我的财务危机，我一直感谢他，还刻了一方图章送他。我觉得此人练达能干，也和蔼可亲，不像一般007那样。这次他拉我下楼走走，我同意了。不料他一拉拉我到一家著名的酒店，开了房间，叫来两个朋友，喝起酒来了。我酒已早戒掉，但不便扫兴，乃喝果汁代之。这时有“美女如云”场面，林家祺发现我跟其中一美女还聊得来，最后曲终人散，我以为可回家了，林家祺说还没完呢，随即大家上车到一旅馆，四个客人每人分房一间，我走进去，眼前一亮，赫然一美女在焉，不是别人，就是酒店中跟我聊得来的那一位！门关上后，我告诉她，我说我不花钱买人肉体，这是不道德的，不过这次林先生请客，他付钱，你可照收。然后小聊几句，我就走了。几年以后我碰到林家祺，他对我笑着说：“李先生你真是的！那位小姐后来告诉我实际情形了，你真坐怀不乱！”我笑着答道：“我不要扫你们的兴，也不要挡美人的财路，一切心领了。”还有一次，好多年前小苏（苏荣泉）跟我说：“老大，有空吗？明天下午3点我带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到你书房去，随你要跟她做什么，全部我请客了。你不是要考察妓女生活吗？你太落伍了，不知道新人类怎么想，认识一下新人类吧。”第二天下午，他带来了，是个快乐型的还蛮可爱的女孩子，她跟我一起淋浴，她看我一直勃起，赞美了我，我问了一些她生活问题，淋浴完了，我穿衣服了，她奇怪地望着我，我对她说：“小朋友，回家去吧。”她说：“你不……”我说：“我不……”她说：“苏先生特别介绍了你，我很愿意跟你做。”我说：“我也愿意跟你做，可是我可以不做。”过了几天，小苏说：“老大啊，原来你坐怀不乱！可是钱都付了，又不能要回来。”我说：“你请客就好了，客人吃得太少，也是请客呀！”——我反对没有爱情的买卖性关系，因为我信仰的灵肉一致论，灵肉本应合一的。但不幸的是：灵肉先在女人身上分家，女人灵的一部分，已上升到月满西楼的修道院；肉的一部分，已下降到宝斗里江山楼的“卡紧卡紧”派，以致心物二元起来：形而上者有灵无肉、形而下者有肉无灵，前者启灵过分、后者泄欲太多，两相辉映，终于变成了现代的不灵不肉之人。目前我们眼之所见的现代人，十之八九都是不灵不肉的，而不是灵肉合一的，这是现代人的一大失败。我这里说现代人失败，并非说老祖宗们灵肉合一的成功，而是觉得：以现代人的进步和头脑清楚，理应比老祖宗们处理得高明、处理得漂亮、处理得达生近情、处理得和谐有致，可是细看之下，显然并不如此。现代人仍在灵上肉下里兜圈子，又不能不肉，结果只好在“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迷宫里打转，在忏情与罪恶感之中周而复始。现代人一方面追寻琼瑶《窗外》的纯情派十七岁，一方面浪迹巷内的人肉市场，这是他们最大的羞耻。真正的灵肉一致者，绝不如此。他的境界，是《列子》书中的“心凝形释”的境界，他发乎灵、止乎肉，但绝不花钱买肉。扬州二十四桥的诗人杜牧，形式上是逛窑子，实质上该是因妓谈情、因灵生肉。他若是花钱打炮的粗汉，也不会“赢得青楼薄幸名”了。虽然灵肉本该一致，但却有误信灵肉二分的人，他们在生理构造上，好像多了一层“道德的横膈膜”。膈膜以上，是仁义道德，是上帝；膈膜以下，是男盗女娼，是魔鬼。他们认为：灵是清洁的、肉是肮脏的，因而崇灵贬肉。这种崇灵贬肉一蔓延，即使教棍以外，许多知识分子也大受感染，而绝对的灵上肉下起来。最早坦白承认灵不比肉高肉不比灵低的开路人，该是19世纪的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勃朗宁曾用美丽的诗句，巧妙指出：“……灵之对肉，并不多于肉之对灵。”（……nor soul helps flesh more, now, than flesh helps soul！）这是何等灵肉平等的伟大提示！勃朗宁又指出：肉乃是“愉快”（pleasant）的象征，是可以给灵来做漂亮的“玫瑰网眼”（rose-mesh）的，这种卓见，实在值得满脑袋“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卫道者的反省。崇灵贬肉的论调，早已是落了伍的论调。只肯定灵的快乐而否认肉的快乐，乃是对寻乐本身的一种残缺、一种怪症，并不值得神气活现。为了矫正这种错误与虚伪，我有意地在我的言论里加强“性”的比例，我写《中国性研究》等专书做学术基础（这书有大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也被日本鬼子翻成日文，以《中国文化とェスロ》为名，由土屋英明翻译、株式会社东方书店出版），先使一般人和新闻局在我的学术基础下瞠目结舌，然后又把大量的裸女图片散布在我办的报刊里，并且大都印在封面上。在国民党政府雷厉查禁的当时，我的书流入黑市，常与夜市地摊上的黄色书刊送做堆，一起去卖。许多人搞不清楚，买错了，阴错阳差、歪打正着，竟变成我的读者，这也是一趣闻。一般人，包括道学或假道学人士，看了我文字中大量的性描写，满纸鸡巴长鸡巴短，自然以黄色谴责，甚至目为下流，其实这种人只是所见者小而已。他们不知道，性是一种最原始最有趣最伟大的动力，从佛经中最能看出来，《大圣欢喜供养法》等佛经中说大圣自在天和乌摩女为夫妇，生了三千子女，其中一千五百个是做恶事的、一千五百个是做善事的。做善事的是“观音之化身”，跟那一千五百个做恶事的配成兄弟夫妇，以性交方法，来软化恶行。在这种设计之下，观音宁愿挨肏。《维摩诘所说经》中说：“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人佛智。”《宗镜录》中说：“先以欲钩牵，后令人佛智，斯乃非欲之欲，以欲止欲，如以楔出楔，将声止声。”这一佛门理论，最为有趣。这种理论主张“以欲止欲”，主张用风情万种的美女，吸引好色之徒，以引你性欲为手段，以导你信佛为目的。——为了使你进入我的信仰，不惜以“美人计”对付你，从“小头”入手，达到“大头”皈依。这一“大头”问题，“小头”解决的妙举，不是最有趣的吗？我在文章中喜欢把性问题性字眼性观念带进场，消极的目的固然在打破禁忌、从“性自由”入手；但在积极的目的上，却是佛门中的以“淫女”诱人，引起趣味，然后“令人佛智”。——孔夫子感叹他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他真笨！把德色合一，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中庸》说“天命谓之性”，古人今人乱把“性”解释一通，其实性最该有的解释还是男女那一面。“性”的古字本来没有，最早本是“生”字，在殷商及周初，都是如此。《论语》记孔夫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可见孔夫子羞答答力有未逮的，我李敖都代行之矣！所以20世纪的中国人，既可得而闻李敖的文章、又可得而闻李敖大谈其性，这未尝不是一种福音。为了传布这种福音，我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突破禁忌的。例如我以裸女做书刊封面，宣示理由有三：一、提高大家的审美标准，使天下人“知美之为美”。二、证明那么多国民党的人头跟党外的人头，都赶不上女人的屁股。三、推翻新闻局“三点不露”的标准。图片以外，我喜用“性文字”，更是古今独步，但在突破禁忌中，有过有趣的过程。我为党外杂志《前进》写稿子，原稿明明骂国民党是“一个靠生殖器串联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总编辑耿荣水却硬割掉我的硬邦邦的“生殖器”，而改成软趴趴的“裙带关系”四个字，这种偷天换日，是违背当初约稿的协议的，立刻被我写文教训，我说：

《前进》小朋友偷偷删改“生殖器”为“裙带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了“性禁忌”的毒，这种中毒的特色。是一种“反对‘性’的”（anti sexual）现象。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地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地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在发霉的情况下，竟使我们对真正因生殖器而来的现象，都不敢一语道破，这就未免太失真了。

在《史记》里，有公然记录“大阴人”（大生殖器的家伙）的故事，而不加删改；在《战国策》里，有公然记录“以其髀加妾之身”（非全身压住的性交姿势）的故事，也不加删改……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并没像我们今天这样假道学。今天，以前进号召的我们，实在该努力返璞归真、实在该冲破网罗，建立我们的新词汇！

后来，我不但陆续建立新词汇，并且写了谈鸡巴的《且且且且且》及谈屄的《也也也也也》等怪文，当时台北市议员陈水扁且拿在手上，向市长杨金欉质询，问这种新观念的好文章，你市长看过没有？杨金欉顿时大窘，怪陈水扁不可把李敖这种文章登上大雅之堂，杨市长那副假惺惺的鬼样子，惹得哄堂大笑。多年以后，我又贾其余屌，居然在《李敖回忆录》中登出正面全裸写真照来了。中国人有史以来这样干的，李敖确属第一。人或有问，我笑道：“就是做给他妈的国民党新闻局看，你敢办老子吗？就是做给他妈的新人类、新新人类看，你们自以为又新又有勇气，但你们敢吗？”因为照那张裸照时，正值冬天，且在冷风中露天洗冷水浴，依热胀冷缩原理，相片照出，未免不够大。出书后周玉蔻在《飞碟电台》访问我后，打趣说：“你的回忆录我看过了，很小。”我警告周玉蔻：“你给我说清楚，是什么很小，是照片本身小呢？还是照片上那一部分小？”周玉蔻大笑，赶忙说：“是照片小！是照片小！”我曾对人声言：你可以诽谤李敖“大头”，这可算言论自由；但不可诽谤李敖“小头”，这乃是有眼无珠。我对“小头”的保卫战，是不遗余力的。对“小头”，我的一些习惯与人有异，比如说我对它备极礼遇，原因是它在我常年坐牢时受了不少罪，所以要对它好一点。我每次小便前，都先洗手，而不是小便后。香港《九十年代》登的李敖访问记，有我一段话，我说：“坐牢的时候难免性欲冲动，我就对自己说：我的‘大头’可以原谅他们（国民党），‘小头’却不可以。将来再坐牢一定要犯风化罪，‘小头’害‘大头’一次，不要每次都是‘大头’害‘小头’，要反过来一次。”这段妙人妙语原因无他，只是鸡巴同我共过患难，并且一再共过患难的，所以对它要特别好一点。

由于常年坐牢与常年树敌的关系，有些人对我的生殖器有特殊的好奇，并且加以诽谤，我遂在五十岁生日前夜，留下这样的对话：

一个“荷花骗子”和一本骂李敖的专书上，都说你因常年坐牢而阳痿。

只有肏这种人的屁股，他们才知道我鸡巴多硬、多赵元任太太——“杨步伟”（阳不痿）！这些无聊分子，他们造谣造得可真两头（“大头”、“小头”）忙呢！

你肏过屁股吧？

我最厌恶玻璃圈，恶心死了。但对非常漂亮的几个小男生，我很喜欢，只喜欢看或搂一下，毫不想肏。要肏肏女人，男人有什么好食？……有一次在景美军法处，一天我房里的水管坏了，要大修，临时到过墙大空房暂住。一个姓林的小男生，和他同党四人，也暂时住进来，只住了一两天，这小男生也令我心动。我生平从没看过那样漂亮的男人眼睛，我很想搂他，但一点也没有要肏的意思。我出狱后，和胡茵梦在电影图书馆看了场《威尼斯之死》，哈，那电影中的小男生可真“我为卿狂”呢！总之，我看了美女，浑身除了鸡巴，全软了；可是看了俊男，连鸡巴也白硬。我想不肏屁股的同性恋才是最令人升华的，但异性恋就不行。漂亮女人总是使你油然而起肏念，但是一肏她，升华度就打了折扣。

你有无阳痿过？

我从没阳痿过，但我的床上功夫有时没有某些小电影中的那么好——当然他们为了表演，可能做了假。……

我虽没有肏过男人屁股，也认为很恶心，但为了趣味与花样，跟几个女朋友倒玩过，不过每人以一次为限，理由简单，感觉怪怪的，不舒服。至于从无阳痿情形，应说有一次“例外”：《民生报》的一位漂亮记者“CCY”，和我关系一直友善，写信叮咛我，到中心诊所来看我，我蛮喜欢她。她结婚后，我约她到我家，她带来婚纱照给我看（这就是女人，女人重视婚纱照甚于丈夫），我很想和她上床，可是在床上，她不肯脱衣服，这时我犯了一个技术错误，我先脱了，可是因为她拒绝，我也未能挺起，她为我摸了它，可是气氛不对，她不脱，它就罢工，到了最后，她把手放开了，戏谑说：“你看，它不行了。”我大受打击，觉得被人作弄了，为之不悦。我穿衣起来，送她到街上，从此再也没见她了。这是我一生最不愉快的床上糗事。但撇开此事而论，“CCY”一直给我很好的印象。……（编者略）在我一生中，我跟“安”那“安妮一千日”式的交往，最使我有尽兴的感觉，那是我四十七岁那年开始的，“安”长得高瘦白净，并且非常有女人味，我们做爱前先同浴，浴缸中，我为她洗遍全身，她再为我洗全身，但她至少要三次为我特别加洗它，第一次我坐在浴缸边，她仰卧用她的脚，她有非常秀气的脚；第二次我仰卧，她坐姿，用双手；第三次我跪着，上半身俯在浴缸边，背对着她，她从后自我大腿中间伸手过来，从睾丸洗起，一直洗到坚挺的全部。这时我特别低头欣赏，看她的手在颤抖中胆怯中慢慢动作，这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幕。我幻想一个可爱的小处女在为我做这件事，对她说来，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男人这种东西，并且，等一下过后，我就会“强奸”她——我兴奋死了。总之，从两人裸裎相对开始，整个局面仿佛就是“吾屌一以贯之”的操控，尤其在最后，我分别从天花板上、衣橱上和床头上的三面大镜子中“极视听之娱”，看每一个她的动作和我的动作，巨细不遗（我枕边还有一个小号镜子，可以反照天花板上的镜中的一切，所以，当我俯在她身上时，我也可把背后的画面饱览无余）。

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我是男人，我有“卵叫”（我笑说许多新女性新了半天，其实都梦想长一根“卵叫”）；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如跟我同年龄的猫王普雷斯利，我搞的女人数目，比他差得太远了；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可以公然歌颂性开放性语言，并以高标准、高格调，震聋醒聩、开导苍生。当然，在开导过程中，我也会言近旨远，扯到别处去，例如我写过一篇《鸡巴考》，是学术论文，我也对我的好友罗小如写过一个鸡巴的故事，我说：兄弟二人，入京赶考，兄中状元，弟弟落第。弟弟先返乡，弟媳不乐。入夜，弟弟语其妻曰：“别以为考上状元有什么好的！考上后，那话儿就没有了！”弟媳信以为真，破涕为笑，反倒庆幸自己丈夫落第。第二天，偷偷告诉嫂嫂，说哥哥中了状元，可是那话儿却没了，嫂嫂闻讯大惊，惨然不乐。过几天哥哥衣锦荣归，人人笑脸相迎，唯独嫂嫂愁容满面。入夜，哥哥怪而问之，嫂嫂据实以告，哥哥听了，说：“胡说八道！那话儿好好的在此，谁说没了！”于是解开裤子，大势所趋一番，嫂嫂消受之下，破涕为笑。哥哥乃感慨道：“我做了这么大的官，竟赶不上一根鸡巴！”这个故事，用意在讽刺人当了官，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热衷此道的人，却总以为了不起，因此抢破了头，也想做个官，成为官迷。我后来写过一篇《台湾人与鸡巴》，讽刺台湾人的官迷，我说：台湾人中不是没有高人，郭国基就是其中之一。郭国基说：“国民党把鸡吃了，剩下鸡骨头给我们来抢、来竞选。”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虽然郭国基仍不免于抢骨头，但他真的能警觉到这一点，不是扬扬自得，而是满怀悲愤。在国民党体制下抢骨头，抢到了该是悲哀，不该是庆祝，肉都给人吃了，他妈的啃着骨头庆祝什么。可是，看到台湾人抢鸡骨头，抢到的兴高采烈、抢不到的如丧考妣，真是笑话极矣！我的结论是：什么时候台湾人觉悟到鸡巴比官大，什么时候台湾人才会得救。否则的话，台湾人只是“见笑”的“‘国’仔鸡”、“‘国’仔酒矸”而已（台湾人称服侍日本人的女佣为“番仔鸡”、妓女为“番仔酒矸”，我改“番”为‘国’字，指国民党也）。——我用鸡巴勉励台湾人，貌似不敬，其实“出恭”，看了我重视鸡巴、生殖器崇拜的全部高论，就知道我多爱台湾人了。

志留纪——胸怀大陆，志留台湾，露骨卡好，何必盖棺。

我家住台北市敦化南路大厦中，二十年来我有幸碰到好邻居——牙医张善惠、林丽苹夫妇，开牙医医院，太太做“院长”。“院长”的老爸当年手握上海市情治大权，杀真假共产党无算，刚来台湾时，人心惶惶，她老爸每逢吃饭时就恐吓：“有得吃就吃，等共产党来了，我们全家跳淡水河！”虽然是五十年前往事，“院长”说她仍心有余悸，觉得每顿饭都吃得痛苦不堪。五十年前同一时间，我家也从上海来台湾，爸爸虽非“院长”老爸那种国特级，不怕“会被共匪剥皮”，但既一起逃难到孤岛之上，同归于尽，自有可能。一个叫宗荣禄的小国特，他写回忆录说他来台湾前，约他山西老乡宋伟霖教授一起来，宋教授责备他说：“国民党已寿终正寝，你还想亲视含殓。”我看到这段话，心里为之一震，我李敖本来明明是同归于尽的，但阴错阳差，居然又看别人“寿终正寝”了，并且有“亲视含殓”的机缘了，这种“你死我活”的结局，想来也真是奇遇。何况，在使蒋家伪政府“寿终正寝”上，我又不无促死与鞭尸之功，这种奇遇，就更杠上开花了。

1986年3月5日，我回信给汪荣祖，曾一吐我对这奇遇的心境：

……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蛮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台湾知识分子不成才，卖身上床、粉墨登场而不以为耻，此真顾亭林所谓之“亡天下”也！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政权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亡国”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识分子以“亡天下”，我却要站出来打，打它个明白。

这种浩然之气，就是我几十年来的一贯人格与风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着漫长的心路历程与身路历程，而我愿以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来做一清算，显有施教和典范之意存焉。我坦白写出我并没有很好的天资和背景，也非天纵之圣，而是自己困学硬造出来的豪杰人物，甚至近乎圣人。1982年，我回信给黄妮娜，有这样的告白：

……你知道我婚丧喜庆概不参加……你和新郎的喜事，我不能参加，你们俩当不会见怪。……

你结婚后，自然离开台湾，远托异国。你为理想坐过牢、受过难，如今离开这个令人痛苦的岛，去过一种新生活，似乎该为你庆幸。按说人不该老是做战士，总该新陈代谢，总得有个退休，有个变化。所以你此后远走高飞，不能说你不对。人要为同胞活，也得为自己活，不然岂不是圣人了？要人做圣人，总是强人所难的。你年纪轻轻的，就被国民党关那么久，如今苦海余生，别做打算，也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我，显然老是做战士，无新陈代谢之可言，没有退休、没有变化，似乎该以圣人论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话：我做圣人，我做不到；但是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台湾，在国民党这样统治之下，做的也不会比我更多吧？……

这种类比，就是我自诩的根源。王安石赞美被人恶骂的冯道，说他有“圣人行”（圣人的行为），我自诩自己就是做有“圣人行”的豪杰。自己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此“圣人行”也；自己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援难友，此“圣人行”也；自己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至于仗义声援弱小、疏财领先抗暴、出山以救苍生、入狱以谢知己、散尽收藏以助慰安妇……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但我为何引起争议？为何不乖乖像圣人一样，净得嘉名？追究起来，有原因在，就是我太坦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太生不逢时了，所以虽“圣人行”不止，却“恶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没得到应得到的程度与浓度。这种不相称，不是从我开始的，早从古代的圣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比起儒家的圣人来，墨子们却没得到应得的嘉名，这当然不公道，不过，有一点公道的是被骂禽兽，骂他的还是圣人级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电视call-in中被骂禽兽，骂他的却是小人级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优势一点的是，我因为太坦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我可以报复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却做不到。所以，同为“圣人行”的，李敖活得虽难度最高，却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诉陈彦增说：“大概只有像你这样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傲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De 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铄，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舍我其谁的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有那种架势出来，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舍我其谁的。三十年前，《纽约时报》的两名记者包德甫和沙荡夹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边照相我一边说：“糟糕！我被美帝包围了。”——他们知道我这个中国人自大，而愿一左一右侧立拍照，可是，我仍旧嘴不饶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鸿章和戴高乐也。

当然，你自大，你自我肯定的部分，别人并不一定买账。邓维桢要办《政治家》时，跟我谈过很久，我就告诉他我应该是第一期的封面人物。他问：“为什么？你又不是政治家。”我说：“就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所以才应该找我。政治家是应由思想家来领导的，你说对不对？要不然水准就会降低，会变成政客。罗素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不是也莫名其妙吗？他觉得他应该得和平奖才对。”罗素为什么会有自我肯定与别人肯定的落差呢？原因无他，你的伟大，别人不能知道百分之百，只能知道百分之几而已。明朝末年，姑苏才子汤卿谋说人生不可不具三副眼泪：第一副眼泪哭国家大局之不可为；第二副眼泪哭文章不遇知己；第三副眼泪哭才子不遇佳人。后逢甲申之变，伤心而死，活了二十四岁。这位短命才子以文章不遇知己而哭，其实这种情形不以小牌作家为然，即使大牌作家如袁枚等，虽名满天下，但读者所测其浅深，也极有限，文章遇得的知己也只是部分而已。我李敖以文章名，但读者所知，也只是部分而已、甚至是一小部分而已。不过有一趣事，聊可推翻明朝才子，1992年1月3日上午，我在荣民医院排队领药时，有两个阿婆插队，我斥责之。事后有一漂亮摩登女士回过头来说：“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写得好极了！”我一时认不出她来。后来她拿出名片，才知道她是郑淑敏。我说：“十多年前远流老板介绍过。你愈来愈年轻，认不出你来了。”我的《北京法源寺》是我“不遇知己”的“文章”，但得“佳人”品评如上，自是佳话。可惜一些“佳人”，她们正如古话说的“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她们跟错了男人、认错了体制、入错了政党，“从贼”以去，未免可惜。有收藏家刻收藏印，印文是“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对艺术品和女人，我的心胸亦复如此，只是得者多为牛粪，故鲜花插上，殊杀风景耳。1984年春天，我在路上认识了台大心理系的“渊如”，很有味道的女孩子，我认识她二十分钟就约她到我家，她跟我来了，后来还定了下次约会时间。不久，我收到她的信，她说还是不再来了，说她宁愿过平凡的日子。又在电话中说她还是跟定她相识已久的政战学校的男朋友了，我对她来说太“高”了。挂了电话以后，我的感觉是一片惋惜——鲜花又插在牛粪上了。“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可是，谁又能如吾辈呢？

为什么我的人生不像明朝才子那样悲惨呢？因为我用玩世的喜感“化”掉了一切，所以遇到不如意事，我不但没有三副眼泪，连一副也没有，有的只是哈哈一笑。不如意事以外，我发为评论，评论中也考究玩世的喜感。例如1989年有所谓无壳蜗牛卧上街头，以无住屋为抗议的活动，孟绝子打电话来，聊天中谈到如何才能有效逼国民党伪政府面对房屋政策，谈的结果，发现只有采集体大便模式，才能奏效。无壳蜗牛们应以一万人为集合人数，先到中正纪念堂大便，如官方再行玩忽，则二十四小时后，再去慈湖大便。于是，无壳蜗牛们无屋可住，逐水草而居；国民党有屋住不得，逐水肥而居，余味无穷之下，民进党进无隙拉大便，退无缘捡水肥，其逐臭空间，也随问政空间一体减少矣。政治问题，大便解决，其斯之谓欤？唯一的流弊是，有朝一日，国民党政府房屋政策落实过度，盖好以后，以为是国民住宅，其实全是一间间公厕。蜗牛又叫苦矣！——这就是我玩世的喜感。

1982年3月16日，李宁代《政治家》访问我，说：“你的确是个很好的宣传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吗？还是另有原因？”我答道：“当然一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戏。”“我出道的时代跟胡适不一样。胡适那时代的知识人很受尊重，而胡适出来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容易造成一个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断有诉讼、不断有花边新闻，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这有助于我的发言权，当舆论这样封锁我时，它还是无法完全拒绝我，还是要登我一个百分比，因为它忍不住不登嘛！”我举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为例：“这次我出来，《联合报》登了我的消息，《中国时报》不登，听说余纪忠开会时很生气，因为漏掉新闻他们也吃不消。《联合报》一开始虽然登了，可是后来我写了一封信到《联合报》，他们就不登我的，登别人的。不过，没关系，他们总要给我一个百分比。”就靠这一点百分比，我迂回性地、点缀性地突破了这个岛对我的封锁。诀窍无他，我是真人演假戏而已。——假戏不是虚伪，而是有技巧地“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在这岛上，别人是靠成群结队狼狈为奸造势，我却靠独来独往单枪匹马造势，比别人难多了，所以要会做戏。我的戏目有很多种。第一种是要有“狂气”，狂气就是有话直说，不必谦虚。在许多方面，我的表现一点也不谦虚，不过，这就是我。当我觉得我是第一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说我是第二？我要打破这种虚伪。更有甚者，我表现我是第一的时候，是干脆以自吹自擂的姿态，大言惭人的。我的敌人胡秋原骂我“诈疯魔”，这次他说对了。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人家捧我，我很不安，因为捧得不够。”萧翁毕生自吹自擂，狂气不脱，良有以也。狂气以外，另一种是“流（流氓）气”。周作人说写文章要有点流氓气，其实做人也当如此。有流氓气就是敢作敢当、不恤人言、不怕声名狼藉，为了真理，不怕人说闲话。孟子说匡章是天下大贤，但是举国都说匡章不孝，因为他跟他老子争是非。可是孟子为他跨刀，孟子说大孝子才敢这样做啊！可是匡章的不孝却一直洗刷不清，只有靠孟子来保镖。有时候，坏名誉会跟着你走一辈子，你没办法，也只得由它跟着走。这时候，有点流氓气就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不会像匡章那样痛苦。流氓气的最大特色是对闲话的反应异乎寻常：“是老子干的，又怎样？”这样一来，手足无措的，就换成说闲话的本人。一如闲话说一少奶奶偷人，偷了姓王的，如果少奶奶的反应是：“老娘偷了好几个姓王的，你说的是哪一个？”这样一来，手足无措的，就换成说闲话的本人。

在我表现狂气的时候，看起来有大头症、有自大狂，其实我内心深处，可自我谦虚得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来浇自己多么有名的凉水；也用两个故事，挖苦我没有那么有名或有名有过了头。一次在高雄，向市警察局索赔，它的副局长迎面而来，亲热地握住我的手，赞美说：“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拜读过你写的《高山滚鼓集》！”一次在台北，路过大安分局，它的一名警察拉住我，也赞美说：“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看过你写的《野鸽子的黄昏》！”我想，对我说来，固飞来劣书，空降头上，弄得啼笑皆非；但对劣书作者（柏杨和王尚义）说来，也将生而切齿、死不瞑目吧？有了“狂气”和“流气”，再加上我的“义气”和“勇气”，自然就形成了完整的李敖综合体。这种综合体总归户在玩世的喜感上面，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李敖了。我玩世的法子很多，我常用的一个，就是盯住一个人，在他身上，胡思乱想一阵。这一胡思乱想，这个人完全不知道，但他已被我千里外取其首级或摄其魂魄或其他了。这种隐秘的趣味，不是“意淫”，意淫是对美女用的，可是这种胡思乱想，却是专门用来对付男人的，其中尤以丑男夙敌为多。1989年7月19日，我写过一篇《我要吻周联华》，稍举数例，以泄天机：

一、我盯住了周联华——周联华是教棍。我讨厌教棍。我讨厌周联华。不过周联华比台中思恩堂那教棍沈保罗要好一点，因为他至少不会给洋人理头发，人也规矩，不叫什么周保罗。多年前，周联华应殷海光教迷太太之邀，为殷海光做追思礼拜，被我当面骂过。可是，自从他为蒋介石也做追思礼拜后，我开始喜欢他了；后来他又为蒋经国做追思礼拜了，我更喜欢他了；今年他又为蒋孝文做追思礼拜了，我不但更更喜欢他了，简直要kiss他了。这个蒋家三代的白虎星，真他上帝的够朋友！

二、我盯住了马英九——马英九是党棍。我讨厌党棍。我讨厌马英九。可是仔细看他的画面，发现他长得很漂亮，不过漂亮得没有男子汉的英武气，却有兔子相公的“九尾狐”气。当然他不是“九尾狐”，但是长此以往，他会变成“九尾龟”。清朝小说中，不是骂官僚买办是“九尾龟”吗？真可惜！“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他如不做国民党多好！他如不做国民党，我就会喜欢他，喊他“九九”；并且鼓动“九九”出来直接民选总统。在直接民选之下，所有的妇女票都会投给他，什么国民党、什么民进党，都推不出这种美男子来与之抗衡。由此可见，“九九”是打倒这两个坏党的唯一希望。“九九”啊，我好想你呀！

三、我盯住了许水德——这个岛上谁最丑？凌峰吗？不是。学凌峰剃光头的林正杰吗？不是。林正杰坐牢以后，相变坏了，坏并非丑，心术不正而已。张京育吗？不是。张京育除了腮帮子贼胡子外，其病不在丑，而在长得像个拉三轮的，拉三轮的却厕身学术界，学术界苦矣！苏南成吗？不是。苏南成不要脸台湾第一，可是论丑却台湾第二。台湾第一丑不是别人，乃是许水德。许水德丑得可真上相，尤其他那天庭之内，凸凹不平，好像沙皮狗加猪头肉，丑死人了！国民党竟把这种丑类徙入南海而引进政坛，其罪状也，与破坏生态环境相等。不过，许水德之丑，倒还慈祥，不像郑周敏、黄任中那样丑得有杀气，这可算是唯一令人稍得喘息之处。

四、我盯住了连战——这个岛上谁最讨厌？柏杨吗？你一读他的文章，你

会转移这种感觉到他文章上面，所以不是柏杨。吴丰山吗？这小子的确看起来令人浑身不自在，当选国大代表以后尤其如此，他仿佛以为自己是大官，老端个臭架子、摆张臭脸，从来没学会怎么笑。为《自立晚报》诽谤李敖事，他亲来我家道歉。他坐在沙发上，我愈看愈不安，我宁愿放弃索赔，如果他能换一张脸的话。不过，论最讨厌的，还轮不到他。是康宁祥吗？康宁祥讨厌之处，不在他的矮、黑、丑，而在他那一对翻白呆滞的死鱼眼睛。跟他打官司，他出庭后，理屈词穷，老羞成怒，突然学眷村中没教养的女人，伸手大抓我的帽子和眼镜。但在大抓之时，一对死鱼眼睛，却依旧翻白呆滞，没有变化、没有激动，我好像被一个多氯联苯中毒的白痴（不，黑痴）抓过来一般，令我忍不住要笑。康宁祥虽然如此讨厌，但比起邱创焕、丁懋时那种长相与表情来，却相形逊色。邱创焕和丁懋时都不是两面人，因为七爷八爷式讨厌的脸，足已独当一面。不过，此中之尤者。还是连战。连战的脸，讨厌无比，再加上那副架在鼻梁上过高的眼镜，更增加了讨厌的道具。外传连战打老婆，其实他老婆真该打。——连那样讨厌的人还同他挑灯夜战，这样没水准的中国小姐，还不该狠揍吗？

看到了吧，这就是我独自一人时，玩世的喜感。不过上面属于长篇的，还有短篇的。1991年10月19日我有《新版三十三不亦快哉》，可以略见我雅人深致、怡然自得的奇趣：

其一：徐复观遗言以未谒孔陵（该是孔林之误）为恨，我却以挖掘孔林为愿。掘孔子之墓，探幽发隐，不亦快哉！

其一：关云长被砍头后，“身”埋在当阳、“首”埋在洛阳。身首异处，美中不足。他有“还吾头来”之哀呼，我携其头就其首，以全其躯，功德在焉！关老爷有恩必报，必向我还人情，我说：“到台湾显显灵吧！你看台湾人把你这忠肝义胆之人当成财神‘恩主公’来供了，多可恶呀！”由关老爷教训教训愚民，不亦快哉！

其一：胡适一辈子受他可恶老婆江冬秀的气，死后还埋在一起。把他们给分开埋，胡适将感拜我于地下。不亦快哉！

其一：雷震生前自设南港墓园，旁有生圹，宋英说她死后将与之偕葬。——

把宋英调包，换成小老婆，雷震亦将感拜我于地下。不亦快哉！

其一：将江冬秀、宋英等一干恶妇，埋在一起，悬匾如《儒林外史》式大书“死得好！”不亦快哉！

其一：看蒋家三代一死二死三死，不亦快哉！

其一：请出伍子胥，代鞭蒋介石、蒋经国之尸。不亦快哉！

其一：分别对慈湖、大溪父子“陵寝”正门小便一泡，口口念念“卵叫你呷”一句，心想你死我活，不亦快哉！

其一：大便时改唱伪国歌：“三民主义，伊党所宗，以祸民国，以进马桶……”不亦快哉！

其一：大便时看《蒋总统集》《李登辉文告》，以臭制臭，不亦快哉！

其一：从来拒绝去“中正纪念堂”，等他年爆破后再去，不亦快哉！其一：看口吃人相骂，不亦快哉！

其一：看明星掉书袋，大谈文化，不亦快哉！

其一：看离停经期不远之明星大做月经棉广告，不亦快哉！

其一：关起电视，从凤飞飞到白冰冰，所有土蛋，都去他的蛋，不亦快哉！

其一：得知户籍资料中，胡瓜是上海人、金素梅是安徽人，荒谬好笑，不亦快哉！

其一：把土蛋杨丽花干脆变性为男，不亦快哉！

其一：看蜜蜂追人，倾巢而出，不亦快哉！

其一：看陆小芬穿帮秀照片，脱奶而出，不亦快哉！

其一：看议会打架，国骂台骂，脱口而出，不亦快哉！

其一：看没去过大陆一步的黄昆辉主持大陆政策，说起话来眉飞眼窜，怪相毕露，如趁机上去，给他一个嘴巴子，不亦快哉！

其一：没考过一天试的孔德成主持考试院，在他道貌岸然时也给他一个嘴巴子，不亦快哉！

其一：在沈剑虹演讲时、庄亨岱指挥时，一把抓下他们假发，不亦快哉！

其一：看懦夫教授们成群结队反对起“刑法”100条，不亦快哉！（我们单枪匹马打国民党时，比“刑法”100条严重的“惩治叛乱条例”横行时，他们在哪里？）

其一：看懦夫教授诉说警察凶相，边说边哭，不亦快哉！

其一：看考生最后一堂考完出场，买红豆冰棒一根，边走边吃，不亦快哉！

其一：看和尚发怒，不亦快哉！

其一：看神父还俗，不亦快哉！

其一：听日本人说英语，把National说成“那新那鲁”，不亦快哉！

其一：使小气鬼破财，不亦快哉！

其一：在假日玉市看土蛋玩假玉，不亦快哉！

其一：鬼月买房，连鬼都怕你，不亦快哉！

其一：太太小屯，儿子戡戡，别人下海，我们上山；太太小屯，女儿谌谌，上山以后，旁若无人。不亦快哉！（这一条，是1998年新换的。）

在文星时，陶运猷写了一副中堂送我，中有一句说我“敢违世俗表天真”，他这句诗写得很传神，我的为人，的确如此。“表天真”并不是装小孩、显幼稚，而是真正基于真知和真诚的率性表述，这种表述容或夸大，但非扯谎，也非虚伪，反倒非常“性格巨星”。正因为我自己雅好此道，所以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东方朔、像李赘、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Gcn.George Patton），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在党外时代，我帮黄石城出资的《深耕》写一篇东西，他们给我四千块稿费，我马上叫来人找到黄石城说：“笑话，只给四千，拿三万来。”黄石城果然给了我三万元，可是我把这钱转给林正杰当竞选经费了。这就是我“敢违世俗表天真”的动作，态度嘛，不够好，且有“流气”，但极有效，因为别人怕我，所以大家反倒少麻烦。最有名的一件是我为死友小苏（苏荣泉）讨保险理赔的事。小苏跟我多年，搞出版，与国民党斗争，他和黄菊文是第一线人物，功劳仅次于菊文。他跟我多年后，感到自己还年轻，出版业前途黯淡，乃改行去高雄帮“金主”做放债收息生意，方法是把现金借给拿不动产银行以外“第二胎”抵押借款的人。不料一次借给了一批流氓，流氓想耍赖，把他绑去，强迫他涂销“第二胎”设定，他死也不肯，他说如此“金主”将不再相信他，他宁死不受威胁，折腾了一天一夜，流氓们无奈把他放了，可是他心生恐惧，乃去保险公司保生命险。为了炫耀身价，他保了八家，总额高达两亿三千七百九十万元，但保后不久，他即在泰北旅游时被枪杀。他的家属向保险公司交涉四个月，保险公司以静待调查为由，迟不肯赔，并且显然有耍赖迹象。他的家属求助于我，我查出八家公司联手拒赔，是由国泰人寿带队的，我乃先找美商背景的两家——安泰人寿和南山人寿，使出浑身“流气”，予以分化、予以摆平。其中南山人寿最逗，他们经理说：“要打官司，我们可以打赢，可是我们不要跟你李先生打，我们愿意赔了算了。”这时国泰人寿态度蛮横，硬带头不肯就范。我乃写信给国民党伪财政部长林振国、伪保险司长陈冲分别警告，根据“保险法”第34条，赔偿金额“保险人应于约定期限内给付之；无约定者，应于接到通知后十五日内给付之”。简单地说，人一死，十五天内就该给钱。“保险法”是所有保险业务的母法，就法律的位阶来说，就像“宪法”一样崇高，保险公司不能以“调查中”为托词，以“逾期部分会付利息”为借口，拖延赔偿。如果赔错了，可以以诈领保险金告我，但不能不先赔。而今天国泰人寿如此蛮横，显系你们保险司包庇所致。我的信当然理直气壮，“财政部”怕了，给了国泰压力；国泰软了，遂照赔，国泰一赔，其他五家（“中国”、“全美”、“三商”、“国华”、“兴农”）也就投降了。于是全部花了一个月零五天（其中还包括过了一个旧年），两亿三千七百九十万元，全部代小苏家属要到。其中有趣的一个插曲是，我调查保险司涉嫌包庇时，不知司长名字，经查出是“陈冲”后，我在桌上写上“找陈冲”字样。我太太小屯“偷”看到了，笑问我：“你找电影明星‘陈冲’干什么？”原来她把女明星陈冲给想进去了。

若说我一路喜欢做穷凶极恶式的“流气”抗争，也不尽然，我也有极动人的做法。雷震《自由中国》被封后，它的作者胡虚一卷入殷海光案，坐牢期间，瞎了一只眼睛。这场冤狱，雷震的老婆——“监察委员”宋英视若无睹，丝毫不肯援之以手，反在胡虚一出狱后，说没心肝的风凉话。宋英对胡虚一说：“别怪国民党了吧，国民党弄瞎你一只眼睛，但免费为你把另一只开刀，开出来比以前还好用，国民党也不错啊！”胡虚一出狱后，就宿通化街程积宽煤气行地下室，每晚睡觉，要踩着砖头下去，因为地下室淹水。由于他和我在殷海光家有一面之缘，他乃求助于我，我怜其因义受难，乃把他接出“地窖”，全套照料其生活。他说他整理雷震日记，雷震同意他影印存念，雷震如今死了，或可发表在我办的“万岁评论”上，我当然欢迎。不料消息一出，宋英立刻在余范英发行的《时报杂志》上警告，一边说李敖以不正当方法取得雷震日记，一边警告不得发表，否则要告。我看到后大怒，乃声言我不等你告，我先告你！宋英立刻怕了，也放水了，宣称李敖难缠，她不告了。可是余范英这边无法一走了之，被我逮住。我到法院递出状子后，余范英主战，但她老爸余纪忠却力持慎重，派高信疆太太柯元馨和简志信（瑞甫）前来疏通，因为他们两位太客气，不太能准确转达我对余纪忠不满的话，所以我决定写一封信给余纪忠，信中说：

昨天柯、简二位，奉先生之命，第四次来舍下，转达先生请我撤回告令爱的讼案，他们一再强调说：余先生说，他对你李先生素来钦佩，多年来《中国时报》也一直给李先生做公正报道，以后还会继续做公正报道。我说：我在十八年前（1966年）也告过余先生，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报，用第三版六分之一的篇幅，单方面报道他的朋友徐复观诽谤我的长篇大论，却不登我这方面的，这是有违“中国新闻记者信条”中“善尽新闻责任”、“公正第一”、“热烈伟大之同情心”等任何一条信条的，这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忘了——这是第一次。四年前（1980年）国民党由王异带头的秘密小组发动司法斗倒我、舆论斗臭我，利用胡茵梦等人，连番诽谤我，《中国时报》的新闻处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进行的，不但使我只有三十分之一的“公平”，并且一律拒绝按照“出版法”、“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我更正。我当时是以挂号信寄去的，并且打电话告诉了余范英。余先生不能说不知道，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二次。两年前（1982年）我出狱，出狱当天下午就招待记者揭发监狱的黑暗，那一阵子，反倒是《联合报》登了两边的话，虽然也比例不对，当时《中国时报》登的，却是“法务部”那边一面倒的骂我的话，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三次。今年又来了，《时报杂志》又一面倒登宋英诽谤我的话，按照最基本的新闻处理原则，要登，也得向胡虚一和我查证一下吧？可是却全无此等基本手续，就悍然登出，并且一登再登，胡虚一写信更正，第一次是擅删其信，第二次是根本不登，甚至连礼貌上不登的原因都不打个招呼，这未免太目中无人了，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四次。多年来，每在国民党想用舆论斗臭我的时候，《中国时报》都无一不

与，现在余先生说多年来《中国时报》一直给李先生做公正报道，我李先生实在不敢相信。我跟柯、简二位又说：余先生和你们各位，都没做过第一大报的受害人，不在局中，不知其苦；相反的，高高在上，享受官方只许我办报不准你办报的独占，自然就久而不觉其错，余先生说他对我一直公正报道的心理，是我可以理解的，大权在握的人，没人会在内心里使自己不平衡，余先生当然不相信他自己是不公正报道的人，虽然事实上，焦头烂额的总是我们。《伊索寓言》中青蛙向小男孩们抗议，说对你们是运动、对我们是玩命；《聊斋》中蝴蝶向县太爷抗议，说对你是赎罪工具、对我们是虐待死亡。这些对比，都说明了双方立场不同，看法的差距是多么大，我并不奢望余先生采取我的看法，但是我必须使他多少要觉醒到，《中国时报》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清白、那样公正，至少对李敖绝非如此，他的看法错了。我承认余先生说素来钦佩我的话是很诚意的，我承认他对我的理解比其他国民党大员高明得太多，我也承认他在我为《中国时报》写专栏时对我十分礼遇，我甚至感谢我结婚那天余先生余夫人到我家来看我，请我吃饭。……但这些私谊，在风浪来时，似乎都无助于双方的毫不容情。多少年来，我在外名誉这样狼藉，拜第一大报的揄扬之赐，恐不在少，而其中波谲云诡，变动无常，也颇足警世。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新闻局长”宋楚瑜请我吃饭那次，余先生在座，说《中央日报》曹圣芬连李敖卖书的广告都不登，未免使本党示人以不广，请楚主任向曹圣芬关照；但是曾几何时，第一大报也一样广不起来了。当《中国时报》拒登我的广告，出版社方面请我直接写信给余先生关照的时候，我说何必呢？余先生自己，会不知道吗？

我跟柯、简二位又说：在国民党大员中，余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毕业于中央大学，又留学英国，1947年出版的《中国名将录》里说他是“年轻、英俊，和富有政治家风度的人物”。他少年得志，官拜中将，在我们家乡任东北行辕政治部主任兼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可说是一表人才。但他暗投在国民党的大洪炉里，他就无法不和国民党一样，国民党祸国，他有份；国民党丢掉大陆，他有份；国民党办报害人，他有份。他的身世，真令我有“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之感，我真为他可惜。请你们二位转告余先生。

柯、简二位面有难色，我笑着说，在《中国时报》的畸形权力结构下，我真怀疑你们敢把我的话转告余先生多少，但是余先生不明真相，他又何从知道他错

在哪里呢？

今天凌晨4点就醒来了，我躺在床上，对自己说：我跟余纪忠交情一回，还是由我亲自写封信给他吧！于是我就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把对柯、简二位谈话的内容写得更精确一点、仔细一点，就是上面这些话了。

去年1月30日，我发表《给黄少谷先生的又一公开信》（收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九册），最后说：

……回想半个世纪前，新闻界没有封杀你，因为你可以办报，“军阀”允许任何人办报，可是在“大有为政府”的今天，反倒不能办报了；又回想半个世纪前，司法界没有被这样污染，国民党员罗文斡遭到政治迫害，“军阀”允许司法方面不配合，可是在“黄少谷主持‘司法院’”的今天，司法方面的“言之痛心”，反倒愈来愈重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新闻界和司法界，半个世纪来，是不是开倒车了？

问题已不在开不开倒车，问题在即使开倒车，还能开多久？少谷先生，你八十岁开外了，你和你的同党尽管不知今日何日、今夕何夕，但是你们的子孙应该知道，我真不愿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老套来劝你们，但是“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铁律，究竟还不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老人所能推倒的，你们总该避免殃及子孙吧？

如今，在倒车日甚声中，我们本该不要再结怨的人，却又周而复始，又来结怨，并且“殃及子孙”，是由先生的第二代出面，参加斗臭我了，我真觉得意不能平。回想十八年前，我到法院告先生，国民党法院为了开脱先生，竟推翻文明国家法例、推翻自己二十二年院字第1143号解释例，说先生是发行人，所以无罪；如今我告先生第二代，自知结果如何。先生当然知道我绝非笨到妄想在此时此地法律上还我公道之人，先生当然知道我不过在留下历史记录与时代罪证。先生又何苦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与我结怨，以为子孙之余殃？我真对先生之不智，为之叹息。国民党的悲剧性格有多重，其中之一就是自大狂，总是高估了自己，错估了敌人。在大陆错估了共产党，所以到了台湾；在台湾又把我们看扁，所以好像总把我们吃定。其实如日中天的汉武帝，都吃定不了司马迁，而被司马

迁遗臭万年；何况是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当然国民党不怕历史、不怕异己，但对为子孙余殃，总有所怕。陶百川日日大声疾呼请种善因以留善果，但他自己却举家放洋以为趋避，其内心之明智与恐惧，可知矣！我今天做法律游戏，告先生的第二代，官司事小，象征事大。即我们这些国民党统治下的受难者，决心有同第一代斗争后又同第二代斗争的准备，结怨相报固然令人不快，但是只要国民党执迷不悟、欺人太甚，我们又有什么选择？遗憾的是，对我个人说来，我真的“不愿与余先生结怨，因为余先生毕竟是国民党大员中最能欣赏我的人”。但事实演变，先生人在江湖，竟前后四次，以不公正对我，甚至有甚于《联合报》，纵有旧交余情，亦云寒矣！我遗憾要以先生父女为斗争选择之一，一如先生父女选择跟我过不去。我真的感觉到，在政治壁垒的对峙下，甚至仅存的最后一叶都要飘零以去，在火光中、在爆破里，为时代的无情，留下悲怆的见证。我本想尽量抑制自己，留下一个例外，但先生逼得我没有选择，我只好备述原委，以供先生反省之资。这是我给先生第一信也是最后一信，长与先生，生死辞矣！

这封信是1984年2月5日清早写的。写好后，我拿给黄怡看。深知余纪忠的黄怡说：“要这么麻烦吗？以余先生那么聪明，我去跟他说就好了。”果然黄怡越过“柯、简二位”，开辟第二管道，见了余纪忠，余纪忠照我开的条件，道歉赔款了事。为了给余纪忠面子，我请黄怡带去三幅不错的画，半开玩笑请黄怡转告：“余先生别以为自己吃了亏，如不喜欢这三幅画，可卖给蔡辰男的国泰美术馆，包余先生还可赚一票。”就这样的，黄怡捧了书面道歉和四百万元现金过来，我抽出十分之一，送给黄怡，黄怡不肯收，我说：“算余老板请客，你没有车，你去买辆汽车吧。”她笑起来，勉强收了，真买了新车，变成汽车阶级了。后来胡虚一看了这封信，对我说：“李敖兄啊，这才是好文章啊，你可以写不骂人、不粗野的文章，而能把意见表达得深为得体，那么动人，为什么还要写其他那些骂人的、粗野的文章呢？”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不少我快意恩仇的背景，但究其原始，这笔财路是我好心帮助胡虚一而来，义助朋友于先，才有“财富逼人来”于后，这也算是好心好报的因果关系。这一事件后，或许有人说，你这样对余纪忠，那《联合报》的王惕吾还不一样是报阀，你对他是不是反倒优待了？其实没有，我揭发过王惕吾为美军开妓院的事，扬他丑扬到这种地步，这是优待吗？凡是报阀，我都不放过，连小报阀——林荣三，我都“小的也要”呢！梁子最早结在林荣三的《自由时报》乱登消息，说：“东北籍国代路国华娶媳妇时，李焕夫妇破例到场祝贺。席间，李敖突然出现，并和李焕亲切拥抱，引起现场一阵骚动。”看到《自由时报》，我很困惑，因为我不但早已多年不参加婚丧喜庆，并且与我们东北籍的什么“立委”、“监委”、“国代”之流根本没有来往，不但没来往，我还写文章一再骂他们呢！不但不认识的我要骂，认识的也照骂不误，梁肃戎被我骂得狗血喷头，就是显例。“立委”石九龄且是我三姐夫石锦博士的爸爸，于我是亲戚、长辈，我也照骂不误。如果真理所在，我因为对方是同乡、是亲长，我就放水，那李敖还叫李敖吗？我根本不认识“东北籍国代路国华”及其血亲姻亲，又何从“突然出现”什么婚礼之上？何况，我一生美女都拥抱不完呢，谁要去拥抱李焕？也许有人以拥抱国民党大员为荣，我却深以这种不实报道为辱。《自由时报》实在太乱来了，因此我请来郭鑫生律师，把他告到法院，可是没告成。但我没完没了，又逮到它诬指我开车闯红灯，就凭这么一句话，我又请郭律师告到法院，地方法院法官谢碧莉判林荣三赔我十万元，我嫌少，上诉以后，高等法院法官吴欲君、王立杰、陈博享在我的依法纠缠下，判他再加四十万元，今年7月6日支票开过来，连同利息一共赔我五十四万九千七百九十五元，可见我如何快意恩仇！原因简单极了，就是“林荣三，大土蛋。讨厌你，跟你干。逮到你，法院见”。如此而已。

美国绰号“褐色轰炸机”（Brown Bomber）的重量级拳王乔·路易斯（Joe Louis），从1937年到1949年，独霸拳坛十二年。他临退出江湖前，到台湾做过一次表演赛，美中不足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没有可堪一击的对手能配他一战，他在台上，表情只是一片索寞。一个不自量力的美国军官颇有拳名，上台跟乔·路易斯比画，可是拳未伸出，人已被撂倒，乔·路易斯表情继续索寞——他索寞，因为在这个岛上，没有真正可堪一击的“敌人”。乔·路易斯来时，我正念中学，看到报上对他的描写，我茫然一直难忘；可是多年以后，当我在文坛上独霸之余，我想到乔·路易斯，却又恍然若有所悟。乔·路易斯在美国，有一次与朋友们外出，途遇有眼不识泰山的小子们寻衅，小子们打过来，朋友们打过去，但是大家交手，乔·路易斯本人，只是闪躲而已。朋友们大叫老乔你怎么不打，乔·路易斯说：“我这一拳多值钱啊！怎么可以用来打这些小子们。”乔·路易斯说这话的时候，也可想到他的索寞——上台的“敌人”固然不堪一击；台下的小子们，他也不屑一揍啊！我在台湾文海称雄，有一点对乔·路易斯自愧不如的是，我有时要在对方太不入流的时候，为了开道过路，也会挥拳施教，“打这些小子们”。并且，总是擒贼擒王，是狗就找主人，是和尚就找庙。做主人的、做庙的，别想藏在身后，我一定把他们揪出来打。有人问，你李敖不是也说过“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吗？为什么你还一再做这样的事？我的答复是狗咬着你不放，你怎么办？只有先把狗弄开再说。就像孙悟空对上二郎神，孙悟空跟二郎神打好了，可是二郎神带了一条狗，先放狗来咬他，怎么办？总得先解决狗的问题才行啊！可是解决狗的问题又不够，最后只好打成一团了。1991年，潘君密（大风）写《美丑与得失》，就有这样两段：“昨（4月17日）晚看了美国国家电视台（ABC）采访新近自大陆逃出的暴乱分子柴玲女士的节目后，使我立即想到……李敖先生的名言：‘我的一切努力，都随着台湾的微不足道而小化了！’同样道理，柴玲之所以受到美国传播媒体的重视与利用，正说明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套李敖说的话，那就是：‘柴玲的一切，都因为中国的强大而大化了！’李敖反国民党，著作等身，英勇盖世，积三十年之努力，竟不如柴玲小姐拿着小扩音器面对洋记者一夜之间的哭哭叫叫。其间道理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李先生选错了对象，好比唐·吉诃德去斗风车；而柴女士风云际会，正好当了中、美两强政争中的一个码子，所以一夜成名。台湾太渺小，小得死活都没人理；中国太伟大，大得掉一根毫毛都被人拾起来当活宝，这一点对搞反对的人而言，是非常之重要！尤其对柴玲而言，更应该对她所反对的强大的祖国，深怀感激。”柴玲到外国后，写信给我、打电话给我，我也以在大陆、台湾的努力与收获悬殊为言。……（编者略）台湾太小了！国民党太小了！

虽然如此，我仍旧自勉一段话：“当它变得什么也不是，你跟它同在一起，你也变得什么也不是。你不必对陨石做什么，如果你不与陨石同碎，你还是做你自己的世界性普遍性、永恒性、生命性的工作吧。”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也是我余生的方向。我一生的计划是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太复杂了，我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我却一个人完成它。这是我一生留给人类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因为自有人类有中国人以来，还没有过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经过这样的一番大清算，会变得清楚、清醒，对前途有大帮助，也许有人说：“你做的，好像是最后审判？”其实不一样，最后审判是人类的愚昧已经大功告成、已经无可挽回，只是最后由上帝判决而已。我做的，却是一种期中结账。结账以后，人类变得清楚、清醒，可以调整未来的做法和方向。所以我做的，跟上帝做的不一样，我们只是分工合作。上帝从最初造人类开场、到最后审判落幕，他只管首尾两头；而我却管中间，要清清场，检讨一下上半场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后可以审判我，但在最后没到以前，我要检讨一切，包括上帝先生在内。

十二年前，当刘会云去了美国，我想起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句子，感而有诗，写了一首《残棋》：

不必有惊天号角，

不必有动地鼓鼙。

无声中，我们作战，

在泥里，一片春泥。

哪怕是好花堕水，

哪怕是落红成泥。

只相信此心一念，

一念里多少凄迷。

明知你——你将远走，

明知我——我志不移，

明知他——灰飞烟灭，

也要下这盘残棋。

如今，残棋已毕，我这国手也虽胜犹辱，势将以垂老之年，做台风转向。我决定把我自己期中结账，写《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双双以告苍生。当年司马光曾自豪：“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我写《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也庶几近之。有些看似私事细事，且事涉他人或第三者，但我以“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的坦白，都给写出来了。此司马“光”之心，路人皆知也，甚至我觉得，我比司马光还司马光。因为司马光还恤人言，为了有人说他迟迟不把《资治通鉴》完稿是为了图利，他乃匆匆写完，以致五代部分写得草率。我呢，绝不怕人说闲话，要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才真正是“君子坦荡荡”的作风。正因为我相信司马光的自豪标准，因此我写出了任何中国人都不敢坦荡为之的一面，若有人大惊小怪，我倒建议不妨看看英国文学家哈里斯（Frank Harris）的自传——《我的生活与爱情》（My Life and Loves）。比起他那“西洋金瓶梅”式的记录，我写出的，不但只是大巫面前的小巫，并且简直不够看了。

我从1949年5月12日登陆台湾，一天也没离开，转眼已满五十年。一个外省人，五十年在孤岛上，一天也没离开过，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外省人，“残山剩水我独行”，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下，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直前、二入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人当权派斗争，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在所有斗争中，总是以人不可及的大人格、大节操、大头脑、大才华、大手笔、大刀斧、大有为和大不敬，去斩将搴旗，外加踹走狗、小卒一脚——李敖的敌人是不分大小的，从外省人民族救星到台湾人民间乩童，只要看不惯，都可成为我嫉恶如仇的敌人，然后动用大量的资料与黑资料，笔力万钧，把死人鞭尸、把活人打倒。在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作业中，我是独行侠，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时髦不能动”。画饼楼主在《台北日记》中说：“对整个知识界、思想界来讲，李敖才当得起真正的孤星，因为他耐得住寂寥，忍得住高处不胜寒。”正因为有这种气魄，所以我不为“时髦”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在往矣以后，回头以先知姿态，作弄别人。别人永远跟不上我。别人是羊的时候，我是老虎；别人变成了老虎，我又是武松。这样的外省人，在这样的孤岛上，岂不是怪事吗？

亚历山大大帝见到思想家狄阿杰尼斯，自负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我是狄阿杰尼斯。”而我的自负是：“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我是李敖第二。”五十年在台湾，我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虽然如此，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一样。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于大陆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前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才少一点怒容、多一点苦笑。

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陆是李敖的乡土，但我不在其内；台湾是李敖的乡土，但我被见于外，不过，对我说来，在内与见外，皆属过眼烟云，总归中国是我的乡土，在这乡土上，大陆也好、台湾也罢，对我都是一样，我的终极是在无何有之乡、在广漠之野、在中国与人类的历史上定位。在那定位深处，我英灵不泯，也会蓦然回首、回首“向来萧瑟处”的台湾、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台湾，而有以浑然一笑。——我会自语：“那个孤岛吗？我曾经住过五十年，从青春到老去，我都在那儿。那是一个奇怪的岛，不论我住多久、不论我多么快意恩仇，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虽然如此枯寂，我还是忘不了它！”

1998年8月7日清早，在中国台湾写

（最后附告：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毅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医师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人体解剖”，然后做成完整骨骼标本，永远悬挂于台大骨科，除嘉惠医学教学及研究外，恨我入骨者亦可髑髅相见也。）

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

自序

我的独生女儿李文（Hedy Lee）生在1964年9月22日，生在美国纽约。她的降世，是偶然的，因为尚勤去美国时，局面已是分手，不料去了不久，来电说有了小孩，就这样的，李文生在美国，我阴错阳差的变成美国人的爸爸。

李文两岁后回到台湾，那时我正处境恶劣，进出警备总部，几无宁日，李文就暂住台北外婆家。后来改住台北三姑（我三姐）家、六姑（我六姐）家、台中姥姥（我母亲，是李文的祖母，因为随着姊妹们的小孩一起叫，所以一直叫姥姥）家。1970年我被国民党政府在台北软禁时，李文就一直随姥姥住在台中。1971年我被国民党政府下狱，在狱五年八个月期间，李文随姥姥一度赴美，住四姑（我四姐）家等，后来住不下去了，再回台湾。1976年冬天我出狱后，李文才正式跟我住。换算起来，李文在十二岁以前，跟我住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个星期。1979年春天，李文再去美国，一直到目前，还在美国公民中。

我对李文的最大亏欠是我一生麻烦，使她不能跟我住，不能好好教育她；我对李文的最大恩德是我始终坚壁清野，使她念美国学校，……（编辑略）。在我坐牢期间，我曾写给李文许多信，权作函授，这本《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八十封信，在目录上只有七十四封，因为一、二、三六、四三、六五、六六都收有主题接近的两封。它们写于1973年1月24日到1975年11月1日两年间。这两年间，我都独居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第八房，牢坐得比较清静，因为坐得久了，累积的参考书也比较多，当时看守所辅导官是政工干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一些方便，虽然是责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间，既不像其他辅导官那样政工干，想来还是该感谢他的。

在我写的信中，为了增加趣味和理解，我尽量酌配插图，这些插图都是从书上割下来的。牢中没有剪刀或刀片，我把破皮鞋中的钢片抽出来，在水泥台上磨出锋口，用来切割，与刀片无异。冯音汝少校有一次奇怪我为什么能把图片割得那么整齐，我说我神通广大，他也没再追问。回想这些写信往事，实在恍然如昨。

雷震出狱时告诉我，他在牢里写的所有文字，在出狱前夕都给辅导官偷走了，这一惨痛印象，使我知道我无法在牢里畅所欲写；监狱里的班长王鸿礼上士也跟我做过手势：他拿了一支笔，做写字姿势；然后把笔放下，一再摇手。……我知道我写了也白写，带不出来。所以五年八个月中，我看书极多、写作极少，比较用心写的一点东西，现在想来，主要还是这些有趣的信件。如今把它们集合成书，倒也不无纪念的意义。

临文之末，我想到印度革命家尼赫鲁（Nehur）。尼赫鲁在做政治犯时候，曾为独生女儿——后来的甘地夫人（Mrs.Gandhi）——写过简明的世界史，就是1942年印出的Glimpses of W0rld History；也写过许多信，就是1945年印出的Letters from a Father to His Daughter。由于英国的言论自由比较宽，所以纵是狱中寄书，也来得令人痛快。对比起来，在国民党的牢中，一切就都不成格局。这本《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可算是不成格局中的一些破格出局的例外。——世之有感于父女之情、忧患之书者，必将啼笑以视斯文。

1987年11月14日

猫狗谚

亲爱的小文：

你在美国看了多少狗和猫？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英文，都和狗、猫有关。

下大雨是rain cats and dogs，正是中文“大雨倾盆”的意思。中文描写雨天，说一盆水翻下来；英文则是猫狗都下下来。夫妻两人整天吵架，英文是He and his wife led a cat-and-dog life（过猫狗一样的生命）。

每个人都有得意的日子，瓦片也有翻身时候，英文是The cat will mew and dog will have his day（猫会咪咪叫，狗有它的好日子），也可以说Every dog has his day。

This is the dog that worried the cat that killed the rat that ate the malt that lay in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是一句好玩的英文，但翻成中文，却倒过来才行：“杰克盖的房子里有麦芽，麦芽给耗子吃了，耗子给猫咬死了，猫又给狗叼住了，这就是叼住猫的那条狗。”

英文中对猫的亲热称呼是puss、pussy、pussycat，小孩子玩的抢位子游戏叫puss-in-the-corner。小猫是kitten、kitty，小猫刚生下来，眼睛是闭着的，要八天到十天才睁开。sex-kitten可译做“天生尤物”。

猫很灵巧，很多困难都可以闪过，所以有句话说“一只猫有九条命”（A cat has nine lives）。其实猫只能活十四年，最高活到三十年（狗只活十二三年）。猫虽有九条命，但操心也会操死，何况人只有一条命，英文有一句Care killed the cat，就是“忧能伤身”的意思。还有一句Curiosity killed a cat（好奇会要了猫的命），是劝人不要太好打听。

猫碰到吃的，总是不可靠的，中文说“猫枕着大鱼头睡，不吃也要摸几下”；英文也有类似的话——Honest as a cat when the cream is out of reach也是描写一个人不可靠。

这张图是暹罗猫（Siamese cat），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Thailand），这种猫生下的时候是白的，一年以内才变颜色。

爸爸　1973年1月24日

亲爱的小文：

写一点好玩的和狗有关的英文给你：

1.A dog's nose and a maid's knees are always cold.（狗鼻子和少女膝盖总是凉的。）

2.Before you hit the dog, look at the master.（打狗看主人。这一句是中文成语翻成英文。因为打一个人的狗，你就得罪了它的主人。If you beat a dog, you insult his master.）

3.When the dog is beaten, the lion is tamed.（狮子驯，狗挨捶。在中文中，有一句很像的成语：“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也可以简单的说“兔死狗烹”，翻成英文是After the cunning hare is killed, the hound is boiled.这里hound是猎犬，hare是野兔。hare的多数也是hare，有一种游戏叫hare and hounds，装兔的一边撒纸一边跑，装狗的在后面追。还有一句英文是Run with the hare and hunt with the hounds，意思是跟兔子跑又跟狗追，表示一个人骑墙滑头，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

4.He who has a mind to beat a dog, will easily find a stick.（想打狗的，不愁找不到棒子。）

5.Every dog has his day是成语，但说成Every dog has its day and every cat has its night更有意思（每条狗都有它得意的一天，每只猫都有它得意的一晚上）。

6.The more I see of men, the more I admire dogs.（我看到的人愈多，我愈欣赏狗。）狗的特色是忠心，尤其不是因为主人倒霉就做打落水狗的事。打落水狗是人干的事，不是狗干的事。这句英文的意思是人不如狗。说这句话的是法国名女人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她后来被老同志害死了。

7.He that sleeps with dogs, must rise with fleas.（跟狗躺下的就要跟跳蚤起来。这句有点中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意思，劝人交朋友要小心。）（你养小狗要注意替它们捉跳蚤，并问清楚该怎么给它们洗澡。）

8.Dog won't eat dog, but men will eat each other up like cannibals.（狗不吃狗，但人吃人，cannibal是吃人肉的野蛮人，但文明人也“吃人”，吃法不同就是了。）

爸爸　1974年9月21日

再会呀，鳄鱼呀！

亲爱的小文：

有一种好丑好丑的大爬虫，叫鳄鱼，能吃人，活六十多岁，中国、美国、非洲都有。它们总是躺在浅水里，眼睛露出水面，等机会张开大嘴咬人。但有一点很怪，它嘴的力量全在下巴（jaw）的肌肉，所以一定要张开大嘴咬下去，才有劲，若是根本不让它嘴张开，它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鳄鱼虽然能吃人，但人若在它没张嘴前把它的尖嘴用胳臂抱住，鳄鱼就流不出来眼泪了。

“鳄鱼的眼泪”（crocodile tears）就是中文“猫哭耗子”（假慈悲）的意思。因为传说鳄鱼吃被它咬死的动物的时候要哭。

Don’t shed crocodile tears over his leaving, I know very well that you are glad to see him go.（他走了你别假惺惺的哭吧，我知道你高兴看他走。）

还有一个描写假哭的英文，就是“洋葱”（onion），因为用洋葱擦眼睛人就会被辣出眼泪来，但这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剧本中的用法，很旧了。

当你跟小朋友们说再会（good-by）的时候，你可以说：

See you later, alligator.（再会呀，鳄鱼呀！）

这里用alligator并不是骂人，而是谐音。

美国俗语把crocodile简说成croc，把alligator简说成gator或gater。

母鳄鱼（the female alligator）总是把蛋埋在沙里，小鳄鱼孵出来会叫，母鳄鱼就从沙里把它们挖出来。

鳄鱼皮可做皮包皮鞋，从鳄鱼身上还可做香料。

家里当然不能养鳄鱼，美国一个女文学家Dorothy Parker在浴盆里养了两条，回家一看老妈子不见了——吓跑了。

中国古代一个文学家叫韩愈，在广东做官，送了一只羊一只猪给一群鳄鱼，还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警告它们，要它们“其率丑类南徙于海”！（带着你们那些丑八怪搬到南边的海里去吧！）你说这个书呆子多好玩！

鳄鱼鸟（crocodile bird）是在鳄鱼身边混东西吃的，你可重看爸爸以前写给你的“为虎作伥”的意思。

爸爸　1973年5月3日

纸上谈钱

亲爱的小文：

九岁生日姥姥给你五块钱，你怎么花的？还是藏了起来，变成一个小财迷（money-mad）？

美国的钱，一分（cent）叫penny，一分没有叫penniless，就是“一贫如洗”“穷光蛋”。turn an honest penny是正正当当的挣钱。penny pincher是小器（气）鬼（miser）。penny-wise and pound-foolish是“省小的花大的”“省小钱吃大亏”“贪小失大”。A penny saved is a penny gained是“省一文就赚一文”。Take care of the pence, and the pounds will take care of themselves是“注意小钱，大钱便会自己注意自己”，也是“小事注意，大事自成”的意思。penny虽是小钱，但a pretty penny却是很多钱，如 Their car must have cost them a pretty penny（他们那辆车一定花了他们一大笔钱）。

一分下来是五分，叫nickel，也叫jit或nickel，跟五分有关的也有一个小器鬼，叫nickel nurser.

十分叫一毛dime，卖便宜东西的店叫“一毛商店”（dime store），也叫five-and-dime、five-and-ten、five-and-ten-cent store、ten-cent store，“一毛一打”（a dime a dozen）的意思是太普通了、太多了、不值钱了，跟中文“车载斗量”“过江之鲫”“多如牛毛”等意思很近。Actors are a dime a dozen in the city就是“城里演戏的车载斗量”的意思。

二十五分叫两毛五，就是一块钱的四分之一，所以叫quarter，另外有三个词儿只是算的时候用，并没有这种角子：

一、bit是两毛五的一半，12 1/2 cents

二、short bit等于一毛

三、long bit等于一毛五

五十分叫五毛，就是半块钱half dollar、half-dollar、half-buck，一块钱（dollar）俗称很多，buck最常用，buck是“雄鹿”，雄鹿的眼睛叫buckeye，“橡树”的果像这眼睛，所以橡树就叫buckeye，你住的州Ohio橡树最多，所以外号叫Buckeye State（橡树州）；而生在或住在这个州的人，外号就叫Buckeye，所以你呀，小文，就叫Buckeye。

爸爸　1973年10月7日晨

亲爱的小文：

美金上都有美国名人的像，你认识了多少？

一块和两毛五上的人像是第一任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他讨了一位二十八岁的小寡妇做太太。

两块和五分上的人像是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他讨了一位二十四岁的小寡妇做太太。

五块（俗称fiver、five-spot）和一分上的人像是第十六任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他在结婚典礼上逃掉了，过一阵子被女方抓回，补行结婚。太太是一位悍妇（就是母老虎shrew、virago、vixen、tigress）。

十块（俗称tenner、ten-pot、sawbuck）上是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跟杰斐逊的副总统决斗（决斗是duel，答应别人决斗是give satisfaction），输了，死了（决斗一百五十年前最流行，现已非法）。

二十块上是第七任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他讨了一位跟人分居的女人做太太，也决斗过，赢了。

五十块上是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Ulysses S.Grant），是Ohio州人，生的地方离牛津只四十英里，是个卖猪的。

一百块（俗称century）上是万能先生（a jack-of-all-trades and master of many）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的太太是跟别人结婚又回来的老情人，是个半文盲；儿子效忠英国，是保皇党，反对他。

五百块上是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太太有精神病，但他对她极好。他也是Ohio州人（Ohio州共出了七个总统）。

一千块（俗称grand）上是做过第二十二、二十四两任总统的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他年轻时候，跟一位叫Maria Halpin小姐生了一个小孩，但没结婚。他后来竞选总统，政敌套小孩口气，做了口号叫：

妈！妈！哪儿去了我爸？Ma！Ma！Where’s my Pa？

到白宫去啦，哈，哈，哈！Gone to the White House, ha, ha, ha！

但他人好，老百姓说他好，他竟当了两次（不是连任）美国总统。在他当总统前九十年，他的一位亲戚建了全Ohio州最大的城，就是克利夫兰。

爸爸　1973年10月7日上午

一早上连写两封信都是“纸上谈钱”的，好阔呀！（姥姥26日信收到。）

喊一声“芝麻开门！”就行了

亲爱的小文：

过生日姑姑给你烤蛋糕，多好啊！蛋糕叫sponge cake, sponge是海绵，蛋糕蓬蓬的，不是正像海绵吗？cake就是糕饼的意思，美国有一种“饼步舞”（cakewalk），谁表演得最好就给谁一块cake。有一句成语叫take the cake，怎么用，姐姐做完功课时，向她请教。“两者不可得兼”是You cannot eat your cake and have it。“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是to gaze at plums to quench one’s thirst, to sketch a cake to satisfy one’s hunger。有一个故事说请人吃饭，主人光用嘴说一道一道的菜，并没有真的菜端上来，这叫“巴米赛德酒席”（a Barmecide feast），也正是“画饼充饥”的意思。这个故事是《天方夜谭》里头的，天方就是现在的伊朗（Iran）。《天方夜谭》是一本一千多年的故事书，非常有意思，你要把它看一遍。姥姥给八舅写信，一开头就叫“辛巴”，就是《天方夜谭》里的《辛巴达》（Sinbad或Sindbad the Sailor），因为姥姥想叫八舅七航妖岛，所以这样叫。这本书里还有中国小孩阿拉丁（Aladdin）神灯故事，还有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一喊咒语（charm）“芝麻开门！”（open sesame！）〔芝麻是由中国经墨西哥（Mexico）传到美国去的〕门就开了（他们若活到今天，若想开六姑锁来锁去的保险箱，喊一声“芝麻开门！”就行了）。《天方夜谭》英文名字叫《阿拉伯之夜》（Arabian Nights），也叫《一千零一夜》（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英文中跟阿拉伯有关的还有：

Arabic numerals，也叫Arabic figures（阿拉伯数字），就是你算术上用的1、2、3、4、5、6、7、8、9、0（姥姥说你算术很好，爸爸很高兴）。street Arab意思是街上阿拉伯人，就是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又偷又讨的小孩。

Arabian camel（阿拉伯骆驼）也叫单峰驼（dromedary），另外有两个峰的叫双峰驼（Bactrian camel）。骆驼虽然能负重致远（一天可走一百英里），但若背东西背过了头，最后一根稻草（the last straw）也会压垮了它。英文有句格言叫The last straw breaks the camel’s back，意思就是最后的小负担也会弄垮了全部、小事酿成大祸、凡事要适可而止。亲爱的小文，你喜欢爸爸写给你这些“台北夜谭”吗？

爸爸　1973年10月21日

头头大观

亲爱的小文：

你到美国上学才一个多月，就干上了“班主席”，你搞政治，可真有一手！

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胡佛（Herbert C.Hoover他的太太会说中国话，他没当总统前，在中国做工程师）预言女人当美国总统的成绩会比男人好，你就好好干吧！“班主席”是头儿，英文中表示头儿的字，最普通是head，例如四姑父是“一家之主”，英文就是head of（the）family，校长也是head，电报局局长是the head of the telegraph office。

boss是老板、领袖，但有时翻成中文“说了算”的意思最传神。His wife’s the boss in his family.（在他家他老婆说了算；他老婆是他一家之主。）老板娘是boss’s wife，小开是young boss of a business，就是小老板。chief也是常用的，the chief of police（警察局长），chief justice（首席法官），Chief of（the General）Staff〔参谋（总长）〕，the Chief Executive（大写美国总统，小写各州州长），commander in chief（总司令），俗语chief itch and rub是指重要的人（校长也算），有点中文“巨头”的意思。另有一个字叫VIP或V.I.P.是very important person的缩写。美国有一种鱼叫“王鱼”（kingfish），也被用来叫boss，“祸首”则是chief culprit（罪魁）。

leader是领袖、头目，the leader of labor movement（工运领袖）、group without a leader（群龙无首）。

leading lady（女主角），leading man（男主角），leading article（头条新闻）也叫leader，乐队指挥也叫leader，“顶头香蕉”（top banana）是俗语，也是leader的意思。

国王（皇帝）是king，教皇是pope，大师是master、maestro，主要是master，主管是manager，主席是chairman，领班是headman，大亨（巨子）是tycoon，注意台风是typhoon。

Better be the head of an ass than the tail of a horse是宁做驴头不做马尾，正巧是中文“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牛屁股）”的意思。英文还有一句Better to reign in hell than serve in heaven（宁在地狱当阎王，不在天堂当听差的），也该把它记住。

爸爸　1973年10月26日夜

你11号的信，前天收到。

指教

亲爱的小文：

你说姥姥手指肿了，要不要紧？肿的哪一只？

手指是finger，指头尖是fingertip, She was a lady to her fingertips是“她浑身都是淑女”，连指头尖（里）都是。指甲是nail，钉子也是，也叫fingernail, He is witty to the fingernails是说浑身都是机智，机智都跑到指甲里头去了，连指甲里都有机智。

My fingers itch to box his ears是手痒得想打他一个耳光，My fingers are itching to do it是“跃跃欲试”，也是中文中“食指大动”“技痒”一类的意思。have a finger in the pie是“染指”、“参与”，look through one’s fingers at是假装看不见（从指头缝中偷看），finger alphabet是“手势字母”，是聋子哑巴用的。

大拇指是thumb，童话里有一个Tom Thumb，任何小东西矮东西也叫Tom Thumb，喜欢吮大拇指叫thumb-sucker。thumb one’s nose是一种做鬼脸。你在路上，若看到有人，伸大拇指拦车，这种动作就叫thumb（也叫hitch-hike），这种人就叫thumb-pusher（也叫hitch-hiker），thumber，就是揩油搭便车的。说这个人笨手笨脚的，常用His fingers are all thumbs，十个指头全跟大拇指一样，不是完蛋了吗？

食指是index finger, index, forefinger，书的“索引”也叫index。

中指是middle finger, middle是“中间”的意思。

无名指是right finger，尤其是指左手的，ring是戒指，key ring是钥匙环。

小指是little finger，说“玩弄别人于股（大腿）掌（手心）之上”，英文则是He has a remarkable talent for twisting people around his little finger，这turn（twist）around one’s little finger是成语，要记住。

中文里的“屈指可数”翻成英文是can count on the fingers（of a hand），“指不胜屈”是too many to count（on the fingers），打棒球时，若老是接不住球，这种人叫“奶油指头”（butterfingers），奶油指头跟十个指头都是大拇指比起来，正好是“半斤八两”（Tweedledum and Tweedledee）！

爸爸　1973年10月28日夜

理发匠就是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就是理发匠

亲爱的小文：

你有没有按头发的颜色，把班上的同学分一下？金发碧眼是blonde，褐色是brunette，浅黄色是towhead，红色是redhead。发型是hairdo，发针（发夹）是hairpin。中国人描写生气，气得头发把帽子顶起来，叫“怒发冲冠”（so angry that the hair stands up and tips off the hat）；气得头发像指头一样立起来，叫“发指”（so angry that the hair rises）。英文中这类字眼，不是描写生气而是描写害怕，a hair-raising story或The tales of the jungle made our hair stand on end都是写害怕，有中文“毛发悚然”的意思。没有头发叫秃子（baldhead、baldy、baldie），只脑门上秃叫as bald as a coot，有一句名言是：

Opportunity has hair in front but is bald behind.（机会——前面有发后面秃。）

意思就是一失掉机会，就抓也抓不住了——秃秃的，怎么抓？这句名言出自《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伊索是二千六百年前希腊的一名奴隶（a Greek slave），这本书非常好，你要看看，像小孩子喊：“狼来了！狼来了！”（Wolf！Wolf！）像“狗占马槽”（dog in the manger“占着茅坑不拉屎”）……都是这本书里的故事。

中国人骂和尚叫“贼秃”“秃驴”（“指着和尚骂贼秃”），美国人叫知识分子叫“蛋头”（egghead），蛋和光头不是很像吗？假发叫wig，英国的法官都戴假发，难看死了。

给女人做头发的叫hairdresser，给男人理发的叫barber，英国古时代理发匠就是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就是理发匠，直到四百年前国王亨利第八（HenryⅧ）出来，才订法律把barbersurgeon分开，但仍许理发的给人放血（bloodletting）和拔牙，却不准外科医生给人刮脸了。现在理发店（barbershop）门口有活动的柱子，叫barber或barber’s pole，就是以前给病人放血后的绷带，如今已变成理发店的招牌了。打棒球时，故意投球从batter的脸边擦过，好像给人刮脸一样，这种bitcher叫barber。

爸爸　1973年11月4日

送礼·向厕所跑

亲爱的小文：

你的生日礼物（birthday gift or present）连同圣诞节礼物（Christmas gift），一并折成礼金（cashgift）三十元，由姥姥转给你，再由你自己选要买的东西，好不好？同时你还该送礼（give gifts）给姐姐哥哥等，自然他们也送礼给你，这叫“礼尚往还”。“礼尚往还”是中文，英文的意思则是“礼物像鱼钩”（Gifts are like fish hooks），就是可以“钓”到别人的，转成中文，又是“抛砖引玉”（to throw a brick and to get a gem in return）的意思。中国的规矩是礼物当面不打开，所以你送一盒砖头给人，人家也不知道。但美国规矩却要当面打开看，大概是过去有人送了砖头，所以人家不再上当，为保险起见，干脆当面看个清楚，（若还是砖头，可以立刻跟你算账！）这也是美国人比中国人“实际”的地方。如果你真的送的不是砖头，那你就“真金不怕火炼”（Genuine gold is not afraid of fire），不怕别人当面打开。所以当姐姐说May I open it now？（我现在可以打开看吗？）的时候，你就可以大胆的说Sure, I wish you would（当然，我恨不得你打开看看）。但如果你真的送的是砖头，那你就“做贼心虚”（One who has done something bad secretly cannot look others in the eye），你就要赶紧跑到厕所去！（If you don’t mind, I’d like to wash my hands.）锁上厕所门后，你可以大声向姐姐喊：Don’t look a gift horse in the mouth！（不要挑人家礼物呀！）如果姐姐气得用砖头打门，说I wouldn’t take it as a gift！（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那你就做一个“送了礼又收回去的人”（Indian giver），包起来，再送给哥哥吧！哈哈！

爸爸　1973年11月11日

马愈老，牙愈多，公马最后可生四十颗牙，母马三十六。送马给人家，人家从马嘴里可以看到这礼物的好坏，四百年前英文格言No man ought to look a given horse in the mouth就是说不要挑剔人家的礼物。中文说“马齿徒增”则表示自惭老大。小马有两种：年纪小的是colt，身体小的是pony。

你羊我就马，你马我就羊

亲爱的小文：

姥姥说感恩节带你去纽约看妈妈，多好啊！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其实就是谢谢节，谢谢谁呢？信教的人说是谢谢上帝。

We thank Thee, Lord, for giving us Thy gift of bread and meat.（谢谢上帝给我们吃的。）

We thank Thee, too—a little more—That we are here to eat.〔还谢谢让我们在这儿（活着）去吃！〕

信教的人认为对上帝能够感恩，对人也自然不会忘恩负义（ungrateful）。林肯总统在一百一十一年前，受了女编辑Mrs.S.J.Hale的影响，规定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是感恩节，到了1939年台北罗斯福路指的那位罗斯福总统为了经济繁荣，延长圣诞节前买东西的时间，所以，把感恩节增加为四天。

Mrs. S.J.Hale曾写过一首有名的儿歌叫《玛莉有一只小羊》（Mary Had a Little Lamb），你问问你老师看，她大概会唱。发明唱机的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Edison）灌他第一张唱片时，唱的就是这首歌（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等一千一百件东西）。lamb是小羊、羔羊，温和天真的人也叫lamb，没经验容易上当的人也叫lamb。羊是sheep，是绵羊，One may as well be hanged for a sheep as a lamb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偷羊也给吊死，偷小羊也给吊死，那倒不如偷羊（偷个大的），就是中文“一不做，二不休”的意思。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是狼披了羊皮，就是坏人假装好人、伪君子、口蜜腹剑的家伙，是骂人的话，但“He is a sheep in sheep’s clothing”不是骂人的话（这句话是以前英国首相丘吉尔W.Churchill打趣他的政敌艾德礼C.R.Attlee的）。另有一种羊叫山羊（goat），公的有胡子，Separate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是分别好人和坏人（separate good people from bad）。中文的“害群之马”翻成英文正巧是“黑绵羊”（black sheep），但中文的“亡羊补牢”翻成英文又正巧是“丢马锁门”（Lock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has been stolen）。

你马我就羊，你羊我就马，小文你说，英文是不是故意跟中文捣蛋？

爸爸　1973年11月18日

打老虎秘诀

亲爱的小文：

你看这画片上的两只小老虎多可爱。那头白的很少有，值一万美金，并且愈大愈贵。老虎只在亚洲才有，印度、中国、伊朗（就是10月21日信上跟你提到过的天方）、日本，都有。老虎可以长到四五百磅，能爬树、会游泳，虽然狮子是“百兽之王”（king of beasts），但专家说老虎比狮子还有力量。

因为老虎厉害，所以中国人说惹厉害的人叫“捋虎须”，美国人则说“拧狮子尾巴”（twist lion’s tail），老虎厉害，惹了它就收不了场，所以中国有成语说“骑虎难下”Once mounted it is hard to get off，也叫“势成骑虎”Like riding on tiger。“捉虎容易放虎难”It’s easier to catch a tiger than to set it free，英文也有一句话说Supposing you miss your tiger, he is not likely to miss you（你打不着老虎，老虎不见得吃不着你）。

惹老虎虽然危险，但人间有很多事要冒险才有收获，中国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老虎窝里去，哪里找得到小老虎？”）也正是英文中Nothing venture, nothing have的意思。

中国人说老虎厉害，不但人怕它，鬼也怕它。有一种鬼叫“伥”，神话里说这种鬼专门听老虎使唤，于是就出来一句成语叫“为虎作伥”，意思就是帮着坏东西做坏事（to help an evil person do evil）。

猎人打老虎，常把自己装在笼子里，再把笼子捆在象背上，这样老虎就咬不到他了。有一句英文很好玩：Those who go tiger hunting should remember that there are tigers and tigers，这意思并不是“打老虎要记着老虎多得很”，而是“打老虎要记着老虎有各式各样的——有好打的，有难打的”。学英文要不马虎，才能学好。

爸爸　1973年12月9日

你送神像我搭台

亲爱的小文：

21日收到你与姥姥5日、6日的信，知道你们在纽约玩得很开心。纽约的外号叫“沟泽姆”Gotham, Gotham在英国叫“沟特姆”，是一个傻瓜们住的村子。最早住在纽约的人据说傻不鸡鸡，所以纽约就被叫做Gotham，纽约人也被叫做“沟泽麦特”Gothamite，有一句英文成语叫“沟泽姆的聪明人”wise man of Gotham，就是指傻瓜fool。纽约人的正式称呼叫New Yorker，翻成中文，正好是“纽约客”，妈妈是New Yorker，六姑他们也是New Yorker，有一个有名的杂志也叫The New Yorker。

纽约共分五个区，六姑住的皇后区（Queens）最大（Queen有时是女王，有时是皇后），你们去的拉加第亚机场，就在皇后区，La Guardia是以前的纽约市长，做了十一年。另有一个比拉加第亚机场大九倍的肯尼迪国际机场The John F.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也在皇后区。

从皇后区向西南走，就是布鲁克林区Brooklyn。由布鲁克林到曼哈顿有三座吊桥（suspension bridge），你们走的布鲁克林大桥The Brooklyn Bridge有九十年历史，资格最老，花了一千五百万美金，另有一座比这桥长两倍半的维拉札诺“峡”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自布鲁克林到（Richmond区）Staten Island，四千二百六十英尺，是全世界最长的吊桥，值三亿两千五百万美金，有九年历史。维拉札诺是五百年前的意大利海盗，到过纽约，后来被吊死。

曼哈顿区Manhattan只占纽约的十分之一，只有三十一平方英里大。三百五十年前由荷兰人从印第安人手里买来，用的是念珠（beads）、布等，加在一起不到二十四块美金。现在这岛和房子加在一起，却值三百亿美金了。从最南的Battery公园可看到的自由神像The Statue of Liberty，是八十八年前法国送的，法国送的只是神像，值二十五万美金。美国人自己掏钱盖了像脚下面的台子（pedestal），又花了二十八万，一共五十三万。可以盖半座台北的水晶大厦。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花了三千四百一十亿，可以买十一个曼哈顿，你说打仗多费钱！

有一种鸡尾酒，就叫Manhattans，甜的，有颗小樱桃浮在上面。

爸爸　1973年12月23日午前

千年王八万年龟

亲爱的小文：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千年王八万年龟”，表示乌龟活得很长，但据动物学家说，乌龟只活一百多年。乌龟在一千多年前，本不是骂人的字眼，那时候祝人长寿都说“龟龄”（long-lived like the turtle），有人名字叫“龟年”。中国古人常烧乌龟，看背上的裂纹，用来算命，中国字中“用”这个字，古写是，就表示一根铁条侧面插进龟背祥，就可以“用”了。去烧，烧出来的纹如吉一般来说，turtle是指海龟，就是鳖，也指甲鱼（鳖中有一种叫玳瑁：hawks-bill最有名，也叫“陆龟壳海龟”tortoise-shell turtle），tortoise是指陆龟，不过大家也随便用。乌龟有的只活在水里，有的只活在陆上，有的水陆两“用”。乌龟虽然是冷血动物cold-blooded animals，可是它却要住在暖和的地方。母乌龟下了蛋，就不管了，它让太阳光去孵这些蛋，所以小乌龟从来不知道爸爸妈妈是谁。

爸爸过去在澎湖当排长，夜里睡在一间据说闹鬼的房子，房后有一扇老是关着的小门，当天晚上老是有东西在挤这扇门。到第二天天亮了一看，原来是一只大海龟。捉乌龟，尤其是捉大海龟，非常简单，只要把它四脚朝天一翻，它就待在那儿了。所以抓乌龟就叫“翻乌龟”turn turtle，任何东西把它底部朝天翻过来，也叫turn turtle。

大的乌龟可以让一个人骑在背上。乌龟的壳就是它的家——它的活动房屋。

乌龟因为爬得慢，所以任何慢动作的人也叫tortoise。

中文“龟裂”的龟字不念“归”，念“君”。

爸爸　1973年12月30日

妈妈11月20号的信、姥姥12月13号的信，都收到了。

不飞的鸟

亲爱的小文：

鸡鸭虽然不飞，但有时候也能张开翅膀飞一小段，意思意思，所以也叫做鸟。但世界上有几种连意思意思都不会的“鸟”，那就是鸵鸟（ostrich，世界上最大的鸟）、鸸鹋（emu）、企鹅（penguin）和鹬鸵（kiwi），它们的一些特色，爸爸造了一个表给你看：

不能飞的鸟另外还有澳洲的食火鸡（cassowary）、南美的三趾鸵鸟（rhea）。

爸爸　1974年1月6日

你们20日的信5日收到。要写信托一朋友买书，下次再写给姥姥。

你杀鹅我就杀鸡

亲爱的小文：

中文里说人走起路来慢吞吞的，又摇摇晃晃的，叫“鹅行鸭步”，英文里把鹅走路描写军队检阅时走的“正步”——goose step，中文里说冷、害怕或恶心的时候起的“鸡皮疙瘩”，英文里叫“鹅肉”goose flesh——你鸡我就鹅，英文又跟中文捣起蛋来了。

《伊索寓言》里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有一只会生金蛋的鹅，但每天只生一个，这人嫌生得慢，拿刀把鹅杀了取蛋，结果鹅死了，蛋也没了，这个故事写人又笨又贪心。由这个故事，出来一句英文成语，叫Do not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

意思就是“别杀下金蛋的鹅”，“别断了财路”，“别砍摇钱树”。在中文里，也有一句“杀鸡取卵”（to kill the hen to get eggs）的话，正跟英文不谋而合——你杀鹅我就杀鸡，这回是中文跟英文捣起蛋来了。

鹅既然杀了，就可煮了吃，英文“煮了他的鹅”的意思是“他完蛋了”（名誉毁了、计划垮了、机会丢了等）。His goose was cooked when they found the stolen gems in his pocket.（当他们发现丢的宝石在他口袋里，他完蛋了。）

鹅蛋goose egg，就是得了零分，也叫鸭蛋duck-egg，就是中文“吃鸭蛋”。

骂人笨，就用到鹅。as silly as a goose（像鹅一样笨）、He is quite a goose.（他是一个笨蛋）。

骂人胆小说这人连向鹅说声“呸！”都不敢，unable to say“bo”to a goose。

钢笔最早是用鹅毛削的，叫鹅毛笔goose quill，有两千年历史了，钢笔pen在拉丁文里是penna，就是羽毛feather的意思。中文“千里送鹅毛”意思是礼轻意重。

爸爸　1974年1月26日

你和姥姥9号、10号的信收到。21号收到的，因过旧年，收到得比较快。

原子弹与沉鱼落雁

亲爱的小文：

上次跟你说的那种鹅是家鹅，有关鹅的种类的英文和中文，你该注意的是：

goose　家鹅又叫鹅

wild goose　野鹅又叫雁，“燕”是另外一种，英文叫swallow，别跟“雁”弄混了

swan　天鹅又叫鹄

wild swan　野天鹅又叫鸿，也叫鸿鹄

野鹅、天鹅都会飞，飞起来有秩序，成人字形，也就是英文的V字形。这样两行，叫做“雁行”。中文“雁行折翼”的意思是兄弟死了（death of a brother）。

古代人用雁和鸽子传信，把信折成小条，捆在爪上，这叫“雁足传书”。如果没有消息、没有信，就叫“雁杳鱼沉”。形容女人漂亮，叫“沉鱼落雁”（因为太漂亮，鱼和雁都觉得自己丑，不好意思看她）。其实这种形容是很笨的，原子弹丢下来，也可使鱼沉雁落啊！

英文中wild-goose chase（追野鹅）是白费劲的意思。

中国古时候人写诗，常常提到雁。有一首李颀写的《古从军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请姥姥讲给你听。这首诗收在《唐诗三百首》，这是一本有名的诗选，一共选了三百一十首诗，为什么三百一十首诗叫“三百首”呢？因为更古的一本诗选，叫《诗经》，有三百篇，但实际是三百一十一个题目，为了跟《诗经》学，就来了唐诗三百一十首，少一首，是表示客气，你看中国人多妙呵！

爸爸　1974年2月1日

他所有的鹅都是天鹅

亲爱的小文：

英文中说一个人吹牛，就说All his geese are swans（他所有的鹅都是天鹅）。天鹅比鹅珍贵，珍贵得人人都想吃，包括癞蛤蟆。请姥姥给你讲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a toad dreaming of eating the swan’s meat）。爸爸有一个朋友，在台北衡阳街口卖芝麻饼，他追一个阔家小姐，阔家小姐的妈妈把他告到警察局，警察骂他“想吃天鹅肉”，他后来把卖的饼改名“天鹅饼”。

因为天鹅优雅美丽，所以很多诗、歌都写它。德国名作曲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作过名曲Lohengrin（这个字h不发音），描写天鹅，四姑父四姑会有这唱片。写《丑小鸭》（The Ugly Duckling）的丹麦童话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也写过《野天鹅》（The Wild Swans），你看安徒生童话的时候，可以特别注意这一篇。另外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Peter Tchaikovsky）也作过舞剧《天鹅湖》（The Swan Lake）。

虽然说人像鹅一样笨（as silly as goose），但却称赞人举止像天鹅一样闲雅（graceful as a swan），闲雅也可以写做娴雅。

游泳有一种跳水的姿势，就叫天鹅式（swan dive），这是美国的叫法，英国则叫燕子式（swallow dive）。

传说天鹅死前要唱歌，所以英文“天鹅之歌”（swan song）就转用来表示最后的行动或作品（诗、歌等等都算）。

神话中有“天鹅少女”（swan maiden），只要穿上一种“天鹅衫”（swan shift），就变成女天鹅，谁要捡到这天鹅衫，这个少女就要听谁的话。

Swan是白的，但澳洲有一种黑天鹅（black swan）。

爸爸　1974年2月9日

麻是麻烦，可是不会生胃病

亲爱的小文：

记得爸爸去年8月5号给你的信上提到鹿的胃和牛一样，是“反刍”的吗？牛的胃有四部分，先把东西咽到第一、二部分，有空再吐出来重嚼，嚼好再到一、二、三、四部分。

你问它们是不是太麻烦了，它们会告诉你：“麻是麻烦，可是不会生胃病。”

一般叫牛做cattle

公牛做bull可叫做爸爸牛

警察也叫bull

向警察告密或告什么叫牛肉（beef）

母牛做cow可叫做妈妈牛

小母牛做heifer可叫做小姐牛

小牛（不论公母）做calf可叫做娃娃牛

牛没有苍蝇拍，牛的尾巴就用来把苍蝇赶走。

有的牛是肉牛（beef），有的牛是乳牛（dairy），有的两样都行，叫dual-purpose cattle（两用牛）。

Buffalo是水牛，纽约州除纽约市外第一个大城就叫Buffalo，克利夫兰总统当选前三年曾做过市长。水牛的鼻子很灵。另外有一种美国水牛，叫bison，其实不算是真正水牛，只是一种野牛（水牛筋骨有十三对，bison有十四对）。

印度人认为牛神圣，不准杀牛吃肉。牛被惯得可以在马路上逛。有时候拦住计程车开不过去，计程车司机只好下车，走到牛身边，趁人看不到，揍它一拳。

昨天收到你1月30号的信，姥姥的手大概太累生病。以后改由你和姥姥每周轮流写信，就是每人两个星期写一封。本周要写信给八舅，不给姥姥写了。

爸爸　1974年2月16日

请姥姥告诉我八舅给你们的汇款情形。

破锅有烂灶、李大有张嫂

亲爱的小文：

你有没有跟小朋友们玩jack的游戏？jack是一个好玩的字，很多英文字里头都有它。大写Jack是人名。英文有句成语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光用功，也不玩，杰克变成个笨小孩）。这句成语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Jack指男的，Jill（或Gill）指女的。又有英文成语Every Jack has his Jill就是中文“物各有偶”的意思，破锅有烂灶、李大有张嫂。

jack-of-all-trades是万能博士，万事通。

jack-of-all-trades and master of none是样样通样样松，无所不能一无所成，十艺九不精。

jack-of-all-trades and master of many是万能博士，样样都行。注意去年十、七信上爸爸跟你提到过的富兰克林，就是这样的人。

jack-in-the-box盒子老头，一种玩具，盒一开就跳出个小人。

jackleg lawyer坏蛋律师。

jack rabbit长耳朵长腿兔，是一种大的野兔（hare），只在北美洲才有。

Jack Sprat（儿歌里面的）小矮子，很胖。但他的太太很瘦。

汽车换车胎时候用的“千斤顶”，也叫jack、jackscrew。

jack-o'-lantern是南瓜灯。把南瓜挖成人脸，里头放蜡烛。万圣节（Halloween）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万圣节点灯笼，是因为爱尔兰传说有个人叫Jack的，因为太吝啬，上不了天堂；又因为寻魔鬼开心，下不了地狱，所以只好点个灯笼在地上逛，等待最后审判。

中国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话，但没有这故事。

爸爸　1974年2月22日

南瓜叫pumpkin，尼克松总统二十四年前揭发的Hiss间谍案，证据就藏在南瓜里。

情人与天使

亲爱的小文：

昨天收到你2月13的信和卡片。你有那么好的成绩——在短短几个月中就有那么好的成绩，爸爸很高兴。你现在正是赶功课的时候，所以不和别的小朋友一样，你必须比他们多花一些时间在功课上面，等到功课赶过他们，才好大玩特玩，你说对不对？

瓦伦丁节（Valentine’s Day）翻做“情人节”不算完全，该翻做“爱节”或“情爱节”。

圣·瓦伦丁（St.Valentine）是一千七百年前的基督徒，有两个，都在2月14被罗马人砍掉脑袋。但这个节，跟他们却没什么关系。

跟Valentine这个字只差一个字母，有个字叫Valentino，就是半个世纪前鼎鼎大名的电影明星瓦伦蒂诺。他原是洗窗户的，后来变成了大情人（the great lover），三十一岁就死了，有好几千女影迷参加他的丧礼。姥姥那时候如在美国，一定也去参加，因为那时候姥姥才十六岁。

瓦伦丁节卡片上有一颗心，心上又被箭射穿，你给爸爸的卡片上也这样画着，你知道为什么吗？在神话里，爱和美的女神叫维纳斯（Venus），她的小孩叫爱神丘比特（Cupid），手上有弓和箭，箭有金的银的，被他射上金箭就爱得快乐，被他射上银箭就爱得痛苦。丘比特不但射别人，也射自己，他爱上一个美得被维纳斯嫉妒的女人，闹得天翻地覆。

图画上的丘比特有翅膀，有时画成个青年人，有时画成个胖娃娃，但图画中手里不拿弓箭的是天使，天使共分九级：

第一级是seraph（六翼天使）；

第二级是cherub（都是娃娃相）；

第九级才是angel（多是少女相）。

爸爸　1974年3月2日

看那熊相

亲爱的小文：

你以后如果有机会到黄石公园（Yellowstone，在 Wyoming州）或约塞米蒂公园（Yosemite，在California州）去，你可以看到有大黑熊（the common black bear）跑出来，让你照相。但你别以为它是个好的模特儿（model），所有的熊都是急性子的和动不动就发脾气的（All bears are short-tempered and get angry quickly）。

熊的眼睛很小，也不大灵光，但鼻子很行。最喜欢吃甜的，常去搅蜂窝抢蜜吃，因为皮毛都厚，蜂螫它它也不怕。它又喜欢搅白蚁窝，这一点上爸爸最佩服它，爸爸对白蚁，可没熊那样有办法。

熊老是独来独往，公熊（he-bear）和母熊（she-bear）在一块个把月就分开了。小熊（cub）由妈妈带。熊掌（bear’s paw）是中国古人的名菜，孟夫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熊掌上有个肉疙瘩，叫熊丸（a pill of bear’s paw），是给小熊咬着玩的。

英雄虽然独来独往，但小偷也独来独往，熊是个小偷，喜欢偷人的东西吃。

熊冬眠，可是天暖时，也爬起来溜达溜达（stroll），再睡。

熊爬树，是专家。

熊在森林里，美国森林防火，用了一个熊的画片，叫Smoky the Bear。有一个很好玩的巧合，中文中用来形容大火就说“熊熊大火”（a blazing fire），“熊熊”是火光，很亮的火光。

黑熊大概喜欢英文，所以胸前有黄白色的UV或Y字。

北极熊（polar bears）虽然长得胖东东的，但跑得极快，游泳也游得快。美国（人）俗称“山（汤）姆叔叔”（Uncle Sam，爸爸在去年9月20日信上跟你提过），英国（人）俗称“约翰牛”（John Bull），苏联俗称 the Bear，指的就是北极熊。

提到牛和熊，在英文中另有相对的一组意思：

bull是哄抬物价、股票，有中文中“买空”的意思；

bear是抛卖，使物价、股票下跌，有中文中“卖空”的意思。

熊和做生意还有一句谚语：Sell the skin before one has killed the bear（熊没到手先卖皮），正式说法是Never sell the bear’s skin until you have killed the bear（没宰到熊以前你先别卖熊皮）。

你可以比较比较另外一句：

Count one’s chickens before they are hatched.（蛋没孵出前先算多少鸡。）

这就表示不稳健了（稳健的意思看爸爸给你1月12日的信），所以人该宰到熊后再卖皮，孵出蛋后再算鸡。

中文中有一个“罴”（pí）字，就是褐色的熊（brown bear），“熊罴入梦”的意思是：“祝你生个儿子！”（May you bear a son！）如果六姑肚子大了，你就可以这样祝贺她。bear的动词有生小孩的意思，所以这句话要硬翻成英文则是May you bear a“he-bear”，外国人就不懂了。六姑如果也不清楚“熊罴入梦”的典故，也会发脾气，说：“小文你什么意思！六姑是人，怎么你倒盼她生个熊！”

中文的“狗熊”就是指黑熊，“耍狗熊”是马戏中表演熊的演出（give a bear show），但也有耍无赖的意思。

爸爸　1974年3月7日

你和姥姥上月21日的信昨天收到。你的英文进步真快，真不得了！

八舅在年节一共寄了多少钱？请姥姥开给爸爸。

为什么还叫别人是姥姥？

亲爱的小文：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你的英文能有这么大的进步，证明了你又用功又聪明，以前清华研究院（现在清华大学）的校长孙观汉博士，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李敖和天才》，用他科学家的方法，证明为什么李敖是天才。如果他证明的有几分道理，那么李敖也愿说：李文是天才（Hedy Lee is a genius）。

记得去年十一、十八爸爸信上跟你提到大发明家爱迪生吗？他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流汗（Genius is one percent inspiration and ninety-nine percent perspiration）。”这就是说，天才要靠用功才行，用了功，天才才能冒出来；不用功天才就埋没下去了。

所以你要多用功，要比小朋友们多花时间去用功，要像（四姑家）姐姐一样用功。

19世纪英国有一个文学家叫王尔德（Oscar Wilde），非常有天才，他1882年到美国，上岸的时候，海关收税的问他要申报（declare）些什么该缴税的，他神气的说：“除了我的天才外还有什么好报的。”（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except my genius.）

你特别注意这nothing的用法。你在信上已会用nothing to do，爸爸很高兴，但你不能只写I nothing to do，因为这样缺了动词，你该写I have nothing to do，写There is nothing to do也可以。如果把主词、动词都不用，单用nothing to do却可以，用法可看这首诗：

Nothing to do but work，

Nothing to eat but food，

Nothing to wear but clothes

To keep me from going nude.

但你要注意nothing to do后面加上别的字的意思：

You have nothing to do but wait.（“你除等以外没法子”，即“你只有等”。）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这不关我的事”，“干我屁事”，即It’s not my business。）

又美国俗话中Nothing doing是“我才不干呢！”“不行！”的意思。北京土话中说“姥姥！”正是这个意思，但你只跟北平人说他才懂，否则他会奇怪：你有那么好的姥姥，为什么还叫别人是姥姥？

爸爸　1974年3月15日

苍蝇的老婆最多

亲爱的小文：

爸爸认识一个人，他的眼睛有毛病，看什么东西都是两个，爸爸跟他说：“这也不错呀！在你手里只有一块钱，可是在你眼里却有两块钱！”他说：“我看两块没用，要别人看两块才划得来。”爸爸说：“那你讨一个老婆就等于讨一对姊妹花双胞胎了。”他说：“就有这么一点好处！”

其实他远赶不上苍蝇，苍蝇眼中一个变成四千个，所以还是苍蝇的老婆最多。

动物中跟身体比例，眼睛最大的要算蜻蜓（苍蝇叫fly或housefly，蜻蜓叫dragonfly），蜻蜓眼力最好，可以看到十八英尺远的一只小蚊子（gnat），gnat在英文中表示眼睛看到的小东西（1.any of various small, two-winged insects or flies.Most gnats are blood-sucking and make bites that itch.2.British.a mosquito.3.strain at a gnat, to object to some small or very trifling thing.4.gnat-catcher, any of various small, insect-eating American birds.）。

to strain at a gnat and swallow a camel.（吞一只骆驼）（表示只看到小事，大事反看不到。）

He is just the chap to strain at a gnat and swallow a camel.（他就是那种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家伙。）

中文中有“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看到一根小毛的尖但看不到一车木柴），也正是这意思。去年10月7日爸爸给你信中写的penny-wise and pound-foolish你还记得吗？也是这一类的意思，你要把那封信找出来看看。爸爸给你的信，你有的看不懂没关系，但你常常看，或在（四姑家）姐姐哥哥休息时向他们请教，就会慢慢全懂了。

爸爸　1974年3月22日

你和姥姥7日信20日收到。本周要写长信给八舅，故只写给你。

英文回文·中文回文

亲爱的小文：

有些英文好有意思，你注意到了吗？

eye（眼睛）did（do的过去式）Eve（夏娃）gag（不许说话）pop（砰）bob（上下快动）

这些字第一个字母都跟最后一个字母一样。

boob（傻瓜）noon（中午）peep（偷看）radar（雷达）madam（女士、太太）

这些字第一个字母都跟最后一个一样，第二个字母跟倒数第二个一样。由madam这个字，还可以变出一句来，也是前面第几就跟倒数第几的字母一样：

Madam, I’m Adam.

这句的意思是：“太太，我是亚当。”亚当是夏娃丈夫，是第一个男人，吃苹果（apple）被苹果核塞住喉管，所以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喉核”，就叫“亚当的苹果”（Adam’s apple）。还有一句，也是前面第几就跟倒数第几的字母一样。

Poor Dan is in a droop.（可怜的Dan垂头丧气droop。）

法国有一个皇帝叫拿破仑（Napoleon），最会打仗，但仍被英国等国捉住，把他流放到意大利（Italy）国西边的厄尔巴（Elba）岛上，于是就有一句最妙的英文描写他：

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

这句你自己把它用虚线画一画，就知道顺着念和倒着念是一样的。这句的意思是“在我没看到Elba岛以前我是很行的”。Able was I是I was able的倒装句，可以加重语气，ere是before（以前）的古字，was是am的过去式，saw是see的过去式。你若把上面这些句子向老师或小朋友显摆显摆，他们一定会很惊讶。

这种顺着念和倒着念是一样的句子，在英文中叫“回文”（palindrome）。中文也有回文，但念法跟英文不一样。一个笑话说老师给三个作文做不好的学生批作文，三个人中：

写得坏的批“放狗屁”（是人放狗屁，写得虽坏，尚是人写的）

写得更坏的批“狗放屁”（是狗有时放屁）

写得最坏的批“放屁狗”（是老是放屁的狗）

爸爸昨晚特别造了四组回文给你，念法是：

你爱我不爱

爱我不爱你

我不爱，你爱？

不爱你，爱我

爱你，爱我不？

以下三组念法是一样的：

这四组回文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好像老在跟人吵架似的。

旧式茶壶偶尔有这样的回文，念法和上面的一样。表示茶的功用，不过这句回文并不怎么高明。

写得太多了，只好下次再给姥姥写。

昨天收到你3月13日的信，你这张照片照得真像妈妈。姥姥照得也很好。

爸爸　1974年3月29日

拿破仑老是把右手伸到衣服里，大概里面有个臭虫在咬他。

清朝有个文学家叫纳兰性德（满洲人，姓纳兰，名性德），他有一句词是：“花落正啼鸦”，若反着念“鸦啼正落花”也可以。

关于脖子的种种

亲爱的小文：

爸爸去年8月12日给你的信上谈长颈鹿，你还记得吗？人也有长颈的，亚洲有一个国家叫缅甸（Burma），缅甸有一个地方，女人的脖子上套重的（heavy）黄铜（brass）项圈（collars），有的要套到二十一圈（卷coils），要重到五十多磅（a total weigth of 50 pounds or more）！这种女人，我们可以叫做

giraffe-necked women

长颈鹿　脖子　的女人（们）

这真是一个怪风俗，但比起中国人缠小脚来（to bind the feet，也叫foot binding, foot是单数，但并不是只缠一只脚），也不过是“班门弄斧”呢！这也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脖子的英文叫neck，中国文言文中叫“颈”“项”，但白话中也用，跟脖子有关的一些字，如

长颈鹿　不能说长脖子鹿

项链　不能说脖子链　英文是necklace

领带　不能说脖子带　英文是necktie

围巾　不能说脖子巾，但可以叫“围脖儿”，英文是scarf或muffler

赛跑或赛马的时候，跑得一般快，就叫neck and neck（脖子和脖子），如果只比别人（或别的马）跑快一点点而赢了，就叫win by a neck（以一脖之差赢了，就是赢了一个脖子）（险胜），如果这样输了就叫lose by a neck（以一脖之差输了，就是输了一个脖子）。所以，小文呀，你要记得，千万别跟长颈鹿赛跑。

但可以跟长颈鹿比赛谁吃的东西先到胃里。

Neck or nothing是冒险干一下、拼命干一下。打棒球偷垒时，你自己就可以同自己说：

I’ll try it, neck or nothing.（我要拼命试一下。）

看了上面七行的意思，好像脖子老是跟冒险有关系，老是在紧要关头。save one’s neck是本来要绞死但不绞了，就是“救了他的脖子”，更有险的意思了（中文是“幸免一死”的意思）。

同样的还有一句stick（one’s）neck out，也是冒险的意思（to take a risk）。如你劝人“Don’t stick your neck out too far”，就是劝人别太冒险。

中国人说最要好的朋友是“刎颈之交”。“刎”是拿刀切脖子，“刎”字别写成“吻”字，因为若写错了，写成“吻颈”，就变成英文necking的意思了。

爸爸　1974年4月6日

眼睛有时候会上当

亲爱的小文：

关于“看”的英文字，有好几个，look是普通的一个。

What are you looking at？你在看什么？

I looked but saw nothing.我看了，但什么也没看见。

小文你看，除look外，又出来一个看的字see（过去式是saw），有一个字很好玩，叫seesaw，就是小朋友玩的跷跷板。

和中文“看”“瞧”“瞄”等字一样，英文中这一类字的用法也都是固定的，所以你要直接学，注意什么时候该用look，什么时候该用see，什么时候该用别的字。

Look before your leap.在你跳以前先看一看，就是中文“三思而后行”的意思。

Look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在干草堆里找针，就是中文“海底捞针”的意思（表示白费劲，徒劳无益）。

Lookers-on see most of the game.

在旁边看的　看到　最多的游戏。

就是中文“旁观者清”（看得清楚）的意思。

《伊索寓言》说一个狮子听到青蛙叫（hearing the frog croaking），以为一定是个大得不得了的动物，后来脚踩（tramp）到青蛙，才知道原来这么小，这个寓言引出一句英文：

Don’t be afraid of a thing you hear until you have seen it.

别　怕　一件东西　你　听到的　除非你已经看到它。

这个意思就是看了才相信，英文是Seeing is believing，也是中文俗语“百闻不如一见”的意思。

但是全靠亲眼看见，有时候也不一定可靠，因为眼睛有时候会上当。人在沙漠中常常看到“海市蜃楼”（mirage），也就是幻觉、错觉。

Travelers on the desert may see a mirage of palm trees and water.

旅行者　在沙漠　可能看到　棕榈树和水的幻觉。

看电影是see a movie看电视是watch TV，盯着看是stare（过去式是stared）。

The little girl stared at the toys in the window.

爸爸　1974年4月13日

你3月27日的信爸爸本月11号收到，你剪的画片和说明都非常好。

小文你说两条线除箭头外哪条长？左边的？不对，其实两条一样长，这就是说，眼睛有时候会上当。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亲爱的小文：

你会说“绕口令”吗？

你快说：“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你快说：“妞妞骑牛，牛扭，妞妞扭牛。”

你快说：“门后头的刀，刀倒挂着。”

你快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这些好玩的句子，就叫绕口令，绕口令不但中文有，英文也有，英文绕口令叫tongue twister（就是舌头打转儿的意思），也叫tongue-tripper。

你快说：She sells seashells at the sea-shore.

她　卖　贝壳　在　海边。

你快说：A big black bug bites a big black bear.

大大　黑　臭虫大咬　大大　黑熊熊。

英文中不但有绕口令的话，还有绕口令的诗，这叫tongue-twisting lyrics。

你快说下面这四句：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Peter Piper picked；

If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Where’s the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很多腌胡椒（辣椒）

写到这儿，爸爸又想到一段长一点的英文绕口令：

Bill had a billboard and also a board bill, but the board bill bored Bill, so he sold the billboard to pay the board bill.

billboard是广告牌，Bill是人名，bill是账单，bore是烦人，过去式是bored。

He bores me.（他真烦人。）

He bores me to death.（他烦死我了。）

爸爸　1974年4月19日

“一粒辣椒也比一篮南瓜好”，意思是重质不重量。

Better one grain of pepper than a basketful of pumpkins.

老鼠不信任一个洞

亲爱的小文：

老鼠的英文叫mouse，多数是mice，另一种比较大一点的叫rat，多数是rats，老鼠有好几百种。老鼠的胃口很好，人吃什么，它就吃什么，它还吃人不吃的，浆糊、肥皂，它都吃。老鼠的繁殖很快，一只母老鼠，不到一个月就可以生一窝，一窝有四到七只小老鼠，小老鼠中母的，四十五天就可以长大做妈妈了。

老鼠可以活六年。老鼠会游泳，但不喜欢水。

老鼠喜欢偷东西，老鼠眼就叫贼眼（thievish eyes），中文中骂人“獐头鼠目”“贼眉鼠眼”。人恨老鼠又偷东西又乱咬东西，所以一看到就要打它，中文俗话叫“耗子过街，人人喊打”。人一打老鼠就逃，叫“鼠窜”，若形容逃跑的人，就叫“抱头鼠窜”（run away like rats）。

老鼠胆子很小，所以中文说“胆小如鼠”，但英文却说“胆小如鸡”（chicken或chickenhearted）。但中文说“落汤鸡”，英文却说“湿得像淹在水里的老鼠”（wet as a drowned rat）——你鼠我就鸡，你鸡我就鼠，英文老是跟中文别扭。如果你在雨中淋得湿淋淋的回来，你就可以说：

It rained cats and dogs and, look, I am wet as a drowned rat.（雨下得好大呀，看呀，我变成落汤鸡了。）

英文中说人穷，就说“穷得像教堂的老鼠”（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英文还有一句

A mouse doesn’t trust to one hole.（一个）老鼠不信任一个洞。

正是中文“狡兔三窟”的意思。

传说船要沉了或房子要塌了或着火了以前，船里或房里的老鼠就先跑了。英文是：

The rats leaving a sinking ship.

老鼠离开一条要沉的船。

When a building is about to fall down, all the mice desert it.

当一栋建筑物快要倒了，所有老鼠都离弃它。

由这个现象，变出来另一种意义，就是患难时候不可靠的家伙，就叫rat。这种人出卖别人，最可恶。跟这个字很近的一个字叫Judas（犹大），就是出卖他老师耶稣的。别人给犹大三十块钱（当时这数目可买一个奴隶slave），他后来很后悔，于是钱也不要了，吊死在树上，这树就叫“犹大树”（Judas tree，就是植物学上的“洋苏木”）。别人收买犹大，因为他们认不出谁是耶稣，犹大说你们看我吻谁谁就是，于是他给了耶稣一个kiss，这种吻，就叫“犹大之吻”（Judas kiss）。就是表面上很亲热，骨子里却有阴谋的吻。美国黑社会头子要干掉谁，有时候就来一个Judas kiss，所以谁都怕这种kiss。爸爸信上跟你谈过的天才王尔德，有诗写人总杀掉他心爱的东西，但就是用的犹大吻耶稣的典故。

The coward does it with a kiss，胆小的用一个吻

The brave man with a sword！胆大的用一把剑

Rat虽然出卖人，但也有自己完蛋的时候，英文中Pour not water on a drowning Mouse.就是劝人“别往淹了水的老鼠身上浇水”，也是中文“别打落水狗”的意思。但人好像总喜欢打落水狗，这些谚语很多

[1]落井下石

[2]Everyone pushes a falling fence.（人人都推快倒的篱笆，就是中文“墙倒众人推”的意思。）

[3]When the ox falls, they sharpen their knives.（当牛倒了，他们都去磨快他们的刀。）

[4]When the tree is fallen, all go with their hatchet.（当树被弄倒了，所有的人都拿斧头来。）

[5]Kick a man when he’s down.（当他垮的时候踢他。）

爸爸常说英文要一窝一窝的学，上面这些，就是一窝一窝的学的例子。

爸爸　1974年4月26日

本周只给你写信。你11、17日的信和卡片同于今天收到。传说中大寿星玛士撒拉（Methuselah）活了九百六十九岁，亚当（Adam）活了九百三十岁，他们两个老头儿岁数相减的零头是三十九岁。爸爸昨天一个人静静的过三十九岁生日，一天之内，看了一本传记，又看了一个剧本。

说姓道名

亲爱的小文：

前天收到你8号的信，你的名字叫Hedy，姥姥说Hidy，大概是姥姥起的。

英文中name指“姓”也指“名”也指“姓名”，所以Hedy Lee中，Hedy是name, Lee也是name, Hedy Lee也是name。

中国习惯“姓”放前面，但英文“姓”放后面，比如美国南北战争时候，一个有名的将军就叫

Robert Edward Lee

第一个叫first name，是“名”不是“姓”，也叫given name，也叫Christian name（教名，这在英国最普通），中间的叫second name或middle name，最后一个才是“姓”，也叫surname或family name，或last name。Lee跟我们同“姓”。

一般美国人都有三个名字（就是两个“名”加一个“姓”），头一个和中间一个（就是前两个），是他自己的名字（personal names），因为名字是自己的，所以可以简写，所以上面的李将军，就可简写成Robert.E.Lee或R.E.Lee，不但简写，还可以另用小名，例如美国现在总统叫

Ricbard Milhous Nixon

Richard的小名就叫Dick，他的老婆叫

Thelma Patricia Ryan

Patricia的小名就叫Pat。

你的名字Hedy，小名是Heddie或Hedie。

女人结婚以后，就把丈夫的姓名搬来，前面加上Mrs.就可以了。但美国女人用她自己的名字时候也很多，得诺贝尔奖的文学家赛珍珠，本名是

Pearl Comfort Sydenstricker

Pearl意思是“珍珠”，Sydenstricker这个姓太啰唆，就翻成第一个字的音“赛”。她嫁给了在中国金陵大学教书的John Lossing Buck以后，名字就变成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1931年她印出小说叫《大地》（The Good Earth），就用上面这名字。1935年她离婚，1938年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她又和出版商Richard J.Walsh结婚，但因为用Pearl S.Buck的名字太出名了，所以也没改。可见人分开比名字分开容易得多。

爸爸　1974年5月25日

猫头鹰为什么跟在智慧女神屁股后面？

亲爱的小文：

如果一个地方，有一种东西，已经很多了，而你还运那种东西到那个地方去，在英文中，叫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

运煤到新堡

英国Newcastle地方煤很多，你再运煤去，就是多此一举。现在让我们造一句：“送茶到中国就无异运煤到新堡”，英文就是：To send tea to China would be carrying coals to Newcastle.

英文中还有表示这种白费劲、徒劳无功的事的成语：

Carry water to the river.（运水到河里，就是中文“江边卖水”的意思。）

Carry owls to Athens.（运猫头鹰到雅典。）

雅典是希腊（Greece）国的首都，猫头鹰很多，古时候智慧女神叫Athena，雅典的名字Athens就是跟她来的，猫头鹰传说是跟着智慧女神的，所以就借了光，变成了“智慧的象征”（a symbol of wisdom），其实在鸟中，鹅和乌鸦都比它聪明。

猫头鹰为什么跟在智慧女神的屁股后面？大概它的一对大眼睛被智慧女神看中，认为有股聪明样的缘故。大部分的鸟，眼睛都长在头两边，不能同时看到同一件东西，但猫头鹰的眼睛却像人一样，能同时看到同一件东西。但猫头鹰的眼睛是呆呆的，眼珠不会动，不会飞眼，所以看东西得摇头晃脑才行。女人飞眼，男人就来了；女猫头鹰用摇头代飞眼，男猫头鹰就飞了。这就是女人比女猫头鹰厉害的地方。

猫头鹰在中国古称“枭”，也叫“鸦”，俗话叫“夜猫子”，中国人喜欢养鸟的，没人养它，养它就是怪人了，北京有一种“歇后语”（就是话只说前一半，后面一半歇一歇再说或根本不说的），也算是谜语的一种，有一句是：

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

不论中国外国，人们迷信的，都不喜欢夜猫子，夜猫子的声音像狗叫，迷信的人认为不吉祥。

一个人长得很严肃，也叫owl，做夜工的、夜生活者、夜游子、熬夜的人，也叫owl，纽约半夜三更还演的电影，在俗话中叫owl show。

夜猫子很会做窝。

爸爸　1974年5月31日

狼来了！狼来了！

亲爱的小文：

六十多年前，美国有一个文学家叫杰克·伦敦（Jack London），他的姓，跟英国的首都完全一样。他曾写过一部小说，叫《野性的呼声》（The Call of the Wild），这书是他三十三岁（1903）出版的，里头写一条狗，是爸爸1973年6月17日信上跟你提过的圣伯纳（Saint Bernard）种和别的种的混血，又壮又聪明，它的主人被印第安人杀了，它替主人报了仇，然后跟狼做了朋友。每年一次，它总要回到它的主人死的地方，哀呼一阵——这个故事，说明了狗在许多方面，都比人够意思。

狼狗虽然很凶，但比起狼来，还比不上。狼有白的、灰的、褐的、黑的。重一百磅。狼狗只重六十至八十磅，名叫德国牧羊犬（German shepherd dog），就是“警犬”或“军犬”（Police dog），母的狼狗比较驯良，可用来给瞎子带路（as a guide dog）。

关于狼的成语，中国外国都有很多，你请姥姥给你讲“狼狈为奸”“狼狈得很”（狼狈不堪）“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狼吞虎咽”（和英文wolf down正巧意思一样，但英文wolf当动词用）“鬼哭狼嚎”“声名狼藉”“杯盘狼藉”“狼戾不仁”“狼烟四起”。

《伊索寓言》里有三十七个关于狼的故事，你可以自己看。其中最有名的是牧羊小孩骗人喊：“狼来了！”The wolf is coming！（这是合文法的句子，但狼真来了，只要喊Wolf！Wolf！就可以了。）后来狼真来了，他再喊也没人信了。这故事变成英文成语cry wolf，现在让我们造一个句子：Is she really sick or is she just crying wolf？

意思是她真病了呢，还是她只不过是发假警报？cry wolf就是give a false alarm。cry wolf too often以后，说真话也没人信了。This is the punishment of a liar：He is not believed, even when he speaks the truth.（说谎话的惩罚是：即使他说真话时候，人家也不信他。）中文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话，英文有“狼可能丢了它们的牙，但丢不了它们的本性”Wolves may lose their teeth, but not their nature。

在杰克·伦敦以前的美国文学家奥尔科特（LouisaM.Alcott），写过名著《小妇人》（Little Women），她说她写书的目的是Keep the wolf from the door。有一个笑话，老师问学生：What do you think Miss Alcott meant by saying she was tringto keep the wolf from the door？（你想奥尔科特女士说她设法不让狼进门是怎么回事？）一个学生答道：I suppose she just didn’t want the guys bothering her（我想她不过不要男人打扰她罢了）。这为什么是笑话呢？因为keep the wolf from the door的意思并不是“不让狼进门”而是“免得挨饿”。wolf在美国俗语中有“色狼”的意思，那个学生以为wolf是指“色狼”，所以把整个意思给弄拧了。

Wolf既是色狼，wolf whistle，就是色狼的啸，男孩子向女孩吹口啸（哨），就是wolf whistle。

狼的耳朵是立起来的，并且很小。英文中有“抓狼耳朵”的意思，很像中文的“狼狈不堪”，也像“骑虎难下”。

It's like holding a wolf by the ears, bad to hold on, but worse to let go.（就像抓住了狼耳朵，抓住固然糟，放了更糟。）

固然糟是因为耳朵小，不好抓；更糟是因为放了狼又会咬人。worse是bad的比较级。He goes from bad to worse.（她每况愈下。）“每况愈下”也写做“每下愈况”，是文言，白话的意思是“一天不如一天”“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爸爸　1974年6月7日

姥姥5月23日信6月5日收到，这信写得太长了，不给姥姥写了。

谁先完蛋？

亲爱的小文：

去年11月4日爸爸信上跟你提过的“蛋头”（egghead）你还记得吗？蛋头就是——书呆子（bookworm），这种人把伊丽莎白泰勒叫做李察波顿夫人（one who calls Elizabeth Taylor Mrs.Richard Burton），是非常“迂”的，迂就是unrealistic。

蛋在中国文言中叫卵，鸡蛋就叫鸡卵，鸭蛋就叫鸭卵，但王八蛋并不叫王八卵，可以叫王八羔子，相当于英文的S.O.B.。混蛋也不能叫混卵，但可以叫混账，相当于英文nuts。二次大战时美国将军McAuliffe被围，德国指挥官要他投降，他的回信非常简单：

To the German Commander：（德国指挥官：）

Nuts！（混蛋！去你妈的蛋！）

The American Commander（美军指挥官）

中文中有成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翻译成英文该是When the nest falls, there are no whole eggs。中文还有成语“以卵击石”，英文跟它相当的是：

If the stone falls on the pot, woe to the pot；（石头掉锅上，锅完蛋；）

If the pot falls on the stone, woe to the pot.（锅掉石头上，锅完蛋。）

还有一句：

Whether the knife fall on the melon or the melon on the knife, the melon-suffers.

爸爸把这句翻成绕口令：

不论是刀掉瓜上还是瓜掉刀上，掉来掉去总是瓜走样。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少女头上顶了一篮蛋，走在路上，盘算着蛋生鸡，鸡生蛋，蛋又生鸡，鸡又生蛋，蛋再生鸡，鸡再生蛋……愈算愈多，发了大财。突然一不小心，篮子掉了下来，蛋都碎了。所以英文有成语劝人要稳健：

Don’t venture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别冒险把所有你的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你在小朋友的书上，会看到一位“蛋先生”叫Humpty Dumpty，有一首儿歌就是写他的

HUMPTY DUMPTY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Not all the king's horses nor all the king's men

Could set Humpty Dumpty up again.

爸爸　1974年6月14日

因催丁伯伯寄钱，本周不给姥姥写信。

姥姥生日你要代爸爸送卡片给她。但你要自己掏腰包。

美国俗话中，跟女朋友约会，但却希望女朋友自己掏腰包，这种男人就叫egg。

给六姑：

问：婆婆急着抱孙子，可是儿媳连着生女孩，这位婆婆该责怪她的媳妇还是儿子？

答：子女中，若由父方得到Y染色体，便为男孩；若由父方得到X染色体，便为女孩，亦即子女的性别，是由父方所得的染色体是X或Y来决定，故若儿媳连生女孩，婆婆应责怪她的儿子，不应该责怪儿媳。

猴相

亲爱的小文：

英文money是钱；monkey是猴；monkery是和尚（生活）。

中国寓言里说一个养猴子的人叫“狙公”，向猴子们说，我早上给四个果子，晚上给三个，猴子们都生气；狙公说，那么我早上给三个，晚上给四个好不好？猴子们没学会算术，就高兴了。后来变成“朝三暮四”的成语。

猴子有二百多种，中文里有“猢狲”、“猕猴狙”、“猱”等称呼。请姥姥给你解释“猴快”、“猴精”、“猴急”、“耍猴子”。

所有的猴子都会爬树。既然会爬，若还教它如何爬，在中文成语就叫“教猱升木”，翻成英文就是teach monkeys to climb a tree，意思就是鼓励坏人做坏事（encourage wicked people to do wicked things）。

猴子最小的一种只有老鼠那么大，但最大的一种叫狒狒（baboon），公的重到九十磅，凶得要命，脸长得像狗，所以叫狗脸猴（doglike face或the dog-faced monkey）。

猴子的腮有小空间，可以藏吃的（They can carry food in pouches inside their cheeks.）。中国的名小说《西游记》（英文译本有四种，其中一种就叫Monkey）写孙悟空（猴子成精）偷了仙丹，就藏在腮里，炼丹的太上老君急了，抓住它，它就吐了出来，并且骂太上老君小家子相。

猴子的性格，在很多英文句子里可以感觉出来，大概凡是狡猾、顽皮、嘲弄、恶作剧、捣乱、胡闹、打扰、搅人等等，都和它有关：

He is as trickery as a monkey.（他狡猾像猴子。）

You little monkey！（你这顽皮的小孩！）

All right, boys, no monkey business now.〔好啦，孩子们，别再淘了（现在要做点正经的了）。〕

She made a monkey（out）of him in front of all his friends.（她在他朋友面前，当众给他出丑。）

He threw a monkey wrench into our plans.（他破坏我们的计划。）monkey wrench是活口扳子（活动扳钳），是用来修机器的，但不用来修，反倒把它丢进（throw into）机器里，机器就不能动了，就是捣乱了。

Don’t monkey with the buzz saw！〔圆锯可不是闹着玩的！（太危险了，不可掉以轻心！）〕

艾森豪威尔（IKE）当将军，打了胜仗。另一场仗本来要换别人来领导，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怕打扰一群正在赢的队伍（dangerous to monkey with a winning team），所以还是让艾森豪威尔继续指挥了。

猴子是群居的，可以活二三十年。

爸爸　1974年6月23日

从人猿到猿人

亲爱的小文：

上封信谈的都是有尾巴的，这封信谈的是没尾巴的，就是“猿”、“猩猩”（ape）。

第一种是“黑猩猩”（chimpanzee），它们是除人以外最聪明的动物，可以学会许多动作，甚至自己可以解决问题，例如给了它槌子、钉子、木板，它就会乱钉一通。黑猩猩可以活五十岁，但七八岁后就不太可靠，脾气很差。

第二种是“长臂猿”（gibbon），是猿里最小的一种。其实并不只长臂猿长臂，所有的猩猩都是长臂的。中国小说里描写三国时候的刘备这个人，说他“两耳垂肩，两手过膝”，所有的猩猩站起来都可以两手过膝。

第三种是“大猩猩”（gorilla），长得比它们实际上凶，其实人不惹它，它也不惹人。大猩猩可重到六百磅，有点怕羞，很安静。

第四种是婆罗洲与苏门答腊的巨猿（orangutan），它们老是爬在树上，很少下来。

有一个传说，说如果一个女人终身不嫁，她死了，就要到地狱去领（牵）猩猩。所以如果一个女人说：

I would rather have led apes in hell.

我宁愿牵猩猩在地狱里。

就表示说，她不要结婚了。

古代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Plato）说：

The most beautiful of apes is ugly.（最好看的猩猩也是丑八怪。）

因为是丑八怪，所以不论怎么打扮，还是它。德国有句谚语：

Apes are apes though you cloth them in velvet.（哪怕你给它们穿上天鹅绒，猩猩还是猩猩。）

跟这句德国谚语像的，也有三句中国的：

一、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二、猴坐金銮殿，望之不似人君。

三、沐猴而冠（沐猴是一种猴，这里的沐，并不是沐浴的沐的意思）。

有一句转着弯骂人的英文：

Not that you resemble a monkey, but that the monkey resembles you.（不是你像猴子，而是猴子像你。）

用这种Not that……but that……的形式，可以造出很多“滑头”的英文

1.Not that I do not want to help you, but that I am unable to do it.（不是我不愿帮你，而是我没能力做它。）

2.Not that I loved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d Rome more.（不是我爱恺撒少，而是我爱罗马多。）

这是刺罗马统治者恺撒的刺客说的话。

美国有一位作家叫Edgar Rice Burroughs，他写了小说Tarzan of the Apes，就是人猿泰山。泰山是英国爵士的儿子，丢在非洲，被猩猩养大，非常有本领，所以英文中说人在树林里又能跑又能跳又会在树中间飞来荡去，这种大力士，就叫Tarzan，因为发音和中国“泰山”很像，所以翻成“泰山”，其实泰山若指人，在中国乃是指丈人，都是老头子了。

在喜马拉雅山中（全世界最高的山），传说有一种“雪人”叫Yeti，也叫Abominable Snowman，身像猩猩脸像人（apelike body and a face that resembles a man’s），但是二十一年前，New Zealand一个养蜜蜂的Edmund P.Hillary和尼泊尔人Tenzing Norgay爬上了喜玛拉亚的最高峰Mount Everest（二万九千零二十八英尺），并没有看到这种雪人（二万九千零二十八英尺只是五英里半，但是爬山爬五英里半，就是难事了）。

科学家说人是从猩猩这类动物演变出来的，所以在猩猩和人中间，有一种又像猩猩又像人的“猿人”（Homo erectus）。Homo是人的意思，erect是直立的意思，猩猩直立立不久，但猿人和人都可以直立。在河北省周口店就发现过“北京人”的骨头，推断是五十万年以前的“猿人”。可惜这骨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给弄丢了。

爸爸　1974年6月30日

蘑菇个没完

亲爱的小文：

如果你向姥姥有什么要求，姥姥不答应，你在旁边，说个没完，非要姥姥答应不可，这在北京话，就叫“蘑菇”。姥姥就会说你：“别蘑菇好不好？你怎么老是蘑菇个没完？”

蘑菇就是菌，英文叫mushroom。英文中有一个谜语（riddle），也是个字谜（charade），谜面是——

Which is the smallest room in the world？（哪个是最小的房子在世界上？）

答案（就是谜底）是mushroom，因为mushroom这个字里头，正好有个room在。

菌是一种小植物，有三万八千多种，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没毒的，一类是有毒的。没毒的有的可以吃，像香菇、草菇、冬菇都是，还有一种叫“犹太人耳朵”（Jew’s ear），中国人最喜欢吃，是木耳那一类（“犹太人眼睛”Jew’s eye则是指极贵重的东西）；有毒的一类叫toadstool（toad，癞蛤蟆；stool，凳子）。俄国的沙皇Alexis（就是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老子）就是吃了毒菌the fly mushroom被毒死的。俄国最后一任沙皇的儿子也叫Alexis，叫这个鬼名字，也没得好死（十四岁就挨了枪），第一个Alexis是17世纪的人，第二个Alexis是20世纪的人。

原子弹爆炸起来，就像一种菌状云（the mushroom-shaped cloud），又可怕，又好看。军舰跟它比起来，就好像一只蟑螂比一个人一样。

菌是长得快得不得了的植物，就是中文“暴发”的模样，所以描写“暴发户”，就用mushroom这个字。

mushroom fame（突然出了名，暴得大名）

a mushroom millionaire（暴发户的百万富翁）

The little town mushroomed into a city.（那小镇很快发展成一个城。）

He is one of the mushroom kind；he has suddenly sprung up out of nothing.（他就像是一种蘑菇，会突然间无中生有。）

中国人说的什么“灵芝”，其实就是一种硬一点的菌，一点都不神秘。“灵芝仙草”不但不能治病，搞不好，还要给毒死呢！

爸爸　1974年7月7日

你6月19日的信7月4日收到。

非驴非马

亲爱的小文：

美国Hader夫妇常给小朋友的图书插图，你看他们画的这张骑驴的画片，把这头小驴画得多可爱！驴叫ass，也叫donkey，用ass比较正式，在《圣经》（Bible）上、在动物学上，都用ass，两个字都用来叫“傻瓜”“呆子”“蠢蛋”，用donkey意思更深，有“呆得可爱”或“呆不可当”的味儿。

中国成语上“骑驴觅驴”是looking for donkey on donkey back，意思是在驴背上找驴，忘了自己在干什么了，是“心不在焉”的意思（absent-minded）。

但中文“骑马找马”就另一种意思了，指先找个位置再找更好的。

如果老师问问题，学生答的跟问题不相干，就是“答非所问”，也就是“驴唇不对马嘴”。这只是中文的特殊用法，英文没有。

中文有“驴年马月”的话，因为十二生肖中没有驴，所以“驴年”就是永远不会有的日子（impossible date, since there is no“donkey year”），就是a time that will never come，英文俗语中的驴年是另外一种意思。

donkey’s years是a very long time

这是从donkey和ears两个字变出来的，y+ears就是years。

驴比马可以吃得坏而活干得多，但如果主人对它没弄对劲，它就耍“驴脾气”或“驴性子”，就是很“拧”（stubborn），当然也有笨、傻、呆、蠢等意思在内：

He has made an ass of himself.（他做傻事而弄出笑话来。）

You silly ass！（你这笨蛋！）

As stubborn as a mule.（像骡子一样倔，像骡子一样顽固）

“骡子”mule是jackass（male donkey公驴）和mare（female horse母马）生的，也能吃苦耐劳（但骡子不能生骡子），脾气跟它们老子一样（有乃父风），是“非驴非马”的动物，“非驴非马”是什么都不像（unlike anything），就是“四不像”。

“”hinny是stallion（male horse公马）和jenny（female ass母驴）生的，却是个又小又弱的废物。

中国魏晋时候古人喜欢学驴叫（bray），但英文却有“If a donkey bray at you, don’t bray at him”（骡朝你叫，你别向它叫）的话。

美国漫画上的驴是指民主党，象是指共和党。

爸爸　1974年7月21日

你3日的信16日收到。

骑小马·回台湾

骑小马

亲爱的小文：

你在纽约骑的那种马，叫Shetland Pony, Shetland是英国最北面的一百多个小岛的总称，加在一起有五百五十一平方英里（台湾的二十五分之一），这个地方产的这种小马，是所有马里最小的一种，长得结实，吃得少，最适合小朋友骑。

中文英文都有太多太多和马有关的故事和成语，爸爸写一些好玩的给你：

一、拍马屁　英文是lick another’s spittle（舐人口水，舐也就是舔）bootlick（舐人靴子）。

二、马屁精　lickspittle或bootlicker或apple-polisher。

三、露出马脚　阴谋或谎话泄漏。

四、马路如虎口　The street is as dangerous as a tiger。

五、车水马龙　heavy traffic on street

六、牛头马面　地狱里的鬼，专给阎王抓人的。

七、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表示危险。

八、马后炮　为时已晚的努力（belated efforts），临去的多余的动作。

九、Ride the high horse（骑高头马）　趾高气扬。

一〇、Ride one’s horse to death（把马骑死）　把得意事讲得太多惹人讨厌。

一一、Pay for a dead horse（在死马身上花钱）　花冤枉钱。

但在中国古代，有国王叫人去买千里马，结果马死了，那人却花了很多钱，买马骨头回来，国王问那人什么意思，那人说，消息传出去，人家听说你国王这样爱马——爱得连马骨头都要买，天下的好马就都送来给你买了，在好马中，一定有千里马。可见在死马身上花钱，有时也不冤枉。

一二、Flog a dead horse（鞭死马）　白费气力。

一三、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车放马前面）　本末倒置，前后颠倒。

一四、A good horse has no need of the spur（好马无须踢马刺）　骏马勿鞭。spur是靴上的踢马刺。

一五、From the horse’s mouth（从马嘴里出来的）　表示可靠、可信的来源。I have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我从马嘴里直接拿出来，表示绝对可靠（的消息）。

爸爸　1974年8月4日

回台湾

亲爱的小文：

姥姥7月12日信、你5月29日的照片卡片、6月18日的信，共三封，都在7月24日收到。由八舅转来妈妈给爸爸的信（6月24日及7月10日）也都收到。上周因你们已在返台途中，所以没写信。

看你和同学合照的相片，你也慢慢变成一个漂亮的大女孩了，妈妈来信也夸你懂事，爸爸很高兴。你年纪愈大，就会慢慢发现，任何地方都有它特殊的好处。在美国有许多在台湾没有的好处，在台湾也有许多在美国没有的好处，所以人要“随遇而安”，要在任何地方利用它特殊的好处来充实自己。你在台湾，有许多许多生活方式，其中有一些，可以特别指出的，像：

一、你在美国学校念书，上课时和放学后跟小朋友们玩，就跟在美国时一样。

二、可请老师教钢琴，课外多补一些英文，要把英文学得比同班同学好。

三、每周跟美国的妈妈、表姊妹、同学写信，练习写，你写的信，最好先请老师改一改，这样进步更快。

四、中文可自然而然的学，姥姥、八舅都可教你。每周给爸爸写信，也是一种练习。

五、除了自己有的书、向图书馆借的书以外，每月还要自己买一些书，自己要成立一个私人图书馆。

六、姥姥健康检查后，医生嘱咐她的保健方法或药品，由你负责每天监督她注意。

七、至少一个月要去外公外婆家一次，每次带礼物。

八、可以写日记。

九、可以多照一点相。

一〇、可养一对小狗。狗是最好的动物，将来你年龄愈大，你愈会发现：你认识的人愈多，你愈喜欢狗。

一一、要尊敬姥姥和八舅。

一二、你要学会寄信的方法，必要时，可以直接写信给爸爸，直接由自己投进信筒。

爸爸　1974年8月4日

家里有很多儿童书，你和姥姥可找出来，放到你自己的图书馆里。

鸽子·囮子·呆子

亲爱的小文：

鸽子普通叫pigeon，文雅用法叫dove，小的鸽子也叫dove，共有二百九十种。

鸽子最会认家，不会迷路，所以古代人都用鸽子传消息，这种鸽子叫信鸽（carrier pigeon）。美国主战的人叫鹰派（The Hawks），反对战争的就叫鸽派，因为鸽子被用做和平的象征（a symbol of peace），其实鸽子也很会打架。

你见过鸟喝水吗？鸟喝水，用嘴沾了水，再仰起头来，咽下去。可是鸽子却不这样，它的喝水方法和马一样，把嘴伸到水里去吸（sucking）。

孵蛋由公的母的轮流，通常只孵两个蛋。公的白天孵，母的晚上孵。一共要孵十七天。小鸽子叫squabs，刚生下来又瞎又没毛，丑得要死。喂它们的是由公鸽母鸽嘴里吐出来的一种鸽子奶（pigeon’s milk）。

在美国俗话中，pigeon用来指女孩子，也用来指赌钱时候被骗输钱的傻瓜（中文叫“呆子”）。

用一只鸽子骗别的鸽子来，这只鸽子叫stool-pigeon，中文叫“鸟媒”或“囮鸠”、“囮鸽”。stool的意思是板凳，把这只鸽子绑在stool上以引诱别的鸽子，所以叫stool-pigeon，不然它也许反倒跟别的鸽子跑了。

英文中decoy这个字也是这种意思，但比stool-pigeon用得宽，可以用来指“饵兽”，也可用来指人，还可当动词来用，像“饵”是bait，把蚯蚓放在鱼钩上就叫饵（bait a hook with a worm），捕鼠机（mousetrap）上的肉皮也叫饵，有饵的地方就有陷阱（trap）、就有圈套。

He had been decoyed across the frontier and arrested as a spy.（他被引诱越过边界然后给当做间谍抓起来了。）

Pigeon-English也叫Pidgin-English，就是洋泾浜英文，洋泾浜是上海附近的一个地方，最早跟英国人做生意的中国人，说英文说不好，自己用中文的意思造出不通的英文，就叫洋泾浜英文。比如说“人山人海”该是英文的huge crowds，但说成people-mountain-people-sea，就是笑话了，这就是洋泾浜英文。

爸爸　1974年8月10日

姥姥7月25日信8月7日收到。

斗出自大来

亲爱的小文：

你有没有见过“斗鸡眼”？“斗鸡眼”就是一种斜眼，英文叫cockeye，形容词是cockeyed，在美国俗语中表示疯狂的、荒谬的、笨蛋、全错了的意思：

Anybody who thinks I’m kidding is cockeyed。（谁以为我说着玩谁就是疯了。）

The world is all going cockeyed.（这世界一切都是疯狂的。）

cockeye是从斗鸡（cockfighting）的公鸡（cock）表情想出来的。斗鸡在世界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全世界各地都有，因为很残忍，所以美国除三州以外，都禁止了（三个例外的州是佛罗里达、堪萨斯和新墨西哥），英国也宣布违法了。

斗鸡的鸡叫gamecock，凶得很。英文中描写“家里光棍”都很好玩，跟公鸡有关的有：

Like a cock courageous only at home.（像公鸡只在家里有勇气。）

Every cock crows on its own dunghill.（公鸡都在窝边叫。在家个个称雄。）

但是斗鸡斗赢了的，却福气得很，英文专有一个字描写公鸡叫，这字很怪

cock-a-doodle-doo

你会念吗？

因为公鸡很神气，所以又有一个怪字专门描写它的神气，叫

cock-a-hoop

如He was cock-a-hoop over his victory，他对他的胜利洋洋自得，他对他的胜利神气活现。又出来一个cocky的字来表示这一类的意思：

He is a cocky man.（他是个自负的家伙。）

He spoke with a cocky air.（他讲话时态度傲慢。）

英国19世纪一位女小说家George Eliot，曾描写一个人“他像个公鸡一样以为太阳升起是为了听他叫”（He was like a cock who thought the sun had risen to hear him crow）。这是一句写自大像公鸡的一个好句子。

crow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鸡叫，一个是乌鸦。

爸爸　1974年8月17日

你回台湾后的第一封信（8月10日）已在14号收到。

姥姥1号在加州发的信，也在14号收到。

谁在瞎忙？

亲爱的小文：

mule是骡，mole是鼹鼠，也可写成偃鼠。中国古书里说“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表示它的肚子容量很少。

mole的眼睛又小又瞎，只能看到有亮没亮，看不到东西，但它有一对非常能干的前脚，最会挖地洞，它把挖出来的土堆到地面，成为鼹鼠丘，也叫鼹鼠窝（molehill）。

有关鼹鼠造成的英文，都很好玩：

Some old men are as blind as a mole.（有些老头瞎得像鼹鼠。）

Argus at home, but a mole abroad.（在家看得清，出门瞎蒙蒙。）

阿耳戈斯（Argus）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Argus-eyed就是眼光锐利的、机警的、警戒周到的。We badly need an Argus-eyed janitor.我们急需一个机警的看门的。

Why make a mountain of a molehill？

山（mountain）当然比molehill大得多，所以这句的意思是：“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呀？”“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呀？”“为什么要言过其实呀？”

They promise mountains and perform molehills.

承诺的是山，做出来的是鼹鼠窝。这是表示人不守信用的意味，有中文“说大话，使小钱”的意味。人间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人，老拿空话骗人。英文这类意味的有很多：

He promises much and gives little.（他答应的多，给出的少。）

A man apt to promise, is apt to forget.（容易答应容易忘。）

He who lightly promises will seldom kept his word.（轻诺寡信。）

Promises don’t fill the belly.（好听的许愿填不饱肚子。）

鼹鼠整天做的是“地下活动”，忙得很，但不晓得在忙什么，有这么一句英文：a molehill man意思就是假忙的人。中国名小说《红楼梦》的男主角贾宝玉说的“无事忙”，就是指这种意思。

爸爸　1974年8月22日

本月4号、10号、17号给你的信，你都收到了吗？胡伯伯6号、姥姥16号的信，昨天收到。

运动道德吗？

亲爱的小文：

扑克的英文是poker，若说成card也可以，说playing card或playing-card也可以，但不能说成poker card，说poker card就是洋泾浜英文了。

spade是铲子，poker有黑铲子样的，也叫spade，中国叫黑桃，英文有成语

Call a spade a spade.（叫黑桃黑桃，黑桃就叫黑桃。）

意思就是“是什么就说什么”“该叫什么就叫什么”“老实说”“直言无隐”“不拐弯抹角的说”。英文还有：

[1] Calling a fig a fig and a tub a tub.（叫无花果就是无花果，叫桶子就是桶子。）

[2] Calling black, black, and white, white.（黑的就叫黑的，白的就叫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如果该叫什么却不叫什么，就是“颠倒黑白”。中国有“指鹿为马”的故事，请姥姥讲给你听。莎士比亚剧本有《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写丈夫驯服他那个凶老婆。指月亮叫太阳，凶老婆最后屈服，也跟着月亮叫太阳了。

不该叫什么，反倒叫什么，就是“名不副实”（名字和实在的不符合）。孔夫子曾在《四书》里有一句话〔《四书》里头有三书算是孔子作的，一书算是孟子作的，孟子就是孟伯伯的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写累了，歇一会儿）老老老老老老……祖宗〕，那句话是

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gū）是有角的酒杯，若没有角，就不能叫觚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该有角的酒杯，没有角。这还叫觚吗？这还叫觚吗？

这种句子，可以有许多变化，如果孟伯伯的胡子被警察给剪掉了，你就可以说：

胡子伯伯没有胡子。这还叫胡子伯伯吗？这还叫胡子伯伯吗？

如果有的姑姑好，有的姑姑是坏蛋，那么坏蛋姑姑就会被孔夫子质问：“姑，不姑。姑哉？姑哉？”你说对不对？

英文中sportsman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喜欢打猎的，一个是有运动道德的（运动道德就是堂堂正正对人公平竞争），但猎人对他们打的动物，并不合乎运动道德，所以漫画上鸭子才奇怪：为什么叫他们是sportsmen？不是字典错了就是这些家伙自己叫错了。这也就是“姑不姑”的意思。哈哈。

爸爸　1974年8月31日

你20日的信，28日收到。

小文十岁生日歌

十年前，

丢掉了小翅膀，

跑到人间来偷睡。

被爸爸妈妈逮住，

我就变成了他们的小宝贝。

十年也有好多事，

收起来可收一衣柜——

忘不了妈妈和妈妈的妈妈的眼泪，

忘不了爸爸和爸爸的妈妈的盖被，

忘不了Kramer小学当班长，

忘不了六姑家的小表妹，

忘不了那叫Cathy Pilli的小洋婆，

忘不了爸爸信里的狒狒，

忘不了大嘴鸟，

忘不了牛的胃，

（牛的胃会反刍，我的胃可不会。）

忘不了加州的动物园，

更忘不了那骑起来咯噔咯噔的小马儿，

（下次去纽约，要起个大早，先排队。）

人生就像骑小马，

十年是单位。

跑来跑去真开心，

一点都不累。

人生二十才开始，

小文才十岁。

十年以后一枝花——

是夜来香？还是玫瑰？

选她个世界小姐，

看谁千娇百媚！

姥姥说我得第一，

妈妈你说对不对？

1974年9月狱中作

生日与十二宫图

亲爱的小文：

9月22是你十岁的生日，爸爸上星期一，寄了一张生日卡给你，你收到了吗？

有一位科学家，叫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也是9月22生的，但他生在1791年，足足比你大一百七十三岁。你看到的电扇啦、抽风机啦、吸尘器啦、打蜡机啦……凡是里头有个嗡嗡响的，都一定有个会转的机器，这种机器，就叫电动机。电动机的原理，便是法拉第创设的。发电机也是电动机，没有发电机，电灯也不亮了，电视也看不到了……现在你知道法拉第是多么重要的人了吧？所以9月22，对人类说来，有一点光明的意思。

有一位伟人，叫林肯，爸爸写信跟你提到过的，他在一百一十二年前的9月22，发布了解放美国黑奴的宣告〔美国的黑人本来是奴隶，白人欺负他们，不把他们当人，在宪法上只把他们算做three-fifths（3/5）的人，还打他们，把他们卖来卖去〕，直到林肯出来，黑人才慢慢抬头。所以9月22，对人类说来，除有一点光明以外，还有一点自由的意思。

所以，亲爱的小文，你生在9月22这一天，该多好呀！

英文Many happy returns of the day！就是万寿无疆的意思。return是转了一圈又回来的意思，一年转了三百六十五天，生日又到了。中国旧历算法是甲子（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配）。全部配了一遍，共六十年。六十年后再由头来，所以一个人活了六十岁，就叫“还历”，也叫“花甲”。姥姥已过了花甲，你要想过花甲，还得等半个世纪——五十年。

你生的那年1964，中国旧历是甲辰年，所以你是属龙的。甲乙丙丁等十个字叫“天干”，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字叫“地支”，属什么的算法是跟着“地支”算的——

子鼠（rat）　子是11—1A.M.三更（不但年用地支，地支还表示时间。）

丑牛（ox）　丑是1—3A.M.四更

寅虎（tiger）　寅是3—5A.M.五更

卯兔（hare）　卯是5—7A.M.天亮了

辰龙（dragon）　辰是7—9A.M.（爸爸是辰时生的，所以小名叫安辰。）

巳蛇（serpent）　已是9—11A.M.上午

午马（horse）　午是11—1P.M.正午

未羊（sheep）　未是1—3P.M.下午

申猴（monkey）　申是3—5P.M.

酉鸡（cock）　酉是5—7P.M.

戌狗（dog）　戌是7—9P.M.初更

亥猪（pig）　亥是9—11P.M.二更

在外国也有这一类，叫做十二宫图（The 12 Signs of the Zodiac），就是假想把天上分成十二份，星星分到哪一份就叫“××座”——

Aries就是公羊（Ram）等于子鼠，也叫白羊座。

Pisces就是鱼（Fishes）等于亥猪，也叫双鱼座。

Aquarius就是挑水的（Water Bearer）等于戌狗，也叫宝瓶座。

Capricorn就是山羊（Goat）等于酉鸡，也叫摩羯座。

Sagittarius就是弓箭手（Archer）等于申猴，也叫人马座。

Scorpio就是蝎子（Scorpion）等于未羊，也叫天蝎座。

Libra就是天秤（Scales）等于午马，也叫天秤座。

Virgo就是处女（Virgin）等于巳蛇（中国人说蛇蝎美人，其实女人和蛇很近），也叫处女座。

Leo就是狮子（Lion）等于辰龙，也叫狮子座。

Cancer就是螃蟹（Crab）等于卯兔，也叫巨蟹座。

Gemini就是双胞胎（Twins）等于寅虎，也叫双子座。

Taurus就是公牛（Bull）正巧等于丑牛，也叫金牛座。

人马座里的半人半马（halfhorse, halfman）的怪物叫森陶尔（Centaur），所以人马座也叫Centaur，这些半人半马的怪物是希腊神话里的角色。有一个有名的Centaur叫Nessus，被大力士Hercules射了一毒箭，但他临死前安排了一条秘计，借Hercules老婆之手，害死了Hercules。将来你看《三国演义》看“死诸葛（诸葛亮）走生仲运（司马懿）”那一章，也可看到这类好玩的故事。

由姥姥转你十五元美金做生日礼金。请姥姥讲己已巳戊戍戌的分别和念法。

爸爸　1974年9月14日

你6日信11日收到。

林肯·栗子·笑

亲爱的小文：

你十八、十九两封信25号收到，你和姥姥在林肯纪念堂的照相，姥姥照得很年轻，看起来四十多岁，你照得似笑非笑，非常可爱。你们背后的林肯，他的妈妈的妈妈和爸爸，没有结婚就生了她，这样的小孩都特别聪明，所以林肯的聪明，也受了他妈妈的影响，虽然他妈妈死的时候，他还不到十岁（not yet ten years old）。

林肯一辈子所受的教育不到一年，他家里太穷了，但他刻苦读书，最后能说出写出非常巧妙的英文（但他写的英文字，始终很蹩脚）。

英文中笑的字很多，最普通的是smile，是微笑、笑眯眯的意思，比较斯文。有时是快乐的笑，有时是特别的，所以要注意它前面的形容词，才能决定是哪种笑。

There is a pleasant smile on her face.（她面露悦色。）

There is a ironical smile on her face.（她做讥讽之笑。）

She gives a wry smile.（她苦笑。）（a bitter smile也是苦笑。）

He smiled a grim smile.（他狞笑。）

中文成语也有

笑面虎a wicked person with a hypocritical smile

笑里藏刀a smile of treachery或conceal a dagger behind a smile

英文中也有笑里藏刀的意思，爸爸看到过一句A woman will laugh in your face and cut your throat。另在莎士比亚的Macbeth悲剧里，看到There’s daggers in men’s smiles，跟中文的成语不谋而合。

英文中另有一个笑的字是laugh，笑的程度比smile重，有一句英文正好写出它跟smile的不同：A vulgar often laugh, but never smile；whereas well-bred people often smile, but seldom laugh。意思是凡夫俗子常大笑，从不微笑；有教养的人常微笑，很少大笑。

中文中还有一句成语叫“啼笑皆非”，就是“哭笑不得”的意思，等于英文的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林肯竞选参议员失败了，人家问他感觉，他说：I suppose that I feel very much like the overgrown boy who stumped his toe（很像大孩子的脚指头给撞疼了）。人家又问这是什么意思？（How was that？）他解释道：Well, when some one asked him how he felt, he said that he was hurt too bad to laugh and was too big to cry.（人家问他有什么感觉，他说他疼得没法笑，又年纪大得不好意思哭。）这是一句很巧妙的英文，小文你要把它背下来。

爸爸　1974年9月27日

亲爱的小文：

爸爸前年10月7日跟你谈过的橡树（buckeye），你还记得吗？

去年1月12日跟你谈过的小松鼠和nut，你还记得吗？

有一种跟橡树很像的树，叫栗树，叫chestnut，结出来的就是栗子，也叫chestnut。chest是箱子，nut是核中果子，你在台北市可以买到糖炒栗子，就可以吃到箱子里的果子，很好吃。

栗树是很好看的树（a handsome tree），木头可以做成木板和造纸。生命力很强，根死了还会长一阵子，这叫做“虽死犹生”。

一个故事说猴子（monkey）要吃火里面的栗子，可是自己怕烫，就骗猫去代它拿，猫伸手去拿（就是猫脚爪cat’s paw），结果给烫了，于是出来一句英文成语，叫

火中取栗，Pull chestnuts from fire.或To pull out the chestnuts with the cat’s paw.

因为猫被猴子利用了，做了傻瓜、做了瘟生、做了傀儡，所以To make a cat's paw of a person就是利用某人的意思。cat’s-paw or cats-paw—a person used by another to do something unpleasant or dangerous。

另有一种跟栗树一类的树，结出来的栗子大，以前用来喂马（horse），所以叫horse-chestnut，中文叫做七叶树（叶子有七片）。horse-chestnut，1.a large shade tree having spreading branches, large leaves, clusters of showy, white flowers, and glossy, brown nuts resembling chestnuts.2.the nut.3.any tree or shrut of the same family as the horse chestnut.horse-chestnut这个字若反过来，成为chestnut horse，就变成栗色马。

林肯跟道格拉斯（Stephen A.Douglas）辩论的时候（1858年竞选参议员the U.S.—Senate），林肯挖苦Douglas胡说八道，说他A man can prove a horse-chestnut to be a chestnut horse（一个想把七叶树证明是栗色马的人）。

你的成绩单影本和六页剪贴都收到了，爸爸很高兴你有这么好的成绩、这么快的进步。

爸爸　1975年2月15日

爸爸因为不过旧历年，所以没特别送你什么。但你的钢琴，短期内爸爸一定为你买到。

你请姥姥代爸爸买一双皮拖鞋。

“浪费蜡烛去找针”

亲爱的小文：

你和姥姥9月27的信，2号收到。姥姥已同意到宏恩医院，做一次身体检查，年纪大了的人都该每年做这样的检查，这叫做“有备无患”“防患未然”。旧式的老人家不晓得例行检查的重要，总是自信没病或说什么小病不算病，结果因小失大，后悔也来不及了。姥姥不是旧式的老人家，她头脑很新派，这次检查以后，医生若要她服用一些保健药品，由你每天督促她吃，因为她可能忙忘了。你要切记做到爸爸这一嘱咐。并把你经常照顾姥姥的情形，写信告诉爸爸。

因小失大的意思爸爸在去年10月7日信上给你写过，你还记得吗？还有一句法国成语，叫“浪费蜡烛去找针”（Waste a candle to find pin），因为针比蜡烛便宜，所以这样做是划不来的。旧式的老人家为了省几个检查费常常拖出大麻烦，结果要花好几倍的钱甚至花钱也save不了了。这叫

A stitch in time save nine.（及时的一针省得补九针。）（衣服小破一针就缝好了，若拖着不缝，裂口大了就得缝九针了。）（今天的一针胜过明天的九针。）

英文to look for a needle in a bundle of hay（一捆干草里找针），正是中文“海底捞针”“水中捞月”“镜中摘花”，很多观念，英文和中文都是巧合的，这叫“不谋而合”，也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指南针也叫指北针，是中国传到外国的，英文叫compass，变成“罗盘”，是内有指南针的精密仪器，这针叫磁针（a magnetic needle），但在钟表上的针，英文叫法就不一样了：

秒针second hand

分针minute hand

时针hour hand

一起叫hands。钟表的针指示时间说成英文是：The hands of a clock or watch show the time。英文用手（hand）表针，又跟中文的“指”针有很类似的意思。

爸爸　1974年10月6日

second-hand跟second hand不同。

second-hand是二手货，second-hand clothes是旧衣服，second-hand books是旧书，second-hand report是听来的消息（不是直接的来源）。

坐牢的名人

亲爱的小文：

姥姥说你想来看爸爸，并说妈妈已告诉你爸爸坐牢的事。这三年七个月来，一直没告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太小，现在你渐渐大起来了，可以知道了。

坐牢的原因很复杂，你还不能完全明白，有的人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但有的人坐牢并不是因为做了坏事，甚至有的人是被冤枉的，法律上有一种“冤狱赔偿法”，就是补救这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坐了牢，我们不可以立刻断定他是坏人做了坏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时间才能证明（当然有的是很显明的坏人做坏事，比如吸鸦片烟啦、海盗啦，证明起来很容易）。法国的德雷福斯（Dreyfus）冤狱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证明清白。

很多很卓越的人、很多名人，都坐过牢。现在印度（India）的总理甘地夫人（Mrs.Indira Gandhi）就坐过一年一个月。她的爸爸是尼赫鲁（Nehru这个字h不发音，翻成赫音是中国人以前的错误），也做过印度总理，坐过十年半的牢。另一位印度的名人叫“圣雄”甘地（Mohandas K.Gandhi）坐过二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他的太太死在牢里了。现在印度总理的这位甘地夫人，嫁的另一位甘地，跟这位甘地并无亲属关系。现在西德的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他的爸爸妈妈没结婚，他也坐过牢。突尼斯（Tunisia）总统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也坐牢、流亡十多年。肯尼亚（Kenya）的总理、总统肯雅塔（Jomo Kenyatta）也坐牢、看管九年。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Ⅰ，现在的是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Ⅱ）二十岁起也坐过牢，她不是她爸爸妈妈合法的女儿，但她后来做了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比谁都合法。她活了七十岁，自二十五岁起做“女皇帝”做了四十五年，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人才文物极盛，大文学家莎士比亚就是那时候的人（16世纪到17世纪）。

13到14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马可波罗，曾从意大利越过亚洲大陆到了中国，二十四年后回到意大利，被关在牢里，他闲着没事，乃由他口述，由同房难友写了一部书，就是《马可波罗行记（游记）》（The Book of Marco Polo），这书引起欧洲人对东方的兴趣，便设法到东方来，可是陆路不通了。因为听说地球是圆的，所以想从海上绕过去，于是向西航行，终于发现了美洲。哥伦布虽发现了美洲，可是他不知道，他以为他到了东方的印度，他以为印第安人是印度人，所以把他们叫做Indian，又叫他们是红人，其实他们是亚洲黄种人，既不红，也不印度。小文你看，多好玩，人在牢里写一本书，竟演变出这么多的发现和故事。

写书的作家常常被关在牢里。你看过《鲁滨孙漂流记》吗？这书英文名字是Robinson Grusoe，作者笛福（Daniel Defoe）就被关了一年多。跟笛福这英国人同时的法国文学家伏尔泰（Voltaire）也被关过。20世纪后世界上最有名的奖是诺贝尔奖（Nobel Prizes），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苏联文学家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都坐过牢。

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国作家桂德（Ludwig Quidde）、奥锡慈吉（Carl von Ossietzky）也都坐过牢，都是写文章惹来的祸。

有两个好玩的坐牢故事写给你：

一、德国以前的元首希特勒（Hitler）坐牢时想写书，书名叫《我的奋斗》，但他的德文很蹩脚，于是由同房的难友赫斯（Rudolf Hess）捉刀，出狱后赫斯坐了第二把交椅。他在四十七岁的时候，自己开了一架飞机到英国谈判，结果被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坐过牢）关起来，直关到德国投降，在纽伦堡大审里被判无期徒刑。跟他一起被判刑的十一个人绞死了，七个人坐十年二十年等长牢，到爸爸坐牢前一年（1970），别人都出狱了，只有赫斯一个人在坐，那时他已经七十六了，已经眼看就坐了三十年的牢了。英法美苏四国派人关他，一年要花三十万美金，即每天花八百三十块美金，三万两千新台币，但赫斯身体好得很，他还要他的敌人继续花钱花下去，他说他没有罪，监狱方面每星期供应他十本书，每天四份报纸。

二、另一个好玩的坐牢故事是美国的劳工领袖德布兹（Eugene V.Debs），1920年美国选总统时，德布兹坐在牢里，还得了一百万张票。他虽被判了十年徒刑，可是美国哈定（Harding）总统看他太得人心了，只好把他特赦出来。

爸爸　1974年10月19日

你6号的信14收到，上周因给朋友写两封信，没给你写，这儿每周只能发两封信。

水肉·水月·影子戏

亲爱的小文：

寓言里头狗偷了一块肉，在水边看到水里有另一条狗嘴里有肉，它很贪心，想去抢肉，结果跳到水里连自己嘴里那块肉也丢了——这是一个写又笨又贪心的故事。

中国古代的大诗人李白，听说喝醉了酒到水里去捞月亮淹死的，后来有了句成语，叫“水中捞月”；还有一句诗，叫“镜花水月总成空”。

为什么成空呢？因为水里的只是一种倒影，镜里的只是一种投影，影子不是真实的。但有人很笨，老是追求影子，并且拿影子来骗人，人间有很多小儿子骗老母亲，都是这样的。老母亲因为溺爱小儿子，永远“牺牲实在而信虚幻”（to sacrifice the substance to the shadow），也就是“抓紧影子而失掉实在”（grasp at the shadow and lose the substance）。结果自己一场空，还害了别的亲人。

人间有很多现象是很好玩的：每个吝啬爱钱省吃俭用的守财奴父亲都会摊到一个花天酒地浪费钱的儿子；每个自以为聪明的老太太都会摊到一个永远把她骗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小儿子。你将来若看到法国文学家莫泊桑（De Maupassant）的《女人的一生》的小说，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小儿子一再骗老母亲，老母亲一再原谅一再上当的妙事。这种情形，中国外国都一样的，可惜每位老母亲都认为她的小儿子跟别人的小儿子不一样，是好人。而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小儿子作恶的同谋，骗爸爸哥哥。

还有一种影子是剪影、侧影，英文叫silhouette。The cat’s silhouette（dark silhouette）on the wall就是猫的影子现在墙上，这种影子特指清楚的侧面像。

有一种“皮人影子戏”使影子可以动。汉武帝想李夫人，艺人就做出影子戏骗汉武帝说李夫人的魂来了，汉武帝说：“是耶？非耶？偏何姗姗其来迟！”从此就出来一句“姗姗来迟”的成语。

爸爸　1974年10月27日

怪签名

亲爱的小文：

爸爸10月19日给你的信，10月26、27给姥姥的和你的信，你都收到了吗？

10月19信上提到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她的签名很累人，不过他们那个时代，穿衣服和签名都很累赘。签名扭来扭去，像画花一样。

富兰克林的签名，签到最后，还要像溜冰式的花式表演好一阵子才停止。

美国独立宣言上第一个签名人是John Hancock，后来变成典故，如果一个人签一项文件，就是签了他的“John Hancock”（He is said to have written his“John Hancock”）。

美国独立宣言是1776年签字的，快两百年了。你在华盛顿时有没有看到？

当时签字后John Hancock警告大家，说一定得团结呀，We must all hang together（我们所有人都要团结在一起）。富兰克林立刻答了一句有名的双关语（Opun）：

Yes, we must indeed all hang together, or assuredly we shall all hang separately.（是呀，我们要不团结在一起，就要分别上绞架。）（或是团结在一起，或是分别上绞架。）

这句双关语的妙处，中文翻不出来，因为hang together是团结在一起，但hang又是把人吊死的意思，together（在一起）和separately（分别的、单独的、分开的）意思又正好相对，所以才成了这么一句妙英文。美国当时若革命没成功，这些签名的都会被英国人吊死。

清朝大臣李鸿章说了一句“庭前桃未发”，他的朋友就接了一句“阁下李先生”。第二句连用两个双关语，“阁下”可解释做“您”，也可解释做“在豪华大楼前面”；“李先生”可解释做“李鸿章先生”，也可解释做“李子树先长出来了”。

爸爸　1974年11月3日

你看中国人分得多细

亲爱的小文：

你8号的信13号收到。你在英文上不论写作和字，都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爸爸很高兴。你信上提到的真假姥姥，在英文里都叫grandma，中文里的亲属关系分得比较细，在中文中——

爸爸的妈妈叫祖母或奶奶。

妈妈的妈妈叫外祖母或婆婆或外婆或姥姥，英文的译法是maternal grandma, maternal是“母亲方面的”。

因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比较重，所以才分得这么细。

中文分哥哥弟弟，英文叫brother，不分兄弟，要分得加上elder或younger。

中文分姐姐妹妹，英文叫sister，也不分，要分也得加上elder或younger。

中文分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但英文一律叫cousin，不但分不出是堂是表是大是小，甚至还分不清是男是女。

parents可译双亲或父母，但parent就分不清是男是女（中文“亲”是parents的意思）。

中文的伯伯、叔叔、舅舅、姨父、姑父，英文一律叫uncle。

中文的伯母、婶母、舅母、姨母、姑母，英文一律叫aunt。

中文的侄子、外甥、英文一律叫nephew。

中文的侄女、外甥女、英文一律叫niece。

中文的翁（公公）、泰山、丈人（岳父），英文一律叫father-in-law。

中文的姑（婆婆）、岳母（丈母娘），英文一律叫mother-in-law。

中文的内兄（大舅子）、内弟（小舅子）、大伯子、小叔子、姐夫、妹夫、连襟等，英文一律叫brother-in-law。

中文的大姨子、小姨子、大姑子、小姑子、姑奶奶、嫂子、弟妹、妯娌、舅嫂（即太太的兄弟的太太），英文都叫sister-in-law。

中文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称呼一样，但英文中却分得严，英文中一定要同父同母才是brother或sister，否则只是隔山兄弟（half brother）或隔山姐妹（half sister）。

中文的表达法有一点和英文不同，六姑家的三姐妹，如人问怡怡（宜宜）表妹你家有几个姐妹？

如果问的是中国人，怡怡就要说有三姐妹（把自己也算进去）。

如果问的是外国人，怡怡就要说I have two sisters——安安and宁宁（不把自己算进去）。

另外英文还有一个习惯喜欢直呼其名，中文习惯怡怡可能是叫大姐、二姐，但英文习惯却是直叫安安宁宁，甚至可叫妈妈（六姑）做Lucy，所以中文中一听可知道是老几，英文中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也看不出来的则是孪生，就是双胞胎（twins），更难分的是三胞胎（triplets），更更难分的是四胞胎（quadruplets），更更更难分的是五胞胎（quintuples），五胞胎要八千五百万中才有一次。

爸爸　1974年11月16日

天上天堂与人间天堂

亲爱的小文：

信教的人和迷信的人都相信有天堂，天堂的英文是heaven，也叫paradise（乐园）。英国大诗人，17世纪的弥尔顿（John Milton）——也坐过牢——的名著《失乐园》（Paradise Lost），就是写亚当（Adam）和夏娃（Eve）被赶出乐园的长诗，那个乐园有一个专门名字叫“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因为夏娃被蛇骗，吃了上帝不准吃的苹果，所以被赶出来。

基督教《圣经》（Bible）里头“创世记”（第二章），关于这伊甸园的故事，其中天堂的观念是抄自波斯的。天堂本是人从人间想出来的好地方，所以不论中外，都有大同小异的描写，不但描写天堂在天上，在人死后，还描写天堂在人间——人间天堂（earthly paradise），也就是弥尔顿书里所说的A Heaven on Earth。

天堂像个大楼房似的，也分层，佛教说“三十三天”，犹太教和……（编辑略）说“七重天”，台北有家歌厅就叫七重天，大概那就是人间天堂啦！

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陶渊明（因为喜欢喝酒，生的儿子都是笨蛋）写过一篇《桃花源记》，就是写人间天堂，写一个渔夫迷了路，到了那地方，后来再去找，也找不到了。因此出来一句成语——“世外桃源”。二次大战的时候，人家问罗斯福总统空袭日本东京的美国飞机是从哪儿起飞的？他说“香格里拉”（Shangrila），香格里拉是美国小说家James Hilton小说中的一个世外桃源，在这里比喻做秘密基地的意思。

英国小说家Samuel Butler写过一本怪书叫《艾瑞荒》，英文是Erehwon，这字反过来就是Nowhere。

No是没有，where是在那儿，意思就是没在那儿，没有那个地方。书中描写一个放羊的，不知不觉跑进Erehwon这地方，这地方很特别，认为生病是犯罪，生了病就关到牢狱里；骗子无罪，但被骗的人却要关在牢里，后来这牧人坐上气球，才逃了出来。这也是一种世外桃源，一种乌托邦。乌托邦的英文是Utopia，乌托邦三个字，又翻译Utopia的音，又翻译它的义，乌托邦就是假设国。写《乌托邦》这部书的Thomas More坐过牢，后来被伊丽莎白女王的爸爸（就是亨利第八皇帝Henry ⅤⅧ）杀了（亨利第八有六个老婆，两个被杀，两个被赶跑了，这大胖子凶得很）。

爸爸　1974年11月22日

画片上的Thomas More和HenryⅧ都是画家Hans Holbein画的，这种四百年前的画，画得比现代彩色照相还逼真。这画家长得很像孟伯伯。

猫抓耗子法案

亲爱的小文：

这是在这边爸爸所能买到的最好的一张圣诞卡片。左边那头猫，眼睛没印好，好像变成了“重瞳”。瞳是眼球，英文是pupil，跟小学生pupil同一个字。重瞳是两个瞳仁重复在一起了，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皇帝叫虞舜的，是重瞳，还有一个失败的英雄，叫项羽也叫楚霸王的，也是重瞳，其实这很可能是一种叫“白内障”的眼病，并没有神秘可言（很巧，英文中白内障就叫cataract）。“双瞳翦水”是形容女人眼睛的好看，clear, beautiful eyes of a pretty girl。

cat's-eye是猫眼石，是一种宝石。

cat's eye也是小孩玩的弹珠子（Playing marble）游戏，这字是美国俗语，也是因为珠子像猫眼睛的缘故。

cat's cradle是小孩玩的游戏，中文叫“挑花线”或“翻花鼓”或“编花筐”或“翻绞绞”，你玩过吗？

cat and mouse也是小孩玩的游戏，中文叫“猫抓耗子”（Cat and Mouse.This is a very good tag game.The players join hands in a circle.Two players are picked to be“cat”and“mouse”.The cat stands outside the circle and the mouse inside.The cat tries to catch the mouse.The rest of the players help or hinder the cat by raising or lowering their arms.The cat and mouse can run in and out of the circle under the other players’arms.When the mouse is caught, other players are picked.）。你在育仁小学时玩过吗？

和cat and mouse这字有关的有一个好玩的词儿叫Cat-and-mouse Act“猫抓耗子法案”。过去女人没有权利投票或参加政治活动，于是有些女人出来捣乱，英国政府便把这些换捣乱鬼抓到牢里，她们就赌气绝食（不吃饭，英文叫fast，吃饭就打破了break这fast，所以早餐就叫breakfast）。于是1913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这个“猫抓耗子法案”，规定坐牢不吃饭，就放她出去，可是在外面吃饭了，再抓回来，意思就是不让犯人投机。猫抓耗子，习惯并不立刻吃，猫让耗子跑，跑了几步又抓回来，所以这个法案才有这么个怪名字。印度的甘地七十四岁的时候在牢里宣布要绝食二十一天，英国政府要他出去绝，绝好了再回来，他不肯，结果居然熬过了这么久（只喝橘子汁活），英国cat对这只印度mouse，实在也没什么好法子。

爸爸　1974年12月15日

谈年论孝

亲爱的小文：

一年就要过去了，一个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对小朋友说来，是一年又开始了；对老年人说来，是一年又过去了；对王小二说来，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中国俗谚“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王小二“一年到头”（all the year round）混、拖，但总是“一年不如一年”（Every year gets worse），总是“年景不好”（This year’s business is not good），一快到“急景凋年”（Time slips away fast, and the year is approaching its end）就“抓耳挠腮”（uneasy）了。中国宋朝时候有一个名词人写过：

而今已不如昔，后定不如今。

就是王小二处境的文雅说法。

一年有365天，8760个小时，55600分钟，31536000秒。365天是根据地球绕太阳一圈所需的时间来的，但绕一圈并不整整是365天，要多5小时48分46秒，多出来的既然不够算一天，于是把它“存”起来，每隔3年，就在2月28天上加一天，就变成了366天。

365天叫“平年”（平常的年ordinary year）。

366天叫“闰年”（闰年多出来的意思leap year）。小朋友玩的跳背游戏叫leap frog（跳蛙），年说小朋友你们要leap，我也leap。找闰年很容易，用4去除公元就行，凡能被4除尽的，就是，不然就不是。1972能除尽，所以1972是闰年。1973、1974、1975都不能除尽，都不是，但1976又能除尽，所以1976又是。

但因绕太阳多出来的零头并不能完完全全准确的折合成闰年，所以在几个大关口上就来个多还少补（要被400除尽才闰）：

公元1700、1800、1900虽能被4除尽，但仍为365天（因不能被400除尽）。

公元2000却为366天（能被400除尽）。公元2000是20世纪最后一年，这一年你36岁，爸爸65岁。

月的大小，中英文都有歌诀，英文是Days of the Month。

DAYS OF THE MONTH

Thirty days hath September，

April, June, and November；

All the rest have thirty-one；

February twenty-eight alone，—

Except in leap year, at which time

February’s days are twenty-nine.

中文则是

1月大，2月平，3月大，4月小，5月大，6月小，7月大，8月大，9月小，10月大，11月小，12月大。

A leap-year proposal（闰年求婚）是说平年的时候男人向女人求婚，闰年时候却相反，女人要向男人求婚，爸爸看过一句英文：But I don’t remember any one having given me an“engaged ring”before；and it’s not leap year neither是抱怨又不是在闰年，为什么收不到订婚戒指的意思。

上面所写的都是“阳历”。中国旧时算法是用“阴历”。阳历是跟月亮没关系的，只是把年分成十二段，阴历则是跟月亮的盈亏算的，月亮的亮不亮满不满变化是二十九天到三十天之间（阳历除2月外，是三十到三十一天之间），所以阴历闰起来可麻烦了，十九年里头要有七个闰月（多一个月）。现在有许多节日，还是阴历留下来的，像：

春节（就是阴历年）

元宵节（就是灯节，上元）正月十五（阴历的一月叫正月）　吃元宵

端午节（就是五月节）五月初五　吃粽子

中秋节（就是八月节）八月十五　吃月饼

此外还有清明、中元（七月十五、鬼节）、重阳（九月初九，登高）等等杂七杂八的。

现在世界都通用阳历，阳历比较合用。阴历已落伍了。

爸爸在二十多年前就不过阴历年，爷爷给的压岁钱、糖果等一概退回，好东西也不吃，爷爷、“姥姥”、姑姑们、八舅等吃大鱼大肉，爸爸自己独自吃蛋炒饭唱对台，以表示“移风易俗”的进步。后来爷爷死了，爸爸为使姥姥高兴一下，过旧年时和姥姥一同吃饭，但是心里仍不喜欢这些落伍的习惯。

爷爷死的时候，爸爸二十岁，讨厌中国丧礼中许多虚伪的风俗，所以来了一次丧礼改革，当时台中一中的老师学生上千人为爷爷送丧，看到爸爸这种作风真看不惯，他们认为爸爸不是“孝子”。但他们以为他们守的是中国传统，其实守的是最坏的一部分，最好的一部分都被他们忘了。像《四书》中孟子说的那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我自己反省我没错，虽然有千万人反对我、骂我，我也勇往直前，满不在乎），这种好传统，一般落伍的人是不能了解的。爷爷死后十年，爸爸费了许多力气，把爷爷写的一部《中国文学史》稿本整理出来，印成漂亮的两本书纪念。而那些当年指责爸爸的“孝子”们，却没看见他们为他们的爸爸做了些什么。

爸爸　1974年12月22日

上周信和卡片寄到你学校，你收到了吗？

“爸”·“爹”·“妈”

亲爱的小文：

小孩子刚学说话，最先发的音也就是最容易发的音就是“爸”“爹”“妈”这些音，中外都是一样的。英文Pa或Papa或Dad或Daddy都是“父亲”（Father）的意思，但比Father亲热得多。所以你以后写信，不要写Dear Father而该写Dear Dad，我附一封英文给爸爸信的样本在下面：

June 10

Dear Dad，

The flowers are beautiful！Mother and I will enjoy them at our table for several days, I know, Everything is so new and so exciting. I heard several French Canadians singing their songs as they stood on the stern waving to some friends on the dock.It is like a foreign land already.I'm all anticipation for the summer to come.I only wish you could be with us.

Love, and thank you for the wonderful trip and for the flowers.

Joan

但Mother这个字，却不像Father这个字这么正式，所以常和Mom或Ma或Mamma或Mama混用，我再附一段英文小说在下面：

Davie was next down.“Morning, Mother. Morning, Dad.”he said with that deference that comes on a sixteen-year-old when he has something to ask for, something he wants much.

“Here're your waffles, Davie，”his mother said.“Four.”

“That'll do fine to start on，”Davie said, and grinned up at her.“You sure can sling a wicked waffle, Mom.”

当然正式的说法都用Father，尤其成语里都是固定用Father的，如：

Like father, like son.（有其父必有其子，子必肖其父，虎父无犬子，什么样的爸爸什么样的儿子。）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也是一样的意思。）

我再附一段Daddy的例子：

As our 11-year-old daughter's birthday approached, she let it be known that the thing she wanted most, was an automatic record player. We agreed to give it to her on condition that she promise to take good care of it.She promised, of course.But we had no idea how serious she was until one day when my wife was tidying her room she found a list of rules headed：“How To Take Care of My Record Player.”

The rules included such things as keeping the machine clean, caring for the needle and so on. But the clincher was the last rule of all.It read：“If record player gets broke, don's let Daddy try to fix it.”

我们十一岁女儿的生日快到前，她暗示最想要的东西是一架自动电唱机。我们同意要是她答应好好照管，就可以送给她，当然她答应了。但我们还不知道她对此是何等认真，直到有一天我太太替她收拾房间，发现一张标题是“如何照管我的唱机”的照管规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

这些规则包括保持机件清洁、当心针头等等。但是使人没话讲的是最后一条：“假使唱机坏了，别让爹爹去修。”

“长腿爹爹”（Daddy long legs）不是人，是一种不咬人的蜘蛛，也叫“收割者”（harvestman），在动物学上，翻作“盲蜘蛛”。它的腿，可以说丢就丢，遇到危险，它就丟个腿骗敌人，敌人注意到腿，它就乘机跑了（壁虎也有这种本领，不过壁虎丢的是尾巴）。

中国有古话“毒蛇在手，壮士断臂”，因为不断臂毒液就会蔓延，人就给毒死了。所以“壮士断臂”是表示有决心、有决断、肯牺牲、不因小失大的意思。可是人断了臂，不能再生一只，“长腿爹爹”的腿，像壁虎尾巴一样，断了却可以再生出来。许多小动物，实在比人奇妙得多、有办法得多。

上月15号的信和照片都收到，贺年片也收到。你这张照片照得非常漂亮可爱。

爸爸　1975年1月2日夜

木字头的

亲爱的小文：

2号给你的信你收到了吗？去年12月15号你寄的信和卡片以后，一直没再接到你的信，是不是功课太忙？你还是每周写信来才好。

中文“木”字跟人和动物有一些词儿：

木偶（puppet）——就是傀儡，木偶戏如傀儡戏，英文叫puppet show，电视里就可以看到。英文中常有a puppetgovernment（傀儡政府）字眼，是骂没有主权的政府。

木头人儿——就是没表情的人，这种人的脸是“扑克脸”（poker face），poker face不是指牌上的人脸没表情，而是指打牌的人脸没表情，这叫不动声色。木头人儿也指笨蛋，a stupid fellow, an idiot。

木乃伊（mummy）——mummy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妈咪，一个是干尸，是埃及古时候把死人保持不腐烂。木乃伊是译音，译得不准确，但大家已用习惯了，妈咪也是译音，译得准。

木鸡——在中文有两个意思，一个相当于英文的wood cock，是一种也叫“山鹬”的鸟，另一意思是形容人呆住了，成语叫“呆若木鸡”（as dull as a wooden chicken），同时也有骂人笨的意思（“木鸡”本来是称赞，在古代《庄子》一书里说一个人训练斗鸡，把鸡训练到不轻举妄动，到呆若木鸡的程度，别的鸡见了都害怕的程度，才算到家。后来这个词变得不是称赞了。可见人会变，鸡会变，木头鸡也会变，世界是变的呀！）。真巧，英文wood-cock也可骂人笨。

木马——木马可多了，有木马屠城记的木马，有运动场上的木马，有小朋友的木马。希腊人攻Troy城，把兵藏在木马（wooden horse）内，这故事很有趣，你可以问老师。

木牛流马——三国时代诸葛亮发明的“卡车”。

木鱼——老和尚小和尚老尼姑小尼姑念经敲的东西。

木头鱼——安徽南部人穷，用木头刻一条鱼放在菜里撑场面，反正吃不掉，可以永远用。这也是挖苦人的意思。

爸爸　1975年1月17日

踏脚石与马铃薯

亲爱的小文：

你开始学植物（plant），你要爸爸写一点植物给你。好，你看，植物来了，这是什么花？这是五月花（Mayflower），这是美国麻州的州花（state flower of Massachusetts）。麻州就是美国东边那个有小挂衣钩的小州，州虽小，资格却很老，1620年——哥伦布（Columbus）发现美洲后一百二十八年，一条叫Mayflower的船，到了这挂衣钩的Provincetown的地方，这船上有一百零二个Pilgrims（都是清教徒Puritans），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的还有仆人），他们是从英国Plymouth港上船的，走了六十五天，到了挂衣钩（这钩叫Cape Cod），但到了这里的一百零二个人不是完全上船那一百零二个，因为死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天是1620年November 21，到了December 21，他们到了西边的陆地，因为他们是从Plymouth来的，所以就把这地方叫做Plymouth（你记得前年9月23爸爸给你信上提到的美国对英国饮水思源，英国有一个Plymouth，美国来它六个吗？）。到了这地方，一百零二个人又变了，死了三个，又生了一个，一共只有九十九了。传说他们踩了一块踏脚石（stepping-stone），现在这块石头是美国国宝。

这三百五十多年前的九十九个人，就是今天美国白人的老祖宗（ancestors）。

Mayflower这条船，早就烂掉了，但1957年，英国做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叫Mayflower Ⅱ，英文叫复制品（replica），送给美国。

美国白人有的很神气，总是炫耀他们Mayflower来的老祖宗，认为他们最老资格，但忘了在白人到美洲前，早有黄种人印第安（Indian）人在那儿了。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牛仔哲学家（the cowboy philosopher），最会表演挥鞭子、说笑话的Will Rogers（1935年爸爸出世后三个多月，他坐飞机失事死了）说过一句挖苦这些美国白人的话：

My folks didn’t come over on the Mayflower, but they were there to meet the boat.〔我们家的人没坐五月花来，但他们却是（在岸上）接这条船的。〕

原来Will Rogers的祖先是印第安人！远在两万年前，就从亚洲到美洲了！

可见一个人不要老吹自己的祖宗，要自己有本领才好。Thomas Overbury用植物中的马铃薯（potato）做过一个比喻，他说自己乏善可陈老是吹他有名的祖宗的家伙，就像马铃薯——属于他的好东西都在地底下（祖宗都死了，埋在地底下）。The man who has not anything to boast of but his illustrious ancestors is like a potato—the only good belonging to him is under ground.（Sir Thomas Overbury：Characters）

小文你说，这个比喻好不好玩？

马铃薯的球根叫tuber，马铃薯全世界苏联最多，其次是波兰、德国、中国、美国。

跟马铃薯有关的英文，hot potato和small potatoes你可问老师什么意思。

爸爸　1975年2月1日

你上月26信28收到。

我讨厌日本

亲爱的小文：

2月15日信上爸爸写的“想法”两个字该是“能把”。

你2月2日的信，2月14日的Valentine卡片，又2月14日的信和小卡片，2月24日的信，都收到。

这一阵子，爸爸因为忙着写信替你进行筹买钢琴的钱，所以没有给你写信。现在钱筹得差不多了，可以肯定告诉你好消息——下个月初（1号到5号）就可以买到。

现在再谈日本，恐怕你们已上过讲日本的课了，是不是太迟了？

一、日本人以前侵略中国，中国人大都不喜欢日本人。爸爸就不喜欢日本人，也不喜欢日本。爸爸宁肯喜欢日本人中的一种野人——Aino（虾夷人，住在北海道。就是地图上北边那个大岛Hakkaido。虾夷人留着大胡子，吃饭时候要用钩子钩开胡子，露出嘴巴，才吃）。

二、日本人矮、小、地方小、心眼小，中国人都叫他们“小日本”或“日本鬼子”。但日本人却自称“大日本”。三、日本的旧式建筑，受了中国影响，但改得有点小家子气，很单薄。

四、日本人学写中国毛笔字，但写得难看无比，每个字都趴在那里，并且乱扭扭捏捏一阵。

五、日本人和德国人是全世界最不会把简单的事弄简单的人，他们常常弄得复杂，日本人写的书多犯这个毛病。日本的小说，没有一本是能看的，日本文字的啰唆，使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通讯方面，吃了大亏。

六、日本人小题大做，有茶道（The Tea Ceremony），女人跪在tatami（榻榻米）上忙了半天，只弄出一小口茶来。

七、日本女人的腿都是弯的。日本人喜欢穿木拖板，脚也难看。大概这叫“屐道”，“屐道”两个字是爸爸起的，屐是wooden shoes。

八、日本人打架有“柔道”（judo）、有“空手道”（karate），打仗打败了自杀有“武士道”（bushido）要“塞普库”（切腹）。

九、日本画和电影，在表情上，男人都是夸张过度的凶相，女人都是“爱哭面”，台湾的歌仔戏一路哭到底，大概受了日本的影响，台湾被日本统治了半个世纪，所以很日本味，很多台湾人说了一口好日本话，但有的不行，日本人考台湾人日语，要他们分别：

子供（小孩子）　寇豆墨

袈裟（和尚穿的衣服）　寇洛墨

很多台湾人就分不清“豆”和“洛”的音。

十、日本的国戏是大胖子摔跤（sumo wrestling）。爸爸小时候在山西省的太原看过这种表演，大胖子要多胖有多胖，摔跤前全是假动作，又小题大做，乱扭扭捏捏一阵，实际的摔跤好像不到一分钟（The actual wrestling seems to last for less than a minute），最后好像最胖的赢了。

十一、日本人喜欢吃生鱼，叫“寿司”（sushi），就是饭团上来一块鱼肉（rice cakes with fish on top），难吃死了。有一种叫sukiyaki，是锅爆肉，用肉片加菜爆炒后，从生鸡蛋里沾一下再吃的怪菜，味道尚好。

十二、日本有皇帝，但是不管事，这叫“虚君”，他只是国家的象征（The symbol of the state），就像古代船头上那个装饰人像一样，英文叫figurehead，中国人叫“破浪神”（日本皇帝只管过一次事，就是投降那一次）。

十三、日本人是经济的动物，很会做生意，很会模仿别人，就像猴子（monkey），日本语是“撒路”，俄国最后一任皇帝当皇太子的时候去日本玩，被日本浪人刺了一刀，他最恨日本人，就叫日本人是猴子。爸爸认为，“上帝因为发明了日本人失望了才发明猴子”（God invented the monkey because he was disappointed in the Japanese）。

十四、英文成语：

Give the devil his due.（给魔鬼他的应该得的东西。）

意思是不掩没恶人的长处，不以人废言，不要因为你讨厌他而否定他的优点。爸爸虽然讨厌日本和日本人，但并不抹杀他们的本领。

Sayonara！（Japanese good-bye）美国小说家James A.Michener的一本小说就用这字做书名。

请姥姥给你讲中文成语“指鹿为马”的故事。日本人后来偷去这个故事，成了一句日本骂人语——“马鹿野郎”（拔个牙路），意思是人连马和鹿都分不清，是个混蛋的家伙。日本人最喜欢骂“马鹿野郎”，有次首相吉田茂在国会里骂出来了，结果丢了首相宝座。

中国东北人说日本，发音是一本；湖北人说日本，发音是二本。

爸爸　1975年3月9日

从达·芬奇到蒲公英

亲爱的小文：

五百年前，Italy（意大利）有一个天才，名叫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他的爸爸和妈妈没结婚，他的爸爸是律师。Leonardo从小就会画，十三岁，他爸爸把他送到一个大画家那儿学画，大画家叫Andrea Del Verrocchio，比他大十七岁，但他慢慢画得比他老师还要棒。他的老师画了一幅《基督受洗图》（Baptism of Christ），其中一个天使（one of the angels）和背景（the background）让他来画，大家看了，都说这天使是画里最好的部分（The angel was the best part of the painting）。后来他老师“气”得不画画了，改行搞雕刻（sculpture）了。用中国成语，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Green comes from blue but excels blue）。

Leonardo喜欢用左手写反字，英文叫“镜子书法”（mirror writing），因为看这些字要从镜子里头看，才会正过来。Leonardo wrote in mirror writing，所以mirror is required to read them，但他并不完全是“左撇”（left-hander），Leonardo was ambidextrous（1.able to use both hands equally well.2.more than usually dextrous or clever；very skillful.3.deceitful；double-dealing.），中文这可叫“左右逢源”〔美国现在的福特（Ford）总统，是个左撇子〕。

Leonardo画了许多有名的画，这个要笑又不笑的女人叫Mona Lisa。这种似笑非笑，变成一种神秘的象征（the symbol of mystery）。Leonardo自己说：“Paint the face in such a way that it will be easy to understand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mind。”但大家都猜来猜去，不知道她到底笑什么。Leonardo还画过一幅The Last Supper，画基督死前同学生们一块儿吃晚饭，也很有名，但这画已经褪色了，并且在战争中受了损害。

Leonardo并不只是一个画家，他是多方面的天才，他还是雕刻家（sculptor）、建筑师（architect）、音乐家（musician）、植物学家（botanist）、天文学家（astronomer）、地质学家（geologist）……他知道太阳不动（The sun does not move），知道人体构造。他设计的图样，有机关枪（machine gun）、有飞机（包括直升机和喷气机），他还设计了一个大气球，把他不喜欢的客人从屋里挤出来！

可惜Leonardo的思想比他所处的时代早，He had a knowledge far beyond his own time.以致大家只以为他是一个大画家，不晓得他在其他多方面的本领。这可叫“相见恨早”而不是“相见恨晚”。古往今来，很多第一流的天才都跟他同时代的人“相见恨早”，生不逢时，一直要到死了多年以后，才被人了解。

降落伞（parachute-an umbrellalike apparatus made of strips of silk or nylon sewn together and used in descending safely through the air from a great height, as from an aircraft）的构想，在实际发明前三百多年，就被Leonardo设计出来了，跳伞的人叫parachutist。在18世纪时候，人只能从高塔或气球上跳，因为没有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正式有伞兵（parahutist）出现。德国人用三千伞兵占了Crete岛，把英国人打得落花流水，这叫做“祸从天降”。

有一种植物中的小伞兵，叫蒲公英（dandelions），这字是从法文dent de lion（狮子的牙）变出来的。美国本来没有，是从欧洲传过去的。每个小蒲公英都由它妈妈给了一把小白伞，飞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命运。

Dandelion-You may never have looked into a lion's mouth, but if you should（and you were a botanist with a lively imagination），you might notice a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lions'teeth and the edges of the dandelion's leaves.“Dandelion”means“lion's tooth”，from the French dent de lion.

诗人Helen Gray Cone（1859—1934）写过一首The Dandelions的诗，最后四句是：

They shook their trembling heads and gray

With pride and noiseless laughter；

When well-a-day！they blew away，

And ne'er were heard of after！

这就叫“随风而去”（gone with the wind）。

爸爸　1975年3月23日

你10号的信收到，你的英文进步得真快呀！

瞎子可以摸出象来

亲爱的小文：

感官（senses）一般说有五种（Most people speak of the five senses：sight——眼，视觉；hearing——耳，听觉；smell——鼻，嗅觉；taste——舌，味觉；feeling——皮肤，触觉）。事实上不止五种，人类有十一种。

还有一种叫“第六感”的“直觉”（sixth sense, an unusual power of perception；intuition；a power of perception beyond the five senses）。很多人信这第六种，但它没有科学的根据。这就是说，“第六感”有迷信的（superstitious）味儿。

爸爸在去年3月22日信上告诉过你蜻蜓（dragonfly）有最好的眼睛，它可以看到十八英尺远的一只小蚊子（gnat）。另外鹰（eagle）也有极好的眼睛，可以看到半里以外的小兔子，中国诗人描写说“草枯鹰眼疾”，就是夸它的目光犀利。一头小鹰的眼力就比人类好八倍，可见人类真是“目光如豆”（short-sighted）。人类不但不能“鸟瞰”（a bird’s eye view）事物，还常常不肯“正视”（face），常常“视而不见”（look but do not see）他所“目睹”（see with one’s own eyes）的，所以常常是“打马虎眼”（pretend not to see或to overlook）。所以人常常是睁着眼睛的瞎子，尤其在love的时候，因为大诗人Chaucer说Love is blind。

瞎了一只眼，叫“独眼龙”（One-eyed person），独眼龙如果运气好，还可以做国王，“In the land of the blind, the one-eyed is king.”（在盲人之国，独眼龙就是王。）这是一句好玩的英文谚语，这才真是中文谚语里头的“别具只眼”呢（英文eye for eye大概是独眼龙发明的，中文的意思是以眼还眼，一报还一报，报复，一拳来一脚去。）！

如果人两只眼睛全瞎了，瞎得像鼹鼠（as blind as a mole），瞎得像甲虫（as blind as a beetle），那么就要靠“摸”才行了，摸，就是另一种sense——“触觉”了。

（关于视觉会上当的情形，你可看去年4月13日爸爸给你的信。现在贴一张“视觉暂留”现象的实验给你，你可跟小朋友们立刻试试看，非常好玩。）

现在谈“触觉”。触觉瞎子最灵，中国有一个笑话说“盲人摸象”，因为象太大了，盲人们each touching merely a small part of the elephant’s body，结果每个人说出的象的形状都不一样。其实这是时间不够的缘故。如果时间够，瞎子一定可以摸出象的模样来。

19世纪的时候，一个十五岁的法国瞎子布雷尔（Louis Braille），他发明了一种凸起的用小点表示的字母，瞎子可以摸着，于是他的名字Braille便成了a code of small raised dots on paper（A blind person reads braille by running his fingers along on the dots.He can write braille on a 6-key machine called a braille-writer, or with a stylus on a pocketsize metal or plastic slate），于是瞎子就可以“看”（摸）书了。

美国的海伦·凯勒（Helen Keller），她克服了聋、哑、瞎的困难，她的故事极动人，你可请老师讲给你听。触觉当然不限于手，皮肤都有这种感觉。山鹬（woodcock）鸟能用嘴放在地上，凭触觉确定出地下的蚯蚓在哪儿动，你说多厉害！这种触觉多精细啊！植物中含羞草（sensitive plant）也有这种感觉，你说怪不怪？

蜥蜴（lizards，你看到的壁虎，叫house lizare，是lizards的一种）和蛇（snakes）的舌头，不但有触觉，还有sense的另一种——smell嗅觉。

嗅觉可分二大类，香和臭。中文中带香字的好多，香气（fragrant）、香闺（lady’s chamber）、香肠（sausage）、香瓜（muskmelon）、香蕉（banana）、香料（spices）、香片（scented tea）、香肉（dog meat）、香水（perfume, cologne water）、香甜（sweet and nice-smelling）、香喷喷、香酥鸭、香饽饽、鸟语花香、国色天香……除了“香港脚”（Hong Kong-foot）外，所有香都是好的。

中文带臭字的也好多，臭虫（bedbug）、臭名（notorious）、臭美（smug）、臭沟（stinking ditch）、臭钱（stinking money）、臭骂（scold）、臭揍（a good beating）、臭鼬（skunk）、臭烘烘（stinking）、臭小子（bum）、臭女人（hussy）、臭皮囊（the human body）、臭吃臭喝（drink like a fish and eat like a pig）、遗臭万年（leave a name that stinks through the ages）……除了“臭豆腐”（fermented bean curd）外，所有臭都是坏的。

嗅觉会疲劳，所以刚闻的时候最觉得臭或香，闻久了就不觉得了，中文成语叫“久而不闻其臭”，并且还要做“逐臭之夫”，因为“臭味相投”啊！

人的嗅觉比起狗来，又差得多了，狗鼻子最灵。有些蛾子（moth）它们的“鼻子”长在“触须”（antennae，电视的天线也叫antennae）上，也灵得很。女蛾子不需用香水，男蛾子就闻到了。

第四种sense方面，味觉也是千奇百怪。鲶鱼（catfish）在肚皮上有味觉器官（organs），你把肉放在它肚子旁边，它就会转过身来咬，比专靠舌头的人类妙多了。

一般说味有五种，就是“五味”：酸（sour）、甜（sweet）、苦（bitter）、辣（hot）、咸（salty），没有味道，中国成语是“味同嚼蜡”（tastes like chewing candle）。还有一句叫“索然无味”（uninteresting, tasteless）。“鸡肋”（chicken’s ribs）的意思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有点进退两难的矛盾。

有的人的舌头天生有“品味”的能力，这种人就可以做品味师。有的人的舌头就很差，山珍海味吃起来，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得了，这叫“食而不知其味”。

还有很多“有味”的味，你慢慢就会“体味”出来，像“美味”“趣味”“兴味”“滋味”“情味”“韵味”“玩味”“往事只能回味”……你书看多了，就全都知道了。

第五种sense是听觉。

中文有“装聋作哑”（pretend to be deaf and dumb），所以有时候对声音会故意“听而不闻”（I hear, but I don’t listen），有时候人要故意听别人说什么，于是就plant“bug”，这是不对的，所以Nixon下台了。所以中国古人希望的“顺风耳”，实行起来，要有限度才好。

你记得《木偶奇遇记》里那只小蟋蟀（cricket）吗？cricket只有男的才叫（only the male cricket produces sound），女的比人类中的女性沉默多了，她们只是听。用什么听呢？用耳朵。耳朵在哪儿呢？在前面两条腿上！

更奇怪的就是小瞎子蝙蝠（bat）了，英文说全瞎像蝙蝠一样瞎（as blind as a bat），但蝙蝠的声觉，却比人类的雷达（radar，可问老师是什么）还高明，它凭声波抓小虫来吃，它根本用不着眼睛！

鲨鱼（shark）也是个听音专家，浑身是“耳”（佛经上说“通身是眼”，它却“通身是耳”），正常的声音它听而不闻，但声音中一有异动，哪怕三百码（一码yard是三呎，呎就是英尺foot）外，它也不会“充耳不闻”（turn a deaf ear to），它立刻游过去，准备大吃特吃一顿。

爸爸　1975年3月30日

你23日的信及你自己做Easter的卡片（做得好可爱）及小口香糖都收到。daylight-saving-time（日光节约时间）的slang是monkey time，但这是dialect用法。

彼得·潘·潘彼得

亲爱的小文：

上月23号，给你信上提到的Leonardo Da Vinci画的那幅《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爸爸把它贴在下面。画的意思是耶稣（Jesus）说One of you shall betray me（你们之中有一个要出卖我了），于是大家纷纷问他Is it I（是我吗）？

画上有Jesus的十二个徒弟，但并不是“十二使徒”Twelve Apostles-the twelve disciples and associates of Jesus（Peter, James, John, Andrew, Thomas, James the Less, Jude, Philip, Bartholomew, Matthew, Simon, and Judas），who were chosen as His Apostles.画上说明（The Last Supper, as painted by Leonardo Da Vinci, shows Jesus and the twelve apostles, left to right：Bartholomew, James the Less, Andrew, Judas, Peter, John, Thomas, James, Philip, Matthew Thaddeus, and Simon）说是the twelve apostles，是不妥的，因为十二使徒里的Judas（犹大），并不是画里那个Judas，但一般人总以为画里那个Judas是十二使徒之一，这是一般人看书没有爸爸仔细的缘故。

坐在画里Judas旁的白胡子老头叫彼得（Peter），Jesus死后，Peter是头牌的使徒。他原来是打鱼的，Jesus招他做徒弟，说做了Jesus徒弟就“得人如得鱼一样”（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于是Peter就跟Jesus传道了。Jesus死后十五年，Peter因传教被关在牢里，但传说天使帮他越狱，天使来的时候，看守他的兵也睡了，锁着他的两条铁链也开了。可见天使的本领真大，不但会催眠术（hypnotism），还是锁匠（locksmith），也许锁是Peter自己开的，因为Jesus早就说给Peter“天国的钥匙”（I will give to thee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这keys既然能开天门，开个铁链上的锁自然不在话下。

Peter越狱后二十多年，又被抓住了，这次天使不来了，Peter被钉十字架上，临钉以前他要求头朝下脚朝上钉（他老师Jesus是头上脚下钉）。死后，被称为圣彼得（Saint Peter）。现在罗马（Rome）的圣彼得教堂（St.Peter’s Church）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名的Christian church, Peter的坟就在里面，但直到1950年——Peter死后近一千九百年，才发现（英文Rob Peter to pay Paul就是“慷他人之慨”“挖东墙补西墙”的意思）。

谈完了Peter，再谈Pan（潘）。Pan是牧羊神，是希腊神话里半人半羊的神，怪吓人的，所以英文Panic一个字，便是被他“吓”出来的，如说They fall into a panic，就是“他们大感恐慌”。

另外，panpipe（牧神笙）这种乐器，也是他“吹”出来的。panpipe-a primitive wind instrument consisting of a series of hollow pipes of graduated length, the tones being produced by blowing across the upper ends.

爸爸为什么跟你谈Peter和Pan呢？

因为要介绍一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叫Peter Pan（潘彼得）。

Peter Pan是谁？Peter Pan是一个童话里的小男孩，他不肯长大（refuses to grow up），下面是他的履历：

Peter Pan, the hero of a play by Sir James Barrie, is a boy who refuses to grow up. Peter Pan persuades Wendy, John, and Michael Darling to fly with him and the fairy Tinker Bell to Never-Never Land.The Darling children and Peter Pan have adventures with the pirate Captain Hook, a crocodile, and an Indian princess.The play was first produced in 1904.

The character first appears in Barrie's story The Little White Bird（1902）. Several chapters from the story were published in 1906 as 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In 1911，Barrie made the play into a story called Peter Pan and Wendy.

作者巴利是美国人，写了很多书。He once summed up his work as a means“to play hide and seek with angels”.（跟天使捉迷藏）

Peter Pan这书你学校里一定有。中文也有译本，叫《潘彼德》，重庆南路商务印书馆可以买到。译者梁实秋，现在有七十五六岁了，他是三姑三姑父在师范大学时的文学院院长，他给爸爸写的一本书《胡适评传》写过书评，说“李敖先生收集材料的本领很大”。

Peter Pan的小朋友Wendy这名字念起来很像中文的“文谛”，你要爸爸给你起一个中间的名字，就叫Wendy好不好？

Hedy Wendy Lee可写做Hedy W.Lee或H.W.Lee，你喜欢吗？你可以写信问问妈妈再决定用不用。

有人用middle name，反而不用前面的，美国前总统Nixon的太太叫Thelma Patricia（Pat）Ryan只用middle name。1952年大选的时候，政敌说Nixon收了slush fund（红包），A fund or sum of money set aside for political purposes, to use to buy influence or votes, or to use in bribery.说他太太Pat有貂皮大衣（mink coat），于是Nixon上了电视，称呼他太太就用Pat这middle name：He discussed his personal finances in detail, showing that he had not profited personally from the fund.He said that“Pat doesn’t have a mink coat.But she does have a respectable Republican cloth coat.”And he vowed to keep Checkers, a cocker spaniel that had been a gift to his daughters.After the program, Republicans hailed Nixon as a hero.Eisenhower put his arm around Nixon when they next met and declared：“You’re my boy.”Eisenhower and Nixon went on to defeat their Democratic opponents.他说他只收了人家送他的一条cocker spaniel（这是一种短腿、长毛、大耳朵下垂的小猎犬），“不论他们说什么，我们也把它留下来。”（Regardless of what they say about it, we’re going to keep it.）当然一条小狗不能算是slush fund，所以Nixon当选了。

因为Wendy这个名字，发音有“文”的音，跟你中文名字正好呼应，我认为你可以像Pat一样，多用Wendy这个middle name也不错。

爸爸　1975年4月6日

记印度

亲爱的小文：

古时候，有人有一种特技，能够一只脚站很久，他向斯巴达（Sparta，在今天Greece）人说：“我不信你们有这本事。”（I do not believe you can do as much.）但斯巴达人回他一句，这有什么了不起，“每只鹅都能。”（True, but every goose can.）

古时候过去了，但现代仍有这种用一只脚站着显摆的人，这就是印度人。印度人这种鬼名堂多得很，一只脚站着，一只手举着，太阳底下晒着（standing exposed to the sun for many hours），拿大顶（remain with the head bent down），手握拳，让指甲穿过手心长出来（Keep their fists closed for years, so that the nails grow through the palm and out of the back of the hand），或埋在地里几天，还活过来（remain buried for days at a time and emerge from their“graves”alive）……

这些无聊的特技，都是印度人的本事。这一套本事，最像样的部分就叫“瑜伽”〔yoga 1.（in Hindu religious philosophy）a system of ascetic practice, abstract meditation, and mental concentration, used as a method of attaining union with the supreme spirt.2.a system of exercises or rigid physical positions for achieving serenity and well-being〕，信瑜伽的就叫yogi，印度人很多都信。去年10月19日爸爸给你信上提到的现在印度总理甘地夫人的爸爸（坐过十年半牢的），每天早起就要拿大顶，据说这样可relax himself（Nehru’s wife died in 1936 and his only daughter is his official hostess.He likes playing with his two grandsons.Every morning he starts his day by standing on his head to relax himself）。中国古话说，救老百姓是“解民倒悬”，如果老百姓都这样以“倒悬”为乐，那还解个屁！（上次信上谈到Peter要求倒钉十字架以表示他对他老师耶稣的敬意，大概Peter也是一个yogi！）

印度人好像脑袋顶上总要来点什么，“包头”是最起码的，其他头顶上的东西可多了！印度女人有一种“水壶舞”（The Dance of the Water Pots），每人头顶上顶了一把大铜茶壶，中国人要“顶天立地”，印度人只要“顶茶壶立地”就满意了，虽没中国人志气大，但比中国人实际而具体。

印度还有六百万头上顶自己胡子的人，这种人叫锡克人（Sikhs），他们很早就主张男女平等，全世界最恨他们的人就是理发的，因为他们不理发，也不刮胡子（但他们如果擦皮鞋，就可能被理发的捉住，因为印度的理发馆看起来像个擦皮鞋的摊位）。

锡克人长得人高马大，是战士，常做警察和开计程车的（There are about six million Sikhs, and their picturesque appearance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They are strong, tall and vigorous, and in cities ofter serve as policemen, watchmen and cab drivers），所以理发的也不敢捉他们，也捉不到。锡克人为什么不理发呢，因为他们信锡克教，锡克教（Sikhism）不准，于是锡克人就把须发缠在一起，在头顶上用白布包起来（Keeping the hair and beard tied in a knot above the head）。（The Sikhs’religion forbids them to cut their hair or beards.It strongly emphasizes the brotherhood of all men and forbids the drinking of alcohol.These soldiers have their hair fastened into a tightly-rolledtopknot on the crown of the head and are wearing the characteristic beard retainer, a fine net attached to the ears at either end.）

锡克教……（编辑略）主张平等。它的教主叫Nanak，是15到16世纪的人，为了信仰，死在牢里了。锡克教也不准喝酒，所以不但理发公会理事长恨他们，烟酒公卖局的局长也恨他们。

你记得去年2月16日爸爸给你谈牛的信上，提到的印度“牛被惯得可以在马路上逛”吗？这是因为印度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只拿牛耕田拉车，但不许吃牛肉，因为他们认为牛是神圣的。印度选举的时候，因为不认识字的人太多，不知道哪一党是哪一党，于是在选票上印上图画，用牛代表国大党（就是甘地夫人那一党），结果大家都投牛的票！（牛以外，monkeys and snakes也神圣。）

印度教（Hinduism）〔The religious（Polytheistic）and social systems of the Hindus, developed from Brahmanism, and embodying animistic beliefs.The caste system is the chief characteristic.印度多神教，为婆罗门教的变相，并信灵魂造生命之说，社会阶级制度是它主要特点〕虽然对牛客气，对人却极不客气。印度教把人分四种阶级（caste），每一阶级干什么，永远干什么（从爷爷的爷爷到孙子的孙子）。四阶级中，第三级是农人商人（甘地就属于这一级，甘地坐过近六年五个月的牢，爸爸在去年10月19日信上跟你谈过），第四级是奴隶、仆人。另有一种不入级的叫“不能碰的”（Untouchables），连做奴隶、仆人都不准，甚至不准他们工作，只准讨饭（even forbidden to work, and can only beg），讨饭还不准在给钱的人的身边讨，要躲得远远的，钱由给钱的人丢在地下，Untouchables再去捡，直接给是不行的，这叫“授受不亲”！

Untouchables的影子碰到了上面说的四阶级都不行！被影子碰到了就得赶快洗澡！

Untouchables有六千万——台湾人口的四倍！

其他阶级的人，若犯了规，一被开除，就沦为Untouchables，所以大家都不敢，万一犯规，也缴罚金或吃牛屎喝牛尿（cowdung and cow urine）来求饶，下次再也不敢犯规了（promise never to sin again），因为一变成Untouchables就等于变成了political prisoner，谁都要躲着你了。

你看过《西游记》吗？《西游记》里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去西天取经，就是去印度，印度是佛教（Buddhism）的发源地，佛教的教主是释迦牟尼（Sakyamuni），比耶稣大五百六十岁，比孔夫子大十二岁。佛教很奇怪，它在印度传了一千年，传丢了——印度自己没了，却跑到别人家里去了，印度的邻居（像中国）和邻居的邻居（像日本），都到处是佛教徒，可是印度今天自己的佛教徒，只不过三四百万（两百多个人里头，才有一个信佛的），你说怪不怪？

其实也不怪，因为印度教把佛教吸收到它大口袋里头去了，所以今天的印度，还有很多很多佛教的痕迹，印度国旗中间那个脚踏车车轮子，就是佛教里头“法轮长转”的法轮〔Flag of India.The asffron（orange-yellow）stripe is for courage and sacrifice；white is for truth and purity；and green for faith and chivalry, the wheel is an ancient symbol, the Dharma Chakra（Wheel of Law）.Adopted in 1947〕，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阿育王（Asoka）——他就是拼命把佛教传到别人家里去的家伙——有石狮子雕刻，下面就是这法轮。

又如两手“合十”，这也是佛教的习惯。去年10月19日信上跟你提到的坐过一年一个月牢的political prisoner甘地夫人这个手势（gesture），你注意一下。

恒河（Ganges）是印度的大河，中国佛经里有“恒河沙数”的话，表示很多很多。印度教徒相信死后河葬可升天堂，所以不但在河里洗澡，把火葬后的骨灰也丢到河里去。

印度人火葬，因为相信人死了一烧，就可把灵魂烧出来，使灵魂从肉体里解脱出来（free the soul from the body）（中国直到宋朝才有火葬，《水浒传》你看过吗？打虎的武松的哥哥即潘金莲的丈夫武大郎就是火葬的）。

印度的火葬是公开的露天的（public cremation），印度古习惯，丈夫死了，太太要在火葬时跳到火堆里陪死！英文叫suttee，印度人以前平均只活三十二岁（现在已到四十一岁了），丈夫很容易早死，一死太太就倒了霉，这种坏风俗，现在已经犯法了（SUTTEE is a Hindu custom that people once practiced is India.Its name comes from the Sanskrit word sati, which means faithful wife.By the custom of suttee, a widow allows herself to be burned to death beside her husband’s body on the funeral pyre.The pyre is a pile of material that burns easily.No one knows how the custom began.An ancient book states that a widow should lie by her husband’s body on the funeral pyre.A few widows, especially the wives of kings, refused to leave the pyre and burned to death.In 1829，the British, then the rulers of India, made suttee illegal.）。

不过做印度人老婆，有一个人至少占了便宜，那就是三百年前印度国王沙迦罕（Shah Jahan）的老婆默哈儿（Mahal），她死后，她丈夫为她花了二十多年修了一座漂亮的大坟——Taj Mahal, taj是阿拉伯文皇冠（crown）的意思。Taj Mahal是印度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在印度Agra地方（地图上没有，爸爸为你点了一个小·点就在那儿）。它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坟〔TAJ MAHAL at Agra, in north central India, the crowning jewel of Indo-Islamic architecture.A Mogul ruler, Shah Jahan, erected the monument as a tomb for a beloved wife, Arjumand Banu, better known by her title of Mumtaz Mahal or Taj Mahal（Crown of the Palace）.In 1631 she died after bearing fourteen children in eighteen year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omb, begun the next year, employed some 20000 workmen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印度女人头上多点小点，叫“吉祥点”，她们披“纱丽”（sari），二十英尺长三英尺宽，不用裁缝（当然裁缝恨这东西）。有的女人穷得只有一件纱丽，所以没法洗换（Many Indian men have partly adopted European dress.Indian women, however, remain loyal to the national costume, the sari, a garment which emphasizes their dignified and majestic bearing.The simple yet extremely elegant line of the sari is reminiscent of the costume of ancient Greece, while its striking colors, and gold and silver embroidery, are a further example of the Indians’love of bright things.The garment is a strip of cloth some twenty feet long and three feet wide.It is draped round the body without any pin or button being used.It is extremely simple in use and presents no dress-making problem.）。

印度女人喜欢装饰品，甚至装饰到鼻子上，这当然要很有钱的才办得到。印度穷人根本没家，睡马路上，有钱的最阔的有十亿美金！这是最不对的事。英国人统治印度一百九十年，这种现象当然英国人要负责任。

印度太穷，人太多（全世界中国人最多，其次是印度人）。

印度的宪法，是全世界最长的（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 is the longest in the world.）。

印度人吃饭用右手抓着吃，认为左手没右手干净（他们这些怪毛病可真多！）（The various Hindu castes have different food laws.Most castes eat only with the right hand because they consider the left hand unclean.Some castes eat meat, and others eat fish but not meat.Some eat neither meat nor fish, but do eat eggs.Still others do not eat eggs.）。

印度象比非洲象小一点，长得也不太一样。

India ink就是中国的墨汁。India paper就是中国的圣经纸。这两样东西明明是中国的却用上印度名字。

印度的蛇很多，每年咬死三十万人。印度有玩蛇的或弄蛇的（snake-charmer），在蛇面前吹笛子，其实蛇听不见，只是看他动作再跟着动（Indian Snake Charmer may fool his audience, but he does not charm the snake.The cobra cannot hear the music of the flute.It sways merely to follow the movements of the charmer.）。

印度人喜欢看猫鼬（mongoose）和眼镜蛇（cobra）大战，猫鼬的动作比蛇快，所以老是占上风。猫鼬平时很温和，但看到蛇就凶得很。

印度最有名的文学家叫泰戈尔（Tagore），他到中国来过，得到Nobel Prize（诺贝尔奖），中国的一位学者梁启超，给Tagore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竺是天竺，古代中国叫印度是“天竺”，震旦是“中国”的另一叫法）（TAGORE was an Indian poet, philosopher, and supporter of freedom for India.In his many poems and songs, he stirred pride among his Hindu countrymen.He also had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West.Tagore was influenced by European models in his writings.Hewas a mystical and religious poet, and saw God in all beauties of nature.He wrote prose and poetry in the Bengali language.These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Tagore received the 1913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你可请姥姥替你买一本竺震旦的书看。《失群的鸟》也有人翻译成《漂鸟集》或《飞鸟集》。

爸爸　1975年4月20日

你送来的书、卡片、画片都收到。

萨摩亚与自挽诗

亲爱的小文：

南太平洋有十四个小岛叫萨摩亚（Samoa is a group of 14 islands in the South Pacific ocean），东边的一堆属于美国，叫American Samoa，西边的叫Western Samoa（西萨摩亚），是个小国家，只有台湾的十三分之一大，人口十八万，它出产的三种主要东西，念起来都有点口吃（结巴，stammer）：

一、bananas（香蕉）——nana

二、cacao（可可）——caca

三、coconuts（椰子）——coco

一结结巴巴，就扯不清了，果然出了麻烦。

可可（cacao）是做巧克力（chocolate）和可可粉的，但可可粉的英文是cocoa，这个字看起来好像是coconuts（椰子）做出来的，所以大家都叫做椰子粉，其实只是可可粉，不是椰子粉（Because of a mistake in spelling, probably made by English importers many years ago, these beans became known as cocoa bean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This causes many people to think the beans come from the coconut palm tree instead of the cacao tree.）。

Samoa这地方气温很怪，12月最热，7月最冷（December is the hottest month and July the coldest）。Samoa人喜欢打cricket（板球），但不喜欢打cricket（蟋蟀），板球和蟋蟀，在英文中同一个字。

The crickets are chirping（or are crying）.（蟋蟀在叫。）

They are playing a match at cricket.（他们在做板球比赛。）

更喜欢在雨地里打（Samoans love to stay out in a cooling rain.）（Samoans enjoy dancing very much.They also love to play their own version of cricket, a game they learned from the English missionaries.They play cricket with teamsthat may have from 10 to 300 players, compared to 11 players in normal cricket game.）。

男女多穿一种叫lava-lava的裙子，其实就是一块布，卷成裙子（Most Samoan men and some women wear only a lave-lava, a piece of cloth wrapped around the waist like a skirt.Some wear a blouse or shirt with their lava-lava.Most of the women wear dresses, of a skirt and blouse.）。

在国会里开会也穿裙子。

他们的囚犯白天不坐牢，白天照常做自己的事，晚上才到牢里报到。并且监狱也没有铁栏杆（Prisoners live in jail without bars.），房子比平常住的还像样，因为他们平常只住四面通风的fale（open-sided fale），是用椰子树做材料搭起来的〔The people live in open-sided fale（houses）that have a thatched roof supported by poles.They roll down palm leaf blinds when it rains.〕。

中国古话说“画地为牢”（to draw a circle on the ground for a prison, as was done in the“good old days”）、说“夜不闭户”（There’s no need to close doors at night）……这些世界大同的标准，西萨摩亚人都做到了。

西萨摩亚人并没有钱，他们每人每年只有七十五块美金，就是每月六块美金（每天两毛钱），但他们不需要钱。

《金银岛》（Treasure Island）的作者斯蒂文森（R.L.Stevenson）九十年前死在西萨摩亚。只活了四十四岁（他的太太比他大十一岁），死前他写了一首《安魂曲》（Requiem）。〔Requiem—1.A Mass for the repose of a departed soul or souls，安魂祭（安去世灵魂的弥撒祭）。2.A setting of the Mass for the dead，安魂曲（即死者弥撒祭时所奏之曲）的一段乐谱。Also, a piece of like character for other words，又指吊歌、挽歌。3.Any grand musical service or hymn in honor of the dead，对于死者表示敬意的严肃音乐演奏或壮丽的圣歌〕。中国的文学家陶渊明也写过《自祭文》，爸爸把它翻译给你看：

REQUIEM

Under the wideandstarry sky

Digthe grave and let melie.

Glad didI live andgladly die，

AndI laid medown witha will.

Thisbe the verse yougrave for me：

Here helies where helonged tobe；

Home isthe sailor, home from sea，

Andthe hunter home from the hill.

自挽诗

在星空之下，多么开朗，

掘一个坟，我就一躺，

我活得痛快，死得清爽，

我一心横卧，什么也不想。

请刻这首诗，在我坟场：

他躺的地方，正他所向往，

水手已回来，从那海上，

猎人已回来，从那山冈。

画片上小狗背后刻的诗，就是上面这首。

《金银岛》是一本写海盗的小说，你一定要看一看。写得非常好。英文的学校图书馆一定有，中文的翻译有开明书店的《宝岛》和东方出版社的两种带注音的《金银岛》。

你给爸爸的信、生日卡都收到，你的成绩单也收到，你的好成绩爸爸真高兴。文学家Henry James once praised Stevenson as“the only man in England who can write a decent English sentence”（英国只有他能写出最好的英文句子）。爸爸盼你在班上也这样。

爸爸　1975年4月26日

素食种种

亲爱的小文：

英文里有四句诗：

It’s a very odd thing—

As odd as can be—

That whatever Miss T.eats

Turns into Miss T.（Walter de la Mare，“Miss T.”1913）

（那真是顶怪顶怪的事，要怎么怪怎么怪，不论T小姐吃什么，结果都变成了T小姐。）

为什么呢？因为Miss T.肚子里来了一套nutrition，中文叫“营养”。最重要的“营养素”（nutrients）是：

一、蛋白质（proteins）——蛋白质是增加和修补身体组织的材料，就好像房子的砖头一样。蛋白质不能存在身体里，所以要每天吃才行。

缺乏蛋白质就要得“垮十奥克尔”病（kwashiorkor an often fatal condition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caused by a protein deficiency in the diet.It occurs among poorer peoples of the world and causes stunted physical and mental growth, loss of hair pigment, swelling of tissues, etc.）。非洲的小黑人很穷，吃的东西只是热量足，蛋白质不足，所以常得这种病。不但人，动物缺乏了蛋白质也不行，小老鼠缺乏蛋白质就长不大，走起路来也懒洋洋的。

食物中的蛋白质多没用，还得有“生理价”（Biological Value）才行，生理价就是包含“氨基酸”（amino acids）的多少，花生（peanuts）虽然蛋白质比蛋（eggs）多，但生理价却少，所以蛋的蛋白质最多，因为蛋白质的生理价最多。

动物性的蛋白质比植物性的蛋白质生理价多，所以吃肉少的或吃素的块头就小。

“素食主义”（vegetarianism）是很人道的，但缺乏蛋白质，是一个大问题。

很多名人是吃素的，这种人叫vegetarian，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思想家卢梭（Rousseau）是吃素的，19到20世纪的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Leo Tolstoy）是吃素的，19到20世纪的英国文学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是吃素的，爸爸一再跟你提到过的印度甘地（Gandhi）也是吃素的。吃素的人比较长寿，Shaw活了九十四、Tolstoy活了八十二、Gandhi活了七十七（被刺的）、Rousseau活了六十六（传说被害），由此可见，蛋白质光吃植物性的好像也够了。

二、糖类（carbohydrates）——糖类给人energy，人走路、写字、打架、飞眼、大便……都需要能源，糖类就是电灯的电、汽车的汽油，糖类以糖最多，下面这个表，你可清楚的知道食物中糖占的百分比：

Sugar　100

Banana　22.0

Rice　90.0

Corn　19.2

Prune　73.3

Potato　18.4

Molasses（cane）　69.3

Grapefruit　14.4

Oatmeal　67.5

Apple　14.2

Lima beans　65.9

Orange　11.6

White bread　53.1

Milk　4.9

Whole-wheat bread　49.7

Celery　3.7

三、脂肪（fats）——也给人energy，人用不了，多余的脂肪便会存下来，于是变成胖子，变成Mr.Five-by-Five，像六姑父一样，六姑父再胖一点，就和图片上的大胖子一样。

四、维生素，就是维他命（vitamins）——维他命不能缺，缺了就生怪毛病，比如两只小猪一只缺了维他命B 1，就长得不一样。缺乏维他命D，就得软骨病（rickets）。

五、矿物质（minerals）——缺了钙，牙齿和骨头就受影响。人身体里还需要别的许多矿物质。

六、水（water）——水占人体重的60%—65%。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其实男女都是水做的。

营养病有两种，一种是营养不足（malnutrition），一种是吃得太好体重过重（overweight）。

爸爸　1975年5月10日

姥姥和你5月1日信都收到。你的成绩比别的小朋友都好，爸爸真高兴。

你如果需要信上的画片你可以取下来。另外附在信后几张有关nutrition画片给你。

专门吃大鱼

亲爱的小文：

中文俗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英文也有同样的话：“The great fish eaten up the small.”（Thomas Draxe, Bibliotheca，1616）

但有一种鱼可不然，它专门吃大鱼。

这种鱼叫“印鱼”（remora）。它在脑袋顶上有吸盘，吸住大鱼不放。尤其吸住鲨鱼（shark）不放。所以这种鱼，又叫“吸鲨鱼的”（shark sucker）。

鲨鱼是一个坏东西，所以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Remora any of certain fishes, found especially in tropical waters, with a sucker on the top of the head by which it can attach itself to ships, other fishes, etc.，for transportation：This is the remora, hitch-hiker of the oceans, known to seafaring men the world over as the“pilot fish”or“shark sucker”（Science News Letter）.

印鱼因为是半路里杀出的家伙，所以又叫海里的hitch-hiker。

在路边搭便车，伸出大拇指，就叫hitch-hike。

爸爸　1975年5月18日

你请姥姥每周来看爸爸的时候，顺便从家里书架上取两本中文书带来，以翻译小说、章回小说、历史最理想，或什么书都可以（不要买）。

“海外人鱼”

亲爱的小文：

安徒生（Andersen）的童话你看了吗？童话里的《丑小鸭》（The Ugly Duckling）、《国王的新衣》（The Emperor’s New Clothes），你都记得吗？安徒生是丹麦（Danmark）人，1875年死的，今年正好是一百年。他童话里的小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被丹麦人做成铜像，放在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港口。

美人鱼并不是安徒生创造的，美人鱼是神话里的人儿，很早很早就有了。不谋而合的是，中国也有，中国小说《镜花缘》里说的“海外人鱼”——“上身宛似妇人，下身仍是鱼形”，就是她。

英国以前有一家美人鱼酒店（Mermaid Tavern, an inn once located on Bread Street, Cheapside, in the heart of old London：a meeting place and informal club for Elizabethan playwrights and poets.），是Shakespeare、Ben Jonson等文学家聚会的地方。Ben Jonson也坐过牢。

英文mermaid有两个意思。1.an imaginary female marine creature, having the head, torso, and arms of a woman and the tail of a fish.2.a highly-skilled girl swimmer, as a member of a swimming teal.游泳游得好也叫mermaid。

小文，你要做美人鱼吗？

下周起信寄家里，因你放暑假了。

姥姥生日，你代爸爸送礼物。

爸爸　1975年5月25日

他们六个

亲爱的小文：

你要爸爸给你讲六个科学家，好。现在就照你开来的名字讲。

第一个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活了六十二岁。

公元前5到4世纪的时候，有四个人有师生关系，并且都是大名人，前三个人都是哲学家（philosophers），最后一个是东征西讨的皇帝Alexander the Great。

Aristotle的学问很大，是哲学家，也是教育家（educator），也是科学家（scientist），他在科学方面的著作有logic、physics、natural history、psychology……但他究竟是两千三百年前的人，他的科学有很多错误，比如他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太阳星星绕地球转，这是错的；他认为月亮表面是光滑的，自己发光，这是错的；他认为同时下落，重的东西比轻的东西先着地，这是错的；他认为男人的牙比女人多，这也是错的，这大概是Mrs.Aristotle的牙掉了的缘故！

Aristotle的真正贡献，chief contribution是他把学问造成一个“继往开来”（to carry on the heritage so as to pave the way for future generations）的局面，使人类爱真理（truth）。Aristotle在他的Ethica（ethics伦理学）中表示他爱老师Plato，但是更爱真理。在中国也有这种看法，叫“当仁不让于师”（to yield to nobody when one is doing what is right；do not refuse to accept a reward or position which one deserves；to be behind none in the desire to benefit mankind.）。Aristotle differed from Plato both in the aims of his philosophy and in the methods of his investigation.In his Ethica he states that, while both Plato and truth are dear to him, he is bound to prefer truth.

While Aristotle was a biologist of note, even if we allow for some rather peculiar lapses, his views on physics and astronomy were hopelessly muddled. Plato, combining the Milesian and Pythagorean traditions, had been much nearer the mark, and so were later Hellenistic scientists like Aristarchus and Eratosthenes.Aristotle's most famous contribution to systematic thought is probably his work in logic.

对Aristotle在science方面的conclusion是——300’s B.C.Aristotle’s studies in logic and classific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第二个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活了七十八岁。Galileo was the first great experimenter and the father of modem astronomy.He was also an outstanding mathematician.Galileo说Aristotle认为重东西先落地，不对，他跑上比萨斜塔（the Leaning Tower of Pisa），拿两个不同重量的球实验，结果证明Aristotle错了——但别人都错的时候，他一个人对没有用，他被大学赶走了。

Galileo又印了一本书，说太阳不动，动的是地球，于是，惹起公愤，虽然他对了——但别人都错的时候，他一个人对没有用，他被抓到“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Inquisition）。Inquisition动不动就把人烧死，因为Galileo是大学者，又太老了（七十岁），又有点后台（有贵人保护），又“认错”，于是“优待”，改判为“终身软禁”（permanent house arrest）。House arrest, a form of arrest in which a person is confined under guard in his own house：Authorities insisted on one had been jailed but said some strikers were under house arrest.（Tuscaloosa News）

他“认错”后，偷偷在一个朋友耳边说：“但它（地球）还在动啊！”Yet is does move！（E pur si muove！）

他被关在家里，大诗人John Milton（当时三十岁）到Italy旅行，到Galileo家里拜访，Galileo已经瞎了，真巧，十四年后，Milton也瞎了。

John Milton, an English poet and political writer, wrote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epics, Paradise Lost.（1667）He composed this famous epic and two other works, Paradise Regained（1671）and Samson Agonistes（1671），when he was totally blind. Milton也坐过牢。

Galileo的头脑比时代新，所以老是倒霉，这叫“生不逢辰”（born at a wrong time；luckless；unlucky）。

对Galileo在science方面的conclusion是——c.1600 Galileo emphasized the mathematical interpretation of experiments in science.He discovered many important physical laws.

第三个科学家——哈维（WilliamHarvey），活了七十九岁。

中文有句成语叫“周而复始”（to repeat the cycle all over again）。血在人身体里就是周而复始的。发现这一现象很不容易。

但是哈维发现了。哈维也指出过Aristotle的错误，但对Aristotle的敬爱并不因而减少。哈维有一个大阔佬病人，也是他的好朋友，就是当时英国的皇帝King CharlesⅠ。后来CharlesⅠ倒台，在Oxford地方哈维的许多稿本都被反对皇帝的人destroyed了，Their loss caused him great sorrow.

对William Harvey在science方面的conclusion是——l628 William Harvey published his theory o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第四个科学家——波尔（Robert Boyle），活了六十四岁。

波尔是哲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Boyle was a philosopher, a physicist and a chemist），“the father of modern chemistry”。

英国最有名，也是世界最有名的学术团体——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创办的时候，本来要请Boyle做会长，但因为他在religion方面的原因不愿宣誓，所以没做（While at Oxford he was the leader of a group of scientists known as the Invisible College, which in 1663 was incorporated as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Although Boyle was invited to be president of this organization in 1680，he refused because he had religious scruples against taking an oath.Boyle was deeply religious.At Geneva he had been under strong Calvinist influence which deeply impressed him and gave his life a serious character.）。

ROYAL SOCIETY is the oldest scientific society in the world and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The full title of the organization is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It grew out of weekly meetings which London scientists held as early as 1645.In 1660，the society was officially organized with the approval of King Charles Ⅱ（就是CharlesⅠ的儿子）.

In 1662，the society was formally incorporated by charter of Charles Ⅱas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Promoting Natural Knowledge, or, as it is popularly known，“the Royal Society”.From its earliest years, the Society maintained correspondence with Continental philosophers, and selections from this correspondence became the world-famou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Sir Isaac Newton was the Society’s president from 1703 until his death in 1727，In the approximately 300 years of its existence, the Society has sponsored numerous scientific expeditions and extensive research, including, in recent years, a notable series of investigations of tropical diseases.

对Boyle在science方面的conclusion是——1660’s Robert Boyle applied the scientific method to chemistry.

第五个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活了八十五岁。

Galileo死的那年（Jan.8，1642），就是Newton生的那年（Dec.25，1642）。

Galileo死在年头，Newton生在年尾。他们都没结婚，但Galileo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Galileo的一些观察是错的，他虽然把球从斜塔朝下丢，他并没发现落体的真正速度，也没成立定律（law），直到Newton出来，才完成了这一解释。牛顿是个“遗腹子”（an infant born after the death of its father；a posthumous child），从小妈妈不在身边，跟姥姥长大，他从小就喜欢科学。

[1]Newton discovered that sunlight is a mixture of light of all colors.He passed a beam of sunlight through a glass prism and studied the colors that were produced.（By passing a beam of sunlight through a prism, Newton showed that white light is made up of the rainbow’s collors）.

[2]He made great discoveries in the field of mathematics.He is credited with inventing integral and differential calculus.（微积分）

[3]He was the first to state the lawa of gravitation.

Newton的成绩，英国诗人Alexander Pope有两句诗描写得最好：

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and all was light.

（Alexander Pope：Epigram on Sir Isaac Newton）

In 1705 Newton was knighted by Queen Anne.所以他名字前面有Sir.就是爵士。热门音乐中文也翻成爵士，但那是jazz的译音，并不真的是爵士，并且乱扭乱唱，一点也不爵士。

Newton虽然有那么大的成绩，但他很谦虚（humble），他说：

To myself I seem to have been only like a boy playing on the sea-shore, and diverting myself in now and the finding a smoother pebble or a prettier shell than ordinary, whilst the great ocean of truth lay all undiscovered before me.

对Newton在science方面的conclusion是——1687 Sir Isaac Newton published the Principia, which summarized basic of mechanics.Newton formulated the laws of gravitation and motion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theories of light and optical science.

第六个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活了七十六岁。

爱因斯坦是German（德国人），又变成了Swiss（瑞士人），又变成了German，又变成了American（美国人），但他的blood是Jew（犹太人），他帮助jews复国，但成立Isreal（以色列）的时候，他拒绝做总统，结果由他的朋友，会六国语言的Weizmann做了。

Einstein的新学说是“相对论”（The Theory of Relativity），使Newton的学说一部分动摇。

Albert Einstein, the German-American physicist, rejected Newton's explanation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but not the fact of its operation. He said that his own work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without Newton's discoveries.He also said that the concepts Newton developed“are even today still guiding our thinking in physics”.

人类能够利用原子能（atomic power），就是从Einstein来的，没有Einstein，就没有原子弹（atomic bomb）用来war，也没有原子能用来peaceful uses。

对Einstein在science方面的conclusion是——1905 Albert Einstein presented his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Einstein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which revised older theories of time and space, and led to the use of atomic power。

爸爸　1975年5月31日

5月18日信上托姥姥每周办的事，姥姥办了吗？

从鸭嘴兽到水獭

亲爱的小文：

一个半世纪前，科学家刚听说有一种下蛋的哺乳动物（egg-laying mammal），他们都不相信，说胡扯（a hoax），没想到世界上真有这么一种动物，就是“鸭嘴兽”（platypus）。鸭嘴兽只在澳洲（Australia）东海岸才有，澳洲也叫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小的洲，也是一个国家。

澳洲本来跟亚洲连在一起，但在五千万年以前分开了，所以它自己成为一个特别的地方，老是有些全世界只有它有别人没有的怪东西，鸭嘴兽就是其中之一（Australia has many kinds of strange animals not found on other continents.This is because the bridge of land that once connected Australia with Asia disappeared about 50 million years ago.From then on, most of Australia’s animal life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另外一种只有澳洲有的小动物，就是koala，爸爸有一封信专门跟你谈过它，你记得吗？

Koala means“no drink”，and the aboriginal word well describes the gentle marsupial that draws moisture only from its food, the leaves of certain eucalyptus，（油加里树，也叫桉树，是常绿乔木，长得很快）or gum trees.With oddly arranged fingers-the first two oppose the other three-a koala clings to a branch in a sanctuary at Waikerie.Phascolarctos cinereus faced extinction by fur hunters until the 1920’s, when conservation laws began to protect the continent’s dozens of marsupial speies.

Koala也叫袋鼠熊（kangaroo bear）。

袋鼠（kangaroo）也只有澳洲有。袋鼠前面两只手，很会打拳（boxing），后面两脚，很能跳，大尾巴在跳的时候可帮忙保持平衡（balance）。

美国有俗语“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 U.S.Informal.an unauthorized or unofficial court, usually selfconstituted, as a mock court by prisoners in a jail or a frontier court：……shot down over North Korea in 1952 and condemned to prison by a Red kangaroo court（Newsweek），类似中文所说的“私设公堂”。以前在Kansas州，法官巡回各地办案，由这跑到那，很像袋鼠跳来跳去，所以叫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A kangaroo court is an illegal mock or sham court, usually one set up by inmates of a prison to levy fines and punishment on other inmates who violate the“code”.Such organizations, usually very informal in nature, exist in most large prisons and are even encouraged by some wardens as a useful device for maintaining order.The name probably originated at the time when Australia, land of the kangaroo, was the penal colony for the British Empire.The term has occasionally-and inaccurately-been applied to the kind of roadside justice of the peace court which exists only to collect fines from motorists caught in speed traps.）。

当然这个kangaroo court是来自有kangaroo的地方才对。澳洲有袋鼠，澳洲以前又是英国的天然监狱，所以kangaroo court的观念（idea）是从澳洲来的。

英国本来把political prisoners朝美国送的，美国独立以后，英国要找个地方送prisoners，于是选中澳洲，自1787年起，英国在八十年间，送了十六万八千prisoners到澳洲，当时路上很苦，要走四个月。1788年初，prisoners在现在悉尼地方，建了settlement，悉尼就是Sydney, Sydney是当时英国内政大臣的名字，大概是为了拍马屁，才这么叫的。

悉尼人口不过二百万，世界最大的船也可以开到港里去，是世界上最好的港口之一，也是澳洲最老资格的城市。

丹麦建筑师Utzon设计了Sydney Opera House，后面就是Harbour Bridge，这座桥重五万吨。

澳洲是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国家，所以受英国影响很重，连国旗里面都有英国旗。马路上走，也靠左走，英国就是靠左的（最早宣布澳洲是英国的人是科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他是发现Hawaii的探险家。五十一岁的时候，在Hawaii被土人杀了）。Captain James Cook landed at Botany Bay, south of Sydney, in 1770.He claimed Australia’s entire east coast for Great Britain.

首都堪培拉（Canberra），有一千五百万棵以上的树，它的议会大厦（Parliament House），尤其漂亮。

墨尔本（Melbourne）的名字是一个英国首相的名字，也是拍马屁来的。它的植物园、美术馆，都很有名，有三座大学。本来是首都，1927年迁都到堪培拉去了。

澳洲南部有两个有名的岛：

一个是塔斯马尼亚（Tasmania）岛，也曾是英国关prisoners的地方，用了50年。岛上有一种塔斯马尼亚狼，母的也有袋鼠一样的袋，不过是装在背上，不在肚皮上。The Tasmanian wolf’s genus name, Thylacinus, means“pouched dog”.The female has a pouch which opens backwards and contains four teats, The pouch is large enough to hold four pups, although the usual number of young in a litter is two.The period of gestation is not known, but it is probably a little less than one month.The young are born hairless and blind in an incomplete, almost embryonic state of development.They are carried in the pouch for three months-the duration of their semiembryonic life.The cubs are then deposited in a nest of dry leaves and grass until they are old enough to hunt for themselves.

塔斯马尼亚有台湾两倍大，你看台湾多小！岛上原有一种大牙齿的土人，现在已绝种了。

另一个岛是袋鼠岛（Kangaroo Island），岛的北边，就面对阿得雷德（Adelaide）城。它是澳洲第三的大城（Adelaide, South Australia’s capital, is a well planned city, rich in parks and gardens.It is near the great Gulf St.Vincent，90 miles long，45 miles across.）。

在澳洲东北海岸外面，有一千二百五十英里长的珊瑚礁（大堡礁，The Great Barrier Reef），有声有光，景象离奇，非常好看。好看是好看，可是船很难走，科克船长的船曾在这一带三次遇险。The Great Barrier Reef is one of Australia’s most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s.It is the largest coral reef in the world, stretching for about 1250 miles along the coast of Queensland。The reef has thousands of islands and underwater coral formations.The sandy beaches of the islands and the interesting sea life of the reef marke it an ideal spot for skin diving.珊瑚礁中有一岛叫“绿岛”（Green Island），真巧，台湾也有一个绿岛！

羊有绵羊（sheep）和山羊（goat）两种，山羊（billy goat）有胡子，还有羊骚味（goaty odor）。

羊奶可以造干酪（cheese）和“牛”油，可以从羊身上得到羊毛。

羊毛出在羊身上（literally）Without a sheep, there can be no wool.—The benefit comes, after all, from a price one has paid.Whatever is the expense, somebody is going to pay for it.做衣服，其他还可吃羊肉、用羊皮、做肥皂、做网球拍……羊的用处多极了（Sheep yield wool, meat, and leather.They also furnish the raw materials for many byproducts, such as glue, tallow, suet, soap, fertilizer, cosmetics, and the catgut used in stringing tennis rackets.）！

澳洲的羊，占世界第一位。占全世界六分之一。（Long famous as a land of sheep, Australia is the world’s leading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wool and mutton and is a major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beef and wheat.Australia is also a high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Large deposits of coal and iron have become the basis for an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while an expanding economyprovides a large domestic market for a wide r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澳洲平均每个人有十四头羊〔澳洲旁边的新西兰（New Zealand）每人有二十头〕，而中国人平均十个人分不到一头，这太不公平了（In Australia, there are about 14 sheep for every person.In New Zealand, there are about 20 sheep for every person.Some states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also have more sheep than people.）！

过分的不公平，没有的人就会叫，这叫“不平则鸣”（Those who are discriminated against will complain.）。

澳洲比台湾大二百二十二倍，但人口比台湾还少！

亚洲人口平均每方英里（persons to the square mile）一百二十二人；澳洲人口平均每平方英里四人。

澳洲“得天独厚”to be particularly favored by nature（said of a land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of a gifted person）却是从不公平来的。澳洲有“白澳政策”，限制有色人种到他们那儿去。但白种人又少，所以将来问题一定很多，不是铁蒺藜（barbed-wire fence）拦得住的。澳洲人自己也说：“We’ve got a big, empty country here, and we have to fill it up.You know，‘populate or perish’.”

澳洲的政策是错误的、自私的（wrong and selfish），这叫“狗占马槽”（dog in a manger describes a person who keeps others from using something that he himself cannot use.It comes from Aesop’s fable of a dog that crawled into a manger of hay and prevented a horse from eating, even though dogs do not eat hay），也叫“占着茅坑不拉屎”，这种人只希望“不惹睡狗”（Let sleeping dogs lie, means to leave a situation undisturbed）“维持现状”“相安无事”。但这怎么行呢？“每条狗都有得意的一天。”Every dog has his day, is an expression used when something pleasant happens to a person, especially one who has been having bad luck.别的狗会睡醒，澳洲虽然是down-under（在世界另一边），别的穷狗还是会咬到它的。

爸爸　1975年6月8日

亲爱的小文：

你这次信封上写的中文很有进步。

鸭嘴兽只有澳洲有，水獭却只有澳洲没有。

水獭是Otter, is a fur-bearing animal that spends much of its time in the water.Otters are related to the weasels and are carnivorous（flesh-eating）mammals.They live on all continents except Australia.They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iver otters and sea otters.

人会仰泳（backstroke），但水獭却更神气，它会仰吃，它在水里“仰面朝天”的吃，这才叫“仰不愧天”（to feel no shame before God）呢！

水獭还是一个会用工具的家伙（a tool user），它吃蛤蜊（clam），会朝石头上敲，你说它多聪明！

每只水獭的皮，可卖到二千五百美金，就是台湾十万块。全世界都不准杀它，所以它的皮就特别值钱。人死了，臭皮没人要，但许多动物死了，皮却成了“千金裘”，这真是“豹死留皮”啊！

豹死留皮（literally）A leopard leaves behind its skin when it dies.—A man has a reputation to leave to posterity when he dies.

爸爸　1975年8月17日

“那么让他们吃饼嘛！”

亲爱的小文：

法文有一个字叫“顾而媚”（gourmen），就是讲究吃的人（A connoisseur in eating and drinking，善于判别饮食美恶之人；an epicure，美食者），很像中文的“老饕”，但老饕有一点挖苦的意味。法国的“烹饪”被当做一种艺术〔Cooking is considered an art by the French.They are world famous for their salads, sauces, and soups.Almost every region, city, and restaur-ant of France has its own food specialty.These specialties include truffles（mushroomikel plants）in the Guyenne region, snails in Burgundy, sausages in Arles and Lyon, omelets in Mont St.Michel, and pressed duck in Paris.〕，一个笑话说美国人嚼口香糖去饭店，法国饭店老板（patron，注意英文patron和法人patron意思不同）拒绝伺候他——阁下嘴含“橡皮”，安能品味！

法国人因为讲究吃，所以foods的花样也多，cheeses就有两百多种做法。法国的党（party）也多，十个以上（美国英国只有两党），法国英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说有两百多种cheeses花样的国家岂能只有一个党？（How can one conceive of a one-party system in a country that has over two hundred varieties of cheeses？）戴高乐也坐过牢，后来当了法国总统。

戴高乐的一个老上司叫贝当（Pétain），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防守凡尔登（Verdun），曾说：“他们过不来！”（They shall not pass！）成为抗德英雄。但是二十四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竟同德国人合作了，那时他已八十四岁。到了八十九岁，被判死刑。戴高乐给他减为无期徒刑（life imprisonment）。他真能活，活到九十五岁才死在牢里！他大概是全世界年纪最大的囚犯了。

凡尔登是名战场，有“国觞”（a martyr to the national cause）五十万。

贝当的国防部长叫魏冈（Weygand），被判无罪，虽然坐了三年多牢，但最后证明清白。魏冈也真能活，活了九十八岁！

还有一个能活的，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总理克里孟梭（George Clemenceau），活了八十八岁。死的时候叫护士走开，他说他不要死在女人面前！他要人把他的棺材立起来，他说他死也要站着死！他的外号叫“老虎”（The Tiger），这个人有多厉害，可想而知。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没能打进Paris去，最后，德国失败了，于是开了一个“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开的，凡尔赛（Versailles,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Was built by LouisⅪ　Ⅴin the 1600’s.Now a national museum, it contains exhibits of fine painting and sculpture.）可比凡尔登贵多了。法国代表是老虎总理，美国是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爸爸跟你谈过威尔逊，威尔逊的像，印在十万美金的钞票上面，你还记得吗？

凡尔赛宫离Paris十一miles，有六百多间房子，有三百多年了。五十多年前，美国大富翁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Jr.）——就是现在美国副总统的老子，送了近三百万美金重修，所以房子虽老，还很漂亮。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皇帝和皇后（皇帝是路易十六LouisⅩ　Ⅵ，皇后是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正在凡尔赛宫。当时老百姓吵着要面包，手下报告说巴黎大乱，“因为他们没有面包。”（Because they have no bread.）皇后说：“那么让他们吃饼嘛！”（Then let them eat cake.）中国也有这种不知道民间疾苦的笑话，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说这话前一千五百年，中国大乱，手下向皇帝（晋惠帝）报告老百姓没饭吃了，皇帝奇怪，反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啊？”（“何不食肉糜？”）（糜congee；porrideg；rice gruel）后来玛丽·安托瓦内特死在断头台（guillotine）上。断头台是一个医生发明的。

法国女人在政治上，虽然到1945年才与男人平等，但有影响力，却早在1945年以前，只是多不得好死。玛丽·安托瓦内特死的时候三十八岁，另外一个比她小一半的，十九岁就被烧死的，是圣女贞德（Joan of Arc）。她的“事业”表现在奥尔良（Orléans），她死在卢昂（Rouen），她是法国的民族女英雄（the national, heroine of France），虽然她死的罪名却是假的（Condemned as a witch, Joan of Arc was burned at the stake in 1431 in the market place at Rouen, France.Later, in 1456，the pope pronounced her innocent.She was declared a saint in 1920.）。

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才九岁的时候，一个四十三岁的名女人死在凡尔赛宫，她是路易十六的爷爷路易十五LouisⅩ　Ⅴ的情妇（mistress），她影响了法国政治二十年，名字是蓬巴杜夫人（Madame do Pompadour）。她对文学、艺术很赞助（to patronize），被她赞助的人中，有一个叫伏尔泰（Voltaire）。伏尔泰是philosopher（哲学家）、poet（诗人）、historian（历史家）、novelist（小说家）、dramatist（戏剧家）、satirist（讽刺家）。他因写文章惹祸，在Bastille监狱住过，他的文字极有影响力，影响到French Revolution——在他死后第十一年，French Revolution发生，捣毁了Bastille。

伏尔泰写文章惹祸太多，他虽生在巴黎，可是在外面二十八年，无法回老家。他很会做生意，赚了钱，在法国靠瑞士日内瓦（Geneva）边上，造了住宅，法国抓他，他就逃到瑞士；瑞士抓他，他就逃到法国，他说哲学家该在地下有两三个洞以防走狗抓他们（Philosophers should always have two or three holes under ground against the dogs hunting them.）。中国古话说“狡兔三窟”（A wily rabbit has three burrows），他真是狡哲三窟啊！

下周续写法国。

爸爸　1975年6月21日

亲爱的小文：

法国最大的河叫卢瓦尔河（Loire River），河边有许多古堡（chateaus），非常好看，爸爸替你找了四种——Cheverny、Chambord、Chaumont、Chenonceaux。从画片上，你可以知道castles in Spain（西班牙）是“空中楼阁”。但在法国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地上的，真的。

再写四个有French的词念给你：

一、Frenchdoors（法兰西式两用门）门上有玻璃，像是窗户。

二、French horn（法国号）。

三、French leave（不辞而别）。

四、French walk（逐出室外）这是美国俗语，也叫the bum’s rush，是抓一个人，把他推到房子外面去。

意大利人看起来聪明，人也聪明；

西班牙人看起来聪明，人是傻瓜；

法国人看起来傻瓜，人却聪明；

美国人看起来傻瓜，人也傻瓜；

爸爸决定给你买架录音机，你把下面一页信给姥姥看。

爸爸　1975年6月29日

一、买卡式（cassette）中最新式的一种，就是全自动往复回卷正反面那种。

二、台湾百鹰股份有限公司总代理美国神鹰美格福斯（Magnavox）牌有最新式的。别的牌子如也有，要买名牌的，像索尼（Sony）等。

三、最小型的最方便，但每次只能装一盒（一卷录音带），小文如想买大一点的录音机，可买美格福斯IK8844型那种（可装进十二盒，连续录放），声音也比最小型的好。

四、要托小彭以他电器同业身份买，可打到大折扣。

嘴含一根草

亲爱的小文：

你看这四张画片多有意思。

黑猩猩

我是黑猩猩，

嘴含一根草。

事事看不惯，

专门把乱捣。

你说我很坏，

我说你不好。

将来有机会，

走上苏花公路我就朝你屁股踢一脚！

大袋鼠

我是大袋鼠，

嘴含一根草。

你跳我先跳，

你跑我先跑。

虽然不爱钱，

钱也不能少。

不然没钞票，

怎么应付袋里那位要喝苹果西打的小宝宝？

场拨鼠[1]

我是场拨鼠，

嘴含一根草。

只学狗儿叫，

不学狗儿咬。

专门办丧事，

埋了才拉倒。

这样够朋友，

东南西北天上人间你到哪儿找？

美人儿[2]

我是美人儿，

嘴含一根草。

不怕心儿变。

就怕人儿老。

人老珠儿黄，

红颜变大嫂。

还是趁早演个美国杨贵妃，

一天洗它一百一十一个澡！

爸爸　1975年8月3日

我的本领就是臭

亲爱的小文：

中文成语：“各人自扫门前雪（Everybody minds his own business），休管他人瓦上霜（the frost on neighbor’s roof-none of one’s business）。”用英文来说，就是Let every man skin his own skunk（让每个人剥他自己的臭鼬的皮）。

臭鼬以它的自卫（self-defense；to defend oneself）方法出名，它可以从十二英尺远，由屁股眼射出臭水，立刻“臭气冲天”（stinking smell assaulting one’s nostrils），除非你和它“臭味相投”〔persons of similar（atrocious）taste；a meeting of（dirty）minds〕，否则一定大败而逃。

驴用腿自卫，狗用嘴自卫，象用鼻子自卫、臭鼬用屁股眼自卫。

臭鼬“所向无敌”（to encounter no significant opponent on the way；undefeatable；invincible），除了一种大角猫头鹰（great horned owl）不怕它臭以外，谁都怕。

臭鼬的臭水蕴藏量（deposit）丰富，可以连发六次，好像人类的左轮手枪（左轮可连发六次，所以也叫six-shooter），但人类的手枪要执照（a license），臭鼬的“水枪”却自由。

被臭鼬的水枪命中（to hit the target）以后，要用汽油或番茄汁才能洗净。

一二三，

四五六。

我是小臭鼬，

本领就是臭。

从东臭到西，

从左臭到右，

谁惹就臭谁，

除非你带汽油番茄汁，

否则臭你一下就没救。

无独有偶（It happens that there is a similar case），植物中有一种叫skunkweed或skunk cabbage的，也臭得要死，意思是“臭鼬草”，中国叫“地涌金莲”，也叫“坐禅草”。

skunk cabbage. 1.A broad-leaved plant, of the arum family, which sends up in the spring a spathe of a disgusting odor，地涌金莲（天南星科之阔叶植物，春季发佛焰花，其味令人作呕）。2.A somewhat similar plant of the Pacific coast states，观音莲（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所产与地涌金莲略同之植物）。

爸爸　1975年8月10日

飞上枝头看飞枝

亲爱的小文：

爸爸坐牢前一年（1970），太平洋（Pacific Ocean）里有一个小国独立了，……（编辑略）名字叫飞枝（Fiji），她原是英国的，所以国旗里头有四分之一的地方是英国国旗。

飞枝有两个大岛，八百个小岛，加在一块儿叫飞枝群岛（Fiji Islands）。

飞枝共有五十万人，里头有中国人。

飞枝的国都叫Suva（Capital andCommercial Center ofthe Fiji Islands isSuva.Banks, offices, andstores arelocated in centralSuva.）。

飞枝的警察若跑到台湾来，一定被台湾的警察抓起来，罪名是“有伤风化”（harmful to public morals）——因为飞枝的警察穿裙子，这种裙子叫sulu，裙子很瘦，下面是锯齿（teeth of a saw）状的，怪里怪气，台湾的警察一看一定大生气特生气，于是就抓起来了。

所以大概飞枝警察不敢到台湾来。

飞枝的男人也有裙子穿，这种裙子叫tapa skirts，比较短上面有花。他们当然也“有伤风化”，所以也不敢到台湾来。

现代的飞枝人虽然怕台湾警察，胆子很小，但他们以前胆子可不小，他们是吃人肉的（cannibals——A human being that eats human flesh吃人肉的人；by extension, any animal that eats its own kind，广义来说，吃同类的动物），还是猎头的（head-hunters.head-hunting n.The custom, characteristic sp.of heathen Malayan peoples, of decapitating enemies and preserving their heads as trophies.奉异教的马来民族所特有的斩敌人头留作战胜纪念品的习俗）。

世界上土人有的吃人肉不猎头，有的猎头不吃人肉，飞枝的土人两样全来，真凶来兮（兮，an adjunct with no independent meaning, roughly equivalent to“Oh”or“Ah”in English）。

以前台湾的土人，除兰屿的雅美族以外，都猎头，不吃肉。他们猎到一个最有名的头就是吴凤的（吴凤，Wu Feng, an official who, when head hunting was still common among the aborigines of Taiwan, ended the practice at the cost of his own life in 1768）。

这样看来，台湾的警察大概也不敢到飞枝去，因为搞不好，飞枝人发起疯来，野蛮复兴，两样来一样，台湾的警察都吃不消（cannot stand or bear；too much to take or endure）。

Fijians once wre cannibals and head-hunters. Most of them are now Christians, but they still observe local customs.They make outrigger canoes from hollowed logs.They also manufacture pottery and personal ornaments of shell, bone, and boar's tusks.A small clan living near Viti Levu still practices the ancient custom of fire walking.Performers do not walk on fire, but on hot stones.Fijans drink kava（yanggona in Fijian），a strong but nonintoxicating drink made from the root of a pepper plant.The drink partially numbs the tongue and lips.Fijians use it as part of most ceremonies.They celebrate every occasion with dancing.

Most Fijians grow crops or catch fish for a living, but many work for the Europeans as clerks, carpenters, and police. People of Indian descent grow most of the islands'sugarcane, and they also keep dairy cattle.Miners take gold, copper, and iron from the rocks of the larger islands.The Fiji Islands produce coconuts, sugar, gold, timber, and tobacco.They ship tropical fruits to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Most eastern Fiji Islands are volcanic.The only industry there is making copra（dried coconut meat.）

爸爸　1975年9月7日

〔后记〕这封信中所引有关吴凤的英文解说，当然是从“神话”立论的。事实上，吴凤是因背约、骂人、与曹族格斗下被杀的。详见连横《吴凤列传》。

古国神游

亲爱的小文：

埃及（Egypt）是非洲国家。但她伸了一只胳臂到亚洲，这胳臂就是西奈半岛（Sinai）。胳肢窝（armpit）那里开了条一百miles长的苏伊士运河（the Suez Canal）。苏伊士运河缩短了从英国到印度的距离，缩短了六千miles。

苏伊士运河挖了十年才挖成，现在已经一百零六岁了。挖它的人是法国外交家李希普（De Lesseps），他在六十四岁那年挖成。他有挖运河的瘾，又去挖巴拿马运河（the Panama Canal），结果公司倒闭，差点坐牢，因为他八十四岁了，所以免了。

中国的隋炀帝，也喜欢挖运河，后来也倒了霉。大概土地神不喜欢人家挖他。

埃及的棉花最有名。

埃及的首都是开罗（Cairo），已经有一千三百三十五年历史（A.D.640年就有了）。

Cairo bazzars很有名，bazzar是东方的小工艺品商店〔1.In the East, an exchange, market place, or assemblage of shops，市场、商场（东方的）。2.A spacious hall or suite of rooms for the sale of goods, as at a fair，百货商场。also, a fair for the sale of fancy wares, toys etc.，commonly for a charitable object，又指售卖珍玩以充善举的市场〕。

埃及最有名的是三十五座金字塔（pyramid）。

金字塔有十个足球场那么大。

金字塔是埃及国王（埃及叫法老Pharaoh）的坟，里面有金银财宝，所以老是被偷。所以以后的埃及国王就不盖金字塔了。

金字塔要四十万人盖二十年。古时候人对修坟可真有耐心，小文你记得爸爸跟你谈过的印度那座大坟Taj Mahal吗？那坟也盖了二十多年才盖好。

金字塔前面的狮身人面像，叫Sphinx（the“Strangler”）。最有名的Sphinx故事是叫人猜谜语的故事。

谜语是什么东西又四只脚又两只脚三只脚，后来Oedipus猜出来了。（SPHINX, in Greek mythology, a winged monster with the body of a lion and the head and breast of a woman.According to the myth, the Sphinx destroyed the passersby from the Greek city of Thebes when they failed to guess her riddle.“What is four-footed in the morning, two-footed at noon, three-footed in the evening？”Oedipus solved the riddle by replying：“Man, who in childhood creeps on hands and knees, in manhood walks erect, and in old age uses a staff.”The Sphinx, heating this, threw herself from a rock and perished, and Oedipus thus became the liberator of Thebes and was made its king.）

法老们不用金字塔以后，开始在地底下挖坟。1922年，考古学家Howard Carter（an English archaeologist, specialized in excavating ancient Egyptian tombs）挖到了小法老Tutankhamen的坟——三千三百年前的宝贝全部出土。小法老十八岁就死了，装在金棺材里，棺材盖是用金子做的小法老的全身雕像。坟共有四个房间，在chiff中挖成的，里面宝贝多极了，琳琅满目（Good gems fill the eyes, a vast array of beautiful and fine things.）。小法老Tutankhamen的名字，在三千三百年后，名闻全世界。Will Rogers（爸爸跟你谈过的美国牛仔哲学家，印第安祖先）甚至把Tutankhamen这个名词（noun）当动词（verb）来用。他说：

If the father of our country, George Washington, was Tutankhamend tomorrow, and, after being aroused from his tomb, was told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today spend two billion dollars yearly on bathing material, he would say，“What got'em so dirty？”

埃及有全世界最长的河尼罗河（Nile River），埃及为了利用尼罗河，自1960年起用十亿美金盖了大水库，叫阿斯旺水库（阿斯旺坝The Aswan High Dam）（台湾的石门水库只是一亿美金），有了阿斯旺水库，会使尼罗河的水存起来。但这样一来，许多埃及的古迹都要被淹，尤其是有名的四千年前的大庙阿布辛拜勒（Abu Simble）。于是进行抢救，全世界五十个国家捐了一千七百万美金救它，救的方法是朝上搬家。于是，这座待在那儿四千年的大庙，就被锯成一块一块的，用起重机搬了家。

这个大庙里面的名堂很多，设计奇特。每年有两次，阳光照进法老石像的脸上。大庙外面这四个大石像也都是这法老，这法老叫Ramesses Ⅱ（Ramses Ⅱ，Rameses Ⅱ），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3世纪（reigned 1290—1224 B.C.），他把他自己做成四胞胎，替自己的庙守门，他老家伙谁也不信，只信自己。四千年前，他把古人忙得臭死；四千年后，他又把今人忙得臭死，他真有办法，他真行。

爸爸　1975年9月20日

“古希腊的辉煌”

亲爱的小文：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West Point（西点军校）开除的，但后来西点拍他马屁，给他立了铜像。你在西点时注意到了吗？他是美国文学家，活到爸爸这个年纪（四十岁）就死了，他最会写神秘和侦探小说，他是给神秘和侦探小说开山的人。他也是诗人，他十四岁就写了一首有名的诗——《给海伦》（To Helen），诗里最有名的句子是：

你水仙花的头发，古典的脸，水神的风华，把我带到

古希腊的辉煌

古罗马的壮丽

Thy hyacinth hair, thy classic face，

Thy Naiad airs, have brought me home

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Western Civilization）的老祖宗；是西方文化的姥姥的姥姥的姥姥的姥姥……现在西方文化和希腊文化息息相关（related as closely as each breath is to the next），到处可以看到。

比方说Poe这首诗里提到hyacinth就是希腊的美少年Hyacinthus。用铁饼（discus）误杀Hyacinthus的，就是太阳神阿波罗（Apollo）。

Apollo无所不在，到处插一脚，他虽然是神，可是也参加人的纠纷。前面Poe的诗给Helen，她惹出Trojan war，她是天仙化人（as beautiful as an angel from heaven；a stunning beauty），因为她本是Apollo的爸爸Zeus（Jupiter）的私生女。Trojan war就是后来《木马屠城记》的故事。Troy城是个倒霉的城，前后一千八百年间，被毁九次，Helen那次只是第六次。考古家希勒曼（H.Schliemann）不知道Troy城有这么多，他挖过了头，挖到了木马屠城记以前的城——更早一千年的城。

在《木马屠城记》中，Apollo是帮守城的一边。Apollo的Priest叫Laocoo¨n，他警告说木马有问题，不要信Greeks，即使他们带礼物来，但Laocoo¨n和他儿子共三个被两条海蛇咬死了，结果他的警告没人信，最后木马拖进城来，半夜里，Greeks都从肚子里跳出来了。

英文谚语A cat has nine lives（猫有九命），City with nine lives是套这一谚语。

中国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外国人却说圣贤也有过，在英文中，这叫Even Homer nods。Even Homer sometimes nods.（连荷马也打瞌睡。）荷马是第一个西方作家，是个瞎子（中国最老的作家之一左丘明Tso Chiu-ming也是个瞎子！），荷马活的时候穷得讨饭，死后有七个城拍他的马屁，说荷马是他们老乡。

Seven wealthy towns contend for Homer dead，

Through which the living Homer begg’d his bread.

——Thomas Seward：On Homer（1788）

荷马的Odyssey里说Greeks从Troy回来，路上经过千辛万苦。他们的大英雄是Odysseus（英文多叫他Odysses），带着Greeks逃离了Lotus-Eaters等等要命的地方。

中国的王宝钏等她丈夫回来，等了十八年。她的纪录被Odysseus的老婆Penelope打破，Penelope等了她丈夫二十年。Odysseus回来的时候，只有老狗还认识他。

Troy城虽然跟希腊扯不清，但它却不在希腊岛上，它在土耳其。

希腊岛上的大城是雅典（Athens），这名字是跟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来的。你重看一次爸爸六三、五、三一给你的信，注意“运猫头鹰到雅典”那一段，在Trojan war中，雅典娜帮Greeks这一边，她派出两条海蛇，咬死了Laocoo¨n父子，可见她花样很多。她的爸爸也是Zeus。Zeus因为怕她太聪明，在她出生前，把她妈妈Metis吃了，但是没用，雅典娜还是从她爸爸头顶上跑了出来。

崇拜雅典娜的最有名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帕台农神殿（Parthenon），在卫城（The Acropolis）上面，是最有名的希腊建筑。The Acropolis rises proudly on 180-foot hill above the Attic plain.The Parthenon and many large buildings were built in Golden Age of Pericles，2400 years ago.The Acropolis上面还有许多别的建筑，像The Caryatids等。

Apollo、Helen、Athena三个人的爸爸Zeus，就是天神，中国的老天爷，他是一个风流鬼，跟十五个女人生了二十一个小孩，每个小孩都是名流。十五个女人中，他只跟三个结了婚，其他都没有。他的兄弟就是阎王爷（Pluto）。

希腊的建筑后来被人学，到处都是。英国哲学家A.N.Whitehead有一段说这种希腊其实最不希腊，因为希腊人并不学人家（The most un-Greek thing we can do is copy the Greeks.For emphatically they were not copyists.）。

小文你再把六四、五、三一爸爸的信找出来，看看苏格拉底等Philosophers和Alexander the Great的关系。Alexander the Great是希腊最有名的皇帝，他从Macedenia老家，一直打到了印度，他使希腊文化普及到好多地方。

Zeus有一个儿子，叫Heracles，据说Heracles的后代就是Alexander the Great，所以老是和Zeus有关系。

Alexander the Great打到Turkey中部的时候，cut the Gordian Knot（an intricate knot tied by Gordius, king of Phrygia, to be undone only by the person who should rule Asia Alexander the Great cut it through with his sword），在中文，这叫“快刀斩乱麻”（to find and use a quick, easy way out of a difficulty）。

跟Alexander the Great的老师Aristotle同时，另有一派哲学家，他们是cynic，就是愤世嫉俗的人。Diogenes白天点了灯笼在大街上找人，就表示现在是黑暗，人也不是人。Alexander the Great去拜访Diogenes, Diogenes却叫皇帝走开，别挡他的太阳。

Alexander the Great很羡慕这位满不在乎的哲学家，因此才说了这么一句捧人也自捧的话——“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想做Diogenes。”（If I were not Alexander, I would be Diogenes.）他真会说话呵！

希腊到处是古迹（古迹），所以令人怀古。

希腊有四百三十七个岛，岛占全国的面积五分之一，全国只有台湾一个半大，人口只有台湾三分之二。

爱吾宗（evzones）的制服是希腊的招牌。

爸爸　1975年10月12日

Rome下周写。

“古罗马的壮丽”

亲爱的小文：

Rome（罗马）是现在Italy（意大利）国的首都，也是古代Rome帝国的首都，所以这个字，又是城的名字，又是国的名字。

英文中带罗马的词儿很多，Roman Nose、Roman numerals……你慢慢都会碰到。带罗马的成语也很多，条条大路通罗马（All roads lead to Rome.）！

罗马人喜欢修路，留下的大路最有名的是Appian Way。Appian Way is the old highway to Rome from the south, lined with cypress trees.大路通到罗马以后，就要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这就是中文“过路问禁，入乡问俗”的意思，否则就变成了土包子。

到了罗马，可真好看，到处是古迹，这正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

在地图上你注意Pompeii那个地方。一千九百年前，Vesuvius火山爆发，把Pompeii活埋了。但这一埋却保存了一个两千年前完整的古城。现在这个城的一半已经给挖了出来，使人类看到了两千年前古城的原样，小文你说，多有意思呀！

罗马把希腊的神都全部搬到自己家里来，所以也有Apollo的庙。

罗马建筑是抄希腊的，但是加了两点花样。第一点花样是“拱”（arch）；第二点是“混凝土”（concrete）。

古罗马圆形竞技场叫The Colosseum，是人给狮子吃的地方。Roman Holiday（罗马假期）表示看人受罪以为乐，就是这么来的。最喜欢Roman Holiday的是罗马皇帝尼禄（Nero），有人说他放火烧了罗马，还出来一句英文成语：To fiddle while Rome is burning。

罗马本来信很多神，但是Christians（基督徒）跑出来说别的不要信，只信他们的God，结果在Nero时候，大抓Christians, Christians吓得躲到catacombs（墓窖）里。因为罗马法规定不准打扰死人，所以罗马兵不会跑去抓。

罗马兵穿得很神气。

罗马最有名的将军是恺撒（Julius Caesar），恺撒也是历史家，也是妇产科医生最头疼的对象——因为恺撒的妈妈生不下来他，只好开刀从肚子里取出来。这叫剖腹取子手术（Caesarian operation；Caesarian section）。

从恺撒身上，出来许多英文名句子，像：

1.to cross the Rubicon——孤注一掷；胜败一举；采取断然手段（the Rubicon是意大利中部的一条河）。

2.Veni, vidi, vici.（I came, I saw, I conquered.——“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恺撒名言）

3.Render therefore unto Caesar the things which are Caesar's；and un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这是《马太福音》中记耶稣的话。恺撒不但是指Julius Caesar，也指一般的罗马皇帝。）

英文中7月July就是从恺撒名字Julius来的。7月有三十一天也是他的杰作。

恺撒打Egypt后，被埃及女皇Cleopatra迷住。恺撒被刺后，他的部下Antony又被Cleopatra迷住。所以法国哲学家Pascal说：如果Cleopatra的鼻子短一点，整个世界的脸蛋都变了（If the nose of Cleopatra had been a little shorter the whole face of the world would have been changed.）。

还有一个罗马将军叫Quintus Fabius Maximus Rullianus（？—290 B.C.），他拖垮了罗马大号敌人汉尼拔（Hannibal）。

罗马对面有古国迦太基（Carthage），与罗马打了Punic Wars，前后拉拉扯扯，打了一百一十八年。Hannibal是Carthage的将军，他本领真大，他带了三十七条象，越过Pyrenees大山，Rho^ne大河，从Rome背后打进来。Rome没见过象，把象叫做“像一座房子那么大的”野兽，吓都吓昏了，哪里打得过。幸亏Rome的Quintus Fabius Maximus Rullianus将军用了不正面作战和坚壁清野（to fortify the defense works and to leave nothing usable to the invading enemy）的法子，才在最后打败Hannibal。

这种gradually，影响到两千年后的英国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影响到英国工党。

费边社的人才，爸爸跟你谈过GBS（George Bernard Shaw，萧伯纳），现在再介绍两位。1.英国小说家：威尔斯（H.G.Wells），2.英国社会学家：碧特莱丝·韦伯夫人（Beatrice Webb）。

罗马用的是拉丁（Latin）文。最早罗马人中的土包子说他不懂希腊文（Greek）。英文成语It is Greek to me，意思是I can’t understand it。罗马人后来什么都要Greek，最后干脆用起希腊文来，不喜欢用自己的拉丁文了。

希腊罗马因为文化混在一起，所以一般都说Greco-Roman，像Greco-Roman Civilization, Greco-Roman Wrestling等。

爸爸　1975年lO月19日

波澜N多的波兰

亲爱的小文：

你弹过肖邦Frederic Francois Chopin（1810—1849）的作品吗？Chopin是波兰人。只活了三十九岁。Chopin played the piano in public when only eight years old.He began to compose soon afterward.He studied at the Warsaw Conservatory from 1826 to 1829 before leaving Poland in 1830.He settled in Paris in 1831，and, except for some travel, he lived there the rest of his life.

波兰夹在德国俄国之间，老是被侵略、被瓜分、被瓜剖豆分〔（of a country）to be divided or split like a melon or a bean；to be partitioned〕。

Chopin音乐激起波兰人的爱国心。

The Poles also have an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translations of Moliere and Shaw and for their own 19th-century dramatists who wrote from exile, when their country was partitioned among three neighboring empires.

The plays, novels, and music of this period helped keep the Poles'sense of nationhood alive. One composer, in particular, has stirred Polish pride through the dark years.He, of course, is Chopin, whose birthplace at Zelazowa Wola，28 miles west of Warsaw, is a national shrine.Here, every Sunday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the public is invited to a Chopin concert.

波兰在1772、1793、1795、1939年前后被瓜分四次。1914年被瓜分了以后，地图上没有波兰了。1945年苏联（Russia/U.S.S.R.）分了波兰东边，却把德国东边补给波兰。所以波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to suffer a loss in one place but make a gain somewhere else）。

苏联这种作风，叫“慷他人之慨”（to show generosity or unselfishness by another’s wealth；to be generous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爸爸在四、六信中跟你谈过，英文叫Rob Peter to pay Paul（抢彼得赔保罗）。

波兰的首都是华沙（Warsaw），Warsaw、Warsaw, Warsaw可真saw了war。二次世界大战，华沙城全毁，人死了四分之一。

格但斯克（Gdaa'sk）在德文叫但泽（Danzig），是造船中心，这个城和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过去都是世界大新闻，因为它们老是和德国扯不清。

POLISH CORRIDOR is a historic strip of land that was once the ancient polish province of Pomorze. Poland lost the province to Prussia in 1772.When Prussia became a German state in 1871，the area fell into German control.

After World WarⅠ，the Versailles Treaty established the corridor of land to give Poland free access to the Balitic Sea.The corridor separated East Prussia and the port city of Danzig from the rest of Germany.In 1939，Germany regained control of the area when Nazi troops invaded Poland.After World War Ⅱ，the corridor was returned to Poland.

波兰成为天主教国家已一千年，Most Poles are Roman Catholics, and religion is important in their lives, Poland has been a Christian country for 1000 years.

波兰的瓷器很有名，瓷器又叫china，所以，可以说，Poland的china很有名。

小文你还记得爸爸跟你谈过的一种猪叫Poland China吗？Poland Chinas gain weight rapidly and make excellent meat hogs.Farmers in Ohio developed the Poland China breed.

Kraków是波兰的文化城，以前是首都（Kraków is the traditional capital of polish culture），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Copernicus）就是在这个城里出头的。

Copernicus skillfully applied this new idea in his masterpiece, Concerning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1543）. In this book, Copernicus demonstrated how the earth's motions could be used to explain the motions of other heavenly bodies.His theory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telescopic discoveries of Galileo, the planetary laws of Johannes Kepler, and the gravitation principle of Sir Isaac Newton.

Copernicus was born in the city of Thorn（now Torun, Poland），and attended the University of Kraków.

波兰人跑到外国成名的：

[1]在法国有居里夫人Marie Sklodowska Curie（1867—1934），Polish chemist and physicist in France, wife of Pierre Curie, Madame Curie.她是做下女出身的，苦学成功。她是唯一一个人得过两次Nobel Prize的科学家。她的大女儿Iréne后来也得了Nobel Prize；小女儿ve.Her life of her mother, Madame Curie（1937），had a great and immediate success, as did Among Warriors（1943）.

[2]在英国有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

Joseph Conrad的爸爸和一个叔叔都因为反抗俄国，被俄国人抓去，死在牢里（exiled to Siberia）。他原跟他爸爸住在Cracow（就是Kraków），不到四岁时，爸爸被抓，他和妈妈也跟着到了俄国的Siberia（西伯利亚）——政治犯可以带家属在一起。

他八岁时，妈妈死，十一岁时，爸爸死，他流浪到欧洲，一直做水手。

他二十岁以前不会英文，后来却变成了英国大文学家。

他最有名的小说是《吉姆老爷》（Lord Jim）和《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家里都有。

[3]在美国有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爸爸跟你谈过的大钢琴家。

波兰最有名的文学家是显克维支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他用Rome的Nero做故事，写成了《暴君焚城录》（Quo Vadis，也叫《你往何处去》），这本书和前面居里夫人女儿给她妈妈写的那本Madame Curie，你都该看。家里都有。

爸爸　1975年lO月26日

登天梯

亲爱的小文：

你注意到警察局里消防车上的云梯（ladder）了吗？那种梯子升起来很高，可高出一百英尺。美国underworld slang把ladder叫做Jacob，你知道Jacob是谁吗？

Jacob was the son of Isaac, and the father of the 12 sons who founded the Twelve Tribes of Israel, accord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He bought his older brother Esau's birthright with a bowl of savory stew（“mess of pottage”）.Later, Jacob enforced his claim by pretending to his blind and aged father that he himself was Esau.Thus, he obtained from Isaac the words of blessing Isaac had meant for Esau.Esau was so angry that Jacob fled for his life.

On the way to his uncle Laban, Jacob slept at a place called Bethel, where he dreamed of a wonderful ladder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In the dream, God promised to protect and bless him while he was away from home.Much encouraged, Jacob went on to Laban's home.There he fell in love with Laban's daughter, Rachel.But Laban forced Jacob to marry his older daughter.Leah, before he could have Rachel for his wife.After working 20 years for Laban, Jacob left for home.

On the way, Jacob prayed all night until God reassured him that Esau would spare his life. Esau met him with forgiveness, and they parted good friends.Jacob spent his last years in Egypt, where his son Joseph brought him to live.

Esau was the son of Isaac and Rebecca, and twin brother of Jacob in the Bible. He is a main character in many stories foundin Genesis 25-33.The best known are Jacob's cheating him out of his birthright for a“mess of pottage”（Gen.25：27-34），and the loss of his blessing through the plotting of his mother and brother（Gen.27）.Esau was reconciled to Jacob after the latter's return to Palestine 20 years later.

Biblical history regards Esau as the founder of the Edomite nation.

Jacob就是现在以色列（Israel）人的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祖宗。

Mess of pottage就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划不来”的意思。

A Jacob's ladder is a ladder made of rope or cable, usually with wooden rungs. It is dropped over the side of a ship to enable people to ascend from or descend to small boats alongside.Harbor pilots usually come aboard via a Jacob's ladder.

The Jacob's ladder gets its name from an incident in the Book of Genesis（28：12）. The patriarch Jacob falls asleep and the a vision：“And he dreamed, and behold a ladder set up on the earth, and he top of it reached to heaven；and behold the angels of God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n it.”

Jacob's ladder has been used in at least two other quite earthly meanings. A small plant with a flower-and-leaf formation resembling a ladder bears this name.In England, also what we Americans call“runs”in hosiery were formerly called Jacob's ladders.Nowadays they are simply ladders.

Jacob's ladder可以登天，所以美国黑社会的thieves’Latin（盗贼的隐语，切口）就把梯子叫Jacob。

植物里头花葱属（polemoniums）中的一种就叫Jacob’s ladder，因为它们有ladderlike leaves。

爸爸　1975年11月1日

中国性研究

本卷未采用之篇目：

《中国性研究》

《鸡巴考》《相下部》《中国人的“睾丸情结”》《柏杨割错了屌》《可以人而不如鸡巴乎？》《从“我是嫖客”到“我是鸡巴”》《台湾人与鸡巴》《阴毛的发扬光大》《剃阴毛的另一个用处》《柏杨替武则天乱伦》《让人肏了三百年才复仇吗？》《一个性交姿势的建议》《新女性战歌附答》《国民党与搞屄》

《中国命研究》

《别开“死”面》

中国性研究

自序

这本《中国性研究》共收有五十篇文字，有学术性的，也有通俗性的，全部是围绕中国人生殖器官、两性肉体、两性观念而论述的，其中为了阐明新意，也偶孱进一点洋玩意儿。总括说来，这是一本革命性、启发性极强的著作。“生民以来，所未有也！”

全书大略可分几组：

第一组《〈易经〉中的性交文字》《〈战国策〉记性交姿势》《佛经中的性交文字》，是从经典中论述性交之事。指出此事曾公然见之于中国经典，古人并不遮遮掩掩的。遮遮掩掩的伪君子与假道学，乃是后代的我们干的事。

第二组《且且且且且》《鸡巴考》《狂童之狂也，鸡巴！》《记“阴茎异常勃起”》《相下部》《从犀牛看屌》《中国人的“睾丸情结”》《柏杨割错了屌》《可以人而不如鸡巴乎？》《从“我是嫖客”到“我是鸡巴”》《政治与生殖器》《台湾人与鸡巴》《谨防被阉》《长程射精和中国文化》《长程射精的另一面》《神仙也要小便的》《不随他人说短长》《生殖器关系的“积极好处”和“消极好处”》《不要只抓老二！》，是围绕在男人生殖器上面的种种讨论和发挥。

第三组《也也也也也》《阴部攻防战》，是围绕女人生殖器的种种讨论和发挥。

第四组《阴毛的发扬光大》《剃阴毛的另一用处》，是围绕阴毛的种种讨论和发挥。

第五组《柏杨替武则天乱伦》《让人肏了三百年才复仇吗？》《记清朝后宫》《头大·头大·两头大》《屁股·屁股·翘屁股》《一个性交姿势的建议》《陆小芬的乳房问题》《新女性战歌附答》《准露奶头的德政》《大义裸体》《有奶没奶都是娘》《“好为妇人出脱”》《论难养的》《鞭子缠身可也！》，是以女人地位、女权、女人性格为主的种种讨论和发挥。

第六组《王八一落千丈考》《王八过敏症》，是就中国人的王八思想予以论述。王八的形成，男女生殖器缺一不可，因此当然也在本书范围之中。

第七组是《营妓考》《国民党与营妓》《国民党与“私窑子”》《国民党“军中乐园”及其他》《写在〈雏妓哲学家〉的后面》《雏妓问题》《国民党与搞屄》，是以营妓、雏妓和国民党的关系为主的种种讨论和发挥。国民党是一个淫威泛滥下淫风大行的党，在它的统治之下，“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怪事都会出现，令人称奇。我在这方面有独到的研究，特别作为大特写，收在本书之中。

这本书包含的中国性研究和中国命研究使“性”“命”之学，开万古未有之境界与心胸。《论语·公冶长》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史记·孔子世家》亦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如今我独发万古之秘，不但文章可得而闻，并且“性命”也可得而闻。孔子生而有知，必当说：“敖也，好勇过我，有所取材。”“著书有道，丘不与易也！”

1990年3月4日

本版选用三十四篇——编者

《易经》中的性交文字——我也“五十以学易”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段文字是很可疑的。因为整部《论语》中，根本没有这类喜《易》的记载；也没有读《易》读的次数太多，以至捆书的绳子都断过三次的记载。从《论语》中看孔子，一点也看不到他老先生如此对《易》着迷。古文《论语》中只有一段话：

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段话，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得极明白：“鲁读‘易’为‘亦’，今从古。”从古以后，《鲁论》的原文，该是假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可见孔子同《易》的关系，是后来附会出来的。

虽然如此，孔夫子“五十以学易”，倒也一直流传，得到一般人的相信。如今我也五十岁了，我姑且也圣人一番，做一点“学易”的示范。

《易》是《易经》，也叫《周易》（因为流行在周朝）。《周易》是卜筮用的一本签文总集（《左传》《国语》里记占卜的事，都以根据《周易》来说明为主）。根据《周易》，我把卜的结果排比如下：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计算：说“吉”的爻一百二十一次；说“凶”的爻五十二次；说“无咎”的爻八十五次；说“何咎”“何其咎”“匪咎”的爻四次；说“厉”的爻二十六次；说“悔”的爻二次；说“有悔”的爻四次；说“悔亡”的爻十八次；说“无悔”的爻七次；说“亨”的爻三次。这些名堂，在在都显示了《周易》这部书的卜筮特色。古代人喜欢问卜，卜出来的结果累积起来，每在新卜之事与所现之兆相同的时候，就可以援用累积的结果，不必再重复了。这种卜的方法，比以前方便，所以叫《易》。

《易》本来是卜筮手册，它本来很简单，有玄没有理，但喜《易》的人，意犹未足，硬要弄出玄理来，所以愈来就愈弄得不简单了。自古以来，中国人不会“学易”，反把《易》弄到死巷里去，汗牛充栋的著作一大堆，其实全都是误入歧途，愈“学”愈难起来了。

真正“学易”的法子，是在根本上把《易》还原为简易原始的面目，从“平易浅近”去看它。宋朝朱熹《答吕伯恭书》说：

窃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其吉凶，而因以训诫。有本甚平易浅近，而今传注误为高深微妙之说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则吉；“田获之狐”“田获三品”，只是卜田则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觐则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则吉；“利用为依迁国”，只是卜迁国则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则吉之类。

这些话是正确的话。

为了从“平易浅近”还《易》的本来面目，我各以“上经”“下经”的第一篇——“乾卦”“咸卦”为例，做出白话翻译如下：

[3]

〔原文〕

乾[4]：元，亨，利，贞[5]。

初九[6]：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7]。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8]。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9]。

上九：亢龙有悔[10]。

用九[11]：见群龙无首，吉[12]。

〔翻译〕

男性卦：是好的开始，可以发展，可以繁荣，可以结果。

九在最下面一行：龙潜在水底，不要有动作。

九在倒数第二行：见到龙升到田野里来了，见到大人先生是好的。

九在倒数第三行：君子白天努力，晚上努力，这样干，就没错。

九在第三行：〔龙〕在下面跃跃欲试了，没错。

九在第二行：龙飞在天上了，见到大人先生是好的。

九在第一行：龙飞在天上，高过了头了，是要后悔的。

九外一章：见到许多龙，都没有头，是好现象。

以上“乾卦”，是男性卦。它的象形是，根本就是男性生殖器。相对的，“坤卦”是女性卦，它的象形是，中空，根本就是女性生殖器。“乾卦”因为都是男性卦，所以一派阳刚之气，龙来龙去的。

[13]

〔原文〕

咸[14]：亨，利，贞。取女吉。

初六[15]：咸其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上六：咸其辅、颊、舌。

〔翻译〕

感应卦：可以发展，可以繁荣，可以结果。娶个新娘，是好现象。

六在最下面一行：碰她的大脚趾。

六在倒数第二行：碰她的小腿。不好，不要动才好。

九在倒数第三行：碰她的大腿。她用手推开他的脚。再下去就坏事。

九在第三行：不动就好，动就糟。心里七上八下，朋友，照你想要做的做吧！

九在第二行：抱住她的背，不要后悔。

六在第一行：吻她嘴唇、亲她脸蛋、舔她舌头。

以上“咸卦”，是典型的性交卦。这卦不但点出性交前的局部动作、调情动作，并且最后还显示出是一种男方仰姿——男的在下，女的在上。这太有趣了。算命抽签结果是叫你打一炮，还告诉你打炮姿势，中国的经典真有趣哉！

1985年4月14日夜一时半

《战国策》记性交姿势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策士、说客提供策略的结集，记录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和西周、东周、宋、卫、中山十二国的史事，以国为单位，共收三十三篇，前后包括了二百四十五年的历史。这就是说，它包括的，不止一般所谓战国时代一百八十一年的历史（战国起算方法，照《史记》是公元前475年，照《资治通鉴》是公元前403年，有七十多年的误差。从宽来算，战国早期也就是春秋晚期）。

《战国策》的作者非一人，作成也非一时一地，汉朝刘向校勘宫中藏书，将皇室保存的各种文书加以订正，命名为《战国策》。后来刘向的本子也残缺了，宋朝曾巩曾加以增补，而成为今日的祖本。

1973年冬天，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相当于《战国策》的帛书二十七篇，这一发现，给这部书平添了许多身价和兴趣，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帛书中能跟今本《战国策》对得上的有十一篇，约占二十七篇中的五分之二，它们埋藏在地下两千一百五十年，再重见天日，在发潜寻幽上面可有极大的帮助（中共的部分学者，像唐兰所怀疑的，帛书不是《战国策》而是《苏子》，是不能成立的）。

《战国策》中有许多妙文，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韩策》中的一段话：

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殽。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殽。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秦国宣太后在外国大臣面前公开描述性交姿势，说自己丈夫一屁股坐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一点，就吃不消；可是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所以就无所谓了。这种妙文，在南宋鲍彪新注本里说：“宣太后之言汙鄙甚矣！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则此言不以为耻，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在清朝王士祯《池北偶谈》里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其实他们全都大惊小怪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古代文明中，在性的看法上，确曾有过开通的一面。太多的性禁忌其实是以后的事。

《战国策》中因为记录了战国时代策士、说客提供的策略，其中自然不乏使道学家头痛的“邪说”（秦国宣太后用性交谈政略，自也是“邪说”之一），当然也动了查禁（“灭其籍”）的念头，所幸有惊无险，还是留存下来了。曾巩在序里说：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

正因为“禁邪说”之前，得先使人们知道被禁的“邪说”是些什么，所以，这些反面的言论，得以“反面教材”而留传于世，“放而绝之”了。“放而绝之”者，任它存在却同时“著而非之”（加以打击）之谓也。连古人都知道用“放而绝之”的手段对付不当言论，可是奇笨如牛的国民党却不知道，你说国民党多要命？

1984年10月5日

佛经中的性交文字

佛经里对女人殊无好评。《毗奈耶杂事》说女人有五种过失（嗔、恨、作恶、无恩、刻毒），像大黑蛇一样；《增一阿含经》说女子有五想欲（不净行、嗔恚、妄语、嫉妒、心不正）；《正法念经》说女人有三放逸（自持身色、自恃丈夫、骄慢）。……佛经的终极立论不过希望男人脱离女人、女人变成男人，除此之外，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更高明的。

但是，男人脱离女人、女人变成男人的境界，事实上，还没那样快。在过渡时期，男人还是免不了肏女人，女人也免不了挨肏。在这一方面，佛经密宗经典里，可就写得有趣多了。在《佛说秘密相经》中，就有这样指导肏人与被肏的文字：

作是观想时，即同一体性自身金刚杵，住于莲华上而作敬爱事。作是敬爱时，得成无上佛菩提果，或成金刚手等，或莲华部大菩萨，或余一切逾始多众。当作和合相应法时，此菩萨悉离一切罪垢染着。如是，当知彼金刚部大菩萨入莲华部中，要如来部而作敬爱。如是诸大菩萨等，作是法时得妙快，乐无灭无尽。然于所作法中无所欲想。何以故？金刚手菩萨摩诃萨：以金刚杵破诸欲故。是故获得一切逾始多无上秘密莲花成就。

又说：

尔时世尊大昆卢遮那如来，钻金刚手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金刚手，汝今当知彼金刚杵在莲华上者，为欲利乐广大饶益，施作诸佛最胜事业。是故于彼清净莲花之中，而金刚杵住于其上，乃入彼中，发起金刚真实持诵，然后金刚及彼莲华二事相击，成就二种清净乳相。一谓金刚乳相，二谓莲华乳相。于二相中出生一大菩萨妙善之相，复次出生一大菩萨猛恶之相。菩萨所现二种相者，但为调伏利益一切众生，由此生出一切贤圣，成就一切殊胜事业。

这里所说“金刚杵”，就是硬鸡巴；所说“莲华”，就是女人阴部。佛经中认为性交是“敬爱”的事，“由此生出一切贤圣，成就一切殊胜事业”。这种对性交的赞美，真是古今罕见了！

1985年4月18日

且且且且且

在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生殖器崇拜”（phallicism）的图片，那在河南安阳侯家庄发现的“石男根”——一条上面刻着三角绳纹饕餮的、青铜文化风格的石做男人生殖器。看过以后，我们可以恍然大悟：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民族，和世界上其他许许多多的民族一样，也不例外地崇拜过这个玩意儿，甚至崇拜得别有天地呢！

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的“陶祖”，可说是中国人搞生殖器崇拜的最早玩意，证明早在五千年以前就开始了。随着这种崇拜的愈来愈进步，这种鸡巴文化也就愈来愈成为精致文化了。鸡巴文化的登峰造极，是中国人抛弃了“石鸡巴”，而改用“玉鸡巴”，就是用玉制作男人生殖器，它的专名，就是“圭”。“圭”是典型的男人生殖器的造型。中国人崇拜男人生殖器，统治者父死子继，当然更崇拜得不亦乐乎。于是大家比谁的鸡巴大、谁老子的鸡巴大，而以“圭”的大小，象征权位的大小。《周礼》上说“镇圭”一尺二寸长，“天子守之”；“桓圭”九寸长，“公守之”；“信圭”七寸长，“侯守之”；“躬圭”七（应是五）寸长，“伯守之”，此之谓也。“圭”在后来，精致得尤其厉害：天子用“大圭”见天地、见祖宗；用“珽”见诸侯、见大夫。诸侯用“荼”见天子，大夫用“笏”见天子。最后搅成一团，都通称“笏”了。在用法上，在汉朝以后，也慢慢改为大臣专用的手板了。大臣上朝时把要上奏的提要，写在“笏”上面，以防忘记，所以“笏”在最后，变成一种夹带的道具了。

正因为中国人搞生殖器崇拜，所以实物之外，在象形文字中，我们可以找到它的遗痕。

在甲骨文中，表示男人生殖器的文字是

在金文中，表示男人生殖器的文字是

这些写法，杨家骆《释且》一文中收罗得很全面。

阮元《揅经室一集》有“释且”，中说“古文‘祖’皆‘且’字”，到了小篆出现，才在“且”字旁边加上“示”字旁，成为“祖”字：

小篆始左示作祖，故《说文》示部：“祖，始庙也。”今音祖则古切，且千也切。不知古音古义正相同也。《礼记·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为其不可以反宿也。’”可以证矣。

阮元虽然费了很大的劲“释且”，并说“‘说文’训‘且’为荐，字属象形”，但他始终解释不出象形，到底像个什么形。《说文》说了半天，也说不出像个什么形。其实“且”字明明是像男人生殖器的形。

中国儒家宣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在”字，有它相当的具体性。这种具体，表现在他们要求“立尸”的观念上。《仪礼》有“祝迎尸一人”的话，郑注说：“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这就是说，孝子（主人）死了亲人，要叫他兄弟打扮成亲人样子，坐在那儿，用活人代表死人，作为叩拜的对象。这种“尸”，就象征“亲之形象”的具体存在。但这种具体存在不能老是拿活人代表死人，于是，用塑像和用牌位的方法，便取而代之。牌位就是木主，它的形状就是一个典型的“且”字形状。据孔继汾《阙里文献考》：

天下文庙之制，上自太学，下及直省州卫郡邑，莫不易以木主，而阙里尚用塑像。或曰：塑像非古也，古者庙则有主以依神，祭则有尸以象神，无所谓设像也，有尸事废而像事兴。盖自佛氏入中国，始以异端之教，而上施于圣人，不经莫甚焉！

再据宋濂《上孔子庙堂义》：

古者木主栖神，无像设之事。今因开元八年之制，抟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义矣！

这些话，都指出了孔庙中用牌位，早于用塑像。牌位的运用，正好与传统中的生殖器崇拜若合符节。“主（牌位）以依神”“木主栖神”，说来说去，都是用牌位做祖先的一个象征。这象征用鸡巴做大特写，完成了生殖器崇拜的最有趣的建构。呜呼，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我们这种专家眼里，文来化去，不过如是耳！

1984年10月8日晨

狂童之狂也，鸡巴！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那时候的诗，事实上是歌谣。歌谣分随口唱的“徒歌”，和随着乐器唱的“乐歌”。当时的音乐家叫乐工，他们搜集这些“徒歌”和“乐歌”，编成唱本，有三百多篇，就叫“诗”或“诗三百”。后来乐谱散失了，只剩下歌词了。

到了孔子时候，他把诗给道德化了，用来作为教条。例如《硕人》诗中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明明是写漂亮女人的，但孔子却硬扯在画画上面；还引而申之，硬扯在修养上面。孔子主张“思无邪”，这样一规范，歌谣的本来面目就被曲解了。

自从孔子给这些歌谣定下规范后，后来的人就更变本加厉了。汉朝以后，把它用“经”给供奉住，就叫《诗经》了。从此说诗的，就提出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来发挥，本来面目就更远了。

至于说孔子删订这部书的事，是不确实的。因为孔子八岁的时候，吴季札就到鲁国来听乐工给他歌诗了。那时的分类名目，都已经定型了，自然不是孔子所能删订的了。

今天早餐前后，写了《且且且且且》，说“且”字就是鸡巴的古字。意犹未尽，想到《诗经》中一首被曲解的诗——《褰裳》，正好可用来说明。《褰裳》是一首情诗，李一之《诗三百篇今译》中，翻译如下：

子惠思我，你如果好意相亲，

褰裳涉溱。且撩衣便可渡溱！

子不我思，你如果并不诚心，

岂无他人？难道就再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你这厮别太骄矜！

子惠思我，你如果好心相思，

褰裳涉洧。且撩衣便可渡洧！

子不我思，你如果并不诚意，

岂无他士？难道就再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你这厮别太狂气！

最后一句“狂童之狂也且！”裴普贤、糜文开《诗经欣赏与研究》译为：“轻狂小子糊涂虫！”“小傻瓜呀太轻狂！”洪顺隆《国风下集》译为：“狂妄的人儿啊你真骄傲情薄。”“狂妄的人儿啊你真骄傲无情。”裴普贤、糜文开说：“且：语助词。”洪顺隆说：“也且：句末助字。”都是根据古注引申的，其实他们全没弄清楚。不但他们没弄清楚，有史以来，中国人就从来没弄清楚过。其实这句诗的标点该是：“狂童之狂也，且！”它根本是女孩子小太妹打情骂俏的粗话，意思是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想本姑娘，本姑娘不愁没别人想，“你神气什么，你这小子，鸡巴啦（台语发音：卵叫啦）！”

我这种解释，在《诗经·山有扶苏》中，也可依此类推。《山有扶苏》诗中有“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不见子充，乃见狡童”的句子，李一之译为：“不见俊俏的子都，却是丑陋的狂夫。”当然也是错的，其实乃是“没看见漂亮的小表哥，却看见一个傻屌”之意，“且”字一定要译为“鸡巴”、译为“屌”字，才不失原意。

《褰裳》一诗在春秋时代是很有名的，有名到国与国间办外交，都要引以为喻。《左传·昭公十六年》中，有这样一段：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指这首诗）！不有是事，其能终乎？”

郑国的子大叔用《褰裳》诗来威胁、来拿乔、来言近旨远，使晋国的韩宣子要表示友好以防郑国转向。这种“吟诗外交”，十分有趣。《吕氏春秋》也有“晋人欲攻郑，使叔向聘焉，视其有人与无人。子产为之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叔向归曰：‘郑有人，子产在，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诗有异心，不可攻也’”的话，是同样的手法。可见这首情诗，当时是多么流行。正因为这首诗被如此政治化了，所以道学之士又开始曲解它，说什么“《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全是胡说八道。宋朝朱熹虽然推崇道学，但终于承认了《褰裳》是情诗，但却是“淫女语其所私者”的“谑之之辞”。看了诗中有“且”的字眼，的确是“谑之之辞”没错，但是是否口出此言者即为“淫女”，那就有待研究了。

1984年10月8日午前

记“阴茎异常勃起”

我向林永丰医生说：我有一些有关中国古典中的“阴茎异常勃起”（priapism）的材料，想写一篇文章。可惜我对“阴茎异常勃起”所知有限，我只知道这是一种罕见的毛病。我第一次听说这种毛病是二十年前《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告诉我的。刘绍唐说他有一次住院，邻床一位病人生了怪病——“鸡巴老是硬的”。我听了甚感兴趣，一直没忘。今天如蒙你林医生给我一点学理上的材料，我最感谢。

林医生同意了。他写给我说：

priapism一词，意谓无性挑逗。而阴茎呈持续勃起之状态，起因迄今大都未明。最常见之于sickle cell anemia（镰状细胞性贫血）、polycythemia（红血球增多症）及leukemia（白血病），于这些病态时，血液沉积导致小血管血流之变化，静脉血液阻滞，影响正常阴茎勃起现象之消退。priapism也可能由恶性瘤、脊椎受伤、由于受伤造成之阴茎血肿，或因包皮过长、尿道息肉、尿道结石，或前列腺炎等引起静脉血液回流不畅而起。有时priapism可能因服药引起。

priapism是急症，阴茎充血必要予以疏畅使损害减轻到最低；无能加以控制，缺氧引起之现象必在阴茎发生。

治疗方法常以局部冰敷、使用镇静剂或回流外科手术为之。抗凝剂静脉注射以免引起凝结，有时亦有效用。局部麻醉剂神经阻断、注射筒抽出血，或低分子量菌葡萄聚糖（Dextran）也有人使用。无论如何，无一十全十美的有效治法。

我很感谢林医生的扼要解说。

“阴茎异常勃起”也叫“阴茎反常勃起、持久勃起”。这种病症，在中国古典中甚为少见。《薛己医按》说：

一男子阴茎或肿、或作痛、或挺纵不收。一男子茎中作痛，筋急缩，或作痒，白物如精随溺而下，此筋疝也。并用龙胆泻肝汤治之，皆愈。

所谓“挺纵不收”，就显然是“阴茎异常勃起”了。

《薛己医按》中的“挺纵不收”，就是陈士铎《石室秘箓》所谓的“强阳不倒”。《石室秘篆》说：

强阳不倒，此虚火炎上，而肺金之气不能下行故尔。若用黄檗知母二味，煎汤饮之，立时消散。然而自倒之后，终岁经年不能重振，亦自苦也。方用元参麦冬各三两、肉桂三分，水煎服，即倒。此方妙在元参以泻肾中浮游之火，尤妙肉桂三分引其入宅，而招致其沸越之火，同气相求，火自回合。况麦冬又助肺金之气清肃下行，以生肾水。水足，火自息矣。

这些鬼话，都是五行迷信中相生相克的鬼话，或是相乘相侮的鬼话，不值一驳。不过它描写“强阳不倒”的硬鸡巴，一旦“自倒之后，终岁经年不能重振”的现象，倒是观察入微的正确描述。陈显荣在“priapism阴茎异常勃起”（《中正科技大辞典》医科“外科分科”）条下说：

如勃起在几小时内不消失，用冰水灌肠可能得到解决，如无效，则用针筒及针头排出海绵体之沉积血，随后用抗凝剂冲流或控制低血压及全身抗凝剂应加以尝试。如这些方法皆失败，则应做隐静脉至同侧海绵体吻合或海绵体分流，且愈早做愈好。纵使上述方法使勃起缓解，以后不能达成勃起为一常见之事。

“以后不能达成勃起为一常见之事”，就正是“终岁经年不能重振”的现代学理说明。

易被误会成“强阳不倒”的一种病症，是“强中”。“强中”不是“阴茎异常勃起”，而是“阴茎坚长而精自出也”。在中医解释，这叫“常发虚阳，不交精出”，是鸡巴一硬就自动射精。但“强阳不倒”并不自动射精。“强阳不倒”只是一种乱挺，不来真的。

1976年11月Swingle杂志有一则漫画，画一位老公躺在未盖的棺中，他的老相好对另外一位女士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不硬的时候。”（“It’s the first time I ever saw him without an erection.”）若把笑料当医理断之，此公生前，或属“阴茎异常勃起”者矣！

1986年7月8日夜

从犀牛看

犀牛不论“单角犀”（包括印度犀、爪哇犀）或“双角犀”（包括非洲犀、白犀、苏门答腊犀），都有犀角（Rhimoceri Cornu），犀角也叫犀牛角或香犀角。GENESIS杂志说，好的犀牛角磨成粉，每公斤高达五万美元；完好带角的犀牛头，一颗高达一百万美元[29The current price on a complete rhino head（with horn）is nearing a million bucks, we’re told.And powdered rhino horn is fetching$50，000 per gram]，令人难以置信。但按单位重量算，说它是全世界最贵的东西，庶几近之。

为什么贵？因为中国文化支持它贵。中国文化相信犀牛角可以壮阳，虽然表面上的中医书却掩饰了这点，只说它强心、解热、解毒、止血，治伤寒狂热、麻疹、痘疮、斑疹、丹毒、瘫疽、疔肿、血毒病及其他传染性病等，并治脑出血、衄血等。

中国文化把犀牛角入药，因为“犀取尖，其精锐之力，尽在是也”。用以隐喻男人生殖器，即使人顿生集中、大力、强壮等感觉。因此，人为屌壮，犀牛为角亡矣！

中国文化虽然这么邪门儿，可是，中国人所能得到的真犀牛角，却很可怜。大家买来卖去的，事实上，多是云南、贵州山中的野牛角、野羊角，或是印度的兕角（天马角）、蚊巅角。能够弄到点犀牛脚蹄或犀牛皮，就很不错了。

正因为犀牛角这样缺货，所以，靠生殖器串联的国民党集团，也就要横插一屌。今年2月23日的南非《周日时报》（Sunday Times）上，就登有“中华民国”的侨选“监察委员”严诺涉嫌走私贩卖犀牛角的消息。犀牛在南非是受保护的稀有动物，岂容国民党“国会议员”在那儿走私犀牛角！东窗事发，当然是天大的丑闻。到了6月5日，国民党同路人吴三连的《自立晚报》开始为严诺遮丑，说什么严诺极力否认涉及此案，“他认为此种可能为媚共之某华侨意图破坏我政府形象者所提供”。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你不在台湾“监察院”行使监察权，却跑到南非大丛林去玩犀牛角，这种行为，未免太屌了吧？你不给人破坏政府形象的屌行为，谁又破坏得了呢？

1986年7月16日

政治与生殖器

小如兄：

我“隐而不退”以后，一位浩劫余生的好朋友胡虚一写了三封信给我，说我至少不该连最好的朋友都不见，我回信说：

看了老兄三封信，很感动。只是既然发愿一隐，也就不近人情了。我总觉得在国民党高压下，个人已无友情之可言，好像被装在一个椭圆形的棺材里面，除了扭成一团，也别无他法。我觉得我没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所以也就干脆做山林之隐了。此举对老朋友实在做得太绝了一点，有时想来，不无黯然。

这次你在一别十二年后，来台一行，远托异国，令人所喜，于情于理，你我都该畅叙别情离绪一次，大谈敦煌旧事、山东大姑娘“俺不来啦”（umbrella）及其他。只不巧我已于8月28日遁入有四座警察局（入山前漏算了一个）一所宪兵队的阳明山里，重晤老友，诸多未便（此四字颇有官味，可恶），所以黯然良久以后，决定还是演出苏曼殊的“我再来时人已去”，使你见不到我了。好在我一切都没变，一切都“音容宛在”。十二年来，人稍老稍胖自然难免，但因为养生有道，除挖苦国民党外无不良嗜好，所以“望之如三十许人”，虽无道骨仙风于山上，也无盗汗鲜事于床上，人生至此，又安得不乐？天公毕竟疼的是受难之人，竟将坐牢期间一概扫除不算，故我仍是狼虎之年，做狼虎之事，股市坚挺，形势大好。人生至此，又何必竞选什么“国会议员”，做什么大官！

写到这里，想到一个故事：兄弟二人，入京赶考。兄中状元，弟弟落第。弟弟先返乡，弟媳不乐。入夜，弟弟语其妻曰：“别以为考上状元有什么好吧！考上后，那话儿就没有了！”弟媳信以为真，破涕为笑，反倒庆幸自己丈夫落第。第二天，弟媳偷偷告诉嫂嫂，说哥哥中了状元，可是那话儿却没了，嫂嫂闻讯大惊，惨然不乐。过几天哥哥衣锦荣归，人人笑脸相迎，唯独嫂嫂愁容满面。入夜，哥哥怪而问之，嫂嫂具以实告。哥哥听了，说：“胡说八道！那话儿好好地在此，谁说没了！”于是解开裤子，大势所趋一番。嫂嫂消受之下，破涕为笑。哥哥乃感慨道：“我做了这么大的官，竟赶不上一根鸡巴！”

如今那个党的大官们，不管是黑官白官，都不是好官，都赶不上一根鸡巴耳！而他们却一个个扬扬得意，鸟（《水浒传》发音）得要死。对他们而言，该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对我而言，该是“鸟鸣山更幽”。小如兄，你说对不对？小如兄，在这种到处鸟粪的岛上，孟胡子居然还要在体制内做他们的“国会议员”，你说孟胡子该不该打？所以对孟胡子，我真“爱恨交并”，一方面未尝不盼他做体制内改革（因为改革得好，总比不改革好一点），一方面又盼他根本不承认这种体制（一切先改革了体制再说！）。至少我个人，我是属于后者的，所以我说过在国民党当道时候，我就要甘心做无政府主义者，做“安那其”（anarch，这个字ch发k的音，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文人却把它发出“其”的音）。我是不屑于同国民党做任何形式的合作的。承认它的体制，即使反对它，也会有余憾的。所以古代的不合作主义者，第一条就是不奉他所厌恶的政权的正朔，只有这样才算彻底。这点意思，在这岛上，了解的人恐怕不多了。此国民党三十三年大力宣传之功也，三十三年的外压力，足以使匹夫匹妇产生内屈服了。所以大家都习惯性地不疑有他了，习惯性地承认国民党的体制了，老百姓是浑蛋，由此可证。

因为看不破这种体制，所以大家每每视体制比鸡巴重要，抢得头破血流、声嘶力竭，实在好笑。郭国基说“国民党把鸡吃了，剩下鸡骨头给我们来抢、来竞选”，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虽然郭国基仍不免于抢骨头，但他真的能警觉到这一点，不是扬扬自得，而是满怀悲愤。在国民党体制下不抢骨头，抢到了该是志哀，不该是庆祝。肉都给人吃了，他妈的啃着骨头庆祝什么？要知道在这种体制下，“日理万机”实在赶不上“日理一鸡（鸡巴的鸡）”。不理鸡而去理鸡骨头，真是傻不鸡鸡也！

……（编者略）

不过，话说回来，孟胡子如当选上“立法委员”，倒是一大鲜事：他会把那些老浑蛋气死一半。孟胡子的戏路极多，前途不可限量。基于这一点理由，基于玩世、讽世这一方面的理由，孟胡子倒应该当选，因为他会使“敌人叫，我们笑”。

在鄙视政治以后，“安那其”大可变为“安娜骑”，俯首甘为美人牛矣。信陵君、龚定盫等都走温柔乡路线，我却不如此堕落。美人只在跟我同一战线上才被我肯定，否则的话，她们是落花飞絮而已。我不会理任何不识货的女人，即使她们有一个好的屄。

昨晚山上甚凉，颇有高处不胜寒味道。想当年你在阳明山，我在台北；如今我在阳明山，你又在海外了。你总是快马加鞭，先我一着。想来这都是小马之功，请你特别代我问候她。并请代我问候老太爷、老太太。转告老太爷，说是李敖说的：“你们罗氏父子什么都好，就是一生做了缺德事——把阳明山别墅地卖给张其昀。张其昀盖了中国文化大学，他把这学校办得奇烂无比不必说，他竟把这学校盖得奇丑无比。他学协和医院的中西合璧建筑，但是曲线屋顶与脊饰做得不对，中国建筑学上‘反宇向阳’与‘翼角起翘’的比例都不对，结果单薄得不像天坛之顶，反倒活像戴个大草帽！这种草帽从台北南海路的科学馆戴起，一直戴到阳明山的中国文化大学，真是建筑学上的大荒唐事件！你们罗氏父子竟提供工地，让国民党大官人丑化阳明山，是不是缺德？”（另一缺德并发症是该大学因不断地巧立名目，故房舍不足，于是来个一屋十八用，每屋开三四个门，每门上面左面右面都是招牌、匾额。结果一间房子，从左面看是地质研究所，从右面看就是什么什么纪念堂，弄得五花八门，黄鱼三十吃，可笑无比，你们说国民党胡闹不胡闹？张其昀还窃盗名器，乱颁“名誉哲士”学位，甚至颁到日本军阀帮凶岸信介等的头上，种种怪事，都是“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小如兄实在该上阳明山凭吊一次，忏悔一次，并且自打手心一百下，以赎前愆。对不对？）

以上是听说你到台湾后，零零星星写的。但是因为怕给你带去不便，所以直到你离开台湾，才决定写完这封信。你送的书，都收到了，真谢谢你。

这封信，也许我会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发表。其中虽有“鸡巴”等字眼会被戴有伤风化的帽子，但是“鸡巴”字眼明见于《红楼梦》，国民党必须得先查禁《红楼梦》，才能采用这种罪名，但是他们总不能查禁《红楼梦》吧？

敖之

1982年11月9日

谨防被阉——法院不可割人家的“那话儿”

《明史·宦官传》记魏忠贤年轻的时候，跟流氓赌钱，赌输了，居然“恚而自宫”。这四个字，翻成白话是：一气之下，自己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了！

像魏忠贤这种自阉的举动，在历史上实在很少有，因为历史上没有生殖器的人，多是被人有计划地割掉（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生殖器被汉武帝割掉）；或是不太有计划地割掉（如李猪儿的生殖器被安禄山割掉）。割生殖器者多系他人，极少有人神经兮兮，自动使自己“大势去矣”的。

所以，宦官魏忠贤自己割生殖器一事，在中国五千年光荣历史上允为创举，同时也是老顽固们足以自豪的国粹之一，这当然不在“那话儿”之下。

老顽固们以宦官为国粹之一，胡适之也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讥讽宦官是“我们所独有的宝贝”，这些都是不明历史的缘故。因为宦官并非“我们所独有的宝贝”，在古代波斯，就有这个玩意儿。当时宦官的主要来源是巴比伦（Babylonia），巴比伦要被迫供应波斯帝国宦官或小阉人五百名；还有克尔吉人（Cechians），每隔五年要供应童男女各一百名；最少的是埃塞俄比亚（Ethiopia），每隔三年也要送五名小童男。

外国宦官的生殖器怎么割掉的，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是其为“被割掉”而非“自割掉”则无可疑。故就这一点上看，魏忠贤又可代表中国文化，自居世界自割生殖器冠军而无愧色矣！

魏忠贤既然荣居冠军，那么亚军是谁呢？我读海明威的一本小说，居然被我找到了。海明威在《胜利者毫无所得》（Winner Take Nothing）里，有一篇叫作《先生们，上帝使你们愉快地休息》（God Rest You Merry, Gentlemen），记一个小男孩，他虽然祈祷，可是仍旧要犯手淫。他不能忍受天主教手淫犯罪观念的压力，最后只好请求医生做做好事，把他的“那话儿”割掉。医生告诉他这是普通的生理现象，算不了什么，当然不肯替他割。最后呢，这小男孩只好自己动手，做了魏忠贤第二！

设想魏忠贤生于今日，或海明威笔下的小男孩生于今日，当然不必做宦官或小童男。他们大可一不做二不休化装成女人，到夜总会去做一番人妖表演，像法国的名“人妖”Bambi、Michaelli、Coccinelle、Zarah、Les-Lee、TonyApril、Manon等人一样，岂不更因“无势”而利导哉？

在这种由男变女的过程里，唯一主要的困难还是那钢刀一割的手术。这种手术在技术上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古代被阉割者要“下蚕室”。“蚕室”者，密不通风如养蚕之室，怕被阉者着凉而死也。

毕竟时代是进步的，设想魏忠贤或海明威笔下的小男孩生在此时此地，他们若想化雄为雌，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只消到台中法院做一次刑事被告就得了！

这话怎么说呢？原来在台中法院，的的确确闹过将男变女的杰作。在这个法院1964年侦字第00306号不起诉处分书里，有这样一行字：

被告尤世景女二十二岁业自由住台中县梧棲镇顶和里梧棲路162号

可是事实上的“尤世景”是什么人呢？尤世景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的台中县议员，是道道地地的男人，并且已经五十一岁！尤世景在这个案子里被控以教唆妨害名誉罪，因为没有积极的证据，被台中法院不起诉处分。可是谁想到竟在这份不起诉处分书里，居然使尤世景老来少、男变女！这是何等荒唐的大笑话！试问古今中外的法院里，哪里发生过这么颟顸的大笑话？

这种荒唐大笑话的发生，十足证明了法院内部的腐败，证明了司法人员的不负责任。

有“英国的孟德斯鸠”外号的那位学者曾说过：“除了把男变女、把女变男，英国国会什么都能做。”现在呢，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伟大议会所不能做的事，却被我们的台中法院惬惬意意地做到了！

寄语到台中法院打官司的刑事被告吧：“善保尔阳具，谨防被阉！”

1965年4月20日

长程射精的另一面

我在《禁禁·禁禁·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三期）里，发表了《长程射精和中国文化》，谈到台中看守所人犯侯贵生，把精子偷渡，使太太人工授精的事。史通看了，写信给我，他说：

日前报上刊载，被告侯贵生已在押一年六月，但其同居人苏秀惠却已怀孕七个月。一般人都会说，这是女方偷吃野食的，但男女双方当事人却说是人工授精的，而精子是由牢里偷渡出来的！这种鬼话，只能欺骗外行人，对我来说，是绝对通不过的。在司法圈内，尤其是提送人犯的法警，几乎都知道，长年在押的被告，若想给在家的老婆留种，如果人在台北羁押，只要托人在基隆告个民事债务案子，借提应讯，并买通提送人犯的法警，一上班就把人犯从台北看守所提出，然后送到被告家属预订的旅社，幽会一整天，在下班前，送到基隆看守所就可以了。在基隆寄押数日，审理完毕后，再解还台北时，又可如法炮制一番，当然要给法警一些代价。法警收下代价后，不但上车后即把手铐解除，他们自己一旦出差，只穿便服，所以一到旅社便与人犯家属打成一片，外人是不知道这档事的。这种弊端，推事书记官都知道，只有法务部的大头目李元簇不知道！

史通是我的难友，在司法界任职多年，狱中见闻很多，他的细述内幕是最有价值的。

侯贵生事件发生后，从台中看守所出狱的“阿明”对《自由日报》记者谈话。5月30日刊出说：“外传在押被告在所内可以和女人幽会，‘阿明’认为这已不是新闻，侯贵生把精液送出来，让苏秀惠人工受孕这当然轻而易举，就是安排苏秀惠进入看守所和侯贵生约会，也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后来，苏俊模等一帮人进入看守所后，侯苏两人的力量结合，在里面更可以兴风作浪。因此，在里面开赌场，召女伴，每天加菜喝酒，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这段“阿明”之言，也可为史通做证。

我写《长程射精和中国文化》，重点不在人工授精真相细节，而在借此讨论“中国匹夫匹妇们的思想模型”，事实上，有办法的人犯似乎不必那么麻烦吧？能够搞到女人，又何必打手铳呢？

1983年6月20日

神仙也要小便的

我在“千秋评论”第二十三期《钞票·肚皮·尿》里，写过一篇《撒尿歌》，同时刊出希腊神话中大力士海克力斯（Hercules）的小便图，证明神仙也要小便的。我觉得希腊神话中人物的最大特色，不是他们神的部分，而是他们人的部分。这种神具人质，更可反证出人本是根据人形造出了神（包括上帝）的。（《创世记》第一章记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我看正好相反。）

因为神具人质，所以神有人的喜怒哀乐，也有人的吃喝拉撒睡。——神并不是那么严肃，严肃得高不可攀、严肃得连尿都不撒的。

在中国古书中，神具人质，在形状方面，实在不如洋鬼子的明确。古书中有“天体无形，人所不睹”的话，又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话，好像是神秘兮兮的。但是《诗经》中“大雅”有《生民》一诗，诗中写皇后级的姜螈，踩上一只很大的大脚趾脚印——“武敏”（“武”是脚印；“敏”是大脚趾），因而得到神胎。可见中国人的上帝自是有形的，不然何来大脚印？问题只是不见首尾而已。但是此公既有脚，自然有四肢、有肛门、有那话儿；有肛门、有那话儿，自然要大便、小便、大小便，依此类推，不在话下。

在古书中，为了讨论天的形状，也有趣味式的雄辩文字。《金楼子》记张温问秦宓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温曰：“何方？”宓曰：“《诗》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泉，声闻于天’，若真无耳，何以听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刘。”温曰：“何以然也？”答曰：“今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这虽然是玩笑话，但是神具人质的意味，却是雄辩滔滔的。

西方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曾对天堂中有没有屎和尿，有过有趣的讨论。天堂中有上帝，上帝本人有没有呢？马丁·路德郑重宣告说，上帝是没有大小便的。但是不拉屎不撒尿得便秘得尿毒是洋鬼家的事，我们中国人可要屎尿多多——中国的神仙可是要上厕所的。

《太平广记》有“刘安”一条，中有“仙伯主者奏〔刘〕安不敬，谪守都厕三年”的话。宋郊《元宪集》有《默记淮南王事》的诗，妙句云：

室饵初尝谒帝晨，

宫中鸡犬亦登真。

可怜南面称孤贵，

才作仙家守厕人！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杂兴》诗，说：“升天虽可喜，削地已堪哀。早知守厕去，何须拔宅来。”也是说同一意思。《搜神记》书中有“厕神”的文字，足见天上人间都有厕所相应。人既升天为神看门，神亦降世为人守厕，人神相得大便、小便、大小便之乐。天人合一，不亦畅乎！不亦畅乎！

1985年3月25日

〔附记〕《搜神记》中“厕神”一条：厕神者，莱阳县何氏女，名婿，字廉卿，自幼读书辨利。唐垂拱三年（587），寿阳刺史李景纳为妾。其妻妒之，遂阴杀之，置其尸于厕中。魂绕不散。如厕，每闻啼哭声，时隐隐出现，且有兵刀呵喝状。自是大着灵异，人为尸祝之，悬箕而降，能知祸福。神死于正月十五，故独显灵于正月也。

不随他人说短长

清朝史学家赵翼的遭遇很奇怪。他有生之年，史学著作并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反倒以诗名于全国。他死后多年，他的“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梁启超语）的大成就，才得到现代史学家的惊叹与肯定。

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个神童，三岁时候，就能每天认识几十个字，三十四岁中进士，后来在广西、福建做官，机警而有谋略。他晚年主讲安定书院，八十八岁去世。

因为赵翼机警而有谋略，他对赖以维生、保持自己独立的经营，也颇重视。他自己开了书局，刻印他自己的书。现在传世的湛贻堂刻本的书，就是赵翼自己刻印的，包括《瓯北集》《瓯北诗钞》《陔余丛考》《二十二史札记》《十家诗话》等书。赵翼自述：“北斗为文昌之府，其第一星至第四星，总名魁星，决科者咸乞灵焉。世遂就字象形，作鬼跳跃，为魁星像。近日村剧又增一手执笔、一手执银锭，盖取必得隽之意，为赴举者发佳兆也。余薄有诗名，生事亦粗足，人遂以魁星目余，谓有笔能作诗、有锭可致富，一时竟传为口实。”可见他的有才有财，当时已是“万口传”矣！

赵翼从二十岁到八十七岁死前一年止，共写了六十七年的诗。他的诗，有的写得不错。袁枚说他的诗“忽奇忽正，忽庄忽俳”，蒋士铨说他的诗“奇恣雄丽，不可迫视”。他对自己的诗也很自负，在有人说“君诗虽不能及杜子美，却已胜过杨诚斋”的时候，赵翼傲然答道：“吾自为赵诗，安知唐、宋！”

赵翼有论诗绝句说：

满眼天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漫）雌黄，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此诗写得最活泼而有气势。

写到这里，我想起《花花公子》（Playboy）中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身穿美国开国服装的半裸女人，一手执鹅毛笔，一手执《独立宣言》文件，说：“哇！汉考克先生，你的是他们所有人中最大号的。”（“Golly, Mr.Hancock, yoursisthebiggestofthemall.”）汉考克是“独立宣言”带头签名的人，半裸之女，出此戏言，显然意存已跟所有开国先贤都有过一手，一一领教之下，乃有此“归纳法比较研究”结论也！漫画虽然极尽婉谑，但是半裸之女，不随他人说短长，究竟谁短谁长，要亲自来过、“风骚”过而后定评之。这种态度，倒真是史学家的认真态度呢！

1985年12月9日

生殖器引发的杂感——小题大做举例

《前进》这些小朋友，又做叫人皱眉的事了。昨天看到《前进广场》第二期，把我的文章——《他们的恭维是我们的耻辱》偷偷删改如下：

国民党不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反倒是民族学上、人类学上的一个典型内婚制的大家族，一个靠裙带关系串联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

我的原稿明明是“一个靠生殖器串联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他们却硬割掉我的硬邦邦的“生殖器”，而改成软趴趴的“裙带关系”，这种偷天换日，是违背当初约稿的协议的。我本想一怒而“罢工”，继而又想：一、在这岛上“罢工”，是国民党不准的，按照“戒严法”第11条第1项第3款“对于人民罢市、罢工、罢课及其他罢业，得禁止及强制其回复原状”，可见“罢工”是违反“戒严法”的，不是好玩的；二、丘垂亮最近发表文章说：“李敖的文采没有一个人不崇拜，但是他的专制独裁的性格，恐怕连林正杰也不能忍受。”此番我若一怒而去，海外学人也者，必然又会说我“专制独裁”了林正杰（丘垂亮却不知道事实上我是“寄人篱下”，常常被小朋友欺负的）。所以，我决定还是按住性子继续“帝国主义”下去，虽然这种“帝国主义”已经“日薄崦嵫”，和在香港的大英帝国一模一样。

虽然如此，我想我还是要表示一点抗议。我决定改变一下写作的方式，我决定暂时不写“重头文章”给《前进》了（“重头文章”留给《民主人》的邓维贤），我决定改写一点杂感性的东西。这种在我内心里“降低关系”（downgrade）的“惩罚”，也许《前进》的小朋友根本感觉不出来（告诉你：他们常常是很粗心的），甚至认为改成杂感也不错。但是不论他们有否感觉或警觉，我决心要“惩罚”一下了。

为什么不用“生殖器”？

《前进》的小朋友偷偷删改“生殖器”为“裙带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了“性禁忌”的毒。这种中毒的特色，是一种反对“性”的（anti-sexual）现象。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及“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地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地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在发霉的情况下，竟使我们对真正因生殖器而来的现象都不敢一语道破，这就未免太失真了。

在《史记》里，有公然记录“大阴人”（大生殖器的家伙）的故事，而不加删改；在《战国策》里，有公然记录“以其髀加妾之身”（非全身压住的性交姿势）的故事，也不加删改。……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并没像我们今天这样假道学。今天，以“《前进》”为号召的我们，实在该努力返璞归真，实在该冲决网罗，建立我们的新词汇！

国民党的“生殖器串联”

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惊讶地发现，由于生殖器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妹喜亡国的，商纣是以“荧惑女宠”妲己亡国的，生殖器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因生殖器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彘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因生殖器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因生殖器的原因牵动战争和平大计，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因生殖器的原因导致国破家亡，不能说不重要。

降至国民党抢到天下后，国民党形而上固然靠美丽的谎言统治，形而下其实是靠“生殖器串联”统治，所以我才指出：“国民党根本不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反倒是民族学上、人类学上的一个典型内婚制的大家族，一个靠生殖器串联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正因为是由生殖器串联起来的一家人，所以，我们可以随处看到他们瓜蔓出来的血亲和姻亲，例如张继正是张群之子、陈履安是陈诚之子、王纪五是王世杰之子、郑心雄是郑介民之子、沈君山是沈宗瀚之子、夏公权是黄少谷之婿、马树礼是顾祝同之婿、李元簇是徐世贤之婿、丁善理是费驿之婿、汪敬煦是何应钦之侄女婿……这样子串联来串联去的今古奇观，便是国民党“吾屌一以贯之”的床上功夫，而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我们这些小百姓，若不这样单刀直入去了解国民党，我们是永远不会了解国民党的！

我的“一字师”

宋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人物范仲淹，在写《严先生祠堂记》的结尾，曾有十六个字称赞严光（庄光），他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这篇文章写好后，他的一个朋友劝他说，这十六个字中有一个字不好，那就是“先生之德”的“德”字，如果把这个“德”字改成“风”字，那就再好没有了。

范仲淹是有雅量的人，他立刻接受了朋友的意见，把“先生之德”改成了“先生之风”。这种文字上面的修改，在中国的典故里叫作“一字师”。就是说，一篇文章中，朋友虽然只点化你一个字，可是至少在这一个字上，他做了你的老师。

我李敖当然有雅量接受朋友对我文章的删改，但这种删改，一不得违背协议，二要明白而立即知道删改比原作高明。我用“生殖器串联”的字眼，是具体的、强悍的、醒目的、痛快的、打破传统禁忌的；但《前进》的小朋友一改成“裙带关系”，就立即失色了，因为它没有上述字眼的特色，只显得俗套而抽象。

我盼望有“一字师”来修改我的不妥和错误。《前进》的小朋友这次失败了，来日方长，还是继续努力吧！

1983年8月18日

生殖器关系的“积极好处”和“消极好处”

国民党集团基本上是生殖器串联起来的集团，进入这“0与1之间”以后，不论湿的干的，都可利益均沾或分沾，反正有好处就是了。

所谓好处，可分“积极好处”和“消极好处”二类。“积极好处”是可当官、可掌权、可分肥、可发财、可长袖善舞、可得君行道、可这可那，说不胜说，并且也不必说，因为人人都知道；但是“消极好处”却理未易明，须加解说。

所谓“消极好处”，就是人在倒霉之时，因有生殖器关系，纵使倒霉，也别受优待、也比别人倒霉倒的程度轻之谓。例如王正谊者，贪污犯也，倒霉入狱，但因他是蒋经国表弟，在狱为日星，最后判得不重，逍遥而出；又如丘延亮者，叛乱犯也，倒霉入狱，但因他是蒋纬国小舅子，在狱延其亮，最后也判得不重，神气而出。……

当然“消极好处”的获得，端赖生殖器关系亲疏远近而定，无法强求。孟绝子被捕，他的爸爸与姐夫都是少将。虽然国民党少将多如野狗，自不足以沾多少光，但少将毕竟多少也搭上一点线。照刘玉章“将军是鸡巴，将军手下是鸡巴毛”的逻辑，少将与蒋家纵无生殖器关系，至少也有鸡巴毛关系，所以孟绝子在倒霉入狱时，终得“消极好处”，少挨了几个耳刮子。——别以为在狱中少挨几个耳刮子不算什么，别忘了莎士比亚剧中倒霉之君以江山易马的故事吧，刑求之下、一无所恃之时，“消极好处”比“积极好处”还实惠得多呢！

1987年10月19日

不要只抓老二！

摄影家约翰·德瑞克（John Derek）“把老婆出版了”——印了一本他老婆波·德瑞克（Bo Derek）的专集《波》（Bo）。书中收有波·德瑞克抬头凝视一座欧洲古代石雕的照片，石雕刻的是两个裸体战士在打架，其中一个用左手倒抓住对方的老二。攻击对方，不攻击大头而攻击小头，以大目标而论，可谓偏失之矣！

看到这张照片，任我大头泛思，拉杂想到“张纲埋轮”的故事[16]。东汉顺帝时候的汉安元年（142），选派八位“名流”巡视各地，其中张纲年纪最轻，官位也最小。大家出发后，张纲才到洛阳都亭，就停下车来，把车轮拆下，埋在地里。他感慨地说：“豺狼当路，安问狐狸[17]！”意思是说：祸国大盗正在那儿当道呢，何必去抓小偷啊！于是他上书弹劾权倾一时的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兄弟，朝廷为之震动。梁冀的妹妹当时是皇后，张纲弹劾起“宋子文级”的权贵来，气势自然不凡。不过，比起其他满朝文武来，梁氏兄弟固然是大头；但比起皇帝来，他们却不过是老二耳！责问老二而不责问老大，此傅斯年式作风耳[18]！

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中有一段是：“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擒贼先擒王”就是把问题根本解决，把历史根本澄清；直接责问老大、直接抓老大。不此之图，老是旁敲侧击“问狐狸”，总有舍本逐末之感。他妈的老二是女人抓的，男人抓什么老二？

1986年1月23日晨7时

也也也也也

我在“千秋评论”第三十七期《有奶·没奶·娘》中，发表《且且且且且》，考据“且”字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并且予以引申。陈水扁根据我的引申，拿到台北市议会再予引申，公开质问国民党台北市长杨金欉。杨金欉当场羞答答地佯怒，认为党外人士不宜如此胡闹似的。殊不知这种对生殖器象形字的认知，彼党人士固亦优为之。只不过他们所知不是男人的鸡巴，而是女人的屄耳！

据张文伯《稚老闲话》，谈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

又一次谈及说文图解，老人忽然从屉里抽出一幅彩图，色调鲜明，赫然如女子的下体。正惊疑间，审视其旁题字，则系老人手笔，果然“也，女子阴也”。但老人只把那张图片在我面前一晃，不让我细看，更不许我取回来制版发表，公诸大众，岂不令人羡煞。据说类此的图片已成一套，一部分已给友人带至美国，准备翻印。我有先睹之缘，而并不以为快。

国民党老辈人士虽然既祸国又浑蛋，但是还多少读了一点古书，所以知道“也，女子阴也”的事。“也”字的确是女人阴部的象形字。汉朝许慎《说文》在“ㄟ”部里有“也”字，说：“也，女阴也。”这个字是象形字，也是加声字，在古文字中有多种写法。从《古籀汇编》中，我们可选三种：

这个“也”字，在古文（古籀文）中，象形尤其明显，它包含女性生殖器的大小阴唇和阴蒂，一看就知道象的形是什么。

有趣的是，“也”字在古文中，又跟“虫”字、“它”字近似。我为远流出版公司主编的《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收有大陆学者的《说文部首》，分别将这三个字图说如下（图见下页——编者）：

大陆的学者在“虫”字下认为象“头呈三角形的毒蛇形”，说“不代表虫”，论断许慎《说文》所说“实不尽然”。在“它”字下认为“廓线化”以后，“分为虫、也、它三字”；并在“ㄟ”字下认为“许慎误认毒蛇为‘女阴也，象形’，匪夷所思，已成笑柄”。但据我看来，许慎当时并无错误，“它”字确是毒蛇，并且是眼镜蛇；“虫”字是一般毒蛇引发出来的爬虫；而“也”字确是女性生殖器。女性生殖器的大小阴唇和阴蒂，集合起来和眼镜蛇的“它”字很像，所以有点混同了。（中国人真伟大，早就知道把女人同蛇扯在一起！）《说文》全书共分三十卷，五百四十部。许慎是“五经无双”的大学者，当时他用这部书来打笔仗，不会粗疏到分不清这三个字而敢著书立说。自来道学家怀疑此字，不愿承认是“女阴也”。清朝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虽然承认“许说此字必有所受”，但却加上“然是俗说，形意俱乖，知非经训”，这是很头巾气的。反倒是段玉裁注《说文》，认定“本无可疑者，而浅人妄疑之。许在当时必有所受之，不容以少见多怪之心测之也”，看来大胆而有见识。总之，“也”是女性生殖器，应无可疑。

新生代的国民党是无知的，当然不识“也”字，所以过去把阿拉伯西南的国家Yemen翻成“也门”。幸亏读过古书的于右任发现了这一荒唐，在《中央日报》上投书建议，后来才改为“叶门”。有趣哉，老K！

1984年12月19日夜

记清朝后宫

清朝的后宫同辈情形是：皇后（大太太）；其次为皇贵妃（大姨太）；其次为贵妃（二姨太，二人）；其次为妃（三姨太，四人）；其次为嫔（四姨太，六人）；其次为贵人（五姨太，人数不定）；其次为常在（六姨太，人数不定）；其次为答应（七姨太，人数不定）；最后为宫女。

宫女最特别，她们的地位是丫鬟，除非被皇帝看中，并且“幸”过。她们到了二十五岁，可以退回本家，另行出嫁。同时期宫女的平均数目，在清朝最少，为两千以下。在这方面，清朝比起来最有“仁政”。因为，比起唐玄宗的四万宫女来，当然是“仁政”。

宫女可以升级，但很难跳级。婢做夫人，要慢慢来。选进来的秀女就不同。宫女要升到贵人或嫔，得经过做答应和常在的阶段；秀女则一进来，便可做到贵人以上。例如宣宗道光皇帝的和妃，就是由宫女科班出身的；文宗咸丰皇帝的贵妃（后来的慈禧太后），就是由秀女一做便是贵人，由贵人升为嫔，做嫔时候生了儿子（后来的穆宗同治皇帝），皇帝一高兴便把她升为妃，以至贵妃（大家称为懿贵妃）。

除宫女以外，其他的都是皇帝正式的姨太太，永远不能脱离宫廷。她们中间，嫔以上分居东西十二宫，各有专房，贵人以下就分配房屋给她们一起住。宫女名额按地位来分，一般情形是：皇后分到宫女十人，皇贵妃、贵妃分到宫女八人，妃嫔分到宫女六人，贵人分到宫女四人，常在分到宫女三人，答应分到宫女二人。

女子进宫以后，通例就不准再回娘家了；要回娘家，得经过特例恩准。清朝慈禧太后年轻时候，当秀女选进宫去，为文宗咸丰皇帝生下男孩。皇帝高兴之余，才“特恩赐”她回娘家几小时，大家认为这是“旷典”。人不能回家，家人能做到来宫里探望，就很不错；家人到宫里来，能在皇宫附近下轿的，更是殊荣。濮兰德《慈禧外记》（陈冷太译，台北中华书局）有一段这类事实的稀有描述：

慈禧既离锡拉胡同家中，而入宫闱，从此与家人隔绝。有一老妇侍彼多年，尝谈老太后入宫之后，仅归省一次。其言甚有趣味，今述之于下：1857年英一月，即咸丰六年，乃同治皇帝诞生之九月。慈禧蒙皇帝特恩赐回家省亲一次。归省之日，早有太监至其家中，告以某时驾到。其家人及亲戚人等，闻此旷典，莫不欢忭。邻居及行道之人，观者如堵。届时太监及侍卫群从拥黄轿而至，其母率家人亲戚排立院中。入内堂，太监请妃降舆，登堂升坐。除母及长辈外，皆跪于地，叩头行礼。排筵宴，其母陪坐于下，盖妃为皇子之母也。慈禧虽在宫中数年，性情毫未改变，谈笑一如昔日，毫无骄傲之容。家中各事皆殷勤垂问，尤以其妹读书为怀。人人见慈禧之度量广大，性情温和，莫不称赞。慈禧问答各事，尽一日之欢。唯冬日昼短，转瞬即暮。太监请妃回宫，恋恋不舍，云所处地位，不能时与家人相见，甚以为戚。但望皇帝或再降恩意，许予归宁，或有机会准吾母入宫。言毕，赏赐家人，遂返宫中，此后未曾归省。后其母时时入宫视其女云。

满人入关以后，为表示不分彼此，首先表示满汉可以通婚。第一个皇帝清世祖，在顺治五年（1648）宣布，汉族官吏的女儿“欲婚满洲者”，可以登记。清世祖自己，为了以身作则，特地讨了汉人户部侍郎滦州石申的女儿做妃子。《永平府志》记载这位小姐颇得恩宠，因为她被赐居永寿宫，可以穿汉式冠服，她母亲石申妻赵淑人来看她的时候，还可以在附近下轿——“乘肩舆入西华门至内右门下舆入宫”！

清朝第二个皇帝清圣祖康熙的后宫中，也有汉姓。这种情形，在皇宫中就已开始普遍。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五个皇帝仁宗嘉庆，他的生母孝仪皇后本姓魏，是他父亲高宗乾隆的三个皇后之一（魏后）。据《清实录》记载，她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被儿子特谕于玉牒内改书“魏佳氏”，这好像特地掩饰当今圣上已有一半血统是汉族。

1984年7月5日

头大·头大·两头大

研究中国文化，有许多使人头大的错综现象。其中一个，就是婚姻中的“两头大”。

《古今小说》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檗妈妈说：“如今我女儿年纪又小，正好相配官人，做个两头大。”《醒世姻缘》第七十六回就有“狄希陈两头娶大”。这种现象，它的历史背景又何在呢？

《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唐尧看中虞舜，“妻之以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照《列女传》所说，这二女姐姐叫娥皇，妹妹叫女英。从《史记》文字上看，虞舜讨来这对姊妹花，姊妹两个的地位是平等的。虽然《尸子》上说姐姐是妻、妹妹是媵（陪嫁）。但《晋书·礼志》引侍中博士张恽的话，说：“昔舜不告而娶，婚礼盖阙，故《尧典》以厘降二女为文，不殊嫡媵。”明说姊妹是不分大小的。姊妹地位如果是平等的，那么这自然是一种“两头大”。

“两头大”就是不分妻妾，而且是没有小老婆，全是大老婆之意（或是全是小老婆，没有大老婆之意），这在春秋时代已屡见不鲜。陈顾远《中国婚姻史》说：

晋献娶于贾，烝于齐姜（收继为婚），又娶二女于戎，复得骊姬，且有其娣，此并非仅以升骊姬为元妃，即以为妻，其他尽视为媵妾也。齐桓除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外，并有三夫人，王姬、徐嬴、蔡姬是也。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既皆以夫人称，则必为匹嫡也。晋文初奔狄，狄人纳季隗；适齐，齐桓公妻之；入秦，秦伯纳五女，怀嬴与焉。……

晋文公娶的这些夫人，在他得了天下后，虽然重新排定了一次次序，但是当年娶的时候，却一个个都是正妻无误。

到了魏晋时代，双娶二嫡的现象开始加多。陈顾远记录：

郑子群先娶陈氏女，经吕布乱，不知存亡，又娶徐氏女，而陈氏还，遂二妻并存。王毖先娶妻息，入魏，与乡隔绝，又娶，生子昌，亦为双娶事实。吴国朱某娶妻陈氏，入晋，晋又赐之以妻，各生子，及其于也，二子交相为服，世以为贤。陈诜先娶李氏，为贼掳去，后娶严氏而李氏遇救还，诜籍注领二妻。此皆因故而遇双娶之事，尚非出自本意。若夫程谅之立二嫡，温峤之娶王氏、何氏，朝廷并赠二人以夫人印绶，又皆公然视二嫡之为正也。其实君主之承认二嫡为制，尚不仅温峤一例，晋武帝之听贾充置左右夫人，实开其端；而北齐时，以刘芳孙女，崔肇师女，夫家坐事，并赐魏收为妻，时人比之贾充置左右夫人，又其续也。

这种双娶二嫡现象，那时候似甚流行。《魏书·酷吏传》记李洪之有张、刘二妻，“为两宅别居，二妻妒竞”，都是这一类例子。

这时候又流行起并后，相沿成例，一直到清朝。陈顾远记录：

三国时，孙皓宫中，佩皇后印绶者甚多，尚非即以后称也。春秋以降，并后之事，除北齐后主外以北周为著。当时五皇后并立，曰天元大皇后、天大皇后、天左大皇后、天右大皇后、天中大皇后是也。唐无并后之事，但在五代方面，后唐之太祖，则有刘曹两妃，为晋王时，各被封为夫人；庄宗正室曰卫国夫人韩氏，其次燕国夫人伊氏，其次魏国夫人刘氏：既皆以妃及夫人称，即非绝对之妻妾关系可知，故庄宗即位后，得尊生母为皇太后，而以嫡母为皇太妃，并册魏国夫人为后也。元其始即采并后之制，《新元史·后妃传》载之详矣。明并后匹嫡亦有数例，一为懿文太子之常吕两氏并册为妃，一为秦王校之纳王保保妹为妃，又以邓愈女为配。其他又有宪宗时两太后并尊之故事也。降至清世，穆宗立后，尊文宗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皇太后，其生母皇妃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并临朝听政，则又两宫并尊之续也。

“两头大”正式成为习语惯例，和清朝乾隆的施政有关。陈顾远说：

清高宗时，以律既禁异姓为后，又必令昭穆伦序相当，结果或竟无后可立，遂定兼祧之法，今一子兼承两房之嗣，此又为世人开一双娶之新径。民国成立以后，习俗仍有“开门立户”之事，即一人借兼祧为名，可娶多女，称曰“平妻”或“平处”，亦即所谓“两头大”是。然在法律上则以有妻更娶，既干禁例，兼祧并娶亦显违科条，故兼祧后娶之妻，仍视之为妾。现行民法已废宗祧继承之制，刑法对重婚罪之规定又详且尽，则兼祧也、双娶也，更无存在余地矣。

“祧”是继承为后嗣的意思。兼祧是一个儿子，继承两房，同时为两支家系之后。一子两祧，是乾隆爷心血来潮特定的条例（俞樾《俞楼杂纂》卷十一有“丧服私论”论独子兼祧之服，议论得最有味）。这个条例，居然为中国人开了一条合法的“两头大”的门路，这真是别有洞天的发展了！

1985年10月20日

屁股·屁股·翘屁股——有关屁股的一则笔记

人类学中人种分类（Taxonomy for Man），分出一种“布施曼及哈腾脱地域性人种”（Bushman and Hottentot Local Race）。所谓“布施曼及哈腾脱地域性人种”，是指散居在南非沙漠地区的布施曼人（Bushman），及畜养牛只的哈腾脱人（Hottentot），这两种人，身高不满五尺、肤色较其他非洲土著稍浅、头发成小螺旋、平脸高额、齿形也小，最妙的是，他们屁股上有储存脂肪隆起，叫作“尻肿”（steatopygia）。“尻肿”的产生，在学理上解释是由于地域性选择力量（localselective forces）的结果，使这种人具有此类基因（genes）。“尻肿”在医学上别译“女臀过肥症”，当然不足以尽南非土人“尻肿”的原形与原义。霭理士（Henry Havellock Elis）在《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第二章“性的生物学”中说：

文明进展以后，最初引人注意到性器官的种种方法，终于改变了用途，而成为遮掩性器官的工具。……用第二性征来做性诱惑的种种方法，毕竟要普通得多，不但一开始在动物界就很流行，就是到了现在，在文明大开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口还是在这方面下功夫；在发育健全的人身上，凡属主要的第二性征也确乎是很美的。我们不妨分别叙述一下：

欧、亚、非三洲的土著民族，大都承认女子肥大的屁股是很美的，这一个第二性征本来是女性在结构上和男性分歧得最清楚的一个，也是女性生殖功能所必需的一个条件。美的东西既受人拥戴，就和性择发生了关系；生殖功能既为种族竞存的前提，就和天择发生了关系。所以，在这方面，天择和性择是完全同功的，而结果是女性屁股的愈来愈肥大。这种肥大的趋势，过了相当程度以后，是和审美标准不合的。不过，这总是陈义过高的话。就一般眼光论，大屁股总比小屁股漂亮。男性的屁股是组织得很紧凑的，和女性的恰好相反。这种大小的相形，加上屁股和活动有连带关系的观感，再加上屁股的健全发展是胎养与母道的基本条件——诸般事实并在一起，就使大屁股为美的标准愈来愈牢不可破。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高级的种族都是有大屁股的。屁股大，表示骨盆也大，骨盆大，才可以容许大的头颅的产生，而高级种族的头颅也一定是大的。

一部分的黑种人很羡慕高级种族的大骨盆，并且进而就自己骨盆的部分加以后天的培植，而成为所谓“尻肿”。这一部分黑人的骨盆本来最小，有小骨盆的因，才有这种羡慕的心理与人工培植的努力的果，可见不是偶然的了。所谓“尻肿”，是由脂肪造成的。女性屁股及大腿上部的皮层下，本来有一片很厚的脂肪，这层脂肪的畸形发展可以成为一种脂肪性的瘤，那就是“尻肿”了。真正的“尻肿”，现在只有非洲的布施曼与哈腾脱两族及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部落的女性才有。在其他非洲民族里，骨盆虽小，屁股却也异常的发达，唯不到“尻肿”的程度而已。有时候一个赞美大屁股的民族，也往往赞美一般身体的肥胖，这也是很自然的。女性的肥胖，假如不太过分，也可以说是一个第二性征，自有其吸引人的力量。这种对于一般肥胖的爱好，也是部分非洲民族的一个特点。对大屁股的爱好与对大肚子的赞美也有些连带关系，中古时代的欧洲人，把怀孕的女子看作女性美的登峰造极，乃至形诸绘画，便是一个例子。

虽然有关屁股的理论与实际如此，但是，随着审美标准的演变，“尻肿”式的大屁股，乃至过大的屁股，究竟已经不再流行。希腊爱神塑像中的美女身段，今天看来，总未免嫌其过肥；中国仕女绘画中的美女造型，今天看来，也未免嫌其稍胖也。

漂亮屁股在翘起来的时候很好看，当然布施曼人和哈腾脱人除外——屁股已那样大矣，再翘起来，成何体统！

有关屁股之事甚多，以上只就审美的“肉体上的屁股”而言。摩根斯特恩（Christian Morgenstern）曾有诗细分出“肉体上的屁股”（fleshly bottom）和“精神上的屁股”（spiritual bottom）。我之此文，则专指前者。“国父已死，没有精神”也。

1985年12月25日午

陆小芬的乳房问题

国民党统治下有许多许多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常出问题，而陆小芬的乳房就最常出问题。

按说每个美女都有她的乳房问题，不独陆小芬有此问题。但陆小芬的乳房最有问题。因为国民党盯陆小芬的奶盯得最紧，因此构成问题。国民党并非不盯别的女人的奶，但别的女人的奶被盯住了，就算了。虽云“脱轨的美感”，但所谓脱轨，是假的。唯独陆小芬才来真的。结果问题就出在这里。陆小芬的基本苦恼是她有一对老是想争取自由的大奶，这本无可厚非，但中国女人本来是除了手脸之外，什么都不露的。到了西风东渐以后，承认女人在手脸之外可以多露一些，也是慢慢来的。继手脸之后，最早争取到的自由是胳膊和腿，这是从旗袍开始转变上下其手的。旗袍开始转变，转变重点不在宽边镶滚、不在领子高低，乃在袖子的减少、下摆的缩短与开衩的提高。同时淘汰掉北方的扎脚裤跟南方的散脚裤，换上了长袜子，或是干脆脱掉长袜子，上露胳膊下露腿。这种演变的最后成功是在1930年，当时男人穿露出一节胳膊的上衣还不准进公园，可是女人的暴露部位却已赶过了男子。此外，另一种服装上的转变是裙子，裙子的缩短在民国以后的女学堂里很快地普遍开来。当然反动的势力还是很大，直到1924年，还有什么教育会联合会发表什么议决案，主张女学生“应依章一律着用制服”。而所谓“制服”，乃是“袖必齐腕，裙必及胫”。其道学可想！

不管怎么说，中国女人争取自由，自手脸而外，胳膊和腿总算也有出头天了。但是，女人总是不知足的，她们“天生丽质难自弃”，不但难自弃，还想公诸同好，于是露奶一事，便终不免耳！在这露奶的先驱者里，“咨尔女士，为奶前锋”之尤，就是陆小芬。陆小芬之露奶也，并不直接去露，而露得极有技巧。例如，在《看海的日子》电影里，据说以少妇当众哺儿姿态，名正言顺地露了一部分。当国民党新闻局严加查禁陆小芬的乳房时候，影片公司老板揭了底，说电影中的乳房是替身之奶，并非陆小芬之奶，你们新闻局查禁彼奶非此奶。报告大官人，你们弄错了！虽然如此，新闻局却不管那么多，反正“有奶就是‘陆’”，他们是不认错的。虽然如此，新闻局毕竟心知错认鲜奶，因此脸上无光眼中无色，没有张扬陆小芬的乳房问题，大家相安无事了好一阵子。

不料，陆小芬是何等自由人，她的大奶又是何等自由奶，长久地相安无事，人答应奶也不答应。于是奶罩包不住奶，陆小芬的乳房又出问题了！据2月4日《发扬》周刊的报道：

1月28日，台北市社教馆内坐满观众，综艺节目《黄金拍档》正进行到高潮，这个礼拜的“周末夜天使”不是别人，正是1983年的金马奖影后陆小芬，所有的人都为她热情洋溢的歌舞吸引了视线，目不转睛。

鼓声愈来愈急遽，歌舞方酣的陆小芬已完全沉醉在节奏里。她的双手猛然往上一抬，刹那间，罩在她紧身韵律装上半截一件短得不能再短的小外衣也跟着向上一拉，哗！她胸前的一对乳房竟猛然地跃出！……

第二天，《联合报》综艺版、《台湾时报》社会版、《民生报》影剧新闻版都图文并茂地刊登了陆小芬穿帮的镜头。《民生报》最绝，三张连续动作的放大照片使陆小芬除了重要的“二点”之外，纤毫毕露，令读者大饱眼福，叹为观止。……

有人奇怪，以陆小芬目前在影坛的地位，为什么要去牺牲色相，各报又为何不约而同地大做文章？莫非陆小芬是被授意暴露以冲淡江南命案的热潮？

但也有人说，陆小芬以身材惹火性感自豪，没有戴乳罩的习惯，才不小心穿了帮。事后她大哭一场，并且向《民生报》交涉，希望收回那三张穿帮玉照，以免被广为流传。

就这样，在江南命案正如火如荼地煎熬着国民党的时候，一向很少花边新闻的性感影后陆小芬大穿帮消息，很清凉、很软性地稍稍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激起一阵小小涟漪。

我不知道新闻局或有关单位最后是怎么处理这一事件的，不管怎么处理，反正陆小芬是赢了，不论国民党授意也好、不授意也罢，陆小芬的乳房终于争取了自由。

1985年2月9日

准露奶头的德政

玉铭局长乡弟被告：

玉铭，你名字也；局长，你职位也；乡弟，你乃我东北同乡也；被告，你是我法院被告也。

我在去年10月22日给你的公开信，全台湾各报连以广告方式都不敢登，只有南部的《民众日报》登了，结果广告科负责人被记过处分，足见你的魔掌法力，固笼罩全台也。虽然你能笼罩全台，你却无法笼罩台湾以外的地方，所以我在去年12月11日告你和八个警察分局长的自诉状，就在12月21日堂堂登在美国《中报》上了——出了洋相，休怪别人，怪你自己吧！

在你的前任张京育做局长的时候，我在1985年1月19日写公开信追问他露奶头问题。大意是：在贵局迭次“扫黄”行动中，楬橥的标准是“三点不露”，就是出版品刊出的图片上，不得露出女人的两个奶头和阴部，凡露奶头和阴部者，皆在取缔之列、法办之列。虽然如此，藐视贵局规定而大露特露者，贵党主持之报纸固优为之。即以1984年2月21日到22日短短两日间为例，2月21日，《中国时报》刊出裸女图，同一天《新生报》刊出裸女图，同一天《大华晚报》刊出裸女图，奶头和阴部无一不露；2月22日，《联合报》又刊出裸女图，奶头和阴部又无一不露。……凡此密集安露，贵局及有关单位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唯小民是抓，此何等视野乎？又何等视觉乎？我又说，在1985年1月9日的贵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也登出裸照。我并不是反对贵党第一党报登裸照，正相反地，我是赞成登裸照的，我始终相信，一代尤物，把她的裸体流传古今，雅俗共赏，亦大佳事，人人都愿意看，看了皆大欢喜，又假道学个什么？可叹的是假道学的是你们，你们订了“三点不露”的标准，自己又不能遵守。因此特写此信，请局长先生明告取舍，俾使小民知所进止，在未蒙明告惩办《中央日报》等报前，吾侪小民，自当援例刊出裸女照片，以为跟进也。

堂堂登在美国《中报》上了

我的公开信，一直未蒙贵局答复，但我也承认，贵局并未在露奶头问题上，钳制我的自由，此一德政，自当代表天下美女之奶（包括屁股），向贵局致感谢之忱也。

临奶欢喜，只知尺寸而不知分寸、只知有美女而不知有大官，信笔以告，玉铭老弟其识之！

李敖

1988年1月7日

大义裸体

早起写打油诗：“俗人大家乐，高人大家写，写出阳刚派，有且没有也。”按照中国文字的原始意义，“且”是男人生殖器，“也”是女人生殖器。这个岛的文风，在国民党的调教下和小市民的软骨病下，早已是一片“也”风，全无阳刚之气，令人厌恶已极。

但是，一片“也”风，也是这个岛的独有特色而已。对有些伟大的洋婆子而言，“也”风却也得别具一格。以11世纪的英国戈迪瓦夫人（Lady Godiva）为例。戈迪瓦夫人的丈夫叫列佛瑞克（Leofric），是麦细亚伯爵（the Earl of Mercia），也是考文垂（Coventry）的领主。此公善以征税为德政。里查·阿莫尔（Richard Armour）在《都是夏娃惹的祸》（It All Started With Eve，陈绍鹏译）书中论述如下：

如果说世上还有比他老婆更可爱的事物，那就是金钱。他的大部分光阴都消磨在他的账房里，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对于金钱计算得太慢。他有许许多多英镑，先令和便士更是整整齐齐的，堆到伸手可及的地方。对于他而论，现金是王，他不过是伯爵而已。有的时候，他拿着一根手杖，这边敲敲、那边打打，把钱打得纷纷落地。他便急急忙忙地跑到这边捡捡、那边捡捡，于是，乐在其中矣。戈迪瓦夫人在楼上就可以听见钱币散在地上的声音，然后，便是一连串有条不紊的叮当声：这是金币碰到金币的声音，那是银币碰到银币的声音。不一会儿，又听到铜币碰到铜币的声音。这时候，她就知道：她的丈夫正玩得开心呢。

幸而，列佛瑞克的收入有一个可靠的来源，那就是考文垂的老百姓。当他感觉到需要更多的钱币以便堆集的时候，他只要增加税率就好了。如果纳税人太少，他便设法增加生殖率。他样样都要课税：房屋税、牲口税、过路税、地毯税，无所不有。他这种剥削百姓的才能，却激起百姓的灵感，他们戏称他为“剥制师傅”（the taxidermist）。

要是有一个赤贫的农奴压根儿没有现款缴税，列佛瑞克便每一蒲式耳的谷，抽他三分之一的税，每一块面包抽三分之一，每一条牛也抽三分之一。这种办法对考文垂的百姓太苛刻，对牛更甚。但是，列佛瑞克毫无同情心。当他老婆责备他太贪心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们都是奴隶呀！况且，一个人的钱要是不够堆集的话，还要它何用？”

里查·阿莫尔又写道：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穷困的农民推一个代表团来求见戈迪瓦夫人。他们想来看看她的心是否比她丈夫的心软些。戈迪瓦夫人叫他们进来，静听他们诉苦。他们的话感动得戈迪瓦夫人泪流满面，不住地抽噎。因为她穿的是粗麻布的便袍，所以，她心房的抽动历历可见。事实上，她差不多是一丝不挂的。农奴们扶着锄头，慢慢低下头去。“伯爵是一个守财奴。”戈迪瓦夫人说，“他是一个阴险的人。他唯利是图，连一文钱都不放过。我很愿意帮助你们，但是，他这个人很难对付。”

她很惋惜地说，生杀之权和税率的规定都操在她丈夫的手里。不过，她答应他们，一有机会便在他的耳畔为他们美言一二。只是，他那对尊耳却老是藏在蓬松的头发下面。他们向她道谢，然后告辞，也把锄头带回去了。

她的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她觉得可以想法子，既可帮助考文垂的老百姓，也可以乘此机会恣意地玩一阵子。因此，没过多久，她便对丈夫说，他要是不将苛捐杂税除掉，她就要除去她所有的衣服，赤身露体，骑着马，在正午的时候，大家用午餐的辰光，从考文垂的大街上走过。事实上，不管怎么样，她是非这么办不可了，因为，这已经渐渐变成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

“天哪！你这样胡闹要受审判，并被判为淫荡罪的呀！”列佛瑞克发作了。然后，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经过片刻的思忖，他居然叫她只管去骑好了。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盘算着，如果他索性答应她，她也许就不再那么起劲儿了。同时，他的袖里正藏着一张王牌，等到他的太太非做那种暴露的傻事时，他就将牌摊出来。

戈迪瓦夫人径自计划她的游行。她挑选了一匹不至于因为赤身的女人骑在背上而受窘的老母马，并且竭力把自己锻炼得健壮点儿。她试验着把头发编成辫子，然后，她还是觉得采用一种更简单的发式来得好，于是，便决定让它自然地披散下来。她试骑了好几次，才懂得了骑马的诀窍。

同时，列佛瑞克自己也做了几项安排。当他晓得她决心暴露的时候，他便瞒着她发出一个通告，命令考文垂的百姓到那一天不许出门，家家户户都要把所有的窗帘拉下来，大家统统爬到床底下，闭上眼睛。他盘算着，用这种方式，他老婆表演的结果，顶多是皮肤晒黑一点儿。戈迪瓦夫人特别挑了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为的是可以让最多的人瞧到她。她便走向马厩，身上除了鸡皮疙瘩以外，什么都没有。马夫们都给列佛瑞克打发走，去度假了。戈迪瓦夫人的身体已经最美不过了，现在还需要什么打扮？当她寻找马匹的时候，才开始感觉到穿鞋子的好处。她终于跨上马背，但立刻就被马摔到地下。不过，她很快地再爬上去，然后，便非常神气地向前驰骋。

当她策马慢慢地跑过大街的时候，她发现一件怪事：街上没有人。不要说人的动静，连个风影儿也看不到。百叶窗统统关闭，窗帘一个个拉下。“老天爷呵！”她一肚子莫名其妙，“今天会是星期天吗？”她策马走到一条笑闹的酒徒们经常出没的小巷里。那里有一家猪头肉酒店，这些人常常到这儿来，叫一瓶酒，将猪头肉冲下肚去。但是，这里也看不到一个人影儿。

戈迪瓦夫人骑着马穿遍了大街小巷，竭力耐着性子。她恐怕喊得难听，百姓会笑她，便用一种很娴雅的贵妇腔喊叫着，叫大家出来看。然后，她又尝试着模仿鱼贩、卖果子的和打扫烟囱的叫唤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带着一串铃或是一面锣就好了。考文垂号称男子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古老的撒克逊精神是打胜仗，奸淫掳掠，和用光明正大的态度一决胜负的精神。现在，这种精神都到哪儿去了？到了傍晚，人困马乏，她的喉咙也喊肿了。

到了黄昏时分，她皮肤晒黑了还不说，而且浑身疼痛，尤其是让马毛磨了数小时的地方，结果，不得不让人背回官邸。她感觉到别人在嘲笑她，但是，并不是她所期望的那种局面。她原来预料着，至少她的裸体照片会登在《盎格鲁撒克逊日报》上。

于是，戈迪瓦夫人这才感觉到：她不知道自己以前那种颠倒众生的魅力究竟是什么。不过，不管是什么，现在已不复存在了。考文垂的百姓曾经来向她求助，但是，她似乎对他们并无丝毫魅力（The people of Coventry had appealed to her, but she seemed not to appeal to them）。从此以后，她便把衣服的钮子一直扣到颈部，无论如何要把皮肤都掩藏起来。这样一个转变，使列佛瑞克乐不可支，结果，便自动地减低了税率。虽然如此，为了要弥补税收上的损失，他便设法增加窃案和赃物没收的数字。

假若戈迪瓦夫人晓得有个“爱偷看的唐穆”（Peeping Tom）在偷看她马上芳姿的话，也许心里会感觉舒服点儿。原来，这个叫唐穆的人是个裁缝师傅，他和一个叫杰克的拆制师傅合作生意，颇为兴隆。因为他是穿针专家，所以，窗帘上的裂缝不论多小，他都可以将外界的情形看个清楚。当戈迪瓦夫人在街上驰骋时，他目不转睛地窥视街道有六小时之久。由于眼睛过度疲劳，再加上血压过高，他的眼睛已变得像蝙蝠似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从此以后，他在外出时，手中老是提一根白色的手杖，脸上老是挂着一副笑容。

“爱偷看的唐穆”（Peeping Tom）即所谓窥视狂者也。《幽默小册》（Captain Billy’s Whiz Bang）书中为PeepingTom下定义，说是“琢磨朝外看，为了朝里看”（A guy who spends his time on the inside looking out, for standing on the outside looking in.）。妙语天成，真是别有奇趣。PeepingTom虽为了“朝外看”而瞎了眼睛，但是，裸体骑马的戈迪瓦夫人倒真值得一看呢！这位伟大的女性，为了抗议丈夫搞“加值税”一流玩意，而裸体为民请命，“也”风孔昭，长留壶范，其裸盖有大义存焉！

1986年4月22夜1时

有奶没奶都是娘

发展心理学中有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给小猴子“人工母亲”的实验。在西尔格德等人（Ernest R.Hilgard, Richard C.Atkinson&Rita L.Atkinson）的《心理学》（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里，有这样一段：

更有意思的实验是把小猴子和母猴分开，而以人工母亲（artificial mother）来代替，小猴子可以从人工母亲那儿得到食物，并可在其身上攀爬（Harlow and Harlow，1966；Harlow and Suomi，1970）。有两个“实验室的母亲”，能由小猴子的吸吃而产生乳汁。这两个母亲都无法移动，并且，她们虽然有头、脸和躯体，但与母猴却不相似。其中之一由铁丝组成，另一个则由绒布构成。由绒布做成的母亲，比用铁丝者更能引起小猴子拥抱的动机。

这项实验想确定，是否供给食物的母猴就是小猴子喜欢亲近的对象。结果是很明显的：不管是否为食物的来源，小猴子都喜欢和“绒布妈妈”在一起。这虽然是纯粹被动的形式，但能提供舒适感的母亲才是安全感的来源。例如，当小猴子置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若能与“绒布妈妈”一起，就能明显地减轻其恐惧感。（桂冠出版公司译本）

为了使这段文字有更逼真的效果，我从兰恩（Frank w.Lane）的《动物奇境》（Animal Wonderland）里找出小猴子抱“绒布妈妈”的可爱图片，看了小猴子那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正好印证了这一实验的可信。

这一实验告诉了我们，有奶并不是做娘的唯一条件。在动物中，许多动物对来吃它奶的，纵使不是亲生的，甚至非本族类的，也一视同仁；相对的，人工奶嘴大量出现以后，要吃奶的动物，从人工奶嘴中也照样多食多餐，对奶嘴的真假性并不追究。

虽然“人工母亲”使小猴有没奶也是娘的感觉，但是，就健全发展而言，还是不够的。在西尔格德的书上，又有这样一段：

虽然这种人工母亲可以提供一种重要的母职方式，但对健全地发展而言仍是不够的。小猴子在出生后六个月当中，如果和其他猴子接触不够，将造成往后各种奇怪形态的行为。自小就与母亲分离的小猴子，极少能和其他猴子相处融洽，并且很不会交配。早期社会接触被剥夺的母猴，于交配之后（当然得经过一番努力），很难成为一个好妈妈，她们对小猴子有忽视或詈骂的倾向。出生后六个月中，对往后社会行为的影响既是如此显著，所以对猴子社会情感的发生而言，这几个月是关键期。不管以后和其他猴子的接触如何，这种早期的孤立很难发展出正常的社会行为。（Sackett，1967）（同上）

由此可见，“人工母亲”只能提供一时的安全感，却不能提供其他的教化。小猴子要想有正常发展，还是得找个真妈才成。

但是，对人类而言，很多人实在不适合做妈。她们对子女而言，只是榨取与伤害，子女们跟这种妈在一起，反倒“很难发展出正常的社会行为”。我认识的一位新女性，就是如此。她的星妈母亲，是我生平仅见的一个恶妇。新女性长大后，变得乖谬异常，全无“正常的社会行为”，显然跟她不幸有这种星妈有关。心理学家一再拿动物实验，但是动物是单纯的，人类的成长却复杂得多，我看了新女性的身世，真的感到她如果当年有“人工母亲”来代替星妈，岂不更好？美国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对人说，他和他母亲一起活了二十五年，但他如果能再活一次的话，他宁愿不再活那二十五年！人间毕竟有这类令人痛苦的母亲，有了她们，要命的心理学才可以被推翻，而心理学有时候是要打倒的。不是吗？

1984年10月8日午后

“好为妇人出脱”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史稿》说他：

性强记，经目不忘。年二十余，北走兖州谒孙星衍。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求左氏后裔。正燮因作《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中群议，由是名大起。道光元年举人。明年，阮元主会试，仕相谓曰：“理初入彀矣！”后竟落第。其经策淹博，为他考官所乙，元未之见也。房考王藻尝引为恨。

又说：“正燮读书，置巨册数十，分题疏记，积岁月乃排比为文，断以己意。”他的学问，就在这种好记忆与硬功夫下，“博古通今，世罕其匹”起来。

戴醇士《习苦斋笔记》有一条记俞正燮六十岁后的可爱：

……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

俞正燮除了博古通今外，他的思想也极开明。他主张人权女权，“颇好为妇人出脱”。他说：

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

又说：

古言终身不改，身则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礼义无涯涘，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

又说：

尝见一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做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之荣也！

这种前进的言论，在礼教下的中国，真是大胆、真是少见。他反对逼人做贞节烈女，一百多年后重看他的言论，真令人有智仁勇俱全之感。

论难养的

中国思想中最早论女人与小人的文字，见于《论语·阳货》篇。《论语·阳货》篇里记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钱穆在《论语新解》里做“白话式译”如下：“先生说只有家里的妾侍和仆人最难养。你若和他们近了，他们将不知有逊让。你若和他们远了，他们便会怨恨你。”钱穆又解释说：“此章女子小人指家中仆妾言。妾视仆尤近，故女子在小人前。因其指仆妾，故称养。待之近，则狎而不逊。远，则怨恨必作。善御仆妾，亦齐家之一事也。”钱穆这些解说是不妥的、错误的。

因为，孔子指女子与小人，是泛指的，并没特别指为做“妾侍”的女子或是做“仆人”的小人。这种泛指，在《论语注疏解经》卷第十七里早就印出来了：“正义曰：正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此言女人，举其大率耳。”[19]这里说“举其大率”，就是泛指的意思，而不是特指的意思。钱穆说“女子与小人”乃特指仆妾而言，是犯了没能了解孔子原意的错误。当然，这种错误是抄朱熹抄来的。

孔子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原意不是特指而是泛指的原因，乃在于他颇能体味出女子与小人基本陛格的那一面。从这种体味里，孔子这段话的现代表达法该是：“只有女人和小人才是最难同他们相处的：你对他们好，他们便不知天高地厚，试探你、冒犯你、搅你；你对他们板下脸来，他们便埋怨个不停，说你对不起他。”

孔子认为：在女人身上、在小人身上，显然是有这种“女人性格”与“小人性格”的。因此他发为感慨之言，作了泛指的论断。

孔子虽然离过婚，会过别人的小老婆，一生也命犯过不少小人，但我总觉得，他对女人小人的了解是不够的，因为他所处的时代里，女人和小人还没今天这么复杂、这么刁钻鬼怪、这么欠缺做人的原则与规格。

孔子这段话的最大缺点，乃在他只能从一个被“不孙”、被“怨”的人的立场发出感慨，却不能从女人与小人的身上反过来看他们性格上的主动一面。实际上，女人与小人的性格是很主动的，他们并不因为你对他们“近之”或“远之”而那么被动，他们在个人利害的斟酌上，有极现实的考虑与行动，凡是有利于他们的，他们立刻能笑脸迎人、能下人、能取媚人；但是，凡是考虑之下，对他们无利或不再有利的时候，他们便会在一夜之间采取行动，把人际关系既无情调又无趣味地戛然毁掉。这种行动，会令你非常倒胃。

男子汉同男子汉之间来往、高人与高人之间来往，你就不会有倒胃的感觉。可是当你认识了女人和小人，你就必须准备随时在一夜之间，领教他们的无情与无趣，不论这种来往有多深，不论这种来往有多久，不论这种来往当时有多罗曼蒂克、有多么令人怀念之处，只要他们是女人、是小人，你就不能高估、不能倚恃。女人和小人会在一夜之间毁掉这些，把你和交情丢掉，像丢掉一双不值一顾的破鞋。

孔子只看到当你占优势的时候，女人与小人的难相处一面；却没看到当女人与小人占优势的时候，或是在主观上判断你对他无利或不再有利的时候，他们那不跟你相处的一面。我认为，所有的男子汉、所有的高人，必须在内心深处，对这种“女人性格”和“小人性格”有悲剧性的准备和领悟。准备和领悟以后，他才会带着宽厚博大的心胸，面对一切或背对一切，对任何悲欢离合都不以为意。这就是人生，你无法避免与女人和小人打交道，但你若在不可高估、不可倚恃的对象上过度动情，你就难免是狗娘养的了。

1982年11月4日晨

鞭子缠身可也！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m Nietzsche），在他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里写道：“要到女人那儿去吗？别忘了你的鞭子！”这段话，据尼采的妹妹说，是得自屠格涅夫（lvan Turgenev）《初恋》（Pervaya Lyubov）中父亲鞭打情人的景象，这显然有着“虐恋”（algolagnia）的痕迹。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在《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中说：

我们在一个纯粹的受虐恋者的身上虽不容易找到一些施虐恋的成分，但是在施虐恋者的身上却往往可以找到一些受虐恋的成分。就萨特侯爵（Marquis de Sade）自己而论，他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施虐恋者，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很清楚地发现了不少的受虐恋的成分。所以说，虐恋中的主动与被动的成分是可以有很密切的联系的，说不定两种成分实在是一种，也未可知。有一个大体上是施虐恋的人，在他的心目中，鞭子是一件富有刺激性的恋物，他说：“我的反应是偏向于鞭笞行为的主动的一方面的，但对于被动的一方面，我也养成了少些的兴趣，但此种兴趣之所以能成立，是靠着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一番心理上的扭转功夫或移花接木的功夫。结果是，鞭子虽由别人加在我的身上，但我的潜意识的想象却以为是我自己操着鞭子在挞伐别人。”还有一点也是有注意的价值的，就是，有的受虐恋者在一般的性情上虽见得很刚强、很壮健，施虐恋者的人格却往往是很畏缩、懦弱，而富有柔性的表现。

由此看来，尼采对女人的鞭子论，正好符合这一解释。据尼采的情人莎乐美（Lou Salome）说，尼采的双手纤细柔美如女人，为人也温和如女人。他显然“富有柔性的表现”。他的鞭子论，其实绝非字面上的粗犷意义，而是性心理学上分析的一个有趣例子，是一个可以解开的谜题。

在心理学的分析之外，尼采的鞭子论，显然又有他对女人性格的痛苦理解，他认为女人是不能做朋友的，女人不过是猫、是鸟、是最好的母牛。因为女人头脑中只有跳舞、废话和衣服。在女人的性格中，有许多做作、肤浅、骄矜、放肆的因子。这些因子，只有通过对男人的畏惧，才能得到局限和控制。在这一方面，他显然比孔夫子的女人难养论更为细腻。尼采相信女人是令人快乐的，但他相信除了训练女人来娱乐战士、使紧张的男人开心外，其他皆为蠢事。因此，他的鞭子论，在性心理学的分析外，又可有伦理学、社会学的分析。他的鞭子，显然具有抽象的镇压女人的意味，因为女人那一套劣根性一旦不能镇压，一切就都不可收拾了。

孔夫子是离过婚的、尼采是独了身的，他们在与女人相处上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失败。尼采相信男女是永远处于敌对地位的，并要人一定要记得，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他大骂那些侈谈“男女平等”的思想家，认为他们之所以会对这一根本问题看走了眼，是由于他们的头脑都太平整简单，无法深入这个人生的根本问题。尼采本人当然比这些思想家略胜一筹，但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却笑在实际上，十个女人有九个可以把尼采的鞭子拿开，而尼采自己也知道，所以，尼采只是“聊以虚声慰创痕”而已（“Forget not thy whip”—but nine women out of ten Would get the whip away from him, and he knew it, so he kept away from women, and soothed his wounded vanity with unkind remarks）。

我写这些话的结论是：女人不是孔夫子或尼采之流所能对付的，虽然他们比一般人多了解一点女人，但这些只是理论，不是实务。实务上，他们并不高明。

真正解决这种“鞭下爱情”的，似乎仍有待于有几分philanderer气质的花花公子型人物，而不是哲学家。花花公子型人物对女人最能占上风，他们不用鞭子打女人，只是鞭子缠身而已。他们能主动地仅受女人之利、不蒙女人之害，而女人也因他们的熟练、从容和自如而委身相向、而皆大欢喜。我相信最后解决亚当夏娃以来男女纠缠不清问题的，是花花公子，而不是哲学家。花花公子可以说你的是我的，女人可以说我的是你的，但哲学家却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他妈的。这就是“李敖如是说”，鞭子缠身的女人是我人证。

1984年2月22日晨

王八一落千丈考

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在西沙群岛抓到一只大玳瑁，带回南京，一时哄传。各报驻京记者都发专电报道。天下第一吝啬鬼成舍我，那时正是北平《世界日报》社长，第二天看到各报报道都说是玳瑁，只有《世界日报》一家说是乌龟，于是打电报给《世界日报》驻京记者，查问真相。为了节省电报费，成舍我只发了十个字，全文曰：“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一时传为笑谈。

“玳瑁”英文是hawksbill，是turtle的一类，是水生的龟；“乌龟”英文是tortoise，是陆生的龟（淡水生的龟，多半水陆两栖）。中国最早有“鳖”与“龟”之分，《说文》上说：“鳖，甲虫也。”《考工记》注：“外骨龟属；内骨鳖属，按鳖骨较龟稍内耳，实介属也。”就是说鳖是有盖儿的爬虫。骨头长在皮外面的（有硬盖子的）是龟；骨头长在皮里面的（有软盖子的）是鳖，全是背上长壳儿的动物。《说文》中的这种学名，在实际上、一般运用上，中国人是不大细分的，大都通称乌龟，俗称王八耳。

高高在上

乌龟在古代，地位是高高在上的。《大戴礼》中说：

毛虫，毛而后生。羽虫，羽而后生。毛羽之虫，阳气之所生也。介虫，介而后生；鳞虫，鳞而后生。介鳞之虫，阴气之所生也。唯人为倮匈而后生也（王聘珍校曰：倮匈谓无毛羽与鳞介也），阴阳之精也。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

由此可见，乌龟不但是“介虫之精者”，是有壳儿的动物的头头，而且跟“倮（裸）虫之精者”圣人同级。中国古人对它歌颂崇拜，一直不断。在那时中国人眼中，神灵也、吉祥也、发财也、长寿也、解人言也、象天地也、知吉凶也……种种好事，都跟它有关。它不但是圣人级的，而且还坐在圣人怀里，向皇帝“王八看绿豆”呢！《礼记》中说：“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圣人抱龟南面，与皇帝北面二比一，皇帝还真吃瘪呢！《史记》有《龟策列传》，记用乌龟知吉凶时，称它为“玉灵夫子”——古人对它的马屁可真不小呢！《诗经》中有“我龟既厌，不我告犹”的诗，可见古人对乌龟拍马屁，有时它还摆上架子、爱理不理的呢！

你龟我龟

正因为乌龟这么风光八面，所以中国人在对它拍马屁之余，在称呼上，都想跟它发生牵连。于是，大家就你龟我龟起来了。春秋战国时宋有公子围龟；楚有斗韦龟；汉有京兆尹陈龟，幽州刺史朱龟；曹魏有典农刘龟；正始年间（240—248）有羽林监王元龟；北魏孝明帝以“神龟”纪年（518—519），孝昌年间（525—526）有大臣叱列伏龟；唐宗室有楚王灵龟、嗣曹王龟年，大臣有崔从龟、王龟、刘崇龟、李权龟，庶僚有乐朋龟、薛元龟，协律有李龟年，进士有张仁龟，处土有陆龟蒙，道士有解元龟，白居易叫他侄子作龟儿，宇文籍字夏龟，张志和本名龟龄，王俌字兴龟，贺知章称殷践猷为五总龟，以龟千年五聚，问无不知也；五代时前蜀有京兆李龟祯；宋吕蒙正之父名龟图弟弟名龟祥——就是吕夷简的爷爷，何承矩之子名龟龄，范雍的爷爷名从龟，王大宝字元龟，又有员外郎董龟正，郎中王龟从，陈尧封之子陈渐自号金龟子，陈季常做“龟轩”，杨时号龟山，有侍御史黄龟年，有直讲彭龟年，洪朋字龟父，何兑叫龟津学者，龚开号龟城叟，沈与求号龟溪，王十朋字龟龄，陆游叫龟堂病叟，又做“龟堂”，又以龟壳做帽子，又有张龟寿；元谢应芳自号龟巢老人，室名“龟巢”，所著有《龟巢集》，又戴良自署其居曰“龟毛庐”；明方渊号龟鹤山人；清黄丕烈号龟巢老人，潘恭寿号龟潜，潘祖荫做“龟盫”。……这种你龟我龟，甚至传到日本。日本有龟井昭阳、有龟井南冥、有龟谷省轩、有龟田莺谷、有龟田鹏斋、有龟田绫濑。……日本人之乌龟化，是绝不落于人后呢！

龟蛇同组

不料乌龟虽然一路风光，但不幸慢慢被人造了谣言。集谣言大成的，是《说文》这部书。《说文》作者许慎（30—124），字叔重，河南郾城人。他是汉朝的古文学家，以博通经籍闻名。大家推服他，称他作“五经无双”。许慎在公元100年左右，完成了一部书——《说文》。这书本是打笔仗的书，是用来驳斥今文学家解经的说法的。不料书中对中国文字的整理，显出了它的另一层意义。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第一部以偏旁编排的字典了。

《说文》全书分五百四十部，共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它决定了两千年中文字典的形式，同时在文字学、语义学等方面，又有着最具影响力的功劳。许慎写这部书的重点，在说明为什么一个字要那样写。他要找出每个字的原始意义，再从原始意义上说明它那样写的理由。就这样，这书收存了小篆和晚周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可以溯源寻根，从而解决古典文学中的许多问题（《说文》就是《说文解字》，它的真正价值，直到清朝才被认出来）。

在《说文》中“龟”字条下，有这样权威的解释：

龟，旧也。外骨内肉者也。从它（蛇）。龟头与它（蛇）头同。天地之性，广肩无雄。龟鳖之类，以它（蛇）为雄。

这就是说，乌龟是没有雄性可言的（《列子》中说它是“纯雌”），要生小乌龟，得跟蛇交配才成。正因为如此，所以“龟头”与“蛇头”长得一样。《埤雅》中说：“广肩无雄，与蛇为匹，故龟与蛇合，谓之玄武。”玄武就是指龟蛇，它后来成为“北方之神”，地位仅次于玉皇大帝。《民俗》第四十八期收有《潮州儿童歌》，原文是“面盆脞水（脞水，贮水也）津呵呵（清到彻底也），照见北爷（玄天上帝也）在后座。头毛披肩手骑（骑，拿也）剑，脚下踏着龟蛇哥”，这就是玄武拟人化后的造型。《正统道藏》洞真部（昃下）有“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明说这种拟人化的造型是披发跣足，踏龟与蛇。可见龟蛇同组，早就被中国人认定不疑了。

糟糕的是，中国人的动物学实在不怎么高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把乌龟观察清楚。中国人以为乌龟“无雄”，是完全看错了的。这一错就记录在《说文》上，于是积非成是，就传出《五杂俎》所谓“龟不能交，而纵其牝者与蛇交”的说法了。既然自家人不搞自家人，竟在外面与蛇通奸，那做“无雄”一方面的，还有好话吗？

帽儿改绿

在元朝时候，有《元典章》规定制度，说娼妓穿着紫皂衫子、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青色与绿色是相近的。到了明朝，头巾发绿，绿似龟头，于是，各路附会就慢慢大集合了。据《陔余丛考》中“绿头巾”条下：

明制乐人例用碧绿巾裹头，故吴人以妻之有淫行者，谓其夫为绿头巾，事见《七修类稿》。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良家妇带用绢布，妓女无带，伶人妇不戴冠子、不穿褙子，然则伶人不唯裹绿巾，兼着绿衣。按《唐史》及《封氏闻见记》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绿巾以耻之，随所犯重轻以定日数，吴人遂以此服为耻。明之令乐人裹绿巾，或本诸此也。

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中“绿头巾”条下说：“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已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唐朝人李封用罚戴绿头巾的方法整人，当时绿头巾主要是象征贱人之服，还没有定形成“敝眷”跟别人睡觉的确定意义。后来龟蛇之说、龟头之色、头巾之绿、娼妓之家，等等，等等，各路附会大集合，于是，自戴绿巾而戴绿帽子，就一片绿矣！（绿帽子是清朝以后的用法。易实甫作《王之春赋》，有“帽儿改绿，顶子飞红”之句，是最有名的。）

王八出场

至于乌龟以外，又有王八之说，是怎么回事呢？

欲知原委，得先谈王八。

王八作为人名，最早见于《辽史》。辽圣宗时有安州团练使王八副马保佑，留守开京。到了《金史·忠义传》中，有这样一段：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佑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前跪将降。毅以足踣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驱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这些历史典故中带出的王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王八。但看全文语气，王八是人名，尚无不雅之称。但到了《新五代史》前蜀世家里，王八就变质了：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

这段历史中，王八虽开始不雅，但照《茶余客话》考证，“骂人‘王八贼’，盖五代王建行八，素盗驴、贩私盐，人骂‘王八贼’也”。可见不论“贼王八”还是“王八贼”，虽已不雅，并没不雅到和绿帽有关。

虽然王八之初，只不过真人真名而已，但从“贼王八”之后，王八在北方，慢慢约定俗成，成为乌龟的俗称，也成为骂人的词儿。慢慢在南方称乌龟时候，多以王八代之。一些民间谚语、歇后语，也就全部出笼，像“王八好做气难当”啦、像“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啦、像“王八看绿豆——对眼”啦……都是。王八是北方的口语，南方人最初不知道，《广谐铎》中就有这样的笑话：

苏人甲，有事赴〔北〕京，反至津门，拟做一二日游，投寓旅馆。一日因事他出，苦不知路径，欲唤黄包车（人力车）代步，于是操其半强之京话，高唤“黄八车”不止。一般黄包车夫多侧目视之，而不之应。甲乃执一车夫而问之曰：余唤汝，汝何弗应？岂余不名一钱耶？车夫怒目答之曰：君所唤者，乃“黄八车”非“橡皮车”，吾辈非“黄八”（王八），故不汝应也！甲闻之始不敢再言。后问于京友，京友告以“黄八车”乃妓女所坐者，其车夫名“黄八”，即南边所称“乌龟”。而街头所停者，虽是南方之黄包车，然若辈名之曰“橡皮车”，盖欲与妓车有区别也。甲方知言语之不同，于是不复唤“黄八车”矣。

于法无损

照《五杂俎》的说法，乌龟是“污闺之讹”，是从奸污了大闺女变出来的；王八是“忘八”之变，“以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俱忘也”。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的。乌龟王八的流变，这样解释，显然跟事实与情理都扣不上，自是附会无疑。

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与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在法律上，自己太太与人通奸，“奸夫淫妇”犯的只是告诉乃论的相奸罪。但却有人在恐惧、厌恶与不甘之余，提出妨害名誉之诉，因为他认为他当了王八，而高等法院法官竟也有跟着乱判的。试看一则“最高法院”法官的驳回理由，就可领教了：

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五十二年度台上字第1068号

上诉人郑祖瑾住高雄市左营成功路2号

被上诉人毛维理住同上中山路23号

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上诉人对于五十一年10月16日，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审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原判决关于命上诉人赔偿及负担诉讼费用部分废弃，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理由

本件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赔偿损害，系以上诉人诱奸其妻毛陈春子，经法院判处罪刑有案，并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均受重大之损害，依民法第195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为诉之原因事实（见卷附刑事附带民诉状）。卷查刑事确定判决，系依刑法第239条后段相奸罪，判处上诉人罪刑，并未载有上诉人以何种方法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情事。按名誉权为人格权之一种，而夫妻之人格各别，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又依原判决记载，五十年7月30日，《海讯日报》所刊上诉人与毛陈春子通奸之新闻，系由与上诉人同屋居住之闻波告知新闻记者汪宗藩者，并非上诉人发布该项消息，是上诉人亦无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受损情事。原判徒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妻相奸及污闻披诸报端之事，即令上诉人赔偿新台币四千元，尚有未合。本件上诉，应认为有理由。

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474条第l项、第475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五十二年4月13日

“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相信：使人当王八，尚不算侵害“名誉权”，因为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夫妻之人格各归各的，“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这一判例，显示了法律比社会观念进步的一个面，倒是颇为有趣的。

综合上面的种种讨论，我们清楚地看到王八每况愈下的种种方面，最后在法律上，甚至当了王八，也不过乃尔。这对卫道之士说来，真要大发思古之幽情了。因在古代，不但法律上要保护王八，并且保护得连王八都要挨揍。唐朝法律虽然对“奸夫淫妇”判两年（赎铜四十斤），比起今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不算重，但是它不但“不在自首之例”，并且不是告诉乃论罪，而是邻居都可以告发的罪。元朝法律规定不告发是“纵奸”，连邻居都要挨罚的。至于甘愿做王八的，更不得了的。元朝明定甘愿做王八的，本夫与“奸夫淫妇”各杖八十七下，明朝清朝各杖九十下，可见当王八都要挨狠揍。如今王八就是王八了，至少不要再挨狠揍。这种进步，都是王八一落千丈的结果。行文至此，不禁大笑国民党亦有德政，至少他们“忘八”之时、“望八”之余，不再打王八了！

1984年3月7日

王八过敏症

1969年4月里，刘家昌想做导演，筹拍《四男五女》（刘家昌原定名《滑稽人生》《生老病死》《四男四女》，我说四男四女没有戏，四男五女才有戏，就改为《四男五女》），但他那时候名气不够，别人不相信有大阔佬投资他拍片，他就想找个大阔佬支持他——假装支持他，以做噱头、以昭大信。那时候有自用汽车的人还很少，而我却是汽车阶级。他看中了我，要我开着汽车，做他的制片人。我开出条件，要向他“强销书刊”——认购《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示友好，他同意，并立字据如下：

本人向“OK李”购买《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一百零一本），“钱”新台币三万元整于十五日之内二次付清，此据。

刘家昌

1969年4月9日

就这样，我顶着“制片人”头衔，开车进出片厂，见了女明星就搂，俨然大亨了，殊不知这大亨是冒牌的。

由于和刘家昌拍片，使我和影剧圈内的人混得很熟。刘家昌挖李翰祥的摄影师陈荣树，使李翰祥颇为不快。由于李翰祥跟我本是熟人，我出面摆平此事。李翰祥杯酒之间，向我抱怨，说他电影公司的“国联五凤”第一凤——江青，就是被刘家昌挖去做老婆的。刘家昌太喜欢挖别人公司的人，叫人生气。我劝了李翰祥一阵，李翰祥看我面子，也就没再计较了。

四男五女费精神，强销书刊才我们。

导演导出镜中戏，还要导出“制片人”。

后来电影拍成，国民党借口剧本是李敖写的，竟把该片查禁，害得刘家昌大受打击。直到他多年以后，改走投效国民党的路线，梅花不绝、“中华民国颂”不绝，才有志竟成，变成K字压顶的名导演。此是后话，不值一提。

在国民党查禁《四男五女》的第二年里，忽然发生了火爆新闻。原来7月19日李翰祥在桃园夏威夷饭店拍片时，刘家昌赶去，把李翰祥揍伤了。揍了人后，刘家昌下午就招待记者，抱着四岁小儿子，当场大哭，说李翰祥给他当了王八，他忍不了这口气，所以要揍李翰祥，并且把江青休了，要离婚了事。在刘家昌放声大哭之际，他的儿子在旁边参观，手中拿着冰淇淋，正吃得痛快。

7月20日，《中国时报》报道如下：

正在桃园拍戏的李翰祥，因被揍，左边的脸颊浮肿，嘴唇亦破裂。当记者们走访他时，他正以冰块冷敷他的伤处，表情很无奈。

他说：“这件事怎么会栽到我的头上？我真不明白！我在电影界二十多年，也没什么狗皮倒灶的事发生过。”

李翰祥表示：“我与我的太太张翠英结婚已十九年，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不希望也不允许我的家庭被破坏，同时我也不愿意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他说：“当江青结婚时，我确实曾批评过她的婚姻，那时是因为我对刘家昌认识不深。后来，我发现刘家昌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还劝过江青不要再胡闹，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

他说：“我劝江青看在孩子面上，不应再闹下去。刘家昌虽然免不了有时与些别的女朋友来往，但对男人来说，这并不是件严重的事。我对江青说，既然你与刘家昌结婚，就应该了解他的个性，但是江青曾表示过无法挽回的意思。”

李翰祥又说：“我和我的太太不可能离婚，我也不可能和江青或其他的女人结婚，因为我的家庭观念很重，我爱我的家，也爱我的孩子。”

对于外传他与江青之间有“暧昧”的事，他说：“我真是有口难言，这谣传不知从何而起。”

他说：“江青原是国联公司的基本演员，我离开国联之后，自然免不了与她有来往。而且我导的几部片子，也都有江青参加演出。后来江青与刘家昌分居后，因为寂寞而想自资拍一部电影《梦回青河》，剧本也是我的，我想，谣言可能由此而生。”

他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婚姻破裂应该自己检讨一下，不该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李翰祥又说：“我希望他们仍然能和好，不为自己也该为孩子。”

同一天的《联合报》上也报道说：

李翰祥说，六年以前，当他率领江青回国拍《七仙女》时，外间就曾风风雨雨地传说他与江青如何如何。之后江青与刘家昌结婚之后，谣言才慢慢平息。如今这一谣言又死灰复燃，使他感到难以解说。不过他只需提出一点来就可以将谣言推翻——假使他与江青之间真有感情的话，江青当初就不会成为刘家昌的太太。

李翰祥说，他从影将近二十年，过去在邵氏旗下曾经大红过，回台后他自组国联公司，旗下年轻漂亮的女明星也很多，但他一直坚守一项原则：绝不与圈内的女孩子们谈情感。他相信圈内人士都了解这是事实，因此他更不可能会与已经结婚生子的江青谈感情。

李翰祥说，他一点不怨刘家昌打他，因为只要是男人，都不能忍受“绿色的威胁”的。不过刘家昌在没有查明事情的真相之前，只凭流言而把罪名扣在他头上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件事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李翰祥给刘家昌戴绿帽之说，是绝不可能的。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祥不可能偷他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我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老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李翰祥跟共产党走了，刘家昌跟国民党走了。我今早写完《王八一落千丈考》，联想起这十多年前的一段故事，忍不住追记一下。我在《王八一落千丈考》中写道：“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与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刘家昌的反应，显然是“离奇的程度”的一种。但是，这又绝非刘家昌个人的一个特例，而是流行的所谓“酱缸”节目之一。我的一位坐牢归来的作家朋友，他在出狱以后，在太太离开他以后，就大犯“王八过敏症”，对在他受难时义助他的朋友，一个个咬定是给他戴绿帽的人，因而变得毫无理性与感恩，不做王八不快。但是自认做了王八恐怕也没什么快，充其量，只是他忘恩负义的自欺借口而已，只是他幻想性被虐待狂的变种而已，只是他因嫉妒而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 persecutor）的卑鄙栽诬而已。这种王八情结一日不去，这种病态人是一日不能坦然庆祝龟寿的。而这种人的离奇行径，也必然是人间《资治通鉴》的一种，只是不知是谁家的版本而已。

1984年3月7日以两小时写

营妓考

营妓在古今中外都有之。1096年到1099年间随十字军东征的营妓，数目就有五千多；129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军进城时，就有八百多营妓随行；1567年西班牙远征荷兰时候，就有四百个骑马的营妓和八百个步行的营妓随行。近代最有名的营妓制度是日本鬼子，他们把营妓叫作“随军慰安妇”。国民党在大陆时，尚无此制，但高级军官不愁没女人。社会学家陈达在《浪迹十年》中，有“某师长携眷行军”（1945年1月28日）一条，说：

据说，远征军某师长，由云南调赴缅甸时，路经安宁县，向当地某保长为其夫人要求钢丝床。携眷行军，事属罕见，且过奢侈生活，更骇人听闻。日本人行军，部队中预备妓女，其他各国未闻有携眷行军者。

事属“携眷行军”，尚不得以营妓相称也。

中国古代的营妓，照林语堂《苏东坡传》所说，“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时代，他设营妓来鼓舞军人”。这话是有问题的，林语堂显然没读懂古书。管仲治齐国，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可见“女闾”只是公娼，但并非营妓。

真正“设娼妓来鼓舞军人”的，乃始于“卧薪尝胆”的那家伙。《吴越春秋》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也说：“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山上，以为死亡，未得专一也。后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所谓“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所谓“游军士也”，显然就非营妓莫属了。

值得注意的，是《商君书·垦令篇》中的一段话：“令军市无有女子……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从这段话中，可知古代“军市”本就有女人，不但有女人，并且可供农民兼用。这种军民不分，今天的马祖“军中乐园”，竟得其遗意焉。

《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这是营妓制度化的进一步演变。但《汉书·李陵传》（李广苏建传）说：“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这又是例外，大概是出征军人不得“携妓行军”的缘故。

《南部新书》说：“〔唐〕张褐尚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江淮间。后褐尚死，仁龟方还长安，曰江淮郎君。”这种记录都是营妓的遗痕。但是享用营妓者，都是高层人士，显然不是阿兵哥。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有“宋官妓营妓”一条，说：

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后复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官妓有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归原寮。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十千。盖亦取之勾栏也。营妓以勾栏妓轮值一月，许以资觅替，遂及罪人之孥及良家缮狱候理者，甚或掠夺诬为盗属以充之，最为秕政。南宋建国，始革其制。

但是“南宋建国”后，并非就没有了营妓。吴自牧《梦粱录》有“绍兴间，杨沂中因驻军多西北人，是以于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七处”的记载，可见营妓之风正是方兴未艾。

据《宋史·仁宗本纪》“天圣元年”：“诏裁造院女工及营妇配南北作坊者，并释之。听自便。”再据《宋史·张邦昌传》：“初，邦昌僭居内庭，华国靖恭夫人李氏数以果实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拥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宁殿，夜饰养女陈氏以进。及邦昌还东府，李氏私送之，语斥乘舆。帝闻，下李氏狱，诃服。诏数邦昌罪，赐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车营务。”这些记载，都是营妓存在的证明。高层人士不但搞营妓，与营妓谈情说爱的亦不乏人。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八“墓志铭”“朝奉大夫直秘阁张公墓志铭”中记张瑨“得临安营妓，与之归，遂欲弃妻出子。……”就是例子。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说：

《渑水燕谈录》云：苏子瞻通判钱唐，尝权领郡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郡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

后集卷四十说：

《苕溪渔隐》曰：广汉营妓，小名僧儿，秀外慧中，善填词。有姓戴者，忘其名，两作汉守，宠之，既而得请玉局之祠以归。僧儿作《满庭芳》见意云：“团菊苞金，丛兰减翠，画成秋暮风烟。使君归去，千里倍潸然。两度朱幡雁水，全胜得，陶侃当年。如何见，一时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烦梳洗懒，寻思陪宴，把月湖边。有多少风流，往事萦牵。闻道霓旌羽驾，看看是，玉局神仙。应相许，冲云破雾，一到洞中天。”

这些都是营妓引出的文坛佳话，可见宋朝营妓之盛、水平之高，实在也冠绝前后矣！

清朝以后，近代中国有一种“海上粤妓”，叫“咸水妹”，也是变相营妓的一种。据《哈哈笑》中“花丛大笑话”，有“医生验看”一则说：

海上粤妓，有所谓咸水妹者，专接各国兵轮水手，其价甚廉。时或白昼入室，作神女襄王之会，顷刻雨散云收，掉头不顾而去。此等妇女，必须身体清洁，一无隐疾，方准接客。故每逢礼拜二，相率至医生处，禀到验看，挨次传见，如上司之见下僚者然。有疾则披头散发，门不悬灯，无疾则照常营业。立法甚善，盖为异乡作客人保全不少也。所可怪者，验看之医生以堂堂男子为之，不知此时此际，究何情景也。殊堪绝倒。

想不到当年以笑话视之的验看医生，如今在国民党统治下，已经并非笑话，而是堂而皇之的“德政”矣，妙哉！善哉！

1986年4月9日午

国民党与营妓——“军中乐园”的血与泪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我早在二十七年前就拟定了的。二十七年前是1959年。那年9月9日，我到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受预备军官第八期入伍训练，就发愿调查传闻多年的“军中乐园”，作为关切苦难中国人民的一个专题。1960年3月3日，我被分配到十七师四十九团四二炮连（师长汪敬煦，当时是上校。团长江百禄，上校。连长张桐凤，少校。我，少尉），驻军地点在高雄县凤山北边的仁武乡。营区酷热，苍蝇之多，生平仅见。在不过八席大的一间房里，我用五张苍蝇纸去粘苍蝇，一抓就是一两百只。用水也极不方便，用老百姓的井水，又远、又不干净。臭虫多，蚊子多，厕所远，吃饭要蹲着。……穷乡僻壤的风土人情，全套而来。我很高兴有机会远离学院，面对纵贯线外的中国民间，所以就随时留心，暗中把大小事件存下记录。

到十七师后的第四天（3月7日），我就第一次调查了“军中乐园”。

“军中乐园”

所谓“军中乐园”，就是军中妓院，也就是营妓。营妓在中外历史上虽然间或出现，但像国民党这样用三民主义统一了妓院的，却是古今所无。国民党在大陆溃败之时，裹胁几十万中国壮丁。这些壮丁在战场上幸未成为炮灰，却倒霉地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成了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筹码。国民党扣住这些人，说要反攻大陆去，不准退伍，他们白天只好打野外；不准成家，他们晚上只好打野炮。打野炮就是解决大兵的性欲问题。大兵们太穷，逛普通民间的窑子是逛不起的；并且军民不分，也易滋纷扰[20]。于是国民党的败军之将，得到败军之首蒋介石的点头，就搞起败军之兵专用的妓院来。令下之日，举凡国民党驻军之地，就有“军中乐园”随侍在侧。我在十七师初任排长时调查的这一家，就是其中之一。

这家“军中乐园”全名叫“仁武特约茶室”，大兵们戏称“动物园”。乍听之下，实在不舒服，但是访问过后，发现这种戏称实在也有他们的根据。“军中乐园”是一座简陋的平房，门在中央，进门后左右都是弹子房，全是阿兵哥们在打弹子，烟雾弥漫，人声嘈杂，空气十分污浊，但更糟的还在后头。弹子房正面墙上挂了一排放大照片（一般是六英寸的），每张照片都单独装框，框上有号码，供人仰望。放大照片中一个个都是有号码没名字的姑娘，面貌有的尚姣好，但打扮却不无土气，照相时当然也多作态。她们大都来自乡间和山地（也偶有外省籍的），格于环境，化妆水平自然不过如此。照片编号约有一二十个，有的框下加条，上写“请假”[21]，表示该号姑娘正在月经期间，暂停接客。

在挂照片的墙上有一道门，门旁有规则须知、有售票处。阿兵哥购票时选定照片上号码，缴了钱，就可买到该号姑娘的票。国民党为了给带兵的军官留点“身价”，“军中乐园”都粗分两部分，就是“军官部”（也叫“官长部”）和“战士部”（也叫“士兵部”）[22]。当时“军官部”每张票二十五元，“战士部”每张票十元。有的分得较细，例如金门的“军中乐园”就分三部分，“军官部”每张票二十五元，“士官部”每张票二十元，“战士部”每张票十元。虽然票价有高低，但是官兵聚唐的事实，总未能掩也。

男方要求勿摇，女方不肯

按照墙上挂的“特约茶室官兵入室娱乐程序表”，全部程序是这样的：

阅读游室规则：购票（娱乐票）（茶票）——验票入内——选择侍应生——阅读娱乐须知——娱乐——洗涤——整容——离室验票入内是第三程序，也就是进门程序。走进这道门以后，左边有所谓“保健室”，是形式上的医疗室；右边就是“大茶壶席”，即所谓龟公者也。龟公都不外是流氓之类，当然是看住妓女以防逃跑的。再往里走，就是赫然两排对称的编号小房间，每排五间，一共十间。尽头左转，越过“老鸨席”后，又是十间同样的小房。

小房的布置大同小异。一张简陋的床，铺着花床单。床边有小化妆台，灯光昏暗。阿兵哥进门后，门就关起。门一关起，门边就有红灯亮起来，表示“营业中”。按照《仁武特约茶室游憩娱乐规则》第14条：

每人只限娱乐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四十分钟，逾时侍应生可以拒绝之。

意思是说，四十分钟[23]，实在包括“娱乐程序表”中“娱乐”“洗涤”“整容”“离室”四程序……（编者略）纠纷的标准格式是：妓女不愿阿兵哥在她身上进出过久，每每在阿兵哥一插入，她就大摇特摇。她们都是行家，三摇两摇之下，阿兵哥就不支而射，于是“每人只限娱乐一次”就大功告成。剩下时间，妓女往往要偷时间卖黑市。按妓女与老鸨等关系，是按每四十分钟接客一次抽成的，既然妓女肯多接，自然皆大欢喜，只是趴在身上的阿兵哥不欢喜耳！盖阿兵哥花十块钱，钱赚得不容易……（编者略）往往男方要求勿摇，女方不肯，于是争执起焉。有的兵油子心有未甘，下次来时，买来“广嗣露”等春药[24]，涂在阴茎上，久战不泄，使妓女无法偷时间卖黑市，不论身心都深以为苦[25]。还有的兵油子，甚至偷怀红豆冰棒一根，趁妓女不备，猛然插入其阴部以为报复者。总之，种种纠纷，常常层出不穷就是了。可见程序表中，以“娱乐”这段程序，最为麻烦。

老兵雏妓互相残

……（编者略）

“娱乐”完毕后，就是“洗涤”。小房内是没有水的，总是房门开处，妓女只戴胸罩、穿内裤而出，手执旧铝制脸盆，出来盛水。盛过后，再端回来给阿兵哥洗生殖器。这一盛水过程，可有分教。在门口排队的阿兵哥，立刻呼啸不绝，有的毛手毛脚，乘机捞上一把。有的妓女也打情骂俏随之，反正已是残花败柳，一切也就无所谓了。至于她们不把衣服穿好再出来的原因，是由于连番接客，无暇穿穿脱脱了。由此看来，妓女们的处境实与在“动物园”中无异，甚至还不如“动物园”，根本是“人肉市场”也！我曾有诗记“军中乐园”，说“人肉市场真可怜，老兵雏妓互相残。买卖双方皆弱者，如此军中一乐园”，就是描写这些怪现象的。

由于军中生活单调，人又无知乏味，有关“军中乐园”的种种，也就自然成为谈话重心。我在《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中记有一位周排附，他就最好此道，整天所谈，不出下体范围。他常常背诵什么地方的“军中乐园”那几号姑娘皮肉如何如何，如数家珍。他说妓女有的为怕生病，装有暗套[26]。戴暗套他是不答应的，他会突然打压妓女小腹，暗套就会脱出。他说他每月的军饷都花在妓女身上，别人打炮一次十元，他则需要十六元到十八元，因为要预先吃药并且涂药。他说他年轻在大陆当兵时强奸过女人。这种兵油子，听他们讲话，真令人又惊心、又厌恶。还有一位周排长，他也酷好此道，一切单位都以打炮次数计之。军饷加薪后，他笑着说：“这回又加了六‘炮’！”然后顾“有鳏在下”而乐之。

诸如此类的谈话重心，甚至还见诸高阶层军官之口。由于“军中乐园”房舍简陋，阿兵哥们不但在排队时喧哗，甚至设法争相从门缝中看活春宫。这事被团长江百禄知道了，他在朝会中破口大骂，说你们看了活春宫，将来在战场上不得好死，甚至不久要被汽车压死云云。江百禄那时四十二岁，军校十六期，步校高级班十期，参校七期毕业，湖北人，长得矮黑，令人讨厌，出口水平，原来如此！国民党之军官也！

大腿上面，赫然几条紫痕

虽然同属残花败柳，但在残败之中，也有姿色上下可分。姑娘们的年纪有十五六七八岁的，也有三十多岁的。老大而姿色太差者，有时门庭也间或清淡。我看到一位，在阿兵哥在别房门口排队喧哗时，她半裸身体，独倚房门，面无表情地枯立着。

因为每天接客次数有下限规定，接客太少的妓女便要遭到责罚。我在做“军中乐园”调查时候，一天在一家“军中乐园”抄写规则。一位雏妓走过来，偷偷拉我的袖子，低声说：“排长，无论如何请买一张票，帮帮忙。”我从来是只做调查不搞女人的，我拒绝了。她问：“排长为什么不买票？”我为了省事，遇到这种情形，例行的应付方法是指着裤裆，笑笑说：“排长的卵叫坏了。”可是这回不灵了。这位雏妓继续纠缠不肯离开。她说：“排长，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说着就撩起裙子，露出大腿，大腿上面赫然几条紫痕。她说：“我接的客人不够，要挨打。排长，无论如何请买一张票，帮帮忙。”怵目惊心之下，我非常不忍，就买了一张票送给她。她接过票，眼泪流了下来。我转身走的时候，她又拉住我，低声说：“排长还是到屋里坐一下，不然他们看到了，会以为我得罪了客人。”我同意了，遂在小房间里和她聊了一阵，才假装整容而出[27]。

“军中乐园”的妓女，最令人有“人肉市场”之感的，是在接客次数的有下限而无上限。在军中发饷日子或规定假日，每位妓女每天卖三四十次，是很普遍的事。三四十次还不算本领，如果卖到五十次以上，便有奖励。拔林“军中乐园”甚至举行过大比赛，卖得又快又多者（当然都是五六十次以上的），甚至放鞭炮庆祝，听来真不知人间何世！我真不能想象：一个人，每天洗五六十次手都吃不消，何况五六十次性交？可是台湾在国民党德政下的“人肉市场”，竟然如此！

我常常想：一个可怜的女孩子，沦落到每天接客五六十次，什么他妈的“三民主义”“国家民族”，对她都全无意义！……（编者略）什么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都他妈的是骗人的！都是太遥远的！对苦难的弱者说来，都是狗屁、狗屁、臭狗屁！鬼才要相信它们呢！

妓女“充军”

“人肉市场”中的可怜女人，她们整天任人摧残，如果所得相当于所失，也就另成一说。但事实上，却又满不是那么回事。她们被弄到“军中乐园”来，每次接客抽成，是很有限的。以当时金门“军中乐园”为例，因在前线，待遇较好。金门“军中乐园”由政工人员掌管，由政治部主管民运的单位负责督导。在“军中乐园”服务的侍应生称为军中特约雇员，这种雇员在金门共有二百五十人，流动散布在金门、山外、小径、陈坑、烈屿等地。但在最前线大二担及东西碇，则没有固定的园地，只好定期派遣姑娘出差，完成任务后再返防[28]！这许多雇员，多来自台湾，有十八岁的，也有三十出头的，平均年龄二十三岁。双方行的是合约制，签订雇用合约，每期半年，双方同意可以续约。服务期间伙食与服装由军中供给，营业收入女方实得七成。每星期工作六天，逢星期一休假。每天工作时间自上午8时至中午11时，下午2时至9时。票价分为三等，“军官部”二十五元（侍应生在金门本岛者可得十六元，在小金门等外岛可得十七元），“士官部”二十元（侍应生得十四或十五元），“战士部”十元（侍应生得八元或九元）。虽然形式上是合约制，两厢情愿，但是，妓女这边，再被老鸨龟公等一勒索，也就所得无几了。并且，外岛“军中乐园”中的妓女，许多都是在台湾本岛抓到的私娼，被强制“充军”送到前线以供泄欲的。这种身份的妓女，所得就更没保障了（台北华西街私娼被连续抓到三次者，即“充军”前线）。在台湾本岛，其实也是一样。本岛“军中乐园”中的妓女，我看不到是自愿来的，绝大多数是被掳来、买来的。我在《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1960年3月30日条下，曾写流氓“强一女写卖身契，一万六卖两年，否则不放行。一宪兵救出之，在此军中乐园”。可见这女人脱离了私娼命运，却也脱离不了“军中乐园”。在同年7月26日条下，我又写：“十九岁女孩子，先被卖一千九，再被卖二千六，三被卖二千三，四被卖六千六。结果是一身恶疮，此何等社会，何等人身保障乎？”试问在这种全无人身自由、被买来卖去的处境下，妓女们还想按规矩抽成，其谁能信乎？她们岂敢言钱，能少接几次客，就算造化了！周排附说得露骨：“妓女好像圆锹，人可休息，工作器具不能休息。”妓女只是人们眼中的“工作器具”。沦为“工作器具”了，还想按规矩抽成吗？

“被卖到特约茶室”

我现举两则剪报，看看这种“军中乐园”中全无人身自由的实例。1960年12月25日《联合报》登：

女儿偕情郎逃命

父亲带镖客劫人

先押为养女·再卖入烟花

由南追到北·软骗兼硬拿

〔本报讯〕圣诞节前夕，本市牯岭街省妇女会门前，发生不明身份之歹徒

多人，使用计程车架走一对情侣案。因被害情侣当街高喊“救命”，附近的警七分局刑事组立即出动，将一对情侣带局保护，并将涉嫌妨害自由的李知高一名捕获，其余歹徒均已驾车逃逸。据警方初步侦查，这是一件亲生父亲骗不满十五岁之亲生女儿到特约茶室卖淫，另一青年协助其女逃离苦海，到台北向省妇女会申请调解结婚，其父却与歹徒多人欲劫走女及其情郎案。警方以案情甚为曲折，现正继续侦查，并与屏东警局联络缉捕在逃之歹徒中。

1960年12月25日《联合报》。

本案女主角李金莲，于三十五年5月20日出生，还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小姑娘，家住屏东市灰窑巷8号。据她在警局哭诉，她是李知高的亲生女儿，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因父亲嗜赌如命，致倾家荡产。四十七年，被其父卖到屏东市香蕉巷10号给林月钗做养女。三个月前养母以一眼失明为由，迫她在屏东春喜公共茶室当茶女。今年10月间，其父又以新台币七千五百元把她赎回。其父到养母家接女说是“回家吃拜拜”，谁知是带到屏东建国路某特约茶室附近姓庄的家中。她在庄家住了几天，庄某骗她是到茶室当店员。李女去后，其父给她买了一只皮箱和四钱重金项链一条，姓庄的给她买了一只手表和一件衣料。到特约茶室后，姓庄的逼迫她卖淫，如不接受就要把她关起来。

李女又说她在该茶室的编号是“十一号”，是今年10月25日光复节被卖进的，有开房间的钥匙，同房还有十七号小姐。因她不堪摧残，于本月4日凌晨3时乘机逃出，在男友郭石城家住了十多天。男友愿救她脱离苦海，她遂以终身相许。但因身份证等都被扣在茶室，本月16日乃向省妇女会申请调解，前日接妇女会通知相偕来北。昨日下午4时许，经妇女会调解出门后，其父李知高同不明身份的男子五六人，将李女及男友郭某一起拖上金山计程汽车。李女就拼命地喊“救人”，旋为七分局援救保护。歹徒们乃驾车逃逸，内有一人就是姓庄的。她父亲因被郭某扭住，致为警七分局捕获。

本案男主角郭石城，二十五岁，屏东人，业木工，住屏东市公勇路91号。据他在警局说，他家在春喜公共茶室附近，今年10月初他在春喜茶室结识李金莲。李女年纪虽轻，但长得亭亭玉立，是个温柔美丽的好姑娘，两人感情很好。不料，光复节那天，李女就被卖到特约茶室。据他听李女的叔叔说，李女被押入茶室，押期一年半，新台币一万三千五百元。后又增加半年为两年，加多少钱则不知道。李女因不堪风尘痛苦，于本月4日凌晨逃出，先跑到他家住了几天，本月16日向省妇女会请求调解。省妇女会通知双方于本月24下午进行调解，两人相偕于前天赶来台北。昨日下午4时许，经妇女会调解，该会要他付新台币三千元给李知高，双方并同意择期结婚。讵料，当他俩走出妇女会大门，李知高与歹徒多人乘计程车赶来，欲将他俩硬拖上计程车劫走。他俩就高喊救命，附近的警七分局迅速出动，把他俩带局保护。

“进入该茶室后即失去了自由”

另一个实例是1962年11月26日《征信新闻报》登的：

茶室设私刑老板成魔王

可怜少女不堪虐待

敝衫赤脚逃来台北

〔本报讯〕一位不甘操皮肉生意的少女，经过数日的餐风宿露后，在24日傍晚穿着一袭薄衫，一条短裤，光着双脚抵达台北，现已由某妇女机关予以保护中。

1962年11月26日《征信新闻报》。

据冒险逃出火坑的游阿娣昨日告诉记者，她为了积蓄出嫁时费用，于去年12月在左营经养母的朋友介绍至屏东某特约茶室为娼。她本想只做三个月，但是没料到进入该茶室后，即失去了自由。游女又说，该茶室的老板一共雇了六名保镖，但是从来不保护她们，相反，是专司鞭打她们的职务。

游女说，老板每天限定她们必须接客在二十名以上。如果在打烊后结账时，哪一名姊妹没有达到老板的要求，六名保镖即人手一根棒球棍在妓女身上轮番毒打。每晚受罚的时候，她们必得自动将衣裤脱光，挨打的当儿并不得声张哭喊，否则更吃苦头。

游女说，茶室内的每名姊妹为免遭皮肉之苦，即使是生病的时候，也勉强撑着身体接客。她又说，她们接客的方法是不择手段的。只要有客人经过茶室门前，她们即想尽办法将客人拖入房内。因此很多附近居民入夜以后，均不敢从茶室门前走过。

游女说，她们每天拼命为老板赚钱，但是她们每餐却以稀粥充饥。在此种挨打受饿的环境下，已有两名姊妹精神失常。

本月18日晚，游女实已无法忍耐，趁着接客的机会，翻越围墙逃出茶室。她曾向一位路人求援，对方因见她可怜，曾给了她一些钱，游女唯恐被茶室老板捉回，即乘火车，又徒步数日，终于来到台北。当她抵达台北的时候，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一条短裤。她独自在街头流浪，后被一位好心太太发现，给了她一些衣物，并送至妇女机关请求保护。游女昨日午后对记者说，她希望治安机关能够对屏东该特约茶室的不法行为予以取缔，以免更多的女孩遭受不幸。

看了这两则血泪交织的“军中乐园”大特写，我们还会相信她们不是“工作器具”吗？

大特写——娟娟

1960年9月17日，《新闻天地》第十六年第三十八号登有贾燕《“军中乐园”探秘》，曾对一个被“充军”到金门的私娼，有一大特写：

每位女侍应生有大小相仿、陈设各异的专用香闺一间，房首装有编号之绿灯——亮时表示正在上班，房门必然紧闭。我们走过军官部时，进了一间没有亮灯的十×号香闺。

十×号那位娟娟小姐正斜靠在床头看小说，看到总干事带着客人进来，连忙衣衫不整地起床相迎。趁她忙着张罗茶水的机会，我打量这间小小洞房的布置。最显目的是一张庞大的双人床，几乎占去了房间的三分之一。床上铺着精致的大甲草席，床头并排放着两只鸳鸯戏水的绣花枕头，那本没有看完的《感情的债》也放在一旁，折出花式的锦被则斜置在床当中，洁白的麻纱蚊帐吊在银质的挂钩上。床头有衣柜一个，衣柜上零星地堆着两个皮箱和鞋盒。紧靠着衣柜有一张新的茶几，上面堆着好些小说和杂志，正播着爵士音乐的收音机也放在那上面。茶几的对面有一张小圆桌，桌旁散放着几把椅子。东西对开的窗子被厚厚的蓝色窗帏掩盖着，四壁上张挂了一些中外明星的彩色照片。在那些照片中唯一配上镜框的，是一位着高中制服带着“×中”符号和领章的女学生。

许是我端详那帧女学生的相片出了神，娟娟客气地端来香片茶我也不知道接。于是她找话说：

“那张相片像我吗？”

“是不是你妹妹？很像你，不过比你……”

“比我年轻是吗？两年前的我当然比现在的我年轻了。”她不在乎的语气，好像谈别人的事。

“噢，那你为什么不读书呢？”一位读过高中的女学生会来干这行，怎能不使人惊奇？

“对不起记者先生，我这儿没有新闻，也无可奉告——除非你希望听一位女孩子对现实的控诉！我十七岁时死了父亲，母亲忧伤过度病倒了，弟弟妹妹年纪都小。首先我辍学做事养家，每个月三百的薪水不够付母亲的药钱，亲戚朋友也疏远我们，弟妹们吃不饱饭上学也没有精神。于是我蒙骗母亲，偷偷地以父母给我的本钱去挣钱为母亲治病。我由于年纪轻，经验不够，被警察抓到了，以‘私娼’罪名移送金门来——但大多数姊妹是自愿签约的。”

“每当我被客人支配属于上帝的灵肉，我就想该如何支配属于魔鬼的金钱。所以每当我痛苦时，我就以忍受片刻的痛苦能得到大把钞票来安慰自己。记者先生，你别笑我是个拜金的人，但是金钱能医治我母亲的病，能供给弟弟妹妹的学费，更主要的是我不能像这样容易地做另外的事而得到这么多的钱。”

“每个月我要汇两千块钱回家，为了达到这个数目，我尽量使客人满意，于是我的票售出就比较多和容易。初来时夜深人静我也曾偷偷地饮泣，后来习惯了，也许是麻木了，我就不常哭了。再说到军中乐园来的人，都是找快乐来的，平常出操、做工、作战紧张的身心，希望到这儿获得暂时的松弛和舒适，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感染我对命运的哀怨呢？”

“到军中乐园来的人，各种阶级和兵种都有，战士规定到战士部去，士官也有士官部，到我们军官部来的以尉级军官较多。”

“并不是校官就不能来，我隔壁房间的十×号，就有位上校组长每晚必定来报到的。校官以上的军官要娱乐可以进‘高级班’，那是矗立在金门三民主义模范县新市实践新洋的一座洋楼，因为房子高，同时去的也多为高级长官，于是就有了‘高级班’的雅号。”

“进‘高级班’的军官，不一定要买‘娱乐券’，还可以打茶围，那就是召小姐来谈情说爱一番。泡一杯清茶十块钱，就可以销魂十五分钟。正式云雨的代价是新台币三十元，缠头之资多多益善。据说几位官拜将级的高级军官，也常往‘高级班’行走，其中以上校前去消遣的最多，更不乏家有妻子儿女成行者。”

一位从事文化工作、官拜上校的长官说：“只要不遗忘对家庭责任，偶尔逢场作戏，是我去‘高级班’所持的立场。”

“年龄方面：三十岁左右犹未婚配者去得最多，二十来岁的台籍官员去得较少，四十左右的军官和士官多为军中乐园的常客。有的开明部队长，更鼓励部下到这里来正常解决‘性’冲动。据说到军中乐园也是请假照准的理由之一。”

我专心听这位历尽沧桑一奇女的倾诉，没注意总干事何时买了热腾腾的小笼包子，又捧来一大盆卤菜，早有小厮安排下四副碗筷。却不过他们殷勤的挽留，权且与总干事分别就了宾主之位，娟娟和民事官分坐两旁。娟娟更从茶几中取出一瓶金门高粱来说道：“好菜配上好酒，我希望记者先生和民事官不醉无归！”

娟娟替我夹了块白切鸡放在我碟子中：“你喜欢这鸡腿么？”一直保持沉默的民事官也开口道：“别再想如何写那篇文章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干杯！”

这位高中女生娟娟，可真是最有名的人物。我没到过金门，没有见过她。但是十七师的军官们告诉我，每当金门“军中乐园”开门时候，大家都要抢购娟娟的票……这个现象，十足显示了自卑的大兵们的许多心态，自然值得特别注意。

“现役在营期间不准结婚”

“军中乐园”制度订立在1950年，当时国民党的目的，是限制军人结婚，以利祸国殃民。这种目的，在1952年1月5日蒋介石公布的《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上，便可看出端倪。条例中第二条明定：

本条例所称陆海空军军人指下列各款而言：

一、现职军官佐准尉及学生。

二、现职军用文官及陆海空军技术军士。

第七条明定：

陆海空军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准结婚：

一、直接参战或担任紧急防务者。

二、学生在受训期间者。

三、各军事学校受养成教育毕业后分发服务未满二年者。

四、年龄未满二十八岁者，但女性不在此限。

第八条明定：

陆海空军士兵除第二条规定者外，现役在营期间不准结婚。

由此看来，一般“陆海空军士兵”之“不准结婚”，已立法甚明。何况以他们微薄的军饷，要结婚也根本结不起[29]。

既然结婚悬为厉禁，所以设立“军中乐园”，以便解决大兵的性欲问题。国民党是很妙的，大脑是很直线的，它坚持只有性欲问题，没有别的，也不准有别的。试看“仁武特约茶室”墙上十七师政战官的布告，便可明白：

陆军第一六零一部队仁武特约茶室娱乐规定：

……（此处有删节）

四、（八）不得同官兵照相。

……（此处有删节）

（十）不得与官兵谈情说爱。

为什么不准照相也不准谈情说爱呢？原因无他，只是国民党一厢情愿地要仅限于解决性欲问题耳！除此之外，国民党不准还有别的。

“血溅茶室·死作一案”

但是，国民党的不准，并不就是大兵们的遵行。“军中乐园”除了“娱乐”以外，还是不断地传出“谈情说爱”事件[30]，和因“谈情说爱”而发生的种种暴行[31]。我再举两个实例。1963年11月23日《联合报》登：

凶汉横刀莺花下，连杀二女又自杀

迷恋妓女·竟图独占

血溅茶室·死作一案

〔台南讯〕台南市友爱街29号特约茶室，21日上午7时40分，发生嫖客持刀杀死妓女，又刺毙管理员之妻，然后又以汽油纵火欲图焚屋，复自戕死亡的惊人血案。被纵火燃起的房屋，被迅速扑熄，未酿成灾。

行凶的嫖客郭凤祥，四十八岁，山东人，原在台南某医院工作。一年多以前，他在友爱街特约茶室结识妓女吴秋香。吴女二十一岁，高雄市人，凶手郭凤祥对她甚为迷恋，每周必定去一次特约茶室，均找吴秋香陪宿。年余时间，郭在吴女身上付出了所有的积蓄，借以换取吴女的欢心。据说，在这不算太短的时间里，郭曾有意娶吴女为妻。而吴女则是一个风月场中的女人，根本无意许以终身。

约在四五月前，郭与吴女约定在一个礼拜六晚上再与吴女同宿。但凑巧吴女的家中有了丧事，回家料理。那天晚上郭未能与吴女相遇，疑是吴女故意躲避他，心中十分不乐。之后待吴女归来，郭即与吴女翻脸，扭住吴女痛殴，打得她遍体鳞伤。郭于返回医院后，即吞服农药自杀，幸被同事发觉，挽回了他的性命。

此后郭凤祥恼羞成怒，将吴女恨之切骨，时常跑到特约茶室去吵闹，并扬言欲杀吴女泄恨；另一方面，则仍经常与吴女共宿，重温旧梦。

特约茶室的管理员葛树楷唯恐发生不测，每当郭去该茶室时，即向治安机关报案，致使治安机关亦感麻烦，终于设法将郭调到台中某医院去，以图相安无事。但郭到了台中后，仍时常来台南找吴女。

郭凤祥每次返回台南时该茶室极为紧张，都向治安机关报告，但治安人员对一个并不滋事的嫖客无可奈何。21日下午3时许，郭又从台中来，与往常一样，要找吴女陪宿。该茶室的人告诉他吴女已不在了，郭凤祥听说吴女不在，即自己选择了十七号的妓女杨美玉要她陪宿，并交付了四十元的夜度资，言明晚上回来连夜。

当晚9时，郭回到该茶室之后，邀妓女杨美玉同入十七号房间，安静地度过一夜。据茶室管理员葛树楷说：郭凤祥这次来，显得很和善，并未看出有杀人的迹象，因此就未报案。与郭同宿的妓女杨美玉亦说，并未看出郭有杀人的样子。郭来的时候，仅携带一只否司脱衬衫的纸袋，并未见他带刀。22日早上7点钟，郭就起身，在院子里转了一个圈，重又回到住宿的十七号房间，拿着纸包就走。但没有几分钟，听见有人喊叫杀人了。

被杀死的妓女吴秋香，住在二十八号房间，早上起来到对面楼上的厨房去洗脸。据三十一号的妓女在窗子里看见的情形，郭凤祥发现吴秋香之后，紧跟上楼，先以双手扼住吴女的脖子，随后即持刀行凶。被刺杀的吴女，开始还喊了两声，接着就倒下去了。这时候所有的妓女及嫖客，或奔逃，或紧闭门户不敢外出，只见郭刺杀吴女之后，手提利刃，全身血淋淋地自楼梯上走下来，进入该茶室的办公室。此时管理员葛树楷之妻郭碧玉（二十四岁，屏东人）正在办公室里吃稀饭，郭进入办公室之后，拔刀就杀。葛郭碧玉就在毫无挣扎下，死在郭的刀下。

郭于第二次行凶之后，又进入该茶室经理的卧室。所幸室内无人，郭即将一些书刊堆放在经理的沙发床上，摸出身上预藏的一瓶汽油，泼在床褥上，开始点火，企图焚屋。幸火势刚燃起时，警四分局康乐派出所的两个警员据报后赶抵现场，喝令郭凤祥把刀放下。唯此时郭似已疯狂，持刀向两警员逼近。两警随手拿起了凳子，准备抵抗他的袭击。就在此紧张之际，郭突然举刀向自己的胸部及腹部猛刺两刀，当场毙命。

在同一时间，消防车亦赶抵现场，将火势迅速扑灭。

南部地区某单位人员及台南地检处检察官黄昭熙事后均赶到现场，由法医林日详验尸。经检验，妓女吴秋香，身中十六刀，喉管被割断，两乳部刀创均深达内脏；管理员之妻葛郭碧玉，被刺六刀，喉管亦断；凶手郭凤祥自戕三刀，均告死亡。

据治安单位研判，郭凤祥行凶，似为预谋。他于21日下午3时许到该茶室投宿，经告吴女不在，即另寻对象登记陪宿后离去，似即外出寻借凶刀及汽油。翌晨在发现吴女之后，认为吴女及该茶室都在欺骗他，以致刺杀吴女之后，再杀管理员之妻，然后纵火焚屋。假如郭凤祥寻吴女陪宿如愿，获一宵温存，或翌晨不发现吴女，或可免掉这一场凶案的发生。

“女服务生被勒毙”

另一个实例是1964年3月1日《自立晚报》登的：

特约茶室演血案·女服务生被勒毙

蔡月娥娇美个个留情

难独享风流引动杀机

凶手为谁·尚待追缉

〔本报讯〕北市信义路4段三张犁派出所对面特约茶室，于昨晚10时30分许，发生服务生被人用麻绳勒毙藏于床下的谋杀案件一起。北市警六分局及宪兵队会同有关单位，都赶到现场调查，并将谋杀现场之房间封闭，等候地检处及军方的检察官到场启封验尸。至于凶手为何人，办案人员已获有线索，相信即可缉获。

被谋杀的女服务生名叫蔡月娥，十七岁，北市人，住在抚远街，在三张犁军中特约茶室充当女服务生，她的编号是十四号。这个茶室普通的身份是不得进入的。

据悉，蔡月娥是于昨日晚上接了一个客人入室后，至10时30分许尚未见其走出房门。管理的人非常怀疑，当启门入内时，发现蔡女已被人用麻绳勒毙藏于她自己房间的床下。该茶室除了向警六分局报案外，并向其管理单位报告，复将蔡女被杀之房间封闭。

今日上午，记者赶至现场时，该茶室的两个大门关闭，禁止任何人等出入。茶娘们亦都关在自己的房间，不准外出。在现场的人是宪警单位的治安人员及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他们都拒绝记者的采访，所以真正被杀之内幕不详。记者仅知被谋杀的蔡女长得很美而且活泼，爱她的人很多。被杀之原因，可能是蔡女朝秦暮楚，对任何人都留下了情种，因而偏偏遇上了一个“情圣”。这位男子因为不能占有，故设法谋杀。全案之侦破工作，现正进行中，料凶手不久即可逮捕到案。

像上面这两则刀光血影的“军中乐园”大特写，是非常普遍的。大陆来台的军人们，离乡背井，感情没有寄托[32]，惹出感情纠纷，常常走极端，强迫同归于尽。自“军中乐园”成立以来，这样子“殉职”的老少妓女，可真大有人在呢！1955年11月26日《新闻天地》第十一年第四十八号登有陈文清《军中春色》，文中“PX和军乐园”一节中，说：“对于单身军人的生理需要，军事当局早已做了适当的措置。军营附近的地区，现都设有‘军乐园’。园里蓄有受医生照料的年轻姑娘，做单身官兵排遣寂寞的临时伴侣。只需付出低廉的费用，就可获得一次安全而兴奋的满足，而且官兵一视同仁，绝无争风吃醋的情事发生。过去在大陆那种军民间的男女纠纷，也因之完全消除”云云，是报道得不正确的。事实上，“争风吃醋的情事”不但发生，并且还大发生特发生呢！

“励我士气”

“军中乐园”在编制上，实际是军方指点、民间承包性质。虽然是沿军方派管理员、民间担任干事的架构，但在军民之间，谁大谁小、谁主谁宾，事涉内幕与红包，也就实未易言。我在拔林“军中乐园”看到这么一个镜框：

拔林特约茶室开业留念

励我士气

陆军八四四二部队敬赠

究其措辞，实在耐人寻味。但是，我又搜集到陆军五六五二部队的一张（49）威克字第2468号令文（1960年12月26日），由部队长发出，受文者是“第三科”，内文是：

一、查仁武特约茶室因违背规定，经核定于12月29日停业一天以示惩戒，在该日严禁本部官兵前往娱乐。

二、希遵照并饬属遵照。

三、副本送仁武特约茶室管理员。

究其措辞，却又官样十足。总之，主持“军中乐园”的军方政工人员与民间承包商之间，经常有可疑弊情存在，形成原因和国民党对“军中乐园”讳莫如深不无关系。我是博学多闻的人，但在台湾出版的书刊里，直接提出有“军乐园”字样的，我只在1961年1月1日《军事杂志》卷二十九第四期楼雄飞《岗上琐闻》中见过一次。原文如下：

基地康乐中心、戏院与福利社的建筑工程已近尾声，不久前，部队长心血来潮，指示增建“军官沙龙”（军乐园）一所。同时像维纳斯一样美丽标准的侍应生，也正在物色中。向来有“山龙困水”之称的光杆们，稍待时日，均可大快身心了。

到了十一年后（1972年6月），谢康《卖淫制度与台湾娼妓问题》出版，只在注里提到“关于‘营妓’，即所谓‘军中乐园’或‘特约茶室’之类，其办法比较特殊，亦不归属各县市警察局管理。本文虽间亦涉及，但因属军方管辖不在我们正式研究之列”，自也语焉不详，并且资料阙如，也无从详起。正因为如此文献无征，我当年的一番调查，也就成了稀世之珍。现在，我把当年调查所得的一些记录，一齐公布如下：

李敖搜集到的一张令文。

光怪陆离的规则

从“军中乐园”墙上挂的规则里，最可循线以得真相。现以“拔林特约茶室”为例：

服务规则

……（此处有删节）

2.按选择号数接待娱乐官兵，不得无故拒绝

……（此处有删节）

12.不接待拒用卫生套及涂用消毒药膏官兵

……（此处有删节）

14.不向娱乐官兵需索馈赠

15.不得在室内赌博或饮酒出局

娱乐须知

1.先检验侍应生的健康检查证

2.不要忘记戴卫生套搽消毒药膏

3.生殖器要慢慢插入阴道以免擦破

4.娱乐后如发现性病症状，速请医生诊视，切勿隐瞒

……（此处有删节）

7.娱乐时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

……（编者略）

陆军第四六六八部队公告

1.不准凌辱侍应生及服务员

2.酗酒者不准购买娱乐

在规则以外，又有标语甚多，政工人员之杰作也：

性情温和，莫要粗暴

保持尊严，注重人格

娱乐时勿忘训练

春光无限好，保密最重要

娱乐春花秋月，莫忘国耻家仇

“尽情娱乐勿忘军誉”

再以“台南市特约茶室”的“游室规则”为例：

“台南市特约茶室”游室规则

一、入室娱乐者以现役国军官兵为原则

二、入室须先购买娱乐票或茶票[33]，购票后不得要求退票

三、娱乐时间每次不得超过四十分钟，逾时侍应生应予拒绝

四、须遵守官兵分开之规定

五、不得谈论军情以重保密

……（此处有删节）

七、穿着便衣者应出示身份补给证

八、酗酒或患有性病者不得入室娱乐

九、不可使用性药或其他有害人体之物品

十、维持室内秩序保持静肃，以免妨碍他人娱乐

……（此处有删节）

十二、不借故滋事并须接受纠察人员之查询

十三、遇有接待不周情事应向管理人员说明改进意见

在规则以外，又有标语甚多。标语都是黑底白字，政工人员之杰作也：

娱乐要有节制，不要误时误事

勿谈风月，勿论军情

调剂身心是为了增进工作的活力

爱护茶室，军民一家

永葆朝气

尽情娱乐，勿忘军誉

处处尽是春天，人人皆有欢乐

假日高歌须纵乐，胜利结伴好还乡

陶冶身心

遵守规定，保持风度

台南“军中乐园”的厕所，是男女不分的，另有“消毒室”“检诊室”等。

嘉义特约茶室

亡友李善培为我抄来“嘉义特约茶室”的：

亡友李善培代抄来的嘉义“军中乐园”资料。

一、不得对外营业。

二、各部门应有专人管理，营业情形应记入规定之簿内并当日呈管理员核阅。

三、各部门之布置应力求雅洁，办事人员应井然有序，以期“增进”官兵舒适恬静或愉快之气氛。

四、每次四十分内，宿夜每次八小时（三十三至七）。

五、每次官长不超过十六元，士兵十元，不退票（外岛有加减），夜宿五十元，其他价格比照市价六至八折。

六、凡愿至特约茶室娱乐之官兵，办理单位应事先就所属单位排定人数与时间，并可能〔予〕以交通工具与时间之便利，以免形成平时清淡，例假拥挤现象。

七、侍应生接待时间每月以二十四天每天以六次〔为度〕。

八、健康检查证挂于明显处以便查考。

九、有眷在台有性病者不接待（不含士兵）。

这规则是1957年3月1日订出的，言明“奉国防部2月13日（46）昂字第0432号令”。

朱广诚的信

关于嘉义地区的“军中乐园”，老同学朱广诚代我调查了“林园”和“嘉义中庄”两处，算作外两章。1960年12月15日，广诚信上说：

上次你让我代抄一点军乐园规则标语，我参观后觉得并没什么特殊可记的。现在把我所见及所知的告诉你一点，这也许都是你早已知道的了！

我看过两处军乐园（一处是林园的，一处是现住嘉义中庄的），大致没甚差异，仅设备上有的完善些有的差点。

就林园的来说，每个“姑娘”有一间固定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两席多的“他他米”床，另在地下有一个小茶几两把椅子并有电扇一台，房门当然是可以在里面锁上了。一幢大房子里，相对有这么两排鸽笼似的二十来间小房子，算是她们交易的地方。

对了，一进“乐园”先看到的是“姑娘”们的照片。每人一张装框挂起来。下面并注有号码（各人房门上亦挂有号码）。另在较低处有号码板，板上有“正在接客”“休息”“请假”等栏，号码在哪栏即可知她“芳”踪何处。

来客进门先买票（有些人如有固定户头，则先看看号码板再购票），军官（十六元）、士兵（十一元）价钱不同，但“货色”一样。票购妥后即选择对象，如一定要某人则势必等一等，若某人为“红星”则就更要多等了（而且交易时间也很短）。有空了，即进入阵地，交易时间规定不得超过四十分钟。一般时间都很短即行撤退，如欲多温存一会儿若得她同意则可，否则你不走她就走了。因为时间的不协调，常有争执发生。

据说有的“姑娘”一天曾接过七十多个客人，这确很令人难以想象。

她们与老板分账法各人不同，有的是自愿来的，有的是租来的，有的是买来的……所以多少就不同了。

关于卫生方面，每周有军医检查一次，如发现不正常即勒令歇业。

当然本省人是最多了，不过我也曾看到一个外省人。这些人很少有外表吸引人的（简直我就没发现“好人”），看样子大多数都很对她们的职业无所谓似的。当然了，她们可能都各有一篇很令人同情的履历，也许是因为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了！

一般老兵，起码有一半人是经常去的，他们的薪饷大概有一半要送进乐园去。

以上是就我知道的零零乱乱的写给你的，希望对你的论文有些参考帮助。

台中特约茶室

“台中特约茶室”军官部是先进入一通道，通道前有告示牌“非现役军官请勿进入”字样，并有告示“军官穿便服时请凭身份补给证购票”。规则如下：

台中市军官俱乐部管理规则（民国四十八年6月2日）

壹总则

一、为调剂军官生活，促进其身心健康，特设置台中市军官俱乐部，并遵照国防部（46）昂字第0432号令颁实施办法订定本规则。

二、本俱乐部分茶室接待两部。

……（此处有删节）

四、本俱乐部营业时间为每日上午10时起，至晚上11点止。每逢星期一上午休假半天，并借以检查体格。

贰茶室部

一、凡进入茶室部者，请先购茶券凭券入室。

二、茶券每张定（订）为新台币贰元。

三、茶室部服务生谨（仅）供应客人茶水，不得与客人有倨傲或亵荡陪茶等行为。

叁接待部

一、凡进入接待部者请先购票。

二、接待票每张定（订）为新台币拾陆元。

三、进入接待部前，自行物色侍应生，对号入室。

四、接待时间每次以四十分钟并以一次为限，到时请自动离室。

五、接待时如发觉有使用任何伤害身体之药物者，侍应生得拒绝或停止接待，并不得退票。

……（此处有删节）

七、宿夜票每张定（订）为新台币五十元整。

八、宿夜时间自当时（日）晚上11点起至次晨7时止。

肆附则

……（此处有删节）

二、凡进入本俱乐部者，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或有妨公众安全之危险物品。如经察觉，应由宪兵收缴并依法追究。

……（此处有删节）

六、凡进入本俱乐部者，认为服务态度欠周时，请通知管理员以便处理，不得直接与服务（侍应）生发生争吵情事。

台中“军中乐园”中娱乐室有铁栏杆，这点倒真像“动物园”。新姑娘来时，照片下加红条墨字注明，也是一特色[34]。

屏东的最嚣张

连长俞克勤代抄“屏东特约茶室”规则如下：

士兵部

一、游室官兵须注意卫生与保健，凡有配偶患有性病、传染病、酗酒或神智昏迷不清以至（及）疲劳过度者，不得入室娱乐。

二、逾时侍应生予以拒绝。

连长俞克勤代抄来的屏东“军中乐园”资料。

三、须保持军人风度，不得借故与员工及侍应生发生纠纷。

四、遇有接待不周，应即向管理员说明改进意见。

五、入室后须保持静肃，以免妨碍他人娱乐。

六、游室官兵须遵守官兵分开。

官长夜宿规则

一、夜宿时间每日晚上11时至翌晨上午7时止。

二、夜宿时除须遵守官长游乐规则外，不得高声谈笑妨害他人睡眠。三、未至夜宿时间不得先行进入娱乐部。

四、夜宿官长（士官）自行认定侍应生号数，不得任意更换。

管理

侍应生患有性病者，除在相片上注明“休息”字样外，并收缴健康证。

屏东“军中乐园”据说设备最好。1960年12月5日新楼开张，楼上是“官长部”，共有房屋七间。“士兵部”有姑娘三十四位，门口有“凭票入场！谢绝参观！”等大标示，并有布告说“奉国防部令，士兵部严禁官长购票”。姑娘“休息”牌子为白色，表示生病。屏东“军中乐园”是全台湾最嚣张的，在明星街甚至有半裸广告以为招徕，其势可想也！

凤山有六十五人

“凤山特约茶室”规则如下：

游室规则（四十六年3月1日）

一、入室娱乐者以现役国军官兵及各厂含有军人身份之员工为原则。

……（此处有删节）

三、患有性病及皮肤病而未痊愈者，不得入室娱乐。

另有“作息时间表”，规定星期一、星期四健康检查及防治。是日也，7点半起床；8点点名及上课，课目有“保防常识”“生活指导”“卫生教育”“服务规则”“礼节指导”“国语会话”，教师是医官、经理、干事、管理员；12点诊断；其他接客时间为8点半到12点，13点到17点；晚饭后到24点就寝。凤山“军中乐园”是一座灰楼，楼下为“战士部”，楼上为“官长部”。每层左面是茶座，右面是弹子房。姑娘共六十五人，编入“战士部”的是一到五十号，编入“官长部”的是五十一到六十五号——事实上是通用的。每个房间都很矮小，空气很坏。墙上挂有“员工值日牌”“侍应生动态牌”，和黑底白字的“购票入内，自由选择”大牌子。另挂有一张聘书，上写“李景星，福成医院，花柳专科特约医生”云云，真是设想周到也！标语有“多谈风月，勿论军情”等，政工人员之妙文也！

分别杂记

在调查“军中乐园”的时候，有些资料得自访问或传闻，较无系统，但是也可从不同角度举一反三，以见大同小异。现在分别杂记如下：

高雄的“军中乐园”，在管理上最为严格，对妓女甚至有变相的早晚点名。接客不足的，一律挨打。妓女挨了打，也不敢托阿兵哥报警，因为没用，反倒更找苦吃。有的是为了养家，为了孝顺，一切认命。

左营的“军中乐园”有两家：“海军第一特约茶室”和“海军第二特约茶室”。虽然名义上是海军的，但是其他军种也可以去。“官长部”设在闹街，“士兵部”设在僻区。“海军第一特约茶室”的妓女多为老妓，“海军第二特约茶室”多为乡下姑娘。这一“军中乐园”可以买到开苞货，是它的特色。编制较大，光老鸨就有四名。茶票一元，由倒茶的小鬼与姑娘对分。其中第二十五号由养父带来，每过年就哭。又有一位已嫁，丈夫来看她时候，如无客人过夜，就与丈夫同住旅馆。

潮州的“军中乐园”有房二十多间，原名“军中乐园”，1958年起改叫“特约茶室”。1956年来一姑娘，美艳动人，架子也大。她只肯接她看中的客人，客人须得到她同意才能买她的票。管理员也任她如此。

新营的“军中乐园”不分“官长部”与“士兵部”。附近乌树林也有“军中乐园”。乌树林有炮兵基地，“军中乐园”设在营区内，好像福利社一样，真名副其实的营妓也。

中庄地点在嘉义与白河中间，离水上很近，有“军中乐园”，不分“官长部”与“士兵部”。这家“军中乐园”很怪，在新姑娘来时，要放鞭炮志庆。

新竹的“军中乐园”有两家，都不分“官长部”与“士兵部”，地方很大，有三十多位姑娘。

淡水的“军中乐园”有一家，分“官长部”与“士兵部”。附近的“关渡”也有“军中乐园”，但成立得较晚。我托老同学杨尔琳代为调查，1960年11月30日尔琳来信，说：“此地（关渡）屠宰场的规则只有四条，这大概是全省最简单的了！‘营业时间：上午8点至11点半，中午1点至5点，晚上6点至9点半，宿夜11点至第二天早上7点。’咱对这些屠宰场实在无雅兴参观。”

基隆的“军中乐园”分“官长部”与“士兵部”，距离甚远，场地很大，有上下楼，设备很标准。有一关于第二十三号姑娘的对话。或问二十三号说：“你的爱人来了。”她说：“我只有‘爱钱’，没有爱人。”

澎湖的“军中乐园”有一家，不分“官长部”与“士兵部”。场地不大，但挂牌的姑娘却有七十多位。

王又曾是“军中乐园”的大王八

对于台北的“军中乐园”，1984年9月30日，老友姬周在“万岁评论”第九期发表《国民党统治下“有钱的王八大三辈！”》，曾有追忆如下：“二十多年前，王又曾是承办‘台北军中乐园’（军中妓女户）的人物。‘乐园’就设在延平北路大桥过去，现在‘仙乐斯舞厅’的现址，做一两年，似乎生意不怎么好，乃改营‘仙乐斯舞厅’。”两个月后（11月30日），姬周在第十一期再发表《国民党有个“王八中常委”！》答复今天已是“商业总会”理事长的王又曾。姬周说：

听人传来的讯息：“有钱的王八大三辈”的王又曾，对于他如何做王八的过程，另有一套自我辩解的大道理。大略是说，1963年那时，“台北军中乐园”（军中妓女户）是在没有人肯办的情形下，他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敬军爱国”的精神，来从事“跳火坑”的事业。因为内行人都知道，办“军中乐园”成败之机，最主要是营业的环境。最好的营业环境，自无过于金门了！那里有数万主顾，绝大部分都是“当兵三年，老母猪看作貂蝉”的男子汉，只要是女人，都是“降火”的仙丹。大家买票排队，没有人敢去挑肥拣瘦。因此，把台湾褪时的货色送往金门军乐园，都具有极高的营业价值。甚至有过一名妓女创下一天接客七十多次的纪录，承办人和查某都发了大财。

可是，在台北，一、没有驻军；二、担任卫戍的宪兵部队人数少、眼界高；三、原已不多的宪兵又分散驻扎，诱引不易。因此，原构想是“军爱民、民敬军”，把“乐园”设在大桥头闹市的边缘，兼做民间生意，“军民同乐”，借以截长补短，以资挹注。没想到，台北的老百姓也眼界奇高，对到军乐园寻找廉价娱乐，胃口缺缺，而致偷鸡不着蚀把米，赔得不亦乐乎！在他而言，可说是以“敬军爱国”始，至“牺牲奉献”终。不但没有赚到“女人裤裆下的肮脏钱”，还在“女人裤裆下赔了血汗钱”。羊肉没吃到，惹得一身膻，真是不值得！

至于以后开设“仙乐斯舞厅”，那可说是“好人”自有“好报”的因果报应。1963年底，政府成立了观光局，提倡“无烟囱工业”，开放舞厅的设立。王又曾就以他军乐园的“园址”，改变装潢而为舞厅。若干军乐园的查某，给她们打扮化妆一下，都摇身一变而成为舞小姐，以配合政府提倡观光的政策。舞厅是依法登记的公司组织，负责人的身份也是归类到“董事长”的一级。至于以后为什么把争取外汇的观光事业，列入“特种营业”的范围，而且又在正项税捐之外，再课以最高额的许可年费，就不是他之所知了。何况，他在赚了钱之后，也曾花了大钱娶名歌星金晶女士为妻，投资其他“福国利民”工商业，甚至在美国弄了一个“博士”的头衔。他以王“博士”的身份交官结吏，以致如阎奉璋之流也甘愿为他所用，进而进军登上了“商业总会”理事长的宝座，做了绾领百行百业的总领袖。钞票赚多了，他仍“饮水思源”——由女人身上赚来的，也回馈一些于女人。像电影界的某“影后”、某“亚后”等等名女人，他都曾有过报效。甚至连美国小姐梅仙丽来台，他也不忘报效两千美元，换得公开一吻，出现电视新闻作秀。这些、那些，都可以证明他是“力争上游”的！

“报告蒋主任，你穿袜子洗脚吗？”

由姬周文中所提王又曾“力争上游”的一段心路历程，使我想起，整个“军中乐园”带给人们的心路，其实也都各有历程的。十七师的老兵告诉我，1951年，宜兰东南员山附近的下深沟“军中乐园”开办时，阿兵哥们都怯于公然上门。结果入场券要存在指导员手里，要去的人，偷偷找指导员索票。当时“民智未开”，恐怕也是“军中乐园”的困境之一（当然，王又曾所碰到的局面，可能是“民智过开”的结果，别有困境也）。十七师中流传一个笑话，老长官尹俊[35]（后来做到警备司令。蒋介石归天之夜，他正陪姨太太睡觉。蒋经国临时找不到他，从此被黜）一天晚上私行查哨，正好碰到一个哨兵在打手铳（手淫在军中叫打手铳）。被抓到后，哨兵吓得半死。尹俊说，明天开朝会时我叫你名字，你就给我站出来。第二天开朝会，尹俊喊哨兵名字，哨兵硬着头皮，应声而出，以为必受严罚。不期尹俊当众颁发奖金给哨兵，说：“这哨兵不逛‘军中乐园’，而以打手铳代替，这样才卫生、卫生、卫生，应该嘉奖！”顿时台上台下哄成一片，咸谓大老粗尹俊真是快人快语、妙人妙事。

国民党设立“军中乐园”的自我宣传德政之一是，他们可以防止性病，但事实上却成效不彰，此所以有尹俊的卫生论出现也。“军中乐园”虽然要求阿兵哥戴卫生套，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有一次，蒋经国（当时身份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问一个得了性病的老兵：“你为什么不戴保险套？”老兵夷然答曰：“报告蒋主任，你穿袜子洗脚吗？”蒋经国闻之语塞。

至于说在妓女身上下功夫，什么每周健康检查一次或两次等，其实也近形式和具文。妓女在那种性交频率、对象、设备等等之下，得性病是太容易太容易的事。

军方为防止性病，也偶尔来次惊心动魄的大宣传。1960年12月26日，我就见过一次。司令台前展出大量性病模型，从“脓漏眼后之角膜葡萄肿”（Blennorrhoic hornhousta phyloma，一女一目盲、一目突出黑肿烂白脓）、“扁平湿疣”（Condylomata Lata，男腿间及睾丸烂出如半腊肠，或成点，或成片）、“下疳性横痃”（Chancrous Bubo，男鱼口烂开，内黄红点）、“鼠蹊淋巴肉芽肿”（Lymphogranulomatosis Inguinalis，男腿间及睾丸红肿成片）、“硬性下疳”（Hard Chancre，女阴粉红烂，一阴唇红紫肿大似阴口）、“淋毒性睾丸炎”（Conorrheal Orchitis，男睾丸下红粉肿）、“丘疹性脓疱性霉毒疹”（Papular Pustulous Syphilid，男浑身红点，点上有黄脓）、“软性下疳”（Soft Chancre，包皮下烂，红中有黄，脓破），重要性病，一应俱全。当时施珂大哥也看了这展览，他说：“这些模型要是摆在‘军中乐园’门口，效果才大。”我看他太乐观了一点。人们总是“火烧眉毛，只顾眼下”的，欲火中烧之时，有几个人能管那么多呀！

也是“游园惊梦”

一般说来，逛“军中乐园”的大兵们，对姑娘可分四式。第一是“熟客式”，就是认定一名姑娘，对她偏爱，老是买她的票，不买别人的票。第二是“选择式”，就是从许多姑娘中，择其优者，一一买票。第三是“点名式”，就是不分老少美丑……所谓“泛爱众而肏人”者也，这种兵油子颇多心病。第四是“干逛式”，就是或是因病或是没钱，只到“军中乐园”去看看而已，当然也趁妓女出来盛水时或空当时，就便毛手毛脚，“揩油”一下。

上面四种中，第一种“熟客式”最麻烦，常常日久生情，惹出纠纷。当然也有戏剧性的归宿发生的，那就是妓女老大以后，最后嫁给了“熟客”。也有军人并非熟客，误恋上“军中乐园”的姑娘的。“仁武特约茶室”第十六号姑娘，从来不笑，曾与前线一军医官相恋，军医一直不知道她是干那行的。此类乱世情缘，也是“军中乐园”的“游园惊梦”吧？

在“军中乐园”的标语中，这种“游园惊梦”的心态，往往表露得非常“有趣”。十七师四二炮连射击军官萧镜吕告诉我，他在马祖，看到“军中乐园”两副对联：

怜惜枕边红粉

记取故国佳人

把握欢乐高潮

莫惹终身遗憾

字里行间，官方的心态已经溢于言表。

乱世情缘的例子极多。马祖有一姑娘，以八万元赎身从良，嫁给了卫生连的一个阿兵哥，可是不肯出家门，怕见到人，因为那个地区的每个战士都搞过她。这种故事，我想只有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天堂”，才会发生吧？

“君在前哨，妓也在前哨！”

我是1961年2月6日从澎湖退伍的，退伍以后，一直想把有关“军中乐园”的专题完成，可是为了要搜集更多的资料，始终未能如愿。一年过去了，二年五年过去了，十二年十五年也过去了，今年已退伍二十五年了。今年年初，我的朋友张子文从马祖归来，到台北看我。我说：“我脱离军队已久，二十五年来，‘军中乐园’已经沧海桑田。你是当令的预备军官，为‘万岁评论’写篇最新的报告吧！”张子文答应了。1月25日文章写好，发表在2月28日的“万岁评论”第二十八期。他的全文，颇可补充我在“军中乐园”调查上的不足和落伍。我把它酌加附注，附在这里，算是这篇拉杂调查的收尾吧！

君在前哨，妓也在前哨！——外岛“外岛军中乐园”剪影

“军中乐园”一词，顾名思义是为“服务三军”而设置配备的玩意儿。反正当军人苦闷嘛，除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苦、操劳、疲劳之外，公余之暇，总是需要找乐子，跟那些姑娘玩玩“老把戏”，以发泄过剩的精力，促进阴阳调和，提高“国军战力”！

自国民党政府“转进”以来，我们发现至少有两种妓女是“合法”的：一种是登记有案、有牌照、搞明的妓女户，如万华宝斗里、台北江山楼等绿灯户属之；另一种“合法”的妓女便是“军妓”，也是搞明的。过去不论是在岛内岛外、营里营外，只要是加盟“军中乐园”的女人，就不需像国民党口中的“阴谋分子”一样“以合法掩饰非法”。反正是做阿兵哥、“老芋仔”的生意，脱掉内衣裤就可以大搞特搞，一点都不用担心会有“戴帽子的”登门拜访！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军中乐园”又名“八三一”。“八三一”是一种代号，也是军队里的一种通称。为什么称“军中乐园”是“八三一”呢？根据某些行家的说法，电报中的密码代号“八三一一”即指女人的生殖器。是耶？非耶？有兴趣的人自己可以跑到电信局去问！听说新北投也有一家叫“八三一”的，但千万别误会了，此“八三一”非彼“八三一”，它既不是新北投的色情场所，也不是什么“军中乐园”，而是坐落在该处的一家军方精神病院！

根据笔者的记忆所及，“军中乐园”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已逐渐在台湾销声匿迹了，但是在外岛前线如“金门、马祖列岛”则仍保存其遗风及特色至今。“军中乐园”又不是什么“违章建筑”，为什么会从美丽岛上“撤军”呢？这种在台湾至少已存在二十多年历史的军中“特殊单位”，其价值曾广受各方肯定（至少广大退休的老士官长及后备军人认为如此），为什么会横遭无情的“淘汰”呢？其真正原因，笔者认为除了跟层峰军方的政策、禁令有关之外，另一个主要的症结，就是十年前台湾的各种色情行业已逐渐蓬勃发展，花街柳巷触目皆是，实已对军妓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不要说开“军中乐园”的老鸨不想干，连那些妓女都一一想改行，甚至在他处重操旧业！至于原本习惯于到“八三一”找乐子的阿兵哥同志，亦逐渐把“炮口”转移到军队外面的花花世界，相较之下，究竟是比“八三一”好玩多、新鲜多了！

台湾的“军中乐园”，大概就是这样消失的。然而“军中乐园”至今却依然故我地在金门、马祖列岛存在，说穿了，还不是因为外岛的军人比台湾的军人苦闷？“八三一”固然已在台湾绝迹，只能在台湾的社会档案里寻找、回味。然而笔者何其有幸，竟有机会在两年前[36]至外岛前线服役“观光”，对外岛的“八三一”能做个抽样，做一番“临床”式的切身考察。以下所提及的、所描绘的，就是我的《外岛军妓考察报告》：

我服役的外岛单位，就落脚在大陆沿海的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的周遭，环山抱海，景色迷人，气象相当雄伟，附近还有若干个小岛点缀着。

尽管我们生活在这个小岛上，山是山，水是水，但缺少着的，就是台北、高雄那种“花花世界”！我刚到此地时，不敢时刻或忘脚下踩着的就是“第一线”，是前线中的前线呵！触目所及，尽是一片绿色的世界。树是绿的，山是绿的，草是绿的，连头上戴着的帽子也大都是绿的。离乡背井，此情此景，直令我这个乡愁浓得化不开的异乡游子脸都“绿”了！

绿是绿，绿叶总也要有红花相配。万绿丛中总也要有那么一点红，苦命人生才不至于太单调呵！

我第一次到“八三一”观光，并不是一个人横冲直闯、搞“单干户”去的。因为当初刚来到此种“鸟不生蛋”之地，人生地不熟的，怕偶一不慎误闯“禁地”，那才麻烦！于是我就共邀几个“炮友”（“打炮”的朋友）前往。他们大都是此中老手，老马识途。更何况我们是志同道合，玩起来比较过瘾！

这个小岛上的“军中乐园”，就坐落在险峻的半山腰上。“半山腰”与“八三一”谐音，也算一种巧合。从远处看，它的外观相当迷人，类似大陆上的深宅大院，也类似阳明山上富豪住的私人别墅，是一幢宽阔的长方形建筑，四周绿树掩映，生意盎然。但走到近处，感觉又大大不同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八三一”门口、墙角那一簇簇、一朵朵的野玫瑰。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莺花乱飞”，我虽未登堂入室，但是在门口看到那些个争芳斗艳的野玫瑰，此种象征、此种意象，真的已经感觉到里面的“莺花”群舞乱飞！

在众多军营林立、碉堡处处的外岛前线，“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八三一”当然显得特殊！它也有“客厅”，不论是远客、近客、恩客、嫖客，一概照单全收，“吞吐量”相当大[37]。

“八三一”的客厅跟台湾正式的妓女户没有两样，都是供奉着“福德正神”（土地公）。“炮友”小许对我说：“其实他们更应该拜的，是像台北华西街、板桥长江路的老鸨一般，拜猪八戒才是！”我听了不禁莞尔，觉得很有道理。

“八三一”厅堂的正面墙上，也跟台湾的妓女户相仿，满挂着的是那些妓女的玉照，并个别编有号码。客厅后面左右两排房间是姑娘们的卧房，也是她们接客用的“接待室”。说巧不巧，我一数，这家妓女的照片计有十二张、房间十二间，正好可以凑足《红楼梦》中所说的“十二金钗”。我在想，也许里面暗藏着的，也有潘金莲、鱼玄机型的姑娘呢！

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妓院里头挂着的对联。上联写着的是“服务三军”四个大字，左右对联更是有趣了，右边是“大丈夫效命疆场”，左边是“小女子献身报国”，对仗工整，读起来很顺。另外吸引我注意的是“八三一”挂在墙上的木牌子“游戏规则”。妓院领的营业执照原来不是什么“妓女户”，而是叫作“××××特约茶室”。每玩一节以七分钟计[38]，尉级以下的士官兵一节一百五，尉级军官两百，校级以上军官两百五，外加“零零”保险套一个，十块钱[39]。不过，这只是军妓“服务三军”的价钱。当地的小老百姓或者公务员如欲来此寻找“粉味”，打一炮七分钟一律是四百元，一点都不能打折。反正它已经摆明了：这是军人的乐园，你们小老百姓、公务员最好不要涉足这种风月场所！

这里也有“营业时间”的规定：差不多早上8点开始做生意[40]，晚上8点半全面“清场”，任何“客人”不得在里面逗留。规定是规定，这种典型“有钱八字开，无钱莫进来”的“查某间”，我们这些“火爆浪子”在台湾早就见识多了，并不太相信这一套！我就曾问里面的一位老鸨，是否“营业时间”外就不接客人？她回答得很妙：“哪有啦！讲是这样讲，我们也只是尽量遵守而已。像有些阿兵哥七早八早，利用采买的空当，六点多就来敲门，我们能不开吗？都是老客人啦！”我也听很多人说，外岛的“八三一”晚上“清场”后，妓女们也有做“过夜”的，一夜风流代价是两千元，不过那只限于是“老客人”或者“外宿”没有大问题的军人才行。

“八三一”的生意，一般是在星期三、礼拜天最好，因为这两天是阿兵哥的例假日。所谓“蝗虫过境”，放假日大伙儿蜂拥而至，杀个片甲不留是很正常的事！

自从我漂洋过海到这个小岛上，因为军种轻松，百无聊赖，在外岛一年有余的军旅生活中，却也认识不少“八三一”的“炮友”。当然啦，因为是常客，那“十二金钗”更是一一接过招，都可以称之为“爱人同志”“老夫老妻”了。

例假日的“八三一”，人生百态，闹哄哄的，什么画面都有。阿兵哥里面，有跑单帮的、有三五成群（也可称之为“狼虎成群”）的，也有从山下背着“公差袋”气喘呼呼、汗流浃背前来“朝圣”的……“男与女”之间从事着的，不外就是那种最原始的发泄、最直接的买卖！

笔者未到外岛之前，早就风闻“八三一”的种种趣闻逸事，说什么阿兵哥都是把钢盔放着、前后排队啦，什么在房间外头等不及、大喊“卡紧！卡紧”啦……我倒从没有看过这些滑稽、“猴急”的镜头，真有点可惜！不过客人多的时候，在外面“等待”是免不了的。

前面提及，一般尉级以下的“大头兵”一节是七分钟一百五十块。然而进“洞房”春风一度之前，都必须付现买票，看你是要“做几节”，一次付清，然后再持票进“洞”。诸位可以想象，如果只做一节，短短的七分钟，从进房脱鞋、脱军服、内衣裤，大概就要两分钟时间；再加上办完那一码子事穿内衣裤、军服、鞋子，又是两分钟去了；剩下“做爱”的时间只剩三分钟，够仓促了！因此，一般的阿兵哥宁可做个两三节，比较可以“游刃有余”。像有些在外面喝得醉醺醺的才进去“打炮”的宝贝蛋，酒醉肉体麻痹，硬是搞不出来，怎么办呢？

外面卖票员的电铃又猛按（意思是：时间到了！你再不加节的话，就赶快滚蛋吧），常常搅得心里很不爽。在这种“紧急状况”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不就继续加节，要不就“夹卵蛋”走路！最“爽”的大概就数姑娘跟老鸨了，“阿兵哥，钱多多”，莎哟娜拉再见，有钱卡搁来哦！

有一位“炮友”小苏，虽然年纪轻轻，但却一副公子哥儿、色迷迷的模样。说来好玩，他竟然“打炮”打不出心得，跟里面一位红牌小姐谈起“感情”来了。虽说“戏子无义，婊子无情”未必正确，但人家是“一妻当关，万夫莫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架势，我这位小兄弟常常两三下就被“清洁溜溜”，说来也真泄气。泄气是泄气，他却又屡败屡战，不但每月钞票大把大把地丢，而且视“八三一”为温柔乡，花前月下流连忘返，自我陶醉在那温柔乡里。无怪乎那位售票的“老芋仔”要对他幽默地说：“老弟呵，你干脆把整本票子买去，也省得麻烦呀！”

这家“八三一”的小姐成分，说来也很复杂。她们有的是以前混帮派、涉及重大刑案后被送过来“感化”的，也有的是“志愿军”，至于自甘堕落入妓院的，当然更不在话下。我就碰过两个姑娘，内衣一脱，上半身都是刺龙又刺凤的，仿佛陆一婵演的“疯狂女杀手”一般，内心实在怕怕……

那“十二金钗”里面，有两三个姑娘算是跟我比较“深交”，几乎无话不谈。从她们口中获知，她们每个人都跟老鸨订了“卖身契”，借的钱三十万、五十万不等。要赚到借的数目，还清了，才能还其“自由”之身。至于每张票赚的钱，与老鸨是六四分账，够辛苦的。有一次我听到姑娘们在客厅聊天，有一位小姐向另一位说：“你今天做了几支？”对方答说：“二十支左右吧！”刚开始我没有听懂，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

一样是做生意，一样是赚阿兵哥的钱，就难免产生矛盾与冲突。漂亮、温柔的红牌小姐人人爱，至于既不漂亮又不温柔、“技术”不怎么样的老小姐，常常不是独守空闺，要不就在客厅坐冷板凳，看别个小姐恩客那么多，当然会眼红！我在外岛的那一段青春时光里，姑娘为了抢客人，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的事时有所闻，有时甚至打群架，四五个女人打成一团。我想没有鼻青，大概也是脸肿吧！

有一位小姐带了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身边，仍照样接客，想来真是可怜！但她的生意较清淡，因为阿兵哥们再怎么好色，亦不至于“饥不择食”，公然玩起别人的老婆！

另有一个姑娘更悲哀了，她是莫名其妙地怀了孕。恩客多如过江之鲫，恐怕她自己都永远搞不清楚肚子里小孩的爸爸是谁。老鸨叫她拿掉，姊妹淘劝她不要留下“孽种”。她硬是不听，硬是坚持要把小孩生下来，其结果当然只有被遣送回台，黯然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了！

必要一提的是，这个小岛上的“八三一”，并没有对小姐实行“分级制”，如有些小姐军官才能玩之类的。它是一个大染缸，也是一个大熔炉，套句前一阵子流行的话，就是“有兴趣，大家一起来”！就因为是“大家一起来”，在每周四晚间（周四是军中的“莒光日”），岛上军医院的军医都要四五个人坐着一辆吉普车，威风凛凛地到“八三一”对姑娘们逐一做性病检查。说是“例行检查”，其实也可借执行“公务”之便，顺便大饱眼福，谁曰不宜？

姑娘们一般都很讨厌那些军医的检查，有说月事来的、有说身体不舒服的，能避免受检查就尽量避免，她们最怕的就是自己得了性病被检查出来。果真如此，那还得了？生意就很难再做下去了。因为军部会马上通告岛上陆海空各单位，“×号、×号有性病，不能去！”除非那些“中标”的女人把病治好，否则只有独自吟唱“往事只能回味”了！

的确是“往事只能回味”。虽说我离开这个又可爱又寂寞的小岛已经两年多了，“满纸荒唐言，心中泪一把”，回忆外岛“八三一”的此时，胸中的血依然是沸腾的！“军中乐园”再怎么丑陋、肮脏，我仍肯定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人说“女子半边天”，一点都不错。我见到的、熟识的那些姑娘，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在外岛“献身报国”“服务三军”，这是何等神圣，何等伟大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真正属于她们的日子，除了月事来临“公休”外，大概就只有“三八妇女节”了，因为只有这一天她们可以拒绝接客，可以完全安静地休养疲惫的身心！像什么端午节、中秋节、各种纪念日，别人是在团聚、在放假、在狂欢，那她们呢，却要特别“加强战备”，卖笑卖面又卖身，尤其是在“九三军人节”这一天！

1986年4月3日午

国民党与“私窑子”

国民党搞“军中乐园”，自我宣传德政之一在防止性病，说“军中乐园”有所谓“保健室”“消毒室”“检诊室”之设，有病包看、无病发证云云。但在事实上，多是官样文章，没人理它。于是，在“军中乐园”以外，附近照样有“私窑子”出现。国民党三民主义统一妓院的美梦，自此全被打破。

“私窑子”是军中俚语，指的是军营附近的土娼。土娼比“军中乐园”定价便宜（便宜的原因之一是不需要给政工人员好处）、自由，并且还可得“聚麀”之乐。1960年3月22日，我在《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中写道：

晚与张福水及周毅先去参观军中乐园，二十八号酷似光锦之妹，身材尚好，面露烦躁之色。三军人挑抚之，毅言：“好像圆锹，人可休息，工作器具不能休息。”丁忠大惊奇：“你也到这儿来？”一男专司时间登记栏，为一黑板，有电钮三十多。又有许多兵围与一轻佻者玩笑，打她屁股，她亦骂以詈辞。又访“私窑子”，寻得二处，一处茅屋，有二少校及一上尉旁看其友在搞，一处在猪栏边，老鸨伴之，周毅到处乱摸。栏上×号为妓女请假，“例假”也。归来请他们吃甘蔗与瓜子。

“有二少校及一上尉旁看其友在搞”，就是“私窑子”的一种特色。

“私窑子”外形都是简陋的小茅屋，里面分小间。没有床，都是榻榻米。

“私窑子”也跟阿兵哥有感情事件。阿兵哥要写情书，多找到我头上来。有的还点写，要带上几句英文，以为炫耀。其实写信收信双方皆不懂，但这一心态，殊可注意。

1986年4月9日

国民党“军中乐园”及其他

胡虚一致李敖信

敖之兄：

一、第五十五册“千秋”上文章，都拜读了。特别是开头三篇，读后想起军中往事，不胜感慨系之。弟在军中生活时期，尚无“幸会军中乐园”之机会，因还无此“附设单位”之创办也。读大文，才知“军中乐园”属军中政工业务职司之一，要与“军中康乐”同一范畴乎？大文对于“军中乐园”各方资料搜集之丰富，真是内容实在之佳作。以前教书时，曾和一位新由外国留学回来执教之“同年学者”闲谈美国博士学位研究题材之精细方面事。承其举例，说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者，有以中国诗《孔雀东南飞》为研究，而其重点在研究探讨“孔雀为何东南飞，而不西北飞”的缘故何在。又有人则以“中国北洋军阀”为研究者，说其博士论文，即为《北洋军阀的姨太太有多少》或是《北洋军阀的军力马靴论》。既然如此，则兄大作《“军中乐园”的“血与泪”》，附上《小记“私窑子”》和《营妓考》，亦具有美国“博士论文”精细之资矣。我如此说，绝非瞎恭维的。弟忆1954年3月到次年7月部队将要整编这段期间，我在驻防彰化的野战部队的军司令部，做侍从军官室之首席兼卫士排排长。我那一排的卫士，都是久历戎行的沙场老兵。他们打仗的战技枪法，固皆第一流的，但每到一地，不久即能找到暗门子的“私娼土窑子”去寻花问柳，也有一手的。那时，没有“军中乐园”这玩意儿，我排上的老弟兄，由实际代我负责管带他们的一位排附准尉（由老资格的卫士班班长升上来的）领着去逛私娼土窑儿去寻乐子。我们驻防彰化南廓国小，就在学校附近，便有人开洗澡池（专赚阿兵哥的钱）。洗澡池旁有间小木屋内（也是专赚阿兵哥的钱），便有土窑姐儿玩的。洗澡（大池子）一次二毛钱，和土窑姐儿玩一次是两元。我的十七岁的传令兵（他出来当兵时只有十四岁，做长官勤务兵；部队来台湾时才十六岁；等我调该部队做他的长官时，他才十七岁。他还没有到服兵役义务的年龄，便已当兵几年，参加战役多次了。像我传令兵这种情形，在我服务军中时，并不稀罕的；到老兄服务军中时，恐没有了），头一次跟卫士老兵去土窑子寻乐，就替我惹来麻烦。兹把此事说给老兄听，既凑一趣，也为兄的“军中乐园”外加一点小“资料”吧！

我统领的“卫士排”的弟兄，都是大陆人，各省籍都有，年岁较大。独担任我传令兵的那位，只十七岁年纪，还像个小孩，但长得身体高而结实，所以他们一起去逛洗澡池附近的私娼，有位姿容较好的姐儿独中意于他。而他尚是首次嫖妓，毫无经验。其同事告诉他玩一次是价钱二元。他那时每月的收入是上等兵薪水——不到十元，我每月津贴他十元，共二十元而已。他初次与妓女性交，以为入一下便算一次，他入了几下便射精，事完之后，他很老实，自己计算入了几下，便以每一下二元计算，付了妓女快一个月的薪水了。春风得意之后，再去洗澡，同去玩的弟兄和他在澡池内问他玩的经过，他则埋怨带他来玩的同事骗了他，说“你们说玩一次两元，为何我要花去十几块呢？”同事了解状况下，除笑他做了冤大头，并要他去找那妓女退钱。他气愤不已，浴罢便再去土窑子。但那妓女不在了，他便在那里砸窑子。于是他被彰化宪兵抓走（那时宪八团团部在彰化），查明是我的传令兵。当时，我们部队军司令部是彰化市的最高单位（县长是南投人陈锡卿，国民党头儿是位江西老表，姓张，大名记不起了），我是部队长的侍从军官兼卫士排排长。宪兵单位卖我的面子，便把人送交我处理了。我亲去将传令兵领回，责他自己没有嫖妓玩姑娘的经验，愿多送钱给婊子，还闹人家窑子做啥。自己做错吃了亏，还砸窑子，徒落人笑。我说了就算了。他以后再去找那妓女，那妓女转去了花坛一家私娼，他找去那儿也未找到。我后来知道了，便严词问他：“你还找那姑娘做什么？你还要她还钱给你吗？”我并请排附和另两侍从军官（两位副军长的个人参谋）为我好好开导他（更严禁他乱动我的手枪，因他常代我擦拭佩枪也），为的是怕这横小子出事也。又我的卫士弟兄每说起传令兵当了婊子冤大头事，就要笑他。唯此时，我的传令兵也是“花街柳巷”的识途老马了。那时我们部队长公馆住台中市，我常派他送东西去台中，后来他便玩上台中市的土窑子了。他后来有次对我说：“报告胡参谋，你说有味不？台中私娼最多的几条街是‘复兴中华，建国成功’！”我听了忍不住大笑。“复兴中华，建国成功”，竟以“私娼多”而闻名军中小兵之间，不很有味吗？又那时“私娼”都在民间，和住家一般，非识途老马，莫得其门而入也。老兄久住台中，特写来博兄一粲，未知可做老兄“军中乐园”的外一章否？一笑。

二、送上弟在荣总所拍照片两张，或可做弟前送拙稿《挽歌四首》的附件。拙稿序言中曾说及老荣民赴荣总看病之诸多感慨，此两张照片，或可为此感慨提供一点证明也。匆匆，敬祝大安！周末愉快！

虚一

1986年4月19日晨7时写毕

李敖答胡虚一

虚一老兄：

4月19日来信承示种种，极为感谢。

老兄谈及“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者，有以中国诗《孔雀东南飞》为研究，而其重点在研究探讨‘孔雀为何东南飞，而不西北飞’的缘故何在”等事，使我想起一个笑话。笑话是：为什么“孔雀东南飞”而不西北飞呢？答案是：因为“西北有高楼”的缘故！以古诗一句回应古诗一句，正是妙答。其实如此笑话，美国的支那通所在多有。胡适就透露过一个，说某支那通考据出“诸葛亮乃音乐家”。经人询其所本，此支那通曰：“诸葛亮自比于管乐，所本在此——查《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原来支那通是这样读中国书的！管仲、乐毅竟变成了乐器上的管乐，支那通之不通，可见一斑。至于靠支那通混学位、分饭吃的中国假洋鬼子学人，亦复如此。

总之，研究中国问题，固非中国学究们所能胜任，亦非外国支那通们所能优为，还得有赖于中国高人们自己的困学纪闻，方足以得真相、存信史。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就是高人成绩的一次展示。试问这种研究成果，岂中国学究们与外国支那通们所能想象者乎？

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也有不足之处。不足之处是我离军中日久，较新的资料增补得使自己不够满意，但我仍不停地找机会增补。例如今天，我就从一位音响专家薛起文口里，得知1983年金门地区“军中乐园”的一些抽样。金门小径地区“军中乐园”，已经在墙上不挂妓女照片，每位妓女只有号码。阿兵哥进场以后，随便找哪一号，不在票上预做限制，但买票时，要强迫买一卫生套。妓女中红牌者，房间有冷气设备，并加收五至十元冷气费，以资贴补。但这种情况，同在金门的金城“军中乐园”，就大异其趣。金城地区“军中乐园”属“军民同乐”型，老百姓也可以去，只是稍贵一点（每次军一百元，民一百二十元）。从另一角度看，《“军中乐园”的血与泪》的写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关心民瘼前所未有的新方向。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只会跟妓女调情，他非所问。从李贺的《屏风曲》《美人梳头歌》，到杜牧的《咏袜》《不饮赠官妓》，都是如此，他们从不关切民间疾苦。比较之下，一看就知道我们这一代的高人是多么超迈前人了。

当然，相对的，在国民党今日的统治下，妓女的凄惨也是超迈前人的。当年《北平娼妓调查》书中，已有妓女“三四等的，每天留一个客住宿，是必定的。其余白天来三四个客……在三四等是极平常的事”的记录，可见当年的接客次数，远非我在《“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中所述接客五六十次者可比。国民党今日在台湾的黑暗统治，光此一端，即可空前绝后矣！

敖之

1986年5月1日夜

写在《雏妓哲学家》的后面

刘峰松的《雏妓哲学家》

某一天报纸上登出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说：

某分局临检，在某旅社抓到一少女“表演”，在场观看者有三名日本人和一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赫然是某地的民政局局长，他当晚以东主的身份招待日本人，因为他还兼营艺品店，看“表演”是业务上的需要。

这位少女因涉嫌妨害风化罪被移送法院，后来裁定交笔者辅导。

笔者辅导过不少这样的少女，但从来没有辅导成功的案例可资窃喜或表功，说来真是惭愧。是笔者担任观护人不认真、不热心、无爱心、无耐心吗？应说——是，否则便找不到责任的归属了。除了观护人有责任外，还有没有可追究的责任人呢，如她自己、她父母、我们的社会等等？从责任的根源来追究，应都逃不了。我们并且可以归纳出一些因素、列出一个表来。可是，纵然知道谁有责任，仍然没有搔着痒处、没有把握要点，仍然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

好多无照妓女，都被强制送到斗南“妇女习艺所”，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说，她们不怕送法院、不怕送拘留，最怕送斗南。既然是“怕”去，可见那种场所标榜的“技艺训练”，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想去、拒绝去，而违背教育基本原理强迫她们去，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可言。送她们到习艺所原是要救她们脱离火坑，可是她们主观上把习艺所看成更大的火坑，常集体脱逃，岂不是大笑话吗？

这样，笔者的墙外个别辅导方式没有效果，强制性的墙内集体辅导方式也没有效果。这种事如此难办，就不仅仅是谈责任归属所可了结的问题了。

为什么这种事难办？症结在哪里呢？直到笔者承办她的案件，听说她——“钟鼎山林，人各有志”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问题也涉及个人意志自由的问题。

倩倩的脸蛋儿很漂亮，是“胡茵梦型”的（请李敖先生不要笑，这是真的），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是天然美，一个是人工美。但发育未臻完全，扁平的、瘦弱的、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够不上说有征服男人的“本钱”。这种不健康、稚嫩的少女从事色情生涯，给人产生强烈的罪恶感——男人是罪恶的，而社会也是罪恶的。

这一天由她妈妈带来“报到”，由她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个凄凉身世和一个负担颇重的家庭。谈话的内容如下：

“我小时候，当矿工的父亲死了。母亲为了养育我和两个弟妹，改嫁另一个矿工——就是现在的继父，又与继父生下三个弟妹。我一共有五个年纪小的弟妹。继父年纪大，身体不好，无法在矿场里挣到什么钱。母亲在四脚亭一家鱼罐头厂工作，收入也有限。我们还要付房租，生活是很苦的。从我懂事起到现在，没过过好日子。”

“你和继父处得好吗？”笔者问。

“继父是好好先生，沉默寡言，在家里并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不管我的事，没有虐待我或逼迫我。”

“如果你有一份正当的工作，那么，一家三人工作，生活不成问题才对，不是吗？”

“是勉强可以生活下去，但工作难找嘛！”

“你长得漂亮可爱，当店员最合适，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吗？”

她露出了微笑，显出更可爱的模样。

“我只有小学二年级的程度，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现在招收店员都要国中以上毕业才行啊！”

“也可以跟你母亲到鱼工厂工作呀！”

“是去过了，工资太低，没有什么前途。”

“你太小了，到都市里来干这种事，实在不好。”

她低下头，沉默不语。

笔者问她母亲：

“你女儿做的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她是挺孝顺的，很乖的，经常拿钱回家；很爱护弟妹，每次回来都带一大堆东西送他们；我以为她有一份好工作，哪里知道……”

她母亲的眼眶都湿了。

“送过多少钱回家？”

“上个月给我两万多块。”

“你不问她做什么事吗？”

“她说在餐厅工作，有薪水、奖金、小费，待遇很好。”

“哪有这回事！”

其实倩倩这样的身世和家庭并没有突出。这种身世、这种家庭，在她住的九份一带，是太普遍了。

追溯历史，我们知道在荷兰、明郑时期，就发现基隆金瓜石、九份一带盛产金矿。曾传说这样一个故事：

自古以来，原住民族——现在的山胞——就守护着金山、金河（基隆河上游）。他们不敢随意捡拾、开采，怕惊动山神、河伯。后来日本人、荷兰人、郑氏手下都先后去开采，原住民阻止不了，只有任由他们去了。结果，日本人被荷兰人赶出台湾，荷兰人被郑成功赶出台湾，而郑成功最后也覆亡了。一个阅历深的“老番”慨叹地说这些人的“逃”和“亡”，都是因为滥采金矿，触怒神明的报应（事载《诸罗县志》）——这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神话。

“国亡于金”固然胡说，但“人为金亡”却是事实。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金瓜石、九份一带也发生“采金热”，吸引着成千成万的独身汉前来淘金。鼎盛时，在荒山野外居然有三四家影剧院和四十余家“风月茶室”。群莺毕集，也往这些独身汉身上淘金来了。目前在那片郁郁山峦中，还遗留着红瓦绿椽、断垣残壁，足以证明这座小山城有过一段繁荣史。但曾几何时，那些年轻力壮的矿工，一个接一个地在“矿工医院”躺下来，然后撒手西归了——都才不过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罢了。原来，长期在矿坑工作，呼吸含有矽质的污浊空气，日后就会得一种叫“矽肺”的病。患者感到胸口闷痛，呼吸困难，四肢乏力，很少挨过五十大关的。或许山区生活无聊，矿工太太们都以生儿育女为乐趣，生育率特别高，一家有五六个黄口小孩是毫不稀奇的。结果，在矿工先生纷纷谢世之后，整个山区就渐渐呈现了孤儿寡妇哀哀无告的惨况。

倩倩这个孤儿，不过是当中的一个而已！

笔者常到矿区走动，认识当地派出所的一个管区警员。谈到居民的生活，他不住地摇头。他说当地十六到二十六之间的姑娘，因为父亲早故，迫于生计，十之八九都沦落风尘，整个山区到处有“赚吃查某”。听来叫人心酸哪！有一次《联合报》登出一条地方消息，说有位当地少女投书给县长邵恩新。新闻标题依稀记得是这样的：“少女投书县长，诉说九份惨况，多数少女因贫堕落为娼”。这证明当地警察先生没造谣。

这样，倩倩这位雏妓，又不过当中的一个而已！

倩倩的表演生涯怎样开始的呢？

“我的邻居很多人干这一行的，跟他们一起，就会了。”

“邻里的人不会瞧不起你们吗？”

“没有女儿赚钱的人，才会被瞧不起；有了钱，只会叫人羡慕。”

“你是说，大家都羡慕你们干这一行吗？”

“不！是羡慕有钱。”

“到底你有多少干这一行的朋友？”

“怎么算呢？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同学。大家在节日回家，就碰在一起，有困难时互相照顾。但在外面，各窜各的天下，不一定在一起，彼此的情况不清楚。”

“你说‘有困难时互相照顾’，是什么意思？”

“如失业时，互相介绍工作。”

“你说工作，是指你做的事吗？”

“……”

“你觉不觉得做这种事不好？”

“是被抓到了，送法院，才觉得难为情。”

“你母亲和继父有没有责备你？”

“他们不会的！”

常言说：“人言可畏。”可是在那个小山城里，大家默许这种事实存在，心照不宣，就没有“可畏”的人言了。其实，在目前社会里，也没有“可畏”的人言。因为大家是“笑贫不笑娼”，可耻的是“贫穷”，不是“失贞”！

“既然你被送到法院来，又裁定交我们辅导，以后不能再做那种事了，知道吗？”

“知道。”

笔者也告诉她妈妈，一定要把孩子管好。生活苦一点没关系，绝不可让她误了一生。笔者想，她从事这行“不法”职业才几个月，误入歧途不深，应有药可救，能及时回头的。

“倩倩，你要遵守几项规定：第一，要另找正当的工作。第二，不许再跟‘同业’来往。第三，每月定期到法院报到两次。”

“是的。”

“找工作有没有困难呢？”

“我试试。”

“再跟我回去鱼罐头工厂好了。”她妈妈说。

“对！还没找到一份适当的工作以前，就再回到鱼工厂去。”

“好的。”

“你若违反规定是不行的。依规定，‘违反保护管束期间应遵守事项，情节重大，得撤销保护管束，移送感化机构执行感化教育’。”笔者拿出这行的看家法宝——法律——唬唬她。

官式的辅导就是这样，一个法院观护人手上执行三百多件案件，也只能这样说说、劝劝、唬唬。以后，倩倩按规定报到，说明近况，情形似乎还好。

有几回倩倩没来，依规定当通知要她来，也请她妈妈来，以问明不报到的原因。结果，倩倩没来，她妈妈来了。

“倩倩怎么没来呢？”

“她到台北找工作去，已经好久没回家了。”

“那怎么行呢？她不是跟你一起工作得好好的吗？”

“小孩子吃不了那种苦嘛，在鱼工厂干杀鱼、切鱼的工作，又脏又臭，小手常刮破流血；每天从九份到四脚亭工作，早出晚归，很辛苦；而且工资低，一天才一百二十块，请假又要扣薪；中午吃冷便当，对孩子也不好。”

“工厂就是这样嘛！别的女孩不是也一样工作吗？”

“鱼罐头厂都是中年妇人多，像倩倩一样的女孩很少。不过，我是劝她到电子公司做做看。”

“她离开鱼工厂多久了？”

“一两个月了。”

“既然是找工作去，晚上也该回家才对啊！”

“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回家。等她一回家，就要她来报到。”

“一定要来报到，你做母亲的要看管严一点才好！”

笔者另定一个时间，要倩倩报到。这回，她到了。

“倩倩，你可违规啦！”

“是的。先生，对不起。”

倩倩低下头，捏着一个小皮包。

“你不去鱼工厂上班，应该报告观护人知道啊！”

“是的。先生，对不起。”

她还是捏着她的小皮包。

“你妈妈说你去找工作，找到没有？”

“还没找到。”

“为什么不回家呢？”

“我住朋友家里。”

“人在台北，有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

“对不起，先生。”

又捏着她的小皮包。

“小皮包借我看看。”

她两颊绯红，有为难的表情，但又不得不递给我。

“里面没什么……”

里面确没什么，只是一把小梳子、几个铜板和一本小记事簿。

“你的朋友不少嘛！密密麻麻，怎么全是电话号码呢？”

“……”

“倩倩，你不该骗人呵！”

“……”

她把头压得更低。

“你说话呀！”

她抬起那漂亮的脸孔往笔者一望，然后徐徐地吐露了她的心声。她说：

“先生，请不要为难我嘛！‘钟鼎山林，人各有志’……”

好个“钟鼎山林，人各有志”！它以雷霆万钧之势，震撼了笔者的心坎！不仅在当时伫思良久，不知如何问下去，即多年来，也老是为这句话沉思不已。

我们都知道，当倩倩还年轻时，以她的年纪和容貌来号召，还可以在大旅社、小宾馆中当应召女郎或表演什么的；但岁月不饶人，到青春褪色之时，便只能窝在华西街那种地方操皮肉生涯；而到了人老珠黄时，更不堪设想了。很少风尘女郎能见好就收、弃邪从良、善始善终的，我们无法鼓励和赞同倩倩走入这条死胡同！

但倩倩虽仅受两年小学教育，年纪才十六岁，却已经像哲学家似的洞悉了人生，能说出“钟鼎山林，人各有志”这样的话来了。请问我们还能拿什么道理去“扶正”她呢？倩倩的姊妹们，就是她的邻居、她的社区游伴。她生活在她们里面已经十六年了，那儿有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她就像投进一个大染缸一样，连牙齿都染黑了。请问我们还能拿什么仙丹来“漂白”她呢？倩倩的继父年迈多病，她的母亲已经改嫁一次，她底下有五个稚弱的弟妹，每一个人都巴望着她挣钱。请问要倩倩放弃这条路，一家人以后的日子怎么办？他们没有过好日子的权利吗？倩倩在鱼工厂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吃冷便当，工作和搭车时间超过十小时，泡在腥臭之中，白嫩的小手不知为了剖鱼而刮破多少次，这样辛辛苦苦地干活，每月酬劳是三千六百元，请假还要扣薪。就是到电子公司，待遇也差不多。而倩倩若继续牺牲色相，这区区三千六百元，三两个晚上就挣到了。请问如果是您，当有机会喝香槟时，您是不是还选择台湾米酒呢？

任何一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面对着倩倩这位小女孩的遭遇，心情都会相当沉重的。每个人都会同情倩倩，悲悯她的身世，悲悯她的家庭，也悲悯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会为她的无知、她的沉沦、她的自我糟蹋，感到惋惜与痛心；会想协助她、提携她，并期待她过正常的少女有的——黄金般的、有梦的、绮丽的、圣洁而纯真的生活。可是，如果由您处在笔者这样一个官方社会工作者的立场，也得承认会有一种无力感和倦怠感。要拯救倩倩这样的雏妓——她的躯体和灵魂，是需要多少条件来配合，而种种条件的成就又是多么困难啊！

如果笔者逼得紧，倩倩要在鱼工厂和辅育院之间，作一选择，她会回鱼工厂的。但想象得到的，倩倩在满十八岁后，就可以正式领到“执照”，可以合法下海伴舞，可以合法下海执酒壶，也可以合法投身绿灯户。这样，笔者不过是刁难她，而多让她那白嫩的小手给鱼刺刺伤而已！如果笔者打马虎眼，她能在中山北路，从一段到七段过着“志”趣所在的生活；以她的孝顺，能多给她母亲一点钱；假日回家时，弟妹们拿着她的大礼物，一个个笑口常开，皆大欢喜。

笔者——一个曾经的观护人，为什么常要陷于矛盾、迷惑和痛苦呢？为什么当时不悄悄告诉她：

“倩倩，去吧！照你的意愿去做，想回头时再回头。记得常回家看你的娘，多塞给她钱；注意健康，小心怀孕；有空要上礼拜堂，愿上帝保佑你！”

写在刘峰松《雏妓哲学家》的后面

我是1981年8月10日第二次入狱的，表面上的罪名是所谓“侵占罪”，骨子里的真相是被国民党政治迫害，而以司法为手段置我于狱。我入狱第二天，就碰到另一个被国民党政治迫害的人犯。在“放风”时候，他叫住我，告诉我他叫“刘峰松”。他说：“运气真好！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李先生，你也到‘动物园’来了！”我说：“你的运气是见到我没有买门票——‘动物园’里动物看动物，不必买门票。”

峰松是1980年“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彰化县国代候选人”，他被控在选举活动期间——

利用竞选传单及公开演讲的方式，诬蔑我政府与日据时代的日本政府一样压制人民，并指“台湾人民命运悲惨”，蓄意煽惑民众“起来推翻政府”。

刘峰松以竞选言论“煽惑他人犯内乱罪”，违反了“动员戡乱时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54条第1款规定。依同法第86条，应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选罢法去年为首次实施，法院对刘某之犯行亦详予考量，酌予减轻其刑，以示薄惩。（见1981年11月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

所谓“薄惩”之下，峰松被判了三年六个月。在候审期间，他住在土城看守所孝一舍第446房，我住第32房，成了邻居。我们毫不“同病相怜”——我们是“同政治犯相连”！

因为比我早到几个月，我一去，峰松给我不少照顾。但是很快，他发现国民党把我放在牢里，就像把一只大绿豆苍蝇放在粪坑里，很快就繁殖开来。从我这边他拿得到刀片，看得到《联合报》，分得到“禁书”，甚至在他太太翁金珠竞选省议员时候听得到暗藏收音机的人犯的广播消息！——所以，在某些方面，变成我照顾他了，他惊叹我的神通广大！

神通广大的还在后面呢！我初识峰松时，他正在埋头苦K中医。我问他搞这些落伍而荒谬的东西干什么，他说他要为出狱后的生活打算，他打算做中医谋生。我说：“你为什么不查查‘中医师检核办法’？按照这办法的非法规定，有过你这种罪名的人是一辈子不准做中医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峰松听了，大为扫兴，就把做中医念头打消了。

因为峰松做过法院的观护人多年，有许多珍贵的见闻和经历，我劝他写出来。他怕写了运不出去，还不是白写。我说我有“秘密管道”，我负责运，他尽管写好了。他听了大为高兴，就秘密开写了。

这篇《雏妓哲学家》就是这样被我“诱拐”出来，偷运出来的。峰松原来的题目是《倩倩，愿上帝保佑你！》。他写好后，秘密来信说：

大师：

这篇的题目也费思量，您帮我换个也可以。

回想这些故事，我都会流泪，并不平静。但写出来后，自己看又觉得没有什么生动感人。趁着还有几天相聚，请你多给我指导。

“钟鼎山林，人各有志”这句话是文中女主角说的，强烈震撼着我。但别人会有相同强烈的感受吗？如您，会吗？

谢谢您，并祝

平安

松

峰松在牢里过得很平静，很规律。但在被我“诱拐”写作后，他平静规律的生活被搅乱了不少。他一边开玩笑埋怨我，一边开夜车写个不停。他又有信说：

大师：

写这些东西使我流泪，使我失眠，使我失去平衡，甚至影响到我读《圣经》和学日文。但因为有您的鼓励和支持，这一切改变——生活上的失调，都没有关系。

我一生只追求政治自由和人道精神，我再肯定地说，都是在早年由像您一类的作家来启发的。如今竟在狱中巧遇，又就近吸收您的精髓，这是太神奇了，我再度谢谢您。

祝

平安

松

这种动人的勤勉的情况，一直到1981年1月5日他被移送龟山监狱才停止。

峰松是最真纯的朋友，在因义受难的岁月里，和我萍水相逢，留下不少的文字，由我散布流传，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我出狱后，设法“平分”峰松这些文字，将一部分委托比我内行的林进坤处理。我有这样的信：

进坤弟：

政治犯走私出来的稿件，我认为不发表则已，发表就不可藏头缩尾，还是用真名比较好。过分对在狱政治犯处境的顾虑，是一种妇人之仁。所以除非绝对必要，都以用真名为通例。美国出版商收到吉拉斯的《新阶级》稿件，为顾虑吉拉斯在狱处境而犹豫的时候，吉拉斯传话出来，别管我死活，尽管出版！

先附上峰松文章五篇——

一、《三角习题有几何？》

二、《帮外说》

三、《叔叔，快带我走！》

四、《狱中健康术》

五、《李敖入狱记》

条件是：稿费从优，用真名，不可删改。至于发表在何处，请你做最好的判断。（稿费请直汇峰松的小心肝翁金珠，永和市仁爱路269号三楼。）

我代峰松偷运出文章，内情与方式颇为曲折，目前不能公开，只能在编者按中提到是李敖偷运出来的就好了，你以为如何？（不提也可以，但提可以增加戏剧效果与传播性、好奇性。请你斟酌。）

敖之

1982年2月14日

这些决定和心意，我都发表出来，为了纪念峰松和我的一段共患难之情，为了峰松的许多心血没有白费，也为了向我这位牢中的老朋友致敬。

1982年4月3日

雏妓问题

不容儿辈妄谈兵，镇物何妨一矫情？

别有狂言谢时望，东山妓即是苍生。

——龚定盫《己亥杂诗》

“东山妓即是苍生”，是清朝龚定盫写晋朝谢安的句子，写谢安表面上和妓女在一起，但他却是拯救苍生的人。龚定盫的诗，我在中学便读过了。对妓女的关切，我早在中学、大学就注意了。大学毕业后，我做预备军官，开始有计划地调查妓女生活。这些调查，我都收在《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里。这部日记，我将陆续发表、出版。

动手术才能接客

在我调查妓女生活的过程里，最令我吃惊的是雏妓们的惨状，我发现这些小女孩们甚至要开刀才能接客。在1965年，我就借着批评琼瑶，写下这样的文字：

作为一个作品有“市场价格”的“作家”，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心革面，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和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写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多威（斯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可以引起一场南北战争；一部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可以诱发一次农奴解放。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但在琼瑶的作品里，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些。（《李敖全集》第一册，《没有窗，哪有“窗外”？》）

琼瑶给我的答复是：“冤狱的死囚，我根本就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人和事。”“至于写终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她还没找到安定的台湾有这样的典型人物。至于雏妓的生涯，她听都没听过”！（见1966年10月5日《华报》和5月号《皇冠》）这就是说，我们“安定的台湾”的“作家”，是以鸵鸟方式，逃避现实的。

“寓禁于管”？

在批评琼瑶的同时，我写了不少为妓女呼吁的文字，我激烈攻击国民党政府的娼妓政策。我说：

以1956年3月22日台湾省政府主席严家淦为例，他在这天公布了《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在这个办法的“总则”第一条中，我觉得基本思路是不差的。第一条说：“台湾省各县市为取缔娼妓辅助从良，特订本办法。”这明明是承认，“取缔娼妓”是政府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符合国际标准的。至于办法方面，方式是采取缓进的“辅助从良”。这也不能说错，只是技术问题很困难。大官们的智慧已经无法在技术问题上想出釜底抽薪的好主意，所以大方向尽管朝“取缔”的路上走，走了多少，真是天晓得！

在“总则”第三条中，明文规定各县市“应自本办法颁布实施起二年来〔内？〕全部取缔完竣”。这是以二年为期，截止日期是1958年3月22日。但是，事实上，从这套办法公布到今天，已经足足九年了。九年多的日子已飘然而过，而今日的场面是公私窑子横行。（《李敖全集》第二册，《瑞典与废娼》）

我又说：

从1956年《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公布以来，到底有些什么成果呢？这是九年后的我们，不得不关心的问题。我们相信执政者的理想是朝“寓废于禁”“寓禁于管”的路线上发展的，但是我们忍不住要质问，我们有权知道九年来的成绩在哪里！

根据我私人的调查，我发现九年来“寓禁于管”的成绩非常可疑。即以台湾最有名的“有伤风化区”北投为例，偌大的北投，在1961年的公娼统计，竟是区区一百九十一名！到了1964年，数目似乎“减少”了，领有妓女许可证的变成了八十三名。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好现象，但是当我仔细一研究，却吓了我一跳！1964年的北投妓女户已经增加到近五十家，旅馆已经增加到八十家！妓女户和旅馆加起来，平均每家还分不到一名妓女！就算妓女全归妓女户，旅馆“清白”，那么每家妓女户还分不到两名妓女！用两名妓女养活一个娼寮，养活寮中的老鸨、小鸨、龟公、保镖、大茶壶这些脑满肠肥的一干人等，而还能“大业鸿开”，这似乎是不可能吧？既不可能而又事实俱在，除了私娼猖獗以外，我们还能找出第二种答案吗？

像这种公娼一二其外，私娼千百其中的现象，又岂限于“伟大”的北投？根据我的调查，全台湾有得是！随便举一个例吧：1963年1月4号的晚上，屏东警察局受“良心”和责任驱使，突击检查潮州一家叫作“凤美”的妓女户，抓到了二十三名妓女。其中只有两名是有“牌照”的，其他二十一名，不但是道道地地公娼中的私娼，并且全部都不到法定的“接客年龄”！（《李敖全集》第二册，《废娼效果知多少？》）

我又说：

按照《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今日台湾明显是在采取公娼制度。在理想方面，这套办法的基本精神是超出公娼之上的。换句话说，它的目的在用承认公娼办法来消灭私娼，再从公娼演进到废娼。基于这种立法精神，执政者乃有索性承认现实、承认公娼合法性的决定。这种决定，不客气地说，是为目的不择手段，是为权宜之计牺牲大信和大原则。从长远看，这是极不得体的做法；从短视的近功着眼，牺牲大原则而换得的“好处”，如今已证明给我们成效如何了！

在今日世界的潮流下，公娼制度本来早就是一个落伍的制度。国际废除娼妓协会早在19世纪的1875年就成立了，废除娼妓的呼声，已变成近代争取人权运动的一个主要音响。在国际废除娼妓协会中，我们也派过代表，前年9月还在雅典开过会，这都表示了我们否定娼妓制度的明朗趋向。在这种趋向下，我们实在看不出“一面高倡废娼，一面允许公娼”的做法，有什么高明的依据；我们实在不能相信这种做法有它成功的可能。

《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立法时的伟大目标是“两年内全部取缔完竣”，可是事实上的结果是“九年无成，流莺满地”！被政府准许的公娼，反倒成了合法的作奸犯科的逋逃薮！管理妓女办法的巧妙利用，反倒成了假“公”济“私”，掩护黑暗现象的护符！

《管理妓女办法》中明明规定“不得诱迫质卖妇女为妓女”，明明规定“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可是三峡地方的一个小养女，在1964年3月到12月短短八个月里，居然先后被辗转贩卖四次，贩卖的地点都是“合法的”公娼！

又如台中清乐园妓女户的一个妓女，被押进来的时候，押款是一万二千元，约定要接客四千二百次，才能“抵押完毕”。这种残忍、这种丑恶，执行的地点，不在别处，又是在“合法的”公娼！

《公娼制度管理办法》公布九年后的今天，已“沦落”至此，真可说意想不到。这时候，我们再回看当时执政者“用承认公娼做手段，以达到废娼为目的”的设计，我们不得不说是完完全全失败了、上当了。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废娼理想，已经“失身”于《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而《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又被“诱骗”于公娼制度；而公娼制度，又被“贩卖”于私娼和老鸨子龟儿子。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的聪明的法令设计者、能干的治安维护者、勤快的舆论传声者，集体在老鸨、龟公、保镖、大茶壶面前吃了一次大败仗。我们不能不惭愧！

（《李敖全集》第二册，《公娼的黑暗》）

妇职所怪梦

如今，从严家淦在1956年立法要求“两年内全部取缔完竣”以后，九年过去了，十九年过去了，二十六年也过去了，严家淦从省主席变成“行政院长”了，从“行政院长”变成“副总统”“总统”“前总统”了——可是，我们的废娼效果呢？我们的“两年内取缔完竣”呢？好长的“两年”啊！

可是，这种失败与失信，并没给国民党大官人任何反省与教训，他们照样还是老套——兴致来了，就雷厉风行到北投禁娼；可是兴致一过，北投还是北投，大官人还是大官人，私娼的花灯还是若隐若现，公娼的绿灯还是半明半暗，警局的红灯还是眼开眼闭，《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还是一张废纸！

在国民党大官人的禁娼梦里，最一厢情愿的一场，是办理“妇职所”的“德政”。

“妇职所”成立的目的，是收容十二到十八岁（后来延伸到二十岁）的雏妓，施以三个月（后来延伸到六个月）的职业训练，希望她们出所以后能在社会上从良。“妇职所”吸收人员的标准本是“自愿接受辅导习艺”的，但自成立以来，所谓“自愿”，竟是警察局押送来的，当然问题也就由此而生。

十多年来，“妇职所”多次发生少女越所案。1979年8月那一次台风夜，十名少女锯断铁栏杆而逃。她们动作之明快英勇，实开这次土城看守所十名壮汉锯断铁栏杆而逃的先河。

她们为什么要逃？为什么逃了以后要重操旧业？为什么没逃成的出所以后也要重操旧业？这些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绝不是国民党大官人想的那么简单，以为抓来一训练，就“救济”成功了。存有这种一厢情愿想法的人，他们的脑筋，正是订定《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诸公的翻版。如今，这一翻版翻到今年的4月，台北市社会局决定停办“妇职所”了，一场十多年的怪梦终于不了了之了。

但是，“妇职所”的怪梦不止在台北市社会局，这种怪梦全岛都有。国民党大官人的怪梦，只是初醒，并没全醒。

刘峰松的悲天悯人

看了刘峰松的《雏妓哲学家》，实在可以全醒了。峰松在这篇文章里，深入而生动地探讨雏妓的心理与处境，使我们读了，为之泪下动容。峰松说：

好多无照妓女，都被强制送到斗南“妇女习艺所”，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说，她们不怕送法院，不怕送拘留，最怕送斗南。既然是“怕”去，可见那种场所标榜的“技艺训练”，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想去、拒绝去，而违背教育基本原理强迫她们去，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可言。送她们到习艺所原是要救她们脱离火坑，可是她们主观上把习艺所看成更大的火坑，常集体脱逃，岂不是大笑话吗？

峰松在法院做观护人多年，但他却悲天悯人地，最后写下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面对着倩倩这位小女孩的遭遇，心情都会相当沉重的。每个人都会同情倩倩，悲悯她的身世，悲悯她的家庭，也悲悯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会为她的无知、她的沉沦、她的自我糟蹋，感到惋惜与痛心；会想协助她、提携她，并期待她过上正常少女有的——黄金般的、有梦的、绮丽的、圣洁而纯真的生活。可是，如果由您处在笔者这样一个官方社会工作者的立场，也得承认会有一种无力感和倦怠感。要拯救倩倩这样的雏妓——她的躯体和灵魂，是需要多少条件来配合，而种种条件的成就又是多么困难啊！

如果笔者逼得紧，要倩倩在鱼工厂和辅育院之间，做一选择，她会回鱼工厂的。但想象得到的，倩倩在满十八岁后，就可以正式领到“执照”，可以合法下海伴舞，可以合法下海执酒壶，也可以合法投身绿灯户。这样，笔者不过是刁难她，而多让她那白嫩的小手给鱼刺刺伤而已！如果笔者打马虎眼，她能在中山北路，从一段到七段过着“志”趣所在的生活；以她的孝顺，能多给她母亲一点钱；假日回家时，弟妹们拿着她的大礼物，个个笑口常开，皆大欢喜。

笔者——一个曾经的观护人，为什么常要陷于矛盾、迷惑和痛苦呢？为什么当时不悄悄告诉她：

“倩倩，去吧！照你的意愿去做，想回头时再回头。记得常回家看你的娘，多塞给她钱；注意健康，小心怀孕；有空要上礼拜堂，愿上帝保佑你！”

读了峰松这几段动人的文字，对雏妓问题，我们怎能不用整个社会结构的观点去看呢？雏妓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个雏形，没有解决其他相关的问题，也单独解决不了雏妓的问题。不认清这一点，光想从雏妓方面下功夫，不但无补实际，甚至对她们有害。国民党大官人，醒，醒，醒！

1982年4月10日

中国命研究

自序

这部分《中国命研究》，共收有四十四篇文字，和前面《中国性研究》一样，有学术性的，也有通俗性的，全部是环绕在中国命定生死等各方面的论述。不管信命也好、不信命也罢，不论哪一方面，它的肇始之点都和命有关，因此我把它们集合起来，成为此书。

这部分大略可分几组：

第一组《为中国人信命寻根》《反符瑞》《李鼎彝〈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书后》，是对中国命定思想的基本讨论和发挥。

第二组《“有如白水！”》是对中国思想中发誓的考证，用违誓与否来决定自己的祸福，这也是命定的一环。

第三组《我看老天爷》《有眼识泰山》，是从具体的“天”“山”等着眼点来观察命定生死。

第四组《要生死有关于天下》，是以一个“卒老死于布衣”的伟大知识分子做例，以辨生死。

第五组《孔融“父母于子无恩论”申义》《上吊吊出来的问题》，是从亲子着眼点来辨生死。

第六组《“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老董的悲剧》《你才孤寒呢！》《他真有帝王气象了！》《昏君也会殉国呢！》《“似曾小小兴亡”》《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西太后怕什么？》《“亡国”与“亡天下”》《闻道南京似弈棋》，是从帝王兴废着眼点来观察命定生死。

第七组《死的是我？》《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别开“死”面》《“诅咒别人死”？》《你只能死一次》《不老·不死·尸》《还我万岁！》《奴才学发微》，是从寿考生死着眼点来讨论和发挥。

第八组《李斯传新读》《招了再说》《〈狱中杂记〉今译》《“宰白鸭”》《要清白，请长寿！》，是从狱里生死着眼点来讨论和发挥。

第九组《“愿身成骨骨成灰”》《“不仅仅为了面包”》《“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敲碎张杰的牌位》《中国真人的没落》《地藏菩萨的本愿》《菩萨就只好打倒他》《敌友江湖》《“退敌学”举隅》《把敌人出版》《小人·小人·打小人》《经典排名战》《从犀牛看政治》，是一些相关的讨论和发挥。

自来有关命的研究，本就不易，《汉书·外戚传》说得好：“孔子罕言命，盖难言之。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在“幽明之变”上，今我对天地、阴阳、日夜、善恶、贤愚、人鬼等的理解，实已超迈古人。我个人博学多闻，饱更忧患，“识乎性命”，早在孔子之上，现以此书聊示几许。知我者，孔夫子。

1990年3月5日

为中国人信命寻根——对王充宿命思想的一个观察

王充（27—约99），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他是后汉的太学生，家里很穷，买不起书，很多书都是站在书店里看来的。

王充的时代，思想都是儒家的一统局面。他能在这一统的局面里写出《论衡》来表示异议，实在是很优秀的。

王充是中国汉朝思想界的明星，正如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所称道的“旷世超奇出上虞，《论衡》精处古今无”。王充的伟大，在于他风格独具，思想不遵传统的绳墨，勇于疑古论今。

王充的思想，在《论衡》里完全流传下来。例如在《奇怪》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怀疑稷母履大人迹而生，而说：“贵人之气，更禀贱物之精，安能精微？”又在《论死》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论死生，则以死者现神，必着殓时之衣。人即有鬼，岂衣服之仍形？他于《书虚》篇中疑孔颜同登泰山，以望闾门之事；《感虚》篇中疑杞梁之妻哭城城崩之伪；《语增》篇中疑武王伐纣，兵不血刃之有问题；《谴告》篇中疑灾异之无关人事；《商虫》篇中谓虫灾之由于人谋不臧，并更明言当时学风的妖妄……凡此种种，都是《论衡》中的不凡的思想，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但在王充的思想中，他对宿命思想，却有着不太相称的议论，使我们感到宿命思想深入人心，即使在很卓越的思想家身上，都未能免。以王充而论，王充反对儒家的天道说，反对灾害应于人事说，反对天人感应说，反对因果报应说，反对神仙说，反对鬼神祸福说……他在思想上有这么宽的打击面，可是面对起宿命思想来，他却不能打击。虽然他相信的宿命，不外是人的死生、寿夭、贫富、贵贱、幸与不幸、遇与不遇等方面，认为这些全不是人力所能主宰；虽然他不相信命运可以宿到能够预知的程度，虽然他不相信可以有趋吉避凶的造命的程度——但他究竟是一个推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近似的信仰者，仍跳不出宿命思想的网罗。可见这种思想的深入人心，到了何种程度！虽高杆如王充，也要被绊一跤！

两条路线的斗争

但是，王充的宿命思想，并不是很单纯的宿命思想，而是为反抗另一种思想而强化了的武器。在王充的时代，迷信极为盛行，儒家思想被“天人感应”挂帅，一股有意志的天道观把思想界全盘扣住。王充认为这是要不得的，所以他提倡一种自然的没有意志的天道观。他说：

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使应政事，是有为，非自然也。（《论衡·寒温》篇）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论衡·谴告》篇）

“应政事”“谴告”就是天能对人做什么祸福之事。当时人相信天可以对人做什么什么，人也可以对天做什么什么（感天）。王充批评这种思想，他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论衡·物势》篇）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万物之生，含血之类，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恬淡无欲，无为无事者也……至德纯渥之人禀天气多，故能则天自然无为……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黄帝尧舜大人也，其德与天地合，故知无为也。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而冬不为藏。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物自成藏。汲井决陂，灌溉田园，物亦生长。沛然而雨，物之茎叶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泽，孰与汲井决陂哉？故无为之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为也，气和而雨自集。（《论衡·自然》篇）

王充这些话，根本目的在推翻“天地故生人”的“故”字，“故”就是有意的、有意志的、有目的的。王充推翻了这些。王充认为真相乃是天“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人事天是不管的。

偶

在推翻“故”字的同时，王充推出一个“偶”字。“故”是有意的，“偶”是无意的。王充说：

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则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何以验之？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或曰：“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曰：“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反使相贼害也。”或曰：“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故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气使之然也。”曰：“天生万物欲令相为用，不得不相贼害也，则生虎狼蝮蛇及蜂虿之虫皆贼害人，天又欲使人为之用耶？”……凡万物相刻贼，含血之虫则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齿牙顿利，筋力优劣，动作巧便，气势勇桀。若人之在世，势不与适，力不均等，自相胜服。以力相服，则以刃相贼矣。夫人以刃相贼，犹物以齿角爪牙相触刺也。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则诛；胆小、距顿，则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论衡·物势》篇）

王充这个“人偶自生”“物偶自生”的思想，目的就在表示天是无意志的。因为天若有意志，要造就该造个完美的世界，又何必造个“相贼害”的世界呢？

“有幸有不幸”而已

正因为一切是没有意志的，所以人间的祸福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只是“有幸有不幸”而已。王充说：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论衡·幸偶》篇）

他又举例说：

孔子门徒七十有余，颜回早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称不幸，则知长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圣贤之道，讲仁义之业，宜蒙福佑。伯牛有疾，亦复颜回之类，俱不幸也。蝼蚁行于地，人举足而涉之。足所履，蝼蚁苲死；足所不蹈，全活不伤。火燔野草，车轹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举火行有适然也。由是以论痈疽之发，亦一实也。气结板积，聚为痈，溃为疽，创流血出脓，岂痈疽所发，身之善穴哉？营卫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猎者张罗，百兽群扰，或得或失；渔者罾江湖之鱼，或存或亡。或奸盗大辟而不知，或罚赎小罪而发觉。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同上）

这些“有幸有不幸”的现象，既不是有意志的天安排的，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又该怎么解释呢？

“皆由命也！”

王充提出的解释是“命”字。王充说：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贫贱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或时才高行厚，命恶，废而不进；智寡德薄，命善，兴而超逾。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

世俗见人节行高，则曰：“贤哲如此，何不贵？”见人谋虑深，则曰：“辩慧如此，何不富？”贵富有命，福禄不在贤哲与辩慧，故曰富不可以筹䇲得，贵不可以才能成……故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世之论事者，以才高当为将相，能下者宜为农商。见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毁于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是必乏于才知。”殊不知才智行操虽高，官位富禄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时举事而福至，人谓才智明审；凶衰祸来，谓愚暗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禄也。（《论衡·命禄》篇）

既然一切都是命，所以王充的结论是：“信命者，则可幽居俟时，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犹珠玉之在山泽。”（《论衡·命禄》篇）这是告诉人们，山里的玉、河里的珠，生来就是贵重的。它们不必自贵，人自贵之！人的命，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等着就好了，“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王充是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为有这样的结果，便不是宿命了，而是可“求”的命了。王充说：

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祸，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恶而得福，是性恶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使吉命之人，虽不行善，未必无福；凶命之人，虽勉操行，未必无祸。（《论衡·命义》篇）

世俗的说法是：

世谓受福佑者，既以为行善所致；又谓被祸害者，为恶所得。以为有沉恶伏过，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天地所罚，小大犹发；鬼神所报，远近犹至。（《论衡·祸虚》篇）

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论衡·福虚》篇）

王充却反驳这种说法，他是不相信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的。因为这种说法的成立，必有赖于天人感应，有赖于天道的意志性。他既然根本否定了天道是有意志的，当然就不相信会有福善祸淫的情况了。

用小迷信打大迷信

看了王充的宿命思想，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似乎在用一种小的迷信（宿命）理论来推翻一种大的迷信（天人相感）理论，有点像尼采似的，在用一种新的玄学来推翻一种旧的玄学。相对地说，小的迷信和新的玄学，的确比它们所要推翻的来得高明一点。在王充的时代里，以他的处境和学力，所能做到的极限就是如此。设想在当时由官方带头的迷信大运动里，由御用学者逢迎的思想大反动里，王充能够敢于对“世书俗说，多所不安”，而要“幽居独处，考论实虚”，而要“心涌，笔手扰”地发之于著作，我们就不能不对他佩服了。我们虽对他的“大智”有所苛责，但对他的“大勇”，可就真的没话说了。

1984年5月2日

反符瑞

汉朝大思想家王充，在举国一致的符瑞迷信里，曾有这样反对符瑞的话：

夫太平以治定为效，百姓以安乐为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百姓安者，太平之验也。夫治人以人为主，百姓安而阴阳和，阴阳和则万物育，万物育则奇瑞出。视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则平矣，瑞虽未具，无害于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验，立实以效。效验不彰，实诚不见，时或实然，证验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实，不必具验；圣主治世期于平安，不须符瑞。（《论衡·宣汉》篇）

后代整天曲学阿世的知识分子，诬指王充推翻当时的天人感应之说的目的，在“为皇帝解除精神威胁，或可成为他进身朝列的凭借”（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这真是厚诬古人了！符瑞说也是天人感应说的一部分，反对符瑞就是反对钦定思想，这要冒多大的危险？要“进身朝列”，何不像这种知识分子那样以“逢君之恶”起家呢？又何必唱冒杀头危险的反调呢？

由于国民党御用文人对王充的厚诬，可以约略看到：国民党怎样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颠倒黑白、蒙混真知。如今到处又是一片符瑞之象了，到处是张灯结彩，到处是报喜不报忧，到处是吉祥话儿，甚至无知的党外人士办刊物，也学会把蒋经国当选和“黄历上百年难逢的双春双雨水”扯在一起，而“为1984年赦天下卜卦”（5月1日《关怀》第三十期）了！这种现代符瑞的迷信大雾，简直愈来愈浓了！我实在看不过去、看不顺眼，我真要写它几句。我要昭告天下说：“别以为这个岛上都是谄媚的、迷信的人啊！我李敖就不来这一套！我李敖就是例外！千百年后，岛孤人孤之后，总要有个真正的明白人留名下来！那个人，除了李敖，还他妈的有谁呢？”

1984年5月2日

李鼎彝《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书后

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李鼎彝）

现在我要讲的命字，不是生命的命，是命定的命。关于命定的学说由中国哲学史看来，约分四派，即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

什么叫宿命呢？这是老庄哲学的主张，他认为人生的富贵贫贱寿夭，智愚贤不肖，在一生下来，自然界就有一定的安排。人们只有遵依着这安排去走，绝不用个人的力量改造或去改进，并且也不能以人力改变或改进。但是这种安排是谁来主宰呢？这却引起一个“天”的问题，“鬼神有无”的问题。在周秦时代，对于天的学说，向分两派。一派是认为天是人格神，他有意志，他能生杀祸福。人能积善修德即可获天之佑，否则罹天之殃。这便是天志明鬼论。此种主张的人，相信敬天可以致福，明鬼可以有祥，所以他们不相信生下来就有一个命定的安排。相反的，信命定的人认为人的一生，事前即有一定的安排，自然不是渺小的人力所能左右的。何况这种安排，不是有谁在那做主宰。天是无意志的，是混沌的、自然的、不能生死祸福人的。命的安排，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安排，没有什么神鬼在那里管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不信鬼神，不信天有意志。天是一个自然天，浑然一气。命是自然的安排，人却必得遵依它。

宿命论既然确定命的安排为人生之不可逃避的现实，于是他们消极了，返璞归真了，不争什么富贵功名了，更不求满足什么耳目口鼻的欲望了。这自然造成厌弃现实反对文明的态度，要人人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听命运的摆布与安排。但是有人要问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莫非这四十万人前生注定同时该被活埋而死？宿命论者答说，一个人有他的命运，一个国也有他的国运。国运坏了，个人的运也随着坏了。赵国国运已坏，所以赵降卒四十万随着他们的国运一同牺牲。同时又有人要问，这种命的安排，是不是提前可以预知呢？宿命论的哲理派答复说，这不能。可是流辈靠命定论吃饭的人，却用什么八字、面相、骨相、卜筮来推测，可以先知；可以利用人的生辰时日，预知人的一生祸福。这自是流风所及，没有哲理价值的东西，但其势力却至今日尚普遍地在民间流行着。

什么叫正命呢？这是孔孟的主张，此派对于命的是否前定，他们存一怀疑态度。不可知的，他们不喜欢去研究它，所以“子罕言……命”。同时他们对于天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所以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又说：“鬼神其为德，其盛矣乎！”不过孔孟相信人类是进步的，文化是要保持的，所以他们本着教育家立场认为富贵寿夭，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不要太强求。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正是尽人事；“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又正是不安命守分。所以他们对于富贵利达，要安分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这便是安命的讲法。但是孔孟一谈到做人，那便不安分起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人不一定可致富贵，但人一定可以希圣希贤。圣贤是属之我，富贵是属诸外。归之我者当努力尽其在我，不应知足，不应画地自守；属诸外者，一听自然，信命运摆布，这叫杀身成仁——杀身正是安命，成仁便是尽其在我。不安命，所以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个“正”字，便是不求富贵，利达听诸天命，却要正心修身，希圣希贤，不信命运，这就叫作正命说。古今来大英雄大豪杰、大圣大贤，完成伟大人格，造福人类国家，“功成不受赏，富贵若浮云”的气概，全是正命说的表现。

什么叫造命呢？中国的哲学，后来发生混合现象，儒道混，儒墨混，甚至儒道墨佛混。所以一面在信鬼神，一面又在信命。一面在焚香拜祷，求神灵菩萨保佑；一面在听天由命，不去巧用机关。造命论便是混合的产品，他们相信命是有定的，但同时要信神求佛，行善好义，才可以得佛保佑，因祸为福，遇难成祥。你命定应该无子，孩子应该夭折，但你广行好事，敬佛信神，可以有子孙，可以得永年。这种说法在教育上诚然有它的功用与苦心，但在哲学上却没有大地位。袁了凡四训中对这个论法说得很详尽，很足以代表造命论的说法。并且这种学说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势力非常的大，信徒非常的多。人们全在那儿有心为善，希求得偿。

什么叫非命呢？凡是宗教家多主张此说，认为人的祸福寿夭，有上帝做主宰。上帝和人一样，可以喜怒可以生杀。你多行不义，必得祸；积善之家，有余庆。命定说是没有的，不过他们的非命，不似今天科学家认为人可以胜天，他们是多种善因可以获天之喜悦而降福泽于你们，不独现世，甚至来世。

上面这四种说法在今天都各有它的力量，不过多相混淆，不容易找出它的清楚界限。大概教育学者相信正命的人多，而一般民众则相信宿命与鬼神混而为一者多。究竟哪样主张为是，尚有待于好学者研究。

书后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都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冯友兰、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

爸爸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后来被聘为吉林六中校长。当时教育界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而社会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曾在吉林女中、吉林一中、吉林大学讲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调查局坚持要查禁，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文星垮后，改由传记文学社出版（这篇长序，题目叫《爸爸·我·文学》，被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

当年的大学文凭。——有印花，没照片。

爸爸生在1899年（民国前十三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死在1955年，死在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任上。在刚来台湾那一年（1949），他在台中一中做过一次讲演，就是这篇《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这篇只是讲演的提要，漏掉了许多举例与故事，比起讲演来失色不少。爸爸的口才极好，但是文字并不怎么样。

这篇讲稿中的最大特色，是爸爸讨论中国人信命的矛盾性。中国人一方面固然相信子夏所谓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在死生富贵以外，却有很强的“造命”味道。修桥、造路、施粥、济穷，这些做好事以求好报的做法，就不是宿命的，而是改造命运的。孟夫子说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不站在要倒的墙旁边），如果信宿命论，一切命中注定，要被压死，要躲也躲不了，可是孟夫子却要人躲，这是相信命可以改造；孟夫子又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同样相信命可以改造，同样不相信宿命论。但他们在死生富贵方面，却都信宿命，这是他们又聪明又糊涂的地方。爸爸的演说里，能把这种矛盾与差异点破，可说是他的卓见。

爸爸一生倾向信命，但在“平均公民”之上，信而不迷。我对他这一倾向，颇不以为然。但他究竟是思想迷惘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抽样，且为我最熟悉的抽样，因此我内“举”不避，要以他为“例”了。

爸爸死后七个月，我曾把这篇《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发表在台大的《大学杂志》卷一第五期（1955年11月15日）里。如今快三十年过去了，我把它重刊出来，算是一种非世俗方式的纪念。古人说：“伤心失故老，回首望中原。”在“故老”已失之日，对“中原”的“回首”，也就愈来愈渺茫了。

1984年5月2日

“有如白水！”

《东周列国志》记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最后在渡河返国的河边，把跟了他多年的日用器材，下令丢掉。他说：“吾今日入晋为君，玉食一方，要这些残敝之物何用？”这一无情，引起跟他多年的狐偃的不满。狐偃字子犯，是晋文公之舅，也叫咎犯、舅犯。《东周列国志》写这一故事如下：

狐偃私叹曰：“公子未得富贵，先忘贫贱，他日怜新弃旧，把我等同守患难之人，看作残敝器物一般，可不枉了这十九年辛苦！乘今日尚未济河，不如辞之，异时还有相念之日。”乃以秦公所赠白璧一双，跪献于重耳之前曰：“公子今已渡河，便是晋界，内有诸臣，外有秦将，不愁晋国不入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从无益，愿留秦邦，为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双，聊表寸意。”重耳大惊曰：“孤方与舅氏共享富贵，何出此言？”狐偃曰：“臣自知有三罪于公子，不敢相从。”重耳曰：“三罪何在？”狐偃对曰：“臣闻‘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肖，使公子困于五鹿，一罪也；受曹、卫二君之慢，二罪也；乘醉出公子于齐城，致触公子之怒，三罪也。向以公子尚在羁旅，臣不敢辞。今入晋矣，臣奔走数年，惊魂几绝，心力并耗，譬之余笾残豆，不可再陈；敝席破帷，不可再设。留臣无益，去臣无损，臣是以求去耳！”重耳垂泪而言曰：“舅氏责孤甚当，乃孤之过也！”即命壶叔将已弃之物，一一取回，复向河设誓曰：“孤返国，若忘了舅氏之劳，不与同心共政者，子孙不昌！”即取白璧投之于河曰：“河伯为盟证也！”

这一“取白璧投之于河”“河伯为盟证”的发誓行为，是古人向鬼神打交道的必须奉献。古人向鬼神“缴手续费”，就是用玉；为了表示真的给了鬼神，就把玉敲碎或丢到河里。这种“宁为玉碎”是很令人心疼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有的就要在鬼神有确实反应后才真的交出玉来。《书经》里记周公之言曰：“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你答应我，我就把玉给你；你不答应，我就拿玉走了）。”这种儿童式的讨价还价，就是“惜玉”的一个证明。晋文公如今“取白璧投之于河”，就是来真的，不是小气的。这段故事，《左传》别有记载：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晋文公），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这当然是流亡各国的吹牛说法），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有如白水！”的“有如”句法，是古人发誓的套语，综合出来，颇有趣味。《左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以璧祈战于河。”十三年：“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乃行。”襄公二十五年：“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定公六年：“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子曰：‘阳虎若不能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哀公十四年：“子行抽剑，曰：‘需，事之贼也！谁非陈宗？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乃止。”《晋书·祖逖传》：“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这些例子，都是证明。

《史记·晋世家》说：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臣犹知之，况于君乎？请从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国，所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乃投璧河中，以与子犯盟。

可见《左传》中的“有如白水”，就是《史记》中的“河伯视之”。“河伯视之”者，发誓有河神见证也！古人发誓“有如河”“有如大江”等等，都是指有河神见证的意思（《国语》中所谓“‘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沉璧以质”的话，自是同一意思）。

《左传》旧注说晋文公发“有如白水”的誓，是“言与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也。犹诗言谓予不信，有如日”，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有如白水”是有鬼神意思的，而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从字面上望文生义，是会发生错误的。

上面这个用归纳法做出的小考证，意在举例说明古书应该怎么读。望文生义地读古书，是会闹笑话的。

1984年8月22日晨四点半

我看老天爷——中国的天的一个综合观察

中国文字有一个大缺点，就是许许多多的词汇，是没有明确的定义的。许许多多的词汇，它们的意义变化无定，一会儿是这，一会儿又是那，好像是个变形虫阿米巴（ameba）。所以，要了解这些词汇究竟指的是什么，必须借助于高明的方法与解说。

以中国人对“天”的思想来看，中国人分别表现在“天”“帝”“上帝”等词汇上面，我们必须对这些词汇做一番排比与归纳，才能体会出它们的真义。例如《诗经》《书经》中“天”“帝”“上帝”的出现次数高达四百二十一次，可见这种观念的深入人心，值得仔细地探讨。探讨的方式之一，就是先尽量给这些词汇予以范围、予以确定，以先求得它们的真义。

在没求得它们的真义以前，胡乱使用这些词汇，很容易进入一团迷雾里，对中国思想的了解，也就“可怜无补费精神”了。

所以，能掌握住高明的方法与解说，才能掌握这乱成一团的中国思想，才能从迷雾里走出来，做光明的导向。

“神性”的“天”

中国人对上天的看法，一开始是很模糊的，常用的字眼是“天”“帝”“上帝”。

但这种“天”“帝”“上帝”，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耶和华那种上帝（虽然现代的华洋教棍们常常附会说：“中国古籍中的上帝就是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这种上帝是比较明显的，中国人的上帝最初却没有耶和华那样明显的具象。虽然具象不明显，但仍可看出他的“神性”意味、人格性的意味。《诗经》《书经》里说“敬天之怒”“逢天惮怒”“畏天之威”“唯恭行天之罚”“天命靡常”“天命匪解”“天命诛之”“天降慆德”“天降丧乱”“天亦哀于四方民”“皇矣上帝”“昭明上帝”“上帝监民”“闻于上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等等，都显示了中国古代的上帝，是有意志的、有情绪的，他发起威风也不在耶和华之下。《诗经》《书经》中记录人对上天的歌颂，诚惶诚恐的语气，也活像《旧约》中的记录；而《书经》里“天乃赐禹洪范九畴”等话，也活像《旧约》中上帝赐摩西的十诫。所以，中国古人眼中的上帝是“神性”的，只是神得有点模糊而已。

群神

但是，“天”也好、“帝”也好、“上帝”也好，并不是这样的大神一位。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除这位模模糊糊的特大号以外，还有别的杂牌。楚大夫观射父答楚昭王的一段传说，最可注意。观射父说：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谓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国语·楚语》）

这种“民神不杂”，表示最初管老百姓的官和管神的官是两分的，是不混在一起的。“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之下，给群神解决“处”（居所）、“位”（祭位）、“次主”（排名）的问题，于是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可是：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祭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

这种“民神杂糅”，表示传说中从黄帝之子（少皞）、蚩尤之徒（九黎）以后，这种两分变为混同了，混同到“民神同位”了，神甚至要“狎民则”（搞起人间那一套）了，以致颛顼不得不出面解决，命“南正重”管神的事，命“火（北）正黎”管老百姓的事，重新把人神“绝地天通”（划清界限），回复到原有的境界。

这位楚国大夫这段话，使我们得到了三点结论：

一、古代的神，是群神，不是单一的神。

二、神可以降祸福、受享祭，是有人格的神。

三、神可以闹到与人“同位”，可以“狎民则”，是有人性的神。

这三点结论，使我们联想到古代希腊的群神，和他们的人格与人性。古代希腊的群神是胡闹的，胡闹得与凡人无异，完全“无有严威”，完全“不蠲其为”（不干神该干的事）。这种相似，不是很好玩吗？

怎么冒出来的？

古代中国群神中，有头有脸的，有这些：

一、天神（叫天、叫帝、叫上帝、叫皇天，是许多神里最大的神）。

四、风神（给天神传消息的，就是凤。“凤”和“风”本来是一个字）。

五、山川神（水旱瘟疫之灾，和他有关）。

六、风雨神（管日月星辰，管风调雨顺）。

七、蚕神。

八、其他的一些专属的神。

这些神，他们的出身大都和祖先有关，都是人死以后变成的，变成的方法是上帝分封的，或是自然就冒出来了。

以天神为例：《书经》有“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的话。“格于皇天”就是商汤得伊尹辅佐成功，升配于天的意思，可见天神是人的祖先变的。

以地神为例：《左传》注说：“土为群物主，故称后也。其祀句龙焉。”句龙是共工氏之子，可见地神也是人的祖先变的。

以谷神为例：谷神叫后稷，后稷根本是周朝的始祖，原来叫弃。唐尧使他做稷官（土地的官），号曰后稷。后稷开始传了十五代，就到了周武王，就得了天下。可见谷神也是人的祖先变的。

祖先变神仙

关于中国人对上天的看法，从文字学上，可以告诉我们不少真相。“天”字在古文字中，本来是一个像人形的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在金文（盂鼎、彔伯戎敦、毛公鼎）中，都是如此。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天》中说：“殷虚卜辞作……所以坟其首者，正特著其所象之处也。”“帝”字在古文字中，“象花萼全形”，“示生殖紧盛之义，与祖字象生殖者同”。“祖”字的左边“示”字是崇拜，右边的“且”字是男人生殖器。这些字眼，都跟人和生殖有关。再查《诗经》《书经》，有“文王在上，于昭于天”“三后在天”“对越在天”“桓桓武王……于昭于天”等等，显示了“帝”死后也就加入了“天”的行列。这些证据告诉了我们，在古代，“天”“帝”“祖”这些字眼间，距离是多么近。

在甲骨文中，殷人“祀帝”“祀祖”是很明显的，但“祀天”就不明显。这说明了最早的“天”，是近于“帝”的；最早的“帝”，是近于“祖”的。“天”的观念、“帝”的观念，只是祖先神的观念。

所以，当我们看到《诗经》《书经》里那些统治者祭祀的情况，那些有牲畜等供品的奉献，就可以了解，祭天和祭祖对中国人无疑是一回事。

“天”的扩大

在周朝统一以后，中国才开始有像样的统一王朝，才开始有严密的君臣之分。于是，“天”的观念才开始扩大。换句话说，中国最早的上天观念没有那么大。

随着统一的局面，周朝不但接收了商朝的领土，也接收了商朝的鬼神。于是，不但人间的政权扩大了，天上的神权也扩大了。

《书经·盘庚中》记统治者盘庚对臣民的训词，有一句警告说：你们的祖先跟过我的祖先，你们若不听话，“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我的祖先就会找你们的祖先算账，你们的祖先就会不要你们了，不管你们死活了！）这种心态，是典型的“诉诸祖先”的模式，最值得我们的注意。

在这种“诉诸祖先”的模式里，证明了：

一、死后的祖先，会成为鬼神。

二、鬼神之间，仍有从属关系。

三、鬼神可对活人施福降祸。

所以，地上的统治者，凭着他们可以通天的本领，打着死人的旗号，来统治活人。

可是，到了春秋以后，诸侯的权力变大了。他们开始自行通天了，不劳天子代劳了。在《左传》里，我们可以看到“天祸许国”“天未绝晋”“天实置之”“天奉我也”“天祸郑国”“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等话。这时候的“天”的观念，显然已不是“帝谓文王”（《诗经》）时代的专利了，“天”已经开始能同天子以外的巨公们打交道了。这真所谓“天低皇帝远”了。

“天”的修正主义

不但“天”扩大了，有关一切天的事、神的事，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有了修正主义，例如：

一、在求神问卜方面，殷人最多，甚至定期祭祀每年高达三百六十次。后来就没那么频繁了。道具方面，用龟卜的习惯也渐渐减少，用别的代替了。

二、在祭祖方面，古代人要离开家，在清净地方斋戒几天。后来就没有这样麻烦了。

三、在祖先象征方面，古代人要用活人扮成祖宗模样，坐在上面，给大家祭。后来只祭牌位就好了。

四、在祭品消耗方面，古代人要把整只的牛羊猪狗给烧到火里、埋在土里或淹到水里，真是所谓“牺牲”。后来的人就小气了，牲畜不但很少以整只出现，并且祭完了以后，由人代鬼神受用了。

五、在祭品项目方面，例如古代要献鬼神以玉器，为了表示真的交出来，就把玉敲碎或丢到河里。后来的人就舍不得了，就宁不为玉碎了，就根本取消了。

六、在祷告用语方面，古代人和神之间，有时候会发生讨价还价的情况，周公就在祭祀时向祖先说：“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你答应我，我就把玉给你；你不答应，我就拿玉走了。）后来这种儿童式的讨价还价取消了，人在祷告里只说需求，不做试探了。

封禅的花样

在这些修正里，“天”是最特殊的，因为他最模糊。在一般人的感觉里，他高高在上，远不如其他的神跟他们那样长相左右、那样亲近，所以一般人也就不太买他的账。一般人是不祭他的，祭他留给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去做，这叫高高在上对高高在上。统治者祭“天”，叫“郊祀”。

因为“天”在天上，所以祭他的地方愈高愈好，愈高就离他愈近。当时人们相信最高的山是泰山，“登泰山而小天下”，可见泰山之高。虽然泰山实际上不过是一座小山，在中国的高山里是小老弟，但是古人不知道，所以要上泰山祭天。

上泰山祭天，有专门名词。在山上的祭叫“封”，在山下的祭叫“禅”，混在一起叫“封禅”。事实上“禅”是祭地，但在祭天大典中，祭地就给吸收了。

封禅观念最早见于《管子·封禅》篇。齐桓公称霸后，想封禅。但是管仲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古代圣王封禅，有十五种祥瑞出现，像东海有比目鱼、西海有比翼鸟等等。现在我们没有这些，怎么好封禅呢？于是齐桓公就死心了。

到了秦始皇出现，他自负得很，要封禅，结果走到半山，碰到雷雨，弄得扫兴而归。

到了汉武帝出现，他又继承这种封禅的观念。《史记》有《封禅书》专写这种大事。在这一方面，人们愈来愈笼罩在迷信的大雾里。

上帝排行榜

在秦汉大统一以前，中国的天神是地区性的。《列子》中有“楚人鬼而越人机”的记载，可以显见中国南方天神的地区性。《史记·封禅书》中有八神将的记载，可以显见中国东方天神的地区性。但是随着政权的扩大，神权也跟着扩大了。秦朝的原始地区性的神只是公元前8世纪前用马来祭的白帝；可是到了公元前7世纪，就加进青帝了；到了公元前5世纪，又加进黄帝、炎帝了。到了公元前3世纪，汉朝得了天下，汉朝的开国者——

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称。”帝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汉书·郊祀志》）

汉朝开国者说等他来了才凑足五帝的数目，这种“天人合一”的气派，随着政权统一的局面，愈来就愈闹大了。到了汉武帝时候，又听了妖人谬忌的主意，在五帝之上又冒出一个太一，是个特大号的神。后来又杠上开花，在太一之上，加上天一、地一。这是公元前2世纪的事。六百年间，神权以政权为函数，变成政权的因变数，可以扩大到一至于此！最后，妖人公孙卿向汉武帝做了伟大的结论，那就是：人间的帝王修仙升天后，可以变成天上的帝王。最后的定案是：还是把太一当作唯一首席上帝，太一之下是五帝。汉武帝怕五帝太孤单了，给他们每位讨了一位老婆，叫作后土（地后）。整个天神的结构就此完工了，就是太一、天五、地王的局面。

中国人对于天神的具象，到此就登峰造极了。

玉皇大帝及其他

从汉武帝以后，“神性”的“天”在中国，分两个分支在发展着。第一个分支是愚夫愚妇的上帝与群神所象征的“天”。这个“天”，在上帝方面，从太一慢慢转移到道教的玉皇大帝的头上。玉皇大帝是天帝，也叫玉帝、也叫玉皇、也叫元始天尊、也叫上清虚皇道君，11世纪宋朝真宗的时候（1015），他被尊称作“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道教的神很混乱，道教中最早有上上太一的神，“人头鸟身，状如雄鸡”。既叫上上太一，显然是占太一神的便宜，而寓我在你上面之意。演变到后来，“人头鸟身，状如雄鸡”总不太像话，于是道貌岸然的玉皇大帝便应运而生了。从此在中国民间，真正的“天”的象征，就是玉皇大帝，具象开始明显了。

除了这种太一式的特大号神之外，其实中国人真正信的、真正亲近的，是群神，是一人一家一姓一集团一地区亲信的神。试看汉武帝明着是顶礼太一的神，骨子里亲信的神，却是他外祖母崇奉的家族小神——神君。汉武帝是中国愚夫愚妇的代表，他们心中的“天”，是太一到玉皇大帝级的，是群神级的。中国“神性”的“天”的最后流落，不过如此。

墨子的“天志”

第二个分支是思想家们的“神性”的“天”。这种“天”没有什么神的具象，既无人头，也无鸟身，更不像雄鸡了。但这种“天”却有“神性”的意味、人格性的意味。它是《诗经》《书经》里所指的那种有意志的、有情绪的、神得有点模糊的“天”。这种思想，首先出现在《墨子》的《天志》篇中，墨子主张“顺天意”如何如何、“天之意”如何如何。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然则义何从出？子墨子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墨子·天志》篇）

又说：

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则天菑将犹末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苗戾疫、飘风苦雨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天下之人不尚同乎天者也。（《墨子·尚同》篇）

董仲舒的“人副天数”

这种“天”有意志、“天”有情绪的思想，到了汉朝，被董仲舒接收了。董仲舒又加油加酱，发明出他的“人受命乎天也”的“天人合一”大体系。董仲舒说：

人之身，首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又说：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这些硬把人跟“天”做外形比附的鬼话，最后愈比愈落实了，原来“天”是人的“曾祖父也”！

董仲舒这样的比附，是有目的的，他是要“以人〔民〕随君〔主〕、以君随天”的，是要“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虽然他说天立君主，“非为王也”，“以为民也”，但是君主若是暴君，却只有待于“天夺之”，人民是不能“夺”的。“曾祖父”是可以“夺”爷爷、爸爸的，儿子是不能“夺”爸爸的。因为君主是人民的爸爸，所以人民除了叫爸爸，是休想起二心的。

天路历程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神性”的“天”，最后演变成两路：一路是愚弄愚夫愚妇的，这条路是纯神权的发展，最后归根在玉皇大帝和群神身上；一路是欺压愚夫愚妇的，这条路是顶天之命以拥护君权，最后归根在对天子的愚忠上面。这两条路，都是可悲的、黯淡的，都是中国人的不幸。

在这两条路以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呢？

有的。这第三条路，就是相对于“神性”的“天”的一条路，那就是“自然性”的“天”。

“自然性”的“天”没有“神性”的意味，没有人格性的意味。这种“天”是没有意志的、没有情绪的。在中国的思想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一股气味。《诗经》《书经》里有“亦傅于天”“翰飞戾天”“上天同云”“天乃雨”等话，这种“天”又显然没有什么“神性”。所以，又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对上天的看法，是“神性”“自然性”都有的，两者划分得有时也不明确。

梁启超说：“商周之际，对于天之寅畏虔恭，可谓至极。”后来

宗周将亡，诗人之对于天，已大表其怀疑态度，如“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吴天不平”（节南山）、“天命不彻”（十月之交）、“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旻天疾威，弗虑弗图”“如何昊天，辟言不信”（雨无正）、“昊天泰怃，予慎无辜”“天之方唯”“天之方蹶”“天之方虐”“天之方侪”（板）、“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荡）、“昊天上帝，宁俾我遁”“瞻印上帝，曷惠其宁”（云汉）。诸如此类，对于天之信仰，已大摇动。盖当丧乱之际，畴昔福善祸淫之恒言，事实上往往适得其反。人类理性日渐开拓，求其故而不得，则相与疑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说后来人怨天疑天是对的，但他未免把“天”的“自然性”太挪后了。中国古人“神性”的“天”和“自然性”的“天”早就是并存的，并不是“宗周将亡”时候，人们才把敬畏的“神性”的“天”换成了质疑的“自然性”的“天”。人们怨天疑天，往往是指那个“自然性”的“天”，但也混同了“神性”。这种“天”在上层中国人里叫“天”，叫“天道”；下层中国人里叫“老天爷”。《豆棚闲话》里骂“老天爷”说：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

这种怨天疑天的“天”，就是司马迁怨疑“天道”的民众版；这种怨天疑天的“天”，就是“神性”的“天”与“自然性”的“天”的混同，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色，虽然看来有点模模糊糊的。

孔子的“天”

这种模模糊糊的情况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孔子的时候，“天”的思想已经在转变，已经开始扩大，扩大到不但可以支援有德的统治者，而且可以支援有德的人了。在《论语》中，我们看孔子说的：

一、天生德于予。

二、知我者，其天乎？

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在孔子这种语气里，“天”仍是“神性”大于“自然性”的。因为“天”是“神性”的，所以人同“天”的关系是宗教性的，此所以有“祷”出现。到了宋朝，朱熹想把孔子的“神性”的“天”曲解成“自然性”的“天”，因此在注《论语》时说“天”即“理”字。但是清朝钱大昕就提出抗议。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即理”里反问，若天是理，那么获罪于天无所祷，就可变成向理祷告了，“岂祷于理乎？”当然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所以，孔子本人承认“天”是有“神性”的，这是定论。因为有“神性”，所以“天”是有意志的、有情绪的。孔子见了别人的小老婆（南子），他的学生子路不高兴，孔子就发誓说如果怎么怎么了，就“天厌之！天厌之！”“天”可以“厌”人，其意志性、情绪性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承认“天”是有“神性”的，对鬼神问题，孔子就无法不承认。孔子是承认有鬼神的，但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甚至“不语怪、力、乱、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很难弄清楚的。所以，可以这样近乎矛盾地说，孔子是一个“有神论的不可知论者”。

老子与庄子

比起孔子对“天”的思想来，老子、庄子显然是进步多了。《老子》中有这样的话：

一、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二、是谓配天，古之极。

三、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四、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这些话，表示“天”是有“神性”意味的。但是老子对“自然性”的兴趣，显然更大。《老子》中有许多“自然性”的话，他攻击“天地不仁”；宣传“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认定“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些话，都可看出老子真正兴趣的所在。

到了庄子，“自然性”的意味更细腻了。《庄子》中有这样的话：

一、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二、无为为之之谓天。

这是很明显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甚至一直滑到人为上：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话说到这一地步，天的“神性”一点也看不到了。

荀子的伟大思想——《天论》

到了荀子，这种“自然性”的“天”，已经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荀子》中虽然也有“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的举例，但是荀子思想的真髓，却是那洋洋满篇的《天论》。荀子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列星随旋，日月递熠，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正因为不要管天干的是什么职务，正因为要“不求知天”，所以才能“知人之所为者”，才能自助而不求天助。“天”是不能助的，因为“天”的现象是没有意义的。荀子认为人间的治乱，和“天”没有关系，因为日月星辰、寒来暑往“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和四时也没关系，因为春发夏长、秋收冬藏，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至于天上的流星、森林的怪声、日食、月食等等，只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是与人无关系的。至于天旱去求雨，求不求都是一样，“犹不雩而雨也”，也是与人无关的。荀子最光芒万丈的结论是：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这是告诉我们，把“天”看得伟大而顺从它、歌颂它、坐待它的恩赐，不如畜养它、控制它、利用它，叫它为人类服务；把天物看成就是那样的，不如用人类的心智去增加它们、改变它们。放弃人为的力量而指望“天”，那是不合乎“万物之情”的。这样的戡天参天、这样的利用厚生、这样的开物成务、这样的“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才是人类应该走的正路！

可惜的是，两千年来，由于独尊孔孟的关系，荀子的高明思想一直被忽略、冷落了。对“天”的思想虽然荀子早就为中国人做了高明的导向，虽然这种导向早就符合近代自然主义对“天”的正确看法，可是两千年下来，所生的影响却很有限。研究中国思想史，写到这儿，真不禁有点悲愤，真不禁有“天道无亲，常与愚人”之叹了！

1983年1月15日

有眼识泰山

中国人对山的思想，有很多名堂。谈到山，最顶尖的就是“五岳”。中国人说“五岳归来不看山”，表示看过“五岳”以后，天下名山尽于是矣，就不必再看别的山了。“五岳”是东岳泰山[41]、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其中最麻烦的是泰山，因为“五岳为群山之尊，泰山又为五岳之长”[42]。泰山属阴山系，起于山东胶州湾西南，向西横亘山东中部。它的名字很多，叫泰山，也叫泰岱、岱岳、岱宗、岱山、太山、大山。

封禅泰山

古人对泰山的最大花样，就是上泰山祭天。

上泰山祭天，有专门名词。在山上的祭叫“封”，在山下的祭叫“禅”，混在一起叫“封禅”。事实上“禅”是祭地，但在祭天大典中，祭地就给吸收了。

古书中解释封禅最扼要的是《白虎通》。《白虎通》有“封禅”一则，说：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泰山何？〔泰山乃〕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顺其类也，故升封者，增高也。……

封禅观念最早见于《管子·封禅》篇。齐桓公称霸后，想封禅，但是管仲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古代圣王封禅，有十五种祥瑞出现，像东海有比目鱼、西海有比翼鸟等等，现在我们没有这些，怎么好封禅呢？于是齐桓公就死心了。

到了秦始皇出现，他自负得很，要封禅，结果走到半山，碰到雷雨，弄得扫兴而归。

到了汉武帝出现，他又继承这种封禅的观念，《史记》为之有《封禅书》。在这一方面，人们愈来愈笼罩在迷信的大雾里。

有关封禅（或准封禅）的一些记录，我们一查古书，从传说到信史，便可找到一大堆，请看：

一、无怀氏封泰山。（《管子》《路史》）

二、伏羲氏封泰山。（《管子》《史记补》）

三、神农氏封泰山。（《管子》）

四、炎帝封泰山。（《管子》）

五、黄帝封泰山。（《史记》《管子》）

六、颛顼封泰山。（《管子》）

七、帝喾封泰山。（《管子》）

八、帝尧封泰山。（《管子》）

九、帝舜巡守至岱宗，燔柴祀天。（《尚书》《管子》）

十、大禹封泰山。（《管子》）

十一、成汤封泰山。（《管子》）

十二、成王封泰山。（《史记》《管子》）

以上十二起是传说，以下是信史。

十三、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封泰山，始立八神祠天齐地生。

十四、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东巡登泰山，刻石，章（彰）始皇功德。

十五、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夏四月始登封泰山。

十六、汉光武中元元年（公元56）春正月东巡狩，二月登封泰山、禅梁父。

十七、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二月，有事于岱宗。

十八、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二月，有事于岱宗。

十九、魏明帝三幸岱宗。

二十、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遣官祀东岳。

二十一、北魏高祖太和十九年（公元495），遣使祀岱岳。

二十二、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将有事于泰山，遣官行山上七十二君坛迹，命集名儒议礼。

二十三、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正月，有事于泰山。

二十四、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冬十月，有事于泰山。

二十五、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诏封泰山神为威雄将军。

二十六、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十月，有事于泰山。

二十七、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加上泰山天齐大生仁圣帝，岁一遣官祭岳祠。

二十八、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定泰山神号祀典。

二十九、明成祖永乐五年（公元1407），遣使祭东岳。

三十、明宣宗宣德十年（公元1435）五月，遗官祭东岳。

三十一、明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遣使祭东岳。

三十二、明代宗景泰三年（公元1452），遣使祭东岳。

三十三、明宪宗成化六年（公元1470），遣使祭东岳。

三十四、明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遣使祭东岳。

三十五、明武宗正德五年（公元1510），遣使祭东岳。

三十六、明世宗嘉靖十一年（公元1537），遣官祭东岳。

三十七、明穆宗隆庆三年（公元1569），遣使祭东岳。

三十八、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遣使祭东岳。

三十九、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遣官祭东岳。

四十、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东巡狩，御书东岳庙额曰“配天作镇”。

写文章给泰山看

封禅既然是大事，所以有关封禅和向泰山顶礼的文献，就何代无之了。我们试看看这些篇目：

《泰山刻石铭》秦始皇

《封禅文》汉司马相如

《东封泰山记》汉光武帝

《泰山封禅仪记》应劭

《请封禅疏》魏蒋济

《请封禅疏》晋卫瓘等

《有司奏请登封疏》晋书礼志

《封禅议》梁许懋

《祭岱岳文》魏孝文帝

《祭岱岳文》高允

《封泰山玉牒文》唐高宗

《封泰山玉牒文》唐玄宗

《纪泰山序铭》唐玄宗

《为齐州父老请陪封禅文》骆宾王

《大唐封禅颂》张说

《封泰山玉牒文》宋真宗

《加青帝懿号诏》宋真宗

《广生帝君赞》宋真宗

《御祝文》宋真宗

《泰阴亭碑铭》宋真宗

《天齐仁圣帝碑铭》晁迥

《祭东岳文》欧阳修

《祈雨东岳文》（三篇）曾巩

《谢雨泰山文》曾巩

《洪武十年初建国祭泰山文》明太祖

《洪武十一年秋报祭泰山文》明太祖

《洪武二十八年讨广西蛮酋告泰山文》明太祖

《洪武三十年讨西南苗民告泰山文》明太祖

《永乐五年征安南告泰山文》明成祖

《宣德十年时祭泰山文》明宣宗

《正统元年即位祭泰山文》明英宗

《正统三年时祭泰山文》明英宗

《正统九年祷雨祭泰山文》明英宗

《景泰三年河决祭泰山文》明代宗

《景泰六年灾渗告泰山文》明代宗

《成化六年旱告泰山文》明宪宗

《成化十三年灾渗告泰山文》明宪宗

《成化二十一年地震告泰山文》明宪宗

《弘治四年旱祷泰山文》明孝宗

《弘治七年河决祷泰山文》明孝宗

《御制重修东岳庙碑》明孝宗

《正德五年旱告泰山文》明武宗

《正德六年水旱盗贼告泰山文》明武宗

《嘉靖十一年祈嗣告泰山文》明世宗

《嘉靖十七年毓储谢泰山文》明世宗

《嘉靖三十二年河决告泰山文》明世宗

《嘉靖三十三年河工告成谢泰山文》明世宗

《嘉靖三十三年灾变告泰山文》明世宗

《隆庆三年水灾告泰山文》明穆宗

《万历元年即位告泰山文》明神宗

封禅以外的种种

泰山有很多峰，其中最高的是丈人峰。丈人是太太的爸爸，为什么叫丈人峰呢？原因是唐玄宗封禅泰山时候，命张说做“封禅使”，张说的女婿郑镒乘机从九品官一下子升到五品。唐玄宗很奇怪，问他怎么突然升得这么快。郑镒不好意思，答不出来。有人说：“此泰山之力也！”表示是丈人做泰山封禅使而裙带来的官。从此以后，中国人称丈人也叫泰山；相对的，丈母娘就叫泰水了[43]。

泰山在中国是第一名山，《诗经》里有很多歌颂泰山的句子[44]。孔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45]，又在将死的时候唱歌，说：“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46]泰山的出名和孔子有关系。孔子是山东人，他和泰山是“同乡”。

古代人受了交通与知识的限制，眼界是不够的，所以，泰山就变成了中国东部人眼中最高的山。到了秦朝以后，开始以中国西部的眼光，登记群山，才山外有山。秦始皇以秦国的门户山——崤山——为界，把东边分成太室、恒山、泰山、会稽、湘山五个山，西边分成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渎山七个山。泰山的地位虽然没降低，但是毕竟名过于实了。

对于山，中国人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也是充满了敬畏的。《国语》里记孔子的话，说：“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可见对山的敬畏，已经一至于此了。在这种敬畏下，中国人是不敢“有眼不识泰山”的。泰山在中国思想史中有它独特的地位，实在值得研究。在封禅以外，有三个主题，最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三个主题就是：一、泰山主生；二、泰山主死；三、泰山地狱。

泰山主生

战国秦汉以后，中国人对泰山的思想，愈来愈复杂，因为相信泰山和“天帝”之间有亲属关系，关系有两种，一种是说天帝是泰山神的外孙（《列异志》），一种是说天帝是泰山神的祖父（《博物志》）[47]，所以泰山又叫“天孙”。不管哪一种说法，泰山都是有神性的。但是，泰山神成为这种显赫的山神，也是经过演变的、夺权的。古代也有别的山神，像河南的嵩山神“霍太山”神等[48]。这种神能“为祟”，使国家生旱灾，能兴灭人家国、生死人物。后来其他山神被山东的泰山神通吃了[49]。

在中国人眼里，泰山是永生的象征，这叫“泰山主生”。泰山神是青帝[50]，是乘青龙的大帝，并且传说唐尧就做过这种梦[51]。中国帝王对泰山的封禅，除了表示对天的崇敬外，主要的意义是求永生、求不死之术，所谓“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52]。所以封禅便找上山中老大——泰山——的头上来了[53]。

在《大山镜铭》里，有这样的话：

上大（泰）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澧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兮直上天，受长命，寿万年，宜官秩，保子孙[54]。

这种愿望，是中国人普遍的愿望。这种“受长命，寿万年”的思想，都随着泰山而憧憬、而寄托、而仙登。所以，泰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屏障、一种使生命安全的倚恃。中国人相信“泰山石敢当”，这种思想都是从“泰山主生”的观念来的[55]。

泰山主死

中国人相信“泰山主生”，但人人都有生必死、永生无缘，于是，不得已求其次，求其实际，中国人又相信“泰山主死”了。中国人相信泰山是人死后归魂的地方[56]。

泰山碧霞宫西边有邓都峪，俗叫鬼儿峪，就是传说中的归魂所在；泰山顶西边有望乡岭，就是传说中死人怀念家乡的所在。

乐府曲调有一种《泰山吟》，是一种挽歌。正因为人死灵魂归于泰山，所以才有这种曲调。中国人相信“泰山主死”，这种思想是源远流长的。

秦始皇时候，曾“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57]。“八神”是古来的神，其中第一是天主，第二是地主，地主祠“泰山梁父”。人死入地，所以泰山便和人死有关。泰山神是有编制的，带头的是府君，就是泰山府君，这是道教的观念[58]。晋朝以后，佛教起来了。佛教的阎王[59]夺权成功，于是阎王就取代了泰山府君，变成了阴间的头子。综合起来，泰山神其实经过多次夺权变化：

一、由许多山神大一统，总归户到泰山神。

二、道教打泰山神主意，把泰山神变为泰山府君。

三、佛教又打泰山府君主意，把泰山神变成阎王，并把泰山地狱化。（民间搞不懂，所以有一路是相信天帝以下是阎王，为天子级；阎王以下是泰山府君，为总理级；再以下是五道神，为部长级）。

四、在道教佛教的山神大战中，道教把泰山府君升格为东岳大帝，另外来个崔府君维持府君的旧称，但是职权是“判官”级的。

五、在道教佛教的山神大战中，不单在理论上大战，而且在庙宇中混战。这种混战，在泰山的岳麓岱庙[60]、酆都庙中就激烈展开，北京的东岳庙[61]更集了大成，这些庙崇奉东岳大帝。正因为泰山跟人死有关，所以才有这种称呼和规模。东岳庙的特色是地狱造型[62]，这又全是佛教森罗殿的框框。

泰山地狱

阎王既然要占泰山的山头，所以，东岳泰山和地狱的关系，在佛经里，也就开始做细部的结合。在汉晋的佛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话：

布施济众则命终魂灵不入太山地狱。（《六度杂经》）

泰山地狱饿鬼畜生道。（《佛说八吉祥神咒经》）

死后当入太（泰）山地狱。（《佛说鬼子母经》）

福尽还入泰山地狱。（《出曜经》）

于是，好好的一座山，就同地狱发生牵连，开始地狱化了。

在中国旧传说里，“泰山主死”的作业是山上有“金箧玉策，能知人之年寿长短”（应劭《风俗通义》），但是佛经窜出来后，复杂的地狱行政系统就接管简单的山神故事了，阎王的“生死簿”也就取代“金箧玉策”了。

这种转变与思想，在《西游记》中有生动的描写。《西游记》描写孙悟空一天睡觉时：

……睡里见两人拿一张批文，上有“孙悟空”三字，走近身，不容分说，套上绳，就把美猴王的魂灵儿索了去，踉踉跄跄，直带到一座城边。猴王渐觉酒醒，忽抬头观看，那城上有一铁牌，牌上有三个大字，乃“幽冥界”。美猴王顿然醒悟道：“幽冥界乃阎王所居，何为到此？”那二人道：“你今阳寿该终，我两人领批，勾你来也。”猴王听说，道：“我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已不伏他管辖，怎么朦胧，又敢来勾我？”那两个勾死人只管扯扯拉拉，定要拖他进去。那猴王恼起性来，从耳朵中掣出宝贝，晃一晃，碗来粗细。略举手，把两个勾死人打为肉酱。自解其索，丢开手，抡着棒，打入城中。得那牛头鬼东躲西藏、马面鬼南奔北跑，众鬼卒奔上森罗殿，报着：“大王！祸事！祸事！外面一个毛脸雷公，打将来了！”

慌得那十代冥王急整衣来看，见他相貌凶恶，即排下班次，应声高叫道：“上仙留名！上仙留名！”猴王道：“你既认不得我，怎么差人来勾我？”十王道：“不敢！不敢！想是差人差了。”猴王道：“我本是花果山水帘洞齐天大圣孙悟空。你等是什么官位？”十王躬身道：“我等是阴间天子十代冥王。”悟空道：“快报名来，免打！”十王道：“我等是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忤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悟空道：“汝等既登王位，乃灵显感应之类，为何不知好歹？我老孙修了仙道，与天齐寿，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为何着人拘我？”十王道：“上仙息怒。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敢是那勾死人错走了也？”悟空道：“胡说！胡说！常言道：‘官差吏差，来人不差。’你取生死簿子来我看！”十王闻言，即请上殿察看。

悟空执着如意棒，径登森罗殿上，正中间南面坐下。十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簿来查。那判官不敢怠慢，便到司房里，捧出五六簿文书并十类簿子，逐一察看。赢虫、毛虫、羽虫、昆虫、鳞介之属，俱无他名。又看到猴属之类，原来这猴似人相，不入人名；似赢虫，不居国界；似走兽，不伏麒麟管；似飞禽，不受凤凰辖。另有个簿子，悟空亲自检阅，直到那魂字一千三百五十号上，方注着孙悟空名字，乃天产石猴，该寿三百四十二岁，善终。悟空道：“我也不记寿数几何，且只消了名字便罢！取笔过来！”那判官慌忙捧笔，饱掭浓墨。悟空拿过簿子，把猴属之类，但有名者，一概勾之，摔下簿子道：“了账！了账！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界。……

这猴王打出城中，忽然绊着一个草纥缝，跌了个踵。猛地醒来，乃是南柯一梦。才觉伸腰，只闻得四健将与众猴高叫道：“大王，吃了多少酒，睡这一夜，还不醒来？”悟空道：“睡还小可。我梦见两个人来此勾我，把我带到幽冥界城门之外，却才醒悟。是我显神通，直嚷到森罗殿，与那十王争吵，将我们的生死簿子看了，但有我等名号，俱是我勾了，都不伏那厮所辖也。”众猴磕头礼谢。自此，山猴多有不老者，以阴司无名故也[63]。

孙悟空这种“强销死籍”的故事，正是中国人泰山地狱思想的最好显示。尤其“阴间天子十代冥王”中，有阎罗王、泰山王等细分的名号，更显示了这个“泰山专案”如何愈变愈复杂。所谓“十代冥王”，据《群书拾叶》的“阎魔十王”说法，是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五管王、阎罗王、变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转轮王，和《西游记》的说法有出入，显然是泰山地狱思想的复杂演变的结果。泰山地狱思想的深入人心，在此就愈来愈具体化了[64]。

以上以泰山为实例，看中国人的山思想、生与长生思想、死与地狱思想，以及道教思想与佛教思想的竞争，可以看到许多有趣的组合。我写这篇《有眼识泰山》，就是给这种组合做一个示范。用它来告诉中国人，要怎样追踪自己的思想，要怎样读活书、写活文章。只有用这种方式去读书得问，寻根追源，我们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

1984年4月29夜

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长短。

《太平广记》据《列异传》说：

临淄蔡支者，为县吏，曾奉书谒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见如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具如太守……付一书，谓曰：“掾为我致此书与外孙也。”吏答曰：“明府外孙为谁？”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孙，天帝也。”掾出门，乘马斫之，有顷，忽达天帝座太微宫殿，左右侍臣俱如天子。支致书讫……帝曰：“君妻卒经几年矣？”支曰：“三年。”帝曰：“君欲见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户曹尚书敕司命，辍蔡支妇籍于生录中，遂命与支相随而去。乃苏，归家，因发妻冢，视其形骸，果有生验。须臾起坐，语遂如旧。

自哀平之际而谶纬之书出，然后有如遁甲板山图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泰山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之孙，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长短者。其见于史者，则《后汉书·方术传》：许峻自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泰山请命。《乌桓传》：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泰山也。《三国志·管辖传》：谓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辞《怨诗行》云：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闲乐未央，忽然归东岳。陈思王《驱车篇》云：魂神所系属，逝者感斯征。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云：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应璩《百一诗》云：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然则鬼论之兴，其在东京之世乎？

它在朝阳门外，是一个“奉旨修建”的最大庙宇，占地三十余亩。正殿之外，东西跨院，七十二司，包括了各界天地诸神。平常每月初一、十五，开放两天。善男信女，络绎于朝阳门内外大道。临时赶庙的五行八作的摊贩，星罗棋布地摆于庙内庙外各个角落。香烟缭绕，喧哗一片。大街路南有“十八层地狱”，用泥塑木制的。上刀山，下油锅，望乡台，奈何桥，刀、锯、斧、磨……惟妙惟肖，形象逼真，光怪陆离，荒诞不经。每年正月间开放的半个月，游人如梭，香火鼎盛。尤其幼时受一般的迷信传说，到这里一看，随时觉得胆战心惊。此庙在“沦陷”前夕唯全部佛像已被拆毁，今已一部改了小型手工业工厂，一部为一般贫民所占居，已没有庙期了。

东岳庙的十八层地狱，在建造之初，甚至是有机关、有活门的，游客不小心，会有坠入地狱的恶作剧。后来吓坏过人，就封存了。这是我小时候亲自在东岳庙听说的。

幽冥境界，乃地之阴司。天有神而地有鬼，阴阳轮转；禽有生而兽有死，反复雌雄。生生化化，孕女成男，此自然之数，不能易也。今有花果山水帘洞天产妖猴孙悟空，逞恶行凶，不服拘唤。弄神通，打绝九幽鬼使；恃势力，惊伤十代慈王。大闹森罗，强销名号。致使猴属之类无拘，猕猴之畜多寿，寂减轮回，各无生死。贫僧具表，冒渎天威。伏乞调遣神兵，收降此妖，整理阴阳，永安地府。谨奏。

郁离子观于岳词，怅然叹曰：“悲哉！先天之道隐而鬼神亦受人之诬也！而况于人乎？”管豹问曰：“何也？”郁离子曰：“若下闻圣人之言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礼之祭也。今也又从而为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诬且亵乎？夫人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祸淫，天之道也。使诚有鬼司之，犹当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礼之祈而淫纵其祸福于其所不当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浊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要生死有关于天下

刘献廷（1648—1695），字继庄，别号广阳子，北京人。王源《刘处士墓表》说：

相传其先为吴人，曾祖以上俱无考。处士颖悟绝人，博览，负大志不仕，不肯为词章之学。年十九，亲殁，挈家而南隐于吴。

初，吴有高僧说法，士人醵金，从之讲法华。处士闻之与焉，坐食顷，伏几而齁。僧说罢，处士齁亦罢。明日复往如故，众窃笑。僧诧曰：“客何为者？”呼与语，则大惊，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处士夷然登座不让，畅衍厥旨，众大说。僧率众蒲伏，愿为弟子。处士笑曰：“吾正若误耳，岂为浮屠学者哉？”拂衣去，由是从者日众。

又说：

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赀数千金，以交游济危难散去。邻舍一女子许字，夫贫，流于外，母将改聘之，女誓不从。处士闻之恻然，时仅余药肆一廛，立鬻金，寻其夫，赠使婚娶，而家益贫。久之，西南大乱，民惶惑不聊生，处士乃入洞庭山，学益力。乱定，妻张氏旋卒。于是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

刘继庄在乱世中，全力研究学术，考察山川，访问遗老志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65]

刘献廷在史地与音韵方面，功力尤深。《清史稿》说他：

其学主经世，自象纬、律历、音韵、险塞、财赋、军政，以逮岐黄、释老之书，无所不究习。与梁溪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余，实用则未也”。

后来他到了湖南，正欲结合同志，著书立说，竟然死去，年仅四十八岁。

关于这四十八岁的说法，全祖望《刘继庄传》中别有索隐。全祖望说刘继庄——

……晚更游楚，寻复至吴，垂老始北归，竟反吴卒焉。昆山徐尚书善下士，又多藏书，大江南北宿老争赴之。继庄游其间，别有心得，不与人同。万隐君季野，于书无所不读，乃最心折于继庄，引参《明史》馆事。顾隐君景范、黄隐君子鸿，长于舆地，亦引继庄参《一统志》事。继庄谓：“诸公考古有余，而末切实用。”及其归也，万先生尤惜之。予独疑继庄出于改步之后，遭遇昆山兄弟，而卒老死于布衣。又其栖栖吴头楚尾间，漠不为枌榆之念。将无近于避人亡命者之所为，是不可以无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盖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66]

又说：

予之知继庄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继庄也以万氏。及余出游于世，而继庄同志如梁质人、王昆绳，皆前死不得见。即其高弟黄宗夏，亦不得见。故不特继庄之书无从踪迹，而逢人问其生平颠末，杳无知者。因思当是时安溪李阁学，最留心音韵之学，自谓穷幽探微，而绝口不道继庄与修龄。咄咄怪事，绝不可晓。何况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后，并其出处本末而莫之详，益可伤矣！近者吴江征士沈彤，独为继庄立传。盖继庄侨居吴江之寿圣院最久，诸沈皆从之游。及其子死无后，即以沈氏子为后。然其所后子，今亦亡矣！故彤所为传，亦不甚详。若其谓继庄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继庄弱冠居吴，历三十年，又之楚、之燕，猝死于吴。在壬申以后，则其年多矣！盖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彤盖得之家庭诸老之传，以为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则虽揣其人之不凡，而终未能悉其生平行事。

照全祖望的说法，刘继庄“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我认为刘继庄根本就在以惊人的大学问做地下活动，他那样被当时学者们一边佩服一边又予疏远，真的原因，是那些学者怕惹祸上身。刘继庄生在清朝统治中国后五年，在北京长大。他目击了新统治者的可恶，因思有以报复。他奔走四方，所结交的都是当时的不合作主义者。此外，他对反清的郑成功公然佩服，他说郑成功是诸葛亮、郭子仪、岳飞以后第一人；他又佩服反清的史可法、瞿式耜，看不起“输诚”的洪承畴、黄梧、吴伟业之流。这种心态，推而广之，甚至使他对帮助吴三桂反清的王辅臣、刘玄初等人，也深致佩服。他的用心，岂不非常明显吗？

刘继庄虽然有志未酬，“而卒老死于布衣”，并且老死得神秘兮兮，但他的博学与心志，却在死后慢慢被人重新认定。王源《刘处士墓表》说：“生死无关于天下，不足为天下士；即为天下士，不能与古人争雄长，亦不足为千古之士。若处士者，其生其死，固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刘继庄生逢乱世，以惊人的大学问做地下活动未能成功，但他这一精神，却是三百年后的我们的最佳示范。刘继庄真的生死有关于天下了，他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在暴政下要决心跟它作对——用经世的学问跟它作对、用至死方休的地下活动跟它作对。“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67]在大小之间，完成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作为“天下士”“千古之士”的有心人，岂不正该如此吗？

1984年11月2日

孔融“父母于子无恩论”申义

2至3世纪的孔融（153—208），字文举，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第二十世孙子，他“幼有异才”，十岁时就登门见李膺。《后汉书》写这段故事，说：

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来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孔融十六岁就坐了牢，为的是通缉犯张俭到孔家来避难，孔融替哥哥孔褒做主，收留了张俭。事发后孔融说他该负责，孔褒说：“彼来求我，非弟之过。”他们母亲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一门争死”，侠义感人。后来皇帝决定由孔褒负责，孔融就出了狱。

孔融做青州刺史，被袁谭围攻。自春至夏，守城的只剩下几百人了，危在旦夕，但是他“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陷之夜，他妻子被俘，他得以逃出。

孔融反对恢复肉刑，反对曹丕私纳袁绍儿媳妇，反对曹操禁酒……跟曹操不合。小人郗虑从中搞鬼，最后由路粹罗织孔融罪名，说他“招合徒众，欲规不轨”，说他“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大逆不道”。于是孔融又第二次入狱，最后全家被杀，年五十六岁。《后汉书》记这一惨剧始末如下：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

孔融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又是“建安七子”的龙头老大。在政治见解上，他不脱名士气，“理不胜词”，并不怎么高明。但在哲学见解上，他的“父母于子无恩论”，倒是最有气派的。他最后殉道而死，主要罪名也就在此。在路粹检举孔融罪状后，曹操“宣示孔融罪状令”中下结论：“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融传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如缻器，寄盛其中。……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结论这样一下，就杀人了。

在孔融的“父母于子无恩论”之前，王充《论衡》中就有了先声。王充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就正因为王充相信夫妇不是有意生子女，而只是“情欲动而合”（性欲冲动性交）的产物，所以他这种开明观念，也最能引动其他开明人士的看法。果然到了孔融的时候，这位孔夫子的二十代孙子，居然提出了青出于蓝的惊人议论，他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缻中，出则离矣”的话，是更进一步，把母子关系看成了把东西寄放在瓶子里的关系，说得更露骨了。

在王充、孔融以后，文献中这类议论，钱钟书《管锥编》曾举例如下：

《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以生为寄，故要见得父母未生时面目。黄檗一僧有偈与其母云：‘先时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为寄宿处，其无情义、灭绝天性可知！”盖不知孔丘家儿早有“寄物”“寄盛”之喻，较“寄宿”更薄情也。古希腊诗人亦谓：“汝曷不思汝父何以得汝乎！汝身不过来自情欲一饷、不净一滴耳。”（If thou rememberest, O man, how thy father sowed thee……Thou art sprung from incontinent lust and a filthy drop.）[68]后世诗文中，习见不鲜，举数例以概。17世纪英国名作：“汝子被诃，倘不服而反唇曰：‘何故生我？我初未乞求诞生也！汝将奚如？”（what if thy son/Prove disobedient, and, reproved, retort，/“Wherefore didst thou beget me？I sought it not！”）[69]又一剧二角色相语，甲云：“若翁生汝，汝则杀之，足以报施。”（Cutting his throat was a very gund return for his begetting you.）乙答：“老革初未尝计及生我，渠只自求快意耳。”（Twas forhis own sake, he ne’er thought of me in thebusiness.）[70]《海外轩渠录》言小人国法令谓父母生子女出于情欲（by the motives of concupiscence），故子女于亲不必有恩义（obligation）[71]。当世波兰小说申母诫未嫁女毋外遇致有孕，曰：“吾不欲家中忽添婴儿。”（But I don't want kid here.）女怫然答：“汝之生我，几曾先事询我愿不乎！”（You didn't ask me if I wanted to be born.）[72]一意大利小说中母责女曰：“汝对阿父语，不得如此。”（Guarda che non dovresti rispondere cosi a tuo padre.）女藐之（alzava le spalle.）曰：“我初未求出世，汝二人专擅，遽使我生。”（Io non avevo chiesto di venire al mondo.Mi ci avete fatta venire.）[73]吾国旧号“孝治”，故率言如孔融者不多耳[74]。

另一方面，以父母立场发言的，钱钟书也别有举例：

18世纪英国才妇（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致其女（the Countess of Bute）书曰：“汝不必感我诞育为人，正如我不谢汝惠临出世。俗见多妄，每以孝思绳子女，吾生平绝口未尝道之。”（You are no more obliged to me for bringing you into the world than I am to you for coming into it, and I never, never made use of that Common-place（and like most commonPlace, false）argument, as exacting any return of affection-Letters.“Everyman’s Library”，400）母氏劬劳，而持此论，尤罕事也。

这种以父母立场的发言，在20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一番讨论，这是由汪长禄引起的。汪长禄写信给胡适，说：

大作（《我的儿子》）说“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这和孔融所说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子之于母亦复奚为”差不多同一样的口气。我且不去管他。下文说的，“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这就是做父母一方面的说法。换一方面说，做儿子的也可模仿同样口气说道：“但是我既来了，你不能不养我教我，那是你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我的恩谊。”那么两方面凑合起来，简直使亲子的关系，一方面变成了跛行的义务者，他一方面变成了跛行的权利者，实在未免太不平等了。平心而论，旧时代的见解，好端端生在社会一个人，前途何等遥远，责任何等重大。为父母的单希望他俩的儿子，固然不对。但是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成一个“白吃不还账”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吧。

现在我且丢却亲子的关系不谈，先设一个譬喻来说。假如有位朋友留我在他家里住上若干年，并且供给我的衣食，后来又帮助我的学费，一直到我能够独立生活，他才放手。虽然这位朋友发了一个大愿，立心做个大施主，并不希望我些须报答，难道我自问良心能够就是这么拱拱手同他离开便算了吗？我以为亲子的关系，无论怎样改革，总比朋友较深一层。就是同朋友一样平等看待，果然有个鲍叔再世，把我看作管仲一般，也不能够说“不是待我的恩谊”吧。

大作结尾说道：“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话我倒并不十分反对。但是我以为应该加上一个字，可以这么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单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为什么要加上这一个字呢？因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和那“悌弟”“信友”“爱群”等等是同样重要的。旧时代学说把一切善行都归纳在“孝”字里面，诚然流弊百出。但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划在做人事业范围以外，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够做一个堂堂的人。换一句话，就是人若要做一个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个不孝之子不可。总而言之，先生把“孝”字看得与做人的信条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为“孝”字虽然没有“万能”的本领，但总还够得上和那做人的信条凑在一起。何必如此“雷厉风行”，硬要把它“驱逐出境”呢？

前月我在一个地方谈起北京的新思潮，便联想到先生个人身上。有一位是先生的贵同乡，当时插嘴说道：“现在一般人都把胡适之看作洪水猛兽一样，其实适之这个人旧道德并不坏。”说罢，并且引起事实为证。我自然是很相信的。照这位贵同乡的说话推测起来，先生平日对于父母当然不肯做那“孝”字反面的行为，是绝无疑义了。我怕的是一般根底浅薄的青年，动辄抄袭名人一两句话，敢于扯起幌子，便“肆无忌惮”起来。打个比方，有人昨天看见《每周评论》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说道：“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做父母的孝顺儿子。”久而久之，社会上布满了这种议论，那么任凭父母老病冻饿以至于死，都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无非看见旧式家庭过于“束缚驰骤”，急急地要替它调换空气，不知不觉言之太过，那也难怪。从前朱晦庵说得好，“教学者如扶醉人”，现在的中国人真算是大多数醉倒了。先生可怜他们，当下告奋勇，使一股大劲，把他们从东边扶起。我怕是用力太猛，保不住又要跌向西边去。那不是和没有扶起一样吗？万一不幸，连性命都要送掉，那又向谁叫冤呢？

胡适的答复如下：

“父母于子无恩”的话，从王充、孔融以来，也很久了。从前有人说我曾提倡这话，我实在不能承认。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我才想到这个问题上去。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地替社会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福，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我所说的，是从父母的一方面设想的，是从我个人对于我自己的儿子设想的，所以我的题目是《我的儿子》。我的意思是，要我这个儿子晓得我对他只有抱歉，绝不居功、绝不市恩。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绝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

先生说我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作一个“白吃不还账”的主顾，这是先生误会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这个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来，叫他们不要把自己看作一种“放高利债”的债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驱逐出境。我要问先生，现在“孝子”两个字究竟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丧的儿子（古书称为“主人”）。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戴上高粱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称他作“孝子”。

我的意思以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里，故战阵无勇、莅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这种学说，先生也承认它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意想以为“一个堂堂的人”绝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绝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易卜生的《群鬼》里有一段话很可研究（《新潮》第五号第851页）：

（孟代牧师）你忘了没有，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

（阿尔文夫人）我们不要讲得这样宽泛。应该说：“欧士华应该爱敬阿尔文先生（欧士华之父）吗？”

这是说，“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种信条，但是有时未必适用。即如阿尔文一生纵淫，死于花柳毒，还把遗毒传给他的儿子欧士华，后来欧士华毒发而死。请问欧士华应该孝顺阿尔文吗？若照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念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在今日可不能不成问题了。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至于先生说，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说：“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做父母的孝顺儿子。”这是他自己错了。我的诗是发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并不曾教训人家的儿子！

总之，我只说了我自己承认对儿子无恩，至于儿子将来对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不管了。

上面这些文献，都是“父母于子无恩论”引发出来的，或不谋而合出来的。我把它们集合在一起，以见古今中外智者的几个断片。

1984年12月4日

上吊吊出来的问题

1962年母亲节那天，一个父亲吊死了。

据5月13日的《自立晚报》，经过是这样的：

久病未愈药费困难

不忍太累子老父竟悬梁

〔本报讯〕老人久病不愈，兼以医药费用太多，不愿其子负担过重，于今日凌晨3时许悬梁自缢身亡。案由警二分局报请检察官验尸处理中。

老人的名字叫张成，年高七十二岁，北市人，住在昆明街204号。因二年前生下癌症，请遍了中西医为之医治，但都无法治愈，病况日渐严重。家中的境况并不太好，子孙成群。所以老人不愿增加家人的负担，在今日凌晨3时许，趁家人熟睡之际悬梁自尽。等到5时许被发觉时，老人已死去多时。家属随即向警二分局报案，现检察官正在验尸处理中。

这个悲剧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引起什么纷扰和刑责。它像其他成千成万的小悲剧一样，闪烁了一下，就晦暗了——一个颇有胸怀与气魄的老头儿，就这样悲壮地离开了！

这条新闻给我很大的感触。我觉得，社会上对这个悲剧没有产生无谓的反应，实在不能不说是在观念上的一点现代化。因为在古代，一位老人家的自杀很容易惹出许多无谓的反应，我举一个例：

《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记于定国的父亲：

……为狱吏，决狱平。罗文法者，皆不恨。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好，养姑（婆婆）甚谨。姑欲〔改〕嫁之，〔妇〕终不肯。姑为邻人曰：“孝妇事吾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连〕累彼，奈何？”遂自经死。姑女告妇杀母，捕孝妇验治，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太守竟论杀孝妇！

这位老婆婆因为怕连累孝顺她的儿媳妇而自杀，结果反倒害了儿媳妇！

另一个例子更妙了：

《后汉书》卷一〇六《循吏传》记孟当：

……为户曹吏。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姑以寿终。夫女弟（又是小姑）诬妇，讼县郡。不加察，结正其罪。〔孟〕当知枉状，言于太守，太守不理。尝哀泣外门，因谢病去。妇竟冤死！

这又是无谓的反应的一例。

这些故事都说明一点，就是只要老人家不死得明明白白，交代清楚，那么，在身边伺候的人就要倒霉！

从这些故事的对比下，主张复兴中国文化的人，可曾想到你复兴了什么？愿复兴什么？又能复兴什么？

“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

《孟子·梁惠王》中有这么一段：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治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我小时候读《孟子》，读到这段他老先生引《书经·汤誓》的话，就为之一震。这段话，《孟子》原文是：“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书经》原文是：“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意思都是因为暴君说过“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的话，老百姓恨他，才说出“这太阳什么时候完蛋？我们宁愿同你一起完蛋”的怨恨之词。老百姓恨统治者，恨到宁愿同他一起同归于尽，其恨之深也，明矣！

《伊索寓言》里有《黄蜂和蛇》（The Wasp and The Snake）故事，说一只黄蜂坐在一条蛇的头上，不停地用刺去刺这蛇，几乎要了蛇的命。蛇在要死要活之中，想不出办法去此顽敌。忽然间，一辆满载木材的货车过来了，蛇就把头凑到车轮下了。蛇的最后名言是：“让我和我的敌人，同归于尽。”（“I and my enemy shall thus perish together.”）

自有人类以来，敌我关系，厥有三焉：一为你死我活，二为大家一起活（你我全活），三为大家一起死（你死我不活）。演变到最后一种，当然均非所愿。但是，当你碰到的敌人，竟是不入流水准的时候，你除了“予及女（汝）偕亡”外，也就别无选择了。

人生的一大谑画是，你无法选择敌人。有时候，你的敌人就是跟你同“酱”在一个岛上，你无所逃也不屑于逃。日正当中，你只好含笑和他们斗斗斗，虽然两败俱伤，他妈的也没什么鸟紧。

1984年1月2日夜

老董的悲剧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中，统治者的地位，是在人神之间的。《左传》中记师旷说：“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这就是说，统治者的身份是承上启下的。就因为这种承上启下，所以要“忠于民而信于神”（《左传》季梁的话）。如果做不好，就“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左传》曹刿的话）。闹到最后，就“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左传》刘定公的话）。这样的统治者就要垮台了。

不怕“人怨”怕“天怒”

但是，对统治者而言，所谓“神怒民叛”，他怕的是前者而非后者。民的“叛”，是很难的。一叛就即惩治叛乱条例一下，所谓叛，就不成其叛了，最后就只好化为“怨”而已。于是“神怒民叛”，就演变为“天怒人怨”了。

但是，“人怨”是小事，“天怒”又怎么办呢？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公元前662年），“有神降于莘”，《国语》中记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

这就是说，当统治者无道的时候，作为神的，就不再施福了，而要跑去看热闹，然后降祸了。神的降祸，可以使统治者垮台。这种“天怒”比“人怨”厉害得多了，统治者自然不得不小生怕怕了。

灾异

表现“天怒”的解释，到了汉朝人手里，变得细腻起来了，就是所谓“灾异说”。董仲舒[75]是这种思想的掌门人，他说：

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曰：“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入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这是说天是很仁慈的，它不立刻惩罚人，而是先警告一下；警告无效，再吓唬一下；吓唬无效，“其殃咎乃至”。天惩罚人是分梯次进行的，是给人缓冲时间的。

天人相感

从因果观点看，灾异的来源，是恶性循环的，这叫“天人相感”。董仲舒说：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己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董仲舒是绝对尊重统治者的。他明说“以人〔民〕随君〔主〕，以君随天”；明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但是怎么“屈君”呢？“屈君”的力量，只有来自天。统治者无道，是“天夺之”的，天又怎么“夺”之呢？

如此制衡

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董仲舒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的目的，是向专制帝王制造“精神威胁”“把权源纳入正轨”。认为董仲舒抬出天来制造制衡，其实这是给古人戴高帽了。对一个满脑“罢黜”什么、“独尊”什么的专断论者，对一个满口“以人〔民〕随君”“屈民而伸君”的拍马大王的人，我们是不能这样溢美的。

董仲舒的王牌理论是提倡“春秋大义”。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立场是尊王攘夷，提倡《春秋》就是提倡君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明明是主张一切“一统乎天子”的，“一统乎天子”就是一人专权、中央集权，结果就是“君者，权也”的。汉初的统治者并不喜欢儒家，汉高帝轻视儒生，甚至要“溺儒冠”（朝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但是得到天下后，发现儒家思想最便于作为统治的“润饰”，所以外儒内法就势在必行。于是，从汉高帝到汉武帝，从叔孙通到董仲舒，便很自然地花对花、柳对柳起来。董仲舒是“以经术润饰吏治”（《汉书·循吏传》）的，这完全是投统治者所好的。至于他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也只是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而已。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这是古往今来人人的希望，这算不得政治上的制衡。制衡君权要有像样的办法，灾异又叫什么办法呢？

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议论。主父偃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于是汉武帝把董仲舒给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是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伥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这真是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

三结合

所以，这种制衡关系纵使有，在董仲舒的思想里也是很可怜的。因为所谓制衡，说来说去，只不过是一点灾异而已。用灾异来制衡统治者，岂不太空洞了吗？

董仲舒不但在灾异说上面无法造成制衡，相反的，真正“一统乎天子”的思想大建构，竟还出自此公之手。他是真正把“同级迷信”同“高段统治”结合的人。我们试看他的立论：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这是以“阴阳”“五行”“四时”三结合来立论的。

在阴阳方面，董仲舒明说纲常[76]之道“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所以旱灾来了，表示阳对阴的一种讨厌表示；日食来了，表示阴对阳的一种犯上表示。

一切阴阳都是天人相感的，自然一点也不自然，是大有文章的。

在五行方面，“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所以，要“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大小、广狭，所以观天道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在四时方面，是五行中除土以外的四行，各主四时中四分之一的气。木主春气、火主夏气、金主秋气、水主冬气，土什么也不主，它是头头。“土者，天之肱股也”！“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虽居中央……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火得以盛。不敢与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

因为五行的关系都是相生的关系，所以火生土，土变成了火的儿子。“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儿子替爸爸做事，是只尽其义、不计其利的、“不与火分功名”的、“不敢与父分功美”的，这种单向会，正好代换成臣子对统治者的无条件效忠。所以“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

“贬天子”吗？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写董仲舒论《春秋》，曾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77]的话。但是如何贬得了天子，自古以来就没有成功过，也没有在政治理论上建构过。结果呢，以“贬天子”为素志的知识分子，反倒一个个吃起荤来，一个个变成了帮助统治者有效统治的鹰犬，不但不能建构有效的制衡体制，反倒一再向统治者认同、共识，共同建构起临时条款式的体制。知识分子不能坚守原则，沦落至此，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了！

1983年4月6日病中写完

你才孤寒呢！

“孤寒”在中国语文中，原始的意义是身世寒微。《世说新语·言语》记“陶公疾笃”，注引王隐《晋书》载陶侃临终表说：“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先朝历世异恩，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俱见《九家旧晋书辑本》）《晋书·陶侃传》也收了这一临终表，但有异文，内容是：“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圣朝历世殊恩、陛下睿鉴，宠灵弥泰。有始必终，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另在《晋书·陈颢传》中，也有“显以孤寒，数有奏议。朝士多恶之，出除谯郡太守”的话。《旧五代史·冯道传》中，也有“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的话。可见“孤寒”一词，在中国语文中是一个用法。

这一用法，在《墨客挥犀》中，有了有趣的发展。《墨客挥犀》记张昪（杲卿）——

为御史，数上章论两府，仁庙因谓曰：“卿本孤寒，何为屡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谓之孤寒？臣自布衣致身禁近，曳朱腰金。如陛下乃孤寒也。”帝曰：“何为孤寒？”曰：“陛下内无贤相，外无名将，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优容之。

可见“孤寒”的意义，已经超出了身世寒微的层次。这位张御史迹近开玩笑似的说他并不“孤寒”，相反的，真正“孤寒”的乃是你宋仁宗自己。因为你“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宋史·张昪传》就孤立一点，写得更详细：

至和二年（1055），召兼侍读，拜御史中丞。刘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师道、赵抃尝攻其恶，阴欲出之。昪曰：“天子耳目之官，奈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争之，沆竟罢去。帝见昪指切时事无所避，谓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对曰：“臣仰托圣主，致位侍从，是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禄养望者多，而赤心谋国者少，窃以为如陛下乃孤立尔。”帝为之感动。

我曾写《不怕孤立，才有独立》。其实，真正站在真理正道一边的人，他在心灵上并不孤立。在宋仁宗眼中“卿孤立，乃能如是”的人，其实是心灵上的得道多助者，只是道在助他而不一定是人在助他而已。

1988年11月10日

他真有帝王气象了！——记崇祯殉国事

明朝的亡国之君是崇祯皇帝（1610—1644），他叫朱由检，安徽凤阳人。他死后，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就是明思宗。

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首先整肃情治人员，引起大家叫好。但是他整肃情治人员的目的，乃在建立他自己的新情治网而已，并不是不搞特务政治。

因为搞特务政治，所以政局总是鸡飞狗跳，自不消说。崇祯皇帝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为什么是“门神”呢？这是有典故的。崇祯皇帝要王洽做兵部尚书，王洽长得相貌堂堂，崇祯皇帝私语说：“好似门神。”门神都是一年一换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实一年一换还是好的呢！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宋朝开国起一百三十年间，宰相也不过五十一个！）他老兄实在不会用人。不仅如此，他还在亡国前夜写条子，表示“文臣个个可杀”。他恨他的手下，他说他非亡国之君，但是手下是亡国之臣。但是，亡国之臣是谁任命的？舍亡国之君外，谁又有权干此好事哉？

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煤山，现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

他死后，衣襟上写着这些字：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78]

他这时候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手下害了他，真可说是至死不悟的浑人了。但是，浑人虽然浑，但在浑中，却不失他颇知廉耻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79]”！他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上吊殉国。第二，在大臣劝他向南方逃走的时候，他拒绝了，说：“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80]？”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后人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1985年6月19日夜

昏君也会殉国呢！

唐朝诗人郑畋写马嵬坡诗：“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景阳宫井又何人？不是别人，就是亡国之君陈后主和他小心肝也！

陈是公元6世纪以南京（建康）为首都建立的小朝廷，它的天下很短，只有三十二年（557—589），最后被隋所灭。它的亡国，是东晋以来南方正统王朝的完蛋。

陈的开国者陈武帝（陈霸先）是浙江人，他的天下，五传而至于陈后主（陈叔宝）。通常大家都说陈后主是中国有名的昏君，但我细查他的身世，昏中却也不乏令人欣赏之处。他在位六年（583—589），总喜欢大赦天下，有十次之多。他深知司法黑暗，除大赦外，还要用亲自大审的办法，以为救济。他下诏说：

夫议狱缓刑，皇王之所垂范；胜残去杀，仁人之所用心。自画冠既息，刻吏斯起，法令滋章，手足无措。朕君临区宇，属当浇末，轻重之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兴言多愧。眷兹狴犴，有轸哀矜，可克日于大政殿讯狱。

这意见是说，他要在“总统府”开第四审法院呢[81]！

陈后主不但要司法清明，还主张言论自由。他下诏说：

尧施谏鼓，禹拜昌言，求之异等，久著前无，举以淹滞，复闻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规，帝王之切务。朕以寡昧，丕承鸿绪，未明虚己，日旰兴怀，万机多紊，四聪弗远〔达〕，思闻蹇谔，采其谋计。王公已下，各荐所知，旁询管库，爱及舆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伫于启沃。

这意思是说，他还要在“总统府”开大鸣大放会呢！

除了这些“德政”外，陈后主最有气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质（今犹老兵也）“遣送回大陆”。他下诏说：

中岁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并输罄诚款，分遣亲戚，以为质任。今旧土沦陷，复成异域，南北阻远，未得会同，念其分乖，殊有爱恋。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独讥禁，使彼离析？外可即检任子馆及东馆并带保任在外者，并赐衣粮，颁之酒食，遂其乡路。所之阻远，便发遣船仗卫送，必令安达。若已预仕宦及别有事义不欲去者，亦随其意。

这意思是说：我既没有能力光复河山，那我不为难你们。你们要回去，要跟骨肉团圆，我送你们回去，送你们到对岸敌人那里去，并且保证送到家，绝不陈文成。至于想留下来的，“亦随其意”。这种气派，岂不太令人欣赏了吗？

陈后主做昏君，其实也有令人欣赏的一面。《陈书》本纪中说他“肆胪舰阅武，宴群臣赋诗”。《后妃传》中说他“忌于政事”，办公时“置张贵妃（张丽华）于膝上共决之”。我本人就欣赏得一塌糊涂。能阅兵时作诗[82]、能听政时把美女抱在大腿上，这是何等潇洒！

最后，在亡国之日，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却也临危不逃。《陈书》本纪载：

后主闻兵至，从宫人十余出后堂景阳殿，将自投于井。袁宪侍侧，苦谏不从；后合舍人夏侯公韵又以身蔽井，后主与争久之，方得入焉。

这段话语意欠明，似乎是他的“同志”要泄他的气，甚至拦住井，不让他跳。经过争执，他跳了下去。但他跟美女一起跳，大家卡在井中，没有淹死。魏徵说陈后主“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自投于井，冀以苟生。视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我看跳井是真的[83]。人要“求全”，投降可也、被俘可也，跳井干吗？陈后主昏君而能殉国，是可信的。

陈后主亡国后，最动人的一幕是他的总司令萧摩诃来看他。《陈书·萧摩诃传》：

及京城陷，贺若弼置后主于德教殿，令兵卫守。摩诃请弼曰：“今为囚虏，命在斯须，愿得一见旧主，死无所恨。”弼哀而许之。摩诃入见后主，俯伏号泣，仍于旧厨取食而进之，辞诀而出，守卫者皆不能仰视。

这位总司令做了俘虏，也要给旧主人送牢饭。昏君而有这样动人的伙计，今天的浙江人可真羞羞矣！

1985年6月25日

“似曾小小兴亡”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人。他的父亲辛文郁，大概去世得很早；他的祖父辛赞，在金人到来，宋室南渡的时候，因为家中人口众多，不能脱身，就做了“遗民”。辛弃疾出生在沦陷区里，也做了“遗民”。那时候，北方已经沦陷十多年了。

在辛弃疾长大以后，他的祖父要他准备地下活动，两次到燕京去观察形势，还没成功，祖父就死了。辛弃疾二十一岁时，起义抗金，不久转到南方，看到朝廷腐败，不肯抗战，很是悲愤。但他并不灰心，仍旧做救国工作。可是四十年间，他的生命，大部分都不为时用，用也不得尽其才，最后“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竟以爱国词人身份终老田园，死时六十八岁。

辛弃疾留下的词有六百首。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在所有论断中，这几句话最能写出辛弃疾。

辛弃疾的好词很多，今天重看他的集子，发现他五十岁写的一首《清平乐·题上卢桥》（卢桥在上饶县内），过去忽略了，却是一首好词：

清溪奔快，

不管青山碍。

十里盘盘平世界，

更着溪山襟带，

古今陵谷茫茫，

市朝往往耕桑。

此地居然形胜，

似曾小小兴亡。

这词的妙处是，辛弃疾能从一块山河片段，看到人世兴亡的缩影。布莱克（William Blake）从一粒沙里看世界、从一朵花里看天国（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And a Heave, in a wild flower.），未免失之太玄了一点。但从一块山河片段看人世兴亡，看“似曾小小兴亡”，却来得具体多了。

辛弃疾是中国北方的英雄好汉，但他南渡以后，整天看到的却是那些不争气的小朝廷的众生相。他感到他竟和这些人陷在一起，真没意思。因此他在独来独往时候，感于人世兴亡，作了这首小词。

在这首小词之后七百年，清溪仍然奔快，陵谷依旧茫茫，一片神鸦社鼓之中，“似曾小小兴亡”的所在，却另换地点了！

1983年3月21日

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

老友李翰祥，三十年前，为了逃避共产党，离开了大陆；三十年后，不再逃避共产党，回到了大陆。1982年9月28日的国民党《联合报》上，登出香港专电，说中共官方机构第一次透露，李翰祥正在承德导演两部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由中共六十多个官方文艺单位支援……（编者略）一年下来，李翰祥的戏拍好了，轰动海内外。李翰祥的戏能够拍好，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当年因我而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传去逼问，愤而离开台湾，从此不再同国民党合作。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有这样的回忆：

我一生最恨的是“无名信”，也就是所谓的黑信，无名信和做善事的“无名氏”迥然不同。所谓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方是大恶。“无名氏”是行善而不欲人知，无名信是作恶唯恐人知，属于“无胆匪类”。我在台湾组国联公司的时候，为了催一家公司结账，而使他们怀恨在心。他们一方面支使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可惜他们非但无德，而且无才，有的只是巧取豪夺不义之财而已），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名信，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等以后一定要细细地说上一说。

就这样，李翰祥离开了台湾。一年过去了，二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李翰祥不在台湾还不要紧，最后，他终于用行动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他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作了（我写过一篇《李翰祥回大陆的真正原因》，曾详述此事，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五期）。

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败。当然，国民党是很腐败的，如果他们不腐败，也不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历史剧应有现实意义

李翰祥拍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我没看过，因为国民党至今还把我扣在台湾，不准出境。不过，电影没看过，电影说明书倒看到了。我看到一本《〈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特刊》，上面有两部戏的“本事”，里头说英法联军时候，以肃顺为首者劝咸丰皇帝去热河行宫避难，但是以恭亲王奕为首者却“谏阻弃京出走”。“正争论不休时，懿贵妃把越百（位？）挺出，面斥肃顺不当，力除（陈？）迎战洋兵之必要与可能。咸丰举棋不定，终令僧格林沁亲王之骑兵与英法联军大战于京郊八里桥。清军不幸败北，洋兵逼进京师”。咸丰出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来咸丰死了，懿贵妃母以子贵，变成了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和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杀了肃顺，取得政权，“是为‘垂帘听政’之始”。

李翰祥拍这两部戏的最大特色，是他用的一律为实景。他最近说：

我这次机会非常好，从来没有一个导演在故宫、颐和园、东陵、承德的避暑山庄，像我这样大规模地拍一部历史片，而且是在历史人物生活过的地方拍。譬如说，咸丰皇帝死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我们就在西暖阁拍。多年以来，我拍古装戏一直是搭布景。我一直在想，要是有一天，能到这些真的地方去拍一拍，那就过瘾了。这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事情在过去总觉得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机会。但现在有了，而且也做了。

在这样实景下拍历史剧，它给人们的影响，自然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深信好的历史剧都该有它应有的现实意义。李翰祥这两部戏，当然也会照应这一方面。李翰祥说：

我在写历史剧、拍历史剧的时候，总想到历史是一面镜子。在我拍的戏里面也许有我的想法，有我要说的东西。至于人家从镜子里照得见照不见自己，我不知道。我忠于史实，但不完全是依照历史。我觉得历史是现代人的借镜，说是前车之鉴吧。我想如果说我是以古喻今，也许过分一点，但多少会有一点。

基于历史剧应有的现实意义的要求，我关切到李翰祥在这一方面，做得是不是和其他方面同样成功，我觉得值得深入地讨论。

《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两部戏，关键人物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慈禧太后。李翰祥对慈禧太后，似乎在评价上面有溢美之处，这在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来说，就未免砸了锅。李翰祥聪敏好学，但是历史非其所长。这样大的两部戏，在历史上出了大毛病，在应有的现实意义上发挥不起来，就会“雷声大，雨点小”。因此，我愿写这篇文章，为李翰祥的美中不足补一点粉墨。这样一来，看了李翰祥的戏和李敖的文章，就会对这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有双料的了解了。

怪人还是怪制度

慈禧太后既是《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的关键人物，艺术工作者在处理这种人物时，都容易犯职业病，就是喜欢美化与纯化，乃至过度颂扬（eulogy）。试看李翰祥之言：

很多人看清朝末代的历史，完全归罪于慈禧太后，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并不觉得很恰当。我想，应归罪于整个制度。……为什么慈禧能利用孩子，由她垂帘听政？还是她利用了祖传的这个宗法制度。她搞了那么多年，把中国搞成那个样子，正是清朝的宗法制度起了作用，这种制度维持了牢不可破的大清铁桶江山。

这种话，就未免太有问题了，李翰祥未免太简化了政治斗争与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事实上，正确的历史解释正好相反。慈禧太后的“搞了那么多年”，正因为她不断地在破坏制度。这种破坏，最后把“牢不可破的大清铁桶江山”给断送了！

以慈禧太后搞夺权的辛酉政变为例。辛酉政变给肃顺等的罪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咸丰临死前并没要他们接事，“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赞襄名目”乃是他们假造的；一个是说他们反对垂帘听政，“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其实这些罪状，都不能成立。第一，“赞襄政务”是咸丰七月十六日下的谕旨，《翁文恭公日记》中明记这一谕旨与立太子的谕旨同在七月十八日到北京，后来《文宗实录》中也记录了“赞襄政务”的话。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说是别人假造的？第二，反对垂帘听政乃是维护“祖宗旧制”，因为清朝家法中，从来没有这种制度。顺治康熙时候，有摄政、有辅政，可是从没有什么垂帘不垂帘。王闿运写诗说：“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明白指出清朝是用顾命大臣赞襄新君的。女士们是不能出来辅佐帝王的，“祖宗旧制”没有垂帘听政，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说别人“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

所以，说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个制度”，是与历史真相不符的。慈禧太后一出道，所作所为，就是破坏制度。她用破坏制度的方法非法杀人关人整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用来巩固她的政权。这样的予取予求，是清朝的制度所没有的。

破坏制度的能手

慈禧太后以破坏制度的手段夺权成功以后，她再破坏制度，使太监势力坐大，以为爪牙。远在清朝初年，就立了家法，规定“寺人不过四品。凡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不许干涉外事、不许交结外官、不许假名置产。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觉察纠参，审实一并正法”。但是制度归制度，慈禧太后照样破坏。最初她用的是太监安德海，安德海先是在皇宫里闹个不停，最后还闹到外面去。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第九年（1869），安德海坐了大船小船，浩浩荡荡到山东去。船上挂着大龙旗，说“奉旨钦差采办龙袍”。船上有他买来的十九岁女孩，有他叔叔、妹妹、侄女，有跟班的、保镖的、做饭的、剃头的、修脚的、说书的，还有个和尚，以及和尚的厨子。他们在船上又唱又闹，又雇来女歌星表演，和尚也加入。到了山东，上岸换车轿，骡子二十二头、马十七匹，还有一只驴，外带大车轿车，又浩浩荡荡前进。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看不过去了，秘密通知了恭亲王。恭亲王认为该给慈禧太后一点警告，就密令丁宝桢把安德海就地正法了。丁宝桢这种做法，就是公然维护制度。相对的，就无异于证实了慈禧太后的目无制度。

又过了十一年（1860），慈禧太后的势力更稳固了。这年8月，她叫太监李三顺带东西出宫，送给她妹妹。依照法例，太监不准走正门，只能走旁门。可是此太监一定要走正门，还不听检查，结果跟守门的发生武打。太监跑回去，加油加酱，报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找来慈安太后，说我还没死他们就眼里没有我了，若不杀守门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后害怕，就下令杀守门的。掌管司法的官说这可不行，一来守门的没犯法；二来根据祖制，守门就该这样不通融。慈安太后说：“什么叫祖制？等我死了，我岂不也是你祖宗？”坚持要杀人。司法首长（刑部尚书）潘祖荫说：“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处理，依法处理就是无罪开释，如果太后要杀，可以另外自行去杀，不能叫司法官这样违法杀人。”慈安太后没办法，只好告诉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找来潘祖荫，大哭大闹，捶床大骂，骂潘祖荫没良心。后来同意打折扣，不杀，可是要当廷打守门的，要“廷杖”（当廷打屁股）。恭亲王说“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们清朝不能学。西太后说你事事跟我作对，你是谁啊？恭亲王说，我是先皇第六个儿子。西太后说，我革你的职。恭亲王说革得了职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儿子的身份！慈禧太后气得要命。最后恭亲王还是迁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该处罚的处罚了事。

上面所举的“安德海案”和“庚辰午门案”，只是慈禧太后破坏制度的一二例子而已。其他的破坏，甚至更严重的破坏，还多着哪！例如立光绪，是破坏宗法制度；修名园，是破坏财政制度；杀戊戌六君子，是破坏司法制度……诸如此类的破坏，还算是粗枝大叶的。其他无微不至的，还更惊人呢！以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的“沈荩案”为例。要处死沈荩，可是因为慈禧太后生日快到了，不愿用行刑来破坏庆典，又不愿等到“秋决”，就干脆在监狱中把沈荩鞭打四小时，血肉横飞后，再予勒毙。这种杀人新招，又哪里有制度？

我的劝告

所以，说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个制度”，是与历史真相不符的。固然历史剧难免“不完全是依照历史”，但是完全相反的出入，就太离谱了。“本事”中的许多叙述，不幸正是如此。如果《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只是普通的清宫戏，又当别论。但是我们冀望李翰祥的，和李翰祥自我期许的，显然有百尺竿头的现实意义。在这一点上，我怀疑李翰祥发挥得是不是少了一点？用这样空前绝后的大戏，做“现代人的借镜”，是不是美中不足了一点？

说到“现代人的借镜”，李翰祥说：“我想如果说我是以古喻今，也许过分一点，但多少会有一点。”但是，“以古喻今”的一点——当然是重点的一点——又在哪里呢？

我认为《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应该加强垂帘听政的部分。慈禧太后一生三次垂帘，第一次是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第二次是光绪元年到十五年，第三次是光绪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在这漫长的黑暗统治中，慈禧太后实在是中国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执政者样板，她毒辣、她阴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贪鄙、她“举天下以奉一人”。这些丑陋之外，外加她又是女人，一个红颜老去、经期难调的女人，于是一切就更杠上开花了。慈禧太后这一样板意义，我觉得是《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最该刻意串联的现实意义，而正好用来“以古喻今”。……（编者略）

我深信，用电影手法去表达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李翰祥如肯深入去做，必然能给人们更美满的影响。我在台湾，不能看到老友的新作，至感遗憾。乃特别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一番，以寓爱深责切的微意。同时也给隔水相望的艺术工作者，做一次“不是猛龙不过江”的劝告。

1983年10月15日

西太后怕什么？

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写专栏，今早写完《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写西太后。我说她“实在是中国传统孕育出来的第一个执政者样板，她毒辣、她阴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贪鄙、她‘举天下以奉一人’”。写完了，我再把她和国民党比较比较，发现颇有趣味。

西太后虽然和国民党有太多的共相和共性，但细比之下，发现西太后在专制之余，还有所忌惮、有所怕。她所怕的，主要有四：

第一怕“天命”。《论语》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西太后虽非君子，但对模模糊糊的“天命”，还是有所畏的。《清史稿》说她晚年要实行宪政，原因是“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所以，“天命”之畏，是西太后第一怕。

第二怕“祖宗”。西太后虽然为了私利，多次破坏祖制，但她是心虚的。所以她说“垂帘非所乐为”，说“不得已垂帘听政”，说“本万不得已之举”。《元史》中讲“三畏”，说“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识见有未尽、畏年少不克负荷”。其中“畏辱祖宗”一项，西太后是有此心的。所以，“祖宗”之畏，是西太后第二怕。

第三怕“鬼神”。西太后在鬼神信仰上，与旧式中国妇女无何不同，她是怕鬼神的。八国联军进北京，西太后仓皇出走，临走前还把珍妃推到井中淹死。她虽然用最毒辣的手段谋杀“政敌”，但是回北京后，心里害怕，同意以“皇贵妃”名义追赠珍妃，并且烧纸上香。所以，“鬼神”之畏，是西太后第三怕。

第四怕“历史”。古代统治者受了《春秋》笔法的影响，对历史，都有传统的敬畏。6世纪的一个皇帝就向一个著名的史官魏收说：“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又一个皇帝，也向魏收说：“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做魏太武（北魏道武皇帝）诛史官。”这些都是怕历史的传统，西太后也不例外。所以，“历史”之畏，是西太后第四怕。

正因为西太后有“天命”“祖宗”“鬼神”“历史”这四怕，所以，她这死老太婆在一片肃杀里，还依稀透露几丝和煦，使我们依稀感到：小人毕竟有点忌惮。

相对的，我们若拿国民党一比，却发现国民党除了有着西太后的全套黑暗外，甚至在“太后有四畏”上，却无一能使国民党望而生畏。国民党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比起祸国殃民的西太后来，国民党真青出于蓝了。

1983年10月15日

“亡国”与“亡天下”

我前年5月28日写《地下哲学家的札记》，感到“这个岛上的人真不够水准”。“人不够水准，当然不限于这个岛。但这个岛上的，却是此中之尤。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国民党这种怪子宫里，当然要生这些怪胎”。

他们既然是一胎所生，又有什么大不同呢？他们是同样的“浑”，同样的“忘恩负义”，同样的“分寸不对”。……他们极少例外的，全都令人倒胃、令人厌倦。

我愈来愈相信我只适合过息交绝游的生活——与绝大多数所谓朋友与“同志”息交绝游的生活。我觉悟到跟他们断绝一切，才是我对他们最该有的态度。否则的话，不论我做了什么，最后都令我倒胃、令我厌倦。对这么一个又一个“真不够水准”的所谓朋友与“同志”，我真的不要再做任何形式的付出了！我只好独力作战去了！

看了《前进》庆祝周岁的柏杨切蛋糕画面，突然觉得好滑稽，觉得原来所谓党外人士的是非大义标准竟是这样子的！这些蛋糕派，可以不作主力战，整天只做公共关系就可以混得很好、很出名了。原来靠公关就可以成党外或被党外肯定了，这可真是新登龙捷径了！所谓前进人士，他们拉你打第一线，替他们打天下，然后请会做公关的“逃兵”和忘恩负义者来切蛋糕。为什么这么滑稽？原来他们自己就是“逃兵”和忘恩负义者。正因为他们在“胎息”上同出一条脐带，所以他们才这样声应气求。

这是一个中国人有史以来最没有是非大义的岛，到处是伪君子和乡愿、到处是伪君子和乡愿、到处是伪君子和乡愿！过去虽然黑暗，但阉党是阉党、清流是清流，两者一下一上，有云泥之判；现在阉党固然仍为阉党，而所谓清流者，却是一个又一个“准阉党”“次阉党”或“即溶阉党”“生力面阉党”，两者不相上下，而云即是泥。滑稽的是，他们这些老小政客，居然成为清流式主流派、成为清流式新生代、成为清流式“国策顾问”、成为清流式“立监委”、成为清流式学者专家……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阉党的党外版而已。是非大义在真伪混淆之中，已经如此陵夷，这真是“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鲜事。我纵横古今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识过这么多的伪君子和乡愿充斥在一个号称前进、号称党外的旗帜之下。我虽不大惊，却难免小怪，我真的有点激动呢！

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就是说，“亡国”是政权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固然既“亡国”又“亡天下”，国民党之外的这群伪君子和乡愿，却无国可亡而有天下可大亡特亡。这些可怜虫，他们忘了他们真正该引以为宝的东西；他们忘了只有不“亡天下”，只有执着是非大义，才是他们的唯一活路。可惜的是，他们却一个个器小易盈，浅盘于泥中，像“党棍”一样，变成了“党外棍”。这真是国民党教育、国民党涂炭生灵的大成功——国民党不但自己是浑蛋，它还代党外加工打造浑蛋！“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样的武大郎，就玩出来什么样的夜猫子。爱因斯坦真笨，他写《相对论》，竟漏写了这一章！爱因斯坦真笨！

1984年4月1日

闻道南京似弈棋

国民党以南京为首都，这是一开始就倒霉的错误决定。因为南京对内无险可守、对外易遭攻击，以它为首都，最会有“仓皇辞庙”的亡国效果。国民党从1927年定都南京后，1932年就被日本兵舰所逼，吓得迁都洛阳；1937年又被日本大兵所逼，首都沦陷；1949年又被共产党所逼，首都再陷。唐朝杜甫写《秋兴八首》，其中第四首是：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宅第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我感到当年的首都长安，它的“弈棋”度，也比不上国民党。因为唐玄宗、唐德宗离开首都，都不过一年即回；唐代宗离开首都，不过半年即回；唐昭宗离开首都，不过两年即回；最长的唐僖宗离开首都，也不过五年即回。并且他们是五个皇帝责任分担的，不像国民党这种只不过一二领导人，就搞得屡屡辞庙，丢人丢得真是古之所无也！大陆丢光之日，蒋介石父子正在日月潭边，空有所思——最令人好笑，也令我想起杜甫的诗。乃予戏改，成七律一首：

闻道南京似弈棋，老K完蛋无人悲。

党官宅第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江北钟山炮火震，南逃车马函电驰。

父子寂寞日月冷，孤岛平居空所思。

1986年7月14日晨

死的是我？

《邵氏闻见录》记邵康节、邵伯温父子故事，说邵伯温的曾祖母张夫人欺负他祖母李夫人，李夫人吃不消，要寻短见。一天晚上，却梦到神人对她说：“不要自杀啊，你会生好儿子。”李夫人相信了。后来李夫人病了，吃了医生开来的药，却梦到屋外有两棵木瓜树，可是右边那棵却枯死了。醒来告诉丈夫，丈夫就把药给倒掉了。到了生产时候，生了双胞胎，一男一女，女的变成死胎，男的就是邵伯温的爸爸邵康节。《邵氏闻见录》说：

后十余年，夫人病卧堂上，见月色下一女子拜庭前泣曰：“母不察，庸医以毒药儿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为命，何兄独生？”夫人曰：“汝死兄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余年，夫人再见女子来泣曰：“一为庸医所误，二十年方得受生。与母缘重，故相别。”又涕泣而去。则知世事轮回鬼神之说，有可信者。

这故事说双胞胎一死一活，乃是命中注定的。这种命定论，是中国文化的鬼话之一，是胡说八道的。

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Mark Twain）讲过一个关于自己一死一活的故事。他说他是双胞胎，兄弟两人太像了，连妈妈都分不清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有一天，保姆为他们洗澡，其中一个失足滑入浴盆淹死，没有谁能知道究竟淹死的是哪一个。马克·吐温常对人说：“此乃一悲剧也。人人都以为我是没被淹死的，其实不然，没被淹死的其实是我的双胞胎兄弟，而我本人却是当时被淹死的那位。”这种似真疑幻的、说来好像自相矛盾的话（paradox），其实论人生死都可如是观。

我在景美军法处坐牢时候，牢房对面关的是被判死刑的李世杰，有他和我一个故事：李世杰的眼睛出了毛病，看什么东西都是两个，结果一只眼睛要用眼罩遮住，另一只才能看清楚东西。我跟他说：“这也不错呀！在你手里只有一块钱，可是在你眼里却有两块钱！”他说：“我看两块没用，要别人看两块才划得来。”我说：“那你讨一个老婆就等于讨一对姊妹花双胞胎了。”他说：“就有这么一点好处！”（二十年后，李世杰脱死生还。出狱之后，“我再来时人已去”，他发现太太已经死了，家破人亡，连单胞胎都不见了！）

如今回想起这些故事，觉得一个人在生死线外，其实自己何尝只是一个，而不是两个？自己又何尝不是精神上的双胞胎，而随缘起变，有其一死一生者在？

乍看起来，这是一个荒谬的哲学论题，但它似乎值得人们想一想，尤其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想一想——你真的是一个人吗？你真的是活人吗？你真是活的那个你吗？还是你早就死掉了呢？

1987年1月9日夜11时15分

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寄陈又亮

又亮：

昨晚你长途电话中所谈，令我笑个不停。你把我的“黄色”笑话，讲给“红色”高干听，他们的反应，我一想就要笑……（编者略）

合肥人的口音，有邪门者在。他们习惯用舌尖发之字带“子”“死”的声音。他们叫老母鸡作老母“子”，又把“洗”字发音为“死”字。有一个合肥老妈子，早上打好洗脸水，对全家老小说：“老爷先去‘死’，老爷‘死’了太太‘死’，太太‘死’了，少爷、小姐‘死’，你们全家‘死’完了，我再‘死’。”对蒋家老小，我的心情正如这个老妈子。他们全家死完了，我再死，可以含笑矣！

蒋经国这回七窍流血而死，按中国传统说法，此凶死相也，实在与他的“仁慈”不相称。我不知道我怎么死，是什么死相，但最向往的，其唯阿提拉（Attila the Hun）式乎？阿提拉是5世纪时的匈奴王，武功所及，包括了大部分中欧和东欧。此公外号“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其凶悍可想。但其死也，不死于沙场，却死于与德国少女伊尔娣蔻（Ildico）的花烛之夜。性交高潮中，女方欲仙欲死，男方却真仙真死矣！真王三姑娘老爸所说“死得好”也！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

别说这种福气只阿提拉一个独享吧！10世纪的教皇李敖八世（LeoⅥ-Ⅱ），就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19世纪法国总统福尔（Féilx Faure），也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可见“阿”道不孤，有后望焉！

结论是：与其形而上七窍流血而死，不如形而下一窍流精而亡。云雨巫山，断肠有道，吾与子其勉之！

敖之

1988年3月5日晨

“诅咒别人死”？

被告朱高正为《自由台湾周刊》发行人兼总编辑，被告吴祥辉为总企划（附证一），于本年内，连续诽谤李敖如下：

一、6月16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一期中，由吴祥辉署名，发表《街头运动的时代到了》。文中“诅咒别人死”一节内，诽谤李敖说：

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在美国成立之后，台湾岛内党外并未做出有规模而有效的反应，李敖便企图游说一些人士出面组织发起委员会。但是，当被问及他加入委员会与否时，他却明白表示不干这等事。这种事成有份，事败无干，诅咒别人死的行径，是所有街头运动分子的死敌（附证二）。

本自诉重点，不在辨正“企图游说”之事，而在纵有此事，怎么就是“事成有份，事败无干”？怎么就是“诅咒别人死”？查自来思想家的职责，就在鼓舞后进，自己并不实际介入。因为思想家自有思想的活动范围，思想家并不要做政治家。在台湾，胡适、殷海光等思想家都鼓舞过别人做政治家，成立新党，但这是“事成有份，事败无干”吗？这是“诅咒别人死”吗？古书中说：“我自不能为仲尼，而能教人做仲尼。犹如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齐桓霸也。”（《华阳陶隐居内传》中陶弘景语）难道陶弘景“诅咒别人死”吗？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一。

二、7月15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五期中，由本刊采访组署名，发表《再见自由中国迎接自由台湾》。文中有被告康文雄公开在“本刊创刊茶会”发言，诽谤李敖说：

过去据我所见以笔力影响台湾最巨者恐非李敖莫属，无论在文字、功力上都无法置疑。我尊敬他但也鄙视他。美丽岛事件之前，他那么惊惧而不敢参加党外运动，《美丽岛》《八十年代》都约不到他的稿，甚至暖流出版社当初想以二十五万出版他的《中国历史演义》，他也避不使用真名以免于和党外结合。但是，经过众多前辈的牺牲造就党外声势后，他才露脸（附证三）。

本自诉重点，不在辨正所谓“经过众多前辈的牺牲造就党外声势后，他才露脸”之事（因为前辈李敖在露脸牺牲时，今天的党外后辈，尚不知人在哪儿）和所谓“《美丽岛》《八十年代》都约不到他的稿”之事（因为《美丽岛》等刊物出版时，一些党外后辈早已数典忘祖，从未向李敖约过稿）。而所谓“暖流出版社”出资约李敖出版《中国历史演义》，李敖拒用真名云云，从无此事。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这家叫作“暖流出版社”的出版社，而这套书由远流出版社出版时，却正正挂的是“李敖校订”等名字（附证四）！李敖并未“避不使用真名以免于和党外结合”。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二。

三、同期又有所谓黄纪男公开在“本刊创刊茶会”发言，诽谤李敖，言语历历，并说黄纪男责备李敖“幕后！幕后！只叫别人去死”等话，业经黄纪男在7月13日电话中一一否认（附证五）。经李敖把电话中对话公布后，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复在7月28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七期中发表《敬告李敖》，说黄纪男发言，他们“存有录音带备查”，并反指李敖“睁眼说瞎话”（附证六）。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三。

四、8月11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九期中，由史文（化名）署名，发表《中研院的小三公》。文中在丑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丁邦新后，笔锋一转，诽谤李敖说：

丁邦新的事，李敖都很清楚。为了怕李敖把他的诸般丑事给抖了出来，遂百般奉承李敖，还在选院士前提报李敖当史语所的编审——相当于研究员的职务，结果被中研院打回。但丁邦新为了拉拢李敖，现仍在替李敖努力找位子（附证七）。

查李敖与丁邦新自从预官八期同队受训后，二十六年来，毫无往还，从何“都很清楚”丁邦新的事？又从何被丁邦新“百般奉承”？所谓丁邦新提报李敖任史语所“编审”之说，更是天方夜谭。（一、史语所从无“编审”编制，又从何提出？二、纵有，丁邦新岂敢提出？三、纵提出，李敖岂屑为之哉？）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这段文字，用意在含沙射影指李敖因得丁邦新好处，故不抖出丁邦新的“诸般丑事”。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四。

查诽谤罪的构成，行为人以言词或举动为之，构成普通诽谤罪；以文字或图画为之，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构成加重诽谤罪。本案的犯行，恰为加重诽谤，已至为明确。特此择举列出四项，请惠为审理，科以应得之刑。

1986年12月15日

你只能死一次

7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出文章，说《文星》再度停刊的消息传至文化界后，文化界人士几乎同表惋惜之意。又说《文星》发行人提到了《文星》停刊的一些因素，他特别强调“知识青年的品位已普遍变质，整个社会的走向，与我们一向所怀抱的理想，好像距离愈来愈远。这些才是像《文星》这样一份杂志，难以继续的真正原因”。《中央日报》肯定了这一原因，因而备致惋惜之意。我看了，却不禁好笑。

《文星》发行人所说的“社会的走向”“知识青年的品位”等现象，固然有之，但这不是《文星》办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因为这些现象毫不稀奇，并且早就存在。当年《文星》在李敖主持下的奋战目标之一，岂不就是矫正这些走向和品位吗？如今杂志办不下去，反倒回过头来，倒果为因，这是一种瞒天过海的自解而已。

这次《文星》停刊的真正原因，根本上，不是别人的“变质”，也不是别人同它“一向所怀抱的理想，好像距离愈来愈远”，而是它自己的“变质”，自己背弃了原来所怀抱的理想，“距离愈来愈远”了。

《文星》当年在李敖主持下，造成在杂志界龙盘虎踞四年的奇迹。这四年的奇迹，对群众的影响是深远的。梭罗（Henry D.Thoreau）说：“有多少人是因为读了一本书才开始他的新生命。”《文星》当年带给群众的，果真做到了这一点。正因为当年《文星》有这样大的魔力，正因为它有魔力推动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并勇于表达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以致为官方所忌恨。最后，《文星》一条龙和了牌，还由李敖大写《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杠上开花，直指国民党党中央的当口，致使国民党查封了它。时维1965年12月，《文星》死矣！

《文星》死后二十一年，萧孟能突然以蓦然回首的心态，把它复刊。我当时表示：记得1905年11月，革命党们在东京办《民报》，出到二十四期后，被日本政府查封。1910年，又出版了表面上在巴黎发行的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六期，引起原来《民报》的大功臣章太炎的不满，公开指斥复刊后的《民报》为“伪民报”。如今《文星》杂志复刊，我不忍视它为“伪文星”。但它若背弃李敖树立的精神，纵使要真，恐怕也很费手脚吧？

我的话言犹在耳，不过两年，复刊后的《文星》却高速“变质”，把它当年“一向所怀抱的理想”置诸脑后。当年是前进的，如今后退；当年是勇迈的，如今畏缩；当年是清新的，如今迂腐；当年是“老妪能解”的，如今是“博士买驴”；当年是向统治者挑战的，如今却向统治者大拍马屁，还写颂诗！

《文星》背弃了它自己，犹不自悟，还在垂死之日大叹读者背弃了它，这是何等好笑！

1965年12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开始拒登《文星》广告。但是，二十一年后，1986年9月3日，同一个《中央日报》上，赫然重现了《文星》的广告——国民党是不会变的，那么真正变得能够配合它的，又是谁呢？当年《文星》之死也，《中央日报》乐祸唯恐不及；今天《文星》之亡也，《中央日报》却惋惜如丧宠物。杂志是进是退，从党报反应，思过半矣！

因·弗莱明（Ian Fleming）写书，书名《你只能活两次》（You Only Live Twice）。看了《文星》的多此一复与自砸招牌，我恍然大悟：你只能死一次！

1988年7月21日

不老·不死·尸

一、从长寿到难老

在科学、科技还没发达的时代，天灾疾病造成中国人的死亡，比现代容易得多。中国人生命缺乏保障与抗力的现象，也更普遍得多。所以那时候，长寿变成一种更迫切的愿望。为了达到这种愿望，中国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他们那时候没有避雷针、没有胰岛素，也没有“人参补肾固精丸”，一切生死祸福都得看运气、看造化。于是他们便乞灵于祈愿、仙丹和鬼神。

在祈愿方面，中国人的最大特色是“祈眉寿”。祈眉寿的祝嘏之辞，散见于大多数的铜器铭文里[84]。在这种祈愿里，他们希望：

一、“令终”[85]“考终命”[86]——死得好，不要死于非命。

二、“祈黄发”“祈黄耇”[87]——死得晚，要年老头发黄了再死。

但是，祈愿祈得久了，中国人就开始不知足，开始变花样。有的地方（像春秋时的齐国）就节外生枝，认为死得好、死得晚是不够的，得来个青春永驻才过瘾，青春永驻就是“难老”。他们的呼声是：

以旂眉寿，霝命，难老！（《齐甾盘》）

用旂眉寿，霝命，难老！（《齐叔夷镈》）

用旂匄眉寿，其万年，霝冬，难老！（《殳孝良父壶》）

永锡难老！（《诗经》）

二、从难老到不死

难老以后，人还不过瘾，认为何必难老呢？如果不死，不是更好吗？于是，呼声又为之外一章：

用旂寿老毋死！（《齐镈》）

“老毋死”，就是永生的境界了。所以齐景公喝酒喝乐了，就大叫“古而无死，其乐若何”[88]。

这种不死的构想，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有着深远的来龙去脉。传说里西王母有不死药，后羿讨了来，自己还没吃，就给嫦娥偷吃了，演出了嫦娥奔月的故事[89]。为了争吃不死药，中国第一场太太离家出走的戏，就这样构想出来了。

这种不死的构想，在中国文献里经常流露。《山海经》里有“不死民”“不死之国”的话；《吕氏春秋》有“不死之乡”的话；《淮南子》有“留不死之旧乡”的话。这种构想是很普遍的。

这种构想到了帝王大脑里，由于他们有力量、有权势，倒真的想如何可以长生不死了。于是，长生骗子就出现了。

长生骗子就是方士之流，像赵人安期生、魏人石生、韩人侯生、燕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高、元谷。最后，卢生、齐人徐市（徐福）、韩终等等，就都应运而出。《史记》记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4）“使韩终、侯公、石生求罗人不死之药”，三十五年（公元前212）“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贪于权势至于此，未可为求罗药。’于是乃亡去”。最后不但这些人开了小差，徐市和童男童女也都不见了。秦始皇变成了大呆子。

三、肉体不死与灵魂不死

不死的思想，细分有两派，一派是指形骸不死，一派是指灵魂不死。中国的儒家接近形骸不死，道家接近灵魂不死。

儒家像埃及人一样，希望保存形骸，儒家提倡厚葬，就是对形骸的重视。儒家宣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在”字，有它相当的具体性。这种具体，表现在他们要求“立尸”的观念上。《仪礼》有“祝迎尸一人”的话，郑注说：“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这就是说，孝子（主人）死了亲人，要叫他兄弟打扮成亲人样子，坐在那儿，用活人代表死人，作为叩拜的对象。这种“尸”，就象征“亲之形象”的具体存在。这种心态与规定，显然证明儒家对形骸不死的执迷。

道家就比儒家彻底得多、进步得多。道家相信形骸和灵魂是两分的，灵魂的存在，无须倚靠形骸的具象。《庄子》里写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他就反对[90]。得庄子真传的汉朝人杨王孙，遗命死后“臝（音裸）葬”（裸葬）。《汉书》里收有他的理论，说：

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言归也。其尸决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91]。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杨王孙认为，既然形骸保留不住，迟早与土壤归一，又何必老是用厚葬的方法努力延迟，不让它速朽呢？又何必让形骸长久做客于外呢？因此他要“吾是以臝葬，将以矫世也”[92]。

这种思想，充分道出了形骸和精神在人死后是两分的。灵魂脱离了形骸以后，属于天了，本身成为独立的抽象；形骸则归于尘土。这种看法，儒家显然是不赞成的。但儒家也无法把“立尸”永远立下去，因为技术上，一个家庭，总无法由活人长年扮死人，所以丧事办完了，把死人厚葬后，也就不再深究下去了。所以，儒家的不死观念，也就不如道家的生动活泼。

后来儒家发明出盖庙立祠的方法，用塑像——崇拜偶像——的方法，以“见亲之形象”，以供心有“所系”。于是，从孔庙的塑像到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塑像，就成了这种不死形象的代用品。后来，堕落的道家也糊里糊涂地同儒家混同，也搞起塑像来了。这就好像基督教也搞起玛利亚的塑像似的，从宗教抽象信仰的水平上看，这种崇拜偶像，也就未免太低端了。

1983年稿

还我万岁！

喊“万岁”本是中国老百姓表示开心的一种习惯。[93]战国时候，冯谖替孟尝君向老百姓收债。见了老百姓，他竟把债权凭证一把火烧掉。老百姓开心了，就大喊“万岁”。其他像蔺相如奉璧到秦国的时候，大家就喊“万岁”；田单伪约降燕国的时候，大家就喊“万岁”；纪信骗项羽说刘邦投降的时候，大家就喊“万岁”；项羽把刘邦爸爸老婆送回的时候，大家就喊“万岁”；陆贾送上建国方略（《新语》）的时候，大家就喊“万岁”。林纾《畏庐琐记》中有“万岁”一条，里面说：

或问余曰：“民国立后，无论何地、何人、何事，苟致祝词，必呼‘万岁’。然专制之国，则专属之皇帝，庶人不能冒称，何也？”余曰：“此所以成为专制也！‘万岁’二字，特古人庆贺之词。《韩非子》：巫觋之祝人曰：使君‘千秋万岁’之声聒耳。《冯异传》：时军乏食，赵臣将兵来助，并送缣谷。军中皆呼：‘万岁！’《马援传》：援封侯，掾史皆呼：‘万岁！’《耿恭传》：恭为匈奴所围，绝水，凿井拜，新泉涌出。众皆称：‘万岁！’《李固传》：固蒙赦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晋书》：张祚淫虐，张琚杀之，国人皆呼：‘万岁！’《唐书》：郭子仪执酒与回纥誓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个将相亦万岁！’观此则‘万岁’二字，不专为皇帝祝词，原可通称，民国之用此，盖复古也。”

林琴南这里说“‘万岁’二字，特古人庆贺之词”，是对的。[94]“万岁”本来是中国老百姓喊自己的。老百姓说应酬话，有一些用“万”开头的词，像“万福”“万幸”等。“万岁”也是其中之一，多在喝酒庆祝时候用。后来这两个字太好了，被统治者皇上看中了，于是麻烦来了。顾炎武《日知录》中“人臣称万岁”条下，有这样的考证：

《后汉书韩棱传》，窦宪有功还，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棱正色曰，夫上交不，下交不黩，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然考之《战国策》书，冯谖为孟尝君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史记》但云坐者皆起再拜。）马援传言，援击牛酿酒，劳飨军士，吏士皆伏称：“万岁！”冯鲂传言，责让贼延褒等，令各反农桑，皆称：“万岁！”吴良传注，引《东观记》，岁旦郡门下掾王望，举觞上寿，掾史皆称：“万岁！”则亦当时人庆幸之通称。而李固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遂为梁冀所忌，而卒以杀之，亦可见其为非常之辞矣。

顾亭林的考证，告诉了我们，在后汉的时候，就有人出面把“万岁皇家化”了，他们的理由是“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进而成为“非常之辞”。到了7世纪的696年，武则天甚至用“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做年号了。到了唐朝末年，根本没人再敢自己用了。演变的结果，万岁就是皇帝，皇帝就是万岁[95]，也就是万岁爷；皇后也借光，称万岁娘娘或万岁爷娘娘[96]。

喊万岁，在祈使用法（the imperativemood）时，习惯上不能喊一声，要一呼二呼三呼，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97]。马屁要这样一拍二拍三拍……才算及格。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中“万岁”条下说：

《诗》曰：“虎拜稽首，天子万年。”固有此礼矣。战国时，众所喜庆于君者，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贺，率以为常。

又在“山呼”条下说：

《汉武帝本纪》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正月，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迄今三呼以为式，而号山呼也。《草木子》曰：“山呼，汉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开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赐宋之问始。”

正因为被喊“万岁”如此风光，所以，权倾皇帝的人，也就不得不享受近似待遇，其中最有名的是明朝宦官魏忠贤。秦兰征《天启宫词》说：

魏忠贤生于正月晦日……各衙门内官祝寿者……当拜贺时，“老爷”“千岁”“千千岁”“九千岁”[98]之声，殷訇若雷，上彻御座。

吕毖《明朝小史》说：

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旨者，俱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呼“九千九百岁爷爷”[99]。

从九千岁到九千九百岁，已经直逼“万岁”了。但是九千岁也好，九千九百岁也罢，究竟还不是“万岁”，还是不过瘾。记录上就有过士大夫拍魏忠贤的马屁。魏忠贤走过的时候，大家磕头，大喊“九千岁”，魏忠贤还理都不理[100]。魏忠贤不理的原因之一，可能觉得九千岁不过瘾。九千岁不过瘾，在太平天国就发生过。太平天国对天王洪秀全喊“万岁”，对东王杨秀清等喊“九千岁”。东王杨秀清不过瘾，要人喊他“万岁”。天王洪秀全质问他说，若喊你“万岁”，我这“万岁”该怎么说？杨秀清说，喊你“万万岁”吧。后来太平天国内讧，杨秀清被杀，追究起来，争的就是这一千岁。虽然事实上，两个小子加在一起，也只不过活了一百多岁。

正因为被喊“万岁”变成一种大写意，所以，“呼‘万岁’舞抃，涕而称臣[101]”，就成了一种典型马屁的象征。甚至有一种大臣什么话都不说，专门会喊“万岁”。明朝宪宗成化五年（1469），万安入阁。七年有彗星出现，大家说这是天心示警，告诉我们君臣之间太隔阂了，应该请皇帝见见我们。于是皇帝见了大臣。一个大臣刚讲完话，万安就磕头大喊“万岁”，表示要散会了，害得别人也没机会讲话。后来太监取笑大臣说，你们老怪皇上不见你们，见了你们又怎样？只会喊“万岁”！从此大家挖苦万安，叫他“万岁阁老”[102]。

以上随手所举“万岁皇家化”的一番流程与丑态，多少可以使我们领略一个中文字眼的变化[103]。我常说要了解中国，必须要用大学问做细功夫，深入浅出，以小见大。这一“万岁”字眼的处理，就是一个示范，告诉我们，只有这样寻根究底才能不受古人之骗，才能不受今人之欺。

结论是，“万岁”是一个被统治我们的人抢走的字眼，我们今后不再用“万岁”向统治者喊，才是一种还原、一种进步、一种觉悟。“万岁”本来就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字眼，我们要把它抢回来、抢回来，使它重新平民化。我们拒绝再让统治者用这一字眼作弄我们，我们要把人民的还给人民——我们要“还我万岁”！

1984年1月10日晨5时半

奴才学发微

《水浒传》第六十二回，有这么一段：

话说当时石秀和卢俊义两个在城内走投没路，四下里人马合来，众做公的把挠钩、套索一齐上。可怜寡不敌众，两个当下尽被提了。解到梁中书面前，叫：“押过劫法场的贼来。”石秀押在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

石秀在厅前千奴才万奴才价骂。厅上众人都唬呆了。沈中书听了，沉吟半晌，叫：“取大枷来，且把二人枷了，监放死囚牢里。”吩咐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结识梁山泊好汉，把两个做一处牢里关着，每日好酒好肉与他两个吃，因此不曾吃苦。

《水浒传》相沿是施耐庵作的，事实上，它是以宋江等三十六人的真人真事为基础，长时间累积起来的。早在南宋时候，就有了《花和尚》《武行者》《青面碧》等话本。到了宋末元初，水浒故事就逐渐扩大。施耐庵把这些扩大的材料做了总整理（又说罗贯中也整理过），最后成为一大名著。不论《水浒传》是谁作的，书中包罗了许多宋朝的口语，却是事实。像石秀这句活泼泼的用奴才骂人的话，就是显明的例子。

骂奴才，其来有自

不过，宋朝许多骂人的话，其实也不始于宋朝，而是其来有自的。陶宗仪《辍耕录》有“奴材”（奴才）条说：“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材。郭子仪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郭子仪是唐朝人，当时已有用“奴材”骂人的习惯。不过陶宗仪搞考据，最早把骂奴才溯源到出自郭子仪之口，这是错的。事实上，郭子仪当时口出此言，用的乃是S.O.B.式的“外国话”。不但是“外国话”，并且还是早在魏晋时代就传来的“外国话”。这在《晋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如《刘元海载记》（刘元海就是刘渊，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讳，“故称其字焉”）：

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邺，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

这就是胡人用“奴才”骂人的证据。再看《刘曜载记》：

杨难敌自汉中还袭仇池，克之，执田崧，立之于前。难敌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贼拜乎！”难敌曰：“子岱，吾当与子终定大事。子谓刘氏可为尽忠，吾独不可乎！”崧厉色大言曰：“若贼氐奴才，安敢欲希觊非分！吾宁为国家鬼，岂可为汝臣？何不速杀我！”顾排一人，取其剑，前刺难敌，不中，为难敌所杀。

这又是胡人用“奴才”骂人的证据。

这样追踪起来，其实愈追愈长呢！《水经注》记李特骂“岂不奴才也”的话，《魏书》记尔朱荣骂“本是奴才”的话，都是显明的例子[104]。

左手的皇帝

“奴才”既然是胡人的口语，所以它在胡人的用法上也就最富变化，尤其到了满洲人手里，更是花样百出。据徐珂《清稗类钞》里“奴才”条下：

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遂相沿成习耳。

可见满洲人用“奴才”，最早见于“儿皇帝”式的自称，是自下于人，尚非人下于己。但是，一旦他们得了天下，他们就不自下于人，而要人下于己了。徐珂说：

满洲大臣奏事，向有称臣或奴才者。乾隆戊子下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所以存满洲旧俗也，乃久之。满臣奏折无论公事私事，俱称奴才，以为媚矣。

又说：

然不独满洲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唯与汉人会衔之章奏，则一律称臣。

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街，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

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按清朝规矩，奏折有奏事折、密折、请安折、谢恩折等分别。办公归办公，公事奏折称臣；拍马屁归拍马屁、小报告归小报告，私事奏折称奴才。这一分际，做主子的要求至严。在清圣祖康熙的朱批中，就有“知道了，请安折子当另折才是，不合”“所奏知道了，奏事折子与请安折子一处，不合”的字样可证。用密折上奏，康熙是有他的大道理的。他说：“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知警惧修省矣！”正因为密折有这么大的神通，所以行之以鬼鬼祟祟，也就至为重要。康熙就有这样的朱批：“朕体安善，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做主子的不但要求“奏折不可令人写”，主子自己的批语，也是不假手于人的。康熙有一次右手生了病，但他宁用左手歪七扭八地朱批，也不肯含糊。其左右开弓以驭臣下之态，可想而知。由此看来，“左手的缪思”，真是小焉者也！

“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

正因为上下之间在正式办公以外要建立另一种管道，所以这种管道就显得亲密，密折、请安折、谢恩折中自称奴才也，就是亲密的一种表示。清世宗雍正朱批中，竟有“灯下乱写来，莫哂字丑”的话，竟有“灯下写的笑话字了”的话，要奴才你别笑皇帝我的字写得蹩脚，这是何等亲密！碰到奴才的毛笔字不行的，皇帝当然也一律曲谅。雍正就批过：“不必拘定楷书，笔画随意，大小俱无阙碍也。”为什么？你又要人打小报告，又要人王羲之，天下有如此完人乎？

徐珂说称奴才是“满洲旧俗”，是“满洲大臣”独享的荣衔，但“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陈守山警备总司令之流），却也“称奴才如故”，这是有趣的。清高宗乾隆二十三年（1758）下谕：“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在请安谢恩寻常折奏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105]但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凉州镇总兵乔照于奏谢折中称了臣，就被皇帝严旨申饬。理由是：“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体，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著传旨严行申饬。”照语气上看，总司令之流只许自称奴才而不准称臣，乍看似有屈辱之意。其实不然，“打是喜欢骂是爱”“为卑而近”，格外屈辱其实只是格外垂青。高玉树回忆他被蒋介石召见时，他被赐座，但同时的总司令们却要站在旁边，不准坐。但真正贴身者，是高玉树乎？还是“官至提督”的这些家伙乎？此理还不明白吗？所以清朝规矩，只许满洲人和汉人中的总司令之流称奴才，这才表示真正把你们当自己人看待呢[106]！

因文官有满员汉员之分，所以满人称奴才汉人称臣，用意是严满汉之别。又因武官最早都是满人，所以总司令之流自然全称奴才。不料后来有非满人（非外省人）的陈守山之流也混进来了，满汉在军职人员方面称臣称奴才，就有点乱了[107]。

宁我不叫，也不许你叫

这种“有点乱了”，在满汉大臣联名上奏（“会衔之章奏”）时，最容易弄不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皇帝下谕曰：

本日御史天保、马人龙奏，监考教习查出代债之弊一折，已交部查办。至其折内书衔，因天保在前，遂概称奴才。向来奏折满洲率称奴才，汉官率称臣，此不过相沿旧例，且亦唯请安、谢恩及陈奏己事则然。若因公奏事，则满汉俱应称臣。盖奴才则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且为君者，岂系臣下之称臣、称奴才为荣辱乎？今天保、马人龙之折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斥，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或因献媚否或窃为后言，不可不防其渐。即如各部院衙门题奏折本，虽至微之笔帖式，无不称臣，又何容强为区别于其间耶？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著一体称臣，以昭画一。著为令将此通行传谕知之。

这里所说称奴才并非表示亲密之意，显然是一派遁词。事实上是事关荣辱的，事实上是汉人求为奴才而不可得的。满洲人为了不愿见到汉人也挤进来跟着自己人一起称奴才，乃弄出这种“一体称臣，以昭画一”的上谕，这显然是以满就汉、我迁就你之意——宁让自己人称臣，也不要汉家郎称奴才啊[108]！

称臣得体

正因为有这种“宁我不叫，也不许你叫”的微意存在，再加上正式公文书上奴才奴才的总不算什么好看，所以在清朝的奏折中，就不乏皇帝朱批改“奴才”为“臣”的例子：

雍正元年（1723）正月十七日黄国材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奏臣字合体”。

雍正元年（1723）三月九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称臣得体”。

雍正元年（1723）四月五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称臣得体”。

雍正元年（1723）四月五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雍正元年（1723）四月二十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雍正元年（1723）五月二十四日何天培奏折，朱批改奴才“具官衔写臣字”。

雍正元年（1723）五月二十五日佟世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书臣字得体”。

雍正元年（1723）六月五日齐苏勒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写臣字得体”。

雍正元年（1723）六月九日何天培奏折，朱批改奴才“具职衔臣，如此方得体”。

雍正元年（1723）六月二十六日于国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二十日高其倬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书臣字得体，一样的”。

雍正二年（1724）五月二十九日毛文铨奏折，朱批改奴才“用臣字得体”。

以上这些例子，对照起“朱批谕旨”的成书看，就有文章了。例如“朱批谕旨”成书《朱批黄国材奏折》中，福建巡抚黄国材的奏折，雍正元年（1723）正月十七日是称臣；《朱批杨宗仁奏折》中，湖广总督杨宗仁的奏折，雍正元年（1723）三月九日是称臣、四月五日是称臣、四月二十日也是称臣。其他何天培以下，也都如此。可见称臣比称奴才得体，也算是一般通识了[109]。

称奴才如故

虽说称臣得体，但是奴才却称者自称，一仍其旧。这在《史料旬刊》上可以查出不少。例如《道光朝俄罗斯私人哈萨克边界建房案》中，赫然就有“奴才松筠跪奏”；《道光十一年查禁鸦片烟案》中，赫然就有“奴才保昌跪奏”；《道光朝外洋通商案》中，赫然就有“奴才武隆阿、穆通阿、秀堃、教良跪奏”；《安南夷民拔竹毁栅案》中，赫然就有“广西巡抚奴才定长谨跪奏”；《清乾隆修建各处殿宇工程案》中，赫然就有“奴才三和、英廉、四格谨奏”[110]；《高朴私鬻玉石案》中，赫然就有“陕甘总督奴才勒尔谨跪奏”[111]“奴才杨魁跪奏”[112]；《清道光朝留中密奏专号》中，赫然就有“奴才耆英跪奏”“奴才瑞元跪奏”“云贵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呈御览”……

正因为你奴才我也奴才，所以尽管规定归规定，大家还是甘于做“奴才小史”中人物，自称奴才还是风起云涌。这个问题直拖到清朝完蛋，还在扯呢！清宣统二年（1910）的正月二十九日，还说“以预备立宪，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诏嗣后内外文武满汉诸臣，陈奏事件，一律称臣”呢！比照起清初就“一体称臣”的规定来，可见一百多年来，真是听者藐藐了！

奴才除了用在文书上面外，应对口语上的使用，更是普遍。西太后和慈安太后开始垂帘听政的时候，垂帘是垂下一道黄幔，地点通常是养心殿。两宫太后分坐在黄幔后面，黄幔前面坐的是皇帝。宫内很暗，门外有很厚很宽的大门帘，由宦官很快地揭开，官吏要很快地钻进。动作一定要快，慢了就后脚在门外，被帘子打到，慌乱之中碰歪了帽子上的花翎（孔雀毛），就是不礼貌。进宫后三步，就先跪称“奴才某某，恭请圣安”，然后脱帽，磕头，并且说“奴才叩谢天恩”，再戴上帽子向前走，在前面的垫子上跪下（当时官吏都买一双“护膝盖”的东西扎在腿上，这种东西可以帮助人跪得久，使腿不容易发麻。否则腿一发麻，要站会站不起来）。在主子面前，进退都是奴才奴才的，人还有什么尊严？《初学阶梯》有“满汉官民称呼”一条，说：“大清国朝例：凡居官者，在汉人，则称帝曰皇上，自称曰臣；在满洲，则称帝亦曰皇上，自称曰奴才。”其实在应对口语上，自称奴才，却是极普通的。

另一方面，自称奴才还要密集才能称意。《史料旬刊》中“高朴私鬻玉石案”有一则“附片”，全文说：

奴才高晋跪奏：再奴才于前折缮就，复思奴才此次获戾重大，罪干隐瞒。虽蒙圣恩曲赐矜全，不即革职治罪，但奴才问心惭愧，寝食靡宁。既辜负我皇上平日倚信深恩，何敢再忝纶扉重寄？唯有仰请皇上将奴才解退大学士，暂留两江总督任。容奴才自奋自效，再图上报天恩，庶奴才寸心稍安。谨再叩首沥陈，伏乞圣鉴。奴才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奏。

一个堂堂“大学士”“两江总督”，短短几行字中，就自称奴才八起之多。人格沦落到这一地步，人还是人么？

皇帝批改奏折中奴才字样

奴才奴才满天下

正因为奴才奴才满天下，正因为奴才在中国已经由骂人而沦落为自称，所以在奴才阶层中，也就分出了谁上谁下。石秀大骂“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就是这种写照。美国制宪大会时，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团体骂州长和其他贵族说：“这些人是州里的土皇帝；逢迎他们左右的马屁精，是他们的尾巴；拍土皇帝与马屁精的马屁，又做他们下贱而又下贱工具的，则是尾巴的尾巴。”（“The nabobs of this state, their servile toadeaters the bobs, and the servilely servile tools and lickspittles of both, the bobbetts.”）这正是修辞学上的对比。而石秀之骂，尤为简明传神[113]。如今，所谓中华帝国时代过去了，但是“中华民国”的封建结构却一仍其旧，虽然名已不存，但是实却未亡。照样父子相传，照样奴才交替，照样“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衙门行走、满街行走。中国的问题不在名号形式改变，而在封建实质未除。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正在换汤不换药，结果新汤旧药，一切都是“亡国帝王”气象。胡适在五十多年前写文章给少年朋友，就指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不幸的是，国民党多少年来，正妄想用一群奴才建造自由平等的“国家”！幸亏他们失败了，他们若成功了，那又算是什么“国家”呢？

1985年5月23日晨

李斯传新读

《史记》卷八十七有《李斯列传》，写秦朝丞相李斯被宦官赵高整，关进牢里——

于是〔秦〕二世乃使〔赵〕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李〕斯与子〔李〕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从狱中上书……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在李斯被刑求，吃不消，自己承认叛乱后——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复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

这段话引起我最大的注意。这段话说赵高命令他的党羽十余人，一个个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等官员，轮番到看守所调查李斯。李斯看到正式的官员来了，不疑有他，便开始翻供，说他承认叛乱乃是被赵高党羽刑求的结果。可是一翻供，这些官员便暴露身份，原来他们就是赵高的党羽化装的，于是就狠狠修理李斯一顿。最后，李斯一次又一次上当以后，当秦二世派出真的官吏来查问有无冤情的时候，李斯因为分不清对方真假，索性一律视同赵高的党羽化装来的，再也不敢翻供了，一路自白叛乱到底了。当最后定案送呈秦二世的时候，秦二世很庆幸地说：“要是没有赵高，我差点给丞相出卖了！”就这样，秦二世不疑有他，叛乱犯李斯就横尸法场了。

李斯是两千两百年前的中国古人，但他的际遇，对今天的我们说来，却有着离奇的意义。原来在国民党的法律里，最流行的证据，就是所谓自白。我们试看一些证据：

一、被告之自白，依《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第1项之规定，得为证据。此项自白，并非专以审判笔录所记载者为限。即在有侦查犯罪职权之司法警察官讯问所得，如未施用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仍不失有证据能力。（最高法院二十四年上字第1658号判决）

二、被告之自白，得为证据者，并非专以审判上自白为限。征诸《刑事诉讼法》第415条第2款关于诉讼外自白，得为再审原因之规定至为明显。审理事实之法院如就前项录取自白之文书已践行刑事诉讼法第272条所定调查证据之程序，即非不得采为证据。（最高法院二十六年沪上字第6号判决）

三、被告于法院外之机关所为之自白，即审判外之自白，苟非出于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1515号判决）

在这些判决里，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自白的认定，“并非专以审判笔录所记载者为限”，而“于法院外之机关所为之自白”，只要非以“不正之方法”取得者，也一体适用。换句话说，被告的自白，不限于审判上的自白，即审判外的自白也包括在内。审判外的自白，并不以向审判机关为之为必要；即向检察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等为之，也不失其为审判外的自白。

现在，祸事了。因为这样一来，什么叫“不正之方法”，认定起来，可就有大大的麻烦了。根据现代文明国家的法理，自白首重任意性（voluntar）。被告的自白，非出于任意者，不得采为证据，这一金律，英国早在18世纪中后期就采用了。到了19世纪上半期，受了法国大革命保障人权思想的影响，对于自白的证据价值，有识之士极表怀疑，任意性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最后的定论是，自白必须以出于任意为取得证据能力的要件，这在英美法及大陆法中都无间言。一般法理有三：

一、虚伪排除说——自白若出于某种诱导行为，陈述就多虚伪，就缺乏真实性。既缺乏真实性，自然不许作为证据。自白所以以出于任意性为条件，乃在排除虚伪。

二、人权拥护说——自白不得自证其罪，英国早在16世纪后半期就有了，当时是为了抵制教会的异端审判而采行的。到了《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中，规定“……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这一条款，更是“人不告发自己本身”（No man is bound to accuse himself）原则的一项确认。

三、违背诚实说——非任意性的自白，如许作为证据，根本违背诚实的观念，自然不合法理。

从这些法理上反看国民党的《刑事诉讼法》，我们就不得不大叹其气了。国民党《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告的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这乃是以取得自白的方法为准，这是绝对不够的。因为这是一切祸源。因为被告一旦被刑求取供，到了审判时翻供，国民党法官总是官样文章，行文给“不正之方法”取供的单位，问有没有刑求呀，回信当然是没有呀没有呀，然后法官就据这回信驳斥被告是谎言刑求了。这种一来一往的公式，我以我自己的案子为例，一看即知。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同案除了我的老同学谢聪敏（彰化人）、魏廷朝（桃园人）外，还有李政一（台南人）、刘辰旦（台南人）、吴忠信（台南人）、郭荣文（台南人）、詹重雄（台北市人），他们都是我不认识的，在起诉书上都是所谓爆炸案的凶手。他们被警总保安处吴彰炯少将主持的刑求，都比我重。他们都受到各种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宝剑、三上吊、摇电话等等在内。这样子长年逼供与迫害，最后取得的自白，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被捕后一年，才准与家属会见，才准与律师会见（我没请律师）。换句话说，在漫长的非法羁押里，吴彰炯少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刑求逼供，并且不虞人犯外伤。因为受伤后，有足够的时间去养得毫无痕迹。就这样，一年以后被移送军法处审判时，李政一等自然人人喊冤，详述被刑求取供的经过。可是判决下来的是：

被告李政一等人主张之刑求逼供一节，经本部先后传讯保安处、警务办案人员何洪才、季贵成等人到庭具结作证，均坚决否认有非法取供之情形。且据保安处1971年11月22日堡处字第5100号函复本部军法处亦称，经查并无刑求情事。按被告等均在军事检察官侦查中供认犯罪事实，历述如绘，经核属实，复无提出被刑求逼供具体事证，可资证明，所辩均不足采。

这种判决词，根本就是军法套语。因为这样子的传讯，谁会承认刑求别人呢？这样子的行文调查，哪个衙门会承认“经查‘有’刑求情事”呢？人犯被关在黑牢里、地下室里，一切隔离，一年不得见除了刑求他的以外的任何人，又何来“可资证明”的“具体事证”呢？这种传讯与行文调查，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所以，尽管法律上规定得冠冕堂皇，事实上，所有“不正之方法”取得的自白，在国民党法官眼中都一律被采信，并且一律把被告之哀呼判为“所辩均不足采”了事。国民党法官非但这样判，并且还常常反问被告，你说你被刑求取供，但是检察官去做侦讯笔录的时候，至少检察官没刑求你呀，你为什么不在检察官的笔录中翻供呢？

对呀，为什么呢？其实为什么，答案早就有了——答案就在《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列传》中秦二世派去查案的“御史、谒者、侍中”等官员，就是相当今日的检察官。但是，被告当时人被扣在赵高及其党羽手中，谁敢翻供呢？谁又识得检察官的真假呢？识得了，在现代一党及第的侦审一家人作业下，又有什么作用呢？

这种毫无作用，在武汉大旅社姚嘉荐命案里，我们可以看到血淋淋的活证。这命案里被告之一游全球，在惨被刑求取供后，曾出现这样的经历：

我在调查局待了五十天，只有第三天唐锦黄检察官来过一次。我说，报告检察官，我是冤枉的。他说，好，你是冤枉的，问了一点笔录就走了。

移到看守所后，唐检察官来侦讯。我又说，报告检察官，我冤枉。调查局的王琪马上当着检察官揍我，而且破口大骂：“他妈的王八蛋，叫你不要翻供你偏要翻供。”我说，我冤枉怎么不讲。王琪就跟唐检察官说，一切照以前写就是了。写完，他要我盖章，我不盖。他又打，说，你非盖不可。不得已，我只好盖。

盖下之后，检察官也就回去了，我也被还押看守所，那时调查局的人员一分钟也没离开。第二天，又把我押回调查局，又整整一个月。一回去就打，他们说，王八蛋你，你还翻供。我在调查局总共八十天，到正式公开审判的前几天，他们才把起诉书给我。（1984年1月21日黄怡录音访问）

据游全球告诉我，他在检察官面前翻供，调查局的干员一边打还一边说：“他妈的，冤枉也要冤枉到底啊！你翻供是什么意思啊！太不够朋友了！我们说你犯罪，你就犯罪；说你不犯，你就不犯。我们叫法官怎么判，他们就怎么判，你翻供有个屁用啊！别忘了我们是谁，我们是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啊！”

人犯可以沦落到在检察官面前被严禁翻供、被骂被打，检察官可以沦落到敬陪末座躬逢其盛——这种情况下，什么自白又写不出来呢？

国民党的自白认定方法是，被告的自白非有确实反证，得推定为出于任意性。这和采彻底的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人本无罪”原则——对于被告在审判外的自白，推定为非任意性的情形——完全相反。这样的恶法不改正，刑求取供的惨事，必然永远不会停止。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已经明定，自白不许采为证据。无论自白是否真实，一律没有证据能力，这才是根本的釜底抽薪的初步。当然国民党纵使做到这一初步，也不是就停止了刑求，只是在刑求取供上应该使小百姓少一点自我作践。当然追根究底，还是赵高及其党羽的问题。这种“指鹿为马”的宦竖小人不消灭，中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

1984年3月1日下午，以三小时写成

招了再说

尉缭（公元前4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公元前370—前335）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

《尉缭子》虽然是一部以兵学为主的名著，但是它的论点很宽，讨论到人间许多问题。例如在《将理篇》中，就有这么一段：

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

这就是说，在刑求之下，即使英雄豪杰，也受不住而要承认自己并没犯的罪。《尉缭子》这段话，显示了早在战国以前，中国已经不乏用刑求造假案的现象。这是细读古书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在另一方面，细读古书，却又得到另外一个结论。《旧唐书·狄仁杰传》，写“国士”狄仁杰被来俊臣诬以叛乱，在牢中承认造反。武则天——

乃召见仁杰，谓曰：“臣反何耶？”对曰：“不臣反，死笞掠矣！”（《太平广记》“来俊臣”条下引《御史台记》的对话是：“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

这就是说，在牢中若不先承认叛乱，早就被刑求致死了，再也没机会出来喊冤了。狄仁杰的例子，说明了“国士”有时自诬，不在“不胜其酷”，而在“爱其死有以待也”、而在出狱以后跟你算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君子志在多活十年，不志在死于来俊臣的手下。

我第二次做政治犯的时候，在牢里碰到卡车司机吕德，他被当成抢犯，抓到警察局。刑警办案，刑求他，不但要他承认这次抢案是他干的，还要他承认其他许多破不了的悬案也是他干的。吕德对刑警说；“我承认这么多，岂不要被判死刑？”刑警说：“你签字承认了，也许死，也许不死。但那是以后的事，你还有机会去打官司，救回一命。你若不签字承认，今天就要你死！”吕德只好一一承认。后来吕德被判死刑，求我帮他喊冤。我帮他一阵，总算以无期徒刑定谳，暂保了一条老命。吕德说：“那些狗（刑警）可不是说着玩的，他们真能把你当时打死，然后谎报你畏罪自杀！”看到了那么多不明不白死在警察局的例子，我相信吕德的话，我相信国民党的来俊臣真可以把吕德当场打死！吕德一一自诬是对的，招了再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或死，总胜于先被打死啊！

《水浒传》写李逵得罪了罗真人，罗真人作弄他，使他从半空里掉在马知府面前：

李逵吃跌得头破额裂，半晌说不出来。马知府道：“必然是个妖人。”叫：“去取些法物来。”牢子、节级将李逵捆翻，驱下厅前草地里。一个虞候掇一盆狗血没头一淋，又一个提一桶尿粪来从李逵头上直浇到脚底下。李逵口里、耳朵里都是狗血、尿、屎。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

原来蓟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从此便不肯下手伤他，再驱李逵到厅前。早有吏人禀道：“这蓟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从者，不可加刑。”马府尹笑道：“我读千卷之书，每闻古今之事，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即系妖人！牢子，与我加力打那厮。”众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一面大枷钉了，押下大牢里去。

只有了解狄仁杰故事的人，才会会心了解为什么铁汉李逵要“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原因无他，李逵知道不招就没命，只好招了再说。

罗真人说李逵“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孽）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李逵的救世方法只是杀坏人，这是他的使命。但他知道，要杀坏人，得先免于被坏人所杀，所以他先招了再说——谁说李逵是粗人？他粗中有细得很呢！

1984年5月4日

《狱中杂记》今译

方苞《狱中杂记》今译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里，当我被关在刑部监狱的时候，看见犯人死了，由墙洞里拖出去，平均每天总有三四个，不觉心里奇怪。有个曾经做过洪洞县长的杜君，站起来说：“这是生瘟疫了。现在天时正常，死的还少；过去有多到一天死十几个的。”我问是什么原因。杜君说：“这种病容易传染。生这种病的，纵然是亲人，也不敢住在一起。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顶有小窗透空气；其余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房间就上锁了，犯人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地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人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

我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杜君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得愈多愈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我认为我们的皇上和过去的圣人一样有好生之德，每在批公文的时候总给犯人死中求生，但现在竟有无辜的人这样倒霉的！如有仁人君子能向皇上上奏，除死刑及发配边疆的重犯外，将其他轻犯和受到牵连还没定案的另设看守所来关，不上手铐脚镣，就不知可救多少人命了！听说监狱本有五间房名叫“现监”的，是给涉案而没定案的人住的。如果能查出这种规定，实行起来，倒也不无小补。杜君说：“皇上开恩，规定做官的可住优待房。现在穷人住进老监房，大盗累犯反住进优待房，这中间的微妙能细问吗？这样看来，只有另外关到一座监狱里，才能根本解决啊！同我关在一起的朱老头、姓余的青年和关在一起的同僚，都这样碰上疫症死了。论罪状，他们都是不该受重罚的小罪。又有某氏控告儿子不孝，左右的邻居都被关进老监，哭哭叫叫直从晚上闹到天亮。”我听了，有动于中，曾拿杜君这些话来普遍地问了问别人。结果大家说的一样，我就决定记录下来。

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作“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我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负责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我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样的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更拿多少做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由这故事，印证孟子“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的话，真是一点也不错！

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用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抽出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

他的一个同事说：“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我们都没活路了。”部员某笑着说：“再行申请，我们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他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的。”结果便这么办，案末两个人果然被立即处决。长官张口结舌给吓呆了，可是终于不敢追究责任。我关在监狱的时候，还见过某姓兄弟，同狱的人都指着说：“这便是用某某人的命换来他们的头的。”后来部员某忽然在一个晚上死了，大家都说这是上天报应。

凡属杀人案件而判词上没有“谋杀”“故意杀人”等字眼的，大概经过秋审，列入“矜疑”（情有可矜而罪在疑似之间的）类中，便可以免死，司法人员因此也就可以在法律夹缝里做手脚。有个叫郭老四的，曾四次犯杀人案，最后一次仍以“矜疑”减等，不久碰上大赦。出狱以前，他一天到晚都和同党喝酒唱歌，有时直闹到天亮。有人问他过去的事，他竟一件一件原原本本道来，神气活现，好像自己了不起似的。唉！像那些无耻而恶毒的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原不足深责；但道理并没真正弄清，一班善良官吏往往以脱人死罪为功德，而不追究实情，就使死者含冤不浅了！

有些坏人在监狱里坐久了，和典狱官狱卒们狼狈为奸，就很肥了。山阴有个姓李的，因犯杀人罪坐牢，每年都赚上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住了几个月，无所事事。恰好他同乡有犯杀人案的，他便冒名顶替。因为法律规定，如果不是故意杀人，必然可以长期监禁，不会判死罪的。五十一年依赦例减等充军，他叹气说：“我没办法再能进这儿来了！”按照旧例，充军的人都移押顺天府待命。这时正是冬天，停止发遣，姓李的具状要求仍回刑部监狱等候春天发遣。要求再三都没被批准，他还老大不高兴呢！

方苞《狱中杂记》原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怪之。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史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道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唯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傥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日“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傥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人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人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唯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岁每大决，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词上，中有立决者，行刑者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人皆以为冥谪云。

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人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谢。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方望溪先生全集》）

后记

方苞（1668—1749），字灵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是清朝进士。四十三岁时候，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孑遗录》的文字狱，他被牵连。《清史稿》说：

五十年（1711），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1713），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蝉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1722），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

据苏悖元《方望溪先生年谱》，方苞被判死刑后，还照样“阅礼经自若”。和他关在一起的人把他的书给丢在地上，说：“命在须臾矣！”可是方苞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他前后坐了一年三个月的牢，被清圣祖免死后，清圣祖以“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命他以“白衣人”入南书房。此后他在朝里做官，不料因为刚正敢言，被人整冤枉。据《清史稿》，乾隆皇帝：

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1749），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方苞虽然“为古文正宗”，但他的古文实在并不高明。我读他的全集，发现他实在是一个迂夫子。当然在他的水平和框框里，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在临死前，数度举右手以示子孙，为了他曾交代子孙在他死后必须袒右臂入棺，用以罚他未能在弟弟入殓时在旁照料（当时他正生病）。这种真诚，倒颇有“曾子易箦”的风度。

方苞这篇《狱中杂记》，倒是这位迂夫子的一篇绝好文章。写得巨细不遗，颇见遗爱。《狱中杂记》后面有编校者按语，全文是：

刘大山曰：望溪在狱，思老监唯各牖于壁间气可少苏，使圬者计工费。同系者曰：“居老监者，多生狱也；吾辈，死人也！而忧生人气郁，奈闻者笑何？”及出狱，未兼旬，蒙诏入南书房，数日得七十金。刑部主事龚君梦熊引为己任，禁卒司狱难之，讼言于六堂。曰：“墙有穴，大盗重囚逸出，咎将孰任？”龚君曰：“牖函木格，囚从何逸？”乃具结状独任其辜，牖乃成。望溪事无足异，龚君之义，则不可没也！

先生自记曰：其后韩城张公复入为大司寇，静海励公继之，诸弊皆除。仍有易官文书，以伪章下江西省者。其驳稿乃韩城公所手定，诘承行之胥，伏罪，命具奏。翌日即上本。司正郎请曰：“候参胥役，例发五城兵马司看守。”公从之。胥以是夕遁，盖未定罪人犯逸，司坊罚甚轻，而所得过望，故甘为受罚也。又言始至录囚，有磨钱周郭取镕者，事可立断，而迟之二年，钩致牵连佐证，七十余家矣！司官递代应参者至十数人，同官持之中止，每叹恨人心抗敝。典狱者虽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犹不能使民无冤，痛也！

可见方苞的遗爱，并不止于作文而已。

《狱中杂记》有一段说“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的话，显然是反对官吏一味做功德，不判恶人死刑的。方苞这一观点，在《与孙司寇书》中，曾有细说。他抗议把一名杀侄子的犯人改绞刑为“缓决”，他认为这个犯人“穷凶极恶，万无可原”。他义正词严地说：

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为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觉流于姑息。又其下则谓脱人于死，可积阴德以遗子孙。不知纵释凶人，岂唯无以服见杀者之心。而丑类恶物，由此益无所忌，转开闾阎忍戾之风，是谓引恶、是谓养乱，非所谓迈种德也。

昔虞舜刑故无小，其命官曰：“怙终贼刑。”而皋陶称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周公东征，破斧缺斨。东人歌思，以为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执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为仁，即改前议，仍所识为情真。若有人祸天刑，皆归于仆，死者亦于公无怨也。望勿以为过言而弃之！

这一干涉审判的文字，倒真是千古妙文呢！

方苞又有《结感录》一文，一一记录在他受难时，帮过他的志士仁人。其中写一位马逸姿：

安徽布政使马公逸姿，字骏伯，陕西成宁人。先公在官，死于寇。公以荫起家，始至。尝介吾友白君玫玉通问，愿为交，余谢不敢见。及余被逮，江苏廉使以事出。制府命公摄理督粮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诫群吏，毋得缧演。每见余貌必蹙，语必称“先生”，李公亦然。时制府欲得戴氏他书以上，亲鞫诸被逮者。公入言，某邦人之望，每大府及监司至，必礼于其庐，而固辞不敢交也。虽在难，愿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实恶余，其后与仪封张公相构，挂余名弹章，而亲鞫时未尝加声色，则公力也！无何廉使归，亦欲得事端以自为功，将以金木讯余。公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朝命捕人，非鞫狱也！某儒者，上所知名，今以非刑苦之，设犯风露死，孰任其责？”乃止。遣解之日，公与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执籍，呼逮人过堂下。加械毕，公起立离位，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肃余升堂，手解余系，谓使者曰：“方先生儒者，无逃罪理。君为我善视之，毋使困于隶卒。”既就道，使者每食，必先馈余，同逮者余喙。就逆旅，必问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在江南，唯马公遇我独厚。问何以然？则子之急也。子今至矣，为我报公，子无伤也。”余告以未事时，与公实未谋面，闻者莫不嗟叹焉。

这是很动人的故事。他又写一位张丙厚：

张公丙厚，字尔载，号腹庵，甲戌进士，磁州人。壬申癸酉间，余至京师与相识，或问曰：“某甚轻君。”越数岁，相见于江南，始得自解说，而为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适为刑部郎中，时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宁安，与司寇杂治。富廉直，威棱怊众，每决大议，同官噤不得发声。余始至，闭门会鞫，命毋纳诸司。公手牒称急事，叩门而入，问何急，曰：“急方某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为标白，海内瞻仰；即不能，感毋以刑讯。”因于案旁取饮，手执之，俯而饮余。长官暨同列，莫不变色易容，众目皆集于公。公言笑洒如。供状毕，狱隶前加锁，迫扼喉间。公厉声叱之，再三易，仍用狭者。时事方殷，长官曰：“俾退就堦墀，徐易之。”公曰：“下阶终不得易矣！”既易锁，亲送至狱门，谕禁卒曰：“某有罪，彼自当之。汝辈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使汝身承其痛。”是狱朝士多牵连，虽亲故，畏避不敢通问。公为刑官之属，乃不自嫌，而讼言余冤，相护于公庭广众中，诸公自是乃服公之义也。

这又是很动人的故事。文章中又写一位宋梦蛟，在方苞受难中一直“易姓名尾余后”、一直偷偷在起解途中照顾他；又写一位杨三炯，这人冒充狱吏，混进牢里去探望方苞，并且一再留宿。“狱中地狭，自春徂秋，疫疠作。死者相望，秽气郁蒸，虽仆隶不可耐。而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留信宿。道古今，证以天道人事，慷慨相勖，虽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与地之恶也！”后来方苞发现在别人找他麻烦的时候，独有一位狱吏老是帮忙他。后来打听，原来这位狱吏是杨三炯“竭其资”买通来卧底的！

方苞在受难后写《狱中杂记》，写他受难时的种种见闻，又一一写出在他受难时帮过他的许多奇人奇事。两百七十年后的我们读起来，深感中国黑牢固然依旧，但是黑牢中的那些光明却已不复长存。以古证今、追昔忆往，真不禁令我们大感其慨矣！

1985年2月21日夜10时写起，2点写成，共花四小时

“宰白鸭”

2月9日报上登出消息：省畜产试验所宜兰分所育种成功的两种鸭宝宝，从8日下午4时38分起，有了正式的名字。今后在国际间有关的畜产文献上，将可以看到“宜兰白鸭——台畜一号”及“宜兰改鸭——台畜十一号”的字样。台畜一号的“先祖”是本省原有的褐色菜鸭，由宜兰分所于1966年起着手育种试验。先挑选稀有的白色羽毛菜鸭进行选育，经过长期严格的闭锁族群繁殖、分离和选拔，育成新品种的白色菜鸭。被命名为宜兰白鸭——台畜一号的白色菜鸭，具有原先褐色菜鸭的小体形、产蛋多的优点；同时在白色菜鸭育成后，宜兰分所另外试验研究其近亲七代品系，使成为生物研究上很珍贵的试验动物，可供各项研究之用，是全世界遗传组成纯合度最高的鸭品系。若继续加以维持，可望成为供癌症研究之用。尤其是白色鸭羽毛，价值较褐色鸭羽毛，每只高出十至十五元，为鸭农所乐于饲养，其声名也早已远播海内外。

这一北京鸭与菜鸭交配的新品种，使我这研究“政治动物学”的专家倍感兴趣。我愿意借题发挥，写点别的。

《元史·许楫传》：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宋平。帝命平章廉希宪行中书于荆南府，以楫为左右司员外郎。荆南父老与金帛求见，楫曰：“汝等已为大元民矣，今置吏以抚字汝辈，奚用金帛以求见！”明年，擢岭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冈富民有殴死出征军人者，阴以家财之半诱其佃者，代己款伏。楫审得其情，释佃者，系富民，人服其明。

这个1276年的小故事，告诉了我们：有钱人打死了阿兵哥，偷偷用钱买佃农做替身，“代己款伏”（替自己顶罪）。这种顶罪可不是玩的，因为十顶九死，是要杀头的。但是穷人为了拿钱，宁肯杀头。甚矣！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也！

像这种“富人杀人，穷人顶罪”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清朝纪昀（晓岚）写《阅微草堂笔记》，就感慨于“治狱之难”，其中“命案尤难”。因为“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在这种坦然自白之下，问案的官吏是往往查不出来的。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有这样的故事：

福州源泉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出多金，与贫者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卒受其蔽，所谓宰白鸭也。先大夫在谳局，尝讯一斗杀案，正凶年甫十六岁。检尸格，则伤有十余处，似非一童子所能为。提取复供，则口供滔滔，与详文无丝毫差。再令复述，一字不讹，盖读之熟焉。加以驳诘，矢口不移。再四开导，始垂泣称冤。即所谓白鸭者也。乃驳回县更审。县又顶详仍照前议。再提犯讯之，则断断不肯翻供矣。……案定后，发还县。先大夫遇诸门，问曰：“尔何故如此坚执？”则垂涕曰：“极感公解网恩，然发回之后，县吏更加酷刑，吾求死不得。父母又日来骂，卖尔之钱，已用尽，尔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狱，必处尔死。吾以进退皆死，不如顺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为之垂泣。

这个福建小男孩真可怜！他被父母卖掉顶罪，背熟编好的口供，以应问案之需，足供法官老爷“自由心证”而有余。后来被“再四开导”，翻了案。可是被发回更审时，他还是要顶罪。为什么顶罪？因为发回后，原来办案的人（今之刑警或调查局干员也）怪他翻供，要刑求他；而他的父母又每天来骂他，怪他收了人家钱了，怎可不肯顶罪？于是他“进退皆死，不如顺父母而死耳”！

梁绍壬《两般秋雨盫随笔》有这样的故事：

粤俗以潮州为最坏，黄霁青太守作乐府十首，六曰《宰白鸭》，悯顶凶也（原注：潮俗杀人真犯辄匿不出。被诬者，又惬怯不自申理。率买无业流氓，送官顶替。贪利者，罹法网焉，名曰宰白鸭）：“宰白鸭，鸭羽何褵袱。出生入死鸭不知，鸭不知，竟尔宰。累累死囚竟何辜，甘伏笼中延颈待。杀人者死无所冤，有口不肯波澜翻。爰书已定如铁坚，由来只为香灯钱（原注：顶凶者，类多孤孑，所得身价，谓之香灯钱。以死后，旁人为之接嗣香火焉）。官避处分图结案，明知非辜莫区判。街头血漉三尺刀，此日性命轻于毛。劝君牍尾慎画押，其中亦有能言鸭。”

黄霁青诗中所写“杀人者死无所冤，有口不肯波澜翻”，这是顶罪所以成功的最大缘故。顶罪的穷人为了“香灯钱”，干员为了漂亮破了案，两相情愿，就这样把人宰了。

看了历史记录中这么多“宰白鸭”的例子，我们真忍不住感慨：他妈的做中国人可真倒霉！

最近“旱鸭子”陈启礼为暗杀江南，被老美派人来台“审视”，又被移送司法。（别的流氓都在军法，岂不可怪？）国民党这样处理，我始终怀疑他们之间，已有“宰白鸭”式的暗盘。暗盘当然不是给陈启礼钱，而是要陈启礼“合作”，交换条件是“待之以不死”——饶你一命。这样的暗盘一旦成立，陈启礼说话一定有所保留、有所“及身而绝”，这也就是老美一直要人的缘故。因为唯有将陈启礼引渡到美国，他才可变成“其中亦有能言鸭”，真相才可以大白。他在台湾，纵相当“合作”，恐怕也终难自保——他在监狱外面时候，国民党都要出卖他；如今进到监狱里面，其能守诺而不出卖者，又复几希！只是届时所宰者，不是白鸭子，而是“旱鸭子”矣，哀哉！

1985年2月10日晨

要清白，请长寿！

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分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抒发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就以上面举的正史为例，一个阅历较多的人，翻开了《宋史》一读，就不难发现，《奸臣传》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这种错误，岂不叫人很苦恼吗？这种苦恼，在正史以外，同样可从小说中找到例子。看过克林（Alexander Klein）名作《伪叛国者》（The Counterfeit Traitor）的人，我想都会油然而生“忠未易明，奸未易察”的感觉。这些例子，都说明一项事实，就是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验证方法。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如法国的“德雷夫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德雷夫斯于1894年被诬卖国，被判无期徒刑。幸赖文豪左拉写《我控诉》（J'accuse）等文，为他洗刷，于1906年才得免罪。然而直到1930年“斯威兹可本文件”（Schwartzkoppen’s papers）公布，德雷夫斯的清白才完全澄清，可是时间已在沉冤三十六年之后。又如中国宋朝的“岳飞事件”，男主角却没有这位法国将军的好运气。岳飞生前冤死狱中，死后拖了七十年，才算“还我清白”完毕。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吁天辩诬通叙》里，曾有一段话说：

独以先臣受暧昧不根之谤，于今几七十载。虽忠义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或者犹有以议先臣之未尽，臣窃痛焉！

岳珂本人虽然并非善类，但他在为他祖父辩诬一点上，却做得很卖力。同时他也没装作一个假左拉，学“我控诉”姿态，为洗刷岳家人物而攀诬别人。岳珂另一段话说得很动人：

臣闻天下之不可泯没者，唯其理之正也！藏于人心，散于事情，虽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扬，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隐然而不可诬者。是故伸屈有时而不同，荣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为今日之荣；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后日之伸也。

岳珂这段话里暗示了一件事实：伸屈荣辱等事，有昔日今日后日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使“晦而未彰”的真相、“抑而未扬”的冤屈，有所澄清。所以，论断伸屈荣辱等事，似乎应该加上一项新条件，就是“时间的因素”。

“时间的因素”，从某些方面来说，有不少运气和残忍的成分。前面举出的德雷夫斯，如果他本人活不到七十六岁的高龄，他就无法在死前五年获得完全昭雪的机会。更鲜明的例子是日本“吉田石松事件”。吉田石松从1913年起，就坐冤狱，一坐坐了七千八百八十天，出狱时候已五十七岁。那时候已是1935年，正好是德雷夫斯死的那一年，李敖生的那一年。吉田石松出狱后一直要求平反，直拖到1964年，政府才正式宣布他是无辜的。当时他双手上举，两眼全是泪水。他已经八十四岁了！他含冤难复，前后长达五十一年。最后他终于“赢”了，在他有生之年“赢”了，这是何等运气！又是何等残忍！

所以，也许可以这么说：有冤屈的人，必须有赖于“时间的因素”来辨冤白谤。没有当时反击能力的人，他必须设法长寿，比他的“敌人”活得更长久。这些话，说来好像笑谈，但笑谈之中，往往有着不少白发和眼泪。

“愿身成骨骨成灰”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一开始就有一段写戊戌政变的殉难者谭嗣同。全文是：

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时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苍苍斋诗》，自题为三十以前旧学第二种，盖非其所自患者也。浏阳殉国时，年仅三十二，故所谓新学之诗，寥寥极希，余所见唯题麦孺博扇有《感旧（怀）四首》之三。其一曰：“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朦胧业眼来。灯下髑髅谁一剑？尊前尸冢梦三槐。金裘喷血和天斗，云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傥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其二曰：“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蒙。桐花院落乌头白，芳单汀洲雁泪红。再世金缳弹指过，结空为色又俄空。”其三曰：“柳花夙有何冤业？萍末（水）相遭乃尔奇。直到化泥方是聚，只今堕水尚成离。焉能忍此而终古？亦与之为无町畦。我佛天亲魔眷属，一时撒手劫僧祗。”其言沉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遣情之中，字字皆学道有得语，亦浏阳之所以为浏阳、新学之所以为新学欤？

梁启超说谭嗣同的诗“沉郁哀艳”，是真的，又说“不知其何所指也”。我却觉得，虽然“诗无达诂”，但是谭嗣同的“何所指”，还是有迹可寻的。

以“无端过去生中事”那一首为例。这首诗从佛经中“业”的理论引起，立论根据了《庄子》《后汉书》《涑水纪闻》《宋史》《礼记》《李长吉歌诗》《李义山诗集》《神仙传》等书。我融化各典，综合所得到的“何所指”如下：

“业”是梵文“羯磨”。佛教所说的生死轮回，是由“业”决定。“业”包括行动上的“业”，就是“身业”；语言上的“业”，就是“口业”“语业”；思想上的“业”，就是“意业”。业有善有恶，但一般都指恶业。由“业”生出的是“业力”，是指善恶报应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业因”，达成“业果”“业报”。“业因”是前世所做的因，恶业的因，产生恶果，成为今生的障碍，叫作“业障”。“业障”是前生作孽带给今生的报应。这种报应表现在今生，这种人就是“业人”，这种人的德性就被奚落作“业相”。由于前世有“业因”，所以前世的无始无终的许多事，在朦胧之间，尽入眼底。西太后和小人们逆天行事，歌舞升平，只是想盘踞高位，满朝行尸走肉，总该把他们清除。我自己生在鼎食之家，我的一切都得自吾土吾民。我不是我，我只是一具枯骨。今天在尚有血肉生命时候，我要忏悔，我要发愿牺牲自己。愿我的肉体化为枯骨，枯骨化为灰烬，为吾土吾民献身。这诗的整个意思落在最后“徐甲傥容身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上，是用晋朝葛洪《神仙传》的典。徐甲是老子的佣人，跟了老子许多年，可是从没拿到薪水。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向老子算总账，说老子欠他多少多少。老子真行，他一言不发，把徐甲化为枯骨一具。这时徐甲恍然大悟，他清楚知道，原来自己只不过是一具枯骨。他的血肉生命怎么来的，还不明白吗？区区人间小事，还计较什么？于是他忏悔了。谭嗣同引徐甲的故事，当然是说我们要粉身碎骨去为大目标奋斗。只有这种大目标，才有意义；其他人间小事，都是没有意义的。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后面又说：“谭浏阳之有得于佛学，知浏阳者皆能言之。”以佛语入诗，是唐朝以来很流行的。但是参悟真义，然后以歌咏始，以殉道终，有史以来，却无出谭嗣同之右的。谭嗣同的四首诗，我最喜欢第二首，第三、四首也佳，第一首稍差（第一首梁启超没引。全文是“同住莲华语四禅，空然一笑是横阗。唯红法雨偶生色，被黑罡吹风堕天。大患有身无相定，小言破道遣愁篇。年来嚼蜡成滋味，闲入楞严十种仙”）。

1985年3月24日午

“不仅仅为了面包”

前一阵子中华航空公司驾驶员王锡爵驾机飞回大陆，国民党上上下下口口声声说：“王锡爵服务华航已二十年，月入新台币二十多万元，生活条件良好，婚姻家庭都美满，儿女皆成年，小孙子即将出世，不久就可含饴弄孙、安享天伦，岂有抛弃妻儿去‘投匪’的道理？”有人问我意见，我嗤之以鼻，答复说：“太小看人了吧！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

有一阵子常听人说：“李敖真是不可解的人，他有名有钱有才华，有高楼大厦，有明星老婆，有八缸的凯迪拉克名牌轿车，他为什么不知足、不安分，还要惹政府，还要叛乱、革命？”我每听到这种“妻财子禄”的话，我就嗤之以鼻，答复说：“太小看人了吧！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

“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这一观念，在人类历史上，早就很深远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中，耶稣就引经上之言，说：“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Man shall not live by bread alone.）中国古代“无求生以害仁”“平生之志，不在温饱”等观念，也都属于这一类。

这类观念再扩大引申，便是人与“物”的役使问题。《管子》中有“君子使物，不为物使”的话，《荀子》中有“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的话，意思都是说：“物”是身外的，有固欣然，没有也没什么。有人看了我住的六十二坪的大厦，问我说：“你年复一年住这么大的豪华大厦，一定很开心呀！”我回答道：“别忘了，我年复一年住两坪大的牢房，也一样很开心呀！”这种境界无他，“君子使物”“君子役物”而已。

文天祥生性善于“使物”“役物”，排场极大，府第豪奢，家里甚至养歌星为他唱歌、给他打炮。可是，他一旦从容就义，虽身处漏水的上室，也不肯以“物”易其志。虽然自己过去耽于“物”中，但一有必要，他弃“物”如敝屣。《文子》中一段话，正好描写这位文丞相，《文子》说圣人“外与物化，而内不失情”。“外与物化”，是形式上也跟“物”相与俯仰，随缘折腾个没完；“内不失情”，是尽管如此，但自我的理想与使命却绝对“不为物使”——一旦“物”成了障，则一律“于我如浮云”处之。王弼说“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正是指此也。

1986年9月9日晨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潜（公元372—427），字渊明、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死后谥号靖节先生。他是东晋的政治家陶侃的曾孙，是“开国元勋”之后，做过彭泽县县长。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束带”见官僚“耻复屈身后代”，就辞职不干了。

陶渊明生值东晋末年的乱世，看到现实政治的黑暗，决心弃官归隐。他的时代的文风是清谈的、雕饰的，但他却是清淡的、自然的。他宁愿过穷困的日子，自适其适，穿着破鞋子在山里云游，过着跟老农“相对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日子。

陶渊明唯一过分的嗜好是他喜欢喝酒，并写了太多和酒有关的诗。在他一百一十四首的五言古诗里，“酒”字出现三十一次、“醉”字七次、“醪”字三次、“酣”字三次、“酌”字三次、“醇”字一次。他的儿子都是笨蛋，没有一个能“臣得其酒”式地继承他的一切。他在六十三岁时死去，死前写《自祭文》，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表示对生前死后的声名都不在乎。这种旷达，在他《挽歌诗》里也如出一辙：“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陶渊明在青年时代是豪气十足的，所谓“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他四十一岁后退隐，人生境界更上层楼。我最喜欢他的《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了。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可喜。

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他在庐山种豆的种种辛苦，最后晚露弄湿了衣服，旧解“夕露沾衣，喻贫贱之来伤人也”，但我觉得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夙愿，才是正解。我甚至觉得，这首诗该引申解释作志士仁人为夙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

陶渊明死前一年，檀道济去拜访他，看到他又穷又病，忍不住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这样一位“自苦如此”的不合作主义者，就在别人志不及他的高蹈下、洒脱下，飘然死去。他在《挽歌诗》中问：“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我想他自己知道，他是真正为人间立下荣辱标准的人，千秋万岁，令人永远难忘。

1984年5月8日

敲碎张杰的牌位

全祖望（1705—1775），字谢山，一字绍衣，自署鲒崎亭长，浙江鄞县人。他是清朝进士，因为性格刚方，所以不容于时。他这种刚方的性格。早在十四岁时就显露出来了。他十四岁去瞻仰乡贤名宦祠，看到有张杰的牌位。张杰是出卖张苍水的无耻将军，全祖望一怒就把牌位给抓下来，用锤子敲碎，丢到池子里。

全祖望终身为表扬明末志士而努力，所谓“于残明碧血，刻意表章”。他访求到张苍水遗像，为顾炎武等写神道表，更服膺黄宗羲，续成黄宗羲的《末元学案》。

刘光汉写《宋祖望传》说：

祖望虽以博学闻，然观书具卓识，尝谓国家刑责，非君主所得私。三代而后，人君日骄，奉《洪范》作威作福二语为圣书，而圣王兢业之心绝。又谓史臣不立节烈传，所当立传者何人！复以匡时要务，在于讲学。世道陵夷，格言不立，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成为近儒所未发。

可以看出全祖望的精神。

全祖望的著作有《校水经注》《汉书地理志稽疑》《经史问答》《句容土音》《丙辰公车征士小录》及《鲒埼亭文集》等。全祖望临死前已不能阅读，还请人代读以定稿。他的精神，由此可见。

上月27日午后，我独游“忠烈祠”，发现许多牌位其实都该给抓下来。用“于残明碧血，刻意表章”的标准，被国民党歪曲的忠烈，可太多了。国民党一方面把“非我族类”的忠烈，不算忠烈；一方面又把自己的牛鬼蛇神，强算忠烈。人间大是大非之颠倒，无过于此。我当用我的文化锤子一一敲碎，丢到池子里！

1984年9月10日夜12时半

中国真人的没落

司马迁说墨子是孔子的同时人，或者稍后；孙诒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馔”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

地藏菩萨的本愿

地藏菩萨是一位出世又入世的圣人名字，地藏是专名，菩萨是通名。菩萨是印度梵文的音译，原为菩提萨埵，简称菩萨。菩提是觉悟，萨埵是众生，连在一起就是觉悟众生。一般人对菩萨有两种错误观念，一种以为只有观音等才是菩萨，一种以为牛鬼蛇神等也是菩萨——前者失之过窄了，后者又失之太宽了。其实一个人，只要修学菩萨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菩萨。

《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说：

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议计，广设方便。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令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

佛告定自在王，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

这就是说，地藏菩萨坚持，在众生没脱离罪苦，进入安乐，进而成佛以前，他自己不要成佛。地藏菩萨的精神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显然相信，那些自以为等到自己先成佛道再回头救人的人，其实是救不了人的。那些人啊，其实只是伪君子、假和尚、冒牌菩萨罢了。

我年纪愈大，愈相信人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一种是说风凉话的（自己什么也不做，甚至阻止别人做事的）。我重视任何做事的人，看不起任何说风凉话的人。二十年前我写文章，就引出蒋廷黻的一段话：

在这个当儿，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应该打倒。我们要做事。我们要修路、要治河、要立炼钢厂、要改良棉种麦种、要多立学校，立更好的学校。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

二十年来，我检定自己、检定别人的标准，都是看做事做出来的具体成绩。除此之外，一切苦衷、一切理由、一切等待、一切谦虚、一切吹牛、一切计划怎样怎样，都要鄙视，因为他们都没有做出来具体成绩，都不能算！他们发愿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种愿，在没有具体成绩检定下，都是假的。地藏菩萨的可贵，就在他不要大谈抱负，他真的去做了事，他不要等到未来才去做事。他相信今天就是未来，今天就要做事。

最近报章上、电视上、国民党官僚调查上、伪君子伪“大悲”家风凉话上，不断地批评释开丰和他的龙发堂，说释开丰这个、说龙发堂那个，甚至说龙发堂即使收容精神病患，它的寺庙身份都不及格。4月18日报上说：

省民政厅昨天表示，高雄县路竹乡“龙发堂”目前仍系以茅草搭建之房屋，并非宗教之建筑物，与《监督寺庙条例》之规定不符，故未准其办理寺庙登记。

据指出，龙发堂负责人“释开丰”，过去曾向高雄县政府申请寺庙登记，并于去年10月间向立法院陈情，自称受佛祖感召，决定于四十岁出家，于其父遗产业上搭建茅草佛堂（即“龙发堂”），一面自力耕作，一面进行苦修，目前收容两百多名精神病患。

据“释开丰”住持说法，龙发堂确属茅棚，虽供奉佛像参拜为佛堂，自不属于宗教建筑物。

依照《监督寺庙条例》第一条规定，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建筑物，不论用何名称均为寺庙。准此规定，省民政厅以主管立场认为，“龙发堂”不能符合申请寺庙登记条件。

此外，“释开丰”住持去年陈情时自承，龙发堂迄未办理寺庙登记。虽为精神修院，亦未能向政府办理立案手续，并非故违政府规定，实因该堂现址八笔土地，地目为田，必须办理地目变更，始能办理寺庙登记及慈善事业团体登记。故先后于1981年及1982年间向高雄县政府申请地目变更及设置财团法人，均未获准。

按此说法，龙发堂的“合法性”，犹值得商榷。据指出，截至目前龙发堂尚未获得任何机构核准在案。

看到了吧，做事的人在排除万难去救人的时候，说风凉话的人不但袖手旁观，还在浇别人凉水、扯别人后腿呢！

黄怡近作《释开丰的慈悲历程》《关于龙发堂的补充说明》，是给做事的人的正确剪裁、是给说风凉话的人严厉针砭。看了黄怡的近作，我们真不能不觉得，释开丰和他的使徒们，他们真不愧是现代的地藏菩萨！

8世纪时候，新罗王子金乔觉出家，法名地藏，到安徽九华山结庐苦修，死后人们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从此九华山成为地藏菩萨在中国的道场。现在我们看到释开丰和他的使徒们，他们把道场化为精神病患收容所，他们的菩萨行，岂是古人所能赶得上的吗？

释开丰说：

别的佛堂经堂有钱，我们是经堂没钱。别的佛堂有钱了拿去建设美观，愈美观就愈有灵气，愈有灵气就愈有人参观，愿意捐钱的人就愈多。龙发堂花的钱是比较看不到的，都在病患身上了。

正因为钱都用在病患身上了，所以直到今天，释开丰和他的使徒没有像样的佛堂、没有巍峨的寺庙、没有法律的地位、没有国民党的承认、没有伪君子伪“大悲”家的肯定。但是，这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是真正做事的人、他们是真正“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人、他们是真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他们是真正深通佛法本愿救人的人。他们的存在，又岂靠大庙大官的假戏呢？

1984年4月21日

菩萨就只好打倒他

古往今来，志士仁人舍身救世，他所遭遇的困难，总不外是圣魔大战的格局。魔在佛经中就是魔王，他名叫波旬，也叫波旬踰、波卑面。他在释迦牟尼出世时，就是魔王了[114]。佛经中说他是“欲界第六天之主”，常以憎恨佛法、断人慧命为事。他是像国民党一样的反动分子。《弘明集》有南朝梁释宝林《破魔露布文》，其中说：“故魔王波旬，植愚根于旷始，积迷心于妄境，泛三染之洪波，入邪见之稠林。”就是指此。

圣魔大战中最有趣的一场是《西域记》中描写的一段：

菩萨树垣东门侧、有率堵波[115]，魔王怖菩萨之处。初魔王知菩萨将成正觉也，诱乱不遂，忧惶无赖。集诸神众，齐备魔军，治兵振旅，将协菩萨。于是风雨飘注，雷电晦冥；纵火飞烟，扬沙激石。备矛盾之具、极弦矢之用。菩萨于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变为莲华[116]。魔军怖骇，奔驰退散。

台湾一地之于我，正是“魔王怖菩萨之处”。国民党魔王虽然在“窣堵波”一再“怖”我，结果是全然无效，我总是“入大慈定”，把一切化掉，“变为莲华”。

我中学时候，看到林肯的一段话：“你可以欺骗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You ca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and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ime.）看了林肯这段话十多年后，我在《花花公子》（Playboy）上看到一幅漫画。画中有红男绿女酒贪征逐于户外，一对神父走过，其中一人说：“你可以救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救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救多数人于永久。”（“Well, you can save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but you can’t save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ime……”）我觉得漫画家改写林肯名言，颇见巧思。

我总觉得，对国民党说来，他们的确“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却要“救多数人于永久”。我们志士仁人的目标，不是小目标。我们“入大慈定”的人，并不以“救多数人于暂时”“救少数人于永久”为已足，我们要多做些。

国民党并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因为他们不配。国民党的罪过是他们怕“菩萨将成正觉也”，因而“诱乱不遂，忧惶无赖”；因而出面阻止我们、阻止中国的发展。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拦路无赖而已。

我们预见的国民党，是早晚“魔军怖骸，奔驰退散”的乌合之众，他们的下场终将化为春泥，作为“莲华”下的肥料。菩萨的遗憾也许只是不得不浪费许多时间去圣魔大战，但这种浪费是在所难免的，若没有这种浪费，就没有“救多数人于永久”的开路条件。既然国民党不允许菩萨“成正觉”，菩萨就只好打倒他，菩萨没有法子。

1985年3月2日

敌友江湖

我在“万岁评论”第六期《蚱蜢必读》里提到中国古话“渴不饮盗泉水”，就是说一个人要有原则与大义，在原则与大义之下一定把敌我关系分得很清很清，绝不相信不入流的敌人。敌人中有入流的，像晋朝的羊祜（叔子）与陆抗对阵，陆抗生了病，羊祜派人送药过去。左右怕药中有毒，劝陆抗不要吃。陆抗说：“羊祜岂丑人者！”（羊祜是正大光明的敌人，岂是拿毒药毒人的！）后来羊祜死了，他的敌人都为之泪下。但是，像羊祜这种入流的敌人，现代已经没有了。现代的敌人都是不入流的，是《伊索寓言》中猫头鹰式的，他们全无诚意，只是花言巧语以设网罗而已。

现代的到来，把许多古典的浪漫气质给消灭掉了，这是现代人的悲哀。

现代人中如果还有一点残存的这类故事，似乎只有在黑道里约略可寻了。我想起郭坚的故事。

郭坚是陕西蒲城人，据蔡屏藩《陕西革命先烈事略》，他的简历如下：

郭坚，字方刚，蒲城人。少有大志，豪侠自负，胆识过人。弱冠时，尝闻人言排满革命，遽起曰：“此正吾人之责也。”乃广结豪杰，密谋举事。辛亥秋九月，西安义军起。坚与澄城耿直招各健儿数百人，光复同州，响应省垣，号冯翊军。尝率部驰援三淳，败升允兵于通神沟，乾醴后方，得以无恐。民四，袁世凯谋帝制。坚与曹世英、高峻诸人，首树护国军旗，遥应西南，攻克陕北十余县，合军南下，逐陆建章，奠定陕局。陈树藩督陕，任为陕西警备军统领。六年，复辟事起，树藩命坚率所部渡河，假道山西北伐，败于晋南，遂免其职，以谢晋人。坚以树藩之卖己也，由是与树藩交恶。嗣树藩与北洋段系诸将组督军团，胁散国会，于是与耿直、张义安、曹世英、高峻诸人，均先后发难，共建靖国军以讨树藩，与战数月不利。会于右任先生回陕任靖国军总司令，改编各军，以坚为第一路司令，并请于军政府授陆军少将，驻军凤翔岐山间。及奉军西来，岐山失守，坚以血战连年，强将多殒，力竭势蹙，乃与奉军局部议和。十年夏，直军入关，陈树藩败退汉中，阎相文继为陕督。时靖国军各部皆受编制，坚被邀入省，为冯玉祥所杀，年三十三。坚为人跌宕不羁，有雄才大略，遇人伉爽，不拘礼法，其幕中尤多才杰士，故其在靖国军中人数称最多，声势亦最大。因部下多来自乡里友朋及临县豪侠，以意气相合，不受军营约束，人自为战，或掘藏攫取民间钱物牲畜，不自检束，坚名遂为所累。故张瑞玑之来陕划界也，指坚部为匪军。……坚于军事外，尤善书法文辞，皆放逸如其人。其在西路，树藩军攻之急，尝函第三路曹世英求援曰：“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死，你贼难免。”至今犹传为趣谈，亦可见其为人矣。极坚之才，可以纵横一世，而不免为人所算，论者犹或惜也。

这里所说“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死，你贼难免”的话，据曹芥初《死虎余腥录》（《逸经》第五期，1936年5月5日），说是写给胡景翼的。原文是：“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灭，你贼不远。”并说“寥寥十六字，郭之整个性情，及陕西群雄姿态，跃然纸上矣”。

曹芥初提到郭坚和杨虎城是死对头，他们本都是革命团体“大刀会”的刀客，后来反目成仇，大有你死我活之势。

后郭坚助陈树藩驱走陆建章，陈继陕督，论功行赏任郭为“西安警备司令”，由刀客而军官，实千古一大捷径。

一日杨虎城受创，伤势危急，非行手术，难望痊愈。顾小城荒村，何处去寻医院？时西安广仁医院，驰名遐迩，但警备西安者又为冤家郭坚。徒唤奈何，遂潜赴西安入广仁医院疗治，但不免提心吊胆，硬着头皮耳。

晨起，阍者持一名刺来，云“有客见访”。杨视片赫然“西安警备司令”官衔也，立抽枕下勃朗宁，急实弹，遥对门口，严加戒备。郭立窗外闻枪弹动作声，忙喊道：“九娃子！还不放心我？我要杀你，我就不来。我有句话对你说，你把枪放下。”

杨坐病榻上隔窗答道：“我在你势下，要杀就杀，莫话说！”严重、紧张、沉寂之下，郭继道：“是这，我今天不见你。我怕你莫钱花，给你送二百块钱，放在这里，明天再见。”乃以钱置地下，匆匆而去。刹那之间，幸免溅血斗室之危。

逾数日，郭果来，杨亦坦然。英雄相见，互道渴慕，握手一笑，前嫌尽释矣。

像羊祜式的道德、像郭坚式的道德，都是要跟敌人公平竞争的道德、不乘人于危的道德。这种道德，渊源于中国古老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名射手子濯孺子侵略到卫国，卫国派人追他。他跟副官说：“今天我病了，没法射箭，今天看样子要死了。你知道追我们的人是谁吗？”副官说：“追我们的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说：“是他呀，那我死不了了。他是我学生尹公之他的学生。尹公之他是正人君子，他不会乱收学生的，他的学生也一定是正人君子。”过了一会儿，庾公之斯果然追上来了，奇怪地问子濯孺子：“老先生，你怎么手里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他病了。庾公之斯说：“你是我太老师，我不能用你教的技术来对付你，但今天也不能不公事公办。”于是他拔了四支箭，把箭头都敲掉，射了四下就走了。这个故事，说明了一种不乘人于危的道德的延伸，即使对敌人也不例外。这种道德，现代已经死了。现代若有庾公之斯这种人，在战场上，看到敌人病了，恐怕还要乘机多射几箭呢。即使不射，回来也要被军法审判。古代的庾公之斯敢阵前放水，也明知他的后台老板跟他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就像小说中华容道放了曹阿瞒的关老爷一样，心里多少知道军法审不到他。

显然的，这种有浪漫气质的小故事，已随着现代统治的到来，而变得花果飘零了。现代的敌人，已经一派宁波商贾的卑下，毫无江湖情调了。

1984年7月15日

“退敌学”举隅

“退敌学”就是大敌当前，打它不赢，却遇难成祥，使自己解围的大学问。

中国人搞“退敌学”最精彩的，是汉高帝刘邦被匈奴围在白登那一次。班固《汉书·匈奴传》说：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东方尽、北方尽骊、南方尽骍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

最后，匈奴头子冒顿采纳了阏氏（大老婆）的话，相信了把刘邦消灭并无好处，并且还相信了“汉主有神”，所以放他一马。这一“退敌学”，可叫作“有神法”。虽然这个神，是给阏氏红包而来，大概是财神吧？

“有神法”一直是中国人“退敌学”的主要方法，除财神外，当然还包括土地神。土地神者，割地也；财神者，赔款也。割地赔款，必要时外加“和亲法”（嫁女人过去），照蒋经国逻辑，天下没有打不败的敌人矣！

可是，事有可怪者，有些敌人实在也太不知自爱，往往主要方法都一时无效，或缓不济急，或不便使用。为了应急，中国人也不得不出之以救急之术，以为急救。于是，各种怪招，也就层出不穷矣！

范晔《后汉书·独行列传》记向栩：

征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惮之。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

向栩这种“退敌学”可真妙，他认为将军不必作战，只要到前线，面向北方，大读《孝经》，敌人就可消灭。这种方法，可叫作“读经法”。

俞蛟《临清纪略》记清朝山东王伦之乱，官兵守城，王伦贼兵攻城：

贼中有服黄绫马褂者……坐对南城仅数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词。〔官兵以〕众炮丛集拟之，铅丸将及其身一二尺许，即堕地。当事诸君俱惴惴无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而令燃炮。群见铅丸已堕地，忽跃而起，中其腹，一时兵民欢声雷动。

清朝官兵这种“退敌学”也真妙，他们认为炮打不到敌人，只要叫女人脱裤子，用阴部对准敌人，然后发炮，就可打到敌人。这种方法，可叫作“示屄法”。

刘以桐《都门闻见录》记义和团（义和拳）告白：

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京城内可遍为传晓。

新城板家窝本周拱手仝胜

西四牌楼砖塔胡同口袋底粮台

清朝义和团这种“退敌学”也真妙，他们认为攻北京城的洋楼不下，只要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天发三次公文书，“大功即可告成”。这种方法，可叫作“发疏法”。

别以为上面这些“退敌学”只是愚昧的古人干的事，其实，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这种妖妄，还花样翻新呢！以10月19日的《新生报》为例，这天《新生报》登出“财团法人天帝教纪念先总统蒋公百岁诞辰祈祷全民团结和谐护国法会”大告白，说：

……（编者略）

这一大告白中最精彩的一段是……他们要“迫使中共褫魂夺魄”。中共是大敌当前的庞然大物，国民党拿它没办法。可是一旦“先总统蒋公”变成了他们天帝教的“天极行宫玉灵殿副殿主中正真人”以后，就可辅助天帝，“迫使中共褫魂夺魄”了！蒋介石生前不能打败共产党，死后化为“中正真人”，竟能以天兵天将大败中共于脚下——这种20世纪的“退敌学”，真是古不如今了！

1986年11月5日傍晚

把敌人出版

骆宾王（约公元640—约684），浙江义乌人。他年轻时就会写文章，尤其精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候，“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

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他参加了，代徐敬业主持宣传与军中书檄。最有名的《讨武瞾檄》，就出于他手笔。传说武则天刚看到这篇骂她的妙文的时候，满不在乎，并且还嘻嘻哈哈的，但是读到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两句时，睁着眼睛说：“谁写的？”左右告诉她，骆宾王写的。武则天埋怨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宰相怎么这样的人才没给注意到！）

徐敬业起兵失败后，《新唐书》说：“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旧唐书》说“伏诛”，显然是被杀了。

骆宾王死后，武则天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

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入狱，写了《在狱咏蝉》，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绝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的度量，真不简单！

像武则天这种度量，在后代的统治者中，也有效法者可寻。明末清初时候，明朝的孤臣孽子史可法（1602—1645）复多尔衮书，拒绝招降，终于以四十三岁盛年，于乱军之中就义而死。他死后，他这封复多尔衮书湮没不彰。清初修《明史》，在《史可法传》中甚至不载此事。到了乾隆皇帝时候，敕修《历代通监辑览》，开始出现“先是我睿亲王多尔衮令南来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书等赍书致史可法，可法旋遣人答书”的话。乾隆“御批”说：

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辞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唯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书语初无诟谇不经之言，虽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强辞以辩，亦仍明臣尊明主义耳！余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事如右。而可法之书，并命附录于后。夫可法即拟之文天祥，实无不可。而《明史》本传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则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矣！

汲修主人（清礼亲王昭梿）《啸亭续录》卷三也记此事，说：

纯皇帝（李敖按：乾隆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旨尝阅睿忠王传，以其致明史忠正公书，未经具载回札，因命将内阁库中所贮原稿补行载入，以备传世，真大圣人之用心，初不分町畦也。尝闻法时帆言，忠王致书，乃李舒章（雯）捉刀，答书为侯朝宗（方域）之笔也。二公皆当时文章巨手，故致书察时明理，答书义严词正。不唯颉颃一时，洵足以传千古，亦有赖忠王阁部二人之名节昭著故也！

乾隆皇帝不但为史可法出版了遗作，并且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史可法就义以后一百三十一年，赐谥“文正”，建祀立碑，题像赋诗。在敕赐专谥文里，乾隆说史可法“砥行能坚，秉诚克裕，遭时坎坷，恒仗节以无挠；殉义从容，竟捐生而不悔。朕览披信史，轸念忠徽，予褒显于崇祠，用隆秩祀；示表章于往籍，载锡嘉名，象厥生平，谥为忠正。於戏！溯流芳于顽廉懦立，节或重于泰山；彰定论于世远风微，荣更逾于华衮。幽光特阐，鉴当年嗷日之心；正气咸伸，励万古疾风之节。钦兹茂典，慰尔英灵”。虽然史可法死后被他所反对的敌人如此礼遇赐谥，未免滑稽，但是古代统治者对敌人的度量，比起小气的国民党来，却足以发人深省了！

1984年9月7日

〔附记〕关于史可法答多尔衮书，捉刀者有不同说法。据邓之诚《史忠正答摄政王多尔衮书》（《古董琐记》）：“摄政王致史忠正书，为华亭李舒章雯笔，见《啸亭杂录》。史复书，乐平王纲笔也。纲字乾维。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按谈迁《枣林杂俎》云：出自沔阳黄曰芳笔。曰芳庚辰进士。忠正俾答书，词颇峻。忠正手删之云：‘不必角口。’曰芳曾刻其原草。《借庵偶笔》云：乃新建欧阳五敕笔，江都强惟良脱稿。未知孰是。”

小人·小人·打小人

许多人一生都难免遭到小人之患。信命的人说这是“命犯小人”，认为是命中注定；不信命的人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但不否认确有“路遇小人”的情况发生。遭到小人之患以后，反应各有不同，大体说来，可分消极与积极二类。消极的反应是置之不理小人；或者采取低姿势，跟小人妥协；或说好话；或出之以利诱等等。总之，最后的目的在使小人远扬为吉。积极的反应则是面对小人，采取高姿势，跟小人不妥协、不说好话，甚至出之以威胁以使小人就范等等。总之，最后的目的在使小人得到惩罚与教训，绝不姑息小人。

在积极的反应方面，也有二类，一类是小市民式的做法，一类是大丈夫式的做法。小市民中不肯姑息小人的，他们遭到小人之患，所用以抵抗的本领毕竟有限，因此他们在“无力感”之余，最后多求助于神明。这种做法，最有趣的是香港的“打小人”仪式。香港的“打小人”仪式，多在三岔路口行之。传说三岔路口煞气大，可以把小人叉住。三岔路口以外，有的也在庙宇进行。被打的小人对象分两类，一种是不记名式的，一种是记名式的。前者是对付一般小人作祟的；后者是对付特定小人作祟的。因为特定，所以要在小人纸上写出该小人的姓名住址；如有生辰八字一并写出，效果更佳；如有该小人玉照一帧，一并缴出，效果就如神矣！写出姓名地址的公式不外是“狐狸精某某某今年三十三岁，七月十五日丑时生，唔知时头时尾，是真是假，住在呢个某某道某某号”之类。“打小人”时，当然上香斋供一切如仪，登时以鞋来打破小人纸，有的用小铜剑刺破之，或用香头、烟头烧之。如有照片，则更方便，就小人玉照之要害处使他眼瞎嘴破，以快人心。该小人自此不能为祟或一时不能为祟，也自不消说矣！

从这种香港模式看来，小人打了半天，其实只是一种精神胜利，当然是很可怜的。但是这种小市民式的做法，不肯姑息小人，其一念愚诚，倒也不无可嘉呢！

在另一方面，大丈夫式的做法则另有一套。大丈夫“打小人”的方式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三脚”，是以色列式的大力报复主义、快速报复主义。大丈夫绝不姑息小人，绝不让小人横行，绝不纵容小人，绝不让小人陷害他、诽谤他、妨碍他后而能免于惩罚。当然，大丈夫的做法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他展示实力，但用的是合乎正义与法律的手段，用的是正常的奇兵。大丈夫是不用下流手段的，当然也绝不用香港模式的精神胜利手段——胜利是全面的，只有精神，怎么够呀！

1986年1月23日午

经典排名战

中国学术的主流之一是“经”，它在四部分类——“经”“史”“子”“集”——中独占魁首。研究“经”的专门学问就是所谓“经学”。

“经”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沿山而下，渐渐闹得有点四不像。因为最初的“经”，多是古代一些文字记录。可是后世的人因为尊古狂热，慢慢把“经”的范围扩大，有的以记为“经”，有的以群书为“经”，甚至有的以诸子为“经”。如“四书”“五经”中的《孟子》，明明是子书，可是偏偏被抬举为“经书”！又有的还以经解为“经”，如“十三经”中的《尔雅》，明明是经传的释词，可是硬邦邦地被列为“经”！这些都是后话。在原始的“经”里，最基本的是“五经”。照汉朝班固《白虎通》中“五经”说法，“五经”是《易》（《易经》）、《尚书》（《书经》）、《诗》（《诗经》）、《礼》（在汉朝时指《仪礼》，后来指《礼记》）、《春秋》（后来又和《左传》合并）。“五经”之外，又有“六经”，就是加上《乐经》。今文家说“乐”本无经，古文家说有《乐经》，但是秦始皇焚书时给烧掉了。汉朝以后，“六经”也叫“六艺”。

“五经”也好，“六经”也罢，它们的排名次序，有着有趣的兴衰史。其中最令人侧目的是《易经》，《易经》就是《周易》。

《周易》

《周易》是卜筮用的一本签文总集（《左传》《国语》里记占卜的事，都以根据《周易》来说明为主）。根据《周易》，我把卜的结果排比如下。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计算：说“吉”的爻一二一次；说“凶”的爻五十二次；说“无咎”的爻八十五次；说“何咎”“何其咎”“匪咎”的爻四次；说“厉”的爻二十六次；说“悔”的爻二次；说“有悔”的爻四次；说“悔亡”的爻十八次；说“无悔”的爻七次；说“亨”的爻三次。这些名堂，在在显示了《周易》这部书的卜筮特色。古代人喜欢问卜，卜出来的结果就是“繇辞”或“爻辞”。将这些结果累积起来，每在新卜之事与所现之兆相同的时候，就可以援用累积的结果，不必再重复了。

这种卜的方法，比以前方便，所以叫“易”。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累积的结果，就叫《周易》。

因为《周易》只不过是卜筮手册，所以除了这个意义以外，原来没有别的。可是，在《周易》本文（就是“经”的部分）以外，后来冒出了“传”的部分。本来解释“经”的叫“传”。“传”的作用，本来该是帮忙解释明白的。但是《周易》的“传”却愈帮愈忙，于是问题就多了。

“传”就是《易传》，包括七篇，就是《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其中《彖传》《象传》《系辞传》各有两篇。汉朝以后，就把这十篇一起叫作《十翼》，就是十篇辅翼的意思。现就《十翼》来细说一下。

《十翼》包括：一、彖上传（《周易》六十四卦，每卦有“彖辞”，就是断定这卦意思的话。《彖传》就是解释“彖辞”的话）；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叫“大象”，是总论一卦之象。这种总论，叫作“爻辞”）；四、象下传（又叫“小象”，是分论六爻之象。爻是八卦表示的形象）；五、系辞上传（系辞总论《周易》的话）；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是专说乾坤二卦的）；八、说卦传（解释八卦的方位、意义，如“乾，健也”；和取象，如“乾为马”）；九、序卦传（解释六十四卦为什么要排成这种次序）；十、杂卦传（解释卦名）。

牛头不对马嘴

“十翼”是谁作的？从汉朝到唐朝，大家都没有异议，都说是孔子作的。但是古文家说“十翼”全是孔子作的，今文家说有文王、周公的份儿。到宋朝，欧阳修首先提出像样的怀疑。欧阳修说：

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胜而乖戾也。……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易童子问》卷三）

欧阳修仍是今文家的路数，所以仍相信孔子作《易》，相信“河图”“洛书”神话，不敢怀疑《彖传》《象传》。因为孔子是作者之一，于是，“孔子传易”的说法，便在中国牢不可破。《易经》有孔子撑腰，在中国，就变成了影响力最显赫的一部文献，在中国思想上，上下通吃，以至于今天。

但是，“孔子传易”这种说法，一经仔细检查，就站不住了。因为《易经》中《彖传》《象传》里头的意识形态，跟《论语》里面的完全不一样。以对“天”的看法为例，《论语》中孔子的“天”是有“神性”的、有意志的、有情绪的：

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夫子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子曰：“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而《周易》中的“天”，却是没有“神性”的、没有意志的、没有情绪的！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豫》彖）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彖）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彖）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乾》文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上传）

论断孔子，当然要以《论语》为准。但是《周易》的《彖传》《象传》出来，这样的孔子，就变成一个跟《论语》牛头不对马嘴的孔子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因很简单：《易经》中的孔子，是假造的。

孔子眼中的“易”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早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段文字是很可疑的。因为整部《论语》中，根本没有这类喜“易”的记载；也没有读“易”读得次数太多，以至捆书的绳子都断过三次的记载。从《论语》中看孔子，一点也看不到他老先生如此对“易”着迷。古文《论语》中只有一段话：

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段话，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得极明白：“鲁读‘易’为‘亦’，今从古。”从古以后，《鲁论》的原文，该是：

假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可见孔子同“易”的关系，是后来附会出来的。

何况，所谓“六艺”之名，是后起的。孔子时候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学科，但不叫“六艺”。这些学科是贵族学的，甚至贵族也没机会学。《左传》记韩宣子到鲁国后，才看到《易象》与《鲁春秋》；季札到鲁国后，才看到各国“诗”与“乐”。《国语》记士亹教楚太子，课目表中就有“诗”“礼”“乐”“春秋”。《左传》《国语》中记当时人的许多谈话，也对这些学科多作引述。可见所谓“六艺”为孔子所作的说法，是附会的。事实上，孔子只是一位教这些学科的教师，是把这些学科从贵族化普遍到平民化的一位功臣。孔子明明说自己是“述而不作”的，说“六艺”出自孔子之手，是不通的。

即使在“六艺”中，孔子讲的也是“诗”“书”“礼”“乐”，他对“易”却没什么。孔子以后的孟子，那样崇敬孔子，却没提到孔子对“易”有什么，而孟子一辈子都不谈“易”。荀子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也不谈“易”。

若说孔子作“六艺”，跟他“晚年”喜读“易”对照起来，也是不通的。对自己“作”的，“晚年”学起来以求“无大过矣”——对自己“作”的如此处理、如此对待，能通吗？

所以，“易”只不过是孔子时代的一门学科而已，并且在孔子眼中，是不能跟“诗”“书”“礼”“乐”“春秋”等量齐观的。

“易”的后来居上

“易”成为“六艺”之一，是一步一步挤入的。在《荀子》中，我们看到的还只是“诗”“书”“礼”“乐”“春秋”五项。从五项变为六项，是《庄子》以后的事。《庄子》说：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

到了汉朝董仲舒手里，“六艺”之名早已形成。董仲舒说：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春秋繁露》）

“易”本来是卜筮手册，它本身很简单，有玄没有理。但喜“易”的人，意犹未足，硬要弄出玄理来，所以愈来愈不简单了。把“易”弄到玄理化，他们很自然地要找个大师依附。孔子就在这种需求下，被“易”攀上了亲。于是孔子变成了喜“易”者，“易”变成了“六艺”之一。

喜“易”者不但攀到了孔子，对所有道统中人物也大攀特攀。他们说“易”中的“经”和“传”，都出自圣人之手：演卦的是伏羲；重卦的是神农（或伏羲，或文王）；作《卦辞》《爻辞》的是文王（或周公，或孔子）；作《彖传》《象传》的是孔子。其实这都是造谣。因为这些说法的来源，都是战国、秦、汉之间的书，是不可信的。

造谣中最登峰造极的，是《系辞传》中说五帝先王“观象制器”的玄理系统。根据这种系统，五帝先王做的每一件事，都从“易”而来。伏羲做渔具，神农做农具，黄帝、尧、舜垂衣裳、做船、服牛乘马、盖房子、造棺材，等等，等等，无一不取自卦象。没有“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就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易”的重要，当然超出一切之上。这样看来，“易”不但是“六艺”之一，甚至是“六艺”的头头了。于是，在西汉后来，古文家，就把“易”提到“六经”之首了。

于是，《庄子》里的“六经”次序——“诗”“书”“礼”“乐”“易”“春秋”，到了汉朝，就变成了“易”“书”“诗”“礼”“乐”“春秋”了。班固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就这样，“易”由后起之秀变成了“为之原”，在经典排名战中，摇身一变成为龙头老大了。

1985年1月14夜12时半

从犀牛看政治

白居易认为诗不是“嘲风雪、弄花草”的，诗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他曾编《讽谕集》，收诗一百七十二首，批评时政。他要求统治者“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结果诗一发表，“权豪贵近者相目色厉，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

白居易是唐朝创作最丰富的诗人，写诗三千首。他限定诗要能“老妪能解”（老太太都能听得懂），他的诗当时流传各地，很受欢迎。有的妓女甚至以会背《长恨歌》而增加身价。他“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见到有题他诗的、背他诗的各阶层人士。白居易的受人欢迎程度，由此可见。

白居易有一首《驯犀》诗，全诗是：

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117]。

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

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

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

上嘉人兽俱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

以瑶刍锁以金，故乡迢递君门深。

海鸟不知钟鼓乐，池鱼空结江湖心。

驯犀生处南方热，秋无白露冬无雪。

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苦寒月。

饮冰卧霰苦蜷跼，角骨冻伤鳞甲缩。

驯犀死，蛮儿啼，向阙再拜颜色低。

奏乞生归本国去，恐身冻死似驯犀。

君不见，建中初，驯象生还放林邑。

君不见，贞元末，驯犀冻死蛮儿泣。

所嗟建中异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这诗大意是说，驯服的通天犀，长相使人害怕、犀角使鸡害怕。海外蛮人听说中国有圣明天子，就赶着犀牛骑着驿马从万里外来到中国。一旦在大明宫内晋见天子，就又叫又跳又下跪陈述自己的功劳：经过了五年驯养才可以进献皇上，经过了六道翻译才能够沟通语言。皇上嘉许蛮人和犀牛都来自远方，就把蛮人安置在宾馆里，把犀牛送进了上林苑，用香草喂养，用金链锁住。犀牛从此就远离故乡而被关在禁苑里了。可是，像海鸟一样，它不会欣赏钟鼓的音乐；又像池鱼一样，它怀有思念江湖的本心。它生在天热的南方，秋天没露水，冬天不下雪。一进了上林苑，就是三四年，又遇到今年特别寒冷的冬天。渴了喝冰水，倦了睡雪地，不自在极了，身体骨角都冻伤了。最后，驯犀死了、蛮人哭了。他向皇宫磕头，表情十分沉重。他上奏皇上要求回国，不然也要像犀牛一样下场了。大家难道看不到建中初年释放驯象生还林邑吗？也看不到贞元末年犀牛冻死蛮人哭泣吗？可叹的是，建中和贞元的施政方针不相同，象的生还与犀牛的冻死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诗中所说的“建中初”和“贞元末”，都是唐朝德宗的年号，都在公元8世纪。唐德宗是唐朝第九个皇帝，他刚做皇帝时放象归山[118]，皇帝做久了，就禁苑养犀牛了。白居易这首诗副标题是“感为政之难终也”，意思就是说统治者大权在握，所谓德政，其实是有始无终的。得天下时是一副嘴脸，统治久了，一切毛病就都大犯特犯矣！

这诗的“讽谕”之处还不止于此。根据《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九年——

十月癸酉，环王国献犀牛，上令见于太庙。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大雪平地二尺，竹栢多死。环王国所献犀牛，甚珍爱之，是冬亦死。

足见这犀牛在中国是公元793年到796年的事[119]。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在犀牛死后十一年（807）到宫里做翰林学士，他写这诗的时候，正好也在禁苑三年了，正是犀牛在禁苑的年数。他个人有“象生犀死”之叹，恐怕是别有怀抱吧？知识分子同当政者合作，进退由人，下场不过如此吧？可以想象，白居易这首诗，也“讽谕”了知识分子不与当政者合作的必要。至于元稹和这首诗，说出“芜民不自知有尧，但见安闲聊击壤。前观驯象后观犀，理国其如指诸掌”的见解，则在发挥政治上的一种无为主义，自是另外一层见解了。

1985年7月8日晨

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自序

这本《我最难忘的事和人》共收有十六篇文字。前面六篇，以事为经，包括：一、《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潭畔寻思录》，二、《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陈璧君到陈碧君》，三、《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中兴湖》，四、《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四十二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五、《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三十年》，六、《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书店之死》；后面十篇，以人为纬，包括：七、《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我所知道的施启扬》，八、《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裴老爷子》，九、《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郑南榕研究〉自序》，十、《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为宋希濂“将军”出书经过》，十一、《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兵》，十二、《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十三、《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十四、《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我所目击的小“反共义士”曲军成》，十五、《我最难忘的一位残障人士——病房里的哲学家——介绍〈邱铭笙用写的卡通动画黑色喜剧〉》，十六、《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以经纬分编事和人，只是为了方便，事实上，事和人是很难分得太清的，也没有必要分得太清。

这十六篇文字，主要是我《走过从前》所余旧作的一部分。我的旧作，虽然已因国民党伪政府统治力衰微而松绑，但是政治上的松绑并不等于世道人心上的解禁。在许多方面，世道人心已被多年辐射而污染，读者其实比以前还浑蛋，品味能力也已大坏，我怀疑还有多少人配读李敖的文章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欣然一册册重订我的旧作，以垂久远。这本《我最难忘的事和人》，就是行远自迩的一些起步。“远路不须愁日暮”，在日暮的岁月，我笑着走上前去。路上偶有难忘的人事在我记忆里闪过，也算是远路上的一些插画，虽然那些画面，早已是过眼烟云。我已行年六十，我的兴趣在未来的晚境，不在过去的烟云。我在烟云里走过，它们在我背后，但对读者说来，它们正该是天边的远景。这一真理，我真希望读者能知道。李敖写书和读者读他写的书，有不同的分际，一如先知者和追随者的分际。读了以后不能看到远景，这种读者就太笨了。

1994年8月1日

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潭畔寻思录

好久好久没来日月潭了，今晚竟在日月潭睡了一夜。

所谓一夜，其实是半夜。因为清早一点就起来了，起来做工。我的做工，就是读书写作。杜甫诗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的真目的，乃在于“下笔”，“下笔”就是写写写。光读书而不写作，只为消遣或进学而读书，我是不来的。我从不为消遣读书，有人问阎锡山每天做何消遣，阎老西回答说：“我不觉得人生有什么好消遣的。”这话真逗，热爱工作的人，工作时间还不够呢，又消什么遣？至于为进学而读书，对我几乎也是过去。我过去读书无算，一生中除了入伍训练和入狱被疲劳审问一段时间外，没有一天不读书，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学问已经成精，除了极特殊的新书外，几乎无须再读任何书了，只消把我过去读的书给遣出来，化为文章以利苍生，就功德无量了。

有时候，我未免起疑，我感到一个人，一生读了像我这样多的书，是否有必要。一个人活了一生，总不该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读书上吧？在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看高山族民俗之舞，“姑娘美如水”“少年壮如山”，他们是那样自然、那样原始、那样王阳明式“束书不观”（把书捆起来不看），岂不也好？他们那种九族，是载歌载舞载欣载奔的九族；而我的九族，却是古书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的九族，两者相较，他们是活生生的，我却是死沉沉的啊！

当然，高山族的活生生，也付出了他们的代价。他们不读书，缺乏洋书中所谓“知识的力量”，一旦世外桃源侵入了挟有“知识的力量”的外来人，他们的命运，便被注定。——从大陆渡海而来的中国人登陆台湾，对九族巧取豪夺，整天搞各种尺寸的“二二八”、各种号码的“清乡”，最后，九族被逼到高山上去。这些中国人，霸占了台湾。其中有数典忘祖，也忘了高山族之祖的人，居然自称起台湾人了，居然把后来的中国人叫作中国人了。人间蛮不讲理的事，中外已多，但蛮不讲理到这种滑稽、抹杀事实，而又脸皮奇厚的程度，恐怕就只此一家啦！

我静静坐在看台上，在热闹的气氛中，静静看着每一幕民俗之舞。其中赛夏族的矮人祭，却带给我一片暮色与苍茫。舞台上有四位舞者、看台上有四百位观众，在谋生上、在艺术上，舞者各尽所能；在欣赏上、在“消遣”上，观众各取所需，但对我说来，我感受到的，却不在这些，而在一个弱小民族的凄凉与哀恸。那种音乐、那种画面，深深地淹没了我，我不相信舞者和观众能有我那样深刻的反应，因为那种反应，只有对那种弱小民族的衰亡历程颇有所知的读书人，才能别有怀抱。英国历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在半岛旧迹，听到钟声，凄然而起芜城之悲、发愤而写衰亡之史；如今在我眼前的，没有古罗马的旧迹芜城，有的却是活生生的衰亡之舞，舞者不知他们以民俗传承自己苦难，观众不知他们以掌声赞美人间不平。这一对比，更令我想东想西不已。

九族文化村中，把各族的茅屋、谷仓、鸡窝、猪舍、用具……都一一陈设，并以各族老者，着其衣冠，不异昔时，以广招徕。老者或编织、或吹奏、或木雕、或打盹，用缓慢的动作，在陪伴着他们残余的一切。他们实际已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时间——为他们停滞的时间。他们来自过去，生活在过去，过去在他们前后、在他们上下、在他们左右。以过去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的祖先失败了，背对他们而去；如今，他们面对过去，背对这个世界了，但世界还是敲他们的背，要他们交出民俗、雏妓、劳工和老人。

在卑南族的架空茅屋底下，一位老男人在木雕，一位老女人在编织。他们身边，挂着几把木雕的厨具在出售，一件木雕的彩色小船，孤零零地放在地上，一条小浮笺贴在凹面里，上写“500”这个数字。五百元对他们已经是大数目。我满怀歉意，把这条彩船买了下来。它不是复制品，它只是复制了高山族祖先的观念。那观念里没有诺亚（Noah）式的方舟，在世外桃源的世界里，他们根本没有以方舟逃世的观念，只有载浮载沉的彩船，去供他们徜徉。如今人船已杳，只留下这一木雕了，木雕虽小，可以喻大。

从午夜写起，已近黎明。在潭畔寻思，已近尾声。我即将重返台北，去面对那个我宁愿背对的世界。

1989年7月26日

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陈璧君到陈碧君

前年在“清华大学”讲了《清华生与死》，去年在淡水工商讲了《淡水深与浅》，今年在师范大学讲了《师大新与旧》。本来想去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的，大概风闻我这恶客话没好话，所以没被邀请。但是，“交通大学”看中了我，要我去讲，我决定讲《交通快与慢》。这场演讲，早在几个月前，就由对方跟李敖出版社的小苏约好了，小苏通知我，我漫应之。

到了上个月，对方要我去讲了，我却意兴阑珊了，小苏没法，乃又通电话又打电报又写快信，表示歉意，告诉他们李敖先生不能来演讲了。

12月4日晚上，出版社转来一封快信，是交通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学术部长陈碧君写给我的，信中说：“11月份您之未能莅校演讲，同学们均深表遗憾，一致要求再度邀约。……您的拨冗光临，将令我们的活动更形生色。”我拿着信，深感自己不对，上次约得好好的，竟不去讲，这次一定要补过。于是我亲自挂电话到新竹。在电话中，陈碧君声音轻微而平静，她细腻地向我说明了演讲活动的细节，真像一个学科学的。她的说明使我愿意前往。她由我选时间，我选了12月21日。

陈碧君再来快信，对我表示感谢，并寄来我要的校方资料，“如有不详尽处，我们可以再补寄进一步的资料”。并告诉我：“12月21日（四）下午约四点半，本校同学吴彰明会至您处接您至交大。”后来又打电话到出版社，改为四点，以便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请我吃饭，并参观校园。我对这位小朋友办事的周到、细心，有了很好的印象。

我厌倦繁华世界，我的凯迪拉克轿车早就卖掉了，我很少出门，出门大多健步。为了去新竹，我和上次去清华演讲一样，还是请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送我，李敖出版社的吕佳真一起去。本以为交大同学吴先生一到，就出发。但是当天下午四点到我家，坐在客厅中沙发上的，却不只是吴先生，还有一位许先生，另有一位小女生，就是陈碧君自己。

我的习惯是，凡是我同意来到我家的人，我都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反倒友善地带他参观我的三窟之一——我那六十二坪的工作间。三位小朋友看到的，大概是中国人藏书藏资料的冠军之家，自然免不了好奇与惊异。我们小聊了几句。陈碧君短发、清纯而秀丽，她戴着浅框眼镜，镜片上的深度不及她在知识上的深度。念的是电子物理学系三年级，那是博学的我，却一点也不懂的学系，女孩子能念物理，已是异数，何况物理头上又带电子的呢？

从书架上，我取下我印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给她看，我说：“汪精卫的太太也叫陈璧君，不过璧字和你不一样。”不料她却说：“我的名字，原来也是那个璧字。”她的话，使我感到她对跟她同名的前辈女士并不陌生。我猜想：这一由“璧”转“碧”的过程，也许是一种有意的回避。

我把“陈璧君”放回书架上，陈碧君站在我的背后，我觉得我正夹在两代的陈璧君里，我的时间感、我的历史感、我的现代感、我的“水平思考”……一时都云集在我的思绪里。两百年前一个退出情场的单身汉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做芜城之吊，在一片死寂之中，他走入教堂，发现他背后的钟摆，是静止中的唯一动态，那动态带来了古今时间的连锁，也带来了生命。深刻的对比，使他发愤写下一代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对第一流的历史家来说，那种深刻的对比是多么重要，没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历史将没有生命，而过去只是枯骨。

没有人知道我在两代陈璧君之间，正云游回来，包括我背后的陈碧君自己。我们一起下了楼，分坐两车，前往新竹。在车里聊了许多天。细雨中到达交大，夜幕已垂。小朋友们摆了一桌酒席招待我。陈碧君发现我不喝非自然的果汁，特地陪我去找白开水。她待人细心亲切。唯一的小女生，被许多小男生包围着，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如果我晚生三十多年，置身交大，我想我也会追求她，并且把小男生们一个个撂倒。

演讲前，在细雨和夜幕中，她陪我走在校园的路上，对我说：“李先生，这条路有一样特色，就是它是循环的。你走下去，会又走回原点。”我回答她：“这样也好，你永远循环，永远不会迷路。”

演讲的情况还不错，为了答复问题，两个小时外，又延长了二十五分钟，前后都由陈碧君主持。在演讲中，我带听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我始终在两个世界。陈碧君坐在左边第一排，我几次称她作“陈部长”。她的笑容是优雅的，我想，《爱丽丝漫游仙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中那只猫如果看到，一定剽窃她的笑容。

回到台北，已近子夜时分，我站在书架旁，又回到了原始的“陈璧君”。那位陈璧君生在一百年前，死在1959年，她死后十年，这位陈碧君才出生，她们两位除了同名、除了同乡、除了同是优异的女性，萧条异代，其实无一相同。但在我的思绪里，却从下午四点以后，一直把她们联想在一起。在书房里、在汽车里、在餐厅里、在贵宾室里、在演讲时的思绪起伏里，这种联想，都间歇未断。把她们联想在一起，比拟或属不伦，陈璧君已作古，陈碧君却在世；陈璧君平平，陈碧君却可爱；陈璧君死于忧患，陈碧君却生于安乐……她们乍看起来，没有相同的基点，但在历史家、思想家的透视里，在苍茫之间、在生死线外，基点却是一个。陈璧君是中华民国的建国者之一，在波谲云诡的变化中，中华民国对她有了奇特的对待，把她关进牢里。……（编者略）终以七十之年，老死狱中。那一代的革命先行者，为了理想，她之死靡它、甘心殉道；而新一代的陈碧君，她却把青春朝向着新的理想。前后的理想，容有不同，但在两代交织之间，她们的优异与执着，又岂不是一种冥冥中的重叠？陈碧君早生百年，也许正是革命先行者；陈璧君迟生百年，也许正是交大学生。这种重叠，恰像那西方名著《她》（SHE）中的千年女王，一旦法术失灵，她本人由红颜到白发，即在指顾之间。这种玄黄乍变，又岂浅人所能觉察？

如今，书架里的陈璧君，百年孤寂，身陷黑历史中，尘封于过去；而校园里的陈碧君，青春鲜活，身穿白夹克，在胸前红底蓝字的牛津（OXFORD）图案中，开展她的未来。

既伤逝者，行念人也。我庆幸历史不再循环，那令人痛苦的循环啊，使人迷路。

1989年12月29日

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中兴湖

美丽的大学都有湖，从清华大学的相思湖，到燕京大学的未名湖，都是有名的。中兴大学也一样，并不美丽，但于湖则一。不过，在命名方面，它既不寄于相思，也不晦于未名，而是政治性极强的诉求——以中兴在望，因以为名。

中兴湖的造型以中国地图为蓝本，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大陆，配上千分之三的台湾，隔“陆”挖空，各注以水，形成完整的中国。乍看起来，神州不是陆沉而是水没，触目惊心，令悲观者不无沧桑之慨；但是，对乐观者说来，当他站在台湾“陆”峡，左顾右盼，又何尝不起地质学上三叠纪的遐思？遥想那一年代，台湾与大陆根本尚未分割，台湾海峡根本就是陆地，中国早就统一于地理之内。如今，当你站在中兴湖的台湾“陆”峡上，举目虽有河山之异，但异中求同、同中求远，你不妨从悲观转为乐观，发现中国本就是如此。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观之，多少陆沉、多少水没、多少聚散、多少分合，岂不正是亿万年来正常的表相？自地质学看来，天大人小，人世的沧桑，在宇宙的沧桑面前，已经渺小得不算什么，变得“曾不能以一瞬”；但是，宇宙的沧桑却是雄伟的、瑰丽的、多彩的，苏东坡说“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这正是宇宙沧桑的气魄。对比之下，人世沧桑的变局，就显得卑下而猥琐，出将入相、江山易主、百年世事、长安弈棋，实在不值得那么悲观，反倒是宇宙的玄黄乍变，令人终起乐观之想。——在造化眼中，人世虚幻，终归空无；但宇宙不灭，得涤万染。造化弄人，岂不值天帝一哂、如来一笑？哂笑之间，乐观在焉。

中兴湖是一个普通的湖，正因它造型特异，所以引人遐思，使人赋予它不凡的感受。沿湖漫步，在清早，你感受到的，是处处动态，湖边人们三五成群，或奔或跑；湖上则是白鹅戏水，载浮载沉，相映别成图画；在午间，你感受到的，是处处慵懒，人们倚石小寐、白鹅蜷卧成眠，清风徐来，水波难兴，仿佛湖亦有情，不无睡意；到了晚上，你感受到的，是处处静谧，情人寄语，白鹅静浮，月光如水，水中见月，虽有蛙声初唱，但令人不觉嘈杂，反有“鸟鸣山更幽”的感受，没有蛙声，好像反倒衬不出夜色与幽静。

在这些感受中，你会因它的造型特异而别有遐思，遐思到“无何有之乡”、遐思到“广漠之野”、遐思到庄子那种境界，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你的境界会提升，提升到不只是沿湖漫步早、午、晚看人看鹅的层次，你会遐思到探索宇宙观的层次，因湖寄情，因情交感，而别有所托，在湖滨之外。

八百多年前，朱熹与陆象山于江西铅山县有“鹅湖之会”，在鹅湖之滨，做宇宙哲理的重大辩论。陆象山说朱熹思想支离，不能直指本心；朱熹说陆象山自信太深，不能客观察物。两人不欢而散。但是，“鹅湖之会”的底子，在六年后还是拉近了两位哲人，陆象山在江西星子县白鹿洞应邀为朱熹的学生讲课。陆象山口才过人，讲得朱熹的学生为之泪下。后来陆象山死了，朱熹带学生去吊祭他，成为“鹅湖之会”后的一幕绝响。

从中国的鹅湖到外国的天鹅湖，湖滨的美丽总要有白鹅来陪衬。中兴湖的景色，不能跟世上许许多多名湖相比，但是白鹅在兹，却又使一切改观。从白鹅身上，人们看到了美丽、优游、安稳、认真而原始。这些特色，岂不正是古今哲人所向往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动物，长守湖边，恰为中兴生出无穷颜色。你以为白鹅何知，但白鹅又何须有知？白鹅本身与宇宙合为一体，合得比“天人合一”还来得斧凿无痕，在湖边看它们、看它们，我们会变得相形自惭。古人写诗说：“输与仙都吉居士，一帘山雨听鹅经。”在白鹅面前，人类是输家、是失败者。人类要中兴在望，方能自足，但白鹅呢，它以中兴为湖。——中兴不须远望，中兴就在它家里，它就在中兴家里。白鹅在兹、中兴在兹，人们只是中兴湖的过客，真的主人，原来正在那里。

1990年6月

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四十二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

四十二年前的6月23日，一个十四岁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看着当天的《中央日报》第一版，标题“惩治叛乱条例总统20日明令公布”；四十二年后的5月18日，一个五十六岁的饱更忧患的异议者，看着当天的《中央日报》第一版，标题是“立院通过废止惩治叛乱条例”——四十二年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

在前后两次《中央日报》的标题之间，他曾肤尝身受这条例的威力，他被抓到国民党的黑狱里，用这条例，初判他十年。十年，对人的一生青春说来，算点什么；但对这条例而言，不算什么。这条例中，死刑累累，无期徒刑累累，十年以上，已是宽大之至了。光在戒严期间，就有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个案子，在这条例的铡刀边缘走过，多少人伏尸法场了、多少人坐穿牢底了、多少人因被判十年还感到庆幸呢！谁还要埋怨十年太长啊！

那个被初判十年的人，他是谁？他是千千百百这条例受害的血证人与见证人，他既是别人，也不是别人，他是我。

在这条例废止之日，我拿起前后两份《中央日报》，摆在一起，感到国民党这两份党报，正横跨四十二年的午后黑暗，搭配成一幅绝妙的血色黄昏。

在血色黄昏中，我逐渐老去。夕阳是无限的好，但是，你跟你的敌人都将归于黄昏，只是在“慈湖”、在“大溪”，他们先走一步。他们死了，你也老了。其中玄妙很多，但是，纠缠其中的赫赫苛政，首事之法，就是这条例。

国民党文工会头子同一天宣布：“为配合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党政部门对不合时宜的法规均在全盘积极商讨之中，‘惩治叛乱条例’的废止亦为检讨法规的其中一项，且早已展开有关废止的作业，并非因‘独台会’一案件及受外界压力而让步。”我看了，笑了，淡淡地笑了。任何人都相信他在说阿Q式的谎，我却笑着相信他说的，又何尝不真？这条例，的确已因“不合时宜”而变得大而无当了。——国民党已经秋风无力，它还敢照这条例判谁死刑、判谁无期呢？既然刑期重不下来，回归“刑法”第100条，岂不完全够用了？除了共产党入境等芝麻问题，带给国民党一些不便外，这条例的存在，只是秋风肃杀之气的一股象征而已。如今，高速废止了这象征，岂不也得顺水人情的好处。我笑了，我笑那些以为这条例废止，国民党吃了败仗的说法，持这种说法的人太天真了！——废止了又怎样？有“刑法”“国安法”等继续坐镇把关，办人还愁缺法律吗？

天真的人还赞美“立法委员”的快速废止这条例的行为，我又笑了。这一行四十二年的条例，三个小时之间即可二度通过废止，足证“立委”众志成城，把恶法摧枯拉朽，易如反掌。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立委”们过去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坐视四十二年、三十二年、二十二年、十二年，乃至二年，让这条例肆虐横行，哭了一家又一路，杀人如草不闻声？

天真的人又赞美废止这条例得力于教授与学生的抗争，其实，教授是作秀的、学生是娇嫩的，看看过去“五四”的中国大学生、看看眼前“五四”的朝鲜大学生，就知道人家是玩真的，台湾大学生玩的却是家家酒。坐在校园里、坐在车站里，一切功夫，只是坐而已。学生运动要靠坐功，这是《肉蒲团》的和尚功夫、这是“坐坛子”的妓女功夫，不是大丈夫干的事。但是，这些小表哥小表妹既然出来了，还是该肯定他们一下。他们的功劳也是有的——他们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

四十二年过去了。我又笑了，淡淡地笑了。我翻开市井的劝善书——《四十二品因果史》，抄一段小诗，以遣我怀：

本来面目无一物，

万物难煞本来真。

火不能烧真空体，

水不能盖其人身。

作为水来火去的人，我高兴我走到现在、走过从前。这条例像是一条枷锁，但是，最后赢的，是他死我活。没有了蒋家王朝，枷锁已是不真。“真空”“真人”又笑了，他笑他们都是假的。

1991年5月18日午

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三十年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简称AI）成立三十周年了。

为这个组织播种的人，是英国的彼得·班纳森（Peter Benenson）。彼得·班纳森是一位人权律师、犹太裔的天主教徒，素有“梦想家”和“圣人”之称。1961年，他目睹一群葡萄牙学生歌颂自由被捕，判七年徒刑，他深受感动，这一次他不再沉默，兴起呼吁全世界都来关切政治犯的念头，如同当年美国释放黑奴、苏俄释放农奴的运动一样。于是，他跟好友马丁·恩纳尔斯（Martin Ennals）、艾瑞克·贝克（Eric Baker）发起“1961年大赦请求”运动，目的在为良心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寻求公平审判、寻求庇护权、寻求就业机会（政治难民），并借国际舆论促进发表的自由。他们的提议，很快得到律师、记者、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响应，透过深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报纸《观察家》的宣传，并于伦敦成立特赦小组，每组认领（Adopt）三名良心犯（这是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得到灵感，所以规定三人）。通常是共产国家、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各一名，他们照顾政治犯家属、向拘禁犯人的政府写抗议信、不断写信给囚犯，使犯人明了在遥远的地方，有人关怀他的痛苦，直到帮助他获得自由为止。这些救援行动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宗教、种族的界限，具有国际性。截至该年年底，比利时、希腊、澳大利亚、瑞典、挪威、瑞士、法国、西德、爱尔兰、荷兰、英国、美国纷纷以行动支持，并正式定名为“国际特赦组织”，成为永久性、全球性的人权机构。这机构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它的被举世肯定，可见一斑。

今年5月28日它成立三十周年，路透社报道说：这个世界最大的独立人权组织，三十年来，始终不遗余力地为“良心犯”的获释奔走，而且正默默地将触角伸入更广泛的地带。

今年，AI终于在其多年来大力挞伐的苏联建立资讯中心，并首度获准派遣一名观察员进入朝鲜参加一项会议。

AI成立三十年来，一共调查了四万两千件良心犯案例。

AI目前在一百五十个国家拥有一百万名义工。这群热心维护人权的义工，不仅经常写信给身陷黑牢的良心犯，为他们打气，也不断致函给各国政府，呼吁他们公正、快速地审理政治犯案件，并终止刑求、处决政治犯。

AI秘书长马丁表示，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最大意义，即在于这一群挺身而出对抗不公义的平凡人的贡献已获得肯定。他说，AI援救良心犯的行动，端赖见义勇为的热心人士偷偷将各国违反人权的资料送交AI。

1961年，英国律师彼得·班纳森在伦敦《观察家》报发表一篇题为《被遗忘的犯人》的文章，唤起了世人对那些因政治或宗教理念而下狱的人士的注意，也催生了以解救良心犯为宗旨的AI。

马丁骄傲地说：“施暴者再也不能虐待良心犯，而自以为牢墙外的世人不会晓得他们的罪行。”至于AI近期内的工作目标，马丁表示，他希望印度能让该组织调查旁遮普省及克什米尔的人权情况……（编者略）

路透社这一报道，引起我一点回忆。在我第一次政治犯坐牢前，先被国民党情治人员“跟监”十四个月。在被“跟监”的日子里，马丁到了台湾。魏胖（魏廷朝）、老谢（谢聪敏）到我家，约我一起去看马丁。我说我李敖架子很大，对洋鬼子尤其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我不会去看他的。听了我的话，魏胖、老谢都认为有理，就转告马丁。马丁倒有服善之勇，他同意到我家来，登门拜访，“行客拜坐客”。于是，就约定一天晚上来。当时我虽处境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马丁的印象，我请小情人小蕾给柏杨太太艾玫打公用电话（我家的怕窃听），问她愿不愿意跟马丁见见面，电话中艾玫说她愿意来，可是到时候，她爽约了。为什么爽约，我至今还不清楚。虽然如此，但我们都知道艾玫在柏杨被捕后，帮了柏杨极多的忙，只是柏杨忘恩负义了。

马丁到台湾，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于是派三个人跟踪他。那时跟踪我的是三个人，跟踪魏胖、老谢的各两个人。马丁他们上楼后，大家自四楼窗前朝下望，只见下面各路跟踪人马大集合，有趣之至！我指给他们说：“你们看，我家对门变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视一笑，深感国民党治安良好，真名不虚传。

就在这次“行客拜坐客”里，我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孟绝子交给我的泰源监狱名单，交给了马丁。我没交代他怎么处理，他也没说怎么处理。一切都好像心照不宣似的。后来名单登在海外的《台湾青年》上，不久我就被捕了。

我被捕后，罪状甚多，其中之二，就是我帮助柏杨和泄露了泰源监狱名单——“国际特赦组织”没帮成我，反倒害了我，在牢里吃了更多的苦头。

我出狱后，看到一张“国际特赦组织”的宣传单，举了世界上三个有名的良心犯，我在其中。

1991年6月14日午后

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书店之死

小时候在北京，喜欢读课外书。课外书中，以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商务印书馆、像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但开明书店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

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

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了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店”，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它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地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

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地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

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地在中山北路一段77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备感凄凉。去中山北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

这几年来，因为意兴阑珊，没有再去开明书店。去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77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77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么？

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地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间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地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回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了。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1992年2月9日追记

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我所知道的施启扬

我在1949年4月12日到台湾，再过四个月，就是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我结交台湾人无算，从贤到不肖，各类俱全。但我的生活范围很窄，所结交者，多以同学为骨干。我在台湾从台中一中初二上念起，念到台大研究所自动退学，结交了不少同学，其中尚有可记者，足资警世，老同学施启扬，便是其中之一。

我在1949年暑假后进台中一中，那时台中一中比较难考，外省子弟多去台中二中。两个学校我都跳班考取了插班，台中一中较好，我就上了一中。一中的台湾人最多，外省子弟比例极低，约占十分之一以下，我分在初二上甲班。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教室相连，同学很自然就认识了，其中之一，就是施启扬，他在戊班。

施启扬小时候长得就高高的，人颇斯文，但斯文得近乎讨厌，不知什么缘故，惹毛了外省同学陈士宽等人，结果被揍了一顿。那时我跟他不熟，直到进了高中，同分在高一上甲班，座位比邻，才熟起来。他请我去他家玩，也来我家。他为人少年老成，像个小大人，脾气虽好，但也喜欢争辩。我那时知识成长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词，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不过我的张狂，纯是知识上的，只是恃才傲物，但不傲人，所以人缘亦佳，跟朋友只抬杠，不翻脸。施启扬由于像个小大人，却不为同学所喜。人又很笨，争辩起来，被我口舌修理，亦是一景。王新德有一次劝我：“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由于我自己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因此我虽然人缘亦佳，但内心深处，我却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 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1926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罢！”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在我在家养气的时候，一天施启扬跑来找我，他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为人鹰隼精明，讲了一口好日本语，也在一中教书，他最不喜施启扬，不晓得什么事，施启扬开罪了他，求我去说人情。王老师住在一中宿舍，日式房子，讨了台湾寡妇。他又深沉又喜欢写打油诗，与许文葵老师互骂，人颇有趣，我偶尔登门同他聊天。这次为了施启扬，乃亲去王府。不料我说明来意，王老师却满面怒容，他说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我当时弄不清他们师徒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便深问，败兴而归。三十多年后回想此事，我还百思不解，只是每思及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

1954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在历史系后期，我住在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第一宿舍颇多法学院的同学，因为法学院是我“娘家”，所以跟他们更熟。施启扬那时在法律系法学组，常来看我，我也去看过他。有一件事是他的“义举”，值得详记。

我的好朋友孟大中在物理系，他的父亲孟昭常和他母亲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孟大强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作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昭常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在《大学后期日记》中1958年5月13日条下写“昨今日皆研究离书”及刻印的事，即隐指此事。7月10日条下写“夜大中请我和启扬晚饭，后去新生看God’s Little Acre，我是老马请的。”就是事成后孟大中的庆功宴。施启扬当年肯这样义助朋友，冒险一起伪造文书，我至今感谢他。

我在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陞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他写的借书信，经常是这样子的：

李敖兄惠鉴：

下列诸书写报告须做参考之用，不知贵系图书室或中文系图书室可否借到？若可借到请即交由家弟敏雄携至法学院是幸：

（一）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册）

（二）程树德《中国法制史》

望能速借，劳神之处谨先在此致谢。专此敬颂

学安

（请代向贵室诸室友问好。）

启扬上5月16日

李敖兄：

来访未遇。《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发达史》及《历代刑法志》我已取去，学期结束前（1月15日前后）奉还。

祝

愉快！

启扬留12月24日中午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书籍贫乏，今日不难找的书，当时都视为奇货。从这两封信中，也可约略看出那时大学生的处境。

1958年8月2日，我大学毕业返回台中，有日记如下：“四时十分与弘、祝公、庭生、鼓应、克斌同车赴车站，华俊与又亮已先赴车站办好行李。至车站时，已人群一片，今日送行者：1周弘2景新汉3马宏祥4白绍康5华昌平6李华俊7陈又亮8陈鼓应9祝庭生10张克斌11袁祝泰12朱广诚13黄锡昌14施启扬15佟耀勋16阙至正17孙英善18林淑美19杨祖燕20杨世彭21袁天中22萧启庆23王尚义24陈良榘25王曾才26李耀祖。”由这段日记中，可见我交游广阔、人缘亦佳。送行人中，李华俊、朱广诚、施启扬都是我台中一中旧识，最早认识的。

我返回台中后，等待南下入营做预备军官。施启扬有信来，也谈到借书的事：

敖兄：

大函敬悉，谢谢您。在校时劳费您代借书籍，至以为谢，并在此致感激之意。您要当兵了，而且是最坏的一种步兵，7日入伍，我因学校有事（现在在系里任助教，无法随便跑）不克返台中送行，又未能到您家吃蛋炒饭、见见静波，甚觉可惜。萧启庆已考取研究所了（罗某亦取了），今后可以劳烦他代借书了。我记得上次在您寝室，见您曾借得商务《万有文库》里的《唐律疏义》，不知您从何处借得，如尚记得请以后来函时，顺便惠示，因萧启庆对多处书籍恐无阁下之熟悉，故先问妥。专此敬颂近安

并请向静波问好

启扬 上9月5日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施启扬他们研究法制史，竟连《唐律疏义》等起码的书都不得见，当时大学生的贫困与孤陋，由此可见。

我当兵后，施启扬也有信：

李敖兄惠鉴：

华翰已敬悉，因杂务缠身，迄今始奉复，谨致最深歉意，并望鉴谅是幸。

前日往第九宿舍，访萧先生未果，因第九宿舍并无萧先生之名（宿籍），想萧先生是住他人床位吧！归途在校总区见到王文振，他是梁仰芝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但现在学的却是化学。他领我参观他的研究室，仪器书籍满室，使我惭愧不堪，您知道高一我数学在“戊组”，而且经常在及格边缘，高二、高三时对理化等更无兴趣，在那段日子学理科的课真是受罪，您是高三的逃兵，并未吃过苦头，我现在看了理化数学的仪器书籍内心犹有余悸，想您必亦有同感。

王文振住第九宿舍，我就托他找萧先生，昨天他来函说萧先生已找到，并将《唐律疏义》寄托他处待我去拿。我很感激您及萧先生，因为我需用的书籍大都是劳费您代借的，谨在此致最高谢忱，并请您在给萧先生函中代我向他致谢意。我向您借的书除《唐令拾遗》《中国妇女生活史》，明日携往萧先生处请他还给图书馆外，《唐明律合编》《明律集解》及《故唐律疏义》假如可以继续借而不麻烦的话，就准备再借下去，因为我的报告必须再加修改补充，现共有七万字，我很想利用假期再加补改。萧先生说他可以将《唐明律合编》等之书改换他的名字继续借，如果您认为不会打扰他，就要麻烦他了。

您军中生活恐还不惯，秀才当兵，一辈子当不好，好在入伍训练即将结束，届时在台北当可再看到您。最后祝您军中起居作业一切安好。并保重身体。

启扬敬上12月10日晚

1961年我当兵归来，住在台北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1号四席小屋，施启扬那时正在军法学校服役，担任教官。有信如下：

李敖兄惠鉴：

显昌已将您的信交给我，首先我应感谢您帮我借这许多书；再者我以为那些书已经由萧启庆兄转借，因为我曾经写信给他，请他设法继借，他函复说已继借，我以为已由启庆兄过户。看您的信后才知道尚未过户，使您极为尴尬，深致歉意，并请您鉴谅为幸。我在军法学校颇为忙碌，除星期六回宿舍与黄狗等玩牌之外，其余都关在军营中。专此奉复，并颂

近佳

弟启扬4月27日

这信中所说玩牌的事，是施启扬一大特色。施启扬在1958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次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王新德说他“头脑不行”，可谓一语中的。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我保有一张他亲笔的借书条如下：

启扬借：

一、《支那身份法史》

二、《中国婚姻史》

三、《东方学报》

四、《婚姻与家庭》（中、日文）

五、《现行亲属法论》

六、《中国亲属法》

元月21日

仁井田陞

《中国法制史》（刑法）

1984年5月22日《政治家》周刊第十五期登说：“早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施启扬即相当活跃，他和丘宏达、陈继盛、陈隆志等人，被认为是法律系最杰出的学生。在《大学杂志》全盛时期，他和陈少廷、关中、陈鼓应、丘宏达、李钟桂、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都是国内一时的精英，为文批评时政，广受瞩目。他也曾在《文星》杂志帮过一些忙。”说到施启扬和《文星》的关系，这是不确实的。施启扬从来没在《文星》杂志帮过忙，他只在留学德国时，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关于投稿给《文星》的事，1963年1月9日，他有信给吴章铨、魏廷朝、史静波，全文如下：

章铨、廷朝、静波兄：

新年如何度过？在台湾还是旧历年热闹吧！

除夕夜二十余名中国人在基督教宿舍聚餐，甚为难得。可惜有不谙中文之中国人，大家以中国话交谈，使他们颇感寂寞。中国在东南亚有千余万华侨，中国若能强盛，这些华侨将是不可忽视之潜力。

最近看了一场令人愤慨的电影，名mondo Cane（《狗的世界》），意大利片，内容讽刺中国人吃狗肉，许多德国人看了都认为中国人不文明。本来文明与否原不以西方风俗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狗肉的营养亦许很丰富，但时值东西文化逐渐融合之际，许多文明的标准还是要以西方的观念为断。我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喜吃狗肉，这些中国人显然在外国被认为不文明，同时外国人误以为狗肉系中国人的普遍佳肴，把所有中国人都骂在一起，真是气人。

台湾最近有何消息否？报载留欧公费生生活费用每月从一百美元提高为一百二十美元，这是对公费生最佳消息。教育部公费生（如翁岳生）每次都说DAAD学生待遇好，我们则谓之“国宝”（国家公费生）待遇好。

最近因涉及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捕之Der Spiegel（《镜报》杂志）发行人及编辑等已有公开审判之消息。Der Spiegel系德国的《自由中国》，专摘发政府劣行，发行遍全国及国外，去年10月间因再攻击国防部长Strauss，被指为泄露国家机密，由司法部羁押在监，结果Adenauer内阁几因之垮台（全国大学、学术机关、学生团体均举行示威，我也跑去凑热闹），结果Strauss去职，内阁改组，民心大失，Der Spiegel则照常出版，至于发行人及总编辑因发表NATO军事演习之机密文件涉嫌犯罪，现仍侦讯中（出版人泄露军事机密是另一回事，新任司法部长已下令速行公开审判），以后发展如何不得而知。

上次所寄稿件，如《文星》有意采用，所附照片一张可做插图，如未蒙采用则留兄等处作为纪念！

弟启扬上1月9日Heidbg

施启扬的文章，我把它登在1963年2月的《文星》第六十四期。全文六千五百字，稿费三百二十五元。这封信中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1964年，台北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这一抗议，害得他在1967年回台后，被当局冷冻了好一阵子。使他深知利害，胆为之寒。他回台后，有信给我如下：

李敖兄：

近况可好，甚念！我已于6月底回国，将在法律系任教，现住在基隆路学校招待所。最近在正澄那里看了《大学后期日记》。

听赵天仪说现在有车子，有时间欢迎来玩！专此并祝近安！

弟启扬上10月22日

根据我旧日记，收信后半个月，11月6日，我跟施启扬见了面，五年阔别，相谈甚欢，中午连家立请于李园，有空中小姐王芳华、施启扬在座。十八天后，11月24日，汪中磊请于美而廉，施启扬、张、陈二小姐在座。12月3日，施启扬请我于李园，陈正澄、陈小姐、施敏雄夫妇、小蕾在座。十一天后，12月14日，与施启扬去中德文化协会看材料，请他于美而廉。……这段时间，是我和施启扬交往较密切的一段日子，他那时回台不久，颇为索寞。名片上印的是虽未投闲置散，但是并没蒙国民党当局重用。

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5月13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10月28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

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越浓，物欲也越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我的老师吴俊才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

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地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地翻译如下：

出版法The Publication Law

社会教育法The Social Education Law

戒严法The Martial Law

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

Rules Governing the Control over the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Boo Rs during the Martial Time

内政部台（47）内警字第22479号函

Letter of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o Police Organizations〔No.Tai（47）Nei-Chin-Tze 22479〕

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地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施启扬了，如今转眼二十年了。

1970年12月11日，每年一次的台中一中同学会在台北举行，这次是在桃太郎餐厅，我没有去，事前写信给老同学林益宣请假。全信如下：

益宣兄：

今天收到你寄来的台中一中同学会聚餐请帖，抱歉这次我不能来了。

从彭明敏偷渡后，我即被跟踪，直到今天，已十个多月。每天二十四小时，专车一辆，四人小组，侦视不停。我如来参加同学会，一定带给老同学们不方便，于心何忍？

老同学中，谢聪敏也被跟踪，是三人小组。不过跟他的是警察，跟我的一开始是警察，后来改为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工。

老同学中，“飞上枝头做凤凰”——在世俗眼中，飞黄腾达者——亦有之，施启扬是也，已官拜国民党中央五组副主任。启扬是好好的念书人，何苦如此？一定是书念得太多，念糊涂了，这话并非背后骂他，当他面，我也这样说过。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说他选了更少人走的路，所以结果就大不相同。（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led by/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二十年前同聚一堂的老同学，如今竟“幽明异路”（这四个字没用错）如此，思念起来，好不可叹！

请代我向各位致意。如这封信给各位传观一下也无不可。祝你好！

李敖　1970年12月6日

这封信写后三个半月，1971年3月19日，我就被捕了，这是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狱，前后坐了五年八个月的牢。在坐牢最后一年时，被送到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开始被“实验”，也就是“洗脑”。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国民党把我和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四人开了专班。前后请来的国民党来“上课”的，有陶涤亚、毛树清、项乃光、周道济、王洗、屠炳春、林钟雄、任卓宣、柴松林等等，其中竟然还有施敏雄！施敏雄是施启扬的弟弟，本来跟在我和他大哥旁边，又吃饭又跑腿的，如今居然装作不认识，前来给李敖、谢聪敏、魏廷朝“上课”了，我感到一阵厌恶，我冷眼相向，一言不发。深觉施家兄弟，为谋干进，竟不入流如此也！

我出狱前，施启扬已由中央五组副主任调为中央青工会副主任、代理主任。我出狱第二个月，就升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后来又升为政务次长，再调为“法务部”政务次长。

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此案几年后已平反，萧孟能已因诬告被法院判刑，现正通缉中）。在入狱前六天，8月4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施启扬，内容如下：

启扬兄：

昨天中午收到台北地检处七十年执字第5000号传票，要我在8月10号下午3点报到服刑，我想了想，决定还是写这封信给你。

关于我又遭到冤狱的情况，我有《给黄少谷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发表，这里不详谈了。我要谈的是：在我这六个月的刑期中，你所掌管的监狱，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监狱内部的情况，为你所深知，为我所略知，你是我三十二年的老同学，你我立场不同，但是交情应在，我以项羽最后“吾为若德”对老朋友马童的心情对你、告诉你：我不愿在你任内写公开信给你，或写《台湾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发表。我希望你依情理法注意我这六个月的牢居生活，我想这样对大家都好。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二年。”我现在重读你写给我的四封信、重读你在大学时期的大作、重读你给章铨、廷朝、静波三位的信……回想我们当年的交情，真有不胜今昔之感！呜呼启扬，知我心哉？

问你好，也问新娘子钟桂好（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新娘子结婚那一幕，俊才老师证的婚，恍然如昨。我的冤狱，已告诉俊才老师，他有电话给我，说注意此事，顺便告诉你）。

李敖　1981年8月4日

施启扬收信后，打电话给刘会云，详谈他跟我的多年交情，表示在他的权责范围内，一定对我照顾，请她转告我。事实上，他为了避嫌，我看不出他对我有何照顾，就一如魏廷朝后来坐牢，施启扬在“立法院”公开宣扬他同魏廷朝的交情，但实际上却对魏廷朝没有任何照顾一样。1981年11月23日早上，我在土城看守所篮球场运动的时候，狱吏跑来，说：“所长紧急通知，法务部次长到所里来了，想见见李先生。”我说：“可是，我不想见他啊！”传闻开来，上下人人称奇，都说李敖架子可真大。那次施启扬到土城看守所，是陪“监察委员”来的，顺便要见见我，结果吃了我大架子而归。事实上，施启扬真的有诚意要见人，可以直接从所长办公室走进押房来，但他不敢。我出狱后当天，1982年2月10日，就发表文章攻击监狱黑暗，引起轩然大波和监狱逃亡和暴动。第一是2月27日花莲看守所喧闹事件。由二十七名人犯闹起，看守所急电警察局请求协助，警察全副武装赶到，才告平定。第二是3月8日新竹少年监狱暴动事件。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大官人（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越大，越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来的云云。同时，“行政院长”孙运璿在“行政院”院会里已对狱政表示疑虑，“法务部长”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对我“点名批判”，官方为封杀我，尽量一面倒传播批判我的，而不传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议员，为了选票及其他，却忍不住这个好题目，“立法院”中游荣茂、李志鹏等国民党议员，提出质询，党外的当然也不放过。最好玩的是国民党“立委”温士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2月23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道”，“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在满城风雨中，施启扬初则沉默，继则加入“法务部”批判李敖阵营，说李敖所写，讯息多是间接得自传闻的。我立刻反驳他，我说这位“法务部”次长连监狱押房都不敢实际去看，他得到的讯息，又直接到哪儿呢？他比我还间接啊！

虽然如此，我的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地，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

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我在1984年10月6日的信里，有这样两段：

启扬老兄：

我在周清玉发行的《关怀》第35期上，写了一篇《你有郑文良，我有赖文良——给施启扬的公开信》，已于10月5日上市，我盼你找来一读，如果你老兄还重视舆论的话。

我这篇文章是应周清玉主持的“监牢暴行与监狱人权”座谈会而作，因我概不参加任何集会，故以书面代之。在我文章后面有座谈会摘要，中有刘峰松的谈话，刘峰松说：（中略）启扬老兄，你看了上面刘峰松这些谈话，你到底做何感想？如果是做官，当然你可以一切视而不见、一切掩耳盗铃、一切说我们是“幻想”；但是，如果是做人、做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你恐怕就无法这样拖下去，你怎能把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把你精湛的法学只当成谋干禄的工具而不当成救世的良方？所学和所用绝不能变成两截的，如果变成两截，那就真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了！

也许我要求你改善积弊已深的狱政，是一种苛求；但我要求你面对积弊而不掩饰它，应不算苛求。你如果没有力量去改善，我们不全怪你；但你没有勇气去承认、去面对、去辞职、去不做这同流合污的官吏，我们就要怪你了。你是我的老同学，又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实在忍不住要再写信正告你。请你回我一信，明确表明态度，不要再托国强转话来，如果你老兄眼里还有老同学的话。

李敖　1984年10月6日

但是，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做官，自我作贱，岂不太令人寒心了吗？

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七期），并偷偷去造访雷震（据1957年4月1日雷震秘密日记），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人，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杜甫《秋兴八首》有句是：“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施启扬与我同岁，出生晚我十天，同学少年，而今“自贱”如此，想来不无怅惘。台湾是小地方，施启扬卖身投靠国民党，“五陵裘马”亦不可得，至多只是讨个姨太太终老而已，何苦来啊！这是“自轻肥”吗？非也！“人焉瘦哉”耳！

1988年12月19日

附录一　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施启扬）——读《大学教育的悲哀》有感（编者略）

附录二　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施启扬）（编者略）

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裴老爷子

裴老爷子一生做官，官衔甚多。他黄埔三期毕业，官拜中将，人称裴将军；又任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政治部主任，人称裴主任；又任云南省党部书记长，人称裴书记长；又任军事参政院总务厅厅长，人称裴厅长；又任昆明市市长，人称裴市长；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省支团部干事长，人称裴干事长；又任“中国电视公司”常驻监察人，人称裴监察人；又任“立法委员”，人称裴委员……虽然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称呼，但在我们的大厦里，芳邻从牙医张太太以下，都称他作裴老爷子。这个称呼免掉了官衔，变得敬老而亲切，裴大官人也就在邻居和管理员中，变成了裴老爷子。

在大厦中，我住在十二楼，正是住在八楼的裴老爷子的楼上。我和他做了十一年的邻居，可是从没讲过一句话；见面、同电梯无数次，从没打过一次招呼——我对国民党老帮子全无好感，他们对我也一样，所以古人“天涯若比邻”，我们却“比邻若天涯”。不过，每年选举住户代表参加大厦管理委员会，我总暗中投裴老爷子一票，逼他管点事。“立法委员”，对应付警察之类的牛鬼蛇神，还是有点用的。李登辉做台北市长时，有一次，找上大厦中庭花园的麻烦，经裴老爷子坐镇，其怪遂绝。相对的，选住户代表，裴老爷子却绝不投我的票，所以我年年落选——大厦邻居深知李敖乃一刁民，敬而远之为妙。

裴老爷子满头白发，但是梳得很整齐，虽然七八十岁的年纪，但是出入理发厅马杀鸡，日以为常。裴老太太好像也心知肚明，懒得管他。裴老太太是美人，从她孙女的神韵上可想象当年。我在台中寻访史料，在杜致勇的天花板上，找到杜聿明将军当年同裴老爷子裴老太太的照片，顿时灵感交集。这些人物，我跟他们素昧平生，但是历史与新闻、过去与现在、青年与衰老、兴亡与荣枯，种种对比，却常常交汇在我思绪里。有一次，我半夜翻看沈醉将军在大陆写的《军统内幕》，看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跟裴老爷子的神秘关系，那时正值沈醉从大陆写信来给我，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就想：沈醉写裴老爷子那些往事的时候，绝没想到，裴老爷子就住在我楼下；而在楼下午夜梦回的裴老爷子，做梦也想不到，在楼上，有个下笔无情的历史家，正对他们当年在大陆如何祸国殃民，研究得一清二楚呢！

又有一次，我半夜翻看1934年的《中国国民党年鉴》，在（丙）230页看到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三巨头，执行委员龙云、监察委员卢汉之下，赫然就是书记长裴老爷子。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就想：裴老爷子出道可真早！他在云南做地头蛇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第二天清早，我下电梯，裴老爷子穿着花格子西装，打着红领带，叼着雪茄烟，悠闲地坐在大厦门庭的椅子上，等着去“立法院”聊天。我瞄了他一眼，心里一直笑：“老家伙，昨天半夜又碰到你了！”

如今，裴老爷子八十七岁了，前天他宣布，在退职条例生效后，他要率先不干“立委”了。四十年来，他未曾生过病或请过一天假，如今退职是要让位给青年人。消息传出，一位在“立法院”待过七八年的新科“立委”问：“裴存藩是谁？我都没有听说过！”反证了裴老爷子四十年如一日，那一日就是一纸空白。

裴老爷子不在乎他在台湾的空白，他的生命发光在昆明西班牙式华丽住宅里——台湾对他太小了，雪茄的烟雾，说明了一切。

1989年2月4日

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为宋希濂将军出书经过

我生平喜欢打抱不平。不但为朋友打，也为敌人打；不但为认识的人打，也为陌生的人打；不但为近在眼前的人打，也为远在天边的人打。只要真理所在、真相所在、人道有关、公道有关，我都不论亲疏、不分彼此，一概奋笔写文，要打个痛快。自1949年起，我困处台湾小岛，被国民政权作弄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肤尝身受于国民党政权者更酷更多，所以在感情上，尤为激越。这一激越，更使我要把人间不平之事，广为搜求，以个案详追，留为证词，述往昭来，且为乱臣贼子惧。在这种又感情又理性的态度下，每逢有代表性或特殊性的案件出现，我便特别注意，收为资料，写成文章。

五年前，1984年4月4日的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登出一则消息，标题说：“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香港侨团联合声讨呼吁侨胞团结自强”，我看了大感不平。两个月后，6月7日清早，我花了两个小时，写成《鹰犬将军》一文。其中指出：“乍看起来，这一消息，只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但在小故事背后，却有着不少的来龙去脉，很足以观察国民党封疆大吏们的心路历程。”我又指出：“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宋希濂‘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记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在四十三岁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做犬、做忠鹰忠犬，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年。为什么他在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编者略）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够提出真的答案了。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绝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

这篇《鹰犬将军》，发表在1984年6月15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十三期上，那时我的书几乎期期查禁，不能合法出口。有有心人把它偷运到美国，在9月3日、5日的《北美日报》上，加以转载，宋希濂将军看到了。1986年1月，他在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印行的自传中，就以《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为书名。

宋希濂将军在1985年6月写的“前言”中，对这一书名，曾志缘起。其中说：“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投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1980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申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是救亡图存，现在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鹰犬将军》在大陆出版后，1987年10月，宋希濂将军签题“李敖先生指正”一册，由傅朝枢先生亲去他家，取来送我。1988年7月28日，我在溪头旅馆里，感于他的好意，写下这样一封信：“希濂先生：承赠大作《鹰犬将军》，早由傅朝枢先生转到，极为感谢。大作定名，且以我的那篇文字遥应，益感先生盛德。隔海隔世，却能结书缘如此，想来令人欣庆。”“年来成立出版社，刊‘真相丛书’，已出《蒋介石研究》等十余种，虽为官方党方忌恨，然九死无悔，发愿要揭发真相，不容彼辈欺苍生而误后世。《鹰犬将军》在海外风行，憾未能在台湾出版（台湾有一盗印本，排成杂志尺寸，且多删节），我打算不计困难与折损（官方党方捣乱，困难与折损不可胜计，我的著作，被禁已达百册之多），出一台湾版，专此征求先生的同意。因此书在市场销售上必遭困扰，无利可图，先生与我，也均不志在为利，故拟采赠作者书三百本方式，折抵稿酬，聊表敬意。如荷先生俞允，希望先生：一、能为台湾版写一新序。二、能有增订之文，盼能一并刊入。三、惠借照片，俾便制版。台湾版拟用铜版纸制作封面及图片，品质当远胜大陆版，非敢以骄大陆版也，求小异以成大同，复结书缘于两岸耳！”“如蒙惠示，请寄舍下——‘台北市敦化南路496号金兰大厦12楼’，务必寄挂号，以防意外。”“台湾地小人狭，殊少河山之趣，亦乏游兴。昨天因控台中市政府之便（台中市政府配合警总非法在家母住所抄家扣书），转道来南投县溪头森林一游。半夜在国民旅舍774室读书写作，特奉书先生。此时万籁俱寂，静中密筹‘通书’之策于三通之外，快何如之！顺请大安。李敖。1988年7月28日。”

9月13日，我收到宋希濂将军回信如下：“李敖先生：奉诵惠书，深感欣幸！仆来美九年，常向友人道及阁下才华过人，文采风流，尤以风骨傲然，虽以文字罪系狱数次，仍然不为利诱、不为势屈，良可敬佩。数年来得读大作多篇，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击节赏叹，惊为旷世奇才。我曾和江南、大风等谈及足下作品之可贵，在于有根有据、逻辑性强、无懈可击。仆虽不学，但对是非曲直，尚能略断一二，足下尚在壮年，幸愿好自为之，天下有道，必将脱颖而出；天下无道，亦必流芳百世。”“大札发自7月27日，奉到时为8月23日，我与香港通信一般为三四天，北京五天左右，大陆其他各地最多七八天而已。年来台湾当局大吹民主、解禁、工作效率高……而事实总是给自己打耳光。”“六七年前，在大陆任何企业都是国有化，印发《鹰犬将军》一书的文史出版社亦不例外，发行时负责人对我说版权各一半，我将大函和大风研究过，以征求他们同意为妥。已于数日前发出，估计无问题，因印发台湾版只是为了扩大影响，非为图利，但恐获复尚需时日耳！”“听说足下出生于东北，现在台湾是否也如张少帅一样，只有岛内的自由没有岛外的自由（也有人说张先生在岛内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来信谓台湾地小人狭，殊少河山之趣，如自由不受限制，何不效法苏子观泰山之大且高、观黄河之水且深乎！祖国大地可供游兴之地实在是太多了！我年八十二，今年5月尚去云南旅游半个多月，东至石林，西至苍山洱海以及滇缅边境，还有游兴未尽之感，嗣又去成都盘桓了几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夔门天下险、剑阁天下雄，想足下早闻之矣！台湾斗室耳，坐井何以观天？书不尽意，先此布复。顺祝日安。宋希濂。1988年9月5日于纽约。”

10月27日，美中民艺学会的李蓝女士自美国来，带来10月7日宋希濂将军再给我的信，说：“李敖先生：7月27日惠书和附件，8月23日才奉到，由于《鹰犬将军》一书系文史出版社印发，这个出版社属公有制，在发行时负责人对我说，版权各占一半，因此我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昨得复信同意由足下出台湾版。我于9月5日曾复一信，未知达览否？”“李蓝女士原在此间的《北美日报》任编辑，转载足下之《鹰犬将军》一文和《编者按语》，均是她处理的。现李蓝回台之便，特托她和您晤谈，出这本书，‘旨在扩大影响，非为图利’，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绝不计较利益，最重要的是可以删节而不要修改，希望您能写入合同内。一切由李蓝女士面谈商定。敬祝撰安。宋希濂手启。1988年10月7日，于纽约。”

李蓝是聪明明达的女士，住外国久了，权利观念和出版印象是很西方的。我向她表示，她可能不太了解在国民党几十年高压下出版这种“反动书刊”所遭的困难、损失和代价，以外国出版的常情与规矩，想在台湾出这种书，是不可能的。我很欣赏她那种极力保护宋将军权益的好意，但是，她也应该设想设想在台湾的高压下和销路不会超过两千本的评估下，出版这种书的艰苦。无利可图是必然的，但求少赔就不错了。对宋将军而言，台湾版只是扩大影响；对台湾的出版者而言，却是扩大影响以外，还得付出危险（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的代价。正因为有这种畸形的状况，所以，我们无法以西方的权利观念和出版方式对待作者，没有人不想保护作者，但是谁来保护出版者，也该想一想。

我又告诉李蓝说：“在外国、在日本、在大陆，一本像这样的书可卖几万本，因此你可能难以相信在台湾竟卖不过两千本。但是，台湾在国民党的多年教化下，就是一个‘不悦学’、不流行读忧患之书的怪地方，并且宋将军的丰功伟业、苦心焦思，在台湾被封锁得一干二净，宋希濂三个字，在台湾全是陌生人，书又不能登广告，怎么卖？这一阵子远流出版社印行胡适的书，销路不好，原因之一是，年轻人到了书店，拿起书，竟问：‘胡适是谁？’何况宋将军的知名度，在台湾不及胡适；李敖印的书，大多书店不敢卖，这一情况，也盼你多想想。我并不希望你把我这些话，全部转告宋将军，免得他有精神负担，认为印这书给我带来太多麻烦。因为一切麻烦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我只是希望你们在外国的人士，能够真的体谅到台湾的出版者无利可图，就好了。至于原书‘可以删节而不要修改’一节，我很感谢宋将军主动替我的处境设想。但我既然印书，就一切都不怕，我从没有删节或修改的念头与事实，对海外、大陆的作者都是如此，宋将军的大作自不例外。我敢印，对内容的‘反动词句’我就全部敢负责，我不怕国民党找我麻烦。去法院吗？我去过两百多次了；坐牢吗？我可坐多了。”

李蓝离台后不久，大风有次从纽约来电话，谈起了他跟宋希濂将军很熟，我顺便表示，如大陆方面，格于公营和错觉，在授权上使宋将军为难，我并不坚持一定由他授权，不授权也可以出，只是希望由他多提供一些新资料，以便使新版本更有特色，就好了。1989年2月7日，宋希濂将军来信如下：“李敖先生：祝您新春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万事胜意。李蓝返纽约后详述与你会谈经过，深以为慰。正拟具体进行时，文史出版社突来信提出两点：一、版权不能转让。二、出版后要送给他们三百本。我得信后深为愤怒和厌恶，故暂搁置。日前大风兄转告尊意，深感足下雅量。我曾去信文史出版社痛斥他们的无理。如出版能实现，将来最多给他们三十本就行了。由于台湾统治集团中仍有一部分人对大陆敌对意识未减，故拙著稍迟出版，可能亦是一件好事。总之，我即照尊意搜集一些照片及几年来发表过的一些议论，陆续挂号寄来。至于序言，李蓝意最好就请大笔一挥，不超过一千字即可，未知能荷同意否？专此奉告。敬祝健康！宋希濂。2月7日（正月初二）。”

这封信后三个多星期，1989年3月3日，宋希濂将军就寄来十五份资料。他附信说：“李敖先生：春节发来一信，想已达览。兹由邮寄来资料十五份，可供参考，将来拙著付印时，哪些可以采用，取舍由您核定。照片正搜集中，不久当可寄来，专此敬颂春安。宋希濂。3月3日于纽约。”

3月30日，我复信如下：“希濂先生：去年9月5日信收到后，旋由李蓝小姐携10月7日信来，面商出书诸事，想蒙转达。后以彼方中变，我向大风先生提出变通办法，先生亦觉可行，甚感先生与我皆能就大处着眼，成此佳话。今年2月7日先生惠书后，3月3日寄来各件均收到，一俟先生寄下照片等，即可发排，并悉遵尊意处理（中国文史出版社在照片处理上太模糊不清，无法翻制，故必另找原照及其他照片，以光新版也）。”“《鹰犬将军》出台版后，如有可能，我想把汪东林的《宋希濂今昔录》等亦予新版，该书前面的照片原版，亦盼先生代为留意。”“前年俞济时约我一谈，我以不欲见人，故拒绝之。他所知内情独多，以与蒋关系过深，故不肯透露。孙元良回忆录在台出版，很多话不敢说，其人适如尊论。”“《鹰犬将军》以外，先生平生其他零碎见闻，一定还有不少，极盼能以拾遗方式，一条条写出。例如先生所知蒋的种种，当不止于尊著中所忆数点，如能以札记体裁，随意写出，其珍贵有趣，自不待言也。”“海外及故国山水之胜，当遵先生之嘱，有机会当往一游。目前为大量工作所困，恐动弹不得。每想及先生以八十康强，尚遨游于祖国山水之间，真令人歆羡也。即请大安。李敖。1989年3月30日。”

我的信寄出后，适接大风电话，知道宋希濂将军已赴大陆，无法及时收到我这封信了。直到11月11日，我收到宋希濂将军的回信，内容如下：“李敖先生：首先我对您致以深切的歉意。由于健康欠佳、心情不怡，7月初从大陆回纽约后，一直拖延了三个月才写信给您。”“一、我在北京和文史出版社负责人几次商讨，最后才说服他们，不争版权，只要不修改原书的主要内容即可。他们提出不管你印多少册，要送给他们三百本，我说估计最多印五千册，要三百本是太多了，以不超过一百本和对方商谈，最后他们同意了。”“二、我这本自传于1986年冬开始发售，二万五千册到1987年就售完了，去年我到云南、四川，今年到长沙，还有不少来纽约的故旧，向我索书，无以应命。所以然者，即中共在大陆取得统治后，（曾）对八年抗战过分地渲染八路军新四军打游击的作用，而对国民党军队浴血抗战英勇牺牲的事迹，极少叙述，更多的史料、文艺作品等则是丑化。自邓小平当权后，为了对台表示和解，提出了要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才稍有改进，拍摄了一部《血战台儿庄》，也鼓励参加过抗战的人如实地写述史料，并有选择地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我的自传发售得这样快，主要是除亲朋故旧外，有不少做史料工作者和喜爱研究历史的青年，都希望了解一些实际情况。所以，如果文史出版社再印两万册在大陆发行也会有销路……（编者略）尊处如印五千册，估计在台售出三千册，在香港可售一千册，在美加等地可售一千册。请您审势决定。”“三、有几位好友对我说：书名题为《鹰犬将军》，未免太自贬了，不如自传为好。这当然是好意……（编者略）”“四、寄来照片十八张，有十一张是我在抗战期间（包括一·二八淞沪抗战）获得的，还有一些奖章和纪念章就从略。另有青天白日最高勋章在1949年战场中遗失了。附来的是从张达钧《四十年动乱新疆》一书中剪下来的，我希望印在第一张之后，其余的由您安排。”“您上次来信嘱我就过去和蒋介石见面多次，谈话内容回忆记述，我在当团长以前，见蒋次数不多，三言两语就完了。我之所以被蒋‘器重’，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强渡蕴藻浜击敌侧背、解庙行之危的那一战役。以后见面有些关键性的谈话，在书中基本上写了。俟回忆另有所得时再告。敬祝撰安。宋希濂敬启。”

我在上面发表宋希濂将军和我之间的全部通信，不加剪裁，目的就在完整地保存有关出版《鹰犬将军》的每一细节，由细节中的各种角度，来窥见成书不易、来理解经营之难。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人知道宋希濂将军爱国情殷的吉光片羽、一生怀抱的几许原貌。宋希濂将军要我“再版序言”，我不敢当。庾信《哀江南赋序》说：“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宋希濂将军“平生”部分，原书俱在，已存信史；“志事”部分，以他的谦和冲淡，有待发明，我愿在报告出书经过之后，试为申义。

宋希濂将军纵横乎疆场之上，他在抗日方面的功勋之烈、志事之苦，本来已是一个完美的、不朽的句点。但是中国之命运，正《庄子》所谓“有数存焉于其间”，宋希濂将军在家破人亡、备遭大难之后，却又否极泰来、别开新章。他的人生，在句点之后，又转入惊叹号。他以一介“战犯”，观礼于天安门，目睹祖国的兴盛；复以劫后余生，存活于北京城，身历覆巢的重建；又以垂老之年，云游于美利坚，乐叙天伦的难逢。更可贵的是，他不以亲人团聚为已足、不以延年益寿为已足、不以做自了汉为已足，反倒推己及人，为海峡两岸的生离死别为忧，呼吁亲人互相探访、中国和平统一。在他寄给我的文件中，我最为他七十八岁和八十二岁的两段文字动容。他写道：“我今年七十八岁了。自1924年黄埔军校毕业后即服役军中，一直到1949年底止，在这二十六年中，没有一年不打仗；我也几乎是无役不从，曾受伤过三次。我这一生，确曾身经百战。我对于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无比苦难和产生的巨大变化，是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我深深地理解到战争带给人民的悲惨苦痛。因此，我对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争端，一直主张和平统一。我坚决反对祖国的分裂，也坚决反对内战。来美四年，在子女们的关怀下，享天伦之乐以终余年，无心过问国事。但由于我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兵，常常有人来问我的意见或者邀我参加某些座谈会，我总是以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希望和平统一、希望国家建设得日益强大，作为发言重点，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但有些人听不进去，诬蔑我是在为中共搞统战。”“几年来台湾统治集团坚拒和谈，并高唱‘反攻复国’‘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高调，但自己并没有实力进行反攻，妄想大陆人民起来推翻中共的统治也只是一种幻梦。长此拖延下去，最后势必导致战争，这是人们的常识，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局势发展到要打仗，不论双方胜负如何，可以断言，牺牲最多的必然是台湾同胞，损失最大的必然是台湾这块地方。”“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我认为，四十年的分裂局面是人为的，人为的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分裂的原因我们先不要去管，应该着手的是努力结束分裂的局面。邓公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做出了大设计；经国先生生前开放了去台同胞回大陆探亲，为两岸人民做了好事；登辉先生继任，声明继续开放政策不变，受到了广泛好评。如果不只开放探亲，而且也可以开放通商，来往的人多了，经济互惠了，这统一便完成了一半，然后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进行和平竞赛，振兴民族，造福同胞。凡是为了这个目标做出贡献的人，定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大书特书的一页。”“我垂垂老矣，只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繁荣昌盛。”

这是一位半生戎马、半生忧患爱国者的最后高呼。他以大好青春为祖国效命、以出生入死为祖国献身、以垂老叮咛为祖国招手。牧野鹰扬于上、鸡鸣犬吠于下，他以一生的辛勤血泪，在在向我们呈现他在为国家民族做了鹰犬。做鹰做犬也有不同的境界，他为自己和我们，提升了这一境界。我们怀念宋希濂、怀念宋希濂、怀念这位令人敬重的“鹰犬将军”！

1989年11月25-30日

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兵

三十年前，我做第八期预备军官，于役军中。我是有心人，特别敏于观察、酌为记录，以为这人生中一年半的难得际遇，留下鸿爪雪泥，兼存信史。

一年半的军中生涯，我见过不少另一阶层的人物，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老兵——张永亭。

张永亭当年并不老，比起连中的充员兵、阿兵哥来，他是老士官、老战士，够得上老；但比起更老的四十岁的士官来，他还算年轻的。他是河北人，从小流亡、饱更忧患，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几岁，只觉得大概三十五六岁。他没念过书，只勉强写出自己的名字及日用的几个字，也不会算术，他不知道六八四十八，虽然知识程度很低，人倒也有北方汉子的精明。

张永亭个子不高，但横着长，很魁梧厚实、孔武有力，会摔跤，全连没有他的对手。一摔跤，你就发现他只有二十多岁；但一看他的脸，你就肯定他有五六十岁。他的脸，皱纹又杂乱又多，可谓满面风霜，但是黝黑得毫不匀称，深一块浅一块，非常难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难看，他说本来好看，有一次连中枪毙一个可疑的老百姓，那老百姓怪怪的，很邪门儿，五花大绑后，老是回头看他这刽子手。他很忌讳，就对那人说，你他妈的不要回头看我，等会儿我一枪包你痛快见阎王，不为难你，让你死得痛快，别再回头了。可是一枪把那人撂倒后，那人临咽气前，还是回头看他一眼。那一眼，看得他浑身发麻，从此脸上的颜色，就变得大花脸似的。

我下部队，当的是排长，并且是“前瞻师”中兵器排排长。“前瞻师”是火力强大的新编制的师，兵器排中就有强大火力，机枪以外，有七五炮、有六〇炮。排长以下，有排附一名，下率七五炮组长、六〇炮组长，及各班班长与士兵，成员极为复杂。例如排长是预备军官大学生、排附到班长都是老兵、多是三十开外的老士官，阿兵哥中也有老士官，有韩国回来的“反共义士”，有就地补充的台湾兵——充员。与我平行的，又有常备军官，分任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排长，有干事（政工）；在我上面的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政工）。这些人马中，除了充员和我可在服役期满允许退伍外，其他都是不准退伍的，都要强迫当军人，强迫他们为台湾的安全和反攻大陆的口号，没有止境地贡献青春、牺牲自己。正因为身份悬殊、怀抱各异，再加上我不是国民党员，所以夹在其中，非常难以自处。幸亏我豪迈而圆滑，所以上上下下，日夜相对，尚能处得来，甚至可说处得不错。其中张永亭是河北人，我在河北住了十年，与他较亲，所以他与我最熟，熟到可以骂他或揍他一拳的程度，但我对别人，却很客气。

张永亭是一个“兵油子”。部队中有“兵油子”被送到“顽固队”管训者，但张永亭绝对不会，他虽然“油”，却属“良性”。他的“油”，只限于“拖死狗”的层次，缓慢、邋遢、懒惰、嗜赌、借钱不还、出操时偷溜回营房睡觉，等等，等等。他并不发生严重的抗命行为，也不欺负充员。他做七五炮组长，却颇有独来独往的味道，大而化之，一切由班长和阿兵哥去搞，他有点无为而治，——像我一样。由于他不大管事，又呈“拖死狗”的局面，所以人人都不怕他，并且还没大没小地开他玩笑。大家最吃不消的，是他的一双大脚，奇臭无比，老兵们都说生物中，死人最臭，而张永亭的大脚，就是死人的脚。因为他是一组之长，所以睡在门边第一张床，这下子可好了，清风自门而来，臭气由门而起，而他又贪睡，睡必脱鞋，鞋一脱下，与脚对臭，全连都当其冲。好在终日奔波，大家的脚也未尝不臭，无从计较，只是张永亭的，以一当十而已。

张永亭不但摔跤第一、脚臭第一，枪法也是第一。他的枪法，全连无出其右，但在射击训练时，却每每相左——他并不好好放枪。他懒洋洋的，拿起机枪，在一尺距离内，朝土堆集中射击，然后挖开土堆，清出弹头，包在一起，到外面当废铁卖——你政府抓老子来当兵，给老子这么可怜的军饷，却舍得花大钱去造枪炮子弹，老子就给你浪费一下，变成废铁吧！这就是他的心理。这种靠卖废铁赚外快的，也不止军人，射击训练时，前面靶场远处，就有不少穷苦的老百姓等在那边，炮声一停、枪声一歇，他们就蜂拥而上，去挖弹头，因而误炸误伤之事，时有所闻。尤其许多穷苦的小孩子，因无知敲废弹而发生的惨剧，更复不少。这种情况，二十多年后，有所改变了。在我做总监的《自由时代》周刊上，就有这样的报道：“有些部队训练用弹没用完，找人到靶场随便打打，在胡乱射击时，有的人会将弹头拔下，倒出火药，只缴弹壳报销。这些火药留下来，就是原料。有的人有多的弹壳，可趁机换掉子弹，携回使用。一些军械士‘假耗损，真存弹’，将扣下的子弹出售。更有一些应该爆破的手榴弹，只要以插梢报销即可，根本没有爆破，换一片插梢就流入黑道了。难怪刘焕荣能握着手榴弹抢赌场，游国麟生前扬言炸警局，一些枪击要犯动不动就能搬出整箱的手榴弹，这些情况，和部队械弹管制不严有相当大的关联，但却一直讳疾忌医，没有能获得应有的重视。”上面这种情况，随着黑枪从海外直接流入，也不时髦了。张永亭卖废铁的奇异画面，当然也更落伍了。

张永亭是老兵，阅战已多，自然受过伤，但有趣的是，他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全身正面却没有。原来他逢战必逃、走为上计，所以虽有受伤的光荣，无奈全在背后，因此我常常笑他。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噗扑哧屎就来了！”由于他说话滑稽、表情生动，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般说来，预备军官在部队，学问有余、经验不足，我给它的素描是：“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总是遮在低戴的帽檐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袋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鸡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正因为预备军官给人的印象如此，所以老士官未尝不作弄这种上级，甚至在崇拜、嫉妒与歆羡中，有自卑的反射。当然有的他们会看走眼。我的朋友潘毓刚，在金门当排长，老兵们说预备军官没种。一天共产党炮弹打来，潘毓刚突然召集大家，到碉堡外面训话，这时外面炮弹齐飞，大家吓坏了，可是潘排长却若无其事。此后人人说我们排长真勇敢，人人都服了。我在部队，也属潘毓刚此类，颇有悍气。那时我受海明威影响颇深，向往那种文人的武人式勇敢，逢难不避、有苦先尝，对一己的阳刚之气，颇为自雄。有跳降训练、突击训练机会，无不自动请求参加。可是营长一律不准。理由是：“我们老军官出事死了，死就死了；你们预备军官出了事，对上面、对外面不好交代。”就这样的，我失去了一些耀武扬威的机会。不过有一次，我的勇敢却给我闹出十七师建军以来最大的笑话。甚至说是中国陆军史、世界陆军史中最大的笑话，也不为过。

最大的笑话是这样的：1960年7月23日，举行“连测验”，清早4点，在黑暗与冷风中，我与连长坐吉普绕过台南县新化，在新化镇南边五甲势地方的甘蔗林中接受命令，并勘察地形。到了9点30分，攻击发起，我勇敢过度、性急如火，一听前面枪声，又阻于眼前小山，看不清情况，就下令全排，跟我向左沿小路绕到山前，我率七五炮组带路，六〇炮组尾随，仍不顾枪声，朝前攻去。顿时前后枪声大作。张永亭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赖来，不干了，他大叫前后山上正在相对射击，我们夹在中间，这仗怎么打法？这时裁判赶来，指责我，说你这排长怎么这么性急，你们连的第一、二、三排都还在后面，你这兵器排怎么跑到前面来了？我抬头向右细看，果然山上是我方部队。按兵力配备，兵器排是炮排，理应殿后支援，如今这么快就跑到前面来了，如此变换阵地，也变换得太神速了，这次洋相可出得太大了。从此每逢玩笑，排长们就笑我“七五炮打冲锋”，虽勇气过人，但所用武器，并非冲锋所用——冲锋都是用步枪上刺刀的，怎可用起好几个人才抬得动的七五炮来？这一糗事，我终生难忘。而张永亭临阵一屁股坐在地上罢战之态，我每一想起，就会失笑。张永亭的伤都在背上、后脚上，正符合中文中“败北”的正解，“北”者即古之“背”字，人在逃走时只见到背部，故“败北”即是“败背”，今闽南语中尚有“败背”之词，就是它的古义与原义。而“北”字另有两人以背相对之形，在篆字中尤其明显，明寓两人乖违之意。张永亭毕竟很优待我这排长，在“七五炮打冲锋”之时，他没“败背”，只是“败北”；没有逃亡，只是坐下向排长乖违一番，对比之下，我真自我陶醉呢！另一方面，多年后我看《巴顿将军》电影，看到巴顿将军用手枪打飞机、以司令官指挥交通的那种荒腔走板的气势与奇趣，我对我当年的荒腔走板，才稍有自解与自嘲。我想巴顿杀得性起，用“七五炮打冲锋”的戏剧性动作，也许大有可采吧？

有一次大家聊天，谈到“反攻大陆”。张永亭半开玩笑说：“反攻大陆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老家，掘掉自己的祖坟——祖坟风水不好，害得我一辈子倒了大霉。”我反问一句：“如果回不去呢？”他说：“回不去吗？那我退伍后，老得不能动了以后，我就脱掉裤子，跳河自杀——自杀前我会向我妈说：‘妈，我光着屁股来，现在光着屁股回去了！’”我听了这话，想起《旧约·约伯记》“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之语，深感张永亭对人生彻悟之深，颇有古趣。

我退伍前不久，在去高雄的车上，碰到张永亭和他的女朋友，吓了我一跳！那女人长得黑胖结实，粗眉大眼，还有胡子，比魁梧厚实的张永亭至少还重一倍以上，煞是吓人，天下竟有如此女人也！第二天我跟张永亭说：“你好容易赢了几个钱，为什么不逛逛窑子，何必还跟有夫之妇乱扯，又多花钱，又划不来？”他答道：“我没钱时，她跟我来，不要钱；现在有钱了，就不理人家，怎么好意思？”——这就是张永亭的男女伦理，也是他的淳厚处。

由于我和他较亲，他与我最熟，所以我日记中，就留下了这些记录：1960年8月14日：“张永亭夜来央我帮其赎手表（求我向行政官说项，准其借钱），并说此后一定不赌了。我说‘羊忘不了吃草，狗改不了吃屎’。你能不赌么？他妈的不要再啰唆，这个忙不帮，这二十元拿去，算我送你的，拿去明天吃杯老酒，在河边打自己几个嘴巴子，死了这颗心吧！（后来他走了，还连说明天再找我来赎表。阿周等怪我送他钱，我以其可怜，终不忍也。）”8月15日：“晚饭后永亭笑嘻嘻来，竟拿我送他的二十元做老本，又把手表赢回来了，这小子真烂污！”8月16日：“张永亭他妈的手表又输掉了。”

我在部队，对每个人都客气，但对张永亭却熟得可以佯骂之，并逼他为我做事。张永亭有次向我抱怨说：“我当兵当这么久，没给人擦过枪，现在给你擦了好几次枪了。”可是抱怨是说着玩的，他还得照擦不误。

最难忘的是在连中第一次长行军，两天走九十二里，从高雄县的仁武，直走到台南县的薪拔林。第一天由5点20分走起，走到午间，大家都走累了，我这书生，比起他们来，当然更累。突然张永亭走过来，端着由民家讨来的一盆热洗脚水，要我洗脚，老兵徐菊生（后来在金门被跳雷炸死）在水中放了些盐，两人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那时我刚派到连上不过十三天，就能带兵带得如此成功，连长都看得赞美不置。

还有一次在雨中演习，我在狭路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水。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我取来干内衣来换——一个自己背心经常穿一周而不换洗的家伙，居然对北方老乡的排长如此细心照料，张永亭的异行，由此可见一斑。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头天晚上，大家为我做惜别之宴，排附亮出兄弟们合资送我的钢笔。散席后张永亭等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我与他们谈到夜深。第二天清早，官兵集体送我上车，张永亭随车送我到码头。我得知张永亮昨晚只有十元了，为了要送我，特地去赌，可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再也不敢继续赌了，乃最后赏了他十元。同时退伍的施大哥（河北人）也送了他十元。头天晚上台湾阿兵哥周忠明送我“川资”，我谢绝了，所以十元送张永亭后，余款仅够回家的火车票了。

退伍最初几年，有袍泽北来，还谈到张永亭。说张永亭还是老样子。后来我处境益艰，以致入狱，军中消息，长绝已久，不知老样子的张永亭是否依旧当年。今晚追忆，往事恍然、故人历历，但其间横隔，已沧桑三十年。故人日远，而我也老去，特为零墨，以志前缘。

1989年12月21-23日

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

钱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岁。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1952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道，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以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1930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四、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此为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

五、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六、蒋介石“用公帑建宾馆”，为钱穆安老于“素书楼”，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今在《中央日报》登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其实，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颇有“曾子易箦”味道，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中国时报》登“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龚鹏程语），其实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辞，这又何来“分寸”？搬家以后，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书楼”）为言，足见其本人“义利之辨”，老犹不清，幸赖豪门之女钱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脱走，呜呼，亦云险矣！

1990年8月31日

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

看到报上李霁野在大陆一再问候台静农的文字，感到好难受，觉得李霁野比他这位老朋友在人格与学格上，都高出太多了。

我在台大历史系的时候，台静农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1957年出售家藏旧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

我在1963年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本人就是祸首。

台静农当年是鲁迅的大将，是未名社要员之一。据李霁野《未名社始末记》，说：“鲁迅先生在《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说：‘它被封闭过一次，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就是指的这一事件。至于同文中说到的‘新式炸弹’一案，却是几乎使未名社三个成员丧生，轰动一时的大奇闻，因为‘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妆品的机器’。《鲁迅日记》1934年7月记：‘31日晴。……得亚丹信言静农于26日被掳。’这一次还牵连了六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只被关一个星期就释放了。这是未名社成员遭受到的又一次迫害。但现在还不是详细记述的时候。”

台静农的牢狱之灾，使他吓破了胆，从此“不干了”，以诗酒毛笔刻印逃世。如果真逃了世，倒也罢了，但他却逃得很无聊很无耻，他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

去年10月，《联合报》系的出版机构，印出了《静农论文集》，报章推介，说是学术著作。我素知台静农懒于学术，并以“我不在乎”自道其不出版学术著作的态度。如今既以八八之年，出了唯一一本学术性专书，不可不买来一读。结果一读之下，引起我一点统计的趣味：

全书——475页。

写作时间——前后长达55年。

篇数——只有25篇。

每年写——八页半。

每天写——0.023页。每面840字，即每天写19个字。

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样子的人格与学格，未免太可议了吧？整天吹捧他的人，未免太浑蛋了吧？

1990年9月7日

我最难忘的一位残障人士——病房里的哲学家——介绍《邱铭笙用写的卡通动画黑色喜剧》

1月里读了一本动人的怪书——《邱铭笙用写的卡通动画黑色喜剧》，想写一点介绍。

作者邱铭笙三岁就得了小儿麻痹症，从那时候起，他就没有“脚踏实地”过。不过，他的身体，虽然坐上轮椅，不再“脚踏实地”，但他的精神，却坐上风火轮，上天下地起来。在不幸的人生遭际中，最难得的，他既不自弃，也不自怜，反倒奋发向上，成为一个极有才华与巧思的写作者。在他活泼动人的文笔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残障者洞彻人生的独白，独白里洋溢着快乐与自信，心理健康得连得了小儿麻痹症的罗斯福总统都得退避白宫，我认为邱铭笙比罗斯福伟大，因为罗斯福的心理健康，得自飞黄腾达、前呼后拥的总统生涯，但邱铭笙呢，却得自飞来横祸、前思后想的黑暗岁月。邱铭笙有一雅号叫“雷德福”（Redford），与美国明星罗伯特·雷德福同名，他自嘲式地写道：

罗伯特·雷德福·邱（ROBERT REDFORD CHIU）妙龄三岁后天坏脚，但天生好手，擅长上下其手，小时喜欢画图，大了喜欢操觚，就是不喜欢念“教育部审定”的书。自动由升学班请调放牛班，在牛骥同一里，学业是障业，考试是牛刀小试，从升学班至少探花榜眼而为放牛班执牛耳的状元，罗伯特·雷德福·邱非是鸡首，即为牛头，不做屁股，也不当尾巴，“强人”也！

春梦无痕，秋风容易，雷德福·邱渐渐在成长，雷德福·邱的成长过程充满了辛酸，环境所逼，琴剑飘零，总是一个人在挣扎，强忍眼泪，显出生命更坚强！雷德福·邱生长在一个黯淡无望的环境，如同《小妇人》书中所说的“黑暗得像非洲”，罗伯特·雷德福·邱没有两只脚，却希望有四条腿能够“远离非洲”！

这是邱铭笙的黑暗岁月。

一般残障人士，除了生理上的黑暗外，更黑暗的，是他们心理上的阴影。但是，邱铭笙却以“‘强人’也”的豁达，“显出生命更坚强”。不过那种坚强，并不是硬挤出来的，而是出自哲学家式的胸怀。试看他后来在台北仁爱医院动骨科手术时所写的一些手记，便见端详。

他写他开刀前后的情况：

开刀大典定在早晨8点30分隆重举行。8点钟，护士小甜甜来，将我按倒在床，她伏下来，脱掉我的衣服……然后，然后没有什么，她为我穿上手术衣，再然后和两位护校实习女生一起用推车把我推向开刀房，这一去，生死未卜了！

进了开刀房，小甜甜等向邱公子鞠躬告退，邱公子给她们飞吻，对她们说“生离死别”了，她们三人都忍俊不禁，莞尔而去！开刀房里医师护士都已装备齐全，个个都像屠宰场的屠夫，尤其张金龙，一脸横肉最像。因恐在手术进行中意外导电被触死，怕死的医师护士都穿木屐，ge ge gege，很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仿佛《再见阿郎》。各种刀械闪闪发亮，待会群医就以这些刀俎将邱公子当鱼肉，打了麻药，人事不知，就要让医师护士毛手毛脚上中下前后左右消磨个够！此时张金龙两手握双刀，狞笑着说：“嘿嘿嘿，不用害怕，打了麻醉针，你就不省人事，不会痛也不会痒，开刀的过程你全然不知，一刀下去，你立刻血肉横飞，我要把你身体里面的器官拿出来把玩一番，再放回去！”我想到一个医师开完刀后把器材遗留在病人肚子里，再开一次刀取出来的笑话。张金龙是“老粗”，护士小姐常取笑他人粗鲁，难怪“岁头呷到三十外”了，还是裤子破了没人补，邱公子担心他“呷到好死了，还无某倘好娶”，心理不平衡，粗心大意真的把什么东西，剪刀石头布的留在我能容的肚子里，这可不是笑话！所以邱公子悄悄地对红粉好友赵培鑫耳边细语，务必多加留意。赵培鑫是台中国医药学院分发来台北市立仁爱医院实习的准医师，为一女学士，女人都小心眼儿，锱铢必较，有赵培鑫这个女人一旁警戒，天塌下来先压到她，她再压到我，软绵绵的，邱公子要稍安心也！邱公子银牙暗咬赵准医师耳朵，以蚊声的口吻曰：“外科医师都‘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眼皮眨也不眨！尤要盯牢张金龙和陈光耀，他俩前几天色迷迷地向我借PLAYBOY，被我严词拒绝，耿耿于怀，吾深怕他二人暗施毒手，在手术中联手对我引刀成一快，使我遭遇不测！”所以要赵红粉密切提防张、陈二者狼狈为奸，对邱绿叶图谋不轨。赵红粉说：“相公放心无妨，娘子自当留意！”话声刚落，主操刀的主任医师以大寨主的架势大步向前，“大醉侠”麻醉医师醉茫茫地一个箭步抢先，抓起邱公子玉臂就是一针，瞬时将邱公子做翻，邱公子突然想到《水浒传》十字坡那一段；邱公子又想到张金龙有一个祖宗叫菜园子张青；邱公子已经感到头重脚轻；邱公子想喊赵娘子卿卿……

入手术房和入洞房的感受自然不同，入洞房同样会紧张，但那是膨胀充血，心跳加快，又欲仙欲死的紧张；入手术房只有担心“回不来”的紧张。入洞房也可能“回不来”，但和入手术房的“回不来”相比，一是“玫瑰花下死”，一是“手术台上亡”，同样做鬼，一是风流鬼，“爱是，鬼也做爱”；一是倒霉鬼，鬼都不爱！同样赤身露体的孤魂野鬼，前者无疑是“过瘾”“痛快”多了！……

8点钟进开刀房，8点30分行开刀大典，11时30礼成，十一时三刻邱公子悠悠转醒，已经躺在恢复室里。恢复室里非常安静，只有一位护士小姐在旁随时注意邱公子恢复的情况。躺在塑胶罩中，邱公子也在找话题跟旁边的护士小姐交谈，即使在这个时候，邱公子还是这么风流可爱！醒来之后，医师朋友不时前来探望，真是杏林春暖！好想唱“条”台语“瓜”：“犹原是忠实的朋友，卡有人情味！”打定主意，赶明儿个把PLAYBOY借给他们看吧，还有一本《阁楼》，一卷A片，统统拿去吧，让他们看得见色流精！

午后2点45分，完全恢复，小甜甜推着推车来接回病房，经过三东护理站，邱公子向里头团团转的护士小姐们很富男性魅力地大喊：“我回来了！”护士们听到是邱公子勾魂的磁性声音，纷纷丢下工作，呼声掌声交加，场面热烈，有如总统莅临！

在这些文字里，一个洒脱轻快的病人的嘴脸，已经跃然纸上。

再看他写住院时的一个小护士：

住院共三个月，其中有一段时间一直珍藏在我心深处。是开刀后的第三个星期，那个星期轮值三东319病房的护校实习女生，叫连培如，台北市人，是新店耕莘护校来的。连培如是最可爱、我最喜爱的一个女孩，因为有连培如，所以我特别珍惜住院期间的那一个星期。

那一整个星期的六天，每天最令我盼望的，便是连培如的到来。早晨8点一定准时地带着各种医疗器材，来为三东319病室的三位住院者测量体温、血压和脉搏。量血压时，她必须把血压器放置在我手臂上，放置时她的手会接触到我的手；量脉搏时她要以手指头捏住我手腕血脉处，这都是医疗上所必要的接触，是无比纯洁，没有任何意味，但即使只是这么轻轻、小小、纯纯的接触，也使我感到温馨、陶醉，而有无限的憧憬和遐思！……

每天下午4点钟，连培如会再来做一次测量，这次量好，培如也就要下班回家了！我却希望培如不必离去，我喜欢培如是那么深刻，分开一秒也依依不舍！连培如回去后，我便开始期待明朝快些到来，这样我和培如又可相见了！夜晚我想着培如沉沉入睡，我愿她梦中有最美的少女的祈祷，我愿她伴我梦儿，那么，睡眠中我的嘴角也会牵出一丝笑意。

对连培如，我从来没有表达这份爱意，太多的因素阻止了我对她诉说，千丝万缕我都放在心里。读书的时候，每每我总想到连培如，这时我总是很自然地便在书页上写下连培如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从出生到成长，我都身处忧患，我所过的幸福甜蜜日子很少，自然所留存拥有的美丽回忆也不多，我过往的许多历程，我都希望从来没有过过，一切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也不愿再记忆，唯独和连培如有过的那个短短的一星期，叫我刻骨铭心。如果能够往日重现、如果能够进入时光隧道、如果能够让我选择，愿意再回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我愿意回到和连培如相处的那一个星期，重温往日情怀，并让时光就此停住。

（1981年6月28日，星期日）8点了未见培如，才猛然想起培如不会来了，培如轮值一周，到昨天结束，今天起不用来了。一个星期来，整个心都寄托在培如身上，依赖她如此之深，现在培如不来了，顿然感到心室全空！我对连培如满怀情之所钟，爱苗深种，心坎意浓，我都没向她表达，只好诉诸纸笔，在日记上情文相生，永证我此思此愿，常策心马。前天培如告诉我，昨天是她轮值的最后一天，我对她说：“你走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再见，不要说再见象征我们永远不分离！”

在这些文字里，一个近乎凄楚的故事，轻淡地起来，又轻淡地结束了。在这里，我们看到邱铭笙笑脸背后的一面。不过，“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后，他又展开了另一面：

我这辈子可能是断子绝孙了，我也憧憬过能和所爱的人生有爱的结晶，然而男女间事怎么说呢？爱情是没有条件的，只是一种理想，实际上爱情的条件太多了，只要其中一项“不配”，那么什么都一笔勾销了！女人不能接受我，我当然知道原因，面对碎梦，难过是免不了的，但我从无恨意，也没有遗憾，不过我会“不服气”、会“感慨”，“感慨”女人呀、女人，她们、她们不爱我的并不是我的人，她们爱的、她们爱的，呵！竟是我的两只脚！

这是哲学家式的轻怨薄怒。在犀利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他自嘲嘲人的慧黠。

若以为这本书里，范围只是一个残障人士的波澜起落、感慨万千，你就错了。这本书别有一番新天地。那就是他深入地探讨人间的许多重要主题，夹叙夹议，并且证据齐全。试看他写《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我对于婚礼的改革》，都有见人所未见的议论。他反对迷信，写了一篇《神》，长达三百五十四页、二十一万字，简直已凌驾学术论文，并且在内容上，比学术论文高明得多多。他用一个个实例拆穿教棍神棍们的骗局，文笔流宕，令人赞赏。尤其有趣的，是他不谋而合了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式的脚注方法，用大量的脚注，发挥主题而无剩义。试看下面两段：

天妒英才邱铭笙，让我得到小儿麻痹绝症，击碎了父母的心！妈妈是旧式女性，相信凡事天注定，一切都是命，便去找了相士替我“算命”，去问我“为何命如此”？相士对妈妈说，这个孩子聪颖异常、才智过人，又反骨明显，一反起来甚至会大闹天宫，天都管不住，所以一定要让这个孩子“破相”，压制他的反动。我最讨厌相士，从不相信相士的任何鬼话，他们的耍嘴皮、胡说八道，由此可见！为了希望能够医好我的双脚，我也做过“宗教治疗”，有一年台北来了一个基督教布道团，在市立体育馆布道，说有任何残疾缺陷，只要来了，充满信心，经过祷告，可以让跛子开步、哑巴开讲、瞎子复明、聋子复聪，说得活灵活现，煞有其事，连好好的人都想折断一条胳膊去接受祷告再生。我爸爸也带我去了，只见场地中央的洋教棍又喊又叫、又哭又笑，就像华视的史华格那样，念念有词了一个晚上，很多人如坐针毡，听呒他们那些人到底在念啥！布道会完了，怎么来的人还是怎么回去，早睡早起身体好！

倚靠天使神差拯救脱难，已知无效，那么自求多“佛”，救苦救难，行得通吗？行不通。疑难杂症还未根除，就会先得癌症。荣民总医院耳鼻喉主任张斌指出，鼻咽癌专侵袭中国人，是中国人常患癌病之一，在台湾地区癌症发生率，鼻咽癌排第六位。根据荣总耳鼻喉部统计，鼻咽癌在各种癌病中名列前茅，每月门诊中可遇到十名左右新病人。张斌表示，鼻咽癌的形成除了遗传因素外，国人一些生活习惯也容易罹患鼻咽癌，张斌列举了几种情形鼻咽癌发病率高，其中一种“设有佛堂、神位，常烧香和常用蚊香者，这些烟垢含芳香族多环烃化合物，可能诱发鼻咽癌”。也就是说，香烟袅袅中，你的鼻咽已经了了了！

这就是邱铭笙的脚注，多有趣呀！

邱铭笙虽然反对迷信，但他心胸开阔、葑菲不弃。一个反迷信的人，还交到这么一个朋友呢：

住院前后，卢泉锦“老师”在精神上和金钱上都给予我支持与支助。卢泉锦“老师”喜欢拜神，不单拜一尊，自宅甚且设一神坛，供奉的从哪吒小神到福德老神，还有齐天大圣，不知是“神仙家庭”还是“傀儡家庭”？卢泉锦说众神都拜，日后升天位置可靠，我说不如都不拜，以后鬼门关前众神拉客拉得厉害，一枝独秀，身价更高，可能耶稣阿拉都插一脚来凑热闹呢！卢泉锦也为神像开光点眼、安神位、看风水，又做乩童，他自己说他是一个神棍。在得知我开刀日期的前一天，卢“神棍”特地方领矩步地到内湖“慈惠堂”，祈求无极瑶池金母娘娘赐福保佑邱“弟子”手术顺利平安。住院期间，卢泉锦“老师”多次来看我，令我难忘。

这是邱铭笙的五湖四海。

在全书的最后，邱铭笙写道：

白云苍狗，世情多变，仁爱医院还没倒，还站在那里，只是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第一非的是柯贤忠已由医院院长调升为卫生局局长，以前只管一家，现在每一家都归他管，跟他有仇的，莫不战战兢兢，深怕不知道哪一天血滴子会飞来！人事的浮沉，风水轮流转，几家欢乐几家愁，永远都有人在悲伤、挫折与不如意之中。“大同世界”只是空话而已。我的红粉之友赵培鑫已回到台中当郎中。我最喜爱、最可爱的连培如远飏美国新墨西哥州……邱公子笔底飞花的每一个真人真事，他们以后的遭遇怎样，我全不知道，我只知道各人要走各人的路，环境无情，造成幸与不幸，也只能各自去面对或改变。蕙质兰心邱公子，琴剑飘零，去日苦多，在极端困境下，没有放弃努力用功，为了别人的与有荣焉；为了自己的引以为傲，邱铭笙会给爱邱铭笙、帮助邱铭笙的人知道：他们爱邱铭笙，没有白费；他们帮助邱铭笙，不会不值得！有一则波斯故事，说一个流浪者捡到一块泥土，这块泥土发出非常浓郁的芬芳，流浪者问泥土：“你是撒玛尔汗的宝玉吗？或是假冒的娜达香膏？还是高贵的异香？”“都不是，我只是一块泥土。”“那你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样的芳香呢？”“朋友，如果你要我说出这个秘密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和玫瑰花在一起。”邱铭笙的朋友如此，邱铭笙的朋友的朋友邱铭笙，也是如此。

看了这本书，使我想起四十年前看过的那本梭维斯特（Emile Souvestre）的《屋顶间的哲学家》（Un philosoph’sous les toits），那踽踽独处阁楼一角的法国智者，如何以洞彻的眼神，在安贫中、在乐道里，默默记录人间的众生相。这位智者在世俗环境中，看来是“弱者”；但在精神领域中，却实乃“‘强人’也”。所谓强人，自有他自强的世界，他不在胜过别人，而在胜过自己。老子说“自胜者强”，一个智者能够胜过自己——快快乐乐地胜过自己，自适自得之下，则无处不是芬芳。波斯流浪者手中的泥土自道身有异香乃是“我曾经和玫瑰花在一起”，这泥土太谦虚了。其实没有泥土，又何来玫瑰花？玫瑰花即是泥土，泥土即是玫瑰花。邱铭笙不是别人，他只是没有双脚的你和我。这位无脚头家，失足以后，能有这么伟大的成绩展现给我们，幸灾乐祸一点说，又何尝不是好事！太史公说得好：“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智者成为“倜傥非常之人”，都因为他们能把泥土化为玫瑰花。

永不再说“我曾经和玫瑰花在一起”，蓦然回首，原来我就是玫瑰花。

1992年2月13日晨

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

八十九岁的乔家才将军死了，九年前，他预立遗嘱说：“骨灰永留台湾，不要携回大陆……我对留在大陆之子女未尽教养之责，内疚很深，希我妻替我多多照顾，以弥补我之愧疚。”但是，当他在大陆的子女奔丧来台时候，所分到的财产，却只是官定最高价码的五分之一——各四十万元。谷正文将军私下告诉我：“乔老死前跟我说：‘我不要把遗产分给共产党！’”哪怕共产党是他的子女，他也不愿。他的内疚，挡不住他的仇共，他不让共产党来共他的产，可真顽固到底了。这位顽固的将军生前最后五年里，与我有一场笔仗、一段交谊和一件耐人寻味的“托文之举”——他把他一直隐秘不宣的《乔家才入狱记》托交到我手里，听我造成发表的事实，留下最珍贵的蒋介石黑牢史料。如今他死了，我汇集这五年来的有关文献于后，纪念这位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

（1994年7月25日）

附录一给李敖先生的信（乔家才）

一、给李敖先生第一信

敖之先生：

谢谢赠我尊著五巨册！

《二二八研究》网罗了那么多的文章，客观详尽，好极了。你的结论，非常正确。三十多年前坐牢，和陈仪的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张宣泽坐在一个牢房里。他说为日本人利用过的流氓，回台后分批训练，有一批还未训练的流氓，成了“二二八”主要发动者，正与尊著结论吻合。

奉上拙著《为历史作证》一册，221页至265页为戴笠辩诬，系反驳文强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镜报》发表《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不是不答辩，而是无法答辩。一个人自己不顾自己的人格，总会感到惭愧的。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

和戴发生过关系的是邹志英，而非邢森洲太太周蔚英。我认识邢森洲夫妇远在民国十六年（1927），认识邹志英是在台湾牢里，沈醉张冠李戴，诬蔑戴笠和邢森洲，非常不道德。周蔚英和邢森洲闹离婚，我曾劝过周蔚英，后在南京遇到周，邢另娶后，生有子女。周离开军统局后，再无音信。

抗战八年，我在北方，邢森洲大多在国外工作，成绩辉煌，惜久不见面。邢森洲是一位很重视道德的人，沈醉把他描写成不顾廉耻的小人，令人痛恨！

敬颂

著安！

乔家才谨上1989年5月4日

二、给李敖先生第二信

敖之先生：

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实、公正。

戴笠先生确为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八年抗战中，任何人的功劳，都不能

和他比较，但他没有表白，连一枚勋章都没有。我出牢后，心有不平，才开始将他的一切公开发表，曾遭受当权者打击。闻你将出版有关戴笠的书籍，希望你公正，至少要采纳部分正确的材料。他忠于蒋，而他，无异是蒋杀死的。影印一份附上。祝

著安！

乔家才1989年6月14日

三、给李敖先生第三信（编者略）

附录二乔家才将军来信书后（李敖）

乔家才将军现年八十四岁，他是山西省交城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与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同期，不过他的水平要比戴笠高得多，他在黄埔毕业后，在1930年曾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从事对日情报作战。1936年任北平站站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北平，他仍继续潜伏北平，搜集情报。1939年调到后方，督察河南工作。1939年督察华北敌后工作，几为日军所捕。1940年任军统局督察室主任。1941年任晋东站站长兼二十七军参谋处副处长，在太行山打游击。1943年任财政部陕西缉私处处长。1944年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旋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1945年任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1946年主持山西整肃汉奸工作，后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1947年赴美考察，返国后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并于1948年当选国大代表。

正在乔家才将军身膺北方情报重寄和国大代表的当儿，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国民党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坐牢后期，毛人凤以关人无名，有缓和之意。据谷正文将军告诉我，毛人凤通知他：“如果你这位山西老乡答应出狱后不追究、不骂我毛人凤，我就放他出来。”可是，当他去跟乔家才商量的时候，这个硬汉一口拒绝。最后毛人凤死了，“我们请他出狱，他还发脾气不出来呢！我们没办法，只好把他抬了出来”。

我小时候在山西住过，对山西人的忠心质直，有极好的印象。有一次在法院，龙云翔律师介绍前来旁听的谷正文将军相识，因此得以多谈国特与山西事，也谈到乔家才将军。我与乔家才将军至今没见过面，不过，由于谷正文将军的中介，我们互有赠书，并且，为了李敖出版社出版《军统内幕》的事，乔家才将军前后写了三封信给我，表示关切、辨正与“抗议”。我向谷正文将军说：“请转告华塘先生，我会答复他的好意，我会以文代信，把一切讨论清楚。”

乔家才将军的三封信是5月、6月、8月写的。如今8月将过，我决定写出此文，一并奉答。

乔家才将军来信中，有几个重点。其中最强烈表达的是忠奸问题。

乔家才将军说：“你在缘起将我和沈醉混在一起，我不同意。我坐九年牢，出牢后，‘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怎么能和沈醉坐了共产党十六年牢，出牢后辱骂他工作了十八年的军统局相比呢？”事实上，乔家才将军由于疾恶如仇，所以他在这方面表现得太过敏了，在中国史书中，有忠义传，也有贰臣传；有循吏传，也有佞幸传，相对的人物，无不“混在一起”而论列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也浼不了谁，实在不必这样过敏。至于说我拿两人“相比”，也正在显示清浊之间的取舍万殊，也正适足以彰其清或衬其浊，在史学方法上，都是如此的。何况，我的对比，对乔家才将军也毫无恶意，试看我说的：“乔家才将军被国民党自己人关了九年，没经过正式审判、没见过起诉书、没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但他出狱后，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虽著作千言万语，并屡蒙他见赠给我，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沈醉将军被共产党敌人关了十六年，‘老母终堂，生妻去帷’。但他出狱后，却‘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对自己从十八岁起就献身的国民党，有以检讨、有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而言，山西的乔家才将军自有其立身本末，虽然愚忠得令人太息；但就‘道义为之根’的新道德而言，道义深处，毕竟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才能‘内省不疚’。‘闻义不能徙，知善不能改’，乃是圣人之忧。湖南的沈醉将军纵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反复小人’，但他在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如此内省不让之功，圣人复生，亦恐将为之解忧矣！于此可见，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历劫知变，鄙夷愚忠，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

从我这些话里，可以看到我对乔家才将军那种“‘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并非不油然起敬。但我同时指出，闻义能徙、知善能改，也是中国旧道德之一，在这一徙一改之下，往往被人误为反复，这就未免有点遗憾。一个人从不义向义去徙，从不善向善处改，我们该予以鼓励才好。沈醉将军不再执迷他过去的错误，这不是“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又是什么？

可是，乔家才将军却“抗议”说：“沈醉不仅是‘反复小人’，而且卑鄙无耻。你捧他‘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未免过火，忠奸颠倒，善恶不分，万难苟同。你说：‘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是你在说醉话，李敖醉矣！”……乔家才将军连我也一同醉化之矣！

乔家才将军举了很多沈醉无耻的例子，我认为这不是关键，关键乃在沈醉在大方向上有否“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在这大方向上站得住，其为人也，纵有无耻的例子，也是小焉者也。政治人物有时不能以有耻无耻做唯一相绳标准，一如对妓女不能绳之以贞节，但从赛金花与小凤仙等传闻看，她们的别有圣人行，与其失贞并无必要关联。中国政治家冯道、法国政治家塔利朗（Talleyrand），在道德家眼中都不乏无耻的例子，但在大方向上，他们的反复，却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当然沈醉做“蒋介石走狗戴笠的走狗”，前半生作恶多端，其德不足以上比古今反复无常却有利于国民者，但在历劫知变上看，他的转变，从大方向上是可取的。忠奸问题，岂易言哉！

即以乔家才将军最挺身卫护的戴笠为例，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戴笠先生确为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八年抗战中，任何人的功劳，都不能和他比较，但他没有表白，连一枚勋章都没有。”又说：“戴笠将军是一位千古奇才，热爱国家，八年抗战，功勋辉煌。军统局敌后情报，杀敌除奸；战区游击破坏，牵制敌人；大后方治安维持，防间防谍，甚至缉私、抢购物资，无不做得有声有色，发挥了极大的功能。”照这种说法，戴笠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但我们看看当年军统局秘密出版的内部小册——《戴先生遗训》，看到戴笠自承他跪在蒋介石面前，且被蒋介石大骂下贱的自我描述，这种无耻的例子，也同样会使道德家惊异的。若照乔家才将军的逻辑，则无耻之下，一切都免谈，则他笔下的“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的“功劳”，也将无所依附了。

我在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中，看到乔家才将军所写的一副挽联，原文是：“戡大乱、冒艰危，英勇仰雄风，剩有赤忱垂宇宙；避高名、薄利禄，谦为标亮节，长留青史在人间。”我觉得最后一句“长留青史在人间”，是求真的人，大家都该努力的目标。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实、公正。”“真实、公正”是“青史”的必要条件，乔家才将军所悬的目标，我是绝对赞成的。不过，对沈醉的文章，乔家才将军认为它既不“真实”，也不“公正”，这就发生了看法上的歧义。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奉上拙著《为历史作证》一册，221页至265页‘为戴笠辩诬’，系反驳文强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镜报》发表《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不是不答辩，而是无法答辩。一个人自己不顾自己的人格，总会感到惭愧的。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乔家才将军且以沈醉错写邢森洲为例，以实其说。我看了信，也看过乔家才将军所有的指摘沈醉的文字，我相信沈醉书中，必然有错写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错写又岂能免？我在李敖出版社的《新版〈军统内幕〉缘起》的附记中，对他的错写，就有指出。但是有错写之处，就推论“沈醉写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就不合乎史学方法了。

试看乔家才将军说：“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以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会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事实上，他只不过以“山西人的忠心质直”，动了“正谊的火气”而已。在这一火气下，他百分之百地全盘否定一个人，否定到“以人废言”的决绝程度，这就太过了。

乔家才将军又说：“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上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或以沈醉的言行，在乔家才将军的疾恶如仇眼中，被看得一无可取，因而论断失实，只算例外，但在乔家才将军的其他文字中，不被他疾恶如仇的，被看得件件可取的人，他的论断，也未免有失实之处。例如他论断廖耀湘将军，就出了纰漏。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有《忆廖耀湘将军》一文，说这位将军“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又说“廖耀湘十五年前死于中共集中营”。又说“至死不屈，虽败亦勇”。事实上，乔家才将军这些论断，都是不“真实”的。

廖耀湘死后，他的部下亲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1978年编印），他们在书中刻意谎言他的下场，如谢冰莹、黄振华、陈维纶说他“殉国”，舒适存说他“被俘不屈死”，刘建章说他“终以不屈死”，何福祥说他“以不屈死”，这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廖耀湘不但没“殉国”，并且在1961年出狱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和沈醉一样，一再写文章大揭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疮疤，直到七年后死去。身死之后，共产党还为他和溥仪、王耀武一齐开追悼会呢！可见他前半生是中华民国的军人，死前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循吏！所谓“殉国”与“不屈而死”，都是假的。这种刻意的谎言，在三年后，于1981年出版的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续着。顾祝同当时是蒋介石胡乱指挥下特派去的监军，他在书中说“廖耀湘不幸殉国”于辽西战场，由于他的书是“国防部”史政局印的，所以非但是个人说谎，还是官书说谎。乔家才将军的人格比顾祝同他们要正直得多，但他的笔下，关于廖耀湘的晚节，却同此曲笔，背离“真实”，这不是怪事吗？

乔家才将军在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黄埔军校第六期有两位杰出的同学都是骑兵科，又都和我有深厚的交情。”这两位有深交的同学，“戴雨农将军三十五年（1946）3月17日座机在南京以南戴山撞山失事，以身殉职。廖耀湘将军于三十七年（1948）11月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原来乔家才将军与老同学“深厚的交情”，使正直的他，也不能免于曲笔！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含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虽然他的“公正”，有点因人而异。正因为爱之欲其忠、恶之欲其奸，所以同为降将，但待遇有亲疏之别。正因为乔家才将军对老同学网开一面，在史学方法上，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怀疑他笔下的戴笠的事迹，是否也会有“廖耀湘模式”出现了。

“廖耀湘模式”的特色是隐恶扬善（恶不一定是坏，而是曲为之讳的一些事），隐恶扬善是做人的美德，却不是作史的史德。史德的标准，正是乔家才将军所楬橥的“真实”与“公正”。对事实有所隐、有所讳，不论动机如何，对“真实”而言，都犯了大忌。不幸的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千言万语，一涉及戴笠，便隐恶扬善得一塌糊涂，这就“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章太炎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说有人劝他写出信史，他“犹豫未下笔”，为什么？因为“身不与其事者，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乾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为什么这样？原因就在于他无法“书其美不隐其恶”，结果连美也无法一书了。乔家才将军则正相反，他要书其美而隐其恶，结果呢，把戴笠写成了一代完人，美得冒泡，结果令人起疑，起疑到连真的也被人打了折扣了，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其理在此。

何况，以戴笠那么多面复杂的人物，在军统那么单线庞大的组织里，乔家才将军所能了解戴笠的真面目，也不无限制的。他是戴笠的同学兼畏友，而不是左右的“佞幸”与“私昵”，戴笠的另一面目，乔家才将军未必了解或得知，而一直跟着戴笠的贴身的人，反倒所知独多，沈醉就这方面有所公布，又岂能以“为文不可靠”五字一概抹杀之？这又何以服人？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你说我虽著作千言万语，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我乃一介武夫，岂敢舞文弄墨、班门弄斧？所以千言万语者，辨是非、表忠义也。”我相信乔家才将军千言万语的目的在“辨是非、表忠义”，但从而抹杀沈醉的千言万语，这就有失“真实”“公正”了。我承认沈醉的千言万语，在表军统局方面的忠义，落墨不够；但他笔下的非军统人物中的忠义事迹，他又何曾忘怀？叶挺也、杨虎城也，乃至阻止沈醉去暗杀杨杰的沈醉之母也……他们的忠义，又何不可表？至于辨是非方面，沈醉所为，都在着力于此，只是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标准，与乔家才将军有异耳！

我所以说乔家才将军有“直在其中”之隐，原因就在从他的著作与来信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曲为之讳。他来信说他“坐牢并不怨天尤人”，毛人凤明明为女友竞选之私残害同志，而乔家才将军却说：“‘如果毛先生真的如此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如此信任如此糊涂的人，交付如此重大的任务，国家都会亡的，个人的生死算个什么……’这是我自己找死，能责怪国民党吗？毛局长欺瞒总统蒋公把我关进监牢，能说是国民党关我吗？毛人凤局长也代表不了国民党，他的监牢也不能说成国民党的监牢。”看了乔家才将军这些话，我们能不觉得其愚忠可悯吗？人是蒋介石用的、权是蒋介石授的、非法枪毙马汉三是蒋介石准的、非法关乔家才是蒋介石批的、监牢也不是毛人凤开的……事实明明已清楚如此，而乔家才将军却只怪自己，雅不欲实指毛人凤以上的任何人或集团，这种“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愚忠，岂不太可哂了吗？难道陷害忠良，也是为革命需要？

当年在生死线上，乔家才将军也曾气愤不平，他曾自问：“这就是革命下场吗？”但是，心平气和后，他又想：“被共产党捉去杀头，和被自己人处死，不是一样死吗？”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感到乔家才将军竟毫没觉悟出革命的下场不该如此，而被敌人杀头或被自己人处死，其实根本不一样。他的愚忠，使他完全丧失了清醒的能力，我真为这位可敬佩的山西老人悲！

乔家才将军在《为历史作证》中责备魏大铭说：“雨农先生和军统局的功与过，都有你魏先生的一份。雨农先生是你多年的长官，你不应该批评他，也不能批评他。理由很简单，譬如你的尊亲好和坏，旁人批评，无可避免，但是你魏先生和你的子孙，绝对不能批评。这就是中华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延续了五千年的伟大力量。”其实，中华文化中，并不是绝对这样不讲是非的，只是乔家才将军选择了最拘泥的一面，因此，他只有愚忠到底。

令我们不解的是：如果“多年长官”不得批评，则陷害忠良的毛人凤以上之流，其恶行势将永无昭彰之日，因为君子扬善而不肯说，小人“都有你一份”而不可说，则中华文化，尽将是东西厂人物入“君子国”，人间的大是大非，也就全乱了！

我很佩服在乔家才将军不肯批评毛人凤以上的人物时刻，沈醉挺身批评了他们。乔家才将军对沈醉苛责，反倒对毛人凤以上的人物宽假，这不是“真实”，也不是“公正”，更不是真的中华文化！

乔家才将军并非不深明大义，例如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指出：“人人都知道杀害岳飞的是卖国贼大奸臣秦桧，其实秦桧是在背黑锅，真正要杀岳飞的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可怜的是，我们的现代岳飞，却迷糊到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被现代秦桧整得家破人亡，却还高喊领袖英明呢！

1989年8月31日—9月4日

附录三　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

感谢乔家才骂我

从去冬以来，台湾来京的亲友，不少人以爱护的口吻告诉我，说台湾有人写文章不断骂我，而且收入了他的选集中，他们希望我千万不要为此事而生气。我听后总是大笑一阵，然后坦然地说：“有人写文章骂，说明我还有骂的价值，而能收入其选集中，我不但不会生气，还要表示感谢。一个人在一生中，能有几个够条件被别人写到书上去骂？不管怎样，名留书上的时间，总会比我活在世上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所以我绝不会因为被骂了一通，就那么沉不住气，只希望有机会能拜读一下全文就满意了。”

不少亲友很够交情，几个月内，我先后收到从美国、日本、香港等处寄来的老同事乔家才先生的大作《浩然集》十九部之多，我除留两部外，其他均捐赠有关部门和送与几位有关人士做参考。乔先生的大作共五册，其中一册《为历史作证》中，有一段说“沈醉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写得不太长，正如他在该文后面所说：“……怕污了我的笔墨。”这次骂得不太痛快，连我这被骂的也没有过上瘾。幸好乔先生有位朋友从纽约到台湾，寒暄几句之后就说乔先生骂得还不够，因拙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在美国（也许在欧洲、亚洲也一样）到处可以看见，他们认为这“绝不是沈醉本人作品，是由共产党干部捉刀代笔，利用他的名字而已……”。由于看了拙著之后，认为我“诬蔑了蒋委员长和戴笠将军，丑化了国民政府……”，所以阅后“令人发指”。真没有想到，我一本书会使得我一些旧同事（当然是指在军统局工作过的同事），气成那个样子，真是抱歉得很。

乔先生经这位纽约来客（此公大名已有人告诉我）一番劝导之后，便又再来一篇洋洋万余字的长文大骂一通。我看了倒有点舒适感，它比上篇几千字像样一些了。不过乔先生在《再为戴笠辩诬》中用的小标题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但提出的问题那么不着边际，我不想加以答辩，只想说明几点，因为将来或有见面之时，何必破口大骂呢？

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

乔先生为了说明我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而给我列了一个公式：“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为了要说明这个公式有根有据，他不惜在文章里写下这么一段：“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能把过去背叛共产党的罪名抵消了吗？不会，总有一天会被清算斗争的。”

乔先生在执笔时，不知是真忘记还是假忘记，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所谓共干捉刀沈醉署名

据说，乔先生又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样一个消息：“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惜老天爷并不是那样不公正。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至于在乔先生笔下，一再提到我写的东西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可能乔先生还是用四十年前的眼光来度我。当时我只会在公文上批几个字。我估计，最近台湾李敖先生写的关于“蒋家父子……”一文中提到“沈醉以前是蒋手下……写了几本回忆录，台湾的地下出版商已经出版了四本”。乔先生如果想再找材料骂我，这四本书大可翻一翻。在拙著《我这三十年》（国内发行一百五十万册，还有英文和日文版本。香港版《大陆生活三十年》由香港《镜报》出版，已连续发行了四版）香港版上册第40页中我写道：“有人说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所谓罪者，只是由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缘故罢了。……戴笠过去一直培养我，我对戴笠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你要说戴笠如何……我却认为戴笠是个智勇双全的奇男子。”同书下册第3页中我又写道：“我站在戴笠的墓前，不由得思绪万千……自己过去追随戴笠干下的罪行，早已深恶痛绝，但对戴笠个人的私情，却总是有些难以忘怀。想到共产党人如此不念旧恶的宽大胸怀，想到戴笠依旧安静地长眠地下，我激动异常。”试想，以上这些用白纸黑字印在书上的话，如果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别人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我1981年在香港撰写《战犯改造所见闻》时，不少记者看我连底稿都不打，在稿纸上一气呵成，很感惊异。很多人认为我在北京写东西揭露国民党过去的罪行，不是自己本意，而是骗取信任。可是我到了香港，并没有投奔“自由世界”去充当“反共义士”，领取大笔奖赏，出卖自己的灵魂。我本来有一年的假期，但不到一个月我便回到北京。我认为这是在十亿中国人民前面，保持了自己的气节。扪心自问，我是站在全国人民一边，无愧于做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人。阁下的笔再骂得凶一些，也无损于我的为人！（香港《镜报月刊》，1988年6月号）

附录四　发表《乔家才入狱记》述缘（李敖）

《乔家才入狱记》是我定的题目，原名《入狱记》，又名《南柯一梦》，为了彰显作者的身份，我特改定为这样的题目。这一改定，并没经过乔家才将军同意，一如我发表这四万八千字的文章，并没经过乔家才将军同意一样。

乔家才将军现年八十五岁。他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再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后，应黄埔同学戴笠之邀，入军统局，先后任北平站站长、军统局督察室主任、晋东站站长兼二十七军参谋处副处长、陕西缉私处处长、华北办事处主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并当选国大代表。

戴笠死后，正在乔家才将军身膺北方情报重寄和国大代表的当儿，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蒋介石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蒋介石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可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出狱后，前后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书，包括《关山烟尘记》《铁血精忠传》《戴笠和他的同志》《海隅丛谈》《为历史作证》等书，对他传奇的身世与交游，做了不少透露。可是，唯独这九年的黑狱内幕，却写而不印、不愿发表。理由是：“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

古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乔家才将军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要家丑外扬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化作春泥”的精神固好，不过也要看所护何花，如果所护不是自由之花而是“大毒草”，则委屈自己，也未免太不值得。去年乔家才将军写信给我说：“我在牢里想，不会活着出牢，这样不明不白死在牢里，实不甘心，决定把八年抗战的所作所为，撰写成《关山烟尘记》，死后对子女、对朋友，好有个交代。”这种交代是令人佩服的，但是如果只交代便于交代的部分，不便交代的部分却按下不表，则就美中不足了。因此我决定不要他有精神负担——不得他同意，就将《乔家才入狱记》全文发表。知我、罪我，我都不辞。

看了《乔家才入狱记》，我们才感到这一冤狱，真正的制片不是毛人凤，而是毛人凤背后的蒋介石。蒋介石以九字御批“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定此现代风波亭，其草菅人命、其蹂躏人权、其无情无义于自己学生、同志、功臣，草草九字，已跃然纸上。读《乔家才入狱记》，只有把握住这一脉络，才能体会到这四万八千字的真正血泪。

《乔家才入狱记》毕竟“落到敌人手里”，如今给发表出来，也算一段佳话。我相信发表的结果，绝非“罪过大矣”，反倒“善莫大焉”——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发黑暗而曝光明，都是这一发表带给我们的新意义，乔家才将军字字看来皆是血，九年辛苦不寻常，留给人间这样不寻常的文献证据，真令我们有“正义在兹”之感，我们真要佩服他。

（1990年10月5日）

附录五乔家才入狱记（乔家才）

写在前面

入狱记撰好，不打算公开发表，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后来看到刘仲康著作：“保密局长毛人凤先生，三十七年（1948）7月间，从北平到济南。此行任务，是处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也是军统局开山的老同志马汉三背离团体的案子。马被扣，奉当局核准判处死刑。同案几位与马有相同历史，又同一政治企图的人，都分别处刑。”

又叙述毛人凤先生所说的话，“讵料戴先生尸骨未寒，竟有若干年的老同志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为整饬纪律，不得不忍痛制裁，非主谋分子，一概不咎”云云。

这是一种既恐吓又安抚的说辞，盖恐大家不服。毛人凤先生把我关起来以后，到天津、到太原、到济南，向同志们宣传恐吓，做以上的宣布。

这件冤狱的起因，远因是毛人凤恐惧郑介民先生在军统局的影响力量，威胁到他对保密局的领导地位。为巩固他的领导权，在他接任保密局局长以后，开始杀人，以血腥镇压，排除郑的势力。保密局主任秘书由黄天迈换为潘其武，交通警察总局局长由吉章简换为周伟龙。

近因是毛人凤的情妇没有当选为北平市的立法委员。事情就这样巧合，北方同志本来和介民先生接近，北平市选举第一届立法委员，毛人凤要民政局长马汉三把他的情妇刘秋芳选出来，因市长何思源阻止而落选，刘秋芳一口咬定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账。不买毛先生的账，自然加重郑派的色彩，而招致杀身之祸。我也跟着坐了九年牢，不经审判，不知身犯何罪。看了刘书，才知道是“同一政治企图”，“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

虽然刘书也说了一句公道话，不直毛人凤先生所说的。刘说：“很客观地讲，那些受纪律制裁的老同志，对领袖的忠诚是不折不扣的。”

马汉三兄本身的是非暂且不言，我坐了九年牢，被说成背叛、说成离开领袖领导。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究竟身犯何罪，一般人更不知道了。为了让我的朋友们了解真情实况，实有将叙述前因后果的《入狱记》复印几份，供他们一阅之必要。

我撰《入狱记》之由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1日下午8点多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生约我和马汉三兄，在北平市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办事处开会。我先到达，一会儿汉三兄也来了。他一脚踏进房门，后面就有稽查处的七八个人跟进来，如狼似虎扑上来，用麻绳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押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监牢。

毛惕园在那里，带着微笑，不知是表示欢迎，还是为我们庆祝。我们没有说话，他们解开麻绳，把我们送进两间牢房，隔离起来，半夜里给我们钉上脚镣。这次入牢，既不是死别，也不是生离，从此和妻儿天人远隔，永远不能再见面了。

回忆民国十五年（1926）夏天，决心从事国民革命，从太原跑到广东，投入黄埔，本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家。想不到北伐迅速成功，不到三年，统一全国。而日本军阀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1932）参加戴雨农先生领导的工作，生活在惊涛骇浪中。二十四年（1935）在太原被山西宪兵逮捕，钉上脚镣，关了九天，家也被抄了，幸而没有抄到什么证据，几乎丧命。二十八年（1939）10月24日，北平的家又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我妻郭同梅被捉走。后来她吞金自刎，都没有死成功。我先一个星期离开北平，离开家，幸免于难。哪里料到，现在会被保密局局长捉起来，第三次被抄家了。我才深深地领悟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戴雨农先生所谓“同志如手足”的精神是怎么样！

我愤怒，但绝不怨天尤人。因为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须牺牲。这样下场，并不感觉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难过的，为什么不轰轰烈烈地死在军阀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这样窝囊地被所谓如手足的同志害死，死不瞑目。不过死是一样的，这也总算是革命者的归宿吧！

谁又能想到，我不但没有死，而会活到七十岁，又亲眼看到当年谋害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真是感慨万千，能不把这段经过写出来吗？从1948年7月1日关进牢里，到1957年4月21日出牢，整整坐了八年又十个月的牢，差两个月，就是九年整了。在这漫长、受辱、挨饿的孤寂日子里，不但和朋友们隔绝，连家人也不能通讯，无异已经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九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四十三岁到五十二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应有所作为。我的黄金时代却在监牢里度过，而大陆河山已经变色，和家人永远隔绝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呜呼！痛哉！

谁也不愿意做惨痛的回忆，谁也不愿意做无益的叙述，但是为使在大陆的子女，或者他们的子孙，将来遇有机会可以了解我的这一段悲惨经过，需要写出来。好些朋友同情我，为我抱不平，知道我冤枉，但冤到什么程度，却少有人知道，也应把真实经过、前因后果告诉他们。最后为表明我对得起国家，也没有辱及祖宗父母，因撰《入狱记》。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实为造成我的不幸事件的间接原因。因为他是毛人凤局长的亲信、拜把兄弟，又是保密局的幕僚长，他对毛人凤先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我能够坐那么久的牢，的确不能不感谢潘其武先生大力帮忙，因此撰这一章。

潘其武和毛人凤的关系不同凡俗，可从刘培初兄所著《浮生掠影集》62页看出来。刘培初兄说：“二十九年（1940）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毛人凤）为局本部书记长（主任秘书之误），那时我任督察室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本局向无此例。”

刘培初兄不但得罪了潘其武，更得罪了毛人凤先生。刘培初虽没有签名，而毛人凤先生终于做了主任秘书，他为酬谢潘其武拥戴之功，签报他为副主任秘书，戴先生也批准了。那时安徽刘启瑞先生已任秘书多年，对他们一拥一签，很不服气。他是北京大学毕业，无论学历、经历，都比他们两人强些。当我继刘培初兄为督察室主任时，他大发牢骚，对我说：“潘其武从缅甸带回假宝石，让毛太太卖出去。买的人吃了大亏，惹不起毛先生，都不敢做声，哑子吃黄连，有苦叫不出。”他认为这是军统局的莫大耻辱。

我怎么知道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有事实证明。三十四年（1945）日本人投降，我正任中美合作所第四训练班副主任，戴先生调我到北平，筹备北平特警班。因为共产党占据张家口，切断平绥铁路，从绥远陕坝到北平，必须绕道西安，再到重庆，才能搭乘飞机，飞往北平。

“你回来了！”我在重庆罗家湾看到毛人凤先生，他满脸笑容对我说，“你应当和潘先生谈谈，由我和他接头，你去乡下看他，还是他进城来看你？”

潘其武是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书，不论从业务上讲，还是礼貌上讲，对于一位从外面回来的训练班副主任，总应该详细谈谈。可是第二天毛人凤先生告诉我：“潘先生说没有什么事，不必见面了。”

因此证明潘其武的确对我成见太深了，成见是怎样造成的？日本投降，美国教官先后离开陕坝，复员返国。教育长刘人奎跟最后一批美国人回到重庆。刘人奎，军校第五期，原为共产党，一直没有取得军校学籍，我曾请陕坝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的负责人替他想办法。在班里，我很尊重他，普通公文都由他批阅。战时薪饷不够用，过时过节从公积金提一部分送给他，因他携带家眷。

想不到刘人奎竟会……为讨好潘其武，回到重庆以后，造谣挑拨，说了我许多坏话，摇身一变，成了潘其武的亲信，潘其武立刻派他为重庆训练班的副主任。这些情形，重庆有好几位同志早已写信告诉我。

潘其武既然相信了刘人奎的话，自然对我有了成见，不和我见面，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我一向我行我素，并不需要潘其武谅解，不见面就不要见，我不在乎这些。

戴先生说我脾气坏

戴先生为什么要我筹备北平特警班？据马汉三兄告诉我，可能是因为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宜生的关系。胜利后，戴先生和傅长官在北平见面，刚好是在中美第四班的学生以少击众，击退贺龙包围包头的两万大军，保住包头，造成绥西大捷时。

“你在陕坝设立训练班，真有眼光。”傅长官竖起大拇指，对戴先生说，“这次保卫包头，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因为训练非常成功。”

很显然，所谓有眼光，是在恭维戴先生，训练非常成功，自然是指我这个主持训练的副主任了。戴先生既然重视北平特警班，希望训练一批青年学生，将来担负重建华北的责任，于是急电调我来北平，要我主持训练。

我到达北平，已经是12月中旬，戴先生已去上海。临行留下一张条子：“兹派乔家才、马汉三、张家铨、楼兆元、唐嗣尧为北平特警班筹备委员，以乔家才为主任委员。”

筹备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找一处非常合适的训练基地。大家觉得西安门内光明殿最合适，有两座大楼，一座可做教室，一座可做寝室；有礼堂、有游泳池，操场很大，训练两千人也不成问题。当时光明殿归九十二军所占有，我和楼兆元兄去看侯镜如军长，他听说戴先生要办训练班，毫不迟疑，立刻答应让给我们。找到训练基地，不但筹备有了头绪，而且可说是解决了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

三十五年（1946）元旦，戴先生赶回北平，在沦陷八年后的故都，过胜利以后的第一个元旦，多么有意义。戴先生兴致很高，借用中南海的怀仁堂，整整热闹了一天。元旦过后，我陪他巡视光明殿，他很满意，看得非常仔细，什么地方应该修理、怎样修理，他都有指示。

戴先生在北平，每天中午在什锦花园，召集重要干部，举行午餐会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商讨肃奸工作。他来来去去，席不暇暖。最后一次来北平，已是2月底。

“家才！你看！你的脾气还是这样不好。你在陕坝，同傅宜生没有搞好，同美国人也没有搞好。”戴先生最后一次来北平，第一次午餐会报，吃完午饭，不谈工作，先来数说我。这一次，他是从重庆来，很显然，潘其武打了我的小报告，说了我的坏话。

“我的脾气的确不好。”我说，“不过戴先生说的话，也对，也不对。”

“怎么讲？”戴先生听我这样说，好像听不懂，表示很奇怪的样子。

“我同傅长官没有搞好，的确是事实。不过，如果同他搞好，就不要给戴先生工作了。至于你说我同美国人没有处好，全非事实。我同美国人相处得并不坏，我对他们，说一不二，他们服服帖帖。我并没有给戴先生丢脸，也没有给中国人丢脸。戴先生不能听了潘其武不确实的报告，来批评同志。”戴先生知道傅宜生想攫取中美班，我不让他攫取，当然搞不好。所以，戴先生对于潘其武的小报告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一回到北平，就抖出来。最出乎他意料以外的，我居然知道是潘其武说了我的坏话。

“潘其武很好呀！”戴先生并没有否认他听了潘其武的话，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潘其武是官僚，戴先生不相信，问问大家。”我一面说，一面用手指着在座的同志，那天参加午餐会报的，有二十六七人。戴先生并没有问大家，因为他知道我说话负责，不会说假话。

“潘其武工作，常常工作到夜里三点钟。”

“请问戴先生！”我紧接着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不睡觉？如果一个人不能不睡觉，那么他夜里不睡觉，就得白天来睡。戴先生认为半夜三更给你写一个报告，就是工作努力，我还可以夜里四点钟给戴先生写报告呢！”

参加会报的人，有好几个人同潘其武的关系很好，负有给潘其武通消息的任务，倪超凡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天我一席揭穿潘其武作伪的话，他很快就会知道。潘其武的器量窄狭，私心很重，本来对我成见很深，知道了我当着二十几位同志的面，对戴先生说他是官僚，揭发他的虚伪真面目，他会把我当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恨入骨髓，遇机报复，我已种下杀身之祸的原因了。

毛郑交恶殃及池鱼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成国防部保密局以后，郑介民先生任局长，毛人凤先生任副局长。当时介民先生负责军调部三人小组政府方面代表，保密局实际工作由毛人凤先生主持。三十六年（1947）11月中旬，我从美国考察回来，已内定我为北平站站长，从12月生效，所以，11月底我就回到北平。

三十七年（1948）3月开完国民大会，毛人凤先生升为保密局局长，徐志道兄任副局长，主任秘书由黄天迈兄换成潘其武。介民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保密局，可是毛郑交恶却开始了。交恶的原因，据说起因于两家太太不睦，实际是毛人凤先生自卑感在作祟，造成错觉，惧怕介民先生对同志们的影响力量，对他不利，怕影响他的领导权，拼命攻击介民先生。

郑介民先生为人和气忠厚，人望很高，军统局的同志们没有不尊敬他的。他帮助戴先生工作，始终如一，是人所共知的。大概毛局长害怕同志们信仰介民先生，为保持他的统制力量，必须摧毁介民先生在同志们心理上的偶像作用吧？其实介民先生并不留恋这种工作，无意同毛局长竞争。我从来没有听见介民先生攻击毛人凤先生，说过他半句坏话。相反地，我每次去南京，总是听到毛局长毫不留情地攻击介民先生。

就我所知，介民先生至少帮过毛人凤先生两次大忙，现在他却恩将仇报。

二十八年（1939）我在兰州，春天戴先生来了，只带了一位副官，所有电报必须在兰州的同志们翻译，王孔安兄主持其事，我专译戴先生的亲译电报。有一份介民先生给戴先生的新译电报，报告领袖召见的经过。领袖告诉他汪精卫和敌人勾结情形，要他去越南，进行阻止。电报最后说：

“戴副局长不在重庆，你又离开，军统局由谁负责？”领袖问我。

“毛人凤同志。”我说。

“毛人凤怎么样？”领袖又问。

“忠实可靠。”我回答。

从领袖和介民先生的对话中，我们知道，介民先生曾以“忠实可靠”四字，向领袖推介毛人凤。这四个字多么有分量，他应该衷诚地感谢才对。介民先生的电报稿子，我想他一定看见过，他应当相信的。

第二件事情：戴先生殉职不到一个月，徐为彬兄来到北平，汉三兄要我问问他，是不是负有什么任务。我请为彬兄在中山公园古柏树下吃茶，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第三者。下面是我们的谈话：

“为彬兄！你这一次来北平，是来玩玩的吗？”我询问他。

“不是！”为彬兄说，“我是代表来看介民先生的。”

“代表！”我惊奇地说，不知道他是什么代表。

“是的，我是代表张毅夫、李肖白……他们来的。你知道毛人凤的太太贪污不法吗？她和重庆航检所长吴茂先等勾结起来，大干黄金买卖。譬如重庆的黄金便宜，上海的黄金贵，他们就由重庆买上黄金，飞机运到上海出卖，一转手，大发其财。又高价卖飞机黑票，生意兴隆。我们革命革到现在，让他们这样搞，成吗？重庆航检所长已经被张毅夫关起来。我代表他们，请介民先生报告领袖，否则，大家都不要干了，革什么鬼命！”

如果介民先生把这件事情报告了领袖，毛人凤先生一定吃不消。但是以后并没有什么动静，可见介民先生没有报告领袖。毛人凤先生应当清楚，介民先生没有对他下过毒手，张毅夫、徐为彬对他如何，不应当和介民先生扯在一起。现在他做了局长，对于一位离职的旧局长，攻击不遗余力，道义上实在说不下去。毛人凤先生和郑介民先生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一位戴雨农先生，现在闹分裂，兄弟阋墙、仇快亲痛，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最后一次去南京，毛局长把我当作亲信，对我说：“郑介民岂有此理，他想出卖团体，向领袖建议，把交警改编为一个军，由吉章简任军长。”

交警总局有交警十八个总队，每一个总队的兵力超过一个团，火力超过一个师。一个军顶多辖三个师，吉章简为什么不干十八个总队的总局长，而要干一个军长呢？介民先生又为什么做这种建议呢？在情理上，都不会有这种荒谬的事情。我说：“毛先生！你比戴先生如何？以戴先生那样了不起，都离不开介民先生，而要用他，你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他呢？”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完全是为他着想。可是毛局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非常难看，笑容消失了。他再没有说什么，我告辞出来，他也没有任何表示。在他的下意识中，我是站在郑介民一边，我已潜伏下杀身之祸，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后来我才知道，凡是顺从着毛局长骂郑介民的，他就认定是亲信，否则，就认定是“郑派”了。周伟龙想干交警局长，毛人凤又想把吉章简赶走，于是，周伟龙跟着毛人凤大骂郑介民，就成了毛局长的亲信，和潘其武三个人跟到戴先生灵前，磕了头，拜为把兄弟。不久，吉章简被打倒，周伟龙做了交警总局长。周伟龙眼里哪里瞧得起毛人凤，做了局长就不买账了。结果，周伟龙还是被他的把兄弟宰了。死的是不是冤哉枉也？他死前在牢里和我碰过头。

毛人凤的政治戏法

三十七年（1948）3月行宪国民大会开第一次大会于南京国民大会堂。毛人凤先生曾经玩了一次政治戏法，玩得非常高明、非常成功，得到领袖的信任，从此身价百倍，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事隔三十年了，至今回想起来，犹觉毛人凤先生玩政治，确有一套，可叹为观止。

山西出席代表一百一十六人，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代表有五人没有出席，傅作义和王应尊（胡宗南的师长）因有军事任务请假，孔祥熙在国外，也请假。赵召南和吕存恭不知何故没有报到。代表团由梁化之兄率领，行动非常一致，为他省所不及。当时副总统竞选非常激烈，情况空前。参加竞选的有于右任、孙科、莫德惠、李宗仁、程潜五人，拉票积极，各显神通。阎百川先生对山西代表曾做交代，共产党叛乱，国家艰难，选举副总统，希望代表们尊重总裁的意见，总裁要谁担任副总统，山西的票子就投给谁。阎百川先生老成谋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应当让总裁知道，于是，我报告了保密局，这立刻就变成了毛局长的政治资本。

毛局长造了一本九百多人的名册，呈报领袖，说这本册子是保密局控制的代表。虽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二，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是毛局长是不是真能控制这九百多人？保密局的同志当选为国大代表的，还不到一百人，而这些人当选为代表，都是凭个人的关系，保密局对任何人并没有帮过任何忙。所以，保密局的同志，毛局长也未必能控制，怎么能控制九百多人呢？

毛人凤先生事先做了一次很有益的调查工作，他要求每一位和保密局有关系的代表，把个人能够影响投票、支持中央希望选出的副总统的代表姓名，报告备查。他所造的名册，就是根据这些报告编造的。他既然知道山西的一百一十一张票子，一致支持中央希望选出的副总统，于是列入他控制的名册内，呈报领袖，并没有把阎百川先生的指示，据实报告，实为遗憾。

当时领袖未必注意这一本名册，可是，到了选举副总统的时候，没有一个候选人的票子能够当选，很显然地，李宗仁的票子要比孙科的多，中央就非常紧张了，一票也势在必争，何况九百多票呢。事情就那么凑巧，山西代表的选票都投入第八票箱，当第八票箱开出的票子都是孙科的时候，毛局长的名册就起作用了。从第八票箱开票的结果，证实了毛局长控制的名册是真实的，这引起了领袖重视，表示欣慰。

副总统选举结果，李宗仁当选了，领袖非常生气，这真是国家的大不幸，不到一年，大陆就断送在李宗仁的手里。据说，选举完毕，领袖曾召见陈立夫先生，责备他说：“你身负组织责任，对选举票都控制不了，还不如毛人凤。”

副总统选举完毕，保密局曾招待山西全体代表，以酬谢被利用之功。但毛局长向领袖报告，他能够控制山西代表，完全是李广和的力量。山西代表一致投孙科的票，那是阎百川先生的明智指示，梁化之兄领导有方。说李广和能够控制山西代表，真是天晓得。哪一个山西人不知道李广和的老婆刘秋芳是毛人凤先生的情妇，狗屁倒灶，李广和明明是个活乌龟，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说山西代表控制在一个活乌龟手里，那对山西代表真是无上的侮辱。

李广和做和平运动

李广和与刘秋芳这一双男女，在我的一生坎坷中，关系实在太大了，我的《入狱记》中，不能不特立两章，加以叙述。李广和，山西襄垣县人，住过太原的外国文言学校，他哥哥李德和办过盐务，因此李家在地方上颇有势力。李广和豪强霸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绅。抗日战争蔓延到山西，他不敢待在家里，跑到武汉。因为他是天主教徒，雷鸣远神父把他推荐给委员长，委员长批交戴雨农先生运用。李广和表面看来，笨头笨脑，说起话来，好像很老实，实际他能把没有的说成有的，还会使人深信不疑。他向戴先生说，他在华北能联络游击武力，于是以军事特派员名义，派到北平工作。

二十八年（1939）夏天，我回华北视察工作，经周世光兄介绍，我才认识了他。世光告诉我：“李广和以军事特派员来北平联络游击武力，实际上连个鬼都联络不上。他向戴先生乱吹牛，结果一筹莫展，无法交代。不过他很胆大，所以要他做北平区的行动组组长。”无论如何，一个人敢在敌区工作，总是值得赞佩的，我对李广和也不例外。9月间，天津失事，区长曾澈被捕，北平的环境也非常险恶，我一再阻止周世光兄进行行动工作，以策安全。我又告诉李广和不要轻举妄动，有什么计划，希望他先告诉我，再考虑进行与否。

实际上，周世光和李广和瞒着我，正在进行他们的计划，一定要开枪，结果出了纰漏。二十八年（1939）12月24日周世光、李广和及其他同志多人被日本宪兵队捉去，牵连到西什库的天主教堂和辅仁大学，很多天主教的神父和教友因而被捕。

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整整打了两年，他们已经深深地了解，愈打愈没有办法。汪兆铭的傀儡组织虽然成立，对于结束战争，丝毫不起作用。真要进行和平，必须以重庆为对手才有效。李广和被捕后，自称是中将军事特派员，一个中将在日本人眼中分量很大，认定是一块可以利用的好材料。于是，把他释放，要他回重庆进行和平运动。日本人说：“我们不要再打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真正敌人，日华合作，对付共产党吧！你回重庆进行和平运动，三个月回来，我们就把全部逮捕的人都释放。”

李广和是一个不知轻重深浅的人，知识简陋，深信日本军阀的说法，真的以和平使者的姿态，二十九年（1940）夏天回到重庆。不过他不但见不到委员长和戴先生，连军统局的重要干部也接不上头，无法传达日本军阀的和平愿望。我听说他回来，去中央饭店看他，他满腹牢骚，大谈和平。我知道他已入魔，中了日本人的毒，警告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相信日本人的鬼话。他们打不下去，才想和平。我们的抗战国策是绝不中途妥协，抗战一开始，委员长就宣布过。中途妥协，等于投降。这是我们不能动摇的国策，谁主张中途妥协，谁就是汉奸，以后不要再提。”他才不敢再侈谈和平。

那时重庆的生活非常艰苦，洗个澡都不是容易的，中央饭店有澡堂，李广和愿意请客洗澡，我把毛人凤、李肖白、徐业道、徐人骥等约到中央饭店洗澡，李广和才和他们见面，接上头，李广和在重庆到处活动，看到孔庸之先生，大谈敌区情形。孔先生听来，觉得非常新鲜，认为李广和了不起。

6月24日雷鸣远神父病逝歌乐山中央医院，李广和想干华北督导团主任，要我保荐他。我告诉他，我不能。华北督导团系天主教的团体，只有于斌主教向戴先生推荐，才能生效。李广和对钻营这门学问，真有一手，第三天中午，他就请我和于斌主教在一家西餐馆吃饭。

“我向戴先生推荐李先生任华北督导团主任，成吗？”席间于主教问我。

“华北督导团是天主教的团体，戴先生非常尊重于主教的意见。不论于主教推荐谁，我想他都会同意的。”

11月我赴太行山工作，离开重庆的那天早上，李广和到汽车站送行。那时不时兴这一套，他是唯一的送行者。我到达陵川后不久，史择言同志从后方来，才知道李广和已发表为华北督导团主任，而且孔庸之先生派他为山西主任赈灾委员。

三十二年（1943）1月，我离开太行山，回到西安，听说李广和已经在重庆被关起来。他哥哥李德和拿着一本十行纸写的书稿，字写得好，文章也不差，详细叙述李广和到北平和敌华北派遣军接洽的经过，还有到南京和汪精卫伪组织联络的情形。系李广和口述，李德和笔记的。

“李先生！”我看过以后，对李德和说，“我劝你把这本东西收藏起来，留给子孙们看吧！不要再给人家看。令弟是华北督导团的主任、山西主任赈灾委员，是政府的官员，私自去和敌人、伪组织接头，那是通敌，杀头也不冤枉。你的这本自白书是自己宣布自己的罪状，还让人家看吗？”

原来李广和不管其他赈灾委员，带上赈款，跑到第二战区，把钱交给阎百川先生，他就到北平、南京活动去了。委员长知道后，非常生气。李广和从敌区回来，自以为劳苦功高，才由李德和写下这本杰作。李广和一到重庆，就被关起来。他从北平回来，带着刘秋芳到西安，把她留在三原李德和家里。刘秋芳不过二十岁，系北平的舞女，行动随便，态度浪漫，令人生畏。她和李德和一家合不来，一个人带着几个月的小男孩，住在通济坊。隔不了三天两头，就来缉私处找我，要去重庆。我和军统局西安负责人王啸云兄商量，他不能做主，必须向重庆请示，结果不准。

“现在戴先生搞中美合作，常常举行舞会。”我怕刘秋芳再来胡缠，对王啸云兄说，“刘秋芳原来是个舞女，到重庆会派上用场。我看这样吧！你装作不知道，我把她悄悄送走，如何？”

“好的，你去办吧！”啸云兄同意了，我派人把刘秋芳送到宝鸡，送上到重庆的汽车。刘秋芳一到重庆，就和毛人凤勾搭上，成了他的情妇、禁脔。

刘秋芳想做北平立委

我从三十六年（1947）12月到三十七年（1948）7月1日入牢，做了七个月保密局的北平站站长。在此期间，先后接获毛人凤局长四封亲笔信。一封是拨给李广和夫妇坐车的事，一封是关于李广和住房子的事，两封是关于刘秋芳竞选北平市立法委员的事。汽车问题很简单，就是把北平站所有的汽车全部拨给李广和夫妇也不成问题，房子问题可就麻烦了。

戴先生在世的时候，决定把三处汉奸住宅拨给北平特警班使用，预备招待美国海军军官和特警班美国教官居住。后来既没有请美国教官，也不再招待美国海军。李广和住进其中之一王荫泰的住宅，特警班主任戴颂仪又让他的朋友北京大学副教授毛先生住进去。李广和是一个贪而无厌的人，特警班结束，他就想独占这座大院子，要把毛教授赶走。他用各种压力，连倪超凡的稽查处也出面了，毛教授硬不搬走，李广和毫无办法，现在我做了北平站站长，毛局长把这个难题加到我的身上，我不能不办，只好拿上他的亲笔信去看那位毛教授。

“毛先生！我是为房子的事来看你的。”我一提到房子，毛教授怒容满面，非常不高兴。我说：“我吃保密局的饭，接到毛局长的亲笔信，不能不来一趟。”

“你不必多说，这房子既不是李先生的，又不是毛局长的。汉奸的房子，姓李的能住，我姓毛的为什么不能住？”毛教授理直气壮很生气地说。

“我的想法，和毛先生的想法不同。我有两点浅见，提供毛先生参考。第一，毛先生是大学教授，多么清高，和李广和那种人胡缠，实在豁不来。第二，戴颂仪先生是毛先生的好朋友，应当考虑，他是不是毛局长的对手，万一因为房子问题，使他吃了亏，毛先生过意得去吗？至于，毛先生搬走不搬走，我没有意见，很对不起，打搅你了。”

我们谈话不到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想不到，第二天，毛教授来什锦花园看我，他说：“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你说的话很对，我决定明天就搬走，特意来告诉你一声。”

“谢谢你！毛先生！”送走毛教授，赶紧到站里，打电报报告毛局长，房子的问题解决了。

北平市应选出五位立法委员，有一名妇女保障名额。刘秋芳仗着毛人凤先生的权势，突然要竞选北平市的立法委员。她不是国民党，为了要党提名，利用张志智兄在中央组织部的关系，要他帮忙，立刻就成了国民党党员。不幸得很，中央提名王霭芬，没有提名刘秋芳。

不提名就不能竞选，否则就是违纪。刘秋芳神通广大，她要做国民党，就是为了提名，你中央不提我的名，反而妨碍我竞选，我就不做你的国民党。于是她说：“加入国民党的刘秋芳，是山西襄垣县的刘秋芳。现在在北平竞选立委的刘秋芳籍隶北平市，是以社会贤达的姿态，参加竞选，这样一来，那就不违纪了，岂不妙哉？”

一件事情要出毛病，就会神差鬼使，阴错阳差，非促成不可。在北平市选举立法委员的前两天，我因蒋经国先生电召，去了南京。夜间刘秋芳来中央饭店找我，说她明天去北平，竞选立委，要我给民政局长马汉三兄写封信。我立刻写好一函，交她带去。

汉三吾兄：

李太太竞选北平市的立法委员，毛先生的意思，势在必得，无论如何，也要支持出来，千万！千万！

顺祝

选安！

弟乔家才拜上×年×月×日

我返回北平的那一天，选举刚结束。李广和夫妇的消息真灵通，我刚进门，连脸还没有洗，他们就来了。口口声声说，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账，我们花了毛先生的四五亿，都选不上，就因为马汉三不帮忙。

我一听刘秋芳落选，十分惊骇，知道事情弄糟了，毛人凤先生绝不能谅解，这是无法弥补的错误。我说：“请你们等一等，我就去问汉三。”

“家才兄！你来得正好，你不来，我也要找你谈谈。”不等我开口，汉三兄就对我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北平市选立委，投票三天，头一天，刘秋芳的票子投进八千张，而党提名的王霭芬还不到一千张，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非常着急，去找市长何思源，大闹特闹。”当天晚上，何市长召集各区区长、警察局分局长训话：

“‘王霭芬是总裁提名的，和我何思源毫无关系。’何市长说，‘既是总裁提名，就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全力支持。现在跑出一个刘秋芳，今天就投进八千张票子，王霭芬还不到一千张。这不是和我何思源过不去，是同总裁过不去。现在告诉你们，不论哪一区，明天只要发现一张刘秋芳的票子，我就立刻撤你区长和分局长的职。’”

“第二天清早，李宗仁、陈继承、何思源、徐焕东、吴铸人等许多党政军要人在飞机场送某要人，何市长手里拿着一张选票，一边摇晃、一边嚷着说：‘我这个市长干不成了，北平市选举立法委员，都被保密局包办了。五个立法委员，他们就有刘秋芳、唐嗣尧两个人来竞选，而且都不是中央提名的，教我这个市长怎么办？’”

“家才兄！经过情形如此，刘秋芳八千票，候补第一，一出缺就可以补上。假如我们不顾一切，硬把刘秋芳选出来，我们要不要在北平做人，要不要在北平工作？”

“我们要做人，”我说，“也要工作，你没有错。”

我了解了实际情形，返回寓所，向李广和与刘秋芳解释。我说：“我们也得替马汉三想一想，中央提名的人选不出来，何思源和吴铸人不答应，中央也不答应。何市长既然宣布不准各区再投我们的票子，民政局长一定要投，你们想一想，各区长、各分局长该怎么办？因此区长被撤职，怎么得了。”

“我是社会贤达，不管他中央提名不提名。”刘秋芳说。

“北平是一个文化古城，社会贤达多得是，恐怕轮不到你吧？就以你们天主教来说，够得上社会贤达的，只有于斌主教。连田耕莘红衣主教都成问题，因为社会上还不太知道他，你怎么够得上社会贤达呢？”

“马汉三买何思源的账，就是不买毛先生的账。他不帮忙，就应当早说，免得花毛先生的四五亿。”刘秋芳和李广和异口同声地说。

“马汉三对工作、对团体都很忠实，怎么会不买毛先生的账呢？同志相处，应当相互体谅，我们也应当设身处地替汉三想一想。”

“明明是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账，”李广和很肯定地说，“非教毛先生干掉他不可！”

“这些人革命，是凭本领干的，不是依靠什么臭东西。”我劝说了一个多钟头，而李广和夫妇居然要毛局长干掉马汉三，一把无明火高升三丈，我说，“毛先生要不要这些人在他，我们干不干在我们，你们教毛先生干吧！给我滚！”

把这一双男女轰走，半天气都消不了。马汉三兄没有错，不过祸是种下了。刘秋芳既然没有当选，能说不是不买毛先生的账吗？真是海水也洗不清。凭良心说，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的女朋友王霭芬借上党的力量，非当选不可；难道保密局长毛人凤的女朋友刘秋芳就不应当当选吗？汉三！汉三！你为什么不把王霭芬和刘秋芳两个都选出来呢？

那时选举，是假民主，不像现在台湾这样民主、认真，官方可以操纵的。否则，选举的第一天，刘秋芳就不会有八千张票子。假如把王霭芬和刘秋芳两个女人都选出来，既不得罪吴铸人，也不得罪毛人凤，皆大欢喜多好。聪明如汉三，为什么想不到呢？

乌龟长天津稽查处

一天，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兄和天津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兄来长途电话，要我到天津一趟，有要事相商。到天津以后，我才知道，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将军要换稽查处长，托他们办理，他们怕得罪朋友，推到我身上。中午在庆斌兄家里午餐，除了他们两位，有警察局长李汉元兄，稽查处督察长王鲁翘兄和傅有权兄等。一会儿，马司令来了。抗战期间，我们在太行山就认识。

“华北剿匪总部成立以后，情况不同过去，我们必须配合傅总司令的作风。”马司令寒暄几句以后，从衣袋里掏出一封给毛局长的信，递给我，然后说道：“我已把军法处长撤换了，稽查处长也换人，希望毛局长派一位能够配合剿总作风的人，这是给毛局长的信，希代转交。”

我不便推辞，只好接受下来。回北平后，给毛局长写了封信，报告马司令交代的话，并将马司令的信附上，火漆封好，送往南京。没有几天，天津警备司令换陈长捷将军担任。稽查处长发表为李广和，同志们闻讯，没有一个不感到惊奇的。乌龟藏在桌子底下，没有人说什么，把他拿起来摆在桌子上，就会遭遇到议论和批评。刘秋芳和毛人凤先生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李广和是个活乌龟，既然人人都知道，怎么能让活乌龟做天津稽查处长呢？

“老弟！你不能再跟这些王八乌龟一道混了。”天津市副市长张子奇先生来北平，见面后，他这样说。

“张先生！你怎么啦？”我装着不明白。

“你不知道吗？”张先生问我，接着说，“李广和的老婆同毛人凤狗屁倒灶，现在让这个活乌龟来做天津稽查处长，成什么话？”

“哪里有这回事？”

“南京的人们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我去南京，立法委员邓建侯等都对我说过，难道你就不知道吗？”听了子奇先生说，心里实在不是味道。国家的事，哪里能这样糟蹋呢？令人寒心。

“听说李广和的老婆跟你们毛先生有一手？”有一天因事到西郊剿匪总部，那里的熟人很多，有位少将把我拉到一边，很神秘地对我说。

“听说李广和的老婆很漂亮，因为跟毛局长勾搭上，李广和才能当上天津稽查处长，是吗？”另外一个这样问，教我怎么回答？我感觉到受了很大的侮辱。

“李广和靠着老婆跟人家睡觉来吃饭，真给咱们山西人丢脸！”副官处长温国梁这样说。在绥远陕坝，我看他不起，我立身正，站得稳，挺得起胸膛，副长官都奈何不了我。现在被他抓住机会，被他奚落，受龟气，心里非常不好受。

马司令已准备办移交，所以对稽查处长人选不再过问。陈长捷将军在赴天津以前，曾约汉三兄和我叙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到天津，很想有所作为，对于李广和长稽查处，只顾摇头，表示配合不上。

李广和本来被关在重庆，戴先生殉职不久，毛人凤先生就把他释放了，成了活跃人物，毛人凤先生的亲信。他在北平简直是胡作胡为、无法无天，他可以到商店里随便查人家的账簿，查完还要在账簿上盖一个李广和的木质戳子。起初我不信会有这种怪事，后来有人领我去看被查的那几家商店，亲眼看到账簿，就不得不相信了。现在居然发表李广和为天津稽查处长，社会上和同志们反应又这样恶劣，我不应当再沉默了，于是给毛局长写了一封信：

毛先生钧鉴：

自从钧座发表李广和同志为天津稽查处长后，华北同志闻之大哗，查李广和同志自称为钧座之亲信，招摇撞骗，胡作胡为。希钧座能辨白忠奸与贤不肖，则华北同志必能竭诚拥护钧座，而报戴先生在天之灵也。敬叩钧安！

职乔家才谨上6月×日

副站长孔觉民就坐在我的对面，信写好，顺手递给他。我见他一面聚精会神地看信，一面皱紧眉头，频频摇头，好像很发愁样子。

“这封信怎么成呢？”觉民看完信对我说，“毛先生度量小得很，不比戴先生。这封信会闯祸的。”

“觉民！”我说，“我们相交已经十年，难道没有一点革命勇气吗？何必这样小心？告诉你！如果毛先生如此之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把如此之重要的任务，交给如此之糊涂的人，国家都会亡掉，个人生死，算个什么？国家的情况演变到现在这样地步，我们能再沉默吗？发出去吧！不必计较后果。”

“我看这封信还是不发好。”过了半个钟头，觉民拿起信来对我说。

“发了吧！反正这个脑袋不被自己人拿去，也会被敌人拿去的。”说完，我就离开办公室，以后再没有提这封信的事，两星期以后，有位同志从南京来，说毛局长在纪念周大骂，有人给他写信干涉他，教训他云云。无疑地，那是看见我的信了。忠言逆耳，可能他不会接纳的。

胆大妄为洋相出尽

李广和本来是一个土豪劣绅，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在敌区工作，自称中将，当然不会有人和他计较。想不到，后来凭借老婆的关系，中将会成了真的。他又喜欢穿军服，洋相出尽，大家都叫他“武大郎”。

过去我们嘲笑北洋军阀，狗肉将军，现在这种怪现象居然出现在毛人凤先生领导的保密局里，把清白家风糟蹋得不成样子，肮脏到不能再肮脏，令人啼笑皆非，没脸面见人。

陈长捷将军保定军校出身，是一位标准军人。他能征善战，纪律严明。是他接掌天津警备司令以后第二个星期一，司令部举行总理纪念周，稽查处长李广和身穿呢军服，佩戴中将领章。按编制，稽查处长只是少将，并不是中将。李广和虽穿中将军服，却是赤着脚，穿一双凉鞋。他自以为阶级高，站在第一排的中间，而他的肚子特大，像一个临产的孕妇，特别现眼，被陈司令一眼看了个清清楚楚。

“总理纪念周多么神圣庄严！”陈司令指着李广和，大发脾气，厉声说道，“像你这样军不军、民不民，赤脚凉鞋，穿上将官服装，成何体统？给我滚出去！”

“你是中将，我也是中将，凭什么要我滚出去？”李广和自言自语，站着不动。陈司令的卫士看见他不服从命令，走来硬把他拖出去。

李广和宽宏大量，虽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家拖了出去，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满不在乎。可是好些军统局的同志感觉到丢尽面子，无地自容。戴先生死而有知，一定会气得跳起来。

我坐牢以后，听到天津的同志（被毛人凤关进监牢的）叙述李广和无法无天，国家法纪荡然无存的情形，不禁为革命三叹。

李广和做了天津稽查处长以后，唯一有兴趣的工作，就是抄金。因为李广和太喜欢黄金了，喜欢得发疯。那时禁止黄金买卖，抓住买卖黄金的，黄金就被没收。李广和以为中华民国除了毛局长大，就是他大，天不怕、地不怕，有毛局长撑腰，管他什么法令规章，没收的黄金都由他自己保管，不假手他人，也不归公交给国家。

因为李广和努力抄金，天津买卖黄金的人，哪一个不是提心吊胆？几乎没有人敢再做这种买卖。商人们简直是同李广和处长作对，他们不做买卖黄金的生意，教李广和如何抄法？

“我李广和为抄金才来天津，你们不做，我硬要你们做。”于是派出他的爪牙，到有钱人的家里，到银楼强迫买卖，出高价收买黄金，不卖也得卖。可是黄金一到手，另外有人出面来抄。连戴先生顶好的朋友吴幼权（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儿子）家里，都被李广和抄了，其他老百姓更不必提了。

天津稽查处办案子，也是别开生面。尤其有关抄金的案子，李广和不劳驾科长股长插手，都由女顾问和他亲自审讯。女顾问是谁？就是他的太太、毛局长的情妇刘秋芳。刘秋芳心狠手辣，真够得上女中豺狼，什么刑法都能用。

陈司令觉得李广和夫妇比土匪还凶狠，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无法无天，如何得了，于是，把李广和关起来，非枪毙不可。毛局长赶紧给陈司令电报，说李广和是保密局的人，应当移到保密局办理。陈司令以为像李广和这样罪大恶极，非就地正法，不能平民愤，不准毛局长的要求。

到底陈司令没有毛局长的神通广大，斗不过毛局长。很快毛局长派他的军法处长李希成拿上总统的手令，提解李广和到南京，陈长捷再硬也硬不起来了，只好让李希成把人提走。

李广和到达南京，不经过司法程序，就自由了。陈长捷不服气，傅作义也不服气，他们认为南京没有是非公道。据说傅作义投匪，这是最大的原因。

要我主持北平警局

北平市政府预定7月1日改组，由河北省议会议长刘瑶章接任市长。6月下旬一天下午，刘瑶章来什锦花园看我，我不在家，他留下一张名片。我们过去没有往来，他是新贵，为什么要找我？晚上我去看他。

“我这个人不会客套。”刘瑶章让坐以后，对我说，“昨天傅先生找我去谈话，现在我把傅先生所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你，傅先生说：‘新的北平市政府需要一位好的警察局长，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保密局北平负责人乔家才。你不要误会，虽然他和我是同乡，但他并不是我的人。他在绥远和我作对，骂我、反对我。不过这个人廉洁，肯吃苦，有办法，敢作敢为。现在北平市，正需要这种人才，你去和他接头吧！’这就是傅先生对我说的话，我非常赞成，你赶紧去见傅先生，他有话当面交代你。”

当时北平学生受共产党操纵，到处闹事，正向市议会请愿，包围了市议会，警察局长汤永咸也和市议会起冲突，不能再干下去，已经向傅总司令辞职。我去见傅总司令的时候，正是汤永咸提出辞呈的第二天。

“刘市长看到你了吗？”傅总司令看见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赶紧问我，接着说，“汤永咸和市议会闹翻了，不能再干，你马上到警察局接事。我向中央保荐，不会有问题的。”

“报告总司令！警政总署由唐乃建先生负责，再由傅总司令推荐，我任北平市警察局长，绝对不会有问题。问题是北平市已经非常危险，我不愿意干。”我说，“汤局长虽然干不下去，可是警察局还有副局长白世维，现在可以由白副局长暂行代理。至于我个人是否胜任，还得请总司令再考虑考虑。我觉得，一个特别市的警察局局长，在未奉到中央命令以前，先行接事，好像不太妥当。”

就当时整个国家的形势来讲，抗战胜利冲昏了许多人的头脑，接收变成劫收，贪污腐化，政治风气败坏到极点。马歇尔来华进行和谈，使共产党武力日益坐大，国军的士气，早被编遣下来的军官到中山陵哭陵哭垮了。北平城里异常复杂，难民和学生团体被共产党渗透掌握，危机四伏，这个警察局长绝对不能干。我从剿总回到办公室，立刻向毛局长去电，报告傅总司令接见我的经过。说明我干不了这个警察局局长，请他提出人选，以便向傅总司令推荐。

两三天以后，是6月25日、26日吧？毛局长忽然来到北平。大概是怕我干上警察局长，不好收拾，赶紧来阻止吧。他这次来北平，一切安排和行动，都避开北平站，不让我知道，很明显的是来收拾我们的，我和汉三兄约张永铭兄来弓弦胡同商谈，请他问问傅总司令，能不能对我们负责，他是剿总的军法处长，又是中统局北平负责人之一。我们不得已向人家求助，内心非常悲痛。

“绝对没有问题，傅先生会对你们负责的。”张永铭兄为人非常诚实，和我们私交很不差，我们很信任他。当时傅总司令主持华北剿匪事宜，中央非常借重他，他一言九鼎，保障我们两个人的安全，轻而易举。张永铭兄这样一说，我们也就放心了。

五花大绑进入狱牢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毛局长来到北平，和北平站完全隔绝，行动诡秘，不住什锦花园，也不住弓弦胡同，而要住在南池子吴家元的家里。吴家元系张宗昌的兔子，了解北洋政府内幕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一位堂堂政府大员不住过去戴先生住过的房子，而要住兔子窝，真给政府丢脸。这一着，也许是潘其武给他安排的，潘其武的舅舅曾毓隽是吴家元太太的什么亲戚。临时办公处不用什锦花园，也不用弓弦胡同，而由孙耕南借到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幢房子。可能是督察王薄臣、稽查处长倪超凡、剿总第二处长史泓和李希成等布置的。6月30日夜，接到毛局长的通知，7月1日下午8点钟在灯市口开会，商讨某一问题，并要我约马汉三兄来参加。

杜亚坪兄从东北回来，我请他在寓所吃晚饭，吃饭前随便聊天，他对东北的情况很悲观，他又说：“干我们这一行工作，不会有好下场，不被敌人杀死，也会被自家人宰割。所以，我打定主意，不再干了。”

吃完饭，送亚坪兄回北京饭店，路过灯市口，我先下车，到指定的开会地点。这是毛局长的临时办公处，但是没有通知我，我没有来过，今天是第一次来，冷冷静静，气氛很不对。我进了会客室不到五分钟，汉三兄来了，他今天上午才交卸了民政局局长的职务。他一进门，稽查处督察长佟荣功带着七八个人跟进来，一言不发，如狼似虎地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他们敢于这样做，无疑地是奉了毛局长的命令。这样做法、这样态度，比捉汉奸、捉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这样对付曾为国家、曾为抗战冒险犯难，出生入死，工作了十多年的同志，毛局长的良心也够狠、够黑了。戴先生殉职不到两年，他说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就变成这个样子，能不令人寒心，能不为革命一哭吗？

我们被绑起以后，没有停留多久，分别塞进两部轿车，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的监牢。这所监牢是日本人和汉奸们用来拘押爱国青年的，国大代表王志超、周良辅、樊祖邦就在这儿关过很久。抗战胜利后，成了保密局的监牢，汉三兄主持北平的肃奸工作，用来拘押汉奸齐燮元、殷汝耕、江亢虎、周作人、川岛芳子等。现在他也进来了，我也跟进，循环报应，这样迅速。

这所监牢本由周端甫兄主持，大概因为他是山西人，怕他和我有关系，对我们客气，才让毛惕园来临时主持。我们到了炮局，不到两分钟，毛惕园满面笑容出来迎接我们。我们没有和他说一句话，革命革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毛惕园命令他的手下，解开捆绑我们的绳子，然后把我们分别送进两间牢房。实践了刘秋芳没有当选立法委员，要毛先生干掉马汉三的宣言。我要主持正义、明辨是非，也遭到同一的结果。

牢房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看守陪伴我，坐牢还要看守来陪伴，绝对不是怕我寂寞，大概是因为我太重要了，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景震泰率领陕坝班学生组成的交警十三总队，驻防西郊，负责警戒剿匪总部，怕他们来劫牢，救我出去。第二，也许是怕我因气愤而自杀吧？有人日夜盯着，就绝对没有自杀的机会了。

半夜，我听到铁器打击声，感觉到很神秘、很奇怪。一会儿，打开牢门，让我出去，在过道里，给我钉上脚镣。我才明白，刚才的声音是给汉三兄钉镣的声音。我精神很疲倦，好像蒙眬睡着了，又听到钉镣的声音，是不是刘玉珠兄也进来了？他们老早就想收拾他。

看守长是北平特警班的学生段建洲，这一夜他进进出出，好像很为我难过似的。第二天周端甫兄来到牢房，相对无语。我自从绑进牢房，已经四大皆空，除了气愤，不再想别的。我看到端甫兄很难过的样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无能为力。他也是过来人，知道坐牢的滋味，他曾任华北督导团的科长，因为李广和私自通敌，跑到敌区，却把他关到西安，无缘无故，坐了半年牢。

7月吧，建洲拿着纸笔，走进牢房，要我给家里写几句话。我心想，大概今天晚上要处决了，要我写遗嘱。自从十九岁加入国民党，革了二十多年命，没有死，现在是死的时候了。给妻写几句话，告诉她，我对得起国家，俯仰无愧。唯一难过的，就是对不起她。多少年来，她跟我担惊受怕，现在把家庭的重担压在她的肩上，子女都未成年，我不能再尽教养的责任了。希望她振作精神，勿以我为念。写这封遗书，内心非常惨痛，但是没有眼泪，可能已经干了。手表和钢笔进牢房时已被拿去，嘱建洲一并交给我妻，以留纪念。

乘坐飞机解往南京

自从入牢，到写遗书，六天以来，没有吃东西，并不是绝食，而是气愤地吃不下去。陪我住在牢房里的看守，一再劝我，多少吃一点，不吃支持不下去，他哪里知道，我难以下咽。他说曾听司机说过，我家生活艰苦，比不上任何一家，好像对我坐牢，有些不平。我没有同他说什么，懒得开口，说什么也是枉然。晚上送进饭来，既已让我写过遗书，今天晚上大概就要埋葬我了，那么今天的晚餐，可能是最后的一餐。耶稣对于最后晚餐都不忽视，我能对这人生的最后一餐放弃吗？勉强吃了几口，也是六日来第一次进食。

全部希望寄托在张永铭兄身上，谁想到他的承诺竟成泡影。而杜亚坪兄说的话，却立刻实现了，是不是他听到什么风声，特意提醒我？人生总有一死，不过迟早不同而已。心境坦然，只等候最后一刻来临。

思潮一幕接着一幕，以往的一切呈现眼前，都像昨天的事情。死有重于泰山，要死得壮烈、死得有价值。像我这样死，死得不明不白、死得这样窝囊，辱及父母祖宗，愈想愈愤恨。一直等到天亮，他们没有把我拖出去活埋，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动静。

7月9日上午，突然要我收拾东西，似有行动。走出牢房，重见天日，虽是暂时的光明，也是难能可贵的。到达广场，有几部汽车停在那里，汉三兄和刘玉珠兄也出现了，这才知道要上飞机场。我们各被装上一辆汽车，我穿着短筒袜子，建洲看见，怕脚镣打伤皮肤，赶紧跑回去，拿来一双长筒袜子，打开车门，给我套在脚上。这一切都是令人十分感慨的。

汽车不出西直门，绕了一个大圈子，经东单到西单，一直往西，出城后，沿着城边北行。这样神秘，大概是怕人知道我们要走、去飞机场，故意这样。到达飞机场，看见一边站着的少数人群中，只有航检所长董其彬兄，再看不见其他同志。在上飞机以前，才把脚镣砸开。

飞机起飞后，绕北平城上空一周，从机窗望下去，游行的队伍像一条长蛇，在长安街蠕蠕移动。那是学生们……（编者略）又在闹事。国事如此，我们却在煮豆燃豆萁，屠杀自己的战斗员，真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在飞机上，刘玉珠兄坐在我的旁边，他知道我没有钱，悄悄地塞给我一把钞票。李希成亲自押解，在飞机上监视我们，同汉三兄和玉珠兄没有说什么。路过济南，飞机停留一会儿，济南飞机场颇有些寂寞感。起飞后，直飞南京。

下飞机后，送到宁海路的监牢里。宁海路的监牢是汪精卫伪组织关我们同志的监牢，刘戈青就在这里关过。三十五年（1946）我由北平到南京，是搭乘运送重要汉奸的专机。下机后，机上的人都陪着汉奸们先到这里。现在是第二次光临这个特殊的地方了。我被关在楼上，汉三兄和玉珠兄关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关我的这间牢房已经关着六个人，只有三张床，一张空着，原来是专为我预备的。一张床是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占用，久闻其名，虽是初次见面，他确有大将风度。其他的人白天挤在一张床上，夜里打地铺睡觉。难友中有一无锡人，除了身材比戴先生矮一些，面貌和动作像极了。另外一位河南人马兴峻，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好人。我对别人坐牢的原因，不愿过问，记忆很少，只记得大多数是冤枉的。我同鲍文樾每餐另外加两碗菜，数量不多，但比同牢的难友，好得太多了，必须分给大家一些，所以，我们就不丰富了。

牢门上有小孔，是走廊上值班的看守不时偷瞧牢房里一切动静用的。看牢的既然可以从外往里瞧，坐牢的自然也会从里往外瞧。因为看牢的占用的时间极少，空着的时间多，所以难友以此为极大的消遣。从里面瞧外面，所见度非常窄狭，但难友们乐此不倦。有时被看守瞧见，会臭骂一顿。坐牢的挨骂，好像是天经地义，骂尽管骂，偷瞧照旧偷瞧。有一天，他们喊我去瞧，得到意外的发现。瞧见楼兆元兄从另一间牢房出来上厕所，原来他也进来了。有一次瞧见严家诰兄，他为什么也进来了？

牢房的容量永远不变，但住客出去的少，进来的多，有时多到十一二人，晚上打地铺，比沙丁鱼都要挤。牢房的天地虽小，因住客复杂，可知千奇百怪的事情，无异大千世界。有一天进来一位莫名其妙的人，原来他找人找错门牌，找到这所没有挂招牌，和普通住家户一样的黑监牢。他一敲门，就把他请进来，关着不放。

有一位许昌附近的土财主，他是地主，自己买枪，成立保卫团，和保密局发生关系，成为保密局的地方武力。保密局派去联络的人向他借两百元现洋，他没有照借，于是报告他通匪，由徐州最高军事机关抓起来，送到保密局。他心里很不服气，一再向同牢房的难友诉苦。他故意装肚痛、装呕吐，闹个不休，看牢的硬说他抽鸦片，是发瘾了。济南失守，省主席王耀武被俘，吴化文叛变，把他的南京办事处处长关起来。这位仁兄才真抽鸦片，瘾发得眼泪鼻涕，死去活来。可是看牢的和管牢的都不说他抽鸦片，他常常要求去见管牢的，每请必准，瘾发时，要求出去，出去牢房几十分钟，回来烟瘾就不发了。

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有几十人关进来，我们牢房里分配了三位，都是二十岁刚出头。有一位很英俊，戴着脚镣，脚镣太短，迈不开步子，走路必须跳着走，同牢的人都为他难过。这是一种惩罚吗？管牢的叫张炎，他具备了古今中外管牢的一切残暴手段。

坐牢九年谈话一次

保密局属于国防部，我是陆军少将，就是真的犯了国法，也应当按照军法审判，经过军法会审。我等着法律给我公道，会审的那天来临，我好有个说话讲理的机会。大概是到南京两三星期，看守打开牢房，要我下楼去，原来是军法处长李希成要谈话。所谓谈话，也就是审讯，但不是会审。谈了一个多钟头，李希成问我三大罪状：

一、我太太做生意——太原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吴毅安由南京回太原，我妻送他到飞机场。前门外西河沿新新医院范绳武的太太康淑媛，托吴处长给她娘家带了两筒照相馆用的印像纸，毅安兄上了飞机，大概怕到了太原后有麻烦，在飞机上嚷嚷，被海关人员听见，把印像纸从飞机上拿下来扣留，要上税。我妻回到城里，托张公度兄派人交了税，把纸取回来，交了康淑媛。

李希成问话时，从卷宗里取出一张我妻具名的报告，是岳梓宇弟的字迹，说明印像纸是康淑媛托吴处长带的，顶上有张公度兄签的从海关取回的经过，这张东西一定是李希成要他们这样办的，以此作为我的罪证。李希成为什么知道这件事，一定是司机说的。我因事到南京，副站长孔觉民把这个司机升为事务员，我回北平后，觉得欠妥，仍旧让他开车，他心里恨我，那一天送毅安兄到飞机场，就是他开车去的。

“我在保密局工作，我的家人就不能做生意吗？我妻做生意，就是我犯罪吗？我每月拿了国家的多少薪饷？如果养活不了一家六口人，家人做做生意，就是犯法吗？况且印像纸是康淑媛的，怎么能说我妻做生意？应当传康淑媛来对质，证明是不是我妻做生意。”我这样一连串地问，李希成没有说什么，不再问这个问题。

二、我卖飞机黑票——这也是李希成听司机说的。我说：“从太原去南京，或者从南京回太原的同志，他们买不到飞机票，请北平站代买，我应不应该帮忙？”

“应该！应该！”李希成总算还有三分人性，这样回答。

“我是国大代表，山西的国大代表要回太原，买不到票，托我代买，我能拒绝吗？我是山西省党部的监察委员，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偕同三位同志回太原，要我代他买票，我能不办吗？北平站代人买票，只到航空公司代为登记，买票都归他们自己办，我们从来不经手金钱。请传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作证，我有没有卖给他黑票。请传中航公司北平办事处主任徐鑫，问问他，北平站代人买票，是不是如我所说的。你说我卖飞机黑票，卖给谁？请传他来作证。”李希成对这个问题又不提了。

三、给上海徐大姐卖汽车，吞没了车款——这个罪状更是荒唐，我不在上海工作，人生地不熟，上海的人卖汽车，会托我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根本不知道徐大姐是何许人。我说：“我并不认识徐大姐，我不住在上海，她卖汽车，怎么会找到我？请你传徐大姐来对质。”

“你们组织什么社吗？”李希成不再问徐大姐汽车的事，转了话题。

“什么社？”我摸不着头脑，不得不问。李希成从卷宗里取出陈恭澍兄草拟的一份章程，那是北平的同志们感觉到同共产党斗争，没有组织力量，无法取胜。而国民党具有形式，没有组织实效，必须恢复像复兴社那样的组织才行。由陈恭澍兄负责草拟一切计划，他因工作忙，刚拟好这件东西，存在魏宝善那里。

“不应该吗？”我指着宗旨“真诚拥护蒋委员长”问李希成。

“应该！应该！”李希成说，“但是为什么不呈报呢？”

“必须拟好一套整个的计划，才能呈报，大家推定陈恭澍草拟，他只拟好这个，因为太忙，其他的还没有拟妥。”我据实告诉他。

“就是一个组织，也没有什么。”因为宗旨是“真诚拥护蒋委员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于是他又抛开这个问题，说道：“你府上有两个元宝？”

李希成这么一问，我才知道家又被抄了。十年来，真难为了妻，这是第三次被抄家了。

“不但有两个元宝，还有三百个现洋。”我说，“二十多年前，我父亲带回家中四十二个元宝、三千个现洋，埋在地下，以备不时之用。抗战军兴，家乡沦陷，家人无以为生，取出来瓜分，我们兄弟五人，连我母亲，分成六份，每份七个元宝，五百个银元。我应分的一份，我弟弟保存着，托乔凤藻和孙逸贤两位同志各带到北平一个元宝，又带来三百个银元，这也犯法吗？”

“不犯法！”李希成说，不再多问，让看记录，记录非常简单，没有把我所说的话都记下来，我不签字。李希成说：“这是手续，大致不错就行了。”

我不签字，下不了台，只好签了。谁想到，经过这次谈话，一直到出牢，再没有问过第二次，更谈不到军法会审了。

永久囚禁发配常州

宁海路真够得上生意兴隆，住客来来去去，变动频繁。先后进来的人都走了，鲍文樾也走了。中秋过后不久，我也离开宁海路，由一个看守陪同到了下关，搭乘京沪车，究竟到哪里，看守不告诉我。不过，他的态度很轻松，没有戴手铐，好像我们是旅行，表示我已没有什么重要性了。到达常州，已经夜里七八点钟，下车后出站，没有进城，乘人力车到达一处非常广阔的院落，像是一座大花园，后来才知道，这是毛人凤局长新建立的一座监牢，囚禁长期囚禁的人，准备关五百人。

牢房是一排三大间，每间两排木板床铺，至少可以关五十人。我被送进最里面的一间，里面关着十来个人，都已经睡觉了。有一位年轻朋友，看见我进来，赶紧爬起来，接过我的行李，放在他的旁边。原来他是兰训班的同学，他认识我。等我躺下，他悄悄告诉我：“前天看报，有段新闻用墨涂掉，但是对着阳光，仔细辨认，是可以看出来的。马汉三先生已被枪毙了，你判了无期徒刑。”

怀念亡友，一夜睡不着。第二天清早，还没有吃早饭，我被移到第一间牢房。经过中间的那一间，我看到鲍文樾先生在里头，彼此点了点头，大概他是来这里最早的住客了。这间牢房关着六个人，都是共产党，不准看报纸。有一位戴着脚镣，是共产党茅山县长，算是重要人物了，才有资格戴那玩意儿。他看见我仅有的财产一条棉被已被弄脏，对我说：“坐保密局的牢，会时常移动，你得有个包袱，棉被才不会弄脏。你买几尺布，我给你缝一个包袱。”

受过宁海路那班恶人照顾的，对于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学术，很难不怀疑，绝对不会再相信了。我离开宁海路的时候，他们拿来一条麻绳，把我的棉被捆起来。谁知这条麻绳比从垃圾箱里捡来的，还要油污、还要脏，棉被上留下永远洗刷不净的痕迹。被茅山县长看见了，替我难过，才提议给我缝个包袱。

这间牢房不准看报纸，我移到这里，大概是为了不准看报纸吧？或者认定我和共产党有同等的资格，同样重要，才关在一起。茅山县长在宁海路，和汉三兄关在一个牢房里，从他口里，知道了过去几个月来，汉三兄的生活情形。他用嘲笑的口吻告诉我，汉三兄曾说：“现在遍地是匪，国家还需要我们。”

好糊涂的汉三啊！国家需要你，可是毛局长不需要你啊！他需要你把他的情妇选为立法委员，你却没有选出来，他还需要你什么？可怜的汉三啊！你连为什么死都弄不清楚吗？

茅山县长其貌不扬，神态却很自负，多少带些烈士的气概。对其他的几个共产党，好像很看不起的样子，他们很少谈话。两位上海籍的很斯文，会下围棋。牢房里没有书可看，百无聊赖，于是做了一副围棋，每天下棋来消磨时光。这两位上海的朋友，不久就出去了。临走还把他们上海的住址告诉我，希望我出牢后去看他们。

在关共产党的这间牢房关了三个星期，又移到中间的那间牢房，和鲍文樾先生第二次碰头。这间牢房的人比较多些，大概都是案情不太严重的，可以看报纸。进牢的时候，正是夏天，现在已经秋凉，虽在南方，凉意很沉，早晚感到寒冷，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别无长物。出乎意外收到两个小包裹，原来是妻托人捎到南京，由南京转来的，一件棉袍，一条棉裤。过冬我不会冻死了，可是想到妻儿的生活，我没给他们留下什么，他们怎样活下去呢？四个孩子都没有成年，都在读书，一旦遭此惨变，该怎么办？愈想心里愈难过。革命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大概是11月中旬，已经可以穿棉袍，吃过晚饭，要我收拾行李，同牢的人都替我高兴，以为我恢复自由了。我心里明白，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做坏的打算，凶多吉少。走到监牢的办公室，果然，宁海路的那个麻面斜眼、块头很大、凶恶的陈姓看守，带着四个上刺刀的枪兵等候着我，看情形很严重。到达常州车站，等了两个多钟头，结果坐了一辆压道车，一路不停，一直开到南京尧化门车站，已经天亮。

“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事。因为徐州战事吃紧，预备把你移到安全地方。”宁海路的看守所长张炎在车站迎接，上了汽车，这样对我说，我没有理他。毛局长选用张炎来做看守所长，真是妙招。张炎不认识几个字，可是心黑手辣，整人的花样特别多，够得上天下头等狠人。再回到南京宁海路监牢，仍旧关进以前住过的那间牢房。

大陆危急渡海来台

三十七年（1948）12月1日，我又离开宁海路的牢房，下楼到院子里，看见楼兆元、马兴峻、王德荫、武林森等九个人待在那里，连我成了十个人，每两个人铐在一起，成了五组，登上预备好的卡车，开往下关，到达江边，送上一艘轮船。

这次坐牢，真够气派，海陆空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上船以后，才知道要开往台湾。这是一艘载运重要物资的专船，我们是特别乘客，可见我们的身价不低。夜晚开船，抵达上海，停留了两天，然后驶出海口。别了！祖国！锦绣的河山啊！今生恐难再看见了。

渡海的风浪很大，在船上不能随便活动。怕我们跳海，不准离开船舱。夜里睡觉，要把一只手和床铺的木柱铐在一起。要解小手，必须报告看守，打开手铐，才能下床。我们十个人都是军统局的同志，遭受这样待遇，大家忍气吞声，一肚子愤怒。毛局长把戴先生同志如手足的精神，可说发挥到无以复加。我和楼兆元夜里没有加铐，不知是表示优待呢？还是放心我们不会跳海呢？

在基隆码头接船的是刘翼云，他是北平班的指导员，今天十个囚犯当中，就有两个人先后任过北平特警班的副主任，无怪他的表情显露出一种惊惶。岸上停着一部带篷的卡车，我们和上船时一样，仍旧是两个人铐在一起，走下轮船，走到岸上。

“是乔家才吗？”有人在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刘戈青。他正任台北市警察局刑警总队长，是执掌权力的人物。他和我的交情不差，心想，他既然知道我来了台湾，看见我的狼狈情形，总会照顾我吧？我点了点头，表示已经听到了，然后爬上卡车，开到台北，借用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一边关我们，一边关着原来在里头的人。

过了一天刘翼云送来一本英汉字典，刘光朝送来一些吃食。刘光朝是太原平民中学的学生，后入临训班，任保密局台湾站的督察，大概是听刘翼云说我来了，赶紧送东西来。

在这里关了三四个月，度过三十八年（1949）的新年。因为不能看报，大陆上的情形一点也不清楚。一天吃过晚饭，我们又是两个人铐在一起，各人提着自己的东西，离开这里，徒步走了十多分钟，到达中山堂隔壁、警察局背后、武昌街靠近中华路的一栋矮楼上。楼的北端，隔出一大间统舱，里面已经关着三十多人，是新从大陆来的，鲍文樾先生也在里面，我们是第三次碰头。

这一大间新建的牢房，木栅门非常特别，半腰开了个两尺见方的洞门。通过这个洞门，必须先抬高一条腿，迈过去以后，再把身体钻过去，最后把另外一条腿带过来。我们加入，成了四十多人，中间还有一位二十几岁的女人，靠近牢门，放着一只马桶，男女共用，无遮无拦。人类的尊严、民族的道德，给毛局长一扫而光。

过了几个星期，在楼房的南端又隔出三间较小的牢房，我们一部分人迁移过去。不久吴景中兄也来了，关进另外一间，他好像很恐惧，看都不敢看我们一眼。大陆一天比一天恶劣，可能已经丢掉，囚犯却不能丢，一批接着一批，运来台湾。

早晨，街上的木屐踏地声，不绝于耳，一直到8点钟以后，才能静下来。有两个恶看守，大家叫他们二百二、三百三。不知道为什么，二百二看见鲍文樾不顺眼，专门找他的麻烦，不准他说话、不准他站起来走动。我的老毛病发了，不能再忍耐，大声呵责二百二，不应当对待一位老人如此无理。张炎找我谈话，说要报告毛先生。

“有种！”我说，“你去报告总统好了。”

张炎这个恶人拿上毛局长唬不住人，对待坐牢的才比较客气了一些。

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五十多人浩浩荡荡从中华路经过中山堂，走到延平南路，街上行人不多。到达的地方，就是先前住过的警备总部的监牢，现在全部归保密局掌握了。以后的一段日子非常不好过，每餐白水煮茄子三块，或者白水煮冬瓜三片。每一个人减肥，直线下降，我初尝到饥饿的滋味。听说侯定邦每天来监牢外面审问共产党，吃得很不差，每餐六七碗大鱼大肉。他和我是中学的同学、多年的朋友，为什么不把吃剩的菜汤送半碗给我？好吃一顿饱饭。

这座监牢是日本人造的，非常坚固，水泥墙，地板下面是空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不潮湿，木门很厚。一人高的墙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三根铁柱，罩以铜丝网。每间牢房大小一样，不到三个榻榻米。到了1950年，牢房生意兴隆，新客大量涌进，牢房已经无法容纳，而贵客像李玉堂、吴石、周伟龙、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等人，都是每人各占一间。于是只好向关我们的牢房挤了，一间挤到十五人，莫说不能躺着睡觉，坐都要挤着坐。夜以继日地坐着，成了名副其实的“坐牢”。

过去给胡宗南做过参谋长的罗泽闿、做过军长西安警备司令的袁朴，也进来了。军统局的郑州组长张毓孟、上海工作的彭寿、北平站的刘吉明都关进来。刘吉明知道我身外无长物，教看守送来一包衣服——毛衣、袜子、衬衣。

在牢房里，夜阑人静的时候，偶尔可以听到前面审讯囚犯用刑的惨叫声，动人心弦。有位空军军官，高高个子，留着小八字胡子，据说是一位高空氧气专家。有天被提出去审讯，一会儿被两个看守搀进来，塞进牢房，两腿垂在门外，人已经死了。那间牢房，正在我们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后来弄进一个棺材，放在我们牢房后面。因为人高棺材短，装不进去，有个看守在他肚子上用力一踩，塞进去了，横着从后门抬了出去。军统局的同志们，不胜感慨系之，在毛局长主宰之下，迟早会走进牢门的，有一副对联：

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

横出去，直出去，横直出去。

牢房关的人太多了，早上放出去洗脸，必须分好多班。第一班打开牢房木门，天还没有亮，于是牢房里又流行一首十字歌：

一进牢门，两泪汪汪。

三餐不饱，四肢无力。

五更早起，六亲不见。

七煞凶神，八面威风。（描写看守）

九（久）不结案，十分可怜。

1950年3月17日是戴先生殉职四周年，大陆全部沦陷，在台北纪念。有些北方朋友聚在一起，凑了一笔钱，送进牢房给吴景中、楼兆元和我。但是送了多少钱，是谁送的，却不让我们知道，只是从那一天起，每餐加一碗菜，从此我们才能填饱肚皮。这样维持了半年，突然宣布钱已用完，不再加菜。半年不过一百八十天，一天以两元计算，不过三百六十元。我们推想，绝不止这点钱，是被凶恶的张炎吞没了。

夏天天气闷热，屋小人多，牢房门紧紧闭着，每个人几乎都出不上气来，苦不堪言。幸而周端甫兄接任所长，才把每间牢房的房门打开，大家才没有被闷死牢房里。这虽是小事，功德无量。

保密局局长听说一度由徐志道兄担任，等到1950年大陆沉沦，保密局重归毛人凤先生掌握，监牢也随着兴隆起来。

桃园监牢形形色色

这一年冬天，我们有五六十人被送到桃园乡间新开辟的监牢，距离竹围海边很近。大家心里有数，万一台湾有个风吹草动，毛局长必然先处决我们这批待宰的羔羊，然后挟巨金逃往外国。最简便的处决方法，就是扔到大海里喂鲨鱼，这大概就是移到桃园海边附近的原因吧？因此，好些坐牢的朋友都是提心吊胆，过着恐惧的日子。后来韩战发生，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坐牢的朋友们才不再怕被毛局长填海，解除了心里的恐怖。

桃园监牢是一家大宅院的外宅，院子很宽敞，左右各有三间相连的房间，加上木栅，锁上大铁锁，就成了六间牢房。每间牢房一排木板通铺，可睡十个人。可是当生意兴隆的时候，台北的两座监牢容纳不下，就送到桃园，于是，桃园监牢也就人满为患了。一间牢房关进二十多人，晚上睡觉大成问题，只好由一人量尺寸，分界线，每人可以分到一尺几寸地盘。每人睡在所分到的一条窄狭的空间，不能越界。所以大家睡下来，人挤人，挤得像沙丁鱼，不能翻身。

桃园看守所长姜达绪是毛人凤先生的小同乡，江山人，浙江法政学校毕业，曾任忠义救国军军法处长、广德县长，要比毫无人性的凶徒张炎好多了。我到桃园以后，送钱送物的朋友逐渐增多，在台北只有赵涵忱兄送来一块现洋，阎百川先生给了二两黄金，都换成台币花了。姜达绪是个知识分子，从送东西的人增多，知道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差，对我也就另眼看待了。有时把我邀到他的房间闲聊，也可以得到不少消息。他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杀马汉三和周道三？’有一天我和毛先生闲谈的时候问他。”

“‘那还不简单吗？’毛先生说，‘马汉三是李宗仁的人，周道三是程潜的人。’”

姜达绪说完，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

入牢两年多，第一个来看我的朋友是桃园警察局局长于书绅，因为监牢在他的管区，他才有这个机会。第二位来看我的是新竹县警察局局长刘子英，那时桃园归新竹管辖，他也有机会来看我。后来桃园脱离新竹，成立了桃园县，张广恩任警察局局长，也来看过我。

郭履洲、毛万里、姜毅英、黄加持、尚渭父、丁敏之诸兄都先后来看过我，都留下钱。他们当面交给我的钱，等他们走了，我再交到牢里。要买东西很不方便，因为坐牢所存的钱常被他们挪用。后来一想，何必守这种法？收到钱就揣在身上，不再交他们。所长派人来索讨，被我骂回去，他们也无可奈何。我手头有了钱，不但买东西方便，而且还可以借给看守们临时周转。看守们待遇微薄，手头常常空空。他们周转了我的钱，自然对我有许多方便了。

我急于一见岳梓宇弟，他打通姜达绪的关节，不经过保密局，终于来了。从他口里知道一些家里的情形，但所知很少，也许是他不便细述。知道只有伤心，不说也好，人生如梦，何必认真？我对不起他们，过错不在我自己，我的自由被人剥夺，几乎连性命不保，还能照顾他们吗？惭愧！革命二十多年，落得这样结果，填《沁园春》一阕：

秋雨悽悽，风又萧萧，秋意带愁。叹彭韩菹醢，周萧系狱，不伤弓尽，也做阶囚。过眼繁华，烦心富贵，黄鹤飞去空剩楼。莫须有，恨忠臣枉死，奸贼谋酬。羞羞！说甚同舟，谁又料相残如寇仇？把半生奔走，八年抗战，辛酸血泪，尽付东流。春院天黑，阴房鬼火，仰视浮云宁不忧？伤心处，已消完壮志，白到人头。

关进毛局长监牢的人，虽不能说个个冤枉，而他的爪牙李希成专门罗织人罪，确是事实。潘其武想讨他表妹做老婆，人家不喜欢他，在大陆上嫁给丁贵堂的儿子，来台已经守寡，还是不嫁他。进攻二表妹，又是徒劳无功。一怒之下，说她们是匪谍。同时怀恨他的表弟不帮忙，也给他戴上匪谍的帽子。李希成仰承潘其武的意志，把他的表妹捉起，把他表弟和另外三位海军军官逮捕。这四位海军军官，两位留英，两位留美。他的表弟是陈太初。有一位姓官，和我关在一间牢房里。审问匪谍案件，归第二处叶翔之，第二处审讯的结果，说他们不是匪谍，就这样搁起来。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对保密局很不满意，态度强硬，他告诉保密局，他的人要是匪谍，你就严办；不是匪谍，就得赶快释放，不能关起来不放，这四位海军军官才得救。可是害得潘其武至死也没有讨到老婆，难怪叶翔之和潘其武结怨，愈结愈深。

另外一位浙江人何震，是位警官，在南京住在吉兆营潘其武家里，可见他们关系匪浅。来台后也被关起来，罪名是称呼总统“老蒋”。何震向难友们说，潘其武霸占他的外甥女为干女儿；又说潘在南京和共产党有勾结，被他发现，所以要杀他灭口。关着，他肚子痛、胃溃疡，整天喊叫，后来成了精神病，不再喊肚痛，散步时在院子里大摇大摆，高喊打倒包庇匪谍的×××，看守对他毫无办法。

毛人凤的左右手潘其武和叶翔之暗斗激烈，已成水火，势不两立，互不相让。后来叶翔之离开保密局，到了大陆工作委员会。毛人凤认为反叛了他，非常愤怒，非置叶翔之于死地不可。于是把海上行动队队长姜盛三关起来，要从他身上下手。

姜盛三是个商人，本领可不小，在大连有相当势力，共产党占了大连，他居然做了大连船舶管理处处长，手下有九十多条船。因为他和天津稽查处长陈仙洲有联系，经陈策反，带了四十多条船反正过来，做了保密局的海上行动队队长。又因为他归第二处管，和处长叶翔之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大陆撤退时，保密局给他一些金条，要他在韩国建立对大陆的工作。他派他的张副队长送些金条给叶翔之，姓张的向毛人凤告了密。

现在毛人凤要杀叶翔之，这是一着很重要的棋。姜盛三被关起来，要他同毛局长合作，说叶翔之利用职权，克扣工作费，叶翔之就非死不可。姜盛三很讲义气，硬是不和毛局长合作，陷害叶翔之。他以为送金条是他的私事，是他要送的，叶翔之并没有克扣。假如叶翔之也被关起来，姜盛三不承认也得承认。可惜毛局长捉不到叶翔之，移恨姜盛三，以匪谍罪名，杀了姜盛三，连尸首都不准他太太领回去埋葬。

绥远的杜长城是个太保型的傻小子，一旦成了毛人凤先生的亲信，做了技术总队长，就不知天高地厚，作威作福，想关谁就关谁，副总队长李敬、督察主任乔凤藻，各大队长都被关起来。毛人凤的监牢好像专为杜长城开的。后来因为杜长城作恶太多，被军法局判处死刑。于是，毛人凤恨透军法局长包启黄，包启黄也不是个好东西，终于被毛人凤捉起来，关在桃园监牢，最后也被枪毙了，真是冤冤相报，令人浩叹。

度日如年撰写回忆

毛人凤先生的监牢，不比寻常，绝不开放，虽是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也休想来参观考察。所以，大家叫作黑牢，坐黑牢既不能接见家人和朋友，又不能通音信，完全和社会隔绝了。虽然在院子里，抬头可以望见天日，而叫作暗无天日，也不为过。

有一天，监牢里的那些人突然紧张起来，听说总统府的人要来视察。这个消息可说是晴天霹雳，毛人凤的监牢被人视察，真是破天荒的大事。果然，视察的人来了，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我。我被领到副所长的房间，见总统府来视察的人，原来是山东王崇五兄。开牢的不敢监视，也不敢旁听，屋里只留下我们两个人，这是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你喝水也要小心，招架毛人凤给你下毒。”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真有隔世感慨。我们握住手，他悄悄地对我说了这一句话，可见他对我的关切、对我的担心。他告诉我，一般朋友对我很关心，总统府资料组把我的案卷调去，研究营救的方法。案卷足有两尺厚，因为无期徒刑是总统批的，他们无能为力。这次来视察，是特意来看看我的生活情形、健康情形，被虐待成什么样子。闻之朋友们的关怀，万分感激。

先后进来坐牢的朋友：阮清源、吴景中、楼兆元、鲍文樾、龚德柏、赵耀斌、马兴峻、乔凤藻、张镇邦、李敬……都出去了，我却稳坐如故。自从王崇五兄来过以后，我已死了出牢的念头。一个人没有任何希望，又置死生于度外，还有什么顾虑？还怕什么？无期徒刑是总统批的，固然出牢无望，但是也保障了我的生命安全，再不怕毛人凤暗算了。精神好的时候，我大声告诉坐牢的和看牢的，我为什么坐了牢。开牢的既不能割掉我的舌头，又封不住我的嘴巴，他们就奈何不了我。骂着！骂着！每天给三块钱的营养费，后来加到六元。坐牢还要营养？是王崇五兄来看我产生的力量呢？还是咒骂的效果呢？

坐牢坐到1954年3月31日，屈指一算，转瞬两千一百天了。坐牢以前，我正是壮年，经过两千一百天煎熬的岁月，眼睛花了、耳朵聋了、头发也苍白了。感慨万千，题诗一首：

卅年革命有何求？国破家亡两重忧，

牢里二千一百日，大觉醒来已白头。

难友徐水庭给我刻在竹片上，作为坐牢的纪念。徐水庭，浙江人，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入伍时允许他们当两年兵升军校，因升军校无望，写信发牢骚，而被关起来。他多才多艺，很了不起，对我帮助很大，曾利用废物做了一只煤气炉，一直用了好几年，后来送给了黄氏姐妹。

黄氏姐妹，湖南人，姐姐黄珏，凤山陆军总部女生队长；妹妹黄正，孙立人的英文秘书，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为了对付孙立人，李葆初利用警备总部的权力把她姐妹两人抓起来，要她们诬攀孙立人和共匪有关系。她们不干，被判了十年徒刑，关在桃园。李葆初是专以诬害别人，而升官发财的小人。三十七年（1948）我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曾在保密局主任秘书黄天迈兄寓所，和马汉三、张公度、侯定邦、赵斌成、李葆初谈过一次话，大家都以为，要对付共产党，非恢复复兴社的组织不可。李葆初就向毛人凤告密，说我们组织小团体，侯定邦、赵斌成害怕，又向毛人凤自首，毛人凤拿来作为杀害我们的借口之一。

1955年以后，监牢慢慢冷淡了，坐牢的人一天比一天减少，大概因为毛人凤先生得了癌症，再也狠不起来了。留在牢里的长客，除了黄氏姐妹，还有新一军军长李鸿、师长陈鸣人等四人，他们也是吃了孙立人的亏。

坐牢最刺耳的声音，要算开关牢门开铁锁和上铁锁的声音，咯——嗒——一声震人心弦。1956年春节那天，和李剑飞、陈鸣人、彭克立、王功鎏几位吃完牢房里的午饭，离开牢房，搬到牢房以外的一间小房，不再锁门，才不再听铁锁锁门的声音。他们让我搬出牢房，我想是避免我向大家宣扬毛人凤局长的“清白家风”吧？

大禹惜寸阴，因为光阴一纵即逝，永不复返。可是坐牢，时间不值一文钱，几年来大好时光白白过去。所以，从1955年开始撰写八年抗战，亲身经历的一切。心情好，每天可写五六千字；心情不好，五六天也写不出一个字，这样可以减少度日如年的孤寂生活。半年以后，写好十几万字，黄氏姐妹看后，以为不差，鼓励我继续写下去。王功鎏兄也以为有意思，最好写成一部书。

搬出牢房以后，心情好得多，一共写了三十几万字，送给周念行先生看。周先生在江山人中，是一位读书人。他看过以后，指出几点应该修正的地方，建议定名《关山烟尘记》。稿子送回来，附来一封信：

“……大作我已浏览一过。我曾有好几次一边读、一边淌泪。所以，我深深地觉得这部书在我们工作的写实方面，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不仅可以为训练同志的补充材料，甚至可以鼓励同志发出热烈无比的奋斗精神，从事于赴汤蹈火冒险犯难的艰巨工作。我看过同志的工作纪实也不少，但能够像这部书的感动人，确未曾有。家才先生！团体的事业是千古的，这部书的流传千古，更不容疑，不胜祝贺之至。”

我不敢相信，我会写一部书。但是周先生给我很大的鼓励，不能不把原稿加以修改、誊正。周先生主张先在《健行月刊》发表，将来再进行印书，终于在十年后，1966年《关山烟尘记》正式问世。

毛死我活恢复自由

1956年春天，我已经迁出牢房，梓宇弟第二次来看我，劝我写一张悔过书。

“是毛先生的意思吗？”我问。

“不是，”梓宇说，“是我们商量的结果，有一张悔过书，第六处就好签办，也许问题就能解决。”

“毫无用处。”我说，“我应该出牢，不写悔过书，也可以出去；要是出不去，写张悔过书，也没有用。况且，我根本无过，有什么可悔？我宁愿死在牢里，也不会给他们写悔过书的。”

周端甫兄做第六处处长，可能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这是一个很欠考虑、饮鸩止渴的办法，并不高明。梓宇弟走后，牢友们纷纷责备我固执，只要恢复自由，写张悔过书，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不知道，我就是为了主张公道、维持正义，才坐了牢。现在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自由不自由在我已不重要。为保持我的人格，保持我一向做人的态度，绝不向邪恶低头。他们可以杀死我，但是他们却无法屈辱我的人格、动摇我的意志。

过了不久，隐隐约约听说毛人凤先生到美国挨刀去了。又过不久，听说毛人凤先生死了。他干了九年保密局局长，我坐了九年牢，现在他死了，有人给我道贺，以为我可以自由了。其实言之过早，毛人凤先生虽然死了，副局长潘其武还没有死。毛、潘对我有同样作用，我不做非分之想，出牢不出牢，在我已无所谓了。

1957年张炳华（炎元）先生做了局长，我应该自由了，可是他并不采取行动，一直拖延了将近三个月。听说郑介民先生一再催促，才把我释放。

开牢的为打发我这个囚犯出牢，所长姜达绪和全体看守请我吃了一餐饭，算是送行。各牢房的难友们也要为我送行，分别到各牢房吃了一餐饭，也向坐过多年的牢房告别。这次出牢，气派十足，得未曾有。

1957年4月21日下午，第六处处长周端甫兄亲自来桃园，接我出牢。我的行装已非昔比，因为我已拥有一部二十五史。我和每一间牢房的牢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后，才走出桃园监牢。从1950年来这里，将近七年了。

监牢外面停着一辆旅行车，梓宇弟坐在车上等候着。当四只噙满眼泪的眼睛接触在一起，真是感慨万千，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

李培楠弟在永和镇有一栋小洋房，作为我的临时住所。许多同乡同志聚集在这里等候着我，显得格外热闹。武官富在小南门有间理发店，请一位理发师来，给我理了发。从不自由的境界突然自由，在意念上、在行动上，都有些不习惯，不知所措。

我坐了九年牢，没有流过眼泪，以为已经枯竭了。想不到，出牢以后，看见朋友们，眼泪直想往外流，怎样忍耐也控制不住，情感脆弱到一碰就会粉碎。刘培初兄住在安乐路，距离比较近，几乎每天见面。他对我出牢，极其高兴，陪我看朋友，参加宴会。出牢两个月，几乎每天有人请我吃饭，培初兄说：“你好像是新官上任，哪里像刚从牢里出来的。”

4月24日参加圆山太原五百万人八周年公祭，没有人淌眼泪，我却流泪了。我和梁化之兄相交不久，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他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死难得壮烈、死难得从容，无与伦比，他将流芳万古。

4月26日情报局张炎元局长在芝山岩情报局大礼堂请我吃饭，由萧信如、刘培初、李仲琳、吴毅安诸兄作陪。信如兄听到我快出牢的消息，托绥远阎致远先生向仲琳兄探听正确的时间。所以，出牢的第二天，就在临沂街仲琳兄寓所见面，送我两千元新台币，那时的两千元，比现在的十万元也管用。席间张局长说：“大陆上的家恐怕无法联系了，赶快讨位太太，否则生活无法安定。”

27日吴安之兄约我在他家里吃饭，有白世维、傅有权几位北方朋友作陪。世维告诉我，我们被捕的同时，总统给郑介民先生一张条子：“据报，尔……”说介民先生贪污，是我们这个贪污集团的首领，要他申复。据报，据谁报呢？当然是毛人凤先生了。介民先生为申复总统的询问，7月3日飞往北平，搜集资料，托世维兄办理。所以，我们被捕后，介民先生不但无法营救，却成了泥菩萨落水，自身难保。

30日孔嘉在西门町玉楼东请吃饭，徐志道、尚渭父、张公度诸兄作陪。孔嘉是孔觉民的弟弟，二十六年（1937）春节在北平西郊看赛马，我们见过面，后来给徐志道兄办军需。来台后在峨眉街卖照相器材，是摄影专家。他告诉我，毛人凤先生把觉民充军到西康，所以没有出来，死活不知。

审判、审核一字之差

出牢以后，总觉得这九年监牢坐得不明不白，十分窝囊。我们为打破黑暗，打倒旧的一切不合理；为了争取自由平等、公道合理；为了创造光明，拯救国家民族，才不顾死生安危，从事革命。谁料到革命二十五年[十三年（1924）到三十七年（1948）]，抗战八年，战胜强敌以后，自己却坐了牢，几乎丧命，妻离子散，似乎太不公道。起码也应当弄清楚，究竟犯了什么罪，难道还停留在“莫须有”的时代不成？

刚好郭巩疆在姜绍谟和阎律师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工作，陪我去请教阎律师。阎律师北京大学毕业，他告诉我：“你的冤枉毫无办法洗刷清楚。普通司法叫审判，先审后判，判决必须根据审讼。军法就不同了，军法不叫审判，而是审核，审归审、核归核，批核并不一定依据审讼的结果。你的案子既是军法案件，只好冤枉算了。”

我才明白，总统府资料组那么多的同志想营救我，不怕得罪毛人凤先生，把全卷从保密局调去，结果毫无办法。因为毛人凤先生呈报我两个半死刑，而总统批示：“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资料组的同志们义气热心，但无法改变总统的批示，所以无法营救我出牢。这也就是毛人凤先生虽然恨我入骨，而不敢暗中下毒手，杀害我的原因。资料组的同志们既无法营救我出牢，又不知道我被虐待成什么样子，才派王崇五兄借视察监牢，探视我一次。

据说我的罪状之一是不拥护蒋委员长。李希成让我所看陈恭澍兄拟的那份章程“真诚拥护蒋委员长”，李希成用红铅笔画掉，上面加了一张签条，说是我画的，我就成了不真诚拥护蒋委员长，罪大恶极，那还能不判死刑吗？不过，这件东西是从魏宝善手中拿给李希成的，魏宝善可以作证，那是李希成动了手脚，该判死刑的是他自己。

王崇五兄说有关我的案卷有几尺厚，是些什么东西？从哪里搜集来的？至于伪造口供、伪造罪状、伪造起诉书、伪造判决书、伪造全部案卷，据说是彭形若一手包办的。这个面带伪善的彭形若，曾一度做过桃园监牢的副所长，牢里的看守告诉我，我的案子就是他办的。

毛人凤先生的刽子手李希成，以故人入罪、杀害同志、作威作福为乐事，最后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了。我出牢时，他还活着，我本来想去找他谈谈，因为他已半身不遂，说话也不清楚。他有两个太太，系姐妹二人，对他非常虐待，李希成整天挨打挨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妾同人苟且做好事，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和报应，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又何必同一个奸邪小人计较呢？

杀害我们的主要恶徒，毛人凤先生的活乌龟李广和，在我出牢以前已经死了，死在毛人凤先生以前。在北平帮着毛人凤先生收拾我们的史泓，也在我出牢以前死了，他的老婆已经改嫁他人。

倪超凡和马汉三兄相处得很不和睦，因为他工作不切实，汉三兄看他不起，怀恨在心，成了毛人凤先生收拾我们的主要帮凶。我一生对他帮忙最多，从汉中稽查调西安稽查处长，是我向戴先生建议的，从西安稽查处调北平稽查处长，又是我向戴先生建议的。结果，捆绑我们、抄我们的家，都是他干的。一天，我到和平东路看王孔安兄，他不在家，而倪超凡坐在进门对面的沙发上，看见我进来，赶紧站起来，想同我打招呼。我看见他有话说不出的难过情形，大概是良心上惭愧吧？我不愿多看他一眼，赶快退出，不久，他也死了。

朋友营救感人至深

当我在灯市口被绑，进牢的当天夜里钉上脚镣，毛人凤先生这样凶狠，就是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刘秋芳和李广和要干掉马汉三，现在是兑现了。要我作陪，却杀不了我。

后来资料组的朋友李叶超、王崇五诸位想营救我，虽然没有成功，却给我极大的保障。出牢以后，才知道当年朋友们为我着急、为我奔波的情形。首先向总统呈递报告，替我说话的是刘培初兄。那时他是绥靖总队长，正在红得发紫，能够接近总统。据他说，总统看过他的报告，点了点头，情况非常好，已经生效。后来为什么恶化呢？那和他失势很有关系。

培初兄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未经总统允许，私自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晤面，总统知道，非常生气，把他大骂一顿，他便失去了总统的信任。春秋大义，大夫无私交，怎么能和外国使节私自见面呢？据说是他的好友，湖北同乡徐佛观报告的。徐佛观说怕他闯大祸，不能不报告。我却受到间接的影响，刘培初的报告失去作用，岂是命运如此？

徐志道兄在总统下野后，接任保密局局长，他到溪口晋谒蒋公时，经国先生对他说：“乔家才是冤枉的。”意在要他想办法。可是志道兄除了拿到印信，毛人凤先生什么也不移交，一切都控制在手里，志道兄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哪里还顾得上营救我呢？经国先生怎样知道我是冤枉的？据徐佛观说，是他告诉的，希望经国先生能营救我。

又据说，我被押往南京以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宜生先生曾给总统一份非常恳切的电报，不要杀死我？我在绥远和他相处得很不好，现在，在我生死关头，他仗义执言，能不令人万分感慨吗？他知道我为维护军统局的权益，不惜和他作对，现在却被毛人凤先生加以贪污罪，他也有些为我寒心。

“乔家才贪污，你相信吗？”姚蓉轩先生曾这样问过傅总司令。

“不相信。”傅总司令回答得很肯定。

傅总司令的电报很有作用，可能产生正反两种结果。当时中央正在借重他，他的要求不能忽视，他要求保住我的性命，毛人凤先生要杀我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相反地，华北剿匪总司令都要保住我的性命，可见我这个人不太简单。据刘培初兄推想，他的报告突然不生效，可能是受了傅总司令电报的影响。总统最不喜欢外来的干扰，保命可以，只好无期徒刑了。

无论如何，我所以能够不死，多亏许多朋友营救，没有这些营救，很可能和马汉三、刘玉珠两兄同一命运，早已离开这个万恶的社会了。

张季春兄说，他曾找过毛人凤先生，毛先生一句话就把他堵回去了：“你是书生，不懂！”

特赦复权关系重大

郑介民先生知道毛人凤先生对付我们心狠手辣、赶尽杀绝，整得我们非常彻底。不被杀死，也要整得永远不能翻身。一切非法陷害，都使合法化，成为铁案。毛人凤先生没有死以前，他无能为力。毛人凤死了，潘其武代理局长，介民先生仍然不露声色。一直等到炳华先生接任局长，就催他赶紧恢复我的自由。可是他拖拖延延，拖了三个多月，才把我释放。

介民先生真不愧是一位政治家，对事情了解透彻，目光锐利远大，确非他人可比。我一出牢，他就顾虑到我将来的生活问题，他知道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国大代表”，那时“国大代表”待遇不好，很少人注意，而介民先生却非常注意，所以写张条子给安全局第三处处长刘瑞符兄，要我赶快办好“国民大会”代表的手续。

瑞符兄给我看过介民先生的手令，着手进行，才知道问题并不简单。原来1954年“内政部”有过公告，所有“国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必须向“内政部”民政司登记，过期不登记，一律注销资格。我没有登记，当然注销了。假如当时有人悄悄地给我办好手续，现在去报到，不用几分钟，就可以办妥。可是当时在毛人凤先生淫威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敢替我办理登记手续。

李仲琳兄请在“内政部”工作的天镇县“国大代表”俞泽生兄想办法，他请民政司王帮办、居科长帮忙，他们告诉泽先兄，只有一个办法，由情报局证明，1954年无法办理登记，才能生效。于是我请情报局出一张证明书，他们不愿意办。我很生气，难道毛人凤先生的阴魂还统治着情报局吗？我给张炎元局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是介民先生的意思，不是我要办。他的局长是靠介民先生的，也不买介民先生的账吗？第二天王有为转来他给我的一封信，他的意思，先派我到香港工作，回来先恢复军籍，再进行“国大代表”。

张炎元先生的智慧不会高过介民先生，他的见解也不比介民先生高明，但是他轻重倒置、固执偏见，不出证明，我又有什么办法？这是我去香港以前的事。1959年我急欲回来，不愿久留香港，就是为了“国大代表”问题，因为第三次会议很快就要召开了。

1959年夏天我回台北，张炎元局长并没有恢复我的军籍，证明书也拖着不办。介民先生比我还着急，在他逝世的那天早上，刚从日月潭晋谒总统回来，要张局长的电话，张不在，由办公厅主任王唯一兄接电话。介民先生说：“情报局必须给乔家才同志出一张证明书，好去办理‘国大代表’报到手续。因为第三次大会快开了，不能再拖，你赶快去办，这是我的意思。”

这一天夜里，介民先生心脏病突发，不治逝世。王唯一兄对于介民先生这样爱护同志，非常感动，不管张炎元先生愿意不愿意，遵照介民先生的遗命办理，第二天证明书就办好了。唯一兄并且把介民先生电话里说的话告诉我。

拿上证明书到“内政部”，问题又发生了。承办人告诉我，要是在三个月以前办，“内政部”做得了主，毫无问题，现在“内政部”负不了这种责任。因为第三次大会就要召开，有好几位1954年没有登记的候补代表，如建国中学校长贺一新、中央党部秘书续琅、“国防部”王武等，要求递补，“内政部”不准，大闹特闹，中央党部特为“国大代表”资格问题，成立了一个小组。所以，我的问题必须送中央党部。他们一再叮咛，千万不要同那些候补不上的代表混在一起，要单独解决，才有希望。

假如介民先生在世，中央党部这一关有他关照，丝毫不成问题。现在必须费很大的周折，李仲琳兄去找副秘书长郭外川先生，他了解我的真实情况以后，非常同情，满口答应帮忙。介民先生逝世后，叶翔之升任第二组主任，我和仲琳兄去找他。他也受过毛人凤先生的迫害，我想他应该帮忙的。

“假如唐乃建兄也和介民先生一样热心，中央党部这一关就容易通过了。你应当写一封信，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仲琳兄这样主张，我写好信，一同去中央党部投送。在大楼的楼梯口碰到叶翔之，他容光焕发，显露出春风得意的姿态，很高傲地对我说：“你的事情我问过了，不成！”

我没有开口，谁劳驾你去问？仲琳兄说：“华塘兄的问题和其他人的不同，怎么不成？”

过了几天，在永铭兄家里碰上谷凤翔先生，经永铭兄介绍，他说：“恭喜！你的问题，刚才“中常会”已经通过了。”这样顺利，真没有想到，当然是得力乃建、外川两位先生了。后来去看外川先生致谢，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介民先生对特赦复权很重视，要情报局办，他们推着不办。最后还是由刘瑞符兄由安全局办妥的。

1960年2月22日参谋总长彭孟缉给我一张（49）镜荣字第018号“国防部”特赦复权证书：

“查乔家才现年五十四岁，男性，山西交城县人，前因贪污等案件，经本部前保密局依法判决，处以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兹奉‘总统’‘四十八年’（1959年）11月27日机密乙字第11330号令，以该乔家才准予特赦复权等因，合依赦免法第七条之规定，由本部发给证明书，以资证明。”

坐牢九年，没有经过合法审判，我没有见过起诉书，也没有见过判决书。现在才知道“因贪污等案件”，我贪了什么污？天呀！“前保密局依法判决”，依什么法判决的，我一无所知。天乎！这就是国法吗？这就是革命的结果吗？这就是天理吗？这就是人道吗？这就是正义吗？呜呼！痛哉！国破家亡，生不如死。受尽侮辱的无期徒刑的罪犯啊！你有何面目见祖宗父母于地下？二十五年以后，胡天秋兄由香港寄来五言律一首：

书愤

如何忠义士？伪作重囚看。鬼蜮阴谋狠，贪谗正义捐。

冤深终不死，报应有循环。东厂生祠辱，于今足借观。

1975年7月1日记

胡适与我

自序

二十年前，我由萌芽出版社印行《胡适给赵元任的信》，把每一封信都加上我拟的标题，其中有一封拟题为“收徒弟的哲学”，是1959年11月5日胡适写给赵元任的。信中劝赵元任退休后也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来，大家一起收徒弟。胡适说：“‘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塨）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

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他，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闹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他以为“收徒弟”是求士，辛辛苦苦收了好多徒弟，但是，在他身后，完全失败了。我曾有文描写这一失败说：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剩下的，是一片冷漠的局面。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先生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先生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先生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

胡适先生所引用的“交友以自大其身”，在他死后，就缩小得一至于此！“交友”显然是失败了！

在胡适“求士”的心里，我是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胡适生在1891年，今年12月17日，是中国算法胡适的百年冥诞，台湾这边，冒出了不少所谓胡适专家有以聚合、有以会议、有以作秀、有以出版。而这些所谓专家，却是国民党压迫自由主义者胡适时，噤口不敢谈胡适者。如今他们识时务而为俊杰，想借胡适以求此身之不朽了，我感而欲呕，特出此书一册，以辨真伪而愧学者。如今胡适日远，百年孤寂、千秋身后，都有待历史家的定评，我当仁不让，自就一家之言，做万户鼓吹。权以此书聊志感忆，本孔夫子“恶紫”心怀，拆穿所谓胡适专家的胡说，以还我正色。胡适从这一方向以传，复有何恨哉？

1990年11月24日夜二时半

给胡适的两首寿诗

好事近

哈哈笑声里，

六十八岁来到，

看你白头少年，

一点都不老。

寿星说话不妨多，

喝酒可要少，

不然太太晓得，

那可不得了！

适之先生曾提倡“不老”哲学，又是美国怕太太协会的会员，用这两点意思成此小词，敬贺他六十八岁的生辰。

李敖　1958年

附录胡适回信

谢谢你送我的生日诗！（你把“喝酒”写作“渴酒”了。）我常说，凡能做打油诗的，才可以做好诗。你这首诗可以算是成功的打油诗，可以预测你做白话诗的前途。

谢谢你送我的书！

胡适　1958年12月28日

胡适寄给李敖的贺年卡

白话打油诗三十首敬贺适之先生七十岁的生日

一

南港山边吹寿风，一吹吹上一老翁，

六十九年真好过，今天又要做寿星。

二

昨晚读书到三更，“动手动脚”大用功，

野鸡报晓才睡觉，不梦周公梦任公。

三

怀疑直疑到王充，橘汁喝下谈笑生，

有人愈老愈顽固，院长愈老愈年轻。

四

“人生七十古来稀”，“旧梦”应该梦老妻，

卫生麻将随处打，纽约却闹三缺一。

五

博士虽老却多情，情书常到纽约城，

半日独做骨牌戏，“一生梦想大光明”。

六

高才经济在从容，大刀阔斧不雕虫，

杀鸡何须屠龙手？垂老应知莫“拷红”。

七

四十年来做文雄，但求立异不求同，

佛法无边难清算，故国胡适有“幽灵”。

八

拥护科学不谈玄，研究和尚不参禅，

洋房明镜笑白发，如此新派老少年！

九

老眼种树盼发芽，造因本是为中华，

一支笔杆千斤重，不做军阀做“学阀”。

十

大笔蓝天抹彩霞，右臂写得有点麻，

年轻“努力向上跑”，年老仍然向前爬。

十一

当年提倡写白话，四十年来不变卦，

真理自古要辩驳，哪能缩头怕挨骂？

十二

种豆既然可得豆，种瓜必定要收瓜，

书生报国心难死，特地有意来栽花。

十三

腐儒不做做鸿儒，野草茫茫犹未除，

白首校书兼论政，当年心血今在无？

十四

千篇文字百卷书，又领“风骚”又高呼，

“福不唐捐”功须记，圣人自古不空出！

十五

沧海最爱是自由，明珠不肯做暗投，

“公自平生怀直气”（王阳明诗），“七十老翁何所求”？

十六

不知老来不知愁，垂柳三尺不嫌柔，

西风虽笑长条弱，几番风雨鞭高楼。

十七

堂堂西土大博士，兴高采烈过生日，

有书上卷待续成，心懒不想办杂志。

十八

书房南面拥百城，“无智”“无为”又“无能”，

高鸣何须求“灵鸟”？忍看老友渐凋零！

十九

书桌上面乱糟糟，写起文章费推敲，

七十自述该交卷，寿头寿脑把供招！

二十

院长人老心不老，碧落黄泉到处找，

博士头衔满天下，海外归来做瑰宝。

二十一

爱乌兴来做诗篇，呢喃献媚心不甘，

浮云遮眼何足畏？不可救药是乐观。

二十二

挪威文豪有名言：“现在好像翻了船”。

世乱浮海遭飘荡，生还可遂不偶然。

二十三

女人本来就是蛇，家中专门怕老婆，

博学兼攻“惧内史”，余暇收集火柴盒。

二十四

不谈政治手又痒，宦海独来又独往，

苦口婆心君莫笑，只做“调人”不组党。

二十五

近年息影在南港，隐士不当当院长，

长期计划大会议，救国要从百年想。

二十六

先生老去如古木，祖国秋深可长住，

西方有孙手常拍，隔海莫想胡思杜。

二十七

笑口常开不发怒，认真每做周郎顾，

洋烟一包大量抽，埋头狂校水经注。

二十八

烟尘弥漫千重雾，辛苦或失“楼前树”，

达者无为无不为，且为后世铺长路。

二十九

“大厦将倾要梁栋”，先生一木岂能支？

过河领先做“卒子”，又开风气又为师。

三十

大寿大来“胡适之”！（因你旅行避寿，故做pun来用。）大鱼大肉大口吃！

大喝大讲睡大觉！睡醒读我打油诗！

李敖　1960年12月

三封没发表的信

李敖致胡适信

胡先生：

我给姚先生做“研究讲座教授”的助理，已经八个月了。

八个月中，我领到两期的薪水（2月到4月、5月到7月），每期三千元，都是在中间那一个月（3月、6月）发的，这种发薪的制度是与原来合约中的要求配合不起来的。合约中要求我们这些做“专任”助理的人不许兼差，可是每次都在中间那一个月发薪水，教我们怎么活法？难道每人每一期还得有一千四五百元的周转金不成？

这一期更妙了，8月开始，8月、9月、10月三个月的钱到今天10月6号还不发，这种办事的效率，我想先生是不愿它在自己主持的机构里发生的。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我何尝不知道我不该拿这些鸡毛蒜皮事来烦先生，可是天凉了，我要赎裤子呀！

我高价搜到一本《短篇小说第二集》，您如没有，我可以赠送，不要钱。

李敖　1961年10月6日

胡适回李敖信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来信（（50）执函字第一〇、一二、五号）

前昨奉本会主席胡先生交下先生本月6日的来信，信中所述各节，我们非常同情。可是本会在办事手续上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特向先生解释如下：

一、过去2月至4月和5月至7月两期薪水，所以在中间那一个月致送，是因为手续上的问题。本会组织条例还没有完成立法程序，每笔经费的动用，必须专案向行政院申请，公文往返，最快也得三星期左右，所以第一期之款，总是逾期，第一期如此，以后各期也就跟着延缓了。

二、这次是本年的第一期，所以还未能致薪，是因为研究讲座聘约以一年为期，去年的讲座，固然大都是继续的，但助理人员是否继续，须候讲座决定，先由讲座函校，再由校转本会。台大各讲座助理，我们已去电话问过，据说校方须先提出行政会议，因此还没有来信。

上述的第一点，俟本会组织条例完成立法程序后，即可改善。至于第二点，我们也想设法改进。

先生是专任的，与兼任助理有本薪者情形不同，当然更其迫切，我们十分谅解。一俟款项请到，台大函转本会，自当尽速办理。特此奉复，即请垂察为荷。此致

李敖先生

“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　启　1961年10月12日

胡适之不怕老婆考

记者先生：

胡适之先生致力怕老婆工作凡四十年，他是美国怕太太协会的会员，今年又加入法国的会籍，他老是到处宣传PTT（怕太太）哲学，主张我们这一代的男士们要一反老祖宗的作风，要为女士们“做牛做马”。

胡先生一辈子爱考证这个、考证那个，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他对做学问处理问题的认真是我们最信任的，可是我们若把这种信任推广到他的惧内宣传上，我们就要上当了。

我早就怀疑胡适之并不怕老婆，他经过严格的考试，得了哲学博士；但若用严格的考试来考他怕老婆的行径，他就很难通过了，所以以前曾一度传美国怕太太协会开除了他，他虽一再否认，大呼：“没被开除，没被开除，开除还得了？”可是无风不起浪，我们不得不对大博士油然而生多疑之心了。

胡太太善于做菜，远近闻名（赵元任太太是理论家，胡太太是实行家），她的厨房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以前在南京的时候，一天胡太太到隔壁打麻将去了，胡先生一个人在家，忽然心血来潮，竟想不自量力给胡太太收拾起厨房来，于是放下《水经注》，蹑手蹑脚跑到厨房里，把胡太太珍藏的破瓶子烂罐子清理出一大堆，统统丢在后门的垃圾箱里去了。不一会儿，胡太太输了钱回来了，胡先生赶忙趋前“丑表功”，不料惹得太太勃然震怒，吓得胡先生又跑到后门，打开垃圾箱，慌慌张张地把宝物一一拣了回来。记者先生，这能算是怕太太吗？怕太太的人竟敢不得批准自作主张地就给太太收拾厨房吗？

胡太太回国头一天，我特地到南港参观胡先生给太太布置的新房，那是很小的一间，豪华的程度不如胡先生自己那一间，这未免说不过去。房里有个大书架，摆满了胡太太从不爱看的《续藏经》，到处是胡先生的“侵占品”，尤其是找不到梳妆台也找不到麻将桌。唉！记者先生，一个怕太太的人，胆敢如此大意吗？胡先生曾说“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大事业”，而胡先生自己，居然不尊重太太的家常如此、事业如彼，这能算是怕太太吗？

胡先生在太太没回国前，一再强调他太太是“旧式的，最怕见大场面，也最怕记者访问”。但是昨天的场面证实了胡太太对应付记者的熟练并不次于胡先生，可见胡先生事前那段强调实在别有用心，我猜他想在太太与记者之间建立一道铁幕，为了怕太太翻他的底牌。毕竟胡太太还是支持老伴儿的，当记者问她胡先生怕不怕她的时候，她只好无限委婉无限哀怨地说：“就算怕吧！”

记者先生，在我们学历史的人看来，胡太太这种谈话是绝好的直接史料，它出自“当事人直接的观察与直接的回忆”。在两造各执一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相信亲爱的胡先生，那么我们就要相信亲爱的胡太太了。

李敖　1961年10月19日晨

附录一胡适谈惧内（《中央日报》）

〔本报讯〕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叶楚生，昨天下午2点30分，带了一盆亲手种植的蝴蝶兰，前往台大医院，探望胡适博士，并将中央通讯社巴黎特派员李强光托带转递的“巴黎惧内会的十枚会章”交给胡适博士。

PTT怕太太

胡适博士接到这十枚“会章”，不但爱不忍释，并且高兴得笑了起来。他告诉叶司长说，中央社驻巴黎特派员李强光，曾于本年2月25日上午到南港去看他。那时，他已答应人家一篇演说，讲的是关于惧内的故事。他和李强光谈到这篇演讲，并且谈了许多关于惧内的哲学。他说，当时李强光曾告诉他，在巴黎有一种打公用电话的小角子，上面铸有PTT三个字母，这三个字母，恰巧与中国话“怕太太”（Pa Tai Tai）三个字的英文拼音的每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相同。李强光并曾告诉他，他回巴黎之后，一定要找这种角子送给他。

打电话的角子

这种由叶楚生司长带来中国，被李强光称为“巴黎惧内会会章”送给我国第一位权威学者胡适博士的幸运的小角子，乃是一种镍合金，娇小玲珑，光洁可爱，大小与我国的一毛钱的镍币差不多。正面中间有一个类似法国古代武士的人头，人头上边各有一字，一个是Republique，一个是Francaise，人头下面并有1937四个阿拉伯字。反面中间有一个凹道，铸有横排的PTT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凹道上边凸起处铸有Telphonss字，下面凸起处铸有Publics字样。

胡适博士风趣地对叶司长说，昨天上午看到报纸，知道李强光托她带来“巴黎惧内会会章”，并要他全权分配十位惧内同志时，他还很担心，不知要分给谁好。

三从四德

他又说，巴黎惧内会怎样，他不知道。不过在美国的中国人，倒有PTT俱乐部的组织。这一俱乐部提倡的是男人的“三从”“四德”。

胡适博士笑着说，所谓“三从”就是：太太下令要“服从”，太太上街买东西或是看朋友打麻将要“随从”，太太发错了脾气冤枉了先生要“盲从”。四德是：太太买贵重的东西要舍德（得），太太发脾气要忍德（得）……他一面笑一面停了一会说，还有两德他已记不清楚，如果想要知道，最好去问董显光和霍宝树。他幽默地说：“他们都有着会长的资格哩！”

博士是会员

有人问他是否具有会长资格。他又风趣地回答说：“会员的资格，会员的资格。”（1961年4月14日）

附录二怕老婆与民主有不可分关系（《联合报》）

胡适博士生前趣语

〔合众国际社台北25日讯〕被认为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学者及哲学家胡适，已于昨晚逝世。合众国际社记者最近在胡氏生前曾数度访问胡氏于其郊区寓邸长谈，以下为他们记忆所及的谈话内容：

在胡氏去年患心脏病前不久，他本来准备谈“怕老婆”问题的，但因病而作罢。数月以后，胡氏病愈，我们到其郊区寓邸访问，曾以好奇的心情，问他对“怕老婆”的意见。他承认他是怕老婆中的一个（按：其时胡夫人尚居美国）。就我们记忆所及，胡氏对怕老婆的问题谈话如下：

他说：一个有怕老婆风气的国家，便自然的是一个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菲律宾及中国等是。他说，怕老婆这一问题是很重要的，他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统治意大利的大独裁者墨索里尼来，意大利只是半愿半不愿地与纳粹德国站在一边，基本上，意大利仍是民主的，就是因为意大利男人怕老婆的关系。只有男女平等的国家，才会民主。

胡氏又说：民主国家也是爱好幽默的民族。他说，日本人就缺乏幽默，所以日本的民主发展迟钝不前。（1963年2月26日）

胡祸呢？还是祸胡？

在胡适死后的第一个星期里，我写了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指出当时“捧胡”和“骂胡”的人中，一共可分六派：

在我这六派分类以后的三年里，我又发现了另外两个流派：

[7]叛胡派——这是一种过去捧胡的人，在胡适“走进了地狱”以后，开始投奔在另一方面的阵营里，卖友求荣，以鞭尸为乐；

[8]阳捧阴抑派——这是一种把胡适做政治运用的人，表面上肯定他，暗地里却捣他的鬼，破坏他的声誉，并且以做贼喊捉贼的手法，反倒指摘真正肯定胡适成绩的人为毁谤胡适的人，为陷胡适于不仁不义。

从这些派别的分类，颇可看出人心的险恶和消长，同时也不难看到今日所谓“读书人”知人论世的尺度。

在以上八大派里，有一个奇怪的派就是“骂胡派”中的第[5]——栽赃派。这一派在胡适生前，曾以匿名小册《胡适与国运》到处散发，以致被警察老爷找上门来。后来在事件过去以后，他们的匿名行为开始作废，一一把真名亮了出来。原来一个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是国防医学院教授，前者以提倡读经名世，后者以提倡中医著称。他们在事发后宣称这本匿名小册是“学术研究”，这更增加了它的传奇性——因为它不但栽诬了胡适，并且把“学术”予以强奸。对这种现象，一位大学教授气不过了，他就是殷海光。他在《自由中国》第十八卷第八期（1958年4月16日）里，以《请勿滥用“学术研究”之名》为题，指出：

……《胡适与国运》这本小册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笔者幸运，有机会将这本小册看了一遍。我所得到的印象是：一、人身攻击；二、毫无思路；三、缺乏常识；四、汉文欠通；五、不诉诸论证而诉诸情绪；六、有主张而无解析。七、专门向真正学人不屑一顾的现实政治权利等问题上瞎扯。这样的小册之本身，明眼人一看就可知道是现实政治的副产物。我看过之后以为不过是高等师范一年级程度的人干的勾当，所以看过了以后，正如我看到这一类的任何其他货色一样，就放下了，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尤其是其中有一篇说胡适不该提倡白话文的作品，却是用白话文写的。这位作者，似乎中枢神经都有点问题。万料不到这样的一堆作品，竟是出于“大学教授”的手笔！我真惭愧。

其实殷海光何必“惭愧”？中国目前的许许多多所谓的“大学教授”的文章、程度与人格作风，就是这个样子。《胡适与国运》的作者群，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非常不善于“藏拙”的“教授”。他们要表现，要用“春秋笔法”诛人，要散发匿名小册来“学术研究”，要以孔丘诛少正卯的心情来杀他们心目中的“乱臣贼子”。结果呢，他们的真相因此暴露，使天下有识之士恍然大悟：原来眼前的一些“大学教授”的文笔、程度、人格、作风，竟是这个样子！这在统计学上和教育史上，该是多么有用的抽样资料呵！

《胡适与国运》的作者，不但暴露给我们统计学上和教育史上的资料，并且他们的心理因素，也构成了变态心理学上的好题材。他们之中有“被虐狂”（persecution mania）的症状已十分明显，他们不但想迫害人，并且幻想自己被人迫害，以为自己无比重要，别人因此打击他、陷害他。试看《胡适与国运》的作者之一——那个国防医学院的教授，在《胡适与国运续集》里的一段道白，便可“思过半矣”！

我是吃硬不吃软的人，恶势力愈膨胀，我愈下决心与它周旋。我觉得既无法争得发言权，唯有发行“小册子”。在付印之前，我曾两夜不眠来考虑一切可能的恶果：

一、政府援用戒严法；

二、胡人罗织和暗算；

三、匪徒施行暗杀；

四、经不起胡人的总攻，而神经错乱；

五、社会不谅，而意志消沉；

六、扰乱国家政策，而得到相反的结果；

七、无可奈何，实行尸谏。

在这种幻想的“被迫害狂”的反面，他居然又“立下遗嘱，以备万一”。遗嘱原文甚妙，极可看出这位教授的精神状态：

余殉国殉道，求仁得仁，已无所憾！略可无忝所生，不负师训。先考李泽群公、先师叶雅南、林少琼、林谷生、阮干畴诸公，亦可含笑于九泉矣！事虽未成，将来必有无数热血青年，接此伟大光明之精神火炬，前仆后继，终能光复故物，奠定国家久安丕治之基！所使我耿耿不安者为未能留此余年，侍奉九秩慈亲安享期颐之寿耳！然忠孝不能两全，亦属无可奈何之事。汝曹应尽力安慰，并善体余意，代吾尽孝，即可慰我于九泉矣！汝曹更应努力立身，善保优美传统于不坠，以免玷辱先人！将来应效力国家，造福人类：至少亦须勉为善人，不可误入歧途！凡为不义者，皆非我之儿女，余必为厉鬼以惩之！无以为活时，自有上帝安排，不必焦虑，乐天安命可也！汝曹可当我远行他乡，不必过于悲痛！应节哀慎变，切勿作自经沟渎之事！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方是孝之真义！遗体应送国防医学院解剖。如能将枯骨化灰，洒布于台湾与大陆，固所愿也！神州光复，为期不远，恨未及见！天实为之！奈之何哉！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是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于今以后，庶几无愧！

读了上面这些笑料，我想，今日的卫道者，总该彻底检讨他们的战略思想了吧？

《胡适与国运》的原作者自从匿名失败以后，他们索性“站出来了”：1958年4月，台南学生书局正式发行署名的《胡适与国运》两个月后，台北县集成出版社又正式发行了署名的《胡适与国运续集》，一再宣扬他们所谓“学术研究”的成绩，直到1964年8月，台北民主出版社出版《胡祸丛谈》，算是集了最后的大成。

《胡祸丛谈》的作者是《胡适与国运》的作者之一——那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此公已届望八之年，生得人高马大，顽固非常，经常一杖在手，傲睨而行，颇有一股不屈的气概。看他的造型，你不难想象那种以道统执行人自命的狂热信仰者是一副什么样儿。他是一个有“满腔悲愤”心情的老人，早年结识辜鸿铭，学到老辜那种狂然骂世的习气，但是他只是老辜的五百分之一，甚至还不够。他也去过国外，可是“洋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中国本位”；相反地，“洋水”只是他的定影液，更稳定了他那克尔文式（Calvinian）加义和团式的激情。这种激情，使他在《胡祸丛谈》里有“超人的演出”。统观这本十四万字的“著作”，我可以归纳出他使了这么大的力气，所要证明的，不过是下面四点耳：

一、胡适所提倡的一切“文学革命”“考据之学”“科学方法”“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等都是狗屁。

二、胡适没有学问。

三、胡适是共产党的开路人，是“中共的前驱”，是导致大陆失败的祸首。

四、胡适对中国的影响是“胡祸”。对此“祸”，缘以“老夫年将八十”，不得不予以清算。

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以上四点全是不能成立的诬蔑，都可笑得不值一辩。最有趣味的是，写这本书的人，他所用的手法，还是不脱三四十年前反胡的人的老套子，一点也没有进步。

四十多年前，北京大学的教授林损，他骂胡适是“尔本贼子，人尽可诛”；三十多年前，中山大学的教授古直、钟应梅，骂胡适是“在道德为无耻，在法律为乱贼”，“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

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望八之年的卫道者，所用的诛除“乱臣贼子”的手法，又高明多少呢？唯一不同的是，三四十年前的老顽固，还没学会给胡适戴红帽子。如今我们的八十老翁，不再“八十岁学吹鼓手”了，他要“八十岁学‘罗织学’”！这真是时代的进步，也是老者的进步了。

因为《胡祸丛谈》是被我列入“栽赃派”的作品，故从“栽赃”的角度来看它无不贯通。所谓“栽赃”，是以实物嫁祸给无辜者，由于实物俱在，容易被人相信。《胡祸丛谈》中“栽赃”的手法最明显的一件，是关于沈刚伯的例子。

他用沈刚伯不道德的行径，转而描写沈氏无耻之由来，乃胡适“阶之为祸”，岂不连带证明了胡适的无耻吗？这种嫁祸的手法，是英国因普列弗莫的风化事件而怀疑麦米伦的手法，是美国因詹肯斯的风化事件而怀疑詹森的手法。如今我们的华夏老翁也会用。我们试看，他描写沈刚伯的无耻行径，就先说沈刚伯是“慕胡”的，是“青出于蓝”的，他指出沈刚伯是“赋性无耻”的人，“故中文俱不能通”，但却以“智谋自夸”——

抗战时期，他遗下了发妻在家，他却在重庆急于求偶，而他的至友曾君的小姐正和他自己的长女同在他班上听讲。曾小姐那时年方二十二三，恳请学姐陪他去见老师问学。不久即由问学而视寝，事被曾君所知，几要和该老师拼命。否则要和老师的令爱也同居，以图报复。老师当时东躲西藏，走投无路。而曾小姐因老师之介绍在江津白沙女子师范任教。每周承老师照顾，方喜“得其所哉”。不料偶尔回家，竟遭父亲毒打。以为败坏家风，而遭软禁。同时曾太太亦赴某校要加老师以污损良家之罪。老师竭力隐避。总算和曾氏夫妇免掉正面冲突。然而老师和女弟子的关系从此就像牛女之隔。幸而日本三十四年（1945）败降。教育部要派人乘专机赴南京接收伪中央大学。老师便力求参加，居然用智谋把女弟子先行拐走。次年（三十五年，1946年）政府复员，曾家亦当然东下，到处探问他们闺女的下落，毕竟毫无消息。到了三十六年（1947）的春季，师生二人忽然由南京赴镇江秘密举行婚礼，到场的宾客共五六人。新娘的母亲不得已，为事实所逼，只得瞒了父亲出来主婚，席间对老新郎严词训斥，新郎低头听训，默不作声，男方的主婚人由新郎的义父某君担任，当然没有致什么辞。事毕之后，一对新人当日就回南京山西路双栖。这时女父依然被蒙在鼓中。但新郎的女儿（新娘的学姐开始带领她见老师的）和男公子辗转传悉丑闻后觅到香巢，向爸爸讨学费。爸爸叫他们先呼新妈，再谈学费。男公子无可奈何，居然唤妈。女公子说他自己的年龄比新娘还长一岁，如何好唤学妹做妈。所以坚不屈服。结果姐弟二人分文未得，痛哭而去。而老新郎从此亦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了。

读了这段文字的人，很自然地，就有了沈刚伯不道德的印象。有了这种印象，再读下面一段，当更得前后辉映之感：

谁料望七衰翁，志在万里。倘不能过校长之瘾不仅对小艾不起，亦何颜见“泰山府君”呢？古人说：“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这话正像替院长做的写照。然而第三任校长（敖案：此指钱思亮）并不体恤候补校长望眼欲穿之苦，竟不肯推位让国，使他郁闷难支，不得不借游览以为解闷之方。而横贯公路金马车上的车掌姚小姐（敖案：当是廖小姐）明眸晧齿，似乎远胜年逾四十的女弟子。所以恰配他的胃口。因此他就不觉略表天才，口占两绝如下。“应是瑶台曾见她，人间哪有此容华？海棠虽艳终嫌俗，高洁怎如百合花。”“一支双喜（纸烟）口余香，九曲洞中频断肠。圣水未尝人已老，哪堪白发对红妆。”凡读过这两首杰作的人，没有不惊叹诗中平仄的和谐与辞藻的富丽，以为李白的《清平调》空负时名，不堪当上述两诗的奴婢。这亦可说是姚小姐的大幸，而杨太真的不幸。但诗中既说在“九曲洞中频断肠”，则断肠不止一次。未知作者的肠究竟断为几段。难道百合心如铁石，明知院长肠断，而竟见死不救，不肯用圣水解七十老郎之渴吗？

读了这些关于沈刚伯不道德事件的描述，我们可以说，这些事件是和胡适毫不相干的，也是和所谓“胡祸”毫不相干的。明明是毫不相干，却硬要扯在一起，《胡祸丛谈》作者的用心，便显然可见了。

稍知今日儒林内史的人，都知道《胡祸丛谈》的作者不是别人，就是沈刚伯“重婚典礼”上“新郎的义父某君”！两人本是知交，后来“八十老翁”向“七十老郎”反目，遂乘机把“七十老郎”打入“胡”宫，以便视同“乱臣贼子”，统一诛之。沈刚伯以底牌在“八十老翁”手中，不敢造次，所以任凭“八十老翁”在台大文学院内外撒野，也不敢惹他分毫。如今“八十老翁”新著问世，凡我仇人，一视同仁，于是一石两鸟，遂击沈氏刚伯于胡君适之门下。人间栽赃嫁祸的惨剧，还有比这次更巧妙的吗？

呜呼！“胡祸”，“胡祸”。天下之多少罪恶，将祸胡以行！

《人间世》第七卷第七期，再复刊第二号，1965年6月1日

胡适和三个人

胡适和陈衡哲

胡适之来函抗议

编辑先生：

承贵社赠阅《十日谈》，至今感谢。每次收到之后，总是家中的孩子们先拿去看，有时我竟看不到。昨天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拿了《十日谈》第二十六期来——这一期是我没看过的——他们指出其中的“文坛画虎录”中“陈衡哲与胡适”一条来给我看。他们对于这一条当然很生气，认为有恶意的造谣毁谤。我看了这一条，也感觉贵社殊不应登载这种全无根据的攻讦文字。所以我写这封信给先生。

“文坛画虎录”前面有五条简章，其中第二条声明须“事属真实”；其第三条声明“投稿者不得借本栏为攻讦他人之用；凡含攻讦性质之稿，恕不刊登”。

今查“象恭”先生此文，事既绝不“真实”，又明明含有“攻讦他人”的作用。试举其中数点为证。

一、此文说陈女士留学美国时，与胡适“相见的机会甚多”，事实上，我与陈女士留学并不同地，只有1917年4月7日任叔永君邀我同到她的学校，见她一面。不久我就回国了。直到三年后，1920年的夏天，她和任君同回国时，我在南京才和她有第二次的相见，那时他们早已订婚；他们的婚约就是在那时宣布的。

二、陈女士与任叔永君做朋友，起于1916年的夏间；我最初知道陈女士的文字，都是间接从任君方面看见的。后来我做了《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因为向她征求文稿，才和她通信。以后1917年我与她第一次见面，也是任君邀我陪他去的。所以我认识陈女士完全是由任君介绍的。今“象恭”君文中说我因为拒绝了她结婚的要求，“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我的朋友任叔永了”。这是完全与事实相反的诬辞。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这些事都是我们一班人所深知的。“象恭”君此文中说我拒绝了“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这是对于一位女士最无礼的诬蔑与侮辱，我不能不向贵社提出抗议，贵社对此文应该有负责的道歉。

四、“象恭”君此文中有许多字句是显然存心攻讦的。上文所引“自投送门”一语便是明例。又如他说胡适“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请问他特别用引号标出的“负责”“他的朋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心布出疑阵，借此攻讦我？又如他在最末说任先生夫妇的“感情总还是淡淡的”，请问先生，这种文字是不是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我对这些，也不能不向先生提出抗议。

以上所说，都可证明此文所述既不“真实”，又是存心“攻讦他人”。先生既已刊登此文，当然应负责任，所以我请求先生将我这封信不删一字地刊登在下一期的《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栏内，并请求先生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

胡适　敬上二十三年（1934）8月13日

这封“胡适之来函抗议”，原登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8月30日发行的《十日谈》第三十九期。《十日谈》是当时的一个旬刊，逢十出版。编辑人是杨天南，社址在上海平凉路。这是一个寿命不太长的杂志，发行到四十八期[二十三年（1934）12月30日]，就在一次被勒令停刊一期后，再被勒令永久停刊。

这封胡适的抗议书，原是为了《十日谈》的一篇文章而起。二十三年（1934）4月20日第二十六期的《十日谈》上，有一个专栏“文坛画虎录”，内有“象恭”写的一篇《陈衡哲与胡适》，原文如下：

女作家在中国文坛上露头角的，除了风头出得蛮健甚至家喻户晓的冰心、丁玲等几人外，陈衡哲女士，诸位也不应该把她错过的，如果诸位读过她的《小雨点》《高中西洋史》的著作，我想对这位女作家，当有相当的认识。

她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中年，美国前期留学生，去年曾二度出席太平洋学会，风头之健，固不亚于冰心。凡是读过她的小品文字（如《小雨点》），我们对于这位女作家思虑的周密细致，不能不致相当的敬意，我们更明了她是一个对哲学有研究的人，虽则她的书法，幼稚得和蒙童学生不相上下。

陈女士的外子，是中国有名的科学家任叔永——鸿隽——先生，她怎样嫁给任先生的，是有一段可歌可泣的伤心史，大约他们永久不会忘记这个记忆吧！

当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我们五四运动的健将胡适先生同时在美国留学，彼此以都是中国留学生，相见的机会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给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结为永久伴侣，但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对于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绝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识趣么？但是我们哪里知道胡先生是还另有一番苦衷。

胡先生是旧式大家庭的子弟，对于婚姻也早就给母亲一手包办来的，在他未出国之前，胡适先生的老堂想先替他结了婚再出国，但胡先生没有答应，他愿意归国后成亲。然他的未婚妻就这样的怀疑着：留学生归国后，大都喜欢讨一位碧眼红唇的外国太太，哪里还有家乡的黄脸婆儿在他的心中呢？胡适先生对这层极力声辩：“我胡适绝不。”这句话，总是不能绝对取信于他的未婚妻的。

他为了守这一诺之约，对于陈女士的要求毅然的拒绝了，但是他觉得这是太辜负敬爱者的盛情厚意，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陈衡哲虽然和任先生结婚了，但是他们的感情总还是淡淡的。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对“陈衡哲与胡适”之间一段往事的探讨。陈、胡之间的“情史”，本是由来已久的一项传说，并不始于二十三年（1934）出版的《十日谈》。《十日谈》所楬橥的文字，只不过是使这一项由来已久的传说更明朗化，再加上胡适本人——传说中的当事人——打破沉默，有所辩白和澄清，所以这封信的史料价值，也就显得更不寻常。

《十日谈》的编者在登出胡适的抗议书后，曾附加了一段按语：

编者按：二十六期本栏象恭先生所投记《陈衡哲与胡适》一文，编者当时并未觉得其中含有攻讦毁谤之意，以为不过钦佩胡先生的千金一诺而已。至于是否事实，则编者但凭常识，加以判断，因欲一一实地调查，是不可能的。男女间常有、可以有的事体，编者不能断定其没有，所以那时以为那是事实了。不过文中措辞，的确有失于轻薄之处，那是编者失检，以致看来好像含有恶意了，其实倒并不如此的。我想作者象恭先生也不会想故意毁谤任夫人和胡先生。我们想男女间的爱情，是很平淡而自然的，无论由男的发动或女的发动，都是很平常的事件，并不严重，所以说一女人和男子生爱情，对于女人并不是侮辱，只有那封建余毒未曾铲净的，才会想到女人不可和男人讲爱情，一讲便有失身份。所以不能是侮辱，因之也不成为诬蔑。问题的焦点，只在是否有此种事实而已。没有此种事实，也是可能的，况且胡先生本人出来否定，当然是没有了，那么我们绝不想文过饰非的。但须申明，恶意的挑拨与攻讦，断然没有的。然而我们仍愿虚心坦怀向被误解的任先生任夫人和胡先生告罪。伏维原宥，专唱肥喏！

这段按语在措辞上，许多地方显然表示并不完全认错，编者用到“没有此种事实，也是可能的”语气，言外之意，好像还是不能信其无。

关于这件“疑案”，合理的推测只能及于“大胆的假设”而已。胡适当时虽然留学去美，可是江冬秀已经进了胡家的门，所以胡适的身份是订过婚的人。从一个订过婚的人的立场来看，胡适抗议书的理由，便很耐人寻味了。胡适说他和陈衡哲“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原因竟不提他已经订婚，而是——

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

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

胡适自己所举出的这两条反证，看来都是很消极的。胡适既不把自己的已经订婚当作有力的证据，似乎也难怪别人有所猜测了！

陈衡哲字莎菲，江苏武进人，留美学历史，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

胡适在1962年1月18日，还跟陈衡哲的女儿、儿子（任以都、任以安）通过信。这时候，陈衡哲刚刚在大陆去世，胡适已有所闻。这次通信后三十七天，胡适也死了。他们的故事，也只有留待历史家或有志于给他们写传记的人去玩味和探讨了。

《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五期1967年5月

胡适和章炳鳞

章太炎（炳麟）致沈延国信

延国鉴：

来书举王论“嚼弓筋”一条，引入之说，不叙来历，此乃近人通病。王原书中袭吾“新方言”说者，亦复不少，更不必以剿袭胡适之说为讥也！但胡于语言文字向来粗疏，此条乃适确当为王所袭，如鲁失宝玉大弓耳！若吾则昆山之圃，到处如是璆琳琅玕，并不患人拾去数块也！此复，即问近好。

麟白10月24日

这封章太炎的信，是写给他的学生沈延国的。沈延国曾是章太炎主编下《制言半月刊》的三编辑之一（另外两位是孙世扬和潘承弼），章太炎死后，沈延国曾写了一本《记章太炎先生》的小书，民国三十五年（1946）6月在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

章太炎写这封信的时间在民国二十三四年，正是他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时候，信中的内容是很明显的在挖苦胡适，他说他章太炎自己的学问，像是“昆山之圃，到处如是璆琳琅玕”，不怕别人偷；可是胡适就不同了，胡适的学问一被人偷，就像鲁国丢掉了“宝玉大弓”，等于失掉了国宝，国宝一失掉，府中就空无所有了。

章太炎到底是“国学大师”，他挖苦人，也用绮辞典故，这是他功夫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幽默。

章太炎为什么要这样挖苦胡适呢？这话追溯起来，要直推到五四以前。

在民国六年（1917）的9月里，胡适以一个留美博士的地位，到了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的天下，可以说是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的教授主力中，大都出身章太炎的门下，像黄侃（季刚）、朱希祖（逿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沈兼士等，都是太炎的嫡系，并且都可说是东洋派（留日派）。这些教授们的普遍特色，是国学根底都很深厚，在国学的某些专科方面，甚至可说都在胡适之上。一般留美的学人，按说在这种气氛底下，实在应该教些“西洋哲学史”等外国学问，而避免在国学上与东洋派抗衡，可是胡适却不如此，他居然在专家环伺的北京大学里，教起“中国哲学史”来。当然，在那种环境里，胡适跟太炎系的教授们，自然会有分合的场面，例如他跟黄侃就分得很远，跟钱玄同就合得很近，跟周树人就合而又分。胡适对章太炎，由于钱玄同的缘故，起初保持着很大的敬意，据说他读的一些太炎的艰深著作，还得力于钱玄同的指点。胡适在民国八年（1919）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的“再版自序”里，曾提到：“我做这部书……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逿先两位先生对于这部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这些话，都是对太炎师徒们很表示好感的话。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的一部最早用新式标点的书，“凡例”中有标点符号的说明，尤为特色。据说胡适在书出版后，曾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署“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在“太炎”和“胡适”四个字右边，各加了一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符号。不料章太炎却弄不清这些，当他看到自己名字旁边多了一条黑线时，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后来当他看到在“胡适”两个字的右边，也有一条黑线，才消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吧！”

胡适在旧学根底上，虽然比章太炎差得很远，但是因为他受了西方的教育，在治学方法上，占了旧式中国学者所占不到的便宜，用新法治旧学，成绩自亦不同。他对章太炎的学术著作，曾列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在他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前，就曾写过《读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太平洋》第一卷第七号）、《吾我篇》（《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9月号）等文字，其中对章太炎的学术著作，都有不少微词。从胡适这些文字里，我们不难发现：不论从学术的见解上或是事实的演变上，胡适在北大文学院里，都无法加入太炎系，他最好独树一帜。

在独树一帜的情况下，胡适与章太炎之间，曾发生了一次尖锐的冲突，这就是民国十年（1921）关于墨学的争执。这个争执的起点是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墨学谈》一文，里头涉及章太炎和胡适。章太炎看后，写了一封信，骂到胡适，原信如下：

行严吾弟鉴：

览《新闻报》，见弟有《墨学谈》一篇，乃知近亦从事此学。所论无间无厚一义，最为精审，非半勿一条，与惠氏百取舍不同，义亦未经人道。端为无序而不可分，此盖如近人所谓原子分子，佛家所谓极微。以数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万世不竭之义。以物质验之，实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动之旨。此乃墨氏实验之学有胜于惠，因得如此说尔。名家大体，儒墨皆有之，墨之经，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论自有所为，而非泛以辩论求胜：若名家则徒求胜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处。弟能将此发挥光大，则九流分科之指自见矣。吾于墨书略有解诂，而不敢多道者，盖以辞旨渊奥，非一人所能尽解；若必取难解者而强解之，纵人或信我，而自心转不自信也。至适之以争彼为争彼，徒成辞费，此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说文诐字本训辩论。假令训诂说经，则云辩争诐也，自可成义。然墨经非尔雅之流专明训诂者比。此以为说，乃成语尔），盖所失非独武断而已。

暇时或来一谈，更慰。此间起居康胜。

兄炳麟白11月6日

胡适看到了这封信很不服气，乃卧病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

行严先生：

这几天在《新闻报》上看见先生的《墨学谈》和《章氏墨学一斑》，颇牵及我从前关于墨辩的一点意见。病中久不读古书，行箧中又没有这一类的书，我本想暂时不加入讨论；但先生论墨辩“辩争彼也”一条，谓我武断，而令兄太炎先生则谓我“所失非独武断而已”，鄙说之是否武断，我不愿置辩，我觉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话，却使我不能不辩。

太炎先生说我“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我是浅学的人，实在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何异点。我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的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先生倘看见太炎先生，千万代为一问：究竟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故不敢轻易放过。尊文所论诸事，较之此点，都成琐屑细节了。客中不暇一一讨论，乞恕之。

胡适　敬上11月13日夜

章士钊把胡适的信转给“吾家太炎”（章太炎是杭州人，章士钊是长沙人，章士钊所以老是跟国学大师攀亲人，是由于章太炎、士钊、邹容三个人曾“约为昆弟交”，事见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容墓表》）。

章太炎乃回信给“行严吾弟”如下：

行严吾弟足下：

前因论《墨辩》事，言治经与治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适来之书，谓校勘训诂，为说经说诸子通则，并举王俞两先生为例。按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

经多陈事实，其文时有重赘；传记申经，则其类尤众，说者亦就为重赘可也。诸子多明义理，有时下义简贵，或不行增损一字；而《墨辩》尤精审，则不得更有重赘之语。假令毛郑说经云，“辩，争彼也”，则可；墨家为辩云，“辩，争彼也”，则不可。今本文实未重赘，而解者乃改为重赘之语，安乎不安乎？

更申论之：假令去其重赘，但云“辩，争也”，此文亦只可见于经训，而不容见于《墨辩》。所以者何？以《墨辩》下义，多为界说，而未有为直训者也。训诂之术，略有三途：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如《说文》云，“元，始也”，此直训也，与翻译殆无异。又云，“天，颠也”，此语根也，明天之得语由颠而来（凡《说文》用声训者，率多此类）。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说也，于吏字之义，外延内容，期于无增减而后已。

《说文》本字书，故训诂具此三者。其在传笺者，则多用直训或用界说，而用语根者鲜矣（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斋之为言齐也；祭者，察也，古传记抑或以此说经，其后渐少）；其在墨辩者，则专用界说，而直训与语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几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说者也。点线面体，必明其量，而不可径以直训施之。假如云，“线，索也”，“面，幂也”，于经说亦非不可，于几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为例，虽举一“争”字以说“辩”义，在墨辞犹且不可，而况“争彼”之重赘者欤？

诸子诚不尽如墨辩，然大抵明义理者为多。诸以同义之字为直训者，在吾之为诸子音义则可，谓诸子自有其文则不可。

前书剖析未莹，故今复申明如此，请以质之适之。凡为学者，期于惬心贵当，吾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非求胜于适之也。

兄炳 麟白11月15日

章太炎虽然“非求胜于适之”，可是胡适还是不放过，他又写了第二封信：

行严先生：

那天晚上，得闻先生和太炎先生的言论，十分快慰。次日又得读太炎先生给先生的信。信中所说，虽已于那天晚上讨论过了，但为《新闻报》的读者计，想把那晚对太炎先生说的话写出来，请先生代为发表，并请两先生指教。

太炎先生论治经与治子之别，谓经多陈事实，而诸子多明义理，这不是绝对的区别。太炎先生自注中亦已明之。其实经中明义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诸子所明义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谓事实？盖某一学派持何义理，此正是一种极重要的事实。

至于治古书之法，无论治经治子，要皆当以校勘训诂之法为初步。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明，然后义理可定。但做校勘训诂的功夫，而不求义理学说之贯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讥王俞诸先生“暂为初步而已”。然义理不根据于校勘训诂，亦正宋明治经之儒所以见讥于清代经师。两者之失正同。而严格言之，则欲求训诂之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否则一字或训数义，将何所择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异也”，二语，诸家皆不知“也者”之“也”当读“他”。王闿运虽校为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也。）故凡“暂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后可为初步而有成。今之谈墨学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为。以是言之，王俞诸先生之暂为初步，其谨慎真不可及了！

我本不愿回到《墨辩》“辩争彼也”一条，但太炎先生既两次说我解释此条不当，谓为语、谓为重赘，我不得不申辩几句。

《经说上》原文为三条：

攸，不可两不可也。

辩，争彼也。

辩胜，当也。

《经说上》云：

彼，凡牛枢非牛，两也，非以非也。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

攸字吴钞本作彼，而彼字或作攸。我校攸字彼字均为佊字之讹，理由有三：

一、彼字篆文，最近佊字，而与从彳之彼字不相似。二、佊字之讹为彼，此因钞胥不识佊字，改为彼字，有论语彼哉彼哉一条可为例证。三、彼字之义，《墨经》训为“不可两不可”，此为名学上之矛盾律，《经说》所谓“不俱当必或不当”，释此义明白无疑。此种专门术语，绝无沿用彼字一类那样极普通的代名词之理。而诐字有论辩之义，佊诐同声相通假（佊字埤苍训邪，是与诐颇通用），故定为佊字。

知佊字在《墨辩》为专门术语，然后知以争佊训辩，不为语赘，不为直训。

太炎先生说：“今本文实未重赘，而解者乃改为重赘之语，安乎不安乎？”我于“争佊”之训，也不禁有此感想。

先生之误解，殆起于《哲学史大纲》第200页之以驳训佊。此因当日著书，过求浅显，反致误会。然注中亦引不可两不可之训。在精治名学如先生及太炎先生者，当能承认佊字术语的涵义，不应以为赘语也。匆匆奉白，顺便告行。

胡适　敬上

以上四封讨论墨学的信，都曾收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二集》里，到了1953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印《胡适文存二集》时，却被胡适自己删去了。

胡适对章太炎的全面评论，是他在民国十一年（1922）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收在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内），其中有几段精彩的议论：

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做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功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总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活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

章炳麟在文学上的成绩与失败，都给我们一个教训。他的成绩使我们知道古文学须有学问与论理做底子，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改革须向前进，不可回头去：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文学“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使我们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这些议论，都可帮助我们对章太炎与胡适之间的关系，多有一层了解。有了这些了解，再来重看前面章太炎给沈延国的信，我们便更觉得有味儿了。

《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四期，1967年10月

胡适和蔡元培

蔡元培比胡适大二十四岁。胡适还是一岁多的小孩子的时候（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蔡元培已经中了进士。对两人年龄的悬殊，胡适早就有过一段惊叹。据胡不归《胡适之传》[三十二年（1943）12月萍社版]，作者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次，记得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我因编纂《安徽通志选举考》，向适之先生借一部《题名碑录》，他从书架上取了下来，翻到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刘福姚一榜，发现了蔡元培先生在二甲的名字，不觉一惊，告我说：“蔡先生出山真早，他中进士，我才一岁多呢！”

蔡元培中二甲进士以后，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李慈铭的家里做家庭教师。此后他历任翰林院编修（1894），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899-1900），南洋公学特班教习（1901），中国教育会会长（1902），爱国女学、爱国学社教员（1902-1905），译学馆教习（1906），教育总长（1912）等职务，直到民国五年（1916）12月26号，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就职的日子，是民国六年（1917）1月4号。他就职后，为北京大学做了许多重大而新颖的改革。其中在人事方面，最重要的，是聘请陈独秀做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由于陈独秀是《新青年》杂志的主持人，因而又得知《新青年》上的一位海外投稿者，这位投稿者，就是胡适。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二十三年（1934）1月10日《东方杂志》三十一卷一号]一文里，有这两段追忆：

那时候因《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委员，自从胡适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

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自传之一章（下）》[二十七年（1938）1月1日《宇宙风》五十六期]一文里，也有同样的特写：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授，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这三段文字，都反复说明了当时那位五十一岁的校长，对那位二十七岁的年轻教授的倚重。

胡适是民国六年（1917）5月22号考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考试的。考完博士后四十九天，他已在上海登岸。9月里，正式应聘为北大教授，但这位洋博士所教的，却不是洋学问，而是中国哲学史。当时的情形，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里，曾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

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经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这段史料反证了两个事实：一、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他的卓见：二、蔡元培在胡适还没上讲堂以前，就具有卓见来欣赏胡适的卓见，然后加以援引和推服，进而使一个年轻的思想家不被埋没。这种眼光和气魄，自蔡元培以后，实在看不到第二人。

胡适在北大刚一年，就完成了他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当年叫《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书成之日，他请最能赏识他的蔡校长写篇序，序是民国七年（1918）8月3号写成的，里面除提出“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四大特长外，还特别有这样的介绍：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元培这些介绍，严格说来，是推荐得有点出入的。例如他说胡适“禀有‘汉学’遗传性”[又在八年（1919）3月18号《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书》里，提到胡适，说他“家世汉学”]等话，都是没有根据的。理由是：一、“汉学”怎么“遗传”法？这当然不是科学的说明；二、绩溪诸胡在学风上，以胡朴斋（匡衷）到胡竹村（培翚）一支为主流，这一支世居绩溪城里，远祖姓胡，跟胡适的一支并无关系，胡适的一支世居绩溪北乡的上庄，远祖却姓李。中外学者不察，多所误会，例如日人诸桥辙次竟说胡适是“胡培翚之子”！杨家骆竟说胡适是“胡培翚之后”！都是不对的。究其原始，恐怕蔡元培的文字要负一些责任。

在五四运动以前，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尾闾，胡适当时是这个运动的中坚人物，他鼓吹白话文学，深受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曾在《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之关系》[九年（1920）新潮社《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演说里，肯定白话文的价值，他说：

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用白话……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绝不可错了这个趋势。

但蔡元培本人对白话文的看法，并不像胡适那样急进，所以他在认清大趋势以后，还对文言文稍留余地，这在民国八年（1919）11月17号《国文之将来》（新潮社《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演说中，可以看出端倪：

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在白话运动成功以后，蔡元培又曾写过一篇《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二十九年（1940）9月商务《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来特别称道胡适的功绩：

……至民国七年（1918），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始排斥文言的文学，而以白话文为正宗的文学。其中尤以胡适为最猛进，作《白话文学史》以证明白话的身价，于是白话散文遂有凌驾古文的趋势。

在上面所说的聘请胡适、肯定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成绩和推行白话文的成绩以外，蔡元培对胡适的“协助”，还有更“精彩”的，这就是民国八年（1919）与林纾的一幕论战。在这幕论战里，蔡元培挺身出来，为卫护胡适等人，向守旧势力做了坚定的反驳。当时文坛的守旧势力，以林纾为首领，他在3月间写信质问蔡元培，盼他“以守常为是”，不要大事兴革。蔡元培答书中，曾有这样一段：

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喜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交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这是很精彩的辩护文字。当时确使林纾哑口无言。但在事实上，林纾并没就此死心，他自己反倒变得慢慢不能“以守常为是”了，他除了在《新申报》上写了好几篇小说影射诽谤外，竟还想运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来压制异己。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的序里，曾为这种一连几年酝酿不停的文字狱做了素描：

……黄侃先生还只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而我们就无日不在慄慄危惧中过活。

在这种阴暗的文风下，蔡元培站在第一线，为他的小兄弟们做守护神，这种功德，实在是值得歌颂的。守旧势力当然也不放过他，据胡适回忆：“他们又想运动安福部的国会出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后来也失败了。”[十二年（1923）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中《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下，蔡元培虽然自己支持新派，但他的休休有容，使他对旧派的人物，也保有相当的尊重。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里，他把这种兼容并包的态度，说得很清楚：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

蔡元培这种态度是伟大的，也是后继者赶不上的，蔡元培离开北大以后，北大就逐渐变得有点清一色了。

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内，曾有过三次辞职。第一次是民国八年（1919）8月9号，理由是抗议政府丧权辱国，袒护汉奸，直到8月12号，才重行复职。第二次是民国十二年（1923）1月17号，理由是抗议政府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幹，他“痛心于国事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所以决定不干。蔡元培的辞职举动，引起了某些人的批评，说辞职举动太消极了，是要不得的。这时候，胡适却出来卫护蔡元培，一连写了几篇感想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在一篇《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中，胡适写道：

我们知道蔡先生的为人，知道他这种正谊的决心不是今日才有的，几年前就有了。当民国八年（1919）三四月间，欧美留学生在清华园开了三天的大会。那时，正当安福部横行无忌的时候，一班西洋留学生稍有天良的，都还想有所努力，所以大会中推举了几个人，组织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拟了一个很详细的政纲，一条一条的报告出来，都通过了。最后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张伯苓先生——起来问道：“假如政府不睬我们的主张，仍旧这样腐败下去，我们又怎么办呢？”那时大家面面相觑，都没有话了。蔡先生起来说：“将来总有一日实在黑暗得太不像样了，一班稍有人心、稍微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这句话虽不是正式的议案，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时代的态度。

在这个时候，教育界的老将蔡先生忽然提出这种正义的抗议；对于“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做悲愤的抗议。我们猜想，他的抗议不过是履行他四年前“稍有人心、稍微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的决心。我们可以断定，他绝不愿青年学子因此废学辍业。所以他毅然决然的一个人奉身而退，不愿意牵动学校，更不愿意牵动学生。但他这一次的抗议，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

在另一篇《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里，胡适进一步指出：

蔡先生这一次的举动，确可以称为“不合作主义”，因为他很明白的指出，当局的坏人所以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助纣为虐”，正谊的主张者，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这是很沉痛的控诉：控诉一切只认得“有奶便是娘”的学者、官吏、新闻家，指出他们“助纣为虐”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但是他究竟是一个“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的人：他不能像印度甘地那样的做积极的运动，他只能为自己向这个方向做准备。他现在不能再忍而走了，他只留下了一篇很沉痛的控诉文字，一方面控诉“不要人格，只要权利”的当局坏人，一方面控诉“有奶便是娘”的无数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他已起诉了！他提出的证据是眼前的现状，他指定的法庭是我们各人的良心！

正因为这个国家太混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谊的呼声，时时起来、不断的起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倘使这点“难为情”“不好过”的感觉力都没有，那就真成了死证了。

由于当时陈独秀激烈地在《向导》第十七期里批评这次辞职的举动，说它是“消极的、非民众的观念”，胡适又加写了一篇《蔡元培是消极吗？》向陈独秀表示异议。胡适说：

现在我们如果希望打倒恶浊的政治，组织固是要紧、民众固是要紧，然而蔡先生这种“有所不为”的正义呼声更是要紧。为什么呢？我们不记得这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史吗？当前清末年，政府用威权来杀戮志士，然而志士愈杀愈多，革命党愈杀愈多。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工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那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一不可做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又不妨做教育次长！大家生在这个猪仔世界之中，久而不闻猪臊气味，也就以为“猪仔”是人生本分，而卖身拜寿真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猪仔，然后可以打破这个猪仔的政治！

胡适写这些反复陈述的言论，基本动力都是出于对蔡元培伟大人格的信任与礼敬。在胡适眼中，蔡元培的人格境界已是圣贤境界。民国二十三年（1934）9月9号，胡适在《独立评论》一一七号发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就褒许蔡元培等人的人格——

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编者略）

胡适对他所敬爱的蔡元培，只有过一次公开的论争，就是关于《红楼梦》的论争。

蔡元培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就连载于《小说月报》。民国六年（1917）9月，他汇集连载，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两年以后，胡适作《红楼梦考证》，带着惋惜的口吻，批评这部书说：

我这篇文里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

蔡元培看了这篇文章很不服气，民国十一年（1922）1月30号，他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开始了反驳：

……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实在不敢承认。意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见。然胡先生之言，实有不能强我以承认者。

接着他提出四点答辩，以做回敬。同年5月10号，胡适又写《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再申述理由，同时在文章后面，用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里（部甲，四、1099a）曾说：

讨论这个学说（指柏拉图的“名象论”）使我们感觉一种不愉快，因为主张这个学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既是爱智慧的人，为维持真理起见，就是不得已把我们自己的主张推翻了，也是应该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按：胡适所引亚里士多德书，章节有误）。

这次“红学”的论争，是蔡元培与胡适二十三年交游中，仅有的一次文字辩论。

蔡元培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3月5号病死香港，享年七十四岁，当时胡适正做驻美大使，还刚刚五十岁。蔡元培晚年思想似稍左，跟胡适等微远，与鲁迅等较近。

蔡元培与胡适的立身行事，可说有许多巧妙的配合或不谋而合。例如蔡与胡均为卯年生（属兔），蔡为丁卯、胡为辛卯，同被称为北大“卯字号人物”；又蔡为北大校长，胡为北大教授，后也为北大校长；蔡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为院士，后也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蔡为国语研究会会长（民国六年，1917年），胡为会员；蔡为大学院院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胡为大学委员会议委员；蔡为全国教育会议议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胡为列席委员。此外两人又同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委员，同是大学丛书委员会的委员等。此类例子很多，不必多举。

蔡元培、胡适又曾联名发表过文字。民国十一年（1922）直奉战争后不久，蔡元培等十六人，联名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国中的优秀分子“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下手的第一步，就是要求自命为“好人”的人们出来过问政治，“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这篇政治主张，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领衔，教务长胡适署尾，当时曾引起很热烈的讨论。又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1月，蔡元培、胡适、王云五，曾合编了一大本《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书前有二十五年（1936）6月三人合署的一篇《征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启》。以上二文，都出自胡适手笔。

其他在书籍的序跋方面，不谋而合的巧事更有很多。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一书，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适的序；《清季外交史料》，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适的序；王季同（小徐）《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适的序；《汪龙庄七札》（陈垣藏），有蔡元培的跋，也有胡适的跋；亚东图书馆、求益书局重印《新青年》，同有两人的题词；《崔东壁遗书》，有蔡元培的题词，胡适的序；《中国新文学大系》，有蔡元培的总序，而这部大系的第一册《建设理论集》，却是胡适编的。诸如此类，也例子很多。

《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一期，1968年1月

《胡适语粹》序目

胡适（1891-1962）的主要著作，除专书外，生前死后的文字汇集是《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以上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论学近著》（上海商务印书馆版）、《胡适言论集甲编》、《胡适言论集乙编》（台北华国出版社版）、《胡适选集》（台北文星书店版）等。其他像《胡适的诗论一集》（北平六艺书局版）、《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台北自由中国出版社版）、《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版）等，比起以上诸书，或重出、或删节，都不算是便利读者的文字汇集。

胡适一生的主要著作和文字汇集，既是浩瀚汪洋，难于尽读，于是选本的编纂，也就有其必要。远在四十年前，胡适自己就编了一本自选集，叫作《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版）。他在序里写道：

我在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适文存，约计有一百四五十万字。我希望少年学生能读我的书，故用报纸印刷，要使定价不贵。但现在三集的书价已在七元以上，贫寒的中学生已无力全买了。字数近百五十万，也不是中学生能全读的了。所以我现在从这三集里选出了二十篇论文，印作一册，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做一种课外读物。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做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个选本。（《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可见胡适自己，远在四十年前，就有了这一心愿，不但有这一心愿，他还把这一心愿付诸了事实。

但胡适编《胡适文选》的时候，是1930年（民国十九年），重编《胡适文选》后，到他在1962年（民国五十一年）去世，他还有三十二年的写作生命。在这漫长的三十二年中，胡适自己没有再续编《胡适文选》一类的选本，这对爱读他的文字的读者来说，是一件很大的缺憾。

就通盘了解胡适思想的标准看，《胡适文选》和即使续编《胡适文选》一类的书，还是不够，因为它们的基本缺点，乃在但求代表性的文章成单元，却忽略了思想方面的普遍选样。结果是代表性的文章虽然完整了，可是代表性的思想却遗漏得很厉害。

为了免除思想上面的遗漏，西方对才智之士的全部著作，有一种可叫做“隽语选粹”（an anthology of Witticisms）式的收罗方法，分门别类，撷取才智之士的文章片段，综合印行。像伊格奈（Robert E.Egner）编的《罗素短论集》（Bertrand Russell’s Best）、沙诺姆斯基（F.B.Czarnomski）编的《丘吉尔雄辩集》（The Eloquence of Winston Churchill）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语粹”式的编法，把才智之士的全部著作，不论长篇大论也好、片语只字也罢，都能一一撷取精华，巨细不遗，故对整个思想的选样流传，极有帮助。

这本《胡适语粹》，就是比照上述编法而又略微详赡一点的思想选集。它的内容以胡适一生的主要专书和文字汇集为基料，以“哲学·思想史”“宗教·迷信”“东西文化”“中国前途”“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知识人”“方法论·国故”“文学·语文”以及“人物”等大类，分别囊括这些基料，并且贯串这些基料。全部囊括的基料经贯串为五百个小单元，各加标题，以资醒目。

在“哲学·思想史”方面，小单元包括的有：

一、哲学史的三个目的

二、中国哲学的地位三、中国哲学史的区分

四、《中国古代哲学史》缺点五、中国古典思想六、九流

七、中国思想史三期

八、革命家之老子九、老子论天道

一〇、老子论无

一一、老子论无为

一二、老子人生哲学

一三、儒

一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一五、小人儒

一六、殷

一七、孝的哲学

一八、观象制器

一九、春秋影响

二〇、尊孔

二一、祭孔

二二、孔家店

二三、读经

二四、荀子论天

二五、墨家名学

二六、法家

二七、法的哲学

二八、道家

二九、道家是杂家

三〇、道的观念

三一、与时推移

三二、庄子生物进化论

三三、杨朱为我论

三四、邓析

三五、中国中古思想

三六、中古思想史长编

三七、中古哲学的前奏

三八、贱身

三九、暮气哲学

四〇、征服自然

四一、用众智

四二、以退为进

四三、道先称古

四四、造假书

四五、三圣说

四六、符命

四七、距师伐圣

四八、中国近世思想

四九、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

五〇、理学

五一、理学运动

五二、理之害

五三、以理责人

五四、以理杀人

五五、格物

五六、格物毛病

五七、敬与静

五八、反玄学

五九、义理

六〇、新理学与新经学

六一、清朝的新理学

六二、朴学

六三、“清官”

在“宗教·迷信”方面，小单元包括的有：

六四、孝的宗教

六五、孝的宗教与丧礼

六六、丧礼

六七、古代宗教成分

六八、阴阳家

六九、方士迷信

七〇、佛法与科学

七一、地狱

七二、禅学趋势

七三、顿悟

七四、圣经

七五、新理性主义

七六、基督教

七七、清教徒

七八、传教

七九、教会教育

八〇、女青年会

八一、名教

八二、打倒

八三、口号标语

八四、丁文江的宗教

在“东西文化”方面，小单元包括的有：

八五、东西文化之别

八六、物质文明是

八七、所谓“精神文明”

精神的

八八、妖言

八九、精神文明的基础

九〇、物质的文明

九一、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

九二、心灵上的要求

九三、唯物属谁

九四、纸上文章与实际表现

九五、新宗教

九六、求知

九七、东方人的“精神生活”

九八、圣神

九九、人力车

一〇〇、认错

一〇一、全盘西化

一〇二、文化变动

一〇三、中国本位

一〇四、文化背景

一〇五、文化交流

一〇六、科学成绩

一〇七、模仿与创造

一〇八、日本人的模仿

一〇九、固有文化并不丰富

一一〇、旧道德

一一一、道德的高明

一一二、西洋也有臭虫

一一三、固有文化的三点长处

一一四、发明

一一五、中国思想的败绩

在“中国前途”方面，小单元包括的有：

一一六、中国急需之三术

一一七、稳健派

一一八、人择

一一九、造因

一二〇、造新因

一二一、活马作死马医

一二二、现代化

一二三、武化

一二四、民国以来

一二五、五四以后的方向

一二六、五大仇敌

一二七、贫穷

一二八、疾病

一二九、愚昧

一三〇、贪污

一三一、扰乱

一三二、我们要建立的

一三三、“反革命”

一三四、老祖宗造孽

一三五、九一八

一三六、社会重心

一三七、社会重心的条件

一三八、全国人不知耻

一三九、全国人反省

一四〇、悲观与乐观

一四一、中国的进步

一四二、瞎子牵着鼻子走

一四三、等待

一四四、防弊

一四五、发展科学

在“政治”方面，小单元包括的有：

一四六、乌托邦

一四七、国家与世界一四八、民族主义

一四九、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

一五〇、国家思想

一五一、国防

一五二、禁书

一五三、专制与建国

一五四、专制与民族国家

一五五、独裁问题

一五六、幼稚园的政治

一五七、武力统一

一五八、训政

一五九、辛亥革命

一六〇、种族革命

一六一、宪政根据

一六二、不可怀疑宪政

一六三、独裁下的

新奴隶

一六四、无为政治

一六五、无为史

一六六、三无

一六七、警察权

一六八、急进革命与渐进的改革

一六九、划一与互异

一七〇、民主制度

一七一、自由民主的潮流

一七二、逆流

一七三、政党

一七四、个人主义

一七五、自由主义

一七六、不革命主义

一七七、革命和演进一七八、革命对象

一七九、革命与武力

一八〇、解决武力

一八一、帝国主义

一八二、以夷制夷

一八三、不列颠的诱惑一八四、纸老虎

一八五、九国条约

一八六、日本前途

一八七、民族仇恨

一八八、中日亲善

一八九、世界危机

一九〇、共产是理想

一九一、共产主义的错误

一九二、苏联

一九三、国共合作

一九四、洗脑

一九五、共产渗入方法

一九六、盲动

一九七、清算胡适

一九八、“自由中国”的宗旨

一九九、“自由中国”

二〇〇、言论自由

二〇一、搜捕

二〇二、王制论杀

二〇三、我不会错

二〇四、费城会议

二〇五、下马说

二〇六、文治

二〇七、建设

二〇八、盲目的建设与害民建设

二〇九、建设标准

二一〇、考试制度

在“社会·经济”方面，小单元包括的有：

二一一、资本主义

二一二、社会主义

二一三、一个忏悔

二一四、社会化的经济制度

二一五、农村救济

二一六、慈善

二一七、仁爱

二一八、社会革命

二一九、社会测量

二二〇、正统经济思想

二二一、税

二二二、家族

二二三、择偶之道

二二四、处家

二二五、无后

二二六、“无后为大”的流弊

二二七、家庭

二二八、中国婚制

二二九、中国女子地位

二三〇、女子教育

二三一、女子作品

二三二、两面标准

二三三、怕老婆故事

二三四、姨太太

二三五、我们怎样待小孩子

二三六、感谢帝国主义者

二三七、慈幼问题

在“教育·知识人”方面，小单元包括的有：

二三八、好人

二三九、乱世的饭桶

二四〇、新文化运动

二四一、思想的变化

二四二、北大干政

二四三、学生干政

二四四、变态社会

二四五、救国

二四六、民气

二四七、学潮

二四八、大学毕业生

二四九、功不唐捐

二五〇、学问

二五一、教育史

二五二、大学史

二五三、书院

二五四、白鹿洞

二五五、传教士教育

二五六、中国公学

二五七、同等学力

二五八、训育工具的大缺点

二五九、领袖人才

二六〇、人格

二六一、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

有“方法论·国故”方面，小单元包括的有：

二六二、学问之道

二六三、札记

二六四、名学浅说

二六五、名学方法

二六六、名词争论

二六七、证据

二六八、方法与材料

二六九、成见

二七〇、四字诀

二七一、概括论断

二七二、先信而后考

二七三、不苟且

二七四、沙狄的方法

二七五、少年中国的逻辑

二七六、疑古的态度

二七七、述学

二七八、原料

二七九、副料

二八〇、史料的审定

二八一、审定史料方法二八二、愚与诬

二八三、校勘

二八四、校勘之学

二八五、中国校勘学

二八六、训诂

二八七、训诂之学

二八八、贯通

二八九、论考据学

二九〇、考证方法与

二九一、考据方法与宗教

思想训练

信仰

二九二、归纳法

二九三、归纳和演绎

二九四、汉学方法

二九五、论汉学方法之书

二九六、汉学运动

二九七、中国学

二九八、国故

二九九、“整理国故”不过如此

三〇〇、索引式整理

三〇一、结账式整理

三〇二、专史式整理

三〇三、比较的研究

三〇四、中学国故丛书

三〇五、论国故学

三〇六、经学

三〇七、说经

三〇八、宋儒注经

三〇九、史

三一〇、避讳

三一一、言事不讳

三一二、古史观

三一三、传说

三一四、箭垛式人物

三一五、社会史料

三一六、史料出现

三一七、翻案

三一八、正谊的火气

三一九、可能性

三二〇、丐辞

三二一、思想系统

三二二、思想线索

三二三、文体不足据

三二四、魔鬼的辩护士

三二五、因声求义

三二六、年月日

三二七、野有死麋

三二八、清庙

三二九、谏诤

三三〇、井田

三三一、度量衡

三三二、椅子

三三三、反切

三三五、实验主义真理论

三三四、实验主义方法论

三三六、实验主义实在论

三三七、目的热与

三三八、输入学理

三三九、文字障

方法盲

三四〇、抽象戏法

三四一、名词戏法

三四二、剪报

三四三、杂志

三四四、报纸

三四五、真姓名

三四六、情报

三四七、天经地义

三四八、问题与主义

三四九、清议

三五〇、变话

三五一、低调

三五二、独立精神

在“文学·语文”方面，小单元包括的有：

三五三、死文言

三五四、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

三五五、文学二派

三五六、历史上的文学

三五七、文学史公式

三五八、白话文学史

革命

三五九、做文学史

三六〇、事实与看法

三六一、中国文学来源

三六二、文的形式

三六三、文学忌抽象

三六四、言近而旨远

三六五、活字死字

三六六、古文

三六七、国语与汉字

三六八、汉字权威

三六九、代替汉字

三七〇、文章达意的重要

三七一、套语

三七二、大众语

三七三、白话的字

三七四、美文

三七五、文腔革命

三七六、中国方言文学

三七七、方言文学

三七八、实验主义的文学观

三七九、最后之因

三八〇、人的文学

三八一、在文学革命上的贡献

三八二、文学三病

三八三、人不到四条三八四、言之有物

三八五、不无病呻吟

三八六、论用典

三八七、陈言滥调

三八八、不讲对仗

三八九、不摹仿古人三九〇、不避俗语俗字

三九一、中国文法学

三九二、候补国语

三九三、国语

三九四、国音

三九五、小百姓语言

三九六、林琴南与古文

三九七、文学之美

三九八、逼人性

三九九、懂得性

四〇〇、文学革命与试验

四〇一、门外汉

四〇二、戏台里喝彩

四〇三、旧戏

四〇四、旧剧

四〇五、悲剧

四〇六、遗形物

四〇七、标点符号

四〇八、古文译书

四〇九、论翻译

四一〇、翻译

四一一、译书办法

四一二、传记文学

四一三、中国传记文学

四一四、传记文学不发达原因

四一五、教科书

不发达

四一六、演说

四一七、对于诗经的几个基本概念

四一八、楚辞

四一九、忠臣教科书

四二〇、词

四二一、词选

四二二、元曲

四二三、昆曲

四二四、禁与删

四二五、八股

四二六、短篇小说

在“人物”方面，小单元包括的有：

四二七、老子与孔子

四二八、陆贾

四二九、叔孙通

四三〇、司马迁

四三一、王莽

四三二、玄奘

四三三、神会

四三四、柳宗元

四三五、李觏

四三六、金圣叹

四三七、颜元

四三八、费经虞与费密

四三九、戴震

四四〇、汪辉祖

四四一、吴敬梓

四四二、刘鹗

四四三、王照

四四四、严复

四四五、林纾

四四六、辜鸿铭

四四七、曾朴

四四八、梁启超

四四九、章炳麟

四五〇、高梦旦

四五一、张元济

四五二、章士钊

四五三、蒋孟邻

四五四、梁漱溟

四五五、鲁迅（周树人）

四五六、丁文江

四五七、徐志摩

四五八、傅斯年

四五九、胡风

四六〇、宣统皇帝（溥仪）

四六一、曾琦

四六二、林森

四六三、汪精卫

四六四、陈济棠

四六五、邹鲁

四六六、张学良

四六七、赵元任

四六八、尼采

四六九、达尔文

四七〇、詹姆士

四七一、林肯

四七二、爱默生

四七三、阿克吞

四七四、拜伦

四七五、维多利亚

四七六、易卜生

四七七、欧亨利

四七八、托尔斯泰

四七九、荷马李

四八〇、杜威

四八一、威尔逊

四八二、塔夫脱

四八三、老罗斯福

四八四、翟理斯

四八五、罗素

四八六、萧伯纳

四八七、威尔斯

四八八、兴登堡

四八九、罗斯福

四九〇、斯大林

四九一、马歇尔

四九二、赫尔

四九三、艾森豪威尔

四九四、巴鲁克

四九五、弗勒斯纳

四九六、司徒雷登

四九七、伊斯曼

四九八、汤因比

四九九、高本汉

五〇〇、青木正儿

从上面这五百个小单元和它们所隶属的大类里，内行的人都不难察出：胡适主要思想的分类条目，大致都已具备。偶有五百个小单元以外的子题，表面上虽没列入，骨子里却可能藏在其他单元之下，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都不难找出来。当然这部“语粹”的选定，编者个人主观的看法和能力的限度，自都难免，如有不当之处，自与胡适本人无关。

胡适在《胡适文集》编印后十七年，自己本就感到个人文字有“分类编印”的必要，他曾说：

……大概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亚东图书馆因为缺乏资本，缺乏纸张，不能重印文存，所以把三部文存的纸版同版权出卖给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本想从这四部书，一百五十多万字里，选出一些文字来，分类编印出版。例如《中国旧小说考证》可以成一部小书，《中国佛教史研究》也可以成一部小书，《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史料与理论》也可以成一部小书，《中国思想史杂论》也可以成一部小书。但不久……国家沦陷到铁幕里，我当然没有心绪想到这些个人小问题了。（《胡适文存》“四部合印本自序”）

如今，二十二年又过去了。除了《胡适选集》外，我们还看不到“分类编印”胡适遗著的痕迹，更看不到详细分类编印的痕迹。胡适本人早已墓草久宿，胡适遗著的分类编印，也早已不是他“个人小问题”。这部《胡适语粹》的编印，也许正是上述这一现象的一点抗议、一点功德。读者看了本书，如果能悲愤这一抗议、体念这一功德，那么对胡适而言，也正是“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了！

1970年4月20日

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

河北有永定河，永定河上有卢沟桥，卢沟桥长六百米，两边石栏上，刻了几百个小狮子，每只都不一样。唯一一样的是：每只小狮子都七百五十岁，每只都看了七百五十年代人世兴亡。

卢沟桥完成后七百五十年7月7号的深夜，日本侵略者打上了桥头，中国忍耐久了、忍耐够了，非得大干一场了。

蒋委员长在卢沟桥事变后第九天，举行了“庐山谈话会”，召集各界名流，共商国是。他在谈话会一开始就表示：

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北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不可以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这篇谈话过后第三天[二十六年（1937）7月19日]，全文正式公布。同一天，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到日本，在神户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表示了，“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中国“还是希望和平的”。

所以，从严格的时间上算，7月7日，只是北方将士在卢沟桥抗日，是北方将士用流血造成事实上的一个明确起点。有人以为中国政府从这时候向日本宣战，是完全不了解内情的。中国政府向日本宣战，乃远在四年以后，时间是三十年（1941）12月9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中国打了四年仗，到这一天，才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最后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

哪有先生不说话？

二十六年（1937）7月16日开始的庐山谈话会，以文化界人士“慷慨陈词”为主。七七事变第三天，北方文化界名流胡适到了南京，7月11日到了庐山。谈话会共有一百五十八人参加，第一期谈了四天半（7月16日到7月20日上午）。四天半中，胡适说了很多话。胡健中在场，送了他本家宗兄一首诗：

溽暑匡庐胜会开，

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堪道，

慷慨陈词又一回。

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感到这首来诗不够白话，乃用纯白话回答如下：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虾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

胡适是以说话为职业的人，在谈话会以前，他与政府的关系，本就因为话说得太多，有过不愉快。这次国难当头，政府反倒请他来说，他自然也就“胡说”不已。

7月20日以后的局势，开始密锣紧鼓。21日，桂系人物联名拥护蒋委员长庐山谈话；22日，日本机械化部队秘密开进华北；23日，上海日侨回国，中共宣言支持蒋委员长庐山谈话；24日，上海日军借口有人失踪，布岗闸北；25日，蒋委员长接见美国大使，告诉他“东亚局势已入最后关头”；26日，北方将士佟麟阁等一千六百人战死。27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精卫先生约第二期谈话会的一部分人聚餐，在聚餐之前有两点钟的谈话，我亦在被邀之列，今天谈的是对日外交问题。精卫宣读中央寄来的一个长文件，叙述二十四年（1935）5月至7月9日的几次军事谅解——即所谓“何梅协定”的历史。我极力劝他请中央发表此件。

华北消息大恶。

消息大恶的情形是：日本已经攻占了张家口，并且轰炸廊坊。天津日本领事向宋哲元将军致最后通牒，要求国军撤退。

28日，胡适日记续写：

早起下山。

在九江遇着陈布雷（上山）及张岳军、曾仲鸣、顾一樵（上山），谈时局。

今日消息骤变。宋哲元态度忽变，通电抗敌。

是日北方传来消息更奇怪，我军夺回丰台、廊坊、通县。傍晚南京人民有放鞭炮庆祝战捷的！

到了29日，才知道真相是：

早起始知北京事骤变，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给张自忠维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惨败！

到美国大使馆赴Johnson约谈。

到华寅生家吃午饭，见着Michon。

下午美大使馆参赞Peck来。

友人来谈者甚多。

与慰慈、驭万、蒋、梅诸位到Galf club小坐，到老万全吃饭。

这一天，北方将士赵登禹等战死。日本兵舰炮轰塘沽，并用飞机和大炮，摧毁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被毁，象征了日本向中国文化界点名宣战。

傅斯年要绝交

胡适南来参加庐山谈话会，他的心情，是未尝不主战的。七七以后第五天，他在《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里，表示对“卢案”的意见：

此事开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在此际我们只愿表明我们的态度与决心：我们必须抵抗，如地方当局所表示，敌方再不速停射击，我们唯有准备大牺牲！并且我希望无论作战与交涉，全要听命于中央！

再过了六天，7月18号，他在“编辑后记”里进一步重申：

卢沟桥事件很少可以无条件地当为地方事件解决的可能，我们须有大规模的准备。这次我们不能有所割让，如此则又回到两年前的局面了，那还了得！

看了胡适这种“必须抵抗”“不能有所割让”的言论，我们若比照他几年来的“不主战”态度，发现颇有研究的价值。

胡适为人，理智而冷静，温源宁在《文人画像》里描绘：“在他呵呵的笑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见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热狂的情绪。”胡适这种性格，远在他青年留美时候，就定型了。他那时候，就提倡“理智的爱国主义”。日本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留美学生就纷纷主战，“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胡适忍不住站出来，劝告这些未经深思熟虑的隔海主战派。他说：“你们说中国有‘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在哪儿？中国能战的部队只有十二万，装备还不行，海军只有一条排水量四千三百吨的三级巡洋舰，拿什么同日本打？打仗要讲实力，用只手挽狂澜，算不得勇敢：以卵击石，更不算英雄，若有人真要逞一时之快，把国家带到比利时亡国的覆辙，这种人，不但错爱了国，并且还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胡适的理智的爱国主义，在当时被朋友臭骂，骂做“汉奸”。但胡适是“哪有先生不说话”的，他在举国滔滔的时候独持异议，并且冷静地苦口婆心地表达出异议，不论内容对不对，基本上，却是一种心智真诚，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

胡适回国以后，中国、日本的和战问题，一直在山重水复中演变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局面愈来愈恶化，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创办《独立评论》，希望书生论政，“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

《独立评论》的特色之一是，创办人“并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开场白固然说得很好，实行起来，倒也颇不容易。“激烈的辩争”引起多次的对立：武力统一问题上，胡适与蒋廷黻对立；民主独裁问题上，胡适与丁文江对立；对日和战问题上，胡适与傅斯年对立。对日本，傅斯年主张宁为玉碎主义，但胡适力持慎重。二十二年（1933）“塘沽协定”，傅斯年极表反对，胡适却认为“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国家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

不料胡适的持重，惹火了他的学生傅斯年，傅斯年吵着绝交，要退出独立评论社！胡适很感意外。于是丁文江出来，写长信劝傅大炮，才算稳住师生之情。

理智的爱国主义

胡适的理智而冷静性格，形成了他做人做事做文章的基础，他认为大丈夫的条件，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外，还得加上一条——“时髦不能动”。光赶时髦是不成的，要先通得过自己理智而冷静的判断才成，得先通过自己内心这一关：

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

当他听说江南“那一带有些人喜欢看独立评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调”的时候，他解释：

其实“高调”和“低调”都不是确当的名词。在我们的眼里，有许多所谓“高调”都只是献媚于无知群众的“低调”。我们自己说的话，别人尽管说是“低调”，我们自己倒往往认为是很“高”的调子。所以平心说来，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所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

关于“道德上的责任”，他反复说明：

孔子曾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言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正因为“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正因为“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话不能乱说，不能人云亦云地赶时髦，要在事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想通以后，要有勇气站出来，批评别人的高调或低调，不怕朋友离心，不怕学生反目，不怕举国滔滔，骂自己是“汉奸”！

朱文长的《海涛集》里，记着国难当头时候，北京大学的一场集会——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的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中日甲午战争那一次，所有“狂热主义者”，不管打得过打不过日本，一律主战。主战是时髦，谁不主战谁就是汉奸！因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但是李鸿章深通大势，至少比“狂热主义者”深通大势，力持慎重，知道战而不胜，倒霉的是自己国家。可是举国滔滔，非战不可，李鸿章只好战。结果赔款割地，丢了台湾。李鸿章被日本刺客打得血流满面，费尽唇舌，力争国权，回来的代价是伸出头来的那些“狂热主义者”的一阵臭骂——“李二先生是汉奸！”

多少人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实，但他们绝不反省，他们只会骂人汉奸。李鸿章是汉奸，胡适是汉奸，爱国得爱得跟他们一样，才不是汉奸，否则就是汉奸，汉奸，汉——奸！

先生有话哪堪说

卢沟桥事变的发展，使胡适的“不主战”态度面临考验，他感到“等候四十八年”的基础，已经根本动摇。所以他在最后两期的《独立评论》里，主张“必须抵抗”、主张“不能有所割让”，不再主张委曲求全。

但是，事变的发展、谈话的进行，一再“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且得知中国有把握的底价只不过一年半载的时候，他的理智与冷静发酵了，他还是想在剑拔弩张的关口，不避误会，试图挽挽浩劫。

在南开大学被浩劫后第二天（7月30日），胡适有这样的日记：

到高宗武家吃午皈，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

我打电话与布雷，勉他做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

第二天，7月31日，蒋委员长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当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吃饭。在席上，蒋委员长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他估计至少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头一个举手赞成”。这位南开大学的老校长，流着眼泪，非常坚定地说：

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再办一个南开！

这时候，希望能够挽挽浩劫的胡适，感到很难说话，不便说话。他只提出一个建议，建议蒋委员长影响南京、上海等地的舆论界，不可在报纸上攻击张自忠将军。他说，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人侵入、占领，做市长的，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而和敌人订立临时性的条款，是合法的。他说他相信张自忠将军是爱国的，二十九军也是爱国的。南方当体谅北方军人的苦心谋国，不可乱攻击他们是“汉奸”。蒋委员长听了，答复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二十五年后，陶希圣在台北向我回忆：“胡先生这个建议，使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不再攻击张自忠，张自忠非常感动，这跟他后来殉国的行为有极大关系。所以，胡先生这个建议，真可说‘害死’张自忠了。”）

胡适建议不要骂张自忠是“汉奸”的时候，他自己的谋国苦心也正遭遇到麻烦，他自己也被骂作是“汉奸”。因为他多年不主战，颇不见谅于一些狂热派，有人骂他是“秦桧”，程潜甚至主张枪毙他！

蒋委员长的中午餐会，胡适日记如下：

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讲话。

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高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而已。

手无寸铁者的梦幻

胡适之所以如此看重高宗武，因他认为高宗武跟他看法最接近，并且他相信：这个三十二岁的有肺病的外交家，乃是贯彻这种看法的最佳人选。

事实上，胡适、高宗武这种看法却未免太天真了。天真的原因是：他们对日本“政”与“军”之间鸿沟的真相与背景，当时无法了解。

原来在七七事变时，日本的近卫文麿刚做了首相不久。他对跋扈的日本军方，实在没有多大影响力。当时日本军人在中国制造事件，根本就不告诉他。不但不告诉他，甚至连陆军省也不告诉。日本中间层的军人们总是一意孤行（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宪兵甚至扣押近卫首相的和平使者宫崎和狄山，可见他们根本没把文人内阁看在眼里）。

当时日本的军界里有两派，照重光葵《昭和之动乱》的说法，两派是：

苏联派——以主张对付苏联为主。认为占领中国华北的目的主要在做东北的外围与屏障，防止苏联来染指。代表人是多田参谋次长、石原第一部长。根据地是参谋本部；

中国派——以主张对付中国为主。认为要扩大在中国的势力。代表人是杉山陆相、海津次官。根据地是陆军省。

近卫首相最初不晓得日本军界里有这么对中国的两派意见。他最初派出去的华北统帅，是个中国派的寺内大将，这正好是火上加油，中日军事冲突便很快地开始恶化起来。于是，在苏联派石原第一部长的压力下，费了好大的气力，才算把中国派的杉山陆相挤掉。可是，太晚了，中日的冲突已经不可收拾了。

近卫首相在他的《近卫手记》里曾记过这样一个故事：日本在中国华中统帅松井大将出发前，近卫首相和杉山陆相一起到东京车站送他。松井一再说他要打到南京，请首相谅解。近卫转问杉山陆相说：“陆军是不是准备打到南京？”

杉山陆相答道：“松井虽然这样说，但恐怕不必到南京，打到芜湖一带就行了。”

可是事实上，不但打到南京，并且还打到了汉口！近卫回忆说，这些军人们也许并非有意骗他，只是从他们的谈话里就看到军人们根本缺少计划和节制，他们只是顺水推舟罢了！

日本当时这种军人专横的内情，绝非出身公卿华族的近卫文麿所能为力，也非中国的和平主义者所能回天，可是胡适、高宗武哪里会明白？在卢沟桥事变后，按照庐山会议原有的决定，日本占领平津，中国就决定抗战，但高宗武却向当局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事态至今，若一步错误，全东亚之破灭，殆为必然。当此非常时期，对日最后折冲之责，请任之宗武。宗步当以热诚，说服近卫，借近卫之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线为转折点，使日军由华北全部撤退，以救中国，并防止亚洲之破灭，在此一举。

这是很苦口婆心的如意算盘。这个算盘的打法，是基于近卫首相的“政治力量”，这是很悲惨的预计，当我们读到后来发表的《近卫手记》，我们真要为一切没有枪杆的“热诚”者叹气了！

高宗武采取行动

据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记录，高宗武的建议提出后，“汪兆铭对高宗武之言即表赞同之意，蒋委员长则对高之建议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高宗武遂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的时间，就是7月31日。高宗武透过的关键人物是吴震修。吴震修留学日本，当时是南京中国银行分行经理、南京银行公会理事长、扶轮社南京分社干事长，有点势力。当时他住南京江苏路43号，隔邻的47号住的就是日本的西义显，两人过从甚密。31日下午，高宗武把西义显约到吴震修家，此后经过，龚德柏根据西义显《悲剧之证人》等书，浓缩如下：

31日下午召西义显至吴震修家，告以高宗武向蒋汪之建议，请西义显赴大连，借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之力，策动近卫，请其发动政治力量，以救东亚之危机。

西义显于〔8月〕10日早晨会见松冈洋右，说明来意。松冈默然听其报告后，大声斥曰：“你真多事，”松冈说明他的意见，谓现在大势已去，无法挽回。

但是最后，松冈还是叫西义显试试看——

松冈给了西义显一笔巨款和一封很长的介绍函，使赴东京见近卫。但他见近卫之日，上海〔八一三〕全面战争已起，故吴震修、高宗武、西义显等的谋和计划，已无从谈起了。

和平的幻梦自此完全破灭。但在没破灭之前，从高宗武到胡适，都努力力挽狂澜，要造一件奇迹。胡适本人，把这个奇迹的达成，完全冀望在高宗武身上，他在痴痴地等。胡适8月1日日记：

今早6点50分，蒋先生召集一个扩大纪念周，听说他报告的是中央军与飞机何以不上去的说明等事。

今天高君无报告。

与Fichex吃饭，同座者有一位Dr.Abegg，是记者。

这一天，日本飞机已经在郑州上空开始扰乱，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了。8月2日，胡适记下他“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细则：

寄梅先生约吃午饭。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一、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二、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三、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一、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恢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二、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应分两步：

第一步为停战：恢复7月7日以前之疆土状况。

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在日本飞机猛炸南口的暴行里，胡适还在做这种“谋五十年之和平”的好梦，这真是标准的“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了！

战中求和

十六年前，王世杰对姚从吾和我回忆说，庐山谈话会，胡适抵达的下午，王世杰陪他去见蒋委员长，胡适表示：北方军人说政府不管他们了，他主战，以战争支持北方军人。胡适为一个工友题字，也提“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等主战字句。不料庐山谈话会以后，胡适又不主战了。胡适写了一封信给蒋委员长，请王世杰代转，王世杰拒绝，并写了一封信反问胡适，说他立场前后矛盾。胡适死前一个月，特别将王世杰给他的信，做了一份抄本，还给王世杰留存。王世杰又说胡适当时极力想劝蒋委员长避免对日本全面作战，他曾有书面意见托汪精卫转交。

王世杰所指的信或书面意见，内容自是胡适8月2日日记所包括的意思。

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二十四年（1935）6月27日，胡适先有过一封信给王世杰，表示他基本立场：

老实说……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十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做战场，一切文化做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诸公甘心抛弃北方，而天天装饰南京，好像南京是没有危险似的。此种气象真使全国人都感觉难受。总而言之，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个：（一）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息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十年的喘息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息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做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这封信足以说明胡适和战立场的关键：能屈辱以求喘息，则应屈辱以求喘息；屈辱喘息而不可得，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去“乱战”一通，从“长期苦痛里”寻找“翻身的机会”。

胡适的理智与冷静，使他相信：“国家今日之雏形……不可轻易毁坏。”“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应该以实力谈和，而不是以实力真打，因为打起来，“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胡适的理智与冷静，又使他相信，这样的大战一打起来，真正受苦受难的是两国人民，“中国化为焦土又岂是日本之福？”——他在为东京《日本评论》写《敬告日本国民》时，就提出这句反问。可是，日本人怎么听呢？连他这篇敬告，杂志的编者都要吓得大删特删，才敢登出，日本军阀的一意孤行，已使大战一发不可收拾——

8月13日全面抗战开始。

8月18日蒋委员长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宣布持久战消耗战决策，以抵制日本速战速决的策略。

8月21日日本侵吴淞。

8月22日日本侵浏河、杨林口。

8月23日日本侵张垣。

8月24日日本登陆吴淞。南口失陷。

8月25日日本封锁上海至汕头中国海岸。

8月27日国军退出张家口及居庸关。

8月30日政府明令征集国民兵。

9月2日国军歼灭吴淞口沿岸日军。

9月5日日本宣布扩大封锁中国海岸线。

9月7日政府派胡适赴美、蒋百里赴德意，说明日本侵略实况。

冒险也有其用处

9月7日政府发布的胡适去美国消息，幕后有段曲折。据王世杰回忆：八一三以后，蒋委员长对他说，我们现在国际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适之到欧洲和美国走一趟。于是王世杰找胡适，谈了两三晚，胡适却不肯，胡适表示：“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王世杰没法，抬出傅斯年劝驾。最后，傅斯年将胡适说服，胡适同意出国。王世杰说：“胡先生在战争发生前，希望避免战争，战争一发生，他则坚决表示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这件事是我永远不能忘的。”这段回忆，使我想起艾森豪威尔写丘吉尔，艾森豪威尔说丘吉尔在讨论过程里，总是固执己见，一再提出自己的方案，不肯罢休；可是一旦通过了别人的方案，丘吉尔就全力以赴，一意执行。

9月7日胡适日记：

晚上高宗武、程沧波为我们饯行。

听广播，知上海美国商人甚怨Secretary Hull召回美侨的谈话，责备甚多。

9月8日，他在日记里，对“和平努力”做了最后留影：

九点半到英大使馆访Blackburn参赞，谈时局。他说英国海军太弱，在中国海上只有四只巡洋舰，其中Capetoron被困在长江，Suffolk搁浅受损伤，只余两只船，有何力量。

关于英美关系，他是不信美国对远东有积极办法的。

见Byale秘书，小谈。

十点半到铁道部官舍，见精卫先生，他正在开国防会议，嘱我小待。待至十一点半他才散会。谈次，我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

十二点到高宗武家，只我们二人同饭，久谈。我也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我说，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做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

在这天日记里，胡适已明显地表示他是“未免过虑”了，他没想到从7月7日到9月7日两个月中，中国军队“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他有点觉得他“太小心”了，因为“冒险也有其用处”。这种表示，是长考以后冒险表示出来的“谋国”新态度。

但在另一方面，可怜的高宗武却还“和”劲十足。从而演变成“高宗武路线”，从而差点被日本人毒死，从而在二十九年（1940）1月4日毅然出走，脱离汪精卫，脱离了宦海生涯。

在当年的主战派汪精卫，转而主和，进行和议的时候，胡适已做了驻美大使，他从纽约打给汪精卫一封密电，全文是：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

可是，一切都太迟了。电报在二十七年（1938）12月30日到的时候，汪精卫已在头一天电报代日“艳”（29日）发表了“艳电”。

艳电发表后一年，高宗武大梦后觉，逃到香港。高宗武出走后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四年九个月后，日本投降——在满目疮痍中投降，中国在满目疮痍中做了胜利者。

永定河的河水照旧流着，卢沟桥的狮子，每只都长了八岁。

中国终于胜利。上距卢沟桥事变，已经八年；上距九一八事变，已经十四年；上距甲午战争，已经五十一年。五十一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了阻碍、中国人民受尽了艰苦，中国人民在流血、流泪、流汗，中国人民在衰老、衰弱、衰竭，但中国人民在战——正面地战、迂回地战、公开地战、潜伏地战、和平地战、火爆地战，不论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或是泪尽胡尘的遗民，不论是手拿锄头的农夫，或是苦口婆心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在战。战到八年以后、战到十四年以后，战到五十一年以后，看到国土的重光。

胡适在死前四个月，在重光以后的台湾，写下坦尼森（Tennyson）的诗句：“去努力、去追求、去寻找——永不退却、不屈服。”在避免战争的和平中，他曾“去努力、去追求、去寻找”，在放弃和平的战争中，他曾“永不退却、不屈服”。

如今，中国先一代的爱国者，人已苍老、人已死去，但他们的努力、追求、寻找，他们的永不退却、不屈服，却是我们的碑记。我们怀念他们，向永定河水、向卢沟桥狮、向千千万万为战争和平而牺牲的死魂灵，一同赞美与涕泪——中国的爱国者永生，由于他们，中国不再屈辱，中国使东方有了落日。

1979年7月2日

《中国时报》1979年7月16-17日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1961年的10月里，当胡适先生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后，写了封限时信给我。原信如下：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打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这封信里提到的“那一大盒卡片”，是我编的《胡适著作目录》，是就胡适先生一生的著作整理出来的最完整的清册。胡适先生对我的成绩颇为欣赏，所以特地约我去南港“中央研究院”“玩玩”，看看他的一些稿件。这些稿件，加上日记与信件，再加上我“那一大盒卡片”，几乎就是胡适先生一生写作的总和了。这些总和，自然就是胡适全集的基础了。

胡适先生晚年，很喜欢引用清朝学者李塨（恕谷）的一段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先生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先生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胡适先生，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闹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我想，在这种心意里，我是胡适先生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在大学生时代，就在《自由中国》杂志发表讨论他的著作的文字，雷震先生特别写信提醒胡适先生，请他注意这位专家。1957年3月1日，胡适先生约我见面，特别向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我不觉得他说的是奉承话。

“交友”显然是失败了！

胡适先生死在1962年2月24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3点钟，我写下了这样几段文字：

“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10月9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

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后，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表在3月1日的《文星》杂志里。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剩下的，是一片冷漠的局面。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先生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先生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先生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后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胡适先生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后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先生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三鞠躬以后，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胡适先生所引用的“交友以自大其身”，在他死后，就缩小得一至于此！“交友”显然是失败了！

“借一千，还十万”

记得胡适先生死后不久，胡虚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第六期（1962年3月16日）里，翻译了一篇《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他在译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搞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为什么？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象得到。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满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门生高足，际此“围剿胡适”的风暴声中，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除了一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来说几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来为“胡适思想”做一是非辩的！你想：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先生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在胡适先生死了两三年后，他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更是安静得可爱了，他们安静地看着，看着那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来开创一个吵闹的局面。而他们自己，却什么也做不出来。

在这段时间里，我做了三件事：一、我出版了《胡适研究》一册；二、我出版了《胡适评传》一册；三、我编了《胡适选集》十三册。都由文星书店出版。《胡适选集》是一种普及的版本，当时每册定价只十四元，特价期间每册只卖九元，该是一般读者都能买得起或设法买得起的。内容共分十三类，每类一册：[1]述学（共十篇），[2]考据（共十三篇），[3]人物（共二十五篇），[4]年谱（共四篇），[5]历史（共十篇），[6]政论（共二十八篇），[7]序言（共四十二篇），[8]杂文（共三十五篇），[9]日记（共九篇），[10]书信（共七十四篇），[11]诗词（共七十篇），[12]翻译（共二十八篇），[13]演说（共三十篇）。

胡适先生以他七十年零七十天的生命，在人间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由于年代久远、人事动乱，这些文字，散佚的很多。一般想读他的文字的人，通常是依靠《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文选》《章实斋先生年谱》《先秦名学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等专书。在这些专书以外的大量文字，却没有被有计划地编选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遗憾。

《胡适选集》的构想，是我鉴于胡适先生著作的这种散佚，无法看到在《胡适文存》等书以外的大量文字，所以才加以搜集，用来嘉惠士林的。

选集中的文字，都是从几十年以来的报章书刊中陆续一篇篇搜集到的，在搜集过程中，曾遍访海内外公私藏书，所以有时候虽一篇之微、一诗之细，都得之不易。因而它的珍贵性，也就益形增加。我相信，凡是稍懂现代编辑经验的人，都会仔细发现这套选集编纂的精审。中国图书馆专家童世纲先生编《胡适文存索引》，把这套选集全部编入，更可显出这套选集的价值。

《胡适选集》出版后极受欢迎，对胡适思想的流传有了极大的影响。《胡适留学日记》里有一则《借一千，还十万》的札记，写施特雷特（Willard Straight）以十万元的纪念堂，酬答他欠过一千元的知己舍尔科夫（Schoellkopf）的故事。胡适先生送了我一千元，我说3月要还他，但他2月就死了。最后我以《胡适选集》给他做了最好的纪念。文星被国民党封门后，这书转给了传记文学社，市面上也出了多种翻印本，单册流传，总在十万册以上。我这点酬答死友的心意，比起《胡适留学日记》中的故事来，也算好有一比了。

窜改了遗嘱

在胡适先生生前，他对自己著作的排印流传，曾感到力不从心。1953年的7月4日，他曾有这样的感叹：

……我自己当然没有重新排印这些书的力量。我看见我的朋友傅孟真先生的全集的编辑印行，我当然忍不住一点歆羡，去年12月10日早晨4点钟，我写完孟真遗集的序文，天还没有亮，我脱衣服要上床睡了，忍不住笑着对自己说：“我的全集的编辑重印，大概也得等到我死后了。”（《傅孟真先生遗著·序》）

胡适先生这段自述，可算是一语成谶。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全集，虽然等到他死后，甚至死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都还没有被印行的信息。

胡适全集的编印，原由“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持。在胡适先生死后，他的亲朋好友和门生故旧居然集合在一起，要负责整理他的遗作，并且声言要编全集。

这些自以为有权编全集并自认有能力编好全集的人，他们摆出的姿态是垄断的、是有排斥性的。由于他们这些人大都是台湾的“学阀”阶层，所以他们便不愁没有一个所在来表现他们的大权与能力，最后表现的总汇，便是“中央研究院”的胡适纪念馆。

一开始，他们什么事都没做，就先领去国家的经费、国民的税捐，大花特花起来。花了一阵，转眼已是胡适先生一周年的忌辰，他们又开始宣布他们的大计划。在胡适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主席王世杰以“中央研究院院长”接棒人的身份，散发了一张所谓“胡适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王世杰报告”。这张报告一开始就扬言：

关于怎样纪念胡先生，我们需要好好地规划，特别希望能够将胡先生的一切写作、演说，乃至片纸只字，尽量地搜集起来，由适当的人加以整理、编辑，以利流传与发扬。

王世杰又说：

关于整理胡先生的遗著，中央研究院已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先行搜集资料，随即要规定进度，分类去整理。

这是第一年的进度。胡适先生是1962年去世的，在1963年的《中央研究院概况》中“胡适纪念馆”单位下，曾有这样的说明：

依照胡故院长1957年6月4日所立遗嘱第四条的规定，他的前存纽约后移台湾的藏书及其他文稿文件，原系赠给国立台湾大学的；但因本馆正式成立，台大钱思亮校长已将胡故院长遗嘱的第四条所载书籍文稿等件的权利、所有权及利益转让给“中央研究院”，并已于1963年5月8日在此转让证明书上签字，又照上项遗嘱第五条的规定，胡夫人江冬秀女士为遗产的受遗人，胡夫人也已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至此胡故院长遗存住宅内的一切遗著书籍文物归于“胡适纪念馆”的法律手续，业已完成。

胡故院长的全部中文著作目录，现已编好，他的未发表及未完成的遗稿，一律摄制照相。最近就可移送“遗著编辑委员会”整理出版。

从这一段说明里，我们知道胡适先生的遗嘱已被窜改，即在属于文稿方面，已自台湾大学转入胡适纪念馆手中，由胡适纪念馆整编后，再“移送‘遗著编辑委员会’整理出版”。同时属于财产方面，“胡故院长遗存住宅内的一切遗著书籍文物”，胡夫人已经同意“遗产转移”，在法律代表上，胡夫人自然已经退出。

所以，外间论及或关切胡适先生遗著情况的人，自然以“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为负责对象，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人或任何机关已无权负责或代表。

托尔斯泰的例子

事实的演变是：1963年《“中央研究院”概况》中所说的“全部中文著作目录，现已编好”，以及“最近就可移送‘遗著编辑委员会’整理出版”等话，与事实颇有距离。蹉跎经年才“编好”的“全部中文著作目录”，其实远非“全部”，并且除了大量的遗漏外，竟还有重复、错误，以及根本不属于胡适先生著作而被张冠李戴的部分，名为“全部”的目录，甚至不如李敖编的这套名为“选集”的目录，这套“选集”，都要比它多出了许多文字。故它所谓“全”的情况，也就不难想见了。

至于“最近就可移送”出版的未发表的遗稿，所谓“最近”，事实上竟是漫长的三年以后（1966年2月）！而印出的数量，竟仅仅是十分之一！发售的价款，竟又高达1966年的二百八十元！以很大预算来维持的胡适纪念馆，在胡适先生去世后四年间，所“普遍流传胡先生言教”的成绩，竟缺谬如此、迟缓如此、售价高昂如此，这能不教人叹气吗？

至于胡适全集的事，在胡适先生去世三年以后，到底有了表示不满的舆论。1965年7月《自由谈》上，阮日宣先生发表《访胡适纪念馆》一文，在“著作只存新目录”节下，就提到：

不过三年来有几件事，确实值得令人杞忧，按照胡氏身后遗嘱，他的文稿嘱由毛子水先生为他整理。记得胡氏灵柩尚未安葬前，笔者曾经访问过毛先生，当时毛先生答复是：“要等胡氏灵柩安葬后，治丧委员会琐务结束，开始整理胡氏未发表的文稿，预计最快也要两三个月才出版一本，直到全部出版完毕后竣事。”此话说过已逾三载，胡适遗稿的出版仍然未见一本，整理胡氏文稿困难究在何处，出版困难在哪里，是否需要更多的人与物力来协助，这是值得文化界关怀的。

而且由于中文版胡适文集的迟未出版，间接是否也影响了联合国文教组织准备出版《胡适文集》的计划？三年前当时已请在哈佛教近代史的杨联陞教授担任编纂与翻译，后来听说要等中文版出版再行着手，目前联合国文教组织这项决定消息也很隔膜，假定因此而耽搁，这真是我国国际文化传播的一项损失。

距阮日宣先生这段文字以后，一年五个月又过去了，胡适全集仍旧很渺茫。1966年2月2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载胡适先生去世四周年的消息，我们听到胡夫人的谈话，竟然是：“付印适之的全集，现在还谈不到！”我们实在忍不住要问：到底什么时候才看到胡适全集的出版呢？

由胡适先生遗著的例子，使我们想起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死前知道他的著作有被“亲近的人”垄断的可能，所以他的遗嘱是秘密写的，写在森林中的一块断木上面。他的目的，是要使他的遗著不成为他“亲近的人”的私产，而成为“全人类的共有产业”，谁都可以有自由印行的权利。托尔斯泰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是属于他“亲近的人”的，也不是属于俄国的，而是属于全世界的。

胡适先生生前有鉴于此，所以他在遗嘱里，特别把“著作部分”划出，交由台湾大学和杨联陞、毛子水二位教授处理，而只把“财产部分”留给亲人承继。我们没想到自从胡适先生死后，他的遗嘱，竟从第一条起，就开始不能兑现；他的遗著，也不能如主事的人所说的“规定进度”，给我们一个像样的整理成绩，给青年一个普及而有益的版本，这是最令我们大惑不解的事。

夫人“销毁”丈夫

邪门的是，在胡适先生死后五年，在胡适全集遥遥无期的时候，《胡适选集》的问世，非但没得到胡适先生亲朋好友、门生故旧的感谢，反倒遭到他们的打击。1966年12月13日，胡夫人在国民党《中央日报》首先登出“胡江冬秀启事”，声言：《胡适选集》“是非法的，应立将已印的书销毁！”——由太太出面，要求把自己丈夫的著作销毁，这种行径太离奇了！经过调查的结果，才知道启事来自“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换句话说，是在胡适纪念馆中某些人士的煽动、挑拨与支持下，由胡夫人出面刊登的。这真令人感到很惊异，也很遗憾。胡适纪念馆以偌大的预算与人力，以及有胡适先生自己遗留下来的大量材料的方便，花了五年的岁月，还不能为胡适先生尽一点像样的责任，这已是很说不过去的事了。想不到他们竟然还“不自修而畏人修”，明知胡夫人在法律上已无代表资格，却硬陷胡夫人于尴尬处境之中，公然要求“销毁”她自己丈夫的著作，弄得无以自圆。这种居心与巧计，竟发生在“中央研究院”机构之中，这真令人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惊异与遗憾了！

在胡夫人登出启事以后，12月15日，“中央研究院”的所谓“部分同人”，包括徐高阮、李毓澍、王聿均、陈槃、黄嘉谟、吕实强、高去寻、张秉权、李光涛、李恩涵、王树槐、王尔敏等所谓学人，投书给国民党党报等，一口咬定出版《胡适选集》是一种“恶行”、是“图财害命”，除要求“有权过问的官署怎容文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外，并宣称：

当此朝野在总统领导下高唱复兴文化运动之时，任何人竭其心血所成的发明权及著作权，应受到尊重和保障，是一个最起码的条件。希望贤明的内政部长立刻负起责任，处理这件版权被侵害的案件！司法机关也应该考虑除暴安良的行动！

12月17日，所谓胡适纪念馆委员会委员凌纯声、魏嵒寿、石璋如、胡颂平、徐高阮、王志维等，又“举行委员会议，决定全体委员赴台北慰问胡夫人及维护胡适博士著作权益”。12月18日，所谓北京大学在台校友会成立七人小组，由陶希圣、杨亮功、陈雪屏、姚从吾、吴铸人、孙德中、毛子水组成，“代表北大校友到和平东路向胡江冬秀女士表示慰问，并保证北大校友对这事不会坐视”。12月20日，所谓教育界人士孙亢曾、沈刚伯、许倬云等发表谈话，跟着推波助澜。当然所谓舆论界也众口一声，大起其哄。

卧底的人

在法律这边，《胡适选集》是完全合法的。按照著作权法第18条：“揭载予新闻纸、杂志之事项，应注明不许转载，其未经注明不许转载者，转载人须注明其原载之新闻纸或杂志。”第21条：“著作权年限已满之著作物，视为公共之物，但不问何人，不得将其改窜、割裂、变匿姓名或更换名目发行之。”第22条：“无著作权或著作权年限已满之著作物，经制版人整理排印出版继续发行并依法注册者，由制版人享有制版权十年；其出版物，非制版所有人，不得照相翻印。”又著作权法施行细则第4条：“凡著作物未经注册而已通行二十年以上者，不得依本法声请注册享有著作权，其经著作物之原著作人为阐发新理而修订发行者，其通行期间，自修订发行之日起算。”从上面所引的条文，《胡适选集》都有十足的法律保障及依据。同时民法与出版法中，也有相关的条款以为支持。

在法律的另一边，按照胡适遗嘱，胡夫人根本不是著作权益的继承人，自然根本发生当事人“适格”的问题，根本是没有主张权利的资格的。但是，当时整个的局面是：大家不先搞清《胡适选集》在情理上和法律上是完全站得住的，只是吠影吠声地起哄而已。

在这种起哄的风波里，真正的核心震央地带，是来自“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的人，尤其是其中的徐高阮。徐高阮是出身左派的健将，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后，投降国民党，在“中央研究院”做副研究员，可是写不出学术论文。李济等学阀大概知道他的背景，不敢惹他，让他管图书室。他有突发性狂怒症，发病时甚至将书架推倒，根本不是正常的人。虽然如此，他跟“情报局”“调查局”“总政治部”等衙门，都有炙手可热的关系，所以经年累月全无学术研究，却能整天写文章诬指谁是卖国者、是匪谍、是这个、是那个，以打击自由主义者为职志。这个人表面上是拥护胡适先生的，骨子里却希旨承风，完全是情报人员、政工人员的路线。所以，真正反对胡适思想流传的，就是这种胡适纪念馆卧底的人！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打击《胡适选集》高潮时徐高阮的言论。1966年12月24日的国民党《联合报》上，有这样的访问：

一部分社会人士颇关切《胡适全集》的事，但徐高阮说，他不认为出版《胡适全集》是一件迫切急要之事，因为出版《胡适全集》并不一定是纪念胡适博士最好的方法。

这是什么心态呢？以心怀这种态度的人，去主持胡适先生著作的出版、全集的出版，我们能不恍然大悟吗？

国民党帮忙追造证据

正因为带头的人心态如此，所以《胡适选集》在他们眼中，竟是“恶行”，是“图财害命”，是非“销毁”不可的东西，他们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这里！因为胡适先生生前既然“歆羡”别人全集的出版，并且冀望他自己的全集能够在死后印出，真正尊敬并怀念胡适先生的人，就不可不努力达成他的心愿。应该知道：发扬并流传胡适先生思想这一件事，是最主要的一件事，至于由谁来发扬流传、由谁来出名得利（如果有名利可得的话），根本都属于小焉者也、根本都是余事。

胡适先生生前筹印陈独秀先生的遗集，重刊罗尔纲先生的著作，没有人会说他的动机是出名得利，或说他“非法侵害他人著作权”。胡适先生以博大的观点来发扬并流传朋友们的著作，同时也以博大的观点来处理他自己的著作：他从未反对过别人发扬和流传他的文字。胡适先生深信他的“社会的不朽论”，他知道他不属于他自己、不属于他的亲人，他属于这个他所贡献的国家，并不断提出他的贡献。所以，反对《胡适选集》的人，根本就是舍本逐末的、不懂情理也不懂法律的。徐高阮的反对，当然更有阴险的意义，那就是借胡夫人之刀，不露痕迹地真正阻止胡适思想的流传，因为胡适思想是国民党思想的敌人，是情报人员、政工人员必欲铲除而后快的敌人。阻止胡适思想，能够借胡夫人之刀，来个釜底抽薪式的解决，岂不正是上上之策吗？

于是，轰动一时的《胡适选集》案，便在1966年12月25日胡夫人的按铃申告下，如火如荼起来了。

国民党官方介入这一借刀杀人的讼案，以阻止胡适思想的流传，最明显的手法是：

一、违反胡适遗嘱，由台湾大学把权利转赠中央研究院后，再化公为私，由“中央研究院”转赠胡夫人，使胡夫人有了证明书；

二、胡夫人凭这证明书向内政部申请著作权；

三、再由内政部违反不得申请注册的规定，硬在1967年2月13日，发给胡夫人二十五年的权利执照；

四、最后由胡夫人拿执照告人。

所以，胡夫人取得告人的资格与证据，都是《胡适选集》出版后才高速赶造成的，这些资格和证据，都是违反法律上基本常识与原则的。但是，国民党不管，国民党的法院也不管，无知而糊涂的乡下妇人胡老太也不管，在胡夫人吵着“要见总统”的配合下，国民党和胡夫人终于借着所谓法律，达到了封杀《胡适选集》的目的。

最好笑最好笑的

在胡夫人按铃申告后第六天，共产主义青年团出身的“闽变”分子胡秋原，在“立法院”里提出质询。胡秋原说：

……盗印胡适先生著作一事，非一单纯侵害人民权益问题，而实若辈一贯祸国阴谋之一种烟幕，亦即若辈过去五年来假借胡适先生名义，进行卖国匪谍活动阴谋之重新使用。最近……（编者略）一个反中华民国的攻势已由四面八方开始。所谓“中国问题小组”、所谓“复国运动同盟”、所谓“新台湾独立运动”、所谓“保护殷海光运动”已在华盛顿、东京、香港等地开始……适于此时盗印《胡适选集》，既非尊敬胡适（因若辈早已诽谤之），亦非借以图利（因若辈不缺乏金钱），而系借盗印《胡适选集》，以散乱胡适著作之整个精神，并大假借胡适博士之名，一面对抗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一面进行进一步的卖国匪谍活动……

由这种国民党的文宣大将如此公然罗列罪状、公然如此“请政府正式调查”，国民党的基本态度是什么，也就不辩自明了！

当然啦，所有的所谓罪状都是好笑的，但是其中最好笑最好笑的，我却觉得是所谓出版《胡适选集》是“散乱胡适著作之整个精神”之说，这真是天下第一怪说。我实在不懂为什么出了一个人的选集，就散乱了他的“著作之整个精神”？如此怪说若能成立，则胡秋原自己就该一出道就出版全集才对，否则这样零星为文，岂不把他自己给“散乱”了？罗织别人竟不用脑筋如此，我真为国民党的文宣大将悲哀！

如此道德，如此谴责

如今，十七年过去了！死不瞑目的胡适先生已墓草久宿，大骂“死鬼胡适之呀！”的胡夫人也蒙主宠召；尸居余气的“中央研究院”一片死寂；告朔饩羊的胡适纪念馆也蛛网成灰。十七年了，十七年的岁月，使《胡适选集》成了历史的陈迹，可是胡适全集的呼声，却在我心头一再响起。那些老太太、那些老头子，那些门生故旧、那些伪善学人，十七年来，他们除了排斥《胡适选集》外，又为胡适全集做了些什么事呢？又为“胡适著作之整个精神”做了些什么功德呢？没有！完全没有！一点也没有！

“中央研究院”的两名院士（陈槃、高去寻），十七年前联名发表谴责《胡适选集》的信的，当年曾经伪善地说：“暂且抛开法律不说，在道德立场上，这种行为必须要加以谴责。”（1966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如今，十七年过去了，如果出了《胡适选集》该构成谴责，那么十七年后还出不来胡适全集该不该谴责呢？如果流传胡适思想竟在你们所谓的“道德立场”上站不住，那么胡适死后二十一年的今天，你们不在流传上做任何事，又是哪一种站得住的道德呢？

花了十个小时，我终于写完我蓄意想写的这篇文字，写到结尾，我又想起“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的话。从胡适先生的身后事看来，他的“交友”，其实只获得自祸其身；他的不朽，还有待于所求之士的发扬。

整个《胡适选集》的故事，是一篇人情冷暖的故事、一篇政治斗争的故事、一篇李敖“借一千，还十万”的侠义故事。我把这故事发表出来，盼对崎岖的世道和已凉的人心，多少起一点坦荡而温暖的示范。

1983年1月31日夜

一贯作业搜奇

我在《“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文里，曾经谈到国民党和它同路人为了阻止自由思想的流传，而借刀杀人，由胡适的未亡人出面，要求“销毁”自己丈夫的著作。胡适的未亡人是江冬秀，她在1966年12月25日按铃申告，要求用法律手法解决政治背景的问题。这一国民党和它同路人一贯作业的杰作，我曾简略说明如下：

一、违反胡适遗嘱，由台湾大学把权利转赠中央研究院后，再化公为私，由中央研究院转赠给胡夫人，使胡夫人有了证明书；

二、胡夫人凭这证明书向内政部申请著作权；

三、再由内政部违反不得申请注册的规定，硬在1967年2月23日，发给胡夫人二十五年的权利执照；

四、最后由胡夫人拿执照告人。

所以，胡夫人取得告人的资格与证据，都是《胡适选集》出版后才高速赶造成的，这些资格和证据，都是违反法律上基本常识与原则的。但是，国民党不管，国民党的法院也不管，无知而糊涂的乡下妇人胡老太也不管，在胡夫人吵着“要见总统”的配合下，国民党和胡夫人终于借着所谓法律，达到了封杀《胡适选集》的目的。

为了给上面这些话留下千秋文证，我再公布一些一般人不能知道的“内幕”资料，使大家领教一下国民党是怎样整人的！

告人的资格是后补的

江冬秀在1966年12月25日按铃申告后，她就大模大样待在家里，迫使司法人员要到她的“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胡公馆”去问话。1967年1月19日上午9时，台北地院检察官朱石炎亲自驾临，做笔录如下：

问：著作权执照之原件有否？

答：已送内政部办理移转登记了。又内政部通知及胡适遗嘱原件均存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未在家中。

问：你何时知道文星出书窃印《胡适选集》之事呢？

答：就是在五十五年（1966）12月9日我写日记那天。

问：“中央研究院”将胡适著作权何时移转给你呢？

答：转让证明书是五十五年（1966）12月30日给我的。

这一笔录，清楚说明了“中央研究院将胡适著作权”移转给江冬秀的证明书，日期是“‘五十五年’12月30日”，是江冬秀按铃申告后第五天的事。换句话说，在江冬秀按铃申告当时，她本人根本毫无告人的法律上资格。这种资格，是国民党和它同路人快马加鞭补给她的，是“先上车，后买票”的！但是，一切应依法律办事的法院，总不是公共汽车吧？把法院当公共汽车，总是一种亵渎吧？

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怎样化公为私？

再看1967年1月21日所谓证人王志维的笔录：

问：胡适遗嘱第四条所指之书集，何时交与台大呢？

答：事实上并未将该书集交与台大的。因为胡适立遗嘱时该等书集均在美国。其后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带了部分回来，其太太回国时将余书全部带回，均放于研究院内。后来胡适之纪念馆落成，其遗嘱执行人刘锴在台代理人陈雪屏与台大接洽后，由台大来函表示该书集等转赠本院（提出台大校长函一件及陈雪屏函二件阅后影本附卷）。

问：遗嘱执行人有何人在台呢？

答：有游建文九人在台。

问：中央研究院何时又将该书集等转给胡江冬秀呢？

答：关于该等书集本身是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提出胡适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二份附卷）。

问：中央研究院有否取得著作权呢？

答：没有。台大亦未取得该著作权。

问：中央研究院既未取得著作权，何以要公证转让呢？

答：因胡夫人到内政部办登记时，内政部主办人以为根据胡适之遗嘱，台大才有该权利。如胡夫人要办登记，必须提出取得该权利之证明文件，因此才办公证的。

这一笔录，清楚说明了刘锴、陈雪屏、钱思亮（台大校长）等如何改变胡适遗嘱，硬将权利“转赠”给“中央研究院”；而“中央研究院”王世杰等，又如何再度改变，硬将权利在江冬秀按铃申告后转给她，以完成封杀《胡适选集》的一贯作业。

所谓证人王志维笔录中，妙事有四：第一，他明说那是“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是公产又何能无条件“转赠”给私人？这是哪一国的逻辑与法理呢？第二，他“提出胡适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二份”，以证明“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中央研究院”附设的委员会，又哪来权利化公为私呢？这不是笑话吗？第三，他公然表示第一手台湾大学和第二手“中央研究院”都没取得著作权，第一手第二手既无此一权利，第三手江冬秀又何能转手取得而告人呢？第四，“内政部”明知江冬秀依法不能登记，因为“根据胡适之遗嘱，台大才有该权利”，并明知江冬秀取得的证明书，是化公产为私产的行为，又何能帮着做手脚呢？

法律细节上的笑话

现在，先抛开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化公为私的大前提不谈，单就化公为私的法律细节上，我们来看看笑话：

胡适1957年7月4日所立的遗嘱第四条中，明白表示将他的手稿（manu-scripts）和文件（papers）以及全部印行的书籍（printed books）遗赠给台湾大学，并且“请求杨（联陞）毛（子水）两教授，代为安排这些手稿文件的保管、编辑和出版”。

根据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胡适纪念馆单位下的记载，这一“遗赠”，业经台湾大学转让给“中央研究院”，是项“转让”及“遗赠”，均先后经过台大校长钱思亮及遗产受遗人江冬秀签字同意，完成法律手续。这一经过，在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中，已写得明明白白：

九、胡适纪念馆

依照胡故院长1957年6月4日所立遗嘱第四条的规定，他的前存纽约，后移台湾的藏书，及其他文稿、文件，原系赠给台湾大学的，但因本馆正式成立，台大钱思亮校长已将胡故院长遗嘱第四条所载书籍文稿等件的权利、所有权及利益，转让给中央研究院，并已于1963年5月8日，在此转让证明书上签字，又照上项遗嘱第五条的规定，胡夫人江冬秀女士为遗产的受遗人，胡夫人也已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至此胡故院长遗存住宅内的一切遗著、书籍、文物，归于胡适纪念馆的法律手续，业已完成。

由此可见，江冬秀既然已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那么权利——如果有的话——就完全不属于她了，她既然没权利，当然就无法告人，于是国民党官方遂在她按铃申告后，促成以下四步骤：

一、由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与江冬秀在1967年年初，签立赠与契约，将胡适著作物的著作权赠与江冬秀。

二、由赠与人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与受赠人江冬秀、各委代理人，于“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同台北地方法院办理“赠与”公证。

三、由江冬秀于“五十六年（1967）元月11日”凭同前项公证书，向“内政部”申请著作物继承注册。

四、江冬秀凭前项申请注册的收据，向台北地检处为侵害著作权的告诉。

于是，国民党拍拍彼拉多式的双手，大功告成了！

能抛弃吗？

现在，我们就算台湾大学转赠“中央研究院”可以有效，但“中央研究院”化公为私，把“‘中央研究院’之公产”私赠他人，在法律细节上也是站不住的。为什么呢？

按照法律规定，对于死者的“遗赠”本可表示“承认”或“抛弃”（“民法”继承编第三章第三节），但是照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的记载，“中央研究院”既已接受台大校长在“转让证明书”上的签字，既已接受江冬秀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的签字，即表示“中央研究院”对于胡适遗嘱第四条所为之“遗赠”，是“承认”而非“抛弃”。

何以说江冬秀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的签字，即足以证明“中央研究院”对于胡适的“遗赠”为“承认”呢？因为江冬秀的签字，在法律上是本于受遗赠人（“中央研究院”）的请求而签字的，在法律上，江冬秀虽一方面是“遗产”的权利人，在另一方面却是“遗赠”的义务人，就“遗产”权利人而言，为“受遗赠人”的“中央研究院”，非取得“遗产”权利人的承诺，不能取得“遗赠”的权利；就“遗赠”义务人而言，江冬秀只有签字承认“受遗赠人”的请求，而为“遗赠”的交付，始足以表示对胡适遗言的实践。

关于“受遗赠人”就“遗赠物”得向“继承人”为交付的请求权，史尚宽《继承法论》第四章第七节“遗赠”有这样的论述：

遗赠分为“包括遗赠”“包括名义之遗赠”及“特定遗赠”三种：

……

（二）包括名义之遗赠，谓遗嘱人就法律许其任意处分之财产，给予其一部分之“遗赠”（民法第1010条第1项。）包括名义之受遗赠人，应对于有法定特留分之继承人，请求财产之交付。

由此可见，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所载江冬秀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的签字仪式，原是本于“受遗赠人”“中央研究院”的请求而举行的，“中央研究院”既以“受遗赠人”的身份，本于法律上对“遗赠义务人”亦即“遗产权利人”的江冬秀，为履行“遗赠”的请求，则它已为承认“遗赠”的意思表示，已经毫无疑义。因此，本于“已取得者，不得拒绝”的法谚，“中央研究院”对于既经接受胡适遗嘱所为的“遗赠”，依法理不得复为主张“抛弃”。

“中央研究院”将本于胡适“遗赠”而取得的著作权，转过头来，又以“赠与”方式转赠给江冬秀，目的无非是想使它发生“民法”第1208条的效力，就是：“遗赠抛弃时，其‘遗赠’之财产，仍属于遗产”，用来使“中央研究院”就此再“赠与”的行为，承认江冬秀对著作权继承的复活；进而使“内政部”承认江冬秀对于已丧失的著作权继承，业因“民法”第208条“中央研究院”抛弃“遗赠”而复活。

但是这种一相情愿的想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对于既经接受胡适遗嘱所为的“遗赠”，依法理是不得复为主张“抛弃”的。这一法理，依据有三：

一、德国民法第2180条第1项明定：“受遗人，对于遗赠已为承认者，不得拒绝。”

二、日本民法第989条明定：“遗赠之承认或抛弃，不得撤销之。”

三、德日两国民法的规定，是以自罗马法以来“已取得者，不得拒绝”的法谚为基础。

“中央研究院”本于胡适遗嘱所受的“遗赠”，既然已为“承认”的意思表示，上溯至“1963年4月16日”江冬秀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之日起，下推至“‘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依公证书复为赠还之日止，本早已有三年八个月之久的定形，双方全无间言，何能于江冬秀一按铃申告，就将三年八个月的事实推翻，将受之“遗赠”者，复为“赠与”之璧还，以示对于“遗赠”的抛弃？这样的出乎尔者反乎尔，又成何体统呢？如果这样而可被认为合法，则世间法律行为将永无确定之日了！权利义务相对人以及第三人间的关系，也将随时有被动摇之虞了！这还成为什么世界呢？

无法无天又无知

至于所谓证人王志维所说，“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一怪说，也是法律上的另一笑话。为什么呢？

原来自罗马法以来，就有“不得将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法谚，所谓“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就是“本非自己所有的权利”，或“所有，却不如所让与者等大的权利”，是不能让与他人的。如果胡适遗嘱第四条的“遗赠”，根本不包括著作权在内，那么“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在“‘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请求公证的转让契约中，竟以“胡适著作权”为赠与的标的，岂不是“中央研究院”以“大于自己所有”“非自己所有”的权利给人了吗？岂不是等于“将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了吗？这不是笑话吗？

另一方面，若不认胡适遗嘱第四条的“遗赠”包括著作权在内，则当“中央研究院”对江冬秀做“胡适著作权”的转赠时，就是“将无作有”的虚惠了。对于“将无作有”的虚惠，江冬秀根本可用她根本没有丧失著作权相辞谢，但她不辞而受，反证她当时承认著作权已因“遗赠”而丧失，所以“中央研究院”再回头“璧还”她时，她就受之不疑了！

“中央研究院”赠之不以为僭，江冬秀受之不以为疑，证明胡适著作权，“中央研究院”确曾得之于前，因而江冬秀可以受之于后！

强词夺理也许可以原谅，但是强词夺理否认一事，便须连带否认两事：既否认胡适遗嘱第四条不包括著作权在内，就得连带否认“中央研究院”曾以著作权转赠江冬秀，就得连带否认江冬秀曾接受“中央研究院”对于著作权的转赠。但是由于“‘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转赠胡适著作权是公证行为，已载之公文书，双方都不容否认，既然都不容否认，却争执遗嘱第四条“遗赠”中不含著作权在内，这不是笑话，又是什么呢？

在江冬秀按铃申告的过程里，当他们发现“抛弃已承认的遗赠”，不免在法律上触礁时候，他们真的不惜否认起胡适曾以著作权“遗赠”给江冬秀以外的单位了，真的不惜否认起以前签字仪式所完成的一切法律手续了！——江冬秀是村妇，她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在背后煽火的人，也未免太无法无天又无知了！

“内政部”蒙混舞弊

江冬秀既从“中央研究院”非法取得著作权、从法院非法取得公证书，于是，国民党一贯作业的程序，便快马加鞭，衙门换衙门，从“中央研究院”转到“内政部”。于是，江冬秀一扭一拐地到了“内政部”，要执照！

现在看“内政部”怎样配合。

“内政部”首先快马加鞭，给了《胡适文存》等九种著作权执照，但是，这是很令人起疑的，因为所谓大陆时代原始著作权执照的号码，据江冬秀当庭陈述，说早都丢了，因此，这些号码的来源，就不是江冬秀所能提供的了。但若是“内政部”提供的，显然就有可疑的号码。以《胡适文存》为例，说是“二十三年（1934）10月30日”发的，执照号码是3674，但是据我查证所得，3674的号码根本不是《胡适文存》的，《胡适文存》的号码该是524，日期该是“十九年（1930）7月7日”，这种蒙混舞弊，又怎么说呢？何况，《胡适文存》在登记上的“著作权所有人”，明明是“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根本不是胡适，更别提什么江冬秀了，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内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一点。

并且，同一个“内政部”，早在“1961年4月25日”，曾以“台（50）内著字第57976号”通知“台南大东书局”，说：“查《胡适文存》一书，尚未向本部申请著作物注册！”现在江冬秀竟把《胡适文存》列为九种注册著作物之一，这就与同一个“内政部”“台（50）内著字第57976号”通知矛盾了！查1928年5月14日的著作权法，第四条明定“著作权归著作人终身有之”，后来修订，相沿不改。胡适死在1962年，他死后，遗嘱把著作物给了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并没登记，所以“内政部”纵使“台（50）内著字第57976号”通知中所说有误，与胡适死后著作权消失的时间也接近首尾相连，“内政部”明知《胡适文存》无案底之可言，却给江冬秀方便，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内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二点。

根据1936年4月出版的《内政年鉴》，胡适的书的版权根本不属于胡适！更不属于什么江冬秀了！但是内政部却硬发执照给江冬秀，这是什么意思？

此外，九种著作权执照，经江冬秀单独以己名为继承著作权注册者六种（原卷“证十七”《胡适文存》、“证十八”《短篇小说第二集》、“证十九”《尝试集》、“证二十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证二十四”《词选》、“证二十五”《戴东原的哲学》）；与他人共有著作权注册者三种（“证二十”《庐山游记》、“证二十二”《哲学的改造》、“证二十三”《淮南王书》），这九种著作权执照，在原始提起的证据中，均欠缺“内政部”印，直到第二次庭讯中，才经补盖遮掩，对已经送达的文书这样处理，是十足的伪造文书行为，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内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三点。

总之，“内政部”明知胡适著作权或根本不在胡适名下，或因胡适死亡而消失，或因已属“公产”而不能转赠私人江冬秀，却为了配合国民党的一贯作业，擅发执照给江冬秀，这种朋比为奸，是休想遮盖得了的！

轮到法院来了！

就这样的，江冬秀终于以最快的速度，从“内政部”拿到执照，一扭一拐地，送到法院里。现在轮到法院参加一贯作业了！

法院面对的，是一片“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考验。著作权法第一项，明指著作物经申请而“注册后”，其权利人始得对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权之诉；同条第二项，明指在“经申请”而尚未获得执照之前，亦得对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权之诉。两项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指“经申请已获注册领有执照”而言，后者是指“虽未核发执照，但已提出申请”而言，两者所同的是必须已经为著作物注册的申请后，始有权利对他人提起侵害之诉，因为诉讼必基于“权利”的存在，在他人发行书籍之前，告诉人根本尚无“权利”的存在；在他人发行书籍之后，纵使告诉人取得“权利”，也不能对取得“权利”以前他人的发行行为提起告诉，因为这是“法律不溯既往”原则，文明人是谁也不敢违反的。

所以，纵使江冬秀以“中央研究院”的“赠与”来撑腰，而使她的著作权继承复活，这项复活行为，也应该直至“1967年1月11日”“内政部”给她申请收据之日方才起算。“1967年1月11日”，早已在“1966年6月”发行《胡适选集》之后，自不能以其后取得的权利“溯及既往”，来提起告诉。

但是，这个岛上的法院，显然对“宪法”第八十条“超出党派以外”的要求，还是有待“共识”的。在“五十六年度上易字第3797号”地院判决里，和“六十年度上易字第1951号”“高院”判决里，漠视“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痕迹，就处处可见。最后判决《胡适选集》要没收、要销毁其制版，一切都不容分说，也不顾及证据法则了！

后话

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用《胡适选集》案来封杀胡适思想、来打击流传自由思想的人，从台湾大学到“中央研究院”、从转让契约到赠与公证、从继承注册到按铃申告、从舆论围剿到法律封杀……全套作业是快慢随意的，是声应气求的，是用胡夫人打头阵用未亡人削群雄的。整个作业的流程，的确阴险而利落。如今，十七年过去了，我回想这由我一心编出来的《胡适选集》，一手搅出来的头条大案，一身惹出来的——如胡秋原所说的——“一面对抗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一面进行进一步的卖国匪谍活动”，真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花了一天的时间，我写了这篇文字，并且毫不客气地公布了许多文件与内幕。毕竟我这“文化基督山”是可怕的对手，我会等待十七年，然后花十七个小时，去把敌人清算进历史。乡愿们老是劝人“往者已矣”，但是正义之士却总爱“温故知新”，正义之士是永不健忘的，健忘是对正义的一种亵渎。为了不使正义蒙尘，我们必须学会要永不停止地揭发真相、揭发真相、揭发真相。在真相的光照下，使我们流芳百世，使他们遗臭万年——在齐的太史、在晋的董狐，他们干的，不就正是这种事吗？

1983年2月2日夜深

“你们后死有责！”

宏正：

去年德刚来，你安排见面，这是他和我第一次见面，后来我“隐而不退”了，所以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他寄贺年片来，我是不过年的，也没回，请你特别代我向他和他新娘子致意。

因为事先知道你要陪德刚去胡适纪念馆，所以我曾特别请你和德刚向王志维交涉——胡适死了二十年了，究竟《胡适全集》还要等多久才编好？我也请你向杨联陞交涉，因为根据胡适遗嘱，明说：“所有文稿均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及“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毛子水两人，来整理安排出版。”如今二十年下来，毫无“整理安排出版”的影子，杨毛诸公愧对故人与士林，自不消说。后来我得知你交涉不得要领，他们仍旧“忌者不自修而畏人修”，仍旧尸居余气，我曾向你表示：我忍了二十年了，我要公开质问他们！

现在我先写两篇：一篇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篇是《一贯作业搜奇》，请你表示意见，并转给这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看。

十七年前我编《胡适选集》，遭到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的捣乱、围攻。理由千奇百怪，其中之一是说《胡适选集》影响了《胡适全集》的完整性，好了，最后《胡适选集》被法院宣判没收、销毁了，（事实上他们一本也没搞到，全都卖光了！）可是他妈的《胡适全集》呢？二十年了，《胡适全集》呢？胡适的亲朋好友、胡适的门生故旧，胡适的干女婿钱思亮、胡适的床头人江冬秀、胡适的大徒弟毛子水、胡适的小学生胡颂平、胡适的“监护人”徐高阮、胡适的大秘书王志维、胡适的海外传薪人杨联陞……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他妈的《胡适全集》呢？

在胡适死后近一年，学阀李济写《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序》，说：

他去世以后，大家都想所以纪念他的方法，却得不到任何十分满意的结论。不过若把纪念胡先生的事分做两方面看，也许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我的意思是，若从永久性的纪念说，像胡先生一生的成就，可以说是“自有千古”，不需要任何纪念的标帜。换句话说，他留下来的工作成绩，就是纪念他最好的纪念品。历史上的人物，如韩愈、朱熹这一类的人，是用不着别人纪念他们的。另一方面看，若是为怀念他的人、受过他的影响的人们设想，他们与胡先生的关系自然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各有不同；他们确实可以由这些不同的关系想出不同的纪念方法。

二十年下来，从永久性纪念来检查，他们是一事无成，并且禁止别人做永久性纪念；从个别性纪念来检查，他们是人心凉薄，由“不同的关系想出不同的纪念方法”就是没有任何方法。李济说：“史语所同人有幸，在胡先生最后的几年生活中，得与他朝夕相处。”但是，他们的有幸就是胡适的不幸。二十年下来，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在胡老太被怂恿出来，毫无体统地要求销毁自己丈夫的著作的时候，王志维以所谓证人的身份，向检察官说，胡适著作权“是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为了支持这种化公为私的怪说，他举出“胡适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二份”。现在我找到所谓“记录二份”，单位全名是“‘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遗著整理委员会编辑委员会”，记录第一次是“1962年11月6日上午9时半”，第二次是“1963年2月22日下午4时”，出席人是毛子水、屈万里、严耕望、陈槃、黄彰健、胡颂平、徐高阮、蓝乾章。第一次讨论决定事项是：

一、推定胡颂平先生兼任本委员会干事。

二、本会决定先整理胡故院长未发表的遗稿。

三、整理时绝不可用胡故院长的手稿，必须先把手稿显微摄影，再洗成六吋照片一份，以后即以此照片作为付印校对之用，并建议“胡故院长遗著整理委员会”，请拨款办理。

四、整理已发表而未收入文存的散文，连同从前已发表而未收入文存的散文，推定徐高阮先生、蓝乾章先生及胡颂平先生负责设法收集。

五、文学史选例一书，仍照胡故院长生前付印的遗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版税归胡夫人所有。

六、胡故院长所有英文著作部分，推定徐高阮先生、蓝乾章先生两人与在国外的杨联陞先生、袁守和先生及童世纲先生三人帮同设法收集。

七、将来负责校对人员，必须于稿末注明姓名。

八、关于遗著经本会整理后出版的版税，统归胡夫人所有。

第二次讨论决定事项是：

一、胡故院长未发表的遗著，限定3月10日以前点清页数，预计摄影所需的费用，再由毛子水先生函请王院长批发经费。

二、遗著水经注部分，请陈槃先生做初步检阅。

三、中古思想史有关的遗著，请黄彰健先生做初步检阅。

四、其他稿件，请徐高阮先生做初步检阅。

五、详细年表，请徐高阮先生负责，希望在一年以内完成。

六、先将已发表而未收入文存的文稿，印成目录分给本会各委员，以便商讨分配校对的办法。

七、今后如果发现有侵害胡故院长著作版权的情事，应随时提请胡夫人注意。

八、征求胡故院长函件，由本会出名公告。征得的函件，本会用毕后，即移送“纪念馆”保管。

这两次所谓讨论决定事项，除了把当时明明属于公产的，非法跟私人纠缠不清外，其他有关“著作整理编辑”各条，二十年下来，几乎无一不是虎头蛇尾。这些铁证，正好印证了我早年的预言：“占着茅坑不拉屎。”——整个这个岛上的学风与机构，一直都是如此。

我相信真正能把《胡适全集》编出来的，还是有待于私人机构。私人机构是肯做事的，一变成公家的，就完蛋。那天你请客的席上，我颇属意绍唐，认为绍唐或可透过胡祖望的支持，排除各方面的抵制，但那天晚上绍唐说为了他买下《胡适选集》，自己被胡老太、王志维追告不已，甚感苦恼云云。总之，现在王志维衰病侵寻，胡适纪念馆也毫无起色，他实在应该知道他们真的错了，应该知道他们是胡适思想流传的罪人，应该知道现在是补过的最后机会，再蹉跎，就除了一片黄土，什么也看不到了。

1971年，李敖在警备总部押房所拟计划

1971年，我在警备总部保安处的押房里，顺手在十行纸上写下《〈胡适全集〉计划》，是我受难期间罕存的笔迹之一，特将原件送给你，留作纪念（这计划当然限于环境，凭空做的，极不理想）。

多谢你对我的帮助、送书与好意。

敖之　1983年2月3日晨

1965年12月18日，江冬秀在《胡适手稿》第一集“卷头的话”里说：

编印适之的全集，现在还谈不到。我想先要影印他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尽力量办这件事。等这件事办好，再筹划编印全集。

请问为什么全集“还谈不到”？原因无他，只是他们不行罢了！自己不行还要捣别人乱，就是他们的本事。如今江冬秀也死了，“再筹划编印全集”也全是一句空话了！

另外，同年11月15日杨联陞也在“序”里说：

胡先生生前有两次对我说过：学生替先生编定诗文遗集，要用自己的判断力，该收的收、该去的去，不要把随便什么东西都收进去。两次结句都是：“你们后死有责！”

胡先生逝世后，我自然应当帮助想想怎样整理他的遗著。我想起胡先生生前的话，觉得很为难，因为实在不容易实行……

我很惭愧，身在海外，对于整理编印胡先生遗稿的工作没有尽半分力量。我现在借这个机会表示深深的歉意。

但是，胡适请杨联陞、毛子水两人负责整理编印遗稿，是遗嘱中的大事，怎可以“惭愧”“歉意”就了事？所谓“后死有责”，有责的表现，竟是让死人不见全集之书、只闻惭愧之声吗？杨联陞错了！毛子水错了！

意不能平，再写几句如上。

敖之

重看你四十七天前写给我的信，你说“我以为胡学专家，非您莫属”，是对的，我真觉得我死后，没人编得好《胡适全集》了。看了梁锡华在《胡适秘藏书信选》中闹了那么多无知的笑话，你要我还“介绍”些什么呢？整个胡适遗著的事，都坏在不准有资格的人做，而没资格的又不做或乱做，如此而已。

意还不能平，又写几句如上。

敖之

《胡适全集》计划

一、明年（1972年）2月24号，胡先生去世十周年。

二、胡先生著作散佚很多，搜集不易。十年来，连一完整而正确的著作目录都未能编出，其难可以想见。

三、但行远自迩，于蹉跎十年之后，全集工作已不宜再缓（《鲁迅全集》，乃至日译的《大鲁迅全集》，都在鲁迅死后，迅速而有计划地出版，此事应给我们借鉴，也使我们惭愧）。

四、胡先生的著作量（除未发表的日记、残稿，及待征集的书信外），准确估计，依三十二开本每册二百面算，约可编印七十二册。

五、目前市面上能零星买到，且为胡夫人认可者，折算其总和，只占一半，即三十六册。

六、搜集新编者，亦可占一半，即三十六册。书成后，可使市面上能买到的胡先生著作，顿增一倍，除数篇政论文字目前不宜收入外，搜集极为完整，允称全集。

七、有关胡先生的文字（不论作于胡先生生前或死后），别予精选，另编四册。

八、全集在编辑方面的特色，遍及“体例”“编排”“图片”“手迹”“年表”“总目”“辑佚”“考证”“勘误”“注释”“增补”“附录”等各方面，为普通全集所不及。

豹死留了什么皮？

宏正：

多谢你送我《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你问我：“要不要也在身边留个徒弟记录你的言行？”我说：“要记我自己会记，我可不要那么笨的徒弟！”看了胡适的笨徒弟编写的这些书，我对我的这一看法，更深信不疑了。18世纪鲍斯威尔记录约翰逊的言行，记得多么好！原因何在？因为鲍斯威尔有文采、史才和忠实，所以可以写出传世的《约翰逊传》，但胡适的笨徒弟却既无文采又缺史才也乏忠实，所以搞出了这种四不像的东西，他们可真愧对胡适了。

如果只是没有文采和史才，倒也罢了，最严重的是他们的不忠实，这月5日《联合报》上登陈雪屏的口述，原来这种四不像的东西是这么来的：

胡适之先生过世之后，王世杰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像胡先生这样一代人物，死了以后我们应该替他写传记；第一步应先编个年谱出来。”我也觉得为胡先生编写传记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于是就请了曾是适之先生学生、后担任过他秘书的胡颂平先生为主要编撰者。编写期间，王世杰先生自己看稿，同时还找了杨亮功、毛子水两位先生还有我一起看稿子。

看到了吧，在国民党官僚和同路人的主持下编写胡适的言行，他们会不做手脚吗？

试以年谱长编初稿1929年为例。这年胡适有文章攻击国民党，12月19日，胡适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而年谱长编初稿却不叙原委与背景，在最后硬删胡适文章如下：

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读了我这篇历史的研究，一定是很生气的……国民党应该做点真实的事业给我们看看。至少至少，应该做到这几件事：

一、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

二、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

三、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

四、取消统一思想……的迷梦。

五、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

这种硬删，把个真的胡适给删得不成模样了。我现在提出胡适原文的最后，给你对照：

我们这样指出国民党历史上的反动思想，目的只是要国民党的自觉。一个在野政客的言论是私人的言论，他的错误是他自身的责任。但一个当国的政党的主张便成了一国的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不是私人责任的问题了。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实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是不用讳饰的；但这种错误思想，若不讨论个明白分晓，往往可以有很大的恶影响，个人的偏见可以成为统治全国的政策；一时的谬论可以成为教育全国的信条。所以我们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的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们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绝不能做时代的领导者，绝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

孙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以后曾有很热烈的赞叹新文化运动的话，他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日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九年（1920）1月29日，与海外同志募款筹办印刷机关书——《孙中山先生全集》，三民公司本，第四集，二，第27-28页]

中山先生在此时虽然只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政治革命的一种有力的工具，但他已很明白地承认“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全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绝不能变化思想，绝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

十年以来，国民党所以胜利，全靠国民党能有几分新觉悟，能明白思想变化的重要。故民国七八年之间，孙中山先生还反对白话文，而八年（1919）五四运动以后，中山先生便命他的同志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参加新文化运动。这便是国民党的“思想之变化”。十三年的改组，便是充分吸收新文化运动的青年，这又是国民党的“思想之变化”。八年的变化使国民党得着全国新势力的同情。十三年的变化使国民党得着革命的生力军。这是历史的事实。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国民党对于我这篇历史的研究，一定是很生气的。其实生气是损人不利己的坏脾气。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如果不愿意自居反动之名，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来给我们看看。至少至少，应该做到这几件事：

一、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

二、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政用白话。

三、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

四、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

五、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

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这样虎虎有生气的文字，被国民党官僚和同路人删得七零八落，这叫忠实吗？这不是做手脚吗？

再看同年12月13日，胡适写《人权论集小序》，而年谱长编初稿却也不叙原委与背景，在最后硬删胡适文章如下：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而洒之。

天神言：“尔虽有志气，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1月出版，收入《胡适论学近著》

这种硬删，又把真的胡适给删得不成模样了。我现在再提出胡适原文，给你对照：

这几篇文章讨论的是中国今日人人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人权问题。前三篇讨论人权与宪法。第四篇讨论我们要的是什么人权。第五六篇讨论人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第七篇讨论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希望国民党的反省。第八篇讨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这两篇只是“思想言论自由”的实例：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第九篇　与第十篇讨论政治上两个根本问题，收在这里做个附录。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鹦武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武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这种虎虎有生气的文字，被国民党官僚和同路人又删得七零八落，这叫忠实吗？这不是做手脚吗？（胡适一生发表的反极权的文字，本已可怜，再经他们这样一折腾，岂不更可怜了吗？）

像上面这种不忠实、做手脚的例子，其他还多着呢，例如在胡适与雷震关系上、胡适与李敖关系上，他们都不忠实，做了许多手脚。我会陆续举例证明，等着瞧吧！

看了他们这些不忠实、做手脚的地方，我才明白，所谓年谱长编初稿，许多地方，只是年谱长删胡搞而已。看了这些东西，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样阻止《胡适选集》、反对《胡适全集》了，原来选集全集都会显示出原本的真胡适！去年2月3日我写信给你说：

十七年前我编《胡适选集》，遭到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的捣乱、围攻。理由千奇百怪，其中之一是说《胡适选集》影响了《胡适全集》的完整性，好了，最后《胡适选集》被法院宣判没收、销毁了（事实上他们一本也没搞到，全都卖光了！），可是他妈的《胡适全集》呢？二十年了，《胡适全集》呢？胡适的亲朋好友、胡适的门生故旧，胡适的干女婿钱思亮、胡适的床头人江冬秀、胡适的大徒弟毛子水、胡适的小学生胡颂平、胡适的“监护人”徐高阮、胡适的大秘书王志维、胡适的海外传薪人杨联陞……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他妈的《胡适全集》呢？

我又说：

二十年下来，从永久性纪念来检查，他们是一事无成，并且禁止别人做永久性纪念；从个别性纪念来检查，他们是人心凉薄，由“不同的关系想出不同的纪念方法”就是没有任何方法。李济说：“史语所同人有幸，在胡先生最后的几年生活中，得与他朝夕相处。”但是，他们的有幸就是胡适的不幸。二十年下来，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现在我看了他们弄出来的年谱长编初稿这些四不像的东西，更使我清楚知道《胡适选集》被封杀、《胡适全集》被胎死的真相了。原来是国民党不要豹死留皮，要留却给另留一张画皮，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他们说唐德刚是胡适的犹大，唐德刚固然不无问题，但比起他们来，却在文采、史才和忠实上，有云泥之别，如果非说犹大不可，唐德刚至多只是“假犹大”“杂牌犹大”，而他们呢，却是典型的“真犹大”“正牌犹大”。写到这里，我真为胡适悲。我想到去年1月31日我写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后段：

如今，十七年过去了！死不瞑目的胡适先生已墓草久宿，大骂“死鬼胡适之呀！”的胡夫人也蒙主宠召；尸居余气的中央研究院一片死寂；告朔饩羊的胡适纪念馆也蛛网成灰。十七年了，十七年的岁月，使《胡适选集》成了历史的陈迹，可是胡适全集的呼声，却在我心头一再响起。那些老太太、那些老头子，那些门生故旧、那些伪善学人，十七年来，他们除了排斥《胡适选集》外，又为胡适全集做了些什么事呢？又为“胡适著作之整个精神”做了些什么功德呢？没有！完全没有！一点也没有！

中央研究院的两名院士（陈槃、高去寻），十七年前联名发表谴责《胡适选集》的信的，当年曾经伪善地说：“暂且抛开法律不说，在道德立场上，这种行为必须要加以谴责。”（1966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如今，十七年过去了，如果出来《胡适选集》该构成谴责，那么十七年后还出不来胡适全集该不该谴责呢？如果流传胡适思想竟在你们所谓的“道德立场”上站不住，那么胡适死后二十一年的今天，你们不在流传上做任何事，又是哪一种站得住的道德呢？

如今，十八年过去了，他们开始流传的，竟是一片刻意制造的画皮！呜呼胡适！

敖之　1984年5月9日

用胡适给傅斯年的一封私信收尾——记民治与独裁的论战

二十五年前（1961年1月1日），我在《文星》杂志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文中我没有肯定大家注目的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却肯定了人所忽略的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这篇文章引起大轰动。后来钱思亮（当时的台大校长）告诉我：胡适本人看了，写了一封信给我，信还没写完，就心脏病突发，死了。这封残信一直扣留在垄断胡适思想的人们手里，我至今未能看到。胡适死前，对我不肯定他在学术上地位，不以为然；但对我肯定他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却很高兴。因为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多少年来，都被忽视了、被不成比例地忽视了，经李敖做了发人未发的论断，自然胡适会引为知己。

《播种者胡适》

在《播种者胡适》中，我的论断是这样的：

九一八事变带来了一个新刺激，几个老朋友的“挟持”，又引起了胡适大谈政治的热心，他创办了《独立评论》，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同时讨论当时的几个大问题，其中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便是影响深远的一场论战。

五四前后，中国似乎已沾染了19世纪以来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虽能保持一种“局促的平衡”（uneasy balance），但是内部的酝酿还是很热烈。九一八事变带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忧国之士个个都急于盘算如何使中国赶紧强起来，正巧当时正是独裁政治最流行的季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奥国的陶尔斐斯、苏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国推行“新政”的罗斯福，都是时代的宠儿。“新式的独裁政治”弥漫了整个世界，大家都觉得这是最时髦的政治趋向，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对民主与议会怀疑了，尤其是胡适的几个朋友，像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这些受过完满的英美教育，“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人，竟也纷纷宣言非行独裁制度不可了。胡适早在《独立评论》第一期里，就抨击过这种时尚的政论，他那时就主张：“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宪政问题》）一年半后，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冲来了，涌起了一片拥护独裁的浪潮。这时候胡适当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让他的信念在左右两派的极权夹击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独地抵抗这种浪潮。这个抵抗持续了十五个月，为了“对一般求治过急的人下一种忠告”：“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他说他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轻试的……兢兢业业的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鸭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三十二卷一号）

这种鲜明的表示，虽然使他又一次做了乌鸦，但是无疑的，他给怀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剂强心针，向拥护独裁的学人敲了一棒子。二十三年（1934）11月27日，当局联名通电全国，终于公开表示了“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也是民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处心积虑地怀疑中华民国的政体了，大家在民主宪政的远路上看到了第一块里程碑。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四十二年后我们重看那些文献，我们会感到他们与我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意。对这两个词儿，他们缺乏冷静而深入的理解，而他们气质上的狂热，又恰恰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错误的：谈科学的人，甚至把唯物辩证法都认做科学；谈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静气地做一个阿斗，却整天瞪着眼睛做革别人的命的张飞，“民主”泛滥至此，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有所归呢？陈独秀从无限辛酸的经验中，临死前才悟到对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与胡适分而又合了。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得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

我这段文字发表后二十五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远流出版公司，在1986年2月24日主办了一次所谓“胡适逝世二十四周年纪念演讲会”，由台大历史系的“张忠栋教授”演讲《在动乱中坚持民主的胡适（1931-1949）》，我看了发表在《中国时报》的讲稿（1986年2月25日至27日），深感全篇不出李敖《播种者胡适》的范围，讲稿中袭取李敖论断的精华，却又没有李敖论史行文的渊博与审慎，例如“张忠栋教授”连《独立评论》与《独立时论》明明是两个出版品都分不清，而以专家自居，侈谈胡适如何如何，岂非学术上的大笑话？

由于连“张忠栋教授”都闹出这种大笑话，我感到大家真该好好读读当年的原始文献了，我决定写这篇文字，重新把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详加肯定。因为原始文献大家多看不到，我尽量多引一些，以为文证，大家看了这些原始文件，最后才会恍然“在动乱中坚持民主的胡适”的真相，而对中国的民主前途，自然也会有所领悟矣！

蒋廷黻论用专制建国

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后，正赶上独裁政治最流行的季节，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怀疑起民主、拥护起专制来了。这种怀疑的态度，首开先河的是蒋廷黻。蒋廷黻在1933年12月10日发表《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号），他说：“我们中国近二十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生命财产，人民为革命所受的痛苦，谁能统计呢？此外因内争而致各派竞相卖国更不堪设想！孙中山先生革命目的之纯洁大概是国人所共识的。但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也不惜出重价以谋日人的协助。”……（编者略）他感慨：“这样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蒋廷黻的结论是：“中国还没有经过一个专制时代，所以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还没有做到‘建国’的第一步工作。必须先用专制（如英国都铎朝的百年专制、如法国波旁朝的光明专制，甚至于如俄国罗曼诺夫朝的专制）来做到‘建国’，然后可以‘用国来谋幸福’。”

“不过用了‘专制’一个名词”

蒋廷黻的文字发表后七天，胡适就有了反应。1933年12月17日，胡适发表《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一号），表示异议。胡适在文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二）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何以不会造成民族国家？关于第（一），胡适的意见是：建国并不一定要靠专制。即如英国的都铎（Tudor）一朝，正是议会政治的抬头时代，又是商业与文艺的发达时代，何尝单靠专制？关于第（二），胡适的答案是：中国自从两汉以来，已形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了。“我们今日所有的建国的资本，还是这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自觉心”。胡适说：

蒋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说统一的政权是建国的必要条件；不过他用了“专制”一个名词来包括政权的统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无限的独裁政治上去。其实政权统一不一定就是独裁政治。英国的亨利第八时代正是国会的势力抬头的时代：国会议员从此有不受逮捕的保障，而国王建立新国教也须借国会的力量。所以我们与其说专制是建国的必要阶段，不如说政权统一是建国的条件，而政权统一固不必全学罗曼诺夫朝的独裁政治。

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

过了七天，1933年12月24日，胡适又写《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二号），文中提出了蒋廷黻原文暗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不是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呢？”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表示他自己是反对中国采用种种专制或独裁的政制的，因为他不承认中国今日有专制或独裁的可能。他举出了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二十多年前，《民报》驳《新民丛报》说：

开明专制者，待其人而后行。

虽然过了二十多年，这句老话还有时效。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他们不知道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孔子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曾告诉他的国君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今日梦想开明专制的人，都只是不知道为君之难，不知道专制训政是人世最复杂繁难的事业。拿破仑与腓特烈固然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列宁与斯大林也是富有学问经验的天才。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十个世间最古的大学，其中有几个大学是有近千年的光荣历史的。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绝不是一班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今日的领袖，无论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资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训练的人才，可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日梦想一种新式专制为建国的方法的人，好有一比，比五代时后唐明宗的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我们试看苏俄、土耳其、意大利、德意志的专政历史，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才可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基础。中国这几十年中，排满的口号过去了、护法的问题过去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过去了，甚至于“抗日救国”的口号也还只够引起一年多的热心。那一个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国问题，还不能团结一个当国的政党、还不能团结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是最可痛心的教训。这两年的绝大的国难与国耻还不够号召全国的团结，难道我们还能妄想抬出一个蒋介石或者别个蒋介石，来做一个新的全国大结合的中心吗？近年也有人时时提到一个“共同信仰”的必要，但是在这个老于世故的民族里，什么口号都看得破、什么魔力都魔不动，虽有墨索里尼、虽有希特勒、虽有列宁托洛茨基，又有什么幻术可施呢？

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向来崇拜议会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说那是人类政治天才的最高发明；向来攻击议会政治的人，又说它是私有资本制度的附属品：这都是不合历史的事实的评判。我们看惯了英美国会与地方议会里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认那种制度很幼稚，那种人才也大都是很平凡的。至于说议会政治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那更是笑话。照资本主义的自然趋势，资本主义的社会应该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应该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团”政治：不应该让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都走到科学工业的路上去，而剩下一班庸人去统治国家。（布赖斯Bryce的《美洲民主国》曾历数美国大总统之中很少第一流英才，但他不曾想到英国的政治领袖也不能比同时别种职业里的人才；即如名震一世的格兰斯顿如何可比他同时的流辈如赫胥黎等人？）有许多幼稚民族很早就有民主政治，正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这种僻见[120]，好像是戏言，其实是慎重考虑的结果，我认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们的思考的。

“学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书的蒙蔽”

对这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胡适在1935年1月1日，发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一号），曾自行综合并加重第三项如下：

我提出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今日梦想开明专制的人，都只是不知专制训政是人世最复杂繁难的事业。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

第三，我观察世界各国的政治，不能不承认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而现代的独裁政治是一种特别英杰的政治，是需要很大多数的专家的政治，在中国今日是做不到的。

我提出的这三项理由，至今不曾得着一个满意的答辩。这三点之中，我自己认为比较最重要的还是那第三点，然而这一点似乎最不能引起政治学者的注意，这大概是因为学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书的蒙蔽[121]，误信议会式的民主政治需要很高等的公民知识程度，而专制与独裁只需要少数人的操纵，所以他们（例如蒋廷黻先生）总觉得我这个见解是有意开玩笑的、不值得一驳的。

我现在郑重地说明，我近年观察才考虑的结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轻试的。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种民主政治，毫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不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民主政治只需要那些有选举权的公民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这种能力是不难训练的。凡知道英美政治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国会与地方议会都不需要特别出色的专家人才；而他们的选民很少是能读《伦敦泰晤士报》或《曼彻斯特卫报》的。可是近十年中起来的现代独裁政治（如俄、如意、如美国现时），就大不同了。这种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宏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的新鲜局面：它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这种局面不是在短时期中可以赶造得成的（俄国今日需要的一百五十万的专家，固然一部分是赶造成的，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俄国有二百年的大学与科学院，还有整个欧洲做他们的学术外府）。兢兢业业的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鸭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

“独裁忽然大时髦了”

对人们“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胡适在《再论建国与专制》里，曾经有一段大特写。他说：

上一期我讨论蒋廷黻先生的《革命与专制》，曾提出一个主张，说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个比较更迫切的问题：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不是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呢？

这个问题，并不算是新问题，只是二十多年前《新民丛报》和《民报》讨论的“开明专制”问题的旧事重提而已……

现时有些人心目中所悬想的新式专制，大概不过是当年梁任公先生所悬想的那种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标准的开明专制而已。

平心而论，二十多年前，民党与非民党都承认开明专制是立宪政治的过渡办法……

《民报》与《新民丛报》走上一条路线去了。他们所争的，其实不在开明专制，而在“最初之手段”是不是革命。梁氏希望当日的中国能行开明专制，逐渐过渡到立宪，可以避免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而革命党人根本上就不承认当日的中国政府有行开明专制的资格，所以他们要先革命……

这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政论之争，是值得我们今日的回忆的。二十多年以来，种族革命是过去了，政府革命也闹了二十二年，国民党的训政也训了五六年了。当年反对革命而主张开明专制的人，早已放弃他的主张了。现在梦想一种新式专制的人，多数是在早一个时期曾经赞成革命，或者竟是实行革命的人。这个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骤变，也是时代变迁的一种结果。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宪是最令人歆羡的政治制度。十几年来，人心大变了；议会政治成了资本主义的副产，专政与独裁忽然大时髦了。有些学者，虽然不全是羡慕苏俄与意大利的专制政治的成绩，至少也是感觉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国将来试行民主宪政的无望，所以也不免对于那不曾试过的开明专制抱着无穷的期望。还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苏俄一阶级专政，或者意大利的一党专政。他们心目中的开明专制已不像二十多年前《新民丛报》时代那样的简单了。现在人所谓专制，至少有三个方式：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最近美国的总统的独裁，是由国会暂时授予总统特权，其期限有定，其权力也有限制，那是吾国今日主张专制者所不屑采取的）。其间也有混合的方式：如国民党的民主集权的口号是第二式；如蓝衣社的拥戴社长制则是领袖独裁而不废一党专政；如共产党则是要一阶级专政，而专政者仍是那个阶级中的一个有组织的党。

我个人是反对这种种专制的。……

这段文字中最令人注意的是：胡适提到“国民党”与“蓝衣社”的事。当时国民党不但搞“一党的专政”，并且搞出法西斯式的核心特工组织“蓝衣社”来一脚踢，胡适写出“蓝衣社”，这就显然点破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了。“蓝衣社”是绝对主张领袖独裁的，换句话说，是主张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知识分子们提倡独裁，究竟有利于谁、是为谁助虐，也就不言可喻了。

钱端升被“熏陶”之后

1934年1月里，有三篇拥护独裁的文字出现了：第一篇是钱端升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钱端升首先说：“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接着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是无所不包的——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他又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也不见得不及民主政治。……独裁既真能为大多数人（几乎是全体人民）增进福利，则又乌能因少数人的自由之被剥夺，而硬要维持谋福利不及独裁的民主？”又说：“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在一二十年内沿海各省务须使有高度的工业化，而内地各省的农业则能与沿海的工业相依辅……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最后的结论是：“一切制度本是时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国尚为统治阶级所视为不经的、危险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后，即保守党亦视为天经地义了。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胡适驳钱端升

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曾对钱端升的论点，提出反驳：

钱端升先生这篇文章是这一年中讨论这个大问题的一篇最有条理又最恳挚动人的文章。可惜此文发表以来，还不曾得着国中政治学者的批评与讨论。我虽然不是政治学者，却也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一个人，很想在这里对他这篇长文的主旨提出一点“门外汉”的意见。

先讨论他的概论世界政治制度趋势的部分。我要向他指出两点。第一，他说“欧战的结局实为民主政治最后一次的凯旋”，他固然可以举俄意土德诸国作例，但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我们也可以说欧战的终局，实在是民主政治进入一个伟大的新发展的开始。这个新发展在数量的方面是民主政治差不多征服了全欧洲：从俄、德、奥、土四个最根深蒂固的帝制的颠覆，直到最近西班牙的革命和南斯拉夫专制王亚历山大的被刺，都是这一个大趋势的实例。在质的方面这个新发展的最可注意之点，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骤增与民主政治的社会化的大倾向。前者的表现实例，有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有英国劳工党的两度执政权：这都是大战前很少人敢于想象的事。后者的实例更多了。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早已感觉18世纪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治主义是不够用的了；一切“社会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表现。在大战时，国家权力骤增，民族生存的需要使多数个人不能不牺牲向来视为神圣的自由权利。大战之后，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就使许多民治国家呈现社会主义化的现象。至于苏俄的以纯粹社会主义立国，更不用说了。凡能放大眼光观察世变的人，都可以明白十八九世纪的民主革命，和19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两个相反的潮流，乃是一个大运动的两相连贯又相补充的阶段；乃是那个民治运动的两个连续的大阶段。所以我们可以说：欧战以来十几年中，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颓崩溃，竟是在量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质的方面也走上了一条更伟大的新发展的路。读史的人若单指出某种形式上的不合英美范型，就认为民主政治的衰颓，这是我们认为大错误的。钱先生文中曾指出苏俄的共产党有二百万人，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有四百万人。试问二十年前，苏俄能有二百万人专政吗？意大利能有四百万人专政吗？

第二，钱先生把“经济的民族主义”认做需要统制经济的主要原因，而统制经济的要求又是独裁“无可幸免”的主要原因。我们对于这段理论颇怀疑作者未免忽略了一些同样重要的事实。（一）“经济的民族主义”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全世界有此资格的，只有美国、俄国、不列颠帝国，这三国在天然富源上和经济组织上，都充分够得上“经济的民族主义”的资格。其次是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他们都受天然或历史的限制，原料的供给远不能比上述的三国，他们的高度工业化是很大的努力的结果。然而他们的“经济的民族主义”，正因为不能不用侵略或倾销一类的方法来补救天然的缺陷，都成为国际战争的地雷，将来一触即爆发，现在正不知能支持到若干时日。这七国之外，世界无一国能有“经济的民族主义”的资格——中国包括在内，因为中国是地大而物不博的，重工业的发展是很少希望的——所以钱先生的议论的适用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二）在欧洲已有一些小国家试行了各种自由组合的合作制度，如消费合作、生产合作、运输合作等，他们的成绩是很好的，而他们的方法并不是独裁政治之下的经济统制。这些方法当然也可以算是计划的经济，只不需要独裁的政治而已。（三）英美民治国家在近年也有走上计划的经济的倾向，但这几年的事实都能使我们明白英美的计划经济（除战时非常状态外），大概不会走上意俄的方式；也不是钱先生所推测的“智识阶级及资产阶级（旧日的统治阶级）的联合独裁”；而或者是一种智识阶级、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三方面合作的社会化的民主政治。英国近三年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一年多的罗斯福“复兴政策”都不是撇开劳工的；在英国的工党当然已是统治势力的一部分了；就在美国，复兴政策的精神正在用政府的力量使劳工势力抬头，劳工的力量是政府制裁资本家的重要工具的一种。美国的政治向来受18世纪的分权论的影响过大，行政部门太受牵制，所以去年国会骤然将大权授与总统，就使世界震惊，以为美国也行独裁制了。但这种大权，国会可以随时收回；国会不收回时，每两年人民可以改换国会，每四年人民可以改换总统：罗斯福的背后绝没有棒喝团或冲锋队可以维持他的政权不倒的。所以这种政治不能算是独裁的政治，只是一种因社会化的需要而行政权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四）我们不要忘了，英美近年的行政权增高与计划的经济的运动，都是为了要救济国内的经济恐慌，不是为了“经济的民族主义”的推进，更不是为了“预备民族间的斗争而起”。

总之，钱先生的概论部分，我们初看了都觉得很动人，细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义下得太狭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认欧战后的民治主义的发展。他又把“经济的民族主义”看得太普遍了，故武断“不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免统制经济，也就不能幸免独裁的政制了。

最后我要讨论他的中国需要独裁论。……他所以主张中国需要独裁制度，为的是要沿海各省的工业化。这个理论是很短见的。第一，沿海各省根本上就很少具有工业区域的基本条件的，如煤铁产地等。第二，在现时的国际形势之下，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是无力保护他的沿海工业的。所以翁文灏陶希圣诸先生都曾主张要建设内地的经济中心。第三，中国的工业化，不能单靠政府权力无限的增加。无限的权力不能凭空添出资本、不能随便印纸做现金、不能从空中生出许多必需的专门人才来、不能在短期中征服一个放任惯的无政府态度的民族习惯。钱先生的中国独裁论，我们不能认为有充足理由的。

蒋廷黻和吴景超

第二篇是蒋廷黻的《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八十三号）。大意说：中国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他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他主张武力统一，并且认为“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他的理由有三：“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大专制势必取消各地小专制，不然，大专制就不能存在。从人民立场看起来，他们的真正敌人也是各地的小专制。正如英国的都铎、法国的波旁、俄国的罗曼诺夫，他们专制的对象是各地的诸侯，直接压迫人民的也是各地的诸侯，所以君主专制在这些国内曾受人民的欢迎。我们简直把中国政治认错了。我们以为近二十年来想统一中国的人如袁（世凯）、吴（佩孚）等把人民作为他们的敌人。我们未免自抬身价了。严格说来，我们不配做他们的敌人，因为我们有什么力量呢？我们实际也不愿做他们的敌人，因为我们并不反对统一。统一的敌人是二等军阀和附和二等军阀的政客。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联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122]。士大夫阶级反对专制的议论，不是背西洋教科书，就是二等军阀恐惧心、嫉妒心的反映。中国现在专制的对象不是人民，是二等军阀。从人民的立场看，个人的大专制是有利的。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么，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这个为中心的个人必须具有相当的资格，以往当局的人及现在当局的人是否具有这种资格，那是人的问题；我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制度的问题。适之先生引《民报》驳《新民丛报》的话来为难我，说：‘开明专制者待其人而后行。’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中国今日有无其人，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要注意，我所注重的是能统一中国的人；‘开明’是个抽象的名词，恐怕各人各有其界说。我们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篑了。第三，不少的读者对于我的《革命与专制》一文要问：两千年来的专制不济于事，再加上一短期的专制就能济事吗？两千年来，中国有朝代的变更，无政制及国情的变更，因为环境始终是一样的。现在外人除加在我们身上极大的压力以外，又供给了我们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不是任何专制政府所愿拒绝的、所能拒绝的。就是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她一个新生命。”蒋廷黻主张来个“个人专制”，并说中国今日有无能个人专制之人，他不知道，其实，他似乎是知道的，那就是蒋介石。蒋廷黻这种言论，正是为蒋介石“个人专制”打底子啊！

蒋廷黻文中最荒唐的立论，是他所谓“中国现在专制的对象不是人民，是二等军阀”之说。他不知道，“二等军阀”给消灭了，难道就不轮到“人民”来受“头等军阀”“专制”之害吗？狮子吃了狼，羊就可以过太平日子吗？

第三篇是吴景超的《革命与建国》（《独立评论》第八十四号）。文中说：“总之，我们根据中国历史的分析，革命实力三个时期，现在还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期，说不上建国的大事业。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统一问题。国家统一之后，一切的建设计划才能实行。”“在群雄割据的时期内，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结论是：“我很赞同蒋廷黻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基本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胡适指斥“头等军阀”

1934年1月14日，胡适写《武力统一论——跋蒋廷黻吴景超两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八十五号），表示意见如下：

……蒋先生所要的“专制”，原来并不是独裁的政治制度，原来不过是希望一个头等军阀用武力去打倒一切二等军阀，原来就是吴先生说的“武力统一”。……

我们先要温习一点现代史，先要记得武力统一是在这二十余年中已做到好几次的了。民国三四年的袁世凯，岂不是做到武力统一了？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完成时，又岂不是做到统一了？蒋廷黻先生也曾说过：

我们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篑了。

我们何不更进一步问问：袁世凯及吴佩孚，以至于民国十七八年的蒋介石，为什么离统一的目标终于“功亏一篑”呢？是不是因为这几个人的武力不够大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专制还不够专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究竟这“一篑”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蒋先生说：

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联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

这是说二等军阀。他又说：

士大夫阶级反对专制的议论，不是背西洋教科书，就是二等军阀恐惧心、嫉妒心的反映。

这是说士大夫阶级。我们要问蒋先生：那抓住中央政权的头等军阀有没有失政，应不应负一部分责任呢？在那些“西洋教科书”还没有出世之前，司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吴，做到了武力统一，为什么不上二十年，就闹成“八王构兵”“五胡乱华”，闹得中国分裂到三百年之久呢？隋朝的杨氏篡周平陈，统一了中国，为什么也不到二十年，就闹到群雄蜂起、天下分裂呢？远史且不谈，袁世凯的“功亏一篑”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手下的梁士诒一流人应负责任呢？吴佩孚的“功亏一篑”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所拥戴的曹锟一党也应负责任呢？

最可惜的，自然是民国十七八年的统一局面的崩坏。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真是能号召全国感情的一件空前大壮举：许多少青年人的投考黄埔军官学校，更多少青年人在各地的秘密活动；还有许多中年老年人也受了那个运动的震荡，都期望它的成功：那种精神上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史上的绝无仅有的。如果民国十五年（1926）的一些幼稚举动引起了士大夫与商人阶级的疑虑，至少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是赞助新政权并且渴望统一的。在那个全国精神上一致的大运动之下，张作霖也不能不退出关外，张学良也不能不承认新政权。民国十七八年的统一，不是全靠武力的，是靠那武力背后的全国比较的一致的新精神——可以叫做新兴的民族主义的精神。

然而这个新统一的中国是怎样又破碎了呢？破坏统一的罪恶是不是全在“二等军阀和附和二等军阀的政客”呢？是不是因为士大夫阶级读死了西洋教科书因而反对专制，所以助成统一的崩坏呢？是不是头等军阀也应该分担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责任呢？是不是那些不背西洋教科书而梦想个人专制的政客党员也应该分担不少的责任呢？

说起“二等军阀”，我们应该还记得，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似乎二等军阀也算不得怎样难对付。可是当日那些最可怕的二等军阀打倒之后，统一在哪里？和平又在哪里？今日割据的局面是不是比民国十七八年减低多少了吗？福建的变局不用说了。冯玉祥倒了；起来的是韩复榘宋哲元等。阎锡山倒了；现在又在娘子关里努力他的模范省了。桂系倒了；现在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广西第二次造成他们的模范省了。四川的割据如故，云南贵州的鞭长莫及如故。

广东是比李济深时代更独立了。难道我们到了今天还只能提出一个“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的方案吗？

“武力统一”，“用更大的武力打倒二等军阀”，这种理想，当然有人在那儿梦想实现的，用不着我们去教猴子上树。我们的责任是要研究这条路究竟走得通不，是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

老实说，我不信武力统一是走得通的路。我的理由是，其实蒋廷黻先生已代我说过了。他说：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他说的“意态”是说“中国人的头脑里有省界”；他说的“物质状况”是说“中国人的穷”。然而蒋先生却又主张“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是用武力打倒二等军阀，难道武力统一就可以破除“中国人头脑里的省界”，就可以打倒“中国人的穷”了吗？既然“毛病不在军阀”，蒋先生如何又说“统一的敌人是二等军阀”呢？

我要套用他的话，说武力统一所以行不通：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先说“毛病不在军阀”：现在的二三等军阀，实不够中央军队的一打，我想这是他们自己也知道的。如果十九路军这回也失败了，中央军队的武力的优越更不成问题了。所以若单以武力而论，中国今日的统一应该可以不战而成功的了。次说“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意态不是蒋先生说的“省界”；二十余年前，中国的省界何尝不比现在更深？何以那时的省界无碍于统一呢？何以当日建立帝国的政治家能造出科举的方法和回避本省的制度，使省界观念反成为统一的基础呢？我所说的“意态”是指中国智识思想界的种种冲突矛盾的社会政治潮流。例如昔日的汪精卫一派、今日的胡汉民，可以做政治上的妥协，而不是武力所能打倒。又如今日的共产党以及无数左倾的青年，也不是单靠武力所能扫净。武力也许可以破灭红军，特务队也许可以多捉几个共产党，但那种种左冲右决的社会潮流（包括种种蒋先生说的“反对专制的议论”），是不是武力所能统一的呢？何况中国今日最有力的新意态是外患压迫之下造成的一种新民族观念，它绝不容许任何头等军阀用他的武力去征服全国。这种新意态一面能使张学良下野，一面也能使蒋介石不能挽救韩复榘的驱逐刘珍年。

我说的“物质状况”也不单指贫穷，虽然贫穷也不是武力统一所能扫除的。我所谓“物质状况”是说中国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这都是武力统一的绝大障碍。四川、云南、贵州，今日中央军队有何办法？新疆的混乱，中央军队有何办法？广东广西的独立，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韩复榘打刘珍年，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阎锡山闭关自守，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即使半年或一年之内，福建与江西都解决了，难道这几十万的中央军就可以抽出来南征北剿、东征西讨了吗？

所以我说，今日武力统一是走不通的：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蒋先生和吴先生都曾指出种种“别的方式”，“从事实上看起来”都绝不能行。我们在上文指出“武力统一”的行不通，难道不是事实？例如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们不造反、不出兵，只努力做“保境安民”的事业，难道中央政府好意思下令讨伐广西吗？又如四川的大小军阀，既不保境，又不安民，确应该如蒋先生说的“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了。然而“从事实上看起来”，今日的头等军阀是否能下决心用武力去平定四川呢？为什么不可以讨伐两广？为什么不可以讨伐四川呢？简单得很，中国人今日的新意态不容许无名的内战；中国的物质状况也不容许那一点子中央军队去做西征南伐的武力统一工作。

胡适这些话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重点，是他直指“头等军阀”（蒋介石）“应该分担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责任”。胡适显然点破这一真相，使“个人专制”“武力统一”明明确有其人，并且此人呼之欲出。另一重点是，胡适显然点破“今日的共产党以及无数左倾的青年，也不是单靠武力所能扫净”，也是高人一等之论。

党国之下，又何来公忠？

七天以后，1934年1月21日，胡适再写《政治统一的途径》（《独立评论》第八十六号），从制度上立论，反对“个人专制”与“武力统一”，用以维护民主的必要。胡适以“国会”制度做例子，他说：

国会不是蒋廷黻先生所嘲笑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国会的功用是要建立一个中央与各省交通连贯的中枢。它是统一国家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是全国向心力的起点。旧日的统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统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统一的方式应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选出人来统治中央，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来监督中央，帮助中央统治全国。这是国会的根本意义[123]。

蒋廷黻先生一定不赞成这个主张，他曾说：

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兵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这些话都是过虑，有成见的过虑。第一，人民最不要纳租税，然而他也居然纳租税，岂非怪事？所以蒋先生也不必过虑人民不要选举代表。第二，议会能有多少权力，如今谈不到。不过我们前几天还看见报上记载着，立法院“在悲愤中”勉强通过了一万万元的公债案。一个确然“不代表什么人”的立法院也会“悲愤”，蒋先生也许可以看见一个代表全国的议会发起大“悲愤”来制止内战，谁敢保没有这一天呢？第三，一连兵诚然可以解散国会，正如一个警察可以封闭你我的《独立评论》一样容易。然而曹锟要做大总统，他用一连兵也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马君武先生曾说：曹锟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正可以使我们对于民主宪政抱乐观，因为那个国会的选举票在曹锟的眼里至少还值得四十万元的代价。况且有了贿选的国会，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有了一连兵解散得了的国会，也就可以有十师兵解散不了的国会。

不过这都不是眼前的话。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只是要一个连贯中央与各省的国家机关，要建立一个象征全国全民族的机关。各省要捣乱，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捣乱。各省要建设，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建设。无论如何，总比“机关枪对打”要文明一点。让各省的人到中央来参加全国的政治，这是养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

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伯克（Burke）曾说：“若要人爱国，国家需要可爱。”若要全国人拥护国家，国家也需要全国人拥护。现在最奇怪的现状是把党放在国家上面。这样如何能养成“公忠”？国会是代表全国的议会，是一个有形的国家象征，人民参加国会的选举，就是直接对那个高于一切的国家尽义务。现在全国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机关，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使人民有参加干预的机会，人民又从何处去报效他的“公忠”呢？

在这段文字里，胡适明白指出国民党“把党放在国家上面”的真相，因为国民党不肯用“国会”作为“有形的国家象征”，所以人民无从“报效他的‘公忠’”，人民没有向心力，才是问题的根本。若不此之图，反倒以“个人专制”“武力统一”来解决问题，是舍本逐末、舍大路而上歧途，当然是错了。

常燕生之论

1934年2月4日，常燕生发表《建国问题平议》（《独立评论》第八十八号）。他的看法，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夹叙夹议如下：

常燕生先生在太原读了《独立》上的讨论，写了一篇《建国问题平议》（评立第八十八号）。他不赞成武力统一，也不赞成专制与独裁。他那篇文章里有几段很精彩的议论，例如他论民治思想的势力：

我们诚然知道在中国今日谈民治，是很幼稚、很可怜的。然而就这一点幼稚可怜的思想，也不可以完全忽视。三百年的满清政府是被这个思想打倒的，袁世凯的中华帝国也是被这思想打倒的。民治主义在今日中国，正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又如他论独裁政治在中国所以不能成功：

中国传统地是一个无治主义的国家，中国民族传统地是一个无治主义的民族，服从领袖的心是有限的，崇拜英雄的心是有限的，遵守严格纪律的心是有限的。在俄国，斯大林可以开除托洛茨基；在中国，手创共产党的陈独秀不免落伍。这就是两个民族根本的异点。特别是在现在轻薄成风的社会，以骂人为时髦、以挖苦人为幽默、以成人之美为有作用，学生可以随便驱逐师长、军队可以随便反对长官的时候，而希望任何形式的专制可以成功，这是梦想。

所以他虽然主张“中国要谈建设、要谈统一，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他却相信那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爱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他相信中央政府并不是没有控制地方割据势力的工具。他说：

这工具就是民意。古代的霸主得力的秘诀是“尊王室”，现在王室没有了，但四万万国民就都是天子。天子是无实力的，但霸主偏要把他尊重起来，因为这样才可以制诸侯的跋扈。现在的国民实力并不比古之天子更弱，中心实力派应该抓住这个有力的工具。

他的结论是：

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统一和专制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统一是永远无办法的。

常燕生先生的见解，我很赞同。他劝中央实力派学古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秘诀，把人民当做天子，善用民心民意来做统一的工具，这话好像是迂腐，其实是很近情理的议论。我说的国会制度，也就是实行这个意思的一个方法。有位署名“寿生”的青年人发表了一篇《试谈专制问题》（独立第八十六号），他指出现代的独裁政治其实都是他所谓“旨趣专制”，而不是古代的“权力专制”。

如意大利和苏俄的独裁政治，其实是许多人因旨趣的赞同而愿望实现的行动。“寿生”先生这个观察是不错的。他又指出民主国家的议会制度也是一种“旨趣专制”，也是“以理论来征服人民，是取获人民的信心，是以他们的意见酿成全国的意见”；“不过英美的旨趣专制是多元的、互换的，而意俄是一尊的，欲无限的延长其旨趣罢了。”我也曾说过，今日的中国实在没有一种有魔力的“旨趣”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感情与理智。所以独裁政治的无法成功，只是因为今日大家口头背诵宣传的和强迫小孩子记诵的一些主义，都没有成为全国人民的信仰的魔力了。只有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民治思想，在今日还有不少的潜势力。不但满清帝制是这个思想打倒的；不但袁世凯张勋是这个思想打倒的；不但曹锟张作霖是这个思想打倒的——就是十六年的清共，南京政权的成立，根本上都还是因为这个民权民治的思想在人心目的，所以不能长久忍受那个暴民专制的局面。这个思想所以能有如许大的潜势力，是因为它究竟有过比较长时期的宣传，究竟有比较容易教人悦服的理论上的根据，究竟有英美法等国的历史成绩教人信得过，所以“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的副产物”一类的幼稚见解，终久不能动摇中国成年一辈人（就是受过二三十年的民治思想宣传的一辈人）对于民权民治思想的信念。这里面也许还有更深刻的民族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社会构造是经过两千年的平民化了的，加上两千年的“天高皇帝远”的放任政治养成的“无治主义的民族性”，这都是近于民主政治，而甚远于铁纪律的独裁政治的。以此种种原因，我绝对相信常燕生先生的从民权伸张做到国家统一的议论。在一个长时期民治训练之后，国家统一了，政治能力提高了，组织也健全了，物质状况也进步了，那时候，在非常状态之下、在非常得全国人心的伟大领袖之下，也许万一有一种现代的“旨趣独裁”的可能。但在今日的一切状况之下，一切歌颂独裁的理论都是不切事实的梦想。

汪蒋通电以后

1934年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对中国前途，在形式上，表示了没有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抓住机会，在12月9日发表《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独立评论》第一三〇号），胡适说：

本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两先生联名通电全国，电尾有这样的一句话：

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同日蒋介石先生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访问时，也有这样的一句话：

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在今日不少的政客与学者公然鼓吹中国应采独裁政制的空气里，上述的两句宣言是值得全国的注意的。

“感”电说中国今日的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独裁政制的“必要”与“可能”，这都是拥护独裁的人们不愿意听的话。我们姑且不问这种宣言含有多大的诚意，这个结论我们认为不错。

接着，他又从“意态”观点，补充他在《武力统一论——跋蒋廷黻吴景超两先生的论文》的主旨，他说：

既然“毛病不在军阀”，我们就不能说“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了。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然而中国至今还是不曾统一。这五年的教训还不够清楚吗？这里面的真原因就在所谓“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了。说也奇怪，武力打不倒的，有时候某种“意态”居然能做到武力所不能做的奇迹！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种新“意态”的力量。十七年（1928）张作霖的自动出关，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种“意态”使他不能不走的。今日统一的障碍也不完全是二等军阀的武力，某些“意态”也是很有力量的。共产党的中心意态，不用说了。“反对独裁”也是今日不能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蒋廷黻先生也说过：

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联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

“打倒专制”的口号可以使统一不能成功，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新意态的力量，不是刘邦朱元璋的老把戏所能应付的了。吴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建立他的内乱八阶段说（《独立》第八四号），也以为只有武力统一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阶段里没有“打倒独裁”一类的阶段。这一类的新意态不是武力能够永久压服的。在今日这些新意态已成不可无视的力量的时代，独裁绝不是统一政权的方法。所以从统一政权的观点看，我们也不信独裁制度是必要的。

在文章后段，胡适又补充他的未尽之言：

……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这个见解在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国内政治学者的注意，这大概是因为这个见解实在太不合政治学书里的普通见解了。其实我这个说法，虽然骇人听闻，却是平心观察事实得来的结论。试看英国的民主政治，向来是常识的政治，英国人也向来自夸“混混过”（Muddling Through）的政治；直到最近几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觉才提倡专门技术知识在政治上的重要；费宾会（The Fabian Society）的运动最可以代表这个新的觉悟。大战的后期和最近经济恐慌时期，国家权力特别伸张时，专家的政治才有大规模试行的可能。试看美国的民主政治，哪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谓“智囊团”的政治出现于美国，这正是因为平时的民主政治并不需要特殊的专家技术，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机，国会授权给大总统，让他试行新式的独裁，这时候大家才感觉到“智囊团”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而专家的政治（“智囊团”的政治）却直到最近期才发生，这正可证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所以我说，我们这样一个知识太低、经验又太幼稚的民族，在这最近的将来，怕没有试行新式独裁政治的资格。新式的独裁政治并不是单靠一个领袖的圣明的——虽然领袖占一个绝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无数专门技术人才的。我们从前听丁文江先生说（《独立》第一一四号），苏俄的地质探矿联合局有三千个地质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两千队，我们都不免吓一大跳。现在陈西滢先生在上期《独立》里说，苏俄自从实行五年计划以来，据官方的统计，需用一百五十万专家，其中工业方面需用四十四万工程师及专家；农业方面需用九万高级的、三十六万中级的专家，森林方面需用一万一千高级的和二万七千中级的专家；交通方面需用三万高级的和十二万中级的专家。这种骇人的统计是今日高谈新式独裁政制的人们万不可忽视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选举资格的选人能好好的使用他们的公权：这种训练是不难的（我在美国观察过两次大选举，许多次地方选举，看见许多知识程度很低的公民都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新式独裁政治不但需要一个很大的“智囊团”做总脑筋，还需要整百万的专家做耳目手足：这种需要是不容易供给的。

苏俄与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学的。意大利有两个一千年的大学；五百年以上的大学是遍地都有的。苏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学。他们又都有整个的欧洲做他们的学校与训练所。我们呢？我们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而没有一个满四十年的大学。专门人才的训练从哪里来？领袖人才的教育又从哪里来？所以钱端升先生期望的那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蒋廷黻先生期望的那个开明专制，在中国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时候，不少的学者和政客鼓吹独裁的政治，而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这个宣言的发表，表示在今日有发表这样一个宣言的必要。而在今日何以有这样一个宣言的必要呢？岂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环境与时代》）都不容许“意俄政制”的产生吗？

我们很诚恳的赞成这个宣言，并且很诚恳的希望做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这样严重的一个宣言[124]。

胡适提出细部要求

在《独立评论》发表《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的同一天，胡适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又发表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并且乘机提出细部要求。胡适说：

……原电文内没有具体的方案，只提出了一条很重要的原则：

人民及社会团体是，依法享有言论结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则政府必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

又加上了一句说明：

盖以党治国固为我人不易之主张，然其道当在以主义为准绳，纳全国国民于整个国策之下，为救国建国而努力，绝不愿徒袭一党专政之虚名，强为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而限制国民思想之发展，至反失训政保育之精神。

又加上了一句总说明：

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我们对于这个原则，当然是完全赞成的。因为原电文没有详述施行的办法。所以我们把我们想得到的办法写几条出来，供汪蒋两先生的考虑：

第一，政府应该明令全国，凡“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的结社与言论，均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原电文用“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一语，比宪法草案里用的“依法”和“非依法律”一类字样，清楚多了。但“背景”二字也颇含混，也需要一种更明确的解释。试举个极端的例：假如十来个青年学生组织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或者组织一个青年团来试行他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这都应该可以享受法律的保障的，都不应该让热心过度的警察侦探曲解为“以几千里外某地的红军为背景”！最好是索性不用“背景”一类容易误解的字样，而用“方法”或“手段”来替代，那就更合理了。

第二，政府应该明令中央与各省的司法机关从速组织委员会来清理全国的政治犯，结束一切证据不充分的案件，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并且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肯思想的青年，不满意于政治社会的现状，容易受一个时代的激烈思潮的诱惑，这都是很自然的现状。不如此，就算不得有血气的青年了。法国的“老虎”政治家克里孟梭曾说：“一个少年人到了二十岁不做无政府党，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可是若到了三十岁还是无政府党，那就更没出息了！”他那时代的激烈思想是无政府主义；若在今日，也许他要换上马克思主义了。少年人应该东冲西撞，四面摸索，自己寻出他安身立命的思想。偶然跌一两跤，落到某种陷坑里去，也算不得大不幸的事。撞了壁，他可以走回头；落了坑，他可以增长见识与经验。这样自由摸索出来的思想信仰，才够得上安身立命的资格。最靠不住的是重重保护之下长大起来的青年人，好比从没出过绣房的千金小姐，一旦到了大世界里，见个白脸小伙子对她一笑，就失魂落魄的害起单相思来了。今日许多因思想言论（可怜呵！小孩子的思想，小孩子的言论！）而受逮捕拘禁的青年人，实在太多了。当局的人实在不明白脚镣手铐和牢狱生活绝不是改善青年思想的工具。青年人嫌政治不好，你却拿脚镣手铐等来证明政治实在不好。青年人嫌法律不好，你却拿军法审判糊涂证据等来证明法律的确不好。青年人爱充好汉，你却真叫他们做好汉！我们参观过北平好几处的监狱和反省院，不能不感觉今日有彻底大清理全国政治犯的迫切需要。这件事不可以再缓了。

第三，政府应该即日禁止公安与司法机关以外的一切机关随意逮捕拘押人民。以我们所见所闻，我们简直数不清中国今日究竟有多少机关可以行使搜查、逮捕、拘押、审讯的权力！汪蒋两先生通电发出的前后几天，北平一处就发生了无制服无公文的人员到北京大学东斋搜查，并在路上拘捕学生的事，和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在办公室里被无公文的人员拿出手枪来逮捕，并用手铐押送到保定行营的事。这种办法也许可以多捉几个人，可是同时也是努力替政府结怨于人民，使人民怨恨政府、怨恨党部。

第四，政府应该明令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报纸与杂志既须正式登记立案，取得了出版发行的权利了，政府至少应该相信他们自己能负责任。他们的新闻有错误，政府可以命令他们更正；言论有失当，政府与党部可以驳正。今日种种检查审查的制度实在是琐碎而不必要的。至于因为一条两条新闻或一篇两篇社评的不合某人的脾胃，而就执行停止邮寄，或拘捕记者，或封禁报馆——这种事件实在是把一个现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旧日张宗昌一辈人的政府做同辈，即使真能做到人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快意境界，快意则快意矣，于国家人民的福利、于政府的声望，究竟有一丝一毫的裨补吗？今日政府领袖既揭起言论自由的新旗帜来了，我们盼望第一件实行的就是一切言论统制的取消。

第五，领袖诸公应该早日停止一切“统制文化”的迷梦。汪蒋两先生已宣言不愿“限制国民思想之发展”了。但今日有一些人还在高唱“统制文化”的口号。可怜今日的中国有多少文化可以统制？又有多少专家配做“统制文化”的事？在这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应该努力鼓励一切聪明才智之士，依他们的天才和学力创造种种方面的文化，千万不要把有限的精力误用到消极的制裁压抑上去。试举文学艺术做个例。有人说：“凡挑动阶级斗争的感情的文学艺术都应该禁止”，并且有许多小说和某些电影片已因此被禁止或被删削了。如果这个见解是对的，那么，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该挖版焚毁了！《诗经》里“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一类的名句也该禁止发行了！亚圣孟夫子的“庖有肥肉，有肥马，野有饿莩”也该毁版禁止了！举此一例，可见“文化统制”不是可以轻易谈或做的事。我们此时还不会梦见现代文化是个什么样子；拼命的多方面的发展，还怕赶不出什么文化来。若再容许一些无知妄人去挑剔压抑，文化就许真不上咱们门上来了！

以上五事，不过是随便想出的几种具体事项，来充实汪蒋两先生的大原则。可是这些具体事项若不能做到，他们的原则就难教我们信仰了。

胡适在《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文中，对汪蒋通电有“姑且不问这种宣言含有多大的诚意”的话；又在《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此文中，又有“这些具体事项若不能做到，他们的原则就很难教我们信仰了”的话，这些话的语气，在在都表露出他对国民党当权派的通电，是难免信任不足的。其实，这并不是胡适的多疑，尽管汪精卫、蒋介石诸公在通电里在文字上信誓旦旦，但他们希旨承风的手下，在事实上究竟搞的是什么，也大有可议。例如就在通电前三十八天（1934年10月20日），北平《人民评价》第五十七期上，就有《斥胡适之自由思想》一文出现，大言曰：“吾人主张党政一体由党产生党魁以宣布独裁，乃救时之良剂。时至今日，已届非常之变局，急起救亡，唯在领袖独裁之实现。”同一期里，又有《为五全大会代表进一言》一文出现，也大言曰：“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行将举行，我人对此早有一根本之建议：即由党产生党魁以宣布独裁，既不必要循训政之故辙，亦不必急于召开空洞无物、徒供军阀政客贪污土劣利用之国民大会。而党务之推动及政治之设施，则于党魁兼摄行政领袖之后，以少壮干部及统计人才为之辅，大刀阔斧，斩除党内之腐恶分子及行政机关之贪污官吏，为党国造一新局面。……”霍霍杀气如此，说国民党一夜之间，凭一纸通电就立地成佛了，如此高速向善，其谁能信乎？

丁文江的“新式的独裁”论

在胡适的好朋友蒋廷黻等走上主张独裁的路子以后，1934年12月18日，好朋友丁文江又大神附体，发表了《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大公报》星期论文），也大唱起独裁的调子。丁文江说：“近年来许多人——不赞成独裁的人如威尔士（H.G.Wells）、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都觉得真正的平民政治事实上不可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以为大家都识字，选举权普遍，政权当然是在选举人手里的了。近几十年来的经验才知道是不然。多数人对于政治根本没有兴趣。他们识了字是看体育新闻（Sporting news）、读侦探小说。政治上的问题除非是为他们直接有利害关系的，他们绝不愿意过问。同时靠政治吃饭的人又发明了一种骗人的利器——宣传。宣传是要组织的，组织是要钱的，于是就是在西欧选举权普遍的国家，实际的政权旁落在出党费、开报馆、办无线电广播的人手里。所以现在连反对独裁的人对于民主政治都发生了很大的疑问。”“胡适之先生说：‘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这句话是不可通的。理论的根据我们姑且不讨论；事实上看起来，民主宪政有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反过来说，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制度。足见民主宪政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那样幼稚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选举资格的选人能好好地使用他们的公权。’不错的，但是这就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所有行民主宪政的先进的国家，都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步。”“胡先生说：‘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人才……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应付。’他似乎相信，‘两个臭皮匠，凑起来是个诸葛亮’。他太乐观了。事实上两个臭皮匠，凑起来依然是两个臭皮匠！……”“‘试行新式的独裁’！我们应该注意‘新式’二字。因为新式的独裁与旧式的专制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胡先生说，‘打倒专制’的口号可以使统一不能成功，这是真的。但是大家要打倒的是改头换面的旧式的专制，并不是新式的独裁。独裁如何才可以算是‘新式’，我以为有以下的几个条件：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我已经说过，目前的中国这种独裁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使它于最短期内变为可能。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

“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独裁”

丁文江文章发表后十二天，1934年12月30日，胡适写《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独立评论》第一三三号），表示失望。胡适说：

我仔细读了两遍，很感觉失望。他对于英美的民主政治实在不很了解，所以他不能了解我说的民治是幼稚园政治的话。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每“逢时逢节”都得到选举场里想想一两分钟的国家大事。平常人的政治兴趣不过尔尔。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过尔尔。然而从历史上看来，这班阿斗用他们“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余闲来参加政治，也不见得怎样太糊涂。即如英国，那些包办“骗人的利器”的人们，当真能欺骗民众于永久，岂真能长期把持政权了吗？伦敦的报纸，除了《每日前锋》（Herald）外，可以说全是保守党的。在几年之前，《前锋》报（工党报）的销路小极了，直到最近几年中，他们才采用“读者保险”计划，才能与其他通行的大报竞争。然而英国在这几十年中，保守党是否永执政权？工党何以也能两度大胜利？自由党的得政权以及后来的瓦解——更奇怪了！——却正和他们的党费的盈绌成反比例！美国的全国财权当然是操在共和党的手里，然而我留学以来，不过二十四年，已看见民主党三度执政了。可见这班看棒球新闻、读侦探小说、看便宜电影、听Jazz音乐的阿斗，也不是永久可欺骗的啊！所以林肯说得最公允：“你可以欺骗民众于一时，而不能欺骗他们于永久。”英美的民主政治虽然使韦尔斯、罗素诸人不满意，却正可证明我的意见是不错的。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许他们去看棒球、看赛马、看Cricket、看电影，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

现代的独裁政治可就大不同了。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20世纪里，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会鼓噪造反的。所以现代的专制魔王想出一个好法子来，叫一小部分的阿斗来挂一个专政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俄国的二百万共产党、意大利的四百万法西斯党，即是那长期专政的工具。这样的政治与民主政治大不同之点，在于过度利用那班专政阿斗的“权力欲”，在于用种种“骗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阿斗人人自以为是专政的主人：不但“逢时逢节”去做画诺投票的事；并且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贲张地拥护独裁、压迫异己、诛夷反动。

换句话说：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所以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民主国家有失政时，还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简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就行了[125]。独裁国家的阿斗无权可以说一个“No”字，所以丁在君先生也只能焚香告天，盼望那个独裁的首领要全知全德，“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万一不如此，就糟糕了。

在君先生难道闭了眼睛，不看见独裁国家的“靠政治吃饭的人”也充分利用的“骗人的利器——宣传”吗？他难道不知道在俄意德三国里这种利器的利用比在英、在美、在法更厉害得多多吗？所不同的是：“在西欧选举权普遍的国家”，宣传的法螺吹过之后，那些“出党费、开报馆、办无线电广播的人”终无法叫那绝大多数的阿斗不画一个“No”字。而在独裁国家里，就不容易制造出一个“No”字来。同是“骗人的利器”，其效用不同，如此而已。

独裁政治之难学，不光是“独裁的首领”难得，也不单是专门人才难得，还有那二百万或四百万的“专政阿斗”最不易得。凡独裁政制之下，往往有许多残暴不合理的行为，并非是因为那独裁首领要如此做，只是因为（如丁在君先生说的）“多数人对于政治根本没有兴趣”，你要他们丢了棒球新闻来做你的棒喝团、抛了侦探小说来做你的冲锋队，你就不能太摆上等人的臭架子，东也有所不为、西也有所不为。你只好充分利用他们的劣根性，给他们糖吃、给他们血喝，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地替你喊万岁、替你铲除反动、替你拥护独裁。独裁政治的成绩的大小，和独裁政制之下民众与国家受的福利或祸害，往往系于这二百万或四百万的“专政阿斗”的程度与经验。这是一个国家的生死关头。学者立言，为国家谋福、为生民立命，在这种紧要关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岂可以用“实行独裁政治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不至于如此的苛刻”一类的模棱论调轻轻放过吗？

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钱端升先生说：“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丁在君先生也说：“大家要打倒的是改头换面的旧式的专制。”我可以断断地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绝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他们的专政是假的”

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写《再论民治与独裁》（《大公报》星期论文），他解释说：“国家的危机任何人都可以了解，不用我引申的。我要说的是我们实际的政治。胡适之先生说：‘国家的生死关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胡适之先生忘记了今日中国政治的实际了。‘猱’也罢、‘三岁孩子’也罢，木已经升了、火已经放了，我们教不教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责任是使这种火少烧几间有用的建筑，多烧几间腐朽的庙堂。尤其是如何利用这把火，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胡适之先生说，‘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绝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这话也错了。中国今日的政治原来是‘旧式专制’。胡适之先生难道忘记了他自己《论汪蒋通电所得的自由》那篇文章吗？他所列举的事实哪一件不是可以证明‘旧式专制’的存在？在这种状况之下，单主张民主政治，反对独裁，能够发生任何的影响吗？若是国家没有外患的压迫，我们可以主张革命，可以主张——如吴景超先生所说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现在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是缓不济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中国式的专制原来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独裁的利益。九一八事变刚发生的时候，有一位反对国民党的朋友对我说：‘蒋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协，国民党一定要卖国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这话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11月胡适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宋子文先生，主张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诉他道：‘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这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关于丁文江这段话，二十一年后（1956年），胡适写了《丁文江的传记》。曾有感慨如下：

这一段是很伤心的话。在君在这里很感慨的指责国民党的专政是“假的”，是旧式的专制，而不是他所梦想的“新式的独裁”。他“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是“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九一八事变之后，政府的首领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就是够不上“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

“你们那时自己忏悔误国之罪，已无及了！”

从上面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最后丁文江也觉悟到国民党的“专政是假的”，觉悟到蒋介石他们还不配搞“新式的独裁”，“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新式〕独裁的利益。”[126]虽然如此，在胡适眼中，在举国滔滔为蒋介石铺独裁之路的时候，那些受过完美的英美教育、“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熏陶”的人，竟也纷纷宣言非行独裁制度不可，则是一种“教猱升木”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因此，他不得不站出来，大力阻止这种反民主的、赶时髦的浪潮。当然，在这种力挽狂澜的过程中，胡适的心事是颇为怆然的。现在，我发表一封在我手中的从没发表过的信，是胡适1934年12月20日写给傅斯年的，以证实他的这种感觉：

孟真兄：

示悉。

《大公报》事，我已去信说：“孟真兄要我代写一决，我代他决的是继续任撰作星期论文。”

我也觉得《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值得维持的，所以不但按期作了，还替别位朋友“枪替”了好几次。

香港之行，势不容已。已决定29日南下，过京不停，在上海过年，元旦之夜在上海搭President Harison去港，4日到港，9日到广州，约12日到梧州，16日到港搭Taft船回来。

香港大学去年要给我名誉学位，我托故辞了；今年没有法子再辞了，只好去走一趟。我的意思是“开辟殖民地”，你定要笑我不脱“通天教主”味儿了！

在君兄忽然作驳我的独裁不可能论，我写信（两千多字的长信）答他，你见着否？

胡适致傅斯年信（第一次发表）

我说：“将来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终有一天要回想到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也必定弄得不可收拾了，你们那时自己忏悔误国之罪，已无及了！”

胡适之不肯公然谈中医，也是这个意思。

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两党部中人皆大欢喜[127]！我听了真慄然以忧。“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是你们山东亚圣的味儿了！

汪蒋的“感”电，我充分利用来作了三篇文字，正是要“顺水推船”，导人入于水泊。我正想“趁火打劫”，岂料丁大哥出此下策，为一班妄人增加气焰不少！

彭太太已在第一中学教英文，每周有十五时，可得$105.00，大概可以勉强支持了。机会甚好，因杨子余就任校长，正需好英文教员。

你何时来？女先锋已见着了。

适之

用这封私信做我这篇长文的收尾，真再合适没有了[128]。

1986年3月2日夜

武侠小说，下流！——记胡适的意见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3月10日条下，记录雷啸岑去拜访胡适，胡适“谈起《自由人》上有些文章太不行了，是不是为了推销的关系？先生（指胡适）的意见，宁可减低推销，不可降低标准。”事实上，胡颂平这一记录太潦草了。潦草的程度，一对照起雷啸岑的回忆，便可明白。

1964年8月19日，雷啸岑在《自由报》上写《我的社会生活》，里面说：

香港是外国殖民地，也是一个本身没有什么生产力，而专靠产品加工、转口以维生存的工商业都市。一般市民对政治问题多不感兴趣，他们每天看报纸的唯一注意之点，就是社会新闻和武侠、侦探小说之类，关于政论文字大家漠不关心。然《自由报》的内容，是以政论文字为中心的，这跟香港大多数民众的胃口不相投合，就生意经设想，可说是先天的基本缺点，然就文化思想斗争关系看，实属应有之义。在创刊伊始，为着迁就现实环境，曾刊载了一篇武侠小说，等我到台湾晤及胡适之先生时，他以严肃的态度对我说道：“为什么你办的报，亦登载那种时代落伍的武侠小说呢？”答以旨在应付环境，希望报纸能打开销路而已。他又说：“你是为理想而办报呢？抑是为营利而办报？我相信你的目的是属于前者，那么，以有限的宝贵篇幅，似不宜刊载与现代文化思想潮流相背驰的文艺作品吧？”我无词以对，马上把武侠小说停刊了。幸而这篇小说乃是好友彭浩一兄所写，而且是义务帮忙性质，声明不受酬的，因而彭兄很谅解我，无所容心。但我对适之先生的关怀指教，铭感殊深。

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是看不起武侠小说的。每在有人提起武侠小说，他就连说：“下流！下流！”意思是这种东西是不入流的、为有识有水准的知识分子所不取的。他劝雷啸岑不要刊登这种“与现代文化思想潮流相背驰”的“落伍的”东西，纵使减少了报纸的销路，也应在所不惜，是一种很讲原则的劝告。我常说现代人思想的退步，许多方面还不如五四，下作的知识分子写武侠、看武侠，便是其中之一。看到胡适对武侠小说的态度那样明朗、那样坚定、那样不妥协，甚感此公先得我心，所以排比两段资料，综述如上。

1987年2月11日

为旧账算新账

我以文字称雄，可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敌人可以用种种方法对我纠缠，唯独在用笔杆方面，他们全无出手之力。这一情况，基本原因是李敖博学和他们不学的结果。不学固然好笑，但更好笑的是，他们竟不知其无知，反倒以疑神疑鬼来自欺欺人，这就太离谱了。

对这种“敌人”的离谱，我试举一二例子。

1962年1月1日，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其中有两段话说：

民国八年（1919）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道杀出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首先忍不住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发起了谈政治的《每周评论》，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七个月后，军阀捕去了陈独秀，胡适接办这杂志，那时正是安福盛行和会分赃的时代，知识分子们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马克思和无政府，胡适于是“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而“发誓要想谈政治”。……

文章发表后，郑学稼在4月1日的《文星》第五十四期上，发表《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来反驳我，他说：

后来胡适自己如此地说明不敢在《每周评论》写文章的理由：“我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又说：1918年12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学，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我的歧路》）以“原始资料”吓唬人的李敖先生，把胡适这段话做这样写：

据我所知，《每周评论》是七年12月由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的，当时胡适嫌他们不肯守相约不谈政治的诺言，所以他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政治。（五十三期第60页）

大家都知道，李敖是收集原始资料专家，在这段只能引胡适的《我的歧路》（这篇文章远东版《胡适文存》被检察官胡适删去）中的话，不敢采取“我可以告诉这段史实”（五十三期第58页）来对别人示威，和说不出该刊出版的日期。不仅如此，他还说：“据我所知，‘胡适嫌他们不肯守相约不谈政治诺言’。”李敖先生，你“据”什么确知陈、李有和胡的“相约”？难道是胡适亲口告你吗？

郑学稼问我“据”什么确知他们有不谈政治的“相约”，他怀疑是胡适亲口告诉我的，真实并没有胡适亲口告诉我的事，而是早就载诸文献了的。据1954年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页至第12页，收有1920年年底至1921年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四人的通信，其中胡适回陈独秀信中，明明就有这样的一段：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可见他们“相约”不谈政治，确有此事，只因郑学稼的不学无知，所以反倒把胡适跟我的关系，疑神疑鬼起来了。

郑学稼在1970年1月出版《中共兴亡史》时，曾加引用张静庐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那是在他和我笔仗后八年的事了——笔仗当时，他大概没看过或没好好看过这部张静庐的书，所以一出手就闹了笑话，这种勾结国民党总政治部的学者的程度，可真教人叹息也！

1987年7月24日下午

我与胡适的“微妙关系”

我的爸爸李鼎彝出身北京大学国文系，他在五四运动后一年考进北大，在校时间是1920年到1925年，那时胡适正在北大文学院教书，是我爸爸的老师。但我爸爸在学问上比起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来，并不出色，胡适对他并没有印象。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京，我爸爸失了业，想找胡适帮忙，可是胡适没见他，也没帮忙。

我跟胡适的关系与我爸爸完全无关。我在小学就知道胡适的大名，在初中时，从陈正澄那儿借到《胡适文选》，从此才深受他的影响。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他，那时我才十七岁。1954年，陈世熙在台大办《这一代》杂志，拉我写稿，那时我还念高二，就写了论《胡适文存》的文章。文章写好，他们顾忌，没有用，就还给了我。过了两年，陆啸钊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我的女朋友罗君若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刊出的时间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报》已前后发表过一些有关胡适的文章。

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除了那一次长谈外，我跟胡适只小谈过三次，一次在台大医院、一次在台大文学院门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写信，并无实际来往。他一共写过三封信给我，又写了一幅字，送了我照片和书，在我穷困之时送了我一千元（当年的一千元，还蛮值钱）。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发表《播种者胡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间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和胡秋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任卓宣和郑学稼，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播种者胡适》虽被外界视为卫护胡适的文章，其实因为直言无隐，胡适本人看了，并不开心。据杨树人回忆，已言之凿凿。再据钱思亮告诉我，胡适死后，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适读了《播种者胡适》后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适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本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一个人常常为知道太多、说了真话而付代价，不是吗？

在笔仗时候，国民党的刊物就首先推断，“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并说李敖是“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学宗》第三卷第二期），其实全是笑谈、全无此事。但是这种我与胡适关系不简单的传说，却没有停止，见之于文字的，以郑学稼的最为明确。

笔仗后九年（1970年1月），郑学稼印行《中共兴亡史》，在书中说：

由《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所泄露的非一般人所知的事，如“九一八”后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们赞成中国实行独裁制；胡适“退回政府送他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后来证明无此事），这说明胡适或胡适派，和该文作者的微妙关系；到后来证明该文在发表前，曾交胡适阅过。

事实上，我跟胡适既无“微妙关系”，我写“该文”，胡适也全不知情，什么“曾交胡适阅过”，全是造谣。至于其他的事，早在笔仗当时（1962年7月24日、26日、28日），郑学稼在香港《天文台》上发表《我控诉》，就这样说过：

当我第一次阅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时，以为他是极接近胡适的人，否则不会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独立评论》社内部诸名士主张独裁，只胡一人反对；胡为女学生关窗户，以示“体贴”；和胡退回宣传费若干美元。

事实上，郑学稼的“以为”，完全“以为”错了！其实我“接近胡适”了什么？关于《独立评论》上民治与独裁论战的事，在《独立评论》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八十四号、第八十六号、第八十八号、第一三〇号以及《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号及三十二卷一号，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为女学生关窗户的事，1932年的《论语》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的《人间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画家》那一本书也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退回宣传费的事，1942年的Current Biography、VOL.LXXIX 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他郑学稼不去查书、不去了解，却硬说这是我李敖独得之秘，这不是大笑话吗？他郑学稼读书这样少，反倒以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这不是大笑话吗？文证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这种跟国民党总政治部走的所谓学者却如此不学、如此无知，这种人宁愿在我与胡适有“微妙关系”上捕风捉影，也不愿在书本上多下工夫，这种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郑学稼日前死了，蒋经国特颁“绩学贻徽”挽额，由军报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绩学贻徽”？未必未必，积不学贻害，倒庶几无愧也！

1987年7月27日

从蒋介石非法连任看钱穆与胡适

钱穆死了。台湾除李敖外，又是众口一声、一片谀词，并极颠倒是非之能事。钱穆的学生、国民党同路人余英时发表谈话，有这样一段：“胡适是个受到他那个时代限制的学者，只管领一代风骚，但钱先生却不会限于时代格局而褪色，时间愈久愈能看出他的价值，并且在这个时代，没有人有资格去评论他，因为他们没有足以与钱先生相比的学识；且钱先生不做媚俗之言，因此只要还有真正的学术传统，将来中国文化还未灭绝，就会有人认识他不朽的一面。”（1990年8月31日《联合晚报》）这些话，全是胡说。相反地，钱穆所做的“媚俗之言”，远在胡适之上。胡适愈老说话愈圆滑，但重要关节，却还知所把持；但钱穆却一身媚骨，全无大儒风范。以对蒋介石非法连任第三任总统的态度而论，就可概见。

非法连任 二十五年

纵蒋介石做所谓“行宪第一任总统”合法，但从1950年3月1日复职起，到1975年4月5日死掉止，前后二十五年之间，他的总统身份，却是非法的。因为他在1949年1月21日下台后，早已是平民。他在1949年4月27日发表《为南京撤守告全国同胞书》（《和平绝望奋斗到底》）中，也自认“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既已为“国民一分子”了，说回头重任总统就重任总统，而不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程序，自然是站不住的。因为下台明明是“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的情况，纵继任的李宗仁在美构成“缺位”，依法仍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依本宪法第30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既然“宪法”硬性规定如此，既然当时已“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是阎锡山），则蒋介石的复职，即属违宪。

蒋介石在1950年3月1日复职后，非法总统干到1960年，出了大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可见纵使1960年以前干的都合“宪法”，1960年到了，既满了两个六年，也不能再超过“连任一次”的限制，也得下台。但1960年将届，蒋介石再变花样，硬不肯下台，他以使“国大代表”加薪到和“立委”相同等贿选手段，由非法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1960年3月11日，蒋介石公布了这一条款；十天以后（3月21日），他就凭这一条款再干上第三任总统，以后如法炮制，至死方休了。

赞成连任“总统英明”

在蒋介石一连二五年的非法总统过程里，1960年的一次，是个重要关口，因为这次违宪，比复职那次违宪还明确，照“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规定，根本没有第三任，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所以蒋介石悍然违宪，要费一阵手脚。蒋介石在头一年（1959年）召见钱穆，问以“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就是全盘手脚中的一个小动作。钱穆在蒋介石追问下，否认此事。蒋介石“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要用书证明钱穆的否认不可靠。钱穆当时即连忙说：“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1950）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这时蒋介石说：“今且问汝此次选举之意见。”钱穆答道：“今已时移境易，情况大不同。此待总统英明，内定于一心，断非他人所能参与其意见。我当时劝总统下野，因见中山先生手创民国，开历史上未之前有之大业，而此下形势所迫，广州再起，在国人心中，一若仍为一未成功人物，此对国人对我民族国家前途信心有损。总统抗日成功，亦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一大勋业。若总统在胜利后下野，明白昭示一成功人物之榜样在国人心中，或可于国家民族前途有另一番甚深之影响。我当时意见只如此。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穆私人对此事，实未能有丝毫意见可供总统之采纳。”（以上见钱穆《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收入1964年5月10日《中央日报》刊印《领袖精神万古常新》。）

细看钱穆1950年的文字，那时他还没向蒋介石伸手拿每月三千港币，身份尚与拿钱后不同，所以字里行间，对国民党尚有微词；可是，一旦身份沦为被“倡优畜之”的史家，他的曲学阿世，也就一发不可收拾。在连任问题上，他把大儒的立场尽失，也就可想而知矣！

反对连任 胡适坚持

但是，对照起胡适的态度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蒋介石竞选所谓“行宪第一任总统”前夜，1948年，胡适本是厕身第一届“国民大会”主席团，与吴敬恒、于右任、张伯苓等二百余人发起连署“劝进”的一员。但是，到了1960年，蒋介石要非法连任第三任“总统”的时候，胡适再也忍不住了。他力持反对。此中内情，由于今年《王世杰日记》的出版，我们看到不少秘辛。《王世杰日记》1959年12月14日记载：

日前接许孝炎君寄来适之近日日记数则，谓已将其对于总统选举问题之主张，托张岳军转达蒋先生。

1960年1月1日记载：

总统选举事，本党负责诸人似已内定于国民大会集会时，酌改宪法之临时条款，将宪法上连任以一次为限之限制，暂行停止适用。在台湾唯有胡适之曾直率托张岳军向蒋先生建言，反对蒋先生做第三任总统。

同年1月5日记载：

1948年，胡适曾名列“劝进”之中（1948年4月2日天津《大公报》）

晚间胡适之来说，谓彼拟（一）致函蒋先生指出我国宪法上临时条款即是宪法之一部分，如拟修改临时条款，以变更宪法上关于总统连任限制之条文，即是修宪，与蒋先生所公开宣布反对修宪之言相矛盾；（二）拟表示不愿充今年国民大会主席。余告以第（一）点声明已非必要（因适之反对修宪及不赞同蒋先生任第三任总统，已为众所周知之事实），且或引起公开决裂，于国家不利；至于第（二）点则似可考虑适当方式为之。总之余意适之尽可保持其一贯立场，唯宜避免公开决裂。

同年2月5日记载：

今晚胡适之在辞修宅中餐席上，向岳军辞修质问，国大即将开会（本月20日集会），为何国民党迄今未提出任何人为总统候选人；并谓不可修宪，蒋先生此次不可再为总统候选人，致遭违宪之责难。岳军微有反驳，辞修未发言。

同年2月11日记载：

本月8日台北《自立晚报》（内地人李玉阶及台湾人吴三连等所办）登载胡适谈话，反对修宪，或为临时条款，并谓蒋先生应树立合法和平移转政权之范，不应为第三任总统。胡先生原曾向余表示，赞同我的意思，不与政府公开决裂，故此项谈话之发表，颇出我的意外。事后我获悉彼虽曾于数日以前，与《自立晚报》记者（李玉阶）做一次谈话，但并无发表之意；唯即行发表，则不愿否认。今晨我于行政院院会后与陈院长（黄少谷在座）言，我们应大度容忍。我并且说，向蒋先生当面喊过万岁的人，后来做了他的第一个叛徒（张治中），而反对他的人，却不一定是他的敌人。

同年2月13日记载：

我于今晨晤适之，劝以勿再发表谈话。

这时“国民大会”已开始报到。胡适是2月11日去报到的。记者问他对政局的意见，胡适笑着说：“我今天已经报到了，还不够吗？”

2月14日晚上，陈诚去看胡适，劝他承认既成的事实，胡适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2月20日，胡适参加了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典礼，这天他没有做主席，主席是莫德惠做的。

3月21日，胡适去投了票。这天蒋介石当选了非法总统。

日记存证 尽我责任

《王世杰日记》提到的许孝炎寄来胡适反对蒋介石连任的日记，是1959年11月15日写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曾收入。全文如下：

今晚在梅月涵宴请日本前文部省大臣滩尾弘吉的席上见着张岳军，饭后他邀我到他家小谈。我请他转告蒋总统几点：

（一）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二）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民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三）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个月里，做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做第三任总统，并且宣布他郑重考虑后盼望某人可以继任。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他所期望的人做他的继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帮助他。如果他做此表示，我相信全国人与全世界人都会对他表示崇敬与佩服。

（四）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绝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岳军说：他可以郑重地把我的意思转达。但他说，蒋先生自己的考虑，完全是为了（1）革命事业没有完成，（2）他对反共复国有责任，（3）他对全国军队有责任。

我说：在蒋先生没有做国民政府主席也没有做总统的时期——例如在西安事变的时期——全国人谁不知道他是中国的领袖？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那时他的声望必然更高，他的领袖地位必然高了。

我在10月25日下午，去看黄少谷先生，把上面的话全说给他听了。今天是第二次重说一遍。我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上面所述，就是钱穆与胡适对蒋介石非法连任的不同态度；对比之下，可见胡适在“不做媚俗之言”上，比钱穆有立场得多了。当然在我眼中，胡适显然做得不够。他不想同蒋介石搞翻，所以虽有立场，也要委蛇，这是很令人叹息的。

国民党同路人余英时说“在这个时代，没有人有资格去评论他（钱穆）”，这是很无耻的怪论。光凭钱穆拍蒋介石马屁一点上，我们就要把他评论得体无完肤了，我们太够资格了，因为我们是毫无媚骨的英雄好汉。余英时是拍蒋介石儿子马屁的谄媚学人，他又算老几，可以妄定“资格”？这种钱穆的学生，真是无耻哟！

1990年9月2日

蒋介石与胡适密件之一

窃国大盗蒋介石生平将所窃之国的首都，两度失去。每次仓皇辞庙前夜，都派胡适到美国替他擦屁股。一次在1937年，一次在1949年。

1937年王世杰有秘密呈文给蒋介石，全文如下：（标点是我加的）

谨密呈者：日前蒙

示，与胡君适之商洽赴美宣传事。近曾一再遵

示，与之商酌，胡君现已病愈，对于赴美宣传，则以与彼本人性情能力不相宜为理由，迄今犹豫。应否另觅他人赴美，与应否兼派他人赴欧工作之处，乞公裁定（现时抵京教授较能担任此等工作者就杰所知有张彭春钱端升两君）。至赴美宣传计划，兹就愚见所及，拟定纲要数则，是否有当，谨附奉核夺。谨呈

行政院院长蒋

教育部部长王世杰8月30日

赴美宣传计划纲要

一、宣传对象侧重教育界、报界、议会议员与教会。

二、宣传人选最好就与美国大学、报界及教会有相当关系或认识者，各遴一、二人前往。

1937年8月29日王世杰日记

三、宣传目标宣传目标侧重以下四事：

（一）事实之宣传对于日本侵华事实及其扰乱世界合作与和平之计划，为有系统之宣传。

（二）太平洋会议之召集促美国有力人士出面主张，由英美两国联合领导，召集太平洋会议，决定英美法俄等国共同应付远东问题之态度与手段。

（三）中国之解放美国有力人士有主张欧美诸国应放弃其在华租界权、驻兵权及领事裁判权，同时即逼迫日本至少在关以内亦同样放弃者。此种议会应设法使其流行。欧美日本放弃此项特权时，则上海天津，即由中国定为不驻兵区域，亦无不可。

（四）封锁问题促美国与英法等国，共采强硬态度，抗拒日本对华之封锁。

王世杰秘密呈文后第二天，8月31日，蒋介石以国民大会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京字第2685号，令王世杰如下：（标点是我加的）

本京教育部王部长：卅日函件均悉。仍须请胡先生赴美，并多派二三员如钱端升君等同行更好。至所拟宣传计划纲要，准予照办。中正。世午侍秘京。

据1937年8月29日王世杰日记，记有“今日午后与胡君适之商赴美计划，未获结论”的话；第二天8月30日又有“今晨函蒋院长推荐钱端升、张彭春两君赴美宣传”的话，都可和我所收藏的上述密件吻合。同年9月4日又有“近日与蒋先生商定，托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三君赴美宣传，定日内启行”的话。这些文件，都显示了去美的内情所在。

二十七年前，王世杰对姚从吾和我回忆说：庐山谈话会，胡适抵达的下午，王世杰陪他去见蒋委员长，胡适表示，北方军人说政府不管他们了，他主战，以战争支援北方军人。胡适为一个工友题字，也题“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等主战字句。不料庐山谈话会以后，胡适又不主战了。胡适写了一封信给蒋委员长，请王世杰代转，王世杰拒绝，并写了一封信反问胡适，说他立场前后矛盾。胡适死前一个月，特别将王世杰给他的信，做了一份抄本，还给王世杰留存。王世杰又说胡适当时极力想劝蒋委员长避免对日本全面作战，他曾有书面意见托汪精卫转交。到了8月13日，全面抗战开始，9月7日政府发布的胡适去美国消息，幕后有段曲折。王世杰回忆：八一三以后，蒋委员长对他说，“我们现在国际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适之到欧洲和美国走一趟。于是王世杰找胡适，谈了两三晚，胡适却不肯，胡适表示：“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王世杰没法，抬出傅斯年劝驾。最后，傅斯年将胡适说服，胡适同意出国。王世杰说：“胡先生在战争发生前，希望避免战争，战争一发生，他则坚决表示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这件事是我永远不能忘的。”

李敖所藏蒋介石密件

王世杰的回忆，我曾发表在《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一文里，今天以我收藏的密件再加印证，以见蒋介石把国家治理得乱七八糟后，胡适怎样出来替他擦屁股。

1990年11月12日

蒋介石与胡适密件之二

“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展出蒋介石致胡适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标点是我加的）

适之先生：11日手示诵悉。魏将军长函亦同时接到。我国在此悲惨境地，而外国友人犹念旧不忘，热忱爱护如此，更觉惭惶万分。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如其能使对华问题成为两党外交，则立法方面，似亦不宜偏废，要在异途同归，密切配合，亦请与少川大使切商之。国内政治问题，首在团结一致，尤应注重于德邻兄决心反共之一点，近日渐有转机，总望其能终始无间，共同一致到底耳。其他改革正在积极进行，若能假我时日，自信必有成效，惟亦不能求之太速。此时如能有三年计划之准备，则赤祸不患其不平，惟须阻止美国承认共产政府为主要条件。务请积极进行是祷。

弟中正手启5月28日正午

蒋介石致胡适亲笔信

这封信是1949年写的。这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搭威尔逊总统轮到美国去，据他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演讲透露：“当民国三十八年（1949）初，大陆危急的时候，政府要我到国外去。”可见他是被蒋介石“派”出国的。

胡适出国后十七天，4月23日，南京落入中共之手。再过一个月零四天，5月27日，上海落入中共之手。蒋介石这封密件是上海丢了第二天写的，信中所述各点，都是请胡适代为进行海外宣传。信中“魏将军”是指魏德迈（Wedemeyer）、“少川大使”是指顾维钧、“德邻兄”是指李宗仁。

据胡虚一追忆雷震对他的谈话，曾有这样的记录：雷震谈告蒋介石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5月28日写这封信给胡适的时候，胡先生才坐轮船渡太平洋到达美国不久。胡先生是应蒋介石之请，赴美替其国民党政府做反共宣传，并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争取美国朝野的道义支援。胡先生由上海赴美以前，先应台湾省府主席陈诚之邀，访问台湾参观旬日。而赴英不成的王世杰，则做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2月先到了台湾。王得悉陈诚邀胡适于3月间访游台湾后，便立分电邀约雷震和杭立武急到台湾，俾与胡适及已在台北之傅斯年，一起和陈诚共商他们在京沪会商议定之发动展开“自由中国”和“民主中国”的两大运动，联络并号召所有信持民主自由理念的学术文教界知识分子，抗阻日益扩张的共产主义等大事，雷杭两人立飞台北，与胡适等会商两天后，又各匆返京沪。而胡先生于稍后返沪不久，便首途赴美。雷震、蒋经国和胡在沪住处之主人陈光甫等，都在码头送行。而中央银行奉政府令支送胡适做赴美生活等费用之美金两万元，亦由其总裁俞鸿钧亲自交请雷震转交给胡适。

不过，我对雷震这一谈话不无疑义。因为1942年的Current Biography和VOL.LXXIX No.9的Time杂志，都登有胡适退还政府给他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钱思亮告诉我他看到胡适写给我的一封残信，也否认此事，前后相较，我认为胡适收下此两万美金的事，是很可疑的。

至于蒋介石盼望胡适在美的活动，胡适办得却有困难。据蒋介石写信前六天，5月22日，胡适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说：“别后，我的心境很不好，没有一件事值得报告你们！到Washington去了两次，都不曾住过一天半。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of.George H.Blakeslee都觉得‘一筹莫展’！第二次去时，见着Wedemeyer，他也是‘有心无力’。”可见连“魏将军”也一样帮不上蒋介石的忙——蒋介石把中国局面搞得太臭太臭了，神仙也救不了他了。

据1952年12月7日胡适在北大同学会上演讲回忆：“……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7月16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编者略）”由这一回忆中，足见蒋介石密件中对胡适的期盼，是落空了的。

1990年11月12日

为自由招魂

遵循有关规定，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特此说明。

为自由招魂

独裁中的民主

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根本上引起了世界经济与社会的改变。工业革命后，兴起了许多有钱的资本家，他们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在有钱以后，要取得“权势”，所以努力争取政治上的保障和地位，因而开了近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先河。

19世纪的30年代，英国的议会已逐渐不完全是贵族和大地主的天下了。中产阶级以拒绝纳税等方法，鼓动风潮，造成时势，终于在1832年通过了改革议会法案，使英国的选民由四十三万五千人增加到六十五万六千人。这种优势——增加了二十二万选民的优势，终于使新兴的中产阶级们控制了英国的下议院，近代民主政治的趋势从此便愈来愈明确了。

在19世纪早期，正在英国国内这样走向近代民主政治的当儿，欧洲正是反动势力的大渊薮。1814年到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正是这种反动的具体表现。英国、奥国、俄国、普鲁士、法国，都是这种反动势力的主宰者。但是这些反民主的逆流究竟抵不住民主的趋向与时潮，就在维也纳会议以后的三十三年（1815—1848）里，就有过十次革命运动：

一、德意志学生自由统一运动。

二、西班牙的革命。

三、意大利的烧炭党活动。

四、希腊的革命。

五、法国的七月革命（1830）。

六、比利时的独立。

七、波兰的革命。

八、法国的二月革命（1848）。

九、拉丁美洲的革命（自1800年就开始了）。

十、意大利的革命（1848年为奥国平定，1870年完全成功）。

这些革命，都证明了这三十三年的世界变动多么剧烈，也证明了任何民族对反抗反动势力的压迫，都是心同此理的。

1848年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1914），其间也有不少自由民主的运动、反抗集权侵略的运动。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少德国、帝俄、奥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家暂时消失了明显的反动色彩，但是这股逆流，却慢慢在战后演变成新起的独裁势力。从191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1939）的二十二年间，独裁的势力如日中天，可列表如下：

左派独裁——苏联的斯大林

这些独裁的局面，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剩下苏联的斯大林、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1939年取得政权）等极少数的政权而已，比起当年那些“群雄并立”“独裁为尚”的风气，显然是衰落了。

有历史眼光的人，必然可以了解近代的时代趋向是走向自由、走向民主的趋向，这是历史的潮流。任何反对这个趋向的运动与政权，不论它一时的暴力多么强大，都不能扭转它的反动的与逆流的地位。

身居反动的与逆流的地位的政权，它的悲剧脸谱，已经在强大的武力背后，呈现了如下的表现，可以囊括他们：

一、用暴力维持政权。

二、一党专政。

三、特务横行，基本人权没保障。

四、新闻、言论检查。

五、限制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出入境。

六、约束文化交流。

七、党化教育、司法、军队。

八、偶像崇拜，经典信奉。

九、统制经济。

十、集会、结社、请愿等的不自由。

十一、强迫集体劳动（如公社、奴工、集体农场）。

十二、鼓吹战争解决一切，敌视和平。

上面这些“不开放”“不敢开放”的专制作风，都反证了独裁政权内心的恐惧，证明了他们对赤裸的暴力（Naked Power）也没有绝对的信任，证明了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潮流，并不敢接受光明正大的挑战。

在这样显明的历史潮流里，一个政权不能“顺流而下”而要“悍然自毁”，必然导致它自身的悲剧收场。重要的是，拥护自由民主的人，不要陪他们扮演这一出悲剧，要阻止他们硬演这一出悲剧。

1965年6月8日

张宗昌，我梦到了你！

我的身份证上是吉林人，可是我的祖籍是山东。作为一个具有固有文化中“怀乡”美德的我，在梦里，我回到了四十年前，回到了山东。

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出了孔夫子，也出了我，还出了那绝对不是圣人的张宗昌。

孔夫子做圣人，老爱做圣梦。在圣梦中，周公是他“梦里的人儿”。虽然在他老先生更老的时候，“梦里的人儿”有点背他远去。所以，孔夫子老是叹气说：“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

另一个可能成为圣人的我，也“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地，开始“夫子梦亦梦”。在我梦寐以求的结果，在闺秀派所谓迷茫的境界中，终于，远远地，一对眼睛出现了。

于是，我心窃喜，总以为杀兄杀弟的周公冉冉向我而来了。可是，当这对眼睛逼近的时候，我的心冷了——原来这对眼睛，竟不是菩萨般的低眉，而是金刚般的怒目！

于是，我的历史知识告诉了我：这个，你所碰到的浓眉大眼虎体龙腰胡子乱撇的大家伙，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狗肉将军”张宗昌！

突然间，张宗昌大吼一声，开始发作了，他好像是在生我的气。好像是我在山东办的一个名叫《文月》的杂志，言论使他不满。所以他下令：“查扣这期的《文月》，他妈的《文月》！”

于是，警察们、便衣们、特务们、包打听们，纷纷大量出动，到每一个小书报摊上，强行没收了每一名小贩的杂志。

警察们、便衣们、特务们、包打听们不但没收了杂志，并且还封锁了新闻。他们不准各报馆发布《文月》被查扣的消息，也使《文月》没有机会发布它“被枪毙一次”的“伤感情”新闻。

于是，《文月》只好稍用一点巧妙的手法，在报上登出一项广告，宣布解禁之日，就是再行发售之时。张宗昌们措手不及，疏于防范。《文月》被查扣的事实，终于透过广告的形式，昭告中外了！

这，是张宗昌们的悲哀。

张宗昌气得晚上去看戏解闷，戏台上，忽然传下了黑头的道白，那是专制时代台词的一段——

我骂你，不许你还口；

我打你，不许你还手；

我杀你，不许你流血！

张宗昌猛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道：“他妈的真气人呀！杀《文月》，本来要偷偷摸摸的，叫它吃哑巴亏，不许它流血。可是它却用了巧计，到底流了一次血给老子看，给全中国人看，给全世界人看，给历史之神看。这下子，真使老子划不来、划不来、划不来。老子此后，自当细心害它，不可再大意也！李敖小子，看你横行到几时，大家走着瞧罢！”

在闺秀派所谓迷茫的境界中，终于，慢慢地，一对眼睛消逝了。梦醒时分，我浑身冷汗，赶忙爬起来。摸摸脖子，确定脑袋还连着，不禁举手高呼：“乖乖！幸亏是一场噩梦！幸亏是活在自由中国！幸亏碰到的是陈大庆的警备司令部而不是张宗昌的公安局！否则的话，连我发表这篇《张宗昌，我梦到了你！》的自由，也没有了！”

自由中国万岁！

拿枪杆的武人万岁！

拿笔杆的文人也（拼命跟着）万岁！

1965年12月19日

冷汗淋漓中，在“宗昌bye-bye斋”，一个半小时写完

〔后记〕这篇十九年前的旧作，当时未能在台湾发表。现在十九年过去了，我把它发表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里。十九年来，我唯一该更正的是：我对“军阀”张宗昌们好有一比，实在比得太侮辱他们了。很多整年反对“军阀”的人，其实远不如“军阀”。我跟这种人活在一起愈久，我愈相信这一结论！

（1984年1月4日）

开玩笑的自由

现代人所争的自由，像“身体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信教自由”“财产自由”“工作自由”“契约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秘密通信自由”，以至“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等，都可叫作“义正词严的自由”。它们的争来，都经过多少血泪——在统治者死不愿给，被统治者拼命想要的拉锯下，血泪交流，才算进进出出。所以，这些自由，都有点大悲调，都无喜剧成分可言。

另一种自由，却完全不一样，这种自由，可把它叫作“开玩笑的自由”。开玩笑的自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在吹胡子瞪眼之余，居然可以友化敌意，松弛紧张，大家不妨逗乐一番。逗乐，并不妨碍真理方面的“义正”，但在“词严”的态度上，却可轻松一点，“词不严”一点，不必那么剑拔弩张。所以，这种自由，可叫作“义正词不严的自由”。

写到这里，喜欢板脸孔的人一定说：在正经的主题上，怎可以开玩笑？开玩笑，岂不影响了主题的严正？

我不以为然。

我认为持有这种疑虑的人，他们不了解人类争自由的历史演变。

原来在历史上，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在缺乏开玩笑的渊源。真正吹胡子瞪眼的一方，总是高高在上的当今圣上。他们的威严与威风，部分要靠脸色铁青来维持。他们以“不苟言笑”自律，也以“不苟言笑”律人。这样久了，不苟言笑变成一种象征——一种威严与威风的象征。在这种象征下，多的是暴力与暴动、奴役与奴性。不论统治者那边或被统治者这边，双方残存的宽大善良一面，都无从培养，最后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两边都得胃病。

理想的人际关系，显然不该这样。

人际关系自然有紧张的一面，但也有不必紧张的一面。纾解不必要的紧张，我认为不二法门就是——“开玩笑”。

为了安全起见，玩笑得先从上面开起。

宋徽宗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戴的皇冠旧了，找做帽子的做顶新的，做好了，戴得很得意。得意之余，他把旧皇冠赐给了做帽子的，说：“你留着戴吧！”吓得做帽子的接连磕头，逊谢不遑，大叫说：“这是皇冠呀！小的有几个脑袋，戴得起这种东西？敢戴这种东西？”不料宋徽宗小声说：“没关系，你还是可以戴！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把大门锁上，窗帘拉起，戴上它过瘾，不是很好吗？”

宋徽宗是皇帝，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当他残存的宽大善良一面发作的时候，他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清高宗（乾隆）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对大学者杭世骏不满意，把杭世骏赶走。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各路人马都跑来朝拜，杭世骏也夹在其中。乾隆问杭世骏：“我把你赶走了，你靠什么吃饭？干些什么？”杭世骏说：“臣世骏开旧货摊。”乾隆问：“何谓开旧货摊？”杭世骏说：“收购破铜烂铁，摊在地上卖，就是开旧货摊。”乾隆听了，大笑起来，拿起毛笔，写了“买卖破铜烂铁”六个大字，送给了杭世骏，作为“御题”的地摊招牌。

清高宗是皇帝，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当他残存的宽大善良一面发作的时候，他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这两个由上面朝下面开玩笑的故事，我认为在不正经之中，都蕴含了人际关系的一种解冻。这种解冻——人情练达的解冻，是被统治者争取自由的真正安全瓣。其他的所谓安全瓣，都是假的。

历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们很少有给人自由的兴趣与习惯。人民争取自由，历来凶多吉少。但在法网恢恢中，我发现了一种网开一面，那就是“艺人式的开玩笑的自由”。

楚庄王时候，有个“优孟”（演员老孟），喜欢用开玩笑的方法，讽谏人君。楚庄王的爱马死了，这个爱马狂的皇帝，竟要以葬大夫之礼，来为爱马发丧，并且宣布：谁劝他不要这样做的，就杀谁。这样一来，满朝文武谁也不敢吭气。不料优孟听到了，就跑进皇宫，大哭起来。皇上问他哭什么，他说：怎么可以用大夫之礼葬这么伟大的马啊！要用得用人君之礼来国葬！要雕玉做棺材，动兵工挖土，各国使臣护丧，并为它盖庙……要这样隆重，外国人知道了，才知道你皇帝“贱人而贵马”啊！楚庄王一听，才恍然大悟，才停止了胡闹。

这故事说明了，因为有“艺人式的开玩笑的自由”，人际关系得以从开玩笑的管道中，有所纾解。

中国古代统治者，即使是最横眉怒目的，也不乏对这种自由酌予“优”容。例如秦始皇，要大兴土木，盖皇家花园。有个“优旃”（演员老旃）在旁边说：“好呀！花园盖好，多放飞禽走兽在里面，做个开放式动物园。将来天下大乱，土匪从东方来，就叫麋鹿抵抗他们吧！”秦始皇听了，就停止了皇家花园计划，注意起国防。又如汉武帝，他的乳母家人犯了法，要连同乳母一齐驱逐到边疆去。乳母找优倡中人郭舍人帮忙，郭舍人说，你向皇帝辞行时，只要一再回头就好了。到辞行那天，乳母一再回头。郭舍人站在武帝旁边，大骂乳母说：“滚吧！老女人！还不快走！皇上已经长大了，难道还要靠吃你奶才能活吗？你还回头看什么？”汉武帝听了，若有所悟，就停止了遣送奶妈的计划。

我在《“逸豫适足亡身”吗？》一文里（《李敖文存二集》），提到五代伶人敬新磨开唐庄宗玩笑的事。五代这种开玩笑的自由，在南唐也有。南唐皇帝开国，缺乏军需，苛税不少。有一次天旱，皇帝在禁苑里喝酒，问大官说：“根据报告，京师以外三五十里的地方都有雨水，为什么唯独京师不下雨？”大官们答不出来。这时候，演员申渐高说：“这是因为雨怕抽税，不肯进城。”皇帝听了，就开始了减税计划。

这种优容艺人开玩笑的自由，在中国传统里，居然曾经优容出一种制度，倒真令人叫绝。梁绍王《两般秋雨盦随笔》里，就谈到宋朝皇宫内，有“优伶以时事人科诨，作为戏笑”的特许，借艺人的插科打诨，来了解民意动向。就因为有这种优容，所以宋朝的艺人可以公然开权贵的玩笑，从秦桧到韩胄，无一幸免。艺人们不怕被戴帽子，因为帝制时代，还没有衙门化的帽子店，那时候的许多自由，比现代人宽得多！

帝制时代最后一个优容例子，是西太后与名丑刘赶三的事。刘赶三在《八十八扯》里扮演正德皇帝，戏演完了，走到西太后面前，朝站在西太后背后的光绪皇帝说：“别瞧我是唱戏做皇帝，我倒还有个座儿哪！”显然讽刺西太后欺负了光绪。这话一出，大家各个失色。西太后却面不改色，说：“那就给皇上添个座儿吧！”

西太后以后，中国的帝制局面仓皇让位了，这种艺人式的开玩笑的自由，也在民主面前，仓皇让位了。从此以后，上上下下，大家都绷起脸来了！大家都没幽默感了！大家都退步了！

十一年前，我看到美国出版家开约翰逊总统玩笑的书。那是一本仿照《毛语录》的规格，出版的一册《约翰逊“主席”语录》，把约翰逊总统评头论足，玩笑一一开到。那本书，使我定形了一种观念，就是：民主是什么？民主在哪里？民主的程度如何测量？民主要从哪儿看？我的结论是：看民主，不在堂皇的宪法；找民主，不在庄严的议会；测量民主，不在摩拳擦掌的斗争。民主的真髓，表现得不该这么复杂。民主本身，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普遍的方向与目标。从这种博大的观点看，我认为检验一个地区的民主成分，单刀直入，只有一个妙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上上下下，大家都有这种自由，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大家能互相开玩笑，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有幽默感，有民主气质。

相反的，没有开玩笑的自由，就没有民主气质可言。没有这种气质，不但不配民主，连帝制都不配。那样的民主，只是一种招牌、一种口号。热爱民主的中国人，千万该警觉到这一点。

1979年11月18日

《中国时报》1979年11月22日

没有演说的自由

高雄医学院医学系学生会和赵毅先生：

你们两位来信，都收到了。你们“很诚恳也很急切地”约我到贵校演讲，我很感谢。二十年来，我一直被封锁，不能演讲。这种情形、这种“暗盘”，我不清楚你们知不知道。台大等校的社团不信邪，结果临到演讲时候，场地被锁门，种种阻挡的怪现象，弄得主办人进退维谷……所以，我实在无法再看人受罪。你们的好意，只好等到他年海晏河清再说了。

李敖　1980年4月4日

流血的自由

中国的俗话说：“杀人不见血”，这是一句很惊心动魄的话。所谓“杀人不见血”，有两层意义，两层都是有利于“杀人者”的：

一、杀人者杀人；

二、杀人者杀人还不算，他还要封锁新闻，要被害者吃哑巴亏。换句话说，他杀了人，竟还怯懦地、讨便宜地、不肯负责地想逃掉。他两手血淋淋的，却还连起码的恶名都不肯背。这种人，我们可叫他是“背后刽子手”，是“黑色谋杀者”，或是“食其肉却不肯闻其声的屠夫”。

十四年前，我改写过一首诗，全文如下：

不准“慷慨歌燕市”，

不准“从容作楚囚”，

不准“引刀成一快”，

不准“不负少年头”。

诗中引号里头的文字，大家都知道是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不成，在清朝牢里作的。当时汪精卫所处的是一个旧时代，在旧时代中“造反”也好，“起义”也罢，“革命”也行，不管你干什么，只要你不成功被逮到，大概都难逃一死。在挨刀以前，抗节不屈的人，往往可以得到英雄式的招待和烈士式的满足。他在“从容作楚囚”以后，“绑赴法场”，还可以意气扬扬，“慷慨歌燕市”一番。他可以高喊口号，做简短演说，或是“骂贼而死”。“引刀成一快”前一分钟，他可以表示“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他真的是好汉，在菜市口看热闹的同胞们，也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好汉——上面这种“引刀成一快”的故事，在古今中外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些人虽都难逃刀下鬼的命运，但是相对的，也聊以自慰的，他们总算得到了“不负少年头”的满足——除了那浑球的阿Q以外。

“就义之日，观者万人！”

旧时代的好汉们为理想奋斗，他们深刻了解“千古艰难唯一死”的哲学。奋斗失败了，他们甚至甘愿用“一死”来代替逃亡，代替徐图再起或卷土重来。戊戌政变时候的谭嗣同，就是具有这种信仰的典型。当时日本志士们劝他离开北京，他却不肯，他竟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可怜的谭嗣同，他竟认为午门溅血，是变法的一个必要条件！清朝的当政者“成全”了他，“满足”了他这个条件，“以八月十三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清朝政府公开杀他的目的在“示众”，他的目的在“流血”。表面上，双方好像都没吃亏；骨子里，其实双方都吃了亏。一个三十三岁的小伙子，把大好头颅给腐朽的老一代砍下来，这是多么不值得！在另外一方面，清朝政府给了谭嗣同“流血的自由”，又何其“愚蠢”也哉！

清朝的当政者中，第一个感到不该给好汉们“流血的自由”的，该首推靖州牧金蓉镜这个人。当时革命志士禹之谟，曾被检举以“率众塞署罪”而被下令逮捕。长沙基督教圣公会的牧师黄吉亭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劝他快逃，可是禹之谟不肯，他又感染了谭嗣同的气派。他竟说：“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可是禹之谟却没想到，他所碰到的“赴死的运气”，却比谭嗣同差得多。金蓉镜把他全身修理后，却来个“杀人不见血”的绞刑。临刑时，禹之谟气得大叫：“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可是金蓉镜的残忍打算却是：革命党要流血，偏不给他流！爱新觉罗的政府，应该剥夺革命党“流血的自由”！

“陷政府于不义”

所谓“流血的自由”，广义地说，是脖子挨刀的人们，最后表白一下真我的自由。他们以命偿名，临终以死明志。消极说来，也不失为一种抗议——一种悲壮的抗议，一种看似无用却影响深远的抗议。旧式的大权在握者，基于“示众”“阴德”等复杂心理，对“待死之囚”，总还给他一个“慷慨过市”的机会。换句话说，“待死之囚”最后想得到一个英雄式的烈士结局，他可以被允许得到。从另一个角度说来，这倒也可算是旧式统治者“宽厚”或“愚蠢”的地方。但是，清朝末年禹之谟的死，已为这种“仁政”开始了一个“不仁”的起点。旧式统治者已聪明地觉察到：公开“杀”出个英雄或烈士，虽然可收儆众之功，可是另一方面，却有“反令竖子成名”和“陷政府于不义”的大流弊。利害相权之下，实在得不偿失。

在20世纪的20年代里，革命的浪潮已淘汰了许多旧式统治者，而代之以新式的“王君”。新式统治者，于“杀”人一道，当然也推陈出新，有他聪明的新花样。新式统治者对他想要“杀”掉的人，永远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除去为上策，所谓“暗中干掉”是也！但这种“暗中干掉”的方式，只能施之于无名小卒，对薄有微名的异己，就不好向全国人和全世界人交代。于是在“暗中干掉”无名小卒外，不得不另想法子来对付薄有微名的一群人。

新式统治者最初的手法是很幼稚的，他们大都采取“暗杀”“暴毙”“车祸”“表面自杀”等形式来处理出了名的异己。但是，毕竟这些手法是太明显了，明显得连欧巴桑都看得出到底是谁干的。于是，新式统治者只好再“精益求精”。……（编者略）

原来“烈士”在骗我们！

“骂贼而死”的英雄也好，“引刀成一快”的烈士也罢，在现代新式统治者的巧妙统治技术下，这些英雄与烈士，都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现代想做英雄与烈士的人，已经失掉“死得悲壮”的自由。他们要死得卑微，死得丑恶，死得有话不能讲，有血流不出。“辜负我满腔心事矣！”这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他们求仁而不能得仁，反倒死于不义。他们要背着恶名而死，要死得活像一个懦夫！

新式统治者已不允许有英雄式的烈士存在，他要在“烈士”生前，就先涂上卑微丑恶的脸谱；他要先用秘密而卑鄙的方法，毁掉“烈士”的历史，毁掉“烈士”的信用，毁掉“烈士”演说的自由，毁掉“烈士”出书的自由，毁掉“烈士”通信的自由，毁掉“烈士”登报的自由，毁掉“烈士”这个，毁掉“烈士”那个，使愚昧的小百姓们觉得：原来“烈士”并不烈！原来“烈士”历史不清白！原来“烈士”没有信用！原来“烈士”不敢说话！原来“烈士”在骗我们！于是，慢慢地，“烈士”的偶像，早在他生前就被摧毁。愚昧的小百姓们失望了，他们在统治者毁掉“烈士”以前，已经先唾弃了他。斯大林毁掉的一个老革命党皮达可夫，在被判死刑前，就曾有这样的自我描写：

站在你们面前，我已污秽不堪。……我已是一个失去了党，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自我的人！

对了，“烈士”已失去了一切，愚昧的小百姓们，就要用看杀强盗一般的眼光，去参观行刑了！

1967年在台北写；

1981年，出狱后又行将入狱之时，在台北改写

记一位没有“流血的自由”的先烈

禹之谟是湖南湘乡人，有文气，也有侠气。他在1900年参与革命，在唐才常事件脱险，再接再厉，还革个没完。有“贾谊论”派的人，劝他藏器待时，他说：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今何时也！尚可待乎？人人皆待，天下将谁待耶？所贵乎读书者，贵其能实行也。若读书而不能实行，则与书肆何异？试问千万书肆能救国亡否乎？

1906年，他为了反对盐税，向当局力争。当局决定同他算一次总账，遂以“率众塞署罪”，把他逮捕，移到靖州。靖州牧叫金蓉镜（嘉兴人，字甸丞），为人残酷。虽然禹之谟已判定无期徒刑，金蓉镜还是想干掉他。于是，开始了一连十多天的大修理。据禹之谟写出的信，修理内容如下：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时靖州牧金蓉镜提余讯问……十八日三时金牧又提余讯问。……所答动遭无礼之斥驳，谓左右曰：拿长刑来，即当面钉镣，且曰：你既说不出原因道理来，即如牛马一般，牛马之肉，人欲食则食之，何爱焉？押下去！……十一月十八夜三鼓睡中，提禹之谟，余乃着衣前进，至二道之右侧小厅。金牧云：湘抚鄂督有来文云：陈某供称孙文派你在湖南为虚无党，你从实供来！还有些什么人？余曰：余在湘省办纺织事，三年于兹，不知孙文陈某为何许人！金牧即呼拿梆子来！褫去余衣，跪于铁链之上，两手左右伸开，于膝后弯处横压一棍，两端入柱之孔，又以棍横于脚背弯处，板上三叠，计一尺高，使重压力尽在膝盖，胸前横一棍，使不得移动；金牧即呼打以荆条，鞭背至九百，血耶肉耶？余不得见。金牧即问你是孙文党乎？余曰：孙文之党可也，余即孙文亦可也，请速杀！此苦不能受矣！金牧曰：何必杀？就是这样打死！……时转五更鼓，有管禁董某在侧，余托其至金牧前代求，称余能书愿死状，请释此刑；久之，便签牌放下。自三更至四鼓，赤身跪压，加以鞭背，几遗矢溺，数兵扶之下架，脑虽未死，而四肢已不知谁属，比抬入禁，置于床。至十九日午刻，自膝而下，尚冷如冰，同禁张福二以酒摩三七按摩之，不知有痛，至晚轻摩之，犹麻木不知，重按之始觉有痛。不能步行，如厕必负之而入。

昨二十夜二鼓后，金牧提讯，至二堂梆子已具，金牧即呼上梆子，裸其体，照昨书所书情，而加用大椒末熏口鼻，金牧亲持扇香一大把，烧吾背约二时之久，无所供。拾至戏厅，吊吾右大指及大脚趾，悬高八尺，数刻绳断，大指已经破烂，寻亦断；又换系左大指悬之，再用香火灼吾背及膊，遍体无完肤。……金牧曰：你不实供，分明你是孙文的党羽，你为何不说？又用香火乱烧，余曰：既说是他的党羽，即是他的党羽，我不得清楚。……金牧曰：昨天你认说是孙文的党羽，为何不知他的凭据口号？又拿火来烧，余只得诬供有口号。金牧曰：是何口号？从实供来！余曰：记不得清楚了！言未了，即用火乱烧；余即诬供曰：口号叫作中国人。金牧曰：不止此一号，尚有何号？我见他势又执香火近前，余又诬供曰：以手加额为相见之礼。……金牧曰：他说：你在湖南是个头目，究竟你是何等头目？余曰：我不是头目。又拿火来烧，不得已又诬供曰：我是上等头目。……金牧曰：总有些，你不说，我又要你上火坑！我见其势太猛，同志即是伙计。……金牧曰：你们几时起事？余曰：我不知期。金牧又来烧，余信口曰：十月间。……我求他释放下来，徐徐讲出。金牧曰：放下来不讲，再上火坑。众役放下，不知有无四体。时俯卧在地，气息奄奄。金牧催说曰：我晓得放下来你就不讲了。他说：就要把你打死，我即述说一些救国的话。时已五鼓，金牧即标牌收押。兵役抬下，不省人事，遗屎在床，至今二十早七时始苏。

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禹之谟在靖州东门外被绞死。临死前，他对金蓉镜说：“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金蓉镜说：“尔辈素讲流血，今日偏不把你流血，何如？”禹之谟笑着说：“好好！免得赤血污坏。”遂遇害。

1981年7月22日

漫画的自由意义

《孟子》里有一句话，叫：“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意思是说：见那些大人物呀，可要轻视他们，别给他们唬住了。……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这是一个很有气概的提示。可是，事实上，小人物见到大人物，心里还是嘀咕，还是畏形于色。荆轲刺秦王，找的助手是燕国勇士秦舞阳。秦舞阳的不良少年记录是：“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凶来兮到谁也不敢正眼看他。但当行刺时候，他在秦王面前吓得“色变震恐”。“不敢忤视”的，是他小子自己了。这个故事说明了：在万华做小瘪三可以，但临了大场面，一见大人物，声势就要被夺走，上风就要给占去，裤裆里就要屁滚尿流。小人物呀，总是小人物！

小人物与大人物这种级差，若在专制时代，就没什么了不得；但在民主时代，就有点不得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过分级差，是民主的致命伤。民主的特色就是大家接近，谁也不比谁神气活现，谁也不比谁“跩”。在民主社会里有太多大人物，对小人物说来，是一种不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用民主观点看圣人等大人物，实在有点格格不入。大人物要希圣希贤地仿汉奸或圣人，小人物只好诲淫诲盗地做小偷或大盗。这种各走极端，是乱世的败相，不是民主的福相。真正的民主活剧，不是这样演好的。

那么要怎样呢？

要怎样，要用民主的戏路，才能演好民主活剧。民主的戏路很多，两党多党、直接选举、巴力门至上、法院与军队不受政党控制等等，等等。这些制度上的民主，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在制度上民主还不够，必须在习惯上民主，才算到家。要在习惯上减少上下之分、贵贱之别、官民之差、大人物与小人物之悬殊，才算真民主。而这种习惯的养成，就要靠另一面的戏路。

另一面的戏路很多，其中最精彩的，该算“以小击大法”。以小击大是鼓励小人物轻视大人物，“说大人，则藐之”。使小人物一再看到大人物出洋相，来增加小人物的信心，显示大人物的人味，拉近双方，同演民主大戏。真正的大人物都深知群众心理，知道该如何容忍小人物以小击大，甚至鼓励小人物以小击大。彼得大帝为了鼓励小人物，甚至纵容他们去告他；杰弗逊总统为了鼓励小人物，甚至纵容他们去骂他。在彼得和杰弗逊时代，大众传播的工具昔非今比，表演以小击大，后来的人也就更高杆。以小击大最巧妙又最灵活的，就是近代的漫画。

近代的漫画发展，使讽世效果超迈古人。以前孔夫子说：劝人警世的方法有五种，但“吾从其讽”（我老孔要选讽刺那一种）。但如何讽刺，如何讽刺得炉火纯青，孔夫子显然不知道。孔夫子“与上大夫言，阉訚如也；君在，踧躇如也”。可见他老先生对大人物，还是毕恭毕敬得要命，这是民主不起来的。

近代漫画界的孔夫子们，他们都深通“吾从其讽”的一波二折与三昧。他们用以小击大，为民主社会奠定了基石——真正的基石。戴高乐是法国的大人物，他有功于法国，但是本人却太“拿破仑”了。法国漫画家崇拜他，可是忍不住要踢他一脚。多少自由、多少平等、多少博爱，全在这一脚上啊！

《中国时报》1979年11月20日

不拍马屁的自由

在马屁阵阵的时代里，想要维持不拍马屁的自由，也大不易。因为不拍马屁的自由，属于沉默的自由之一。没有沉默的自由，就不会有不拍马屁的自由。

以隋朝的王胄案为例。隋炀帝是喜欢自己舞文弄墨的皇帝，他写了作品，喜欢别人叫好。一天，他写了《燕歌行》，大家都拍，可是王胄不吭气。在没有沉默的自由里，不吭气就是抗议。最后王胄因此送了命。

没有沉默的自由的成立，无须等你说什么才犯罪，你不说什么，就已犯罪。这种大狱，是不立文字的文字狱，比文字狱还凶。

因为没有沉默的自由，因沉默而来的罪，叫“腹非罪”。腹是肚子，非是诽谤，也叫“腹诽罪”，就是“你肚子里骂我的罪”。你肚子里骂我，虽然我听不到，可是我断定你肚子里正在骂，所以就要罚你。

肚子骂人只是代表性说法，闯祸的其实不止肚子，还有心。所以，一提到腹非，就连用心一起来说，叫作“腹诽心谤”。

腹诽罪虽然是法定主义下的罪名，虽然法定主义比擅断主义进步，但这种罪名的成立，却完全是擅断的方法。这个例子说明了，罪刑法定主义中如果法定出来莫名其妙的罪名，效果比擅断主义还要命。

1981年12月1日

梦做骆马的自由

人类最早的罢工描写，是从希腊剧作家亚里士多帕里斯开始的。他在《女人与和平》一剧里，描写雅典与斯巴达战争，前后打了二十七年，可是还没打完。女人们烦死了，认为不罢一次工是不行了，于是全体约好，跑到山上去，不准男人深入人身。最后男人屈服，决心把战争停止。从此以后，罢工的观念深入人心，人类开始进步了。

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了劳资之间的新冲突。文明国家开始正视这一冲突，设法保障劳方的权利，其中最大特色，就是在劳资冲突中，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允许劳方有罢工的自由，有小子喊“老子不干了！”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赋予，已经是文明国家的常理。不管这国家信的是哪种主义，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得允许罢工。最近共产国家波兰罢工罢得如火如荼，就是明证。

劳资冲突的事项，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有两类性质，一类是“权利事项之争”，一类是“调整事项之争”。“权利事项之争”是基于法令规定与适用之争，这是要靠司法机关审判的，自非行政机关裁决的。“调整事项之争”是劳动条件调整之争，这是要靠团体交涉而得到公平的，也非行政机关所能裁决的。

但是，怪事就出现在这岛上。这岛上有太多太多的行政机关和它的单行法，它们势力恶性膨胀的结果，首先掐死的，就是劳方罢工的自由。我试抄几段：

一、“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第五条：“各业劳资双方，应密切合作，如有争议，并应依法调解及仲裁，凡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

二、“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款：“对于人民罢市、罢工、罢课及其他罢业，得禁止及强制其回复原状。”

三、“国家总动员法”第十四条：“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以命令预防或解决劳资纠纷，并得对于封锁工厂、罢工、怠工及其他足以妨碍生产之行为，严行禁止。”

四、“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第四款：“违反或妨害依国家总动员法第十四条规定，所发禁止之命令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七千元以下罚金。”

五、“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指定各企业之员工，不得罢市、罢工或怠工。”第三十条：“违反第十一条之规定罢工、罢市或煽惑罢工、罢市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怠工或煽惑怠工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六、“劳资争议处理法”第三十六条第一项：“非国营之公用或交通事业之雇主或工人，不得因任何劳资争议停业或罢工。”第二项：“前项以外事业之雇主或工人，其争议在调解期内或已付仲裁者，不得停业或罢工，如在非常时期，不得因任何劳资争议停业或罢工。”第三十七条：“工人或工人团体不得有下列行为；三、强迫他人罢工。”第三十九条：“争议当事人有违反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时，主管官署及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得随时制止，不服制止者，得处二百元以下之罚金，其行为涉及刑事者，仍依刑法处断。”

七、“动员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第七条：“雇主或工人在未经劳资评断委员会评断以前，不得因任何劳资争议停业、关厂或罢工、怠工。”第八条：“劳资评断委员会之裁决，任何一方有不服从时，主管机关得强制执行，其情节重大者，并得依照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惩罚之。”

汗流满面地恭读了上面这些法令，我们若不胆战心惊，我们还算是人么？

胆战心惊之余，我们还是忍不住想：劳资之争，是人之常情；解决劳资之争，在公道上，没有理由先给劳方掐定“不得因任何劳资争议”而罢工的规定，因为这样对劳方是太不公平了！这样的法令，只是资方的正义，不是劳方的正义。这样拖下去，恐怕问题愈拖愈多了。试看今年4月到6月，省市政府就收到两百多件劳资纠纷的案子；1月到8月，“内政部”就收到五十多件劳资纠纷的陈情。最近台湾聚合化学公司的劳资纠纷，劳方已演变到在资方总部脱下鞋，坐在地毯上，地上铺上标语，在四十多位治安人员的环伺下，静候解决的记录。有人在现场问：“这不是静坐示威吗？”工会代表立刻机警地说：“没有人讲过这句话。现在是戒严时期，不能示威，我们只是坐在这里而已！”

事实已演变到这种边缘了，可是“内政部”大官人，现在却还天马行空地在“搜集各国有关法令解释”，研究“劳工的定义”！真是天啊！他们可真好整以暇！这就好像前线上已经短兵相接你死我活了，“国防部”大官人却还研究“军人的定义”一样！邱创焕真该死啊！

在南美的高原上，有一种美洲骆驼，叫“骆马”（llama），它们是五千三百万年前，游荡在美洲平原的原始骆驼的晚辈。原始骆驼进入南亚和非洲的，成了单峰骆驼；进入中亚和蒙古的，成了双峰骆驼；进入南美的，就成了非驴非马的骆马。这种怪兽，是南美山区的运输大臣，每只骆马可以载重一百磅，也只肯载重一百磅。如果人类给它们超载，它们就会罢工，拒绝前进；如果逼它们，它们就朝人类脸上吐口水。

这种骆马，不是上帝造来讽刺人类的动物吗？若生而为人类，不能罢工，岂不连骆马都不如吗？虽然，在这个岛上我们没有做骆马的自由，但我们至少可有梦做骆马的自由。我们就来享受这种梦中吐口水的自由吧！

1981年12月1日

论唱反调

八十年前（1902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出了空缺。老罗斯福总统物色到马萨诸塞州的首席法官小奥立佛·温代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认为霍姆斯会支持他。不料霍姆斯到了华盛顿，干起大法官来，却对老罗斯福不买账。老罗斯福气得大骂：“我可以用一根香蕉削出比那家伙还有脊梁的法官来！”（I could carve out of a banana, a judge with more backbone than that！）

“伟大的异议者”

老罗斯福是英雄好汉，他这样骂霍姆斯，难道霍姆斯是懦种吗？事实上，霍姆斯一点也不懦种，他的脊梁硬得很，因为他敢在众口一声的压力下，大唱反调。在九人编制的大法官会议里，每当其他八个大法官一致投赞成票的时候，他就独持异议，一个人为反对而反对。在法律见解上，即使明明该投赞成票，他也要反对。

霍姆斯认为，有反对的形式上条件，比反对的内容还重要。民主制度的特色就是表达反对的意见、容纳反对的意见。九个大法官，九票通过，这种形式是不好的。这种全体一致，像独裁制度，不像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反对，即使为反对而反对，也是对的。因此，霍姆斯不但对老罗斯福不买账，对任何人也不买账。他在总额九名的大法官中年资最轻，但是捣起乱来，却历史最久。他总喜欢独持异议，他认为民主需要异议，有异议才能考虑周详，有异议才能集思广益，有异议才能造成进步。他这种喜欢异议的特色，给他带来了一个外号——“伟大的异议者”（Great Dissenter）。

唱反调与打反拳

这种表示异议的精神，自古以来，都落在一种人的身上，这种人，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天生的反对派，因为知识分子的首要目标在追求真理，他们以此为专业，比一般小百姓清醒得多。一般小百姓可以糊里糊涂被人牵着鼻子走，知识分子却不能这样。知识分子必须站出来，保护小百姓，指导小百姓，使小百姓不受一党独大的伤害。

一党独大会造成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会使人腐化，这是政治学上的常识。为了防止绝对权力的错误，在形式上，就有反对形式出现。这种反对形式，在某些意义上，其实未尝不对被反对的有好处。可是满脑袋一党独大的人却智不及此，而认为是捣老子们的蛋。这些“老子”的错误，我在《永远失职，永不失业》一文里，曾有这样的例证：

立法委员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就该“为民喉舌”。“为民喉舌”的重点就在表现质询（interpellation）和询问（question），一表现质询，就得经常跟被质询的对立。这是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并不是跟政府过不去、跟政府捣蛋。

欧洲中古有一种“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那时候的神学者，提出了理论，必须请另外一个人，就敌对立场，提出反驳。真理要透过反驳，才无懈可击，才告完成。这些提出反驳的人，形式上好像站在新的立场讲话，所以叫“魔鬼的辩护士”。这种有意的魔高一丈，目的在使道高一尺也变成一丈，变成一丈一，变成十丈。所以“魔鬼的辩护士”，并不是跟教会过不去、跟教会捣蛋。

拳击家练拳，自己一个人光打梨形球（punching ball）或沙袋是不够的，他得来个“假想敌对打”（shadowboxing）。这个假想敌，多半是他的教练，教练跟他对打。这种有意的对打，目的在使他的缺点减少，优点加多。这种打反拳的“假想敌”，并不是跟选手过不去、跟选手捣蛋。

职业特质

由此看来，唱反调的现象，毋宁是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而干唱反调这一行的，毋宁也是制度上必须如此，制度上就是不能唱正调。论断一个人，必须认清他是干哪一行的。干刽子手的，你不能说他是杀人犯——干刽子手的不杀人，反倒是失职；干监察委员的，你不能说他不忠厚——干监委的不揭人短，也反倒是失职；干知识分子这一行的，他的职业特质就该唱反调，因为他的训练与造诣就该从不同角度看事情——从反面看事情，不但反面，并且旁敲侧击，威风八面。

明朝流传一个故事。在朝的大官人对在野的东林党说：“近来有件怪事：凡是在朝的说对的，在野的一定说不对；在朝的说不对的，在野的一定说对。你说怪不怪？”东林党回答说：“近来也有件怪事：凡是在野的说对的，在朝的一定说不对；在野的说不对的，在朝的一定说对。你说怪不怪？”这故事牵涉到谁对谁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显示出一种知识分子为反对而反对的职业性质。东林党在阉党的一党独大下，表现了知识分子不畏强暴、不随波逐流的立场、正气与特征。这种立场、正气与特征，不单是东林人物所具备的条件，也是古往今来，第一流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条件。

苏格拉底与伽利略

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形态的、批评形态的、异议形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形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想想看，当苏格拉底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为十个将军辩护的时候；当伽利略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提出地球转动学说的时候，如能一个声音，从众口一声中脱声而出，转来支持他们，表达出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的声援，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在当时，苏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调都被抹杀过，但他们的反调，毕竟都是真理。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真理的发扬光大，又有赖于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人，前仆后继，薪尽火传。

这个岛上的知识分子

作为知识分子，若不做第一个唱反调的，也不做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反倒正面为一党独大鼓吹，拍当政者马屁，甚至揣摩上意，想得马屁之先，为政府护航，这是最可耻的不务正业。不幸的是，在这个岛上，眼之所见，耳之所及，所谓知识分子，竟都是这种货色。我在《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一文里，曾经严厉指摘他们。我说：

这一阶层，包括为人师表派、大众传播派、学者作家派、艺术工作者派和政治工作者派。不论哪一派，凡是如今有知名度的、有见报率的、有点头露点脸的，我敢说，除了李敖之流外，都是跟官方同一标准的，都是趋炎附势的，都是希旨承风的，都是扶同为恶的，都是曲学阿世的，都是众口一声的，都是与中央同一呼吸同一脉搏的。否则的话，他们休想混，休想占一席教席，休想做一名记者，休想做“座谈会专家”，休想做“文艺大会作家”，休想做达官贵人来捧场的画家，休想能做安全上垒的政治活动家。

从这种检定标准看，这个岛上的知识分子，都是二流以下乃至不入流的货色。索尔仁尼琴说第一流的文人是第二个政府。而这个岛上的知识分子，不但不是第二个政府，反倒是第一个政府的应声虫，这真太可耻了！

1982年3月21日

“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

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可分三种：

第一种是敢怒而不敢言；

第二种是不敢怒而敢言；

第三种是敢怒而又敢言。

我分别说明如下：

敢怒而不敢言

杜牧写《阿房宫赋》，最后说秦始皇大兴土木，造阿房宫，弄到“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这段奇文，到了宋朝，引出了一个故事。宋朝邢君实《拊掌录》里说：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个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什么？”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

苏东坡是有幽默感的人，他半夜不睡觉，读《阿房宫赋》读得陕西老兵长叹，因而被讽刺“不敢言而敢怒”。他不但不生气，反倒夸奖老兵。但是，抛开这个特例不谈，回头细看《阿房宫赋》，我真觉得杜牧写错了。因为在政府的高压下，“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的情况，是不太通的。事实上，人民“不敢言”之日，也就正是“不敢怒”之时。“不敢言”的人，你叫他“敢怒”，他也是不大敢的。所以，我的判断是：所谓“敢怒而不敢言”，是很难成立的一种情况，真的情况乃是“既不敢言，也不敢怒”。

不敢怒而敢言

但是，“既不敢言，也不敢怒”的情况，对政府说来，还是不妥的。因为这样会有“面从之患”（当面一切由你说了算的毛病），会有“居下之讪”（背后说你坏话的毛病），也会“示人以不广”。于是，“广开言路”或“诏求直言”的戏，也就不能不隆重推出。

尽管“广开言路”或“诏求直言”，可是建言的人，却非识相不可。以职业言官白居易为例，他就有过“酬恩奖，塞言责”的小心翼翼的话。虽然小心翼翼，下场却仍是“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还是很那个。

中国古人把这种建言叫作“谏诤”，谏诤要求说真话，可是也要求说话的态度。《荀子·大略篇》里说：

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怨而无怒。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点化。“无怒”就是不许生气，不许疾言厉色。所谓“态度要好”，态度不好是不行的。古人表现良好的态度，一说话前就先来个“敢冒天威，罪当万死”，来个“流涕具陈，不胜惶迫待罪之至”。他们是“不敢怒而敢言”的，甚至敢言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地步。但这种敢言，算得上是言论自由吗？绝对不算！我在《独白下的传统》里，早就指出这种牵强和误认。我说：

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劝你。

像毛子水、陶百川这些人，他们都犯了把谏诤当作言论自由的大错误。他们沿袭古人的“诤臣说”，形成了对政府的“诤友说”，所以一发言，就先低一级，完全是一派嚅嚅上条陈的模样，他们是一点“正义之怒”都没有的。毛子水甚至发挥《礼记》中“辞欲巧”的歪理，主张用巧言对政府；陶百川甚至说做“诤友，则其功能必能超过汉唐时代的清流”。这些头脑不清的人，竟在20世纪的民主时代，公然扮演1世纪、10世纪的“不敢怒”角色，他们真太混了！

敢怒而又敢言

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言论自由，说话的人不但“敢言”，也可以“敢怒”的。敢怒就被解释作“态度不好”，但是，只有“态度不好”，才正足以表现民主与自由。民主与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的态度就随我高兴，态度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的对不对。可笑的是：国民党训练出来的达官贵人和市井小民都分不清这两种层次，竟不先看说的对不对，反倒研究态度好不好。“哗众取宠”是态度不好的，“不相忍为国”是态度不好的，“动机不纯正”是态度不好的，“不善意批评”是态度不好的，“没有建设性意见”是态度不好的……其实这些，都跟说的对不对毫不相干！一个人，大可张牙舞爪地、毫不忍让地、动机可疑地、恶意地、破坏性地发表正确的意见，而无碍于所说之为真实与真理；另一方面，那些标榜平和的、忍耐的、动机好的、善意的、建设性的人，又常常是错误的、伪善的、不辨是非的、替坏政府护航而不自知的、助纣为虐的、违背民主与自由潮流的。

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曾经“敢怒而又敢言”地大骂总统杜鲁门；杜鲁门也不甘示弱，回骂皮尔逊是“狗娘养的”。双方绝不要求对方态度好，美国人民也不说：“因为你们‘态度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听你们的。”这就是高杆！高杆就是只问说的对不对，不问态度好不好。有民主与自由水准的人民，都会分清这一点。

结论是，有“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自由，才是我们最该鼓吹的自由。相反的，“敢怒而不敢言”也好，“不敢怒而敢言”也罢，都不是我们赞成的“自由”。因为那种“自由”，只是向政府“赔笑脸的自由”。那是古代奴才的自由，不是现代国民的自由。

1982年3月28日

月亮属于谁的？——维护出版自由的一篇文献

萧孟能曾被提起伪造文书和诈欺的公诉，“六十一年度上易字第1755号”高院判决确定并坐了牢；又被提起违反著作权的自诉，“六十年度上易字第1951号”高院判决确定并罚了钱。今天他用他犯过的这两种罪告人，倒是很成对比的。对比之下，使我们对世道人心，自有会心的了解。

一、关于所谓萧孟能是《文星》杂志发行人就有著作权之说，是于法不合的。“著作权法”第1条就明定以注册登记要件，第14条明定“逐次发行或分数次发行者，应于每次发行时分别申请注册”。由此可见，谁要说《文星》杂志著作权是他的，他得首先提出每期的“分别申请注册”的证书才行。如果他提不出来，就好像说月亮是他的，但大家都知道，月亮不属于任何人的。“著作权法”有“无著作权”的字样，《文星》杂志就属这一类。

二、关于所谓发行人当然就有著作权之说，即使不以登记为要件，也不能成立。文星书店出的《文星丛刊》许多都在别的杂志上发表过。若照萧孟能的标准，他印李敖的《上下古今谈》，就侵犯了别的报刊的著作权，因为《上下古今谈》是在别的报刊先发表的。但萧孟能照印不误，因为文化界、商业界与法律界没有人会认为发行人当然就有著作权，当年的萧孟能自己也不例外。所以，今天提出他是杂志发行人就有著作权之说，则他当年所印的部分《文星丛刊》就构成了“侵权行为”，所有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再另行出书的作者，一一都变成了罪犯。我想，在这岛上，没有作者同意一投了稿就著作权永远丧失。没有任何正义的法学家会支持这一说法，也从没有任何文化人或商人发生过这样的争执。

三、纵然有此报刊在稿约中声明“发表后即为本刊所有”的字样，《文星》杂志的稿约上也从来没有如此声明过。因为文星精神是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文星精神从来不跟人发生这些伟大目标以外的争执。

四、关于所谓萧孟能是《文星》杂志发行人之说，也与事实未尽符合。《文星》杂志的发行人，根据“内政部”杂志登记证内警台志第807号，明明是叶明勋。叶明勋做了五十七期的发行人，才因“事务繁忙”，让给萧孟能。《文星》杂志共出了九十八期，其中一半都是叶明勋做发行人的。所以，纵使发行人有所权利要求，讲排名、讲比例，似乎也轮不到萧孟能带头吧？

五、何况，《文星杂志选集》的名义，萧孟能早在十三年前就卖给了传记文学出版社的刘绍唐，有58.7.23认字第799号公证书和刘绍唐可以为证。萧孟能今天竟拿他早已卖掉的名义告人，这未免太健忘了吧！

六、所以，不论在法律上、事实上、习惯上，或是萧孟能当年自己的作为上，或是发行人的身份上，都不发生什么权益被损害的事。但今天却提出这种问题来，这不太奇怪了吗？

七、回想十六年前，当文星编印《胡适选集》的时候，胡太太江冬秀被人调唆，竟出面告萧孟能，阻止文星做胡适思想的流传，说文星影响了胡适著作的完整性。但是，胡适死了二十年了。完整的胡适著作，二十年来胎死腹中。江冬秀所做的，竟是阻止自己丈夫思想流传的人！士林论及，都感不解与遗憾。不料在《文星》杂志停刊多年后，当远景出版社印行《文星杂志选集》时候，忽接萧孟能（69）（6）然法字第015号律师信，明说“不愿令其触礁”，但是却要钱。远景出版社大惑不解，因为印这种书，明明无利可图。如有利可图，萧孟能为何自己不印？如今四方出版社、鸿蒙出版社出面发扬文星思想，没想到萧孟能竟出面要告，阻止出版。由《文星》的发行人之一，出面阻止文星思想的流传，这种对比，自然更教士林不解与遗憾了！《文星》停刊，前后已经十七年。十七年来，如果有利可图，有意义该做，萧孟能自己为什么不做？为什么别人一编印了《文星杂志选集》，就出来要钱或阻止？为什么萧孟能自己要做阻止《文星》思想流传的人？萧孟能为什么不想一想：你有十七年的机会去做，为什么你不做？你自己不做，别人一做你就要钱、阻止，这是什么意思？

八、我是《文星》杂志的主编，对文星思想的流传，我有责任。我认为这样做，才不辜负当年为理想奋斗的一片苦心，才表示对当年宣传的真理言行一致。因此我应出版社之请，不要一块钱报酬，主编《文星杂志选集》，目的在使文星思想得以流传。萧孟能在《文星》时代写信给我，说：“我是多么地感谢你！”说：“您使我扬名吐怨气，万分地感谢。”（1962年7月6日信和1964年12月17日信。）二十年下来，他对我的感恩，已经化作白云苍狗，我并不奇怪。我奇怪的是，他竟要《文星杂志选集》不能出版！我真奇怪极了！

九、关于上次萧孟能告我的案子，“高等法院”三推事林晃、黄剑青、顾锦才判我有罪的理由，今年5月14日已被“最高法院”推翻，判决我胜诉。我除了要求冤狱赔偿外，另就不实之处，告萧孟能诬告。

1982年6月21日

我们梦想“野蛮之自由”

孙中山在《檀香山隆记报》写过一篇文章，叫《驳保皇报》，有一段说：

彼又尝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余力斥其谬，引中国乡族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等，虽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又中国之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甚至两乡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彼则反唇相稽曰：“此野蛮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乎彼言？仆既云性质矣，夫天生自然谓之性，纯朴不文谓之质，有此野蛮之自由，则便有自由性质也，何得谓无？……唯中国今日富此野蛮之自由，则他日容易变为文明之自由。倘无此性质，何由而变？是犹琢玉，必其具有玉质，久能琢之成玉器，若无其质，虽琢无成也。

这段话最引起我兴趣的，是孙中山所举中国人“向来不受政府干涉”的例子，其中包括“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的记录。这分明是说，中国古代政府统治人民，方式是相当松弛的，他们显然没有严密的户口制度。因为没有这种制度，所以人民可以“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这种情况，“可证明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

《论语》中记孔夫子对“负式版者”尊敬。什么是“负式版者”呢？我们老祖宗住家，以五家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五百家为党，一万两千五百家为乡。那时候每一邻的名字写在一块木板上，一党的名字正好用一百块。每块木板三尺高一尺宽三分厚，装在大口袋里，由人背着走。这种人，就叫“负式版者”。翻成现代白话，“负式版者”，就是典型的户政人员。这个《论语》的例子，告诉了我们：古代的户口制度，实在是好笑的，好没有效率的。就因为这样，我们中国人才可以逃过不少劫数，而达到“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快感。

不幸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统治技术的增强，这种“野蛮之自由”，也就愈来愈吃不开了。如何吃不开呢？请看历史：

大量杀威的法令

国民党是1927年4月18日取得统治中国政权的，这一天，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成立后，像《水浒传》先打犯人三百杀威棍一样的，大量杀威的法令，也就一一出笼，例如：

1927年7月28日，出笼《特种刑事临时法庭组织条例》《惩治土豪劣绅条例》。

1927年9月25日，出笼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1928年2月29日，出笼《暂行反革命治罪条例》。

1928年6月5日，出笼《刑法施行条例》。

1928年7月11日，出笼修正《惩治土豪劣绅条例》。

1928年7月17日，出笼《违警罚法》。

1929年10月9日，出笼《乡镇自治施行法》《区自治施行法》。1929年10月15日，出笼《国军剿匪暂行条例》。

1929年11月14日，出笼《军队教育令》。

1930年12月15日，出笼《出版法》。

1931年1月1日，出笼《政治犯大赦条例》（名为大赦，实为立威）。

1931年1月31日，出笼《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1931年3月13日，出笼新规定：行政院下设警察总监，掌理全国警政。

1931年6月1日，出笼《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约法》（名为约法，实为立威）。

1931年12月20日，出版《户籍法》。

出笼《户籍法》

出笼《户籍法》，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因为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用一百三十二条的法律，对人民的户籍如此“紧迫钉人”的。有了这样人网恢恢的《户籍法》，人民“野蛮之自由”，就代换成为政府“野蛮之自由”。从此以后，“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的逍遥自在，就再也痛快不起来了。

《户籍法》随国民党出现以后，曾经精益求精，一再修正：1934年、1946年、1954年、1973年，都分别杠上开花。杠上开花最可怕的是1973年这一次，因为它首次带来了划时代的新局面，就是所谓“户警合一”。

在“户警合一”以前的《户籍法》，以1931年的为例，明定：

第三条　户籍及人事之登记，以县之乡镇区域及市之坊区域为其管辖区域。

第十条　每户籍管辖区域设户籍主任一人，户籍员若干人，掌理户籍及人事登记事务，于乡镇公所或坊公所内办理之；户籍主任由乡长、镇长或坊长兼任之，户籍由乡镇长或坊长指定所属自治人员兼任之。

但到了1973年以后，法律却变成了这样的：

第七条　户籍登记，以乡、镇为管辖区域；设户政事务所，隶属乡、镇公所。

动员戡乱时期，户政事务所得经行政院核准，隶属直辖市、县警察机关；其办法由行政院定之。

对照之下，就知道四十二年下来，国民党权力坐大，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1973年的“户籍法”是7月17日修正公布的，在公布前十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就开始“打歌”。从“打歌”的内容，就可看出当权者的心态，不可不加以详读：

《中央日报》的悍然宣告

国民党《中央日报》在1973年7月5日，以《户籍法的修正与实施》为社论，悍然宣告如下：

新户籍法已经立法院前天的院会三读通过，完成立法程序，即将咨请总统公布施行。户籍法为推行户政的基本法规，而户政又为百政之母，所以本法的实施实极重要。当年国父手订地方自治实行法的六大要政：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以户政为六大要政之首，亦就是因为户口如果不先清理，其他要政均将难以切实向下扎根。

本法的内容，归纳言之共有六大部分，一为户政的隶属机关；二为户籍的登记事项；三为登记的申请、变更、更正、撤销；四为登记的申请手续；五为户口调查；六为罚锾。此法原系民国二十年时制颁，其间虽经二十三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等三度修正，但因施行已久，实体部分固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程序部分亦多未能切合当前的要求。所以此次又作全盘的修正；而修正各点最具划时代意义者，就是“户警合一”制度的确立。其第七条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户政事务所得经行政院核准，隶属直辖市、县警察机关；其办法由行政院定之。”

这是给“户警合一”制度先作党八股。国民党《中央日报》接着说：

在民国五十八年以前，静态的户籍登记工作，由户政机关办理，是项登记全凭人民自动申请，如人民不来申请，户政机关即无从登记，因而很容易发生漏报、迟报及空户、漏户等现象。动态的查察工作由警察机关办理，警察机关如果查出户籍登记不实，固可要求人民迅予补办，问题是如果人民不补办，警察机关亦无从得知。登记的归登记，查察的归查察，当然会发生脱节的流弊，而影响户籍资料的确实，动摇有关施政的依据；对于治安的妨碍尤大。

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才有建立“户警合一”制度的必要，务使静态的登记与动态的查察相互协调，臻于一元化。这项制度自民国五十八年起以行政命令试办，迄今三年有半。在此期间，空户、漏户的现象确已大量减少，而且对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教育、社会各项施政的推行都颇有裨益；对防止匪谍渗透、遏制流氓滋事，效果亦属不小。因此这次修正户籍法，各方一致认为应该将这个行之有效的优良制度，正式纳入于法律之中，而成为本法的最大特色。

最初有人曾对“户警合一”制度采取保留态度者，顾虑到这种制度实行起来，是否会招致“警察国家”的误解。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有警察，设置警察的目的是为维护治安，保障善良，这正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因此非常时期户籍这样的要政，由警察机关处理，只要一切合法化、制度化，既有益于治安，亦有利于人民。将来恢复平常时期，如认为户政由民政机关办理更为相宜，当然可以经过法定程序再行调整。此次户籍法的修正，将此一制度纳入法律明文，而采弹性规定，以兼顾平时与战时的要求，实为明智的立法。

户警合一

国民党《中央日报》口口声声“户警合一”不会“招致‘警察国家’的误解”，是完全站不住的。因为，照国民党“内务总监”的观点，显然就有这种顾虑。国民党“内政部长”王德溥，下台后在1976年印《政海游踪》一书，曾留下不打自招的记录。王德溥说：

台省户政，光复前，原由警察机关办理，光复后，为循民主法治常轨，乃于三十五年开始改依户籍法之规定，由自治机关办理，警察机关则根据警察法办理户口查察。民国三十八年，大陆形势恶化，大批人口迁移来台，原有之户政和警政机构及人事，对户籍上骤行增加之业务与治安上之要求，颇难适应。四十二年11月台湾省曾发布“台湾省整理户籍实施办法”，实行户警“双轨一途制”，于警察派出所设置户口申报处，以派出所巡佐兼任主任，由乡镇公所派遣户政人员到处办公。但只接受申请，并不办理登记。登记业务仍由乡镇公所办理。实行以来，以权责不清，事权不一，联系配合反形窒碍，仍不能达成预期效果。本人接掌内政后，为探求问题症结，曾于四十四年7月巡视台省地方行政时，广泛征询地方户警同人意见，并与有关专家研商。感认此一问题之改善，必以划分权责，提高户政人员素质，充实警察力量，加强户口查察及户警联系为基准。同时外籍某名报人曾以我国是否警察国家为询！本人当以严正态度，坦诚相告：“先生可否以此一问题向苏俄或中共伪政权负责者提出询问？我知其不可且亦不必。因为某一国度是否为警察国家，有识之士，不问可知。先生今向我提出此一问题，是先生显已明知我中华民国为民主宪政国家而非警察国家，至于如此明知故问，当然是善意的，提醒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的积极推进而已。虽然，我仍请由本部有关专家详予阐释，聊答先生雅意。”盖以政府迁台未久，时值非常，我国民主进步程度及厉行法治精神，或尚未获友邦一致信赖。然此一小插曲，却可引为我们决策及施政上的重要参考，而逐步推进国家于民主法治之最高境界。因此，本人于完成台、闽地区行政视察后，即根据所获实际资料，邀集学者专家及本部与台湾省府主管同人，共同研拟改进户籍行政实施方案。集会多次，充分交换意见，直至四十五年4月，始行拟就“改进台湾省户口查记办法草案”，提奉行政院院会交付审查。推由余委员井塘、黄委员季陆、田委员炯锦、严主席家淦、陈秘书长庆瑜及本人，对改进台省户政问题详加研讨，并指定本人召集。于是综纳各方意见，深入研拟。

“诬我为警察国家”

不料，就在“深入研议”过程中，突然生了意外。意外是来了“手令”：

正就原草案修正间，行政院突奉总统手令：略以“户政方面之缺点有三：一、逃兵逃犯之隐匿潜藏，多未能发现；二、潜伏匪谍，未能肃清；三、户籍登记事项不确实不完善。应即实行户警合一办法，切实改善台湾户政，将户籍人员及经费一律拨归警察接办，赋予警察以办理户籍登记之职权，限令7月1日实施”。俞鸿钧院长立即电邀本人与严主席及陈秘书长详商处理办法。本人当以总统指示现在户政的三项缺点，正是我们研议逐步改进的主要对象，但除其中第三点纯为户籍方面之缺点外，其余第一、第二两点，完全由于警察方面未能确实发挥“户口查察”的功能，而实际上又由于警力单薄和警察任务过繁，而无力办理完善所致。如仅将原有户籍人员及经费拨归警察接管，仍难达到改进户籍行政、有效管理人口的功用，尤其怕引起地方人事纠纷，招致以行政命令变更法律的误解。再就对内对外的观感言，台省户籍自光复后，改归民政机关办理，台省同胞耳目为之一新。今如再将户籍交还警察办理，深恐社会发生无谓疑虑；至于一般民主国家，户政均是由民政机关办理，我国如将户政由警察办理，在我纵因处于非常时期，事实上有此必要，但甚难为一般国际人士所了解。即侨居港澳及海外人士，亦不免见仁见智，议论纷纭，而容易为恶意攻讦者所乘，甚至诬我为警察国家，更不容不审慎从事。为避免上述种种困难及其影响，似不如于“不影响民主政治常轨，不变动现行法律”的原则，就本部所拟改进户口查记草案，予以大幅度的修订，使其能由事实方面确切达到总统手令指示之目的。就此事理反复加以说明，当获原则同意。为慎重其事，改由俞院长召集，加推徐部长柏园、庞主计长松舟参加审查，并请张秘书长群、黄副秘书长伯度列席指导。如此正在积极进行时，适总统召开某一重要会议，并亲自主持，即席垂询户警合一问题办理情形！俞院长当即报告，王部长对此有重要意见，并已拟成改进户政草案，提由行政院慎重审查中。

“内政部长”的如意算盘

虽然王德溥提出换汤不换药的构想，但是，仍旧有这样的惊险场面：

总统求治心急，以为不必再行研议，饬即迅付实施！本人以职所在，不得不将上述事理详为补陈，并再三强调，此时此地，绝不可遽尔实行户警合一办法，以免影响社会及国际观感！但总统要求的目标，我们必将设法做到。坦直进言，未荷采纳，当时几乎是等于不欢而散。与会党大员，均劝我毋再坚持己见，俞院长并举出他事奉总统的实例，谓“遇有不同意见，随时陈述，如不见纳，仍依总统意旨行事”。我则表示：我是近于愚忠的一流，除非诸公指出我的见解根本谬误，否则仍当陈请到底。仿佛古人面折廷争，不惜以去就生死谏诤之义。是时，仅陈副总统一人支持我的意见及态度，谓：“润生兄意见正确，如能委婉说明，总统必将接受。否则，至必要时，我可以三十年老干部的关系，建议总统收回成命！但此事是行政院的责任，鸿钧兄应有所主张。”次日，总统又代电指示：“仍应遵照前令办理，限7月1日实施，可先以行政命令行之，再修订法令。”同时执政党中央秘书处特别制订“户警合一办法实施进度表”，将有关应行准备及处理各事项，分别步骤、日期，明确规定办理进度，以最速件分函从政主管各同志查照。俞院长因之又邀本人等详商处理方法。我即提出如下之改进户政措施原则，并坚信一经陈明事实理由，必获总统谅纳无疑。

（1）使警察管辖区与行政管辖区合一，于每一乡镇（市区）设一警察分局，全省计需增设二六八分局（内二一三分局由原有之分驻所改设），共增官警二千三百七十六人。……

（2）每一乡镇（市区）公所增置户籍副主任一人，由警察分局派局员兼任，除襄助主任处理户籍行政外，并负户政人事管理之责，使在事实上做到户警一体。……

上述原则系不重形式上之归并，而从事实上做到户警合一。一面解决户政方面各项缺点之症结，一面充实警力，强加户口查察，以达到管理人口政策上之要求。其最大优点，为不修改现行法律，亦不影响民主声望，即可适应动员戡乱的实际需要。经婉转上达后，遽蒙总统首肯照办！行政院即于四十五年6月8日以台（45）内字3134号令内政部，略称：“上项原则已呈奉总统（45）台统（一）字第3455号代电核可，并饬即照此速办，令部遵照剋速规划实施办法，并厘定进度表，限自本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如许周章几近二月之久的问题，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十八年以前政府的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实际情形，及推行民主法治的政制进程，在国际方面的评价，均远不如目前之结实进步；故在当时，对于关系人民生活极为密切的户政改革，不容不多所考虑，慎重处理。区区千虑一得之愚忠见，终蒙采纳，领袖之渊博高明，岂可量耶！

我们梦想“野蛮之自由”

看了国民党“内政总监”这段秘辛与回忆，看到他苦心安排“从事实上做到户警合一”的内幕，看到他“不修改现行法律，亦不影响民主声望”而完成的设计，我们怎么能不惊叹：孙中山的信徒们，竟是这样地把他的遗教改头换面着，我们怎么能不为孙中山悲哀！

虽然这样改头换面，国民党还是意犹未足，最后还是不在法律上做到“户警合一”不为快，不在声望上戏弄民主不为快。看到上面《中央日报》的高论，我们不得不说：国民党连王德溥那点迂回手段，最后都不屑为之了——他们要悍然成为“警察国家”了！

国民党1973年确定“户警合一”的时候，我正被关在“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一连几年不准看报，也就完全不能见识“户警合一”的德政。直到我在1976年冬天出狱，我才正式领教这种德政的厉害：“户警合一”的警察，每半个月要查我一次户口，把“户口名簿”上的“户口查察签章表”签章得密密麻麻。这样子“亲民”亲了一年，把我亲得火了，乃向有关机关提出强烈抗议。有关机关大概感到这样查李某人户口，迟早会查出祸来，于是打了招呼，自此警方才稍形收敛。我在惊魂甫定之后，特别把这张签章表留作纪念，使千百年后的中国人，知道我们如何失掉了孙中山的遗教，也如何失掉了那种“野蛮之自由”。

我们梦想“野蛮之自由”。

1983年1月17日

读警总秘密会议记录

最近我们透过秘密管道，得到一件“警备总部”的秘密会议记录（残本）。记录标明“机密”“最速件”“（73）隆彻字第4309号”，读后令人触目惊心。

记录的名字叫“现阶段加强文化审检措施暨现存问题座谈会记录”，时间是“中华民国七十三年10月17日中午12时”，地点在“三军军官俱乐部贵宾室”，主持人是“总司令”陈上将（守山），出席人员是“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许上将（历农）、“中央文工会”宋主任楚瑜、“行政院新闻局”张局长京育、“国家安全局”何副局长恩廷、“法务部调查局”翁局长文维、“内政部警政署”罗署长、“警总政战部”主任孙少将（森）、“警总政战部”副主任缪少将（纶）、“警总政”六处处长曹上校（建中）。记录就由曹上校担任。这会议共有十人，计开军头级五人、情报头级二人、警察头级一人、政头级一人、党头级一人。群龙皆首，冠盖云集，真是大场面。

记录中先是主席陈上将报告，略谓：“当局对当前违法言论之泛滥嚣张极为重视，并指示依法严查严扣。”“文化审检是无形的作战，有形的敌人容易发现，无形的破坏难察，故有关单位要密切配合，积极强化文化审检工作。”“警备总部依‘戒严法’执行文化审检，有赖中央的政策指导，各有关单位的协调配合，才能有效检肃日益升高之思想污染。”“10月庆典期间总部规定全月实施‘春风六号’专案，全面扫荡违法书刊。”以下残缺约一二页。残缺过后，“宣读会议资料”。资料中有三种报告：（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现阶段加强文化审检措施暨现存问题检讨报告。（二）9月、10月查扣违法书刊分析报告。（三）10月庆典期间各县市文化工作执行小组查扣成果评比报告。报告过后，首先由孙少将发言：

（一）目前偏激刊物有下列三点趋向：

1.刊物发行种类不断增加，刊期缩短、言论破坏层次不断升高。

2.反审检行动不断改变。

3.对总部严查严扣反应激烈。

（二）严查严扣不能有效解决当前偏激言论泛滥问题，理由是：

1.偏激分子办杂志的动机和目的是颠覆政府，打倒执政党，实现政治阴谋。

2.偏激分子已经有整体的组织“党外编联会”“公共政策会”，全面串联，故违法书刊计划性的发展数量愈来愈多，查不胜查。

3.偏激杂志已经与海外“台独”乃至共匪挂钩，呼应唱和，内外勾结，进行所谓由岛内颠覆中华民国政府之阴谋。

（三）严禁严扣无法做到一本不漏，主要原因：

1.毛本搜取愈来愈困难。

2.反审检花样愈来愈多。

3.有关单位配合查扣行动不彻底，书刊印制，发行商、书店，书摊负责人贪图小利、不明大义、守法合作精神不够。

（四）建议强化做法：

1.文化审检在政策上应由被动改为主动。

2.文化审检需要由消极提升为积极，即是要把“严查严扣”“疏导沟通”“辩驳导正”“教育大众”“依法追诉”等五项做法，同时并进，主动作为，有关单位共同承担文化审检工作责任，全面配合整体的行动。

3.要求党政军各单位，发动各学校各类社团公（工）会“不看、不买、不传”偏激杂志，全面抵制、隔绝，并主动驳斥其不当言论，共同声讨。

接着是许上将发言：

（一）总部提报之强化做法精要具体，要有效贯彻才能达到检肃文化污染之目的。

（二）据了解少数政府机关尚有订阅偏激杂志情形，部分铁公路车站贩卖部有代售违法书刊情事，均应彻查纠正改进。

接着是翁局长发言：

（一）本局遵奉指示已多次要求各机关转告所属“不看、不买、不传”偏激杂志。

（二）各机关附属营业福利单位，本局已透过安全部门要求不准贩售偏激书刊，各单位并经检查检讨，目前尚未发现有代售情形，配合搜集情报同意照办法办理。

接着是张局长发言：

（一）承办单位提报强化办法及现存问题完整具体，甚为敬佩。

（二）查扣治标做法，甚难达到有效检肃文化污染之目标。

（三）办法中有关“辩驳导正”“依法追诉”，如能全面配合，落实有效，则可减轻查扣取缔的负荷。

（四）依法追诉是可采行的作为，个人建议政府各级机关均应普设法律顾问，凡是本机关或所属官员受到言论侵害时，立即委请法律顾问代为追诉，修订民刑法，加重民事赔偿（并举国际有关案例佐证），使偏激刊物负责人因考虑民刑事责任，而不敢任意对政府机关及首长作攻击、毁谤。

（五）目前已有很多偏激言论达到违法程度，应送请法务部研究刑责。

（六）对诋毁国家元首，为匪宣传，泄露国家机密之言论，应深入追查资料来源，如有通敌证据，应以重典处罚。

（七）财税、工商主管机关应不断稽查印制，销售违法书刊之厂商，彻查其营业状况，经费来源，并加重其困扰，使其逐渐不印、不售。

（八）关于疏导沟通、辩驳导正、教育大众，个人认为除了文工会、新闻局应负政策设计，全盘考量外，教育部、青工会及各级党部均应共同负起责任，并且先由教育干部做起，普遍讲习训练，使党员干部对于当前世局、国策、匪情等敏感尖锐问题，有正确之认识，然后去教育青年大众，全面提升青年知识分子之是非爱国观念，不受毒素思想污染。

（九）《青年战士报》因易名《青年日报》，普受青年重视，但内容形式尚须不断提升，才能争取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阅读、认同。

（十）各县市新闻股增加专员一人，会后即协调办理。

接着是罗署长发言：

（一）本办法是现阶段没有更好办法下的可行办法。

（二）严查严扣非治本之道。

（三）同意由警察分局长兼任文化工作执行分组长，唯由何职务人员兼任干事，俟携回研究后再决定。

接着是何副局长发言：

（一）办法具体可行。

（二）查扣要彻底。

接着是宋主任发言：

（一）警总领导有关单位执行文化审检工作，绩效卓著，表示钦佩与感激。

（二）目前政府基于多方考量，对违法言论当事人未依法追诉，加强文化审检，严查严扣乃是最有效的作为。

（三）检肃文化审检需要标本兼治，本报告仍属治标措施。

（四）县市文化工作执行小组新闻单位增加专员一人确有必要，文工会和新闻局会同研究办理，也请国防部对警总书刊审查人员依实际需要酌予增加，以强化审检工作。

（五）依法追诉为民主国家常轨现象，唯以非公职个人告诉为妥，如冯沪祥教授对《新潮流》杂志恶意毁谤，已采取追诉行动。

（六）警总对“三十年代文艺”及“武侠小说”解禁问题之检讨，极具价值，个人认为政府要有诚意去解决现存问题，对坏的言论要坚持查禁政策，对好的言论要从宽处理，如此言论才能纳入常轨。

（七）文化政策是“疏”和“导”的问题，文工会将与有关单位共同研究、制订办法，提升文化作战的境界与成效。

（八）关于县市文化工作执行小组年度经费，不仅确实需要，数目亦不庞大，文工会将邀请新闻局、省市政府秘书长共同研商解决。

最后是主席结论：

（一）各位首长对总部提报的资料给予宝贵的指导意见，至为感谢；会后当即整理修订，充实增益，作为现阶段强化文化审检工作的依据。

（二）各位首长对本报告有关责任区分的支持，至深感佩，还请各位积极策划办理，使文化审检现存的困难问题早日获得解决，全面强化文化审检工作，彻底反制敌人思想统战阴谋，达成国家交付的使命。

虽然上面这一记录是残缺不全的，但是光从片段中，我们就可恍然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的种种卑鄙手段。其中大员们的知识水平，跃然纸上，看来又好气又好笑。政头级、党头级的首长发言，且先向军头级表示“敬佩”“敬佩与感激”之忱——台湾的武士刀天下，真比军阀时代凶一万倍呢！

1985年1月19日晨

秘雕案的案外意义——我们该先争哪种自由？

计程车司机郑汉永（外号“秘雕”），因为检举警察索贿案，官方虽然办了警察，可是对他怀恨在心，乃于今年1月22日上午9点，在基隆市孝三路忠二路口，把他非法逮捕，先是以违警为由，裁决拘留五天；可是三天没满，就再以流氓为由，移送管训。全部手续都不合法。省议员把“警务处长”胡务熙找来质询，胡务熙满头大汗，承认警方确有疏忽，但人抓了就是抓了，抓了是不能放的。

人抓了就是抓了，抓了是不能放的——这一事实，对我们这种身历其境的受难者说来，是再清楚没有的事了。受难人私下把那机关叫“狗屄衙门”。“狗屄衙门”是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衙门，这一名词，是观察狗与狗交配而生的灵感。这种灵感，比起余光中之流那种无病呻吟、矫揉造作、逃避现实、谄媚权贵的管状零感来，高明得可太多了。

被忽略的案外意义

秘雕案发生后，大家争来吵去。我却觉得，有一个被忽略的案外意义，值得特别一说。宪法上所列举的自由，包括不外是：

一、人身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8条）；

二、不受军事审判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9条）；

三、居住迁徙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10条）；

四、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

五、秘密通信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12条）；

六、信仰宗教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13条）；

七、集会结社自由（“中华民国宪法”第14条）。

这些自由，虽然一一列举在堂而皇之的宪法里，但是我们知道，宪法不会说话。宪法的规定，是一回事；如何不把规定当具文，是另外一回事。如何得到这些自由，还要靠我们“死而后已”的“残忍”，和他们“不见棺材不流泪”的“慈悲”。

从《波茨坦宣言》以后，流行所谓“基本人权”（Fundamental Human Rights）之说，“基本人权”的观念，正式列举在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里。“基本人权”的解释，容有广义狭义之分，但在大体上，一般宪法都能涵盖到。上面所列的那些自由项目，都是与“基本人权”相当的。

在我们死命争取的这些自由项目里，究竟有没有“知所先后，则进道矣”的次序呢？有没有缓急轻重之分呢？我认为是有的。

什么是党外最该做的事？

在党外人士四面八方的努力里，邓维桢最早提出一个方向。他写了一篇《除了人权，党外没有什么可操心的！》给我，我加写了一篇《什么是党外最该做的事？》，一起发表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四期（《暗杀·大腿·抱》）里。我曾说：

邓维桢把他刚刚写成的《除了人权，党外没有什么可操心的！》转给我。在这篇文章里，邓维桢做了有力的提醒：告诉党外不要“把注意力分开，而放松了关键的目标”。“关键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人权、人权、人权。“台湾的经济、军事、教育、外交为什么都有问题？主要的就是人权有问题。人权问题不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所以，党外不必先“要求自己多思考，多研究国家的经济、军事、教育、外交等大问题”“政治家并不要懂得那么多的专业知识，而且也做不到。政治家要学习的是决策的能力”。党外目前该注意的是“关键的目标”，而不是枝枝节节的事。

我又说：

党外要为人权苦心焦思，为人权奔走呼号，为人权争吵，为人权打架，为人权同国民党你死我活。没有人权，一切都是假的。党外人争取人权，争到别的又有什么用？不管制镇暴车，买来新式飞机又有什么用？做奴隶的人，有何脸面代表主人去谈军售？做奴隶的人，只关心拿掉桎梏就够了！

什么是第一自由？

但是，在“党外为人权苦心焦思，为人权奔走呼号，为人权争吵，为人权打架，为人权同国民党你死我活”的努力里，我们该进一步注意到，在争取人权的重要中，先争哪一种自由，也是不能忽略的。

我所了解的是：在争取自由的排行榜中，第一该争取的，是“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的自由，就是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的自由。

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的自由，在学理上就是所谓“表现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也叫“意见自由”，就是人民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不受非法侵犯的自由。这种自由，最早把它列为第一顺位的，是17世纪的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在1643年，在英国国会立法禁止印售未经议会检查许可的书籍的时候，弥尔顿大声疾呼表现自由是在其他自由之上的自由（……Give me the liberty to know, to utter, and to argue freely according to conscience, above all liberties.见Areopagitica，1644）。弥尔顿这一见解，美国新闻学者斯蒂德（H.M.Steed）曾加以发挥，斯蒂德特别强调“在一切自由中，以知识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最为重要”，报纸新闻如果不能用来宣扬并维护这些基本的重要自由，则它的地位便“不能高于制造唱机的工业”，其他的自由也就不能确保（见The Press）；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金（W.E.Hocking）也曾加以发挥，霍金主张这种自由乃是核心的自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的地方，其他的自由也就变得不安全。“表现自由”实在是保障并且发扬其他自由的一种自由（见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所以在美国，有人就把这种自由当作“第一自由”（The First Freedom）。

先争取到言论自由

为什么“表现自由”“意见自由”甚至比“人身自由”等还重要呢？因为暴政的恐怖不止作恶，而在作恶以后大家“不敢言而敢怒”。大家沉默的结果，必然使“独夫之心日益骄固”。这样子的发展，必然使暴政愈来愈加深，最后必然就“杀人如草不闻声”了。

“杀人如草”是恐怖的，但是“杀人如草不闻声”更是恐怖的扩大与延续。只有让声音出来，才是消灭恐怖的起点，而“表现自由”“意见自由”，就是这种扬声器。1966年，我写《一个最起码又最低调的标准》[《李敖全集》（台湾版）第六册]，就要求各报：“只要有任何一件侵害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件，当前每一家报纸，都该至少用武侠小说一个插图的位置，或是要人训词一个标题的篇幅，一致把它刊登！”我指出：

“一致把它刊登！”是一个最起码又最低调的标准，它不要求你“仗义执言”，不要求你“辩冤白谤”，不要求你在有枪的人头上动土；它只是卑微得只要你发一段消息，只是知足得只要你留下一点记录。你们一致这样做，至少可使侵害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省得再去写日记、作统计，并稍稍知道这种自由的不可轻辱；在另一方面，又至少可使被侵害的同胞乃至同业，知道他们至少不再是“无名英雄”，不再是“隐身烈士”，不再是被杀不见血的刀下鬼。对一个被侵害的人而言，“辩冤”也好，“喊冤”也罢，至少至少，要先使人知道他“有冤”。要是被冤得神不知鬼不觉报纸不登，那么这个冤，也就真的一含到底了！

在我写这段话后十七年，“秘雕案”的发生，终于有了这一效果。在“人身自由”上，虽然“秘雕”做了被害人，但他的案情，官方已经无法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报纸不登”的垄断了。这种现象，在我这种争取自由的“先烈先进”看起来，又怎能不拍手叫好呢？

三十四年来，试问千千万万的被害人被非法逮捕、非法收押、非法管训，可是我们能及时知道吗？把他们的案子同“秘雕案”比较一下，我们就立刻感到，先争取到言论自由，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事了！

能埋怨，就不错

严格说来，学理上“表现自由”“意见自由”的标准，在我们这一党独大的岛上，其实还是悬格过高了的。因为这些自由的内涵，主要在让人民发表意见，而不受非法侵害。但是，事实上，我们的人民，究竟有多少意见可以发表呢？在发表意见的过程里，又有多少非法的办法可以钳制他们呢？在这重重的难关下，几乎细节的、细腻的意见都谈不到了。人民能够喊出来的，几乎只是一声叹气就完了。

在辛亥革命前夜，革命党（于右任）办“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的《民呼日报》，办了五十二天就被铲除，革命党只好挖掉“呼”字中的两点，改办“民不敢声，唯有吁（叹气）耳”的《民吁日报》。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当人民不敢大声疾呼的时候，能让人民小声低吁一下，也就是言论自由了。

《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在《台湾赘谈》中有这样的话：

台湾之名，不知何义，或言大湾，或曰台员，或曰大宛，方言之微异尔。……顾闻之故老，谓台湾原为埋怨，明代漳泉之人来者，每为瘴疠所苦，居者多病死不得归，故以埋怨名之，志痛也。而后人以为不祥，改称台湾。

可见这个岛的原名，就不是“台湾”，而是“埋怨”。我相信，国民党在有生之年，是绝对不会把政权开放给人民的，人民不要妄想可以抢到他们的政权。但是，如果人民能够抢到一点“埋怨”的自由，也就很“台湾”了！

《旧约·创世记》第四章有该隐向上帝埋怨的话；《民数记》第十一章有摩西向上帝埋怨的话。可证人民对上帝，也有若干言论自由；即使上帝，也给人民一点言论自由。虽然这种自由，不是“呼”而是“吁”，但能够有所埋怨，也就不错了。

结论是：让我们先从国民党手里，抢到言论自由，抢到不能“民呼”也要“民吁”的自由，抢到埋怨的自由。至少至少，我们要有埋怨的自由。国民党至少要划分给我们埋怨的自由——因为国民党再横行，再伟大，也不是上帝啊！国民党再臭美，再神气活现，也该知道上帝也让人说话啊！

1983年2月6日

还是第一声最像

这次“立法院”质询，国民党大官人讲了一堆又一堆的连他们自己都不信的屁话，其中一种屁话是关于报禁问题的。这个问题纠缠得太久了，不论党内党外，都被它缠糊涂了。我决定彻底把它谈一次，给大家做一点“机会教育”。

你办，我不看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觉得很没面子，连小日本都打不过。大家研究打不过的原因是：中国太落伍了，在新世界中完全跟不上时代。要跟得上时代的法子，一定要宣传新思想，工具就是办报。在当时，北京维新派官绅像文廷式等，办了一家“强学会书局”，出版了一种《中外纪闻》的报纸，也叫作《中外公报》。这份报纸的最早赞助人，就是后来中华民国第一任想当皇帝的大总统袁世凯，他捐了五百块钱做基金。五百块钱在那时候，没有能力买印刷机。所以报纸是用木板刻的，每天出一张，内容以社论为主，新闻反倒次要。主持这个报纸的实际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这个报，可说是有史以来，中国民间的第一份像样的报。

当时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订报的观念，所以这份《中外纪闻》，也不敢公开发行。它印了三千份，拜托并且买通报童，每天“分送诸官宅”。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子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们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报，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中外纪闻》发行了半年，正巧当时御史老爷杨崇伊攻击这个报，说它“非议朝政”，请下令封它。于是皇帝就下令查封，并且把文廷式赶回家乡去，还说永远不再用他当官了。

不许你办，我来办

《中外纪闻》被封门后，维新派的书局也被没收、改组，变成了“官书局”，由孙家鼐主持，正式出版一种官报。这可说是中国最正式的官报，大名叫《官书局报》，内容除了也有“上谕”和“奏折”一类的东西外，还有一些世界新知识的翻译。这个报纸为了怕当政者不满意，特别声明凡是批评政治的和人物的文章，都不能登。虽然这个报如此委曲求全，可是到了“戊戌政变”发生，西太后还是把它看作传播新知识的眼中钉，停刊了。

西太后虽然不许别人办报，可是她却不得不承认：报纸这件东西，也有它的好处。所以，在八国联军以后，她也想办报了。（甲午战争那一次，被日本一个国家打败，中国人气得想办报；这回八国联军一次，被八个国家打败，中国人当然更气得想办报了！）

西太后办的报叫《政治官报》（后来改名叫《内阁官报》），这个报，里面的花样多了：“上谕”“奏折”“电报”“法制章程”“条约合同”“外事”“广告”等，都是基本内容。它的宗旨是：“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显然是针对以前《中外纪闻》里的“社论”而发的。这个《政治官报》，只是要报道政治，并不是要谈政治，所以要议论的，免啦！

你办，请来我这儿办

专制政府不欢迎办报，可是爱好自由的人却要办。他们办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就是租界。租界是专制政府管不到的地方，是大城里面一些由洋鬼子管辖的地区。专制政府欺负自己人很拿手，可是欺负老外却不行，手反被拿，只好同意洋鬼子在中国大城里划分势力范围，割据称雄。洋鬼子有新闻自由的传统，欢迎办报，中国知识分子就在租界大办特办起来。

租界因为由洋鬼子管辖，中国知识分子想办报，要办就办，于是言论自由就在这种情况下发荣滋长起来。像1897年的《苏报》、1903年的《国民日日报》、1904年的《俄事警闻》（《警钟日报》）、1906年的《国粹学报》《中国女报》《竞业旬报》、1907年的《神州日报》《神州女报》、1908年的《民呼报》、1909年的《民吁报》《越报》、1910年的《民立报》、1911年的《天铎报》《民国报》等，统统都是租界的产物。国民党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公然承认：“上海以有租界之掩护。本党宣传机关林立。遂为国内革命宣传之中心。”

此外，不在租界中的，但在洋鬼子保护地区的，效果也近乎一样。冯自由《革命逸史》中说：“在东京出版之《民报》及各种书册，由同盟会员设法输入国内。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就有《民报》发行机关。武昌教堂之日知会，亦有此类书报。”

谢谢你，帝国主义！

由此可见，几十年来，各党各派口口声声大骂的帝国主义，其实也有对中国人有好处那一面。它使中国有了学堂，有了医院，有了火车，有了不打屁股的法院，并且，最重要的——有了言论自由。它使从来没有言论自由也不知言论自由为何物的中国人，知道了言论自由的可贵。

我们爱国是好的，但是爱国爱到一片盲目，把洋鬼子带给我们的好处也一棒打杀，这就未免太不识好歹，未免太天真了。蒋廷黻在《帝国主义与常识》中说：“自国民党出师北伐到九一八，全国布满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标语。当时我们把一切国计民生的困难都归罪于帝国主义者，把外人的一言一动都看为帝国主义的。……现在还有人拿这种论调来博民众的欢心。”国民党为什么这样朝帝国主义喊打呢？原因无他，用帝国主义来做他们的替罪羊而已。一切都怪帝国主义，自然人民就不怪国民党了；帝国主义一无是处，自然国民党就比它好了。这样宣传，又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毕竟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当我们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逐项对照一下，我们便会发现，有的地方，帝国主义带给中国人民的，其实比国民党还“德政”得多。帝国主义允许中国人有办报的自由，就是一个最最明显的证据，国民党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从釜中相煎到釜底抽薪

不但帝国主义允许中国人有办报的自由，就便是清政府，允许中国人办报的自由，也比国民党多。根据清政府出版法的规定，不论张三李四，只要就可以在发行二十天以前，向衙门一呈报，缴点保证金，开始言论。绝不会以任何屁话做借口，不许你登记。清政府许你办了，它来封；绝不会根本就不许你办。根本就不许你办，是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发明的！

一、年满二十岁以上之本国人。

二、无精神病者。

三、未经处监禁以上之刑者。

我们现在遍查清政府以来的出版法，从1906年的《大清印刷物专律》到《报章应守规则》，从1907年的《大清报律》到1912年的《民元暂行报律》，从1914年的《出版法》到1925年的《管理新闻营业条例》，从1929年的《出版条例原则》到1930年的《出版法》……不论清政府，不论北洋军阀，甚至没逃到台湾前的国民党，纵然当权手法自有不同，作恶方式容有各异，但是允许中国人办报则一。换句话说，清政府、北洋军阀、没逃到台湾前的国民党，统统都是允许中国人办报的。他们会釜中相煎地查封报纸，但绝不会釜底抽薪地根本不准办报。根本不许你办，是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发明的！

许你办再查封，和根本不许你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境界。法国“老虎总理”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没当政前办《自由人》（L'Homme liber），被查封，但他立刻又办《不自由人》（《桎梏人》，L'Homme enchainé），跟政府捉迷藏。假如当时法国政府不论《自由人》或《不自由人》统统根本不准办，那么就不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了，而是是不是人的问题了。两种境界，是完全不同的！

容易挂牌的时代

国民党没逃到台湾前，谁要办报都悉听尊便。金生丽在《台湾采访话旧》里回忆：

自民国三十四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后至民国四十年这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台湾新闻界变化最多的时候。办报纸在当时好像是一种新兴事业，也被认为是一件最容易的事。而新闻从业人员似乎是最时髦的职业。从上层来说，社长、总编辑、主笔，其次如编辑、记者等等，均被认为是社会上的特殊阶级，既可结交官府，又可傲视人群，一张名片，往往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新创办的报纸、通讯社等，有如雨后春笋。但这许多报纸中，除少数真正为发展新闻事业的远大目标而始终惨淡经营者以外，其余多半是昙花一现，遭受自然淘汰。因为这类的报纸寿命太短，所以在台湾新闻事业史上也难见其经传。

说来也真可笑，当时要办报纸的确也太容易，因为没有申请登记的限制，最简单只要借一个门挂起报社的招牌，随便租赁或占据一两间房子作为编经两部，接洽一家小印刷厂承印便成。

金生丽笔下的这种自由，是今天的我们不能想象的！但是，自从国民党逃到台湾后，首先就用大抓匪谍来吓破记者的胆，害得记者不得不缩在一起。金生丽回忆：“在我们同时采访的记者中，确有因匪谍罪证确实而被处决的，因而大家都觉得单独采访有很多不便，不如一起行动。”记者摆平后，国民党就用大张报禁来钳制言论自由。所谓报禁，就是以离奇可笑的理由，不准人民办报。

“不孝”的“出版法施行细则”

国民党不准人民办报的“德政”，是1950年年底开始的。最早公开出来不准办报的理由，是为“节约用纸”。据“行政院”1951年6月10日台（40）教字第3148号训令：“台湾省全省报纸、杂志已达饱和点，为节约用纸起见，今后新申请登记之报社杂志通讯社，应从严限制登记。”这一钳制言论自由的行政命令，国民党自称是根据“出版法施行细则”来的。“出版法施行细则”第27条说：

战时各省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应基于节约原则及中央政府之命令调节辖区内新闻纸杂志之数量。

但追问这一钳制言论自由的根据何在？国民党却自称是根据“出版法”第28条。我们试看“出版法”第28条怎么说：

出版品所需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主管官署得视实际需要情形计划供应之。

稍有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出版法”第28条只不过指“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政府“得”计划供应，也“得”不计划供应，让你自生自灭。从逻辑上，怎么也做不出禁止报纸登记的推论。而国民党可以节外生枝，做出这种腾笑中外的推论，这不是大笑话吗？何况从法律上，“出版法”是母法，“出版法施行细则”是子法，子法依不能与母法矛盾。国民党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令子法“忤逆”如此、“不孝”如此，这不也是大笑话吗？

四大谎言

何况，纵使所谓“调节新闻纸杂志之数量”之说能成立，也不能任由国民党选择，而要一视同仁才成。“出版法”第28条的“计划供应”对象，包括了一切的出版品。所谓出版品，按“出版法”第2条，明定包括：一、新闻纸类的新闻纸和杂志；二、书籍类；三、其他出版品。照国民党的逻辑，新闻纸以外的出版品，自然也应该适用。可是国民党却没完全禁止杂志和出版社的登记，这又怎么通呢？所以，国民党的“节约用纸说”，全是谎话。此其一。

再何况，所谓“计划供应”的立法原意，是指“战时节约的需要”，或因海口封锁，或因运输困难，或因集中力量以应军事生产急需，但这些都不构成不准报纸登记的理由。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前例，可以为鉴。所以，国民党的“节约用纸说”，全是谎话。此其二。

又何况，国民党所谓的“节约用纸”情况，在发明这种理由时，就根本不存在。当时台湾白报纸产量，全年供给各报配纸不过每月三百四十六吨，每年不过四千一百五十二吨，仅占纸业公司的六分之一。当时造出来的纸都用不完，又何来不够用？所以，国民党的“节约用纸说”，全是谎话。此其三。

更何况，国民党在发明“节约用纸说”后第二年，1952年10月10日，忽然同意《青年战士报》的登记！在“节约用纸说”后第十年，1960年7月1日，忽然又同意《英文中国日报》的登记！《青年战士报》《英文中国日报》不是活生生的报吗？是报，就是不“节约用纸”的。怎么又不节约了呢？所以，国民党的“节约用纸”说，全是谎话。此其四。

再一大谎话

就这样谎话来谎话去，随着时代的转变，这一“节约用纸说”，就愈来愈荒唐了，愈来愈站不住了。国民党自己，也愈来愈守不住了。我们试看“行政院”1955年4月21日台（44）教字第3581号的“战时新闻用纸节约办法”：

一、政府在战时为节约新闻用纸之消费，特订本办法。

二、各报社发行之新闻纸，除特定纪念日外，其篇幅一律不得超过对开一张半。

三、前条所称特定纪念日，各报得出增刊，但其篇幅不得超过对开一张。

但是，言犹在耳，十二年后，国民党却偷偷摸摸地修正如下：

一、政府在战时为节约新闻用纸之消费，特订定本办法。

二、各报社发行之新闻纸除特定纪念日外，其篇幅一律不得超过对开两大张半。

三、前条所称纪念日，各报得出增刊，但不得超过对开一张。

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报纸张数，已经是国民党宣布“节约用纸”时代的一倍以上了。试问今天三十一家报纸中，若真的“节约用纸”，不把对开一张半变为对开三大张，仍旧一张半，而把其余的一张半允许办新报，台湾的新报，岂不可以在不影响“节约用纸”的前提下，又多出三十一家了吗？不多费一张纸，而可多出一倍的新报，这种“德政”，又何乐而不为呢？这种言论自由，又何乐而不推广呢？

从把既得权利的三十一家报纸，允许用纸增加一倍的观点上，我们断定国民党的“节约用纸说”是再一次大谎话，是它钳制言论自由的笨借口而已！

笨借口

这样一个笨借口，到了1980年到来的时候，也就是“节约用纸”后三十年到来的时候，由于政府配的纸早就“不配”了、由于新闻用纸早都是各显神通不靠“计划供应”了，所以，一个可笑的统计与对比便出现了。根据1980年的“大有为政府”海关统计，全年进口新闻用纸是美金一千八百万（七亿台币），但进口电视机、收音机却达八千二百万，进口水果达五千五百万，进口轿车达三千七百万，进口家用电器达三千七百万，进口洋烟酒达三千一百万，进口香水、化妆品达二百八十万，进口玻璃器皿、陶瓷器、瓷砖达一百五十万，进口家具达一百万。统计与对比之下，发现节约的美金一千八百万的新闻用纸，比起不节约的二亿四千八百万的洋烟、洋酒、香水、轿车来，只不过占了十三分之一而已！节约节到了这样浪费的地步，这样一个笨借口，也就完全穿帮了！

报禁七说

三十多年来，国民党除了用“节省用纸说”来钳制言论自由，他们也不断冒出翻新的说法来骗人民。综合各说，大体如下：

一、节约用纸说。

二、报纸饱和说（此说在1951年出现，由行政院提出）。

三、办报人才不够说（此说在1965年出现，由内政部出版事业管理处处长熊钝生提出）。

四、战时说（此说在1965年出现，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

五、失去平衡说（此说在1980年出现，由国民党国大代表候选人乔宝泰提出）。

六、健全发展说（此说在1981年出现，由行政院新闻局在答复许荣淑质询时提出）。

七、避免恶性竞争说（此说今年出现，由行政院长孙运璿在答复苏秋镇质询时提出）。

由这些累进的说法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国民党实在说谎说得已经心劳计拙了，因为谎话已经愈来愈荒腔走板了。以孙运璿这次答复苏秋镇的“避免恶性竞争说”为例，全是胡说八道。因为根据“内政部”1962年11月15日台内版字第97324号代电，明说报业是“营利事业，更无疑义”。既然是营利事业，当然就得让人公平竞争。如果说保护，保护了三十多年，还不够吗？自由社会的第一特色，不是别的，就是公平竞争。竞争就是竞争，只要合法，有什么恶性不恶性？跟恶性不恶性又有什么相干？堂堂一个“行政院长”，庙堂之上，出口发言竟没有大脑如此，没有常识如彼。国民党的人才凋零，真可教人笑话了！

别换理由啦！

说到笑话，我想到明朝末年《笑府》中的一条“第一声”，说主人陪客人聊天，主人放了一个响屁，很不好意思。他想遮盖这个响屁，就拼命拉椅子，用椅子和地的摩擦声，来瞒天过海，希望客人共识，认同他的放屁不是放屁。主人拉了一阵椅子后，客人说：“还是第一声最像。”

看了三十多年来的报禁依然、报禁仍旧，我感到国民党的可恶有两点：第一点是他们钳制了我们办报的自由；第二点是他们钳制之后，又一再拿连他们自己都不信的屁话来搪塞人民。这种作风，第一点固然可恶，第二点尤其可恶。因为第一点只是欺人，第二点却是欺人之后，又拿人民当傻瓜来骗。一骗之不足，又推出光怪陆离的说法来作弄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受这种作弄呢？对了，我们要宣布不接受！我们要说：“看了你们三十多年的拉椅子，可是啊——还是第一声最像！”

1983年3月27日

“春风吹又生”——新乐府，志大有为政府抢书也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千古诗人意，心有一点通。

我们生乱世，常逢政府凶。政府一撮人，天下不为公。到处吹德政，吾党又所宗。州官可放火，百姓难点灯。

我们看不惯，要把人权争。辛苦写抗议，三更到五更。送到印刷厂，心也不轻松。警察窗前站，便衣门口拥，特务四处走，线民包打听。财产没保障，随时抢装订。硬说你非法，人员往里冲。吆喝“不许动”，命令眼前扔。专车运书走，一去就无踪。

虽然凶如此，我们不吃惊。求仁反得仁，仁在一抢中。我们虽受伤，还是要苦撑；我们虽遭抢，还是不倒翁；我们虽被害，还是孙悟空。他们虽焚书，还没把儒坑。我们一息存，还要有反应。奇情浑似水，丹心皎如冰。使命一何重，性命一何轻。我们继续走，绝不怕寒冬。冬草土中绿，明年望春风。

1983年5月27日

肚皮里的言论自由——从“东北作家”到东南家里坐

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孙运璿，10月14日在国民党的“立法院”说了一堆国民党的外行话。第二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拿出这些外行话，说：“政府对出版物的各项处分，也都订有救济的途径。如果对处分不服，可循规定提出诉愿，再诉愿，甚至提起行政诉讼予以补救。”这些话，表面看来冠冕堂皇，其实除了冠冕堂皇外，其他一无所有。事实上，它们全是不明实际的外行话。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国民党“对出版物的各项处分”，所谓有“救济的途径”，都是胡扯的。从国民党逃到台湾起，三十四年来，查禁的书刊千万册。可是据我所知，只有一本是解禁了的，并且“救济的途径”，还是走了后门的，一波三折的。这一本书的解禁，包含了一个历尽沧桑的内幕故事。我先从远处说起。

第一流的不会来

1963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杜尔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杜尔丁向我提出几个问题，都很中肯。他的观察力的敏锐是我早就知道的，他是美国名记者群中，从来不受共产党宣传影响的一个人。美国与中共来往后，周恩来特别约杜尔丁会面。共产党对他的重视，可见一斑。

在杜尔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

我们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

对我这个二十年前的答复，我至今仍觉得不错。我至今相信，当时到台湾来的，“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因为第一流的，苟有良知和血性，是不会跟国民党走的。反过来说，他们若跟国民党走，其为流也，亦可知矣！

在跟国民党走的一些高层知识分子，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老作家这一批人。作家本该是在良知上、血性上最敏锐的。老作家而跟老K倒，实在太差劲了。但在台湾，我们的确看到这种老作家，从梁实秋到台静农，一一都给我们看到他们在良知上的麻木和血性上的贫血。关于梁实秋、台静农这些逃避现实的懦种老作家，我以后会一一评述。现在我先写一个比他们小一号的老作家，就是孙陵。

东北作家群像

孙陵是山东黄县人，事实上是“东北作家”。什么是“东北作家”呢？照1944年9月17日重庆《大公报》所载蒋星煜的《东北作家论》，东北作家是写“东北的乡土文学”的作家，他们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难作家：

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东北作家有穆木天，他的《旅心集》虽然仅仅是没落地主的忧郁的申诉，技巧是新颖的。到民国二十三年以后，东北作家在质和量双方面有了飞跃的进步，这显然是受了九一八的影响。天才的文学家要在东北产生，这是一个时间上的迟早问题，而九一八所发生的作用，恰好等于一服催生的触媒剂。

在这一催生的触媒剂下，“东北作家”的成绩，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新气象：

哈尔滨是东北的北平和上海，《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是东北新文学运动的苗床，主要的执笔者是刘军（萧军）、刘莉（白朗）、悄吟（萧红）这些人，在变了色的土地上，空气是窒息性的，民族意识特别强烈的文艺作家，敌伪当然不肯轻易放过。终于他们流亡到关内来了，萧军和萧红在《青岛晨报》做编辑，就在这期间，前者写了《八月的乡村》，后者写了《生死场》，这有血有肉的现实主义的作品，立刻被饥渴的青年读者群深切地爱好着，在国际文坛上，也获得了良好的反应；更多的东北作家陆续在《文学》《中流》《光明》《作家》《文学季刊》《文学杂志》《文季月刊》这些第一流的文学刊物以及《国闻周报》的文艺栏中出现，二十五年生活书店出版了一册《东北作家近集》，有些是短篇，有些是报告文学，共计八篇：罗烽的《第七个坑》，舒群的《战地》，李辉英的《参事官下乡》，黑丁的《九月的沈阳》，穆木天的《江村之夜》，白朗的《沦落前后》，宇飞的《土龙山》和陈凝秋的《在路线上》。《第七个坑》写沈阳沦陷以后人民的不幸遭遇，强有力地向全世界控诉日本强盗的暴行，这是足以和《最后一课》《二渔夫》媲美的战争文学的代表作。

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往往犯一种错误，以为抗战文学是七七，乃至八一三才开始的，这是一种近视，东北作家早就在惨淡经营了，不过那时候还是微波涟漪的溪涧，而七七以后，则已冲激成波澜壮阔的洪流了。

“东北作家”的名人榜，蒋星煜曾予以列举。他说：

最后我认为东北作家分为广狭二义是必要的：广义的应该包含曾在东北居留相当时期的作家，如章靳以和《哈尔滨的暗影》作者郑伯奇等，狭义的当然仅指出生东北的；而普通所谓东北作家，无疑是狭义的，他们的阵容如何？二十九年《大公报》副刊曾出九一八纪念特刊，附带报告东北文艺作家近况，所搜集者有风露、马上、姚奔、辛代、金人、骆宾基、雷加、塞克、师田手、萧军、舒群、萧红、端木蕻良、杨朔、白朗、罗烽、孙陵、李辉英、黑丁、丘琴、张石光、张郁廉、铁弦、宇飞、王语今、高寒、齐同、穆木天、高兰、罗荪、关吉罡、辛劳、邹绿芷、李葳、杨晦、金肇野、林珏、赵洵、李雷和丰原四十人；应该补充的是李满红和林咏泉，应该删去的是高寒，他出生在云南文山，至于曾否在东北居留尚无材料足资参考。又吴祖光有《凤凰城》，布德有《赫哲格拉族》，前者材料是采访来的，后者是根据汪宇平《松花江上的赫哲人》写的，作者都不是广义的或狭义的东北作家，这是附带在这里说明的。

在上面的列举里，我们看到了孙陵。

唯一跟国民党的

孙陵是“东北作家”中，唯一一个跟国民党的。在加入国民党前，毛泽东到重庆，特别和周恩来去看他，邀他“回哈尔滨工作去”，但他拒绝了。他决定跟国民党，并且糊里糊涂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叶秀峰之邀，加入国民党。这一内幕他在《浮世小品》中曾有回忆：

三十四年在重庆，接受叶秀峰先生的要求，参加本党。我也有一个要求，在工作上我只能接受他一个人的领导，不要发生任何横的关系。因为当时工作性质特殊，党内情势复杂。如果我的工作活动，向一位我所不敢信任的同志负责，那还不如不参加本党的好。我参加本党的最大目的，在于发挥反共的作用。倘使我的反共活动，被我所不能信任的同志“出卖”了，那岂不是太不值得了么？所以我要求不要有任何横的关系存在。

其次，我参加本党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事业的理想，并非寻求职业的机会。我当时已经有了“兴安省接收专员”的职业，对于这一个职业我已很满足，并不是我离开东北时所敢希望的。我离开东北时唯一的思想是把“满洲国”反掉，把日本抗垮。至于个人职业问题，做贩夫走卒、工友雇员，皆在所不计。倘无此决心，我也用不到在东北出发之前，花了将近半年时间，学习烧饭洗衣，与贩夫走卒同桌共餐的种种自我锻炼的准备工作了。走出东北九年之后，反满抗日志愿已偿，目的已达，这又岂是九年之前告别东北时所敢想望的？

于是，就这样单纯地，孙陵化成了一团神秘。他“参加本党”的工作，显然在做“文学侍从之臣”。他说：

当时除了实际的活动而外，叶先生希望我对文艺活动提具意见，我当即草拟了一份《现阶段本党文艺工作诸问题刍拟》，随后又拟具了《各项工作方针、实施步骤及具体办法》。主要的是对内工作三项、对匪工作三项、对社会工作一项。

他这种献身的傻劲儿，成效如何，是可以想见的。国民党并不重用他，只把他聊备一格而已。不久，国民党逃到台湾来了，孙陵也逃难有份。他回忆：

大陆板荡，渡海来台，友朋星散，联系尽失。三十八年10月1日，匪伪政权于北平出现，闻讯之下，义愤莫名，乃以蹈海之决心，从事反共之呐喊，当撰《保卫大台湾》歌词公诸报端，道藩先生见报约往晤谈，并将不同配曲录音恭请总裁赐予批评。洎后《新生报》举办读者编者联谊会，于济济一堂读者作者之前，道藩先生又发表演说，大声疾呼地说：“台湾文艺界的反共风气，是孙陵先生提倡起来的。”当时我也以作者资格列席，唯感汗颜惭愧而已，一句谦虚或感谢的话也没说。因为我认为谦虚代表矜持、感谢代表当然，俱不足表示我当时的心境。我当时是只见一义，“见危授命”，乃革命党员之天职。……

孙陵说的“道藩先生”就是张道藩，他是通天的“文学侍从之臣”，兼管国民党的文艺活动与统战。孙陵到台湾后，投奔了他，在他的照顾下，在有人向中央密告孙陵“背景不忠实”的时候，“亏得道藩先生适时于当局面前详加陈述，得明真相”。可见孙陵虽然一心投靠国民党，这碗党饭，对他的单纯性格说来，也不是好吃的。

与孙陵通信

孙陵的单纯性格，哪里是搞政治的！最后，他终于投闲置散了。“冠盖京华独憔悴，一官匏系老冯唐”，正是他在台湾三十多年的总写照。他穷困潦倒，整天在诗酒与回忆中自娱。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孙婉，是王尚勤的好友。王尚勤常去孙家，跟“孙伯伯”很熟。孙陵托王尚勤约我到他家吃饭，我去了。1963年1月17日，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李敖先生：

日前快晤，以董君与周小姐来，未尽欲言，日来我因校印拙著，稍忙。昨日上山，先拜读尊著《十三年和十三月》，对您有较多了解，颇表同情。今日又拜读《师道与是非》及何烈毛子水投书，毛子水在北大图书馆任内事，您问问老北大的“老”人，当可多些真正资料。他来台十四年，做了些什么学术研究的工作，唯一杰作是和傅斯年联名公葬陈素卿的公开信，沈刚伯当然也是其中之一的。不知人间有羞耻了。毛子水一批人要靠卖“老”吃饭，实可一叹！他本应比齐如山辈高明一些的呀！洪炎秋写过一本文学概论，毫无己见，完全抄书，而且抄得乱七八糟，毫无系统，且把李辰冬谬论也抄了进去，足可见其“修养”。皆不值一谈！匆匆，祝

好！

孙陵　上言　1月17日

由于孙陵老是活在诗酒与回忆之中，为供他回忆之资，我后来送了他一本台湾绝无仅有的他的抗战刊物——《文艺工作》。孙陵大喜，在1964年8月20日，写信给我：

李敖先生：

我正想找一本《文艺工作》，尚未找到，想不到你恰当其时送我一本，非常感谢。听说你的工作很忙，何时有暇，盼与一醉，以消块垒。即祝

编安

弟　孙陵　敬启　8月20日

其实，此公的“块垒”是N多的，岂是“一醉”消得了的？到了9月10日，他又来信：

李敖先生：

本星期六（19日）下午4时倘有暇，请驾临文星书店少候，弟拟前来拜访，并无特殊事故，弟拟自费出版拙集多种，拟请代给文星经销，觉文星颇有生气也。即颂

著安

弟　孙陵　敬启　9月16日

到了10月8日，在他与我谈话后，有了新“生气”了，原来他要拉我和他办一文艺刊物。他一日之间，连来两封信，内容如下：

李敖先生：

畅叙为快，你还带了四罐奶粉，太客气了，忘记谢谢你。现在确实需要一个真正的文艺刊物，我念念不忘，只是缺少资本。有十万元就可以办起来。你有什么办法？□□□先生有此兴趣否？——在文艺工作一方面，当仁不让，绝不退却。能办好一个文艺刊物，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最好如李翰祥的办法，由书店投资，我们负责交“货”。或由书店出版，我们当伙计，皆无不可。即祝

文安

弟　孙陵　敬启　10月8日

李敖先生：

上午寄你一信，回来拜读大作，很钦佩。在“小方块群”中，你有学问、有思想、有干劲，确是“独步”。《浪子回头》《对好人播音》《从乡愁到大气派》《原子弹二十岁感言》《发财的真价值》……我极为欣赏，很是一位积极的人物。只是这样的作者太少了。“三个臭皮匠”可以成事的，我的“雄怀大志”，你有何锦囊妙计相助？在文艺一方面，“舍我其谁”？等你的好消息。即祝

著安

孙陵　敬上　10月8日下午

我的理想是先办一个刊物出来，再成立一个新的团体，办一个文艺专科学校，这些事不会赔钱。一般小人要挡也挡不住的——只要和“资本家”们合作才行。“土财主”和暴发户我都无来往，这是唯一缺少的条件。

但是，我令他失望了。因为我深信，孙陵早已是过气的“东北作家”了，他的程度，是无法带领时代的。他想因“刊物”而“团体”，因“团体”而“文艺专科学校”，其实是一种空想，全无可行性。他的“舍我其谁”的抱负，其实只是空头抱负。不服老是没用的，他陷进国民党的框框里，已经既老且废了。

我出了主意

虽然这样，我还是想给他一点鼓励，可是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锦囊妙计”。我想起他的旧作《大风雪》，那被左翼作家夏衍捧为“雄浑，有大作家风”的作品，我鼓励他不妨做一次使这书解禁后再推出的努力。他接受了，并且做到了。1965年4月29日，我写信给他：

尊作《大风雪》解禁，今日见之于书摊，甚快。

我生平反对查禁任何书，不管书的内容是什么。

你为禁书问题奋斗不止，最后终至解禁，精神最可钦佩。这次新版《大风雪》书后的这些奋斗史料，真是中国禁书史上的好材料（我很想写一部《中国禁书史》）。

这种书后附录讨论本书是否该禁的问题，Gustave Flaubert　的　Madame Bovary（1865）曾有前例。今日尊作出版，可为国人开一例子。

十年前，你在中央副刊写《读〈右任诗存〉》（四十四年12月29日），有两句诗是：

我亦夷门屠狗者，

狂愁如海少人知。

今写此信，聊可表示知你者的一点小意思。虽然你有许多诗文，我并不赞同或佩服。

五四又快到了，我又记得你在十年前写的那篇《五四杂感》（四十四年5月2日《中国一周》）里面提到：

在台湾，养女之无独立人格，已为朝野所注意，而旧的传统，迷信思想之柽梏人心，影响社会，尤须力求改革。

十年过去了！可是十年来这方面的进步又在哪儿？十年来，由灵芝祥瑞[129]到五星会聚，直到最近的市政府和市议会的迷信，乃至《中央日报》短评中以“因果报应”的理论来劝黄色作家，哪一件不是迷信？而十年来养女的呻吟，又销声了多少？[130]

久疏问候，又未回信，真是失礼。今写此信，重申歉意，兼示贺意。

又：台大教授黄大受著有《民国五十三年共匪崩溃论》一妙书，集迷信之大成，真奇谭也。

5月4日，孙陵回信给我，全文如下：

李敖先生：

谢谢你的信。禁书的事，你看到的尚仅是“表面文章”，当时的压力之大、方面之广，一言难尽。“他们”动员了我所有的朋友来“劝阻”我的反抗，实际是压迫我反抗，我真是孤军苦斗。昨天凤兮还对我说：“这本书一切都好，只有附录的解禁文章不好。”（他曾为我校对一遍，改过一百多个错植字。）而你最赏识的是这一篇附录，足见你知我更深，我引以为荣，在这件事上感谢你——你是迄今唯一表示赞成我反抗的一个人。

我确是为了一个“原则”而奋斗，当然也反证了查禁机关的无知横暴。最后他们终于挑出一个“俄帝字汇”来，向中央和安全局提出正式报告，指那唯一的俄帝字汇是“爱新觉罗氏”。安全局和中四组的人，迄今引为笑谈，以如此无知之人，负如此重大责任，国家不亡，尚有天理么？可是，这些人是谁任用的？为何要用他们？他们不还是扬扬得意么？可叹可悲，无过于此！当然也不必再由我答复了。《波华荔夫人》有过附录的前例，谢谢你提醒我。我是不赞成禁书的（除战争期间代表敌人利益的书，一定时期内加以限制。如抗战期间的《日本提携》和今日的《毛泽东文集》之类）。郭良蕙的《心锁》我并不欣赏，但我也曾为文反对查禁。不欣赏不是出于“道德”观念，道德有它的自然律，我深信。而是她有意（或无意）歪曲了许多名词的概念，使美丑的意义颠倒混淆。在审美学和修辞学上发生问题。

我们的“乡愿”太多，“伪君子”太多，“危言危行”的人太少，“危行言逊”的人也同样少（他们太无知，这封信给“邮检”检到了，又可能对几个“危”字大费推敲，其实这是孔老夫子的话。原句是：“邦有道，危言危行；无道，危行言逊。”我们以尊孔相标榜，以“有道”为号召，是应该鼓励危言危行的）。“危”的意思在这里不表示危险，而是特立独行，发挥个性，独抒己见之意。

我的诗句和杂感你都还记着，也使我感激。我常对两女说：“你们虽是我的女儿，知道我的绝不如李敖多，并且不如他。”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貌合神离，何如不合更妙。

你在信上引了“灵芝祥瑞”“五星会聚”……使我默笑半天，我很久不笑了！这是你给我的最好“贺礼”。我总想发现几位新朋友，“文协”“作协”“妇协”……全是无能无出息的一群！新生的力量应该崛起了！

即祝

文安

孙陵　敬复　5月1日

我应该送你一本书，要下周一才能取到（明天星期，工厂无人），取到再为补寄。

我又出了主意

孙陵信中提到的“查禁机关的无知横暴”，无知到把满人祖姓“爱新觉罗氏”当成“俄帝字汇”来查禁，引起我最大的关注。孙陵说：“以如此无知之人，负如此重大责任，国家不亡，尚有天理么？可是，这些人是谁用的？为何要用他们？”这些话，是很令人触目惊心的话。我在5月13日去信给他，又出主意，建议他把这些“查禁机关”的内幕抖出来，由《文星》发表，以存一代信史。他接受了，立刻回信如下：

李敖先生：

13日来信收到了，你的意思很好，我很感激。为了禁书的事，说不出生了多少气。在东北为反满抗日，把亲友得罪光了。在重庆上海（胜利后）为反抗，又失去大批朋友。来台以后，为了反对禁书，又得罪了许许多多人。

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不是小事。大家都被“保安部”吓昏了头，有的是乡愿，有的是讨好保安部（实为助恶），见我不可“救药”，唯恐连累了他们，吓得与弟断绝往来。这里面也有以“正义文人”自居的，如“凤□”，前天夜里大吵一顿，绝交了事（社会上似乎有不少人以为此人有骨头、有见识，实乃乡愿不如！我一定写一篇文章，题目尚未定，准在18日以前寄给你，请你转给文星）。

初版仅一部分（二百五十面），新版合下部，共五百五十面，所以定三十五元，在书店做不到，我自己出版，便不管这些了。

先此奉复，并请代问

□、陆两位先生大安

弟　孙陵　敬复　5月14日

我最恨保安部的蛮横！（比张大帅厉害多了！）倘换别的作家，无弟历史和关系，岂不要吓都吓死了！可是，弟乃由爱国活动造成许多历史关系（想不到保护了我）。一位纯粹职业作家，不吓死也必搁笔，这损失岂非政府的和社会的？拿这种作风来反共复国，岂非痴人说梦？可是，那些人还受鼓励，未受制裁，我真想写一篇《向国民党中常会请教》的文章。不尽一一。

孙陵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倘换别的作家，无弟历史和关系，岂不要吓都吓死了”那一段。就凭他有这点背景，他才敢于挺身和“警备总部”（“保安部”）力争。这在别人，在那些纯粹职业作家，“不吓死也必搁笔”了，哪里还敢“对处分不服”呢？正因为我看出孙陵有这份遭遇、这份正义和这份背景，因此我这“大阴谋家”，才又出了主意，要他把黑暗写出来，由我发表。5月16日，他真的写出来了，并附信如下：

李敖先生：

你的盛意我很感谢。本来想写六千字的，一看日历今天已是16日，马上得缴稿，右手受伤未愈，尚有隐痛，这些事一想起来便心乱，明天又有课，所以结果只写了两千七八百字。看可供补白否？倘你有兴趣，讨论一番当然更好。我没有真正可谈的朋友，何时有暇，我们可以谈谈文艺工作的问题。

敬祝

著安

弟　孙陵　敬上　5月16日

内子及两女附笔问候。

现在所谓“文运”，是运不出东西来的。

孙陵的文章到后，我把它配成一组炮弹，发表在《文星》第九十二期（1965年6月1日）。所谓一组炮弹，包括了陆啸钊的《从〈心锁〉到〈林丝缎影集〉》和李声庭的《“妨害风化”与禁书》，分别从中外理论与实例，来对禁书问题做一个“正本清源”的强打。孙陵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大风雪〉解禁的一些感想》，全文如下：

关于《大风雪》解禁的一些感想

一

我的长篇小说《大风雪》第一部，于民国四十五年2月，被前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通令查禁扣押，罪状是：

一、本书所用字汇，大部分均系共匪所用。

二、反对孔子学说，扣押。

我当时在教育部担任美育委员会专任委员的职务，对于保安司令部这种突如其来的诬陷迫害，至为愤慨，当即请求张部长晓峰先生，设法予以解决。晓峰先生除担任教育部长之外，同时也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兼中央总动员会议文化组召集人。保安司令部查禁书刊的事，是要对总动员会议负责的。晓峰先生当即写了一封信，嘱我谒见保安司令部李副司令立柏将军（文件一）。李副司令说明对此概不知情，又介绍我和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管科长×科长晤谈，×科长又找来两位主办人员一同谈话。我坚持着要主办人指出所谓“共匪字汇”，见于第几章第几节？第几页第几行？所谓“反对孔子学说”，又见于第几章第几节？第几页第几行？既然保安司令部根据这两大罪状查禁扣押我的《大风雪》，当然便必须有事实上的根据，不然便是渎职违法，构辞诬陷。并且白纸印黑字，任何人也不能改变事实的真相（详尽经过，已在新版《大风雪》附录《〈大风雪〉解禁的总报告》内详加叙述，这里不再重复）。经过一番争论，×科长终于同意我的要求，答应将何处是“共匪字汇”、何处“反对孔子学说”，用笔画出来同我商量，我能同意当然好，如果我不同意保安司令部的意见，保安司令部又不同意我的反对意见，便送请中央解决。对于×科长的答复，我很感满意，便道谢告辞。可是，×科长并没有实践他的诺言，过了一个多月又在第六十八次中央文化会报提出了新罪状，据文化组秘书唐棣先生呈报晓峰先生的信上这样说明：5月22日，举行之文化组第六十八次会报席上，保安司令部×科长××同志，提出口头报告，谓贵部美育委员孙陵先生所著《大风雪》一书，经审查结果〔据报告因该书内容不合时宜，业经该部于本（四十五）年2月18日安力字（234）号令予以扣押在案，嗣以作者系贵部高级职员，为慎重处理起见，复提经参加书刊联审小组重行审查〕认为：

一、本书立论基点，在反对政府各种措施，刻画政府官吏贪污低能，挑拨人民对政府之不满，以及反对中国传统之伦理道德，尤其不满社会上崇尚礼义廉耻之习俗。

二、文句极尽挑剔挖苦之能事，且兼有共匪习用之名词，而所取题材系“九一八”时之事实，又描述哈尔滨一切崇尚俄化。

三、在反共抗俄观点上，此种书刊，实属不合时宜云云。

保安司令部为了要查禁一本《大风雪》，所提出的罪状一次比一次荒诞。我的答辩理由，都详载《〈大风雪〉解禁总报告》一文里面，原文颇长，《文星》篇幅宝贵，这里不便详尽引述。幸赖中央主持正义，领导有方，拖到四十六年11月11日，不曾改动一个字，又由保安司令部以（46）安练字第1127号令，宣告解禁（文件二）。

二

《大风雪》宣告解禁在我个人讲来，是一件大事。在禁书史上，也同样是一件大事。从四十五年2月到四十六年11月，前后时间近二年，我由于气愤难平，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到今天能够重新印行，真可以说是感慨无量——我不敢多想！虽然事过多年，《大风雪》又已全部出版，自由发行，可是，一想起来我又忍不住心里发痛，眼眶潮湿。余悸仍在，心有余哀。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哭泣，我已经“全胜”，我应当欢喜快乐，可是，我忍不住仍然流下痛苦的眼泪！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党！（我是国民党党员。）为何到了海外孤悬，待机复国的此地此时，还会发生这种陷害忠贞作家的罪恶呢？倘非中央力持公正，后果又将如何？还敢想象吗？……

《大风雪》能够解禁，我首先应该感谢蒋总统！绝不是故意恭维，这有事实做证据：第一，总统虽然不写文艺作品，但对文艺工作从来极为重视的。第二，三十八年大陆崩溃，台湾危急的那个时期，我写了一首《保卫大台湾》的歌诗，有几种不同配曲，张道藩先生曾将各种不同配曲录音，送请总统亲自听取审核，并介绍我“为本党及文艺工作努力成绩，深得总裁注意”（文件三）。第三，民国四十年，我出版了一本《论反共精神战线》的小书，函呈总统赐阅，总统曾亲为批示：“来件均悉，良用嘉慰，仍希益宏素志，宣扬正义，为争取反共抗俄之最后胜利而奋斗！”（文件四）第四，民国四十四年岁除，我晋谒晓峰先生致意，他当面告诉我说：“你的《大风雪》，总裁已经读过，写得很好，希望你再写一部以东北风土人物为背景的小说，二十四万字，分上下两册出版，每册十二万字，可支稿费一万二千元。”当时我预支了五千元的稿费，刚刚要动笔，便发生了查禁的事。随着往复申辩，生病……便搁了下来。这几年来，我终于又写了四十八万字以东北风土人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分别取名《莽原》《觉醒的人》，都是继《大风雪》之后，以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为基础的创作，希望今年以内，把这两本书印出来。

其次，我当然应该特别感谢晓峰先生，倘非晓峰先生代表中枢权威，力持正义，我的文艺生活就此埋葬，乃是无可置疑的事！可是，这损失真正只是我一个人的吗？

又其次，还要感谢经国先生领导的国家安全局，一再督饬保安司令部应遵照中央指示办理，不然的话，还要纠缠下去的。

三

保安司令部为了查禁我的《大风雪》，前后制造了那许多罪状，不但没有一条是真实的，并且恰好与事实相反。《大风雪》这本书当然早已解禁了，并且现在又重新出版了！可是，保安司令部是政府机关，政府对于这样严重错误的失职人员，有无惩处？我遭受了那么严重的损失，对我这无故被害的作家，又有什么补偿？我觉得这实在不像是一个真正重视文艺工作的政府对待文艺作家所应有的态度！更不像是对待一位矢志救国、著有成绩的作家所应有的态度！总统一再指示文艺工作的重要，政府机关应当实践总统的指示，才能算是真正效忠领袖，只是敷衍故事，不能在工作上实践，甚至枉法渎职，反道而行，如何能算效忠呢？而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必须赏罚分明，功过分明，实事求是，不作调人。不然的话，又如何能够激励士气？斗志昂扬？至于真正的文学艺术，当然更无从谈起了！

“捧着皇上打太监”

在《文星》刊出了这篇《捧着皇上（党中央）打太监》的妙文以后，孙陵怕我对他的一褒一贬的“布局”，有所不满，特别再写信来：

李敖先生：

惠赠《文星》两册，昨天上午已收到，深为感谢。我的短文的未尽欲言，你当然看得出来。而且，我的短文可能有些地方你们并不喜欢，但：第一，那是解决事实的史料，关键所在，有史料价值。第二，也是我的“布局”，要“摆”好“架势”，迎接“战斗”，我们的战略战术不尽相同，“拳”路各异，但要把“拳头”打出去是一样的。目标距离也不太远。

今日一早赶来上课，下午一时半回景美，除了“生气”“午睡”“吃饭”，已读过陈绍鹏的大作，李声庭和陆啸钊的两篇大作，我都能接受，而且觉得“有理”。郭湛波的《胡适的时代和他的思想》，详为拜读，对于“认识胡适”，对我极有帮助。我已用红笔列出许多地方，极表同意，也可引证许多“我也一再写过的一些文章作证据”，在《大风雪》和其他作品里都曾一再申论的。郭先生个人的议论（共有十余处，基本上意见完全一致），我也在十二年前详为讨论过（以长江黄河为喻），不知者可能以为我抄了郭先生的大作（我是今夜第一次知郭先生大名，读他的文章。我只能说我过于疏懒简陋，读书太少）。

我在三民主义研究所和政治部心战组对好几个人表示过我的意见，如果必须在胡适和陈独秀两人之间投票，我一定投胡而不投陈。别人喜欢不喜欢我不管，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圆通”的人。我已半年未给“心战组”写广播文章了。主要原因也是为了印书琐碎事务忙，心绪也欠佳。

蒋孟邻去世前数月约我大谈两小时，我第一句对他说“你的两位好朋友，胡适之、傅孟真，我都不喜欢”，还举了些例，然后续谈“正”事。现在应略作“修正”，倘胡适不死，我会希望找他谈谈，向他请教的（郭先生此文的帮忙很大）。读竟特向你致谢意。祝你

快乐，并问候

□□□

陆啸钊

两位先生

弟　孙陵　敬上　5月31日夜1时

昨日下午由孙婉送上《大风雪》两册，分赠□陆两位，想已收到。

陈振煌的《巴黎，受苦，和其他》很精彩，对其人其文，皆至为钦佩。卓识不凡，更觉难能可贵。

又你前次来信说：对我的文章并不都喜欢或钦佩，很有道理，我虽有点儿狂气，还未狂到“我即真理”的程度。这正是你的理性表现，所以更觉可贵。我极小器，也极大量。在《大风雪》谈“海”的生命和容量一段，可以代表我的态度。

虽然孙陵这篇文章已曲尽垂涕而道之能事，可是，这种文章写了，又在“唯恐天下不乱”的李敖手上发表了，国民党认为事态严重。于是，麻烦来了。麻烦“扯了两个月”，孙陵忍不住了，他在8月2日写信来：

李敖先生：

那篇《关于〈大风雪〉解禁的感想》，想不到又出麻烦，党（中四组）政（省新处）军（保安部旧人）又叫了起来，谢然之出面，已扯了两个月，我想再写一篇《〈大风雪〉还要再查禁吗？》大概要一万字左右，请你和□先生谈谈，可刊载否？

“研究员”职位我决心辞去，就此“摊牌”，也觉得精神爽然。这批东西是比郑孝胥都下贱得多的！匆匆。即祝

文安

孙陵　敬上　8月2日

我收信后，认为又有“窝里反”的好资料了，立刻回信表示篇幅和刊登全无问题，尽管“畅所欲言”就是。孙陵也立刻复我如下：

李敖先生：

信收到，篇幅和刊登无问题，我决定再写一篇，拟定十二个小题，每一小题一千字，总要万字左右。“畅所欲言”，还谈不上，总可以把心里所想的，忠实地写出来。我已忍耐了十年，主要为了两女尚幼，现在孙瑜已经毕业，她们应该可以照顾自己了。现在的“文化军阀”，比过去的武装军阀还下贱多多。比之汉奸郑孝胥周作人辈的“人”品，也望尘莫及。我很坚决，何时得暇，请你做个小东，交换一下意见。我的“朋友”几乎一位也没有了。——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也很闷，无人可谈！奈何奈何！

昨日尚勤寄来一信，你把《大风雪》寄了一本给她，谢谢你。祝文安

孙陵　敬上　8月4日

请代候□先生。

太监岂易打哉？

8月13日，孙陵的第二篇掀底文章——《〈大风雪〉还要再查禁吗？》完工了，他送到《文星》，并留信如下：

李敖先生：

于极气愤中写成此稿，不妥处请为斧正。这就是“摊牌”了，亟须和你交换一下意见。即祝

文安

孙陵　敬上　8月13日

可是，就在《文星》把这篇文章付排的前夜，孙陵那边，突然有了变化。他显然受了不可知的压力，因而要求暂缓发表。我为了顾念他的处境，自然不得不尊重他的意见，但为了奇文共赏，又不愿此文胎死腹中，因此我写信给他，要他相信由我擅自处理为好。孙陵收到信后，紧急送来一件：

李敖先生：

手教敬悉，对你我绝对相信。一切都可信托你。极盼与你面谈一切，请你随信来我家面谈，详细交换意见，同叙叙其他事情（请先来信告我时间，以免相左）。

此信仍面交为安。即祝

大安

孙陵　敬上　中秋日

我收信后，去见孙陵。不出我所料，孙陵受了不可知的压力，对发表这篇文章，已呈惊弓之鸟。但文章在我手中，他又至感为难。我不愿使他痛苦，最后说，那就暂时不发表吧！

就这样的，这篇文章就封在我手里，一封就是十八年！十八年间，《文星》被禁关门了，我入狱又入狱了，孙陵仍旧过着“冠盖京华独憔悴，一官匏系老冯唐”的日子。今年孙陵死了，7月8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有一条极小的消息：

文艺界今集会

悼念作家孙陵

〔本报讯〕全国文艺界今（8）日上午9时至11时，在北市中山堂复兴厅举行悼念作家孙陵大会。会中将由陈纪滢报告孙陵生平及其作品，文工会主任周应龙、文建会主委陈奇禄等人均将致辞。

看了以后，我忍不住对自己说：“可怜的孙陵，他误上贼船，如今七十老翁，潦倒死去，死后再给这样告朔饩羊一番，真是‘东北作家’的最后悲剧了！”

由于孙运璿谈到禁书可以“救济”的鬼话，使我想起孙陵这个特例。我想到十八年前他跟我合作揭发“查禁机关”的这一往事，我决定发表这篇封存了十八年的《〈大风雪〉还要再查禁吗？》，作为我个人为他独开的一次追悼会。下面就是这篇开封了的文字：

《大风雪》还要再查禁吗？

一、引言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秋天，抗日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千载良机，也是全世界人类获得真正自由生活的有力保障。可是，整个中国大陆，竟而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天下！自由世界的安全，也随时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追根究底，政府当局未能乘战胜日寇余威，立即消灭中共武装叛乱，实为根本原因。

罗斯福总统出卖了中国政府，密签《雅尔塔协定》。马歇尔国务卿压迫中国政府，成立军调会，进行政治协商，这些当然都是事实。可是，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不然又何必流千万同胞之血，举国抗日？——罗斯福是美国总统，绝无任何丝毫权力代表中国政府签字于任何条约之上。你罗斯福签你的字，我们相应不理，难道你罗斯福要帮助斯大林来扔原子弹？当真如此，更无可虑，日本都打垮了，还怕你出卖盟友的人蛮不讲理？马歇尔代表杜鲁门总统当特使，来到中国领土，要政府和中共作政治协商，各地设立军调会小组，更是岂有此理，我真正的“家”在哈尔滨，我当时很注意国军的进展，由长春，而松花江、而陶赖昭，真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再下去便是三岔河、双城、哈尔滨了。可是，进进退退，打打停停，再好的军队也受不了这种折磨，最后终于东北沦陷，华北也就失去了。华北一失，京沪也就失去屏藩，终于剿匪令下之后，整个大陆也随之土崩瓦解。这些事情，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新生的一代，对此多已茫然。便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不研究现代政治史的人，对此也多茫然无知，可是，在我这种身历其境的中年人，可是创剧痛深，思之如在目前。

我绝不是一个“事后有先见之明”的人，我的《大风雪》，便是一部以“九一八”为题材的小说。我本来无党无派，抗战胜利，我看准了毛泽东的政治阴谋，他和周恩来、王若飞三个人来当面邀我回东北去为他们工作，我不但立即坚决拒绝，还好好地批评他们一番。并且随即接受了“中央调查统计局”的邀请，参加该局工作（这是一个反共的组织）。我有国民党总裁签名的任用书——这是三十四年冬天，“政协”和“军调”还未发生，便已决定了的事情。当时马歇尔、艾奇逊之流，痛诋反共人士为“顽固派”。压迫讽刺，至于极点。可是，曾几何时，韩战爆发，“开明人士”如艾奇逊国务卿者，也不得不公开声明“人与河水（意指中共）不可协商”了。

每一个人，必须先能忠于自己，才能忠于朋友、忠于国家。忠的真正意义便是爱与至诚。而一个真正能够忠于国家的人，也必然了解“爱与至诚”的真实意义。一个人不能对自己的历史负责任，更何能对国家负责任？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原本是一个政治口号。朝秦暮楚，二三其德的人，绝不配做“识时务”的人，只是投机取巧而已。自己以为欺骗了别人，其实正是欺骗了自己。最后也必须害人、害己、害国家。武人龙云、文人罗隆基，可为这类人物的代表。这也就是所说的“不诚无物”。

时过境迁，转眼二十年，直到今天，所谓“自由人士”（最近白宫主人似乎正和这类“自由人士”在争讼不已），则骂我落伍顽固，而“布尔什维克毒素”未除的人，则骂我自由主义。乘此机会，我可以加以表白：我认为真正能够抵抗专制独裁的力量，是自由思想的力量。一个人而不能自由思想，便必然失去判断的能力；一个缺乏判断能力的人，他又如何能够有选择某种思想优或劣的能力呢？最后必然变为一群盲目的奴才，盲目的奴才群是绝不会发生真正的爱国力量的。我们有一句古谚：“真金不怕火炼！”既是真金，何用怕火！中山先生的思想确是真金，对于自由思想的烈火绝对无须有丝毫恐惧。而且愈炼，便愈会发出真金的光辉，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现在早已离开调统局的工作，可以公开说一句话，我在重庆时代之所以拒绝毛泽东，参加调统局，是因为我认定国民党的中枢和有识之士，从不反对真正的自由思想，只有少数无知识的人，和“布尔什维克毒素”未除的人，才视自由为仇敌，畏之如蛇蝎。……（编者略）。而当时在重庆时代，只有调统局这个机关还可以相信是真正有诚意反共的。曾任中宣部长邵力子、政治部长张治中之类，我在重庆早已对他们看透了！

三十八年冬天，那真正是危急存亡、风雨飘摇的时代。可是，我那一时期的反共奋斗也最积极、最有“表现”（详细情形不用多说），也很足以证明，凡是真正相信自由力量的人，也必是反共最勇敢的人。而虚伪的党员同志如李友邦、吴石之类，虽然厕身高位，他们的表现不也是有目共睹的吗？

可是，我们不惜牺牲、勇敢奋斗的“战斗文艺”的成果，迅即冰消瓦解，责任绝对不在我们，全在领导者。这是不容掩饰推诿的历史事实。一切都有原始公开资料作证据。白纸印黑字，任何人物、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丝毫的。当时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写了一本《论反共精神战线》的小书。得到总统和参谋总长以及中央研究院长、教育部长……各人的称赞。另外还写了两首律诗：

忧时

忧时我愧尼山笔，大义桓桓正气伸，

贼子乱臣争辟易，阳春白雪自嶙峋，

纫兰骨格思狂狷，蹈海精诚动鬼神，

谁解中行真境界，苍生误尽是调人。

*

闻从瓦釜代黄钟，语雪谈冰任夏虫，

掩袖吹竽夸绝调，扣盘见日誉重瞳，

熏莸一器论团结，枉直齐观说用中，

浊且濯缨清濯足，背绳改错古今同。

二、《文星》杂志登文章，发生了问题

在今年6月份的《文星》杂志上，我发表了一篇《关于〈大风雪〉解禁的一些感想》的短文，那篇文章实话实说，窝窝囊囊、委委屈屈、客客气气、恭恭敬敬。不但未畅所欲言，而且那种小心谨慎、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任何人都能一目了然的。可是，我万没料到那样一篇短文竟会又发生了“问题”。

6月11日，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先生写了一封信给张晓峰先生，原信如下：

〔（54）宣50107〕

晓峰主任先生道鉴：

敬恳者：

顷阅6月1日出版之《文星》杂志第九十二期，刊载孙陵所撰《关于〈大风雪〉解禁的一些感想》一文，其中对于查禁该书之机构多所抨击，且声言此事实真相之详尽经过，将于该书新版中附录《〈大风雪〉解禁总报告》内详加叙述。窃查对于该书之处理，系政府当局之权宜措施，兹该书既经解禁有年，事情早已告一段落，则孙陵君在该书之附录，允宜删除，以免外界对政府发生不良印象。谨函奉陈，

敬祈

先生便中转告孙陵君，希能将该附录撤销，至所企祷。肃此奉恳，只颂崇安！

谢然之　谨启（6月11日）

对于谢然之君的这种见解，我在作者立场，颇不谓然。可是，十年以来，我深荷晓峰先生爱护，对于晓峰先生深为感激。当时我便函告晓峰先生，当于再版时撤销。可是，谢然之君对此并不同意，主张立即改装撤销，因此，我也曾写了一封信给谢然之君，原信如下：

炳文主任道鉴：

敬启者：

先生代表中央，致张主任晓峰主任先生函，希转告弟将《〈大风雪〉解禁总报告》删除一事，已由晓峰先生将大函交下，先生认为：“对该书之处理，系政府当局之权宜措施，兹该书既经解禁有年，事情早已告一段落，则孙陵君在该书之附录，允宜删除。”弟在作者立场，对于先生此项见解，颇不谓然。谨将弟之意见，说明如下：

一、该书纯系爱国文学，何宜可权？纯系保安部少数职员弄权耳。

二、当时弟本拟招待记者，详加说明，诉之舆论。以顾念大体，一再隐忍。正以事过多年，成为历史，故迄今方附录卷末，以使各界明了真相耳。

三、弟认前保安部少数职员，不足以代表政府，故更不发生读者“对政府发生不良印象”之过虑。对此害群之马，允宜严加批评，方是救国反共，光大文运。

四、弟乃被害当事人，有说明全部事实经过真相之绝对权利，亦有义务为真正爱国文运有所贡献。革命真谛与浙学精髓所在，乃“只问是非，不问利害；实事求是，莫做调人”。

先生负责本党文宣工作，复为浙人，故愿以此共勉。唯念先生代表中央，有此意见。弟为党员，退十步想，亦愿勉强接受。故曾函陈晓峰先生，当于再版时删除。日前与先生暨陈副主任叔同洽谈，盼弟能即为删除，重新装订。

如此则封面必须重印，附录之后，尚有数十版页码不符，亦须重排。装订、制版、排印、纸张、搬运，在在需款。弟已欠债甚多，势难旧债未清，又欠新债，故盼先生对此必需费用，予以补助，和衷共济，解决此一问题，以符雅意。现本党上下，力倡文艺，文风之江河日下，先生当有同感。如何扶植嘉禾，刈除莠草，端赖主其事者之真知灼见，明鉴是非。武则天女流之辈，读徐敬业檄文，悉为骆宾王手笔，不动意气，且叹息曰：“有才如此，任其流落江湖，宰相罪也。”唐玄宗一专制帝王耳，对李白孟浩然辈皆优容之，不以失态见责。故则天玄宗两朝，不唯文风鼎盛，武功亦有可观。现代独裁典型斯大林，对僚属极为严格，但对向其效忠之文艺作家，于宫廷宴会中放言高论，手舞足蹈，则一笑置之，相与为乐。故斯当政时代，新俄文风亦至有可观。

先生曾译述新俄文学，对此当知之尤谂。至肯尼迪论诗人之卓见，更为领导民主文艺之不朽卓论矣。自三十八年识先生以来，已十七年矣，故略抒所感，藉供参考。弟弱冠读文文山诗，深为感动。迄今犹记其有句曰：“愿持寸一丹，写入青琅玕，会有抚卷人，孤灯起长叹。”“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敬祈矜鉴，不尽区区，并颂勋安

弟　孙陵　敬上（7月5日）

三、查禁《大风雪》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十年前的保安司令部，究竟为了什么原因，查禁我的《大风雪》？前后两次，提出五大罪状，每一条都是毫无根据，恰得其反，详细经过都在《〈大风雪〉解禁总报告》一文里面详为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有一件事情，是我那篇《总报告》里所不曾提到的，当时保安司令部既然根据“大部分皆系共匪字汇”的罪状，通令全省警察机关扣押，中央便要保安司令部提出“大部分共匪字汇”的确实证据。查禁官员不仅未能提出“大部分”共匪字汇，竟连“小部分”也未能提供出来。找来找去最后提出一个“共匪”字汇来，那就是第二章第三节开始第一行里“爱新觉罗族”这一个清皇室的专用名词。清皇室的姓氏，如何竟会被指为“共匪字汇”？这真成为“指鹿为马”了。赵高指鹿为马，是为了谋篡赢秦的天下，保安部的查禁官员指爱新觉罗为共匪字汇，却是为了什么？

现在事过多年，根据谢然之先生的说明，是政府当局的“权宜措施”。我认为除了总统、五院院长、各部部长，再无人可以代表中央政府的。而所谓“权宜”，必须先有事实的根据，才可以因宜行权，像《大风雪》这一件公案，不论是从“作品”的表现或“作者”的表现，都是绝对无懈可击的，何从谈得上“权宜”两个字？

自从退到台湾以来，全国上下，开口闭口提倡战斗文字、民族文学……十七年来，能够像我这样开口闭口战斗爱国而又不是八股教条，字字出于肺腑的，恐怕找不出几个来！对于作品不加鼓励，一意迫害；对于作者不加爱护，一意打击，我真不知主其事者是何居心！

在台湾地区讲起来，陈纪滢、王集丛、于吉各位先生对于文艺的认识能力，应该是值得钦佩的，他们对于《大风雪》都有肯定的评价。以“权要”地位来讲，大陆时代的陈立夫先生、今日的唐乃建（纵）先生应该够得上位居“要津”的，他们两位不唯毫无异议，还都对《大风雪》这本书表示称赞，我虽然只是寄了书去，他们两位却都复信赞许，这是很可感谢的。更何况晓峰先生告诉我：总统也表示“写得很好，要我再写下去”（详载《大风雪》内）。即使从纯政治性来“权宜”，也绝不应该如此对待我的！如果连总统的意思，都不足代表“权威”，还有什么人配代表“权威”的？更何况经国先生访美归来第四天，即约我于辅导会面谈，当面一再嘱咐我说：“文艺工作很重要！你就做文艺工作好了！”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如果总统和经国先生的意思都不够权威，还有什么更可相信的？治国之道，首重立“信”！“信”，包括“信仰”“信心”“信用”“共信”几个意义的。更何况我们要整军经武，吊民伐罪，共伸大义于天下的紧要关头？最令我惊讶的，是正当全国上下力倡文艺清洁运动之时，文协男女会员集体观赏春宫电影，作为正式的文艺活动，我从未见到有什么人对于文协这种荒淫的文艺活动加以批评，前保安司令部如此“指鹿为马”查禁《大风雪》，也未见有什么人批评保安司令部。谈起来总是认为我的“毛病”太大，求好心切，“过了火”。……这真是从何说起？我们的文艺界当真这样堕落？这样不讲是非吗？我们已经够悲哀的了！文艺良心哪去了？领袖指示哪去了？开口闭口效忠的口号和宣言哪去了？这才真真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领袖一再号召战斗文艺，号召文艺清洁，号召礼义廉耻。管子有言：“不蔽恶，谓之廉。不从枉，谓之耻。”在这两件事情上（文协春宫活动和查禁《大风雪》），我听到许许多多既“蔽恶”于前，复“从枉”于后的言论，廉耻两字，更从何说起？

前保安司令部查禁《大风雪》的罪状，唯一一句合乎事实的，便是“而所取题材，系‘九一八’时之事实”。好像描写了“九一八”，便就犯了罪，所以也成了查禁的理由。“九一八”的重要性，不仅陈纪滢、王集丛两位早已评论过。最近总统接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记者罗勃特·马丁的访问，更有肯定重要的说明。总统认为“1931‘九一八’沈阳事变，为抗日战争之起点。亦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导源。此为世人皆知之事实。自‘九一八’以后，共匪在中国叛乱，猖狂日甚，其在长江流域扩大武装叛乱，与日本军阀侵略，遥相呼应，我中华民国实处于内外夹攻、两面作战之困境。……”总统在同一访问里还说：“因此，我建议在与共党打交道时，须牢记每一支枪必随附一支笔，每一支笔必附有一支枪。”《大风雪》这支表现“九一八”的笔，几乎被保安司令部的查禁官员缴了去。我受了那么严重的损失，既未向立监两院请愿，也未向国防部提出控诉，更未要求一分一文的赔偿，更未招待记者诉之舆论。我自认已够宽宏大量的了！到了今天，据实报告一下都不允许，民权何在？自由何在？真未免欺人太甚了！有两位朋友告诉我说，本来不会有问题的，只是那篇《感想》不该在《文星》上发表，所以才有了问题。《文星》从未提倡过“袖手旁观”和“反攻无望”一类言论，“捧”过胡适是事实。可是，“捧”陈独秀的刊物受到鼓励，为何“捧”胡适便会成为罪恶呢？（我并不恭维胡适，也从未“痛斥”，这是谁都知道的。）并且，我那篇《感想》，除了《文星》愿意给我发表，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以“自由民主”为号召的刊物，肯给我刊载。

四、提倡新文艺运动应有的认识

现在，在总统号召之下，全国上下又重视文艺复兴运动了！而所谓“运动”的最大目的，便是要“作品”，并不是开会发宣言、招待记者、旅行、参观、晚会……便算是尽了“文艺运动”之能事了的！

文奖会和教育部发过很多的文艺奖金，那些被奖过的作品，究竟有些什么不朽的杰作？受得住考验、经得起批评吗？文艺作品不是“制造”得出来的！“文艺作家”更不是“制造”得出来的！如果连这一点点最基本、最初步的认识都没有，那还谈什么文艺运动呢？

知识即是权力，权力并不就是知识。有了政治权力可以任命官吏，有了军事权力可以指挥作战，有了经济权力可以开工场、盖大楼。可是，政治权力不能只凭一纸任命状，便任命张三做诗人；军事权力也不能一枪把李四打成小说家；经济权力更不能送王五一百万美金便会成为音乐家。……

诗人是天生的，不是制造的！权力可以帮助诗人，不能制造诗人。冯玉祥是天生的“丘八”，他凭借权力尽力把自己制造成一个“诗人”，历史确是无情的，今天有谁知道冯玉祥写过些什么“诗”？他浪费了自己的权力和生命，也糟蹋了“诗”，贬抑了“诗”——可是，诗还是诗，别说一个冯玉祥，便是千百个冯玉祥，也是糟蹋不了、贬抑不了的！“诗”既不以有冯玉祥而贵，岂会以有冯玉祥而贱？

我绝不是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刚好相反，文艺和政治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偏于一边或两无所知的人，才会说文艺与政治无关的话。秦始皇和成吉思汗是最不懂文艺的人，他们虽然建立了大帝国，真是昙花一现，其兴也忽焉，其亡也悖焉。汉高祖是最瞧不起文人的，那只是他“打天下”的时候，一派流氓作风。天下大定以后，他便要借重文人了。而且，从他的“大风起兮云飞扬”看来，他也不是一个毫无文采的人。周公制礼作乐，用现在的语言讲起来，便是“文艺建设”的工作。孔子重视“诗教”，用现在的语言说起来，便是“文艺教育”。

我们现在究竟需要何等文艺建设和文艺教育？奖励何等文艺作品？批评何等文艺作品？必须主其事者具有高人一等的真知灼见。一味喊喊嚷嚷，那是不会发生作用的。所谓奖金、奖章、奖状……只是饰名之器而已。以奖奖善，则受奖为荣，不受奖为辱。反之，以奖奖恶，则不受奖为荣，受奖为辱。这些话，只是从原则立论，并非指具体事实。谈到具体事实，我自知尚不够被“奖”资格，因此也从来不敢“请”奖。“奖”而需要“请求”、需要“活动”，则其奖之为奖的意义和价值，已可窥见大半。

另外一面，像保安司令部的查禁，当然我更同样不敢接受。我们一边大喊大叫战斗文艺，一边却又放纵堕落的文艺活动和文艺作品，掩蔽迫害战斗文学的罪恶，这是不可思议的。对于真正的战斗文艺却又吝于鼓励，勇于摧残打击，更属不可思议。

我们初来台湾那几年，曾经有过一种怪论：有些人认为只要认识几个中国字的人，便可以当国文老师，终于造成了国文教学水准的低落，这些年早已听不到这种怪论了。我们还听过一种怪论，只要在学校里作过文的便是“作家”，能舞文弄墨，在所谓畅销（究竟“畅”到如何程度，真是鬼知道）刊物上发表出来，更是了不起的“大作家”！发奖金、拍电影、上电视……更是理所当然。自我陶醉是没有用的，冯玉祥写新诗、开书店、开印刷厂、出国访问……都做过了，结果呢？历史上的上官婉儿，比冯玉祥确实高明万倍，可是，她不识大体，不认识文艺和政治的真正关系，只是假借文艺运动的名义而实行她的淫乱活动，从中弄权，结果害死了中宗，害死了韦后，也害死了她自己。大唐天下，几乎被她的“文艺运动”搞垮了！

真正的诗人作家，不但“制造”不得，更“急”不得，也“装扮”不得。掩袖吹竽的南郭先生之流，绝不能对音乐有所贡献的！再由这种人来指挥一个管弦乐团，那更不是提倡音乐，只是毁灭音乐而已。

吉拉斯在他的《新阶级》里，对于苏俄的文艺作家的命运，有过这样的叙述：

受压迫的人的心理，被迫接受腐化。假如人们要知道为什么将近二十五年来，苏俄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显著的作品，特别是文学的，他将发现贿赂比压迫在造成这一贫乏中有更大的成就。……（编者略）……于是，千篇一律地喜欢没有天才、有倚赖性和没有启发能力的人！很明白地，最伟大的思想家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方向、信心和权威了！自杀、悲观、酗酒和放荡；失去了内在的力量和完整，因为文学家要向自己和别人说谎！……（编者略）

另外，再听一听肯尼迪总统在纪念弗洛斯特所说的话：

假如有时我们伟大的艺术家们，曾苛刻地批评社会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对正义的敏感和关怀，令他们觉察到国家缺乏最高的潜力。而任何艺术家的创作力，必须来自对正义的敏感与关怀。……我们必须记取，艺术不是宣传，而是真理！

凡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绝不是一个“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论者，可是，肯尼迪的生命，必会伴随他的这一篇卓论而永垂不朽。他不仅是军人、政治家，同时，更是一位卓越的艺术评论家！美国的强大，是从各方面表现出来的。

我的《大风雪》，早于民国四十六年由原查禁机关——保安司令部——一字不易地通令解禁了！难道还要为了我附录了那一篇说明经过实相的《总报告》，再来一次查禁吗？当真再蛮不讲理地查禁，真正受到损害的不仅是我个人，而是我三十四年以来所心爱的政府。我为我的政府不顾生命，生死以之，抛弃财产家庭，严拒诱惑，参加调统局工作，接受蒋总裁的任命，总裁也认为《大风雪》写得很好，要我再写下去，岂不一切都成了镜花水月？我个人唯有坦白承认我判断错误，“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可是，政府当局何以立信？何以服人？何以伸大义于天下？何以昭大信于天下？——我这样不顾一切地慷慨陈词，还是出于“效忠”一念。连这一念也被强制消除毁灭以后，那时必再也无人肯相信政府的命令了。

约翰逊总统一再强调“信”，一再强调履行诺言以与共匪作战，不惜牺牲美国子弟生命。我们以“信”立国，以“信”为号召“觉悟”分子来归，如何可以对我的《大风雪》如此不讲信用、不重信誉呢？

民国五十四年“八一三”

以上就是孙陵《〈大风雪〉还要再查禁吗？》的全文。这篇文章中有许多明白话，也有许多糊涂话。为了存真，并为了看看他们那时代文人的水平，我全原文照登了。孙陵文章中一再提到的《〈大风雪〉解禁总报告》，也就是忠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文工会前身）主任谢然之（此人现已叛党不归）坚持要删除的。原文甚长，分上中下三部分——上的部分不重要；中下部分有关查禁书刊的争议却很精彩，是重要文件与史料，我特别存真于下：

中：反对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查禁《大风雪》一案之经过

[1]　上教育部张部长晓峰先生书

对于文协理事会率领男女会员公开欣赏春宫电影一事，我是至为反对的。曾于友人客厅和我自己的寓所里，对于“春宫派”有所批评。因此直接间接警告并恐吓我不准批评的，也大有人在。就在此一“风化”事件的五个月后，我的《大风雪》被保安司令部下令查禁，真使我万分惊异。《大风雪》第一部在台出版已有五年之久，第二部于新生、中华两报也刊载一部分。但是保安司令部于《大风雪》分别出版及发表数年之后，忽然在我批评反对文艺协会理事们率领男女会员于台湾省刑事警察总队集体公开欣赏春宫电影之后的第五个月，明令查禁扣押，通令警察机关执行，这真不能不令我大感惶惑了。在保安司令部通令查禁的时间上，我把它解释为一种“巧合”，我并不坚持认为是由于我批评反对文艺协会荒淫的文艺活动一事，所引起的春宫派“借刀杀书”的报复行为，虽然也有关心的朋友们对于两案的关联性表示疑虑。对于保安司令部查禁扣押的理由，我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如果接受了，对我个人固属一大冤枉，同时更必陷政府于不义，对政府的威信、对宪政的施行、对所有的爱国作家的精神打击、对反共的文艺运动的发扬、对于社会各界的观感、对于海内外爱国同胞的情绪，必有普遍反感，它的影响可就太大了！我反对保安司令部的无理查禁，虽在作者立场而言，出于维护作者利益，而在反满抗日、反共抗俄的中华民国忠实的爱国作家和爱国人民立场讲来，我的反对查禁，也正是一位中华民国的爱国人民，对于他所爱护的政府，所必须做的一种爱国的赤诚。当时我任职教育部美育委员会专任委员职务，张部长晓峰先生，同时是本党中央常务委员兼中央总动员会议文化组召集人，我便函请晓峰先生请他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和中央党部的立场，公事公办，主持公道正义。原信如下：

晓公部长钧鉴：

前奉钧座面谕，职之《大风雪》小说，已蒙总裁赐阅表示嘉许，至感荣幸。同时并蒙钧座指示，再写一部以东北风土人物为背景之创作，二十四万字，可支领稿费一万二千元，分上下两册出版，每册十二万字。奉命之后，感奋殊深，现已开始写作并已预支稿费五千元，预计年底以前即可完成。乃职正拟集中心力，从事创作之际，保安司令部忽于本月上旬，以“（45）安力字234号”通令全省警察局，查禁扣押图书目录一纸，所列书目有民国十年前后至大陆陷匪之共匪作家作品，约数十种，而职之《大风雪》，竟赫然列于第二位。禁扣理由为：“一、本书所用字汇，大部分均系共匪所用；二、反对孔子学说，扣押。”似此荒谬暴虐，肆意摧残忠贞爱国、坚决反共、卓有成绩、人所共知之文艺作家如职者，百思不得其解！其基本目的究竟何在？现请分别言之：

一　禁扣理由之一，为“本书所用字汇，大部分均系共匪所用”。职所不明者，何为“共匪字汇”？政府曾否公布？保安司令部何所根据而将本国文字分为共匪的与本党的？且职之第一部单行本，完成于民国二十九年，发表于职所创办之《自由中国》，迄今已有十六年之久，“共匪字汇”是否于十六年前即已产生？且经政府公布？如有作家使用该一“字汇”之文字者，即予禁扣？且三十六年，曾于上海印单行本，迄今亦有十年之久。三十九年，台北《民族报》又予转载，迄今已六年，四十一年再出版单行本，迄今已过四年。乃该部忽以“共匪字汇”为由，加以扣押，通令全省警察机关执行，对职个人，为最大之摧残、最大之侮辱。该书乃职自费出版，经济上之损失，自不待言。主要该书乃职从事文艺创作与爱国奋斗之综合表现，而成为事业。且职之反共成绩，昭然人所共知，十余年来反共活动与反共作品，在文艺界能与职相比者，恐绝无仅有，各种秘密工作案件与公开作品俱在，皆可复按，绝非徒托空言者所得歪曲。而该部竟冠以“大部分皆系共匪字汇”之罪名，对坚决反共如职者，岂非公然最大侮辱而何？且尤有进者，职于《大风雪》第一部内，曾描绘一品格卑污、投机取巧之新闻记者罗维奇，即系影射匪党人物。职于十六年前即至厌匪党，于《文坛交游录》一书记述“骆宾基”与“巴金”两文内，皆曾详细言之。其时正职于桂林创作《大风雪》第一部之时期。当时职将影射之匪党人物命名罗维奇，以俄人名多为“××维奇”之故，而取姓为“罗”，亦即暗示“俄罗斯”之意。职于十六年前憎厌共党，绝非空言，亦有《大风雪》可证。至于罗维奇之面型，职系以夏衍为模特儿，夏衍当时在桂林主办《救亡日报》，为共匪文化负责人，夏衍下嘴巴尖削，喉骨甚大，为其特征，且为新闻记者。夏衍现任匪伪文化部副部长，识彼者当知职言之不谬。职当时对其至无好感，除写罗维奇之内在丑恶外，并将其外形亦加小丑化，以唤起读者对其憎厌之情绪。至正派人物则命名东方曙，亦暗示“光明自东方来”之意。而保安部人员毫无评阅能力，可谓有眼无珠！乃复既无法律根据，又无单行法规根据，仅凭其职员之浅薄无知意见，予以扣押，则其武断横暴，恣意摧残文艺作品、摧残文艺作家与夫摧残文艺报国、文艺复兴者，实皆同其严重，无法谅解。

二　禁扣理由之二，“反对孔子学说”，尤其荒谬绝伦，《大风雪》第一部，作者个人从无论及孔子之处，何来反对？申言之，果有张三李四，以新观点研究孔子学说，即为反对乎？即予禁扣乎？保安部又何来此等权力？且真正的文艺复兴，必有待于以新时代知识研究古代学术而后可，是则保安司令部岂不将由其一心之好恶而随意加以禁扣？思之不仅寒心，尤有不胜恐惧之感！保安司令部之权力果如此漫无限制，则真正的文艺复兴与文艺作家个人之命运，皆将昼不保夕，更何蓬勃发扬之可言？

三　职于第一部虽无反对孔子之处，但于第二部（四十一年写毕）发表于《火炬》杂志，确有发扬儒家精神之处。曾以两万余字描写“手脑并用”之重要，阐明良知人人具备之理及致良知之道。今日本部极力推行“手脑并重”教育政策，可谓与职四年前之著作不谋而合。又如职于三十八年主编《民族报》副刊第一期发刊词，即以“展开战斗，反击敌人”为题，申论“战斗文艺”之重要，亦可谓与总裁所提倡者，不谋而合。职意不在附会，以附会乃事后所为，而职于数年前已主张“手脑并用”“战斗文艺”，乃在举例说明思想上之契合无间。而保安部又以“反对孔子学说”之罪，予以扣押，岂非更属荒谬？职以为即使果有学者以新观点重新研究孔子学说，仅可加以批评，似亦未便即予扣押，方符合本党文教政策，而况职之著作从未反对孔子。而予提倡发扬者乎？此则尤为职所不能容忍者。

四　现《大风雪》已写毕两部，正拟付印，作为职生平一大事业，保安部既发布命令扣押，何能再印？为此拟请钧座设法予以解决。职绝非仅为个人之计，实为自由中国所有作家着想，亦为整个民族命运着想。此例一开，危险万状！良以以此例彼，则无论何人著作，皆难逃出“共匪字汇”之罪！行见年来辛勤培育文艺复兴之幼苗，皆可由保安部职员一人之好恶，而用“共匪字汇”之巨斧，任意砍削剪伐。培育至难，砍伐至易！站在国家最高文教决策之立场，对此现象尤不容忽视。肃此奉陈，敬请

钧安

职　孙陵　叩　3月22日深夜

[2]为查禁《大风雪》值得研究之点，提供参考：

一　值得研究的：保安部发布查禁《大风雪》命令之日，正是匪共展开文艺统战进入高潮之日，亦即文艺统战团率领大批文丑于澳门展开活动之日，亦即匪共于香港诱骗自由艺人欧阳莎菲、黄河等公开投入铁幕之日，亦即罗滋于东京宣布台湾无出版自由之日，亦即匪共展开阻碍破坏海外文人，及大陆自由文人心存向往台湾文艺复兴之日，亦即文协理事会率领男女会员二十余人，集体前往刑警总队欣赏春宫电影引起批评之日。此类荒淫活动，乃奸匪于政府区所惯用之发展地下组织技术，且有一专名词谓之“剥皮政策”。所谓“剥皮”，即剥下大家面皮，共同淫乱，以便奸匪阴谋活动之开展。

总裁于《苏俄在中国》一书内第六十一面第二段，曾详尽指明：“共匪为使他的党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以对其青年两性生活的放荡，特别鼓励。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匪诱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党役使的唯一方法。”文协此种集体荒淫无耻活动，是否有潜匪阴谋策划于其间？实有彻查必要！因此匪共透过匪谍，运用关系，造成打击、摧残反共爱国，坚持文艺清洁的作家与作品，以达成文艺统战的里应外合的匪共要求，尤应特加防范。

二　值得研究的：匪共为达成其统战目的，必须选择一个国家民族意识坚强，反共抗俄卓有成绩的，且为人所共知的文艺作家，予以打击，以沮丧其反共情绪，并激发其他反共作家之反感，以为努力反共不过如此，仍以“使用共匪字汇”之诬陷而大受损失，何若不反共尚可清静无烦恼？同时陷于匪区忠贞文人，倘能得知，亦将产生一种反感，以为台湾同样无写作出版自由。以职之《大风雪》乃纯粹爱国文艺，大陆文人早已知之也。

三　值得研究的：每一事件之发生，有其外，必有其内。吾人对匪共文艺统战之内部组织活动，虽不得而知，但由其外在之表现，即可追踪而入，探究根源。所谓“莫遣桃花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此一案件之可疑之处，即“大部分共匪字汇，反对孔子学说”二者。吾人现知大陆匪伪政权成立以后，有所谓“共匪术语”之说，如“民主专政，劳资两利”之类，但“共匪字汇”一词，则从未闻之，乃第一次见到，为保安部为查禁此书特创之名词。共匪推行简体字，乃今年开始，《大风雪》内并无共匪专用之简体字。《大风雪》内所用各字，皆系自由中国上自总统，下至百僚，报章书刊官文书普遍使用之文字，何得谓为大部分皆系共匪字汇？字汇者字典也；共匪字典如何？吾人尚从未一见。但知《大风雪》所用之文字，皆系总统以至保安司令所用之字，毫无独异之处。至反对孔子学说云云，尤其构辞诬陷，以作者个人立场于第一部从无论及孔子，何来反对？第二部（发表于四十年12月《火炬》第七期）以二万余字阐释发扬孔子“中行”“至善”，及孟子“良知”，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且将孔子与耶稣、国父中山先生相提并论，正推崇之不暇，何可谓反对？是则“共匪字汇”与“反对孔子”云云，皆属诬陷与诽谤，业已判断清楚，事实俱在，不容抵赖，更不容推诿责任。

四　代表政府的保安部，必不诬陷反共爱国的忠贞作家，然竟而发生诬陷诽谤且予扣押之事实，是又如何解释？吾人不能不怀疑，是否尚有潜伏匪谍响应匪共正在推行文艺统战之“立功”表现？职对台大及傅斯年毫无恶感，然见其表现乖张，有利匪谍，即公开为文抨击之，不数月而台大匪谍案于焉破获。职对于《新生报》及李友邦亦从无恶感，然见该报表现及李友邦之言论荒谬，有利匪谍，大义所在，为文揭发，虽均经过一场被诬害与被诽谤的烦恼，然不数月李友邦亦俯首就擒。傅、李两案文件俱在，皆可复按。前所谓有其内必有其外，见其外可知其内者，即此之谓也。譬如地震，吾人但知地动山摇，专家则可测知震源之所在。年来一般人常感文艺界之堕落可怕，实则职敢断言，乃匪谍文艺统战之表现。

五　现在必须彻底查究原提案人、原审阅人的关系来历、历史素质；可以想到的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加以掩饰。如该查禁书目数十种，非专禁《大风雪》者。但是那书目包括郁达夫等人著作，前后时间近二十年，明显的问题是：如以之代表应禁书目，则毫不完备，真正挂一漏万。是则不过作为陪衬，以冲淡对《大风雪》之注意而已。而查禁《大风雪》一栏，独缺出版社名称，尤觉可疑。其他暂不备叙。

谨呈

部长张

职　孙凌　谨呈　3月23日夜

[3]查禁《大风雪》一案，值得研究要点（第二号）

六　我人不可忘记，许多陷匪附匪文人，多数对匪并无好感，但由匪谍运用，造成文人与政府之隔阂。举例言之，抗战时期之审查制度，往往无问题书刊，不得出版，而共匪宣传品，反大批流行，此并非国家之政策，盖一种由评审职员学识浅薄、缺乏审阅能力所致；一种乃系败类暗中接受匪谍津贴，故意造成错误，促进文人对政府信心之动摇，而达成共匪思想渗透之目的。所谓“逼上梁山”之匪共统战阴谋是也。

七　共匪军事进攻台湾迷梦早碎，现正全力进行其“统战”奸谋，对如何阻碍破坏战斗文艺之发展，增进文艺作家之沮丧，共匪必不会忘记他们的老经验。而类似文协集体欣赏“春宫电影”之类荒谬事件，皆系事先安排妥当，互相配合，实为有计划之活动，一切未可率尔忽视！是否另有阴谋在内？应详加调查。吾人倘以“荒唐”视之，是正中圈套矣。

八　文协集体欣赏“春宫电影”之时，正大陆匪党斗争胡风高潮之日。今查禁《大风雪》之时，亦正匪全力推行文艺统战之日，有如桴鼓之应；蛛丝马迹，在在可疑。吾人实未可再以普通错误视之，内涵恐绝不如此简单。为推行战斗文艺，为打击文艺匪谍，为巩固文艺阵地，必不容任意颠倒黑白，捏辞诬害好人，必须彻查追究，以明真相。

谨呈

部长张

职　孙陵　谨呈　3月24日夜

[4]为反对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查禁《大风雪》一案

上教育部张部长晓峰先生答辩书

晓公部长钧鉴：

奉交下唐棣先生关于查禁《大风雪》一案，呈报钧座扣押理由函一件，嘱职答复等因，奉此，谨将此案经过及职之反对理由，及要求建议各项，胪陈于后。

甲、保安司令部查禁《大风雪》一书之经过

一　查保安司令部于本年2月28日，通令全省以“安力字234号”命令予以扣押，罪状为“一、本书所用字汇，大部分均系共匪所用。二、反对孔子学说，扣押”。

二　保安机关扣押书刊，依法须通知出版人及著作人，方为合法。出版人及著作人之地址，皆印明于版权页，乃迄今已过一百一十天之久，该部迄无通知，显已违法。

三　该部扣押《大风雪》之通令，职无意中于3月中旬发现，至为愤慨，当于3月22日、23日、24日逐日函报钧座在案。

四　4月13日上午10时，职持钧座介绍函往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李立柏。李副司令当即介绍与承办科长李世雄晤谈，李科长当即召集该科承办人一着军服一着中山装者二人（职问彼等尊姓皆不肯见告），共同谈判，职当提出下列诸问题由军装同志答复。

A职问禁扣书籍应通知著作人，该部何故迄无通知？该承办人答称：“我们不知道你！根本不认识你！”职告以版权页上印得明白，怎可说不知道？

B职问扣押理由一为大部分皆系共匪字汇，二为反对孔子学说，事实根据何在？所谓大部分皆系共匪字汇，见于第几章第几段？第几页第几行？所谓反对孔子学说，又见于第几章第几段？第几页第几行？必须一一指出。又何谓共匪字汇？何为我们字汇？标准何在？有无法律根据？无法律根据也须有单行法，明白指明，凡引用该一违禁文字者即违法著作，即予扣押。该承办人说：“我总归有标准。”职当告彼：“标准藏在你个人肚皮里那是不行的，必须公布出来让大家遵守。否则多年写一部书，一下子触犯了你肚皮里的标准予以扣押！那谁还敢著作？《大风雪》一书哪些是共匪字汇，也必须一一指出，不能指出便是随意诬陷，你指出了我以后写作也好知道避免。别人的著作如果也用了同一字汇，当然也须扣押，否则你便是自己枉法！”该承办人理屈词穷，忽变野蛮说：“我管不了那么多，我看到就算，看不到我不管。”职谓：“那不要紧，我会帮助你看，只要发现相同《大风雪》的共匪字汇，便给你送来扣押。”该承办人愈不讲理，连说：“我们不管你们教育部，我们只对中央负责。”职当即声明：“我根本无权代表教育部，我是著作人，我代表我自己。”至此，李科长发言：“哪些地方是共匪字汇，一定画出来，同孙先生商量，孙先生同意当然好，不同意也提出来，如我们也不同意，便送中央解决。”经李科长之说明，职当表示至为满意，并致感谢之忱。

C于4月13日上午10时谈至11时得李科长之结论后辞出。迄今整整两个月，李科长之承诺迄未履行，该部迄未将何处是共匪字汇、何处违反孔子学说之事实详予指出，亦无任何其他通知，扣押命令亦未取消，乃该部于旧理由未能指明事实之外，复捏造新罪名，必欲将此一激励爱国思想、民族精神之作品扣押消灭而后快，是则该部之动机何在？立场何在？职皆深感惶惑，百思不解。

乙、保安司令部提出查禁《大风雪》新理由之答复

一　保安司令部扣押《大风雪》之罪状未能指明事实，已属违法诬陷，该部明令公布，即已发生法律行为，自然须负法律责任。乃又于第六十八次中央文化会报提出新理由，不提旧“罪状”，已显见自知理屈，而新“罪状”更为荒谬绝伦，为贼作伥，谨答复于下：

二　据唐棣先生呈钧座函内开：5月22日，举行之文化组第六十八次会报席上，保安司令部李科长世雄同志提出口头报告，谓贵部美育委员孙陵先生所著《大风雪》一书，经审查结果〔据报告因该书内容不合时宜——孙陵按：原罪状为“大部共匪字审，反对孔子学说，并非‘不合时宜’。——业经该部于本（45）年2月18日安力字234号令予以扣押在案，嗣以作者系贵部高级职员，为慎重起见，复提经参加书刊联审小组人员重行审查”〕，认为：

一、本书立论基点，在反对政府各种措施，刻画政府官吏贪污低能，挑拨人民对政府之不满，以及反对中国传统之伦理道德，尤其不满社会上崇尚礼义廉耻之习俗。

二、文句极尽挖苦挑剔之能事，且兼有共匪习用之名词——（原为大部皆系共匪字汇，此处又改为兼有共匪习用名词，孙陵附记）——而所取题材系“九一八”时之事实，又描述哈尔滨一切崇尚俄化。

三、在反共抗俄观点上，此种书刊实属不合时宜云云。

三　钧座批示：“请孙陵先生答复。”

四　兹职遵示答复于下：

保安部原提案之一：

本书立论基点，在反对政府各种措施，刻画政府官吏贪污低能，挑拨人民对政府之不满，以及反对中国传统之伦理道德，尤其不满社会上崇尚礼义廉耻之习俗。

孙陵答复：

诚然，各人有各人之政府，蒋总统有蒋总统之政府，魔王斯大林有斯大林之政府，毛泽东有毛泽东之政府，汉奸张景惠有张景惠之政府。吾人抗俄帝之政府，非抗俄罗斯全国人民。吾人反共，乃反共匪之伪政府，非反大陆同胞。张景惠于“九一八”后挟其地方政府，充任日寇鹰犬，成为汉奸大本营，张景惠于日寇攻击哈尔滨市区时里应外合，领导投降，杀害抗日志士，以铁笼装三颗烈士头颅悬于哈埠最大桥梁霁虹桥上，以欢迎日军入市。并即刻出任哈尔滨市伪维持会长，二十一年3月，“九一八”后未及半年，伪满成立，溥仪傀儡执政，张景惠出任伪满军政部大臣，后又出任伪满国务总理，似此国家奸逆之政府，谁谓不应反抗？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职以未能手刃此贼为憾耳！而保安部又据为查禁扣押之理由，保安部是何用心？是何立场？若谓该部旨在维护汉奸利益，似乎不能置信；然则该部又何故据为“反政府”而扣押？职所反者张景惠及其汉奸政府耳！此正孔子著《春秋》以垂戒乱臣贼子之大义也！若谓该部连忠奸之别都看不懂得，又怎配审查书刊？该部应有以自解。至谓反对传统伦理道德云云，尤属故意诬害、含血喷人、倾倒是非之谬论！职于第八第九两章，以四万余宇之篇幅，阐明孔子学说，发扬儒家精神，以形象化之故事极力提倡“圣育”，与钧座提倡“圣育”之论，尤有不谋而合之快。小学时代之东方曙，因立志做圣人，备受鞭笞屈辱，但并未屈服，他于被鞭笞不准做圣人之后，仍然忍住眼泪说：“在我们中国，一个发明家、一个革命家、一个道德完整的人、一个勇敢奋斗的人，他们都可以做圣人！谁说圣人不能有第二个？”他又说：“汤武革命、商汤周武便是我们的圣人！朱洪武赶跑鞑子，恢复中国，朱洪武便是我们的圣人！孙中山赶跑清廷，创立民国，孙中山便是我们的圣人！……”（以上见第八章。）职将国父、孔子相提并论，该部反谓反对优良传统，岂非更属含血喷人之谬论？职于书中以数万字宣扬国父革命、孔子精神，代表政府之保安部不谓不予嘉许，反一意诬陷摧残，故意颠倒，究竟是何用意？商汤周武以至孔子国父，不是中国正统是什么？该部意中何者始为中国传统？亦宜说明。

保安部原提案之二：

文句极尽挑剔挖苦之能事，且兼有共匪习用之名词，而所取题材系“九一八”时之事实，又描述哈尔滨一切崇尚俄化。

孙陵答复：

对此汉奸政府极尽挑剔挖苦之能事，正是作者文艺报国之最大光荣与功勋，前节已略有所述。未能手刃汉奸政府之群贼，时以为恨，仅作文字声讨，非本意也。职当时（民二十五年）曾有诗记之云：“可恼人心死，颜事暴秦，群狼作虎伥，争噬汉家人，慷慨四十子，一朝忽成仁，阿兄在缧绁，吞血逾两春，恨无博浪椎，一击振国魂，且抒董狐笔，讨贼大义伸，及时自淬砺，奋志试卧薪，解裘衣粗褐，嚼傍路尘，持帚自洒扫，汲水浣衣巾，群氓斥我怪，切切怒目瞋，责我自作践，屏逸竟习贫，嗟嗟昏睡者，孰能知我心，逸暂贫可久，能久志必伸，矢志灭胡虏，捐生岂惜身。……”（节录《南行》一段）

“九一八”至“八一三”，六年之久，东北民族精神得以不堕，职于东北之贡献实不小！职非自诩者，当时冒生命危险，于东北第一大报《大同报》发表爱国文字（职自任编辑，该报日售五万余份），家兄等少年友人则从事实际行动，舍生取义，慷慨捐躯，毁家纾难，职亲历之可泣悲壮救国历史，昭然在目，惜乎处伪满日寇之下，中央毫无所悉，未得一字之褒，以视为反共而牺牲之孔松等人，皆得为国人所知，留名后世，九泉有知，当可瞑目，职乃二十五年前反满抗日后死者（书至此，不禁热泪夺眶而下），实觉愧对当年少友于地下也。职于四十三年客居凤山，书赠任卓宣十六韵有句云：“我本松滨千金子，少小无忧骄罗绮，为言报国掷此身，黄金千镒弃如尘，寇平竟窜台湾岛，反共孰如我辈早，属文磨血子斑烂，靳尚臧仓否定难。”盖写实也。二十五年前，职与诸少友冒生命危险以与汉奸日寇搏斗之爱国历史，保安部竟必欲扣押消灭而后快，是为维护国贼利益而出此一再陷害之卑鄙手段也！为保护此一光荣史实，职必力争，以励来者，而存民族正气，敬请钧座秉公处理。财帛可让、官职可让，汉贼之别不可让、忠奸立场不可让也！文信国所谓：“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者，此之谓也。亦即先圣“当仁不让于师”之理。至于所云共匪字汇一节，该部依然无的放矢，未能指出。至谓崇尚俄化，尤为无稽！哈尔滨之俄国正教大教堂，职岂可写为关帝庙乎？室内大壁炉，职岂能写为火盆乎？吾人在台湾，作品中恒出现“玄关”“榻榻米”“町”一类名词，岂不又成为崇尚日化？该部何不逐一扣押？

保安部原提案之三：

在反共抗俄观点上，此种书刊实不合时宜。

孙陵答复：

在反共抗俄观点上，此种书刊最合时宜，政府应发给奖金，以激励忠贞作家；应大量印刷，以唤醒民族民魂。如谓职以著作人立场自我强调，尚可引证他人意见。现在请他人表示意见，犹恐有故意对抗之嫌，请看王集丛先生在四十三年出版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一书中有关《孙陵的〈大风雪〉》一文之最后结论怎样说：

写到这里，一个机会使我遇到《大风雪》作者，他说《大风雪》一共是四部，其时代背景都是“九一八”，根据这一说明和第一部的内容，我们即可知道全部小说的基本意义，都是在激发爱国热情、阐扬民族主义，这不仅适合“九一八”时代的要求，而且为民族危机远较“九一八”时代严重的今天所需要……

王先生乃自由中国有名书评家，供职中央第六组，大陆广播部，专作对敌心战，其言论、其忠贞、其对反共认识、其对时代认识，在在皆足令吾人深信不疑。

其次，《中华日报》台南版总编辑俞棘（于吉）先生，于四十三年6月13日晨2时，给职长信中有一段云：

在十九节（第六章内）我读到了您的智慧，钦佩您的眼光，那一段文字是40年代中国历史最好的诠解，这一段要得，不可省。我们都不是把民族主义当魔术耍的人，但我们知道：当大家迷失本性，舍主人而不为的危急时期，“黄帝子孙”这一声叫喊，唤回沉溺的灵魂，是有其效用的。您在《大风雪》里这一声呼唤，在今天听来格外的洪亮、庄严，使人振奋。

俞先生原籍慈溪，为布雷先生之世交，平素不苟言笑，不苟写作，尤不苟许人。俞先生历任台南改造委员等职，结业于实践研究院联战班，其为人更足使吾人深信了。俞先生除文艺理论外，尤擅创作，写作态度至严，故吾人不能常读其作品，盖彼自期许者至高之故也。根据王集丛、俞棘两先生于两年前早已表示之意见，《大风雪》实为反共抗俄之今日所必需，至为显然，故职不必自己多说。

保安部扣押《大风雪》原罪状为“大部共匪字汇，反对孔子学说”，自知捏词诬害，已构成诬害罪及公然诽谤罪，乃延不答复，又以以上三理由欺骗中央，必欲查禁而后快，而此三项新理由，尤为荒谬！除诬害诽谤作者个人而外，乃复为汉奸张目，指反汉奸政权为反本党政府，指提倡圣言之汤武、孔子、中山先生一脉相承之传统为反对中国优良传统，现职一一答复于上，该部是否尚有第三次新花样出现？

职忽忆三十八年10月18日，《新生报》出现警告作家之“袖手旁观论”，职当于《民族报》连撰《展开战斗，反击敌人》《破坏反卖国的就是汉奸》《彻查匪谍奸细》数文，李友邦忽于11月20日以省党部第十次宣传会报名义，限制撰写反共文章，诬为妨害“团结”。而李友邦于数月之内，即以暴露匪谍身份而被逮。今职于反对文协荒淫无耻的春宫活动之后。保安部忽又一再诬害职爱国之作品，且作品早经扣押在案，其目的究竟何在？

丙、对于此一“扣押”案件之要求

[1]　保安部应即明令解禁，尽速补过。

[2]　保安部应向作者正式道歉，以赎故意诬害、公开诽谤之罪。

[3]　损害尚未统计，保安部应负赔偿之责。

[4]　鉴于此次一再无故诬害，深令作者恐惧，保安部须负责以后不再借端以其他方法诬害作者，并负作者身家安全之责。否则作者经此无端诬害，终日惴惴不安，不知保安部又将以何种借口随时加害矣。肃此奉陈，敬请

钧安

职　孙陵　叩　四十五年6月13日

下：解禁

晓公部长钧鉴：

由春徂秋，卧病半载，致病原因，一为痛心文艺界之荒淫无耻，风气堕落；一为由保安司令部连续无理迫害所致。《大风雪》案自国家安全局指令保安司令部应遵照中央指示办理，并由中四组函达该部速予解禁后，顷闻该部复又请示中央，主张加以修改后再予解禁。并闻业由钧座批示：“不用修改，如无思想问题，应宽大处理”，至为恰当。盖职之作品果触犯法律，查禁可也。果不触犯法律，解禁补过可也。职非在校学生，保安司令非职在校老师，职之《大风雪》非在校学生之作文，保安司令部何来迫职从事修改修辞造句之权？野蛮如纳粹，亦无由其军事机关发令，干涉其作家修改修辞造句之先例。倘有交情，职于书前注明：“献给保安司令”，职自有此权利，任何人亦不得加以干涉也。至关于职之思想问题，想钧座尚未详知。抗战胜利之际，共匪叛乱，举国骚然，在朝显要与在野名流，奔竞钻营、争机附匪者，何可数计？职原为一无党无派之作家，然目击艰危，义愤填胸，深痛国运方新之生机，竟随共匪称叛以遽灭！于是乃再下大决心，决继续反满抗日之夙志，再从事反共抗俄之奋斗！毛到渝之后，曾亲率周恩来，王若飞三酋，访职于小龙坎中正学校宿舍，邀职前往东北为其工作。然职虽家在东北，离家已九年之久，且职先君与内子先考妣皆于三十二年弃养，屡接函电促返籍料理后事，清理财产，只以战事尚未结束，难以成行。兹抗战胜利，且由三酋亲自驾临面邀，无知（包括不明大义的有知者在内）之徒，岂不将视为难得机会，被其利诱以去？而职则不唯不为所动，且即席面斥其非，严加拒绝！此等事本不愿为人道，以当时浩劫临头，是非颠倒，众方附匪之不暇，而职竟斥匪于千里之外，氓之蚩蚩，不唯无从了解职用心之所在，且斥职为自命清高，不识时务，愚顽固陋者，正大有人在也。只以当时毛行踪，中央深为注意，职拒毛邀约之经过，虽仅为三两友好言及，迅即为当时任职本党中常委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叶秀峰先生所闻知，并即遴派识职者密取联系，代表中央，恳邀面谈，对职此举至表钦佩之忱，并诚恳邀职参加本党同为反共而奋斗，职深感其注意人才，为国奋斗之诚意（在此以前，职连叶秀峰三字从未闻人谈起），乃即慨诺参加调统局工作，担任编审职务（有总裁任用状足资证明），实际工作，仅于有形方面加以统计，职一人可比同志数百人，工作成绩具有抄呈总裁价值者，每周皆达数十件之多。当时为保密起见，职仅接受叶局长个人直接领导，党内同志知职者，仅不过三数高级人员而已。原始重要文件，职迄今仍妥慎保存，皆可复按。暨后调统局改制党员通讯局，职仍任该局编审兼上海办事处资料室主任。以当时对匪斗争中心，已由重庆移至上海，随时与匪从事尖锐而实际之斗争，从未间断。迄今十有二年之久，但知竭尽所能，爱国救国而已；所谓只见一义，不知其他者是也。来台之后，以一念之贞，坚持反共，贯彻初衷，奔走呼号，从未稍懈。三十八年大陆崩溃之际，自动撰《保卫大台湾》歌词，风行一时。并自动建议本党创立文艺协会，自动揭发省党部李友邦掩护匪谍案，暨台大傅斯年庇护匪谍学生案，各案皆于职文发表之后，一一显露原形。此皆来台初期重要案件，且皆于各人至为显赫之日，公开为文抨击之，无不一一中的，从无任何错误判断之处。所谓莫显乎微，莫现乎隐，有其内必有其外，见其外可知其内者；察微知著，职自有其独到之修养、经验、观察力与判断力也。职一心一意反满抗日、反共抗俄，已有二十六年之奋斗历史（某些人只能说做官若干年、办党若干年，难称之为爱国事业奋斗若干年也）。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先知之关键，端在一个“诚”字而已。

为抗日、为反共，职牺牲现实利益，既重且惨，血泪斑驳，心力交瘁，然求仁得仁，初无怨尤。无如近年以来，冒牌作家与冒牌爱国者，只知争取现实利益，自知真正写作成绩与反共贡献，实难与职相比；而丑行昭彰，人所共悉，职诚不屑为伍。彼等由自惭形秽，而无事生非，挑拨离间，涉及思想，职之事业，至受妨害；甚至强指于职之著作中，“大部分皆系共匪字汇”之公文命令，颁发于全省各级机关，不知职之反共历史者，将视为何如人耶？同道者尚敢与职共事耶？出版者尚敢约职为文耶？职之事业前途与一家之生计，岂不皆将遭受莫大之影响？故实不便再行缄默，仅将过去经历掬诚奉陈参考。不尽一一。敬请

钧安！

职　孙陵　叩　四十六年10月3日

张部长晓峰先生的复信

孙陵先生：

10月3日手书敬悉。关于大著《大风雪》一案，经由中央第四组再函台湾省保安司令部，请其“为奖助作家起见，不必再令修改，总以宽大为宜”，予以处理。其中并无涉及思想问题之语句。特此函复，并颂

撰祺

张其昀　敬复　10月12日

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证明《大风雪》解禁的公文

《大风雪》于四十五年2月由保安司令部通令查禁。至四十六年11月通令解禁，前后时间近二年。解禁命令之副本迄未收到，去年12月，已得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之公函，证实解禁无误。此案虽经种种奋斗挫节，幸赖中央主张公道，坚持正义，深致感谢。警备总部证实解禁原函如下：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政治部函）

事　由：为函复《大风雪》一书，业已解禁请查照由。

受文者：孙陵先生。

日　期：中华民国四十八年12月1日。

字　号：（48）恩部字第875号。

一、四十八年11月26日便函敬悉。

二、经查台端所著《大风雪》一书。前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于四十六年11月11日以（46）安练字第1127号令解禁在案。

三、复请查照为荷。

主任陆军中将　王超凡

从上面这篇《〈大风雪〉解禁总报告》里，我们真要感谢孙陵，感谢他为人类留下了这么详细、这么生动的“查禁机关”的内幕！我们看他笔下的与“警备总司令部”赳赳武夫的对话，我们真不能不“感同身受”，真不能不替他捏一把汗。他见到的是副司令李立柏（杨国枢的老丈人）、承办科长李世雄，和“该科承办人一着军服一着中山装者二人”。这些军人有生以来查禁书，没碰到过找上门来算账的，他们的不习惯、他们的恼羞成怒，是情见乎辞的。当孙陵向他们请教动辄查禁的“标准何在”的时候，这种军人竟蛮横地说：“我总归有标准！”孙陵说：“标准藏在你个人肚皮里那是不行的，必须公布出来让大家遵守。否则多年写一部书，一下子触犯了你肚皮里的标准，予以扣押，那谁还敢著作？”最后，闹了两年，总算孙陵有硬里子，逼得党中央“以宽大为宜”的处理下，解禁了《大风雪》。可是解禁之后，这种军人却把命令藏在自己衙门里，对外人不知鬼不觉！直到孙陵穷追不舍，才在两年后补给了当事人副本。由此可见，不但查禁标准在肚皮里，解禁命令也在肚皮里！

中国古代有“腹非罪”，就是认为你肚皮里对我不满意而构成的罪状。如今“腹非罪”真是日新月异，而该有现代版了。看了孙陵的总报告，使我们一方面感慨于“写书一何苦，禁书一何蛮”，一方面感慨于“禁书一何易，解禁一何难”！看了千万禁书中，只此一册《大风雪》在大风雪中解冻，我们还能相信孙运璿“有救济的途径”的鬼话吗？书一遭禁，就是禁定了，我们不要自取其辱，我们还是赶写另一本吧！

1983年10月17日清晨一点到五点三刻

政治迫害音乐的讨论

《台湾舞曲》进入官方音乐厅（黄怡）

江文也先生写的管弦乐《台湾舞曲》，终于在创作将近半世纪后，被堂堂地请入“中华民国”官方的音乐厅，成为今年“艺术季”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演奏的曲目之一。

然而这只是巧合。“艺术季”在做这样的安排时，并未料到江文也会逝世于10月24日。他的逝世，使11月17日的演奏看来有些纪念性质。然而实在说来，要纪念这么一位伟大的中国音乐作曲家，要舆论肯定他的音乐成就，并不如想象中容易。因为“江文也陷匪”，光这五字，便足以让各种“有心人士”做出各式的反对文章。

所以，固然钢琴家蔡采秀在中山堂演奏过江文也的《三首舞曲》和《七夕银河》（1981年9月28日），固然今年某全省性的钢琴比赛曾拿他的作品来当指定曲，固然张己任指挥的《台湾舞曲》获得各方的好评，但是江文也的音乐能否在台湾广为流传，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件毫无政治保证的事。

“你不管政治，政治要管你。”依江文也的生平和经历来看，真是最恰当的实例。音乐是江文也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和安慰，而政治成为他发挥音乐才能的最大障碍。音乐与政治，本质上是无关的，可是非常态的政治变迁使它们相关，使江文也这位早年蜚声国际的中国音乐家在生命的最末三十四年间，大有“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芜”的感伤。

“日本的光荣”回归中国

1910年6月11日，江文也生于台湾淡水，十三岁赴日本求学。我们对他自幼的生活毫无所知，只见另一位承受过他亲炙的台湾作曲家郭芝苑这么写道：“大家也知道淡水、台南都是台湾初期的基督教传教地，因此这两地自古以来基督教都很繁盛。我想他幼年的时候，朝夕间必定时常听到教会或神学校所奏出的风琴及赞美歌的声音。这个早期就传入西洋文化，充满异国情调的小镇，必带给他走向音乐之路的主因。”（《江文也与日本音乐界》，《音乐生活》杂志，1981年7月）

十九岁那年，江文也毕业于日本长野县上田中学，后来，又考进东京武藏高等工业学校。这段时期，他白天上课，晚上到上野音乐学校（现国立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前身）的课外分校学声乐。从事民间音乐研究的许常惠先生曾评道：“……可见他在音乐上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当年在日本他走的不是主流的学院派，而是在野的民族乐派。”（《江文也——苦难的台湾乡土作曲家》，《中国新音乐史话》，1982年8月）

江文也在1932年毕业于武藏高工，同年及1933年，连续获得全日本音乐比赛声乐奖。得奖给他不少鼓励，使他放弃工业，专心音乐。而他并不满足于声乐方面的成就，于是拜在山田耕筰（1886—1965）门下，正式学习作曲理论。据张己任先生说，江文也一开始学习的就是20世纪的西方音乐语法，加上他有民族乐派的基础，使他的作曲充满地域性的特色，而又容易被国际乐坛接受（黄怡：《传统外的独白——访张己任谈江文也及其作品》，《中国时报》1983年11月17日）。

自从1934年起，江文也连续四年参加全日本的作曲比赛，每年都是获得第二名。郭芝苑有一次问他：“每年都第二名，这是不是有点儿可疑？是不是日本人对台湾人的一种差别待遇？”然而江文也似乎并不在意，只说是为了演奏而参加比赛，目的不在夺标，他的理想是为了创作有国际水准的音乐。

直到1936年4月，江文也在日本乐坛才算站稳了。那时，他和其他数位日本作曲家一齐去参加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艺术竞赛的作曲比赛，只有他以管弦乐《台湾舞曲》入选，因此轰动了国际。翌年，《台湾舞曲》又入选温卡多纳（Weingartner）奖，更使他声名大噪，连日本人都认为江文也是“日本的光荣”。

1938年，出乎大家意外的，这个“日本的光荣”毅然回归中国。他放弃东京优越的生活环境，放弃在日本乐坛所建立的地位，甚至放弃日本旧党族家庭出身的日籍夫人，回到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教书。

江文也为什么回中国？

有人从表面上看，认为他是因为某种机会恋爱上中国的演员（如杨肇嘉）；有人从创作的观点上看，认为：“……中国古来的民乐正是最丰富的未开发过的蓄藏，这是他今后吸取滋养的源泉。于是他感到为中国民乐做整理和提高的职责，已落在自己身上，那是祖国对他发出的呼唤吧！”（谢里法：《故土的呼唤》，《联合报》1981年4月16日）

这点，在江文也《圣咏作曲集》第一集的最后，他自己写了一段音乐观，或者更能说明回归中国的动机：

我知道中国音乐有不少缺点，同时也是为了这些缺点，使我更爱惜中国音乐；我宁可否定我过去半生所追究的那精密的西欧音乐理论，来保持这些宝贵的缺点，再创造这些宝贵的缺点。

我深爱中国音乐的“传统”，每当人们把它当作一种“遗物”看待时，我就觉得伤心。“传统”与“遗物”根本是两样东西。

“遗物”不过是一种古玩似的东西而已，虽然新奇好玩，可是其中没有血液，没有生命。

“传统”可不然！就是它在气息奄奄的今天，还保有它的生命力。它本来是有创造性的，像过去的贤人根据传统而无意识中创造了新文化，加在传统中，今天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些新要素，加在传统中……

中国音乐好像一片被人遗忘的大陆，正在等着我们去探险。

在我过去的半生，为了追求新世界，我遍历了印象派、新古典派、无论派、机械……一切近代最新的作曲技术，然而过犹不及，在连自己都快给抬上解剖台的危急时刻，我才恍然大悟！

江文也讲这话时，大约是1948年以前，他回中国十年了。这十年间，他完成了管弦乐曲《孔庙大成乐章》《北京点描》《根据世纪神话的颂歌》《寄给蓝天中鸣响的鸽笛》，芭蕾音乐《香妃传》，及无数首钢琴曲、声乐曲，可以说是作品丰硕的年代。

但江文也的声名似乎逐渐隐没了。中国人觉得他的作品太前卫，不曾热烈接纳他。倒是在1940年到1944年之间，日本音乐界陆续演奏了前面提到的五首乐曲。

如果从音乐研究的观点来看，江文也在1949年不回到故乡台湾，是有充分道理的——大陆上有中国音乐的庙堂，江文也还没有窥尽庙堂之美。那时他和万千知识分子一样，缺少政治的远见，看不出料不到中国共产党会以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来领导一切文化的发展。

二十载的批斗岁月

1937年江文也为日本宣传电影《东亚和平之道》写过配乐和主题曲，后来被中共戴上“老牌汉奸”的帽子。1940年江文也把《孔庙大成乐章》献给蒋中正，后来中共说他是右派分子。因为他是天主教徒，曾经获得日本及德国的音乐奖，被中共指为帝国主义走狗；连他以前在美国领事馆和美军俱乐部做过的演讲，还有他在课堂上以一些西洋名作及自己的作品作为教材的事，都被翻出来大做文章；因为他不满中共以外行领导内行来控制音乐院，以及曾想离开大陆赴日本，更使极左的人咆哮不已（韩国鐄：《江文也的生平与作品》，《自西徂东：中国音乐文集》，时报公司，1981年9月版）。

杨肇嘉先生曾叙述为《东亚和平之道》写曲的事，他说，那影片为了“最好有中国民族音乐的气氛存在，原则上便决定遴选台湾人去担任作曲的工作，江文也亦就顺水推舟驾轻就熟了”。

如果就配乐的事来厚责江文也，并不见得公平，因为他还替赛珍珠的《母亲》和文化电影《北京》作过电影音乐。江文也是个不好政治的艺术家，政治的意识形态对他而言，纯然是陌生的东西。同样的情形，也可以用来解释《孔庙大成乐章》事件。艺术家在强势政治实力下所做出的动作，常常是委曲求全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作品的艺术价值。

经过“反右”及“文革”两次风潮，江文也被整惨了。有一段时间，他被派去图书馆坐柜台，甚至在图书馆后头贴补旧书；他的教授职位搞掉了，几十年间没教几个学生，研究民族音乐的工作，也须靠运气而时断时续。

从四十七岁到六十六岁，江文也度过二十载的“批斗岁月”。中共要求“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音乐，认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超阶级艺术，实际上都不存在”。但是连《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聂耳和《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冼星海，他们的作品，在“四人帮”当红的十年间（1966—1976），都遭到禁止上演、广播、出版的命运，就不禁使人要浩叹“不断革命论”的无垠罪孽了。

1975年10月，在周恩来强而有力的坚持之下，中共举办了聂耳及冼星海的纪念音乐会，学生们听后的反应是：“为何作者不能出名？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些作品？”因为禁令是默默中执行的，据中国新歌剧杰作《白毛女》的作者马可说：“当时音乐学院的学生们，根本不晓得聂耳和冼星海的事件。”（见当年11月18日马可日记）

在中共这段统治时期，个人的文化贡献很容易因政治运动的需要，完全被抹成一页空白。今年7月5日，张己任先生指挥香港泛亚交响乐团演奏《台湾舞曲》，团员中有好几位曾是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学生，他们听了音乐，惊讶地问：“这个作曲家是谁？为什么他作过那么好的曲子，我们都不知道？”张己任笑答说：“他是你们音乐系的教授呀！”（1983年11月8日访问录音）

到了1981年，海外掀起“江文也热”，台湾留学生（大部分人根本从未听过他的音乐）开始把江文也一生的遭遇，当成“台湾人的原罪”去谈论。他们视江文也为“台湾人苦难的象征”，认为江文也是替“台湾人”三字背负十字架的活基督。

中共看见江文也有对台统战的价值，马上恢复他北京师大音乐系的教授职务，并给他一幢房子住。但这时江文也早就因为长期身心的折磨而病倒了，他曾两次大吐血，几次中风倒地，然后又由于医治不当，导致全身瘫痪，从此卧病不起，以至于身死。

江文也的音乐有机会发扬光大吗？

政治迫害音乐，并不仅止于中国。以《圣母颂》《仲夏夜之梦序曲》等著名于世的音乐家门德尔松（F.Mendelssohn，1809—1847），就曾因为想使巴哈（J.S.Bach.1685—1750）的《受难曲》（BWV244—246）重现于世，几乎毁了他自己的前程。

门德尔松坚持这么做，是怕巴哈的音乐成就被隐没。“如果我不做，没人会做。”他说。但是当他以一位盛名的指挥家身份，去要求圣汤玛斯教堂借予四个合唱团参加演出时，却遭受到严峻的拒绝。他们认为他是犹太人，不适宜指挥路德派的圣乐。

这惹得门德尔松大怒，因为他觉得音乐只有“好与坏”之分，而没有“圣与俗”之别。何况他并无意干涉宗教事务，他只是想得到协助，演出宗教音乐而已。他对海根牧师高声说：

如果新约是基督教徒的，那么旧约是属于我们的。你们怎么胆敢唱我们大卫的诗篇？你怎么敢——

结果，门德尔松得罪了教会，所有人也站起来与他为敌。甚至连莱比锡犹太同乡会都派代表来游说他，劝他放弃。他们恐惧宗教问题会导演成政治问题，最后变为反犹运动。

当门德尔松排除万难，以私费训练业余歌唱者演唱《受难曲》时，反犹的政客居然暗中唆使暴徒攻击他。一直到情况恶劣得失去控制，一名业余女高音被杀后，莱比锡的市民才发觉事情做过头了，于是开始检讨。

《受难曲》能够再生，要归功于门德尔松的锲而不舍。门德尔松曾说：“美是超越宗教的，那是人类唯一可以为之而和谐并达到友爱的东西。这捆音乐稿是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作品，它是属于整个音乐世界的。让世人听到它，是我的责任，我相信，一旦人们听见它，它将永垂不朽。”他做到了，也说对了。

张己任先生在接受访问谈到江文也时，亦曾提到瓦格纳（R.Wangner，1813—1883）。这位德国歌剧的改革者，因参加1848年的革命，曾长期亡命在国外。他本身就是政治犯，但德国人并未弃绝他的歌剧作品。瓦格纳生前有浓厚的反犹言行，然而一世纪以后，以色列还是上演了他的歌剧。尽管音乐厅里面在唱歌剧，外面仍有人在拿着牌子抗议。

说起来，江文也当然不是世界上唯一因政治而命运乖舛的音乐家。假如他1949年回台湾，命运也未必更佳。江文也的弟子史惟亮，生前在台湾鼓吹民族乐风。官方却畏于民族意识过分蓬勃，一直表现出暧昧的态度。对于任何艺术家，绝对自由的政治环境才是他们艺术生命的最大保障，少一分自由便不成。

江文也，这个受日本影响很深的台湾籍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作家，我们要如何使他的作品再受到中国人肯定，然后再度跨入国际乐坛，让他成为中国人的骄傲，这问题值得大家再三想想。

1983年11月17日

政治迫害音乐的讨论

最近美国“台美基金会”人文科学奖，推出江文也、杨达、陈锦芳、李敖四个人。我跟黄怡说，你给《千秋评论》写一点关于江文也的事情吧。黄怡说好。黄怡在青年朋友中，才华和快笔是蔚为双绝的，她很快把文章写好了。我看过后，感想颇多，决定写一点最重要的。

江文也是音乐上的一位天才，他被誉为“台湾的肖邦”“亚洲最有才华的作曲家”。但他一生坎坷，先是背着“台湾人的原罪”；在国籍上，虽身为“日本人”，在日本却没得到公平的对待。但他力争上游，1936年在德国脱颖而出。1937年，他的《台湾舞曲》又风光八面，连日本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日本的光荣”。不料，1938年，出乎大家意外的，这个“日本的光荣”毅然回归中国。他放弃东京优越的生活环境，放弃在日本乐坛所建立的地位，甚至放弃日本旧党族家庭出身的日籍夫人，回到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教书。

七年以后，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江文也没有回来，更没随着国民党在1949年“回到台湾的怀抱”。他显然别有怀抱，他留在中国大陆，但是，经过“反右”及“文革”两次风潮，江文也被整惨了。有一段时间，他被派去图书馆坐柜台，甚至在图书馆后头贴补旧书；他的教授职位搞掉了，几十年间没教几个学生，研究民族音乐的工作，也须靠运气而时断时续。

从四十七岁到六十六岁，江文也度过二十载的“批斗岁月”。……

到了1981年，海外掀起“江文也热”，台湾留学生（大部分人根本从未听过他的音乐）开始把江文也一生的遭遇，当成“台湾人的原罪”去谈论，他们视江文也为“台湾人苦难的象征”，认为江文也是替“台湾人”三字背负十字架的活基督。

中共看见江文也有对台统战的价值，马上恢复他北京师大音乐系的教授职务，并给他一幢房子住，但这时江文也早就因为长期身心的折磨而病倒了，他曾两次大吐血，几次中风倒地，然后又由于医治不当，导致全身瘫痪，从此卧病不起，以至于身死。

江文也虽然从“日本人”变为“中国人”，但是，他的“台湾人的原罪”，却照样移植于海峡的两岸。共产党说他右右右，国民党说他左左左，他左右不逢源，最后在今年10月24日死去。黄怡说：

“你不管政治，政治要管你。”依江文也的生平和经历来看，真是最恰当的实例。音乐是江文也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和安慰，而政治成为他发挥音乐才能的最大障碍。音乐与政治，本质上是无关的，可是非常态的政治变迁使它们相关，使江文也这位早年蜚声国际的中国音乐家在生命的最末三十四年间，大有“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芜”的感伤。

江文也的身世，为政治迫害音乐做了最离奇的见证。“假如他1949年回台湾，命运也未必更佳”。这是真的，江文也已无所逃。“政治要管你”，你挣脱不了政治。

虽然中国的音乐工作者要这样被政治屈辱，但是，我相信，某种程度的“冲决网罗”，还是有它一定的成效。从马思聪到侯德健，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做了抉择与挣脱。但是，他们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恐怕还要重新确认。我在《跋〈侯德健给李敖的信〉》里说：

可怜的侯德健，可怜的艺术工作者，他们永远挡不住他们的作品被安排成一幕骗局。侯德健是“深具反省能力”的人，在反省之下，他承认《龙的传人》“有点自欺成分”，因此他飘然远引，从一个想象的世界转向另一个想象的世界，但他不知道：想象的世界很快就会变成真实的世界。侯德健想换一个世界去寻找龙，但他忘了叩问思想家：这世界，是不是根本就是没龙的世界？

江文也死了，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叩问思想家”了。也许他不必再叩问了——他七十三岁了，饱受忧患的他，也许已是“思想起”式的思想家了。

1983年12月12日

为什么涨价？

这个月起，党外周刊联合启事，说“因近日查禁严重，成本增加”“经营日益困难”，所以要调整一下售价，“敬请继续惠予支持”。这一处境，“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也是一样，所以售价也要调整一下。自来我们因义受难，钱都是我们赔，别人是不负担的：禁书搜书的“警总”不负担，印书的厂商、批书的中盘、售书的书店、卖书的小贩、买书的读者，统统是不负担的。现在，在国民党疯狂的查禁行动下，为了不被它打倒，调整一点售价，由读者（包括买书的敌人）稍微分担一小部分，也属情理之常。

按照世界上有的立法例，一般干涉意见自由的政府，干涉意见自由，分“预防制”和“追惩制”两种。“预防制”施之于出书之前，包含：一、检查制；二、许可制；三、保证金制；四、报告制。“追惩制”则施之于出书之后，是出书以后再查禁，不预审，以示民主宽大。我曾经指出：

按照国民党自订的法条，对报纸杂志的出版，采用预防制中的许可制，兼采追惩制；对书籍或其他出版品，采用追惩制。但追惩依法应在出书上市后、送审后，岂可非法跑到装订厂去抢未成书、未上市、未送审前的折纸与毛坯？由此可见，国民党既不能假民主地去实行大大方方的事后追惩制，又不能真独裁地去实行爽爽快快的事前预审制，只能行这种偷偷摸摸的“挂羊头卖狗肉”制，而这种制，却是最毒辣最整人的一种制：因为若行事后追惩制，则在送审后、查禁前，至少有两星期让人卖买的法律机会与活命机会；若行事前预审制，则小民至少可以遵循文警大人的圣旨，知道何者可印、何者不行，至少不必黑字印在白纸上，再给抢走，这样岂不是枉赔检字费、排版费、校对费、打样费、制版费、印刷费、纸张费、管理费？……但国民党的毒辣与整人，作用正是在此！它就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后，再造成你的损失，使你进退两难；使你不但卖不到钱，反倒要赔印刷厂和纸行的钱！试问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每次几十万损失，又有几个争取言论自由的志士仁人受得住呢？于是，国民党最后的目的达到了：“不是我们不自由啊！是你们放弃办杂志、放弃印书！请美国友人评评理吧！（当然这是高华德式的美国友人！）”

国民党统治的真不愧是“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他们从不放弃言论自由，但可使你放弃自由言论！他们从不行独裁国家的“预审制”，但可使你领教他们行的是“预抢制”，预审多麻烦呢？多不民主呢？审都不审，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来番暗箭伤人，又多“禁书如草不闻声”呢？又多妙呢？（“千秋评论”第二十七期《会计学上的新成本》）

国民党在这些卑鄙手段外，这几个月来，他们又变本加厉，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新手段。例如：

一、发起全民“四不运动”——去年8月2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带头宣称：“所谓‘四不运动’，即是不印、不卖、不买、不看。‘不印’，应由有关机构策动全国工商总会或印刷业同业公会，在印刷业界，发起‘不印偏激性刊物运动’，以根绝那些黑刊物，如有印刷者，予以重罚或撤销其执照。‘不卖’，由文化事业团体公会，在书局文具业零售商界，发起‘不贩卖黑刊物运动’。由内政部、教育部在学校及社会上，发起‘不买不看黑刊物运动’。以全民的力量共同抵制之。”在国民党“四不运动”的雷厉风行下，许多印刷厂不敢印了，大都书报摊不敢卖了，公车售票亭的帮忙售书全停止了，一切要转入“地下活动”。而“地下活动”的影响销路、增加开支，是可以想象的。

二、发起“舆论消毒运动”——国民党《中央日报》同时说：“由行政院新闻局或大众传播事业公会，实行‘舆论消毒运动’，策动所有报章、杂志、电台、电视等，分别约聘学者专家，撰写专文、专题讲演、举行座谈会等，针对偏激性刊物之乖谬言论，予以挞伐，以提醒社会大众，参与‘四不运动’，群起而攻之。”在国民党“舆论消毒运动”的雷厉风行下，它还同时不断地创办其他周刊，尤其利用同路人周刊，来鱼目混珠，以达到转移目标、以笔对笔的效果。但是，国民党的笔太不及格了，太不入流了，所以这方面的成效，相当有限。

三、展开疯狂查扣行动——“警总”过去查扣，大体上，还在看过书后，以明列哪篇哪篇罪状的查禁命令，作为执行名义。现在却不然，往往是书连看都不看，就先印好查禁命令，不分青红皂白，查扣再说。例如《千秋评论》第三十九期是1月25日出版的，可是还没发行，就有1月26日的查禁命令“出现”。查禁命令比书出得还早，这叫什么作业？“警总”说他们对查禁的书刊都是由专家审核内容后，认为不妥再请示长官核处，经正常手续取得查禁公文后，才能到有关工厂查禁；至于查禁的公文都要由有关单位盖关防后才行事。其实事实上，满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的习惯多是没命令，先下手，尤其在由警察单位配合时，更是如此。台北市警察局最近又杠上开花，加派保安大队“迅雷小组”也管起禁书来，整天警鸣器大作，呼啸街头。这些亡命飞车的家伙，手中甚至连查扣收据都没有，只好沿街抓人。小贩为了卖几本书的微利，竟遭如此骚扰，其不敢再卖书也，必矣！

四、展开邮局没收行动——另一种疯狂查扣行动，是在邮政局的非法检查与非法没收。过去邮检扣书虽然严重，但还多在查禁命令到达后才动手，今天不然。今天的邮局，却是在书付邮后，一律把书一网成擒，等待查禁命令。接二连三之下，邮局往往不胜其烦，就干脆把书一律秘密“毁尸灭迹”了事，所以最近书付邮后，收件人总是收不到，造成白白的损失和不少误会。至于挂号付邮的书，也是一律悍然扣留，挂号也没有用，反正收不到就是收不到。更妙的事，有的收件人不但收不到书，反倒收到国民党的党八股宣传品——原来是邮局偷抄下收件人的地址，顺便李代桃僵地来番“调包”，给好读“反动”书刊的收件人，来一次“机会教育”——天下之妙事，真无过于此了！

以上所说四点，只不过是党外书刊所面临的新困境。至于其他的困境，像被判刑、被罚金、被下狱、被陷害、被整冤枉等等，当然也就写不胜写，读者也就见怪不怪了。

总之，党外书刊酌涨一点价，由读者分担一点儿小钱，有同情心、有良知的读者，自当欣然同意。不欣然同意而心生怨恨口出怨言者，非人也！因心生怨恨口出怨言而拒购买者，不但非人，且是王八蛋也！——奔波、赶写、抢印、偷装、赔钱、坐牢等都是我们，你们只出点小钱享受就鬼叫，这不是王八蛋，又是什么？

1985年1月17日

《叶明勋密件》书后

“中华书局”的《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里，“当代名人”叶明勋的简历如下：

字夏风，福建浦城人，民国二年9月25日生。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文学士，美国州立科罗拉多大学新闻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新闻研究所研究生、中训团党政班二十八期、革命实践研究院二十四期、党政军高级干部联战班第一期结业。曾任协和大学代训导长。抗战军兴，入渝，参加中央社工作。从此终生以新闻为职志。三十四年胜利后奉派来台，接管同盟社，三十五年筹设“中央社”台北分社并任主任，四十年出任《中华日报》社长，四十八年任自立晚报社长。其间并先后应聘担任行政院设计委员，台湾省政府顾问，筹组台湾省新闻记者公会，历任一、二、三届理事长。五十五年任私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授兼副校长，并兼报业行政科主任。五十年参加创办国华广告公司，为我国现代化广告事业开其先河，初任常务监察人，六十三年改任董事长。现任我国广告业业绩最佳之联广公司董事长、新生报业公司常务董事、《自立晚报》常务董事、《民生报》常务董事、台湾电视公司董事、正声广播公司监察人、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董事、中国钢铁结构公司监察人、林公熊征学田常务监察人等。

叶氏为人淡泊名利，勇于任事，胜利后即奉派随前进指挥所来台，担任中央社特派员，三十余年间但知奉献，利不及身，其在台筹设中央社，无异白手成家。接长《中华日报》及《自立晚报》时，两报均亏损累累，濒于停刊边缘，经悉心整顿，不但转亏为盈，且均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一简历大致不差，但是最后说到叶明勋为《自立晚报》“奠定了良好基础”云云，却与事实完全不符。这一不符，我先从“叶明勋密件”说起。

《叶明勋密件》

《叶明勋密件》是我下的标题。事实上，这是一封他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呈文，底本由我辗转获得，现在先公布如下：

敬呈者：明勋自民国四十八年出任自立晚报社长，于兹将届六载，毫无建树，近以心力交惫，恐再滋贻误，乃决意请辞，除经函致该报董事会外，并经以副本呈送钧会第四组查核在案。明勋分属党员，前此承乏该报社长，亦系出于我党政首长之敦促，负有使该报对党政方面协调之任务，故于此次辞职之后，自应就该报改组之经过，明勋过去受任之始末，六年来任职之情形，对钧会有所报告。查《自立晚报》，原系李玉阶先生独资经营，以标榜无党无派独立经营为号召，后因办理不善，业务始终无法发展，至四十八年，经费周转陷于极度困难，已感难于继续维持，李乃就商于前台北市市长吴三连先生，请投资合作，吴氏此即慨允以新台币二百万元投资入股，当时正值所谓“反对党”酝酿甚烈，吴氏此举，颇堪重视，我党政负责方面即透过前台湾省议会议员许金德同志之关系，商请吴氏出让股份一百万元，促成李、吴、许三人合作经营该报之局面，并经协商，由李任董事长、吴为发行人，社长一职则由许方推介，嗣经钧会唐前秘书长纵及台湾省政府周前主席至柔商定，属意明勋出任此职，并承数度召见，晓以为党国服务之大义，虽一再恳请另行考虑人选，终未获准。当时明勋认为改组后之《自立晚报》，虽有本党同志入资参加，但所占股份仅有三分之一，有孤掌难鸣之感，如欲达成所负任务，势非改组编辑部，自行掌握编辑

政策不可，但不料李董事长玉阶竟于明勋未到职之先，即一面将原任总编辑张煦本调任副社长，以其子李子弋为总编辑；一面发动员工散发传单，对明勋加以攻讦，谓明勋到职后，对人事上将大事更张，以激起员工之反感。明勋见情势如此，知事不可为，乃再向唐前秘书长及周前主席恳辞，然仍未获允可，且嘱先行到职，俟将来相机调整，明勋在此公谊私情逼迫之下，只好前往接任，犹冀勉尽绵薄，或可稍有匡助。到任之初，一面力求新闻言论之能符合本党政策，一面力求业务之扩展，期以业务成绩逐渐提高待遇，进而掌握员工，推行本党政策，尚幸六年以来发行由八千余份增至二万余份，商业广告由每月五万元增至五十万元；至言论方面，因总主笔钟鼎文系本党同志，合作尚佳，并曾就主笔人事上略有调整，如主笔牟力非之去职，即为一例。至于编辑方面，凡不应刊登之新闻及专栏副刊文字，明勋事先得知，婉为劝止或加以修正者，为数固亦不少，但由李董事长直接交送编辑部，及编辑部不经明勋同意，或不服明勋劝止而刊出者，仍所在多有，社内人事既始终无法调整，在董事长及总编辑把持之下，明勋亦始终处于形格势禁之中，虽欲加以过问，亦为力所不逮。故六年以来，曾迭经报请我党政首长请准辞去社长职务。良以任务既无法达成，势为徒增罪愆，与其贻误于后，毋宁早退为佳。凡兹经过，均为唐前秘书长及周前主席所详悉，谅亦蒙钧会主管单位所曲宥。现明勋虽已辞去该报社长职务，但对以往经过，仍不能不向钧会加以陈述，目的不在表白明勋个人任职期内之功过，而在使钧会对该社情形有较深切之了解，俾作为今后处理之参考，至于明勋在该报社长任内未能达成党政方面所交付之任务，深滋惭悚，如有处分，当敬谨接受，待罪陈词，伏乞

鉴核为祷谨呈

中央委员会第四组　转呈

中央委员会

叶明勋　谨呈　6月28日

密件显示了什么？

读这个密件，不了解复杂背景是读不懂的，我先从头说起。

先说李玉阶。他是江苏武进人。他在1951年9月20日主持《自立晚报》，惨淡经营，艰苦备尝。当时《自立晚报》只有五六千斤破烂的铅字，两台逾龄的平版机，时常发生故障，影响正常出报。据洪炎秋《我所认识的李玉阶兄》回忆：“在民国四十年前后的一段时期，中央政府迁台不久，百废待举，各业都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尤以报业为甚。在当时，几家公营报社，因为各有机关作为背景，可以获得配纸，拿到公告，在资金的周转上，也比较灵活，所以还可勉强支撑。而那些民营报纸，则以缺乏这种方便，无不奄奄待毙。”李玉阶在“奄奄待毙”的情况下苦撑《自立晚报》，为争取言论自由略尽绵薄，是很不容易的。

李玉阶在主持《自立晚报》的第二年，就闯了大祸。据他在1954年写《送往迎来：先送沈昌焕》中回忆：

……四十一年10月14日本报刊登《孔祥熙行将返国，共赴国难》消息一则，沈（国民党中央第四组主任沈昌焕）即借口总裁交办追究来源，本报为避免麻烦，翌日依出版法，曾有尚非事实之更正，但，沈不甘休，仍提出会报，以泄露外交秘密——本报曾刊载我将废除中苏条约——决予以停刊一个月之处分，通知吴国桢执行，讵吴不受命，迭经张彼德往返折冲；迫不得已，本报忍痛以整理内部，于四十二年4月7日起“自动”停刊七日，了此公案。

据我所知，当时是阮毅成从阳明山下来，透露这一消息。蒋介石“追究来源”，李玉阶不肯出卖阮毅成，因此被小人沈昌焕所整，付出了停刊七天的代价。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不料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李玉阶再回忆：

刚才惨淡经营，度过半年。国庆那天，本报编辑部以人手不多，又限于时间，大家集中精神抢编第一版国庆阅兵新闻，不料记者文字失检，四版编辑疏忽，迨我发觉，立刻处分，一面报请省新闻处核办，新闻处即转四组请示。当然沈昌焕认为这是大好机会来了，约我到他家谈话，加以诋毁元首罪名，故意说出许多事态严重恫吓的话，使我就范。我正告他：第一，像这种情形，在民主国家是不足为奇，就以我们蒋总统这样民主风度，宽大为怀，我相信即使得知，亦不过一笑而已；第二，本报已经当日自动检举，揆诸法律，对自首者尚应减刑，希望量情从轻处分；第三，任何处分，希望依法办理，维持民主法治国家的体面；第四，报纸为反共抗俄的宣传工具，工具本身无罪，罪在使用的人，希望罚人不处罚报纸，勿以一二人的无心错误，而影响百余忠贞员工的生活。经我理直气壮说了一番之后，旋即告辞。

但是，沈昌焕毫不留情，要置本报于死地，翌日仍以诋毁元首为由，于法无所依据，请以停刊三个月之严厉处分，提出会报通过，当日下午通知便即送到省府，限即执行。事到如此，已经没有挽回余地。我因不愿增加好好先生俞鸿钧主席的困难，经与俞主席洽谈后，毅然接受；于是17日奉到省令，19日起遵令停刊，与我全体员工开始同过三个月的痛苦生活。自由中国新闻界这样一件大事，虽经沈昌焕封锁新闻，避见外国记者，但外国通讯社外国机关，仍争相发电报道。这完全是沈昌焕少年得志，不顾大体，弄权毁法，蒙蔽领袖，挟党济私；徒然招致政府不够民主、不尊重新闻自由、打击民营报纸的讥评。因之，本年国民大会期间，在中国公学校友会欢宴胡适之先生会上，胡先生与我谈起这事，曾以老学长资格责备我不该屈于权势，助长毁法者之气焰，影响民主法治前途，并且一再鼓励我，今后要拿出勇气，争取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事实告诉我们，本报虽然受到惨重的损害，自本年1月19日复刊以来，一直元气未复，现尚每月亏累二万余元，勉强挣扎；但是，政府无形的损失的确比本报更大。

据我所知，当时“记者文字失检”的记者是笔名田舍的田士林（现任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广播科主任）。他写双十节花絮，大意说大家都看阅兵台上的蒋“总统”，但有一个在看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坐在新公园墙头上，露出了三角裤。就这么一条花边新闻，就为国民党所不容，以侮辱领袖罪名，严予处分。

李玉阶引狼入室

在李玉阶主持下的《自立晚报》，除了政治上为争取言论自由而遭遇困境外，经济上的困境也一直未能解决。李玉阶在无奈之下，想到吸引外资。而这外资，应该是党外性的，这样才能维系言论少受国民党干扰的命脉。在这种考虑下，他想到吴三连。吴三连省议员下台后，他们台南帮侯雨利（吴三连晚辈）等财阀，为了巩固台南帮在台北的立脚点，也颇赞同吴三连加入《自立晚报》。这时前上海《益世报》老报人、吴三连的“清客”范争波献计，想由吴三连入股百分之五十一，借以控制《自立晚报》，但是李玉阶不肯。李玉阶只肯各占百分之五十。消息传出，国民党大特务唐纵（当时为省政府秘书长）出面，透露这样两分天下不行，因为吴三连可能早晚会吃掉李玉阶，李玉阶要合伙，不如同省议员许金德合伙，许金德是省议员，也是工矿公司董事长，是国民党，其实比党外吴三连还可靠。李玉阶听了，就不想同吴三连合伙了。吴三连不肯罢休，跑去找许金德吵，说你为何插一脚？许金德说谁高兴要插一脚，是中央要我来的。争执不下，最后决定三分天下。由李玉阶任董事长、吴三连任发行人、许金德任常务董事、社长由常务董事推荐，于是国民党叶明勋进了《自立晚报》。

在原始的三分天下协议书上，明定现有人事不动。而在现有人事上，李玉阶长子李子弋已是总编辑。当时李家班遭遇到两股挖墙脚的外力，一股是政治上的，一股是经济上的。政治上就是《叶明勋密件》所说的“本党”要“改组编辑部”，展开国民党夺权；经济上就是吴三连不断蚕食鲸吞，展开大吃小。日月交征之下，李家班的新困境，又发生了。

吴三连挖墙脚

《叶明勋密件》中说他要代国民党“自行掌握编辑政策”，这一内幕，颇值得细说。原来叶明勋早在1951年即出任国民党党报《中华日报》社长，由于为大舅子严侨作保，严侨因是共产党被捕，叶明勋引咎下台。下台以后变成闲人。但他为人随和，喜欢喝酒交朋友，人缘极佳，所以《自立晚报》改组，他又被党中央看中，派来做“监军”，以“掌握编辑政策”。叶明勋到《自立晚报》后，在一张奇大的四方桌子上，与李玉阶朝夕相对，千方百计地想夺编辑权。他首先请来黄雪邨为主笔，代他看稿，遭到大家反对，叶明勋只好自己看。李子弋是有霸气的人，为争取言论自由，对叶明勋的挖墙脚，颇加防范，但叶明勋仍挖个不停。例如又排挤牟力非，拉进李廉任主笔，就是显例。那时李廉刚与陈建中争宠失败，投靠正声广播公司夏晓华，颇为索寞，叶明勋拉他，自愿效命。此类挖墙脚，正密件所谓“进而掌握员工，推行本党政策”也！

这时吴三连也不闲着，展开大作业。这个假党外，他首先联合许金德、刘启光（华南银行董事长）等，以台湾人立场，与外省人李家班对立。又推出外甥王锦昌做总经理，掌握财政大权。经济上布建就绪后，吴三连想从李家班手中夺编辑权。他找李廉、钟鼎文（总主笔）吃饭，请他们向李玉阶转达，说希望由黄雪邨代替李子弋任总编辑。李玉阶不高兴，责备李廉，说我们几十年交情，起于西北，你何能到东南来做说客？有协议书在，吴三连怎么可以变花样？由于李玉阶的生气，吴三连无法快快挖，就改为慢慢挖。吴三连乃透过范争波，建立河南帮，吸收了《益世报》同事罗祖光等；王锦昌也吸收了刘笃高、萧枫等进编辑部。当时因为李子弋还是总编辑，这些人虽进来挖，但也不得不买些李子弋的账，尚不敢过分。李子弋为人豪爽四海，当时也与人为善，颇为照顾柏杨（郭衣洞，河南帮），由柏杨任副刊编辑。后来，柏杨写《倚梦闲话》，内有一文有问题。李子弋怕柏杨出事，说这篇不宜刊出。柏杨不高兴，发生争吵，李子弋气了，说：“你合则留，不合则去。”柏杨口出怨言，泄了真情，柏杨说：“多少人收买我们，我们都维护你，你怎可这样对我？”自此以后，河南帮明显地投奔吴三连，明目张胆起来了。李子弋为柏杨忘恩负义，颇感伤心，但为了大局，也就忍下来。

吴三连通吃

叶明勋交游广阔，常常拉来应酬文章给李子弋登。其中有刘鄂公写的《说南宋》。《说南宋》连载完毕，寒爵《说南明》上档。柏杨这时兼办自己的平原出版社，想一鱼两吃，接漏油，说《说南宋》出了专书，在《中央日报》上登广告。蒋介石看《中央日报》，看了这广告，不久在中常会散会前，突然大发雷霆。蒋介石从口袋中掏出一本《说南宋》，问在座同志谁看过。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吭声。蒋介石说：“这种失败主义的作品，怎可在复兴基地上流传？你们是吃什么的！”散会后，周至柔立刻通知叶明勋，说快逃。叶明勋是树叶掉下来怕被打破头的人，乃直奔李玉阶家，哀呼：“玉老！玉老！帮帮我忙，救救我！”李玉阶问什么事，叶明勋备述原委，坚持辞职。李玉阶说要辞大家一起辞。

那时候国民党第四组主任是变节的共产党谢然之。这人极为卑鄙。他等了好久要整李家班，这下子可逮到机会了。于是李家班争取言论自由多年的许多大罪小罪，都一次并发。当天下午就决定了把李家班赶出《自立晚报》的命运。李玉阶知道后，只好准备扫地出门。这时李家班在《自立晚报》的股份已被吴三连制造假亏损，搞增资把戏，只剩下了四分之一。李家班认为当按增值标准退股，谢然之为了《自立晚报》批过他，乃公报私仇，坚持不肯，并威胁说：“多少拿一点算了，早晚李子弋要关进去！”并捏造说李玉阶刁难，赖着不肯退，报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说了一句“恐怕是条件不妥”。谢然之不敢再做手脚，最后乃以两百万成交，赶走了李家班。于是，三分天下变成了二分天下。李家班前后八年的为争取言论自由台面，最后被假党外吴三连和真国民党许金德吃光。

范争波等这时额手相庆，庆祝赶走了李家班。范争波当了社长、罗祖光当了总编辑、柏杨当了副总编辑。但是，台湾人的饭是那么好吃的！范争波没几天就被拉下马，由台南帮李亚樵接社长。后来柏杨入狱，罗祖光也被请走了，《自立晚报》自此变成了台南帮的天下。虽然标榜“无党无派独立经营”，但天知道那是什么“无党无派独立经营”！——一半股权捏在国民党许金德手里，而吴三连自己，虽名为党外，骨子里其实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吴三连在抗战时期给日本人做走狗，现在又转为国民党做走狗。什么争取言论自由，都是吴丰山式作秀罢了！

《叶明勋密件》是他虽辞职却未被党中央核准前的作品，所以字里行间，颇有文章。例如他说“至于编辑方面，凡不应刊登之新闻及专栏副刊文字，明勋事先得知，婉为劝止或加以修正者，为数固亦不少，但由李董事长直接交送编辑部，及编辑部不经明勋同意，或不服明勋劝止而刊出者，仍所在多有”等话中，所谓“副刊文字”之言，就是伏笔，意谓登出《说南宋》之举，实非他所能“劝止”也。意在卸责给李家班，已极显然。叶明勋有句名言，他说：“我真倒霉，做《文星》发行人，碰到李敖；做《自立晚报》社长，碰到李子弋。”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李子弋曾托叶明勋找我为《自立晚报》写专栏，叶明勋秘藏此事，不肯转达。叶明勋力阻二李合流，二李如果合了流，他更要倒霉了。

看了《叶明勋密件》，深深令人感到做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的可怜，和国民党控制言论自由的可恨。国民党整掉李万居的《公论报》，整掉李家班的《自立晚报》，它的魔掌，是无孔不入的。它会整你，直到你听命于它为止。如今《自立晚报》听命于它了，名“自立”，实不“自立”，李家班时代的那点余韵流风，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1985年4月18日晨

为历史拨云

中国史的拨云见日

《世说新语》有“拨云雾，睹青天”的快感。这种快感，到《水浒传》里转成了“拨云见日”，意指扫除乌云，得见天日。看中国史的问题，恰恰如此。

中国史自古到今，被四种乌云罩住：第一种是“古云”，第二种是“蓝云”，第三种是“红云”，第四种是“洋云”。

“古云”是古代的乌云。在这种乌云笼罩下，历史只是“帝王家谱”，只是“相斫书”，只是“断烂朝报”。结果呢，中国自古以来史书虽然很多，但有用的和浪费的混成一团，可信的和荒谬的绞在一起，距离像样的历史还很遥远。

“蓝云”是国民党的乌云。国民党核心组织有蓝衣社，故以蓝代表。在这种乌云下，历史只是国民党一党史观下的“獭祭”对象，同时羼进大量的假史料、假解释，弄得处处是谎话。历史老师就是谎话老师，甚至久假不归，还不知自己整天说谎呢！

……（编者略）

“洋云”是外国人的乌云。外国人研究中国史，本来就隔靴搔痒，但搔久了，也冒出一些“支那通”。早期的“支那通”还有硬里子，后来的“支那通”就多靠“假洋鬼子”为他读中文，他再以所谓现代学术方法解析之，但解析出来的却多光怪陆离。

以上四种乌云，都是遮盖真正中国史的魔障，虽然古今各异，中外不同，程度有高下之别，但其为乌云之功，则不分彼此。

警觉到中国史一直陷身在四种乌云之下，而有以“噩梦初醒”，是最重要的一个起点。把它们拨开，才能见到星星、月亮、太阳。如果三者都还见不到，梦醒时分，见见陨石也好。陨石虽然“酷”，但它毕竟是乌云遮不住的真东西。——历史就是要真东西，不管它多么“酷”。

1993年10月6日

中国人的“五百年”思想

《孟子·公孙丑下》有这样一段：“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离开齐国，在路上，被充虞看出他有不快乐的样子，因以为问。但是，他却以大方向答复了充虞。他说每过五百年必会有圣君兴起，那时候还有命世之才出现，从周武王以来，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论年数，都超出五百年了；论时势，现在也正是时候了。正因为有五百年必出圣君贤相的使命感，所以，他老孟又为什么不快乐呢？五百年后的第一名，还有谁呀？”

孟子这种五百年的思想，他还另有过说明。《孟子·尽心下》又有这样一段：“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指出，由于五百年的时差，先王之道有的是亲身见到的，有的是后来听闻的。禹与皋陶可以亲身见到尧舜行道，但是汤就只有后来听闻了。依此类推，但推到孔子那一代，离我们只不过一百多年。离圣人的年代这样不远，离圣人的家乡又这样近，但是亲见孔子之道的没有了，听闻孔子之道的也没有了。——显然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来预言，本应验之于孔子身上，但是孔孟百年之差，当今还是“舍我其谁”吧！

正因为这种五百年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冒出这样的抱负：“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以五百年思想，出而主张继圣人而发扬经典，司马迁也就当文不敢自谦。这种抱负，岂不正是五百年思想的延续吗？

从五百年思想出现以后，五百年成为一个隐含抱负的时间单位，也就习以为常。试看宋朝人就有诗说：“梅花重压帽檐偏，曳杖行歌意欲仙。后五百年君记取，断无人似放翁颠。”（陆游）清朝人就有诗说：“满眼天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赵翼）……流风所及，甚至鲤鱼修满五百年都有龙门之跳了。五百年的神奇性，还用说吗？

1990年2月23日

中国人的观音思想

观音是佛教菩萨之一，却是菩萨中最有名的。他跟阿弥陀佛和大势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他在1世纪时传入中国，名字一直叫观世音，正译叫观自在。几百年下来，一路风光，在6世纪的时候，已深入中国内地，各寺庙都供有他的塑像。7世纪时出来唐太宗李世民，由于观世音的“世”字与李世民的“世”字相同，为了避讳，从此菩萨让一步，改名观音，直到今天。

观音在中国，一直给人大慈大悲的好印象。《法华经》中说众生苦恼之时，只要“一心称名”，观音就“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样子有求必应，正所谓观世之音也。

观音既然这样慈悲，而施展慈悲的方法，“观其音声”以外，必须继之以具体的协助，才能奏效。而观音的方法，却是非常特殊的。其中最明显的，是他有不同的名称和变像。名称上，从六观音、七观音、三十二观音到送子观音等等，五花八门；变像上，首先是他的雌雄之变。在12世纪以前，中国人眼里的观音都是男性，后来转变为双性、为女性、为“男人女身”，不一而足。但照《琅嬛记》等正确解释，观音实在是不男不女、亦男亦女、可男可女。不但可男可女，并且可以“现众身”，上自飞禽，下至走兽，无一不可。因为观音本身是“无形”的，佛门弟子却枉费心机为观音造像、画像，当然是可笑的。

在以观音为男性的说法中，因为是男性，所以有老婆，老婆叫度母女神；但以观音为女性的说法中，却说大圣自在天和乌摩女为夫妇，生了三千子女，其中一千五百个是做恶事的，一千五百个是做善事的。做善事的是“观音之化身”，跟那一千五百个做恶事的配成兄弟夫妇，以性交方法，来软化恶行。在这种设计之下，观音自然是女性了。这种菩萨心肠，推而广之，最后变成不只神与神间的性交了，也有神与人间的性交了。《西湖二集》有一个故事说，唐朝延州有位妓女，“不接钱钞”、不要钱，让人白嫖。原来这妓女是在“舍身菩萨化身，以济贫人之欲（愁）”！以身为布施如此，其为菩萨心肠，明矣！

这种观音化为女性给人搞的妙事，后来演变出“骨菩萨”的典故。《续玄怪录》有这样一段：“一淫纵女子早死，瘗于道左，忽有胡僧敬礼墓前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骨菩萨。’”所谓骨就是锁骨，就是死后骨骼钩结如锁。在佛门中，有一奇怪的理论，叫作“以欲（）止欲（）”，主张用风情万种的美女，吸引好色之徒，以引你性欲为手段，以导你信佛为目的，这在《宗镜录》和《维摩诘所说经》中，都公开宣扬之。不过观音出面做“骨菩萨”，有时也会摆人一道。“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普门示现图”中引《观音感应传》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陕右金沙滩上，出现个漂亮的卖鱼女人，许多人都打她主意，她的条件却是对方须能在一夜之间背得出《普门品》才成，结果有二十个人能做到。她说：“一身岂能配多夫？”改背诵《金刚经》，仍有十八人能做到。她又改背诵《法华经》，只有姓马的年轻人能做到。可是一迎女的进门，她就死了，并且尸体立刻烂光。后来有一和尚来，姓马的年轻人带他上坟，和尚开棺，“惟黄金色锁子骨存焉”。和尚说：“此观音菩萨，悯汝等以化现耳！”可见人信了佛，不一定搞得到观音，可能空忙一场！

中国人的观音思想，最后定位在膜拜女神的一般见解上，性交之念，似乎不再发作了。

1988年11月10日

中国人的加水思想

中国笑话书《哈哈笑》中，有《在我身上》一则笑话，说一个富翁出外旅行，晚餐醉酒，在旅馆中老是冒汗。他叫一个小厮为他扇扇子，扇到热解汗收，问小厮道：“我身上的水，到哪儿去了？”小厮肃然对曰：“在小的身上。”

这类笑话，降至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却也别有实例。台湾跟国民党走的女作家有谢冰莹，男作家有陈纪滢。有一次“中国文艺协会”刊印小册子，把两人的名字弄错，谢冰莹印成谢冰“滢”，陈纪滢印成陈纪“莹”。陈纪滢看了，冒出黄腔一句说：“咦，我身上的水，怎么跑到谢冰莹身上了？”

其实这种名字上有水上身的例子，在中国传统上，不但不是手民之误，并且还是国粹之一呢。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有《谈前清刑部则例》一条，其中说：“清代犯大辟不赦之罪，犯者本名，如有吉、祥、宏、大字面，文卷中皆为之特加偏旁，凡廷寄、上谕及刑部奏折、通行文告，多照此例。习惯加‘刀’旁、加‘水’旁，如白莲教林青，则加水旁为林清，马新贻案张文祥，为汶祥。太平天国谭绍光、胡以光、赖文光，公文中皆用绍洗、以洗、文洗。洪大全解京凌迟，大字亦上加一点。独对于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石达开，皆未加偏旁，不知其故。或云：因认为‘罪大恶极’，其原名已通国皆知，如加偏旁，转滋误会也。”由此看来，给大逆不道者名加三点水，已是清朝惯例，故白莲教的林青，就一变而成林清。可叹他无先见之明，不能比照民进党的尤清，先自行加水免罚也。

正因为有这种加水思想，所以推而广之，对大逆不道而名非“通国皆知”者，都一律加水不误。孙中山在革命之初，还没有大名气，所以孙文的名字，就变成孙“汶”。广州起义失败后，在清吏按察使告示及赏格上，就有“孙汶即逸仙，香山县东乡翠微村人。额角不宽，年约二十九岁。花红银一千元”等语，而在前言中，也有“拿获匪犯陆皓东等各名审办，惟尚有首要各匪孙汶等在逃未获，亟应悬赏缉拿，合行出示晓谕”等语，可见一汶再汶，不乏文证。这种告示以外，在内部文件中，也不乏其列。例如光绪朝宫中档第003347号中，就有“此次惠匪起事，实系逆犯孙汶等为首，纠结死党，在香港租界设立同义兴松柏公司，购备洋枪铅药马匹干粮旗帜号衣，招集各路会匪，付给资本银三十万元，分头布置，约期大举”等语；在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两广总督张鸣岐致军机处电文中，也有“温生才供：年四十二岁，实系嘉应州丙村人，前供名生财，顺德县人，均系混供。素充长随，后因出洋学习工艺，投入孙汶革命党，回华后专持暗杀主义”等语。可见文件上予以加水，是很普遍的事。

《破涕录》有这样一段：“曾记前清时，当孙氏之初出亡，清政府行文通缉，于孙氏之名，皆加一水旁，书作汶字，盖本作史者之惯例，凡对于大逆不道者之名，必加水旁以示区别；若记外国人之译名，则加口旁也。其时日本大阪适有华裔商姓孙名淦者，为驻日公使某所侦知，以为必是孙汶之弟兄，拘之，既察知该商为上海人，与孙氏实不相干，始释之。此一牵涉，尤为匪夷所思。”可见姓名加水，加到后来，竟有糊涂大官人以为孙汶是本名了。中国人加水思想之泛滥，竟可荒唐到这种程度了。

1989年2月23日

中国人的贪污思想

贪污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中国人的贪污思想，除了恶与人同之外，又有它独立的特色，应该特别研究。

中国人的贪污分三大类：一类是贪得无厌型，一类是政治作用型，一类是应付开支型。

贪得无厌型是指贪污所得，根本不是用来花费，只是满足个人的贪心。明朝严嵩贪污，家产可支付好几年国防预算；清朝和珅贪污，家产可支付二十年全国预算……这样庞大的贪污所得，当事人虽寿同彭祖，活八百岁，也花不完，所以这种贪污，只是病态的“贪污狂”而已。

政治作用型是指贪污避祸，根本不是要贪污，只是消弭人主的猜忌。汉朝萧何“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目的无他，意在告诉汉高帝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宋朝石守信被“杯酒释兵权”后，“专务聚敛，集财巨万”“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值不给”，目的也无他，意在告诉宋太祖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这样有意地贪污自污，当事人实非爱钱，但是格于人主，不得不爱它一下。此类政治作用的贪污，有的甚至是奉命的。南唐以五万两银子贿赂宋朝赵普，人主却说“此不可不受”，最后南唐派本家老弟来朝，人主除赏赐以外，秘密送来红包，打开一看，数目正与五万两银子相等！可见奉命贪污，可作为人主明察秋毫的政治作用，贪污之为用，亦大矣哉！

应付开支型是指贪污原因，根本在入不敷出。有趣的是，这种入不敷出，并不以小官穷吏为然，封疆大吏也一样。在后魏时代，根本没有官禄之制。清官贫苦异常。如高允住草屋、吃盐菜，儿子要采樵自给，才能活命。到了明清，也好不到哪儿去。明朝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活母亲妻小。到了清朝，总督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五十五两，都不能活。雍正创制“养廉银”救命，但是行之既久，物价上升，其廉也未易养，再加上财政拮据，“养廉银”也停支或削减，发挥不了作用。政府方面，一方面养廉，一方面贪污，最明显的是卖官鬻爵，做官要捐，才有官做，并且越捐越不值钱。一个知县（县太爷），在乾隆时要捐四千六百两才能做，到了光绪时，只消二千六百两就成了。照许世英的回忆，一名小京官的官俸是纹银七十两，但可分到“印结费”三十两。“印结费”就是捐官晋京朝见时的“孝敬”。晋京朝见，必须同乡京官用印具结作保，被保的人，一律要出钱，汇集起来，由同乡京官公分。因为京中开支大，必须贪外官之污，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外官不贪污，也不能活。于是贿赂公行，满朝皆贪污。可见这种公然的贪污，是制度使然。制度使中国人不以贪污为耻，制度腐化了世道人心。

国民党调查局在2月1日成立了肃贪处，准备大举惩治贪污，我看了很好笑。中国人惩贪，从明太祖剥皮到国民党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的死刑条款，何代不严？但贪污之事，何代无之？根本的原因很多，在政府方面，制度上必须修正两点，方有起色。第一是监督工作，不能出自政府本身；第二是薪金给付，必须合乎情理。例如公教人员房租津贴每月七百元，这种数目，连间厕所都租不到，如何养廉？这样开玩笑，人不贪污，其可得乎？

1989年2月2日

中国人的名教思想

名教一词，最早是用来描写汉朝末年的清流人士李膺的，见于《世说新语》。原文是：“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不过在《后汉书》中，并没有以名教为己任的话。所以名教云云，可能是《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归纳李膺行为的话。换句话说，就是晋朝人刘义庆，以当时人的口气，说了汉朝人的话。汉朝人并没有名教的话。

名教一词，严格说来，最早见于晋朝人嵇康的《释私论》。《释私论》说：“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嵇康是3世纪时最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他在魏晋之际，司马家政治集团坐大后，下乡以打铁谋生，最后还是在劫难逃，以四十之年，被诬叛乱，从容就义。俞正燮《癸巳存稿》说：“乍观之，一似司马氏以名教杀康也者，其实不然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说：“司马氏实以当时所谓名教杀康者。”其实，俞正燮和陈寅恪都犯了各执一端的错误。事实上，政治瘪三杀嵇康，理由既是名教的，也是名教以外的，硬说那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大可不必。

以名教理由杀人，什么是名教呢？照嵇康《释私论》的原意，名教显然是指与道家自然思想对立的儒家名教思想而言。《晋书·阮瞻传》中王戎有“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之问，足见名教是与自然相对的，换句话说，名教与自然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歧义的一项主题。

所谓自然，在《晋书·乐广传》中有个例子：“是时王澄、胡毋辅之等，皆亦任放为达，或至裸体者。广闻而笑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崇尚自然的人，不但在理论上上天下地，甚至在衣冠上都天体营化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到这种具体程度，还在乎什么礼法呢？

道家的自然思想，是上天下地的；儒家的名教思想，原始意义虽不上天下地，也相当宽，但在晋朝人的解释下，就一框再框。晋朝人心中的名教，如陈寅恪所说：“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人世求仕著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嵇康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从宽处看，是儒道思想之争；从窄处看，却是标榜老庄之学，对现政权不合作。政治瘪三以违反名教理由杀嵇康，也就因此而来。

不过，从晋朝以后，对名教的解释，是不从窄处看的，它的定义，像滚元宵，有了核心以后，越滚越大。一谈到名教，它就含蕴了纲常、名分、尊卑、礼法、人伦等所有的仁义道德，成了总称。而这些仁义道德，是以君臣父子为主轴的。这就是袁宏《后汉纪》中所谓的“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任何有违这一规范的，都会被扣上“名教罪人”或“有伤名教”的大帽子，被斗得死去活来。这种名教思想，是中国人独有的法宝，洋鬼子是学不到的。（对名教的解释，有两个旁支：一个是顾炎武的“名教”，解做名誉与名声，这不外是《管子》中“名教通于天下”的别说；另一个是胡适的“名教”，乃专指姓名与文字迷信而言。皆非正说也。）

1988年11月22日

附录　名教（胡适）

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这是近年来几个学者的结论。有些人听了很扬扬得意，因为他们觉得不迷信宗教是一件光荣的事。有些人听了要做愁眉苦脸，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民族没有宗教是要堕落的。

于今好了，得意的也不可太得意了，懊恼的也不必懊恼了。因为我们新发现中国不是没有宗教的；我们中国有一个很伟大的宗教。

孔教早倒霉了，佛教早衰亡了，道教也早冷落了。然而我们却还有我们的宗教。这个宗教是什么教呢？提起此教，大大有名，它就叫作“名教”。

名教信仰什么？信仰“名”。

名教崇拜什么？崇拜“名”。

名教的信条只有一条：“信仰名的万能。”

“名”是什么？这一问似乎要做点考据。《论语》里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

《仪礼·聘礼》注：名，书文也。今谓之字。

《周礼·大行人下》注：书名，书文字也。古曰名。

《周礼·外史下》注：古曰名，今曰字。

《仪礼·聘礼》的释文说：名，谓文字也。

总括起来，“名”即文字，即是写的字。

“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这个宗教，我们信仰了几千年，却不自觉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宗教。不自觉的缘故正是因为这个宗教太伟大了，无往不在，无所不包，就如同空气一样，我们日日夜夜在空气里生活，竟不觉得空气的存在了。

现在科学进步了，便有好事的科学家去分析空气是什么，便也有好事的学者去分析这个伟大的名教。

民国十五年有位冯友兰先生发表一篇很精辟的《名教之分析》（《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第194—196页）。冯先生指出“名教”便是崇拜名词的宗教，是崇拜名词所代表的概念的宗教。

冯先生所分析的还只是上流社会和知识阶级所奉的“名教”，它的势力虽然也很伟大，还算不得“名教”的最重要部分。

这两年来，有位江绍原先生在他的“礼部”职司的范围内，发现了不少有趣味的材料，陆续在《语丝》《贡献》几种杂志上发表。他同他的朋友们收的材料是细大不捐、雅俗无别的；所以他们的材料使我们渐渐明白我们中华民族崇奉的“名教”是个什么样子。

究竟我们这个贵教是个什么样子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先从一个小孩生下地说起。古时小孩生下地之后，要请一位专门术家来听小孩的哭声，声中某律，然后取名字。（看《江绍原小品》第68页，《贡献》第八期，第24页）现在的民间变简单了，只请一个算命的，排排八字，看他缺少五行之中哪一行。若缺水，便取个水旁的名字；若缺金，便取个金旁的名字。若缺火又缺土的，我们徽州人便取个“灶”字，名字可以补气禀的缺陷。

小孩命若不好，便把他“寄名”在观音菩萨的座前，取个和尚式的“法名”，便可以无灾无难了。

小孩若爱啼啼哭哭，睡不安宁，便写一张字帖，贴在行人小便的处所，上写着：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好儿郎。

过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

文字的神力真不少。

小孩跌了一跤，受了惊骇，那是骇掉了“魂”，须得“叫魂”。魂怎么叫呢？到那跌跤的地方，撒把米，高叫小孩子的名字，一路叫回家。叫名便是叫魂了。

小孩渐渐长大了，在村学堂同人打架，打输了，心里恨不过，便拿一条柴炭，在墙上写着诅咒他的仇人的标语：“王阿三热病打死。”他写了几遍，心上的气便平了。

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她受了隔壁王七嫂的气，便拿一把菜刀，在刀板上割，一面割，一面喊“王七老婆”的名字，这便等于乱割王七嫂了。

他的父亲也是“名教”的信徒。他受了王七哥的气，打又打他不过，只好破口骂他，骂他的爹妈、骂他的妹子、骂他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便算出了气了。

据江绍原先生的考察，现在这一家人都大进步了。小孩在墙上会写“打倒阿毛”了，他妈也会喊“打倒周小妹”了，他爸爸也会贴“打倒王庆来”了。（《贡献》九期，《江绍原小品》第78页）

他家人口不平安，有病的、有死的，这也有好法子。请个道士来，画几道符，大门上贴一张，房门上贴一张，毛厕上也贴一张，病鬼便都跑掉了，再不敢进门了。画符自然是“名教”的重要方法。

死了的人又怎么办呢？请一班和尚来，念几卷经，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念经自然也是“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经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议的神力。

死了人，要“点主”。把神主牌写好，把那“主”字上头的一点空着，请一位乡绅来点主。把一只雄鸡头上的鸡冠切破，那位赵乡绅把硃笔醮饱了鸡冠血，点上“主”字。从此死者的灵魂遂凭依在神主牌上了。

吊丧须用挽联，贺婚贺寿须用贺联；讲究的送幛子，更讲究的送祭文寿序。都是文字，都是“名教”的一部分。

豆腐店的老板梦想发大财，也有法子。请村口王老师写副门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也可以过发财的瘾了。

赵乡绅也有他的梦想，所以他也写副门联：“总集福荫，备致嘉祥。”

王老师虽是不通，虽是下流，但他也得写一副门联：“文章华国，忠孝传家。”

豆腐店老板心里还不很满足，又去请王老师替他写一个大红春帖——“对我生财”，贴在对面墙上，于是他的宝号就发财的样子十足了。

王老师去年的家运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来，拜了天地，洗净手，拿起笔来，写个红帖子：“戊辰发笔，添丁进财。”他今年一定时运大来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古时候，父名晋，儿子不得应进士考试。现在宽得多了，但避讳的风俗还存在一般社会里。皇帝的名字现在不避讳了。但孙中山死后，“中山”尽管可用做学校地方或货品的名称，“孙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实同志都应该称他为“先总理”。

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去。

北京下来之后，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提议改南京做“中京”了。还有人郑重提议“故宫博物院”应该改做“废宫博物院”。将来这样大改革的事业正多呢！

前不多时，南京的京报附刊的画报上有一张照片，标题是“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宣传处艺术科写标语之忙碌”。图上是五六个中山装的青年忙着写标语；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满铺着写好了的标语，有大字、有小字、有长句、有短句。

这不过是“写”的一部分工作；还有拟标语的，有讨论审定标语的，还有贴标语的。

5月初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我时时往来淞沪铁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钟的旅行所见的标语总在一千张以上；出标语的机关至少总在七八十个以上。有写着“枪毙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活埋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杀尽倭贼”而把“倭贼”两字倒转来写，如报纸上寻人广告倒写的“人”一样。“人”字倒写，人就会回来了；“倭贼”倒写，倭贼也就算打倒了。

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有人说，这都是从苏俄学来的法子。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没有看见墙上有一张标语。标语是道地的国货，是“名教”国家的祖传法宝。

试问墙上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同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或“抬头见喜”，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衣钵？

试问墙上贴一张“活埋田中义一”，同小孩子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法宝？

试问“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同王阿毛贴的“阿发黄病打死”，有什么分别？王阿毛尽够做老师了，何须远学莫斯科呢？

自然，在党国领袖的心目中，口号标语是一种宣传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学生的心里，在第九十九师十五连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员的心里，口号标语便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罢了。如果“打倒帝国主义”是标语，那么，第十区的第七小学为什么不可贴“杀尽倭贼”的标语呢？如果“打倒汪精卫”是正当的标语，那么“活埋田中义一”为什么不是正当的标语呢？

如果多贴几张“打倒汪精卫”可以有效果，那么，你何以见得多贴几张“活埋田中义一”不会使田中义一打个寒噤呢？

故从历史考据的眼光看来，口号标语正是“名教”的正传嫡派。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墙上贴一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正等于门上写一条“姜太公在此”，有灵则两者都应该有灵，无效则两者同为废纸而已。

我们试问，为什么豆腐店的张老板要在对门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岂不是因为他天天对着那张纸可以过一点发财的瘾吗？为什么他元旦开门时嘴里要念“元宝滚进来”？岂不是因为他念这句话时心里感觉舒服吗？

要不然，只有另一个说法，只可说是盲从习俗，毫无意义。张老板的祖宗下来每年都贴一张“对我生财”，况且隔壁剃头店门口也贴了一张，所以他不能不照办。

现在大多数喊口号、贴标语的，也不外这两种理由：一是心理上的过瘾，一是无意义的盲从。

少年人抱着一腔热沸的血，无处发泄，只好在墙上大书“打倒卖国贼”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写完之后，那二尺见方的大字，那颜鲁公的书法，各个挺出来，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气也稍稍平了，心里觉得舒服得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于是他的一腔义愤，不曾收敛回去，在他的行为上与人格上发生有益的影响，却轻轻地发泄在墙头的标语上面了。

这样的发泄情感，比什么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谁不爱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惯例了，于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样做去：放一天假，开个纪念会，贴无数标语，喊几句口号，就算做了纪念！

于是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而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

我们试进一步，试问，为什么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或“枪毙田中义一”可以发泄我们的感情，可以出气泄愤呢？

这一问便问到“名教”的哲学上去了。这里面的奥妙无穷，我们现在只能指出几个有趣味的要点。

第一，我们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就是魂，我们至今不知不觉地还逃不了这种古代老迷信的影响。“名就是魂”的迷信是世界人类在幼稚时代同有的。埃及人的第八魂就是“名魂”。我们中国古今都有此迷信。《封神演义》上有个张桂芳能够“呼名落马”；他只叫一声，“黄飞虎还不下马，更待何时！”黄飞虎就滚下五色神牛了。不幸张桂芳遇见了哪吒，喊来喊去，哪吒立在风火轮上不滚下来，因为哪吒是莲花化身，没有魂的。《西游记》上有个银角大王，他用一个红葫芦，叫一声“孙行者”，孙行者答应一声，就被装进去了。后来孙行者逃出来，又来挑战，改名做“行者孙”，答应了一声，也就被装了进去！因为有名就有魂了。（参看《贡献》八期，《江绍原小品》，第54页）民间“叫魂”，只是叫名字，因为叫名字就是叫魂了。因为如此，所以小孩在墙上写“鬼捉王阿毛”，便相信鬼真能把王阿毛的魂捉去。党部中人制订“打倒汪精卫”的标语，虽未必相信“千夫所指，无病自死”；但那位贴“枪毙田中义一”的小学生却难保不知不觉地相信他有咒死田中的功用。

第二，我们古代老祖宗深信“名”（文字）有不可思议的神力，我们也免不了这种迷信的影响。这也是幼稚民族的普通迷信，高等民族也往往不能免除。《西游记》上如来佛写了“唵嘛呢叭吽”六个字，便把孙猴子压住了一千年。观音菩萨念一个“唵”字咒语，便有诸神来见。他在孙行者手心写一个字，就可以引红孩儿去受擒。小说上的神仙妖道作法，总得“口中念念有词”，一切符咒，都是有神力的文字。现在有许多人似乎真相信多贴几张“打倒军阀”的标语便可以打倒张作霖了。他们若不信这种神力，何以不到前线去打仗，却到吴淞镇的公共厕所墙上张贴“打倒张作霖”的标语呢？

第三，我们的古代圣贤也曾提倡一种“理智化”了的“名”的迷信，几千年来深入人心，也是造成“名教”的一种大势力。卫君要请孔子去治国，孔老先生却先要“正名”。他恨极了当时的乱臣贼子，却又“手无斧柯，奈龟山何！”所以他只好作一部《春秋》来褒贬他们：“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这种思想便是古代所谓“名分”的观念。尹文子说：

善名命善，恶名命恶。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征，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征，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

“名”是表物性的，“分”是表我的态度的。善名便引起我爱敬的态度，恶名便引起我厌恨的态度。这叫作“名分”的哲学。“名教”“礼教”便建筑在这种哲学的基础之上。一块石头，变做了贞节牌坊，便可以引无数青年妇女牺牲她们的青春与生命去博礼教先生的一篇铭赞，或志书“列女”门里的一个名字。“贞节”是“名”，羡慕而情愿牺牲，便是“分”。女子的脚裹小了，男子赞为“美”，诗人说是“三寸金莲”，于是几万万的妇女便拼命裹小脚了。“美”与“金莲”是“名”，羡慕而情愿吃苦牺牲，便是“分”。现在人说小脚“不美”，又“不人道”，名变了，分也变了，于是小脚的女子也得塞棉花，充天脚了。——现在的许多标语，大都有个褒贬的用意：宣传便是宣传这褒贬的用意。说某人是“忠实同志”，便是教人“拥护”他，说某人是“军阀”“土豪劣绅”“反动”“反革命”“老朽昏庸”，便是教人“打倒”他。故“忠实同志”“总理信徒”的名，要引起“拥护”的分。“反动分子”的名，要引起“打倒”的分。故今日墙上的无数“打倒”与“拥护”，其实都是要寓褒贬、定名分。不幸标语用得太滥了，今天要打倒的，明天却又在拥护之列了；今天的忠实同志，明天又变为反革命了。于是打倒不足为辱，而反革命有人竟以为荣。于是“名教”失其作用，只成为墙上的符箓而已。

两千年前，有个九十岁的老头子对汉武帝说：“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两千年后，我们也要对现在的治国者说：

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一千多年前，有个庞居士，临死时留下两句名言：

但愿空诸所有，

慎勿实诸所无。

“实诸所无”，如“鬼”本是没有的，不幸古代的浑人造出“鬼”名，更造出“无常鬼”“大头鬼”“吊死鬼”等名，于是人的心里便像煞真有鬼了。我们对于现在的治国者，也想说：

但愿实诸所有。

慎勿实诸所无。

末了，我们也学时髦，编两句口号：

打倒名教！

名教扫地，中国有望！

十七年7月2日

关于“名”的迷信，除江绍原、冯友兰的文章之外，可参考

Ogden and Richards：Meaning of Meaning, Chapter　Ⅱ.

Conybeare：Myth, Magic and Morals, Chapter.

名器不可乱！

《左传》里记孔夫子一段话：“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这段话的冒出，原来是针对一件事而说的，这件事在《资治通鉴》里写得较详细：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这个故事，说明了古人们对爱惜“名器”的重视。他们对有功的人，宁肯多赏土地房屋金钱，也不愿多送“名与器”。这种小心翼翼，《后汉书·来歙传》里的一句话，道破了它的主旨，那是：“为国者慎器与名……俱慎名器，则下服其命。”

这分明是说，“名器”的谨慎赋予，是一件极端必要的事，小有差错，便会闹得“下不服其命”。这次英国女王把爵位封给了“披头四狂人”，就使得许多已得爵位的人看不过去，甚至纷纷退还他们的爵位，以示抗议。英国女王把四个疯狂歌手封爵一事，并不算错。但由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英国其他爵士对“名器”的重视——他们不惜为“名器”而不服女王之命！

所谓“名器”，按照中国的旧说法，“名”是指爵号，“器”是指车服。这些意义引申开来，变成泛指一种“品位”（rank）和“级位”（degree）。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两个字，内含的意思，当然比古人来得宽广，这是一个语意学的解释，我们不可不注意。

古人重视“名器”、爱惜“名器”、歌颂慎用“名器”的态度，可说是一般士大夫都标榜的态度。他们主张把“名器”给那最该享有它的人，恰如其分，才算是没给错；否则的话，“爵号”也好，“车服”也罢，又值得了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得到，这还成什么体统？成啥子世界？

宋朝苏轼和吕希哲，在向皇帝进呈唐朝陆贽的奏议的时候，对皇帝说：

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孙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音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任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这种推理，这种对“惜名器以待有功”的颂赞，是我们中国古人中，难得的一种头脑清楚的看法，值得重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者的特别称道。

但是，这种“高明光大”的传统，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社会局面里，又变成什么样儿了呢？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值得我们用点心思来回答。

据我李敖的笨见看来，我们今天的政治社会局面，在许多方面，都是“名器大乱”的、“名器乱来”的。这是很令人忧虑的现象。我们这个岛上，“不够格”和“不够料”的人太多了、太多了！这些“不够格”“不够料”的人，占尽了所有“名器”，一眼望过去，简直教人心寒齿冷！我们有劝进过袁世凯做皇帝的“考试院长”，有参加过叛国活动的“立法委员”，有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共的政论家，有被批为“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有贪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有意淫成性的台大文学院院长，有买办洋葱味的东海大学校长，有曾犯过诱奸罪的东海大学黑牌教授，有私德不堪的宗教领袖，有受湖北人“指使”“利用”并“收买”的法官，有“奉命不上诉”的检察官，有包娼的议会副议长，有集体在警察局看春宫电影的“中国文艺协会”会员和警察，有胡乱高压学生开除学生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校长……这许多信手写也写不完的“名器”混乱的脸谱，岂不是我们政治社会局面的悲哀现象吗？

这种混乱的现象，不但在人事上比比皆是，在制度上也层出不穷的。我们有三年立委可当律师的制度，有五年密医可当中医的制度，有惊人比例的亚洲历史学会议的代表，有荒谬的博士学位赋予制度，有外岛服役预官可免试出国办法，有一个简陋的文化学院成立六十多个研究所……这一切制度上的胡来，也是我信手写出写不完的。

由于目前人事与制度的普遍混乱，“名器”上面的矜持，已经大量戕害、被摧毁，我们不得不表示深度的关切。我希望以提倡“固有文化”自雄的中国人，至少能在“名器”一点上，珍重一点“固有文化”！

《人间世》第七卷第十期，再复刊第五号，1965年9月

中国人的汉贼问题

中国人有许多只此一家的观念，其中一个，表现在政治上极为强烈也极为普遍的，是“汉贼不两立”的决绝。“汉贼不两立”这句话，中华书局《辞海》说出自诸葛亮《出师表》，是错的。应该是《后出师表》。《后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不过，《后出师表》是一篇可疑的文章，因为《三国志·诸葛亮传》只收了《出师表》，而在裴松之的注中，引自《汉晋春秋》，才收了《后出师表》。裴松之并注明说：“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后出师表》中有“然丧赵云”等话，但赵云死在后主建兴七年（229），而《后出师表》上表时却在后主建兴六年（228），若此表是真的，诸葛亮焉能弄错，把赵云将生作死？由此可见，《后出师表》可能是伪作，伪作者也许是张俨，也许是诸葛恪，也许是别人。

虽然《后出师表》的作者出了疑案，但就全文精神而言，它是一篇好文章，尤其它能把握住诸葛亮那一忧国心境，那一“鞠躬尽力（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心态，这是很了不起的。诸葛亮纵使没说过这种话，但他后半生的精神，确是在贯彻刘备交付给他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讨贼”任务，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困守西南一隅，会“坐而待亡”的。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因此他虽在困苦之中，也要一再北伐中原、反攻大陆，为的就是不愿“坐而待亡”，而要死中求生。虽然这一努力，他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他的儿子诸葛瞻也战死了，长孙诸葛尚也殉死了，但他们祖孙三代的精神，却给“汉贼不两立”做了行动性的诠释。——他们不是空口说白话的，他们真肯为这种信念做了自我牺牲！

这一“汉贼不两立”的信念，从此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流传下来，每在末代王朝脸上发绿的时候，这种信念就越走红。不幸的是，天天喊“汉贼不两立”的人，总是走霉运，总是有贼来年复一年跟他两立，不肯罢休。事实的发展是：“汉贼不两立”的先天条件，乃在“王业不偏安”。一旦王业偏安了，则两立局面已成，再希望“讨贼”成功，就大不简单了！

几十年来，困守东南一隅的国民党，是“汉贼不两立”信念的拥护者，他们宣传上一句“汉贼不两立”，却忘了下一句“王业不偏安”，结果此安一偏，不可收拾；且因话说得太满，亦无以善其后。连战昨天公开宣布“我们绝对不认为所谓汉贼不两立是我们的政策”了，显然的，这些新贵是实质外交、弹性外交的拥护者了。从学理上看，这种外交固非无据，但是台湾与大陆的情况，又岂是实质与弹性了得？过去叶公超曾指出：“蒋先生要向历史负责，坚持汉贼两不立”，以致“今天你可以看出我们在外交上更孤单了”（语见赵世洵《记叶公超先生二三事》一文）。但是，我却觉得蒋介石是怵然于《后出师表》精神的人，他看出“不伐贼，王业亦亡”的危险性，你不能伐贼，纵实质一下、弹性一番，求得一时之两立，也不能久。如今国民党的孤臣孽子们要以汉贼并立来偏安了，这样的如意算盘，诸葛亮绝不相信，蒋介石也不会相信的。

1988年11月16日

半部《论语》治天下

《论语》是中国的经典，集为“四书”之一，是宋朝朱熹开始的；用来考试，是元朝开始的。但在朱熹以前，在宋朝以前，它就早被人重视过，从《晋书·刘超传》中、《旧唐书·薛放传》中，都可看出晋朝到唐朝人对它特尊之事，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逐渐走红的。

为了彰显这部书的地位，出了一句重要的说法，叫作“半部《论语》治天下”，而这一说法的当事人，则是宋朝“开国旧勋”赵普。

赵普是“陈桥兵变”的主角。“陈桥兵变”之夜，赵匡胤喝酒在帐中睡觉，“排闼入告”，通知赵匡胤被推戴为皇帝的，就是赵普和后来的宋太宗。可见他的地位。赵匡胤当了宋太祖，他的妈妈杜太后还拜托赵普，说：“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涑水纪闻》）而宋太祖到赵普家喝酒，还称赵太太为大嫂，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于此可见。另一方面，赵普由于跟宋太祖有老交情，就会发生以下的妙事：有一天，宋太祖要改元为“乾德”，说这两个字从古未有，赵普就在一旁称赞，说改得好。不料翰林学士卢多逊说，这是五代时“伪蜀”用过的年号。宋太祖大吃一惊，立刻叫人去查，一查果然。于是大怒，用毛笔朝赵普脸上一边抹一边骂：“汝争得如他！”（你怎么比得上卢多逊！）退朝后，吓得赵普不敢洗脸，第二天宋太祖看到了，才下令叫他洗去（《石林燕语》）。君臣之间，竟有这种无赖关系，真是一场话剧。

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法，点出“乾德”年号的，是翰林学士窦仪。最后“上乃悟，因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矣。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上每劝以读书，遂手不释卷”。

《宋史·赵普传》，说他“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可见赵普“手不释卷”的卷，不过《论语》而已。

龚昱编李衡《乐庵语录》有这样的附录：“先生所至授徒。其教人也，无他术，但以《论语》朝夕讨究，能参其一言一句者，莫不有得。或曰：‘李先生教学且三十年，只是一部《论语》。’先生闻之曰：‘此真知我者！’太宗欲相赵普，或赞之曰：‘普山东学究，惟能读《论语》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佐艺祖（宋太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辅陛下。’太宗释然，卒相之。又有一前辈，平生蓄一异书，虽子第莫得见。及其终，发箧以视，乃《论语》一部。此书诚不可不读，既读之，又须行之。”《宋史·赵普传》说赵普“贵为国卿、亲若家相。……及其当揆，献可替否，惟义之从，未尝以勋旧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罚而薄敛，三百余年之宏规，若平昔素定，一旦举而措之。……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由此可见，“半部《论语》治天下”与“闭门观书”“乃《论语》一部”的说法，早在南宋时，就已流传了。

在赵普死后两百年，流传出这种说法，难免有附会之处。但在赵普死时，宋太宗为他写神道碑，说他“性本俊迈，幼不好学；及至晚岁，酷爱读书”，则显示出赵普的确治天下时，只是不学有术的家伙。杜甫诗说“小儿学问止《论语》”，《论语》不过是儿童幼学之书，读它并不稀奇。但能读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地步，则显然是夸大《论语》的奥妙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想，自此形成了中国人的刻板思想之一，赵普是治天下有成就的宰相，《论语》的功用，有这么一位大人物来现身说法，中国人就更信而有征了。君不见，直到1951年，台湾海服书局还出版《半部〈论语〉与政治》一类书，还认为“惜乎二千年来，尊孔之典，行之弗替，而在政治上能实践孔子论语之遗教，以致治平实效者，只有宋相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呢！

1990年2月8日

从科举到选举

五代王定保《摭言》卷一《述进士》中有一段话，谈到中国的科举：

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中，盛于（唐太宗）贞观（唐高宗）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人共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材、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由之筹划、宏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这是说考进士制度，使大家一窝蜂地竞相进入考场，一切聪明才智勇迈性灵，都去他妈的蛋了，大家的精神都贯注在科举里，考不取再考，考到白了头发也不罢休。这对统治者而言，岂不是最放心、最安全的泄洪管道吗？民犹水也，水的力量，就这样给化掉了，科举制度的功劳，真太妙了。所以当时有诗说：唐太宗可真高杆，他使天下英雄都变成了大输家，输到头发白了，还觉悟不到自己上了大当呢！

《摭言》卷一《述进士》又有一段话，写唐太宗的得意：

〔太宗〕文皇帝偃武修文、天赞神授。常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垂四夷、得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焉！

这是说唐太宗偷偷到皇宫南面正门去看新进士排队行走，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不会不听我使唤，去反对我了，他们都进入我弓箭射程的范围之内了！

自从中国有了科举制度起，这套玩意儿就把天下英雄套牢了一千三百年，它对统治者的好处，真说也说不完。20世纪以后，科举渐废（但留下联考制度，也是科举的一种变相），统治者使天下英雄入彀中，得找出新法子。新法子有好多种，如今台湾如火如荼的选举制度，却是最神似的一种。

台湾的统治者国民党，制造民主假象，最主要的法子，就是开放部分选举。部分选举就是硬扣住许多依法该普选的职务，死不开放，只开放出一些“立委”“国大代表”“省市议员”之类，让大家抢个你死我活。这一招可真有奇效，天下英雄（实际在台湾英雄忒少、狗雄居多耳！）果然应召而出，以竞选公职人员为唯一晋身之阶，于是华洋博士也、学者教授也、律师医生也、党棍军头也……各个不安于室，要走上讲台来。各个“修身慎行，虽处子若，其有老死于‘选坛’者，亦无所恨”。大家一心一德，贯彻始终，真是走火入魔极了。统治者国民党当然私心窃喜，于是利用传播媒体，大力打歌，甚至推出赵少康、冯定国型的小白脸，出来抢票；推出杨丽花、杨丽草型的土戏子，出来助威，大家相激相荡、推波助澜之下，谁也不要叛乱了，谁也不要抗暴了，谁也不要原则了，谁也不要理想了，这些高层次的人物与活动，“咸以是而晦之”。大家都懒得深究了，懒得麻烦了，一切都像搞庙会、搞嘉年华会一般的，快快乐乐、热热闹闹地把水的力量，就这样给化掉了。选举制度的功劳，真太妙了。

于是，王定保死而复生，写新的《摭言》卷一《述议员》，将有这样的修订版：

经国蒋皇帝，偃武修文，天赞父授。常私幸介寿馆阳台（坐轮椅），见新议员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垂宝岛、得祚三代（蒋家三代，晚娘宋氏除外），何莫由斯之道焉！

1986年12月9日傍晚，以一小时半写成

国民党无大臣之风

蒋梦麟《西潮》里提到一个故事，他做“教育部长”时候，与党国元老吴稚晖意见相左，吴稚晖跑到“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厉声说道：“你真无大臣之风。”蒋梦麟听了，第二天就辞了职，回到北京大学。刘半农教授闻之，乃刻了一方图章给他，文曰：“无大臣之风。”

大臣，在中国传统里，是一个大字眼，一个庄严字眼，从《周礼》到《礼记》，从《论语》到《庄子》，从《管子》到《荀子》等书里，我们都可看到大臣的字眼。大臣虽然是一种官吏，但它的抽象含义，却丰富得很。在中国政治人物中，大家很讲究的一个自勉条件，就是要有“大臣之体”。“大臣之体”的条件很多，诸如主敬、盛德、清介、雍容、识大体等等，都属之。正因为有“大臣之体”的当事人身份不是常人，不是小官，而是大臣，所以大臣立身行事，不能以常人论，以小官显，而要在持身之严、守道之坚、辞色之谨、原则之维护上，都远超常人与小官的标准之外。大臣的特色在定天下大计，定百年大计，在定大计之中表现自己，为国为民做大事、坚持大事，这样子表现，才正是“有大臣之风”。

汉文帝向大臣周勃问行政业务，周勃不清楚，又脸红又流汗，表示惭愧；汉文帝又向大臣陈平问行政业务，陈平坦然说不知道，说这些细节去问专业的行政人员好了，不必问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陈平不但不脸红流汗，并且怡然自得。——陈平这种分寸，就是持“大臣之体”，就是有“大臣之风”。

汉宣帝时大臣丙吉外出，看到打群架，他理都不理；看到农夫赶得牛喘气，他就要查了又查。人家问为什么，他说，打群架是长安市长管的小事，我是宰相，不亲小事；可是现在是春天，天不热而牛喘气，恐怕是天候失调而不利国家农业，所以要查清楚。——丙吉这种分寸，就是持“大臣之体”，就是有“大臣之风”。

清朝大臣曾国藩把“大臣之体”“大臣之风”的用语行动化，化为“大人之行”。他说：“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曰退让。此三者，名之至美，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识，为天下长计。”曾国藩自己，显然是以“大人之行”自勉的，他的立身，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李鸿章。李鸿章晚年对吴永说：“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李鸿章的气概，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叔度，由此可想。

古今“大人先生”有“谨厚”“廉静”“退让”美德者，在曾国藩眼中，都目为“乡曲之行”，不屑一顾；清朝大臣有这种美德者甚多，但在李鸿章眼中，“简直都是秕糠”，“一扫而空之”。可是，世风日下，在国民党的官僚政治下，连求之“乡曲之行”者，都不可得；求之清朝“秕糠”级“大人先生”者，都不可得。国民党品级的低下，真是古人不敢想象的。

例如吴稚晖责骂蒋梦麟“无大臣之风”，但他自己，却照样一点也没有。他一辈子希旨承风，为当道家臣，又何来“大臣之风”？至于吴稚晖以下的国民党大臣，整天的把戏都是南北奔波、闲话家常、巡视考场、慰问灾区、亲督党务、政由己出、专管小事。满朝大臣，却无一个懂得持“大臣之体”、有“大臣之风”，也不知道真正天下大计、百年大计是什么，该怎么定法。国民党的“大人先生”，擅长的却是如此小孩家家酒，哀哉！

1988年10月4日

大臣的进退

我在《国民党无大臣之风》里，提到“大臣之体”是中国政治人物中，大家很讲究的一个自勉条件。“大臣之体”的条件很多，诸如主敬、盛德、清介、雍容、识大体等等，都属之。正因为有“大臣之体”的当事人身份不是常人，不是小官，而是大臣，所以大臣立身行事，不能以常人论，以小官显，而要在持身之严、守道之坚、辞色之谨、原则之维护上，都远超常人与小官的标准之外。大臣的特色在定天下大计，定百年大计，在定大计之中表现自己，为国为民做大事、坚持大事，这样子表现，才正是有“大臣之风”。

正因为大臣要有这样高的水准，所以进退之间，是非常讲究原则的。合乎原则，他们一定进而不退，不辞职；不合乎原则，他们一定退而不进，不恋栈。

在进而不退、不辞职方面，以晏子为例。晏子在齐庄公被崔武子杀了以后，不死君难。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国君为国家而死，臣子也应跟着死；但国君为个人而死，除了他身边的亲信，谁又会跟着死呢？再以冯道为例。冯道事四姓，相六帝，号“长乐老”，虽丧君亡国，照干不误。但由于他的照干不误，使契丹少屠了不少城，他的名言——“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说动了“胡人”，使老百姓少受了不少血光之灾。范质称赞他：“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薛居正称赞他：“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为什么晏子、冯道被这样肯定？原因无他，这种大臣，他的原则不在一君一姓，而在为百姓做事，为了百姓，他们一定进而不退，不辞职。

在退而不进、不恋栈方面，以艾登（Anthony Eden）为例。1938年的英国外交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主张的对德国、意大利妥协的路线；一条是外相艾登主张的联合美国、法国抵抗侵略的路线。张伯伦认为艾登的办法太危险，容易开罪德国、意大利而招致大战，因此对这位号召打击独裁者而获致声名的同僚感到难以相处，最后艾登只有请去。艾登辞职获准的消息传出后，举世震动。艾登“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耿介，颇得时人赞许。辞职第二天下午，他去议会报告，人山人海等他来，“好艾登”（Good Old Eden）之声四起。列席报告时，即使反对党也为之高声欢呼。艾登这种大臣，他的原则不在长保外相之官，而在为国家做事。为了国家，他一定退而不进、不恋栈。相对的，张伯伦在大臣进退上，也是一样，他与德国、意大利搞出的《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搞出了纰漏，他也光明磊落地辞职，为了国家，他也退而不进，不恋栈。

我指责国民党无大臣之风，因为国民党的大臣都只知道做官，只是“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没有一个会为原则而辞职，甚至不为原则，为了颜面都不肯，这简直是小人式的不要脸了。例如“法务部长”萧天赞，为了当年自己不法的事被挖出，竟不知辞职，反而希望“立法委员”“大哥、大姐、长辈、先进”能够原谅他；“财政部长”郭婉容，为了今天收税政策出尔反尔，竟也不知辞职，反而老脸皮厚地恋栈不已，外界还夸她说：“看过这么多政府官员，第一次碰到这么有格的！”真不知“格”在哪里！古今中外的大臣，看到国民党这种官场小人如此现形，真要哈哈大笑了！

1988年10月5日

大臣的失态

我日前写《国民党无大臣之风》《大臣之进退》，指出国民党的大臣，整天的把戏都是南北奔波、闲话家常、巡视考场、慰问灾区、亲督党务、政由己出，专管小事。满朝大臣，却无一个懂得持“大臣之体”、有“大臣之风”，也不知道真正天下大计、百年大计是什么，该怎么定法。国民党的“大人先生”，擅长的却如此小孩家家酒。我又指出：国民党的大臣都只知道做官，只是“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没有一个会为原则而辞职，甚至不为原则，为了颜面都不肯，这简直是小人式的不要脸了。

今天看到10月1日出版的《立法院公报》第七十七卷第七十九期，看到9月30日的院会记录，问答之间，我惊讶小人式的不要脸，竟一致于此，真令人又好气又好笑，实在该写这篇文章，以存记录。

先是不知辞职的老脸皮民进党立委费希平提出质询，问俞国华说：“萧天赞做上法务部长不久，新闻记者把他十八年前，为其表内兄关说盗林案的丑闻揭发出来。台湾司法界最使人诟病的就是‘关说’问题，可是国民党当局偏偏挑选一位犯过‘关说’过失而被记过的人担任法务部长，请问，这样人能做司法界的表率吗？”俞国华的答复是：“在提请总统任命萧天赞先生为法务部部长之前，并不知道萧天赞先生曾经有被记过处分之事，是在后来看了报纸才晓得。”这种答复，就是一种失态。第一、任命这样大的大官，他的档案资料，岂可不先做详细调查？对明明记录有案的事，岂可“后来看了报纸才晓得”？第二、既然晓得了，又如何可以瞒天过海，不做处理？

俞国华失态以后，轮到萧天赞本人来解释了。他的措辞，真是不要脸已极。他说：“非常高兴费委员能给我这个机会，在天赞曾经待过十四年的神圣民主殿堂上，向曾经是天赞娘家大哥大姐的各位先进委员先生就此事的事实真相做一说明。”“刚才费委员强调曾经受过处分就是一个污点，费委员如果一定要这样认为，天赞也不敢反对；但据天赞在立法院追随费老十四年的经验，深感费委员是个具有菩萨心肠，富有同情心的长者，也是一位向来不记人之过，乐意鼓励、提携后进的长者。天赞在立法院十四年，每受各位长辈、大哥、大姐的熏陶，并对天赞多有勉励，如要天赞奉公守法，常常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直到今天仍然不曾忘记各位对天赞的指导与鼓励。”“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天赞是否胜任法务的工作，是否能把法务工作做好，此不仅有赖法务部及所属各单位的努力，更需要广大社会的支持，尤其盼望各位娘家的大哥大姐能不计天赞以往的小过，给予更多的鞭策与指导，希望在天赞鞠躬尽瘁、戮力以赴的情况下能将法务的工作带入另一个新的境界……不负各位大哥大姐十四年来对天赞的勉励与期望。”“今天天赞完全是以一种回娘家的心情向各位长辈、大哥及大姐们报告事实的经过，同时再度感谢费委员给我这个机会向在座的传播界朋友及全体关心这件事的民众就事实真相做一澄清，敬请各位指教，谢谢各位！”

看了这些肉麻的措辞，真不敢相信竟是“庙堂之上”“国会之中”的语言！我想在古今中外的议会中，没人能做出这种失态的求情之言。一个人为了恋栈官位竟可低三下四到这步田地，国民党官吏的无耻，真是《官场现形记》的增订版了。

1988年10月11日

论“大夫无私交”

我生平“作文成功，做人失败”。为什么失败？因为专注于作文，没功夫交朋友，以致和人极少私交。有人以此为怪，我讽世而答曰：“我跟女人私通都来不及呢，哪有功夫和男人私交？”朋友都如此，读者更不消说。林青霞曾劝我千万不要给崇拜我的人回信，因为一回信，他又来信，就没完没了。事实上，我极少回信，不论对方崇拜不崇拜，我都一视同仁，原因是要写大文章，无暇私交。古代人“大夫无私交”，从反面看，无私交固是怕帝王猜忌；但从正面看，无私交却也“深得大臣之体”。《论语》记澹台灭明“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子游）之室”。（澹台灭明这个人，他从不走小道捷径，不是为了公事，从来不到我屋里来。）《史记》记宋昌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申屠嘉说“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语”。我颇欣赏这类作风。虽然回不回信，算不上什么公不公之事，比拟或嫌不伦，但是无私交一点上，却属同一性质（如果写信也涉嫌私交的话）。

正因为一切都可“公言之”而无“私语”，我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所言所行，其实都不妨公开。我敢说，我是秘密最少的人，一个人光明正大久了，坦荡荡久了，自然就有“王者无私”的气概，自然就没有什么秘密了。

这种“大夫无私交”的谨严，不单中国人有此风度，外国人也有。纪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斯（Pericles），为人不苟言笑，谢绝一切私宴，举凡社交娱乐之事，全不参加，认为这类俗事，有损他职位的尊严；而20世纪的美国政治家赫尔（Cordell Hull）更有过之，不但私宴，连国宴都罕见此公了，他说他要花全副精神去为国家办公，实在没有功夫跟人应酬。

上面这类古今中外的大臣风度，对国民党说来，是再怎么也找不到的。基本上，国民党是一个无知不学的党，它没见过世面，更没有历史的透视。国民党的大臣，多是靠谄上、媚世、希旨、承风、生殖器关系等起家，这样子形成的大臣，既无“相才”，也无“相器”，更无“相体”。因此，他们整天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断地私下拉拢与奥援，私下地公关（公共关系）与请托，私下地打招呼与攀交情，全无“大夫无私交”的超然风度与高洁风度，这是很严重的一种不成体统。不成体统而国民党竟不以为怪，这就更严重了。

我举几个例子：林洋港做省主席，1970年3月25日，他因疲倦，已入睡了。两个“立法委员”去找他，碰了钉子，因而大闹。事后报上登《因公被挡驾，林洋港深表歉意》。这就是双方都失态。有公事，为什么不在办公地点去谈，而要不先约定到大官家去？这岂不失态？而大官明明于理不亏，却反而道歉，这岂不也失态？正因为国民党不以失态为异，所以，新“部长”上任前，竟要一一到“立委”家中去拜会，而不以私交为耻；“监委”调查苏南成贪污案时，竟接受苏南成盛席招待，而不以私宴为耻，这是最可怕的不成体统！10月16日报上说，俞国华访问巴拉圭归来，以银质咖啡器送李焕；李焕赴南非访问前，俞国华亲赴其家致歉，告以因有宿约，不克亲去机场送行；李焕归来，又以鸵鸟皮皮包送俞夫人，《联合报》上并誉为“礼尚往来”云。其实，这都是不成体统的事。大臣之间，是不可以这样浪费时间拉关系的。今早见报，深感俞国华、李焕、《联合报》三方面都错了，特写此文，以为教育。

1988年10月15日

非公关论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有这样一段：“乐王鲋见叔向曰：‘吾为子请。’叔向弗应，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夫子觉者也。’”（乐王鲋去见叔向，说：“我去替你说情。”叔向却理都不理他。他走的时候，也不送他。叔向的手下都埋怨叔向。叔向说：“一定要祁大夫出来，才能替我说情。”他的管家说：“乐王鲋对国君进言，言无不行，他来帮你请求赦你，你却不答应。其实祁大夫是办不到的，你却说一定要由他去办，这是为什么啊？”叔向说：“乐王鲋是个马屁精，一切都顺着国君的意思，他哪里办得到？而祁大夫却是大公无私的，他荐举外人，连仇人都荐举；荐举亲人，连儿子也不避嫌，这样大公无私、用心如日月的人，难道独独会漏掉我吗？《诗经》上说：‘有正直的德行，天下都会归顺他。’祁大夫就正是这样的正人君子。”）

这段话一再提到的祁大夫，就是祁奚，也写作祁傒。《史记·晋世家》说：“晋会诸侯。悼公问群臣可用者，祁傒举解狐。解狐，傒之仇。复问，举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谓不党矣！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在《左传·襄公三年》中记这一佳话，更详细：“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祁奚告老退休，晋悼公问什么人可以接替他，他推荐他的仇人解狐。可是还没任命，解狐就死了。悼公又要他推荐，他说：“我的儿子可以胜任。”当时正赶上羊舌职死了，问谁可以接替羊舌职，祁奚说：“他的儿子羊舌赤可以胜任。”……君子们称赞祁奚说：“祁老先生推荐仇人，不是谗谄；推荐儿子，不是偏私；推荐亲信之子，不是结党。《商书》说：‘不偏私不结党，君王之道是很光明磊落的。’这不就是祁奚吗？”）

我读古书很多，颇喜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正人君子是不做公关（公共关系）的。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道义的、是非的，而不是私谊的，涉及国家大事，尤其如此。祁奚推荐自己的仇人出马治国，他并不因为对方是他的仇人就抹杀人才，他只问你对不对，不问我喜不喜欢你。这种气度，今天的中国人是没有的。今天的中国人要整天花大好时力去做公关，要靠关说、友好、勾结、拉拢、攀交情、朋比为奸等才能办事，这是小人与小人的关系，不是君子之大道。在这种世风下，我同意许多人要求别人支持时，用的是做公关的方法。但我从来不这么做。因为我认为你若支持我，应该是出于道义，既是出于道义，那就不靠我们是否有私交。有也好，无也罢，甚至我们有仇，你都该支持我。如果你是正人君子，你支持一个人，只该问他对不对，不能说他对你好才支持他。如果我李敖为了要人支持，就卑躬屈膝地到处做公关，那等于把支持我的人小看，也太侮辱我李敖了。只有小人与小人的交情，才那么做法。我李敖是不屑为的。

1989年12月11日

复仇——不共戴天

复仇就是复雠，仇与雠本是相通又同音的字。复仇本是人类的普遍思想，中国也不例外，例外的是中国人的复仇思想的一些特色。

中国人的复仇思想，很早便有了文字的经典的基础。《礼记·檀弓上》有这样的话：“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寑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这段话里，孔夫子表示出对复仇的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杀我父母的仇人。父母被杀了，我要睡在草垫上，枕着盾牌，不做官，决心不跟仇人一起活在这世界上，在外面碰到这小子，不等到回家拿武器，就跟他干上了[1]；第二种情况是对杀我兄弟的仇人。兄弟被杀了，我不和仇人同在一个国家做事。如负有君命出使而仇人相见时，不可以跟他打，因为有君命在身；第三种情况是对杀我堂兄弟的仇人。堂兄弟被杀了，不必自己带头去算账，死者的后人子弟找仇人算账时，我带着武器从旁支援。

这三种情况，在同一部《礼记·曲礼上》中，有了出入，出现了另三种情况：“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第一种不共戴天，略与前面“弗与共天下”相当；但是第二种“不反兵”，则把前面对父母的复仇条件，移位到兄弟上面；第三种不与朋友的仇人同在一个国家，则把前面对兄弟的复仇条件移位，以“交游之仇”代替了“从父昆弟之仇”。

以上这有出入的三种情况，在《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中，又有了出入，出现了另四种情况：“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在这四种情况里，以“族人之仇”涵盖了“从父昆弟之仇”，包含面比《礼记》来得广，但是没有“不反兵”等细部动作。

归纳以上文字的经典的情况，我们可以约略知道中国人自父仇不共戴天以下，认为应该复仇的一些项目，当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不共戴天。《礼记》注说：“父者，子之天。杀己之天，与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杀之乃止。”这种注解是很拘泥附会的。事实上，并不能解做什么父者子之天，正解该是指与仇人不同活于世界上，有我无你，“行求杀之乃止”。

这种不共戴天的思想，在讲究制度的国家体系中，是会因自力救济而乱法犯禁的。于是，补救的方法便在经典中出现了。

经典中《公羊传·定公四年》有这样的话：“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父亲罪不当诛[2]而被人君杀了，做儿子的，可以向人君报仇；父亲被杀，儿子报仇，这是动刀枪的道理所在啊！）这是伍子胥的话。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春秋时楚国太子太傅，因直言被楚平王杀了。伍子胥逃亡到吴国，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权成功，再得吴国的帮助，回头打败楚国，从墓中掘出楚平王的尸体，打了三百鞭。伍子胥这种报仇理论，是难以见容于君主体制的。丘濬《大学衍义补·明复仇之义》就指出：“按《公羊》因论伍子胥报仇而言此，盖谓列国争杀报复之事，非王法也，人君诛其臣，民无报复之理。”但是，所谓“诛”，是宣布罪状，明正典刑，罪要当诛，做儿子的才没话说，若是不当而诛如楚平王对伍奢者，则又如何令人心服呢？

人君与复仇扯上关系，导致了严重的忠孝冲突。这种冲突，在经典中，未能提出满意的答案。不过在人君以外，一般人和复仇扯上关系，经典中却想出了好法子。《周礼·地官·司徒》有“调人”之官：“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意思是说：调人这种官，掌理调解人民之间的仇雠。凶手遇赦或依法没处死的，跟苦主和解的法子是：杀父之仇，凶手须躲在海外；杀兄弟之仇，凶手须躲到千里之外；杀堂兄弟之仇，凶手须躲到国外。……凶手不照规定躲到远地者，那就以玉制的符信交给人去抓他。这种把凶手流放的办法，意思就是变相给复仇者下台阶，一如《礼记》疏中所说的：“‘调人’云父之仇，辟诸海外，则得与共戴天。此不共戴天者，谓孝子之心，不许共仇人戴天，必杀之乃止。‘调人’谓逢遇赦宥，王法辟诸海外，孝子虽欲往杀，力所不能。故郑答赵商云：‘仇若在九夷之东、八蛮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虽有至孝之心，能往讨之乎？’是也。”——当凶手躲到鸟不生蛋之地，孝子的一口鸟气，也就算出了。这是中国经典对经典的补救之道，在复仇思想上，给经典的刚性规定做了柔性解释，在矛盾之中，姑以自圆，自圆总比自欺缓和多了。

1990年8月14日

注释

[1]照《礼记》疏中解释：“不反兵者，谓带兵自随也。若行逢仇，身不带兵，方反家取之，比来，则仇已逃辟，终不可得。故恒带兵，见即杀之也。”这种随身带武器的解释，固然成说，但我认为如解释做路上碰到仇人根本不回家取武器就径自上前去抓他，反倒更符合复仇者的迫切心态。“赤手空拳抓人”“空手夺白刃”是何等气派呀！

[2]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主编的《春秋公羊传今注今译》中，把“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译成“父亲要不被人杀，儿子可以报仇”，完全译错了。

记一个难缠的敌人

《晋书·苻登传》记一个顽敌如下：

是时（姚）苌疾病，见苻坚为祟。登闻之，秣马厉兵，告坚神主曰：“曾孙登自受任执戈，几将一纪，未尝不上天锡祐，皇鉴垂矜，所在必克，贼旅冰摧。今太皇帝之灵降灾火于逆羌，以形类推之，丑虏必将不振。登当因其陨毙，顺行天诛，拯复梓官，谢罪清庙。”于是大赦境内，百僚进位二等。与苌将姚崇争麦于清水，累为崇所败。进逼安定，去城九十余者。苌疾小瘳，率众距登，登去营逆苌，苌遣其将姚熙隆别攻登营，登惧，退还。苌夜引军过登营三十余里以蹑登后。旦而候人告曰：“贼诸营已空，不知所向。”登惊曰：“此为何人？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谓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罢师还雍。

“何其厄哉！”就是“多倒霉啊！”苻登碰到这么难缠的敌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谓其将死，忽然复来，真不能说不倒霉。姚苌善用兵，有一千六百人破敌三万人的纪录（《晋书·姚苌传》），难怪苻登缠不过他。他手下败将雷恶地说：“吾自言智勇所施，足为一时之杰。校数诸雄，如吾之徒，皆应跨据一方，兽啸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晋书·姚苌传》）足见他用兵的本领。有这种本领，时有豪杰，也要惊叹“何其厄哉！”“是吾分也！”了。

1994年3月

豸

中国法律的“法”字，本来写法的“灋”，是“水”“廌”“去”三个字合成的。“水”字表示公平，“廌”“去”字表示由“廌”这种动物触到有罪的人而把他弄出“去”。

“廌”也叫“解廌”，也叫“獬廌”，也叫“豸”，也叫“獬豸”，也叫“觟”。传说这种动物是个独角兽，像羊，也像鹿，也像山牛，也像麟，也像熊，反正谁也没见过，既四不像却又无所不像。无独有偶的是，印度、希腊、罗马传说中也有独角兽，就是洋麒麟“尤尼康”（unicorn）。只是“尤尼康”像马，但大家独角则一。尤其“尤尼康”长着山羊胡子，跟中国这种神羊的“廌”更相像。

传说中的中国司法官之祖兼立法官之祖，是唐尧时代的司法大臣皋陶。皋陶审判时，决定犯人有罪无罪，根据的，就是这头“廌”。他叫这头神羊到庭上，神羊用它的独角触犯人，犯人就有罪；不触，就无罪。有罪无罪的决定权在神羊，所以这头“廌”，无非是陪审制度的陪审员。

就这样的，出来了“灋”字。中国最早的法律，就是这样开始的。公平与否，有罪无罪，一角而已。由此可见，中国法律传说，一开始就充满了神判法的痕迹。犯人有罪无罪，不靠理智研判而靠神羊乱撞。

皋陶以后两千多年，一位汉朝的怀疑论者王充，对这种神羊触人法提出异议。他说三只脚的鳖叫“能”，三只脚的乌龟叫“贲”，这些三只脚的，并不比四只脚的高级高明，为什么一只角的羊，就胜过两只角的羊？神羊能触人，他相信；但说触的是罪人，可不能信。

其实王充的怀疑，还是站在有这种独角兽前提下立论的，他竟没根本上否定这种捏造的动物。

这种捏造的动物，在中国法律界，变成了传统的象征。法官戴的帽子，就叫“解豸冠”。由于御史是执法人员，所以御史戴的帽子，就伸出了一角像独角兽了。《后汉书·舆服志》说：“法冠，一曰柱后。……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胡广说曰：“《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可见从秦朝以来，神羊就上了法官帽子。

既然法律上曲直可由一触得之，所以竟有卖大饼的文盲，向皇帝讨御史做的趣事。皇帝指他：“卿不识字。”他却答道：“獬豸岂识字？但为国触罪人而已。”（《朝野佥载》）

豸虽是捏造的动物，但捏造得却也有板有眼。《云笈七签》说是“黄帝时，外国有以神兽来进，名解豸，如鹿一角，置于朝，不直之臣，兽即触之”。可见豸是“西化”的产物。但照《尔雅翼》的说法，法是“神人以廌遗黄帝”的，则又不是西方来的，而是天上来的了。

汉朝司马相如《上林赋》有“弄獬廌”之言。其实中国几千年来，都被“獬豸”所弄而不知止。《日知录》说：“古‘止’‘豸’通用。《左传·宣十七年》：‘庶有豸乎？’豸，止也。”其实对中国人说来，才不知豸呢！

1990年2月11日

洋麒麟

洋文中有一个字叫“尤尼康”（unicorn），梁实秋在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词典里，把它翻成“麒麟”。严格说来，这种翻译是错的。事实上，只能翻成“洋麒麟”。

因为中国的麒麟，造型上与洋麒麟有一最大不同，就是前者像羊，后者像马。虽然洋麒麟也不无山羊胡子的羊态，但究竟还是马相显露。何况，洋麒麟的独角，呈螺丝状，伸张如长螺丝钉，但中国的麒麟却没那样不雅。当然，看到女画家拉丝洛普（Dorothy P.Lathrop）的可爱的小洋麒麟图片，又当别论。

洋麒麟在印度、希腊、罗马的传说中屡见不鲜。在传说之中，最有奇趣的，是中古时代传出的一种。说洋麒麟生性凶猛，其他动物莫之能御，但只有处女能生擒之，原因是洋麒麟性好枕在处女大腿上睡觉。头枕处女大腿之日，即化刚为柔之时。画家摩洛（Gustave Moreau）笔下的洋麒麟与裸女，早已画中有诗了。

正因为洋麒麟雅好处女大腿，所以中古以来，分辨是否处女，传说洋麒麟可以得知，一如中国传说麒麟可以触知坏人一样：洋麒麟友于之处，处女在焉；中国麒麟敌触之人，人犯在焉。

中国文献《坤舆图说》中有“独角兽”之条，说“亚细亚洲印度国产独角兽，形大如马，极轻快，毛色黄、头有角，长四五尺，其色明，做饮器，能解毒。角锐能触大狮，狮与之斗，避身树后，若悮触树木，狮反啮之”。西方酒杯装饰图案，每以洋麒麟出场者，即由它能防毒而来。1789年法国宫廷犹以所谓洋麒麟之角以验皇家食品者，足见中国文献信而有征。至于中古以还，以洋麒麟做缀锦（tapestry）或国徽，与狮子相周旋者，遗风至今犹在。

女诗人安妮·林白（Anne Morrow Lindbergh）有诗集《独角兽》（The Unicorn，因系洋人著作，故不以“洋麒麟”译书名），其中有《柙中独角兽》（The Unicorn in Captivity）一诗，说独角兽在缧绁之中，一切寂寂，但是一枝独秀入墙来，生气在兹。横看成囚，纵看却是自由。（Quiet, the Unicorn，/In contemplation stilled，/With acceptance filled；/Quiet, save for his horn；/Alive in his horn；/Hori�ontally，/In captivity；/Perpendicu larly，/Free.）我想起：从拉夫瑞斯（Richard Lovelace）牢内寄情，到梭罗精神越狱，到甘地桎梏之中快然自足，以此中自由为友人道，这些气概，岂不都是洋麒麟的气概吗？虽无处女大腿可枕，但在监狱之中，雄风不减，舍洋麒麟其谁哉？

1990年2月12日

立肺石

中国文化是下情很难上达的文化。下情要上达，得先付代价。代价就是挨揍或罚站。小百姓告御状，在唐朝是“杖八十”（打八十棍），在明朝、清朝是“杖一百”。要说话，得先挨揍才行（至于平常打官司，当庭挨揍，更是家常便饭）。

有一种比挨揍好一点的规定，就是罚站，学名“立肺石”。肺石是一块红石头，小百姓有冤，可以跑上去站三天，能站下来，就有专门人员过来问你案情，并负责“通天”，这种告御状，在程序上虽然间接，但在形式上，却有直接的视听效果。站红石头的意思是叫小百姓说真话，“使之赤心不妄言”，有点类似洋人按《圣经》的味道，只是脚踩赤石罢了。至于立肺石的实际情形，显然大打折扣，如《梁书·武帝纪》里有“可投肺石函”的话，足见喊冤已喊进“意见箱”了，其下场可知；又如《玉海》记武则天时有“肺石不须防守”的话，足见要发言的，还得通过情治人员“防守”这一关，其下场又可知。所以立肺石也者，费时而难见其利，明矣！

立肺石的规定，首先见于《周礼·秋官》中的《大司寇》，原文是：

以肺石远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王安石《周官新义》解释这段话，说：

肺在五脏，其情为忧，其窍为鼻，以肺石远穷民，则以其忧在内，不能自达故也。非此疾也，不为穷民，以大仆观之，则欲其速达，甚于遽令。然而立于肺石三日然后听，则又恶民之渎上，民渎其上，愦眊而不渫，虽诚无告，反不暇治矣。

可见罚站的目的，根本意在讨厌小百姓来烦人——“恶民之渎上”。正因为如此，所以你要烦老子，老子就先整你三天再说，要你先经过这一考验，再听你说什么。

今天口口声声复兴文化的国民党，他们复兴来复兴去，连立肺石都复兴不出来，可见下情不能上达，已经连古人都不如矣！言论自由云乎哉？他妈的！

1985年7月11日晨

〔附记〕清朝凌扬藻《蠡勺编》有“肺石”一条，说：“《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远穷民。’郑康成曰：‘肺石，赤石也。’贾公彦疏：‘谓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似以肺石为可坐者。下文‘立于肺石三日’，贾郑俱无明文，而读者又若以肺石为可立，皆由上文有‘桎梏而坐诸嘉石’之语，遂一例视之。案《梦溪笔谈》，言长安故宫阙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撀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识，原其义，乃申冤者立其下，击之，然后士听其辞。如今之挝登闻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声，所以达其冤也。”对立肺石的解释，别具新说。但是肺石既“长八九尺”，又呈卧姿，自然可立。说：“申冤者立其下，击之。”这种情形，于理难通。敲鼓登闻可也，打石头显然是难行的，声音也远不如敲鼓也。

烧掉黑资料

古人有故意毁掉黑资料，以安人心者。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刘秀：“五月甲辰，拔其城，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汉光武平定了敌人，对从敌人那边虏获到的自己人通敌黑资料一概不看，一律当众烧掉，这是何等气派！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曹操打败袁绍：“绍众大溃，绍及谭（袁绍长子）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魏武帝平定了敌人，对从敌人那边虏获到的自己人通敌黑资料一概不追究，也一律烧掉，这是何等气派！《魏氏春秋》记曹操自谓：“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意思是说，强敌在前，连我都害怕，何况别人呢？别人要暗中通敌以求自保，是人之常情啊！

《新唐书·陆象先传》记太平公主夺权：“初，难作，睿宗御承天楼，群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于是有投名自验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诏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顿首谢曰：‘赴君之难，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杀行义之人？故臣违命，安反侧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时穷治忠、义（萧至忠、岑羲）等党与，象先密为申救，保全甚众，当时无知者。”——唐玄宗平定了敌人，从敌人那边虏获到叛徒黑资料，叫陆象先惩治，陆象先却烧掉黑资料以“安反侧者”，这是何等气派！

郑晓《吾学编·逊国臣纪》记明成祖得到天下后，得到明惠帝时“群臣封事千通，命解缙等检阅。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览；其语涉干犯者，悉焚不阅。”——明成祖不追究过去反对他的人，并把黑资料烧掉，这是何等气派！

从上面汉朝、三国、唐朝、明朝的例子里，我们看到古人的一种气派——他们大度或佯示大度地烧掉黑资料，以安人心。反观今人，则显然毫无大度可言。不但黑资料正好取材办人，甚至平时还建立安全资料以为秘档。何况，今人有影印机，纵使烧掉黑资料正本，恐怕也会影印留副也！

1990年2月5日

从官逼民反到民逼官反

唐朝孔颖达为《礼记》做注解，说：“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揔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这一定义，是中国人对官的早期定义，也是一种一针见血的定义。“官者，管也”，足见官是权威的象征，从它有建制以来，就是我要管你的。正因为权威在兹，所以雅好此道者，无不以做官为荣、为得计，纵清高之士如柳下惠者，亦“不辞小官”（小官也肯做）。而中国词汇中以官显者，亦比比皆是。如授以官职叫官人，居官之家叫官户，以官为氏叫官氏，大官住宅叫官邸，官署总称叫官府，官方封邑叫官族，官阶门第叫官阀……正因为官字当头，一切好办，所以人不官迷者几希。而在奔竞之下，花样百出；恋栈之余，丑态毕露，自也古今一辙。即以最近警界大员一一被揪出谎报年龄以期延后退休为例，其实比照中国传统，一点也不稀奇。宋朝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中早就记载有“官年”“实年”两种年龄，这套把戏，中国人搞了一千年了，国民党又算老几啊？

中国社会既然官字当头如此，趋避之道，自有两途。积极一途是自己也以官显；消极一途是不为官所害、不惹官非。中国迷信中有“纳甲”之法，分配十干于六爻，以六爻十干与八卦五行的生克，定父母、子孙、官鬼、妻财、兄弟之位，以生我者为父母爻，我生者为子孙爻，克我者为官鬼爻，我克者为妻财爻，比和者为兄弟爻。其中官鬼爻就是官煞，在迷信中如此定名，可见中国人畏官之甚。不过，官之可畏，也有其限度，因为总不比死更可畏。《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旦人民没有了选择，“官逼民反”的现象，就自然发生。中国历史中、小说中、戏剧中，都不乏“官逼民反”的例证，从林冲夜奔到打渔杀家，从李闯揭竿到金田起义，都其著者也！

不过，中国人的官煞迷信也有有趣的翻身时候，那就是今天国民党统治下的官民关系。由于国民党的自私、愚昧、衰老与多重标准，它在官衙所表现出来的公信力，已经越来越式微。相对的，民间的理性抗争也好、胡搅蛮缠也罢、自力救济也行，都把国民党弄得焦头烂额、官不聊生。虽然是咎由自取，但是日暮途穷之兆，却也十分清楚。《宋书·刘弘传》《逊位表》中有名句道：“上缺皇朝缉熙之美，下增官谤覆折之灾。”正好是今天国民党的写照。再这样演变下去，一朝“民逼官反”的局面，未尝不有可能也。

难友曾祥铎在《世界论坛报》发表专文——《国民党在立院终于“硬干”了？》中说：国民党如被迫在“跳海”与“硬干”之间做一痛苦选择，“为了保存政权之存在，说是‘孤注一掷’也好，说是‘强烈反对’也好，说是‘困兽犹斗’也好，总而言之，都属‘硬干’范围。”“如果真的走投无路，也许有人曾想到向对岸打个招呼。”这一演变，是绝对可能的。试看二百二十年前的科西嘉（Corsica）岛下场，可为前鉴。当时科西嘉是被“外省人”——意大利的热那亚人（Genoese）统治，在风起云涌的“科独”压力下，“外省人”政权不堪其扰，也不甘心让它独立，于是就干脆把科西嘉偷偷卖给“大陆”——法国，永绝后患矣！今天国民党的处境，恰像当时的热那亚人，一旦“民逼官反”，狗急跳墙，好戏可真有得看呢！

1988年12月5日

拦路告状不可拦

“监察院”地方机关分组巡回监察小组，这回巡察新竹县、云林县和台南县时候，分别碰到百姓的拦路告状。10月8号报上说：“部分地区的民众因受到当地行政机关或治安单位人员的阻挡，未能向巡察监委陈情。”可见拦路告状的“未遂犯”，也不在少数。

拦路告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中国老百姓，他们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只有三条路：第一是忍气吞声，第二是直接喊冤，第三是揭竿而起。“冤”字在中国象形文字里，上面是个罩子，下面是个兔子，把大无辜家兔子罩住，无法兔脱，自然冤哉枉也，了无疑义。老百姓如何不做兔子而做人，这就得另谋补救之道。主要补救方式有三：一种是“捶登闻鼓”，就是在皇宫外面捶一面大鼓，让皇上听到，好问他冤在哪儿。这种方法，后来名存实亡，变成了间接的“登闻鼓院”。登闻鼓院是转达的衙门，这样一来，所有直接的用意全部消失，捶也白捶了！

捶登闻鼓以外，另一种就是“立肺石”了。肺石是一块红石头，老百姓有冤，可以跑上去站三天，能站下来，就有专门人员过来问你案情，并负责“通天”。这种喊冤，在程序上虽然间接，但在形式上，却有直接的视听效果。站红石头的意思是叫老百姓说真话，“使之赤心不妄言”，有点类似洋人按《圣经》的味道，只是脚踩赤石罢了。至于立肺石的实际情形，显然大打折扣，如《梁书·武帝纪》里有“可投肺石函”的话，足见喊冤已喊进“意见箱”了，其下场可知；又如《玉海》记武则天时有“肺石不须防守”的话，足见要喊冤的，还得通过治安单位人员“防守”这一关，其下场又可知。所以“立肺石”也者，费时而难见其利，明矣！

既然敲鼓罚站都难以下情上达，最后只好亲见皇上的一法了。但皇上在深宫里，老百姓哪看得到？唯一的机会是：等皇上出巡或出来玩的时候，半路上把他拦住，这种拦住，有个专名词，叫“邀车驾”或“迎车驾”或“乘舆诉”或“递御状”或“拦舆”或“拦舆递禀”。理论上，统治者为了探求民隐，尚不反对“邀车驾”，只是严格规定必须冤情确凿，不然就给你好看。好看的方式，在唐朝是“杖八十”（打八十棍）；明朝、清朝是“杖一百”。表面的罚则比起古人的严刑峻法来，尚不算重，只是实际上罚的，就大有出入，因为随时可用别的罪名整你；别的罪名也预备好了一大堆，等着整你。如清朝规定：皇上车驾“行幸瀛台等处”而拦路的，则照“迎车驾申诉律”办；但“车驾郊外行幸时”而拦路的，却照“冲突仪仗律”办。这就是说：车驾也不是那么好“邀”的，邀错了地方，就视同“犯跸”，说不定还当大刺客办你呢！

这样一来，老百姓有奇冤异惨，想直达天听，可说千难万难。于是，他们只好降格以求，把“包公”“彭公”式的“青天型”人物，当成跪地苦求的对象，高喊：“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上诉！”

就这样的，一路喊冤的传统，就在中国民间延续下来。这次“监察院”老爷们碰到20世纪80年代的“邀车驾”——“拦路告状”，就是中国喊冤传统的一种延续。在复兴传统文化的阴霾中，我们的青天大老爷们，到底怎么“脸上发青”呢？

我举十四年前的一条新闻为例。那年3月3号的报上，登出2月底“台湾省主席”“巡视花莲”消息：

当他的专机降落，机场上突然出现一位中年女性，大呼“冤枉”，一时空气紧张，幸而维持秩序的军警及时采取行动。把这位喊冤人连拖带拉塞进盥洗室，才草草结束了一场闹剧。

报上同时登出：一方面，“主席已经对这宗公案引起了重视，指令有关单位从事彻查”；另一方面，却对拦路告状行为，斥为落伍的思想与做法，不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

从现代民主法治观点看拦路告状，的确“落伍”，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当一切“进步”的司法保障都使老百姓寒心，当一切“现代”的救济手段都使老百姓失望的时候，那些可怜的弱者，又该怎么办？他们除了试用“祖传秘方”外，又能怎么办？

结论是：除非在根本上达成“进步”与“现代”的民主法治，不然的话，还是“落伍”来得逼真、来得痛快！

1979年10月20日

《中国时报》1979年10月29日

附录一　民众跪地陈情·终非法治正常行为（张赞国）

监察院今年地方机关分组巡回监察第六、第九、第十及第十一组的监察委员，9月间巡察台南县、新竹县和云林县时，曾分别遭遇部分地方民众拦路陈情，并跪地请求申冤。

依宪法与请愿法的规定，人民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有请愿权，监察法施行细则也规定，监察委员分区巡察时得收受人民书状，依法处理。因此，地方民众为维护本身权益，向巡察监委陈情并无不可，问题在于，陈情的方式颇值得注意。政治学者认为，跪地陈情的现象说明民主法治的观念并未深入民间，而政府机关与官员更应检讨民情上达的沟通管道是否通畅。一般来说，跪地请求申冤，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人民因官府的不当措施，权益受损且告诉无门，而诉诸权威，请求同情救济的常见方式。这在民智不开与欠缺民主法治观念的社会，大致是引起注意的有效方式，往往问题因而解决。

但是，政府在台湾推行民主法治已有三十年，在保障人民权益与弘扬民主宪政的功能方面，不无建树，一般地方民众如权益受损，却经常不循正常法律途径，寻求解决或救济，反而采取向监察委员跪地请求申冤的方式。监察院每年的地方巡回监察委员都遇到跪地喊冤的场面。

事实上，大多数陈情案因必须依法提起诉愿或诉讼，或者由于不涉及政府机关与官员是否违法失职问题，监察委员通常爱莫能助，只能转请有关单位依法办理，时效上就难免有所延搁。例如，台南县新化镇天新戏院股东向监委庄君地和吴大宇跪地陈情，指责台南县政府刁难复业，又如新竹县香山乡朱火旺命案家属向监委马庆瑞及黄光平跪地请求申冤，要求治安单位迅速派员调查，早日破案，这些案子都有一定的法律程序，并非向监察委员跪地告状，就可能解决。

一般地方民众在权益遭受侵害时，为什么不依法律途径谋求解决，竟向监委跪地请求申冤？

根据政治学者的分析，这种不符合民主法治要求的行为，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中注重权威与请求情面关系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恐怕还在于，政府机关与官员处理人民权益的纷争，经常并未明确告诉当事人案中的是非曲直，或者协助当事人循正常程序，提起诉愿或诉讼，寻求解决与救济，再加以三十年来，部分监察委员多少存有“御史”心态，在与民众接触时，不免产生偏差，使民众错误以为监委是古代的御史或包青天，可以指使政府机关。结果，部分民众便以跪地的方式，提出陈情，目的在获取监察委员的同情，并进而希望监委以“权威者”的身份影响有关单位的态度。

当然，学者认为，人民与政府机关之间双方的沟通管道若不尽健全及通畅，也是造成人民不依适当方式，向主管机关交涉的主因。往往一般人与政府机关有了纷争，若长久不得其门而入，便会感到无力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或约束政府机关的不当行为，从而转向寻找“权威者”，希望有包青天出现，帮他们排解困难。

不管哪一种情况，民众跪地陈情毕竟不是民主法治社会的正常行为，如何消除这种落伍的现象，不仅是教育部门与行政机关的职责，每年的地方巡察监委恐怕也须负担一部分责任。（《联合报》1979年10月1日）

附录二　民众合法陈情·不应予以阻挡（张赞国）

监察院今年地方机关分组巡回监察大致已完毕，各组监察委员巡察各县市时，多少都受理了人民陈情案。但据了解，部分地区的民众因受到当地行政机关或治安单位人员的阻挡，未能向巡察监委陈情。

这种情形并不普遍，却也不是个案，不管原因如何，都说明有些公务人员对人民权益的认识不够，与欠缺民主法治的观念。

宪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有请愿权。请愿法第二条则规定，人民对国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其权益的维护，得向职权所属的民意机关或主管行政机关请愿。这是法律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陈情是请愿的一种，地方民众向巡察监委提出陈情，目的在请求行政上的救济，监察委员是否应受理陈情案，须看内容而定，但基本上，监察委员有义务接见民众陈情，收受人民书状是监察院每年地方巡察的工作之一，监察法施行细则第十条定有明文：“巡回监察时，收受人民书状，认为有急速处理必要者，应就地调查，依法处理。”

换句话说，监察委员固不应拒绝人民陈情，人民向监察委员陈情，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方式适当与不违法，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或禁止。

就监察院今年地方巡察的情形来看，部分地区的公务人员阻挡民众向巡察监察委员陈情，不仅影响了人民的法定权益，也妨碍监察委员与民间接触的机会，这种偏差现象值得注意。

据分析，地方机关或治安单位人员所以不愿民众接近巡察监委，并提出陈情，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担心民众向监察委员陈情会扰乱交通与秩序，且打扰监察委员，妨害监委执行公务或进行巡察的既定日程；另一方面则可能错误以为监察委员是政府要员“出巡”，怕人民陈情案太多，给监委留下不好的观感。前者基于善意，后者就多少有掩饰的心理，两者对人民权益的维护与民主法治的进行，都不是应有的态度。

监察院每年进行地方巡回监察，主要在实地了解政府施政的结果，并探求民隐，监察委员既然代表人民监督行政部门是否有违法失职的行为，人民的意见便是最好的消息来源，而听取人民陈情便是途径之一。由于每年的巡察日程、路线与时间大都由被巡察的县市政府预先安排，监察委员每到一个地区除了听取简报及参观设施外，已少有时间接见民众，如果少数地方政府官员“顾虑”大多，又制止人民会见监察委员，监察委员将更无法实地听取民间的声音，而只是政府机关的片面说辞，监察院的地方巡察就失去意义。

近年来，监察院与民间多少已有脱节的趋势，监察委员每年二十天的地方巡察是监察院深入民间，与民众建立直接沟通管道的有效方式，地方机关与官员不应消极阻挡民众和监察委员会面，反而应积极安排时间，使监察委员与一般民众当面对话。（《联合报》1979年10月8日）

附录三　民众拦舆告地状，法院应引以为耻（文霆）

据报载今年监察委员赴各地巡视之时，在新竹、南投等县均有民众跪地陈情，要求监察委员为他们洗雪冤屈，这种人治时代父母官观念下的现象，居然在法治时代处处有法院的地方出现，实在令人不能不有一点怀疑，我们的法院是不是已经善尽其职了！

理论上说来，民主法治的国家，法院是一切纠纷仲裁的场所，人民在经过法院三级三审的裁判以后，应已得到公正的判决，同时也应该信赖法院的公正，而不至于觉得满腹委屈，有冤无处申。如果还有这种跪地陈情的现象，则若非民众刁顽，必系法院的裁判不公，导致民怨！

事实上，今天的法院的确有很多问题存在，少数法官的品德不良，收受贿赂，贩卖颠倒黑白的判决书来中饱私囊，加上一批司法黄牛纵横法院，欺压诈骗当事人，以法院为他们寄生的场所。试想一千位法官中若有五十位素行不良者，再加上一百个司法黄牛在各地法院肆虐，将形成如何严重的后果。这五十个问题法官一个月一人做十次判决，就有五百个枉法裁判出现；一百个司法黄牛，一人一个月骗三个人，就有三百个当事人受害。台湾一千七百万人口，照这种比例下去，恐怕总有一天，半数以上的人民都会身受其害，再也不敢跨入法院的大门了，届时只怕我们的监委们更要忙不过来了。说句或许不恰当的话，到时候我们恐怕只需要监察院，而不需要司法院了！

法院所代表的是国家的威信，法官一向是被民主国家公认为最廉洁公正的官吏，一旦这两者不再能被肯定，就表示了这一民主国家的精神已面临破产边缘。我们不愿危言耸听，但是觉得司法行政部不妨做一次普遍的民意调查，看看今天全国人民对法院信赖的程度如何，也好作为今后改革的方针。一般行政部门总是有个通病，就是喜欢文过饰非，做得好处处表功，做得差却只字不提，长此以往，进步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了。我们深切期望目前主持司法工作的政府人士，能确确实实地改进司法的功能，为中国今后千万年的法治奠立根基。真能如此，其功绩必能常标青史，又岂是今天赢得一些委员的掌声所能比的呢？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总难免发生一些权利义务的关系，或者产生一些摩擦与纠纷，这时候如果都能经由法院来正常地加以解决，法律才能达到它解纷止怨的功能；反之，如果法院不能为人民所信赖，不能解决人民的问题，那么人民就只有求诸法律以外的途径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法治落后的地区常有武装冲突、械斗、私刑，以至于政变发生的原因了。我国人民性情纯厚保守，受了委屈，往往就只好到所谓“青天大人”处去跪地陈情，表面上看来虽然并没有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却已充分反映了司法工作的不上轨道，真是值得深切检讨了！（《自立晚报》1979年10月14日）

附录四　柏台御史巡察苗县，含冤母女拦路告状

〔苗栗讯〕监委张秉智、蔡孝义莅苗巡察，苗栗镇民谢潘桂兰母女，拦路跪地诉冤，希望“巡按大人”能代其亡夫谢锦春平反冤狱，还其清白，让死者得含笑于九泉。

谢锦春是在今年7月2日晚10时许，在苗栗县民生街一杂货店内，杀死少妇刘春枝后，畏罪自杀死亡。据了解，谢某之所以会杀害刘妇的原因是：六十四年9月1日，在苗栗镇中正路128号前发生一件车祸，因刘妇的前夫刘金水，骑机车后载刘妇在上述地点倒地伤重不治死亡，正巧谢某驾一辆满载砖泥的拼装车路过，后来经有关单位鉴定，刘金水是被谢某所驾的拼装车撞死，而依过失杀人罪嫌移送法办。在六十五年9月谢金水被判刑一年，因不服上诉，六十六年2月仍被最高法院判一年徒刑。

谢某因自认冤枉，所以拒不服刑而逃亡，后来被警方通缉逮捕坐牢，到去年10月间才服刑期满出狱。

出狱后，因愈想愈不甘心，认为刘妇有伪证对其不利之嫌，意图找她算账，事经家人劝阻，方暂息怒，可是到7月2日凶案发生当天，谢某接获高等法院判决书，指出刘金水家属自法院提出民事赔偿诉讼，要处分其家产。谢某唯恐将他在四维街的一栋楼房拍卖，故佯装以六万元售予他人，而吃上伪造文书罪。此时因受判决书处分之影响，一时失去理性，才会到民生街找刘女算账，愤而持刀把刘女杀死后自杀。（《台湾时报》1980年9月3日）

附录五　柏台大人巡察新竹，含冤小民跪地陈情

〔竹县讯〕竹南镇民施得旺，昨天上午9时，带着一份陈情书，远从竹南镇赶来新竹，当监察委员张秉智等抵达新竹市公所巡察时，跪地向两位柏台大人喊冤，并请主持公道。

陈情人施得旺在陈情书中指出，陈情人施得旺，在民国三十年时（日据时期）即迁住竹南镇崎顶里四邻尖山13号，祖父三代大小十余口，在此居住达四十年之久，近来陈情人以人口日增，原来住屋太窄，无法容纳。乃于民国六十八年春季商得邻居朱达先生同意，将现有空地约三十坪，以新台币六万元顶让与陈情人，准备另建房舍，以便容纳众多之人，当同年4月14日开工兴建时，附近邻居都来观看。苗栗县府农林科林业推广员曾光秀先生，为邻居之一，亦来观看，结果曾光秀先生向他拿二万元表示向县政府农林科办理租赁手续，陈情人于六十八年4月14日开始兴建房子，至七八月间已大部完成，曾先生是邻居，每日出入建地，租赁手续未办好前，曾先生从未提及此事，陈情人也以为早已办妥未加追问，后来曾光秀先生一反常态，忽然以陈情人“盗伐保安林”“侵占土地”“擅筑违建”为理由报警处理，当由竹南分局移送新竹地方法院检察处侦查起诉，并捏造事实、蒙蔽法官，而法官亦不亲临现场勘察实情，只听曾先生一面之词，遽判陈情人有期徒刑十月，并没收地上物——房屋一栋。

陈情人在“有冤无处申”的情况之下，特请两位委员为陈情人申冤。

（《台湾时报》1980年9月18日）

政治椅子学

“立法院”议场最近动工拆除部分椅子，是以整修内部为口实，趁机拆除的。事实上，是因为“老成凋谢”，人数今非昔比的缘故。

拆椅子不从今日起。最早是五百个座椅的设计，减为四百六十个，再减为四百零二个，再减为三百一十七个。尽管如此，还是比实际需要多出四五十个。可见“老成凋谢”，与日俱增；敬陪末座，为数益少。拆椅之日，有老不死的委员临场感叹，甚至看不过去，要求“就拆一排好了……保留后二排，让摄影记者坐”。——缺额缺到想由记者吃空缺，其充数心理，亦云苦矣！

其实，国民党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搞法，根本就不对。真正的民主政治与议会政治，岂能在椅子上打转？试看英国国会的椅子，就见分教。四十五年前，储安平写《英国采风录》，就有这么一段：“今日英国下院议员，凡六百余人，议场狭小，所设议席，仅敷议员之半数。但事实上，仅逢时局紧张或发生严重问题时，始有拥挤的现象，而以积习已久，后来者虽无座位，亦能站立勿躁。其在通常情形之下，座位常有虚席。下院出席的法定人数为四十人，若有人要求检点人数，而不足四十人时，自然流会，但要求检点人数之事，年不一见，故议长亦向不问出席人数之多寡，而会议亦得进行不辍。美国的政治学家罗惠尔（A.Lawrance Lowell）在其《英国政府》一书中，自述渠于1888年第一次参观英国国会时，内政大臣William Harcourt正做长篇演说，达一小时三刻之久，所陈述者系关于伦敦市政府之改革问题，当时在场听者，除议场内之职员外，仅伦敦市市长等数人而已。下院议场光线暗淡，座位尤不舒适，所以有些议员即使到了国会，也辄流连于会客室、图书室或酒吧之中，而并不老坐在议场里。议员出席议场的唯一重要关头是在表决的时候，因为表决结束，执政党若占少数，便将引起倒阁。有时到了快要表决的时候，而执政党议员出席的人数，尚不能占有多数者，阁员恒故意拉长其演说，延宕时间，以等待本党党务督察员（whip）四出拉邀本党议员出席投票，借免倒阁的厄运。在议会中，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均各有其主任党务督察员及助理党务督察员若干人，这些党务督察员的最大任务就是要注意敌我两党的到会人数。这种任务在举行表决时尤为重要，因为若有不慎，可能引起倒阁。国会设有正门及侧门，从前有几次，执政党的党务督察员没有注意到反对党的议员有从侧门走进来者，以为本党议员出席人数已占多数，不料一经表决，竟成少数，因而造成内阁崩溃的局面。”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到英国的民主政治，已因“椅子功夫”而变得臻入化境。正因为有此化境，所以二次世界大战时，国会虽被炸得七零八落，但是整修内部时，却依然故我，一个座位也不增加，照样“仅敷议员之半数”来排排坐。这种“政治椅子学”，岂不妙哉？

椅子之为物，最早起自纪元前27世纪的埃及，距今已四千六百年。但在中国，它的出道却相当晚。在汉朝的《说文解字》中，“椅”字的定义，还只是一种植物。事实上，到了汉朝时候，中国人还是没有椅子坐的。那时候的古人，还坐在地上。

古人坐在地上，屁股底下有块长方形的草垫子，叫作“席”。老祖宗在席上活动，一切都是平面的，就像日本人住的榻榻米房子，大家多的是膝行跪姿。我们读《史记·项羽本纪》，看到鸿门宴时“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刘邦）北向坐”，若以为他们都是“坐”，就大错特错，他们其实都是“跪”。那时候没有桌椅，一切是落地干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全体一致。李商隐写天子见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虚前席”就是两人在席上对跪，中间保持一段距离，表示皇上尊敬知识分子。

在席上跪来跪去，终于有人感到太不舒服，决定不跪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席上，两条大腿，朝前一伸，自在起来了。这种自在的姿势，叫“箕踞”。箕踞视为无礼，因为老祖宗当时不穿裤子，这种姿势，有自我暴露之嫌。《韩诗外传》记孟夫子回家，看到孟太太一个人这种姿势，就吵着要离婚，其理在此。

直到纪元2世纪尾，3世纪初，中国才受了西方文化影响，有了“胡床”。“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导演椅的椅子。这种椅子皇帝坐，大臣也坐。可是到了宋太祖时候，变了花样。《邵氏闻见录》说：“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列坐殿上。艺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我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呈罢，欲复位，已密令去其坐矣。遂为故事。”可见椅子只许我坐不许你坐，正是宋太祖的“政治椅子学”。

把这种“政治椅子学”，跟国民党的比起来，形式上虽近乎不伦，模式上却至堪玩味。有想象力的读者，何妨玩它一味？

1989年8月13日

限时专判

《史记·匈奴传》记匈奴的法律：“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刻面、压碎脚骨），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乍看起来，匈奴法如其人，非常粗线条，人犯法入狱，不到十天，就要审判完毕，看来不无草率。其实，这种“限时专判”的制度，不但野蛮的匈奴如此，文明的中原也如此。

《书经·康诰》说：“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明指要收押囚犯，必须做五至六天的考虑，甚至十天的时间，再决定要不要关。《周礼·秋官》说：“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弊之。”明指用五刑审理人民讼案，触犯刑法的，根据情理审问，限十天结案。可见都是以“旬日”（十天）为限的，不独匈奴为然也。

但是，由于幅员广大、交通不便，一切审判，都硬定为十天，显然也做不到。于是，《周礼》遂有“乡士”（掌管本乡及国中司法者），“旬而职听于朝”，“遂士”（掌管四郊司法者），“二旬而职听于朝”，“县士”（掌管远乡野地者），“三旬而听职于朝”，“方士”（掌管都家司法者），“三月而上狱讼于国”等分别规定，并综合说：“凡士之治有期日：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之治听，期外不听。”明定各级司法人员审理，是有限期的：国中十天、郊地二十天、野地三十天、都三个月、各邦国一年，在限期以内的受理，在限期以外的不受理。这种审判贵速的观念，在中国思想中，一直延续下来。从汉朝至唐朝，对迅速定谳有过决定；到了宋朝以后，对审理期间又有了明确的规定（如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等等）。这就是所谓“职狱之限”也！

这种“职狱之限”，虽然也有例外，如《公羊传·宣公元年》有“三年待放”的话（《解诂》说“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如《墨子·明鬼下》有“讼三年而狱不断”的话，但这都不是常例。基本上，在中国思想中，是主张速审速结的。《论语·颜渊》记孔子的话，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欤？”就是这种观念的一次发挥。

从保障人权观点看，太短时间的审理，未免沦于草率，是不可以的；但是若根本不审不理，空拖时间以致贻害，这对人权，反倒不是保障了。《大明律附例》（刑律、断狱、淹禁）就有这样的规定：

凡狱囚情犯已完，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审录无冤，别无追勘事理应断决者，限三日内断决；应起发者，限一十日内起发，若限外不断决、不起发者，当该官吏，三日笞二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因而淹禁致死者；若囚该死罪，杖六十；流罪，杖八十；徒罪，杖一百；杖罪以下，杖六十、徒一年。

所谓“淹禁致死”，照《六部成语》（刑部、淹禁致死）注解，是“因禁狱中，淹留日久，以至于死也”，就是在收押中死于看守所。在古代，这种现象出现，是要惩办司法人员的。正因为有了这种“限时专判”的规定，要求“囚无淹滞”，所以，古代司法人员不敢“淹禁不决”，案子到手，一律速审速结。这可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色，为现代司法人员不可不知也！

1987年3月3日

〔附记〕古人所谓十天结案，如果一个案子，足足花上十天时间去审理，而不是过堂匆匆问几句即斥回或还押，十天的时间，就政简刑清的手续言，也不算太短也。

蝙蝠和清流

我在《独白下的传统》里，发表过一篇《人能感动蝙蝠论》，写中国人的动物哲学，写中国人的“动物汎灵信仰”（oological animism）的流变，写中国人的“人能感动动物论”，一直写到中国人相信可以感动蝙蝠。我写这些纯中国的思想，发前人今人所未发，自是复兴中华文化第一功臣，自然不在话下。

由于中华文化的底子太浓太厚，许多主题，实在一次无法只做一道菜，实在可以“黄鱼两吃”“黄鱼三吃”。以蝙蝠为例，还可毫不重复，别立主题，再谈他一次。

蝙蝠长得像老鼠，老祖宗们闹不清楚它，叫它“老鼠”“地鼠”“天鼠”“飞鼠”。传说蝙蝠是老鼠吃了巴豆以后变的，所以名字难免鼠来鼠去。因为蝙蝠夜里飞，又叫它“夜燕”。蝙蝠停飞的时候，翅膀伏下来，所以又叫“伏翼”或“服翼”。

蝙蝠的造型，不讨人喜欢。虽然除了“吸血蝙蝠”（wampire）外，蝙蝠吃害虫，对人未尝没好处，但中国人外国人都不喜欢它。中国人除了用做“五福（蝠）临门”的图案外，总是把它抓来当药吃，用这种东西治一种怪病——“小儿惊痫”。方法是把蝙蝠煮了，做出“小儿慢惊返魂丹”。《医学集成》里说“小儿惊痫，用人蛰蝙蝠”和药，《圣惠方》里说“小儿慢惊返魂丹，治小儿慢惊及天吊夜啼，用蝙蝠”和药。妙用就在此。

这种治小孩子夜里哭闹的妙用，老祖宗意犹未足。老祖宗看到蝙蝠夜里飞来飞去，通行无阻，深信这种小东西一定眼力奇佳，若把蝙蝠化为药材，一定可以有益于人的眼力。这种“以眼还眼”的思想模型，是中国“物之生克哲学”的重要基础。“物之生克哲学”的特色是：甲物的特性，可以代换到有对应关系的乙物身上。比如说：杀狗的，狗就追他（“屠狗者，狗逐之”）；杀牛的，牛就顶他（“屠牛者，牛触之”），为什么？因为“物类相感”。“物类相感”的极致，就被打“大可用药”的主意。于是，看到啄木鸟的“牙”那么行，中国人就相信吃啄木鸟可以治牙病；看到牛鹿之类的生殖器那么行，就相信吃它们的“鞭”可以壮阳。同理类推，看到蝙蝠夜里飞得又快又不撞墙，就相信蝙蝠的屎大有营养。于是蝙蝠的大便，便变成中药的“夜明砂”，给眼睛不好的人大服特服，希望能从别人的排泄里，大开眼界，愈我光明。

中国人的眼力真可怜！中国人把那么多希望寄托在蝙蝠身上，竟不知蝙蝠的视觉本是一塌糊涂的。蝙蝠可以蒙住眼睛，仍旧照飞不误，蝙蝠是靠雷达式的耳朵与皮肤感觉飞行的。这种情形，洋鬼子看得仔细得多。17世纪的英文里，形容人的眼力不行，就说“像中午的蝙蝠一样瞎”（as blind a bat at noon）；后来发现不止中午才瞎，就改为“像蝙蝠一样瞎”（blind as a bat）。在洋鬼子眼中，他们也错把蝙蝠当成老鼠一类而叫作“飞鼠”（flittermouse），但他们绝不发生“物之生克哲学”而将蝙蝠屎当眼药。他们观察入微，所以可以少吃大便。

在蝙蝠身上，中国文化表现观察力的粗疏，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举一篇古文做例子。七步成诗，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曹植，曾写过一篇《蝙蝠赋》。曹植不喜欢蝙蝠，他在这篇赋里，把蝙蝠丑八怪骂了又骂。他一开始就感叹：“吁！何奸气生兹蝙蝠！”（翻成新诗人的表达法，就是：“天啊！什么样的奸邪之气，才生出你这种坏东西来啊！”）曹植接着表示，蝙蝠虽然能飞，可是长得不像鸟，所以“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被爱惜羽毛的鸟类给赶出来。《蝙蝠赋》写到这里，观察得都别有天地，但到最后，说蝙蝠“巢不哺，空不乳子”，却观察得大错特错。曹植不知道：蝙蝠不是别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哺乳动物啊！

蝙蝠是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它在动物学上属于“哺乳纲”的翼手类，但它能飞的特性又酷似“鸟纲”中的飞禽，这种“两头都像”的模样，使蝙蝠进了西方的寓言。《伊索寓言》里有一则《蝙蝠和黄鼠狼》，记一只蝙蝠掉到地上，被黄鼠狼逮到，蝙蝠大叫饶命，黄鼠狼说本狐仙可饶你，但是本狐仙恨鸟，你是鸟，故不饶。蝙蝠力辩自己不是鸟，而是老鼠，最后被放掉了；不久它又掉到地上，被另一只恨老鼠的黄鼠狼逮到，历史又重演，不过它这次力辩自己是鸟，不是老鼠，最后又被放掉了。另一则寓言是《鸟兽和蝙蝠》，记鸟兽双方大战，互有胜负，蝙蝠依违其间，老是投靠在胜利者的一方，向鸟说它是鸟；向兽说它是兽。最后鸟兽双方议和，真相穿帮了，不但“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而且“不容兽群，斥逐哺乳类之族”了，从此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只好昼伏夜出了。

上面这两则寓言，主题都是写蝙蝠的骑墙性格，跟《蝙蝠赋》比起来，那位西方被压迫的奴隶——伊索，的确比我们东方这位被迫害的文豪——曹植，观察得高杆，观察得深刻。伊索把蝙蝠拟人化，使我们古往今来，能借用这种观点，去认识另一种变相能飞的哺乳类——人类，而对此道人物，有所卑视与警觉。

《新约》里说：“没有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得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得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为什么？劳根·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解释得妙，他说：“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的，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了。”（Those who set out to serve God and Mammon soon discover that there is on God.）这就是说，想左右逢源的，你必然在两者悬殊中跌落，尽管你向高的一边高攀，可是没用，由于你的滑头，你的上帝最后还是不见了！

这几天报上有一种怪说，说在政治情况两极化的情况下，自应由“中间势力”出马，“作为二者之间牵制与平衡的机能”。“所谓‘中间势力’，与一般所谓的‘清流’近似。”而目前可持“清议”的“清流人物”，有无党籍的政坛元老，有有党籍的党国耆旧，他们还举出名单来。对这种“中间势力清流论”，我觉得完全不能成立，因为他们完全没弄清“清流”的“清议”是什么。

是什么？顾炎武《日知录》里有“清议”一条，顾炎武的说明不算好，但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清议”本身，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意见，“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绝非摆下酒席的和事佬。他们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绝不是无党籍的忠党分子，或是有党籍的社会贤达；他们可能站错了一边，但是绝不站中间。站在中间，不是“中间势力”，而是“中间势利”，哪有“清流”是中间窜的？如果这是“清流”，鸟兽大战中飞来飞去的，又是什么？

匈牙利政治家噶苏士，曾表示站在中间的，是一种软弱的证明。真正主持正义的人，他必然也必须立场明确，立场是鸟就不是兽，是兽就不是鸟，而不是似鸟非鸟，似兽非兽。对这种软弱的四不像，我们应该有所厌恶。孔夫子讨厌紫颜色，因为紫的颜色，对正宗的红色是一种搅局、一种似是而非。丘吉尔说他不喜欢萎靡的棕褐色，他“不能假装对颜色不偏不倚”（I cannot pretend to feel impartial about colors.）。真正第一流的强者，他一定不管造次与颠沛、荣枯与浮沉，永远保持他的本色，以本色示人，以本色战斗。

昨天报载，蝙蝠洞的蝙蝠飞走了，要到明年4月才回来。我不希望纯种的蝙蝠刚飞走，又冒出一些变种的来“物之生克”，我警告。

1979年9月10日

〔附记〕公元905年，朱温“聚裴桓等名士数十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初，李振……言于温曰：‘此辈尝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温笑从之”。（《资治通鉴》第二六五卷）写完这篇文章，我忽然想到浊水溪！

独裁又爱财者的下场

周朝第十个皇帝厉王（姬胡）在位的时候（公元前9世纪），他用荣夷公代他搞“专利”，剥削老百姓。当时大臣芮良夫劝他，说：“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胡可专也？”《国语·周语上》记芮良夫的话说：国王的责任是该将利上下流通才对，怎么可以自己专起来，与民争利？普通人专利，都是盗贼，国王怎么可以这样干呢？

可是厉王不听，反倒钳制舆论，放出大批特务，谁说话就杀谁。《国语·周语上》记载说：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独裁又爱财者的下场，一至于此！

谈政治污染

中国人有一种重要的传统，就是厌恶政治的传统。《高士传·许由》里说：唐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逃掉；唐尧又要召他为九州长，“由不欲闻，洗耳于颖滨，巢父牵犊欲饮之，由告以故，巢父曰：‘子若处高山深谷，焉能见之？子故浮游，欲闻求名誉。’”乃以“污吾犊口”为虑，“牵上流而饮之”。——许由听到唐尧要他从政，认为这种脏事，会弄脏了自己耳朵，特别跑到河边洗耳；而巢父呢，比他更清流，乃把小牛牵到上游喝水，以免喝到洗耳的脏水。《庄子·让王》里说：虞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旡择，北人旡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泠之渊”。——北人（复姓）旡择听到虞舜要他从政，认为你老兄真不够朋友，你自己不能隐于山林，下海跟唐尧跑，反倒用这种脏事来缠我，丢死人了。北人旡择原来是有择的，他跳入清流，把自己淹死了。

上面两个故事，是中国“洗耳投渊”的故事。在皇权高张、政治挂帅下，中国古人中还绵延一道清流，这是很令人耳目一新的传统。

大体说来，古人所以能够达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境界，跟当时的政治污染能力有限不无关系。随着时代的演变、科技发达、传播与统治能力强大，今日政治污染的本领，可就超过古人多多了。相对的，今天被政治污染的不自觉与痛苦，也就不堪想象。

亚里士多德感慨于“人是政治的动物”，俾斯麦感慨于“政治摧毁人格”。在时代的演变下，出现了所谓“政治人”（politicalman）。政治人发展的结果，人类的种种自由和尊严，不论大小，不分远近，都将被政治污染到。这是很要命的、讨厌的，使人觉得人间没有一块干净土。这一次台湾地区的选举，就是这种“政治人”污染人民的显例。不论是哪一个党、哪一种派，在科技发达、传播与统治能力强大的排山倒海下，人民“不入于杨、则入于墨”，到处为之沸腾。心理学家写的《了解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里，把人分成神气型和恭顺型。政治人追求虐待狂式的权力，是属于神气型的；跟着一起做奴性配角的，是属于恭顺型的。表面上，主权在民，“政治人”在求你投他一票；骨子里，他们其实是一流货色，贤与不肖之间，殊少不同，大家被他们耍了耳！

难过的是，古人不甘被政治污染者，至少能做巢父、许由、北人旡择，徜徉清流；可是今人呢，却连最该冷静、最该清高、最该脱俗的高等知识分子们，却也“忘了我是谁”地纷纷投入，或参选、或助选、或联名、或评监，明明身被污染，却还自以为是清流。——连清流定义都被这些浑人糟蹋到这步田地，台湾之有浊水溪，又岂止一条吗？

1989年12月3日

古今哭庙大观

“庙”字在中文中有多种意义。死后皇帝的尊号叫“庙”，皇宫的前殿、朝堂叫“庙”，神仙佛道的屋舍叫“庙”，供奉祖先的房子也叫“庙”。

在中国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有关“庙”的记载。其中最有动态之感的，不是“庙”本身，而是一种“哭庙”的动作。

《礼记·檀弓上》有这么一段：“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恶乎哭诸？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这段话，显示了“哭庙”有大学问。伯高死在卫国，报丧到孔子那儿。孔子就嘀咕怎么去哭他了。孔子说如果是兄弟，我可以在祖庙里头哭他；如果是父亲的朋友，我可以在庙门外哭他；如果是老师，我可以在寝室哭他；如果是朋友，我可以在寝室门外哭他；如果是点头之交、泛泛之交，我可以在野外哭他。可是，以我跟伯高的交情，在野外哭他，显得太疏了；在寝室哭他，又显得太亲了。最后，孔子就打学生端木赐（子贡）的主意，他咬定既是你子贡介绍伯高来和我认识的，我就到你家去哭他吧。于是，他就要子贡做主人，并告诉子贡：吊丧来的客人，如果是为了和你有交情而来哭的，你就拜谢；为了和伯高有交情而来哭的，你就算了。

《礼记》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庙”不是随便可以去乱“哭”的。哭必有位，必须先确定了和死者的关系位阶，才能选择下泪的场所。否则的话，就是越位，就是失礼，是不行的。

《礼记·檀弓下》就有这么一段：“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孔子的孙子子思的母亲死在卫国，报丧到子思那儿，子思就在祖庙里哭起来了。他的学生见到了，去抗议说：“别人家死了母亲，你为什么却在孔家的庙里哭她呢？”因为这位老太太已经改嫁了，不再是孔家的人了，所以子思就一边哭一边喊我错了我错了，就立刻跑到别的房间去哭了。可见纵使是亲娘，也不能哭错了地方！

这种中国民族的“哭庙”文化，随着皇权的增长，越哭越宽了，最后被规定在皇家那边，也得哭上一笔了。皇帝死了、皇后死了，大家都有得哭。地方官吏士绅，到万寿宫之类或太庙之类去哭，是谓“哭庙”。不过，这种“哭于庙也”的动作，演变得不限于办国丧一段时间了。在国丧以外，居然“哭庙”也变成一种请求“德政”的管道了。

例如，唐朝就有规矩，臣民有冤者，得到昭陵（唐太宗的墓）前哭诉。《唐诗纪事》（第五十八卷）有唐朝“贾岛迷”李洞的诗，中有“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的话，就是指这种“哭昭陵”的规矩。“哭昭陵”也叫“哭陵”，也是“哭庙”文化的精华。

不过，这种“哭庙”的动作，泪眼婆娑起来，也不是好玩的。大名鼎鼎的金圣叹就因此而被砍头。先是山西贡生任维初到吴县做知县，一方面征钱粮甚急，一方面又盗粜仓米。《辛丑纪闻》说：“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而诸生倪用宾，遂有哭庙之举。”那时正赶上清世祖驾崩，《哭庙纪略》说他们“相从而至者，且千余人，号呼而来，皆欲逐任知县者也”。于是以“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的理由，下令抓人。《研堂见闻杂记》说：“诸生有金圣叹者，有逸才。……是变为哭庙文，亦入狱，同日斩。”这一场向政府抗议的学生运动，随着一百二十一人的横尸法场，就云散烟消了。

这种“哭庙”的中国文化，形成传统以后，又封建又无知妄作的国民党，总是要插上一脚的。国民党在丢掉大陆前，南京中山陵就发生过“将军哭陵事件”，由黄埔一期黄鹤少将带头，三百多人为他们的委屈，而在孙中山坟前大哭。国民党逃到台湾后，没中山陵可哭了，于是“国父纪念馆”被派上用场，并无知地改为“哭灵”。1985年10月18日，雷渝齐就表演过。今年7月30日，四十多人的投资公司投资人也来了，不过孙中山不灵了，还是找蒋中正有效。据当天《联合晚报》以《投资人反弹·中正堂哭灵》为标题，报道说：“投资人说，他们大多是荣民或眷村子弟，政府不但不照顾他们，还要取缔投资公司，断其生路，万念俱灰之余，只能来请蒋公显灵，帮助他们。”——这些可怜虫，自己家中，无庙可哭，却跑到蒋家之庙以求“显灵”。中国文化沦落至此，真堪一哭矣！

1989年8月1日

哭的政治与政治的哭

政治是肮脏而多样的玩意，在政治中翻云覆雨，表现出来的，有七情，有六欲。七情见于《礼记》，六欲见于《智度论》，其中政治嘴脸，一应俱全。政治是无情的，但邪门儿的是，搞政治的人却往往用有情做手段，以为测验。稗史中有皇帝死了爱姬，为之泪下，并下令大臣也同声一哭。某大臣应声大哭，人以为异。后来问他你哪来那么多的眼泪，某大臣笑着答道，我当时“自哭我妾耳”！（我哭的是我死去的姨太太啊！）

这笑话的重点是：做皇帝的，竟以政治力量叫人哭他小老婆，他把政治变成哭的政治，而攀龙附凤之徒，也就把这泡眼泪，化为政治的哭。相对之下，趣莫大焉！

当然，在哭的政治与政治的哭之间，也有正经八百的。蹇叔哭秦师也、申包胥哭秦庭也，其为哭也，都与小老婆无关，但是政治性之强，至为明显。其情不自禁于先，故泪如泉涌于后。背后主力无他，政治也！

有的哭似乎是纯感情的，从江淹的《泣赋》到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我们都看到这种政治性不强的感情发泄。不过，就算你是纯感情的，也未能免于政治性的捞过界。《国老谈苑》记宋太祖从后周“孤儿寡妇”局面下得到天下后，有一天，“太祖尝曲宴，翰林学士王著乘醉喧哗，太祖以前朝学士，优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出，即移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宫门大恸，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谙。况一书生哭世宗，何能为也。’”这个故事显出宋太祖的政治技巧。你王著要趁醉大哭前朝皇帝周世宗，就让你去哭个痛快。你反正是书生，哭也哭不回任何局面，我才不在乎呢！

宋太祖这种政治技巧，未尝不跟更前朝的前朝有关。《邵氏闻见后录》说：“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许哭于太宗昭陵之下。”——让有冤的人到唐太宗坟前去哭，这是哭的政治；哭的目的在洗雪冤屈，这是政治的哭。

汉文帝死的时候，有一遗诏，下令简化他的丧礼。其中说：“……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这段文字中一再用的“临”字，最有妙义。“临”的发音是入声，与“吝”字同音，意思是“大家一起哭”。皇帝死了，不但臣民要哭，并且还要“发民哭临宫殿中”（今译“发动老百姓到国父纪念馆和慈湖大家一起哭”）。正因为汉文帝是“仁君”，所以他遗命不准在他的丧礼上这样铺张。反过来看，哭的政治与政治的哭，在一临再临的折腾下，已经搅成一团到何种程度？一方面要苍生涕泪以示效忠，一方面虚情假意以为表态，政治性眼泪的令人讨厌，由皇帝驾崩一事，毕见其丑矣！

在《礼记·檀弓上》中，有一则哭的政治与政治的哭的绝妙记录：“陈庄子死，赴于鲁，鲁人欲勿哭，缪公召县子而问焉。县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竟，虽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虽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闻之，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则如之何而可？’县子曰：‘请哭诸异姓之庙。’于是与哭诸县氏。”齐国的大夫陈庄子死了，报丧于鲁国。鲁国的鲁缪公不打算为他哭，因为按照礼法，一国之君，无哭邻国大夫之礼。但是齐强鲁弱，不哭又心里嘀咕，于是向鲁国的大夫县子请教怎么办。县子说：古代的大夫，连微薄的礼品都不出国境，既然和外国没有私交，就是想哭，也无从哭起；但是今天的大夫就不同了，他要和中夏诸国搞公关，就是不想哭，也休想办到。并且我听说，哭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为了爱他而哭，一个是为了怕他而哭。鲁缪公说对啦，我就是怕他。但要怎么办呢？县子说，那就到异姓的宗庙去哭吧。于是鲁缪公就在县子的宗庙里去哭了。《礼记·文王世子》有“哭于异姓之庙，为忝祖远之也”的话，在异姓之庙哭人，是一种没办法中的办法。

《礼记》这一记录，在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居然非常神似地重演了。朱高正在蒋经国死耗传来之际，曾为之大哭，肉麻莫甚焉。不料，最近他为了选票，竟在云林改口说，他的哭蒋经国，是哭给国民党当权派看，以哭换取好感，以救台湾云云。这种反复无常，真令人笑。古人“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但像朱高正这样爱怕随意的滥情，却古之所无呢！

1989年8月2日

郝柏村岂可朝淫祠上香！

今天国民党《中央日报》以大标题刊登《郝院长凤屏宫上香》的消息，说：“行政院长郝柏村昨晚至后劲凤屏宫上香祈福。……在虔诚祈福后，郝院长至庙前广场与卖银纸小贩闲话家常。……”

俗话说：“见了兔子开枪，见了老虎上香。”上香行为本是一种迷信的顶礼模式。郝柏村，大将也，本来是见了兔子开枪的，但在大陆，所见非兔子而是中共虎虎生风的解放军，于是，只好落荒而逃，反倒快得像兔子，逃到台湾。到台湾后，小岛称雄、夜郎自大，兔子又变成老虎，自无向人上香的必要。如今为了做官建厂，却愿采低姿势，到凤屏宫上起香来，虽谦态可掬，但是失态可哂。为什么？提倡迷信故也。堂堂中央大员岂可提倡迷信？

中国正统文化中，《礼记》强调：“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意思是说，如果崇拜了不该他崇拜的鬼神，就叫作多余的浮滥的祭祀，这是无福可得的。而孔夫子早就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意思是说，如果崇拜了不该他崇拜的鬼神，就叫作谄媚。《左传》也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话，意思是说，鬼神不接受不同族类的祭祀，人民也不该祭祀不同族类的鬼神。这些文献，在在都说明了即使迷信，也有其分寸与分际。

正因为中国正统文化中严人神之辨、人鬼之防，所以历来都取缔“淫祠”。“淫祠”是滥设而不合礼制的寺庙。试看唐朝狄仁杰禁吴楚等地的“淫祠”，一毁就是一千七百多所，只留下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伍子胥）四家而已。像狄仁杰这种大手笔，史不乏书。可是，连旧式的古人都知道取缔的“淫祠”，在新式的今人却都不知道，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在台湾，“淫祠”就连年成长不绝。台湾在日本统治之下，承前清余绪，本来“淫祠”就多，据日本人丸井圭治《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统计，台湾有大庙三千四百八十四所，小庙七千七百八十七所。到了满脑袋迷信的国民党出现，“淫祠”泛滥，更不可收拾。尤其近二十年来，神坛蜂起，光在台北，就上千家，其他各地，可想而知。国民党大员不知取缔，反倒一一以院长之尊，到处膜拜。去年11月5日，“行政院长”李焕，跑到汐止显应庙上香，就是一例。只不过短短的十个月，“行政院长”郝柏村又来了，所不同者，一个南下，一个北上而已。堂堂“中央”大员“非其所祭而祭之”，成何体统？连迷信的古人都能拿捏的分寸与分际，国民党大员都不知道拿捏。国民党是大浑蛋，复奚疑哉？

1990年9月14日

中国印

印在中国通称图章，它的发展，在世界文化中自成系统与特色。外国人以签名为主，中国人以盖印是尚。其实盖印之始，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文盲特多，文盲得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甚至也不会画押（画花押、画个符号代表自己），连做官的也不例外，所以才流行出图章。陶宗仪《辍耕录》卷二有“刻名印”一条，说得很清楚：“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按周广顺二年，平章李谷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陶宗仪用“周广顺二年”的例子，广顺是五代后周太祖的年号，广顺二年是公元952年。事实上，中国人用印极早，早在殷周时代就有了。到了汉朝，已是无官不用印的程度，包括胡人羌族，也大用特用，甚至用到小日本去。清朝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日本九州北部发现汉朝赐给小日本的“汉委奴国王”印，就是显例。不过中国人用印，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封泥期”；一个是“朱印期”。

封泥期

“封泥期”的特色是“封泥”。“封泥”也叫泥封，是以泥封之之意。在还没发明纸之前，中国人以竹简缣帛做工具，成为文书交往，捆好后在绳索打结地方，用一块黏土把它黏住，趁黏土未干时，用印盖上，叫作“印泥”（现在印泥的定义已变，但是字源原来在此）。干后成为浮雕式文字，就是泥封。泥封一来可以用为识别与证明，二来可以防止偷拆。这是后代订条约用火漆的老祖宗方法。老祖宗为了使泥封清楚，大都把图章阴文刻深，这样印出来的阳文就更容易辨别。这在汉朝的许多图章上，都可找到佐证。

“封泥期”的图章，都是铜制的，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朝，就流行了。“故宫博物院”藏有两颗“奇字”，就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印；其中以“亞”字为边文的一颗，表示当时的官爵，是禽氏的官印。殷朝以后，周朝的印已有书本印证。《周礼》中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货贿用玺节”的话，“玺节”就是图章，这显然是一种检封式的用印。

到汉朝后，流风大为普遍，但印都很小。官印多为2.4公分见方，私印多在2公分以下。这种小印，都是古代传下来的规格。苏秦佩六国相印，都是因为印很小，若照今天尺码，要配六个7.75公分见方的院印和六个2.85公分见方的院长印，人就要给压垮了。握印的把手叫印钮，也叫印鼻。印钮的形状多刻成乌龟，叫“龟钮”，胡人则不许用乌龟，改用骆驼，叫“驼钮”。私印的钮更多，有辟邪钮、虎钮、狮钮、熊钮、瓦钮、钱钮等。系印的绳子叫绶。《史记·张耳陈余传》说“乃脱解印绶”，就是指此。

朱印期

“朱印期”是纸发明并且普遍以后开始的。在《魏书·卢同传》里，我们就可看到卢同建议在公文书上盖骑缝印的记录，所谓以“黄素为勋”，以“印记为验”。“黄素楷书大字，具件阶级数，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仰本军印记其上，然后印缝各上所司。……黄素朱印，关付吏部。”就是“朱印期”流行的开始。

至于官印以外，私印在中国后来大流行特流行，也是一大特色。私印在元朝明朝，已经普遍。元末名画家王冕（《儒林外史》的主角）用青田粉石自刻私印，风格独具，引起大家的效法，促成为一门学科，也促成为一种艺术品。到了清朝，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演变到台湾今天，向小日本学来“印相学”，大搞迷信的“开运印”，以为自己的命运与图章攸关，走火入魔，已经完全不入流了。

“朱印期”的图章材料，除铜以外，名以石印、玉印、牙印、金印、银印、木印后来居上。其中以石印和玉印材料名堂最多。石印以“冻石”最有名。“冻石”就是石质透明好像冰冻的一般。产于浙江青田县的叫青田石，产于福建闽侯县寿山的叫寿山石，都有灰、白、黄、绿、褐五色，又有灯光冻、鱼脑冻、黄色冻、艾叶绿、瓜瓤红等名词。石质极佳。此外有昌化石、大松石、莆田石、桃源石、宁强石、朝鲜石等，都以产地得名。玉印有“软玉”和“硬玉”。软玉以白色和暗绿色为主，硬度在5.5至6.0之间，比重在2.55至2.65之间，多产于昆仑山脉。如新疆的玉陇、莎车、和田等地。

“硬玉”比“软玉”又硬又重。以浓绿、淡绿和白色为主，绿色的通常叫翡翠，硬度在6.5至7.0之间，比重在3.2至3.3之间。以云南的保山、腾冲产的最有名。此外有南阳玉，产于河南南阳的独山。

至于印文方面，“封泥期”的印文都用白文，俗称阴文，就是凹下去的文字；“朱印期”以后，流行朱文，俗称阳文，就是凸起来的文字。

清朝集大成

因为图章在清朝最集古来之大成，并发扬光大，所以清朝官方对印信的规矩，也就最有代表性。

清朝官场上的印分三级，第一级银印，方形；第二级铜印，方形；第三级木印，长方形。其中总督巡抚由于是特派官，不算正规官，所以只发关防，不发印。关防是铜印，不过是长方形的。原来明太祖为了防止官吏在空白纸上盖印为奸，限定把文书与“用印簿”拼在一起盖印，各盖一半，一如骑缝印似的，各露半个印，叫作关防。后来演变成为单印，关防也变成了长方形。清朝关防印泥不用油朱印色，用的是燕脂水色，稍黑，俗称“紫花大印”。遇到国丧，则二十七天以内，全用蓝色。

清朝官场上有句话叫“抓把印子”，意思是说地方官走马上任，大印在握。“抓把印子”只适用于地方官，地方官总是把印亲自收掌的。衙门大堂上虽有大大的印箱，就是移交时大红布包住的东西，但里面是空的。核心的大印，却捏在地方官手里，捏在知府手里或知县（县太爷）手里（施性忠则是在保险箱里），以备安全，并且随时可用。这种大印是方形的，大小以官阶为函数，印上有个长把手，可以抓起，所以叫“抓把印子”，大权在握之别意也。至于中央官（京官），就不适合用“抓把印子”来描绘，因为中央官自己不收掌印信，另有监印人负责。中央官的用印很郑重，大印盖上后，后面要加盖监印官的姓名，还要以“用印簿”登记某日用印几颗。盖印的位置也有规矩，在封套上，要盖在封口的两端；在文件上，接缝处以斜盖为主，年月上要正盖。不但正本上要用印，稿本上也要同时用印。用印有放假的时候，叫“封印”，每年大约十二月十九日以后“封印”，有封印礼；次年正月十九日开印，有开印礼。在这一个月中，为了防要紧的事突发，在“封印”时，要先在空白纸上盖些印备用，这是乾隆以后的定制，中央与地方一体遵行。事实上，所谓封印，是虚应故事的，照样打开用印不误，只是在印外加盖“预用空白”戳记；上行公文，则盖“遵印空白”戳记而已。

其他种种

清朝的印，大官用的都由礼部颁发，也就是说，银印铜印都由中央统一发。铸印时先由钦天监选择吉日，专委礼部铸印局监造。新印未经启用前，为明责任，不准沾印泥，只准打墨模，并且印底四角都加上长约二分的脚，以防偷盖。这四只脚，在发给承领官员时，当堂磨去一脚，然后在移交时分层磨去，直磨到使用官署为止；盖印缴回时，使用官署先把印的一角磨去，层层磨上，磨到礼部时，磨掉最后一角，然后注销存库。

有趣的是，有一种印，下场是绝不存库的，那就是死后追赠官职所发的官印。这种印，与冥器同级，是用蜡制的，叫作“蜜印”。“蜜印”是殉葬用的，不能盖。这种制度最早见于晋朝。《晋书·山涛传》说山涛死后，皇帝“诏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五十万、布百匹，以供丧事，策赠司徒，蜜印紫绶，侍中貂蝉，新沓伯蜜印青朱绶，祭以太牢，谥曰康”，就是指此。唐朝权德舆《权载之集》有《哭刘四尚书》诗，里头说：“命赐龙泉重，追荣密印陈。”也是指此。密印就是蜜印，就是使死人干过瘾的印。中国文化可邪门儿，用印用到死人身上，真是皇恩浩荡了！《宋史·舆服志》记神宗元丰六年（1083）诏，同意“臣僚所授印，亡殁，并赐随葬”，已经不用蜜印而来真的了，这更是皇恩浩荡了！

1985年9月8日

图章政治

《汉书·佞幸传》中写宦官石显权倾中外：

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言其兼官据势也。

这里说“印何累累”，是指印多多的；“绶（何）若若”，是指系印的绳子长长的。意思是指他们“兼官据势”的普遍。这种情形，后来演变出中文一句成语——“印累绶若”。

“印累绶若”是官吏身兼多职，声势显赫。为什么一个人不愁分身乏术而能身兼多职呢？原因无他，有印多多之故也。有印多多，就可交给亲信“代拆代行”，于是图章政治便大行于中国。

何永佶的《废止图章改用签字办公刍议》

探讨图章政治最早又最透彻的人，是何永佶。他在1944年7月31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废止图章改用签字办公刍议》，曾说“图章办公之患”有许多弊病，有三“脱节”、三“可能”和三“必然”。三“脱节”是：

一、“权”与“责”脱节：“责”是在有图章者身上，而“权”则在盖图章者手里，如有图章者与盖图章者是同一个人，则“权”与“责”始可合一，但如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或几百个不同的人，则“权”与“责”就整个脱节了。使有图章的人及盖图章的人分离成为两个以上的人，就是这图章制度的本身。假如改用签字，则有签字的人与实行签字的人，始终是同一个人，“权”与“责”始终未曾分离过。即欲分离，亦不可能。闻有某省府主席，他自己不居省会，而独处于离省会尚有二日小汽车路程之远。年中他不过到省会一次，住一二天而已。一切省政，由其秘书长拿着他的图章盖印，“代拆代行”，这位秘书长有省府主席之“权”而无省府主席之“责”。像这类的事，中国的政治上不胜枚举。

二、“人”与“事”脱节：这里所说的“人”指应负责之长官，而纯因为他的秘书长（或任何“代拆代行”的人）盖他的图章，就可不经过他的手而能推动行政，这个长官就可以不理事，往往对于他自己范围内的事茫然不知。上所举的某省主席就是很好的例子，年中都是他的秘书长盖印，这位主席对于其省府内事情当然不会太明了。而使他可以不理事而变成一个糊涂虫的，也是这图章制度。假如废止它而改用签字，则这位省府主席就不能不常驻省会，省政不能不过目签字，“人”与“事”就可合一了。能做省府主席的总具有相当聪明，只要他肯亲政就可变成精明人。从前用图章的时候，他是个糊涂人；废止图章后，他现在是个精明人了。同是一人，而前后判若天壤，制度之影响人事，有如此者。

三、“上”与“下”脱节：这里所说的“上”指应负责的长官，“下”指下面的老百姓。这两层脱节而不能沟通，是因为中间有代盖图章，只有“权”而无“责”的人。出了乱子的时候，下面的老百姓不能找盖章的人算账，因为所盖的负责图章之名字，固不是盖章者之名，而是上级长官之名。但“天高皇帝远”，老百姓要找这上级长官谈何容易，中间盖章的人定不为之通。就算通了，找到了，这上级长官事实上对于那件事也实不知底细，“责”也无从负起。结果只不过把那盖章的人叫来骂一顿了事，而且因为盖章的人是他的“私人”，是他的“左右手”，骂也不至于太凶，骂完了还是照旧录用。于是责任无从确定，下面吃亏就算白吃了亏，“下”对“上”无景仰之心，二者距离愈来愈远。

三“可能”

何永佶说的三“可能”是：

一、使兼差成为可能：外国人听见我国官场中一人可兼数职或数十职，莫不诧异。其实自从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图章之后，岂止数十职，就数百职也是可能，雕几百个图章用几百个“秘书长”就是了！兼差的弊病，不在兼差的本身，而在它阻碍了政治上“分层负责”的发展，而养成一般无从负责的风气，因为兼差的长官等于说：“你们这些人都负不起责任，等我一个人来负。”上级长官既然这样说，中下级官吏也只好奉命唯谨，唯唯诺诺，反正无责一身轻，既然有做头的一肩负责，中下级也乐得顺水推舟，把所有的责任放在做头者身上。假如改用签字，则兼差顶多不过一二职，其他本来因为有图章的方便法门由上级长官兼的，到此时不得不放手让给中下级官吏，由他们分层签字负责，“分层负责”的目的可达到。

二、使“假名兼差白领津金”成为可能：因为只凭图章可领薪，所以可以在许多机关挂假名白领津金。假如改用签字，则此弊不除之而自除。

三、使“最高长官旁务细小之事”成为可能：最高长官是负最高责任的人，本应只做提纲挈领之事而不应旁务细小之事，使双方均受损失。但这最高长官如何能“旁务”呢？曰：因为有图章制度在。最高长官可兼那细小的职，而把该职的图章交给他的秘书，这秘书可以说替他“旁务”，而他自己高兴时亦可亲来“旁务”。假如改用签字，则这种怪状必不可能，因为限于时间，最高长官不能不置细小之事于不顾，而专务大者远者及重要者。

三“必然”

何永佶说的三“必然”是：

一、使“引用私人”成为“必然”：能交图章给他任他“代拆代行”的人，自必系“私人”始可，此理至明，无待详说。“引用私人”一语，今日已成为不美之谈，唯在现存制度下确有使人不如是者。引用私人之举，相习成风，故在中国政治日夕听见“某某人是李老板的人”之不通之论。其实大家都是为国家做事，大家都是国家的人，何至某某人是某老板的私人呢？图章之制度不去，则引用私人之弊不能除，“一朝天子一朝臣”将永远为中国政治的定律：恒久的、超政治的、超党派的、超“老板”的吏治制度将永远成为不可能。如改用签字，则“私人”在相当限度内变为不必要了。

二、使“宵小蒙蔽狐假虎威”之事，成为“必然”：“宵小”与“狐”都是自己不负责而假借上官的势力以鱼肉人民者也。在“上”与“下”脱节、“上”可“旁务”细小之事而实际上系“私人”代办的局面下，则这些“私人”（尤其在生活艰难的时候）假公济私鱼肉百姓的事，自属难免。

三、使“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事成为“必然”：有了图章制度，一个长官可以用许多“秘书长”或“私人”，而这些“私人”都互不相属互不相下，所以一旦这长官死了，这些“私人”都变作群龙无首的争斗小组了。譬如一大气球下而系着无数的小气球；大气球一破，小气球岂有不成为荡漾无定互不相属的小组之理？中国所谓“人存”（大气球未破）政举，人亡（大气球破了）政息，恐怕就是这道理吧！

要改正这点，首先要养成中国政治分层负责之习惯，而以废止图章改用签字为前提。

预做答客难

举出了上面三“脱节”、三“可能”、三“必然”以后，何永佶建议，中国应该来一番“废止图章改用签字方法办公的行政改革”。他说：“这个改革是最轻而易举的，只需国民政府一纸命令就够了，是最不费钱的，政府不用出分文而可以办到。不但不费钱，反而每年可省出一大批图章费与印色费。”

何永佶知道兹事体大，对他的建议，一定有许多人反对，因此，他拟出种种反对的理由，预做答客难：

一、有人说：用图章求其美观也、求其真实也。“美观”不成理由，如有妨害行政效率者，虽至美者亦须芟除。若云“真实”，则孰有真实过负责人自己所签之字者乎？现在我们觉得图章真实而签字不真实，是政府未规定签字办法而社会习惯尚迷信图章之故也。往往有人到了办公室而纯因忘带图章而当日不能办公之笑话；其人到矣，而竟不能办公，仿佛是石头（图章）办公，而不是活人办公！假如政府明令废止这政治上的“石敢当”，三令五申要人签字负责，则签字自亦可有最高之真实性，如在外国一样。

二、有人说：“外国何尝不用图章？外国人签字忙不过来的时候，往往把签字雕成一木刻，然后饬其下属照盖。”我说这不是图章，仍是签字，因为把其签字雕成木刻而饬其下属照盖的长官，知道盖印之公文的内容（如发几百封同样的信或盖印几万张钞票），事前他已充分明了公文内所说的事，所以等于签字，盖印的人等于那长官右手的延长，意志只有一个，而不是如在中国，秘书挥舞长官的图章，为所欲为的两个意志。在前者，“权”“责”合一，在后者，“权”“责”脱节。（在美国，盖木刻章的公文函件，不能发生法律效力。）

三、有人说：在外国之长官亦往往有任其下属代签字的，与中国长官任其秘书盖其图章者何以异？我说：外国长官任其秘书代签之文件，只是极微小之事（而且多半是长官事前知道的），秘书签字时署其自己的名，而不是其长官的名，这后者之上还写着For……或Per……表示自己的责任，这与中国秘书长挥舞长官的图章“代拆代行”迥不相同。

四、有人说：如要中国长官签字，他怎能签得完呀？我反问道：罗斯福怎能签得完的？丘吉尔怎能签得完的？因为罗丘二氏所管的事都是最大最要最提纲挈领的事，微小的事自有他人签字负责，故虽须应付四面八方而二氏仍觉“游刃有余”。反观我国，一人兼数职，事无巨细都推于他身上，自然签字签不完了。正因为他签字签不完，才可追其将次要次大之事让给别人负责，把最大最要的留归自己，使其无法兼职，使政府可收分层负责分工合作之效，而杀兼职包办之风，由此培养上中下级各自负责的习惯。

五、有人说：签字也可以“画黑圈”——长官对于公文内容完全不知而糊涂乱签的。我说这是那个长官的个人如此的问题，不是签字这个制度的问题，不能因噎废食，亦不能因为间有糊涂的长官就废止这良好制度。

六、有人说：从前有图章的长官也很谨慎，不轻易交给人，近来图章滥用，实系在政府的留学生官弄坏的，以后谨慎点就是了。我说：那个省府主席并不是留学生，而且我们所谈的并不是留学生与非留学生的问题，而是图章制度的本身，这制度使“兼差”“引用私人”“挂名领薪”“权责脱节”等弊端成为可能，若废止之，至少可减少这类弊端。

七、又有人说：签字容易假冒而不容易签成一固定样子。我说：图章亦可以假冒，对于假冒签字，只需国法上严其处分（如外国一样），则问题自必简单。至于说：签字不容易成固定样子，那是因为我们尚未采行签字办公，尚未重视签字的缘故，假如采行了，签字者知其签字之重要，自必谨慎将事，求其固定划一。你看凭签字从银行领款的人，他的签字绝不会前后不一样的。

八、又有人说：问题不在图章，而在办公手续太烦琐，把手续简单化就是了。我说：这是因果倒置了，因为有了这种轻便而可委诸他人代办之图章制度，所以我国办公手续才不厌其烦；假如把图章废止，实行签字办公，我相信手续必可简单化得多，因为那许多签字人要签那么多字就会觉得太麻烦而起来要求简单化，以往他不觉得者，以有图章在也。

九、又有人说：假如改用签字，那些不会签字的人怎么办呢？我说：现在所提倡者是政府办公改用签字，既然入得政府做事，当然不致目不识丁；就退一步说，假定政府雇员中容有些不识字的（如工役），但不能因为这几个工役就停止一良好制度，况且我们政府的大目的不是扫除文盲吗？现在政府快要实行宪政了，难道因为国内不识字的人尚多而不实行吗？正可因为实行宪政的迫切需要，而加速扫除文盲工作。同样，正可因为实行签字办公而使识字运动普遍化。

幕僚制度演化为师爷制度

为了给关键性论点进一步加以阐述，何永佶在1946年4月9日，又在天津《大公报》上写了一篇《谈“秘书长”》。他说：

“秘书长”制度即所谓“幕僚长”制度。“幕僚”这个人物是中国所特有的，其起源不可得而考。在中国历史上，胡人乱华的时候（特别辽金），即是“幕僚”制度最发达之时。揆其原因，谅系当时的胡人不识汉字，且对中国情形不熟，为了统治中国，不得不请一些识字的汉人为其策划拟议，办理文书。但这些汉人不好出面（因为一出面且不是成了“汉奸”了？），只得躲在胡人帐幕之内（所以叫“幕”僚），出出主意，主意是这无职位的汉人的，而责任则是有职位的胡人的，于是开始了中国政治上“权”与“责”之分离脱节。这胡人亦乐得有这汉人的幕僚，因为如把职位给了这汉人，他不放心；不给，他自己又不会办。这幕僚制度刚合他的需要，他不用给职位与汉人，而自己仍能办事。

后来幕僚制度演化为师爷制度，成了一个多多少少储材的所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双方都大请师爷，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原都是曾国藩的师爷，因为起初无适当职位给他们，储之“幕”内待时而用。后来这师爷制度竟与“捐官”制度成了不解之缘。洪杨乱后，国库空虚，不得不谋开源之道。那时开的一个源，即是许人买一个官来做做，买一个红顶子戴戴（起先是有钱也不能买的，非要考试及格后才能戴的），于是阿猫阿狗，只要他有几个钱，就可以买一个官做。但他怎会做官呢？一来他对于官场规矩不熟，难保不闹出笑话；二来他文字不熟，一支笔杆重过他所惯抬的扁担，公文上下，他简直没有办法。于是他不得不请有办法的师爷，替他行文出出主意。这些师爷多半是念过书能挥几笔，但考不上或尚未考上科举的寒士，他与这买官做的人拼起，则等于跛子拼瞎子，两得其所。从前一个县衙门里总有几个师爷，可以多到五六个，但主要的只有两个，一个“刑名”，一个“钱谷”。他们因无职位，所以都不拿公家薪水，只是县官在其总收入中分点给他们，过年过节送点礼物。事是师爷去办，权是在他手里，官却是那戴顶子的去做，责是由他去负，上司或皇帝问起来是问他，不是问他的师爷。

师爷与秘书长

联结官吏与师爷的奥秘，不是别的，就是那颗图章。何永佶说：

红顶子与师爷的合作，靠的是个“印”，那印是红顶子的，但由师爷拿着，由他盖印。在这情形下，这师爷便不能不是红顶子十分相信得过的“私人”，与他共为进退。当然，师爷不尽是实际县官，红顶子也不尽是傀儡，遇着重大事件，二人还得商量商量。但在无重大事故时，这师爷的确是个管家婆，红顶子尽可去抽他的大烟，事情则任师爷摆布。

从前的师爷是不出面的，是在“幕”内的；现在的秘书长是出面的，是在“幕”前的！其分别在此，其他之相同点则甚多。从前的“印”现在变为“图章”，有了这个在中间，“权”“责”就分离了。不过从前中国没有议会，皇帝是一切权力之总汇，亦是责任的总汇。同样，县也没有县议会，在那狭少的范围内，县老爷就是小皇帝，为县里一切权责之总汇。印雕的虽是县官的职位，而所谓负责是师爷向县官负责，所负的责不是那职位的责，而是县官的“私人”之责。所做的事是影响全县县民，而责反不向他们而只向县知事一人负。“责”就是“债”，古时责债通用，师爷既是县官的“私人”，则县官可以要他还债，也可以不要他还，无论还不还，这债都不是还给应该收债的县民。等而上之，把县官摄影放大成了皇帝，把师爷也摄影放大成了相等于现在的“秘书长”“教育长”，甚至部长，这后者的“负责”仍只是师爷式的负责，所还的债不是还给应该收债的国民。责任到了皇帝那里，便如塔里木河流入沙漠，不见了。在这古书上叫作“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但将来的中国，要有个议会（照政协会议宪草原则，为监察院及立法院之合体），行政机关则专向下院之立法院负责，将来的部长院长必须向这议会负责，那时便没有用师爷的方便。议会如为主权者，则无所谓“私人”（因为里面有“反对党”），所以问起责来，师爷可以因系长官的“私人”而得恕；这部长却不能因为是议会的私人而得恕。在这情形下，这部长便不能在家抽大烟，什么都让师爷去干，而必须尽可能将其范围内的事过目一下，签个字，以明其权，亦所以明其责。这便做到“权”“责”合一。中国政府之近代化，恐须从这步做起，即是要废止图章起。

但与图章配合的是秘书长制度，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了这两个，一个人真可以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可以雕无数的图章，雇用无数的秘书长，每人给一个，把整个组织弄成轮辐形，而不是金字塔形，无数的秘书长围绕着这轮中心旋转。这也许在国家大乱统一为先的情况下，不得不如此，唯这不是分层负责，且与分层负责背道而驰。

有人说：现在有些秘书长是可以有自己的权力，用自己的印监来办事的。我说：这好极了。本来秘书长拉出来放在幕前已比师爷进了一步；但我们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索性把秘书长改为那机关百分之百的头好了，那便须废止现下的秘书长制度。现在的秘书长，你说他是一机关的头，他上面却有交图章给他的大头；你说他不是头，他却能做大头的事。这个不伦不类，在以后中国议会政治里没有地位，因为将来议会问起责来，它要抓住一真正权责合一的头来问，抓住一个名是头而实非头的人，它摸不着痒处，问责也问得不过瘾。日本议会就有这个感觉：未投降前的不久，有些日本议员在议会里就大骂“僚属政治”，认之为这次战争打败之原因。因为议会主要的是个问责机关，如它所问的人而不是应该负责的人，应该负责的人它又问不着、抓不住，议会便失了其主要功用，形同虚设，有权力的人便可以胡干胡来，闯出来如日本这次滔天大祸。

小日本在二次大战闯下了滔天大祸，跟它“僚属政治”的“长官官房”制度，不无关系。中国秘书长制度就是这一制度的变本加厉。其实这不能怪小日本，因为小日本明明是偷自中国的幕僚制，所以这种玩意儿，还是中国的。

谁来“统”？

何永佶说：

任何机关都需要一个“管家婆”，一个经常料理那机关事务的人，唯其如此，不能由秘书长去做，因为他只是个幕僚，与长官共进退，等于英国政治家的“秘人秘书”；但英国的私人秘书，在其老板未上台前，料理老人家的文牍事宜，在其老板上台后，则做其“国会秘书”（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相等于“政务次长”），从来不管部务，部务则由在部已好几十年的Permanent undersecretary　去管，因为他长久“管家”，所以部里的事一脉相承，有个线索。我们的秘书长，他的老板上台时，他才管一天两天，老板下台时，他又不管了。如此则那个部永远得不到数十年如一日的熟识管家婆如英国者，所以因为一机关需要一管家婆而主张有秘书长，实在是主张废止秘书长制度的人。

又有人说：一机关如无一秘书长，其各部分会散而不能统一。这个说法其实只是前说的变相，因为什么机关都有许多部分，“管家”的意思，即是统之而使之不散。但这个“统”应由真正的头去统（如美国总统之自己统其各部），或由数十年如一日的常务次长去统（如英关各部），由我们的秘书长去“统”，则他只统一天两天，过此又要别的幕僚来统，前一个“统”与后一个“统”的中间就是个青黄不接一切停顿的时期。无怪我们长治之未上轨道，行政之未见效率。

但中国机关的头不自己来“统”，而让他的秘书长去“统”，也不是没有缘故，其缘故就是这个头的兼职太多了。差不多每个大头都身兼数职，加以见客之频、开会之多，他简直忙不过来，从前还有“端茶送客”这好习惯，现在连这都没有。一个主管人的宝贵时间，大半给“客”消磨净尽了。他只好让其秘书长或主任秘书去“统”一“统”。但这不是办法，已如前言。补救之办法，在禁止兼职，在废止图章，使长官对于自己公事非过目签字不可。虽欲兼职亦不可能。将来中国的议会政治，必须做到“一人一职，一人一名，一人一票”。

也许有人以为联合国组织有个Secretary-general（通译做“秘书长”），遂以为中国也应有。殊不知这二者名字一样而东西不一样。联合国组织的S.G.是个行政长官，其上更没有别的长官可交给他图章使之盖印。他有独自的权力，得之于安全理事会及大会，来执行二者的决议案的。他是秘书厅的真头实头，全应由他自己统而不散，不是由他代理别人去统，如我们的秘书长之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以上不过是问题的提出，期欲抛砖引玉，引起讨论。想来想去，这个问题都与议会之不存在之一事有关。既然不是议会为主权机关，则不能不以一个人为主权机关，在后者的情形下，幕僚师爷与秘书长制度成为可能而且必要。宪政实施后之中国，议会将为主权者，它要问责，它要抓住有权的人问责，那时再想维持秘书长制度，恐怕也难以维持了。

后知后觉的国民党

何永佶千言万语，建议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要在根本上“禁止兼职”“废止图章”，而“废止图章”，则是“禁止兼职”的技术上结果，因为图章一废，“长官对于自己公事非过目签字不可，虽欲兼职亦不可能”了。

何永佶发现秘书长制根本“不是分层负责”，反倒“与分层负责背道而驰”。为什么呢？因为图章制度向下传染的结果，会造成“人人盖章，事事推诿”局面。这种局面，在何永佶写文章后二十多年，后知后觉的国民党才感到事态严重。我以1968年7月16日台北《中央日报》的社论——《从印章谈到行政效率》为例，看看国民党怎样鬼叫：

本报前曾报道，台南市府处理一位市民申请兴建市场案，主管及有关单位往返签商，费时二月又十日，盖上四十二个官章，始决定向交通处请示，还得加上七个官章和盖大印，公文始能寄发。如果照此程序，经交通处审议核复市府，市府再答复申请人，这件申请书总计可能要盖上一百个官章云云。

这种情形，今日已是司空见惯，原不足为怪。但正因如此，所以值得注意和检讨。分析起来，这里面最少含有责任观念、协调合作与办事时效三个问题，总括起来则关系着一件事——行政效率。

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多年来倡导的分层负责制度，即在求各机关人员，树立责任观念，恪尽职责，以提高行政效率。但很多人缺乏分层负责的观念。在上者，不是事必躬亲，样样都管，就是事事不管，一切往下推；在下者，做任何一件事，往往不肯毅然负责，任劳任怨，不是往上推，就是往旁边推。因之，上下左右，人人盖章，事事推诿，费时误事。盖章的人，甚至公事内容也不知道，有的则连图章也是他人代盖，更遑论了解问题、解决问题。结果，盖章近百，问题依然存在。一旦发生责任问题，究竟谁属？凡是盖过章的人，都有责任，或都没有责任？争功诿过，徒然制造纠纷，哪里还谈得上行政效率！

合作协调，是办事要领之一。一件公事，每每可能涉及其他人员、单位或机关的职掌。其间如何加强联系协调、密切配合，关系行政效率至巨。有些人员与机关，不是太重本位利益，就是事事推诿，不敢负责。不知协调合作，互信互助，签函往还，商洽再商洽、会议又会议，推来推去，徒费时日，而终无结论。

20世纪的今天，分秒必争，时效最要。但一般机关，缺乏时效观念，不知求速求简，不能计日程功。如前引之例，一件申请案，办了两月十天，仍未解决问题，此不过万千件中之一例而已，实则经年屡月而不能终结者，比比皆是。

不知分层负责，不能协调合作，缺乏时效观念，结果便是行政效率低落。总统曾指示我们：“确立责任制度，严格督导执行，不怕弹劾，不怕出事”“协调合作，互信互助，求速求简，守时守密，确定完成的期限，计日程功”。本报亦曾著论呼吁加强分层负责制度。如能实践力行，行政效率自然可以提高。但为达到此目的，我们认为必须改革印章制度及厉行公文时效稽查。

印章制度为我国机关所特有，行之已久，虽然很方便，但因为盖章可以假手于人，非若签字之必须亲自为之，所以流弊随之而起。我们分层负责制度之不能贯彻，责任观念之不能确立，印章制度实为主要原因之一。倘机关内部公文处理，以签名取代印章，则不仅权责分明，且签署的公文，因为不能假手于人，在数量上受到自然的限制，尤其是首长，所以，就非分层负责不可。至于对外行文，只要最后负责的阶层签了字，可以径行盖印发文，不必再层层盖章核判，这样，公文手续要简捷得多，行政效率可以大为提高。

其次，为了加强公文处理时效，各级机关应拟订公文时效稽查办法，已经有此项办法的，要认真严格实施。务求公文随到随办、随办随结、随时稽查，以杜拖延积压之弊。

总之，革新政风与提高行政效率，重在方法。改进印章制度与厉行公文时效稽查，不失为有效的方法。而这一改革，尤其要从地方政府中接近民众的单位做起。民众的申请只要合乎法令，便应照办；不合法令，便是不准。这原是极简单的事情，只要有一位熟悉法令的科员就可以办理，绝无需要层层签拟、层层请示，盖上百十颗官印章。本届各县市长都是新当选的，我们希望他们下个决心，改革这项不合时代的旧习，作为他们敬供桑梓的起点。

“盖章已是一种落伍的陈腐的习惯”

《中央日报》在何永佶先知先觉后二十多年，写社论承认：达到分层负责的目的，必有赖于“改革印章制度”，因为“责任观念之不能确立，印章制度实为主要原因之一”。可算是一种觉悟。但是《中央日报》要求“本届各县市长”来“下个决心，改革这项不合时代的旧习”，却显然是弄错对象了。——真正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与“党中央”正在“印何累累，绶若若邪！”“各县市长”的空言改革，又有什么用呢？

虽然如此，在理念上检讨图章政治的要不得，还是代有呼声。《中央日报》社论后十六年，《中国时报》1984年7月8日社论——《全国清除“盖章”引起的不良后果》，把问题重新提出，论列如下：

图章可以说是我国的特产，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当时的王侯将相们，大都起于陇亩之间，甚至连一个大字也不识。可是他们发号令需要署名，于是聪明人就发明印章，由别人代刻，主人翁只需揿一下，便可发生法律效力。这原也无可厚非，而且印章都佩在身上，由自己盖用，等于签名一样。可是时移势易，末流之弊，印章的使用就完全变质了。

以支票盖章来说，财政部这次改革的构想，系针对人头支票而来。现行的支票是盖章为凭，支票户无论开户时或开支票时都可不需本人亲自办理，因此只要把图章交给别人，甚至由别人代刻图章（本人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便可任意使用支票，而人头支票以兴。改为以本人签名为必要条件，而以盖章为辅，则必须本人亲自为之，就无法假借。当然，签名可以仿造，图章也可以伪刻。但签名笔迹前后不一致，立刻可以辨识出来；凭身份证（美国的身份证上有特有的签名，我们在改发身份证时可以仿行）、照片，验明真假，仿冒签名者犯法。图章则难以验明是本人刻的或他人代刻的，更无法验明是本人盖的或别人盖的。或者以为图章系金石所刻，容易核对，签名则前后难以丝毫无差。事实上今天技术进步，仿刻图章可以惟妙惟肖（许多古书画都如此），而签名则一人有一人笔路，反难作假。

我们之所以缕述签名与盖章之优劣，倒并不只是为的防止人头的氾滥，而是认为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盖章已是一种落伍的陈腐的习惯，应该赶快逐步废除。尤其是公务机关为然。因为小小的印章，其为害之大实已到惊人的地步。

现在的机关中，都通行盖章而不签名。因为盖章，所以可以把图章交给他人，也可以多刻几个图章分交多人。其贻害所及：一、责任不清。别人代盖图章，究竟是代盖者负责呢，还是图章的主人负责呢？一旦发生问题，便互相推诿。如用签名，便极易分辨。二、职掌混淆。政府设官授职，各有所司。把图章交给别人，尤其是上级交给下属，便是令下属做权力范围以外之事。三、政府一再提倡分层负责，迄无效果，原因即在上级把图章交给下级。如各凭签名，上级来不及处理众多公文，自然会授权下属。四、破坏体制，造成纷争。如一位首长不把图章交给副首长或幕僚长，而交给一名私人秘书，这人就爬在他们头上，成为“红人”，专权滥权，弊端由此而生。五、造成滥用。图章放在别人手里，可以不经本人同意而随便盖用。甚至已离职、退休、出国、死亡者也照样可盖章行使权力，可笑孰甚。六、一人一职为行政之正道，政府也一再三令五申，但迄难实现。也是因为图章可以“一气化三清”，分别交人代盖。如必须签名，就难以分身了。

再谈到机关团体的盖章，包括关防、印信、小官章、签字章等，这些象征权力的图章，照例都由职位极低的人员操作，而任何公文，不问首长有没有过目，或芝麻绿豆般的小事，都一律以大印及首长名义行之。深究起来，实也不啻伪造文书，且亦滥用权力，导致混淆。如果不同层次的公文书，由不同层次的主管者签名，则职责分明，效率亦可增进。

由此可见，革除盖章的老习惯，代之以签名，实足以使整个行政工作，产生脱胎换骨的作用。事实上，民法总则第一章第三条便明定：“依法律之规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写，但必须亲自签名。如有用印章代签名者，其盖章与签名生同等之效力。”这说明签名是正道，不得已时才用盖章代替，但签名的效力仍优于盖章，显而易见。现在教育发达，人人都会签名，且事实上，如护照、旅行支票、签账卡、信用卡等，已普遍用签名，而竟有机关仍只认图章不认人（如邮局领挂号信、汇票。电信局、地政机关、户政机关等办理产权、印鉴登记），抱残守阙，常常发生尴尬局面。公务机关之滥用图章，更成为行政革新的绊脚石。我们建议行政院研考会成立小组，切实研究废除图章改用签名问题（机关印信只是仪典作用），克期实现。使我们的现代化迈进一步。

《中国时报》的社论是一年前写的，如今一年又过去了，当然一切仍然照旧，国民党是积重难返的，不会改革的。虽然一切说了等于没说，我还是从头把有关图章政治的代表性文献加以论列。这一论列，证明了国民党总理的“知难行易”“学说”，对国民党反而是行不通的——图章政治对国民党说来，正是知易行难啊！

1985年9月9日晨

论“不敢毁伤”

《论语》记曾子临死前，把学生们叫到床前，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看好我的脚啊！看好我的手啊！《诗经》上说：“要战战兢兢啊，就好像靠近深水边，就好像走在薄冰上。”从今以后，我知道身体可以免于被毁伤了！我的学生啊！）

古今人人都死，但曾子死前花样最多，花样之一，就是这段全受全归的手足表演。《曾子家语》有《有疾》一章，专收曾子死前的身教，读来令人又好笑又感动。

为什么曾子要他的学生们看好他的手脚？因为手脚是完整无缺的，没有受伤，也没有缺胳臂掉腿。意在展示给学生们，我承受父母的遗体，如今保存得好好的，这就是孝道啊！

《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有孔子对曾子的教导，指出：“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所谓“身、体、发、肤”，照古典解释，身是躯壳，体是四肢，发是毛发，肤是皮肤。都在“不敢毁伤”之例，正因为这种“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的思想，变成中国人思想的一个元目，所以，在古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千奇百怪的例子，为这元目张目。

《礼记》记曾子学生乐正子春有一次摔伤了脚，为之“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他的学生说，老师你的脚已经好了，为什么还一连几个月不出门，还愁眉苦脸呢？乐正子春答道：“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忧色也。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这意思是说，世间万物中，“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没有比人更重大的了。而这种“无人为大”的形成，乃是父母的恩泽。为了圆满地达成全生全归的局面，做君子的，连走半步一步路都要小心，都要“不敢忘父母”，甚至要走大路而不走小道，要坐船过河而不要游泳，不可以拿“先父母之遗体”去冒险。乐正子春摔伤了脚，自认是忘了孝道的结果，因此才“有忧色也”。可见这种“不敢毁伤”的大道理，是何等深入人心！

《世说新语》记范宣八岁时，在后园挑菜，不小心伤了手指，为之“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晋朝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就知道此一思想，可见这种“不敢毁伤”的大道理，是何等深入人心！

《三国演义》第十八回“贾文和料敌决胜夏侯惇拔矢啖睛”，有这样一段：“却说夏侯惇引军前进，正与高顺军相遇，便挺枪出马搦战。高顺迎敌。两马相交，战有四五十合，高顺抵敌不住，败下阵来。惇纵马追赶，顺绕阵而走。惇不舍，亦绕阵追之。阵上曹性看见，暗地拈弓搭箭，觑得亲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仍复挺枪纵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枪搠透面门，死于马下。两边军士见者，无不骇然。”虽然《三国志·夏侯惇传》中只有“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的话，并没提到他吃自己的眼珠，但是《三国演义》作者来上这么一段“拔矢啖睛”的描写，却十足是“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思想。可见这种“不敢毁伤”的大道理，是何等深入人心！这种思想，有时发生道德上的冲突。汉朝王阳做益州刺史，走到邛僰地方的九折坂（阪）地方。邛僰就是邛崃山，就是今天四川理县西边的大关山，山在大渡河和岷江之间，地势险峻，很不好走。王阳走到那儿，叹了一口气，说：“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我恭恭敬敬怀持着父母在我身上的遗体，怎可以一再冒这样的险？）于是托病辞职了。后来王尊做刺史，也到了九折坂，问他身边的小官说：“非王阳所畏之道邪？”（这不正是王阳怕走的那条路吗？）小官说正是。王尊快马加鞭向前，说：“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汉书》）到了晋朝，恒温带七千人伐四川，看到高山急湍，叹气说：“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世说新语》）

对道德上的冲突，在曾子本人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礼记》有这样一段：“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阵）无勇，非孝也。’”可见日常生活过得不庄重、不尽忠替皇上做事、不好好做官、不同朋友讲信用、不在战场上勇敢作战，都算不孝。问题是：在战场上作战，又何能免于受伤？受伤岂不于“身、体、发、肤”有所“毁伤”？这种矛盾，曾子并没提出答案，所以，曾子只是口口声声把自己形容成“行父母遗体”的活死人而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思想，一直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一直矛盾在中国人的心头。

1990年5月9日

“生稊”与“生华”

今天看到美联社加州电讯：正在医院治疗肺病的伊丽莎白·泰勒，正与二十三岁一男子热恋中。这一热恋，使她“容光焕发，如一朵玫瑰花”云。

伊丽莎白·泰勒（Eliabeth Taylor）大我三岁，生于1932，现年五十八。她比这位二十三岁的，大三十五岁。

《易经·大过》有这样的文字：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又有：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士夫，无咎无誉。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生稊”是老树长新芽，“生华”是老树开花。“女妻”是年轻的太太，“士夫”是小丈夫。照《易经》说法，老夫讨少妻“无不利”，没有什么不好，甚至枯了的杨柳，可从下方得到生气。不但如此，还可以“过以相与”（互相调剂），以刚居柔，或采或补，两得其利。注疏说：“老过则枯、少过则稚者，老之太过则枯槁、少之太过则幼稚也。以老分少，则稚者长也；以稚分老，则枯者荣也。”采补之下，生的是“芽”，是有前途的。

但是，照《易经》说法，对老妇则不然。“老妇得士夫”，照注疏说：“其衰老虽被拯救，其益少也。”认为生理上既无互相调剂滋补，没有什么好，不但如此，徒然显出其不体面而已。纵老花一开，又“何可久也”？是没有前途的。

《易经》中这一“大过”的卦，大过就是太过，是太积极之过。年纪大了，还跟少女少男扯，其“积极”可想！可见老的男人可以扯少女，老的女人却不宜扯少男。这是生理使然，无关大男人主义或大女人主义也。

1990年6月12日

冯起炎如果生在现代

“故宫博物院”《清代文字狱档》载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记山西临汾县的一个生员叫冯起炎的，听说乾隆皇帝要去谒泰陵，他便将自己作品带在身上，在路上等皇帝。开路的情治人员见他形迹可疑，把他抓起来，搜出他的作品，前面是以《易经》解说《诗经》，后面有自传一段，竟想请皇帝代他做媒：

又，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唯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这种妙文妙事，显然不是精神正常的人干的，但专制帝王却不能不计较。当时直隶总督袁守侗拟奏罪名如下：

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

这个精神不正常想二表妹入迷的书呆，从此难逃做奴隶的命运。这件事说明了：小百姓向统治者直接上书，后果该有多严重！

现代就不同了，现代的统治者不会把拦路上书的小百姓送去“给披甲人为奴”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给小百姓拦路的机会。现代的“圣主”是管制交通的，他们坐在防弹轿车里，在神枪手前呼后拥下风掣而过，小百姓是上不了书的——你还没掏出书，他们已掏出枪来了！

这个《清代文字狱档》的例子告诉了我们：现代“圣主”是多么给小百姓自由——根本不让你接近主人我，自然也就不必奴隶你了！

1985年7月11日晨

中国的家

中国古代经典主张：“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的家的意思，乃是指家族而言。在古代中国人的看法中，家族是一个完整的单位。这一单位不但有经济的基础（为土地）、法律的保障，甚至还有超法律的权威（为族长权力，为私刑）。家族跟中国人的关系既如此密切，所以研究中国问题，不得不先从这里着力。

在另一方面，由中国家族的演变，也可看出中国社会形态蜕变的痕迹，由此观察许多事相，也可迎刃而解开许多问题。

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是大家庭，家庭愈大愈好。所谓“九世同居”“三代同堂”等是。但是这种大家庭，在农业社会里就麻烦丛生，进入工业社会，自然就更无法适应。工业社会家庭的基本形态是两代血统关系（父母和子女），而中国传统的理想大家庭则是两代以上血统关系，即所谓“族”（Clan）制。而中国的许多道德标准、社会规范，也就从此而来。

但这些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在许多方面，显然已跟工业社会发生冲突。例如工业社会的家庭经济，只是两代，只能下“蓄妻子”而仰不足“事父母”，这时候，道德标准（例如“孝道”）就不得不被逼得打折扣。不了解这种变化，而硬以“孝道”律人或以“不孝”自责，是很不公平的事。

1981年10月21日

幽高墙

“幽高墙”是皇帝把皇族子孙关在高墙之内软禁，是仅次于杀他们的一种“优待”方式。

明成祖靖难成功，打进南京，明惠帝和七岁的太子朱文奎都失踪了。惠帝的少子朱文圭只有两岁，明成祖没杀他，把他“幽高墙”。所谓“幽高墙”，通指无期徒刑、一关到死，但朱文圭被关五十五年后，有了点变化。明成祖的曾孙明英宗复辟成功后，发了慈悲，把这叔叔辈的苦命皇族放到家乡凤阳去。

《明史·诸王三》写这段凄惨的故事如下：

少子文圭。年二岁，成祖入，幽之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英宗复辟，怜庶人无罪久系，欲释之，左右或以为不可。帝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大学士李贤赞口：“此尧、舜之心也。”遂请于太后，命内臣牛玉往出之。听居凤阳，婚娶出入使自便。与阍者二十人、婢妾十余人，给使令。文圭孩提被幽，至是年五十七矣！未几卒。

此事《明史·李贤传》说幽禁了六十年：“惠帝少子幽禁已六十年，英宗怜欲赦之，以问贤。贤顿首曰：‘此尧、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实式凭之。’帝意乃决。”六十年是整数，关了一甲子，垂老被垂怜，似更可信。

明成祖把别人的子孙“幽高墙”，他的子孙也被“幽高墙”。明成祖死后，明仁宗一年也死了，明宣宗即位。明成祖的庶子朱高煦也学乃父，搞第二次靖难，但失败了。他的子孙，也和明惠帝的子孙一样，被“幽高墙”。

《明史·诸王三》：

废高煦父子为庶人，筑室西安门内锢之。……帝制《东征记》以示群臣。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

明宣宗不但把自己亲叔叔“幽高墙”，旁支的叔叔更不在话下。明太祖第十八子之子朱徽焲、朱徽煣就给“皆除爵，幽高墙”（《明史·诸王三》）待遇。

陈登原《高中本国史》下册第87页：“成祖成功后，幽惠帝的子孙。高煦失败后，宣宗又幽高煦的子孙，皆禁锢于‘高墙’，子女自为婚配。骨肉之惨，旷古以来，未之有也。”——“幽高墙”幽到“子女自为婚配”，这正是世纪末的乱伦惨相。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全世界只剩兄妹二人时，难保不乱伦，这在英国只是假设，在中国却是真事也。

1995年9月10日

岂容国民党民进党大小浑蛋搞“成年礼”

今年3月29日青年节不知中了什么邪，台湾全岛各地都举行了所谓“成年礼”。我们先抽样看一些邪气：

台北市方面，“上午十时在孔庙大成殿前，由一曲《龙凤呈祥》揭开序幕，接着在《万寿无疆》乐声中，六十八位行礼者，进入大成殿，在广场前就位。紧接着是点烛、燃香，由主持人黄大洲市长持香，率行礼者向‘中华民族远祖黄帝之灵位’上香祭祖，而后恭读祝文。而后是饮成年酒，行礼者一一上台，从市长手中领酒后复位，再由市长率同啐酒，礼生再一一收回酒杯。传承仪式最具意义，由行礼者的父母，将准备好的礼物，当场传赠给孩子。随后黄市长及文复会秘书长黄石城，先后致辞……最后黄市长亲自下台，向行礼者一一赠送贺礼，包括印章、《六法全书》等礼物。在一片悠扬乐声中，行礼者向家长、来宾、主礼者行感恩礼后，结束成年礼仪式。”

台北县方面，“民进党尤清县长及上宾前县议长洪吉春就位、点烛、燃香，由尤县长率二十九位成年学生向祖宗神位行三鞠躬。随后读祝告辞，其内容略为‘今月吉日，咸加尔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敬尔咸仪，淑慎毋慝，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告辞毕，成年者一一行至主持人面前领酒并同啐酒，再由受礼者家长将族谱或礼物传赠，然后行感恩礼向家长行三鞠躬，向上宾及主持人一鞠躬后礼成，正式为成年人了。”

台中市方面，事先由主办这项活动的台中市民政局长赖顺盛说明，指出“市府费了相当大的心力办理成年礼活动，典礼仪式将完全依照内政部国民礼仪范例进行，包括礼生引导成年者就位、点烛、上香、祭祖、读祝告文、饮成年礼酒、上宾致辞、赠送贺礼、行感恩礼等程序。为期29日当天的成年礼活动能进行得更圆满，28日下午三时将于孔庙先行排演，活动当天‘内政部’民政司长蔡丽雪、台湾省民政厅长林丰正都将到场观礼”。到了29日，“成年礼由台中市长林柏榕主持，台中市议会议长林仁德、副议长郭晏生分任上宾。典礼中，三百名成年青年由礼生引导就位。”“三百名年满十八岁的青年，昨穿着深色西装裤、白衬衫、红领带，女着黑长裙、白衬衫、花白丝质领巾，在点烛、燃香、上香、祭祖、读祝告文、饮成年礼酒程序中，接受成年礼赞。”

彰化县方面，“在彰化孔子庙举行，由县府主任秘书张世佑，代表民进党县长周清玉主持，男女青年二百八十八名参加。在教师国乐团悠扬的乐声中，行成年礼的二百八十八名男女生、主持人张世佑、前溪湖镇长杨连基、观礼来宾‘内政部’民政司司长蔡丽雪等依序就位、点烛、燃香后，由张世佑上香、祭祖、读祝告文。在前溪湖镇长杨连基致词训勉，主持人致赠贺礼后，行成年礼男女生向大成殿上观礼的家长三鞠躬行感恩礼后礼成。”

高雄市方面，先是由高雄市长吴敦义指示“仪式要按国民礼仪范例及生活须知的规定办理”，到了“昨天上午9时，两百名（男女各一百人）海青工商设籍高市，年满十八岁的学生，男生清一色打领带，着白衬衫深色长裤；女生穿裙装，各个精神抖擞地参加首届成年礼。民政局表示，古代冠礼替成年者分别加戴三种礼帽、礼服，象征成年，而今以‘中国家训’及‘印章’致赠，是提醒成年者今后担负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国家责任”。

宜兰县方面，“在孔庙大成殿前举行‘青年子弟成年礼’，依古礼进行，仪式简单隆重，全部历时四十分钟，为宜兰县首次举办的‘成年礼’活动。民进党宜兰县长游锡堃以主持人的身份训勉受典的青年男女，受典后乃为‘成年’，将负起社会的责任及义务。是项‘成年礼’活动，由宜商国乐团、宜兰农专、宜兰高中、兰阳女中等学生参加示范演出。仪式并进行点烛燃香、上香祭祖、读祝告文、饮成年礼酒、赠送贺礼、行感恩礼等等。”

花莲县方面，花莲县政府先在12日表示说：“欢迎民国六十年次年出生的花莲县男女青年，自今天起到15日止，到花莲县各乡镇市公所民政课报名参加，名额只有二百人。参加成年礼的青年，由家长陪同参加典礼。男性穿长袖衬衫打领带、深色长裤、黑皮鞋；女性穿素色裙子。成年礼使用的冠（男性戴的帽子）和笄（女性用的发簪），县府会准备。”到了29日，“主持这项典礼的花莲县长吴国栋，首先祝贺这九十三位青年男女成年，并期勉他们做一位负责任、能独立、肯进修上进、有爱心、知礼义廉耻的成年人。……典礼进行中，花莲市明义国小国乐队演奏升平乐、庙庭节景乐，乐声优雅，增添典礼的庄严隆重气氛。”

以上拉杂抄录通讯稿和报纸上的片段，我们足以领教所谓“成年礼”是个什么不伦不类的东西了。当然，实际上的不伦不类，自不止于此。例如台北市内湖区用的“成年礼酒”，竟是西方的鸡尾酒；而为它伴奏的潭美国小，竟因买不起低音的革胡，只好以西式乐队的大提琴代替！而大安区呢，更“全盘西化”了，为了招徕成年者，干脆推出镭射舞会，以发扬中华文化！

对国民党政府不知今夕何夕、今日何日、自己是老几，居然搞出这种恶心人的“制礼作乐”，我们严正地提出谴责！

为什么？因为礼乐制度，有它时代的背景与需要。背景没了，需要没了，硬加复古，是会闹笑话的。以知礼闻名的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被人怀疑他不知礼，如果知礼又何必问。殊不知鲁祭太庙，用四代礼乐，多不经见，故孔夫子要问个明白。鲁为僭礼之国，太庙上的牺牲服器，乃属非礼。孔夫子有“是礼也！”之叹，乃意存反讽，意在指你们搞政治的在胡来。可见“制礼作乐”，不是好玩的，背景与需要不对，行家眼里一定给予拆穿。

本来国民党政府虽然开倒车，尚没开到搞什么“成年礼”的地步。只是“内政部长”许水德那大浑蛋，有一次到日本考察，正逢日本各地举行成人礼。他少见多怪，看得新鲜，就想移植到台湾推广。回台后，他与前文建会主委陈奇禄谈起，陈奇禄告诉他：成人礼源自中国的冠礼，在唐代时才由中国传入日本，日本一直保留至今，反而在中国失传了。许水德听了，就中邪似的要“制礼作乐”起来。从去年农历七夕，首由台北市开办起，然后全岛中风疾走，以致在今年青年节上，洋相群出。想来一人作孽，众人受害；一党为恶，全岛遭殃，实在可恨。但是国民党既然用到许水德这种大浑蛋，自然也就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整个党的行为，整个党的乱开倒车的扰民行为，当然要由国民党对人民负全责。至于民进党县市长也跟着做，当然也责无旁贷。

所谓“制礼作乐”，礼如没有背景与需要，岂是那么好制的？礼的基本理论，并非揖让节文（code of courtesy），而是因事制宜（decorum）。无此事宜，空为形式之设，一切只是强驱青年虚情假意而已，又何关教化也哉？

《南史·刘湛传》记刘湛骂人：“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国民党、民进党大小浑蛋们搞“成年礼”，正此之谓也！

1991年3月31日

弄孙与被孙子弄

民进党的老贼“立委”费希平，12月6日在“立法院”发言，要求老委员、老代表不要再恋栈，三个国会应该全面改选，资深民意代表应该交棒了，何不早日回家含饴弄孙呢？——费希平犯颜以含饴弄孙要求别人，却厚颜不以含饴弄孙要求自己，这是很无耻的孙子战术。北方话骂人“装孙子”，正此之谓也！

不过，费希平以这种历史典故来做政治斗争，倒可看出传统思想的深入人心。传统思想的含饴弄孙观念，由来已久，最早出现在马援女儿的口中。这位马小姐后来做了马皇后，贤淑无比；升为太后后，有含饴弄孙之言传世。《东观汉记》记她的话说：“穰岁之后，惟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知政事。”《后汉书》记她的话说：“吾素刚直，有匈中气，不可不顺也。若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行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马太后这里所说的饴，就是糖浆，含着甜东西逗小孙子，弄孙之乐，老人家之至乐也。

中国传统中既然有弄孙一典，理应也有被孙子弄的一典，可惜失于记载，文献不足征。现在我就造一个。

中国古代军事家叫孙子，他本名孙武，是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时代吴王阖闾的客卿。他的著作《孙子》共有十三篇，后来发生了混乱，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只有五千九百十三个字，这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因为《孙子》发生了混乱，孙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问题，他的身世，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第二种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不过，照《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末年，孙膑的《兵法》就已见不到了。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

今天的国民党御用历史学者钱穆，不是别人，就是当年以论文论证孙武孙膑两人同为一个人的学者，他靠此成名，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汉墓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钱穆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论文，居然在多年以后这样死有对证，这样被出了丑，这样被孙子弄。孙子真不够朋友！——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说的“死尸能报仇”了。

美国幽默作家班奇里（Robert Benchley）自嘲说：“我花了十五年的工夫才发现我没有写作才能，但我不能不干，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太有名了。”（It took me fifteen years to discover I had no talent for writing, but I couldn’t give it up because by that time l was too famous.）钱穆之于历史，也正如此。

1988年12月11日

新夺情说——“张居正模式”与“吕秀莲模式”

美国的伟人林肯，跟他父亲不合。他父亲死了，他也不去“奔丧”。按照中国文化，这是绝对要在伟人名册里出局的。中国是讲究孝道的民族，孝道里包括很多项目，其中一项，就是奔丧。奔丧有许多规矩和形式要件，都一一规定在经典里，所以，奔丧是件严肃的大事。大将吴起的母亲死了，他“母殁丧不临”，变成了中国不孝的样板，被骂得狗血淋头。

中国孝道讲究“养生送死”，奔丧并不是“送死”的结束，而是“送死”的开始。现代中国人办丧事，十天半月就办完了；古代中国人可不行。古代讲究“守制”，守制要守三年之丧。三年之内，不能做官，不能穿好的，不能吃好的，不能性交，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种种规定，的确不近情理，可是中国人没人敢反对，只好暗中打折扣。中国人的阳奉阴违性格，在丧礼上训练有素，所以对任何主义、口号、宣言、公约、守则、须知等等，都一律以双重人格应付，公开认同的是一套，私下做的是另一套，打个马虎眼，就过关了。

糟糕的是，有些人，名气太大，树敌太多，很难打马虎眼过关。最妙的一个例，就是明朝的张居正。张居正是炙手可热的权臣，把持政局，谁也扳不倒他。最后，他父亲死了，他的政敌认为机会来了——父亲死了的人不能做官，张居正自然得下台。不料，张派的亲信李幼孜，以户部侍郎的地位，提倡一种理论，叫“夺情”，就是为了移孝作忠，一个人可以把孝的感情给忠夺走。明神宗被这种理论弄迷糊了。太监冯保叫张瀚以吏部尚书的地位，上奏挽留张居正。张瀚装糊涂，说：“首相奔丧，应予殊典，应由礼部拟奏，与吏部无涉。”结果张瀚被拉下马以杀鸡儆猴，于是，趋炎附势的大臣纷纷上奏挽留，明神宗就叫张居正“夺情”了。张居正假惺惺一阵后，决定“在官守制”（一边做官一边怀念亲爱的爸爸），不奔丧了。

不料不久有了日食。古人搞不清日食的原理，认为张居正“忘亲贪位”，惹起老天爷不高兴，才出了日食。因此有些官吏上奏，还是要张居正回家去。结果凡是上奏的，都给狠狠地打了屁股。中国文化的“夺情”说，就在这种血肉横飞中横行起飞了。

中国文化中虽然出现了“夺情”说，但这究竟是一种权臣的权变，不是正宗，不是常态。正宗而常态的中国文化，还是有“丧”得“奔”的，不奔丧还是不行的。这种奔丧的“意识流”，最后流到制法者的大脑里，他们在1974年，在“监狱行刑法”第二十六条后面，插播了一条“第二十六条之一”，第一项中规定——

受刑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丧亡时，得准在管理人员戒护下返家探视，并于二十四小时内回监，其在外期间，予以计算刑期。

这条法律，可叫作“奔丧法”。可惜的是，它在条文中用了“得准”的字眼，既然“得准”，自然也“得不准”，自然给了禁子牢头上下其手的机会。实际上，我们知道是很难“准”的，因为禁子牢头是相信四百年前的“张居正模式”的，他们相信直线下降的“夺情”说。于是，这条“奔丧法”，最后被“夺情”说给封杀出局了。这叫，这叫，这叫——“吕秀莲模式”！

1981年

谢本师

中国人讲究师道，讲究师门，讲究师生情分。但在真理关头，如何自处，要采行哪一种态度，倒是难题。孔子虽然提出“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的标准，但是中国人却不敢真的像样力行夫子之道，甚至还曲解孔子这种革命性的言论。钱穆在《论语新解》里，公然把“师”字曲解为“众”字，竟把“当仁不让于师”曲解成“若遇行仁之事，在己即当率先向前，莫让给众人为之”！这种曲解孔子的真义，真是孔门的罪人！

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后两千五百年，真正敢像样力行夫子之道的，只有一位大儒——章炳麟（太炎）。

章炳麟是清末大学者俞樾的学生。俞樾大他四十七岁。他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时候，在杭州诂经精舍跟俞樾念了八年书。后来章炳麟搞排满、讲革命，俞樾乃把他革出师门。章炳麟意不能平，于1901年写《谢本师》一文，以示当仁不让。章炳麟首先述说他们师生八年相得之情，次说他去台湾回来，见到俞老师，俞老师骂他“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先生与人交，辞气凌厉，未有如此甚者。”他不服气，写道：“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捍之？将以尝仕索虏，食其禀禄耶？昔戴君与全绍衣并污伪命，先生亦授职为伪编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为谋主，与全、戴同。何恩于虏，而恳恳蔽遮其恶？如先生之棣通故训，不改全、戴所操，以诲承学，虽扬雄、孔颖达，何以加焉？”在这段话里，章炳麟举出曾经做过清朝的官的戴震、全祖望，也举出历事两朝的扬雄、孔颖达来，隐然讽俞老师虽然治经博览，但不明春秋大义。在《太炎先生自订年谱》中三十四岁条下，他也回忆当时俞老师骂他，他对曰：“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这种明显地以顾炎武标准反质自己老师的决绝，正表现了他“当仁不让于师”的本色。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章太炎师事孙诒让）说：“章太炎创革命排满之说，其本师德清俞曲园先生大不为然，曰：曲园无是弟子，逐之门墙之外，永绝师生关系。太炎集中，有《谢本师》文。当时太炎声望尚低，既弃于师，乃走海至瑞安，谒孙仲容先生。一谈即合，居仲容家半载。仲容曰：他日为两浙经师之望，发中国音韵、训诂之微，让子出一头地，有敢因汝本师而摧子者，我必尽全力卫子，是太炎又增一本师矣。”——大学者孙诒让在紧要关头，愿意出任章炳麟老师来为他撑腰，可说是一件最有趣的师门争夺战。

谢本师的作风，章炳麟自己也在日后身受之。他的学生周作人曾如法炮制地谢了他；而周作人的学生也如法炮制地谢了周作人。中国人在孔子“当仁不让于师”后两千五百年，终于学会了如何地不让。

1990年2月6日

“实事求是，莫做调人！”

《汉书·河间献王传》有这样一段：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者从而游。

《汉书》师古注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今流俗书本云求长长老，以是从人得善书，盖妄加之耳。”1951年1月3日，胡适写日记说：“师古引流俗本的文字，今不可晓，当考之？”接着写道，“‘实事求是’似是‘从实事里求其是’。”胡适这个解说，大致不差。

二十五年前，我编《胡适选集》时候，曾收有一篇胡适在1953年11月14日写的《追念吴稚晖先生》，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有八个字——“实事求是，莫做调人。”其中一段写道：

我同吴先生见面时很少。有一次——三十多年前——他在唐山路矿学校教书，邀我去讲演，那一天我住在教员宿舍里，同他联床，谈了好几个钟头。那是我同吴先生单独谈话最久的一次。后来在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后期（民国十二年，西历1923），我有一次到上海，吴先生到我旅馆里来看我，我们谈到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他忽然发了一点“自叙”的兴趣，谈起他少年时，第一天进江阴的南菁书院，去拜见书院山长定海黄以周先生（1828—1899），看见黄先生的墙壁上有他自己写的“实事求是，莫做调人”八个字。吴先生说，他初次看见这八个字，使他吃一惊。因为“实事求是”四个字是《汉书·河间献王传》里的话，读书的人都知道，都记得，但“实事求是”底下加上“莫做调人”四个字，这是黄以周先生最精警的话，古人从没有这样说过，所以使吴先生吃一惊。吴先生说，他一生忘不了这八个字。

吴先生那一天对我讲这个故事，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他写那篇七万字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开除了上帝的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把“人生”看作“那两手两脚戴着大脑的动物，在宇宙的舞台上演他的戏”——千言万语，还只是他第一天进南菁书院看见的“实事求是，莫做调人”八个字的精神。

他老人家是南菁书院（当时全国最有名的学府）的高材生，是黄以周林颐山诸先生的学生。他后来很沉痛地同他的朋友陈颂平先生“私把线装书投入茅厕里去”，又很沉痛地公开警告我们：“这‘国故’的臭东西……非再把它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不可。现在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他苦口婆心地说这番话，也只是那“实事求是，莫做调人”八个字的精神。

黄以周对“实事求是”的引申与阐发，的确是精彩过人的。可惜的是，他那“莫做调人”的叮咛，人们却“知易行难”——吴稚晖本人，做了蒋介石的走狗；而胡适本人，也在过生日时被李敖赠诗讽以“只做调人不组党”了。可见“实事求是，莫做调人”，实行起来，实在很不容易。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最容易妥协、不讲是非、含糊其间，以调人姿态，做乡愿，做烂好人，在真理面前和稀泥、做和事佬。人们所以如此堕落，原因无他，在不能真正信仰“实事求是”的精义。当人们真的信仰“从实事里求其是”以后，他们在真理与现实面前，必然勇于维护真理。

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以objective method, be objective英译“实事求是”，是不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精义不全在客观，而在从实事里追求真理，实践真理。真理没有实践，那只是“做调人”而已，只是知而不行，当然，不弄清真理是什么，就大力实践，也属盲动。真正信仰“实事求是”的真理追求者、实践者，必然关注到这一分际。

1991年2月7日

直不疑与隽不疑

汉朝有两个名叫“不疑”的奇人——一位是直不疑，一位是隽不疑。隽不疑名与直不疑相同，字又与东方朔相同（都字“曼倩”）。他们都搭上汉武帝的时代，不过直不疑从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起就做官，而隽不疑却在汉武帝儿子汉昭帝时方走红为“京兆尹”。

直不疑最有特色的一点是他宁受不“平”，却不肯、不愿或不屑去“反”。《汉书·直不疑传》记他：

直不疑，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觉，亡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后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惭，以此称为长者。稍迁至中大夫。朝，廷见，人或毁不疑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为长者。

这是“洒脱”得近乎离奇的态度。被人诬赖偷钱，宁愿承担，并赔钱了事；被人诬赖与嫂嫂通奸，也只是道出自己根本没有哥哥而已，不多做解释。这种毁誉听之于人、是非存之于己的作风，是很耐人寻味的。

另一个不疑——隽不疑，却别有一番特色了。他是专门搞“平反”的。《汉书·隽不疑传》记他：

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齐孝王孙刘泽交结郡国豪杰谋反，欲先杀青州刺史。不疑发觉，收捕，皆伏其辜。擢为京兆尹，赐钱百万。京师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语言异于他时；或亡或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这是另一个极端。隽不疑的母亲隽老太太大概对司法不太信任，因此力矫冤狱，日督其子为平反尽力，否则就绝食向儿子抗议。这种耐人寻味的老太太，其于人权保障，比起今天的中国人权会台湾人权会诸公来，真令人有男不如女之感。特为文表彰，以光古之妇人也！

1990年7月8日

范仲淹的四大坚持

9月1日适逢范仲淹一千年诞辰，“中国电视公司”和“文化建设委员会”等联合制作五集的连续剧《一代名臣范仲淹》，说下星期就要播出了。国民党的传播媒体是最会糟蹋古人的，于男则打摆子，于女则脱裤子，总是把古人扭曲得怪模怪样。如今继扭曲岳飞以后，又来扭曲范仲淹了。上帝保佑范仲淹吧！

我继而一想，靠上帝保佑，实在不够。上帝知识有限，还是由李敖写几段才好。

范仲淹一生立德立功立言，有四大坚持，应该特别注意。

第一是他的“济天下众”坚持。——范仲淹年轻时穷得每天煮一锅粥，天寒粥冻，他把粥切成三块，每餐一块，在穷苦中力学不辍。二十六岁中进士后，情况改善，但他自奉极简，把做官的薪水，博施济众。《宋史》说他“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清夜录》说他“归姑苏，有绢三千匹，尽散与闾里亲族朋旧，曰：‘亲族乡里，见我生长，幼学壮行，为我欢喜，何以报之？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乃置田数千亩为‘义庄’”。自己不爱钱，有钱即共而产之，这是真的“共产党”。共自己的产而不共别人的产，这是何等怀抱！

第二是他的“卫天下道”坚持。——范仲淹正直不阿。晏殊是提拔他的人，但他为反对拍章献太后马屁，使晏殊为难。《涑水纪闻》说：“晏殊大惧，召仲淹怒责之，以为狂。仲淹正色曰：‘仲淹受明公误知，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更以正论得罪于门下也！’殊惭无以应。”这种卫道而不买账的坚持，更表现在破除迷信上面。《随园随笔》引《画墁录》说：“范文正修史载某隐匿，夜梦某怒曰：‘不改史，将祸尔子。’公不改，果长子纯佑亡。夜梦某詈曰：‘再不改，将祸尔次子。’果次子纯仁病。全家泣请，公终不改。已而纯仁病愈。”这种宁死儿子也要卫道的坚持，又是何等怀抱！（《昨非庵日纂》记一个故事：“范文正尝得一宅基，堪舆家相之曰：‘此当世出卿相。’公曰：‘诚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即捐其地建学舍，苏州府学是也。”这种风水好、大家分的气派，也算是破除迷信外一章。）

第三是他的“守天下法”坚持。——有强盗打到了高邮，高邮官吏打不过，叫百姓以酒肉招待强盗，强盗居然放了高邮一马。事后富弼要杀高邮官吏，范仲淹反对。《鹤林玉露》说：“范文正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轻败坏！他日主上手滑，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为然。其后富公自河北还朝，不许入国门，未测朝廷意，彷徨终夜不能寐，思范公语，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这种守天下法来治国，反对以一时“手滑”的不法方法来治国的法治观念，又是何等怀抱！

第四是他的“先天下忧”坚持。——范仲淹做秀才时，就说他的志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按简文帝说谢安：“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这种忧乐，是消极的。范仲淹则是积极的。这种积极面，对当代后代，令人眼界一开，影响极为深远。《宋史》说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可见其山高水长，又是何等怀抱！最有趣的，明太祖要杀范文从，听说范文从“仲淹十二世孙也”，竟不杀了。《樵书》说：“太祖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来，御笔大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句，赐之。谕：‘免汝五死。’”——连明太祖大老粗都知道这一怀抱，范仲淹真泽及后人矣！

1989年8月21日

岳飞案的另一面

1月14日《联合报》上说：华视连续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壮烈成仁，“教育部”另有意见，希望华视“不要让岳飞死得太惨”。“教育部部长办公室”昨天打电话给华视，电话中希望戏里不要安排岳飞惨死。前天戏里岳飞即因奸人陷害，在狱中被殴吐血。昨天“教育部”于电话中表示此意之前，全戏结局早已录妥，岳飞遭绞刑处死，口中狂喷鲜血成仁，血迹在墙上显出“尽忠报国”四字。

国民党“教育部长”的慈悲心肠，我们是很佩服的。不过历史事实上，岳飞既然确是被绞死，则“教育部部长”办公室再拜托，也不能抹杀历史事实。不要安排岳飞惨死，那怎么死的？给他吃安眠药吗？

由于华视大炒岳飞，岳飞热也自然影响到台湾的匹夫匹妇。国民党“教育部长”固无论矣，甚至“暴得大名”的国民党检察官，也以抗拒十二道金牌的心情，自况一番，可见电视移人、宣传之功，立竿见影矣！

不过，对像我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说来，是不能轻信宣传的，因为我博极群书，知道真相不那么简单。以岳飞案为例，说他是叛乱犯，绝对是冤狱，很简单；但是涉及和战问题，可就麻烦了。当时是和是战，颇有争论。以大儒胡宏为例，胡宏的爸爸是名儒胡安国，他和秦桧接近，因为他“颇重秦桧之大节”。但当秦桧当权的时候，胡安国的儿子胡宏就表现了不合作主义，他写信骂秦桧并上书宋高宗，说廷臣“皆为身谋”，以致大家不努力把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接回来。但他不知道，这根本是宋高宗自己的原案啊！那两位皇帝若回来，宋高宗又怎么做皇帝呢？正因为真正制造岳飞案冤狱的祸首是领袖本人，所以大家一路骂走狗，是舍本逐末的。——没有领袖的“意旨”和“苦心”，秦桧扳得倒岳飞吗？

宋高宗主和反战，固然出于自己保住皇帝宝座的私心，但是，若说当时的军人（包括“岳家军”）真能反攻，也是可疑的。岳飞《满江红》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但是胡虏匈奴的血肉，岂是那么好吃好喝的？“踏破贺兰山阙”吗？国民党国中课本说贺兰山“在宁夏省银川市西，当时被金人盘踞着”，全是胡说八道！贺兰山其实就在岳飞眼前！贺兰山乃是河北省磁县西北的山，以宋朝贺兰真人隐居于此而得名，当时被金人占据着。摆在岳飞眼前的大陆，他都反攻不了，光复不了，又遑论宁夏省的贺兰山呢？

这么说来，宋朝军人那么多，又是干什么的？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当“因问：‘当初高宗若必不肯和，乘国势稍振，必成功’”，朱子却答道：“也未知如何。盖将骄惰不堪用。”卷一百三十二中又有朱子之言，说：“岳飞恃才不自晦。”“绍兴年诸将横。”“籍溪尝云：建炎间，勤王之师，所过州县，如入无人之境，恣行擒掠，公私苦之。”卷一百三十三又说：“唐、邓、汝三州，皆官军取之，王师骎骎到南京矣，而诸将掳掠妇女之类不可言。吴玠更要人钱，虏骑来，走归矣！”由此可见，当时的军人一如国民党军人在大陆，守土无能，扰民有余。“岳家军”亦未能免。看看俞正燮《癸巳存稿》中论“岳武穆军律”的文字，看看他手下将军“解鞍脱甲，以所虏妇人佐酒”的暴戾，就知道“岳家军”也是腐化的。以那样的军人谈反攻，谈光复，真是天晓得！

1989年1月15日

捺钵文化和比较

我看契丹捺钵文化

捺钵北来天气冷，

只宜栽种牡丹花。

——明朱有燉元宫词

章实斋言治史当有“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的取舍标准。我在本文所拟论述的，尽量避免和前辈学人的着眼点与方法雷同。我只想从三方面来述说我的浅薄的蠡见：

一、从契丹的生活状况来看捺钵文化；

二、从契丹的政治制度来看捺钵文化；

三、从契丹的历史影响来看捺钵文化。

从契丹的生活状况来看捺钵文化

契丹的生活状况是渔猎的，渔猎是他们资生的手段，正如耕种是汉人资生的手段一样，渔猎的生涯是举国一致的。契丹的领袖终年带着他的一部臣民，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而捺钵就是他们的“行在之所”。

可笑的是，《大金国志》上却说辽人“承平日久，无以为事，四时游猎，荒无定所”。《辽史》上的评论就高明多了：“以牧畜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但是《辽史》也有矛盾的地方，既然是承认辽人“以牧畜射猎为业”，那么明明是个“渔猎表”却为何叫作“游幸表”？从“游幸表”中我们知道他们渔猎的项目有射野马、射虎、射龙、射兔、射鹿、射彘、射鸨、钓鱼、猎雁、猎鸭、猎鹅等，这都不能以“游幸”二字一笔抹杀的。他们所以东奔西跑，分设捺钵，是有着求生的目的的。

从契丹的政治制度来看捺钵文化

契丹的政治制度是两面的番汉分治：

北面以国制治契丹；

南面以汉制待汉人。

有辽一代诸帝，虽建有五京，可是却很少临幸。所以他们的政治中心不在汉人的五京，而在契丹式的捺钵。皇帝到哪个捺钵，文武百官就跟着到哪个捺钵。施政中心成了捺钵的函数，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由此可见捺钵影响之大了。

从契丹的历史影响来看捺钵文化

捺钵之制虽以契丹为滥觞，但它的历史影响却近千年之久。金朝、元朝与清朝，以同是北方民族，地理环境的影响，使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大同小异，所以捺钵的遗制也可以在三朝中依稀看到。

如金的捺钵居留的时期比较短些，行动简单而且目的也全在游幸。元之捺钵前期完全和契丹一样，后期入主中原后，改为夏秋出塞，春冬在都。迄于清季，中叶以前多幸热河避暑，秋猎木兰；中叶以后则建北平近郊诸园囿以为宫。捺钵文化的历史影响可说是相当深远了。

契丹与女真的比较

所谓比较，不外绳其同异。我只把契丹与女真的不同（异）之点比较一下，相同之处则从略。

一、文化本质的不同：契丹是渔猎文化，女真是半游牧半农耕的文化。

二、官分南北的不同：契丹官有南北之分，女真则官不分南北。

三、举官之途的不同：契丹女真举官之制，多袭宋人。然女真别有入仕之途，如劳效应袭恩例，皆循之可以获仕。

四、教育普及的不同：契丹女真皆有国学，而女真于国学之外，并有女真国子学之设，于诸路多有之，契丹则地方之学未备也。

五、田赋取税的不同：契丹公田无赋，私田间田有赋；女真官地输租，私田输税。

六、钱法变迁的不同：契丹铸钱不多；女真则历用辽宋旧钱、铁钱、交钞、银货、宝券、通宝、准银、宝泉、珍宝、宝会，迄无定制。

七、汉化程度的不同：“金代文物远胜辽元”，赵翼于《二十二史札记》中曾详言之。契丹之汉化程度实不逮女真远甚。

八、军队组织的不同：契丹有御帐亲军、官卫军、大首领部族军、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六种；金则举国皆兵，别有猛安谋克等特有的制度。

九、田猎生活的不同：契丹因系渔猎文化，故其田猎生活较为正式而铺张，如有四时“捺钵”等习惯；女真人之田猎生活则不如是郑重。

既不“盛世”，也不“修史”，更不“春秋”

3月9日，余纪忠的《中国时报》上，以《盛世修史有赖春秋之笔》为社论，指出：政府宣布开放二二八档案，对史学界而言，确属一大盛事。

《中国时报》指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对二二八的研究和探讨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在“史不可灭”的前提下，已往的经验，正是后来的教训。从一个博大的学术观点来看，对二二八史事的忌讳和回避，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其后果也是堪虞的。忌讳适足以造成对史事的曲解，回避则徒增历史的隐晦。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在戮力擦亮镜子，让大家照照镜子的认识下，真相方能大白于世。过去台湾史学界对一些敏感的近代史事，不敢贸然研究，“禁区”处处，甚至流行“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说法，十足阻碍了学术的进步。因此，在外国已成为“显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国内竟成一片荒芜的园地。

《中国时报》又指出：盛世修史是中国传统中最值称述的做法，今日的台湾正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一个盛世，政府与民间都应大力提倡中国近代史和台湾地方史的研究，扫除堆积在近代史事上的层沙积垢。政府尤须开放大批档案与资料，以供学界与民间参考佐证，使研究近代史和台湾史蔚为一股风气，使国人可以鉴往知来。在专制闭锁的社会，学术研究恒受政治权势的干扰与指挥，学者只能在政治禁忌之外和教条之内苟延残喘，听命于权力核心的役使，为政治服务。反之，在自由开放的社会，学术研究常能享有绝对的独立与高度的自由，学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事研究工作，为提携学术和造福人类而努力。

《中国时报》又指出：“行政院”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的专案小组和研究小组，民间人士亦另设机构专研二二八。朝野分别进行二二八的史实研究，对史事本身，不但无害，且大有裨益。因为，这一段复杂的历史事件，必须要众志与众力才能够重建，才能够不致偏颇。何况，中国的传统是，官方修史，民间亦修史，春秋之笔，乃能互见。

《中国时报》最后指出：太史公尝言：“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总统府和政府有关单位公开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乃是解开政府与民众四十四年“郁结”的第一步，其意义是深远的。我们希望，不仅是二二八事件的史料，其他近代史的档案资料，亦能相继公诸于世。

对《中国时报》的社论，除了其中主张开放档案，反对台湾史学家“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态度外，全篇了无新义，并且还误导了不少谬见，不可不予以驳斥。

第一，《中国时报》说“今日台湾正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一个盛世”，这是很荒谬的说法。什么是“盛世”？自古言“盛世”者，必先有“盛王”。什么是“盛王”？自古言“盛王”者，必先有“盛德”，但今日台湾是蒋介石蒋经国家天下的产品，蒋家主子虽死，他们手下的党羽家臣却继续当道。蒋介石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把奴才当人才用，一蟹不如一蟹之下，不论是什么人才奴才，所接续的局面，所延续的小朝廷，其实连小康局面还谈不到，带给人民的只是“盛怒”而已，又何来“盛世”？《中国时报》拍马屁，竟把“今日的台湾”捧为“盛世”，可谓肉麻至极。世之论汉武帝者，纵有北逐匈奴、西通西域、东平朝鲜、南置九郡之功，但以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黩武穷兵，俗称汉唐盛世，识者犹有间言；蒋氏父子则北卖外蒙、西售美帝、东媚日本、南失屏藩，益之以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戒严弄兵，父子两代四十年在台湾所作所为，正是“盛世”中国的绊脚石，正是“盛世”这一美妙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中国时报》的谄媚，是完全胡说八道的。

第二，《中国时报》说“盛世修史是中国传统中最值称述的做法”，按诸实际，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中官修之史，多修前朝之史。唐朝魏征等官修《隋书》，后晋刘㫬官修《旧唐书》，宋朝薛居正官修《旧五代史》，元朝托克托官修《宋史》，明朝宋濂官修《元史》，中华民国赵尔巽官修《清史稿》，等等，都是于先朝亡国以后，由后代官修的，纵使草率，如明朝替元朝修史，只用了八个月，也是按照这一通例的。如今国民党自称中华民国未亡，却以“盛世”姿态，自修起其中二二八之史了，这通吗？这叫什么“盛世修史”？以亡国政权，自修其史，反美其名曰“盛世修史”，这是哪门子“盛世修史”？何况，十分明显的，国民党今日搞修史秀，其目的不在修史，而在政治上敷衍台湾人。此种历史，纵修出来，又有什么可看？二二八的历史，势将在台湾人的一面倒压力下，必有新的“忌讳和回避”，必然变成毫不客观的谢罪史，这又叫什么“中国近代史和台湾地方史的研究”？

第三，《中国时报》又说什么“春秋之笔”，并引太史公之言以期勉。其实，提起“春秋之笔”，又谈何容易！即以“作春秋”的孔夫子本人而论，都做不到。孔夫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人，在《春秋》所记的两百四十年中，鲁国的皇帝，四个在国内被杀，一个被赶跑，一个在国外被杀。这样六件重大的事，孔夫子竟在《春秋》里，一个字也不提。这哪里是写真相呢？这不是有意说谎吗？正因为孔夫子在有意说谎，所以，他的学生们，也就跟着造谣，竟说：“鲁之君臣，未尝相弑！”意思是说：“我们鲁国呀，没有家丑。皇帝和臣子之间，没有凶杀案！”像这一类有意说谎的例子，还多着呢！如狄国灭了卫国，孔夫子为了替齐桓公遮盖，竟把这样一件大事，一笔带过，写也不写。又如晋国诸侯竟传见周朝的皇帝，这是很不成体统的事，孔夫子为替晋文公遮盖，他竟改变一种写法，与事实的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连孔夫子本人，都未免用《春秋》来说谎，今天的台湾玩历史的乱臣贼子们，又有什么资格谈《春秋》？

至于引太史公之言，除了引文与原文不合、错了两字、不足深论外，也是比拟不伦的。太史公虽是汉朝史官，写“盛世”当代之史，但在制度上，档案全在他手里，他且得一保障，即皇帝不能看他写的历史（历史是要留给后人看的）。凡是尊重制度的皇帝，没有不守这道行规的。甚至汉朝最凶狠的皇帝汉武帝，也不看他写的《史记》，所以《史记》中才能批评“当今圣上”。到了后汉时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其实王允不知道：光就这一点，说明了汉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这种制度，到唐朝以后，开始动摇。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地，史官就不敢直笔了。而今日的台湾，在官方和暴民的压力下，时地均不相宜，又何来太史公写出的信史可言？作《春秋》吗？可早得很哩！

1991年3月10日

为文学开窗

没有窗，哪有“窗外”？

今日的中国文坛，像一间暗室。暗室四面，没有窗。

在黑洞洞的暗室里面，人们摸到的，只是断烂朝报；呼吸到的，只是乌烟瘴气；听到的，只是鬼哭狼嚎。

拥挤在文坛暗室里的各路人马，若编遣一下，大致可分十派：

一、新八股派——八股是专制王朝的把戏。新八股派是什么，不必说，大家就知道是什么。

二、新之乎者也派——掌故派、伪考据派、骈文派、自传派、寿序派、挽联派、对凌波“诗以张之”派等都算。

三、旧的吗了呢派——请看《中央日报》副刊及其他。

四、新鸳鸯蝴蝶派——陈定山之流。

五、表妹派——别名“林妹妹派”。不分男女，一写小说或诗就呻吟起来。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反正老是呻吟，呻吟定了。

六、新剑侠派——旧剑侠派是多年练功；新剑侠派是一群妇人、孺子、缺胳臂断腿的弱者，一朝在深山得秘籍一部，霍然成侠。虽多年练功之强者，也打他们不过。故新剑侠派是投机取巧派，比旧剑侠派更败坏人们意志。

七、新活见鬼派——仿《聊斋》派，整夜谈鬼话狐，扯淡。

八、广播剧派——浪子出走，走了又回头；妈妈跟爸爸吵架，妈妈出走，爸爸哭了，妈妈又回来了之类。

九、古装派——西施又洗澡了；杨贵妃又脱裤子了。

十、新闺秀派——中学女学生在格里高利·派克照片以外，最喜欢看的一派。

以上十派，据我的笨见看来，足够囊括今天的文坛万象了。唯一漏网的恐怕只有一派——可叫作“北门派”，那是邮政总局门口的春宫派，势力遍及全省，因为这派只是“插插插”和“啊啊啊”的臭八股，所以不足深论。

生活在这些文坛派别下面的人，他们是可怜的。他们缺乏营养，缺乏气魄，缺乏不受精神虐待的自由，也缺乏一盏真正的“智慧的灯”。

十六年来，我生活在这个孤岛上，我保持我精神清爽的法子就是：“我李敖绝不接近这些，我是特立独行的好汉，在暗室里，我要自造光芒。”

所以，坦白说，我十六年来对台湾的文坛产品，每在经过观察与认识的阶段以后，就去它的蛋。——我绝不浪费我的精神在这些东西上面。有人问我说：“你不看它们，怎么能说它们不行？”我的答话是：“你吃一个坏了的蛋的时候，难道全吃下去，才知道它是坏蛋吗？”

这是我李敖的特立独行。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在演电影了。电影的名字叫《窗外》，是根据琼瑶的小说《窗外》改编的。我这个朋友整天提了一个小包，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同时嘴巴里老是“江雁容”呀、“康南”呀等小说中的人物。我这个朋友知道我不看台湾文坛的产品，埋怨我说：“敖之呀！你成见太深，你总该看看这本《窗外》。”

这个月5号，我游兴大发，决定到高雄大贝湖玩一玩。5号晚上，我在高雄书摊上买了一本《窗外》，在旅馆里大读起来。看到天亮，看完了，书上已被我批注得乱七八糟。我决定回台北写这篇文字，不但给青年朋友批评，也请作者琼瑶指教。

一本“新闺秀派”的代表作

首先，我必须要声明，我写文章的时候是“六亲不认”的（虽然不写文章的时候所“认”的“六亲”也不多）。写文章，应该和赌钱一样，“赌场无父子”。写文章也要抛掉感情的链锁，才能不受干扰，痛快说话，说老实话。

对《窗外》的作者来说，如果我不算高攀，我们可说是朋友。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去年6月15号，那天是聂华苓、潘琦君、徐钟珮、张明、张兰熙、严停云（华严）诸美人下帖子，在《智慧的灯》的作者（我的“师姑”）家里吃晚饭，我们面对面，聊了不少。记得我们还讨论过西方的礼节，所以临走的时候，我对琼瑶，自然“吻手为礼”。——我们似乎都是最快的实行家。

琼瑶除了有着一只——我只摸到一只——皮肤很好的手外，还有着一副最和善的面孔、最优雅的谈吐，和一颗血淋淋的看不到却可想象到的好心。这颗好心，是琼瑶灵魂的焦点，是琼瑶作品的辐辏，值得我们最大的敬重。

可是好心尽管好心，好心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伟大。相反的，琼瑶的《窗外》，在我细细读过以后，我必须很遗憾地把它归入“新闺秀派”的作品。但是我承认，它在今日台湾“新闺秀派”的千百作品里，必然是一部“伟大”的代表作。

《窗外》的主题是一个十八岁的高三女学生江雁容，跟她四十四岁的老师康南恋爱的故事。最后江雁容的母亲出来干涉、捣蛋，终于男不婚而女别嫁。五年以后，江雁容离开了不满意的丈夫，再跑去找康南，重寻她过去迷恋的影子，可是却碰到了康南的朋友罗亚文。罗亚文对她说：

康南不是以前的康南了，他没有精力去和各种势力搏斗，以争夺你。目前，你还是个有夫之妇，对于他，仍然和以前的情况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就算你是自由之身，今日的康南，也无法和你结合了。他不是你以前认得的那个康南，看看这间屋子，这还是经过我整理了两小时的局面！一切都和这屋子一样，你了解吗？如果说得残忍一点，他现在是又病又脏、又老又糊涂！整日烂醉如泥，人事不知！（第336页）

于是江雁容突然觉醒，决定不再看康南了。可是当她提着旅行袋回去的时候，却正好碰到康南下课回来，他并没看到江雁容：

江雁容可以看清他那枯瘦的面貌了，她紧紧地咬住了嘴唇，使自己不至于失声哭出来，她立即明白了，罗亚文为什么要她不要见康南，康南已经不在了，她的康南已经死去了！她望着前面那伛偻的老人，这时候，他正用手背抹掉嘴角咳出来的吐沫，又把烟塞回嘴里，向前继续而行。经过江雁容的面前的时候，他不在意地看了她一眼，她的心狂跳着，竟十分害怕他会认出她来。但是，他没有认出来，低着头，他吃力地走开了！她明白，自己的变化也很多，五年，竟可以使一切改变得这么大！

她一口气冲出了校门，用手堵住了自己的嘴，靠在学校的围墙上。

“我的康南！我的康南！”她心中辗转呼号，泪水夺眶而出。她的康南哪里去了？她那诗一般的康南！那深邃的、脉脉含情的眼睛，那似笑非笑的嘴角，那微蹙着的眉峰，那潇洒的风度，和那旷世的才华！这一切，都到哪里去了？难道都是她的幻想吗？她的康南在哪里？难道真的如烟如云、如梦如影吗？多可怕的真实！她但愿自己没有来，没有见到这个康南！她还要她的康南，她梦里的那个康南！她朝思暮想的康南！（第342页）

故事的结局就到此为止，“暮色，对她四面八方地包围过来。”（第343页）她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问题的提出

《窗外》的故事是一个平凡的故事，但是因为琼瑶把这个故事写得很细腻，很动人，所以这部小说在这类小说里占据了代表性。尤其她写今天中学女学生的生活、想法，写得更是成功透彻，简直写成了一面镜子。因为女孩子都是喜欢照镜子的，所以她们都喜欢这部小说；又因为女孩子的妈妈们也都喜欢照镜子，并且会向女儿夸耀“别以为我没有经过十九岁”（第260页）！所以妈妈们也都喜欢这部小说。

喜欢呀喜欢的，结果喜欢出麻烦来了。这个月的21号，台北《中华日报》上登出了这样一条消息：

高女尸案图穷匕现　小说《窗外》翻版

可能师生畸恋一页日记描绘隐情

〔本报高雄20日专电〕侦查海滨女尸王淑女命案的警方人员，20日全力追查与高水某老师有关的一切行动，俾便切实掌握破案之钥。

据悉：警方所以重视这条线索，是由于王淑女所遗留的日记中，坦率指出了她与某老师之间的一段不寻常的恋情。

据记者探悉：关于王淑女亲笔描绘的有关“师生之情”，日记上记述颇多，其中尤以一节赤裸裸地表达了这种畸恋的感情和心愫。

这一页的日记是这样的记载：读琼瑶所写的小说《窗外》，我心里有太多的感触，我是有决心去做书中的女主角江雁容。但是×老师你是否会像康南（系书中师生恋爱中的男主角）那样的最后没有结果？×老师：如果你是真的爱我，你应该顾念我的前途。但是×老师又不像是不爱我，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不与××、××、××、××等（注：这些××是王淑女同学的名字）接近，而单独与我来往呢？

对这件悲剧的发生，我丝毫不感到意外，并且还预言这类悲剧还会发生，只是或轻或重、大同小异罢了。

按说，中学的女学生，黄毛小丫头，有眼无珠，没见过男人，见到男老师，爱上男老师，爱得死去活来，这本是稀松平常的事，算不了什么。可是她们这种爱，在琼瑶的《窗外》没有出世以前，爱得实在缺乏一种“指导”，缺乏一种“理论基础”和“文学基础”。她们只是乱爱一通而已，爱得迷迷糊糊的。

但是自从《窗外》在1963年9月初版以后，这种情形便有点不同了——小丫头们得到了她们的“弥赛亚”（Messiah）。她们不必暗中摸索了，她们可以着着实实地表演一次心理学上的“拟人作用”（anthropomorphism），直奔琼瑶指示的悲剧之路就得了。所以，前面这个女学生才会在日记里写出：“我是有决心去做书中的女主角江雁容。”这一段话，岂不一语道破了《窗外》的“伟大”影响力了吗？岂不面对着琼瑶为她们圈好的绳子，直伸着脖子往上套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可以说，《窗外》这部小说，无异给迷迷糊糊的女学生制造了“定影液”，使她们的“不健康”的观念更凝固得不健康。她们挟《窗外》以自重，闻琼瑶一言以自壮——她们更要哭哭啼啼，更要在飞扬的世界里落伍了！

清朝的陈子庄，在他的《庸闲斋笔记》里，有一个小故事：

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慑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玉！”遂死。杭州人传以为笑。

我们看了这近一世纪前的小故事，想到这种女娃儿们的变态把戏，我们怎么能不惊叹颂扬：“《窗外》是我们新时代的《红楼梦》！它的毒素，比《红楼梦》还要多一红楼！”

我们快来看看琼瑶如何在活生生的现实里，把一个女学生导入梦境吧！

显然，她正沉浸在一个她自己的世界里，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世界，公共汽车从她身边飞驰过，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学生在她耳边留下一声尖锐的口哨，她却浑然不觉，只陶醉在自己的思想中，好像这个世界与她毫无关系。（第1页）

江雁容把手放在石桌上，下巴又放在手背上，静静地望着荷花池畔的一棵蔷薇花，她那对梦似的眼睛放着柔和的光彩，使那张苍白的小脸显得脱俗的秀气，她并不很美丽，但是沉思中的她是吸引人的。她的思想显然在变幻，只一会儿，那对柔和的眼睛就变得沉郁了，眼江也从灿烂的花瓣上移到泥地上，地上有凌乱的小草，被践踏成枯黄一片。（第25页）

看呀！多美呀！多不实际的病幻者呀！多么适合女学生的口味呀！别急，还多着哩！

一对如梦如雾的眼睛……带着几分早熟的忧郁。（第1页）

那对柔和如梦的眼睛。（第17页）

这有对梦似的眼睛的女孩。（第22页）

她那对梦似的眼睛放着柔和的光彩。（第25页）

一对梦似的眼光带着几分蒙眬的醉意停留在他脸上。（第109页）

黑眼珠里却闪耀着一层梦似的光辉。（第114页）

她的眼睛亮了，那抹惊惶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梦似的光辉。（第123页）

江雁容脸上浮起一个梦似的微笑。（第133页）

琼瑶用贫了梦似的和似梦的句子，为的只是告诉我们：梦，是女学生的另一名词！

从梦到同性恋

“我喜欢你！”周雅安说，摸了摸江雁容的头发。（第31页）

江雁容把头靠在手腕上，用一只手拉住了周雅安的手，她们默默地坐着，好久都不说话。（第31页）

周雅安说，一面挽着江雁容的手。（第33页）

“你是指那些乱七八糟的话，说我们在闹同性恋？”江雁容问。（第33页）

“那么，我们真该有一个做男人，”周雅安笑着说，欣赏地望着江雁容脸上那片红晕。“你是非常女性的，大概只好做女人，下辈子让我来做你的男朋友，好不好？”（第34页）

江雁容默然不语，半天后才紧紧拉着周雅安的手……（第36页）

江雁容看看她，把手放在她的手上。（第61页）

周雅安握紧了江雁容的手，在一刹那间，她有一个要拥抱她的冲动。（第62页）

“不许安慰我！”江雁容喊，紧接着，就哭了起来。周雅安把她的头抱在自己的膝上，拍着她的肩膀。（第83页）

“你让我哭一哭！让我好好地哭一哭！”江雁容说，就大哭起来。周雅安用手环着她的头，不再劝她。江雁容愈哭愈厉害。足足哭了半小时。（第83页）

江雁容不说话，怔怔地望着周雅安，半天后才拍拍周雅安的膝头……（第83页）

周雅安停止了哭，她们手握着手，依偎地坐了好一会。（第83页）

周雅安握紧了她的手。（第84页）

周雅安挽着她的手臂走着。（第111页）

周雅安坐到江雁容身边，突然捧起江雁容的脸，凝视着她的眼睛，微笑着说：“她们都说我们是同性恋，现在我真有这种感情，看到你这种神情，使人想吻你！”（第115页）

“又说傻话了！”周雅安说，握住江雁容的手。（第116页）

“我知道。”江雁容轻声说，手臂吊在周雅安的胳臂上，声音是无力的。（第146页）

“我平静？”周雅安抛掉了书，站起身子，在室内绕了个大圈子，然后把手放在江雁容肩膀上。（第158页）

周雅安跳起来，把吉他丢在一边，按住江雁容说。（第173页）

上面这些残章断句，十足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江雁容、周雅安二位，是同性恋的患者。

可是同性恋尽管同性恋，一碰到异性，就发生问题。当周雅安的男朋友小徐出现的时候：

“看样子，我要先走一步了！”江雁容说，对小徐点了点头。

“不要嘛！”周雅安说，但语气并不诚恳。

“你们谈谈吧，我真的要先走，赶回家去，还有许多习题没做呢！”江雁容说，一面又对周雅安说，“周雅安，再见啊！明天如果比我早到学校，帮我到教务处拿一下课室日记本，好吧？”

“好！”周雅安说，又补了一句，“再见啊！”

江雁容单独向前面走去，心里模糊地想着周雅安和小徐，就是这样，爱情是多神秘，周雅安和她的感情再好，只要小徐一出现，她眼中就只有小徐了！（第37—38页）

这段精彩的描写，最能表现琼瑶文字技巧的长处，也最能道出女孩子的心理。

女孩子之喜欢同性恋，现在已经愈来愈不流行了。清朝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和张心泰《粤游小志》中的记载，现在已经极少听到了。这显然是男女交际慢慢开化的结果。男女交际的开化，使男人恍然大悟：到底女人比男人够劲；也使女人私心窃喜：到底男人比女人过瘾。江雁容和一般女学生一样，虽然有一个家，虽然有打打闹闹七嘴八舌的同学，可是这些，都不能给她空虚的心灵予以帮助，使她仍旧有“无助”的感觉。我们试看琼瑶这些过度重复的描写：

眼光有点彷徨无助。（第19页）

那对无助而迷茫的眼睛。（第19页）

无助地咬着大拇指的手指甲。（第49页）

她那孤独无助的神情总使他莫名其妙地感动。（第55页）

都像是她站在面前，孤独而无助地喊着。（第93页）

她显得凄惶无助，眼睛中充满了泪水。（第148页）

她的嘴微张着，带着几分无助和无奈。（第152页）

满腹凄惶无助的情绪。（第171页）

她那泪汪汪的眼睛哀怨而无助地注视着他。（第265页）

唯一能给江雁容“助力”的，不是别的，就是一个男人。江雁容本来是怀疑有这种男人的，她曾向周雅安说：

“我也曾经幻想过恋爱，我梦里的男人太完美了，我相信全世界都不会找出这样的男人，所以我一定不会恋爱！我的爱人要有英雄气概，又要温柔体贴，要漂亮潇洒，又要忠实可靠，哈，你想这不都是矛盾的个性吗？这样的男人大概不会有的，就是有，也不会喜欢我这个渺小的、不美的江雁容！”（第30页）

“不过，我也希望能好好地恋一次爱。我愿爱人，也愿被人爱，这两句话不知道是哪本书里的，大概不是我自己的话，但可以代表我的心情。现在我的感情是睡着的，最使我在感情上受伤的，就是爸爸妈妈不爱我，假如我恋爱了，恐怕就不会这样重视爸爸妈妈的爱了。”（第31页）

江雁容这些话，站在一个女孩子的立场，是说得不错的。女孩子想爱男人是天经地义人之常情，爱了男人“就不会这样重视爸爸妈妈的爱”也是常情。琼瑶在《窗外》里描写失败的一点是，她把江雁容爱康南的原因，过度局限在“爸爸妈妈不爱我”的一件伏机上，这是很不对的。我绝不相信“爸爸妈妈很爱我”以后，女人就不找汉子！

魏子云在《从〈窗外〉观之》一文（《窗外》附录）里，就受了琼瑶错误的描写而发生错误的论断。魏子云坚持“江雁容并不是真心真意爱上康南”，他说：

他们师生相恋的发生，就江雁容来说，有如一位被放逐到一个无人孤岛上的罪犯，有一天突然邂逅到一位难友，他们相遇之后，一经相诉困境，就马上惺惺相惜地“情”投而“意”合起来。在江雁容方面所急于企求的是亟早结束孤岛上的“罪犯”生活，所以对方的任何条件，对她都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她只是急要抓住一样东西能渡出孤岛深渊。那么，江雁容之恋上康南，恰可以上述情形喻之。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师生相恋，并无“爱情”的基础：江雁容不过十八九岁，尚不知爱情的本质。基此，我们可以推想到，如果江雁容和康南结婚，必然不会幸福；作者已把她预想到的这个结果，淡烟似的弥漫在故事的气息中了。

这是很不通的话。写这些话，才表示他自己“不知爱情的本质”是什么。试问“他们的师生相恋，并无‘爱情’的基础”，那么相恋的“基础”是什么？对一个“不过十八九岁”的向往初恋的女孩子，除了“爱情”以外，难道还有更高深的或更卑下的“基础”吗？

正因为“基础”是爱情

正因为“基础”是爱情，所以江雁容和康南才开始恋爱，并且热烈地恋爱。

他们的恋爱虽然很热烈，可是却未能免俗。中国人对恋爱一事，总把它恶心地弄成两种样式：

一、父亲女儿式。

二、哥哥妹妹式（我一看到情书或称呼中用到“哥哥”“妹妹”的字眼就肉麻）。

在《窗外》中，康南一开始是走着第一式，所以他写信给江雁容说：

你还年轻，前面有一大段的生命等着你，我相信我一定能看到你成功。到那时候，我会含笑回忆你的日记和你那份哀愁。

我曾经有个女儿，生于民国三十年，死于民国三十二年，我这一生是没有女儿可教的了！如果我能够，我但愿能给你一份父爱，看着你成长和成功！

酒后提笔写这封信，杂乱无章，不知所云。希望你能了解我醉后含泪写这封信的苦心，有一天，你们成功了，我也别无所求了！（第114页）

在这种俗套的信以后，还是江雁容首先点破了他们之间的真正关系：

康南，如果你对我有某种感情，绝不止于父亲对女儿般的爱，你用不着欺骗自己！如果我对你有某种感情，也绝不止于女儿对父亲的爱！（第115页）

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师生关系，所以在意识里，他们都受了传统观念的影响而觉得“师生恋爱”总有点那个，有点不太正常，甚至不太体面。“中情怯耳”的康南，就会这样地默然自问：

“你为什么这样不平静？她不过是个惹人怜爱的小女孩而已，你对她的感情并没有越轨，不是吗？她像是你的女儿，在年龄上，她做你的女儿一点都不嫌大！”（第122页）

这段自问里头所谓“感情并没有越轨”的话，是一句大有问题的话，也是完全不通的话。什么叫“轨”？什么是“轨”？男人能跟女人恋爱，男老师就不能跟女学生恋爱吗？“师生恋爱”，只要不像沈刚伯那样地犯重婚罪，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莫名其妙的是，传统中竟然跑出一种“师生恋爱大逆不道论”，这真是狗屁！

很显然的，琼瑶在《窗外》里，对“师生恋爱”这一基本观念并没有清楚彻底地理解，因此她在用字遣词中，也不能廓清这一个被人们误解已久的观念。琼瑶对“师生恋爱”的观念，显然仍旧受着传统的羁绊，因此她不能运用清楚爽快的文字，根本解除这一“意底牢结”（ideology）。所以《窗外》男女主角的言行上，也就处处对他们的“师生恋爱”行为感到理亏情怯。康南就曾向江雁容的妈妈说：

“我知道我错了，但感情的发生是无话可说的。”（第214页）

所以，在康南的脑袋瓜子里，充满了“越轨”“错了”的自惭情绪，这是很可笑的，很没有必要的。这些都证明了他们仍是传统观念的奴隶，并不是超乎流俗的人。

恋爱的当事人自己都这样窝囊，又何况捕风捉影的别人呢？那些说长道短的别人，岂不也同样是“泛道德主义”下的走狗吗？

“我也不相信，”这是叶小蓁的声音，“康南是个好老师，绝不会这么无耻！”（第144页）

江雁容说：“下午，一定会有很多同学来看你，做个好老师也不简单！”

“现在已经不是好老师了！”康南笑了一下。（第167页）

“不要这么说，你把他看成魔鬼？”

“他糊涂到跟你谈恋爱的地步，他就是魔鬼！”

“可是，爱情是没有罪的……”

“这样的爱情就是有罪！”程心雯斩钉截铁地说。（第171页）

“江雁容，我们在学校里那么要好，我劝你一句话！躲着康南，他不是个君子！”叶小蓁说。（第198页）

“我是指你这个不正常的恋爱，”那队长温和地说，“你看，像康南这种人的人格是没有什么话好说的，既不能忠于自己妻子，又不能安分守己做个好教员，给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女学生写这种情书……任何人都能明白他怎样的一种人！”（第256—257页）

多妙呵！一个跟女学生恋爱的老师，居然就从“好老师”“君子”一降而为“无耻”“魔鬼”，没有人格，甚至连带这种爱情也是“有罪”的！请看这是哪一国的狗屁观念呵！这又是何等不通的观念呵！

琼瑶不知道——至少她没有努力证明——爱情的本质是什么，这是这本以“师生恋爱”为背景的小说的最大失败。相反的，读了《窗外》的人，不但不能从而对“师生恋爱”一点上得到观念的厘清，反倒更会迷离不已。这真是糟糕！

妈妈管不着

爱情的本质除了没有“名分的关系”（如“师生”和“大小姐和汽车司机”之类）以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本质，就是“妈妈管不着”。

一般说来，每个女朋友都是可爱的，可是每个女朋友的妈妈却实在是不可爱的——她们可恨。女孩子的妈妈们，仗着她们是女孩子的妈妈，仗着她们也做过“青春梦”，仗着她们的动机是所谓爱护女儿，所以她们总是死命地把那臃肿的、停经期快来的身体，夹到她的女儿和“那穷小子”中间去。又一般说来，女孩子妈妈们大都饱经忧患，咸盐比女儿吃得多，醋也吃得多，所以她们对人生的看法自然与女儿不同。她们的青春已经消逝，美容医院和法国香水的挽救效果也愈来愈小，小到最后香水是香水，她是她。停经期过去以后，她们已经不再是“女性”，她们只是“中性”的人，中性得跟宦官一样，也就益形乖谬。多年生活的惨痛经验，使她们深信一种“女儿钓金龟论”。这头金王八，是她多年钓失败了的，所以她寄全部的希望在她家的小姐身上。由大小姐开始，在妈妈梦中，有一长行的乘龙快婿的横队。可是事实的演变是，大小姐经常是第一个反叛者——爱上了“那穷小子”。于是母亲必须大哭大闹，必须平息大小姐的叛乱。因为她们深信：“老大若管不住，老二还得了吗？”所以杀鸡儆猴，妈妈必得防患于未然。

何况，母亲们心中还有她们的小秘密：她们也有过花呀草呀月亮呀“淡淡的哀愁”呀的时代，可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过去的影子却在她们的心里发酵，这种发酵，再配上她丈夫所没有的一切优点，终于使她们凝固出新的幻影。这种幻影，她们无形中要在女婿身上得到补偿。所以，女孩子常常摸不清为什么妈妈的眼光老是跟她差得那么远。她要纳闷：“那李敖型的男人那么可爱，为什么妈妈却一点不爱他？”其实她不知道：妈妈并不是在替女儿选丈夫，而是在替她自己寻找精神上的补偿者！

正因为妈妈这方面这么复杂，所以她总要化复杂为简单，有意或无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统统以“爱女儿”的名目来发展这些复杂——就好像大官们以“爱百姓”“救国救民”的名目来发展他们的复杂一样。于是“母”“女”和“穷小子”之间，就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小姐争夺战”。大战的结果，一看下表便知：

在《窗外》里，故事的演变是朝“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妈妈的”路线走的，所以这个妈妈也煞是厉害。她曾宣言：“为了救雁容，我可以不择手段，哪怕她恨我！”（第244—245页）所以她的一切作风，也就翻云覆雨、诡计多端。我们试看她的欺骗手段：

“好，雁容，”江太太冷静地说，“我告诉你，天下最爱你的是父母，有什么问题你应该和母亲坦白说，不应该寻死！我并不是不开明的母亲，你有绝对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假如你们真的彼此相爱，我绝不阻扰你们！你为什么要瞒着妈妈，把妈妈当外人看待？”（第209页）

“好了，现在你睡吧，相信妈妈，我一定不干涉你的婚姻，你随时可以和康南结婚，只要你愿意。不过我要先和康南谈谈。”（第209页）

这一些话，是多么开明、多么冠冕堂皇的话呵！可是就在这些漂亮的词汇后面，这个停经前期的女人，开始露出白牙来了：

“好！”江太太咬咬牙，“既然你已经认定了嫁他，我就守信不干涉你，你去通知康南，叫他一个月之内把你娶过去！不过，记住，从此你算是和江家脱离了关系！以后你不许承认是江仰止的女儿，也永远不许再走进我的家门！”（第234页）

“好！”江太太气极了，这就是抚育儿女的好处！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对这个家的温情竟这样少！父母弟妹加起来，还敌不过一个康南！“好！”她颤声说，“你滚吧！叫康南马上把你娶过去，我不想再见到你！就算我没有你这个女儿！去通知康南，一个月之内不迎娶就作罢论！现在，从我面前滚开吧！”（第235页）

“好，”江太太的背脊又挺直了，“妈妈这样对你说，都不能让你转变！那么，起来吧！去嫁给康南去！以后永远不要叫我做妈妈！我白养了你、白带了你！滚！”她把腿从江雁容手臂里拔出来，毅然地抬抬头，走到里面去了。（第236页）

在恨恨的连“好”四声以后，这个妈妈并没有让她女儿“去嫁给康南去！”她的做法竟是：

“收回这个日期，我不允许你们结婚！”（第241页）

紧接着的手段是：

在几度和康南偷偷见面之后，江太太忽然给江雁容一个命令，在她满二十岁之前，不许她和康南见面！否则，江太太要具状告康南引诱未成年少女。江雁容屈服了，她在家里蛰居下来，一天一天地挨着日子，等待二十岁（法律上可以自由结婚）的来临。（第243页）

在这些一连串的威胁、虐待、软禁、“命令”以后，这个妈妈又表演了到刑警队告康南等把戏，又发动家人亲友游说江雁容。总之，一切手段都用，用得都非常熟。

最后，在长期的包围以后，在不断的压力以后，在没有止境的花样以后……“江雁容明白她已经陷入了八方包围。凭她，小小的江雁容，似乎再也不能突围了。”（第246页）

最后一招是一幕喊降戏。胜利者在高度优势下，居然手拿武器慷慨陈词起来，她向她女儿说：

“我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对是错，全基于我爱你。”（第259页）

“孩子，原谅妈妈做的一切，原谅我是因为爱你，妈妈求求你，回到妈妈的怀里来吧，你会发现这儿依然是个温馨而安全的所在。小容容，回来吧。”（第260页）

“别以为我没有经过十九岁，我也有过你那份热情和梦想，所以，相信我吧，我了解你。我是在帮助你，不是在陷害你！”（第260页）

“孩子，我一生好强，从没有向人乞求过什么，但是，现在我向你乞求，回来吧！小容容！父母的手张在这儿，等着你投进来！”（第260—261页）

在这些不断的威胁的与感情的轮番攻势以后，我们《窗外》的女主角，终于“妈妈我服了！”

“妈妈，我屈服了！一切由你！一切由你！”她用牙齿咬住被单，把头紧紧地埋在被单里。“妈妈哦！”她心中在叫着，“我只有听凭你了，撕碎我的心来做你孝顺的女儿！”（第261页）

第二天，她们母女二人又表演了一次“母女泪”：

她们母女曾经谈了一个上午，哭了说，说了哭，又吻又抱。然后，江太太答应了撤销告诉，她答应了放弃康南。（第262页）

于是，妈妈变成了伟大的胜利者。

当五年以后，江雁容的丈夫带给她的是下面的情节：

“我管你碰她们没有？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就该死！你卑鄙！你无耻！没有责任感！你不配做个丈夫！我是瞎了眼睛才会嫁给你！”江雁容失常地大喊大叫，一夜恐怖的经历使她发狂。她用手蒙住脸。“好妈妈，她真算选到了一个好女婿。”（第319页）

她的手腕像折碎似的痛了起来，她挣扎着大叫：

“他（指康南）是比你温柔，我没有要嫁你，是你求我嫁给你！是妈妈做主要我嫁给你！”（第324页）

读到这些悔恨语句的人，很容易想到英国怀特（William Hale White）的小说《以斯贴》（Esther），和以斯贴向她母亲所申诉的悔恨。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伟大的母亲，已用她伟大的母爱，铸成了无法挽回的伟大错误！

在女儿方面呢？最后给她的感慨是：

“我到哪里去呢？”（第326页）

“到最后，我还是做了母亲的叛逆的女儿！”（第326页）

凡是对人间世故稍有所知的人，都可知道单纯的爱并不一定对人好，常常反倒会害了别人。江雁容的母亲对她说“我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对是错，全基于我爱你”一段话，言外之意，好像是说母爱是至上的，母爱导致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这种倾向，在我受过思想方法训练的人说来，完全不能成立。18世纪的日耳曼寓言家Magnus Gottfried Lichtwer就早已指出盲目的热心只能坏事；同样的，我们也不能相信单纯的亲情就是盲目热心的护符。试问世间多少悲剧，不是打着“母爱”的旗号做出来的？试问又有多少自私与愚昧，不是亲情之下的痛苦产品？我们有新头脑的人，岂可以随随便便接受老一代的感情攻势吗？又岂可以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打着“善意”招牌而来的落伍安排吗？

琼瑶这本《窗外》的大毛病，是她在爱情的本质一点上，没有发挥“妈妈管不着”的清楚观念。不但没有发挥，她反倒把这个不知老一辈管辖限度的浑妈妈，刻画成一个慈晖普被的伟大人物。这真是思路不清！

更思路不清的是，《窗外》这个电影已经开拍了，其中关于故事的情节，已有重要的改动——一种比原著更有问题的改动。据赵刚在《空中杂志》第一一二期（6月16日）《〈窗外〉电影的前奏曲》一文里的记述，改动的情形如下：

首先谈一谈《窗外》这部戏的本身。琼瑶女士原著，是一部充满了感情的名著，所以才能博得读者的赞赏，因为它是一部小说，可以像原著一样，大家也会喝彩，可是如果原样地搬上银幕，就有部分值得商榷的地方，至少我们几个担任筹备及实际工作的人有此感觉，因此在改编剧本的时候，做了适当的修正。就像书中的师生恋爱问题，是个爱情纠纷的故事，同情男女主角的遭遇及情感的负担，而使得大家认为恋爱是不分年龄及身份的，而我们则不能强调这一点，我们把它处理成社会问题，是这个时代给男女主角带来了悲运，没有时局的变迁，不会有发生这件事的可能，所以康南是现时代的牺牲者；而女主角江雁容则代表着一般少女共有的典型，尤其在少女成长期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由于她的幻想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虽然康南牺牲了，而雁容却没有被牺牲，她还有光明的未来。

读了这段话，我们不得不说：如此方向的“商榷”，是“商榷”不出好名堂来的。我们忍不住要问，什么叫作“使得大家认为恋爱是不分年龄及身份的，而我们则不能强调这一点”？根据琼瑶的原书，在爱情本质上已经写得不够清楚了，想不到电影一来，竟又增加一重浓雾！这是头脑明白的人绝对不敢领教的。

赵刚又说：

至于家庭中的问题，我们更注意到一般家庭中常发生的现象，因为在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子女漠不关心，听其自然发展，这样往往会造成子女走入歧途的结果；还有一种是溺爱不明，一切听任子女，任性、放纵，结果也不一定理想；再一种是爱的管束，父母恨铁不成钢，爱之深责之切，稍有严格的感觉。我们在这部戏中就发掘出第三种典型来剖析，使能收到一种改变现况的效果，戏中母亲的爱是不容否认及抹杀的，不过这种爱太主观了，所以使女儿误会成为没有爱，只是冷酷；其实不然，也许这一点，跟原著不太一样，也可能是为原著中的父母做了翻案文章。

显然的，这是又一次因改动原著，而暴露了改动者的观念，比有问题的琼瑶还有问题！

赵刚又写道：

再比如康南之所以爱雁容，是一种“情势所迫”，他爱他的女儿，他怀念他的女儿——这点跟原著怀念妻子不同，因为怀念妻子而发生这件事，在意识上就会有先天性的不纯洁之感——才有雁容的误解，造成悲剧性的感伤。所以说这部戏里的人物，没有“坏人”、没有“不健康”的意识，虽然雁容因为她的幻想而造成康南的悲惨下场，她仍然是被谅解、被同情的人。

这段话的问题更大了。什么叫“康南之所以爱雁容，是一种‘情势所迫’”？“迫”个什么？男人爱女人是天经地义，有何“迫”可言？又和“爱女儿”有什么必要的关系？把这些不相干的扯在一起干什么？至于说“因为怀念妻子而发生这件事，在意识上就会有先天性的不纯洁感”云云，更是我不明白的话。什么叫“先天性的不纯洁感”？从两性社会学来看也好，从文化人类学来看也好，从性的生物学来看也好，人类“先天性的”毛病，赵刚可愿知道本是“杂交”（promiscuity）的吗？人类的“先天性”，既然不过如此，赵刚可知道“纯洁”云云或“不纯洁”云云，都是没有“认知意义”（cognitive meaning）的话头吗？

不了解爱情的本质

主持拍摄《窗外》电影的诸君，他们在康南对死去的妻子的一件事上，表现了和琼瑶同样的错误看法。这个看法的形成，显然是传统的“感情专一论”的作祟。在传统的看法上，感情专一是好的，不专一是不好的，甚至是邪恶的，这是根本不通的论调。有这种论调的人，完全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爱情的本质。

关于这方面错误看法的批驳，我在《张飞的眼睛》一文（《传统下的独白》第24—30页）里，曾有详细的论列。我借着那绰号“情棍”的嘴，指出：

不能睁开眼睛的人就不配谈恋爱，有人说“爱情是盲目的”（love is blind），其实盲目的人是不配谈恋爱的，因为他们不会谈恋爱。盲目的人根本不懂爱情，他们只是迷信爱情，他们根本不了解爱情真正的本质：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专一。结果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

现在人们的大病在不肯睁开眼睛正视爱情的本质，而只是糊里糊涂地用传统的绳子往自己脖子上套。感情这东西不是阴丹士林，它是会褪色的。岁月、胃口、心情与外界的影响随时会侵蚀一个人的海誓与山盟。很多人不肯承认这事实，不愿这种后果发生，于是他们拼命鼓吹“泛道德主义”，他们歌颂感情不变的情人，非议变了心的女人，憎恨水性杨花的卡门，同时用礼教、金钱、法律、证书、儿女、药水和刀子来防止感情的变，他们要戴戒指，意思是说：“咱们互相以金石为戒，戒向别的男女染指！”这是多可笑的中古文明！

我又说：

不错，感情专一是好的，白头偕老是幸福的，尤其对那眼光狭小、主观过强、条件欠佳、审美力衰弱的男人说来更是未可厚非。但在另一方面，感情不太专一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好，在泛道德古典派的眼中，感情不专一是差劲的；在女孩子的眼中，感情专一的男人是她们喜欢的，但在唯美派的眼中，他实在不明白既喜欢燕瘦，为什么就不能再喜欢环肥？在女朋友面前称赞了她的美丽之后，为什么就不能再夸别的女人？若光看伊丽莎白·泰勒的美而不体味安白兰丝的美，未免有点违心吧？

我这些打开天窗说的亮话，都是很正视现实、很正视人性限度的老实话，也是宣扬人生该多彩多姿的老实话。有了这种恢廓观念的人，他的情操一定是开放的，不做无谓的痛苦的；他的为人也一定是一个勇于生活勇于爱人的情圣，而不是一个钻在牛角尖里为抽象名词痛苦终生的傻瓜！

在《窗外》的本事里，康南的太太是在他逃出大陆以后，“共匪逼她改嫁，她就投水死了”（第73页）的。这一事实，是国难影响家毁，不是康南个人感情上的“罪过”。琼瑶在小说中把康南描写出内心的愧疚，这还是观念不清的毛病。我们看《窗外》中的文字，便可了然：

照片上的大眼睛静静地望着他，他转开了头。

“你为我而死，”他默默地想，“我却又爱上另一个女孩子，我是怎样一个人呢？可是我却不能不爱她。”（第138页）

程心雯说：“……他太太为他跳河而死，以及他为他太太拒绝续弦的事也是人人都知道的，假若他忘掉为他而死的太太，去追求一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学生，那他就人格扫地了，江雁容也不会爱这种没人格、没良心的人的。”（第144页）

这里所谓“我是怎样一个人呢？”所谓“忘掉为他而死的太太”，都犯了观念极度混淆的错误，都是些没有必要的观念。它们都是我前面指摘的“感情专一论”的毒害，这些有毒的思想，除了把人生搅成不必要的痛苦陷溺外，还有什么积极的价值吗？

琼瑶是好孩子，是女孩子，是观念在传统圈子里打圈圈的“作家”，所以以她的头脑，实在无法了解现代爱情的本质。因而一碰到这类像“诡论”（para-dox）一般的题目，她实在无法纵笔如飞。所以倒霉的康南，在她的笔下，竟变成了一个充满罪恶感（the sense of sin）的“负心汉”。而这种罪恶感，又直扑江雁容而来，使她也被冤冤枉枉地扑成了“共犯”！

像这类因对爱情本质了解不清而发生的谬误，在《窗外》全书里，还多着哩！我随手抄几段：

“我如果真存心玩弄你，这么久以来，发乎情，止乎礼，我有没有侵犯你一分一毫？”（第223页）

像一股洪流，康南被淹没了！他把她拉进怀里，找寻她的嘴唇。

“不要，康南！”她挣扎着坐起来，把他的手指压住在自己的唇上，低声说，“康南，这嘴唇已经有别的男孩子碰过了，你还要吗？”（第247页）

“雁容。”江太太忽然紧张了起来，“告诉我，他有没有和你发生肉体关系？”

江雁容猛烈地摇摇头。江太太放下心来，叹了口长气说：“还算好！”（第219页）

她转过头来，直望着队长的脸：“假若你要对爱情判罪，你就判吧！”

那队长深深地注视她一会儿，笑了笑。

“我们不会随便判罪的。你和他有没有发生关系？”

“何不找个医生来验验我？”江雁容生气地说。

“你的意思是没有，是吗？”

“当然！他不会那样不尊重我！”（第255页）

请看上面这些话，统统都是有问题的话。什么叫“发乎情，止乎礼”？什么叫“侵犯”？什么叫“这嘴唇已经有别的男孩子碰过了”？什么叫“不尊重”？……这些片段语句，统统都是我所谓的“泛处女主义”的作祟。对这个问题，我在《论“处女膜整形”》（《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第101—136页）里，已有详尽的申述，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是指出：康南和江雁容既然接吻、拥抱都来过，却单把“发生肉体关系”看作特殊，实在没有必要，也实在不通。老实说，在我李敖眼里，男女相悦，基于爱情，就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是有程度之分的。我实在笨得不能懂得什么“发乎情，止乎礼”的玄理。我不知道这个“礼”是他妈的什么！男女谈情，是心灵的愉快；男女性交，是肉体的愉快。男女既可谈情，为什么不可性交？难道谈情就是清高，性交就是“侵犯”“不尊重”吗？这是哪一门子的狗屁观念呀？

琼瑶笔下之所以有这些“侵犯”呀、“不尊重”呀的字眼，究其原因，又要怪她传统的“唯灵论”的偏见。在“唯灵论”者的眼中，“灵”是好的、神圣的；“肉”是不好的、卑下的。我实在看不出这种不通的观念有什么通达的根据。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我探源出这种灵上肉下的思想是来自中古前期的基督教。基督教相信克制肉欲是导向灵魂求生的必要途径，所以教棍子们慢慢将灵提升，直提升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教会中的学者，他们极端迷信心灵提升的成效，甚至有一位学者说，只要不怀邪念，一个信奉天主的人可以摸摸修女的乳房！这真是佛门弟子所谓的“目中有色，心中无色”了！

历史上最明目张胆地主张灵肉平等的人，依我看来，该算英国诗人勃朗宁。这位19世纪的大人物，在他美丽的诗里，曾有这么一句：“……灵对肉的援助并不比肉对灵来得多。”（“……Nor soul helps flesh more, now than flesh helps soul.”）我觉得这是对灵肉观念的最伟大提示。这种提示，值得今天每一个脑袋“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人的猛省。从这个角度来反看《窗外》，我们不免觉得，琼瑶的“灵魂”里，似乎极少对“肉体”的确认，这真是她的大悲哀！

“撕碎我的心来做你孝顺的女儿！”

江雁容在最后向妈妈屈服的时候，她心中的叫喊是：“妈妈，我屈服了！一切由你！一切由你！……我只有听凭你了，撕碎我的心来做你孝顺的女儿！”

这段话，又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现时代里子女对父母尽孝的限度问题。说具体点，就是江雁容该不该“撕碎”她的心，来做她妈妈的“孝顺的女儿”的问题。

看了我前面提出的“妈妈管不着”的见解，人人都可推测我是坚决反对子女要“撕碎”自己的心去“孝顺”父母的。

我的辩护理由很好玩：中国古代不是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高论吗？毁伤“身体”，不是被视为大不孝吗？那么“撕碎”自己的心，算不算是“毁伤”呢？如果是“毁伤”，难道可用“毁伤”来“孝顺”父母吗？

这种辩护，是我有意引导“传统”和“传统”打架，用来证明真正的传统本是漆黑一团，它们中间的矛盾荒谬，是拈之即来的。

对《窗外》的女主角说来，她对“孝顺”的观念，显然是承继了传统上的矛盾与荒谬。她曾努力去想做“好女儿”（第26页），可是她“总是失败，在家里不能做好女儿”（第26页），因此她精神极度痛苦。在痛苦的边缘，矛盾心理激发了江雁容的怀疑，她会这样地质问：

“妈，你别这样不满意我，我并没有向你要求这一条生命，你该对创造我负责任，在我，生命中全是痛苦，假如你不满意我，你最好把我这条生命收回去！”（第44页）

这种质问，很可印证中国古人的调子。汉朝的王充在《论衡》的《物势》篇里就曾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就正因为王充相信夫妇不是有意生子女，而只是“情欲动而合”的产物，所以他这种开明观念，也最能引动其他开明人士的看法。果然到了孔融的时候，这位孔夫子的二十代孙子，居然提出了青出于蓝的惊人议论，他说：

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后汉书·孔融传》）

琼瑶笔下的江雁容的口气，颇有古人这种“父母于子无恩”的味道，这是很明白的看法。但是，由于《窗外》作者本人对这个大问题缺乏进一步的清晰认识，所以她这种上附古人的议论，也只落得灵光一闪，稍现即逝了。这是很可惜的现象。

灵光闪过了以后，我们的琼瑶，又带着她的女主角，走向了尘封的传统中去：

江仰止哑然无言，半天后才说：

“你如果坚持这么做，你就一点不顾虑你会伤了父母的心？”

江雁容满眼泪水，她低下头，猛然醒悟，以父母和康南相提并论，她是如此偏向于康南！在她心里，属于父母的地位原只这么狭小！十九年的爱护养育，却敌不住康南的吸引力！她把父母和康南放在她心里的天平上，诧异地发现康南的那一端竟重了那么多！是的，她是个不孝的孩子，难怪江太太总感慨着养儿女的无用，十九年来的抚养，她羽毛未丰，已经想振翅离巢了。（第232页）

看呀！来了！“不孝”来了！这是何等重大的罪名！何等深沉的压力！在这种“亲恩”似海的澎湃下，小小的江雁容，又怎么能够不做“孝顺”的“女儿”呢？在这里，琼瑶的描写见出了功力：

“妈妈马上就会知道了，假如她看到我这样子躺在你的床上，她会撕碎我！”她叹口气，睁开眼睛，“我累了，康南，我只是个小女孩，我没有力量和全世界作战！”（第188页）

对了！她“没有力量和全世界作战”！她不得不“撕碎”自己的心，否则的话，“爱”她的妈妈会来“撕碎”它！

苍白，永远是苍白

于是，这失望的、不快乐的小女孩，终于走上了“苍白”的境界。在这一点上，琼瑶用尽了她的文笔，单调地辗转着“苍白”的句子：

他望着这沉静而苍白的小女孩。（第17页）

使那张苍白的小脸显得脱俗的秀气。（第25页）

那份寂寞和那份忧郁，那苍白秀气的脸。（第55页）

这张苍白而文静的脸最近显得分外沉默和忧郁。（第89页）

眼前立即浮起江雁容那张小小的苍白的脸，和那对朦朦胧胧、充满抑郁的眼睛。（第93页）

她苍白的脸显得更苍白。（第114页）

这张苍白的小脸多么可爱！（第123页）

更加苍白的脸在他眼前浮动。（第123页）

苍白的脸全被那热情的眸子照得发光。（第123页）

苍白的脸色。（第125页）

苍白的脸上有着失望。（第130页）

江雁容站在那儿，苍白、瘦弱，而憔悴。（第221页）

她哽塞住，说不出话来，脸色益形苍白。（第222页）

苍白的脸上泪痕狼藉。（第224页）

江雁容更加苍白了。（第245页）

露出江雁容那张苍白的脸。（第318页）

在这些近乎累赘的“苍白”布局以后，《窗外》走向它故事的收场。全书共提到“窗”字九十五次，其中有四十二次提到“窗外”——好一个《窗外》！

我们该有新境界

琼瑶虽然这么吃力地提到这么多的“窗”子和“窗外”，可是我现在却不得不写出——

没有窗，哪有“窗外”？

表面上看，这是一件非常“伤感情”的事，可是我没法忍耐，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必须由我起来说话，才能阻止今日文坛上的陈腐风气，才能挽救广大的青年少年，使他们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在暗室中被熏陶、被围困，使他们知道暗室之中并没有“窗”。那些所谓“窗”，只是马其诺防线中画在墙上的假窗子。真正的“窗外”，绝不是台湾文坛乌烟瘴气这一套！

基于这种信念，我觉得我必须用牛刀杀鸡，彻底扫荡他们。而在这庞大的扫荡战里，可怜的琼瑶竟首当其冲，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根据今年1月23号《征信新闻报》周刊《访青年女作家琼瑶》的记录，说琼瑶的写作：

像丰沛的春晨的露珠，写出了年轻人，这一代青年的梦和希望——心底的郁思和眼前的太阳。

在许多学生和年轻人的臆底，琼瑶的笔，正如青春的彩像，勾出了黛绿年华的诗篇；也是属于这个年代的讴歌，使人能感受到翡翠色的生命乐章。

琼瑶本人，真的如这些肉麻麻的绮词丽语所说，写出了“这一代青年的梦和希望”了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

我的答案是：如果“这一代青年的梦和希望”竟是花呀、草呀、月亮呀、“淡淡的哀愁”呀、妈妈的话呀、罪恶感呀、传统的性观念呀、皱眉呀、无助呀、吟诗呀、苍白呀……这一套的话，那么这本《窗外》的作者，显然是这些“梦和希望”的代言人。岂止是代言人，她还是他们的偶像，她的书是他们的经典。她在传统的集中营里面，为软弱的一代编织了新的文网，使他们更僵化了思想，走向了做顺民之路。这些“罪状”，又岂是善良的琼瑶想象得到的呢？

当然想象不到！琼瑶自己，只是“童子操刀”而已。她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只是梦游太虚幻境，然后把梦游的记录，努力写成一部部的“春晨的露珠”。然后，再由这些露珠，甘露普被般地洒到小百姓的头上，从女学生到男老师，从女学生的妈妈到欧巴桑，使他们每个人都会跟着琼瑶做《烟雨濛濛》般的《六个梦》，梦里有《幸运草》，有《菟丝花》，有《几度夕阳红》。什么都有，只有没有窗户外面的真正男子汉，和那朝男子汉光屁股的洒脱、绝世满不在乎的女人。

琼瑶在最初写《窗外》的时候，一共费了六年的时间。六年间时写时停，很是辛苦。她曾经写过七万字，又把这七万字撕掉重来，可以看出她写得多么卖力。《窗外》一书印出来以后，忽然使她“暴得大名”，使她感到原来这个调调儿的小说竟可受这么大的欢迎，因此她欣然再弹此调，这就难免有“媚世”之讥了。试看琼瑶对《征信新闻报》记者说的话，便可明白：

到目前，我的小说还没有脱离生活，那就是青年人的生活、青年人的感情、青年人的幻想，大家可以彼此有灵犀一点通，引起共鸣。比如说《窗外》能引起青年朋友的注意，我相信那是因为我对女学生的生活写得比较没有离谱太远。

用“媚世”的写作来取得读者的“共鸣”，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做法。据我所知，一个拿笔杆的人的责任，并不一定在投群众之所好。有时候，我们甚至该抨击群众，向他们棒喝，给他们指点，我们有时候要不相信什么“是非自有公论”等屁话，我们要自信，“公论”是老子们造出来的。老子们引导群众，影响他们，使他们追随我们去“人同此论”，去追求至善，这才是拿笔杆的人应有的抱负。有这种抱负的人，他不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等鬼话，人民许多时候是愚蠢的、软弱的、盲目的。我们拿笔杆的人，对民众不能牺牲我们的信仰，降格取媚。相反的，我们反倒要诱导他们，使他们逐渐放弃愚蠢软弱与盲目，一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用这种尺度来测量今日的台湾文坛，我们不难看出到处都是向群众取媚的作品，这真是我们的大悲哀。琼瑶在这些人里面，是“取媚”得最成功的一位。所谓“那就是青年人的生活、青年人的感情、青年人的幻想，大家可以彼此有灵犀一点通，引起共鸣”，这是十足取媚的嘴脸，是我们实在无法忍受的怪论。

我们要问：今日“青年人的生活”像是个青年人的生活吗？今日“青年人的感情”又是个什么样的糟糕感情呢？今日“青年人的幻想”又何等可笑呢？在这些现状之下，大家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是通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大不了是相对唏嘘同声咨嗟而已。大堆人中，甲和乙没有什么意见上的不同，丙和丁又没有什么观点上的两样，大家是那么样的相似，相似得没有奇思、没有个性、没有不受老顽固压榨过的思想。我们手执笔杆的人，面对这些软的风气，我们怎么能够也随波逐流呢？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告诉青年人，什么生活才该是他们应过的生活、什么感情才该是他们应有的感情。我们要敲打出一种声音，然后从他们身上，得到这种声音的回响。我们不该附和着他们，与他们的错误“灵犀一点通”，用做“共鸣”式的二重奏！

在这些博大的原则底下，在这些遥远的方向底下，作为新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向一切陈腐的、落伍的、八股的、神怪的、闺秀的混乱思想宣战，我们不再容忍它们来毒化青少年的思想，蛊惑这些清白小朋友的心灵。

作为一个作品有“市场价格”的“作家”，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心革面，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可以引起一个南北战争；一部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可以诱发一次农奴解放。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但在琼瑶的作品里，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些。我们看到的只是私人小世界里的软弱，不但作品本身软弱，它还拐带着人们跟它一起软弱。恰像那英国诗人布雷克所写的：

每张我碰到的脸上都有一个痕迹，

软弱的痕迹，苦恼的痕迹。

A mark in every face I　meet，

Marks of weakness, marks of woe.

够了，够了。我们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痕迹，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文学。时代已经苦够了我们，我们需要的，是阳刚、笑脸与活力。在三百四十三页的《窗外》中，江雁容平均每十页哭一次，再加上她妈妈的眼泪和康南的眼泪，已经“泪如雨下”了。我们怎么还吃得消？琼瑶如果非朝言情小说的路上走不可，那我也劝她多走走萨岗式的路线，而不要只走前期奥斯汀的路线。萨岗笔下的女娃儿，不像江雁容那样的诗词歌赋，甚至不读《罗亭》，也不读《忧愁夫人》，但是她们是活生生的现代女性，有热情、有勇气、有曲线、有伟大的灵魂，也有肉。我盼望在琼瑶的笔下，能够迟早涌出这种新时代的女性，不再“泪眼向花”，而去“笑脸上床”。如果这样，我们的时代，也就愈来愈光明了！

《文星》第九十三期1965年7月1日

〔附记〕这篇文字的范围，不限于书评，所以也不从严格的书评方式来写。《窗外》这本书在文字技术、文体运用、引证错误和情节矛盾等方面，都有许多可指摘的地方，我都不写了。

附录一　闺秀派呐喊了（刘金田）——《象牙塔外是什么？》读后

自从李敖批评了《窗外》以后，文坛的闺秀派不嘻嘻了，不露酒窝了！因为李敖抓到了“痒处”，搔到了“不应该搔”的地方。于是有人说：“李敖好坏哟！”《象牙塔外是什么？》就是典型的例子。

女人有些地方很可爱；但女人有时候会装“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可怜相。她们需要“同情”、需要“谅解”，甚至于需要“抚慰”。可是李敖却偏偏不这样，当李敖探索《窗外》时，是粗里粗气的、毛手毛脚的。他说：“琼瑶除了有着一只——我只摸到一只——皮肤很好的手外……”这种唐伯虎“点秋香”不懂“三笑”的点法，是那些在“面子”上不愿“玉指迎春风”的闺秀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闺秀派之一的蒋芸在《文星》呐喊了：

我没办法不说它是让人失望的，因为（请读者特别注意“失望”下面的“因为”，明眼人不难看出因为什么的）从他的文字里，我看不出一点真诚，我也没有读到同情与谅解：他有的只是一种嘲谑的狡猾，和一种让人汗毛竖立的自我炫耀，为此他根本不够资格批评，如同他对《窗外》没法忍耐一样，我也忍耐不住，也不得不说。

这不是很明显的她们需要“真诚”“同情”与“谅解”吗？这种可怜兮兮又带点“雌威”的娘娘腔；这种“不得不说”被挤出来的呐喊，真有些煽动性的“虽爱犹怜”。

显然的，今天的闺秀派已在文坛竖起她们的“芽芽爱情”，种下了她们的“花花草草”，歌着她们的“秋月夕阳”，在象牙塔里欢饮别人送给她们的“才情出类”的葡萄酒。在这里，我要请几位闺秀派的代表出台亮亮相：

首席代表：琼瑶。

代表：蒋芸、喻丽清、季季。

我把季季请出来感到非常抱歉，我记得我会花六块钱的车费专程到《征信新闻报》社去花三块六毛钱买她的《来自荒冢的脚步》。我所以颁给她“季军”的代表，是因为她的行动是反“闺秀”的，而她的作品却在闺秀派的路上兜圈子，就像手里抓着“四五条”，来了张“七条”，打了没有五六七的“姊妹花”，不打怕“合不倒”的犹疑心理。

至于蒋芸和喻丽清呢？被“巍巍中华”“堂堂大国”的中华民国文坛捧为最有前途的散文家。然而，她们的作品给了群众些什么呢？除了给贾宝玉型的男人增添了一些美丽的《葬花词》以外；给林黛玉型的女人绣了几个“绣花包”以外！在战争边缘的台湾，实在挤不出“头一胎”又浓又醇的奶水，连又清又淡喂“满仔”的奶水都挤不出来。

令人迷惑的是：那些高喊“战斗”口号的人、那些搞“反共”艺术的制片家，却一股脑儿地把闺秀派的作品拍成电影。这种电影，除了给那些希望“长生不老”的老头儿带来一点“返老还童”的“幻觉”以外，给那些“情窦初开”的女学生制造一些“芽芽爱情”以外，对我们这个需要改革、需要战斗、需要现代化的社会毫无帮助。

更令我迷惑的是，那些搞战斗文艺吃饭的老评家，只会盲目地跟着推“炮”的谢冰莹开“卒”过河向空军军眷郭良蕙进剿。而对这股闺秀派的暗流、面对这些削弱战斗精神的作品、面对这些“待字闺中”的文字美人，却装聋作哑，不肯挺身出来点正义之火，扑文坛的花蝴蝶。而让眼前那一流卫道者把《窗外》捧上摩天楼，让“不够资格批评”的李敖打了“明是非”的头阵，丢了一颗使闺秀派“心碎”的手榴弹，这是何等滑稽的事啊！

在整个的文艺批评领域中，李敖的牛刀小试未必很正确，但他至少是试了一下，大胆地对闺秀派“将”了一“军”，这种大胆是值得赞扬的。这种大胆使闺秀派的预备队在惊慌中伸手“上相”，在惊慌中提笔写下：“何等的无知！何等的疯狂！何等的愚昧！”但有一点是清楚不过的，那就是闺秀派和泛道德主义的大小姐和二小姐，早已在瑞滨海水游泳场要男孩子大胆地教她们游泳了！这种欲脱怕光的水上嬉戏，要比唐玄宗和杨贵妃进步一百倍，不是李白那句“春风拂槛露华浓”所可形容的，不是泛道德主义者的笔所能“断流”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蒋芸在她自己有限的思想中播下一粒麦种，结果所长出的新麦子虽然同是麦子，却不是原来的那粒麦子了！她说：“当我们已能体会出自己的错误时，我们所得到的惩罚实在要比别人所加予的责罚更为痛苦，所支付的代价也更大。”

这段话用不着推敲、用不着思考、用不着放在照妖镜下面去照，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错误”“痛苦”“代价”背后所隐藏着的传统思想的余渣，以及林黛玉型的落在金盘里都不发出声音的眼泪。作为一个时代儿女，一个在青春的激流里寻找生命真谛的人，如果不跳出痛苦的圈子，不付出一点聪敏人认为傻瓜的代价，在人生的途程上将永远夺不到锦标！永远拿不到金牌！

更可笑的是，这位年轻有前途的散文家，这位对李敖“倒了胃口”的新青年，竟在“象牙塔外”的走廊下，扮演起《红楼梦》的“贾母”来，她要李敖看第八艺术的“浪子回家”“浪子出走”，她要李敖“后悔”“改过”。她把训导主任要学生写“悔过书”那种一个茅厕一个坑的公式往李敖头上套。我老实不客气地说：李敖不是“大观园”那一群、不是“荣国府”那一伙，他是无家（孔夫子做过司寇）可归的流浪汉，没有园子可观的水手，他要解传统的缆绳，他要启思想的锚，他要勇敢地向前航行！“大观园”的人看李敖是粗鄙的、疯狂的。而李敖看闺秀派的作品是“满纸荒唐言，一把伤心泪”，这是必然的现象。因而，盘旋在蒋芸脑子里那点“不成熟”的、具有“统治性”的“母爱”也就成了多余！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闺秀派笔下的女主角面临“亲情”与“爱情”抉择的时候，她们虽然屈服在“亲情”的压力下，但她们的基本思想却是“叛母爱”的，这种在思想上叛而行动上叛不了的情形，在《窗外》表现得非常真切和露骨（这点是李敖评《窗外》所忽略的）。这种叛母爱思想的酝酿，这种在思想上肯定的否定，完全是由于传统的压力加诸她们的，她们没有理由相信母亲永远是对的！“哺乳之恩”和“情爱”根本不来自一条河，想把“母爱”和“情爱”汇合是绝对落伍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澄清这种观点的时候也就是觉醒的时候，也就是“自己服从自己思想”的时候！由于琼瑶的笔使江雁容奋斗没有成功，由于琼瑶那点挥之不去的“母爱”，使江雁容在秋风秋雨里苟延生命，但还有成千上万的江雁容继续在反抗、继续在努力，她们必然会冲出“母爱”前面的铁丝网，会跃出“孝顺”前面的烟幕而看到光明，会擦干眼泪步上胜利的坦途！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几度夕阳红》给李敖的《没有窗，哪有“窗外”？》做了穿针引线的注脚。

“你走了，我就天天坐在窗子前面，天天，时时刻刻，等你回来。”（第317页）

这该不是巧合吧？这种王宝钏式的“等待”思想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多少女孩子死心塌地等她们的“留学郎”，等呀等的，等到最后还是“望穿秋（海）水不见伊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闺秀派跳不出传统的死角！

在不久以前，报纸上有这样的花边新闻：“台北市议长敲木槌，议员敲桌子。”今天蒋芸站在“象牙塔外”，站在《窗外》之外，自以为握住了“神圣的木槌”，对“多言善辩”的李敖敲他几下。事实上蒋芸敲的不是木槌，而是桌子。蒋芸想在“文坛”握那柄“神圣的木槌”，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作为一个闺秀派的代言人、作为一个泛道德主义者的前卫、作为一个捍卫“亲情”的尖兵，这种敲桌子式的呐喊，不仅护不了闺秀派思想的航，不仅缝不拢目前台湾“道德裂痕”的创口，不仅扶不起脚杆子软的亲情，连“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齿轮都扣不上。充其量也不过对李敖说：“你这个坏东西，拧得人家好痛啊！”

1965年10月6日于碧潭

《文星》第九十七期1965年11月1日

附录二　从《窗外》到“象牙塔外”（张润冬）——读李敖、蒋芸二位先生大作有感

李敖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琼瑶女士的小说《窗外》，登在第九十三号《文星》上。蒋芸先生看了不顺眼，又在《文星》第九十六号上，把李敖先生呵斥了一顿。

对于十几年来台湾文坛的作品，我只在一干“卫道者”的“义务宣传”之下，看过小半本郭良蕙女士所写的《心锁》。郭女士为了这部书，丢了写作协会的会籍，“正人君子”群起而攻之，骂她“下流”“无耻”。我不信邪，偏要看看它“败坏名教”到什么程度。于是，忍痛花了八元新台币在台中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原来论露骨它不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论含蓄不及陈定山先生的《五十年代》（我是在《中央日报》的连载栏里，游目所及，正好看到华子鱼和还珠灯花一熄，便已玉种蓝田的那一段）。格调低下，文字粗俗，以言文艺，少说点，起码还差孙猴子一个筋斗云那样远的距离。我看未及半（另外一大半实在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只好自认倒霉，把它填了字纸篓），似乎已能意会出郭女士写这书的心理，即一方面她想迎合一般读者的“低级趣味”，以她的“大牌”来写一本这样的书，必能刺激读者的胃口，造成畅销，狠狠地捞上一票；另一方面，她又没有力量真正冲破“礼教”的堤防，不敢“离谱”得太远，怕遭受传统的鞭挞而致无所容身。像这样粗制滥造、藏头露尾的玩意儿，原不值得多加理睬，让它自生自灭好了。偏有一些“完人”“圣（读如剩）人”，和“贤（读如嫌）人”硬要去揭发它、贬斥它，以致像我这样本来不想看的人，也正在好奇心的冲动下，给抓了一次大头，真是冤哉！枉也！闲话表过，言归正传。

我没有看过《窗外》，不敢说李敖先生批评得对或不对。但李敖先生大文中若干新的观念，我愿意表示附条件的赞成。

像《孔雀东南飞》那样的悲剧，不知在我国社会上演了几百千万回，给地狱平添了几百千万的冤鬼。而那些悲剧的导演者，法律没有制裁他们的条文，舆论且擎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大纛为他们撑腰。做父母的，可以在“害死人不赔命”的特权庇护下，竟无一点忏悔的意思。

像江雁容的妈妈那种老婆子，我们再试一闭目沉思，便不难想象得出她那一副臃肿、愚蠢，左手叉腰右手倒握鸡毛掸子、怒眉瞋目、口沫横飞的母夜叉嘴脸。她，行为乖谬，思想顽固，发髻上插着一面“家主婆”的杏黄旗，企图以“暴君”的姿态，威临一切。子女在她的面前，不是以独立的人格者而存在，而是以“金丝雀”的身份或经济的利益而存在。自由受不到她的尊重，就因为她的脑子里压根儿没有“自由”这类观念。子女没有发言的权利，就因为她根本不给别人发言的地位。子女的爱（异性）与被（异性所）爱，都要经过她的授权与审查，而她这道铁栅栏，往往就是“鬼门关”。就琼瑶书中的故事来说，康南、江雁容和江雁容的丈夫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都保住了一口气。不然的话，万一康南被她“嫌”死了、江雁容被她“爱”死了、江雁容的丈夫被她“宠”死了，她损失的是什么呢？两行眼泪、一把鼻涕，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再往深一层研究，她凭什么敢于这般专横？江雁容凭什么要“撕碎我的心，来做你孝顺的女儿”？一言以蔽之：“传统”！罪恶的传统！在“子甚宜其妇，父母不悦出”。在非“父母之命”不得为婚的传统支配之下，儿子是替父亲讨老婆，女儿是替母亲嫁丈夫，当事人不过行礼如仪而已。所以我说这个“滥”传统就是他们生杀予夺的权源，它像一方硕大无朋的化石，僵硬、冷酷地压在每一个历史儿女的头上，寒光四射，鬼气森森，使你不敢怀疑、不敢抗议、不敢逾越。被压的人，只能匍匐以死，畏缩以求自全，看不到天日，看不到外面广大的世界。江雁容的妈妈，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包庇之下，才敢横行霸道，一手造成了三个人的悲剧。而江雁容，与其说是撕碎她的心，做这个老婆子的孝顺女儿，毋宁说自认无力反抗传统的迫害，不得不扯起白旗，走向传统的祭坛。

虽然，我们不敢说传统一律不好，但传统中的不好部分是人性的枷锁。如果我们没有勇气砸碎这一副枷锁，那我们大家的独立自主性都大成问题。老一辈的人，传统是他们的宗教，中毒已深。而他们许多既得利益，也须借重传统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他们重新检讨传统带给民族的不幸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存此奢望。所幸他们去日无多，就让他们去殉传统的葬吧！只要我们较为年轻的一代，能保持澄明的神志和特立独行的风格，不受他们的感染，则传统是不难被摧陷、被修正的。

话说回来，江雁容的妈妈，既然充当了传统的“刽子手”，活生生地腰斩了三个人的幸福，像这样罪大恶极的愚行，还有什么可以原谅的。然而，蒋芸先生却写道：“父母基于爱而加以管束，因而引发的行为，无论如何是无可厚非的。”又说，“没有一个父母不喜欢自己的儿女过得很好。”蒋先生这个论点，太泛了，显然还是中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一谬误前提的毒。我且提出四点来向蒋先生请教。

一、所谓“管束”，是对不正当的行为而言。像江雁容那样一个十八九岁的大闺女，各方面都已达于成熟，已经具备了被人爱和爱人的充足条件，她精神上需要异性的爱情，乃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她之爱上康南，只要别人不把她当“摇钱树”，去钓“金王八”，她便绝未妨害任何人的利益，也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用得着什么管束？

二、生活过得好与不好，完全要靠事实来证明，不是旁人的主观可以强加设定的。江雁容的母亲硬要逼着她去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一开始就是不幸的，故后来的不欢而散，痛苦下场，都是顺理成章的事。请问：“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来负责？”

三、前些时各报都刊载着一个姓李的父亲，为了要领巨额保险金，连杀二子的兽行。“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种人，连一只狐狸都不如。请问似此野蛮而无人性之行为，能用得上“没有一个父母不喜欢自己的儿女过得很好”这一逻辑否？

四、台湾的养女制度颇为盛行。绝大多数的养父母都是不怀好意的。多少可怜弱女子正辗转呻吟于她们的养父母的淫威之下。我们幸免于难的人，正应该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口诛笔伐，做她们的声援，期能减轻其所遭受的虐待至最低限度。蒋先生！您可曾设想过，您这样毫无保留地替她们辩护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怕：“我深深的相信，您这种观念，无异于给那些蛮不讲理的父母们制造‘定影液’，他们也要‘闻蒋芸之言以自壮’，奔向蒋芸所指示的道路，沾沾自喜地嚷着：‘我们的专横霸道，又多一层理论基础了。’”果尔，您想：“将有多少人‘将投身于一间更大的暗室里，在那里仍被围困，那里也没有窗，没有空气，只见到一片黑黝黝的大海，看不到边际，这岂不是一件更糟糕的事？’”

儒家学说，过分夸大了父母给予子女的恩义，浸假形成一种“泛孝主义”的文化。在这一文化笼罩之下，子女都成了父母的债务人，而且永远偿还不清。在这一文化笼罩之下，“埋儿奉母”被列入了《二十四孝图》（现在本省民间还看得到这张图）之一。现在李敖先生拾古人（王充、孔融等）牙慧，站出来主张“父母于子无恩论”，蒋芸先生不赞成。

要说父母于子全无恩义固然未必，但这种种恩义并无神秘的意义。它，一如母老虎之待雏虎，老母鸡之待雏鸡，都是基于一种单纯保种的生物学上的传族保种本能。子女羽翼既成，父母便算尽到了保育的责任，从此把手放开，让他们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开创自己的天地，让他们去“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子女所当报答于父母的，顶多亦只限于这个生物学的范围，养生送死而已矣。独立自主的人格，不应作为祭坛上的牺牲。

琼瑶书中有“感情并没有越轨”一句话，李敖先生在说了这“是一句大有问题的话”“也是完全不通的话”之后，连问：“什么叫‘轨’？”“什么是‘轨’？”这两个问题，我可以试做一条答案如下：“这个轨，是周公设计，孔、孟奠基，列代诸假道学家所用酸豆腐所筑成，而由国家的法曹、皇室的‘御林军’、御用的文人所守护。”这班人，都是“保皇堂”的“死硬派”。因为他们的利益和统治者的利益深相结纳，互为依存，遂造成一个几年来独占、垄断之局。而考试制度，便是这两种利益之间的一条“栈道”，非孔、孟之徒不得由。

“这个轨，一方面统治者用它来控制人心，镇压社会，从而巩固他们既得的利益；另一方面，孔、孟之徒则用它来排斥‘邪魔外道’，建立学术、思想上‘唯我独尊’的偶像。”就这样，大家都做了“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忠臣”“孝子”。就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是循着这一条环形的轨道，在那里兜了两千多年的圈子，而永远走不出迷宫的。有些西方学者说：“东方文化，是一静止的文化。”孔、孟之徒对此不能也不敢置一词。为什么？一、事实俱在，不容否认。二、他们对内虽然顽强，对外却太脆弱。他们是外强中干。

老实说，如果我们真想挺起胸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如果我们真想把国家推向进步、繁荣与强大，我们就非拆掉这一条古老的、腐朽的、环形的轨道，另外铺设一条能赶上时代潮流的、直线的、不阻碍我们社会的革新与进步的、真正合乎民主与科学、并能与一切外来文化互相交通的轨道不可。

要铺设这样一条新的轨道，必须先扫清传统的乌烟瘴气！

1965年10月7日

《文星》第九十七期1965年11月1日

附录三　走出“象牙塔外”（吴建）——给蒋芸的一封信

蒋芸小姐：

“吴建”这个名字对你尚不致全然陌生吧！四年多前，当我们还在新竹读中学的那段时间，我们曾替救国团合编过一份文艺刊物。在那个时候，我便敬慕过你的文才，高中毕业后我读了工，你读了文，在许多报章杂志上我曾先后见到你许多文章发表；从幼稚渐趋成熟，从贫乏渐趋深刻。由此，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努力着、进步着。虽然多年不见，但我一直在为你庆贺、为你祝福，总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更大的成就。这次在《文星》杂志九十六期上见到你的大作《象牙塔外是什么？》之后，内心有许多感想，基于一种信念——对真理的信念，而非对个人的爱憎，我感到我有义务对这一个问题及你所谈及的李敖，发表一点我的看法。

对于李敖本人我是素昧平生，除了在《文星》丛刊、他的一些著作上看到过几张摆着不同姿势，“洒脱英俊”（《上下古今谈·陈查某之路》中李敖自赞之词，并非我捧他）的李敖肖像外，我对于这位“浪子”“徐复观笔下的小疯狗”简直就搭不上一点关系。而且我也并不希望与这位“文章如滚水，浪花淘尽英雄”、人人敬鬼神而远之的狂客攀上交情。因为这位你笔下“反映着一种世纪末的疯狂”的疯人，如果再不收拾起他那副装疯作癫的嘴脸，迟早一定会应验《圣经》上“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的定律，而葬身于“文化论战的丹火”之中；不用你我讨伐，也自有高人如胡秋原、徐复观之流会用尽各种“法术”将之驯服，斩首示众，以快天下人心。跟他扯上了关系，万一落个“同谋犯”之嫌，岂非大大不合算？因此，我也早就像大多数青年一般，抱定“隔岸观火”的决心，准备让他一个人寂寞地“独白”到底了。

实在说李敖是没有资格来鉴赏、批判自由中国作家们的作品的。凭他这个台大历史系科班出身的考证脑筋，压根就看不懂也写不出像於梨华的《扬子江头几多愁》、琼瑶的《菟丝花》和你的《两片云》般脱尘绝俗、虚无缥缈的作品。如果他要写，充其量也只能写些《扬子江头几多人淹死？》《菟丝有花没有？》（据我的生物学常识，菟丝是无花植物。）《两种文化的取舍？》等“酸臭文章”。花呀！云呀！愁呀！等远离现实人生的美丽意境，在这个被哲学、语意学、逻辑学折磨坏了的李敖是感受不到的。偏偏他在搅他的“文化太保”勾当搅得昏头涨脑、魂不守舍之余，又要以“行家”姿态出现来指点你们这些大作家走出“窗外”，真可说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孔老夫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李敖在与老年人争“棒子”未得逞时又来和你们作家作对，激怒了这么多人，看样子他是难逃过“自作孽，不可活”的命运了。

李敖除了本身不具有灵性、不懂得欣赏、也写不出像你们“砌满辞藻”内容“丰富曲折”的作品外，他自己的文字也堪称拙劣，拙劣到和民初鲁迅一样粗俗、尖刻。但是，奇怪的是他居然能以他“卑劣的”“嬉笑怒骂”的文字而“暴得大名”，并且“拥有了许多的读者”，又赢得了“那些人的拍掌叫好声”。而这些“拍掌叫好声”，显然又比你们这些名作家家得到的要多而响亮，真是气人不过。据我读遍李敖著作，分析这恶人所以得势的原因，综合几点提供你作为下一次攻击他时的参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对你一定会有许多帮助：

海明威本年8月16日在中副有一篇转译文章《给青年的忠告》，其中“论写作的艺术”中有几项，正是李敖最谙熟的：

一、一优秀的作家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文字简练，别具风格。只有少数的大作家对于语文的应用能指挥自如，超人一等。

二、一个优秀的作家，对于自己的想法，必须有永不衰退的信心。

三、最好的书籍是单纯的，想说什么就说出来。

也许这些便是你想知道的象牙塔外的李敖是靠什么起家的答案：他依靠具有特殊风格的“不庄重”“不道德”“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他依靠经验——基于他曾被女人遗弃过的悲惨经验，基于他“喜欢看女人，有时候不止于看”的做爱经验。他依靠信心——基于新思想、新知识、对中西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他依靠热忱——对社会和国家前途一股狂热的关切。他开始写作，深刻地、严肃地（这一点也许是你们在他文字后所未曾发现的）在暗室里制造光芒。他发掘了许多问题，揭破了许多疮疤，让大家见到谁都不忍见也不愿见的毒脓。当然，他这样做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任何一个垂危的病人，都不会愿意知道自己的病势已十分严重；在医生未告诉他病情之前，他仍幻想自己强健如牛。在医生告诉他之后，他又不愿意相信和承认是一桩事实。于是他说这个医生是蒙古大夫，该杀该死。李敖击倒了许多权威、毁去了许多主义，他在摇撼我们这座古老社会的大梁；像古以色列巨人参孙摇撼非利士人的神殿一般，但李敖这样做，并非像参孙是出自仇恨而是出自爱心——他想毁去古老、衰败的旧社会，然后从废墟中重建起一片清新的朝气和希望。虽然如此，他仍令无数人不谅解、不能忍受。因此，大家向他攻击、向他投“帽子”，叫他吃上了官司。

任何一个懂得“明哲保身”的人，在面对着这样多敌人时一定都会知难而退，但是李敖这神经病第三期的“自杀狂”却愈战愈勇，大有“占着茅坑穷拉屎”“吃定了”的味道。可是他没想到这年头茅坑也不能久蹲的，因为有许多“不但没屎连屁也没有”的家伙也想往里挤，好闻闻臭气过瘾。李敖赖在里头，拉个没完，他们在外头等急了，一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个李敖推下茅坑，而且落井下石，让李敖“不明不白”地死个遗臭万年。李敖这笨蛋，他难道不知道这些家伙的心计吗？我想李敖再笨也不致笨到如此程度，但他为什么要得罪了官阀又得罪学阀？除了“独白”之外，又不甘寂寞地选择了批评家的道路？因为他迷信着：

“严酷的批评仿佛是一个人自告奋勇，要集法庭、法官、陪审员、判决书、监牢以及电椅于其一身，他自己弟兄们的缺点全结晶浓缩了。他也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把个人的权力看得很高。他觉得人家把他抬得高高的，要他一个人来管理伙伴们，他采取的规律就是‘用结果来判断方法’。原来该造就人家的地方，他却来粉碎一切，勇气和希望应该奏凯歌的地方，他却要使人疑虑不定，自己不相信自己。”（海明威《论批评家与批评》）于是李敖才会“一发现一个作家的工作显得漠不关心，就同他拼命”（同上）。

《文星》九十六期编辑室报告中最后一段：“只有胆怯的人才怕批评，他们见不得光、见不得热……刚强的人是批评不倒的，尤其执着真理的刚强。”为什么我们怕批评呢？为什么我们怕一个批评家的诞生呢？如果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正义和光明，我们的文坛并不如李敖所说是“一大片断烂朝报，乌烟瘴气，鬼哭狼嚎”。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容忍李敖这个新时代的“罗亭”（你们眼中只会说大话的家伙）呢？不！不！正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坛散布着你所说的“一种阴暗、一种迷乱、而没有阳光”。不是李敖没有阳光，是我们自己没有阳光。李敖在为我们这个因容忍与乡愿而造成的黑暗局面制造阳光，而我们却因为在黑暗里待久了，瞳孔萎靡惯了，怕被刺目的阳光灼伤，而拒绝、而扼杀这首先打破容忍和乡愿局面的批评家呀！

许多问题要深切的反省才能觉悟，如果我们承认今日的文坛是一座象牙塔、是一间暗室，我们便该有勇气走出来。象牙塔外是什么？象牙塔外是一片光辉灿烂的世界。象牙塔外的道路该怎么走？我们应该开拓我们写作的领域、增加我们写作的题材，把我们的笔投向社会的每一阶层、每一角落，写出“除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外”，更多人生真实生活的一面。这些人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属于爱情的烦恼，但他们却生活在最真实的人生中：生育呀！疾病呀！贫穷呀！死亡呀！这便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并不生活在夜总会、歌台舞榭里，他们更不会终日冥想什么花、草、月亮，他们没有忧郁，却有烦恼、烦恼今日的米粮。没有梦却有盼望，盼望明日仍有生存的力量。对于这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妓女、码头苦力、住在违章建筑及低级军眷区中的女人孩子们，有谁去关心过他们如何在生活？他们的灵魂可也曾得过抚慰和滋养？我们应该用文字表现出我们这个社会的阴暗和龌龊；用文字启发隐藏在我们大众生活中许多不为人重视的问题。我们的文字应该写出时代的苦难和光明、刻画群众的悲泣与欢呼。而不必如你所说的“顺着小说的畅销性”，而用欺世的手法写那些剑侠、神怪、侦探的新神话和新童话，以致令沈刚伯、朱汇森、萨孟武、赵兴中、郑振华等童心未泯的学者名流亦爱之不舍（见《中央日报》1965年7月2日第四版《你爱看武侠小说吗？》），更不可用“媚世”的手法写那些远离现实人生的“彷徨的”“强说愁的”“如烟云梦幻般的”的新梦话派爱情小说，而使得广大无知的青年跟着一块做梦。

爱情故事不是不该写，要写便该放弃那些“老掉大牙”的落伍的“摸摸手便脸红耳赤”“被他看一眼，便可以回家不吃饭不睡觉想上三天三夜”的陈旧观念，而去做“大胆的爱情”的描写，多刻画灵与肉的人性问题。“肉欲的问题”并非如你所说的“放浪形骸”，而该是你所说的“深刻而严肃”的问题；离开了肉，哪有灵？离开了欲，哪有情？不顾肉欲而只追求灵的爱情，在同性恋者尚不易如此“纯洁”，何况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后生下的子女呢？恋爱的本质便是性的吸引，感情和爱欲不但不是“几乎不能分开”，而是根本分不开的；歌德说：“恋爱是将自己的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融合在一起。”这融合的力量如果不是借着彻底的做爱，又何能达到融合的境地呢？中国人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不经过“夫妻”一番，又何来百日之“恩”呢？（在这里，我并非提供男女的滥交与做爱，只是想针对你对“爱情”的观念，在它的本质上做一番澄清而已。）灵的追求其最后目的必为肉的结合，就像我们囤积食物的目的不外乎吃它而已，没有人会积满了食粮却宁可饿死而不吃它。当然，也没有为了灵的纯洁，宁可自渎而不肯双方“合作”一下的道理。

至于蒋小姐你举出“多少社会新闻的主角在这种关系下演悲剧”的例子，推其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观念不够开放，一般人心理不够健全——许多人把非婚姻关系的性结合视作一种罪恶，而忽视了婚姻本身不过是对爱情的一种保障而已。过分重视婚姻的形式，而忽略了它真正的精神所在，因此不但扼杀了许多未婚男女所应享的灵肉一致的爱情，逼使他们养成自渎的不良习惯，更促使许多既有婚姻关系的人非法经营他们的爱情。（那些金屋藏娇、红杏出墙的男女，如果不是因为背负了婚姻的枷锁，又何至于如此偷偷摸摸？如此神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离婚被视为是不道德的事，而结婚往往又得除了当事人双方的爱情外，另须具备学问、金钱、地位……种种与爱情本身风马牛不相及的客观因素，方能完成的大事。在这种观念下，我们真能禁止“爱情的走私”和“悲剧”的继续发生吗？

另外，“当一个女孩子面临选择时”，要遭遇“父母心目中的乘龙快婿常是女儿眼中的伧夫俗子”的矛盾，可能便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另一主要原因；如果对于一个女孩子，“父母基于爱而加以管束而引发的行为”，其后果是如此的不智，为什么“无论如何是无可厚非”的呢？如果一个女孩子“肤浅到不能体念父母的爱心”而追求到了她真正的幸福，“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永远认为是可以同情的。（我实在不懂你基于何种想法永远认为不可同情？）

理性！理性！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父母欠缺的便是它。我们的作家、我们的读者该追求的也就是它。记起法国大革命时代罗兰夫人的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你之名而行。”不由得让我们警惕那些错用和滥用“理性”的人们，将带给我们何样悲惨的命运！一个不能分辨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真貌、观念模糊、思路不清的人，是没有资格站在群众中间讲话和写作的。蒋小姐以及更多的作家们，我劝你们都学李敖，先读历史，再读哲学，更学会许多思索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澄清你们的观念，抛下你们那支软弱无力的笔，锻炼刚强不屈的臂力。否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历史将为你们替盲目大众所造下的恶果，记上一笔永远无法逃避的谴责了。

历史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是人群生活的写照，历史学家的笔和文学家的笔应该同样为人类文明担负起承先启后开展光明远景的责任。一部《飘》、一部《战争与和平》、一部《双城记》……不知写出了多少人类奋斗的血泪和群众的心声，写出了人性的尊严和光辉。为什么我们的作家仍不肯放弃那些“陈腐的、落伍的、八股的、神怪的，闺秀派的”毫无价值的作品，而为我们这一个时代也写下“大刀阔斧、动人心魄”的几笔呢？难道你们愿意永远让李敖一个人靠他的“酸臭文章”“暴得大名”扬扬得意，而你们却忍气吞声地躲在“象牙塔”里的一方“暗室”中吗？出来吧！蒋小姐、更多的作家们，如果你们都肯走出《窗外》，舍弃黑暗走向光明，我敢担保像李敖这个好管闲事“乱写文章，妖言惑众”的“文化太保”，一定心甘情愿地去做“文化白痴”，销声匿迹地醉死在他的酒杯里。你说是吗？酒鬼李敖！

《文星》第九十八期1965年12月1日

上面三篇文字，都因我写的《没有窗，哪有“窗外”？》和蒋芸写的《象牙塔外是什么？》而起。按说我该把蒋芸的文章收作附录才对，可是蒋芸后来变成我的知己，她的看法已有很大的转变，她一定赞成我把她这篇文章代为作废了。

1980年4月27日夜

开窗以后

《没有窗，哪有“窗外”？》发表后，引起原子弹的效果，四面八方，反应太多。我把骂我的部分反应，引证在下面，以示雅量。

《没有窗，哪有“窗外”？》发表后第二十一天（1965年7月21日），有“官”方面的《中华日报》对我展开攻击，该报副刊上有王集丛的《“反派”小生》，提到——

李敖写文章把今日中国文坛分为“十派”，并且补充说还有“漏网”的一派，就是“春宫派”。其实这一补充，也是用来烘托前“十派”的，用意是在加强其“乌烟瘴气”“鬼哭狼嚎”的程度。

不过这种分派者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一派。虽然他们只有三两个人，是少数，可是他们似乎也有一个立场，就是专门和人家唱反调。你说男女恋爱应走正路、要慎重，他们就主张无条件、无界限的乱爱、“杂交”；你讲“礼”，他们竟高叫：“我不知道这个‘礼’是他妈的什么！”你在广阔的人生中自由选择题材，他们却特在强调写黑暗面和特殊生活的重要意义，他们说写“苦工”“死囚”“小雏妓”，才是“新方向”……这样总是和人来抬杠、唱反调的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反派”。而李某者，反派小生也。

接着他攻击“反派小生”的《使人“不敢领教”》——

这一派有一点长处，就是会骂人。他们从《窗外》骂到窗内、从“鸳鸯蝴蝶”骂到“新闺秀”、从“之乎者也”骂到“广播剧”……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文坛，是一间“黑洞洞的暗室”，没有光、没有热，没有一篇文章、一部小说、一个剧、一首诗可看；照他们的说法，他们自己出版的东西也该包括在内。他们骂得很刻毒而下流，什么“狗屁”“他妈的”这类话，常见其“文章”中。就这点看来，他们这一派，也可称为“王婆派”，王婆骂鸡，出语不凡。

唱反调、骂人，在今天是一种“媚世”的做法。因为今天有不少人不满现实、很苦闷，看看唱反调、骂人的“文章”是很过瘾、很痛快的。可是，连他们自己也说：“用媚世的写作来取得读者的共鸣，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做法。”那么，他们这一派的立场和企图，就使人“不敢领教”了；而其前途也是可想而知的。

五天以后（7月26日），这位作者又在《中华日报》发表《先天性的毛病》，续加挞伐本小生——

有人认为“男女相悦，基于爱情，就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是有程度之分的”。拥抱接吻是爱的表现，“发生肉体关系”，也是爱的表现，没有区别，也不该受任何约束、限制。他说“杂交”是人类的“先天性”，没有什么“纯洁”或“不纯洁”的问题。这种论调，似乎很新、很进步、很“解放”。不幸所用的论证：“杂交”，开了倒车，那是未开化的原始人类的行为呀！

接着，他从他的“进化论”引申如下——

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是由兽进化来的，原始人类未开化，颇多兽性。“杂交”确是人类的“先天性”，也就是兽性，君不见兽类“杂交”，连父女、母子、兄妹都不分吗？但是，人类进化，兽性减少，“杂交”之类的“先天性”，普遍消除了。于是人和兽的区别愈来愈多，人性发扬起来。在这过程中，人类的生活不得不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恋爱生活亦然。这样扬弃“先天性”，不“杂交”，而建立人的恋爱关系、夫妻关系，发扬人性，才是进步、才是文明。反之，在夫妇、男女关系分明的社会，发展原始的“先天性”，以“杂交”来做乱交的论据，则是倒退、野蛮！

至于“肉体关系”和拥抱、接吻等，不仅有形式和程度上的区别，而且有实际的责任问题。因为男女相爱如果未结婚，或者竟不结婚，就“发生肉体关系”，因而怀孕，那就可能发生严重问题或悲剧。中外社会中都有，中外的小说、戏剧、电影中常见，难道还不够教训吗？

我不相信裸体“杂交”，写“笑脸上床”或“杨贵妃脱裤子”，就是什么新观点；也不相信破坏伦理道德而大发兽性，就是“现代化”“新境界”。实际上这些都是“先天性的毛病”，也是危险的毒素。

到了第二个月的8月30日，《中华日报》还不罢休，又登出凤兮的《作家走出小世界！》——

李敖叫琼瑶走出她的小世界，洗心革面，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他说：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艺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

劝一个有读者的作家，走出他饮食男女的小世界，正眼看看广大的人生，改变一下无病呻吟的调门，发挥一点振聋启聩的作用——这种劝告应该是善意的、有益的。可是李敖却叫琼瑶从花、草、月亮的小世界，走入一个特殊病例的病房。对于特殊病例，不是不需要诊断、不是不值得注意，但要把它看作“大众的生活与题材”，这便可能导致一个更不正确的方向。为小雏妓一类的题材，琼瑶是不值得去“洗心革面”的。倒是为小雏妓而“洗心革面”的有志者，应该为小雏妓以外更广大的人群、更普遍的灾难和痛苦，来个真真实实的洗心革面才对。

凤兮所谓的“洗心革面”，原来如下——

我们的作家，要从小世界走向大世界，不能只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不能只看到癣疥之疾，而忽视了梅毒与癌症。

病床上的雏妓之类，往大处看，这只是癣疥之疾、只是秋毫之末，过去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它是问题，但不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我们当前最大最重要的课题，是鼓励大家争取全面的自由——巩固台湾，保障我们既有的自由；反攻大陆，恢复大陆同胞已经失去的自由。这才是大题目新方向。在这个“新方向”下，恋爱可写，矿工、死囚、雏妓也都可以写，但写恋爱而不止于男贪女爱、写雏妓而不止于呻吟接客。有思想有见解的作家，从小世界的一角可以窥见大世界的庄严景象；思想贫乏见解卑下的作家，却只能从这个牛角尖钻到那个牛角尖。

11月1日，《幼狮文艺》第二十三卷第五期上，又有隐地的《狂妄与偏激》——

总有些人目空一切。他们自己不一定拿得出比别人更好的作品，却往往主观地否定了别人的作品，甚至于带着极端轻藐的口气说道：“现在那些什么狗屁作家，没有一个拿得出像样的作品！”这些人多半比一般人多识几个洋字，偶或也读过一两篇洋文，译过一二洋句，于是不屑于再看国内由方块字组成的小说，且常以“你吃了一个坏了的蛋的时候，难道全吃下去，才知道它是坏蛋吗？”的陈腐理论来似是而非地欺骗人。怪的是，他们虽然不读对方作品，骂起人来倒是仿佛句句真理，并且常常以敢骂人而自抬身价。

接着，笔锋一转，结论扩大了——

文艺界的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写此文只是有意针对某一人；有些人至少肚里确实还有点货色，因而尽管他在骂人，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可爱的一面。只是误以为狂妄与偏激才是群众崇拜的对象（其实这是由于人们因特殊环境而欲寻求神经质的宣泄的一种暂时现象），最使人不能忍耐和令人生厌的，是那些“自己实在并不怎样”的人物，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完全忘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古训，更可羞的是：读者们晓得他们的名字，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出色，而是任何一个可以照相的地方，他们都在替自己做“我是作家”活动广告！

除官方的态度以外，琼瑶本人，也有了平行的反应，10月5日《华报》有梁汝洲的《琼瑶种种——从三朵花上银幕谈起》，提到——

琼瑶对李敖对她的批评，不愿表示意见。她说：“李敖说我，既然没有窗哪里来的窗外？我对李敖这句批评，不愿做任何辩驳，因为中华民国，根本就是每个人都有批评、言论的自由，管他去怎么说。”

琼瑶说：“李敖说我写作的技术有问题，这点多少是对的，而且我愿意接受，因为，直到现在，我的写作生涯还是处于学习的阶段。”

至于李敖批评她的作品的题材问题，琼瑶认为是有些不对的。她解释说：“李敖叫我去多发掘有关妓女、矿工、死囚一类的题材，这些问题，都是我生活环境范围里不可能有的题材，尤其是我认为中国的司法，是不会有冤狱的死囚。”

说到这里，琼瑶说：“在我没有看到李敖那篇文章以前，我还不知道当妓女是要先开刀的。”接着她笑了笑说：“这些题材，最好还是留给李敖自己去写吧！”

同一天的《台湾日报》，也登出了《琼瑶说李敖可爱又可怜》——

〔台北讯〕女作家琼瑶女士，昨（4）日下午3时在自由之家，对青年李敖在《文星》杂志写文章批评她的作品表示意见说：“李敖很可爱，但也很可怜。”

琼瑶说：“李敖学识丰富，肯进取，看过很多书，文章写得也好，一个青年人有那样才华和成就，令人可爱。”

但，李敖曾写文章批评琼瑶著的《窗外》说，就是琼瑶的自传，并且劝琼瑶应该去写妓女、矿工和冤狱中的死囚，这一点，使琼瑶觉得李敖又很可怜了，她说：“在我的生活中，无法去了解妓女、矿工的生活，至于冤狱的死囚，我根本就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人和事，所以无法去写，而且也写不好，只好留待李敖自己去写了，但李敖对一切都否定，连他自己在内，他真是太可怜了。”

当时有人问琼瑶，愿不愿意把她说的话，由她自己执笔写文章去答复李敖，她说：“无此必要。”

虽说“无此必要”，但是琼瑶的机关刊物《皇冠》上，1966年5月第一百四十七期里，却有小凤的《一杯茶，一盏灯，一支笔》，宣称“恶意批评，一笑置之”！——

《文星》杂志曾披露过一篇李敖先生《没有窗，哪有“窗外”？》。文中油腔滑调，嬉皮笑脸地把我国所有的文人分成十派，谈到许许多多小说以外的问题，最后建议琼瑶要“洗心革面”，改变她的写作路线，写些“终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不开刀不能接客的雏妓……”许多人看了这篇怪论十分气恼，有人问琼瑶的意见，她表示说这篇文章牵涉的问题，早就超过了对《窗外》的评论，到底什么居心，大概只有李敖自己心中明白，至于写终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她还没找到在安定的台湾有这样的典型人物，至于雏妓的生涯，她听都没有听到过，只能把这些题材留给李敖自己去充分发挥了。

这种宣传，其实早在八个月前，就由苏雪林大力推出了。苏雪林在1965年8月30日的《中华日报》上，发表《寄琼瑶女士》——

琼瑶乃名教授陈致平先生之女公子，凤凰其小名也，有夙慧，自幼即善属文。致平先生现与余均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学，夫人与余颇相得。岁初，琼瑶省亲来此邦，余始得遍读其著作，叹为一代奇才。乃忽闻有妄人故加摧毁，心甚不平，赋此二诗慰之。

绝代才华陈凤凰，宝刀出冶已如霜。白诗搜访来胡贾，左赋传钞遍洛阳。自古文章有真价，岂因群吠损毫芒？客窗快读三千牍，贮待新编再举觞。

喜摩老眼看奇才，海外相逢亦快哉。贤母即今常接席，云鸿他日盼重来。华年卓就人争羡，慧业前生世共猜。寰宇文坛无我份，愿君彩笔一争回！

看了苏雪林的大作，我才知道“私方”比“官方”骂我骂得更凶，至少官方好像没骂我是狗！

这种骂狗式的文字，不但在台湾有，在海外也有。海外的报刊我没特权引，只好转引有特权引的如下。据《文星与李敖》一书，有这样的文字——

香港有一份以“中立”做标记的报纸——《明报》。我把它的言论作为我的取证，该是很客观了吧！而这份报纸的主持人，是以罗素学生自命的一位聪明人——查良镛。

《文星与李敖》作者接着说——

1965年8月27日，《明报》的专栏作家（也是“马经”权威）简而清先生，在他的专栏中如此说：

上两月在大会堂举行的第三届“书展”，被台湾“文星书店”的摊位抢尽镜头，《文星丛刊》畅销的现象，使人领悟到甚至在这种地方，也未必单是四毫子小说之类才能吃香。可能受到那次良好反应的刺激，《文星》杂志最近开始在本地报摊上出现了。大体上说来，“文星”二字此时此地在一般人眼底下，已不完全陌生。

提到了《文星》，差不多难免兼提的，是李敖这位“宝岛愤怒青年”。三十刚届的他，早已光芒四射了好几年，尽管反应不一，有人将他捧到半天高，也有人将他骂得半文不值。看过他文章的人仍对他印象毫无的，却着实少见。

《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胡适研究》《胡适评传》《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文化论战丹火录》《教育与脸谱》等书，我敢相信是《文星丛刊》中最畅销的几册，有人将李敖戏称为萧孟能手上第一张王牌，事实上不无道理。

上月份的《文星》杂志（第九十三期），刊有李敖的《没有窗，哪有“窗外”？》一文，长凡二万余字，对台湾女作家琼瑶及其成名作《窗外》那本小说攻击得不留余地。

说到琼瑶这块牌子，在香港也叫得挺响亮。《窗外》以外，她的其他小说如《烟雨濛濛》《六个梦》《幸运草》《菟丝花》《几度夕阳红》等，市面上常见，女性读者尤多，甚至“番书女”们亦人手一册。因此李敖笔伐琼瑶这件事，香港人也关切到。

将李敖那二万多字一口气读下来之后，我深感这是小题大做，简直婆婆妈妈缺乏了堂堂大丈夫的气质。

这实在是回可惜的事。从他近四五年来所写的文章中，李敖予我的印象，是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男子汉，他与人辩论时容或偶会过火些，但却言必有物，逻辑分明，不像若干“愤怒青年”辈，但知愤怒一番，而实际上不知所谓。

这种良好的印象，在我读过《没有窗，哪有“窗外”？》一文后，开始走样了。窃以为李敖的弱点，是在他的头渐渐大起来，将自己目为麻雀牌中的“百搭”，无论什么事都要置喙，结果有一天终变成“在马槽里乱吠的小花狗”。

不错，论文化评历史揭露教育界茅坑等等，他确有自己独特的一招，但这一招并不是要在什么时与地都必灵的。

琼瑶的《窗外》，论格调并不比本港流行四毫子小说高许多。李敖以“鸡”比《窗外》，而以“牛刀”比他自己的评论，虽然会有许多人认为他是“来自夜郎国的人”，但如客观点看，比拟还不是太过分。

问题却在，“牛刀”不应该被拿出来杀这种无名的“鸡”。花二万多字的篇幅，许多时更不惜咬文嚼字去推翻这本变相四毫子小说的价值，不是大丈夫所屑做的事。

挖苦女人，是李敖向来已欢喜做而且也惯常做的事。《传统下的独白》一书，所收集的二十几篇散文中，差不多半数是与女人有关的题目。由这些文章，可以见到李敖对于女性有相当深的成见，即使未至以20世纪60年代的叔本华、施耐庵、尼采之流自居；但最低限度，每逢有挖苦女人的机会，是从不肯轻轻放过的。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现代中国女性所处的“三及第，四不像”地位，有时确应加以讽刺，使有所警醒，但李敖这回对琼瑶的攻击，却是将以往的挖苦作风变本加厉，到达了使旁观者亦不忍袖手旁观的地步。

女厕臭了，应该洗刷，这是天公地道的事；但堂堂男子汉，不合一声不响就冲去替它洗个干净。这洗刷的责任，应由其他较合适的人选担起，“洗女厕的男人”这名词，无论如何总是不大好听的。

李敖口口声声批评琼瑶“对‘师生恋’的基本观念了解不透彻”；小说中人物是“传统观念的奴隶，并不是超乎流俗的人”；错误引导“母爱至上”的思想；“为软弱的一代编织了新的文网，使他们僵化了思想，走向顺民之路”；等等。

用这种种话来批评《窗外》，无形中已承认了该书有严肃的研究价值。我敢信台湾情形跟香港相类似的地方，是这类通俗流行小说必定充斥市面上。假使要对本本通俗流行小说那么认真，谁还有时间兼顾到其他东西。甚至在对创作文学的观念上，李敖那篇文章也有许多不通的地方，但我不愿意成为第二个“洗女厕的男人”，所以顺此拖着了。劝导一般读者提高阅读趣味水准是应该的，但却不必拿出个“女厕”来做比例。

简而清先生的论点，是很清楚的。就如同他研究“马经”一样的清楚，他已经知道了“马头”和“骥尾”的差别。李敖根本不是一匹“带头”的龙驹，只是马槽里的小花狗。

从上面部分的“官方”“私方”的夹击里，会心的人不难看出：琼瑶式的内容，是如何适合这个岛的“公私两便”。琼瑶能在台湾文坛上永远一帆风顺，永远通吃，我们可别忘了这一点结合关系！

1980年10月25日

“花落谁家”与“头落谁家”

1966年5月10日的《台湾日报》上，登出王柳敏的《琼瑶一篇文章王引几句闲话》，谈到琼瑶对王引改编她的《花落谁家》，大为不满之后，王引反唇相讥——

有一位青年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过琼瑶，指责她写的小说《窗外》，是在象牙塔里产生的作品。王引说：“这篇批评文章，应该视为一个忠告。琼瑶女士应该时常想起这个忠告。对她是有益的。”

5月21日，琼瑶在《中华日报》“撰文诉说原委，表示是非自有公断”，中间意在言外，有一段说——

……我原作精神已被王引所改编之喜闹效果破坏无遗。《烟雨濛濛》是好的，我也曾写文章说它好，但《花落谁家》却令人不忍卒睹。是好则说好、是坏则说坏，我毫无成见，对王引则更无恶感。当我发表对《花落谁家》的批评时，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得罪王引，以免遭受恶意之攻击，但我不能为了怕被恶意攻击，就抹杀良心去说它好，或者保持沉默。我想，是非自有公断，公道自在人心，《花落谁家》如果真是好片，则真金不怕火炼，王引先生又何必再登广告对我大肆抨击呢？

某报记者曾访问王引，对我大肆抨击：

一、王引先生既称我的作品太灰色、太畸形、太不健康，但又认为我的作品《三朵花》很好，这岂非矛盾了吗？

二、前李敖曾抨击《窗外》，王引先生认为此文对我是有益的忠告。事实上，李敖文中称，叫作者放弃写美、写爱的境界，而去描写整天看不见天日的矿工、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动手术才能接客的雏妓。我不相信目前台湾有这种人物，也无法接触这种人物。假如王引先生认为这种建议是健康的话，尽管可找这类材料拍摄电影，何必购买我的《三朵花》？

在琼瑶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一天，《联合报》上显然有了巧合（？）的呼应，羊瑜在《〈花落谁家〉艺术“论战”》里，呼应如下——

至于王引要琼瑶注意李敖的忠告，这“忠告”是什么呢？李敖在《没有窗，哪有“窗外”？》一文中，是要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心革面，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冤狱里的死囚、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该发展的新方向……真正伟大的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李敖最后盼望“在琼瑶的笔下，能够迟早涌出这种新时代的女性，不再‘泪眼问花’而去‘笑脸上床’”。

王引是否看过这篇李敖的文章，不得而知，不过，如果琼瑶真的写出这些所谓在思想上代表反叛、写出了所谓“笑脸上床”的“新女性”，是否他肯搬上银幕？恐怕也有问题。这些题材，是否不灰色、不畸形呢？

第二天（5月22日）的《台湾日报》上，也有了拥琼派的投书——

我们读了贵报5月16日“读者投书”江涛先生的一封信后，他是抨击琼瑶的小说，我们觉得非常气愤，也觉得非常好笑，所以忍不住也写这封信来，希望跟大家谈谈。

江涛先生在那封信里面，一开始他自己就承认没有读过琼瑶女士所著的小说，他只看过《文星》杂志上面李敖那篇文章，后来又看了贵报5月10日第三版王引对《花落谁家》这部电影的谈话，他就下了一个结论，琼瑶小说是“灰色的、畸形的、不健康的，是躲在象牙塔里面的作家”，他的怪论，我们觉得很好笑，既然他没有看过《窗外》，既然他没有看过琼瑶的小说，怎能批评琼瑶的小说？这真是比瞎子摸象还可笑，因为瞎子摸象他还摸到象，他却连象都没有摸到，而就来妄加评论，我们不晓得他居心何在。关于他引证的李敖那篇文字，李敖在那篇文章里面，他要琼瑶放弃描写爱、描写美等题材，而去描写“整天看不见天日的矿工、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换句话说，他要琼瑶，甚至所有的作家尽量暴露堕落与腐化的一面，好像有意要和我们台湾现在的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作对，他的居心到底怎么样？我们不难看出来的。我们不晓得王引看了那篇《没有窗，哪有“窗外”？》没有？他又看懂了没有？不知江涛先生也看懂了这篇文章真正意思的含义没有？而根据这篇文章来抨击一位作家，岂非滑稽？……（王圣慧　邓其湄）

我这里故意多引拥琼派的文字，用意在说明，他们在努力给我戴帽子，好让官方对我动手。这种安排，到了6月1日琼瑶的机关刊物《皇冠》第一四八期出版，一切就都明白了。《皇冠》说——

读者方面的反应更是热烈，我们收到读者或观众的来信，支持琼瑶女士意见者，多达百余件之多，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刊出其中沈野先生的一封，以为代表。

沈代表在文中说——

王引到底读过李敖的“忠告”否？

至于王引先生劝琼瑶接受李敖的忠告，但不知王引先生是否已读过李敖那篇“忠告”？如果未曾拜读，那么，你就没资格介绍给人家，如果已拜读了，那你又太没有良心了。李敖在其《没有窗，哪有“窗外”？》一文中，叫琼瑶应该去写台湾的黑暗面，尽量暴露台湾的堕落和腐化，似乎有意要和我们事实上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分庭抗礼，他到底是何居心，我们实在不太了解。难道王引先生真的愿意看琼瑶跟着李敖的尾巴，咒骂中华民国的进步吗？

这是典型的戴帽子战术，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谄，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警。《花落谁家》尚不可知，但是“头落谁家”却早派定了！

《花落谁家》事件，引起我心血来潮，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王引的——

王引先生：

1962年11月15号，司马笑（John A.Bottorff）先生请客的那天晚上以后，三年半来，一直未能再见面聊天，很是想念。

今天《台湾日报》登出《琼瑶一篇文章　王引几句闲话》的专栏报道，记录先生提到我那篇《没有窗，哪有“窗外”？》文里“忠告”琼瑶的话，引起我回想起三年半前的聚谈往事，特地写这封信，聊示问候。

先生指我这篇文章说：“这篇批评文章，应该视为一个忠告，琼瑶女士应该时常想起这个忠告。对她是有益的。”先生如果看到这个月份出版的《皇冠》杂志，看到里面琼瑶反驳我的话，也许不难发现，我的“忠告”是完全白费了的！

在中国影剧史上，先生占了重要的地位。我很盼望先生能够写一些回忆录，为这个转变的大时代，留下一点鸿爪遗痕。在新世界的尺度底下，中国电影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还很多，尤其在“剧旨”（theme）和“蒙太奇”（montage）等方面，以我外行人的观点看去，似乎毛病更大。我盼望先生能以重要的地位，倡导一些较激烈的变革，否则我们在这方面的进步，就未免太慢了！

此祝

大安

李敖　1966年5月10日夜3时50分

一封是给王柳敏的——

柳敏先生：

昨天你在《台湾日报》写的专栏报道——《琼瑶一篇文章　王引几句闲话》是独家消息。因为文中有一段涉及我的《没有窗，哪有“窗外”？》一文，引起我写了一封信给王引。现在寄上给你过目，并烦请你代转好吗？先谢谢你。

刚才《窗外》电影的女主角说：电影明天在台北上映。她要我去看，我实在提不起劲。我对国产片倒尽了胃口。在国产片方面，我觉得非有一阵“较激烈的变革”，不能为功，不能在新世界里占一地位（哪怕是敬陪末座的地位）。到今天为止，堂堂中华民国的堂堂国产片，我看连敬陪末座的资格都不够。今天中国的电影问题，不止于你文章副标题中所说的“电影与小说”的分野问题，或是“作家和导演”的见解问题，而该是双方的资格问题——在世界性水准下的资格问题。否则的话，只是关起门来，“内争”彼此是非而已，“花落谁家”，又有什么分别呢？

李敖　1966午5月11日

这两封信，都代表我的看法已超出《花落谁家》事件的主题之上。1966年5月24日，《台湾日报》登出《吴海蒂请看〈窗外〉，李敖提不起兴趣》，说——

吴海蒂是李敖的女友，当初《窗外》开拍，吴海蒂出任主角时，两人因而闹得很不愉快，现在海蒂要李敖去看这部电影，李敖当然提不起劲了。

李敖又写了封信给老牌影星王引，希望他能更进一步，为中国电影多贡献些。这样看起来，他又似乎很矛盾地关心中国的电影事业了。

其实，“关心中国的电影事业”，原本就是我关心的许多主题之一，对此我一点也不矛盾。

1980年10月25日

我们应该打倒的滥套词汇——以《窗外》为例

为什么活人不说话？为什么现代人要说古人话（并且有的还不是古人话）？这种的所谓“绮词丽语”式的“白话文”呀！它们是徐志摩、朱自清、易家钺（君左）、谢冰莹和“苏雪林老婆婆”等搞出来的，他们是祸首。

琼瑶并不是祸首。

但是琼瑶应该把下列我随手所举的滥套词汇收回去。琼瑶是有天才的人，她应该用她的天才，不要偷懒依靠古人，而为我们多造一点新词汇！

“浑然不觉”（第1页）

“不疾不徐”（第1页）

“彷徨无助”（第19页）

“薄负微名”（第41页）

“蓦地红了”（第64、101页）

“稚气的泪水”（第75页）

“肝肠寸断”（第83、303页）

“凝眸注视”（第90页）

“默然自问”（第122页）

“凄惶无助”（第148、171页）

“满眶热泪”（第157页）

“茫然若失”（第160页）

“气塞喉堵”（第203页）

“孺慕之思”（第204页）

“嗫嚅地说”（第213页）

“热泪盈眶”（第219页）

“泪眼迷离”（第22页）

“满盈热泪”（第223页）

“悚然而惊”（第228、339页）

“哑然无言”（第232页）

“泪水盈眶”（第234页）

“泫然欲涕”（第245页）

“鼻为之酸”（第249页）

“痉挛颤抖”（第249页）

“泪如雨下”（第261、305页）

“泣不成声”（第261、264页）

“全然忘怀”（第270页）

“为之莞尔”（第272页）

“颔首示谢”（第328页）

“柔情似水”（第330页）

“恍如隔世”（第333页）

“窃窃私议”（第333页）

1966年8月25日

论头不可乱摔

读《窗外》，看到琼瑶造了新词汇，如：

江雁容跳了起来，摔了摔头，似乎想把那些缠绕着她的烦恼都摔掉。（第31页）

他站了起来，摔了摔头，想摔掉萦绕在脑中的那影子。（第122页）

他摔了摔头，似乎想摔掉一个幻影。（第151页）

她毅然地摔了摔头，仿佛摔掉了康南的影子。（第277页）

摔摔头，她站了起来，在房间里兜着圈子。（第287页）

我认为这类词汇是有问题的：

一、一个人脑袋瓜子里的烦恼呀影子呀，怎么可以“摔”得掉？

二、颇有脑震荡的危险。

1966年8月25日

对所谓“女作家”送我所谓“泻药”的一个声明

《十月小阳春》的作者钟梅音女士《给李敖的一帖泻药》（《文星》第八十一期，1964年7月1日台北出版），我很感谢。不过我现在不宜服“泻药”，因为我没有茅坑可以拉屎，吃了“泻药”，大便畅快而来，岂不要拉野屎？故我建议钟女士，请准许我将这帖“泻药”移赠给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例如沈刚伯先生、李济先生……不知善做股票生意的钟女士以为如何？

1964年6月

附录一　钟梅音致萧孟能信

孟能先生：

电话词不达意，趁寄收据之便，再说几句。

我曾喜欢李敖一部分文章而慕其文才——当他骂人骂得有道理时。

但为於梨华作的序，只有八个字可以形容“胡言乱语，得意忘形”。且任意公布私人信件，即使法律上无责任（何况未必），亦有损私德。最后还要加署“三小时一口气写完”，活画出一副不可一世之姿态，其实从头到尾，无一处能引起读者共鸣，这种未经过大脑，像邻家小二子骂山门的文章，便三分钟一口气写完也无啥稀奇。

但李敖是可以原谅的，他年轻，忽然成了名，便沉不住气，沉不住气时，就难怪其会不知所云了，我们都曾年轻过，假使我在二十五岁时，已有了他的表现和收获，我可能比他更糟，但您总比他见过更多世面，可以“旁观者清”吧？

於梨华给他的建议很对，可惜他不但未接受，连以前那点本领都扔了，对他失望的将不止於梨华一人。我生平做了两件傻事，内容相似（也是一厢情愿地当真以“知己”自居而去劝人改文章）。第一件已使我后悔万分，第二件好在本来谈不上友谊，但我见过李敖，觉得他本人和他文章并不一样，而且能写下《胡适评传》这样的书，又还这样年轻，所有的长者都应爱护他，使他不只止于目前的成就，您不可宠坏了他。您好容易捧他起来，但这一篇序便可把他从半空里再抛下去。

接受不接受在您，我说了，表示我已为一位曾经心仪的青年作者尽力，可以问心无愧了。李敖不高兴没关系，不消三五年后，他会觉得我是对的，这篇文字使他脸红，《文星》不给我再印第二本书也没关系，没有比我睡不着觉更重要的事了。而我偏有这个毛病——憋住了想说不说的话就会失眠。祝

好

钟梅音　谨启　6月2日

附录二　萧孟能答钟梅音信

梅音女士：

一、谢谢你做的第二件“傻事”。

二、《文星》为提倡新知、提倡批评的刊物，一切作者都有的独立人格与意见，自不发生“宠”“捧”的问题。我不致“宠”“捧”任何人，任何人也不接受我的“宠”“捧”。

三、文星书店为作者印书出版，与作者在《文星》杂志发表批评文字，是两回事，自不发生任何牵连关系。祝

旅途快乐

萧孟能　敬复6月18日

《文星》第八十期　1964年6月1日

居浩然论“硬抑别兴”

1972年7月7日，老友居浩然写了一篇专论他自己文章的文章，他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寄来给我，我保存至今。如今，居浩然死了，我重看这篇文章，深深感到浩然老友的见解飘逸、才气纵横。我决定把它宣传给大家看，下面就是这篇文章——

梁简文帝（萧纲字世缵，在位只两年，公元550年至551年）诫其子当阳公书云：

汝年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原文见《艺文类聚》卷二十三，无标点）

这书中诫子勉学的话不出老生常谈范围，但最后一句“文章且须放荡”则不同凡响，大有深意存焉，可惜一千四百余年来几成绝响。这话缺少知音的原因可能在一个“荡”字，使得假道学的中国文人不敢赞同。其实重点本在“荡”字之上的“放”字。写文章第一要放得开，而自来中国文人就放不开。这有如用毛笔写字时不敢放开笔头，因为笔头放开了会成毛刷，怎么写字？

写字时不敢放开笔头怕成毛刷，写文章时为什么心头不敢放开呢？那是因为心中有“硬抑别兴”（“硬抑别兴”者，inhibition也，以下用一个魇字代表）。心中有魇，则好比头上戴了紧箍帽，写文章时不敢稍逾范围，也就放不开或放荡不起来了。这种情形，在中国本属自古已然；到了台湾，更加上于今为烈。不但写文章时魇字当头，而且从小学开始就是缠足式的教育，一级比一级缠得紧，缠到大学毕业，即使不成三寸金莲，也必是四寸银莲了。这时候再想放开，难乎其难矣。

教育原在培养发展儿童及青年的潜力，台湾的教育则专重一种能力，那就是记忆力。偏是所必须记住的又全是些渣滓，于是记忆力愈强的记住的渣滓也愈多，而一道一道的考试正就根据记住多少渣滓来选择，多的录取，少的落第。小学升中学时如此选出一批垃圾桶头脑，中学升大学时复经一次精选，欲不成其为垃圾桶头脑不可得矣。诚如纪政，若能考上师大体育系并在体育系毕业的话，则不用说没有希望在世运大会上拿铜牌，恐怕连进场参加比赛的资格都没有。更糟的是，师大单行规定每学年读《四书》之一，纪政读完“语孟学庸”并考试及格后，大概只能做一个家庭主妇从事生产工作了。

三寸金莲不能赛跑跳栏，人人皆知，所以绝不会有人主张强迫纪政缠足（当然这也难说，台湾的武侠小说迷或许认为三寸金莲更宜于飞檐走壁，纪政缠足后必能以十秒跳十栏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思想上缠足的害处则很难为人发觉，虽然其害处之大，比起三寸金莲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自己的儿女身受其害，可为明证。我的儿女一母所生，天资即使不全相等，也必相差不远，而出国后其曾在台湾大学毕业的不如中学毕业，中学毕业的不如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不如小学未毕业。其中尤以北一女毕业保送台大而台大毕业的最差，十六年教育的结果，训练成一架只能用来应付考试的低性能记忆机器，我怎么能不为之痛心疾首？

不但如此，这种反淘汰教育还有一个更大的害处，那就是使不愿机器化的学生苦不堪言。我若生在台湾而又在台湾受教育的话，大概早就进了神经病院。别的不说，要我记住那些无意义的渣滓，我就受不了。反之，已经机器化的学生却又要求老师非出记忆题不可。我在台湾教书时，照例让学生翻开书本考试，不但可翻阅教科书，而且可查字典、笔记，以及尽可能随带的参考书。因为我教的是大学三四年级，头脑早已机器化，结果学生一致认为这种考试太难，成绩也就不佳，尤其是平时上课不用心听讲的学生，每每不及格。但若考记忆题，则平时不上课的学生也照样能及格。

造成这种缠足式教育的远因，仍在儒家思想的阶级性。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入学启蒙起就为的是提高社会地位。读书求学既只是往上爬的手段，自必走上升学主义的途径，而学问全成为敲门砖或垫脚石。过去的四书五经、制艺试帖固然是敲门砖，现在的声光化电、英算国文又何尝不是垫脚石？远因既自古已然，近因则在力求安定的教育政策。民国三十八年间，学潮频起，人心不稳，这政策有其必要，现在事过境迁，却又积重难返了。或者要问，力求安定与缠足式教育有什么关系？关系在师资方面的反淘汰，偏重记忆力的考试对学生进行反淘汰，力求安定的政策则对老师进行反淘汰。

台湾的学生不敢闹学潮，却会打小报告。像我这种不受欢迎的老师，要不是身家历史清白，反共立场坚定，早已给小报告打入地狱了。我曾亲眼见到学生所打的小报告，说我思想有问题。诸如我指出简笔字无法禁止，因此主张划一，并举“臺”字一律写成“台”字为实例，小报告就说我与共匪隔海唱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罗家伦先生身上是明的，发生在我身上则是暗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唯一苟全性命之道只有思不出其位，话不涉政治。由此可见，在力求安定的教育政策下，最适于生存的老师乃是陈旧的话匣子（连电唱机都嫌太新），每学年将已经发黄的旧讲义照本宣科一番，无一语涉及题外。平时上课不管学生懂不懂，也不许学生发问，考时凭印象发奖，貌似恭顺的九十分，很少见面的八十分，从不上课而考试时突然出现的七十分。这样的老师怎么能不受学生欢迎？欢迎之不暇，又怎么会打他的小报告？

陈旧的话匣子与低性能记忆机器既成为反淘汰过程的终极产物，这反淘汰过程本身也就愈来愈定型为缠足式教育。最足以显示定型化的在反淘汰已进入重复循环的过程，这是说台湾教育训练出来的垃圾桶头脑也已升级为老师，帮着陈旧的话匣子替又一代学生缠足了。这批新“人之患”比老一辈更缠得紧的在他们心中有魇而认为理所当然，因此不但自甘为奴才，并且劝学生做奴才。他们告诫学生说：不声不响地做一架低性能记忆机器乃自求多福之道，假使胆敢怀疑老师低能，则老师倒转来打你的小报告。你要晓得，老师在当年求学时代，原本是打小报告的高手呢！

不宁唯是，这批新“人之患”虽然世故极深而且老成其外，却仍属少年其内，乃少不得于公余之暇，上歌厅放松一番。耳闻靡靡之音，神游太虚幻境，的确得一“荡”字，结果成为“立身且须放荡”。至于文章呢，最好不写，若奉命非写不可时，则“文章先须谨重”，谨重得像一根绞索，紧紧勒住别人的脖子，使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沉默的全体，充其极只能发出一种心声——歌功颂德。“硬抑别兴”绞紧到这地步，真无须任何事前或事后的检查了。因为人人都是检查员，落笔自知谨重，安全第一，发为心声，歌功颂德，即使放在显微镜底下检查，也检查不出丝毫问题。这样一来，台湾报章杂志上也就很少值得一读的文章了。

我的文章不同于谨重安全体的在放得开，已故学长徐高阮特别欣赏这一点，称之为“恣肆”。套梁简文帝诫子书中的话，可说是“文章先须放荡，落笔更须恣肆”。当然，不能欣赏我文章的另有批评，批评我专门骂人。其实“恣肆”与骂人是两回事，骂人必恣肆方骂得痛快，但“恣肆”可完全不骂人。庄子好为大言，是“恣肆”的始祖，但并不每篇文章都骂人。于此我顺便指出：读者也是“硬抑别兴”之一。作者未落笔前实已有假想读者在心目中，若顾虑读者的批评，就是心中有魇，可称之为读者魇。这种“硬抑别兴”而且有压低的作用，香港报章杂志上也很少值得一读的文章，当地中文读者的低水准有以致之。

浩然把英文inhibition读成“硬抑别兴”，译成“魇”字，取代旧译“抑制”或“禁忌”，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他说：“心中有魇，则好比头上戴了紧箍帽，写文章时不敢稍逾范围，也就放不开或放荡不起来了。这种情形，在中国本属自古已然；到了台湾，更加上于今为烈。不但写文章时魇字当头，而且从小学开始就是缠足式的教育，一级比一级缠得紧，缠到大学毕业，即使不成三寸金莲，也必是四寸银莲了。这时候再想放开，难乎其难矣。”这是极有见地的话。

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他们“心中有魇”是双重的，一重是“自古已然”的紧箍帽，一重是“于今为烈”的紧箍帽。前者是老祖宗播的种，后者是国民党加的工。中国人必须痛苦地觉悟到这一双重作业而思有以推翻之。不甘做奴才的中国人，就从先去心中之魇开始吧！

1985年8月24日

《硕鼠》今译

《诗经》中《硕鼠》一诗，是几千年前中国人对黑暗统治者的抗议。1983年8月24日，我在法院旁听椅子上，译成白话，古今对照于后。

硕鼠硕鼠，胖老鼠啊胖老鼠，

无食我黍！别吃我黄黍！

三岁贯女，养你养了三年多，

莫我肯顾。你却对我不照顾。

逝将去女，我要发誓离开你，

适彼乐土。去到那乐土。

乐土乐土，乐土啊乐土，

爰得我所。那儿才是我住处。

硕鼠硕鼠，胖老鼠啊胖老鼠，

无食我麦！别吃我小麦！

三岁贯女，养你养了三年多，

莫我肯德。你却对我还赖债。

逝将去女，我要发誓离开你，

适彼乐国。去到那乐国。

乐国乐国，乐国啊乐国，

爰得我直。那儿一住才值得。

硕鼠硕鼠，胖老鼠啊胖老鼠，

无食我苗！别吃我禾苗！

三岁贯女，养你养了三年多，

莫我肯劳。你却对我不慰劳。

逝将去女，我要发誓离开你，

适彼乐郊。去到那乐郊。

乐郊乐郊，乐郊啊乐郊，

谁之永号？那儿住下，谁还大哭大号？

“试吟紫芝曲，应与夏黄同”

光华商场二楼庄敬书画古艺馆赵中令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炳麟）的小学生。章太炎，浙江余杭人，国学造诣奇高，后倡革命，1903年起，以《苏报》案坐牢三年，同案的“小弟”邹容瘐死。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民报》，有功革命极大。民国成立后，1914年，又被袁世凯软禁，绝食几死，并谓：“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章太炎这种自我期许，早在他以《苏报》案坐牢时，就有说辞。在《癸卯狱中自记》中，他曾夫子自道如下：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以不任宅其位，医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可见这种气派，早在1903年就有了。

章太炎在1925年，创刊《华国》杂志。1934年，迁居苏州锦帆路，与李根源、金松岑等组织国学会讲学。1935年另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行《制言》月刊，提倡读经救国，一时从者甚众。赵中令先生就是这时候跟过章太炎的。

章太炎有名的学生很多，像黄侃（季刚）、朱希祖（逖先）、钱夏（季中、玄旦）、周树人（豫才、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汪东等，影响所及，至为深远。他实在是学界的大龙头。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太炎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太炎的地位的确如此。中国国学与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的萧条里，章太炎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1936年他死以后，真有许多东西随他“亦亡矣！”

赵中令先生的店里，有一幅售价四万元的条幅，是章太炎被国民党迫害时卖字为活的一件亲迹，上写五言律诗一首，全文如下：

蹈海千行旅，磨坚一秃翁。

蒹葭随露白，鸿雁入云空。

地坼成初郡，民劳不素风。

试吟紫芝曲，应与夏黄同。

诗下注明是赠友人字样，但没说赠给谁。赵先生问我被赠者是谁，我说《太炎文录续编》卷七中“手写民国五年出都以后所作诗三十八首”有这诗，标题《寄亦韩仲荪》。后来我特地把《太炎文录续编》卷七中这一页影印出来，送给了赵先生。

过了几个月，陈又亮从大陆来，带出一本《章太炎自写诗稿》（1981年齐鲁书社印）送我，内容标题《民国五年出都以后所作诗》，也收有这首，我也影印出来，送给了赵先生。

我很喜欢章太炎这首诗，诗中最后引商山四皓夏黄公“紫芝曲”的典故，尤可看出此老伤心人别有怀抱。赵先生所有的这幅字，我也很喜欢，但是我没有四万元的余财买它下来，所以也就“看看也好”了。

章太炎的把兄弟章士钊，1924年写《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说章太炎“虽好作政论，东南朴学，实为主盟”。章太炎晚年虽痛感于国民党之无道，而有“紫芝曲”的夏黄公心境，但在“主盟”学术之余，“好作政论”，并不后人。陈旭麓写《章太炎》，有这样两段：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懔于民族危急，年老的章太炎又投袂而起，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谴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的罪行。继“九一八”之后，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又南侵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奋起反抗，予敌重创。章太炎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立即向十九路军通电致敬，并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高度评价了这一仗，认为是自光绪以来，与日本三次大战中从未有过的大捷。后来他又与其他爱国人士发起迁墓，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从上海迁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墓附近，欲借此表彰忠烈，鼓舞人心，并手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纪念。“一·二八”事变之后，章太炎曾拖着老病之躯，北上见张学良，策动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1933年，他与马相伯发表了《二老宣言》，又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呼吁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章太炎更强烈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镇压，章太炎致电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晚年，章太炎卜居上海，“卖文字以为活，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并与陈衍发行《国学商兑》学刊。继而迁居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粹然成为儒宗”。逝世前十天，他还带病讲授《说文部首》。因气喘病发作，于1936年6月14日逝世于苏州。

章太炎晚年反蒋介石的立场，尽在于是矣！

1986年8月23日

“吾梦不堪碎”

爱尔兰诗人叶芝（W.B.Yeats）老去写诗说：“我已梦得疲惫不堪。”（I am worn out with dreams.）他对梦的写作，他对梦的珍惜，在一首题为He wishes for the Cloths of Heaven（《他想要天上的呢绒》）中，表露得极为细腻。这首诗的原文是：

Had I heaven’s embroidered cloths，

Enwrought with golden and silver light，

The blue and the dim and the dark cloths

Of night and light and the half light，

I would spread the cloths under your feet；

But I, being poor, have only my dreams；

I have spread my dreams under your feet；

Tread softly because you tread on my dreams.

我的老师陈绍鹏先生曾翻译如下：

他想要天上的呢绒

若我有天上的呢绒，

上面绣着灿烂的金银线，

那蔚蓝、暗灰和漆黑色的呢绒

代表着白昼、黄昏和夜晚，

我要将这呢绒铺在你的脚下；

但是，我因为穷，只有自己的梦；

现在，我已将我的梦铺在你的脚下；

轻点儿踩呀，因为你踩的是我的梦。

我的朋友居浩然先生看了以后表示：“我觉得英诗的meter似乎有赖于古诗的平仄来传神，若是只有脚韵，则难免成为一句（包括半句子句及短句）一行的分列式散文了。”因此他用古诗体裁翻译如下：

如有天孙锦

愿为君铺地

镶金复镶银

明暗日夜继

家贫锦难求

唯有以梦替

践履慎轻置

吾梦不堪碎

从诗的味道言，我觉得居浩然先生的翻译，最为传神。我相信，有些英文诗的确可以以古诗体裁来这样处理，这样处理才是最高明的翻译。

1989年3月4日

“或沦无底，或达仙乡”

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写《尤利西斯》（Ulysses）诗，中有警句，《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引用之，严复迻译如下：

挂帆沧海，风波茫茫，

或沦无底，或达仙乡。

It may be that the gulfs will wash us down：

It may be we shall touch the Happy Isles.

译得真是“雅”“达”俱全，“信”且加番，读来令人赞叹。

丁尼生这诗写的是古希腊英雄的成长与遭际，这种成长与遭际，在天演角度中，都要在“风波茫茫”中面对挑战，“或沦无底，或达仙乡”。

《天演论》的作者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uxley），他在达尔文（Charles Darwin）学说问世后，独具只眼，大力宣扬这一影响人类前程的新思潮，既睿智又勇敢，为保守势力所不谅，“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但虽千万人，赫氏亦往矣。足见“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大儒气概。达尔文的学说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宇宙观、人生观，新的开明信仰。达尔文不相信当一只燕子吃了一只小虫，这一情况，是上天造出小虫此时此刻命定给燕子吃的。这种学说，比起《列子》中“齐田氏祖于庭”，鲍氏之子“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的理论，若合符节。可见中西文化中，有其相通之处，它们都主张征服命运，要在“风波茫茫”中，不沦于无底，而达到仙乡。

不相信宿命，却相信征服命运的新中国英雄，他们有信心在“谤亦随之”的诬蔑下，坚持真理，达到仙乡。

1988年6月7日

记莲

《本草》记“莲藕”：“其根藕、其实莲、其茎叶荷。”再按《淮南子》中《兵略训》注：“荷，莲华也。”则不但莲的“茎叶”叫荷，莲的“华”（花）也叫荷。

“茎叶”叫荷，所以有“荷叶”一词。

“华”（花）叫荷，所以有“荷华”“荷花”二词。

高适《渔父歌》：

笋皮笠子荷叶衣，

心无所营守钓机。

李白《采莲曲》：

若耶溪傍采莲女，

笑隔荷华共人语。

杨万里《过临平莲荡诗》：

想得熏风端午后，

荷花世界柳丝乡。

以上所举“藕”“莲”“荷”的分别，在中国古书中，另有一说法。据《正字通》载：“北人以莲为荷，今俗荷皆谓之莲。”则所指莲荷的分别，乃因南北方称呼之不同。

莲荷相当于英文之lotus。

莲在中国古典中的象征意味是“洁白不染”。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中有“看取莲花净，应方不染心”的诗句。《法华经》《涌出品》也说：“不染世间法，如莲花在水。”都是“洁白不染”的意思。周敦颐最爱莲，有《爱莲说》，直称“莲，花之君子者也”。

中国佛教中最喜欢借用莲字，如《法华经》别名《莲经》，寺院别名莲境，袈裟别名莲花衣，净土宗别名莲教，以及莲华坐、莲华座、莲宗、莲像、莲社等等，名目极多。

中国女人的脚，也跟莲字有关。《南史·齐东昏侯纪》：“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这就是后来“三寸金莲”的出处。“莲步”当译为lady like steps。

莲的藕，引申为情意不断的意思。据《虞初新志》：

冯小青贻某夫人书，有“莲性虽胎，荷丝难杀”之语，谓即入空门，净性萌芽，而情丝恐不能断绝也。（此段标点可标为：“……即入空门净，性萌芽而情丝恐不能断绝也。”）

这就是“藕断丝连”。R.H.Mathews译为the lotus root breaks but the fibres hold together，颇能传神。

1968年7月24日下午一小时写定

中国文学史中的异源合流

中国文学从古代起，就分为两大干流：一是民间的，一是文人的。这两者来源不同，例如上古的民间文学是“风”，文人文学则是“雅”和“颂”；又如中古的民间文学是汉魏六朝唐的乐府；文人文学则是汉魏六朝唐的诗赋；再如近古的民间文学是宋词元曲，文人文学则是呆板的诗文……这两大干流、分野都很明白。

但分野尽管分野，常常经过若干时间，两者又有合流的倾向。例如汉魏的民间文学乐府，到六朝以后，文人却各个都好拟古乐府，于是乐府便发生合流的现象；又如元朝的民间文学曲，到明清以后，文人却各个都好作传奇，于是曲便发生合流的现象。

以上的现象，叫作文学史的“异源合流”。这种异源合流，有时生佳儿，有时产劣种。前者如唐诗的昌荣，后者如元曲的败坏。研究文学的人，若不能看到这种变化，便算未曾了解其中的现象。

能分出中国文学史中这种特殊现象，加以研究，打倒普通堆砌材料的中国文学史，才是有思想有见解的中国文学史。

1981年11月1日

中国文学史中的小品文突出

文学在中国古代，是跟道家、方士、阴阳、纵横家的思想相近的东西。文学寄生在思想文学中，思想文字也孕育出文学。《庄子》中的许多表达，既是思想文字，也是文学。

由于中国文句结构、流传工具等的限制，中国的文学遗产，最具特色的不是长诗，不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而是片段的小品文。中国的文句结构、流传工具、意识形态，无法表达长诗和小说，也无法驾驭长诗和小说，所以大篇巨制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总是很缺乏，总显不出成绩。于是，中国文学的天下，便成了小品文的天下。

1981年11月1日

论中西戏剧

习惯了“西皮倒板”式京戏的中国人，实在不容易感受到西方戏剧进步的痕迹。中国戏剧从唐朝的梨园乐，到宋朝的杂剧、鼓子词，到金朝的杂剧、弹词、连厢词，到元朝的北曲，到明朝的南曲，直到清朝的京戏、地方戏。声色的范围与深度，相当有限；进步的速度，也备极缓慢。因而在世界戏剧史上，中国戏剧的地位如何，也就一看便知。

整天高喊“迎头赶上”“超越前进”，而在事实上，却走着南辕北辙的戏路，是永远不会有世界性的地位的。要想使结局不变为口号，我们必须先平心静气仔细看看人家走的是什么路子。

人家的戏剧从有宗教仪式的原始戏剧开始，再自希腊而罗马，古典而中世，莎士比亚而易卜生，直到“戏剧醒觉”后的问题剧，以及近代欧美戏剧的动向等，全部范围，皆非京戏、秦腔、昆曲、高弋、汉剧、粤剧、川剧、越剧、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皮黄剧、歌仔戏等所能望其项背，一比之下，真叫人冷汗直冒。

1982年2月1日

我与序

有人生平喜欢给人写序，胡适之流是也；有人生平不喜欢给人写序，李敖之流是也。

李敖之流不喜欢给人写序，原因有五，其中两个是“傲慢与偏见”。目空一切，看不起别人，是谓“傲慢”；心头火起，看不起别人的书，是谓“偏见”。二十年前，我在《文星》时代，向我求序者不少，我颇以为怪，都一一谢绝了。有一次老同学刘凤翰求我为他的《圆明园兴亡史》写序，看到书中内容不错，我几乎要写了，后来还是搁笔。刘凤翰很见怪。不料出书后，海外居浩然写文章来，说《圆明园兴亡史》乃抄自“匪书”。——刘凤翰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他们得天独厚，看得到“匪书”，别人看不到，故能欺尽台湾苍生，可是海外有眼，给拆穿了。事后我暗自庆幸：幸亏没写序！“傲慢与偏见”，硬是要得！（《圆明园兴亡史》出书之日，景新汉看了，对我说：“刘凤翰怎么可能写出那么好的白话文？光从文体上，这本书就来路可疑！”回想起来，景新汉真有慧眼也！）

不过，李敖之流不喜欢给人写序，也不尽然。有些序，像《〈蒋廷黻选集〉序》，像《〈左舜生选集〉序》，都是我心血来潮，自动写的。我写《〈左舜生选集〉序》时候，左舜生还在世，他还看到我在序中挖苦他呢，不亦怪哉！

《文星》以后，我陷入霉运，人我两弃，其怪遂绝。这几年复出后，“老去自怜心犹在”，写《〈文星杂志选集〉序》志怪，允称佳作。不料有爱《文星》不后我者出面，竟将《文星》复刊，令我想到白光复出唱歌那一幕，只好拜托上帝，赐福之矣！

我的《李敖全集》，本是有序的，那篇序标题《〈李敖全集〉自序》，在全集还没印好前，先发表在《四季杂志》第十期（1980年4月20日）里。不料一发表后，由于措辞激烈，被查禁了。四季出版公司为了全集得以顺利出版，就在《李敖全集》前面，删除了这篇序。所以，四季版《李敖全集》，是一部没有序的大书。序和正文，身首异处，相隔千里，正像关老爷的下场一样！

关老爷死后，他的“身”埋在当阳，“首”却因送给曹操过目，被埋在洛阳。以关老爷英灵不昧，怆然大呼：“还吾头来！”迄今尚未成功，本李老爷仍须努力，自不在话下。所以，《李敖全集》无法“还吾头来！”而要身首游离于台湾小岛，实在也就见怪不怪了。

1986年8月24日

附录　圆明园（居浩然）

台北某书店所出某丛刊第十七种为《圆明园兴亡史》，作者刘凤翰，台湾大学文学士。据其业师李宗侗教授序言，刘凤翰搜集有关圆明园的材料，十倍于李本人所获，乃嘱刘写成这本书，并乐为之序。李序写于1963年10月24日，刘书出版于同年11月25日，在台湾出版的书刊中，大概算是一种学术性的著作。不想我到澳洲后，购得大陆上出版的王威著《圆明园》一书，内容及所附图片竟和刘书一式无二。而王书出版于1957年10月，比刘书要早六年。刘凤翰的搜集材料工作，原来只是照抄而已！

为让没有机会读到王威原著的台湾读者也能自下判断，我这里不惮烦地将两书所附图片及目录排比如下：

王书图片（括弧内为刘书图片异同）

圆明园遗址示意图（全同，但刘书将所注文字改动，如北京改为北平，北京大学改为燕京大学）

圆明三园鸟瞰图（全同，但刘书少“梁思敬绘”四字及“此图根据金勋先生所绘制成”十二字）

全盛时期的圆明园，铜版图十二幅；全盛时期的长春园西洋楼，铜版图十一幅，照片一幅：1869年至1879年长春园西洋楼残迹，照片十幅；1900年以后长春园西洋楼残迹。照片八幅（图片本身全同，但刘书标题为“圆明园四十美景”）

现在的残迹，照片十八幅（图片本身全同，但刘书标题作“焚毁后的圆明三园”）

刘凤翰用了王威的全部图片不说，甚至文字也一抄到底，只是标题略加改动如下：

王书目录

刘书目录

第一章　圆明园的兴建

第一篇　兴建与全盛时期

第二章　全盛时期的圆明园

第二篇　抢掠与焚毁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圆明园的焚掠

第三篇　重修的经过

第四章　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的经过

附记现存的遗迹

第五章　圆明园再劫和现存的遗迹

在王书第四、五章之间，刘凤翰曾加割裂，所以刘书的“附记”读来全不

像附记。王威原著第四章之末为：“圆明园的小规模的建筑或黏修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在这期间慈禧和光绪也常常到这里来游园，他们对这个园始终像留恋统治者的宝座一样的留恋着，但是这个园也和统治者的命运一样，走向了衰落和死亡的道路。”刘书的“附记”则以“光绪年间的黏修”开始，上面所引一段文字在刘书“附记”中为这一节的最后一段，缩短成：“圆明园中的小规模的建筑或黏修，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在这段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也常常到这里来游园，他们对圆明园始终是那样深深地留恋着。”

换句话说，刘凤翰除了抄书以外，多少也做了点工作，那就是将违碍文字删掉或改动，例如上述一段文字的删节及将北京改为北平之类。舍此则一抄到底。在王威原著的前言中，提到他自己是研究近代史的，1953年暑假期间，曾对圆明园做了将近一个月的实地调查，以后又到苏州、杭州两地，对该处的园林做了些比较系统的研究。在文献方面，中外书籍搜罗殆遍，包括近代英、法、日本学者论述圆明园的文章。刘凤翰若是真做了搜集材料的工作，这些英、法、日文的论著应该能自己搜罗到的。就是王威列举的中文典籍例如《钦定日下旧闻考》《顺天府志》《养吉斋丛录》《湘绮楼日记》《圆明园词序》也不难找到。王威经过三年的研究，才完成《圆明园》的初稿，又经过一年的补充整理，到1957年始成书出版，前后共计历时四载。在刘凤翰则得来全不费功夫，写信给香港友人代买一册寄到“中央研究院”就行了。

为什么要寄到中央研究院呢？因为这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有个一般人所无的特权，可以进口大陆出版书籍。也因为如此，刘凤翰尽可大胆将王威原著换上自己姓名出书。但他的业师李宗侗教授为什么也助纣为虐呢？若是刘凤翰以大陆出版原书请他业师过目，而李教授仍为之作序，那是通同舞弊。若是刘凤翰不惜抄录之劳，将王书抄本送呈业师过目，难道李教授连抄袭的痕迹都看不出来？还是明知故隐？再如图片等件，顶多只能从原书剪下呈阅，其中“北京”字样犹存，李教授会看不出来？而且在李所作序言说他自己也搜集有“几近万言”的重修圆明园材料，交刘凤翰整理，则李本人更应深知其中甘苦。哪些是刘凤翰可能找到的材料，哪些是不可能找到的材料，例如王威1953年在圆明园所做一个月的实地调查，刘凤翰根本办不到。李教授不问个究竟就乐为之序，岂不是与学生串同欺骗见不到王威原著的读者？由此台湾成为文化沼泽的原因，在《圆明园》里又找到一个！

“中国思想与修辞”（Rhetoric in Chinese Thought）这门课

表达自己思想的极致是“雅”和“达”（“雅”是表达得巧妙，“达”是表达得清楚）；表达别人思想的极致是“信”“雅”“达”（“信”是表达得正确）。严复主张对外人思想翻译要“信”“雅”“达”，其实对国人思想也应如此，对中国古人思想也应如此。孔子讲“辞达”，孟子讲“知言”，《易经》讲“修辞”，关键都在表达思想，和了解别人思想的表达。

这门“中国思想与修辞”，就是以此为目标，教人知道思想与修辞的重要。大体上说，思想是历史系、哲学系的范围，修辞是中文系、外文系的范围。这门课程，是跨系的，是“科际整合”的。

在修辞方面，这门课程特别着重广义的修辞学，一方面，它发挥法国文学家福楼拜（Flaubert）那种恰如其字、那种找到唯一合适的字（le seul mot juste, the unique right word）的境界；另一方面，它把作者说者的“言使人知”和读者听者的“知言”形成互动关系，使选课的人触类旁通，思想不再那么混，中文不再那么菜，得到更多的启发。

1995年5月22日

语出何典，何能不检点？

今年大专联考，国文作文题是《忧劳所以兴国，逸豫适足亡身》，出了大纰漏，暴露了出题的和支持这样出题的大老爷们的知识程度，证明了他们虽然花太多时间去提倡复兴中华文化，但却花太少时间去看古书。

大老爷们吃瘪之余，忽然《中央日报》出面护航，用社论疾呼，说这个作文题目“主旨明确，切合时宜，应能写出一些道理或加以发挥；可是在试卷中少见佳构，且有不明题意者，可见学生平时对国文不加重视”；又有海外学人拦腰一抱，用专栏谴责批评者，说这题目“出典在何书……并不重要，而且除了出题目的人心知肚明之外，旁人只有瞎猜，徒劳无益，不必为出典而起争执”。

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怪论。宣传这种怪论的人，目的不过是想在知识上瞒天过海，为无知遮丑，还反过头来，责怪小毛头“平时对国文不加重视”，责怪批评者“瞎猜，徒劳无益”。认为这样的深究，“并不重要”。

他们全错了！因为既然出题目考人，出题的人，起码得先知道要考人什么，起码得先深知题目的真正背景与意义，尤其在“用典”考人的时候，更必须深知“语出何典”。如果连自己都弄不清语出何典，那就不是考人，而是以无知侮辱人了。

所谓“忧劳所以兴国，逸豫适足亡身”，并不是什么“人性的光辉”“一本书的启示”等口语题目，而是典型的“用典”题目。既然用了典，就必须对典的解说无误，这样才叫“主旨明确，切合时宜”。可惜的是，这二三十年来，大老爷们的知识程度太要命了，他们一再犯乱解释“典”的毛病。为了说明这种毛病，我试举最有名的一个范本——“毋忘在莒”为例。

“毋忘在莒”一典出自古书《管子》，出自鲍叔牙向齐桓公、管仲、宁戚的祝福和劝告，原文是：“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入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国之社稷必不危矣！’”大同小异的文字，也见于古书《新序》。《新序》原文是：“鲍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无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无忘其束缚而从鲁也，使宁子无忘其饭牛于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皆无忘夫子之言，齐之社稷必不废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时，必下骄矣！”上面这种典故，在古人行文时，只要提到，一定就特指齐桓公的事，例如施补华《泽雅堂全集》里《别弟文》中，就有“管仲告齐桓曰：‘愿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的话，稍懂古书的人，没人敢“瞎猜”，说是指别的。

可笑的是，自《中央日报》以下，二十六年来，主持宣传的和大学教书的，都把“田单复国”的故事，用来解说“毋忘在莒”。1953年6月24日《中央日报》上，就公然这样带头曲解。殊不知鲍叔牙口中的齐桓公奔莒，是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686年）的事，而田单复国，却是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年）的事，一个在公元前7世纪，一个在公元前3世纪，两者相差四百零七年。大老爷们张冠李戴，硬把战国的齐国，当成春秋的齐国；战国的莒城，当成春秋的莒城；把田单当成齐桓公；把四百年前鲍叔牙的话，当成四百年后的《烧饼歌》与《推背图》。这种无知，这种妄作，这种荒乎其唐，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

我们可以让步这个，我们可以让步那个，但我们对歪曲知识来配合自己的无知，还推广这种无知，以无知侮辱人，实在看不过去，实在无法让步。这次大专联考的作文题，就是大老爷们以无知侮辱人的最新拷贝，完全错在他们。他们闹了笑话，不知认错，反倒责怪小毛头“对国文不加重视”，责怪批评者“不必为出典而起争执”，这太不成话了！我们绝不沉默！

1979年8月31日

校书别记

校《戏剧纵横谈》

俞大纲要在《文星》出版他的《戏剧纵横谈》，他跟孟能说：“出这本书有一个条件：我要一个人替我先看一遍原稿，这个人就是李敖，非得他先看一遍，我才放心。”孟能承命转来原稿，我随手记意见如下：

一、潘光旦，不是潘文光，写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台湾商务重版此书，为避时讳，僭改作者姓名，俞先生沿误。

二、东方艺术因受语言隔阂影响，故借重手势，因而手势颇发达。

三、《红楼梦》中龄官性格颇似黛玉，唯俞先生似过度强调了她的自卑感，其实她的表现，只是普通女孩儿的基本表现。

四、笔误或疑为笔误十一处

五、错字或疑为错字十八处

六、缺字妄代补正十二处

七、标题或排印体例拟改十处

八、标点符号僭改四十五处

九、僭改文句或其他疑点备注十五处

校《方豪六十自定稿》

一

杰人老师：

病中承命代校大著，除文字标点随行签注外，随手妄记一二，聊报雅命：

一、《拉丁文传入中国考》中言P.L.Pfister书：作《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在华”拟改为“入华”，以早有冯承钧译本故也。

二、上文。“拉丁字与中国音韵学”项下，似可加入内山版中文拉丁化研究会编《中国话写法拉丁化》一书。

三、上文。另有可增补的一些拉丁文著作，如北大出版部《拉丁文讲义》（北大讲义）、土山湾出版《拉丁文津》《拉丁文入门》（Latino Linguae ELementa）、《辣丁中华字典》（Diction：latinosinicam）、《中辣字典》（Diction：Sinicum et Latinum）等等。

四、《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中引Edmond Lamalle S.J.说明，引证部分与正文混同，宜圈出。

五、《明清间译著底本的发现与研究》述林纾事，稍嫌泛论，似宜据《林琴南先生学行谱记》更正。

六、《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中说“孰谓教士抹杀伽氏学说”等话，似有为贵教过去钳制思想自由开脱之嫌。盖教士所抹杀者，乃伽利略学说中绕日部分，亦即最主要部分，此案不可翻也！

七、上文。Kepler已通译为“刻卜勒”，译“刻白来”似可改？同类，“亚里斯多得”已通译为“亚里士多德”，似可从众。

八、《从〈顺风相送〉探索郑和或其他同时出使人员来台澎的可能性》后，似不妨收入徐玉虎再考文，逢蒙弯弓，无伤羿日也。因不收徐文，单看“简复徐玉虎君”，文字未免唐突欠明。

九、《郑和时代金门在中外航海上的地位》前一页《郑开阳杂著》图片宜标出乃属此文。

一〇、《十六世纪浙江国际贸易港Liampo考》记Saint Franciscus Xaverius死地，“上州”当是“上川”之误。

以上随记心得，不成意思。中西交通史，我本外行，这次可真被您考倒了。

校酬之事，万万不可。先生如觉不安，可设法另替我介绍一套《古今图书集成》销路，则一切两抵矣！（文星批发价三万四，此套我拟售三万，不可再少。）

候续寄大作稿样。此请

大安

李敖　敬上　1968年12月20日

二

杰人老师：

续陈校余意见如下：

一一、《中国在日欧初期交通史上之地位》引郑舜功《日本一鉴》文内，“合踪”，“合为一踪”之踪字，似不误。按《玉篇》，踪即蹤，意为相随相聚。

一二、上文。引藤田《欧势东渐初期在海外之日本人》，1559年当是嘉靖三十八年，不是二十八年。

一三、上文。冯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在华”当作“入华”。不提冯译则已，提则不宜改其名。否则除非读过《李之藻研究》第15页的人，不能明白更改原因也。

一四、上文。关于“目利”做官名的解说，应移前，以见于第一次出现为宜。

一五、上文。天保二年当是道光十一年（1831），不是道光十七年。

一六、上文。《本朝文鉴》辑于享保三年，则日期当作康熙五十七年（1718），不当作康熙五十四年（1715），盖此年乃是日本正德五年也。

一七、《清代禁抑天主教所受日本之影响》记日本“蹈绘”事中引浦川和三郎《日本公教之复活》，似宜注出原书名于“征引书目”中（《切支丹の复活》）。

一八、上文。《切支丹の复活》前篇第62页后有“绘踏”附图，似即尊文所提“黄铜制蹈绘”。先生如需此图片，我可提供。我手上一部《切支丹の复活》全二册洋装，1927年日本原版。如有教会肯出高价，我可割爱。先生得暇不妨一问，不能少于两千元。——我老不忘记随时做生意。

一九、上文。《澳门记略》仍用记代纪为宜，其他如《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亦同。

二〇、《日本华化的最高时期》，记“荷兰汉学家高罗佩（Van Gulick）”，似宜注出全名——Robert Hans van Gulik，因“罗佩”乃Robert教名译音，不宜略去，且Gulik中k前无c字。

二一、上文。承应三年（1654）似不宜再注明永历八年年号，宜注清顺治十一年。

二二、上文。“元和正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当是元和五年之误。

二三、上文。“踏绘”当作“绘踏”。

二四、《十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中西人论著，有的未附原名，有的附入，体例宜统一，以补附为妥。

二五、《明末清初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之研究》中译“圣多玛斯阿奎那斯”，通译“阿奎那”。

二六、上文。明末奉教学者适应儒家述略项下，“四人”应为“五人”之误。因事实上多严谟一例。

二七、上文。李之藻条下，当比照冯应京，加注省籍，即仁和前，宜加“浙江杭州”四字。杨廷筠亦同。

承询林琴南不审西文出处。兹附上《春觉斋著述记》卷三影本一页（……“顾先生不审西文。恃人口述而笔之书”）请参考。

校稿我仍挂号寄尊处，先生寄下的，不必挂号。

此颂

台安

李敖　敬上　1968年12月26日晨

三

杰人老师：

三陈校后意见如下：

二八、《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全文引证部分与叙述部分混乱，即引证部分理应低二格，惜有的低了，有的没低。

二九、《明清之际中西血统之混合》文中引《萍州可谈》，“州”字当作“洲”字。

三〇、《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探索》文中引《霞客游记》《游记》《霞客年谱》等括号似可删除，免得与原名不合，因用括号，即表示有确定性也。

附陈《古今图书集成》说明一份，多请费心。

此颂

台安

李敖　敬上　1969年1月9日

四

杰人老师：

四陈校后记：

三一、《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学物理学与火器入华考略》嘉庆二十一年当为1816年（尊文误为1819），嘉靖二年当为1524年（尊文误为1523）。

三二、上文。“上‘丑虏暂东’……”句“上”后似宜加一“以”字。

三三、上文。引Joseph Needham书，不宜注台湾盗印本。

专颂

台安

李敖　敬上　1969年1月22日

引《续文献通考·夷乐部》文字，潘悫书误引，而尊文正确，足见先生行文精审也。

五

杰人老师：

五陈校后意见：

三四、“王征之事迹及其输入西洋学术之贡献”“天启元年（1626）”当是天启六年。——此误有两处（第345、347页）。

三五、上文。“亚基米得”通译“阿基米德”。

三六、上文。引Joseph Needham书，台湾盗印本可不必提。

三七、上文。“嘉庆二十一年（1819）”当为嘉庆二十四年。

三八、上文。“万历十三年（1659）”当为1585年。

三九、《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湖北“沔”阳，二处皆误为阳。今早接尊稿，匆校如上。

李敖　敬上　1969年1月28日夜

六

杰人老师：

六上校后记：

四〇、上文。复有五处，误“沔阳”为“阳”。

四一、上文。“道光十四年”误为“1843年”，当是“1834年”。

四二、《王石谷之宗教信仰》一“？”号理当为“！”号。

四三、《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图片说明五号字者宜均改为六号字。

四四、上文。《胡适文存》有亚东版、远东版之分，页码迥异，引证宜注出版本。

李敖　敬上　1969年2月9日

七

杰人老师：

七陈校后意见：

四五、上文。《南京宗座代牧林安言（廉）（Antonio de Sliva）》名后宜加S.J.。

四六、上文。“永久票”为“永居票”之误。

四七、《清初宦游滇闽鄂之犹太人》一（）号欠妥，宜删。

四八、《天主教称“公教”溯源》宜视同长文，改标题字体。

四九、《浙江之回教》引陶宗仪《辍耕录》文，“塚”宜仍作“冢”。

五〇、《康熙间测绘滇黔舆图考》仅有标点出入。

五一、《康熙五十八年清廷派员测绘琉球地图之研究》同前。

五二、《康熙五十三年测绘台湾地图考》第579页宜加“诨者”及“译者按”两处。

五三、上文。“懂作”应为“译作”。

承转下文藻来信收到，至感。此次以春节杂事多，校对稽迟至歉。

李敖　敬上　1969年2月24日

八

杰人老师：

八上校记：

五四、《台湾方志中的利玛窦》错字稍多。

五五、《清初台湾土人与地方志》同上。

五六、《修志专家与台湾方志的纂修》引朱士嘉书名有漏。

五七、《崇祯初郑芝龙移民入台事》仅有标点出入。

五八、《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中“车辗螳”下注“（原文）”，按“原文”二字可删，字依《说文》《尔雅》《玉篇》《集韵》皆不误。

五九、上文。“倩人驾使”下注“（原文）”中，“原文”似亦可删。

文藻书已寄出，为免疑虑，用的是先生地址。匆请

台安

李敖　敬上　1969年3月4日

九

杰人老师：

九呈校记：

六〇、上文。附图说明文题有误字两处。

六一、《明清之际浙江人与台湾之关系》有误字。

六二、《二十世纪以前台湾地震记录汇考》仅标点出入。

六三、《台湾史上的“以茅易瓦”》，“康熙贰拾五年（1686）肆月”字样，数字似不必大写，如大写则“五”字亦宜改成大写。

六四、上文。黄遵宪《台湾行》诗中有“分茅”字样，是否可为旁证？

六五、《台北关渡之地名学的研究》内“七十七字”删文实为九十五字。

六六、《台湾养鸭与匪乱》内“具呈前来（原书误作‘事’词称）”一语，（）中加注似宜再斟酌，盖原文非不可通。

文藻方面书想已收到。顺颂

台安

李敖　敬上　1969年3月11日

十

杰人老师：

十上校记：

六七、《台湾语言与文化传统》，一括号须确定。

六八、《台湾方言文献的价值》文后既写“五十七年7月修订”字样，则文中“乾隆二十八年，距今一百九十六年”宜改为“距今二百零五年”。

六九、上文。“便无从知其原始含义，以及它们的含义是不是有变化，和演变的过程。”中和演变的过程宜删，以免意思重复。

七〇、上文。最后一句语气似宜再斟酌。

七一、《台北寺庙与地方之发展》稍有疑义，已随行注出。

文藻事承玉成，甚感。

昨天上午吴相湘先生来小坐。此公憔悴殊甚。

李敖　敬上　1969年3月14日

十一

杰人老师：

十一呈校后记：

七二、《台湾的文献》中《残存的外国古迹》项下，大正十二年版《北台湾之古碑》一书，颇有可增补者。

七三、《台湾文献的散佚与今日的迫切工作》有小斟酌。

七四、《陈第东番记考证》中李光缙书名有误字。

七五、《台湾外志两抄本和台湾外记若干版本的研究》有标点出入。

有台湾地契原件一批，计开：

另光绪账单50明治契尾10

280件

不分售，拟以每件五十元脱手，共一万四千元。老师便中乞为留意为感。

李敖　敬上　1969年3月19日

十二

杰人老师：

十二上校记：

七六、上文。“寄父”用法有三处。故纸中并无此用法，有“寄子”，有“寄母”，然无“寄父”。似仍用“义”“继”“养”等字为妥。

七七、上文。“杨天生”名号，宜先交代，则后“杨经日”方不唐突。

李敖　敬上　1969年3月22日

十三

杰人老师：

十三呈校记：

七八、上文。“……直与左庄班马照映，后（豪按：当作先后）同垂不朽”一段，断句似可从“照”下断，成“映后同垂不朽”，似亦可通，则“先”字可不加。

七九、《明郑的海权掌握和对外关系》仅有标点出入。

八〇、《郑成功复台的最终目的》仅有标点出入。

八一、《（附一）松山后山陂郑氏访问记》中“……去今刚四十年”一段“去”字上有空位，似可补足。

八二、《（附二）从郑成功后裔的访求谈到台湾民间史料的保存》既用引号，则“原来就在他家”一语当是“原来就在我家”之误。

八三、上文。“巳时”皆误为“己时”。

八四、《明末朝鲜对台湾的注意》有误字。

八五、《裨海纪游撰人郁永河》疑有误字。

八六、《裨海纪游版本之研究》陕西“沔县”误为“县”。

八七、上文。提及《万国通史》事，似可顺便带出《万国通史》续篇，三编乃《曹曾涵恂卿甫纂述》《曹曾涵蘅史氏纂述》（并不见蔡尔康之名）。

八八、《日人对于裨海纪游的研究与重视》仅标点出入。

八九、《校勘裨海纪游的旨趣和方法》中引胡适文，有标点出入，乃据原文改正。

九〇、《台海使槎录与裨海纪游》疑有误字。

九一、《诸罗县志传入日本和列入禁书的经过》有标点问题及行距问题。

九二、《陈梦林与陈元麟事迹汇辑》中“而《诸罗志》又以善本见称……”一段，上下文似稍生硬，宜改动。

九三、《吴廷华生平及其来台年代与有关台湾的诗》有别字。

九四、《杭州乡贤钱先生在台事迹考》有标点出入。

李敖　敬上　1969年4月2日

十四

杰人老师：

十四上校记：

九五、《台湾“僧”“寺”入诗》中“以上所引，唐代……”一句，因上引有苏轼诗，“唐代”宜改为“唐宋”。

九六、《关于若干台湾方志的新认识》引用共产党方面出版品，不宜注民国年代，宜改公元。

九七、《记新抄苗栗县志兼论台湾方志的型态》仅标点出入。

九八、《恒春县志的重现》标点出入稍多。

九九、《连氏〈台湾通史〉新探》仅标点出入。

一〇〇、《台湾通史艺文志订误述例》同前。

一〇一、《连雅堂先生之民族思想》文后“本文发表于《进步论坛》”，《进步论坛》上宜加写“三十九年”。

一〇二、《连雅堂先生的新认识》仅标点出入。

一〇三、《胡铁花先生与台东州采访修志册》黑条露出。

一〇四、《日人著作中台湾汉文文献纠谬述例》为语气之便“已应该……”宜改“已该……”，“为尤甚……”宜改“尤甚……”。

李敖　敬上　1969年4月13日

十五

杰人老师：

十五上校记：

一〇五、《台湾在政治上与文化上抗日的回顾》标点有误。

一〇六、《台湾诗人对大陆的怀念》有两处意思不顺。看上下语气，疑有误字或脱行。

一〇七、《诗人笔下的台湾沦陷》，引黄公度诗。该诗为三句转韵体及一韵体，宜自韵尾处断句，故拟补引一句。

一〇八、《从〈栎社诗集〉见台湾诗人之民族精神》改一标点。

一〇九、《“台湾文化”一名词的商榷》仅标点出入。

一一〇、《介绍一本未为人知的清季台湾游记》同上。

一一一、《光绪初年的兰屿勘察工作》同上。

一一二、《台大藏台澎授受条约涂改本记略》同上。

一一三、《敬悼石旸睢先生》同上。

一一四、《兴中会传入台湾暨国父六次来台考（初稿）》引黄中黄书，宜注出作者真名（章士钊）。

一一五、《研究国父来台次数的经过》引《传记文学》“七卷庄期”当是“七卷六期”之误，“11月号”当是“12月号”之误。

一一六、上文。引陈固亭书，误“国父与日本友人”为“国父与日本人”。

一一七、上文。第1179及第1183两页引文不统一。

一一八、《在台湾完成的妙复轩石头记评》仅标点失误。

一一九、《台湾史上的百岁人瑞》同上。

一二〇、《编印〈六十自定稿〉前记》论及另一“方豪”，说“当选为国大代表”一事，似应进一步说明。

李敖　敬上　1969年4月19日

十六

杰人老师：

十六上校后意见（下册开始）：

一二一、《宋泉州等地之祈风》附录二文前目录标作《南安九日山祈风石刻之原文与校订》（第1201页），但正文中却成《宋泉州祈风石刻之原文与校订》（第1235页）。前后不符。

一二二、上文。第1234页录《一七黄公度诗》下注卷九第17页，反列于卷十之后，似次序欠妥。

一二三、上文。“征引书目”中《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宜做《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一二四、上文。图片中《西山先生真文忠文集》，宜做《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一二五、《宋代河流之迁徙与水利工程》仅标点斟酌。

一二六、《半我与二我》述利玛窦《交友论》一节，明李贽曾有论列，前见于容肇祖《李卓吾评传》中（此书在大四时售与史语所）。

一二七、《宋代僧侣对于栽茶之贡献》仅标点出入。

一二八、《宋代战史随笔》中“秦淮”误作“秦准”。

一二九、上文。引《全蜀艺文志》中《跋钓鱼城志后》一文，误字太多，计误字七处（？），增文宜衍一处。

一三〇、上文。“征引书目”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误“系”为“繁”宇。

一三一、《元以前越南在中外交通史上的地位》有缺标点处。

一三二、《三百五十年前传入我国的圣诞老人》“华盛顿·欧尔文”通译做“华盛顿·欧文”。

一三三、上文。排得太密，殊难看。

一三四、《宋代人口考实》中“沔州”误作“州”。

一三五、上文。第1327页中“代”字宜删一字。

一三六、《宋代城市之研究》引《梦梁录》皆误作《梦粱录》。

一三七、《宋贤文天祥评传》，有标点出入。

一三八、《相偷戏与打簇戏来源考》同上。

一三九、《中国经营西域史略》第1384页有文字斟酌。

一四〇、《张骞的事功和影响》中“地亚兹”通译“迪亚士”，“达伽马”宜做“达·伽马”。

一四一、《敦煌学发凡》有误字两处。

李敖　敬上　1969年5月26日

十七

杰人老师：

上次校稿中，《萍洲可谈》“洲”字未经校出，尊文中皆误为“州”字。

十七上校记：

一四二、上文。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漏一“师”字。

一四三、上文。引仁井田陞著作之引用敦煌文献者，除《唐令拾遗》外，宜加录《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1937）、《支那身份法史》（1942）、《中国法制史》（1952）、《中国法制史研究》（1959）。

一四四、《中国文化对外的传布》第1437页中年代皆宜加注公元，以期统一。

一四五、上文。“哥敦倍”通译“古腾堡”。

一四六、上文。《梦梁录》误“梁”为“粱”。

一四七、上文。“达芬奇”通译“达文西”（台湾习惯译法——编者注）。

一四八、《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条支”误为“条枝”。

一四九、上文。《历史大纲》通译《世界史纲》。

一五〇、上文。引上书How paper liberated the human mind一节，乃三十三章第四节，尊文误为三十四章第四节。

一五一、上文。“魁斯奈”通译“奎内”。

一五二、上文。“第德洛”通译“狄德罗”。

一五三、上文。Irving Babbitt误拼为Irving Balbitt。

一五四、上文。“怀黑特”通译“怀德海”。

一五五、上文。引Bertrand Russell书，既注《到自由之路》原文，则《西方哲学史》不可不注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以期统一。

一五六、《记遵义北郊元明石刻》分页排法甚不妥。

一五七、《见于中国典籍的越南植物》“薏苡”项下似可加注郑板桥《道情》“南来薏苡正兴谤，七尺珊瑚只自残”二句。

一五八、上文。“荔枝”项下似可加注杜牧《过华清宫》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曹蕃《荔枝谱序》：“闽中果实推荔枝为第一，即巴蜀所产，能挟一骑红尘博妃子笑者亦未得。”

一五九、《从中国典籍见明清间中国与西班牙的文化关系》仅标点斟酌。

一六〇、《明万历间马尼拉刊印之汉文书籍》仅标点出入。

李敖　敬上　1969年6月4日

十八

杰人老师：

十八上校记：

一六一、《日本汉学研究之重要成就》中“郎克”通译“兰克”。

一六二、上文。“大正初年”当是“大正年间”之误。

一六三、上文。鸟居著作宜加“陈念本译《满蒙古迹考》，商务出版”。

一六四、上文。林泰辅著作宜加“钱穆译《周公》，商务出版”。

一六五、上文。青木著作王古鲁译本外，宜加“另有郑震译本，北新版”。

一六六、上文。前人。《中国文学概说》下宜加“隋树森译，开明版。隋树森另译青木《元人杂剧序说》，亦开明版”。

一六七、上文。前人。尊文写“孙俍工译其前二部，题《中国古代文艺论史》，民十七北新版”。按此书非青木著，乃铃木虎雄著，大误。青木《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乃王俊瑜译，人文版。

一六八、上文。盐谷温著作宜加注“开明版。另陈彬译《中国文学概论》，商务版”。

一六九、上文。仁井田陞著作，《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乃成于1937年。尊文误为1935年（昭和十二、民二十四）。

一七〇、上文。前人。《支那身份法史》前宜加1942年。

一七一、《中法文化关系史略》Louvre通译“罗浮宫”。

一七二、《英国汉学的回顾与前瞻》Giles通译“翟理斯”。

一七三、《西藏学的开拓者》Tibetology、Japanology皆拼错。因需翻查过多，今天校出部分甚少，甚歉。明天再赶。

李敖　敬上　1969年6月5日晚

十九

杰人老师：

十九上校记：

一七四、《怀兰集序》最后“德生其恕吾乎？”“吾”字改“我”字更佳。

一七五、《十五六世纪南洋华侨史事丛记》第1560页，“四榜葛刺”当是“三”之误。

一七六、《应用书简序》仅一标点出入。

一七七、《利玛窦年谱》第1572页“又”字宜删。

一七八、上文。第1582页“一六〇八一二月”，月份不明。（一、二月还是十二月？）

一七九、《汤若望汉名之来历》标点出入。

一八〇、《南怀仁之汉字书法与汉文尺牍》同上。

一八一、《溪森追封明道正觉禅师之年月》同上。

一八二、《天主实义之改窜》文前标目与文中标目不符有六标点，三文字，请注意。

一八三、上文。第1601页标题“改窜”误为“窜改”。

一八四、《徐文定公耶稣像赞校异》仅标点出入。

一八五、《徐光启家书简释》第1608页“则”字宜删。

一八六、《天乐正音谱》跋题下宜加“（郑骞）”二字。

一八七、《吴渔山先生〈天乐正音谱〉校释》有行款不符处。

一八八、《吴渔山先生〈三余集〉校释》标点出入。

一八九、《吴渔山先生〈三巴集〉校释》同上。

一九〇、《读吴渔山遗著札记》同上。

一九一、《吴渔山〈哭司教罗先生〉诗笺释》第1687页，经用放大镜细看真迹影印，第1683页“遣粤”应为“遗粤”，第1684页“如眠尔”应为“如眠乐”。未知先生意见如何？

一九二、《〈圣清音集〉卷上校言》标点出入。

一九三、《陶琰书郑板桥道情题记》同上。

一九四、《〈徐霞客先生年谱〉订误》同上。

李敖　敬上　1969年6月8日

二十

杰人老师：

二十上校记：

一九五、《〈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正误》仅标点出入。

一九六、《故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著作正误》同上。

一九七、《〈郑氏の台湾地图〉汉译正误》同上。

一九八、《流落于西葡的中国文献》第1767页“一并”两字，为免与上一句同并字音，似改为“全部”较胜。

一九九、上文。第1768页“一笑置之”前似宜加一“我”字。

二〇〇、《瀛寰访书记》第1801页“后（原文如此）解详之”一句，“后”字本与“後”字通。括号内文字似可删。

二〇一、上文。McNeur误分为两字。

二〇二、上文。引《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一书，经与原书复按，“圣经”二字依例须加括号。

二〇三、上文。引《圣经与中华》一书，经与原书复按，“把他束诸高阁”当为“把它束诸高阁”，其他三处标点，亦皆依原书改动。

二〇四、上文。引《中国基督教的开山事业》一书，经与原书复按，计改标点四处，文字一处。

二〇五、上文。引张荫麟文，《国闻周报》十一卷二十一期出版年月为“二十三年5月28”，尊文误为“二十三年6月”。

二〇六、上文。引张荫麟文字，似可加写：“后收入《张荫麟文集》，改题《不列颠博物院所藏中国写本瞥见记》，唯未注出出版年月，且误为《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二十一期’。”

二〇七、上文。引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宜比照第1817页，加写“现收入王氏《图书与图书馆论丛》”。

二〇八、上文。引王重民在《国闻周报》十三卷十二期发表《剑桥太平文献新录》，日期尊文写“二十五年3月”，3月下宜加写23日。因该年3月，《国闻周报》共出五期（2日、9日、16日、23日、30日），加注一下，可免混同。

二〇九、上文。前引王重民文，括号内“现收入王氏《图书与图书馆论丛》”句下，宜加注：“改题《记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

二一〇、上文。又引王重民《逸经》文，写“同年2月”。按该文发表于民国二十六年2月5日，故“同年2月”应改为“次年2月5日”。

二一一、上文。记“丁龙”，说“身世不详”似不妥。前吴相湘在《新时代》，余英时在《人生》，皆有文写丁龙，不宜再用“身世不详”四字。

二一二、上文。Princeton分音节有误。

二一三、上文。第1825页引胡适之言，疑有误字。

二一四、《北堂图书馆藏书志》第1842页“吾”字宜改“我”字。

二一五、上文。第1848页“Coimbra大学”前似加写“葡萄牙”较好。

二一六、《利玛窦交友论新研》第1855页用“洵乎”二字，似可再斟酌。

二一七、《〈遵主圣范〉之中文译本及其注疏》仅标点出入。

李敖　敬上　1969年6月11日

二一

杰人老师：

廿一上校记：

二一八、《〈名理探〉译刻卷数考》标点出入。

二一九、《考〈性理真诠〉白话稿与文言底稿》同上。

二二〇、《顺治刻本〈西洋新法历书〉四种题记》同上。

二二一、《跋〈坤舆格致略说〉抄本》同上。

二二二、《梵蒂冈出版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读后记》同上。

二二三、《〈皇明经世文编〉与〈徐文定公集〉》（10）“拟上安边御虏疏”写“万历三十二年闰九月”，排位反在上述（1）至（9）年代之后，似有未妥。

二二四、《徐文定公裔孙世系记略》第1908页“癸巳”误为“癸己”。

二二五、《敦煌论集序》失出版年月及出版处。

二二六、《家谱中之天主教史料》第1912页记纪晓岚，排名似应在章实斋、谭浏阳之前。

二二七、上文。第1936页干支年代，似都应换算出公元，以求体例统一。

二二八、《杭州大方井天主教古墓之沿革》第1943页缺文部分，大“□”小“□”似无必要，宜统一。次页又有“〇”，皆宜统一。

二二九、《西文清代经济史料四则》仅标点出入。

二三〇、《〈圣经〉与传记文学》同上。

二三一、《译经札记》第1955页，“虽然”二字可删。

二三二、上文。第1958页。having中h宜大写。

二三三、上文。第1959页。用“担待”二字。中文中似无此用法。

二三四、上文。第1967页。he中h宜大写。

二三五、《（附）吴德生先生翻译〈圣经〉的经过》一文，宜单成一文，不宜做（附）。

二三六、上文。“温源宁”皆误“源”为“原”。

二三七、上文。第1973页误《新约》为《新纳》。

二三八、《于右任先生对天主教文献的贡献》标点出入。

二三九、《于右老与马相伯先生》第1987页、1991页“芦沟桥”中“芦”字，实皆为“卢”字之误。按“卢沟晓月”碑文，“芦”字皆误。

二四〇、《马相伯先生筹设函夏考文苑始末》标点出入。

李敖　敬上　1969年6月19日

二二

杰人老师：

廿二上校记：

二四一、《马相伯先生生日考及其他》有标点失误。

二四二、《辛亥革命时期之马相伯先生》同上。

二四三、《马相伯先生事略》同上。

二四四、《马建忠先生事略》同上。

二四五、《雷故司铎鸣远事略》同上。

二四六、《英敛之先生创办〈大公报〉的经过》第2051页“钉定”疑是“订定”之误。

二四七、上文。第2052页，“遂回出，寻守六，未遇。”当标点为“遂回，出寻守六，未遇。”

二四八、《英敛之笔下的吕碧城四姐妹》第2061页，“烧毁”，不必做“烧燬”。

二四九、上文。第2062页，“夸奖”误为“跨奖”。

二五〇、上文。第2070页“刻（渴？）欲南归事。”疑“刻”字不误，不必以括号别设“渴”字也。第2074页有“刻即……”之语，此刻字疑即此意也。

二五一、上文。第2072页，“家具”二字宜比照次页加立人旁。

二五二、上文。第2100页引吕碧城《欧美之光》。经查原书，“余遊美洲”中“遊”字，当是“游”字。

二五三、（附）《吕碧城传略》记英敛之为吕碧城“自称神魂颠倒”。按尊著第2061页，英敛之日记中只有“怨艾颠倒”之句。

二五四、《清末维新政论家何启与胡礼垣》第2107页“胡启”当是“何启”之误。

二五五、上文。何启著作《谈广州税务司喀博士之中国地税及陆海军计划书书后》，“谈”当是“读”之误。

二五六、上文。何启著作中当补入《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及《革命新论》。又尊引《张之洞之批评》下，宜加括号“（《劝学篇》书后）”。

二五七、上文。第2114页至2116页所引《新政书》标点当将“书”字移下，如“《新政》书”。

二五八、《十八世纪中国学术西被之第二时期》第2121页中标“译者按”字样，则此文宜特别注出是翻译。

二五九、《敬悼马伯乐先生》有标点出入。第2129页“也”字似可删。

二六〇、《国人关于马可波罗之著作》同上。

二六一、《关于玄奘的事迹和头骨》第2138页，引朱偰《金陵古迹图考》转引甘熙《白下琐言》中文字。经查朱偰原书第260页作“……金陵梵刹志谓藏玄奘爪发处。或曰，宋天禧寺僧可政往陕西紫阁寺得唐三藏顶骨，归瘗于此，未知孰是也。（《白下琐言》卷四）”，而尊文作“玄奘之爪发及遗骨埋葬处，而确否不明”。不知何以有此种大出入？

二六二、《咏天主堂诗》引诗“夫趁哥斯得返无？”尊文释作“‘哥斯得’似系葡船译音”。按断句似应止于“哥斯”，下“得返无”为一段，如此做反问语气方佳。

二六三、《跋〈拉丁文通〉》标点出入。

二六四、《谈教会楹联》中引杜负翁《负翁联语》，当是《负翁联话》之误。

二六五、上文。提到《圣教楹联类选》，谓“近年光启出版社又加以删节出版”，宜改为“四十七年光启出版社又加以删节出版，改题《圣教楹联类选简编》”。

二六六、《从中西文化的比较看中国文化的前途》第2165页至2166页所谓“两大哲人”之说……先生为史家，宜做史笔！

二六七、《民国以来的历史学》。Otto Franke尊译“福兰阁”，似可采通译。

二六八、上文。“民国五年，胡适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五年当是六年之误。

二六九、上文。第2179页“公孙愈之”宜另括号注出“（顾孟余）”。

二七〇、上文。“于新生命”当作“于‘新生命’”。

二七一、上文。尊文：“《伪齐录校补》，朱希祖著。”正中出朱著《伪楚录辑补》。

二七二、上文。“钱杏邨则编有《近代外祸史》”，按钱以“阿英”名编此书，似宜加括号“（阿英）”。

二七三、《欧美及日本研究中国史的近况》第2190页宜补“的”字。

二七四、《立教之道》标点出入。

二七五、《奉化志上的百岁人瑞》此种文章“史家”可作乎？

二七六、《日本对中国的一笔欠款》标点出入。

二七七、《序跋例言题记类》《〈李我存研究〉自序》，原书作《〈李我存研究〉作者序》；《〈李我存研究〉后序》，原书作《〈李我存研究〉作者后序》。

二七八、上文。第2223页“献奉”如用英文则须加n字。第2384页亦同。

二七九、上文。第2336页。“弥浓”似可做“弥漫”。

二八〇、上文。第2341页。“绝板”似可做“绝版”。

二八一、上文。第2363页。“雍正八年生嘉——庆二年卒”，当作“雍正八年生——嘉庆二年卒”。

二八二、《书刊评介类》第2370页，用“先生”，体例甚混乱。

二八三、上文。第2372页。m宜大写。

二八四、上文。Joachim Bonvet标点体例乃据倒数第五行决定。

二八五、上文。Pasquale M.D’Elia分音有误。

二八六、上文。第2380页《敬献于与教会言归于好之意大利》，于第2385页又译作《献给与教会重教和好的意大利》似有未妥。

二八七、上文。第2408页metaphysica, m宜大写。

二八八、上文。引钱基博《板本通义》，宜加注《万有文库》本，盖此书亦收入《万有文库》。

李敖　敬上　1969年6月26日

介绍一套你该一看的奇书

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有创造性大手笔的小兄弟。四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创造出中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大轰动。四年以后，他写信给我，说：“香港那边，台湾这边，都整理了无数的国学材料，但几乎还没有一个人为现代读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读得下去、读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华的中国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该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

这件事，就是出版《中国名著精华全集》。

荣文把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来做，要我来“表现这几十年来海内外研究中国成绩的总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对了，我的确是主持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记得十八年前，我与徐复观对簿公堂，两人一边打官司一边喝咖啡，谈得非常开心。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会看古书，会利用古书、活用古书。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不幸的是，据我所知，看古书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变成摇头摆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来愈浑蛋（年轻时小浑蛋，年老后老浑蛋），因此我倒了胃口，从不鼓励人看古书了。但是，如果有好的选本、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古书中毕竟还有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可以给我们活用，问题是谁来主持这一化朽腐为神奇的工作呢？荣文看出来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来非李敖不可，于是，工作便这么敲定了：王荣文找对了人、李敖找对了书，徐复观的一个好梦，居然在十八年后，在我无改全盘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在日常忙碌的写作生活中，额外地硬“插播”进这一加重负担。半年里，我编选这套奇书，并多写了近十万字，专为这套奇书写内容介绍——综合的介绍和个别的介绍，终于在6月7日全部完工。如果按“工作量”来比较，它占去我的工作时间，足可写出十本“李敖千秋评论丛书”而有余，可见它占去我心血之多！

在这半年的额外工作里，我累积了不少工作记录。这些记录，有助于中国人对这套中国书的了解。我愿用这篇文章，继《〈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以后，再多写一点，以特别表彰它的特色。

现代分类——打破古来四部分类、独尊儒术的格局

我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里说：“把难以分类的古书，纳入现代分类，是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一个特色。”我又说，“由于过去的通病是儒家挂帅下的四部分类，古书所遭遇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这种挂帅和分类不打破，中国的古书情况必将永远陷在不均衡的畸形里，陷在比例不对的悬殊里。所以，用现代的观点处理古书，必须首先把儒家挂帅四部分类的错误予以矫正，把所有古书重新估定，该拉平的拉平，该扶起的扶起，该缩小的缩小，该放大的放大，该恢复的补足，该重视的给它地位，这样重新估定之下，整个中国文化遗产，才能均衡地、成比例地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再用现代方法去‘新瓶装旧酒’，古书才不止是古书，才有现代的意义。在现代意义的光照下：许多古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许多古书，古人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余味无穷。如今我们处理古书，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

正因为我是以这种认识和怀抱来分类、来选择的，所以，这套奇书中，我“尽量表扬被压扁的异类思想，特别注重中国古书中的多样性、独创性与个性。因此，作者群中，入狱的、杀头的比例也颇大。这是一个必要的义举——点燃旧日的火种，加添今后的光焰，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所以，在这套奇书中，中国人可以看到先于《论语》的《老子》，看到“其说颇乖僻”的王廷相《王氏家藏集》，看到反对迷信的吕才《阴阳书》，看到反对暴政的邓牧《伯牙琴》，看到“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唐甄《潜书》，看到死后被掘坟鞭尸的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这些发扬志士仁人幽光潜德的别有用心，凡是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都不难“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然无须我再加点化了。

注重思想——注重有思想、有独立见解的作品

我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里说：“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我又说，“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正因为中国传统的毛病是空谈文章华丽，不尚思想内容；正因为中国著作的毛病是空洞而不务实学，所以，这套奇书中，我把不尚思想内容、不务实学的传统“名著”，有意地加以约束和浓缩，有意限定它们的比例，有意把这些千篇一律的浮辞滥情、多愁善感、自怜自艾又自私的东西，加以剪裁减量。相对的，我特别强调了“经世致用”的落实方面的名著，所以，在这套奇书中，中国人可以看到柳宗元被分成思想家而非文章家，看到戴东原（震）被分成思想家而非考据家，看到焦循不是学究，看到王安石不是简单文人，看到龚自珍（定盦）的《龚自珍全集》，看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看到汪辉祖的《汪龙庄先生遗书》，看到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看到郭嵩焘的《养知书屋遗集》，看到容闳的《西学东渐记》，看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看到魏源的《海国图志》……这些以思想内容取人取书，以实学取人取书的重点，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自然也不难看出来。

强调自由——强调压迫自由和争取自由的对比

压迫自由的观念，在中国已经很早就有了。压迫自由的步骤之一是控制文献，控制文献的基本手段是烧书。《孟子》记北宫锜问周朝所订爵位俸禄情形，孟子答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去其籍”，就是烧书。孙奕《示儿篇》说：“秦焚书之祸，所由来久矣！……焚书岂一朝一夕之故哉！”这是很有历史眼光的话。

压迫自由延续到清朝，有了大规模的发展。这种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禁书目录。这种目录，一直延伸到今天。始作俑者，就是乾隆皇帝。

我在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里，特别收进了《禁毁书目》。我在书前写道：

在编《四库全书》以前，首先要人民提供藏书做底本，但是人民怕文字狱，都不敢提供，经乾隆皇帝保证“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千方百计，劝诱人民提供藏书。可是一旦提供出来，乾隆皇帝就露出真面目，就一边发扬文化，一边摧残文化了。1776年乾隆皇帝下谕：“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1778年又下谕：“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随着就展开一波又一波的禁书运动。估计全毁书目在两千四百五十种以上，抽毁书目在四百种以上。这些书目今天都不全了，但从残余之中，还可看到一片杀气，足令我们猛省。

我收进这种书目的用意，在使中国人猛省到当政者怎样压迫自由，并使中国人对那些被烧杀、被查禁的作品，有一些概念和怀念。

压迫自由虽然被当政者雷厉风行着，但是，争取自由的人们，前仆后继，还是流传了、抢救了不少劫后余书。所以，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些禁书全本，像《名山藏》，像《四书讲义》，像《南山集》，像《滇游纪闻》，等等，反证了当政者的压迫自由，有时是空忙一场的。

基于这种对抗，对争取自由的作品，我也特别着重。所以，在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中，中国人可以看到“左道惑众”的李贽（卓吾）《李温陵集》，看到“摇动人心倡乱”的金人瑞（圣叹）《唱经堂才子书》，看到一些被查禁的小说，看到一些不准登大雅之堂的秘藏珍本。换句话说，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收集很多当政者“不准看”的禁书，虽然这些禁书是古人禁的，但从这种禁书型模里，我们也就知古鉴今了。

关心人民——关心苦难中国人民的生活与不幸

古代东西对后代的人，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需要把握，就是“经世致用”，这是为学的人的一道大关，不能把握的，不足以论学。这种把握，17世纪的顾炎武（亭林）说得最清楚。顾炎武说：“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去之弥远也。”正因为现代的中国人要上追这种“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的抱负，对“四海困穷”的苦难中国人民的生活与不幸，我们就要关心。而在古书中这一方面的比例，我就特别加强。所以，在这套奇书中，中国人就可看到李觏的《直讲李先生文集》，看到倪国琏的《康济录》，看到洪亮吉的《洪北江先生遗集》，看到桓宽的《盐铁论》，看到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看到蔡琰的《悲愤诗》，看到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康济录》为例，我在书前写道：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1739），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

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读了我这种言近指远的文字，这种精密点出的来龙去脉，自然就容易把《康济录》读下去了；读下了《康济录》，自然就觉得“四海困穷”多么重要了。

精选佚书——搜寻被埋没了的和新发现的文献

中国文献除正常流传下来的大量古书外，自古到今，也有不少重大的出土与发现，例如汉朝的孔壁中书，例如晋朝的汲冢竹书，例如清朝以来的殷墟甲骨、敦煌塞上和西域各处的写本、书卷、木简，例如最近大陆出土的大量帛书、竹简与文件，这些许多连孔夫子都看不到的东西，如今都被中国人看到了。尤其是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功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又如1972年11月到1974年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医学材料——看这些早于《内经》等现有医书的材料，它们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在这些响当当的文献以外，中国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工作者，他们也留下许多有价值的稿本，值得去搜集，去刊布。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1883）到十八年（1892）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记录。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19.1厘米、宽14.3厘米的一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办案人员的记录，才能亲切落实。正因为这样，这部《秋审小看》的“首映”，它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也非比寻常。

补正版本——兼顾版本与内容的双重条件

版本（板本）的观念，一直深入中国藏书家之心，最后变成魔障。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

新的版本观念应该是以内容取胜。以《墨子》为例，一百年前，毕沅校本是最好的；五十年前，孙诒让的校本是最好的；但是现在呢，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收的却又变成最好的了。我在这套书里的选择标准，就是兼顾版本与内容的双重条件的。只重版本不重内容，是我所不取的。

为了达成对一部书或一个作者的完整印象，我在选书的时候，都以作者死后的总集名目，来定书名。以陆游的作品为例，初印本的《剑南诗稿》附有《南唐书》《斋居纪事》《家世旧闻》等书，但没有《渭南文集》和《老学庵笔记》。愈讲究版本，对作者的全面性，反倒愈缺乏了解，所以，只有采用《陆放翁全集》的方式，才可免于管窥，免于以偏概全。

因为重点在以全集名目对作者的作品求其全豹，有时候一书没收入全集的，我也给附了进去。例如韦庄的《浣花集》，在他生前，他特别“查禁”了自己早年最好的作品——《秦妇吟》，因此《浣花集》中没有《秦妇吟》，《秦妇吟》也失传了。但在一千年后，在敦煌石室中，竟被洋鬼子伯希和发现了抄本，所以《秦妇吟》应该补入《浣花集》，才是正办。又如范成大的全集，在宋朝就有《石湖大全集》的名目，可是这书在清朝的纪昀（晓岚）时代就看不到了，看到的反而是他的诗、词、梅谱、菊谱的单行本。他的《吴船录》《吴郡志》《桂海虞衡志》也都成为专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收有《石湖纪行三录》，是一种好版本。如今我把范成大的书选入《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在定名方面，我用了最早的《石湖大全集》来总括。这种用心，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必然会伸出大拇指来。

提供解题——提供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解说

刊印《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绝非把一些名著堆在一起就算完事，必须在现代分类等总体加工以外，还得予以个别处理、分册处理，给每一书定性定位。我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里说：

把难以分类的古书，纳入现代分类，是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一大特色。为了使中国人对中国书有鸟瞰式的了解，所以在总类方面，特别加强；又因为中国人读书，缺乏方法上的讲究，所以在方法学方面，特别着力。

从历史演变看，试图给每一书定性定位的工作，也代有其书，其中著名的，《汉书·艺文志》是最早的，包括了汉朝以前的；其次是《隋书·经籍志》，包括了唐朝以前的；再其次是《文献通考·经籍考》，包括了元朝以前的；最后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包括了清朝以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纪昀花了八年时间写的二百卷大书，它的特色在给每一书定性定位地做一提要，这书是中国名著的总解说，体大思精，空前绝后。但它的缺点，不在偶有失误，而在解说体例太旧式，并且因配合统治者的胃口，去取褒贬之间，太受政治和教条影响了，所以，它只能给学究用，不能给群众用，尤其不能给现代中国人用。

现代中国人接触古书，必须在名著精华的选择以外，再加上导读的工作。我编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就特别注意这一点。我首先把总类方面的书，特别加强，以“使中国人对中国书有鸟瞰式的了解”；然后把方法学方面的范本，特别着力；最后我以长文做综合性的介绍，并把每一本入选的书，加上一篇提要，作为导读的起点。这两百篇提要，花了我半年中不少的心血与时力，其中有作者刻画、有内容特色、有考订、有评判、有纠正、有比较，虽然每篇定为四五百字，但用这样简明扼要的文字画龙龙腾、画虎虎跃，自然就非高手莫办了。

在书的选定和导读的写定里，我又特别注重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强调。我生平深信读书与做人是一回事，读书要使人能变化气质、增高水准、有利国计民生。我的解说，也就是朝这一个方向定性定位的。我自己读书，我引导别人读书，一片心意，全部在此。不能从这一心意认同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人，自然是漫无心肝的知识分子，自然是教人看不起的。

发挥可读性——发挥温故知新的可读性

中国古书虽然普遍受了政治与教条的污染，但是，在专家的精心处理下，仍旧不乏有温故知新的可能或残留。如何把这些遗产来番总归户、总整理、总提升、总推出，是有心的中国人的共同责任。这方面的工作，以半个世纪来的中国人做得最好。半个世纪来的中国人，他们受了新思潮和新方法的影响，比古人更知道如何读古书。以标点古书为例，古代人笨得不会标点，虽然汉朝屯戍西陲的木简中，已有标点的痕迹，但是古书有像样的标点，还是元朝以后的事。古人的笨还不止此，例如古书的书名多在篇名之后（所谓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序多在一书之后；目录也在一书之后；甚至经文和传注不该分离却各自分离；而正文和旁记的字或文中自注的字该分离却又搅在一起……种种鲜事，举不胜举。后来人就愈来愈聪明了，他们逐渐知道用科学一点的方法来处理了，知道该标点的要标点，该分段的要分段，该注解的要注解，该译成白话的就译成白话了。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中，我尽量搜集半世纪来中国有心人在这一方面的成绩，有的甚至是海内稀见的（如我父亲李鼎彝选注的《资治通鉴》等）。我深信这些成绩，是现代中国人了解古书的唯一快捷方式。只有透过这种快捷方式，古书才有可读性，否则古书只是天书，只是专家学者的私欲而已，甚至专家学者也只能就本行的古书“从一而终”，隔行以外的古书，也照样啃不动。所以，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用半世纪来的中国有心人的总成绩为抽样，精益求精、华中取华。这种特色，才能达成中国古书的全面性进入现代分类，成为现代读物，“把现代人看古书的问题，得到满意的一次解决”。

在12世纪，一个伟大的中国有心人郑樵，在隐居山林、谢绝人事的专事写作里，曾立下“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雄心大愿，但他五十九岁死去，没有完成。如今，八百年过去了，这种雄心大愿，有赖于新时代的有心人和新时代的出版形态来完成了。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完成，多少是“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的新尝试。它的形态所决定的方向，必然是划时代的方向。登高自卑，行远自迩，在又高又远的展望里，我们起步了、开动了，最后把它贡献出来——点燃旧日的火种，加添今后的光焰，这就正是我们的雄心大愿了。

1983年6月15日在台湾

附录《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分类总目

总类

一、目录学

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纪昀

二、研经室集　阮元

三、禁毁书目　英廉等

四、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

五、少室山房全集　胡应麟

六、庸言录　姚际恒

二、百科全书

七、古今图书集成　陈梦雷

三、丛书

八、四库全书　永瑢等

四、方法学

九、文心雕龙　刘勰

一〇、史通　刘知几

一一、章氏遗书　章学诚

一二、春在堂全书　俞樾

一三、章氏丛书　章炳麟

五、思想史

一四、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

哲学类

六、哲学派别

一五、老子　李耳

一六、论语　孔丘

一七、列子　列御寇

一八、庄子　庄周

一九、荀子　荀况

二〇、吕氏春秋　吕不韦

二一、淮南子　刘安

二二、太玄　扬雄

二三、新论　桓谭

二四、论衡　王充

二五、潜夫论　王符

二六、昌言　仲长统

二七、柳河东全集　柳宗元

二八、周子通书　周敦颐

二九、张子全书　张载

三〇、二程全书　程颢·程颐

三一、知言　胡宏

三二、象山全集　陆九渊

三三、龙川文集　陈亮

三四、水心集　叶适

三五、诚意伯文集　刘基

三六、白沙子全集　陈献章

三七、王文成公全书　王守仁

三八、王氏家藏集　王廷相

三九、何心隐集　何心隐

四〇、李温陵集　李贽

四一、亭林先生遗书汇辑　顾炎武

四二、二曲全集　李颙

四三、唱经堂才子书　金人瑞

四四、颜李丛书　颜元·李塨

四五、戴氏遗书　戴震四六、焦氏丛书　焦循

四七、侯官严氏丛刻　严复

四八、万木草堂丛书　康有为

四九、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

七、论理学

五〇、墨子　墨翟

五一、公孙龙子　公孙龙

八、伦理学

五二、颜氏家训　颜之推

五三、呻吟语　吕坤　宗教类

九、孔教

五四、孟子　孟轲

五五、春秋繁露　董仲舒

五六、韩昌黎集　韩愈

五七、朱子大全　朱熹

一〇、佛教

五八、弘明集　僧祐

五九、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慧能

一一、道教

六〇、太平经　佚名

六一、抱朴子　葛洪

一二、神话

六二、山海经　佚名

一三、迷信

六三、易经　佚名

六四、阴阳书　吕才

六五、寄园寄所寄　赵吉士

社会科学类

一四、政治学

六六、尚书　佚名

六七、管子　管仲

六八、晏子春秋　晏婴

六九、慎子　慎到

七〇、申子　申不害

七一、商君书　公孙鞅

七二、韩非子　韩非

七三、贾长沙集　贾谊

七四、政论　崔寔

七五、申鉴　荀悦

七六、王临川集　王安石

七七、心史　刘思肖

七八、伯牙琴　邓牧

七九、梨洲遗著汇刊　黄宗羲

八〇、潜书　唐甄

八一、信及录　林则徐

八二、龚自珍全集　龚定盦

八三、盛世危言　郑观应

一五、军事学

八四、孙子　孙武

八五、孙膑兵法　孙膑

八六、尉缭子　尉缭

一六、法律学

八七、睡虎地秦墓竹简　佚名

八八、唐律疏义　长孙无忌

八九、汪龙庄先生遗书　汪辉祖

九〇、秋审小看　佚名

一七、行政学

九一、周礼　佚名

一八、教育学

九二、礼记　戴圣

一九、社会学

九三、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

九四、康济录　倪国琏

九五、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

二〇、礼俗

九六、仪礼　佚名

九七、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汤生

二一、经济学

九八、盐铁论　桓宽

语文学类

二二、文字学

九九、说文　许慎

二三、音韵学

一〇〇、大宋重修广韵　陈彭年等

二四、文法学

一〇一、马氏文通　马建忠

自然科学类

二五、数学

一〇二、周髀算经佚名

二六、天文学

一〇三、张河间集　张衡

二七、物理学

一〇四、梦溪笔谈　沈括

二八、植物学

一〇五、植物名实图考　吴其濬

二九、动物学

一〇六、相马经　佚名

三〇、考古学

一〇七、古玉图考　吴大澂

应用技术类

三一、生理学

一〇八、双梅景丛书　叶德辉

三二、医学

一〇九、五十二病方　佚名

一一〇、内经　佚名

三三、工程学

一一一、营造法式　李诫

三四、工艺

一一二、天工开物　宋应星

三五、农学

一一三、齐民要术　贾思勰

艺术类

三六、美术

一一四、画评　顾恺之

一一五、唐伯虎全集　唐寅

三七、音乐

一一六、嵇中散集　嵇康

三八、游艺

一一七、元元棋经　晏天章

文学类

三九、文集

一一八、司马文图集　司马相如

一一九、蔡中郎集　蔡邕

一二〇、孔北海集　孔融

一二一、陆士衡集　陆机

一二二、陶渊明集　陶潜

一二三、江文通集　江淹

一二四、骆宾王文集　骆宾王

一二五、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

一二六、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

一二七、东坡七集　苏轼

一二八、文山先生集　文天祥

一二九、宋文宪集　宋濂

一三〇、震川文集　归有光

一三一、袁中郎集　袁宏道

一三二、吕晚村先生文集　吕留良

一三三、广阳杂记　刘献廷

一三四、郑板桥集　郑燮

一三五、鲒埼亭集　全祖望

一三六、小仓山房诗文集　袁枚

一三七、江都汪氏丛书　汪中

一三八、癸巳类稿　俞正燮

一三九、养知书屋遗集　郭嵩焘

四〇、诗集

一四〇、诗经　佚名

一四一、楚辞　屈平等

一四二、古诗十九首　佚名

一四三、曹操集　曹操

一四四、悲愤诗　蔡琰

一四五、曹子建集　曹植

一四六、阮籍集　阮籍

一四七、谢康乐集　谢灵运

一四八、鲍参军集　鲍照

一四九、谢宣城集　谢眺

一五〇、王子安集　王勃

一五一、陈伯玉集　陈子昂

一五二、王右丞集　王维

一五三、李太白集　李白

一五四、杜少陵集　杜甫

一五五、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

一五六、李长吉歌诗　李贺

一五七、樊川诗集　杜牧

一五八、李义山诗集　李商隐

一五九、浣花集　韦庄

一六〇、漱玉集　李清照

一六一、陆放翁全集　陆游

一六二、稼轩词　辛弃疾

一六三、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

四一、文学评论

一六四、明诗综　朱彝尊

一六五、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王国维

四二、书牍

一六六、徐文长逸稿　徐渭

四三、日记

一六七、庸盦全集　薛福成

四四、戏剧

一六八、元人杂剧选　关汉卿等

一六九、汤显祖集　汤显祖

一七〇、桃花扇　孔尚任

四五、小说

一七一、水浒传　施耐庵

一七二、三国演义　罗贯中

一七三、西游记　吴承恩

一七四、东周列国志　余邵鱼

一七五、儒林外史　吴敬梓

一七六、红楼梦　曹霑

一七七、老残游记　刘鹗

史地类

四六、历史

一七八、左传　左丘明

一七九、公羊传　公羊高

一八〇、春秋事语　佚名

一八一、国语　佚名

一八二、战国策　刘向

一八三、史记　司马迁

一八四、汉书　班固

一八五、三国志　陈寿

一八六、资治通鉴　司马光

一八七、通志　郑樵

四七、史论

一八八、船山遗书　王夫之

一八九、二十二史札记　赵翼

一九〇、崔东壁遗书　崔述

四八、传记

一九一、世说新语　刘义庆

一九二、庚子西狩丛谈　吴永

一九三、西学东渐记　容闳

四九、地理

一九四、水经注　郦道元

一九五、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

一九六、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

一九七、海国图志　魏源

五〇、游记

一九八、石湖大全集　范成大

一九九、徐霞客游记　徐宏祖

二〇〇、方望溪先生全集　方苞

不论见望，斜眼必矣！

《鸡肋集》记苏轼说：“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景远。……”蔡宽夫《诗话》也说，俗本以“见”字为“望”字，乃“害理”也。

“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所得之感是“悠然”；有意一个劲儿去“望”，所得之感是满足或厌腻。两种境界有异。

“见”美女与“望”美女亦同此。我有《偷看你一眼》之诗，即此种境界。

偷看也算斜眼看人的一类。

斜眼看人，或谓不正。其实斜有奇趣。

斜眼看人，为时必短。但看人以短为佳。

梁启勋《曼殊室随笔》述一笑话，说陶渊明乃斜眼之人，因为采菊东篱却又能见到南山者，只有生来斜眼者才能办到。

陈诚大老粗时代，带兵赏月，下口令：“向上看（月）！”——此目不斜视之极也。陶渊明若躬与其“望”，必“见”逃为逃兵矣！

1992年7月28日

李敖回忆录

自序

1997年我六十二岁，六十二岁对一些人是尴尬年纪：蒋介石六十二岁流亡台湾，他尴尬，“树倒猢狲散”，是谓尴；“吃力不讨好”，是谓尬；我六十二岁拥抱台湾，我尴尬，“人老心不老”，是谓尴；“无可无不可”，是谓尬。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蒋介石无德可立、无功可表，倒是言论总集出了一大堆，但都是文字大便，等于无言可垂。此人崛起于乱世，才具不足，对乱世无能为力，却拼命使劲，结果弄得“我志未酬人亦苦”，尴尬以死，必矣！至于我呢，也崛起于乱世，因无机会，台湾又小，故乏事功足述，但在立德立言上，却自喜成就非凡。不过，活到六十二岁，虽“人老心不老”，毕竟宝刀渐老；虽“无可无不可”，毕竟力难从心，尴尬之情，不可掩也。何飞鹏先生嗜老成性，居然把我锁定，诱以重利，强为他著书，命写回忆录交卷。我自感身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卓尔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故欣然同意开写。信笔所之，纵迹大纲、情怀小样、忽正忽俳、启手启足，又何尴尬之有？书成之日，自序始末以质今之信女善男，并俟后世圣人君子。

哈尔滨　（1935-1937·一到二岁）

1935年的世界是一个多变的世界。这一年在世界上，波斯改国号叫伊朗了，英国鲍尔温当首相了，墨西哥革命失败了，意大利墨索里尼身兼八职并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编者）了，法国赖伐尔当总理了，挪威在南极发现新大陆了，德国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扩张军力了，捷克马萨利克辞掉总统职务了，土耳其凯末尔第三次连任总统了，菲律宾脱离美国独立了。这一年在中国，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内斗内行，大力“剿匪”，逐共中原；但外斗外行，对日本鬼子卵翼的政权，瞪眼旁观、无能为力：在长城以内，殷汝耕成立了冀东政府；在长城以外，溥仪头一年就称帝于伪满洲国，那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年半，也正是蒋介石丧权辱国、贯彻“不抵抗主义”后两年半，1935年到了，两年半变成了三年半，伪满洲国使中国东北变成了“遗民”地区，而我，就是“遗民”中的一位。

1935年4月25日，我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那时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七个月，中国东北已是日本鬼子控制下的伪满洲国。照历史的说法，我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不过，孔夫子做“遗民”，做来做去，是给不同的中国统治者做“遗民”，但我却一生下来，给日本鬼子卵翼的中国末代皇帝做“遗民”，所以，我比孔夫子还窝囊。

我出生时候，还流行用阴历计算，所以一直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上午7至9点），我的小名也叫“安辰”。乙亥年生的属猪，三月二十三日的生日一直按阴历过，直到我二十岁前查出是1935年4月25日，此后我就放弃阴历生日了，阴历太落伍了。不料，我快六十岁的时候，二姐从大陆来，她断言我的生日不是阴历三月二十三日而是三月三日。二姐的记忆力一向过人，所言如不虚，则我的阳历生日是4月5日才对。不管怎么算，我生在1935年4月间，这年4月前后，世界上也生了不少“名流”：世界三大男高音老大帕瓦罗蒂、歌星“猫王”普利斯莱、导演伍迪·艾伦、没脱光的影星阿兰·德隆和脱光照裸照的影星毕雷诺斯等皆属之；中国的女明星尤敏、妖僧达赖喇嘛、蒋介石的长孙蒋孝文，也都生在1935年。当然，同是1935年生的人也有贤有不肖，神棍达赖与纨绔蒋孝文，自属不肖之例。国民党在台湾的当权派，1935年生的也正当行，自“司法院”施启扬以下，全是不肖之徒，不单属猪，根本一窝猪耳！

我虽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但我的籍贯，却源远流长。我小时候，每见过年，家中即捧出“李氏宗谱”上供桌，一起列在香案上，受焚香膜拜。这部宗谱后来带到台湾，归我保存。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实际是云南乌撒。据《元史·地理志》：“乌撒者，蛮名也。所辖乌撒、乌蒙等六部。后乌蛮之裔，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至元十一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乌撒路包括现在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到了明朝，改为乌撒卫，就是现在的威宁县。“李氏宗谱”上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潍坊）的。洪武十四年（1381）秋天，明太祖曾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带兵三十万征云南，那次人民的北移，是强迫性的。我的祖先，很可能是苗族。而照人类学家凌纯声等的研究，苗族的支流，渡海来台湾，成为高山族的一部分，所以，我是台湾高山族的族人，而目前自称真正台湾人的福佬与客家，比起高山族来，其实是假台湾人，或是喧宾夺主的台湾人。

我在云南乌撒的祖先迁到山东潍县后，累世做小百姓，虽在潍县五百年，但是乏善可陈、无恶可作，绝无“名流”出现，也一直安土重迁，直到我爷爷（祖父）出来，才有了大变化。

爷爷名叫李凤亭，他不大会写这三个字。他生在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咸丰元年（1862）前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跟着母亲去做乞丐。一天碰到狗来咬，他母亲怕他被咬到，就用身体保护他，母亲却被咬致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就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也去“下关东”。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所以当时中国的东北，就像英国的澳大利亚一样，只是罪犯的大本营。顾贞观《金缕曲》中“季子平安否”所指的吴汉槎，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囚犯。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的确构成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去西部”一样。1904年，日本和俄国打仗，千古怪事是，这两个国家打仗，战场却在第三国——中国的东北。东北这时候，已经有四百万人口，这些人口的压阵，使日本、俄国在瓜分东北上，产生了不少阻力。满洲人再也没想到：禁止到他们老家的汉人，却在阴错阳差之中，替他们看住了老家！这些看家的开拓者中，有一个满口山东口音的壮汉，就是我的爷爷李凤亭。

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他的一生，充满了行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爷爷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有关他厉害的一个故事如下：七十多岁以后，他和大爷（大伯父）大娘（大伯母）住在郊区。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糊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象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我们，最后运到故都。柜上一个圆坑，就是子弹的旧痕。这个旧痕，表示了人间大勇是什么。

另一个有关他厉害的故事是：他做流氓时代，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一个流氓某甲，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输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火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不巧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一输，就要以肉赔肉。某甲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这时做庄家的李凤亭先生，却面不改色地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这个以狠对狠的故事，我没法证实，但听说是爷爷的杰作。这一杰作，使我想起《吕氏春秋》中“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

爷爷和奶奶（祖母）结婚，也有一段故事。爷爷做土匪，受了伤，躺在山洞里，被奶奶看到了，大力救他，后来就结了婚。奶奶是热河人，也姓“李”，因为中国传统同姓不婚，所以用瞒天过海，改姓“吕”。奶奶长得不怎么样，爷爷一骂她，就骂“穷山恶水，丑妇刁民”！“丑妇刁民”很有个性，她在七十多岁去世前，还跟八十二岁的丈夫斗气不讲话。他们在儿孙包围下，合照了相，可是尽管照相，话还是不说。

爷爷去世前，同我家住在一起，我常到他屋里玩，那时候我四至六岁，看他在后院亲自动手搭棚子，看他烧鸦片烟（烟土太贵，抽不起，只把鸦片烧成小黑丸吞服），跟他的感情极好。他过的最后一个旧历年，我从大年三十就不断地给他磕头拜年，一会儿就去磕一次，然后相对大笑。爷爷说：“这小子今年怎么回事？怎么老是向我磕头，磕个没完？看这样，要把我给磕死了。”

年过了以后，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爷爷到庙里看给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们说：“我不会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你们了！”当天晚上，大爷到我家来，陪爷爷过夜。爷爷向大爷和爸爸谈京戏，谈得兴高采烈。谈完了，要睡觉了，爸爸回到房里。不久大爷过来敲门，说爷爷说他不行了，大家赶过去，想找寿衣替爷爷穿（寿衣很多件，穿起来很麻烦。习惯是在人咽气前穿好，一咽气，就不好穿了。但人咽气前经这么一折腾，实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乱之下，寿衣没找到，这时爷爷说寿衣在哪个箱子里，大家找出来，替爷爷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不久运来棺材，这棺材是爸爸在爷爷生前定做的，用千百年柏树为材料，是上品。那时候，流行生前备好寿衣寿材，老人家都要试穿试躺一次，爷爷奶奶都试过。爷爷试的时候，很高兴，他们那时代的人对“慎终”“送死”都极重视，也毫不忌讳。只有后来的人，才那样远离死、漠视死，死得那样没有准备（中国古制帝王即位后，便预造内棺——“椑”，表示人要存不忘亡，要时时面对死亡。“椑”不但放在皇宫里，出巡时也要随着车队，以“椑车”一辆，跟着皇帝走。这个制度，到唐明皇时才废掉。可见古人对自己的棺材并不忌讳）。

出殡时候，爷爷的子孙媳女大排长龙，大爷是长子，第一名，依次为爸爸、三叔、五叔、六叔、大哥、我，全部男性领先。在我后面是大娘、妈妈、三婶、三姨（即五婶，因她是妈妈的妹妹，所以只叫三姨）、六婶等。这种排名次序，充分看出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

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我爷爷，我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常“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

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爷爷不满意，大爷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于是，在父兄的帮助下，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这件小事，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在政府权力愈来愈大的时候，这点小自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1899年（民国前十三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他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立刻被聘为哈尔滨吉林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比起又致训词又发训词的国民党来，军阀太可爱了。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

妈妈名叫张桂贞，吉林永吉人（原籍河北），吉林女子师范毕业。她在辈分上是爸爸的学生，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妈妈却在低班，没教到。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后来嫁给“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那时候，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照片至今还保存，可是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妈妈在学校是风头人物，是篮球健将。那个时代女子到新学堂念书的不多，所以女学生很拉风。

爸爸在吉林六中有一个学生，名叫程烈，后来变成国民党政府中的名“立法委员”。据说当年因追求我妈，被校长——我爸爸开除。师生关系中断几十年后，在台湾恢复。他的儿子程国强在台中一中也做了爸爸的学生，有一次被军训教官陷害，要开除，经爸爸力持交涉，才免于被开除。两代开除恩怨，竟成佳话。前一阵子程国强六十大寿，我是不参加婚丧喜庆的，但被骗去，席上邀我讲话，我说：“幸亏当年我爸爸追我妈成功，幸亏程烈失败了，否则这世界没有李敖，而我就是程国强了。”闻者大笑。

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生女儿，这成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大姐李珉，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名妇产科医生，嫁给周克敏，现在大陆；二姐李珣，北京燕京大学（后改北京大学）毕业，工程专家，嫁给汤克勤，现在大陆；三姐李琳，台北师范大学毕业，嫁给石锦，现在美国；四姐李琤，台北台大护校毕业，嫁给张立豫，现在美国；大妹李珈，台中静宜学院毕业，嫁给陈大革，现在美国；小妹李璎，台北实践家专毕业，嫁给叶成有，现在美国；弟弟李放，台中一中毕业，与王自义结婚，移民加拿大。

外祖父（我们叫姥爷）名叫张人权，这个名字倒蛮有时代意义。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哪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教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奥威尔《1984年》中的“老大哥”。

姥爷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账；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外祖母（我们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得自然不会背挺得直，姥爷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的威严人物，经常对姥姥说：“老太太，把背挺起来、挺起来！”姥姥却不太理会他。姥姥唯一理会的是姥爷有爱讨姨太太的毛病。姥爷喜欢讨姨太太，本来是说说的，后来真的讨了一个回来，但是不久姨太太就离去了。姥爷还不死心，还想讨，但是不久他就死了。姥爷死后，姥姥就同我们合住，一直到她死去。

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大概也是姥爷要讨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个女儿是老大（妈妈，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们叫三姨）、老三（我们叫老姨）。三姨亲上加亲嫁给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给李子卓，生了一个儿子。李子卓是我的长辈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并且还是“外戚”级的。我家同国民党素无渊源，在一党独大下，家世清白，于此可见！

从1926年爸爸北大毕业回到东北起，到1936年我一岁这十年间，是我们在东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这十年间，爷爷退休、爸爸结婚、姥爷死去、妈妈生了四个姐姐之后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荡荡。计开：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和我，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共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援，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正是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东北人民泪尽胡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爸爸一直计划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可是种种困难，未能如愿。到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他终于做到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十九口浩浩荡荡，迁到北京（国民党政府改为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满洲记”。这时，我以两岁的年纪，离开了哈尔滨，从此我的家，不在东北松花江上了。

北京·太原　（1937-1948·二到十三岁）

北京虽然是爸爸的旧游之地，但这次重来，处境、心情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东北是根，北京却是浮萍，一切都得重新干起。首先是找职业，要找人介绍。他去找过他的老师胡适，但是胡适没理他（胡适是不帮人介绍职业的，但对有成就的人，他会主动帮忙）。爸爸在北大时就不是出色的学生，胡适对他并无印象（二十年后，我还同胡适提到这件事。胡适说他完全记不得这位学生和这件事了）。找了一阵，他终于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那时我们住东城，为了省下车钱，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生活的艰苦很快伴来了时代的艰苦，北京也不对劲了，日本鬼子的魔手自东北南下，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爸爸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有能力南迁了，他只能派五叔到后方去，其余的人，都第二次做了“遗民”。爸爸人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马占山将军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军师，就是吴焕章。吴焕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爸爸做二哥，为人风趣、热情而细心。吴焕章1935年起做立法委员，1944年做三民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支团代表，1945年做国大代表、兴安省主席，到台湾后做“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台中研究区主任的闲职。他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俄文法政学系毕业，俄国海参崴东方大学研究。九一八事变后，他和爸爸展开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爸爸留在北京，吴焕章“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由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秘密任命。所谓“同志”，是同马占山将军抗日志愿的有志一同，并非国民党。

这时爸爸在北京法部做科员，因为极有才干，被上司看在眼里，开始大力提拔他。在三四年间，他就升到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真的“参加敌伪组织”了。所谓禁烟，禁的就是鸦片烟。华北的鸦片烟，山西省是大宗，山西省会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辖地。华北禁烟总局局长是北大教授出身的北洋要人万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烟局交给无名小辈当家，这是北洋耆旧们用人唯才的一种度量，这种度量在国民党当道后，已经愈来愈远了。

爸爸在1941年去太原上任，五六岁的我也去了太原。我清楚记得我坐在火车上，前往太原；清楚记得经过娘子关，自河北进入山西。火车有卧铺，自北京到娘子关的时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后，就住进禁烟局。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场。一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T形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长的专车。这辆车车门外有很宽的脚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保镖。我在北京亲眼见过大人物坐在这种车里，车门两边站着保镖，保镖一只胳臂从窗外勾在窗框上，两眼圆睁，向路人盯着，神气活现，颇有晏子御者的味道。不过这辆局长的车，并没有保镖。进门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圆门，门后一块小花园，门边一间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爸爸、妈妈、二姐、我、大妹，就住在这大排主房里。我记得一搬来，就运到一个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但是太原没有自来水，要洗澡，由一个挑水夫一次一次挑水来，向盆里倒。挑水夫是一个小伙子，造型很像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中的阿Q。有一天，他向我要我撒的尿喝，他说“童子尿”可以治他的病，不久他就死了。

在太原住了一年，使我印象难忘的还有：

一、对鸦片烟，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禁烟局的鸦片一堆一大操场，都是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去了砖窑似的。我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我看过更多的鸦片。

二、爸爸的日文秘书于秘书在局里的一个同事婚礼上，在喜棚中搂住一个“女招待”亲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招待”。后来时代变了，“女招待”也变成历史名词了。

三、日本的国宝——相扑团到太原来表演，于秘书带二姐和我去看，看到一个个特大号的大胖子角力赛，发现他们虚礼与赛前动作N多，令人好笑。那天台上台下，全场都是日本鬼子，现在回想起来，日本侵略中国，他们派来的鬼子们可真不少。那天是我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

四、我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后来这地方有争夺战，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作“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五、我在太原参观过一家做香的工厂。看到香是从机器里一根根挤出来的，很好奇。

六、我在太原公园里还看过一头怪胎牛，这牛有五只脚，一脚从脖子下伸出来，真是无奇不有。这件事，我完全忘记了。四十多年后，我在天母桥大木器行看家具，看到一张五脚大会议桌，中间有一只脚，我突然想起太原那头牛！人的记忆，真不可思议啊！（中国历史上有“五足牛”的记录，见于京房《易传》和《汉书·五行志》。中国古人认为五足牛的出现是上天警告统治者不要过分使用民力的意思，是一种不祥的信息。）

除了太原以外，我有一次同爸爸去了榆次和太谷。太谷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我记得参观一家医院，医院中有一架人体骨骼，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骷髅。

山西对我的最大影响不是地，而是人，是一个山西人，名叫温茂林。他是我家的男佣人。他长得两眼有神，两腮无肉，中等身材，中年岁数，穿着裤脚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一派典型中国淳朴农民的打扮。我到山西以后，茂林就来了，负责照顾我的一切，整天同我形影不离。茂林的话不多，粗识文字，脾气很憨，我做错了事，他会怒目指摘我，可是我很喜欢他。我日后的一些耿直的脾气，深受他的影响。

茂林后来跟我们到北京，有一天，爸爸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我跑过去看，发现茶碗四周都画着光着身的男人女人，这时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向我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原来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

茂林喜欢鸟，我也大受影响，养起鸟来。北京旧家的纨绔子弟，常常出门卷着白袖子，提着鸟笼子，叼着烟，迈着八字脚走路，一派腐败堕落的模样。我那时太小，还不到这种水准，不过鸟倒也养过几只，有一只百灵，老老的，会学十一种动物的声音，可惜其中包括学猫叫，百灵一学猫叫，就被认为误入歧途了，身价也就大跌了。茂林会画一笔鸟，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我大为佩服，也就全套学到。我把它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我小时候，道学得很。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一部分房子分租给一家房客，房客中有一个小女儿，大家叫她小妹。我当时最大的“特怖”（taboo），就是别人说我和小妹有什么什么关系，我会立刻大发脾气，并且破口大骂。姐姐们知道我这一弱点，所以吵架时候，故意说我是“小妹丈夫”来气我。我呢，就用“大连太太”来报复（大连是大爷亲戚李德邻的儿子，是个极顽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时候，和姐姐们如有什么谈判或协议，为遵守诺言起见，双方都以“大连太太”“小妹丈夫”做赌咒。姐姐失信，就是“大连太太”；我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我不消——当茂林同女佣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爸爸的禁烟局长位子，后来卷入政治纷争里。原来日本华谷（？）中将很跋扈，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脑筋就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二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老资格，也有个性，对日本鬼子并不唯命是从，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于是首当其冲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当然也与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一天晚上，爸爸、妈妈、二姐、我、大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车，车开到榆次，上来几个日本兵和翻译，同爸爸说了几句，就由两个日本宪兵把我们带下车了。走在又黑又泥泞的路上，日本宪兵轮流抱着我，很久以后，到了日本宪兵队，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一间旧式的平房，中间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妈妈和我被释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华谷中将的作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于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爸爸。信科长长得人高马大，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来整他；于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攀爸爸，所以爸爸没吃苦头。他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个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回北京时，戴的是个东洋烂表。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对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场，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他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做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抗战胜利后，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做一点准备，他决定在清白没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于是他就只身先回东北老家。那时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东北去，结果走到山海关，就被共产党给挡住，只好折回来。后来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对他也一直有所误会。1961年10月10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写给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的，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吴焕章这封密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爸爸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爸爸的故事，画出了一幅谑画，就是：作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爸爸的一生，痛苦地得到这一教训。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不到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爸爸的“汉奸恐惧症”，是我们一家来台湾的根本原因：别人都是怕共产党而来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来台湾，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无过于此了。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那是沈铭三（一般人叫他沈二爷，我们晚辈叫他二太老爷）租给我家的房子，我们前后住了十年。我在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的最早记忆是：一天晚上，飞来一只受伤的鸽子，我们把它包扎好，伤养好后，它也不再飞走了，就成为家里的一员。不料一天被猫扑上去，把它咬死了，我们都很伤心。那时家里不能不养猫，因为房子很旧，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过阴沟铁栅，咬走过铁栅的小鸡。提到小鸡，也引起我的回味。北京乡下人沿街叫卖小鸡，用扁担挑两个很扁很扁的箩筐，到了家门口，把箩筐盖打开，顿时一两百个鸡头攒动，毛乎乎的、黄澄澄的，每只都在摇，每只都在叫，可爱极了。卖鸡的随手抓出一两只来，放在掌心，特别介绍，痒得你非买不可。养鸡以外，家里也有猫狗。养猫狗，都以实用为目的，猫狗也不像现在这样娇生惯养，那时候猫狗好像都是脏兮兮的。对猫也有很多传说，比如奶奶、爷爷、姥姥死的时候，猫都要关起来，因为传说猫跳过死尸，死尸会坐起来，就是“炸（诈）尸”，这是谁都害怕的事，谁都不敢冒险，所以只好把猫关禁闭。

我六岁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热水袋去敷，结果愈敷愈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况不对，请关颂韬大夫来看，关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是中国第一名医，他断定是盲肠炎，必须开刀。听说肚子上要开刀，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爸爸也感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于是爸爸决定开刀。

我住进东华医院，开刀那天，医生把哥罗芳按住我鼻孔，叫我跟他数数字，我跟他数到三十多，才麻醉过去。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插入两条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已经腿软得不能走路了。

爸爸高兴他的正确决定，使我大病不死。爷爷奶奶们对西医也没话说，只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下去，照样可以看好。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肓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病好后，茂林陪我到关大夫家谢谢他。关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我喜欢鸟，特别送“李局长的少爷”名鸟一只。听说关大夫晚年住在台北，我一直很感念他。我读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看到关大夫坐飞机去救丁文江的事，就觉得特别亲切。到台湾后，有一两次，医生检查我身体，看到盲肠开过刀，听说刀是关颂韬开的，都会夸他是名医，可见关大夫在中国西化医学中的地位。

我得盲肠炎的时候，还没有盘尼西林等名药，割盲肠还算不小的手术。如今已算是小手术了。

从内务部街东边街口，向左转朝阳门南街，再向右转，就是新鲜胡同。新鲜胡同有新鲜胡同小学。这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它共分两部分，胡同中间路北，是分校，包括一、二年级和操场；再往前走，路南就是校本部，包括三至六年级、音乐教室、校长室。校本部有纵五排侧三排房子，第二、三排最高，盖得最早，颇有巍峨的气象，那是三百年以上的房子了。它们原来是明朝大宦官魏忠贤的生祠！明思宗上台后，魏忠贤上吊死了，他的生祠，自然也一所所完蛋了。新鲜胡同小学在三百年后接收了这一生祠，真是谁也想不到的事。

我是1942年七岁时候进新鲜胡同小学念一年级的，当时我在家娇生惯养，胆子很小，初次上学，颇不习惯，所以由茂林陪我。他站在教室窗外，跟我保持隔窗遥望的照应，我一边听级任老师上课，一面紧张地看着茂林，心有二用，绝不大意。一年级级任是位姓师的女老师，戴着没边的眼镜，和蔼可亲，人也漂亮。那时没有什么幼儿园，一念书就是小学一年级，我记得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天亮了”。其实，我那时已在家里先背过《三字经》，也看过《小熊逃学》《小狗回家》等儿童书，我的程度，已经不错了。不过那时还有读私塾的情形存在，有的小学生是读过私塾再转入小学的，所以会背《三字经》的，应该不止我一人。茂林陪我窗里窗外式地上课，后来结束了，我也能完全适应了小学生活，并且很快学会了如何“我告老师去”。有一次小便时候，一个顽皮的小男生在我背后一推，我身子站不稳，两手陷到尿池里，我很快地报告了老师，老师问是谁推的，我不知道那小男生名字，只好走过去，到他身边，把他揪出来。有一次，我在校门口向一位男老师敬礼，一边敬礼一边大喊老师早，男老师那天大概有什么毛病，忽然当面斥责了我，我大为伤心，回家大哭。五叔查出那男老师原来是他学生，跑去骂了他一顿。这件事我五十多年后还能记忆，我相信办教育的人对小孩子的态度，真不可不小心。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1943年八岁进二年级，级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师，是个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远是一袭旧“阴丹士林”蓝布长袍，进教室后先不说话，而是拿出鸡毛掸子，清除讲台桌椅，他清除得很慢、很规律，包括每一条桌面下的边，都不放过。他清理过程一言不发，我们全班也一言不发，看着他天天大扫除。如今回想，此公大概有点洁癖。崔老师书教得不错，只是太严肃了。我记得他骂过我一次，说：“李敖你出去！”什么原因，全忘记了。崔老师的蓝布大褂儿，留给我对长袍最早的印象。

新鲜胡同小学因是古宅老屋，颇多鬼怪传说。我只有一次奇遇。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志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nightmare）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崔老师不久得肺病死去，来了一位女老师代他。全班恢复了活泼气氛。图画课上，我总是画汽车，女老师很欣赏我画的汽车。我对汽车的印象，是在太原建立的，那时很少小朋友像我这样“现代化”过，他们要画，大都画洋车，就是人力车。

1944年九岁进三年级，改到校本部上课，开始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音乐课有音乐教室，一个是开始学日文。音乐教室主持人是杨老师，是这小学的资深老师，前额又秃又大，人很精神。按起风琴来，更精神十足。学校太穷，买不起钢琴，风琴也别有情调。我们学的第一个歌是《飞》，歌词是“飞飞飞蝶飞飞飞，飞到鸳鸯天芳草地，飞飞飞蝶飞飞飞”。一共三句。也学过刘复（半农）、赵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风》——

好大的西北风啊，飞到一座树林里。

它叫树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对树林大声说：现在已经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劲儿，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这首歌，唱得热气在寒冬里直冒烟，非常有劲儿。

在唱《好大的西北风》的季节里，教室里冻得要命，只好一个教室一个火炉，但是学校只供应火炉，燃料是供应不起的。燃料由全班同学每人每天带煤来。生火是由全班最早到的同学负责。一般北京人的炉子，有两种：一种是烧煤块的，用于洋炉子，冬天取暖用，上面也可烧开水之类；一种是烧煤球的，用于土炉子，四季皆用，可以做饭、取暖。这种炉子，生火时候，要在院子里，早晨零下几摄氏度，在院子里生火，左生不着，右生不着，两手就冻成红萝卜，要跺着脚，放在嘴边用热气呵个不停才成。用这种炉子，在续煤的时候，可不能偷懒，若是续上煤球，偷懒不端到屋外，或还冒着蓝火苗就给请了进来，大家就有煤气中毒的危险，用北京话，这叫“煤熏着了”。被害人轻则到院子里吃西北风透气，灌酸菜汤；重则一命呜呼。这种炉子用的煤球燃料，是煤沫子、碎煤加上有胶质的黄土摇出来的，就像摇元宵一样。摇煤球的工人，外号“煤黑子”，他们摇煤球的时候，先做好两三坪面积的煤糊，然后再用铁铲子切，横切成一寸多宽的距离，这面切完后，再调换方向，还是横着切，这样切完，便成了小方格子，然后放在筛子里去摇。摇的时候，先放一个花盆在下面，再把筛子放在花盆上。摇煤的便蹲在地上，用胳臂左右交互摇将起来。筛子下的花盆好像一个轴，一边摇还要一边注意将粘在一起的散开，又得随时撒些煤末子，摇到后来筛子里的小方块渐渐摇滚成了黑乒乓球，晒干以后，就可用了。煤球普通一大担一百斤，前后各五十斤，小担五十斤，前后各二十五斤。大部分用户都三五百斤地买，或找摇煤球的到自己家里来摇，穷苦的人家也有一次买五十斤的。再穷苦的人家就无所谓买多少斤了，而变成了“捡煤核儿的”。所谓煤核儿，是不论烧煤块或煤球，都会在拢火后留下残渣，残渣丢到垃圾堆里，捡煤核儿的便去废物利用了。他们遇到一块煤，认为中有文章，便用家伙，敲打一阵，把炉灰敲掉，如果中间有点还没烧完的黑心，便放进小竹筐里，这样子积少成多，也够自己家里烧个一天半天的。因为有这点剩余价值，所以在垃圾堆上，常常看到穿着又脏又破小棉袄棉裤的小孩子，缩着脖儿，冻得流出两行清鼻涕，在翻腾垃圾堆。当然这些小孩子，是没钱念书的。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台湾，在东北，都从小学一年级起有日文课；在华北，则从小学三年级起。当时每个小学都有一名日本顾问，新鲜胡同小学日本顾问叫“施掘”（？），我们给他外号，叫“屎橛”。这个日本人态度还友善，写了一手日本体的好毛笔字，经常写出来，作为每周重点。我记得他写过“姿势”两字，贴在布告栏上，要大家注意“姿势”。教我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师，我那时恨日本侵略中国，不喜欢学日文，成绩很坏。成绩单拿回家，爸爸说：“恨日本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一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于是我开始发愤，最后考了一百分。

1945年十岁进小学四年级，抗战胜利了。在沦陷区生活八年的遗民，自然渴望重光的一切，我们这些做小学生的，也不例外。这时候，一个最优秀的小学生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詹永杰。詹永杰长得极好，圆圆的脸，红红的脸蛋，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突然脱颖而出，在四年级的班上，风靡了我们。原来詹永杰知道最多的八年来被封锁的一切，他会背《国父遗嘱》，他会读《三民主义》，他会唱《中华民国国歌》，他也会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甚至发动同学，一齐抵制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凤鸣欺负我们，动辄动拳头，我们“抗齐八学期”，如今要随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我因在二年级时被齐凤鸣动过拳头，久思报复，今逢詹永杰发难，自然首先响应，于是群起而斗齐凤鸣。齐凤鸣见人多势众，气为之沮，级任老师鲁小姐事后责备我，说：“没想到你那么凶！”其实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凶的人，詹永杰启发之功，实不可没。詹永杰家里有不少杂书，常跟我交换看，使我在读物的广度上，进步不少。后来詹永杰和我，还有一个脑后留“坠根”（“坠根”是脑后留眼镜片大小的头发，这种从胎毛就留起的头发又叫“孝顺毛”，留长后可编小辫，因为很短，据说鬼都抓不住，可以长命百岁，所以也叫“鬼见愁”）、左耳戴“金圈耳环”（满月这天扎左耳洞戴“金圈耳环”，意味套住了，安全了，结婚之夜才由新娘拿下）的小朋友，三人在我家，焚香膜拜，拜起把子来，这当然是受了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影响。爸爸很喜欢詹永杰，说他长得真好，他乐见我们拜起把兄弟来，还叮嘱我们不要“拔香头子”（把兄弟决裂之意）。

四年级念完的时候，就是“初小”毕业，先发一张文凭。这是我平生第一张文凭，内容如下：

毕业证书

学生李敖系山东省潍县人现年十二岁在本校初级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校长　张瑞珂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7月　日

十二岁是旧式算法，从怀胎起算，所以生下来就多一岁。文凭上的图章旁加盖“暂用旧印”字样，因为随着抗战胜利，国民党大发神经，大发“改名狂”，把好好的“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改名为难听的“北平市立一区九保国民学校”，校长也换了，因为青黄不接，所以“暂用旧印”。

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所谓北平市教育局局长王季高来视察，全校学生都恭迎如仪，不在话下。这位局长大人，在共产党围城前夜，曾先开溜。原来围城前，国民党在当地的头子傅作义，宣称“誓与北平共存亡”，为了表示“共存亡”的决心，上上下下，谁都不许走，不许开小差，不许逃难，同时在城内加做市内机场等，决心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王季高洞烛先机，看到所谓“誓与北平共存亡”是鬼话，于是，自己就先逃难到南京了。王季高一走，傅作义大怒，致电中央，请将王季高截回。但是还没截回，傅作义就投降了。国民党在大陆，经常表演“共存亡”的把戏，可是真正相信它的，就来不及跑出来了。后来到台湾的衮衮诸公，都是当年绝对不相信自己发誓“共存亡”的一群人，唯独不自信，故能失信，悲夫！

另一件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宣慰。全北京的小学生都列队在马路两边，恭迎如仪，也不在话下。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学生，还参加欢迎美国军人北上。大老美们在卡车中招摇而过，我们恭迎如仪，更不在话下。美国军人北上，是美国人支持国民党的具体行动，大家对老美最初印象尚可，后来他们闹得不像话，最后强奸了北京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女学生沈崇，惹起公愤，才滚了回去。

1946年十一岁进五年级，算是“高小”，共有甲乙丙三班，我分在丙班，就是五丙。五丙教室是全校最后面的一间教室，隐蔽而阴森。级任老师是王恒庆，是一位乐观、口才好，又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她除了生小孩时候由她哥哥代课外，一直跟我们到六丙以至“高小”毕业。她在正课以外，还教我们念《陋室铭》《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秋声赋》《卖柑者言》等古文，这些古文我至今能背，都得力于王恒庆老师的开导。五丙以后，我的课外书读得愈来愈多，成绩已脱颖而出。1947年十二岁念六丙时候，我当选班上自治会主席，又是学校图书馆馆长，又是模范儿童。那时詹永杰在六甲，已经成绩不如我了。王恒庆老师跟我们同学感情极好，但有一次被我们气得赌气不教了，走出教室，我跑出去，把她迎面推了回来。王恒庆老师是我小学时代最怀念的老师。我小时候，长得“真人不露相”，面目慈祥，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叫“老太太”，王恒庆老师也这样跟着叫，她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由此可见。王恒庆老师生小孩的时候，她的哥哥来代课，此公身材很高，写了一手整整齐齐的黑板字，为我生平仅见。他在我作文上批“意短情长，允称佳作”，给我最大的鼓励。他最喜欢讲《聊斋》故事给我们听，《陆判》也，《织成》也，把《聊斋》人物讲得鬼气森森，最令我们倾倒。

教劳作的老师外号“老头”，是齐白石的学生。他宿舍里琳琅满目，艺术奇珍甚多。他教我们刻印，第一次我刻“竹报平安”四个字，刻得不错。有些顽皮的男生不肯刻，只用朱笔偷偷描成印文，去骗“老头”。“老头”一看，劈头就揍。顽皮的男生们个个恨他，在劳作课前，常常用毛笔画“打倒老头”图文在镜子上，再用镜子反射日光照在墙上，好像电影一样，全班大笑。不久“老头”进来，追查此事，又是一个个狠揍一顿。

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在新鲜胡同小学中，有我神秘的初恋。这女孩子叫张敏英，北京人，长得清秀脱俗，长形的脸，眼睛不大，但是晶莹而有灵气。她身材高瘦、性情温和，是最最可爱的小女生。功课也好，尤其写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级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师排座位，一度还并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乐。六年级后，她和我较熟起来，下课回家，偶尔走在一起。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时候，她也和我一组过，她穿着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令我心动。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泪眼，看她楚楚可怜，非常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馆长的时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Juliet），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1948年十三岁，小学毕业了。毕业前碰上姥姥去世，所以我对张敏英和其他同学都在意料之外没有再见了。直到四十年后，小学同学章棣和随中央交响乐团来台，他是团中的首席双簧管，带来了詹永杰的问讯，我才跟永杰恢复了联络。永杰初一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做到大学教授，我看到他们和鲁老师的合照，顿觉往事历历，恍然如昨。我侧面打听张敏英在哪里，但是没有答案，也许他们不愿把答案给我，朦胧下去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小学毕业后考中学，我考了四中和师大附中，都考取了。四中还考了第一名，爸爸代我去看榜，他从榜尾看起，愈看愈心凉，没想到状元当头的，竟是自己儿子。事实上，我的家人并不完全知道我的实力，我从小酷爱读书，并且文科理科都好。我受了顾均正《少年化学实验法》一书的启迪，在小学六年级就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我刻了一个木印——“李敖实验室”，保存至今，藏书中还有《化学仪器吹制法》《儿童实用科学大纲》等，也保存至今。后来离开北京，实验室没经费了，我的兴趣便向文科一面倒了。

小学六年级时候，我开始向北京的《好国民》杂志投稿，刊出有《妄心》《人类的冶藏》等文，这是我发表文字之始，从十二岁到我写这本回忆录时六十二岁，我已足足有五十年的发表资历了。

上海　（1948-1949·十三到十四岁）

1948年暑假后，十三岁的我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初一上，那时我计划写一部《东北志》的书，并开始收集资料，从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到张纶波的《东北的资源》、郑学稼的《东北的工业》，乃至于外人写的《日本在满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都在我收集之列——一个初一学生，有这种水平与气魄，洵属罕见。有这种程度的少年人，其骄傲自负，也洵属当然。不过我的骄傲自负，都在我心里，待人接物，我仍旧一片冲和。不但冲和，并且还常开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恶作剧，搂住一位两眼含情脸蛋泛红的潘姓漂亮小男生大叫：“我爱潘金莲！”即属此类。

可惜搂“潘金莲”的好景不长，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爸爸这次学乖了，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在东北时候，曾帮了一位台湾朋友翁镇的大忙，翁镇回到台湾，写信来劝为什么不直接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所以，广义地说，我们一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我们不直接来台湾而落脚上海，在上海耗尽了机会和财力，最后仓皇来台，是一个错误的转折。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姐、四姐、我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坐轮船到上海；大姐、二姐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姐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姐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姐、二姐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京被围城，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等到我再见大姐、二姐时候，已经是四十四年以后，我请她们来台湾一游，垂老重逢，恍然如昨。

1948年冬天，我和三姐、四姐，先由北京到天津，准备搭船去上海。我们在天津住在旅馆里等船，三个都是初中学生，由五叔陪我们。天津的街道很干净，这个城给我的印象是清凉的。在这城里，我记忆不出任何一张面孔。记忆中，我好像住在一个没有人烟的死城。不过那时候，局面很乱，说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为补办一些事，必须回一次北京，我就只身搭火车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鳞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战乱下的苦难百姓。伤兵口中的国共之争是内战，是兄弟之战。其实，要说内战，说兄弟之战，可有比这更具体的。当时河北省东边有两个兄弟，哥哥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了，弟弟被共产党拉去当兵了，结果竟在战场上相对开枪，互相把对方打死了。梁秋水老人当时写了《冀东兄弟行》，有“兄弹弟腹穿，弟弹兄脑裂”的描述，原诗凄惨，我至今不能忘记。

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地在甲板上张望。船开出渤海，经过山东，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

到上海后，我们全家住在工地附近，准备迁入新居。新居是一排小公寓中的一、二、三楼。三楼是六叔顶下的，一、二楼是爸爸顶下的。地点在上海虹口提篮桥附近，对面就是上海监狱，当然是个很烂的地点，但这一小房子，却已占掉爸爸全部积蓄的大部分，所以不得不严事紧缩。因为六叔和我们两家十九口人中，谁都没有职业，这当然是很令人担心的。当时物价又波动得大，所以爸爸就买了可供几个月吃的面粉，堆在家里，买来美国救济品（大多数是大罐牛肉酱式罐头）作为主食，准备长期苦撑待变。

虽然严事紧缩，但是有一笔钱，爸爸却一定要花，那就是我的学费。爸爸坚持我的学业不可中辍，于是我就在姐妹们都没钱念书的时候，独自上学了。那时缉规中学正好有春季班，我在1949年1月25日考取，又从初一上念起。

缉规中学原名华童公学，是第三个成立中国童子军的学校，历史悠久。胡适在上海落魄的时候，就曾在这个学校教过书，后来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个学校后来为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就改名缉规中学。我第一次走进这学校的时候，它漂亮的建筑大大吸引了我，因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来，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都的学校，风格完全不同，贫富也完全不同。

注册以后，2月15日开学，一上课我就傻了，因为老师学生多讲上海话，我不懂上海话，使我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课，上海地区小学就念英文，英文课本是沿用几十年的“英文津逮”，内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语”深，我简直跟不上。英文老师是女的，讲的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话，这下子我英文不懂上海话也不懂，上课时候简直受罪。幸亏每天回家爸爸为我恶补，过了一阵，总算稳住局面。在班上我的国文、历史成绩突出，使老师对我另眼看待，同学也不敢低估我，所以还勉强不受上海佬的气。不料好景不长，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正在教室刻图章，马面班长过来说侮辱我的话，我说你给我停住，再说我就不客气了。可是他还说，我就随手举起刻印刀来，他边退边说，我就来个“小李飞刀”，他一跑，刀正好扎进他的脚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来。大家赶忙把他抬到医务室，我也跟在后面，只觉得脑里昏昏的，心想这下子可闯了大祸。训导主任长得人高马大，过来问我：“是侬干的？”我点点头，他哼了一声，掉头而去。后来马面班长给送到医院，住了好几天，费用全由我负担。学校方面，说我行为粗暴，以刀伤人，记大过一次。

在上海那段日子，我专心念书，没有任何游乐，我没去过电影院，只是应邀去了一次王家桢家。王家桢字树人，吉林省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红人，他早年在北大念书后转日本庆应大学，1930年做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年出席国联，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东北时，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他的太太是我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点“诛九族”也诛不到的远亲关系。在1948年6月18日姥姥死后，在北京局势恶化前，我家搬离了内务部街老宅，就住到他家的后院。他有两个儿子叫大弟、小弟，年纪跟我接近，我们常在后院一起爬树。有一天，我到前院去，正好碰到一位客人来，这位客人，不是别人，就是爸爸参加那个秘密抗日团体的领袖——马占山将军。马占山将军字秀芳，吉林省怀德县人，短小精悍，外号“马小个子”。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后来入伍，骁勇善战，直升到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相当师长，因为东北军没有师编制，只以旅做作战单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在嫩江桥战役里，孤军抵抗，日军死伤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将兵败切腹，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因为这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第一次公然藐视。日本鬼子感到太没面子，发动对马占山将军的总攻击，由多门中将总指挥，展开大规模的陆空作战。因为众寡悬殊、武器悬殊，马占山将军在11月19日，转入游击战，在拉哈车站击毙日军八百人，东北义勇军之名震动中外。1933年，马占山将军被逼将部队从满洲里撤入苏联，他先由苏联转欧洲，再由欧洲回上海，全国欢迎这位抗日英雄，如痴如狂。马占山将军给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这是八年抗战的最大基础。在这基础上，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证明出两点：第一，他告诉中国人，我们肯打、能打，打不过也要打，而打游击是对付日本人的最好战术。他孤军抗日后，在关内，各地青年在国民党“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1937年8月8日国民党文告中自承）的政策中，纷纷请缨北上，要加入义勇军，甚至一·二八抗日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十九路军，也自动要求北上；在关外，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拥众从几千到几万，武器从猎枪到丈八蛇矛，与日本鬼子苦战不懈。据日本鬼子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间，光在前十年就出动“讨伐队”达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次，平均每天出动近五次，来剿义勇军。日本鬼子阵亡的骨灰，每年运回达十万具！十四年间，东北二百三十个县中，孤军抗日之事，此起彼落。日本鬼子虽然严刑峻法（以家为单位，家长酷刑处死，男丁充矿工，女眷做营妓），但是平均每天游击战仍有二十起。东北同胞的孤军抗日，比起其他各地的来，更早更久更艰辛。可是在国民党的钦定历史中，却一笔带过或不成比例，这是太不公道太不公道的！第二，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的坚苦卓绝，得到世界公论的同情。他向国联李顿调查团提供的证据，最后使日本鬼子被国联宣布为侵略国，使中国得到世界公论的支持，使世界知道中国人不可侮，中国人还是肯跟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还是有出息的！

可是，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显然使不抗日的蒋介石进退维谷，显然抢了蒋介石的风头，而为蒋介石所不喜。所以，他虽是第一号民族英雄，但一直被冷冻、被迫害；他的手下，从东北撤到新疆的时候，被残杀。抗战期间，他遥领黑龙江省主席，实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驻节在陕北榆林和绥远五原。蒋介石歧视他，使东北挺进军只有两三千人，装备之差，首屈一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私心自用，没道理地把东三省改为东九省，使马占山将军连空头主席都不可得。他带着残部，在凄凉中奔回东北老家，可是在半路上，共产党拦住了他，消灭了他的追随者，在左右不逢源中，他黯然到了北京。后来蒋介石在东北与共产党作战失利，有人建议，何不派马占山将军回东北号召呢？于是给他一个空头名义，让他回到东北。1947年4月16日，马占山将军万里荣归，一下火车，群众一拥而上，包围了他，他们大喊：“马将军万岁！”把他抬了起来。在东北同胞的内心深处，他们知道除了马将军，没人值得喊万岁。四天后，东北同胞开大会欢迎他，十万人到场欢呼。马占山将军才六十岁，可是多年流亡，人已苍老，他满脸皱纹，满脸风霜，对着每一张苦难的脸、折磨的脸、马首是瞻的脸，他泪下，十万群众也泪下。泪尽胡尘的东北遗民，又重新学会了流泪，他们流汗欢迎接收大员，但是流泪欢迎马将军！那时东北同胞在饱受日本、苏联的折磨以后，正受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折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带头贪污舞弊，买大豆、运高粱、炒金钞、占公车生意等等，不一而足。马占山将军无能为力，最后百无聊赖，回到北京。那天正好来看王家桢，使我有缘相会，我见他走进来，心里无限崇敬。

我家转到上海后，王家桢一家也转到上海。大弟、小弟约我去玩，三个小男生参观了全国最高的国际大厦、金门大厦，大概上下电梯多坐了一两次，引起开电梯的上海佬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势利眼，我至今记忆犹新。王家桢请我吃饺子，王伯母最后留下盘中的三个饺子不吃，说要留在盘子里，吃光了太难看。王家桢手不释卷，那天他手中拿着的一本厚厚的翻译小说，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的。此公面貌不凡，亲切中有庄严，令人印象深刻。与王家桢分手后四十年，我应邀到世界新闻学院演说，讲完在人群走出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在旁叫住我：“我是世新的老师，我叫王素梅，是王家桢的女儿。”我没想到王家大姐竟跟我相逢孤岛之上！前后四十寒暑，得见父女两代，人世际遇，岂不奇哉！

我在上海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我早在北京时候，就对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向往不已，到了上海，亲自去看，十分过瘾。商务印书馆楼上有风渍书大廉价，每本书后面盖个蝴蝶图章，证明为廉价品。我买了不少，大部分是“现代问题”丛书和“新时代史地”丛书。去这几家书店，我必须过桥进入黄浦滩。有一天早上，我在黄浦滩边目击了抢购黄金的热潮，那幕镜头令我终生难忘。原来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零点二五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要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蒋介石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蒋介石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点一，滚成一比十点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出现，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蒋介石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是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必无成功之理。很快的，全国就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我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两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蒋介石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五点的解除宵禁。清早五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两千年所未有也！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真会说话啊！

由于战乱遍地，一群群最叫人痛苦的受害者出现了，那就是难民中的难童。难民们在大江南北逃难，许多难童在逃难中丢失了，流落在都市街头。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10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这真是惨绝人寰！当时漫画家张乐平以难童为主题，画了《三毛流浪记》，引起大众的重视。宋庆龄在4月4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为张乐平举行“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又举办“三毛乐园会”，以收入所得，救济难童。当年的三毛们，是战乱中的孤儿，流亡到十里洋场，流浪在十字街头，靠着一个破洋铁罐——他们唯一的家当，在垃圾堆里捡吃的，或乞讨，或擦皮鞋，或推车子，或偷东西……不管怎么辛苦，怎么奋斗，怎么讨生活，结局却大都是路毙街头。张乐平在1947年年初的一个刮北风晚上，从外归来，路过一个弄堂口，看到三个难童，紧紧地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堆小火，他们靠着这点火，取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弄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作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自此以后，他从1935年就已定型的三毛画像，便改成了难童的面貌。他的三毛漫画，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包括了十三岁的我。这一感动，在三十三年后，我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期里，犹有余波。在该期封面，我刊出了一幅姐弟难童图片。图片中一个穿破烂黑衣的小女孩，背上背着弟弟，坐在马路边睡觉，两脚赤足，左手下垂，右手拿着一个破洋铁罐，画面凄楚感人。这张照片，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摄到的，收入美国出版的《1949年年刊》（YEAR 1949 SECOND ANNUAL EDITION）。不料在我重新刊出后，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部管制出版的政工头子曹建中处长却大表不满，他警告四季出版公司的叶圣康说：“这种照片，都是李敖捏造的，用来丑化政府！你们替他发行，可得负责任！”叶圣康转告我后，我哈哈大笑，说：“这些无知的武人，根本不要理他，叫他来找我好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我却有感于台湾朝野对人间苦难的陌生，才有这种“误会”。警总的曹处长固然不知人间苦难，但是以关切人间苦难为职志的所谓台湾作家们，又知道多少呢？最谑画的对比是，居然有人以三毛为笔名，整天做的，竟是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这对苦难的真三毛说来，实在是一种侮辱。《三毛流浪记》问世四十年后，我感于三毛的那种悲悯、讽世与抗议的精神，湮没不彰；托名三毛的媚世作品，泛滥于市，乃请老友王小痴以漫画行家的水准，编辑《三毛三部作》一书，由李敖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三毛情结的又一余波了。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到船公司抢购，居然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上海的房子，以买价的十分之一大廉售，居然也卖掉了。于是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再逃难。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泪招手，就这样的，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们又逃难了。

这段时期，爸爸有简略日记留存，极有史料价值：

4月23日

1.和谈破裂，南京人员大部撤退，做官是他们，跑也是他们，受苦的只有百姓。

2.墨林（指立法委员王兆民）、松涵相继返沪。

4月24日

1.松涵忙着找船票，墨林等均飞广东，余则人微囊空，不愿做人尾巴，甘愿做太平民，静候解放矣！

4月25日

1.松涵全家登船。

2.南京已解放矣！

5月5日

1.松涵来信，台湾生活容易，以个人之生活及已往经历，实无去台之必要，但为求一饱或短期内觅一工作，亦有考虑之余地也。

5月6日

1.入境证寄来。

2.决定暂去台寻生路。

3.托人解决房子，由北平而上海，家资已去了大半，此番再去台湾，则一切皆空矣！

5月7日

1.房子问题，居然意外收获，以六两半（指黄金）顶出，六弟尚落一住处，虽然比较顶来，赔累甚多，但以住处换住处，尚差强人意也。

2.购船票，必需金圆券，同敖儿去河南路换金圆券，等同银元小贩，在弄堂内石阶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券，共换得四亿多。

3.购二等票二张，三等票整票三张半票三张，共用去四亿三千多万。

4.通知松涵车票已购得，请到船码头一接，并代觅房子。

5月8日

1.解决木器、米面等项。

2.面十四袋、米四包（原注：二百斤）、零星用品，均交六弟暂用，以渡难关，并予黄金一两，使其安心治病。生此时代，离聚皆不由己，只有听诸天命而已。

3.送行李上船。5月9日

1.六弟同（送）桂贞等上船，此番去台，为解决困难，在沪之日用家具能带者无不带走，东西多累人，信然。

5月10日

1.晚上船，挨过一夜。

2.次日早六弟岸上相送，以泪洗面矣！

5月11日

1.如期开船，一帆风顺。

2.船上人多得要命、热得要命，后悔来得无味也！

从这十天日记里，一幅乱世流民图已凄然纸上。我们船到海上后十三天，上海就沦入共产党之手——爸爸终于偿了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的夙愿，虽然追随得如此仓皇，如此狼狈！但是，这下子没问题啦，我李某人再也不“汉奸”啦！

台中　（1949-1954·十四到十九岁）

1949年5月12日傍晚，我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到了台湾。爸爸的老友张松涵到基隆码头来接我们，当晚搭夜车赴台中，半夜抵达，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天亮以后，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张仁园、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屐走路，走得歪七扭八。那时候台中是贫穷的、淳朴的，台湾人穷得罕见谁有皮鞋穿，满街都是日式木屐。

花了三台两黄金，我们顶下模范西巷云龙里七十二号的日式房子。爸爸在日记里写道：

5月25日

1.日过田间风味的生活，每日锄菜、购菜，如无经济压迫，亦乱世之桃源也。

5月29日

6.为琳（琤）各购草帽一枚（顶），小八见异思得，啼要不得，亦为购得一顶，小六欲要而不敢言，屋隅饮泣，节（端节）后有余款，当再为购一顶，人多食少，担当不起也。

另在账簿中，留有爸爸这样的记录：

5月7日

卖出一点五七两（黄金），船票四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元，零用五千万。

5月12日

在上海以近六点五两顶房（顶出房子）、杂项一两。

1.留给六弟一两。

2.船票二两半。

3.在台顶房（顶入房子）四两。

5月12日—6月1日

共花去半两，计存：

1.白面二袋

2.白米五十斤

3.杂粮十斤

4.木炭五十厅

共计台三百五十万元（旧台币）合金二钱。此后自6月1日起每月用款八万元，一月照一钱五分黄金计算，连日米面燃料，以不超出三钱三分为原则，能维持多久算多久，要能于短期内找到小事，则更出乎预想，能宽裕与延长几许矣！

可见来台当时一家九口，处境的艰苦。最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台湾，他还要“囤积”白面、白米、杂粮、木炭，这种无安全感，足可跟流亡上海时辉映。在上海1948年初的“囤积”数字是：

1.米九包强……足敷一年之用

2.面九袋……足敷四个半月之用

3.豆油四十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4.猪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5.煤油五桶……足敷五个月之用

6.酱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7.煤球一千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8.木炭二百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9.劈柴六百斤……足敷二个月之用

10.盐三斤……足敷一个月之用

查米面平均足一年之用

柴煤足一年之用

食油足半年之用

比起流亡上海时期，在台湾的“囤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再看他日记片段：

6月1日

1.实行八小时读书计划。

2.实行八万元（旧台币）日用计划。

6月2日

2.去成功路卖金零点八三两，共得款一百三十二万八千元。

3.买草帽一顶（原注：小六的）。

6月3日

3.购木柴一百四十斤，价十万，台湾物价亦在涨中。

6月4日

1.冒雨买菜，本日起未超出预算。

2.购配米，因雨受阻，明日领。

6月5日

1.领配米十斤，购炭百斤。

6月15日

1.卖出金少许，借维持数日，日来物益贵而金钱益贱，情况日非矣！

2.翁镇有信来。

6月17日

1.函墨林、翁镇，求一中学教员糊口。

2.去市府交户口捐，经多方查访，知为无职业而贫寒，允以最少数征收，半年征二万六千元。

3.去松涵处小坐，为生计问题，详议甚久。

6月18日

1.姥姥故去一周年，时光变幻，物是人非，可慨也夫！

2.为姥姥周年，购少许祭物，用款近三十万。

3.台湾新币制（新台币）开始。

6月26日

3.函墨林，送履历一份。

墨林就是王墨林，是爸爸北大国文系的同班同学，当时他是“立法委员”，在他的帮忙下，爸爸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台中一中国文教员。正巧我由上海缉规中学初一上的身份，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我就上了一中。摇身一变，进了初二上。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我编在初二上甲。

当时台中一中校长是外号“金乌龟”的金树荣，福建林森人，四十六岁，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员，资格最老，热心办学，人也有霸气。当时一中师资集一时之盛，其中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老师不少，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此马来头大”，但是逃难到台湾，求食而已，一切也就没话说。例如程东白老师，四十五岁，辽北开原人，学历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经历是辽北省教育厅长，但在一中，只能混到个夜间部教员！他如做过外交官的郭大鸣老师、都本仁老师，也都纡尊降贵，混起穷教员来。当时爸爸五十一岁，除了五十八岁的余又健老师，五十三岁的陈椿老师，他是年龄最大的。本省籍外号“狮头”的许文葵老师也是五十一岁，人胖胖的，可爱无比。在“老灰级”的几位老师外，其他老师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翁硕柏老师二十九岁，教我国文；杨锦钟老师三十一岁，教我英文。她是江苏宝山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美国密歇根硕士，因为留美，外号“USA”，当时她已嫁给空军军官胡旭光。后来走红，随胡旭光上任，做了国民党驻美“副代表”夫人，六十五岁那年（1983年），死在美国。杨锦钟当时风头甚健，在老师中甚为出色。当时她家境比一般外省流亡台湾者要好，用得起佣人——下女。她说她家下女最怕买牛肉，每次到菜市场买牛肉回来，一定把手平伸，远远用拇指食指提着。那时台湾人不流行吃牛肉，全台中市只有一家牛肉店，下女有所惧，非“个人行为”也。谁想得到，土头土脑的台中人，不但多年以后嗜吃牛肉，并且“卫尔康牛排馆”大火起来，还把人烧成“人排”呢！光在吃牛肉习惯上，就看出外省人带给台湾人的大影响了。

在一中念书，每天与爸爸一同出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由于我们从没见过便当盒，所以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第一天上课时，我背着书包，提着上下多层的怪物进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说这个“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来是饭桶，不然怎么吃这么多。当时我看到同学的便当原来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饭菜皆在其中，反观我的上下多层怪物，却像吃酒席，吃大餐一般，为之大窘。第二天连忙换了，吾从众矣。

进一中以后，班上春假要远足，我因早在大陆就耳闻日月潭之名，乃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于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秀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找到我，要我缴头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那时我穷得没钱照相，乃找出在大陆的一张旧照，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不料画好了，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X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亲自送，乃央求班长陈正澄（后任台大经济系主任，又讲学于日本，是名经济学家）代递。害得正澄和我的现代画，一律被老师斥回。老师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照片。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诸如此类的穷故事，显示了我家来台湾，虽然爸爸找到了职业，但入不敷出，生活仍旧穷困。穷困的原因之一是爸爸要医治长年气喘病，妈妈又开刀等，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已变卖殆尽，唯一的模范西巷房子也不得不卖掉。台中一中终于分配了我们半栋宿舍，那是新北里存德巷十三号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二个小玄关，我们一家九口住进，其拥挤可想。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老吴转到“立委”阎孟华家去帮佣了，我们又有幸转到木屋的另一半，才稍觉宽松。另一半有十多个榻榻米大，并且厕所不在院子里而在屋里，比较像样一点（原来那一半改由音乐老师郑嘉苗一家住了）。我家在存德巷十三号一住十三年，这一老宅，横亘了我的中学时代，并且充满了穷困与灰暗。但我个人比全家人都幸运，我分到两个榻榻米的空间，隔了起来，算是我自己的独立天地，在这小天地里，我一桌一椅四壁书，快速地成长、辛勤地写作，奠定了我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础。

台中一中不像台中二中，它是一个本省人比较多的学校，我初二时候，全班只有四个外省人，班上一有事，台湾同学就推我去干。一次全校烹饪比赛，同学推派我和三位台湾同学陈正澄、赵天仪、张育宏四人参加（也许不是他们三位，记不太清楚了），我声明我根本不会炒菜，可是同学不由分说，硬拉鸭子上架。好像那天烧的是一盘鸭子，好像由我主厨，不料烧出来，整盘菜都像锅巴一样乌漆麻黑的，如果另烧，时间已不允许，于是只好硬着头皮送到台前给评判老师。看着那样一盘黑菜，不论大陆人台湾人，谁都没有勇气端上去，于是协商之下，四个人，每人捏住盘子一角，一齐送上，害得评判老师们哄堂大笑。当然他们是不敢下箸的，那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评判连尝都没尝就决定了的烹饪比赛。

我升初三上甲后，国文老师是二十七岁的杨锦铨（名字很像英文老师杨锦钟，但是男的，并且是福建人），又兼导师。他是一位最能启迪学生的国文教员，海疆学校毕业，学历虽不怎么样，但书教得真好。他那时还兼事务主任，可以“上下其手”，为我们供应蜡纸、白报纸、油墨等等，鼓励我们办“初三上甲组报”，于是班长陈正澄任发行人，我做总编，赵天仪（“台大哲学系事件”时被挤出台大教职，是大好人，可惜做了诗人）写钢版，就办起来了。一次还因为批评到了高班生，被他们兴师问罪。可见我李敖办刊物贾祸，固其来有自也！

因为我的国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杨锦铨老师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谈到国文程度，我写道：“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要比过去差一倍。”他批改时，不以为然，批曰：“怎么可以以数字计量？”作文簿发下来，我没说什么。三十六年后，他退休了，我托石文杰送我的书给他，以示不负师教之意。顺便请石文杰转告他：“奥斯汀《傲慢与偏见》小说中，就有谁比谁漂亮一倍的用法。”四十六年后，我在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称赞他，移居美国的他知道了，送了花了他二十年刚刚完成的一套大书——《说文意象字重建》给我，我大吃一惊，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绩，真是高人一等。他写信给我说：“我兄名满天下，却如此念旧，衷心感动不已！”我跟杨锦铨老师四十多年未见，但是师生之谊，悬而不断；念旧之情，老而不衰，其交也君子。

从初二到高一，十四岁到十六岁，我因为国语好、国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国语演说竞赛，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姐，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姐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我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我在高一也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报》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另外还写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稿子。这时我十七岁。

1953年我十八岁，念高三，只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那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子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他当时正是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及《李敖诗集》等。我有这么好的写作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和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进台中一中后，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历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

我在台中一中可谓无书不读，但在思想定型上，却是读了许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思想定型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些多方面的问题，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困惑，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我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困学求变的过程，这段时间最明显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后期，我就逐渐定了型。在困学求变的过程里，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曾经“逼近”了我，但终于被我“摆脱”，这位人物，就是钱穆。我在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我最早知道的钱穆的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我的许多时间，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我的部分读物。

当时共产党批判逃离他们的学者，共分两个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我对他们两位，都分别加以注意。但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因阴错阳差到了台湾台中，使我先结识了他。结识的原因，得力于同学徐武军。徐武军外号“日本和尚”，因为他爸爸是日本留学的，故有这一称呼。徐武军在台中一中，有点特权似的，原因是他忽来忽去，去了又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爸爸是徐复观，先举家来台，后感台湾情况危险，又全家迁到香港。韩战（即朝鲜战争——编者）发生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不危险了，又全家迁回台湾。徐武军住在台中市的一幢单门独院平房里，很考究，我去过多次，可是从来没见过徐复观（虽然十年后，我跟他大打笔仗并且大打官司），客厅里书甚多，墙上有毛笔字赫然曰：“架上书籍，概不外借。”我至今记忆犹新。

1952年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之邀，在惊声堂讲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那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故拉拢钱穆，把钱穆接到台中徐府养伤，后来改住存德巷一号。徐武军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复观影响，课本以外知识知道不少，和我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我听了很高兴。不久，他就跟钱穆约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我走进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太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我去看钱穆的时候，手中拿着我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写的《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我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有两点感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

钱穆翻完了我的札记，一边夸奖我，一边转过头来，温和地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我奇怪钱穆竟这样当面教育徐武军，也许他住过徐府，跟徐武军很熟的缘故。

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一四页第七行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中，却有如下的说法：“先是清主更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三页第十一行云：“美人安达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半个月后（4月29日），我收到钱穆的回信，全文如下（原信没有标点，标点是我加的）：

李敖学弟如面：

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若能持之以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能熟诵《庄》书，亦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索，心体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此乃学者所宜终身常诵之书。穆最近有《四书释义》一种，亦在台北出版，与《中国思想史》同收入“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内有旧稿《论语要略》《孟子研究》两种，为初学治《论》《孟》者指示涂辙。最近又泛事《论语新解》，刊载于某杂志，以后当按期邮寄。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近三百年学术史》若能细读，可获许多治学方法，恨手边无此书可以相赠。所询两节，关于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后；安达生为瑞典人，《史纲》系一时笔误，未经校出也。《国史新论》短期内或可付印。穆最近恐无来台之便，得暇盼时时来书，以获知君学问进诣为快也。匆此，即询进步

钱　穆启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此公主敬修养的一面。信中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信中说他要“按期邮寄”他在“某杂志”的《论语新解》连载，他言而有信，果然按期寄来（“某杂志”是香港《人生》杂志），使我对他益发感念。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与钱穆通信后第三年（1955），我进了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与钱穆通信后第九年（1962），我已经成为成熟的战士。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开始激烈地攻击了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在我们会面后三十四年（1986），我还发表文字，大表我对他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我说：

试看钱穆写《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我又说：

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愈老“自缠”得愈紧了。如今他过九十三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是严侨。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8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和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那时台中一中图书馆主任是陈联璋老师，主办每周讲座，邀老师们做专题讲演。严侨应邀讲过一次《人（Homo Sapiens）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该译为“演化”，这一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讲过一次“家畜山羊”，从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马拉雅山羊说起，如数家珍，使我们惊叹他知识的多样与丰富。当时我和他并不相识，他是一位别班上的老师，我是一个另一班上的学生，他我之间，是自有距离的。

1951年到了，我十六岁。暑假后进了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这时我在知识成长上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词，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施启扬喜欢同我辩，但他实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状，令我总要用口舌修理他（用口舌修理，是有分别的。初中时施启扬编在初二戊班，很讨厌，以致被陈士宽他们用拳头修理——揍了一顿。到高中后，化学老师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为人鹰隼精明，他最不喜施启扬，施启扬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说，他相信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三十年后回想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就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吴铸人等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画，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mirror writing）专家，我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那时我们的数学作业有专门印好的“数学练习簿”，我在练习簿中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倒有一套。我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 W.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簿”发回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严侨真是迷人的老师，我愈来愈欣赏他。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我成长的历程，我对现实的不满，我对国民党的讨厌等，交了给他。严侨看了，对我有所劝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师生了。

1952年我升高中二年级后，编到高二戊，数学改由黄钟老师来教。黄钟那时二十八岁，安东凤城人，他是国立东北大学毕业的，严侨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的。在数学造诣上，黄钟似乎比严侨专精。黄钟对学生的诲人不倦，是我生平仅见的老师。他常常在下课时不下课，延长时间为学生讲课；或另外跟学生约定时间，在空堂时候跑来加讲。黄钟面目瘦削，身体很弱，有肺病，眉宇之间，总是一片忧愁。他几乎从来没有开怀地笑过，态度总是严肃而认真，令人敬畏。黄钟的父亲黄剑秋是我爸爸老友，爸爸担心我数学不好，特别请黄钟照顾我。黄钟对我印象很好，他在“数学练习簿”上批写：“为人诚实可爱。”给了我不少鼓励。当然他从没说过我数学好——我的数学实在不好。我像许多恨数学的大人物（如丘吉尔、萧伯纳）一样，对数学恨得要命。我的苦恼是数学老师却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胜尴尬之至。

1953年到高三后，我自愿休学在家，准备以同等学力资格去考大学。要命的是黄钟仍不放过我，他和我爸爸“通谋”成功，硬要我到他家去，专门为我一个人补习。他家住台中市永安街一巷五号，我每次去补习，视若畏途，但是实在不能不去，内心交战，非常痛苦。这一痛苦，最后终因黄钟病倒而暂告结束。黄钟病倒，住在台中医院里，昏迷不醒，整天只好用机器抽痰。我每天去照料他，直到他无言死去。我大为伤感，写了一篇《黄钟诔》和《九泉唯有好人多》等几首诗纪念他，并把他的遗像挂在墙上。爸爸生平最好占卜星象，他跟我说：“黄钟是好人，可是长了一副坏人相。他的人与相不相称，所以要早死。”黄钟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严侨虽然不再教我数学，但他和我的交情却与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对面宿舍，就是育才街五号，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师（他是江西兴国人，中正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在景美军法处坐牢，和我见过面。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迟来的红帽！），后面就是严侨家。因为一栋房子硬分成二户，所以变得狭长阴暗，不成格局。严侨约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时去。在黄钟住院后，一天严侨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诉他医生说黄老师恐怕已没希望了，严侨颇多感触。那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我同行。在路上，他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我：“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他指蓝色，当然是指国特。）我顿时若有所悟。隔天黄钟死了，严侨再去医院，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约我进去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劣酒下肚，终于告诉我，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产党！

当时的台中一中，像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党、“匪谍”被捕去。最令我心动的是当时女老师牟琴和她男友杨肇南老师的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材尤其肉感动人，令我们暗慕。一天夜里，他们都被捕去了，听说都是共产党、“匪谍”（多少年后，仿佛听说牟琴给放出来了，可是已被折磨得年华销尽了）；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福建政和人，二十四岁），也被捕去（后来听说太太生活无着，已改嫁给他的一个朋友了）；还有一位王怀中老师（山东诸城人，三十八岁），教历史的，也神秘失踪了（多少年后才在新竹中学重拾教职）。当时颇有人人自危的味道。黄钟死后，外界盛传他是共产党，“畏罪自杀”云云。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相信。因为他咽气时候，我正守在他身边，他久病属实，绝不像是自杀。

但是黄钟的死，确实给严侨带来极大的感触，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好人难长寿。黄钟死后，严侨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为没有钱，严侨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我从没看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哪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出，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中国国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七十九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却使我记忆犹新，永远难忘。

在多次跟严侨的夜谈中，我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来台湾比较晚，并且是从福建偷渡上岸的，当时还带着严师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说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个罗盘，扬帆过海，就过来了，言下不胜得意。到台湾后，他被发现，国特把他请去，问他你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特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市长，他那么前进，你怎么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反倒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特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就是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

严侨在台中一中教书，自己也看了不少书，他过去的看书基础又厚，所以能够吸收新知，与日俱进。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显然因为读书和受我的一点影响，而开始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这种转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严侨那种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严侨投身在中国现代的狂飙运动之中，他投入这个运动，在知识上、见解上、情感上，都强烈受到左派教条的辐射，他们那个时代的这类革命者，一般都有着热情而崇高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勇于献身，勇于殉道，心之所善，九死无悔。但是，他们对他们献身、殉道的对象，却由于“目的热”，未免沦于“方法盲”，他们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为狂飙运动的浪花余沫，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当口，他们必然会有所觉悟，这是很当然的。严侨是共产党，却是身陷在台湾的，他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地局促在蓝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长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觉悟，是可以想象的。这种觉悟也许没有《修炼失败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作者那种细腻，也许没有《新阶级》（The New Class）作者那种深沉，但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他要归队，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由于他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偷渡经验，我相信他说的，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那时候严侨三十三岁，我十八岁。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那时1950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份，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我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后来我爸爸知道了，严肃责备我不可以这样做：“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这是爸爸的理由。这种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国民党的苛政下，同情毕竟是一种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危险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道德品质，也就备受考验了。

虽然如此，严师母和我，总希望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上的帮忙，或能免掉国民党的妒忌。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血亲问题，总不是政治问题。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我商议，决定北上投亲，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这样，严师母收拾残破的一些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了。严师母北上后，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个人也忙于大专联考等，没有再能做什么。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时夜里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阴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悲凉不已。

几年以后，一天胡家伦在台大告诉我：“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我们那时都叫“火烧岛”，不叫“绿岛”。）胡家伦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社老人胡传厚，与叶明勋他们熟，他的消息应属可信，我听了消息，十分难过。

这时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适、殷海光的影响，已经十足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地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在台中一中的同学，转成我好朋友的颇多，高我三班的有张世民、何同纹、周春堤；高我二班的有李天培、金嘉锡、陈钦铭、蔡希灼、陈世熙、黄容；跟我同班的有陈正澄、张育宏、赵天仪、吴铸人、杨尔琳、赖宪沧、韩毅雄、王新德、黄显昌、施启扬、朱广诚、刚华民、熊廷武；跟我同届的有张光锦、孟祥协、吴文立、何西就、胡家伦，何铠光、李耀祖、张仁龙、庄铭山、赵秀雄、林益宣、李仁、谭伟力、李述古、李华俊、章含精、任建园、马安国、宋世谅、李咸林、姚嶂、江合祥、程国强、徐武军、胡业纯、陈振威；晚于我的有李文岳、丁善玺、吴杰人、陈瑞洲、张宏谋等。最有趣的是林正方，他在一中，以留级出名，从高我N届到低我N届，算也算不清了，他是个有趣的人，只是太粗线条了。

台大　（1954-1959·十九到二十四岁）

我在1954年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招，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中文系，但因几分之差，却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法律专修科在报名简章中名列台大各科系之一，我不明就里，在圈选的一大堆科系中，也顺便填了它，不料放榜之日，吾名在焉。入校以后，才知道全班有的是成绩足以分发到法律系却被误分到此班的（如陆啸钊等人）；有的是因入学成绩少考了三到五分而被名列此班的，并且知道我们这班是第二届，头一年还有一班第一届（苏秋镇那班），两届一共有一百五十人，当时考大学是四校院联招，四校院是“国立”台湾大学、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台湾省立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台湾省立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我们这一百五十人考试成绩都在后面三个学院学生之上，却不能如他们那样念四年，戴方帽子，当然群情愤激，认为无异上当。班上同学谢世闻，以“陋闻”为笔名，在1955年6月15日香港《自由人》上投稿《谈台大的法律专科》，就指出“该科设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议……经费由司法行政部拨给”“司法行政部也管起大学来了”“适见自乱体制，破坏教育之行政系统耳”。以上种种，经同学一再反映，再加上教我们“刑法总则”的林彬本是“司法行政部”部长、教我们“中国司法组织”的徐世贤（李元簇的丈人）又是“司法行政部”次长，他们也从善如流，赞成改制，于是，法律专修科决定改为法律系司法组，原有的法律系改为法学组，一百五十位同学闻讯欢喜，一两年的怄气，顿时一扫而空。

我个人本来志在学文，不在弄法，只因几分之差，没考入台大文学院，沦入法学院，心有未甘，决定重考。但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得先自动退学才成。我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就在改制前夜的6月27日，自动退学了。一百五十人中，我是唯一一位因兴趣不合，敢于退学的。由于胡家伦为我恶补数学，考了五十九分，得以在1955年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从此我告别了法学院，但是并未告别法学院的许多朋友，朋友中陆啸钊者，此中之尤也。我初与陆啸钊长谈，在念法律专修科的一天清早，我在教室看书，他走过来聊天，并拿他写的一篇署名“青鸟”的文章给我看，我不客气地提出意见，他颇为折服，从此成为好友。陆啸钊又精明又聪明，对我了解最深。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我赶回台中，全班同学捐了一大笔钱送我，捐钱时人人都捐，唯独陆啸钊不肯，理由是：“李敖个性耿介，他绝不会收你们的钱，不信你们送送看！”不出所料，当史静波、邵显章携款赶到台中时，果然钱被我拒收。

爸爸是我二十岁生日后两天死的，死于脑出血，晚上死在家里。第二天午前，我得到“父病速归”的电报后，赶返台中，一下火车，看到李华俊在等我，告诉我死讯，并陪我到停灵处，因为天热，当时爸爸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到最后一面，我为之泪下。晚上我找谭洁力，她有照相机，我请她为棺材拍了两张照片存念（谭洁力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我暗恋她，她生病住院时还去看过她，可是一言未发就走了）。

爸爸当时是台湾省立台中一中的国文科主任，因为在这个学校教了近六年的书，又在校外教补习，教过谭洁力等几十人，所以“桃李无算”。他是一个好教师，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不但当时目击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时还目击李鼎彝先生的宝贝儿子李敖，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丧礼改革！那时我受了胡适的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要给来吊丧的人磕头，我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真有我老子的老师所写“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这次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读起书来容易，若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恶名后来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爸爸死后十一年，我印出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书前写了一篇序，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我说：

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子无方”，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子的“不孝”，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余，油然而生一种“不孝过敏症”——对“不孝”的谣言神经过敏，并盼望别人的儿子也“不孝”。李济先生这种毛病，我们也不必怪他，因为这本是一个失败的老年人的心理变态。所以当我们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走向“学术研究”而走向“标榜孝道”的时候，我们除了该佩服外，没话可说。

不料这篇序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敏和不满，强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我二十岁这次丧礼改革，不但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祸延我进不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真是后劲十足。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在爸爸死的那年10月，登出陈养吾的《教师节为教师请命》，其中说：

……如省立台中第一中学的教师李鼎彝，平日严守岗位，热心教学，他在校中教两班国文，每周功课十二小时，由于家庭负担太重，而薪俸收入又太有限，迫不得已，于是只好在课外替学生补习功课，每日四小时，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一家八口的生活，算是由此勉强得到解决了，但时仅三年，却由于操劳过度而致疾以死了。

这话大致不差，事实上，爸爸是累死的。

爸爸对我寄望甚殷，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并且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最鲜明的例子是坐视我不过旧历年的举动。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我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爸爸是最通达的人，他最能知道我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姐姐妹妹弟弟们，便开始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我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我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我一概退回。我第一次不过旧历年的时候，爸爸面临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我做得对；感情上，他怪我太重是非，太不肯迁就。到了第二个旧历年来的时候，爸爸习惯了，也就不再矛盾。从此一连五个年头，直到他死以前，我从没有把那混账的旧历年过过。不过，他死后，妈妈陷入一个寂寞的处境。当第一个旧历年到来的时候，当妈妈习惯性地替我安排大鱼大肉以外的炒饭的时候，我没说一句话，放弃了炒饭，加入了“过年派”的阵营。有一次过年时，我向妈妈以下的各位，讲述李济说我气死老子的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我开玩笑说：“我若真有气死老头子的本领，那我首先该把别人的老子气死几个，我是绝不会遵守传统，‘气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爸爸死后，自台中市长林金标以下，到一中师生，大家捐了钱，做子女教育基金；东北同乡自莫德惠以下也捐了钱，其中高惜冰、程烈都各捐一千元，当时都是大数目，总数捐了三万多，由妈妈放在彰化纱厂生利息，后来不足维生，不断提取本金，三四年间就提光了。妈妈在爸爸死后不久，即去一中做职员，在训导处掌管全校操行登记，当时弟弟李放也在一中，功课不行，妈妈常常拜托老师们给予方便；但当别的老师反过来拜托她放宽操行登记时，她却铁面无私，其公私标准，煞是有趣。

爸爸留给我两项有形的遗产：一、两套《资治通鉴》，一套是残缺不全的铅排胡三省音注本，一套是影印百衲宋本，都在我穷困时卖掉了，前者由同寝室的孙英善买去送给张玉法了；后者由台大历史系买去了。二、一只普通的手表，由于是火葬，手表拿了下来，那时我穷得没钱买表，爸爸戴的，最后留给了我。

1955年我二十岁，暑假后以第一志愿入台大历史系，表面上如愿以偿，但是很快就大失所望。我看不起别人，不喜欢上课，连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八门课，有三门不及格，甚至连国文都差点不及格。原来国文是叶庆炳教的，第一次交作文，他虽在班上公开夸奖李敖的作文全班第一，可是我一直讨厌他，认为他没有学问却装腔作势，后来我拒绝背书，他声言给我不及格。他的老师——中文系的郑骞在旁讲了一句话：“李敖的国文不及格，谁的国文及格呀？”叶庆炳有所顾忌，给了我六十八分。我大一总成绩，第一学期只七十一点三一分，第二学期只六十五点四五分，成绩之烂，一望而知，可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始终自喜我有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

我在中学时，偶尔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学生，清纯无比，眼睛不大，但在含情之中，透视出一片灵光。慢慢知道她住我家附近的存信巷，家里很穷，父母在家开一小杂货店，每逢星期日，全家在思恩堂做礼拜。她就读的学校是台中市中，比我低一班，功课极好。我高三时休学在家，写了很多情书给她，每封都称呼她叫“罗”，都等她在放学经过的太平路上面交，可是不说一句话。我进台大法学院后，情书改由我在市中念书的大妹转交，每封都谈天说地，都很长，有一封长达八十三页，后来因故中断。爸爸死后，她写信给我，于是重续前情。我重考进台大文学院时，她考入台大理学院化学系，住女生宿舍，我却没去找她，还在写信。直到有一天，她约我在入夜的校园相见，从此陷入热恋。碧潭泛舟、傅园过夜、图书馆双进双出……到处是两人的身影。有一段时间我送报，送全台大各单位的报纸，早上未明即起，骑车到火车站附近贩报地以现金批来报纸，就地折好套好，再赶回台大，等到送到女生宿舍时候，她一定等候在门，双手奉上为我冲的热牛奶。感情好到这种程度，不但同居，并且在大二时，她干脆转出了化学系，转进了历史系（在她转出时，有一个化工系的学生转进化学系，就是李远哲）与我同班了。不过，相恋得太满也就是晴阴圆缺的开始，我的信仰和穷困，构成了我们分手的主因。信仰方面，我不信宗教，并且态度坚定，而她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没有蒋介石等人的本领可以为女人改变我的信仰，这下子构成她父母兄妹激烈反对我的借口，当然，更基本的原因是我太穷，并且毫无将来会变得有钱的迹象，这对开小店的她的家人说来，诚属不快之事。她有一次告诉我：“1949年刚来台湾时，家里一贫如洗，妈妈做了一双布鞋，叫我沿街去卖，我看到一位高大的先生，很胆怯地上前问他可要看看这双鞋，不料他大吼一声，表示不耐，吓得我哭着回来。”还有一次她的脚踏车丢了，她痛苦极了，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还给我吧，请你！》发表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杂志上，文章哀婉，凄楚感人。家境的艰苦，似乎使她的父母加深了反对异端李敖的敌忾。我和她有一对石印，她父亲发现了，把有她名字的那颗印磨去名字退还给我；而她的母亲则说：“你将来阔到了做总统，我们也不上你门；你将来穷得讨了饭，讨到我们家门口，请你多走一步！”使我对虔诚的基督徒的作风，有了极深的印象。“罗”的功课各科都好，考大学时，国文作文近九十分，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告诉我：那届国文作文，以那篇文章得分最高，他们原以为是李敖作的，不期竟出自“李敖的女朋友”之手。由此可见“罗”在国文上的功力。以那种功力，与我互写情书，内容精彩，可以想象。不过这些信都烧掉了。“罗”送我一个本子，原来整本抄的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她中学时没钱买书，那时代也没有复印机，所以她就手写了整本书。她的字迹秀丽、思路敏捷、聪明过人，读英文诗，三四遍即能背诵，我生平交女朋友不少，但是论眼神，论才气，论聪敏，论慧黠，无人能出其右。两人分手之夜，她把内裤送给我，纵《红楼梦》的花袭人亦不若也。

“罗”的离去，使我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那时我年轻，一天晚上吃了一瓶安眠药，被同房的翁松燃发现，强拉我去台大医院洗肠。在我《大学札记》《大学后期日记》，甚至《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里，可以很明显看到我怎样励志自勉，渡过那最大的困境。其实，渡过的根本方法不在励志自勉，而该赶紧李代桃僵，赶紧以新的情人取代旧的，一如桃子没了，解决之道不是励志自勉桃子多不好吃，而是赶紧吃起李子来，有李子好吃，自然对桃子有抵抗力，不再沾恋。不幸的是，有三四年之久，我一直未能成功地达成这一转换。在大学后期，我跟同班的有英国血统的“咪咪”有短暂的恋情。“咪咪”身高一米七〇，身材一流，皮肤白皙。分手之日，我把她的来信都还给她了，我写的信，只剩下一封副本，就是发表在《李敖情书集》中的第一封。“咪咪”的父亲是名人，家世不错，她仪态在优雅中有股气焰，一看就是大家出身的。有一次我看到她手执线装本仁寿版《二十五史》，觉得古籍红颜，正好辉映。我至今还保有她送我的世界唯一一张她小女孩时的照片，神韵飘逸，有着混血儿的美丽。

我虽然也勾引过别的女生，但灵则灵矣，乏肉可陈，那个时代女生少，思想也不开放，我这种不去教堂、不会跳舞的死硬派，其实要找个理想的女朋友并非易事。“红颜知己”上的苦恼，使我大学念得很不快。我毕业后，1960年2月12日，在部队里收到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像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我想，姚从吾老师和我同班好友萧启庆的看法，正好可作为我历史系四年的总评价，我的确是一个“在各方面”够得上“最”字的大学生，虽然大学生这一阶段，我过得相当吃力。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但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总结是：在历史系四年，其实是我一生中最不满意的阶段，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境。大学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

我在1959年6月18日毕业，8月2日南下台中，这天上火车时，到台北车站来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俊、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榘、王曾才、李耀祖二十六人。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交游之广，由此送行名单中可见一斑。这一现象，显示了我虽然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却从无满脸骄气，我不但休休有容，并且乐于与人为善。以我对理学院物理系的好朋友孟大中为例，就见一斑：孟大中的父母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到法学院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作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大中的父亲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的足智多谋，乐于助人，由此可见。台中一中老同学刘家顺，保送入台大，他印名片，头衔是“台湾大学政治系保送学生”，洋洋自得。此公毕业后离台，在松山机场，飞机起飞了，还被警备总部下令飞回，把他逮捕。孟大中离台时，我到松山机场送行，我说：“这回你远走高飞，可自由了。”他说：“想想刘家顺吧！要真的飞走了才算！”

在台大时期，除了结识同学外，前辈人物结识了胡适。我跟胡适的关系与胡适的学生——我爸爸完全无关。我在北京小学就知道胡适的大名，在初中时，从陈正澄那儿借到《胡适文选》，从此才深受他的影响。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他，那时我才十七岁。1954年，陈世熙在台大办《这一代》杂志，拉我写稿，我就写了《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写好，他们顾忌，没有用，就还给了我。过了两年，陆啸钊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罗”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刊出的时间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报》也发表过一些有关胡适的文章。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他并且透露，“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雷震那时办《自由中国》杂志，严批政府，声动中外，能够在那个杂志上用真名发表文章，我深感光荣（施启扬也写过一篇，但不敢用真名发表）。

雷震虽然办《自由中国》，但是这杂志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大哲学系教授。我的文章发表后，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东西登《自由中国》，始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我在台大，乍看起来，不是用功的学生，因为很多大学生念的书，我早在小学中学时候就念过了。在知识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到台大后，我穿着长袍，整天搞“大学生同居”，形式上，我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我不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师。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我这个“长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惊”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这种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条怪泥鳅，一条大泥鳅，毕业两年后，我退伍回来，我就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埃及在纳塞尔当政的时候，人人都把他的副总统萨达特看作一个喜欢穿好衣服住好房子的凡人；纳塞尔死后，美国特使李查逊吊丧，秘密向尼克松报告说，萨达特当权不会超过四到六个星期，结果却证明大家对萨达特都看走了眼。我一生中，被人看走了眼的次数也不在少，我总是用事实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所谓蛟龙，是一种能发洪水的龙，中国传统把革命性的异端看成洪水猛兽，我实在是这种洪水猛兽。限于政治环境，我清楚知道我做洪水猛兽的限度和下场，可是我仍旧朝前做去，这种使命感和悲剧感，对我而言，一点也不短，因为我早在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就形成了。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冬天创刊的，到1960冬天停刊，前后十一年，殷海光在这十一年间，真是蛟龙得水；而这十一年，又正是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进台大的时候，正是殷海光最红的时候，也正是《自由中国》最红的时候，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他托张灏约我去看他，我自然很愿意。

约会定在下午，在殷海光家里，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是殷海光，他给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真是作状，因为他的造型，实在极少雄的条件，但他硬要诚于中形于外，结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内在的伟大绷裂了似的，看起来真教我难受。“他为什么这么做作？这么紧张？罗素的信徒不该这样啊！”我心里这样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我这样想，的确心里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么也忍不住不这样想，我真的从心里对他抱歉。更糟的是，从他背后又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一条大狼犬。这条狼犬，殷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殷海光的猥琐。“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我想。

我不知道殷海光对我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大概也不会好，我想我对他一定还以颜色了，因为两人谈得极不投机。我逼问他一个问题：“骂国民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我要请问的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你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殷海光被我突如其来的问题弄愣了，他很不高兴，显然不愿面对这个问题，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他拖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了！我对这种历史的问题没有兴趣。”听了他的答复，我很难过，我觉得殷海光在这一答案上不够诚实。我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问题有兴趣。”我表示：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作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作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但这种成功，在国民党眼中，却认为是他们的失败，他们的集团里出了叛徒，并且是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他们在痛心之余，会抬出忠党问题来使大家难看，所以我认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党的光明正大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或是腼腆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应该使人有兴趣的。

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谈话，就在并不投机的情形下做一结束。我对他印象奇劣，虽然我喜欢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对他这个人，我却十分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选他的课。所以，大二的逻辑我没有选。此后我都和他并无来往，我在1958年6月15日日记里写道：“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在第二年1月6日写道：“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从马戈言，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这些日记，都表示了我有限度地佩服殷海光，但同他并无来往。我的逻辑，直拖到大四时才修，修的还是台湾笨蛋教授曾天从开的课。但考试那天，却碰到殷海光监考，他在旁边看我写考卷，说了一句：“你的考卷洋洋洒洒。”此外，我只记得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他，我向他请教一个方法学上的名词。除此之外，见面时我也学他样，故意冷峻，好像两人不认识似的。古话说：“恶声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该给他还以颜色。这就是我当时对他的态度。在我快毕业时候，殷海光及门弟子林毓生（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在凤山预官七期的刊物上，用科学方法，分析了蒋介石的伟大，他不但马屁拍得十分肉麻，还即时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同班马宏祥找到这篇文章，和我一起告诉殷海光。殷海光大为痛苦，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传授的科学方法，竟被林毓生这样运用了！

胡适和殷海光是我大学时代最佩服的两位前辈，其他不论师友，与我固有交情，但谈佩服则吾岂敢。由此可见，我这个大学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于顶了。

军队　（1959-1961·二十四到二十六岁）

1959年9月7日起，我开始受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后来在野战部队中担任陆军排长，做到1961年2月6日退伍。这段军人生涯，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捩。

9月7日早上八点半，我搭公路局汽车南下，在台中的好友张世民、张光锦、姚嶂、李述古、韩昭先、张仁龙送行，张光锦还特别送我一支圆珠笔，我用那支圆珠笔做起点，在艰难之中，辛苦留下了一天都不缺的日记，一共一年半之久，这是我一生中最长最完整的一段日记。

我编在风山陆军步兵学校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第九中队第五号，在头发剃光、穿上军装以后，就面临了所有入伍训练的折腾与折磨。首先是整理内务，把棉被叠成豆腐块，有人为了清早起来，没办法把棉被快速折出棱角，宁愿不盖棉被，冻着睡；有人洗澡时不愿露小鸡，竟不脱内裤穿着洗，怪态百出。

同学中很多是国民党，可是无法辨别谁是谁不是。入伍不久量衣服，未几宣布有些人的衣服要重量，特报出学号，带队而出。我为人警觉，他们一走，我铁口断定这些人都是党员，后来证之果然。

队中第四号是台大中文系的孙玉华，他是队中国民党的大员，离我最近，负责暗中打我的小报告，我以玩世之态对之。有一次写诗给他，内容是：“见了二娘呼婶婶，见了悟空喊大爷，退役以后饿不死，衡阳街口擦皮鞋。”退伍时得知，他在小报告上，并没写我的坏话，也没写别的同学坏话，这种东北人孙玉华的忠厚，是南方人国民党所不及的。

入伍训练的活动不全是武的，也有文的，例如讲演比赛等等。讲演比赛，当然我讲得最好，但是内容思想有问题一箩筐，当然没上名。陈汉卿说同学们要给我第一名，可是指导员于建业却扬言要禁我的足。郑清茂告诉我，队长刘勤跟他们党员说：“李敖当然说得对呀，可是这是军队呀！”

虽在军队，我仍展示出我又守原则，又粗犷，又狡猾的一面，我曾声言：“大丈夫要能软能硬、软中带硬、软硬兼施、能屈能伸、粗中有细，方能在军中混……”（编者略）

军中编制学共产党，在队长以外，设专查思想的指导员，也就是政工人员。指导员于建业是山东即墨人，脸黑即如墨，为人有趣而阴险，常在和我嘻嘻哈哈中较劲。有一次专题讨论会，大家要写有关“五大信念”的心得，他跑过来半真半假地对我说：“人家都说你不是好人！”过会儿又来看我写的东西，叫我一一讲给他听，他一一反对：“这些话，根本都不能说！”“你对社会专挑毛病，跟马克思一样！”我做了一个戴帽子的手势说：“吓！帽子上来了！”他说：“你看，马克思自传就是你这个样儿！”我说：“我没看过，不知道是怎么个样儿。”他又改口说我心很仁慈。指导员那时三十七岁，是个不得志的老政工，疯疯癫癫的。他公然说：今日自由中国马克思之批评者为叶青，李敖之批评者是他于建业，其心态可见一斑。

在半年受训期间，国民党千方百计，拉同学入党，最后，使出撒手锏，说不入党的会被分发到金门前线，而那时的金门是八二三炮战的极危险地带。在这种撒手锏的威胁利诱下，仅有的少数非党员同学，也大都入党了，可是我不为所动。指导员对我说：“李敖你不怕去金门？”我说：“我不怕。”他说：“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我说：“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他说：“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我说：“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他听了，摇头而去。好玩的是，最后我竟没有给分发到金门，反倒是一些临时搭入党巴士的同学给分发到金门。他们得知后，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他会影响民心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气得有人把党证都给撕了。我一生以我不是国民党为荣，我对为了不做国民党而付的一切代价，从不逃避。这个例子，就是最惊心动魄的，也是最有趣的。

1960年3月3日，我从步校出发下部队。上车前指导员把一牛皮纸袋交给带队同学，其中是我们思想考核资料，要这位同学转往新单位。在路上，我们很技巧地偷拆了这口袋，在我的资料卡片上，赫然有十字评语：“思想游移，媚外思想甚重。”——指导员跟我周旋半年，最后以此十字为谥，政工人员之可怕，由此可见！而我在半路后，得窥他们如何害人，想来也不无奇趣也！

下部队时，就看出人情关系来。同学中有背景的，就留在第二军团，或留在师部，或留在团部……可是没背景的如李敖者流，就下放到连部做排长——大家同车南下，可是先下车者，就看出来头来了。

我下部队，一直派在十七师四十九团。一到即派往四二炮连做副排长。不久又自四二炮连调到团部连做搜索排排长，去“搜索集训队”报到。有个老兵叫曹梓华，永远是笑嘻嘻的。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们有一次被共匪俘虏，女匪干热烈招待，劝我们留下来一起打国民党，我们不肯。她们就放我们回来，临走让我们大吃大喝，还送路费。最后说：‘你们回去后，国民党还是会把你们抓来当兵的。下次在战场上见到我们，在瞄准时候，请瞄高一点。’”——共产党化敌为友，高明细腻有如此者！

我后来又调到第四连做兵器排排长。我曾戏描连中“官长部”如下：一、连长——想做生意。二、副连长——想升官。三、指导员——想结婚。四、干事——想洗鸳鸯澡。五、第一排排长——想说相声。六、第二排排长——想打炮（搞妓女）。七、第三排排长——想弹子房小老太婆。八、兵器排排长——想退伍。九、行政官——想八仙山盗林。“官长部”以外，“士兵部”更是形形色色。年轻的阿兵哥多来自农村，有的奇笨无比。射击瞄准，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要睁两眼全睁，要闭两眼全闭。气得老兵班长只好找来一块胶布，把这种阿兵哥一只眼贴住，才能放枪。有一次教放枪，教了半天也教不会，老兵班长气得大骂：“你到底懂不懂？”阿兵哥说：“懂。”老兵班长说：“懂你妈妈偷和尚！”还有的阿兵哥，一踢正步就紧张，踢时左手与左脚同出，右手与右脚同出，笑死人了。阿兵哥的程度如此，阿兵哥的岳父大人也不后人。有阿兵哥叫林成，他的岳父写信来，信封上写“林成愚婿安启”。至于老兵班长更妙，我排中有阿兵哥叫张中尾，读《青春花朵》一类书，老兵班长郑金海不准他读。原因是书中有“月经”二字。郑金海性好训话，部队解散后，他的班却常常不解散，他要过训话瘾后才解散。另有老兵说：“耶稣是玛利亚人。”老兵如此，老军官亦不后人。我听到军官们聊天，其中有“‘李’振宁”“‘杨’政道”“诺贝尔奖‘学’金”等说法，程度如何，由此可知。

当时军中硬性规定：自大陆随军来台的战士即所谓老兵，不准退伍，也形同不准结婚，整个连中，只有一个人有钱讨老婆，就是伙夫班长。因为伙房油水最多，可以揩油致“富”也。有的老兵拼命想成家，蓄意“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一位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令人心寒。但单从那一画面上看，却是喜剧镜头。

伍不能退，婚难以结，性欲问题，就靠“军中乐园”。“军中乐园”就是军中妓院，也就是营妓。营妓在中外历史上虽然间或出现，但像国民党这样三民主义统一妓院了的，却是古今所无。国民党在大陆溃败之时，裹胁几十万中国壮丁，这些壮丁在战场上幸未成为炮灰，却倒霉地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成了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筹码。国民党扣住这些人，说要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不准退伍，他们白天只好打野外；不准成家，他们晚上只好打野炮。打野炮就是解决大兵的性欲问题，大兵们太穷，逛普通民间的窑子是逛不起的；并且军民不分，也易滋纷扰。于是国民党的败军之将，得到败军之首蒋介石的点头，就搞起败军之兵专用的妓院来。令下之日，举凡国民党驻军之地，就有“军中乐园”随侍在侧，以我在十七师初任排长时的调查一家为例，规定都是“每人只限娱乐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四十分钟，逾时侍应生可以拒绝之”。四十分钟，实在包括“娱乐程序表”中“娱乐”“洗涤”“整容”“离室”四程序……（编者略）按妓女和老鸨等关系，是按每四十分钟接客一次抽成的，既然妓女肯多接，自然皆大欢喜，只是趴在身上的老兵不欢喜耳！……（编者略）种种纠纷，常常层出不穷就是了。可见程序表中，以“娱乐”这段程序，最为麻烦。

老兵告诉我：1951年，宜兰东南员山附近的下深沟“军中乐园”开办时，阿兵哥们都怯于公然上门，结果入场券要存在指导员手里，要去的人，偷偷找指导员索票，后来才蔚为风气。

……（编者略）

“军中乐园”引起的性病问题很严重。十七师中流传一个笑话，老长官尹俊（后来做到警备司令，蒋介石归天之夜，正陪姨太太睡觉，蒋经国临时找不到他，从此被黜），一天晚上私行查哨，正好碰到一个哨兵在“打手铳”（手淫），被抓到后，哨兵吓得半死。尹俊说，明天开朝会时我叫你名字，你就给我站出来。第二天开朝会，尹俊喊哨兵名字，哨兵硬着头皮，应声而出，以为必受严罚。不期尹俊当众颁发奖金给哨兵，说：“这哨兵不逛‘军中乐园’，而以‘打手铳’代替，这样才卫生，卫生啊卫生，应该嘉奖！”顿时台上台下，哄成一片，咸谓大老粗尹俊真是快人快语、妙人妙事。

“军中乐园”虽然要求阿兵哥要带卫生套，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有一次，蒋经国（当时身份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问一个得了性病的老兵：“你为什么不戴保险套？”老兵夷然答曰：“报告蒋主任，你穿袜子洗脚吗？”蒋经国闻之语塞。

男色问题也有所闻，“捅屁股”（鸡奸）一词且成日常用语。有一次下山打靶，第六连偷走我们的机枪靶，我越河索回，他们一个排长老羞成怒，破口大骂：“捅你们第四连的屁股！”我的排副是老士官，挺身和他理论，我笑着说：“第四连的屁股这么多，你捅不完。”大家大笑。军中有好男色的军官士官，阿兵哥就大倒其霉……（编者略）

一年半的军中生涯，我见过不少另一阶层的人物，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老兵——张永亭。张永亭当年并不老，比起连中的充员阿兵哥来，他是老士官、老战士，够得上老；但比起更老的四十岁的士官来，他还算年轻的。他是河北人，从小流亡，饱更忧患，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几岁，只觉得大概三十五六。他没念过书，只勉强写出自己的名字及日用的几个字，也不会算术，他不知道六八四十八，虽然知识程度很低，人倒也有北方汉子的精明。

张永亭个子不高，但横着长，很魁梧厚实，孔武有力，会摔跤，全连没有他的对手。一摔跤，你就发现他只有二十多岁；但一看他的脸，你就肯定他有五六十岁。他的脸，皱纹又多又杂乱，可谓满面风霜，但是黝黑得毫不匀称，深一块浅一块，非常难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难看，他说本来好看，有一次连中枪毙一个可疑的老百姓，那老百姓怪怪的，很邪门儿，五花大绑后，老是回头看他这刽子手。他很忌讳，就对那人说，你他妈的不要回头看我，等会儿我一枪包你痛快见阎王，不为难你，让你死得痛快，别再回头了。可是一枪把那人撂倒后，那人临咽气前，还是回头看他一眼。那一眼，看得他浑身发麻，从此脸上的颜色就变得大花脸似的。

我下部队，当的是排长，并且是“前瞻师”中兵器排排长。“前瞻师”是火力强大的新编制的师，兵器排中就有强大火力，机枪以外，有七五炮，有六〇炮。排长以下，有排副一名，下率七五炮组长、六〇炮组长，及各班班长与士兵，成员极为复杂。例如排长是预备军官大学生，排副到班长都是老兵，多是三十开外的老士官，阿兵哥中也有老士官，有韩国回来的“反共义士”，有就地补充的台湾兵——充员。与我平行的，又有常备军官，分任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排长，有干事（政工）；在我上面的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政工）。这些人马中，除了充员和我可在服役期满允许退伍外，其他都是不准退伍的，都要强迫当军人，强迫他们为台湾的安全和反攻大陆的口号，没有止境地贡献青春，牺牲自己。正因为身份悬殊，怀抱各异，再加上我不是国民党员，所以夹在其中，非常难以自处。幸亏我豪迈而圆滑，所以上上下下，日夜相对，尚能处得来，甚至可说处得不错。像张永亭因是河北人，我在河北住了十年，与他较亲，所以他与我最熟，熟到可以佯骂他，揍他一拳的程度，但我对别人却很客气。

张永亭是一个“兵油子”。部队中有“兵油子”被送到“顽固队”管训者，但张永亭绝对不会，他虽然“油”，却属“良性”。他的“油”，只限于“拖死狗”的层次，缓慢、邋遢、懒惰、嗜赌、借钱不还、出操时偷溜回营房睡觉等等，等等。他并不发生严重的抗命行为，也不欺负充员。他做七五炮组长，却颇有独来独往的味道，大而化之，一切由班长和阿兵哥去搞，他有点无为而治——像我一样。由于他不大管事，又呈“拖死狗”的局面，所以人人都不怕他，并且还没大没小地开他玩笑。大家最吃不消的，是他的一双大脚，奇臭无比，老兵们都说生物中，死人最臭，而张永亭的大脚，就是死人的脚。因为他是一组之长，所以睡在门边第一张床，这下子可好了，清风自门而来，臭气由门而起，而他又贪睡，睡必脱鞋，鞋一脱下，与脚对臭，全连都当其冲。好在终日奔波，大家的脚也未尝不臭，无从计较，只是张永亭的，以一当十而已。

张永亭不但摔跤第一，脚臭第一，枪法也是第一。他的枪法，全连无出其右，但在射击训练时，却每每相左——他并不好好放枪。他懒洋洋的，拿起机枪，在一尺距离内，朝土堆集中射击，然后挖开土堆，清出弹头，包在一起，到外面当废铁卖——你政府抓老子来当兵，给老子这么可怜的军饷，却舍得花大钱去造枪炮子弹，老子就给你浪费一下，变成废铁吧！这就是他的心理。这种靠卖废铁赚外快的，也不只军人，射击训练时，前面靶场远处，就有不少穷苦的老百姓等在那边，炮声一停，枪声一歇，他们就蜂拥而上，去挖弹头，因而误炸误伤之事，时有所闻。尤其许多穷苦的小孩子，因无知敲废弹而发生的惨剧，更复不少。

张永亭是老兵，阅战已多，自然受过伤。但有趣的是，他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全身正面却没有。原来他逢战必逃，走为上计，所以虽有受伤的光荣，无奈全在背后，因此我常常笑他。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扑哧屎就来了！”由于他说话滑稽，表情生动，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般说来，预备军官在部队，学问有余，经验不足，我给它的素描是：“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总是遮在低戴的帽檐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袋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鸡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正因为预备军官给人的印象如此，所以老士官未尝不作弄这种上级，甚至在崇拜、嫉妒与歆羡中，有自卑的反射。当然有的他们会看走眼。潘毓刚非国民党，被分发到金门当排长，老兵们说预备军官没种，一天共产党炮弹打来，潘毓刚突然召集大家，到碉堡外面训话，这时外面炮弹齐飞，大家吓坏了，可是潘排长却若无其事。此后人人说我们排长真勇敢，人人都服了。我在部队，也属潘毓刚此类，颇有悍气。那时我受海明威影响颇深，向往那种文人的武人式勇敢，逢难不避，有苦先尝，对一己的阳刚之气，颇为自雄。有跳降训练、突击训练机会，无不自动请求参加。可是营长一律不准。理由是：“我们老军官出事死了，死就死了；你们预备军官出了事，对上面、对外面不好交代。”就这样的，我失去了一些耀武扬威的机会。不过有一次，我的勇敢却给我闹出十七师建军以来最大的笑话。甚至说是中国陆军史、世界陆军史中最大的笑话，也不为过。笑话是这样的：1960年7月23日，举行“连测验”，清早4点，在黑暗与冷风中，我与连长坐吉普绕过台南县新化，在新化镇南边五甲势地方的甘蔗林中接受命令，并勘察地形。到了9点30分，攻击发起，我勇敢过度，性急如火，一听前面枪声，又阻于眼前小山，看不清情况，就下令全排，跟我向左沿小路绕到山前，我率七五炮组带路，六〇炮组尾随，仍不顾枪声，朝前攻去。顿时前后枪声大作。张永亭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赖来，不干了，他大叫前后山上正在相对射击，我们夹在中间，这仗怎么打法？这时裁判赶来，指责我，说你这排长怎么这么性急，你们连的第一二三排都还在后面，你这兵器排怎么跑到前面来了？我抬头向右细看，果然山上是我方部队。按兵力配备，兵器排是炮排，理应殿后支持，如今这么快就跑到前面来了，如此变换阵地，也变换得太神速了，这次洋相可出得太大了。从此每逢玩笑，排长们就笑我“七五炮打冲锋”，虽勇气过人，但所用武器，并非冲锋所用——冲锋都是用步枪上刺刀的，怎可用起好几个人才抬得动的七五炮来？这一糗事，我终生难忘。因我影响了“连测验”成绩，对连长俞克勤，我至今愧疚。而张永亭临阵一屁股坐在地上罢战之态，我每一想起，就会失笑。张永亭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正符合中文中“败北”的正解。“北”者即古之“背”字，人在逃走时只见到背部，故“败北”即是“败背”，今闽南语中尚有“败背”之词，就是它的古义与原义。而“北”字另有两人以背相对之形，在篆字中尤其明显，明寓两人乖违之意。张永亭毕竟很优待我这排长，在“七五炮打冲锋”之时，他没“败背”，只是“败北”；没有逃亡，只是坐下向排长乖违一番，对比之下，我真自我陶醉呢！另一方面，多年后我看《巴顿将军》电影，看到巴顿将军用手枪打飞机，以司令官指挥交通的那种荒腔走板的气势与奇趣，我对我当年的荒腔走板，才稍有自解与自嘲。我想巴顿杀得性起，用“七五炮打冲锋”的戏剧性动作，也许大有可采吧？

有一次大家聊天，谈到“反攻大陆”。张永亭半开玩笑说：“反攻大陆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老家，掘掉自己的祖坟——祖坟风水不好，害得我一辈子倒了大霉。”我反问了一句：“如果回不去呢？”他说：“回不去吗？那我退伍后，老得不能动了以后，我就脱掉裤子，跳河自杀——自杀前我会向我妈说：‘妈，我光着屁股来，现在光着屁股回去了！’”我听了这话，想起《旧约·约伯记》“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之语，深感张永亭对人生彻悟之深，颇有古趣。

我退伍前不久，在去高雄的车上，碰到张永亭和他的女朋友，吓了我一跳！那女人长得黑胖结实、粗眉大眼，还有胡子，比魁梧厚实的张永亭至少还重一倍以上，煞是吓人，天下竟有如此女人也！第二天我跟张永亭说：“你好容易赢了几个钱，为什么不逛逛窑子？何必还跟有夫之妇乱扯，又多花钱，又划不来。”他答道：“我没钱时，她跟我来，不要钱；现在有钱了，就不理人家，怎么好意思？”——这就是张永亭的男女伦理，也是他的淳厚处。

由于我和他较亲，他与我最熟，所以我日记中，就留下了这些记录：1960年8月14日：“张永亭夜来央我帮其赎手表（求我向行政官说项，准其借钱），并说此后一定不赌了。我说：‘羊忘不了吃草，狗改不了吃屎。’你能不赌么？他妈的不要再啰唆，这个忙不帮，这二十元拿去，算我送你的，拿去明天吃杯老酒，在河边打自己几个嘴巴子，死了这颗心吧！（后来他走了，还连说明天再找我来赎表。阿周等怪我送他钱，我以其可怜，终不忍也。）”8月15日：“晚饭后永亭笑嘻嘻来，竟拿我送他的二十元做老本，又把手表赢回来了，这小子真烂污！”8月16日：“张永亭他妈的手表又输掉了。”

我在部队，对张永亭不但熟得可以佯骂之，并可逼他为我做事。张永亭有次向我抱怨说：“我当兵这么久，没给人擦过枪，现在给你擦了好几次枪了。”可是抱怨是说着玩的，他还得照擦不误。

最难忘的是在连中第一次长行军，两天走九十二里，从高雄县的仁武，直走到台南县的拔林。第一天由5点20分走起，走到午间，大家都走累了，我这书生，比起他们来，当然更累。突然张永亭走过来，端着由民家讨来的一盆热洗脚水，要我洗脚，老兵徐菊生（后来在金门被跳雷炸死）在水中放了些盐，两人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那时我刚派到连上不过十三天，就能带兵带得如此成功，连长都看得赞美不置。还有一次在雨中演习，我在狭路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水。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我取来干内衣来换——一个自己背心经常穿一周而不换洗的家伙，居然对北方老乡的排长如此细心照料，张永亭的异行，由此可见一斑。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头天晚上，大家为我做惜别之宴，排副亮出兄弟们合资送我的钢笔。散席后张永亭等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我与他们谈到夜深。第二天清早，官兵集体送我上车，张永亭随车送我到码头。我得知张永亭昨晚只有十元了，为了要送我，特地去赌，可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再也不敢继续赌了，乃最后赏了他十元。同时退伍的施珂（河北人）也送了他十元。头天晚上台湾阿兵哥周忠明送我“川资”，我谢绝了，所以十元送张永亭后，余款仅够回家的火车票了。

一年半前，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后，带着解脱的心情我退伍归来，重返文明。回首前尘，深感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的思想与悍气，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得回来，待从头收拾“冷冻机”，不退却。

山居　（1961-1962·二十六到二十七岁）

在快退伍时候，我不得不留意退伍后何去何从，我本想去母校台中一中谋一教职，但因人际关系不够，连中学老师都做不成。正在发愁之际，1960年12月11日，我收到萧启庆的信，说：“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我回信说：“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时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担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虽然我有此顾虑，最后还是“欣然同意”了，因为不同意，退伍后就没饭吃了。

1961年2月6日早上，我结束军队生涯，自澎湖搭军舰回高雄，旋即抵台中。15日北上，暂住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决心要找一间小房，作为一个人能够清静的所在。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机会一个人有一间房，此番北上，一定要达成这一心愿。两天后，我租到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的陋巷小屋，只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隔壁住着李善培，我们合买了一台收音机，又弄来唱机，把木板隔间挖一个洞，置收音机与唱机于洞口，两人谁都可以使用它。“四席小屋”只是陋巷中的一间，陋巷左右门对门共有小屋十多间，活像“军中乐园”。进入巷口第一间是一个一百零一公斤的胖侨生租的，他房里有一台小电扇，我最羡慕，因为我买不起。住进“四席小屋”对我是大日子，这天是1961年2月17日。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是李士振借给我的。第二天，我即有日记如下：

入夜在小屋中边整理边读写，伏大桌上，点一百支灯，听外面小雨声，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兴奋得连撒三尿。

“四席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晚上从姚从吾老师的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那时助理薪水迟迟没能发下，我北上时候，妈妈送我二百元，三姐送我一张火车票，此外全靠借钱维生，窘迫不堪。那时施珂在成功中学教国文，他说国文老师们懒得改作文簿，愿以一本一元的代价，由外面承包，如愿意，他可搭线，我当然愿意。在日记里，我有这样一段：

珂送来作文本，张淑婉先生的一班，五十本，花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内改了二十本，赚了二十元。

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一个小浑球（初三甲邱廷光）写道：“有些人的理想很大，但是不能去实行，也就和没有理想一样。我的理想并不大，就是能够把中国复兴起来……”我在上面批道：“此理想也不小。”善培见而大笑。

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我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我假装说我吃过了，害得自己饿了一顿。人穷到这种程度，只好赶写文章发表，靠稿费救急。于是，从3月到4月，我写出《充员官》《独身者的独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华日报》、《联合报》、《人间世》杂志等，聊辟财源。那时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他说可以介绍我去投稿，我拒绝了，因为我讨厌蒋经国的救国团，当然也讨厌它的刊物。

我不但努力写作，也努力进修，忽然发神经，要把法文、德文同时学出个名堂。乃加入补习班，每周一三五学法文、二四六学德文。过了一阵子，有人问施珂：“李敖到底是法文好还是德文好？”施珂说：“那要看你是星期几问他。”最后，哪一种都不好，全都难乎为继了。

“四席小屋”虽好，但是每晚有老鼠在天花板上奔驰，未免美中不足；白天又因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忧”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在6月15日搬到新家。新家是新店狮头路十七号，我订名“碧潭山楼”。所谓山楼，其实很简陋，不但通过陋巷，且要通过臭菜场与臭河沟，房子只是一间五个榻榻米大的小房，不过是钢骨水泥的，绝无鼠辈在头上奔驰，可谓一快。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浴缸可和二房东陶苏保一家分用。我独自一人徜徉山水之间，或入夜泛舟碧潭，或看廉价电影一场，极得孤寂之乐。我在房门外挂的牌子是：

也许在划船，在看电影或在吃饭，反正没离开新店。

可见我新店山居岁月的一斑。7月5日日记：

一个丰富的工作天，写出信四，卡片寄给胡（胡适），看《武士妖后》，钉架子，改了一百本作文，晚接客，景（景新汉）鼓（陈鼓应）吴大中（原注：九年未见了！）少杰（张少杰）四人，十一时始归我所有，六小时写五千字。

7月11日写《生活小偈》：

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中读书，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

7月12日写《女坏蛋的第一次试炼》：

下午研究所报名毕，将上车，鲍家麟等五个丫头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说请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诸如平光眼镜、军中放言、帽中女人、信骂“莎岗”、遮日记给人看……不可胜数，我纵言反击之，极得豪迈之乐，我以凤梨酥、坏蛋论、狗眼看人低等论揄之，了无所忌，又言偷看老姚日记等事，使小鲍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开心……

7月22日写《打水仗回来的感想》：

今天是周末，我看了一场《陷阱》，述小男孩恋白朗黛·李。下午大练水泥石礅，昨天做的，工本十九元，一定要练出一个伟大的体魄不可。晚饭番茄四只。独自泛舟归，三汉子三丫头已在座，又去划船，大打水仗，华俊惨败，客散伏案，已一时矣。

报载留学生“学成”归国啦，王其允献唱啦，以及马戈之“叛变”啦，华俊之欲飞啦，她们说侨生们之追莫宜春啦，《联合报》又退我稿子啦……似乎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的一点小感想，想到头来，所感者只是一种，就是不管别人怎样变化，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丧。我李敖就是我李敖，我讨厌市侩之浮名，我讨厌被动，讨厌走这些青年男女所走的路，“命运”注定我要走我的路，而山居独立，正是一个起点，我高兴我竟在二十六年的“为外物所牵”的生活以后，竟能开始走上我真正该走的路，我不能不高兴，当然在这种高兴里面有着相当比重的孤寂与叹息，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这么迷信我自己！迷信我自己所走的路！当我看到陈其龙和他的女朋友，看到小丫头白白的膝盖，想到鲍家麟那白净聪明的小样儿……也许我也未尝不稍稍起一点“忮求之心”，但是这些“妄念”很快地就被我那对“重大的决定”的迷信打消了，打消得烟消云散。我看着善培送我的好烟好茶，想到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温情和多情的人，也许我愈来愈变得理智与冰冷，对人淡漠，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变，只有理智的独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自己。我把我自己跟这些年轻人拉了条鸿沟，这是一条没人肯去也没有人能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它给了我永恒安全与成绩，这三项安慰是任何欲望太强心儿太浮的人得不到的。

这种感觉以后我也不多写了。我改用“着手研究毫不相干的一个小专题”来消遣我自己。

7月29日写《病后小记》：

昨晚独泛看月出，忽得呕疾，午后新汉得电，惊慌前来，马戈亦“掩喜”而至。今晚二人皆有约，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也。

准备考试，殊烦厌，此生将不复致力于此，夜来房外又是麻将一桌，陶李（二房东的小男孩）睡去，小得安宁。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行上，我至少可以“这样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很景气，技术上既然没有什么困难，我反倒喜欢起“董事长”（孟大中）那句话来：“要那么快乐干吗？”这句话真有它的分量，何况为了获得女人的肉体，不快乐的代价不是记忆犹新吗？唉，算了，算了，还是一个人过吧，“要那么快乐干吗？”

日来多生厌情（厌恶温情）之意，是乃大割（收割），悲情者，无动于衷也：无情者，不形于外也；情之为物，与李敖实不相称，故只好去之；去之唯恐不尽不坚，故厌之。

7月31日写《人间俗气一点无》：

留学考放榜，引起我许多感触，我觉得在默察人生上面更向前迈了一步，好像我走的路，愈来愈跟他们隔得远了。我的思想现在显然是相当出世的，出世得觉得“许多事是盲动，许多话不值得说”，因此我显然选择了喜欢独处与不爱多说的路，我打不起劲儿去热衷人事，我毕竟是反派的人物，我不再能肯定世俗的荣耀与腾达，一个走到我这种境界的人，不会再有寂寞的感觉，我不怕孤独，我不怕孤立。

想到死亡与牢狱，常常想到死亡与牢狱，我为什么不去做我喜欢做的呢？我该笑“尘网”，在“尘网”中漏下来的没出息的“被遗弃的人”，我就是一个。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犬儒派，除了不在木桶里面外，我实在找不出我走的方向与Diogenes有什么不同，这是一条多好玩的路，一条永远可恃永远清净的路，做点有性灵的事，说点精炼过的话，写几篇真正属于李敖自己的文章，无牵无挂，终此顽生，不亦快哉？

8月17日写《丽珍生日感言》：

送走又亮，已是下午，闭门静想，望着窗外的铁栏，如置身狱中。

是七巧，丽珍阴历生日又到了，决定无所表示，最后一次机会我也放弃了。

台中11日，连闻陈琪、张忠琳结婚。

台北方面，新汉似新欢正洽，善培、飞飞（黎鸿飞）乃至华俊、方印（梁方印）等亦采集团行动，在华侨新村等往来正繁，昨日拉我就食，我拒绝，也许我从此失去了与王小姐接触的机会。

我的气息如此坚决，我甘心把我自己堕入孤独、小屋、幻想和工作里，我不太倚靠理论，我只信任“实行上没有困难”，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几乎没有顾忌地放弃了大量的“快乐”（某些种类的，也许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可惜是高价而短暂的）。

刚才窗外一个穿浴衣的小女人立刻引起我的勃起。也许我这种强烈的欲念与我走的“中古式的寂静主义”的道路太不相称，可是至少在目前，我丝毫没有走回头路的企图。

两个月前迁居的时候，他们有的说我一个月会搬回台北，有的说两个月，现在两个月了，我仍在新店如火如荼大张挞伐地过着“修道”生活！

我在变化，成功地变化，过去的李敖将不认识今日的自己，我不能不惊叹于我的能力，我毕竟把我锻炼成一个我要变成的人，我不想后悔！

以上这些日记，都记录了我在新店山居时期的心境，我自勉自己走向狄奥根尼（Diogenes）式的“犬儒主义”（Cynicism）的生涯，自强不息，却倾向息交绝游，尤其跟女人的关系，我始终未能脱离修道院式的矛盾与困境。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实是禁不住试炼的。所以，一旦美女出现在我眼前并且易与的时候，我的形而上还狄奥根尼，可是形而下却不狄奥根尼了。这位美女，就是王尚勤。她是台大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我虽认识她哥哥、妹妹，可是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在去“中央研究院”的公车上，我才碰巧认识了她。我约她来“碧潭山楼”一次，她是我新店山居九个半月中，唯一一位与我单独在一起的女人，这年3月29日，我就搬回台北了。“碧潭山楼”的房子和简陋家具，都移给陈鼓应了。

新店山居给了我许多退伍以来的新经历，比如我终于接近了大自然（那时碧潭还没被污染），比如我终于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睡的是行军床），比如我终于考上了研究所（两年前为了回避“罗”考研究所，我没报名）……新店山居虽有很多新经历，但是一个老经历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穷困。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的时候，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信中说：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救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　五十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作为赠款，只作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11月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　五十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胡适给我报告严侨的信，由姚从吾老师代转，乃因他们是师生关系，而姚从吾老师正好跟我也是师生关系。1985年，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历史系老师虽多，但跟我关系最深的，不是别的老师，而是他。姚从吾老师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八十六分，下学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九十四分，下学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九十四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1118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十一月一日改元重和，见李伋《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病。’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还要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姚从吾老师天资不高，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发表《十三年和十三月》，轰动一时，其中有一段谈到他和我的关系：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七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登出的时间是1961年11月1日，那是《文星》第四十九期。我终于把自己投进急湍里去了。没投阁先投水，这是自己作弄命运。这一转向，固然是我性格上不甘于“白首下书帷”，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困于生计使然。原来助理薪水三月一发，又不准兼差，寅支卯粮，也得支得到粮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我在夏天又考上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一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老师打算由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出国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1961年12月13日，我有长信给姚从吾老师，其中说：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

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太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东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姚从吾老师收信后，不但写信给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写了三封信给萧启庆，其中说：

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1月内或2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萧启庆那时正在北投复兴岗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最后一封说：

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候？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萧启庆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陶晋生能当上助理，固然由于他本人的程度不错，但是陶希圣过去在北大教书，又是北大毕业生，和姚从吾老师有交情，也有以致之。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我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颇想把我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老师，吴相湘老师极为赞成。因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现代史，由于姚从吾老师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不料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我却面有难色。我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接近。吴相湘老师说：开国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份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趁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姚从吾老师也劝我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和胡先生（胡适）也谈过，胡先生说不妨去。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我说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去混碗饭吧！就这样，我就上了“贼船”，虽然最后因为不能“从贼”而被开革，但回首之余，仍不无悔恨。悔恨我实在不该上船。去文献会工作是我结束新店山居的最大原因，在我到文献会后两个月，我便搬回了台北。

文献会　（1962-1963·二十七到二十八岁）

1962年1月29日，旧年将至，姚从吾老师送来一千元，并附一信。两天以后，又转来陶希圣“拟请李敖同学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事务工作按月津贴新台币一千元”的信，姚从吾老师和吴相湘老师又分别给我一信，嘱咐我“从此安心工作”，因为这一职务，“得来亦不易也”。

1962年2月1日，我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同一天。这篇文章里已点名攻击到陶希圣。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从《文星》第四十九期起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贯延续。姚从吾老师信中嘱咐我“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老师信中嘱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劝我“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从此安心工作”，显然期许我仍旧去走做学问的路，不要乱写文章。他们把我安排在陶希圣那里，目的都在希望那个职务使我得以糊口，并且“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事后回想起来，两位老师似乎都太天真了一点。其实他们不了解陶希圣，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圣的是：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把李敖暂时“寄存”在你陶希圣那儿，李敖毕竟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学生，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陶希圣慧眼识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为己有，拉为国民党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们以为我会与陶希圣勉强相处，殊不知我才不这样想呢！

我一去文献会，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备陶希圣拉我。陶希圣对我，果然备极礼遇。那时他正搬了新居，把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员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一间，可是我一直没去住。他见我不去住，乃在文献会楼上隔出三间房，由我住一间。因为与办公厅在一起，比较单纯，我就从新店迁回台北，住进杭州南路文献会。罗家伦、陶希圣上楼来看我，并且参观我这间卧室，看到墙上我挂的PLAYBOY的大幅裸体女人，两人的有趣表情，我至今难忘。（我在1962年4月12日日记上写：“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

蒋君章在《伤逝集》中回忆说：“‘五十年开国文献’的编纂，一方面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另一方面却含有提供正确的革命建国史料，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者，得到中国革命建国的原始资料，作为他们研究参考的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执政党的决策，得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持，其预算初时列在‘国史馆’的预算中，后来改列在‘教育部’的预算中，陶希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罗志希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两位先生看得起我，要我担任总编辑的职务……两位先生有意栽培后进，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蒋君章的书是1979年出版的，我直到这书出版后五年，才在地摊上看到；直到看到后，我才弄清当年一些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执政党的决策”，我一直以为它的预算只来自“国史馆”，我一直以为罗家伦是主任委员（罗家伦在北大是陶希圣的学长），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蒋君章的助理。事实上，我今天的感觉只是陶希圣想自立衙门而已，表面上托之于“执政党的决策”“国史馆的预算中”“教育部的预算中”，骨子里却是建立陶家班。蒋君章说“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这话有语病。我去文献会，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他全不是，后来龚忠武、张国兴来，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张俊宏是在我走后很久，才进文献会糊口）。会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圣的同乡、亲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献会之初，从没见过蒋君章，整天也无所事事，上班时间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围成一桌开饭，互开玩笑，倒也自在。会中由高荫祖做执行秘书，高荫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专员，编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为人笃厚，对我极为倾倒，常找我聊天。陶希圣也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时话中有话，我总是装糊涂。我知道他们想拉我入国民党，我打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装糊涂，也别无好法子。

从我进文献会起，我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停写“辩难文章”，我给《文星》写文章，一直不断。《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上就发表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第五十四期（4月1日）就发表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直到第六十期（10月1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等，我的文章，笔锋所指，一直风光与风波不断。在被我批评的人之中，其中最吃不住的，不是别人，就是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又参加闽变叛国，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种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 persecutor）。他公开说《文星》“自恃有强大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奇异同盟’，毫无原则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也许由于一种‘反胡秋原Com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我人身攻击的字眼，像“豪奴”“狮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谤者”“奉命骂人”“问了顾问”等等。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不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4月间，就认到姚从吾头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希圣头上，但他又不照照镜子，陶希圣打击他干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诉我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么都要一口咬定了。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我的人身攻击，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在《文星》第六十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记如下：

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来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真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10月3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

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漩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会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10月4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记如下：

陶希圣转告：

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木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表面看来，陶希圣对我实在够意思。但是骨子里，却大有文章。原来陶希圣是要趁机拉我入国民党！早在7月里，高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地要我入党。我在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高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出国理由，拉我入党，我谢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高荫祖言警总欲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高荫祖透露这些也是要我入党，说入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后，陶希圣、高荫祖重申前意，明确地说还是入党才好办事，入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这时我早已搬离了文献会（5月19日搬到安东街二三一号三楼，是萧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我感到离开文献会的时机，好像愈来愈近了。

到了1963年3月，我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口，他5月3日去日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高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了。5月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执行秘书约我，出示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原政治风暴的阴影下，陶已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向我提出入党建议，并谓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你，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国民党欢迎你合作。对高荫祖的建议，我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好意，谢绝“遣散费”，谢绝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我说我是干干脆脆的人，决心求去，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他说他一定要找吴相湘，请吴出面挽留我，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可是我知道他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地告一结束，可叹可笑。此事给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

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1至3号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秘书〕阮继光、〔工友〕向泽洲、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等二词。

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高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个车马费！

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5月22日，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并留名片向我致意，并送我一笔钱。我收下领带、袜子，把钱退回了。

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来台，姚从吾老师请他吃饭，他说他佩服李敖，盼能约李敖一起吃。5月8日，我在心园同他们吃了一顿饭，在座有毛子水、吴相湘等。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绝口不提我离文献会事，我也绝口不提。5月26日，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王世杰、李济收信后，先行内部作业。8月19日，我收到姚从吾老师一封信，其中说：

我礼拜二在南港住了两晚，黄彰健、陈盘安、徐芸书、刘世超都看到了。一般地说，都欢迎你能来南港，正式在研究方面放些异彩。一部分人认为胡某人头发也花白了，你把他骂得也够了，另换一个方向也好。只有极少的人另有偏见，反对您来南港，但他们势孤，又不敢明言，只有暗中放冷箭。上礼拜五芮逸夫先生请刘子健夫妇、我和济之先生坐在一起。谈到您的事：（1）他说：“实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得很恳切。他是不大管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也知道一些，留有印象。”（2）停一会儿，他又说，您也是他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五十八分，一次考了六十二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七八十分的很少。（3）但过一会儿，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您意如何？’”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戴孝，他表示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谈，也说到了您的事情。李说：“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

姚从吾老师信中提到毛子水，谈到“雪亭先生”（雪亭是王世杰的字）所说的话，是有一段故事的。自从梁实秋写了信后，姚从吾老师也敢于介入了。王世杰表示，想先同我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陪我一起去。我遂在姚从吾老师满口称王世杰“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王世杰跟我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我听了，很不高兴，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王世杰听了，扑克脸一张，无词以对，我和姚从吾老师告辞而出。8月20日，我终于写了这样一封信：

前些日子，“国史馆”的姚渔湘先生同我说：“罗家伦先生表示在官司过后可去‘国史馆’任职”；昨天下午，文献会的高荫祖先生向法官说：“过些日子（实际是官司过后），我们请李敖先生再来帮忙。”

老师您看：在官司没了之前，没人敢“赏”我一碗饭！

我可大言：凡在官司没了之前，犹豫给我这碗饭吃的；在官司过后，我绝不回头来吃这碗饭！——这是古话所说的“贫贱者骄人”！这是一个有人捧骂无人敢请的臭文人的一点臭架子……

所谓文化论战以来，即以我们师徒二人而论，老师试想：真正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有几人？真正相信姚从吾没从背后捣鬼的有几人？老师再想想：谁会想到您从来就是反对我乱写文章的？谁会知道您压根儿就是一个老是努力阻止我“闹事”的一个人……

外面谣诼如彼，我内心的感慨还多着呢！他们谣言说一个“教育机关”（台大）支持我，可是我亲眼在法院看到钱思亮校长写给胡秋原“立委”老爷的猥琐信——一封毫无太学祭酒风度的信——这就是“教育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一个“研究机关”（“中研院”）支持我。他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自己用的却正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桌！而我呢？想在“中研院”拿胡秋原在“中研院”的薪水的三分之一都拿不到！——这就是“研究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姚从吾如何，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觉得：姚从吾即使不是一个怕事的人，也是一个不好事的人。这样一位老先生，非但不会有心情来唆使我；甚至要等梁实秋先生出面替自己学生说了话，他才肯帮自己学生进入这块安身立命之地……

一年半来，因我而被冤枉的，曰胡适、曰姚从吾、曰吴相湘、曰殷海光、曰陶希圣。此五位先生，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天下自有公论，不过扯在我头上而说唆使云云，则完完全全是厚诬！我不甘心使此五人因我受谤，也不甘心我个人横披打手之恶名，故此诬陷奇案，我非打个水落石出不可！

南港学苑，乃某些清白学人养清处白之地，彼等因过分清白，反视李敖，自然双眉紧敛，忧心忡忡，或以引狼入室，殊非他们之福；但他们何不想想：引狼入室，固非他们之福，然而放虎归山，难道是他们之福吗？

人间趣事，如今可添一章。

此事形同春梦一场。春梦醒来，恍悟儒林内史，还如一梦中……

我在文献会被请出门，“中央研究院”不准进门，接连的事件，使我深刻感到：原来一个人，坚守原则，不入国民党；坚守原则，跟国民党打官司；坚守原则，我手写我口，决心做党外，到头来会混得没有职业，混得已到手的职业会失去，没到手的职业会泡汤。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啊这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岂不都是求仁得仁的必然结果吗？

最有趣的，陶希圣在拉我加入国民党不成，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闹愈凶的时候，终于对我反目相向，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写短论批我。他先写了一篇《保全台大的名誉》（1964年9月2日），其中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载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种文章，至少感觉其为母校之羞，无可容忍。”“中国人一向有不入官府、不打官司的风尚。我们亦不愿鼓励任何人打官司。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对于这种玷辱校誉的事情，应该依法追诉，无所用其姑息。”四天以后（1964年9月6日），他又写了一篇《谤书》，其中说：“市场上出现一部书，名为《胡适评传》。这本书只出了第一册。就这一册来说，表面上是赞扬胡适之，而实际上从胡适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处处都是轻薄、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这样一部书，若是如此一册一册出版，而无人提出异议，可以说是士林之耻。我们今日愿以这篇短文，表示异议。”我对陶希圣站在党报立场攻击我，丝毫不感惊异，因为那是我不跟他们合作、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必然发展。只是在时机上，倒别有个人原因。那时陶希圣要把他儿子陶晋生、媳妇鲍家麟双双送入台大历史系教书，故向文学院院长沈刚伯表态，而沈刚伯正是被我批评的焦点；另一方面，陶希圣要抢北大在台湾的龙头地位，因而貌似拥胡，并在后来支持胡夫人江冬秀朝《文星》打官司。凡此种种行径，对陶希圣这种人说来，其实都是最拿手的事。最好笑的是无耻的他居然还谈什么是“士林之耻”，他真是太妙了！

陶希圣长得小眼方脸，面似京戏中的曹操，讲话深沉多伏笔，是我所见过的城府最深的人物。在他把我请走以前，他对我一直不错，有历史上的疑难杂症，就把我请到二楼他的办公室，盼我解决。有一次，文献会重金买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原始文件，是当时秘密会议成立的签名册，上面有宋教仁等人的签名。陶希圣很高兴，拿去请于右任题字。于右任一看，签名册中没他的名字，很不开心，他说他记得明明参加了革命，怎么没有他？他不是“开国元勋”吗？怎么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居然没有他的名字呢？陶希圣回来，找到我，请我仔细考证考证，到底是历史错了，还是于右任错了。我仔细考证后，结论如下：那一次，于右任没参加。为了使于右任没话说，我列举出每一项证据，证明他老先生真的没参加。我不知道最后陶希圣怎么回话的，我只知道于右任“为之不寐者数日”。我真抱歉，以我的学问，实在找不出他参加的历史，这种抱歉持续了几天，直到我被文献会扫地出门，我才停止了抱歉。

我离文献会后，胡秋原在法庭提出申请，要传文献会执行秘书高荫祖做证，要高荫祖证明我在文献会窃盗国家资料打击胡秋原。我遂写一封信致高荫祖，信中主题很明显，就是声明我立场的坚定。那场官司的被告中，居浩然、叶明勋都和解出局了，萧孟能在亲朋父执辈的压力下几度想和，高荫祖承陶希圣之命也一再劝和，我写这封信，就在塞劝和者之口，并激发高荫祖的良知，不要做伪证。后来高荫祖出庭了，向法官出示陶希圣亲笔原件，证明了他以文献会执行秘书名义复法院的信，并非他矫命所为，而是陶希圣亲笔起草，叫他抄好发出的，原信是：

一、五十二年6月28日绥刑诚字第20445号大函敬悉。

二、查萧孟能与本会无关，李敖前在本会为临时工作人员，近已离职。

三、本会从未存储国家机关档卷，其所存报纸及杂志等项公开发行之印刷品，本会工作人员均可阅读使用。其会外人士对此项印刷资料洽请抄阅者，亦可抄阅。凡此皆不发生所谓窃取或盗用问题。

四、特复请察照。此致

台北地方法院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执行秘书　高荫祖

五十一年7月4日

法院同时也收到“国史馆”馆长罗家伦的复信：

国史馆函民国五十二年7月2日（五二）台史总字第172号

受文者：台北地方法院

一、贵院本年6月28日绥刑诚字第20445号函敬悉。

二、查本馆库藏史料及档案文书，萧孟能与李敖并未亦无从窃取或盗用。三、复请惠察。

馆长　罗家伦

以上两封复信，证实了胡秋原所说，全是疑神疑鬼，他“以为”我窃取、盗用“国家机关”档案文书掀他的底，其实那些资料只是旧报纸，学界中人都可以看到。胡秋原又“以为”李敖公布的闽变叛国照片，只有情治机关有，由情治机关提供用来打击他，其实那些照片早都登在日本和中国的旧杂志上，只要博学用心就可查到。不过他这一疑神疑鬼，对他倒有一个好处：情治机关为了避嫌，为了打击《文星》，倒也乐得跟胡秋原更形接近。他跟“总政治部”王昇、曹敏等的关系是不简单的，从他的密友徐高阮身上，更可看出跟其他情治单位的暗盘。左派出身的徐高阮是攻击《文星》的第一裨将，他死之日，吊丧行列里居然出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昇、“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他的背景，原来这般！——徐高阮在职务上只不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在这种冷衙门的清高之地，身死之后，居然冒出成群大特务为他吊丧，双方关系的不简单，由此可证！至于与胡秋原一同告人的郑学稼，也同样犯了疑神疑鬼的毛病。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发表《播种者胡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和胡秋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任卓宣和郑学稼，大家打作一团，十分热闹。在笔仗当时，郑学稼发表《我控诉》说：

当我第一次阅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时，以为他是极接近胡适的人，否则不会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独立评论社内部诸名士主张独裁，只胡一人反对；胡为女学生关窗户，以示“体贴”；和胡退回宣传费若干美元。

事实上，郑学稼的“以为”，和胡秋原的“以为”一样，完全“以为”错了！其实我“接近胡适”了什么？关于《独立评论》上民治与独裁论战的事，在《独立评论》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八十四号、第八十六号、第八十八号、第一三〇号以及《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号及三十二卷一号，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为女学生关窗户的事，1932年的《论语》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的《人间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画像》那一本书也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退回宣传费的事，1942年的Current Biography、VOL.LXXIX 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他郑学稼不去查书，不去了解，却硬说这是我李敖独得之秘，这不是大笑话吗？他郑学稼读书这样少，反倒以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这不是大笑话吗？文证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这种跟国民党总政治部关系匪浅的所谓学者却如此不学，如此无知，这种人宁愿在我与胡适有“微妙关系”上去“以为”，去捕风捉影，也不愿在书本上多下功夫，这种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郑学稼死后，蒋经国特颁“绩学贻徽”挽额，由军报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绩学贻徽”？未必未必，绩不学贻害，倒庶几无愧也！我举这些例子，意在说明，当时发生那么多的纠纷，都祸起胡秋原他们一念之差，他们不相信刚出道的一个青年人在独来独往地写文章，总是疑神疑鬼地怀疑有幕后人在打击他们，若他们真的知道这青年人全无后台，全无背景，也许他们就不会那么介意了。四百年前，特立独行的大思想家李卓吾说：“吾当蒙利于不知我者……可以成就此生。”正因为“不知我者”的疑神疑鬼，最后，你万古留令名，他们千秋挨臭骂。他们辛辛苦苦地“毁”人不倦，其实只是你“可以成就此生”的一些踏脚卵石而已。“毁人而反利之”，不亦快哉！

多年以后，胡秋原回忆说陶希圣和他前嫌尽弃了，又是好朋友了，我得知后，为之一笑。我笑陶希圣空在李敖头上做了一场好梦，最后撇清李敖，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他太小看了李敖。李敖是要举行最后审判的，他难逃李敖的最后笔伐。陶希圣在开革李敖二十五年后——1988年死去，活了九十一岁。死后，他的儿子陶龙生写了一篇《陶希圣先生秘辛》，发表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透露陶希圣死前的秘密交代。陶龙生说：4月5日“那一天他跟我说了许多话，要我记下来，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再发表。我现在写出一二”。“写出一二”的内容原来是：陶希圣去做汉奸，是蒋介石秘密派他去卧底的。换句话说，他去做汉奸，是暗中得到钦命的，所以别人做汉奸，一做就非死即囚或流亡海外；但他陶希圣却是例外，仍得蒋介石重用。其实这些说辞，是站不住的。因为在我们得知的密件中，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例如陶希圣出走香港后，1940年1月15日，曾密函胡适，说：“希〔圣〕今后决心不再混政治舞台，但求速死耳”，“此后希〔圣〕将去之海外，为人所忘以死矣”。可见他愧悔之情。如果他是钦命汉奸，则必欣然回中央讨赏领奖矣，又何必“但求速死”“去之海外”哉？何况，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明说“脱离战地，背叛国家”“希圣一心感激委员长不杀之恩”；在《总统蒋公诔词》中又明说“不杀之恩，愧无以报”，可见他惶恐之情。如果他是钦命汉奸，则必欣然因卧底功成而邀功矣，又何该杀之有哉？结论是：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中，固然有的汉奸是钦命的，像殷汝耕，像唐生明，但陶希圣却不在此类。他死前犹欲以玄虚自清欺人，临终授命，教儿子扯谎，结果被我拆穿，适见其加倍无耻而已！

因为陶希圣城府最深，所以同他办事，也得“阴险”一点。文献会同仁以夏天太热，想呈文陶希圣买电扇，我说你们呈文买电扇，陶老板是不会同意的，你们要高抬价码，呈文买冷气机才成。他舍不得买冷气机，觉得抱歉，就会给你们买电扇代替了——这个故事，显示了我的“阴险”，可以智胜陶汉奸。他临终授命最后被我拆穿，真可谓“生诸葛走死仲达”了！

至于胡秋原告我的官司，由于法院是国民党的，后果可想而知。这官司前后拖了十二年，枯燥中亦有趣闻。胡秋原有一次在法庭不称我之名，而叫“李匪帮”，我提出异议。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他叫我“李诽谤”，可是他的黄陂土话发音成“李匪帮”，所以吓人倒怪。还有一次胡秋原加请法学家陈顾远做他律师，陈顾远不知是老糊涂了，还是装疯卖傻，两面做人，竟在法庭上说我好话，并代我辩护起来，气得胡秋原再也不请他了。这官司造成我跟胡秋原结了一辈子梁子，在他告我三十年后，我找到机会告他，他赔了我三十五万，我嫌少，坚持把他家贴上封条，至今封条犹在，而他已老得无力出庭了。曾祥铎劝我“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说：“三十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向他说这句话？”——我为人好勇斗狠、有仇必报，并且没完没了，于胡秋原案上可见一斑。王企祥（刘宾雁的学生、李远哲的老师）说得有趣：“你不能得罪犹太人，得罪了犹太人一如得罪了李敖，他跟你没完没了。”我听了大笑，说：“你终于学到跟李敖做朋友的窍门了。”胡秋原正好相反，他学不到跟李敖做敌人的窍门，以致被我没完没了。1984年12月22日，我在百货公司碰到台大老同学卢华栋，十多年不见了。上次见他是他出狱后，我去看他，并小送金钱，此后“一别音容两渺茫”。卢华栋出狱第二年即已结婚生子，洗手不涉及政治，对党外活动，亦所知茫然。我劝他写一点狱中回忆，他说他已专心从商了。我说：“就这样的不干了？”他苦笑了一下，说：“不干了。”我说：“这样被国民党欺负了，就算了？”他说：“就算了。”我在牢里听黄毅辛说，特务们整卢华栋，甚至把万金油涂在他眼珠上，其凶残可想，可是卢华栋统统“就算了”。我的人生观绝不如此，我从来不把恩仇“就算了”，我要“千刀万里追”，这一性格，最像犹太人。陶希圣、胡秋原这些湖北佬，如今死的死、老的老，仍难逃我们东北人的斧钺，唯我李敖，毋太犹乎？

《文星》　（1962-1966·二十七到三十一岁）

1952年，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在台北开了文星书店；五年后，1957年，这对夫妇又创办了《文星》。1958年，二十三岁的我写信给马宏祥，谈到知识分子从事文化事业的构想，我构想大家“真不妨做‘文化商人’”，以利“思想的传布”。我在信中举“台北文星书店及敦煌书店的主持人”为例，认为他们是优秀的“文化商人”。这封信所构想的“文化商人”，其实我们那些穷大学生是没能力做的，因为我们都没有有钱的老子可以资助。所以，最后我们所能做的，是提升别的“文化商人”，使他们少一点商业，多一点文化。这一构想，我在新店山居时付诸实行了。1961年冬天，我写了《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投到《文星》，杂志发起人之一陈立峰那时做主编，看了我文章，对我极为倾倒，他介绍萧孟能认识了我。至于萧太太朱婉坚，我倒早就认识，因为我们到衡阳街逛书店，都会看到她。她亲自照顾店面，每天十二个小时，既能干又肯为理想吃苦，早就给我们很深的印象。那时候书店已开了十年，杂志已办了五年，可是成绩却很平平。原因很简单：“文化商人”受格局所限，因而他们虽“万事俱备”，总是无法突破水准，真正的突破，有赖于“东风”型的人物，才能达成。无疑的，“东风”型的人物没有比李敖更合适的，于是，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杂志变色，书店改观。

《文星》创刊在1957年11月；被封在1965年10月，共出了九十八期，它前后八年两个月的生命，乍看虽不算短，细察却并不长，因为它的生命，不是从第一年开始的，而是从第五年开始的。杂志半年一卷，第五年开始正好是第九卷第一期（总号第四十九期），从这一期开始，李敖出现，《文星》改观。

在李敖出现前四年的《文星》里，就是1957年11月到1961年10月的这段时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它虽然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号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实上，它的表现却可怜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现尤其可怜。大体上说，它是非常“按牌理出牌”的，而不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杂志，那样温吞吞地办上四年，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这是在这个地区循规蹈矩“按牌理”的结果，而不是“不按牌理”的结果。所以，《文星》生命的起算，不始于第一年，而始于第五年。我进《文星》，首先以三篇文章定乾坤。在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以后，又发表《播种者胡适》《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只凭三篇文章，就带动了思想界文化界的高潮。当时正值胡适猝死，加上胡秋原等人对我疑神疑鬼等因素，于是不但高潮，且高潮迭起，形成了文化论战。胡秋原等人在文化论战中被“李敖之流”打败了，因而迁怒《文星》，但《文星》在处理双方论战文字上，当时其实是偏袒胡秋原他们的。我在1962年4月，曾写信给主编陈立峰（小鲁），有这样的话：

最近听说有人批评你们偏袒“李敖之流”。我想，这些批评你们的人的心眼儿一定长在胳肢窝里！据“李敖之流”看来，你们偏袒的对象正好相反。“李敖之流”深觉“陈小鲁之流”在偏袒“他们”。盖陈小鲁萧孟能似绝舍不得拿六万字的篇幅，让李敖登篇《一泻千里尽见浑水》的大文——却让胡秋原空前绝后地开了例！同时你们似乎也绝不答应李敖写篇破口大骂的十二页长文，直骂到别人的爹妈——却让郑学稼毫无忌惮地开了风气之先！

唉！小鲁兄！你不公平！

《文星》当时所以偏袒，因为主持人跟胡秋原他们有私交，跟李敖却只是初识。胡秋原当时跟《文星》过从之密，已到了从小儿学费到房子押租到支票贴现，都要向萧孟能伸手的地步（有三封他亲笔信为证）。他翻脸后，对萧孟能百般丑诋，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胡秋原的密友郑学稼也参加一份。郑学稼说萧孟能如何如何，但他为什么不感谢萧孟能为他砸招牌印他翻译的《自由论》？这本书，译得错谬连篇，笑话百出，文星书店竟出版这种程度的书，真丢死人！（这样子胡乱出书，直到我进入《文星》后，才替《文星》稳住水平。）又如徐高阮在胡秋原的杂志上痛诋《文星》利用胡适，殊不知他早就肯定“《文星》对得住胡先生，只有《文星》对得住胡先生”了（有一封他亲笔信为证）……如今我翻出这些底牌，目的就在说明，《文星》本来未尝不是胡秋原他们的园地，只是这块园地，最后被李敖“优胜劣败”了而已。

早在1963年7月18日，陈立峰就让贤，荐我为《文星》主编，我不肯。后来陈立峰离职，萧孟能找我帮忙，我不拘形式，替《文星》稳住水平。萧孟能的长处是能欣赏人才，麻烦是他的人事关系太好，因人情而来的稿件太多，所以清除起来，颇费口舌。萧孟能很容易被我说服，但是要一一说服，并把他的人事关系一一破坏，也太累太没必要，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文星》只要稳住水平就好了，那是萧孟能的杂志，可怜可怜他吧！”于是，就在这种互相迁就下，《文星》一期期杂志办了出来，一本本书印了出来，严格地说，它不是李敖水平的产物，只是就原有水平，经李敖提升的产物而已。

有一次，萧孟能受了压力，在1964年9月1日第八十三期《文星》上，登出《“内政部”来函》，函中要求“嗣后注意改进”，不要攻击“医师法”及“肆意攻击民意代表及整个舆论界”，我就大为不满，在次期里，我就登出“李敖的两句话：今后我对《文星》杂志的编务，不再过问。特此声明”。在10月8日的札记里，我写道：“我极为这封窝囊的复‘内政部’函恼怒。傍晚很不客气地指责孟能。孟能夜来寓，谈到清早5时。”在《文星》共事的日子里，我和萧孟能从没吵过架，但为了维护立场，我也颇为坚持我的信念。那时萧孟能极能表现礼贤下士的大家风度，我还是继续替《文星》稳住水平，直到大祸临头为止。

《文星》在我的带头下，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慢慢使官方串联出这些推论：一、《文星》是卖国者。二、《文星》捧汉奸，是汉奸。三、《文星》是“匪谍头子”。四、《文星》走《自由中国》的路。五、《文星》是“生活书店”翻版。六、《文星》叛乱，协助“台湾独立”。七、《文星》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八、《文星》鼓吹两个中国言论。九、《文星》“在海外通共”。十、《文星》“为匪宣传，与共匪隔海唱和”。十一、《文星》反对中国文化。十二、《文星》煽动青年。十三、《文星》影响民心士气。十四、《文星》诬蔑先烈、元首。十五、《文星》推翻法制。十六、《文星》反对当局。十七、《文星》反对国民党……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官方竟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作“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作“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例如说《文星》是“卖国者”。按照常识，有卖国可能的人是把握政权的，权在一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等，《文星》有这种“资格”吗？卖国所犯法律上罪名是刑法中的外患罪，国民党的执法大将赵琛，在“刑法分则实用”里已明说外患罪是“卖国”，《文星》既从未受过外患罪的公诉，又何能私予罪名？何况，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早就给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卖光了，留下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仍旧在国民党手里，要卖也轮不到《文星》来卖吧？

……（编者略）

由此可见，国民党利用这些人儿所给《文星》的罪名，竟是这些人照着镜子的自画像。但是，为了打击《文星》，国民党竟纵容真正的“隔海唱和”于不问。这些离奇的现象，直到主持宣传、管制书刊的马璧型人儿投共以后，乃至于政工头子王昇型的人儿“亲匪”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怎么回事了！

说“《文星》反对中国文化”，是有语病的。《文星》提倡现代化地使中国强大的方法，在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下，中国文化无助于国富民强，如果有助，清朝也不会国衰民弱地被外国欺负，被民国取代了。但《文星》这种立场，并不是反对研究中国文化，《文星》认为中国文化是学术的领域，所以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文星》反倒做得最多。翻开文星书店图书目录，一看便有上百册的研究中国文化书籍，都是证据。至于出版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并加上现代化的索引，更是研究中国文化划时代的巨帙。《文星》这些成绩，比起诬蔑《文星》的人儿来，真“好有一比”！胡秋原的中华杂志社只印过两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就是他们拥护中国文化的实绩！仅能呈现这样可怜成绩的人，他们居然骂《文星》，他们可真好意思啊！

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运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这个计划，我用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以1965年5月27日到6月8日的香港书展为例，文星已成为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黯然失色：这次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二十二个，参加种数有一千七百八十二种，册数有两万七千四百册。在两万七千四百册的图书中，文星一家，却独占了两万四千五百三十五册，竟是总册数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四，几乎是百分之九十。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占了十分之九的地位，剩下的十分之一，才是其他二十一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

这样子的风光，自然不是国民党所能容忍的。所以，第二年（1966）书展一开始，文星书店负责人朱婉坚就不准出境，直到书展结束那一天才准她离开台湾，她赶到香港，只能参加闭幕式了。到了第三年（1967），就索性不准文星参加了。“忌者不自修而畏人修”，正此之谓也！

最后，大祸像一张禁网，终于慢慢临头了。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1965年8月31日，警备总部以“（54）训唤5984号”代电来，说：

查《文星》杂志第九十期张湫涛撰写之《陈副总统和中共祸国文件的摄制》一文中，附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原文，有为匪宣传之处，触犯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三款，应依同法第七条之规定予以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这一查禁命令是真的，罪名却是假的，因为这篇文章反共有据，何来“为匪宣传”？反共文章容或要配图片，岂可一配图片就是“为匪宣传”？但警总是有理讲不清的衙门，文星虽于9月30日、10月28日先后两次要求“撤销对于《文星》杂志第九十期查禁及扣押之处分”，当然毫无效果。

《文星》第九十期的查禁，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这年11月，正好是孙中山百岁诞辰，台湾省医师公会以孙中山为西医出身，特约我写《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由《文星》出版，我同意了。不料在出版过程中，台湾省医师公会忽然来信，要求出书前文稿“送达本会转呈‘中央党部’审核认可”，这是很荒唐的事，因为它依法无据。我自然严词拒绝了。书出版后，山雨欲来、风声四起，《文星》已经岌岌不可终日，这时已是11月中旬。正好发生了国民党中四组（文工会前身）主任谢然之与《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余纪忠的冲突，我索性“趁火打劫”，趁机以“清君侧”的讽刺，在12月1日《文星》第九十八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直指国民党党中央。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谢然之的错误。这种错误，一方面是属于政策上和技术上的；一方面是属于为人上和品格上的。我以反讽的口吻，指出谢然之已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不应凭借权力，压制他人”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必须放弃一切偏激的、狭隘的、不容忍的作风”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以自反代报复”“以说服代斗争”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要以组织的活动改变个人的作风”的指示……我写道：

从这些标准来看谢然之先生的党务工作方式，我们不得不说他的表现是与蒋总裁的指示完全背道而驰。从他所作所为的表现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他对“化敌为友”的努力，“注重思想启发”的努力，或是“采取说服的态度”的努力，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的“凭借权力，压制他人”，只是他的“偏激的、狭隘的、不容忍的作风”！

我又写道：

蒋总裁这段指示，对谢然之说来，他又做到了哪一点呢？他改善了“一反过去立门户、分派系、拒人千里之外的作风”了吗？正相反，他不但没有“以组织的活动改变个人的作风”，反倒以他个人的“活动”，改变了组织的“作风”！

上面这种言论，当然不是谢然之容忍得了的，也不是国民党容忍得了的。国民党立刻动手了，12月26日下午，我正在家里忙下一期的《文星》，萧孟能走进来，平静地说：“别忙了，休息休息吧，命令下来了，我们杂志被罚停刊了。”就这样的，《文星》进入了坟墓和历史。当时虽然是以查禁一年的行政命令行使的，但是快到一年后，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同兹，忽收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函件，明告“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形式上是缓和的、宽大的，骨子里却是激烈的、小气的。当然，这种事不能全怪谢然之，因为显然不是他个人的事，他只是统计学上的抽样罢了。这由谢然之后来虽叛党不归，国民党的作风却依然故我可以为证。不过，对国民党的论定，对国民党员谢然之型的论定，却是千秋之笔，永远无法消灭了。

整个事件的演变中，我与国民党既无渊源也不愿有渊源，且有善自保，一路死硬派；萧孟能倒与国民党有渊源，这种渊源不是政治的，是血缘的。萧孟能的老子是国民党萧同兹。萧同兹1932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做到1950年，做了十八年，后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到1964年离职。随后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他在国民党中德高望重，人事关系极佳，《文星》能够拖那么久，与萧同兹挡在那儿，极有关系。虽然萧同兹本人，却是大而化之，从不管事。他同我吃过多次饭，也聊过多次天，我过三十岁生日时，他在他家亲自招待，颇见盛情。显然，他把《文星》看作他儿子萧孟能的事业，他曾说：“儿大爷难做。”意思是他管不了萧孟能，萧孟能有跟李敖的独立立场，但有人或许不了解这一点，或有意不愿这样了解，自然就把萧同兹扯进来了。这是绝对与萧同兹的立身行事不符的，也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萧同兹跟《文星》的关系，一如萧孟能同国民党的关系，不是政治的，是血缘的，他是《文星》萧孟能的老子，如此而已。当然他乐见儿子事业有成，但他能置身事外的，他都置身事外。所以，怪《文星》怪到萧同兹头上，是对这位老先生不公平的。至于说因为他成为靠山而使《文星》得以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则是实情。但这种靠山作用，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怪现象，在国民党眼中，你儿子的事业，你是脱不了干系的。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中常会上，自谢然之以下的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要萧同兹负责！”——青天白日下的奥妙，原来在此！萧同兹对《文星》虽然无为不治，但他的老面子，却使消灭《文星》的作业为之碍手碍脚不已。萧孟能得幸有这样的好老子，使他先天得以自保，这是不消说的。最后李敖不能免于为《文星》坐牢而萧孟能能免，这自是主要原因。

《文星》被停刊一年，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即将被封，就在眼前。蒋介石下令封闭文星，这当然会造成他和老同志萧同兹间的不快。为防止这一不快，萧同兹早先得到党方高层人士传达的三点秘密意见：

一、萧先生为吾人夙昔敬重爱护之本党先进，希望不致因《文星》问题使总裁对萧先生有所误会。

二、关于《文星》书刊中如《邓肯传》《蒋廷黻文集序》《孙中山先生与西医》等文字，希望萧先生能阅看一遍，俾能获知其错误所在。

三、希望萧先生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并将此类书刊停止发行。

很显然的，萧同兹还未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之前，文星已被李敖惹出更大的祸事来了。于是，蒋介石不耐烦了，终于下达了封闭手令。

这时候，萧同兹在国民党中的多年耕耘有了收获，在蒋介石封闭手令到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手中的时候，张群“党党相护”，偷偷压住了公文，火速通知了萧同兹。于是决定大家演戏如下：第一步，由黄少谷、黄杰拜访张群，表示萧同兹愿出面整理《文星》，盼能转陈“总统”。第二步，由张群表示应提书面报告。第三步，由萧同兹提书面报告并向张群恳陈衷曲。第四步，由张群签呈“总统”。以上第一次手续，显然向蒋介石保证，萧同兹的报告，是由黄少谷、黄杰两人“背书”的，同时也可使张群推卸责任，表示他所以代呈报告，乃是基于黄少谷、黄杰的面请，并非他个人有私于萧同兹也！——国民党元老真老吏哉！

于是，在1966年2月6日，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报告措辞谨微，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复刊之活动，同兹深虑此类活动，若不即时加以遏止，听其发展，不唯将陷孟能辈于罪累，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练，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这样的签呈：

（四）谨查萧同兹同志追随钧座深受培植担任中央社文化宣传工作历二十余年不无微劳其所呈各节情词尚属恳切兹既愿为文星书店负责彻底改组拟饬作如下之处理

（1）文星书店应即彻底改组由萧同兹同志完全负责主持

（2）据报该书店正在高雄筹设分店而其主要编著人员李敖陆啸钊等亦尚未脱离关系应即责成萧同兹同志一并负责处理予以停办并开除李陆两人

（3）应切实防止台港两地分歧分子，企图利用该书店进行渗透活动，萧同兹同志应对其子萧孟能严加督导管束

（4）至于《文星》杂志停刊一年期满后应否复刊问题拟到时再行核办

以上所签是否可行谨检呈萧同兹原报告一件敬祈

核示谨呈

“总统”

职　张群　五十五年2月15日

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发拟试办”五个字。由于这五字御批，文星遂由萧同兹“老年人接了青年人棒子”。可是，我当时铁口直断，预言文星改组不会成功。我坚决相信的蒋介石纵然一时放过文星，但蒋经国不会放过，这一判断，愈来愈证明准确了。在表面上，文星似乎惹来了私人方面的不少麻烦，从“皤然一公”（胡秋原）到“公然一婆”（胡适夫人江冬秀），都大有人在。但这些纠缠，不论当事人是自知的还是不自知的，其实都是公家方面的棋子而已。《文星》既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封杀《文星》既成为定案，手法自然也不厌其精，是“公私合营”式的——在“公”的手法动手前后，多次以“私”的手法打前站，先制造空气，也就不足为奇。

1966年3月国民党开三中全会，胡秋原“得风气之先”，扩大事态，上书全会，说萧同兹“背党卖国”“萧同兹父子书店近四年来之活动，乃与匪帮盲进运动相符应”“与毛贼近数年之全面盲进相呼应”“相配合”等等；另一方面，早在1964年起，情治背景的国民党就加入批斗，其中最明显的一人，就是写《文化界中一枝毒草》《文星与李敖》等书的侯立朝。1985年5月25日，林正杰的《前进》上透露，侯立朝告诉他们：“他曾是‘蒋经国的打手’，说他当年亲奉蒋经国之命，对文星集团开火。”我真“感谢”林正杰背离党外，大力批我，由于这种串联国民党情治人员批李敖的联合作业，我才在二十年后得知了这么奇妙的真相，并得到蒋经国亲自指挥消灭文星的人证！

不论“皤然一公”也好，不论“公然一婆”也罢，不论“蒋经国的打手”也行……这些都是外表的纠缠与制造空气，最后消灭文星，还得靠内部作业的完成，和官方正式出面动手。

早在《文星》被勒令停刊后第八天（1966年1月4日），警总就以（1965）训唤字第9345号查禁了《文星》第九十七期和李敖的《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3月22日，蒋介石批下了“可如拟试办”的张群签呈，表面上，似乎有诚意让文星活下去；骨子里，却大有花样！在文星改组过程中，7月18日，警总忽然以（1966）莒控字第4364号到4374号十一张联号公文，查禁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李敖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历史与人像》《文化论战丹火录》《上下古今谈》《传统下的独白》，陆啸钊的《恶法录及其他》，李声庭的《人权·法治·民主》《我志未酬》，和于熙俭翻译的《邓肯女士自传》。这种印钞票式的联号查禁，是很荒谬的。例如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此书初版于1963年9月，如今事隔四年，竟发现不妥，才予以查禁，试问这四年间几万本的上市流传，若“影响民心士气”，警总负责书刊审查诸公是吃什么的？所以这种查禁，纯属给文星改组好看，并无其他玄妙也。

当时文星改组，总编辑请的是军方人物胡汝森上校。胡汝森与警总政战部副主任段春理少将、政三处副处长伍一心上校、政战部第二处文化组主任李国瑾中校多次会面，1966年9月17日会面那次，据事后胡汝森记录，有这些对话：

李国瑾中校：最近李敖登广告要出十本书，我们对他一切来往读者的情形十分清楚，但仍有两点疑虑：

1.不知这十本书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搅什么花样？

2.最担心是怕李敖借此搅问题，而萧孟能从中资助他。如果萧孟能万一在财政上帮助李敖出书，而不幸出了问题，则又将牵连“文星案”，一切将不好处理（李再三强调此点）。

胡汝森：

1.我对李敖出书的内容完全不知。

2.据以我的常识判断，李敖出书，可以不必别人资助。萧孟能亦不会资助李敖。

10月28日，又有这些对话：

胡汝森：萧同兹先生嘱以私人身份将《文星》编委会第七次会议记录一份，附11月出版书目及内容表，拟出版书籍初审意见表各一份，托转交段副主任。

李国瑾中校：谢谢。这种私人方式的联系很好，可以加强互相的了解。

胡汝森：本公司原租之店铺，业主要收回拆建大楼，现准备搬往峨嵋街五号，大约在12月在新址营业。

李国瑾中校：

（1）并非夸大的说法，警总自总司令起下至各级官长，对萧老先生均表敬仰，绝不会找他老人家麻烦，所有警总对《文星》的态度，均是善意的。

（2）《文星》案原是一件相当严重的大事，萧老先生毅然担负《文星》改组的责任，将来在党国的历史上，将占重要的一页。

（3）《文星》案至今未了，仍在试办阶段中，警备及中央党部对《文星》改组后的进展，都曾有报告给最高当局，迄未认为达到试办完成的阶段，这可能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希望以后对书刊的出版，仍多慎重，以免另生枝节。

（4）关于“保持原有风格”问题，警备已与中四组交换过意见，中四组确曾有过此表示，但希望《文星》所保持者，乃其过往良好风格的一面。

我当时自谋生路，曾计划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在警总抢劫并查禁我这十本书的时候，由李国瑾中校主持，此人面目可憎、程度低下、口蜜腹剑，又因态度虚伪，跟口中的蜜搭配不上，所以那种蜜，尤其令人作呕。胡汝森所说萧孟能没有资助李敖出书，全是事实，因为事实上，萧孟能当时够朋友得连个李敖在银行开户都不肯介绍（后来还是彭明敏看不过去，仗义介绍的），又何来资助？（胡汝森且以《文星》总编辑身份，被萧孟能派去参加这年11月7日徐高阮、胡秋原举办的声讨李敖大会呢！）至于萧同兹这边，“以私人身份”不断把文星内部作业向警总交心，实际换得的，却是空忙一场。李国瑾到了10月28日，还说“‘文星案’至今未了，仍在试办阶段中”，还在向“最高当局”“报告”中，可见官方毫无诚意，一定要消灭文星而后快的。

拖到1967年，情况愈来愈不对劲了。这时候的萧同兹，发现他一年多的辛苦努力，一年多的卖老面子，一年多的委曲求全，似乎都无法挽救那既倒之狂澜了。官方的禁网，显然在愈收愈紧，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拖一天算一天。到了5月25日，有军方的秘密指示出现了。指示人是神秘的代号“端木青先生”，文号是（1967）治侠字1216号函：内容略开是：“……军中禁买《文星》书刊……检扣呈部凭处……”这是许多讯号中的一个讯号，“春江水暖鸭先知”，官方正式出面动手，为期已不远了。

萧同兹把他的困境，托密友转告了张群和黄少谷，并透露了有结束《文星》的意思。密友转来了张群的七点意见和黄少谷的六点情报：

张：

一、同兹对党的功绩与忠贞，大家都了解，不是胡秋原或其他人等所能抹杀的。

二、他很关心，也诚意帮忙，但要了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如经过他，他一定设法挽救，就怕他们直接上报而径自执行。

三、文星负债如许，万一如此，同兹如何下台，所以必得维持下去。

四、要使文星维持下去，孟能必须彻底离开，即令不出国，也不可再问文星的事。

五、董事会要改组，另找一适当的人任董事长，在政治方面挡风。

六、同兹自任经理，另找人佐理，如明勋或友德等。

七、要改变生活方式。

黄：

一、他和某已经谈过数次，终不能convince（说服）他。

二、《文星》破坏心防。

三、杂志如复刊，则同兹和老先生的关系便濒于破裂的边缘，而使岳公无法下台。

四、官司一定打不赢。

五、老先生说，老一辈的人，常易受儿女的蒙蔽，如布雷（这下面，似乎还有话）。

六、对父亲，百分之百相信；对儿子，半信半疑；对李某，完全不相信。

张群的七点意见中，第二点最值得注意。他说“他很关心，也诚意帮忙”，应属可信。因为张群固不懂什么文星的使命，但他懂萧同兹，他与萧同兹交情甚深，自然会帮忙。他说“事如经过他，他一定设法挽救”，显然指他在“总统府”秘书长经手的事项与公文内，可以想办法，但是如果蒋经国“他们直接上报而径自执行”，他就帮不上忙了。黄少谷六点情报中，都值得注意。他说他不能说服“某”，“某”似是指蒋经国本人；他说文星的关键在上面已经认定“文星破坏心防”。他说“老先生（指蒋介石）说，老一辈的人，常易受儿女的蒙蔽”，显然指萧同兹被蒙蔽而言。但奇怪的是，蒋介石自己，又受谁蒙蔽？蒋经国不正是他的“儿女”吗？他自己也不正是“老一辈的人”吗？明于知人而昧于察己，这岂不好笑吗？至于说：“对父亲（指萧同兹），百分之百相信；对儿子（指萧孟能），半信半疑；对李某（指李敖），完全不相信。”倒也真是符合国民党作风与判断之言，在这种真相与原案下，萧同兹纵有“中朝大官老于事”的通天本领，又能苟延几时呢？

拖到1968年，官方终于忍不住了，首先，官方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出逃税漏税的证据，用作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在这种简直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官方除非走栽赃嫁祸的路，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硬来了。1968年1月25日的下午，警总纠合各路人马，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文星资料室本在我家隔壁，有六十六坪大，原与三十三坪的我家内部有门相通，我离开文星，这道门就用砖封死了。这天下午我正和小情人小蕾（鲁肇岚）在家，听到隔壁有异动，开门一看，便衣与警察甚多，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三天以后（1月28日），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1月29日）起，文星书店门口有“计程车”两部及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可见蒋经国他们的确不经过张群，“直接上报而要径自执行”了。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就在2月5日，写信给张群以“财务未臻健全”为理由，要求蒋介石准他停业。萧同兹不愧是老于世故的，明明是你蒋介石两面做人，逼我关门，可是我绝口不提一个字，反倒字里行间，哀哀请求你恩准我自我结束。张群收到信后，只好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说知道了，你就去停业吧。于是张群以（1968）台统（一）仁字第3843号函件，回复如下：

同兹吾兄大鉴　展诵2月5日

惠书敬悉一是关于文星书店财务未臻健全不能继续维持已决定停业一节业已如嘱转陈奉总统批“阅”用特函复即请

詧照并颂

时绥

张群　敬启　五十七年2月23日

于是，苟延残喘了两年的文星，终于还是难逃一死了。

虽然蒋介石那边决定了文星停业，但在蒋经国这边，却照旧一不做二不休地开始抓人，以期把案子落实。3月15日上午10点，文星总经理郑锡华以“叛乱嫌疑”被捕，警总保安处人查问他，到下午五点半才放回；第二天和第三天，又叫郑锡华自动去报到，又查问他两次。到了2月20日上午10点，萧孟能的秘书钱翊平告诉他，有两位先生受友人之托，有事找他面谈。萧孟能请钱翊平邀他们上楼，一进办公室，两人就出示“叛乱嫌疑”的传票，把萧孟能押进15-01952号黑色吉普车，开进保安处。问来问去，直问到下午四点半才放他出来。当晚11点，萧孟能来我家，说警总说在文星资料室查到《思想杂谈》一禁书，想入他于罪。我说，文星资料室是我一手筹设的，有什么书我一清二楚，根本就没有这本书，这是他们趁搜查时栽赃的！既然事已如此，还是由我出来顶吧。说完我就立刻写了一纸证明书，由萧孟能带走了。证明书内容如下：

文星资料室于1965年8月18号正式集中资料，当时由本人负责管理、添购，当然由本人负全责。本人于1966年4月1日致信萧孟能，正式宣告离开文星，于8月1日正式完成交接，在这段期间内，资料室内一切责任，仍应由本人担负，特此说明如上。今晚萧孟能来问有否《思想杂谈》一书事，经回忆，似无印象。文星资料室中图书太多，且无清册，又以隔时甚久，对一些书，实难确断其有无，合为附陈如上。

五十七年2月20日夜　李敖　手具

〔附记〕：以上所说，如有疑义，本人愿做人证。

萧孟能把我的证明书送到警总，大概他们知道李敖有“有福先享、有难独当”的四海作风，且他们意在整文星，故对证明书并没重视。最后文星既听命结束，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1968年2月25日，段春理少将拜访萧同兹，当面询问文星是否确实自动结束？何时结束？萧同兹拿出他2月5日致张群的信和张群2月23日的回信给他看，说拟定在3月1日结束（后因百举待废，时间太促，改为4月1日）。当天下午5点，萧家的老佣人老彭（彭吉昌）留条子给萧孟能，请求介绍他另谋出路，晚上萧孟能问他，说你做了这么多年佣人，大家处得很好，为什么不干了？老彭痛苦地说：“在家里做不下去了！”——原来警总逼他打主人的小报告，他不肯做不义之事，只好求去。

2月28日下午6点，文星召开临时股东会，做成“同意解散”记录。第二天，萧同兹致信警备总司令刘玉章，附上这一记录。3月3日，萧孟能托我代写结束广告与海报，以做最后的促销活动。3月4日，报上登出《文星》结束启事。

在文星指日可垮的情况下，人情冷暖也就怪态百出。2月26日，萧同兹的老朋友张明炜连二十四万都不放心借给文星了。2月28日，萧同兹的老朋友辜伟甫甚至派会计查问文星账目以防倒账了。3月8日，余光中来电要求收回他在文星出版的书，萧孟能答以：“如果作者都做此要求，文星的结束工作就没法办了。”于是余光中只好很勉强地挂了电话。3月15日，朱婉坚电告萧孟能，说郑少春告诉她，听说余光中、梁实秋、陈瑛（沉樱）三人在与律师研讨文星结束后，作者有无权收回已出售了的出版权。萧孟能为之又好气又好笑：“难道他们这班文人，最后逼我跟他们来一场官司，制造一个文化界的高潮？”……

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与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令自己欣慰、令他人胆寒。到了3月31日晚，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10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子夜12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计程车”很多，一个特殊身份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儿才走。

文星的结束，许多青年人为之惋惜，为之愤懑，为之泪下。一个杂志，一家书店，最后下场如此感人，也真可说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了。

1968年3月17日《纽约时报》上，有了这样的尾声：

台北文化人失去了书店

治安人员的压力迫使关门

（专为《纽约时报》而作）

台北、台湾，3月16日——文星书店宣布将于4月1日关门。它的消逝，使年轻作家们、摸索中的画家和摄影家们、现代舞的献身者们以及数不尽的大专学生们，同时失去了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人们（按：格林尼治村是纽约文化人和新思想者的集中地）来看文星人物，一定认为文星人物太懦弱了；但在台湾，文星却是最勇于追求心智真诚的表征。

文星公司的首脑人物萧孟能，最近在公开场合已见不到他，所以也无法找到他发表对文星关门的意见。但跟文星书店接近的人们却纷纷指出，文星在强大压力下关门，全是治安当局的杰作。

治安审问

接近文星的人说，文星之所以用董事投票和财务困难等作为理由关门，乃是这个坐落峨嵋街的现代化书店中人和萧先生在连遭困扰和治安审问后的结果。萧先生的朋友又说：在去年一年，萧先生被治安人员请进去，至少就有过三次。

萧先生另外出版过一种月刊《文星》杂志，经常刊载台湾和世界上有关政治、社会及文艺等方面的言论，在1965年，大概出了近一百期的时候，被勒令停刊。

《文星》杂志的主编人、生长在北京的年轻作家李敖，他的直言不讳的政治观点，使他成了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李先生写过二十本小册子和书，其中却有十六本被查禁在案。

除了李先生和少数几个人外，环绕文星的群众很少公然涉及政治。但是他们的朝气和探索精神，却足以触当道之忌，因为当道正把台湾圈成一个故步自封中国的最后禁猎区。

甚至舍政治和思想上的压制不谈，光看在台湾的中国社会，没疑问是保守的，年纪大的才吃得开，年轻人要熬到四五十岁，才盼能有机会当行，冀得一顾。

从1960年雷震坐牢，到《时与潮》杂志结束，一连串的文祸都使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常遭逮捕与迫害。文星书店的关门，重新揭开了知识分子的旧仇新恨和那年复一年的创伤。

星沉　（1966-1970·三十一到三十五岁）

1968年3月31日文星结束后，4月6日的英国《经济学人》登出报道，这一报道，国民党“新闻局”在4月19日出版的内部刊物《国际舆情分析》里，有了秘密的翻译：

台北《中央日报》曾刊出一节广告说：“购买文星书刊的最后机会。”这家台湾最富生气和最有名气的出版机构，就这样地宣布它关闭之意。上月底文星书店关闭，执政党国民党保守派已把中华民国发表自由言论的最后机构封住了。

文星书店的开办完全为了商业利益，到了1960年它交上了好运，《文星》杂志因刊载批评保守的文化政策，受到学生广大的欢迎。该杂志曾讨论过关于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价值问题，甚至论及政治自由化和给予青年更大自由的要求。虽然这些问题是以中国的含蓄方法来讨论，但在台湾谈到这些问题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

虽然它有若干作者因偶尔与政府官员发生冲突而致被免职和下狱，可是《文星》杂志能比其他敢言的刊物寿命较长，主要是因为它有朋友高居要津。但两年前《文星》触犯了台湾不成文法，指名批评国民党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并对总统亦有微词。《文星》杂志的登记执照被吊销一年，文星书店董事会改组，使之容纳更多的国民党党员。从此《文星》杂志一直不准许复刊，但《文星》杂志继续有它影响力量，并对青年成为一种吸引力。

大约一年前，国民党暗中支持和经常预言政府政策的《中华》杂志攻击《文星》“走共党同一路线”。该杂志要求以戡乱时期阴谋制造分裂的理由，关闭文星书店。同年3月替补的董事名单拟定了。

文星书店之关闭系根据最近台湾权力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其理由是禁止浪费，“改良当前社会风气”，并指令增加大众传播的爱国内容。中华民国政府显然害怕日趋繁荣的台湾会受到更大民主的压力，所以尽量减少台湾目前容许的自由限度。

《经济学人》的报道，是很简明扼要的。其中提到“国民党暗中支持和经常预言政府政策的《中华》杂志”，正是胡秋原的杂志。胡秋原也许高估他做了一定程度的推波助澜的效忠工作，事实上，国民党本身就是要消灭文星，没有推波助澜，波澜本身还是波澜，在波澜之下，“星沉海底”，根本是早晚的事。李商隐写《碧城诗》，其中两句是：“星沉海底当牖见，雨过河源隔座看。”与文星同归于“禁”也同归于尽的我，目击了文星的一切，不论是“当牖见”还是“隔座看”，看见它生前死后，的确有不少沧桑。其中最沧桑的是萧同兹，他真可谓无端受累，卷入文星，把几十年培养的党国关系与人事关系，毁于一旦。如今他墓草久宿，我真愿他灵魂安息；其次是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她为文星贡献了青春，也是无端受累，卷入别人的理想活动，赔上她自己辛苦的店面和一生的事业，最后还家庭破碎，与丈夫和“新女性”对簿公堂，老境堪怜，依子而居，我要特别祝福这位既婉且坚的伟大女性。

文星书店结束后十六年，1984年6月5日，我有信给萧太太朱婉坚，我说：

回想十九年前，在国民党掐死《文星》杂志的时候，我曾说：“《文星》是一道主流，虽然这主流反对国民党，但反对之道，还有规格可寻，还可聚合各路细流，成为高明的导向；《文星》一旦没了，主流就会变成乱流，国民党早晚会更惨，还要赔上国家的命脉和别人的青春。国民党有一天会知道：当一切情势改变了的时候，他们将欲求有《文星》而不可得！甚至欲求有《自由中国》而不可得！他们那时候才会发现——迟来的发觉——《文星》《自由中国》式地反对他们，是太客气了的！可惜笨得要命的国民党永远不会明白，他们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马歇尔说国民党会做好事但总做得太迟，他的看法，真是一针见血了！”

我写这段话正值党外杂志乱流四起、国民党中央焦头烂额的当口，我佩服我李敖是最准确的预言家，还算吹牛吗？他妈的国民党，真是报应啊！

诊断李敖在文星兴风作浪之功，不管《纽约时报》或《经济学人》所登，都从正面着眼，实不足为李敖光宠，我该引一段负面观点的诊断，以概其余。1966年2月21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登出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的长篇大论，其中“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项下，有这样的话：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做成附表二。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全国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全政府官吏、全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刮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巴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刮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及全国民党员是“这种人的耳刮子早就该被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中国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在附表二中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而此处仅随意从附表二中摘举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刀”“打耳刮子”之行动，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我国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我国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国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谢”他，“感谢”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于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地肯定于亲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

如今，在文星被封多年，回看它的生前死后，的确也看到不少的沧桑。在文星上追求理想的那些战友（事实上是唯李敖马首是瞻的人们），有的已经死亡，有的已经隔世，有的已经变节，有的已经自毁历史，卖友求荣，手数着钞票，脚脱离战场，不识大体地重新自文化人变回到市侩……但是，不论怎样的浮云事变，我李敖绝不心灰意懒，我不在乎那些战友的来去，不在乎个人的浮沉，我关心的只是理想的追求，在追求理想的大目标下，我不怕孤立，照样勇往直前。

在文星共事和共患难的过程里，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对我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表现了萧同兹的大家风度，这是很令我怀念的。现在我还保有萧孟能写给我的感恩信，说：“我是多么感谢你！”（1962年7月6日）说：“您使我扬名吐怨气，万分地感谢。”（1963年12月17日）虽然这些感恩，在多年以后，都被“正人君子”忘光了！

文星的“星沉海底”并不等于李敖的“星沉海底”，因为国民党对李敖的秋前算账和秋后算账一直没有停止，所以李敖这颗文星之沉，还在进行式。首先是对我的书大撒禁网。从我在文星最早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到最后自行出版的《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这时我三十一岁，眼看前路荆棘，似无靠笔杆维生的活路，乃宣布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得款做本钱，改行去卖牛肉面，在9月3日我有信给余光中，其中一段说：

我9月1号的广告知你已经看到。“下海”卖牛肉面，对“思想高阶层”诸公而言，或是骇俗之举，但对我这种纵观古今兴亡者而言，简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来，不为丑恶现状所容的文人知识人，抱关、击柝、贩牛、屠狗、卖浆、引车，乃至磨镜片、摆书摊者，多如杨贵妃的体毛。今日李敖亦入贵妃裤中，岂足怪哉！岂足怪哉！我不入三角裤，谁入三角裤？

我又说：

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宣纸的小折页册，正好可做签名之用。我盼你能在这本小册的前面，写它一两页，题目无非“知识人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启”之类，然后由我找一些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纷纷签它一名，最后挂于牛肉面锅之上，聊示“招徕”。此“启”只负责“赞助”，不负责牛肉面好吃与否或有毒与否，大家尽可安心签署，不必回家抱着老婆吓得睡不着觉也！

那时我在文坛余威犹在，势利眼的余光中还买账，他写来了赞助启，全文如下：

近日读报，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文坛佳话。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国内摆牛肉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唯李敖先生为了卖牛肉而告别文坛，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气横溢，笔锋常带情感而咄咄逼人，竟而才未尽而笔欲停。我们赞助他卖牛肉面，但同时又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炉，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

卖面大业，后来格于环境，我只变成理论家，转由张俊宏、黄华等小朋友变成实行家，直到他们再格于环境，做垮为止。

印“告别文坛十书”要登广告，不料情况迭起，那时《中央日报》执各报牛耳，只好找它登，且因跟它的广告主任商钟认识，乃去交涉。8月30日上午10点去《中央日报》，商钟说他正设法斡旋，总经理已同意，再与该报头子国民党大员曹圣芬商量云云。下午5点再给我答复。5点再去，已同意登第四版。商钟说曹圣芬最后还要删去“卖牛肉面”等话，经他建议，始全部照登。我借到钱，再去《联合报》加登两天，竟遭阻力。9月1日的因已收我款，不好拒绝，只好照登。《联合报》的收费小姐并遭官腔。《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方面亦然。本已答应加登两天，下午去缴款，竟遭拒绝，并要连9月1日的都退给我，力经交涉，答应至少9月1日照登。《民族晚报》方面因有认识人，又看到《联合》《征信》两报收据，乃照登。《自立晚报》经找戴良等，又鉴于《民族晚报》已登，乃照登。在自立晚报社，在该报走红的柏杨跑过来，高叫：“李敖哇，你自杀算了！这个岛上没有你的活路！”我笑而不答。不料麻烦还没完，《中央日报》方面又有变化，9月5日我去找商钟，说：“你们说我的广告先登第四版，若一版一有空，就让给我。你们看今天《中央日报》的第一版的丧事广告，9月2号死的，今天就见了报，可见有位置，否则的话，难道死人还预约吗？”经交涉结果，答应我登第一版一次，并续登二次。可是还是言而无信。这事引发我到法院告了曹圣芬，法院是国民党的，当然告不成。

广告出情况后，印书接踵而至，11月9日，情况来了。发生在台北雅江街三十五号装订厂，跟我共患难的陈平景有记录如下：

……5点50分左右，二分局派行政局员娄（山东人，胶东蓬莱，后查出名娄振岳）率彪形大汉四人（后始知其中一人姓那，又一人姓单。然不露面者，不知几人，居民围观状至热闹），着便衣，找敖之，告以上级命查禁《乌鸦又叫了》及《孙悟空和我》二书。时左已将《孙悟空和我》约千五百本包好装在板车上，正拟运出。

敖与娄均态度平静，敖之谈笑风生，颇见功力也。然厂主林某因事出仓促，且无经验，顿时面如土色，喃喃喊苦。

6时半二分局长郑（福建人，后查出名郑文杰）来，人矮、着西装，状颇文雅。详讯印书情况，及奉命查禁之情形（只说上级，未说内容）。又市警局派黄某（福建人，认识柏杨，管书刊查禁的）来，红色警车来三次，拉走已上车之《孙悟空和我》及已装订未装订已叠未叠里封外封等，又拉走《乌鸦又叫了》全部未装订、里外封及海报。嗣因警车太慢，分局长下令雇一板车来。时张、左均离开，敖及平景与之周旋焉。

敖嘱平景外出一次……

8时郑命三警员继续搜查工厂，请敖之到警局谈，敖说：“我的朋友陈先生还要上课，他可否先回去？”郑不准，共到二分局。

9时吃了四菜二汤。市警局副局长来，只一露面。郑局长介绍“这是李先生”，与在吃饭之敖之打招呼。

旋由娄讯敖之，至12时10分。郑在分局长室与市警局副局长闭门而谈。工厂林厂主11时偕三警员来，手抱剩余之书及纸等，在分局长室密谈。林太太抱小孩来，敖之说你丈夫不出来，我绝不走，请放心（林12时离开分局）。

12时20分离开二分局，共抵家，筋疲力尽矣！

到了第二天，装订厂四面警卫重重，对面且有便衣二人监视，当是警备总部政工人员。声言不准带走任何东西，林厂主恳求我们离开，我们觉察到所禁之书，绝不止于昨天那两本。傍晚幕后人曝光，警总政治部李中校等二人出面，邀我一谈。李中校即李国瑾，此人握手时如瘫痪病人，手软如棉，一点力量都不用，十足政工嘴脸，先使人了自指掌。他通知我，“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中，《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吧》六本书全被查禁；《妈离不了你》《传统下的独白》《大学后期日记甲集》《大学后期日记乙集》在涂掉蝴蝶页及封底后，可以发行。我问他如何涂掉，他说用大橡皮印沾黑颜料盖上去就可以了。后来我如法去盖，他又改口不同意，因为盖得不够理想仍有字透出，读者还是可以看到上面的字，而所谓上面的字，不过《李敖著作十九种》的书名而已！最后他同意的条件是撕掉蝴蝶页和封底，才准放行。我当时因读者来预约，无法应命，十本书能给读者四本也好，只好同意。这次“告别文坛十书”，出得如此狼狈，使我对读者实难交代。直到十三年后我复出，我才对向我“归队”的读者表示，我愿此生赠送我自己出版的所有的书，以为补偿，但读者很体谅我的处境，他们当年花了二百元预约，绝不好意思没止境地收我自己出的书，所以送了一阵，也没人计较了。

我“读书破万卷”后，没见到古今中外有国民党这种动辄在装订厂抢书的“德政”。一般干涉意见自由的政府，方式有二：一种是预防制，包含（一）检查制、（二）许可制、（三）保证金制、（四）报告制。另一种是追惩制。按照国民党自订的法条，对报纸杂志的出版，采用预防制中的许可制，兼采追惩制；对书籍或其他出版品，采用追惩制。但追惩依法应在出书上市后，送审后，岂可非法跑到装订厂去抢未成书、未上市、未送审前的折纸与毛坯？由此可见，国民党既不能假民主地去实行大大方方的事后追惩制，又不能真独裁地去实行爽爽快快的事前预审制，只能行这种偷偷摸摸的“挂羊头卖狗肉”制，而这种制，却是最毒辣最整人的一种制：因为若行事后追惩制，则在送审后，查禁前，至少有两星期让人卖书的法律机会与活命机会；若行事前预审制，则小民至少可以遵循文警大人的圣旨，知道何者可印，何者不行，至少不必黑字印在白纸上，再给抢走，这样岂不是枉赔检字费、排版费、校对费、打样费、制版费、印刷费、纸张费、管理费……但国民党的毒辣与整人，作用正是在此！它就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后，再造成你的损失，使你进退两难；使你不但卖不到钱，反倒要赔印刷厂和纸行的钱！反倒要补偿读者预约来的钱！试问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每次造成损失，又有几个争取言论自由的志士仁人受得住呢？国民党统治的真不愧是“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他们从不放弃言论自由，但可使你放弃自由言论！他们从不行独裁国家的预审制，但可使你领教他们行的是“预抢制”，预审多麻烦呢！多不民主呢！审都不审，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来番暗箭伤人，又多“禁书如草不闻声”呢！又多妙呢！

在官方对我的秋后算账外，胡秋原他们也没闲着。他们利用他们取得的一封信，对我落井下石。1966年11月7日，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声讨李敖大会，“邀约了国青民三党人士和若干文化界的朋友三十人”，（有陈启天、胡秋原等等，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当时我已离文星，文星实际老板萧孟能竟然还派胡汝森去参加呢！）开会斗倒李敖。徐高阮等当场油印公布了我在新店山居时给胡适的信，并把我一状告到警备总部。在声讨李敖大会后第九天，胡秋原在他的官方奖助的《中华》杂志上（第四卷第十一号，总四十号），发表《徐高阮先生公布的胡适先生收到的一件信》，于是我这封信，便从敌人手中公之于世。这信后来港台书刊颇多转载的，当然是《中华》杂志创办以来，最好销、最好看的一篇文章。我真的很感谢这些要把我送到警备总部的“文化人”，因为只有他们这样为我“捧场”，这封信才得以公之于世，不被查禁。要是我自己公布了，一定就被官方封杀。所以他们真“害之反足以成之”了！结论是，徐高阮等公布我的信，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信是我写的，我当然大丈夫敢作敢当。总之，我不怪他们公布我的信，我只是对他们公布的动机和目的，感到要吐口水而已。

徐高阮做了这件事后，据我所知，为他的许多朋友所不谅。有的认为他“卖友求荣”；有的认为“难道胡适把这信给你看是叫你告密的？”；有的认为“信在你手中一年后，你才告密，证明你就是‘叛逆分子’！”；有的认为“知识分子如此借刀杀人，太卑鄙了！”……不一而足。而我自己，却毫无愤懑之情，因为我深深了解：徐高阮等是变节的共产党，变节的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人类，不是吗？变节的共产党是永远无法调整他自己的，碰到这种人，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可笑的是胡适为人坦荡，竟误信徐高阮这种红色变节者，竟把李敖的信给这种人过目，结果死后给李敖险些惹来大麻烦。人世奇缘，想来不无好笑！我被告到警备总部后，由保安处魏宜智组长主持，把我约谈多次，每次早出晚归，并没过夜。严侨却被再度捕去，关了三十天，调查他同我的关系。魏宜智组长精明能干，同我说话的时候，甚至可以整段背得出我信中的话。最后，在他研究清楚了这是徐高阮等私人的借刀杀人之计，研判若由官方出面整我，对官方不利，乃不了了之。徐高阮等的卑鄙阴谋，才没有得售。而严侨本人倒有不幸中的幸事，那就是这回可真结结实实地戒了三十天的酒！——可见酒是可以戒得成的，谁说坐牢没好处？

在整个公布李敖给胡适的信的戏路里，最有趣的一项，是国民党们对这封信的种种离奇解释。胡秋原《中华》杂志登徐高阮在声讨大会上的谈话，报道徐高阮说：“这一封信是民国五十年（1961）11月间胡先生交给他的。当胡先生交给他的时候，态度虽不严重，也不轻松。约四五日后胡先生即入医院，再出院不久就逝世了。他现在对社会公开这一封信，而负一切的责任。”徐高阮的结论索性直指李敖是“对敌人投降的叛逆分子”了。《中华》杂志又登胡秋原的读后感则更干脆，根本点破李敖是“匪谍”了，并且还是向胡适施用“统战”的“匪谍”呢！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鞭胡适的尸，说胡适也是“匪谍”？因为胡适也涉嫌“知匪不报”啊！不但不报，照他托姚从吾转信给李敖的鬼蜮行为看，他不但“知匪不报”，还给“匪谍”师生牵线呢！

到了1967年，我三十二岁，秋后算账仍不停止，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郑彦棻亲自下令“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交侦办我，4月8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公诉。自此官方正式配合私方，以诉讼手段形成夹杀。

这年4月14日，我在极艰苦状态下义助殷海光看病，救了殷海光一命。原委是这样的：1961年11月，我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以后，殷海光在台大文学院碰到我——这时候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了，叫住我，说：“你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提到的江亢虎是谁啊？”我告诉了他。正巧姚从吾老师走过，殷海光叫住他，指着我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老师立刻答道：“你们两个都是奇才！”那天小聊之下，殷海光很高兴，约我到他家去谈谈，我随手交给他我给胡适的信的副本，约好第二天去看他。于是，近五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殷家。殷海光这回大概真的发现了我的不简单，他显然承认了我的蛟龙地位。他说我给胡适的信深深感动了他，信中提到的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国共斗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哭了起来，使我大为感动。这一次谈话非常投机，他要到我碧潭山居来看我，我同意了。不久他到碧潭来，他教我如何煮咖啡，我穷得买不起咖啡壶，只能提供烧开水的铝壶做工具，他抱怨壶有油质，煮咖啡不好喝，我很惊讶他在喝咖啡上如此考究。我们大谈了一下午，然后到吊桥旁小店吃鱼。殷海光的怪毛病是：他刚见到一个人，经常是不讲话，态度也不友善，一定要“暖车”（warm up）以后，他才逸兴横飞高谈阔论不止，这时候他也有说有笑，与常人无异。但是下次见面时，他又要重新从那种死样子开始。一些人不了解这怪毛病，常常在一开始就被他气走了。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毛病倒颇为从简，大概他怕我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

那时候《自由中国》已经停刊一年多了，我向殷海光谈到两点：第一，雷震搞新党，以雷震对国民党的了解，国民党会动手抓人。一动手抓人，《自由中国》就完了。《自由中国》一完，就表示大家几年来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会被国民党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到《自由中国》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新党运动对传播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我这一点看法，印证“八十年代”在《自由中国》停刊后二十二年，重印《自由中国选集》都要被查禁，可见言论自由的大逆退）。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中国，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中国、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说到这里，我举我亲自调查的“军中乐园”为例：一个妓女每天被迫接客五十次，只分到一点点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国奴，我想她们也心甘情愿。我亲眼看到她们接客五十次后老鸨们放鞭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级知识分子可曾知道？听了我的话，殷海光为之动容，他承认他们太不了解乡土中国，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是“中国性史”，我拿出一些春宫画给殷海光看，他说他从没有看过这种东西，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这些照片？他不明白。我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但绝不是为了爱国才照这些照片。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肯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能脱离悲惨的命运！”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这一期间，由于我的支援，使他渡过不少难关，我说动萧孟能，高价支援《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写作，不过在我同殷海光的交往中，我觉得我对他最大的帮助，不在帮他研究，帮他印书，帮他生活，帮他在《自由中国》被封杀，台湾大学被停课后渡过许多难关……我觉得我最大的帮助，是把他送入医院，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长两年之久。他死后，殷太太写信给林悦恒、罗业宏，私下承认“李敖救了殷老师一命”，即是指此。“殷门叛徒”王晓波未叛前写《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后来，殷先生由宏恩医院转往台大医院开刀，台大医院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交费。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这段话最后一句说得不对，当时殷海光的学生中绝非“只有李敖有钱”，最有钱的是陈鼓应。陈鼓应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财产和落地的房产，没分给他妹妹陈桃桃，一个人独吃了。他是第一有钱的，可是一毛不拔。张灏、林毓生家境很好，又在美国多年，也都有钱，至少都比我有钱，只是他们光说漂亮的话，不做漂亮的事。这些伪君子、伪殷门弟子，我是最看不起的！

在义助殷海光的时候，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已经很难靠写作出版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那时候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品质好的冰箱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生产，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三手货。我和李世君合作，化名“OK李”，整天登英文报兜来旧电器，然后转卖。转卖时候，我都亲自参加搬运，与苦力无异。有一次卖了一台冰箱给李翰祥，我在参加搬运的时候，被李太太张翠英看到，她说：“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了？”我说：“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劳动改造啊！”为了坚守原则，不同国民党合作，我在谋生上的辛苦与心血，一般人是完全不清楚的，我也无须让他们清楚。从外表上看，我蛮有钱的，因为我知道在现实社会中，“充阔”比“装穷”更容易混，“充阔”至少可以贷得到款，贴得了现，借得到钱，“装穷”则全无用处。大家都说我有钱，可是谁知道我做苦力呢？

我不但没有钱，当时在财务上的窘迫，甚至非常严重。殷海光被宏恩医院“当场收押”“立即检查”的时候，院方立刻要三千元住院保证金，我就掏不出。经我和会计小姐挤眉弄眼，她同意我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做抵，等我出去找到三千元后再换回。我把殷海光料理好，叫孟绝子、陈平景陪他，就直奔水牛出版社找彭诚晃，我拿出另开的一张三千元加利息的支票，向彭诚晃贴现。彭诚晃把我的支票翻过来掉过去研究着，我问：“怎么了？是假的？你研究什么？”他说：“你贴现干什么用？”我说：“本来不想说，你既然问，说也可以，老殷住院了，我要筹保证金，所以就找到你们小气的客家人头上来了。别啰唆了，快借钱吧！”可是彭诚晃却不肯借，我认为他太不够意思了，说：“你们水牛创业，我帮了多少忙！《罗素选集》明明是我编的，你们却挂上刘福增的名字！我不愿和你们计较，可是这一次，为了老殷，我不会原谅你们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肯见彭诚晃这个人了。直到十多年后，我由萧孟能太太朱婉坚那边取得公证授权，把当年萧孟能卖给彭诚晃的版权全部作废，才算彻底作弄了这个客家人，才算出了这口恶气。

除了给水牛匿名编《罗素选集》这类事，我还为其他出版社做了很多，甚至一些畅销书，像《胡适语粹》等都是我编的。一来是做些有益读者的事，二来是以不正常方法赚点正常收入。编这些书，都不能由我挂名，那时候，拜官方之赐，“李敖”两个字已像黑死病了。

另一件匿名的活动是我应屠申虹之邀，与汤炎光办《文风》杂志。汤炎光是老国大代表，想出风头，要办杂志，当时以我之名，根本申请不下来杂志执照，但汤炎光可以。于是达成协议，汤炎光只有挂名发行人的权利，其他编务、内容一概不得过问。于是我和屠申虹就包办了第一期，很寒酸，只有一张纸，分出四版，但一张纸照样闯祸。办出来后，一方面“中央研究院”登大幅广告斥责、抗议，一方面汤炎光被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去吃饭，劝他千万不可和李某人合作，否则后患无穷。汤炎光一听吓坏了，立刻打退堂鼓，不办了，我和屠申虹不便相强，相强也没用。不过这杂志夭折，却给我一个方便，我阴错阳差变成了电话阶级。因为当时电话很贵，用杂志社申请可半价优待，杂志垮了，电话长留，从此我家有了电话。由此一例，可以想象萧孟能待我之厚，跟他文星共事这么多年，编辑部也在我家，可是他却吝于在编辑部装个电话！电话以外，冰箱也如此。我离开文献会，住到安东街时候，他为我买了一个冰箱，却不是电冷的，而是每天由人送冰块来放进去的冰箱！我有电气冰箱，是1964年5月1日迁入水源路十九号之八“水源大楼”三号以后的事。在“水源大楼”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我与“H”同居——没有冷气，但有电器冰箱享受下的同居。“H”是苏州人，香港英文书院毕业，当时在NACC（美国海军情报中心）做秘书，美丽无比，是我女朋友中最漂亮的，她是“北洋军阀”唐天喜的女儿唐静琴介绍我认识的，唐静琴是她干妈。那时她的未婚夫去美，她被官方限制，暂时不能出境，所以跟我在一起，我过三十岁生日时，她正在我身边，那时正是我的盛年，文星的盛世。后来我搬到信义路四段二一七巷十六弄十九号之三国泰信义公寓四楼，她也过来，不久出国了。出国前陆建业、崔小萍拉她拍琼瑶的《窗外》电影，做女主角，在台湾因纠纷未能放映，后来林青霞做女主角的《窗外》是第二次拍的。

我虽被官方秋前秋后算账，但我气派不衰，最有趣的一件鲜事，是我阴错阳差，变成了汽车阶级。原来我被文星请出去，为自谋生计方便，打算买辆机车，不料买机车分期付款要两个房保，买汽车开支票只要一个房保，因为萧孟能不肯为我作保，我只有信义公寓妈妈名下一个房保，其他别无房保可寻，故买了360CC的凯莉小汽车。我就是这样阴错阳差之下，成为汽车阶级的。那时候台北市面汽车尚少，我这辆身价连计程车都不如的小车，开起来却拉风得很，到处可停，与凯迪拉克无异也。印象最深的两次，一次是我跟女朋友“小Y”到淡水红毛城，另一次是去阳明山一家日式旅馆洗温泉，都开的这辆汽车。“小Y”也是苏州人，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是女作家，所以她和我之间的情书颇多。“小Y”美丽、细腻而多情致，是最可爱的女人，洗温泉那次，她软语哀求、欲仙欲死，曲尽江南美女的婉转，令人终生难忘。

后来我的汽车换了，换成了和裕隆计程车一样的车，不过是全白的，仍旧极为拉风。那时刘家昌自费拍电影，想找一个假的制片人为他撑腰，制片人要阔，我因为是汽车阶级，被他看中，遂以购买我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交换条件，要我开着车替“演”制片人，我同意了。自此跟演艺界扯了好长一阵子。他们好赌，我的赌技亦属一流，因此常常打梭哈。刘家昌此人嗜赌而艺不精，一意赢人而自己屡输。有一天有次牌局，我告诉他：“今晚有一个凯子参加。”他闻之大喜，入夜闻声而至。一赌之下，发现高手如云，他输得丢盔曳甲。这时他偷偷问我：“敖之，你不是说有个凯子吗？”我说：“是啊！凯子不是别人，就是你小子呀！”——古时阿波罗发神谕会有一大国战败灭亡，但没说出是哪一大国，求神谕者欣喜而去，不知原来亡者乃自己之国也。又有一次刘家昌全部输光，一点赌本都没有了。他低声下气向刘维斌借赌本，刘维斌说：“除非你叫我爸爸，我不借。”刘家昌说：“大丈夫，怎么可以叫人爸爸？不过，叫人‘把拔’可以。”刘维斌问：“什么是‘把拔’？”刘家昌说：“‘把拔’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发音像爸爸。这样叫了，你以为我叫了你爸爸，我只认为叫了你‘把拔’，所以叫了等于没叫，可是赌本却借到了。”后来，刘家昌怀疑李翰祥给他戴了绿帽子，气冲冲跑到片场，当众打了李翰祥。事件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戴绿帽子是绝不可能的事，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祥不可能偷你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老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有一次大家在刘维斌家赌钱，赌到天亮时，来了电话，刘家昌说：“一定是我老婆来查勤了，千万别承认！”刘维斌拿起电话，果然是江青打来的，刘维斌立刻把赌台上的生龙活虎气概，收敛得一干二净，反倒装出被电话吵醒的模样，语调迟钝，慢慢而断续地说：“……不在啊……没有啊……我昨晚拍片，今早4点才上床啊……”我们大家屏息静坐，不敢出声。事后哄笑不已，深叹刘维斌演技精绝。二十年后江青来台，到我家拜访我，我甚感惭愧，觉得她与刘家昌婚姻的失败，我们这些当年的酒肉朋友不无责任。虽然我多年后，已变成律己极严得连清茶咖啡都戒掉了的清教徒，但是自悔少作之情，犹未能免也。

当年我也去过几次舞厅。胡秋原说舞女“形而上者不能聊，形而下者不能搞”，妙句也！有一次与居浩然上舞厅，忽闻广播说：“居浩然先生电话。”居浩然正拥形而上而下之，置若罔闻。我提醒他有电话，居浩然正色说：“这里没有居浩然！我姓张——在风月场所，我都姓张。”我恍然大悟，难怪居太太查勤，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居校长！（淡江大学前身是淡江英专，居浩然做校长，我重考大学前，也考取过，所以辈分上他是我的“校长”。）还有一次余传韬从海外归来，透过徐钟珮，与我结识，两人一见如故，聊得开心。一起去王又曾开的仙乐斯舞厅，王又曾在旁作陪。点来舞女，左拥右抱之余，余传韬问我：“我在台湾做什么最好？”我说：“你组织新党最好，因为你跟他们有生殖器关系（余传韬的父亲是青年党大员余家菊、丈人是国民党大员陈诚）。你组织新党，他们不会抓你。你组织新党，顶多被打屁股而已，怕什么？”可是余传韬就是不敢。后来，他由“教育部”次长而“中央大学”校长，一直善保其臀，不敢造次，校长不负此臀，此臀负校长，想起“腹负将军”的典故，不禁失笑。（《通鉴长编》记：“党太尉进食饱，扪腹叹曰：‘我不负汝。’左右曰：‘将军不负此腹，此腹负将军。’”）当年我还去过几次酒家。一次是和徐，一次和叶明勋、毛树清，出来后还一起跳舞。后来我坐牢，最后一年被“洗脑”，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被所谓学者专家们“上课”，一天毛树清来了，佯做不认识，酒肉朋友，当如是也！

软禁　（1970-1971·三十五到三十六岁）

从三十一岁到三十五岁四年间，也就是1966到1970前后四年间，我把它归纳为“星沉”时期。在这段日子里，《文星》杂志、文星书店相继沉下去了，我自己——这颗拟人化的文星——也沉下去了。不过，到了1970年，“星沉”的情况更恶化了，那就是我开始被国民党政府软禁时期，前后长达十四个月之久，直到我被捕为止。

局面所以恶到这一地步，基因除了我过去有多彩多姿的反政府（黑底）外，与彭明敏的关系，构成了黑上加黑，以致沉上加沉，最后终于沉到牢里去了。

彭明敏在台大早我十年，我在台大法学院的时候，他没教过我，但是教过我的许多老同学。我的《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送了一册给他，他回信给我，说：“我一向爱护您的文章，且对您的许多见解，都很同感，希望将来有机会认识您。”这封信写后二十七天，1963年12月10日，他透过郭鑫生相约，在台北致美楼请我吃饭，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此人博学有礼、叔度汪汪，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与他在师友之间，见乎交情，那时我正主持文星，在吃饭前十天，我在《文星》发表了他的大作——《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在“编辑室报告”中，特别点出“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在这微妙领悟后十个月，“彭案”发生了，十三个月后，他历劫归来，门前冷落，特务环伺，备感人情冷暖，亲友都不敢同他往还，他的朋友只剩下“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我是例外之一，并且不愧是例外中的例外。因为我也备受迫害，与他处境堪似，于是相濡以沫，日久更见人心。

那时蒋介石下密谕，将我和陆啸钊赶出文星。我去做生意，需要在银行开甲种户，领取支票。曾请萧孟能帮忙，萧孟能推托不肯，彭明敏知道了，慨然相助，写信给陆啸钊，叫他陪我到彰化银行永乐分行去开户，原来彭明敏请他哥哥彭明辉为我暗中介绍，才得过关。那时我困于生计，卖书为活，彭明敏也为我写信向洋人兜售。此类义助，不胜枚举。总之，从他出狱，到他偷渡离台，四年之内，我和他在黄昏，在子夜，在灵犀相通之际，在杯酒谈薮之间，共度过数不清的悲欢岁月。这种患难之情，于彭明敏则属唯一，于我则属仅见，于今回味起来，恍然如昨。

那时彭明敏生计日窘，本来他在中山北路巷内有一小块地，原拟兴建起来，与我合开一小餐厅，后来未成事实。他日夕被调查局派人跟踪，有时至感气愤，乃亲自照相取证，相机都被抢走。我得知后，乃和黄胜常（黄三）用长镜头代为拍得，使彭明敏大为高兴。

彭明敏精通四国语文，除在太空法中为国际翘楚外，其他涉猎也极渊博。他是我台湾人朋友中，最有志气、最有学问、最有高度教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他的生活品位极为高雅，有一次把亲植的非洲紫罗兰送我，又送我的女朋友小蕾一条他自养的小狗，命名嘟嘟，1970年1月15日，嘟嘟不幸中毒而死，我正事忙，托魏廷朝去看彭明敏，带去一些啤酒和杂志，顺便问问还有没有嘟嘟血亲可以代讨。不料廷朝回报，说只有彭师母在家。十一天后，魏廷朝匆至，说外电传来，彭明敏已抵瑞典矣！

彭明敏偷渡后，我立刻被软禁经年，以至下狱。军法判决的罪状，是“明知彭明敏有叛乱前科，其叛乱之念未泯，仍秘密与之交往”，并助其偷渡。从此牢门一入，深如海矣！在我与彭明敏四年间的患难之交里，由于我不是他的学生，他“在灵犀相通之际，在杯酒谈薮之间”，透露了不少心事给我，而为其他人或他的学生所不知。例如我对他以向蒋介石的“悔过”换取出狱的行为，曾表示不解。他最后道出了真相，说：“本来我是不肯悔什么过，准备坐牢的。可是我一想到女人那一对奶，我就只好投降了。”还有一次他向我说，他羡慕My Secret Life一书的作者，因为该作者一生搞过四千个女人。像这些话都由他在灵犀杯酒之间透露给我，可见两人交往之近。这段交往，彭明敏后来写《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有相对的回忆：

我坐牢十三个月而被押回家看管之后，状况并不好转。“亲友”们恐慌未息，不但不敢接触，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狭路相遇，有的装得看不见，有的干脆落荒而逃（猜想回家后，必求神拜佛保庇其不会因遇见我而被牵连）。

最难能可贵的，仍然有些例外的朋友。

李敖就是这种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朋友之一。

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于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唯一的“牵连”。

我认识李敖早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案的发生，也曾到过他家。在那里印象最深的，除了藏书丰富之外，就是他亲手把全家清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包括浴室厕所。他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肮脏陋习。

我案发后，李敖不但不畏怯，反而倍加亲切，我知道他不赞同“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人自决”。他所以反对国民党，不是出于狭窄的政治利益，而是发自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哲学，也是出于民主自由的信念和人权人道的大精神。他的思索是广泛、深刻、清晰、严密而良知的。

我被看管期间，李敖约我每月密会一次。每次他都要请我到高级餐馆，享受丰餐，大概是要鼓舞我士气，补给我营养。他又怕我监禁生活太干枯无聊，每次都会带来当时受禁的《花花公子》杂志最新一期，借给我看（他言明那是“借”的，不是“送”的，所以每本都须于下次会面时归还他，我乃照办不误。）。有一晚上，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我们两人吃饭，事前事后，我俩都觉得极好玩，嘻嘻笑笑，好像两个调皮顽童似的。

1969年起，我开始准备脱出台湾，须与海外各方联络。所有通信都须请人带出海外投邮，来信也不能邮寄，只能从海外由人带进台湾。为此，需要一些可靠朋友，由他们再转托其可靠友人，带出带进。李敖便是这少数可靠朋友之一。他曾为我转出一些重要信件，但他恐不知道我频频与海外联络，目的是什么。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入狱重大罪名之一，我衷心歉疚，难以表达。

我脱出台湾准备就绪，深知成功则生，失败则死。1969年末，我看见他时，知道是我们最后一次晤面，但不敢告诉他我的计划（这与我未透露给家人一般，是要让他们免陷于“知情不报”的重罪）。我还是照例约定下次密会的时地，虽然心里清楚，不论生或死，我会爽约，他不会再看到我的。临走时，我心里黯然向他道谢、道别、道歉了。我受难期间，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

我到达瑞典以后，有一段时期仍与他保持联络。但所谈大都是轻松私事，不涉及国家大事。

我在狱中，曾写了一篇《全体主义的迷惘》，出狱时偷偷带出，将原稿寄给李敖，请他评论。他立刻写了两篇意见，我非常珍重。我于1970年初脱出台湾时，不带行李，身上能带出的，极其有限，而李敖那两篇评论则是我冒险带出的极少极少东西之一，至今仍保存在美国。

我脱出台湾后，李敖即受严密监视。他家曾被偷置录音器。他发现之后，将其拍照，也把特务人员监视他家的情形拍照下来，连同偷听器零件，全部寄来给我。这些相片和零件，与我一起辗转流浪多处多时，还在美国。

彭明敏这些回忆，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先是国民党政府一得知彭明敏偷渡到瑞典，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人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来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在我被软禁的这十四个月里，所谓专车一辆，一开始是“华宾”字号的计程车，后来是“兴业”字号的计程车，最后是“永炯”字号的计程车，事实上，都是警总保安处的工作车化装的。当时保安处处长是吴彰炯少将，计程车字号是“永炯”，显然有“永远是吴彰炯”之意。在专车一辆之外，一般是三人一组，每天三组，每组八小时，对我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紧迫盯人。那时我住的是四楼公寓的顶层，他们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车就停在门口，和我的自用车（凯莉车以后与计程车同一品级的车，是我用过的第二辆汽车）遥遥相对。每次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跟踪，李敖步亦步，李敖趋亦趋。过去彭明敏被跟踪的时候，曾向我埋怨说被跟多么讨厌，我劝他说你何必介意呢？只把他们当作“狗”来跟你就算了。彭明敏说李敖你没被跟，你不知道这滋味，等你被跟，你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了。后来我被跟了，我倒觉得蛮好玩。和我同时被跟的，有谢聪敏与魏廷朝，他们两位经常跟“这些狗”冲突。谢聪敏说他被跟久了，自己都有点神经兮兮，甚至洗澡时都感到仿佛有人在偷看，别扭死了。他报复的方法是到百货公司等人多的地方，忽然当众说明身份，并指着跟踪他的人，大骂是“国民党的走狗”！跟踪他的人反映到上面去，当时台北市警察局安全室主任卢金波（后来升官做刑事警察局局长）说：“让他去骂，你们忍耐几天，他们没几天好日子了！”魏廷朝的报复方法是“劳动改造”，他经常穿上球鞋，吃饱喝足，突然跑去爬山，跟踪他的人身体不如他，也没吃饱喝足，也没穿球鞋，冷不防被他带到山上，叫苦不迭。魏廷朝一组一组这样“山地训练”，“那些狗”也只好身带便当水壶，脚穿球鞋伺候。由于魏廷朝算出“那些狗”的交班时间，所以每每在交班前开门见山，制造临时情况，使他们不但不能下班，还得爬山呢！魏廷朝又知道“那些狗”为了不愿爬山，常常故意落伍，然后向上面谎报“叛乱犯”不知去向，所以他又爬得快慢适中，不使他们跟不上，他并且恐吓说，你们明明看得到我，就必须跟我，我爬你们就得爬，你们若开小差，我就报你们。所以，经常的“爬山图”是：魏廷朝早已到了山顶，坐在石头上招手，山腰上两个人还在慢慢爬，嘴中念念有词（外省人有词是“肏你妈”，台湾人有词有“干你娘”），非常有趣。后来他们实在吃不消，乃托跟踪我的人向我讲人情，转告他们只是奉命办事，是可怜人，请魏廷朝不要这样整人。正巧一天魏廷朝爬山不慎，从山上滚了下来，皮肉受伤，我告诉他说他们讲人情的事，于是他的“山地训练”也就告一段落。至于我的报复方法，是比较“阴险”的。我原则上是同跟踪我的人嘻嘻哈哈，不轻易报复，大家互相方便，我在方便中套取情报，并从中取利。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是说祸是双至的。我对双至有一个怪解释：当祸本身一至的时候，凡夫俗子本身就配上另一至，另一至就是苦恼自己。凡夫俗子遇到祸事，立刻做直接苦恼自己的反应，于是祸上加祸，自然就双至了。我的办法是：我遇到祸事，第一就告诉我自己：“我决心不被它打倒，相反我要笑着面对它。”这样一来，我就先比别人少了至少一祸。绝不配合祸，这还不够，我要把祸本身给“值回票价”，这才满意。什么是“值回票价”？《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本领，化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对人生说来多么重要！“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低手对不如意的事，是唉声叹气；高手对不如意的事，却能化成对自己有利。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样逍遥。基于这种达者强者的人生观，我在被国民党软禁的过程中，一直表面上悠哉游哉，骨子里却用尽心机，化成对自己有利。其中最有趣的一件，是我吃警察的一段故事。

在长达十四个月的软禁过程里，最早担任跟踪我的，是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派出的警察，一开始是两人一组，我本来就是性喜在家的人，被跟踪后，尤其懒得出门。跟踪我的警察在我家门口，缺少运动（跟魏廷朝的是运动过度），益复无聊。他们打发无聊的方法，是聊天、逗小孩子、看过路行人，和抬头对我的四楼东张西望。他们的名字，我当然不能全知，为了辨别，我就给他们一个个暗起外号。有一组外号叫“胖子”与“小子”的，好像最坐立不安，耐心最差，我在四楼，隔着百叶窗，用望远镜偷看他们的一举一动，煞是有趣。1970年4月7日的晚上8点45分，楼下有撞车声，不久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胖子”。按照他们的规定，跟监的人不准同被跟监的人打交道的，但是“胖子”满脸难为情的，终于向我开口了，他说：“李先生，真抱歉！真抱歉！真抱歉！来打扰您，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们在下面，刚才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正好没人在，小店的小孩顽皮，趁机跑到我们汽车里，发动马达学车，一下子就冲到您停在下边的车后面，撞坏了您的车。请把车钥匙给我们，我们保证为您修好，保证修好，务必请李先生原谅！”我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等我下去看看。”我下楼后，看到我的车屁股侧面被撞伤，那时我的车也旧旧的，我心想：“这回被撞，索性大修特修大美容特美容一次吧！”我对“胖子”说：“没关系，没关系，明天再说吧，明天你请管区警察来同我谈就是了。”

那时的管区警察叫罗翼飞，是个湖南人，人不错，跟我较熟。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他说“胖子”拜托他来道歉，并表示“胖子”要把我的车开走，修好后还我。我问他到底车是怎么被撞的，他说根本不是一个大便一个小便去了，而是“小子”不会开车，在楼下无聊，要“胖子”教他开，不料“小子”一开就一档猛轰油门，高速起步，车就冲出来，冲到李大爷的车上了。我说：“‘胖子’闯了祸，竟还想瞒天过海，他妈的太可恶，我要收拾收拾他们。这个车，我要自己修，我才不要他们去修呢，他们修，还不是找到附近老百姓的修车厂，吃老百姓，修了也不会好好给钱，这怎么行！我要自己修。修多少钱，由他们照实赔我。”管区警察见我坚持，只好请我开估价单给他，就告辞了。

那几天，我有残余日记如下：

4月7日（星期二）

夜8点45分撞车。

4月8日（星期三）

罗警员来。夜魏谢来。警员半日讲习用望远镜及Bug。

4月9日（星期四）

下午谢来，言调查我与什么委员会的事。

4月15日（星期三）

[管区警员来]我交撞车修车估价单给他，并坚持说不能让我的保险公司赔，同时不准他们代我取车，因为不相信他们不向修车厂耍赖。

[为上面派他调查我的几件事，为取信于我]管区警员当我面写填报单，内说李敖生活无着，情绪很坏，拒不作答。无法完成任务，拟请交由原告密人调查为感云云。

他又说以后他每次按一声门铃时，可不开门。连按二次时可开。

估价单是“国产汽车股价有限公司”代开的，计开板金五千五百元；喷漆一千五百元；前保险杆一支九百元；方向角灯一个八十元；车身条修一组七百元，共计八千一百八十元。八千一百八十元在二十七年前不是小数目，管区警员看了，说这些钱不是“胖子”“小子”出得起的，恐怕得由大安分局想办法才成。说完又告辞了。

过一两天，管区警察又来了，他说他们研究的结果，李先生的车只不过屁股侧面碰坏了一点而已，怎么李先生要整个全修起来？甚至连前面的保险杆也要换新的，全部车身都要改喷，他们说李先生在吃豆腐，我说我李先生没吃豆腐，是吃刺猬。你们警察整天吃老百姓，今天就要被老百姓吃回来。你回去告诉大安分局局长，叫他识相点，乖乖把钱送来，不然我就写信给他的上司，信中写法是：“你们派人来跟踪我，我没办法，要你们撤回，是强你们所难。但是你们派来跟我的人，屎尿太多了一点，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我的车，就被撞了。我现在求你们撤回跟踪我的人，固属奢求，但求你们精挑细选一下，派些屎尿少一点的干员来，你们应给予方便，如此则感谢无量矣！”管区警员听了又大笑又苦笑，说回去想办法。

5月1日，他又来了，说大安分局局长屈服，由他命令警察们凑钱，凑足了你李先生开的价码，现在钱带来了，可是局长说，有一个条件，必须请李先生帮忙，就是我们绝不承认警察撞了你李先生的车，我们抓到个计程车司机，他愿意承认车是他撞的，我们警察只是调解，由这司机赔你李先生钱，并且和解书日期要倒填二十三天，倒填在撞车那天当时，不知李先生能不能网开一面，这样和解？说着把早已写好的“和解书”和现金八千一百八十元双手奉上，我笑着说这事容易，就大家做假好了！于是，我就在对方早已签好的“和解书”上，签了字。跟我和解的对方叫“张颂德”，直到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还不知道跟我和解的计程车司机“张颂德”是谁，是什么模样。我俩生平各有此轻功，能在腾云驾雾之中，就自相撞而言和，真不能不佩服大安分局局长的导演之妙了！我在签字以后，曾在那一份“和解书”上，自批如下：

此书三联，罗警员留我一份，另由我签名收据一纸。警察破财而欲串假戏免祸，用心亦苦矣。

1970年5月1日。“开门家中坐，财从地上来”者

就这样的，警察的钱到我手中了。

和解以后第三天，车修好了，我有残余日记如下：

5月3日（星期天）

跟踪小蕾。

5月5日（星期二）

段自台中来，言丁有友近自警界辞职，说警方盛言李敖将在本月偷渡云云。可笑哉！

今日与蕾逛西门，被跟甚紧。

胖子警员（肇事者）今天见车修好，跟小八说：“简直比以前的还好！”小八说：“托你的福。”此次赔款，据闻派出所摊派三千，余额由警察分摊。

倒霉的“胖子”，不久终于给调走了。后来警总派人接替警察，把跟踪职务全部接过去。有一天，警总跟踪我的“老郑”（郑士达）向我透露：“‘胖子’临移交时候说：可要当心那李某人，那家伙阴险无比。撞车那天，他下楼，笑嘻嘻的，满口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没了半天关系，却把我们警察咬住不放，直到赔了他大把银子才松口。你们别以为李某人吃了我们警察，把钱拿去修车了，其实我们查出他的车保的是全险，保险公司不敢追查谁撞了他的车，只好认赔了事，所以修车全部是保险公司孝敬的，李某人拿了我们的钱，全部给他小女朋友去买花衣服了。李某人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家伙，你们可要小心才好！”我听了，哈哈大笑。我说：“这就叫‘警民一家’啊！”

在我被国民党“跟监”的日子里，“国际特赦协会”的秘书长马丁·恩纳尔斯（Martin Ennals）到了台湾。魏廷朝、谢聪敏到我家，约我一起去看马丁。我说我李敖架子很大，对洋鬼子尤其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我不会去看他的。听了我的话，两人都认为有理，就转告马丁。马丁倒有服善之勇，他同意到我家来，登门拜访，“行客拜坐客”。于是，就约定一天晚上来。当时我虽处境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马丁的印象，我请小蕾给柏杨太太艾玫打公用电话（我家的怕窃听），问她愿不愿意跟马丁见见面。电话中艾玫说她愿意来，可是到时候，她爽约了。为什么爽约，我至今还不清楚。

马丁到台湾，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于是派三个人跟踪他。那时跟踪我的是三个人，跟踪魏廷朝、谢聪敏的各两个人。马丁他们上楼后，大家自四楼窗前朝下望，只见下面各路跟踪人马大集合，有趣之至！我指给他们说：“你们看，我家对门变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视一笑，深感国民党治安良好，真名不虚传。就在这次“行客拜坐客”里，我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泰源监狱名单，交给了马丁。我没交代他怎么处理，他也没说怎么处理。一切都好像心照不宣似的。这名单中有不少我的朋友或今天我们熟知的人。像刘贞松、蔡金河、林书扬、陈水泉、雷正彬、袁锦涛、罗贤义、席长安、柯旗化、施明正、庄宽裕、陈左弧、施明德、孙以苍、胡学古（胡虚一）、吴耀宗、梅济民等等。在他们暗无天日的黑狱生涯里，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一个个的大名，已经经由李敖之手，转给国民党眼中的“国际奸人”了。不但他们没想到，即使国民党也没想到。国民党做梦也没想到：在他们全天候“跟监”李敖的大作业下，李敖居然还能不动声色地来“害”他们，他们真不知道李某人的厉害了！

这份泰源监狱名单是一折写在打横格十行纸上的简单册页，因为是偷运出来的，所以折痕很多，并且有点破旧。它是孟绝子（孟祥柯）交给我的。孟绝子绝口不问我怎么用，我也绝口不说如何处理。正因为有这种心照不宣，所以在大家先后被捕后，我如孟绝子所说：“把‘外泄机密资料’的责任完全揽到你（李敖）自己身上，以减轻我（孟绝子）的罪状。”所以这一案子，幸得在李敖身上“及身而绝”。孟绝子关了一阵，放出去了；交名单给他的蔡懋棠（在斯坦福中心教台语，已故）也很快就放了。

在我1971年3月19日被捕前几天，一天坐在马桶上看《新闻天地》，看到有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地》的一篇《斥台奸》，其中一段引文提到台独分子“公布了一批在台被羁的政治犯名单”的事，当时我对“政治犯名单”一语甚感兴趣，但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名单，原来就是我提供的那一份。等到我被捕后，在被讯问时，国民党拿出一本《台湾独立联盟机关志》——《台湾青年》第一二〇期，赫然看到《台湾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的大标题，我才恍然大悟！

在被捕后，我被抄家两次，许多文件和书信都抄走了，侥幸残留的一些片段，聊可看出这段软禁期间的一些斑痕：

1970年1月26日（星期一）

一、“追记”清早魏廷朝来，说彭明敏已偷渡，且得瑞典政治庇护，昨晚家属已收到电报云云，听了令人惊奇不已！

二、午后吴相湘来，说杨西崐昨天已在北大同学会上证实此事。

1月28日（星期三）

二、王淦（王淦为上任调查局台北站站长，时任调查局公共关系室主任）午来电，约下午4点到我家。3点50分他来，坐到4点40。他先说去年调查局办了许多大案，忙得不得了，所以没能来拜访我。我说：“你们业务兴隆。”他说：“只可惜百密一疏。”我们对视而笑。王淦要我帮他一点忙，想想看可有熟悉的外国人跟彭要好的。我说：“好像有一个《纽约时报》记者Fox（包德甫），就是上次你们派了二十多个特务，在飞机场扣他五小时的那位。”他又笑问我跑不跑，我说：“第一，我要跑，1964、1965年就跑了。第二，我要跑，也不会跑在彭明敏的后面。”

1月29日（星期四）

一、（追记）傍晚管区警察来，我在家吃蛋炒饭，顺便约他同吃。他貌似有难言之隐。最后说上面通令捉拿身高多少之独臂人彭明敏一名，他现在奉命来查管区内计程车，有没有搭过这类客人云云。我说你们要拜托《法网恢恢》（The Fugitive）中的医生去找，因为他是找独臂人的专家……

二、管区警察下楼，我看他直入对面小店内，其中又人影幢幢，心知有异。不久小滕来，说：“怎么你的楼下有007？”我把话题扯开，因今晚大家玩牌，免得扫兴也！我一边赢钱，一边注意楼下活动，最后门半开，灯亮通宵。

四、临睡前重读《阿登纳传》，看被极权者迫害故事。

1月30日（星期五）

一、（追记）Strangers at the gate！

二、小华来电，说昨晚范经理等下楼，被人仔细端详，大大确定是007。

三、通知众朋友，“不来不怪，要来自负其责”。

四、魏胖来电“恭喜”。

五、午后经过派出所，找管区警察不在，所中值班人说他有“特别勤务”，我心里更明白了。

六、回来文岳来，我电王淦，说怎么彭明敏家门口的人跑到我家来了？我不像彭明敏——你们看他一年半载，可是他妈妈有钱养他；你们若看我一年半载，你们吓不倒我，可是却吓走了我的朋友，那我就饿死了，我只好先卷铺盖，住到你们局里来！请你问问沈局长，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会儿过后，王回电，说沈局长说，不是他们局里的，并说为我打听打听。

七、我还跟王淦开玩笑说：“这回冬防，我要特别加钱了！”

1月31日（星期六）

九、下午情报：彭一走，警总派管区警察先看我是否在家（24日上午）后，即由特勤队到我家盯三四天，后以责任太繁，决定皮球踢给市警察局，市警察局再踢给大安分局，于是由市警察局、大安分局与我的管区派出所组成专案联合小组，除由警总、市警局、分局、派出所各单位主管分层督察外，小组设组长一人，组员八人（内中一名为管区警察，改派为特勤〔特别勤务〕，免除其他业务，专门参加监视工作）。待遇除正规薪水外，组员每人每日加发二十四元，一月加发七百二十元，内定此项监视，至少三个月，八人每月开支五千七百六十元。其他跟踪车费等另报，组长以上薪水不详。同样被监视者，除我以外，有通化街的谢聪敏和平东路的□（按后查出即彭太太），每月总开支预算是五万元。监视方法是二人一组，四小时一换班，二十四小时不断，做情况记录。先是派出所主管以李、谢二人都在管区内，为恐祸延，坚主管区警察逼李、谢搬家。我的管区警察表示没办法。（“房子是李敖自己的！怎么逼他不许住自己的房子？”）后分局局长与管区警察面谈，管区警察表示三点：一、李敖房子已抵押，经济情况不好，没钱逃（此点已被分局局长认为李敖可受外面接济）。二、李敖是最聪明的人，他要跑，会跑在（彭）前头，不会跑在后头。三、又因为李敖最聪明，所以他目前不走，政府抓他师出无名，他若一走被捕，对他反倒不利（此二点分局长同意）。

十、管区警察又先向分局长报备，以他跟我相识，分局长特准他到我家或坐我车。但他问分局长：“若是李敖到观光饭店去，我又没钱、又土，怎么办？”分局长说：“那你在门口等他。”

十一、管区警察仗着跟我相识，并了解我，在他当班时异常松懈，他甚至说：“李敖要跑，也不会在我当班时候跑，李敖够朋友。”因此被上面警告。甚或有其他警察要求同他派在一组当班，以这样安全故也。

十二、管区警察透露：“上面只是怕你跑，只要你不跑，你在家里赌钱，我们不但不抓赌，反倒欢迎极了！”

十三、管区警察以看管有利可图，想包办看管，由他具结：看管费全部交他，如李敖跑了，愿被砍头。看管费他愿分一半给我……总而思之，上面一定怀疑他跟我勾结，致有此奇想，如此议一出，反倒每天二十四块的外快也拿不到了。于是打消此念。

十四、管区警察又说：上面悬赏一万元，给提供彭在12月20号到1月20号重要动态的人。

十五、他又说现在我的照片已在各重要出口暗中画影图形分发，为怕我偷渡也。

十六、他说29号傍晚在我家，以奉命不准说，故只有做出难言之隐表情，让我心里有数。他说他所说一切，都请守密。

十七、原与彭明敏约今早10点见面的，如今他“爽约”了。

2月1日（星期日）

六、Mrs.Phillips午约见于美国学校，说李翰祥不能出境，其中一个理由竟是他同Mrs.Phillips联合设法偷渡李敖！真可笑！真是妈妈的！

七、与魏胖比较廖文毅回来与彭明敏出走对KMT之得失。魏胖说：“拉回来一个会撒尿的；逃掉了一个能拉屎的。”我们大笑不止。

八、今天各报遍登通缉彭明敏消息，内容一律，自是统一发稿也。

2月3日（星期二）

九、今晚搬出民家，改由计程车、摩托车摆在楼下监视。我夜1点送小蕾回家，利用自后开来的其他车灯光，看到

（一）车内二人，一睡一醒；

（二）车为浅蓝色，字号“华宾15-51492”。

十一、今晚有车来驻，思及杜甫《宾至》诗中二句：“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正前句写我，后句写特务也！

2月4日（星期三）

五、致王兆民信：

二

叔

婶：前次被捕，承义为作保，至感。官方以彭明敏偷渡出境，似恐我将援例，现以九人小组，日夜在楼下监视，行动不便。旧年当前，此次失礼矣。工部《闻斛斯六宫未归》诗：“本为卖文活，翻令室倒悬。”息影四年，而校事诛求如此，思之可叹。此颂双安。刘叔前乞代致意。1970年2月4日午。

2月5日（星期四）

二、今为阴历除夕，仍整日监视，原以为会“新年停火三天”——去年监视彭时曾停火三天。

2月10日（星期二）

四、致吴亮言一信：

亮言先生：旧年承赐礼品，至感至谢。国民党以彭明敏教授偷渡至瑞典，以恐我将重演故事也，自上月29日晚饭起，即派员九人轮流全天候监视，昨夜起，且明显加派计程车跟踪，后果如何，尚未可卜。失礼之处，想蒙谅解。我既为朋友所浼，自不愿浼人，特此奉闻：在国民党浑头脑没清醒前，朋友暂以保持距离为宜。冬日气候多变，务乞珍重。万语千言从何说起，世乱如麻，尚不知闹到什么样子也！1970年2月10日。李敖

敬上。

3月5日（星期四）

二、将一月来日记寄三三，并附识如下：

“台北半月记”加半月记

昔日戏言彭宅事，今朝皆到眼前来。

岛国风光行看尽，偏安气量总难开。

尚想旧仇怜公仆，也曾加班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雨夜独听梅吕哀。

不计韵律，改元稹诗如上，聊写被软禁始末。此册但写此一事件，其他个人生活、舆论资料、消息来去，暂不与也。一月日记成，远寄三三，以答故人。1970年3月5日，李敖在台湾台北。

4月16日

致“小Y”

Y：今天是足不下楼的第八天，换句话说，也就是治安人员看不到我的第八天。我叫小八明天替我找个理发的人来，连理发都不出门，其闭关之心可想。在家心静如水，（“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每天洗热水澡二次，偶看电视、听唱片，然后就是吃饭以外的全天做工（写来看去剪东贴西）。洗澡的次数不少于丘吉尔，做工的时数不少于胡佛（每天十五时）。董仲舒当年不窥园，我因无园可窥，可算不窥，有时天气阴晴都不知道！——“坐牢于我何有哉？老子先坐给你们看！”……1970年4月16日。敖之。

10月6日

致“小Y”

Y：4月16号回你4月9号信后，半年不通音讯。港方有人来，胆小乏味，约我在舞厅见，甚至不敢到我家看看受难者，我谢绝之。这种朋友，还是随他去吧。八个月来，一直被house arrest，修养功深，连楼下的贵党侦骑都交相佩服，认为看得枯燥之极，直如“守灵”一般——我在楼上一如死人，毫无动静，可一连多日足不出户。不过虽不出户，一出则不乏惊人之举，如9月4号半夜，我忽约来The New York Times兼Time-Life的Correspondent Donald H.Shapiro和The Associated Press的Correspondent Leonard Pratt跑到新店安坑监狱，去兴师动众地接雷震出狱，害得他们无法封锁这一消息。我曾对他们说：“抓人看人是你们的势力范围，可是煽动国际舆论是我的势力范围——今天我要施展我的势力范围。雷震轰轰烈烈进去，不可以偷偷摸摸出来。他进去的时候是老虎，出来的时候不该是老鼠。所以我来了。广东话说‘不是猛龙不过江’，你们看着办吧！”……1970年10月6日夜4时。敖之。

10月29日

致魏廷朝

魏胖：以下成绩，得以具体化，皆拜国民党软禁之“赐”也！

一、苦其心志的锻炼，更成熟。锻炼自己可应大难，任大事，并充分做这一准备。

二、专注于世界性大目标的研究，瞩目于新世界、大世界，而不斤斤于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一个老人政治，一个小岛。

三、对于人情冷暖，有更清楚的测验。

四、对曾经磨难的榜样，有更大的兴味去体认。

五、能过孤独生活，且在孤独中忙个不停，自得其乐，得到不怕孤立的本领。

六、全天候做工，没有假日。增加了做工的时间，自然效果也相对地看好……

1971年1月2日

致刘绍唐

绍唐兄：我被“软禁”眼看就快一年了。上月我家发现被偷装的侦听器，我不动声色，把它转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警总“抓”我去，逼我缴出销案，我说这个是要不回来了，等我找到第二个，一定给你们，弄得他们也没办法。当天我在“口供”中已明白表示我已无所顾惜，政府如想不把人丢到海外，就不要逼我。这次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美国代表们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出面，请我吃饭，正是我被抓问后的第二天。当天晚上蒋经国请他们吃饭，奥森伯格们曾以我的处境问蒋是否于人权构成迫害，蒋不否认，但说“Repressive”而已，他的英文可真不错！我这边你还是不要来。如有卖书的机会，请代我把握。我手边有《古今图书集成》一套，《大汉和辞典》一套，《文星》丛刊一套，《文星》集刊二套，《中华古籍》丛刊，“金陵”丛书，《榕村全集》等多套。1971年1月2日夜。敖之。

3月11日

对待诸葛亮的三方式

一、三顾茅庐，请出来帮忙。

二、不顾茅庐，不理他，弃人才于地，但也不干扰他。

三、包围茅庐，软禁他。

国民党对李敖先生，显然属于第三方式。

国民党笨死了。

3月12日

不忍于现状，连现状都没有

阿登纳曾长年以忍耐为武器。

许多场合是，如不忍于现状，则连现状也没有了。

3月13日

孤寂

孤寂并不是看不到人，看不到“朋友”。在人群中，你常常发现只有你自己在想你想的，关切你想的。别人的面孔可能很友善，声音可能很亲切，可是那只局限于众生生活与世俗生活，除此以外，他们立刻变得无知、冰冷、麻木、比邻犹若天涯、相逢如不相识。

孤寂是要自己决定，自己排遣，自己应付难题，自己面对斧钺；孤寂是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可以倾心。不错，你有熟面孔，可是你怕引起他们的茫然、乏味与丑恶一面，影响到他们安全，他们有限的热心与关切，你也不得不拒绝，因为他们太软弱，他们非但无助于你，反易自伤其手（乃至终于露出人的丑恶一面——每个人都有的那躲藏的一面）。

孤寂是处于荒原，孤寂是独行坟场，孤寂是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看月亮。

3月14日

朋友和“敌人”

朋友——亡命的亡命，被抓的被抓，远扬的远扬，自保的自保。一两个偶一见面的，竟又是来求助于你的，至少是增加你的负荷的。总之，此一二偶一见面者，其见面也出于不得已。人道如斯，几乎已令人失去对friendship的信仰了。

“敌人”——环伺也，警告也，干扰也，穷缠也，迄无止境。他们简直要变成你的朋友了。“你不跟俺们交朋友？好！俺们把你的朋友全赶走，你不交俺们还交谁？”Had a enemy like you, who needs friends？难道有朝一日，你岂要建立起对“敌人”的信仰吗？“敌人”至少有一点是值得信托的——就是他们绝不变，绝不像朋友一般地忘记你。他跟你永不分离。

3月15日

也许是绝笔

孟胡：吾已彻底被Houses arrest，吾不得出，人（除小八、小蕾外）不得入。吾已声明，如此日子久了，如此枯燥生活，必然会把吾之“赵四小姐”逼跑，那时警总理该配给一二“花木兰”来，才算公平。闲话休言，至少二个月内，你不要来。切记切记。1971年3月15日夜，“自费张学良”亲笔（也许是绝笔）。

18日“跟踪我的”小郑说，保安处共有“花木兰”六人，都丑得要命。

到了3月19日晚上，跟踪我的林组长（林业振）上楼来敲门，低声对我说：“处（保安处）里要请李先生现在去一趟，派黑轿车来，就在楼下。”他因为跟踪久了，对我不无交情，补了一句：“情况很麻烦，你要有心理准备。”我点了头，请他门外等我，我走进卧室，把早有准备的一包十万现金给了小蕾，并还给她一包照片——她二十岁时我用“拍立得”相机为她照的裸照。嘱咐她现金备用，照片不能给第三者看到，所以改由她保管。嘱咐过后，就相拥而别。从此，我结束了软禁的岁月，走上漫长坐牢的日子。

监狱　（1971-1976·三十六到四十一岁）

我被请上黑轿车后，立即直驶台北市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被安置在讯问室的最后一间——第五房，开始办打指模等收押手续。旋即进来两名特务，一高一矮，连夜疲劳审问，向我提出种种问题，由矮的主问，高的在旁记录，记录用的是本活页簿，上面有字，是要问的各种问题。当时谢聪敏、魏廷朝已被捕去二十四天，我因误信两人（尤其是魏廷朝）平时给我的英雄形象，竟以为他们什么也没供出，因此就我所知，一路掩护，什么答案都不吐实，并且不断扯谎以为掩饰。由于我生怕我的口供不利于谢聪敏和魏廷朝两人，结果一开始就给特务们“李敖不合作”的坏印象，自此约四个小时一轮班，总是两人一组，夜以继日，问个不停。所谓夜以继日，其实是想象中的说法，因为疲劳审问下来，我根本难以分清是日还是夜。讯问室第五房是间内有洗手间的小套房，除一窄床一小圆桌一小茶几和四把藤椅外，别无他物。天花板是一块块有密集小孔的甘蔗板，板面白色，小孔看起来黑色，内装录音线路，角落有闭路监视镜头伸出，一举一动，全程监视。房正中央屋顶悬有五盏六十支光的灯泡，不分日夜，永远开着，房的四墙和地面都钉上深褐色的塑胶布，布后是泡绵，摸上去走上去都软软的，连床也是如此，也被塑胶布包住，床固定在墙上，床下并且是实心的。整个房间却没有窗户，换句话说，全靠灯光和空调气孔维持人的视觉和呼吸。全房只有一扇门，门上方有一手掌大小玻璃，透过玻璃，门外的警卫可以窥视室内动静，我在这第五房住了近一年，门口的警卫二十四小时从没中断过。换句话说，除了在洗脸、大小便时有个死角外，一举一动，全在闭路电视和警卫一人的监视中。正因为第五房的装修如此奇异，所以当我被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疲劳审问中，完全无法辨别是日是夜，只能从早餐的情况感觉出又一天开始了。

我从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收押起，大概经过三四天或四五天的疲劳审问，始终浑身疲累却满口谎话，不得要领。特务们侦讯的方式只是翻来覆去听你说说说，偶尔在旁做记录，四小时换一班，接班的两人翻看记录后，即立刻进入情况。轮番上阵，一一追问我过去多年所做“害”国民党的事，尤其是“跟监”我的十四个月中，我竟神通广大，在被“跟监”中做的许多“害”他们的事，例如援救柏杨事件、泰源监狱名单事件、接雷震出狱事件、窃听器偷运事件，乃至八竿子打不着的美国商业银行爆炸事件等等，不一而足。在所有问题中，最令我困扰的是一再问什么是“两个半”？我说“两个半”是中国民间传说有两个半军事家，一个是杨杰，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白崇禧。他们说你李敖胡扯，我们问的不是这个。我说既然不是这个，请你们给我一个边，教我怎么答，否则无从答起，最后终于告诉我魏廷朝说“两个半”是他是一个台独，谢聪敏是一个台独，你李敖是半个台独。在台湾肯干的台独，只有你们“两个半”。事实上，魏廷朝从来没跟我提过什么“两个半”，我又从何答起？最后侦讯人员告诉我，他们得到的情报是以彭明敏为首的叛乱活动“台湾本部”有五个委员，我是其中之一。我听了大惑不解，因为关于这“台湾本部”，事实上，我一无所知，乃是被逮捕以后才得知的。听了这一天方夜谭，我说半个正好是“两个半”的五分之一，“两个半”自是指五委员而言，这样看来，“两个半”岂不正是五委员的秘密代号吗？——我在忧患中仍不失幽默，这段讽刺，我记忆犹新。

多年以后，我看到谢聪敏在海外的回忆，谈到“台湾本部”的事。谢聪敏说：我被捕以后首先受到八天八夜的疲劳讯问，在昏昏沉沉中听到特务要求我编造台独联盟‘台湾本部’的组织。特务指出‘台湾本部’要有五个委员。‘你先把两个木的编进去。’特务说。我不知道谁是两个木的，我把林水泉先生编进去。他们不让我编进林水泉，他们说林水泉坐在牢里，不可能参加‘台湾本部’的会议，他们要的是两个字的。于是我把当时的国民党想尽办法邀请回台的林二先生排进去。我说林二就是彭教授派遣来台的。‘我们要的是李敖，不是林二。’特务等得不耐烦，明白地说。‘李敖是大陆人，怎么会参加“台湾本部”？’我问。‘海外的台独联盟主张容纳大陆人，李敖担任台湾本部委员，那是理所当然。’‘我从来没有听过“台湾本部”的名称，当然也没有向他谈过。即使有“台湾本部”的名称，他也未必接受委员的职务，自古才大难为用，谁敢惹他？你们要虚构罪名也要让人民信服啊！’‘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决定抓他。’于是他们开始用刑，编造‘台湾本部’的委员名单，替台独联盟网罗大陆人。——在特务们的“网罗”下和谢聪敏的诬攀下，我李敖就变成了“台湾本部”五人小组的大员，可是直到今天，我除了谢聪敏、魏廷朝二位外，还不知道另外两位大员的名字！

为了坐实我是五委员之一，特务们硬要从我口中，落实这一事实。因而把我刑求，刑求内容从拶指到夹竹竿，不一而足。后来得知：我是受刑受得最客气的一位，同案除谢聪敏、魏廷朝以外，自李政一以下，刘辰旦、郭荣文、吴忠信、詹重雄他们都受到各种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宝剑、三上吊、摇电话等在内，这样子长年逼供的迫害。最后取得的自白，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刑求我的下手人物是由保安处组长李彬如上校带头。李彬如长得猥琐黑矮、上海口音、程度奇差，在1963年检察官王镇被刑求案中，就出过大恶名（1963年6月6日“监察院”“王镇诉请被警总刑求案之监察院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李中校，即是此人），后来脊椎生病死了。另有主要的帮凶是组员陈敬忠参谋，长得人高马大，讲得一口好国语，却是台湾人，程度也奇差，下落不明……这些人在办案时，心理状态都是极有问题的。例如他们刑求逼供时，我反问他们，说：“我看别这么麻烦了好不好？你们拿空白的笔录纸来，我在最后先盖下指模奉赠，然后你们回办公室，随便你们怎么填写我的罪状就是了，你们填我是‘匪谍’，是‘台独’，是长白山上的‘老狐狸’（我被抓时，正是电视剧《长白山上》走红的时候），悉听尊便，都行！”可是，他们不肯，他们说：“他妈的你李敖是什么意思？你这样看不起我们，你以为我们破不了案，你想把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不行！你死进了棺材，我们也要把你棺材盖敲开，要你吐出秘密，再去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不行！”我说：“你们要我说，总得透露一点蛛丝马迹，让我来编。”他们说：“我们不提示！”正因为他们的信条是“不提示”，所以才有新疆王盛世才那种整人作风。（盛世才自己反苏后，诬人是共产党，十分起劲，他亲自审问丁慰慈，查问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不胜刑求，向盛世才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逼人自诬。于是丁慰慈只好从拿五万说起，盛世才嫌少，毒打之下，卢布由五万升到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可是还打不停，嫌太少。丁慰慈索性自诬拿了一百万，结果盛世才又嫌多。于是，丁慰慈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一路往上升后，再从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慰慈说出五十万，盛世才才认为与“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这种办案人员的心态，后来我才悟出道理来，原来这是一种自欺型的心理变态，一种自欺型的虐待狂。明明以冤狱整人，却视被害人自诬细节以为乐，乐而久之，他们也多少自欺这不是冤案、假案、错案，这是无风不起浪的。于是，他们心虽不安，理却得了，遂根据人犯的乱说而乱编，嵌入法律，把案子咬得死死的，最后，奖金他们拿，大牢人犯坐，周而复始，冤狱连台了！

五委员之外，另一个被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害政府的文件交给‘国际奸人’马丁？”我说：“因为我要争取人权，只好托‘国际奸人’送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机构，来揭发你们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特务们追问：“马丁是不是台独分子？”我笑说：“马丁是英国人、英国名人，怎么会是台独分子？”特务们听了，面露狞笑，突然间，朝我面前丢出一本书，原来就是我被捕前不久坐在马桶上看《新闻天地》提到的那本大名鼎鼎的《台湾独立联盟机关志》——《台湾青年》第一二〇期，赫然看到《台湾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的大标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马丁“此马来头大”，此马原来跟台独分子勾结的！

最精彩的是，在名单最后，还来了一张照片，标题说：“蒋家对于反对他的所谓‘政治犯’就是在释放后也经常派遣特务跟踪，此张照片是其镜头之一（本联盟在岛内的秘密盟员摄）。”——照片内容，明明是我从我家四楼窗口偷照的“跟监”现场，我变成了他们台独联盟“在岛内的秘密盟员”！如此不由分说，公然以黄袍加身，硬施厚爱，这些台湾“盟友”的作风与用意，也就真可知矣！但是，把我硬施厚爱的台湾“盟友”是谁？难道是表面上《台湾青年》版权页上的“发行人王育德”“总编辑吴进义”，乃至“编辑委员罗福全、孙明海、王仰止”这些“小尾”吗？或是出资大老板最后无耻投降国民党回来的辜宽敏那种“中尾”吗？当然不是，我与他们素昧平生，真正的硬施厚爱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尾”彭明敏自己！多年以后，谢聪敏也私下笑嘻嘻地告诉我：“不是彭先生干的，还是谁啊？”这是什么作风，什么意思呢？如果李敖是岛内台独联盟秘密盟员，你这样一写，岂不无异向国民党泄底、告密吗？如果李敖不是秘密盟员，你这样一写，岂不蓄意诬陷李敖是台独盟员吗？不论从正反哪个角度看，这照片登出来，这行字写上去，就是典型的诬陷朋友，典型的出卖同志，为政治牺牲朋友，在朋友因他受难时还落井下石如此，这是哪一国的做人品质呢？

经过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侦讯，我终于悟出原来诬我成为台独大员是符合特务们和台独分子们的双方利益的！最后我对特务们说：我的整个感想是台独分子希望把这案子做大，咬住李敖，硬替他们捧场，对外宣传说：大家快看，台独运动不但有外省人参加，并且还是顶呱呱的外省人李敖加入我们的行列！另一方面，你们国民党情治人员也希望把这案子做大，案子有李敖参加，自然就顿时变成大案，扣住李敖，硬替你们捧场，可以对上面报告破了巨案，可以多领奖金。这样双方你推我拉，我还有话可说？

就这样的，我在暗无天日的保安处讯问室第五房住了近一年后，被移送到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那天是1972年的二二八之日。在第五房近一年，是我一生中最阴暗的日子，在这房中，我历经了国民党特务们的凌辱刑求，历经了好朋友的陷害出卖，历经了亲弟弟的趁火打劫，历经了小情人的黯然离去，历经了终年不见阳光的孤单岁月……虽然我在多少个子夜、多少个晦冥、多少个“昏黑日午”，我噙泪为自己打气，鼓舞自己不要崩溃，但当十个月后，当小蕾终于写信来，说她不再等我了，我捧信戚然，毕竟为之泪下。我识小蕾在1967年9月26日，那时她十九岁，正从高雄女中毕业北来念铭传商专。她和同学提着行李等计程车，正巧我开车经过，看到她，我立刻喜欢上她。此后我经常送她上学，接她下课，近于形影不离地过了三年七个月的快乐日子。有一次李翰祥坐我车里一起等她下课，远远地她和同学走来，李翰祥一眼就断定哪个女孩子是小蕾，并身兼“星探”，邀她演缇萦，演琼瑶的电影，但她拒绝了。小蕾身高一米七〇，长发清纯、可爱无比，除了忧郁不足外，十足是琼瑶《窗外》里的小女生，在文星星沉的日子里，她一直在我身边，伴我度过被国民党大力封杀的岁月，在山边，在小溪，在花园，在电影院，在保龄球馆，在特务跟踪的日月潭……我们一起徜徉大化，过了无数欢娱的时光。小蕾是最善良的少女，她从没跟我发生争吵，她永远依偎在我身边，任我提议做我想做的任何事，从要摸着她大腿看电影，到泡在浴缸里下跳棋，到她二十岁生日时由我拍裸照……她都让我满足，她是我有生以来最怀念的女人。我一生与女人离合，都是情随情迁，但与小蕾的分手，却是情随事迁，是我政治性入狱导致的生分，导致的生离死别，所以留下的只有怀念与美感，无复其他。小蕾的离去，相对于我被刑求逼供，是我遭遇的另一困境，两个困境都发生在我陷身牢狱的第一年，那时我三十五岁。

小蕾来信后十八天，我终于离开保安处第五房，改押景美军法看守所。我被关在第二房，当晚进住另一囚犯，自言是犯了军法的警备总部上尉袁耀权，名为同住，实为监视。第二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更形狭小，“散步”五步就得回身，两人一起“散步”，每次都要侧身而过，其局促可知。过了几个月，袁耀权判了无期徒刑，调走了，我独住第二房，再转到十一房，十一房大了一倍多，可是最多时要住上六名囚犯。最后同房的黄毅辛出狱了，胡炎汉、崔积泽移监了，李国龙管训了，黄中国枪毙了，其他川流的囚犯也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住，不久便调到第八房，跟第二房一样小，但光线好一点。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共住了四年八个月，可是一个人在第八房住了二年半之久。在第八房我是特权阶级：一、我有一个黄毅辛走后留下的热水瓶；二、我有一块大木板——破门板架起的“书桌”。不过，“书桌”架起后，全房只剩二分之一的“散步”空间了。我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15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透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

我在1972年自保安处改押景美军法看守所后，等候军法审判，全部过程中，有可笑的一些变化。原来我在警总军法处被乱判叛乱的“主文”是：

李敖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六年。

综看这一警备总部1972年度初特字第12、17号，1972年秤理字第2758号判决书，发现所谓李敖叛乱的罪行，昭彰者不过三类：

第一类是“与彭来往带信罪”——说我明知彭明敏特赦出狱后叛国之念末泯，仍秘密与之交往，并且介绍了某外籍人士为彭明敏带出一封信到海外，未加检举。

第二类是“家藏文件入伙罪”——说我接受谢聪敏交阅的叛乱宣言及月刊多件。并同意加入以彭明敏为首的叛乱活动，做了“台湾本部”的委员。

第三类是“监狱名单外泄罪”——说我把泰源监狱叛乱犯名单交某外籍人士带赴国外，作为攻讦“政府”之运用。

警备总部就凭上面这三类罪名，判了我十年大狱。判决日是1972年3月10日，审判长是聂开国，审判官是张玉芳、王云涛。收到判决书后，我拒绝上诉，准备坐它十年。但是军事检察官韩延年说判得太轻了，他提出申请书，说李敖“犯罪情节并无轻微，亦无可悯恕之处，又无法定减轻之原因，乃竟分别酌减或处以最低度之刑，量刑似嫌过宽，爰依‘军事审判法’第187条第1项申请复判”。复判开始后，可拖得久，直拖到三年半后，1975年8月12日才下来，审判长是萧凯，审判官是李桓、成鼎。文号是1972年复普教风字第33号“国防部”判决书，“主文”是“原判决撤销发回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更为审理”。于是，老庭重开，再为判决，因为赶上蒋介石死了大减刑，所以刑期就短了。“主文”是：

李敖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八年六月，褫夺公权六年，减处有期徒刑五年八月，剥夺公权四年。

综看这一警备总部1975年度谏判字第49号判决书，发现所谓李敖叛乱的罪行，昭彰者仍不出上面所分的三类，但是在判决书行文之间，却动了手脚，略有增删。警备总部仍凭上面这三类罪名，判了我八年六个月大狱。判决日是1975年9月15日，审判长是王宗，审判官是徐文开、傅国光。这一复判，从十年降为八年半，显然已有很明显的政治转变，但转变中最令人惊异的，倒是我变成是唯一的“叛徒”了。我的案子，同案共八人，其他七人是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刘辰旦、郭荣文、吴忠信、詹重雄。两次判决对我所用的法条都是“惩治叛乱条例”第2条第3项（俗称2条3），就是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第一次对他们用的，却是第2条第1项（2条1），这项罪判得要重，所以初判时谢聪敏、李政一、刘辰旦、郭荣文、詹重雄各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魏廷朝、吴忠信各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都比我重五到两年以上。可是复判时，他们的罪名都改为第4条第1项第10款受叛徒之指使扰乱治安的罪名了，且把魏廷朝、吴忠信、刘辰旦、郭荣文、詹重雄都判得跟我一样刑期了。这样一判，妙事来了，根据“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2条：“本条例称匪谍者，指惩治叛乱条例所称之叛徒。”再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1条：“本条例称叛徒者，指犯第2条各项罪行之人而言。”换句话说，只有用第2条判的人，才是“叛徒”；用其他条判的人，都不算叛徒。所以同案六个人中，只有我是“叛徒”，他们都不是了，他们都只是“受叛徒之指使”的罪犯而已，这倒真是令人会心的变化哟！

警备总部军法判决我的三类罪名，其实成立的关键只在我是不是参加了以彭明敏为首的叛乱活动，是不是做了“台湾本部”的委员而已，其他的罪名其实都是笑话。例如：

一、说我明知彭明敏特赦出狱后叛国之念未泯云云，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彭明敏脑袋里的念，泯也好，不泯也罢，我又从何知道？判决书上所说，都是诬我之言，都不能成立，并且认定这种事实也全无物证及其他必要之证据（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56条）。

二、说我秘密与彭明敏交往云云，事实上，我跟彭明敏交往，完完全全公然行之，毫无秘密可言。其没有秘密，甚至到了彭明敏要请情治人员吃饭，都托我代约的程度。1967年7月3日，彭明敏有信给我，想约调查局处长王淦吃饭，就是证据；又如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吃饭，也是专门请彭明敏和我两人的，说秘密与彭明敏交往，竟秘密到情治人员头上，天下有如此秘密乎？

三、说我介绍某外籍人士为彭明敏带信到海外未加检举云云，事实上，信是封口的，我又不是喜欢偷拆人信的情治人员，何能窥知其中内容？托外国朋友梅心怡（Lynn A.Miles）带一封信，而不经过邮政局，难道就犯法不成？这犯了什么法？不犯法，又检举什么？带一封信，就判人十年徒刑吗？

四、说我接受谢聪敏交阅叛乱宣言及月刊多件云云，事实上，这是瞒天过海之言。因为谢聪敏给我的宣言，乃是五年前（1965年）他们那张宣言的英译本，它是历史文件，在我这学历史的眼中，它与兴中会成立宣言等所有宣言都别无二致，都是史料而已。如果交阅的是即将发出的新宣言，也许还可以这样罗织我，事实根本上没有这种新宣言。而该五年前宣言的英译本，还是国民党大员连战翻译的，译者连战无罪，读者李敖却何来刑责？至于说月刊多件，月刊都是外文杂志之类，又犯什么法？看看外国杂志，就判人十年徒刑吗？连军事法庭公设辩护人的辩护书，都说“李敖仅系阅读资料，收集叛乱犯名单，并无意图破坏‘政府’之组织，更不得指为‘预备颠覆政府’”呢！

五、说我把泰源监狱名单交某外籍人士带赴国外，作为攻讦政府之运用云云，事实上，1970年8月14日，“国际特赦协会”秘书长马丁·恩纳尔斯到我家，我把泰源监狱名单给他，目的只是请他透过这一人道组织，对政治犯援之以手而已。国际特赦协会对共产国家的人权纠正报告，后来台湾的国民党都一再引用之大加宣扬，见于1987年7月10日《中华日报》，为什么我跟这个会有接触，就变为攻讦“政府”了？难道一个政府合法抓了人，被抓的名单也是机密吗？这是哪一国的机密？如果是机密，足见其为非法也无疑。是非法就休怪人揭发！但无论如何，这样子把名单带到国外却并不犯法的。

以上五点，都分别驳斥了警备总部给我的三类罪名，都是笑话，都不能成立。剩下来唯一成立的关键，就在我是不是参加了彭明敏为首的叛乱活动，是不是“台湾本部”的委员了。这一罪名如被推翻，其他的依法都无所附丽，都不成其罪名。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在复判中，这一参与“台湾本部”的重大案件，居然暗中消逝了，最后，反而用了无所附丽的一些浮词，罗织定罪，这是完全站不住的！这一判决后二十一年，我在路厂碰到当年整我的保安处处长吴彰炯，他早已退休，改在仁爱路远东百货公司五楼富贵楼当总经理，他约我到他办公室小坐。我问他：“你现在还相信我是台独分子吗？”他笑着说：“你是啊，当时我们的情报你是‘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啊，你不但是台独分子，并且是大官哩！”我说：“我最后的判决书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台湾本部’这一事实了，五委员之说，复判时根本被推翻了，我有幸做了这么大的官，也给暗中解职了。你知道吗？”他听了，大为惊讶，说：“这怎么可能？我们当年是根据你是台独大员才抓你的啊！”我笑着说：“怎么办？你赶快给我补开证明吧，现在台独走红了，我可以凭你的证明去做大官呢！”——整个所谓“台湾本部”之说，都是吴彰炯这些又混又坏又可恶的特务信以为真又诪张为幻出来的。谑画的是，李敖是台独大员也好，不是也罢，都无碍于军法大审下的大狱伺候，反正要你坐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下之狱，何愁无罪？所谓李敖是台独大员的荒谬剧，洵可如是观。

正因为我看透这一真相，所以，在警备总部军法审判的时候，我是以耶稣姿态出现的，我说了“耶稣受审时，他也没说话”后，就对军法官不屑置一辞，也不请律师代我置一辞。我愿意坐牢，其他不必废话。判决书中说李敖“犯罪事证已甚明确，虽被告于本庭缄默，依‘刑事诉讼法’第205条之规定，得不待其陈述，径行判决”，所以有这样的文字，就肇因于此。最可笑的是在审判时，魏廷朝看我一言不发，居然对军法官说：“李敖不讲话，我可不可以替他讲？”我这做耶稣的听了，简直忍不住笑——这胖子正如李政一所说，“有一张坏嘴巴”，他和谢聪敏不够朋友，硬把我咬成台独分子，意犹未尽，还想在军法审判时饶舌呢！（魏廷朝在台大法律系时，我并不认识他。到他当兵时，才由马宏祥介绍认识。这胖子为人拙朴，他大姐告诉我，说他看外国电影看不懂，因为他只能分清外国人男女，却分不清个别的长相。所以在他看来，所有外国男人长得都是一样的，所有外国女人也长得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电影中闹了半天，只有一男一女而已，又有什么好看。魏廷朝一直给我英雄的形象，事实上，有的英雄一到牢里，就不无出入了。我对台独英雄的英雄程度所知不足，致遭牢狱之灾，吃尽苦头，不能全怪别人。）

判决书上一共被告八人，事实上我只认识谢聪敏和魏廷朝，所以变成八个人，有来龙去脉。在我被捕前五个月，台南美国新闻处发生了爆炸案（1970年10月12日）；在我被捕前一个月（1971年2月5日），台北美国商业银行也发生了爆炸案。当时我在报上看到了消息，还以看好戏的心情看热闹的，做梦也没想到会扯到我头上。直到3月19日被捕后，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叫副处长张耀华上校向我说：“李先生，请告诉我们，谁是搞爆炸案的凶手，蒋‘副院长’交代下来，说只要李敖说出是谁，就立刻释放李敖。蒋‘副院长’人格保证。”我说：“你们办案这样办，太离谱了吧？连这种案都怀疑到我头上，你们对我太缺乏判断力了吧？”他听了，没再说什么，就走了。后来，军法处把我提起公诉，法律文书送来，我才知道同案除了我的老同学谢聪敏（彰化人）、魏廷朝（桃园人）外，还有李政一（台南人）、刘辰旦（台南人）、吴忠信（台南人）、郭荣文（台南人）、詹重雄（台北市人），他们都是我不认识的，原来都是所谓爆炸案的凶手，我竟与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为伍，我真抖了。

到了1972年2月29日，第一次秘密审判开庭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们。那天我坐在法庭的最左面，坐下以后，发现同排最右面有一位戴黑边眼镜的壮汉，一直侧过身来看我，对我微笑，他就是刘辰旦。按军法处看守所的规矩，凡是同案，都要隔离监禁。我们同案八个人，就分别在楼上楼下大房、小房、小黑房中拆散开来，我跟刘辰旦正巧自始至终分在楼下一房到十四房的同一走道（李政一也住过九房一段时间）。我先住二房，后转十一房，再转八房；他先住十三房，后转十二房，再转六房。因为总是在同一走道，所以虽然隔离，也偶尔见面，宜属同案，自然就熟了。有时看病时在医务室碰到，我发现他真长得虎背熊腰，结实无比，羡慕他有这样好的身体来坐牢，真是本钱。

我从二房迁到十一房以后，刘辰旦迁到六房，跟“成大共党案”吴锦江同房。六房在十一房的斜对面，从高窗中可以打照面，我因为有块破门板，用书物垫起，搭成桌子，所以一上了桌子，头就可伸到高窗上；而刘辰旦那边，因为身怀绝技，从门框上垫脚，纵身一蹿，也可攀住高窗。只要向下俯视，走道上没有班长，就可以用暗号联络对方，上高窗讲话。刘辰旦呼叫我的暗号是吹口哨电影《坦克大决战》一段，我呼叫他的暗号是唱英文歌一句。歌曰：“Sister！Sister！Do you hear me？”是我被捕前与小蕾看的最后一场电影《火雷破山海》中对修女唱的歌。不过为防其他房旁听，有时也用“大字报”。“大字报”是把纸裁成长条，用毛笔写掌心大小的字，自左向右横写，呼叫以后，一张张再自左向右慢慢传送，虽然只是纸条走动，但是感觉与霓虹灯广告无异，真是妙法。传后撕碎，从马桶冲走，片纸不留。有一天中午，刘辰旦、吴锦江此起彼落，每次落下，地板砰砰作响。跟我传了一两个小时“大字报”，我想他们一定累坏了。我这边，因为有克难桌，两脚落实，不需用脚掌侧踩门框，所以传起来，倒一点也不累。后来我迁到八号房，刘辰旦迁到六号房，同在一排，不能打“大字报”了，所以多靠呼叫。刘辰旦有时把许多消息，写在小纸条上，偷封在生力面袋里，佯作送面给我，请外役（主要是位外号叫“阿财”的）转来。我那时很自私，也很谨慎，不回传字条，为了怕被查出，影响我的读书方便——我独居一室，拼命看书，辅导官冯音汝在书本管制上，也对我优待，这种大牢能坐下来，有大量书看太重要了。我们那时年复一年不准看报纸，有一次李政一在楼上弄到几块报纸传给我，不久李政一就被抓到。我当时也弄不清他们的底细，不愿深交朋友，所以尽管礼尚往还，可是却不肯回传字条。刘辰旦的字条有时用菜盆传给七房的吴荣元，再由吴荣元从外窗传给我（七、八房有外窗相连，下有细缝）。吴荣元和吴锦江都是“成大共党案”的头目，吴锦江判无期时吴荣元判死刑，后改无期。吴荣元与警总的陈鸿渐同房，我尤其小心，因我对警总的人极不信任。由于我在书本管制上被优待，刘辰旦、吴荣元他们也沾了不少光。吴荣元与同案的刁德善，我为他们买了当时几千块的书，让他们带到火烧岛（绿岛）。由于我不肯回传字条，他们倒也习惯了。吴荣元临去火烧岛前，留字给我，感谢我对他的“不言之教”；刘辰旦一点也不怪我，他知道一定有我特殊的原因，仍旧对我关怀备至。我冬天畏寒，他极为担心，请他姐姐刘美女买药送我，又传字条来，提出各种御寒良方，其中之一是教我学日本学生，用干毛巾浑身干擦生热，他的好意，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因饱受深交朋友之累，所以在没弄清底细前，颇为矜持，但是刘辰旦对我，一本胸怀坦荡，日子久了，我发觉此人很够朋友。1975年4月25日，我在小房里独自看书，特别是小蕾请她父母送来祝我四十岁生日的《生活杂志》（The Best of Life）画册。忽然班长送进一个生日蛋糕，原来是刘辰旦请他姐姐特地为我买了送来的，刘辰旦的体贴细心，照顾朋友，由此可见。他的姐姐在弟弟受难期间，本来打算把退休金买间小房子的，结果钱都花在救弟弟上面了，房子吹了，她真是一位伟大的姐姐。刘辰旦他们虽然与我同案，但是罪状却你东我西。他们罪状是所谓爆炸案，其实这是冤枉的。在年复一年的囚居里，我慢慢得知：所谓爆炸案，根本就不是他们干的，而是吴彰炯少将主持下的一场冤狱。我在牢里认识不少人，但与刘辰旦独亲。我出狱后二十年，还由他陪我去拜访他那伟大的姐姐，向她致敬，并且不忘她在我四十岁生日时送我的蛋糕。

在判决定谳后，所余刑期只有一年多了。1975年12月22日清早，我突然被通知收拾行李，要移送“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就这样的，我从景美移到土城，开始被国民党“仁爱”了。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我被放到“仁爱教育实验所”中的花园洋房里，开了专班。专班“同学”四人，即李敖、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从外请来所谓学者名流给我“上课”，他们是陶涤亚、毛树清、项乃光、周道济、王洸、屠炳春、施敏雄、林钟雄、任卓宣、柴松林、魏萼、乔宝泰、邬昆如等等，每周来“上课”一次，我看不起他们，对他们冷眼相向，一言不发。在两旁“陪太子读书”的少将副主任、上校教导长等怕冷场，希望我讨论讨论，我一概不理。我心里想：这些人是些什么嘛，例如毛树清，是当年同我一起在舞厅跳舞的舞友；例如施敏雄，是当年我台中一中老同学施启扬的小弟。他们虽然装作不认识，可是他们怎配来跟我讲课？至于任卓宣，根本是我笔仗时的手下败将，更不足道了。国民党轿车请这些人来“太岁头上动土”，不是胡闹吗？（我出狱后五年，在台中一中校友会席上，碰到林钟雄，我笑骂他你好胆大，居然敢来替国民党向老大哥“洗脑”！林钟雄连忙打躬作揖，他说他被请去，根本不知道给老大哥上课，只以为是给普通政治犯上课，只是想赚点外快。后来上课时，才知道赫然坐对面的，竟是老大哥！所以原约定上四小时的课，后两小时他再也不敢来了，他说他见了我，又胆怯又惭愧。）

就这样的，我的牢狱生活就接近了尾声。国民党放我以前，依法要有人作保才能出狱，我拒绝，我说我朋友全跑了，没有保，只剩下一个“朋友”，就是你们“仁爱教育实验所”的教导长汪梦湘上校，此公笔名东方望，给《文星》写过稿。汪梦湘跑来，说他有职在身，不便保我，我说你老婆没有职务啊，就由你老婆保吧，他还是不敢。后来所方人员偷偷同我母亲商量，提议改由我母亲保我，我得知后大怒，我说保人就可能是每周一次向警察告密被保人一周行踪的人，如我母亲保我，母亲就有每周做线民一次之嫌，这成什么世界！他们无法，就暗示我没保人就有被继续“感化”的可能，我说没保人而继续坐牢的人，我知道不少，可是我就是没保，你们不放我可也。到了1976年11月19日，我终于胜利，破例无保释放。我出狱那天，他们交给我“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开释证明书”一纸，上面有例行印好的“行状及悛悔情形”专栏，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样。我既未去绿岛，也未悛悔，收到这张证明书，我真又好气又好笑。后来凭此证明书，领到身份证，又重新开始我的“没有青春只有‘斗’”的生涯，这时我四十一岁了。

在我坐牢期间，丁颖（载臣）、周渝、孟绝子、赵承厚、华肖忠等人敢来探监，我至今铭记；尚勤在海外会同许登源送了我一万台币，我出狱多年后，送了一栋房子给尚勤，并请许登源大吃特吃一次。丁颖、周渝、陆啸钊、陈彦增都有钱来，我都不忘记。陶英惠代刘绍唐写信来，我也感谢他们。我一生感人之恩，怀人之德，不没人之功，垂老写《李敖回忆录》，自当表而出之。

在这五年八个月的监狱生涯中，虽然是昏黑所在，但观察入微，也不无奇趣可寻，我加写一些：

一、我被刑求的项目中，有一项拶指。他们把三支圆珠笔夹在我左手四根手指中间，再强行用我的右手紧握四根手指。并对我说：“李先生，这不是我们折磨你，是你自己的右手在使你的左手痛苦，所以不能恨我们。”我笑笑，说：“我不恨你们，也不恨我的右手，我只恨圆珠笔。”

二、我在警备总部荣膺五委员后，情治人员发现，我这台独大员，根本不会说台湾话，甚至“听莫”（听不懂）台湾话，如今成了“台独先烈”，未免滑稽。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没关系、没关系，英国国王乔治第一根本不会说英文呢，他是从欧洲大陆过去的，不会英文都能做英国皇帝，我李敖不会说台湾话却做上台独大员，又算什么啊！”

三、保安处看守所所长罗永黎上尉留小平头，两眼炯炯，令人生畏，可是跟我熟了，发现他人蛮好。有一次，他感慨地说：“我是神仙、老虎、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一看到老婆，就是神仙；我一看到囚犯，就是老虎；我一看到长官，就是狗。”我听了哈哈大笑。他补充说，他真觉得他干了这么多年，其实只是国民党的一条狗！但他毕竟是假狗，看到真狗会害怕。国民党抓雷震那一天，他被派去参加，自由中国社有条大狼狗，差点咬了他，他说他虽然是国民党一条狗，但还是怕真狗。

四、我住军法看守所第二房，正对面是第十房，关的是调查局“匪谍”处长范子文。此公英国留学，相貌堂堂，气焰很大，被调查局局长——不懂ABC的沈之岳整，诬以“匪谍”之名，关了起来，不但把他关起来，连他的太太满素玉也关起来，太太就住楼上。范子文被关，自认不得活命，他的姐姐来看他，他双手抓住铁栏，大叫道：“我给国民党做走狗做了这么多年，就是这种下场啊！”经大家劝说，他才不叫了。他后来专心信佛，整天大声念佛，念佛以后，口中连说：“报应，报应！”可见他内心对过去杀生忏悔之重。念佛以后，他说不杀生了，可是牢里蚊子太多了，赶也赶不走，他没办法，就用扇子把墙上的蚊子一一拍死，一边拍一边说：“这不是杀生，这是打沈之岳！”

五、我成为台独分子，谢聪敏是一个施展连环套的角色。他和魏廷朝先把我咬进牢里，使官方上当；然后在声势已壮之后，在海内外皆知李敖加入台独活动之后，再设法替李敖翻案，用李敖在文化界的声名，反衬出国民党在如何以冤狱迫害自由作家。这样一来，李敖可被黄鱼两吃，而国民党的害贤之名却又加倍。谢聪敏在牢中替李敖翻案，不是容易的事，因为管制森严。但是一次阴错阳差，使他有了机会。一个日本人小林正成一度住他押房隔壁，在小林被驱逐出境前夜，他抛了一封信由小林带出来，辗转登在《纽约时报》。信披露后，自然使官方灰头土脸。谢聪敏纵在牢中，还能有这种机智英勇的作为，真令人赞叹。出狱多年后，他到我家来叙旧。我问他：“到底小林怎么带信出去的，难道不检查吗？”谢聪敏说：“怎么不检查？还由所长罗永黎带人把小林脱光检查过呢。当时我以为信会被搜出来，可是一直没动静。后来我到日本，见到小林，问他，原来小林先把信藏在马桶与墙的夹缝里，脱光检查完毕后，临走前，他要求小个便，就趁小便之时，把信从夹缝中带了出来。”

六、信登在《纽约时报》后，官方追查，谢聪敏瞒过由小林带信的真相，反咬了一个班长陈留恨，说这信是班长带出的。陈留恨因此被捕，被拷打不已，直到最后查出不是班长而是小林，才真相大白。由于陈留恨对待囚犯极坏，谢聪敏这一乱咬，却也咬得人心大快。谢聪敏被罚戴脚镣好几个月，最后取下脚镣时，班长们对他恭贺，他笑嘻嘻地说：“小意思、小意思。”

七、在军法看守所放风之际，碰到一个小叛乱犯。他是一名高中生，因想组党，被抓入笼。他大惑不解，向我说：“李先生，公民书中告诉我们，‘宪法’第14条‘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我以为那是真的，就想组党，结果就给抓进来了。”我听了，哈哈大笑。后来，他好像随遇而安，也甘于做叛乱犯了，有一天竟自谓：“我是天生革命家。”可是这位小革命家很怕鬼，夜里总蒙头大睡。

八、在军法看守所，来了一批以成功大学学生为主的“成大共党案”的小鬼，那些小鬼从来没见过真共产党，坐在牢里，到处想找共产党前辈来师法。我说别天真了吧，牢里哪里还有什么真共产党！国民党整天抓到的，其实都是假共产党！他们不信，硬说李荆荪是，一房一房传话过去，向李荆荪致敬。后来发现李荆荪果然是假的，于是大呼负负，又一房一房传话过去：“致敬取消了！”弄得傻头傻脑的李荆荪糊里糊涂，搞不清忽来致敬忽又取消是怎么回事。（现在只剩柏杨在《柏杨版资治通鉴》中捧李荆荪了，柏杨说他对李荆荪“由衷起敬”，多好玩，只有赝品才永远捧假货！）

九、“成大共产党”在调查局被刑求，有人大骂：“你们这样对我们共产党，将来共产党从大陆来了，要剥你们皮啊！”调查局干员说：“剥就剥，可是没来以前，老子们先剥了你的皮！”

十、“成大共产党”领袖是蔡俊军，是一位率真勇敢的年轻人，后来与我成为好友，出狱后还打电话并来我家感谢我对他的照顾。有一次我送他一套睡衣，他那时被判死刑，穿着睡衣，戴着脚镣对我说：“枪毙的时候，我就穿它去。”又指着胸前说：“子弹就从这儿打出来。”态度从容之至。后来死里逃生，改判无期，十五年后出狱。我的同案李政一曾和蔡俊军同房，他告诉我：“同房难友任何人的食品，蔡俊军都会抓来就吃，连招呼都不先打一下。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是共产党，你的就是我的，我要共你的产啊！’”

十一、“成大共产党”另一领袖吴荣元，也被判死刑，也是一位率真勇敢的年轻人。他被判死刑后，戴着脚镣，等待枪毙，找来佛经看，以为解脱；后来改判无期，他把佛经一丢，说：“既然没死，还是看李敖的书吧！”

十二、在黑牢中的人，无不恨调查局与警备总部，因为这两个衙门专门刑求以造冤狱。有一次，一个土头土脑的台湾人，被送到军法处看守所来，他余怒未消，把棉被卷成一团，坐在地上，一边捶棉被，一边大喊：“调查局，利嘎西郎（你家死人）！调查局，利嘎西郎！”旧派心理学家喜言“本能”者，凡遇无法解决的主题，辄以“本能”含糊带过，人戏以“毯子学说”（blanket theory）讥之，因只能遮盖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也。看到这土头土脑的台湾人，竟能如此用棉被解决问题，真可成立“棉被学说”了。

十三、关在押房里的寂寞难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们要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来做工。做工虽然苦，但是大家抢着干。有一次，押房里缺个理发的，班长问谁会理发，一个老台湾人叫叶迫，说他会，于是由他为大家理发。押房理发的规矩是，被理发的囚犯，每人准备卫生纸两张，自己折好，用手托着，理发的为你刮胡子时，一边刮，一边要把刮下的抹在卫生纸上，以节省他的时间，好快速为下一个服务。一般正常情况是，一阵快速服务下来，走道上每间押房门口，都丢下一小堆卫生纸，上有肥皂和着的胡子垃圾。可是，由于这位叶迫根本不会理发，而冒充他会，结果一阵刮胡子下来，走道两边的卫生纸上，竟是血迹斑斑，好像人人有了月经似的。气得范子文大骂叶迫，班长也脸上无光，赶忙把叶迫赶回押房去了。

十四、我有一段时间与人合住第十一房。有山东米商黄中国被判死刑，他是粗人，因赌博被人陷害成匪谍，以致冤死。还没执行前，胡炎汉劝他信耶稣，带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了，我在旁边大笑。胡炎汉问我笑什么？我偷偷开玩笑说：“黄中国枕头底下藏着佛经呢！他所有的宝全押，是上天堂的投机分子。只恐怕上不了所有的天堂，反倒下了所有的地狱！”黄中国的冤狱，我曾全力代他写状子，他感谢得向我磕头。可是最后在劫难逃，终被拖出枪毙。

十五、黄中国被枪毙之日，清早5点，第十一房的房门突然间被打开，黄中国正睡在门边，他一声哀呼，坐起来，向牢房另一角冲过去。可是，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反铐他的两手，抓住他的头发，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再用熟练的技巧，把他架出房门。当时睡在我右边的胡炎汉惊慌坐起，十指张开，两臂前举，大叫起来，一个班长讨厌他跟着叫，顺手拉了他一把，高叫：“还有你！”吓得胡炎汉缩成一团，藏在棉被里。对面的崔积泽事后吓得哭起来，一边擦眼泪一边说：“什么意思嘛！人家只买一点军油，就把人家跟死刑犯关在一起，就这样吓人家，什么意思嘛！”黄中国的遗物，班长托我包在一起，送到门外。这时胡炎汉还缩在棉被里，在里面呻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好久好久，才从棉被钻出来。

十六、胡炎汉是荣工处的简任官，在“中正大学匪谍案”中被诬入狱。入狱前在澳大利亚观光，碰到居浩然。居浩然托他到台湾探监向李敖问好，结果没想到自己也给关进来，正巧与李敖同房，向李敖问好了。

十七、在十一房还见过一个十九岁的小偷，长得奇黑，我用台湾话给他起外号叫“欧卡曾”（白话是“黑屁股”，文言是“黑臀”，古人真有人叫“黑臀”）。“欧卡曾”，浙江奉化人，眷区出身，因我对他不错，他说很感谢我，他出狱后，一定找个脱衣舞女，用摩托车载来，在我窗下大跳一次，在警卫赶到前，再用不熄火的摩托车载运逃走。他说：“龙头啊！不要太用功了！那时候该休息一下，看看脱衣舞，看看死脱瑞普（strif的日语发音），看看也好！”他一边说，一边扭动，学脱衣舞的模样，丑态可掬，使我笑得腰都弯了！我坐牢多年，但是从来没有那样大笑过。

十八、牢里的冬天很冷，我把我爸爸在东北穿的一件皮袍子带进来，聊以御寒。这件皮袍，被贼眼溜溜的“欧卡曾”看中了，他用手摸着上面的毛，一边摸着一边喃喃自语：“毛真好！毛真好！毛真好！”“欧卡曾”连说“毛真好！”后第二天，他就被叫出去了。监狱官调查他有政治问题。因为若没政治问题，怎么会说“毛真好！”呢？那时毛泽东还在世，说“毛真好！”是什么意思呢？“欧卡曾”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来解释，最后才算过了关。原来每间牢房高高在上的天花板上，都有一个扩音机，扩音机是个“大嘴巴”，也是个“大耳朵”。有情况时候它播出监狱方面的命令、号音与音乐，你不听不行，所以是大嘴巴；没情况时候它不声不响，却是个窃听器，由中央系统逐房抽查，隔墙有耳，所以是个大耳朵。因为大耳朵只能听不能看，只能录音不能录像，所以窃听时候就难免断章取义，于是“毛真好！”的误会，就发生了。

十九、我在军法处，年复一年不准看报，所得消息，但凭新进牢的人口耳相传，最新世界大事所得不多，最新流行歌曲倒听了不少，因为大家无聊，以唱歌自遣者比比皆是。有一次一群小流氓个个会唱刘家昌的《往事只能回味》，歌词是：“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也已经添了新岁，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当时我没见到歌词，把内容听得模模糊糊，最后一句“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我听成“我只好另外找一位”。出狱以后，偶然机会看到歌词，才恍然失笑。但觉得，我的误听后的新词，其实比刘家昌的原词还高明呢，情人走了，你另外找一位，岂不比梦里留恋更积极吗？

二十、最后一年，谢聪敏、魏廷朝和李政一，四人同居一房被“洗脑”，我宣布大家来生再见，拒绝讲话，但偷偷只和最够朋友的李政一来往。那时洗澡时总要一贯作业，脱下衣服，同时洗了。有次看到魏廷朝洗澡，把准备换穿的衣服，糊里糊涂重洗了一遍；把刚脱下来的衣服，又穿了回去。他那时又胖又黑，光着大屁股，吃力地洗衣服，使我想起狗熊进玉米园的故事。（狗熊进玉米园，折一根玉米挟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腋下还是只剩那一根！）魏廷朝出狱后，偶尔来看我，但两人友情，似乎无复当年了。有一件事，仍可看出魏廷朝对我的卫护。在康宁祥、李筱峰诬谤李敖案发生时，魏廷朝写信拆穿他们，有这样一段：

李敖的个性和笔锋太尖锐，而且耐磨耐斗，所以朋友固然不少，敌人只怕更多。他不断地攻击，又不断地被攻击，是不难想象的。

攻击李敖，应该攻其所短，岂能攻其所长？说他专门打小报告，陷害朋友，可以说适得其反；既不合事实，尤其不是魏廷朝口中所言。李敖是最可靠的朋友（也是最难缠的敌人），在困难的环境中，经常接济难友。有许多受过他的恩惠的人，在十几年后始终对他怀念不已，这恐怕是他自己当初所料想不到的。他对看不顺眼的人和事，反应过度强烈，往往马上使小性子用刺骨的言词、伤人的冷漠、明显的动作，当面让人难堪；但他不会放暗箭。

由于魏廷朝的人证文证，终于拆穿了李筱峰的造谣，最后被我告诽谤成立，我赢了官司。

隐居　（1976-1979·四十一到四十四岁）

在最后一次军法审判的时候，我虽一言不发，但留了一张书面的意见，可以显示我采取“缄默权”的根源，全文如下：

审判长先生：

我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把话说完，我的话共分五点：

第一点：关于本案内容部分——我没有话可说，我用法律里面的缄默权。我想我也不必说明我为什么不说话，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以前，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也不说话。

第二点：关于判决的部分——过去我不上诉，以后也不上诉。虽然我是无辜的，虽然我没有罪，但我仍愿引用印度独立的伟大领袖甘地在法庭上的两句话：“我不愿浪费法庭的时间，我承认有罪。”

第三点：关于我的态度部分——我现在声明，我自被捕后，因被刑求而来的一切我写的和我签字的东西，全部无效。也许我信心不够，无法抵抗现代科学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五百四十四年以前，最有信心的圣女贞德在被捕以后，也犯过跟我同样的无可奈何的错误。

第四点：关于所谓爆炸案部分——虽然跟我无关，但愿为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五个小朋友做他们“人品的证人”，这就是说，我相信他们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诬服，是被刑求的结果。我请求审判长先生给他们做无罪的判决（附带声明一点，在进这军法处大门以前，我跟他们并不认识，所以我的请求，可以说是客观的，值得审判长先生参考的）。

第五点：关于我个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减刑的判决，也不对加重不满。美国民间领袖尤金·德布斯（就是坐在牢里还有一百万人投票选他做总统的尤金·德布斯）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话就是我的话：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只要我在这岛上，不论我在牢里也好，在牢外也罢；不论我是“名不副实”的“大作家”也好，或是“名实相副”的“大坐牢家”也罢，我都不会有自由的感觉。因此关于我个人这部分，我不请求减轻。

李敖　9月15日

从这一书面陈述中，可以看出我四年多坐牢下来，心灵上所显示的平静与苍茫，这一平静与苍茫，使我对刑期多少或出不出狱并不沾滞，但对我放眼的方向，却别有洞天。1975年9月22日判决确定后，我写了一封秘密的信给吴俊才老师，吴俊才在台大教我“近代印度史”，那时是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是当权派，我信中说：

俊才老师：

以十八年师生之谊，请老师先听我一句——“李敖实非台独分子！”

我十四岁到台湾，现已四十，但我至今不会说台湾话，不会听台湾话。我二十七岁“暴得大名”，贵党党报骂我是“反派小生”。台湾人有政治野心者想“统战”我这外省人，不足为奇。但我对政治乏味，因此，我拒绝了高玉树。

台独分子拿我做对象，我想至少有三派——（一）“台湾青年”派（他们不断拿我在他们机关刊物上做主题）；（二）散发传单派（散发“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三）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一）（二）两派我根本不认识。第（三）派认识都在他们变成叛乱犯之前。他们出狱后，跟我有来往，我不相信他们会再做书呆子式的政治活动，所以不为意，不避瓜李之嫌，现在证明了我比他们还书呆。

我在谢、魏被捕后三周被捕，他们把我说成“五分之一”（谢说“五委员”之一，魏说“两个半”之半），说我同意加入组织，我完全莫名其妙。这时候正是火车站出现“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的时候……当然构成了办案联合小组（各单位组成）对我的合理怀疑，由于我多年做“反派小生”的记录太坏，使我无法取信于人……大概十几天后，我感到不遥为配合这“五分之一”的说法，恐怕不得了结。我出于无奈，编了一套说辞，我说我们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当时想，这一说辞，既可遥为配合加入的意思，又可因开玩笑而大事化小，既无法在“有无上”澄清，只好在“轻重上”取信于一时。

半年以后，调查局的刘科长来看我说：“好消息告诉你，查清楚了，我们知道冤枉你了。”后来我听说台独分子终于承认对我诬攀。一年后开庭，台独分子当庭承认对我诬攀，“被迫咬李敖”云云。其实这时候，台独分子的宣传目的已达，他们终于号召成功他们有了一个金字招牌的外省同志，并且让贵党背害贤之名。

我自己坐牢，我没话说；但陪台独分子坐牢多年而不能自明，我为之茫然。

接着我提到：

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贵党任何爱国者并无二致，虽然我被目为敌人。

我被目为敌人。我的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牛肉面都卖不成了……我沦为荒货小贩，靠老面子推销古书和旧货（即《纽约时报》说我的在卖旧电器）。当李翰祥太太看我满身大汗同小工一起抬冰箱朝她厨房搬，问我：“一代大作家为何沦落至此？”我只有苦笑。

最后十四个月软禁到来，使我朋友吓光，生意垮尽。我没想到我放弃笔杆已

六年，可是仍不见容于人。

我又冲动了，我认为贵党不许我做拿笔杆的人，又不许我做不拿笔杆的人。我开始报复。这些报复都开始在沉默六年以后，都开始在软禁发生以后……我依稀看到悲剧的后果，我看到两败俱伤。

我又写道：

从软禁起算，我失掉身体的自由已近六年。六年前是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六年来，是荒货小贩做不成了，朋友吓跑了，女人嫁人了，房子抵押了，亲人变了，甚至弟弟也因债坐牢了。一切已凋零褪色，面目全非。内在的自己已由绚烂趋于平淡，外在的关系已由平淡归于虚无，六年烟云，可使内外有如此奇变，我仿佛觉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九次。

自1949年到台湾，我在穷苦中长大，从写蜡版到送报，到饿着早饭省钱买书，逐渐建立我的一点尚不寻常的“成绩”，我做过钱穆写信称许的中学生，老师赏识的大学生，胡适限时信送钱赎当的研究生。我最后在极短的时间里纯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云，所向披靡，使想用笔杆压服我的人为之失色，转而以笔杆以外的方法染我身上的颜色。“才如江海命如丝”，我从大作家降为大坐牢家，一切都似前定。孤灯黯淡，子夜独思，李鸿章说这岛是“伤心之地”，对我更有多重的感伤。

我自动申请斗室独居，终年做宗教式的闭关隐遁。细读老师的新作《甘地与现代印度》。在灵修方面，得益尤多。日远的哲人星期一静默，我已多年每天都是星期一。静默使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达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初判十年，我不上诉，我认为，我该在“伤心之地”坐牢，我愿用长年坐牢，偿付我做的和我没做的。我认为一切都已太迟。这次更审，在法庭上我一片缄默！我只向法官引了一句老师书中的话——“我不愿浪费法庭时间，我承认有罪。”

老师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所余刑期已不到一年。写这封信的时机，已经到来。我愿向老师表白如下：

《文星》被停刊在1965年，今年已1975年，我支付了十年的青春与困境——每况愈下的困境——偿还我早年的短期的同室操戈，如今已将两清。二十六年前，我跟贵党同来这“伤心之地”，同样的爱国，同样的胼手胝足，虽然不是同志，但也不该是敌人。天下没有不解的怨仇，何况我们同一血液，一切宜解不宜结。在这即将两清的尾声中，我愿透过老师，站在国家利益的观点，权衡我在这岛上的去留。我们的敌国，经过权衡已算出放逐作家比留下好，宽大本身就是雄辩，抵消出境后作家的“马后炮”而有余，在这一公算下，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好，小作家马克西莫夫也罢，都被放逐。我在此只就作家去留利害立论，当然是借喻，不是拿苏联来比喻。因为我们不是放逐，而是欢送，是双方在和谐气氛下协议出我的好处，就是国家的好处。我在这岛上对国家是多余，对我是浪费……

在以低姿态建言，提议出狱后放我出国后，我并告诉吴俊才老师，在我这政治案本案以外，还有一件“明明是政治案本案引出的案中案”，在司法法庭，以所谓诈欺罪判我半年，“我不能坐这种被诬的不名誉的牢，我请求老师代我政治解决。”全文最神来之笔是我向吴俊才老师提出奇想，我说我出国后，可以协助彭明敏问题的解决，“我认为他回来非不可能”。这当然是我的一个饵，诱他们放我出国，我再徐图后计，跟国民党算总账。君子报仇，出国不晚。果然这封秘密的信奏了效，1976年7月23日，我正在“仁爱庄”被洗脑，所方忽然通知我，说保安处派车来，接我去台北一趟。上车后直驶基隆路警备总部招待所客厅，未几吴俊才老师出现，他说他收到我的信很感动，为国家为学生他都愿出面处理。问我有什么困难，都可跟他说。我说我入狱后，我弟弟吃了我的钱，把我在他名下（我不把财产放我名下，是怕被政府没收）的水晶大厦房子给押在华侨银行，又不缴利息，以致房子落在银行之手，盼能代为解决。后来吴俊才老师再和我见一次面，他说水晶大厦房子部分，他帮忙解决；出国部分，等我出狱后再说；案中案的司法冤狱部分，查明确是冤狱，乃透过协调，以“不执行”解决。吴俊才老师相对要求我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以表示大家不再敌对，并且解决我的生活问题，我以叛乱案的褫夺公权六年也可就此不了了之，可证明所谓国民党法治，不过乃尔！乃同意。

我是1976年11月19日服刑五年八个月期满，无保出狱的。出狱后第十一天（12月1日），就有了生平第一个正式职业。那天“国关中心”主任蔡维屏约我见面，说目前研究大楼的研究室已满，把我安排到总务大楼，用总务主任办公厅对面的房间做研究室，我心知他们要“隔离”我，我笑而受之。“国关中心”图书馆“匪情资料”甚多，我去借书，我一到，安全室江主任就到，并向女职员们调查我所借何书，我心里有数，一本书也不借。我去“国关中心”，根本的心态就是应付吴俊才老师的。到了第二年，吴俊才老师去萨尔瓦多做大使了，我趁机坚辞“国关中心”职务，主任蔡维屏不肯放人。我感觉是：“那次短暂的‘副研究员’，就好像一个人上街买菜，突然被抓去当兵，他一有机会，必然要开小差，还回去买菜一样。”最后，“在‘中心’我待了十三个月，但是全部上班的时间，不到十三个小时。不但拒绝研究，也拒绝讨论，拒绝听演讲会，拒绝签到，拒绝请领书报，最后拒绝领薪水。”我决心走人。1978年，我甚至有存证信给蔡维屏：

一、本人已早于1月22日以挂号信辞职，同时退回薪水，附还证件，并请寄下离职证明。

二、不料等了四个多月，一直没收到离职证明，反收到“国研”政人0209号和0400号来件，视同本人仍在任职，显与事实不符。

三、随信退回来件，并请将离职证明寄下。

只是蔡维屏做不了主，坚不准辞。后来吴俊才老师自萨尔瓦多返台，亲到我家，同意我辞职，但邀我去《中央日报》任主笔，再准备接任总主笔，我笑着说：“我不会给国民党做打手的，谢谢老师啦！”1978年8月20日，我终于收到蔡维屏签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离职证明书”，“离职原因”栏填的是“辞职”，“离职日期”栏填的是“六十七年3月1日”，但证明书签发日期却是“六十七年8月18日”，可见这一辞职，是经过好几个月的折腾才成功的。合理的推测是：官方想以“弼马温”之职羁縻我，并显示双方关系没恶化，但是这种“优遇”，对李敖是无效的，李敖还是千方百计地跑了。离开“国关中心”显示了我的两点风格：第一，我不爱钱，薪水是副教授待遇，纯领干薪，每年也不少钱，如老老实实，可领二十多年，为数可观；第二，我爱惜羽毛和自由，主动求去，不像陈鼓应他们贪领薪水，最后因竞选被扫地出门了。

“国关中心”职务告一段落后，有人打趣，问我怎么你在国民党眼中，只是个相当副教授级的副研究员？我笑着说，已经很大啦，毛泽东在国民党眼中，不过一图书馆管理员耳；周恩来在国民党眼中，不过一副部长耳。国民党不“狗眼看人低”而把敌人看得这么高，已经很大啦！

我要离开“国关中心”，基本上是一心想过我狱中那种平静与苍茫的生活，息交绝游，谢绝人事。我的经济基础是我坐牢前留下的两户房子，但坐牢时，都被我弟弟趁火打劫，伙同溺爱他的母亲，私下予以抵押，抵押了又不缴利息，以致鱼烂河决，难以收拾。最后吴俊才老师请保安处出面，保安处转由林家祺（他是非常练达的干才，最有化敌为友的本领，后来我隐居时，一连五个半月不下楼，还是他有办法把我请出家门的）个人出面见证，“逼迫”华侨银行以二百三十万买下水晶大厦房子。我还给该行一百万欠债后，所余又还了另一户房子的三十多万欠债，最后手上不过百万元，靠着这点钱，我计划东山再起。这时旧年将届，我正开门整修房子，萧孟能突然而至，抱怨说前几天在百货公司碰到我，我竟不同他说话，暗示我有人跟踪，如今他决定还是来看看我，跟我恢复邦交，并说他年关需款，盼我把一百多万借他几天，我无奈，只好同意了。不料旧年过后，他告诉我他身陷出售水晶大厦困境之中，欠我的钱无法还，除非我下海帮他解决。我无奈，只好同意了。于是我日日坐镇水晶大厦，帮他从官方到私人，从私人到他小姨子，个个文书往返或个别交涉，费了好几个月，费尽力气，兼做土木包工，才算大体解决。萧孟能依诺送了一百万给我，我连同旧存，买下敦化南路金兰大厦十二楼的房子。搬进去以后，我的生活基调还是息交绝游式的，但有一笔财路，大大改进了我的经济能力，那就是辜振甫收购我的一批股票钱。原来这批股票，是辜振甫成立“中国合成橡胶公司”时送给萧同兹的，当时是二十五万元。萧同兹死后，由萧孟能继承，因五年不涨，持之乏味，就转卖给我，因此我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先是我在1976年6月，在“仁爱庄”时看报得知有所谓“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卡发行，只要存五万元即可自然取得，不必靠人介绍，我感于政治犯出狱后处境困难，有信用卡在手，方便许多，如今既可在不求人条件下持有此卡，乃在1976年6月10日汇去五万元，依法成为该公司五万元小股东。没想到我买下萧孟能的“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股票后，被我发现在“中国合成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中，信托投资公司所占股数竟超出总股数百分之五十后又多超出一三一、四一五股（即近占总股数百分之五十四）！完全违反“财政部”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的规定。规定目的本在防止“‘信托公司’利用信托资金购买其他公司大部分股权，并从事经营，无异并吞其他企业”，而“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显然违法，结果形成我参加的两个公司相互之间有大吃小，左手吃右手的怪现象，因而发生复杂严重的冲突。

我乃在1979年3月26日起，以股东身份三次发函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质问，并在4月3日派我弟弟李放参加股东会议，三天后我有信如下：

本公司1979年股东常会，于4月3日召开，本人在保留诉讼权利下，委托舍弟李放代理出席。经李放于会后一小时内，整理开会重点，特写奉如下，作为备忘录。

一、开会通知常会“上午10时30分”召开，同时有辜振甫先生“中午12时0分敬备菲酌”的请帖，证明一年不见，同聚一堂，会程只安排一个半小时时间。在开会以前，一年之中，公司对股东没有寄出任何一片有助了解的资料，礼貌上本已欠缺。开会时又只安排一个半小时，实在太目中无人。如果一切虚应故事，一个半小时已多；但要认真讨论，那就绝对不够。这次常会，因为本人前后三封信，总算象征性地讨论了一下，已经拖到12点半，无法结束。经李放提出，一切改为书面详复，这样不但准确，并且可使没出席的股东有所了解。承辜振甫先生满口答应，于是散会。整个过程，是两个小时。

二、会一开始，负责人就提到刚才10点钟收到李股东的限时挂号信，对通知开会日期异议，于是一位“王律师”出现了。他说据“经济部”的命令，发信日要算一天。李放说李股东根据的是法律，依法命令抵触法律者无效。但公司负责人坚持要开会，李放说此事只好等复李股东信后，依法解决。

三、会一开始，辜振甫先生请人把本人第一封和第三封信宣读一遍，本人很感谢辜振甫先生的大度与风度，他的风度一直很好。

四、公司负责人并没针对本人的信切实答复，只是挑着答，时间不够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表示了下面几点：

（一）香山土地申请的耽误，是“建设厅”的错误（但没能解释为何不依法告“建设厅”，要求“政府”赔偿）。

（二）林园买地是看着地图买的，没实地去看。

（三）经营方面承认错误太多、太慢。

（四）因为求功过急，难免有错误。

（五）在林园的工厂，是林园第一家，问题特多。

（六）在台湾独家生产资格，乃是负责人辛苦取得，此中创业甘苦，李股东有所未知。

（七）他们为公司节省了不少钱。

（八）中油公司的塔底油不适用，他们没能预先注意；表示中油公司对自己产品亦不十分明了，不给样品，他们以为可以合用。

（九）“中国信托”入股大吃小，是“中国信托公司”的问题（此事由辜振甫先生特别表示经“财政部”特准，李放请出示特准文件，辜振甫先生同意，当卷宗拿到辜振甫先生面前时候，有人对辜振甫先生耳语，于是拒绝出示）。但辜振甫先生保证后年投资报酬率为百分之三十五点八八。后年起，至少可年赚八千万。公司一赚钱，“中国信托”就撤退。

（十）邮局证明，提不出来。

五、负责人都有承认能力不够以致造成经营不当的表示，但给人印象是甲朝乙身上推，乙朝甲身上推，然后甲乙又一齐朝外面人头上推，再小心翼翼地朝辜振甫先生脚下推。辜振甫先生也承认能力不够，自认外行，但他也未尝不推——推给他同父异母弟弟已离开本公司的辜伟甫先生。他说六十六年（1977）前都是辜伟甫先生实际主持的，他本人六十六年3月15日才开始管事。他当选董事长，人正在国外。这就是告诉我们，他是“黄袍加身”才干了六年至今的。

六、辜振甫先生在表示惭愧以后，宣布他不要干董事长了，他私人名下和“中国信托”他代表名下的表决权，他也全部放弃。他的勇于负责的态度，很令人佩服。但是这一形式上光明磊落的表示，立刻引起了他左右支持者和劝进者的顿失所依之感，纷纷大叫这怎么可以！这样不行！都连任！一切都维持原状……

于是叫嚣鼓掌，没经过任何合法表决程序，就说一切都通过了。李放回来告诉本人说：“他好像参加了一次西装笔挺的暴民大会。”

这封信发后六天（4月12日），我又有长信给“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指出：

贵公司负责人所为，实已在“刑法”第十五章伪造文书罪至第三十一章侵占罪至第三十二章诈欺背信罪之间。贵公司衮衮诸公，无一非此岛上“有头有脸”之财阀阶级，今竟利令智昏如此，通谋由辜振甫先生一马当先，以特权总归户姿态，上通当道，下凌百姓，目无有条之法，手握非分之财。如此横行，本人绝不干休。先致此信，请答复、谢罪并赔偿。如不获合理解决，本人将续循舆论与法律途径处理，特此正告。

辜振甫收到信后，自知事态严重。他挽小姨子华严出面，前来谈判。于是，华严带了她的许多新作，到我家来，十多年不见，相见甚欢。华严是风华绝代的女人，我非常喜欢她。首先谈到严侨的去世，华严和我都不胜伤感。然后“政经分离”，谈起辜振甫。华严说：“辜先生自感对李先生很抱歉，我姐姐辜太太本来也想一起来拜访李先生，我说我跟李敖最熟，还是我自己来好了。这次纠纷，的确公司方面不对，现在愿意以一倍的价钱，由我出面，买回股票，我是你‘师姑’，请给我面子。”我说：“我老师被捕时候，严师母带了三个小孩到台北投靠亲戚，可是到处吃闭门羹，谁给了她面子？其中辜振甫最可恶，我今天要跟他算二三十年的旧账，绝不轻饶他。”经华严好说歹说，最后以八倍价钱，买回股票，作为“答复、谢罪并赔偿”，才算出了我累积二三十年的一口恶气。

后来华严再来我家，完成了退股手续。我在11月19日，请来了已经十多年不见的严师母，当面送了十万元即期支票给她。我告诉严师母：“这个钱你可以拿，这就是三十年前对你闭门不见那人的钱，今天我总算给你出这口恶气。”严师母哭了，她收下了钱，收下了温情与旧情，也收下了人间绝无仅有的李敖式的正义。后来她特别亲手做了西点请我，表达她对我的感谢。

从严师母的口中，和严方、严正的口中，我得知了严侨死前的一些情况。严侨死前六年，他已经遁入皈依宗教的境界，绝口不谈人间的许多事。他皈依的是密宗，家里佛像、法器一大堆，整天耽迷在这里。他的师父是一位屈老师，叫屈映光。我听了一笑。严师母们问我笑什么，我说你们不知道屈映光是谁，我可知道他是谁。他是民国初年的大军阀啊，是放下屠刀的大军阀啊！他们听了，顿时一惊。屈映光垂老学佛后，变成了有道之士，严侨很信服他，为了怕他老眼昏花，看不清文字，特别写斗大的粗笔字，向屈映光上书不绝。我参观了严侨的遗物，看到了这些佛像、法器，和这些走火入魔的上书等文件，心里为之浩叹不已。严侨说他“不断寻觅二十余载”始得成解脱，其实他错了，他其实没有真解脱，因为他“寻觅二十余载”，最后取代自己的，只不过是更旧的玄学而已。恰像那外国许多远离共产党信仰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他们最后皈依的不是独立自主，而是圣母与上帝——他们永远不是自己的主宰，风霜与苦难打倒了他们，他们不能不抱佛脚！

可怜的是，严侨最后的佛脚，也是假的。严侨的父亲严琥，在1962年9月22日死在大陆。他在死前十五年（1947年9月2日），写信给严侨的弟弟严僖，就说道：

真实的佛教，颇有高明之处……不过中国的佛徒，十有八九皆十分庸暗，因“广大”之名而引了许多邪神野鬼，此最为可惜。《金刚经》云：佛无有定法可说，无定法者无偶像之成见也。又曰“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则不为一切法所拘囚，自然日进不已矣。然而无成见、无所住，非无头无脑、无主意之谓，佛之头脑在何处？在智慧，故曰金刚般若波罗密，言智慧如金刚，能摧坏一切愚暗烦恼，令人到彼岸也。故为佛徒而不求智慧，只讲礼拜、烧香、祷告是佛教之大罪人，非佛徒也。虽信得性命不顾，亦非佛徒也。只是邪教而已。

佛教不拜偶像，《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做佛教徒，为何行邪道。可惜了！

可怜的严侨，他在生命的晚年皈依佛门，竟也皈依错了。他千辛万苦去做佛教徒，可惜却误信了邪教！当然，严侨绝不以为他走错了路，相反，他认为他在子夜里，在孤单里，已经成功地摸索到了彼岸。智慧如金刚，多年的折磨，使严侨的金刚已坏，可惜他已老惫，已懵然无知。在五十五岁那年（1974年7月31日），他终因心肺衰竭死去。回想他生的那年，他的祖父严复曾兴奋地写诗期许这个长孙，告诉他：

神州须健者，

勿止大吾门。

又告诉他：

震旦方沉陆，

何年得解悬？

太平如有象，

莫忘告重泉。

但是，五十五年过去了，在严侨的灵堂上，赫然有他太太叔祖林柏寿的横挽——“怆怀宅相”！可怜的严侨，他以不止光大吾门而生，竟以怆怀宅相而死。《北齐书·李浑传》记邢晏赞扬李绘，说：“若彼云雾，如见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严侨、严侨，他被资本家这样一挽，真要死不瞑目了！

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写《看那灰色马》（Behold A Pale Horse），电影译名《十面埋伏擒蛟龙》，写那潦倒天涯的共产党，最后贾其余勇，奔回故国，以致惨死在右派政权的枪下。这共产党一生战斗，虽然潦倒，但是至死神明不衰。看了严侨的一生，我始终以他未能生归故国，一展抱负为憾。严侨饱更忧患，晚年油尽灯枯，看破红尘，以至神明灰灭，守邪教以终老。在国共斗争中，一位这样的不世之才，就这样地被牺牲了！

我总觉得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第一代严复，身逢帝制不绝，志在引进新潮，赍志以没了；第二代严琥，身逢新旧交替，志在富国强兵，家破人亡了；第三代严侨，身逢国共斗争，志在建国大业，自己报废了；第四代严正，身逢国民党在台湾通吃，志在经济挂帅，埋头做白领阶级了。严氏家传的横剖，岂不正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严侨生不逢时，死不逢地，音容醉貌，长在我心，他一生与中国现代史的横剖关系，绝非他一己之私，因此我在五十之年（1985年4月17日），写下《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纪念他。这篇文章三年后由大陆《中华英烈》杂志转载，我最后说：

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严老师英灵不泯，必将在太平有象之日，魂归故国，以为重泉之告。上一代的中国爱国者永生，他们虽为消灭反动政权而牺牲了自己，但是，震旦不再沉陆，中国毕竟站起来了。

辜振甫的二百万台币对我有了大改变，除送了二十分之一给严师母，又以二十分之一给了我弟弟外，我以余款买了东丰街一家小店面，后来赶上房地产大涨，使我有了翻一番的本钱，再加上“文字之业”的收入，使我从此立于经济上不败之地——人间“致富”，可以阴错阳差，时来运转到这一复杂又交错的程度，想来不胜离奇。

我刚出狱那年，还买不起六十二坪的敦化南路金兰大厦，我看中旁边新盖的三十七坪的金记环球大厦，跑去签约，认识了李明瑾，她那时大学刚毕业，明亮可爱，身材又好，令我心动，可惜当时有很好的男朋友。四年半后，在忠孝东路碰到她，相约在一家西餐厅“叙旧”，我第二天写信给她：

昨晚在烛光下，听你四次说到你很快乐，我却不觉得，我觉得你是一个虚度青春的老是想考一百分的问题儿童。你不停止这种“灯之歌”式的人生观，你的下场，一定很悲惨，悲惨得怎么把痣点掉都没用！不过不论怎么悲惨，你将永远冷艳动人，正如你昨晚一样。

后来李明瑾主持电视节目，从俗以去，我一直为她可惜。金记环球大厦因为在车位上处理失当，我去信抗议，他们央求我的旧识黎昌意出面解决，最后以二十万买了我收藏的一点字画，双方解约了事。后来建筑界在车位上特别明订权利归属，市井盛传此乃“李敖条款”云。

由于对小蕾的美好回忆，使我对铭传女生特有好感。出狱后我在铭传附近看她们下课，忽然一个女学生迎面而来，可爱、亮丽，清秀中有一股冷艳，令人一见动情并且一生难忘。她叫贺台英，我每月送一本我写的书给她，可是她一直拒绝我。直到我与胡茵梦离婚后，她才同我在圆山饭店有一次烛光约会，我们又在酒吧间谈天。那是她和我第一次相聚也是最后一次。后来她出国了。

北一女的“育新”是我出狱后跟我有一次郊游的小女生，她清纯美丽，我一吻而别。后来她也出国了。

在帮助萧孟能解决水晶大厦纠纷时，我认识了他女婿周其新的女秘书——刘会云。会云娇小可爱，台大外文系毕业，是我一生中最得力的无怨无悔的女朋友，我们一直同居，直到胡茵梦出现。与胡茵梦离婚后，1984年12月5日，我有信给会云，有几段最能道出我的心境：

20日机场见你含泪而去，在归途上，我想的却是《北非谍影》（Casablanca）……《北非谍影》毕竟是电影，所以最后出现了奇迹。至于台北，是一个没有奇迹的地方，所以so far so“bad”——我仍跟“德国人”在一起。“德国人”当天下午就到市面查扣“千秋”三十八，这期显然拆穿了“德国人”建党九十年的谎话，而被他们痛恨。这几天他们整天庆祝建党九十年，报纸、电视上一片马屁，我真觉得我是这一片马屁中唯一一个真人，我敢于并能够独立苍茫独自一人挺身与“德国人”斗，我在这里，也准备凶多吉少，死在这里。宋朝梅尧臣写《东溪》诗，说：“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我在这里，却“情虽已厌住下去，薄暮下笔不知疲”。我在这里，至少表示了三点意义：

第一，我树立了一个大丈夫、男子汉的伟大榜样。

第二，我拆穿了国民党，并使国民党在言论上对我全无还手之力。

第三，我为人类与中国前途，提供睿智的导向。

我完全不知道我能这样做多少，做多久，但我随时准备被暗杀，被下狱，丝毫不以为异，“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虽然凶多吉少，但是临凶若吉，吉也不少），此心之光明、达观、从容，可谓“汉唐以来所未有”。唯一“若有憾焉”的倒是自己的努力，最后“没世而名不称焉”，我9月6日对罗小如说：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上无立足之地而

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

古代的受难者，他们虽然“流泪撒种”，但是可以“欢呼收割”；现代的受难者，最大的痛苦是撒种固须流泪，收割也须流泪，因为你所得的往往是镜花水月。虽然如此，志士仁人却绝不怀忧丧志，仍旧以朝行道夕可死的精神，走一步算一步，打一局算一局。十七年前，我翻译劳伦斯（D.H.Lawrence）的文字，我真的喜欢这一段：

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罢，我们还是要活。（The cataclysm has happened, we are among the ruins, 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ats, to have new little hopes.It is rather hard work：there is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 but we go round, or scramble over the obstacles.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

在国民党的“废墟”中，我年复一年，不断地要盖“小建筑”、寄“小希望”，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坐牢必于是，出狱必于是，我已学会收割时绝不流泪，因为我未尝不知道镜花水月总成空，但空又何妨，我们是男子汉啊！

虽然这里与我的关系，到头来不过如此，但我在万里长空，且做[希腊]左巴舞的时候，总也想到人间毕竟该有“行者”与“死者”的布局，羊角哀与左伯桃、公孙杵臼与程婴……以至《北非谍影》中的乱世男女，无一不是“古仁人之心”所该留意的。“古仁人之心”的特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并不忘了带给别人“物喜”，成全别人的安全和快乐。我小时候看隋唐故事，看到隋唐好汉一身力托城门门洞的千斤闸，让人逃出，自己却被压死，我至今难忘。人间毕竟该有它的“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复杂意义，不但有这种复杂意义，并且在表达这种意义时，所用方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式的，是一种既勇者又达者的从容（甚至不妨伴同一点喜剧性的玩笑）。到了这一段数，才是人生的“极高明”的境界。

这是我一生中最能表白心迹与处境的信，我写给了会云。会云跟我度过我一生中最长的隐居时期，知我最深，护我最力，有一段时间我一连五个半月不下楼，都是会云照顾我，她真是了不起的女人。

从我出狱到隐居，已近两年半了，“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三冬”将尽，“万里”方来，在这成熟的复出时刻，一个最有眼光的出版家三顾大楼找到了我，他就是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沈登恩判断：李敖基本上是一位伟大的文人，虽然历经“告别文坛”、坐牢、隐居等过程，但总有一天会回来，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远景一定要占住先机。因此他一再向我试探，一顾两顾我都不顾，直到他三顾前来，我才决定见他。见他之日我拿出他中学时写给我的仰慕信给他看，他大为震撼——“李先生的记忆与细密竟如此惊人！”格于政治考虑，当时沈登恩提出构想，只是重版我那两本当年未被查禁的书——《胡适研究》和《胡适评传》，我告诉他：“李敖十四年被封锁，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两本出过的书，未免太寒酸了，总该出一本台湾没发表过的。我在受难期间，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借古不讽今》，如加以增补，改名《独白下的传统》出版也不错。”沈登恩是在出版界反应一流的人，他立刻赞成，于是我们便秘密筹划出版。沈登恩找来苏宗显为我秘密拍照，再由黄金钟设计封面，梁正居封面摄影，并请我在扉页来段题词，我写道：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

是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李敖

沈登恩又请我写篇全书简介，我写道：

《纽约时报》说李敖——“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以写讽世文章出名”“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圣路易邮讯报》说李敖——“中国传统的著名批评家”；伦敦《中国季刊》说李敖——“一个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岛日报》说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勇俱来的流气”“四十一岁了，盼他重新执起笔来”。

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

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同时我为《胡适研究》《胡适评传》也写了简介：

罗丹为萧伯纳塑像，结果塑像本身比萧伯纳还动人；李敖写《胡适评传》《胡适研究》，也正如此。胡适对李敖说：“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李敖了解胡适，并把胡适分色，泼墨出一代风云。

所以，评传不是胡适个人的评传，研究不是胡适个人的研究，而是时代的评传与研究。李敖不单写出胡适曾怎么样，同时写出胡适该怎么样，不但写出胡适的理想，同时写出理想的胡适。

胡适已经墓草久宿，但理想的胡适却万年长青，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星火，从黑暗照到黎明。

沈登恩最欣赏我写的广告文字，广告文字必须浓缩而奔放，我在这方面得心应手，可谓千古独步。

沈登恩不但是一流的出版家，并且是一流的李敖推销家。他在出书前夜，找到《中国时报》副刊版的主编高信疆，秘密透露他为李敖出书，明日上市。高信疆的大哥信郑是我老友，这小弟弟对我慕名久矣，他见地过人、反应极快，立刻请沈登恩延后一天发书，俾便他有机会说动“余老板”（余纪忠）。最后，在“余老板”的默许下，在出书之日，也就是上报之时，《中国时报》不但副刊版大幅刊出我的《快看〈独白下的传统〉》，并且由周天瑞派出王健壮和金惟纯两位采访我，在1979年6月6日社会版刊出《李敖变了吗？看他怎么说！》这是台湾报纸第一次图文并茂地大胆写出李敖。从此文坛奔走相告：李敖复出了！而我出狱后两年七个月的隐居，自此告一段落。

复出　（1979-1981·四十四到四十六岁）

在《独白下的传统》使“台北纸贵”的热潮中，一位美人，当年在大学时代，曾把文星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插在牛仔裤后，招摇而过辅大校园的，这回也赶去买了一册，这位美人，就是电影明星胡茵梦。

《独白下的传统》出版后，各界震惊，“佳评如潮”。其中以同月17日《工商日报》上胡茵梦写《特立独行的李敖》一文最引人注目，胡茵梦写道：

李敖又公开露面了，不但公开露面，还出了一本新书，不但出版了新书，并且又在创作一本“最伟大的小说”；这是继中美断交后最惊人的消息。

在一阵“寻根”“自我肯定”“老王卖瓜”“乡土、乡土”这虽正确却不甚精彩的开倒车潮流中，卷来了“李敖逆流”，使得爱困的读者们再度被惊醒，在拍案叫绝声中又年轻了十岁。人性中最具破坏性也最具建设性的宝贵特质——不满现状，因为这阵再起的逆流而得到共鸣与抒发。

报载李敖出书的消息，第二天，各大书局、报摊已经找不到《独白下的传统》的踪迹，书局老板都以惊讶又带点兴奋的口吻说：“一天之内就卖了三十多本，现在已经再版中。”一个星期后，我终于购得再版的“独书”，封底最后一行写着：“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这一行字看得人百感交集，有伤感，有希望，也有怀疑；伤感为作者的过去，希望是看到作者的未来，怀疑却是怕被出版社和自称“最高明的宣传家”的宣传术所愚弄。

看完全书，放心地松了一口气，李敖仍旧是李敖，虽然笔调和缓了一些，文字仍然犀利，仍然大快人心，仍然顽童性格，最重要的，这位步入中年的顽童还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胡茵梦的文章发表后，我并不知道。后来《中国时报》的陈晓林告诉我，我才看到。并且得知：胡茵梦为了这篇文章，遭到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的警告。文工会行文给国民党党营机构“中央电影公司”，警告该公司所属演员胡茵梦不得写文章捧异己分子李敖云云，我听了这件事，不禁对她另眼相看。

胡茵梦被警告，她不但不予理会，反倒传出她想结识李敖的消息，可是那时我不轻易见人，她一直没有机会。直到9月15日，萧孟能约我到花园新城他家做客，我到了不久，门外车声忽至，原来胡茵梦和她星妈高速光临。后来得知：是萧孟能暗中通知胡茵梦“李敖来了”，于是机不可失，遂有此一相会。后来台湾与海外报章风传李敖、胡茵梦由相识而相恋，由相恋而同居，由同居而结婚，花边新闻此起彼落，热闹经年，虚虚实实，极尽好事之能事，我也自“社会版”人物一变而成“影剧版”要角，想来十分有趣。尤以1979年11月11日《时报周刊》上以胡茵梦为封面，手执老K红心桥牌一张，牌上小照片是胡茵梦从背后搂着李敖，最为传神，是陈文彬照的。该期有林清玄专访：

终于见到李敖和胡茵梦了，到底是恋爱中的男人和女人，一个是娥眉淡扫，一个是书生本色，各自显得神采奕奕。胡美人一如在银幕上的形象，娇柔无限，依偎在李大少爷的怀中……

胡茵梦有很多追求者，她为什么独独看中李敖呢？李敖用了一句北平土话：“帽子歪着戴，老婆讨得快。”他不讳言自己是个“坏蛋”，但是坏得很出色。

胡茵梦并不这样想，她说：“我和李敖相处久了，知道他有很多面，一般人看到的是顽童的李敖，坏蛋的李敖，而没有看到李敖深沉的一面，体贴的一面。”

李敖自负的老毛病经过十几年了还没有改掉，他说：“胡茵梦已经够美了，她不像一般的女人要去美容，她要用文化美容，而李敖是文化最好的代表，胡茵梦便只好爱李敖了。”他又说：“我和胡茵梦谈恋爱为写文章的人争一口气，以前，明星们都和老板、小开们谈恋爱，李敖至少证明了写文章的也可以和女明星谈恋爱。”

……李敖说到一个读者写信给他说：“那个读者写信来说，他们很喜欢读我的文章和佩服我的才气；他们也喜欢胡茵梦和她演的电影；可是他不喜欢我们在一起，使他有失落感和挫折感，这大概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看法。”

还有一个在高中任教的老师写信给李敖，说他在班上宣布李敖和胡茵梦谈恋爱，全班学生都不禁“怒吼”，说李敖“抢走了我的爱人”。这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有些朋友说李敖和胡茵梦谈恋爱是“堕落”，李敖不以为然，他说他不喜欢摆起脸孔生活，太没意思了……

做头发做了半天，胡茵梦回来，李敖说他要去打电话，溜走了，到门口时回头说：“我刚刚说了你不少坏话，换你说了。”

胡茵梦笑得很开心，她的朋友们的看法很简单：“他们并不觉得意外，一致认为我们两人是绝配，早就应该在一起了。”

她说，她和李敖都是生命的赌徒，李敖是她手中的一张王牌，她要拿来赌终生的幸福，“这是我拿过最好的一张牌，非赌不可”……

《时报周刊》的发行人简志信（简瑞甫）是我老友，他坚邀我写一篇白描胡茵梦的短文，我花了二十分钟，写下了《画梦——我画胡茵梦》：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茵——梦。

通常明星只有一种造型，一种扮相，但胡茵梦从银幕画皮下来，以多种面目，教我们欣赏她的深度和广角。她是才女，是贵妇，是不搭帐篷的吉卜赛，是山水画家，是时代歌手，是艺术的鉴赏人，是人生意义的勇敢追求者。她的舞步足绝一时，跳起迪斯科来，浑然忘我，旁若无人，一派巴加尼尼（Niccolo Paganini）式的“女巫之舞”，她神秘。

胡茵梦出身辅仁大学德文系，又浪迹纽约格林尼治区，配上满洲皇族的血统和汉玉，使她融合了传统与新潮、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她是新艺综合体，她风华绝代。

你不能用看明星的标准看胡茵梦，胡茵梦不纯粹是明星。明星都在演戏，但胡茵梦不会演戏——她本身就是戏。

你不必了解她，一如你不必了解一颗远在天边的明星；你只要欣赏她，欣赏她，她就从天边滑落，近在你眼前。

写这篇短文后五个多月，1980年5月6日，我和胡茵梦结婚了。结婚之日，她那星妈已与我们交恶，胡茵梦根本没有通知她。所谓婚礼，是午前在我家举行的，来宾只有证婚人高信疆和孟祥柯（孟绝子），后来余纪忠赶来，请我们在财神大酒店吃饭。当天晚上，胡茵梦的“立委”爸爸胡赓年请我们吃饭。我在第一次政治犯坐牢时，完全不知道胡茵梦是谁，但知道她爸爸是谁。她爸爸是我爸爸的朋友和同事（同在吉林女子师范教书），他先进南京金陵大学，再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二十三岁去日本，先进早稻田大学，再入东京帝国大学，追随日本学者神川彦松研究国际政治，前后五年。他是一位爱国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The Lytton Commission）调查真相，该团路过东京时，他曾递上英文报告书，并在帝国饭店向该团先行阐述真相。这种爱国绝不后人的精神，使他在归国后，毅然跟上国民党，先后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陕西韩城县长、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法处长、旅顺市长、辽宁青年团干事长、沈阳中央日报社长、沈阳市立法委员。1949年他到台湾的时候，只有四十五岁，他是以“国破家亡”的心情，流亡岛上的。所谓“国破”，因为“中央政府”已经偏安；所谓“家亡”，因为他抛弃了发妻而与另一抛弃“发夫”的女子私奔抵台，这位女子，就是人称胡星妈者。东北同乡“立委”如程烈等，都说她是做下女（老妈子）出身，但我不信，因为她虽然面目狰狞，却颇有文采。她曾拿出旧《畅流》杂志一册，指着其中一篇文章，自称是她写的，写文章在《畅流》发表，固女作家也。她有一句名言，我最喜欢。名言是：“国民党太宽大了！怎么把李敖给放出来了？”——能有这样好的造句的人，不像是在《畅流》上冒充女作家的。提到下女，并不是说做了下女就有什么不好，有的做下女的也很了不起，居里夫人就是这种出身的，当然胡星妈纵使做了下女，也无以上比居里夫人，至多只能在“曾为下女”一事上，与居里夫人相伯仲而已。

胡赓年到台湾后，对政治已万念俱灰。我与胡茵梦结婚，他请我们吃饭这个晚上，他谈到“立法委员”生涯，突然得意地说：“三十一年来，我在‘立法院’，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听了，感到很难过。难过的不是此公放弃了他的言责，因为他们其实都放弃了；难过的是，他放弃了言责以后，居然还那么得意！这未免太不得体了。我忍不住回他说：“‘立法委员’的职务就是要‘为民喉舌’，东北同乡选您出来，您不替东北同乡讲话——一连三十一年都不讲话，这可不对吧？一个警察如果三十一年都不抓小偷，他是好警察吗？这种警察能以不抓小偷自豪吗？”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连三十一年都讲的是恶心话、马屁话，那倒真不如不讲话为佳。也许胡赓年之得意处，正在他能看破政海而别人看不破吧？

胡赓年到台湾后，看破政海，又继之以看破红尘。他原以为可以偕红颜以终老的，不料这位胡星妈，却是好生厉害，使他痛心疾首。终于在他花甲前夜，在他发现生日礼物竟是一瓶盐酸的时候，只好仓皇出走——人家是十六岁小男生才跷家的，可是胡赓年老先生却六十岁跷了家！跷家以后，他跟三六九小吃店老板娘窝居于陋巷，老板娘和她的子女们对他不错，从此才得乱世苟活，保住了一张没被毁容的老脸。

胡星妈在胡赓年跷家后，同意放他一马，但是“立法委员”的每月薪水和福利，她要全部拿去，胡赓年为了自由，全部同意了。从此每月胡星妈进出“立法院”，代夫出征了。后来胡赓年住进荣总，我去看他，送钱给他，老境堪怜，但是“立委”薪水，未闻胡星妈有以酌赏一二也。胡赓年跟我感伤地说：“人家爱钱如命，但是她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钱第一，命第二呢！”

胡赓年死前不久，我看报上赫然有标题如下：

老父胡赓年要办自愿退职

胡茵梦：早该走路了！

标题下内容是：“胡茵梦的父亲——资深立委胡赓年要办理自愿退职了，这位知名影星说：‘占了四十多年的位子白拿钱，早该走路了！’她认为，朱高正在‘立法院’高骂‘老贼’等激烈做法，对国家民主开放，确有正面影响。胡茵梦的母亲也指出，在政府迁台之前，国大代表是采‘无薪制’，迁台后，资深国代却以每年仅开一次会的工作量，要求与‘立委’相同的待遇，开会期间还有额外津贴，真是没道理。”我看了这一报道，觉得有些话，我似乎有义务替胡赓年——长期瘫痪在床的胡赓年——说出来。因此写了一篇《哀胡赓年先生》发表。在文后指出：

胡赓年先生身背“老贼”之名，却是真正的“无薪制”，亲人花了他的薪水几十年，最后还奚落他“占了四十多年的位子白拿钱，早该走路了”！人间道理，岂可如此颠倒？胡赓年先生八二衰翁，身心俱灰，他不会为亲人对他的伤害而置辩，但是我却忍不住要为这种亲人的无情有以抗议：吃了人家几十年还说风凉话，这种秀，做得太伪善了吧？

伪善的人当然无法反驳我，但是，胡茵梦虽然巧为更正她讲的这些话，但在后来她以国民党身份为民进党助选时，却在台上谄媚群众，照说不误。我认为她太不对了。胡茵梦为国民党曾表演“大义灭夫”；又为民进党表演“大义灭父”，但在为妻为女过程中，却是又花人家的又拿人家的，这种丑恶，未免跟她的美丽太不相称了。

我和胡茵梦结婚之日，私下告诉高信疆，我说这场婚姻不会超过一年。信疆奇怪既然如此，何必多此一举？我说大概我和胡茵梦都好胜，总要把没做完的事做完吧。胡茵梦没我聪明，她以为婚姻可久，乃问道于妖僧林云。林云说你们的婚姻可维持五年。五年后，你老了，而李敖一向喜欢年轻女人，那时候你们的婚姻就出问题了。唯一化解之法是现在你们就要在卧床四角各放铜钱一枚，如此婚姻可以长久。胡茵梦听了这妖僧的妖主意，回来要我如法炮制，我拒绝了，我说我是信科学的人，一概不信怪力乱神，你怎么可以这样无知、迷信，听这种妖僧的话！我的拒绝使胡茵梦面露失望，她没有坚持放铜钱，但她认为我不爱她，所以不肯放铜钱。她为文化水平所限，无法提升到从博大高明的着眼点来欣赏李敖这种男子汉的坚定，这种不肯牺牲原则的坚定，是很可惜的。一句西方谚语说：“我们因不了解而结婚，因了解而分开。”胡茵梦同我的结婚，正好相反——“我们因了解而结婚，倒因不了解而分开。”胡茵梦在我出狱后复出后写文章支持我，写《特立独行的李敖》，她欣赏我的特立独行，我认为她了解我，但是，最后因不了解分开了。有趣的是，妖僧林云说这场婚姻会有五年，我却三个月就给它吹了，我比林云灵得多呢！

结婚后三个月零二十二天（8月28日），我就招待记者，宣布与胡茵梦离婚了。离婚之前，胡茵梦已回娘家一住多日，我8月28日看报，看到她竟参加国民党幕后策动的斗臭李敖集会，并口出伪证，不知自己是什么身份，我感于全世界无此婚姻行规或婚姻伦理，也无此做人或做人太太的离谱行为，我放下报纸，通知叶圣康等朋友们，告诉他们我决定招待记者，宣布离婚。当天下午我在大陆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一纸：

一、罗马凯撒大帝在被朋友和敌人行刺的时候，他武功过人，拔剑抵抗。但他发现在攻击他的人群里，有他心爱的人布鲁塔斯的时候，他对布鲁塔斯说：“怎么还有你，布鲁塔斯？”于是他宁愿被杀，不再抵抗。

二、胡茵梦是我心爱的人，对她，我不抵抗。

三、我现在宣布我同胡茵梦离婚。对这一婚姻的失败，错全在我，胡茵梦没错。

四、我现在签好离婚文件，请原来的证婚人孟祥柯先生送请胡茵梦签字。五、由于我的离去，我祝福胡茵梦永远美丽，不再哀愁。

李敖　1980年8月28日

随后我请孟绝子带着我签好的离婚文件，直送胡茵梦家，记者们也就蜂拥胡家，不久胡茵梦打电话来，说她很难过，无论如何要我亲自去一趟，我答应了。在路上，我停下我的凯迪拉克轿车，在花店里买了一大把红玫瑰，就去敲门。胡茵梦素服而出，与我相拥，并一再泪下，我说：“因因啊，你说你将是‘唐宝云第二’，因为丈夫不同意离婚。今天我保证你不是‘唐宝云第二’——你是‘胡茵梦第一’！”胡茵梦认为离婚文件要重写两张，用一般离婚套语，我虽嫌俗气，也同意了。于是由她亲笔写“离婚协议书”，第一张写毕，我看用的是中华民国年号，说：“我是不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这张你留着，另写一张写公元的吧，我要那一张。”挤满客厅的记者们闻之哄堂。胡茵梦事后公然赞美我的书面声明写得文笔优美雄浑，她大概没发现我的整个过程都是“大男人主义”的气魄。正因为是“大男人主义”，所以出口、下笔、送花、签字，都是豁然大度，包容“大女人主义”的“新女性”的离谱行为。后来人多赞美说李敖真会离婚，可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概我的离婚离得太干脆，太漂亮了，当天晚上就上了电视新闻，香港的电视公司也派人访问我，极一时之盛。离婚当天晚上我和几位美女吃饭，有人说我是“离婚大王”，其实我岂止大王，早就是专家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的就是古代的离婚，就被同学戏呼为“离婚专家”呢！

离婚后不久，有一次，我跟一位刚考取空中小姐的可爱女孩子在床上，随便聊天，她说了一段话是：“李敖，你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是你跟胡茵梦离婚前后，她说了你那么多的坏话，可是你却不说她一句坏话，那时我还不认识你，可是我跟姨妈们谈起来，大家都欣赏极了。”我听了，笑道：“梁启超有两句诗是：‘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我离婚前后，在国民党报纸带领下，在政治阴谋下，蓄意利用胡茵梦来中伤我，斗臭我，台湾举岛若狂，海外也一样，都使我不容分说。我跟胡茵梦的一些事，也就全部由她包办了。但是，我的为人，也许正是‘十年以后当思我’，也许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多么能有忍谤的本领，那时候，也许我会写出我与胡茵梦的一些真相，那时候你再欣赏吧！”

1991年1月12日，蔡仲伯难兄送我一卷录像带，是日本NHK对仲伯和胡茵梦等的访问。NHK做“亚洲四小龙”专辑，“台湾篇”要专访两位有代表性的本省人，两位有代表性的外省人。本省人访问了蔡仲伯，并透过蔡仲伯要访问外省人李敖。我生平讨厌日本，拒绝了。仲伯乃把机会让给胡茵梦。看了胡茵梦所做的日本人眼中“女优”录像带，我不伦不类地联想到九百年前古人的《腊享》诗：

明星惨澹月参差，

万窍含风各自悲。

人散庙门灯火尽，

却寻残梦独多时。

除了毫无悲情可言之外，这首小诗，倒颇能显出我与胡茵梦的处境。如今胡茵梦“明星惨澹”，我跟她鹿港古庙之行，也早曲终人散、灯火为尽；这位明星也春残梦断、无复当年。一切因缘，一切交汇，一切旧史，一切前情，所剩唯一“残”字了结。胡茵梦一生力争上游，不同流俗，可惜缺乏真知、走火入魔，终落得脸蛋满分、大脑零蛋。以20世纪的美人，信12世纪的怪力乱神，还自以为是“新女性”，其愚而好自用，有乃母风。她因迷信改运，改名“胡‘因’梦”后，身兼结婚离婚双料证人的孟绝子来电话说：“胡茵梦应该把‘茵’字改为‘姻’字才对，婚姻如梦，不亦宜乎？”我说：“本来是绿草如茵，人生如梦。现在她要落草为因，自然又是大神附体的杰作。这是小事一件。大事倒是胡茵梦红颜老去，后事如何，倒真有待下回分解呢！”老孟叹息，我亦顿悟，开户视之，云深无处。

在我大踏步向前复出的过程里，国民党官方也大踏步笼罩下阴影，这一阴影，显然在封杀李敖的卷土重来。当我在《中国时报》推出“李敖特写”专栏后，国民党以军方和情治方面为主轴的人马，从王昇到白万祥，都一再向余纪忠表达了“愤怒”，立场“风派”的余纪忠为了《中国时报》的风头，也力事暗抗，他请我和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吃了一次饭，隐含先取得党方谅解之意。其实在我看来，不论军方和情治方面，或者党方，都是吃不消我李敖的，所以这一专栏也写不长久。1979年12月6日，我终于写信给高信疆，结束了我在《中国时报》的专栏。

国民党官方不但封杀我，也连带封杀胡茵梦。胡茵梦的星路出现了挫折，国民党的“中央电影公司”带头封杀她，宋楚瑜的“新闻局”也不请她主持金马奖等集会了（有一次宋楚瑜等几位大员同我吃饭，我附耳问宋楚瑜：“是不是我连累了胡茵梦的电影明星前途？怎么她没戏拍了？甚至连一向由她出面主持的有外宾在场的节目也不找她了？”宋楚瑜小声告诉我：“你不要误会。真的原因乃是胡茵梦英文不好。”后来我和胡茵梦离婚了，胡茵梦做伪证，表演“大义灭夫”。很快的，胡同志又有戏拍了，又主持金马奖了——她的英文，立刻又好起来了）。胡茵梦是电影明星，明星岂能长期承受被封杀，被冷落之感，于是日久愁生，隐成我们分手的伏机。这时候官方意想不到地捡到一个封杀李敖的机会，就是萧孟能诬告李敖案。这件案子，根本原因在萧孟能抛弃了四十年同甘共苦的发妻朱婉坚，我仗义执言，因而触怒了萧孟能和他姘妇王剑芬。我认为，萧孟能要离婚，可以，但朱婉坚已年近六旬，生计堪虞，萧孟能至少该把夫妻一起赚的钱分朱婉坚一半，不该把十五户房地和房租、汽车、电话、押金、家具、用品、债权等都过在别的女人名下，不该不但不分给朱婉坚，反倒用朱婉坚名义欠债欠税，最后致使她不能出境谋生。我是与他们夫妇一起在文星共事多年的见证人，我亲眼看到朱婉坚如何既婉且坚地帮萧孟能赚了这些财产，如今这样子被扫地出门，我不能沉默，我要打抱不平。为了这一打抱不平，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萧孟能居然受姘妇调唆，翻脸无情无义，利用我帮他料理水晶大厦一件事做切入点，诬告我侵占。一开始，台北地方法院陈联欢法官判我无罪，但到了“高等法院”后，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法官却希旨承风、玩法弄权，判我坐牢半年，判决内容之蹊跷已到了离奇程度：

一、三法官竟不承认亲笔字据——在法庭上，李敖拿出萧孟能亲笔写的“字画、书籍、古董及家具等，……均系本人移转与李先生以抵偿对其所欠之债务者，应该属李敖先生所有”的字据，以证明萧孟能在诬告。但是三法官却说“应有借据证明其有债权”，否则纵使有萧孟能亲笔字据，也不算数。但萧孟能既然最后以字画等抵债，原来的借据，自然就已返还债务人萧孟能了。三法官责怪李敖提不出借据，试问李敖若提得出，岂不变成一债两还了？难道三法官要李敖同意字画等抵债，又要扣留借据吗？天下可有这样的证据法则吗？可是三法官不管，硬判李敖侵占，这不是笑话吗？

二、三法官竟不承认科学鉴定——电话乃李敖借给萧孟能的，萧孟能竟告李敖侵占，理由是电信局的申请书是他亲笔填写的。经法院调卷，申请书赫然竟是李敖弟弟李放笔迹。萧孟能理屈，改口说是李放代他申请的，当时一次申请几个电话，请法院调次一号的申请书，如是李放笔迹，电话就是他的。经法院再调卷，并送请刑事警察局科学鉴定，鉴定结果是前后两张申请书，“非一人所书写”！但三法官竟连这种科学鉴定报告都不采信，硬判李敖侵占，这不是笑话吗？

三、三法官竟窜改笔录——三法官说：“据周其新于本院供证确是签付自诉人而非借票。”因而判决“应可认定上引字据为虚伪意思表示而亦以委托关系交付”。但查笔录原文，明明是“借票”而非“签付”，周其新供证如此，三法官竟说“周其新确是签付自诉人而非借票”，法官如此窜改笔录，罗织入罪，这不是笑话吗？

四、三法官竟代栽证据——三法官说：“自诉人复因委任被告处理一切事务而于备忘录中列入该支票款。”所谓“备忘录”，其实从未给李敖，萧孟能也提不出给李敖的证据。按萧孟能全部委任共二十三项，为萧孟能书面提出，为李敖所是认，但其中并无代催讨十三张支票的委任，如果有的话，萧孟能为什么不列出？法官如此代栽证据，罗织入罪，这不是笑话吗？

五、三法官竟捏造配偶——三法官说李敖把房屋“移转登记与其配偶胡因子”，是大错特错的！“移转登记”是1980年1月10日，胡因子（胡茵梦）成为“配偶”是同年5月6日。三法官为了造成“李敖把房子给了老婆”的伏笔，竟提前四个月使李敖结婚。法官如此捏造配偶，罗织入罪，这不是笑话吗？

六、三法官竟歪曲情理——三法官说李敖“主张抵债之字画中，有自诉人之亡父萧同兹做寿时他人所送之条幅等如附表所列，依之情理，殊无用以抵债者，可证其所辩抵债之不实”。但林紫耀做证时，明明说萧孟能曾以齐白石画一幅向他抵债，画上有黄少谷题字“萧同兹吾兄主持中央社十五周年纪念”，可见世界上并无“纪念性书画不可抵债说”！三法官如此歪曲情理，罗织入罪，这不是笑话吗？

七、三法官竟对银行作业茫然无知——三法官判李敖坐牢的理由是：萧孟能（王剑芬）委托李敖全权处理“天母一路房屋”，李敖不该在“天母一路房屋”原卖主魏锦水有财务困难时施展全权，把房屋抢救，认为李敖花钱救这房子救错了，判决书说：“李敖既受托处理该事，本应依约俟出卖人魏锦水涂销抵押权登记后再行付款，且抵押权尚未到清偿期，无受拍卖之虞，原不发生移转所有权以保产权之问题。”这一段话，可真大大的无知乱判了！地方法院陈联欢法官原判李敖无罪，已说得明白：“被告嗣接魏锦水致王剑芬之存证信函，限五日内将尾款直接偿还银行，领取权状办理移转手续，否则该屋如经银行申请拍卖，其一切损失概不负责。处此情境，被告为保全王剑芬之权益，乃于六十八年12月28日先行垫付五十五万元。”足见这种先行垫付，是为萧孟能权益着想。不料萧孟能告李敖，反而说：“天母静庐房屋倘遭银行拍卖，一切损失应由魏锦水负责，而非王剑芬。”这话说得太风凉了！试问如果拍卖了，魏锦水若无其他财产可执行，则所负的责，也是空头的责，真正吃实亏的，又是谁呢？设想当时李敖若任其拍卖，则无刑责可言，怎么垫了反倒垫出祸来？天下宁有是理？三法官判李敖不该代垫，试问若不代垫，被那位自称把李敖“当作至亲手足”的告起来，恐怕三法官又要判背信罪了！——垫了是“侵占”，不垫是“背信”，如此司法夹杀，岂不太荒唐了吗？另外好笑的是，三法官竟对银行作业茫然无知！查银行作业，设定的清偿期都不妨长，华南银行与魏锦水就长达三十年，但这绝非说三十年内，因“尚未到清偿期”，就“无受拍卖之虞”！那样的话，银行岂不赔光？所以，银行作业，一定在设定时间内，另订单项清偿日期，叫借方开立票据或借据，以票据或借据上日期为清偿日期，届时追回或转期。华南银行与魏锦水的作业，也不例外。设定虽为三十年，魏锦水的另立借据上清偿日却是“六十八年（1979）6月16日”！魏锦水到期不还，十天后，华南银行就发了存证信，告以三天内来行处理，否则依法追讨。依法追讨是什么？当然是“拍卖”！要拍卖，李敖努力垫钱去保全，有什么错？所以地院刑庭判决李敖做的是“事理之常”，民庭判决李敖是“为被告（王剑芬）之利益着想”！谁想到三法官竟判出“抵押债权尚未到清偿期，无受拍卖之虞，原不发生移转所有权以保产权之问题”的话，而置银行作业于不顾，如此无知乱判，岂不是笑话吗？

由以上七项笑话，可知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法官如何在玩法弄权，如何在无知乱判。这个案子，我后来得知，冤狱之成，与国民党“军机处”王昇主持的“刘少康办公室”有关。王昇不介入，萧孟能绝无胜诉之理，连萧孟能的律师李永然都承认，在法律层面上，他们打不赢这官司。王昇这种政工头目的可恶，由此可见！我出狱后，锲而不舍，追究出萧孟能诬告我内情。那时政治因素已结案，法官们乃依法判决，诬告我的萧孟能失掉政治靠山，一入狱再入狱，最后三入狱前夜，他仓皇逃往海外，至今犹是通缉犯。这一冤狱的形成，由法官林晃挂帅，此人态度官僚、问案粗率、语气不耐，是我生平亲见最恶劣的两个法官之一（另一个是现任“高院”院长钟曜唐），难怪许多重大冤狱，林晃无役不与。另一个陪席法官黄剑青参与了我的冤狱判决，但他升到“最高法院”后，又在平反判决名列其中，判萧孟能败诉，他这种自我纠正，自己翻自己的案，也许是愧悔使然。最近检察总长一再提起非常上诉的苏建和等三人强盗杀人案，和执行检察官枪下留人的陈训志强盗杀人案，定谳的审判长都是现任“最高法院”庭长的黄剑青，可见“上得山多终遇虎”，在他手下出纰漏的判决可多着呢。他信了佛，佛祖无眼，自会保佑他。最后一名是法官顾锦才，国民党军方出身，他是受命推事，表面上很仔细地审理全案，后来发现，所谓仔细，是仔细制造冤狱而已。他是我生平最痛恨的酷吏，我的冤狱细部作业，全是他干的。他也信了佛，日以吃斋拜佛为能事，他的作风，使我想起古代信佛的六朝皇帝，半夜里悲悯他第二天要杀的人，为之烧香拜祷，第二天到了，一个也不少杀。幸亏我不信佛教，我若信了，看到这票制造冤狱的法官也佛来佛去，我一定逃之夭夭，宁愿改信个摩门教！

这一冤狱，我曾以再审寻求救济，但是与林晃、黄剑青、顾锦才同属“高院”刑庭的法官王瑶、陈健民、吴谦仁以裁定驳回了它。官官相护，我一点也不惊异。这个案子在林晃、黄剑青、顾锦才还没做成冤狱前，因为萧孟能诬告我，我曾就他和他姘妇王剑芬伪造文书的部分，告到地检处。检察官陈聪明不但起诉了他们这对男女，并且连同一起伪造文书陷害李敖的共犯胡茵梦也一块儿起诉了，旋经地院法官郑文肃判决萧孟能六个月，王剑芬三个月，胡茵梦罚金一千元。到了“高院”后，那时林晃、黄剑青、顾锦才对我的冤狱判决了，法官陈培基、张济团、谢家鹤竟公然抹杀伪造文书的铁证，改判三人无罪。这种抹杀铁证的判决方法，真令人痛恨！

这个案子在林晃、黄剑青、顾锦才还没做成冤狱前，因我在地检处告了萧孟能、王剑芬伪造文书，他们转而告我诬告，我乃转而追究，检察官林朝阳乃把这对男女提起诬告公诉。地院法官判他们无罪，上诉后，“高院”法官伍伯英、蔡秀雄、王德云又判无罪。这是进一步的胡来。因为这票法官不但抹杀卷中铁证，并且还捏造事实呢。判决书中说：

告诉人李敖虽称：“15日我不在台北，14日上午我陪胡因子（胡茵梦）在万里海边拍电影亦不在台北”等语，而其所举证人孟祥林（柯字之误）亦称：“7月15日上午8时许李敖到我家，下午天黑晚饭前回去”（见同上侦查卷第四〇、第六六页），但纵使上午陪胡茵梦在万里拍片下午即可返台北，白天在孟祥林（柯字之误）处，晚上亦可返台北，均无法证明告诉人李敖并无接听被告萧孟能电话之事实。

显然是说，被告在14日下午晚上或15日晚上可跟李敖通电话，但是法官伍伯英、蔡秀雄、王德云为什么不翻翻卷中铁证，卷中被告明明向检察官说笔录通话时间是“上午”！——连被告自己都说是“上午”通的话，我们的法官伍伯英、蔡秀雄、王德云竟要他少安毋躁，等李敖从万里或孟家返寓以后再把电话通成！做法官的竟如此以推测和拟制断案，捏造事实，这是什么法官啊！

在萧孟能被我反击，使他入狱两次后，我第三次告他，最后“最高法院”果然判决萧孟能要第三次坐牢了，他告李敖一次，最后反弹之下，自己竟奉陪得过了头——世之好跟李敖为敌者，有如此萧！在我反击过程中，1985年4月2日，有日记如下：“2时后出地检处庭。庭前胡茵梦先向我高声问好，庭后又来聊天。她说：‘李敖你老了。’我说：‘和你一样老了。’她说：‘你看我头发剪短了。’我说：‘你不是预言要做尼姑吗？还会更短呢！’萧孟能在旁边，我拍他肩膀说：‘孟能这一阵我告你，你先被判了一个月零二十天；现在又被判了四个月，一共五个月零二十天——你还欠我十天，等我第三次要你坐了牢，十天还我，就扯平了。你死了，我们朋友一场，我会买个金棺材送你。’孟能听了，哭笑不得。”——这条好玩的日记，可以看出胡茵梦的风华、萧孟能的风度和李敖的风趣。

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造成了以下四点结局：一、李敖坐了一次牢，但萧孟能坐了两次，又变成通缉犯，又在“最高法院”六件民事判决中全部败诉——他想要李敖的钱，可是一块钱都没要到。二、李敖帮助萧孟能太太朱婉坚拍卖了萧孟能和他姘妇的家，并为朱婉坚争回天母静庐的房子。三、李敖宣布和胡茵梦离婚。四、国民党官方做手脚使李敖入狱，以为封杀此獠，殊不知被此獠大肆报复，一连报复二十多年，至今未息。

平心说来，若萧孟能本人未被调唆，他尚不会对李敖无情无义到诬告的程度，可惜他为姘妇所浼，以致铸此大错。在他声言要告我之际，我对他说：“孟能你告我，官方一定趁机介入整我，我会垮下来，可是我李敖垮了会爬起来；你告我，你也会垮，你垮了就爬不起来了。”果然不出所料，在我出狱后的锲而不舍里，萧孟能备感压力。在地方法院童有德法官判决“萧孟能意图他人受刑事处分，向该管公务员诬告，累犯，处有期徒刑六月”以后，萧孟能上诉，1987年1月14日“高等法院”开庭，法官廖茂荣一再劝谕和解，李敖为尊重法官的好意，乃于退庭后委由龙云翔律师去函萧孟能，开具条件；2月18日再开庭时，法官表示条件合理，萧孟能本人也当庭表示愿以“自承怀疑之错误，并向老友李敖表示道歉”文字登报和解。不期书记官完成笔录后，萧孟能的律师又要加添意见，和解乃告破裂。和解虽告破裂，萧孟能这一当庭表示的心态，却足证诬告李敖属实，否则又何必认错道歉呢？

萧孟能入狱后，陆啸钊去看他，隔着铁栏，陆啸钊劝他“向敖之道歉”。萧孟能沉吟良久，表示说“我愿意”，可是“问问剑芬吧”。这时王剑芬在旁怒目而视。陆啸钊回来告诉我：“孟能为了这种女人，失掉了最后挽回与李敖友情的机会，我真为他可惜！”

我是1981年8月10日再度入狱的，表面上是普通刑事案件，实质上是第二次政治犯入狱。我在入狱前写道：

首先是舆论对我的封锁，《中国时报》的高信疆终于受到压力，要他在国民党全会期中，停刊我的文字一星期。于是，在“美丽岛事件”前四天，我写信向高信疆辞去专栏，一方面多谢他“这半年来对我的道义支持”，一方面抗议某方面“直接间接扼杀异己的言论，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才同归于尽？”

舆论封锁以后，接着是舆论的斗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鼓动胡茵梦表演“大义灭亲”，各路人马为了嫉妒李敖，斗臭李敖，居然认同了胡茵梦这种离奇模式，居然不警觉胡茵梦的“大义灭夫”行为是“违背善良风俗”的、“违反公秩良序”的，甚至与他们“复兴中华文化”的目标绝不相容的，这种“打倒李敖统一战线”，不是太邪门了吗？

在舆论的一片杀伐之声里，国民党《中央日报》带头以专论攻击我，省政府《新生报》干脆漫画骂我是狗……统计各报的新闻处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进行的。不但使我只有三十分之一的“公平”，并且一律拒绝按照他们的“出版法”，他们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我更正。

当《疾风》杂志系统，鼓噪在中泰宾馆之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就是对异己法律上面的斗倒；当《疾风》杂志系统，乃至《黄河》杂志系统，鼓噪在“高等法院”内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同样是对异己“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于是，在选举前夕，在李敖“千秋评论”杂志执照拿到后一个多月，“高等法院”就快马加鞭地判我有罪。

在入狱前十六天，认识“汝清”。“汝清”是我不认识的一个留学生的新婚夫人，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和有夫之妇私通（第一次是我二十八岁时候，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流氓的太太），我真正做到了罗素《婚姻与道德》名著的境界。在这一两年里，在我床上，虽然不乏女人，“汝清”却是一个最能跟我腻在一起的惹人怜爱的小情妇。我跟她同居十六天，性交N次，每次我都把我的性幻想传给她，她都相与俛仰、淋漓尽致。我入狱后，她写了大量的情书给我，后来飘然而去。1982年1月23日，我在狱中写《然后就去远行》一诗，就是写这十六天的：

花开可要欣赏，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花谢，

才能记得花红。

有酒可要满饮，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大醉，

才能觉得微酲。

有情可要恋爱，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恋得短暂，

才能爱得永恒。

我出狱后多年，一天收到“汝清”的信，约我一见，我没回她；去年一天在远企大楼相遇，我含笑问了一句“好吧”，淡然而别。

在复出这两年两个月里，我除了由远景出版社沈登恩出版书，由四季出版公司叶圣康出版《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李敖全集》外，还为远流出版社王荣文编了《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极受欢迎，使王荣文发了大财，我发了小财。后来林白出版社的林佛儿闻风而至，透过陈中雄、黄华成请我挂名出版《诺贝尔和平奖全集》，我以这种书不可能有利润，免费同意了。后来他怕赔钱，宁肯不顾信誉与商誉，出了三本就不出了。我责他失信，他说请我吃饭谢罪。到了饭店，我还没点菜，他先发制人，向侍者说：“我吃蛋炒饭。”——我为之哭笑不得，小气的人你想大吃他一顿出气，都没机会啊！

复出时期一件插曲，也值得一述。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不准看报，外面消息只靠口耳相传。有一天，一个外役搞到几“块”破报纸，他说他喜欢搜集歌词，以备他年作谱消遣。如我能写几首歌词同他交换，这几“块”报纸便是李先生的了。我同意了。就立刻写了几首，其中一首就是《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时候心里跳，

看过以后眼泪垂。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这歌词我发表在1979年9月18日《中国时报》，新格公司作为“金韵奖”第一名推出，由许翰君作曲，王海玲演唱，引起轰动。事实上，我认为作曲和演唱都比歌词好。这首歌词“忘了我是谁”五个字，后来变成台湾报刊常用语，经常用在标题上。传说这歌是我为胡茵梦作的，绝对错误，因为在牢中写它时全无特定对象，眼前只是一面白墙耳！

“二进宫”　（1981-1982·四十六岁）

我坐牢所在，应该是桃园台北监狱，但把我留在土城看守所。原因是台北监狱太挤，不能一人独居，但“上级”认为李敖跟别人杂居，会知道得太多，实在以独居为宜，所以就表面优待性地留在看守所代执行了。所以我留在看守所，是一个例外，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我一到看守所就领教了。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栋舍房中，忠孝二舍是比较特殊的舍房，忠三舍是禁见房和犯则房，孝三舍是重刑犯房，忠二舍孝二舍是死刑或无期徒刑犯房，忠一舍孝一舍是重刑犯房，但孝一舍又别有天地名曰保护舍，人犯中身份极特殊的——像外国人、重要公务员、警察人员等等，也都保护在此免生意外。我到看守所，就被解释做特殊的，所以我的半年刑期虽然比起个个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来瞠乎其后，但也混迹其中。按说我这种半年刑期的轻刑犯，早该配到工厂去逍遥的，但“上面”说要“保护”我，就被独自关在第三十二号囚房。

因竞选“国大”代表，被判违反“选罢法”等的刘峰松（被判三年半），在移送台北监狱前，独自住在第四十六房，与外面来往的信，他的和我的都经过孝一舍主管、第一教区课员，以至安全部门特别检查、登记、抄录或影印，如此“保护”，显然已经逾越必要的程度了，当然令人恐怖与痛恨。为了抵制，我就一封信也不透过他们。所以半年期间，他们只见来信，不见回信。唯一一次例外是可爱的“女秘书”武慰先要来看我，我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数语，除此之外，他们无法从信上罗织出我的思想问题或任何问题。

有一次一封来信，因为手续失误，他们漏了影印，结果趁我在篮球场放风时，故意延长放风时间，以便潜入我房里，找出影印后再放回；刘峰松的几张稿件，以写信方式处理，因手续失误，一开始得以寄出，后来安全单位打官腔，承办人员只好私下求刘峰松帮忙追回。这些妙事，若再说刘峰松和我不是以政治犯身份坐牢，若再说我们坐牢不是政治原因，就未免太天真了吧？若再说我李敖是“侵占”罪名坐牢，就未免太不公道了吧？

关在舍房里的寂寞难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们要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来做工。做工虽然苦，但是大家抢着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大部分时间关在军法处看守所独居房，有一次换房，因人太多，派进一个桃园大园的流氓同我暂住。此公叫许性德，我在看书，他大唱日本歌，我说你太吵了，你做一点工吧，他说没工可做，我看到马桶内外有多年累积的脏斑，我说你就洗马桶吧，他说好，洗了一阵，脏斑洗不下来，他说只有用刀刮才成，你有刀吗？我就把私做的一把代用刀——用垫鞋底的铁片磨成的——交给他，他很高兴，就慢慢刮起来了。刮了一下午，只刮了一点点，我笑他做得太慢，他说：“我是故意慢的，有工要留着慢慢做，做完了怎么办？”许性德的话，一语道破了只坐牢不做工的苦处。做工除了容易打发时间外，工厂活动范围大，人也多，可以胡扯，搞香烟等违禁品也方便，所以人人争先恐后。从人犯的观点看，李敖只是判半年的轻刑犯，却关在独居房中，这是典型的虐待，绝非优待，只是李敖不在乎就是了。这种待遇，正是“侵占”罪其名，政治犯其实的待遇啊！周清玉的《关怀》杂志第一卷第二期登王拓的狱中抱怨，说：“王拓一直希望能派到工厂去做工，他表示六年以下的司法案件不应被当作重刑犯处置。”王拓真是书呆，他抱怨他判六年就被当成重刑犯，他不知道，李敖被判六个月就被当成了！其实，做工与我无缘，但有缘我也不会去干，因为我要努力看书，哪有闲工夫去浪费？可是工厂那边不知道，印刷工厂的许多大学生希望我过去，工厂主管们也向“名籍室”要求调我，“名籍室”的答复是：“李敖这样关法，是部里面交代下来的，不但你们调不动他，我们也调不动，甚至所长也调不动，少做梦吧！”——对这样一个轻刑犯如此对待，除了政治性原因，还有什么呢？1918年，罗素坐了四个半月的牢，“上面”交代要特别关在“第一区”，让他一个人住，少观察别人。1981年，历史在我身上重演。什么1918，1918没有过去，1981就是1918啊！

这个所关了三千三百人，但警察编阶的管理员只有一百六十一人，分班轮值，每班八十人，连同办行政的，总额在二百四十人以上。这些人，照中国传统说法，叫“狱吏”。汉朝周勃下狱后，感慨：“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我曾经做百万大军的总司令，但不知道狱吏竟是这样威风！）狱吏威风是符合中国传统的。传统的“狱吏”中，所谓“禁子牢头”，就是现在这些穿警察衣服的“法警”。法警只在法院内和监狱内行走，一出门就“脱掉这张皮”，因为怕跟真的警察混淆，在外面碰到情况，引起尴尬场面——有些情况警察要处理，而他们又非警察，自然尴尬。不过也有例外。当年法院为了配合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告我，突然派出一毛四的法警来抓我，我笑着问这一毛四：“你们抓人，不通知管区警察吗？”此公极有幽默感，说：“我们‘司法独立’，不要通知了！”——好个“司法独立”！这些“法警”多为欺善怕恶之徒，在他们眼中，李敖虽动笔不动刀，但与流氓无异，十足一恶也，因此怕我。

看守所虽然关了三千三百人，但专任医师只一人，专任护士只一人。平均每天医生要给四百人看病，固然困难，但一个也不看，也就离奇。专任医师即卫生课长金亚平，他要办行政工作，所以看病就推给王护士，王护士也少看，就推给药剂生和有医疗经验的人犯。例如逮到一个因堕胎判罪的妇产科医生黄仁温，就叫他看所有内科外科，以及所有的疑难杂症；逮到另一个因堕胎判罪的妇产科医生晁煜，也照样如法炮制。这种大全科医生每天看，平均看四百人的病，当然是胡看一通，敷衍了事。至于牙病倒是另有牙医，只是每星期一来一次，敷衍几十人后，算是看了。所以理论上，人犯牙疼必须选好时候，牙齿如不识相，乱在星期一以外的时间疼，那可活该（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军医冯胖子也是不看病，由台独人犯陈中统做大全科医师代看，冯胖子在旁边看武侠。牙医是警总医务室的工友，因为见多识广，也就每周跑来自告奋勇一次。不过此公只会拔牙，不会补牙，我的一些牙齿都为警总所不齿，故都未能保住，所以我对警总无法咬牙切齿了）。

看守所每次看病的场面，是惊人的。大全科医生进到舍房来，在管理员桌边一坐，就以平均两分钟看一人的高速看了病。人犯在通道上蹲成一行，然后逐一蹲着前进，在大全科医生膝前通过，就算完事大吉。感冒来的时候极容易传染，所以打针场面更是惊人，不管多少人，只用一根针管一根针，也不消毒就插入药瓶吸药，然后人犯一排排屁股先准备好，就逐一注射下去，我有一篇文章——《只换屁股不换针》，专写这种今古奇观。

福利社盈利是禁子牢头正式薪金、奖金以外的另一大财源，所以它的活动是洋洋大观的。福利社盈利的基础，是跟管理上的“坚壁清野”直接有关，因为管理上“坚壁清野”，所以人犯的物资来源大受限制，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专卖和垄断。例如，福利社要专卖和垄断罐头、糖果、糕饼了，于是接见室就拒收人犯亲友送进来的罐头、糖果、糕饼，但按“羁押法施行细则”第85条规定，明明依法可送入罐头、糖果、糕饼，看守所岂不公然违法吗？谁说不是呢？可是违了又怎么样？

按说水果总不能拒收了吧？是不能拒收，但可以刁难得你无法再送。葡萄吗？不行！葡萄会使人犯造私酒，请拿回去！橘子吗？可以，但请你一个个把皮先剥开，我们才给你登记，因为橘子中间有空，可以把酒注射进去！你这位家属，你看看我们的福利社就在我旁边，为什么不买我们的橘子呢？我们的橘子不要剥皮，买我们的好不好？

“羁押法施行细则”第85条只规定可以送水果，但没“细则”到橘子“皮下注射”，台北看守所竟有狱吏大法官可以如此曲解，然后整人犯和人犯亲友，想想看：一个人犯亲友老远地跑来土城，等了几个小时，还送不进去橘子，要蹲在地上一个个代剥橘子皮，这是什么景象；几小时后收到橘子的人犯，独居小房之中，坐在地下，面对十几个全部没皮脏兮兮的橘子，又怎么处理？第一天吃不完，第一天夜里有蟑螂、蚂蚁代吃，第二天也烂得差不多了！

福利社不但供应罐头、糖果、糕饼、水果外，还可供应大菜。1982年1月下旬的大菜菜单是：香菇炖鸡四百元、金针炖鸡四百元、四喜拼盘四百元、牛肉拼盘四百元，诸如此类，至于内容，天知道那是什么香菇，什么金针，什么鸡！当然，如果再加钱，材料和做法自然又不相同。流氓们惜别聚餐，可以叫到上万元的大菜，他们报请主管特准，也请我参加过，吃法是在走廊地上摊开报纸，上放诸盘大菜，大家蹲成一圈（我有一个小板凳），然后绕菜而食之。在市面餐厅吃饭，桌上有菜动人不动的大转盘英文叫Lazy Susan（懒惰的苏珊），我们这种菜不动人动的，实在该叫“忙碌的（男）苏三”，我想，京戏里《苏三起解》的苏三小姐，都不能想象这种地方的高利润！

人犯在法庭过堂回来，要脱光检查，管理员要查头顶，查嘴巴，查胸前，查背后，查脚心，查衣服，查拖鞋，也查肛门，以防肛门中夹带现金或烟毒，方式是人犯背对管理员，向前弯腰，以两手扳开屁股，露出肛门给管理员看。平均一个管理员一个星期看过的肛门，比一位直肠科名医一年看的还要多。有一次，我开中心诊所的杜圣楷大夫的玩笑，我说：“杜大夫，你学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学直肠科，整天看人家屁股？”杜大夫开玩笑说：“人的屁股最好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黑人的屁股，最好看。”我想，喜欢看屁股的人，实在可以来做台北看守所的管理员——可看的屁股可他妈的太多了！杜大夫真没眼福啊！

在书刊方面，看守所的查扣范围是很宽的，凡是书名上有“刀”“枪”“剑”“戟”“侠”“欲”“冤”“仇”等的书，一概查扣。王拓住在这边的时候，有一次，家里送来一套《战争与和平》，看守所的辅导组竟搞不清这是什么书，只是觉得书名怪怪的，乃报请“高等法院”检察处处理，“高检”处皮球踢到“法务部”，“法务部”说“查禁书刊应以‘查禁图书目录’所列者为准”，而要所方“自行核办”。这一踢皮球的笑话，显示了这些公务人员的程度。另外在报纸方面经常遭到切割后，才发给人犯（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其间有近五年的时间，甚至《中央日报》都不准看，所以根本不发生被切割的问题。雷震同我说，他坐牢可以看报，但是切割得很厉害，他抗议，监狱负责人说：“有问题的新闻你没权利看。”雷震说：“就算你们说得对，可是你们一切割，背面那一块没问题的也给切掉了，那一块我有权利看啊！”监狱方面没办法，就改用墨来涂，不再切割了。但所谓切割，只是掩耳盗铃而已，重要的新闻，还是不久就可以“补”上。雷震举例说：“李宗仁投共的新闻给切割了，可是过几天看到白崇禧责备李宗仁的新闻，就可以推断出那天被切割的新闻原来是什么了。”台北看守所最早也用涂墨法，但嫌动笔太麻烦，就动刀了）。

书报以外，看守所个把月会来一名教棍，来传福音一小时。人犯们因为可趁机在通道地上坐一下，所以也就蜂拥而出，大唱“我主耶稣”一阵而归。教棍来的时候，他们约我参加，我不去，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就是耶稣！”（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军法官审问，我一言不发，法官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说话。”由此可见，我以做耶稣为常业，精卷三尺，非一日之耶稣也！到台北看守所第二次做政治犯，我更有耶稣感。耶稣跟强盗钉在一起，我则和强盗关在一起，这岂不更“感同身受”吗？）教棍传教以外，宗教活动就全凭个人自我修持了。一般说来，死刑犯信佛的比例较多，尤以急来抱佛脚的多。不过，也有毁佛的例子。一个人犯，盼望无罪，大信其佛，不料判决下来，竟是五年，此公大怒，乃将佛像一丢，“干你娘”起来了。另有一种教棍，信得也颇虔诚，满口上帝，实在讨厌，不过他们倒也颇能自得其乐，此宗教鸦片之功也。宗教对人犯的自欺，不无帮助，有时候，它有助于人犯情绪的稳定，虽然这种稳定，不如一根被查禁的香烟。

看守所在舍房通道上挂了四个扩音器，在收风后，也来点音乐，最可怕。我算来算去，好像只有两张唱片，所以反复总是那几首歌，有《高山青》《绿岛小夜曲》《夜来香》《月满西楼》《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我不记得歌名的几首，如《掀起你的盖头来》，如《太阳下山明朝还是一样的来》，如《先生买一朵花呀》，如《情人情人我怎能忘记她》，如《东山飘雨西山晴》等。唱片也是老爷的，《绿岛小夜曲》每播必在“水面上摇呀摇”个没完，直到管唱机的过来一推，才有“姑娘飘呀飘”出现。1981年11月22日，有记者团来参观，看守所为粉饰，乱买了一阵唱片，从早就大播特播，其中有《魂断蓝桥》，真会煞风景也。第二天清早，又特予重播，魂又续断一阵。我出狱前一周，又改播《何日君再来》，我当然不信看守所所长朱光军在作弄我，因为他没有这种幽默感，大概只是巧合吧。

如果平时这种播音算是娱乐的话，“国定”假日的就绝对不是。“国定”假日最可怕，一早就来了全套“爱国歌曲”，一路战斗与《梅花》不绝，要足足闹一上午才停。除了骂刘家昌王八蛋，已别无他法。狱中人犯对所有假日都讨厌，因为假日一来，接见受阻，放风停止，对人犯全无好处。放风就是出来运动。“监狱行刑法”第50条明定“每日运动半小时至一小时”，但在事实上，却至多二十分钟，并且阴雨天气也给取消。放风时候，一部分人可以打篮球，这种篮球，有二特色：一、没有鞋，都是赤脚跑来跑去。二、死刑犯挂着脚镣，照旧跑来跑去无误，这两幅画面，令我难忘。

我到看守所第二天，就参加了放风，走到放风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各路角头流氓向我打招呼，并奔走相告说：“看呀！胡茵梦的丈夫！”——我纵横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声名盖世，可是要盖流氓界，却只能以名女人前夫显，名女人的确比我这名男人有名多多呢。我改写宋人的词对自己说，这叫“散步出黑牢，满楼黑袖招”！其实，说我在文化界声名盖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兴大学念中文系的小屯，要查作家名录，她翻看“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发现在九百页的目录中，胡茵梦占了一页，可是李敖连一行字都没有。可见在国民党官方钦定的名单中，胡茵梦是作家，而李敖连作家都轮不到，李敖之为无名小辈，可想而知矣！事实上，我虽对外吹牛，自己还是满谦虚的，每次“忘了我是谁”而有自大狂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东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个纸板走过来，要我签名，我很高兴，心里想：“想不到这里还有人认识我。”但女侍说：“我们老板讲过，每个客人都要签名。”还有一次，我弟弟肠胃出了毛病，就介绍他到“新高原药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两位，一位是妇产科的，一位是肠胃科的，我认识的李大夫是肠胃科的李承泌大夫。可是我弟弟找错了，找到那位妇产科李大夫，告诉他：“我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点头道：“李敖吗？我认识她，她下个月就要生了。”

在住的方面，房长三点四米，宽一点八米，但这种空间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走动范围以内，因为通风管、洗脸槽、水缸、马桶、铁床、落地小柜等等，已占去二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块塑胶地砖，走对角线每五小步，就得转身，在里面运动，项目要随空间来决定，凡是横式的运动，又左又右的运动，都不能做，只能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颈部运动和“原地马拉松”。我住的小房窗户朝北，阳光从没照进来过，住久了，觉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针，在乱流里自我把持方向。晚上只有房顶上的一根六十支光日光灯，房有两人高，光线下来，已经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纸箱，纸箱上铺块掉下来的小柜门板，大部分以右腿盘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势，看书写作。报上说国民中小学生“坐姿不确，照明不足，视力大受影响”，我想我也如此。国民党宣传他们在抗战时候“以空间换取时间”，我则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时间换取空间”，甚至“以光明换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创作出不少给人光明的资料，虽然我自己，却陷身黑暗里。

我住的孝一舍共四十七间，舍房按八德分类，又各三层，所以我只是八德乘三后的四十七分之一，渺小可知。我因为精力过人，只睡五到六个小时，从不午睡，所以生活方式，与一般人犯大不同。我大约清早3点前就起来了，6点50分起床号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三四个小时了。起床号后全舍开始噪音，有这么密集的心情苦闷的邻居，其音安能不噪？这种噪音，直到午饭以后，才能稍好。等午睡过后，又噪音开始，直到9点入睡号为止。

住的方面最有特色的是马桶。每个马桶上面，都没有马桶盖，大便要直接坐上去，冬天时候，一坐上去，就像在屁股上套个大冰圈，我名之曰“套冰圈”。大便完了，起身时要小心，因为皮肤已与马桶有粘接现象，要慢慢站起，才不会痛。大便时候，整个屁股十足有“全盘西化”之感；大便以后，发现屁股上多了一个圈，好像桂冠诗人的桂冠一般，我名之曰“桂冠屁股”。

在以人犯为单位上，我虽不过是三千三百分之一，但看守所受命关李敖，却不敢草率从事。我报到那天上午，“法务部长”李元簇到看守所，看守所为我特别清洁房间，抹掉以前人犯留下的字迹，把铁床锁紧，等等，不一而足。这是看守所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清洁后，副所长汪本流特别看过，表示满意。他又严格嘱咐，安全第一。安全包括不使李敖搞鬼，也不许别人搞到李敖的鬼。副所长严格嘱咐孝一舍主管，绝对不能有流氓对李敖动拳头事件，李敖名气太大，闹出事来大家都要完蛋。孝一舍主管拍胸脯保证，又叫流氓们拍胸脯。流氓们说我们佩服李敖，绝不会出事。我报到当天晚上，就有香烟偷送进来（他们还以为我抽烟，其实我早戒了）。第二天第三天，已经一派“天时地利人和”气象，流氓虽被嘱咐不要同李敖多说话，可是我还是知道了一些秘密与冤情。孝一舍主管惊讶说：“你这样吃得开，这样拉风，我真没想到。美丽岛那批人住在这里的时候，可没你吃得开，你真有一套！”

在看守所期间，我最感谢两位囚犯。一位是于长江，他本是台中一中的学弟，因退票坐牢，被派到伙房做饭。他经常为我烧个菜，老远自伙房端来，送给我，让我“吃小灶”。另一位是石柏苍，他原是台北地方法院书记官，因冤案坐牢，牢里人手不足，白天调他去办公，晚上回押房，住我隔壁。我一入狱，他就在窗口自我介绍，说是我读者。我怀疑此公身份，因而问他如何证明你是。他说他可以背一首我的诗为证，我说你背背看。他就像小学生一样哇哇背起来，我顿时验明正身无误。自从认识了他，就无异认识了一个“贼”——他白天上办公厅，晚上就偷运资料给我，我就根据资料，秘密写成四万五千字的《监狱学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记：〈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长文，再由他冒险分批寄出，交给他太太保管。1982年2月10日我出狱当天下午，就招待记者，公布此文。由于我一再发表有关司法黑暗，监狱黑暗文字，并陆续为许多冤狱抱不平，引起“行政院院会”、中外舆论、电视、“立法院”以及被迫害者的重视。在国民党“立委”温士源疾呼阻止李敖英雄形象流传后一周，新竹少年监狱即发生空前大暴动事件，另加上台北监狱越狱等事件，“法务部长”李元簇乃黯然下台。“法务部”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说，这都是关了李敖惹出来的祸。

不过，由于李敖惹出祸，有一个人倒跟着得了福，他就是“法务部”次长施启扬，李元簇下台，他升官做“部长”。我坐牢时，有一天放风，禁子牢头匆忙跑来说：“施次长在办公厅等你，想见你，请李先生去一趟。”我夷然答道：“可是李先生不想见他啊。”我又补了一句，“告诉他，想见李先生吗？李先生说请你到押房去见他！”施启扬和一般大员一样，都是不敢来押房的，所谓考察狱政，都只是在大走道上走马看花而已。我拒见施启扬，弄得牢心大快，大家争传李某人真是架子大，大官来看他，他大屌甩都不甩呢。

1981年11月9日，我曾译《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至十节给“汝清”：

似乎是骗子，却是诚实的；

as deceivers, and yet true；

似乎不为人知，却大大有名的；

as unknown, and yet well known；

似乎要死了，却还活着的；

as dying, and behold, we live；

似乎在受刑，却不致送命的；

as chastened, and not killed；

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

as sorrowful, yet always rejoicing；

似乎很穷，却叫别人阔的；

as poor, yet making many rich；

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不少的。

as having nothing, and yet possessing all things.

这段译文，最能代表我的坐牢哲学。我另有《隔世》一诗，写“汝清”离去后的情境，最能代表我的坐牢聚散哲学：

隔世的没有朋友，

别做那隔世的人，

隔世别人就忽略你！

像忽略一片孤云。

离开你了——柔情媚眼

离开你了——蜜意红唇

什么都离开了你，

只留下一丝梦痕。

当子夜梦痕已残，

当午夜梦痕难寻，

你翻过隔世的黑暗，

又做了一片孤云。

又有一首《鼓里与鼓上》的诗，写住我楼上的死魂灵，最能代表我的坐牢互动哲学。“狱中独居，楼上关了独居的死囚，戴着脚镣，彳亍踉跄，清晰可闻”：

我在鼓里，

他在鼓上。

他的头昏，

我的脑涨。

声由上出，

祸从天降，

他若是我，

也是一样。

这种精细的感受，精炼的表达，我不相信别的诗人能达得到。我常自喜我是诗人，可是笨蛋们都不相信。

我在鼓里，

他在鼓上。

他走一回，

我走十趟。

他向下瞧，

我朝上望。

我若是他，

也是一样。

我前后两次坐牢，所坐皆为“非其罪也”的冤狱，但达观博识之下，发现坐牢的坏处有五百种，但是也有五种好处：

第一，你没有时间了。你对时间的感觉，完全变了。表给没收了，时间单位对自己已经拉长，已经不再那么精确。过去有表，一分钟是一分钟，五分钟是五分钟，一坐牢，一切都变成大约了，无须再争取一分钟，赶几分钟，提前几分钟，或再过几分钟就迟到了，来不及了。换句话说，永远不要再赶什么时间或限定什么时间了，你永远来得及做任何事——除了后悔莫及，如果你后悔的话。

第二，你没有空间了。你对空间的感觉，也完全变了。空间的单位已经缩小，已经不再那么动不动就多少坪，多少里，或什么几千公尺了。你开始真正认识，什么是墙。墙在你眼前，在你左边，在你右边，在你背后。四面墙围住一块小地方给你，那简直不叫空间，而像是一个计算空间的最小单位。你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用屁股做中心，脚尖着力，转个三百六十度，你会感到，你仿佛坐在立体几何里。立体几何谈遍了空间，但它自己，只是一本小立体。

第三，你没有敌人了。你的敌人把你关起来，就是把你和他们分割，大家一了百了。所以，一切都一了百了，你不再见到他们那一张张讨厌的丑脸，不再听到他们一声声同样的噪音，你的眼前不再有他们查问，背后不再有他们跟踪，你开始落得清净。

第四，你没有朋友了。朋友胆大的已经同你一起坐牢，胆小的心中庆幸你总算进去了。他们的心情，就好像守在病房外面探望一个得传染病要死又不死的朋友，病人死了，对双方都是解脱。你刚坐牢的时候，他们有的会来看你一次，也只是一次，以后，他们不再好奇了，一个人到动物园看过斑马以后，可以十年无须再看斑马。所以那次来看你，不是来探望，而是来了清心愿，或来永别。但是，无论怎么说，他们在胆小的朋友中，是伤人心最少的。

第五，你没有女人了。坐牢时候，你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起坐的，除了犯的是风化罪，十九都是形而上惹祸，形而下遭殃。在午夜梦回，形而下向你抬头抗议或向你揭竿而起的时候，你当然对它抱歉。不过反过来说，从形而下惹来的种种女人的苦恼，也因坐牢而一笔勾销。为什么？男女关系本来是铁链关系，难分难解，可是一坐牢，就从铁链关系变为铁栏关系，就易分易解了，因为女人是你坐牢时离开你最迅速的动物。女人不离开，你只是男性；女人离开了，你才是男人，坐牢可使你变成纯男人，从一物两用变成一物一职，倒蛮适合精简原则、倒也不错。

在牢中术语，第一次坐牢叫坐牢，第二次坐牢却叫“二进宫”。我在“二进宫”六个月里，除了见了“汝清”、武慰先这些漂亮的小女生外，朋友们我都没见，唐德刚、张坤山、陈晓林、李昂、许以祺等都枉来土城看守所。许以祺有一篇《“钟声无恙我将归”——李敖二度出狱有感》，颇能知我，全文如下，用作我牢狱生涯的总结：

李敖是去年7月第二次被关进台湾牢里。今年1月，我有些杂事去台北，有些念着他，就决定去土城监狱看看他。那天倒是晴天，暖暖的太阳使人幻觉春天已经来到。我叫了一辆计程车直驶土城。满以为到了土城乡下可以呼吸一些清新的乡野空气，谁知出租车一路驶去未出台北就到了土城，原来这两个城镇已连了起来。土城满街竞选的招贴又污染了视野，换来我一肚子的不高兴。到了土城监狱，李敖又不肯出来会客，狱警说“他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后来想想，何必去看他呢？真要是见了他又能说些什么？

在回来的路上，忆起1979年在台北金兰大厦看他的情景。离前一次看他已匆匆十五年。我们谈了几个深夜。他瘦了些，却精神抖擞。表面上仍然童心未泯，骨子里却深沉得很。我看他很怕冷，穿得出奇地多。后来知道他的胃也不好，同他的关节炎一样，都是在牢里造成的。我问他牢里的日子可好？他嘴角带动一下，没有笑，就岔开话题谈别的。后来我忍不住又问他，他长长地看了我一会儿，指着客厅里的钢琴说：

“这是我在牢里赚的钱为我女儿买的！”

“在牢里能赚钱？”我诧异地问。

“我为其他的牢犯写状子。”

“能赚这么多？”

“其实赚的不止此数，其他的都分给难友了！”

我知道李敖常接济他所同情或佩服的人，不过听他自己提起还是第一次。此后他再没同我谈过牢里的事情，当然更谈不上他的感触了。他把牢里的事看成很私己的，不愿别人共同负担。同李敖做泛泛之交很容易，他对世俗的兴趣也大。但总要同他深交而且触及他的灵魂时，才能真正喜爱他。他的一首旧句很能道出个中滋味：

何必空杯容索寞？

何不仗酒打山门？

醉眼未开开应笑，

笑请朝阳斩黄昏。

今天在台湾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多数都养尊处优了。大家很忙，只能用闲情来关怀魏京生、刘青；也只能以“冶静”“旁观”的态度看“美丽岛事件”“陈文成事件”，并以此态度为骄傲。不论正反，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参与的热诚，更不必谈“舍生取义”了。知识分子的“漠不关心”已成了近二十年来的世界性气候，形成了新的酱缸。假如说要找一个为理想，为原则死拼的怕不多。李敖却是一个，他的独立特行，使他孤零零地与别人远远地分开。近十几年来，不论在牢里牢外，他总像个走钢索的江湖艺人。许多人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我总是替他担心捏汗。他倒是艺高胆大，斗志激昂，偶有失手也不气馁。三年前他复出后，仍不改江湖艺人本色，走他自己的钢索。在这种情形之下，实在无法用常人的价值去衡量他。对他自己的价值，他是自负而肯定的。他的另一首旧诗就写他自己的这种心境：

上帝所造皆鼠子，

抬头我欲笑天公。

冷眼白尽世间相，

漠然无语傲群生。

李敖常常用自己比耶稣。我同他说这是不能比的，耶稣的爱心怕只有神才有。他说同耶稣比受难总可以吧！我倒相信他同耶稣一样都能背十字架，不过耶稣是为世人背，李敖只为自己的理想、原则背，这也是神同人的分野。李敖毕竟是读历史的人，他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历史观点出发，这是很可取的观点。他的耐力、韧性或都源于此。他勤奋，重视自己的时间。他精力充沛，警觉性高，融会贯通力强。我总觉得他像一面镜子，看到他，会使人想到自己，反省许多事情。同他在一起，总使你觉得他负有重大的任务，也亟待完成。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

烟尘弥漫千重雾，

辛苦或失楼前树。

达者无为无不为，

且为后世铺长路。

1980年再去看他时，他说他正在写有关谭嗣同的历史长篇。他滔滔不绝地讲谭的满腔热血，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胸怀，以及谭的文学造诣。戊戌政变失败后，谭不愿逃走，宁可以死酬国，在菜市口被清廷斩首时毫不畏惧从容就义。李敖当时讲得很激动，这种事本来就是使人感动的，但对李敖，却不止此。你会觉得他是在身体力行。那天我们谈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带来一个扇面送我。他记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写几个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谭嗣同的诗给我。前首八句颇能表达李敖自己的情怀：

无端过去生中事，

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冢梦三槐。

金裘喷血和天斗，

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傥容心忏悔，

愿身成骨骨成灰。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说李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斗志。二十年后，本性未改。许多人说李敖这样下去迟早是一个悲剧角色。看他的诗，看他对谭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准备似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这些在外面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精英，但是你们为中国做了些什么？这是李敖对我们的期望，而我们对李敖的期望是什么？李敖第二次入狱，多少人觉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听途说，落井投石，我们连起码的把人同事分别开来都做不到。我们在乎的还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则支持。

苦心岂免含冤怨？

求全难燃已死灰。

如今哪复沧海日，

钟声无恙我将归。

李敖二十年前写这些句子时，可能是为情而写，正像他写的其他东西一样，迸发强烈的历史感。今天再读它们，仍可在不同的层次里揣摩它的意义。“钟声无恙我将归”，2月初他出狱归来，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大爆监狱黑暗内幕。他说六个月的牢不是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车的书，写了三十万言，出了六本书，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小说。

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斗志。对于他，我们能说什么？

笔伐　（1982-1992·四十七到五十七岁）

我生平写作虽多，却始终没办过自己的杂志，过去主持《文星》杂志，是鹊巢鸠占，不算是自己的杂志。《文星》被封后，我申请不到杂志执照，后来坐牢，一连十四年大霉运，离办杂志愈来愈远。十四年后复出，在1981年申请杂志执照，“行政院”新闻局在该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9条给了我“千秋评论”杂志执照，但在一个多月后，却又快速按“出版法”第11条“技术击倒”（T.K.O.technical knock-out）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狱而不得为杂志发行人。这一内幕，值得细说。

我二十四岁拿到台大毕业文凭后，一连二十二年都长捐箱底，一直没有用它，因为我没有正式职业，文凭对我毫无用处。不过，到了1981年我四十六岁时候，它派上了用场，因为我想办一本杂志，申请杂志执照要用大学毕业证书，我就申请了一张“千秋评论”杂志执照（局版台志字第2775号）。可是，这个执照很微妙地害到了我，执照发下来（1981年4月23日）才五十五天（1981年6月17日），我在地方法院已判无罪的官司（萧孟能自诉李敖所谓侵占案），突然受政治影响，一夕之间，竟被台湾“高等法院”的法官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人枉法裁判为有罪（1980年度上诉字第2498号）！这一判决，微妙反映了外界“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论为什么口耳相传，也反映了争取自由的长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价与牺牲。妙的还不止这种巧于配合的枉法裁判，还有更妙的。在枉法判决后二十三天（1981年7月10日），我突然收到台北市政府“1981府新一字第31031号”市长李登辉的来函，说：“一、准台湾‘高等法院’七十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26号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二、依出版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杂志之发行人。另同法施行细则第16条规定：新闻纸、杂志……之发行人有出版法第11条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10条之规定申请变更发行人登记，注销其登记。”收到这封来函后，我又大惑不解、又恍然大悟。大惑不解的是：李登辉如果希旨承风，想封杀李敖的“千秋评论”杂志，尽管依例通知可也，何必抬出台湾“高等法院”来呢？恍然大悟的是：不抬出台湾“高等法院”，封杀的依据，只能根据报上李敖判罪的新闻，这样证据力就弱了一点，因此抬出台湾“高等法院”来，一切就都站得稳了。更妙的还不止台北市政府这封来函，还有更更妙的。这来函中“说明”之“一”中，就完全露出了马脚。“说明”之“一”指出，台北市政府是“准台湾‘高等法院’七十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26号函”，而要李敖“前来办理变更发行人登记手续”的，但是，怪事来了，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27条，只是裁判书正本“送达于当时人、代理人、辩护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而已，又何必去“剑刑勇字第26号函”给台北市政府？台湾“高等法院”在本身忙得案牍劳形之时，居然好整以暇，写信给台北市政府，告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这不是天下怪事吗？难道法院承办审理业务之不足，还要兼办钳制言论的通风报信吗？这种行文，岂不是太明显地联合作业封杀李敖吗？更微妙的是：这一杂志执照是“新闻局”局长宋楚瑜核发的，而李登辉给我的信中，却明列“副本收受者：行政院新闻局”字样，这又明显有违行政作业的常规，因为在我尚未拒绝申请变更登记前，毫无知会“新闻局”之理，可见“市长”李登辉知会“局长”宋楚瑜，全是两条蒋家走狗的串通法院的联脚作业。当然，我是不会做变更登记的，但我略施巧计，就打垮了他们的作业：按照钳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条，出版品分为三类：一、“新闻纸类”。二、“书籍类”。三、“其他出版品类”。再按钳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36条，出版品如违反本法规定，主管官署得为行政处分：一、“警告”。二、“罚锾”。三、“禁止出售散布进口或扣押没入”。四、“定期停止发行”。五、“撤销登记”。这一条中“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是钳制“新闻纸类”的致命法宝，但对非“新闻纸类”的“书籍类”，却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书籍类”既非“按期发行”，自然所谓“行政处分”，也就至多不过即时查禁了事。而“新闻纸类”却可来个查禁一年，或撤销登记。换句话说：对“书籍类”，处分只能及身而绝，不能延伸；对“新闻纸类”，处分却能断子绝孙，可以延伸。因此，理论上，一个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则在某种形式上，几与杂志无异；虽然在事实上，全世界几乎没有这样多产的作者，能够维持——经年累月的维持——每月十万字这种写作量。就这样的，虽然《千秋评论》杂志执照被封杀了，但我的“千秋评论”（全名“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就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出国民党不意的情况下，“创世纪”一般地出现了它的“创‘书’记”。这种突破与成绩，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矣！

“千秋评论”的开始，是典型的忧患之书，因为它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在我入狱前夜，“汝清”陪我预先编好了前六册，在1981年8月10日入狱当天的清早，全部交给了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这种做法，活像诸葛亮“预伏锦囊计”似的，只要林秉钦每月“拆开锦囊视之”，即可付印成书。在编六册书的时候，原是以狱中新作无法外传的准备下编成的。我入狱后，林秉钦为了配合时文，曾在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编入王小痴的《“哀”我的朋友李敖》和林清玄的《我所认识的李敖》。后来在狱中结识石柏苍，他一手帮我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起，每期都代换进我的狱中新作。像第四期的《题泰国漫画》《中国式好人》《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党外是谁喊出来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第五期的《梦做骆马的自由》《李诗四首》《论裭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我的殷海光》；第六期的《“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从大规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喜欢的与该做的》，总计一下，共十七篇，这十七篇从秘密管道流出来的文字，是“千秋评论”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到了第七期以后，其中虽有许多也是狱中偷运出来的，但那时我已出狱了，发表时候，“传奇”上和“趣味”上，是不能同我在牢里相比的。

我出狱后，每月用“千秋评论”打击以国民党为主轴的魔鬼，从戒严打击到解严，一路打击不休、难分难解。国民党自然负隅顽抗，从第一期就予以抢劫查禁起，第十一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第四十三期（下册）、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期、第四十六期、第四十七期、第四十八期、第四十九期、第五十期、第五十一期、第五十二期、第五十三期、第五十四期、第五十五期、第五十六期、第五十七期、第五十八期、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第六十一期、第六十二期、第六十三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五期、第六十六期、第六十七期、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第七十一期、第七十四期，均予以抢劫查禁。直到国民党主子蒋氏父子死光，李登辉郝柏村等走狗接班，不管怎么对我“五堵”“七堵”“八堵”式地堵塞，但“千秋评论”仍在排除万难下“按期发行”，大体都在每月一册的进度下飞跃前进、迂回前进、匍匐前进……在前进过程中，有时情况近乎拉锯式的惨烈。以第五十八期出版为例，1986年7月23日国民党派出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不屈服，再印，7月30日再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还不屈服，再印，8月4日又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一千五百本。我还不屈服，又再印……这种一次又一次你抢你的、我出我的的相持，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而我那种心之所善、九死无悔、就是要前进的刚毅性格，于此可见一斑。最后，走狗们力不从心，才告罢。最后胜利属于李敖，李敖成了名副其实的“魔鬼终结者”。到了1991年9月30日，“千秋评论”在创造历史十年以后，停刊进入历史，前后追忆，不无沧桑之感，但是老了十年、赢得千载，却也值得。《红楼梦》开宗明义都点出：“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千秋评论”十年辛苦，字字看来皆喊打，自非吟风弄月的《红楼梦》可比，但究其背后，亦血书也。

“千秋评论”以外，我在1984年1月起，又加出“万岁评论”（“万岁评论丛书”），每月一册，与“千秋评论”错开出版，等于每半个月出书一册。三年两个月期间，共出四十期。除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外，其余三十六期就统统被查禁，查禁率是百分之九十。

“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以外，我还贾其余勇出了四册“千秋评论”号外。事实上，我以“千秋评论”为主轴，展开了党外杂志的大串联。我几乎来者不拒地免费为所有党外杂志拔刀挎刀，最主要的是邓维桢、邓维贤的《政治家》系，许荣淑的《深耕》系，周清玉的《关怀》系，林正杰的《前进》系，等等，但是关系最深，持续最久的是郑南榕《自由时代》系。郑南榕活了四十二岁，但他“追随”我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他本是一个力争上游的好学生，从辅仁大学哲学系转入台湾大学哲学系后，深受自由思想的启迪。他佩服殷海光，也佩服李敖，但他与殷海光并无较深的渊源。他对殷、李的感情，不是一己之私的。殷海光死时，他曾凄然下泪；李敖入狱时，他曾怆然若狂。这种感情，都是“我为苍生哭”“我为苍生狂”式的，全无私恸成分。殷海光没教过他，他只是殷海光的再传弟子，但他对他老师——殷海光一传弟子刘福增、陈鼓应都看不起，而只直接佩服殷海光。但殷海光与郑南榕之间，并无私交的发展，原因很简单，这两个人都是阴阳怪气的，他们的表面性格都不讨人喜欢，只有和他们深交后，有识之士才会肯定他们。他们两人并无深交的机会，自然总是“萧条异代不同时”。至于南榕和我，情况就不同了。他二十多岁时，跑来看我，但我并无特别印象，原因是我虽不阴阳怪气，但有“洗脚戏门生”那种孤傲，以测验人，南榕似乎没有通过我那种奇怪的测验方式。但他并不灰心，十多年后，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后，他又来了，在“紫藤庐”里，他走过来向我打招呼，我重新回忆了这个穿短裤的怪朋友。

那时南榕在《政治家》发表《李敖，不要走！》一文，说他如果是“出入境管理的掌权人”，他就要“禁止李敖出境”，因为，台湾需要李敖。“李敖受了六年九个月的枯囚，同一时间许多人的心灵因而枯萎。”他对我的期许，情见乎词。此后来往渐多，到1984年3月，遂有合作办杂志的事。

在杂志创刊之初，他请我到杂志社，拿出封底的设计给我看，上有赫然黄色大字：“争取百分之百自由”。当时我表示：我是《自由中国》的作者，是《文星》的主编，在国民党压迫言论自由的漫长黑夜里，我多年躬逢其盛，并且苦战不衰，但是也只能做到百分之几十，始终做不到百分之百。如今你老弟有此雄心，大家就努力努力看。我当时做这种表示，心里实在并不怎么乐观，也许是当年躬逢其盛的积压影响了我，使我估算国民党的余威，有所出入。但郑南榕显然比我乐观，他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我因忙于“千秋评论”“万岁评论”，对他的帮助有限，但在每月感慨“万”“千”之时，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连线作战，努力做到百分之百，却也不甘后人。回想创刊之初，我和南榕携手争取言论自由，南榕亲笔在创刊号第一篇《言论自由第一优先》文中，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虽然指出“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力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却后来居上。我认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上。至于后来从事争取组党的自由（他是台湾第一个以行动突破党禁的人，远在投机的民进党不敢组党前，他就加入了许信良的台湾民主党），从事争取集会的自由，从事争取台独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别有怀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绩，定位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之外，这是对南榕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与小化，是与史实不合的。基于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从相识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资格说这种话。

《自由时代》系列在郑南榕的实际主持下，最后打着李敖的旗号，真正做到了百无禁忌的言论自由。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对蒋家三代的总清算，这种成绩与勇气，可谓历来所无！当时突破行动中，最有名的是连载江南写的《蒋经国传》，南榕这一举动，连我事先都不知情，最后却在封面印着“李敖总监”的声势下，冒险推出。由此一事，可见我对他如何纵容与信任，他对我如何置之死地而后生，想来不胜惊叹。

江南命案后，凶手之一“小董”（董桂森）逃亡，留了一封密件给我。在1985年3月23日，由一位“许先生”出面，找到南榕。“许先生”方脸，戴眼镜，身高约一米七〇，微胖，年纪三十出头，外省口音，会说台语。他开门见山，坦白说他不姓许，有关他本人的一切，都不便相告，务请原谅。他登门拜访，只是受朋友之托，前来交付一包东西给李敖先生，托他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江南命案的在逃神秘人物——“小董”。“许先生”告诉南榕说，这包东西是小董在偷渡去菲律宾前亲笔写的，小董本想留下录音带，但怕录音有误差，所以决定用手写。小董在偷渡前夜，把这文件托“许先生”转给李敖，并说由李敖自行处理。小董走后，“许先生”想直接见到李敖，但是苦无门路，所以耽误一阵。最近他看到“千秋评论”第四十二期，里头有李敖2月的日记，在日记中发现：郑南榕在2月里见到李敖十一次，他相信郑南榕一定可靠，所以亲自来找郑南榕，请把文件转给李敖。送走“许先生”后，南榕立刻到我家，转来密封的一包东西。我立刻决定由我写篇文章发表。两人商量好注意保密。后来听说，南榕在发排我这篇文章时，在杂志社“清场”，提前让人员下班，由他自己完稿付印，他的警觉性，由此可见。在我写稿前，南榕甚至不肯带走小董密件的影本，同时告诉我，为防这一密件的真实性出问题，那位送信的“许先生”虽然一切不便相告，但他喝了一杯水，水杯上会留下手印，可以追踪。我说我相信东西是小董写的，没问题，水杯可以洗掉，免得给送信人惹来麻烦，南榕同意我的看法，就回去把水杯洗了。这个故事，显示了郑南榕虽然刚毅木讷，学哲学的，但是极有才干，做事举重若轻，“于无声处听惊雷”，真是罕见的大将。

这种罕见的大将，在发起反国民党的“五一九绿色行动”一事上，也可看出他的才干。“五一九绿色行动”倡议之初，大家都意存观望，但郑南榕认为可行，他向我募捐，我捐了十万元，心里还想：“这回给郑南榕买爆竹玩。”后来行动开始，把国民党闹得七荤八素，我十分佩服他。像郑南榕这种大将，国民党当然要去之而后快，所以在他加入并推动“台湾民主党”，策划“百万人签名运动”等相继而来的时候，国民党只好以康宁祥系大将张德铭控南榕讼案为借口，捕之以去。南榕被捕的第二天（1986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郑南榕落网》的大标题，广事宣传，俨然把他当作江洋大盗。清朝末年，江亢虎起而抗暴，清朝政府骂他洪水猛兽，江亢虎说，我姓江，江者，洪水也；我名亢虎，亢虎者，猛兽也。说我洪水猛兽，我真高兴呢！如今郑南榕以江洋大盗落网，乍看不伦，实乃神似。郑南榕办《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发起“五一九绿色行动”，加入并推动“台湾民主党”，最后又策划“百万人签名运动”，在思想界与政治圈中不断兴风作浪，说他是此道中的江洋大盗，不亦宜乎？南榕下狱后，我亲自送十万元到他家里，给他母亲；另约南榕太太叶菊兰和邱谦城（杂志社业务负责人）到我家，面致五十万元，告诉他们：杂志赔了钱，本来与南榕讲好各赔一半的，现在由我全赔，不要南榕赔了。叶菊兰谦辞，我强她收下。南榕出狱以后，1987年2月5日，他由曾心仪访问，刊出访问记。曾心仪问他：“李敖与你的私交，大家都很了解。在你的这个案子里，很特别的，我们看到李敖对你的关心是对别人从来没有的。从你被收押起，他就为你做了很多事，你的感受怎么样？”南榕答道：“李敖跟我私交非常深，我们的交往已经不是普通朋友的交往。人家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李敖的君子之交是厚如蜜、浓如蜜。他会对我这样超乎平常对朋友的行为规范，平常朋友被抓了，他不会出庭、打点等等，他用写文章来支援；从这点可以看出他和我的交情不太一样。他会对我这样，是因为看得起我办杂志有格。他对其他的朋友只会做到某一个程度。”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南榕同我的交情。在访问中，南榕又提到我批评台湾人的文章。他说：“李敖常常发表政治方面的意见，他刺伤了他现有的听众。他现有的听众大部分只见过台湾岛。行文用字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看李敖在政治上的行动，他也没有放弃台湾，也没有和国民党妥协要国民党让他去美国那么大的国家。他在这里批评、批评、批评，就是他喜欢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希望这边的人他妈的比较有格调一点。”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南榕清楚知道我对台湾的感情。

本来办杂志是争取言论自由，鼓吹人权民主的，但是南榕愈办愈把重点转移了，我是不赞成台独的，于是两人便逐渐疏远了。1989年3月6日早上，他电邀我为杂志五周年写几句话，我写了《言论自由还是第一优先》一文，以“逆耳之言，以博老友们的一脸苦笑”。那次电话通了四十分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中我反复举证，告诉他台独是一种梦幻，“我们要牺牲，但是不要为梦幻的理想牺牲”。从此以后，南榕的声音，对我已是绝响了。一个月后，南榕以自焚殉道。

那年南榕坐牢之日，我由叶菊兰、邱谦城陪同，和小屯一起去看他，南榕的小女儿竹梅也一起去了，眉宇之间，似有无限深沉与哀怨。竹梅十岁时写诗说：“爸爸像太阳一样，如果太阳不见了，我会哭，我会叫，但还是叫不回太阳。”——对小女儿而言，南榕是太阳；但对好朋友说来，南榕是孤星。正因为是孤星，所以他不屑加入民进党。南榕自焚殉道后，民进党趁机拥死人为筹码，奉他为“灵魂党员”。殊不知南榕不屑入这种党，正因为这种党的政客没有“灵魂”。他们唐突死者，无耻至此，南榕、南榕，真死不瞑目了。

南榕死后，一个说法是包围杂志社的警察们谋杀了他，这种郑南榕非自焚论，在“立法院”，由尤清、朱高正带头，就非自焚论展开政治秀，以是否有他杀的可能性，大做文章；陈水扁太太吴淑珍也依据陈永兴、黄华的话，同此炒作。而台南地区，也有四十名民进党员借口“国民党活活烧死郑南榕”，大举游行——台北方面是打死后焚尸灭迹的，台南方面却是进一步活活烧死了，可见这一被杀焚尸“罗生门”，还有南派北派的不同说辞呢！

事实上，郑南榕决心自焚殉道，早见于该年2月18日《自由时代》总号第二六四期里，他用书面表达出“他们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的宣示。4月7日的从容一死，只不过是实践这一宣示而已。他的牺牲精神，是不容歪曲的。在生死线上，他温柔地叫醒十岁小女儿，叫“你们大家先走”，然后反锁自己于办公室内，自行了结他四十二岁的生命。检察官验尸时发现，起火后郑南榕安坐在桌旁，没有逃走的迹象，双手扶在办公椅的把手上，上身笔直，如此端正的死法，尚属首见。呜呼南榕，在生死大节上，图难于易，从容如此，平生所学，真实不虚矣！

我捐给南榕搞“五一九绿色行动”的十万元，来源颇为有趣。那是我告国民党“议员”郁慕明诽谤的战利品。郁慕明最后以道歉、赔款同我和解，并成为朋友。我借花献佛、“因粮于敌”，把十万元捐给党外。我交给南榕的时候，南榕说：“李先生你捐了这么多钱，整个的宣传费用，都解决啦！”后来得知参加者每人身上配贴的圆形五一九绿色标志，都是“郁同志”出的钱！

郑南榕并没有钱，他办杂志的一些资金，是向我借的。他采纳邓维桢的建议，把我名字以“李敖总监”形式，单独印在每期封面上，以广招徕，为时年余之久。后来我笑谓：你晓得俞大维挂名做“国防部长”的奥妙吗？他挂名，目的就在把“副部长”蒋经国带进场，最后还政蒋氏，由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如今我干了一年多，还是由你来挂名吧。从此以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就在封面上改由郑南榕挂名了。

我自己挂名的“杂志”，除了“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等月刊外，我还办过《乌鸦评论》周刊，自1988年10月1日办到1989年3月17日，共出二十四期。我不但办月刊，办周刊，还办报纸，在国民党报禁解除后，新创刊的《世界论坛报》邀我写专栏——“世论新语”。《世界论坛报》是一家低格调的烂报，只因全台湾只有一家报的发行人愿意邀我写专栏，并保障我一字不改的言论自由，所以我也就以“尔为尔，我为我”地划清界限，撒起野来了。最后发行人吃不消，大家闹翻也，绝交也，自是意料中事。如今回想，了无遗憾，但恨没有第二家烂报烂眼识人耳！不过，报禁开放后，我自己倒阴错阳差，有了一次办报的机会。有周孟禄者，学新闻出身，是高斯机的总代理，报禁解除后，他机会大好，大卖这种印报机，但回收了一些旧的印报机，堆在仓库。他想到如能把这种旧机器废物利用，以小额投资办张报纸，可能是一个好计划。因此透过海王印刷厂的张坤山介绍，以伍振环做人头，邀我合作。伍振环本是警备总部的高干，当年负责查禁过我的书，如今找上门来，我心中一边发毛，一边好笑，于是合作起来，由我包办一切言责，办了只有一大张四个版的《求是报》。这报极有特色，从不奉“中华民国”正朔到天天彩色“三点要露”臭“新闻局”，热闹万分。这报没有一个记者，只有兼任的胡基峻帮我，就每天出刊起来了。从1991年2月27日到8月20日，办了近半年，最后以曲高和寡、资金不足，以致中道崩殂。虽然周孟禄、伍振环双双被我告到法院，但我仍要公平地说，他们两人实在眼光不错——他们能找到李敖做这场空前绝后的大买卖，虽然买卖垮了官司在，但他们绝对可附李敖骥尾而青史留名。桥归桥、路归路，我虽然告他们背信罪，但仍不埋没两人的功劳。

办报期间，彭明敏来信问我是不是太辛苦了，我有回信写这一生涯：

《求是报》一办转眼两个月了，忙得没有好好回信给你。前一阵子看电视张学良说他是“很胆大妄为的”，我想我办《求是报》，也属“胆大妄为”的一种。因为按情按理按实力，我实在没有办报的财力，正因为如此，报却办了出来，除“胆大妄为”外，殊乏其他解释。

《求是报》开办以后，我个人倒还好，因为即使不办报，我也是“工作狂”，每天由早到晚忙个不停，所以办报只是忙上加忙而已。倒是跟我办报的同人，忙得人仰马翻，以致屡生“逃兵”事件，其中孟祥柯是第一叛徒，他是过惯闲云野鹤生活的，这一忙，吓坏了他，乃留书出走，略谓George Santayana与阳春有约，他老孟与乡村有约云，一走了之，潇洒无比。

虽然屡生叛逃事件，但李敖是何等人，岂怕别人叛我的变，仍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何况老孟并非夏桀也乎？

老孟写文章，考究环境，他说最理想的地方是狮头山庙里，青山绿水，清风徐来，才有灵感。他问我为何随意下笔就千言，不要靠灵感，我说妓女接客，要不要靠性欲？靠有性欲才能接客，还能干这行吗？

不管怎么责人而不责己，《求是报》办出来，可谓“恶有恶‘报’”。当年我曾说“如果你想害一个人，你就劝他办杂志”（这一名言，大家都忘了是我说的），如今当修正为“劝他办报纸”了。

不过，不论怎么“悔不当初”，《求是报》总算做到了一点，就是全部都是可读的东西。Oscar Wilde说，More than half of modern culture depends on what one shouldn’t read.其实台湾其他报纸不成东西比例，远超一半以上。就光凭这一点，《求是报》就是鹤立鸡群啦！

虽然理由头头是道，可是夜里3点泡在浴盆里，未免自笑。周作人打油诗说“老去无端玩古董”，我倒有点“老去无端办报纸”之感。盖办报之事，在去年10月12日以前，我一直认为对我是天方夜谭。报办成后，可好了，每天不要“跑3点半”了——每天跑夜里“12点半”了。《求是报》每天夜里4点钟由DHL快传到美国出美洲版，“12点半”，正是“‘夜’正当中”呢！

你说“每日出报，太辛苦了，但是很值得的”，多谢打气……

1991年11月1日，我创办了《李敖求是评论》月刊，在发刊词中写道：

我的“千秋评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办了十年，《求是报》办了半年，如今双双达成他们历史的、阶段性的使命，我决定创办《李敖求是评论》杂志，以开新猷。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是我五十六岁时创办的，由于我余生生命贯注的主力是《北京法源寺》以外的几部重要小说，以及非小说的《中国思想史》等书，花在“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式的杂志上面，时间已有限制。因此我用两百页以下的月刊形式，予以掌握和掌舵。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虽是杂志，但它的使命，在“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并不是我一个人发言，而是把特立独行之言、振聋醒聩之言“虽千万人，吾往矣”之言，不论古今，不论中外，不论新旧，都有以召集，形成光束与弹花，为中国开道为中国人导向。中国人浑蛋浑蛋满天下，上自高等知识分子、衮衮诸公；下至匹夫匹妇、贩夫走卒，滔滔皆是浑蛋，到处都是浑蛋。在这种世风下，第一流的思想家站出来，以实事求是的论证，说点明白话、主持一些公道，这是起码该有的独来独往。《李敖求是评论》杂志就是在这一抱负下创办的。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崇尚真理，全说真话，专讲是非，没有党派的杂志。我敢说，看了它，中国任何刊物都“不够看”，都“何足数”了——浅人看来，这种开场白有点吹牛；但真正有眼识泰山的人看来，李敖几十年孤军奋斗、呼啸丛林的纪录，岂不都印证了这一事实吗？

《李敖求是评论》共办了六期，为时半年。到了1992年4月1日，我急着写我要写《北京法源寺》以外的那些书，决心结束每月不得安宁的写作方式，于是在《李敖求是评论》第六期出版后，告别了这一每月折腾的生涯。自“千秋评论”起算，这一生涯长这十年之久。

这十年中，我带头正人心、布公道、求真相、抱不平，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声势，整天四面树敌、八面威风。这一情景，我有一首浴盆中作的打油诗，约可谈笑得之：

一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先当孙行者，后变彼得潘（Peter Pan）。

只做单干户，不搞李家班。

独来又独往，管他关不关。

二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早戒夺命酒，不抽长寿烟。

忙时撼天下，闲来逛地摊。

周公不吐哺，独自吃三餐。

三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东流浑似水，北望气如山。

春去人稍胖，老来心更宽。

蜀中需大将，留我做神仙。

四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笔写甲乙丙，口喊一二三。

狂酿工蜂蜜，不搬陶侃砖。

知音究竟少，何必相见欢？

五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少食花生米，多吃豆腐干。

她将裙儿解，我把裤子穿。

夕阳无限好，只是要变天。

六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口诛群党棍，笔伐大汉奸。

无心做牛饮，顺手把羊牵。

一片伤心事，不独为台湾。

我这十年的“笔伐”大业，内容涵盖极广，回忆录中无法细表，大体上可说天文地理，无一不批；三教九流，无所不捣，这在我办的《乌鸦评论》发刊词中，早有概括的描述：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这虽然没有威尔斯（H.G.Wells）笔下《莫洛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Moreau）那样光怪，但它的陆离，却超乎英国先知者的先知之外。我身处这样子的岛上四十年，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出来办《乌鸦评论》，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我要痛斥政局的黑暗、政党的腐败、群众的无知、群体的愚昧、思想的迷糊、行为的迷信、社会的疯狂、知识分子的失职与怯懦。我绝不怕得罪人，也绝不媚世，台湾所有杂志都是媚世的，可是我就不信邪，我就是要办个“谴责杂志”给大家看！英国古歌《两只乌鸦》（The Two Corbies）里，乌鸦对话，去吃死尸，最后吃得“白骨剥露，凄风永拂”（O'er his white banes, when they are bare, The wind sall blaw for evermair）。乌鸦的功劳，不正是如此吗？

以上的概括描述若以具体表征，看我一次“吃死尸”表演便可落实。以批蒋介石为例：蒋介石是武人，但综其一生，有武无功，可为定论。但蒋介石本人和他的走狗们，却厚颜丑表其功，从在大陆时举国上下，到逃到台湾后全岛上下，都众口一声。这种现象，别人能受，我绝不受，因此奋笔为文，以千秋之笔，斥一时之谎，虽在蒋家天下统治下，却一无所惧。我这种人格与文格，可谓古今中外文人的第一名，自己想来，不禁频频佩服自己也。

我从在台湾出书以来，在我名下被禁的书，高达九十六种之多，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有如此破世界纪录的成绩，真令中外侧目。或说这种对异己的不容忍，是国民党师承中国文化使然。其实中国文化也不尽如此。骆宾王生前是骂武则天的，但在《新唐书》说他“亡命”后，《旧唐书》说他“伏诛”后，武则天却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骆宾王《在狱蝉》诗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绝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的度量，国民党没有也！所以局面是“无人信高洁，他来禁我书！”——国民党唐突中国文化，武则天不若也！

国民党一查禁了李敖的书，便即时出之以抢书行动，我却尽量用计谋减低损失，就是同他们捉迷藏。不过，有时来不及捉迷藏，他们先驰得点，查到装订厂，先来抢书，那种情况，就最惨重。那种情况都由上级人员带队，手下的人也放不了水。“千秋评论”第二十七期出版前，我嘱咐我弟弟，所有的书不要全部在装订厂集中，这样的话，他们到现场抢书，顶多只能抢到一千本。那天正好是礼拜六下午，天气很好，我弟弟看第一批书已经安全出笼没有被抢，他就跟工人说，我们下午赶快一起装订完了大伙好出去玩，于是就运进了一万本。该死的我弟弟出完了馊主意，竟然还跑回去大便，结果当天下午一万本被抢得干干净净。我当然大发脾气了，骂说：“强盗抢你东西，至少你要跟他打个照面吧！强盗要见你，得从万华跑到大安区你家厕所来才成，这叫什么话！哪里不能大便？还非得跑回来大便？人家‘肥水不落外人田’，你却‘水肥不落外人田’！”不过，我弟弟的辩解却是：“敖哥，你不知道，每印几期，安全过关后，印刷厂装订厂就要向官方告一次密，大泻一次，给官方做点成绩，也给他们自己留下一些合作的记录——他们跟我们、跟官方，是交替合作、两头合作的。他们是你的朋友，有时候也客串你的敌人，不得不告密。何时书被抢，其实跟我的水肥并无关系。我的水肥肥到哪里，都是一样啊！”

蔡汉勤（陈中雄）是我这十年笔伐成绩的最好统计者，他在《文化顽童·李敖——李敖被忽视的另一面》书里，有《李敖复出文坛的总成绩单》之作，他指出：

“文化顽童”李敖在1979年6月复出后，除了办过每日准时发行达一百七十二天的《求是报》外，他更以令人难能置信的毅力先后创办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一百二十期、“李敖千秋评论”号外四期、“万岁评论”四十期、《李敖求是评论》六期、《乌鸦评论》二十四期；以及出版过八大册《李敖全集》、七本《李敖新刊》和三十余本丛书，堪称是著作等身的文坛异数。

蔡汉勋又有“官方查禁李敖著作的‘理由’”一节，我抽举二十六册，以见数斑：

《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刊载《新夷说》一文，内容将国父遗教断章取义，故为曲解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传统下的独白》：攻讦政府现行法制，恶加渲染，足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

《历史与人像》：诬指孔子为反动，并歪曲历史事实，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诬蔑儒家思想，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文化论战丹火录》：诬指传统文化是繁殖共产主义的温床并为其铺路，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教育与脸谱》：鼓动学生背叛师长，并煽惑学界“造反”“革命”，足以淆乱视听，危害社会治安……

《上下古今谈》：公然反对政府法令，诬指警察公报私仇，逼良为娼，足以

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

《乌鸦又叫了》：作者借彭明敏事件之发生，倡言发起“学习李敖运动”，鼓励青年走李敖路线，自认代表“反盲动”“反以暴易暴”“反枪杆对付异己”，并妄言“主张和平改革、社会改革、思想改革”，显有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之害，并有危害社会治安之虞……

《孙悟空和我》：指“蒋廷黻对经济自由的认识是错误的”，并诬指有“这种论调的人，他们专门表演集体、统制、官办、党营、公卖、国有等把戏”，显有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及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害……

《李敖写的信》：诬指内政部依据出版法“侵害”人民自由系“违宪”，并主张知识分子提倡“不合作主义”，显有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及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之害……

《也有情书》：攻击政府烟酒公卖制度为“专卖的统治经济制度”，并诬指烟酒专卖为“垄断的苛税”，另妄称“老百姓麻木得没有‘心’了”，显有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及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害……

《不要叫吧》：诬指出版法完全“违宪”。煽动人民“多还他们几手”，并指“社会上‘暴戾之风’系法律不能为其辩冤白谤，自然最后要被逼到绝路上去，‘官逼民反’”等，显有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及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害……

《千秋·冤狱·党》（“千秋评论”[1]）：内容淆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

《放火·放水·逃》（“千秋评论”11）：其中之《放火的》及《谕中门村事件》两文蓄意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鼓煽暴力，夸大事实，淆乱视听，危害社会治安秩序……

《政治·女人·蛇》（“千秋评论”16）：《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废除的吗？》及《政治与生殖器》等文，内容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

《老儿·小儿·病》（“千秋评论”22）：刊登《王国维自杀写真》《天涯哭此时》等文，内容歪曲事实，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

《钞票·肚皮·尿》（“千秋评论”26）：其中《国民党与钞票》等文，内容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破坏国军团结，更以猥亵文字，破坏社会公序良俗，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

《大使·老鼠·怕》（“千秋评论”27）：其中《国民党的三通前科》《大使垮台秘闻》《上县太爷书》等文字，曲解事实，蓄意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

《活爸·死爸·黑》（“千秋评论”28）：其中之《乱世父子泪》《活人不要要死尸》《向国民党讨十大债》等文字，为匪宣传，曲解事实，诬蔑政府，蓄意挑拨分化政府与人民情感，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

《放屁·放屁·真放屁》（“万岁评论”[3]）：其中之《人间不是你们的》《马璧奉化现形记》《从〈我是嫖客〉到〈我是鸡巴〉》等文，违背反共国策，曲解事实，诬蔑政府，蓄意挑拨，分化政府与人民情感，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

《打炮·打炮·别打炮》（“万岁评论”13）：其中之《乡愁》《马可仕》《文化》等文，违背反共国策，捏造谣言，诋毁国家元首，蓄意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民心士气……

《涨价·涨价·买》（“千秋评论”40）：部分文字内容扭曲事实，并捏造谰言，侮辱壮烈殉国先烈，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民心士气……

《蒋介石研究》：其中部分文字，前于“千秋·万岁评论丛书”各期刊载时，已予查禁，今再予刊出……

《蒋介石研究续集》：部分内容不妥……

《蒋介石研究三集》：部分内容严重不妥……

《孙中山研究》：违反出版法规定，应予行政处分……

上面这些洋洋大观的罪状，如果逆向思考，岂不正好反证了李敖的功劳所在吗？这种由敌人揭发的罪状，只消一念反转，就是我的功劳簿了。我再举胡秋原在“八十一年度（1992）诉更（一）字第15号”的“民事答辩状”为例：

原告（李敖）虽非知名作家，但确实写了许多文字，其所写之文字，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卖国汉奸性的，原告曾写文字骂国父孙中山先生“卖国”，污辱中华民国政府为“伪政府”，原告要“鞭蒋介石之尸”，又说李、郝体制是“谬种流传”，要加速打倒蒋家余孽，骂李登辉总统是“伪总统”，郝柏村是“奴才”，又骂“最高法院”“荒唐”“笑话”，原告还控告李总统伪造文书。第二类是猥亵下流性的，以原告最近之作品为例，如“从小就舔在女人屄”（控：此指新闻局长邵玉铭说的，而被胡秋原断章取义）、“鸡巴学”“鸡巴中正”“屁股功夫”，写“性交诗”，满纸生殖器、排泄器。又原告自《乌鸦评论》以至《求是报》，每期必刊一春宫照片，且要李登辉总统、前新闻局局长邵玉铭看他的“三点不露”，如此下流不堪入目之作品，不胜枚举，古今中外有如此以猥亵文字，妨害风化之知名作家乎？

上一宣布，可与当年徐复观所列李敖罪状比美。此李敖赫赫之功也，见誉于敌人之手，看似骂我，其实不知乃肯定我也。

笔伐时期，在编印发行上重要的“共犯”有：“汝清”、林秉钦、叶圣康、“老大哥”张坤山、赖阿胜、石柏苍、黄菊文、苏荣泉、何玉芳、苏久洲、苏世芳、曾骏龙、黄慧隆、郭宝秀、洪富仁、詹赐珠、姚文玲、张月华、陈淑美、陈兆基、胡基峻、孟绝子、李放、敦文宏。特别一提的是吕佳真，她毕业东吴历史系，自参与李敖出版社后，所有阶段的出版品，无役不与；编校、印务、仓储、发行……十项全能。办《求是报》时，甚至在办公室打地铺而眠，工作精神与成绩，允称第一。我李敖生平不没人之功，特此胪列“共犯”，聊示崇德报功之至意也。

我1982年2月10日出狱后，展开笔伐时期，大量为党外杂志写文章，公论所在，蔚为重镇。4月25日，我四十七岁生日，党外人士为我在紫藤庐祝寿，虽然许荣淑等坚邀，我不肯露面，喜欢独行。四十七天后（6月11日）的下班时间，我在忠孝东路独行，认识了“安”，那时她在文化大学美术系毕业不久。当晚我请她在法国餐厅罗曼蒂吃饭，自此就有了“安妮一千日”式的交往，“安”和我之间没有任何书信、游踪，也没看过电影，两人见面就进浴缸，在一起的时间，似乎床上多于地上。大约每周两次，都使我尽欢而射。“安”身高一米七一、身材修长、皮肤白皙，我做爱时喜欢从三面大镜子中看多角度的变化，而“安”却是镜中的极品。她带给我一生中最快乐、最长久、最单一的床上日子。“安”喜欢看小说，一整套一整套地看，又写了一手好字，偶尔说笑话，但不多话。她最喜欢猫，而性格也最像猫，来时美丽，去时无声。我送了她一只波斯猫，取名“波波”。有一次过年，她回花莲看她父母，“波波”暂寄我家，我酷爱之，为写《波波颂》一文并定为书名。胡茵梦说她以前养过一只波斯猫，但懒得给它洗澡，结果浑身沾了泥土粪便，积重难返，乃把毛剪短，结果不成样子，不要了。我说：“你这不是爱猫，你是害猫。你对猫的爱，我看是假的。”我笑胡茵梦是“假爱猫家”，而我却是“爱假猫家”，因我不养猫，只看猫照片。但“安”却是真正的爱猫家。

所谓我不养猫，主要是没时间。十七年前，我弟弟捡到一只暹罗猫，送了过来，该暹罗猫作息有定，只在中午12点、下午6点，跃上我书桌，表示：“老爷开饭了，停工吧！”其他时间，一切自理，绝对尊重我的私生活，给我印象不恶。后来此翘家猫去，香港邵氏公司马芳踪送另一暹罗猫给胡茵梦。于是胡茵梦和我，就养起马家猫。不料胡星妈大叫一个人寂寞，坚持要马家猫给她。胡茵梦说另找一马家猫给胡星妈，胡星妈不肯，非此马家猫不要，大闹不已。我意不能平。我说：“当初说把这猫给她，她不要，现在我们养了，她又抢，这是什么意思？”但胡茵梦，孝女也，仍忍痛予之。于是我家缺猫，正好我弟弟养了一只暹罗猫，说还不错，愿暂借养。于是李家猫到。但该李家猫绝非李家猫，因为太没骨头与志气：在没骨头方面，不论你怎么摆它，它就怎么成姿，你把它横披在脖子上，它就像巴黎贵妇人脖子上的狐狸披肩一样，完全成国音字母“n”字符号，动也不动，“n”在你脖子上，浑身若无骨焉。在没志气方面，该猫极贪食，你吃饭时，它跳到你腿上吵着要吃，屡骂无效、屡打不退，愈关愈鬼哭狼嚎，太不成体统。如此没骨头没志气的家伙，虽极美丽，然为我所不喜，我把它叫作“全世界最不要脸的猫”。最后，李家猫出局，我跑到信义路新生南路口，在猫店笼子里，物色到一新暹罗猫，此猫下巴很胖，是暹罗猫中的上品。我抱它回家，正值胡茵梦出浴，她欣然裸迎此猫，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人猫画面。我离婚时，鉴于胡茵梦“守玉如身”“爱猫如己”，把古玉和猫都让她留在身边，当然这不是“陪嫁”，这是“陪离婚”。从此我长时期不再养猫，也不再收购古玉，一个人做工快活。一天在杂志上看到，说胡星妈胡茵梦为了怕猫生小猫，乃予阉割，猫从高楼跳下，自杀身死，我见此消息，心中惨沮，不乐终日。这只猫店笼中猫，极为通灵，我常对它开玩笑说：“要不是我把你救出来，你恐怕还在监狱里！”它若有所悟。它的离去，使我想起金露华电影中那只猫的离去，使我颇为感伤。胡茵梦那么迷信，我想她如看过爱伦坡写神秘人猫恩仇的《黑猫》（The Black Cat）短篇，一定若有所悟了。

口诛　（1993—五十八岁至今）

我本像一颗钻石，是多面发光的人物，可是由于环境的打压，我的光环被单一了，被小化了。例如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写文章的高手，却不知道我在许多方面都是高手，我的本领，不止于写文章这一单项，其他单项，我的表现，也像写文章一样优异。其中口才一项，就不为一般人所知。事实上，我是极会讲话的人，谈吐幽默、反应快速、头脑灵活，片言可以解纷，当然也可以兴风作浪。我往往觉得：我的口才，其实比我的文章更动人。对听众不幸的是，我这一方面的光环，一路被打压了。以演讲为例，不论在陆军步兵学校受预官训练时，或是在十七师做预官排长时，我的演讲，都在掌声雷动时被“长官”即时打压；退伍后，台大学生陈宏正他们请我演讲，台大校方甚至把场地锁门。1965年5月4日，我给尚勤信中有这么一段：

这几个月来，台大学生请我演说，被校方驳回的，据我所知，至少有四次。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天，文学院原订今晚请我演说五四运动，结果被驳回，理由是殷海光、李敖两人不准在台大演说。上次（3月26号），法学院用“偷关漏税”的方法，不先登记，请我演说《傅斯年与胡适》，听众挤得人山人海，结果在我未到前，突被校方勒令解散！

从这一处境看，我“被封嘴”的情况，有甚于“被封笔”者。这一“被封嘴”情况，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稍有转机。首先是“清华大学”请我演讲，我讲了《清华生与死》，后来各大学陆续请我，也不乏打压之处，例如我在师范大学讲《师大新与旧》，就遭到国民党党棍谢瑞智等的干预；我在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也有类似情形，只不过党棍换成神棍而已。到了1989年4月，我来台湾四十周年，由苏荣泉纠合多家出版社联合主办“李敖来台四十周年纪念演讲会”，施性忠主持，才算有了一次校园以外的公开演讲，不过在场地上还是被打压了——理想的场地都不给租，只租到狭小的耕莘文教院，结果人山人海，场外的人比场内的还多，连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演讲广告上登：

残山剩水我独行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李敖在这个岛上，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应邀演讲，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

演讲过后现场签名卖书，价值五十万的书一卖而空。我签名时，黄菊文特别请来便衣“保镖”暗中保护我。菊文是我们发行党外书刊时的第一线总司令，与警总周旋，为功至伟。那天是1989年4月14日，多年不见的难友刁德善、李国龙等也来了。多年不见的台大法学院老学长黄奠华也来了。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台大时带我们参观过台北监狱，我一直记得他。

演讲过后，苏荣泉把它做成《四十年目睹怪现状》录影带、录音带发售，颇受欢迎。我在《林治平先生来信书后》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林治平先生信中又说：“那天本欲邀我弟一道去，但13日他至日本谈生意，后来我给了他您演讲的录音带，他也说：看您的文章，不如听您的声音。”

四十年来，由于国民党封锁我演讲的机会和教书的机会，使我在“逞口舌之利”上，大受限制，所以我的演讲，根本没有练习，没有经验，一旦演讲，我只能搬出和扩大我日常的谈吐——主导式的令“群胡同笑、四座并欢”的谈吐，应场而已。我的音调太高，说话太快，好处在提神醒脑，不像蒋氏父子演讲那样“慢动作电影”；坏处是常常使听众跟不上，不但跟不上我快速跳跃的思路，甚至来不及鼓掌叫好。老友潘毓刚教授从美国打电话来，说看了我的演讲录影带，发现鼓掌为什么那么少？我说：第一，我使听众快速跟着我跑，不给他们间歇的机会，他们来不及鼓掌了；第二，我的听众一半是仇人，他们不丢番茄就不容易啦，你还要他们鼓掌？潘毓刚听了，为之失笑。林治平先生的弟弟说看我的文章不如听我的演讲，我认为他是真能发现我有这方面天才的人。在演讲上，我的博学与机智会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现，那种气氛与效果，在我文章中是看不出来的。

在“明白而立即”的表现上，我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演讲，一听众义正词严质问我：“你来台湾四十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是什么心态？”我“明白而立即”地回答说：“我的心态，跟你们来台湾四百年还不会说高山族的话同一心态。”还有一次，听众纷纷以纸条递上讲台，问我问题，我有问必答、条条不漏，突然中一纸条，上写“王八蛋”三字，别无其他。我“明白而立即”举纸条面向听众说：“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我这类机智，不单表现在演讲会上，私下里也能片言解纷，化窘为夷。

由于“被封嘴”的情况渐入佳境，各路人马请我演讲的也此起彼落，其中以吕学海的“社会大学”最有计划。有一次他请我在太平洋崇光百货顶楼演讲，一个东吴大学法律系学生黄宏成去听了，听后大为感动，觉得这么优秀的李先生，我们东吴大学真该请他来执教，由于黄宏成有无人可及的锲而不舍的本事，最后竟被他一手促成。此中经过，他有回忆如下：

我打从高中开始就是李敖丛书的死忠读者，我的好友阮登科知道我很佩服李敖，于是介绍我去听一场在太平洋崇光百货所举行的敖之先生的讲演，在听完李先生那精彩的讲演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和李先生认识，于是我使出所有的看家本领来“对付”李先生，我凭着“死缠烂打”“厚脸皮”的精神向李先生纠缠不清，又复以“缘随愿生”的箴言自勉，在经历一番“坎坷”的际遇后，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能渐渐赢得李先生对我的信赖，并进而建立起相当的友谊。

在此同时，鲍斯威尔所写的《约翰生传》带给我莫大的感动与鼓舞，乃将李先生比拟成约翰生博士，而以鲍斯威尔自勉，我经常为李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折服，我和李先生交往认识愈深，愈是为他所受的际遇感到不平，我不懂，野有遗贤，何以不察？国有将才，何以不举？我觉得忽视人才，就是埋没人才，我年纪虽轻，能力有限，可是如果透过校长的关系，或许能缔造出一个为国举才的机缘，那也未必可知。我实在不宜妄自菲薄，看轻自己，于是想请李先生任教于东吴的想法雏形乃慢慢就此形成。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如果能由孝慈校长主动出面聘请敖之先生到东吴来任教的话，是一件再合适不过的事。于公，章太炎、傅正二公曾任教于东吴，李敖之于东吴，有前例可循，任教一事，似无不可；于私，李先生和校长“两家渊源”很“久远”，由孝慈校长出面请李先生任教一事寓有很深的含义。

一旦想法确定以后，我们就分两方面去进行这件事，一方面是促成校长与李先生的会晤，另一方面是肥皂箱社的成立。有时候夹在两个大人物之间做穿针引线的工作，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基本上，我们的性质有点儿像介绍人，又有点像媒婆，如果要让双方一拍即合，甚至是情投意合的话，那是需要下一番功夫，花一番脑筋的。首先，我们必须让双方达成一致的共识与焦点——会晤的共识与晤谈的焦点，因为，有了会晤的共识，才会有晤谈的焦点；有了晤谈的焦点，才有任教的可能，所以我们诚挚地希望，双方彼此要都赢了里子，也都赢了面子才好。

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求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一个偶然机会里，我突然主动地问李先生说：“李先生，如果章校长来见您的话，您会不会给他难堪啊？”李先生笑着回答说：“他来了是我的客人，我怎么会给他难堪呢？”听完李先生这类似“保证书”似的回答，我暗自窃喜，似乎看到了二人会晤的远景，李章会谈已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在孝慈校长的身上，透过许多的聊天机会，我们经常向校长谈起敖之先生，觉得李先生很有才华，可惜一直被埋没了，

如果东吴有机会请李先生来学校教书的话，那不是很好吗？刚开始几次，校长总是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说：“再研究、再研究。”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堆李敖先生的著作，让李敖的作品自己说话，当我们拿给校长李敖最新作品——《北京法源寺》时，他终于忍不住告诉我们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李敖的书对我影响很深，很多李敖写的书我都有。”可是当我们进一步建议他和李先生做个朋友，大家认识一下的时候，他又开始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看着我们，那时我们想校长可能有不便之处，所以也没好再问下去，可是当他看完《北京法源寺》一书时，他曾对我们说：“《北京法源寺》写得真好！真是一本才子之书，李敖真是有才气！”当时校长对《北京法源寺》一书及李先生的评价由此可见一斑。

在1993年3月上旬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我看见校长自商学院大门步出，由于校长手中没有拿伞，所以冒着风雨向法学院走去，我一瞧见校长淋雨，就赶紧跑到校长身旁为他打伞，校长见我为他打伞露出会心的一笑，我当时觉得机不可失，于是笑着向校长报告说：“校长，我们找个机会认识认识李先生吧！校长和李先生见面，就是李先生的客人，李先生是绝不会令校长难堪的。校长，我是您的学生，您要信得过我呀！”校长胸有成竹地说：“李先生是位明理的读书人，怎么会给我难堪呢？其实我非常非常尊敬他，你就先帮我约个时间，再请秘书联络我好了。”我听了校长这么爽快的回答，连跑带叫地跑了篮球场一圈，看到校长礼贤下士的气度，想到章李会谈的成功，心中真是欣喜若狂，无限欢乐。

校长和李先生二人单独会面的时间是约在3月26日，地点是约在敦化南路上的金兰大厦，校长准备一套婴儿服及小朋友玩的画板，送给李先生的儿子当作见面礼，李先生则以《北京法源寺》一书回送给校长，并于书中题了一首诗给校长，这首诗这样写着：

台海一岛，法海真源，

我与孝慈，走过从前。

当我将二人送作堆时，曾询问双方是否可以照张相留做纪念，结果校长答以不方便而作罢。如今校长卧病在床，没能将他们二人留下一帧可供回忆的照片，是我们一直感到遗憾的事。当晚校长请李先生到胡须张吃卤肉饭，事后他们两人都告诉我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聚会，由于这次聚会的成功，使我们信心大增，相信敖之先生任教于东吴已指日可待。

在这段期间，石齐平老师、肥皂箱社的许多同学，像陈敬介、阮登科、齐祖燮、邱惠婷、邱惠敏、张淑贞、洪淑蕊……都给我们莫大的帮忙与鼓励。而李先生也曾受我们之邀莅临东吴来演讲，在演讲期间也到过校长办公室聊聊天，回拜校长，并曾送了一幅章太炎的字给校长，以示对校长来访的答谢。

于是这件“偶然”的事件，就在校长礼贤下士，敖之先生枉自委曲，以及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横冲直撞下完成了。

早在1988年8月28日，因报上传说章孝慈以大学教授之尊，热衷起实际政治，我在《世界论坛报》写了一篇短文——《给章孝慈上一课》，文章最后说：

二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章孝慈也许以为他出来搞政治，可以得乃父之余荫，但是他该知道，与其得先人之余荫，不如自己在一旁纳凉。当年袁世凯身败名裂而死，他的儿子袁克文鬻文卖字为活，寄情于昆曲山水，培养家中的书卷气，最后他家老三袁家骝与媳妇吴健雄都成为物理学家。这种光宗耀祖，岂不比搞实际政治更多收获？足见终老学术，才是上智，愿章孝慈勉之。

四年后（1993年3月26日）章孝慈到我家，首先谈到他当时读了我给他上一课，就想结识我，因故未果。四年后有缘拜会，得偿夙愿。他来拜会后，在4月2日《中国时报》上自己发出信息说：

我最近和李敖聊天，他问我敢不敢聘他到东吴授课，坦白说我正慎重考虑，很多人讨厌李敖是印象式的反对，没注意其论著资料的丰富和架构的严谨。大学就要容纳各种声音，我在当法学院长时，自由派的李鸿禧、蔡墩铭、林山田和最保守的大法官，都被我聘请来授课。院内各路学派都有，让学生自由选择，大学文化也就丰盈了。后来我转任教务长，他们一个个离开，我现在想来都觉可惜。

到了6月7日，章孝慈请我在福华大饭店早餐，敲定我去东吴；十九天后，来了“东吴大学聘书”，“兹敦聘李敖先生为本大学兼任特聘教师”，我在6月底寄回“应聘书”，接着是填各种表格，表格中“著作栏”中我填的是“不胜枚举”。“若干老师反映班级人数过多，影响教学品质，故调查各老师对班级人数设限之意愿”栏中，我填的是“教得好不怕学生多”。就这样，我去了东吴。

去东吴前，在5月4日，我在校本部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如何反对章孝慈》，学生们贴海报，一路从校园里贴到校门外。这一演讲，算是一场“下马威”；9月21日，我上课那天，教室内外也形成挤挤挤挤场面，我在头一堂课先花许多时间骂章孝慈的爷爷，骂章孝慈的爸爸，然后才进入正题。海内外舆论报道我上课盛况，当晚“中国电视公司”也播出了。

9月21日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如下：

到东吴大学教书　自嘲这是十余年来的第一份正式职业

李敖笑称章孝慈“引狼入室”

【本报系记者简余晏专访】“蒋介石、蒋经国对我的政策是放虎归山，章孝慈则是引狼入室。”时常撰文批评“蒋家”，且曾因政治主张入狱十年的作家李敖，受蒋家第三代现任私立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之邀，今天开始在东吴大学历史系教书。李敖表示虽然与章有所交情，在上课时如果谈到必须批评蒋家的内容，李敖强调：“一句话都不会饶他。”

李敖表示，这是近十余年来他的第一份正式职业，以前没想到有人敢聘他到大学教书，更有趣的是：出面“三顾茅庐”的还是身份特殊的东吴校长章孝慈。他表示，年届五十八岁，许多同年龄的人都快从大学教职退休了，他才进大学教书，心里觉得怪怪的……

李敖说，很佩服章孝慈的胆量和度量。例如他形容章孝慈是“歹竹出好笋”，而且打比喻说，秦桧的曾孙秦钜也是抗金而死的好臣。听到李敖这番形容，章孝慈只反问：究竟指谁为秦桧呢？然后一笑置之。此外，李敖担心聘他任教会遭刁难，章孝慈也坦白相告：让李敖进来教书后，未来的麻烦可多呢。

当时台湾《联台报》标题《李敖东吴开讲座无虚席没准备特殊内容但见流利口才》；《民众日报》标题《“失业”十年后获教职天马行空畅谈古今李敖“忘我”爬上讲桌授课》；《新新闻周刊》标题《蒋家第三代聘请“骂蒋”专家李敖教书》……各有奇趣。章孝慈本人，对聘李敖到东吴，更是得意之举，早在9月16日的美国《侨报》上，就标题出《章孝慈聘李敖任教决建东吴为具人文精神大学》，可见章孝慈心中的人文精神大学与李敖之来，不无关联。这在10月1日香港《开放》杂志刊出《批蒋作家李敖东吴开课——蒋家后人章孝慈引狼入室》一文中说得更明白：

章孝慈指出，未来东吴大学将以发扬人文精神为办学宗旨，绝不让政治和商业干扰校园。章孝慈说，也许这种人文风气好几代才能扎根，但是第一步就是从聘请李敖做起。

可见李敖在章孝慈眼中的地位。1994年5月23日美国《世界日报》刊出《章孝慈洛城谈身世成长与东吴大学》，进一步看到他的得意：

在“兼容并蓄”上，东吴大学最近聘请李敖担任该校历史系的特聘教师一事，充分说明了章孝慈一再强调的“包容性强，大学才会活泼”观念。也是其追求东吴“作风保守、学风自由”的具体做法。

谈起邀请李敖至东吴执教的经过，章孝慈也忍不住面露微笑。他说，当初是一位学生，向他推荐请李敖来东吴执教，他听了学生的陈述理由后，觉得颇有道理，就至李敖家登门拜访，长谈数小时后，宾主欢畅，章孝慈也提出请李敖执教的请求。

章孝慈说，结果李敖在东吴大学历史系开课，其教法大受学生欢迎，原预定上课地点只是能容纳五六十人的普通教室，后来换到大教室，依然挤得满满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章孝慈自美返台后，8月15日在华视演讲会上播出《大学教育之精神内涵》，特别指出：

在去年，我们聘请了李敖，李先生到学校来任教，有很多的报道满关心的，说东吴大学怎么聘李敖呢？李敖是备受争议的一个作家，有人说他是个疯狗，有人说他是个流氓，有人说他是个打手，有人说他是个天才，各种说法都有。我们很单纯，我们认为任何角度的学者都可以在东吴发展一个看法、一个见解，因为这是一个自由市场，能不能被接受，就须经过所谓的市场检验，这是一个最客观的环境，而不是某些人来认定是好、是坏。让他有机会在学校里、在大学里，把你的学术见解提出来，如果你真的是被大家所无法接受，可能的结果是没有人选课嘛！我们常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向各位报告，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个老师好，哪个老师不好，他们清清楚楚的，你教的东西有没有内容，他们也是清清楚楚的。让李敖先生到东吴来，赞成他也好，不赞成他也好，那你在课堂上，在学术上和他讨论，让同学来做个选择，这是一所大学的学术生命，要延续、要发展，不可缺少的就是兼容并蓄。

这篇演讲后三个月（11月14日），章孝慈突在北京脑出血，从此陷入昏迷。12月13日，我写信给东吴历史系主任王庆琳，说：

前承素昧平生之东吴高材生黄宏成青眼建议，校长慧眼亲邀，复蒙吾兄大驾光临，竟使李敖在他人濒临退休之年，得进大学执教。对东吴言，足彰自由人文学风之光宠；对李敖言，终得有人识货之礼遇。“寒雨连江夜入吴”，每一念及，百味杂陈。近日校长一病如此，百味之外，益增苦涩，正思有以略尽心意之际，顷得系上转知东吴大学秘书室专函，云“各单位同仁之捐款，可委请专人统筹，齐一划拨入户”，特写此信，奉报三点：

一、自执教以还，每月薪资，皆由校方直汇我在邮局专户，我一直原封未动，早拟退还，为恐校长怪我矫情，故暂置之。于今累积至新台币六万三千二百五十五元，我特全部提出，再照数加捐一倍，共计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元，随信附上，敬请查收。

二、今后每月薪资，累积到学期终了，我会继续比照办理，加倍奉还。

三、我正筹办一李敖私人收藏拍卖会，如果成功，对校长自可多金多助。深感校长与吾兄相知之情，特陈心意，聊报一二……

我筹办的拍卖会，陈中雄介绍由傅家艺术公司白省三主持，1995年3月5日在新光美术馆举行，结果极为成功。4月5日，《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道：

为章孝慈筹款拍卖所得完成分配

李敖捐七百万元给东吴大学

【黄富美·台北】喧腾一时的“为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筹款”拍卖会活动昨日画下完美句点。提供收藏品义卖的作家李敖昨日公布拍卖所得分配，当场捐出七百万元予东吴大学，及个人八十三年度（1994）教学薪资的二倍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元，由当初向章孝慈力荐聘请李敖任教的东吴法律系学生黄宏成代表接受，另四百九十六万九千元李敖将另行斟酌移做雏妓救援，促进二二八族群融合及子女教育基金。

李敖表示，“拍卖会成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反而是大众力量有以致之。这方面他首先要感谢二十九位买主的大力襄赞，尤其买了国父墨宝的张慈让先生，他不但花了三百二十万买字，还当场捐出一百万元帮助章校长，听说事后有人出六百万元请他割爱，他都不肯，真是义行可风。会计师黄秋雄买字之外，又捐出五十万，也让人感佩。”总计这次拍卖所得落槌价共一千一百零二万元，加上另外捐赠的一百五十万元，并扣除拍卖公司手续费五十五万一千元，总计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九千元。

李敖依当初约定，把它分成五项用途，其中七百万捐给东吴，由东吴自行决定在章孝慈医疗基金、兴建女生宿舍、章孝慈人文精神教育理念推广上的分配比例。另四十九万六千九百元，李敖则决定自行调配用作雏妓救援、二二八族群融合及子女教育基金。李敖并当场致赠书帖予张慈让、黄秋雄两位先生，表达个人敬意。张慈让稍后并表示，在国父墨宝风波告一段落后，他会把该幅字捐给政府单位。

《中央日报》未便报道的，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我在4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宣布捐给章孝慈七百万的同时，还发表了我与汪荣祖合写的《蒋介石评传》。我即席说：“今天是蒋介石死后二十年的日子，别人把他做的坏事忘记了，可是我没忘记，所以二十年后，还由汪荣祖教授同我合写这部评传鞭尸他——刚才捐出的七百万，证明我李敖多么爱蒋介石的孙子；现在发表的这部书，证明我李敖多么恨章孝慈的爷爷。我李敖的恩怨分明，在他们祖孙二人身上，正好做了既强烈又鲜明的对比！”

章孝慈在1996年2月24日死去，我隔天即写一信给他双胞胎哥哥，全信如下：

孝严先生：

几个月前你的电话，我至今未回，你当然不会以“无礼”论断此事。

昨天《联合晚报》发出“李敖建议把孝慈葬在东吴”的新闻，我已请东吴学生黄宏成（就是向孝慈建议东吴应请李敖来校的那位学生）向校方转达，如校方由于官僚作风搪塞，我建议归葬桂林，长眠于令堂之侧。盼你不基于政治考虑，婉商此议于申德夫人。并请转告：火葬才是真佛教徒的作风，此有史迹可考。若以巨金市墓地，绝对是下策，务请三思。我生平不参加婚丧喜庆。申德夫人处，请代致意。此请

双安

李敖　1996年2月26日清早

我的建议未蒙章孝严这个小官僚采纳，章孝慈最后由“星云大师亲自主持诵经仪式”后，“安葬于三芝乡白沙湾安乐园”。从他卧病到死亡，我都没去看他——我用我的方式，怀念了这位小我六岁的朋友。

我在东吴教书期间，留有一信致章孝慈：

孝慈兄：

昨天下课回来，得知吾兄亲邀参加东吴音乐会，我歉不能去，有愧雅意。今早复电，适吾兄外出，特请秘书小姐代达，想蒙鉴及。

日前周玉蔻向我描述吾兄桂林行，听来令人动容。这位女士上穷碧落下黄泉，不遗余力，可惜史学方法训练稍差，故所作流为“报道文学”。

静宜大学受吾兄感召，亦以邀请信及聘书前来，我最后谢绝了。

吾兄大手笔请李敖来东吴，岛上报章所刊已多，海外报章亦复不少。就海外友人剪寄者影印附上，聊供一笑，最有趣的是《东方新闻报》说李敖“言行如禽兽”一段：

言行如禽兽

当然，我并非在此指责章孝慈恩怨不分、是非不明，他能够放开胸襟、容忍异己、忘记怨仇，固然可博得君子坦荡荡的赞赏，但过分迁就类似李敖这种人，除了给人有欺善怕恶的印象外，还给人有颟顸的感觉。对章孝慈及他先辈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

正如李敖自己所说，章孝慈请他教书，正是引狼入室。

足见吾兄不辨禽兽，去孟子诛杨墨远矣！

台大近日调查哲学系事件，我有一信给陈维昭，副本附上，可见我火气之盛。

来到东吴，独步后山、独遁书库，山林与学术之乐，他人不知也。独乐之时，心想大江东去，垂老入吴，此皆章孝慈破格“引狼”之功，如不被解聘，此生或将终老于斯。窃笑之下，不禁神驰。此问

孝慈校长大好

李敖1993年10月27日

黄宏成下周去服兵役，一年后回。

章孝慈收信后还不死心，又来电话亲邀，我还是拒绝了。我不参加音乐会的真正理由是我不去“中正纪念堂”，但我不愿伤他心，故不说理由，这是我为人又守原则又细心之处。一如章孝慈到我家来，我事先请我母亲到街上去玩一样——为了他自幼失母，我不愿他看到我家有老母，以免使他看了难过。我愈老愈不好交友，但一旦成为我朋友，我总是很古典很旧式地与朋友交，我也欣赏“深情哪比旧时浓”的那种年长于我的老派作风。我的好友施珂大哥、陈兆基、江述凡、亓丰瑜等等，都属此类。我的同乡吉垦老哥更是老派之尤，老友韩昭先也同属此类。李世振常常向人说：“你们别以为李敖是个‘新家伙’，从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比我们还多的‘旧道德’！”我觉得李士振的观察角度，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角度。我在东吴上课，旁听的张泉增，海军上校退伍，好学不倦，向我执“旧道德”的弟子礼，我说：“泉增兄你跟我同岁，不要这样称呼”，他坚持不肯，老派得令人赞叹。我久更忧患，曾声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乃有感而发也。有一次在程国强家与张光锦会面，光锦抱怨说：“我们是一中最好的朋友，你为什么二三十年不见人？”我说：“光锦呀，我上次见你，你是少校；现在你是中将。我这问题人物若见你见多了，你还升得了中将吗？”章孝慈算是我的新朋友——“三顿饭的朋友”（即他请我吃了两顿，叶明勋与人为善，为贺孝慈与我的东吴之缘，请大家吃了一顿），两人并无深交，但他有胆量和度量，还有超人的眼光，请没人敢请的李敖到东吴，使我得以展开笔伐以外的口诛大业，在他不幸因公殉“植”（植物人）之际，捐之以款、援之以手，岂不正是侠骨柔情者所应为的么？相对的，以章孝慈朋友自怀的秦孝仪，没看到他捐过一块钱，反倒出来搅局，信口雌黄拍卖物品的真伪，这种货色，自然被我一状告到法庭。为了他捏造历史败坏学风，我特别以论文加以纠正，拟刊东吴历史学报，系主任王庆琳同意我原文照登于先，却又要求我删除批秦文字于后，被我拒绝。我一方面抽回论文，一方面向系中老师们问卷调查，1995年2月13日，我写给他们每一位说：

东吴大学本有它声援言论自由的历史学风，这由“《苏报》案”前国学大师章太炎能被东吴请来讲学可以为证。虽然这一学风，几十年来被国民党消灭已尽。章校长请李敖来东吴，从不讳言以李敖为样板，用心至明。如今竟发生为蒋介石徒子徒孙秦孝仪大布禁网，钳制“宪法”第11条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这真是东吴大学的耻辱，东吴大学历史系的耻辱，也是整天以“直笔”教学生且以“直笔”自勉的历史系老师的耻辱！

为免系中老师同受不白，我特写此信，挂号寄上，讲求就有否介入“删除李敖批评秦孝仪一段”之事惠赐回件，以便统计，公布大名。届时介入者可显其光明正大、敢作敢当；未介入者可证其事不关己、一清二白。这样问卷，谅蒙首肯。

问卷于2月底截止，结果如下：蒋武雄、林慈淑、何宛倩、黄兆强、关玲玲、刘静贞、李念萱、王芝芝、廖伯源、周健、张炎宪、詹素娟、张中训十三位皆勇于签名表示“并未介入”或“反对删除”，而蔡学海、俞雨娣、甘怀真、胡菱兰、何永成、刘家驹、蔡攻芬、翁同文、陈清香九位直到截止后二日犹未回件。回件中只王庆琳一人赞成删除。是谁目无“宪法”第11条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自毁立场，甘心护航秦孝仪，自此呼之欲出。

这一事件加上章孝慈之死等原因，使我对执教东吴有意兴阑珊之感。我决定任教满三年后，就告一段落。1996年3月21日，我阴历生日前两天，新任系主任黄兆强以卡片前来，向我祝寿：

李敖教授吾兄：

感谢你历年来对东吴的厚爱，更感谢您不辞辛劳，教育历史系的学子。兹趁吾兄生辰之际，敬献上薄片，聊表祝贺，并致感谢之意。

晚　黄兆强　1996年3月21日

我在向他道谢之时，就顺便告诉他我在学期终了后不再教书了。1996年5月21日，我在东吴上完最后一课。东吴三年，发现其他方面优异的有之，但有治学潜力的学生不多，陈正凡（陈复）、陈敬介较出色。倒是旁听的学生好学有成：王裕民、陈境圳都有很好的治学潜力。其他张琳、郑国洋、林祥福、陈奎翰、黄玉娟、庄惠雯等也都使我印象深刻。

章孝慈请我去东吴时，海内外新闻媒体颇多报道。1993年10月1日，《联合晚报》有记者黄靖雅的《孤独的狼重新啸傲江湖？》一篇，文题最令人侧目。同月21日，吉隆坡《南洋商报》改题《李敖重新啸傲江湖？》刊出。大体说来，我到东吴后，文字之业减少了，声音之业增多了，也就是从幕后的笔伐时期进入前台的口诛时期了。在口诛时期啸傲江湖，已经变成我一生的主调。口诛要讲台，东吴的讲台是闭路的，若论开放的讲台，则非电视莫属。而电视最初掌握在国民党台视、中视、华视三台手中，偶有邀请，所谈局限饮食男女，无从一抒怀抱。直到解严后，媒体稍加开放，三台以外的有线业者才有一点生存空间，在群雄并起，形成“五胡十六国”局面里，才有一点李敖的啸傲空间。电视界老手杨楚光首先判定：“李敖个人秀”绝对有它的可能性。后来TVBS邱复生约我试录，试录以后，他大概吃不消我对国民党当道的批评，而这种当道，正是他刻意交好的对象，所以计划就吹了。台大老同学陈安澜约我做了一阵批蒋介石的录影带，但传播方式限于“跑带子”，结果有疾而终。1995年春天，真相新闻网的周荃约我吃饭，谈“李敖个人秀”的可能性；到了夏天，周荃又约来她的老师张煦华同我谈，张煦华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淡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和大众传播系主任的专家身份，也看好我这节目；到了冬天，经崔家瑞和董兹中（介强）同我商谈细节，做最后敲定。10月20日，由真相新闻网代表人即执行副总李昊瞳与我签约，当天约来记者们共餐观礼。但李昊瞳该打，签约后只给我一张支票。第二天一早，他就收到这样一封信：

昊瞳执座：

昨午承赏饭，快慰平生。依贵我双方合约第5条第2款，明订“其余费用”由“甲方开具”“期票”，既云“期票”，自系未到期之支票先行“开具”交付乙方之意，且据草约原议，亦属如此，此由崔姐、小董二位可证。昨天饭后，承蒙下周一开具交付，至感德便，幸勿遗忘。如有遗忘，乙方届时必然在进棚后忘尽所有台词，口中但喃喃以“还我支票”为念，或许举牌抗议，或许坐地耍赖，或许高呼“TVBS万岁”，虽不按第8条第9款告你们，但其恐怖有甚于告者。合作伊始，伏望贵我双方均守约定，则双方幸甚。昨午我即席说：“今晚TVBS请我上《台北夜未眠》现场节日，我一定插播我给真相新闻网《李敖笑傲江湖》广告。”果然我说话算话，昨晚播出，TVBS方面大吃一惊，向我抗议，我奚落他们小气八拉，他们始哑口无言。匆匆奉闻，即请

大安

李敖　1995年10月21日

照双方约定的重点是：

一、节目名称：《李敖笑傲江湖》。

二、播出时间：自1995年10月30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每日播出三十分钟，共二百六十集。

三、播出时段：每日22时至22时30分。

四、甲方（真相新闻网）如不得乙方（李敖）同意片面删改节目，乙方得要求甲方每集赔偿新台币叁拾万元。

五、乙方于合约期间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在其他电子媒体任何频道任何节目担任主持人。

六、唯乙方同意，除非甲方未履行支付乙方主持费用或删改乙方节目，乙方自不能以任何理由或任何原因向甲方提出告诉。

很明显，我剥夺了他们的删改权，取得了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除非他们不怕罚钱；相对的，他们剥夺了我的好讼权，取得了百分之百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结局可谓皆不满意但均可接受。

《李敖笑傲江湖》自开播后，立刻震惊岛内和海外，自人类发明电视以来，从没领教过节目是这样干法的——一世之雄、一手包办、一袭红衣、一成不变、一言九鼎、一座称善、一针见血、一厢情愿、一板三眼、一唱三叹……总之，任何认为一个人做不了的节目，都被我一个人做到了。这节目打破了并违反了电视制作原理，撇开一切动态与精致，单刀直入，以证据入眼，以口舌开心，开电视得未曾有之奇，说它乃千古一绝，也不为过。玩电视的专家邓育昆以六页长信给“敖哥”指摘这节目制作方面的失败，但掩不住对内容方面成功的欣喜。总之，这是电视开天辟地以来又一次的开天辟地，以博学、勇气、口才三结合，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今年旧历除夕，陈文茜打电话来聊天，说邱复生告诉她：“如李敖年轻一点，言论缓和一点，李敖将通吃所有谈话性节目，没人是对手。”我告诉陈文茜：“邱复生错了，我就这么老，就这么激烈，这足以通吃了。这位李登辉的朋友，站在商业观点，他一定后悔对我不守信了。”

《李敖笑傲江湖》播出一年后，又由周荃妹妹周菲出面，双方再续约一年。至今已播出近四百集，目前仍在继续中，被盗录的已远及美国等地，一般咸认这是唯一说真话揭真相的慓悍节目，天下只有李敖方能为之。这个节目的成功，使我的口诛时期进入新境界。我最感谢周荃的眼光与度量，她在那么艰苦的处境中，对外为我撑住自李登辉以下的各种压力，对内任我“客大欺行”，由她苦撑待变，她真了不起。传说真相新闻网是新党的电视台，完全不确。周氏姊妹以宽容的心胸维系真相与自由，与新党毫不相干。有观众写信说新党花大钱收买了我，这种观众既不了解新党，也不了解李敖，浑蛋极了。

《李敖笑傲江湖》的最大特色是：它不以空口骂人，而是以证据骂人。骂人威风所至，最后演变成不被李敖骂，就对李敖感激了；若被李敖捧一下，那就感激涕零了。陈文茜向我开玩笑说：“我们民进党不怕你骂而怕你得了老年痴呆症，你骂人凭证据，我们如该骂，被你凭证据骂了也就算了，不过你已建立起骂人的信用，一旦你老年痴呆了，不凭证据骂我们，甚至造我们谣，别人听了信以为真，我们就惨了。”——古话说“人无远见，必有近忧”，陈文茜有近见远忧如此，“惨”乎哉？不“惨”也！

前程　（1997—六十二岁以后）

以我在中国台湾岛上的特立独行，我早就知道我是“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的，在这种先见之明下，我如何自谋，如何自处，如何在小岛上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如何建立我的人生观、宇宙观、宗教观、国家观、爱情观、敌友观、金钱观、诉讼观、旅行观等等，也就别出心裁。

自来志士仁人，他们的苦恼都在面临一项选择。屈原见太卜郑詹尹，说：“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他把“疑”说了一大段，重点只是两句：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最后，屈原做了选择，他不肯“从俗富贵”，不肯“偷生”，走了与世俗相反的路线。三国的祢衡，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做了选择。他的选择是“宁正言不讳，以危身”的路线。他的路线是对的，至少在曹操，在刘表面前，你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他最后碰到了黄祖，黄祖是没有起码水准的老粗，结果把祢衡杀了。我不太觉得祢衡是有意找死，或是“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他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当然，这种作风，“上得山多终遇虎”，最后碰到了黄祖型的敌人，他也一死了之——正是孟子所谓的“患有所不辟也”！“患有所不辟”不是一定要死，而是有牺牲的危险也不躲避，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我在台湾的处境，就是如此。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这就是我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个原因。

我虽然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绝非暴虎冯河式的血气之勇，而是谋而后动的、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勇气、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我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富兰克林说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杆，跟我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像伏尔泰一样，我是有钱支撑的伟大文人，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穷困。每见有些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鄙视他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人？一个人行有余力，才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家伙而已。

当然，不自谋生计而有好友代劳，亦一佳事。当年马克思能够安心写作，乃得力于资本家恩格斯的资助。现在时代变了，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意中。这种身兼马恩的生涯，可说是我的不幸和特色，可惜我没有这样身怀巨资又深明大义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后二十多年，却很少见面，反倒经常通信。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且为他编全集，我如今自编《李敖大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的一例。恩格斯对马克思，真做到了养生送死，真能从大义上支持朋友。清朝学者崔述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师刻画，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国，也会如此。我李敖如果是恩格斯，也会对马克思如此。可惜眼前无人是马克思，我要找马克思，只能照镜子。

正因为我这马克思可以挺直腰杆，所以我“敢以率直表天真”，敢于痛斥伪善。1979年我复出后，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给我。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作“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三毛以外，还有金庸。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弃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而李敖能从挺直腰杆进入痛斥伪善层次，也是不容易的。

有的伪善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如果碰巧“来电”，也可以偶成正果。以我跟我的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教授为例。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虽是神父，却是“政治和尚”，他为国民党办《中央日报》，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脚上，以涉嫌“《中央日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被拉下马；到台湾后，马屁依旧，最后当上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我这里说马屁，并没有独责方豪的意思，到台湾来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不肯拍国民党马屁的，其实只有李敖等几个人而已，其他人都是两眼势利一身媚骨。这岛上知识分子已马屁成风，在这一点上，不是方豪独有的毛病）。至于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学术基础，但也不乏马屁之功。他显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风下当选的，至于投票前他奔走于学阀李济、沈刚伯之门，自然也就不足论了。据说方豪从小家里穷，他父亲在教堂打杂，就把他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人员，所以方豪做神父，并非自愿。因非自愿，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说：“我不要做神父呀！是我爸爸叫我干的！”这一据说，未必属实，但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少也有关系。他有一次同我和萧启庆等逛阳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谈他和侯榕生的事。说他在北京辅仁大学教书，没穿神父服装，第一天就被女学生侯榕生看中。侯榕生回家告诉母亲，有所计议。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装上课，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母亲大哭说：“妈呀，他是神父呀！”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后来在台湾，侯榕生告诉他的。侯榕生在台湾和他重逢，余情不断，还写过一篇《破碎的圣母像》，就是写他的。言下不胜得意。

方豪从十一岁就进修道院，他这一辈子，总受了不少天主教的窝囊气，他在台大，办天主教大专同学会，最后被耶稣会抢去，他气得要死，被逼离开了古亭教堂，他在沟子口又经营了一座。我去沟子口看他新居，发现颇为豪华，我说你可真有钱，他说：“你不知道教会里多残忍！神父不自己设法，老子病了也没人理，教会是不管我们的！所以一定得有点准备。”我说你在教堂里整天证婚、办丧事，大概存了不少“奉献”的钱，教堂又免税，你们神职人员弄钱可能更有办法。他说他没有钱，因为他在天主教里受排挤。我说你学术地位这么高，在天主教里却不过一神父耳，未免太不公平。他说他是土神父，当然吃不开。我听了，会心而笑。天主教是洋教，想在天主教里走红，必须走国际路线。国际路线走得通，虽然学问“不修边幅”（这是于斌自己说的），也照样尸居高位，于斌、罗光等皆是也。在这种处境下，方豪当然难免有一股怨气。表达怨气的方法中，口诛他是不敢的，但是笔伐——匿名的笔伐——听说他就伺机干过，他匿名写过攻击于斌的文章被查到，写悔过书了事。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闻天地》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湾挤挤挤挤》，里面骂到吴相湘，也骂到我。吴相湘阅后大怒，间接质问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地》负责人）是谁写的，卜少夫说是方豪，吴相湘跑去大骂方豪一顿，然后告诉我，叫我也去骂他。我说：“方先生是我老师，让他骂骂算了。”吴相湘说：“这些洋和尚太可恶！”我说：“你吴老师信了洋和尚的天主教，不看洋和尚面也看玛利亚面吧！”

那时我在文星推动现代化，其中项目之一是扒粪运动——扒高等教育的粪。1963年11月1日，我在《文星》第七十三期发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首开先河，先攻击台大；1964年5月1日，转向辅大，第七十九期刊出孙智燊透露、孟祥柯（孟绝子）执笔的《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高潮迭起。刊出后，我同方豪吃饭，兜他写点辅大的文章，因为我相信他近水楼台，一定有内幕文件。方豪听了，义正词严地正告我：“我是神父，我怎么可以这么做？”我说：“台湾好挤——啊！”我故意拉长了“挤”字的声音，方豪顿时面色大变。我说：“一、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二、我和你一起写，文章也有我写的部分；三、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我又说，“老师想想看：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乞丐赶庙公’，把台湾的地方教会都给夺了权，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教会这样黑暗，这种黑暗，又侵蚀到高等教育里，老师怎可以不说话？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做好人是不够的，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所谓奋斗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向恶势力作战，向腐败和愚昧作战，向老朽和开倒车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浑蛋作战。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不会关着门埋怨，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今天我劝老师写点东西，目的也无非在此。”方豪听了我的话，终于心动，他同意写一篇，不过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文章底稿最后要还他，我笑了一下，同意了。文章果然来了，标题是《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我把它加进我写的部分后，以“沈沉”的名字，发表在1964年9月1日的《文星》第八十三期上。这篇文章一出，无异把一颗原子弹丢在天主教头上。田耕莘等立刻开紧急会议，追究教会内部文件怎么泄漏的，并追究作者是谁。与会人士不假思索，一致断定非方豪莫属，于是立刻把方豪找来，由田耕莘亲自审问。方豪死不肯招。田耕莘要他在圣母面前跪下发誓，方豪扑身便倒、脱誓而出，仍旧矢口否认。田耕莘大骂他发假誓，方豪被逼无法，心生一计，说请到《文星》去查，如能证明是我写的，我就甘服。田耕莘认为有理，就决定派人去查。但《文星》有李敖在，李敖是何等慓悍的人，岂是易与之辈？于是商量一阵，决定派徐熙光神父来“挂铜铃”。徐神父透过一位认识我的朋友先打招呼，然后就单独到我家里来。

写到这里，先要插播方豪。方豪自从在田耕莘那边虎口余生后，落荒而走，气急败坏找到我。我安慰他说：“我不是有过保证给你吗？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你还怕什么？”他说：“我当然相信李敖最够朋友，只是这回我给吓坏了，特别来看看你，通知你他们会找你，你有个准备。此外，我还有个要求，希望你帮忙。我想请你在报上登个启事，声明一下这篇文章是你写的，与某神父无关，不知可不可以？”我说：“凡是对你有利的，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登启事可以，你说怎么写，你拟稿，我照发就是。”方豪大喜，立刻拟了稿子，并要求由他亲送《联合报》，我给他登报费，他不肯收，就这样的，《李敖启事》便上了《联合报》。

徐神父出现了，宾主坐定以后，他说：“李先生是干脆的人，我们打开天窗说话：教会方面，断定是方豪干的，方豪品行不端，我们不会错怪了他。不过，为了证据齐全，我们还是找到《文星》，请李先生开一证明，证明作者是谁。”我说：“不管作者是谁，《文星》没有义务答复你们。”他说：“当然没说义务不义务，只是来请你们答复。”我说：“请也不行。”他说：“教会方面表示，这篇文章已构成严重的诽谤，很多人主张要告《文星》，一告的话，作者是谁，就可以告出来了。”我说：“是可以告出来了，不过作者的名字叫李敖。”他说：“李先生说笑话，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是方豪写的。”我说：“是我写的，方豪写不了这么好。”他说：“我们相信是李先生改过的、增补过的，不过起草的一定是方豪，李先生不会知道这么多教会的内幕。”我说：“只要你们告告看，你们就会惊讶我知道教会的内幕，远超过你们的想象！你可以转告田耕莘，我保证在你们告我的第二天，就公布闹同性恋的神父名单——包括你徐神父在内！”徐神父一听脸色大变，赶忙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李先生对我们全误会了。田枢机派我来，绝不是通知要告《文星》的，哪里会这样伤和气……相反，教会方面还准备送二十万元现金给《文星》资料室，不要收据。教会方面决意要清除神父的败类，所以无论如何要李先生帮忙。”我说：“二十万是大数目，可是你们看错了人。你请回去吧，告诉田耕莘，留着二十万，去买别人吧！李敖不卖，也不帮忙！并且顺便带一句：文章是我写的，可别罚到方豪，别冤枉了好人。方豪如受到教会的惩罚，我可不能沉默！”就这样，方豪安然过了关。辅仁大学大改组，头目周幼伟下台。周幼伟气得要死，印了一本小册子——《不得已而辩》大骂方豪，被田耕莘立刻下令收回，不许散发。周幼伟离开台湾，不久就气死了。

方豪惊魂甫定，同我秘密聚了一餐，夸奖我真够朋友，真是男子汉，说话算话。我笑着说：“你何必这样怕他们？让他们给你excommunication（破门律）算了，别做什么神父了，讨个老婆好过年吧！”方豪苦笑着说：“不行啦！我太老了！我若给逐出教会，就身败名裂，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我太老了！我没有时间和勇气去挣扎了！”我说：“无论如何，你总算做了一次奋斗的好人，而不是什么也不做的好人。”他说：“我再也不要做奋斗的好人了！我还是做什么也不做的好人吧！跟你一起奋斗，吓死人了！”我大笑。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有点醉了。方豪的脸形在我眼里有了变化，好像忽短忽长，像一条橡皮筋。酒醒后我想起：物理学上，橡皮筋在拉长时候，实际是受到了压挤，受到了挤挤挤挤，温度就升高了。所谓好人，又何尝不这样呢？好人其实是最胆小的、懦种的、偷懒的、伪君子的、逃避现实的、害怕坏人的、什么也不做的，只会独善其身不会兼善天下的。好人只会消极做好人，不会积极做好事。所以，好人其实是很不发热的。如果把好人当成橡皮筋，把它压挤，把它挤挤挤挤，它的温度便会升高。可见我们这些“善霸”，这些李敖之流，有一个大用处，就是可以使好人做好事，可以诱好人做好事、可以逼好人做好事。由于我们的深藏，他们才可以显露；由于我们的布施，他们才成就了功德。

方豪在这一事件没爆发以后，开始扶摇直上，1969年做政大文理学院院长，1974年当“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年当“名誉主教”加“蒙席”衔，1978年率团去香港参加圣文生慈善年会并在海外讲学……成为德高望重的好人；我则开始江河日下，被国民党斗倒斗臭，后以叛乱罪判十年。那时方豪正在政大做文理学院院长，我从牢中写信去，请他代卖我的部分藏书，钱给我母亲。他同意了。不料书派人送过去，他又反悔。我大怒，写信大骂他，并威胁出狱后要公布“沈沉之事”。他怕了，写信来说书虽无法代卖，但鉴于我乃孝子，愿每月付我母亲三千元，直到我出狱为止，我同意了。他果然守信寄来，我心中感谢，可是嘴巴不能软，一软他又会耍赖了。如今方豪早已魂归天国，我怀念他，觉得真的方豪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神职的、公开的；一个是超凡的、人性的、秘密的。做了他多年的学生，我自信我能探入他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那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一面。我不愿让这一面的方豪死后埋没，我若不写，方豪就真死得太渺小了。

方豪的例子，证实了好人需要“善霸”逼他做好事，好人多是伪君子，如果云龙契合，伪君子也会做出好事。我这种态度，才真真是“与人为善”。非但伪君子如此，甚至真小人真坏人也可以适时打造。我生平不怕同王八蛋合作，如果你厉害，使王八蛋无法施展他王八蛋那一面，他可能就变成一次好人，做出一次好事，《法门寺》中的宦官刘瑾，就是一例。

方豪事件的另一余波是，徐熙光神父后来也跟我熟识了。他后来跟一家书店有财务纠纷，但对方有黑道势力，他盼我帮忙讨债。那时我正被警备总部二十四小时派人跟踪软禁，我想黑道最怕警总，我大可借力使力、以毒攻毒，就答应了。讨债之日，对方果然有流氓现身，俨然武士刀出鞘模样，我手一招，跟踪在我背后的警总人员宣凤林等立刻上前，亮出身份，大喝：“你们有话跟李先生好好说，我们是‘保护’李先生的，你们乱来，就抓去管训！”吓得流氓鼠窜而去，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与徐熙光音讯不通二十多年后，章孝慈请我去东吴，消息传出，台中静宜大学也闻风而至，以聘书相招，聘书署名：“校长徐熙光”。我为之一笑，谢绝了他。后来陆啸钊告诉我：徐熙光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做“善霸”，一生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必报，绝不“算了”。我常说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这种人是非不分明。我一生中，对三个忘恩负义的人，都予以教训，三人都被我“写书伺候”以代“大刑伺候”过。他们是柏杨、林正杰、彭明敏。我有恩于柏杨，他受难时大力救他，我自己后来坐牢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方恨我义助柏杨。他出狱后疑神疑鬼，怀疑我与他前妻有染，因此对我不由分说，径行恩将仇报。高信疆透露此事给我，我对柏杨这个可恶的国民党文人大为光火。我愤愤对信疆说：“柏杨也许可以怀疑我李敖的道德标准，但不可以怀疑我李敖的审美标准——柏杨的前妻很多人觉得很漂亮，但根本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我又愤愤说：“美女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去的人；明星是最后知道自己过气的人；王八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婆偷汉的人；但忘恩负义的王八却是最后咬定根本没偷他老婆的恩人而不放的人。”信疆一再劝慰我，我余怒未息，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拆穿柏杨，证明了这个国民党文人整天说别人丑陋，其实真正丑陋的，原来是他自己。至于林正杰，党外时代我有恩于他，我帮他第一本党外周刊——《前进》打天下，几十万稿费，一文不要，他因此有钱买了房子。后来他为了政治目的，竟勾结起连联考程度都不足的手下，和国民党情治人员联手造谣，诽谤起“李大哥”来，被我一面写书予以拆穿，一面告到法院判刑。十年以后，他为林洋港助选，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对过去的冒犯，他自知理亏，面有惭色。至于彭明敏，我在台湾人受欺压时代，曾为他仗义，因他坐牢。他自述那段与我罕为人知的患难交情后，曾经写道：“我受难期间，他（李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但是，二十多年后，在“台湾人出头天”后，他却出书删去了李敖，把“厚情和义侠”的外省人出了局。对如此忘恩负义之人，我写了一本《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拆穿他。或问如果时光倒流，我是不是还会帮助这三个人，我的答复是还会，因为当年对他们的义助，是基于打击国民党政府的不义，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恩将仇报，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写一本书拆穿拆穿了。

其实，对忘恩负义的朋友施以教训，对我只是小焉者也。我真正的主力，主要全锁定在敌人头上，在我不胜枚举的著作中，从《孙中山研究》到《蒋介石研究》，从《拆穿蒋介石》到《清算蒋介石》，从《国民党研究》到《民进党研究》，从《蒋经国研究》到《论定蒋经国》，从《共产党李登辉》到《李登辉的真面目》……这方面的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李世杰之于《调查局研究》《军法看守所九年》，曾心仪之于《孙立人研究》《孙案研究》，大风（潘君密）之于《新官场现形记》，沈醉之于《军统内幕》，程思远之于《政海秘辛》，唐德刚之于《李宗仁回忆录》，王小痴之于《三毛三部作》，司马既明（刘心皇）之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万亚刚之于《国共斗争的见闻》，宋希濂之于《鹰犬将军》，汪荣祖之于《章太炎研究》，谢聪敏之于《谈景美军法看守所》，谷正文之于《安全局机密文件》……种种努力，真可谓“无隐之不搜，无微之不续”，蒋家天下碰到我这种死对头，可真生无宁日，也死无宁日了。

口诛笔伐之外，打官司也是我特有的癖好之一。被我告过的人，官职从“总统”到“五院院长”，官衙从台北市政府到台中、高雄市政府，全都无所遁形，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立委”、国民党大特务、国民党市议员、国民党教授等等，无一不告。我如此惹起官非，事缘三十五年前我被国民党大员胡秋原告到国民党法院，从此便一路“过堂”“听审”“惊奇”“拍案”，高潮迭起，几无宁年。个人也由“被告”而“原告”，由“小民”而“刁民”，由“自卫”而“卫人”，由“卫人”而好管闲事，为弱者打抱不平。于是跟国民党司法黑暗的前卫人士起了冲突，不论是法官污吏，不论是禁子牢头，不论是司法长官“法务部长”，一干人等，都在我“点名批判”之列。三十五年间，为真理、为正义、为自己、为别人，我打了太多太多的官司，与法官一干人等冲突几十场，出庭几百次，下笔几十万言，好讼之性，自少到老；是非之争，老而弥坚。坚挺之余，特在六十一岁大寿前夕，多场官司缠身之日，编出一本《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聊以为快意恩仇。这本书，共“点名批判”法官等司法人员四百五十人，像放榜一样，真是洋洋大观。我坚决相信：只有“点名批判”“公布姓名”的办法，才能使法官知所警惕、无所遁形，进而形成外压力，促成司法的改革。否则法官失职，人不知鬼不觉，判决下来，只知道是“地院判决”“高院判决”“最高判决”，人们只能归罪法院，而不能揪出法官，这样认庙不认和尚，绝非良策。须知法院是空的，法官是实的。只有紧迫盯人，才能找出病原所在——坏事毕竟是人干出来的，不把人锁定，谴责房子又有个屁用哟！同样的手法，我也用“点名判决”“公布姓名”法对付台湾有头有脸的各界人物。我写《八十五位浑人花名录》，把要以“中华民国”之名重返联合国的八十五个“立法委员”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我写《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把支持并推荐民进党尤清当台北县县长的一百六十二个“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教授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这种下笔气势，可谓古今所无。

关于我好讼性格，有一段有趣的记录。1987年5月7日我有日记如下：“今天上午在地院十七庭开控司马文武等八人庭。司马文武说李敖写文章也有骂人的话，推事黄德贤说：‘那是另一回事，别人可以告他，与本案无关啊。’司马文武说：‘可是，没有人敢告他。’”——为什么没有人敢告我？因为告了会进一步惹得满头包。本来只被李敖骂一次的，因为兴讼，反倒挨更多次骂了。跟李敖纠缠，是得不偿失的。至于好讼是胜是败，我倒一直是以“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心态打官司的。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法官苟有异数，同我一边，是谓“欣然”；法官同流合污，不同我一边，但他们的判决书可以被我遗臭万年，留为历史活证，这也不错，是谓“可喜”。打官司对我是“正义的娱乐”，既是“娱乐”，就要高高兴兴去面对，不能怄气啊！

有一次，黄怡告诉我，阎愈政说过一句名言：“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因为他独来独往，高兴骂谁就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就毫不顾忌任何人地骂谁。他没有老板，没有上司，没有朋友，又一笔在手六亲不认，多痛快啊！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我听了，哈哈大笑，说：“真是如此。斯大林说经过精密作业后把敌人一下子打倒，是人生至乐。我看我在争是非与真理的过程上，也有这种心境。打倒敌人是人生快事之一，你的敌人颠倒是非、歪曲真理，你把他拆穿，把他搞得灰头土脸，小李飞刀，千刀万里追，多开心呀！”有人问我：“你有这么多敌人，并且每天写文章结新怨，每月按几何级数增加敌人，到底有苦恼没有？”我说：“苦恼倒没有，困惑倒有一项，就是不知谁来杀我也。我跟胡茵梦离婚后，有人匿名打电话来，说：‘李敖，你这不要脸的爱情骗子，我要杀你全家！’我说：‘我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他说：‘那就杀你一个人。’我说：‘好呀，你就去排队吧！’”

《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年纪愈大，愈觉得这段话中最后一个字出了毛病。我觉得“终身之计”，实在不是树“人”，而该是树“敌”，该是树立一大票敌人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要使自己像一颗彗星，扫把后面是尾随的一大片杂碎，那片杂碎无他，彗星之敌也。在以不得罪人为得计的中国乡愿人士看来，我这种怪想法，实在不通，实在跟自己过不去，其实不然。事实上，树敌有树敌的快乐，其乐有时在交友之乐之上。并且交友之苦的流弊，也可以完全避免。我这样想：像我这样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为职志的人，广事交游恐怕是一种祸害。一来我没有太多余力同朋友搅和，二来在许多情况，朋友反倒是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妨碍。当我坚持是非与真理的时候，往往跟朋友发生冲突，或者破坏了朋友的公共关系、人际关系，这样一来，反倒令人不安。如果不是朋友，就可以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如果四面皆敌，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干特干，这样多好！就在这种心境下，我慢慢变得以交友为苦、以树敌为乐。

不无遗憾的是，纵使我以树敌为乐，无奈这个岛上连敌人都不够看。我佩服的法国英雄戴高乐做总统时，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刺客伏击。刺客们一阵乱枪，朝戴高乐的座车射去，戴高乐头都不低，理都不理他们。结果行刺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戴高乐只讲评了一句话：“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如此而已。三十多年来，我备受国民党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小人们诬谤，对所有攻击我的人，我的讲评，也是如此。“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攻击我的敌人，实在不够料！基本上，他们是国民党教化下的一群杂碎，严格地说：他们作为李敖的敌人，是不够格的。如今我六十二岁了，我可以论定：我一生中，实在没碰到够格的敌人，虽然我也花不少时间排除这些杂碎，但在心情上，是游戏性的、逗乐性的、恶作剧性的，基本上，我根本没把他们看在眼里。江述凡跟人家常说：“李敖为人，极守行规，他的行规是基度山式的，一切恩怨，照方吃草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李敖不问亲疏、不论黑道白道。他不相信狗咬人，人不能咬狗，他虽是人，也会咬回来。这就是李敖的可爱处。”——所谓咬回来，就是我游戏性、逗乐性、恶作剧性那一面。述凡这段话，是知我者言。魏廷昱告诉江盖世说：“批评李敖的人，没人比得上李敖的人品。李敖比他们至少高十倍！”也是知我者言。

1983年2月，我收到读者张大为的信，他说他看到Tom Wilson的漫画专集，看到漫画一个人拿着乒乓球拍打球，可是球打过去，对面并没有人，这人自忖道：“对别人可能是‘乒乓’，但对我只是‘乒’而已。”（it may be“ping pong”for folks……but it’s only“ping”to me）张大为说他看了这幅漫画，“第一个印象就是：李敖！”最后署名是：“您的读者‘Pong’张大为敬上”。我在足足一年后回信给他说：

十年前，我被李翰祥国联公司的刘经理诬告“诈赌”，说我跟蒋光超串通做假牌。法院传蒋光超去，蒋光超说大家玩牌是实，何来“诈赌”？并且当天晚上才与李敖相识，两人原系素昧平生，又怎能串通？法官大人发现整李敖就要整到蒋光超，乃不了了之。法官顺便问我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我凭真牌就可以赢别人，谁还要做假牌？

如今我在这个岛上，凭真牌就可以赢尽死友死敌死百姓，可以“Ping”尽芸芸众生而成one-man show，谁还要做假牌？

因此，我是第一真人，无须作假，也不屑作假，处处以真面目示人，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中说辛弃疾，说：“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有才，却不知道李敖是“极有性情人”，我打遍天下的一“Ping”，其实非我之才，而是我之真。大为老弟，以为然否？

除了我对“人”的有“Ping”无“Pong”之感外，我对“地”也有“不够看”之感。1984年9月5日，罗小如从美国来，问我今后的方向，我说跟国民党陷在一个岛上，又有个屁方向！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也不如大陆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我在《世界论坛报》写专栏时候，段宏俊（现已绝交）打电话来，说有读者抗议，埋怨李敖的文章谈了许多小人物的小事。我告诉他：“你呀，要有见识一点！台湾哪有大事可谈？台湾有的，都是屁事小事，不谈这些，没得可谈了。”其实，我的文章，大小事皆谈，就近取譬、随缘论人、因材施教、雅俗共赏，并无所定型。纵所论者小，也是不以小喻大，乍看起来，或是论断一些杂碎小人物，其实文章深处，别有大义存焉。这些大义，都表现在我文章中的新意见上。英国哲学家洛克说得好：新意见常被怀疑且时遭反对者，无他焉，只因其不落俗套耳（New opinions are always suspected, and usually opposed, without any other reason but because they are not already common）。所以，我人虽与台湾偕小，我的文章与思想却离台自大，与小岛根本二分。

我一生饱蕴救世心怀，但救世方法上，却往往出之以愤世骂世，这是才气与性格使然。我有严肃的一面，但此面背后，底子却是玩世，这是别人不太清楚的。正因为玩世，以致明明是严肃的主题却往往被我“以玩笑出之”。所以如此，一来是轻快处世，二来是避免得胃溃疡。被杀头的古人金圣叹曾有“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我曾仿其例，一再写“不亦快哉”，现在把1989年写的一次抄在下面，以看我严肃中玩世之态：

其一：得天下之蠢材而骂之，不亦快哉！

其一：国民党过去欺负你，现在把它欺负回来，不亦快哉！

其一：老蒋生前他下我牢，老蒋死后我鞭他尸，写《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五书，并编《拆穿蒋介石》一厚册，不亦快哉！

其一：鞭尸之外，旁及其妻其子，无一幸免，一一大书伺候，不亦快哉！

其一：平生有恩必报、有仇必报，快意恩仇，不亦快哉！

其一：仇家不分生死、不辨大小、不论首从，从国民党的老蒋，到民进党的小政客、小瘪三，都聚而歼之，不亦快哉！

其一：在厕所里读党义，不亦快哉！

其一：在监牢里读禁书，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泡热水，不用手而用脚趾开水龙头，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一动也不动，由美女一切代劳，自己像死猪一样，不亦快哉！

其一：在动物园，抱小老虎、小狮子照相，不亦快哉！

其一：逗小狗玩，它咬你一口，我按住它，也咬它一口，不亦快哉！

其一：破白蚁窝，见彼等奔走相告，不亦快哉！

其一：以DDT喷马蜂窝，见彼等欲振乏力、个个倒毙，不亦快哉！

其一：以快速放领袖万岁歌，以慢速放蒋经国演讲电影（蒋经国演讲本来就比别人慢五拍），看了笑不可抑，不亦快哉！

其一：看自己出书、看朋友出狱、看高手出招、看敌人出丑，不亦快哉！

其一：看丑女出嫁、看美女出家、看大钞出笼、看老贼出殡，不亦快哉！

其一：看傻瓜入壳、看笨蛋入伍、看阿婆入席、看流氓入伙，不亦快哉！

其一：看淫书入迷、看债主入土、看丑八怪入选、看通缉犯入境，不亦快哉！

其一：看新女性大脑每况愈下、脸蛋美况愈下，不亦快哉！

其一：拆穿林云，指其为妖僧，不亦快哉！

其一：拆穿林正杰，指其忘恩负义，不亦快哉！

其一：拆穿柏杨，指其忘恩负义，且为“丑陋的中国人”，不亦快哉！

其一：拆穿柏杨老婆，指其“一脸横肉，扑人而来”，不亦快哉！

其一：去拍卖萧孟能家电话，萧孟能说：我付钱一万六千元买下这电话行不行，免得我改电话号码。我说你付十六万都要拆你这电话，非逼你改号码不可。气得他呼呼直喘，不亦快哉！

其一：萧孟能诬告我，被我反告。他怕坐牢，逃到美国去了。不亦快哉！

其一：学邱创焕讲台湾国语，一边学一边笑，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骂大陆人，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骂台湾人，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替高山族仗义执言，不亦快哉！

其一：送女儿念美国学校，不考三民主义，不亦快哉！

其一：快行己意，有话直说，高兴骂谁就骂谁，从蒋经国到他妈、从李登辉到杨丽花、从蜗牛族到女娲、从“忘了我是谁”到“教我如何不想他”，都在被骂之列，不亦快哉！

其一：与牙医为邻，十多年拔牙不给钱，不亦快哉！

牙医张善惠和林丽苹小两口儿做我邻居二十年，一直相处甚得，我笑说我不同你们吵架，就是要你们永远做“李敖为人很好相处”的证人。不单牙医夫妇如此，我还把许多好朋友“保存”下来，做我的证人。以姓名笔画为序，眼前的夫妻档就有丁颍和亚媺、王惠群和朱先琳、王荣文和陈芳蓉、汪俊容和阮雅歌、周弘和“女强人”、周渝和林慧峰、沈登恩和叶丽卿、林永丰和连凤珠、孟绝子和欧阳杏如、施性忠和庄姬美、高信疆和柯元馨、徐泓和王芝芝、孙英善和“小林”、黄胜常和高继梅、黄奠华和李元枝、许以祺和梁绪华、陈兆基和应雅玲、陈良榘和叶于玫、陈彦增和郭文华、张坤山和陈秀梅、陆晋德和邱素莲、邓维桢和黄宝云、赖阿胜和邓玉娟、赖宪沧和张珍铃、简志信和黄月桂、刘峰松和翁金珠、刘绍唐和王爱生、刘显叔和陈烈、蔡仲伯和李金环、龙云翔和李琼媛、罗小如和“小马”、苏秋镇和邓香兰、萧启庆和王国璎等。至于其他熟知旧识，除书中已提到的外，台大老同学有李念萱、翁松燃、景新汉、马宏祥、袁祝泰、龚忠武、胡之伟、陈又亮等。同学以外，王长安、王孟亮、王秋原、王维真、王维纲、王树权、尹章义、包奕洪、石文杰、石齐平、江述凡、池士勋、何伟康、何国庆、李昂、李宁、李安和、李志仁、李咸林、李华俊、周才蔚、林秉钦、林清玄、武忠森、金惟纯、马家辉、胡兆扬、胡基峻、施寄青、宣中仪、洪金立、唐德刚、夏光天、梁铭远、连家立、黄玉娇、屠申虹、张明彰、张福淙、张锦郎、郭鑫生、曾心仪、曾祥铎、赵文华、陈中雄、陈宏正、陈平景、陈芳明、陈晓林、庄申庆、汤麟武、潘君密、杨祖珺、应凤凰、戴天昭、魏光中、苏墱基、苏洪月娇等，都可做我的证人。此外，在我眼中，王淑江、王淑英姊妹是天下最好的人，黄怡是最有观察深度的人，陈文茜是最聪明慧黠的人，汪荣祖是最有正义感的史学家，陆善仪是最纯正的“新女性”，周之鸣、郁慕明是我化敌为友的朋友，而胡虚一、林永智、赖智信、罗贤义等他们都是义人……老辈人物我对沈铭三先生（已故）、胡适先生（已故）等，感其鸿恩；对叶明勋先生、杨西昆先生等，怀其令德。我的新朋友中，谷正文老将军心狠手辣，却豪迈过人，最有特色；亚洲巨星王靖雯（王菲）从香港来台特别看看我，最不寻常。

我为人外宽内深，既坦白又阴鸷，既热情又冰冷，既与人相谐又喜欢恶作剧，我立身光明，待人真诚，虽有权谋，但用来自卫而非害人。我为人很够朋友，也喜欢交朋友，可是我却愈老愈抑制自己，不大交朋友。其中最大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朋友是“匪谍”；二是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关于朋友是“匪谍”方面，我在台中一中，认识一位教英文的朱景昌老师，那时他四十出头，河北饶阳人，英文造诣颇深。他很孤僻，曾公开宣布不交任何朋友，理由就是交到“匪谍”怎么办。此公理由颇为有趣，我戏而识之，每以此自勉。但是四十多年来，不幸还是交到“匪谍”，因而进出警备总部，几无宁日。幸亏胡秋原公开指我为“匪谍”，我自己既是“匪谍”，则复何惧于“匪谍”耶？从此“匪谍”坦荡荡，再也不怕“匪谍”矣！关于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方面，这一怕，随着年华老去、来日无多，更形严重。有些人整天游手好闲，喜欢跟你聊天，我最怕交到这种朋友，因为实在没工夫陪他神聊，但这种人往往又极热情、极够朋友，你不分些时间给他，他将大受打击。所以一交上这种朋友，就不能等闲视之。这种朋友会出现在你面前，以怜悯姿态劝你少一点工作，多享受一点人生。当然我是不受劝的，我照样过我的清教徒生活，不烟、不酒、不茶、不咖啡、不下棋、不打牌、不考究饮食、不去风月场所，什么三温暖、什么啤酒屋、什么电影院、什么高尔夫球……统统与我无缘。这种朋友看我如此自找苦吃，也就懒得再劝我，只是间歇性地跟我吃碗牛肉面，或买来便当到我书桌旁同吃，或同我快步散步一段路，就逃掉了。在这种极热情、极够朋友的人以外，有些朋友跟我颇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但“君子之交”还是要见面的。不过这种见面，十九都是到我家，而不是我去他家。我最不习惯去别人家做客，“君子之交”的朋友要看我，大都要来我家做客，不过，天知道那是什么客！

到我家做客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奇怪的“待客之道”，就是绝不专心待客，而是要一边做工一边同客人谈话。所谓做工，大都是整理资料：圈呀，剪呀，贴呀，分呀，捆呀，搬呀……两手动个不停，也忙个不停。不过我这样做，丝毫不影响我的注意力、反应和应对。我常常给客人“教育”与“洗脑”，提醒他们我有一心两用甚至多用的本领。我告诉客人，17世纪大学者王船山可以一边向学生讲课，一边跟太太吵架，而《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庞士元，更是十项全能。《陶庵梦忆》中的黄寓庸也有“耳聆客言，目睹来牍，手书回札，口嘱傒奴”一身四用的本领。正因为我有这些一身三用、一身四用的本领，所以我待客时，就先声明我要一边做工一边谈话，一如蒋介石到印度拜访甘地，甘地却一边纺纱一边谈话一样。朋友们知道我这一奇怪的“待客之道”，也就不以为忤，有的甚至跟我一起做起工来，像孟绝子、像陈兆基、像陈彦增……一到我家，就从客人降为苦工，不由分说，立被拉夫征用。当然也有向我抗议的，老友骆明道就是一位。骆明道说：“李敖是一个苦人，有福不会享，整天做工。你跟他谈话，他五分之四的时间都不抬头看你，谁吃得消他啊！我才不要去他家呢！”所以，骆二哥只愿同我通电话。但他不知道，通电话时我用下巴夹住听筒，照样做工不误，骆二哥至今还蒙在鼓里呢！

我不但是个工作狂——裹胁朋友一起工作的工作狂，生活方面，也有狂在。我身怀大志，志不在温饱，衣、食、住、行方面，后两者比较考究：住大房子，原因之一是补偿我多年蹲小牢房的局促；坐宾士车，原因之一是警告想收买我的人老子有钱。对吃，向不考究，并且喜欢奚落老是喜欢做美食、吃美食的家伙。有一次，哥儿们邓育昆请“敖哥”吃饭，他特地以松花江白鱼饷客，下箸之后，问我口味，我说：“我实在消受不起这种贵鱼，我觉得他不如吴郭鱼好吃。”育昆闻而大笑。我不好吃，并且饮食极有节制，已有超清教徒水准。我身高一米七三，一生体重没超过六十八公斤，看起来比所有同年龄的人年轻，“善保千金躯”，有如此者。至于衣，我更不考究了。我以买百货公司换季时廉价品为主，所以穿的都不考究，也不太合身，因为志在天下，没有耐心去量来量去。多年前我同颜宁吃晚餐，饭后搂着她的腰在马路上散步，她忽然笑着说：“李先生，你穿的裤子不是你自己的。”我问为什么，她说不合身啊，我闻而大笑。我做《李敖笑傲江湖》节目，电视上永远一袭红夹克，近四百场下来从不改变，大丈夫不靠衣服显，由此可见。不过我的红夹克倒是名牌，因为只有那个牌子的式样看来最保守，不怪形怪状。我本有一件，后来在电视中看到郝柏村也穿了一件，我大为着急，因此把同样的都买来了，现在一共四件，可穿一辈子，死后还可留给我儿子。

我儿子戡戡四岁半，女儿谌谌两岁半，太太王小屯比我小近三十岁。小屯十九岁时候，我在台北仁爱路碰到她，先看到背影，她身高一米七〇，下穿短裤，大腿极美。她既有一腿，我就有一手，就这样认识了她。后来她念文化大学植物系、中兴大学中文系，成绩优异。她为人聪明、漂亮、善良，喜欢偷吃零食，还会写诗呢。还有，她又脱俗纯真、不喜奢华，因我反对戒指等俗套，我们结婚时没有戒指，她也同意玩笑性地以“易开罐”上金属环代替。和她认识八年后，在1992年3月8日结婚。我笑她“骗婚”，她笑说：“你那么奸诈，谁骗得了你。”这次结婚，为了向户籍机关陈报，买了市面上卖的“结婚证书”，上面“中华民国”都是印好的。陈兆基、陈良榘、陆啸钊、陈彦增四老友见证完毕后，我题字其上，字曰：

证人从老，

证书从俗，

正朔从伪，

三从出炉。

小屯若生古代，一定是三从型女人，因为她思想忠贞保守。郑南榕的太太叶菊兰、林世煜的太太胡慧玲，都戏呼她“王大牌”，因为她对不熟的人常常一言不发，看来架子很大。她的父母是最质朴的河北省人，节俭持家，不慕荣利，住在南港，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我和他们说话却说不多，倒不是“李大牌”，而是丈母娘年纪比我还小，我不知道怎么说。在合法婚姻以外，跟王尚勤有一私生女儿，是美国人，名叫Hedy Lee，小名小文，与我太太同岁，我有《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一书，就是写给她的。1964年她在美国出生的时候，陈鼓应跟人说：“李敖这个女儿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了，李敖的目的，是二十多年后，可以以‘美国人的爸爸’身份去美国。”这话传到我耳里，我开玩笑说：“李敖这么有远见吗？有本领把计划定到二十年后吗？二十年太长了吧？变化太多了吧？我靠小文去美国，还不如靠老蒋回大陆也！”如今，“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二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靠老蒋回大陆固是笑谈，靠小文去美国却逼人成真呢！如今许多家长大做“小留学生”之梦，他们的“大头”，其实还不如李敖的“小头”远见呢！又何止他们，连我李敖自己，恐怕也都我“大头”不如我“小头”有远见呢！鼓应老友，真深知我“小头”者，在这一点上，他真是先知呢！不过，我靠女儿去美国，又何必呢？我三姐早就在不告知我前提下，替我申请成功移民名额，美国在台协会一再催我不要失掉机会，我理都不理——我要以中国人身份死在台湾，此志不移了。在小文成长过程里，我正坐牢，她被我妈妈溺爱，又加上在美国学校学到不少坏习惯，最喜奢华，所以不无“世纪末”的问题。近年在我金钱攻击下，“折节读书”，得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我妈妈生在1909年，今已“米寿”之年，眼看九十了。她本来跟我住，现住加拿大我弟弟家。我在1991年1月4日写信给在昆明的大姐，有这样的话：

老太自昆明返台北，大有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诗中“从兹始免征云南”

之概！本来是“应做云南望乡鬼”的，如今重走台北敦化南路红砖之上，意气风发，不似八十老妇。两个月前，我的四个朋友，都在一月之间，死了八十老娘，我笑谓老太：“别人的妈跟你同岁，都死了，你有何感想？”老太笑答曰：“我身体好得很呢！我跟你一起死！”

老太太的风趣，由此可见。

在《李敖回忆录》这最后一章，我故意写得很随性，信笔所之，像个老去人儿在话家常，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别有倚卖之趣。既然行云流水般地写这部回忆录，我想随性谈谈我“性之所至”的事。我小学四年级十岁以后，因为看到北新书局《健康的性生活》一书，就发现了手淫之乐。这个习惯，跟随我五十多年，直到今天。“手淫”两字对我说来，其实不符实际，因为我不用手久矣。我精选美女图片，虚拟实境，顾而乐之；穷极视想之欲，意而淫之，终以摩擦射精。因为美女图片愈选愈是极品，愈是上选，所以去实际上的女人愈远，实际上的女人其实极少符合我那十分挑剔的审美标准，因为她们缺点太多。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对的，因为马路上颜如玉的毕竟太少了。而符合高标准的，多在书中。这也就是我愈老愈难被实际女人迷住的原因——平面的美女，我可见得太多了；实际上的，反倒不够看了。我偏好“意淫”如此，人或以幻相讥，但我看来，幻其实也未尝不真，是真的另一面。相对的，真之为物，也并不与幻相对，它其实也未尝不幻，是幻的另一面。1982年1月25日，我出狱前十六天，独坐牢徒四壁的囚室中，首写《真与幻》一诗，表达此义：

人说幻是幻，

我说幻是真。

若幻原是假，

真应与幻分。

但真不分幻，

幻是真之根。

真里失其幻，

岂能现肉身？

肉身如不现，

何来两相亲？

真若不是幻，

也不成其真。

真幻原一体，

絮果即兰因。

这诗的立论是很明显的，我认为真幻一体，但是幻是更根本的。这种根本，并不是笛卡儿“我思想，所以我存在”那种，而是真实存在的，但只有根之以幻才成；而幻的存在，也要附之以真才成。这种关系，有点玄妙，但在第一流的爱情里，我们便可看到它的相成。没有幻的爱情，其实是一种假的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你追求的纯是真的一面，你将发现真只是缺憾、现实与索然，并且变化不居。逃离这种情境的方法只有“意淫”“精神恋爱”“限时分手”，此外别无他途。

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但是我辈中人，钟情之事，却每入魔障、误入歧途。魔障与歧途之尤者，就是把爱情搅成痛苦之事，这是最要不得的。其实，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纯快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该掺进痛苦。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真正的第一流的人，是不为爱情痛苦的。有的人恐惧爱情带给他的痛苦，因而逃避爱情，“且喜无情成解脱”。其实“无情”并不能真的“解脱”，即使有所“解脱”，也不算本领，只能算是头埋沙中的鸵鸟。真正此中高手，不是“无情”，而是非常“有情”“多情”的。只是高手在处理爱情态度上，非常洒脱，得固欣然，失亦可喜；来既欢迎，去也欢送，甚至洒脱得送玫瑰花以为欢送，这种与女人推移，而不滞于尤物的洒脱，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洒脱的一个关键是：高手处理爱情，并不以做到极致为极致。如果情况只适合“少食多餐”“蜻蜓点水”“似有若无”“虎头蛇尾”“迷离惚怳”“可望而不可即”……也就戛然而止。这种戛然而止的态度，也是一种极高明的爱情境界。1974年，我在牢中有一首诗——《只爱一点点》，最能表达出高手的基本态度：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中，我用类似“登徒子”（Philanderer）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我认为，人生中糟糕的一件事，是把爱情的比例占得太多；更糟糕的是，其中又把哭哭啼啼难过痛苦的爱情占了极大的百分比，这是绝对病态的。但是，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小说之所写、电视之所播……泛滥所及，人人所受的“爱情教育”与“爱情宣传”，却全是比例极大、方向极错的误导，这岂不好笑？五十年来，我自己“性之所至”，虽经历过不少“拜伦式的不快乐”，但我终能脱困而出，变成了大情圣。1984年1月5日，我有《把她放在遥远》一诗，颇能道出我的高明：

爱是一种方法，

方法就是暂停。

把她放在遥远，

享受一片空灵。

爱是一种技巧，

技巧就是不浓。

把她放在遥远，

制造一片朦胧。

爱是一种余味，

余味就是忘情。

把她放在遥远，

绝不魂牵梦萦。

爱是一种无为，

无为就是永恒。

永恒不见落叶，

只见两片浮萍。

乍看起来，这种乍有还无式的玩世式爱情是不够认真的，其实，如果真正认得爱情之真，就会彻悟：原来真正的情之至者，就在波澜起落，了无凿痕，含情而来，带笑而去，人生至此，方足以语爱情。如今，我已老去，罗曼蒂克的生涯，对我应已远离。……（编者略）一生也有过五次青楼情孽的纪录，但肌肤之亲以外，长入我梦的往往只是跟我有几面之交的女孩子，《民生报》的徐开尘就是一例。我喜欢造型清秀不俗别具风华的女人，极少喜欢像电脑造出来的美女，凯瑟琳·德纳芙的前夫——导演罗杰华汀说他碰到拉蔻儿薇芝会阳痿，其言老到，足以风世矣。

今年2月14日晚，在邓维桢家吃饭。许信良问我：“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我答道：“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陈文茜在旁闻而大笑，其实她不该大笑，而该苦笑。我的人生未尝不是一场悲剧，可是我尽量把它演成喜剧，并且愈演愈变成独幕剧与独白戏。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飙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话，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20世纪的今天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环境对于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三轮追汽车，愈追距离愈长。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但又何必一悲到底？因此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剧。

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对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吾网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领是口诛笔伐，不论动口动手，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造化之妙，臻于极境。但造化之中，却充满机智与喜感，例如我骂国民党，用的是这样表达：

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如包庇财阀是也）；“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如以法律绳异己是也）；“法律问题，经济解决”（如法官收红包是也）。国民党总是不能恪守本位。

这样用短短二十四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形态，何等机智，何等喜感！又如：

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逮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刻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

这样用短短八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心态，又何等机智，何等喜感！从二十四个字写形态，到八个字写心态，一经落笔，立刻单刀直入，一目了然。这种本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除了骂国民党以外，骂蒋家我更拿手。蒋孝武死后，报上说他生前如何与私生兄弟章孝严联络云云，我感而提笔，“特撰挽联”，全联是：

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

婚生私生、兄弟串联、全靠经国动鸡巴。

从中文技巧看，任何中国人都写不出来，这种本领，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我十四岁来台湾，转眼四十八年。拜蒋家王朝列管之赐，始终未能出境；近年蒋家王朝人亡政息，我也忽焉老矣，也懒得出境了，大概此生将老死于斯。当年傅斯年为台湾人题字，有道是“归骨于田横之岛”，我住台湾四十八年，并未见到田横式豪杰，台湾也自非田横之岛。但是，傅斯年的溢美，对我本人仿佛倒是写真。只是今日田横，也合该只做“个体户”“单干户”，自己去田去横，没人要跟你玩命。所以，今日田横可以五百年内雄踞文坛，但是，要五百义人与你同生共死，则是生错了时代，也弄错了地方。

我在台湾，本是时代与地方的交错，既然阴错阳差地浮海而至，也就随缘入化地凌云而活。对大陆，我并没有乡愁；对台湾，我也不曾寄旅。台湾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战场，但不是我的敌人。台湾还不够格是我的敌人，它太小了。虽然我也以东方朔“恐朱儒”的玩世与愤世，跟这个岛周旋，跟这个岛上的恶政与小人周旋，但是，基本上与心境上，我只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已，我真正的心，在遥远的所在，那种遥远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正因为有那种时空上的遥远，我素来讨厌中国人轻易乡愁的情绪，我早就说乡愁观念的基本成因，一个是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一个是古代交通的不发达，通信的不方便。这些因素，在我们现代化以后，都不存在了或减少了，所以“乡愁”二字也就愈来愈没意义。古人的诗里有“却恐他乡胜故乡”“此心安处即为乡”的境界；有“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何处不青山”的境界，可见古人也不无提升起来的水准。台湾是我成长之地，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我却深知我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我不喜欢台湾。但是，大陆对我说来，也是“江湖寥落尔安归”的局面，我喜欢多少大陆，也是可疑的。

十五年前我就写道：“不只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李敖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在厄尔巴（Elba）岛上，在圣赫勒拿（St.Helena）岛上，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也许多年以后，我会归骨于昆仑之西……”十二年前，我引申此意，又写道：“我是归骨于昆仑之西，而不是东，我的真正大陆故乡其实在昆仑之东。但昆仑之西是大陆的根，大陆的动脉，虽然那个根，那个动脉，已经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经，他偷渡出关，直奔昆仑之西，面对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在这种气氛里孤军奋斗，真是中国第一豪杰。”

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

王安石的一首题作《梦》的诗，我最喜欢：“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译成白话是：人生如梦，有什么好追求的呢？什么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我为人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台湾对我说来，是一个诗人康明斯（E.E.Cummings）嗜痂下的小写字母，不论怎么放大，限于格局，也是小写；但在因寄所托之中，亦聊以放浪形骸，留下数不清的功德。这本《李敖回忆录》，“诙达多端”“朔皆敖弄”，纵平阳之虎，犹欺犬也。台湾何幸，有李敖俯仰于斯，且得其冷眼，以匹夫灵气疝气，钟山川且泽及女子小人。噫！微斯人，岛与谁归？

1997年3月31日，去国泰医院给名医

黄清水开疝气的清早，在中国台湾写

蒋介石评传（上下册）

第一章　发迹以前

第一节　溪口盐铺之子

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日理万机，仍不能忘怀传统宗法意识，对寻根认祖，兴趣极浓，以至于一再修谱，甚至于1948年，国共内战已打得不可开交、蒋政权已摇摇欲坠时，仍要循例大修特修，聘吴敬恒为修谱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此次修谱在宁波找到一个祖宗头，并一直追到公元前12世纪的周公。毛思诚主编、陈布雷校订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便说明蒋介石“其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龄”。蒋介石颇感高兴，然而如此家谱，不过是后人的“创造”，何异李唐自比陇西望族，以及章炳麟为杜月笙写《高桥杜氏祠堂记》上比望族？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蒋介石的列祖列宗里，哪里出过像蒋介石那样天字第一号人物？又何必要从祖宗里去找光显呢？

比较相干的，可从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说起。蒋斯千字玉表，生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到中年时，太平天国起事金田，攻占南京，江浙一带兵荒马乱，蒋斯千勉强苟活，直到晚年才能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亦名锦溪村）上开了一家玉泰盐店，以酿酒卖盐为业，生意不错，营业因而扩大，兼售大米、菜饼、石灰等货色，奠定了家业。

这份家业由蒋斯千的次子蒋肇聪继承。蒋肇聪字肃庵，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此人更能经商，玉泰盐店的规模因而益大，于溪口镇上占有三间店面，并设有作坊，雇用经理、账房、伙计、学徒以及临时性长工多人，资本不下两三千银圆。经商得意使蒋肇聪赢得“埠头黄鳝”的绰号，意谓其人灵活，旁人占不到他的便宜，俨然是乡里名人。他人既外向，喜欢管闲事，乡人也喜欢他管闲事，无疑是当地一个活跃分子。他的元配徐氏，光绪八年（1882）去世，继配孙氏，光绪十二年（1886）去世。三娶王氏，名采玉，就是蒋介石的妈妈。蒋妈妈的父亲王有则（1820—1882）于蒋介石出生前五年就已亡故，但后来却把他形容成同情太平天国的革命先驱，并说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是继承他外祖父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第15页），未免挂钩得离奇。外祖母姚氏倒是至蒋介石十八岁时才去世，与寡母相依为命。

蒋介石一生中一再颂扬他的妈妈，却很少提到他的爸爸，因他爸爸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逝世时，他仅九虚岁，完全由母亲扶养成人。蒋母固然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也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原来她先嫁溪口曹家田村俞姓为妻，但丈夫不到三十六岁就死了，遂返嵊县葛溪乡娘家，一度曾至乡里尼庵守寡，因堂兄王贤棣在玉泰盐铺当账房，乃介绍给蒋肇聪做填房。后来，蒋介石请人写了一篇墓志铭，称赞印象不深刻的父亲。

王采玉再嫁时只有二十二岁，翌年（1887）10月31日就生下蒋介石，族名蒋周泰，小名瑞元。后来又生了两个妹妹瑞莲与瑞菊，瑞菊不到几个月就夭折，大妹生于1890年，嫁给后竺村的竺芝珊为妻。另有一弟弟名周传，小名瑞青，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死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只活了四岁。

蒋周传死的时候，蒋介石只十一岁，从《亡弟瑞青哀状》可知，他妈妈死了小儿子的时候，比死了丈夫更痛苦，痛苦之余，做了两件事：一是硬破“吾家族规”要蒋介石把儿子蒋经国过继做蒋周传的后人；一是“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这两件大手笔，都是违反正统中国文化的。

所谓“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就是找到一位王家的早夭女儿，给蒋周传“冥婚”，“冥婚”之后，死人蒋周传就有了被继承的资格，就可以立蒋经国为后，蒋周传这一支就不绝后了。

“冥婚”是中国文化，但却不是正统的。例如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死了，因为死时只有十三岁，曹操怜其少子，就想来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个女儿早死了，曹操找到邴原，要把两个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却不买账，邴原说：“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邴原为什么拒绝曹操呢？他的理论根据是这样做不合于“训典”，他所指的“训典”，显然是指《周礼》这部经书而言。在《周礼》的“地官”（媒氏）一节，有这样的话：“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再按注解，“迁葬”是指“生时非夫归，死而迁葬之，使相从”；“嫁殇”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谓嫁死人也”。两者统而言之，都是“冥婚”。而这种“冥婚”，不管死者成年没成年，按诸传统经典，都是违背的，在中国正统思想中，对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从反面角度推测，中国经典中对“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礼》这部书，专家结论是战国的作品，所以，书中禁止“冥婚”的话，足以反证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前面所引曹操的例子，显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过他本的，是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经典中的传统文化。这种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走火入魔以后，是很邪门儿的，邪门儿到有这样的怪事：《元史·列女传》记有一位杨氏，丈夫死后，公公为了给儿子“冥婚”，甚至置在世的儿媳归于不顾，硬要先给讨个鬼婆！

曹冲的冥婚是中国史上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后，历朝各代都不乏显例，换句话说，历朝各代都不乏有违背经典的人出来，主持仪式，大结其鬼婚。王太夫人为小儿子“冥婚”，并给蒋经国另来一个爸爸，显然属于这一派。有趣的是，她自己不跟合法的丈夫合葬，却把小儿子跟不合法的太太合葬，她大脑中的中国文化，可真是矛盾乱来的了。

中国正统思想是长子继承制，长子是“大宗”，“大宗”一支没有儿子，要找人过继，叫做立后，但这乃指成人而言，不指殇而言。殇是十九岁以下早死了的人，按规矩，殇不立后，除非他是战死的。孔夫子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无殇，不亦可乎？”就是指此。

薛蕙《为人后解》说：“礼之所以立法，曰重大宗也；小宗无子，以为可以绝者也，故不为之立后，大宗无子，不可以绝，故立后以继之。”正因为中国正统思想如此，所以，“大宗”的长支长子都不准过继给他支，要自己留着。1923年《中华民国民事习惯大全》记湖南永顺县“长支长子不得出继他支”，就说：“永顺县人民，泥于古来大宗小宗之义，对于长支长子，均不准出继他支，盖恐乱宗法也。”就是显例。不但“大宗”有儿子不得过继给人，“大宗”（长房）没儿子还得把弟弟（次房）的儿子过继过来，这叫“大宗不可绝”。但是，弟弟这边，如果只有一个儿子，过继给“大宗”，自己反倒绝了后，总未免伤感情。于是，聪明人发明出“一门两不绝”的规矩，一个儿子，干脆给两头做儿子，既承长房，又兼承次房，叫做兼祧。祧是继承为后嗣的意思，兼祧就是给两房做儿子。

蒋母王采玉不知道她不该为殇立后，也不该为次房立后。纵使立，也要“大宗不可绝”，至多只能搞“一门两不绝”的兼祧，而不该直接把蒋经国全盘搬到老二家里，这样太危险了，因为极可能使长子蒋介石这一支绝了后！但王太夫人不管这么多，她偏爱死去的小儿子，硬逼蒋介石这样做！

蒋介石文中说“己未岁，吾母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己未岁”是1919年，已在蒋周传死后二十一年，也就是这四岁亡童冥岁二十五岁之年。王太夫人在小儿子死后二十一年还大搞这一套，显然颇使蒋介石头痛。但蒋介石为了“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蒋经国过继这年，蒋纬国只有三岁。蒋纬国的生父不是蒋介石，是戴传贤。他被蒋介石收为次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与王太夫人一直施压力把蒋经国给蒋周传有关。蒋介石头脑很旧，他怕自己长房这支绝后，故抱来蒋纬国垫底，这样在形式上，至少不太难堪。蒋介石在文中故意用“今吾‘生’有二子，以母命长孙经国为吾弟后”的语气，更可印证这一假设。

蒋介石在母爱上，争不过夭折的小弟，印象深刻，甚至形诸笔墨，很可以解释他两方面的强烈反应。一方面蒋介石从小顽皮，自称“六岁就学，顽劣益甚”，害得他妈妈“训迪不倦”。这是在下意识中对母亲偏爱的一种“抗议”，以及为了引起母亲注意或争夺母爱的表现。而这种顽劣又演变成一种“无赖”的性格，蒋介石小名瑞元，“瑞元无赖”久已闻名溪口乡里间，有好几则“口说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如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参阅汪日章、唐瑞福《蒋介石的故乡》，第27页；毛炳岳《蒋介石的外婆家——葛竹》，第41页；陈志坚《我与蒋家婆媳曾生活在一起》，第73页）。

这种无赖性格，在其童年时期已定型，然其表现却不限于青少年。即使其飞黄腾达之后，屡次下野作为以退为进的要挟，五十岁后的西安事变，被孙铭九捉住，坐在地上耍赖，以及六十岁以后对付李宗仁代总统的种种政治手腕，都可在他的“无赖性格”上找到渊源。至于他一生之中，有计划有系统地捏造历史以及掠美，以自光显，更与此一性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另一方面，蒋介石下意识中争取母爱的强烈愿望，表现于他毕生对他妈妈不寻常的景仰、表扬与怀念。当王太夫人于1921年6月14日去世时，蒋介石葬之于溪口之北的白岩山。夫妻死后要“同穴”，就是要合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项目之一。不但合葬，甚至有的还要同一口棺材呢！古代有一位汴梁儒士孟志刚的夫人衣氏，丈夫死后，她吩咐棺材店老板说，我先生殉葬的衣服很多，请把棺材做个特大号的。结果棺材做好，她说：“吾夫既死，与之同棺共穴可也。”就自杀了。自杀的目的之一，显然图个同棺共穴的方便。

蒋介石没把父母合葬，显然与中国文化不合，也显然是不孝。但是，照国民党的宣传，蒋介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人，也是史所罕见的大孝子，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要这样呢？

这种邪门儿，蒋介石自己在1922年10月写《慈庵记》时，作出了解释：

岁次癸丑，吾兄锡侯与中正既安葬先考肃庵公于县北之桃坑，时先慈王太夫人健在，谆嘱吾兄与中正曰：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以余墓之工事，重惊尔父之灵，当为余营别圹。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箦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中正既未能尽色养于生前，复何敢违先人治命，滋厥咎戾！因于辛酉岁，卜吉鱼鳞岙中垄，为先慈安灶穸。呜呼！四明屏列，望之巍然，而母仪壶范，已可仰而不可接矣！淅沥萧飒，泫然泣然，令人入于耳而不忍闻者，其唯墓前潺潺之漪流，而堂上之梵声、庭前之徽音，则邈然不可复闻。永怀鞠育，昊天罔极，触景伤心，徒令孤哀增陟屺之感已，循兆域而东，有蹊介然，可达白崖西祠庙，蜿蜒陂陀，曲折如羊肠，蹑足下行，可百余武，势忽坦夷，仰瞻茔墓。睾如也。用复辟地二亩，鸠工筑墓庐三椽，吾兄锡侯董其事，姐婿式仓宋先生襄成之。癸亥冬月工竣，值先慈六秩诞辰，中正适于是日自西欧倦游归，展墓毕，因得升堂尽礼，以告服阕。翌日，乃奉曾祖祈增公以下至季弟周传之神主于堂之中，标额曰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祀先考肃庵公，权合古人祔庙之义也。中正幼秉懿训，长劳倚闾，曾几何时，星沉露冷，从此白云孤庵，但有悽望心恻而已。呼呼！悲夫！

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说他妈妈生前，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过他哥哥和他，死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这是公然违反礼俗的。而违反的原因，只不过是同穴要重新启墓，这样会“重惊尔父之灵”。这种说法，未免太牵强了。事实上，自古至今，夫妻除非同时死的，否则后死的下葬，总未免要把先死的“重惊”一下，纵“惊”也不过只此一次，以后是万年相伴，怎么可以怕“重惊”为理由，严嘱不得夫妻合葬呢？

这个真相，在我们读1921年6月25日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首先得到了脉络。蒋介石写道：

先妣自幼即以智慧称于里闬，课读女红，他姊妹均弗及，故外王父母钟爱特甚。来归吾先考也，乃继先妣徐、孙两太夫人之后。徐太夫人生吾姊瑞春与兄锡侯，先妣教诲鞠育，视之无异己出，婚嫁之事，一身任之。自产中正后三年，而瑞莲妹生，又三年而生三妹瑞菊，菊妹不幸而夭，亡弟瑞青则又后菊妹三年生，其居吾弟兄行为最末，而天赋殊姿，兄辈均莫能及，以故先妣爱之尤笃。先考既弃养，先妣为吾弟兄三人析产，以兄为前母所生，独厚予之。分爨未及二年，而瑞青弟殇。先妣悲痛深至，精神与躯体因之乃大衰耗；而其期望中正自立之心，亦于是益切矣。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用文字道出，在他妈妈嫁他爸爸以前，他爸爸有过太太徐夫人与孙夫人。

现在，一个画面出现了。他爸爸既有亡妻徐夫人、孙夫人，则在“同穴”的排名规矩下，丈夫埋在正中，左右自为徐夫人与孙夫人，蒋介石的生母王夫人若埋在一起，也得靠边站了。不论埋在丈夫左边是还右边，中间都隔了一个女人。这大概是王太夫人不愿意合葬的真正原因吧！

这个想法，当年受命在蒋介石家乡办武岭学校的校长张明镐，在近年写《蒋介石在溪口》一文里，有了权威性的调查与记述。张明镐说：

王氏在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如果将王氏棺柩与他父亲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孙之下，这是王氏所不愿的。蒋介石当初曾向他的生母建议，将桃坑山父坟迁葬，单独与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她态度坚决地说：“瑞元（蒋的小名），你千万要记住，我将来坟墓不要与父亲合葬。”蒋介石是个满脑子封建迷信的人，他请了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找寻“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好坟地，最后选定在白岩山山岙，作为他母亲的墓穴。

是以蒋介石只是善体母命，不愿与先夫以及两个前妇合葬，位居第三。而特别营建的蒋母之墓又别具风光——位于半山间风景绝佳处，还请孙中山亲题墓碑，于1921年落成。此后又在墓址另建洋房三间，号称“慈庵”。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大权独揽，形同天子，更扩建“慈庵”，营建坟庄，外门题额“墓庐”，入墓庐大门，即见“慈庵”石碑，然后至山峦间的“蒋母之墓”。另有中西合璧式的住宅。“慈庵”中石碑林立，无非讴歌母子二人的伟大，表示母因子显的光耀。然而“文化大革命”时，蒋墓被红卫兵砸掉，母又因子得祸。蒋介石闻知后“无限悲痛”，于复次孙蒋孝武函中有谓：

近日因故乡慈庵为毛匪炸毁，无限悲痛，此乃余一生最大不孝之罪孽，望你们亦应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一家仇国耻也。（亲笔复印本）

他把母墓被毁的“家仇”等同“国耻”，要他的子孙永铭不忘。

蒋介石这种自称“无限悲痛”的情况，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4月27日条亦曾提到：

此身居台湾之慈湖，此心则以故乡祖母之慈庵为念。当年父亲闻红卫兵毁祖墓之讯，苦痛万分，曾来慈湖角板山小住数日，父亲名此小筑为慈湖，其意即在纪念祖母也。

此则把“蒋母之墓”等同“祖墓”，道出只以“慈庵为念”。他又在台小筑慈湖，其意只在纪念王太夫人。凡此可见蒋介石对他母亲的特殊感情，然而他把自己的妈妈描绘成一个愿意让儿子为国牺牲性命的伟大女性，未免把一个村妇夸张得太厉害，难以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节　与日本士官无缘

蒋介石去日本之前，先于五六岁时在家延师启蒙，后来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科举式教育，并于1902年到县城奉化应童子试，考中童子试以后，才能报考秀才，结果连童子试都未考取。黎东方于《蒋公介石序传》中说“他见到试场中种种不合理与腐败的现象，下决心再也不去参加这种考试了”（第16页），是明显的曲笔。其实义和团之乱以后，1901年订立《辛丑条约》，清廷有鉴于国耻与国祸之逼上眉睫，乃决心办新式学堂，派送留学生出洋，并于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考试”可以“参加”了。蒋介石不过是顺从时尚，不再考试而进了新式学堂。进洋学堂是当时的新出路，并不一定表示要“追求革新精神”。

蒋介石于1903年进的洋学堂是奉化的凤麓学堂，筑有楼房教室与操场，大约有一百名学生，总教习（教长）姓竺名麐祥，当过前清翰林。学堂的课程虽包括英文、算术等西学，但经史旧学仍占很大的比重，几乎是新瓶旧酒，引起学生们的不满，蒋介石参与其中，并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于“情态激烈”，几乎被开除学籍。“情态激烈”正符合蒋介石被同学取的绰号——“红脸将军”，动不动涨红脸孔，与人吵架。此一事件很可能促使蒋介石于翌年转学到同一县城的龙津学堂。过了一年，再转学到宁波的箭金学堂，不到一年又回到奉化的龙津学堂。龙津学堂有两个日本教师，很可能在日本人的影响下，十九岁的蒋介石渴望到东洋去留学。留学在当时早已成为风潮，并不特殊。许多传记作者认为，蒋介石到日本去为了革命，并且说于出洋前在宁波剪了辫子，托人送回溪口老家。这是事后聪明。请看张群的回忆：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陈香梅《张岳公闲话往事》）

到日本才剪辫，不一定是革命示决，也很可能入境问俗。最可注意的是，此已是蒋介石第二次出洋，仍带辫子，可见在宁波剪辫托人带回溪口，都是虚构。

蒋介石第一次到日本系1906年的4月，年底前就已回国，原因是他想学军事，但清廷已与日本政府有协议，不准中国学生自费学习军事，只收国家保送的学生。蒋介石遂于回国后进入段祺瑞任督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1949年以后的台湾），小学课本中有一则沿用毛思诚所记（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一册第三编，第9—10页）有关蒋介石的爱国故事，说是日本教官在中国学生面前把四亿中国人比做微生虫，蒋介石反唇相讥，说是日本有五千万人，也像五千万只寄生细菌，日本医官羞愤之余，见到蒋介石没有辫子，指着秃顶就咆哮说：“你是否革命党？”最后一句露出了马脚，张群明明说，他与蒋出国时都是带辫子的。这种故事，与华盛顿砍断樱桃树的故事一样，都是政治神话。而北大历史系出身的王俯民在洋洋洒洒的《蒋介石详传》中，仍将此神话当做信史来转述呢！（见上册，第22页）

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六十二名学生，一起于1908年的春天，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话说自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到三十三年（1907），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7月，地点在东京牛込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受训期为三年，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所以，这个学校并非如黎东方等人所说，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而是帮助中国学生学军事的预校，与士官根本无关。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1908年（光绪三十三年）到1909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三年。

根据1904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

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1212小时，改了半天，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重点不外在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见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当于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说，蒋介石入校在1908年，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明明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十六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十五个月，1905年10月，改为十八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1910年冬天，自振武学校毕业，时年二十三岁，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的十三野炮联队实习，此时他身高169.4公分，体重59.2公斤。（据高田市史记载，见《蒋总统秘录》第二册，第213页）实习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艰苦。至于军事训练，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并没有真正学到军事科技。据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说，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冈外史与联队长飞松宽吾，对二等兵蒋志清“甚优遇”。（见第一册第三编，第14页）但事实上师团长对蒋全无印象，直到1927年蒋至日本送照片并赠“不负师教”题词，长冈才知曾有这样一个二等兵。（见坂部护郎《将军长冈外史》，第278页）既不知，何来“优遇”！

但是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1937年5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见上册，正文第1页）此后宣传顺流而下，公私各家莫不视为事实。邓文仪编著的《蒋主席》，说得最神龙活现：

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那是我国政府专为我国留学生升入士官学校的准备而设的。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正因为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因而无形中和一般娇生惯养、徒事游荡的留日同学隔离开来，竟被人误会为高傲。这是不曾了解他；与其说高傲，不如说他率直。（第8页）

邓文仪偷天换日，居然把名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换作赫赫有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了。当然有不少中国学生自振武学校毕业，经实习后考入士官，像士官四期的蒋作宾，第六期的孙传芳、阎锡山，第十期的张群等，但蒋介石并没有进士官，更无从毕业。从昭和十五年十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可知自第四期至第十期，每期毕业生名单中都没有蒋介石。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祖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附带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

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士官不士官并无关系，但是蒋介石却是十分在意的，李宗仁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第570—571页）

这种在意，多少透露蒋介石性格中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亦由于这种在意，使许多文学侍从，不惜把士官的头衔套在他身上，或尽量把他与士官挂钩。实际上，蒋介石的最高学历是而且仅是振武学校出身，“直接送进联队”的阶段而已，距离士官毕业，还十分遥远。总之，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所得学历只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如此而已。

第三节　革命神话举例

在辛亥革命之前，蒋介石并无明显的革命动作。蒋介石于第一次出洋前就剪辫示决，完全是后人的伪造。蒋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理论上和习惯上，凡是当时大清子民，男的都要留辫子。留辫子本是满清入关时，检定汉人人心向背的一个形式条件，相习成风后，相对地，日后剪辫子也就变成“革命排满”的一个形式条件，所以，谁先在清廷没倒前剪辫子，谁就值得佩服。不过那时剪辫子，多是在外国的留学生或是在洋人租界的中国前进分子干的事，在满清统治地区，剪辫子可就不可思议、大成问题了。据董显光《蒋总统传》说，蒋自日本回来进保定军校，“校中一切学生除蒋总统外皆有辫发”，这一说法，历来蒋介石传记都是众口一词，直到1985年出书的《蒋介石传》（国民党军方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德籍远东问题专栏作家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国立编译馆主编、辛达谟博士译），还都这样一路宣传、相沿不断呢！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真的在严格的军校管理中，人人有辫子，唯独蒋介石可以“唯公无辫”（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语）而不受“制裁”吗？这种逸出常识的说法，真令我们难以相信！

一张蒋介石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合照的相片，照中蒋之发型，赫然是留发辫子式的正面发型，可见“唯公无辫”之说，根本是捏造的神话！何况同学张群回忆，一再说当年一起带辫子出国的。所以，蒋于民国前六年（1906）就“自剪辫发”，表示革命反满的决心，绝非历史真相。

蒋介石到日本入振武学校读书，从1908年8月到10月里，学生抗议校方实施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闹学潮，要退学。日方档案对此事有记录，然闹事的学生中有张群，而没有蒋介石，可见他并不很积极。

蒋介石在留日期间，亦并没有加入一个叫“丈夫团”的秘密团体。日本记者古屋奎二写的《蒋总统秘录》中说，蒋与张群一起加入，又说“和黄郛一同创办《武学杂志》，这个杂志，也是留学军事的革命青年们的重要言论机关”，以证蒋当年确实加入了“丈夫团”，掩遮了历史真相！不可不辨。

据《李烈钧自传》稿本所述，可知“丈夫团”为士官学校里中国学生的小组织，由李和黄郛（字膺白）等人发起。

郛学测量，当时颇激昂，常谓众人曰，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曰，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当时赞同其说者颇众，于是商议命名，众皆默然，郛笑谓众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且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众皆服其说，遂命为丈夫团，而推郛为首，召开成立大会；初本秘密组织，嗣为留东同学同志所知，咸要求参加，团中有持异议者，以我等乃士官学校，所习者武功，若辈所习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学校之会员要求者再，于是选其优秀及诚恳可靠者若干人请其参加，遂改名曰“丈夫成城团”，复开成立大会，故此一组织，有两次成立会，亦佳话耳。

于此可知，“丈夫团”紧接同盟会而成立，应在1905年，为同盟会中学军事同志们的盟中加盟，团员人数极少。据《黄膺白先生家传》说“合同志中之尤坚贞者，得二十五人”，阎锡山的《回忆录》则说是二十八人，沈云龙撰《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谓一共三十二人，又据黄郛的太太沈亦云写的《亦云回忆》，团员有三十四人。另一方面，阎锡山提到的二十八人中，有五人不见于沈云龙的笔下，如统统算入，团员可达四十三人，但其中并没有姓蒋的（丈夫团成员表可见于李敖《蒋介石研究续集》）。

张群是和蒋介石同船在1908年春天去日本的，“丈夫团”有他的名字，却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自然反证了“丈夫团”没有吸收蒋介石。因此，所谓蒋介石是“丈夫团”团员之说，不但文献无征，甚至不见于他早期“钦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书只承认他加入同盟会）。可见《蒋总统秘录》扑面而来的蒋介石“并且和张群都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的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之说，完全是七十年后的追加。

直到1911年辛亥年的夏天，因四川保路风潮激荡，蒋介石应陈其美之召回沪，“密商举义计划”（见《陈英士先生年谱》，第19页），寻因假满返日，重回十三联队。未久，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又得陈其美电催返国，即向日本师团长请假，然师团长与清廷陆军部有约，非得清方许可，不能擅自回国，遂向联队长请假四十八小时，明知不可能于期限回营，实借此乔装返国，有如逃兵，事实上亦一去不复返营。然而史学家黎东方却把此一仓皇归国，根据靠不住的道听途说，渲染得像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入秦：

蒋公在日本听到消息，立刻约集了在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十几位中国同学，积极准备回国。联队长飞松宽吾与师团长长冈外史知道了他们的志愿，不仅不加以拦阻，而且置宴为他们饯行，席间按照武士道的礼节，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别。盛冷水的杯子，叫做“武士誓不生还的辞别杯”。

在蒋公的号召之下，第十三联队以外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也都愿意一齐回国，参加革命。他们一共为一百二十人左右，有文有武；他们避开了日本宪兵警察与清廷侦探的监视，顺利搭上轮船，在上海登陆。

这一百二十多位同志，成了陈先烈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帮助陈先烈于阴历九月十四日（阳历11月3日）光复上海。（《蒋公介石序传》，第30页）

此何异写历史小说？师团长根本不准回国，联队长只照例准四十八小时假，逾期即以逃兵论处，何来置宴饯行？还要“按照武士道的礼节，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别”，更是尽情想象的能事。事实上，与蒋介石结伴回国的仅张群和陈星枢两人。其他有二十余名学军事的留日学生大约于此时辍学回国，但并不同行，所谓“一百二十人左右”云云，毫无根据。而这些学生由于擅自回国，都被学校开除了。

第四节　大哥陈其美

1906年5月间，蒋介石首次东渡日本，虽未能入学，却初识了陈其美（参阅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p.121—122），于其生平关系至大。蒋氏家谱以及陈布雷编蒋介石年表，都说他于光绪三十三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是错误的，因该年系丁未年，是1907年的2月3日到1908年的2月1日。整个1907年，蒋都在国内，不可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即使1908年之春，蒋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但陈其美已自日本回国（见姚辉《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其美》，第29页），失之交臂，不可能于此时在日本相见，更不可能于此时由陈介绍入同盟会。陈介绍蒋入会，很可能在上海，因蒋在日留学，于假期经常回国。设于东京的同盟会，自孙中山离日后，已形同分裂，多系反孙一派，而陈其美是属于孙派。说蒋介石参加同盟会，不如说参加孙、陈一派，较为实际。当时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很简单，很可能蒋在上海填表由陈其美监誓加入同盟会的。总之，蒋是陈其美的人马，为陈驱驰。蒋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都由陈主动决定，主要于辛亥年参与杭州举事。陈给了蒋三千六百元和一百名“先锋敢死队”，到杭州后于11月4日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当时清吏早已风声鹤唳，全无斗志，不攻而下，5日即已控制市区，6日抵抗结束。蒋自杭返沪，当时上海亦已光复，宣布独立，陈其美利用上海商团的捐款，组成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团长，隶属黄郛的第二师。陈、黄、蒋三人遂换帖拜把，结为兄弟。这是蒋介石生平多次结拜的第一遭。

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业绩，不过如此，如果他于杭州举事阵亡，历史名声不会高过王金发。

辛亥革命之后，他为大哥陈其美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1914年孙中山讨袁，他在上海奉陈命办事；同年7月赴东北，也是奉陈之命。直到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一直是陈其美的人，与孙中山的关系是间接的。

陈其美之死当然使蒋介石悲痛万分，他以义弟的名义写了一篇情见乎辞的《祭陈英士文》，劈头就是：“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后来他更爱屋及乌，发迹之后，重用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以至于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陈其美死后，蒋与孙逐渐建立起比较直接的关系。但是后来国民党官方又“事后聪明”，总想渲染孙蒋关系，提早孙蒋初识的时间，如黎东方在《蒋公介石序传》中说：

蒋公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入同盟会，到了宣统二年六月中旬才有机会与国父在日本见面。原因是，国父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便已经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到了宣统二年六月才能够再来。在光绪三十四年介绍蒋公加入同盟会的是先烈陈其美。在宣统二年六月间介绍他谒见国父的，也是先烈陈其美。国父看到蒋公，十分欣慰；当时在同盟会同志之中，军事专门人才极少。国父和蒋公谈了很久，谈到具体的革命方略与军事计划。其后，陈先烈告诉国父说，蒋公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学者，而且言语踏实，见解透辟，一定能成为“革命实行家”，是同盟会“真正需要的人物”。（第27页）

黎东方的“国父”，就是孙中山。孙于1907年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那是光绪三十三年，不是三十二年。至于宣统年（1910）六月，蒋经陈介绍，与孙在东京初识，以及孙慧眼识蒋等，都是照录国民党官方的说法，目的为使两雄愈早相见愈好，以便建立革命法统相继。黎东方的说法还算含蓄的，贝华主编的《蒋介石全集》中的《蒋介石先生传略》中，竟谓陈在孙面前，盛称蒋，以至于孙在东京，“欣然欲往晤”，最后总算陈其美说他是晚辈，还是请他去看孙中山，于是蒋介石“衣士官学校制服”（按：蒋介石并没进过士官学校，详见李敖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九期所写的《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意态雄越，垂手于总理前”，孙中山“瞪目注视者良久”，乃大喜赞叹，“相与畅论时政，夜深不忍别”。后来任何计划，都要先问蒋介石云云。董显光的英文本《蒋介石传》，更说“两雄相见”场面，恨无艺术家在场传真，而孙居然说出蒋介石是“我们革命的英雄”（the hero of our revolution）（第13页）之言。邓文仪的《蒋主席》一书，更加锦上添花，于“两雄”东京相见一幕，花样又翻新，借孙中山之口，说出“这个士官学生，将来一定是党里了不得的人才”，不知蒋介石根本没有进过日本士官学校。

其实蒋介石绝对不可能于1910年或1909年见到孙中山。关于1909年说法（就是吴敬恒、陈布雷两人的说法），其实不攻自破，因为1909年全年，照《国父年谱》（增订本），孙中山根本没到过日本，既然没到过日本，则蒋介石在日本见了孙中山之说，自然无法成立！至于1910年说法，照《国父年谱》（增订本），这一年孙中山在6月10日虽到过日本，但是同月25日就被日本人花钱送走，去了新加坡，来去匆匆，十五天中，“行动尤为缜密，即同盟会员亦少晤见”，只见了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凤。根本无从见陈其美，更遑论陈其美介绍来的无名之辈矣！照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1910年全年，陈其美并不在日本。陈其美既不在日本，则陈带蒋见孙之事，也就根本不能成立矣！

再从蒋介石自己的说法中，可见严重矛盾与破绽。蒋于1935年8月13日，在峨眉军训团升旗典礼讲《革命军的基本要素》，说“十八岁追随总理”，但是在《三十九年（1950）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则说“追随国父”，始于“幼年”。既云“幼年”，则再宽限地说，恐怕也在十岁以下。十岁以下年纪，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自然与史实不合。另一方面，1975年3月29日，他在“遗嘱”里又说：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束发”是古人男孩成童，将头发束成一髻，用以象征成童。这一叙述，或可相当于1950年“幼年追随国父”的说法。但是“幼年”也好，“束发”也罢，无奈都与史实不合。即使是“十八岁追随总理”的说法，也是完全失实无据的。因为照任何一种蒋介石年表，他十八岁那年是1904年，那年他仍在家乡凤麓学堂念旧书，距离所谓“两雄相见”的1909年或1910年，还隔五六年之久。既然如此，又从何“追随国父，参加革命”呢？

蒋介石初见孙中山的正确日期，无意间自己提供了线索，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中，明明说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1910），而是在民国后二年（1913），乃“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另外于1963年，又一次无意间透露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1910），而是在民国后二年（1913），乃“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旅美学者陆培湧也认为“二人之初见，该在1913年3月底到6月中，当孙先生在上海的时候”（陆氏撰《蒋介石先生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第85页）。足见官方钦定传记中的“两雄相见”，虽然一篇篇写得神龙活现，却篇篇都是神话。

第五节　枪杀陶同志

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发生了一件惊人之举，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首领、革命老同志陶成章。

那是1912年1月14日深夜2时，蒋介石由光复会叛徒王竹卿陪同，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内陶成章住的病房，将陶枪杀身亡。

这件谋杀案，有心人当然要为蒋介石讳，蒋死后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于1912年条下仍记道：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公二十六岁

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所谓“公怒之”，显然讳了“杀”字。吴敬恒于1964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并不讳言“公怒杀之”。再对照之下，原来1964年本乃1975年本的底本，仅仅是把“杀”字讳掉了。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的，而是因为一生气就暗杀了人，才辞了职、去了日本的。其实，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先于1908年条下，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谓陶于徐死后，“诋毁先烈”，再谓“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诋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更谓陶诋毁孙中山，“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掀起党内风潮……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为杀陶下伏笔，然后转入“正题”，谓辛亥革命后，“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于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更为杀陶找莫须有的借口。如果说“除陶”一语还有点含糊，不够明确，则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邓文仪来头颇大，他曾是蒋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而《蒋主席》一书还由蒋氏师保吴敬恒谨题，潘公展背书“主编者”，无疑是蒋介石一方面最肯定的自白。

蒋介石亲手杀了陶成章，已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但蒋介石并不是主谋，只不过是主谋人的杀手。诬陶成章欲置陈英士于死地，显然是为陈杀陶找理由，蒋于自述事略中也无意中透露，“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为陈代罪，已呼之欲出。……陶陈之间固然自辛亥七月以来，已有冲突，如陶拒绝陈的“协饷”要求、陶不满陈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风，以及陶在沪练兵等等，但归根结底，并非二人私下的冲突，而是以孙黄为首一派与光复会一派的冲突。两派争夺浙督，无疑是刺陶的近因。事由原汤寿潜出任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陶最为浙江各界支持继任浙督，呼声最高，浙东名流更驰电谓：“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自然招敌派之忌。此电见报之同日，陶已被蒋介石枪杀于医院。

其实陶本人并不愿就浙督，只是他个人以及光复会在浙江的声望与实力，使孙黄一派难以抗衡，非除之而不快。知此再看邓文仪《蒋主席》中一段，便更有会心。

这时候，有个假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

所谓“假革命”，因陶不属孙黄一系，在孙黄一系看来，“革命”唯此一家，别无分店。你要开分店，当然是“假革命”。陶成章明明推辞浙督不就，偏偏要说“阴谋夺取浙江都督”。倒是“阴谋”地把人家杀死在医院里了！因怕陶成章“阴谋”成功，江浙成为光复会的天下，动摇的不是革命的基础，而是孙黄的基础。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果然是一蹶不振，从同盟会的眼光来看，可说是杀对了人。

陶成章之死既然是为了孙黄一系同盟会的利益，同盟会的“最高当局”不是枪手蒋介石，也不是派遣枪手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而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更何况孙陶早自1907年以来就已交恶，必为陈所深知。陈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非意料中事？事实上，与陶过从甚密，而知孙、黄甚深的当时人章太炎，曾在刺陶后一日，做了一次谈话，由寂照笔述，刊于《神州日报》（1912年10月10日三版），其中透露两件事，其一是：

南京既破，黄兴遽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是被同盟会枪杀的光复会军官，在刺陶之前，已对陶有所警告。太炎述此时，吕公望尚在，绝不可能是空穴之风。何况在魏兰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也提到：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先生之说，先生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致书先生，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先生始避之于客利旅馆。（第436页）

可见杀陶已酝酿多时，而且“确实消息”来自南京！太炎透露的另一件事是：

孙文归，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任后，即与陶君书，请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按即《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谓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书到之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其后三日，陶即于广慈医院被人刺死。

……（编者略）

陶成章也知道危险，所以才移居到广慈医院，即使给他的妻子写信，也十分隐秘。现存一封十一月十一日（阴历）的短笺，成为绝笔：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路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姊鉴。

从弟东生白十一月十一日

小云即孙晓云，陶成章的太太，1909年在日本结婚。东生为陶成章的化名，曾用起东笔名故。成章死后，有遗腹子，即陶珍（本生）。

……（编者略）

为了将“刺陶”合理化、合法化，一口咬定陶是“叛徒”、是“假革命”，然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刺陶之翌日（元月15日），即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14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初见1912年1月17日上海《民立报》，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3页）

孙中山明言，陶成章于革命有“巨功”，谓刺陶乃“不胜骇异”“贼我良士”，并“即由沪督严速究缉”，结果如何呢？不了了之！陈其美与蒋介石原是凶手，孙竟要犯人陈其美去查案，哪会有结果呢？蒋介石逃到日本，孙中山总该知道谁是凶手了吧，但凶徒根本没有缉获归案，明正其罪，反而成为帮手。后来蒋介石还加入“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孙中山。陈其美至死也一直是孙的死党。……（编者略）

临时大总统致电陈其美之后，陆军总长黄兴又于1912年元月17日也拍一电报到上海，载于同月20日的《民立报》上：

上海陈都督鉴：闻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黄兴叩。霰。（另见《黄兴集》，第103页）

黄兴更故布疑阵，“云是满探”，但又说要“设法保护章太炎”。为什么满洲的侦探只想杀光复会的领袖们呢？为什么不必保护同盟会的领袖们呢？说到保护章太炎，更有趣的还在后头，因章太炎不断批评南京的临时政府，黄兴又想要杀章。太炎在与黄季刚书中透露此事：

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咄哉克强，所善者独有恫疑虚愒耶？往者，陶焕卿死，彼即电陈其美保护，今又以斯言见，如是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扬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亦当戒之，令慎于语言也。

此函未署日期，但曾发表于1912年4月14日的《大共和日报》上，故不可能晚于4月14日。后又收入《太炎最近文录》。太炎除借此痛骂黄兴外，更立此存照，使黄兴不敢下手。章太炎虽幸免于难，但却不能挽救光复会在江浙一带的惨败。……（编者略）而陶成章之死，实为光复会倾覆的先声。

在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枪杀革命元勋之罪，已不可能湮灭，然而其罪并不能放得太大，当时二十六岁的他，还没有资格“怒而杀之”。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的枪手与杀手。他因杀陶而摧毁光复会之功，亦不能高估，因为他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为大哥陈其美尽一把小兄弟的职责而已。

第六节　反袁掠人之美

二十六岁的蒋介石谋杀陶成章之后，亡命日本，办了一份《军声》杂志。……（编者略）

蒋介石在日本不到一年就回国，虽避过风头，但仍难以在沪立足，遂返溪口老家，暂时闲居。然而不久发生反袁的二次革命，孙、黄、陈等革命党人积极准备武装活动，不再避陶案之嫌，蒋介石遂于1913年的7月里，再度参加了“革命”，帮大哥陈其美反袁。但二次革命并不得人心，陈蒋等在上海作战亦甚不利，败退闸北，被英军缴械，于8月13日彻底失败，孙中山再度避难于日本，陈其美与蒋介石则躲入租界，寻因袁政府追捕甚急，亦相继逃往日本。蒋于9月1日抵达长崎。

孙中山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按指印、立誓约，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其目的显然有鉴于过去党纪的不够严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效忠，以及秘密社会的作风，难被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革命党人所接受，黄兴就拒不参加。但是陈其美久已是孙中山的死党，当然是欣然加入。由于陈其美极力拥孙，并对反孙者进行攻击，大获孙心，自然被任命为新设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长。蒋介石则于1913年的10月29日，由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张人杰（静江）做监誓人，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

就在孙中山最倒霉的时刻、许多老同志纷纷求去的时刻，蒋介石才第一次单独与孙中山见了面，那是民国二年（1913）的10月里。蒋孙关系，得力于陈其美的伏线。翌年，蒋受孙、陈之命出任务，从上海到哈尔滨，奔波甚力。固然孙对蒋早有印象，因系其亲信陈其美的爱将，蒋刺陶一案，印象必更深刻，但是毕竟蒋参加中华革命党之后，始与孙直接搭上线。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说孙中山“期我以继英士之业”（1925年3月30日蒋《祭总理文》中语），可以道出孙、陈、蒋之间的关系。

中华革命党成立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袁，1914年夏天，蒋抵沪从事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但事机不密，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破，并遭追缉。至于说蒋遭同志王金发出卖，幸而逃脱之说，是不确实的。不过事出有因，王金发企图利用袁世凯招降的投诚令，征得谢飞麟与陈其美的同意，前往北京假投降，但到北京后才知道“免缉的条件，要（王）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麟、夏尔玙、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因此王金发在北京仅逗留一周即返回上海，继续与革命党人来往，这些事实在袁世凯枪杀王金发的电令中，完全可以加以验证。电令说：“去年冬间，为弭乱起见，暂准免缉，以责后效，并派员赴沪监察，讵竟延宕数月，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随时往来。陆惠生等由日回沪，匿居其家；迭次饬缉之暗杀犯姚勇忱，亦与朝夕聚处；陈其美亦常通讯，计议乱事。”由此可见，王金发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出卖革命。（参阅章念驰《蒋介石的早年与王金发》）然而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依然以讹传讹，说袁世凯“收买了了解革命军内情的王金发”。如果王金发真被收买，恐怕蒋介石脱不了身。

此次军事行动失败后，蒋介石又奉陈其美之召，再往日本，当时风闻东北有军队倾向革命，遂派蒋介石由日本赴东北，但在长春、哈尔滨一带混了两个月，无功而返，闲居无事。直到1915年秋，陈其美被孙中山任命为淞沪司令长官，再从事反袁军事行动，才召蒋介石到上海滩帮忙。这一次行动，后来最为国民党乐道的是所谓“肇和起义”。

在台湾国民中学的历史课本里，有这样一段话：

民国四年袁世凯接受帝制以后，国父命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发难讨袁，虽不幸失败，但确已唤起了革命精神。

紧接在后面，便是云南起义。在衔接上，好像云南起义是被肇和起义“唤醒”似的，熊式一的英文蒋传亦如是说，然而肇和起义和云南起义都是1915年12月间的事，11月间云南起义的领导人蔡锷潜离北京的时候，肇和起义还完全没决定呢！因为照蒋介石1916年《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文中追忆：肇和起义原定日期是“年杪举事”，由于忽然听说12月3日肇和军舰要开拔广东，乃提前在5日举事。否则既是“年杪举事”，日期当然在12月25日云南起义之后了，又何从“唤醒”云南起义呢？

肇和起义在历史定位上，显然已被国民党带入两个错误：第一，它的历史已被放大，放大到“唤醒”云南起义的程度，事实上，它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高级中学的历史课本就编得比国民中学的稍胜，它说：“四年12月5日，陈其美在上海举义，虽未成功，但革命声威为之一振，各地继之而起。”根本不提肇和起义的名字，并且把这件事放在云南“护国军起义”的项目之下，在比例上，就误导得少一点了）。第二，它的人物也被放大，放大到首从颠倒的程度，事实上，有些人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

例如国民党出版的《国父图像墨迹集珍》，在图片说明中，“讨袁时代的蒋公中正”旁边，又有“在上海追随蒋公并肩奋斗的吴忠信”，吴忠信字礼卿，是安徽合肥人。1884年生，十七岁时候，入江南武备学校。二十二岁（1905）毕业后，做到管带（营长）级的军官。二十三岁（1906）时候，由杨卓林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搞革命。第二年（1907），杨卓林谋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不成，被杀，吴忠信密谋日亟，被端方怀疑，不准他再带部队，改任标（团）司令部正执法官。1911年武昌起义，吴忠信参与光复南京，任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总监。1912年孙文任临时大总统，吴忠信任首都警察总监。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5年12月4日，参加肇和起义。1917年到1918年间，在陈炯明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时候，吴忠信任第七支队司令兼汀州绥靖主任，当时蒋介石是第二支队司令官。从这些吴忠信的记录看，他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蒋介石所有的参加肇和起义等事迹，吴忠信都有，而吴忠信早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的警察总监，其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了。肇和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从1916年杨庶堪等联名信上的排名，仍可证实到这一点。如今国民党改写历史，变成了上司“追随”起属下来了。（参阅邵元冲《沪军都督陈公英士行状》与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

更可注意的是，邵元冲所述“战争发动及攻击计划”之中，在十一行负责人名单中，提到的人名是陈英士、吴忠信、黄鸣球、杨虎、孙祥夫、夏尔玙、薄子明、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陆学文、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余建光、杨沧白、周淡游、邵元冲十九人，却独独不见蒋介石。

事实上，蒋介石的重要性，只是在“策动”、在提出计划而已。可是，细看他所拟定的计划书原文，却发现肇和起义的实行，和计划书根本南辕北辙。计划书中明明有这样的结论：

昨日计划以海军为根据地，再三思虑，终非完全之策。以后海军戒严，及敌军注意防备海军以前比较，不啻数倍已也。且黄浦戒严，其两岸行动不胜其难；况运动水上警察，亦非数日间可以见效也。吾军若注全力于海军，其事甚难，其效非易。为今之计，不如舍此而他图，或不偏重海军而与陆军并重，或先图陆军而以海军为从也。兹以各计划缮述如下：

海军不能防护制造局不过壮制造局之声势而已，而其所持者陆上炮队也，防御工事也。吾军所缺者，炮队也。以无炮队故不能破坏其防御工事，即不能陷落其制造局之要塞也。若有炮台为之根据，则制造局无不下之理，而海军亦所壮其威也。唯制造局附近炮队营野炮无几，且敌军防备严重，而地势又在敌军包围之中，即或占领，亦难久持，况无步兵为之掩护，必易为敌军所扑灭也。鄙意以为占领其沪上附近各炮队三分之二，即占领其驻扎炮队地点二处，虽无海军为之补助，亦必可以横行淞沪也。……

但是事实上呢？肇和起义却明明是从先拿海军着手。可见《蒋总统秘录》所说，“计划为陈其美所采纳。在后来被称为‘肇和起义’的一页史迹，就是依据这个计划进行”的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述及“战役真相及失败情形”，两次提到蒋介石，但都排名在吴忠信、杨沧白之后，并且完全没提肇和起义是照蒋介石计划执行的。

邵元冲又透露，肇和起义真正的元勋是杨虎。他说杨虎才是真正上第一线、攻下肇和军舰的人。最后因为其他原因配合不上，“杨君知已无可为，不得已易装泅水而遁”。杨虎在肇和起义后，1918年在孙中山手下做大本营参军，后来任湖北军总司令。1922年又做孙中山总统府参军。这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到军舰上，杨虎一直是护卫者。孙中山由楚豫舰上转到永丰舰是6月23日，直到29日，蒋介石才到。

杨虎在无情的政坛上出局，竟因而在历史上也出了局，真不可说也，必须要还其历史上的原位。肇和起义的真相是：杨虎是主角，蒋介石只是配角。

1916年4月，蒋介石又协助杨虎攻打江阴要塞。《蒋总统秘录》第四册有“总统领导袭取江阴要塞”一节，写“以江苏省为活动重点的中华革命党，在陈其美指挥之下，正争取着发难的机会”。“被列为第一目标的，是在距离上海西北约一百三十公里的‘江阴要塞’。江阴居于长江东流入海、江面陡然宽阔的地理位置：将雄踞在那里的要塞夺取过来，是扼死袁世凯海军活动的战略。”《秘录》所引乃根据1933年8月27日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营第二期学员的演讲——《革命军官必具的要素》，其中说袭取江阴要塞之役，袭到最后，同志“都纷纷逃跑了，只留我自己一个人在江阴炮台上”，此一说法，跟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所记不合，亦与杨虎在《肇和兵舰起义事纪》一文所述有异。杨虎明言与蒋介石一道儿离开江阴要塞，并且于离开前还救了蒋介石一命。杨虎在文章最后，殷殷以人当以“义气热情”“宁稍重感情”为期许，似乎是别有深意的。他说革命党在成功后，“投机分子，力思羼入”，显然是有感而发的。

第七节　拜老头子炒股票

袁世凯于1916年的6月6日去世，孙中山及其党羽已无袁可反，但政权仍在北洋手中。中华革命党停止了军事行动，孙中山虽公开声明“恢复约法，尊重国会”，但政治大局上却插不上手，北洋掌实权者根本不理他。在这种局面下，他的党羽蒋介石再次来到上海滩，感到在政治上殊乏出路，决定另谋生计了。

从1916年到1922年的六年中，蒋介石一直与孙中山保持联系，并且时有来往。在大哥陈其美被袁世凯干掉后，蒋介石虽已直接投靠大哥大孙中山，但孙中山本人也如丧家之犬，无所施展，一时之间，亦难有作为。

要在上海滩混，不能不结交头号闻人黄金荣，黄以法租界巡捕，包揽鸦片销售，成为黑社会的头子，杜月笙即出其门下。自民国成立以后的二十年间，正是黄金荣的黄金时代，据黄氏管家程锡文的回忆，蒋介石风闻这位大亨的势力，曾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亦就是投了门生帖子。蒋介石北伐后，以总司令身份回到上海，黄金荣虽退还了门生帖子，但蒋仍亲自登门拜访，以示尊礼，黄亦为蒋军提供十万元慰劳金。到1947年，黄金荣八十大寿，蒋介石以总统之尊，在军书旁午之际，于农历十一月初五亲自到黄家花园拜寿，还磕了头，黄金荣急忙起立搀扶。（据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回忆》）足见黄蒋师徒关系，绝非虚传，不惜以国君之尊，履行江湖规矩。

大哥大孙中山搞革命，知道没钱不行，他很早就把念头动到开号子、炒股票上面，这一眼光，确比傻乎乎的其他革命狂或北洋军阀高杆。杨荫溥在《中国交易所论》第一编《交易所总论》中就指出：“我国之证券交易法，颁布于国民三年……民国五年冬，虞洽卿与孙前总理鉴于上海有设立交易所之必要，因有组织上海交易所之动议。拟具章程及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核准，而当时部批，仅准证券一项，因未举办。”由此可见，开号子、炒股票，孙中山于此道乃是先知先觉……（编者略）只是他时运不济，申请经营的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五种项目，被北洋政府只准了证券一项而已。

照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一文的说法，孙中山想开号子、炒股票，“筹措革命经费”，乃是“采纳了日本某政党的建议”而来，这是1916年的事。魏伯桢回忆：

过了一年半载，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乃利用前案，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某企业代表协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以后，即着手进行。首先，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其次是拉拢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为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所谓知名人士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这是1920年7月的事。

魏伯桢又回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我是其中之一。监察人是周骏彦等。陈果夫当时是第五十四号经纪人，他的老板就是蒋介石。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编有号码，以资识别。经纪人卖出买进不拘若干次，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之价格为计算标准，全场均须遵守，不得异议。

当年交易所的理事之一魏伯桢只知道经纪人是陈果夫和陈果夫的老板蒋介石，却不晓得其中内幕。陈果夫曾写了一篇《商业场中》，死后收入《陈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册，文中泄底如下：

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此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

可见幕后老板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的大哥大孙中山！

开号子、炒股票，资金哪儿来的？据魏伯桢透露，是“协进社代表戴季陶与日商某企业代表商定办法”而来，戴季陶是蒋纬国的真爸爸、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他们炒作的外援，原来秘密来自日本！

比较起来，“张荣发模式”其实早就被“戴季陶（蒋介石）模式”着其先鞭了，勾结日本人赚中国人钱，张荣发又算老几呢？

魏伯桢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共谋生财之道”，当时这群人中，以张静江最有钱，他因贩卖中国古董致富，在上海滩的外国人都知道此一诡计多端的商人，称之为“古董张”（Curio Chang）。日本人石丸藤太在《蒋介石评传》中，述及此一时期“一时被同志认为潦倒的蒋氏，竟在投机事业上成功，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说得并不正确。

所谓潦倒，自指袁世凯死后，大小革命党人百般无聊与无奈，经济上也十分拮据，蒋介石并不例外而已。所谓投机事业，乃指由于无聊与无奈，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组织“协进社”的秘密社团来牟利。戴季陶的家里原本经商，自小就耳濡目染，亦颇有贱买贵卖的取巧手腕，一入交易所，颇能左右逢源。蒋介石本是盐商之子，也有家传，但此时并无本钱，在交易所里担任经纪人，牌号“恒泰号”，资本三万五千元，每千元一股，共三十五股，由张静江代他认四股。蒋介石很感激，在信中说：“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自反录》第一集第三卷）

以张静江的狡猾、戴季陶的慧黠，加上蒋介石潜在的赌性，三人联手，在投机的股票市场上，大发利市。据魏伯桢回忆，“协进社”开始时，股票仅值三十元左右，然而到1920年的春天，每股涨到五十多元，到同年底，再涨到一百二十元。协进社拥有的三万股，张、戴、蒋三人将一万五千股分给其他重要社员，其余一半再卖到市场，另将日商押款七万股赎出，并卖掉三万股。最后每股市价涨到一百二十元，三人的股票一共值四百八十万元，发了大财。

投机生意发得快，大家趋之若鹜，交易所相率而起，如雨后春笋，及至1921年夏秋之际，竟有一百四十余家之多，市场既已失控，益之以买空卖空，酿成1921年的大风潮，各交易所遂于1922年3月宣布停市。蒋介石他们自亦无以幸免，从大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

陈果夫回忆这段号子生涯，“好比一场春梦”：

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地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两千余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后来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许多朋友，组织一家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名鼎新，排在第四号，由守梅兄做经理，我做协理。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营业更畅旺了。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至于开号子开到春梦一场，显然因过分贪心、经营不当之故。据《虞洽卿事略》（收入《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所述：

1918年，虞洽卿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2月开业。虞任理事长，周佩箴、郭外峰、闻兰亭等为常务理事，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人都参加，当经纪人，设恒泰经纪号。交易所本身只居中间人地位，不论买方卖方，都得向交易所缴付佣金，不负担任何风险。孙中山当时因革命经费十分困难，令戴季陶等参加交易所工作，原望以交易所营业所得的一部分，接济东南的国民党人，做活动经费。当时交易所每月支付他们一两万元，倒是尚能如期支付。但后因国民党人想立致巨富，经纪人自己也下手投机，结果失败了，负债二百四十万元，只得放弃了。蒋介石因与虞洽卿是宁波同乡，开始也在交易所做事，这时也负了债，得虞洽卿之助，还清了债务，赴粤投奔孙中山。

陆丹林在《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一文中指出：

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之一，张、蒋等人也不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人恒泰号的股东（或者恒泰号的股东中也有些人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监事等，但是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之流，则只是恒泰号的股东）。他们所干的是这种在交易所的市场上直接做“抢帽子”的投机买卖，纠伙联群、操纵市场的勾当。

陆丹林并寻访出这一票人做投机买卖的合伙契约，上有“蒋伟记”，下签“中正”，就是蒋介石那一股的铁证。

蒋介石蚀光老本之后，从虞洽卿那里取得四万元，跑到广东去，从此以后才死心塌地跟随孙中山。所以，事实上，蒋介石由于投机事业上的失败，才“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日本人传记所说的，适得其反。另一方面，这一四万元的取得，也充满了“瑞元无赖”的过程，活像侦探小说，值得大特写。魏伯桢回忆细节如下：

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奉化人，是我的同学和老友，也是蒋介石的老师）因套利而欠债二十万元，到处被逼受困，再三说情，非两万元不能过门，急得两次跳黄浦被救。某夜，周由陈纪铭（奉化人，大包作头）陪同到我处来，要我设法救他。我自己也是走投无路，只能劝他慢慢想办法。当时大家都穷得叫救命。移时，日本又汇来一百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复业。我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在这一百万元身上转念头。我的打算是把我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所股东名簿上过了一百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和我在日本同学）雇一百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五百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到哪里去了等问题，他们如果俛人出来和我谈判，我就有文章可做了。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周骏彦，以免他再去跳黄浦，哪知他当晚就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也过不了门，第二天就跑来找我，说他经济上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我合作。我问他希望得多少，他说希望得二十万元。我一听就当场回绝了。因为日本汇来一共只有一百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二万元救他一命还没有把握，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二十万元，这怎么能与他合作呢？不料蒋介石对我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贿送了庄之盘一千元，向他拉拢。这样，庄之盘对我的口气就变了。他说：“瑞元（即蒋介石）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又说，“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我听了这番话，表示同意考虑。庄之盘接着就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做川资去广东之用，然后给我。我同意这个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大东旅馆六楼开了六七个房间，约我去谈。我去后，庄之盘又提出，对这次“战役”，由魏任总司令，蒋任参谋长，庄任前敌总指挥，一切要听魏的命令行事。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交易所股东会开会那一天，庄之盘所雇的一百个人集合起来，我照约定交六十元给庄，蒋介石再给一百元，又加发了每人二角的酒钱，让他们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延会一天。他们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交易所送他五千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个人来对付。蒋介石看到情况有变，就叫庄之盘“先行退兵”，庄不同意，两个人闹到大东旅馆来。经过谈判，我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不要紧。而蒋介石却另找了叶琢堂（叶是流氓出身的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由叶琢堂出面去找虞洽卿，说蒋介石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开始时虞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但是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事情已经定局，不料蒋介石想独吞这笔钱，又叫庄之盘退兵。庄气得大骂，骂蒋忘记了在大东旅馆说过的话，质问他事情办好为什么不征魏某的意见，又说：“若无魏的命令，我照前约是不退兵的。”这样一来，蒋又不得不到大东旅馆来把他同庄之盘龃龉情形告诉我。我以事既办妥，应请庄退兵。庄到大东后，蒋说预备给周骏彦万把块钱，同时给庄之盘几千块钱。正在这时，邵力子为了《民国日报》也到大东旅馆来分了几千元。其余四万多元的钱都在蒋手，不仅对我什么也不提，而且蒋趁送客之便，一溜就离开了大东。第二天，庄来告我说，蒋介石已密同周骏彦等去广东了。

看了这段文字，蒋介石“瑞元无赖”的流氓性格，可真跃然纸上。

魏伯桢回忆中提到的叶琢堂，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据祝世康《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所述：“叶琢堂不仅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蒋在上海交易所里跑进跑出，也是通过他的关系。蒋在交易所里失败时，生活一度穷困潦倒，常常向叶琢堂告贷。每当交易所散场后，总可在叶家看到蒋。叶同朋友打牌时，蒋老是毕恭毕敬地站在背后，有时还替其端茶拿烟，伺候客人。叶也以对待学徒的态度对蒋，使唤蒋时就叫‘阿瑞’（蒋的乳名）。蒋到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时，叶还赠送了三百元旅费。由于蒋叶有这一段历史，蒋就把叶看成一个生死患难的恩人。”可见蒋介石在去广东前颇为狼狈。

可怪的是，在流出的这一时期钦定史料中，对蒋介石开号子、炒股票之事，都讳莫如深，《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在1921年1月10日条下收入《与张人杰书》，原文在“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与“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之间，加上删节号，经查原文删去的，正是“代认恒泰股价，甚感！请为签字”十二个字！其居心隐瞒炒股票这一段历史，显然认为“伟大领袖”有此洋场逐利行径，实在不够体面也。这种钦定的书，固然页页都是救国救民的革命大业，但不经意间，仍可找出蒋介石怠于革命的成分。例如该书同年同月12日条下《附节戴传贤书》中，就泄露了当戴季陶劝他南下时候，他不但盛怒，还说出“促我出去做事，是促我之寿命”之言，可见他在上海牟利心切、乐不思粤，什么孙中山、什么革命，在号子股票当前，又算什么啊？直到最后玩票成空，才不得已投奔老孙、革他一命去也。

至于开号子、炒股票这两三年的大量盈余怎么明分的，也是天知道。据单行本《陈果夫年谱》1920年“先生二十九岁”条下：

秋，国父为筹措革命经费，策动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参与筹划者，有蒋公及张静江（人杰）、戴季陶（传贤）诸先生。蒋公嘱先生组织茂新号，担任五十四号经纪人，以其盈余为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之用。

事实上，有否“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也无从征信。据与先烈之一林觉民遗族相识的王翼樟（小痴）面告李敖：林觉民的遗族，竟有饿死的惨剧发生！先烈又算老几啊？

《伊索寓言》中有一体例，就是故事讲完了，加上尾巴为读者上一课、加上一条“教训”。蒋介石从开号子、炒股票到搞革命的故事，给人们的“教训”是，人大可以去开号子、炒股票：成功了，可做资本家；失败了，可做政治家。成功了，可做商场大亨；失败了，可做“民族救星”——成败之妙，原来如此哟！

第八节　爱上陈洁如

1919年的夏天，仍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在张静江家里初识一个十三岁的小女生陈凤，而一见钟情。由于《陈洁如回忆录》的出版，我们得知这一段恋爱的详情。近人黄仁宇指出这本回忆录中有最基本的资料都不能掌握，“此书之可靠性可想而知”。（见《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5页）黄氏似不知陈洁如既未直接参与党国大事，间接道听途说以及事后追忆，当然可能有误，岂能遽疑为伪作？最近陈立夫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未能掌握基本资料处多矣，何况陈洁如？陈女这部回忆录最可信赖的部分，应该是她与蒋介石之间的儿女私情，以及两人之间的房第间事。这些私事陈洁如不仅亲身经历，而且刻骨铭心，不但事实上不会出错，而且最具权威性。

陈洁如原名陈凤，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时，在场的还有孙中山与戴季陶。蒋介石当时已三十岁出头，见到十三岁的小女生，即坠入情网，除了异性相吸的原因外，显然由于那天在张静江家中的客厅，孙中山特别夸奖了这位小女生，使蒋介石对“我们总理嘉勉的女孩”，别具青眼，乃穷追不舍。

陈凤之所以会在张家出现，乃因比她大五岁的好友朱逸民嫁给张老头子做续弦。与张静江有密切关系，以及被孙中山看上的女孩，在蒋介石心目中当然会有很重的分量。于是表面看来甚是严肃的蒋介石，居然亦会嬉皮笑脸，追起小女生来，并且故意制造狭路相逢，逼女孩子表态的镜头。甚至于约会时，骗不太懂事的陈凤，到上海颇有名望的“沧州饭店”，英文名称叫“布林顿旅馆”（Burlington Hotel），幸而尚能自制，想要强奸而未遂。（参阅《陈洁如回忆录》上册，第23—28页）

陈凤惊魂初定，避不见面，蒋介石展开情书攻势，表示拜倒裙边的决心。当陈凤的父亲因心脏病骤发，于1921年9月7日逝世，蒋介石穿孝服来吊祭，再由朱逸民从中拉线，最后由张静江正式说媒，使陈凤的母亲感到为难。有趣的是，陈母仍不放心，雇佣了上海私家侦探调查蒋介石。调查报告乃发迹以前的蒋介石，乏善可陈，更何况此时蒋介石已有一妻一妾，乃决定谢绝，哪知张静江亲自登门拜访，说明蒋妻毛氏已皈依佛门，与世绝缘，蒋妾姚氏已同意离异，并强调蒋介石追求的坚定心意。在张静江的大力说合之下，陈母才答允婚事，再劝说女儿下嫁蒋介石。两人订婚后，蒋介石为陈凤改名陈洁如。结婚时，张静江为证婚人，戴季陶则为蒋介石主婚，婚礼半西式半旧式，毫无疑问是明媒正娶。

结婚以后，陈洁如才发现，蒋介石在婚前醇酒美人，常逛窑子，生活十分荒唐，并且得了性病，还把性病传染给她，以至于此后两人都无法生育。蒋介石为之悔悟，发誓愿终生只喝白开水，不喝其他饮料，以自我惩罚，陈洁如也只好原谅了他。（参阅《陈洁如回忆录》之记载）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前，确实是他一生中最荒唐堕落的时期。

蒋介石的元配毛福梅，奉化岩头村商人毛鼎秋之女，生于1882年，比蒋介石大五岁。1901年结婚时，她十九岁，他只有十四岁，仍然是个顽童，这种奉父母之命的婚姻，当然谈不上什么感情，不过婆媳之间倒处得相当不错。1904年春，十七岁的蒋介石带着妻子毛福梅到宁波读书，开始独立的家庭生活，但不久蒋介石要到东洋去，又把妻子送回娘家，再度失去培养感情的机会。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回上海度假时，毛福梅也来沪团聚，但蒋却嫌乡下老婆土气，无法对答应酬，常大发雷霆，只过了一个暑假，又劳燕分飞。然而毛福梅回到家乡，即有了孕，生下蒋经国。生了儿子，该是毛福梅对蒋介石的最大意义，而毛福梅有了儿子，亦有了寄托，对丈夫的冷漠也日趋淡泊。

辛亥革命那年，蒋介石纳出身寒微而容貌出众的苏州女人姚冶诚为妾。姚氏的身世可见之于1927年10月18日天津《益世报》的记载：“女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随陈英士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偕往，在筵席间见蒋氏，刻意奉迎，终至以身相托。”则所谓“寒微”者，实系出身北里的妓女。蒋介石公然把小妾带回老家，长久以来空闺独守，以及深受传统影响的毛福梅也不以为意，认为男人娶小老婆，早已见怪不怪，甚至待姚氏如姐妹。很多人称赞毛氏的宽宏大量，但毛氏不大度又如何？只是说明毛氏还聪明和识相而已。蒋介石也乐得在家有妻之外，尚有一妾相侍。

毛福梅生了蒋经国之后，1916年10月6日又出现了一个蒋纬国，纬国既非毛氏所生，亦非姚氏所出，是哪里来的呢？原来王采玉一定要把经国承祧已故的小儿子，蒋介石得了梅毒不能再生，于是把戴季陶的儿子抱来，取名纬国，又名建镐，与经国的别名建丰相对，自小就当做自己的儿子，我们又何必不把蒋介石视为蒋纬国的父亲呢？不过，纬国虽然有父，仍然无母，蒋介石遂要纬国认姚冶诚为母，由姚氏扶养。纬国原非蒋姓似难确定，然观乎《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30年10月31日记毛氏常提及营救经国自俄回国事，引蒋介石日记曰：“余为国何能顾家……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见第二卷，第335页）可知牺牲经国即“灭种”，否则尚有纬国，何至于“灭种”？

另外，我们看到孙淡宁记录的蒋纬国谈话录原稿，更确定纬国与经国原“非血统关系”，并得知纬国系日妇所出，曾于抗战后“独自一人悄然赴日”，见到八十岁的山田纯一郎，找到“青田公墓”，在荒凉的墓园里，向母坟“就地跪拜、默祷念诵之后，才黯然离开”（最后一段引文似由蒋纬国亲笔在原稿上增写）。至少以纬国而言，他早已自知身世。事实上，他在谈话中亦已透露，他自德返国，蒋介石曾亲口告诉他，他不是蒋家的孩子。他的生父乃是他称作“亲伯”的戴季陶。他也不讳言自己有两位父亲。

毛氏为蒋介石侍奉老母，教养经国；姚氏为他抚养纬国，一妻一妾皆职有专守，然而蒋介石于1920年与1921年之间的日记，不时抱怨一妻一妾，如民国十年4月3日记道：“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以刺激神经……决计离婚，以蠲痛苦。”又如民国九年元旦日记道：“甚恨冶诚不知治家法，痛骂一场，娶妾之为害，实不胜言！”大有出妻休妾之态。（参阅《蒋介石日记中有关陈洁如及家事的记载》，《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六期，第24—29页）按诸时间，此时蒋介石正在上海狂恋陈洁如，可见事出有因。陈洁如毕竟是身家清白而且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不可能做第二个小老婆，免不了明媒正娶。北里出身的姚氏，原是侍妾之身，容易打发。但是元配毛氏，既是他唯一儿子的娘，又得蒋母欢心，难以狠下心来。然而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死了，年仅五十八岁。蒋介石于办完母丧后，在同年11月28日的晚上，当着经国、纬国，宣读事前写好的文书，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全文如下：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尔等者，唯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

说穿了，蒋母死了，蒋介石已无顾忌与毛福梅离异，与相爱的陈洁如正式结婚。蒋介石献身革命，需要一个新女性做老婆，毛、姚两氏实在也上不了台面，他休妻出妾自然也就理直气壮了。

然而几年之后，蒋介石的场面更大，爱上了更新而又更出众的女性宋美龄，又要与陈洁如离婚，也更理直气壮了。奇怪的是，他不向陈洁如提出离婚要求，而骗她出国，然后不承认跟她结过婚。蒋陈之间的明媒正娶既可否认，则因蒋陈婚约而与元配毛氏离异一事也不存在，于是1927年蒋宋联姻，又必须兴师动众与发妻毛福梅再离婚一次。土里土气又是小脚的乡下人毛氏，除了让风风光光的总司令任意摆布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第二章　粤海波澜多

第一节　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史家常易受“事后聪明”（anachronism）的干扰，导致意识上的时代错误。蒋介石后来因孙中山的提拔而走运，更一再把自己与孙挂钩，俨然是孙中山最合法、最自然的接班人。史家从事后看往事，受到“后事”的蒙蔽，看不到“前事”的真相，不免误解以及渲染了孙蒋关系。

从孙中山的观点看，蒋介石当然是“自家人”，是他亲信陈其美的小兄弟，是肯打指模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忠诚党徒，但是表示忠诚的党徒不止蒋一个，更何况还有一大帮亲信的“广东帮”，于是在芸芸“自家人”之中，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可资传呼的年轻军人，绝不可能“三千宠爱在一身”。后来国民党剪接照片，凸显孙蒋一对一的形象，只是一相情愿的“反历史”（ahistorical）做法。

再从蒋介石看来，自陈其美死后，他已直属孙中山。孙之地位虽远高于陈，但陈其美那种同乡大哥的亲密关系，绝对无法取代。既然无法在孙中山心目中取得主导地位，蒋介石自1916年陈其美遇刺身亡到1924年正式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八年之中，对孙态度是欲迎还拒的。他对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很不热心，经常开小差，甚至在电催之下，仍然游山玩水，姗姗来迟。这种行为自可解释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心术，甚至意含要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同时也可洞察到，在这八年革命消沉的岁月中，在孙中山并不得意的时期中，蒋介石的“势利眼”行径。在紧要关头，他情愿回上海玩股票，或登宁波天童寺去散心。让我们来摆史实，以明真相。

1917年，北洋“督军团”造黎元洪的反，孙中山乘机南下护法，同行的有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人，并没有蒋介石。孙到广州去筹组军政府、称大元帅，但他是个空头大元帅，除少数卫队外，没有一兵一卒。所依靠的广西军头陆荣廷、云南军头唐继尧并不买大元帅的账，最后气得孙中山又跑回上海，痛斥南方的军阀与北方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唯一的收获是陈炯明从广东省长朱庆澜收回于反袁战争结束后交出接管的三十个营。（朱氏改编为省长警卫队二十营，见陈定炎《怎样为陈炯明在民国史上定位》，《传记文学》第三七八期，第123—126页）由此一支武力成立了“援闽粤军”，由陈炯明做总司令。这是孙中山手中唯一的枪杆子，也有意将这支军队扩大，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于是又派许崇智做第二支队司令，带四个营，邓铿做参谋长。第二年（1918），在总司令部还来了个三十二岁的作战科主任（一称中校参谋），不是别人，蒋介石也！

当时陈炯明为了培育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艰苦备尝。虽然如此，陈炯明还是苦撑下来。相对地，许崇智、蒋介石、邓铿等人，在苦撑待变之际，反倒不无动摇。孙中山1918年12月13日写信给许崇智、蒋介石，勉以“不可遽怀退志”，同一天写信给邓铿，认为“闻兄颇有离去之意，文意以为不然。……若兄行，则竞兄（指陈炯明）失有力之臂助，将来愈形困难”，就是证明。

“援闽粤军”于1920年8月16日漳州誓师，全军回粤，替孙中山抢广东做根据地。四天以后（8月20日），就进入了汕头。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这唯一的主力进军广州之际，蒋介石本人并不在军中。8月16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之日，蒋介石本人正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薄暮，公在飞雪亭畔，倚崖侧乔松，鸟瞰千丈岩瀑布。会大雨，树杪重泉，溅珠喷玉，光色甚奇。登妙高台，南向突出，三面凌空，唯见众山之小、诸流之细，亭下（村名）屋舍俨然。（第三册，第5页）

8月18日，陈炯明在大埔、潮州、梅县作战攻下汕头前，蒋介石本人仍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公探隐潭。第一潭黝暗，在峡谷，圆径不过丈余，而深度莫测。潭前涓流一脉，经第二、三潭而入大溪。第三潭为一大岩穴，宽约二丈。上有覆盖。峭壁回合，前面开，高可百米突，右有激湍冲泻。叹为观止。（第三册，第6页）

别人在前方作战的时候，蒋介石在后方游山玩水，直到8月29日才回家。8月的作战他都没参加，9月的作战也没参加，直到10月11日，他才到了老隆前线总部，距离攻下广州（10月29日），只差十八天耳！换句话说，蒋介石在这次两个半月的战役中，他只参加了最后的十八天，并且，最后十八天中，他在最后十三天（10月16日）才赶上本军，最后九天（10月20日），因许崇智“病假”，才“以个人关系代许军长统率第二军作战”，过了一天多（10月22日），就拿下了惠州。

由于蒋介石有过上面这种“紧要关头就回家”的作风，引起我们彻查一下他与孙中山关系的种种，结果发现，他这种作风，倒也值得统计统计。

第一次——1918年3月15日，蒋介石就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但是干了四个半月，他就在前方作战之时，留书（7月31日）出走了。8月2日，邓铿派人到汕头留他，留不住；8月8日，孙中山打电报阻止他，也无效果。8月18日，他回到上海。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归沪，轮行稳疾。入夜，公对月华吐朗，追忆少时奉母游招宝山及天童育王诸胜光景。（第二册，第52页）

到了9月5日，蒋介石才停止出走，离上海。9月13日回到汕头。9月18日到了漳州总司令部。

第二次——9月26日，蒋介石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司令部设在长泰。12月15日，吃了败仗，他“只身冲围而出”。（第二册，第65页）1919年3月5日，他又离开了部队，说是“请假归沪”。（第二册，第7页）5月2日，返长泰。7月4日，他写信给邓铿，说：“弟自去年怫然而去，赧然而归。……”（第二册，第77页）表示不想干了。9月2日、9月5日，他又游山玩水。10月28日，他去了日本。

第三次——1920年4月11日，他又回到漳州。4月13日，在总司令部议事。4月14日，筹定作战计划。可是到了4月16日，他又出走，到了鼓浪屿。4月22日，他又回到上海。6月28日起，他游山玩水，从普陀游玩起，直到7月2日，才回宁波。7月4日，再来上海。

第四次——7月16日，他又回到漳州总司令部。8月7日，他又回上海。8月13日起，游雪窦。8月16日，“援闽粤军”在漳州誓师了，蒋介石却还在游山玩水中！10月11日，他回到前线。11月6日，他又留书出走，信中说：“弟既不见信于总座，又不见谅于军长，而受欺于〔张〕国桢，是诚怀疑于上、受辱于下之时，能不自反而缩、见机而作乎？”（第三册，第26—27页）11月12日，他回到上海。11月22日，回到奉化。11月23日，就上雪窦山游山玩水了。

第五次——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到了广州，恢复军政府。1921年1月12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盼复。孙文。阳。（第三册，第54—55页）

但是蒋介石显然仍在“迟延”中。1月12日，杨庶堪也有信给他，字里行间，颇能看出内情：

介石兄台鉴：……颇闻前日（2月29日）兄来沪，以读某函不快而归，方欲作书婉劝。……中山先生政治兴趣欲衰。……尤欲持以勉兄，共襄其业。且见兄之关涉重要，过于一般同志。中山先生从事创造，自当仗兄为前驱。然则先生撒手则已耳，如犹奋斗，吾辈安忍作壁上观？故无论如何拂逆，皆当含忍而为之。

兄此时固万万不能遽息。……何时来粤？先示极幸。弟庶堪手启1月12日。（第三册，第55页）

1月15日，邵元冲也有信给他，字里行间，也能看出内情：

介石我兄惠鉴：……现时先生（指孙中山）既力促兄赴粤，则亦不能过拂其意。盖先生处能真心办事之人，实亦太少。吾人万不能不尽心以助之。……兄既谓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则兄必已自任为负改革责任之一人。……故不能不自己努力、不能不为社会努力。否则一齐撒手，中国不成其为国家矣！真厌恶社会者，只厌世派隐士自杀者而已。故弟愿兄易厌恶中国社会之心理为爱社会，如慈母对于不肖之子，仍尽心力以谋感化之。此吾人应有之态度也。兄意以为何如？……弟元冲顿。1月15夕。（第三册，第55—56页）

蒋介石在函电交催之下，才在2月6日到了广州。可是，只一个星期后（2月14日），他就“径归”而去。（见第三册，第62页）2月17日，又上普陀山游山玩水去了。（见第三册，第69页）

第六次——到了3月29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孙文。艳。（第三册，第69页）

4月4日，蒋介石回电，说：

动员无期，来亦何益，且反多阻碍，暂为缓行，特复。中正叩。支。（第三册，第70页）

4月8日，孙中山又来电，说：

介石、静江、季陶、展堂、仲恺诸兄鉴：昨开大会，以外交紧急，不可无政府应付，已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克日北伐案。万端待理，务恳诸兄速来，商筹大计，精卫兄如可分身，亦望一临，无任企盼！文。歌。（第三册，第71页）

4月21日，孙中山又电蒋介石，说：

密转介石兄：军事紧急，昨已下动员令，汝为（指许崇智）病新愈，非兄来计划助理一切不可，接电速来。文。巧。（第三册，第72页）

在孙中山这封电报前（4月14日），陈炯明也电蒋介石，说：“克日将各军调赴前线……战事在即，望兄速来。”（第72页）4月22日，许崇智电张静江，说：“介兄来粤，吾军之幸，亦吾党之幸。”（第72页）4月24日，胡汉民电张静江，说：“今日开始攻击，先生（指孙中山）盼介兄来，欲将警卫团扩充训练，改国军以属介石。”（第72页）5月3日，胡汉民又电蒋介石，说：“望兄深念国事党事之艰难，积极负责，束装即来。”（第73页）但是，就在孙中山4月18日来电之日，蒋介石却又在游山玩水呢！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是日，携次公子纬国，复为天童之游。薄暮，由江东三眼桥放船，少焉，月出震方，波平如镜，攒峰倒映，人在画中。夜憩小白天童中院。刚逢佛节，香客扰人。翌晨，避往育王寺。登小磐山，再谒摩诃祖师墓。又历大磐山，回寺稍憩。复出山门眺瞩，公称天童全景，为四明诸名胜之冠。又次晨，探古天童及八指头陀冷香塔院。凡阅四日，归邑城寓舍。（第三册，第73—74页）

蒋介石在5月10日总算成行，可是，他一到了广州，据许玉麟《革命北伐纪略》，1921年孙中山北伐之师，困于桂林，“出湘不能，黔军又回黔”当儿，乃“改任李烈钧为北伐前敌总指挥，大总统亲统随身之滇、赣、粤、福诸军北伐”。当时陆荣廷分兵三路打广东，孙中山归路将断，情势危急，“李烈钧与讨贼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讨贼福军司令李福林、讨贼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讨贼赣军总司令彭程万、讨贼赣军第一梯团司令李明扬、讨贼赣军第二梯团司令赖世璜等急由湘边回桂林，星夜水陆兼程，赶至梧州，留讨贼桂军师长刘震寰守桂林一隅之地，广西省长马君武亦急离桂林返粤，途中遇匪，伏于船底免死，财物劫尽，其妻子与随员，均被匪杀尽”。大家都在赴难援孙之时，而“时第二军少将参谋长蒋中正已回上海”！据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1年5月10日条下，这天蒋介石从家乡“起程赴粤，越旬日抵广州”（第三册，第74页），时间当是5月15日。可是到了24日，他做了一个梦，梦到“雪满山原，一白无际。惊醒后，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遽返沪归里”（第三册，第74页）——他又走了！

第七次——蒋介石这一“雪满山原，一白无际”的梦，直到二十天后才巧合式成真。6月14日，他母亲死了。可是，丧事办得却重于国事。6月23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竞存、汝为已赴前敌，军事吃紧，望即来粤，墨绖从戎。孙文。梗。（第三册，第83页）

7月20日，孙中山又来电，说：

西寇击破易、收拾难，须多一月始得凯旋，我军经入邕宁，明后日，余当驰往巡察。速来相劝。孙文。歌。（第三册，第85页）

在孙中山来电前后，其他同志也函电交催。6月21日杨庶堪致蒋介石：

介石吾兄：……吾子至孝性成，幸有以节哀顺变，勿过摧毁。粤桂战役，今日已起，墨绖从戎，古贤不废。安厝若毕，尚望有以慰国人及同志之望也。……弟庶堪再顿。6月21日。（第三册，第83页）

7月27日，邵元冲致蒋介石：

介石吾兄惠鉴：……顷于《国民日报》读讣告，惊悉老伯母前月弃养，岂胜哀悼。兄连年奔走四方，承欢之日无多，今当国事未定之秋，遘此大故，哀毁之状，可以想见。唯吾人既以身许国，只能留此身以济国难，一以体先人遗志，一以完个人未完之责。诸希强自节哀为幸。近闻桂孽次第扫清。孙先生方有事于中原，倚赖于兄者甚深。一俟丧务就绪，万望仍往佐理。现在可靠同志，只有此数人。吾人务宜谅先生办事之困难，而切实负责也。弟元冲顿。7月27日。（第三册，第84页）

丧事办到8月10日，蒋介石决定又去广州了。可是他路过上海，逗留了十多天，碰到了“大风雨”。他又做了梦，于是又不去广州而回奉化看母柩。直拖到9月13日，他才去了广州。但是到了9月下旬，却又“回沪还乡”（第92页）了。10月底，他“取道北溪，探四明石窗，蹑鼠尾山巅，向西北驰下”（第三册，第95页），又在家乡游山玩水了。

第八次——11月9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余拟于15日与汝为往桂林，请节哀速来，臂助一切。孙文。麻。（第三册，第94页）

1922年1月18日，蒋介石到了桂林。可是，到了4月，他又要走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4月23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23日，公抵省城。总理闻其有去志，特驾行馆挽留。言“此时你若走，则我与汝为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云云。公感其语，凄然泣下。乃即中止。其后，卒以受某方刺激与嫉视不已，又决计辞归。是晚离广州。（第四册，第10—11页）

4月28日，蒋介石又回到了奉化。

这时孙中山正与陈炯明关系恶化，蒋介石一走了之后，孙中山处境益形困难。6月2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立转介石兄：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文。冬。（第四册，第21页）

但是蒋介石置之不理。6月7日，张继写信给蒋介石，忧虑说：“我兄应速出山，设法将粤局巩固。先生（指孙中山）既到广州，是否无危险？同人殊为悬念也！”（第四册，第21页）可是，蒋介石不为所动。6月15日深夜，终于发生了所谓“陈炯明叛变”事件。

董显光《蒋总统传》中说：

就是在这样的混乱政治局势中，陈炯明乃实现其长久准备而未敢实行的政变。民国十一年（1922）6月16日，他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他认为国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丧失生命；但或者是由于天意，国父的几位忠实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乱军的包围线，而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该炮舰乃效忠于国父者。……

蒋总统获悉其领袖所遭遇的危险，立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险，卒到达黄埔，追随国父于永丰舰上。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第48—49页）

事实上，蒋介石是在接到孙中山电报后，才起程的。他6月25日离开上海，29日到了永丰舰。此后四十二天，他如孙中山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中所说：“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但是，这位共死生四十二天的固然可歌可记，那些共死生五十六天的，也不该抹杀。

第九次——“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8月9日从永丰舰改登英国船摩汉号，在外人保护下去香港，转赴上海，蒋介石一直跟着。8月23日，蒋介石又回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8月23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23日，公至甬。即乘慈北轮往普陀，养疴天福庵。南天门探胜、般陀庵观鱼。静息时塑坐看经。凡六日归甬。（第四册，第28页）

这时孙中山已开始走联俄路线。8月30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函悉，季仲函亦得读。日来变局愈速，非兄早来同谋不可，军事进行，湘闽似已有不谋而合，日在进行中，湘较闽尤急而有望，似日内便可解决者。今闻昨日已行，或有分道而驰先急回滇也。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即当早来备筹一切。幸甚。此候近祉。孙文。（第四册，第39—40页）

同一天，廖仲恺也致函蒋介石，说：“现时各方情形，已有多少变更。兄非常住此间策划不可。盖时事瞬息万状，而尤以军队情形为然。非日夕与各方消息接触，恐少逊随机应变之妙用。此间待商之事正多，请即命驾来沪。”（第四册，第38页）“先生（指孙中山）决定计划之时或变更计划之时，无兄在左右，如何而可？弟意兄宜急来此，专掌军机，一切应酬，尽可不经意。政治问题等，兄如懒理，当由弟等撮要报告，共同商决。否则军事无人参划，若决定计划或变更计划有误，悔之已晚矣。”（第四册，第38—39页）可见“某事”（走联俄路线）倚仗蒋介石“同谋”之殷。到了9月12日，孙中山再致蒋介石：

介石兄鉴：日来事冗客多，欠睡头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约兄来详商今后各方进行办法，而急闻兄已回乡，不胜怅怅。日内仲恺、汉民、精卫将分途出发，往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内闲静，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此候大安。孙文。（第四册，第41页）

两天以后（9月14日），廖仲恺又致蒋介石，说：“兄到沪之翌日，弟偕许志澄至大东访之，而兄与启民皆不在。后晤见静江，始知兄在彼处。而弟则并静江来沪，亦不知也。又翌日偕展堂再访，启民在，而兄已忽然归。使弟爽然若有所失。昨奉惠缄，言居沪心绪不佳，亦无所事，故决计还乡。弟则以为兄在此间，待商待决之事正多，若避去乡居，则事无从谋，人人如此，则先生（指孙中山）左右可无一人矣！其说通乎？……日夕思维，非兄常在此间不可，故恳兄无论如何，仍再命驾来沪。家事恺当嘱启民为兄料理妥当，毋须兄焦虑。兄固当留此精神，为中国为先生（指孙中山）为吾党出力，不可消耗于不必消耗之事，以伤身体。弟知兄必不我弃，故敢强以相劝，望兄垂听。”（第四册，第42页）字里行间，充分看出蒋介石在同他们“捉迷藏”、在向他们“拿乔”。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10月4日条下，我们还可看到蒋介石这时怎样在游山玩水：

4日，至沪，即乘车往无锡游太湖。坐万顷堂，见波屿苍茫。顺道访梅园，结构天成。陟惠泉山，揽起云楼之风景，辄为旷怡。归途转苏州，访玄妙观、留园、西园。仍由沪返甬。（第四册，第47—48页）

第十次——10月18日，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10月20日，蒋介石总算动身赴任。不料不到一个月，他又要走了。孙中山听说，遂在11月19日急电给他，说：

介石兄鉴：接函甚愕，我以回粤讨贼重任，托汝为与兄，无论如何困难，总须完此任务，方能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有阻力，当随时与兄解除，仲恺即来相助。孙文。皓。（第四册，第55页）

11月24日，孙中山又有长信致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顷见兄致展堂季新书，有十日内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等语。吁，是何言也！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就如来信云云，子荫当来沪，此事已不成问题，即内部之大难题已得解决，则进步为极大矣！其他纷繁小故，何足介怀？纵我无进步，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尔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借不可，欲得凭借，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借，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凭借，外交内应则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故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多加一日，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日唯睡食与望消息而已，当时何尝有一毫之进步？然其影响于世界者何如也？今则有我在外活动，而兄等在福州则为我之后盾也。有此后盾，则我之计划措施日日有进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无论如何艰苦烦劳，必当留在军中，与我在外之奋斗相终始，庶几有成。外间日日之进步，非纸墨所能尽，仲恺来当能略道一二。总之十余年来，在今日为绝好之机会，吾人当要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千万识之！此候筹祺。孙文。（第四册，第56—60页）

在孙中山写这封信前一天（11月20日），汪精卫也致函蒋介石，说：“……人生做事，绝无爽快干净之时。而兄之去留，关系于此军之存亡者又至大，只能以忍耐坚持相劝慰，万一兄竟撒手，则前途希望绝矣！”（第四册，第56页）虽然函电交催，蒋介石还是走了，不过这次理由是“感冒回里”。（第四册，第63页）12月10日，孙中山再电催“盼兄速来商议，并即返闽”。（第四册，第63页）12月18日，蒋介石才又回头。

第十一次——1923年到了。这年1月5日，正当援闽军吃了败仗时候，蒋介石又游山玩水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3年1月7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7日，又自总部往鼓山。见石壁新镌“天地正气”四字，乃足成联语，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少憩水云亭，指谓同游者，曰：“吾能于亭后小筑三椽，隐居自适，斯愿足矣！”其余如考亭、喝水岩诸胜，降龙、达摩、吕仙诸洞，再至三至，极瞻眺盘桓之乐。在涌泉寺，兴至濡毫，挥“其介如石”四字，付僧勒石。置更衣亭西，以留纪念。凡一星期才回。（第五册，第1—2页）

可见他可真好整以暇呢！游山玩水以后，他还是又走了，又回到了上海。1月24日，古应芬、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又电催蒋介石，说：“江防会议，陡生变故，第一师出驻江门，虽转危为安，而整理进行，诸待承教。现粤局仍未稳固，公不即来则总理策划军事，有谁顾问？而芬等素所望之党军，亦无由实现。望即命驾，无任企感，并盼示复。”（第五册，第4页）但是蒋介石不但“不即来”，并且在1月27日，干脆又回奉化了。

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许崇智，自承为人“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败事有余。……今陈逆（陈炯明）既去，且屡出自试，愚拙日甚，以致无言不失、无事不乖，徒形己拙，无补党国”。（第五册，第13页）1月13日，孙中山又电催蒋介石，说要去广州，“如兄赶不上，请乘他船速来为祷”。（第16页）但蒋介石不肯动。2月18日，孙中山把大本营参谋长职务给了蒋介石，并电催他说：“此间须兄助至切，万请速来勿延！并已发表兄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第17页）2月21日，孙中山先到了广州。2月27日，又电蒋介石，说：“各要事须兄相助，万望速来，并示行期。”（第19页）3月到了，孙中山又有“切催介石，不可再延”之电，又有“电上海，催蒋介石……速来”之电。同时3月1日杨庶堪也电蒋介石，说：“此间待兄来始能决之事至众且巨，幸速首途，以慰企望。”（第23页）3月3日古应芬也电蒋介石，说：“战端将启，孙先生非兄无与筹划，危难非吾人所能坐视，望即命驾来粤。”（第24页）可是蒋介石还是迟迟其行。直到3月15日，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大家来宁波劝驾，蒋介石还带他们游山玩水了三天，才肯起程到上海。可是一星期后（3月27日），他又回到宁波。直到4月9日，孙中山同意他不负“东路讨贼军”之责，他才在4月15日，由上海起程。

第十二次——6月15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可是，7月4日早上，蒋介石忽然又要“引退为安”了。到了7月12日，他终于“愤而辞职，避往香港”。（第40页）7月14日，又由香港转回宁波。孙中山于是安排了蒋介石“有志西图”的计划，决定派他到苏联去。8月16日，蒋介石由上海起程了。

第十三次——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但是，他却又迟迟其行，不肯到广州去。12月30日，孙中山等不及了，去电催蒋介石，说：

译转介石兄：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孙文。敬。（第五册，第76—77页）

于12月26日，汪精卫已有信致蒋介石，说：“今诸问题待兄至而决，兄迟迟不来，党事无形停顿，所关甚大。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诸如此类，非兄来不可。……”（第77—78页）再过两天后，廖仲恺也有信致蒋介石，说：“请兄最迟明正四日船，偕精卫、鲍君等同行，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第78页）简直是责备蒋介石行事已近“儿戏”了。可是，尽管函电交催，蒋介石却照样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3年12月条下明写：

公半月来，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闲躅山门外。岭上寒风，松间明月，清景耐人寻思。与次公子纬国相伴守，穆如也。一日，读武侯出师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符合。（第79页）

直到第二年（1924）1月16日，他才动身去了广州。

第十四次——1月24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3日，孙中山又任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孙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给蒋介石做，而是要给许崇智做。蒋介石心存不满，就在当口上突然一走了之，回到奉化。他是2月21日“怫然而行”，径自出走的，2月23日，孙中山只好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25日，邓演达衔孙中山之命，到奉化拉蒋介石回广州，蒋介石不肯。2月2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致函蒋介石，说：

径复者，顷准执事函开“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等由，经面呈总理，奉批“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等因。奉此，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此复蒋介石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启。（第六册，第6页）

三天以后（2月29日），孙中山亲电蒋介石，说：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怫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文。艳。（第六册，第7—8页）

到了3月7日，廖仲恺电胡汉民，略述蒋介石走后，使军校陷入“势成骑虎”的苦况，说：“介（蒋介石）不来，学生、学校皆不了，只有迫弟自杀谢人，务请催介行，勿延。”可是，蒋介石还是在乡不动。2月21日，廖仲恺再电蒋介石，说：“先生（指孙中山）将顺兄意，不为不至，兄当有以慰之。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也。”（第六册，第33页）3月31日，许崇智由上海到奉化劝驾。蒋介石又“拿乔”了半个月，才在4月19日从上海起程。4月21日，回到广州，见孙中山。孙中山在5月3日发表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以后，军权逐步由蒋介石取得，当然再也不出走了。

关于这一层孙蒋关系的真相，历史家从来不追究；今把真相排比结果，发现蒋介石至少有十四次的脱队记录（包括“怫然而行”、留书而去、不告而别等），而使孙中山直接间接“不胜感冒之至”！蒋介石自称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忠实信徒，但在“追随”过程中，竟有这么多次的脱队记录，倒真令人大为惊叹也！也许蒋介石来去进退忒多，有“敝屣尊荣”的意味在内，但廖仲恺说得好：“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

前后十四次脱队记录，到底是敝屣了什么呢？倒可以仔细分析一下。蒋介石虽一再向孙中山讨价还价，但技巧（性）地保持管道畅通，不致因价钱谈不拢而破裂。从最浅显的道理也可看出，蒋介石的这种表现，对“革命”不忠，对孙中山不义。这种不忠不义的背后，浮现“瑞元无赖”的性格。蒋介石自小不如意时就会耍赖。不忠不义也就是耍赖的表现。他不如意，因他不愿意在别人手下当参谋，他在给邓铿（仲元）的私函里已说得很清楚，他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裳”！因而，孙中山要他去帮陈炯明做事，他就老大不高兴，不仅一再出走，还要在孙中山面前讲陈炯明的坏话，表演两面手法，以离间孙、陈关系。

蒋介石初奉孙中山之命投效粤军时，在致邓铿信中，恭维陈炯明，如谓：

弟留连于本军者已越一载，始以足下推毂之重，即以总座（指陈炯明）爱护之深，故敢竭尽驽钝，效其驱驰，以助总座者助本党，公义私情所由来也！（蒋中正《革命书简》，第16页）

但是蒋介石才不肯对陈炯明“效其驱驰”呢，即所谓言不由衷。当蒋介石出走时，陈炯明虽派人兼程挽留，并谓：“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蒋介石）一人。”如此诚意，而蒋介石竟不肯留下，当这一年（1918）8月，回到上海却向孙中山数说离开的理由，竟是“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中山”，才愤然去职！

从《陈洁如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蒋介石向他新婚妻子透露他的“野心”，如谓“他（蒋）对我说，我不以做一个普通的领导人为满足，以使你可以看重我。有了孙先生的影响力和关系，我的前途会顺利的”（上册，第129页），以及怨恨他上司陈炯明的痕迹。有一次闹翻，竟因陈炯明的手下戏称孙中山为“孙大炮”！（上册，第136页）这不仅是如陈炯明所说，蒋介石太没有幽默感，根本是借故生事，压根儿他不愿意在陈炯明手下做事。

然而在闹翻之前，陈炯明在孙中山心目中分量很重，绝不是蒋介石可以取代的。陈字竞存，是老广（广东海丰人），也是老革命，生于光绪年间的1878年。1909年冬天，他以广东谘议局议员的身份到上海参加联合会，与革命党取得直接联系，正式加入同盟会，可说是革命老同志。1910年参与倪映典广东新军起义失败，继又参加1911年3月29日的黄花岗之役，幸而生还。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都督，以反袁失败而远走海外，但因不肯打指模，未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于1919年南下护法，与陈炯明合作，以筹组革命党自己的武力。陈炯明所组成的粤军，成为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并在漳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替孙中山夺回广州。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10月29日，孙中山大喜，当天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了他对陈炯明的倚仗之殷：

……竞兄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黄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唯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与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尽告竞兄也。（毛思诚前引书第三册，第17页）

这封信，蒋介石看过后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但是孙、陈关系不是蒋介石一时之间可以破坏得了的。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且当了陆军总长兼内务总长。孙、陈终于闹翻，主要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同。孙中山想要以广东为基地，打算武力统一中国。这种北伐的想法，与吴佩孚要南伐，虽主义不同，心态是一样的，所以章太炎斥之为“一丘之貉”，甚至叫孙中山是“南方的吴佩孚”。陈炯明则赞同章太炎等倡导的“联省自治”，他认为中国问题要走美国的联邦制才能解决，不能迷信武力统一，武力统一只能造成中国的更形糜烂、更形衰弱。他认为孙中山与其搞非法小朝廷，不如先完成广东一省的自治，广东站稳了，再徐图其他。这种政见当然不合孙中山的脾胃，一怒之下，妄责吴佩孚鼓动陈炯明叛变，与史实全不相符。

孙、陈意见相左，却给蒋介石制造大好机会。1922年3月，……（编者略）蒋介石更乘机大力主张讨伐陈炯明。……（编者略）陈炯明当然不会自己送上门来就死，只好辞职求去。孙、陈既已交恶，在《国父年谱》（增订本）4月20条下，更见明显：

先生以炯明拒不来晤，乃下令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暨广东省长职，仍任以陆军部长。令伍廷芳继任广东省长。寻即令诸军前进肇庆，直向三水。是晚陈炯明离广州，赴石龙，转赴惠州，其亲信部队悉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处。蒋中正时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建议北伐军宜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再行回师消灭在桂叶举等各部。先生以陈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并主张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陈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且奉直战争方炽，不可失此良机。若按兵不动，则与拥兵自卫者何异？遂未纳。

这里明说蒋介石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可见蓄谋之坚。当时孙中山“以陈叛迹未彰”，又专意不可先失北伐“良机”，所以反对“先清内患，再图中原”。蒋介石大不高兴，于4月23日“决计辞归”。他在这天还写了一封信于“轮次”，收件人是陈炯明，信中自承：

此次改道攻赣，以致内部纠纷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隐忍贻误之咎。然当时以为反对过甚，竟无从中维持之策，故不能不顺从一时，以为权宜之变，万不料有今日之现象也。中正罪过，诚万死不能赎矣！（《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4—85页）

这信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被窜改，上面这些原文，全不见了。对照起《国父年谱》（增订本）中他“主张讨伐陈炯明”“消灭陈部”的勇于内斗作风，这封信的写出，颇耐人寻味。蒋介石在信中后段说：“无论其结果如何，必致两败俱伤，否则败者自丧元气，徒坠令名，即胜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残杀同志之口实，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较诸败者更烈也。吾公如欲灭痕迹，免除内讧，其舍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蒋介石怪陈炯明辞职不对，应该“再出”，但是陈炯明怎么“再出”呢？实际上，他是被孙中山免职了！

虽然陈炯明实际上被免职，表面上却是准他辞职的。孙中山复叶举等述准陈炯明辞职电文中却说“国家多事，非贤者高蹈之时”云云，并说：“文与竞存，始终动以至诚，而不肯稍参客气，以竞存生平大义，炳著中外，君子爱人以德，若操之过蹙，不任有回旋余地，殊非待士之道。”（《国父全集》第三册）漂亮的通电实不能掩盖重重的内幕。到了5月8日，问题来了。陈炯明的手下叶举等干脆要求恢复陈氏原职。孙中山6月1日回广州，同月16日，发生了史册上所谓的“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的事件。其实这个“六一六”事件是孙中山先于6月12日，以“八英寸大炮毒气弹”相恐吓与威胁而引发的。（参阅陈定炎、高宗鲁《陈炯明联省自治的实行者》，载《传记文学》第三八一期，第130—131页）孙中山称之为“叛变”，但陈炯明称之为“酿变”，胡适称之为“革命”，明言：“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胡适《这一周》，载《努力周报》）陈炯明不相让，表示他对孙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不管如何，“六一六”事件导致孙中山与陈炯明公开地、全面地决裂，也给蒋介石制造了良机。蒋介石一开始就忌恨陈炯明，现在变成了知道陈是坏人的“先知”，而且是由沪奔粤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英雄”，并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来宣传自己，还刻意恶化孙陈关系，经过一次又一次扭曲，蒋介石竟成为孙中山唯一的亲密战友，与孙共患难的唯一同志，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造势。如董显光《蒋总统传》说到此事，有谓：

在这炮舰（永丰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捩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作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唯有在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此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作实际的判断。从此以后，蒋总统在革命集团中的地位较从前远为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兴起，不仅使其自身成为中国的主要人物，并以其声誉遍于全球。（第49—50页）

不知历史就里的人，看了这段文字，脑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幅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的图画，图画中有名有姓的除孙中山、蒋介石外，只有“敌人”陈炯明，至于其他人，显然都不足道矣！

《蒋总统传》中说“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所谓五十六日，事实上蒋介石是除外的。因为陈炯明“围攻总统府”是6月16日，孙中山是15日深夜3点逃走的，最后转登永丰舰。在永丰舰上和他共患难的，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陈策、熊秉坤、马伯麟、谢心准、杨虎、杨熙绩、周仲良、陈群、陈煊、马湘、黄惠龙。并且，“至19日，派人秘密召集前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至舰，同任守卫。总理则命马湘往香港筹集军饷，余因令湘亲至海员联义社（此为革命海员团体之有最长历史者），召集联义同志，潜来永丰。不数日，联义同志之报到者，有数十人，患难中有此两种老同志，共任保卫，殊觉可喜”。照黄惠龙回忆，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无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和“海员联义社”同志数十人，再加上永丰舰上舰长欧阳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难的人数已极可观。另照陈肇英《八十自述》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晋谒”；另照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谒见”……足见在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马去卫护孙中山了。当然，其中还包括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中透露她“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那时候的蒋介石，人还在浙江家里呢！

孙中山于6月17日登上永丰舰，第二天蒋介石在宁波接到汪精卫从上海拍来的电报：“惊悉粤变，尤幸总理无恙。”同一天又收到孙中山拍来的电报：“事紧急！盼速来！”但蒋介石并没有“速来”，经过好几天考虑和准备，才于6月25日从上海取道广州，于29日登上永丰侍从孙中山，姗姗来迟。

孙中山在8月9日离永丰舰，照沈云龙所说，“乃于8月9日偕自沪奔粤与共患难之蒋中正离舰”（沈云龙《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没有别人似的！事实上，当时离舰的不止孙中山、蒋介石二人。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明说孙中山离舰时，“一齐离去”的除了蒋介石，还有陈策、陈煊、陈群和黄惠龙自己。沈云龙明知故隐，有曲笔之嫌。然而居然还有更加曲笔的，在蒋介石九九冥诞时，台北的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页的《蒋介石传》，其中“陈炯明叛变”一节，竟说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这简直是更荒唐的捏造历史了！（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蒋介石传》，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

不过，这次“共患难”确实加重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除了前所未有的旦夕相处而生的情谊外，蒋介石一直讲陈炯明的坏话，而今陈果然是“坏人”，使蒋介石的“私心”，在孙中山眼里变成“远见”。再者，陈炯明翻脸之后，孙中山又没了枪杆子，身边的军人更无特别出色者，蒋介石自然成为孙大炮阵前的廖化。孙中山为蒋介石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有云“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当然要比蒋母死后的谀墓之词，所谓“昂昂千里之资”云云，要真实得多了。

然而，尽管如此，毫无迹象显示，孙中山已把蒋介石视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事实上，孙中山始终视蒋为军人，即使在军人中，蒋的地位尚在许崇智之下，而蒋在孙去世之前的职务与活动亦限于军事，无论党与政，尚无一席之地。这也许是蒋于“六一六”事件之后仍有六次出走记录的缘故吧！我们可以断言，孙中山至死不知道蒋介石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更不会知道这个军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择手段的。

第二节　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此一飞黄腾达，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

俗称“黄埔军校”，显然是因地得名。1924年11月6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决议“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可见当时的名称是“陆军讲武学校”。至1925年第六十三次会议时已称“陆军军官学校”（李敖藏会议录原件）。不论何种名称，此一军校的来历，乃由于孙中山自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已让给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光”法统与河山，然而却屡次失败，无论大元帅或非常大总统，都坐不稳当，广东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国家支持，怎奈谁也不理。最后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而孙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于是，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以俄为师”，成立了黄埔军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军校是民国十三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结交后，所生下的一个“爱情”结晶！黄埔军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国共合作的自然现象，如戴传贤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等。

黄埔军校既是苏联“人”“财”“枪”三援之下的产物，经调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后来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东征”时，军中有苏联的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General Blücher, Galen）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在“财”的方面，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一千万元；在“枪”的方面，1924年10月7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余支（或一万二千支）步枪。同年12月，又运来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匣、机枪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

回想黄埔建校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后来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本钱”。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

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来了，收拾储藏的地方，保管点收的人员，俄国兵船官兵的招待、绳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夕阳将向西了，炮台上的瞭望，报告快到了。我与多数人都跑到校门外码头上迎候。远远见白色三烟囱的兵船出现了，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的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咦！这是我们与国的国旗。炮台礼炮响了，兵船的礼炮，一替一声地在答了，于礼炮一致一答的声中，渐渐靠近了学校江中。抛了锚。在这将停未停之际，斜刺里尾巴上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小汽艇飞跃而出，浪花四溅。噗！噗！噗！飞向大船而去。却原来校长、校党代表及顾问先去慰访。这远途密航到来的珍客，自有一番接应酬答的礼，慰劳致谢的辞。我未去，无从知道，想起来大概不错。〔未〕几辞返，跟着船主及两三位军官（海军）上岸来答拜。经过一番来往之后，船主下令靠黄埔码头，我们大码头上顿时现出活气。……如是过了夜。天明了，全体动员，学生做了码头小工，队上官长做了工头。……如是抬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八千支，还有小手枪十支，这小手枪，小得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支，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这段回忆，正是“天不助、苏联助”的大特写。

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刘峙所写的《我的回忆》指出：

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第20页）

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而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1919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不克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此人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但是朱却于1920年的9月21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1923年的3月1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4月20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7月12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蒋乃于7月13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蒋介石1923年7月13日致杨庶堪书，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六卷，第92页）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此种情绪又多少含有“瑞元无赖”的性格），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1923年8月16日由上海起程赴俄，9月2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Chicherin），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G.N.Voitinsky）等人。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9月9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E.M.Sklyansky）和参谋长甘门涅夫（L.B.Kamenev）。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持。（详阅吴文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第38—53页）其实孙致加拉罕（Leo Karakhan）英文函已经披露，有谓：“蒋将军将提交贵政府以及军事专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远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书。”（引自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p.243）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不会得到苏俄的支持。

同年11月29日循原路线回国。蒋介石于12月15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却又迟不回粤。孙中山于12月30日电蒋有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催蒋南归，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直到1924年1月16日才回到广州报命，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1924年3月2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蒋致孙函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册，第8—20页），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们再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没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会议，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没有蒋介石。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传贤、杭辛斋、戴仁、胡公冕、宣中华，前三人由孙中山指定，后三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而产生。蒋只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欢可以想见。对孙中山心存不满，也就事出有因了。

蒋介石于3月14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若谓：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第28页）

蒋晚年写《苏俄在中国》，还提到这封致廖函，说是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据此可知，《游俄报告》可能是比较正面的意见，所以他要补充比较负面的意见，亦即是不赞同联俄容共的意见，于冷战期间写《苏俄在中国》，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觉”。但是这种先知，与先知陈炯明会“叛变”差不多，都是因为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他此时似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中共做嫁衣裳！

据我们的分析，不能把蒋介石的“意识形态”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本人没有一贯的主义信仰。他既是孙文与耶稣的信徒，同时也可以举证说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论，充塞党史委员会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但把这四十卷蒋介石定本书中收有的《陆军军官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一文，和乔家才收藏当时发刊的原文对比，其中删减文字，可归纳出蒋介石当时亲共言论的重点如下：

一、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

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三、“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

四、“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

六、“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

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

八、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

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

十、信仰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应以诚意相孚”。

十一、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我蒋介石“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是共产党》一文，第97—112页）

任何人在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台湾，如果沾上这十一重点的任何一点，都会被当做共产党而横尸法场或坐穿牢底呢！

我们认为蒋介石对任何“信仰”都不认真，因为他是一个很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相信权术的现实主义者。即以3月14日致廖函而言，不赞同联俄容共云云尚是较“理想”的，最“现实”的根本是忌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就像前几年忌恨陈炯明那样。这一点在他3月2日致孙中山函，也可见端倪。他在那封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胡）追随左右”，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他自己则可任许之参谋长。蒋介石想“联合”胡汉民与许崇智来“打倒”廖仲恺的意图，已呼之欲出。

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暗示以去廖为要挟。据陆培湧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见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p.89）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积极支持孙之联俄容共政策，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营秘书长，随时助孙处理政务，实为孙左右的核心人物。蒋出走后，孙即命廖代蒋职，继续筹备军校事宜。当孙与廖回信给蒋，略作安抚后，蒋仍无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书”：“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至此，蒋知廖搞不倒，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事实上，军校学生聚集黄埔已好几百人，势在必办。遂即于同日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不过，这次权术游戏之目的，虽未全部达成，廖仲恺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动摇，但蒋之收获亦已不少。讨价还价之余，终于获得孙、廖的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倒廖虽一时无成，联胡毕竟立见效果。胡汉民于1924年3月19日致蒋电有云：

（孙）不惜免杨西岩禁烟督办，不惮再招弟往，是尊重兄之意思。（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第34页）

胡汉民因政见上有歧见离粤，他显然把孙中山重新召他回粤辅助之功，归之于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1924年4月21日又回到广州，26日赴黄埔军校办公，5月3日，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亦于5月9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其实，廖只是亲共的国民党，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于1925年3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等人，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无疑可称之为“红色的黄埔”，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红色将军”（The Red General）称号。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甚至是极为赞同的，甚至公开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见《黄埔丛书》第二集，第63页）他所关切的是权力，共党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隐忧”，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孙、廖先后去世后，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宋平撰《蒋介石生平》，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过，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干部，只制订七个月为一期的“方便面”式的军事教育，同时为了加强“革命性”，还得学习三民主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政治课程。国共二党人士中，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都在军校讲过课，孙中山本人也来演讲。我们虽找不到蒋校长讲课的记录，但他的训话几乎天天有，实为日后训词等身的开始。他的训词要点，不外是“严守军纪”“绝对服从他”“不求升官”（没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为他而死），等等。他此后治军未曾脱此范畴。当时军校第二团第二营的党代表回忆道：

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等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有些人以为校长（蒋）不在校而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他当时不吸烟不饮酒，据说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已判若两人。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当时他对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也表示反对，常说他们反共，我们要反反共。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作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民主的空气是闻不到的。在对待人的态度方面，尽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阳奉阴违，但表面上唯命是听接受训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后得到军事重任者此类人不少。但他对那些自觉自爱表里如一而有骨气的人，则尊而不亲，甚至敬而远之。他对共产党同志的态度固然如此，即对邓演达、严重等也是这样。（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载李敖编著《清算蒋介石》，第19—20页）

其中提到蒋介石喜欢查勤务，后来变本加厉。当本书作者李敖、汪荣祖在台湾服预备军官役时，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查厨房和厕所，为了他要来查，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蒋氏本人军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进陆军士官，所以没有受过完整的军官教育，他的军事训练止于洗马，也只能在“生活情况”上做文章了。

根据黄埔一期徐向前的回忆，蒋校长还有别种“鬼名堂”：

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载《蒋介石与黄埔三杰》，第6页）

这种“鬼名堂”，终蒋介石一生，屡试不爽，作为笼络人心，建立自己小圈子的不二法门。

第三节　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黄埔军校的设立就是要建立革命武装，一切反对势力自然被视为不共戴天的“反革命”。在广东的“反革命”势力亦就首当其冲。黄埔师生的第一仗，就是所谓“平定商团”。……（编者略）

不到三个月，蒋介石率领他的东征之师自潮州回广州，平定“杨刘叛变”。……（编者略）所谓“叛变”，黄埔学生军能打败杨刘，据美国领事的观察，“功在苏俄军事顾问”。（美国国务院编辑Foreign Relations，1925，1；p.742）

美国领事的观察可从国民党原始文件中得到印证。1925年4月6日，以廖仲恺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九连连长桂永清，此次获敌衣物不报，违犯军律，罪有应得，唯念该连长作战以来……奋勇出众，不无足录，应免处死，着仍在连长任内，戴罪图功，予以自新之路。”（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谁要处死桂永清呢？蒋介石也，“校长以该连长不能表率全连官兵，恐贻恶风，将其判处死刑”。（李敖藏原件附录）只因获得敌人衣物不报，就要判处死刑，引起黄埔学生李之龙、酆悌、冯毅、薛文藻、黄杰等六十六人以“快邮代电”，急致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廖党代表，要求“速电校长，变更成案，从宽处治”。此前团党代表俄顾问亦“请予从宽处治”，“未蒙邀准”，只因在孙中山丧期，没有立即执行枪决，终得中执会决议宽恕。（见李敖藏原件附录）此一事件可以证实，俄国顾问至少到团的一级。当时中国的军队，包括军阀在内，外国军事顾问到这一级的，可能是绝无仅有，难怪陈炯明要抗议外国军事介入中国内战也。此一事件也透露了蒋介石的性格，对中执会的特赦决议，心有未甘，复函说“特赦桂连长永清自当遵办，唯须处以无期徒刑”，于是1925年4月16日中执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上复议，决议：“应免桂永清死罪，令蒋校长酌量减等处分。”（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幸亏那时蒋介石的权力尚未至上，被中执会诸公纠正了过来，否则桂永清早以连长身份魂归离恨天矣！

同年5月7日，中执会应蒋介石之请，因教导团改称党军，校长名义不能指挥党军，遂“任命蒋中正为党军司令官”。约略同时，东江肃清后，在汕头组织政治局，特派“许崇智、蒋中正、邵元冲、周恩来及市党部代表一人”为五委员，“监督指挥潮、梅、陆海丰各县行政事宜，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李敖藏第七十九次会议录原件）

1925年6月，党军克复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蒋介石身兼广州市卫戍司令。他的军权虽更上层楼，但是在孙中山死后的新政权中，他仍在核心之外。6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30日中执会第九十一次会议政治委员会临时提出推定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廖仲恺等十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见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并于7月1日将大元帅府正式改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周德伟回忆说：

最可注意者，此时的蒋介石尚未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代帅被绌为外交部长，久不任官的汪精卫反为主席，汉民大愤，因辞职走俄，以后若干年汪、胡成为生死敌人，蒋介石则时而联汪制胡，时而联胡制汪。李著谓胡之走俄系以后之廖案嫌疑，其实非是，志此以待考订。（《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未刊手写本，第95页）

胡汉民涉廖案之说，因误以胡为右派，其实当时胡、汪、蒋都是左派。三人成为右派是后来的事。胡到海参崴后，于赴莫斯科途中，一再写信给“季兄”（汪精卫），盛道俄国同志关心“中国革命事业”，感激“俄同志之招待亲切周至”，赞佩新俄之建设，“唯有欢喜赞叹而已”（见李敖藏胡汉民10月11日致汪精卫函抄本）。从胡于途中频频驰函看来，此时胡汪尚未成为“生死敌人”，不过胡以代理元帅不愿屈就部长，自有可能，借此游历新俄，以广视听。但是周德伟所说，蒋介石在胡汪之间制造矛盾，的确成为事实。

从新成立国民政府的权力分配可知，蒋介石仍与党政无涉，即就军事而言，亦仍在军事部长许崇智之下。1925年为统一军事于7月3日中执会决议：“派汪兆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蒋介石名列最后，汪精卫兼军委主席。蒋之策略是先联汪制许，于是许成为蒋之立即“斗争”对象。自汪于孙死后南归，蒋即刻意承欢，尊之为大哥，自称小弟，十分热络，汪亦乐得有蒋之助，信以为此老弟的崇敬为真。蒋遂以整顿军队为名，将军权集中到以汪为主席、蒋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许崇智虽也是委员之一，无论权势均大大地被分割了。

军事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之后，8月20日的早晨，廖仲恺突然被刺身亡。凶手陈顺当场被抓，幕后嫌犯则为胡毅生（胡汉民之弟）、朱卓文、林直勉、林树巍等人，皆属右派分子。国民党右派谋害廖仲恺的政治动机十分明朗，而廖案的最大得益者，却是当时被称为“左派将军”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于廖案发生后的三人“全权应付时局”小组，即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许因有部下涉案被捕，十分被动，而蒋介石以左派的姿态，又身兼广州卫戍司令，在汪之允许下，最为积极。邵元冲在8月25日的日记便提到“现由介石分逮多人，将兴大狱”（第188页）。然而表面上的雷厉风行，捉拿凶犯，实际上则是雷大雨小。蒋以卫戍司令，于案发当日即全市戒严，特由何应钦的第一军第一师在市区警戒，并派兵把守市区制高点，居然所有嫌犯，除林直勉一人外，全部逃往香港，而林又因“查无实据”，被驱逐了事。以蒋当日姿态之左，无人会怀疑到他，但事实上却是左倾其表、右倾其实，他不喜欢廖仲恺早见之于就任黄埔校长之前。他若果真涉案刺廖，则由他缉凶，岂非犹同陈其美去追缉刺陶凶犯？蒋即使未直接或间接涉案，包庇之情状，已无法遮掩。更值得注意的是，蒋所考虑的不是什么左倾右倾的思想问题，而是权力的考量，所以他着重的不是嫌犯胡毅生，而是嫌犯的堂兄胡汉民。陈璧君在《自白书》中提到，廖死消息传出，“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工人集队，学生亦由黄埔来，请愿捕胡，全市震动”。陈璧君打电话找蒋介石，“蒋接电话曰：事很糟，君可先将胡君送东山我家，再商办法，我说你们不可太儿戏，蒋曰否否”，但当胡汉民一家到蒋宅，“蒋未几又来电话说，我家仍不妥，游行者亦将来东山，请即偕我家中卫兵，由君亲送胡至军校我住宅，必妥当”。其实蒋在幕后一手操纵，因此邵元冲特别驰书给蒋，“劝其慎重处事”。（《邵元冲日记》，第191页）

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保护胡汉民。他把胡汉民押解到长洲要塞看管起来，且于9月22日，以“出使苏俄”为名，将胡驱逐出广东。这件事很容易说成是汪精卫想要搞掉胡汉民，然汪是国府主席，位已在胡之上，更何况胡出走后途中不时写信给汪。要搞掉胡的意愿，汪实不如蒋，而蒋显然是散布汪要搞掉胡谣言之人。证据是邵元冲在戴季陶家里听到来自广东的消息，有这样的一段记录：

适芦隐从粤归，为言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欷歔。（《邵元冲日记》，第193页）

芦隐姓刘，时为黄埔政治部副主任，他所带来的消息，若非出自蒋介石，尚有谁人？试看刺廖一案，廖死、胡去，汪精卫亦因逐胡而名誉受损，唯有蒋介石独获全胜，利益独占，权位亦随之上升。

廖案又为倒许提供了机会。许崇智一直是压在蒋介石上面的军头，蒋久欲取而代之，许对其旧日上司陈炯明仍有和好共存之意，更遭蒋之忌，乃借许部下有涉廖案之嫌，对许扩大侦查，既指责其纵容部下，具有叛国阴谋，更进而散布其把持财政、私吞公款之罪，以资罗织。然后密令军校备战，广州戒严，乘机监视许宅与缴粤军第三师之械，并于1925年9月19日驰书许崇智，恶言谴责，迫其下野，甚至骗许，夺其兵柄，只是代管三月，俟“师出长江”后，不仅将部队“还归”，而且要恢复许之令名。函长，只录一段：

呜呼！吾兄内阻革命事业之进行，外联林、刘、杨、熊叛逆，以为歼除革命根本之计，各军为疑，所部为二，空谈革命，口是心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今不唯吾军不平，气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为快……此则吾兄行为反乎革命之常轨，弟所痛心疾首者也！……

如兄不以不才为不忠，且能反躬以自省，深知既往之非，不感宵小之言，毅然独断，保全名节，则兄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既朗于公，更浃于私。如蒙赞同，当可为兄准备一切，安全登舰，则兄之所部，弟当负责维持，不负兄之初意。否则兄部激变，制止无方，地方纷扰，人民杌陧，是兄不能辞其咎也。（《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五册第七篇，第33页）

同日，蒋已将许之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基鸿、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以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之罪逮捕。当许崇智于20日清晨2时，收到蒋的谴责函时，已形同软禁的笼中鸟。就在同一天，“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准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卸职。当天晚上，蒋介石就派旅长陈铭枢监送许氏登轮赴沪。

许崇智到了上海，向朋友言及此事，犹愤愤不平，连邵元冲都感到“殊可惊诧”，在9月25日的日记中记道：

汝为（许崇智）出示介石致彼之掊击函件，历数其用人不当、财政不清、挠师出发等罪名，促其从速离粤。同时有精卫一函，亦表示赞同介石之主张，而促汝为速行者；又汝为复渠之函稿，对所攻击各点有所解释，而介石再复一函，仍不变初旨，而促其速行，故汝为遂行。其（蒋）态度突兀至是，殊可惊诧。汝为并言：介石有时或受人挑拨，盛气难回，然精卫不为之谅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对友朋之道，言时慨然！（《邵元冲日记》，第198页）

此一“掊击函件”，不见于任何一种蒋介石集，有意隐其恶声，是显而易见的，只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录之于黄埔校史，被李敖发现。许崇智被人整到如此地步，还误将“处心积虑”想作“受人挑拨”。不过，若非汪支持蒋，计必不能得逞。汪并无驱许的必要，只是听从了蒋的要求，汪的确以国府主席及军委主席之尊，于9月18日授蒋以广州卫戍司令身份，“全权处置粤局”，不啻给予倒许的合法性。益知汪当时为蒋之殷勤所迷，以蒋为可以“倾谈”与“亲爱”的老弟，不惜左袒其作为。从事后看，汪显然被蒋利用了。

驱许未久，又来了熊克武及其川军。熊字锦帆，早年参加革命，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军人身份被选为中央委员，可知受孙中山知遇之深。孙准备北伐，熊即率师自贵州欲经湖南入粤，然为赵恒惕所阻。当熊于1925年9月24日抵达广州，孙已逝世半年，但仍受到国民政府要员热烈欢迎。孰料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突于10月3日，将熊及川军将领余际唐、喻培棣、刘棱、熊晓岩、王子骞、吴庶咸等拘留，并送往黄埔，后来囚禁于虎门炮台。10月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提出“熊克武私通敌人、危害政府”案，决议将熊“先解除本会执行委员职务，听候本会审判”。（李敖藏会议录原件）

所谓“私通敌人”，指与陈炯明勾结，所谓“人证俱获”，指有陈炯明手下张织万的供词，以及陈炯明给熊克武的亲笔信云云。但关了两年之后，蒋介石兵力抵达上海，致电李济深释放熊克武等人，说是由于“共产党人诬毁所致”。然而“人证俱获”的昭然罪状，却毫无共党诬毁的痕迹。至少熊本人不以共党诬毁为然，所以后来投了共，以民革中央副主席终。反而蒋介石诬毁老同志的政治动机，倒是十分昭然。熊是具有中央委员头衔的实力派军人，无论党、政、军以及革命背景，都在蒋之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蒋好不容易把许崇智请走，岂肯让熊克武再来插一脚？所以熊等一行，席未暇暖，蒋介石就迫不及待采取行动，诬毁熊等将领，导致已达粤北的川军北撤受损，再因失去领导而全军溃亡，削弱革命军的实力，在所不惜。蒋之得逞，再一次显示国府主席汪精卫犹未察蒋介石的野心，受其怂恿，任其所为。

蒋介石于拘捕川军将领之时，又大举东征，以周恩来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欲彻底荡平陈炯明的武力。10月13日下午两点起，开始总攻惠州，14日下午四点半结束，整个攻城作业是俄国顾问加俄国大炮，象征陈炯明一生大业的最后据点——惠州，惠州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破城，就在外国现代大炮下击毁了。10月17日的《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报道说，鲍罗廷于惠州攻下次日，专车抵达石龙，转赴前线视察，蒋介石亲迎之于车站。国民党创办的黄埔军校得自俄国的帮助，俄国顾问前来培训，并且俄舰运来大批枪炮，早在1924年10月7日，第一艘运械俄舰直抵黄埔，运来“山炮、野炮、长短枪支、轻重机关枪及各种弹药”。（《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册，第2页）这次蒋介石借赤俄之刀，消灭了“革命老同志”陈炯明，达到了斩草除根的心愿。他并不讳言老毛子的功劳，甚至还要拍马屁，说“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的效力”，更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苏俄同志愿意指挥我们革命，我们亦愿意受他们的指挥；不但不足为耻，而且同列于世界革命党员的地位。（《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第20页；另参阅《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73页，未删改之原文）不足为耻吗？这种说法已经可耻，更可耻的是，蒋介石说此话实乃言不由衷的权术运用。

陈炯明失败下野后，整个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好像是稳固了，其实第二次东征的捷报大大地稳固了蒋介石个人的权势。而适于此时，国民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在北京的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电请各执委到京视孙中山病，并拟于五个月内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李敖藏第六十四次会议录原件）然于1925年3月5日召开的第六十六次会议上，胡汉民提议“为自由安全讨论党务起见”，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粤开会，决议通过（见李敖藏原件），汪精卫又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于10月31日致函再度肯定广州为中执会以及国民政府所在地，会议须在广州召开，终于1925年12月4日发出231号通告，驳斥北京西山会议派“反革命”言论，强调“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并“决定第二次全国大会会期为明年1月1日”。（见李敖藏原件）

当大会于1926年元旦在广州召开时，蒋介石与谭延闿两人具名，继汪精卫的政治报告与宋子文的财政报告之后，作军事报告。毛泽东则以代宣传部长作工作报告，此为蒋、毛同列重要政治会议之始。（见李敖藏《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员名单》原件）

元月6日那天下午，蒋介石以“东征英雄”，“身披斗篷大衣，足登高筒马靴，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在会上作军事报告”（《张国焘回忆录》），极引人注目。报告完毕，由于东征胜利，全场欢呼，起立致敬（见《政治周报》第六、七期合刊本），在此声势下蒋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仅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少一票。汪蒋政军体制俨然形成。此前，蒋尚是一介武夫，党政地位在毛泽东之下，即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亦非七人主席团之列，与权力核心还沾不上边。然而二大之后，蒋氏直线蹿升，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抬轿子的大都是左派激烈分子，蒋是以“红色将军”的形象出线的。蒋与汪打得火热，口口声声“汪主席”“汪党代表”，汪对蒋亦别具青眼，以“练成真正的革命军队”相期许。蒋之左倾言论，亦赢得苏俄顾问的好感，以为出现了革命反帝的军事强人，可以达成统一战线的任务。哪里料得到，强人“逼宫”之势，已迫在眉睫了。

第四节　中山舰浪里乾坤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出了风头，权力大增，但他并不踌躇满志，因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于不做第二人想，一时的成功，更激发他更上层楼的野心。环顾当时的权力结构，国民党的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正处劣势，而其中人物颇与蒋有私谊，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而国民党的左派，特别是汪精卫，正红得发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蒋可及的党政资历，若要更上层楼，非向汪夺权不可。至于中共，既有组织与人才，又有俄共撑腰，断非蒋能控制。即使在军事上，他只是国民革命军的总监，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谭延闿以及控制俄援物资的季山嘉，绝无法独断独行。他不满这种“现状”的心态早已显露，俄国人事后回忆，对蒋介石当时“追求独裁，反复无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别深刻。（参阅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66—367页）是以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蒋虽表面上与汪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令人惊奇的仅是，发动得那么快。1926年的3月20日就发生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变”，或称“广州事变”。事变的结果是汪精卫黯然离国，共产党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简单的夺权事件，竟变成错综复杂的历史之谜，除了蒋介石本人故布疑阵外，斯大林的一相情愿，以及汪精卫的有苦难言，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害得历史学者们拼命猜谜。其实，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我们不妨先看看当事人蒋介石于事后上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呈文，看他是如何交代的：

为呈报事。本（3）月18日酉正，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19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有变乱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堵。唯此事起于仓促，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察核。谨呈军事委员会。蒋中正。中华民国十五年3月23日。（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0页；另参阅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山舰事件》）

此呈文写于事变后三日，去事未远，可视为第一当事人的最基本史料。我们可以据此展开来看。

呈文指控，李之龙矫命调动中山舰，升火达旦，有变乱之嫌，遂采断然措施。但是李之龙否认矫命（见《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黄埔军校史料》，第355—360页），而且已有档案资料证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办公室主任孔庆睿，于3月18日午后六时半因外洋轮船被劫，遂电请省办事处派舰保护。省办由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的电话，并报告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欧阳钟。欧阳主任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因李之龙代局长外出，由作战科邹毅面允派舰前往黄埔，听候差遣，再由海军局值日官“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李之龙知悉后，即决定派中山、宝璧两舰前往。当日十时左右，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谓十二时将有一舰来，作为保护商船之用。翌日早晨军舰出口，海军局邹毅科长要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立即照办，此公函尚存，内称：

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办事处交通股长欧阳钟致函海军局函》原件，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38页）

李之龙的妻子于1926年3月30日提出的报告，今藏南京二档馆，亦谓来人亲口向她说，奉蒋校长命令，有急事须派舰赴黄埔，听候调遣。

由上引档案资料可知，李之龙绝未矫命，调舰程序清楚，而且调舰有因，为了保护商船。所谓擅自调舰意图变乱，便是空穴来风。而且当中山舰于19日上午九时驶抵黄埔后，章臣桐代舰长即赴军校报到，出示李之龙代局长命令，并请示任务，由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的副官黄珍吾代为接见。据黄副官说，他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邓不知调舰事，但请转知舰长候命。

此时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要求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乃以电话请示蒋介石调回中山舰。是以调回中山舰亦事出有因，中山舰既有“候命”的指示，调回自当请准而后行，然而蒋介石却觉得可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研究这一段曲折过程，认为李之龙既未“矫命”，“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39页）杨氏进而指出欧阳钟的背景，曾于1925年5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寻改任少校教官，再改任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系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换言之，欧阳钟的“矫命”乃揭示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或用杨氏的话说，乃“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杨天石《录求历史的谜底》，第446页）！

但是杨氏没有注意到，调舰的命令初出自蒋介石办公厅的孔庆睿主任。孔主任为了保护商船调舰，有何理由不报告他的顶头上司？事前不禀告，已难以置信；即使事后蒋问起再报告，亦足以释疑。诚然，包括欧阳叔侄以及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派等右派分子，固然有借故生事之事实，诸如散布谣言，图谋“拆散广州的局面”“想促使共产党和蒋分家”，但是假如蒋介石不因其个人野心，袒护右派分子，一秉公调查，调舰程序与人员一问便明，欧阳钟又何从“矫命”？“把戏”便会揭穿。如果欧阳钟果真“矫命”，难道蒋介石始终蒙在鼓里，否则何以全无痕迹？事实上，蒋介石为了夺权，意识形态并非主要的考虑，所以始终咬定是当权派汪精卫与俄国顾问的阴谋。即使3月18、19日因调舰误会，受谣言影响，蒋介石于3月20日采取断然措施，一个月之后，总该把误会与谣言搞清楚了吧，然而他于4月20日当众宣称此事“太离奇、太复杂了”，竟故弄玄虚，以至于此。其实，所谓“离奇”与“复杂”，不过是坚持左派想干他的阴谋，公然影射汪精卫与俄国顾问季山嘉合谋，指示李之龙以中山舰劫持蒋介石，送往海参崴。事实上，蒋于是年元月底，曾与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并谓：“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33页）可见他自有北上之意图，而竟诬为汪、季之阴谋。

蒋介石有一则日记，颇为有趣：“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至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但后来又修改原文，自觉不妥，将此段删去。（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7页）更有趣的是，陈立夫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不过故事情节全异。蒋说自己决定去汕头避祸，而陈更直截了当说，汪精卫与俄国顾问逼蒋搭船去海参崴，途中经陈劝说，而不是蒋本人“猛思”，才“决定留下来干了”，并自诩为“北伐前历史性的建言”，更画蛇添足地说：“这件事除了蒋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无第三人知道。”（陈立夫《成败之鉴》，第51、52页）没有第三人知道吗？非也！当时担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的陈肇英就说：

蒋校长即邀余等数人分乘小轿车二辆，专赴庐山丸停泊处。迨车抵长堤东亚酒店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部署反击。（陈肇英《八十自述》，第67页）

又是另一种故事情节。中途折返到底是蒋本人的“猛思”呢？或是陈在途中所作的“历史性建议”呢？还是回到东山后采纳陈肇英的建议呢？言人人殊。不仅此也，连到底是坐车、坐船，还是坐轿子，都是各有其“好”。乱编故事才会发生这种“罗生门”式的情况。显然蒋先有此说，作为其“反击”的借口，而二陈则各自附会、各自臭表功耳。果如他们所说，汪与季山嘉的阴谋已到逼蒋出走的地步，何以对蒋之“反击”竟全无预防而束手待擒？蒋介石本人后来删去这个“借口”，显然自知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居然仍有人把抛弃的鸡毛当令箭呢。

我们再看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的宣称。他于事发后四日对第四期学生训话时强调“（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事发后十日，他于《人民周刊》上发表《3月20日的戒严》一文，又说“苏俄已成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并说东山警戒“有防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深致不安者”；事发后不到一月，于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中再度申说：“二年以来，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第225—232页）但是他于事过境迁之后的历史定论却是：“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原为共产党徒），前日矫令中山舰由广州直驶黄埔，企图以武力加害于公，阻碍革命进行。旋公发觉逆谋，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逆之龙及潜伏军中之共党分子。又令共党所操纵之省港罢工委员会缴械，并夺回中山舰，事变遂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一卷，第117页）

两相对质，一亲共、一反共，完全矛盾，可知他的说辞只代表一时的政治动机，原非真相。比较而言，愈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愈为可靠。不过，他的亲共言论显然不是他的理念，正好说明当时他仍然需要中共，特别是俄共的合作与支援。他的目标是夺取更多的权力，而不是与共产党闹翻。俄国顾问在斯大林的指令下也不愿与蒋翻脸，遂使蒋计得逞。

总之，蒋指汪谋害他，既不公正，也与史实不符。蒋于事隔半年后犹狡猾地对陈公博说：“汪先生要谋害我，你不知道吗？汪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我不满意，免我职好了，杀我也好了，不应该用阴谋害我！”血口喷人、咬住不放之余，还要说风凉话，直是“瑞元无赖”性格的另一种表现。陈公博应该回他，汪先生既可免你的职，甚至杀你，又何必搞什么阴谋，何况那时还在病中，要搞阴谋也非其时。今人若为“后见之明”所误，（就不免）带着日后蒋汪斗争的有色眼光来看此事，对汪想干蒋的指控不以为疑。事实上，自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到一年后发生中山舰事件，为汪蒋最亲密时期，蒋刻意奉承，汪视为亲信，甚至纵容、包庇，如对付许崇智诸事，一意袒蒋。陈公博于1928年反驳阴魂不散的“汪害蒋论”，十分有力，而且完全符合史实：

一、3月20日以前，汪、蒋的亲交，谁也比不上。广东统一，虽是党的力量，但两次东江之役，黄埔之力为多。是时汪欲去蒋，无异自杀。乡愿不为，而谓贤者为之。

二、3月16日以后，汪已病不能与，18日夜自国府回家以后，即卧床不起。当时广州数经变乱，人才凋零，四方引进贤才之不暇，安有去蒋之理。

三、中山舰吨数不大，海行更难，而且中国海以北遍布北洋军舰，中山舰捕蒋以后而能谓可以直送海参崴，虽妇孺皆知为滑稽之事。

四、3月18日下午，当军事委员会会议，汪提出撤换中山舰长李之龙而易以潘文治，后以无人和议，事遂暂搁。当时有会议笔录可查。即谭组安（延闿）亦与议，可以相问。虽无人和议，人皆以为李之龙为蒋之得意门生，李之龙之为中山舰长由蒋保荐，今撤换未得蒋之同意，人遂不敢附和。

五、3月20日之后，共产党犹极力拥蒋。4月初旬北京俄使馆犹会议对蒋问题，蒋之顾问士板诺夫（切列潘诺夫Stepanoff）演说：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此事载之张作霖搜出俄使馆之文件（《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现在上海南京路英国书店Kelly and Walsh可以购买，当与臆造者不同。我绝非在今日犹为共产党说法（话），不过证明汪更无与。

再说，蒋介石于事发之当晚去汪府探视，留下一段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但这一段还是经过修饰的，南京二档所藏原文则是：“傍晚，访季新兄病，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8页）留下一个有力的旁证。

试想一个阴谋害人之人，被害人来见，即使不窘态百出，哪可能“怒气冲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更可玩味，无疑蒋氏自承，为了“政治势力之恶劣”，可以不讲道义。汪之所以“怒气冲天，感情冲动”，岂不即因蒋之不讲道义乎？不过仍然使人难以充分理解的是，汪既理直气壮，何以躲避，最后更黯然离国？俄国人既知“‘三二〇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此伐》，第373页），为什么连平定“半暴动”的意愿都没有？蒋既于呈文中自请从严处分，何不将计就计，对蒋于3月20日擅自全城戒严、大肆捕人、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以及监视苏俄顾问与国府主席等妄举，作出制裁？蒋固然有军队，但只有第一军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及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与尚未成为小舅子的宋子文，都对蒋之“反革命”行为不满，提议“严厉反蒋之法”。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看到，“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周恩来选集》上册，第120页）在此种情况下，汪精卫以国府主席之尊兼军委主席理当联系各军，对蒋作武力制裁。事实上，汪于事变后，在群情激愤下，确有所行动。陈公博记得汪精卫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见《苦笑录》，第37页）据作家茅盾回忆，当时汪曾说：“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副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307页）毛泽东还去找陈延年与季山嘉，主张强硬，认为蒋介石是投机，如果示弱，他就会得寸进尺。（见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制裁蒋介石的“反蒋联盟”之所以迅即胎死腹中，关键在苏俄。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于“三二〇”事变爆发后，颇感吃惊与不解，最使他们不解的是“左派将军”蒋介石，怎么会做出右派反共反苏的事来？所谓左派、右派，最具体的划分，乃是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时，赞成联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对者则为右派，在俄国人看来，蒋介石一直是左派，大为吃惊即在于此。但初步与蒋接触之后，认为蒋之“断然措施”，并非真正的反共反苏，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虚荣心与权力狂在作祟，而蒋于事后，也有此种表示，诸如释放李之龙，逮捕欧阳格、吴铁城等，乃松了一口气。为了继续国共合作与维持反帝统一战线的大方针，俄共决定尽量满足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斯即陈公博所指出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即蒋介石所称的“史顾问”，于事变后，仍谓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但是此一对蒋妥协政策，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或布勃诺夫的决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针，他坚持中共尚无力单独完成革命，必须要联合国民党先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参阅Brab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张，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坚持，蒋介石竟成为斯大林错误政策的受惠人。

由于决定对蒋妥协，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当然反对“反蒋同盟”，以为会造成国共破裂的“灾难性后果”，于是让“蒋介石对右派和左派轮番进行打击，从而把愈来愈大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93页）中共方面虽已有人确定蒋介石根本是反革命右派，主张决裂与反蒋，但是蒋于事后目的已达，展开雷厉风行的反右行动，再加上在第三国际大力影响下，亦只好继续与蒋合作。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变成光棍主席，若不负气出走，岂不要成了蒋介石的傀儡主席？而蒋于致张静江函中还要作态说风凉话：

静江先生大鉴：刻阅精卫先生致兄一书，其意不愿复出，殊堪骇惶，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养以偿共同进退之约，请兄设法力促其出来任事，以安人心，否则弟必请兄出来，即以《民国日报》通讯。弟中正顿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影印）

还要“共进退”哩！这封信主要还是请他的老搭档出山。汪精卫当然不会让蒋介石任意摆布，在那种情况下，出走倒是上策。汪妻陈璧君更驰函骂蒋，蒋于4月9日复汪书，极尽矫情、狡猾与无赖之能事，不仅将责任推给别人，而且还要口口声声与汪拉兄弟之情，甚至说“革命事业欲期其成，弟固不能离兄，而兄亦不可离弟”，还说“弟自信与兄无论相隔至如何之久远，精神绝无贰注”，更假惺惺地说：“如有益于党国、有利于贵恙，即刎颈谢罪在所不计。”（长函原文见《自反录》第三卷，第44—49页）汪氏夫妇于4月初已离省赴港，于5月11日乘轮前往法国马赛，形同流放。在香港时，汪曾作了一首杂诗，很可见其怨愤的心情：

处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

责己既已周，责人斯无嫌。

水清无大鱼，此言诚詹詹。

污渚蚊蚋聚，暗陬蛇蝎潜。

哀哉市宽大，徒以便群佥。

烛之以至明，律之以至严。

为善有必达，为恶有必歼。

由来狂与狷，二德常相兼。（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第59页）

汪精卫无疑是中山舰事变的最大牺牲者，被蒋介石的野心所牺牲，为俄共的政策所牺牲，还要被蒋介石反咬一口，认为出走是心虚，而有口难辩。然而青史有眼，汪毕竟于此事问心无愧，责己已周，责人无嫌。他终于深刻体会到政治的肮脏，污渚中“蚊蚋”杂聚，还有潜伏在他身边的“蛇蝎”，不幸遭其毒口。他抱怨俄共为了便于国共合作，向蒋介石市恩，亦呼之欲出，并为之悲哀。但是他深信是非终必明朗，且以善者必达、恶有必歼自慰。在台北曾任国民党关务署长的周德伟认为“国民党党史中所记之中山舰案内容均非实录，不过借以排汪而已”。（《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第112页）汪精卫此次挫败于蒋介石之手以后，永难脱离蒋氏阴影，蒋之飞黄腾达，汪之身败名裂，恐未必善者必达，恶有必歼！抗战以后，汪精卫降日，蒋于1938年12月24日日记中竟将“今日通敌图降”与昔日“投共卖友”挂上钩，重申汪“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崴”之谎言。（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第1325—1326页）

总之，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便成为国民党的老大，在俄共“妥协怀柔”以及中共的“忍辱负重”下，接受蒋事先拟好的“党务整理案”，共产党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均退出部长职位，使蒋更大权独揽，俨然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头号人物。不过，蒋介石知道要北伐，完成国民革命，必须要靠苏俄的军援、经援以及中共的协助，故于4月中被选为军委主席后，即向国民党右派开刀，于17日要求取消孙文主义学会，23日免去吴铁城公安局长职务，以及于5月9日再送走喜洋洋回国的胡汉民。这些举措，果然赢得苏俄的好感，以为蒋毕竟不是右派，只是个人英雄主义，仍可利用。鲍罗廷回到广州后，虽知蒋有严重缺点，但除蒋之外无人可有力打击右派反革命阴谋，实际上更愿意与蒋合作，接受其条件。至5月12日，蒋介石提出“党务整理办法”，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将参加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执会主席，不允许国民党参加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员任职国民党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以蒋介石为革命重心。（参阅Wil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p.719）至此，蒋不仅违背孙中山容共政策，而且已形成军事独裁，并向鲍罗廷直言：“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5月16日）鲍罗廷居然一一接受，并以蒋严重打击右派为慰，遂全力支持蒋。大陆学者一般将俄国顾问与中共方面对蒋之退让，视为“右倾错误”（见卢晃持《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和蒋介石两面策略》，第81页），殊不知此乃斯大林的既定政策，并非一时的错误。老毛子想利用蒋介石，竟不知被蒋介石耍了。《中国革命之悲剧》一书的作者艾萨克斯（Harold R.Isaacs），将蒋介石譬作守地狱门的“三首犬”（cerberus），一首向右，实属戴季陶的头；第二首向左，乃蒋戴假面具的头，满口左倾与革命；第三首在左右之间，面向猜忌与野心（见艾氏著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90），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左派将军”或“红色将军”蒋介石的脸谱，绝对是张假面具，只是老毛子被蒙在鼓里而已。斯人之内右外左，早可见之于自俄归国后写给廖仲恺的信，见之于与右派巨子戴季陶、张静江等的不寻常关系。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蒋介石日记处处可见对汪精卫与季山嘉的怨愤、疑惧和批评，觉得自己在左派设计的阴谋之中，以至于容易被认为“自1926年1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遽尖锐”。（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31页）然而这种急遽尖锐的矛盾，汪、季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他们一直是把蒋当做反右的左派同志看待的。一些具体的不同意见，原来并不尖锐，如北伐问题并无要不要北伐的政策性问题，而是到不到时机的策略性问题。由于季山嘉觉得北伐尚非其时，尔后有蒋北上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系以及练兵的建议，汪精卫岂有反对之理？蒋本人亦一度甚为赞同，最后却作为季、汪要把他送往海参崴阴谋的“事实根据”！最根本的是，档案资料充分显示，无论汪精卫或俄共方面，对蒋绝无阴谋之可言。即以理据而言，俄共于事变之后还要支持他，有何理由要于事前搞掉他？然则，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前三个月日记中所表现的心态，显然是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左派势力当做假想敌，不断而剧烈地自制矛盾，把一些寻常的事刻意扩大与扭曲，把疑虑转化成阴谋，几成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自然把自己心目中被激化的敌人，当做斗争的对象，并作为采取断然军事行动的借口与根据。此一心态实已见诸事变前一日蒋氏的日记：“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7页）是以若认定国民党右派之挑拨和煽动为引发中山舰事变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蒋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里，一贯以左派为敌的事实。

蒋介石以左派为敌，并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于其个人权力有碍，如果真诚合作下去，固然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却不免为他人做嫁衣裳，绝对建立不起蒋家王朝。国民党右派自1924年改组后即处劣势，可为己用，而不致受制于人。右派显然于中山舰事变前后兴风作浪，为虎作伥，然当老虎与北极熊谈妥条件，却又被虎鱼肉；后来老虎称王，卒成虎伥之下的虾兵蟹将。蒋介石左顾右盼而左右逢源，处处有利于个人权势的缔造、野心的满足！

中山舰事变可说是蒋介石生平的一场豪赌，虽一家独赢，然赢得险象环生，并不如一般强人强悍作风的印象。事发当晚何香凝曾向蒋责问，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43页）。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34页）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坚持国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顾问遂千方百计向蒋妥协，以为反蒋会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卫已着手组织的“反蒋联盟”。设若“反蒋联盟”组成，获得中共与俄国顾问的支持，岂蒋介石及其第一军可敌？如果蒋因中山舰事变弄巧成拙而一败涂地，则其政治生命势必就此结束，更无论蒋家王朝之兴，亦云险矣！

第三章　枪杆子出政权

第一节　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孙中山晚年一直梦想北伐，曾身临粤北韶关督师，终未如愿。所谓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统一，与吴佩孚的自北而南的军事统一雄图，主义虽异，动武则一。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许多地方上的领袖遂倡导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后联省自治，最后达成邦联式的和平统一。陈炯明即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闹翻。

蒋介石绝非唯一继承孙中山北伐遗志之人，所有中山党徒，无论左右，都想北伐以统一中国，国共合作之目的，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亦非北伐莫办。苏俄军援中国国民党，更是要加强北伐的军力。问题是有没有武力统一的实力。蒋介石与俄国顾问季山嘉的争论，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问题。如果俄人反对北伐，则派军事顾问为了什么？送来大批俄制军火，又是为了什么？所以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说，蒋介石屡次提北伐，但为“俄顾问及共产党徒迭次阻挠”，是岂有此理的。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大举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事实上，蒋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对北伐仍是十分犹豫不定的。1926年5月，广西的军队已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李宗仁于10日抵达广州，劝蒋北伐，蒋居然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李跟蒋反复辩论很久，蒋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00—201页）后来，李宗仁说动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始助长北伐的声势。同时二李明告蒋，推举他为北伐的总司令。其实最有力的荐蒋者，乃是俄国顾问鲍罗廷。

鲍顾问于中山舰事变后，为了“团结”，刻意姑息蒋介石。5月间，蒋逼走胡汉民，逮捕吴铁城、欧阳格做替罪羊，将他们与熊克武等一起关押在虎门要塞的横挡炮台。（见《郭汝槐回忆录》，第17页）鲍罗廷当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阴谋。”（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69页）于是鲍罗廷大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惶愧力辞”！俄国老毛子不懂“惶愧力辞”的传统中国文化，竟然以去就力争，声言蒋如不就，他也不愿意担任顾问，大有同进退之意。（参阅《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虽于6月4日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但）仍无北伐的迹象，直至7月1日才下北伐动员令；到7月9日才在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典礼，由孙科捧孙中山遗像，国府主席谭延闿授印，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献旗；到7月下旬蒋介石才离开广州，鲍罗廷在欢送宴会上仍然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见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20日）

当蒋介石在广州轰轰烈烈誓师之时，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已据有湘南。李之第七军遂入湘援唐，7月10日克复长沙。当李、唐于7月15日在衡阳会晤时，蒋介石还未离开广州呢。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当北伐攻势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广州誓师的。（见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p.73）换言之，蒋介石还未出师，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以及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打了胜仗，总司令无与焉。

当时李、唐主张一鼓而下武汉，蒋介石却要他们对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显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战场，表现一下总司令别有妙计。但是在战术上，夺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毕竟是上策；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入孙传芳的地盘，把原持中立的孙传芳逼向吴佩孚，自是下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虽已三十九岁，但基本军事训练原极有限，作战经验也无多。只是为了想阻挡李、唐直取武汉，竟暴露了他在战术与战略上的低能。李宗仁还特别于8月9日再赴衡阳，欢迎北上的蒋总司令，并解释直捣武汉的必要。（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230—231页）蒋介石于8月12日抵长沙开军事会议，在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影响下，最后才决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汉的提案。（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230—231、234—235页；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84页）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各军正待命出发，蒋介石忽于8月14日召集第七、八两军，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然要表示一下总司令的威风。不幸得很，显威风结果变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坐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举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总司令的坐骑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天，顿时翻鞍坠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第237页）

在众目睽睽之下，总司令坠马落地，实在狼狈之至。不过，蒋介石还算有能耐，坠马以后仍继续检阅分列式，并对官兵演说后才毕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为“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而想入非非。（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38页）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迷信，在日记中抱怨入湘以后，与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7日），窝囊可知。

进兵武汉既定，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于8月22日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汉口的铁路线，27日经血战夺取汀泗桥。蒋介石于两日后乘火车经过，犹见“死尸累累，惨目伤心”。迟到的总司令于9月4日在武昌附近涂家湾，又召集军事会议，但对敌情并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时之内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级将领面面相觑，不好说什么话。结果9月5日凌晨三时开始硬攻，伤亡惨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击。最后有赖第八军先取汉阳，于9月6日攻克，翌日再进占汉口，至此武昌已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而降。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总司令应该是十分风光，但是蒋介石心中有数，战功既属李宗仁与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丑，很不是滋味，遂决定“亲督江西之战”。（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9日）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由于权谋运用得手，而非因其军事长才。事实上他的军事才能甚短。更不应忽略的是，迟至1926年6月，他对北伐仍感犹豫，后来第四、七、八军已进兵湖南，北伐已成骑虎之势，才隆重誓师，形同绑鸭子上架。北伐军势若破竹，于两个月之内攻占武汉三镇，可称神速。虽说第四、七、八三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军是远远不能与北洋军队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蒋介石以及俄国顾问在内的广州国民政府，迟迟不能决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们不难看出，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两股庞大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经过五卅惨案，所激发的全国性反帝爱国情操，使民族主义弥漫神州，形成风潮，莫之能御。诚如鲍罗廷所说：“我们并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而是别人送上门来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第222页）而此浩浩荡荡的风潮成为革命的助力，北洋军阀恰首当其冲。中国共产党又借此风潮，组织工农，发动群众运动，刻意宣传。北伐军无疑是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声浪中推进的。其二是来自苏俄的援助，无论是人力与物力两方面的援助，都是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鲍罗廷根本是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师，蒋介石东征北伐都有俄国军事顾问在身边。至于俄援军火枪炮到底有多少，尚无确实数据。但李宗仁记得，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告诉他，“俄国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余支，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李宗仁回忆录》第220页）今从俄国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还提供空军，曾用之于江西战场，并做了1927年至1928年度的航空预算，美金二百六十万元。（见Wi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p.781）从此蛛丝马迹，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许多俄制装备，即使有民气可用，北伐亦难有成效。民气与俄援无疑是北伐旗开得胜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蒋介石抵达京沪后，公开大肆反共清党之余，民气（打倒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与俄援（特别是俄国顾问）竟均在谴责排斥之列，不亦怪哉！

第二节　抗命中央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之后，就战略形势而言，应该趁第七、八、四三军胜利余威，配合其他各军，继续大举北上，进取河南，与已接受俄援的冯玉祥部夹攻直、奉军阀，以定中原。蒋介石的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就是倾向这种战略，但是蒋本人早已决定回兵江西。因为他虽是总司令，然而除了直属于他的第一军，其他各军军长都是在他名义下的诸侯，他雅不愿让李宗仁、唐生智等诸侯功成名就。他于李、唐等军逼近武昌时，就在日记中写道：“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9月14日）对于唐生智的“盛气”，尤感“奇辱”。此外，他回兵江西显然着眼于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他的发源地。他后来在南京重建自己的政权，绝非偶然。

江西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五省，原属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统辖范围，犹同联省自治，以“保境安民”为口号，显示此五省百姓不愿被卷入战祸。所以早在1925年年底，孙即派人赴粤修好，希望互不侵犯。蒋介石则要孙“顺应革命潮流”，然后可以承认孙为五省总司令。此时北伐军针对吴佩孚，自无与孙启衅之理，实欲各个击破。当1926年6月，北伐军已经入湘，孙仍然拒绝吴佩孚的请援，坚持中立，五省绅商更呼号和平。即使北伐军进入江西省境，孙仍派代表项子和至粤，“称不愿作战，表示诚意”，谭延闿致蒋总司令函提及，“弟等告以我军从来无敌孙之意，取江西系战略需要，非占地盘，得赣可不再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印本见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81页）既取之，又说“非占地盘”，谁曰可信？“得赣可不再进”，更不可信，孙传芳自然要出师援赣。事实上，汉口未下时，蒋介石就想提前进取南昌而未果；汉口战局既定，更迫不及待亲自入赣指挥作战。他于9月19日初抵江西萍乡时，即闻程潜率师与城内工人学生里应，一举攻下南昌，大喜过望，跑到萍乡欢迎会上，用浓重的宁波口音发表演说，却不自知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不到数日，就被孙传芳的邓如琢部赶出南昌城。最糟糕的是蒋总司令直属的第一军王柏龄所率第一师全师覆没。王柏龄不是别人，乃蒋之亲信，黄埔军校一开办即任教授部主任，管理训育，此时为第一军代军长，率师入赣，竟大败亏输，仅以身免。王柏龄所部大都是黄埔学生。李宗仁曾说：“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李宗仁回忆录》，第217页）然而从江西战场上看来，连这点朝气都没有了，而且渐趋腐化，自然会不堪一击。

蒋介石于9月20日南昌溃败后，至高安亲自指挥，企图反攻。此时李宗仁开赴九江的第七军改道南下，击溃孙军谢鸿勋部，为北伐军入赣后的首次大胜，随即于10月3日攻占南浔铁路重镇德安。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占领南昌附近的万寿宫一带。于是蒋介石更急欲以嫡系第一军，会同第二军与第三军，反攻南昌，并亲自督师清江。10月10日第四军攻克武昌，士气大振，蒋介石更亲至南昌城外，不听参谋长白崇禧的劝告，急图强攻，不顾敌军深沟高垒之坚以及己军背临赣江之危，显然是求胜心切，无奈敌方敢死队趁月黑风高，从城下水闸破关而出，令想攻城的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首当其冲，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握住参谋长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幸而小诸葛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浮桥，残军始得撤至西岸。

蒋介石亲自指挥攻打南昌，又遭此大败，自谓“终夜奔走，未遑宁息”（蒋氏1926年10月11日日记），于13日撤团时更于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鲁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1922年蒋介石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说孙中山一开始是准备“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乃以数人臂力，强挽总统出府”，要他逃亡，不要他殉国。此次在南昌城下大败，他自己也想殉国，当然也会有人阻止他。他最后一次想殉国是1948年，徐蚌战役失败之后，自谓一开始是准备“以身殉国”“上报总理，下对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一定要我去职下野”。结果呢，蒋介石虽然“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但是他毕竟没死在南京，“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1950年蒋介石《军人魂》讲词）表面上看来，国民党总有那种不争气同志，在紧要关头，总是剥夺了他们伟大领袖万古流芳的机会，总是不让他们伟大领袖去做文天祥。结果呢，他们伟大领袖一个个都“寿终正寝”而死，而不是“一死殉国”“以身殉国”而死，落得只能“言教”而不能“身教”。其实骨子里，伟大领袖根本在演戏，将“殉国”形之于笔墨、托之于言辞，就是要人剥夺他殉国的机会。真要死，谁能阻挡得了呢？这个把戏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湘军被太平军长毛打败后，曾国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投水自杀，哪里死得了呢？其目的除自塑文天祥的虚假形象外，无非想借此激励士气耳。

蒋介石在南昌城下假殉国外，还有一则阵亡的假消息。孙传芳在九江的联军总部参谋处，根据传闻便于10月15日发出通电：

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罗廷、加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晨报》1926年10月17日载《孙军总部捷报》）

其实，蒋介石麾下将士虽死伤惨重，其本人却毫发无损，只是受到惊吓，颜面上更不好看，被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瞧不起。俄国军事顾问塔罗夫（Tairov）于1926年10月30日写给鲍罗廷的密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据我所知，唐生智自与蒋介石在长沙见过面之后，即藐视蒋在军事与政治上的重要性。当蒋目击两个师被击溃后，确实显得不知所措，张皇失措。（Wil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Vol 69，p.773，另参阅第324页）

唐生智虽没有低估蒋介石的军事能力，但显然小看了他的政治手腕。俄国顾问证实唐确有取总司令一职的野心，但认为唐之“革命性”不够，尚不能称为一革命将军，哪知蒋之“革命”乃虚有其表，一旦反革命起来，俄国顾问只好吃不完兜着走了。蒋介石尚未被揭穿的“假革命”，无疑是俄国人至此仍然支持他的主要原因。

由于江西战场失败的后果，可以威胁湘粤，甚至会导致整个北伐的垮台，所以各方注目。俄国军事顾问加伦亲往武汉求援，中共也调动组织，集中力量拆孙传芳的后台。终于张发奎率第四军十二师自武昌东下，李宗仁则率其第七军自赣北南下，连战皆捷。蒋介石虽于10月15日制订了“肃清江西计划”，但肃清的兵力还要靠诸侯，左路由李宗仁与张发奎协同作战，右路由朱培德的第三军负责，中路则由程潜指挥，而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第一、二师仅为预备队。俄国军事顾问还调派飞机来助战。

这次反攻显与蒋介石的硬攻战术有异，不急于夺取南昌，而把主力用于歼灭敌军主力，并切断九江至南昌的南浔铁路，以绝后援。11月1日拂晓发动总攻击，次日左路李、张军击败赣北孙军，于3日占领德安。中路程潜部肃清南昌西面敌军，右路朱军兵临南昌外围。11月4日，孙传芳遣师自乐化来援，朱军左翼阵地动摇，蒋介石急命增援，但加伦将军认无必要，镇定自若，使他“甚惭自信力薄弱”。（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1月5日）阿基莫娃在《中国大革命见闻》一书中，对蒋介石当时的失态有生动的描述：

蒋介石焦躁不安，知道对他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一旦失利，他的整个前程就将成为泡影。蒋介石三番五次地当着总军事顾问的面，真正地大发歇斯底里，搓手、哭泣，喊着“一切都完了”，说要开枪自杀。布留赫尔（Biücher，即加伦将军）每次都是好不容易才让这位神经脆弱的总司令平静下来。（第204—205页）

在加伦将军的镇定下，阵地不但未乱反而稳定下来。11月5日贺耀祖率部攻克九江，孙传芳知败局已定，返回南京。8日进攻南昌孤城，寻即投降，孙军退出城外。9日蒋介石进驻南昌。江西战役获得全胜，虽多赖第七军与第四军的骁勇善战，然而总司令的威信不仅得以挽救，而且加重了他的政治筹码。

江西初胜，蒋介石才命驻守汕头由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进兵福建，孙传芳的主力既在江西被歼，闽浙实甚空虚，但第一军行军仍然迟滞，至1926年年底不战而入福州。至此国民革命北伐军已占有粤、桂、湘、鄂、赣、黔、闽七省，革命根据地亦由珠江之滨，延伸到长江流域，颇似当年太平军北伐的声势。然而不免也像太平天国一样，拥有半壁江山以后，发生剧烈的内斗，而导致国民革命阵营内斗的主角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搞政变，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权力，但第三国际方面当时不愿相信蒋之反共反苏，只认为是人事纠纷，依然把他视为“革命将军”，并予以支持。不过包括中共在内的国民党左派，对蒋已有戒心，彭泽民早于1926年5月25日在中常会上议请汪精卫同志早日销假视事（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549页），各省党部纷纷响应，于右任等更电请中央催促，以主持北伐大计。（见同书，第575—600页）7月7日蒋就总司令职，左派迎汪更切，显然欲以汪制蒋。蒋表面上欢迎汪回国主持党务，但私底下认为“迎汪”的目的就是“倒蒋”，并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绝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5日）并怪罪共产党从中捣乱，恨得“切齿”。（见同书1926年8月30日）蒋在内心中不容汪，绝无可疑。蒋虽于10月3日发出迎汪电报，实因俄国军事顾问加伦相劝以及形势所逼所致，并非心甘情愿。以蒋而言，权力斗争正来日方长。

国民党中央又于1926年9月，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开会六次，意在统一党的领导权，选出十三人政治委员会，涵括左、中、右三派，借此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张静江的代理国府主席，但遭张全力抵制，卒以前方战事紧张要挟鲍罗廷而未果。然而山雨欲来之势，已在眉睫。

广州既又成左派重镇，蒋介石乃提出“中央党部移鄂”之议，且于10月22日驰电张静江、谭延闿，力陈“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八册，第105页）最后国民党中央于11月26日决议迁都汉口，主要还是由于张作霖与日本起冲突，迁都已无奉张之虑。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遂分批北上。12月2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途经南昌，蒋介石设宴款待，报告北伐情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并于6日晚开始庐山会谈，讨论政治、外交、财政、军事各问题。蒋于取消主席制以及迎汪回国，均表附议，更积极主张迁鄂，且谓待军事稍定，即赴武汉。（见蒋介石复武汉各界团体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0日）但是当鲍罗廷等一行抵达武昌后，有鉴于广州之党部与政府既已停止办公，遂于12月13日决定先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暂时执行最高职权。蒋于事后始知，虽于12月20日复电赞成，但心中已大为不快。他原以为可以赴鄂出掌大权，孰知鲍罗廷与那批中央委员并未对自己如此重视，甚至连联席会都插不上脚，乃蓄意有所行动。

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与国府代主席谭延闿等一行北上，于12月31日途经南昌，被蒋介石留下，蒋并于1927年1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会后通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以利政治与军事的配合。同时决议将于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再定迁移问题，又拟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等。至此蒋介石已公然以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向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挑战，以争夺“执行最高职权”。武汉方面此时正因占领英租界进行外交交涉，恐影响大局，乃由宋庆龄等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情势，嘱蒋“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迁都）决议，坐失时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第375页），并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不得已于1月12日偕加伦将军、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等抵达武汉，受到盛大欢迎，催促迁鄂，然而蒋仍执意迁赣。鲍罗廷刻意讽劝，蒋竟视为侮辱，已存决裂之心，未遑多留，即于1月18日返回南昌。两三天之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以中央名义命令取消联席会议，立即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成公开对抗之局。鄂方发动舆论压力，但更主要的是宋子文控制军费，诚如蒋之军需处长徐桴于1月31日电文中所说：“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所以当宋于2月4日亲赴南昌斡旋，不到几天南昌方面就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昌，至于中央全会则俟东南底定后再开。鄂赣虽未真正分裂，然不过是推迟了决裂的时日，终不免后来的宁汉分裂。

宋子文“说服”蒋介石之后，于2月9日自赣电鄂，谓谭延闿等数日内可莅鄂，但迟迟未见驾临。此时更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鄂方终于领教了“瑞元无赖”的专制与跋扈，遂由徐谦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拟“从事党权集中”，即想把枪杆子控制在党权之下，形成一种恢复党权运动。此一运动针对蒋不言而喻，如孙科所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陈公博《苦笑录》，第73页）但是恢复党权运动虽轰轰烈烈，如2月24日武汉有一万五千人集会，却一直没有公开指名抨击蒋介石，一方面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则是盼望“浪子回头”！虽如此，蒋介石在南昌已公然反唇相讥，声言：“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蒋之演讲载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他已把“革命”作为“权力”的代名词了。但是此时他的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只能动口，还不敢动手，表面上仍表拥护武汉中央，呼吁团结，只要求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延至3月7日召开，当然获得中央的同意。

然而当南昌方面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于3月7日前到达武汉开会，蒋介石却未来，借故与朱培德去阅兵，须至3月12日才能来开会，并扬言他们如“能等我”，“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陈果夫的一生》第107页）他把准时举行竟说成提前举行，何况3月7日原是他要求的日子。他的蛮横，原想测验一下自己一身举足轻重的分量，但到会人数既足，自无再延的必要，还有不少人讨厌蒋之独裁作风，更不愿为他延期，与会的吴玉章明言：“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两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话虽如此，会中当然有帮蒋说话之人，造成紧张气氛，遂以3月7日为预备会。二届三中全会到3月10日正式开幕，17日结束，仍不见蒋介石出席。全会肯定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恢复并提高党权、坚持革命路线与政策、否定非法选举、改选中央常务委员以及各部会委员。蒋介石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军委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绝非他所期望的独霸地位。新的国民政府虽于3月20日在武昌宣誓成立，似乎是功德圆满，但蒋介石已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

李宗仁已注意到，蒋介石在南昌建立总司令部之后，新客极多，最瞩目的有黄郛、张群。（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84页）这些新客原与革命无关，之所以成为总司令座上的新客，并以张群为其驻沪代表，乃是私人关系。黄郛字膺白，浙江人，迭任北洋政府要职，且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在革命党讲来，应是北洋官僚、军阀走狗，但因与蒋不仅是同乡而且拜过把子，照样引为亲信，“设宴款待，欢然道故”。（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67页）张群则与蒋有同学关系，虽与北伐无涉，即被任命为南昌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上海商会主席虞洽卿以及帮派头目黄金荣亦到南昌，表示支持。（见Wilbur,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84-85）陈布雷亦于此时到南昌见蒋，成为蒋之文胆。其实于北伐之前，蒋已在广州接待过商界要角王晓籁等人。凡此已见蒋正大肆建立私人的班子。同时还到上海、奉化招引亲戚或同乡，供侍卫、参谋、秘书等职，有如皇帝身边的太监群。黄埔学生此时亦竞相奔走校长之门，蒋也不客气，把他们当自己的鹰犬差遣，当然学生中的CP（共产党）分子，他是绝对当敌人看待的。（参阅苏文钦《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第239—240页）帮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更指出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编制非常庞大。（姜辅成《我为蒋介石监印的岁月》）蒋介石到南昌后，已决心组织自己的权力中心，诚如孙科所说，“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党与政府等于虚设”，指蒋在南昌所为，“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决议案》）蒋介石想要把党政军一手抓的图谋，已昭然若揭。有趣的是，早在1925年12月24日，蒋于日记中自谓：“余迩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惩之。”（《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第42页）他显然没有“惩之”，兵至南昌，别开新府，抗命中央，已经实同军阀矣。

第三节　喊着革命反革命

国民党的二大三中全会在蒋介石拒不出席的情况下，没能真正解决问题，强调“恢复党权”，欲以党来控制枪杆子也徒托空言。不过至少暂时掩遮了波涛汹涌的政潮，以及蒋总司令悍然抗命的威胁，军事行动得以继续进行，然而随着军事的发展，蒋介石权势的上升，政潮与威胁反而与日俱增。

国民革命军继续军事行动，兵分三路，西路唐生智任总指挥，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夹击河南，中路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李宗仁率江左军，程潜率江右军，沿长江而下，进掠南京、安庆等地。东路白崇禧于2月10日即已占领杭州，等待何应钦自福建北上的纵队，会师后向淞沪挺进，于3月20日入据上海附近的龙华。稍后于3月23日，程潜江右军占领南京，由于革命军之反帝，英美帝国主义于翌日炮轰南京城以示威，死伤约千余人。李宗仁江左军于3月中已达安庆，守军陈调元“附义”，不血刃而定安徽，北洋长江舰队亦于3月23日“起义”，北洋军队遂退守徐州一线，至此长江中下游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夺取长江下游如此神速，鲜遭抵抗，固然由于革命风潮澎湃、民心归向，令敌无斗志。然而同时还有别的奥秘。据于此时访问南昌的俄国汉学家卡沙宁（Marc Kasanin）探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攻势之前，已用威迫利诱手法，逐步赢得京、沪归顺，因其十分渴望与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结合，然后与革命分道扬镳。（见卡氏著China in the Twenties, p.196）

蒋介石此时已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勾结妥协，但绝不肯与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他已决心抗争到底。他于3月16日临行之前下令解散南昌市国民党党部，直接向“恢复党权”的诉愿挑战，同时又解散南昌学联以及查封《贯彻日报》。17日抵达九江，枪毙市党部与工会负责同志四人，又于23日捣毁设在安庆的省党部与总工会。

蒋介石以枪杆子对付党的行径，武汉中央颇为震惊。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就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愤然说：“（蒋）现在愈闹愈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欲为，把党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革什么命！”但是武汉中央政府犹如遥控脱缰之马，难以着力。而蒋介石又玩弄两面手法，骨子里一意孤行，表面上服从中央，如3月30日还发电请示军事外交方针，以至于连鲍罗廷尚欲“爱惜蒋同志”，帮助他不受反革命包围。（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当然武汉中央也想到过解除蒋介石的兵柄，不仅仅是鲍罗廷与中共党人，国民党中重要人物如谭延闿、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张发奎等人曾经一再劝说战功甚高的李宗仁，取而代之。（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89页）但李宗仁以洪杨同室操戈为鉴，不肯答应。3月下旬武汉中央还草拟了一个伺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国府代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子上，交给在南京的程潜执行，但程潜虽然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但不愿因执行密令而导致国民党的分裂，却没有想到程潜离宁以后，他委托卫戍南京的杨杰与贺耀祖竟倒向蒋介石，蒋遂下令调程之第二、六两军北上，使整个南京城完全在蒋控制之下，卒令沪杭甬尽成蒋氏天下。（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26—527页；另参阅Wu T’ien-wei, Chiang Kai-shek’s April 12th Coup of1927 p.154）

蒋介石于3月26日自安庆抵达上海，了解到中共与工会的实力，颇感惊异与不安。缘自3月21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兵临上海城郊，因怕帝国主义军事干涉，不敢遽攻，然而市内总工会组织第三次大罢工，发动五十万人，终于克复上海。周恩来与顾顺章指挥下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约有两千七百余名。蒋抵沪后，立即受到右派分子以及买办、帮会、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与支持，实力亦属不小，何况还有包括桂系在内的武力后盾。3月28日吴稚晖就提出“请查办共产党”呈文，拟断然结束孙中山的容共政策。

吴稚晖是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贯以插科打诨的丑角姿态出现”，以博取主子的欢心。自中山舰事件以后，一直为蒋开锣喝道、保镖帮腔，此时在沪倡议清党既是奉命办事，也是善体君意。蒋介石蓄意清党已久，到上海后更感“吾道不孤”。但是清党分共牵涉到国民党根本政策的改变，不仅兹事体大，而且影响到整个革命的前途，更不必说因分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

就在此紧要关头，国府主席汪精卫返抵国门。汪氏不是悄然返国，而是在国民党同志们千呼万唤下始归来，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危机四伏，切望汪能复职扭转乾坤。即使是蒋介石，虽然在心中或私下不愿汪回（见陈公博《苦笑录》），但在表面上仍然是函电恳请，甚至要派张静江、李石曾到法国去迎驾，说是“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甚至假仁假义地说：“如兄不来，则弟唯有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国人。”（引自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15页）汪精卫终于绕道俄国，自海参崴回到了上海，那天正好是1927年4月1日愚人节。汪氏回国后的遭遇，确有不少“愚人”的意味。

蒋介石亲往码头迎汪，移樽就教，辟室密谈。蒋之意旨十分明确，即要汪跟他一起清党反共赶走鲍罗廷，采取断然措施。这当然也是蒋支持汪“主持一切”的条件。但是汪精卫是国府主席，虽称病出国，主席一职仍由人代行，而三中全会继续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不能跟在一个总司令后面擅自作重大的政策改变，否则何异吴稚晖之投靠，更置武汉党中央同志于何地？即使要改变政策，亦应从长计议，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来决定，诚如汪氏致函李石曾时所说，联俄容共政策，“绝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汪精卫全集》，第184页）汪之不能应蒋之求，留沪清党，是必然的。

蒋介石及其清党的附和者显然在汪面前，力数共产党的阴谋，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以及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这种指控如果属实，当然有违当初国共合作的原则、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于是汪在上海两次往访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欲探明真相。陈力言绝无此事，亲笔作书，并表之于《汪陈联合声明》之中，以昭公信。阴谋既系谣言，则蒋介石用武力清党的主张便无着落，汪自无不维护联共政策之理，故汪陈于联合声明中说：

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对于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载《时事新报》1927年4月5日）

如果胸怀善意，面对此公开的宣言，自应尽量祛除误解，再谋合作，以完成尚未成功的革命。孰料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吴稚晖立即无理取闹，破口大骂，甚至讥嘲陈是中共的总书记，而汪之国府主席恐怕有名无实，暴露出吴氏有恃无恐，甘愿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足见蒋等清党，纯粹为了反共而清党，为了巩固一己的权力而清党，其他种种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不过是借口而已。事已至此，汪精卫留沪若不顺从蒋之意志，势必纠缠不清，理性解决问题唯有回武汉中央处理。汪于行前致书蒋之亲信张静江，明言赴汉之必要，若谓：

党事至此，以铭之愚，唯有提议开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汪精卫1927年4月5日致张静江书）

翌晨，汪即乘船溯江而上，于10日舟抵汉口，复职后成为国民党中央与国府的最高领导人，并立即与谭延闿、孙科等协商到南京去开四中全会，以求解决问题，又于13日，抵汉口后的第三天，驰电蒋介石告知，“中央已经决定迁都南京，不日即可来宁开会”，要蒋耐心等待。哪里知道蒋已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血腥镇压，史称四一二事件。蒋显因汪离沪赴汉而老羞成怒，悍然单干，以示决裂，他虽身为中常委，既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也没有把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放在眼里，更无参与四中全会和平解决纠纷的诚意。

4月11日晚，蒋介石命投诚的军阀周凤岐派兵严守闸北，当晚杜月笙将总工会会长汪寿华骗到家里尔后杀之。翌日清晨5时20分，黑社会控制的中华共进会开始向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纠察队攻击，直到上午10时，三百五十名纠察队被缴械。在浦东的纠察队抵抗最烈，死伤也多。同日下午，群众集会市体育场抗议攻击工人，南市聚集了五十万人，海员工会宣布罢工。但是上海的商会却通电庆贺镇压，并歌颂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大流氓头子，摧毁了总工会与纠察队，更希望其他各地效法上海，杀尽共产党。（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528页）在租界内的外国势力也颇合作，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千余人，交给蒋介石。然而上海工人仍不知蒋是幕后的黑手，当日还致电南京蒋总司令，电文曰：

蒋总司令勋鉴：本月12日晨4时，本埠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被白总指挥命令二十六军派遣大队悉数迫缴，各处均死伤多人。查上海总工会领导全上海工人，数年来与帝国主义者暨军阀不绝地奋斗，最近又不惜重大牺牲，数次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军，其功绩灼然可见。其有今日之地位，实以无量数之热血、头颅换来。是以钧座奖赐旌旗，题曰“共同奋斗”。上海收复以来，协同军警维持秩序，毫无轨外行动。彼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虽百计挑拨，造谣中伤，卒无间隙可乘入。万不料同隶青天白日旗下者，乃有横肆摧残之举，先总理出生入死，从事革命者，全在解放被压迫民族，而临终遗嘱，无念念不忘于唤起民众。钧座为总理忠实之信徒，对此有组织、有纪律、富有牺牲革命精神、卓有伟大功绩之工人群众，方保护奖励之不暇，绝无横施摧残之意，伏祈迅赐严命，彻底查究，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庶不致愧对先总理在天之灵，并有自解于普天下之民众，且免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破裂，而为帝国主义所求。党国前途！实利赖之。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引自司马璐《中共党史及文献选粹》第五部，第28页）

蒋迟至4月底5月初，仍公开地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甚至曾于4月6日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给总工会。（见上海《申报》1927年3月29日、4月6日）我们只有说，工人群众太不够警觉，竟不知蒋介石早已于4月11日在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并镇压群众运动。要他来“彻底查究”，何异与虎谋皮？不尽此也，4月13日，工人群众更天真地去周凤岐的司令部请愿，但请愿队伍到宝山路时，即遭机枪扫射，时降大雨，血与雨水齐流。同时南市游行工人也遭射击。此日约六十六人被杀，三百一十六人受伤。闸北名流七人当天驰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谴责屠杀市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521—522页）蔡、吴、李早已附从清党，只有心里窃笑而已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3月3日在沪举行清党前会议，到会者有蔡元培、吴稚晖、张人杰、古应芬、李石曾，蔡为主席，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7—38页，直至4月15日，死了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逃亡与失踪者五千余人。总工会在淫威下屈服，取消罢工，唯有向武汉中央报告蒋介石罪行。蒋于四一二发动之后，两个月内，声言对共产党须用“决绝手段”，大举捕杀，上海尤成为恐怖世界，主其事者杨虎、陈群被称为“狼虎成群”。屠杀又从上海扩及蒋介石控制下的其他城市。至1927年9月27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南京召开时，仍然要求各地党部继续“（一）厉行清党（二）重新登记”。（见记录原件，第6页）陈独秀的儿子延年固然被捕杀，李宗仁表弟李珍凤也被捕杀。据当时《中国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记者斯诺（Edgar Snow）估计，被杀害的左倾分子在五千人以上。（见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p.157）后来中共说，蒋介石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血，这应该是最大的一笔血债。然而历史学者黄仁宇却说：“用道德名义解释不足以答复这样的一个历史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81页）

但此举使武汉国民党党中央大为震惊，4月13日下午政治委员会开会后，即致电蒋介石责问：

现本党驻沪军队，竟有用武力令上海纠察队缴械之举，显系违背命令，甘为反革命，在党纪上万难宽恕，望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官长，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15日国民党中常会又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最后一致决议：“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1927年4月19日出版）但是蒋介石羽毛已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党两府，导致宁汉分裂。21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之行为，并号召民众与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通电虽严正，然口诛笔伐于实无补。武汉方面虽有军队，但北方军阀未除，多数倾向北伐讨奉。徐谦甚至说：“反革命蒋介石，用不着出兵声讨，就是用党制裁，开除党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革命力量，不久会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中央惩办的。”（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35—536页）未免过于天真，结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过，由于武汉中央急于先击溃北方之敌，东征讨蒋一役得免。蒋介石闯了决裂的穷祸之后，却幸免一场国民党自家兵戎相残的悲剧。

武汉中央痛责蒋介石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反革命”好像是一项空洞的政治罪行，但当时所谓“革命”，系有其具体内容的。那个革命的渊源是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精神是联俄容共，方策是发动工农等群众运动，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然而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清党反共驱俄，明显反“革命之精神”；镇压工人，明显反“革命之方策”。据英国的记录，蒋在上海清除共党与工人，其大胆远远超过北方的军阀（引自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181），1927年4月汪蒋上海密谈，汪即以不可牺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纪律相劝，但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后来的国民党史官辄以共党暴乱，蒋介石讨赤有功为说（如李云汉之《从容共到清党》），殊不知北洋军阀如孙传芳等自称讨赤军，而蒋正是北伐赤军的总司令。赤军总司令成为讨赤元勋，岂不是革命的最大讽刺？还不足以被称为“反革命”吗？至于勾结军阀与帝国主义，更是反“革命之目标”而行。蒋介石在上海与资本家、买办、地主等结合，固与革命不搭调，暗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头目，引为内助，则与革命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蒋介石平生以革命自矢，实际上却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上海帮会流氓分子原与共产党也有关系，所以汪寿华才会上当。但蒋介石与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与黄金荣且有师徒之谊。蒋又用六十万元收买流氓，到各地去打总工会。（参阅1927年4月1日《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组织会议》）蒋甚至许诺张啸林、杜月笙为江苏水上警察厅正副厅长。（见1927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上海流氓势力既然反共清党有功，自然成为蒋介石的党国新贵、地方政要，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也就不稀奇了。（参阅苏智良《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第212—225页）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上海流氓，由于国民党的提携而登上大雅之堂，颇不以为然。

第四节　下野为晋身之本

宁汉分裂，蒋介石无疑是“罪魁祸首”，因实由其一手主导，双方剑拔弩张，大有短兵相接之势，幸北洋军阀未除，孙传芳残部与直鲁军主力犹在，意图卷土重来，若宁汉阋墙火并，势必同归于尽。于是双方因情势所逼，各自北伐，同仇敌忾，将内斗暂时搁置。宁方北伐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三路于1927年5月向陇海路挺进，连战皆捷，6月2日克复徐州。约略同时，武汉北伐之师由唐生智、张发奎指挥，亦抵达陇海一线，进驻郑州。冯玉祥则由潼关攻占洛阳，逼迫奉军北撤，促使山西阎锡山响应。此情此势，原可齐心协力，直捣燕京，卒因宁汉分裂“党”痛未消，各自为政，难以一致，最后各自班师。

武汉方面最初由于蒋之反共而联共，然而由于共产党组织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尤其过左的路线，制造了不少内部矛盾，国共间的利益冲突，亦在所难免，而适于此时，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强调土地革命，欲动员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筹建红色武力。共产国际代表罗易（Roy）并将决议副本送交汪精卫主席，使汪感到共方有违1923年孙越宣言，何况共党更有取而代之之意，遂决定分共，解除鲍罗廷职务，且于6月6日率团北上，与冯玉祥会晤于郑州，商议分共反蒋事宜后，再班师回汉，南下防共，以及部署东征，可见武汉国府于分共之后，仍要以武力制裁南京伪府，声讨叛徒蒋介石的。

然而蒋介石却釜底抽薪，于6月17日面晤冯玉祥于徐州，盛宴款待，结为金兰，并大加利诱，于6月21日上午十时打电话给冯玉祥，“请派兵直捣武汉”，为冯所拒。（见《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337页）冯力主宁汉调停，并电武汉促使宁汉合流（见《致武汉汪谭等电》1927年6月21日），以完成北伐大业。冯玉祥的态度至少也不助武汉东征，多少于蒋有利，而蒋仍欲回师西攻，解决武汉，只因李宗仁反对，坚持北伐而作罢。（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315页）不过宁方虽不西攻，汉方仍欲东征，虽因分共延误，精锐确实已向下游移动，蒋介石遂召回李、白鲁南之师。直鲁军乃乘机南扑，于7月24日攻陷徐州重镇，南京震动，蒋介石乃亲自出马指挥，反攻徐州，并于出发前的纪念周上，声称不打下徐州不回南京。25日专程北上，亲率五军两师，会同白崇禧部，与直鲁军战于淮河、徐蚌之间。蒋以统帅亲至前线，竟被敌人诱之深入以至中伏，使全线溃败，敌军乘胜追击，大败亏输，狼狈不堪，于8月6日仓皇返宁。如此惨败，羞愤可知，更何况誓言在耳，实难以下台，竟枪杀前敌总指挥王天培以泄愤遮羞。

蒋介石原想一举夺回徐州，歼灭孙传芳残部，然后解决武汉。不意徐州未得，却败北如是，幸白崇禧压阵有方、指挥若定，得免全军覆没，然敌炮已临浦口，隔江可闻，颜面何存？而武汉东征之师已沿江而下，步步进逼，可谓左右受敌、内外交攻，实非引退不足以藏败绩之耻、非下野不足以消武汉之怒。武汉国府主席汪精卫早于7月23日便公开宣称蒋介石“是党国唯一的敌人、是国民革命军唯一的敌人、是国民党唯一的敌人”！（汪撰《中国国民党告国民革命将士书》，载《民国日报》）武汉既已分共，倒蒋非因其反共，乃因其违纪，此亦蒋自知在兵败之余，非下台不可的原因。

蒋介石自徐州败归之时，即告李宗仁其下台已不可免，并以军事相托，故引退绝非猝然。《辞职宣言》由陈布雷起草，到8月13日于蒋离宁后才见诸报端，其间两个月，尚须做复出的准备工作以及修改文稿等。这篇宣言无疑经过陈布雷精心包装过，我们必须拆开来看，以见真相。蒋介石首先说：

中正自熏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呈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第52页，另参阅《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三期）

他必须下台，即因自南昌以来，以个人之“主观”“感情”“利害”，抗命党中央，甚至别立中央。武汉中央呼吁“恢复党权”，即针对他而来。他原想以武力解决武汉党中央，无奈兵败，两面受敌，只好引退以解困，而竟以“认党高于一切”为说辞，显然欲以“黑白讲”来混淆视听。至于他于宣言中护党的振振之词，从他日后一再“铲除”异己视之，直把个人的权力基础与“吾党基础”画等号，以责成党员为他个人效忠，已藏其机。

他于8月14日在上海发布的《辞职宣言》中又说：“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也……今既咎戾集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同上，第52、57页）此话才透露一点天机，已不是假设性的要他退。

李宗仁于蒋下野后赴庐山与汉方会晤，始知唐生智乃欲挥师下芜湖，实如吴稚晖所说：“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时歇一歇也好。”（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62页）即因蒋之“歇一歇”，汉方才肯派孙科与谭延闿为代表与李宗仁返宁议和，益知蒋在当时情况下，是非下台不可的。李亦因而体会到蒋下野这着棋下得高明，因一下野即失武汉东征的借口（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325—327页），至少可为缓兵之计。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还提到，蒋故意散布桂系“逼宫”的谣言，后来无论正史野史竟多以此谣言之成理而信之。李曾要蒋辟谣，蒋笑而不予理会，李怀疑蒋借此打击桂系。（见《李宗仁回忆录》，第320—321页）其实“逼宫”之流言，无非想把蒋说成是一“受害者”，而混淆了他下野的真正原因。

接着蒋介石又在宣言中说：

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制，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飞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第53页）

由此可见，他于下野前夕，已想改写历史。他说“非敢贪天之功”，实把“克奏斯绩”之战功，归之于己。其实湘、鄂之战，战功属李宗仁、唐生智，底定江南的首功是白崇禧，蒋仅具总司令之名，并无直接关系，而他亲自指挥的南昌之战与徐州一役，却是整个北伐战争中最最惨败的两次。他之下台亦即因徐州丧师的后遗症，竟以“克奏斯绩”来掩饰。此时武汉已分共，他仍以反共来转移视听。他痛骂鲍罗廷，但若非鲍助孙中山改组、若无俄援，广州革命根据地何从建立？北伐何从开始？若非中共大搞群众运动，何能四处响应，不数月而达京沪？他为了掩盖“兔死狗烹”之事实，竟反咬共产党一口，予其清党以合理化，并以“打倒中正”与“打倒国民革命”混为一谈，且故意颠倒“打倒中正”之因果关系。至于其“个人独裁之倾向”，在当时即未彰著，亦为其后来行事所证实，还不止是“倾向”而已，日益见诸具体行动矣。

他最后要求“武汉同志克期联袂迁移来宁，共同集合于南京，而谋党国大政之进行”（同上，第56页），则不得不承认武汉中央为正统，由汉迁宁，其自立之南京政府自须撤销后并入。他于发表此一宣言之后，又于8月19日发电辞总司令职权。但他并非真正归隐乡里，实继续在幕后策动，并于离宁前即已安排亲信姚琮的警卫师与孙星环的宪兵团，驻守南京城，以及密令何应钦掌握其嫡系部队，其伺机再起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既欲再起，时局不能搞得太糜烂，否则覆巢之下无完卵。李宗仁终于8月底9月初赢得栖霞龙潭之役，击溃孙传芳意图南渡之师。但龙潭之战是险胜。若失败，南京固不守，整个江南亦难保，就可到全局溃败的地步。李宗仁指出，紧要关头偶然发现何应钦想收兵保存实力，幸及时制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335—336页）何若无蒋命，何能出此？但同时蒋亦雅不欲时局太稳定，让汪精卫迁都成功，统一党权，否则将扼杀再出之身价。总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借下野以金蝉脱壳，然后见机效“哪吒闹海”，于政潮迭起中脱颖而出，造成“斯人不出奈天下何”的局面，以达到集大权于一身的目标。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即于1927年8月16日电告汪精卫，请将武汉中央政府尽快迁往南京，汪于翌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宣称：

迁都南京是中央4月初旬就决定了的议案，何况现在南京政府已经无人负责。据今天所收的报告，也说南京政府已经停止办公，事实上已不存在，那么我们应决定到南京去的方式。（见该次会议速记录）

汪遂复电李宗仁，决定迁宁。于此可见双方议定迁都南京，表明南京方面自立的中央已经撤销，以武汉中央为唯一的国民党中央，亦为宁汉由分裂而合流的主要前提。汪乃于9月5日率领顾孟余、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中央委员，乘舰抵达南京。汪一到就力述，要宁汉合作、党内统一，必须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承续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亦借此显明武汉中央的正统与合法。但汪到之后，发现宁方中央委员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已经避居上海，很可能受蒋之嗾使，不与汪合作筹开四中全会。汪为了表现合作精神，派谭延闿、孙科两人赴沪沟通，但为胡等所拒。汪遂偕谭、孙以及朱培德、李宗仁、李烈钧、程潜、于右任等要员联袂去上海劝驾。不意不仅胡汉民等不愿合作，而且聚集上海的极右西山会议派老国民党也来搅局。盖因蒋介石于四一二上海屠共之后，即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党籍，密谈统一党务，早已合流。故沪宁沆瀣一气，刻意在法统问题上大做文章，抵制汪坚持召开的四中全会。如张静江竟声称，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政府，前所召开之三中全会乃联共会议，也属非法，故根本没有召开四中之资格，而主张重新召开三中，以衔接二届二中。且不论有违宁汉合作之前提，若以联共为非法，则孙中山联俄容共之一届即应否认，根本要重起炉灶。以张与蒋之亲密关系，此横蛮刁难之语显由蒋之授意。更可注意者，后来蒋再出夺权成功，径自召开四中全会，就不管合法不合法了。更可见张之目的，就在捣蛋，使话谈不下去，无从沟通。

国民党各方人马再于9月11日聚会，汪精卫再度提出四中全会召开之必要，然续遭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反对，西山会议派分子更在旁鼓噪。在此情况下，原在武汉中央的孙科提出折中办法，由沪、宁、汉三方筹组中央特别委员会，暂时行使中央职权，以筹备召开三大，得到大部分人赞同（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原件），汪孤掌难鸣，只好默认，但心中极不以为然，为了不使谈判决裂，仅表示消极，遂于13日夜离开上海，前往九江，通电引退。汪之坚持召开四中全会，自有其原则立场，自谓：“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被挫，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实为宁汉合作以后，至可痛心之事，亦本党至可痛心之事也。”（汪精卫《复法总支部函》）李云汉以此指责“汪兆铭反复”（见氏著《从容共到清党》，第772页），殊失公正。特委会虽于9月15日正式在南京成立，汪亦被选为国府常委之一，但由于汪之消极引退，所谓合流，全无实质意义，必为野居奉化坟庄的蒋介石所窃笑自喜！

武汉政府迁宁之后，两湖便在军事强人唐生智控制之下。唐原反对合流，欲东下夺权，自有其个人野心，乃怂恿汪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与特委会相抗。唐更公开宣布反对特委会，广州张发奎通电支持，国民党内遂又成对峙之势。南京特委会遂派孙科、伍朝枢、居正等上庐山晤汪，在同意于11月1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前提下，获致恢复中央之协议，可见汪所争主要仅此一端。然而10月20日南京特委会突下令讨伐唐生智，引发战争，四中全会又因故流产，汪愤然取道回粤，反对南京特委会，准备在粤筹开四中全会。约当此时，蒋介石提早自日本返沪，于11月10日电汪，赞同召开四中全会，并请汪赴沪晤商，并参与预备会。两个多月前，蒋初下野，犹拒见汪。汪鉴此善意，遂于11月15日偕李济深在广州起程，经港赴沪。不意又发生变故，广州于16日晚上发生事变，张发奎与黄琪翔以武力驱逐代理李济深主持粤政的黄绍竑。因而汪于18日抵沪时，即遭李宗仁、吴稚晖、蔡元培等妄加攻讦，令汪百口莫辩。吴稚晖更于12月5日联合张静江等，提案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又是吴稚晖、张静江在耍把戏，能不怀疑幕后的“黑手”？在此处境下，汪乃顺水推舟，促请蒋介石复职而个人引退（阅《江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79页），冀求稍缓攻击。然12月11日又发生广州暴动，共产党起事，组织公社，吴稚晖等再借此变本加厉指责汪精卫，妄指其“酿成此次之巨变”。汪虽辩解，但南京国府仍于16日决议讨伐张、黄之外，并通缉汪、陈、顾三人。事情既已发展到此一地步，汪精卫不得不于当晚偕秘书曾仲鸣，怀着郁愤心情，再度登轮赴法。我们不能不怀疑，蒋介石串通特委会分子，引汪离粤，俟汪抵沪后，借故攻击，不遗余力，不容置辩，使其无法立足而被驱出国门。汪精卫此次离国，与上次因中山舰事变出国，虽属“异曲”，但对蒋介石而言，却是“同工”。

汪出国门后，特委会却于12月28日自告结束，该会除了令各地各级党部厉行清党，重新登记党员外（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1927年9月27日，第6页），好像是特别与汪过不去而设立的。在中枢空虚的情况下，蒋介石复出的时机已经成熟。1928年年初，蒋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2月2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汪坚持而做不到的，蒋于一退一进之余做成功了，攫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一时之间身边没有了汪精卫的阴影，没有了共产党的阴影，也没有唐生智的阴影。在大权几乎独揽之下，四中全会任命他为中执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和军委主席，进而通过整理各地党务案，削减派系力量，蒋基本上已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

第四章　内斗内行

第一节　蒋宋政治婚姻

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追忆，信誓旦旦爱她的蒋介石如何在江西九江与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在江轮上作了二十四小时会谈之后，向她摊牌：

孔夫人就径自返回汉口。介石回家后，将经过情形一五一十告诉我，他说：“我从未将我的任何秘密隐瞒于你，当然现在也不会，尤其如今我需要你的协助。孔夫人告诉我：‘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你要让共产党人按照他们共党的奸诈阴谋把你扫地出门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接收你的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定会被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罢了，这点无可置疑。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要老实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使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足以推动你的工作。但是，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制定国家宪法的重责大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都没有。环绕在你周围的，尽是些无能懦夫，其兴趣所在，无非私利而已矣。他们所汲汲营求的，无非一己的私利私益，并非你的目的。你当知这些都是真话。不过，局势也并非绝望。我愿与你做成一项交易。是这样的：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恿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我并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大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所需要的军火，俾得继续北伐。我们拥有所有的关系和门路。你自己知道，你不会再从汉口获得任何经费或支持。而作为交换条件，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美龄，也要答应一俟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丈夫孔祥熙担任阁揆，我弟弟子文做你的财政部长。’”

介石看着我说：“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狠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的牺牲来衡量的！”

“你要我做什么呢？”我问。

“避开五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得不理汉口、继续推进北伐所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下册，第344—345页）

陈洁如作为一个女人，这应是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时刻，不太会有记忆上的错误，更不会说谎，但仍难免高度的天真、一相情愿，认为蒋介石所说的都是肺腑真言，没有感觉到夫君早已移情别恋，于是恨宋氏姐妹夺夫，远甚于怨自己丈夫的薄情。她忘了早先在广州时，蒋介石一再要她讨好孙家与宋家的人，忘了孔夫人请吃饭，蒋介石是如何地紧张与兴奋，忘了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的回信是怎样地欢喜溢于言表，更忘了蒋介石叮咛她的话：“我要把孙、宋、蒋三家紧密地连接起来，要愈来愈紧密。”（见《陈洁如回忆录》下册，第367—368页）娶了宋美龄，蒋介石立即成为孙中山的姻亲，宋庆龄的妹夫，在武汉掌管财政的宋子文，就是小舅子。孙、宋、蒋三家关系不是马上就紧密起来了吗？蒋介石会不梦寐以求吗？尚需宋蔼龄以此作为条件来强迫他接受吗？陈洁如一脑袋想着宋美龄对她丈夫有情，竟忽略了自己丈夫“使君有意”！

再看当时的情况。蒋介石在南昌抗命中央，所谓“明日之星”，尚是一个未知数，而目前的燃眉之急则是因其抗命，武汉中央政府的财神爷宋子文扣押他的军火与军饷。如果不把宋家拉过来，根本无法与武汉抗衡，更不要说谋取长江下游的意图，以遂自己的野心了。是以蒋有求于宋，远过于宋有求于蒋。蒋介石说宋蔼龄“开出很凶狠的交换条件”，但我们仔细看看这些条件，宋家“怂恿宋子文脱离汉口政府”、号召上海资本家捐款、替他买军火、把妹妹美龄嫁给他，只换得孔祥熙当阁揆、宋子文当财政部长两张空头支票，且不论宋子文当时已经是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竟会看上尚未成立的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蔼龄把黄金与美人都送上门来，以换取蒋介石的两张空头支票，天下哪有这般美事？更何况宋蔼龄是一有名的精明妇人，蒋介石还说这些条件“凶狠”，显系谎言。他向陈洁如转述宋蔼龄的话，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为了个人的权位与野心，他极力追求宋美龄，无情地要陈洁如“避开”。最有趣的是，他对陈洁如说：“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的牺牲来衡量的。”他自己的“牺牲”在哪里呢？

史学家唐德刚在《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长序中指出，从“转型期”历史观来看，受新式教育的知青，为了时髦、为了“革命”，抛弃发妻，移情别恋，乃司空见惯，只能说是时代的悲剧。他说：

试从国父开始，党国要人受新式教育而没有丢掉旧式老婆者究有几人？就以整批的庚款留学生来说吧，能够把乡间的小脚老婆，带到大都市来，共同生活者，我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一人而已。那些满口大话，济弱救贫的文人如鲁迅、如郭沫若、如郁达夫、如陈独秀……无一而非弃老妻如敝屣的绝情男人。他们搞婚姻革命的公式，大半是弃旧妻于乡下，再找个识字的大脚姑娘，结新欢于都市。蒋公早年弃毛氏于奉化，娶陈氏于上海。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倒霉的是女人。革命的男人，也不足深责。时代如此嘛！世上有几个胡适，能超凡脱俗呢？

蒋介石见到风华绝代、家世显赫的宋美龄，再弃陈氏于南昌，又娶宋氏于上海，似亦为当时的风气，无可厚非，但问题不只是东方式的移情别恋或西方式的离婚结婚。蒋介石所取的行径先是不顾文证人证悍然否认与陈洁如原有婚约，不承认其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接着胁迫她出国，欺骗她只“离开五年”，最后想把蒋陈姻缘从历史上灭其迹。此种行径暴露了他的专横性格。陈洁如与他生活七年，最有资格道出他暴烈的坏脾气，此后他的随从人员也不断透露其骂“娘西匹”的粗暴神情，外国人旁观也看出他极端冲动以及倾向走极端的个性。（参阅Kasanin, China in the Twenties, p.236）蒋介石还故意把1927年3月19日给蔼龄、美龄的信，给陈洁如看过后再寄，使她知难而退。当她看到蒋致宋美龄函中说：“你因我仍在江西，以为不便来与我晤面（由于我的妻子）。但我今已离开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种令你不安的疑虑。”（《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下册，第351页）情何以堪？于此可见蒋介石除了暴烈的情绪外，还有马基雅维利式的冷酷，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白崇禧底定东南后，蒋介石自江西到京沪，成为军事强人，四一二清党，大肆杀戮；又以政治威胁，逼迫上海中国银行张嘉璈“捐纳”军费一千万元（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第172—175页），大展强人威风。8月兵败不得已引退，但一切部署妥当，下野实同度假，二百保镖随行，权势未减，正好趁暇进行婚事，时时出入宋府。从一封情书可知，蒋介石还利用下野后的“寂寞”来赢得宋美龄的芳心，并说在广州时就已倾心，曾向宋子文与宋庆龄表白，但没有结果，现在他退居“山林”，一心仰慕的就是你宋美龄一人。（见Crozier, The ManWho Lost China, p.116）中外消息都曾披露宋子文初不赞成婚事，唯蔼龄最为积极，而美龄时已芳龄三十，尚待字闺中，虽曾与同学刘纪文订婚，但远不如蒋介石威风神气，实已相许。蒋宋订亲遂于9月16日在上海孔府，由蔼龄向亲友宣布。十日后蒋复向上海《字林西报》记者透露，来沪“为料理个人私事，并规划与宋美龄结婚之事”，并谓1921年已与元配离婚，却不提当时离婚是为了与陈洁如结婚。又说：“五年前，余在广州常于孙总理处，以是获见宋女士，以为欲求伴侣，当在是人矣。”五年前为1922年，则公然自认与陈洁如结婚不到一年，即已见异思迁，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亦招认蒋介石与宋美龄早已暗通款曲，称之为“爱情的长跑”（见《陈立夫首度透露六十年来的政治秘辛》，第23页），足证陈洁如感情早已被骗而不自知。最有趣的是，蒋介石又画蛇添足向记者说“此种结婚，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巧合”云，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显然由于应宋家之要求，蒋介石自9月28日起在《民国日报》上，连载《家事启事》三天如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唯恐传闻失实，易资淆惑，端此奉复。

更加正式地否认与陈洁如的婚约，根本连姓名都不提了，但是跟随蒋介石革命的芸芸众生都知道从1921到1927年的蒋夫人或蒋师母就是陈洁如，连蒋与李宗仁的兰谱里，还有妻子陈洁如的芳名，居然就这样一笔抹杀！而当时已被逼出国的陈洁如，外国人都以蒋夫人称之。蒋介石居然声言乃政敌造他的谣！真假蒋夫人以及蒋介石到底有几个老婆，真教《纽约时报》的记者傻了眼。

登过报之后，蒋介石于9月29日携未婚妻宋美龄、小舅子宋子文，以及一大批随从由上海乘海轮前往日本长崎。一行人游览云仙、奈良、神户、汤本、热海、东京等地。到神户后特赴有马温泉，拜访养疴的宋太夫人，并得其允诺婚事。蒋介石在日时，忽谓将留半年、忽谓将赴欧美，结果都是障眼法。他觉得复职时机已到，即于11月8日离日回国。

返抵上海，积极筹备婚礼，于11月26日，登出如下一则结婚启事：

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遑家室之私……兹定12月1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宋平《蒋介石生平》，第209页）

此则启事之妙，可谓“吹牛不打草稿”，“未遑家室”吗？早已有二妻一妾。更妙的是要“发起废兵院”，他们结婚之后，废兵院没有下文，倒是兵连祸结，中国老百姓无有宁日。

12月1日那天的婚礼，有二重仪式，先是宋家亲友聚集在宋宅，举行基督教宗教仪式。美国驻沪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Admiral Mark Bristol）也来观礼。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其《宋家王朝》中说，主持牧师姓江，即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原是宋家老友，但西格雷夫不知江牧师很认真，对于蒋介石的婚姻状况不满意，拒绝主持，只好改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博士来主持，余虽是基督徒，却非正式合格的牧师，也只好将就了。

这个仪式结束后，便是在外滩大华饭店的盛大婚礼，豪华饭店的大舞厅里，有来宾一千三百余人，众多的圆桌上摆满了鲜花，还有鲜花制成的钟铃。礼堂上挂着巨幅孙中山的遗像、青天白日党旗以及巨幅喜字。礼堂的另一边坐着白俄乐队，于下午4时15分开始演奏，主持婚礼的蔡元培走到孙中山遗像下，十几个国家的公使一一到场，代表美国的仍是海军少将布里斯托尔。杜月笙也在宾客之中。

当孔祥熙陪伴四十岁的新郎蒋介石出现时，一身笔挺西服，引起一阵骚动。接着宾客入座，电影机发动，白俄乐队奏起门德尔松的曲子，三十岁的新娘宋美龄冒称二十七，一身白纱礼服，手挽宋子文，踏在红地毯上，缓缓向前。走在后面的有穿着粉红礼服的四位女傧相。

在孙中山的圣像前，美龄走到蒋介石的身边，然后新郎新娘向遗像鞠躬，向国旗鞠躬。当此时也，照相机声咔嚓不断。接着蔡元培宣读结婚证书，读后，新人用印，新人相互鞠躬，向主婚人、证婚人以及众宾客鞠躬，同时一个叫霍尔（E.L.Hall）的美国男高音，在白俄乐队的伴奏下，高唱《噢！答应我》（Oh！Promise Me）。最后在掌声雷动中结束婚礼，当晚带着二百多名保镖，乘车到莫干山度蜜月去也。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第一页上刊出蒋宋结婚消息，上海三家英文报纸也竞相报道，称之为近年来中国人最显赫的婚礼，礼物之多更不在话下，消费在数百万元以上。这个婚礼本身足以显示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已经十分资本主义化了，已经向现实妥协了。

美国记者斯诺曾访问宋庆龄谈起这桩婚事，庆龄认为两人起先都是“投机”（opportunistic），但结了婚多少有爱情，应属实情。蒋介石与宋美龄即使在公众场合也互称“达令”（darling），虽说是学洋派，总还有一些票面价值。然而无论如何，蒋宋联姻的政治色彩仍是十分浓厚，尤其对蒋而言。对宋美龄而言，蒋之人品与学识俱不足取，但他权势熏天，不久贵为一国元首，风光数十年，也足以满足她的需求。至于对蒋介石而言，娶宋之后立即把孙中山变成自己的姻兄，由“弟子”摇身一变为“兄弟”，为革命法统平添一层“裙带关系”，使他更能够将“死中山”作为“活护符”，以号令天下。再通过宋美龄，不仅把财政部长宋子文争取过来，而且还搭上美国人的关系。不过美国关系常被人过于夸大，认为从此蒋与美帝挂了钩。宋家在美国政界哪有这般大的影响？只是在人际关系上有所沟通而已，当然由于亲美派宋氏兄妹的中介，美国以及美国人对蒋政权的影响，倒是与日俱增。还有许多人指出，宋美龄对蒋介石有两大影响：一是使蒋增多一些国际知识，扩大了他局限的见闻，不过照马寅初教蒋介石经济知识的经验，蒋光头像电灯泡，里头真空外面进不去，则增广知识也颇有限。二是使蒋成为基督徒，于1928年受洗，不过受洗入教原是结婚的条件之一，我们很怀疑蒋介石是真正的基督徒，更怀疑他完全扬弃了他母亲的佛教和民间邪教信仰。据他的亲信张明镐在《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回忆，明说蒋介石在1928年——信基督教之年——还是非常“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的。张明镐回忆：

蒋介石老宅内设有“祖堂”，并出资重修蒋家新祠堂，在两堂两旁各建十间楼房，作为武岭学校教职员家属及本族近房的住宅，并自题“忠孝传家”四字悬于祠堂外门上。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1928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前，向龙王作揖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须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佑，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作“陇中决策”的场所。

对照起蒋介石多年在雪窦寺等佛寺的行踪，乃至他一生中跟一些佛教大师、法师等的关系，张明镐所回忆的种种，自属可信。

还没完呢！在蒋介石一生中，他跟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甫等的关系，也非比寻常。最有趣的是，在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一文里有这样一段：

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戴之圣母像，吟读唐诗，有时，或于晚餐后朗诵《大学》《中庸》。父亲一生为国，一无私念，一切为公，此皆余所当学习与实践者也。

蒋经国文中提到的“平时常戴之圣母像”，可真太有趣了！圣母像云云，岂不正是天主教的玩意吗？

由此可见，蒋介石其实绝非一个只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信的是上下古今四方神祇，所有的神能信全信、所有的宝能押全押，这才万无一失啊！

至于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李敖在《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千秋评论》第五十一期）一文里考证出：蒋介石“遗嘱”中的话是完全与事实不合的。“遗嘱”中所谓他在“束发”之时就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说法，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不过，不论他何时信教，真信或假信，他受洗入教一传出去，立即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赚到政治本钱，使山姆大叔大有虽不“同种”而“同文”的感受，《时代》杂志老板卢斯（Henry Luce）一生力捧蒋介石，便事出有因了。总之，蒋宋结婚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第二节　有名无实的统一

蒋介石于下野之前，固然已作了复出的准备，如果真归隐山林，宋美龄才不肯嫁给樵夫渔父呢，不过运气也确在他的那一边。共产党大搞广州公社暴动，给吴稚晖那一帮人大肆攻击汪精卫的借口，将汪逼走。诚如李宗仁所说，汪一走，蒋复出便稳坐第一把交椅。

蒋于复出之前，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制造1927年11月22日的南京惨案。当时南京政府的当权派是“中央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利用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他自兼校长，教务主任戴季陶、训育主任丁惟汾、总务主任陈果夫）煽动学生闹事，于21日捣毁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翌日党校学生又聚众示威游行、高呼口号，由于军警开枪镇压，造成血案。事后，蒋接连发表措辞严厉的谈话，抨击政府，极具火药味，更于24日策动组成惨案后援会，要求严惩凶手，接着各地党部发表通电响应。12月3日，蒋于二届四中预备会议时议定组织特别法庭，指控居正等十人有罪。蒋身为党校校长，学生滋事又如此袒护，其幕后导演之事实已呼之欲出。蒋为了东山再起，必须要打倒新当权派“特委会”，遂命陈果夫运用其组织部和党校势力，鼓动“反特委会”运动，走上街头，酿成南京军警开枪的“一一·二二惨案”，使当权派声誉扫地，促使蒋重掌大权。（见王克文《陈家党比蒋家天下更早画下句点——从现代史观点看陈立夫在国民党史上的角色与影响》，第30页）至此，惨案由蒋主导已属定论。一般史论认为蒋借此事打击西山会议派，其实西山派只是遭池鱼之殃，那些顽固政客无拳无勇，因蒋反共，早已投靠，蒋要重掌大权，绝非障碍。度蒋之意，只是打击现政府的威信，使其复出更具迫切感，真正造成斯人不出奈苍生何的情况。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为了造势，也不惜人头落地，并殃及居正等老同志，亦云厉矣！

居正字觉生，是湖北广济人，生于1876年，那正是清朝光绪二年，民国成立前三十二年。他在中国受旧教育，后来到日本留学，念的是法政大学，并且从事革命运动。当时中国的革命，有两大家：一类是边缘革命家，一类是中原革命家。边缘革命家只会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侧击，结果作秀有余，动摇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则主张打硬仗，他们深入民间、腹地和内陆，冒真险、犯大难，进行革命。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断正确的明证。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蒋介石而唾弃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记》序中就说：“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武昌起义终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义的大功臣之一，就是居正。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居正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并代理部长。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长，《民国杂志》经理。1916年到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总司令，占潍县，攻济南。在这段期间，他手下有一位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所以，在国民党的伦理中，居正是蒋介石的上司。尽管是上司，照样无辜被整肃。居正夫人钟明志说，居正虽名列中央特别委员会，并不常住南京，于惨案全不知情，却仍被株连，存心罗织，最后不了了之，然而一年多以后在上海又莫名其妙被收押在警备总部，“脚镣手铐，如获江洋大盗”。（钟明志《我的回忆》稿本）直至扩大会议失败，南京有人关说，始准家属会见，不久起解南京，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自由，并且当上了司法院长。他有诗记此奇遇，说：“御侮当前耻阋墙，精诚团结为非常。槛车甫脱容登阁，惭愧夷吾笑楚狂。”写的就是这回事。真教居正哭笑不得，能无伴君如伴虎之惧？

蒋于复出之后，又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借北伐需款，大量发行国库券，亲自致电上海总商会以及中国、交通银行，强力推销。中国银行的张嘉璈于前一年已被蒋敲去一大笔，不愿再轻易介入，不肯应命赴南京商量。蒋竟大怒，于2月28日致宋子文电文中，指责张不来宁即是“阻挠北伐”，并限张于一星期内承销一千万元。张也动了肝火，措辞强硬地回复宋子文，说是：

此等电文，余无法承受。若转与余，只好复电决裂。试问：国民军自粤而湘而赣而浙而宁，中行帮助逾千万；去年第一次库券，中行允八九百万；第二次库券，中行允六百余万；龙潭之役，孙军过江时，中行帮助几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几何？去年过年，中行又借几何？此谓把持何？北伐失败之罪，系于何人？非严重诘问不可。否则如此无信无义之人，何能当我辈首领！我辈牺牲为行，一生穷困，至于今日，所望事业有成、国家有裨，若并此二者而绝望，则既无兴趣，随时可抛弃地位。（杨天石《民国掌故》，第215页）

宋子文婉言相劝无效。翌日张又得蒋之电报催募，遂以“感触太深、精神不济”为由，隐居不出，避不见面，以抗议“威权相逼”。3月4日，蒋亲自到上海施压，声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张嘉璈虽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还是怕决裂而引起金融风潮，最后议定中银垫款六百万，分三个月付清。蒋终于表示“融洽谅解”，再次平白获得巨款。（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第214—216页）其行径何异强盗勒索啊！

蒋介石于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宣布将于9日恢复总司令职务，并预告四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是1月13日到2月1日。此会虽一直由汪精卫坚持要召开而未果，但现在召开完全在蒋介石笼罩之下，听其意志办事。宁汉合流，原是取消宁伪府，以便汉府迁宁，而现在蒋取得权力后，实际上等于是他擅立的宁伪府，把汉真府给消化掉了，不仅中共被赶尽杀绝，国民党左派被扫地出门，汪派人马也被排除在权力的大门之外。

蒋安排好政治权力后，即准备继续军事行动，统一中国，完成孙中山的遗志。他称之为“第二次北伐”，但北伐的性质已大大改变。他仍称之为国民革命，但革命的性质与原有的相比更背道而驰。广州誓师时，国民革命军北伐仍秉承孙中山的遗志联俄容共，但现在是反苏反共，对共党与左倾分子格杀勿论，蒋氏反赤情绪比孙传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反共，同时压制了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乃是当年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如省港大罢工，震动一时，也是北伐迅速成功的推动力。然而在蒋主导下的二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党部中有关工、农、商、妇女、学生等组织都被取消了。他不再靠群众，而依赖一直在建设中的特务组织。再说，原来的革命有两大目标——“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旗帜鲜明。但蒋一到京沪，立即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屈服。他复职后不到几天，就枪毙了五十余名士兵，指控他们是在共党嗾使下于前一年（1927）攻击外国人的罪犯，还逮捕了不少军官接受军法处置。（见Crozier, The Man Who Lost China, p.125）是知蒋不仅不与帝国主义严正交涉南京惨案，而且杀人媚外。其欲保障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态度与政策，更毫不隐饰。至于打倒军阀，蒋早已收编了不少军阀为己用，虽然还须打倒张宗昌、孙传芳，以及奉系旧军阀，但国民党内新军阀集团亦已形成。蒋介石自领第一集团军，以其亲信黄埔学生为班底组成的嫡系部队，聚合了六十师之多，完全听命于蒋。蒋为了展示大家长的威风，于复出之时，向何应钦施了下马威，令何惊羞交加，告假两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称西北军），于北伐节节胜利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就像令全部士兵受洗入基督教一样，组成第二集团军。阎锡山及其山西部队到1927年9月才加入国民党，组成第三集团军。李宗仁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于“第一次北伐”中战功卓著，势力不断扩张，组成第四集团军。这四个集团军各有地盘、各有军头，名为党军，实听命于军头，非新军阀云何？而“第二次北伐”的军力就是靠这四个新军阀集团。

蒋在南昌抗命时，武汉中央曾拟取消总司令以削其兵权，唯力不从心。而今蒋恢复总司令职之后，竟自动改为平行的四个集团军，各称总司令。不仅此也，蒋还主动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设立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分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出任主席，实同政治分权。李宗仁认为蒋于下野前曾被人骂独裁，故复出伊始，作此安排，以杜人口。我们觉得并不尽然，独裁乃其一贯目标，为达此目标，自有其迂回的权术与战略运用，所谓“夺之先予之”。1928年年初的形势，冯、阎各据一方，而两人资历都在蒋之上，为了尽快底定华北，绝对得罪不得，而李白桂系于击溃唐生智后，控驭两湖，军容甚盛，亦必须拉拢笼络。更何况直鲁军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张作霖的奉军以东北为根据地，实力仍然强大。简单言之，蒋为了清除旧军阀以完成北伐，必须团结新军阀不可。

蒋介石所谓的“第二次北伐”，于1928年4月10日开始总攻击，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攻掠京汉路以东与津浦路以西地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自太原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自武汉循京汉铁路北进，与友军会师北京。如此庞大的军团，南北夹攻，声势浩大。孙传芳与张宗昌的直鲁军于龙潭一役后，已一蹶不振，然而蒋介石及其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时，左翼忽被孙传芳残部突破，顿感惊慌失措，幸冯玉祥的孙良诚部及时截断孙军退路，始得解围，蒋冯两军遂于4月22日在泰安会师，并于5月1日进占山东省城济南。

蒋介石进驻济南，当时济南有日侨两千人，日本田中政府遂以护侨为名，不顾蒋之外交部长黄郛一再保证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蒋复于3月6日欢宴日本记者演说时，强调“中日亲善提携”（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14页），仍于4月18日决定派五千远征军到山东。北京、南京两府俱向日本抗议侵犯主权。蒋到济南后立即与日将获致协议，日军撤退，蒋保证维持和平，并令各军“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见同书，第124页），但5月3日一早就发生冲突，引起枪战。蒋介石害怕，同意撤至城外，以换取停战。根据英美公使的密件报告，冲突的发生实由于蒋军入城后纪律太坏之故。（见Wilbur,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179）然而蒋虽撤兵城外，日军仍借题发挥，派遣生力军，声言惩罚，并于5月7日递交第一次通牒，要求处置有关官员，解散有关部队，撤去济南城内部队，查禁一切反日宣传，以及所有中国部队向济南至青岛铁路南北两侧撤退二十华里等，并限十二小时内答复。（见同书，第133页）蒋介石在日帝横蛮威吓下，居然答应一部分极具侮辱性的条件，但日方仍不满意，于5月8日下午向济南实施攻击，至11日蒋军无力抵抗而屈服，济南城内外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军民死亡数千人之多。（据《蒋总统秘录》，日寇杀害中国军民三千二百五十四人，见第七册，第51页）

蒋介石于5月5日晚上，当日机轰炸济南时，就仓皇逃出城外，把总司令部迁至党家庄车站。翌日冯玉祥来晤（见《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458页），黄郛、王正廷、杨杰、杨永泰、蒋作宾等参与会议。蒋介石居然在会议上提出放弃北伐，与奉张划江而治的主张，但遭冯玉祥等反对。最后决定避开日军，绕道北伐。5月10日，南京政府党政联席会议在兖州召开，与会国民党要员一致表示必须对日妥协，满足日军一切要求，并诉请国联调停。有趣的是，蒋介石再度提出放弃北伐，此次冯玉祥不在场，由谭延闿力言不可放弃，蒋介石无辞以对，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再度肯定绕道北伐的前议。但他自己不肯再在前线指挥了，把任务交给冯玉祥后，即返回徐州去也。（参阅蒋致冯玉祥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39页）

济南惨案毫无疑问地暴露了日帝横蛮凶残的真面目，不过一片反日情绪却也模糊了蒋介石举措失当的真面目。这件惨案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他一开始就采取极为软弱的对策，不惜卑躬屈膝，在5月2日的日记里自认：“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他又于5月6日电告南京政府：“转饬所属，对各友邦领事、侨民生命财产，须加保护，凡有碍邦交之语宣传，宜随时取缔。”（见《国闻周报》第五卷第十八期）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屈辱，并未稍减日帝的暴行，更未得丝毫善意回报，可称国耻。（参阅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第75—89页）他于失败屈辱之余，竟忧惧丧志，二度想放弃北伐。他还掩饰第一集团军的军纪废弛。前次汉口事件与南京事件，他有共产党可以指责，而此次共党既被他清除干净，已无代罪羔羊，只好加以掩遮。其实蒋军的纪律绝不会比一般军阀的军队好。

蒋介石于兖州会议后回到徐州，把绕道北伐进兵河北的任务交给冯玉祥，让第二集团军去应付京津一带的帝国主义，以及号称百万的奉军。他又约冯玉祥与白崇禧到郑州，于5月21日开军事会议，以地盘与军饷来鼓励冯、白积极进攻。白返汉口后，即率第四集团军北上。白回忆称：“奉军之侦察机发现我方之援军有百余列车，才退回关外。”（《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90页）张作霖奉军足与阎锡山晋军周旋，但桂系大军压境，势必退守东北。不过由于张作霖极度敌视冯玉祥，故于离京前所作撤退安排，故意有利（于）阎锡山进取京津。奉军于5月底即弃守保定。蒋介石于5月30日到石家庄晤阎，许诺京津地盘。6月1日张作霖通电出关，6月3日清晨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张学良于6月4日至天津，安排奉军退出山海关。同时北京的“和平维持会”电请在保定的阎锡山进京。8日阎属商震部先入京，翌日阎偕白崇禧进京，设立卫戍司令部。12日阎以部将张荫梧任北京市警备司令，命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完全控驭京津地区。蒋介石先促冯玉祥进取河北，后让阎锡山据有京津，自有制造阎冯间矛盾之嫌。冯玉祥于6月2日电蒋，“谓我军是为革命而牺牲、为统一而作战，非为争地盘而革命”（《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468页），已露意气，冯的不开心，不仅表之于电文，而且付诸行动，命韩复榘故意阻截北京公使馆所请维持秩序的一旅奉军，并缴其械。公使团与南京政府几经交涉，才逼使冯玉祥放人还枪。显然冯生此事端，令蒋难堪。

蒋介石以南京政府名义，于1928年6月15日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事实上，统一并未完成，新疆至17日始易帜；张学良退据东北，至岁暮才内属。日本早已警告南京政府，不得染指东北，蒋岂敢进兵？由于当时感到统一东北无望，才会于6月15日宣告统一。他未料到张学良国仇家恨，不顾日帝的威胁与阻挠，毅然于同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归属中央。（见《申报》1928年12月30日报道，另见同日上海《新闻报》）然而即使东三省内属，南京政府成为唯一的中央政府，但是各个集团军雄踞一方，派系林立，军令与政令均未真正统一。所谓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根本是有名而无实。

第三节　比旧军阀更黩武

有名无实的统一之后，蒋介石虽高高在上，控制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但事实上不过是占领东南几省的一个诸侯。他环顾当时的中国，自南至北，除他之外，还有五个权力中心：广州的李济深、武汉的李宗仁、开封的冯玉祥、北平的阎锡山以及沈阳的张学良。这种国民党内群雄割据的局面，多少由蒋一手助成。他为了建立个人的军事势力，不惜一再打击党的威信，甚至否认武汉党中央而别立南京中央，开了国民党内军头主义的先河。他又为了早日完成北伐，不惜容纳军阀余孽，并与各派军头妥协，允诺地盘以及其他政治与经济利益，最后造成以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北洋旧军阀的后果。

更糟糕的是，北伐完成，若论战功，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无论如何摆法，必然在四个集团军中“憾”陪末座。号称第一，实居第四，若论功行赏，欲以第一集团军通吃其他各军，必难以服众。“功”之外，蒋之“德”更不堪闻问，即连始终帮蒋抬轿子的丑角吴稚晖，私底下也说：“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李宗仁回忆录》，第394—395页）“黄袍加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于《宋论》中畅言，宋太祖取天下自知无德、无功，乃重一“惧”字，即懂得谨慎小心的道理，杯酒释兵权，重文偃武，使天下晏然。蒋介石若有慎惧之心，自应面对现实，认可中央与地方均权分治，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以便避免战祸，和平建设，逐步完成真正的全国统一。然而他既无德无功亦不惧，才会“目空一切”，悍然欲以武力征服所有的异己，以遂其迫不及待的中央集权心愿，结果弄得全国骚然，党争无已，兵戈不休，最后酿成中原大战。此役为时之久、杀戮之惨、破坏之厉、百姓之苦，皆为北洋军阀时代所未曾见。

蒋于动武之前，早已有一连串的动作。他于1928年6月9日，眼见北伐即将告成，突然宣布辞去党政军各职，其动机不外有二，其一于此紧要关头，撒手不干，必获各方呼吁挽留，以增身价；其二欲“以身作则”，诱各军头效法，如在辞职电文中所谓“此后军权统归政府”云云，以便战后削藩。但这场戏演下来，只遂其一。果然自中央到地方欲请蒋留职的电文交驰，蒋然后于6月17日打消辞意，要负责到底。三日之后即部署改直隶为河北，北京为北平，并任命新人事，以削阎锡山之权，逼使阎于6月27日辞去京津卫戍司令一职。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一则自称“惊人的消息”，谓蒋在北伐刚完成时，已经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这则惊人消息，是他于1928年7月底在李济深家里听到的！

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渠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粤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十七年7月杪）自平返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

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作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第391页）

李济深是国民党老军头，北伐初期第四军军长，留守广州，并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有军校出身军官将此事相告，不足为奇，何况写纸条的军官必不在少数，人证很多，绝不可能是流言传说。然则蒋视冯、阎、二李为新军阀，已呼之欲出。如果国民革命军的第二、三、四集团军皆为新军阀，则第一集团军岂能例外？蒋无意之间认同了毛泽东所谓“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页）的说法！

动武需要准备，一口难吸西江之水，故蒋同时采取别种步骤。他于宣告北伐完成之际，立即强调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将进入训政时期。训政由党，他显然想用党来收军权，然后可由他所控制的党来控制一切。基于此一考量，他处心积虑地要建立与国民党始祖孙中山的亲密关系，造成他才是嫡传与承继革命法统的印象，想要挟“死中山”以令诸侯。在这一方面最具戏剧性的表演，莫过于邀集了连他本人在内的四大集团军总司令，以及麾下芸芸将星，于7月6日到北平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柩的大典。典礼于8时20分开始，蒋主祭，冯、阎、李等襄祭，蒋读祭文曰：

惟中华民国十七年7月6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此时蒋与宋美龄结婚将近一年，与孙中山已有连襟之谊，不称姻弟，而降格称弟子，实欲着重革命的师承关系，耳提面命之亲密关系，寄以非常之任的特殊关系，而此革命之武力即由其遵孙命而建成。他以主祭者身份，祭告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完成，更有不辱使命、居功不疑的神态。名为祭告，实在是做给睽睽众目看的。所以他更于开棺瞻仰遗容之际，竟当众扶棺号哭，情同孝子。然而从相陪的目击者如冯玉祥、李宗仁的回忆看，他们并不吃那一套（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6页；《李宗仁回忆录》，第569页），不过是在看演戏罢了。祭灵哭棺后不到三个月，蒋即议定迎榇南下，积极准备，大肆铺张，并定1929年3月12日为奉安日期，饬令平汉铁路局赶造灵车，向美国订购奉安汽车，训练杠夫百余名。寻因赶工不及，推迟奉安日期至6月1日。蒋介石亲自担任奉安委员会主任委员，经由国民政府下令自5月26日移灵之日起，全国一律下半旗七天，人民臂缠黑纱七天，并停止一切娱乐、庆典。灵车先自碧云寺移下至北平车站，挂列车十五辆，直抵浦口，由蒋介石领导迎榇，中央大员一律蓝袍、黑褂、白帽、黑履、黑袜，肃立行礼。礼毕，移灵至威胜军舰，渡江上岸，自蒋以次，依序执绋，随灵车到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停灵礼，仍由蒋主祭，献花上香。然后蒋以下中央委员、特任官六十六人，三人一班，每夕轮流守灵，直至6月1日奉安之期为止。是日灵车启行径往紫金山，杠夫一百零八名，由蒋介石、孔祥熙引导拾级而上，扶榇入祭堂，举行奉安典礼，再由蒋主祭，献花圈，宣读诔文，行礼如仪。礼成，移榇入墓门，鸣炮一百零一响，蒋等依次进墓门瞻仰，最后集合众人行三鞠躬礼，奏哀乐而礼成。（参阅《奉安实录》）

如此铺张繁费，还要全国人民戴孝，封建帝王色彩已十分浓厚，较之1908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出殡大典，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对一个革命家的大讽刺，另一个革命家章太炎实在看不过去，作了一副极为挖苦的奉安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章氏早以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为赤化，但孙之赤化却不如中共陈独秀的正宗；新成立的南京政府，自蒋介石以下，人人奉孙中山为国父，岂非“满朝皆义子”，真可直追明朝权宦魏忠贤了，而魏之墓在香山东麓的碧云寺之后，正是孙死后停灵柩之处，可谓巧合。奉安大典无疑是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办事，死去的革命家让他作此“封建”安排，无可奈何。他作这样安排，感恩图报其次，想回收政治资本的投资，才是真的。

蒋介石于香山扶柩哭灵之后，就动脑筋如何整肃异己，当时他幕下已增添了不少北洋政客策士，不时献计讨好，其中有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欧战爆发后与黄兴、陈独秀等组织“欧事研究会”，战后改名“政学会”，世称政学系，后回任北京国会议员，事段祺瑞，北伐后投靠蒋，任参议，促效永贞朝士献策唐顺宗，削藩权归朝廷故事，建议将地方军头请到中央做官，达到“离窝毁巢”的效果，推行全军整编，以消化地方武力。蒋遂于1928年8月8日借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之便，抛出“军事整理案”，以冀同化异己部队，声称应自“军政时期”迈向“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并据此提议撤销各地政治分会。但是政治分会之设立，原由蒋于二届四中全会上主动提出，并有案保留至三大召开时再作决定。蒋之猴急，自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借二届五中撤销政治分会的企图，只好落空。“军事整理案”虽然列入议程，前途未卜。蒋之中央与地方角力，顿成僵持之局。此时适胡汉民回国，亦倡言党权，主张取消政治分会，其动机或与蒋有异，然近程目标一致，令蒋颇有如虎添翼之喜。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乃于10月3日通过《训政纲领》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并于10月8日产生新的南京政府。蒋介石出任国府主席，谭延闿任行政院长，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冯玉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李济深任参谋总长，阎锡山任内务部长，李宗仁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各政治分会主席一网打尽，尽成中央大员，表面上呈现空前团结。蒋遂于10月10日国庆日率领五院院长在南京宣誓就职，敦促未进京人员尽速上任，欲彼离窝尔后毁其巢，然离窝其难也。

蒋出任主席后，第一件要事就是委任军事训练总监何应钦，积极筹划“全国编遣会议”的召开，亦即是“军事整理案”之实施。统一之后，军队需要编遣，无人置疑，亦得人心，但如何编造却矛盾丛生。我们觉得蒋要开此会议，原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无论按冯玉祥存精良的建议，或按阎锡山平均分配的建议，皆非其所愿。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家通吃，只是不便明言而已。是以开会仅仅是台面上的活动，台面下则另有动作。

全国编遣会议于1929年的头一天举行开幕典礼，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总指挥等六十余人，一起与会参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的专题报告，他希望四个集团军，效法明治维新时代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雄藩，于大功告成之后，“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奉还大政，归命中央”，以及“化除藩兵，改编国军”，统一与集中之后，才能建设现代化国家云云，其意图已甚鲜明。他一心一意要别人“明大义”归还大政，却忘了自己只不过是雄藩之一，自己不率先功成不居，奉还大政，如何教人仿效？反而以明治天皇自居，岂不让其他三雄藩窃笑？然而蒋到底成竹在胸，故讨论时让各藩争吵，而以仲裁自居，编定《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以收军权于中央，如取消集团军司令部，听候点编等。但阎冯等并不满意，主张先休整尔后编遣。结果开了二十六天的会，并无定案，反而激化矛盾，也许正是蒋所预期的。

一如借编遣会议想独揽军权，蒋拟操纵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以独揽党权。他在胡汉民的支持下，决心蛮干。只因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反对蛮干，他竟以流氓手法大打出手，攻击改组派会场，砖石乱飞，抢夺文件，使许多人受伤，造成“三一四”事件。事后蒋干脆包办大会，其他三集团军总司令均不出席，李济深则被骗到南京后遭扣留，成为蒋胡青一色的国民党三大，决议十分右倾，同时表达了蒋介石集中党权与军权的决心，并预示将不择任何手段，达到目的。国民党内部的决裂已不可避免，文争武斗接踵而至，以至于演成大规模的战争。

蒋介石想当明治天皇，必须各个击破，若其他三个集团军联手反击，则必败无疑。所以他暂时敷衍北方的阎冯，首先向桂系第四集团军开刀，冯玉祥于1月中旬即对此表示忧虑，有谓：“此次北伐成功，乃各集团同心协力之结果，一集团不应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564页）蒋介石号称讨逆，指控桂系违抗中央，其实是中央有计划的削藩行动，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宗仁自统一广西，促成北伐，率八桂子弟兵北进武汉，东下京沪，战功辉煌，造成声势浩大的桂系势力，及击败唐生智，更兼有两湖，兵力益增，至第二次北伐时，形成庞大的第四集团军。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自武汉长驱京津，分享完成北伐之功。功既足以震主，而李、白虽以蒋为上司，并不事事迁就，羽毛既丰之后，更以方面自任，犹若雄藩。但是蒋自始至终视李、白等为异己，即于共患难时，亦处处防备，桂系与嫡系早已亲疏有别。蒋于第一次下野时更散布桂系逼宫之说，载诸报端，以淆视听，可谓自制矛盾。（参阅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晨报》1927年8月24日、8月17日报道；《李宗仁回忆录》，第477页）到北伐完成之时，桂系军力已自广西、两湖，延展至平津，一字摆开，南北呼应，而李、白于编遣一事，亦洞察蒋氏心机，并不积极。就蒋氏而言，北伐功成，若不及时兔死狗烹，必至坐大而成心腹之患。再从各个击破的观点看，因近及远，桂系也必然是首当其冲。

古今中外出师必须有名，激而成变，变则有名。桂系势力范围内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谭延闿旧部，蒋介石因谭之关系，里通鲁氏，且经由江西私运大批枪械援鲁抗桂，引起桂系将领的疑惧，导致1929年2月19日驱鲁的“湘案”。李宗仁时在南京，自称事前并不知情，颇恨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陶钧、胡宗铎的轻举妄动，中了蒋之圈套。（见《李宗仁回忆录》，第396—397页）蒋介石果然抓住机会不放，于2月27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免去夏、陶、胡三人武汉政治分会委员之职。然此一处分尚是前奏，又于3月7日电告李宗仁，以维持中央威信为名，调动军队，进逼鄂东（参阅《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一期），意在动武。但蒋介石不仅仅要惩罚武汉，醉翁之意在于乘此机会，彻底瓦解桂系势力。他为了搞垮白崇禧在平津的实力，不惜以大把钞票支援宿敌唐生智，令其北上活动白属唐部，迫白仓皇南逃，并于3月21日任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同时蒋诱李济深离粤，李虽系广东重镇，然身为桂人，与李宗仁交好，为蒋所忌。李济深至上海后，见到自京来沪的李宗仁，对赴京原有顾虑，但经国民党大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一再劝说，并以蒋介石人格担保为辞，而吴、李又是儿女亲家，李济深终于前往南京，并劝告蒋化干戈为玉帛，蒋佯表同意。李信以为真，电告桂方蒋之态度，并请节制，岂料蒋私下并未停止进兵，李济深于3月16日得报后，知蒋无信义，即电李宗仁促“调军讨伐，以伸正义”（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二期），但为蒋方截获，遂于3月21日囚李于汤山。蒋介石不仅欺骗敌人，也玩弄吴稚晖等大老于股掌之间，手段虽然阴鸷，然于同一天内逐白囚李，获致除去桂系南北两翼之目的。

双翼既除，蒋介石于3月26日正式下达讨伐令，并亲自督师于九江，以进窥武汉。武汉为第四集团军总部所在，虽桂方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俱不在军中，群龙无首，然在夏、陶、胡三将统率之下，拥兵十万，实力非同小可，然而蒋军竟能不血刃而取武汉，并非蒋介石“天纵英明”，而是事前已经收买分化，利用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等不满情绪，以高官厚禄收买，并派特务郑介民至武汉大肆活动，内部已经分化。正当夏威出师之际，又突患白喉，恰将指挥权交给已被收买的李明瑞，李立即倒戈回师，打乱了阵势，不旋踵而武汉溃败。蒋介石仍不罢手，于4月25日自武汉转往长沙，部署直捣广西老巢的作战计划。（见《顺天时报》1929年4月26日报道，另参阅4月17日报道）李宗仁等自香港经越南，兼程返桂，被迫孤注一掷，于5月5日组“护党救国军”，通电讨蒋（参阅《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二辑第七册），为扭转颓势，自东袭取广州。桂军与亲蒋粤军陈济棠等于5月19、20两日，激战于芦苞、赤坭、白坭一带，由于蒋命何键率军自湘入桂，桂军因众寡不敌而败北。湘粤联军遂于6月2日攻占梧州，27日桂系叛将俞作柏、李明瑞进驻南宁，蒋发表俞为广西省主席。李、白、黄三巨头建立的桂系实力及其第四集团军，至此瓦解。桂系虽未就此烟消云散，但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蒋介石纵横捭阖得逞，十分得意，但李宗仁是不服气的，在《回忆录》中说：“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并非酸葡萄的话，征诸历史，蒋之军事伎俩的确不出“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范围。于伐桂一役，尚是牛刀小试，接着他又施之于阎冯，作为黩武的利器。

第四节　中原大战谁之过

蒋介石于1929年3月26日下令讨伐国民党第四集团军之后，阎锡山于29日通电讨桂以表态，张学良复于4月2日通电警告桂系以表态，冯玉祥则“不便偏袒”，首鼠两端，观望不前，与蒋亦有谅解。足见蒋之“远交近攻”战略之成功，使他能专心捣桂而无后顾之忧。桂系于5月间瓦解后，四分天下蒋已得其二，对并吞另一半的决心亦分外坚定。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庞大的第四集团军被蒋介石一口吃掉，当然震动国民党内外。蒋亦当然踌躇满志，气焰日盛，姿态愈高，与冯玉祥的关系也就日趋恶化。

论者常说，蒋冯交恶由于1929年2月编遣会议，不欢而散、不告而别。不过，此次会议原无定案，最多冯因此会而洞察蒋氏心机，得知与自己金兰义结的小兄弟，胸怀叵测，如谓“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绝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571页），但尚不至于因此干戈相见。或又说，冯因于伐桂后，未得武汉地盘而怀恨。的确，蒋于伐桂时曾派邵力子、贺耀祖访冯，许以两湖地盘与行政院长，换取冯之支持。（参阅薛谋成《论蒋桂战争》，《厦门大学学报》第七十期，第18页；《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603页）冯果派韩复榘统兵十三万出武胜关南下，至广水待命。蒋之食言而肥，必然令冯不快。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蒋于胜桂之后，居然背信弃义，拒让第二集团军从日帝手中接收山东。北伐完成之前，冯军曾力战于山东，视为日后养兵之地，因其所辖甘肃、陕西、河南三省，连年战乱灾荒，早已不堪负荷。蒋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冯部孙良诚为山东主席，亦有意以鲁省为冯之地盘。然因日本帝国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战，纠纷未了，犹待南京政府交涉。1929年3月28日，中日终于获致协议，日军同意于5月间全部撤出山东，并与孙良诚联系，答允于4月16日交还济南，冯亦准备自豫入鲁，接收胶济铁路。恰于此时，蒋介石因胜桂而骄，雅不欲把山东这块肥肉，奉送给冯玉祥，断然于4月15日命令孙良诚不准进据济南，并于翌日经由外交部通知日方，将另派军队、另订日期接收。中国军民一再要求日本撤军，而今忽然要求延期，大令日帝不解，盖不知蒋介石私心在作祟也。蒋虽终于4月22日让孙良诚接收济南，但明言另外派兵“助”孙防守青岛以及胶济铁路，并命陈调元、方振武率师入鲁，接收胶东，另鼓动当地残余军阀反孙，以及贿赂孙部的一个师长为内线。

不仅此也，冯对蒋的整体表现感到极度不满，如谓“现今军阀余孽多居要职；革命巨子反遭摒弃，如之何不令人愤懑耶”（《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611页），“南京当局淫逸奢侈已极”（同书，第612页）。对蒋之猜忌尤表愤慨，“吾自五原誓师以后，日与顽敌搏战于大河南北，为革命势力屏障。其间调停宁汉，舌敝唇焦，力顾大局，请蒋复职，第一、二、三、四各集团，幸得团结一致，完成北伐。今蒋以一般反革命者为忠实党员，而目余为反革命，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同书，第633页）对待各军待遇之不公，更是导火线。蒋狡辩称：“东南队伍，无饷则哗变，而西北军则素能吃苦，暂不发饷，亦无甚影响也。”（同书第二册，第34页）蒋桂战争时，冯出兵湖北，被蒋指为争地盘，后按兵不动又被指为“贻误军机”（同上），使冯大感动辄得咎。蒋扣押了李济深，还要求冯回南京复任军政部长，冯当然不会中计入彀。

冯不肯就范，知蒋必不肯罢休，乃作战略性的撤退，向豫西移动，以缩短战线，并及时炸毁陇海、京汉路之桥梁和隧道，以阻蒋运兵。冯系在京人员，如代理军政部长鹿钟麟、外交部董副部长亦相继脱离。冯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以潼关为防线。蒋介石至此亦撕破脸皮，于5月23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名义，经中常会通过，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不久之前，犹是金兰义结“生死不渝、如胞兄”的焕章大哥，而今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宣传机器，把他形容为“阴险成性”“反复无常”“勾结苏俄”“背叛党国”之徒！冯亦不甘示弱，双方展开电报骂战。

但是三军未发，蒋已制冯，用的还是分化与收买的手段。1929年3月，蒋利用李明瑞倒戈轻取武汉后，即电邀奉冯命率师南下的韩复榘相见，蒋宋夫妇盛情款待，把韩土蛋搞得七荤八素，再由蒋伯诚送致巨款，并以河南省主席一职为饵。同时又派人与石友三搭上线，答允每月给以“协饷”。韩、石遂被收买。李明瑞尚是桂系中的三流角色，而韩、石却是冯下第一流战将。蒋曾于1928年复出后北上晤冯，得见冯部精彩的表演，训练精良、士气高昂，印象深刻，知不可力敌。韩、石之可以被收买，蒋显然作过情报分析，洞悉冯氏麾下二大将之弱点。黄埔校友容斋于《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一文中，有所透露：

韩、石都是跟着冯一步步从士兵升到军师长地位的，那时韩已当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当了师长兼总指挥。冯平时对待部下是很严的，中下级军官犯了纪律都要打军棍。像韩、石这样的“方面大员”，见了冯都不敢坐着讲话。韩当上河南省主席后，曾在洛阳娶了一个女伶为妾，被冯听到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石友三当上军师长后，成天瞒着冯打牌吃花酒。总之，那时冯的高级将领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惯了的顽皮孩子一样，一旦羽毛丰满了，从西北的苦环境走进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触到花花世界，看到蒋的军政人员的腐化生活后，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学习”起来，像石友三那样的人，一经接触这种腐化生活，就不知伊于胡底，小老婆搞了几个，大烟也抽上了。他们见到冯这个严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时刻想从他的手掌里跳出去。

这种说法，可从冯玉祥本人得到印证，他说：“韩复榘叛变，蓄心已久，盖吾对韩，因相从二十余年之久，遇事向不客气，且禁止一切烟酒嫖赌嗜好，而蒋在汉口见韩时，则张口向方，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冯对韩、石之叛既感到十分伤心，甚至想下野出洋，又感到异常懊恨，如谓：“韩石之事，余事前竟不闻知，故未得设法劝阻防备，昏聩糊涂，一至于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639—641页）

韩、石既被收买，蒋、冯一旦决裂，韩即率冯精锐之师十万，于5月22日由陕县东开，通电拥蒋，就任蒋所授之西北军总指挥，石亦同时率部三万南下开往豫省东南，就任蒋委任的第十三军军长。蒋立致现款五百万犒赏，并于5月25日下令讨冯。冯玉祥正在华阴筹划与蒋一决雌雄，信心十足，然而突闻此变，知已全盘皆输，只好于5月27日宣布“入山读书”，形同下野，至少使蒋无进攻的借口，以保住实力，再谋后图。美国学者奚瑞丹（James E.Sheridan）为了写英文本《冯玉祥传》，曾访不少冯氏旧部，他们异口同声表示，若非韩石倒戈，“天下一定成了我们的”。（Sheridan, 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p.261）若以军队的素质与训练而言，如果打硬仗，蒋军的确不是冯军的敌手。

冯玉祥能施出“入山读书”一招，知其并非一介莽夫，至少深明缓兵之计。冯佯装读书，暗通阎锡山，而阎亦正受蒋之压迫，乃企划联合阵线倒蒋，并于6月21日自华阴起程赴太原，四天之后到达。阎待冯极为礼遇，而别有怀抱。以阎之持重老练，固不会轻易联冯抗蒋，然亦雅不欲奉蒋命而驱冯，于是依违两端，举足轻重，反蒋与拥蒋人士遂络绎于山西道上，而阎老西两面接待，左右逢源，并借媒体透露即将与冯联袂出洋考察，状至悠闲。老蒋不知老阎葫芦里卖的什么膏药，至少没有站到自己一边来，乃采取更加积极行动，除了派张群、吴铁城等携巨款赴晋活动外，更亲自前往北平，邀阎面谈。阎乃于6月30日随同蒋所派遣的孔祥熙、吴稚晖等人来到北平。蒋竟愿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相授，以示笼络。但阎亦不欲一面倒，一方面应付蒋，另一方面仍想保住冯，互为制衡的筹码。此种均势，自于阎最为有利。冯亦因而被阎留置于建安，形同软禁。

蒋介石以为形势大好，遂于8月间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一切议案由蒋独裁，无须讨论，举手通过，故又称之为“编遣实施会议”。蒋固然是得遂夙愿，然亦不免亮出底牌。他的目标果然就是强干弱枝，尽量压缩地方武力，反而扩充自己的中央武力。“当高唱编遣之时，蚌埠上下竟满布招兵旗帜，并先将教导团改为教导师，此种办法是唯恐自己势力不大、唯恐别人不能消灭，完全不顾念人民的负担，也不计及部队素质的良否”（《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47页），自然引起大小军头的疑惧和不安。依冯玉祥看来，“日本小国、苏俄大国，都有军区制。我国现欲集权一身，连军长都裁去，此全是自毁办法”（同书，第37、40页），认定就是照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倒蒋之志益坚。

第二次编遣会议于8月6日结束，阎锡山请辞山西省主席，作为试探，蒋竟于四日后照准免去本兼各职。阎虽因而也想倒蒋，但仍不愿公开，只愿暗中搞。蒋亦积极备战，向德国购买了六个师的军械，集兵力于蚌埠一带，并在安徽、山东两省大肆招兵。战事似不可免，阎、冯遂商定先由西北军将领通电，最后由阎、冯联电致蒋，请将国事交于国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再行用兵。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果于10月10日发出讨蒋蒸电，述蒋六大罪状，认为“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一期），即于西安誓师。可是发动之后，阎锡山并无意与蒋决裂，甚至还互通消息，以至于违约，不肯如约通电表态，使战局无从展开。冯玉祥有被出卖的感觉，愤而绝食。（参阅《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56、62、64、66—69页）

冯、阎联手，结果变成冯军单干。蒋介石即于10月28日发表了四言一句的“讨冯誓师词”，声言要“肃清反叛”。“叛军”最初兵分三路，鞭指河南，但是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军饷不足、枪械不如以及指挥不一致之外，最主要的关键是阎老西不守诺言，迹近出卖朋友，大有扯后腿之效。至11月初，阎更就任蒋授予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称号，然而亦未允出兵助蒋，仍然采首鼠两端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显然对冯不利，确如冯所说，“阎不表示态度，且就蒋之副司令职，致前方将领心怀疑虑”（《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81页），导致军事上的全面失利，只望死守潼关，以待天下之变。此时其他各地的反蒋声势仍然此起彼伏。

1929年的12月中旬，冯玉祥想离开建安前往太原，显然要敦促阎锡山采取积极反蒋行动，但是已经发觉自己的行动完全失去自由，“俨若待决囚也”，十分生气。至16日，从天津发行的《益世报》上，见到蒋、阎来往电报四则，自谓“积久闷葫芦已全打破”，失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骂阎“狐埋狐榾，怂人入井而投以石”，甚恨其“反复险诈”，但冯仍坚持反蒋工作，因为他“认定蒋为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最大障碍”。（参阅同书，第91、94—95）同时，冯致蒋一函力斥蒋措置乖方，不一而足，并见诸12月20日的《益世报》，如谓“讵期执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运动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坏殆尽”，“欲举国家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未删节之全函见同书，第97—99页）等，犹如檄文。

到时序进入1930年，阎锡山终于知道副总司令一职不好当，不仅需要赴京上任，而且不得再兼省职，显然是“离窝毁巢”之计，始有唇亡齿寒之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防御措施，蒋、阎的电报战于焉开始，摩擦日甚。国民党改组派的军事倒蒋活动更予阎以极大的鼓励。改组派之产生有鉴于国民党为“新军阀”与“腐化分子”所包办，故认为“党的改组”以及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为党的唯一出路。以汪精卫一派为核心人物，乃于1928年11月28日在沪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当蒋介石于翌年3月包办“三全”大会，排斥异己，改组派立即宣称三全大会为非法，并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强烈反蒋。汪精卫在法国也为之呼应，称倒蒋运动乃“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阅《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第25—29页）改组派上海总部又成立护党救国军，开始军事倒蒋。亲汪将领张发奎首先于9月17日以其第五师通电拥汪讨蒋，10月上旬，汪自法返国，11月17日，李宗仁与张发奎联名通电讨蒋，唐生智、石友三继之响应。12月2日，唐联合七十四名将领发表通电，劝蒋停止用武。5日，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马鸿逵、孙殿英等也纷纷通电讨蒋。但是倒蒋的人马虽多，却步调不一，缺乏统一指挥，被蒋各个击破，蒋且于12月28日，利用中常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然而汪并不灰心，随即乘势促阎反蒋。

阎于1930年年初，即向其主要将领表达了反蒋意图，自2月上旬起，针锋相对的电报战日见升高。阎于2月10日发表有名的蒸电，指出南京国府蒋主席一再自称“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务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尔后功成身退”，但事实上，“事与愿违，变乱迭陈，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日蓄”。在这种情况之下，实不宜再以兵戎相见，自相残伤。其中警句如“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本党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因此阎以“整个的党、统一之国”，与蒋互勉，要求相互“礼让为国”，两人“共息仔肩”。阎锡山特别要表明的是，为了避免战争，为党国利益计，他愿自己与蒋一起下野。但是蒋介石回电认为他之所为，乃“革命救国”的“义务”，而非“权利”，辩说“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他要阎，“万不可肥豚唱高，轻卸救国重任”，他自己当然不会“轻弃党国付与之重任”。阎于13日再驰电蒋介石，重申共同下野之意，并警告不要轻易动武排斥异己，有谓“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且能止乱，戡乱始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蒋得此电，赫然震怒，欲即下令挞伐。然而汪精卫却于2月18日电阎，盛赞蒸电所说“整个的党，统一之国”，认为是“至要之图，得公主持，深慰海内云霓之望”，亟力鼓励“坚持正义，不避劳怨”，联合各派，进行反蒋，以“共底于成”。（汪致阎电见1930年3月10日《革命日报》，蒋阎电文载日本东洋文库藏《民国政治史资料》）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等亦于20日联名通电，主推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为陆海空军总副司令。翌日，蒋电阎仍认为，要他引退“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然23日，阎、冯、李等四十五人在太原发出通电，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解决党国纠纷。汪精卫也自港通电，赞成总投票，并谓若和平无望，则以武力制裁蒋介石。

此一蒋阎电报战，促成浩浩荡荡的反蒋联合阵线。3月间，国民党改组派上海总部便搬到北平，同时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人马也纷纷派员到平津活动，与阎冯连成一体。3月9日冯玉祥由山西回到潼关与旧部会合。（见《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138页）临行之际，阎送冯现款五十万元、花筒手提机枪二百架、面粉两千袋，以表歉意与诚意。14、15两日前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先后通电全国，数蒋十大罪状，要蒋还政于民，化干戈为玉帛，由阎锡山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副之。4月1日阎宣誓就职，通电揭蒋罪行，指蒋变党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是以不得不“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党救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这一次激起了大公愤，反蒋联合阵线会聚了七十万大军。蒋介石则于4月5日以南京政府名义，下令通缉阎锡山，显然想要把矛头集中在阎一人身上，并指示吴稚晖致电冯玉祥，意图离间，反被冯抓住机会，大骂吴稚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吴稚晖应是国民党人中被骂老贼的第一人。蒋遂于5月1日发布讨伐阎冯誓师词，发动文宣攻势（原电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二卷，第309—310页），编印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数阎十一大罪，指冯“啸聚潼关、进犯郑洛”等。蒋本人也于5月8日渡江北上，坐镇徐州，亲自指挥五六十万人，发动大战，并向其部下训话说，“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人兵员的杀伤”，杀伤极为残酷的中原大战，于焉揭幕。

此役称之为中原大战，因主要战场在陇海铁路这一横线，以及平津铁路与平汉铁路两条纵线之间，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以及两湖等中原省份，双方兵力加起来约一百五十万人，毫无疑问是民国以来第一大战。前国民党第二、三、四集团军，分别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领导下，动员全军，决心与蒋介石做破釜沉舟的搏斗，一开始就战况激烈，而又呈胶着状态。打到7月，反蒋联军略占优势，蒋军精锐损失惨重，蒋在河南归德几乎被郑大章的骑兵所俘。（参阅周佛海《往矣集》）但到8月里，蒋军又较占优势，集精锐于津浦，展开反攻。显然，蒋介石的炮弹后面有更多的银弹，美国借款以及江南财富之地可供他购买最新型德国大炮以及新式飞机，以及用金钱来论功行赏，甚至还可把“银弹”化作“肉弹”。蒋曾命令沿陇海线办起战地俱乐部，用车厢“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用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以瓦解敌人斗志。（参阅宋平《蒋介石生平》，第271页）不过使蒋介石赢得这场大战的决定性力量，却是来自张学良的东北军。张于9月18日通电拥护中央，进兵关内，不仅使中原大战的交战团体失去平衡，而且使反蒋联军腹背受敌，注定阎冯以及反蒋联盟之失败。张学良拥蒋，并不是择乔木而栖，而是蒋方派去的代表吴铁城、萧同兹的“外交手腕”，远胜于阎、冯派去的薛笃弼与贾景德。（参阅《张学良进关秘录》）具有讽刺性的是，一年多前，国民党的四个集团军把东北军赶出关外，而今蒋介石却引进东北军来击溃其他三个集团军！完全是权术运用，主义与信仰都是假的。

国民党内各派倒蒋如此踊跃，反蒋联合阵线如此强大，而终不免于失败。军事方面的失败，已如上述。在党务方面，汪精卫早于1930年3月24日就促阎锡山从速组织政府。当阎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之日，汪系人物陈公博、王法勤等已抵太原，筹商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团结各派重组国民政府。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虽在反蒋上同仇敌忾，但在意识形态与历史背景上，犹如水火，经过多月舌战，才于1930年7月13日获致共识，始与阎、冯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共同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发布由汪起草的《党务联名宣言》。此一宣言可说是对蒋掌握最高权力以来的清算，很可以借此了解何以蒋介石成为党怨所集的众矢之的，复由才子汪精卫执笔，自是千古名文。例如它说：

本党组织为民主集权制，某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全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亦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也。某不唯不怍，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务以整个之党，返之同志；统一之国，返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依法召集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实现。同时并根据总理十三年11月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现，而本党为人民谋解放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在会议中与人民意志合为一体。此同人等认为党国目前切要之图，谨以精神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俾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之筹备，与夫一切党务之进行，得所指挥。望我全体忠实同志，一其心力，以济艰难，一切睚眦之见、意气之争，皆当去之务尽，内以自固，外以御侮，党国安危，实系于此，敬布腹心，惟共鉴之！

这是说国民党已沦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文中之“某”，即蒋介石也。

十七年间，本党于军事上既统一全国，其在同志，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欣欣然望训政之实行；其在国民，亦本于厌乱思治之心理，相与为永久和平之祷祝。然曾不一年，而内战复起：十八年间，长江黄河西江三大流域，满染国民革命军相斫之鲜血，人民生命财产，随以荡析者，更不可胜记；至于今春以来之大战，战区之广、战祸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与拟，即民国以来绝无其例，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呜呼！此诚中国之浩劫，而中国国民党之奇痛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国民党内斗不已，“战祸之烈”，“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也。

南京诸人，于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全国代表大会既非法，则其所产生之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权之故，认约法为不便于己，置总理《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之遗训于不恤，使人民竟无依法以监督政府之途。于是，对于政府之失望与极端愤激，遂不得不横决。以上二者，实为构成内战之原因，南京诸人不唯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为压迫之具。于是，一方压迫，一方反抗，而内战乃一发而不可收拾矣。凡我国民，苟一回溯去春以来内战之所由，度未有不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南京诸人”，通俗地说即“蒋介石那一帮人”，非法妄为，违背了孙中山的遗训。人民也不能依法监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则内战之责任在压迫之南京蒋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扩大会议的最终要求是：

此后关于一切设施，先之以公开宣传，自由讨论，继之以严正之决议，纵落少数而退为在野之反对派，亦必以法律规定为活动范围。庶几内战原因永远消除，革命建设，得以从容开始，国利民福，悉系于是。而不然者，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必欲使内战延长以为快，则误国殃民之罪，必有所归，而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正义也。谨布腹心，惟共鉴之！

汪草此宣言虽末指姓道名，但蒋介石处处呼之欲出。汪寻于7月15日自香港经日本抵塘沽，转往天津，途中曾向记者表示，“蒋介石如认识其负两年来内战的责任，当自动辞职”（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83页）。汪至北平后，又多方商谈，交换意见，原拟待党务处理完善后，再组政府，然而由于津浦线战况逆转，济南得而复失，遂决定提早组府，以激扬士气。扩大会议遂于9月1日，举行第五次会议，通过政府组织大纲，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于9月9日在怀仁堂就职。张学良虽名列国府委员，但尚未表态，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汪精卫曾特派郭泰祺、陈公博等为代表，前往致意恳谈。张学良于9月9日宴请南方代表张群、吴铁城等，复于翌日宴请北方代表贾景德、傅作义等，仍然表示中立。但至9月18日，突发巧电，呼吁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见《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三十七期），虽向《大公报》记者说“衷心极愿蒋、阎、冯三公各退一步，共议大计”，其实已偏袒蒋介石，故有“静候中央措置”云云，颇出扩大会议诸子意料。他们不知分化收买的招数，岂蒋之比！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蒋介石以五百万现款和一千万公债，收买张学良出兵入关。（见第336页）此事居然为近年所出刘心皇辑注的《张学良进关秘录》中的蒋介石密函所证实，而且款数完全正确。蒋屡电部下促张出兵，一口答应巨款，认为宋子文可以办到，当宋子文于9月18日起，每日汇一百万元，张学良决定出兵援蒋。（参阅第73、80、85、97、101、105、107、137、141、142—143页）张学良态度既明，战局彻底改观，鹿钟麟于10月15日通电罢兵，李宗仁桂军亦自湘撤桂。扩大会议则于9月25日移至太原，继续开会，起草约法，于10月27日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的《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以为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此次中原大战耗时七月，死伤三十万人，换得此法，故邹鲁有诗曰：“百万头颅换得来，行间字里血成堆；漫云大法都须价，举国疮痍剧可哀。”（邹鲁《澄庐诗集》）

蒋介石打胜此仗，更加趾高气扬，10月3日于开封军次，致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捷，并于10月10日告全国同胞文有云：“此战之中，逆军集全国各派反动之大成，而终不免于覆灭，则此战之后，绝不致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叛乱党国。”不过，所谓“反动派”、所谓“军阀”，皆昔日之亲密同志也。昔日之同志，如阎、冯、汪等可成今日之“军阀”或“反动派”，则今日之同志，如张学良、胡汉民等，又安知不会成为明日之“军阀”或“反动派”？问题根本出在蒋之独裁野心，因此不惜代价排除异己，然异己不息，纷扰正无已时。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显然言之过早。

张学良一身左右战局，虽云左袒蒋氏，尚以和平与顾全大局为说。汪精卫经大同出亡，过雁门关有句曰“剩欲一杯酬李牧”，似犹指望于张学良。李牧主和，然以和为制敌之手段。但是蒋介石并无和意，于阎冯尤不留余地，继续轰炸，要求他们无条件下野，并于停战之后的10月25日，令杨虎城攻克潼关，策反西安守备刘郁芬，阎之晋军以及冯之西北军均遭改编，阎冯两人的军事实力瓦解殆尽。至此，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终于将其他三集团军全部吃掉。早于1929年2月，蒋介石曾向冯玉祥抱怨，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冯回答说：“同是一家，何分彼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578页）蒋显然未以国民党内的四军为一家，“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亦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于党、于国、于民都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双方死伤约二十五万人，后遗症更绵绵不绝。最凄惨的，则无过于普通百姓，在大战最激烈的8月下旬，冯玉祥在日记中记下：“人民之苦，苦到万分；人民之困，亦困到万分，日日要兵要钱要粮还不算，而捆抬之祸，又日甚一日，如何得了！”（《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332页）这是参与者的良心之言。至于后来的学者则认为，中原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直接影响到整个3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中外关系，并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机会。（参阅李静之《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第219—247页）即就蒋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偿失，从阎、冯那里抢到的华北地盘，实际转换到张学良手里。滥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之谬，此见之矣！

第五章　金陵梦魇

第一节　大搞特务

大陆学者众口一词，强调蒋介石与江浙财团以及帝国主义间之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没有，但是不能强调。凡以利害相接，有利亦有害。蒋两次勒索上海中国银行，一叶知秋，可知与江浙财团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蒋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沟通，但亲自率师至济南，仍遭日帝羞辱，举一反三，可知与帝国主义之关系，也不是那么一相情愿。蒋介石也并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江浙财团”和“帝国主义”的篮子里，他最可依赖的无过于完完全全替他服务的特务组织。

其实任何想搞独裁的人，都会重视特务，以为耳目。蒋介石的特务观就是如此。他一生培养特务，成立特务机构，不遗余力。但是一切都严守秘密，讳莫如深。戴笠（雨农）是他生平最心爱的头号大特务。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跟蒋介石关系之密，已到了蒋介石罚他跪，骂他下贱的程度（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遗训》中戴笠自道的情况），但在公开文献中，一本又一本的蒋介石言论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记》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人似的。这种严守秘密、讳莫如深的动作，真是耐人寻味极了。因为连戴笠都被蒋介石罚跪、骂下贱，特务人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找到一篇1935年1月1日蒋介石的秘密讲话，是在杭州对特务人员讲的，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讲话中，蒋介石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两点“吩咐”是：

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地服从主官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地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作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唯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第十三卷，第6—7页）

这两段非常露骨的讲话，真使我们大开眼界！蒋介石毫不掩饰地指出特务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并且只不过是“耳目与工具”而已，一点也不是别的。正因为蒋介石的尺码不过如此，所以，从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为领袖做耳目”的信条，甘心为“耳目与工具”而不辞！晋见蒋介石时候，被罚跪也，被骂下贱也，也就不以为异，其身价在蒋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为低下，因为特务毕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戴笠自称走狗，可见之于《中美合作所志》第一册，第262、367—399页）于是，豪奴欺犬的情况，便有趣地发生。1968年3月，保密局的后身情报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有这样几段，写1928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门，有时半夜三更才回来，一回来徐亮便手忙脚乱，因为戴先生这时便将他在外面所搜集到的一些情报资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报告，经过戴先生核阅后，再由徐亮在灯下誊缮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毕才去睡觉，天还不亮又得起床，拿着徐亮写好的报告匆匆出门而去。

那时候，领袖的官邸在中山门外的陵园，戴先生摸黑出门，到陵园实在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钱时，便花三块大洋坐部出租汽车赶去，要是没有钱的话，便得徒走前往，风雨冰雪一概无阻。到领袖官邸去送报告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当时的那位侍卫长尤其对戴先生大不高兴，曾命令警卫人员不准戴先生进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样进出不误。有一次，戴先生正陪着一个人到官邸去晋谒领袖，出来的时候，在大门口正好遇到侍卫长，当时侍卫长指着戴先生忿然骂道：“……戴某人你下次再来时，我一定非关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却不做一声，默默而去。

这有趣的故事，活生生地显示给我们：特务在蒋介石的统制网中，地位其实低下得很。（另一有趣的故事是沈醉所说戴笠当年只能拦蒋介石汽车以递报告的事。乔家才《再为戴笠辩诬》却说不是拦汽车而是等蒋介石下汽车。“当时总司令的侍卫长是王世和，王不让他晋谒总司令，也不给他转呈报告。他不得已，才等候总司令下汽车时，跑步去呈上报告，这是他公开对人讲过的，绝不是拦汽车。”但是，纵使不拦，也还是低下得很吧？）

《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又有这样的标语：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

做“耳目”是真的，做“手足”就未免自抬身价了。

特务是主子的“耳目”，犹如工具，任人使唤，其性质也固贱。相反的，主子则必须尊贵，甚至还要神化。根据黄埔一期的苏文钦的回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就“最喜欢别人把他看做神圣一般，对他谄媚逢迎”。而且，每日三餐都与本校官佐在一个餐厅用膳，同起同坐。蒋到，大家起立；蒋坐下，大家才敢坐下。蒋动筷，大家才敢动筷；蒋吃罢停筷，大家亦必停筷。蒋离开餐厅，大家又必起立注目恭送。（见《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第224页）

苏文钦还指出，蒋介石与陈洁如所住的寝室及其个人的办公室也布置得很有神秘感，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25年在汕头、1926年在南昌，1927年以后，权力愈增，神秘性愈高。神秘是要人莫测高深，教人敬畏。据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卫士大队长宓熙说，蒋在广州时就有一排人当保镖，东征后扩编为卫士连，宓熙就是连长，“平常蒋介石出入行动，都由我带一个班长和一班卫士随从，在东山住的时候，也是如此”。（宓熙《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第248页）

我们偶然在澳大利亚发现一本1927年出版，由章回体写的《新出伟人演义：蒋介石历史》，作者署名粤人陈国时，把蒋写得神乎其技，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大伟人，“一手劈开新世界”，而那个小英雄就是“本书上的主人翁，打败至今最称勇敢，最称善于用兵，在军人之中最称头儿脑儿、顶儿尖儿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之蒋介石是也”（第2页）。更说蒋在小孩子时，就向他爹爹说：“孩儿将来生成长大，定要与汉人争一口气，打倒满夷，还我汉族江山，方算得一个世间奇男子，人间大丈夫。”（第3页）还说蒋初入新学堂，就在运动会大显好身手，赛跑起来，“两条腿好比飞毛腿一样，谁个追不上他”（第8页）。不过他就是不玩撑高跳，原来他认为，“跳高则跳高矣，何必要因撑而高，撑高跳者完全靠在一根竹上”，不屑有所依靠，以显示他的志气。最最有趣的是，说少年蒋介石是足球健将，有位“妙龄女郎在会场上观看，见介石冲锋之勇敢，实为双方队员中之凤毛麟角，妙龄女子见了英俊少年，自然发出一种爱情来”（第19页）。又妄说蒋赴日本学军事前，已由蒋百里介绍认识孙中山（第26页），“及至中山物化，党中无主，广州政局凌乱不堪，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占领广州，独行其是，宣言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如此之后，革党中知蒋介石是个当世健者，咸来附和”（第35页）。类此粗糙的编造，无非要为没有特异事迹的英雄，制造事迹。这本小册子使我们知道，蒋介石早在1926年，就开始为自己造势了。

等到蒋爬到权力高峰，造势变成造神了。这种神化，到了蒋介石死后，经由大学教授级的不断鼓吹，可算登峰造极。举两个抽样：第一个抽样是台大教授叶庆炳写的《生活在伟人光辉里》，发表在1978年4月5日《联合报》，其中有：

三年前的4月5日午夜，蒋公离我们而去。那时刻，台北本来好好的天气，突然疾雷骤雨，声势令人惊悸。平时我读古人传记，常常发现当一位伟人溘然长逝，自然界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异。从前我总认为这种神话式的记载，目的无非在渲染伟人之不平凡。由于崇拜伟人，有人编织了伟人临终时的神话；也由于崇拜伟人，大家愿意相信这种神话。于是，神话也成了历史。可是，自从我亲身经历了蒋公逝世那夜的突发性疾雷骤雨，我不敢再坚持我以前的看法。

第二个抽样是师大教授江应龙写的《蒋总统是神》，发表在1975年5月1日《幼狮月刊》，其中又有：

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尽管现在是民主时代，但是我仍然肯定地说：“蒋总统是神！”

从上面两个抽样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造神运动的后果，到达如此封建迷信的田地。任卓宣居然还表示，“这是好现象！”（见台北《自由日报》1984年10月12日）任卓宣又名叶青，是台北政大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且是当年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他的认定，可算是国民党处心积虑神化蒋介石的一番画龙点睛。为了建立权力中心，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此！

话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以为独裁在望，更加积极部署个人权力的建立。欧战以后出现法西斯主义（Fascism）。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首组黑衫党（Fas-ci di Combuttimento），以鼓吹之，法西斯主义亦于20世纪20年代输入中国，“力行社”就是“意大利黑衣队的铁血主义者”。（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0页）蒋介石口口声声三民主义，为了巩固他的革命法统，但是为了独裁，他不能不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结果是挂三民主义的羊头，卖法西斯主义的狗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就曾指责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为标榜，而实际推行的，乃是武力统治的独裁专制主义”（见胡汉民《武力统治者的法西斯蒂运动》）。

蒋介石在1931年5月5日的国民会议上，就公然说，当今世界三种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与民主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均不可取，而盛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认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并肯定意大利法西斯党当政之后，肃清社会紊乱，令他十分向往“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见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载《国民会议实录》）蒋于1935年更宣称法西斯可以救中国，为中国所急需。（见《蓝衣社の组织と反满抗日活动の实例》，载《蓝衣社に关めゐ资料》，第11页）

在蒋授意下，蒋系人马积极从事学术文化事业，也大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要中国强盛，只有用“法西斯手段来推行三民主义”，鼓吹“领袖独裁”，以及“树立最高领袖之信仰”等。在法西斯主义的引导下，蒋介石先后建立了“中央俱乐部”（CC）和“复兴社”，作为行动的工具，尔后又发展出“中统”和“军统”两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相当于墨索里尼的黑衫与希特勒棕衫，大约于1932年2月在南京秘密成立，其核心分子为黄埔出身，又曾侍从过蒋介石的人，如贺衷寒、邓文仪、戴笠、郑介民等，还有自命精通理论的刘健群等人，无一不是蒋之心腹，以“绝对服从领袖”自矢，认为“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英文《剑桥中国史》亦肯定蒋介石以德、意军国主义为模式。（第145页）他组训青年，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搞党团活动，用断然手段扫荡党内“反动分子”，没收反动分子财产以及收取党费十分之六为活动基金，奉蒋介石为领袖，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甘愿为蒋之耳目。复兴社自成立以后，发展迅速，骨干分子曾分批派往德国，接受“盖世太保”的训练。在五年之内，从四十余人的组织，发展到将近十万人之多，亦因而形成派系，诸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分别经由党政管道，控制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如30年代，轰动一时的杨杏佛与史量才谋杀案，一时讳莫如深，然而事过境迁，特务纷纷写回忆录、一一招认。军统的沈醉更明言，杀中央研究院的杨杏佛，为了警告宋庆龄，杀《申报》主笔史量才，因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系，都出自蒋介石的意旨，特务不过是执行的工具。（参见沈醉《军统内幕》上册，第193—202页）另外还可通过法令，逮捕异己，钳制言论。最后中央权力完全集中于蒋介石一人。

1933年，为了江西“剿共”，“复兴社”主持“庐山军官训练班”，由蒋介石亲自坐镇，教导希特勒那一套。德国军事顾问团一百余人，进驻庐山，传授妙计。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中各重要机构，也多有德国人以及意大利的高参参与。意籍高等顾问史丹法尼就建议中国应当在全国唯一最高首领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以服从就统一”“以统一谋建设”“以武力争和平”。这种法西斯精神讲话，为蒋介石捧场、敲边鼓，令蒋十分受用。史氏回意大利后，蒋仍要中国驻意大使转致“国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务组织不仅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军事作战时，扮演间谍的角色，偷看敌人的底牌。所谓偷看底牌，就是偷译对方的密码。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书中透露，在1929年至1930年间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密码，都被蒋介石方面推译出来。正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更予蒋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的形象。

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民国二十二年3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忆：

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乃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第49页）

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蒋介石北伐到江西时，身边已有一大批侍从秘书、副官卫士等。他原本用人唯亲，而这些人更是亲上加亲，如第一个担任侍从秘书的毛庆祥，乃溪口世交毛颖甫的儿子，另一个侍从秘书汪日章，排起行来，乃蒋介石的表兄弟。再一个侍从秘书俞国华，乃蒋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国华的助手周宏涛，则是蒋介石密友的孙子。为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由蒋介石同乡、交易所旧友应梦卿介绍，另一个监印官沈绍洙，也是奉化人。亲戚关系、密友关系、浙江人、黄埔以及后来的中央政治学校出身，成为蒋介石周围亲信选择的标准，也是他权力中心的一块基石。

1932年，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设立南昌行营，指挥“剿共”，一手包办党政军大事，乃扩大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人员的编制，组织侍从室，犹如清朝雍正皇帝的军机处。到1936年1月，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两个处，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掌军事，辖总务、参谋、警卫三组。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掌政治与党务，辖政治党务和侍从秘书两组。侍从秘书的名义时而授予党政简任以上人员，以备咨询或外调，犹如旧皇朝的翰林院。至于警卫已不是一排或一连，而是大队，同时配有便衣侍卫，由侍卫长统一调度。侍从室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凌驾政府各部门之上，举凡国民党全会、中执会、中央委员会，也都成了独裁者的橡皮图章，其显赫似犹超过清朝的军机处。20世纪30年代的蒋介石，显然已具有皇帝的架势，只是他皇命所及的疆域，仍然无法涵盖全中国耳。

第二节　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阎锡山等国民党军头，以为天下一统，可以一人治天下。然而他的伎俩不过是师承孙中山的“联甲倒乙”，只是在“分化收买”上青出于蓝而已。结果搞掉张三，来了李四，天下并没有一统。张学良既进关决定中原大战，解决阎冯，华北与东北也就俱在东北军影响之下。蒋介石既利用陈济棠、陈铭枢弄走李济深，广东也就是两陈的天下。其他各地大小新旧军阀以及地方红军，亦莫不在内战中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是以蒋介石花了好大的力气，中国人生命财产受到好大的损失，国家元气受到好大的伤害，而他统一的天下，实际上仍然不过是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名为国府主席，事实上无疑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凑巧的是，蒋介石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是在孙传芳督军衙门旧址上扩建而成的。

青年党史家沈云龙说，蒋介石打赢中原大战，扩大会议失败后，“大度宽容”地接纳了《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但为胡汉民所激烈反对，以是发生（1931年）3月1日的汤山事件，引起另一党内重大政潮”。（沈氏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第282—283页）但是蒋要召开国民会议，并非为了民主，更与“大度”无关。胡汉民反对亦非反民主，而是洞悉蒋介石的心术，知其于大胜之余，欲借约法召开国民大会，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独揽军政党大权。胡氏素主党治，以党领军，当年亟力支持蒋开编遣会议，目的即在于此，而今蒋大倡“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以军事强人一旦成为独裁之总统，党无疑将沦为独裁者之工具，实非心甘情愿。

《陈布雷回忆录》1931年条记道：

2月28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见关系（反对训政期约法及国民会议），辞立法院院长职，屏居汤山，继迁入城内黄龙巷暂住，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余在京目睹其事，深为本党前途忧之。（第83页）

胡汉民（字展堂）因政见关系辞职，何至于引起政潮，为党外讥刺，更令陈布雷忧虑国民党的前途？斯乃陈布雷讳而不隐的笔法，其实大有文章。

其实胡并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而是坚决反对在训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定约法以选举包揽党政军大权的总统，且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在法律程序上杯葛，坚不相让，因此触蒋之怒。而胡在党中声望之高，亦遭蒋氏之忌。中原大战胜利之前，蒋尚需胡的合作与支持；既胜之后，已到鸟尽弓藏的时候。1931年2月28日的晚上，蒋介石在司令部邀胡汉民夜宴，结果是另一个鸿门宴，但是没有刘邦溜走的运气，而遭拘留。目击者之一邵元冲，留下当日的日记，记之颇详：

7时应介石邀全体中央委员晚餐之召，赴总司令部。8时顷，同人景集，展堂至，介石独令高秘长凌百、吴警厅长思豫招待之于别堂。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诸同人，中历陈展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介亲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列座传阅一过，皆噤不作一言。介石并谓此函已与展堂阅过，并欲余往征展堂之意。展谓“中所列举，乃悉无故实，余二载以来以维持中枢，始终黾勉支持，若同人中犹有不满因而毁谤者，余亦唯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诬也”等语，余乃出。旋由介石与同人会餐，并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10时顷散。是夕，展堂止宿于总司令部介石宅中。（见《邵元冲日记》，第710—711页）

所谓宿于总司令部，实即被拘留在司令部，不准回家。邵所记与胡自述（参阅《胡汉民自传续编》，载《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二期）若合符节。翌日，蒋介石在国府宣布已失去自由的胡汉民，辞去本兼各职，并嘱邵元冲与侍卫长王世和，将胡押送至汤山俱乐部幽居。邵虽是蒋的亲信，但于囚胡一事，一开始即不以为然，未必明告介石，至少露之于私下的日记，且时时“赴汤山访展堂”。3月8日，又由邵元冲偕同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与戴季陶，赴汤山把胡汉民接回城内双龙巷寓次软禁。3月20日，首都警察厅长又杜绝双龙巷内之交通，不许汽车通过，而且警察每天要去察看胡氏一次。3月24日下午5时，邵元冲、张默君夫妇前往双龙巷看望胡氏，守卫者不许张默君登楼，只准邵元冲一人入内。到4月25日，连邵元冲都被挡驾，令他“意极烦懑”，然亦无可奈何。翌日，蒋介石还特别告邵，不要与胡往来，令邵忍不住借读《刘子政新序》，在日记中发牢骚，有谓：“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辨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知君之不可侮其臣。”（《邵元冲日记》，第711、714、717、718、726—727、739页）胡汉民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师长辈，古之皇帝犹不侮其臣，而蒋侮胡至此，更何况胡为蒋抬了两年的轿子，难怪连邵元冲都有“世道衰熄”之叹！不过，邵远冲还是照做蒋的国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

胡汉民突然辞职，并未圆蒋之总统梦，反而“引起谣诼”，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执会，遂于3月8日通电“辟谣”，但欲盖弥彰，罩不住国民党大老胡汉民被囚禁的事实。汪精卫于3月14日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90页）4月30日，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更与监察委员邓泽如、萧佛成、林森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电”，指“蒋氏猜忌为心，阴险成性，总理以其长军旅，畀以练兵之任，未及期年，总理逝世，迭乘时变，窃夺军权，浸而盘踞中枢，把持国柄，潜植羽翼，威胁老成。诸同志仰总理之遗志，急国家之危难，庆其才勇，降心相从。乃濒年以来，不知敛抑，肆虐愈深，为祸滋甚”。接着列举四大罪状，其一，蒋氏以孙中山的继任人自命，而以国民党为其私有，以至于“厚诬总理，蔑视党员”；其二，蒋氏让中共坐大，“士卒疲于奔命，贼焰至今为烈”；其三，蒋氏不守党纪，怂恿小人如陈果夫等，到处活动，“暴戾恣肆，压迫人民”；其四，蒋氏让亲戚宋子文，由一“穷措大”变成大富翁，“等于王侯”，主管财政“已逾六载，所发公债，已逾四万万余”，而“蒋氏既纵之为恶，凡有与之言者，充耳不闻”。是以“蒋中正违法叛党，逆迹昭著，谨胪列罪状，提请贵会严予处分，以张正谊，而肃纪纲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科编《为什么要弹劾蒋中正》）此后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所部于5月3日，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南京方面明知广东发难，由于胡汉民的自由问题，蒋初在压力下想要恢复胡之自由，但寻又变计。（见《邵元冲日记》，第729页）5月11日，广西李、白也率部通电响应。南京方面则由何应钦、何成濬等三十将领通电攻击粤方，又发生了洋洋洒洒的“电报战”！

粤方箭头针对蒋介石的独裁，非倒蒋不罢休。5月25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二十二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限其于四十八小时内引退。两天之后，广州各派通过由汪精卫起草的宣言，公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以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5月28日，非常会议组成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以汪为主席。同日蒋介石复电孙科，谓“受总理付托”，拒绝引退，又说什么“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于是宁粤分裂，国府又闹双包案。北平的扩大会议结束才半年左右，又出了一个广州非常会议，都是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旗号。事实上，蒋不仅独裁，而且蛮横，囚禁胡汉民就是明证。他这样做，固然导致国民党一再分裂，更不必说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对他自己也大大不利，自揭其短，成为众矢之的。

最有趣的是，当粤方国民党唱出对台戏之后，蒋介石竟想再请胡汉民出来主持党务，所以“防卫较弛”。（见《邵元冲日记》，第739页）蒋之“随机应变”有如此！如果胡答允，蒋正好“釜底抽薪”，但是胡毕竟是比较有原则与操守的国民党人，尚不至于为了做官，可以马上忘记蒋氏的霸道与蛮横。

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为号召。9月初，两广部队又誓师北伐，分袭湘赣，9月6日，已占湖南郴州，13日与蒋军顾祝同部战于衡阳，粤桂军乘胜入城。但不到五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帝侵占东北，国人悲愤至极，外侮临头，不好再打内战了，双方于是休兵。蒋介石于9月21日回到南京，即请自日归国的陈铭枢赴粤谋和，即以下野为条件，“亦甚愿接受”。翌日，邵元冲受命去见胡汉民，促其出主中枢，但胡回答得妙极，说是“贤、不肖不能并存，进贤必退不肖”（《邵元冲日记》，第776页），要他胡汉民贤者出山，你蒋介石不肖，就得下台！誓不共存，颇有点志气。

在蒋授意下，陈铭枢由蔡元培、张继陪同，于9月28日抵达香港，与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会谈。粤方提出三点：一、任陈铭枢掌京、沪卫戍事宜；二、由蒋发一电，对数年来政治措施引咎，并声明统一政府颁发决定后，即行下野；三、由粤方通电取消粤中政府，来京开会协商统一政府事。（引自《邵元冲日记》，第778页）30日，宁方开中央政治会议后，讨论粤方三条件，蒋决定先发表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然后于10月5日电粤，谓“当此外交紧急”，“不可一日无政府”，希望粤方同志早日来沪，再谈其余两点。粤方认为有理，然而坚持最低限度应先释放胡汉民。陈铭枢等将此意见于12日带回南京，胡汉民遂于14日，由下关登车赴沪（见《邵元冲日记》，第784页），禁足七个半月之后，终于获得自由，然而遗恨绵绵不尽，对蒋绝不原谅，可见之于胡向吴鼎昌所说：“我在南京给他（指蒋）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容斋《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第400—401页）

1931年10月22日，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见面，这三个孙中山手下的欢喜冤家想再度携手，据次日《大公报》的报道，汪蒋“互道别绪，握手言笑，甚为欢洽”，为蒋汪合作铺了路，但蒋胡是否能再度合作，胡汪关系能否融洽，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蒋介石在粤方坚持以及抗日怒潮双重压力下，不得已于12月15日辞职。宁粤两方遂于22日正式合流，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组织政府，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虽下野，仍与汪、胡同任中常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事前已有妥善布置，党政军中的实力犹在，特务组织仍在掌握之中。同时蒋亟力拉拢汪派，诸如要求陈公博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一期）等。一年之前，蒋仍口口声声，声讨汪逆，而今竟以中兴大任相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然而蒋未必心口如一，只是为了政治现实所需，借政敌之影响，为东山再起之谋。在蒋氏心目中，显然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不过，可异的是，自1927年以来，五年于兹，蒋介石联甲倒乙，翻云覆雨，结果依然是群雄割据、党国分裂的局面。统一徒成虚愿，蒋氏实际控制的范围，仍然跳不出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掌心，而内忧赤共、外患日帝，则尤远远过之。

第三节　蒋介石与一·二八

蒋介石虽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动作依然不断，身在奉化老家，并无碍遥控南京政权。他于离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亲信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又命财长宋子文取走重要财政档案，再命黄埔弟子贺衷寒、康泽等积极筹组复兴社，以巩固特务势力。唐纵也透露蒋于下野之初下令组织“十人联络组”，又称“十人团”，分布各地。（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8页）他为了尽快复出，有借重国民党内汪精卫及其改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妇一行于1932年1月16日抵达杭州，当晚与蒋团门深谈，翌日报纸只透露“晤谈甚融洽”，不及内容，唯融洽属实，是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促其入京，已发蒋汪合作的先声。元月18日，行政院长孙科偕何应钦等飞抵杭州，张人杰、张继设宴于烟霞洞，蒋汪同时赴宴，状至愉快。这一批国民党要员又于宴后辟室会商，决定共同入京。林森与孙科在南京显然难以应付，外交与财政问题尤不堪负荷。

蒋、汪等于元月22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开紧急会议。再过两天，孙科就主动宣布辞职，由汪精卫于元月28日继任行政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五人常委。3月6日，国民党召开中政会，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蒋委员长成为最高领袖的代名词，又逐步恢复到一人军事独裁的局面。宁粤决裂时，粤方坚持蒋下野以及撤销总司令以夺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费。蒋氏不仅迅速复出，而且重握军权，只是换了一个头衔，由蒋总司令摇身一变成为蒋委员长。

蒋汪合作，各取所需。蒋因宁粤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粤方之势，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种。同时蒋已得罪了胡汉民，另外需要元老级的老国民党来抬轿子。而汪氏的改组派在粤亦有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权力之争，也不难被分化。至于汪本人，无论动机在于共赴国难或政治分赃，于多年流亡之余，终于有主政的机会，自然难以拒绝。

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变。此一事变，在国民党史册上，“不唯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强了民族抗战的意志，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台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十二章）其实这一作战，却是在对蒋介石有技巧地“抗命”情况下出现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绝不是抗日首义作战者，他们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他们上台时就批评孙科政府陈友仁对日政策太过强硬，所谓强硬，不过是要和日本“和平绝交”。陈友仁也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声言：“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此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陈铭枢。1930年形成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等，当年都是陈铭枢第四团的团附，副官，连、排长。这一陈家班的部队，由于宁粤谈判讨论国民党复合问题时，自江西调到京沪一带，任卫戍之职，为对宁粤双方的保证。广州方面是不相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军的卫戍京沪，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如此，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心，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嫡系军队，自然难以绝对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蒋介石的亲日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东北，如今十九路军驻在京沪，碍手碍脚，自所当然。于是，把十九路军调走，也就是迟早的事。

正在这时候，日本海军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专美于前，也派遣军舰四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把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同时，上海的日本侨民又从1931年10月12日起，接连举行居留民大会和游行，请日本政府迅速用断然手段彻底解决中日间所有悬案，根本制止中国的反日运动。日本浪人更乘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撕毁中国商店的反日标语，甚至殴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东打伤中国工人。11月2日，上海又出现了“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日本侨民三千余人在会中决议：“日本须断然膺惩暴戾的中国。”1932年1月18日，五个日本和尚给打伤了，日本侨民两千余人，就在20日这天，借口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同时在闸北地区捣毁了中国商店，殴打行人。这些情形和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本侨民请愿，向东北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但1月21日拂晓，日本浪人两次放火烧了杨树浦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工厂，并砍伤了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日本陆战队也同时出动。1月22日，日本海军增派兵舰赶来上海。1月23日，日文报纸传声警告，日本舰队司令和日本侨民宣言：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抗日运动，并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自由行动。

日本人既已横行至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遂在1月23日上电中央，表示说：“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十九路军这种决心抗日的举动，显然与蒋介石处处对日本低声下气的政治不合。于是，他决定立刻调走十九路军，并且向日本人屈服——答应日本人道歉、惩凶、赔款、解散抗日团体四条件。可是，虽然答应了四条件，日本人还是大动干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已极为苛刻，而蒋汪南京政府纵使向日本人既磕头又作揖，可是日本人还是不肯罢休，大出蒋介石意料。蒋介石在1月29日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发出退让后又被日本人出卖的哀鸣！

蒋介石原是决心要调走十九路军的，拟“以宪兵第六团接替第十九路军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缓冲其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但是由于日本人的色急难待，突于28日晚上侵入闸北，“首向中国警察开始攻击，继则攻击中国正式军队”。十九路军不及调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参阅顾维钧《关于中国政府在沪东开始时决定和平政策之说帖》）

蒋介石调来宪兵第六团固然迟了一步，但是十九路军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产生了鬼使神差的结果。宪兵第六团在1月28日正午到达真如，其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就在真如，当晚全线抵抗的命令，就发自真如指挥所。

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了，义正词严，全文如下：

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夜12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路总指挥蒋光鼐、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1932年2月1日《中央周报》第一九一期）

日本原是声称“四天占领上海”的，可是，十九路军的抵抗，使日本人吃到苦头。关于十九路军抗日血战，中外文字报道极多，但是论得最具历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这篇文章有一个重要的点破，就是说日本侵略时，“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这显然是指南京中央的态度暧昧。章炳麟这种点破，在另一篇《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太炎文录续编》第五卷）里，说得更明白。他说蒋光鼐、蔡廷锴他们“不及俟命，率所部二万人迎击”，分明是说，十九路军挺身抗日并非出自中央的命令。正因为不是出自中央的命令而获得胜利，中央也就非常颜面无光。最要命的一点是：十九路军的行动，无疑证明了蒋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错误。这种错误，即使是他的师保吴敬恒也不得不暗中承认，他有一封密件给何应钦，承认“不抵抗”以“保留元气及实力”的政策，其实是一种“迷梦”，“大难已到”，“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许”。因为真相如此，所以要“效法十九路军连日师共产党之作战法”，以跟日本人打个明白，才是正路。——可见连蒋介石师保级的人物，都受了十九路军的感召，不直蒋介石所为了。

在一·二八事变一开始，十九路军的负责人之一——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电呈中央，说：“除督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毋任翘企。”

当时驻军在杭州的是八十八师的俞济时部队。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又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蒋介石亲信愈飞鹏的侄儿。这多重背景，正是嫡系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他也是黄埔一期中露头角最早的。

最早主动提出支援十九路军的也是俞济时。据1932年3月1日《蒋委员中正复第八十八师俞济时师长勖勉调沪增援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俞济时自杭州呈陷电大意是：“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复电说：“中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正。东。”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想“调沪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俞济时的主动。俞济时主动提出电文的时间是一·二八事变后的第四天，那时八十八师的任务是“驻防苏浙拱卫京畿”，离上海最近，“调沪增援”，自然较快。再据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四）《陆军第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概述》：

1月28日，日军遂以陆战队约六千余人在舰炮支援下向淞沪进攻。此时第十九路军之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以其驻淞沪之第七十八师首先应战，驻京之第六十一师及驻苏常一带之第六十师，随亦陆续增援沪上，大战遂启。其时余统率之第八十八师正驻防杭州，中央于1月30日电令本师限于2月5日前向苏州集结；并令限驻南京之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于2月10日前向南翔以南地区集结，第八十七师师部及孙元良旅、另军校教导总队亦限期向上海市郊区集结；中央并委派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统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参加淞沪会战，并均归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统一指挥。

在俞济时去电蒋介石后第六天，张治中也有了反应。据2月6日《何应钦部长自南京呈蒋委员中正请以张治中充任第八十七师师长并给以军长名义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何应钦报告蒋介石说：“张文白兄以国难当头，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查八十七师师长正在遴员，可否即以文白充任，并加给以军长名义，使其指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乞示遵。”蒋介石批复：“八十七师师长以张文白继任，中甚赞成，请即委如何。中正。齐印。”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张治中的主动。（参阅《张治中回忆录》第二章第四节）即由俞济时和张治中的主动请缨，可见蒋介石最后同意派第五军去上海，是出于被动的。而且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没有再派任何部队抵上海支援。所谓大家声援十九路军，却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嚷嚷”“干打雷、不下雨”而已，因为蒋不下命令，谁的部队都开不上前线去。援军不至，真的关键不在别处，就在蒋介石那儿！即使派出的第五军，也是疑云重重。

首先，第五军正式接替十九路军的部分防线，为时已相当晚。据《张治中回忆录》，他是2月16日上午九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的，中午“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在17日黄昏，我由南翔进驻到行镇”。2月17日已是一·二八后二十天，在“军贵神速”的原则下，真未免有点“迟迟其行”。其中原因，也许连局中人张治中自己都不完全清楚。明眼人的看法是：蒋介石原以为十九路军对日本抵抗不了那么久，既然抵抗之久，出人意料之外，他就不得不派自己嫡系部队去“接漏油”、去争功，同时也“制止十九路军”。《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说：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国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原来“文章”就在这里！并且，照俞济时《“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附录中所提到的，第五军的接防，正表示了十九路军的不被信任，“其用意在遮断十九路军撤回南京”云云。蒋介石由于立场被动，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只好一面派出第五军，一面陷十九路军于孤军作战的情况。据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当时已盛传“中枢分为两派：一派是主战派，一派是反战派。主战派是西南各实力派所支持的中枢大员们，他们想趁战局之扩大而夺取中央政权；反战派是中央大员们，他们妒忌十九路军的声名过大，恐怕功高震主！所以听任十九路军孤军奋斗，诸事掣肘，不调援军”。蒋介石本人做贼心虚，当然听到这些人言藉藉，所以他在给第五军的指示中，多次加意重描。如“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2月16日电），如“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之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2月18日电）。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加意重描，反倒是极为可疑的。何况蒋介石的许多文字指示，都是表面的留给历史好看的；骨子里常常是另外一套，这另外一套是“不立文字”的。这一特色，很可注意。

事实上，蒋介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气量，使他对十九路军不可能“爱护特甚”（俞济时语）的。照陈公博《苦笑录》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的回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曾有“许多埋怨”：

说句实在话，上海的一·二八之役，两方都不是很认真，布满上海的谣言，说蒋先生实在不愿战，只是十九路军已启衅，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蒋先生之不愿战，我也是原谅他的，当时根本上一些准备也没有。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地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正因为蒋介石并不真的要支援十九路军，所以一旦陈公博他们北上游说张学良出兵的时候，蒋介石就下了“毒药”。陈公博回忆：

这场上海战争打了一个月零三日，十九路军为着日军在浏河登岸，感受侧面的威胁，由闸北退到南翔，中间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请救兵，企图张汉卿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想造成一个南北全面战争之局。

张汉卿受了沈阳不抵抗之名，大约这次总要吐吐气吧！谁知我们到了北平，看看环境，已像一盘冷水浇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当时就有人告诉我，张汉卿绝不会动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诉我，说蒋先生先一日已派人来，说任潮和我并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们和张汉卿混了几日，可以说毫无结果，汉卿倒以上宾之礼待我们，照例约了十几个重要人员陪我们食饭，临走时亲自到车站送行，说到出兵一节，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为有人说汉卿还听李先生的话，或者李先生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谈了许多哲学，说了许多抽象的名词，依然不着边际，更不要希望他能够向汉卿说话。

这一场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阳开第二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吧。这次旅行重新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以至洛阳的故宫，开了五天的全体会议，我便往山西，重与阎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绩都没有，只替十九路军在阎先生那里捐了十万个手榴弹。

蒋介石先一日派人告诉张学良，说陈公博、李济深没有代表性，这不是存心拆台吗？如此看来，他恨十九路军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爱护特甚”啊！

岂止恨十九路军，照中国青年军人社的《反蒋运动史》，蒋介石甚至是“痛恨十九路军”呢！书中第十四章说：

自1月底，上海十九路军抗日战争起后，因此次战争，原为蒋汪所欲避免者，故战前即有逼十九路军让防之举（接防宪兵团早已开到接防了一部分），而十九路军竟于行将离防之前，不让日人进占闸北，出而抗战，于是大拂蒋汪之怒。故战事起后，蒋汪第一怕得罪日人（因早怀畏日降日意志，蒋在奉化演讲时，曾发表有名之三日亡国论，引致日本进攻上海）；第二恨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因战争前蒋曾下令，日若进攻，不得抵抗）；第三妒十九路军得全国人民之同情与拥护（国内外人民纷纷汇款捐物，自动援助）；第四羞自己相形见绌（因人民士兵均恨蒋之不敢不肯抗日）。于是由畏日而更恨十九路军，由自惭而更妒十九路军，积恨成仇，恼羞变怒，乃第一步故意不援十九路军（少数蒋系军队乃激于民族观念与爱国心而自动往参战者）；第二步假意表示援助而实际坐视不救（因人民愤蒋不援，纷纷提出责难，乃假意表示谓已调兵，交通不便，难于到达）；第三步竟派税警团上级军官王赓勾结日本，报告军情，使日本调兵从浏河上岸而压退十九路军！

这里提到的“三日亡国论”，是出自蒋介石1932年1月11日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是“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其中提到他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对日本宣战或绝交。他说：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致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1932年1月21日—23日上海《时事新报》）

使蒋介石非常没面子的是，就在他作这一宣布后十七天，十九路军就用挺身抗日，推翻了蒋介石这种失败主义的妄言！由于十九路军的抵抗而非不抵抗，不但证明了日本人三日内亡不了中国，并且反证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下令不抵抗的根本错误。可见十九路军的胜利，正好反衬出蒋介石的失策与失败。——十九路军如此罪该万死，安能不被“痛恨”乎？

十九路军就在这种被“痛恨”下，最后由于“各路援军开赴不至”，“陷于孤立无援之境”（语见1932年2月6日汪兆铭、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陈铭枢致十九路军电文），也就可想而知。下面一些电文，就可看到不少内中文章：

2月16日——一·二八事变后第十九天，十九路军致陈铭枢铣电：“我军连战皆捷，然非主力战，死伤已达两千，纪家桥一役，知敌亦不可轻。确报，敌到沪兵力已有三万余人，和议无望，敌只效占锦州故智，我退彼进，永图占据，稍一让步，闸北南市均非我有。大战在即，兵贵万全。沪战如大胜，可为我民族复兴之转机，败则将陷国家前途于万劫。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方能先为敌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至江北部队可在浦口上下游偷渡，镇江有保安队维持，八十八师之团可调归建制，如办不到，宜速定和议，不容犹疑也。”——这通电文里，已有“万恳速请”蒋介石救援的话。

2月22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五天，陈铭枢致蒋介石养辰电：“现细察前线作战情形，及影响各国关系，依蒋、蔡等意见，绝不宜撤退，且因战斗日烈，亦不能抽兵回做工事，兹决定以南翔至浏河之线为第二防御地带，由吴工兵监规划工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做工为祷。前方两军协同作战，情同手足，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卫、谭各部，兼程前来无误，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这通电文里，已明白告诉蒋介石，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相处甚洽，“请释鉴虑”。并请蒋介石要守信用，“请俯照前言”，快派部队来。

2月25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八天，十九路军感到敌方部队不断增援；我方部队却望眼欲穿，不但迟迟不到，到了南京、杭州的，也不肯开来前方，已经深有被放了鸽子之感。这天收到蒋介石的径戌电和有酉电，前者电文说：“庙行镇附近正面已为敌方窥破，系我军弱点，不宜以特税警务团（古团）担任，望以六十一师替接，以固陈线，免为敌所乘为要。”后者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援队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即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上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如何部署，盼详复。”这些都是空话。到了第二天（2月26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九天，十九路军感于全国有两百万军队，可是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竟不再派兵来，已经深知本身的下场与处境。这种心境，由致何应钦、陈铭枢并转蒋介石的宥晨电里，已经意在言外：“介公有酉径戌两电均奉悉。一、职部作战兼旬，各师伤亡逾千，担任正面过宽，处处有兵力薄弱之患。二、俞师庙行镇一役，伤亡极大，调后方整理。其防线由毛师之张炎旅接替，兵力不敷配布，因着税警古团担任一段。昨日敌来猛攻，官兵不沉着，遂致动摇，着张炎入黑后反攻，虽告得手，但伤亡过千，官长损失尤大。三、敌企图突破江湾庙行镇间阵地，集其主力于大沈宅一带，作纵深配备，连日作战焦点，亦在于此。四、兵力配布，当遵所示要旨办理，但敌军不绝增援，我军死伤日众，空谈配备，至可虑耳！”——这通电文里，已隐然在说，你蒋介石两次来电，只是“空谈配备”而已，不派援兵来，空谈只是令人焦虑耳，有何用哉！

2月27日——一·二八事变后一个月，陈铭枢致汪兆铭感酉电：“（衔略）必亲译。有日，我六一师与敌新到十一师激战，伤亡甚大。现我军益孤，咸愿死前线原阵地，不肯撤退。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做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特闻。”——这通电文里，已经明白指出，援军只是作秀而已，根本不准开上前线来。

2月29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二天，陈铭枢致汪兆铭俭未电：“昨电谅经赐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谨闻。”又致俭酉电：“两电计达。卧病多日，顷钧任兄来谈蒋先生日来积极，又谓俄运兵东来，与日冲突，形势渐逼，日方亟欲了结沪战，我军能在原线支持多日，其利甚大，蒋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唯恃我孤军之决死耳！……”拖到3月2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五天，十九路军终于发布了撤退通电（电文见1932年上海《时事新报》）。到了第二天（3月3日），十九路军又联合第五军，发布了更详细的通电（全文见1932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两件通电中，前者提到“后援不继”的话，后者提到“援师不及”的话，当然都明白点破撤退的真正原因所在。这一真正原因，曾引起大家对蒋介石的责问。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委，就致电责问他：“日人陆续增援，至穷师数万，我方……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每战对敌，众寡悬殊，益以疲劳，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电请援，声嘶力竭，以致为敌所乘。……观十九路军通电，有‘后援不继’之语，孰令致之，当局不能不负其责也。”最有意味的，是大家责问声里，居然还有蒋介石的哥哥在内。

蒋介石的哥哥蒋周康字介卿，号锡侯。他跟蒋介石同父异母。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说此人“出身虽为禀生，实际不学无术，是个十足的草包子、糊涂虫”。但终于借乃弟之光，做到浙海关监督和浙省府委员。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中国人民所不谅，蒋介卿也被牵连，至感不安，乃写信向蒋介石责问。蒋介石遂叫文胆陈布雷代拟复函。据《陈布雷回忆录》1932年条下：“3月下旬以蒋公电召赴南京，见市况萧条，政府各机关均仅有驻京办事处，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拟复长兄介卿书（答来书不遣援兵不增军队之责难，后弃置未发表）。”这封“弃置未发表”的信，四十九年后，居然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以“民国二十一年3月蒋委员中正致其兄介卿先生书”为题，给发表出来了。这封信可以看到蒋介石当时的许多心态和巧辩，值得全文细读：

接奉尊电，督责至严，循诵再三，莫名感喟，此次淞沪战事，弟以丛诟之身，又成怨嚣之府，匝月以来，谤言百出，非谓袖手观变，即曰调援不力，积毁销骨，乃至劳内外邦人之诘责，且致家人之不安至此。又闻我旅沪同乡集会之际，亦有激昂而不能自己者，弟焉不德，既不能见谅于友朋，复何从求信于国人，且当此国族蒙难闾里为墟之日，岂个人计较毁誉得失之时，故宁含垢忍辱而不愿以一言自白也，今承明问，愿为兄略陈之。自暴日进犯淞沪，中央即决定移驻洛阳，积极自卫，弟以袍泽之义，驰电全国，同誓生死，愿淬厉奋发，共救危亡，其后十九路军奋勇作战，江浙所有部队凡可谓遣者悉以全数加入，伤亡损失，皆可复按，谓为无兵增援，岂唯厚诬中央，亦使战士气沮。即我十九路军冬日通电报告移防，所谓后援不继，亦非谓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谓以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词意灼然至为明显，而兄亦竟以此怀疑于弟，则弟复有何言？至就弟个人而言，自一中全会以后，虽复列名国府，备员军会，初不过多数委员中之一分子，军旅之事，发号司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弟既无名义，可以檄调军队，亦无权责，可以指挥军事，力之所及，亦唯以旧时袍泽之关系，曾共生死之感情，策励我将士秉中央之命而奋进，自上月23日敌军再度增兵以后，战局益趋严重，弟审度前线状况，综合各方情势，曾于25日电知蒋总指挥光鼐有“第二次敌军总攻击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后方部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后不能参加”等语告之，诚以后方输援诸多艰困，有非可形之于笔墨者，故不能不以加倍之辛苦勖勉于前方，亦不能不以实际之情况尽量相驰告。弟在此浃旬之间，匪日不焦心苦思，期尽力之所能及，二中全会集会洛阳，弟之所以留驻南京者，实对续到部队，可以随时敦促，俾得迅速增援不失时机也。29日幸有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综计前后开动之部队，曾无一宵一夕之滞留，今讹言四起，若谓弟对增援迟速，有所抑阻于其间者，是则部队与战斗详报俱在，不难以事实证明也。语有之，流言止于智者，今之流言陆离光怪，乃发动于曾共患难，洞明实际局势之人，此弟所以不欲自白而又何怪于悠悠之众口也。两军作战，对于参加部队之番号以及调动配备之情况，例须严为隐秘，免为敌方所乘，故淞沪苦战匝月，所有部队皆置于蒋总指挥之下而行之，此后战局范围自须视形势而定，中央既有整个之策划，全国军人亦皆愿一致效死，前线之如何充实、后方之如何移动，只须俟将来战史与事实之证明，遑能执途人而告语。独惜我国人不察，往往以热情所激，多方诘难，若必欲迫令将所有虚实尽情揭布，使敌人共见共闻而后快者，而或者以不慊于个人之故，又从而播扬于其间，是则诬陷个人之事小，而使前方将士气沮之影响实莫大也。中正幼受庭闱之训，长承兄长之教，许身革命，义无反顾，当此国族艰危，唯有矢粉身碎骨之诚，尽对党对国之责，以期无愧于总理，无忝于所生，绝不辜负骨肉与亲知期望之殷，遥念疆场袍泽浴血奋斗，战区同胞牺牲惨酷，诚何心再计一家之毁誉与荣辱，辄因未散布其区区，不尽欲言。

蒋介石这封信中，欲盖弥彰之处有五：第一，蒋介石说“后援不继”之意，不是“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是因“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是，事实上，全国有两百万军队都哪儿去了？“可调之兵”岂不大都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去打内战了？这样造成京畿地区御外侮上的防务单薄，岂不正是蒋介石的责任？第二，蒋介石说“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从1月28日起，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期间可供运输，可是部队却始终调不上来，这叫什么速度？此中有人“抑阻于其间”，岂不太明白了吗？第三，单从2月27日、29日陈铭枢致汪兆铭电文中，就明明看到上官云相师已经“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不愿赴援”，则蒋介石所谓“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之说，就与事实不符了。眼前的上官云相师尚且如此，天边的其他部队，更可想而知矣！第四，蒋介石说“军旅之事，发号司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云云，更是瞪着眼睛撒大谎。“指挥军事”的“权责”，早都被他一把抓了，他说他做不了主，又其谁能信呢？第五，蒋介石说调动部队，“须严为隐秘”，不能随便告诉路人。隐秘固然不错，但总要调到部队上前线才算啊！若根本没调，反以隐秘为护符，这就不对了。

大概连蒋介石自己都发现这封信的答辩未免太牵强好笑了，所以最后“弃置未发表”。但在半世纪后，我们就他的心态和巧辩来做解剖，还是有助于真相的揭发的，自不容我们放过也。

上海撤守以后，经过国际联盟等的斡旋，在3月4日停战，5月5日签订停战协定。中国代表是郭泰祺、戴戟、黄强，日本代表是重光葵、植田谦吉。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在3月25日发表谈话，虽说“敢以人格担保，断不为丧权辱国之事，可请国民放心”（天津《大公报》1932年2月26日），但是5月3日，抗日联合会的代表四十多人，还是冲了进去，打伤了郭泰祺。敦泰祺两天后裹伤签下协定。协定内容重点是：

一、确定停战。

二、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

三、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

四、设立共同委员会，布置日军撤退及华警接收事宜。

细究内容，却大有文章。所谓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就是中国军队不得恢复进驻淞沪；所谓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就是日本军队不撤出一·二八以前在中国所占的领土。其为“丧权辱国之事”，一看便知。1932年5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有这样的评论：

……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二百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

但是，蒋介石是不管这些的。他悍然做下“丧权辱国之事”。不抗日的他，不但乘机当上了“蒋委员长”，连郭泰祺都升了官，当了驻英大使。

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是参与停战的代表之一，多年以后写《黄莫京将军自述》，有这样的追忆：

上海停战协定，双方已签字，在我十九路军的一方，其情绪之难过，只可拿故中央委员杨沧白先生诗一句——“回面应知有泪行”，才形容出来，不久这回面带泪行的十九路军奉命开赴闽省。（见《大成》第六十七期，1979年6月1日）

开到福建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用来做“内斗内行”的筹码，1933年1月6日，蔡廷锴因“榆关陷落，平津危急”，通电中央，表示愿意在“忍痛撤退，移师来闽”之后，“负弩前驱，为国效命”（《蔡廷锴愿负弩前驱为国效命电》，载南京《中央日报》，1933年1月8日），可是蒋介石当然不肯。最后，十九路军以“闽变”被蒋介石解散，一个最能抗日的军队，一年前日本人辛苦消灭不了它，一年后却被蒋介石轻易消灭了。

是以把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记在蒋介石的账下，绝对是不虞之誉。恰恰相反，他联合汪精卫复出后，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特别想要剿灭江西的苏区。为此，他对日本侵略是绝对要妥协的，不肯还手的。阴错阳差的是，陈铭枢的十九路军，因宁粤之争而调往京沪，否则蒋介石绝不会让非嫡系军队卫戍京沪。如果是嫡系部队驻守，在蒋介石直接调配控制之下，绝对不会于一·二八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日，还不是会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了事！

第四节　胡汉民讨蒋抗日

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之尊、以立法院院长之尊，仅因政见有异，被蒋介石说抓就抓，软禁七个多月之久，痛定思痛之余，决心要打倒蒋介石个人独裁，并不是仅仅为了雪个人之憾，在他看来，亦要为党国除去“一大毒疮”。他在一封密函中用暗语说：

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抑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65页）

门，用《水浒传》“武松醉打蒋门神”典故，隐指蒋介石，即不惜以“外科”或“内科”手术，来取掉蒋介石这个“大毒疮”，衔恨之深，可以想见。

胡汉民于1931年10月14日被释放后抵达上海，翌日驰电广州非常会议委员，承认国民党内“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希望党人“彻底觉悟，力图团结”。再过一日，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应付日帝侵略，只有“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这样下去，“则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参阅胡汉民《亡国之三无主义》，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蒋介石不抗日足以亡国，所以他要抗日反蒋以救国。他不会再与蒋合作，可见之于10月30日的《致粤中央电》，他明言不会与汪精卫入京任职，而力言“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打破独裁”！

胡氏“打破独裁”的立场，自然更坚粤方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决心，胡于12月5日与粤方非常会议选出的中委，联名领衔通电，催蒋下野，解除兵柄。蒋果于十天之后，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

蒋介石下野之后，宁粤合流，表面上出现各方合作，蒋汪胡携手的形象，但事实上，胡汉民留居香港，拒绝入京。他对蒋之复出以及蒋汪合作，不仅厌恶，而且决心倒之。当时刚辞去行政院长的孙科，对于蒋汪的向日退缩政策甚表忧虑，曾于密电中告诉胡汉民，蒋曾责令十九路军将领，不得“擅起战端”，后来军民奋战，“乃表示抵抗，然仍令十九路军将领只准抵抗，不必扩大”，认为“日方计划摧毁长江一带军事势力，结果南京中央必然崩溃”，所以建议在粤中另立政府。（电文全文可见于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68页）胡汉民虽然没有另立政府，但继续积极活动倒蒋。他想统一西南各地实力派的力量，以与蒋汪南京政府抗衡，以抗日为号召，并借此攻击蒋汪的不抵抗政策。他还与华北的冯玉祥取得联系。冯主抗日甚力，对蒋之向日本委曲求全，甚表悲愤，也想联络西南倒蒋。（见张允荣1932年8月18日《致展党先生函》）此时冯已自徐州移居泰山，名为养病读书，实与在山东的韩复榘有所密谋，与胡自亦一拍即合。胡于1932年5月5日复函冯玉祥，有谓“过去四五年，只见有个人，而不见有党”，“凡所措施，无不出于个人私意”，此个人即蒋介石也，暗示如果倒蒋，“必竭诚襄助”。（胡函原件藏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胡与北方的张学良、韩复榘、阎锡山、孙殿英、石友三之间，也互通音问，设计如何抵御气焰方张的日寇，如何去除劫国的“独裁之魁”蒋介石。（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70页）他还取得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支持，同情他抗日反蒋的立场。可见他发展“反蒋”关系，十分广泛。事实上，他已着手组织新国民党，强调纪律、团结与反蒋，活动范围扩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七省。

南京政府的蒋汪合作，蒋主军、汪主政，也不如表面上看来那样和谐地分工合作。如周德伟所指出的，蒋仍遥控政治，“不脱军阀素习”，“军费占岁入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省封疆大吏，则一仍其旧，汪氏无置喙余地”。蒋“又推荐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又推荐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早已任浙江省主席”，“中央之党务则有叶楚伧、陈果夫操纵，陈立夫尤横，一意为蒋氏鹰犬，与汪立异”。（周德伟《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第十六章）然则蒋汪合作其名，蒋氏一人独裁其实，无论政、军、党、特都在他的手里。

1933年年初，日军突袭山海关，榆林失守，张学良决心抵抗，与胡汉民关系趋密。张曾告诉胡“不抵抗”的原委，故胡于回函中说：

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示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纵不为个人计，将不为数百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原函藏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

胡虽希望张学良结合华北将领，抗击日帝，但是“别在”之人乃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仍一心想“剿灭”共产党，全无意绪抗日。日军遂于3月4日侵占承德，无可奈何的张学良唯有引咎辞职，黯然出洋。胡汉民针对此一局势的对策是积极组织西南抗日联军，联络北方抗日将领，以便北上救援热河；不过，其意不仅在抗日，而且还要倒蒋，可见之于另一封密函如下：

西南抗日军队出发，以贤初为总师之任，渠以抗日为倒蒋，如能师出武汉，北局有变，一切正可相机而动。（胡汉民致护黄、颂云，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函中的贤初，乃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之字，淞沪停战后被调往福建“剿共”，然仍不忘抗日，与胡汉民等结合，于1933年4月2日出任“西南抗日军总指挥”。而此时全国各地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冯玉祥于5月26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但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在江西“剿共”，并于5月31日授命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日军侵占长城以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同意长城以南的察北与察东地区不予设防，直令华北门户洞开。胡汉民闻之甚怒，即电冯玉祥曰：“请公立振义师，先就北平擒拿经手订立妥协之何（应钦）、黄（膺白），即行讨蒋以抗日。”（胡汉民致焕公电，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然而无论西南或华北，抗日讨蒋的情绪虽高，但实力（军力与财力）不够。胡汉民的“北出长江、推倒国贼”的计划固然夭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的压迫与分化下宣布解散，方振武、吉鸿昌的抗日讨贼（蒋）军也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但是胡汉民仍不肯放弃，至10月间仍在积极规划如何“声讨独夫，从事抗日”（语见胡汉民致何子佩函，1933年10月19日，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讨蒋抗日虽是胡汉民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主张讨蒋抗日甚烈的中共，仍然是他想要消灭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仍然不能成为朋友，反而与敌人蒋介石在反共上有共识。所以当闽变于1933年11月发生时，由于更改国号、换旗、联共，虽然目标就是讨蒋抗日，胡汉民不能苟同合作，坚持讨蒋与“剿共”双管齐下，声称“独裁卖国之南京军权统治，叛党联共之福建统治，必同时清除之”（见胡汉民对时局宣言，1933年12月15日，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勇气虽然可嘉，但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而此时蒋介石正分江西“剿共”之师，大举入闽“讨逆”，动用海陆空三军，并亲至建瓯指挥镇压，十九路军孤立无援，于1934年2月初宣告失败，被蒋改编，部分残军则由陈济棠改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

胡汉民在1934年，仍然继续联络各地将领，进行抗日反蒋活动，在军事上虽然相继失败、乏善可陈，然而在政治和党务上，实已将西南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颇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如蒋于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胡断然拒绝参加。一年之后，蒋提出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也遭胡等通电反对而被迫取消。原定于193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亦被迫延期至翌年11月12日举行。胡汉民仍发表有电，与蒋汪所定议题，针锋相对，唱对台戏，并谴责南京政府“党同伐异，自为派系，钳制同志，变本加厉”（语见有电，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更扬言那只是军权统治的五全大会，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参阅胡汉民《为五全大会告同志书》，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甚至不惜另开代表大会，宣布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党、卖国罪状，开除其党籍”。（参阅胡汉民1934年9月25日致南洋英属总支部整理委员会函以及1934年9月30日致邹鲁等函）胡汉民如此强硬，倚老卖老，自令汪蒋十分头痛，不得不加以“招安”，由王宠惠亲自携孔祥熙函南下，呼吁谅解，动之以情，并邀胡“早日命驾来京，主持一切”，却被胡刮了一顿胡子，说是不应求“私人间之谅解”，以延误“国家之危机”，更进而把矛头指向蒋介石：“南京政府之上，尚有一南昌之太上政府，彼以一军事领袖，在行政上可以擅自发号施令，并擅自召集各级文官训话，又可以组织蓝衣党，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代替三民主义。”（《胡先生为宁粤合作对法报记者之谈话》，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五期）这种指责不可谓不重，而又难以辩驳，所谓以三民主义相标榜，而行专制独裁之实，尤其击中蒋之要害。由于胡汉民的杯葛与谴责，五全大会就没有开成，另于12月10日召开四届五中全会。

胡针对蒋之集权，极力提倡均权共治，并得到西南实力派的支持。蒋介石为了争取胡之谅解，于1934年2月3日与汪精卫拟订了一项中央与地方如何均权的方案，且派王宠惠、孙科赴港协商。但是胡汉民知蒋并无诚意，托孙科带回一函，言辞虽然客气，仍拒蒋于千里之外，雅不欲入京合作：

自民二十年后，久阙音问。亮畴、哲生两兄来，藉获手书，甚感关注。弟三年养疴海隅，而时受风寒侵袭，血压久治未低。闻尊体近日亦不能无小病，较以前精力稍逊，诚为兄系念不已。国家大计，弟以为总理已垂示甚周，故数年来仍悉心体会而莫敢外。此次与亮、哲两兄所谈，亦唯此旨，即托其一一面达，其间亦非片褚所能尽也。（转引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94页）

民国二十年（1931）2月，胡遭蒋拘留，以致“久阙音问”，不忘提醒蒋其所作所为。函中未及国事，只说“国家大计”“总理已垂示甚周”。观其写此函一周后，在其主持的《三民主义月刊》上为文，指蒋“剽窃总理之均权主张，希望在军权统治之下实行其均权制度”（见该刊第四卷第六期《军权与均权》一文），则“总理垂示甚周”云云，其责备之意，尽在不言之中。然而蒋于1935年3月11日驰函胡汉民，仍以“谋团结”“挽危局”为说。此后日本图华愈急，日方派孙中山老友萱野长知往说胡汉民，鼓励“西南独立”，并请胡“进就总统之职”，以与“华北自治”相配合。胡汉民当然不能为了反蒋而去做汉奸，故当土肥原于1935年3月2日亲赴香港晤胡，企图挑动两广出兵倒蒋，被胡拒绝。（参阅胡汉民《论所谓中日提携》，载《三民主义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一时之间，胡汉民成为日方与蒋方两面拉拢的人物，但他坚持抗日反蒋的立场。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联日反蒋；也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与不肯抗战的蒋介石合作。不过胡氏心目中的蒋介石问题，不仅是对日政策，而且是军事独裁。所以他虽于6月间到欧洲去疗养，仍然反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愿与他们团结，也拒绝参加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会的第一天，抗日爱国的孙凤鸣，曾任十九路军排长，以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身份混入，原想刺杀不抗日的蒋介石，蒋未出来照相，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三枪。汪不仅代蒋挨枪，而且因伤让位，使握有军权的蒋介石又完全控制党政大权。为了争取胡汉民与其他粤方中委的团结，参加五全大会，蒋介石尽量在口头上满足胡等要求。当五届一中全会于1935年12月7日在南京召开时，胡虽然身在欧洲，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显然是蒋介石的意旨，表示愿胡负责党务。胡于1936年初返国时，蒋又命魏道明先至新加坡迎接，并附函“务请即日莅临京中，共济时艰”，不过胡对蒋之疑虑犹存，抵广州后继续批评南京国府，只是在言论上似乎已从打倒蒋介石的政府，转变为促其觉悟与反省，以团结全国抗战的力量。胡汉民于同年5月12日因脑出血逝世于广州，终未入京与蒋介石再度合作。蒋关了他七个多月，他讨蒋五十多个月，口诛笔伐，没完没了，岂蒋始料所及哉？

蒋介石的补救办法是尽量在胡汉民身上下工夫，如果胡能入京，重新合作，以胡在西南物望之隆、国民党内地位之重，至少可以结束两广半独立状态，奈胡衔恨甚深，迟迟其行，以至于突然病故。然而蒋要解决西南，并不就此罢手，遂导致1936年6月1日的所谓“两广异动”事件。

当胡汉民积极从事讨蒋抗日活动时，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颇感犹豫踌躇，不愿出兵。以其治理粤省之勤，休养生息，固不欲做孤注一掷；然据《李宗仁回忆录》所说，南天王不愿意为胡汉民抬轿子，令胡独霸西南，似亦言之成理。然而说胡死之后，陈便有野心，未免言过其实。陈知蒋必不容西南在其掌握之外，故于胡死后即派乃兄维周面蒋察言观色，并刺探情报，及知蒋有离间粤桂，各个击破之意，顿生“唇亡齿寒”之惧，以至于产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想法，遂有南天王与广西李、白联手异动之举。

此一异动，有其技巧，只称抗日，不提讨蒋，北上的部队称为“抗日救国军”。纯为抗战，蒋介石自不便公然征伐抗日军，阻挡抗战；但虽缓不“攻城”，却以攻心为上，一展其分化离间、金钱收买的故伎。7月之初，粤方飞机投蒋，陈济棠手下大将余汉谋通电拥蒋。类此陈前起义，岂是偶然？余汉谋之拆陈济棠的台，就像当年陈济棠拆李济深的台，都是蒋介石的地下作业，戴笠那一帮军统人马不是白吃饭的。至于粤机北飞，岂是弃暗投明？飞向黄金也。

陈济棠毕竟因而狼狈奔港，广西李、白虽尚能保住广西一隅实力，但势孤力单，也只好于8月间拥戴蒋之中央。胡汉民死后不到三个月，不血刃而西南反蒋势力瓦解，蒋介石又赢得一回合的国民党内斗，得以拖延抗日，更加集中精力去“剿共”。

第五节　黄金十年云乎哉

不知何人最先把1928年至1937年的南京政府时代，称之为“黄金十年”，也许从国民党的眼光看，那是难得的十年。但是即使如此，实在也“黄金”不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财政、交通、工业与教育上的建设，根本无法掩盖那十年中，几乎是连年战乱、强寇压境。国家命运的严峻，不下于北洋时代，而民生之凋敝，导致哀鸿遍野，以及对整个学术言论自由的压制，则尤过之。总之，蒋介石基本上要求一个服从的国民，而于此十年之间，从来没有认真谈过基于宪政的民主、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会的改良等。（参阅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29）

许多中外民国史学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称之为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其实，斯乃胡汉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与放逐之后，并未能真正地实施，其结果如胡氏所说，成为走向个人集权的军事独裁。更精确地说，应是基于特务组织上的军事独裁，连国民党都被“阉割”了（参阅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136），此一军事独裁的头头就是蒋介石。因而蒋氏个人密切关系到整个南京政府的成败。

外国学者旁观者清，较易看出蒋介石在知识上的短缺、理论上的浅薄，对国际事务所知极为有限，只是一个十足的军人。（参阅Thom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 p.12）其实，连军人也不“十足”。之所以认为“十足”，因误认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一个士官毕业生，至少有相当的军事知识与才能，但事实上，他只是在振武学校习军事，与士官完全无缘。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始终拙劣，北伐前期靠会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北伐后期靠冯玉祥、阎锡山等。他又先后依靠俄国军事顾问、德国军事顾问以及美国军事顾问。所以蒋介石军事上的成绩，如果除去这些人的贡献，绝对是不及格的。

蒋于困难时，为了解决问题，尚可与能者共患难，但绝不可能享一点安乐，因其个人才智有限，下意识的自卑感，必然对能者疑惧，非除之不能安心。因此像古时候无能的帝王一样，唯有与皇亲国戚和太监们患难安乐与共。蒋介石没有太监，却有太监的替身。所谓“替身”者，即可由他随心使唤而效忠不懈的特务之类。唐纵日记所记蒋于1928年6月16日在纪念周的训话，可见一斑：

（校长）并且要我们团结精神统一意志，实质担负党的中坚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碍。统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长（自谓）的意志为意志、服从我（自谓，以下准此）的主张，一致行动才可以报中国。（《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9页）

如此“统一意志”，除了唐纵辈视为当然外，谁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与冯、阎也不会肯，难怪无法与蒋“团结”了。

蒋介石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蒋之意志为意志，但毕竟有甩不开的“内亲关系”，姻亲之血更浓于水，在紧要关头至少可以“一致行动”。宋子文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自有足够的理财知识和本领。他原是在广州以及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蒋把他争取过来，与宋美龄结婚后，这层关系更加稳固。然而宋在所谓“黄金十年”中，并不能起“黄金”作用，主要由于他对中国问题理解的浅和狭，远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识相衬，那些西方知识也就难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财政的蒋介石，时时掣肘，把国家财政视为个人的军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见兵的尴尬，无可奈何的气愤。继宋为财长的孔祥熙，才学固逊，乡愿更甚，更能配合蒋氏无知无能的独断独行。然而无论孔宋，以皇亲国戚的地位，主持财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免监守自盗，孔宋两家都成为富可敌国的家族，岂偶然哉！

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的蒋介石，清党反共，镇压群众运动，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动派了。美国学者易劳逸称之为“一个流产的革命”，并谓蒋氏已把国民革命转化为军事集权，把国民党变成一个法西斯政党。（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离口，在他嘴巴里，连革命搞得最凶的共产党都成了反动派了，无非要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法统。其实他所谓的革命，必须以他的意志为意志，所有不服从他主张的人非“逆”即“匪”。这是一种霸道主义，邵元冲在日记中留下一条，颇可透露“蒋帮”的真面目，那是1931年9月22日星期二，国民党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愤下聚会：

全市党员在中央大学开会，介石前往演说，中有一人稍施讥弹，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冲日记》，第776页）

“稍施讥弹”，就被绑起来下跪，被“顿足怒骂”，固无一点言论自由之可言，更无人权之尊严与保障。蒋介石和戴季陶辈的作风，何异于北洋时代的恶劣军阀。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段祺瑞等的脾气，还没有蒋、戴那样暴烈！

北洋军阀固然是军阀，国民党的地方军头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也被称之为军阀。蒋介石没有被称之为军阀，因其拥有中央，有大一统之志，所谓军阀每指军事强人割据的“地方主义”。事实上，冯、阎、李辈何尝不胸怀全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不会逊于蒋。他们如拥有中央，作为也不可能输给蒋。蒋虽拥有中央，有志统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过是他“割据”的地方较大、“资源”较多而已。他在1929年元旦向军校学生训话，说是“三年前立一个志，要统一中国，现在做到了”（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1页），但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以为统一了，其实西南仍然形同独立，中共苏区犹在。美国公使在1933年年中报告里，仍谓国民政府不成其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状态（Nelson Johnson to S.K.Hornbeck, June1，1933）。一直到抗战爆发，同御外侮，才勉强可说是统一，已经是“黄金十年”的尽头了。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统一外，还想到国家的尊严和建设，然而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利权，自有助于国家的尊严，但除了1933年获得关税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权、租界、经济权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时日本不仅加紧侵夺利权，更进而侵占领土，使回收利权运动，显得毫无意义。至于经济建设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币制统一了，于1935年发行了法币，铁路与公路增多了，还增添了航空、邮政等，从1931年到1936年间，一共请了二十六位国联经济专家，提供农业、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见。但是根据经济学者鲍伍（Douglas Paauw）的研究，整个南京时代的经济是迟滞的。（见鲍氏撰The 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1928—1937，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1950，p.213—220）我们认为主要原因，除了国家预算入不敷出，岁收只能支付八成开销之外，就是军费浩大，占了预算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又与蒋介石有关，他美其名曰国防建设，实际上大力扩充其嫡系军队的装备，从事不断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可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黄金十年”的实业建设，约有百分之六的成长率，似颇可观，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区，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国资本控制生产，且以消费及服务性为主，工厂规模亦小，全部员工不过两百万人，只占非农业劳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对整体经济影响轻微。（参阅Cha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不仅此也，而其经济利益的考量又往往次于蒋介石个人的军事考量。最明显的例子是1936年完成的粤汉铁路，根本是为了便于解决西南独立状态的军事动机。军事挂帅的经济建设多少促成蒋介石与德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蒋于北伐途中就已反共排俄，俄国顾问相继撤离，使德国顾问进来填补空缺。德国军官鲍尔（Max Bauer）于1927年到中国，以军事与工业合一之论，赢得蒋介石的宠信，于1928年被派往德国购买大量军火，于1929年蒋桂战争时，在战场上死于天花，然已为蒋提供了以军事为导向的经济概念。接替鲍尔的是魏曹将军（General Georg Wetzell），于中原大战时，就住在蒋介石的私人火车内，为战役作了重要的策划（见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110），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1933年以后，蒋德关系有新的发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主要买主，同时德国于战败之后，大力振兴，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更大力扩充军备，极需向中国以军火交换战略原料，诸如钨、钡、钒、镍、铬，完全取之于中国。早于1929年，德国即由中国获得其所需百分之八十八的锑以及百分之五十三的钨。钨为耐高热的金属，在欧战时即被视为极重要的战略物资，而钨与锑都盛产于湖南，难怪1929年3月4日当蒋介石听到武汉政治分会调动军队，驱逐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时，“怒形于色”（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3页），引发蒋桂大战。李宗仁还以为是他的两个军长得罪了蒋介石之故呢。

蒋德间军事伙伴关系，如此依存，关系自趋密切，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派遣，实为顺理成章之事。据估计德国顾问在华工作人员有一百五十三名，其中教授博士十五人、将领八人、校官二十四人、高级工程师及技师四十人，此外还有非军人身份顾问。（参阅辛达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的探讨》，《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第93—109页）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魏曹将军介绍施克（Hans von Seeckt）将军接替。施克将军于1933年5月28日至31日，在庐山与蒋深谈，由朱家骅当译员，得到蒋的信任，被聘为“高级顾问”，参与军事、政治、经济事务。普鲁士出身的施将军认为军队乃国家的象征，为政治的工具，以及统治权力的基础，尤与蒋委员长心心相契，积极希望德国顾问协助增强军队的素质、优秀军官的培训，以及建立在蒋一人统一指挥下的国军。当施将军于1934年4月在牯岭重晤蒋时，蒋盛情款待，并给予每月两千美元的高薪，使施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蒋之嫡系部队以及军工业就在施顾问的设计下，进行改造，同时组成以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 von Falkenhausen）为团长的六十一人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新兵。蒋介石邀请德国顾问来华相助的动机，显然是因为仰慕德国的军事体制，及其法西斯主义，引外力以壮大自己的武力。

在这个背景下，蒋于1934年8月23日，在牯岭与德方订立以中国原料与农业产品交换德国军工业产品的密约，以加强两国关系。但是德方与广东陈济棠的交易，犯了蒋之大忌，并向柏林抗议。结果德国外交部既反对以物易物把军火给两广以触怒南京，也反对把军火输送给南京以触怒日本。由此可见，蒋积极图谋西南，尚有争夺自然资源的原因在，收买陈济棠的飞机起义，绝对是划得来的。地质专家翁文灏于此时受到蒋之重用，亦非偶然的了。蒋介石既定西南，与德国的交易又畅通了起来。1936年7月，希特勒的国防部长赖歇（General von Reichenau）访华，授蒋宝剑以示敬礼，答应军援，甚至政治上的合作，建议中德共同发表反共宣言，可见德国军方的兴趣甚浓，但在日本的压力下，德国外交部持审慎态度。（参阅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ch.v.）希特勒更决定与日本共同反苏，并与满洲国往来。1937年，孔祥熙驰函希特勒，盛赞德国元首为“我们大家的模范”（model for us all），说希特勒是为国家自由、荣誉与正义而努力的伟大斗士，并代蒋介石致意，但希特勒连信都不回。（见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238）

相比之下，那十年的美蒋关系要平淡得多。美国于欧战之后已洞悉日本崛起于东亚，故有华盛顿会议之召开，意欲加以羁縻，并强调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利益均沾等原则，然而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高涨，在国际舞台上碍手碍脚，难有作为，更不愿逆日帝之鳞，故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违反1928年不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公约，美国仅以温和的“不予承认”处置，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公然违背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美方仍不愿对日方做经济制裁。在此背景下，中美间的官方关系实在乏善可陈。

宋氏兄妹固有助于中美关系，他们帮助蒋介石了解美国，又为蒋介石游说美国。1927年蒋宋联姻以及1931年蒋介石受洗皈依基督，大有助于南京政府元首在美国的形象。然而这种良好关系仅限于非官方的民间关系，尤其是基督教会，导致大批传教士来华，其中不少主要人物经由宋美龄的中介，登堂入室，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传教士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他们也希望能改造中国，使中国基督化，甚至美国化，故积极参与乡村重建，办学校、设医院等，晏阳初搞的定县实验区，尤为样板，多少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建设，然而杯水车薪，并无助于广大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要解决问题，除了需要技术革新外，首须扶助贫农、约束地主。但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仅占百分之五，其余仍从高利贷、当铺、地主而来。而蒋介石又一直认为农村的安定靠地主，故实际上是不惜代价扶助地主恢复其威权，对地方乡绅，尤视为反共的支柱。蒋介石拥抱耶稣基督，显然也有其政治目的，除了增饰在西方的形象外，未尝不想借助教义来增强反共的功效，但是由于蒋介石连温和的土地改革都反对，传教士的努力亦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无济于事。当然，日本的侵略以及发动全面战争，连有限的成绩也付诸东流了。

蒋介石于1934年的2月里，亲自在南昌发动闻名一时的“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动，并非偶然，显然要把它作为“精神剿共”，以配合“军事剿共”。表面上要唤起民众，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借此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实际上蒋介石想借此统一全国意志，服从他的领导，完成“消灭共匪”的使命。关于此一运动的思想渊源，言人人殊，已故美国汉学家赖特女士（Mary Wright）见到蒋介石欣赏曾国藩、胡林翼，便与同治中兴相比拟（见赖氏著The Lo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不免失之于偏。其实蒋之思想绝无深度可言，而蒋确是“新生活运动”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渊源必然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学时所感受到的一点武士道意识，在戴季陶、陈立夫灌输的一点儒家权威主义，在德国顾问影响下的一点普鲁士军国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以及在妻子宋美龄叮咛下的一点基督教伦理。此一大杂烩思想渊源是浮浅的，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也难以补救三民主义之不足。

然而蒋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于上，蓝衣社以及其他各种法西斯文化组织推波助澜于下，必然是万众响应。1934年搞得十分热闹，1935年就有点泄气，1936年连蒋氏本人都感到失望，正合《左传》上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结果是一败涂地。除了思想上的薄弱外，领导大搞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根本把问题看走了眼，无视乞丐、盗匪、贪污、腐化等经济成因，以为完全可以伦理道德来纠正，因而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但是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全民复兴运动不可能建筑于牙刷、老鼠夹、苍蝇拍之上。”（见Thom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 p.158）宋美龄的说法也很妙，她说中国有的是大米，有人挨饿因不知劳动神圣（见The Chinese Recorder，66；61—62），真可说是不知民间疾苦矣，与晋惠帝所谓“何不食肉糜”，有异曲同工之妙。正由于不切实际、流于浮浅，难有实效；然因蒋氏夫妇亲自领导，政府不能不大力推行，乃强挟整个社会以行，缺乏民众的自发性，推广的范围固然有限，持久力更成问题。

1936年，蒋介石于失望之余，连其本人也失去兴趣，把“新生活运动”交给宋美龄来负责，宋美龄虽请美国传教士帮忙注入“新生命”，仍然无济于事，终于无疾而终。

第六节　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蒋介石于1927年4月突以暴力清党反共，中共猝不及防，几被赶尽杀绝，生还者也难觅安全的栖身之所。不意共产党里出了一个毛泽东，而大搞农民革命，于同年8月1日组成红军，先在井冈山发展革命根据地。这无疑是一点星星之火，需要时间才能逐渐燎原。蒋介石却于无意中为星火提供了燎原所需的时间。所以当1929年春，蒋桂战争大起，毛泽东高兴地填了一阕《清平乐》：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词说得很明白，国民党军阀开战，使他能够乘机“直下龙岩上杭”，大搞“分田分地”的农村革命。等到蒋介石打完中原大战，国民党四大集团军同室操戈完毕，“匪势已经猖獗”，已非一点点星星之火了。红军已活跃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五个省份。

蒋于1930年年底，确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并命令他的亲信江西省主席鲁涤平，限期收复吉安，以及肃清赣江上下游。然后于12月2日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濬、长沙何键，要他们严督“剿匪”计划，务于一个半月内收复失地。同月5日又以国府主席名义发表《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发动宣传战。然后由南京起程于9日抵达南昌，召开“剿匪军事会议”，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计划围攻朱德与毛泽东在赣南的根据地。此一军事行动，史称第一次“围剿”。

此次“围剿”兵分三路，主力由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率第九路军（下辖五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负责“围歼”，即包围红军根据地后聚歼之。朱绍良率第六路军（下辖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于鲁军之东“协剿”。蒋光鼐率十九路军（下辖三师一旅），自粤入赣。十九路军尚未集中完毕，蒋介石已指定于12月16日开始攻击。鲁军的张辉瓒师自右方由吉水、永丰前进，于20日抵达东固，但红军已撤走，又适逢大雾，竟把约略同时抵达的鲁军公秉藩师误为敌军，而激战四小时。公秉藩一怒之下自由行动，张辉瓒亦不与联络，径自向龙岗方向进发，犹如盲人骑瞎马，行行复行行，离开龙岗不到六里，即遭伏兵阻击，结果全军覆灭，张辉瓒也被活捉。鲁涤平获知败讯，电令所属谭道源师向第六路军靠拢，进据源头，却于12月31日与红军遭遇，损失过半。第三天到了东韶，已是疲惫之师，在火网交射下全线溃败，谭道源北遁宜黄，逃到抚州，已是1931年的元月5日，立刻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职师江（3日）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重，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员兵或俘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

谭道源微（5日）

左方朱绍良军的毛炳文师听到败讯，不愿再孤军深入，径自撤兵。但是蒋介石却要“趁匪共得意出动之时”，电令朱绍良、蒋光鼐两路军，向红军“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蒋介石元月3日致鲁涤平等电）。然而士气既挫，已无法挽回，只好暂时罢兵。蒋原意趁中原大胜余威，一个半月足够荡平山野草寇，哪知张辉瓒兵败被俘，片甲不还，总共被俘不下一万余人，缴枪六千支，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红军并借此展开战略进攻，扩张地盘，苏区更加扩大了。毛泽东又高兴地填了一阕《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倒霉的师长张辉瓒入了毛泽东的诗词，可谓“不朽”，但死得确实很惨。他替蒋介石卖命，到江西“剿匪”，发现任何人家有去当红军的，满门抄斩，并焚其屋，在东固烧杀尤烈，以至于民愤极大，在公审时被处死刑。头颅被割下，钉在张氏宗祠的一块大匾上，旁插小白旗，上书“张辉瓒首级，送给鲁涤平”，放入赣江，顺流北漂吉安，张辉瓒号石侯，蒋介石得讯后，有“呜呼石侯，魂兮归来”的惊叹！鲁涤平更是胆战心惊，失去了斗志，被蒋训斥：“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见蒋介石复鲁涤平电）遂把鲁调往浙江，由何应钦来接替南昌行营主任遗缺，部署第二次“围剿”。

这一次的兵力增加了一倍，除了原来的第六路与第十九路军外，加上王金钰指挥的第五路军与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以及行营直辖的五个师和三个航空队。王金钰与孙连仲都是降将，属于蒋介石的杂牌部队，蒋以官位与奖金来鼓励他们赴赣作战。蒋既已领教到游击战的厉害，不敢再掉以轻心，除了军事外，注意到党政的配合来封锁苏区，寻求老百姓的合作，加强地方团队武装，以及从事清乡以破坏红色工农组织等。进攻命令则于1931年4月1日发出。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即进犯东固，但进入苏区后，人烟全无，隐藏的游击队则鸣枪示威，此出彼伏，伺机偷袭，捕捉掉队的士兵，令敌人有点神出鬼没之惧。5月16日，王金钰所属公秉藩师在东固遭到伏击，死伤枕藉。公师长仓皇逃至吉安，分别向在南昌的何应钦和南京的蒋介石报告噩耗。蒋一面命公秉藩入京面谈，一面严令王金钰等立即向东固反攻猛进勿延，“切勿以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蒋介石1931年5月17日电令）。但是战场上的发展并未遵从蒋的命令，王金钰兼领的四十七师亦告失利，败退水南，与郭华宗师的一个团合并。但郭师听说公秉藩师全军覆灭，心理上已有了压力，无心恋战，再退白沙时遭红军追击，损失惨重。至于在藤田布防的王军郝梦龄师，知道红军各个击破的战略后，不但未听从蒋命，“有进无退”，反而远撤至永丰。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就此败下阵来。

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于4月1日分别自宜黄、乐安，浩浩荡荡南下，当接到蒋介石增援东固的命令时，即派所属高树勋师，取道中村，直奔藤田，然而由于郝梦龄师未战先撤，于5月23日被红军包围于一狭长的山谷之中，损失二个团，高树勋率残部退回，孙连仲无意再冒进，将整个军撤至宜黄。孙一面请中村败绩之罪，另一面则谎报回师之原因，说是得知红军将逼所南昌的情报，为了顾全大局而回师云。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信以为真，居然予以嘉勉。

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率三个师，自南丰出发，于5月10日进占广昌，然而侦知另两路友军被击退后，仅留一个师守广昌，其余撤回南丰。留下的胡祖玉师于5月27日遭到攻击，胡师长伤重毙命。红军乘胜追击，切断南丰与建宁之间朱军的联系，并击溃朱军刘和鼎师的一个团于福建建宁。5月30日，整个朱军溃退。于是朱、孙、王三路军皆败，驻守在兴国的第十九路军，实际上是按兵未动。

蒋介石以七倍的兵力“围剿”朱毛三万红军，竟大败溃输，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再度暴露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低能，“棋差一着，输个满盘”，以及凸显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正是灭自己威风，大长他人志气。蒋介石于6月21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时，竟痛骂部将无能，甚至当场痛哭流涕。毛泽东为“反第二次大围剿”，又填了一阕《渔家傲》，颇多写实：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蒋介石原想一举歼灭赤寇，结果反而助长了朱毛的军威，大大提高毛在共党中的声望，红军的实力更是大幅增加。虽有上千成百的伤亡，却有上千成万的俘虏，不计其数的枪炮弹药，还获得在苏区极为难得的药品与电报设备等。“剿匪”“剿匪”，却把“匪”愈“剿”愈多、愈“剿”愈强。蒋介石岂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筹划第三次“围剿”，并决定“御驾亲征”，早于6月7日致电朱绍良与孙连仲谓，十日后到江西督师，“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且谓“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云云。6月20日，果然抵达南昌，遂即举行军事会议，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驻守南昌，由外国军事顾问参谋策划。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两路进击军与两个军团。陈铭枢被邀亲自指挥十九路军兼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包括蒋介石调配给他的四个嫡系师，总兵力达三十万人，比上次又超过十万，为红军之十倍。其声势如此浩大，可知志在必得，蒋介石并誓言“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他所定作战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他并于1931年7月1日正式签署《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第201—202页）

作战命令既下，何应钦左翼军的七个师担任主攻，自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进发，企图捕捉红军主力，结果扑了一个空。左翼第一路挺进军总指挥陈诚、第二路挺进军赵观涛，到处寻找无着，疲于奔命。原来朱毛军自南丰、建宁一带，沿武夷山经过长汀、瑞金、雩都西移，来了一个外围大圈的“千里回师”，于7月28日结集于兴国县的高兴圩地区。此时右翼军上官云相所率的第三路进击军，自永丰抵达龙岗，与找不到红军主力的陈诚相遇，以为红军已经流窜而去，陈诚续向东固行进，上官则西向莲塘前进。8月3日，右翼蔡廷锴的第一军团三个师行抵崇贤，左翼第四军团蒋鼎文的一个师进至兴国，左翼陈诚的两个师到达富田，与红军主力在赣江东岸对峙。朱毛派一部伪装主力退向万安，蒋介石的侦察飞机误以为真，立命陈诚西进扑向万安，令赵观涛与蒋鼎文进军良口，欲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之畔。然而朱毛三万主力实未西移，调虎离山后，于6日中午来到莲塘，等候石翼第三路上官云相来投罗网。上官所辖师旅回良村进向莲塘时，果然钻进红军的“口袋”，遭到伏击，一个旅全歼，旅长谭子钧阵亡。在良村的旅长张銮绍被击毙，消灭了一个团，三千余人被俘，缴获枪炮马匹更多。之后，朱毛又令一军佯攻龙岗，实际率主力东进，包围黄陂，与左翼第三军团朱绍良的毛炳文师对垒。7日午时，红三军彭德怀和红四军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黄陂，歼敌三个团后，师长毛炳文于午后三时向宁都方向突围而去。8月中旬，朱毛又以红十二军引走卫立煌、赵观涛、陈诚诸部，使红军主力得以在白石与枫边地区整休，以逸待劳。是年9月初，两广异动，兵指衡阳，朱毛乘机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于老营盘，击败蔡廷锴的一个团于高兴圩、一个师于方石岭。及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败绩而收场。此役动员三十万人，进入赣南苏区，跑上千里路，周旋四十余日，不仅没有捕捉到红军的主力，而且又是损兵折将。何况蒋介石亲自督师，并侈言“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见蒋1931年7月19日复福建省主席杨树庄电）、“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见蒋介石同年7月23日“剿匪宣言”）。结果又落此惨败，真是颜面何存？红军方面虽有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死，士兵伤亡约六千人，但斩获甚多，除获得大量人员与武器外，中央苏区扩张为二十一县连成一体的赣南、闽西地盘，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势。“剿匪”变成扇风，愈扇火势愈大。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继续内战，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内”，哪有把国力消耗于内战之后，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愤与党争，逼蒋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弄到淞沪停战协议，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见《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期），积极组织第四次“围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然难度也增一成，蒋介石必须在全国抗日怒潮中，强行“剿匪”！同年12月14日，驻守宁都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径自投共去也。

蒋介石虽然继续称共为“匪”，但已不敢小视，实已把数万红军当做大敌，动员数十万众。为了应付浩大的军费，还向美国政府借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这一次，他决定对赣南中央苏区先采守势，于1932年5月23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欲先铲除这三个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据地。他以武汉为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军，自兼中军，以刘峙为副，何成濬指挥左路，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1932年6月8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6月28日抵武汉部署，7月2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士绅，征询意见。7月12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参阅《蒋总统秘录》，第1991页）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1932年7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8月20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这一说法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第198页），可谓双方各有伤亡。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10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刘峙号）县、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9月22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厪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88页）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参阅《蒋总统秘录》，第1001页）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1933年1月1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1月30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2月6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1月3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国内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2月底3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3月4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倪：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陈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此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90页）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第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3月21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又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3月26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见蒋介石1933年3月27日致何键电，见同书，第391页）蒋回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5月31日才达成塘沽协定。委曲求全，只不过是为了稳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实“剿匪”部署未曾间断，蒋于4月4日已再亲赴南昌督剿，4月6日已开始布置第五次“围剿”，4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训话，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赤匪”当“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肤小病”！自5月13日至17日，又亲自主持南昌政治训练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至是年秋天，受训人数已达七千五百余人。受训内容无不与“剿匪”有关，诸如《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蒋明言“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甚至说：“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与提倡“四维八德”等论调，以鼓吹“统一意志”“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训军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卖命；另一方面“天无二日”的豪情壮志，也不再加以隐饰了。

蒋介石于8月间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声言“剿匪”乃全党全国的生死存亡关头。9月间订定《剿匪战术纲要》完成东南西北四面包抄的军事部署：北路顾祝同驻抚州，辖三十八个师，布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键驻宜春，辖三个师三个旅，布置在湘赣边境；南路陈济棠驻韶关，辖十一个师一个旅，布置在粤赣之间；东路蔡廷锴，辖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和一个旅，布置在闽赣一线。以北路为主力攻入苏区，东路配合进而剿之，西路与南路阻敌逃窜，以便再聚而歼之。整个兵力不下一百万人，飞机二百架，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参与谋划，可谓“倾巢而出”。难怪蒋于9月10日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有鉴于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听取了德国顾问纳粹将军施克的建议，采用了严密的“反游击战术”（tactics of guerrilla-partisan warfare），并不急着冲进敌境，而是先构筑一连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稳扎稳打，压缩苏区，逼红军主力决战尔后消灭之。根据此一战术，蒋介石对于修堡筑碉，特为重视，一再于电文中强调：“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误！”（蒋介石1933年9月10日致熊式辉并转蒋鼎文、卫立煌电）第五次“围剿”遂于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下达第二一三号令指示部队行动纲领后，正式打响。

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厉害的碉堡战与持久战的压缩下，在众寡悬殊之下，红军再勇猛，似乎也难免劫运。然而红军方面处此大难，居然一反过去的运动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而与敌方碉堡打阵地硬仗，直如以卵击石。原来此时毛泽东被夺军权，中共由王明、博古（秦邦宪）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家。秦邦宪当上总书记，年仅二十六岁，不过他们有共产国际的鼎力协助，并秘密派送一名德籍军事专家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前来当顾问。此人碧眼金发，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龙芝（Frunze）军校毕业，于1933年9月底，大战前夕抵达瑞金，取汉名曰李德，又署名华夫。中共的新领导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而信任洋顾问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弃苏区寸土”，以及“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数量众多的敌军硬拼，一反朱毛的游击战术，使人数本来较少的红军，在消耗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而难以增补，虽然坚持抵抗了一年，终不免于瓦解，于1934年10月，被迫决定突围，作战略性转移，国民党称之为流窜，共产党称之为长征。10月21日，中央红军及机关人员八万六千余众，分别自瑞金、雩都、长汀，向湘西行进，开始漫长的长征。11月10日，蒋介石的军队终于占领赤都瑞金。

蒋介石四次“围剿”失利的对手都是毛泽东，而这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对手却不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指挥，蒋能得手吗？毛虽熟读《孙子兵法》，但并不是神仙，如果没有机会，谁也无法凭空创造奇迹。然而洋顾问李德以及中共新领导却失去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甚至转败为胜的良机。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发生的闽变。围堵红军的十九路军突然宣言反蒋，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使第五次“围剿”的四脚凳垮了一脚，很可能导致整个“围剿”的夭折。毛泽东不仅洞察此机，而且特别写信给总书记秦邦宪，建议两点：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36页）

无独有偶，据宋希濂转述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第131页）。可是总书记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计不及此，坐视蒋介石调九个师的兵力平定闽变，全无动作，徒让蒋军攻破福建十九路军后，再破江西苏区，反被各个击破。由此看来，如果毛泽东不被夺去军权，恐怕蒋介石还会栽大跟头呢。然而李德在回忆录里，虽承认第五次“围剿”由他计划，但认为蒋介石动员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大炮，且为结合政治、警察、军事三方面的大举。言下之意，失败非战之罪，对毛之批评，甚不以为然，并斥毛是一阴谋家，显然不愿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参阅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p.40-41，86-87，99，101）

不过，红军既被围死，以其八万余众，何能顺利突围，渡赣江而西？于是有蒋介石故意网开一面，于“追剿”之际，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双雕”之说。其实，若稍知蒋迫不及待要荡灭“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说不实。真正网开一面的是守在南边的陈济棠，南天王非有爱于共产党，而是与蒋有矛盾，怕被蒋一箭双雕，遂秘密“通匪”，只要红军不入粤境，答允借道西进，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毛泽东有词为证：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那边烽火连天，瑞金失守，而这边得以借道，顺利西行，放下心头一块巨石，当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南粤”，更点出广东方面的举措，使红军将士得以顺利过关。

蒋介石于1934年9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高兴地于10月初带着宋美龄下庐山，去登华山游览，并访归绥、察哈尔、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没有想到久围疲惫的红军居然给跑了。蒋虽屡电诸将，要求“努力截追”“务将西窜匪部众歼于湖北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并未能克竟全功。他还亲自赴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督剿，亦无济于事；至1935年9月，自峨眉山（疑是庐山之误——编者）军官训练团下来，知道追剿失败，自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然则不彻底的胜利，并非真胜，甚至致日后之败。而中共红军虽遭惨败，然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克服千山万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个真实而神奇的长征故事，奠立中共转败为胜的基础。一位美国学者认为，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的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见Wilson, The Long March, p.292-317），甚是正确，若问孰令致之？岂非蒋介石欤！

第六章　被迫抗战

第一节　为何迟迟不抗日

日本自甲午之战后，即有侵华的野心。《马关条约》不仅要求朝鲜独立，以便日后的并吞，且要割取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补偿赔款了事。此事至少说明两项事实：其一，日本对中国确有领土野心；其二，帝国主义在华的均势。俄、德、法三国并非有爱于吾华而干涉还辽，实因其本身的帝国主义利益，雅不欲日本来破坏在华之均势也。但欧战一起，列强忙于空前未见的大战，全力投向欧洲，无暇东顾，不得不让日本在远东崛起，破坏均势，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乃是势所必然，如币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条、如山东问题，接踵而至。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证明列强所尊重的是强权而不是正义。中国与日本同属战胜国，却要把山东的权益移转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此事的反应是强烈的，爆发了有名的“五四运动”。但在蓬蓬勃勃的情绪挥发之后，举国上下并没有把精神放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上，更没有处心积虑来思考如何救国，仍然继续内争，打内战，从军阀混战到革命军的北伐，枪口一直是对内的。

北伐的胜利，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全中国人民对军阀的厌恶——他们卖国，他们喜打内战，他们欺压老百姓。北伐胜利之后，创立了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蒋介石时代来临。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虽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对民族前途的考虑，并不比旧军阀好，有时更坏。他们同样地出卖国家利权，同样地打内战，同样地欺压老百姓：国民党打内战甚至打得更凶，先是1927年的血腥清党，然后是1929年的“武汉事变”，用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1930年的“中原大战”，用更大的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另两个异己——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中原大战的惨烈，对国家元气的损伤，实为军阀时代所未曾见。更由于中原大战，蒋介石游说张学良进关助阵，让日帝有机可乘，导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想鲸吞满洲，显然是由于中国人的没出息，自相残杀，不能一致对外，使之有机可乘。九一八发动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南昌坐镇“剿匪”呢。蒋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记里，引九一八事变为耻。他以为耻，因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军攫取了东三省。事实上，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还击，根本没有抵抗。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背负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却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下的。张学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电令，并曾对一些人透露过，包括北上责问张学良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内。其实在九一八之前，报上已登出蒋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即已自江西发电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说：

官民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1931年7月15日的《盛京时报》）

同年8月16日蒋介石又拍铣电给张学良，说得更清楚：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于9月7日打电报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云：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电文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人中村案》第一〇四号）

可见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事后不是什么秘密，事前亦甚明显。精于情报的日本关东军岂能不知？你不抵抗，我岂有不捡便宜之理？九一八一发动，中国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蒋介石之耻，但蒋介石却要张学良代背黑锅！

为什么不抵抗？有许多人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战、不是挑衅，而是敌人打上头来时，必然的自卫行动，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1930年张学良进关时，只调进七万人。驻在关外的辽宁有六万人、吉林有八万人、黑龙江有五万人，共计仍有十九万人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仅有一万多人。一万多的日本关东军，不折一兵、不损一将，轻易地夺去了东三省，而且乘机劫掠，据不完全的估计，中国的财产损失在十七亿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与弹药的损失，据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接收飞机二百六十二架、迫击炮及其他各种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战车二十六辆、步枪和手枪十一万八千二百零六支、机关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数字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一卷）这样多的武器，如果东北军拼命抵抗，纵然失败，也必然给关东军以相当的创伤，挫其侵略锐气。不抵抗的结果，不仅平白让敌人夺去土地与武器，而且更增敌人的气焰，使其更进一步想要染指华北！

1931年11月14日，也就是九一八后两个月差四天，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乃力称：“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使无任何不幸事件发生。”

半个月之后，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长职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又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九一八以后的一·二八事变，我们已经看到是十九路军开打的。蒋介石下野复出后，一心一意设法与日方妥协，缔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议，并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打共产党。

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对剿共军事将领训词》中，更强调：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专心一志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第6页）

这是他在“自己人”面前所说极为露骨的话，东三省与热河如此轻易地失去了，居然“没有多大关系”，可见他站的是什么立场。为了“专心一致剿匪”，只有继续迁就日本。同年5月便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军队答应撤退，并保证“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蒋介石更于7月28日，以“妨害统一政令”为名，通电迫冯玉祥解散民众抗日军。但是处处退让、“忍辱负重”，并不曾减轻日军的步步进逼，进一步又要制造蒙古国了，又要强迫中央军退出华北了。然而，日本得寸进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继续“忍辱负重”，以至于在1935年7月6日，何应钦奉命签订了可耻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因其可耻，所以事后何应钦与蒋介石都矢口否认，说是根本没有《何梅协定》这回事。最近在台北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433至434页中，只提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声明，认为“所谓‘何梅协定’，实系有意造作之名词”！当然在这本《纪事长编》中，不会有7月6日一条，从6月30日一跳就跳到9月初去了。蒋介石在1936年1月15日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的讲话中，也否认有什么《何梅协定》，说是日本人的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绝对没有这一回事”，但同时又露出马脚，欲盖弥彰。蒋委员长说：

去年6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销所有平、津、冀、察党部和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单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

既然是书面答应了别人的要求，而且“自动办好”，再简单也是“协定”，有义务要遵守的。再说，这封简单的信，并不简单，原是日本人代拟的文稿，要何应钦签字的，其中并没有“不必订什么条约”云云。全文如下：

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种事项期望，均承诺之，且自动实施。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何应钦亲笔签字答应梅津承诺日本人的“各种事项期望”，并且“自动实施”，还不够称作“协定”吗？如果不是“协定”，日本人会“颇表满意”（高桥觉书的作者高桥坦的话）吗？事实上，何应钦签这个字，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么轻松，他在被迫之余，立即向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请示，并附原文，汪院长复电同意，何遂于6日签署。近台北党史会出版的抗战史料中，收录了一封出自“总统府机要档案”的电报，即何应钦在签字那天发给蒋介石的。全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员长蒋：哂密极密。关于河北纠纷事件，日方必欲我做正式书面答复，经与汪院长再三斟酌考虑，历时三星期，一再与日方磋商，近始决定由职备一普通信，送达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其文曰：“径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何应钦二四年7月6日”等语，原件于今日寄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交梅津，此事即算告一段落，知注谨闻，职应钦。鱼未秘印。

两天后，7月8日，蒋介石觉得不妥，又致何应钦，指示他致梅津函“从缓发出”，谓：“即使要发，亦应有字句之改正，发否盼立复。中正。齐申机蓉。”翌日，何应钦回电，当然已经发出了。蒋介石对全国中学校长的讲话中，说得很轻松，但原件资料显示，蒋、何两人都不轻松，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明明是一种书面的协定。既已白纸黑字签了字，又要赖账，是不可能的。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肯签《何梅协定》呢？一语道破，他要贯彻“安内”政策，内既未安，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不抗日。当时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当然对蒋介石有压力，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安内的既定方针。

蒋介石的不抵抗，如果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善意响应，尚有可说，但日方是横蛮无理、得寸进尺的。然则不抵抗非仅不能救亡，反而会导致速亡！如果不抵抗可以赢得国际干涉与调停，亦尚有可说，但国际强权对制止暴日，并不热衷，而不热衷的原因之一，乃中国太乱、太弱、太没出息。如果中国人团结一致，举国抗日，打出一两次像十九路军在淞沪那样的英勇抵抗，必会令国际刮目相看，增加干涉与调停的意愿。其实，国际上关注九一八事变，主要不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而在乎日本违反了1928年缔订的《非战公约》，使世界安全秩序遭到威胁。如果中国强烈反抗，不仅日本会因付出较高代价而有所自制，而且国际上也会更努力制止日本用暴力解决国际争端。是以，我们认为如果蒋介石全力支援张学良抵抗日军侵占东北，日本很可能不敢制造满洲国，也不一定会因九一八而导致全面的中日战争，所谓能战始能言和，是有道理的。国府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于九一八后的11月20日记道：

日报载，南京闻齐齐哈尔失陷，当开秘密会议，有蒋前往东省督战之说，各方人心至为奋激，美国得此消息亦态度转硬。（《蒋作宾日记》，第382页）

此则并非空穴来风，美国驻华武官迈耶（William Mayer），曾于情报函中提到：

本周最轰动的消息：“蒋介石在（1931年）11月19日国民党四全代表秘密大会上郑重宣布，他已决心北上尽其职责，为党国效命。”虽然是秘密会议而蒋的决定立即传出去。许多报道称他即将离开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1911—1941微卷一，Report No.8149，1931年11月12日—25日）

但是事实上，他离京并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机下野，以表示他原来是要亲赴东北督战的，只因被逼下野，壮志不酬！我们如稍用点脑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后不抗日之故。如决心抗日，必能团结党内外的抗日共识，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后，抗日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连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认为其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外国人旁观者清，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的分裂与不团结。但是团结的最大障碍乃是元首蒋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身上，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绝对错误的、绝对说不通的，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都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主张从“攘外中求安内”。（见《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但蒋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政策呢？甚至于在九一八以后，他仍然顽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把国内的敌人解决之后，再谈抗日，这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似是振振有词，其实经不起分析与驳斥。所谓“安内”，即要消灭“共匪”。其实，在我们看来，国共两党乃是孙中山这个政治母亲所生的难兄难弟，国共内战绝对可说是阋墙，不过两党到底有些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勉强可说是打“思想战”。但蒋介石要安的内，岂止共产党！他还要消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诸多“杂牌军”。“其他”都是国民党，对北伐又有功，还是不行，照蒋介石看来，他们是“新军阀”。但是蒋介石要安的内，又岂止于国民党内的新军阀，像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照样要“安”！是以要“安内”成功，必须等到蒋介石成功地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

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得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这种说法实在可哂。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的情况则每况愈下。要“安内”去拼命打内战是培养国力的办法吗？继续内战绝对是继续消耗有限的国力。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因为真正“安内”完毕，中国更加没有“攘外”的本钱，油尽灯枯，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国骚然。蒋作宾于九一八之后十日，记道：“南京有六百余学生围攻外交部，王部长（正廷）受重伤。此间（日本）留学生亦有请愿回国之集议。人情奋激，莫可如何。”（《蒋作宾日记》，第363页）10月2日又记：“文武各学生均来要求回国。舌敝唇焦，苦口劝导，终不见听。”（同书，第365页）12月8日又记：“闻国内学生大闹，共产党亦乘机而起，前途未可乐观。”（同书，第389页）12月15日又记：“南京学生大暴动，捣毁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各处已成无政府现象。蔡元培、顾维钧等均受重伤，蒋介石通电下野。”（同书，第391页）如果蒋介石真要北上督战抗日，群情激愤的学生能不欢欣若狂、一致拥戴，还需要下野吗？在广州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因抗日而反蒋，蒋若抗日，又何必反蒋？

然而抗日激情不仅仅见之于年轻学生，稳健持重的国之硕老，如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电呼吁抗日。章太炎尤其积极，九一八之后，他并未立即抨击南京政府，因国难当头，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荡下领导抗日，但当他发现此一政府既无抗日的计划，更无抗日的意愿时，他便公开谴责南京政府卖国！1932年元月20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良等于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南京当局：如果当局不愿或不能抗日，便应下台，由别人来领导抗日。章太炎当然知道一旦与日本开仗，中国很可能被打败，但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站起来为维护主权而战，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他虽失望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受到东北义勇军以及十九路军抗日的鼓舞，乃不顾衰病之躯，决心到北方一行，当时陆路已经阻塞，遂改由海道经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见的是张学良，他与学良有旧，想借其个人的影响力促使学良抗日。据汤国梨的回忆，学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隐情。至此他更深一层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坚不抵抗，对蒋介石亦益为鄙视，故尚在平、津一带访问时，即已严厉批评政府，同时趁讲学之便宣扬爱国精神，鼓励抗日。

1932年5月，章太炎到苏州讲学，特别表扬“儒行”，标出“行己有耻”之旨，显然是有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诉国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国的侵略，是极为可耻的。之后，他决心长住苏州讲学。这不是退隐，而是要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同年年底，日军炮击山海关，并声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以便侵占。章太炎愤怒之余，于1933年2月与马良发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谓满洲在汉代已为中国之郡，称为辽东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为中国的领土，而热河从来不是满洲之一部，更是中国的领土。此一宣言曾寄达日内瓦的国联，在国内亦传诵一时，代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严厉指责蒋介石之无能，以致继续丧失国土。他也更了解南京政府继续“安内”、不愿“攘外”的用心，于此力主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不依赖外援，而把抗日的担子由全国的老百姓负起。他在与马良、沈恩孚共同发表的“三老宣言”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中国老百姓已别无选择，只有勇敢地站起来抗日。冯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个表态抗日者。他于1933年的5月，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誓死保卫察哈尔，并收复失地，冯氏此举，使章太炎尽释前嫌，两人成为好友。从最近发现的章太炎给冯玉祥的五封信看来，章对冯的抗日决心，推誉有加，把领导抗日的责任冀望于冯将军。但是蒋介石不想抗日，冯玉祥抗得起来吗？他的单独行动使蒋介石大为光火，乃于8月间将“同盟军”给解决了，章太炎立即痛责蒋氏的阻碍抗日。那时蒋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认为国难当头，仍然勇于内战，已危及民族的生存，这样的政府早已有负国民所托。但从蒋介石的眼光看来，章太炎这一批主张抗日者，不仅破坏对日和谈，而且为“匪”宣传，帮共产党的忙。但章太炎毫不减弱抨击政府不抗日的声音。于是蒋介石托张继警告太炎不要再谈时事，要他“安心讲学，勿议时事”。张继曾与章太炎有金兰之谊，奉命传言，结果被老哥训斥了一顿，指这位老弟要他不说话，“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告诉张继，他的持论已算是厚道的了，“虽明知当局之有阴私，犹不欲讼言斥之。”他又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张继讨了没趣之后，蒋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苏州送上现款一万元作为“疗疾费”。太炎宣布此款作为公用后，继续逼蒋抗日，蒋介石送钱给他，当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继续不断地批评蒋氏的不抵抗政策，同时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准备抗日。一二·九学运发生后，章太炎全力支持学生，亲自打电报给北平的宋哲元，要求立即释放学生，宋回电给他，保证“和平解决”。终于在章太炎逝世前一月，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给章太炎，保证相互信赖，庶几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章太炎于逝世前十日，回了蒋介石一信，提醒他相互信赖必须基于爱国主义，并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容共。章氏虽未及亲见国共因抗日而再度合作，他毕竟预见此一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前被手书，属以其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抑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迩来所以语河北者，独云保爱令名，勿入陷阱而已。苟其人自惜羽毛，又知东人非始终可保，必不轻于依附。至于小小委蛇，如晋张轨之在凉州，非不与刘、石酬酢也，而领土必不肯弃，名号必不肯更，则所以自守者固在。一闻劝励，当必有努力增倍者矣。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顷者，东方于津、沽等处，又增兵矣。观其用意，亦只以武力胁迫，欲为城下之盟而已，用兵则犹未也。然势之所激，往往有出虑外者，枢府虽以剿匪诸师进驻晋南，阴为犄角，一旦有急，则未知河北之意，果愿其入境否也？鄙意应之以实，本无他虑，彼在危急之中，而部下之不肯屈辱者，尚居大半，果以精械厚糈相助，唯有感激向前耳，安有据之以兴背证者耶？此事即行，又厚遇山东，以坚其意，彼知政府之不我遗弃也，能以一部应战固善，不能独战，则必有济师之请，而晋南诸师，可与并力矣。为今日保全华北计，唯有如此。若以河北难守，而但南抗黄河，河流既长，处处可以窃渡，幸遇水潦涨盛，容可暂安，水涸则必无以阻敌矣。抑鄙意以为今之国计，固不宜恣言远略，唯领土未亡者，则不可不加意顾全。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今共产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气耳。此辈虽多狡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明甚！若能顺其所欲，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间，渐可成为缓卫之势，较今之左支右绌者，其得失必相悬矣。盖闻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为害轻也。以上就形势立说，或不致有大差池。若夫开诚布公，以悬群众，使将相之视枢府，犹手足之扞头目，转移之妙，自在庙堂，此非草野所能与，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匆遽陈辞，当不以临渴掘井为诮。6月4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73—874页）

自北伐以后，章太炎反对一党专政，不承认南京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遗民，遭到国民党党部的通缉，只好销声匿迹。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在给孙思昉的信中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总司令就是当时的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副司令就是张学良。后来，他亲自北上面见张学良，始知乃是奉命不抵抗，益鄙视蒋氏的南京政府，攻击不遗余力。1932年3月，南京当局有鉴于抗日的呼声，宣布召开“国难会议”，但议程限于御侮、“剿匪”、救灾三项，基本上并无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章太炎亦在邀请出席之列，但他断然拒绝，声称：“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要抵抗，马上决定抵抗，用不着召开什么国难会议。他怀疑“当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所以雅不愿参加，以“为党国诸贤任过”。章太炎继续谴责日本侵略，更直指蒋介石“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置国土沦丧而不顾。乃要求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乎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章太炎在这最后的一封信里，重申九一八以后一贯的主张，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他直言共党与日本应“两害取其轻”，应该联共御日，不能再丧失领土于外人。当时蒋介石仍然坚决贯彻内战，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章太炎这种“国共合作”的建议，当然是完全听不进去的。无论国学大师章太炎或无数年轻学生，都手无寸铁，奈何不了蒋介石。但是，1936年的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终以武力逼迫蒋介石走上国共合作的抗日之路。（有关章太炎参阅Wong,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ch.8）

第二节　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蒋介石口口声声“共匪”，给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类。但是经过四次“围剿”失利，已知问题严重，甚至担心国民党政权的存亡。请看蒋作宾1932年2月15日日记所透露的内情：

内部军队均为匪牵制，不能调动，饷糈、弹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与人战，真所谓自取灭亡也。况各处匪共蜂起，每欲蹑其后，恐不亡于敌人，而即亡于匪共也。呜呼！殆亦数也。（《蒋作宾日记》，第410页）

了解此一内情，始知蒋介石为何一再说：“日本是癣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当他听到第五次“围剿”得手，高兴异常，10月22日在洛阳驰电中央执行委员会报捷，有云：“赤匪日蹙、匪势已穷……渠魁授首在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三卷，第759页）复于同月31日电令剿匪各将领，“此匪不灭，不唯民无噍类，而且国亦难于幸存，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真正努力，均将于此觇之，即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于此，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同书，第761页）然而时机仍然失之，截追失败，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抵达陕北，另建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新根据地远在陕北，在心理上远不如江西苏区之具威胁，更何况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颇为惨重。但是绝不似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所说：“赤匪至此……仅剩二三千人，窜达陕北……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第966页）连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都说：“共匪武力虽因当年流窜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第245—246页）由此可见：在张其昀笔下所谓“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的“剿共”说法，在董显光笔下，并不成立。同时，董显光还透露这么一段：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第245页）

这段话初看起来，觉得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蒋介石知道一时“剿灭”不了的陕北中共，背后还有苏俄。名为试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怕与日本和苏联两面树敌，一时对于盘踞延安的“共匪”暂停用兵，以及派亲信与俄国代表商议，便事出有因了。

陈立夫于1977年6月30日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请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他在回忆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所谓希望“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才是真正的意图，但是为了怕影响“剿共”士气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陈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来，因而周恩来在1935年9月1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　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尊此并颂

时祉

（初刊于《近代中国季刊》，另见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93—194页）

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的话，“黄君”是指黄华表、“养甫”是指曾养甫、“贤者”是指陈氏兄弟，“所策划”“所主持”是指什么呢？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公开“剿匪”声中的秘密“通匪”作业。这一秘密作业，是由蒋介石这边主动的。正因为主动的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周恩来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的话，陈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的话，可见主动在蒋介石这边，是无法掩饰的。这边主动找共产党，那边周恩来有了反应，就写了这封信。陈立夫写他在收信后：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唯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末断，以待时机之来临。

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后，沈云龙、李云汉等说周恩来的信中“9月1日”，不是1935年9月1日，而是1936年9月1日。（沈云龙文见于他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等，李云汉文见于他的《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均发表在《传记文学》）但是蒋介石根据其个人的档案，条例大纲，由陶希圣执笔的《苏俄在中国》，也明列周恩来“9月1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后，正合陈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国二十四年9月收到”字样，信是1935年写的，应无可疑。

周恩来在1941年11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明说“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的话，朱开来《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文的考订》（《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说：

周文内所谓“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张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所谓“两至匡庐”，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由张先生陪周赴庐山晋谒蒋公。

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淮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道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已。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6、7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9月1日函之年份，当为民国二十四年无疑。

应当指出，周恩来不可能于1936年的夏天见到蒋介石，“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都在1937年。西安事变前，国共秘密谈判的对手主要是陈立夫与潘汉年。周恩来是想出马的，但是由于谈判情况不佳，所以毛泽东于1936年11月22日发给潘汉年的密电有谓：“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署名东、天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尽管如此，诚如张冲助手杜桐荪所说：“在二十五年（1936）9月1日之前，国共双方已有多次接触协商，故在逻辑上周没有迟到二十五年9月1日始致函二陈先生从头重新接洽和谈的道理。”（《谁教斯大林说话？》，《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五期，第55页）标明是1936年2月27日的“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今犹存北京中央档案馆。同年8月14日，毛泽东还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谓：“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46页）哪里还需要等到1936年的9月1日，由周恩来写信给陈氏昆仲，请他们“进言”，岂非犹如“置马于车前”（put horse before the cart）之谬吗？再看周函的内容。1935年6月3日，天津日军演习巷战，足称“近者寇入益深”；8月下旬日军武官高桥、羽山到达绥远，迫使绥远各级党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由伪蒙接收，正合“伪军侵绥，已成事实”。中共第六军团于1934年11月第五次“会剿”之后，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于贵州东北角的沿河镇，组成以贺龙为首的第二方面军，即沿第一方面军路线北上。同时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巴西抵河西，活跃于西北，并早已呼吁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亦已抵达陕南，刘志丹早据陕北。阎锡山于7月22日纪念周上报告，说是陕北二十三县几完全赤化，蒋介石也早于6月14日发表《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助剿匪书》。完全与周函“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第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所陈述的相吻合。

正由于周恩来于1935年9月1日致函两陈，陈立夫遂于1935年圣诞节前一天，奉蒋介石之命与懂俄语的张冲同行，二人均持化名护照，由上海经马赛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径往莫斯科。（参阅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96—199页）蒋介石遂改变计划，一方面，令陈立夫回南京与苏俄驻华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国述职的邓文仪重返莫斯科，转达和谈条件。苏联怕刺激日本和德国，不愿与华有任何同盟关系，但可考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特别要求苏联不得趁日本侵华时，“直接或间接侵华”。他并不担心苏联会“直接”侵华，要点是“间接”，意指援助中共。陈立夫自承：“其实我们要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旨在使苏俄不要趁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成败之鉴》，第199页）这段秘辛告诉我们，蒋介石之所以积极与苏联搭线，就是怕两边作战，并借与苏联缔约以孤中共之势。所谓“联共抗日”只是表面文章。

周恩来对蒋介石联共抗日计划，自表欢迎，并重述中共抗日立场，当然不知蒋之谋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联俄制（中）共的暗盘。于是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直接谈判。陈立夫说，经多次磋商后：

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应系潘汉年之话）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潘则留京续洽，不料事隔数日，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国难宣言》，于七七事变后，于同年9月22日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日公布。（《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

这段话，既把人名搞错，误将潘汉年写作周恩来，又把日子搞错，《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是1937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是9月22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此外，陈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于变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体谈妥”，并已告知张学良，为什么还会发生因蒋不抗日导致西安兵谏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没有谈妥。当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讨论《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预定此次会议后，双方停战，然后由周恩来南下签订正式协议，解决各项具体问题，但是开会时，陈立夫忽然转趋强硬，转达蒋介石的话说：

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编三个团，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一律解职出洋，经过考察半年后按才录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野政党参加政府。（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231页）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也提及“商谈内容有四点，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义；二、服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之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取消苏维埃组织”（第202页）。潘汉年曾反问陈立夫：“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就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

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作业，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谁又肯不战而降呢？潘陈谈判遂无结果，蒋介石想收编而不是合作，可见之于他后来所写的《苏俄在中国》；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第72页）

明言“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这怎么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场是“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见杨天石《民国掌故》，第191页）。国民党原在情势所逼下，答应此一统一战线，然而何以蒋介石的态度突趋强硬呢？因为陈立夫与苏联大使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获得苏方首肯：“他们（指中共）如果不听话，你们（国民党）把他们消灭算了。”（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232页）这正是陈立夫在回忆中所说的：“这时候苏联只希望能促成中日战争，他们就是牺牲了中共，亦所不惜，国家至上，势所必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怎么知道苏联肯“牺牲中共”？除了得自苏方的允诺，哪有别的？苏联肯牺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来就不喜欢毛泽东，而且在毛打败蒋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迟至1948年，斯大林才承认对中共估计错误，在二战后犹直告中共同志夺权无望，而应与蒋介石“妥协”（modus vivendi）。（见Dedijer, Tito Speaks, p.322）

蒋介石知道可以荡灭残余共军，而不会影响中苏关系，才从停攻延安到猛力进攻延安，毛泽东于11月12日复潘汉年电文中，即有“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之语。（电文见《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三、四期合刊本）这样高姿态强迫张学良“剿共”，以致引发西安事变。蒋介石事后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西安事变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红军及苏维埃等，停止内战，是不确实的。果真如此，当张学良在洛阳、西安恳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时，为什么不说一声？难道对自己的副司令会有与事实正好相反的隐瞒？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张“剿共”？事实很明白，蒋介石带着满朝文武到西安来，气势汹汹，就是要大举“剿灭”不肯接受收编的红军的。正因如此，才会有张杨兵谏。蒋介石“通匪”是真戏假做，而张学良竟把老蒋的假戏真做起来，打破了他的计划，难怪此恨终身绵绵不绝，死也不肯饶恕张学良。

无可怀疑的，西安事变才真正改变了蒋介石的“先安内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蒋介石抗日，乃是被张学良逼上梁山的。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有一项记录说，事变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劝他说：“我觉得陕北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浑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浑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浑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浑蛋！”（参阅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因此，西安事变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浑蛋。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张学良本来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谈拢，再由他向蒋介石进言，最后大家一致对外。在跟中共谈拢这一点上，他已经成功，中共对他信誓旦旦，甚至“愿受指挥、愿受监视，任何时候可以随意谴责”，都无不可。在与中共谈拢的过程中，张学良甚至大哭，周恩来也陪他哭（参阅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这样子敲定，当然使张学良感动。于是“各以勿食言为约”后，就等张学良“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了。不料他在“向蒋公竭力进言”一点上，始终不成功，他以“巨额私款”接济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窑堡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兑现中国人一致对外的大希望。

在这种等待中，张学良的心理压力愈来愈重，深感不达到“竭力进言”是不行了，最后，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荡下，终于走上了“兵谏”的路子，即使个人遭到任何损失，也甘愿为国牺牲了。

蒋介石既已决定打完内战再说，他飞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政策，坚不听张、杨苦劝一致抗日，更严厉督责，并加以威胁。最可注意的是，蒋介石在12月9日，即西安事变发生前三日，写了一封密函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12月9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第11—12页）

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想经过《大公报》透露他“剿匪”的决心与布置。这种布置当然也同时给张、杨以警告与威胁，可说是蒋氏要达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另一方面，张学良于一再试图改变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失败后，为了达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劫持蒋介石两个礼拜。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件。

张学良发动兵谏，主要是他少帅一个人的决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当南京政府怀疑苏联策动西安事变，莫斯科十分愤怒，并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提出抗议。（见《蒋廷黻回忆录》，第198—199页）俄国老毛子既与蒋介石已有尚未公布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命令素无渊源的张学良抓人？

事变后一日，中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大多数与会人士赞成。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说是“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又说：“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此时中共显然仍是“讨蒋抗日”的立场，然而蒋既不在他们手中，是否“交付国人裁判”，并非他们所能控制。不过，周恩来于12月17日晚上应张学良之请抵达西安后，得以商定和平解决五项条件如下：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从此一协议可知，中共立场已渐由“讨蒋抗日”，倾向张学良“拥蒋抗日”的主张。中共在19日又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了“保蒋安全，消弭内战”的意见。盛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国际来电施压所致，是不确实的。共产国际确有“指示”，但至12月20日才到达保安（见毛泽东1936年12月20日20时致周恩来电），有关和平解决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张学良兵谏之目的始终是“拥蒋抗日”，一旦蒋答应抗日，哪有不和平解决之理？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共影响张学良，未免小看少帅的决心与独断。其实，张学良甚有主意。当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因为张学良的兵谏目的已达，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但蒋氏回到南京后，口口声声说没有答应任何事，如他在1937年2月18日五届三中全会时，报告西安事变经过有云：“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说。”他以领袖人格保证的诺言，虽口说无凭，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放弃先“安内”的政策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张、杨的兵谏的确促使他把对内的枪杆子对外，也就是说不再打内战而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对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负重”、不再退让。此一“不再”之后，除非日本军阀停止侵略，抗战的爆发乃是时间的问题。果然，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中国一抵抗，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变与抗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若问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西安事变，因为此事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也即是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目的达到，当然是一种成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变之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声望大增，当然是由于全国人民相信他将领导抗战。对共产党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战使红军获致喘息、重整以及发展的机会。唯一失败的是事变两主角。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全家被谋害。而且，最想抗日的东北军，不准抗日，惨遭解散！张、杨因促成抗战而遭大殃，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讽刺。

但是此一大讽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蒋介石处心积虑造成的。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决心领导全国抗日，声望如日中天，他岂能予人一种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认西安事变有任何积极的作用与意义，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乱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脱险，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伪造所谓《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不惜军事审判张学良、不惜囚张杀杨、不惜宣扬张杨乃是目无法纪的军阀余孽。这一切都在制造惩罚叛逆的印象，而极力“淡化”其对抗日所起的积极作用。

蒋介石掩遮西安事变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记》。他说是当时的日记，因此不少历史学者就把它当实录来引证。吴天威的英文专著《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枢纽点》（The Sian I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虽知《西安半月记》实出陈布雷之手（见第228页），仍然据为“有名的日记”来引用，甚至据之证明张阅蒋之日记与文件后，态度改变，流泪后悔。（第86—87页）李云汉撰写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档案资料，于“事变经过”一章中，一再长篇征引《西安半月记》所述，视为最信实的史料，并据之以重建西安事变半个月的史实。（参阅第49—75页）

然而《西安半月记》全文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记。其浅近文言，更神似陈布雷的手笔。果然，陈布雷于1948年岁暮自杀后，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影印其手写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书前并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于1967年，由台北传记文学社，以铅字排印出版，书名《陈布雷回忆录》。观其内容，称之为《陈布雷自编年谱》似较恰当。谱中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年12月26日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传记文学版，第118页）

是知所谓在西安的对张、杨训词，乃是返抵南京后，陈布雷根据蒋氏夫妇授意而编写成“词”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变之结束，由于张、杨勇于悔过。

不仅此也，又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2月2日条记道：

蒋公赴杭州，余（陈布雷）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公归西爱咸斯路之沪寓请医检视身体也。（第120页）

是知《西安半月记》也并非蒋氏12月11日到12月25日的日记，而是陈布雷遵照蒋氏的意思，在旅馆中“闭门造车”的产品，而且“工程”不小，还需“望弟来助余缮写”（“望弟”系陈布雷妹夫翁祖望，为陈之机要秘书，女儿为中共地下党员，后嫁蒋姓，即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之乔石，乔石本姓蒋）。陈氏生前没想到要发表的手稿，居然无意间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宝贵的史料，虽早于1948年问世，却不被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所注意与引用。

《西安半月记》既由陈氏事后编造，严谨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视为蒋氏日记来引用。不过，陈氏既秉蒋氏意志而编造，仍然具有史料价值，其价值在于足可反映蒋氏的“后知之明”（anachronism），乃是蒋氏事后对西安事变的主观论断与定位。

陈布雷编写的蒋氏日记从12月11日起，正好是事变的前夕，所记种种疑点，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此乃写文章的伏笔，以及“后见之明”！通篇用意，无处不在维护以及装饰领袖的尊严。其实，西安事变之后，“拥蒋抗日”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为了举国一致对外，维护领袖的尊严自有必要，张学良不计后果，坚持陪蒋返京，有若负荆请罪，亦就是要给足蒋氏面子。然而《西安半月记》更有进一步的发挥，尽量凸显委员长正气凛然的形象，若谓：“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张学良等因读其文件日记，受其伟大人格感召而释放他，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类此显然不仅仅要维护一时之颜面，直欲借此“日记”，以塑造千秋的历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历史真相，则必须揭除神圣的面纱，以见真面目。我们不妨以《西安半月记》所记，与其他当时人的记录对质一下，比而观之。《西安半月记》对被捕时一刻的描述是：

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喝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西安事变史料》，1983年出版，上册，第4页）

文中的孙铭九营长亦有回忆，临潼扣蒋应是他一生最难忘的一刻，同样一事，请看他是怎样写的：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站了出来。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汽车。我也上了车。（《西安事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21—222页）

两文对照，用词遣句虽异，所述事情实同。孙铭九的回忆朴实无华，口口声声委员长，并无故意贬诬之处，读来生动真实。反观陈布雷编写的蒋氏回忆，则刻意修饰，一心想在极为窘困的情况下，描述领袖之临危不惧与义正词严，以凸显蒋氏的尊严，不免言过其实，过度渲染。如谓孙铭九一见到蒋，“向余长跪而泣！”蒋、孙初次面对，孙绝无向蒋“长跪而泣”的感情，今见孙氏回忆所述，盖知跪泣一景，乃系虚设，而非实有。

我们把蒋介石的说法与孙铭九所记对质，可得八点：

一、蒋介石说听到他的侄儿蒋孝镇“与叛军厉声争执”，这是替蒋孝镇脸上贴金，事实上，孙铭九说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讲话“半吞半吐”，又何来“厉声争执”？在蒋孝镇表示不知道蒋介石行踪后，孙铭九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毙了你！”于是蒋孝镇“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就按着“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

二、蒋介石说他被发现时“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孙铭九回忆却是：“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三、蒋介石说孙铭九一见他就向他“长跪而泣”；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四、蒋介石说：“找尔之副司令来！”孙铭九回忆：“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五、蒋介石说“遂登车行”；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六、蒋介石说上车后“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孙铭九回忆却是“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我据理反驳。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七、蒋介石说抵新城大楼后“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孙铭九回忆却是：“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上午十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

八、蒋介石说第二天孙铭九来见，请他移居，他说：“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绝不移出此室。”孙铭九回忆却是：“12月13日晚间11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次日（12月14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做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根据以上的八点对照，发现在蒋介石的笔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临危不乱的、视死如归的、神气活现的、大义凛然的；但在孙铭九的笔下，他却是藏头缩尾的、狼狈不堪的、贪生怕死的、张皇失措的、喜怒无常的、坐在地上耍赖要马骑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称赞孙铭九是“好青年”，据孙铭九告诉陈平景，从捉蒋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蒋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泼皮的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性格。蒋介石最后且以“孙中山蒙难得救”的故事想打动孙铭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孙铭九押送蒋至新城大楼后，即辞出，前往张、杨处报告经过，乃由杨虎城部特务营宋文梅营长监视，形影不离，以察言观行。《西安半月记》记蒋、张于事变后首次见面：“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宋文梅则记张于9时30分左右到达，“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待在坐椅上，继续出声长吁。”所谓“不为礼”者，乃张二次对蒋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作答。至于“执礼甚恭”“垂手旁立”，显然是文人踵华之词。最后蒋还是说了话，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至此蒋已知东北军发动兵谏，而《西安半月记》竟谓：“余（蒋）问：今日之事，尔（张）事前知之乎？（张）答：不知！”蒋之问，已属多此一问，而张居然说“不知”更不可能。细阅当时在场的宋文梅之追忆，始知当日中午蒋要与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见面，蒋与邵谈话时要宋离开，宋不肯，乃听到蒋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载《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51—254页）显然，陈布雷在写文章时，“邵”冠“张”戴了。益见若果系蒋氏当日日记，绝不可能有此误记，转手陈布雷又不及细察，因而有此不自觉之误。

蒋住新城大楼后，张要蒋移居自宅巷内的较舒适新宅，以便于随时见蒋，但蒋坚持不肯，邵力子去说，也不肯，最后澳洲人端纳来见后，才同意移居与端纳同住。邵力子对这件“移居的事”，感到“疑怪”，但没有答案。《西安半月记》说：“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接着发了一大段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议论，诸如：“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以及“总理之大无畏精神”“耶稣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等，以便“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做最后之牺牲”。（第11页）仅仅要他移居，何以如此严重？蒋对孙铭九持枪来请，更谓“余（蒋）大怒”！其实孙怕蒋恐惧，特意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但蒋仍感惊慌，坚持不允在黑夜中移居。孙看在眼里，认为“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24页）。监视蒋的宋文梅亦说：“孙（铭九）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同书，第255页）孙、宋二人的观察，颇有助于理解何以蒋氏不肯移居的心理。然而何以端纳一来，疑惧顿消，就肯移居了呢？这与端纳是外国人大有关系。蒋氏不是挟外自重，而是挟外自安，在蒋氏心理上，有外国人在旁，总不至于被拉出去枪毙。端纳与蒋同住一屋，其道理亦就不言而喻了。

《西安半月记》一壁大力为蒋撑门面，以维护委员长的尊严，另一壁则尽量抹黑张学良。后者显然与前者相关，因张脸愈黑，则显得蒋脸愈白。最关紧要的是，全文全面封杀张、杨兵谏的原始动机，并加以歪曲，内容基本导向是，张、杨受人（影射共产党）迷惑，犯上作乱，然经领袖伟大人格之感召而悔改。然则西安事变之结束，乃因西安叛部之动摇而改变初衷，并非蒋氏答应改变“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而遭释放，如谓：“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绝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第23页）此与历史真相相距甚远。

张、杨兵谏的动机原甚单纯，就是要蒋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简单地说，即出于爱国心。这种动机单纯得使不明内情的人，不敢信以为真，即贤者如胡适与傅斯年亦断然不信，认定张学良别有政治野心。然五十余年来，史料大出，显示动机就是如此单纯。按诸张学良事变前后的言论，也相当一致。杨天石已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孔祥熙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连载于北京出版的《团结报》上（1991年1月2日至2月20日）。其中颇多孔、张间电报，为孔氏回忆录所不录，颇可明张之心迹及其单纯的动机，以及和平解决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记》的隐饰。

张学良于事变爆发之日（12月12日），致蒋妻宋美龄文电，即明言留蒋促其反省，绝无伤害之意，只因“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其抗日救亡的动机，已表露无遗。张又于事变后第四日（12月15日）复孔祥熙电，亦谓“弟等此举，决纯为实现救国主张，绝无一毫对人私见”，再度表白其单纯之动机。张再于事变之第五日（12月16日）复电冯玉祥，更谓：“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纯洁无私，可质天日。……良等苦闷，唯在抗日未能及早实施。”冯玉祥提及愿担保张之安全，张曰：“担保一层，尤无必要，盖良固不惮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也。”更进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换取纯正之主张。张复于事变之第八日（12月19日），又重申：“文日之举，纯为积极实现抗日救国主张，如中央确能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行动实现后，用我则愿做先锋，罪我亦愿束身归罪。”最后张于事变之第九日（12月20日）致电外交部长张群，有曰：“文电既已楬橥八项主张，则八项之外，自无余事，口是心非，弟不为也。”凡此足见张于私函密电中，与平昔公开之主张，完全一致，并以此为交涉之严正立场，则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动机，纯为抗日救国，已无可怀疑。

宋美龄于复张学良元电（12月13日）中，原亦针对张氏主张，谓“凡吾兄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又谓“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侈言民主固非实在，然表明可从公意。再谓：“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当可无话不说。”但是蒋宋美龄于《西安事变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26—51页）中，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记》不与叛部谈判之立场，竟谓：“余复以长函（按即元电另由端纳携往西安）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第29页）回忆之文不仅语气与原电相差甚远，而且掩饰愿意商谈之痕迹，代之以促张释蒋悔改之词，其用心亦可知矣！

孔祥熙于致张学良寒电时，亦认知张之主张，谓“查抗日御侮，举国同心，中央同人初无二致”，不同者，“仅有时间之不同，绝非宗旨之异趣”，替蒋氏“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辩解，蒋既亦抗日，则兵谏便无必要。张学良当然不服，于复孔申电中谓，一致抗日之主张“对委座已再四涕泣陈词，匪唯不蒙采纳，且屡被斥责，弟受委座知遇，绝无负气之理，但委座主张坚决莫移，已绝对不能否认，故不得已而出此”。可见，就张氏而言，只要蒋答应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即可解决。但是孔祥熙于二十余年后写回忆录，竟怀疑“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甚至说：“张杨通电，虽以抗日为理由，而八项之救国主张，则未有一项涉及抗日，至其所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等等，皆已走入共产党之路线！”张杨通电中无“抗日”两字，因当时中日仍有邦交，自无必要启衅，然八项主张无一不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关，正见张杨并非老粗。至于孔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乃共党路线，然则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岂非采“一党专政”“勇于内战”“反对爱国”的路线？（孔氏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113—161页）可谓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记》给人的印象是，张扣蒋后，被蒋训斥，不知所措，读蒋日记后，更加痛悔，力求弭过，乃送蒋回京。其实不然。张学良自始至终，甚有主意，他的目的是“拥蒋抗日”，然而必先“逼蒋抗日”，才能改变“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孔祥熙所藏未刊电报中，有一封钱宗泽于12月15日发给张群的密电：

卫密。极机密。本日端纳顾问由西安回洛，据云：委员长住张学良之旁楼甚安。张要求接受主张，委员长初甚反抗，以后云，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但对方认无保障，有请求孔部长赴西安之意。总之，内幕情形，似有转机。谨密陈。职钱宗泽叩。删酉。（载《团结报》1991年1月20日《史海钩沉》栏）

此密电透露，事变发生之第四日，委员长已不再反抗，答应回南京办，则已允诺张等主张，此一“转机”，在《西安半月记》中看不到。然为了“接受主张”有所保障，南京必须派人到西安谈判交涉，以获协议。但南京中央不欲与叛部谈判，更不欲接受叛部主张，乃采讨伐的高姿态，以便维护尊严，唯孔宋家族求释蒋心切，愿意谈判，然又不愿示弱。两派意见最后整合为双管齐下策略，即表面上声张讨伐，实际上寻求政治解决，亦即循谈判途径。孔氏急于解救蒋介石，于12月15日建议张“一面亲送介公至并（太原），弟（孔）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会商”。其意先让蒋脱困，再作商议。但张于12月19日电孔，坚持“中央同人果爱国家、爱介公，自当推人来陕商洽。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绝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甚为坚决，一定要中央派人来谈，同日张又致蒋鼎文电，谓可派宋子文与顾祝同来。但中央为维持高姿态，即派宋子文亦有阻力，最后让宋以私人名义赴陕，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谈判之实，然后宋子文才于19日飞陕。宋到西安自非探亲，当然是要谈判，我们虽不知谈判内容，但宋于21日即返南京，必有所商议，22日又偕宋美龄、蒋鼎文、戴笠、端纳等返陕，作最后之商定，是则宋氏兄妹代表南京中央助蒋与张谈判，达成协议，获致政治解决，已属无可怀疑的事实。

协议未立字据，已可确定。张学良接受君子协定，因此与杨虎城于释蒋一事有所争执。事实上，即使立下字据，亦可撕毁，而君子协定，并非完全口说无凭。张于致蒋鼎文皓电已透露：“此间要求，唯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并谓，“总之，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迟至12月20日于致张群电，犹坚持“非至抗日主张实现，殊难送委座南归”。可见张学良与宋氏兄妹于23、24日商谈后，知主张可以实现，乃决定于25日释蒋，并决定亲送返京。如果连口头的君子协定都没有，张既无以交代，杨虎城等更不肯通融。《西安半月记》谓全无承诺，自不可信，且全文无一语提及要求抗日，仅于一处谓张等“于国事有所请”，故意隐讳所请之国事，乃孙铭九所谓：“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显因已有口头之承诺，不能说“抗日”之不是，又不能说被叛部胁迫而抗日，因而讳之。

《西安半月记》全无周恩来的踪影，更是不实在之忌讳。宋美龄于其回忆中言及“一有力分子”，即周恩来，谈甚久，然只说周拥蒋而不言抗日，亦不说蒋允不打内战之承诺。但是周于晤见蒋、宋后，已将协议三度电告延安，近已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75页），则口头承诺，实已留下文字痕迹。张学良事后绝不言蒋有承诺，直至1990年，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问周、蒋会谈，张说不但在场，而且周乃由其引见，但接着说：“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转引自郭冠英《张学良侧写》，台北传记文学社，1992年出版，第38页）说出来，会被伤害之人，舍蒋而谁？可能被伤害的原因，除了蒋有承诺外，还有什么？所以张虽不说，但已尽在不言中。

事实上，《西安半月记》虽说毫无承诺，蒋在行动上实已接纳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由“剿共”转向抗日。孔祥熙说，抗日救国乃蒋之既定政策，并不确实，可由蒋氏自己的话来驳斥。蒋于1936年10月26日，距西安事变仅一个多月，于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犹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11页）然而事变之后，却停止“剿共”，逐步走向抗战之路。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中日之战便不可避免。其实，九一八事件远较卢沟桥严重，然因不抵抗，卒未演成战争。西安事变之后，既由不抵抗转为抵抗，任何日本挑衅，一抵抗即可引发战争，因不能期望日帝退缩也。就此而言，西安事变确可称作抗战的渊源。

蒋介石虽不愿明说张学良逼他抗日，却忍不住抱怨张学良中断了他的“剿共”。《西安半月记》引言中有谓：“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这一段话，且不论无意中自认西安事变导致其政策之改变，由“剿共”而抗战，所谓至多一个月内可竟全功，则绝不可信。固然，若不计代价，倾全国之力，扩大内战，或可竟全功，然势必耗尽国力，让日帝坐收渔人之利，此正是爱国者如张学良所不忍见，乃不惜以兵谏逼蒋改弦易辙，领导全国抗日救国。

然而，西安事变导致中共坐大论，却大有人唱和。孔祥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劈头便说：“八年抗日战争与今兹共党之窃据大陆，亦实于是役种其因。”即于西安事变时代表张、杨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的李金洲，竟亦说：“大陆全部沦陷，政府偏安海隅，使七亿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推源祸始，皆肇端于西安事变。”（李氏撰《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页）国民党官方史家更将张学良描绘成失去大陆的罪魁祸首，史传曲笔，莫此为甚，李敖曾撰《别赖张学良了》长文驳斥，铿锵有声，足资参考。（见李敖编著《张学良研究》，第155—216页）须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败而亡国，尚可怪罪汉卿，但抗日胜利，汉卿不仅无功可言，仍为阶下囚。当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声势十倍于共产党，不旋踵于四年之内，丧失神州大陆，竟怪罪于囚中的张学良，宁有此理？

由“中共坐大论”再推本溯源，演成“共党阴谋说”，大肆发挥《西安半月记》所指张学良“受人迷惑，做联俄梦想”，认为张、杨原无主见，因受到中共的渗透、分化而制造事变，并以周恩来为西安事变之“谋主”。李云汉专著论述事变前因主要章节，分别为“共党怂恿张学良”“信心动摇”“三次秘密接触”“赤氛笼罩西安”等（见李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第3—22页），可谓“阴谋说”学术化的大成。李氏固代表国民党的立场，但长久以来大陆学者亦辄谓，张之逼蒋抗日方针系受到共产党的启示与影响。虽有意表共产党之功，无意间不免迎合《西安半月记》所谓“勾通匪部”云云。事实上，中共对东北军的影响不能说没有，而之所以有影响乃因日帝侵略的大气候，东北军并非因中共的宣传而抗日，但中共号召抗日，自有相契之处。更重要的是，张学良也影响了中共，使中共由“讨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尔后“拥蒋抗日”。这一方面，张于事变前已有所成，只是促蒋联共抗日，遭蒋坚拒而未成，卒出之以兵谏的下策。近年中共历史学者在雄辩的史实下，终于有人肯定西安事变全由张学良主导，若谓“主张扣蒋的是他，主张放蒋的也是他，最后送蒋的还是他”（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中国现代史》，1985年6月出版，第209页），确是实事求是的论断。

《西安半月记》中触目之曲笔，尚有：“尔（张）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蒋）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此显指九一八事，明明张受蒋不抵抗政策之累，代蒋背黑锅，而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此！抑陈布雷画蛇添足之笔欤？

《西安半月记》中已埋下嫁祸于杨虎城之伏线，如借张口曰：“余（张）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三，但彼（张）踌躇未允；唯自10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第17页）竟认为张受杨之煽惑，失之更远，故张于台湾囚中作《反省录》，不惜力言：“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西安事变史料》第一册，第112页）显因蒋氏恨杨“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挟嫌弯曲，实可做杨氏一家于抗战胜利后遭灭门之祸的伏线读。

蒋介石脱险归来，马上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留下来。张是自愿而且十分坚持陪蒋回京的，为西安事变作了动人的收场。他于行前告诉孙铭九：“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但是张学良看错了人，蒋介石才不来这一套呢，他要泄一时之愤，顾不到“千古美谈”哩！

回京没有几天，张学良就被蒋介石移付军事审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蒋比作袁世凯。据傅斯年说，审判经过为“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见汪子飏《傅斯年密函里的西安事变》，《张学良研究》，第149—154页；另参阅马王《西安事变逸话》，《香港时报》1951年9月5日）最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国民政府在1937年1月1日核准。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要求请予特赦，理由是：“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才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1月4日，特赦获准：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

张学良虽被特赦，但是，蒋介石的宽大是很可怕的，因为“加以衔勒”“严加管束”，最后淹没了“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张学良还是“遽令废弃”了。最不甘心的也许是硬不让他带兵去抗日。

近半个世纪来，蒋介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看住张学良，只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蒋政权迁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他，连东北耆宿兼国民党同路人莫德惠，也不过在十二年中，一共只见到他三次。

蒋介石不讲信义，令宋子文、宋美龄这两个调解人颜面无光。宋美龄是妻子，无可奈何，只是说了一句“我们对不起汉卿”的良心话。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对“他（张学良）送蒋先生回到南京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见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而“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显然也不无内疚与抗议的双重意味。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和好了。在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里，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声浪里，在“停止一切内战”的实行里，在“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谈话里（蒋介石1937年2月24日谈话），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的释放里，在西安事变八条件无疑大部分的同意里……中国在走向自由，张学良在失掉自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第三节　如何领导抗战

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越墙逃走，折腰受伤，回来后在沪杭溪口等地治病养伤，同时处理善后，有不少小动作，如审判张学良、自请辞职以及筹划解决东北军等，但是大方向已无可改变，内战绝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华挑衅，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观趋势，非任何主观意愿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泽东，于12月28日，针对他认为“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以蒋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相责、以信义相责，宣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如果蒋氏放弃过去错误的政策，“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第228页）一周之后，中共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1937年的1月里，国民党终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内战正式停止。同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一方面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另一方面也通过了联合各党各派的案子，但不许发表。（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会后，蒋介石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第316页）。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压迫下政策转变中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多少反映蒋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继续“剿共”的情况下，仍想以谈判方式来收编中共的党与军。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曾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时为3月下旬。许多具体问题没有结论，显因蒋想借统一而融化之，而周则要在统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则上已达到国共合作的共识。中共遂于1937年4月15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1937年5月，蒋介石伤愈销假后，与汪精卫一道到庐山，召集学者名流座谈。陈布雷记道：

是年夏间，庐山有蒋、汪二公召集之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亦多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陈布雷回忆录》，第121页）

周恩来亦于6月4日上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蒋提出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其本人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监督国共合作；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朱德、毛泽东出洋；以及坚持国民党派员担任陕甘宁边区正职长官等。蒋想吃掉中共的意图仍十分明显，周恩来哪肯接受，遂于6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于6月25日还是作了一些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蒋提出的那个“同盟会”，然必须确定共同纲领，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保持中共在党组织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独立性。边区正职长官可由国民党派，但必须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至于红军改编，必须由朱德为指挥官。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协议未成。但是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大战迫在眉睫，一致对外，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毛泽东曾有一函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出洋，并不是国民党所说的投降，而是在蒋的逼迫下（是蒋要毛出洋的），为了国共合作抗日，表示愿意出洋；然而七七之后大战一起，也就不了了之。总之，诚如大陆学者所说：“蒋介石虽然被迫与共产党进行两党合作的谈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义下，把共产党联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联合在国民党当中逐渐融化掉。”（见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第294页）

说到七七事变，许多学者喋喋不休争辩谁在卢沟桥上放了第一枪。请问强盗在你家里横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来，谁先开打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事变在卢沟桥发生并非偶然，卢沟桥与丰台为北平对外交通的两个门户。日军已于前一年的9月18日，强占丰台车站，如果再控制卢沟桥和宛平城，即可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以巩固其所谓“华北特殊化”之目的。日军演习与士兵失踪都是为了借故生事，后来那名失踪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寻获。（参闻刘凤翰《抗日战争史论集》，第101—113页）然而日军仍要进入宛平搜查，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侵占宛平，宛平守军起而抵抗，是谓七七事变。

北平市长秦德纯于7月8日，发电报给仍在庐山的蒋介石，报告事变情况。据陈布雷说，蒋于9日以后“始悉其梗概”，蒋“仍不愿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见《陈布雷回忆录》，第121页）日本政府也表示不愿扩大，但不扩大是以中国屈服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扩大。在蒋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无异政治自杀。同时毛泽东、朱德以下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救国。蒋遂于7月16日在庐山又邀集全国军政要人，举行谈话会。8月中共派周恩来等参加，提出《国共合作宣言》，主张发动全民抗战，共赴国难。中共又作了些让步，但仍坚持国民党只能派人参与指挥红军。蒋介石若即若离，直到8月中旬才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让步，愿意与中共共同抗日。

蒋介石虽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心知肚明日本军阀气焰正炽，不可能“觉悟”，则战争势不可免。他于7月17日对卢事讲话，实已为全民抗战作了心理准备。（参阅蒋7月19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二册，第24页）7月20日，蒋自庐山返京，国民党内包括广西李、白的反蒋派系，纷纷拥蒋抗日，更使蒋无从退却，停战谈判破裂，日本侵略军于7月28日深夜向平津大举进犯，二十九军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不到两三天，平津就相继陷落。蒋介石于29日在日记上写道：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理，此不足惊异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第1140页）

中日两国军力固然强弱悬殊，但是如此不经打，实在令人惊异。蒋于事前一再电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进尺，“中央决心运用全力抗战”，要宋“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于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决，贻误战机，以至于仓促应战，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持二十九军，导致迅速溃败，连失名城！他于7月29日记者招待会上，自认平津失败问题，“愿由余一身负之”，并表明抗战的决心。“抗战”一词，也是蒋介石首先坚持用的，以表示中国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应战！

真正的全面应战，则是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之战。翌日，国府外交部即发表抗战自卫声明。9月19日，蒋终于同意中共有关红军改编的主张，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1日，正式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中共，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可见，严格而论，“八一三”才是蒋介石决心全民抗战的开始，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军委会既成为最高统率部，编制大为扩充，设秘书厅以及六个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事宜。在举国一致对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成为统一中国之最高领导人。

这位最高领导人如何领导中国抗战呢？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于1966年“恭印”了一本《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序中说：“揆诸领袖革命奋斗之经过，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其中最印证此理的，是说蒋介石“决定持久消耗战略”以为“抗战胜利的基础”的几段话。全文如下：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绝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挟有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为了要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避免敌人不断攻击的毁灭，乃决定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和广大的土地，采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战略：一方面不断地消耗敌人；一方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人的优势，同时积极的培养战力，捕捉反攻机会的到来。

在这一最高战略运用下的战争指导，第一期要“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期则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为大胜”，自始至终地领有着战场，避免敌人的各个击破，保持着主力，等待着有利机会的反攻。这是抗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

在这最高战略运用之先，曾经遭遇着极大的危局，那就是开战后的次月，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8月初旬，平津失守以后，日寇一面以精锐的部队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上海进犯。假如这个时候，平汉线的决战不幸失败，敌人即可长驱南下，直捣武汉腹地，剖分中国为东西战场，留着中国沿海的重要物资，分割了中国奋起应战的战列部队，整个抗战的全局，将会因此支离破碎，丧失了持久消耗的凭借。

领袖洞察了这可虑的危机，毅然地以一部兵力集中于华北战场，在平绥、平汉、津浦沿线各个要点，采取纵深的重叠配备，多线的分段设防，对日寇进行逐次的抵抗。特别是先机地掌握了察南、山西的险阻，占领了侧面阵地，确保山西的天然堡垒，迫使进抵察南的日寇，感受到侧背威胁，不得不将向南的作战正面，改为向西进攻；因此解除了日寇长驱南下的威胁，使太原会战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另一方面，把主力五十多个师集中到华东，利用湖沼复杂的地形，对国际观瞻所系的政略要区——淞沪，主动发起猛烈的攻势。

这改换作战正面的大会战，在吴淞、江湾、浏河一带，经过三个月的寸土必争，迫得敌人将“由北而南”历史上有利的作战轴线（如像元朝对南宋的作战，满洲对明朝的作战），改变成为“由东而西”不利的仰攻态势。这主动攻势的一战，使敌人完全追随了我军的行动，丧失了主宰战场的先机。这显示中国“抗战到底”决心的一战，迫使敌人先后七次增援，动员精兵三十万人，伤亡到六万以上，将主力确实转用到淞沪战场。这开拓“持久消耗战略”胜利之路的一战，掩护了沿海学校工厂物资的西迁，和千千万万忠贞同胞的撤运，保留了指挥作战的动能，造成了战局持久的契机。

这显示中国军队英勇浴血的一战，不仅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唱出了“中国不会亡”的豪壮歌声；海军的勇袭敌出云舰，封锁淞沪一带港汊，布放水雷；笕桥空军的英勇击敌；尤其是“八一四”这一天，首先以零比六的纪录，击败了进攻中国领空的寇机，粉碎了敌人“三月亡华”的迷梦，换新了国际间东亚病夫的讥讽。但这辉煌战绩，不能不感谢蒋夫人领导建设空军的辛劳。

这数不尽的令人鼓舞的情形，都是领袖转移南北作战轴线的辉煌结果。这绝不是一般兵家所认为“违反节约战争原则”的看法，这是着眼深远的战略优势作为！（第125—128页）

史政局这一对“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作战轴线的歌颂，后来被蒋纬国一路和声不绝。——自蒋介石死后，蒋纬国从发表《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起，到1977年出版《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到1985年出版《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止，这位曾任战争学院院长和三军大学校长的二公子，都一再重复演绎他父亲这一“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蒋纬国的演绎，是以“强使日军增兵上海，改变日军作战线方向”为主体的，重申“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以迫使日军改变其作战线为沿长江自东向西”。蒋纬国的结论是：

改变日军作战方向，是领袖在战略指导上的杰作。这一杰作，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造成了中国持久的条件，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拯救了中国的命运。

歌功颂德事小，历史真相事大。让我们先看看八一三淞沪之战的经过。

就军事常识而言，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训练，甚至兵员都远逊于日本，战斗力薄弱，绝无可能主动开辟战场。相反地，日本为了要使中国屈服，故既于7月11日决定向华北增兵，复于7月12日制订向青岛、上海派兵的计划。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就主张进兵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以及攻占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蒋介石判断日军可能在淞沪一带发动，才主动备战。当8月9日发生大山事件，11日，日本海军云集上海，提出无理要求，淞沪战争一触即发，蒋始命张治中向上海推进。翌日凌晨占领租界周围要地。但到达上海的部队不过两个师、一个旅。直至开战之后，国军主力始陆续从其他地区调入淞沪战场，才实现主力转移。可见蒋介石绝非故意要在淞沪一带主动开辟战场。而日方为使中国屈服，势必要在淞沪大打特打。

基于上述基本事实，我们再看蒋纬国所说淞沪之战，一开始“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就是想用攻势来消灭淞沪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蒋纬国在《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中说：“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正因如此，所以，淞沪之战的最初局面，就变成了一段“围攻时期”。然而据顾祝同自述，即于此“围攻时期”，“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扩张战果，致未能达成预期目的”，反倒惹来“牺牲甚大”“损伤极重”的后果。（见《墨三九十自述》，第171页）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也指出“我军缺乏强力硬甲武器，不能有效制压敌舰及克服街市之障碍，故进展迟滞”（第45页）。是以，在“进展迟滞”“予敌之威胁有限”的局面下，所谓“围攻时期”“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就不可能了！蒋介石这一以“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敌方根据地的干法，其实和三十七年前（1900）西太后下令甘军、武卫中军，乃至义和团“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所在地）的干法别无二致。——当时西太后的部队围攻了八个星期，可是仍旧拿不下来，最后联军援军赶到，自己偷鸡未成反蚀米；如今蒋介石的部队只围攻了十天，日本援军就赶到了。于是，“围攻时期”转眼变成了“防御时期”，一切局面就逆转了。而“防御时期”，仍因“缺乏空军及炮兵支持”，“日军又猛烈反击，使攻势终告失败”，“乃退守苏州河南岸，全般动态，愈形不利”，不久苏州河南岸阵地被日军突破，遂于11月8日夜，向昆山、苏州一带撤退，由于地形窒碍、道路壅塞，在日机轰炸、扫射下，伤亡极为惨重，秩序也大乱，整个阵线动摇。（详阅《墨三九十自述》，第172—173页）顾祝同说，不但前面仗打得“整个阵线动摇”，连“原拟守吴福线”等阵地，“亦未能有效利用”（第173页），可与白崇禧所说，“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第140页），然“因敌人掌握空权，行军不易”，“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141页），相得印证。由此可见，整个淞沪之战，打得其实是事与愿违的，最后连向后面既设阵地撤退，都“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了。顾祝同痛心地描述说，“在上海我军开始撤退后，日机猛炸我京沪铁、公路沿线各要点，苏州每日均在空袭中”，“乃决定于11月14日入暮后，向武进撤退。是日，苏州遭日机大肆轰炸，我离苏州时，苏州城内外多处大火焚烧，难民扶老携幼，沿途充塞，部队亦络绎西进，秩序混乱已极。过去战地情景，我虽已见惯，而此时一幅乱离惨痛的画图，深印脑际，历久竟不能磨灭”（《墨三九十自述》，第174页）——这个仗，打得真糟糕。

李宗仁在1937年10月12日到南京，第二天白崇禧陪他去拜访蒋介石，认为淞沪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李宗仁回忆录》，第677页），并建议部队更番上阵，来消耗敌人的力量。甚至可以自动弃守南京，诱敌深入以实行长期消耗战。但蒋委员长倔犟不听，结果“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李宗仁回忆录》，第678页）。李宗仁更沉痛地说：“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国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第680页）既败下阵来，人马践踏，惨不忍睹，而不出数周，敌人便从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李宗仁回忆录》，第681页）。李宗仁说“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第681页），这是对的。纵然非“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不可，也该移到南京去打，不该在上海打。白崇禧说：“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如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代，只作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其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必更大。”可惜的是，李宗仁说得对，“蒋公不明此道”，他“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一切“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第686页），不单是战略上的，在战术上也一网兜收、巨细不遗。而这种战术，至多只能说是蒋介石自己的“战术”。因为蒋介石指挥部队的特色，是完全不尊重组织系统的，而是要由他自己越级指挥的。李宗仁说蒋介石“个性倔犟”，不听人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当围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时候，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有功可图，一切都自己指挥，当时淞沪地带本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冯玉祥，副长官是顾祝同，但蒋介石却越俎代庖。形式上，顾祝同虽然代陈诚指挥了张治中，但他并没有“实际指挥”，不但他没有，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没有。（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常“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在张治中的回忆中，他还临阵调走一个军呢！在八一三淞沪之役时，张治中当时是淞沪警备司令，也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当时罗卓英的十八军拨归他指挥，可是，妙事来了：十八军竟暗中转调给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而张治中竟不知道！（详闻《张治中回忆录》，第131—132页）

董显光《蒋总统传》说：

上海战事之每一次主要行动均由蒋总统亲自设计和指挥。他对于前线每一将领不断以电话接触，并曾两度亲赴前线与其部下将领会商。这三个月来，他彻夜警觉，与在前线上之每一军人相同。在此次战役中，他每夜平均睡眠不过三四小时，甚至这样的短时间，仍因前线常来电话，以致打断。自从他担任总司令以来，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第279—280页）

董显光目的在捧蒋介石如何勤于“亲自设计和指挥”，殊不知毛病就出在蒋介石“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

正因为蒋介石的统帅方法是胡来的，所以，仗打下来，军官固苦，士兵更苦矣！冯玉祥记得，在前方打仗的军队，“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阵地又因偷工减料造得很坏，里面往往水深三尺。前方的伤兵也常无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伤兵运到医院，伤口已长了蛆；死了的无人埋葬。（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蒋介石打不过日本人，情有可原，但如此对待官兵，实天理难容。

李宗仁说蒋介石“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冯玉祥说蒋介石“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这些论断，都属知兵者言。蒋介石若能知己知彼，就该知道仗不是这么打法。但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他就这样打起来了，原因何在？李宗仁说蒋介石对淞沪之战的决定，动机有三：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第三“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其实依我们看来，还有第四，那就是蒋介石对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被十九路军抗日抢了风头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那是他们黄埔系中央军的失着，因而如法炮制，妄想北齐笑话中“承大家热铛子头，更作一个”。蒋介石这种心态，在《张治中回忆录》中表露无遗。张治中说：

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洵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第115页）

正因为“‘一·二八’之役”暴露了“中央军之无能”，所以蒋介石想要在上海表演一番。这时候，张治中提出了构想：

我对上海敌情的判断，自信很实在、很正确。同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招。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做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第117页）

张治中把这种构想形诸报告，向蒋介石提出，得到回电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第117页）

蒋介石首先构想“以扫荡上海敌根据地为目的，不惜任何牺牲，实行攻势作战”（《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淞沪会战经过与南京撤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但是，这一构想，由于他在发起攻击时三次犹豫，“失机于先”，变得更不可能。

张治中“占领全沪”“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第122页）的构想，本来已是如意算盘，这一如意算盘，显然建筑在敌情判断的错误上。例如他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第124页）试问明明到处是坚，“不在攻坚”，又何能幸胜？根据四十多年后国民党透露出来的史料，我们发现直到8月13日当天，蒋介石还在问张治中“十五生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能不能“破毁”钢筋水泥的日本军营呢！（参阅《蒋委员长致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示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攻击计划准备及倭营之破坏电》）可见蒋介石根本还没搞清楚起码的工事情况与武器性能，就“徒凭一时之愤（蒋介石写了别字，“愤”是“偾”字之误）兴”，打了起来了。他叫张治中不要“徒凭一时之愤兴”，但他自己，比张治中还“愤兴”呢！

张治中当时“愤兴”地说“日本无论来多少援军，绝无制胜的可能”（参阅陈公博编《炮火下的上海》），蒋介石当时“愤兴”地说“敌军步兵之怯弱，实不值我军之一击”（1939年9月12日《蒋委员长文未侍参京电》，载《蒋冯书简》），结果援军登陆后，蒋介石又“愤兴”地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最后上海战场明明撤了退，蒋介石还“愤兴”地说：“此次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48页）事实上，这些“愤兴”造成的代价，是“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在半数以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1937年9月25日《蒋委员长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示请由粤再调三师来京增援并望速多派部队参战电》），是“我军各部已经死伤大半”（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第1155页），是一连“唯余连长一人”（张其昀《党史概要》，第1156页），是“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做壮烈之牺牲”（《蒋冯书简》1937年9月8日《蒋委员长齐侍参京电》中说十八师路团姚营），是“全营殉难”（《蒋冯书简》1937年10月12日《蒋委员长文午电》），是“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146页），是“对自己的空军到前线协同作战一事不存奢望”（《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第211页），是“使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除利用夜暗进行猛袭外，几乎很少有还手的机会”（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第171页），是动员能力跟不上“阵地伤亡极大”（《孙元良回忆录》，第221页），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孙元良回忆录》，第211页），是高达“十九万人”的战士的“牺牲”！（《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1938年3月8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手忙脚乱地应付战局，只会说“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等话，只会说“上下一心，镇定自如，固守阵地，屹立不动”等话，只会说“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坚拒，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等话，只会说“负伤不退，宁死不屈”等话。（张其昀《党史概要》，第1154页）最后兵败山倒，竟还说：“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1938年3月8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第十五卷，第149页）

1938年3月8日，蒋介石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第145—154页），在没开讲以前，先把《戚继光语录》第五条向大家念了一遍。戚继光说：“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国家，贼来只是向前便了。……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蒋介石说九一八时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涂战，其实他在八一三时候打的正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知兵的人知道：在“地狭薄海”的上海地区作战，先就给日本得了运兵与联合作战之便。在这种地区进行阵地战，想守住已属难能；“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但是蒋介石“愤兴”起来，就是如此轻敌的。这种轻敌，他后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1938年11月28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四）》（《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第539—548页）中，自承如下：

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第545页）

可见蒋介石在军事素养上根本不佳，他口口声声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殊不知戚继光时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登陆地点就在“杭州湾金山卫”！真不知蒋介石是怎么从戚继光战史中学教训的！

蒋介石军事上闹笑话，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他误信德国顾问。根据1937年9月29日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其中有“故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拒守，使敌不能前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181页）等话。由于德国与日本的关系，德国顾问的主意实在不无可疑。（参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82、95页）当然不管主意好坏，蒋介石既然采纳了，就得负责任。最后，相当于全中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就这样伤亡了。（据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估计，第365页）“在抗战一开始之际，最珍贵的军队便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害。”

李宗仁说：“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李宗仁回忆录》，第685页）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073页），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以张其昀为例，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说：

总观八一三战役，我军毅然以主力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亦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以作战观点言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尚不如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裕余。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战略上最大之成功。（第1157—1158页）

不过，张其昀这种战略论，是会被国际军事家见笑的。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曾委婉转述出国际军事家的看法：“我军从闸北战线撤退，实力保存不过十分之五；敌军则增援二师团，加入战斗，锐势正不可当。我军退保苏州河南岸，阵地虽已缩短，敌舰炮攻击威力减低，依然招架不及，难于还手。当时，国际军事家认为我军在上海所引起的牵制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原来蒋介石“最精锐部队三十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的干法，实际上，却是“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淞沪之战，蒋介石“把当时在北战场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队，都调到了上海”，为了“吸住日军的主力，不让他们一举而席卷绥宁陕甘川滇，走蒙哥可汗与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板垣征四郎向日本参谋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这一行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为北边怀来和张家口的失守和南边保定的失守，竟陷于两面作战！结果，11月8日上海和太原同时失守！回想八一三后两天（8月15日），日本人快速反应，立刻下了全国总动员令，编组了上海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分路双杀，三个月不到，侵略者就占尽了“直接有利”的便宜。当时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参阅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虽然语言相当狂妄，但就军事观点看，也不无部分道理在，因为照蒋介石和他手下大宣传特宣传的“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当年不论在北战场或东战场，都志在诱敌深入——“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第三十卷1938年10月31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但是，若志不在争“区区之点线”，为何当年要花偌大人力物力修前面的防线？当年在江南花了三年时力筑苏嘉铁路，联络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并在杭州湾的乍浦和长江下游的福山镇修要塞两座，两座要塞之间建立“兴登堡防线”，包括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平湖在内；又在陇海线以北，修“马其诺防线”，从潼关起沿黄河南岸到考城，再东经曹县、单县、沛县，沿运河到利国驿、台儿庄，再穿运河经邳县、郯城，直到连云港。这些蒋介石的战略是阵地防御战。在北战场，是准备日本军队进到黄河沿岸的“马其诺防线”时，再杀敌致果。在东战场，也摩拳擦掌，准备日本军队拿下京沪进到“兴登堡防线”时，再杀敌致果。结果两条劳民伤财的国防线，都在兵败山倒下泡了汤，都没发生阻敌效果。（参阅沈亦云《亦云回忆》）由此可见，真的情形乃在“区区之点线”之根本不能守。

李宗仁批评蒋介石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固属知兵之言，但这一错误的真正严重性，李宗仁却未道出。首先用博大观点道出这一真正严重性错误的，乃是龚德柏。

龚德柏一生为言论自由八次被捕，最后一次最长，被蒋介石秘密关了七年，到六十七岁时才出狱。出狱后，他秘密写了一部书——《中日战争史》，其中批评蒋介石的错误，当然不能问世。1980年，他以九十之年，赍志以殁。龚德柏死后，李敖得到此书秘本，发现他颇有独到之见。我们不同意龚德柏的一个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真正要打的是俄国，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可以避免，甚至可以因而获利。他不知道日本打俄国之前，是先要中国屈服的，除非中国想当朝鲜第二，抗战便不可能避免。这当然也显示“日本无人”，把反共的蒋介石硬逼向联共抗日之路。不过龚德柏批评蒋介石的淞沪之战，确是博大精深的。他认为蒋指挥上海作战，完全违反《孙子兵法》所谓“不若则能避之”的原则，以至于遭到惨重的损失，使“中国训练多年之二百万国防军，百分之七十以上损失净尽，几使中国亡于日本”。龚氏指出，中国人痛恨日本蛮横无理，人人奋战，死而无怨，但“这样的无意识地牺牲掉”，“由人道的立场思之，亦不胜悲痛”。然而孰令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目的在“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龚德柏认为是“幼稚的话，不但蒋委员长不应说，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说”。因为“在上海做全面战争，用兵百余万；而日本对抗我们，只用四个师团。两个半月后，始决定增兵，由金山卫登陆，以结束上海战争。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过其所能动员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即令我们把这些兵统统歼灭，亦不能牵制日本使其不向华北用兵。观后来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大于上海南京战场，即其证明。蒋委员长若真说过这话，也不过打败了，无话可说，只得借此解嘲而已”。由此可见，所谓“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轴线，全是“解嘲而已”。而蒋纬国所说八一三淞沪之战“虽有相当损失及放弃若干重要都市，但却达成了迫诱敌人走向错误方向之战略目的”之言（《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所谓“走向错误方向”的，却原来是“蒋介石”自己！这个以“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的“国军作战计划”，仍然保存在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

至于“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中所说的“民族救星”在转换作战轴线上的“天纵英明”“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云云，也全是谀词。试看蒋介石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的一段不经心透露，便可明白了。蒋介石说日本军队“从前他攻陷我们南京，本可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第488页）！可见蒋介石自己承认过当时日本军队有一鼓作气攻下武汉的能力！这也就是龚德柏所说的：“假使日本军阀在南京攻陷后，如我所想象的，另用生力军两师团，在船上待命。江阴攻下后，即由海军保护，溯江直上，沿江占领九江、武汉、宜昌、重庆。试问世界的大战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颉利，即是这种气魄。日本军阀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该！”“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汉重庆都失陷了，试问蒋委员长，有什么方法继续作战？”可见当时日本没有“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只是日本不想用牛刀杀鸡，自己失算而已，绝非在蒋介石八一三淞沪之战的事先算计之中。事后说什么怕日本人走蒙哥、忽必烈打南宋的老路而要如何如何，其实何必蒙哥、忽必烈？日本只要有点“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取颉利”的“气魄”，1937年年底，武汉重庆就“都失陷”了！我们真替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捏一把冷汗！

然而就在1938年之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4月1日那天的第四次会议中，吴稚晖提议并推举蒋介石为总裁，确定领袖成为党中领导的重心，其性质等同孙中山所拥有的“总理”。此乃蒋介石权力的最高峰，他自己也认为是三十年来的最大成就，集合了前所未有的党政军大权。（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三册，第1214页）

第四节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淞沪抗战，人员伤亡的惨重、财产损失的巨大，难以估计。所谓消耗，我方所耗十倍于敌人；所谓持久，不过在淞沪坚持了三个月。在上海能打上三个月确实已很了不起，至少打破日本人想于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梦想，然而为了持久抗战、保存实力，必须适可而止。但是蒋介石竟因被英美各报赞扬我军在沪英勇抗敌而陶醉，居然于1937年10月29日亲往前线视察时，向高级指挥官训话说要在精神上“胜过敌人”，“使敌人溃灭”！（《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四卷，第642页）这种鲁迅所说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并无补实际，我军虽浴血奋战，实已疲惫不堪，苦撑下去只是无谓的消耗，可是不知兵的最高统帅，相信精神胜利法，三令五申：“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况且他只喜欢听报佳音，听到坏情况就大发脾气，以至于上下诡报士气旺盛，掩饰实况。最后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等再三苦谏，才准予向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阵地转移。

哪知转移命令已经下达，蒋介石得知九国公约将于11月3日在北京开会，可能制裁日本，又决定收回成命，严令各部回到原有阵地死守。知兵的白崇禧告诉蒋，在敌人强大炮火下，已开始撤退的部队若再回原阵地，必起混乱，甚至不可收拾，但蒋坚持不听。不听军事基本常识的后果，果然是进退失序而起紊乱，而日寇三个师团正好于11月5日在杭州湾登陆，企图对我军包抄歼灭。在此紧急情况下，唯有再仓促撤退，已无时间计划，以致十万大军拥挤于公路之上，地面上有敌人坦克追击，天空上有敌机轰炸，只能各自疏散，完全失去控制。幸而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阵地的部队，据冯玉祥说，因仓促之间找不到工事位置，或找到工事而找不到钥匙（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结果这个蒋介石建设多年的国防工事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而被放弃，岂非天大的笑话？陈诚于1938年2月28日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讲《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也承认不能整齐而有计划地退却，是很失策的。（原件藏南京二档馆）蒋介石一意孤行导致撤退不当，使淞沪之败更加雪上加霜！

从代价甚昂的淞沪之战到极度混乱的仓促撤退，再度证实蒋氏军事指挥能力的严重缺失。任何指挥官如此，都应撤职查办，但谁又能撤蒋委员长的职呢？中国军民只好跟着他硬干。他的军事知识如此，政治常识又如何？从他冀望于九国公约会议，可见对世界局势懵懂无知，结果不仅德国与意大利帮日本说话，连英法也表示“中立”“不介入战争”，根本无法给予日本侵略者任何制裁。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但是他的一念之差，不知冤死了多少浴血奋战的英勇官兵，以及无辜横死的中国百姓。

日寇以陆海空三军重型装备追击溃不成军的我军，并分兵三路进攻南京。在这种情况之下，凡稍具军事常识者皆知，南京不可能守得住，实在不需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当蒋介石于11月17日至18日连续召开三次军事会议时，德国军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李宗仁、白崇禧都不主张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按国际公法不能再动武，可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参阅《李宗仁回忆录》，Wilson, WhenTigers Fight, p.66），不过从政治上考虑，南京是首都，终不能不战而弃守，故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建议，以少数部队作象征性防守，然后主动而有序地撤退。可是蒋介石既不听李宗仁等的主张，也不接纳刘斐的建议，把心思放在所谓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上，因此必须死守。是以当唐生智慷慨陈词，愿与南京共存亡云云，正中蒋意，即命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死守首都。不过不到两天，蒋于11月20日又宣布迁都四川重庆。蒋介石又于12月4日，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说是守南京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更说将亲率云南部队来解南京之围云云。蒋介石又于12月11日晚上，自江西发电报给唐生智，说是“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又不要死守了。事后看来，都是不负责任地乱决策。事实上，他早于日军开始攻击南京外围的7日清晨，飞往江西去也。

声言死守南京的唐生智，于11月27日向新闻记者说明保卫南京要做的两件事：“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引自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第175页）12月9日，唐生智以司令长官发布命令，仍以“共存亡”为言，并命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同书，第181页）。似乎确有死守不退的决心。然而当12月10日，日军开始大举攻城时，唐生智忽奉军事委员会电令：“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12日下午敌军攻占中华门，不到两天全城就被攻破。唐原无撤退计划，当日只开了二十分钟的撤退会议，就决定分路突围，以至于造成当晚在下关极度混乱的悲惨情况。据李宗仁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李宗仁回忆录》，第458页）的地步。

“自相残杀”之后，日军于翌日进城，又大肆烧杀奸淫，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当时有二十七名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自愿留下不走，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做了见证，为南京成为“人间地狱”（a living hell）留下记录。其实，日军在进入南京之前，已开始沿途杀中国人为竞赛游戏，并见诸日本报纸（详阅Wilson, When Tigers Fight, p.68-81）。然而战后迄今还有不少日本人想赖账，说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未免太慷在南京死难的三十万军民之慨了（三十万之数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南京守不住，无可责怪，敌人挟兵员与武器的优势，以陆空立体战斗向易攻难守之据点进攻，势不可当。所可议者，“与城共存亡”之誓徒托空言。若以死守之坚志与敌周旋，虽败犹可予敌重创。奈蒋介石一面与唐生智誓言死战，另一方面仍抱德国调停的希望。然则和战犹是未定，难以齐一心志。再就守城的策略而言，集重兵于南京一隅，未能布置兵力于首都周围都邑以为屏障，以便呼应运动其间，以消耗敌军，因而处处被动，使南京成为死棋，只能挨打。官兵再勇敢，虽不惜性命，但恨杀敌太少。及至不得不退却转移，仓促之间，命令无法实行，造成严重的无端伤亡。如此牺牲，岂非更加可惜？而此无关敌军之强，实由于我方战术、战略之不当。蒋介石与唐生智都不能辞此咎。而蒋氏于12月13日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竟谓：“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做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转移。今本此计划，令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好像是完全照计划行事，完成使命而转移。岂其然哉！岂其然哉！事实上，因其计划之错误与混乱，不知造成多少无谓的牺牲！

南京失陷后，蒋介石于1938年元月11日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指出“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五卷，第13—14页），因为津浦与道清两条铁路乃武汉三镇的屏障，保卫武汉屏障的责任则落在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身上。日军在鲁南之师，于3月10日南下，孤军深入，在台儿庄被中国以大兵团包围，至少歼敌一万二千余人（据日方估计），颇能振奋人心，只是兵力虽多，乘胜攻击仍感乏力，应歼而未能尽歼深入的日军，更不能扩大战果，改变战局。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得台儿庄捷报之后，于一个月内再调二十万人，总共六十万人，要与增援的三十万日军，在徐州“一决雌雄”，也就是要做决定性的阵地战，忘了几个月前在开封所定机动迂回包抄歼敌的战术，也忘了华北平原有利敌人机械化部队之攻势，更未觉察反而有被敌歼灭主力之虞。果然，李宗仁认识到“我方集大军数十万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不能不自量力与敌做“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遂于5月初旬自徐州主动撤退，5月19日完全放弃徐州。蒋介石以十五万精锐之师不能歼灭二万被围之敌，更由于徐州失守，令敌侵入豫东平原，自谓“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见蒋致程潜函，原件藏南京二档馆）！但他责备多数将领“畏缩不前”“指挥无方”（见1938午5月27日手令，原件藏二档馆），似乎忘了自己是指挥全局的最高统帅。

蒋介石于5月25日从郑州返回武汉，因怕日军自津浦路西进，又怕日军占据郑州后，可能由陇海路西进以及平汉路南下攻掠武汉，居然听从第一战区司令部里的两个参谋的主意，批准掘开黄河南岸大堤以阻敌于豫东。蒋“以洪水掩挡敌军”的命令，交第一战区核办，原件尚存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6月7日，炸毁黄河铁桥，两天之后即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炮轰决口，宽二丈，洪水滔滔而下，造成华北平原的浩劫：淹没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损失财产按当时银价折算约九亿五千三百万元，死人近百万，生还的六百余万人在汪洋泽国中挣扎，损坏耕地一千七百余万亩，并形成后患无穷的黄泛区。付出如此惨痛代价，并未能阻挡敌人夺取武汉。百姓何辜，有此草菅人命的最高统帅！

然而50年代何应钦刊印“荷蒙总统蒋公核定”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竟想一手遮天，掩盖历史真相。书中记1938年《陇海路沿线之作战》一段中有谓：

6月5日我放弃开封，敌分攻中牟尉氏，该两地亦于6日失守，随即进扰新郑，7日敌轰炸黄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

这段话最令我们注意的，是“敌轰炸黄河堤”，说由于日本飞机炸了黄河堤防，所以“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乍看起来，这话没什么不妥，细想一下，就破绽见矣。想想看，本来中国军队是一路败退的，突然间，日本飞机炸了黄河堤，河水泛滥之下，敌我双方“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这无疑是说，河水泛滥，把敌方攻势阻止了，因此我方占了便宜，但是，河水泛滥是敌机炸堤的结果，敌机为什么要炸堤跟自己过不去呢？

《八年抗战之经过》这段话，事实上，是道道地地的谎话，黄河堤被炸，没有错，错的是炸它的，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是蒋介石下命令干的一桩大惨事！（蒋1938年6月11日致程潜电，命令《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

这一惨事，最早落墨于传记书刊者，倒是国民党宣传部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书中明言：“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的敌人。”（第293页）但是董显光口口声声都是敌方的损失，却绝口不提我方的损失，这种宣传，固然用心良苦，却也技术奇劣。因为河水是没有眼睛的，岂能只淹日本人，不淹中国人哉？到了《蒋总统秘录》时代，国民党的宣传有以兼顾了。《蒋总统秘录》在“日军溯长江进攻”一节下，虽然在宣传上对敌我损失都有以兼顾，但是，“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第144页）寥寥数语，还是轻描淡写了的。到底中国“民众生活”受了多少“影响”？蒋介石下令炸堤，造成的损失可分前后两阶段，前期的损失以1938年为主，后期的损失以1943年为主。前期1938年的炸堤，使黄河改道，水淹二十余县，平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土地，尽成泽国。其中十一个城市遭到水淹，农田和作物多被冲毁，四千多个村全被淹没，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淹死的人数接近一百万；后期1943年的损失，是1938年的后遗症。由于河水冲毁了农田和作物，再加上政治腐败，终于引来了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大饥荒的人命损失在五百万至一千万间。报道这大饥荒的，首先见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大公报》上先刊出一篇《河南灾情真相》的报道；第二天，又刊出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看重庆”是看重庆国民党大官家的酒肉臭，“念中原”是念河南五百万贫苦老百姓的饿死骨。照1985年12月14日美国《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所刊载的估计，1938年淹死的中国百姓有一百万人，日军只有几千人，1943年的大饥荒中国百姓死了一千万人！——一颗原子弹杀死的日本人也不过十万人，蒋介石杀自己同胞，这一次就是一百颗原子弹！

据孟绝子《国民党放水成性》（1984年9月30日“万岁评论丛书”第九期）的综合论述：《大公报》的报道和社论刊出后，国民党不但不赶快设法救灾，反而老羞成怒，悍然下令罚《大公报》停刊三天。然而国民党办的中央通讯社记者所写在内部传阅的秘件里却说：“河南的情况甚至比《大公报》所说的还要坏。”1943年2月2日《大公报》被处罚停刊三天之后，隔了将近两个月，美国的《时代》周刊上也刊出了河南大饥荒的新闻和评论，描述河南的灾情，评论国民党是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时代》周刊的报道和论述不是取材于《大公报》的新闻和社论，而是该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亲自到河南省灾区去实地观察采访之后写成的文章。文章在《时代》周刊上刊出后，举世为之震惊。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蒋宋美龄看了竟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给《时代》周刊老板亨利·鲁斯，要他马上把造谣生事的记者白修德开除掉。亨利·鲁斯断然拒绝。1978年8月中旬，美国名记者兼名政论家白修德的新著In Search of History在美国出版，立刻造成轰动，成为畅销书。该书问世之前的一个多月，在7月3日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特别摘要介绍了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所介绍的内容，正是当年惨绝人寰而震惊世界的河南大饥荒的灾情。那一期《时代》周刊的介绍，除了文字，还有照片。有两张照片是并排在一起的。一张相片中是一个愁眉苦脸悲伤欲绝的饥饿妇女坐在地上看着身前正在饿死边缘的小儿子。另一张相片上是蒋介石身穿军装坐在办公室里，专心看着双手拿着的一本书。那本书是署名蒋中正著的《中国之命运》。这两张照片下面有两行英文字，意思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灾难之一，已有五百万人死去……”那一期《时代》周刊中这篇摘要介绍一共有十几页。这本周刊进入台湾后，这十几页全被国民党动手脚弄掉了。

孟绝子又综合论述：那一次水灾破坏了河南灾区土地的生态，影响了后来的农作物收成。到了1942年，春天、夏天、秋天都没有下雨，冬天下了雪，农作物没有收成而天气又冷，饥寒交迫之下，开始有了死亡。河南三季没有雨，国民党就应该知道那个地区的农作物全部没有收成，进一步也就应该知道有人会饿死。这时候如果国民党下令把隔壁陕西境内仓库中丰富的存粮拨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饿死人的灾难也就不会如此严重了。结果，最应该做的，一样也没有做；最不应该做的，偏偏全做了。1942年，驻在河南的军队向重庆当局要求补给军粮，当局的指示是“就地征粮”，所谓“就地征粮”就是要军队在驻地自己设法弄军粮。在这一道指示命令下，军队变成了“合法的土匪，有执照的强盗”。他们纷纷到老百姓家搜劫粮食，他们不是搜劫到他们够吃的为止，他们是尽量收集。之后，各级指挥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卖到黑市市场中去。卖到后来，士兵只能吃到九成饱、八成饱、七成饱。拖到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那天，为了表达“蒋委员长的德意”，才宣布免掉河南灾区农民1942年的田赋。不幸，这个德意宣布得太迟了。河南地方政府已经把1942年农民的田赋收过了。在“就地征粮”之后，为了缴田赋，小农小户或变卖家产，或变卖用具，或变卖儿女。天气转凉之后，饥饿也开始了。天气愈冷，灾情愈惨。在饥寒刚刚开始后，远处各城市的妓女院老板都纷纷到灾区来廉价“收购”女孩。大地主们则乘机廉价大量收购农地。通常一块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麦的地，这时候投机地主只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麦就买到手了。后来，那些家人死光了的无主农地，在官商勾结下，由大地主和贪官瓜分掉。白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死的人当中，男女老幼全有。有一些还没有饿死的人还在抢着吃草根、啃树皮。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熟了吃，有些大人把别人家死掉的孩子弄来煮熟了吃。人们原来养的狗几乎都变成了野狗，不再住在农家里吃人屎，而去到处游荡，专吃人的尸体。一路上各村庄十室九空。有的整个村庄只有一个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坟，一个人声反而就会如同一下晴天霹雳。令白修德毕生难忘的人间悲剧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再说任何话，只是在用濒死前最后的一点力气，如怨如恨如诉地低泣！

《蒋总统传》说炸堤的效果延缓了汉口被占领的时间“三个月以上”，《蒋总统秘录》又说延缓的时间是“半年”，可见各说各话，真相堪疑。石觉在《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中论“黄河决堤”，说：

徐州会战后，敌寇囊括津浦全线，并侵入豫东，趁我徐州突围后措手不及，企图沿陇海路西犯，占据平汉路中段。而当时抗战心脏之武汉，情势岌岌可危，军事当局为破坏敌寇计划，迟滞敌军行动，争取所需之准备时间，乃于中牟县之花园口附近决黄河堤，使河水泛滥豫东，阻止敌寇之进迫，虽付出重大代价，然安定华中要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亦属值得。（第119—120页）

令人费解的是，“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在开战之前那么多年干的是什么？为什么独独要紧迫到这种程度——到连自己人民都不通知就大放其水的程度？为什么这三个月要自己人民付这么惨痛的代价？这叫“亦属值得”吗？何况，这么惨痛的代价，对日本鬼子造成的延缓，究有多少，亦颇可疑。在攻势上，日军很快地便放弃了自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将“中支那派遣军”重行改编，并将由“北支那方面军”抽调而来的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稔彦中将所属三个师取道陆路，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所属四个师及一个支队配合海军第三舰队溯江仰攻，两路进军，不久就拿下武汉，可见这种战略，划得来划不来，固大有可议也！

在当时作战的敌方阵营里，有一位台裔日籍的川村成功，正以陆军通译官的身份，在河南省新乡河村部队司令部，给司令官河村中将做翻译。1940年川村成功恢复中国国籍，改名陈文忠，后来做到政大日语教授，因为他是李敖难友韦正中太太陈丽德的父亲，一天他们齐来夜谈。据陈文忠说，当时他半夜醒来，发现水深及膝，才知道黄河决了堤。李敖问他日本人有没有想到中国人会炸堤，他说日本人早就想到了，但日本人判断，要淹死日军三个师，中国老百姓至少要死三百万，蒋介石不会这样残忍。殊不知日本人判断错了，蒋介石的残忍，固大出日本鬼子意料也！

蒋介石虽然残忍炸堤，若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姑算一说。但是即使是放水作业，也都没有“从容准备”，而是乱来的。

蒋介石放水作业因为见不得人，所以一直赖在日本人头上，说水是日军放的。因为是扯谎，说法未尽统一。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说的是日本飞机轰炸开的；《中华年鉴》（1948年9月南京中华年鉴社版）却说是日本大炮轰击开的；赖不在日本人头上时，甚至说是“大雨滂沱”后河堤自己裂开的（国民党党史会编《中华民国史话》中说法）……其实都是造谣。当时奉蒋介石命炸堤的是国民党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商震转命上校参谋处长魏汝霖主其事。魏汝霖到台湾后，一开始不敢公布经过，后来因为《蒋总统传》出版，才在1976年9月的张其昀监修《战史论集》里，由当年陆军中校工兵参谋刘叔琬出面，发表《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决口经过纪实》；六年后，魏汝霖再将此文以自己名义，改题《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在1982年12月31日《战史会刊》第十四期发表。文中记录没有“从容准备”的放水作业甚详。《复兴关怀念集》（1981年10月31日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学会出版）收有魏汝霖的《生平自叙》中说：

徐州会战后，先总统蒋公决定掘开黄河堤防，造成泛滥，阻止日军西进，自策划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时值季春，正当枯水时期，先在河南封城北赵口掘堤，失败三次，最后始在郑州北之花园口成功。“失败为成功之母”，信不虚也。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第110—111页）

其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说法，早已被“水”没矣，当然魏汝霖不肯面对这种真相，所以他在《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中，还来了三段“揭穿中共歪曲说法”的“检讨”：

一、黄河决口成功，造成广漠无比之大泛滥，宽约数十里，水深仅数尺。尤以决口初期，水行极缓，开封南北，全为沙地。故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铁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耕地之破坏，村落房屋之淹没，当所难免。当年全国人民都有焦土抗战之决心，只要能阻止敌军，有利抗战，任何牺牲，绝无怨言。

二、当时敌军乘徐州会战之余威，期图以机械化部队与骑兵占领郑州，继续西进，以拊武汉之侧背。故我最高统帅部（在武汉）日必长途电话多次，询问黄河水势东进到达情形，最后竟以水行太慢，疑决口并未成功，特派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现居美国）至决口工程地，视察实情。李军长初见余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余与蒋师长在珍及黄河水利会人员，共同详细说明后，李军长似渐明了，始半信半疑而去。数日后，先总统蒋公又派胡宗南上将携其参谋长罗列再来决口工程处视察，罗参谋长列为汝霖陆军大学十期同期同学，战场上遇故友，畅谈决口经过，胡上将始相信成功，报告先总统蒋公而去。

三、共匪前数年，曾在匪区及香港报章上宣称：抗日之战黄河决口时，淹死人民数十万，造成重大灾祸等之痛恶攻讦。此固为当年参加抗战，实地眼见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伪惯技。回思当时若非由黄河大泛滥阻止日军，郑州早已陷敌，西安可能不保，毛酋巢穴延安亦将遭受日敌袭占。

这种检讨，可真滑稽。一百万老百姓都淹死了，魏汝霖居然还说“灾区人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放水的效果，也是害民远过于困敌的，这由“水行太慢”“狗撒尿！狗撒尿！”等情况可以概见。据1981年9月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所收总统府机要档案《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徐州会战经过——民国二十七年1月至6月”》，也不过说“6月开封失守。次日敌续陷中牟、尉氏，并进扰新郑；同时，以飞机对我黄河沿岸守军滥施轰炸。6月8日，花园附近黄河决口，洪水夺贾鲁河南泛，中牟尉氏一带尽成泽国。敌我乃隔黄泛两岸成对峙之局，徐州会战遂告终结”等话，看不到魏汝霖所描绘的那样神话式的画面与效果。魏汝霖的“战史”，实难令人相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论“黄河掘堤阻敌”说：

5月31日，中国军避免在豫东的平原上和日军决战，第一战区的主力也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这时，决定掘毁黄河堤防，构成泛滥，阻止日军。6月4日，中国军就在中牟县境的赵口掘堤。原定当天午夜可以放水。不料掘了三昼夜，水流不畅，而日军已进占了开封，情势危急。7日晚上，中国军改在花园口掘堤，到9日上午九时掘开了缺口，冲出的河水在十时以后就逐渐增多，缺口愈冲愈大，黄河主流就蔓延开了：从中牟、尉氏、扶沟，直到安徽和江苏是一片汪洋。（第447页）

这片汪洋，因为黄河含沙量过大，地势多变，水流靡定，自决口以来，河南省的中牟、通许、尉氏、太康、鹿邑、淮阳、西华、商水、沈邱等十县，安徽省的亳县、太和、涡阳、阜阳、颍上、凤台、蒙城、怀远、寿县、凤阳等十县，或沉沦经年，或忽涨忽退，偶可耕作，亦无补于实际，灾区之广，竟达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又如黄淮同时并涨，则运海不能容纳，且危及江苏省里下河一带。1938年开放归海坝，汛区及于高邮、泰县、东台、盐城、兴化等五县；灾区面积达六千平方公里，合计二万九千平方公里。灾区主要都地处豫东、皖北、苏北一带，正好是农业要地，这样子下去，其惨可知。拖了七年，才算完工合龙。据1947年9月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出版的《黄河花园合龙纪念册》中张群题词，全文是：

荡荡黄河，溥利万世，

中更兵革，遂荒遂敝，

溃自花园，毒痛岁岁，

哀我孑遗，生命如缀。

倾天捍御，竭地收功，

万人悉力，庆此合龙。

民其有瘳，国运无穷。

惩前毖后，永式崇封。

一点也没错，在“生命如缀”的“孑遗”下，重新合龙了黄河。但是坏心眼还有外一章。据徐福龄写的《蒋介石在黄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说：胜利后国民党堵花园口决口，使黄河复归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水淹解放区，因中共已在故道内开辟建村，居民已有四十余万。幸而国民党的秘密作业被揭穿，引起社会公愤，才谈判协议，签订了《开封协议》。但不久国民党又不遵守协议，引起中共强烈抗议，以“将被迫采取必要自卫措施”相威胁，遂又在南京谈判，迟滞而少进展，到内战爆发，国民党正好水淹解放区，乃立即在花园口强行堵口放水，悍然使汹涌的黄河之水流入故道。不过中共已有准备，早已开始自行复堤，提出“反蒋治黄，保家自卫”的口号，蒋介石的阴谋并没有得逞。（见李敖编《清算蒋介石》，第131—142页）

话说自徐州弃守后，日本侵略军已控制从东北、内蒙古一直到杭州湾的中国东部领土，蒋介石却应知而未知日军可避开豫东滔滔之水，改从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别山与长江南北进攻武汉。于是他又开始忙着保卫大武汉。早于7月18日，他就向外国记者斯诺说“武汉必能坚守”，然同时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必能坚守”与“或不能守”是两歧的，可见他原无定见。当日军于25日在九江登陆，他更失去了坚守武汉的信心，在26、29两天的日记中先后说“余对防守武汉，绝不做无谓之牺牲”，“此次保卫武汉战略，当取韧性！”但是在31日向武汉各部队长官训话时则说“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说了许多为什么要保卫武汉的大道理，然则又回到非坚守不可的论调，并宣布处决失掉马当要塞的师长薛蔚英。蒋介石原想在武汉外围的大别山、长江阻遏敌军，然而虽然将士用命，仍节节败退。日寇还用毒气弹，而我军全无准备，死伤甚惨，难以抵挡敌人攻势。蒋介石早在8月间向英国记者说，扬子江战斗，“吾人深信必能获得较4月间台儿庄一役更大之胜利”，又成了不能兑现的空言。

日本侵略军于进攻武汉的同时，于10月12日在海南的大亚湾强行登陆，再于21日攻陷广州，粤汉铁路通海受阻，促使蒋介石放弃武汉（参闻蒋1938年10月22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2524页），并于10月25日于武汉近郊激战时，飞往南岳。以前强调武汉会战的成败，关系到抗战的前途，现在又改口说：“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蒋介石1938年10月31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令人莫衷一是。从唐纵日记得知，蒋介石飞抵“南岳时，已两点钟，轿夫也未预备，至山上，房间也未布置，委座大怒”（《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78页）。战时还要讲究“布置”，真不可思议，应该想想遭大水大火无家可归之人。

武汉失守后，日本沿粤汉路南下，于11月11日攻陷岳阳。蒋介石以为日军的目标是长沙，遂于翌日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同时，张治中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1959年致郭沫若函）张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这个任务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1938年11月12日晚上，敌人尚在数百里之外，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士兵误以为是信号，大举放火，烧了三昼夜，烧死二万余人，城内大部分房屋焚毁。蒋介石于16日自南岳山中到长沙视察，但见此一名城一片瓦砾。此一乱来，不仅当地民愤极大，而且引起中外谴责。即使要焚城，亦得要有疏散民众的计划呀！这两万余条人命谁来负责啊！蒋介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枪毙了事。然而始作俑者、下令烧掉长沙者，岂非蒋介石乎？他为了有替罪羊，只好挥泪斩亲信爱将酆悌了。

蒋介石先放大水，又放大火，这个样子领导抗战，使本来已受灾受难的中国百姓更苦更惨矣！

蒋介石于失掉武汉后告诉国人，抗战已进入第二期，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说说而已。事实上，武汉会战之后，国军转入山岳地带，交通阻滞，日军不易进一步内侵，何况敌军战线已拉得甚长，亦无足够的兵力占据面积广大的中国，更不能征服恨日本人入骨的中国军民，唯有封锁与围堵以求逼降。中国方面则凭山岳形势整补，虽有时出击，即如长沙之捷，并无力反攻，扭转颓局。整个战局基本上形成相峙状态，较好的东半壁江山，沦入侵略军之手。1940年7月抗战三周年，失土约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39页），而且失土仍在持续增加。“转守为攻”云乎哉？

蒋介石于1938年元月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这几个月来的失败，“不是我们一般下级官兵不勇敢、不牺牲；而是由于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在平时缺乏研究、没有实学长技拿来教育部下；到了战时，对于一切战术战略，又不能根据基本典范纲领和战阵实际情况，随时随地研究改进，以致指挥失当，虽有很多部队，也不能发挥相当效力，所以被敌人打败！”这段话讲得正确极了，唯不知是否包括他本人在内。然而这段话根本是下一段的引文，接下去他说：“我们高级将领中还有观望不前，图保实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敌人才敢进来。”这是逮捕与枪决韩复榘的“罪状”。抗战期间被处决的集团军司令一级的将领，还有石友三。石、韩都有反蒋纪录，所谓因违反军纪而遭处决，恐怕大有公报私仇的成分。而且抓人处决不是经由正当的军事法庭审理，而是由戴笠用特务手段来处理的；死罪与否，全凭蒋介石手批。再说韩复榘弃守山东，或罪有应得，然而抗战以来，弃守名城的高级将领不知凡几，包括蒋氏爱将刘峙在内，不闻有何惩处，则更难免双重标准之讥矣。他没有提到的是，自抗战以来，他唯有从苏联获致军援。自1937年起到1939年止，苏联送给蒋介石一千架飞机、两千名飞行员、五百位军事顾问，以及二亿八千万元低利贷款。（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5，Pt.2，p.576）

第七章　蜀中无大将

第一节　蒋汪双簧之谜

国民党宣传的历史中，都说抗战前后，汪精卫是主和的、妥协的、误国的；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抗日的、爱国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

汪精卫从1932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就以“跳火坑”的心情，处理国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受闲气。

蒋介石自从1928年济南事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骨子里本来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后，1933年《塘沽协定》，出卖华北利权；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打击抗日分子；1935年《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作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锅的，都是汪精卫。事实上，汪精卫本人，对日本原是主战派，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5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一度忍无可忍，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国。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

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竟被蒋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后，还要汪精卫追认。

陈公博的回忆，告诉了我们：蒋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却要汪精卫代背恶名！蒋介石这种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黄郛有时都气不过。沈亦云《亦云回忆》中收有黄郛1935年5月27日的一封电报，其中责备把弟说：“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指蒋介石），误国者为兄（黄郛自称）也。”（第492页）——连蒋介石的把兄黄郛都如此，又况汪精卫乎？事实上，当时汪精卫的处境，正是扮误国的角色，为表面爱国的蒋介石，代演衬托的苦戏耳！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开始有主和的倾向，始于1933年的长城古北口之役。这次战事，“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益发认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大体说来，蒋介石根本是不主战，他的既定政策是安外攘内，对内战的重视，远甚于御侮。虽然如此，他却也避免由他直接出面去主和。相对地，汪精卫由主战转变为主和。两人比较，和战之间，其实蒋比汪更“和为贵”。

从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起，国事在形式上是由汪与蒋介石共同负责的，在强敌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两人都没有抵抗日本的信心与决心，引起举国哗然。到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典礼拍照时，汪精卫被击三枪。这件案子现在已经十分明朗，开枪的凶手是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孙凤鸣，通讯社的社长叫胡云卿，都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激于九一八以后不抵抗的耻辱，决心牺牲个人，除蒋救国。结果蒋没有出来拍照，而枪手孙凤鸣已服鸦片烟泡，毒性将定时发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枪。蒋虽幸免，汪却替蒋挨了枪。（参阅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228—231页）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怀疑是老蒋干的，冤枉了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汪与蒋合作，不仅替蒋背了黑锅，还挨了枪。凶手明明是要杀蒋介石的啊！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后来化名华克之，乃组织刺蒋的主要负责人，在海内外追捕下，于1937年进入延安，加入共产党，至1987年仍然健在中国大陆，目前生死不明。

西安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好像和战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表面上打得烽火连天，暗地里蒋日和谈不断，甚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蒋介石仍不愿完全切断和谈的线索。

蒋介石于1937年7月24、25、26日三日分别约见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大使，希望西方强国调停。其实早于7月19日，英国外相艾登（Anthony Eden）为了英国在华利益，宣布已与美、法两国联系，并通知南京与东京，愿意斡旋。（见Frei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p.93）7月28日，蒋约见英国驻华大使之后，英国驻东京代办多兹（Dodds）拜访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广田声称卢沟桥事变可由地方解决。但事实上事端更加恶化，英国舆论虽然谴责日本将损及大英利益（The Times，10August1937），然英国政府仅能做无力的抗议。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经由驻美大使王正廷，要罗斯福总统调停。美国驻日大使格鲁（Grew）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国愿意帮助解决中日纠纷。（参阅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1，p.435）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军方，根本不欢迎英、美介入。而德国正好与蒋介石自20年代起就有良好关系，自1933年希特勒崛起又与日帝建立伙伴关系，并于1936年11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自处于调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国，德国顾及对华关系，不仅希望事变早日解决，而且希望日本考虑德国在华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华行动可能减轻对苏压力。（参阅Fox, Germany and Far Eastern Question, p.233）7月底，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魏什克（Ernst von Weizsacker）电告其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我们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们不能以《反共产国际协定》来对付中国，因该协定绝无在第三国攻打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目的。”（美国国务院编Documents on GermanForiegnPolicy，1918-1945，1：p.742，743，参阅p.748）同时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亦未立即撤除军事顾问团。德国人最顾虑的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行动，将使中国投向苏俄的怀抱。（见陶德曼报告，载German Documents on ForeignPolicy，1：p.741，748）此为德国愿意介入的背景，虽然一时仍持谨慎态度。

日本侵华，军方最力，文人政府并不希望战争扩大。广田外相曾于8月初遣使到上海议和，导致8月8日，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谈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中日军队各自撤退；二、不侵占领土；三、不赔款。高氏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参阅《东京战犯审判纪录》，Exh.3260）然而8月9日却发生“大山事件”，最后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谈判自然流产。

淞沪之战打得血肉横飞，但蒋介石暗中继续试探和平，曾向德国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协议来影响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见陶德曼与德外相来往文件，载Documents onGerman ForiegnPolicy，1：p.741，742）接着于8月21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于9月9日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遂于10月初召集会议，但广田于10月21日声明拒绝参加会议，唯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并示意德国或意大利可为说客。（见德国驻日大使Derksen致德国外交部，载Documents on German Foriegn Policy，1：p.769-770）一周之后，日本正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 von Derksen）提出：“日本政府欢迎德国促使中国与日和谈。”（同书，第773页）陶德曼遂于10月30日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愿意作为沟通的桥梁。不久，于11月3日，广田开出和议七条件，由德国转达。七条件重点是：一、内蒙古自治；二、华北设非武装区，委派亲日首长，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三、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书；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本货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柏林报告，他相信日本在上开七条件基础上，有和平诚意，故认为值得劝南京接受。柏林对陶德曼的训示也认为这些条件可作为和谈的基础。11月5日，徐谟陪陶大使自汉口乘轮至南京晋见时，蒋介石因犹冀望于尚在开会中的九国公约会议，故推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蒋介石又说：“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陶德曼说：“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前引书，第774页）

可是，日本拒绝参加的九国公约会议仍然进行之时，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安阳失守。11月8日，太原失守、任县失守。9日，松江失守。11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13日，济阳失守。14日，嘉善失守。16日，昆山失守。18日，嘉兴失守、烟台失守。20日，苏州失守。21日，吴兴失守。24日，布鲁塞尔会议闭幕，所得之决议仅仅是重申普遍原则，促中日双方和谈，中止战争，完全暴露没有强制力的根本弱点。日本照样进军，25日，无锡失守、长兴失守。29日，宜兴失守、武进失守。30日，溧阳失守、广德失守。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Baron von Neurath）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美国国务院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p.787）12月2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汇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各将领问：日本有无旁的条件？徐谟说：“据陶德曼所说，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并无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唐生智还没答，又转问白崇禧。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谟说：“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介石又问徐永昌。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祝同，也说可以答应。再问唐生智，也赞同各人的意见。蒋介石就表示：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显然慌了。那天下午五点，他接见陶德曼，“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另表达两点：一、中国深望：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必须维持其完整。这就是说：一、一切结果，要请德国人背书，德国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东北也不要了、内蒙古也不要了。最后蒋介石要求：“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开任何提出的条件。”（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第113页）这显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干。

蒋介石遂于12月3日再度约见陶德曼，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愿意接受日本11月的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二、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三、德国自始至终调停；四、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见Documents on German Foriegn Policy, p.787-789）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毅然许诺”后，转报回国。德国外交部认定“日本的建议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遂在12月7日，转告日本。可是，此时日军已逼近南京，气焰特甚，广田外相也对以一个月前的条件为和谈基础，表示怀疑（见同书，第799页），调停发生了意外的变化。12月13日，南京失守。

暴日虽相逼如是之甚，蒋介石虽发表一贯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调停并未因此中断。12月22日，德国大使在汉口提出日本所开的新条件，重点是：一、中、日、满（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共同防共；二、设立非武装区，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对日本赔款。日本还提出和约缔结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于年底以前接受这些条款。这种条件，连德国也认为太苛了，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即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见Documents on German Foriegn Policy, p.804）德国政府于12月29日照会日本，此种结果将无助于“反共产国际协议”。（见同书，第811页）广田辩称条件可以修改，不过日本驻英大使又谓，日本愿尽早结束战争，然若蒋介石不接受日方条款，则将与中国地方政府媾和。（参阅同书，第811、812、813页）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1938年1月13日，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向陶德曼说：“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做确切的决定。”（见同书，第815—816页）日本外相广田虽说将依此与内阁讨论，实对中国政府的回复极为不满，乃于1938年1月16日上午十时半，将日方强硬回应请德方立即转给汉口，并要求中止德国调停，此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二册，第386—387页）蒋介石亦在1月18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谓中国将为领土完整及其主权奋战到底。至此，和谈好像是彻底破裂了。事实上，德国调停虽然结束，蒋日间和谈的线索并未中断。

蒋介石于1938年春就已建立起管道，主要是靠孙中山的日本旧友，如萱野长知（1873—1947）、小川平吉（1869—1942）、头山满（1855—1944）、秋山定辅（1866—1950）等。这批人看似民间人士，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他们站在其本国利益的立场，又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自愿为两边奔走和平。

蒋日之间的秘密接触，初由南京失守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设有秘密办事处，由柳云龙、杜石山（又作石珊）负责。日方资料称柳为蒋介石的外甥，或称蒋母妹妹的儿子，宋美龄曾亲自到香港“指导”，全盘都是蒋门作业。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国府行政院长孔熙祥于1938年1月23日，亦即是日相近卫已宣布不以国府为谈判对手之后，曾电请头山满“主持正义，力挽狂澜，设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同年3、4月间，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本藏次与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在上海中国旅社秘密见面商谈，松本传达承认满蒙的要求，贾存德则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与贾见了面，并由贾带信经港飞汉口报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双方即刻停战，尊重中国主权，至于日方要求解决满蒙，中国原则上同意，具体问题可于谈判时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后与小川平吉商讨，觉得孔有诚意，小川遂于6月10日分访新任日相宇垣一成与前相近卫文麿。不过近卫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然小川与宇垣认为仍然需要与国府交涉，必要时可取消旧声明，故颇支持萱野与孔祥熙继续谈判，不久谈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到港相助，特别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不过日方又提出蒋介石下野以承担责任的要求无法解决，孔祥熙愿辞行政院长代蒋下野，未为日方接纳。一时之间，蒋介石的下野问题成为和谈的障碍，日本军方对蒋介石尤持坚决排斥态度。

约当此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7月5日自香港抵达神户。（参阅《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12—273页）高氏日本之行，论者每想当然，以为奉汪精卫之命，其实是奉蒋介石之命，专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美国学者邦克（Gerald E.Bunker）曾与高宗武做多次访谈，论定高直通蒋介石，“绝非汪之代理人”（Kao in no sense acting as Wang’s agent）。（见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p.75，80）高宗武早于1938年2月就奉命在香港设立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名的情报机关，暗中与日方联系。3月27日，曾与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港和日人西义显等会晤后，飞往汉口，于4月3日提出报告，并于5日晨“晋谒委座”。4月14日，高自汉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记》上册，第78、83页）据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说，蒋介石要高氏转达：“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唯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5月30日，高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口，当时已任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陈布雷处。（《周佛海日记》上册，第106页）6月5日，高又“奉命飞港”。6月25日，梅思平谒汪精卫后往见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同书，第116页）可见高宗武赴日之前，汉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须“推测”，证明高奉蒋命，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7月6日，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前往南京，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东北可以割让。（张有谷《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141—142页）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没有马上报命，周在7月19日日记上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第126页）显因日方仍“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故，使高觉得无以报蒋之命，结果高宗武于7月22日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没有讳言“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见同书，第127页）第二天，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见蒋“打不起精神”。没过几天，周就听说，蒋令“王亮畴（宠惠）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同书，第128—129页）《蒋总统秘录》说，高宗武“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第2558页），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蒋于失望之余，悻悻然竟不承认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7月26日记道：“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赴港，转达一切。”转达什么，虽不知道，很可能是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与蒋为对手，非要蒋下台不可，则可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所以高宗武并没有就此在香港养病，而是继续在港、沪两地与日方交涉，寻又有梅思平参与其事，最后才会有近卫的新声明与三原则。

经过萱野长知与贾存德的沟通，日方虽仍要蒋下野，然而若蒋决心“铲共亲日，媾和尔后有办法”。所谓办法，即体谅蒋一时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只须预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当亦无妨。”（《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一），第596页）宇垣还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与孔祥熙在军舰上晤面的计划。至此，日方实已修正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9月25日马伯援自港取道河内赴渝，与蒋介石、孔祥熙详商。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蒋日和谈即将一拍即合，奈日本内部一直有矛盾，陆相与外相意见尤其不合。陆相板垣征四郎认为汉口即下，国府即将投降，无须发表撤兵声明，并指外相宇垣要与孔祥熙谈判为“国贼”，反对和议。宇垣被迫于9月29日辞去外相职务，那已经准备的不寻常会谈也告流产。（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608—610页；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65—67页）

日本军阀果于10月25日攻占武汉，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继续贯彻持久抗战”，但是暗中仍继续与萱野等民间人士保持联系。然而日本虽攻下武汉，并不如军方所想，中国会投降。日本政府显然忧心孤军深入，久战不决，增强了媾和意愿，梅思平也有了成绩。周佛海1938年11月26日有记，颇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第194页）

这个草稿，就是12月22日近卫政府发表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声明（亦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全文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二册，第407页）。发表前将近一个月，重庆方面已经知道底案。蒋、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则无疑可作为和谈的基础。蒋、汪的争执绝非主战、主和之争，蒋之不愿附和，显然因为近卫没有明确撤销先前不与他为对手的声明，而汪则认为应做积极回应。当蒋坚持不肯，汪乃决定脱离重庆，自由表达和平主张，配合近卫三原则的发表，在舆论上造势，逼蒋走向谈判桌来。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是1938年12月18日的事，这天他由重庆飞往昆明，19日再由昆明转往河内。21日，张群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给他，说“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且以绝无领土野心，尊重中国主权，不要求军费赔偿为说。24日，龙云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叫他代转，内容是：“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28日，汪精卫有信致蒋介石，认为日方提出三原则之后，“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进而“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要求“毅然决定，见之施行”。汪精卫这封信，收在1981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但信中提到的12月28日“兹有上中央电”，却被做了手脚，未见收入。现据1941年3月汪政权宣传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国文献国民政府还都周年纪念册》所收，抄录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詧。本月9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已去岁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唯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唯恐中国不亡、唯恐国民政府不倒、唯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第3—4页）

汪精卫此电把陶德曼调停经过说得很明白，调停之所以失败，因日方改变11月可以接受之条件，现在日本既已“觉悟”，回到原来可被蒋介石接受的立场，甚至更加明确，岂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12月29日），汪精卫即发出著名的艳（“艳”是29日电报代日的简写，电文载1939年1月1日《新闻报》）电给重庆，再度敦促接受调整中日邦交三原则，作为和谈的基础。汪氏这三个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国文献》之中，基本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如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不妨结束。汪精卫认为：与日本和谈，并不是他个人的私见，他说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调停，当时日本开的价码比现在还苛，但是“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如今一年仗打下来，中国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处境更差，但日本开的价码反倒比去年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谈和？抗战的目的既然在保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为什么一定要打？

汪精卫能够从重庆出走，虽说汪氏副总裁身份特殊，无人敢挡驾，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陆陆续续，难道蒋介石的特务皆视而不见？再说出走有目的，难道戴笠连这一点情报都没有？其中必有文章。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回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冯玉祥举出最明显的理由是：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对冯玉祥这段话，我们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证。1981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曾收有1938年12月19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内容是：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第46页）

这一秘密电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卫到云南的当晚，龙云就“电呈”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次日临行前，又再度“电呈”了蒋介石。可见冯玉祥所说“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是确实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出版社1988年版）中，也有论述如下：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第898页）

这里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发生过。

汪精卫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发表和平主张，采纳与否，权在中央。即准备赴法休养。然而当谷正鼎送来护照与旅费后不久，却发生1939年3月21日河内刺汪案，结果误中副车，杀死了汪氏秘书曾仲鸣，另有五人受伤。河内法院抓了几个人，以一般凶杀案，草率处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庆派人干的，故在《曾仲鸣先生行状》中说：“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叙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曾仲鸣先生殉国周年纪念集》卷首）但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哪知凶手们到台湾之后，忽觉自己是锄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陈恭澍等大写回忆，无疑招认，甚至实际开枪的王鲁翘也当上台北警察局长，侃侃而谈，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河内刺汪案终大白于世，原来是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干的，戴笠还于2月底3月初亲往河内布置。谷正鼎两度访汪，很可能与戴配合，以观形察势，做好谋杀的准备工作。也可能是单线，谷如陈立夫一样不知情。

我们不认为汪精卫出走前与蒋有默契，汪于1940年11月27日致蒋介石感电犹谓：“兆铭痛感艳电以来，荏苒岁月，国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执事之赞成，亦不及顾执事之反对。”（《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43页）但是我们认为蒋眼开眼闭让汪等出走，特务固不敢拦汪，但特务不会上告蒋来作决定吗？蒋不拦汪，必须从蒋本人的主和意愿来理解。他把汪等当试验气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蒋为何又要谋杀汪精卫呢？我们的理解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蒋氏“兔死狗烹”哲学，让汪发表和平主张之后，由他后续完成，免得日本人想与汪做对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议成功却让汪氏取而代之。更何况汪氏途经云南，与龙云相处甚笃，如果龙云加以响应，将更增加汪之声势。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长梦多，为以后蒋日和谈制造麻烦，于是不惜遣特务杀之。

可是误中副车之后，反而弄巧成拙。这一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精卫，汪乃在3月27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即“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证明了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并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12月22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8—9页）

不仅此也，激动的汪精卫触发了烈士性格，为死友、为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国了，也不理蒋介石高兴不高兴，径自去与日本人谈。……（编者略）

有趣的是，蒋介石公开谴责以及谋杀汪精卫未遂之后，继续经由萱野转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以及对日和平之意不变。其实，不仅嘴巴上说，还起而行哩，于1939年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明显展示反共态度，以配合近卫三原则之二，并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诚于2月3日致电在香港的柳云龙说：

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杜石山致宣野长知》，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08页）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亲自发电给柳云龙、杜石山说：

石山见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唯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蒙。（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此电紧要处，为蒋明显可以接受“卢沟桥事变前后之现实”，也就是说满蒙可以不要，但须尊重中国本部之主权，亦即是陶德曼调停时的第一个日本方案。但蒋怕日本别开新价码，故要“切实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说是求和心切吗？事实上，此时蒋介石已不经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遥控了，宋美龄也于7月16日亲自飞到香港与萱野面晤。会谈设于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柳云龙代表蒋方提出七点：一、平等互让；二、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经济提携；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614页）基本上响应近卫三原则。杜石山于会后致电蒋介石称：“和平之事，当在汪氏等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济，否则夜长梦多，多一纠纷即添一障碍，届时钧座虽欲当机立断，恐亦为事实之所不许也。”（《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15页）至此，蒋与汪已开始做“和平”竞赛了。接着小川平吉于3月24日赴港，听取萱野汇报后，并与蒋方进一步商谈，小川与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讨伐共产党，以实现局部停战，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并谓可用“密约办理”。杜石山告诉小川，蒋“现已布置了大量嫡系军以对付共产党”，以及“在议和成功之时，望以日本的先锋队进行讨共”。（《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53页）蒋又于4月间派马伯援与小川在港联系，很可能有进一步的表态，但马突于4月14日逝世。5月6日，小川又与张季鸾会谈，更明言日本最关切排共。蒋介石反共意愿虽高，但在那个情况下，马上翻脸伐共自大有顾忌。然小川等急于要蒋明确表态，甚至要到重庆来谈。相逼之下，蒋终感化暗为明维艰，想缓一缓，将和平要求先在国防会议提出再说。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释下，对蒋氏苦心表示谅解。

6月间，中共对蒋日和谈已有所闻，乃迫蒋履行诺言，广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协，将单独抗战，使蒋更不敢公开表态。此时汪精卫已到东京与平沼首相会谈，但蒋介石不仅仍然保留香港联络点，而且宋美龄再度飞港与柳云龙等会商，并由杜石山会见小川，要求阻滞汪精卫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则想于汪政权成立前，逼蒋公开表态，接受和平条件，因而重申蒋日双方在军舰会谈前议。（阅《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40—643页）蒋于7月7日抗战二周年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他能不如此重申吗？但被日方认为缺乏诚意，更倾向汪精卫。不过，蒋于7月16日在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组织与人选，规定蒋有权执行国府组织法第111条之规定，即宣战、议和、缔约的权力，已为蒋全权议和订下法律根据。蒋又于8月初经杜石山转告日方已有分共决心，并派郑介民、王子惠先后赴日，力阻汪日之间的和平运动。小川也开始积极活动，于8月10日走访近卫文麿，并连夜进京会晤首相，提出所谓“战胜国宽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携赴重庆谈判，同时要求对方派出孔祥熙一级的代表参与预备会议。重庆方面得此报以及汪政府将延期成立之消息后，孔祥熙声言将牺牲一身，决心在参政会提出“和平”案。此时德国与苏联已缔订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亦已有妥协迹象。蒋、孔怕被孤立，故更加积极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使日本军方更为嚣张，对日本政府横施压力，政府被迫于9月13日声明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蒋、日和谈再次触礁。蒋介石对汪组府“深恶痛绝”，不谓无因。唐纵在1939年10月2日的日记提到：

委员长发表重要谈话，对汪逆召开伪代表大会及企图成立伪中央政权问题，深恶痛绝。委座从未公开斥辱何人，此为第一次，并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宽赦。（《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01页）

照说汪精卫去做“逆”，自毁历史，蒋介石又何必“深恶痛绝”呢？其所以“深恶痛绝”，显因汪破坏了蒋日和谈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摆明在搞；然而蒋却一直暗干，想下海因考虑太多而不敢下海！

1939年年底，南京的汪政权开场之前，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出走，抵达香港后，于1940年1月21日，在《大公报》上刊登来函，并公布轰动一时的文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此为1939年11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于同年12月30日签字。由于初次公布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显此一《要纲》的卖国性质。在轰动之余，重庆在宣传与情报战场上，似获全胜；而使南京汪政权大惊失色，窘态百出，无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确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庆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陶希圣抵港后，于1940年1月19日收到蒋介石亲笔函，令陶“坦率详陈附逆经过”。黄仁霖于2月17日自港返渝时，陶托黄转呈回函一件，陶对蒋给予“戴罪图功”的机会，“铭感于衷”，自称罪民陶希圣（见亲笔原函影本）。然而陶氏此件于2月13日就被日本情报人员密得，冈崎总领事以第82号极密件发电给东京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当晚收达（见日文影印原件）。从此一密件得知，高宗武“之参加汪方，早得中枢谅解”，可证高非仅为汪奔走和谈，也一直为蒋效驱驰。高是蒋之人马，尚有四条旁证：

一、当时汪派国民党怕蒋派国民党谋杀，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独住法租界的花园洋房，因为他心里明白，他是敌人的朋友。

二、1939年夏天，高宗武随汪精卫到日本，据亦在随行之列的周隆庠说，影佐祯昭见汪，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因觉其形迹可疑，但无确实证据，经汪极力反对而未留下。影佐是日本情报头目，显然已有风闻。

三、高宗武到香港后不久赴美，1942年5月28日，陈布雷打了这样一通电报给驻美大使胡适：“胡大使：咸（27）日由贺主任耀祖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高君宗武旅学费，即请转交高君，并复为荷。弟陈布雷。勘。”四千美金在1942年不是一笔小数目，学费其名，奖金其实。

四、据高宗武本人的访谈，他自港赴美前，蒋介石曾写亲笔信给他，誉为“浙东强人”（见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p.206）与蒋要求自称罪民的陶希圣，戴罪图功，相映成趣。

汪政权虽然建立，汪记“和平运动”却因高陶事件，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但是骂汪逆的蒋介石并未一心主战，仍然继续他暗地里的“和平运动”。1939年12月下旬，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见了蒋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几次会谈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1940年2月14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商定在2月底举行中日两方正式圆桌会议。今井武夫赶到南京，向西尾总司令报告说，奉命在19日飞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相说明会谈内容。参谋本部立即派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了香港，实地了解情况。3月2日，中国代表全体到齐，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张治平等人。三天之后，蒋宋美龄以治牙为名也到达香港。3月8日会谈开始，在东肥洋行二楼举行。会谈前双方出示证件，以明身份。日方由陆军大臣畑俊六出证明书，中方由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出证明书。会谈内容主要有关满洲国问题、日华共同防共问题、汪政权问题，以及日本在华北驻兵问题。其中当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见最趋一致，其他问题也有商量余地。宋美龄于5月间再度来港。宋子良还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游艇中密谈，强调蒋委员长确实想和（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44页），如和谈成功，最快可于7月间对共产党进行讨伐。于是6月6日，双方代表经多次磋商后，一致同意由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举行长沙会谈。7月22日双方在香港签署备忘录如下：

下记日华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系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进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8月初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印）

代表宋士杰（印）

昭和十五年7月23日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桐工作”（Kiri Kosaku）。宋士杰为宋子良的化名，其实宋子良也是特务顶替的。

同时，蒋介石又于6月21日致电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来和谈，并代致“表示后悔”之意。萱野原拟8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着手于“桐工作”而受阻。在侍从室工作的唐纵已于8月5日觉察到，“日来和平已在暗中举行，此事关系重大，外间知者极少”。（《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45页）唐纵并未参与其事，他只是从“许多小征候”观察而知。8月28日，戴笠又告诉唐纵，“张季鸾昨天回来，今日又飞香港，这是与日秘密交涉有关”。（同书，第151页）可为正在进行中的“桐工作”的一个旁证。

这个“桐工作”，可以说是蒋日和谈的最高潮。谈到三人会谈的地步，实由于战局对中国不利，当时英法都想与日本妥协，日军又已进占宜昌，直接威胁到重庆。蒋于和战之间自然动摇到最严重关头。然而正当“桐工作”积极进行之际，近卫文磨第二次组阁，蒋氏记得近卫有不与他做对手的声明，遂于7月31日要求以某种方式撤销，他才放心。他也顾虑到汪日之间的条约，汪政权已经成立，与汪平起平坐也是难题。不过，汪倒是很愿意日本与蒋直接和谈（参阅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p.155-156），唯蒋提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的论调，要求汪出国、隐退，甚至把汪交给蒋处理，日方表示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发动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写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百团大战“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给予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并认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蒋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阵营”，显然蒋若不抗日，中共还是会继续领导抗日。这种说法已被大陆学者证实，他们更进而指出，百团大战就是因为获知“桐工作”而发起的。若然，则中共救了蒋介石没去当汉奸。蒋介石既然起了犹豫，板垣虽于8月22日写来亲笔信，深信三人会谈“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向蒋打气，但蒋终于不敢接受，于9月中旬由宋子良转达，推说重庆意见不一，“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9月19日，所谓“桐工作”以失败告终。虽如此，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和谈。他于同年的11月1日又托杜石山致电萱野，有谓：

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复出而重东北纠纷。（《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96页）

我们从这一则密电才知道，蒋介石不放小张（张学良），原来还有日本因素。

蒋介石又于11月16日向头山满与萱野长知致意，说是宋子良擅自与板垣代表晤谈、接受条件，并说宋子良“惧而避之美国”云云，显然要在国民党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责任。（蒋原函可见于杨天石《民国掌故》，第329页）其实，连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1945年才弄清楚，与板垣代表谈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务曾广（王新衡）顶替的（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46—147、162页），再据参与“桐工作”的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于1953年访日时，告诉今井武夫，当年会谈蒋介石确是幕后的大老板，由戴笠秘密执行。（同书，第163页）

蒋介石虽然一再解释，殷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于1940年11月30日正式承认了汪政权。但是蒋介石依然没有死心。1941年5月，萱野到澳门，蒋又派柳云龙前往征询和平意见。萱野建议托头山满，蒋即赠相片示意。头山满却不领情，认为蒋不识抬举，对愿提携的日本“反戈”，骂蒋“终竟是傻瓜”！自此蒋与这些日本“民间人士”无法再从事有意义的谈判。上面这些秘密接触，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露出来的文件证实的，宣传绝不中途妥协、宣传抗日到底的蒋介石当然是守口如瓶的。这些秘密接触，当然只有他们优为之，他们干了，也不会戴上“通敌叛国”的帽子。

蒋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谈，只因日本政府受到军方的干扰，拿不定主意，而蒋之一方，则感到难以“化暗为明”，迟迟难决而延误时机，再加上共产党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杀出一个汪精卫，更加搅了局，却让蒋介石最后“八年一觉渝州梦，赢得人间抗战名”！

最有趣的，照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的说法，汪精卫生前死后的一大罪状，乃在于他“妨碍中日讲和”！龚德柏是拼命丑诋汪精卫的，但弄巧成拙，岂不正好反证了蒋介石那边在跟日本讲和吗？是以“蒋汪双簧”的谜底是，两人并无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运动”，只因阴错阳差，两人的“努力”不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和平”的失败，却让蒋介石熬到意外的“胜利”。

蒋介石与日本讲和的管道，于抗战八年之中，始终不断，连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亦曾于1939、1940、1941年，替蒋向华北日军提过只要长城以南主权的和平条件。（见Shaw,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p.125）近人论史，居然还要以为用“抗战到底”一词来表达其（蒋）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足以涵盖一切（见蒋永敬《蒋中正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抗战到底》，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第499页），请问“涵盖”得了与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实吗？

第二节　国共阋墙之故

国民党写八年抗战史，往往说共产党不打日本人而打国军，抢夺地盘，乘机坐大。乘机坐大没错，但他们不必自找麻烦打国军来抢地盘。地盘被日本人侵占的太多了，只要在敌后继续不断地打游击，就可抢到很多地盘，赢得更多的人心，是以愈抗战，愈有机会坐大。

国共两党曾互比谁的抗战功劳大，但有一点国民党绝对无法比的，那就是抗战决心。据英文《剑桥中国史》估计，抗战期间，中央军投敌部队多达五十万人，就在1943年投靠敌人的降将就有四十二人之多（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Pt.2，p.571），而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红军中没有一个在抗战期间降敌或与日本人偷偷谈和的，更没有当汉奸的。这种情况，国民党又何以自解呢？

国民党说共军打国军，其实是国军打共军。蒋介石于战前没能消灭红军，已感到十分遗憾；战时见共党坐大，更是痛心疾首，一心一意想“溶共”“剿共”“灭共”。蒋介石于抗战期间对中共充满杀机，绝对是事实。之所以如此，因蒋氏原以“红色将军”起家，深知共党之厉害，加上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性格，更加害怕中共会夺取他的政权，故非除之而不快。政治比赛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对他而言是笑话。他的戏路老是想“唯我独尊”，不让别人在政治比赛中获胜。但是用“强”的，便会有反弹；强者更是打不倒的，反弹的结果是自己被打倒。

1966年，左舜生到台湾来，向李敖说：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越地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国民党在日落余晖的今天，能不能临终悔悟到太阳不止一个？没人相信它会，也许国民党已自大狂到迷信它是“如羿射九日落”中的神性人物，但是，又怎样呢，九个太阳落了，后羿还不是身死族灭、为天下笑了吗？“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话，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谓。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也提到，“毛有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蒋介石虽然阴险多诈，但是碰到湖南蛮子，也就没完没了了。

蒋介石容不了共产党，然而国共在八年抗战中没有完全决裂，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举国一致抗日的大环境里，蒋不敢公然大举“剿共”，只能暗中搞。到抗战后期，“剿共”的意愿虽然增高，但碍于国际观瞻，不敢贸然动手，仍只能暗中搞。其二，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挑战，有时针锋相对、有时退让，尽量不导致决裂，也就是毛氏所谓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一方面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在中央政府之下，奉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另一方面则维持红军及共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惜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因此冲突与矛盾固然不断，但共产党不与国民党决裂，奉行国共合作、长期抗战的既定政治策略。

毛泽东不肯决裂、蒋介石不敢决裂，国共只好走毛泽东预设的既团结又斗争的路。毛摆好棋谱，请蒋来下，蒋自非对手。蒋虽在军事上占优势，却在政治上处处被动，退居劣势，难怪蒋在1940年3月9日记道：“唯共产党作祟为可恨耳。”（《蒋总统秘录》，第2692页）蒋谴责中共拥兵割据，反动无异于封建军阀，毛一点都不会脸红，因为中国仍甚封建，要革封建的命，就要有军队。所谓“枪杆子出政权”，毛本学自蒋。毛说过：

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323页）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已如弦上之箭，但蒋介石始终不喜欢“国共合作”的提法，因这种提法根本把国共对等起来，平起平坐，然而他根本不承认共产党是合法的政党。他不要联共，而要“溶共”，要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犹如军队之收编，化掉以后，实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理想。所以周恩来虽一再向蒋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蒋总是大咧咧地回答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要提与我合作就行了！”（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第293、363页）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弃守，蒋介石忙于应付凶猛的日军进攻，尚无余力来对付共产党，国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蒋毛对付日军进攻的战略，已见其异。蒋打的是正规的阵地战，兵力不易集中，面对敌人强大优势的火力，常陷于被动挨打，付出惨痛的代价，导致一泻千里的大溃退。毛打的则是运动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打游击。朱德、彭德怀等共军将领，掌握机会，深入敌后，建立愈来愈多的抗日根据地，包围敌人占据的都市与交通要道，易于扰敌，而不易被敌所歼。蒋之正面作战与毛之游击战，可谓国共两党抗日的战略配合。此外，在抗战初期，国共在战役上配合，赢得平型关之战的一场胜利。1939年的9月里，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决定突破长城防线，进兵山西，向平型关一带进攻。9月22、23日两日，展开血战，傅作义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之命增援，而共军第一一五师由林彪率领，拊平型关敌军侧背。林彪的机动灵活战术与傅作义正面主力防御，配合得很好，利用有利地形，设置埋伏，以待进犯之敌。25日早晨，一支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立遭痛击，被截断首尾。至翌日中午歼敌千余，并切断日军交通，有力支援了傅作义的正面反攻，使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陷入重围。9月30日，因板垣大举增援，各部撤离战斗。这一仗可谓国共联合抗击日军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从平津、淞沪，到南京失陷，中国军民虽然牺牲惨重，但抗敌的英勇确实可歌可泣。1938年9月29日保卫武汉期间，毛泽东特别托周恩来给蒋介石一封亲笔函，向蒋“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表示崇仰。同时鼓励蒋“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战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信中一再强调团结，并提醒蒋警惕敌人破坏团结。他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全函见《蒋总统秘录》，第71页），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两党长期合作的愿望。

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状态，蒋介石的注意力遂转移到共党问题上来。同时，仍在继续秘密进行蒋日和谈，“共同防共”一直是日方必要条件之一。然则，对付共产党成为蒋介石的一石双鸟之策，既可满足除去心腹之患之心理，又可展示对日和谈的诚意。1939年元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内政的主要议题便是“整理党务”。蒋介石在会场上做了报告与讲话，呼吁“唤醒党魂”，目的是要国民党警惕各地共党竞起的“艰险”，以强化国民党，并于会中通过决议案，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为了强化党，大会又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为委员长，独裁党政军大权。会议开过之后，遵从会议的精神，制订了一系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诸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见《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记录》）抗战十五个月之后，国民党再度确定了反共方针，虽不似1927年清党之剧烈，但毛泽东所希望的长期团结与国共合作，自然是虚有其表了。

同年3月，蒋介石又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自兼会长，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倡“精神之改造”，其中所谓“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见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3月22日），矛头显然指向中共及共产主义。5月，蒋亲自在重庆主持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及游行。从表面上看，全国精神总动员为了抗日救国，然观其要人民“行大孝”“尽大忠”，而以三民主义为名，行一人一党独裁之实，达到“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等，则骨子里“防共”实甚于抗日。益知抗战战场上呈现退守局面后，蒋介石已将重心由抗日转向“防共”矣。

这一年的11月下旬，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重庆航空委员会派飞机送莫斯科治疗，但航委会无机可派，结果延安请莫斯科派飞机来迎。蒋介石闻之甚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机来迎”。（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03页）航委会起初不肯派机，岂非秉承蒋的意志？及见“偷鸡不着将蚀把米”，乃大发脾气，责令派机，何前倨而后恭也？这件小事足见蒋氏心事之大。

小事之后，即有大事。同年年底，蒋介石就命令胡宗南东自黄河西至甘肃西峰，构筑堡垒群，犹如第五次“围剿”的工事，以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进取延安。朱德、彭德怀对蒋之军事进攻，做政治性的反击，通电全国，指责枪口对内。（电文见《国民参政会实录》上册，第724—725页）1940年3月初，中共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重庆参加会议，报告国共摩擦事实的原因，但蒋介石听后，避而不答，“一字不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719—720页）到4月间，蒋主持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才由何应钦做军事报告，指责延安自组政府、擅设银行、发行纸币、扩充军队，造成割据，以为“严厉制裁”的依据。国共关系至此，自然日见恶化，山西、河南一带竟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共乃发动政治攻势。蒋既无法决裂，最后只好命卫立煌与朱德在洛阳谈判。朱德提出共产党合法化、保护《新华日报》、释放被捕中共人员、停止进攻共军等要求。这些要求合情合理，蒋虽不可能接受，然在政治上已使他甚感被动的压力。但他绝不罢休，命陈立夫拟具对策，约有三项：

第一，统一党内同志对共产党问题之认识，使共党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第二，建立军事政治根据地，以防范共党势力之蔓延，并进而逐渐缩小其占据区域（如鲁冀边区、陕北边区等）。第三，根绝共党在后方各省之活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34页）

蒋介石按此方案，于1940年7月中旬提出“提示案”，亦做“防止案”，要点有四：其一，将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限十八个县，暂隶中央政府行政院管辖；其二，取消冀察战区，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区，并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其三，命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往规定地区之内；其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师、五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其目的显然想要严格规范共军活动区域与兵力，而后加以防堵。然而在抗战期间，又如何来阻止红军的抗日，特别是敌后的活动？此时国际局势更加不利，越南、缅甸均遭封锁，使重庆更为孤立。不少人主张重新揭举孙中山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朱毛也通电做此要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43页）但蒋宁愿走另外一条路，暗中积极进行蒋日和谈（参阅本书前一节），国共间矛盾更趋紧张。

1940年10月19日，共军正在进行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忽命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共军首领发出皓电，指责共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不打敌人而并吞友军。据此限令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蒋介石真正的心病则是，新四军所占地盘是苏、浙、皖三省的战略黄金地区，一旦战争结束，华东重镇很可能落入中共手中，当然严重关切，一再跟驻渝中共代表周恩来交涉，要新四军搬家。（参阅孟绝子《蒋介石的报应——顾祝同大屠杀的结果》，第1—10页）一个月后，朱德等共军将领发表佳电，一面揭露反共阴谋，向国民党做政治攻击；另一方面表示愿将新四军开往长江以北，向国民党做军事让步。蒋遂于12月9日以委员长命令发布手令，准予宽展时限，令江南之新四军限于同月31日前开到江北地区，明年1月30日开往黄河以北地区。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则限于12月31日开往黄河以北。（手令原迹见《苦心孤诣坚苦卓绝》，第224页）可见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把所有共军都赶到黄河以北去。到1940年12月下旬，江南的新四军十万人马已大都北移。

然而当剩下的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约九千余人准备北移时，如按照顾祝同画好的路线，就会走入日军重炮的虎口，于是周恩来向蒋要求改变路线，蒋佯允之，然而于1941年元月6日行至茂林一带时，突遭蒋介石嫡系部队，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所辖的八万余众围歼，血战七昼夜之后，仅两千余人突围，其余四千余人或死或俘。军长叶挺被俘，参谋长（应为副军长、政委——编者）项英遇害。斯即轰动一时的“皖南事变”。

本来在两年多前，毛泽东从军事和政治上大处着眼，早已指示新四军尽快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还于1939年2月亲自向新四军传递“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194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增援皖东”。三天之后，朱毛又再度电催。但项英舍不得已经建立的根据地，一心想“株守皖南”。当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急电如火、磨刀霍霍，毛泽东更促叶、项尽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皓电发后，毛更明言：“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引自黄开源等撰《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训》，《安徽师大学报》（1981）三，第20页）叶、项虽于10月中旬派一个挺进团北上至无为，但仍下不了北移的决心。项英仍屡向中央列举北渡的困难。同年11月24日，延安又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开动完毕。”11月30日，毛又电令叶、项：“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新四军到12月3日才开始移动部分非战斗人员，完全不知情况紧急，还梦想要国民党发饷弹后再开动。最后毛泽东在12月26日复电中，严厉批评项英，其才于两天后立即北移，但又选择了错误的北上路线（详阅同文，第21—22页），更加延误时机，并坠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之内，于1941年元月14日被歼。

蒋介石本来就想借故消灭新四军，于发布限期北移手令之翌日，即密令顾祝同部署，若该军“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02页）12月25日又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不使漏网。1月8日，顾祝同又密令上官云相，“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叶挺、项英不明形势，犹豫不决，不仅坐失突围的时机，保住实力，而且正中蒋计，惨遭歼灭。

蒋介石原估计需经三个月战斗，才能歼灭新四军，不料前后不过一个多礼拜。论功行赏，三十二集团军司令上官长官独得奖赏法币五万元（当时一个上校的月薪大约是一百二十元）。1月17日，蒋兴奋之余，断然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对此事仍感满意，在日记上写道：

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也。（《蒋总统秘录》，第2717页）

他把此事与中山舰事件相提并论，甚有意思，有助于理解中山舰事件的性质，原来都是自我导演的反共狠招。不过，对他而言，皖南事变远不如中山舰事件成功，并没有把共产党压下去，甚至损人损己，完全得不偿失。蒋介石自以为得计，却忘了他以领导抗日的主帅，歼灭了一支于抗日有功的部队，于理已经有亏。他的军委会发言人说新四军叛变，因他们要开往被敌人占领的京、沪、杭三角地区建立根据地，更是自失立场，被毛泽东讥为“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被扣上外通日寇共同反共的帽子（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34—735页），给延安提供了一个向重庆做猛烈政治进攻的大题目，令蒋处处被动，一面要钳制国内舆论，另一面又要向苏、美、英各国解释，弄得焦头烂额。特务不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新四军被围歼的新闻，已见心虚，而周恩来在1月18日报纸第二版开天窗处，仅书“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开天窗处，题了四言四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反而轰动重庆，引起对中共更广泛的同情。国民党特务查禁报刊、捕打报童，反而愈描愈黑。蒋介石撤销新四军番号，更是失策！撤销有什么用？反而把新四军“解放”了，不再隶属于以蒋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序列。毛泽东于撤销后的第三天，就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命令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该军虽被歼灭六千余人，但在华中与苏南总共尚有九万余人，蒋介石完全管不着了，也不再提调往黄河以北的事了。事实上，毛泽东于皖南事变后，将江南的新四军加上黄克诚部编了七个师，于1941年2月28日正式发布命令。不久又在华中建立三个战略地区，正好让红军在华中地区尽情发展。1949年5月，陈毅率领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并出任上海市长，谭震林出任浙江省主席，都是原新四军人马。即使在军事上，蒋也是绝对得不偿失的。

在政治上，毛泽东更是针锋相对，攻势凌厉，指责国民党亲日派策动反共高潮，欲与日本联合“剿共”，“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31页）这是相当严厉的指责，在这样严厉的指责下，难怪蒋介石对日和谈常常有心无力了。而毛泽东更进而提出十二条相逼，不仅要求认错、取消“反动命令”，还要求释放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最有趣的是，毛还要求蒋“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表示蒋既未实行，亦未服从。

在中共强大的政治攻势以及中外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在1月27日公开表示，“绝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内战”，意思是不会为此与中共决裂，并强调不会像汪精卫那样破坏抗战，出卖民族，口气已经改攻为守了。3月1日国民参政院将闭幕，中共参政员七人声称皖南事变善后办法未定夺前，拒绝出席，又给蒋介石出了难题。蒋于3月8日会上保证“以后绝无剿共军事”，并“诚恳地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并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以及释放被国民党第十六军扣留的八路军李华等二十五人。3月14日蒋还特别请周恩来夫妇吃午饭。（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98页）此一发展促使毛泽东于3月12日致电周恩来时，径骂蒋介石“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中山舰事件使蒋介石的反共潮得逞，但新四军事件不仅未得逞，反而更加倒退，他想统一的军令、政令，更加无望了。

很多人认为皖南事变终结了国共合作，甚至说毛泽东因共产国际压力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正好乘此机会终结，真是笑话！蒋不要决裂，毛为何要决裂？难道希望蒋日和谈成功，联合起来“剿共”吗？毛因皖南事变对重庆做猛烈的政治攻击，抓住“理”字不放，然而攻击之余，他不指名蒋，只称“亲日派”，而且以“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以及保卫民族国家为说，显然留下余地。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有理、有让、有利”，确是高招。“江南一叶”的凋零，给延安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此一政治资本的利息也滚滚而来。

1943年5月下旬，共产国际忽然解散，蒋介石以为共产主义完蛋了，乘机再度招降中共，哪知就毛泽东而言，没有了共产国际，犹如少了一个管头管脚的“婆婆”，反而成了天外无天的中共首脑，有了最后决定之权，蒋介石又打错了如意算盘。

第三节　蒋美关系之奇

许多人对蒋介石与美国关系的看法，过于想当然耳以及简单化。他并不是靠亲美起家，而是靠苏俄起家。如果没有苏俄在中国，北伐根本无从伐起。北伐以后，蒋宋联姻之后，蒋美关系仍不甚热络，与德国的关系倒更为密切，来了大批德籍军事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表面上看，美蒋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事实上，酸甜苦辣都有，根本不仅是甜蜜蜜。

对美国而言，日本侵占东北，不仅有违其一贯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1920年华盛顿会议的精神，而且公然践踏1928年的《非战公约》。美国为了本国利益与世界和平，理应对日严厉制裁，然而由于欧战后孤立主义思潮抬头，对华商业利益之无足轻重，以及殖民地菲律宾孤悬远东，不敢亦不愿制裁日本，仅采温和的“不承认政策”。卢沟桥事变后，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时代》杂志虽以蒋氏夫妇为该年的风云人物，但美国仍未予日本以制裁，只是对中国被侵略的同情心大为增加，并继续强调门户开放以及中国领土完整诸原则。斯即美国外交史学者所习称的“参与而不受约束”（participation without commitment）的政策。换言之，美国不会在远东放手，但亦不会因约束而被卷入战争。

蒋介石于淞沪之战前后，颇冀望于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制止日本，虽然失望，仍然希望英美有所作为，至少能够援华或调停。胡适等学者于1937年秋奉命赴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即因此故。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利坚合众国全权大使，10月6日赴华府上任。10月17日就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长电，表示：“中国人民深信唯有美国政府为唯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电文见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一册，第178页）19日，白宫回电婉谢，“实则谓调解时期未到”（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21日，经济部长翁文灏又写信给胡适说，中国的出路，“似莫如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希望胡大使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83—384页）11月8日晚上，翁又来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持久，愿乘此媾和”（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于此可见，胡适出任大使的要务，除了借款之外，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干预媾和，抗战的决心云乎哉？

胡适原是鸽派，曾唱不抵抗的低调，但此时他已坚信和比战难，主张苦撑待变，显然与蒋政府的训示有异。胡氏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听使馆游崔二君的劝阻，给翁文灏回了一通私电，有云：“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1938年11月13、14日）胡适的不听话与自作主张，很快便有反应，1939年7月中旬美国报纸报道来自重庆的消息，说是严惠庆将取代胡适为驻美大使。（见同书第十四册，1939年7月13日）这当然是一种警告，并未真正执行。同年10月，胡适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谈及和解中日战事的可能性之后，花了四十天的工夫写了一份英文说帖，说是日本若能接受九国公约的规定和解，中国当然欢迎之至，但这是不可能的，强调和议的种种困难，也就是他所说的“和比战难”。胡适发出此说帖后，自谓“政府若知道我这四十多日的苦心，必定要大责怪我”，不过他说：“我不避这种责任。”（见同书，1939年10月14、15日）当蔡元培于1940年死后，又传出胡适将调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但胡适“为国事计，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乃明言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结果重庆官方于7月23日正式否认召回胡适大使之说，不过蒋介石派来了宋子文，用胡适的话说：“来了一群太上大使。”（见同书，1940年5月24、25日，6月2日，7月12、19、24日，12月17日）“太上大使”宋子文当然不仅仅是“监视”胡适，更重要的任务是向美国要钱、要飞机。1941年3月蒋介石得知《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立即要求宋子文提出一千架飞机、三十个师装备等要求。珍珠港事变爆发，美日开战，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1941年12月8日自记曰：“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山城陪都一片鼓舞，美国不得不全力支持蒋介石了。于是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胡适向他说：“你回去时，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见同书第十五册，1941年12月24日）胡适终于1942年8月15日，收到免去他大使的电报，并于一个月之后的9月18日离开华府双橡园。战争还未结束，他的大使生涯已告结束。唐德刚说：

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捞鱼摸虾，耽误庄稼！”胡氏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岂不该撤职？（《胡适杂忆》，第16页）

其实撤职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傅斯年直告胡适的所谓：“对介公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77—478页）不按蒋介石的习惯办事，连胡适也该撤职。胡适上任不久，还没有“捞鱼摸虾”，已传出调职的消息了。

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华府时间为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顿成罗斯福的作战伙伴。白宫于翌年元旦就向胡适大使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五册）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破碎中国、被日本鬼子蹂躏得不成样子的中国，忽然之间可以成为世界四强之一，难怪胡适要在“四强”两字上面加个引号。原因无他，罗斯福见及四亿人口大国的潜力，提升中国可平衡苏俄，以及蒋夫人访美热潮为他的中国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参阅Dallek, 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390-391）胡适所谓的“苦撑待变”，终于有了出头天。不久经援、军援源源而来，蒋宋美龄访美轰动一时，其受欢迎的程度，美报比之于20年代飞越大西洋的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高潮还在后面，那是1943年年底的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使中国以“四强”之一的地位、使蒋介石以“巨头”之一的地位，参加历史性的高峰会议。顾维钧已说得很清楚，这一切“实有赖于罗斯福”（见梁敬《开罗会议》顾序）。罗斯福于1943年已考虑到战后的世界秩序，在这一考虑中，他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而亲美的中国，以填补日本败亡后亚洲的权力真空，故不理会英、苏的阻梗，一意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英、苏阻梗并不是妒忌中国强大，因为当时中国根本不强大，而是认为名实不副，但罗斯福则要以提高名望，来帮助中国强大。由于罗斯福的坚持，蒋介石才得以赴开罗开会，与英、美两元首平起平坐，共同商讨战略以及战后的善后问题。

开罗会议设址于米纳饭店（Mina House Hotel），距尼罗河西岸十五公里，位于沙漠的边缘，可望见金字塔。蒋介石、宋美龄率领中国代表团于11月21日星期天抵达。罗斯福为了提高中国的地位，对蒋介石备极礼遇，甚至在照相时，“罗氏让蒋主席坐中位者至再，蒋主席坚辞，乃自坐其右侧，丘吉尔坐左侧，最后，邀蒋夫人同坐”。（见蒋主席开罗会议日志，载梁敬《开罗会议》，第89页）在六天会议期中，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聚谈三次，蒋丘对谈三次，蒋罗对谈四次。最后，发布《开罗宣言》，中国收回东北、台澎等失地。罗斯福还要“以越南、琉球相怂恿”，蒋“皆婉避不遑”。（见梁敬《开罗会议》，第251页）蒋介石回重庆后，在他身边的唐纵说是“此行结果甚为圆满”，并亲眼看到“委座精神奕奕，毫无风尘倦容”。（《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93页）

事实上，开罗会议并不圆满，更不似表面上看来那么风光。梁敬写《开罗会议》一书，虽以老吏笔法多方掩饰，仍然无以遮盖。他归罪于盟邦的背诺以及不以平等相待，并加以诸多之“压迫”。他忘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古训。他口口声声罗斯福如何敬重蒋介石，而马歇尔、史迪威等在扯后腿、搞鬼，并不尽然。此时罗斯福已知蒋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明言他对一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政权，没有耐心，然而无论蒋之军事眼光多浅、他的军队打得多差，只有他能于战后维持中国的统一。罗斯福向他的儿子说：“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Elliot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154）可见罗斯福支持蒋，乃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最糟糕的是，蒋氏夫妇既早于1942年取得五亿美元贷款，又在开罗会议上狮子大开口，再借十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府听说后，私下大发脾气说：“他们简直是一群他妈的骗子。”（They are just a bunch of damn crooks！）誓言绝不上国会山庄去要一分钱，并建议蒋介石那帮人跳长江去死吧！（参阅John Blum,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Vol.3，p.110-119）多丢脸啊！摩根索并不是独反众意，而是众人没有一个赞成借十亿。宋美龄说，罗斯福在开罗对十亿有善意的回应，哪知罗斯福要他手下将批驳的理由，一五一十，毫无隐饰地告诉蒋介石（见摩根索说帖，载同书，第113页，另见《摩根索日记》，第960、1006页），显然含有羞辱的恶意。蒋氏夫妇却仍不知趣，竟然以不派云南远征军赴缅甸、不修轰炸机机场，甚至以半年内会垮台相要挟，又充分表现出“瑞元无赖”的性格。然而耍赖亦得有本钱，这种“白老虎”（bluff），老美一揭就穿。中国原本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并非为美国人而战，若于此时违约与日本媾和，并无好处。当时太平洋上逐岛跃进，颇为成功，不在中国建机场，可在靠近日本的海岛上建。美国装备的远征军不肯入缅作战，但在美国三令五申，以停拨租界物资相迫，亦只好乖乖就范。这怎么教人看得起呢？又如何企盼别人平等待我呢？蒋介石岂非自取其辱乎！

更不幸的是，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的军事幕僚们在开会时，提不出问题。当着罗、丘、蒋三元首面前，有人问起云南远征军近况，中国方面无人能搭腔，还是由史迪威作了回应。英国参谋长布鲁克（Sir Alan Brooke）本来就不满意美国抬高中国，乃借机找碴、借题发挥，嘲笑马歇尔说，都是你们美国人惹的麻烦，让我们无端地浪费时间。（见Sir Arthur Bryant, The Turn of the Tide, p.55）当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坚持要维持每月一万吨驼峰运输，英国蒙巴顿海军元帅（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告诉他没有那么多飞机运输，即使有那么多架飞机，亦须于季风（monsoon）到来前，集中轰炸缅甸日军。宋美龄忙着翻译，半晌没有出声，最后望着皱眉头的蒙巴顿说：“信不信随你，他（蒋介石）不知道什么叫季风！”这一掌故是蒙巴顿亲口告诉塔奇曼女士的。（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738）我们看来，宋美龄也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季风，否则她尽可技巧地掩遮此一无知的尴尬！梁敬把“中国幕僚无能与不足共商战略之恶评”，归罪于史迪威之播弄（见氏著《开罗会议》，第131页），那么蒋介石的无知又怪谁呢？

开罗会议后，由于太平洋战役之胜利，蒋介石军事、政治、经济弱点之暴露，使中国战场的价值大大地贬值。美国人所冀望于蒋的，不过是维持抗战力量于不坠，拖住在中国大陆的日军而已。当他们发现连这点希望都可能落空时，便逼蒋改弦更张，以便更有力、更有效地作战，于是蒋美之间摩擦日多。

其实摩擦的根源自蒋美合作之始，即已潜在。蒋介石独力抗战时，爱怎么抗，就怎么抗，无人干涉得了他。他可以暗中与日本人谈和，可以歼灭抗日的新四军，可以围堵陕北边区，可以独断独行……但是一旦有了合作伙伴，而那伙伴又“财大气粗”，肯任你为所欲为吗？当老美干涉这、干涉那，干涉到可能动摇老蒋的根本时，老蒋亦只好硬着头皮反抗一下，摩擦生焉。

美蒋摩擦最严重、最戏剧化的，莫如史迪威事件。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电告蒋介石筹组中国战场，并以蒋为该战场的最高统帅。蒋于1942年元月2日去电接受，并请推荐一位高级将领为其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于二三十年代曾在平津住过十余年，当过驻华武官，能通华语，为美军将星中罕见的“中国通”，遂被选中。不过，史迪威不仅仅是蒋的参谋长，而且还是美军司令、美国总统的军事代表、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调配人等。但是任务仍是一个，就是帮助中国对日作战。

60年代之末，蒋介石开放大溪档案给梁敬撰写《史迪威事件》一书，特别强调史迪威的诸多职务，造成纠纷与麻烦。言下之意，蒋只需一个听命于他的参谋长，并怪罪宋子文一开始就没有把史迪威职务的定位搞清楚。梁敬像蒋介石一样不知人家老美就是要这样做，人家为什么要派一个唯命是从的参谋长给你？岂非多此一举？人家对你的军事才能有疑问，才派史来影响你，帮你整顿。问题出在蒋根本不能也不会整顿，因为如照老美的法子整顿，连老本都会被整掉，如军队中个人效忠的封建关系便会被整掉，史迪威就想要从蒋之军令系统入手，甚至要改造国防部（参阅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27），蒋介石能吃得消吗？

最使蒋介石难堪的是，史迪威还有调配“租借物资”（Lend Lease）之权，美国国会通过此一法案来援助盟邦，其他盟邦如英国与苏联，分别由两国元首丘吉尔、斯大林来调配，唯中国由史迪威调配，而史又不唯蒋命是从。蒋虽屡请由他自己调配，未被允准。可见罗斯福硬是信不过蒋介石，怪宋子文有什么用？我们从唐纵的日记可知，蒋向宋部长大发脾气，“摔破饭碗”，唐起先不知何故，过了半个多月，才晓得为了史迪威。（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86、387、389页）至此，蒋介石应知史迪威要比鲍罗廷难缠得多，资本主义的罗斯福比共产主义的斯大林精明得多！

史迪威个性的确粗率，绝非搞外交的材料，他竟想以强渡关山的方式来逼蒋就范。他又怎能把伟大的蒋委员长，看做一颗“花生米”（peanut）呢？在他的日记里，“花生米”几成为蒋之代号！但梁敬也承认史迪威执行的政策，不是他自己的政策，“皆马歇尔之政策也”。（见《史迪威事件》，第12页）梁氏应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总统定的，马歇尔岂能妄定政策，是亦“皆罗斯福之政策也”。梁氏在其书中指出，蒋曾三度要更换史迪威，皆因故搁置。薛光前在梁书英文版序言中，竟谓蒋之搁置，乃基于“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劝导以及善待部下”（见Liang, 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 p.14）。薛氏已故，否则可翻阅一下新近“出土”的唐纵日记，便知蒋介石心情不好的时候“常批枪毙”。蒋何爱于史迪威？一再搁置还不是投鼠忌器，怕得罪罗斯福嘛！如1942年8月7日自记曰：“若始终强硬，则对罗斯福总统辅助中国为四强之一政策有所背弃，是于吾为最不利。”（《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上），第2015页）可为确证。

史迪威所犯大忌中的大忌，乃是建议武装陕北共军来打日本人。梁敬顺蒋之意，向史迪威头上套红帽子，把史之总部与中共挂钩，忘了当时的任务是抗日而非“剿共”。当时的苏联更是共产大国，美国人能够一面共同打德国，一面攻苏吗？蒋介石于抗战期间封锁共区，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唐纵在日记里也有所透露，蒋于封锁问题，“初不肯承认”。（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15页）为什么不肯承认，说不过去也。蒋介石不喜欢美国人去延安，结果也阻挡不了，亦因此故。史迪威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只是逼蒋积极作战、促蒋与中共合作、迫蒋实行改革，以增强抗日实力。（参阅徐鲁航《史迪威与1942—1944年的国共关系》，第129页）他要装备中共部队，以使其出兵山西、河南，牵制日军，减轻平汉铁路的压力（Stilwell’s Mission p.368-369）其用心实在无可厚非。

蒋介石依赖美国的大力支援，蒋美之间仍有极不愉快的摩擦。蒋与英国之间，虽亦同为盟邦，关系更坏。一方面，蒋在广东当赤军将领时就颇仇英、反英；另一方面，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势利眼，觉得他并无求于英。于是除了在美国人面前与英国人争美援外，还想给英帝看点眼色。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于1942年2月5日至21日的印度之行，就是一种“下马威”，表示同情印度独立，向大英帝国挑战。重庆有关印度的报道，尤其表现出一种反英的姿态。蒋廷黻曾提醒蒋介石：“我们实际能够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印度的。”（《蒋廷黻回忆录》，第224页）言下之意，没有必要得罪英国。然而蒋介石不仅亲访印度，而且不顾英政府的反对，坚持会晤甘地，当然更加使英国人“感冒”不已。

当时亚洲盟军对日作战分四个战区，即尼米兹（Ninitz）海军元帅的中太平洋战区、麦帅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蒙巴顿的东南亚战区，以及蒋介石的中国战区。从地缘来说，蒙巴顿与蒋介石的盟邦并肩作战关系最为密切，但因中英关系不洽，根本谈不上密切的合作，反而争论颇多。蒙巴顿对蒋介石的印象尤其恶劣，认为蒋委员长永远是一个问题：“他不会说英语，他不重视英国的作战能力，他对军事后勤没有概念。他真正要我们做的，只是帮他守住运输通道，以便将美援物资，源源送到中国。而此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可能是我主持东南亚战区所遇到的最头痛的问题。”（The Life and Times of Lord Mountbatten, p.135）史迪威对蒋印象恶劣，岂偶然哉？

至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欲打通自东北到越南的交通，作全线进击，夺取长沙、衡阳，窥及桂林、柳州，中国战场出现崩溃的危机，深恐日军深入，造成结束战争之困难，罗斯福遂于7月6日发电，请蒋介石委任史迪威统帅中国国共军队，以挽危局，有谓：“予觉中国已濒危地，如不能立施激烈敏捷之补救，则吾人之共同目的，势将受到挫折之危险。”（《大溪资料》，引自梁敬《史迪威事件》，第308页）蒋介石不敢一口拒绝，回电表示“原则赞成”，但谓中国情况复杂，需要准备时间，另希望派一政治代表来“调整予与史迪威间之关系”，婉转道出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罗斯福当天径复，促蒋“将史迪威统率华军案迅付实施”，并认为史所统中国军队不应排除共军，说是“拒绝支援任何杀日本人者，是不恰当的”。蒋介石表面上“原则赞成”，私下里十分“苦闷”，认为是“最难堪最难处之问题”也。（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47页）

6月底，罗斯福曾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至渝，蒋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态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断。华莱士随即向罗斯福报告。然而到9月6日，罗斯福派赫尔利（Patrick Hurley）为私人代表抵渝，仍要求“史迪威在中国战场如艾森豪威尔之在欧洲”。蒋初不同意，“但终非同意不可”。（参阅Lohbeck, Patrick J Hurley, p.269-286）在蒋介石身边的唐纵于7月8日至9日认为，“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这已成为无可避免之事实。”他忧虑“史迪威有权指挥中共部队，也有权接济中共部队械弹药品”，担心可能因此更壮大了中共的力量。唐纵还透露，蒋对美国人的压迫“极为焦急”，向陈布雷说：“美国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又愤然说，“我何爱乎四强？”（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58、459页）气得连“四强”的头衔都不在乎了。

蒋介石虽然“非同意不可”，但仍想讨价还价，诸如限制共军、掌握租借物资，以及以陈纳德接替史迪威等，均未得逞，难怪他懊丧至极。而9月间日军一号作战已进入第二阶段，以夺取美国在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为目标，同时向怒江方面增强压力。在此紧急情况下，蒋仍不肯调动围堵共区的胡宗南精锐之师南下赴援，反欲将云南远征军自缅调滇。罗斯福得报后，发了一封极为侮慢的电报给蒋，形同最后通牒：

予详细阅读关于中国局势之最近报告后，曾与各高级参谋交换意见，深恐在最近之将来，阁下将面临一非常危急之局面。阁下统率之远征军勇越怒江，对于缅北战事裨益甚大，但予相信该军队如不得补充与援助，直接协助滇缅公路之开放，则其以绝大牺牲而换得之胜利，将必归于乌有。

更有进者，如该处部队于渡过怒江后按兵不动，或竟提议撤回，则将适中日军以诡计，日军佯在中国东部加紧攻势，诱取阁下发生迟疑。日军又深知，如果阁下继续进攻，并与蒙巴顿将军最近即将发动之攻势互相呼应，则接济中国之陆上路线，可望于1945年初开放。中国抗战之继续，与阁下之控制权，均可更得确定；反之，如阁下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派生力军援助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线之机会，直接危害现下之空运途径，如果至此，则阁下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担负全部之责任。

数月以前，予曾迭次请求阁下采取断然步骤，以消除对于阁下个人与对于中国渐渐发展之危局。兹因阁下延搁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致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为之损失，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日军陷桂后，吾人之昆明空军站，将受直接威胁，而中印之空运吨数，亦将不免因而锐减。

在世界各前线之盟军，虽已每战必克，但对中国之直接影响，尚需时日始能实现。盟军在太平洋上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采积极行动，则太平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局亦将不生影响。阁下必须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与吾人援助中国之效果，否则政治上军事上种种策划，皆将因军事之崩溃完全消失。

予与丘吉尔首相在魁北克会议中，因深信阁下必能在怒江方面推进，故决定加紧作战，以开放对华接济之路线，予深信唯一破坏日军对华计划之方法，即系阁下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之决心。目前吾人虽在欧洲及太平洋两面同时作战，然对援助中国，犹当刻刻进行。余深信阁下之卓见，亦必认予所请求之行动，乃立应采取之步骤。予与此间各高级人员，均认为阁下及吾人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故坦率立上闻，诸希亮詧。

1944年9月18日罗斯福

（引自梁敬《史迪威事件》，第324—326页）

语气之侮慢，词露意显。而罗斯福之电又经史迪威转手，恰给史以公报私怨的机会，无疑侮上加辱。塔奇曼女士也认为此电不能掩藏白人的优越感，她怀疑罗斯福会以这种语气对待欧洲国家元首。（见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629）史迪威19日前往蒋氏黄山寓所，赫尔利亦在，劝史仅述大意即可，但史正欲出气，哪肯罢休。蒋介石受辱后一声不响，只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此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第2441页）史迪威对蒋之无声反应感到出乎意料，不过仍感兴奋，“过江时，喜见重庆灯火辉煌”。（见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631）

不过，此一“侮慢事件”给蒋以借口来反悔授史中国战区及中美联军统帅之任，坚决要罗斯福另派高明，请赫尔利转达。然而蒋介石于9月25日要求撤换史迪威后，一直没有消息，使“委座为史迪威事大伤脑筋”。蒋又在中常会上表示，“如罗斯福不赞成，即决裂亦所不惜”。但无回音，仍使“委座近来甚为苦闷”。终于在10月19日得到罗斯福的复电，同意调回史迪威，“中美严重之局面算已解除”。（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62、464、465、466页）

在渝都与华府之间紧张的二十几天里，双方管道还是畅通的。罗斯福初不愿再派别人，因为他认为史迪威搞不好，别人也不可能搞好。然经蒋一再恳请，最后派来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但不再认领统率中国军队的责任。中国战场的情况继续恶化，罗斯福由轻视更转为鄙视。在1945年2月里，罗丘二人在雅尔塔秘密允诺斯大林旅大权益，恢复俄国在东北的铁路权益、南萨卡琳与库页岛归还给俄国等。为什么？为了请求斯大林于德国战败后两至三个月内，出兵远东。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战力的失望与鄙视。如果珍珠港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再能像八一三、台儿庄那样打几仗，国共若能真正合作，扩大像平型关那样的战果，则中国战后地位必将大大地不同。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我们常说《雅尔塔密约》出卖了我们，但我们已先出卖了自己。孰令致之？孰令为之？

第四节　夫人魅力之大

抗战后期的1944年，史家陈寅恪在成都作了一首叫《闻道》的七言律诗：

闻道飞车十万程，蓬莱恩怨未分明。

玉颜自古关兴废，金钿何曾足重轻。

白日黄鸡迟暮感，青天碧海别离情。

长安不见佳期远，惆怅陈鸿说华清。

“闻道”，翻成白话，就是“听说”。听说了什么呢？经吴宓（雨僧）一注，始大白于世。吴宓说：“时蒋公别有所爱，于是宋美龄夫人二度飞往美国，此咏其事。”吴宓还唱和了一首：

云路迢遥是昔程，重来形势判幽明。

星驰俊彩金球仰，日落余光片羽轻。

怨敌狰狞同快意，家门宠贵自伤情。

玉环虽死君恩在，补恨犹能到上清。

陈、吴两公听说蒋氏夫妇感情不睦，宋美龄再度远赴美国，不禁兴感，大作起诗来。（《文化神州共命人》，《历史月刊》第七十一期，第57—61页）从唱和的诗里看来，他们显然认为感情不睦，总是男人有了外遇，何况这个男人等同皇帝，因而陈诗中有金钿何足轻重之句，吴诗更哀怨宋美龄的命运还不如杨贵妃，因为唐明皇似比蒋介石更重恩情。这种想当然耳，绝不止于陈、吴二人。传闻就是如此，中国仍是大男人主义的社会，丈夫休妻，时有所闻，妻子休夫，谈何容易！

不过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山城重庆的街头巷尾，议论不息，甚至惊动了美国使馆，政治参赞谢伟思（John Service）还给华盛顿国务院打了报告，略谓重庆到处流传蒋氏家务纠纷，而言人人殊，然至少可以肯定蒋、宋婚姻的确出了麻烦。“有那么多的烟，必然有火。”（There is so much smoke, it would seem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fire.）谢伟思说，有关政府领导人的绯闻，本来与政治无关，但中国现状，蒋宋两大家族如果闹翻，将导致整个朝代的分裂。接着有大特写：

夫人有一天进入委员长的卧室，发现床底下有一对高跟鞋，气得扔出窗外，正中一个卫兵的头……委员长有一度四天不见客，因为夫人吵架时用花瓶掷伤了他的头部。（Eshericked,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ervice, p.95，934-94）

说蒋介石有外遇，总要把那个女人掀出来，才能证实，但找不到那个女人的名字。写《宋家王朝》的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说什么姚氏、陈氏，又说此时“陈洁如小姐秘密回到中国”云云（The Soong Dynasty, p.379），根本是无知乱道。事实上，那个女人乃至那些个女人是有的，但名字则已失传，其中有护士、有特务头子戴笠经手的女同胞，只是宋美龄抓不到而已。

其实蒋介石基于利害，是很敬重宋美龄的，不仅是孔、宋家族的实力，更因宋女会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蒋介石曾向侍从室的唐纵说：“在现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10页）他能不敬重颇“善英文”的老婆吗？更何况宋美龄二度赴美之前不久，刚陪他出席风光的开罗会议回来。在开罗会议上，他不会不感到不可一日无此妻。再说，他年轻时在上海滩固然是花天酒地，但是自从得了梅毒以及与陈洁如结婚后，在生活上已戒酒戒嫖，大为收敛。他遗弃陈洁如、娶了宋美龄，主要是政治考量，并非为美色所惑。在20世纪40年代，宋美龄的政治价值，对他来说，到达巅峰，他岂敢在宋后头上动土？

所以我们必须摆脱大男人的思路，不要总以为男人遗弃女人。在古代，皇帝别有所爱，天经地义；然而在现代，皇后未尝不可移情别恋。蒋宋婚姻关系不睦，也应该从宋美龄的性路历程上去着眼。

吴宓说，“宋美龄夫人二度飞往美国”，应该从第一度说起。那一度的缘起是由于威尔基访华。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是当时美国政坛上的一位怪杰，1892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律师出身。他崛起政坛，不循常轨，却得到许多美国人民的欣赏与支持，1940年起，他成为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与竞选第三任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大抢总统宝座。当时威尔基声势极大，大到他自己都自信到甚至不必做竞选活动，就可进入白宫的程度。在竞选过程中，他甚至极诚实、极有风度地不讳言他赞同对手罗斯福的某些改革方案与外交政策，这样增他人声势、减自己威风的干法，可真千古罕见。最后，他得了两千两百万票，仅以五百万票少数差距，败给罗斯福。

威尔基为人豪侠热诚，他本是民主党员，在1930年中期，改属共和党。早在他做民主党员时，罗斯福就非常喜欢他，说要请他做国务卿。后来虽成了罗斯福政敌，但罗斯福对他的好感不减。罗斯福说他绝不忽视曾有两千两百多万美国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因此，委请威尔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飞访世界各地。

1942年8月26日，威尔基搭乘四引擎轰炸机起飞，四十九天后（10月14日）回国，他写了《天下一家》（One World）一书，卖了一百万册，宣扬他的理想与游程。

在《天下一家》中，威尔基以一连四章的大量篇幅，写他在中国的经历。蒋介石派了一个亲信，新闻局副局长董显光和朱绍良将军，到迪化（乌鲁木齐——编者）迎接并陪伴全程。到达重庆前，全城已整修一新；到达时，重庆张灯结彩，万人空巷。他自写被欢迎的盛况如下：

我是下午傍晚时分在一个离城几英里远的飞机场到达重庆的。我们的汽车还没有进城，人们早已排列在街道的两边了。在我们到达城中心以前，群众已挤满了店铺前面的人行道。男女成人和儿童，长须的绅士，有的戴着呢帽、有的戴瓜皮帽，挑夫、走卒、学生、抱着孩子的母亲，衣着有的讲究、有的褴褛——他们在我们车子缓缓驶向下榻的宾馆途中十一英里的道上，挤得人山人海，他们在扬子江的对岸鹄候着。在重庆所有的山坡上——重庆一定是世界上最多山的城市——他们站在那里，笑，欢呼着，挥动着小小的纸制的美国和中国的国旗。

任何一个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运动的人，对于群众是习以为常的。但对这样的群众却不如此。我可以暗中依我所愿地减低他们的意义，但没有用处。人民挥动着的纸国旗是大小一律的，暗示出来那位殷勤而富于想象的重庆市长吴国桢博士在这个盛大欢迎的设计中曾参与其事。很明显的，并不是所有这些人民，其中有许多敝衣跣足的人，对于我是谁或者我为什么到那里，都具有明白的观念。我还向我自己说，那每个街头巷尾喧阗不绝的爆竹，毕竟不过是陈旧的中国人的热情表现。

但是，尽管我这样努力减低它的意义，这个景象却深深感动了我。我在我所注视的面孔上，没有一点人为的或虚构的成分。他们看我是美国的一个代表以及友谊和即将到来的援助的一个具体希望的代表。那是一个群众善意的表现，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单纯力量的动人表现，这个力量也就是中国民族最伟大的富源。（One World, p.127-128）

威尔基是个长得高大而精力充沛的人，这年正好五十岁，来日的政治前途非比寻常。罗斯福已干了三任，下一任总统很可能就是他。他备受欢迎，自在意中；国民党官方更声称，他是上一个世纪退休总统格兰特（Ulysses S.Grant）访华以后，层次最高的美国访客，对他的巴结，施出浑身解数，硬是要得。在蒋介石10月3日《欢迎美国总统代表威尔基氏致词》中，有这样的高帽：

吾人从威尔基先生之言论中，熟知其对于日寇所久蓄扰乱世界之野心与中国艰苦抗战之价值，有深切之理解，尤其对于吾国抗战建国之理想，有精到之认识，而其领导美国社会致力援华运动之热诚与成就，更使我立国精神共同之中、美两大民族，增加感情上之密切联系。……威尔基先生此来，将亲见日寇五年余来在中国残暴破坏之遗迹，将亲见我中国军民坚忍不拔始终乐观之信心与决心，将亲见我中国在如何艰难状况下，努力于充实战斗力量与复兴建设工作，将亲见中国军民如何为实现共同目标、争取共同胜利而奋斗，并将使吾国人民更深切了解美国政府与人民对于战时工作一致努力之实况而益加奋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52页）

这个热情有余、警觉不够的傻大个，很容易被迷汤灌住，被蒋、宋、孔团团包围。他不住美国使馆，而住宋子文的豪华住宅，令美国大使高斯（Clarence E.Gauss）大不以为然。宋家三姐妹，他都见到了，而只在宋家的餐会上，得见周恩来两面。他冷落蒋介石不喜欢的史迪威，而亲近蒋介石所喜欢的陈纳德。

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蒋氏夫妇特具好感，当然不在话下。他与蒋氏夫妇有许多次单独的早餐、午酌、晚宴，回忆说：

有一个黄昏，我们开车到蒋氏在长江悬崖上的别墅，小董（显光）也在。我们坐在木屋前的大凉台上，远眺重庆的山麓，下瞰长江，见到若干小舟在激流中行进，运载中国乡下人及其产品到下游市场。那日重庆酷热，然而在此凉风习习，甚是清爽。当我与委员长谈话时，蒋夫人为我们沏茶，并与小董轮流为我们当译员。（One World, p.130）

交谈好几个小时后，他特别提到蒋夫人的温柔体贴：

蒋夫人一直为我们翻译，最后她以令人愉快而坚定的女性权威说：“已经十点钟了，你们男人还没有吃些什么，来！我们必须要开车进城，至少找些吃的，你们的话以后再谈！”（One World, p.132）

威尔基说，他在重庆六天，无时不与蒋介石晤谈，这些晤谈必定有“舌人”（舌妇？）宋美龄在场。他对两人的印象都好极了。他说委员长作为一个人以及一个领袖，比传奇性的形象更加高大。他特异地寡言（大概都被宋美龄抢着说了，老蒋不会英语也是障碍），而说话时又“细声文气”（soft-spoken）（大异于骂“娘西匹”的神态）。“当他不穿军装，换上中式长衫，几乎像一个僧侣学者（或因蛋头之故），不像一个政治领袖。”又说，“他显然很能听别人的意见，习于采集众智。”（才不显然呢！）又说，“当他同意你的时候，他会点头，不断轻声说好好，暗示对你的敬意，使你毫无防备，多少会被他争取过去！”（One World, p.133）

威尔基也见了林森、陈立夫、王世杰、吴国桢等国民党大员。一笔带过之后，他说他在华府就认识了宋子文，知道他有三个姊妹，接着说：

有一次孔祥熙在他家的草坪上举行晚宴，我坐在首席，位于蒋夫人与孙夫人之间。我们谈兴甚浓，我至感愉快。两位女士都能说精美的英语，富内容而又具机智。晚饭吃过之后，蒋夫人挽着我的手臂说：“我要你见见我另外一个姐姐，她因神经痛，不能到户外赴宴。”（One World, p.139-141）

于是威尔基与宋氏两姊妹在室内大聊特聊起来，高兴得忘了时间与户外的其他客人。大约到晚上11点，孔祥熙进来，轻责蒋夫人与威尔基宴会散了，都还未回席，然而老孔也坐下来加入龙门阵。威尔基特别指出，他们三人都能聊，而宋美龄的谈锋最健。最后，即将分手之前，宋美龄向孔祥熙夫妇说，昨天吃晚饭时，威尔基建议她应该去美国做亲善访问。孔氏夫妇把眼光移向威尔基，威尔基答称是，是那样建议的。当孔祥熙进一步追问时，威尔基发了一大篇高论，大加赞扬宋美龄。他说美国人亟须了解亚洲与中国，中国方面有头脑、有说服力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应帮助教育美国人。他认为夫人将是最完美的大使，她有极大的能力，会在美国产生极有效的影响力。他深信，凭她的“机智、魔力、一颗大度而体贴的心、高雅美丽的举止与外表，以及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需要的访客”。（One World, p.139-141）

从以上威尔基许多大特写中可知，他对蒋氏夫妇印象好得像爱丽丝的梦境。他对宋美龄的爱慕，更是溢于言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宋美龄对他的兴趣也很大，除了政治上的需求外，也有个人的吸引力。宋美龄美媚多姿，威尔基高大热情，两人言语又畅通无阻，心倾相慕，实不足为奇。

有两个报人陪伴威尔基这一次的游行访问，一个是迈克·考尔斯（Gardner（Mike）Cowles, Jr.），是美国出版界大亨、《展望》（Look）杂志创办人，另一个是约瑟夫·巴恩斯（Joseph Barnes），是极有经验的外国事务记者与编辑。威尔基认为他们二位是他最佳的游伴。其中迈克·考尔斯在四十三年以后（1985年）出版了一部书，叫《迈克回顾》（Mike Looks Back），书中写出了威尔基不敢写出的大特写，细腻逼真，值得把这一段别开生面的中美“感情上的密切联系”，登录于下：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辞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的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4点，出现了一个快乐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飞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1944年能再度被提名，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局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克，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11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九十年代》，1986年10月底）

威尔基要带宋美龄一起回美事，已故著名通俗史家塔奇曼女士（Barbara W.Tuchman）曾亲自访问当时在重庆美国使馆做事、能通华语的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得到证实。文森特还注意到，蒋介石当面对威尔基甚是殷勤，但当威尔基离开后，要人赶快把窗户打开，说是“让羊骚臭散出去”（“to let the smell of the foreigner out”，见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428），难掩厌恶之情。厌恶之情，显然其来有自。再由于宋美龄的指甲可以朝老美脸上抓，可见她和他们厮混的关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那次深夜幽会，五十岁的孤男和四十五岁的寡女独处，其严重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凡“男贪女爱”，绝不是单方面的事。美国驻重庆的另一位官员约翰·巴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也亲眼看到了宋美龄如何发挥她的魅力：

毫无疑问地，宋家小妹已经轻轻松松地征服了一个人。在她主持的一项救济机构茶会上，她披着一件空军将领的大衣，以令人无法抗拒的女性温柔，娇滴滴地承认威尔基先生是一位非常“撩人绮思”的男人（a very“disturbing influence”），此种表白使这位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浑身舒畅。……有趣的是，这番话对独身的威尔基和未来的政治发展都产生影响。（Davies, Dragon by the Tail, p.255）

中国古书有食指大动“必尝异味”的故事，记那位行家最后要“染指于鼎”，不尝异味，就是不罢休；中国谚语有“要劫劫皇杠，要玩玩娘娘”的“壮举”，说要抢财货，就抢皇上的物资；要女人，就要皇上的老婆。看到威尔基所作所为，真依稀有染指异味玩娘娘的气派矣。虽然小受蒋介石捉奸的虚惊，这位老美毕竟很落槛，他不但向蒋介石辞行时，说出“数日盘桓，备受优遇，深感如对家人……实为本人环游世界，在他处所未曾遭遇之快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75页）的谢词，并且在返美以后，立刻报之以实利。美中不足的是，这一段中美“联系”，终因威尔基两年后（1944年）突以心脏病死去，而告难乎为继。

威尔基不便带宋美龄一起返美，他的失信，似是情非得已的。但他还是很够意思，他以他对罗斯福的影响力，促成了宋美龄的访问美国。照国民党官方资料，说宋美龄访美，乃在8月22日与9月16日两次受罗斯福之邀，才得成行。但威尔基明明在《天下一家》中透露，是由于他的建议。并且罗斯福邀宋美龄访美，首见于8月22日致蒋介石介绍威尔基访华的信中，这一邀请，形式上只是客套话，能否成行，还有赖于威尔基的玉成。再从时间上看，威尔基10月8日离开中国后的第二个月（11月17日），宋美龄就去了美国，这一紧密配合的速度，也正印证了宋美龄的访美，乃得力于威尔基的暗中使劲。

暗中使劲，逃不过触角灵敏的华府记者，《华盛顿邮报》一位名叫米勒（Hope Ridings Miller）的专栏作家，指出威尔基对蒋介石夫人的揄扬，超过任何长久以来没有听到的赞美词（Washington Post，16October1942）。据美国海军上将莱希（Admiral Leahy）说，罗斯福总统与蒋夫人私下谈话时，笑责她是一个“荡妇”（a vamp），否则温德尔·威尔基于近日中国之行会如此被她吸引，答应了她任何的要求？蒋夫人笑谓：“不能说我是荡妇，实因威尔基先生具有一个大孩子所有的情绪反应。”（Mr.Willkie has all the emotional reactions of an ；adolescent.）（Leahy, I Was There, p.154）罗斯福对宋美龄评论威尔基很感兴趣，接着坚持要她评论一下他。她敷衍不过去，最后说：“噢！总统先生，您很老练。”（Oh, Mr.President, you are sophisticated.）罗斯福内阁的女阁员法兰珊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说，总统听后大感窝心，在白宫里一再重复地告诉别人。（Perkins, The Roosevelt I Knew, p.74）陪伴威尔基访华的记者巴恩斯，在《威尔基传》里也提到这件事（Barnes, Willkie, p.353），可见四十六岁的宋美龄的魅力，不仅头一年迷倒中年人威尔基，而且这一年迷倒六十一岁的罗斯福呢。

宋美龄此次访美，还有一个神秘而有趣的插曲。临行之前由她的哥哥外交部长宋子文发电给罗斯福的亲信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要求美方派一专机，特别接载患有重病的蒋夫人到纽约求医，痊愈后再到华府进行正式访问。罗斯福此时虽戎机倥偬，仍然答应了此一要求。蒋夫人于1942年11月27日下午2时抵达米切尔军事机场（Mitchel Field），以保秘密。霍普金斯亲往迎接后，驱车径往“长老会医疗中心”（The Harkness Pavilion of the Columbia Preslyterian Medical Center），包下整个第十二层楼。在途中，宋美龄向霍氏说她此来为了治病与休息，不谈中美关系，但是还是谈了许多，包括抱怨史迪威之不懂中国事务，并攻击英国政府不遗余力。（参阅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Vol.2，p.240、260）

霍普金斯似乎没有注意到，宋女侃侃而谈，完全不像有重病的样子。威尔基访华时，她更是生龙活虎，经常陪伴着贵宾，不仅毫无病容，亦无倦容，何以一下子得了重病？既有重病，经过长途飞行后仍能做长谈？有人说医治五年前的车祸之伤，更显得是托词，哪有五年之中不即来美医治，五年之后突然如此紧急要求派专机接运来美求医之理？真令人疑云重重。据罗斯福太太说，是皮肤病。（见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282-283）总之，她休息两个月后病全好了。

1943年2月，夫人的病霍然而愈，转往白宫做客，住了十天，风光十足。尤其是在国会演说，慷慨陈词，赢得热烈的掌声，看来很了不起。然而美国女作家狄龙（Mary E.Dillon）指出，蒋夫人的演说是那一届国会最精彩的，不过其精彩处并不在内容，而由于其人之娇小妩媚与女人的魅力，以及为中国求援的真诚。（Dillon, Wendell Willkie1892-1944，p.283）宋美龄华府之行结束后，于1943年3月1日返抵纽约。第二天就做公开演讲，由威尔基主持，听众有两万多人。当时在美国的胡适也来捧场。胡适的3月2日日记有这样的一段话：

晚上到Madison Square Carden听蒋夫人的演说，到者约有两万人，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五册）

胡适说宋美龄的演说不像样子，显然也是从内容来评价的。但是她演说的目的是政治，要博取同情与支持。她娇小妩媚的人身、畅快流利的英语，代表在挣扎中抗日的中国，已足令老美动容，更何况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人恨日本入骨，举国以打败日本帝国为职志，艰苦抗日的中国能不引起广大美国民众的喝彩吗？更无论“同情与热心”矣。因而不管宋美龄说些什么，都会赢得美国人的心声。胡适未免太头巾气了。

胡适更讨厌宋美龄的虚骄，说：“她一股虚骄之气，使我做恶心。”（《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4日）这种虚骄，广大的美国民众是看不到的，不过比较接近她的人，迟早会发现马脚。她代表苦难的中国来求助，但她豪奢如贵族，诸如包下豪华旅馆的整个第十二层；在白宫住的时候，带着两名护士、两名姓孔的家族（包括孔二小姐在内，罗斯福误呼她“我的小男孩”），每天换丝床单，有时一天要换两次。她来自革命的中国，但她对手下颐指气使，在白宫时常呼唤仆役，使美国官员恶心；当警卫人员提醒她要守时，她竟要求撤换那个警卫。她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却与蒋介石一样不知民主自由为何物。有一次在白宫餐桌上，罗斯福向她提及头痛的美国矿工罢工问题，问她将如何对待像路易士（John Lewis）那种工运领袖，她很自然地举起那只美丽的小手，向自己的喉咙一划。罗斯福从桌子那边看到自己的老婆见到这一幕之后，再继续谈话。（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284）她得意忘形之余，最后也得罪了罗斯福。她在白宫住宿时，忽然心血来潮，向罗斯福说，当她离开时，他不必起身，罗斯福很温和地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即使我想，也站不起来啊！”（见FDR Memoirs, p.344）她竟忘了美国总统早已半身不遂。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善意地问她，美国要如何把援助送到中国，她把这个问题抛给罗斯福；当罗斯福说将以上帝允许我们的速度运去，她接口说：“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们。”（The Lor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语带讽刺，把罗斯福的脸都搞红了，不知是羞还是怒。罗斯福的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向他的部下说，总统恨不得要她早点离开。（John Blum,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Vol.3，p.106）塔奇曼女士认为，罗斯福并不太在乎个人的不快，而是怕蒋夫人的行为可能会损及她的公众形象，破坏了他的对华政策。（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446-451）

宋美龄直到1943年的6月底才离美，在美将近半年之久。整个讲来，她的这次访问是相当轰动的。连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Lord Halifax）都怕美国受到蒋夫人旋风的影响，答应中国一些做不到的事。（Sir L.Woodwa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425）美国民意为重，宋美龄赢得民意，使蒋介石直接受惠。在民意的支持下，罗斯福放手援助蒋政权，还要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提升为“四强”之一。

宋美龄离美后，前往巴西与姐姐宋蔼龄见面，到7月4日才飞返重庆。在蒋介石身边的唐纵于当日日记说：

蒋夫人由美载誉归来。下午，蒋夫人由美归国，委座乘机赴新津接她，但夫人直接乘机在白市驿降落，没有往新津换机，所以没有接到。委座回来时，适经国亦由桂林来渝，同时降落，几乎飞机相碰，危险极矣！（《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7页）

蒋介石兴冲冲地去迎接久别的老婆，不但没接到，而且差一点父子飞机相撞，真是晦气。原来接不到并非偶然，唐纵于8月15日又有日记：

近来委座与夫人不洽，夫人住在孔公馆不归，委座几次去接，也不归。问其原因，夫人私阅委座日记，有伤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长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担任，夫人希望由孔担任，而反对宋，此事至今尚未解决。（《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73页）

可见宋美龄一回来就不理蒋介石，住在孔祥熙家里负气不归。依常情而言，此次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载誉归来，又夫妻分别将近九个月，理应欢喜做一团，然而不仅没有相见欢，反而不洽，已多蹊跷。唐纵听说的那些为孔、宋做官的事而不洽，岂其然哉？岂止此哉？直至10月初，蒋夫人仍住新开市孔公馆，而“委座尝于私人室内做疲劳的吁叹，其生活亦苦矣”。（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84页）显然感情发生了裂痕，显然老婆对丈夫不洽，而非丈夫对老婆不洽。虽然夫妇两人一道于11月18日由重庆起飞，出席开罗会议。回来后，又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但宋美龄还是没有和蒋介石要好，终于1944年7月5日，“飞车十万程”，又去外国矣。蓬莱恩怨之所以未分明，因未深探宋美龄的感情世界。她与威尔基在重庆一见如故，威尔基热情为她安排风光的访美之行，到美国后又常相陪伴，纽约那次两万人的演讲会又由两人同时登台。旧梦重温，自在意中。吴宓说“蒋公别有所爱”，未免冤枉蒋公矣。实际上是宋女别有所爱。宋美龄1944年7月偕姐姐蔼龄到巴西，9月即转去美国，又说是健康关系，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看在眼里，“好像是故意要离开”（This looked like an attempt to get away）。（见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186）威尔基于同年10月8日死去，她直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日本签降后才回国。其彩凤单飞、弋者难慕，固已昭昭在识者眼中。虽然在形式上，这对政治夫妻一直都在串假戏，想欺人耳目。董显光《蒋总统传》曾写蒋介石在1944年7月5日，“在蒋夫人飞往南美从事于健康休养之前，为夫人举行的一个非公式茶会中，颇咎其僚属与党员不将外间谣言（预期蒋总统与夫人将不免有仳离之结果者）见告”。夫妻二人，虽然若无其事，但是宋美龄“健康休养”一养要养到南美洲去，若非志在负气，似乎也不必养那么远。宋美龄一生有一极大特色，就是喜欢洋人、洋男人，在洋男人面前，工谄善媚的程度，有时连洋男人都为之咋舌。罗斯福之子埃利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在《罗斯福见闻秘录》（As He Saw It）记开罗会议时，他代表他爸爸参加蒋氏夫妇的鸡尾酒会：

蒋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带到两张并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觉得她像一位颇为老练的演员。差不多有半小时之久，她生动地、有风趣地、热心地谈着——而她老是设法把我来作为我们谈话的中心。这种恭维与魅惑的功夫之熟练到家是多少年我难得碰到的。她谈到她的国家，可是所谈的范围只是限于劝我在战后移居到那儿去。她问我是否对畜牧农场发生兴趣。那么中国的西北对我简直是最理想的地方了。她为我描画出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人从中国苦力的劳作中所能集积起的财富的金色画面以后，她把身子靠向前来，闪耀着光彩的眼睛凝视着我，同意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她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膝盖上。在最初的几分钟内，我极力地对自己说：这位夫人只是对我们之间的谈话感到浓厚的兴趣，而在她的心中绝无其他任何动机。可是在她的神态之中却有一种与绝对的真挚不相融洽的生硬的欢娱的光彩。我绝对不曾相信我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以致她认为必须将我征服，使我很快地变成她的好友，为了任何将来的其他的目的。不过我却相信蒋夫人多少年来始终是以一种征服人的魅惑与假装对她的谈话对方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们——尤其是男人——以至现在这变成了她的第二性格。而我怕看她的第一性格发作；说实话，那会吓坏了我。（p.152）

小罗斯福说宋美龄施媚功，把手放在他膝上谈话，这种肢体语言，自是洋男人独享的。在所有宋美龄的照片中，她与洋男人挨肩搭膀的照片，层出不穷；但对本国男人，却高高在上，保持距离。她见李登辉时，甚至坐着接受李登辉的鞠躬如也，和弯腰站着的这个台湾人握手，其气焰可想！从宋美龄喜欢洋男人却反倒嫁给中国土流氓一事上看，乃爱慕权势使然，三十之年，只有嫁那土流氓才能满足她的权力欲，因此只好委身相向。但权力欲和性欲毕竟不能两全，因此只好望洋兴叹、改土归流以终老矣。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抗战时香港吃紧，“政府派飞机往接在港人士，但通过孔家，产生‘飞机载运洋狗’之新闻，引起西南联大学生抗议。蒋刚责问，蒋宋美龄则在一怒之下出走，避居黄山，数日之后蒋往解谢了事”。又说“蒋夫人也数度以养伤名义出国”，“先往香港，后去巴西。……当她滞留海外时，谣传蒋宋婚姻发生问题，甚至蒋纳藏情妇，经蒋召集茶话会否认，事载自修德、涂克门（塔奇曼）各人书中”。“难道大历史不能脱离私人生活之细节，及于风闻谣传？又有如何之大人物全无私人生活之疵瑕？”（第251页）黄仁宇这种为蒋介石回护的手法，是可鄙的，也绝非什么大历史。其实，大历史何须标榜，真正的良史自成其大，就是能从大处着眼解释出历史真相。御用学者吹捧蒋宋之功，从蒋夫人访美到开罗会议，无不曲笔；拥蒋史家反对追究细节，将大人物私人生活之瑕疵，尽行开脱，殊不知要弄清历史真相，就得把那些曲笔与开脱，不论大小，一律不予放过。从宋美龄访美到开罗会议，这段历史的正确解释乃是风光之来，其来有渐，远离中国人民辛苦抗战之功、近拜蒋委员长捉奸失败之赐，威尔基“最难辜负美人恩”，也难辜负本夫恩，因而代蒋氏夫妇转败为功，说动罗斯福让宋美龄访美、让蒋氏夫妇去开罗。王安石说“世间祸故不可忽，箦中死尸能报仇”，威尔基却是“世间祸故不可忽，远洋老美能报恩”——西哲每以偶发事件解释历史真相，谈言微中、片言而决，这段历史真相，一言道破，洵可如是观。

第五节　毁灭种子之根

美国学者易劳逸（Llyod E.Eastman）于198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毁灭的种子——二战以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The 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中译本改称《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该书探讨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原因，发现毁灭的种子，早在抗战期间就已播种了，诸如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加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离心、农村贫富距离的扩大、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不一而足、贪污腐化与投机倒把极为普遍、农民贫困饥饿怨愤到造反的地步，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敌能力的日趋衰弱，以至于消极和腐败。因此，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是因为其本身的弊病与缺失。

易劳逸虽于知人论事上，不免陷于均衡不够、比例不对、角度不足，然毕竟花了工夫，查看了不少国民党自己的文献，捡到很多货真价实的史证。他只是没来得及看到侍从室组长唐纵的日记，否则他的许多个别论断可以得到更具权威性的印证。唐纵时而透露抗战期间政府内部的腐败、地方与中央的对立、国共之间的摩擦、物价高涨引起抢米的风潮、川中军人政客相互的勾结、重庆囤积居奇风气之盛、知识分子的没落与苦闷，以及民间之极端困苦，如1943年的浙江“民众食糠秕、树皮，广东有的人在食人肉”。（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5页）

这些“毁灭的种子”在确凿的文证下，绝非反国民党者的诬控，而系实有。然而“种子”也有其根源，欲追根究源，必须有一究蒋介石。他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发号施令，操生杀大权，上下莫敢违背。然则国民党的失败无异是蒋氏领导之失败。

抗战初起之时，举国同仇敌忾，蒋氏个人声望达到巅峰，原可团结全民，有所作为，奈眼光不远，气度更不够恢弘，陈寅恪于抗战后期初见蒋介石，即有“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叹，认为其人不足有为。陈寅恪仅凭史家锐识，而陈布雷更洞见“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军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51页）以陈布雷与蒋之亲近、相知之深，此一观察自具相当的权威性。处理国事如同家事，正见其人器宇的狭小。这种小家子气，使他只能成为一种党派、一群特务、一个孔宋集团的领袖，而不足成为全国全民的领袖。

职是之故，蒋介石于抗战之前靠特务，于抗战爆发后仍须靠特务。当年孙中山联俄容共重组国民党，由俄国顾问鲍罗廷之助，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像个样子的纪律，以及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蒋介石一清党，把纪律与群众与左派一起扫地出门，而同时军阀、地主、流氓、旧官僚都加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自不免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精神衰颓、基础空虚。于是一些小组织便应运而生，诸如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中心的CC派、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复兴社。派系虽异，拥蒋则一，在法西斯高涨的30年代，CC与复兴社就是特务组织，蒋之爪牙，领袖的耳目，为一人整异己。

抗战以来，蒋介石声望一时骤升，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奢望下，想把包括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异端”政治组织，都消化容纳在他的权威之下，但并未成功。不过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于1938年3月在武汉举行时，通过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选蒋介石为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蒋为团长，7月9日，三青团的中央团在武昌正式成立。陈布雷记此事说：

自5月至7月，蒋公策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汉对于此文，凡五易其稿，终觉不惬意。最后所发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为之酌加修润并经蒋公亲自核改者也。（《陈布雷回忆录》，第81页）

足见蒋极为重视这个三青团，亲自督促、亲自核定。成立之后，陈诚、朱家骅、张治中先后任书记长。康泽一直是支配人物，最后由蒋经国夺取领导地位。但是三青团并没有使复兴社（蓝衣社）、青白社（CC系）等小组织消失，实际上成为这些小组织争夺的另一小组织，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反而更趋激烈，并未能如蒋介石所宣称的，使三青团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其活动仍甚具秘密性质，在学生和教师中从事特务活动，打小报告，检举左派之类。蒋介石号召三青团，“聚集全国青年，力行抗战建国纲领”，固然也在敌后沦陷区从事谍报与恐怖活动、提供战地服务等，然而抗日之余，更积极防共，甚至深入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宣传、破坏、捣乱、暗杀等工作。有趣的是，三青团的最大敌人乃来自国民党内部。三青团原是蒋氏授意下的党内产物，带有来自母体的遗传因子，成为争权夺利的竞技场，造成更为复杂的国民党党内纠纷。三青团团员人数持续增长，从1938年下半年的一千余人增加到1945年的百万人，俨然已成党内之党，难怪于抗战胜利之后，闹着要与国民党分家。其实，蒋介石既是国民党的总裁，又是三青团的团长，如何分法？还不是在蒋之训斥下，党团合并。合并虽合并，仍走回党内派系纷争的老路。

蒋介石欲以三青团为“唯一的组织”，并不确实。三青团成立不久后的1938年8月，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将特务组织半公开化，由秘书长朱家骅出任局长，实际任务则由副局长徐恩曾负责。负责些什么任务呢？主要是对付共产党、监察国民党党员，以及执行其他特工。1939年元月以后，中日战争已呈胶着状况，蒋介石又把心思放在应付共产党上，中统更着重查防共党以及其他政治异己分子，从外围监视到内部渗透，特务细胞扩展到学校、工厂和其他社会团体，除了中共驻渝代表以及较为著名的知识分子或民主人士，不敢公然抓人外，其余无论个人或团体，一经发觉，立予逮捕或破坏。中统的特务还打进延安，吸收共产党叛徒；混进校园，组织特务学生，如沙坪坝中央大学的生路社、民锋社、自强社，出版刊物宣传，并做监视与制作黑名单的工作。中统再根据黑名单，用种种方式打击不听话的学生。根据1942年11月中统局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抗战期间自1940年至1942年期间，有八千一百九十四名共产党被捕、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九名共产党自首。再看中统徐恩曾所拟、陈布雷修订、蒋介石核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秘密文件，更可见中统的主力几乎全用在“反共”“防共”，而非抗日。甚至与跟日本人合作的汉奸合作，以打击敌后的共产党活动。

中统之外，还有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是在1938年3月于武昌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临时大会上决定设立的。蒋介石把中统交给徐恩曾，把军统交给戴笠。戴虽是副局长，但操有实权。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的特务处，特务处的前身则是军事委员会的密查组，原由戴笠等十个人搞起来的。

复兴社组成后，蒋介石兼任社长，特务处长即由戴笠担任。1932年，蒋又派戴兼任陈立夫主持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以便公开搞特务。军统正式成立后，戴笠因蒋之授意，一手包办工作、人事、经费等，直接对蒋负责。军统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编制愈来愈大，显然蒋介石靠特务巩固权势，特务组织当然愈大愈好。据曾任军统总务处处长的沈醉估计，在抗战期间，“各种名称的特务训练班有四十多个”，又说：

内勤工作的特务有一千四百多人，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和磁器口中乡下办事处。内勤和外勤最多时近五万名，除在国内设区、站、组和爆破、破坏、行动等总队、大队等外，在国外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站和组及通讯员。当时每一个外勤特务都有几个到几十个运用人员。全部算起来为数就太多了。（沈醉《军统内幕》上册，第5页）

军统尚与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组成“中美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Office）。美方的目的是要刺探日军在华、在太平洋以及在东南亚的情报。据沈醉说，美国人也显然想要刺探中国的情报。中方刺探不到美国的情报，然而获得了大量的器材，包括整人与逼供的器材，以及无数的枪械弹药。这些器材与弹药不用之日本侵略者，而用之于包括中共在内的政治异己，美国人也只好眼开眼闭或视若无睹了。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成为政治犯的集中营，于大陆易手前，全被枪决，美国人应有“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遗憾。凡重视人权与民主的人，都会谴责中美特务合作的暴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家人唐纵对戴笠大搞“中美合作”居然也有微词，如于1944年12月25日圣诞节宴请中美合作所全体美国人，有记曰：“他（戴笠）约有几十位女人，陪伴美国军官土兵，有的女人被糟蹋了！开一次宴会百余万元，场面可谓大矣！”（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80页）

然而此一劳民伤财、侮辱妇女、对付自己同胞的中美合作所，颇得蒋介石的嘉许，尤其欣赏所内美国刑具。军统处长沈醉回忆，1945年秋天蒋至中美所检阅培训学生，有记道：

学生们刚刚开始进行一些分列式表演和美国式的操法时，蒋的兴趣还不很大。等到进行刑警课目表演时，蒋介石看到美国教官指挥这些特务学生如何去追捕人犯、骑警握着美国橡皮棍如何冲入人群殴打群众，以及警犬搜查等表演时，直乐得手舞足蹈连声叫好起来。戴笠和贝乐利看到这种情况，便交头接耳，后悔没有多安排点这类使蒋最感兴趣的精彩节目。（沈醉《军统内幕》，第371页）

在蒋介石的“嘉许”下，在抗战期间，特务组织与势力可谓一枝独秀。戴笠的权势更不可一世，在沈醉的笔下，他常常怒骂责打，甚至随性枪毙人。但在蒋介石面前，仍然是领袖的一条忠狗。我们又在唐纵的日记中看到，戴笠如何因一时失去蒋对他的信心而感到苦闷，以及在被蒋叱责后如何奉命唯谨。最具戏剧化的，见之于1938年7月16日所记：

为了张超的事，雨农（戴笠）跪在委员长面前恳求惩办叶成，委员长责备他不要人格、要挟领袖，因此雨农写这样一个长的报告请求辞职。跪恳的事，谁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谁肯如此做？我想委员长不会让他辞。（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75页）

张超是戴笠派在福建的军统站长。叶成是黄埔三期生，曾任蒋之侍从副官，时为福建保安处长，判处张超死刑。戴咽不下这口气，不惜向蒋介石跪恳哭诉，但仍然扳不倒蒋之副官。

唐纵还透露，戴笠为胡宗南培养一个叫叶霞翟的女人，以便掌握胡之一生。他又在“香港预购了个有名容太太的女儿，刚才十六岁，献给宋（子文）”，以“迷魂的女人”来对付国舅。（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53页）类此可以略见，戴笠搞的是些什么勾当，他不仅仅是要对付敌人与异己，而且还要在自家人身上下工夫呢。据估计，至抗战结束时，蒋介石的军统人马已有十万之众，高居当时全世界特务与秘密警察组织之首。（参阅Wakeman, 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 p.60）

特务势力固然有其作用，尤其在宣传、分化、威逼、利诱、破坏上，有立竿见影之效，蒋介石亦以此为其权力基础最稳固的奠基石，但是代价极大。特务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诸如强行撤迁民房、奸淫妇女、滥捕知识分子，造成难以化解的民怨与民愤。在特务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决堤，莫之能御。蒋介石靠特务起家，但特务也为他散布了毁灭的种子。

第八章　还都前后

第一节　吃掉龙云

毛泽东讥笑蒋介石蹲在山上等待抗战胜利，胜利等到了，便要下山摘桃子——胜利的果实，“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参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70、1074、1075页）问题不是他要摘桃子，而是他要把整棵桃树上所结的桃子，一家独摘，不许旁人插手。

蒋介石自武汉迁都重庆后，已经抗战不力，把力气用在对内，想铲除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地方势力，以达成一党专政、特务统治、保甲制度三位一体的个人独裁政治。珍珠港事变后，知道美国人迟早会打败日本，蒋氏心思更加对内不对外了，老早就准备摘取所有的桃子了。

这种心思最具体的表现，可见之于1943年3月出版，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此书借提倡民族主义来美化传统文化，进而反对“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其本质仍然是想抢道统，以强化其政统。道统是中国圣道继承的系统，它的制式说法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孟子最早以道统自命，一千一百多年后，唐朝的韩愈更大加发展此一理论。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字里行间，俨然以道统自任。韩愈的道统理论，到了宋朝朱熹时候，又有了进一步的阐扬，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说：“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在这里，朱熹显然言远旨近，也有在道统上插一脚的用意了。南宋的叶适虽然拆穿了朱熹他们对道统的捏造，但是捏造的道统，还是一脉相传下来，不但相传下来，并且被治统中的政治人物给“仙人偷桃”过去，因为政治人物发现道统是个好东西，正可符合统治者的要求。符合统治者要求的道统，可分人（圣贤）的方面和书（经典）的方面。清朝统治者康熙皇帝说得最清楚坦白：

朕维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之道统，即万世之治统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东华录》康熙十六年记康熙“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

康熙皇帝说出道统就是治统之“所系”，是真正为道统做了大窃案，正说明统治者为什么要抢道统了。

蒋介石对道统一项，自然不会放过，于是轻易地把“领袖的革命事功”，说是“继承了国父的革命遗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随国父之后，嬗接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道统”（见王升《领袖与国家》第六章），其实孙中山根本没有说过他的思想是承继中国道统的。（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六集》，第82—94页）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孙中山、利用道统以遂其政治目的罢了。但共产党不放过他，陈伯达等人写了一本小册子《评〈中国之命运〉》，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于1945年出版，劈头就问：“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挖苦国民党之无人，打开了宣传战。

蒋介石既然是上继尧、舜、文、武，直到孙中山的道统，还有谁有资格和他争政统吗？他固然容不了陕北的共产党，也容不了任何地方势力、民主人士，他要完成个人的大一统与清一色。抗战甫胜利，云南的龙云就被他吃掉，变成“失云龙”，也就不足为奇了。

抗战之前，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根本管不到地方实力派自治的大西南，如四川的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以及云南的龙云。抗战之后，蒋以重庆为陪都，中央军入川，情况自然大为不同。然而龙云虽尊重庆为中央，由于特殊的地理、文化，甚至种族背景，相当于法国两倍大的云南仍然在龙云的直接控制之下。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与广州之后，云南的地位益为重要，在滇缅公路一端的昆明，更是不可缺少的对外窗口。昆明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址，汇集了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珍珠港事变后，昆明更成为美军驻扎的基地，以及飞越驼峰后的落脚点。无论军援经贸，皆由此进出。

云南的重要性当然促使蒋介石染指，想用他的绳索套在龙云的脖子上。蒋以龙云为委员长滇黔行营主任，逐步把中央军调入云南，到1943年中旬，在云南的蒋军已四倍于滇军。蒋又派特务进入云南，因昆明于战时已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并受到龙云的礼遇与保护。龙云虽想把特务赶出云南，但并不成功。实际上蒋于抗战后期为了加强独裁，政治迫害在特务的安排下益趋剧烈。表面上看，特务打击的目标是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事实上包括所有的地方实力派，而龙云显然是最大的一个地方实力派。

地方实力派以及民主人士看到蒋介石对内不对外，趁抗战吃掉异己，遂于1943年春酝酿反蒋，但一年后尚在酝酿中，而日军突然发动“一号攻势”，至1944年9月，豫湘桂战斗极为激烈，日军有进寇四川、云南之势。蒋介石不肯把美式装备的嫡系军队拿出来打，造成大溃败！此举暴露了中央的无能，也大大打击了蒋委员长在国内外的声望，自由派民主人士尤对蒋失去信心。就在一号攻势接近尾声之时，地方实力派人士李济深、龙云、张发奎、余汉谋等，拟在粤桂之间组织自治、民主政权。同时在昆明的民主人士如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等人，虽未直接参与，均表赞同，至少于重庆蒋政权崩溃之后，有所取代。他们想召开国民大会，包含各党各派的代表，筹组国防政府。这场反蒋运动虽未能付诸实施，蒋介石与龙云之间的关系却日渐恶化。直到1945年的1月里，重庆与昆明的关系才得到改善。蒋介石允许美国租界物资装备滇军三个师，龙云则让蒋介石的特务增加活动空间，并限制民盟行动。不过，此于蒋而言，只是权宜之计，他早已决定于战后消灭共产党，以及一切半独立的地方政府。从1945年4月蒋介石把杜聿明自昆明召回重庆密授机宜，以及5月间密命李宗黄任云南主席可知，抗战胜利之前其就已准备把龙云撵走，日本突于8月9日投降，反而延迟了既定阴谋。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乃命卢汉率领三个军自云南就近入越南受降，以调虎离山。为了更加减弱保护龙云的兵力，蒋又与美国人一起怂恿再增加一个军入越，于是龙绳武的“龙家兵”也跟着卢汉去了越南。龙云身边只剩下龙绳祖的一个师、一个宪兵团以及警卫大队了。易劳逸说，龙云自知无力抗命，“于是他请求重庆派他的四个师的部队，由他的亲信助手卢汉指挥，去印度支那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第29页），是不确实的。如龙云果真听天由命，当9月30日拂晓时分，杜聿明突以兵戎相见时，他又何必登五华山待援，拒绝下山呢？从事后看，龙云显然因为疏忽大意，连8月间美军在昆明戒严都无警觉，终成蒋介石权术下的牺牲品。

蒋介石于战时掌握川、黔两省之后，就在云南下大工夫，曾亲至昆明，据陈布雷说，“蒋公对龙主席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并嘱龙云“全权负责”建设西南国防。（见《陈布雷回忆录》）但是龙云“坦易”，蒋介石却不“坦易”，阴下毒手，以兵刃相迫，使龙云猝不及防，只好于10月4日下午在昆明登机飞渝，接受蒋介石强迫他接受的空头衔——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一口把龙云吃了，但吃相毕竟难看，死了几百条人命，于是指责奉命办事的杜聿明擅自动用武力，并撤杜昆明警备司令之职。但用替罪羊来遮羞，并不能瞒天过海，骗过明眼人。龙云本人于事后更是一清二楚，了然冰冻三尺非一朝之寒，曾写了一篇《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登在196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其中说道：

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对我的阴谋已逐渐暴露。记得有一次，一个美军的少校乘吉普车经过昆明小西门外的十字路口，被暗枪击中左臂。司机立即停车救护，在附近巡逻的宪警闻到枪声，也同时赶到，但凶手已无从查寻，即将受伤的美军官送往云南省立医院，他不愿入院，要回美军营房，只好把他送往美军医院。当日施行手术，取出弹头，详细检查，经美军检定结果，认为这种枪弹非云南军警所有，是特务使用的德国制造的枪弹。

很显然，蒋介石想在美军与龙云之间制造矛盾，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杀，受伤的美军不愿进省立医院，已可见其疑。这种暗杀行动，若非出自老蒋的授意，谁能相信？抗战胜利后，蒋命杜聿明挟持龙云飞往重庆，便顺理成章了。龙云成了又一个张学良，幸而得到陈纳德的帮助，脱离虎掌，逃到香港，最后投共去也。

蒋介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也不计代价，然而代价实在不小。从蒋的长远利益看，也是得不偿失的。他夺取了云南的地盘，却失去了云南的人心，最后全省向共产党起义。他把云南精锐部队送到东北去打内战，心怀怨愤的云南官兵于1946年3月，全部（应为一部，即潘朔端之一八四师，1946年3月在海城起义——编者）投奔了共产党。蒋介石在云南花的心机，岂不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拆自己的台吗？

蒋氏枪口向内，最后打着自己的脚，固然活该，但也损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当初中国远征军赴缅，英国有所顾忌。哪知抗战一结束，蒋就迫不及待把所有在国境外的军队调回打内战，宁愿抢龙云的云南，不要送上门来的越南。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时，曾要把中南半岛给中国，蒋介石却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编者略）

归根究底，还是一句老话，即此公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他的眼光一直是对内的，而不是向外的。如果他要了中南半岛，他必须要派军队到那边，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那边，这样就不能集中力量打内战了，更怕在云南的龙云近水楼台先得月，何况龙云与法国有密切的军事渊源，或将大大扩张龙云的地盘与势力，岂蒋之所愿？所以，他不要中南半岛，也反对罗斯福美、苏、中托管朝鲜的主张，更不愿驻兵日本。总之，他的精力绝不要“外用”。后来，为了打内战，连日本的赔款也不要了，连“魔鬼”也可做朋友了（王世杰签订了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

蒋介石如果能真心团结，不要阴谋手段，不做小动作，推诚相见，组织联合政府，而中国更能一致对外，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编者略）

第二节　判冈村宁次无罪

20世纪50年代，在台北阳明山的国民党高干训练班——革命实践研究院——里，有一个特级军事教官，这个人黄面孔，有中国名字，可是不是中国人。国民党高干要向他行礼，叫他老师，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侵略中国元凶——日本冈村宁次大将！这个大罪犯怎么会成为蒋介石座上的贵宾呢？

冈村宁次是当年发起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少壮军人。九一八事变的秘密作业，在日本陆军省方面，有三个重要负责人，就是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后来做到首相）、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和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当时冈村宁次是大佐（上校），但是他主管日本所有校级尉级军官的调补，权力之大，可以左右局面。果然他在1929年8月上台后，就分别安插党羽，积极侵略中国。据高宫《军国太平记》的记录，冈村宁次早在1921年，就和同班的永田铁山在德国温泉有密约，要大干一票。他和永田铁山掌权后，自然加速了这一“樱花社”思想的节拍。所以两年以后，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冈村宁次有功，从关东军副参谋长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而仙台师团师长、而华北陆军最高指挥官，最后做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头子——派遣军总司令。

冈村宁次在中国横行的时候，他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珍珠港事变后，又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号召，努力把中国作为侵略世界的基地。在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方面，他更是积极。据《日军在中国方面之作战记录》第二卷，明说：

12月1日宫崎参谋返部，向总司令官冈村大将报告大本营案之概要，总司令官之全般作战指导与大本营之所示完全不同，遂具申攻略重庆之意见。

这表示冈村宁次对侵略中国，跟大本营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是有独到的心得的：

冈村总司令官于1944年12月15日对派遣军各参谋，宣示进攻四川、昆明，建设大陆要塞（对西方），覆灭中国空军基地，及中国东南沿海之作战准备等意见，以做1945年之作战课题，特别指示大东亚战争获胜之道，唯有在太平洋上与美军死拼，并使中国政府迅速屈服。派遣军应排除万难，达成屈服中国政府之目的，并对此迅速研究，俾向大本营具申意见。

在“使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方法上，冈村宁次主张“进攻四川”。在《中国派遣军今后之作战指导腹案》里，有这样的决定：

太平洋方面美军之反攻，虽已及于中国大陆，然因日军一号作战之结果，中国政府已形动摇，其西正面之总反攻，预期可能延至本年中期以后，派遣军判断彼时中、美联军将由陆、海两面实施总反攻，作战态势对日军至为不利。故现下应捕捉政战两略上之最后好机，以最大决心，覆灭中国抗战根据点之四川省要域，制止中国军之总反攻于未然，并促使中国政府之崩溃，以利全盘之战争指导。

但是，日本大营基于全面作战的考虑，使冈村宁次的积极侵略中国计划打了折扣；冈村宁次手下的第六方面军也不赞成进攻四川。在《沿海岸对美作战准备纲要要旨》里，有这样的记录：

关于进攻四川之建议，始终未获大本营之完全同意，而于1月22日下达大陆命令，但总司令官之作战思想，毫无变更，经研究结果，为打破1月22日大陆命令及大陆指令之限制，决再相机向大本营具申意见，于1月29日命第六方面军研究进攻四川作战——最低限度须依1月22日大陆命令及大陆指令之规模——速行提出报告。

然第六方面军冈村司令官之见解，原与总司令官不同，1月29日在南京集会时，曾面谒总司令官，拟提供中止进攻四川，专心对美战备之意见，但因总司令官先已宣布大陆命令，并命第六方面军倾注全力准备进攻四川，故不便再行申述，但迄6月前后冈村司令官与总司令官之作战思想，仍未一致。

冈村宁次这种目无上级也目无下级的专横，由此可见！记录上说：

第六方面军迄未呈出有关四川作战之研究报告，故总司令官于3月底，巡视汉口、衡阳，以资督促，对方面军司令官之消极态度，颇表不满，于4月2日归还南京。

不久以后，日本就投降了，冈村宁次在1945年1月29日对各司令部训示中，所谓“神州必灭，战争必胜”的气焰，也就不得不收拾起来了。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

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1192页）

冈村宁次又在战后，《何应钦将军感谢会致谢词》中说，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蒋介石派最亲日的何应钦去受降，原非偶然，因他要与打败的日本军头“亲近”，以为己用。蒋于1945年8月15日即致电冈村宁次，提出投降原则，其中包括不寻常的“暂保现有武器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的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换言之，他要日本人仅向他指定的人投降缴械，不然依旧维持原有武力。他不要共军受降的意图已十分明朗。冈村宁次完全懂得蒋的意思，提出“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的所谓《和平以后对华处理纲要》，并保证如延安持抗日、侮日态度时，“则断然惩罚之”。8月21日，中国在江西芷江接受日本投降。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亲自交给日军代表今井武夫蒋介石的一份备忘录，再度强调日军不得和其他中国部队的指挥官，“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当冷欣奉蒋之命到南京去接洽受降时，冈村宁次更露骨地建议，愿以一百二十八万在华日军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据白崇禧透露，冈村的建议深获蒋心，特予“嘉许”，只因美国人反对以及其他种种考虑，未能采纳。虽未采纳，8月下旬天津日军果然拒向共军投降，发生剧烈战斗，何应钦奉蒋命要求冈村宁次坚决反击。洋人有“血浓于水”之说，而蒋可谓反共尤浓于血矣。正由于在反共上相互合作与投契，冈村宁次虽然是九一八事变的元凶、虽然是侵略中国的死硬派、虽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刽子手，可是，蒋介石居然判他无罪！我们试看1949年1月26日的判决全文：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　三十七年度战审字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　本庭检察官

被告　冈村宁次，男，年六十六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　江一平律师

杨鹏律师

钱龙生律师

右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左：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期间，肆施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各条之规定，至为明显。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11月26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处判处死刑，松井石根经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犯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应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据上论结，应依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庭检察官施泳蒞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2月26日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审判长石美瑜

审判官陆超

审判官林健鹏

审判官叶在增

审判官张体坤

看了这种判决书，不能不感到：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的日本军阀，怎么可能无罪呢？“一号作战”乃抗战八年中最惨烈的战斗，不是由冈村主持的吗？却完全不提，明显地避重就轻。至于判决书中所谓无“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的话，对照起上面所举的冈村宁次侵华史，就知道蒋介石的军法官在如何抹杀历史、为日本军阀开脱了！——冈村宁次开风气之先，闹出九一八事变，正是“计划阴谋发动”啊！冈村宁次统大军于后，一心要“进攻四川”而后已，正是“支持侵略战争”啊！这样明目张胆的侵略元凶、这样昭然若揭的侵略史实，怎能这样抹杀、这样开脱、这样判决呢？

这样判决下来，是不是蒋介石根本不知道冈村宁次有罪呢？非也，蒋再无知，也是知道的。这种知道，在邵毓麟的回忆——《胜利前后》——里，已经透露，邵毓麟在1945年8月30日夜，曾与冈村宁次会议，“讨论到一个重要问题”，讨论后第二天清早——

我单独飞返芷江，向何总司令报告请示，随即奉何总司令命，飞往重庆复命，并请示一切。再度衔命于9月8日随同何总司令飞往南京，参加了历史性的9月9日正式受降典礼。这以后，我虽曾有数度机会和冈村晤面，但一切都已有我陆军总司令部指令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办理，进行颇为顺利，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冈村离华返日以前，可以说他确已忠实执行降书所列各款及我陆总的指令，而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和俄军接受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的投降，而将所有收缴武器，转送中共扩军，违反中苏条约的事实相比，可说完全不同。因此，中国政府准予以其劳绩赎罪，而免以战犯起诉。

可见既然有“罪”可“赎”，自然反证是有罪的了。但是既然有罪，为什么在堂堂判决书里，我们一点也看不到有罪的痕迹呢？

至于所谓的“准予以其劳绩赎罪”，所谓“劳绩”，显然是因冈村宁次在政治上投蒋所好，敌人成为反共盟友。然而周佛海的“劳绩”虽然证据确凿，却只能免其一死，仍然有罪，判无期徒刑。难道周佛海有罪，冈村宁次反而无罪？蒋介石对汉奸严厉制裁，枪毙了不少，而对残暴的日军军头仅处死谷寿夫等寥寥数人，也是值得深思的对比。蒋介石判冈村无罪，而在1949年1月26日，在东京那边，把前任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判处无期徒刑，蒋介石真不愧是表演“国情不同”的能手，在国际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国际标准下，蒋家法院居然能判出完全无罪的中国标准。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1956年去日本看他。同年4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吗？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1933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冈村：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时代，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您是中国军总司令官，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怀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该就此罢手了，如果仍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日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这句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何：是吗！当时我一直忧虑日本的一般军人想要侵略我国，可是，碰到冈村大将……

冈村：当时还是少将。

何：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

说到这里，何应钦居然把这九一八事变的侵略元凶，从“日本的一般军人”给开脱出来了，再看他们怎样攀同志：

何：总而言之，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从历史上、地理上或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必须携手合作。关于这一点，先生和我们看来很像是同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冈村：其后我们再度见面，是在1935年11月我在任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时候，适值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空气紧张，我在南京宿了一夜，当然无法访问中国官厅，只好到领事馆找现任国会议员的须磨弥吉郎君。可是，您来了电话，要我到您公馆去吃饭，并约定不做任何有关政治的谈话，这使我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记得您是参谋总长。

何：不，是军政部长。

由此可见，何应钦跟日本军阀是什么交情！再看：

冈村：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何：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教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笑）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吗？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防空洞吗？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做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

看到了吧！他们把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竟悠然以玩笑出之！再看：

冈村：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助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应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9月10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做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何：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

冈村：是的，是的。是采用这样军队式的派令承认我的指挥权，这样，数达二百几十万的人，因此才获得顺利地遣回。

何：那个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发布命令。

冈村宁次所说的9月10日，正好是9月9日南京授降后的第二天。头一天还是降将，第二天就封起官来了。

接下去的对话，才更妙呢！

何：我们为遣返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三十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百分之八十。

冈村：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而，自1945年11月起至1946年7月止，在短短十个月期内二百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后，感觉不需要时，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来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何：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四十多年。

冈村：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扬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军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

何：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冈村：关于这一点，根据我所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它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二百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何：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以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当冈村宁次听到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政府宁肯使自己同胞回不了家而要日本人回家的时候、当他看到日本人有车有船可坐而中国人没车没船的时候、当他看到日本人有东西吃而中国人“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的时候、当他听到蒋政府因为日本人而“败于共产党”“受到很大的牺牲”的时候，当然，冈村宁次感动了——这样的不管自己国家死活，硬把自己人民的苦难，顺水人情送给外国人的行径；这样不论败也好、胜也罢，一律向日本人做免费服务的可耻的、莫名其妙的贱种行径，日本军阀即使再看不起，也是要感动的。何况，这种免费服务还在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呢！

怎么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呢？

冈村：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地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何：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冈村：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来的一个件事，就是您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表，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何：那一篇文章到现在我都没给外人看。

在提供律师服务以后，1949年，冈村宁次投入日本祖国的怀抱而蒋介石把大陆给丢了。虽然丢了大陆，但对冈村宁次，却仍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冈村宁次回日本后，因为麦帅总部对他不肯轻易罢休，仍背着“追放罪”，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因而仍旧要国民党给想办法。据蒋介石手下大特务蔡孟坚《由中日和约谈到董显光使日经纬》的回忆，详情是这样的：

在敬公（指何应钦）返台后，我仍驻东京，某日松野、冈村二位偕同一位京都财阀坂内义雄请我在上海酒家吃饭，坂内带一部日本历史名画家狩野探幽所绘的中国七十圣贤图，计数十册，因总统尊奉圣贤，求我携呈总统，表示“以德报怨”的大恩，当予接受转呈，松野即席说话，谓重光葵（系投降时外相）、有田八郎（系战时外相）、冈村宁次（系战时“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谷正之（系战时驻南京伪大使）均系因侵华被判追放罪，再有一年日本独立后，才可解除，而从事政党政治活动，因系侵华定罪，如中国方面能向麦帅总部表示不予以追究，则他们四人即可提早一年解除追放罪，他们若获准解除，即可从事政治组织成立政党，必做亲华（台湾）主张，盼我返台，请我政府以外交方式向联合国占领军总部提出“对此四人侵华罪犯不予追究”。当时我想到这些敌人，既未杀他，即可救他，所谓“非敌即友”，不费之惠，自亦未可厚非，若加以拒绝，一年之后，可能又成敌人，因此我即作答：“……不致对四位侵华罪犯予以苛求，如我下情上达，我料必可邀准，待我返台后，再做答复。”

等到蔡孟坚返台后，就立刻办妥了这件事。最后由张群出面“转知彼时外交部电驻日本代表团长，就此事向东京占领总部提出备忘录，迨总部接得此备忘录，即批准该四人解除追放的申请，他们即从此再从事政治活动”。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关爱，真是无微不至的了！

冈村宁次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蒋介石对侵略自己国家的外国人，有着离奇的度量和宽大。他对自己同胞中的异己，绝不放过；但对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却“看来很像是同志”，亲热异常。1946年3月26日桂林《中央日报》载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向参政会报告，说战犯处理方面，“计经审查认为罪行成立者，共计两千八百七十九案，被害民众可考者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但是据石美瑜《审判战犯回忆录》却说：“全国各法庭统计共受理战犯两千三百八十八名，除南京大屠杀案罪魁谷寿夫、蹂躏港粤之酒井隆等主要战犯，经判处死刑以昭炯戒外，其余两千余名，悉以罪嫌不足，经宣告无罪或不起诉，遣回日本。”石美瑜所说的“罪嫌不足”的两千余名，自然就是谢冠生报告中“罪行成立”的两千余名，显然最后还是被国民党给放了。何应钦《中日合作与远东之集团安全保障》演说中，对日本人明说：“对于战犯以其为非作歹在贵我两国之间闯下滔天大祸，处置虽较严峻，但一至中共进迫京畿、上海危急之际，本人即设法征得盟总同意，将当时羁留上海的贵国重要战犯二百五十余名，遣送返日，交由盟总送巢鸭监狱执行，其中一部分服役成绩良好，且先后予以假释。”可见蒋政权所处分之日本战犯，只是谷寿夫、酒井隆、田中久一（华南最高指挥官）、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南京大屠杀中以杀人比赛出名的三个日本人）等几个人而已，最后的二百五十余名，也都给放了。这种作风，令人想起满清政府“宁赠外人，不与家奴”的心态，今昔对照，真是好有一比！何炳棣教授在其《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估计抗战八年，死亡一千五百到两千万中国人（见Ho, Studj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252），绝对是言而有据的，蒋介石判战犯无罪，放弃对日索赔，都是有愧于国家民族的。

第三节　谁废除不平等条约

1978年暑假前，一群台湾高中学生对高中历史课本第三册第98页及三民主义课本上册第32页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时间，提出质疑。他们说：历史课本叙述废约时间为“三十一年10月10日”，三民主义课本叙述废约时间为“三十二年1月11日”，两个时间不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78年6月8日，“国立编译馆”在各报公开答复，说：“‘三十一年10月10日’，美、英‘宣布’撤销不平等条约，而正式与我签订平等互惠新约则为‘三十二年1月11日’，故两书所述均正确。”这种答复，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三十一年10月10日”只是美英两国通知废约的时间，尚未完成法律手续，又怎么能算呢？至于“三十二年1月11日”的新约，照国民党教科书和历史写法，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光荣纪录”，而且把这光荣纪录的功勋归之于蒋介石。不平等条约是蒋介石废除的吗？就让我们用公开的史料，检查检查吧！

先看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出身的张其昀《党史概要》所抄，内容如下：

一、依领事裁判权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

二、使馆界及驻兵区域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宁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使馆界的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三、租界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四、特别法庭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等特权，一律撤销。

六、军舰行驶之特权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它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均依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影响中国主权之其他问题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第1710—1916页）

张其昀又综合写道：

自从三十一年双十节，美英两友邦自动对我声明，愿放弃在华特权，另订平等新约，历数月之商讨，中美中英新约于三十二年1月11日正式签字。佳音广播，中外腾欢。当新约签订之日，我国民政府特颁明令，激励全国人民，淬励奋发。……民心士气为之一振。（第1720页）

如果张其昀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自然要“淬励奋发”“民心士气为之一振”。但问题是，在我们又“发”又“振”的同时，是不是还要看看真相呢？真相是不是真的同条约一致呢？

照国民党的宣传，当然认为是一致的，所以1978年10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上说是“完全废除”，并且“从此，解除了中国近百年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而立于世界平等地位。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光荣地位，即在世界史上亦有其光荣地位”。

但是，如果我们拿出九龙的地位出来，国民党又怎么解释呢？九龙明明是中国的领土，它在1898年被订了九十九年的租约，国民党怎么不要回来呢？

1942年10月10日，英国各报登出英国政府声明说：

帝国政府曾于1939年1月14日、1940年7月18日，及1941年6月11日公开宣布，准备于远东军事行动结束后，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废除英国人民迄今仍在华享受之治外法权。帝国所与咨询之美国，亦曾发表相似之声明。帝国政府兹为强调其对中国盟友之友谊与联系计，决定就此事做更进一步之表示。……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但是声明归声明，在谈判时，九龙地位英国却不算在内，拒绝谈判。

蒋介石当时也摆姿态，暗示九龙如不在内，“则谈判可能破裂”。不料姿态刚摆好，陶百川主持的重庆《中央日报》就先泄了底，在社论《向罗斯福致敬》中，透露了中美、中英即将签约的消息，于是姿态就摆不成了。陶百川在《关于重庆〈中央日报〉一篇社论问题的更正与补充》（《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中，承认蒋介石“对该社论确表不满”，“认为泄露外交秘密，饬将该报总编辑袁业裕先生交付军事审判，但并未罪及他人。袁君旋经叶楚伧先生保释，不了了之”。不过卜少夫在《布雷先生对一个新闻界后辈的关顾》（《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透露蒋介石发了大脾气，因中英美三国政府原约好在元旦同时公布，故有违信约，而且此事说明重庆的外交部不能保密。卜少夫说，陶百川“因此丢掉中央日报的社长”，董霖在《中英平等新约与收回九龙问题的补充》（《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则写道：

其实，中美、中英新约，虽有拟议定于1943年元旦在重庆、华盛顿及伦敦三地同时公布，当时中国政府因收回九龙问题与英国政府屡经交涉而不得结果，曾予英国驻华公使一印象，若九龙问题不解决，则谈判可能破裂。兹由一富有权威的中国国民党党报提早发表元旦签约消息，不啻使政府失去所谓“讨价还价的力量”，此亦为引起当局震怒的重要原因。当时驻英大使顾维钧奉召返国，参与其事，曾于所撰回忆录中提及此点，可供参考。

在英国坚持不谈九龙地位以后，蒋介石就屈服了。硬不起来的原因是，“不宜为九龙局部问题而致破坏全局，且于同盟国之形势亦多不利，故决定退让”（见董显光《蒋总统传》）。但是难以理解的是：英国租借地，北有威海卫，南有九龙。1922年华盛顿会议，“军阀”曾经要求收回各国租借地。当时英国允许退还威海卫租借地，至1930年正式收回。所以不还九龙的理由，已因威海卫一例而不能成立。蒋介石的“屈服”，再一次说明他“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本质。于是，九龙地位问题，就成了平等新约的一个最大讽刺。九龙收不回来，还叫什么收回租界呢？还叫什么“解除了中国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呢？所谓“光荣纪录”“完全废除”，真相竟原来如此！

而且就谁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言，无论事实上或形式上，蒋介石都无法不面对一项挑战，那就是汪精卫南京伪政权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动。这项行动，发生在“三十二年1月9日”，正好比蒋介石早两天。早两天还只是就这次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说的，其实，若照1940年11月3日汪精卫与日本人阿部在南京签的协定，明明“已有平等条约形式”，那就早的不止两天而是两年了。（见傅启学《中国外交史》第二十四章）国民党的“国立编译馆”“不愿汉奸废除不平等条约废得比国民党早”，就只好篡改历史，硬把没签约的“三十一年10月10日”，张冠李戴起来，这当然是煞费苦心的，难怪高中学生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就便是“三十一年10月10日”，还是落在汉奸后面，因为早在“三十一年8月29日”，在“江宁条约百年纪念会”上，汪精卫就率先演说已将英美驱逐、已取消领事裁判权、已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因为汉奸都先发制人如此，所以10月6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就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尔基（Wendell L.Willkie）来中国时候，呼吁赶快跟进。于是10月10日，才有了宣布。但是宣布不是签约，当国民党赶到“三十二年1月11日”与美英两国签约的时候，汉奸早就于“三十二年1月9日”向日本要回这些权利了。同年6月30日，汉奸与日本再订了《日本交还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实施细则条款》，8月1日，正式从日本人手里收回租界，并把这一天作为“复兴节”！

汉奸的这一行动，使蒋介石大感遗憾，在日记上说：“日汪先行发表伪废除不平等条约，殊为遗憾。一般人士虽明知伪约为儿戏，然而中美新约继其后发表，未免因之减色。”（《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英美拖到这年才放弃不平等条约，其实做的，只是顺水人情、空头人情而已。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中曾有论列，他说：“是时英美在华的势力和地位，已完全被日本侵占。在三十一年的太平洋战争，是英美的惨败年。香港、新加坡、马来半岛、菲律宾、荷印（今印度尼西亚——编者）、越南、泰国、缅甸等地，都被日本侵占。英美当时放弃的在华特权，是已经丧失了的特权，对中国是‘惠而不费’，所以英美这项措施，是最贤明的措施。”《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亦认为1943年年初，西方国家与蒋介石政府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一象征性的举措，以反制日本反英美帝国主义之宣传。（见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Pt.2，p.533）

但是，汉奸的快马加鞭又不止此。他们不但跟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且跟意大利也废除了。王世杰、胡庆育在《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一书里说：

民国三十二年1月9日，日本政府与南京伪组织签订协定，规定将北平使馆界之一切行政权与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早日交还伪组织，日本人民所享受之治外法权，则予取消。同月14日，意大利政府亦发表同样之声明。

但是，汉奸的快马加鞭还不止此。他们不但跟日本、意大利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且跟法国也废除了。维琪政府于1943年2月23日，宣布放弃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将宣言同时通知重庆与南京，且于5月中旬与南京汪政权签订协定，将平、津、沪、汉口、广州等地租界移交给汪精卫。蒋介石抗议无效，法国维琪政府更于1943年7月22日与汪政权签订《法还沪租界协定》，交出上海法租界。蒋介石一怒之下，于8月1日与维琪政府断交，并于8月27日承认戴高乐的流亡政府。但戴高乐并不承认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取消法国在华不平等权利，不过同意以订立新约的方式废除之。于是直到1945年8月底，蒋介石还要与法国商谈这个问题，更拖到1946年2月28日，中法新约才正式签字。可见汉奸的爱国戏，演得比蒋介石又早又快。在中法关系上，蒋介石同法国签平等新约，远落汉奸三年之后，国民党的“光荣纪录”“完全废除”，真相竟原来如此！

蒋介石废除不平等条约不但落在汉奸后面，并且落在“军阀”后面。前面说对日本、意大利、法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汉奸完成的，比蒋介石要早；此外，在德国、奥国、苏联、比利时方面，是“军阀”完成的，比蒋介石要早得多。

以德国、奥国为例。“军阀”在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国民党在南方极力反对，但是参战可以把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最后证明了“军阀”比国民党判断正确，与德国、奥国的不平等条约，就因此作废了。不但废除不平等条约是由“军阀”开始的，即使订立平等新约，也是由“军阀”开始的，那就是《中德平等新约》，于1921年5月20日订立。德国声明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可见自1842年来，第一次缔结平等新约的是北洋军阀，而非蒋介石的国民党，要比国民党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约早十一年！

再以苏联为例。苏联早在1918年7月4日，由外交部长齐采林（C.V.Chicherin）对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提出报告，说将对中国撤废沙皇政府对东北的各种压迫，和它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的俄国赔款交还中国。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Leo Karakhan）签署的宣言，就是根据齐采林这个报告。其中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接着就是中苏两国的谈判，而主其事者，就是顾维钧。董霖在《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中（《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写道：

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顾氏屡将中国之愿望诉诸1919年之巴黎和会及1921至1922年之华府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奥两国因战败而丧失在华特权。唯最早由外交途径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由顾氏主持。彼以中国外长资格与苏联特使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中苏协定，附有宣言、换文，同意解决两国有关问题之普遍原则。该协定包括事项甚多，其最重要者为取消中国与帝俄签订之各项条约合同等；“依1919及1920年苏联政府所发宣言之精神，以平等、互惠及公道为基础”，另订新约；苏联政府承诺废除所有帝俄与第三国家签订有碍中国权益之条约等，并相互保证不与他国签约有损中苏两国任何一方之权益。日后中苏关系虽多变化，但“顾加协定”确开中外平等订约之新纪元。

再以比利时为例。董霖写道：

顾氏在外交上另一果敢举动乃为宣告1865年11月2日之中比条约失效。比国曾凭此约，援引最惠国条款，得于中国拥有片面权益，但约期将于1926年11月2日届满。中国政府因而通知比国议订新约以代旧者，但对方则以该约第四十六条为根据，认为只有比国有权要求修改。当顾氏于1926年10月重主外交时，亲自处理此事，建议比方在议订新约期间，商订一临时协定，不意未被采纳。中国政府嗣因此案久悬不决，毅然于1926年11月6日颁发明令，宣布1865年之中比条约失效。

后来，国民党在1943年10月20日与比利时签中比新约的时候，已经晚于“军阀”十七年；在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时候，已经晚于“军阀”二十一年，并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绝非平等新约，是典型的卖国条约。

由此可见，整天被国民党骂的“军阀”，他们并没像蒋介石那样丧权辱国；他们废除不平等条约，也远在蒋介石之前。上面所说他们与德国、奥国、苏联、比利时的关系，就是铁证。其实，这些还只是荦荦大者，至于细节就不必细表了。（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五集》，第201页）如果一一探讨起来，我们会发现“军阀”的苦心，可真令我们起敬。以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为例，便可见一斑了。

外国领事的会审权，始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普通华洋间民事案件，大都由知县与领事会商了结。至于华人在租界内犯罪，由租界警察送交知县审理，由领事会审。但租界设有会审公堂的，情形就比较复杂。1869年4月20日，上海道与英、美领事缔结《洋泾浜设官章程》，开始设立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不久法租界也成立会审公厅，分别专理上海租界内华洋诉讼，华人为被告案件，概由外国领事派员会审；至于纯粹华人民刑案件，仍由中国厅员自理。辛亥革命发生，上海道不能执行职务，领事团乘机于1911年11月10日，接管会审公堂，中国厅员亦由领事团委派。从此不但涉外案件要会审，就是租界内的纯粹华人案件，也要会审了。外国领事握审判大权，虽经中国多次抗议，也没结果。

直到1926年8月31日，在“军阀”孙传芳的主持下，才订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章程》，将上海公共租界原有的会审公廨改设临时法院，凡界内民刑诉讼案件除属于各国领事裁判权者外，均由临时法院审理，法官也由江苏省公署任命。上海关系各国领事同江苏省公署缔结这一章程，同意在1927年1月1日起生效，曾实施了三年。法院中任命的推事像徐谟、像吴经熊，都是同国民党挂钩的人，蒋介石可有这种“军阀”的度量吗？

何况，蒋介石后来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也得利于“军阀”所用人才的余荫。早在1933年，波拉德（Robert T.Pollard）在《1917年至1931年的中国外交关系》（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17-1931）里就指出：

在军阀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国际公法有外交经验及通晓国际情形的相当人物所定夺。这些外交官员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教会学校毕业的。有几位是曾在美国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得到高等学位的。实际上他们都能操一国或几国语言。所以内阁和党系可往复调动，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当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员，却始终是在这种留学阶级的青年们手里。他们曾在巴黎与华盛顿会议里，声诉本国的怨嫌。他们决心要努力达到中国应受主权国待遇的原则。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业中，他们曾培植其基础。

正因为“军阀”有度量让职业外交家去外交，所以中国能以弱国办外交，办得并不逊色，并且为国民党“培植其基础”。最后，当国民党的局面愈来愈小的时候，蒋介石发明了以军人或党棍当大使、办外交的菜事。于是，就连“军阀”培植的一点点基础，也被蒋介石给糟蹋掉了。

综合上面这些真相，我们便看出来，国民党口口声声说他们最早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有他们废除不平等条约，别人没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是完全与历史不符的；相反的，蒋介石自己订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其丧权辱国的程度，连清廷、“军阀”、汉奸都干不出来！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光荣纪录归之于蒋介石、归之于国民党，乃是歪曲历史！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蒋介石政府与西方国家“象征性”地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之后，又另订不平等条约，岂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已。蒋介石为了打内战，于1946年就与美国签订各类条约、协定、谅解达十三项之多，以换取美方的军援与经援。这些新的不平等条约，包括中国全境对美开放、允许美军驻扎和使用中国基地与设施、美商在华享有与中国人相同的经济利益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商约事实上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方面的权利允诺与最惠国待遇，实际上恢复了美国人在中国沿海以及内河航行权利、破坏了关税自主，而且还新增了允许美国军舰任意行驶的特权。类此皆以法律的形式，使美国在华特权合法化。蒋介石居然说是“采取平等互惠的原则来签订的”（见《苏俄在中国》）。当然从文字层面来看，双方好像是互惠的，但实际上，当时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市场，更不可能派军舰去美国，所以本质上绝对是让美国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而《中美商约》之后，又签订了包括《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在内的，一连串不平等协定。蒋介石又何以自解呢？

第四节　出卖外蒙古

中国于抗战胜利之后，跻身“五强”之列，废除不平等条约，却又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苏条约，出卖了外蒙古。这是蒋介石决定、王世杰执行的重大外交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从一封信说起。1966年2月22日，王世杰致函张九如说：

九如兄惠鉴：

来示诵悉。尊稿亦已大致读过。

兄以七十高年撰此长文，且能作如此清晰之小字，精力之强，可以概见。世杰自忖殊非适当作序人，故拙见略与岳军先生同。世杰在毛泽东抵渝（三十四年8月28日）后虽曾与毛周晤谈一二次，但国共和谈期间，则因出席伦敦五外长会议，未克与谈；于当时经过，故亦未能深知（9月4日世杰起程赴伦敦，10月8日始返重庆），唯于当时气氛与环境则尚记忆犹新耳。对于国共关系、中苏谈判以及大陆沦陷原因，世杰所知事实与拙见，或尚有足供吾兄以及政治史者参考之值，迟日彼此得便，当趋尊处长谈。唯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手此

顺颂

俪祺

弟王世杰敬启五十五年2月22日

（李敖藏原件影印本）

这封信中所说“为国家利益”“守口如瓶二十年”“不能自由发表”等语更增加了这件事的神秘性。王世杰信中所说“中苏谈判”，指的就是他以外交部长身份，在1945年8月14日签的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从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来的。亲国民党的美国人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于《亚洲红祸记》一书中写道：

雅尔塔协定后，一直隐瞒着不让中国知道，也不征求中国同意，由此可以证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对于这个协定的不光荣，并不是感觉不到。一直到了该年6月，蒋介石才知道已被当初曾经共申誓言的同盟国所出卖了。同时杜鲁门对于雅尔塔协定这件事，也一直到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方才知晓。

克里尔再写道：

杜鲁门总统未曾考虑地，也可说是出于坦率地，在6月里送到重庆国民政府一个照会，告诉了中国关于雅尔塔公约的事情。在呻吟与绝望之声停止之后，任何人都知道事已无可挽回，除非向苏联讨取较好的可能条件。中国是被美国遗弃了，中国的悲哀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

斯大林有如一只吞到金丝雀的猫，他不会变得很仁慈的。……

克里尔又写道：

中苏条约明显地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合法，而且又明显地否论了中国共产党。不过苏联在条约里所提的担保都是空洞的，而中国所做的让步则都是具体而实在的。

但是克里尔没有真正表出，罗斯福为什么要签订雅尔塔协定？为什么要出卖中国？其实很简单，蒋介石抗战不力，罗斯福只好要求斯大林于德国败亡后出兵东亚。斯大林是何等奸雄，要他出兵，没有白吃的午餐，满蒙便成为他索取的价格了。罗斯福失算的是，原子弹一投，日本就投降了，根本不需要苏联出兵，以至于在冷战期间，许多美国右翼分子攻击罗斯福的雅尔塔协定是一“大出卖”（great betrayal）。但是罗斯福的动机还是由于蒋介石的无能，1944年的日军“一号作战”几使重庆溃败，更是无能的大暴露，而蒋还要把美式装备的精锐师去防共，不去打日本人，还要以溃败向美国人要挟。这教罗斯福有什么选择呢？此亦即斯大林亲口向蒋经国所说的：“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自应接受苏联之要求。”（见梁敬《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内幕真相》）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雅尔塔密约虽然宣称美、英、苏三国领袖同意苏联的要求，但同时有一条说，有关外蒙以及满洲港口、铁路权益，须经蒋委员长之认可（参阅Dalek, 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518），而我们的蒋委员长居然认可了。古话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蒋介石的自侮则到达辱国与误国的地步了。

克里尔说到“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的事。宋当时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见到斯大林后始知他要外蒙，宋称“任何中国政府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斯大林答称可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表”。宋则以“事逾训令范围”，要请示蒋介石作为缓兵之计。但宋久候训令不至，乃请蒋经国与斯大林作会外洽谈，终于探明斯氏真意。宋于1945年7月7日会谈时辩称，原来协定仅维持外蒙现状，并无独立之说，但斯大林说外蒙已是“人民共和国”，现状即独立。宋以高度自治对，斯亦不允，并谓外蒙独立若不解决，中苏盟约无人讨论。显然的，斯大林态度强硬，明告宋子文，你不卖国，一切就免谈！（参阅梁敬前引文）

蒋介石在斯大林的蛮横下示弱了，他召集高级幕僚商议后，发出如下训令：

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整，始能考虑。

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可考虑。

三、中国政府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四、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做中苏共用军港，铁路干线应由中苏共营，但管理权仍在中国。

这个训令已基本上答应外蒙独立，只是争取一点出卖的交换条件而已。而蒋介石的出卖较雅尔塔的出卖实际上更多，因雅尔塔协定所谓维持现状，照罗斯福的解释，中国仍有宗主权，现在连宗主权都给卖了，显然是杠上开花式的卖法。

宋子文是聪明人，也是皇亲国戚，可以为了到旧金山签光荣的联合国宪章而兼外交部长，又可以为了不签卖国条约而辞外交部长。但是，这有什么用？皇亲国戚不做，自有家臣家奴来做，来做的就是王世杰。王世杰一上台，就签下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出卖下列四大中国利权：

一、承认外蒙古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的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希图换取苏联四大承诺：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四、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间。

卖国交易既成，外蒙独立剩下的问题，就是官样文章了。官样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蒋介石政府对苏联的，一类是蒋介石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的。

在蒋介石政府对苏联方面，首先有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

公历1945年8月14日

王世杰（签字）

官样文章去后，苏联有所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

公历1945年8月14日

莫洛托夫（签字）

蒋介石出卖了外蒙，却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以谎言做下台阶，真是中外罕闻！

另一类官样文章是如何完成“公民投票”的假戏，以便使蒋政府得以卸卖国之责。但这也是一场笨戏，无端以“公民投票”使外蒙独立更加“合法化”！演出这一幕既假又笨之戏的蒋介石代表是雷法章。雷法章当年被派到外蒙古去“参观”公民投票时，他的身份是内政部常务次长。他于1981年3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一文，这篇回忆文令我们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在“公民投票”结果没公布前，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外蒙古人民是中国人民，在“完成法律手续”之前，自然当受中国政府管辖。中国政府派中央大员去，理该是“监票”，怎么可以是“参观”？“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这是什么话？

第二，雷法章说：“奉派之后，迭次晋谒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这又是奉命放水了。

第三，雷法章报告中已指出“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项过程，纯属掩耳盗铃之举”等语，则所谓“公民投票”之说，在国民党大员眼里，也是不足采信的假戏，这一点自为蒋介石所深知。深知而要瞒天过海，就只好封锁真相。于是：“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而雷法章“在蒙时慎重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借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做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亦未果行”。为什么如此？原因无他，蒋政府要卸责，要骗中国人民，说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独立的，乃是经由“公民投票”独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则外蒙古独立即失其依据。外蒙古不独立，蒋政府就不能完成卖国的壮举了，所以只好一切遮盖。雷法章当然也不敢吭气了。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说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万合格投票人，参加者有百分之九十八，一致赞成独立，但是雷法章说：“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剧，不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甚至于世界各国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们的论断，绝不是主观的偏见，是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为根据的。”（雷法章《故国河山话外蒙——民国三十四年库伦视察记》，载《中外杂志》）蒋经国在《风雨中的宁静》中也承认“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也知道中国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中国的“国民”一定会说蒋介石的国民党“出卖了国土”，正因为有这一清楚知道，所以国民党要一切遮盖，想用“先立密约”“公民投票”种种的方式，来达到既卖国又脱罪的目的。但是，正如苏联独裁者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蒋介石辛苦多年的诪张为幻，最后还是落得个欲盖弥彰。连雷法章自己，在蒋介石死后、在信基督教走火入魔以后，都要小心翼翼地把内幕抖搂出来，使我们恍然当时的一些真相。这真是“主耶稣”的《奇迹重现》了！（雷法章曾写《奇迹重现》一文，发表在《基督教论坛》，特此借喻一下。）

王世杰从苏联卖国回来，说这个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要求顺利通过。1945年8月24日，九十九位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立法委员，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集会，由院长孙科宣布赞成的立委请起立的时候，九十五位站了起来，只有四个人反对。于是，国民党总裁、国民党外交部长卖国以后，国民党立法委员也卖国了。第二年，孙科在留美同学会讲“亲美乎？亲苏乎？”有这样的说话：

订此条约我们的损失已很大了，但能以三十年友好条约的代价，在三十年中让我们埋头苦干建设起来，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还值得。待三十年后，中国强大了，收回损失，尚未为晚，用远大眼光研讨这个条约，所以终于批准了。（《中央周刊》，中央日报出版）

好个“三十年”的“远大眼光”！何必三十年呢？老毛子第一年就给了蒋介石好看……孙科在文章中也抱怨，为了避免纠纷，中国政府虽有充分的理由，也装哑巴不说话。

苏联既已违约背信，而蒋介石的外交部仍不知采取行动，还在“仍一向恪守其由此约产生之一切义务”呢！签订卖国条约后两年——1947年5月22日，王世杰在国民参政会报告，还说：“关于中苏关系，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系依照参政会之决议，努力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严格履行。”还说这种傻话呢！直到被苏联耍得七荤八素之后，才在1949年，发出《宣布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后又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其实控苏的理由，早在四年前——1945年——就已成立，但是为什么要到1953年那么晚、那么迟才表态废弃“中苏友好条约”呢？原来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要求通过废止二次大战的秘密协定，三天以后，台湾这边就废了约。1953年2月24日《新生报》载：

我废止中苏条约具充分法律根据

根本无须与他国商谈沈昌焕答复记者询问

〔本报讯〕政府发言人沈昌焕昨（23）晚答复记者询问时，断然否认我国废弃“中苏友好条约”之决定，系与美总统艾森豪威尔元月3日向美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有任何关联。沈氏强调这是我国的主权行为，“这是我国自己的事，纯粹是中国政府自己的决定”，根本不需与美国商谈。

但是邵毓麟明白透露，他在艾森豪威尔否定雅尔塔密约之后，于2月25日上午请见蒋介石，报告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所提‘控苏案’，大会仅决议苏俄并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未予惩处。实则苏俄利用雅尔塔美俄英秘密协定，既逼我签订中苏条约，又凭此约，占领东北，协助中央，使我大陆沦陷。过去我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如今美国总统既经公开否认雅尔塔密约，我实应立刻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昭告国内外人士。”蒋介石听了，连说：“很对，很对，就请你立刻去告秘书长办理。”于是邵毓麟立刻到了王世杰的办公室，说明“奉谕”经过，王世杰一面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一面电邀“外交部长”叶公超立刻前来会谈。就这样，在当天下午，由国民党“外交部”发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见邵毓麟《奉派驻韩外交代表又无疾而终》，《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六期）

邵毓麟的透露，说明了为什么苏联早就违约背信而蒋介石不早点废约，为什么拖到八年以后才废约。蒋介石到1953年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对外蒙古独立等既成事实，不能移动分毫，但是，蒋介石敢在上当后八年，顺着美国人眼色废除此约，也算稍舒窘局，趁此大宣传特宣传，自然也是一件快事。不料，好景不长，又过了八年，外蒙古独立之未足，竟要加入联合国了。蒋介石大吃一惊！因为这时蒋政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有否决权在手，外蒙古入会而不否决，即无疑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没废；若予否决，则苏联必然也否决日本与非洲许多小国入会，蒋介石的“岛国”是禁不住非洲小国和美国的迁怒的。于是，蒋介石又放水了！对外蒙古入会问题，他不敢使用否决权了！蒋介石在1961年11月12、14、16日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发表《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动员、革新、战斗》，秘密地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是“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因而不得不又来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他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他还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战的胜利”，换言之，如果否决外蒙入会，可能连自己的席次都保不了！

蒋介石、王世杰认为同苏联签约，可对苏联有个约束，这是完全不懂近代外交史的。因为在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苏联至少已有过二十三次违约背信的纪录。（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第199—200页）这么多违约背信的纪录，除几次有待1945年以后正式证实者外，至少有十八次以上，都在签订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前违约背信在案。有这么多次前科的国家，居然还同它“友好同盟”，这岂不太无知了吗？何况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已同苏联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第二条中明说：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但在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访问德国之后，访问苏联。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国民党驻俄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4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国民党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在第三天——4月13日公布了。1941年违约背信如彼，蒋介石、王世杰居然于1945年还同它签约如此，还要相信它如此！

蒋介石于1945年要王世杰拆下的这个烂污，又要蒋廷黻在1949年替他绞尽脑汁，去进行控苏案。这就恰像1879年（清光绪五年）崇厚跟俄国人订的误国条约一样，害得1881年（清光绪七年）由曾纪泽替他擦屁股。中国人真倒霉，在对付老毛子的问题上，老是碰到庸吏误国，并且蒋介石、王世杰这一次，又不知比崇厚失去伊犁严重得多少，除东北的利权外，失去了面积五十八万平方英里，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

外交史家出身的蒋廷黻在《三年控苏的奋斗》一文里，有这样的评论：

关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和换文，我一认真研究，就感觉诧异。这个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

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所以，结论是，蒋介石、王世杰之罪浮于崇厚之上。但是即使在腐败的满清政府，当崇厚拆了烂污，都要拔去花翎、革职锁拿、下狱论罪，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王世杰呢？因为肯背黑祸、肯替主子“断腕”，在蒋介石的护航下，一路官运亨通！他不但一身同兼党（中宣部、青年团、监事会、中训团、）政（参政会、中央设计局）军（参事室）七机构之首长或幕僚长重任，并且自“外交部长”而“总统府秘书长”、而“中央研究院院长”、而“世仰高贤”（这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所登郑彦棻的话）而死！

在高压的政治统治之下，没有公道与是非可言，然而历史必不容抹杀公道与是非，但是学历史的“海外学人”许倬云，在《追念王雪艇先生》中竟然说：

中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不得不签订中苏间的新约。明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人愿意担任签约的任务。但是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雪公忍辱负重，毅然出使，不仅任劳，而且为国任怨。天下事，任劳易而任怨难，也只有仗这份问心无愧的书生本色，他才能吞下这口难忍的内心伤痛。这番国之大臣的苦心不是一般血气偾张的虚骄之辈能了解的。（《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

不仅不秉笔直书，反而要留下呈献谀词的记录。许倬云谈“国之大臣的苦心”，他可想到这个故事吗？就是“军阀”收回外蒙古的故事。1919年，外蒙古闹独立，“军阀”徐树铮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决定派兵入蒙，于是以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资格，亲自摆平，前后花二十二天，不费一兵一弹，完成了收复外蒙的工作。他的功业，引出了一段公论。据他的儿子徐道邻在《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里说：

先生到京之后，除了向政府报告，还有电报报告在上海的中山先生（11月24日），中山先生也有回电庆贺他的成就（26日），内中有下面这几句：“比得来电，谂知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徐树铮因为不是国民党，国民党中有些持“非我族类”观点的人，就感到这个贺电太肯定别人了，不高兴。据《国父年谱》：“中山先生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中山先生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公论自不可没！”这表示出真正爱国者的与国同休戚、真正爱党者的与人为善，这种公道与胸襟，实在值得学习、值得反省、值得作为榜样。远在1912年，国民党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在《蒙古丢了》一文中，警告：“若犹梦梦也，则蒙古非我有矣！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可见国民党深知外蒙古绝不能丢。外蒙古由“军阀”手中收回，国民党却不如“军阀”爱国；外蒙古由国民党手中失去，国民党却反骂“军阀”卖国，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公论”吗？

许倬云说“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亦非事实。连蒋介石都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塔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所谓“我们自己的考虑”，根本就是他自己的考虑、为他自己政权的生存考虑，而不是为国家民族百年大计考虑。他怕得罪了美、俄，保不住政权，更怕苏联公然支持中国共产党抢他的江山。我们从他的考虑中可以看到，他想以满蒙的高价来收买苏俄不支持中共的用心，十分明显。其实，斯大林原来瞧不起中共，认为其不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而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徒”（Margarine Communists），得到蒋介石的天文数字好处之后，确也尽了力气不支持中共，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取蒋介石而代之。1945年8月中旬，蒋连发三电，邀毛赴重庆谈判时，延安于8月22日约略同时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促毛去渝和谈。蒋介石一再说，苏联把部分东北日械给了中共，然而毛泽东更以为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可以从苏军手里接收东北哩！结果全不是那回事。苏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上将向于1945年9月6日抵达沈阳的曾克林说：“我们接到莫斯科的电报啦！知道你们确实是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是中国的八路军。不过，我们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订有条约，规定国民政府接管东北的主权。”（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38页）后来，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大败，苏联大使跟国民政府一直跟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想跟中共谈谈了。相比之下，苏联还有胜美国一筹之处哩！蒋介石骂“苏俄是没有信义的国家”，美国又如何呢？

蒋介石把毛泽东得天下，说成苏联侵华，绝非事实，不过是把自己失败的责任推给苏联，只是遗憾卖了外蒙，仍无法挽救他在大陆的政权。长久以来，除了李敖之外，没有人敢直指蒋介石出卖外蒙，不过，蒋是自承罪愆的。他在1952年10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五卷），有秘密谈话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第120页）他还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第121页）。蒋介石明确地归属了责任所在。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第120页）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互勘与对比了这些文件，我们对抗战胜利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才会有完整的了解；并对自称“民族救星”的“高瞻远瞩”，才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第五节　国共和谈因何破裂

蒋介石丢掉大陆江山，责怪苏俄帮中共的忙、责怪美国为德不卒、责怪毛泽东谈谈打打！其实，这些都是遁词，和或战都是他的决定。他在抗战后期就想以军事解决共产党问题，抗战胜利后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摆出谈和的姿态，但他的“和”无疑要人降，根本是逼中共“战”。他原以为可以一举消灭“共匪”，哪知反被“共匪”赶出大陆。他承受和谈破裂之“果”，由于他先种下了和谈破裂之“因”。

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近程目标是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至少不至于溃败；远程目标则是于战后希望出现一强大团结而民主的中国。“民主”，乃是与法西斯、马克思鼎足而立的三大潮流之一，美国是盟主，故民主亦可为亲美的代名词。“团结”，才能解决当时中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尤其是国共间的矛盾，才能统一，才能避免美国国务卿伯恩斯（James F.Byrnes）所谓的“兄弟阋墙之争”（fratricidal conflict）（见Byrnes, Speaking Frankly, p.226），才能有效地打败日本，才能成为像个样子的现代国家。“强大”，因为中国太弱，非强大不足以于日本败亡后，填补权力真空，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罗斯福以“四强”名义相授，可说是给中国打一强心针。这是罗斯福的既定政策，而由杜鲁门全盘承继。罗、杜两总统先后派遣居里（Lauchlin Curie）、威尔基、华莱士、赫尔利（Partrick Hurley）、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等特使来华，都直接、间接与执行此一近程、远程的政策有关。即使蒋介石所指责的“亲共”的史迪威，也是奉行此一政策的。以近程言，为了有效击败日本，扭转中国战场的劣势，美国想武装八路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更不必说当时美军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需要包括共军在内所有中国军队的配合。以远程言，从美国人的现实观点看，中国要民主团结，必须先要容纳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各派。美国人固然全力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但也不喜欢蒋介石独裁。所以“亲共”的史迪威固然冒蒋介石之大不韪去延安，“亲蒋”的赫尔利也要冒蒋介石的大不韪去延安。蒋介石虽向美国人力言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但美国政府的情报确认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疏而不密。伯恩斯、赫尔利与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接触中，也体会到俄国共产党对中共的轻蔑与不在乎。当时在重庆的美国使馆中不少外交人员即认为毛泽东仅仅是土地改革者，未免失之天真，但是中共不是苏俄的第五纵队而是一股中国内部势力，并赢得不少民主人士的认同，乃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既然是国内势力，从美国人的观点看，非团结不足以言民主。更重要的，不团结中共，中国内战势不可免。内战一打起来，民主统一的中国固然泡汤，甚至造成亚洲的动荡，威胁世界和平，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亦非美国人所乐见。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于1944年访问重庆时，即亲闻蒋介石一意诋毁中共时，“充满恼恨与拙劣的逻辑”（full of bitter feeling and poor logic），担心他将成为中国的克伦斯基（A.F.Kerensky）（见Blum ed.，The Price of Vision, p.351），可谓不幸而言中，最后毛泽东取代蒋介石正如列宁取代克伦斯基。老蒋失去了江山，也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明了美国对华政策，才能理解为什么蒋介石的胡宗南大军包围陕北，养兵八年，时时窜动。而日本宣布投降时，虽然国共摩擦更趋激烈，仍不能立即用兵于一朝，直攻解放区，即因蒋不敢冒美国之大不韪，遽然发动内战也。国内厌战、反战的民意，在蒋介石心目中尚属次要。

事实上，国共和谈的最早推动者原是美国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解放区采封锁与防堵甚至攻击的策略，不会主动与共产党和谈。然而罗斯福有鉴于蒋介石对日作战表现差劲，亟欲加强其作战能力，乃想到整合共军武力。再由于若干美国记者突破封锁线，访问延安，印象颇佳，认为极有气象，与重庆之委靡不振，呈现强烈的对比，更促进美国政府谋求联合共军、增进中国抗日实力的需求。1942年7月21日罗斯福派代表居里至渝，停留十六日，与蒋谈话十四次，谈及“防共而不抗日”的问题，敦促蒋“对共产党尽量优容”。（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上），第2014页）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来华，任务也包括劝蒋与中共谈判。1944年6月21日至24日，华莱士与蒋长谈四次。蒋强调中共比俄共更“共”、更坏，尽量挑拨离间之余，仍只好答应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延安。（Blum ed.，The Price of Vision：the Diary of Henry A.Wallace，1942-1946，p.332-333，351-352）这个一二十人的代表团，就是所谓“狄克西团体”（Dixie Mission），或称“军事观察团”（Military Ob-server’s Mission），为蒋介石所不愿见的美毛关系之突破。蒋不愿见，因美毛军事合作若有进展，蒋势必无法独占美援，将更增强共军实力。其实当时在华不少官员，包括史迪威在内，都主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援助延安以抗日。

不久罗斯福又派赫尔利于8月间以总统代表身份抵达重庆。此公军人出身，俄克拉荷马州人，自信极强而天真烂漫。他于美国对华政策固然一清二楚，但对中国的情况却一知半解。他受到蒋氏夫妇热情招待，对蒋产生好感，在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下，积极助蒋团结抗日，助蒋建立军政统一的有效政府。换言之，他愿把赌注完全放在蒋之一边。即使如此，他仍须继续美毛间的对话，以及化解国共间的矛盾。他于1944年11月7日。以代理驻华大使的身份，亲自飞往延安，促进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毛泽东答以统一团结先须使中共分享美援，赫尔利认为可由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来分配美援，并相信蒋介石会接受此议。周恩来乃应赫氏之请，同返重庆做进一步商谈。此无疑由赫尔利逼成国共和谈。但蒋介石只肯“承认共产党公开之地位”，即此一点，尚须整编共军为国军，“完全由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绝对不答应联合政府，其实仍然要中共投降，与赫、毛在延安所得五点共识相差甚远。周恩来致函赫尔利，重申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蒋介石则以筹组容纳中共的“战时内阁”，作为回应。赫尔利乃转而支持蒋氏主张，使蒋“政治攻势”得逞。（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73页、476、485页）简言之，赫氏赞同中共交出武力，然后邀共产党到蒋介石政府来做官的那种联合政府，认为是合理解决的办法。（参阅Lohbeck, Patrick J.Hurley, p.313-318）美国派在延安的军事观察团团长包瑞德（Cal.David D.Barnett）曾向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毛回答说：

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包瑞德）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册，第1031页）

毛泽东口气很大，充分显示不可能参加做官的联合政府，然而赫尔利初未料到蒋介石连做官的联合政府都不太情愿，更不必谈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上，所提出的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国共合作，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是非法的，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出席的，可见蒋对中共一直采取否定态度。除非中共自甘否定，无论“合作”或“联合”都无法真正落实。

赫尔利抵渝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已闹得很不愉快。史迪威向蒋展示罗斯福的谴责函后，赫派史之不是，有助于蒋介石的“以夷制夷”，帮忙把史迪威给“制”掉了。史迪威离华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辞职，遗缺即由赫尔利于1944年11月承继。赫尔利大使便成为蒋介石的护航员，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赫尔利更产生乐观的幻想，以为蒋会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Buhite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214），殊不知蒋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明说要“消灭共产党”（原件今存南京二档馆国民党中央党部档），而非合作，因而赞同蒋召集蒋所控制的国民大会，无视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附和蒋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交出地方政权，最多只能从蒋获得中共“合法地位”的让步。1945年4月，赫大使在美京华府更发表声明，强烈支持蒋介石政府，替蒋之国民大会捧场；指责中共是分裂主义者，拒绝参加联合政府。赫尔利以为蒋之国民大会若成功召开，中国便可民主统一了。结果他“拥蒋反共”的立场，得罪了毛泽东，被毛指为与蒋合唱反共双簧，鼓励蒋打内战。7月间召开的参政会，中共也拒绝参加了。

赫尔利的扶蒋、拥蒋立场也引发重庆美国使馆内部的剧烈争辩，使馆人员如谢伟思等认为赫尔利的做法，将使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有违美国政策。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而非重庆。要军援延安，告知蒋即可，无须与他协商。把一切的赌注都放在蒋之一边，何异与僵尸共舞。赫尔利则怒斥这些人“亲共反蒋”，甚至送上红帽子。（参阅Esherick ed.，Lost Chancein China, p.333-363）大使与使馆职员的辩论，取决于政治多于雄辩，而罗斯福正风烛残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边，不久于4月中旬病逝，美国的政策遂定位于“扶蒋”之上，军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参阅Buhite,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193-194）

赫尔利自斯大林获得更明确不支持中共的保证，这位国际共产首领甚至向美国人说，延安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此点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响），也不认为毛泽东可能夺取政权。即使蒋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赞赏蒋是一“大公无私的爱国者”。此显然完全赞同美方的扶蒋政策，故赫尔利向刚上任的杜鲁门总统说：“斯大林无条件地同意美国对华政策。”（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卷，第340页）赫于4月24日返回重庆后，深信由于苏联的合作，可以逼中共就范，统一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下。但是毛泽东于6月11日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表谈话，题目是《愚公移山》，公开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全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册，第1001—1004页），并不就范。蒋介石老实不客气，于7月21日，指示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的淳化县发起攻击，进驻爷台山、威胁延安。中共《新华日报》大举揭露此事，攻击重庆发动内战。美国毕竟不愿见内战发生，更不愿在日本投降之前，国共继续发生严重军事冲突，魏德迈将军乃命美军人员分驻国共接壤之处，以制止之。（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27、528页）

8月7日已有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然此时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量中国国土，立即发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偏处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军显具接收失土的优势。蒋即以统帅名义，命令共军“驻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动”。蒋之用心，当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日的军队于敌人将要投降之际不准进攻、不准缴敌人的械、不准受敌人的降，必然说不过去，于理有亏。毛泽东针锋相对，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蒋介石发了两通电报，指出“驻防待命”的命令，有违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敌人，碍难遵行。（详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册，第1087页）不过，在接收问题上，由于汉奸周佛海出任蒋之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531页），以收编三十余万伪军（参阅王俯民《蒋介石详传》，第230—232页），冈村宁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军协助并提供海空运输服务，蒋之劣势一变而为优势。毛泽东洞悉此情，早于8月13日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要求解放区抗日军队直接派遣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册，第1037页）当蒋介石的发言人称朱德及共军为“人民公敌”，毛即反唇相讥说“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1927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见同书，第1047页）毛将“人民公敌”这顶帽子奉还，套在蒋介石的头上，国共长期“摩擦”之余，大有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爆发全面内战的危机。

日本昭和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向世界广播，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庆祝抗战胜利，但蒋介石的心情十分复杂，忧喜参半，甚至忧多于喜。当日向全国及世界广播，即以“要爱敌人”为说，竟将日寇加诸中国军民的苦难与残暴一笔勾销，因其心目中别有牵挂，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于抗日。他在同年9月9日的日记中感叹道：

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第2671页）

他若能为所欲为，必以朱德不奉“驻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围的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一举荡灭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战尚未胜利时，他就亲口告诉他的学者顾问拉铁摩尔，“战后中共问题必须要用武力解决”（Lattimore, China Hemoirs, p.139），自然无意组织什么联合政府，但当时国内外情势绝不允许他明目张胆地立即发动内战，不过，他已掌握和平攻势的有利条件。美国扶蒋态度已十分明朗，中苏友好条约已经谈妥，斯大林已公开揄蒋抑毛。延安在国内遭到围困，在国际上更形孤立。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开和平攻势，在有利的情况下，逼对方就我之条件而和。日皇宣布投降之前一天，在赫尔利的敦促下，认为重庆与莫斯科间的联盟，必能迫使毛泽东前来请和（Lohbeck, Patrick J.Hurley, p.404），蒋乃亲自急电延安，请毛泽东“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当时国共间因“驻防待命”问题有纠纷，故毛复电称俟蒋对此事表示意见后，再考虑会见。于是蒋于20日再度电毛，把“驻防待命”推说是盟军总部的规定，说是“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云云。然后再亟力促驾，说是“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又说，“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言下之意，若不来，岂不是不体念国家艰危、悯怀人民疾苦矣。这是何等压力！毛遂于22日复电，谓先派周恩来前来接洽。蒋怕毛推托，于接此电报后翌日，三度电毛，谓周氏来渝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并“已准备飞机迎迓”，做进一步之敦请，而电文均公诸报端，众目睽睽，促驾来势之汹，犹如钱塘之潮，一波高过一波，难以抵御。毛只能于24日急电重庆，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来往电文见《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

蒋之紧迫邀请，乃是运用匠心的一种招数，显欲将毛一军，而且无论来否，自以为均操左券。若不来，蒋可说毛无和平建国诚意，不仅可卸内战之责，且可将此责加诸对方。若来，蒋可以主人的优势、有利的情势，逼毛接受自定的和平条件；如不接受，再加之以武力，亦可谓先礼后兵矣，剿抚并用矣。

延安方面接此一招，的确沉重，压力来自四面八方。然而蒋氏囚禁政敌的前科累累，诸如李济深、胡汉民、张学良、杨虎城等不一而足，利用特务暗杀，亦屡见不鲜。虽说美使赫尔利愿作安全保证，但夜长梦多，防不胜防，万一事发，推说意外，亦莫可奈何。然而无论风险多高，毛势在必行，否则未决雌雄，已输了一招，绝非“风流人物”毛泽东所肯为，所以毛应蒋之请，并不意外。中共中央要求魏德迈派美机接送，赫尔利陪同，以防意外，并决定毛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大计，都是以防万一，设想周到的举措。

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下午，由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陪伴下，自延安飞抵重庆。蒋介石当晚在林园官邸设宴欢迎，而后在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第2666页）

毛来渝前的正午，蒋才集会商讨方针，临事才抱佛脚，原无新的腹案。诚挚相待尚须“决心”，可见诚挚来之不易。所谓政治与军事整个解决，仍然是他一贯统一军令与政令的说法，也就是要中共交出军队与政权。因此，所谓政治要求予以宽容，极限不过是给予中共合法地位以及允许到蒋政府做官而已。蒋氏和平条件更明确见诸8月28日的日记之中，他列出三条：

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前引书，第2656页）

另组联合政府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蒋欲逼和之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泽东在重庆一住四十余日，蒋毛会见时间不长，正式商谈五次。欢迎晚宴时，蒋介石一身戎服，胸前勋章耀眼，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是最高统帅。蒋氏夫妇以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时，请毛作陪，又邀毛与美国大使一起吃午饭，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有美苏两大国的支持。蒋以声势慑毛，显然无效，穿土布中山装（列宁装，后来又称毛装）的毛泽东，绝不屈服，使蒋“脑筋深受刺激”。10月10日临行前毛要求宿于林园，翌晨共进早餐，但话总不投机。毛离去后，蒋散步林园一周毕，于记事批阅公文之余，“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前引书，第2688页）

蒋介石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底线下，根本不会允许解放区与八路军的存在，也不会同意重起炉灶，组织联合政府来完成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在此情形下，和谈不可能谈出任何可行的结果。毛泽东同意缩编若干军队，退出若干解放区，只是表示一点诚意，距离蒋的要求尚远。国共重庆和谈后所签订的《双十协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过是装点门面，根本问题并未解决。

唐纵在日记中透露，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欲趁日本投降占领华北，因来渝谈判而未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1页）事实上，在和谈期间，美军出动陆战队助蒋占领华北。就蒋而言，此次和谈的真正收获乃是达到缓兵之计的目的，使蒋军获得宝贵的时间，由美国海空联运送部队到华北。不过，“毛”翁失“土”，却在统战上大有收获。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以贵宾身份抵达重庆，逗留将近七周之久，周旋于各界人士之间，往往侃侃而谈，时时心心相印，赢得无数同情与支持，而毛氏一曲《沁园春》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势不凡，使很多士人倾倒。

蒋介石于重庆和谈期间，已秘密分发在江西时订定的《剿匪手册》，准备展开军事攻势，同时授意张治中密电胡宗南，谓：“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中共代表团关于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秘示致中央电》）事有凑巧，《双十协定》签订前两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降落在太行山麓的共区，查获编号为3251代电的蒋致阎锡山密件，附《剿匪手册》两本，泄露了“剿匪”的天机（见叶永烈《毛蒋争霸录》，第428页），《双十协定》签订后，蒋失望之余再密令各军努力“进剿”，想以饿虎扑羊的兵力，完成军令与政令统一之任务，不宣而战的国共内战实已爆发，但是进展迟滞，并不如蒋氏想象那样容易克奏朕功。

中共于日本投降后，虽知美、苏两大国均支持蒋介石，仍然不肯屈和，继续强硬抵抗。软的不吃，硬的也不吃，不仅出蒋意料，也出美国人的意料，还误以为斯大林与毛泽东有什么默契呢。其实斯大林得到满蒙利益后，很愿帮蒋的忙，只是对在华美军感到疑惧。斯既对毛冷淡，毛自亦不必买斯之账。一时之间，瞧不起秦皇汉武的毛泽东同时与蒋介石、斯大林、杜鲁门对抗起来了。

支援蒋介石的在华美军，旁观者清，很快看到蒋军不可能迅速解决共军，遂怕被卷入中国内战。更何况中共已对美军助蒋提出抗议，苏联也要求美国自华撤兵，杜鲁门基于中国统一的原则，武力统一既不可能或代价太大，只有回到和平统一的日程上来。要和平统一，国共又必须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不得不再度扮演仲裁的角色。赫尔利大使的“亲蒋反共”立场既过于明显，又与国务院在“反共”问题上搞得很不愉快，遂于1945年11月辞职返美。杜鲁门乃特命马歇尔以总统代表赴华调解国共争端。当时，马歇尔在美国的地位仅次于总统杜鲁门，而声望或更过之。美国派出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做调人，可见对国共问题的重视，以及要维护美国对华政策之心切。

马歇尔于1945年年底飞抵重庆，带来的不仅是马氏个人的声望，还有“胡萝卜”与“棍子”（carrot and stick）——如果听话，不打内战，和平建设，美国将提供大量经援与军援；若不听话，则停止一切援助。蒋介石对马歇尔原有顾忌，因他与史迪威私人关系甚笃。马歇尔固然不至于以私害公，但他绝非亲蒋之人，更不会赞同蒋之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民主的联合政府，依马歇尔之见，乃理所当然之事，也是和谈必须的先决条件。蒋必须依靠美国，并无拒绝马歇尔调停的余地。蒋之法宝无非是强调中共乃苏俄之附庸，以迎合美方对俄冷战的心态。不过美方则认为，若国共不能合作，导致内战，反而失去以中国牵制苏俄之实力。（参阅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1，p.6-7）

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经过六次会议，于1946年元月10日获致停战协议，于14日0时生效。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终于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此会议之得以召开，实由于美方之压力，见Bahite,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186）出席代表除国共两党之外，还有青年党、民盟和社会贤达。

政协一直到月底才闭幕，中共在民主党派与自由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下，颇占上风，诚如唐纵所说：“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但又无可如何。”（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0页）最后通过五项决议，虽于国府委员名额有所争执，但重要的是确定政府改组，结束一党专政。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宣称他将接受政协的决定，他在闭幕式上更讲得甚是冠冕堂皇，声明拥护政协订定的《和平建国纲领》，愿以“保障民主自由为职志”，以“建立法治国家为目的”，甚至说今后的政府要由各党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共同来负责，说是“建国的重担，既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最后还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决地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蒋介石致辞全文见重庆《中央日报》1946年2月1日）话说到这里，毫无疑问，蒋介石已遵从政协的民主自由决议，愿意结束一党专政，改组联合政府。（参阅Van Slyke, Marshall’sMission to China, Vol.1，p.24）当时在场听蒋致辞的人，很难怀疑他的真诚，以为内战可免、民主在望。但事后看来，讲词中所谓“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语气已见矫情，而言外更有一段别含深意的话：

我相信，我们国内此后不会再有私有的武装军队、分立的地方政权，来妨碍政令与军令的统一。否则无论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动。

在此他暗指中共党军（私有武装）与解放区（地方政权），妨碍了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换言之，中共如不交出军权与政权，则政协所标举的民主是假民主或反民主。他拥护他认为的真民主，自无义务顺从“假民主”。就此而言，他要中共投降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问题在于他把中共的武力定位为党军，是私有的，而把他自己的嫡系军队以及国民党党军视为整个国家的军队。事实上呢，国共两党是各拥有“武装军队”的政党。叶公超曾向蒋介石提及，英国人问起国民党政权既从武力取得，何以中共武力即为罪恶？蒋介石的答复是：“吾人推翻满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不得不有武力，今无此目标，自应不能私有武力。”（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68页）他应想一想，满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之所以被“推翻”，由于封建腐败不得人心，而此正是当时国民党一党专政重蹈覆辙的弊病，共产党正可以此理由，拥有“私有武力”来推翻国民党专政与蒋介石的独裁！

若知蒋氏真正的意图之后，始能理解为何他于公开尊重政协决议之余，不仅不付诸实施，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了。唐纵的日记已经承认，蒋介石系在“国际要求”下，不得不召开政协的，并非心甘情愿，认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失败的”，是一种“屈辱”（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78、580、591页），美国人也早就清楚明白，蒋介石一心一意要以武力使中共屈服。他们说蒋挟持了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而富裕国家的一线希望。（参阅U.S.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p.90；Hayford, To the People, p.205）

更不幸的是，政协开会期间，大批特务多次前往捣乱，侮辱出席代表。政协的民主同盟代表黄炎培与张申府的居处，被便衣人员侵入骚扰，民盟提出严重交涉，请求查究，国民党代表孙科以政协主席资格，表示道歉，但特务仍未收敛。1946年2月10日上午九时，近万群众在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时，特务又来闹场，高声喊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政协代表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被殴伤，造成流血的暴力事件。过了不久，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社与民盟的《民主报》社也被暴徒捣毁，报社人员多被殴伤。民盟主席张澜特于2月23日致函蒋介石，指出特务一再闹事，虽一再“请求政府惩办祸首”，没有结果，而又发生捣毁报社事件，责问蒋介石说：

使我公知之而故予优容，则人将疑其不诚；使我公竟不知之，则人将谓其不明。中国民主同盟同人本于爱护国家、促成民主，并为维持我公威信起见，谨请迅予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民主报》《新华日报》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各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使人权获有保障，而政治协商会议所郑重通过之一切决议，得以确实进行。（载《政治协商会议资料》，第465页—466页）

特务根本是蒋之工具，若非示意，哪会伤人？唐纵日记中透露，2月6日官邸会报时，蒋主席即有“对民主同盟为共党做鹰犬应予膺惩”的指示（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6页），张澜的责问和要求岂非与虎谋皮？

蒋介石怂恿特务的结果，终于出了大乱子、吃了大苦头。1946年7月11日，在政协开会期间被特务打破头的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了。四天以后，著名的西南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会后也被人枪杀了。李、闻都是民盟的骨干分子，蒋介石一直认为民盟是共产党“鹰犬”、一直想要“膺惩”，所以事发之后，十目所视，莫不视向特务，成为震动中外的重大政治谋杀事件。民盟失去两大要员，固然打击不小，但蒋介石及其政府受到的冲击更大，对国民党的最后溃败，有推波助澜之功，不亚于几个师的威力。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亲往昆明调查此案后，于8月25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

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获凶手”，只拿出闻案来“公审”，是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是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出于凶犯“个人气愤”，这样就“吞”去了暗杀的主谋者。三是“公审”只许中央社记者参加，这是“吐”；但拒绝《大公报》记者及其他报社记者参加，这是“吞”。四是“公审”好像审判完结，这是“吐”；但问是否再审，他们答不出来是“吞”。（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29页）

此案之所以不能在高压之下一口“吞”了，因为特务干得太明目张胆、民愤太大；然而梁漱溟的调查毕竟无以查出整个内情，内情必须要由里面的人来透露。当时戴笠已因飞机失事去世近四个月，蒋介石派唐纵到昆明去处理这件案子。唐赴昆明前，于7月22日凌晨五时接到军统人事处处长郑修元（化名郑履冰）长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唐于23日飞抵昆明，郑修元以及云南警务处处长李毓桢与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向他“报告李、闻案真相与经过情形”，唐要他们“对外谨慎言论”。唐于26日由昆明飞上海，翌日飞九江，前往牯岭去见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唐说：

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日，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34页）

事情闹得太大，失了面子，所以蒋介石大发脾气，大骂霍揆彰。霍揆彰何人？乃警备总司令也，又是陈诚的亲信。唐在牯岭遇见陈诚办公室高参张振国，说是霍“受领袖痛骂，无计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处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7月28日下午三时，蒋又召见唐，唐向蒋陈明：

李、闻两案宜分开，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闻案以受刺激而出于义侠之偶然行为，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担，为报复李公朴构煽部队之义侠行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则暂作悬案。（前引书，同页）

“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无疑自认是警备总部有计划之行动，为了向社会交代，必须编造故事。李案的故事编造得不好，所以蒋介石要把它暂作“悬案”。唐纵于7月31日再度飞往昆明，与卢汉、顾祝同、霍揆彰等商量具体步骤。云南省主席卢汉说：“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当时的公开秘密就是特务干的，乃决定“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35页）已可证明原非两个中下级军官因一时气愤而杀人，乃是警备总部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才必须找替罪羊出来“担当责任”。

唐纵得知全部真相，并以特务们的案情报告“简略草率”，为之“甚不怿”！（见同书，第637页）他的日记所记虽语焉未详，但蛛丝马迹已很清楚，很可旁证沈醉于《军统内幕》一书中所说霍揆彰实系主凶：

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下册，第457—458页）

陈诚说蒋恨民主人士入骨，完全正确。事实上，案发前一个多月的6月5日，蒋有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应施打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2页）霍不“姑息”民盟分子李公朴、闻一多以邀宠，则蒋虽不杀李、闻，而李、闻却因蒋而死矣。美国方面对此事件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杜鲁门总统于8月10日写了一封“措词严峻”，“甚至唐突”的信，要求中国大使馆立即转送蒋介石，其中特别提到“最近昆明发生暗害中国著名自由主义者事件，不容忽视，这些残暴的谋杀事件不论其责任谁属，其结果已使美国注视中国局势，且日益认为中国当局只图以军队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而不采取民主手段”。（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7页）马歇尔亦曾于有人在场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及李、闻两教授被刺事，令蒋十分难堪。（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Ambassador, p.2-3）

蒋介石连手无寸铁的民盟都容不了，遑论“小米加步枪”的中共，更遑论联合政府！但是联合政府乃是战后和谈的基础，基础既不存在，则国共停战不过是暂时的，虚有其表耳。至国共在东北公开兵戎相见，一发而难以收拾矣。

苏联军队进据东北后，最初阻止中共接收，然而由于蒋介石的过度亲美以及美军出现华北，使苏军延迟撤兵（斯大林要求美军同时撤出未果），乃不再阻止新四军与八路军发展。苏军于1946年4月14日撤出长春，即由三万中共军队进入，逼投降国民党的伪满军退出。蒋遂以“俄国已决心在北满制造共产党伪政权”（见蒋介石1946年4月20日反省录）为理由，密令徐永昌“进剿”。此时虽距公开内战还有好几个月，但“停战”变成断断续续的“休战”，和平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1946年5月3日，苏军撤出东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回到南京，5月5日宣布还都，5月6日斯大林邀蒋介石访俄，蒋竟然认为是“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而加以拒绝。5月19日开始在东北发动攻击，先后攻克四平街与公主岭，又于23日攻占长春。蒋原说共军非撤出长春不能继续和谈，马歇尔乃要求蒋下停战令以免扩大，而蒋以视察东北为名，告诉马歇尔回来再说。蒋显然觉得一举夺取长春，证明中共实不堪一击，乃想大打一阵后再停战。宋美龄陪蒋介石于5月24日抵达沈阳后，致一英文长函给马歇尔，除表示仍将遵守前订停战协定外，提出三项要求：一、中共让中央政府接受东北主权；二、中共不干涉恢复全国交通；三、国共代表意见不一时，美方有最后决定权。马将此函交周恩来，周于26日回信，原则上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只对所提三项要求略作澄清，并要求停战。但停战须等蒋回京，蒋到6月5日才回到南京，马歇尔立即要蒋宣布停战以便和谈，而蒋仅允休战十日，说是所有条件谈妥后再正式停战。马要求无限期停战，但蒋仅略作让步，允多休战五日。（参阅Marshall’sMission to China, Vol.1，p.136-139）及休战期限将满，在各方压力下，蒋再延八天。最后中共在宋美龄提出的三项要求上多少作了让步，但蒋介石又提出新要求，就是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蒋不仅要共军自苏北撤走，而且共方警察、保安以及行政人员也须撤走，完全由国民党接收。中共不答应，只允按照政协决议原则选举改组政府之后，由新政府来接收。至6月29日休战期满前夕，虽经马歇尔苦心劝说，蒋仍不肯接受马氏的解决方案，也不肯暂行保留未有协议部分，不肯签字停战，也不愿宣布谈判破裂，于7月2日要国共五人小组（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去商谈未了问题，谈了十天仍无结果，蒋借此下令开火，并立即登上庐山，显然是要躲避马歇尔。

马歇尔于7月14日跟上庐山，此后飞来飞去，到9月1日为止，一共九上庐山（幸而马歇尔夫人也住在庐山，尚可公私两顾），一再向蒋进言停战，仍无办法。（见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1，p.190）蒋却于8月11日又向中共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自苏北、皖北撤退；二、中共自热河朝阳撤出；三、中共自胶济铁路全线撤退；四、中共于6月7日以后所占晋、鲁各地须撤出；五、中共须于10月10日之前自兴安省撤退，自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这五项要求又超出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远甚，真是没完没了。中共则要求停战后才能谈，到9月底，蒋终于答应停战，马歇尔正感高兴，而此时蒋军进攻张家口打得顺手，中共抗议，若不立刻停止，和谈全面破裂，责任由国民党来负，顿形紧张。而蒋于10月2日又提出有关国府委员名额与驻军地点两点声明。这两点连马歇尔都感不妥，要求见蒋，蒋则避而不见，马将这两点声明交给周恩来后才得与蒋见面，此时马已气蒋，要求杜鲁门把他召回，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氏进军张家口，同时又利用马将军和我继续和平谈判，这会连累及美国方面的信誉的”。（《司徒雷登日记》，第9页）最后马与司徒雷登大使于10月6日和蒋谈了八个钟头，连饭都没有吃，蒋仅仅答应停战十日。（见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04页）

周恩来见到蒋之两点声明已不高兴，及知马要中共于停战十日之内实行这两点才能停战，更感有助蒋为虐之嫌，于10月9日给马歇尔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明不能接受两项要求的原因，并责怪马阴助蒋，无意和平。马歇尔辛苦一场，结果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据董必武和王炳南告诉梁漱溟，马帅大发雷霆，气得发抖。（见《忆往谈旧录》，第207—208页）

正在此危机时刻，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攻克了中共重要据点张家口，蒋介石得此佳音捷报，高兴之余，更不顾中共反对以及政协决议，拟于11月15日召开国民大会。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势力仍想作最后努力，蒋于10月21日接见中间派人士后，又立即飞往台湾，显无谈判诚意，至25日国民党拿下安东，大家才明白蒋早已决定大打特打了。

马歇尔声望极高、信心极强，对于调停失败当然耿耿于怀。连亲蒋的国民党学者邵玉铭，在他的《司徒雷登传》里，也不得不指出，马歇尔对蒋一意想用武力解决感到非常愤怒。（见Shaw,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p.171）黄炎培于1947年元旦写的一首绝句——“去年一月政协开，今年决议烧作灰；借问将军马歇尔，将军端为何事来”（见许汉三《黄炎培年谱》，第201页），很可表达马帅离华前的落寞心情。马歇尔最大的败笔是他以大力促成政协完成自由民主的决议，而不能大力使决议落实，他谴责国共双方的“极端派”（extremist ele-ments）破坏了和平（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1.p.431-433），实系外交辞令，因中共方面的意见相当一致，固然没有什么“极端派”，国民党方面派系虽多，一切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他若要和平，谁敢破坏？所以和战的关键人物无过于蒋。蒋一心要“消灭共匪”，原无意要和，然逼于情势、震于马歇尔的威名，不得不加以敷衍，后来发觉美国因战略关系，冷战形势已成，不会主动放弃蒋政府，也不会断绝军援、经援，更因反共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抬头，亲蒋的“中国游说团”（The China Lobby）在华府实力强劲，乃有恃无恐，大耍起“瑞元无赖”的性格，令马帅九上庐山，吃尽苦头，而和谈不成。马歇尔于和谈失败后，曾于12月1日与蒋介石见面，坦白警告蒋，内战将导致整个经济崩溃，绝不可忽视中共的力量，而蒋不同意马之悲观看法，认为中共在他的攻势下，不可能维持八至十个月。一周之后，蒋又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即使没有美援，他亦将在十个月内消灭中共！（参阅Shaw,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p.184）蒋既一意要打，劝阻不成，打输了又怪美国人援助不力，再度呈现了“瑞元无赖”的性格。

第九章　打不过毛泽东

第一节　自知之明在哪里

当年蒋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众，打不赢毛泽东，屡败者四，最后博古、李德插上一脚，毛泽东无用武之权，使蒋第五次围剿得逞。也许毛也不能挽救此败，然而毛竟将惨败的“流窜”转变为胜利的“长征”，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叹为观止，视为神奇。蒋若有自知之明，应知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绝非毛俦，而蒋竟一直视毛为山野草寇，以为可能一举歼之。

抗战胜利之际，中共的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部队已逾百万，所辖人口近亿，更由于从事敌后游击，据有根据地，敌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严密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实已成气候。其军队虽仍是“小米加步枪”，其解放区虽仍是偏远地区，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雄心勃勃，显有问鼎中原之心。然而由于与国民党实力相比仍然悬殊、国际现实所逼、国内普遍厌战，不能亦不愿向国民党挑战，但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之政府，重组结合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庶几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权。但是蒋介石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于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军队与地方政权，无异要毛泽东先率众投降，怎么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决，重演当年江西“剿匪”的故伎，然而今昔异势，当年以十倍之众不能荡灭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众来荡灭吗？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经坐大，不过他显然认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大力援蒋，装备了不少精锐的嫡系师，而美国武器由于蒋之阻挡，未允一枪一炮进入共区。抗战胜利之后，又经陈诚的整编，把所谓杂牌淘汰殆尽。1946年6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军事援华法案》，赋予美国政府广泛权力为蒋编练军队，以及提供武器和设备。7月16日，美国又赠蒋二百七十一艘舰艇；8月31日，美国又将八亿美元“剩余物资”以二折低价售蒋。而蒋开始大打内战之时，其陆、海、空军总兵力高达四百三十余万人。数量上固远远超过共军，装备之精良更非共军可望项背。在此一背景下，蒋才会在10月间南京军事会议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既然五个月内可以打垮共军，又何必要和谈呢？难怪他在6月17日纪念周上，公然说：“有人以为中共问题军事不足以解决，此乃大谬不然，过去军事不能解决的原因，由于日本掩护中共捣乱，今日人已经投降，军事解决为极容易之事。”（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3页）又在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可见和谈拖了那么久，完全是由于杜鲁门与马歇尔的压力，否则蒋老早开打了。

蒋介石对打内战如此有信心，主要是只见“军事硬体”的精锐，未暇细检其军队“软件”的窳败。早在抗战期间，随着美援的增加，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级军官没有斗志，甚至沉湎于女色、赌博与走私，而士兵们由征召甚至拉夫而来，训练时间既短又马虎，伙食和医疗条件更差，往往必须忍受饥寒与疾病，对伤兵的处理也极草率与不人道。（参阅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六章）著名美国记者报道说，国民党军官把士兵视若动物，任意殴打、处罚，甚至杀害。（见White and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p.140）美军顾问团也认为中国士兵的体质与营养均差。（Barrett, Dixie Mission, p.60）这种情况至抗战胜利并未见改善，这样子的军队又何来士气与战斗力之可言？

国民党军官的贪污腐败，外国记者笔下，几乎是众口一词，似乎是只凭印象，没有实据。我们在此且举一个极具权威性实据的个例，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后，唐纵发现“雨农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壮丽雄伟”，又发现“雨农兄在时有黄金千余条（或两），美钞十余万元”。（见《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04、608页）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当红大特务，聚横财如此，上行下效，可见一斑。抗战胜利后接收成为劫收，“五子登科”，亦就不足为奇了。更糟糕的是，腐败的军队早已失去民心，而得民心者始能得天下。唐纵又在日记中有一叶知秋式的透露：

第九军自西北开赴贵州增援，步行已二月，人困马乏，多数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见，部队尚未进城，全城店铺打烊，户户关门。军中所携锅灶有限，茶水粥饭，供应全成问题。黑夜无处容身，每在街头露宿，至壁山，始发棉上衣。彼等认为士气低落之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彼等以河南战役及此番行军之经验，深感老百姓已拒彼等于数千里之外。（同书，第477页）

蒋介石骂别人“共匪”，而自己的军队被老百姓视若盗匪，未进城已“店铺打烊”、“户户关门”！军统大将唐纵总不至于造自己人的谣吧！

国民党军队素质的腐败，只不过是整个政治窳败的一个侧面。国民党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内有心人早已洞悉。但是改革举步维艰，原因是蒋介石个人独裁难以改变，而其独裁的基础有四根支柱，一边是CC与黄埔，另一边是孔宋家族。前者的毛病是无能，后者的问题是贪污。前者是师生关系，后者是裙带关系。如果真要砍去这四根支柱，蒋介石的政治基础也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可能抛弃四根支柱，只可能与四根支柱共存亡了。

孔宋贪污之恶劣，绝非共产党的宣传或反蒋分子的恶意中伤。连亲蒋的自由分子傅斯年等也不讳言其事。美国作家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确多渲染不实的叙述，但他得力于美国《资讯自由法案》（Free Information Act），取到不少真凭实据，尤其有关孔宋侵吞公款，中饱私囊方面。在此仅举一例，以概其余。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情报显示，宋子文挪用《租借物资法案》的经费，说是购买六十辆坦克车以及其他昂贵的军事物品，然后在海运途中沉没报销，事实上这大笔经费都入了宋子文的口袋。（见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p.407-408）据腊斯克（Dean Rusk）的估计，宋子文拥有十五亿美元的财产，他的亲戚们还有更多的钱。（见腊斯克致国务卿艾奇逊备忘录，引自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rean War, p.153，另参阅p.804—805注100）1947年2月发生的黄金抛售停售风潮，宋子文虽遭到弹劾，辞去行政院长，蒋却立即发表宋为广东省长，真是难以割舍，上梁不正下梁歪，国民党政府上下贪污成风，乃势所必然。孔宋两家的枢纽是宋蔼龄，如果宋庆龄是宋家姐妹中最理想主义，则宋蔼龄是最现实主义、最为好货，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也是她最卖气力，（是）实际上的媒人。至于蒋、宋、孔之间的桥梁就是宋美龄了。

宋美龄看似妻以夫贵，其实不然。她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许多地方令蒋介石自感弗如。我们可以从李宗仁的回忆录中看到，蒋娶了宋女之后，连对张静江的态度也变了，都不再买账了。须知蒋介石当年在上海滩混的时候，是张家门里门外跑腿的小弟啊。后来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到孔令侃，也是宋美龄出来干涉，而蒋介石爱莫能助，可见宋美龄的影响力。宋美龄虽非太后，却有几分太后的权力，蒋介石亦得看她几分眼色，裙带关系也就牢不可破了。

蒋介石的台面就靠这四根柱子撑着，既无群众基础，又不顾战后通货膨胀、农村经济破产、工商衰退、失业日益严重、民生凋敝、工人罢工、学生纷起游行示威、乡村民变时起、人心厌战、知识分子盼望和平建设，竟乃发动全面内战，所依靠的就是三四百万军队，但他的军队实际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并不可靠。如果他有自知之明，正应趁马歇尔调停之便，适可而止，切实履行政协决议，组织民主开明的联合政府，则国民党虽不再能一党专政，至少可以分享政权，维持中华民国的名号以及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计不及此，一心想独家通吃，蛮干到底，终致“楼台七宝倏成灰”（陈寅恪诗句），为天下笑。

第二节　老本愈打愈小

1946年的年底，国民党军队攻克张家口，蒋介石不再顾虑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的反对以及美方的压力，拒绝延期召开国民大会，和平绝望。翌年初，马歇尔离华并正式宣告调停失败，中共驻京、沪、渝联络工作小组全部撤回延安，国共完全决裂。

决裂之初，蒋介石满怀信心，一方面大肆逮捕异己，视为共产党或共党同路人而铲除之，另一方面，相信可以速战速决。他早在1946年10月18日的军事会议上已经宣布，五个月之内就可击溃共军，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更认为只需三至五个月，这样说五个月还是最长的时限。这种信心与乐观并不完全是凭空的主观论定，而是根据错误的情报，误以为中共呼吁和平，显示在军事上“不堪一击”。攻克张家口之后更判断“共党主力已被击溃”。特务郑介民甚至在10月21日的党政小组会议上宣称：“共党战斗力甚差，组织力亦不如前。共军向我投诚者日众，共党内部亦常有我人潜伏，如能再将冀、鲁平原收复，则共党无可为矣。”（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52页，另参阅第579、623页）事实上，自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决裂前的谈谈打打，国民党从共产党手中夺回不下百余城市，似乎证实共军的确“不堪一击”。据此，我们才可明白为什么蒋介石不怕决裂，甚至积极求战！

蒋介石在高度乐观下，增加军人待遇，以鼓舞士气，很想打几个大胜仗，乃于1946年12月采取全面进攻战略，如饿虎扑羊之势，夺取十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领一百六十余座城市，但是并没有捕捉到共军的主力，好像使出千钧之力，扑了一个空，占领的土地与城市使战线愈拉愈长，成为防守上的负担与消耗，蒋更密令于收复据点后构筑防守工事，务必不再为共军攻克击毁（见蒋介石《剿匪手令本》1946年12月30日修订本），益发加重了负担与消耗，而预期要打通自东北、华北至华东的铁路干线，也无法完成，而兵力耗损甚巨。至1947年3月，全面进攻显然无法持续，蒋介石以国府主席自兼行政院长，发布对中共讨伐令，其实在战略上已自“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矣。

蒋介石“重点进攻”的重点有二：山东（军事重点）与陕北（政治重点）。在陕北，胡宗南奉命率十四万人于3月13日分兵两路进攻延安，不到一周即已攻克。国民党声称击溃共军十万，但美方情报显示，共军早已撤离。（见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179-180）蒋驰电胡宗南庆贺，有谓：“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但毛泽东及其中央已远走陕北山区，胡宗南追击不到，也捕捉不到二万余众的陕北共军，然在追击之中不断自我消耗，而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又收复了延安。所以攻占延安的最大成就仅止于宣传。蒋介石率领大批中外记者亲临赤都延安，庆祝胜利，报章腾传，甚至以假冒共军俘虏与记者谈话，以收宣传之效。自欺欺人的西洋镜终会被拆穿，占据土地而不能殒敌主力，最后土地还得易手让人。在山东，蒋派汤恩伯等三个兵团二十五万余人，强势进攻，拟歼敌于沂蒙与胶东两地区，未能得逞。而共军在粟裕指挥下，竟敢主动出击全副美械装备精良整编七十四师，并在5月14日歼之于孟良崮，师长张灵甫阵亡。整编七十四师具有一个军的实力，为最精锐的国民党主力之一，毁于一旦，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欣然赋诗曰：“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见《陈毅诗词选集》，第128页）足令蒋介石震惊。

震惊之余，得了些什么教训呢？蒋介石在1947年5月19日，对军官训练团第二期讲“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曾谈到孟良崮之役。蒋介石说：

讲到这里，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训告诉大家，这就是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斗的经过。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攻击了两天没有攻下，发现敌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围，于是全师撤退到距蒙阴三十里的一个山地——孟良崮。当时全师有六团兵力，如果师、旅、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配置兵力，构成周密的火网，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绝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只守山头，而山头又是石山，又没有饮水，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军的伤亡更大，以致整个失败。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外听说该师此次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七月间，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的时候，曾经收编了三千俘虏。后来该师师长灵甫来见我时，我曾当面警告他：“匪军俘虏绝对不能收编，一定要送到后方收容。”他说：“俘虏中有许多是我军过去被俘过去的，而且并不是拿来补充战斗兵，只是做杂役兵，想必没有关系。”我说：“做杂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后方。”我当时以为他照办了，哪知他并没有做到，此次该师和匪军作战，一遇到猛烈炮火，阵地就生混乱，听说有杂役兵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由此可见，我们高级将领稍有一些疏忽大意，就足以危及全军的生命。张师长在平时本是最忠实，而且是智勇兼全的将领，但因为一时的疏忽，竟遭如此重大的惨败，这是大家应该时刻记住，作为殷鉴的。

蒋介石这里说张灵甫是“一时的疏忽”，被若干俘虏来的杂役兵搞了鬼，以至于惨败，根本是自欺欺人、没有常识的话，绝不可信。身与孟良崮之役的陈左弧在给李敖的信中指出，蒋介石这一段话多与事实不合。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不是七月夏天，而是秋凉季节，陈氏记得“张灵甫带着幕僚们骑着马上前线督战时，他身上穿着蛋青色的秋大衣”。陈氏也记得七十四师自南京北上参战后，一直到全军覆灭，张灵甫既未离开部队，蒋亦未来视察，所谓“当面警告”，实系子虚。陈氏怀疑“蒋先生说了谎话，以炫示他的高瞻远瞩，察察为明”。关于俘虏，当时国民党并无统一规定，故任由部队处理。至于蒋“听说”孟良崮战役中“有杂役兵（意指收用的俘虏）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陈在军中全无所闻，他所见到的俘虏兵都是“照常战斗”，并未发生意外。他怀疑是“汤恩伯等高级指挥官以及七十四师所属少数几个侥幸兔脱没有被俘的团长们所捏造出来的鬼话”，意在推卸自己指挥无方、作战不力的罪责。（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三集》，第282—286页）这种捏造除了有自欺欺人的效果外，完全汲取不到惨败的教训。

蒋介石上述演讲后第十三天，又对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讲“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又谈到孟良崮之役：

至于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与第三期同时召训呢？这是因为我鉴于鲁中、豫北各战场最近的表现，认为我们前方将领，对于剿匪军事和政治的意义，还没有彻底认识，不能确立必胜的信念；同时我们多数将领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也属毋庸讳言。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关心，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师的失败，并且牺牲了忠实英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人之多，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部署不能说没有缺点，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蒋介石这里说孟良崮之役是“友军不能及时赴援”，才打了败仗，又把惨败的原因过于简单化了。他不愿也不能认识到，这一仗乃是共军少壮将领粟裕在毛泽东、陈毅信任之下，挥洒自如的杰出表现，也是粟裕的成名之仗。他统领九个纵队以坦埠为中心，面对蒋介石手下大将顾祝同的五个整编师和一个军的排山倒海之势，毫不畏惧，断然迎战，且以猛虎掏心的招式，直攻最精锐的七十四师，出敌不意，赢得奇袭的效果，并诱引七十四师进入预设的“铁栅”，然后两翼向前伸张，渐成合围之势。为了分隔七十四师与友军的呼应，粟裕又用两个纵队纵深猛插，抢占制高点，分别割裂七十四师与二十五师以及八十三师的结合，在此展现出虎将的勇猛，勇能克险，达到切断敌军的精彩效果。等到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现有被关入“铁栅”的危险时，准备收缩南撤，但粟裕早已在敌人背后的铜石西南地区预置了一个纵队，于一日之内，先行占领七十四师退向的垛庄，堵住敌军后退之路，七十四师遂被逼上孟良崮。可谓高手下棋，棋先一着，出敌不意。当美械七十四师被逼上山，重武器皆弃置于山下，顿时剥夺了蒋军火炮上的优势。蒋介石说“友军不能及时赴援”，应指不可能赴援，因粟裕只用五个纵队围攻，另外布置四个纵队阻援，防止了蒋军里应外合，反败为胜。粟军阻援又展现了顽强的毅力。顾祝同的六十五师、十一军、第七军、四十八师均被有效钳住，不能赴援。另外国民党八十三、二十五两师虽逼近包围圈、虽孟良崮在望，但是绝对无法超越阻援的坚强防线。七十四师既被完全孤立，包围圈逐渐缩小，突围无路，最后粮尽弹绝，粟裕下令总攻，集中炮火猛轰，当日下午七十四师官兵全体投降。这四天（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恶战，充分证实了粟裕作为一个将才的胆识，勇而有谋，迭着先机。蒋介石看不到这些，竟说是被乌合之众所败（语见蒋介石《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通告国军官兵》），大肆宣传张灵甫的自杀殉国、开追悼大会等等。其实败军之将，何当此荣？据张师长随从参谋杨占春被俘后说，张灵甫打电报给蒋，说是集体自杀，其实是被击毙的。（见辛子陵《毛泽东全传》中册，第99页）

蒋介石在山东的重点进攻，损兵折将，虽于六七月间再度发动胶东攻势，仍无多进展，没有警觉到“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把他美式装备的精锐师打得大败亏输意味着什么，反而于6月25日命高等法院下达通缉令，通缉毛泽东，以自壮声势，有点儿像夜行吹口哨。蒋介石重点进攻失败之余，（兵力）被压缩于铁路据点与大城市，而毛泽东则由内线转入外线，尤其是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大军乘机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位于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之间，直接威胁到南京与武汉。194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已逐步易守为攻，展现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蒋介石于同年7月5日发布“剿共戡乱令”，更加显得色厉内荏。事实上，1947年的后半年，毛泽东喊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至此不是国民党“剿共”，已是共产党“剿国”了。蒋介石归罪于“友军不能及时赴援”等战术上的错失，浑然不知在战略上犯了根本的错误，他竟像《水浒传》里的洪教头，气势汹汹地要打林冲，结果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绽，一脚踢翻。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长文时，就引用了林冲的例子（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第187页），而蒋介石却计不及此，能怪谁人？

1948年元月，蒋介石“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见蒋介石1948年1月7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3076页），乃退采重点防御战略，将战区分为二十个绥靖区，设司令长官，掌握军政大权，组训民众，以充实兵源。同时集中兵力于主点、主线之上。其实这种集中对蒋并不有利，因为这些防御重点势将被割成片片孤岛，等待被动的决战，那就是即将来临的所谓辽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战役，使蒋氏精锐主力丧失殆尽！

蒋介石自称熟读德国著名战略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Vour Kriege）。（见蒋介石《对克劳塞维茨著作的感想》，1956年5月出版）克氏说得很明白：“什么叫击败敌人？必然是消灭其武力，无论用任何方式来杀伤敌军，使其不能继续作战……吾人必须视歼敌之全部或一部为所有作战的唯一目标。”（见Clausewitz, On War, p.304）但是蒋介石总是不肯放弃土地城池，情愿消耗兵力，已犯克氏所谓的兵家大忌。读《孙子兵法》的毛泽东为了保存二三万兵力，不惜弃守延安，转战陕北，至击败敌军后，再收复延安，比蒋更懂得克氏《战争论》的基本原则。

蒋介石失掉东北，并不是俄国人撕毁中俄条约，如真撕毁，斯大林何不把东北交给毛泽东？事实上，一百二十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大都缴给了国民党的中央军。在东北，苏军原定于1945年11月撤走，但蒋来不及接收，要求苏军延期，以免中共捷足先登。苏军落得稽延，迟迟其行，直到1949年5月于大掠之后撤离。（参阅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pt.2，p.727-728）蒋介石于派遣精锐部队从俄国人手中接收后，被土八路打败。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与新六军都丧师东北，师丧而后东北失，正合克氏所言，歼敌为作战之唯一目标。

蒋既十分重视东北，却不知也不敢打手里的一张王牌，那就是张学良。少帅不仅是“当地的儿子”（native son），而且是东北的传奇人物，在民间有一定的影响力，更无论历史渊源的深厚，收复东北不仅是国家的收复，也是他个人的收复，雪九一八之耻，没有比他更加显著，一旦荣归故里，号召力实无与伦比，中共的声势必然为其所掩盖。但蒋氏狭窄的胸襟，仍以报复私怨为念，哪有“百万人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呢？所以他只能派出熊式辉、陈诚、卫立煌等三四流货色，既无“竞争力”，更无“稳定力”，哪会被东北父老瞧在眼里？最后还得靠军队来“打通”东北，即使靠军队，他情愿靠只有几个月粗浅军事训练的黄埔毕业生杜聿明，而不情愿靠文武资历完整、美国第一流军校毕业生孙立人。孙批评杜“胆小如鼠”后被调往台湾凤山训练新兵去也。于是“硬件”精锐、“软件”草包的蒋军分布在东北铁路沿线的诸要点上，从锦州、沈阳到长春，孤孤零零，浑然不知已被广大的“面”所包围。1948年9月，毛泽东主动向锦州开炮，蒋即使想撤出关外精锐以保关内，亦为时已晚。当锦州一“点”被围，蒋想派援军解围，不知毛早已有“围点打援”的成竹在胸。10月3日，锦州告急，驻在葫芦岛的国民党东北兵团九个师，虽奉命驰援，然受阻于塔山地区，奋战不已，仍无进展。10月15日晚，锦州已失。

锦州既失，东北的后门被关上，群情紧张。三天之后，郑洞国以长春降共，又失一“点”，沈阳远成“孤岛”。蒋介石亟欲反攻锦州，打开后门南撤东北精锐，临时命令黄埔爱将杜聿明出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辅助卫立煌。杜于10月20日飞抵沈阳，即命廖耀湘的美械新六军南攻锦州，命五十二军夺取营口，以备退路。但廖军前进受阻，激战数日无法突破，不得已撤军营口，但通往营口之路已为共军切断，只好北归沈阳，但北归之门也被共军关上，只好突围，突围不成，于10月28日被歼于大虎山之东，廖耀湘被俘。约略同时，葫芦岛的国民党兵团也被困于塔山地区。10月30日，杜聿明自葫芦岛飞返沈阳，机场已经被占，无法落地，折回葫芦岛。三天之后，共军即已占领沈阳，卫立煌逃出。再一周之后，锦西、葫芦岛俱失，结束辽沈战役，整个东北易手，蒋介石的军队被歼四十七万余人，其中有三十余万是现代化的精锐部队。此败除战略上早失先机，成为困兽之外，蒋在战术上又犯了兵家大忌，居然在飞机上或在“重庆”号座舰上瞎指挥，搞乱了部队的主动与机动。相比之下，毛泽东只提战略原则，如何打法，全由东北野战军的林彪与罗荣桓负责决定，成败利钝岂偶然哉？

东北尽失，共军在数量上已超过国军，又从蒋氏嫡系投降之精锐部队，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批美制重武器，强弱已经易势。何况陈毅、粟裕已组成庞大的华东野战军，据有山东；刘伯承、邓小平以大别山为基地，也组成庞大的中原野战军，虎视眈眈。蒋介石若知进退，实应集中兵力于淮河之南，与华中白崇禧、西北胡宗南遥相呼应，以确保长江。然而蒋大输之后极不甘心，仍想聚歼共军主力，以挽颓局。最初，由于形势所逼，已准备撤徐州之师，寻为毛泽东佯攻豫南所惑，觉得徐州有暇可守，舍不得放弃此一名城，遂命邱清泉、李弥、黄伯韬、李延年各兵团向徐州集结，另在徐州之南的宿县有孙元良兵团，在蚌埠有刘汝明兵团。此一阵势显然要与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决战于徐蚌之间、津浦铁路两侧。杜聿明又回任徐州副剿总，实际负责此次战役。

杜甫上任，黄伯韬兵团已经被围，蒋遂命杜率邱、李两兵团解黄兵团之围，并想乘机歼灭包围黄兵团之华东野战军，亟欲与共军一决雌雄。然而像东北战役一样，共军围点打援，当咬住黄兵团时，顽强阻援，使邱、李援军迟滞其行，黄兵团近八万人卒于1948年11月22日被歼，黄伯韬兵败阵亡。

蒋介石见黄兵团覆亡，如赌徒输了大把银子，急欲赢回，不惜拿出老本一搏，即令杜聿明率师南攻，令黄维兵团、刘汝明兵团分别北攻，意图三路会剿，打通徐蚌间之铁路线。未料三兵团前进依然困难，有时甚至寸步难行，黄维的机械化重武器兵团在河道众多地区行军，更为困难，又因蒋介石不谙敌情，乱出主意，敌前将领犹豫不决，缺乏弹性，终于11月24日渡河后进入口袋，转移无方，陷入重围于南平集和双堆集一带。翌日，蒋致刘峙、杜聿明电，透露国军消耗各种炮弹十二余万发，而进展每日不及一公里，引为“奇耻大辱”（电文藏南京二档馆），至此，蒋知徐蚌之间的铁路线已无望打通，乃允杜弃徐州而后退守淮河以南。然杜于11月30日南撤时，不到几天就被困于永城附近。蒋居然还要杜南下救黄维兵团。这又犯了“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兵家大忌。杜部孙元良兵团突围未果被歼。12月15日，久被围困的黄维兵团相继覆灭。刘汝明与李延年两兵团及时南逃得脱。各路皆溃后，杜聿明所领邱李两兵团更形孤立于永城东北，已成孤立无援、坐以待毙的局面。

杜聿明当然希望华中“剿总”与西北“剿总”能伸援手，蒋介石视杜为心腹，所部乃老本之老本，更希望能有救兵。但是胡宗南的西北兵团远水救不了近火。不少历史学者指出白崇禧在华中见死不救，由于蒋桂之间素有芥蒂，事出有因。宋希濂在其自述中更指白氏有倒蒋企图，并阻宋部东援，不过宋氏记白氏所说：“形势已无法挽救，去（援）亦无补于大局。”（宋希濂《鹰犬将军》下册，页三九二）平心而论，应属实情，再多送一些部队去受歼，不如集中兵力于武汉，以保障华中和西南，应属上策。牺牲蒋之老本，固于蒋不利，于国民党而言，未尝不可说是“弃帅保车”。再说，蒋别立徐州“剿总”，原具私心，以分白崇禧之兵权，指挥与调配不能如臂使指，咎由自取。中共那边刘伯承曾说，解放军在华东与西北为哑铃之两端，而其中原野战军为哑铃之柄，浑然一体。国共交兵，胜败之机，又见之矣。

杜聿明陷于重围后，12月19日晚间，风雪大作，一直到12月28日，十天间无一日晴天，空投困难。在大军饿肚子的情况下，蒋介石居然派飞机空投烈士纪念册，意在要杜聿明去死，真是太妙了。杜被派赴前线之前，蒋介石曾召见他，表情沉痛地明告：这一会战是生死存亡之战，“你放下枪，我脱军装！”师生前途，在此一战。于是杜聿明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到了被困之日，他拒绝中共招降，也是感于老师“你放下枪，我脱军装！”这一番沉痛、这一番秘密告诫与叮咛。但是，蒋介石毕竟是奸雄，一方面，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他方面，却又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态，以表示他珍惜部下与将才。因此，形式上派飞机去接杜聿明之举，也就一再演出。但真相却是，飞机虽派了两次，但驾驶员并未带蒋介石的手令。没有手令，杜聿明是不敢上飞机的。原来他们师徒两人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演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

1948年12月19日起，由于战地雨雪交加，空投补给更形困难，杜聿明的部队已经吃起了草根、树皮和马肉，这种局面，何能持久？翌年元月9日，杜聿明实在撑不下去了，做最后突围尝试，当晚他给了蒋介石最后一电：“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这种突围，实际是各自逃命。杜聿明改穿士兵服装，混迹其中，仍遭识破被俘。这次大会战的结果，使国民党的部队全歼六十万人，包括五十七个整师，元气为之大伤。

这场规模空前的淮海或徐蚌大战前后打了六十六天，国民党几乎全军覆灭（唯李弥率部分队伍得脱），蒋介石赔上他的老本。追究真正责任，该负责的是蒋介石自己。他完全不懂作战原理，自毁长城。杜聿明后来写了一篇《淮海战役始末》，指出在战役开始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处于相当优势，“解放军数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蒋军，装备也劣于蒋军，特别是炮火少，飞机、坦克没有”。按说，蒋军处于如此优势，当然大可一战，可是蒋介石的军事判断与指挥能力太差了，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竟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冒出了“一个出奇的方案”：“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

打仗如竞技，技不如人，败下阵来，根本没有话说。但是蒋介石总是认为他的失败是由于部下没有尽忠、没有为他死节。杜聿明是“天子门生”，未能达到亡国天子的临难死节标准，为天子所不谅，不仅对被俘坐牢之人毫无感念，而且恶待其家属以为惩罚。这种不近人情的心态，其实是一种病。为什么是病呢？因为照现代标准，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为有所保全而投降。这种将军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做英雄般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叫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但是，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他总想别人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

他在1933年5月8日讲“统军作战制胜之道”，曾有对付不自杀的“恬不知耻，欣然偷生跑回来”者的彻底办法。他说：“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视同敌探立即枪决，如有放纵隐瞒或收容掩护者，同罪。”然而讲这话后三年，蒋介石自己正好变成了他的理论的考验者，他在西安事变中自称被俘，若谓“尔等以余为俘虏”、“余既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样“剿匪作战”不绝，而不怕“军队风气破坏”。1947年4月15日，蒋介石感于“剿匪”战事的不利，集合前方高级将领，到南京来受两个星期的训练，在开学典礼上他说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军人“只有自杀”来解决这“人生最可耻的事情”。这次演讲后三年，1950年4月16日，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分出两个大类：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我们必须指出，蒋介石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从屈突通的故事看来，并非纯是中国传统思想。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童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唯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徵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尧君素，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被）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不肯，还怪屈突通不该投降。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最后城中兵少食尽，被部下所杀。

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记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得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做了两朝忠臣了。屈突通和尧君素的比较，主要在说明对“忠”的观念，在中国思想中并不是只有一种的，蒋介石只接受了临难死节的一种，却不知道，临难不死节的，有许多时候，也可以成立。再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例。史可法死于乱军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却是一个“被俘不屈”的显例。文天祥并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为个人定有这种下限，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王莽篡汉后十四年，龚胜才一死；为什么宋亡元兴后十四年，谢枋得才一死。这些志士仁人，他们都是“无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们也都去求。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了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别人为他死节？他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为何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地死在南京？

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连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杜聿明。杜为他卖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为已甚，不准别人亲人团圆！杜太太曹秀清由蒋介石手谕送往台湾，当做人质，过着惨淡的岁月。长子杜致仁在气愤之下，就吃安眠药死了。直到大女儿杜致礼的丈夫杨振宁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蒋介石和宋美龄才另眼看待，大献殷勤，希望杜夫人影响杨振宁回台湾，“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

杜聿明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还不够！手下被敌人惩罚后，还要被自己人惩罚，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强制别人做烈士。

最具讽刺性的是，他虽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将仍然是一大堆（详阅李敖《蒋介石与自己降将——为活先烈开清单》，《蒋介石研究五集》，第257—276页），也许烈士太少了，蒋介石有意无意制造“活先烈”过干瘾，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泽。

1948年7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宣示，据第二天《大公报》报道，内容如下：

襄阳之战中康泽殉难

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宣布

这位政工局长口中的康泽，在襄阳之战中真的“业已殉难”了吗？这根本是一相情愿，1948年7月下旬的《新闻天地》的报道，证明康泽并没有殉难，康泽是被俘的，中共的新华社也在17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一个心腹，一个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曾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在蒋记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于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入“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介石、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焕）。1933年10月，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队员或三两组成一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公开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讯和枪毙人。其为人也，到处生杀予夺，自然炙手可热。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他在抗战中的职务是1937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1938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1945年奉派出国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1947年返国。翌年一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

1948年7月1日开始的襄阳之战，蒋介石方面说“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由于“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可是言犹在耳，短短六天以后，康泽便以被俘闻了。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康泽副手郭勋祺被俘归来“伪装聋子”的事。这位将军为什么要装聋子？因为装了聋子，才可以做哑巴；做了哑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显然是不能说的！在襄阳失守时候，蒋介石为了人造奶油式地赶造先烈，在1948年7月22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却放水了！——康泽并没有死。所谓康泽“殉难”襄阳之说，既是纯属子虚，为什么蒋介石却要硬说康泽殉难了呢？我们已分析了他复杂的意识形态，他是“枪杆子出政权”的人，他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得到后，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观念。不幸的是：在时代的巨变下，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他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忠”在国民党的要求中，是临难死节。临难不死，是谓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1949年，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很沉痛地告诉了我们，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参阅“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第1672页）蒋介石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所以，他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谁谁谁临难死节了。这种兴趣过分膨胀的结果，就是会在情况不明时，先一相情愿给他死了再说，甚至先给他进了忠烈祠再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列入祠”事件。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参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期），所以对临难死节的谣言，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在台湾做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将军，在没逃到台湾前，就被从宽录取，进过圆山忠烈祠！不料罗列入祀忠烈祠后，忽然在1951年4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湾，大窘之下，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陆军总司令。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为之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为洪承畴立专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皇帝又御制祭文，要亲自哭丧。不料最后消息传来，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于是大窘之下，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

和“罗列入祠”事件相对的，康泽没死，幸亏证实得早，否则小笑话之后一定会闹大笑话，因为康泽比起罗列来，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这种分量，使蒋介石在康泽未能殉难以后，仍旧不肯死心，而要强调康泽“抗节不屈”的事迹。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1964年7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另外再请看一副挽联：

襄阳当南北要冲，弹尽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十七日阁部扬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廿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这一挽联所显示的心态，就是一个显例。挽联上“十七日阁部扬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载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这种典岂用得？史可法死守扬州，最后是殉难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后是死节了的，而康泽被共产党关是1948到1963年，前后十五年。他在1963年被共产党释放后，还在到处参观、留影纪念、游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来“廿五载文山土室”呢？至于说康泽“卒为中共所俘，备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样引起对康泽死难的错觉。文笔也好，史笔也罢，措词总不能这样瞒天过海吧？康泽既是1963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共产党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产党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于证明老康放水无误！

在邓文仪发表康泽殉难后三十五年，同一位邓文仪先生又发表了大手笔，他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中国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83年7月15日）里，有这么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脚镣手铐，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至于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或监禁在集中营里做劳工，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阳之康泽、成都之曾扩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气之显扬，万千黄埔学生随着大陆沦陷而壮烈牺牲的战迹，更缔造了中国无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战史。

请看这又是何等引人入错啊！杜聿明早在1959年就被共产党释放了，照《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1981年7月1日）的扼要小传，他被释放后：

……稍后任“政协”全国专员，补任“政协”全国委员。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与之重聚。五十三年12月，任三届“人大”代表、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六十一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共，应邀出席“国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平，二度在“国宴”上露面。六十四年1月，任四届“人大”代表。六十七年2月，任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五届“人大”代表。六十九年11月，因肾病复发住院。七十年5月7日晨7时27分，因并发心脏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岁。

试问这是“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吗？邓文仪的“脂粉作业”、“涂金作业”，目的就是要给人死节的错觉。

1948年12月下旬，当杜聿明及其两个兵团被围于陈官庄之时，傅作义正坐困北平。华北“剿总”傅作义原有五十余万大军，实力不容藐视。毛泽东又洞烛机先，棋快一着，急命林彪率东北新胜之师，迅速入关，切断了傅作义大军西退或东进之路。而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徐蚌战役已弄得焦头烂额，竟无暇正视平津局势。傅作义于11月3日亲自飞抵南京求见，蒋不知故意还是真无时间相见，只命国防部长何应钦接见，转达几点意见，未必切实可行，更无积极支持的保证。当12月14日，共军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义乃决定与中共和平谈判，达成协议。12月31日，解放军入城，（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不战而降，免除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毁，实有功于中华民族，所以他的命运与战而后降的国民党将军完全不同，不但没有劳改，而且当上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当然蒋介石视其为不忠，但是蒋要求傅对他个人效忠，他还不配，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视傅为自己人。

到1949年之初，蒋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损失了百万以上的军队。长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悬西北的兵团外，尽是解放军的天下，南京的蒋政权已摇摇欲坠矣。

第三节　搞假民主的恶果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揭幕。早在抗战之前的1936年，国民政府就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于5月5日拟定宪草，赋予总统统辖全国军队、宣战、媾和、缔约、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外，还有发布紧急命令之大权，世称“五五宪草”。然而由于日寇入侵，没有实施。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召开国民大会又被排到日程上来。

召开国民大会，号称还政于民，要让人民当家做主。但问题是，谁是人民？居大多数的农民，根本不会也不能当家做主。农民也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本身利益的代议士，章太炎在民初就已指出，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搞代议，选出的必然是有权有势者，让土豪劣绅如虎添翼。这种现实到抗战胜利并无基本改变。如果国民党不改变一党专政，选出的国民代表也不过是亲国民党的“土豪劣绅”。选举既不能公正，选出的人也无代表性可言。

所以在战后民主的诉求下、马歇尔的调停下，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政府，另组具有较大基础的联合政府，然后准备行宪。

政协经过二十一天的努力，拟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修正《五五宪草》，称为《政协宪草》，扩大了民主原则。蒋介石最初虽公开表示接受政协决议，但自始即认为斯乃共产党与民盟向国民党夺权的阴谋，认为不是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精神的宪草，自然伺机破坏。

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方法是，不待改组政府，就先行决定于1946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在中共强力抗议下，蒋介石只允展期三天。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中共与民盟拒绝参加，此亦为国共和谈完全决裂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华府国务院电显示，国大召开后，蒋仍表示愿与中共和谈，显然是给美国看的一种姿态，同时想以既成事实，压迫中共就范。然而中共坚持取消国大，回到1946年1月13日以前之情况，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蒋遂即命令中共代表离京。（参阅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57，74）

这个国民党与若干花瓶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于同年12月25日闭幕，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元旦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

蒋介石有鉴于客观情势，有意于行宪后改组政府，转变“一党训政”为“多党训政”，然而既容不下中共与民盟，只剩下“花瓶党”，则所谓“多党训政”有名而无实，实际上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更无以走上真正的民主宪政之路，只能搞假民主充数。

假民主最可见之于伪选举。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党协议部分代表名额由党提名与支持当选，而事实上则是“定量分配”、“讨价还价”、“保障当选”，甚至“中央竞圈”的局面。所以有许多人未选已经内定。投票日是1947年11月21日。这一天的《大公报》报道，首都南京“全市国旗飘扬，如逢盛大庆典”。“盛大庆典”的背后，则是蒋介石严令各地县长和专员，支持某人，某人一定要当选的专断。于是县政府不得已保留一部分票，以支持某人当选。如湖北省的选举，不过是走过场，大多数选票早已暗中填妥，随便发几张票给选民做做幌子，一切由保长及其爪牙控制。（参阅梁上贤《湖北省伪大选一瞥》，《湖北文史资料》第五辑）所有的竞争实际上只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由于选举引发更为激烈的党团之争。

这种样子的选举自然会闹双包案。如李宗黄是云南鹤庆人，由中央提名而直接当选，但云南省主席卢汉却另支持李耀庭当选鹤庆县国大代表。李耀庭当选后竟不能出席国大，乃告地状，后经陈立夫等人设法解决，结果两人都领到当选证书。诸如此类的笑话，不胜枚举。

选举之后，于1947年11月22日，公布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成立筹委会。当时国共内战已打得烽火连天，战况已对国民党不利，此时积极筹开国大选举正副总统，显然有鼓励士气以及以民主假象赢得美国更大支持的用心。国民政府遂于12月25日明令定于翌年（1948）3月29日召集国民大会。

大会开幕之前，由于选举纠纷摆不平，演出绝食、抬棺、霸占会场等闹剧，最后由便衣警察于午夜后强制移走，惊心动魄的第一幕，幸未闹得不可收拾。（参阅周剑心《国大琐忆》，《中外杂志》第十九卷第二期）第一届国大第一次会议遂得于3月29日如期揭幕，蒋介石参加开幕典礼，并致辞说：“我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

4月9日，蒋介石以国府主席身份到会场做施政报告，主题不外经济与军事，他都表乐观。他说法币准备金额庞大，经济问题并不严重，更郑重宣示：“政府对剿匪军事有绝对把握，深信黄河以南流匪，在六个月内可肃清，保证共匪要控制中国绝不可能。”（引自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第167、168页）他好像忘了两年前说过三至五个月内消灭“共匪”的话，现在改口说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流匪”，又是胡言乱语。这个时候国民党在前方一直打着败仗，而这些败仗都是他亲自遥控指挥的，岂能不知败象，竟毫无顾忌，睁眼说瞎话，而代表们于听完报告后，居然“掌声凡数十次”，亦可旁证这些代表所代表的是什么民意！

不过，来自东北的代表可按捺不住，因为明明国民党在东北节节败退，情况如此之糟，还要说不负责任乐观的话。他们不敢直接向蒋介石开炮，把箭头指向蒋介石手下的红人参谋总长——在东北主持过军政五个月的陈诚，要求“请杀陈诚以谢国人，以振军心”。在军事检讨会上，请求发言者特别踊跃，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方代表在宴会上甚至当面促蒋介石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蒋介石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不是诸葛亮，陈诚也不是马谡，怎么叫‘挥泪斩马谡’？”他似乎不知道诸葛亮为什么要斩马谡。马谡失街亭当斩，陈诚失东北不当斩吗？不过话说回来，失街亭是马谡自作主张的错误，而失东北乃陈诚执行蒋介石命令之故，该斩的是蒋介石自己！蒋介石听到请杀陈诚，能不如同身受，怒形于色吗？他能杀一个替他背黑锅的人吗？

国大的重头戏当然是选举总统，其实是选举蒋介石为总统，但是国大一开幕，蒋却戏剧性地准备放弃竞选总统，颇堪玩味。就在国民大会开幕后一日，也就是3月30日，蒋介石就派王世杰传话给胡适，将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这突如其来的“出击”，连聪明的胡适都被“迷”倒了，在日记中写道：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3月31日，胡适真的“严重地”考虑起来，上午约周鲠生来谈，“请他替我想想”；下午又与王世杰长谈三小时。最后当日晚上八点一刻，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接受了。不过胡适的接受仍留有余地，他要王世杰转告几点：

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这种“余地”很容易被视为“客气”，并不影响“接受”，故胡适想了一晚之后，于4月1日愚人节晚上去看王世杰，“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显然“难以相信是真的”（“too good to be true”）！但是蒋介石仍在4月4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全会上，宣读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词，声明他不候选，提议一个无党派人出来候选，并替候选人开了五条件：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虽未指名道姓此候选人为谁，但胡适自己说：“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蒋介石要请胡适竞选总统，并由他亲自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名，可是会中除吴稚晖与罗家伦两人赞同蒋的提议外，其余出席者都坚决主张蒋为候选人，蒋乃交中央常会决定，中常会决定拥蒋，于是胡适竞选总统的插曲落幕。这一段历史正如当年所发生的，真实不误；蒋、胡之间的联系人是王世杰，王对此事有记录，胡本人亦曾记此事。但怎样来解释这件事呢？王世杰向胡适说，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总统无实权，所以蒋情愿屈居胡下，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这种解释似乎言之成理；然事后证明，宪法问题难不倒蒋介石。老蒋当年哪里会为此小问题，而雅不愿做大总统呢？王又代蒋转告胡，蒋不当总统以便戡乱。这种从现实的考虑，当然有可能。如果再略事发挥一下，蒋一心一意要“戡乱”，极需美国人的大力支援，把胡适牌打出来，自可赢得山姆大叔的好感！不过，冷静地想一想，蒋介石如果真的坚持不当总统，真的想请胡适竞选，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他的中央常会居然敢否决他的提议，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强人对他的执会、常会竟如此没有影响力吗？如果说是虚情假意，那又何必一再派王世杰去劝胡适呢？其目的又何在呢？真相到底如何？真是一头雾水！

事隔四十余年，当年的国大代表刘心皇无意中帮助我们揭开表象，洞见真相。刘氏于1989年11月7日给李敖的信中，有如下一段：

关于蒋中正劝胡适竞选总统一节，我认为是蒋先生想请胡适代表社会贤达、代表清流，发表声明，说：“当今之世，总统一职，非蒋中正先生担任不可。”当时，胡适被劝时，只说自己不能干，竟然不说拥护蒋先生干，蒋只有一劝再劝，希望胡能领悟，讵料胡不唯不悟，竟终于答允，演成中常会反对，而蒋也终于接受他的中常会之拥戴，担任总统候选人了。（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一百期下册，第107页）

刘心皇的“认为”，不仅如他所说另有旁证，别有前科，而且令人疑窦冰释，大有原来如此之感。原来蒋当总统始终不做第二人想的，原来蒋请胡竞选，是示意胡拥己，一再敦请，乃因胡不识相，希望他领悟。结果胡不但未领悟，还认为“蒋公是很诚恳的”，居然假戏要真做。但假戏又何能真做呢？原来国民党的中常会完全是先意承旨的，蒋完全是胸有成竹的。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层次看，蒋再度表演“以退为进”、“口是心非”的中国传统，以及再一次显露他的性格。他是一有自大狂的人，再加上封建迷信，自以为真龙天子，天无二日，哪肯屈居人下？同时他又是一个有自卑感的人，否则何必要清流拥戴呢？

戏演完之后，便是如何修宪以增加总统的权力。国大代表们遂于4月18日讨论宪法修改案，蒋介石首次以代表资格出席，入座第一号代表席，以一小时快速顺利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完成三读程序，主要内容即为提高总统的职权。代表们在其他修宪部分争论激烈，各不相让，独对提高总统职权，全无异议，可见极大多数的代表乃是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人马，所争者只不过是他们自己人内部的权力分配。蒋介石于4月17日召集全体国民党代表训话，要他们“服从领袖、尊重党纪”，全体起立，一致接受，也就不必为异了。

4月5日国民党中常委一致拥护蒋总裁为总统候选人，翌日临时中全会也表示拥蒋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4月9日，一百五十余名国代签署，请选蒋主席为总统，连署者高达二千四百八十九人。选举总统的日子是4月19日，早上8时50分开始签到，出席的代表、来宾、记者都十分踊跃，座无虚席。中午12时45分宣布开票，结果蒋介石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陪选的居正仅得二百六十九票。全场鼓掌，高呼万岁。

总统选举是一面倒的情势，没有人可以跟蒋介石竞选，居正陪选原本多此一举。然而副总统选举就大不一样，一人之下，群雄相争。有那么多候选人，主要也是由于蒋介石申明自由竞选的原则。这几位之中，蒋最顾忌的当然是桂系首脑李宗仁，孙科虽亦曾反过蒋，有过瓜葛，但毕竟是文人，而李不仅是军人，而且有实力，更何况战时的功勋以及战后的人望，实在使蒋感到威胁。

然而李宗仁却不听桂系一白二黄的劝阻，甘冒蒋之多疑善忌，出而竞选。以他知蒋之深，当然估计到蒋会反对，但他认为蒋愈反对，他愈会当选。程思远在《政坛回忆》中，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显然言过其实。现在司徒拍给国务院的电文，全已公开，看不到“完全”与“策动”的痕迹，反而他对李宗仁当选后，能否起辅佐的作用，表示怀疑。

蒋介石初闻李宗仁有意角逐副总统时，居然仍说党内同志均可公开竞选，对任何人都毫无成见。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美联社记者得悉后，加以报道，哄传海内外，中外报章，尤其是美国舆论认为李之参选，有助于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施。北大校长胡适也驰函鼓动：

德邻先生：前天看报上记载，先生愿做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此中“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

匆匆敬祝双安。胡适敬上，三十七年一月十一日早。

李宗仁顺着胡适公平竞争的意思，回信也鼓励胡适竞选大总统：

适之先生：接到来信，承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的意义。昨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敬祝大安。李宗仁。一月十四日。（两函均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1948年1月）

胡、李两函曾并刊于报端，颇令人注目，也颇为运动员式的民主精神以及李宗仁的竞选造势。也许由于此一背景，有不少大陆学者认为李宗仁出马，有美国人在幕后操纵，甚至说因有美国人撑腰，李才敢向蒋挑战，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耳之见。

在蒋介石自由竞选的声明以及民主精神的鼓动下，国民党元老程潜、于右任，以及民社党的徐溥霖和无党籍的莫德惠，公开宣布参选副总统。但这些人显非李宗仁的敌手，当李得悉孙科无意参选后，更感信心十足，于是就这样的，大张旗鼓地从事副总统竞选了。

李于3月25日自平抵京后，请见蒋介石，得到蒋氏对参选没有成见的保证。但是国民大会开幕之后，由于总统选举没有竞争的余地，副总统选举便显得特别热烈。当李宗仁的呼声愈来愈高，蒋介石开始不高兴了。据李宗仁本人的分析，原因大致是：

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李宗仁回忆录》，第859、860页）

蒋介石起初想用党提名的方式，决定他所喜欢的候选人，派吴稚晖与张群以必须统一党的意志为说，要李宗仁接受，遭李拒绝。李有更正大的理由：蒋既然一定要行宪，一切就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党提名的诡计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蒋并未因此罢休，在党国大员劝退无效后，亲自出马，单独召见李来劝退了。李坚持不肯已经“粉墨登场”之后打退堂鼓，而蒋亦坚持要李自动放弃，各不相让，有如口角。（见《李宗仁回忆录》第579页）

能够当面和蒋介石顶嘴的，在当时的国民党里，李宗仁可能是绝无仅有，自然是“新闻”，不胫而走，使李反而得到更多的同情。据参与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告诉李宗仁，蒋曾“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CC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同书，第580页）真是愈来愈严重，蒋氏狭窄的心胸使他钻牛角尖亦愈钻愈深。

在蒋介石劝退不了李宗仁后，决心推出原无意出马的孙科来做“黑马”。这着棋的意图甚是明显：孙科既是孙中山的儿子，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又是广东人，可分李的西南选票，认为这样再加上黄埔与CC的努力，才可击败李宗仁。蒋说成孙科参选后，大肆宣传造势，并对国大代表威迫利诱，同时也抹黑李宗仁（详阅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下册，第335—341页），即外国人所谓的“反竞选”（negative campaign）。4月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翌日国大公告六名副总统候选人，更是短兵相接。4月23日首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李得票比孙多一九五张，然因未过半数，须再投票。竞争更趋激烈，孙科的助选人看到《救国日报》刊载不利他们候选人的文字，竟将报馆捣毁，暴力行为反使孙科的选情更趋劣势。翌日复选时，李仍领先，比孙多得二百一十八票，仍未越半数。蒋介石知道形势益为紧迫，决定别采非常手段，动员党政机关、特务警察加强威胁利诱。最使李难堪的是，蒋介石派人散发传单，攻击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就要“逼宫”，逼蒋出国，极尽混淆视听之能事。李在黄绍竑的指点下，采取“以退为进”的高招，作为反击，遂于4月25日以选举不公、幕后压力为由，声明退出，果然迫使程潜、孙科相继放弃竞选，造成副总统选举流产的窘局。

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原是蒋介石要唱的戏，现在戏唱不下去了，只好收敛与软化，乃召见白崇禧劝李恢复竞选，且宣称“对于造谣生事，尤为震怒；对于代表投票，主席并郑重声明绝对自由”。于是第三次选举在4月28日举行，李仍领先而未过半数，竞选更趋白热化，然由于程潜票少被淘汰，程之选票转投李，使29日的第四次选举，李宗仁终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当选首届副总统，蒋介石之气愤可以想见。李宗仁从总统府扈从卫士那边听到蒋氏异常的反应，有极为生动的描述：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李宗仁回忆录》，第583页）

李宗仁也亲自感受到蒋介石的不快。当选后一日，李氏夫妇前往黄埔路官邸拜候，在客厅里枯坐了三十分钟，蒋氏夫妇才姗姗出来，场面尴尬。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两人穿的服装迥异，蒋穿长袍马褂，李穿军装，并不是事前没有沟通，事实上李一再请示，蒋先说穿西装大礼服，后又手谕着军常服。但到时候，在李全不知情下，蒋突以长袍马褂亮相，李以军服伫立其后，有如副官。李虽被蒋摆了一道，竟穿军装参加大典，十分醒目，但是这张历史性的照片，充分显示蒋介石的促狭以及气度之小。连司徒雷登大使都注意到，在总统就职大典上，副总统李宗仁完全受到冷落，并于1948年5月22日电告美国国务院。（原电见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235）而直到晚年，蒋仍感悻悻然，说：“李宗仁乃是利用战局之恶化，机巧地操纵了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争取选票，侥幸得胜。他在不久之后，便为共产党所侮弄，趋向所谓谋和的活动，而背叛了中华民国。”（《蒋总统秘录》，第3078页）这段事后悻悻然的话，显然与事实不符，国大召开期间，东北战局虽然不佳，整个战局尚未恶化，国民党内尚无多少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平心而论，李之得胜，绝非侥幸，而是在蒋大力干扰下获胜的，更非侥幸可致。至于后来的谋和活动，更是徐蚌大败后，蒋下野前要李出面去谋和的，怎能说因谋和就“背叛了中华民国”呢？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而作为“天子”的蒋介石肚量奇小。他的肚子里固然容不了共产党毛泽东，也容不了国民党李宗仁。小人物虽做了大事，终究无法维持大局面。

搞民主，尤需恢宏的气度，而蒋介石的气度与性格全与民主不搭调，所以他搞的是假民主，也就不足为异。他搞假民主有政治目的，尤其是要制造民主假象，以博取崇尚民主的美国更大支援。但是事与愿违，目的并未达到，而引发不少严重的恶果和后遗症。美国驻华大使致电国务院时，就指出，国代选举之后，蒋委员长的威信大失。（见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239）且不论召开国大花了八千零四十亿，折合当时金价，两万两有奇（见《国大外史》，第60、61页），在财政极端困难、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之际，无疑是沉重的负担。而花了大钱由国民党一党主导的国大，非仅不能获得政治上的团结，反而激化党内的斗争，暴露党内的腐化，至于在会场上演出的诸多民主幼稚病，贻笑大方，尚属次要。选举总统原是要凸显蒋介石为全国最高领袖，然而会前会后诸多迹象显示，他并不足以言全国的领袖，共产党喊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的口号固然扫兴，连全党的领袖都成问题，充其量是CC与黄埔的绝对领袖。他被由国民党主导的国大选为大总统，虽全力以赴，不惜威迫利诱，却不能阻止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已甚泄气，而所表现出来的小家子气，更使这场“政治秀”黯然无光。蒋、李之间的裂缝，亦因伤感情的选举不再能够缝合。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都不能够同心协力，国民党大厦之将倾，已可预卜。这次耗资巨大的国民大会，岂非使已经恶化的局势更加恶化吗？蒋介石想搞假民主以获政治实利，结果自食恶果，得不偿失。

第四节　文胆陈布雷之死

陈布雷于1948年10月13日突然自杀身死，乃是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际，极为震惊人心的消息。蒋介石为死去的左右手题了“当代完人”横匾，然而完人为什么会这样地完蛋了呢？陈布雷之死为什么会引起震撼呢？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嘟嘟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由面包而英文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他就干脆叫陈布雷了。他生在1890年（清朝光绪十六年），十五岁（1904）中秀才。十七岁（1906）时候在宁波府中学堂念书，因为闹学潮，自动退学。二十二岁（1911）在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民国成立后，曾加入同盟会，从事教育与新闻工作。自1927年春在南昌初见蒋介石，加入国民党后，成为蒋氏身边极为显赫的人物。

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党中央要职，而在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头子，得到蒋之信任，他从三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前后二十一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他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里说：“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地作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像军机大臣那样，处理最高当局的一切机要事件和棘手事件。（参阅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陈布雷身为“军机处”的头头，他的显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介石的文胆。蒋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这种“两位一体”的君臣关系，在民国史上是颇为罕见的。

在陈布雷死后两周年，国民党内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说他“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1月13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南京”，这种“心脏病突发”的说辞，显然是瞒天过海的。但这一瞒天过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1948年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所刊载：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明明是自杀，却说“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为什么这样扯谎呢？这原来也是有所本的。陈布雷死前留有遗书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怕“反动派捏造谣言”，就先自己捏造谣言，把自杀造成病死了。蒋君章在《伤逝集》里言及如何发布死讯的困惑，感觉到说谎与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经程沧波、邵力子等人极力反对为了反宣传的宣传。最后治丧委员会决定发布真相，就这样的，四天（十八日）以后的《中央日报》上，做了大转弯，承认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了：

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

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大家都知道陈天华是蹈海自杀的，然而国民党虽然总算承认陈布雷是自杀了的，但是对自杀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解释，只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这种说法太避重就轻了。事实上，陈布雷的自杀，来龙去脉却不简单，这一来龙去脉，不但国民党有所隐讳，即使陈布雷自己，也是欲说还休，看了他对自己自杀后发新闻的关切，不惜以说谎来掩饰真相，就可思过半矣！

陈布雷遗书中，最能引起来龙去脉的索隐的，是他留给蒋介石的信：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唯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

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唯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载《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9日）

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点，可归纳出几个脉络：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今春”是指1948年春天以来，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的时候。在这一“目睹耳闻”之下，虽然他一边说“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党国艰危至此”，显然是婉转预言什么了。（陈布雷所谓“今春以来”的事，照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所列：“1月9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3月，山东、河南激战。4月，陕北匪军南犯。5月，泰安失陷。6月，开封失陷。7月，襄阳失陷。8月，东北匪军追犯热河。9月，济南失陷。10月，长春失陷。11月，徐蚌会战开始。11月1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败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浓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事实与信中所说，正好相反！）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后一命，作为“感激轻生之士”，以报知己。

四、他表示他对“敌人之反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无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负国负公”之“负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证起一些旁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来龙去脉，都不是空穴来风。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蒋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伤逝集》）中这样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作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

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介石“失态”是1948年11月12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高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

在给蒋介石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含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杂，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怜，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

诸唯心鉴。

弟布雷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侮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里口口声声“自责自讥”、“无可奈何”。他在给陈训慈、陈训悆、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说“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介石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蒙的流民图，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画了。

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的，最引起陈布雷无奈之感的，还在他自己的家里。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这九个孩子中，陈琏（怜儿）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是1919年生的。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1939年，她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1947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京地下电台，又在保定、西安、兰州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介石为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陈琏被捕时，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动人听闻。

不但女儿做了共产党，小儿子陈远（积乐，后改名陈力）也过去了。陈远是1926年生的，他的母亲是王夫人。1946年，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美方亦不否认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报告中说是“个别美国人的恶行”，见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94-95），陈远参加示威，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他在1952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不但儿女发了红，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陈布雷死后，除长子陈迟（积泉）学农，在台湾做农业专家外，夫人和子女们都“投共”了。三子陈适（积皓）同济大学毕业，学工，是铁路工程师，原被国民党派到奥地利工作，后来“回归”大陆了。长女陈绣也入了共产党。

陈布雷死前写遗书，给儿子们的信中有所自辩，这种自辩，他不对国民党同志说，而只对儿子们说，事有蹊跷。他写道：

泉儿、皐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

彦及手书

这信中说“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显然是一种自辩，但这种自辩的结构是很勉强的，他已明白承认自己“知识暗陋”，对照起其他遗书中自觉“误国”与“自谴自责”的话，陈布雷对他子女“前进”反国民党，自己却“进退无措”做国民党，一定有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与隐痛。这一现象，正因为发生在他一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冲突与隐痛就大为严重。他最后以一死来解脱，主要原因，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之苦衷”、是对自己一个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交代（参阅程沧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报》1958年11月12日），这种交代，不是对“反动派”的外人的，而是对“反动派”的家人的，对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这是何等哀呼！陈布雷最后的以死自忏，正是在回应这一哀呼！

半生随陈布雷共患难的陶副官陶永标，在回忆（《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1983年4月《七十年代》）里说：

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得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最后哀呼，也正是他矛盾、冲突与隐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后以“感激轻生之士”收场，要以一死来证明他知道做的是什么——终于用他所能做对的一件事，了结了他做错了的许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前记中，说陈布雷最后感到“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朋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绝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们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的悲惨下场，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

关于陶永标的“尸谏”之说，撤退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人不以为然，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国民党大员胡健中在《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谈布雷先生的死因，说是：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共匪猖獗，政局飘摇，总统蒋公十分忧郁，而中枢大员大都是乡愿，出锋头享权利之事如蚁附膻，很少有人能够替国家元首分忧分劳，布雷先生看在眼里，极为悲愤，所以他上总统的遗书中，曾引韩愈的两句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他不满意当时国家大员及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无已，这是他死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精神体力已濒崩溃，他既有很严重的失眠症，体力又日感不支，而忧国伤时，觉得以他的精神体力，已不能再为总统分忧分劳，留此残躯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而子弟却有人左倾。又当时实行金圆券，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点积蓄都换了金圆券，通货狂贬，连家庭生活都发生了问题！综此数因，他便成了一个孤愤难抑，只有一死以谢国家和领袖的人！

胡健中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台北《中央日报》社长，所谓金圆券使陈布雷倒账的事，原来是谁说的，岂不一清二楚了吗？台北《中央日报》主持人曹圣芬提供了更为奇特的死因，说陈布雷之死，乃是“对于当时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的一种尸谏”！乖乖，天下可有这种尸谏法！照中国传统解释，“尸谏”的对象一定是统治者，《大戴礼》记卫灵公时不用贤（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史鱼）数谏不听，临死前告诉他儿子，他“不能正君”、“死不当成礼”，要他儿子“置尸于北堂”。卫灵公去吊丧，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因而说：“卫国以治，史之力也！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这段话，在《孔子家语》中，变成孔子之言：“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者，死则已矣！未有如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谓直乎？’”）照曹圣芬的说法，陈布雷的“尸谏”，谏的对象不是“领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这不是太离奇了吗？

蒋君章在《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标认为陈布雷之死，乃是对蒋介石的“尸谏”大不谓然。说是“最刺眼的是题目，称为‘尸谏’，那不但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且以吴可读一类的学究式之愚忠视布雷先生，对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见《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1984年元月号）但是，蒋君章看了曹圣芬的这本《怀恩感旧录》，又该怎么说？曹圣芬说陈布雷一死所谏，乃是国民党中的牛鬼蛇神，试问这与事实合吗？这不是“大不敬”吗？老实说，蒋介石在兵败如山倒，众叛亲离，美国佬在旁讥讪之际，有这样一位瘦骨嶙峋、两袖清风的陈布雷肯替他“尸谏”，可真是一种造化呢！

第五节　杜鲁门不肯出兵保蒋

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王牌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结果无功而返，他回华府后，认为和谈的失败，国民党要负的责任多于共产党（见May, The Truman Adminstration, and China, p.12），耿耿于怀。从蒋介石看来，马歇尔好像是在帮共产党的忙，其实美国人是要帮蒋介石的忙，希望不必内战就将中国统一于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帮蒋介石的忙也是帮美国的忙，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符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和平稳定的中国则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战后美国经济独霸全球，一度产品占世界总额的六成，中国不仅是广大的潜在市场，亦是主要的原料供应国。奈蒋介石“冥顽不化”，一意想消灭“共匪”，偷鸡不着蚀把米，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大好江山，也使美国“失去了中国”（loss of China）。杜鲁门与马歇尔对“损人害己”的蒋介石鄙夷与憎恨之情，可以想见。

马歇尔毕竟是一正直的军人，不苟言笑，不会出言不逊，然而杜鲁门乃出身小城的政客，口不择言，国骂随心所欲，颇具乡土色彩。他退休之后，有人替他做“口述历史”，虽已年逾七十，但提到蒋介石仍然火气甚大，气愤溢于言表。他说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包括蒋氏夫妇在内的孔宋家族，盗取了美国对华援助三十五亿中的七亿五千万美元，投资于巴西圣保罗和纽约的地产，以及用之于所谓的“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杜鲁门毫不留情地说，蒋、宋、孔“他们都是小偷，他妈的他们之中每一个都是”！（They’re all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见Miller, Plain Speaking, p.288、289）

杜鲁门和马歇尔虽早就不喜欢蒋介石，但他们的问题是别无选择，从美国的利益着眼，他们更不喜欢毛泽东。美国人虽在延安没有看到俄国顾问、任何俄式装备，也深知斯大林为己远甚于助毛，但毛毕竟是共产党，毛的胜利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冷战已渐成气候之时，美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更何况杜鲁门不像蒋介石是独裁者，必须承担其他政治势力的压力，而蒋介石在美国有的是右派朋友，如出版界的卢斯（Luce）是最忠实的拥蒋派。通过蓬勃的反共信念以及“中国游说团”的组织，在美国形成一股强大的亲蒋力量。

亲蒋与亲华本来是两码子事，但当时一般美国公众往往和蒋介石一样，把蒋介石当做中国。罗斯福的亲信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就曾说过，“委员长可能是唯一的中国人，像美国公众那般误以为蒋介石就是中国”。（引自Kahn, The China Hands, p.102）尤其是美国公众之中的右翼政客，把“扶蒋”与“反共”视为一体，以“批蒋”与“媚共”为同义之两词。因而若干在重庆的美国外交人员因批评蒋介石，在“麦卡锡时代”被戴上红帽子而遭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反共的大方向下，除了公众之外，美国的官方，特别是外交与军事部门，都只有主张“助蒋灭共”，几乎一致认为蒋介石垮台和毛泽东的胜利，将导致苏俄控制中国，威胁到美国在亚太的利益。第七舰队司令库克（Admiral Charles M.Cooke），于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就不主张减少美国驻华陆战队的兵力，虽未被马歇尔所接受，但仍继续强调美国在华军事基地的重要性，特别是青岛海军基地，认为一旦失去，将有灾难性的后果，故提出训练中国陆战队以及用美国海军来支援国民党等各种建议。（参阅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7（1947），p.73-80，864-865，944-945，953）美国国务院上下以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都采取扶蒋、援蒋的立场，都希望美国的援助可以帮助蒋介石打败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和马歇尔再讨厌蒋介石，亦只好援助他。蒋亦心知肚明，有恃无恐，最后可以不买马歇尔的账，关闭和谈之门，全面展开内战。不过从顾维钧的回忆录看到，蒋还是低估了马，所以当听说马被发表出任国务卿时，感到“震惊”。蒋还想请马留在中国当他的军事顾问呢。总之，杜鲁门也好，马歇尔也好，并不存在援不援助蒋介石的问题，而是援助多少，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使援助得到应有效果的问题。马歇尔初来华时，就带来一张五亿美元支票，作为达成和议的“奖赏”。1946年下半年，马歇尔曾以禁运军火作为对蒋和谈的压力，但在马氏离华之前，禁令已经取消了。蒋介石打共产党始终有美国的军援，到1947年秋天，又有新的援助计划。1948年4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四亿六千三百万元的援华法案，据美方估计，自抗战胜利五年以来，援助蒋介石政府不下二十亿美元。而蒋介石却一直认为美援不足，导致他的失败，美国右派政客也借此攻击杜鲁门政府“失去中国”。但是在华观察的美军一致认为国民党军队挫败绝非由于军火缺少，而是由于领导无方，士气低落。他们见到解放军进入北平时所携美械装备，以及毛泽东阅兵乘坐的凯迪拉克敞篷轿车，很不是滋味。

当1947年秋天，战况日渐对蒋介石不利，蒋在东北的据点益形孤立，司徒雷登大使甚至已向美国政府发出华北可能不守的预警。（见司徒1947年3月26日致国务卿函，载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7，p.84-86）他于6月4日又致电国务院说，中国现状的悲剧是蒋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全国人民和平的渴望，而只相信他们的特务，以至于不能迎合大众的诉求，只能用残酷的镇压方式，实在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引自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115）马歇尔惧怕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于6月间向一群美商坦言：“我用尽脑汁苦思而不得解救之道。”（I have tortured my brain and I can’t now see the answer.）（见Lillienthal, Journals：The Atomic Energy Years, p.201）最后他建议魏德迈率团访华。魏德迈将军的反共观点众所周知，又与蒋介石熟识，而其团员包括财政、经济、政治和工程技术等各方面专家，在华府的顾维钧大使即认识到，魏德迈率团出访，“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可能有所改变的迹象”。（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71页）所谓“有所改变”，乃美国政府将会根据魏将军的实地调查报告，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当时美国的一般舆论亦持这种看法。后来马歇尔当面向顾维钧说：

魏德迈的出使是（我）建议的，以便魏德迈研究中国的情况并回美提出报告。该报告将使（我）据以检查美国的援华政策。（我）自己从中国回来，已逾半年，急切想帮助中国，但怎样帮助最好，却感到没有十分把握。（《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203页）

所以他派出此一访问团，之所以遴选魏，就是因魏反共与蒋合拍，以及魏曾任蒋氏军事顾问，可充分讨论。由此可以证实，马歇尔确有更加积极援蒋以挽危局的意图。

白宫于7月11日宣布派出代表团访华，魏德迈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走访了南京、台北、广州、上海以及华北、东北等地。他虽然反共亲蒋，但他是美国的军人，负有调查真相的重责，其本国利益交关，他的直言无忌与坦率是必然的。他指出国民党文武官员普遍贪污和腐化，征兵极不公平，权贵子弟纷纷出国留学，以逃避兵役，甚至在沈阳直斥熊式辉说不出军中实有人数，暴露了国民党军队中吃空额的大弊病，并责骂熊从未到过军医院视察，所以不知道医院中有多少床位。魏德迈于8月24日离华前夕，更在报端发表一篇极为坦率的谈话。一言以蔽之，他批评蒋介石政权的“精神破产”（spiritually insolvent）。这种坦率与直言，对魏德迈而言，乃职责所在，但对蒋介石而言，自然刺耳而又难堪。我们从顾维钧的回忆录中得知，外交部长王世杰电告顾大使，“委员长和政府其他负责人员对魏德迈的讲话表示愤慨”，不仅恼怒，而且是“颇为恼怒”，不仅是反感，而且是“十分反感”，指责魏德迈“骄傲自大”。由于这些“反感”与“恼怒”，魏德迈离华前设宴招待蒋介石话别，蒋借故不去，由宋美龄代表，然而正当夫人首途赴宴之时，魏也托故疲乏取消了宴会。（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93、195页）蒋介石感到羞辱，已毫无可疑。一个美国将军来到中国任意“调查”，已有干涉别国内政之嫌，但蒋竟表欢迎，且愿把权力交给魏德迈，及其大肆抨击，尤其是说中国当前需要一位能够鼓舞群众的领袖，尤觉难堪，难以自陈，虽曾央司徒大使说项，请魏德迈不要批评过甚，但大使先生以不便干预应之，实际上这位亲蒋的大使私下赞同严评，庶几有当头棒喝之效（参阅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133、137），总因求助于人，有如吃别人的饭，嘴巴既软，腰杆更挺不起来。蒋介石口口声声毛泽东是苏俄的附庸，而不自知附庸美国得厉害。胡适之指苏俄是中共的“太上政府”，也不自觉美国是蒋介石的“太上政府”。

魏德迈回美后报告，中国情况自马歇尔离开后更趋恶化，但是他的反共立场不允许他建议美国洗手不干，他仍然主张援蒋，而且主张大规模地经援，不过所有的军援与经援，在企划和运用时，都须经美国人的监督，才不至于白费。他深信东北已不可为，建议由联合国托管，以免被中共所占，沦为苏俄的“卫星国”。蒋介石及其外交部长王世杰还以为美国要中国放弃东北，实际上魏德迈要保住东北，不为共产党所取，因他早已察悉蒋介石的精锐实虚弱不堪，他曾向顾维钧极具形象地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把食指伸直说：“形势正像这样，共产党随时可以切掉那个手指，从而掐断国军的补给线。”（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99页）这位美国将军到东北一看便知情况，然而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却看不到，最后眼睁睁地让解放军把他的补给线完全切断。马歇尔有鉴于魏德迈的报告过于敏感，未即公布，且做私下的参考。后来白皮书公布后，《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才公之于世。

从魏德迈的报告可知，这位将军因反共所需，极力主张大规模援蒋，然而同时指出如无美国人的干预，再多的援助也无济于事。所谓“干预”，最终势必把蒋介石肩上的财经与军事担子挑过来。蒋曾向司徒雷登提出签订《中美反共协定》，司徒不予鼓励，显知蒋有套牢老美之意。（见Rea&Brewer前引书，第194页）当1948年11月9日，沈阳已于一周前弃守，徐蚌会战开始之际，蒋介石向杜鲁门做了“狂呼式的求救”（a frantic appeal for help）。同时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包大维（General David Barr）向白宫报告说：“我深信那军事情况已经坏到唯有美军积极参与才有办法。自我抵华之后，没有一次败仗是由于枪械不足。他们的败仗，在我看来，完全归咎于世界上最坏的统御术，以及其他有损士气的因素，以至于全无斗志。”（阅Margaret Truman, Harry S.Truman, p.411）至此，杜鲁门政府已有清楚的结论：除非美国愿意花费数十亿元，派百万美军赴华助战，对蒋增援实同浪费。

美国出兵百万保蒋，似乎是天方夜谭，其实不然，当时美国有的是狂热反共人士，很愿意组织反共十字军，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至少阻中共于长江以北。共和党于1948年大选，推出右派保守的杜威（Thomas E.Dewey），极力附和反共援蒋论调。他公开说：“中国如果倒下，我们有理由认为整个亚洲将要完蛋，然则西欧与美国势必孤立，在一个极具敌意的世界中受到孤立。”（见The New York Times，25 Nov.1947，p.18）俨然是越战前的“骨牌理论”（The Domino Theory）！杜威心目中的中国，就是蒋介石的中国，意在给蒋更大的援助以及与中共决战。蒋介石素知与美国在反共上具有亲密的共识，自然更冀望于杜威之当选。事实上，杜威麾下的共和党人，有不少认为帮助蒋介石战胜中共，乃是反共战争中一项较为便宜的投资！

杜威呼声颇高，舆论预测其当选，结果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杜鲁门获得连任，参众两院亦由民主党得到多数席次，更加强杜鲁门的政治实力。蒋介石也无法期望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变动，其实杜威如果当选，是否真正会出兵助蒋剿共，乃是一个大问号。不过蒋对连任的杜鲁门，所能盼望的，唯有争取更多的美援，仍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蒋介石11月9日的呼救电，就是在大选之后不久向杜鲁门发出的，呼吁“加速并增加军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23页），但杜鲁门基本上并没有因而改变既定对华政策。

当徐蚌会战情况不利时，美国国务院对蒋政权的态度已由鄙夷转为冷漠，认为蒋介石倒台将不可避免，而适于此时，蒋介石尚不知趣，还想派孔祥熙到华府做他的私人代表、“太上大使”，结果被马歇尔认为“不妥”、被杜鲁门拒绝接见，终于无疾而终。11月24日，顾维钧拜会杜鲁门，美国总统比中国大使更知道徐蚌战况，说是国军三十二个师携带全部装备投共。顾竟全然不知，后向叶公超询问才证实。（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44—553页）。

1948年年底，南京政府已呈瘫痪之势，蒋介石原想亲自到美国来求援，但杜鲁门并不赞成邀请，认为“看不出此刻委员长怎能离开中国”。（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60页）遂改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来，但美国方面坚持为私人访问。宋美龄于12月1日上午抵达华府。她此行的境遇与上次迥然不同，上次日本侵略军虽占据大片国土，他们夫妇受到美国朝野的敬礼，视为抗日英雄，接待的盛况空前，而此行根本不予官方接待，踉跄和难堪之情难以掩饰。她此行的真正目的，连大使顾维钧都搞不清楚，尚须猜测到底是委员长授意，还是夫人自作主张，甚至如谣传所说的一些古怪原因，诸如与丈夫吵架以及怕被共军俘虏等。她向杜鲁门提出的三要求——援华声明、派遣高级军官、增加军援，已是连续的旧事重提，美国政府不感兴趣的态度，已甚明确。杜、蒋之间已难于异中求同，杜认为蒋不肯改革，援亦无益，蒋则谓没有援助，根本无从改革，讨价还价，全不投机。她若于行前行后好好与顾大使研商，了解华府情况，根本不必多此一举，让杜鲁门说不，自取其辱。然而她抵达华府后，顾大使一再求见未予理会，更无机会向她细述“背景分析”，最后在她赴白宫见总统那天下午，才约见顾大使，却板起面孔，原来是一个为孔家办事、在大使馆挂名为随员的黄仁泉被撤职之故。谈完话后，她起身以“严厉的声调”向顾大使说：“黄仁泉将被撤职，是否真有其事？”然后一再表示，只要她在美国，就需要黄仁泉办事，就不让他被撤职。顾大使保证不撤销黄的职务，她才走出客厅。顾大使得此“奇遇”，忍不住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她（宋美龄）并不急于见我，因为她的心情不好，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感到烦恼，也许还因为她的亲戚和黄仁泉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她对我的态度不那么友好和自然，和我们以前在各种场合见面时都迥然不同。奇怪的是，在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谈话中，她一次也没有对我说她是怎样决定接受访美使命、访美的目的、委员长或政府的希望、马歇尔将军的态度、她想象中援助的前景，等等。好像她安排这次会见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批评她不愿了解我提供的情报或意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74页）

顾维钧的透露，很可印证这位高贵夫人的任性、不识大体、假公济私，以及胡适之曾说过的“一股虚骄之气”！从她一下飞机就由马歇尔夫人陪同，以及多次会见马歇尔，可见她确想套旧关系，毕竟马氏夫妇曾在华一年，多少建立起一些私人的交情，想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冰释蒋马之间的“误会”，让这位国务卿重视国民党危局的严重性，在反共的共识下大力援蒋。但在马歇尔的心目中，蒋介石的记录实在太差，即使有私情的话，他也不会以私害公。

宋美龄与马歇尔话不投机，她已形之于色。她再次会见马歇尔之后，记者问她有无收获，她巧妙地反问：“有谁见到马歇尔将军而不感到有收获呢？”无意中承认她的收获仅止于见到马将军，顾维钧证实了她与马的会谈是“极为失望”的。她于12月10日与杜鲁门唯有的一次见面，更加失望。她于下午五时在白宫用茶点，五时半在杜鲁门书房谈话，不到六点钟就已结束，连晚饭都没有，与上次吃住在罗斯福的白宫，不可同日而语。她走出来，在众目睽睽下，“神色严峻，冷冷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顾维钧语，见其《回忆录》第六册，第574页）杜鲁门退休后口述，提及此次会见说：

当1948年我仍是总统的时候，她来美国要求更多的“施舍”（handouts）。我不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想她颇不高兴，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她高兴或不高兴。（Miller, Plain Speaking, p.288）

顾维钧说，蒋宋美龄此行“没有成就”；何止没有成就，简直是灾难性的失败。情况已经显示，就蒋介石的对美关系而言，宋氏兄妹已不再是一种“财富”，而是一种“负担”。宋美龄于杜鲁门不愿再次见面后，悄然离开华府，隐居在纽约长岛的孔氏豪宅，直至1950年大陆尽失后，才回到台北，与夫君重聚。

杜鲁门政府不愿提供更多援助，因知已无济于事，真要救蒋，只有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不许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而今竟积极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将领指挥国军剿共，美国亦曾考虑派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来华。蒋介石为了“救命”，要美军介入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见司徒雷登于1948年6月10日致国务院函，谓蒋愿将全部权力交给美方来企划、监督与执行，函载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242），美方初感犹豫，敬谢不敏，事机亦稍纵即逝。在60年代，美国为了阻止共产党，派遣了五十万美军到越南。杜鲁门没有在40年代出兵中国保蒋，除了时、地、人诸多不同因素外，马歇尔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到过中国，与中共有所接触，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他虽然反共，但确知蒋介石的失败并非苏俄的阴谋，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如果美国介入，无异把所有的中国难题一肩挑，如马歇尔本人所说，“实际上势必准备接收中国政府，无限期地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和消耗，明显地与可能获致的结果，完全不成比例”。（参阅Ma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p.30，81-82）美国人视越战为一场灾难，他们应当感谢马歇尔阻止了更大的一场灾难。如果真的发生，可想而知，不仅是美利坚的大灾难，也必然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就此而论，蒋介石夫妇求救、求援的“失败”，岂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成功”？

当尘埃落定之后，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国务卿已由艾奇逊（Dean Acheson）继任，于1949年8月5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此一白皮书的用心，显然要回答日益高涨的美国右派抨击，乃用大批档案资料来说明，杜鲁门政府已用尽力气想帮蒋介石打败共产党，但中国内战的不利结果绝非美国政府能够控制和改变，所以“失去中国”的责任主要应由蒋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来负担。许多精良的美械部队很容易地就投降共军，这一点被毛泽东证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物资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2页）换言之，杜鲁门尽力提供了军援和经援，无奈蒋介石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失败了，早在1948年年底连支持蒋政府的一纸声明都不愿发了。（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902页）但是杜鲁门的用心显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卸下责任。蒋介石敢怒不敢言，史家陈寅恪有句曰“可怜汉主求仙意，博得胡僧话劫灰”，把杜鲁门比做话劫灰的胡僧。美国的右派讥“白皮书”为“漂白书”（The Whitewash Paper），毛泽东更借此大做文章，指出白皮书是美帝“无可奈何的供状”，自承“出钱出枪”，由“蒋介石出人”替美帝打代理战争。蒋介石一直指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白皮书正好为毛泽东证实蒋介石是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最后，蒋介石扶不起来，甚至要再做代理人，老美都不要他了。而毛泽东那边却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了。

第十章　作弄李宗仁

第一节　我打败，你悔祸

蒋介石于1948年4月19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后，原想激励士气，希望与中共的战争，能够转败为胜，至少稳住脚跟，结果仍然每况愈下，先是这年1月，国民党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2月就丢了辽阳、鞍山，3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4月就丢了洛阳，5月就丢了老河口，6月就丢了开封，7月就丢了兖州、襄阳，9月就丢了济南，10月就丢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11月就丢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12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1949年1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蒋介石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不但一年内没消灭共军，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的情况就在眼前。这年1月1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这一文告措辞，极可看到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告，照董显光《蒋总统传》所说，“具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第510—511页）其实，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么“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和什么“预示大纲”，而在蒋介石个人的一种心态的显示。这种心态，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它显示给我们“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剿匪”一直失利。“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关键“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要先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第二，“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第205—208页）。这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会打赢的。

在蒋介石还没发表这一文告前一星期（1948年12月24日），他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并提出三点意见：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875、876页）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遂再发一密电（12月30日），承认和战两难的窘况，不过仍敦促以外力来支援和平。他呼吁“趁早英断”，“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同书，第876页）

在接到白崇禧两通密电后，蒋介石的1949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两通密电中要求政府的“谋和诚意”，转而向共产党要求起来。元旦文告发表后第二天（1月2日），他发了回电给白崇禧，说是“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翻然悔祸……”云云，他打了败仗，竟要别人“悔祸”以后才能“和”似的，岂不滑稽！无独有偶，1949年，在1月2日同一天，蒋介石有回电给河南省主席张轸，也谈到“共匪”、“悔祸”的事。

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圣起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作下野之举了。所以在元旦文告发表后三星期（1月21日），蒋介石终于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实，还要玩弄权术，李宗仁正好首当其冲。最出人意表，连李宗仁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蒋于下野前夕，怕李武装逼宫，命令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主持暗杀副总统的计划，当李宗仁离开南京时，无论水、陆、空路，均予格杀。（详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第241—245页）1965年，李宗仁自美国回归祖国，始悉沈醉披露的内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蒋氏夫妇曾热情地要把“美龄”号座机送给李氏夫妇乘用，原来送飞机是要老命，幸亏没有乘坐。（见同书，第245—246页）李宗仁也幸亏没有于蒋下野前离开南京，否则老命也不保了。

话说国民党最乐道的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最不津津乐道的是李宗仁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副总统。李宗仁在国民党派系中，属于广西帮，就是所谓“桂系”，桂系人马，既不黄埔，也不浙江，为蒋介石所难容，总想去之而后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却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宝座固天下莫能与之争，为蒋介石所得；但副总统宝座却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虽当上副总统，但不为蒋介石所喜，备受冷落，日长无事，只好游山玩水，但当李宗仁长兄在桂林病殁，蒋怕李回到广西老巢，竟不准请假赴桂吊丧。（见《李宗仁回忆录》，第874页）

然而到1948年年底，徐蚌会战已近尾声，国民党大军大败亏输，南京政府朝野震动，蒋想把内战国际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干预，但十天之后，被四国拒绝。（见Shaw Yu-ming,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p.243）蒋亦曾于8月上旬的一个周末，约司徒雷登在牯岭长谈，强调组织国际反共联盟的必要，但反应不佳。蒋又想把国共内战提到联合国，作为威胁世界和平案，发了后来的控苏案之先声。但这些“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民间和谈之声又起，蒋介石感到为难时，才去找李宗仁商谈。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头草，再同中共讲和，只有找副总统出来背黑锅或做“替死鬼”。当事态日渐严重，蒋于1949年1月4日破例登门拜访李宗仁求教，并表示愿意引退，请李顶起残局。李未即答应。

最后蒋介石祭出宪法程序要李宗仁干，并向李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就这样，到了1月21日，蒋就下野了。蒋并替李宗仁拟好文稿，要李签字后散会。蒋本人的文稿于发表前由张群交李宗仁阅读，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尔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至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第209、210页）

这篇书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的字眼，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没有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但还没有明指共产党罪该“觉悟”。这一字眼，显然跟他回白崇禧电文中“假令共党确能翻然悔祸”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心态。所谓“悔祸”，是比悔过更严重的字眼，悔过不过是表示后悔自己犯了过失，“悔祸”却表示自己造成了祸乱。《左传》（隐公十一年）说：“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毕方文）说：“祝融悔祸兮，回禄屏气。”这些都显示了“悔祸”的真义。蒋介石用到这种字眼，显然自己仍以胜利者自居，仍以优势者自居，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因为在常识上，只有居于这种地位的人，才会要求别人“悔祸”也！

对蒋介石这一心态，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后来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第十章《没有实现的梦》（The Dream That Did Not Come True）里，曾加旁观者清的论列。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大体而论，这是一篇严肃而庄重声明，但也具有致命性的缺点，那就是他以一个权力强大的统治者的仁慈立场来对付兴兵作乱的叛徒，同时也漠视政府本身所处的绝望境况”。（On the whole, it was a dignified and noble statement.But it had the fatal flaw of assuming the gracious attitude of a powerful ruler in dealing with troublesome rebels and of ignoring the desperate plight of his government.）这种评论，真可说一针见血——在敌人强大到兵临城下的时刻，兵败山倒的统治者，居然还能好整以暇，悠然以胜利者、优势者、高高在上者的口吻书告天下，这种对比、这种奇异、这种气派，真可说是古今所无了！

司徒雷登没有指出的是，他摆出这种奇异气派之后，立即要李宗仁去承担后果。然而要别人承担责任，又不肯把总统职位让给别人，书告中既未提辞职也不提引退，更不是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而是“代行职权”。既是“代行”，即可随时中止“代行”，为复行视事留下伏笔。所以李宗仁要求修改为“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并强调蒋介石的总统退职文告，如不加以修正，不可发表。蒋在电话中满口答应修改，但第二天见报时，却仍是未改的旧稿。同时刊出李签字而未细读的代拟文告如下：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勖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02、903页）

替人代拟的文告仍不忘一再歌颂自己，煞是有趣，代拟的目的显然是要借李宗仁自己的嘴巴说出，李仅仅是“代行总统职权”，想玩弄李氏于股掌之间。更使李气愤的是，蒋介石给他安排的秘书长吴忠信以总统名义将此两项文告通令全国，盖上总统大印，而李事前一无所知。李宗仁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李欲以不就职来抗议，吴竟以“特务横行”来威胁。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结果消息传出去之后，“群情激昂，议论纷纷”，白崇禧甚至借汉高祖的话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然而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老实忠厚的李宗仁反而泄了气，觉得不应该在危难之际，计较什么代不代，就这样平息了这场风波，遂于1949年1月24日，由居正监誓，就任代总统。

蒋介石下台之后，立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他已六十二岁，虽不得已离开总统宝座，但仍然拥有国民党总裁的名号，凭其实力以及早已安排好的人事，足可遥控一切，而令李代总统莫可奈何。

蒋介石于下台之前的重要人事部署，包括1949年元旦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元月18日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随后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以及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位行将解职的元首毫不客气地把剩下的国民党半壁江山，结结实实地置于自己亲信的掌握之中。通过人事的布局，蒋虽是在野之身，仍然可以控制经济、调动部队、影响政治。事实上，蒋一回到溪口，溪口就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枢，军政要员纷至沓来，车水马龙。家中并设有七部电台，随时发号施令，遥控一切。在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即使不愿当傀儡，亦只好无可奈何地被架空。我们从《李宗仁回忆录》中可知，凡江防部署、新内阁的组织、处置要员如扣押浙江省主席陈仪等，都是溪口蒋介石的决定，南京的李宗仁无法做主。

最严重的是，蒋自称为了和谈而下野，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退居溪口没有几天，就从奉化命令党、政、军、特首领“必须作战到底”，这不是暗中破坏和平吗？及和谈破裂，蒋命汤恩伯守上海，破坏李之江防计划，在李看来蒋之部署等于是开门揖盗。之后，蒋又暗中破坏李宗仁与白崇禧保卫大西南的计划。李、白拟“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李宗仁回忆录》，第942、943页）蒋早已决定退守台湾，但如果为了“党国”，至少不应拆李的台，然而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全无助李防卫西南之意愿。且不说西南乃桂系的基地，若战而胜之，更张桂系声势以及代总统的威望；若战而败之，势将影响其台湾的布局。蒋氏为公抑或为私，于此可见。李宗仁说，蒋有意整他，让他早日垮台，不无道理。

李宗仁逃离南京后，不去广州，直赴桂林。至此国民党政权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仍暗中操纵如故。李在桂乃约集李品仙、甘介侯、程思远等拟订甲乙两个方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出权力来。（参阅《程思远回忆录》）5月2日，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等前往桂林，请李宗仁回粤主政，当晚拟就一份《谈话记录》油印本，今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室张发奎档。全文如下：

一、自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鉴于频年战祸，民苦已深，弭战求和，成为举国一致之渴望，而以往政府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之失败，其根因所在，即由于政治之不修明，贪污腐化，遍于全国，遂造成今日民怨沸腾，士气消沉，全盘糜烂之恶果。故自主政之日起，为顺从民意，针对时弊，决以谋取和平与革新政治为当前两大急务，以冀有所匡救。讵料时经三月，虽殚精竭虑以赴，而事与愿违，终致毫无成效。和谈失败，固由于中共所提条件过于苛刻，然我方内部意志之不统一、步骤之不能一致，如政府谋和措施之不能执行，未能示人以诚，亦不能不承认为一重大因素。至于革新政治一端，终以形格势禁，因之三个月来之努力，悉已付诸虚牝，此皆由于宗仁德薄能鲜，不克建树事功，实应首先引咎自责者。

二、现共军已渡过长江，首都沦陷，沪杭危急，局势已临万分严重之最后关头。基于以往三个月来事实证明，宗仁难继续膺此艰巨，更自信在此情形之下，绝无转危为安之能力。为今之计，与其使宗仁徒拥虚位，无俾实效，莫若即日起，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仍由总裁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宗仁身为国民党员，与总裁久共患难，绝不敢存临危退避之心，仍当竭尽协助之能力，并拟以副总统之资格，出国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援助。此种办法，在国际上固不乏先例，而依据目前之局势，亦确乎有此需要，同时宗仁既可获得为国家效力之机会，亦可与总裁之工作收分工合作之效。

三、如总裁坚持其引退之初志，必欲宗仁继续负责，根据过去三个月来失败之经验，为保障今后政府之命令能彻底贯彻，达到整饬部队，革新政治之要求，完成吾人反共救国之使命，则有数事必先获得总裁之同意并实行者，兹分列于次：

（一）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二）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

（三）所有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五）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六）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四、以上六项，必须能确切做到，宗仁始能领导政府，负责尽其最后之努力，否则唯有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以免贻误党国。

李宗仁终于痛定思痛，向蒋摊牌，以此《谈话记录》为“哀的美敦书”，促蒋“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这份“最后通牒”派专机送呈在上海的蒋介石（见李宗仁致张发奎函，藏纽约哥大特藏室）。蒋之回答极妙，他完全不承认幕后操纵，说得冠冕堂皇，如谓“总统职务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云云，所以前五项要求，他认为当然之事，似乎是说根本多此一问。至于最后一项要他出国，他又耍起赖来，说是：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害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责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正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正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见张发奎档）

他坚称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否认之余，并且说：“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果如是乎？显非由衷之言。权力在其手中，话尽可说得漂亮，依然我行我素，李宗仁还是莫可奈何，只好抱病离国赴美就医去也。蒋介石打了败仗，要毛泽东“悔祸”于前，要李宗仁“背黑锅”于后，亦云奇矣。

第二节　怎样谋杀杨虎城

蒋介石下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见到这样一幕：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李宗仁回忆录》，第898页）

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显示：蒋介石人下野，权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还可谋杀。杨虎城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特务谋杀的，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特务替主子杀人，而李宗仁代总统不知道，足证特务完全是蒋介石私人的特务。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恨杨尤甚于张。他起先一直认为杨是主谋，后经敢做敢当的张学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谋，甚至说杨是受他之累，蒋氏《苏俄在中国》说：“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九卷，第71页）虽然终于接受张是“主动”者，但仍要说杨首先提出劫持主张者。蒋恨杨，因杨于西安事变后并不乖乖地“悔祸”，还要嘴硬，还要揭蒋的疮疤。

张学良陪蒋回京后，立中“连环套”，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张学良1936年12月31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介石“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1月5日致电蒋介石明说：“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两天以后（1月7日），蒋介石回电，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1月5日的“歌电”中，有详细说明。就在1月5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到了2月5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

蒋介石蛮干的方式是彻底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他告诉东北军说：你们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江苏、安徽北边去，并把安徽省主席给你们挑。结果东北军开到了苏北皖北，除了以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外，安徽省主席却食言而肥了。至于西北军方面，他告诉西北军说：你们也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甘肃去，并把甘肃省主席给你们挑。虽然如此，把杨虎城赶出国门，却在所必行。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6月16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

就这样的，在东北军“擒贼擒王”之后，西北军十七路军也“群龙失首”。杨虎城预定5月27日上午离开西安，消息传出，西安人民、十七路军部队、西安各救国团体、各学校师生，都拥到机场，去送别他，很多人流下眼泪。他到上海后，一些学生们还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故乡花草，分别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上热情的句子，远道送了给他，表示人民对他的怀念，他们似乎预感到：杨将军是很难再回来了！

杨虎城是6月29日出国的，出国后第八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他在11日电宋子文，说：“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祈转陈委座。”14日抵旧金山，接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不让他回来。这天他在旧金山发表书面谈话，说：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强烈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二十五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

杨虎城在国外，前后三次致电蒋介石，请求让他共赴国难，但是蒋介石没有复电。杨虎城不得已，再电宋子文，宋子文回电说：“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于是杨虎城不疑有他，就从欧洲转到香港。哪知11月26日，杨虎城的船刚刚靠到码头，特务头子戴笠就派特务蒋国光、谢瀛洲、杨彬、戴德“欢迎”，从此他身边就总有了带家伙的。四天以后（11月30日），他离港飞汉口，在汉口拜访老上司于右任，正准备吃饭，带家伙的过来说，蒋介石要在南昌见他，请他立刻成行。他饭也没吃，就赶到南昌，可是南昌不是南昌，而是虎穴，从此以后，他就被非法关起来了，一关就是十二年！这位国民党中首先倡导抗日的名将，一天抗日也不让他参与，而是像张学良一样“坐穿牢底”了！张杨都不能为抗日而抗日，注定要为抗日而坐牢。杨不但“坐穿牢底”，并且在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前，还被非法加以残杀，残杀是秘密进行的，由于周养浩说话了，残杀的经过情形才大白于世。根据香港报刊登出的《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是这样的：

周养浩先生是浙江江山县人，同国民党的特务首领戴笠、毛人凤分属同乡。也是由于戴笠的介绍，周养浩在1932年在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于1933年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当时监督周养浩宣誓加入这特务组织的，就是现在还在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唐纵。从那时起，到1949年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干了十六年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在1949年。

1949年是国民党在大陆大撤退这一年，在大撤退时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周养浩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

本来到1946年，抗战既已胜利，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共产党方面，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但是国民党阳奉阴违。杨虎城被自贵州息烽监狱移送到重庆杨家山，杨夫人不久不堪精神折磨而逝世。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曾下令释放政治犯，在重庆的杨森不敢做主，叫周养浩打长途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人凤也不敢做主，就去请示在溪口已是一介平民的蒋介石，但此一平民竟悍然不顾代总统释杨的命令。当李宗仁派飞机去接杨，特务们奉蒋命把杨转移到贵阳。杨本不肯转移，但由于信任周养浩，即由周陪往贵阳，杨氏秘书宋绮云、宋妻徐丽芳、幼子宋振中，以及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同行。杨虎城一行到贵阳后，住在黔灵山麒麟阁，这是1949年2月的事。到了这年8月，共产党攻下长沙，整个西南都动摇了，国民党安排大撤退，项目众多，其中之一，就是向杨虎城下毒手，展开“我倒霉，你也休想活”的大作业。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宣誓效忠蒋总裁，周养浩也在场。决定再命周把杨等骗回重庆，到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执行杀害任务。“戴公祠”顾名思义，是纪念戴笠的祠堂，祠堂是封建的玩意儿，为什么整天喊革命的国民党这样封建？其实它就是这么封建！“戴公祠”原是“中美合作所”中的豪华建筑，是戴笠专为蒋介石修建的，戴笠死后，就在里面设了灵牌，改叫“戴公祠”。这座“戴公祠”随着大陆丢掉而丢掉以后，国民党又在台北近郊观音山建了另一座“戴公祠”，另在芝山岩建了“雨农图书馆”、“雨声小学”、“戴雨农先生纪念馆”，据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他们还对戴笠“塑像设祀”呢！还以继承戴笠事业的“郑介民及毛人凤两故局长陪祀”呢！还以“军统局保密局情报局之革命先烈曾澈、吴赓恕、麻克敌、江志强、冯运修……配享”呢！“塑像设祀”也，“陪祀”也，“配享”也，这是全套孔庙的体制呢！这未免太“僭越”了吧？但是，想到明朝东厂人物为魏忠贤盖祠堂，也拟制于孔庙，倒真也见怪不怪了呢！

周养浩这次以蒋介石要接见杨虎城，然后飞往台湾为由，把杨骗回重庆。在特务队长张鹄的带引下，杨氏一行走进了“戴公祠”。张鹄说：

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骨灰的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虎城父子被惨杀后，杨氏秘书宋绮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到达时，也先后被匕首刺杀。两个小孩子虽跪地求饶，特务还是不放过，死于血泊之中。两个小孩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秘书宋绮云夫妇的儿子（一说是女儿），不到十岁的宋振中，他们小小年纪，无辜惨死，最令人心痛。（参阅沈醉《军统内幕》，第223—239页）

杨虎城是9月6日（一说是17日）被已下了野的蒋介石命令特务残杀的，毛人凤还向杀人特务传示“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杨虎城被残杀后两个多月（11月30日），国民党丢掉了重庆，当然也丢掉了他们的“戴公祠”。重庆丢掉后的第二天（12月1日），从被俘的“戴公祠”附近十一名警卫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杨虎城的遗体就给挖掘了出来。因为脸上已被镪水烧烂了，无法辨认，乃找来旧西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干部来验尸，最后证明没错，于是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曝白于世。——世界真的知道了：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就这样惨死了！杨虎城一代豪杰，因反对政治黑暗而参加革命；因参加革命而守死不变；因守死不变而为国民党稳住西北江山；因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而家破人亡、长年坐牢后，又惨死刀下。他在青年时代，有一首诗自誓：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最后，他一世男儿，凶死他乡，在大干一场后，付出了永远偿还不完的血债。在蒋介石兵败山倒之时，仍不忘把他杀掉，把他十七岁小儿子杀掉，把他八岁小女儿杀掉，然后逃到台湾。如今，国民党在浪花尽处，已经离黄河日远，但是“戴公祠”的刀光血影、“戴公祠”的烛照香熏，却是人们愈来愈近的血祭。

蒋介石一共下野三次，每次都要杀大将以泄愤，第一次杀王天培，第二次杀邓演达，这第三次最凶恶，不仅杀大将，还要杀大将的子女、秘书夫妇以及副官们。由此可知，蒋介石固然是共产党名单中的第一号战犯，也是凡有良知者心目中的杀人犯、罪及无辜的杀人犯。

第三节　从巧取黄金到豪夺黄金

八年抗战间，有两个数字是惊人增长的。一个是人民死伤的数字，一个是货币发行与物价上涨的数字。货币自1935年11月4日起施行法币政策，由于蒋介石自私自利的货币政策，强行其不兑现纸币——法币，法币的币信，本就不良，“当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还只有十四亿元；在八年抗战期间，四大家族打着抗日的招牌，利用法币来进一步垄断全国经济，搜括人民财富，因而通货不断膨胀，到了日本投降前夜，法币发行额即已达五千亿元。1946年3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反共战争以后，随着国民党军事危机的日益严重，经济危机也日益加剧，到1947年4月，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法币发行额即陡增至十六万亿元以上；最后到1948年8月20日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当时，法币发行额竟达到六百六十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七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倍”。（资耀华《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这种货币大贬值、物价漫天涨的局面，在古往今来的世界史上，也属罕见。其实这些数字还只是远景，若看大特写，更是要得——以它宣告结束前最后一天的发行额计，就高达六百零四万六千四百二十七亿七千六百一十八万二千元！这种天文数字，连当年德国马克的震惊世界大贬值都望币莫及呢！

法币政策是蒋介石印一纸钞票骗中国人民手中的白银，把白银收归政府所有，其实这还不算最精彩的，最精彩的还在后面的金圆券政策。蒋介石又印一纸钞票骗中国人民手中的黄金。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于美金零点二五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会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国民党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点一滚成一比十点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出现，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

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分别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所说的，在“以警察国家的方法来压制经济定律”（an attempt to repress economic laws by police state methods）。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

蒋介石以金圆券政策巧取中国人民手中的黄金，首要都市是上海，派出去的经济管制督导员是他的账房，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事实上是由副督导员蒋经国一手包办。蒋经国在上海代他老子演了一出“打虎戏”，据当时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回忆》，他早就看出“蒋介石在南京纪念周上的威吓和蒋经国在上海乐义饭店形同强盗绑票的胁迫”，方法是“父子串双簧”，口气就是向他们认定的有钱老虎示威：“你们究竟要命还是要钱！”但是，一方面警察力量压制不了经济定律，他方面老虎原来他们蒋家集团自己也有份。自己既然也是虎虎虎，又何能打得下去？寿充一《蒋经国上海“打虎”记》提到：

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拔枪拒检，与蒋经国闹僵，孔令侃便去南京向姨妈求援，宋美龄专程到沪，曾约蒋经国到永嘉路孔宅谈判，表兄弟相持不下，闹得很僵。宋氏姐妹没法，施出最后的撒手锏，由宋美龄拍一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叫他立即乘专机南下，处理上海发生的紧急大事。蒋南来当天，宋美龄向蒋多方说明原委，谊属姻亲的事，两家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宜外扬等，得蒋首肯。第二天蒋召蒋经国晋见，训了一顿，叫他打消查抄之事，蒋经国无可奈何，只有让这只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一天风云也就烟消云散了。

周一志《上海金圆券案之一幕》中更记录了蒋介石训子的细节：

经过宋美龄一夜的“攻势”，次晨蒋经国进入蒋介石卧室，大约半小时出

来，即现出垂头丧气的表情。接着蒋介石出来接见文武大员，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大丢脸的事情，请你们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听此言，只得诺诺而退。这次胜利属于宋美龄。蒋经国经过这件事的打击，仰天长叹道：“我只有先在家尽孝，尔后对国尽忠了！”小蒋因此辞职，上海人从此看不起他，金圆券更一跌再跌，市场出现抢购货物高潮。结果搞得死了人买棺材也得由棺材店派伙计去“验明正身”，以免有人囤积棺材。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蒋经国在这年11月初《上月反省录》中自道：

……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造成了10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地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经济方面讲，是因为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吴蕴如来信说：“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愈穷，而富的还是一样的富。”这几句话说得太心痛，同时亦够刺激了，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黄金来兑换金圆券时候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圆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为了表明自己的责任心，我将向政府自请处分，并对上海市民表示歉意，以明责任。总之七十天的工夫，花了不少的心血，亦并不是白花的，读了一部经济学，得了许多痛苦的教训。……

好可怕的蒋氏父子的“经济学”！祸国殃民到这步田地，这是哪门子“经济学”！“经济学”是要在高等学府里读的，岂可在十里洋场上带着警察去读？蒋介石把国家金融命脉交到自称“粗人”（蒋经国到上海中央银行正式办公时自称，见其1948年8月23日日记）的儿子的手里，此真“儿戏”了！

追随蒋经国“打虎”的共犯王升，在《经国先生无私无畏的人格》中回忆：“限价一放，一个月的薪水，拿到的金圆券，到了第二天，那就只能吃一碗豆浆，几根油条，国家就不能收拾。”其实，这话还太保留了的。岂止一个月的薪水变成“一碗豆浆，几根油条”，贬值的严重，其实连一碗、几根都买不到了。蒋经国的老师吴敬恒，在金圆券初行之时，“尚为万元之富翁”，但是，一场币制改革下来，最后换到新台币一百四十七元而已！（张文伯《吴稚晖先生传记》，第186页）——连蒋家的忠仆都被害得家破人穷如此，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依然黄金，几家能够耶？

金圆券演变到抢购与贬值，有离奇的画面出现。先是全国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接着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那时李敖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两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了。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

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5点的解除宵禁。清早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李敖那时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两千年所未有也！

据当时的一篇记录——罗雅谷写的《人海战术挤兑黄金》，有这样的几段：

据说打仗有所谓“人海战术”，我没有看见过，也不能想象。用人海战术挤兑黄金，包围中中交农的四行堡垒，击溃政府的金圆券无限制兑换黄金政策，我却亲眼看到了。

伟大的场面！在上海的黄浦江边，交通完全阻塞了，各种车辆浸没在人海里。每家国家银行门前，成千上万的人民，紧紧地挨挤着；有普通人，男的女的，有穿制服的军警，还有爬在窗上的，践踏在人群的肩头，向前蹿去的。紧挤得大家不能动弹，要喘口气，得先把旁人推一下。白的水蒸气，是汗水的蒸发，从人堆中冉冉上升，好像在蒸馒头或煮米饭。有人昏过去了，仍给前后左右的人群挤着向前去。倒不下来，也就淹死在人海中了。11月24日那一天，这样死的人一共有九个。受了伤的，有的给医院的救护车载去了，有的坐在路旁休息一下，又挤进人海去了。

政府想用少数黄金，维持金圆券不跌价的政策，就给这样的人海战术打垮了。

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但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

王升又回忆：

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下午，我集合两千多名打虎干部，等经国先生回来讲话，可是到了6点钟他人还没来，我就打个长途电话到南京，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好像曾经痛哭过的声音；我想他曾经力争，但最后没有办法，限价一开放，经济全面崩溃，国家就这样更加困难了。所以在上海管经济，是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情形之下，没人敢这样做，他这样做了。

当然，我们总是要回去的，我们相信，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绝不会忘记上海老百姓的这笔钱，我们一定要双倍、十倍还给上海的老百姓，我们一定要为上海做一番伟大的事业。

如今，蒋氏父子龙尸已烂、王升共犯牛皮已老，他们纵使“绝不会忘记上海老百姓的这笔钱”，但是，不论是魂兮归来或人兮归来，上海的老百姓还敢领教这些武松吗？

金圆券的最后下场是贬值速度远超过法币，据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祝世康《孔祥熙、王云五与通货膨胀》的统计：“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时，金圆券的总发行数字达到八十万亿元。金圆券的贬值程度在不到十个月的期间内，竟超过法币在十四年内贬值速度的一百倍。”两种劣币大比赛之下，法币又算老几呢？英国16世纪即有“葛来舍定律”（Gresham’s law）出现，昭告世人“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这一真理，举世经济学家无不奉行，但是，他们的经济学全“错”了，原来金圆券最后劣得驱逐了自己——当一百万面额最后出现的时候，蒋介石的中央印制厂终于不胜负荷了。原来印出那一张纸，成本就不止一百万了。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家，谁也没想到“劣币驱逐劣币”竟可以至于此！从这种角度看，蒋氏父子的确有他们一套“上海经济学”，虽然金圆券上鼻青眼肿，但在“经济学”上却趾高气扬，——他们推翻了四百年的“葛来舍定律”！

当然，蒋氏父子以“上海经济学”作恶，一定有其帮凶，凶首即为财政部长王云五。王云五晚年在《岫庐八十自述》中坦承其事，还引傅斯年等鼓励他的信以自炫，可谓老而无良，同时也反证了傅斯年对经济的无知。据寿充一《王云五与金圆券》的调查，帮凶有二人最突出，就是部长王云五和次长徐柏园。该文初步判断是：“关于金圆券方案的起草，王、徐是合谋的，当初发动的是徐，后来卖劲的是王。”此说应属不实。徐柏园固非善类，但经济学常识应优于蒋氏父子与王云五，人又滑头，他岂敢做这样伤天害理之事？他一辈子给蒋介石小心翼翼做账房，垂老被蒋彦士、李焕弄得含冤莫白。这种连金碗案都吓破胆的胆小鬼，还敢出主意搞金圆券吗？

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畅销的《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第二十章中，叙述蒋介石如何于1949年2月，以下野之身，急着将国库黄金私运到台北等。西格雷夫虽然洞彻隐微，但是毕竟因为他是洋鬼子，对中国的事情还是难免隔了一层。例如他说1949年4月，“蒋介石来上海的真正原因，是请求大耳杜和青帮协助他劫掠‘中国银行’”。这话就不对。因为事实上，1949年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蒋介石了，他要“劫掠‘中国银行’”，实在无须“大耳杜（杜月笙）和青帮”的“协助”。西格雷夫说“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试问可以这样动员大量军队的人，还须靠黑社会来“协助劫掠”银行吗？又如西格雷夫说：“蒋介石的劫掠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海滨路旁。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当时派出去的根本是军舰，而非“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又如西格雷夫说被“劫掠”的是“中国银行”，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根本不是“中国银行”而是“中央银行”。……凡此种种瑕疵，都是这本《宋家王朝》美中不足的地方。不过西格雷夫所写的这一“劫掠”事件，值得细加追究、寻其来龙去脉，颇有奇趣。

有关这一事件，在蒋经国这年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里，不乏蛛丝马迹可寻。1949年2月10日条下说：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3月11日条下：

……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

3月22日条下：

李宗仁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匪以为快也，可痛！

5月3日条下：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第二说明政治改革非两三个月短时间所能收效，必须树德养望，开诚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第四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做如左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蒋经国的日记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这5月3日收录的蒋介石对李总统“答复”的第二项。蒋介石说：“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有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这些“答复”，只消对照起蒋经国2月10日的日记来，就证明与事实不符。2月10日正是“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之日，但是蒋介石是1月21日不在职的，他不在职后二十一天，居然“国库所存金银”还能脱离李总统的控制，“转移”而去，这不是天下怪事吗？若说蒋介石“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那么谁又有这样的斗胆、这样的权力和武装，能够“转移”国库呢？区区中央银行总裁自己吗？区区财政部长吗？谁相信呢？何况，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蛛丝马迹：

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在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

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蒋经国又说：

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

在这里，蒋经国清楚地透露了：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就是1949年4月下旬，也就是蒋介石不在职后九十多天，他还能以非总统的“平民”身份，“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了上海，“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并且一搬再搬，连最后“一箱珠宝”都不放过！试问这是“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金银转移”的行为吗？说“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谁相信呢？何况，在前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写出的，就全是蒋介石“引退之后”的杰作。董显光说：

2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2月20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

照董显光的说法，真使我们开了眼界！原来“中华民国”虽进入了“宪政”时代，居然还有一个党的“蒋总裁”，以该党“总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

在蒋经国的白纸黑字以外，从其他参与人的事迹里，也可找到蛛丝马迹。俞鸿钧曾任上海市长，1944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长，1945年复兼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内阁改组，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蒋介石下台前两天（1月19日），他离开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副总裁刘驷业继任。换句话说，他这时已非中央银行总裁，但仍“毅然排除各方非难阻挠，密将全部库存黄金，于数夕之间，以海关巡舰悉数运台”。（《新会俞先生鸿钧事略》，《俞鸿钧先生纪念集》）俞鸿钧好像是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合法密运库存黄金似的，其实这是瞒天过海，因为那时他已没有公职。（见彦远《俞鸿钧先生的风范》，1960年6月2日《联合报》）以没有公职的一介平民，居然可以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这不是奇事吗？这又是什么法治呢？又据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1960年6月2日《自立晚报》）一文访问严家淦的记录：

严氏说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对国家的贡献。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俞氏乃破除一切困难，从上海的中央银行把一箱一箱黄金运来台湾，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四十三年6月1日，他出掌行政院，组织“财经内阁”，以崇法务实的精神，深为国人敬仰。由于这位财政阁揆，才使国家最阴晦的时期，在财政上未遭遇困难。

更可反证当时密运黄金时，曾受到“代总统李宗仁”的“禁止搬运”，以总统之尊，竟不能阻止一没有公职的私人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可见这种私人已经横行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蒋介石幕后撑腰，私人敢吗？能吗？蒋介石给俞鸿钧的考语是“崇法务实”，看了俞鸿钧干的事，“务实”或有之，“崇法”可就十万八千里了吧？再看王康《平凡中的伟大》（1960年6月2日《中央日报》）一文记录：

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如上海一旦不守，而这批黄金落入共匪之手，则国家的损失将更惨重。俞氏不声不响，与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副总统函电密商，决定将黄金全部运台。在某一个深夜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央行附近的码头边，央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主席打电报给俞氏，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俞鸿钧死后，纪念文字中透露他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只提到在台湾接应的严家淦。严当时正担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经手帮着整理自大陆撤运来台的央行物资和黄金（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1960年6月2日《自立晚报》），却漏提了在上海搬运的“总教头”吴嵩庆。吴是蒋介石军委会机要室秘书出身，兼任密本股长，掌理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极受蒋介石信任。后来又做宋美龄的秘书、做航委会主任秘书。随后再任粮秣司司长、军需署副署长、兵役部经理处长、湖北省财政厅长、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到台湾后，且做上联勤总部副总司令，另担任唐荣铁工厂董事长十二年，以至退休。他在《嵩庆八十自述》中，绝口不提他在上海搬运国库中的黄金事，真能守秘密。不料他的一个手下詹特芳，写《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圆及外币的经过》，给他泄了底。詹特芳回忆：

吴是一个内线人物，对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地位也并不算高，但是他却可以通过侍从室的关系与蒋本人搭上钩。当然也不会为桂系所拉去。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亲笔批条，才能办理。……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逐步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圆的盗用情况。

关于当时的“盗用”细账，据詹特芳回忆，共有“外币”、“黄金”、“银圆”三大部分。在“外币”部分，詹特芳说“约合八千万美元”（这个数字，詹是听吴嵩庆口头谈的，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给台湾银行了），因为当时“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钞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在大陆上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手中的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台湾由陈诚在那里主管，李宗仁根本无法染指。”在“黄金”部分，詹特芳说：“中央银行原报告有九十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九十二万两，多出二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十余斤至二十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另外还有黄金四千二百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又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圆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四千二百余两，一直未动）？”在“银圆”部分，詹特芳说：“约计三千万元。”再据1989年出版的《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九期）所载，前后运走三批，合计黄金二百七十七点五万余两、银圆一千五百二十万枚、美金一千五百三十七万余元。此外，汤恩伯又拿走黄金十九点八万余两、银圆一百二十万枚。

詹特芳又回忆“盗用”经过说：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圆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但他们都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蒋介石当时依第49条交出总统职务，已不是总统而是平民。这是常识，毋庸多说。就连蒋介石自己也不能不承认。1948年4月27日，他发表《为南京撤守告全国同胞书》（《和平绝望奋斗到底》），就说他“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但是上述实际行事，已可看到，这个“国民一分子”可真权势显赫！他居然可以越过总统，直接搬走国库中的黄金！对这一行为，对照起当时“宪政”体制下的真总统李宗仁的回忆，就别有会心了。据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说：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三十七年（1948）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圆、黄金、美钞运台。因自民国三十七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圆、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圆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

李宗仁也指出，蒋介石引退后，在溪口故里建立了七座电台，随意指挥军队。蒋介石在《引退谋和书告》中呼吁“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话既这样说，说这话的本人，当不例外。可惜的是，他在兵权和财权方面，都给“李副总统”来个金蝉脱壳、釜底抽薪，最后兵撤走了，黄金运走了，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好一个“共矢精诚，同心一德”！好一个“翊赞”！这可真是中国现代史、中国宪政史、中国政党史上的最大谑画与笑话。

第四节　非法复职

蒋介石总裁国民党，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党内同志除几片凤毛、几只麟角之外，莫不匍匐畏惧，希旨承风。即使凤毛麟角也要有所凭借，如胡汉民与汪精卫靠元老资格，如冯玉祥与李宗仁则靠握有兵柄，尔后能说声“不”，有所抗争。在这些抗争中，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最具戏剧性，对国民党的影响也最大。蒋、李诚心合作并不足以挡住中共席卷之势，但蒋、李斗争无疑为中共席卷再助一臂之力。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蒋当总统固不在话下，但他雅不欲李宗仁当副总统，而李居然选上，使蒋大为不快，乃不惜玩弄副总统于股掌，如在就职典礼的服饰上玩小动作（《李宗仁回忆录》，第870、871页）等。徐蚌（淮海）会战大败后，蒋介石被迫下台，李宗仁依法继任，但蒋仍幕后操纵，不令其为正式的继任总统而是“代总统”。和谈失败后，李宗仁想在长江以南部署战事，而蒋却不断扯后腿，私下命令，军经主力撤退台湾，以保守个人的实力。李宗仁指挥不动，成了背黑锅的空头代总统，只好抱病赴美就医，这些情况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有毫不讳言的陈述。李氏的回忆录固然有其一己之见，但撰写者是史学家唐德刚，经过考订的工夫，有很高的可信度。

《李宗仁回忆录》中也提到蒋介石非法复职事，早在国府迁至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至撤退到重庆后，此一企图更是表面化，CC和政学系控制的报纸公然称呼蒋为总统。蒋氏“复职”，最便捷的方法，当然是由李宗仁劝进，但李岂肯“劝进”哉？李氏回忆道：

我不愿劝进的原因，并非对名位有何恋栈。我只是觉得，第一，蒋先生欺人太甚。我原劝他不应灰心引退，我本人尤坚决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他迫我为之。在我任内，他却又处处在幕后操纵，并将国库金银擅运台北。先纵敌渡江，后瓦解湘、赣、粤、桂的防御。如今政府重迁，国亡无日，他居然又企图“复辟”，置宪法于不顾，未免欺人太甚。再者，我觉得蒋政权的垮台，多半是由于蒋先生玩弄国家名器、目无法统、一味独裁孤行之所致。如今国已将亡，他仍至死不悟。宪法既予我以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反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我虽知道我反对亦无用，蒋必然要复出无疑，但是我维护国家名器的原则却不能让步。（第993页）

蒋介石在重庆没有“复辟”成功，但到台湾之后，已是实际上的独裁者。不过为了面子问题，以及顾及美国人的态度，一时未敢贸然行事，仍希望李宗仁的合作。居正孙女居蜜为我们提供几封李宗仁致居正的未刊函电，可补《回忆录》中所说之不足。第一封长函全文如下：

觉生先生勋右：

病中承令爱惠临，并携来手教，欣慰无似。自弟出国疗治胃病，不意转瞬间，西南半壁竟遭赤匪席卷，举世震骇，群情悲愤，今国军孤悬台、琼，既无饷械，复乏外援，闻美国政府对我总裁成见极深，曾一再声明不以军事援助台湾，近更公开嘲骂。在此情形下，吾党负责同志应警惕国家之危亡，不再感情用事，权衡利害，改弦更张，以挽回既失之民心，俾友邦对我增加信心，乐于相助，倘仍故步自封，一意孤行，逆料美国民主党主政期间有效援助，绝无希望，则反攻大陆，扫荡赤氛，更为空谈，即希冀固守台琼，势亦难持久，言念及此，不寒而栗，凡有血气、爱党忧国之士，谅有同感。日前接监察院哿电，对弟似有误会，颇为惋惜。察其言外之音，别有作用，醉翁之意，路人可知。本党二十余年来政治暗潮中，此种现象屡见不鲜，固不足怪。际兹国脉如缕，民不聊生，且政情复杂，积弊已深，虽思革新，与民更始，无奈障碍横生，阻力重重，名为元首，实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针毡，有何留恋权位之足云？每感蝼蚁无能，难胜重任，早拟引退，以谢国人，无如再四思维，弟若下野，依法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为时仅限三月。今既无法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则代理如逾三月法定期间，即为违宪。或曰可敦请蒋公复职，殊不知弟所代者为总统职权，而非代理蒋公本人，国家名器何能私相授受，譬如宣统逊位后，贸然复辟，国人群起声讨之，专制帝皇尚不能视国家为私产，蒋公首倡制宪，安可自负毁宪之责，弟何忍为个人安逸计，而陷本党于创法始而毁法终？少数同志倡斯说者，不仅毫无宪法常识，抑且故意歪曲理论，以乱视听，实属荒谬，贻害至深，国事败坏至此，诚非偶然也。先生明达，未卜以为然否？弟创口虽已平复，唯元气大伤，尚须休养一个时期，现正与美国朝野接洽反共复国计划。盖美国虽对我政府现状措施表示不满，然在其反苏政策下，并未放弃中国，事在人为，宜群策群力以图之，国家前途尚大有可为也。纸短情长，笔难尽意，敬祈不贻在远，时赐教言，以匡不逮，专此顺叩。

勋安

李宗仁拜启2月7日此函仅署2月6日。李宗仁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12月8日自香港飞抵纽约就医，此函当写于1950年的2月6日。函中主旨显然是针对台北方面压迫他“让贤”而发，故有“何留恋权位之足云”之语，但他反对蒋介石复职，讥之谓复辟，他更不能将国家名器私相授受，坚持他护宪的立场。居正当时在台北仍是“监察委员”，与李宗仁熟识，李曾提名居为行政院长，因一票之差而未成，李出国前，居亦曾至香港相见。李驰函居，也是兼复“监察院”的“责难”。总之，蒋介石虽据有实权，李宗仁仍拥有名器，坚不相让。

这封长函，当然不仅仅是给居正看的，蒋介石必然知悉此函的内容。但台北当局仍不死心，发动李宗仁在台旧部白崇禧、李品仙等人，屡电催促李代总统回台，如李返台，自会入蒋彀中，于是李又于2月21日自纽约发哿电给台北总统府邱昌渭秘书长。电文是：

密。迩来健生、鹤龄、煦苍、旭初、任夫诸兄对仁行止，屡电申述，仁以病尚未痊（愈），医嘱不能长途旅行，个人地位无所留恋，唯必须采取合理合法途径，方免违宪之咎，国事至此，安可再生枝节，自暴弱点，以快敌人？仁已于巧日托孔庸之兄将此意转达台方，希兄与各方接洽，从速寻求于宪法上说得过去之方法，仁自可采纳，若图利用宣传，肆意攻击，则仁当依据宪法公告中外，于国家、于私谊，将两蒙其害，宗仁哿。（原件）

其实，此时李宗仁的病体已大致复元，未尝不能做长途旅行，但他知蒋氏用意，自然不会贸然返台，他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

在这种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之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逆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个人牺牲不足惜，然对国脉民命究有何补？（第1003页）

李宗仁既不上当，仍重申不恋栈、不违宪的立场。蒋介石知李宗仁不可动摇，乃不顾一切于3月1日在台北复职。复职之后，应该只有蒋总统，没有李总统了，但美国总统杜鲁门却仍以总统之礼接待李宗仁，国府驻美大使顾维钧承蒋意旨，企图以李为“副总统”作介，为美国务院所否定，杜鲁门并向记者说：“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李），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见同书，第1009页）这是美国政府故意给蒋介石难堪，替李宗仁出了一口气。3月2日，杜鲁门午宴邀请李宗仁，李自纽约拍电报给台北总统府，特别乐道此事：

台北总统府昌渭兄转觉生、右任、百川、敬之、岳军、理卿、亮畴、辞修、骝先、铁城、墨三、至柔、永清、兰友、彦棻诸兄。密。仁昨到华府，事前顾大使已奉台方令，通知国务院以副总统名义代表蒋先生往聘，但杜总统向记者宣称仍以代总统地位对仁招待午宴，席间与杜总统及国务卿、国防部长畅谈甚欢，举杯互祝。三人均称仁为李大总统。餐后杜单独与仁谈话，不令顾参加，内容未便于函电中奉告。特闻。宗仁，江。（原件）

电函中一再说美国政府以总统相称，以无视蒋氏复职，当然不仅仅是给那些国民党大员看的，也是给蒋看的。这一招可说是李宗仁对蒋介石一再作弄的最后反击，以证复职的非法，一个“临去秋波”！

杜鲁门如此做法，也可略见他对蒋氏之深恶痛绝。然而由于反共与冷战，美国终亦不得不与狼共舞，美援不断送到蒋介石独裁下的台湾了。

四年以后的1954年3月10日，蒋介石又利用在台湾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六次大会讨论监察院提“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才以一四八六票对八十三票，通过罢免了他。但是，“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他最后用回到大陆的行动，答复了他不屑答复的一切。其实他早已由副总统继承为总统了，他又没有自己退回到副总统的职务上来，再罢免他已不存在的“副总统”，又是演一场戏而已。

国民党宣传众口一声，说蒋介石1949年1月21日下台后，副总统李宗仁只是代总统，不是总统，但在中外有识之士眼中，却明明认为李宗仁是总统，而蒋介石下台后已是平民。既已为“国民一分子”了，说回头重任总统就重任总统，而不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程序，自然是站不住的。因为蒋介石下台明明是《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的情况，纵李宗仁在美构成“缺位”，依法仍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依本宪法第30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既然宪法硬性规定如此，既然当时已“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是阎锡山），则蒋介石的“复职”，即属“违宪”。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复行视事文告》中说：“李代总统自去年11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唯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3月1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第254、255页）事实上，李宗仁当时是开刀割十二指肠发炎，他在1950年1月间，健康已大致复原。他能在蒋介石复职第二天就去白宫做客，足证所谓“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之说，不能成立。萨孟武《中国宪法新论》里说：“林纪东教授把第49条分析为四种场合：一、总统缺位，二、总统及副总统均缺位，三、总统因故不能视事，四、总统及副总统均因故不能视事。缺位谓因死亡辞职或罢免等，无法再于任期内行使职权。因故不能视事谓卧病或出国等，暂时不能行使职权。”李宗仁当时才真是符合总统“不能视事”条件的人。若照《中华民国宪法》延续“不能视事”的情况，理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第51条），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第30条第1项第1款及第2项），以补足原任总统未满的任期为止，绝无“国民一分子”蒋介石突然“复职”之理。

中外有识之士眼中明明认为李宗仁是总统，是不乏证据的。李敖藏有1949年12月7日胡适给李宗仁信的原本，信封上明写“敬乞代呈李大总统”（H.E.The President of China），信中也明写“德公总统赐鉴”。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今午因宿约出门，无法赶到机场迎候大驾，十分歉仄。昨曾托郭复初兄（现仍住公所在医院，一一五四号）转达歉意，想已达尊览。顷见友人赫德曼夫人，她说，医院特邀她去照料我公住院初期看护的事，我很高兴托她代带短信，欢迎我公与夫人同行诸友，并祝我公早日康复！赫德曼夫人曾看护我七十七日，其人最老成谨慎，可以完全信任。主持诊断的医士梅伦尼先生也是我的老友，最同情于中国，可以完全信任。匆匆敬祝。

痊安

胡适敬上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明午去美京，明晚在彼有演说，两三日后可回纽约。

敝寓电话是Bu-8-5199

适附上

李敖还藏有胡适当时给李宗仁的一张名片，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明天大驾飞到，适因有宿约，不能到机场奉迎，十分抱歉。敬留字奉候大安。

胡适敬上

在这些文证里，足见李宗仁在有识之士胡适眼中，是地地道道的“总统”、是“李大总统”，并不是什么“副总统”或“代总统”！蒋介石非法复职已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第十一章　孤岛上的父与子

第一节　亡命又亡国

蒋介石下野原是情非得已，在国内，徐蚌惨败，精锐尽失，权力基础大受冲击；在国外，美国总统杜鲁门态度冷淡，宋美龄出访，毫无成就。国内外局势既已大大不利，和谈的呼声又甚嚣尘上，然而蒋介石又如何能厚颜再与共产党和谈呢？所以只有叫李宗仁出来顶。但这位下野的平民竟能使代总统的权力架空，照样以总裁的头衔行总统之实权，和谈代表出发前还须先到溪口，向他请示，国民党内部于是更加纷乱，和谈一破裂，共军于1949年4月21日横渡长江，不到两天，南京就被解放。亲蒋的美国司徒大使，故意不走，意欲与中共对话，果然与燕京出身的黄华见了面，并得知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以私人身份访平，他亦有意，并积极进行，只因美国国务院反对而未果。但司徒坚持不去广州，直接自南京飞返华府述职，结束了他的大使生涯（参阅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316-317，325，333，341），他显然不愿意再给蒋介石抬轿子了。蒋介石得知首都易手，第二天下午就决定离开溪口。

4月25日的一别，竟是蒋氏父子永别故里。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显然已有预感：“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蒋氏父子一行于当日下午抵达宁海县东北角的团堧村入海，先乘竹排，再改坐汽艇，登上久已等候的“太康”舰。（参阅王舜祁《蒋介石引退溪口始末》，载《拆穿蒋介石》，第545—547页）

“太康”舰把蒋介石送到上海，蒋召集汤恩伯以下军官训话，表示要亲自指挥大上海保卫战，再度侈谈与城共存亡，及至5月25日，共军攻入上海，即乘“静江”号军舰逃出，再从澎湖马公坐飞机飞往台湾，于6月1日在高雄降落。当时蒋已成惊弓之鸟，降落后却不敢下机。孙立人将军晚年亲口告诉汪荣祖，他曾亲自上飞机报告蒋，“这里都是自己人”，蒋才下机。休息数日后，转往台北草山第一宾馆居住。据侍卫室特别警卫组中校警卫区长赵秉钰的回忆，蒋听说是草山，大发脾气，不甘心“落草为寇”，乃下令改称“阳明山”。（见《追随蒋介石逃台的点滴回忆》，载《拆穿蒋介石》，第562页）当时闽粤重镇均先后为共军所占，台湾的二二八事变才发生二年，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感。

蒋介石为了稳定内部，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别组办公室，以便指挥、调遣与安保。对外则于7月出访菲律宾的季里诺总统，以及于8月往见韩国的李承晚总统，想组成一个国际反共联盟。但是由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不感兴趣，乃无疾而终。（见Crozier, The Man Who Lost China, p.340）不过他在台北至少暂时站稳脚跟，他于下野之前，早已有所布置，省主席是心腹陈诚，国库黄金亦已私运抵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无从“染指”。

7月中旬，阎锡山在广州继何应钦组阁，计划坚守湘南粤北，以保住广东。适于此时，蒋介石突率大批随员从台北飞抵广州，以国民党中常会名义通过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代总统反居副主席。此一组织显然成为太上政府，掌握最高权力，直接控制党、政、军、经大权。蒋虽然尚未复职，但“非常委员会”由他主持，一切实已完全复归其个人独裁之下，诸如在军事方面，他擅自撤走吴琏兵团、延宕刘安琪兵团，使防守广东徒托空言；在财政方面，他控制存台金钞，使广州国府求之不得，穷于应付，仍不免大军缺粮，通货膨胀。更彰明昭著的是，他可以一介“平民”，以手令叫汤恩伯撤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的职，并立即押解来台，形同绑架，而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事前均不知情，独断独行连法统都不顾了。

蒋介石把兵调走，把钱扣在台北，破坏了防卫两广的部署，令粤籍将领十分愤慨，特别是张发奎一再建议李宗仁，趁蒋于穗台之间飞来飞去之时，乘机把他扣起来，怎奈忠厚的李宗仁不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654、655页）其实，“其人之道”是平民乱政，破坏军事部署，李宗仁大可以总统的职权，将其拘留，付诸司法机关公平审理，何至于“徒招恶名”呢？

就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还要离间李（宗仁）白（崇禧）。白氏反共心切，保卫两广之心更切，经蒋一番慰勉，动之以情，白尽释前嫌，信其诚恳，促李归政于蒋，真心合作。最后白崇禧显然误信蒋介石晚来的“诚恳”，失败后前往台湾与蒋共患难，结果不但当不上官，还遭到冷漠与歧视而又不得离境，郁郁以终。

广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无可忍，把蒋介石约来，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顿，一五一十数说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蒋最初显得“紧张尴尬”，接着“唔唔诺诺”，尔后“面色转现轻松”，令李大感意外，原以为“必定要反唇相讥”，“大闹一番”，最后竟是“含笑道歉”。（见《李宗仁回忆录》，第660页）这种反常以及与其性格决然相反的表现，未必如李宗仁所说，由于以元首的名器压服了一生专横的蒋氏，很可能由于多少年来无人敢在他面前有所批评，突如其来的“严厉教训”，令他初感惊诧，继觉新鲜。李氏有备而来，所举事证确凿无疑，使六十二岁的蒋介石天良一闪，问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后若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还远远谈不上痛改前非，蒋介石毕竟还是专横至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12日共军已临广州市郊，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嫡系部队接管四川防务，李宗仁怕被逼劝进，甚至失去自由，乃决定出国就医，于11月13日离渝。翌日，蒋飞渝想部署西南保卫战，但军心民心早已涣散，同月29日重庆市内已闻炮声。蒋介石父子在危城中，虽有专机“美龄”号等候，仍有一段异常的亡命经历。蒋经国在《一位平凡的伟人》一文中说，蒋介石“起身赶到机场”，沿途并无阻碍，说是当“座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显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机场”。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说法相同。然而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则是沿途已有阻碍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一书，收有秦孝仪的一篇《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说：

领袖的行动，平时为着安全关系，虽然有车护从，但机动而简单。除阅兵大典必需的礼节之外，从不曾用摩托车、警笛、宪警开道过，在重庆危急的时候，车辆壅塞，寸步难移，但是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他真是贯彻了他从小所认为的“大总统应该和平民一样”的观点。

照秦孝仪的说法，则承认沿途有阻碍是实，但是并不是蒋经国所说的“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而是根本没下车。为什么没下车呢？因为“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壅塞于途的难民潮居然会“自动让开”，绝不合乎逃难的原理与常情。不管怎样，蒋氏父子到头来是走成了。他们“下午十时”出发，“赶到机场，已经是午夜十二时了”。这两小时中，“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果真如此吗？还是秦孝仪所说的，蒋介石一直坐在车子里，并没下车步行呢？

我们从《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中，见到王蒲臣有一篇《悼念毛先生》，说是“运用了特种技术”使蒋介石到了机场，文章中已明说“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但如果真是蒋经国所说的“乃下车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种技术”吗？由此可见，这一“特种技术”，恐怕是见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流传青史的吧？“徐蚌会战”时，国民党大将胡琏逃亡，他的“特种技术”是和战车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等人，乘坐战车“突围”，战车是何等威风的东西，什么也挡不住它，见人就压，压死人活该，最后“突围”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凤的“特种技术”是不是根本就是战车。若不是战车，那又将是什么呢？江南《蒋经国传》说：“当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只要有“特种技术”在，任何英雄都可在半小时前从容脱险——“特种技术”大矣哉！古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得脱几冤魂呢？

蒋介石得脱后，飞往成都，于12月7日将“国府”迁至台北，三天之后，逃回台北，从此与大陆永别，一去兮不复返矣。从此台北成为小朝廷的偏安之区，国民党欲说还休，究竟不好意思在南京丢后，径称台北是“首都”，不过为了维持小朝廷的国家假象，称台北为“首都”，却又极为必要。这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只好假造外电，说华侨四海归心，视台北为“首都”云云。回想中国历史，商朝前后六百四十年，也不过迁都十二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也不过迁都五次。商朝平均五十三年迁都一次；唐朝比较密集，但唐玄宗、唐德宗离开首都，都不过一年即回；唐代宗离开首都，不过半年即回；唐昭宗离开首都，不过两年即回；最长的唐僖宗离开首都，也不过五年即回。并且他们是五个皇帝责任分担的，不像二十多年的蒋政权搞得“首都”“行都”“陪都”迁个不停，形成前无古人的场面。

亡命之余，蒋介石又自承亡国。他于1950年3月13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我们一般同志如果今日还有气节和血心，那就应该以“恢复中华民国”来做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九五六）

蒋介石说得很清楚：“中华民国”早在“去年（1949）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遗憾的也许是必须逃到偏远的海岛上来亡国。当年陈布雷曾环顾钟山的壮丽，向往归隐或归葬于鸡鸣寺或灵谷寺（参阅陶永标《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1983年4月《七十年代》），果然于首都南京也要失去的前夜，突然自杀。灵谷寺、鸡鸣寺都是六朝的名刹。灵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间（5世纪）宝志禅师盖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他以社稷存亡，问于志公，志公回答说：“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后来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预言成真，赶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坏，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国”了。梁武帝饿死的地点，就近鸡鸣寺。鸡鸣寺是当时同泰寺的故址，寺的东边有坡道通城，俗称为台城，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陈布雷选上这两座古寺而寄情、而流连、而殉死南京，真选得无独有偶了！宋人题灵谷寺，说是：“六帝园林堕劫灰，独余灵谷葬崔嵬，行人指点云间鹤，唤得齐梁一梦回。”其实，在南京的蒋政权连“堕劫灰”的六朝都不如了，因为六朝至少还在原地“亡国”，蒋政权连“亡国”都要亡到海岛上来了。

“中华民国”原是国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取的一个国名。1928年，蒋介石定都南京，迁了国都、改了国歌、换了国旗、变了政体，成为一党专政。章太炎就公开说中华民国亡了，并自称“民国遗民”。所以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是第二共和了。1949年，毛泽东定都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第三共和之兴，取代亡了的第二共和。蒋介石亦于毛泽东建国五个多月后自承亡国，万里寄踪的萧公权教授亦在海外以“亡国大夫”自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蒋介石亡命之余、亡国之后，不但不下诏罪己，居然把自己升为五星上将，与麦帅相俦。失国而封帅，应该是史无前例吧！

第二节　老美又来帮忙了

蒋介石失去大陆，在美国的反共右派分子鼓噪下，杜鲁门也替蒋背上“失去中国”的黑锅。但杜鲁门是不服气的，当毛泽东宣布建国之后，他于1950年1月4日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宣布不再介入中国内战，不再给在台湾的蒋介石任何军援，甚至将自台湾撤侨，显然是要放弃蒋介石了。

事实上，根据美国的情报与判断，在中共即将展开的庞大攻势下，台湾是无法保得住的。美国虽不愿见台湾赤化，但是大势已去，无可奈何花落去，至少杜鲁门政府已准备接受无可逆转的事实，承认新中国也势所必至。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他有一封5月28日给胡适的信（亲笔函藏胡适纪念馆），从内容看应是1950年，他最关切的不是美国物资援助，而是希望美国不要承认中共，希望胡适与顾维钧“大使”在这一方面努力。可见此刻连蒋介石都怕美国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然而不可逆转的形势，悄悄地逆转了。1950年4月，蒋自海南岛撤退，6月正待中共跨海征台，高唱“保卫大台湾”之际，北朝鲜的金日成，想学毛泽东的武力统一。南北朝鲜虽也是内战，但更加牵涉到国际政治。二战后，朝鲜自日本独立，由美、苏两霸权以三十八度线分割南北朝鲜，犹如汉界楚河，金日成的越界立即使老美认为是共产势力的南进，认为金日成不过是“唐老鸭”，斯大林才是迪士尼（Walter Disney）。杜鲁门不仅断然出兵，而且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这一下子，老美又介入中国内战了，激怒中共抗美，抗美之不足，接着援朝，最后在朝鲜半岛上大打特打起来，北京与华府成为死敌，关系恶化二十年之久，更不必谈承认的问题了。

此一转机是蒋介石事前不曾料到的，所以当6月25日听到北朝鲜“南侵”，必有“柳暗花明”之感，诚如他的驻韩“大使”邵毓麟所说：“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使韩回忆录》）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的言外之意，亦认为若非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势必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Staurt, Fifty Years in China, p.273-275）不过，在一线转机真正到来之前，尚有一番惊险。当彭德怀统率的中国志愿军（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编者）逼使美军仓皇南撤，使美军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惨败时，联合国曾有请中共停战，然后把台澎交给中共的提议，但毛泽东不肯于和议开始之前停战，最后攻势受阻，形成拉锯战，不分上下，自然不会再把台湾送上门去，蒋介石在台湾才真正有了“安全保障”。

不过，蒋介石并不以受到美国的保护而满足，更希望美国卷入反共的世界大战，以帮助他反攻大陆，复国雪耻。所以朝鲜战争一爆发，他就表示可派出三个精锐师参战，以便参与反共战争。蒋愿意出兵，不惜牺牲，而别人居然不要。帮南韩作战的联军主要是美军，但也有一些别国军队，如英国已承认中共，当然不肯与蒋介石的军队并肩作战。不过，最主要的是杜鲁门根本不予考虑。当问起他是否仔细考虑过蒋介石派兵朝鲜的问题，杜说：

仔细个屁！他的军队会有什么用？那些军队从来不曾能够他妈的打好仗。我们给他价值三亿五千万的军备，结果他的五百万人向北平与南京之间的三十万共军投降，然后共军用这些装备把蒋介石及其徒众赶出中国。我告诉你，“他从来就不像个样子！”（He never was any damn good.）（Miller, Plain Speaking, p.282-283）

可见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杜鲁门对华政策虽有所改变，但对蒋之鄙夷不屑却依然如故。美国军方派麦克阿瑟到台湾告诉蒋，用他的军队“不适合”。这位高傲自大的麦帅应该把这一消息带到，然而在蒋面前真正说了些什么，只有他们两人与上帝知道。麦离台后，蒋的发言人却说蒋、麦二氏意见完全一致。这个一致，显然是麦帅虽也不要蒋出兵朝鲜，却鼓励蒋反攻大陆。这是有违杜鲁门的政策的，所以杜鲁门特别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去东京找麦克阿瑟谈，告诫蒋有以台湾为跳板反攻大陆的渴望。麦说并无意让蒋把美国拖入国共内战，更重申服从总统命令乃军人的天职，但不久麦又声言说要鼓励蒋介石。杜命令麦撤销声明，但声明已经传播。等到中共跨过鸭绿江，右派政客公开支持麦克阿瑟鼓励蒋反攻的论调，麦也一再擅作主张要求动用蒋军，还要轰炸东北，扩大战争。（参阅Miller, Plain Speaking, ch.24）不过，蒋介石所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正是杜鲁门极力要避免的，遂不顾任何政治后果，炒了麦克阿瑟的鱿鱼。

1952年的美国大选，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当选总统，使反共的共和党东山再起。新总统于1953年2月的国会咨文中，说明不再限制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而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Dulles）更是冷战时期的反共健将，对反共的蒋介石特具好感，独裁不独裁、民主不民主，也就无所谓了。此一发展卒有1954年底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蒋介石提供军事上的保护伞，同时也拴住蒋，不准他随便反攻大陆，把美国卷入。（参阅Kirkendall, A Global Power, p.104）总之，老美又来帮蒋介石的忙了，到60年代为止，又提供了四十余亿美援；到70年代底为止，一贯承认蒋“政府”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蒋介石在台湾终于安定了下来，在全球冷战对抗的夹缝里安定了下来，享受他一生中少有的长期安定。

安定固然，但并不安分。他知道老美最气他用人唯私，认为是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撤退到台湾之后，蒋为了赢得老美的青睐，一方面把老美不喜欢的CC头子陈立夫充了军，我们从司徒雷登拍给国务院的电文可知，他一再向蒋建议陈立夫离华赴美考察政党政治，并曾要求“解散CC派”（dissolution of the cc clique）（见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131、137、238），另一方面起用了吴国桢当省主席，孙立人当陆军总司令，以示用人唯才、唯公，并表示民主开明。就是由老美自己来选任此文武两要职，亦非吴、孙二人莫属。但是老美帮定蒋之后，吴、孙二人的对外作用已小，而对内的问题立即浮上台面。民主开明、有才有能并不有利于权力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文一武建立了声望与权势，即使动摇不了他自己的地位，必将成儿子经国走向权力之路的拦路虎。处置吴、孙，于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即已开始酝酿，岂偶然哉！知道事件的根源，有助于明白事件的表象。

吴国桢是湖北佬，生于1903年，清华出身，1926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翌年回国做官。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当大陆局势逆转，逃难到台湾的国民党大员不知凡几，而吴国桢官运仍然亨通，当上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台湾省主席，显因合乎老美的论才标准。但是这一任省主席干下来，却跟国民党党中央结了梁子，最后终以辞职闻。在他辞职前，一会儿请病假，一会儿递辞呈，已经暗潮汹涌，这一暗潮内幕，我们至今不清楚，大概政见之争者少，权力斗争者多。

吴国桢虽然丢掉了省主席，但是一官匏系，仍旧保留了“政务委员”。他不想干，前后五次请辞，可是都不为蒋介石所准，显因剩余价值未失，他也就不再坚持，只是愿到美国一行。因为只是不快，并没闹僵，他的美国之行就被批准了。吴国桢带着老婆去美国后，一开始尚没说什么，不料台北这方面发生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案，王世杰被撤职，有贪污之说，牵连到吴国桢。吴国桢正在美国坐冷板凳，愈坐愈不是滋味，心有未甘，乃写好启事稿，寄到台北各报辟谣。台北各报不敢登，送呈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张其昀也不敢登，送呈蒋介石；蒋介石看了，说不必登了。吴国桢再由他在台北的父亲出面，再送稿到台北各报，请求刊登，各报一律拒登。吴国桢火了，在美国亮了一手，逼蒋介石登，蒋介石无奈，勉强登在1954年2月7日《中央日报》上。启事是1月15日的日期，可是拖了二十三天才登出，蒋介石以为可息事宁人，但太迟了，吴国桢已在2月7日同一天，发表了指摘国民党的话，16日又继之以再。不过这种批评，尚称空洞，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说来说去，尚不落实证，不料国民党中CC派要作秀，也为了不甘让吴国桢这样神气地辟谣，乃决定予以制裁，方式是由吴国桢在南开的老同学“立法院院长”张道藩出面，在“立法院”开刀。2月26日，张道藩以“立法委员”身份提出质询，27日即见报。可是吴国桢厉害，当天就加以反击，27日有芝加哥合众社电及28日有纽约中央社电。同一天，吴国桢又扩大战场，发出致国民代表大会函一件，其中指责蒋政府之“一党专政”、“军队党化”、“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思想控制”等，并建议“国民大会”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取消军中党组织、限制特务机关权力、追究抑制言论自由的责任、撤销青年救国团等，无不针对蒋氏父子而来。这封信，经“国民大会”秘书处根据主席团决议，在3月10日分发给每位“国大”代表，全信语气，显而易见已经不若“吴国桢启事”那样客气了。

吴国桢发出这封信后，台北的国民党还不知厉害，张道藩在3月4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大揭吴国桢疮疤，可是效果适得其反。《自由中国》第十卷第六期有朱启葆《吴国桢事件发展中的平议》，评论张道藩之笨，可是，张道藩之笨，是国民党之笨，国民党之笨，是蒋介石之笨，是一笨不可收拾的。蒋介石在吴国桢的反击下，像是日正当中走在马路中间的一只鸭子，头昏脑涨，笨态百出。最后发现张道藩式政客不足以御奸，于是祭出曲学阿世的知识分子来，大家来作秀，这就是所谓大学教授联名驳斥吴国桢事件。联名是3月17日见报的，首先是台湾大学毛子水、沈刚伯等七十五名教授出场。接着是师范大学（当时叫“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黄君璧、郭廷以等五十九名教授出场。蒋介石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没有个性，在这两封联名文件里，已经昭然若揭。知识分子们不知拉自己的野屎，反倒忙着给国民党擦屁股，口口声声替国民党回护，还怀疑吴国桢的品格。大学教授们怪吴国桢在台湾不讲话，在美国才讲话，但是照国民党的体制，吴国桢能讲话吗？敢讲话吗？自己做不到的事，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至于所谓台湾言论自由“都可畅所欲言”，有“集会结社自由”，以及为政工制度、救国团制度回护等话，自然都是曲学阿世之笔，高等知识分子如此护航，所得结果，只是另一场笨戏而已。

在3月17日的同一天，蒋介石颁布命令如下：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言论，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攻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职官吏，负重要要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在老头子说话的同一天，“国民大会”通过临时动议“请政府撤职查办吴国桢案”，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说：“该案系第一审查委员会提出之审查报告所列三件提案合并讨论之结果。三件提案是：一、章慎言等二十一人提‘吴国桢身为现任官吏，在美竟公然发表荒谬言论，诋毁政府，迹近叛国，应予严厉制裁案’；二、方念谐等三十四人提‘建议政府对诬蔑政府之现任政务委员吴国桢，立予撤职查办以振纲纪案’；三、向大蕃等三十二人提‘行政院政务委员吴国桢诋毁政府，有损国誉，影响反攻复国前途，至深且巨，建议政府将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而正官常案’。经第一审查委员会就上述三案合并审查，提出审查意见三点：一、查吴国桢系借口政见不同，在国外散播流言，掩饰其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之种种不法行为，送请政府明令撤免其政务委员职务。二、请政府彻查吴国桢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之各种不法行为，依法究办。三、请政府饬令吴国桢迅即回国听候查办。昨晨会中，讨论该案时，经全场代表一致无异议通过。”4月1日，国民党“对外秘密，列入交代”的“中央”半月刊上，已登出中央委员会党纪处分代电，全文是：

各级党部：查党员吴国桢在美发表荒谬言论，肆意诋毁本党及政府，违反党纪，经中央决议：“吴国桢开除党籍，并交从政主管同志依法查办。”除分电外，即希一体知照，为要！中央委员会纪印。

尽管蒋介石在台湾声讨吴国桢，撤职他、彻查他、究办他、开除他，并要他“你给我回来！”可是吴国桢哪里在乎，他在三天后（3月20日），又发信给国民党中央社纽约分社，原信如下：

敬启者：

查日来贵社在台湾及海外各处，散播台湾方面有组织的对桢之恶意宣传，兹谨将桢于本日上蒋总统函一件，抄送贵社，即请贵社转送总社及各分社，各办事处照样发表。如贵社不允照办，则当依法控诉，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二百万元美金（以华侨一千三百万及台湾八百五十万人计，本应超过此数，姑从宽以二百万元计算）。桢得此款后，除诉讼必需费用外，余款四分之三将归还美国政府，其余四分之一则捐由在美侨胞，共同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作为救济流亡中国知识青年之用，桢绝不取分文。此函并限于本月25日以前答复。否则即进行法律手续，此致

中央社纽约办事处（“中华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转交）

吴国桢启三月二十日

吴国桢这种一个人对一个集团的大缠斗，就这样一波又一波地展开着。最后，吴国桢拿出撒手锏，他说你们逼我，我可真要举出实证来了。于是，他亮了一手，公布了一点国民党党中央要他作恶的手迹与密件，像一颗原子弹似的，从天空上丢了下来。这下子蒋介石寒了，知道娄子给捅大了，原来吴国桢手里藏有秘密武器，吴国桢是惹不起的。于是台北方面一声令下，全部挞伐一夕停止，宋美龄秘密赶赴美国见吴国桢，费尽了口舌，才摆平了吴国桢事件。最后，吴国桢的儿子也被准许离开台湾了。

蒋介石整不了吴国桢，无奈之余，只好央胡适出面，跟吴国桢做另一层次的论辩。于是吴国桢和胡适在美国打开了笔仗。8月3日，胡适给吴国桢信，颇多曲学阿世之笔，其中为蒋介石做打手的痕迹已极明显。以胡适的职位，他从何看得到“二百六十九件判决书”？又从何看得到吴国桢的“亲笔签名”？这当然是国民党提供材料的！以胡适对国民党组织的了解，他当然知道吴国桢对安全系统的力量是有限的、是挂名的、是画行的，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只是名为“司令”，实权绝不在“主席”手中，胡适明明知道，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说吴国桢是“一个道义的懦夫”。这对吴国桢是不公平的，因为跟蒋介石走的、做官的，又有哪一个不是“道义的懦夫”？不是这种“懦夫”，又何来高官可做？胡适如此倒因为果，殷海光就责问过胡适，说吴国桢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我们想说的话，为什么胡先生要如此为国民党护航？殷海光说，胡适晚年变成一个大乡愿，至少在吴国桢事件上，胡适真的是乡愿。

吴国桢是高级知识分子，跟着蒋介石下面做官，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扶同为恶，同流合污，坏事自然有份。当他已经不在其位后，开始窝里反，反得实在有心机，我们可以视他有“赎罪”心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低估了窝里反的人对它的伤害。吴国桢虽未被打倒，但形同放逐，蒋介石多少还是有点收获，为儿子经国除去了一个心腹之患。

吴国桢事件发生之后，紧接着的是孙立人事件。孙将军是国民党集团中最杰出的将领，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身上弹孔之多，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从小感受到外侮，立志要雪耻，清华、普渡两名校毕业之后，投笔从戎。自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成，回国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但受制于蒋介石的嫡系，一再被黄埔军头排挤。蒋介石落魄到台湾之后，为争取美援，打出孙立人牌，然而当鸟尽弓藏之时，便以冤案软禁孙立人。

能够洞悉蒋介石性格的人，便知孙案伏机极早，早到孙立人的出身。孙既非黄埔又比黄埔杰出，已注定了他被排挤、被嫉妒的“原罪”。再加上他的国际声望，赢得美国名将史迪威、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等的礼遇与敬重，更令忌才多疑的蒋介石不安与猜忌。一旦情况稍稳，就把良将拉下马来。拉下马要靠罪名，于是冤案出矣。

孙立人军事素养深厚，技高一筹，印缅作战，出奇兵、打硬仗，反攻缅北时，得“东方隆美尔”的美誉，获英国皇家奖章，成为世界级的名将，战后被邀赴欧洲战场巡视，蒋介石麾下无人可望项背。国共内战，孙立人在东北打得顺利，忽遭黄埔排挤，最后被送到台湾训练新兵，让黄埔军头去立功，孰知立功不成，反而惨败，纷纷撤退来台。孙立人在台内有新兵，外有美国支持，“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一如韩信，他有“反”的大好机会，而由于忠于蒋介石之一念而不“反”，忠于上级，也如韩信。孙立人“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令上级不安，也如韩信；他“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弄得“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人告公反”，也如韩信。至于看不起其他将军，韩信“生乃与〔樊〕哙等为伍”，孙立人“生乃与黄埔系军头等为伍”，更是一如韩信了。所不同的是，韩信的下场是身首异处、家夷三族；孙立人只是身囚台中、冤气难伸，家属奉陪，卖“将军花”维生而已。

1994年2月台北《新新闻》周刊第三六一、三六二合刊本，以醒目的标题，长篇报道所谓“孙立人案的大发现”、“CIA机密档案惊人揭露”、“独家报道美国中情局最新解密档案”，认为“在美政客、将领鼓吹下，孙立人答应与美发动兵变”云云，好像是落实了孙立人的兵变。其实，所谓“最新解密档案”，美国学者早已利用了；所谓“独家报道”的主要论述，实自199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康明思（Bruce Cumings）著《韩战的起源》（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一书下卷，有关孙立人部分抄译而来。这些解密的档案不过显示美方单方面的意愿，腊斯克一度想驱蒋之后，把台湾置于麦帅控制之下。（见Schaller, Douglas MacArthur, p.179）迟至1950年6月19日，美国国务院的文件犹谓：

美国应该经由最可信赖的私人密使告诉孙立人，假如他愿意搞政变以便置台岛于其军事控制之下，美国政府准备为他提供必需的军事援助与意见。（译自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508）

朝鲜战争于6月25日爆发，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已转而又支持蒋介石，至战争发生前夕的6月19日，美方仍在单方面示意、仍用假设语气，并无孙立人正面响应的迹象！孙立人之所以一再被美方一相情愿地看中，诚如康明思所说，“由于孙曾在弗吉尼亚军校受训以及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2，p.534）之故，当年美国驻台北代办斯特朗（Robert Strong）曾告诉康明思，前美驻台北领事克伦茨（Kenneth Krentz）于1949年年底与孙立人接触并告诉他，假如同意控制“国民政府”，美方将全力支持他，但是“孙断然拒绝如此做”（Sun flately refused to do so）。（见同书，第534页，参阅第872页，注85）其他档案资料中所谓孙立人的“正面反应”，不过是“据报”、“传闻”或“假设性方案”之类，唯一较为具体的所谓证据是根据腊斯克（Dean Rusk）的回忆：

1950年6月初，腊斯克收到一封秘密又亲自交来的台湾卫戍司令孙立人将军所写的便笺……孙有一惊人的建议：他将要领导兵变逐蒋。此一兵变的含义不明，但孙要求美国的支持，至少默认。假如孙取得权力，他将中止政府中的贪污，亦会比蒋介石之对付共产党更具弹性。此事需要总统来决定。腊斯克销毁了孙氏便笺以防止可能的泄密，因知若蒋发现，孙会被处死。然后他去见艾奇逊，艾答应与杜鲁门商谈此事。然而当总统作出决定之前，北朝鲜进攻南韩。此一变局很可能挽救了蒋政权，因为此后蒋介石获得美国进一步的支持。（见Sc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p.209）

这一段话破绽累累，且不论孙立人既有人传话（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竟然会写一便笺留下痕迹与把柄，已不可思议。腊斯克既谓此事由总统决定，竟然不让总统杜鲁门以及国务卿艾奇逊看秘笺，就径自销毁，更不可思议。试想阴谋密件有几件不涉及人命？如果孙立人不怕死留下把柄，腊斯克又何爱乎孙将军之一命？亦有违常情。再说腊斯克于6月初得孙秘笺，而国务院文件显示迟至6月19日，尚在试图告诉孙立人美方意图，试探孙立人是否愿意，正可破腊斯克之谰言。美方看中孙立人及其示意既可确定，而腊斯克反谓孙有求于美方，岂其然哉？美方倒蒋意图甚明，又一再向孙示意，即使由孙说出，亦不至于令腊斯克感到“吃惊”（startling），已露马脚。康明思到底是一有见识的学者，立即怀疑“腊斯克有蛊祸于孙之意图”（Rusk may wish to place the onus for the coup on Sun）（见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537），以卸华府的责任。然而仍有一些学者继续驰骋想象，以事出有因，遽下论断，甚至说，孙立人已着手兵变，蒋介石调刘安琪自海南岛回师制止。当蒋责问孙，孙谓乃中共挑拨，蒋接受之，而孙遂放弃其计划云云（McGlothlen, Controlling the Waves, p.105），何异信口开河？《新新闻》周刊虽也注意到康明思的怀疑，却仍然肯定确有此一秘笺，顺流而下还要妄改腊斯克收到秘笺的时间为6月下旬而非6月初（见该刊，第29、30页），还要侈言“经本刊抽丝剥茧、爬梳核实，终于发掘到历史真相，拨开长达四十年的政治迷雾”。（同上，第18页）剥了什么茧？爬了什么梳？档案虽然解密，竟不会解读，孙立人何辜！

其实，蒋介石未撤退到台湾之前，美国早已想放弃他，认为再多给美援亦无济于事，所以一再要求他让贤，或完全授权给有能力的人。美国人当面向蒋一再提及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固然由于徐蚌失利，美国的压力也是主要原因。美国人看上孙立人亦非秘密，事实上无论就军事素养、能力以及战功而言，国民党将领中实无出其右者，并非仅仅是曾经留美之故。真正的历史真相是，孙立人虽然满腹牢骚，瞧不起黄埔，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但因一念之差仍然效忠蒋介石。孙于1949至1950年间有足够的时间与条件联美倒蒋，更何况李宗仁也想除蒋。蒋当时虽幕后操纵，毕竟是下了野，失去了名分。既有美国的全力支持，里应外合，于蒋亡命之际倒之，实易如反掌。萧公权教授曾说过，他于1949年秋天离台赴美前，因与孙立人乃清华旧友，过从甚密，孙于周末照例派吉普车来接，无话不谈。谈到牢骚处，萧戏说若有决心，愿草檄文，而孙终无决心，更无意倒蒋，故萧氏谓“孙将军有勇无谋”，无谋者，没有政治野心之谓也，亦可为孙未尝对美方有所谓正面响应的旁证。

孙立人于1949年至50年代可倒蒋而不愿倒蒋，蒋于1955年孙无以倒蒋时，竟以莫须有之罪名指孙欲以兵变倒蒋，实欲借故除孙耳，可谓狠者胜、善者冤也。

从历史定位看，孙立人案的种种冤情，确如岳飞案。岳飞案的成立关键是凭“众证结案，而武穆竟无服辞云”。这就是说，全凭别人的旁证咬岳飞，并没有岳飞自己承认的证据，孙立人也是“无服辞”，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的罪名是“措置别做擘划”，孙立人案的罪名是“明告叛乱计划”，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罪名是“指斥乘舆”，孙立人案中的罪名是“辱骂元首”，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元凶赵构杀岳飞以免直捣黄龙，迎回两宫；孙案的元凶蒋介石囚禁孙立人以免妨碍太子接班，更是古今同调。最妙的，岳飞本人并没“依军法施行”，而是以“诏狱特赐死”；孙立人本人也没“依军法施行”，而是“另案办理”，以手令特赐在家软禁，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手下的张宪、岳云等都“依军法施行”；孙立人手下的郭廷亮、江云锦等也都受军法审判，也是古今同调。所不同的是，岳飞案中有罪犯“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台湾太小了，只好送几百里外绿岛编管了。汪荣祖有诗为证：

一

暮年不复旧英姿，一死余哀感此时。

本意沙场争爱国，岂知衙内每徇私。

伤黄泣李枉囚雪（黄氏姐妹与李鸿），摧骨捶胸午夜悲（闻孙将军被囚禁后，中夜醒来捶胸悲鸣）。

难望赵秦平冤曲，如闻怒发冲冠词。

二

秉钺专征追马班，江南浴血气如山。

伤痕累累终无悔，禁网深深久困闲。

百战功高罕有失，扬威域外竟成患。

天人共鉴还清白，又烛东窗构桧奸。

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制造冤案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原因是孙立人反对政工制度，与太子为难。世人骂秦桧而不骂宋高宗赵构，是错误的。——没有宋高宗的“旨意”和“苦心”，秦桧扳得倒岳飞吗？真正制造风波亭冤狱的，乃是“领袖”父子自己！可悲的是，岳飞案是多少年前的历史陈迹，可是孙立人案呢，却是活生生的现代版，并且还有增订版。蒋氏父子的心术，实在超过宋高宗之上多多。因为宋高宗晚年，在让位给儿子宋孝宗后一个月，就由儿子承旨下诏，把岳飞“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予录用”，表示对岳飞的抱歉。可是蒋氏父子呢？在他们有生之年，不但使孙立人一冤到底；甚至在他们死后，未亡人们也照本宣科，不肯平反。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似应痛定思痛，不再CC、不再黄埔了，国民党也要改造了。一时之间，文有吴国桢，武有孙立人，结果仍然是权宜之计。曾几何时，这一对文武，放逐的放逐，囚禁的囚禁，而蒋政权更加“私”了，私到儿子身上去了。吴国桢说老蒋“爱权甚于爱国，爱子甚于爱民”，可称一针见血之见。其实知蒋甚稔的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亦曾指出，对蒋而言，要区分他个人以及他本国的利益，并不容易（Staurt, Fifty Years in China, p.276），也就是说公私根本不分。蒋介石自称革命一生，到头来在小岛上建立小朝廷，传子接代，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这教人从何说起呢？”

第三节　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1959年，三位美国学者在台湾实地调查教育文化状况，写了一篇报告，直指台湾是“文化沙漠”（cultural desert）。台北的“学术权威”李济认为“旁观者清”，心有戚戚焉。他把这三位学者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归纳为五条：

一、最初接收时，有些训练不够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陆来的学人，精神颓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读书兴趣的人以教书为临时职业；三、教育界五日京兆的心理，没有做任何长期打算；四、社会里、政治里流行的各种禁忌，因之思想的范围大大地受了限制；五、青年的学者不肯到大学来。（《文化沙漠》，《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期（1959），第302页）

其实，这五条之中，第四条是“纲”，其他都是“目”。“各种禁忌”，乃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在政治高压下，思想不仅受到限制，根本受到禁锢，以至于形成冰河状态。思想应该愈活泼、愈有问题愈好，因为活泼的思想才能产生创造文化的智能，有问题的思想才能使文化进步与繁荣。然而在蒋氏父子的高压下，思想有问题是可以被枪毙的，有几个人敢惹“思想”，当然导致思想的冰河，而文化沙漠正是思想冰河之果。

蒋介石搬运了许多宝贝到台湾，除了国库黄金、故宫国宝等之外，还有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军统、中统之名虽已消失，但其实体更为集中，由蒋经国一手掌管党政特务机构，所统率的特务人员一开始就有五万余名。蒋家的特务到了台湾之后，地小权大，更由于“戒严令”的配合，布下天罗地网，其得心应手为大陆时代所未有。何况作为特务头子的蒋经国，更远非大陆时代的戴笠可比。蒋介石与戴笠只不过是主仆关系，而与经国有父子关系，岂可同日而语？于是特务势力在太子的管辖与指挥下，笼罩全岛。至于1950年7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名为“改造”，实系“集权”，把权力更加集中到蒋氏父子手中。至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2年10月召开时，“改造”完成，除蒋介石当然连任总裁外，蒋经国已跻身中央委员，名次仅在陈诚之下。

蒋氏父子初到台湾时，惊魂未定，草木皆兵。为了他们的“安定”，杀戮尤惨。政工干部学校出身的江南（刘宜良）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有颇为具体的透露，如谓：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罪，锒铛入狱。（第183页）

此一“恐怖世界”即为蒋经国指挥下特务们的“杰作”。在“恐怖世界”里，朝野诚惶诚恐，以蒋氏父子的马首是瞻。特务势力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权力基础，是蒋经国继承权力的阶梯。

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倾思想固然十恶不赦，格杀勿论，连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在蒋氏父子控制下的台湾也绝无容身的空间，其荦荦之大者，就是发生于1960年的“雷案”。“雷案”的主角雷震字儆寰，原是老国民党员，大陆撤退来台后，与一些拥蒋的自由派分子如胡适、毛子水等办了一份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半月刊。胡适在赴美的船上还替这份杂志写了发刊词，并由胡适担任发行人，后由雷震继任。“自由中国”这一名称是很好的宣传，以别于大陆上的共产中国，许多人便把台湾称作“自由中国”，其实蒋介石的台湾既不“自由”亦不“中国”！更具讽刺性的是，蒋介石终于把《自由中国》扼杀了，判了雷震十年徒刑。

《自由中国》的宗旨，原是要“支持并督促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蒋介石在嘴巴上绝对不会反对“自由民主”，但骨子里关切的是巩固权力以及替儿子接班铺路，而这种“关切”往往与自由民主不搭调。《自由中国》的一个主要笔杆子殷海光（原名殷福生），原来也是国民党员，后来成为罗素的信徒，大唱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自然与封建独裁的现实相扞格，逐步增强对现实的批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各个层面。1954年，《自由中国》批评到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控制青年学生，蒋介石“勃然大怒”之下，于同年12月28日，亲自开除了雷震的党籍（见《雷震回忆录》，第360页），雷震被迫成为党外人士。

《自由中国》在蒋氏父子特务势力的阴影下，生存多年，主要利用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而打出的“民主”招牌，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以“言论自由”之矛攻“党化教育”之盾、以“自由经济”之矛攻“金融管制”之盾、以“多党民主”之矛攻“一党专政”之盾。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又利用了蒋氏“婉谢祝寿”、“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的声明，出刊了《祝寿专号》，对蒋介石个人提出直率而又剀切的建议和批评。专号的社论更明确地劝蒋“不要违宪连任总统”，并要求党部退出军队，使军队“国家化”。（见第十五卷第九期）

面对这些挑战，蒋经国直接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战部”发动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运作，《自由中国》的台柱胡适尤成为“攻击”的大目标。……（编者略）胡适在围剿声中，感到回台湾比留在国外更重要，遂于1957年年底答应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参阅《胡适致赵元任函》，1957年7月28日）院长一职是由蒋介石圈选的，蒋任命胡为台湾最高学术机关的首长，未尝没有以“高官厚爵”笼络之意，使胡多少有所顾忌，最后胡适果然未能以“去就”争“自由”。

《自由中国》的命运也未因胡适于1958年4月回台长住后得到改善。特务们反而由“围剿”进而迫害，而胡适竟要《自由中国》的执笔者多“容忍”，引起殷海光的不满。雷震则在胡适回台以及美国舆论的鼓励下，更向民主的方向迈进，进而要想组织反对党了。至此，蒋介石不再顾民主的招牌，撕破脸皮，命特务制造匪谍案把雷震抓了起来。雷被捕后，胡适不肯主持组党，其他的人在齐世英的影响下主张“稳健”，新党遂胎死腹中。蒋介石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雷案”发生时候，胡适正在美国，曾公开支持雷震。他回台湾后，蒋介石故意冷落他，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比他晚回来，却先见到蒋，而胡适却得在“不谈雷案”的约定下，才见到蒋。蒋平常与胡适见面，通常是两人密谈式的，这次却是秘书长、秘书、副官全在的官式谈法，显然是有象征意味、表示有距离了。但是见了面，胡适仍然忍不住要谈雷案，很诚恳地想说明雷案如何在国外产生“很不好的反响”，胡适在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说：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绝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这是他在9月14日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今日重说一遍。

这最后二十五个字，写得极见内功！不愠不火，但把蒋对他的态度，画龙点睛了。为了“雷案”，他显然被蒋介石“见外”了！不过，胡适在蒋面前一再“盼望此案能够司法审判”，未免书呆！军法或司法审判，在国民党内定判决结果下，又有何不同？又有什么好争的啊？胡适对蒋介石苦口婆心，而蒋介石居然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听后，激动了起来，说是话说重了，在这天日记中，犹情见乎辞。胡适“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始终不渝。他早于1948年12月，蒋政权危急时，力求美国支持蒋作战，且在美国人面前流了泪（见司徒雷登函载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292），有点像秦廷之哭。如此拥蒋使他根本没有多少旋转余地，却有无限伤感。他对国民党和党外，都有雾里看花的一派天真。中国政治中像他这种有地位的清客，最后是及身而绝了。最可怜的是，以他最后的苦口婆心，竟连一雷三毛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雷案”发生后，胡适应该以不回台湾为抗议、以辞“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为抗议，这样多少会给蒋介石一些压力。但是胡适回来仍做他的“院长”，甚至不便去探雷震的监，终于在蒋介石的权威下妥协了。胡适写文章喜欢宣传黄以周“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的立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免于“调人”之讥。

《自由中国》被封闭之后，言论自由更无一点空间，怎么又冒出一个轰动一时的“文星”事件呢？文星书店是1952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1957年创办的。在《文星》杂志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成绩平平。真正的突破，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自此四年中杂志变色、书店改观。在李敖影响之下，《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表现在《文星》杂志上、《文星丛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实在是思想冰河中的异数，文化沙漠中的奇迹。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除了照例扣红帽子外，更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出身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罪状。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最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中常会上，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要萧同兹负责！”萧同兹在国民党里的老面子，延缓了《文星》之被消灭，并不能使《文星》免于被消灭。大祸临头像一张禁网，它是慢慢扣下来的。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那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杀身之祸”是1965年12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查禁命令，内容洋洋大观，《文星》被停刊一年。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被封，就在眼前。不过，《文星》的问题是李敖，如果李敖与《文星》脱钩，《文星》仍然有救。在此一“希望”下，在蒋介石秘书长张群的“党党相护”下，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为《文星》杂志办理不善，受有停刊处分，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拟即由同兹负责整理，谨报请鉴察”。萧同兹的报告措辞谨唯，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练，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相应的签呈，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如拟试办”五个字。于是张群得令于1966年2月26日，以“极机密最速件”，写信专送给萧同兹，报告佳音。就这样，《文星》由萧同兹“老年人接青年人棒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萧同兹出面来挡，使《文星》渡过险境。但是到了1967年，《文星》杂志停刊一年处分已满，依法原可以自动复刊的，但是2月23日，国民党中四组以“五六宣50037”号密件致萧同兹，说是“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杂志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蒋介石纵使一时看老同志的老面子，放过文星，但蒋经国率领的一批政战系、情治系、党政系的人们，绝不放过文星。因此，萧同兹虽“心力交瘁”地挽救，文星改组仍不会成功。拖到1968年，官方终于忍不住了，首先，官方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出逃税漏税的证据，用作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在这种简直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官方除非走栽赃嫁祸的路，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硬来了。

1968年1月25日的下午，“警总”纠合各路人马，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三天以后（1月28日），萧同兹坐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1月29日）起，文星书店门口有“计程车”两部及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可见蒋经国他们的确不经过张群，“直接上报而要径自执行”了。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就在2月5日写信给张群，“惶悚待命”了。萧同兹不愧是老于世故的，明明是你蒋介石两面做人、逼我关门，可是我绝口不提一个字，反倒字里行间，哀哀请求你恩准我自我结束。张群收到信后，只好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说知道了，你就去停业吧。于是，苟延残喘了两年的文星，终于还是难逃一死了。

虽然蒋介石那边决定了文星停业，但在蒋经国这边，却照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抓人，以期把案子落实。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与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欣慰，令他人胆寒。到了3月31日晚，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10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子夜12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出租车”很多，一个特殊身份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儿才走。

星沉之后，文星风潮的动力李敖，被封笔、被跟踪、被监视，最后因彭明敏案被诬指为“台独五大中央委员之一”而入冤狱五年半。李敖入狱之前，作家柏杨因刊登大力水手漫画，被指为讽刺蒋氏父子而入黑牢。柏杨原是蒋经国文学侍从之臣，根本无意逆蒋氏父子之鳞，而李敖则是存心对着干的。可见在蒋氏父子眼里，无意也好，有心也罢，只要冒犯了圣颜，就得由特务来收拾，打入黑狱，滥施刑罚来以儆效尤。

由此可见，文星虽由老国民党员萧同兹来接管，仍然不行，亦就不足为异了，因为赶尽就要杀绝。有人以为雷震若仅书生论政，不去组党，不会出事，亦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胡虚一已举证说明，组党之前，蒋介石就想以高价收买《自由中国》，然被雷震所拒，已触蒋氏之怒（胡虚一《雷震与蒋介石交恶述源》，载《清算蒋介石》，第277—284页），所以不组党还是会被封。《自由中国》反对蒋违宪连任，就会被消灭。组党不过是冒犯之一，任何冒犯都会导致同样的命运。

蒋介石从1950年3月1日复职起，到1975年4月5日死亡止，前后二十五年之间，他的“总统”身份，都是非法的。即使蒋介石以强势在1950年3月1日“复职”后，非法“总统”干到1960年，还是出了大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明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可见纵使1960年以前干的都合“宪法”，1960年到了，既满了两个六年，也不能再超过“连任一次”的限制，也得下台。但1960年将届，蒋介石再变花样，以使“国大代表”加薪到和“立委”相同等贿选手段，由非法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1960年3月11日，蒋介石公布了这一“条款”：十天以后（3月21日），他就凭这一“条款”再干上第三任“总统”，以后如法炮制，至死方休了。

在蒋介石一连二十五年的非法“总统”过程里，1960年的一次，是个重要关口，因为这次“违宪”，比“复职”那次“违宪”还明确，照《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规定，根本没有第三任，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包括胡适、张君劢等海内外有识之士，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都不赞成蒋介石再连任，所以蒋介石悍然“违宪”，必须要费一阵手脚。蒋介石在头一年（1959）召见钱穆，问以“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就是全盘手脚中的一个小动作。钱穆在蒋介石追问下，挺不起腰杆，否认此事。蒋介石“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要用书证明钱穆的否认不可靠。钱穆当时即连忙说：“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当年钱穆的文章题为《反攻大陆声中向国民政府进一忠告》，登在1950年4月20日香港《民主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统观全文，钱穆谈到的，纵全做反对连任解，也不过希望蒋介石功成身退而已。但是蒋氏猜忌之心，居然会在近十年后突然迂回而至，来兴问罪之师。当然，钱穆对蒋介石功成身退的希望，原是一种马屁，第一次假定在抗战胜利后，第二次假定在反攻大陆后，后者尤属一种天方夜谭。但是，纵属假定，蒋介石也是不高兴的，他的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所以，1959年9月召见那一次，钱穆虽以逊谢之态，一再解释，但蒋介石“屡颔首，不做一辞”。最后，虽“已届午刻”，却连一顿饭都不赏钱穆吃。这种小动作，看破以后，都是有文章的。

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不能说不痛定思痛，然而他的“痛定”是并非民主不够，而是独裁不足，张群先意承旨，早于1951年1月16日在“总统府”大礼堂召开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上，公然指出“宪法”必须修改，陈诚还补充说，“当年结束训政与制订现行宪法因受党外影响”，回到大陆后可研究仍采用训政。最后决定“权在总裁”，做最后的决策（见萧同兹未刊日记），日后一再“违宪”连任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6年11月12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收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大唱发扬中华文化的高调，国民党人群起附和，称之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此一运动是否复兴了中华文化呢？

事实上，文化其名，政治动机与目标其实。……（编者略）

蒋介石倡导的“文化复兴”，其政治性是十分明显的。他本人就毫不隐饰地把中华文化与三民主义挂钩，把孙中山与中华一贯的道统文化挂钩，更侈言：“今日复兴基地之台湾省，实为汇集我中华文物精华唯一之宝库。”（《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第4230页）在蒋介石的政治号召下，全台湾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于1967年7月28日，在阳明山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通过推行纲领与组织章程，并请蒋介石为会长。一呼百诺，又略见法西斯的臭味矣。

中华文化并没有在文化沙漠中复兴起来，由于复古意味较重，也不可能复兴起来，更与现代化运动有碍而少益，倒是可以勉强称之为反毛反共运动，或重振三民主义运动。蒋介石希望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运动，但是像当年的“新生活运动”一样，昙花一现，无疾而终。如今蒋氏王朝终结之后，连三民主义都要被取消了，连中国文化都要被视为外国文化了，文化复兴运动之无根，可见一斑。

总之，在政治高压下、思想冰河里、文化沙漠上，蒋介石为所欲为，死而后已，无人可以阻拦。在父亲的荫庇下，蒋经国一再高升，由主任而后“部长”、“部长”而后“院长”、“院长”而后“总统”，似乎是水到渠成，实际上莫不是刻意的安排。

第四节　屈辱的“对日和约”

1987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约》的外交档案。《朝日新闻》在第二天（12月1日）以头版头条处理，大意说：《日华和约议定书》中台湾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为了表示善意而自动放弃的说法，是蒋介石以德报怨的结果。但是三十日发表的“外交文书”中，台湾并非爽快放弃，而是以此作为谈判筹码换取条件，过程中显然可见：日方亚洲局长倭岛英二在1952年3月14日见到张群说：“其他联合国会员国放弃可以，中华民国绝对非要不可。”倭岛英二则说，贵国不是宽大在前吗？到了第八次非正式会谈，叶公超却以“绝对机密提案”，表示要向政府建议以“自动放弃方式，换取其他条件”。而所谓其他条件，则是“与《旧金山和约》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同等地位”及承认国府为全中国的代表等。《朝日新闻》的结论是：台湾的“国府”为了死要面子，争取“大国”的地位，终于为了虚名而放弃一切。日本方面的档案公布和舆论评述，告诉了人们：蒋介石从对日本“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其中有不足为外人道、但外人却明明知道的心理背景。

根据1952年4月28日的《中日和约》第10条，明定：“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中华民国法人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所登记之一切法人。”又在“照会第一号”中明定：“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以上条文中的关键字就是那个“或”字。照蒋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则表示他没有控制中国大陆领土的含义，应该用“及”字，换成英文约本时，不能用or，而要用and。但是日本不肯。早在头一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就对董显光说过：“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如今签约之际，蒋介石自己以“仅台湾耳”的台面，却要日本签下“含大陆也”的条款，日本鬼子当然不肯。事实上，日本根本就不愿同“仅台湾耳”的蒋介石签约，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国的提议，“邀中共参加对日议和”。苏联也有志一同。美国不在乎苏联同志，却在乎英国异志。因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赶赴英国，于1952年6月15日，把结果告诉“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说：“此次在英与英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余对英主张邀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英对美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签字，亦反对甚力。最后，余提折中方案——由若干国家与日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中国商订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英国已表同意。此虽未能满足贵国希望，然十之九成当如贵国之意。”杜勒斯并以严守秘密为嘱，对顾维钧保证：“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就这样的，1952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了，“中华民国”根本不在邀请之列，签订的《旧金山和约》自然也和它完全无关。蒋介石脸上无光，只好等日本单独和他签约。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跟“中华民国”做签约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就亟思不惜代价，挽回面子了。

日本派来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财政部长）的河田烈，这鬼子是台湾通，是酒性发作时，大叫要到北投去的家伙。他原在二次大战时任“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董事长，是搞亚洲经济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来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早把蒋介石的处境与心态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脸，黑脸留给东京那边演。谈判过程中，东京那边作弄蒋介石的小动作，一直此起彼落，一会儿说台湾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了，一会儿又说中共如肯他们就同中共签约了，一会儿又推翻前议说有新训令来了，一会儿又把“中华民国”的秘密约本公布了……反反复复，把蒋介石弄得团团转，前后闹了七十天（日本在对美国等签约时服服帖帖，只有四天），最后蒋介石乖乖就范——战胜方对战败方乖乖就范，签了。

签的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议定书》中这样的文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这意思就是说，关于战败国赔偿问题，战胜国“中华民国”将《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服务赔偿”予以自动放弃。换句话说，什么赔偿都免啦！整个的条约中没有提到赔偿条款，这在世界历史上真是空前绝后的。此中屈辱，试看叶公超对日本代表的一段话，便见端倪：

《旧金山和约》对战败国之宽大已属史无前例，而我方约稿甚至放弃服务赔偿，是较之《旧金山和约》不及则有之，绝无过分之处，有何令贵国难于接受者？自贵我两国开始谈判以来，贵方所提异议者均属《旧金山和约》之条文，换言之：贵方所要求者无一而非更改《旧金山条约》之提议，是诚有令人难于索解者。

本人日来夜不成寐，阅读史料，至李合肥（鸿章）春帆楼（马关）议和一段记载，见李相国（鸿章）始终出诸至诚，不但尊重日本战胜国之地位，且视日本为朋友。此种高瞻远瞩之精神诚足为法。此次贵我两方交涉，我方未以战败国视贵方，处处着眼中日将来之合作与友谊。我国对贵国作战最久、被祸最深，人命之损失更难数计，依惯例要求赔偿自属当然，今竟并服务赔偿而自动放弃，其欲与贵国永敦睦谊，已极显然。今本人感觉贵方非但不承认我之盟国地位，即相互平等之地位亦尚斤斤计较。

叶公超何能上比《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以战败国保持尊严；《中日和约》却是以战胜方受尽屈辱，而这种屈辱，如果蒋介石没有媚骨与私心，是可以不接受的。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议和，丢的是台湾；蒋介石在台湾与日本议和，丢的是中国人胜利者的实质。这种“拙”作，求诸古今中外的为政者，可谓只此一家。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不同任何中国人商量，单独决定“以德报怨”；在退守台湾时又同党羽群谋佥同“放弃赔偿”。照《中日和约》谈判时日本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的回忆，最初“中华民国”提出的，只是要日本承认他们是正统政府等三项，根本没提出赔偿问题，后来加入这一问题，乃是作为谈判筹码换取条件，换到手后，赔偿都可以不要，这不是“沽券”（日语“死要面子”），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蒋介石正是如此。问题比较复杂的是，他在死要面子之时，对日本又总是一摊媚骨。抗战以前的不必论，抗战期间的也不必论，光看抗战胜利后的一些雨丝风片，就令人叹为观止矣！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例。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派司”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地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蒋介石这种“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倒真是名副其实的“服务赔偿”呢！只可惜竟是战胜者干出来孝敬战败者的！

跟蒋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蒋廷黻后来论断说：“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为了保住他的政权，因而私心泛滥，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也是主要原因。蒋介石的不幸是他遇人不淑，对象总是无情无义的日本人，结果纵然一身媚骨，却未能免于被出卖，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灰头土脸可想而知也。……最谑画的是，在蒋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进一步出了蒋介石的东洋相。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好个“从未以战胜国自居”！如今战败国在《中日和约》上无异是一个战胜国了，看到“中华民国外交部”这一密件（《〈中日和约〉签订后各国之反应》，1952年5月10日），怎不令人浩叹！

第五节　挡不住的经济起飞

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犹未足，还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高帽一顶顶送上来了。我们信手一抓，就可来上一大堆：照国民党中常委谷正纲说，“蒋公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1986年11月1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驻美“大使”董显光说，“我民族领袖蒋公介石，为近代最伟大之军事、政治家”（《蒋总统传》）；照国民党国大代表蒋一安说，“蒋公发明力行哲学”，是“大哲学家”（《先总统蒋公哲学思想之研究》，第1页）；照国民党理论家林桂圃说，“蒋公是当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总统蒋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页四八）；照国民党教育厅长刘真说，“蒋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第87页）；照国民党训导专家洪同说，“蒋公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实行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第71页）；照国民党新贵魏镛及国民党教授缪全吉说，“蒋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动行政现代化的理论家与实践者”（1986年10月29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台北市议会长张建邦说，“蒋公是都市管理学家、未来学家”（1986年10月29日《新生报》）。此外，照修泽兰说法，蒋介石无疑是艺术家；照蒋复璁说法，蒋介石无疑是书法家；照于斌说法，蒋介石无疑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说法，蒋介石无疑是经济学家……以上所列的种种家中，其实蒋介石只能跟政治家、军事家沾上边而已，并且，他还够不上是水准以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最不相称的无疑是“经济学家”那顶高帽，没有迹象可以显示他具有像样的经济学知识。然而台湾最足称道的却是6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对蒋氏而言，可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因为蒋介石一门心思在“反共复国”，而非“经建台湾”。有意种的“反共复国”之花，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无心栽的“经建之柳”，倒是处处成荫。

台湾光复之初，满目疮痍，乃战后的表象，日本亦复如此。日本经营台湾五十年，为了有利可图，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经济基础设施，特别是农业的开拓与增产，以及南北铁路交通、乡村水电等。此外还留下大型工厂，如铝厂、糖厂等。总之，蒋介石退据的台湾，物质基础之佳，远非毛泽东退据的延安可以想象。

蒋介石的大撤退，带来近两百万外省人，使台湾人口增至八百万。总的来说，此一人口增加，“财富”多于“负担”，其中大多数的军公教人员，正是台湾所缺乏的，而大批技术人员更直接有助于经建。不要忘记，蒋还以非法手段把全中国的国库黄金运到台湾，稳定了台湾的金融。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便是美国因素。美国人并不喜欢蒋介石，甚至厌恶他。然而为了阻遏共产主义的扩张，美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主动派第七舰队保护蒋介石的台湾，封锁毛泽东的大陆。为了使台湾成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母舰”，美国又恢复对蒋提供大量的军援与经援。从1951年到1965年间的经济援助，平均是每年一亿美元。凡耗资较多的建设，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业、石门水库所需美元部分、交通运输设施、农复会项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卫生等。台湾经建的一个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认美援的巨大功效：

美援一方面解决部分长期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又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如无美援支应，则不但若干经济建设无法进行，即台币内外值亦无法稳定……美援成为经济发展及经济稳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第282页）

尹仲容在此没有提到的是，美国的巨量军援承担了蒋政府庞大的军费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不致严重影响到经建。美国也为台湾的经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和市场。不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后的十余年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继续为台湾提供贷款达六十五亿余美元（据“国府”官方数字），对台湾的财政与工农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基础上，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加上众多而又廉价勤奋的劳力，使台湾于1960年初开始进入经济起飞时期。工业生产于1963年首次超过农产，确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经济，赚取外汇，引进更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使经济持续高速成长，脱贫致富，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蒋氏父子对经建完全外行，他们的贡献应从对经建阻力的大小来衡量。就蒋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语见蒋介石《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并未把经建放在第一位。他的经济学知识浅薄，又要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受制于闭门造车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使不是共产主义，至少是一种社会主义，绝对不会是使台湾经济起飞的资本主义，以至于往往扞格丛生，矛盾百出，必要时连蒋介石也只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义。1967年6月7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对此课题之意义，据我对总理平时训示所了解的，所谓平均地权之意义，第一，在交通发达之处及都市之土地，凡涨价者，借征收增值税之方法，以达到‘涨价归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贫富之不均，故增值税，亦可谓为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其次，则为现代都市政府如对其土地照价收买、区段征收、土地重划、超额土地之收购以及都市整建（如违章建筑）等之通例，亦皆为‘涨价归公’之手段，政府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二，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1935年9月，蒋介石在峨眉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护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尔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日政府“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密”训词里，硬以“增值税”代替全部“增值”，而说“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殊不知孙中山的胃口，绝不止于“增值税”，而是“所增之价”的全部。蒋介石不得不违反总理遗教，是很显然的。显然，仍不肯公然违反，易辙而行，以至于孙中山把三民主义漫天喊价；蒋介石把三民主义就地还价，形成一种“知易行难”的困境，为经济发展制造了意识形态的障碍。

“涨价归公”之外，作为民生主义王牌的“节制资本”，亦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人也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仍只好暗中予以曲解。1967年6月7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至于节制资本方面，亦并不能专在限制私人资本的发达方面着想，我以为节制之节，实为调节之节；节制之制，乃为管制之制。此即以政府对私人资本调节与管制之方法，来发展其国内公私经营之资本。此实为总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社会均富，无复贫富悬殊之理想。这样的实行民生主义，亦即使社会平等之社会主义，而绝非如共产党假借社会主义，而实施其大私有的垄断集产之共产主义。”于是，蒋介石又进一步说：“至于总理所说：‘国家经营之企业，凡有独占性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矿产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又说：‘要发达大实业，照我们中国资本、学问和经验，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资本。我们要拿外国资本，来造成我们民生社会主义。’由这段话来看，就可知道总理所说的节制资本，其目的乃在发达国家资本，并非是限制私人资本，而不许人民参加国家经营之企业。我以为总理之意，不但是奖励人民私人资本投资于国家企业，而且要奖励外国资本来投资于我们国家的企业，以发达国家资本。不过私人资本应由政府负责调节与管制，而防止其过分地畸形地发展，以免产生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显，我故曰节制资本，并非限制私人资本，乃将私人资本由政府予以调节管制，使之有计划地发展，而且奖励私人投资于国家企业。如此只要国家资本发达，则私人资本亦必经过节制阶段，而更可使之发展，不过始终要由政府加以调节管制。因之亦就可知总理的节制私人资本之本意，不仅是加以调节管制，而且寓有保护之意。”蒋介石又说：“此实为节制资本之真谛，而于今日我国经济之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所经营的大企业，除了极少数具有国家特别需要性质，必须由政府单纯出资经营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皆可组织股份公司，让民股参加，而由国家经营（甚至也可以容纳外国资本在内，那对于国内私人资本，自然更无排除之理）。当时总理所指如铁路、航业、矿产皆由国家经营，我以为今后时代变迁，而且我国人民的经验学问，现在亦并不比外国人为差，故这种国家企业，一面自可组织公私合营的公司来兴办，一面还可运用我国人民自己所有经验学问来管理公司，以发达国家资本，乃为合理合时之举，我们不能将总理的良法美意，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使革命建国的事业遭受阻滞，以至于如过去那样挫败。”

蒋介石这一“机密”文件，充分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早被他的信徒给“修正主义”了，蒋介石以为“节制资本”中的节制，乃是“调节之节”、“管制之制”，其实孙中山的原意，绝非如此！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绎与解释，除利用外资一点外，也全部与“总理遗教”不合。当年孙中山公开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如今蒋介石却暗中说：“今后时代变迁”，不可“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总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反师孙中山“节制资本”之名而羊头狗肉之。挂羊头固然仍可以卖狗肉，然而总比不上货真价实的大商号。

蒋氏父子由于知识上以及信仰上的限制，固然不可能主动地去推行政治自由化，在经济自由化上亦十分被动。这些多多少少给资本主义经济起飞的台湾带来负面或消极的影响。

第十二章　朝代的终结

第一节　不能兑现的时间表

中国的特色是地大人多，地大人多就会有多样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分省上面，尤为明显。各省又可再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或统计，或归纳，或屡试不爽，或约定俗成，最后演变出一般的观感与结论。这种观感与结论，对特定例外言，容或失之武断，但它的一般性，却往往令人深思、令人警惕。例如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湖北省人太奸，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但湖北佬中又可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湖北人中黄陂人、孝感人、汉川人，都是奸中之尤者，但段数又有不同。所谓“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大同中有小异，细分之下，九头的鸟相，固有所不同。

湖北人以外，浙江人也是一样。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浙江人也奸。但奸中也可细分。靠北部的浙江人，接近江苏的江南，比较奸得温文；但靠东部沿海的，就奸得邪门儿了。东部沿海最有名的是宁波人。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

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清两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是地道的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盐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成为中国的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

这种完蛋到孤岛台湾的窘境，1951年4月30日，蒋介石在台湾讲“干部教育训练的要旨及干部自反自修的要领”，曾经有如此哀呼：

我们目前革命的危机，更是到了大祸临头的最后关头，试问大家退到了这样一个孤岛以后，还有何处是我们的退路？至少我们每个人今日的环境是一个天涯沦落、海角飘零，这样一个凄怆悲惨、四顾茫茫的身世，真所谓“命悬旦夕，死亡无日”的时期。……

在这一讲演前七天（1951年4月23日），蒋介石讲“人事制度的重要与考核人才的方法”，也曾经有如此感叹：

从民国十三年到现在，经过二十七年之久，先后完成了东征北伐剿匪抗战各任务，这样多的战争胜利了，这样大的事业成功了，但是仍然要遭受前年那样惨重的失败，所谓革命建国，只成了一场春梦，没有一点结果。

这种退守孤岛，“只成了一场春梦”的哀呼与感叹，岂不正是一个宁波商贾忙碌终生“没有一点结果”的告白吗？虽然宁波商贾只剩下了孤岛，但是春梦以后，有孤岛，总比没有孤岛好，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供给蒋介石在兵败山倒喘息甫定之余，大开空头支票的乐趣。他在孤岛上开“反攻大陆”的支票，前后有多张，逐一排比一下，可以使我们对宁波商贾的信用，有个通盘了解。他开反攻大陆的支票，首先见于1949年6月26日，在台北东南区军事会议的讲话，他讲“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曾经说：

我以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如果能够消极的不贪污、不走私、不吃空、不扰民；积极的又能精诚团结、事事公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对部下能够同甘共苦，信赏必罚，那我们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在最短的期间，就一定可以恢复，不出三年，我们就一定可以消灭共匪！为坚定大家的意志，并指示大家努力的目标和进度，我今天特别提出几句简单的口号，希望大家刻骨铭心，一致努力，贯彻始终。这几句口号是：

一、湔雪耻辱，报复国仇！

誓灭共匪，完成革命！

二、精兵简政，缩小单位！

自动降级，充实战力！

三、半年整训，革新精神！

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在这里，蒋介石清楚地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是他的时间表。“一年反攻”是时间表上的起点，“三年成功”是时间表上的终点，语句一点也不含糊。说话当然要算话，可是就在一年将尽的时候，蒋介石又提出了新的时间表，原时间表自动作废。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讲“复职的目的与使命”，有这样的话：

现在我把去年“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要来达到我们消灭共匪，复兴中华民国的目的。

在这里，蒋介石明显地改变了时间表，一年前“一年反攻”的支票，言犹在耳，可是一年一到，就摇身一变，变成“二年反攻”了。“一年反攻”摇身一变成“二年反攻”还不打紧，两个月后，蒋介石又吃了败仗，舟山和海南相继撤退。1950年5月16日，他在台湾广播电台讲《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有这样的话：

我现在先将政府当时所决定根本大计与步骤，明白报告大家：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因此，半个月之前，我们撤退了海南的军队，今天定海的军队也主动地向台湾及其卫星岛上集中了，这就是我复职以后第一步的计划完全实现了。……

蒋介石接着说：

我可以很确实来告诉你们：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有能力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必然的牵连关系？从三个月展期到一年，用这种“待敌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都不合的。蒋介石虽然开出了“三月反攻论”的支票，但他的预算，还是偏向“一年以后”的，因此他谆谆而道，叫大家少安毋躁：

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希望你们含辛忍痛，埋头苦干，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你们今后接应国军反攻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蒋介石开出的“反攻大陆”支票，是从“三月反攻论”转而为“二年反攻论”的，所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支票文字是一清二楚的，同胞们遵命“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今后接应国军反攻行动”，自然不在话下了！不过，一个有趣的变化是：这年3月13日，蒋介石还说“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呢，可是只过了两个月零三天（5月16日），他就改口说“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了。这种差距未免太快了一点吧？蒋介石“复职”日期是1950年3月1日，他在十三天后（3月13日）说了“扫荡共匪，三年成功”的话。可是，五十天后（5月2日），共产党就拿下了海南岛；六十四天后（5月16日），共产党就拿下了舟山群岛，大概是失败冲昏了头脑，三年之期，就连忙改成了五年，这种何时反攻、何时成功的时间表，随意而变，对照起来，岂不有趣吗？

看了上面蒋介石的种种谈话，我们只见半年、一年、三年、五年等的翻来覆去；“整训”、“反攻”、“扫荡”、“成功”等的代换不停，真令人眼花缭乱了，亟须列个简表，教人看个明白：

列表之下，一切文字戏法都现出原形，使我们恍然失笑。我们计算一下，蒋介石空头支票最后的“五年成功”日期，应该是1955年。在1950年的时候，蒋介石说“一年光阴实在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但是，“很短很短”的一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五年也过去了。在台湾梦想反攻的，和在大陆“接应”反攻的，终于发现信誓旦旦的蒋介石，在“确定的步骤和时期”中，竟然毫无动静——原来他黄牛了。

蒋介石1949年、1950年的时间表，都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一一退票后，他有很长一段日子，不敢再明定时间表，直拖到1959年5月18日，他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才有这样的预言：“老实说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蒋介石这句话是1959年说的；1959年说“再过十年”，当是1969年。在这里他明确说，到了1969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现在，1969年早就过去了，1979年也早就过去了，1995年亦已经来了，蒋介石也走了二十年了。一切的时间表，都已随他这一走变成了死证。不过，死证归死证，并非死无对证，我们的求证拆穿了他的政治谎话。

第二节　希望渐灭油尽灯枯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逃难到台湾，虽于1950年3月以非常手段恢复“总统”的职务，但杜鲁门袖手，前途仍然暗淡，共军随时可能打过海峡来，局势依然风雨飘摇，蒋政权的生命不绝如缕。

然而朝鲜战争重新点燃了蒋介石的熊熊希望之火。他于下野之初，国民党仍控有大江以南以及大西北与大西南，然而已把重点摆在东南海中的台湾岛上。他显然早已想把台湾作为复兴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一决最后的胜负。所谓第三次大战就是国际性的反共战争，他一再强调中共是斯大林的第五纵队、强调苏联侵华，就是要把国共内战转化为全球反赤斗争。这种论调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美国，极有市场。美国于是又视蒋为盟友，并以其超强的声势，帮助蒋介石将已经亡了的“中华民国”牌子，又高高挂起，以台湾为中国而继续占据联合国的中国席次，拒绝中共取代。

蒋介石因美国的大力支持，他的“国民政府”仍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但他心里明白，如果不能反攻大陆，台湾终究无法等同中国，“中华民国”的招牌也迟早会掉下来。美国的实力再强，亦无法永远撑得住一个神话。但是要反攻大陆，他已败退到台湾自知无法独力实施，唯一的战略就是拖美国人下水。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官魏诺比（Charles Willoughby）1950年6月15日的报告，蒋介石有一“极为机密”的请求，即愿意将其本人以及政府与军队，听由麦帅总部直接指挥，但不愿把权力交给孙立人。（MacArthur Archieve RG6，BOX 1，转引自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552、876）蒋愿出此“下策”，实是套牢老美的上策。朝鲜战争之后，蒋又一再要求出兵，亦无非想要卷入国际反共战争，浑水摸鱼，但均未得逞。

朝鲜战争休兵，北京与华府之间结怨未减反增，台澎、金马等外岛成为对峙的交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尤为右倾反共，认为即使让中共取得外岛，亦有鼓励共产党进取台澎之虑。不过，美国共和党政权再右倾，仍以其本国的利益为重，对付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防堵”（containment），而非“解放”（liberation），绝不肯牺牲美国人的性命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愿意守住台澎。此乃美蒋之间反共共识中的主要不一致处。美国政府很怕蒋利用高涨的右派反共势力，被蒋牵着鼻子走。如诺兰参议员（William Knowland）即曾激动地要求其本国政府封锁中国沿海。果如此，岂不正中蒋之下怀？因而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于1954年12月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一方面以军事保卫台湾，另一方面防止蒋反攻大陆，所谓“拴住蒋”（leash on Chiang），也就是不要被蒋拖下水。蒋接受美国的保护，只好勉强接受“反攻无望”。蒋虽然嘴巴上仍说，“大陆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复大陆是我们的神圣使命与天职”，但是没有美国人插手，连边都摸不着。

蒋介石当然不会就此死心，美国的反共热情仍高，冷战愈演愈为严峻。天下一旦有变，他仍有反攻大陆的希望，更何况当时美国军方大都好战，如前第八军军长弗利特（James Van Fleet）在《生活》（Life）杂志上，公然主张美军占领金门、马祖，并以原子武器回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被问到会不会在亚洲冲突时使用原子武器，回答说可能会以原子武器攻击军事设施（参阅Dulle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p.157-158），此为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做核子威胁后的再度威胁。如果真的使用原子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又有了可能性吗？蒋介石怎么会不感到鼓舞呢？他的希望又炽燃了。

他的策略则是积极向金、马等外岛增兵，以便使美国将保护台澎与保护外岛连成一体，并在中共的脚底下放火，以便卷入美军。一旦演成大战，乘胜反攻大陆，老美即使要脱身，亦将身不由己。艾森豪威尔当然看到这一着，要蒋减少金马的军队，蒋拒绝考虑，老美终于知道“他们后面跟着一只熊”（The American knew they had a bear by the tail）。（引自前书，第160页）至1958年，由于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大陆内部出现一些困难，蒋更不顾美国人的劝告，将金马的驻军增到十万人之多，并以外岛为基地向内陆做零星的攻击，又高唱反攻大陆的口号，艾森豪威尔虽担心蒋的企图，然而中共于8月23日发动规模宏大的炮战还击，迫使美国总统派第七舰队助蒋突破封锁。北京与华府之间的军事冲突立即升高，《纽约时报》登出“假如共军侵入金门，美国决定动武”的醒目标题。美国一动武，不就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吗？不就可能跟老美一起乘胜“反攻大陆”了吗？

但是老美毕竟不是傻瓜，舆论出现不同的批评意见，连最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于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改变了态度，希望金门停战与裁兵。蒋介石断然拒绝裁减外岛的军队，以表示不悦。他最不悦的是，套牢老美以便“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将落空。杜勒斯更明言不会支持或容忍蒋进攻中国大陆。至此中共方面已知道，攻下金门若不能解放台湾，反而有助于台湾的独立，亦就借故打打停停，悄然结束了轰动一时的八二三金门炮战。

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机会在外岛制造事端，牵入美军，帮助他反攻大陆。1960年上任的美国新总统民主党的肯尼迪（John F.Kennedy）于当选之前就已表明态度，只保台湾，不保外岛，金门对美国而言，全无战略价值，对蒋亦不如共和党政府之友善。1964年中共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美国的介入更不可能了，连核子威胁也不便再出口了。蒋介石的希望也渐暗渐淡，连“文革”大乱，亦不敢独自出兵，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老美的支援固然不可能反攻，没有老美的允许，也不可能反攻。而老美此时正在越南泥足愈陷愈深，更不愿在台湾海峡别生事端。蒋当然也想介入越战，曾命已当了“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于访美时提出，明知美国不可能接受的“好意”，仍要提出，可见想介入国际反共战争之迫切。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出卖”他的竟是共和党的反共健将尼克松（Richard M.Nixon）。尼克松虽是反共健将，也是现实主义的政客。形势比人强，在中苏交恶，越战胶着的情势下，军师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打通前往北京之路，美国总统遂于1972年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杯酒交欢，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书房密谈，斯人独憔悴的是在台湾的蒋介石。毛初见尼克松时还打趣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会赞成此会”，接着说：“他叫我们共匪。”尼克松的兴趣很高，问毛：“你怎么称呼蒋介石？”毛笑而未答，周恩来插嘴说：“我们一般说他们是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总之我们相骂。”毛最后说：“事实上，我们和他的友好关系比你与他的要长！”（见Nixon, The Real War, p.144）

就在尼克松北京交欢前三个多月，联合国终于票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代表中国。这样一来，不再是“大陆乃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台湾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中华民国”的招牌终被国际断定为赝品而被取下。蒋介石的大陆梦完全碎了，要大家“处变不惊”了。他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见流云《卡特你错了》，第197页），未免过于阿Q。他应该想想“罪恶”的联合国让他以台湾一隅代表全中国达二十余年之久。如此白吃的筵席，迟早会散席的吧！

于此大势已去之际，蒋介石已入风烛残年。他一身系台湾的安危，台湾朝野自然会关心他的身体情况，但是在集权的强人体制之下，人民并无“知的权利”。直到多年之后蒋氏父子身边的副官翁元口述往事，才知道1969年7月间“老先生夫妇”前往阳明山避暑时，曾经遭遇到严重车祸，此后身体出现了“恶化的警讯”。1971年11月，又因副官钱如标润滑老蒋的肛门时，不慎使肛门受伤，血流如注，在“老先生只说了一句：把他给我关起来”之后，钱副官就这样被关了五年。（参阅翁元口述，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28、132、134页）一叶知秋，仍然是侍君如侍虎的时代，蒋介石的心态到晚年依然是君主式的，副官们的命运也无异于旧时代宫里的太监。

根据翁元的口述，蒋介石又开始便血，且有血管硬化与肺部缺氧的迹象，不久又双手发抖、两腿无力。所以当1972年5月，蒋介石就任他的第五任“总统”时，身体已见不得人，只好尽力掩饰。就职不到一个月，心脏已经扩大，医官认为必须隔绝静养半年，也就是说根本不能继续“总统”的职务，然而竟被宋美龄否决，还数落了医官一顿。事实上，蒋介石绝不能真正视事，病情每况愈下，心脏病有一触即发之势，特派人到美国去请国际心脏病权威余南庚来台。余大夫尚未抵达，蒋突于7月22日下午昏迷，大小便失禁。余南庚抵台后，全心诊治，并于8月5日将蒋送到荣民总医院总统病房居住。以余南庚为首，一共十一位医生组成治疗小组。就在这样不计工本、全体动员的医护下，蒋介石又延续了三年的生命，于1975年4月5日晚上过世。（参阅翁元前引书，第135—188页）

我们从贴身副官得知，蒋介石根本无法执行第五任“总统”的职务，为了蒙蔽天下人耳目，连代行职务的人都没有。也许因为儿子蒋经国已是“行政院长”，大权已由儿揽，然而如此私拥名器，多少反映了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本质。

国民党的媒体称蒋介石之死是“崩殂”。这种封建字眼的出笼，显然在以帝王相应他们的主子，国民党自称革了九十多年的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革到头来，一代民国竟落到蒋氏两代的家天下里，父死子继，一崩再崩，真是民国的大讽刺了。比较起来，袁世凯的“新华春梦”实在不如蒋介石的“金陵春梦”，袁世凯不甘形为总统而要形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无；蒋介石甘于形为总统而实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有，形式上，他把“总统位”传给了蒋经国；实际上，他传的无疑是“帝位”——民国的总统竟沦为世袭，“中华民国”之去“中华帝国”也，又几希！

翁元副官在忆述中透露，蒋介石在昏迷时仍口中不断念念有词：“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见翁元前引书，第150—151页）这更证明他念兹在兹要“反攻大陆”，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机会连边都沾不到，失望之余，在垂死之际，仍做哀鸣。这又是一种亡国的哀鸣。事实上，“中华民国”之亡，不亡于1949年，早亡于蒋介石篡夺成蒋家王朝之时。所以1949年所亡的，无疑是蒋家王朝。蒋家王朝定都南京，兵临城下前夜，蒋介石文学侍从之臣陈布雷，在黯然环顾南京灵谷寺、鸡鸣寺后，服毒自杀，这一“先你而死”，最有深意。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梁武帝殉国于南京后，前殉后继，又来了殉国者，就是陈后主。通常大家都说陈后主是中国有名的昏君，但细查他的身世，却也昏中不乏令人欣赏之处。他在位六年（583—589），深知司法黑暗，除大赦外，还要用亲自大审的办法，以为救济，同时还主张言论自由，宣布“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除了这些“德政”外，陈后主最有气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质（今犹老兵也），“遣送回大陆”。他下诏表示：我既没有能力光复河山，但我不为难你们，你们要回去，要跟骨肉团圆，我送你们回去，送你们到对岸敌人那里去，并且保证送到家，绝不“陈文成”！至于想留下来的，“亦随其意”。这种气派，陈后主干了四年皇上就开放了，但他的浙江老乡干了四十年才开放，可见陈后主做昏君，其实也有令人欣赏的一面。最后，在亡国之日，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却也临危不逃，还在原地亡国。陈后主以外，再看明思宗。明思宗是17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崇祯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为什么是“门神”呢？这是有典故的。崇祯要王洽做兵部尚书，王洽长得相貌堂堂，崇祯私语说：“好似门神。”门神都是一年一换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实一年一换还是好的呢！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宋朝开国起一百三十年间，宰相也不过五十一个！）他这个皇帝实在不会用人。虽然如此，他还在亡国前夜写条子，表示“文臣个个可杀”。他恨他的手下，他说他非亡国之君，但是手下是亡国之臣。但是亡国之臣是谁任命的？舍亡国之君外，谁又有权干此好事哉？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煤山，现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他死后，在衣襟上留字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真可说是至死不悟的浑人。但是，浑人虽然浑，却不失他颇知廉耻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他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上吊殉国；第二，在大臣劝他向南方逃走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门神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媒体说棺材里放了四本书，过了几天，四本书又变成五本书。这四本或五本之间，颇有奇趣，先看蒋孝子的记录。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4月9日条下记录：

东方发白之时，余在荣民总医院照乡俗为父亲穿衣服，并着长袍马褂、佩勋章。十时许，母亲将父亲喜读之《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本书，亲自置于灵榇之中，另有呢帽一顶、手杖一根。

又在《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4月9日条下记录：

到荣民总医院为父亲着衣，此乃最后一次为儿能为父亲所做身边之事。照乡例穿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扎丝棉，穿黑袜、黑皮鞋，佩勋章，并以平时父亲喜读之书：《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置于灵榇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方、手杖一支。此皆父亲平日常用之物也。

在这先后两段同一个蒋孝子的记录中，书是四本没错，但在《守父灵一月记》中，朝棺材里放书的是蒋宋美龄；而在后来写《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中，朝棺材里放书的，蒋宋美龄却出局了，变成了蒋孝子自己了。

再看《总统蒋公哀思录》第一编《治丧报告》4月9日条下记录：

总统蒋公灵柩定今日正午移国父纪念馆，晨六时在荣民总医院灵堂举行小殓，蒋院长遵古礼为总统蒋公衣蓝色长袍及黑色马褂，胸前佩“采玉”大勋章，左右则为“国光”及“青天白日”勋章，夫人亲将总统蒋公平日常读之《圣经》、《四书》、《唐诗》、《三民主义》及《荒漠甘泉》，以及常用之礼帽、手杖置于棺内，家人并在灵前行跪拜礼哭祭。

在这里，《治丧报告》把装棺材的功劳给“刀切豆腐——两面光”了——给蒋介石穿寿衣的功劳，归之于儿子；给蒋介石送读物的功劳，归之于太太。《治丧报告》是由中央大员们的集体创作，按说应比“五内摧裂”神志不清的蒋孝子的记录可信度高，但毛病就出在画蛇添足，书给硬加了一本——多了一部《四书》，变成五本了，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这一不符，在《治丧报告》4月16日条下，自己就穿了帮：

八时，行大殓礼，由严总统主祭，治丧大员陪祭，与祭者均就原位肃立，奏哀乐、默哀（全国同胞就地肃立默哀一分钟）、献花及恭读祭文后，夫人、长公子经国、次公子纬国及两孙公子孝武孝勇于痛哭中将棺盖盖妥（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张群、何应钦、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陈立夫及薛岳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党旗覆盖于棺上，再由严总统、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徐庆钟、王云五及于斌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国旗覆盖于党旗之上，全体公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再奏哀乐，大殓礼成。

既然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则对照起4月9日已放棺中的《四书》来，就显然矛盾了。——一口棺材总不可能放两部《四书》吧？这幕在七天以后又加放一部《四书》的杰作，《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总统蒋公哀思录》）中《蒋公崩逝丧厝纪实》4月16日条下，有这样一段：“清晨，蒋公的两位公子，蒋经国院长和蒋纬国将军率同家属蒋公的爱孙孝武、孝勇将一部蒋公平素最喜欢读的《四书》，安放在蒋公身旁。”对照起《治丧报告》来，又穿了帮。《治丧报告》是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是太太带头；但《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却说是早在“清晨”，儿子孙子即将《四书》放进棺中，到了“上午八时正”，儿子才扶持太太出现——蒋宋美龄又给出局了。这些小动作与不一致，无他，因为蒋介石死后，生平“喜读”的书中，竟不见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四书》，未免太笑话了，乃临时把《四书》改列为蒋介石生前“最喜欢读的”书，赶忙朝棺材里塞（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和《难忘的一年》中，都没提加放《四书》的事。所以到底塞了没有，也是疑案一桩），因为塞得仓皇，结果反而闹了笑话。

服侍蒋介石的贴身副官翁元证实：“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88页）但是国民党却发表所谓《总统蒋公遗嘱》，其中名言是“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此遗嘱见证人有“五院院长”，但照“司法院长”田炯锦回忆：

到了6日凌晨1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故总统遗容。总统蒋公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地长眠。蒋院长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总统蒋公遗体行礼敬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蒋夫人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敬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总统蒋公哀思录》）

足见到达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才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真实性，其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亲笔（是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按《民法》第1194条明定：“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日及代笔人之姓名，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遗嘱人不能签名者，应按指印代之。”蒋介石的遗嘱上列日期是3月29日，是死前七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冒出见证人来补签？其又违法又不通也，一看即明。而对此依法无效之遗嘱，国民党犹命天下“从蒋而颂之”。其实，比照起“总裁精神”来，说“长相左右”，恐怕还意犹未尽呢！据蒋介石大将贺衷寒《遵训践誓为总统寿》（《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文中所说：“总统的内心，无时无地不有总理之灵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感觉。昔人谓：‘虞舜慕唐尧，见尧于羹，见尧于墙。’‘颜回希孔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总统之于总理其景象可谓亦复相若。”可见说“长相左右”，还不够呢！应该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才更加周延。

第三节　论定蒋经国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岛上相承大位，中间插上一个严家淦，乃是刻意的安排，作为缓冲而已。严氏苏南人，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出身吴侬软语之乡，官做得最高之一人，但是他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最有趣的是，他个人的造型正是像上海话所说的“裁缝师傅”。蒋介石阅人多矣，自然看中了这个既无政治野心更无政治实力的技术小官僚，提拔为自己的“副总统”。蒋介石于第五任的任期未满死了，严“副总统”继位。诚惶诚恐的严“总统”，在蒋“院长”兼党主席的“指示”下，好不容易挨到1978年下届“总统”选举，立即让贤，亟称蒋经国的盛德。这使我们想起汉献帝的禅让，《三国志》说：“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尔绶禅位。”（见中华标点本第一册，第62页）我们若把“汉帝”代换为“严总统”，易“魏”为“蒋”，一样适用。等而下之的则是，汉献帝尚在两汉帝王之列，严家淦只是续完蒋介石的第五任，第六任便是蒋经国，连名义上的一任都没有！

江南在《蒋经国传》里已曾指出，经国为改变形象，做了一些引进“青年才俊”、“惠而不费”的措施之后，“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见第234页）早在1973年，海外学人谢文孙就经由台北《大学杂志》上，遥望台北，称蒋经国为“伟大的政治家”、“为台湾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见该杂志七月号《从海外遥望：蒋经国在台湾象征什么？》）蒋经国继统之后，国际形势日益恶劣，岛内反对势力汹汹，老兵“想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改革，放松了一些控制，而这一些都是拖驴上山式的。就这样，他于1988年年初死于第七届“总统”任上时，海内外竟有不少歌功颂德之声，甚至有人恭维他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家。

其实，蒋经国从1939年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起，到1949年逃往台湾以至于死为止，实际所统治的中国，在赣南，不过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在台湾，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只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见对中国的全面性统治，相差极远。他做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副主任，除了促成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祸害整个中国外，其他影响，不过一时一地而已，并且成绩都是负面的，谈不到什么事功。从整个中国的观点对他歌功颂德，比例自然不当。唐德刚把他上比毛泽东、邓小平等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可谓比拟不伦；许倬云说“经国先生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赛过石敬瑭，蒋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让给苏联，其祸害整个中国，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贻害二三百年，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客观的历史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医学上有所谓“小发作”（Petit Mal）、“大发作”（Grand Mal）。“小发作”代表一种癫痫（Epilepsy）的发作，症状没有全身或局部剧烈抽搐，时间也很短，不过几秒钟；“大发作”则相反，症状是全身抽搐且意识丧失。这种发作，古人不知道是由于脑皮质神经细胞全面性的过度放电，反以为是恶魔附体。法文这字原意，就是大恶魔，即因此而来也。蒋经国四十年前在上海“打老虎”，调来“戡建大队”，动员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两路警察局），想要解决经济问题，正是恶魔附体式的招数。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别以为蒋经国的无知妄作只是四十年前的旧事，就在上世纪70年代之初，蒋经国还声言对“限价措施有成功的绝对信心”呢！就在1986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还呼吁“每个人都扮演理想的‘物价警察’角色”呢！四十年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天方夜谭》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个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加上日治时代的一些基础、大量美援，以及大陆上带来的黄金与人才，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须学问外，天下事皆需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须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说，美国至少有两百人若干总统会干得跟他一样好，看台湾经济发展，当知两百老妈子中，必有芳草。今归天下之功于一人，溢美蒋经国，窃恐台湾两百老妈子都不服也！

至于说蒋经国制造了“政治奇迹”，则失之太远。事实上，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1949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由此可见，夏志清所谓的“政府在蒋经国先生领导下走上民主宪政之大道”、余英时所谓的“他已成为‘中国民主’前途的象征”、杨力宇所谓的“经国先生……创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面”、郑竹园所谓的“如无经国先生的英明领导，绝难如此辉煌”、张旭成所谓的“对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贡献”、戴国辉所谓的“经国先生一直致力于推行民主改革”、林毓生所谓的“蒋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无过于推动民主的改革”、胡平所谓的“在促进台湾民主化方面，蒋经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等，都是知识分子信口乱拍马屁。

也许有人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们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这位“声妓”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晚太短了吧？

在咚咚马屁声中，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死前三年时候，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尽管这么说，但历史上，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历史的定论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黩武穷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东平朝鲜、南置九郡，因为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戒严弄兵、北卖外蒙、西通老美、东媚日本、南联新加坡，因为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作所为，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是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最大亵渎。一个人踩你的脚，一踩四十年，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你却反而歌颂他，这叫什么政治伦理？又叫什么人间是非？要歌颂，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而不是他的贵脚啊！至于政治犯陈映真、王拓、柏杨之流，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奉承阿谀之言，则更属失态之尤者，他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未免太忘本了。

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在“政治奇迹”上，还别有“奇迹”，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不尊重政治制度，搞个人独裁。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干部，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来就有限，蒋经国回国后，在庭训之下，红中带青，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组织“燕廉”、“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活动等，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搞个人独裁的路线。这使台湾政治局面，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犹陷在党内无民主、党政不分、一人领导等特色之上。金耀基说“经国先生已在民主的转化中，尽了他的责任，发挥了强人的积极功能”，全是不实的阿谀。事实上，蒋氏父子的整个作业的“积极功能”都在违反“民主的转化”，父亲做“总统”、儿子做“行政院长”，这叫什么“民主的转化”？父死子继为“主席”、父死子继为“总统”，这又叫什么“民主的转化”？蒋介石做“总统”则为“总统制”，蒋经国做“行政院长”则为“内阁制”，做“总统”又为“总统制”，这又叫什么“民主的转化”？正因为所有转化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一切都配合这一强人统治的方便，而把制度扭曲。例如蒋介石一无战功，由上等兵一跃而为陆军少将，这算什么制度？蒋经国毫无战功，也没打过仗，由老百姓一跃而为陆军二级上将，这又算什么制度？但蒋氏父子公然星光闪熠，自己不以为异，人亦不敢以为异，原因无他，搞个人崇拜使然耳！鹿桥说蒋经国是“不搞个人崇拜的领袖”、徐一鸣（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说蒋经国“不搞个人崇拜”，统统是不知所云。蒋经国不但搞个人崇拜，门槛之精，甚至出蒋介石而上之。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使民畏其威；蒋经国搞个人崇拜，使民惑其亲。以无党无派自命的台湾人吴三连竟亦说蒋经国“仁民爱物，功在国家”，台湾政客朱高正说蒋经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这些不实的谀词，究其原始，都和蒋经国的“亲民‘秀’（Show）”不无关系。而这一“亲民‘秀’”，正是蒋经国搞个人崇拜的现身说法。

蒋经国搞“亲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1978到1981年的四年间，就下乡一百九十七次、“与民同乐”一百五十五天。细部举例，像开东西横贯公路，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地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摆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才不做奴才。但是蒋经国却一反其道，他要亲施小惠，并且政由己出。结果呢，一个七层慈云讲寺算不算违建、一片九孔养殖场该不该拆除、一次中秋节应不应弹性放假、一家小琉球发电厂要不要抢救整修，都要领袖说了算，到头来领袖永远是“一生劳瘁”、“力疾从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却闲得要命！

汉朝皇帝向大臣周勃问行政业务，周勃不清楚，又脸红又流汗，表示惭愧；汉朝皇帝向大臣陈平问行政业务，陈平坦然说不知道，说这些细节去问专业的行政人员好了，不必问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陈平不但不脸红流汗，并且夷然自若。陈平是国家大臣，大臣怎么能管屁事？管屁事，自然就影响到办大事的时间与精力。蒋经国生前四度访问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济宫，并且和住持下过两次棋，这是干什么？一座小庙，值得这样探求民隐，才能了解吗？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子频繁、这样子毫无章法，不是作“秀”又是什么呢？记录上说蒋经国在开东西横贯公路时候，“亲冒危险，深入荒山，披荆斩棘，风餐露宿去勘察路线”，其实这是一名区区公路局工程师干的事，何劳“大政治家”亲自出马？如果这样为政算是正道，试问一朝“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了，可怎么办？占中国千分之三的台湾，建设起来，蒋经国都要神出鬼没地穷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来了，再躬亲细务而能分身有术者，岂可得乎？何况，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如真能解决问题，也就罢了。事实上，他在1980年永安煤矿灾变时挨家挨户去致哀慰问，八年后的矿工依然悲惨；他在1972年女票据犯代夫坐牢时慈悲为怀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后的女囚犹在牢中。多花时间去上山下海做“亲民‘秀’”，何如关起门来多做点亲民事？慰问孤苦不如解决问题，蒋经国的勤政爱民，其去伪善也，又几希？

我们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如今他死了，丘宏达说“乃是国家一大损失”，真不知道“国家损失”了什么。1950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都为天下笑。1958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最后以垂死之人，做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难逃历史无情的论定。

第四节　扶不起的蒋三世

蒋介石实际上只有一个儿子经国，毛福梅所出，蒋纬国是抱来的。经国的俄国太太蒋方良替他生了一女三子。女儿蒋孝章嫁给俞大维的长子，中德混血儿俞世扬，蒋经国起初很不高兴，嫌俞世扬年纪太大又结过婚，但结果倒蛮好，安分守己，这个中、德、俄三国混血家庭，住在美国，完全脱离是非圈之外。三个儿子孝文、孝武、孝勇，为蒋氏王朝第三代的希望所寄，麻烦就不少。蒋经国在赣南与情妇章亚若所生的双胞胎章孝严、章孝慈，因章女坚持要名分，被特务奉命害死后，冠以母姓，一直没有归宗，反而在朝代终结之后，还能维持一官半职。

蒋介石初对长孙孝文，寄予厚望，内定接班人也。从蒋介石送他进军校并大肆宣传起，布局已天下皆知。不料此子是花花太岁，学书不成，去而学剑；学剑不成，去而镀金；镀金不成，去而从政；从政尚待有成，却酒色戕身以遗传而来的糖尿病并发以废以死。其间拜现代医药与皇家病房之助，荣总高卧达十八年之久。蒋孝文的自暴自弃，乃蒋家的最大恨事，否则在年龄上，孝文接经国之棒，犹可如经国接介石之棒也。

孝文病废之后，剩下小十岁的孝武，以及年纪更轻的孝勇。两个小兄弟长大成人后，分别从政从商。幼弟孝勇插手党营事业，大做生意、大赚其钱，年方三十五岁就当上全岛最大企业之一的中兴电子公司的头头，大肆包揽工程。诸如包揽了桃园国际机场的工程以及摩托车正字号安全帽等大生意。反正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由我独沾。孝武从政，则势所必然，朝代需要接班，别无选择也。

当蒋经国登基正式成为“总统”之后，孝武的太子架势益为明显。刻意培养的最佳例证莫过于阳明山上办了三期训练班，蒋孝武于第三期毕业后就此结束，其中人马包括后来成为“行政院长”的连战、“内政部长”的吴伯雄、“外交部长”的钱复、国民党秘书长和省主席的宋楚瑜等，这些号称“山胞”的“青年才俊”，名义上与蒋孝武结成“同学”关系，实际上就是太子党，想上比李世民的十八学士。结果蒋家的十八学士一一出线，封官受禄，而蒋家的二太子却功亏一篑，没能出得来当上唐太宗。

蒋孝武固然绝非唐太宗的料子，美国人从旁观察，就看出这个洋名叫艾里克斯蒋（Alex Chiang）的中俄混血儿，情绪极不稳定，酒鬼兼烟枪，又好声色与喜交黑道朋友（见Kaplan, Fire of the Dragon, p.305、362），显然是品学兼“劣”。时代毕竟不同了，蒋家在“民主”的招牌下搞家族政治，总不好意思像旧时代皇太子那样明目张胆。所以不能明来，只有暗搞。很自然地以中广公司董事长的名义，从逐步掌握特务，参与党务入手。明眼人一看便知，当时的党营广播事业与情报组织原有密切的关系。

蒋经国当上“总统”，党政军特更是一把抓，军特部分的第二号人物王升，亦因而气焰强盛，组织“心庐”等小团体，使特务大大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台大哲学系事件即此一例。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提到：

王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成为国民党的“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第362—363页）

江南所见并不深刻，未悉王升再凶猛，不过与戴笠一样，只是蒋家养的狼狗；“将其铲除”，何须什么“魄力”？江南也没有看到，告发王升的是当时台北驻美代表钱复，密告蒋经国，王升访美时私晤美国中情局（CIA）人员，犯了蒋家的忌讳，而钱复者，“山胞”也、“太子党”也，未尝不是透露蒋孝武要插手特务的时间到了，王升安得不“流放南美”呢？

孝武插手特务，不必很高的职称，以“总统”的助手介入“国安会”，即可接替王升的实权，有谁敢不买皇太子的账呢？自此特务每天都要向孝武汇报，孝武每周向他父亲简报。（见Kaplan, Fire of the Dragon, p.362）孝武既插手特务，其黑道朋友即可派上用场，尤其是外省子弟的竹联帮，更可作为外围。其实，国民党与帮会有密切关系，早已历史悠久，蒋介石更借青帮之助，并且一直引为外援。

1984年10月15日上午，作家江南在旧金山自宅车库中，被暴徒枪击身亡。江南原名刘宜良，在旧金山开了一家礼品店，但真正的兴趣是写时评，因出身政工干校，对蒋经国的事知之甚稔，曾出版与官方口味不合的《蒋经国传》，并从事写作《龙云传》和《吴国桢传》，更触蒋家的忌讳。因而江南被谋杀，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文字贾祸、铲除异己的政治性谋杀。具有杀害江南动机的政权，非蒋家莫属，而蒋政权派特务杀害异己文人，又史不绝书，在大陆时代有史量才、杨杏佛、闻一多等，到台湾又有许寿裳、林义雄家属以及陈文成等。然而特务杀人，何从破案？上述这些要案都破不了，岂非无故。不仅此也，事过境迁之后，特务们还会自吹为国除奸呢。

但是江南案却有与众不同处。他虽一样是黄肤黑发的中国人，然而人在美国，又具有美国公民身份。换言之，从法律上讲，等于是台湾派人到美国去杀一个美国人，而美国又是国民党政权所依靠的，东窗事发之后，岂不是要吃不完兜着走吗？诚如曾隶中统的万亚刚所说，“上得山多终遇虎”。（见万氏著《国共斗争的见闻》，第153页）

直接枪杀江南的凶手是竹联帮老大陈启礼麾下的吴敦和董桂森。他们在现场留下脚踏车后，搭接应的汽车逃跑。他们回台北之前又在旧金山飞机场与台北“国防部情报局”高级官员通了电话，留下“交易成功，将要庆功”的语音。陈启礼并预作防备，以免被“情报局”出卖，当替罪羊，留下录音带，明言曾于1984年8月14日，在阳明山“情报局”基地受训，“局长”汪希苓奉命派他去美国杀叛徒刘宜良，“副局长”胡仪敏、处长陈虎门均在场（陈启礼录音自白英译见Kaplan, Fire of the Dragon, p.446-448），这一切证据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先后掌握到。

当凶手的竹联帮背景在美暴露时，台北当局立刻发动扫黑的“一清专案”，把庆功宴上的座上客陈启礼、吴敦，投入监狱做阶下囚，董桂森见机脱逃。当竹联帮与“情报局”的关系被美国警方掌握后，台湾官方才立即将代处长陈虎门、“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三人撤职查办，扣押待讯。这一下子等于国民党当局自认“情报局”涉案，事态已极为严重。美方十分清楚，此绝非台湾“情报局”的个人行为。事实上，美国新闻调查记者卡普兰（David E.Kaplan）在《龙之火：政治、谋杀与国民党》（Fire of the Dragon：Politics, Murder, and the Kuomintang）一书中，详列国民党特务在美活动有四十余年之久，包括监视美国人、向国会议员行贿、偷窃武器和科技机密、贩卖毒品，而今又在美国土地上谋杀美国公民。美国的司法与立法部门力主彻查、要求引渡，以便追究“情报局长”以上更高层次的幕后指使者。但是行政部门，尤其是里根（Ronald Reagon）总统的白宫，为了美国的利益，不愿相逼太甚，因为如果事态再扩大，势必导致武器禁运、经济制裁，岂非要把台湾搞垮？乃决定把此一法律问题当做外交问题来处理。里根竟亦不公开提江南案一字，引起日裔众议员岭田（Norman Mineta）的责难，斥里根虽强烈谴责并欲消灭恐怖主义，却对此江南案沉默，说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在我们亚裔美国人之中，愈来愈感到你这个政府并不认真关切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引自Kaplan, Fire of the Dragon, p.442）平心而论，里根沉默，不愿深究，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美国国家利益交关，雅不欲让北京得渔人之利也。不过，里根仍然下令驱逐了所有的国民党在美特务，一个不留，可说是一史无先例的举措，也够国民党瞧的了。

美国方面不打破沙锅问到底，才使国民党方面能够“弃车保帅”，到汪希苓为止，不把后台老板掀出来。不过，后台老板是谁，明眼人心中明白，蒋家脱不掉关系，中外舆论尤一致指向蒋孝武。首先，孝武此时确已插手特务，连李敖在文章中自称坐牢是“蒙难”，孝武都要过问，提出来认为大逆不道，因唯有孙中山、蒋介石可以“蒙难”，李敖“蒙难”便是“玷污国父，亵渎总统”。（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十四期，第311、312页）由于孝武可以指挥特务，又是皇太子，当时台北文武大官趋炎附势之状，已在公众场合出现，根本不避人耳目。其次，孝武与竹联帮早有勾结，来往频繁，而出事之后，竟扯大谎说从来不认识陈启礼，根本没有见过面，情急否认，忘了有不少见过他与陈启礼曾在一起的人证。《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甫撰文报道，直指蒋孝武与竹联帮有关系，孝武扬言要控告毁谤，却不敢有所行动，显然心虚。再说，竹联帮在美头目白狼张安乐，以及在美受审的凶手董桂森都明言，指使谋杀的幕后“大老板”是蒋孝武。张安乐于1985年3月1日在美国加州一家“林肯广场旅馆”（Lincoln Plaza Hotel）当众忏悔自白，并确认蒋孝武命令陈启礼杀害江南之后，陈启礼的父亲急忙自台北打电话给张，说是如果竹联帮再继续指控“总统”的儿子杀人，国民党将要杀陈启礼于狱中。（见Kaplan, Fire of the Dragon, p.468-469）显然受到台湾官方的威胁，使在海外的竹联帮人马投鼠忌器，不敢再事声张。

台湾官方同时发动宣传机器，并利用香港中性刊物《九十年代》，公布所谓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报局”线民一级的层次。他们认为把被害人名誉破坏，则暗杀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为了。杀了人，还要“杀人家的品格”（character assassination）。其实，江南不仅与国民党的情报机构有往还，亦与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的情报机构有往来，我们可以骂他是线民，但他绝非某一方面的间谍，更不可能是三方面的间谍。没有一个间谍会如此抛头露面、明目张胆地写有争论性的文章。国民党无论如何贬低江南，也不能说杀江南有理，更不能弥补杀害江南所造成的后遗症。

对蒋氏王朝而言，后遗症尤其是灾难性的。美国人为其本国利益不愿赶尽杀绝，追究祸首，但亦雅不欲再见蒋家再传子接代。蒋经国在内外交困，以及美国强大的压力下，无可奈何花落去，宣称蒋家人不能也不会接班，并将孝武“流放”到新加坡去当代表。孝武之流放就像当年王升之流放，权一放再难收矣。从孝武离台一刻起，蒋经国必然明白，不可能继续再走他父亲蒋介石走顺的路子了。

江南案与蒋孝武有关，应无可疑；与蒋经国是否有关呢？陆铿在《江南案对台局的影响》一文中说，涉及“蒋经国似乎有点离谱”（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十三期，第237页），其实并不离谱。蒋孝武虽插手指挥特务，但特务的最高领导仍是蒋经国。蒋孝武干这样一件事没有理由瞒他自己的父亲，何况他们杀人的动机自认是制裁叛徒的爱国行为，特务们津津乐道的爱国行为，蒋经国从来没有制止过，甚至批评过这种行为。强人如蒋经国也不可能被自己的儿子和特务们瞒住。最大的可能性是，蒋经国事前默许，事后掩遮。即使退一步说，他事前不知，也难逃道义上的责任。一家公司出了纰漏，董事长能卸得掉责任吗？

我们眼看蒋氏王朝楼起楼塌。蒋介石于1912年枪杀陶成章，始有闻于世；蒋孝武于1984年命令竹联帮枪杀刘宜良，惊动太平洋两岸。相隔七十三年的两度枪声，象征一个开始与一个终结，亦可谓有始有终矣。

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汪荣祖

蒋介石是民国史上少数几个元首级人物之一，曾一度君临全球四分之一的圆颅方趾，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然而蒋介石的历史形象却出现不同的扭曲。在国民党统治以及影响所及的地区，由于长年“无限上纲”式的涂脂抹粉、极力抬高，捧成丰功伟绩书不胜书的民族救星，连蒋介石本人亦不自觉地自称“民族救星”，向大陆同胞喊话，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径谓“蒋总统是神”！共产党则把他从神降为魔鬼，视为“人民公敌”、“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第一号战犯”。近年为了统战，却又溪口修墓，撰史写传，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当的正面描述与肯定，但基调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贬，其实褒贬仍各走极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蒋介石早已被论定为失败的负面人物，普遍被认为是一既独裁又无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国大陆的常败将军。我们在书中述及杜鲁门晚年对蒋氏夫妇极为轻蔑的批评，可见一斑。这些不同的极端形象，不论正面或负面，都是经过“包装”的蒋介石，见不到蒋介石的真面目。

但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就是要展现过去人与事的真相。像蒋介石这样的人，若真面目不露，许多民国史事亦就难以大明。读者看完这部《蒋介石评传》，应可觉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对不少疑难的民国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们愿意在述论蒋介石真实一生的基础上，进而采宏观的角度，以历史天平为准，再做若干综论性的总结。

在众多的评论中，几乎没有人争议的乃是蒋介石为一革命者，是一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与他的国民党员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样的提法仍有可议之处，并不确切实在。

蒋介石当然自称是革命家，以承继孙中山的革命法统自任，视政敌为反动或反革命。但是“革命”两字自有其客观的含义，最简单地说，乃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谓。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旧社会的军阀与地主势力，以及代表外国利益的帝国主义势力，要建立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却一一与军阀、地主、帝国主义势力妥协，挂三民主义“羊头”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是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讥嘲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虽极尽挖苦之能事，却有其真实性，故能引起共鸣，亦足以说明蒋介石的“革命”连虚有其表都没有。蒋介石在短短几年内，从“红色将军”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为奇，更不必徒劳说明他从极左到极右的思想转变，因为他的“革命思想”本无真实的内容，原是一种作为政治诉求或赢得政治利益的口号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须要能突破既有旧思想的“情结”（emotional evolvement），蒋介石并没有；如果我们说列宁、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参阅Wolfenstein, 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Lenin, Trotsky, Gandhi），蒋介石根本不是。

当蒋介石下级军官出身的历史家黄仁宇提倡“大历史”，呼吁从大处与宏观来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其实治史原当如此，不过他从“大历史”来看蒋介石，有意无意之间，以历史之“大”来掩遮个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 factors）来解脱个人因素，个人的历史责任就可推给不可抗御的历史趋势，于是蒋介石的“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成了历史之“必然”而无可厚非，若加以谴责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谬误！有趣的是，黄仁宇既认定蒋介石个人在“大历史”中，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却又说蒋氏建成“高层建筑”，主持“人类历史罕见”的“群众运动”，以及在“统一的军令之下”，动员三五百万兵力抗战，为“洪荒以来所未有”，为中国现代化铺了路。（参阅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些论断，且不说在思维上的矛盾，与史实也多有不合。

1924年国民党改组，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当军师，的确组织并发动了群众运动，但是自从蒋介石清党之后，已与群众运动“划清界限”，视为暴动，采取敌对的态度与镇压的政策。工会、农会一体解散；工运、农运头目，迭遭杀害。被清除的共产党倒是在“朱毛”的领导下，大搞特搞工运农运学运，与蒋抗衡。足见蒋自执掌大权之后，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他虽然“革命”不离口，以革命做标榜，实际行动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后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击溃而失去大陆、退居海岛的。一个自称革命的人结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讽”还是“吊诡”？至于说抗战时期“统一的军令”，只是蒋介石的“梦想”而非“实际”，那“洪荒以来所未有”的“动员”，悲壮有之，凄惨更有之，几乎毁掉了一个国家，于中国现代化绝对有碍，遑言“铺路”？蒋介石建筑的“高层机构”，无非是说他成立了一个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机构并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层，而同样缺乏中下层的基础，何足深论？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最后做这样的结语：“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见前引书，第427页）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缺乏独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军队外，还有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所谓“蓝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 Black Shirts）与希特勒的“褐衣社”（The Brown Shirts），只是比不过希特勒的“集权”，又因中国幅员辽阔，“魔掌”尚不能涵盖全域耳。正由于独裁心态，他绝无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则绝对有足够的机会。且不论抗战胜利后，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完成政协决议而又故意破坏之。至少撤退到台湾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有足够的时间与环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却以一再违宪连任、严禁言论自由、使反对党胎死腹中终其生。“无此机会”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实，大历史的角度竟把历史铜镜看成哈哈镜了。

蒋介石生长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勃兴，在空前激烈的内忧外患震荡下，仁人志士们的救亡意识特别强烈。蒋介石身历其境，具有显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操，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细察他一生的言行，这位普遍被认为“深具民族主义”人物的爱国情操，并非如是简单。他的反帝民族情绪很不一致，例如对英帝表现出深恶痛绝，而对美帝却委曲求全，未免势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1959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第397页），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出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唯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皮”，党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

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1936年3月26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1921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第129页），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马上得天下，枪杆子出了政权，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桃花扇》，能无历史重演的感慨？请看这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晏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第148页）

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春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头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固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史中，以流氓而成国君者并不罕见，开创两汉四百年江山的汉高祖与大明三百年基业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与流氓少异，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盗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权威学者萧公权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蒋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闲话一句”的气派，或不至于失败。可是蒋介石早年对付汪精卫、胡汉民，中年处置张学良、杨虎城，晚年整掉吴国桢、孙立人，以及把叶公超打入冷宫，不得翻身，在显示他一贯的、异曲同工的“心胸狭窄”，不仅假公济私，而且以私害公。不仅此也，他还要刻意掩饰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甚至为了掩饰，对明媒正娶的陈洁如做出违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饰之外，还要伪装，在官方文书以及中小学的课本中，竟谎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们在这本评传中，有专节澄清，证明他不曾进过士官学校。考证事小，正误纠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正如浙儒马一浮所指出，蒋氏之褊狭与矫揉，影响其治国，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标准而言，蒋介石的表现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气象。

蒋介石的时代毕竟有异于古帝王，作为一国的领导人，基本的现代知识必不可少，而蒋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光头的脑袋比做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也许失之严酷，但绝非虚构。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在国际场合不知“季风”是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领导人本身虽然知识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众智为己智，未尝不可截长补短，胡适以“乘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马”祝蒋“总统”七十寿（见《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这个意思。胡适的献言固然来得太迟，而七十翁不仅不与见听，反被激怒。因此终其生，唯凭自身的不足，一味蛮干，以军警特为鹰犬，无人敢于纠正其误，鲁莽灭裂的后果，断非偶然的了。

由于这样的蒋介石操生杀之权、掌党国命运，其影响所及，固不仅止于一群人、一个党，势必波及全国全民。他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国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诸如中原大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苏以及中美关系等。这一切的功过成败、代价巨细，都记在历史的账上，这部评传也有所交代。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朝代虽已终结，他留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硕的“中正纪念堂”仍然高耸在台北的精华地区，留下一个难以视而不见的具体象征。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当今台海两岸的现状，就是蒋介石遗留下来的问题。当年国民党仍拥有大陆半壁江山时，蒋引退下野之际，即预先布置将主力迁移到台湾，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海岛与大陆对峙的局面，以迄于今。蒋介石的灵柩暂厝于慈湖，显然按照他的遗言，“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第2页）“光复大陆”于其生前早成虚愿，更有人讥为“神话”，不过归葬紫金山的遗志，应可于两岸和解与统一后得酬。他的盖棺入土虽尚未尘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于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论定。

蒋介石的真面目

仗打败，反多星

星是军阶（Military Ranks）里将级军官的标志，在美国编制上，陆军星儿可分五级：

一颗星——Brigadier General

两颗星——Major General

三颗星——Lieutenant General

四颗星——General

五颗星——General of the Army

市井译法是：一颗星译为“准将”；两颗星译为“少将”；三颗星译为“中将”；四颗星译为“二级上将”；五颗星译为“一级上将”，俗称“五星上将”。

又何劳“准”乎？

老记者江德成写《翻译杂感》（《报学》创刊号），有这样一段话：

你还记得过去的报上，有过“魏德迈二级上将”、“史迪威一级上将”之类的译名吗？这种翻译方法在抗战的时候极为普遍，等到胜利之后，这种译法便逐渐归于淘汰了。

原来美国的将官是分成五级的，从一颗星直到五颗星，我国向来是译成准将、少将、中将、上将、元帅，抗战的时候，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为了配合我国自己官阶，便请大家将译名改成少将、中将、二级上将、一级上将、元帅。这种修改本来是很合理的，因为“Brigadier”一字实在没有“准”的意义，译为准将，可说没有理由。

不幸后来大家把外事局的一番用意都忘记了，于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译法。而魏德迈其人，便也在中国的报纸上从二级上将“贬”为中将了。

江德成说“‘Brigadier’一字实在没有‘准’的意义，译为准将，可说没有理由”，这话是对的。溯源起来，字典中Brigadier的原意是旅长，是英国军阶中a rank between colonel（上校）and major general，根本是将，又何来“准”将？《兰登字典》（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Gen-eral条下明说是“U.S.Army, an officer of any of the five highest ranks a brigadier general, major general, lieutenant general, general, or general of the army”，可知一颗星者，已为将矣，又何劳“准”乎？

“特级上将”

江德成说“抗战的时候，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为了配合我国自己的官阶，便请大家把译名改成少将、中将、二级上将、一级上将、元帅”，这显然只是就军阶论的，而不是就星儿论的。因为抗战时候，以星儿论，最多的星儿都是三颗星，连蒋介石自己也不敢例外。英文翻译虽总是Generalissimo，是元帅大元帅级，但在星儿数目上，却未便造次、未敢造次。当时这个Generalissimo，钦定称呼实为“特级上将”。1935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特级上将授任条例”，有曰：

第一条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为特级上将。

第二条特级上将，由国民政府特任之。

第三条特级上将之待遇仪制另定之。

第四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1935年的“特级上将”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脱胎于1928年2月6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前者第一条明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掌管全国陆海空军，负编制、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国防之责。”后者第一条明定：“国民政府为图战时军令之统一，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属于国民革命军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节制指挥。”但是，“蒋委员长”也好，“蒋总司令”也罢，不管怎么称呼，统统都是Genera-lissimo，军装之上，论起星儿，却始终只是三颗星，和其他大将们一模一样。当时国民政府下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部，并设最高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虽然一会独大，但在星儿数目上，却一直采低姿态。这一低姿态，直到抗战胜利，还是如此。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在庆祝胜利大游行大会上，军装出现，三星耳；他背后的何应钦等，也一一都是三星。

蒋介石讲演

抗战胜利八个月（1946年4月3日），蒋介石在陆大将官班开学典礼上讲“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在讲词中“人事”方面，有这样一段话，值得细读：

人事是军队的命脉，人事不上轨道，军队就无基础，革命的事业，也就没有保障。我们军队现在办理人事，往往不照法令、规章，黜陟无时，退伍后更无保障了。我们不重视人事法规的恶习惯，在军官学校内早已养成。但是外国就不然了，他们外国的军官学校，就对人事制度非常重视，部队的人事制度更是丝毫不苟，应退伍的，就按时退伍，应停职或调职的，就按时停职、调职，一点也不通融，一点也不苟且，这种精神，真是军队强固的基础。我们军队对于人事制度随便马虎，尤其是阶级太滥，为外国人所轻视。在外国，一个上校已经非常稀罕而珍贵，担任的人一定要经验多，学问好，勋劳卓著，才够资格。而我们则随便哪一个机关，随便哪一个部队，到处可以见到中将、少将，而上校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高级官长，平时的经验、学识既是十分贫乏，甚至连常识都不够，交际说话皆不适宜，处理事件没有办法，比起外国一般下级干部、一个科员就能解决他分内所应解决的问题，真是要惭愧无地。所以他们的上校或少将，到我们的机关或部队来交涉事情时，就要见我们的部长、次长，因为他们一位校官、尉官所办理的东西，我们的上、中将阶级的高级官长有时还弄不清楚。由此可见我们军官知识之低，阶级之滥。我们今天要洗雪过去的耻辱，要报效国家，首先要从降低自己的阶级始。大家还记得我在做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的时候，如果以职位而论，应该是中将或上将，但是我起初只挂上校的领章，最后不得已则挂少将领章。我之所以不惜降低个人的地位，乃是为了提高我们军官的资格，尊重国家的名器，这是我从兴学带兵以来一贯的精神。你们要效法我，必须效法我这种精神，从今以后，各位佩戴领章，不要按照职务，而必须按照自己实授的官阶。这在形式上似乎是降低了自己的阶级，实际上正是提高了军人的荣誉，亦即是我们个人对国家最宝贵的贡献。

上等兵变少将

蒋介石说“大家还记得我在做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的时候，如果以职位而论，应该是中将或上将，但是我起初只挂上校领章，最后不得已则挂少将领章”的事，不无可疑。据1918年8月朱大符撰《蒋肃庵先生墓志铭》，中有“中正为陆军少将”之语，可见早在1918年——他做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前六年的时候，他虽无什么战功，却已因“不重视人事法规的恶习惯”，自己先有了星儿。在他本人做少将以前，他在军事方面的学历，只是日本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耳！由此可见，他们那个时代“阶级之滥”，固不在三十年后他的讲演之下也！

虽然蒋介石口口声声要求国民党的将官们说：“今天要洗雪过去的耻辱，要报效国家，首先要从降低自己的阶级始。”要求“你们要效法我”。要求在“形式上似乎是降低了自己的阶级，实际上正是提高了军人的荣誉，亦即是我们个人对于国家最宝贵的贡献”。但从事实上、从星儿上、从“形式上”看，蒋介石自己，在这一讲演后一年，却突然阶级高了。最早露出这一征兆的“形式上”证据，是1947年8月7日蒋介石到延安巡视的照片上。延安是中共的都城，这年3月19日“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让国民党“收复”了。蒋介石电“收复”延安的胡宗南说：“延安如期收复，为党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在“欣慰”之余，蒋介石决定自己去看一看，一看不打紧，照片传来，蒋介石的军装上，已赫然五星矣！

三星变五星

有趣的是，虽然我们在1947年8月7日的蒋介石照片上，看到了三星变五星，但是，这种五星的挂法，其实还是闪闪不定的，因为直到第二年（1948）3月29日，蒋介石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开幕典礼时，身上还只是三星；但是后来报告施政时（4月9日），乃至闭幕典礼率领全体代表谒陵时（5月1日），则已赫然是五星出现！三星的蒋介石自己变成五星后，他不同意其他三星的大将们变五星，只准变四星，于是，5月20日的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上，副总统李宗仁就以四星亮相。自此白崇禧也，何应钦也，阎锡山也，陈济棠也，顾祝同也，陈诚也……一干大将，纷纷四星出笼矣！

更有趣的是，正当蒋介石三星变五星，别人三星变四星之日，却正是国民党在战场上被打得眼冒金星之时！这种吃败仗的情形，五星正式出现时的蒋介石，在《对国民大会施政报告》上，已经难以讳言，虽然仍有不同的解释，他说：

现在大家看共匪的猖獗，就认为是军事的失败，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要知道：国军剿匪真正的军事行动，乃是开始于去年4月的克复延安。在此以前，国军因为受了政治外交环境的限制，只能作消极的自卫行动。国军与共匪的接触，到现在亦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中间，国军达成了两个重要的战略目标：第一是巩固国防要点，使共匪不能取得国际的援助；第二占据共匪的政治根据地，使其对内对外无法号召。就前者而言：国军于三十五年收复了热河、张家口，去年9月克复了烟台，使共匪对海外交通，完全隔绝。就后者言：国军在去年4月克复延安，从此共匪在政治上即失其依据，而成为流寇。国军为达成这两大目标，当然要付出相当代价遭受相当牺牲，然而我们的牺牲，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取得了重大的代价，所以我们是成功而不是失败！这是各位必须了解的。

蒋介石做这种不同解释的前一天（4月8日），正好洛阳失陷；做这种不同解释的后十二天（4月21日），正好撤离延安。他在解释的同时，又断言：“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有绝对把握消灭黄河以南匪军所有的兵力。”“共匪扬言西入四川，南渡长江，这一层我可保证，绝无实现的可能。”可是，一切“负责”与“保证”，都很快地变成了幻梦，九个月后，在中央“南渡长江”的前夜，蒋介石宣告不做总统了。国民党高速逃到了台湾——所有的星儿，在所有败军之将的身上，都失掉了颜色！

不假人，却假了自己

大家成了败军之将以后，固然不足以言勇，但星儿闪闪，理应也不好意思。哪知道国民党的将军们，除了像孙立人那样自愿减星以示知耻、以表负责外，其他的，竟一一照挂足额星儿不误，一颗星都不肯减少。蒋介石当年说：“我之所以不惜降低个人的地位，乃是为了提高我们军官的资格，尊重国家的名器，这是我从兴学带兵以来一贯的精神。你们要效法我，必须效法我这种精神。”如今他自己既然兵败之后，照挂五星不误，别人“尊重国家的名器”的程度，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在一次“总统偕夫人巡视陆军部队渡河攻击演习”中，连宋美龄都在衣领上挂上四颗星，以为炫耀，国民党“阶级之滥”，真是笑话极矣！连枪都没摸过的宋美龄都可挂四颗星，没打过一天仗的蒋经国、王升，自然一一可挂三颗星而为上将，又有何可怪哉！

反看外国，近如法国复国而非失国的英雄戴高乐，临死犹为两颗星，虽身为总统，不敢僭越，他固守“国家的名器”，竟以身作则如此！远如美国打赢南北战争的救国英雄格兰特，临死犹为三颗星，虽身为总统，也不敢僭越，他固守“国家的名器”，竟也以身作则如此！中国古人慎重名器，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但做梦也没想到，后代的国民党，竟可不假人，却早假了自己！——国民党永远使你哭笑不得，这篇“仗打败，反多星”的故事，就正好是千古文证，要哭还是要笑，统统随你！

1985年11月24日夜病中作

蒋介石是基督徒吗？

显宗《蒋介石在甬逃亡情况点滴》一文中，提到果澄和尚等告诉他：蒋介石从大陆逃出前，特去普陀山一次，“其急来抱佛脚，频频进香礼佛，祭拜祖先，希求冥佑丑态蠢相十分可笑”。蒋介石这种“进香礼佛”，显然不是基督徒的行为。

还有妙的呢！蒋介石的亲信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写道：“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1928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前，向龙王作揖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待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佑，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做‘陇中决策’的场所。”蒋介石这里“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显然也不是基督徒的行为。

还有更妙的呢！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一文中写道：“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戴之圣母像。”蒋介石这种“挂上平时常戴之圣母像”，显然也不是基督徒的行为，因为他信的是基督教而非天主教。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事实上，蒋介石见孙中山的时候是1913年，那时蒋介石已二十七岁，二十七岁当然早已不是“束发”的年纪了。至于他又在“束发”之时就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说法，也是谎话。据董显光《蒋总统传》，记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是“先循基督教仪式”的婚礼的，“由余日章博士主持仪式”。婚礼举行后不久，蒋介石就“成为一位基督徒了”。董显光曾引证为蒋介石举行洗礼的“江牧师”的记述。照“江牧师”的记述，蒋介石是1928年才成为基督徒的，1928年蒋介石已四十二岁，四十二岁当然更不是“束发”的年纪了。

蒋介石虽然因他太太的原因，信了基督教，但他是否完全扬弃了他母亲的佛教和民间邪教信仰，则大有疑问。以上的文证都告诉了我们，蒋介石实在是一个假基督徒。不论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他都是个十足的假货。

1988年10月10日

康泽回忆中的蒋介石

明朝末年，在前线的洪承畴被俘时（1642），消息不明，满朝宁信他已殉国，崇祯皇帝设坛都城，“予祭十六坛，建祠都城外”，并且“将亲临奠”。不料消息再来，证实他已投降，于是窘态毕露、兴致全失。不到两年（1644），明朝的首都不保，江山不久只剩台湾了。

国民党蒋家王朝，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不过故事起承转合，比明朝精彩得多，而国民党的洪承畴，就是康泽将军。

康泽字兆民，四川省安岳县人，1925年入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三期，后来被派往苏联，进莫斯科孙逸仙大学。1927年回国，应聘为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1928年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师长顾祝同）政治部主任。1929年军中政治部撤销，改任总司令部宣传大队大队长，在职两年，曾参加中原大战及湖南“剿匪”战役。1932年任南京《中国日报》社长，与黄埔同学贺衷寒、滕杰、萧赞育、邓文仪等，在兼校长蒋介石领导之下，搞所谓中国革命复兴运动，而以“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名于世。1933年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这段经历，是康泽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原来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入“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中正、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焕）。1933年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是一种武装特务部队，在战地工作时候，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口号，担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包括：一、推行保甲与清查户口；二、编成“剿共义勇队”；三、收容逃亡的地主恶霸；四、监视部队；五、促进新生活运动等。权势之大，可以想见。

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队员或三两组成一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公开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讯和枪毙人。其为人也，到处生杀予夺，自然炙手可热。

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抗战期间，国民党决定朝延安共产党八路军总司令部派“联络参谋”，派出去的，按照惯例和业务性质，是由军统和军令系统选定的，但是康泽却可以越过这一程序，派出了他的手下大将徐复观（那时叫“徐佛观”）！徐复观的特务黑资料，只此一项，就叫我们一身冷汗矣！今天还把徐复观当宝贝、当自由学人来捧的浑蛋们，“错认颜标是鲁公”，他们的无知妄作，可真令人又好气又好笑了！

康泽在抗战中的职务是1937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1938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1945年奉派出国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1947年返国。翌年1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中正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最后襄阳失守。

在襄阳失守时候，国民党为了人造奶油式地赶造先烈，在1948年7月22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据同月下旬的《新闻天地》报道：“7月20日的晚上，蒋总统召重要军事将领餐叙。出席的有何应钦、顾祝同、秦德纯、林蔚、刘斐、萧毅肃、郑介民、李及兰、卫立煌、宋希濂等。席间，谈到了康泽中将的下落。据总统说，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那样壮烈成仁。不过到20日还没有接到任何方面关于康氏下落的报告。直到20日，参加保卫襄阳的行政专员李朗星负伤突围，带着一千多名青年学生，脱险的电报到了汉口，大家对于康泽脱险的希望，更是渺茫了。”

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显然是基于他对康泽为人的一种判断。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这种料子，临危受命，在千古艰难之时，必然一死。康泽死了，国民党便不愁没有做先烈的样板了，这对国民党的形象，也算虽败犹荣啦！

不料，老康却放水了！——康泽并没有死。

康泽没死，国民党不得已求其次，改行样板转换，决定把康泽形象转为“被俘不屈”型，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啦！

于是，国民党的宣传重点，就是康泽“被俘不屈”矣！

1964年7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对党务工作的检讨指示”，就有这些话：

现在我们再从党的基本精神上来检讨——

记得在前年党务工作会议里面，我曾经提到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到他，其时正是大陆隆冬天气，可是他却还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他的儿子表示：无论共匪鼎镬刀锯，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的意志。当他的儿子将要回来与他告别的时候，他曾经向其儿子很低声地叮咛着说：“你回去要告诉在台湾的同志，国民党只要能团结，就有希望，就必成功……”康同志这种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

大家知道，康同志，原为在大陆时代青年团领导干部之一，他曾经参加每一次的革命斗争工作，对党团以往种种内外工作关系，和本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当然他最为了解，现在于其身罹百苦之余，说出了我们党的失败之由，和复兴之道，这不是他后悔莫及之言，而乃是的确献出了他出自肺腑的血诚，这岂不是我们今日在会的每一同志所当瞿懔然，永矢勿谖，痛自忏悔，而宝贵的教训吗？所可惜的，是他今日不能与我们同在台湾基地，来共同参加雪耻复仇的工作！念之令人痛楚！

大家须知，很多陷身大陆，抗节不屈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幸，并不是他们奋斗不力的缘故，而乃是由于当时一般闹派系、逞私见、争权夺利、违反纪律、破坏团结的败类，造孽贻祸，陷害了他们的——这应该是过去负责的干部，尤其是今日在台湾的，更要彻底忏悔，如何为本党，为这一班身陷匪区的忠贞同志，来负咎自赎！他们今日在匪区内忍受苦难，坚贞表节，乃又是在力穷势蹙，无可奈何之际，本其革命党员志节的最后操持，为本党、为主义、为国家，保存了浩然正气的革命人格，来感发大陆以及海内外的人心血性，其遭遇至堪悯念，其志行则又是至堪敬重而为大家所当取法的！

大家体悟了康同志这一则事实，和他“团结就必成功”的这一句忠言的规戒，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团结就是力量，就是成功的希望，亦就是大家的生路！没有党，就没有今日的台湾，就没有我们今日每一党员个人生存的机会！如其再不团结，乃就是在毁党、在祸国，也就无异于是在自绝和自杀！

蒋介石这里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事实上，康泽的表现，却大异蒋介石之趣。原来中共释放国民党高干，前后共有七批：康泽即是1963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

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共产党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可怜的国民党！他们最后一个希望——“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的希望，也在共产党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使老康放水无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国民党的“飞将”，在阴山已失之日，虽然健在，但是终场演的，却是“可怜飞将倚新装”的压轴戏！哀哉老K！哀哉！

更漏气的，是这位“抗节不屈”的将军，出狱以后，还大写回忆文字，揭发蒋介石怎样耍他。其中最关键性的一篇，就是这篇回忆——

蒋介石为什么叫我到襄阳去当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1945年夏秋之间，蒋介石通过张治中先生强迫我辞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长职务，并派我出国考察。1946年6月，我在华盛顿接到三青团书记长陈诚的通知：9月间开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间开三青团中央干事和监察联席会议，希望我回国出席。我为了慎重起见，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示，他的复电是：“安心在美研究，明春回国建设可也。”很明显地表示了他不愿我回国参加三青团干监联席会议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我就没有回国。1946年底，我在华盛顿接到汤如炎（前三青团组织处副处长、中央干事，党团合并后，转为国民党中委）和刘书传（当时在教育部做事）的信，他告诉我：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定于1947年3月开会，希望我回国参加。而且在1947年1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曾正式通知我，要我回国出席3月间召开的三中全会。因而，没有再打电报请示蒋介石，于3月6日从美国回到了上海。我想这是符合蒋介石要我“明春回国……”的指示的。不料，蒋介石还是不愿我这时回国，对我回国是不高兴的。

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后，即于9日到南京，去蒋介石侍从室报到请见，蒋介石批由吴鼎昌代见，我愤而未去。3月12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会，首先是全体中委谒中山陵，我去参加了。第二天举行开幕仪式前，在会议休息室蒋介石接见我一次，因人多，没有谈什么。在会议的过程中，宋美龄在她的住宅约见我一次，她问我：“见一见委员长吗？”（那时蒋介石就在楼上）我说：“委员长事忙，他今天没有约我，以不去见为好。”宋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这一次的中央全会（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改选中常委三分之一，我以较多的票数当选。从1947年4月至10月，我在中常会和立法院与孙科、丁惟汾、朱家骅等人声气相通，与张群、李惟果密切合作，一切活动，都能得心应手。如：

（1）在中常会选举指导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审核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名额的组织）：张群只是政治方面有些办法，在党内总是受CC派的排挤；我在党内支持他，所以他很信任我，曾对我说：“你就可以代表我们三个人（张群、李惟果和我），我不在，你就可以代表我。”李惟果是个漂漂亮亮、滑里滑头的人，对张群和我合得来，与CC也合得来，他是四川人，但在四川的国民党内没有基础，许多事要拉拢我；因此我和他们之间，对党的事情办得很合手。

在选举方面，我在地方上没有负担。CC在地方上负担很重，都向他伸手要名额，陈立夫无法应付，常常避不见面，敷衍推诿，引起CC内部很多人的不满，从而走向反CC的一面。例如：有个李琢仁，CC派，成都人，他找陈立夫无结果，通过李天民（曾任三青团四川支团干事长）向我疏通，表示如果我能帮助他当选，将来他可以听从我。这一类的人，找我很容易，我不轻易答应人，答应了，一定办到。因此，凡找我的人，我都帮助他们当选了，就是不找我帮忙的人，对我也有好印象。陈立夫那时是中常会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野心勃勃地想掌握选举指导委员会（选举指导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都是隶属中常会的组织），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妙的计策：在一次中常会上，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地位做了一个报告，他说：“凡是中央的人事决定，都要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人选，这里做了审定之后，还要送交政治委员会，我想这是大家没有异议的。”他是想这样轻描淡写地一句带过，把选举指导委员会审核人选的最后决定权一下转移到自己手里。这件事，政治委员会有人事先向我通了消息，我已有准备，当陈立夫报告做完，我首先起来表示反对，理由是：一个组织没有权力审核和它平行组织的东西。接着丁惟汾和朱家骅等也相继起来支持我的意见，驳斥了陈的报告；孙科更是大发脾气地说：“老子做的事，还要儿子来管吗？”（指选举指导委员会的人选，不应该再交政治委员会）于是，陈立夫这个打算就被推翻了。

（2）在立法院：由于我在三青团援引“太子派”的梁寒操任三青团中央常委干事，钟天心任三青团组织处副处长，孙科对我有好感，尊重我的发言地位。我对一批国民党的专家学者都很尊重，因而他们也都尊重我。

在立法委员中，参加中央选举指导委员会的，只有孙科、梁寒操和我三个人。头一届的立法委员，都是圈定的，以后凭选举。圈定的立法委员，在这一次选举问题上，除了指望孙科能在选举指导委员会内为他们讲话外，就是希望我支持他们。因此，他们都对我表示好感，尊重我的意见。

分区审查川籍立法委员时，川籍立法委员也都尊重我的意见：因为我有实力，又比较“公正”。

有一个名叫张铁君的贵州人和湖北的田亚丹互争湖北工会的一个立法委员名额，张原是改组派，以谷正纲为背景；田亚丹是复兴社分子，以我为背景，如果我单方面地支持田亚丹，是完全可以击败张铁君的。但他们的官司打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做出仲裁，同意了他们“平分秋色”的办法，即把一个立法委员的名额，由他们两人分先、后期来当，这样就解决了他们的纠纷，得到他们对我的好评，说我处事“公平”。

正当我的政治活动搞得很活跃、很得手的时候，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于1947年10月派我到热河去视察党团合并的情况。他的腹案是等我视察回来以后，派我到热河去接替刘多荃的省主席职位（据我了解：陈诚曾打电报保举秦德纯任热河省主席，蒋介石复电认为秦不宜，以年轻干练的康泽或贺衷寒为好，并问陈诚康、贺二人以谁最为相宜，陈复电说以康为宜）。我去热河视察后，了解到全省六百万人口，二十一个县，现在只剩九个不完整的县，其余都已解放；省政府的经费，完全靠中央；武装力量，只有五个不完整的保安团。我把这些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说：“现在的热河，还不及内地省的一个行政专员区。”他知道我无意于这个职位，就没有派我当。之后，他问我：“派你到北平行营新闻处去怎样？”我答：“北平新闻处的赵可夫是很好的同志，在那里做得很好，不需要更动。”他又问：“派你到东北行营新闻处去怎样呢？”我说：“东北行营新闻处的余纪忠，曾任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是留英的学生、一个很好的同志，也不宜更动。”最后他说：“你看，你做什么事情好？研究研究后对我说。”我说：“我的一切，委员长都是知道的，请委员长决定好了。”说罢，我就告辞了。

同年11月初，邓文仪和罗泽闿一道到我家里来（他们都是参加了作战会议的，罗是当时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传达蒋介石要派我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的决定，并对我说：“委员长在作战会议上曾经吩咐要把这一区划大些。”我当时没有对他们表示态度。一个星期左右之后，我接到通知叫我到蒋介石公馆去开会，我不知道是什么会，到后，看到有蒋经国、胡轨、罗泽闿、徐佛观、张一清、谷正鼎、袁守谦等人在讨论办一个训练班的问题。那时，蒋经国是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据我了解，蒋经国准备把党团合并以后的国民党各级干部，由他办个训练班来加以训练；未经过训练的，一律不准活动。这是蒋介石准备要他的儿子把国民党一手抓起来的阴谋之一。因为我不是为参加这个会去的，直等到他们散会后，蒋介石对我说：“派你到襄阳去好不好？”我说：“服从命令。”蒋介石一面说，一面走向另一个会客室去，他继续对我说：“拨六十五师、二〇二师和川军三个旅（一六三旅、一六四旅和新十八旅）交你指挥。”又说：“如果军事上很啰唆，我可以派空军来直接援助你，或者空投粮食、弹药接济你。”并且说：“汉中、安康一带，都归这一区管。”我想到拨部队的事，以后还要办手续，罗泽闿在场比较好，当即建议把罗泽闿叫过来一起谈。蒋介石同意之后，我就把罗泽闿叫过来。蒋介石又把拨部队的事重说了一遍，这次会见就此结束。我和罗从蒋介石那里出来之后，先到罗的第三厅去，罗告诉我：六十五师在河南商丘作战，调不下来。

同年12月25日我到汉口，在武汉行辕主任程潜那里得知：二〇二师的师部在成都，有一个旅在津浦线作战，一个旅在鄂东，也不能调了。川军三个旅：一六三旅在信阳附近跟二十师一道作战；新十八旅在武汉附近，是程潜的直属部队，都不能调；只有一六四旅驻在樊城，它实际上只有四个破烂的营。至此，我才知道蒋介石所说的拨部队交我指挥，完全是一张空头支票。

1948年元旦那天，程潜先生对我说：“南京方面来了两三次电话，催你到襄阳去，那里没有部队，怎么能去？现在你不能去，我负责。你要是去了，共产党要把你提起来。我调八十五师的二十三旅到襄阳去，等二十三旅到了那里，你再去。”当时，我曾经这样想：那里没有部队，委员长不能不知道，没有部队，我怎么能去呢？1月10日左右，我接到武汉行辕由程潜主任署名转来南京方面的一个电报，内容是传达南京方面的命令（不是用蒋介石的名义），催我赶快到襄阳去，“否则以违命论”。当时我很惊异，拿着这份代电到武汉行辕找第三处处长（忘了姓名），把原电交给他看，向他查问原委。他说：“这件公事，是参谋长（刘膺古）画行的。”过了几天，我又拿着这份代电去找行辕秘书长邓介松，他一看这个电报，就把它收去放进衣袋里，并说：“这是糊涂。”因为那时程潜先生正为了帮助我调派部队到襄阳去，而此时我在武汉也正帮助程潜先生做副总统的竞选活动，利用过去三青团的关系，把湖南、湖北两省的票都拉过来，为程先生竞选，所以程先生每次请客，几乎都请我参加。

2月10日左右，我接到蒋介石从庐山发给我的电报，嘱咐我两件事：一是要我在辖区内春节期间禁放鞭炮，二是要我把到襄阳后的工作每周向他报告一次。我到襄阳以后，照他的命令行事，鞭炮禁放了，工作报告每周一次，但一个多月没有指示。1948年3月20日，我到南京见蒋时，问他为什么不给我指示。他回答说：“不知道这件事。”我很奇怪，不知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1948年7月，解放军围攻襄阳时，我打电报向蒋介石求援，他于13日（或14日）给我一个电报，要我把部队都调到城里去。14日（襄阳解放的前一日）他又给我一个电报，要我以“智勇”来对付“优势之敌”。总之，他是只要我为他卖命，其他的条件是不给的。我当时还不怀疑他，总以为他是无兵可调哩！

1947年4至10月间，我在南京很活跃，不是闲着没有事做，而是有很多的事做；但蒋介石一则派我到热河去，给我一个很高的空地位——当“主席”，再则要派我到北平和东北去搞新闻（政训）处工作，最后派我到襄阳去做“司令官”，空调许多部队给我指挥，而实际不派兵给我，说要扩大我的管区，实际并没有扩大。总之，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推出去，把我派到远离南京的地方，很明显，他是觉得我在南京，对他培植蒋经国有妨碍。

我跟蒋介石做事二十年，为他效忠了二十年，只是在1941年12月为飞机运狗的问题，他当面骂过我一次；这次骂我，是他开始对我讨厌的表现，同时也隐约露出了他心里的打算。那时蒋经国任江西赣州专员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因而那时我已微微地感到他有些家天下的搞法了。同时我也感到这个人常常前言不符后语。在黄埔军校的一段时间，他表现得多么“革命”，以后又转得那么快。对他的言语行踪，简直无法整理。他对别动队、三青团的讲话，真是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使人们死心塌地地为他去卖命。但转瞬之间，他所表现的全不是他以前说的那样。现在我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的统治和政权的“世袭”。

从这篇回忆里，我们看到为蒋介石“做事二十年”、“效忠了二十年”的一条“功狗”的下场，和他伤心泪尽的独白。蒋介石为了叫这条“功狗”让出势力范围给他儿子蒋经国，就是要把康泽“派到远离南京的地方”，最后有意使他孤悬在外，去守那清朝笑话中连关老爷都守不住的襄阳、去为蒋家王朝做烈士。康泽为蒋介石兵败被俘，坐了十五年的牢，但他出狱之后，却宁愿做降将，也不要再做“功狗”。他用行动和文字表达了他的觉悟和痛恨——蒋介石实在是卑鄙无情的祸国者，康泽用他的后半生，用他的血肉、自由与呐喊，为我们证实了一切。

1988年11月21日病中作

《拆穿蒋介石》导言

在《乌鸦评论》休刊告白中，我提到《乌鸦评论》创办五个半月来，赚了约二十万元，特移此款，贴补我新编的《拆穿蒋介石》一厚册。《乌鸦评论》订户每位赠送一册，以为答谢；其他读者则可以较廉书价，买到此书。现在，此书即将出版了，我特写导言，做一前引。

这部《拆穿蒋介石》，没收入我自己写的文字，因为我自己写的，都收在《蒋介石研究》一到五集里和即将陆续问世的六集、七集……里。这部书收的，都是别人写蒋介石的长短调。其中作者，左右立场不一，亲疏关系各异，但在去伪存真上、摘奸发伏上、不甘蒋介石一手遮天下耳目上，却可谓有志一同。就正有鉴于此，我编出这部六百页的论集，以存信史，并在“众神默默”之中，展现又一次的道德意义。

在蒋介石生前，在他淫威所及之处，没有人敢拆穿他，没有人能拆穿他；在蒋介石死后，在他的余威犹在之处，也没有人敢拆穿他，也没有人能拆穿他。中国人中，真正敢也真正能拆穿他的，是从李敖开始。我认为这种道德意义，比存信史的意义更难能可贵。为什么？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就已指出：“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敢于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争几十年来被蒋介石欺骗、被蒋介石恐吓、被蒋介石作弄、被蒋介石羞辱、被蒋介石强奸得麻木不仁了的人格。试看蒋介石出丧之日，台湾百姓夹跪道旁的场面，“更无一个是男儿”，纵古代帝王驾崩，人民被侮辱，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在道德上，人民又是何等下贱失格！下贱失格却不以为辱，这正是典型的麻木不仁，这又是何等可悲！

如何破除这种麻木不仁，只好先从拆穿蒋介石着手。

这部《拆穿蒋介石》，所收文字，来源有三：一类是在台湾由我发表出来的，一类是在大陆由共产党刊印出来的，一类是在海外由第三者流传出来的。我把这三十六篇文字，大略以内容时间为序，酌加配图，编成这本厚书。……（编者略）我如今在这部书中，收进这些连共产党也不喜欢重看的文字，目的就在证明是非有常，不为蒋生而存，不为蒋死而亡，更不为政治挂帅而亡——不以奸雄存亡而定行止，这才是男子汉的道德。中国人口口声声讲道德，但在大是大非之处，每多放水，令人泄气。这部书的出版，正所以在泄气之中，为人有以加油也——中国人之有阳具者，幸愧而识之！

1989年3月31日，在台湾

蒋介石与“涨价归公”

最近为“无壳蜗牛”上街抗议他们住无屋，引发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对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鼓吹，我看了，为之窃笑。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王牌之一，方法在民生主义中说得很清楚，孙中山的信徒自无疑义可言。但是，在执行上，却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但孙中山的信徒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只好暗中予以曲解。1967年6月7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对此课题之意义，据我对总理平时训示所了解的，所谓平均地权之意义，第一，在交通发达之处及都市之土地，凡涨价者，借征收增值税之方法，以达到‘涨价归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贫富之不均，故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其次，则为现代都市政府如对其土地照价收买、区段征收、土地重划、超额土地之收购以及都市整建（如违章建筑）等之通例，亦皆为‘涨价归公’之手段，政府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二，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

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1935年9月，蒋介石在峨眉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获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而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1坪约合3.3平方米——编者）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日政府“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

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密”训词里，硬以“增值税”代替全部“增值”，而说“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殊不知孙中山的胃口，绝不止于“增值税”，而是“所增之价”的全部。蒋介石违反总理遗教，是很显然的。

孙中山的悲剧是闭门造车，把三民主义漫天喊价；蒋介石的悲剧是暗中叫苦，把三民主义就地还钱。孙中山又“创造”了“孙文学说”，主张“知难行易”，但他在“平均地权”上，自己就推翻了自己。这是“知易行难”哟！

1989年9月8日

蒋介石与“节制资本”

“节制资本”是民生主义的王牌之一，方法在民生主义中说得很清楚，孙中山的信徒自无疑义可言。但是，在执行上，却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但孙中山的信徒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只好暗中予以曲解。1967年6月7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至于节制资本方面，亦并不能专在限制私人资本的发达方面着想，我以为节制之节，实为调节之节；节制之制，乃为管制之制。此即以政府对私人资本调节与管制之方法，来发展其国内公私经营之资本。此实为总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社会均富，无复贫富悬殊之理想。这样地实行民生主义，亦即使社会平等之社会主义，而绝非如共产党假借社会主义，而实施其大私有的垄断集产之共产主义。”

蒋介石又进一步说：“至于总理所说：‘国家经营之企业，凡有独占性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矿产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又说：‘要发达大实业，照我们中国资本、学问和经验，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资本。我们要拿外国资本，来造成我们民生社会主义。’由这段话来看，就可知道总理所说的节制资本，其目的乃在发达国家资本，并非是限制私人资本，而不许人民参加国家经营之企业。我以为总理之意，不但是奖励人民私人资本投资于国家企业，而且要奖励外国资本来投资于我们国家的企业，以发达国家资本。不过私人资本应由政府负责调节与管制，而防止其过分地畸形地发展，以免产生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显，我故曰节制资本，并非限制私人资本，乃将私人资本由政府予以调节管制，使之有计划地发展，而且奖励私人投资于国家企业。如此只要国家资本发达，则私人资本亦必经过节制阶段，而更可使之发展，不过始终要由政府加以调节管制。因之亦就可知总理的节制私人资本之本意，不仅是加以调节管制，而且寓有保护之意。”

蒋介石又说：“此实为节制资本之真谛，而于今日我国经济之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所经营的大企业，除了极少数具有国家特别需要性质，必须由政府单纯出资经营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皆可组织股份公司，让民股参加，而由国家经营（甚至也可以容纳外国资本在内，那对于国内私人资本，自然更无排除之理）。当时总理所指如铁路、航业、矿产皆由国家经营，我以为今后时代变迁，而且我国人民的经验学问，现在亦并不比外国人为差，故这种国家企业，一面自可组织公私合营的公司来兴办，一面还可运用我国人民自己所有经验学问来管理公司，以发达国家资本，乃为合理合时之举，我们不能将总理的良法美意，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使革命建国的事业，遭受阻滞，以至于如过去那样挫败。”

我不惜以大量篇幅，全部录入蒋介石这一“机密”文件，目的就在证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早被他的信徒给“修正主义”了，蒋介石以为“节制资本”中的节制，乃是“调节之节”、“管制之制”，其实孙中山的原意，绝非如此！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绎与解释，除利用外资一点外，也全部与“总理遗教”不合，这岂不太有趣了吗？

当年孙中山公开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如今蒋介石却暗中说“今后时代变迁”，不可以“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总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别立新法、别创新意，反师孙中山“节制资本”之名而羊头狗肉之。虽迫于时势，而不得不来个“修正主义”，但修正到面目全非却还挂三民主义的招牌、还以总理信徒自居，则就是大笑话了。

1989年9月9日

蒋介石与“西藏独立”

三十年前，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武装行动，上万的西藏人，包围中国西藏军区司令部和驻藏机关，大喊“西藏独立”和“驱逐汉人”口号，惹毛了中央政府，派兵进藏，达赖喇嘛在七天后出亡。同月26日，蒋介石在台湾这边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其中竟有支持西藏独立的言论，令人震惊。

蒋介石说：“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这一段话可来得怪！字里行间也好，言外之意也罢，这显然是告诉西藏人，你们可以走“外蒙独立”的老路——为了打击共产党，蒋介石不择手段，已经把外蒙古慷慨了，如今又要慷西藏之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熟悉蒋介石言论的人，会发现这种慷祖国领土之慨的作风，是有所本的。在蒋介石这一《告西藏同胞书》前十四年，1945年8月24日，他以“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为题，在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就有这样蹊跷的论调：“我今天代表本党的同志根据国父的遗教，说明我们今后对省区以外边疆民族问题，换言之，就是对于外蒙和西藏民族问题的方针，我们中国国民党，自民国十三年改组以来，外蒙古就派代表来参加祝贺，我们国父对他们的礼遇，有如上宾，从没有视他们为藩属的意念与态度，绝不像北京政府对他们视为殖民地加以压制。我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不仅对于外蒙如此友爱，就是对于西藏也莫不如此。我全国同胞必须知道，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们独立自治的能力，这不仅违背我们国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们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纷扰，贻误我们建国的百年大计，亦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至于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在事实上已脱离了祖国而宣告独立，如今已届二十五年，我们早已明了我们如不能以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传统政策用断然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势将引起永久的纷争，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都将因此产生重大的影响。今当日本帝国主义已告失败、东亚和平秩序初见端倪之际，我们认为这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时机，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他独立的愿望，我们政府自当予以承认。”“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悬未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时提出自治的愿望，我们政府亦必将赋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们将来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到时候我们政府亦将如对外蒙一样的精神，扶助他们的独立。……”

蒋介石说这番话，正是《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后十天，条约中早都把外蒙古出卖了，还这样装腔作势，真是妙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中已明承，外蒙古独立，“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可见让外蒙古独立，是卖国属实。如今卖外蒙古不够，又要卖西藏了。咳，蒋介石啊！

有人说蒋介石收回了台湾，是一大功。可是，一个外蒙古，就大台湾四十四倍；一个西藏，就大台湾三十四倍。加在一起，大于台湾七十八倍的祖国领土都在蒋介石眼中不算什么，台湾又算老几呀？

1989年10月7日

明的表示和暗的表示

1948年国民党共产党“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大军被共产党团团围住，蒋介石为爱惜将才、关怀门生，特派专机，降落战地，去接杜聿明出来。可是，飞机下降以后，杜聿明却不肯上飞机，而要誓与战地袍泽共存亡。整个的局面是：做领袖的，珍惜部下；做部下的，临难不苟，你来我不往，两全其美极矣。

不过，照杜聿明的儿子杜致勇告诉我的内幕是：原来蒋介石杜聿明师徒二人之间，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演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飞机虽然到了战地，可是“密码”没来，杜聿明心里有数，是不敢上飞机的。

杜聿明被俘十三年后，写了一篇回忆——《淮海战役始末》，其中说，1948年12月29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伯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介石是要我死，共产党宣布我是头等战争罪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介石死的一条路”。

由此可见，所谓爱惜将才、关怀门生，派飞机去接，都是假的，都是演给别人看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你去死，要你为他进忠烈祠。可是，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楚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珍惜部下呀！千军万马兵败山倒之际，还派飞机去接他呢！

1948年的“徐蚌会战”如此，第二年的“上海保卫战”也一样。上海保卫了半天，守不住了。据方治《我生之旅》的回忆，是“因总统蒋公一再电令，必须安全撤退部队”，才撤退的，明明来自领袖的授意。但是，据《雷震日记》1948年5月16日条下，却有这样的记录：“晚至总司令部指挥所见介公致恩伯之亲笔函，嘱其支持到底，战至最后一人，与晨间恩伯所言者完全不同。上午听到恩伯之话，且经国两次与恩伯谈话，我们以为这些意见，当系介公授意，欲保存部分实力，不料经国返定海后，介公亲笔函与恩伯，嘱其为国民党争光荣，死守到底，战至最后一人，因此陈良对上下午之截然不同，深感诧异也。”再查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明记他在5月15日“上午10时飞往上海公干”，5月16日“上午9时50分飞离上海，10时半抵达定海机场”。可见来去匆匆，自然传达圣旨不误，“欲保存部分实力”、“必须安全撤退”属实。可是，“经国返定海后”，蒋介石在口头授意以外，又来了书面，上下午之间，口头与书面内容“截然不同”。据《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他当时是淞沪防卫司令官，他说是“上级指示撤退，我奉命执行”；再据方治《敬悼汤恩伯将军》，是“5月25日奉命撤退，将军集合高级将领，传达撤退命令”。可见撤退是蒋介石授意的。雷震说陈良“深感诧异”上下午之不同，其实，从侧面意义了解，一点也不必诧异，“介公”行的，是双轨统御，在口头上，是要安全撤退部队；在书面上，却是战至最后一人。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守土不去呀！书面存证于部下动摇之际，谁还会怪领导不力呢？

从杜聿明和汤恩伯两个例证中，我们挖掘出领袖明的表示和暗的表示的大相径庭，真令我们触目心惊。千百年后的历史家，看到表象、看到文件，没人会怀疑领袖，他们记录的，必然都是“臣罪当诛”啊！

1989年10月8日

论不准上岸

一个国民党少将——张晴光，退役以后，写了一部《血战余生》，其中写1949年“上海保卫战”中保卫不成，撤退来台一段，别有伏笔。张晴光说：“怀着悲惜、痛愤的心情离开上海滩之后，只知船开舟山群岛，到了普陀山。下船，游了一趟南观世音庙。又听说奉命改驶台湾，到了基隆。在船上等了两天不准上岸。以后刘军长玉章至台北报告陈长官辞修，始准离船，陈长官在基隆集合全军干部训话，对本军在东北、上海的优异战绩，着实夸赞了一番，并说他先到台湾，是为我们设营打前站、办后勤。……”

这段回忆的伏笔，就在“不准上岸”四个字。以百战之师，当打败之时，兵困马疲，到了台湾，居然要“在船上等了两天”，这是什么“打前站、办后勤”呀？

答案在张晴光团长这边，找不出来，让我们找找刘玉章军长的回忆吧。刘玉章上将写《戎马五十年》，其中有这样一段：“船到基隆，表示暂在船上待命，停留两日方始登岸。其间，我曾下船前往台北，晋见陈兼总司令辞公，由副总司令彭明熙将军代为接见。翌日，辞公莅基隆，对本军官长训话，慰勉有加，其时正有人向上级密告，说我‘在船上越权管制，专擅恣横，不准吸烟，违者弃海’；又说我‘部队在基隆码头军纪荡然，扰害民众及到处便溺等劣迹’，辞公究竟是久经战阵的长官，曾率直告我曰：‘此种无理谰言，不要理会。你们在上海半月，官兵吃尽辛苦、冒尽危险，今仓促撤台，而港口事前准备未周，何能苛求！’希莫在意。”

看了刘玉章的回忆，我们还是得不到答案。所谓“港口事前准备未周”云云，显然是一种托词。因为这个部队，是奉命来台湾的，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港口事前就有准备时间，又何来未周呢？

真的原因，我们在刘汝明将军的《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中，得到更鲜明、更赤裸的印证。刘汝明的部队，比起刘玉章的来，是杂牌的，所以1949年从厦门来台，待遇就更离奇。刘汝明说他坐的船到高雄外港后，“一看到队伍所坐的几只船，还停在港外，心里很觉奇怪。不多时，理副军长明亚，到我的船上来说，船上都无水，官兵都快渴死了，仍不准进港……我听了很着急，说你同我一起去高雄交涉。说话之间，就看见一只小汽艇，朝着我坐的船飞快开来，上来一个少将见我，认识是我抗战初期六十八军第一任军参谋处长董熙（当时是孙立人的副参谋长），很高兴地要接我到什么司令部去。我就带着理副军长跟他上岸，到了这个司令部的楼上，这个司令就给了我一件孙立人转的命令说：刘兵团到达高雄，必须把枪炮公物缴出，留在船上，才准徒手上岸。士兵拨给各师，官长妥为招待……我要给领袖打电话报告，这个司令说：电话不通不能打”。

由此可见，不准上岸原来是居心安排的！目的就在要趁机释你的兵权。兵权被释后，蒋介石找刘汝明来吃了顿饭——宋太祖是“杯酒释兵权”，而蒋领袖呢，却是等你兵权释了以后，才赏杯酒！

陈良埙大哥告诉我，薛岳部队从海南岛撤来台湾的时候，在高雄也不准上岸，薛岳上将自己跑去跟陈诚理论，陈诚当着薛岳的面，叫林蔚打电话骂孙立人，说这样搞，“无以对天下人”！孙立人知道上面在演戏，忍气吞声背了黑锅。陈良埙当时在孙立人身边，看得一清二楚。

蒋介石不承认他下令，陈诚也不承认下令，可是部队就是上不了岸。多有趣啊！刘汝明回忆说，蒋领袖找他吃饭时，还说要恢复他的编制呢！他说：“既已拨编，就不必召回了，等反攻大陆作战时，我必再请缨报效领袖。”——刘汝明真会陪领袖演戏，他老脸丢尽，却给足了领袖面子，谁说刘汝明是老粗！

1989年10月9日

蒋介石与“专立文字”

文明国家的档案，都有定时开放的年限，但是国民党当国，它的档案却不肯开放。除了钦定的、御用的部分有意展示的档案外，其他都扣在秘府，不肯示人。许多历史工作者呼吁开放开放，但依我看来，纵使开放了，也要有慧眼去辨别才成，否则的话，往往适中其计。

什么计呢？原来档案中的文字，有的并不代表历史事实，只是专门用来骗人的，尤其用来骗后代之人和历史家。这种居心，我最早就看出来了。

我在沈亦云《亦云回忆》中，发现蒋介石的把兄黄郛的一则秘密电报，是1933年5月24日发给义弟蒋介石的。那时黄郛正在北方与日本人谈判，电报中有一段如下：“至尊电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黄郛自称）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职，弟（指蒋介石）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惟吾弟其谅之！并盼电复。郛感印。”

黄郛与蒋介石拜把子，在1911年。二十二年后，他打这样的电报给蒋介石，内心之沉痛可知。他显然不满蒋介石“专立文字”来跟自己人演戏，使后世之人，看了电报内容，以为爱国的是你，误国的是我。这种沉痛之言，岂不正令我们了然于心吗？

正因为蒋介石“专立文字”是给人看的，所以，很多文字我们就不可认真。詹特芳在《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圆及外币的经过》一文中，透露吴嵩庆怎么演政治双簧的事，颇为有趣。詹特芳说：“撤退到广州后，有一次蒋批给马鸿逵二万块银圆，条子已经亲笔批了，可是就在马手下来领钱之前，蒋经国由黄埔来了一个电话，叫不要发。这真是一副难吃的苦口药，蒋亲自批发的条子，怎能不给钱呢？又不敢明言，吴只好一个劲地说好话，准备挨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反动军人，而吴嵩庆又是个文人，真有些对付不过来。又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到蒋处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对付不下去了，必须抛五万两黄金压一压涨风，蒋同意并亲笔批发五万两黄金。可是也跟上次情况一样，在财政部领钱人还未来时，黄埔俞济时（他的侍从长）的电话已经来了，一句话，不要发。这一次更难对付了，徐堪是吴的恩人，吴之所以能当上财务署长，是当初徐做主计长时向蒋推荐的，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顶。记得那天徐因未领到黄金在电话内骂吴时，吴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旧社会下属对顶头上司最尊敬的称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谅，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更不敢说明得了蒋介石不发的电话。”这个有趣的回忆，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蒋介石笔下“批给、批发”的钱，其实不一定拿得到，蒋介石只是“专立文字”给人看而已，你是不能认真的。

依此类推，其他的批语也一样。例如蒋介石关了蒋百里，一年以后，李根源、张仲仁等人跑去找蒋介石，说“外侮日亟，将才苦少”，希望当局为国家保全人才。蒋介石当面批了“照准”字样，下令放蒋百里，可是事实上却仍旧关着，事见曹聚仁《蒋百里评传》。可见这种“专立文字”，你是不能认真的。又如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兵败退却，对蒋介石甩都不甩，只叫他在重庆的手下作间接报告，蒋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史蒂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时，只来此电文，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事见梁敬《史迪威事件》增订版。但是，这种“专立文字”，史迪威（史蒂华）本人却根本没看到。你若以为蒋介石有种这样责备他的洋参谋长，你就错了——蒋介石的威武，原来只是给我们看的啊！

1989年10月14日

蒋介石与“不立文字”

中国禅门功夫讲究不立文字，《五灯会元》记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金色头陀（大迦叶）破颜微笑，世尊乃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理。《五灯会元》这一记录，把“不立文字”溯源至远。不过，“不立文字”的真正体现，还是后来的。这一玄理，菩提达摩东来，最初并未提倡，后来南泉普愿始倡“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说，自此禅门悟道，不涉文字为尚，单传心印，用见功夫。临济大师以“法离文字”为标榜，甚至说出“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净故纸”的话，把佛门立文字的经典，以擦屁股的卫生纸视之，其视文字为废纸，淋漓尽矣！

《禅林僧宝传》记佛印的话说：“昔云门说法如云雨，绝不喜人记录其语。见必骂逐曰：‘汝口不用，反记吾语，异时裨贩我去。’”这显然认为文字会失真，以文字传道，说法者有被出卖之感。英国文豪约翰逊（Samuel Johnson）有时“骂逐”躲在沙发背后偷偷记录他的话的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虽不涉禅门，但旨趣不无暗合之处。足见“不立文字”，东海西海，有志一同。

不过，“不立文字”的妙处，到了蒋介石手里，更成了绝活，虽然别有异志，并不相同。蒋介石的习惯是，口头上可以答应许多事，但拒绝立成书面。当时没有录音机发明，空口无凭，只要不行诸文字，就没有把柄在人手中，一切就好办。蒋介石这一作风，表现在西安事变上，最为高段。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等提出八条件，蒋介石口头答应，可是“不立文字”；对张学良等不咎既往，蒋介石也口头答应，可是也“不立文字”，口头答应之承诺，且经宋美龄、宋子文、洋顾问“背书”，但事后或认账或不认账，全凭他高兴。

蒋介石这种“不立文字”的禅门功夫，表现在对外关系上，也有一手。蒋介石跟日本人办外交，怕卖国事泄，就尽量以“不立文字”偷关漏税，纵立文字也避免条约或协定的形式，以掩人耳目。例如与（伪）满洲国谈判通邮，最后约定“双方均用记录，不签字、不换文，以避免条约之形式”（1934年12月29日外交部致各驻外使署电）；又如《何梅协定》，何应钦一直不承认有所谓协定存在，但是，这只能骗中国人，骗不了日本人的。胡适1936年11月22日日记说：“所以不发表此项文件之故，他们说是‘不愿把此件做成外交文件’。然而日本人早已把此件认做‘外交文件’了！”可见日本鬼子才不跟你一相情愿呢！

有的时候，纵立了文字，也动了手脚，达到“不立文字”的效果。例如《塘沽协定》，第四条第二项与日本人约定不予公开，并且在签字之协定外，另有口头约诺之日方希望事件四项，也没公布。这种立如不立的绝技，更不是禅门人物想象所及了。

李敖出版社出版沈醉的《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或‘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不出来。”可见蒋介石的禅门功夫，真不是盖的。

清朝皇帝在臣下奏折上有朱批，上立文字，但规定臣下看过后须将原折交还，那时没照相机影印机，纵立文字，不虞外泄。蒋介石当科学昌明时代，“不立文字”，更形正本清源。看到他这些禅门功夫，谁还相信他是基督徒哟！

1989年10月14日

蒋介石的选总统假戏

我在11月7日发表《为何“总统”不初选？》提到老“国代”刘心皇先生反对蒋纬国出任“总统”或“副总统”的意见，我和他在反对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对他说的“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有一定程序，最主要关键必须获得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同意通过”一说法，却有不同的意见。我指出：什么叫“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同意通过”？四十一年前选总统的时候，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名单，岂不正是蒋中正、居正两人吗？国民党为了演民主的戏，同党人士，推出两名，互相争总统宝座呢！四十一年前的国民党，还有这种假开明的戏路，难道今天就要定李登辉于一尊，不做第二人想了吗？“中央委员会”是活的，不是死的，为什么不能演出一点新的假戏呢？

刘心皇先生看到我这些话，当天就写信给我。其中说：“李先生谈到四十一年前的选举，真是一个好题目。那时，本人也正是出席人之一，当时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那时，国民党总裁允许副总统自由竞选，党不提名。谈到总统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蒋中正要请胡适竞选，胡当时未答应，后来经王世杰奉命去劝，终于答应了。当时蒋命吴铁城秘书长给胡适做竞选总统的筹备工作。吴召集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会中极力反胡，后来一致决议推蒋总裁中正竞选总统，并未推同党第二人竞选总统。至于居正怎么会列入总统候选人之内呢？经过是这样的：国民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即3月28日，湖北代表在中央饭店开会，商讨协助程潜竞选副总统事宜。当获得一致同意。居正姗姗来迟，引起大家的起立鼓掌，表示热烈欢迎，此时某代表提议居先生竞选总统，经报章杂志传开之后，他突然发表一篇声明，说他是：‘不是为竞选而竞选的竞选。’迨国民党中全会决议拥护蒋总裁为总统候选人之后，他又发表一篇声明说：‘余不揣庸朽，偶听朋友劝告，出而竞选总统。嗣因记者围绕，率作片面谈话，虽曰吹笙引凤，识者已窃笑矣。兹幸本党全会深切研究，郑重决议，一致恳请总裁出而应选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舆论既有所归，谠论衷于一是，余身为党员，应即服从党议，再不做竞选言说，以淆观听。’这是说他放弃竞选的理由，乃服从党的决议，不愿违纪竞选。此后，又听到蒋允许居正陪选，说是‘蒋中正居正’，有蒋中正正位的意思。于是，居正才被判列为总统候选人第二名，他并不是提名的。同党不会提名两人竞选，而其他党派可以提名，无党无派亦可竞选总统，在总统候选人方面，不会‘定李登辉于一尊’的。”

刘心皇先生这里所说居正列为总统候选人的经过，是很传神的。居正以名字起得好，蒋介石乐得与他搭配，也是可信的。不过，刘心皇先生说居正“并不是提名的”，其实蒋介石也“并不是提名的”。据1948年4月7日《大公报》南京6日专电，提到“国民党临时中全会6日下午四时举行第二次大会，蒋总裁未出席，由孙科主持”做成决议案三点。“三点的内容是：一、接受中常会研究的结果报告，一致拥护蒋总裁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二、遵照蒋总裁指示本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不决定候选人，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得依法连署提名，参加竞选。三、下届总统、副总统竞选，本党竞选的都要由党提名。本党应在下届国大院会前三个月，召集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候选人。”可见四十一年前那次，国民党的确有一种假开明的戏路，“本党不决定候选人”，而只要获得国民大会的连署提名，即可人人得而选之。正因为有这种假开明的戏路，所以1948年4月19日总统选举开票之日，蒋介石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居正还得了二百六十九票呢。这就是我说的“国民党为了演民主的戏，同党人士，推出二名”的由来，虽然当时不以党提名作为形式条件，但既在国民大会中“连署提名”，也是党内定的。四十一年前能这样演戏，今天若还演不出来，而要定李登辉于一尊，岂不太没出息了吗？

刘心皇先生信中又说：“至于我为什么说副总统要总统候选人提名（指定），经党同意呢？这倒是行宪四十余年来的经验，也可说是血的教训。国大第一次会议时，蒋总统允许副总统党内自由竞选，因而有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四人竞选，另社会贤达莫德惠，民社党徐傅霖竞选。到选举时蒋支持孙科，经过四次选举，李宗仁当选，等于代表强行送一个副总统给总统，后来，他们在领导中心摩擦，终至‘逼宫’，加速了大陆的陷共。政府迁台之后，痛定思痛，国民党决定总统由党提名，而副总统是由总统候选人提定，经党同意的。从第二次会议到第七次会议，都是这样办的。这样办的结果，是领导中心得以巩固。”“国民大会是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的机构，代表在总统副总统的选举上，是要根据民意，从全民、全国着眼，尤其要特别衡量的，是政局的安定，不会从私人情感和私人利益上考虑的。先生能对此事加以评论，甚感。”

刘心皇先生这里所说：“李宗仁当选，等于代表强行送一个副总统给总统，后来，他们在领导中心摩擦，终至‘逼宫’，加速了大陆的陷共。”云云，我的看法却认为不能这样简单解释。与其说“代表强行送一个副总统给总统”，倒不如说总统因为自外于副总统，才造成那种局面。正因为蒋介石示同志以不广，才造成党内有派，这在当事人《李宗仁回忆录》中，已经细述得明明白白。所以发生“领导中心摩擦”，原因不在做副总统的不追随总统，而在做总统的老是不把同党的副总统当成自己人。正因为做总统的是这种心态，所以重点不在制度，而在个人，在总统个人。总统个人心态不改，即使“副总统是由总统候选人提定”，也无补于弥平摩擦。陈诚做副总统的前例，即是殷鉴。

刘心皇先生写了上面的信以后，当天下午，又有信给我，进一步补充所谓“蒋中正要请胡适竞选”总统的事：“关于蒋中正劝胡适竞选总统一节，我认为是蒋先生想请胡适代表社会贤达，代表清流，发表声明，说：‘当今之世，总统一职，非蒋中正先生担任不可。’当时，胡适被劝时，只说自己不能干，竟然不说拥护蒋先生干，蒋只有一劝再劝，希望胡能领悟，讵料胡不唯不悟，竟终于答允，演成中常会反对，而蒋也终于接受他的中常会之拥戴，担任总统候选人了。我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推断呢？阮毅成曾说一故事可以做旁证，也可算是‘前科’吧！”“阮毅成（阮当时为浙江省民政厅长）说，当民国三十六年（1947），国民党提名国民大会代表时，他接到蒋主席中正先生（蒋当时为国民政府主席）的一通电报，说奉化县的国大代表应提名王正廷先生担任。他拿着电报到上海找着王正廷，说明来意，王正廷接着电报，把电报翻过来看。阮说：‘王先生，你把电报拿反了。’王说：‘这个电报，要翻过来看，蒋主席不是叫我当国大代表，是叫我推他做国大代表啊！你（指阮）马上到奉化县去，召集会议，提名蒋主席担任国大代表就好了’。后来，奉化县提名蒋中正，他果然接受了。胡适没有王正廷的阅历，以致把一件好事，弄得非常尴尬！”

刘心皇先生这里所说胡适与王正廷的事，也是很传神的。关于蒋介石这一费人猜疑的奸诈性格，不但发生在胡适与王正廷身上，即使是被蒋介石奉为师保的吴稚晖，也被蒋介石耍过、作弄过。

据钱钟汉《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二三事》一文中“吴稚晖谈蒋介石的假做作”一节回忆：1948年，吴稚晖和我谈起蒋介石竞选伪总统时的一段假做作。吴对我说：‘老弟，你知道上海有种专做反戏的人，叫做“仙人跳”的吗？如说“仙人跳”中的老法师，那就要算蒋先生了。’他接着告诉了我下面的一回事。他说，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蒋介石曾找他谈话说，自己准备不竞选总统，特此征询他的意见。吴当时听到蒋的语气好像很诚恳，所以并未做多大考虑，就表示自己的看法说：‘很好。抗战胜利后，你先生已成了民族的大功臣。现在的事也确实不大好办，做了总统，弄不好，可能会成为你威名之累；不如让别人做总统，你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支持他，可以留有回旋余地。’在吴表示了这一意见后，蒋当时好像十分同意地点头说：‘老先生也赞成我不做总统，我这主意可以决定下来了。’

不料，在吴稚晖以为蒋介石诚恳地表示不竞选总统以后，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

钱钟汉回忆：“在吴和蒋介石这次谈话后不久，陈布雷忽又找到了他（指吴稚晖），告诉他说，蒋要他起草个放弃竞选总统的文告，并问道：‘这文告起得起不得？’吴就把蒋曾来找过他谈话的一段经过告诉了陈，并说：‘看上去他自己已做出了决定，大约不会再有什么变局了，起草这一文告，总不会出多大问题的。’陈经吴这么一说，也就放心起草去了。陈在起草完成之后，就把文稿呈送蒋亲阅。据陈事后说，当时蒋并没有接看，只说要陈把文稿送给戴季陶去斟酌一下。陈奉命去找戴，戴把文稿粗阅一遍之后，即问陈说：‘这是不是蒋先生自己的主张？’陈答是蒋自己的决定。戴说，这事要慎重。即要陈把稿留存他处，待他亲自和蒋面谈后，再作决定（吴稚晖说，陈、戴间的这一段经过，他是事后才知道的）。不久之后，蒋召开国民党中常会讨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问题。吴当时自认为他对蒋本人的意旨早已心中有数，就首先发言，把先前对蒋讲的话复述一遍。罗家伦坐在吴的身旁，以为吴出于蒋的授意，也就继起而表示赞同吴的主张。不料在罗发表意见后，立刻遭到了当时国民党中很多中常委的痛骂。特别是二陈手下的那些角色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更是把罗骂得狗血喷头。说什么‘不要总裁做总统，就是要把国民党政权拱手让人’，‘这是要断送国民党和不忠于领袖的阴谋’等。最后一致通过由蒋介石本人亲自竞选总统。据说，事后罗家伦还接到了很多恐吓信，中间有骂他是叛徒的，有责问他究竟包藏着什么祸心的，弄得罗十分没趣。吴稚晖最后对我说：‘大约因为我年纪老了一些，总算为我留了个老面子。但他们对罗家伦的痛骂，实际上也是对我的。’”

钱钟汉又回忆：“吴说：这事实际是蒋自己决定要做总统，但又必须故作姿态，表示客气一下。他所以来征求我这个闲人的意见，无非为了要假意表示自己并不要当总统，而希望我能先意承旨，出面劝驾，他才算是顺天应人，出负大任。不料我这回太老实了一些，对他说了老实话。他话已出口，无法收回，所以才叫陈布雷起文稿，装装样子。事实，这样大事的决定，他哪会不与戴季陶商量过，戴怎么会事前都不知道的。他叫陈拿文稿送去给戴看，戴那么表示，都是事先做好的圈套。我这回也太老实，除自己吃了个暗亏不算外，还连累罗家伦那呆子也讨了个没趣，实在很对他不起。总之，我们都是中了蒋介石的‘仙人跳’。”

钱钟汉又回忆：“接着吴又说：过去我对蒋介石的那一套早已懂得，我也成了个老狐狸。记得在林森去世后，蒋曾找过我，要我继任国民政府主席。我当时想，于右任、居正都有主席瘾，为什么蒋不去找他们，却要来找我这一个不想当的人做甚？再一想，明白了，是他自己想当，又不好自己出面来说要当，所以来和我假客气一番的，我客气，他就可以‘知己’，照单全收，要是他去和于右任等人去假客气，那就会弄假成真，难于做戏了。所以我就对他说：‘别人好当国民政府主席，只有我不好当。’蒋问：‘为什么？’我答说：‘我这人不懂得礼节，看到奇形怪状的人，常会忍不住地大笑起来。当了国府主席，经常接见外交使节时，看到他们那种奇奇怪怪的服装和装模作样，要是也忍不住笑，岂不有失国体？所以我不能当这个主席。’蒋在听过我这番话后，接着就问：‘既然老先生不肯当，中正也不再勉强。但老先生看，由哪一位来担任，比较适当？’我看他风转得很快，知道已给我猜对了来意，所以就顺水推舟地接口说：‘只有你先生兼任最适当。’蒋听了又问：‘有没有其他更适当的，再想一位。’我说：‘觉老（居正）等论年资也可以担任，只是他们现在都担任着院长重任。让出院长后，又要物色院长继承人，一时也可能并无适当人选。加上现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席的事，也实在繁重，老年人担任，也忙不过来。还是由你先生兼任，虽不免更加辛苦些，但事权更能统一，也是有好处的。’到此，蒋才好像勉为其难地点下头来说：‘既然老先生客气，一定要中正担任，我还得考虑考虑。’后来开中常会时，就由我出面正式提议蒋兼任国民政府主席。”

钱钟汉又回忆：“最后吴说：‘事实上，蒋这回也是和上次一样和我来假客气一番的。这回我却太老实了一些，所以上了一次大当。像我自认为老狐狸的，一不当心，还会惹上一身的闲是非呢！’”

从上面这一有趣的回忆里，我们看到蒋介石是何等奸诈，也看到党国元老在如何跟他串演假戏。在这一内幕中，我们更可印证刘心皇先生所揭露的真相，而蒋介石选总统的全部轮廓，我们也就可以掌握了。

1989年11月14—16日

秘刊《蒋介石国大现形记》经过

这部《蒋介石国大现形记》，是一部衰世之书。作者司马既明先生，生逢衰世，躬逢衰世，俛仰于衰世，虽身为国民党“国大代表”四十二年，但是这一线良知，使他虽俯首苟活，却不甘默尔而息，因而发奋秘密成此野史，然后秘密商之于我，无条件要我为他出版。唯一条件是在他有生之年，不能透露他的真名字。我感于他的一片至诚，完全同意了。

也许有正人君子讥笑本书作者，怪他涉嫌“双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怪他自己做了四十二年的老“国代”，却不能以真名字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反倒以双重面目并存于今生今世。但是，若反问一下，“双重”固然不当，但是单一到底、冥顽至死，难道就对吗？难道老“国代”一做四十二年，最后同流合污，守口如瓶，一点底也不掀，一点省也不反，坚守“从一而终”，昧心“仁义道德”，就比“双重”更好吗？

两者相权之下，我们自然就看出来，司马既明先生的“双重”是值得肯定的。恰像那政治上的“两面忠臣”、“双面间谍”一样，既不得不以“双重”自明，这一苦心和善念，我们也就不该苛求了。

古人安如山写诗，说：“长城但自坏，千古痛稠结，肉食无远谋，野史有直笔。”这部《蒋介石国大现形记》，全书贯串的，就正是这首古诗的一番新义。司马既明先生亲历蒋介石“国大”的种种活剧，他私下保存了每件死证，秘不示人，直到四十二年后，才重加补充，成此巨帙，使蒋介石“国大”的全部悲欢血泪与丑史，得以曝光于天下。这种有心、这种国德、这种勤勉、这种张大义而垂青史，都是难能可贵的。我高兴在书成之日，聊写秘刊经过如上，以志墨缘。

附带陈明的是，附录十篇，都是大陆或海外有关此一“国大”的论述，可与司马既明先生的大作相发明，并作抽样补充。十篇文字都是我选定的，与司马既明先生无涉。它们是：一、梁上贤：《湖北省伪大选一瞥》；二、徐恩庆：《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三、张文：《徐恩曾是这样当上“国大”代表的》；四、张纯如：《闻喜选举“国大”代表的黑幕》；五、杨乾民：《我在铜仁主持竞选“国大代表”的经过》；六、王尊光：《1948年二届“国大”见闻》；七、李韫晖：《“国民大会”见闻点滴》；八、王正元：《光怪陆离的“国大”会议》；九、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十、大风：《论国民党的法统与代表性》。

1990年1月25日

蒋介石与“三老宣言”

2月28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一〇二期里，刊出一篇章导写的《记先父母章太炎、汤国梨在抗战中二三事》，其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后，“在当时‘不抵抗’政策下，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不止，先父感国土的沦丧，写了大张篆体轴子：‘吴其为沼乎！’以此表示他的谴责。1933年3月7日，先父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发出了‘呼吁抗日电’……这个电文受到了爱国人士的共鸣。但在当时国民政府妥协派势力下，这篇电文虽然在报上刊登，可是一些关键文字均用‘□’来代替，面目全非，文义不通。但此文还是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传诵。先父在1933年4月，又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通电，发表宣言，这就是《申报》所称的‘三老宣言’。从那时起，先父对于抗日救国的言论，已由私人书札中发表意见，转变到公开指责国民政府。当时很多亲友都替先父担心，怕会受到国民政府再度的迫害，但是先父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抓住每个时机为抗战做宣传。……”

日前我请老友陈兆基代我查到这一“三老宣言”在1933年4月2日的《申报》上面，全文因湮没几十年，特别抄在下面（标点仍旧），以存史料：“全国同胞公鉴、自九一八事变突发、迄今已一年又六月、伪国成立、亦已逾载、曩者我政府坚持信赖国联之政策、日惟呼吁国联、冀其能主持公道、抑止侵略、予我以助力、然而今日国联固已正式承认九一八以来日本之侵略为违背国联盟约之非法行为矣、亦已明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不容分割矣、亦已否认满洲伪国之合法存在矣、国联此种明白昭示之态度、予我以正义上之助力实多、抑且国联之所能助我者、此亦即其最高限度、吾人在此种正义赞助之下、则唯有切实认清、以自力自助自救之意义、对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做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恢复失地、根本消灭伪国、是为国联决议之精神、亦即为世界正义之所在、若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饵、则吾人无异于反对国联之决议、而默认日本之行动、是即为自甘宰割、自甘灭亡、我不自助、谁能助我、故全国人民、今日急应一致奋起、予政府以有力之督促、务使东北半壁河山、不至自我沦亡、黑山白水、不止就此变易其颜色也、此则良等所冀望于国人者一也、次之、先哲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不忍人之心、实际为生命之活力、惟不忍故能爱人、亦惟不忍、乃能发扬其生命之伟力、以表示人类不甘为奴隶之心、今日我前线将士之所以出死入生、与强敌作艰苦之奋斗者、无他、亦即不忍我民族横遭蹂躏宰割之故、然则吾人宁独忍坐视前线将士艰苦奋斗而不予以援助乎、又宁独忍坐视民族遭受强寇之侵凌、而不奋起抗救乎、故吾人今日在另一方面之工作、又应充分发挥其不忍人之心、以赴汤蹈火之精神、予前线将士以物质之补助与精神之安慰、以鼓励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此又良等所冀望于国人者二也、国难急矣、举国环顾、山河日非、瞻顾民族之前途、辄中心惬忉而未能自已、自憾良等庸材、无力救国、兹谨以诚挚之呼吁、促我国人奋起、言哀意诚、尚希国人共鉴之、马良、章炳麟、沈恩孚等叩、四月一日。”

这篇宣言文字不属上等，疑是马良拟稿，再由章太炎、沈恩孚署名的。其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它点破主事者蒋介石“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饵”的卖国作风。这一点破，与二十五天前（1933年3月7日）章太炎自己发表的“呼吁抗日电”前后辉映。在二十五天前，章太炎公开指出：“主持军事者，绝不关心于此，反以‘剿匪’名义，自图卸责，驯至今日，热河衅起，才及旬余，十五万军同时溃退，汤玉麟委职潜逃，诚应立斩；而处汤之上者，不备不虞，坐受敌挫，其罪状岂减于汤？”这是对蒋介石很勇敢的指斥，如今“三老宣言”更进一步点破蒋介石的卖国作风，在蒋介石高压之下，竟有如此“痴顽老子”们硬要不吃他这一套，这种老辈们的风范，可真令人怀念。

1990年3月1日

《清算蒋介石》前言

这本《清算蒋介石》，是我继编著《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拆穿蒋介石》等七本专书后，第八本批蒋的专集。

这本专集共收三十一篇文字，其中我独写了十二篇。全部文字，都是中国人写的。1959年国民党阳明山庄刊行所谓《实践丛刊》，标题“外籍人士对蒋总统之推崇”，而我这本丛刊，却无疑是“本国人士对蒋介石之清算”。蒋介石一生，作恶多端，清算起来，良非易事，这些清算的文字，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也许有人说，你编著了这么多批蒋的专集，难道还没批完吗？我的答复是：若是普通的坏人，这样左研究右拆穿一阵，按说就写完了，可是蒋介石却坏事做得太多太多，所以怎么写也写不光。何况蒋介石纵然死了，他的余孽依然狐假虎威、奉其木主，我们当然要劈掉他的牌位，死而不已。《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其实，伍子胥太笨了。对付暴君，要用文明而持久的手段才好。为他不断地出专集以批之，岂不更解恨吗？

美国哲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当你朝一个国王进攻，你必须杀了他。”（When you strike at a king, you must kill him.）其实这话没说完，应该补充说：“当你朝一个暴君进攻，你必须杀他一千次。”因为只有这样不厌其烦，才能做好真的清算。

也许有人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何必再鞭蒋之尸一至于此？其实，这种人才是伪君子与真奴才，并且是无知的。关心历史教训的人、关心人间正义的人、关心天道之极的人，对蒋介石一生祸国殃民的种种，都不会含糊了事的，只有伪君子与真奴才，才会这样不辨是非地一笔勾销。对这种行为，我们是看不起的！

今年4月5日，是蒋介石死后十五年之日，我特编著此书，以“诛奸宄于既死”，策生民于来兹。中国人要想做一个像样的人，必须明辨是非、前事不忘。中国现代的前事，蒋介石是最大的乱源，正本清源，舍批蒋外，别无门路。中国人不论左右，有朝一日，必共识之。

1990年3月7日

《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小引

我曾说：“共产党的历史学者常说假话，国民党的历史学者不说真话，后者失之在怯，前者失之在诬。怯与诬，都不能写出真相。”正因为真相难明如此，所以“‘史’失求诸野”，外国一些“支那通”、“中国通”的历史著作，反倒在真相方面，别开天地。虽然“支那通”、“中国通”格于框框也隔于靴子，所议不无皮相之讥，但是就彼等所知，直言无隐上面，却胜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学者。这本《毁灭的种子——蒋介石与蒋经国》，就是一个证明。

《毁灭的种子——蒋介石与蒋经国》原名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作者易劳逸（Lloyd.E.Eastman）是“中国通”，像一般汉学家一样，他有他们共同的优点，也有他们共同的毛病。他们的毛病在过分突出他们捡到篮子里的菜，因而知人论断，每陷于均衡感不足、比例不对、角度不足……但就每把菜的个案来说，还是经营得蛮认真的。所以对他们的著作，看热闹应先于看门道。我是超乎中外的第一流的历史家，论断中外此道人物，不能免于这种结论。但洋人作史，不怯不诬，有胜国人，故虽不惬于意，亦应不没其功，特为表出优劣，以昭信史也。

1990年5月26日

《蒋介石张学良秘闻》出版说明

这本书收入了三本有关张学良的小册子和两篇文字：

一、《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右军）

二、《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姚立夫）

三、《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高山流）

四、《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沈醉）

五、《张学良在贵阳》（袁化鹏）

这些文字，都是过去在海外或大陆出版的，换句话说，都是国民党查禁乏力的漏网之文，它们的作者，左右立场间或出入，但在为张学良张正义而存信史一点上，却有志一同。如今我把它们集合在一起，题为《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以便读者，并对张学良先生九十岁生日，聊志书庆。

1990年6月1日

黑猫队员与黑心蒋介石

U2是美国秘密生产的高空侦察机。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找“中国”空军替它飞，侦察大陆，找上台湾的蒋政权。蒋政权的“国防部长”俞大维表示反对。俞大维认为，美国中情局要用U2侦察大陆，就应由美国空军自己飞，不应动用“中国”空军。后来中情局直接找蒋介石，蒋介石是媚外的，就答应成立空军三十五中队，就是“黑猫中队”，替美国人卖命。“黑猫中队”名义上虽直接隶属空军总司令，实际上是由空军情报署长秉承蒋介石意旨直接指挥，而蒋介石却凭美国主子意旨直接指挥。

1961年4月，“黑猫中队”开始执行任务。中队的成员都是空军的精英，先后有二十七人担任。但是，这种任务的危险性极高，十四年间，八架U2毁于训练，死了六人；六架被击落，死了四人，被俘两人，如今还活着的，一半都不到了。

死了的倒好办，麻烦的是被俘的。被俘两人是叶常棣和张立义，他们分别在1963、1965年被击落。他们的凄凉遭遇，各有千秋。

叶常棣在浙江、江西交界上饶上空被击落时，两腿布满弹片，手术取出大的弹片就有五十九个，针眼般的伤口更是不计其数，清也清不干净。那时他新婚才十个月，当时担任黑猫中队队长的卢锡良还记得到叶家劝慰的场面，新婚太太哭得死去活来，叶家两老也是泪流满面，问神卜卦，说叶常棣会从西方出来，卢锡良也只能顺着他们的话，说叶常棣身上带有人民币和金币，跳伞之后还有可能会有游击队接应，路经云南、缅甸跑出来。没想到二十年后，叶常棣真的从香港出来了。他在美国跟卢锡良聊起这段往事，常忍不住抱头痛哭。

张立义在内蒙古包头上空被击落时，感到突然间一阵红光，座舱内亮光全熄，整个人昏死过去。“我想自己已经死过一次，那种感觉说不上来，像是过时光隧道。”他的身上，至今伤痕累累，同时一条腿还矮了一截。“弹片击中的伤痕是数不清了，疤痕历历可见，至于腿部的伤则是冻出来的，当时飞机坠落在内蒙古，天气严寒，后来清醒后医护人员告诉我，再晚一点发现的话，半条腿都要废掉，现在把皮鞋垫高，倒不感觉有何不便。”

叶常棣和张立义被俘后，都失掉二十七年、二十五年的自由，其中包含独囚与劳改。“生不如死”的岁月，就那样一过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台湾这边，把他们当成了作战殉职人员。张立义的太太张嘉淇回忆说：“衣冠冢都拜了好多年。”叶常棣的太太没有子女，早离去了；二十九岁的张立义的太太带着二子一女，最小的儿子才九个月，含辛茹苦地拖了九年，只好改嫁。她没有再生育，与后夫默默地把三个小孩带大，以为一切都成了烟云。

但是，造化弄人，人也弄人，在中美建交以后，在1983年，中共决定把这两位俘虏放生。他们到了香港。二十多年前凌空而降，二十多年后滚地而出。除了中共给的路条和在港的半年居留权外，其他一无所有。他们在家破人亡之后，要求回到台湾，可是，黑猫计划的主持人蒋经国拒绝了他们，他们万万没想到，这就是他们为“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卖命几十年的下场！

在走投无路的关口，他们只好找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在与他们两人谈了不到二十分钟后，即决定接他们去美国，临行前并交给他们两个信封，内有美金三千元，以供他们生活所需。一个星期过后，他们终得远托异国，被U2的制造国收留了。美国政府特别为他们两人在银行各存了二十二万五千元美金，等他们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后即可自由取用。尽管生活无虞，但他们并未忘情于回台湾，他们不甘心躲在阴暗里见不得人，也不甘心冤屈，生存并不是罪恶，被俘也不是耻辱，他们为台湾冒了险，卖了命，尽了力，付了多年青春、家破人亡的代价，为什么政府对他们这样无情？

为什么？为了蒋介石的黑心而已。

蒋介石有一种理论，就是做俘虏是人生奇耻。1933年5月8日，他讲“统军作战制胜之道”，就公然指出：“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视同敌探，立即枪决。”除非这种官兵“能携带枪械或斩获土匪或真能探获土匪秘密，对于剿匪军事，有重大贡献”，否则“马上枪毙”，“对于过去有多少功劳，以后能如何努力，都可不管”。理由是：“我们现在不怕土匪收编我们被俘的官兵，只怕他放回来，因为他放回以后，就能使我们的军队风气破坏，精神丧失，不能再剿匪作战了。”

蒋介石这种理论，在1947年4月15日讲“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时，更表明：“做俘虏是人生最可耻的事情，凡是知耻自爱的人绝对不能忍受，凡是有志气的大丈夫、真军人，如果不幸做了俘虏，必不对敌屈服受辱，而只有自杀，以免辱及我们的祖先和革命的先烈。”

蒋介石这次演讲后三年，1950年4月16日，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在所谓“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又有这么一段：“大家知道：整个大陆这样广大的版图，就在去年不到八个月的时间，竟丧失净尽，这是何等可痛可耻的事！我们有三百万以上的大军，担任高级将领的不下数千人，在那种盗寇凭陵、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而其能临难殉职、慷慨成仁的，竟只有杨干才军长和廖定藩师长二人。其余不是临阵逃亡，就是被俘或投降，这可说是把本党五十年来的革命光荣，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民族历史完全断送了。这不仅是一般将领的耻辱，而是整个党国的耻辱；而我个人因为领导无力，使一般部属寡廉鲜耻，到了这种地步，尤为惭愧万分！”蒋介石这段话中，分出两个大类：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降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不过，如果适用同一标准，首先“只有自杀”的，恐怕就是蒋介石自己。为什么？因为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不就被俘了吗？关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被俘的解释，蒋介石自己在《西安半月记》中就有“尔等以余为俘虏”、“余既为汝叛逆所俘”的话，就是证据。由此可见，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事实上，他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人、骂人、整人、办人、枪毙人、不准人回来，这是更上层楼的“寡廉鲜耻”。这种人的心肠，真未免太黑了。

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仍旧无改父道，照样延续他们蒋家的“寡廉鲜耻”。蒋经国死后，形势大变，但是直到今天，大家也没爽快而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被俘观的错误，也没察觉到蒋介石自己原来就是被俘偷生的好手。国民党只准以“侨胞”身份，让叶常棣、张立义入境，空军情报署长只能以私人身份到机场迎接，空军总司令只能劝他们要“忍耐”，国民党报章仍继续以“因我政府基于当时政治特殊考量，未能接纳他们”为辩解，而他们也只能以“也能谅解”、“可以理解政府的做法”来回应。整个的事件中，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斥责蒋介石的错误，揭发蒋介石的自己被俘的真相，清楚道出一切原委，勇于提出世界标准的正确被俘观。……（编者略）这些无知与怯懦，才真是悲剧中的悲哀之尤！

任何文明国家对叶常棣、张立义这种被俘归来的军人，都会投以英雄式的欢迎、都会给予高度的顶礼和感念。可是，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台湾，叶常棣、张立义却在千辛万苦、百劫余生之后，竟被歧视、被诬蔑、被羞辱、被冤屈、被拒绝……直到离开大陆七年以还，方得假道美国，窝窝囊囊畏畏缩缩地回到台湾。他们强颜欢笑地表示：“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们已是饱经风霜的六十多岁人儿了，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去讨回公道、讨回荣誉、讨回青春了，一声声“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就是他们唯一的奢望了。

1990年9月6日

蒋介石毁损古物

《诗经》有首诗叫《出其东门》，前面六句是：“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意思是说，我出了城东门，看到美女众多。可是我不想美女，只想那穿朴素衣裳的姑娘，想起她来，我就高兴。

我住台北，经过东门，就常常联想到这首古诗。为什么？因为我一看到东门城楼被“美轮美奂”得面目全非，我就想起当年东门的原始风貌，那种风貌使我怀想，并且为之高兴。

东门是台湾的重要古迹，据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出版的《台北市发展史》：“光绪元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准新设台北一府，统管台湾北部，并拟建府城于大加腊堡艋舺街及大稻埕街之间。光绪四年（1878），知府陈星聚商之官民，议决兴建台北府城，共募得银二十余万两，遂于光绪五年（1879）正月兴工，至光绪八年（1882）三月竣工，费时三年三个月。建城之地基，原多为水田。除一部分系人民捐献外，余均给价征用：上则田方一丈银一两，中则田八钱，下则田六钱。至于城垣，多以坚石堆砌为墙，中实以砂土，全城约做长方形。城壁约高一丈五尺，雉堞三尺，计高一丈八尺，城壁厚度为一丈二尺，可做驰道，通行人马。……”

东门随着时代的演变，逐渐丧失了屏藩的作用，成为古迹，在日本统治半个世纪中，它完好无恙；在国民党逃台的前十八年中，也相安无事。不料，到了1967年，迷信的蒋介石妄事铺张，居然下令拆掉闽南式建筑的朴素城楼，而在上面加盖成北方宫殿式的大帽子，弄得面目全非。后来又基于迷信，在四角各筑平台，上置石狮。后来又基于迷信，拆石狮而只留平台。变来变去，越发不伦不类。蒋介石这种焚琴煮鹤、无知乱来，显然构成《刑法》上的毁损罪。《刑法》第353条明定：“毁坏他人建筑物、矿坑、船舰或致令不堪用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蒋介石对东门古迹，毁损得无复古风，当然属于“致令不堪‘用’”的程度，已无疑义。复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57条第7项，明定“不依原有形貌修护古迹者”，明在“科五万元以下罚金”之列。蒋介石罪通于古，益可知矣！

9月12日报载：“台北的东门、南门已脱离军方管辖，归台北市民政局主管，昨天民政局邀集学者专家及相关单位，研商双十节是否再循往例，在古城门上搭建霓虹牌楼，遭学者专家的强烈反对，他们表示：凸显双十节庆的欢愉及台北府城的地标特色，不必非得搭建牌楼。民政局将把专家意见在今天举行的双十节筹备会中提出讨论。民政局昨天与城中分局协调，未来两座城门都开放给民众参观，但二楼仍不开放，城中分局将做定点定时巡逻以维安全。”可见东门已脱离军方的掌握，恢复部分自由。但是，原始风貌的面目全非，却永远是蒋介石留下的遗恨，再也无法恢复了！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我所思存，全在蒋匪，干你老木，肏你匪臀！

1990年9月13日

蒋介石与长春围城——郑洞国从殉职到健在

老友丁颍上次从大陆回来，送我一张照片，是今年2月18日，他在北京民革礼堂与郑洞国将军合照的，看了令人颇生感慨。

前些日子，丁颍再去大陆回来，一天中午，他、谢聪敏、王小痴夫人宣中仪嫂、小屯和我一起吃饭，我送了一张有趣的剪报给他，那是四十二年前，1948年10月27日天津《大公报》的一则中央社电讯，全文如下：

郑洞国殉职

三百官兵全体成仁

[中央社沈阳23日电]据悉，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发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搏斗，刻已弹尽粮绝，终于21日上午发出最后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三百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18日曾电致其夫人陈泽丽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20日致杜聿明、赵家骧暨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辈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生平事略

[中央社南京23日电]郑洞国将军湖南石门人，现年四十六岁，民国十三年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十四年春淡水之役，以连指导员参加奋勇队，率先入城，3月升教导团营党代表，12月任第三师八团少校营长，十五年任团长。北伐、剿匪无不身先士卒，二十一年先后任第二师独立旅及第四、第五各旅旅长，次年古北口之役率军由洛阳北上，屡建奇功，二十五年升任第二团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抗战军兴，将军率师御敌，二十七年参加台儿庄之役，次年调九十五军副军长，随即奉派以荣誉第一师师长兼第五军副军长，随杜聿明将军参加昆仑关之役，第一日即占领日寇外围各重大据点，嗣以敌机助战，血战兼旬，将军抱必胜决心，把握时机，向敌突进，昆仑关遂入我手，日寇第五师团因之粉碎，世界军事家对我国军英勇，遂得一深刻印象。二十九年奉调为新十一军军长，旋改为第八军，扼守江南，使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战区长官部之每次观察及检讨结果，皆以将军所部列为第一。三十二年奉派为中华民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在印努力建军，10月底，率三十八及新二十二两师并新编之三十师与十四师、五十师及各直属炮兵战车等部反攻，先后攻克杰布山及密支那等地，迭创顽敌，丑虏丧胆，缜缅战局因是改观。后驻印军扩充为新一、新六两军，将军乃升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协力史迪威将军打通中印缅国际路线。自三十二年10月反攻缅北，至三十四年3月先后以数万部队对敌十二万之众，计毙敌三万余，击伤敌七万，解四平之危，挽回东北战局。9月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协理东北军政，三十七年2月1日东北剿匪总部成立后，将军任副总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坐镇长春，屏障松南，旋又兼任长春警备司令。将军英俊儒雅，和蔼而有威仪，精通韬略，擅长文学，颇具儒将风度，其幕僚亦多青年有为之士。将军毕生勤俭守身，毫无积蓄，身后遗二子一女。

从这段剪报里，我们看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中央社怎样在捏造“郑洞国殉职”的消息。事实上，郑洞国不但没殉职，并且在守城最后，对蒋介石还有着一幕戏剧性的演出，全部经过，先从郑洞国的回忆里，就见端详。

郑洞国在大陆发表过一篇《困守孤城七个月》，回忆当年他守长春的经过。首先，他指出蒋介石守长春的战略根本是错误的：

……当决定放弃永吉时，我曾主张同时放弃长春，我认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而蒋介石却认为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固守长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我对于蒋的这种看法，虽不敢表示异议，内心是不同意的。道理很明显，打了胜仗，不但长春可以收复，整个东北都可以占有；打了败仗，一切都完了，还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因此，这次要我负责固守长春，在情绪上我是有抵触的。

虽然情绪上有抵触，但是不能不干，于是他到了长春。

我到长春后的做法，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食粮。”守备长春的兵力：两个正规军及兵团部所辖直属部队约六万人，地方游杂部队及后勤人员约四万人，共十万人左右。根据持久防御方针，把长春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守备区归第六十军负责，西半部守备区归新编第七军负责。除沿城市边缘构筑防御工事外，在市区内，利用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并在中央银行区构筑核心工事。第六十军派出一部在东郊五六里一带高地，占领前进阵地，新编第七军派一个师担任西门外飞机场的警戒。这时由各地挤到长春的游杂部队很多，为了巩固城内秩序，一律不准他们进城。这些游杂部队的司令，来找我要粮要钱时，每个人都自称有几千甚至几万部队。经调查，有许多是无兵司令，他们互相争夺部队，常常发现一个部队有几个司令的情形。我将其中素质比较好的编成两个骑兵旅，使之参加市区防务。其余让他们在城外自生自灭。这些部队都是地主、流氓、胡匪凑成，军纪很坏，郊区人民被他们劫掠一空。当时飞机场常遭到解放军由西北方面发射过来的炮弹的干扰。为了保持机场的安全，我决定由新编第七军抽出一个半师，第六十军抽出一个师，组成一个出击部队，企图把西北方面的解放军驱逐到炮弹射程以外，并趁此机会向四郊搜购粮食（实际是掠夺粮食）。虽然打出去三四里路，粮食却颗粒未得。正打算在机场西北方构筑一道掩护阵地，不料在机场西南方担任警戒的新编第七军一个师，突然遭到袭击，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我看形势不妙，便将出击部队迅速撤回。接着解放军就占领了飞机场。我到长春未满两月，长春、沈阳间的空中交通就断绝了。控制机场的计划完全失败。我在长春几个月中，规模比较大的战斗只有上述的两次及以后试探突围攻击的一次。其余都是零星炮战及外围小部队的战斗。为了提高士气，加强团结，增强干部长期固守的信心，我成立一个短期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干部受训。其内容，不外抄袭蒋介石办中央训练团的那一套办法。

实际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以省主席的地位，要教育厅负责整顿长春市的学校，把学生组织起来，以免闹事。后来因为粮食困难，大多数学校无形停顿。当时为了收容各地逃来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幼年兵团。后来把长春市的高小和初中学生，也编入这个兵团之中。目的是把他们集中起来，既便于维持生活，又可避免到处滋事，影响治安。这也是巩固内部的一种措施。我并想在围城之中保持弦歌之声，借此安定人心。

不过，安定人心得从填饱肚皮开始，当粮食发生短缺的时候，人心再安定，也无从安定起来了。

在围城中最使我头痛的是粮食问题。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绝。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因为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编第七军发生过摩擦，现在要他们来空投粮食，他们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们看了非常恼火。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不安。甚至有新编第七军的军官也参加投机倒把。他们驻长春的时间比较久，平日就营私舞弊，屯有粮食。至于新由永吉转移过来的第六十军，粮食更加困难。对于这种现象，我虽然有所取缔，因为怕发生意外，不敢操之过急。囤积居奇的粮食虽不多（当时也不可能有很多粮来囤积），对市场的影响却很大。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后来竟涨到一亿元一斤。由飞机运来一万元一张的钞票（空投）已无用处。不得不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市内税款收入，不够税务工作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令暂时撤销一切税收。我曾一度把市内人口向外疏散，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卖人肉的惨事，当时也追查不出是谁干的。此外因吃豆饼、树皮、草根等而生病的人就更多了。悲惨情景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后来燃料也成问题了。我曾企图在东郊开采煤矿，在解放军的狙击下，当然没有成功。市内曾发生砍树木、拆房屋、挖马路（取沥青做燃料）准备过冬的情形。我虽有命令禁止，但在那种情形下，命令等于虚文。我当时的心情是很痛苦的，自知前途茫茫，又不能不假装镇静。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可是，我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

但是，“坚守到底”又谈何容易！局面愈来愈撑不住了：

10月初旬，解放军主力围攻锦州的时候，我曾抽出大约两个师的兵力，组织一次试探突围的攻击，由长春的西北角打出去。虽然有几里路的进展，却发现解放军的狙击力量很顽强，感到突围没有成功的可能，于是又决定继续固守下去。几天之后，接到蒋介石空投给我和两位军长每人一封亲笔信，要我们设法突围。命令大意是要我们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突围，他已令沈阳方面，派部队在路上迎接。我召集军、师长开了一次会，研究关于突围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官兵的体力甚弱，很难突破解放军的层层堵击，倘勉强突围，必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不如坚守下去，还可能多支撑些时日。我和各军长联名打电报答复蒋介石，说明不能突围的理由。

大约在10月16日上午，又接到蒋介石要我们突围的命令，并警告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另外有一封亲笔信给我说：“倘再迟延，将不能等候矣。”我又召集军长和军参谋长等开会。这时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患伤寒病，不能出席，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当天的精神很紧张，和我说了几句话就借故匆匆离去。我虽然有点诧异，但并未料到会发生什么意外。到会的人都知道今天要谈什么问题，一个个愁眉苦脸。我在会上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后，即决定于10月17日拂晓，遵照命令实行突围，并做了关于突围的部署。看来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我也知道突围是凶多吉少，为了服从命令，早把生死成败置之度外。没有料到，当晚（10月16日夜间）第六十军的暂编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向我报告说：“第六十军已决定今夜起义。”紧接着新编第七军也有报告说：“第六十军的部队有变动，看情况可能发生问题。”我立刻打电话给曾泽生，电话已不通了。我立即命令新编第七军：“停止突围行动，撤回原防。”并迅速对第六十军方面派出警戒。同时把这一情况电告卫立煌。17日早，即派副参谋长去找曾泽生，曾当时写了一封便信交副参谋长带给我，说明他已起义和起义的原因。我把这便信的内容电告了卫立煌。当天上午，我召集新编第七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今后的行动问题，到会的人哭丧着脸，默默无言。我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我的一个老部下，新编第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我只好采纳他的意见。这一天，我感到很彷徨，非常苦闷。对当前局面如何维持，毫无办法，真是度日如年。

当天晚上，我到新编第七军军部看李鸿，他虽在卧病，看来并不那么严重，却故意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高级人员也有意无意地避开我，我感到情况有点异样（后来知道，他们已在同解放军接洽了）。副军长史说是我在印度作战时的参谋长，他劝我留在军部过夜，我坚决要回到兵团司令部去。当天夜间，忽然接到曾泽生的电话，我还想劝他回来，他只是说：“有人和你讲话。”接着有一位自称姓刘的对我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要再做无益的牺牲。”我说：“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来轰炸，当空军向我联络时，我告诉他们：“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我的意见还是停止轰炸罢。”

18日早晨，新编第七军的参谋长龙国钧来见我，他说：“新编第七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我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龙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我。当天下午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到了此时，我已感到山穷水尽。正在焦急中，接到杜聿明的电报，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机来接我出去，问我有无降落地点。我答复他：“现在已来不及了。”但是我还不肯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我把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对他表示“来生再见”。当天夜里，我的司令部附近，仍响着剧烈的枪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友梅和司令部的幕僚们想出来的办法：要直属部队向天放枪，佯装抵抗后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实，使我跟着他们走。第二天一早，我的司令部也就放下了武器。他们为了把我从死亡的道路中挽救出来，真是煞费苦心。现在更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伟大政策所起的作用。我由衷地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再生之德！

我放下武器后，受到萧劲光司令员和萧华政委的热情接见，给了我优厚待遇。这是我最初所没有料到的，很受感动！可是我却对他们表示：第一，不愿广播；第二，不愿参加公开宴会。他们希望我为人民做点事，我却坚决要做老百姓。可见当时我的觉悟还很低。

在郑洞国这一回忆里，有一段应该“大特写”的，就是他最后投诚那一幕，他说他的手下在当天夜里“向天放枪，佯装抵抗后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实，使我跟着他们走”云云，这段话，却语焉不详，也不无令人费解之处。不过在他另一篇回忆——《困守长春始末》（郑建邦、胡耀萍整理）里，对他的心态，却有了较多的陈述：

19日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自动放下了武器。在这前后，包括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国民党驻长春的各部队，也相继向解放军集体投诚。只有兵团特务团还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内抵抗，成了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

此时真正是山穷水尽了。我见大势已去，遂将全部情况向东北“剿总”做了汇报。没多久，我接到刚刚被蒋先生由徐州“剿总”重新派到东北，收拾残局的杜聿明将军打来的电报，他拟请蒋先生派直升机接我出去，问有无降落地点。我怀着既感激又沉痛的心情答复他：“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到了这时，我还是没有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

20日这一天异乎寻常地平静，解放军并未像我预料的那样攻打中央银行大楼。实际上，杨友梅将军和我身边的高级幕僚们，已背着我暗地里与解放军接洽了，那时我待在房间内心灰意冷，万念俱灰，随时准备牺牲，并未注意到他们的行动。

10月20日夜11时，我给蒋先生拍发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大意是“10月19日下午7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三百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落暮以后，匪实行猛攻，趁其优势炮火，蹿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10月20日23时亲印”。

发完电报，我和衣躺下。

21日凌晨，中央银行大楼外突然响起剧烈的枪声，我尚以为是解放军向我的司令部发起最后攻击，觉得该是自己“成仁”的时候了。我身着戎装，平躺于床上，伸手至枕下欲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自戕。岂知我摸了又摸，手枪居然不见了。原来左右已发觉我的精神异常，预先就将我的手枪取出收藏起来了。我生怕再稍迟一刻便做了解放军的俘虏，慌慌张张地起来在室内到处搜寻任何可以了结自己生命的器械。这时，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卫队长文健和四名卫士闻声拥入，呼喊着将我死死抱住。住在邻室的我的本家侄子、时任吉林省政府秘书处处长的郑安凡也跑了进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上连声哀求：“二叔，不能啊，您可千万莫走绝路！”言毕大哭。我狠狠地顿足叹气，颓丧地倒在床上。少顷，杨友梅将军带着一些幕僚匆匆走进房间，也含泪道：“桂公，事情已到了最后关头，请您赶快下去主持大计！”然后命人不由分说地将我从床上扶起，拥向楼下。

来到一楼大厅，我猛然怔住了，原来大厅内外已布满了解放军。再看身边，几名卫士紧紧地环绕在我的身后，唯恐我再出意外。杨友梅将军等人也团团围着我，都用满含期待的眼神注视着我。我一切都明白了，面对这木已成舟的事实，我只得勉强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

事后始知，杨友梅将军和司令部的幕僚们先已通过与解放军的秘密接洽，悄悄迎来了解放军的代表及少数部队。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既避免弃我于不顾，又不叫我过于难过，巧妙地从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出来，真是煞费苦心。后来每忆及此事，我都由衷地感激党的伟大政策和部属们的这番安排。

郑洞国在这一回忆里提到“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云云，虽然比前一篇回忆稍多落墨，但是，语焉不详、令人费解之处，还是有的。

为了进一步完成这一“大特写”，我找了一些旁证。

据当时郑洞国的侍从副官兼国民党吉林省政府秘书处七级课员李国祯《跟随郑将军的日子里》回忆：

18日上午，郑发电沈阳“剿总”称“大势已去，当以死报国”。10时许，空军飞机飞临长春上空与郑洞国通话，请郑指示轰炸目标，郑先生告知：“六十军已于昨日撤离长春，不明去向，轰炸也只是徒伤百姓。”飞机盘旋两周而去。下午，兵团杨副参谋长嘱我切实注意郑先生安全，要昼夜守在身旁，寸步不离，任何武器不得给郑先生。自此我才感到情况严重，任务艰巨，马上将长短枪全部收藏起来。同时，发现有一辆带黄布标志的吉普车进出司令部，车上乘坐的均是解放军。

后来知道，新七军与解放军谈妥条件同意放下武器，兵团部杨副参谋长和三处易处长（似乎印象中有位姓易的处长）等人，代表第一兵团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开始谈判。谈判始终是秘密进行的，郑先生对此一无所知。这段时间，郑先生愁眉苦脸，一言不发，整日在沙发上摆纸牌，除了上厕所外，未曾外出一步。

从19日起，已闻远近有枪声，这时郑先生愈发消沉，我则愈发感到精神紧张。20日深夜，郑先生签发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其大意是，职等当克尽军人天职，以全气节……据我所知与解放军谈判是杨友梅副参谋长苦心安排的，他未曾也不敢与郑商议。杨确实是煞费苦心给郑先生以最后的“体面”，制造了“最顽强抵抗，弹尽粮绝，最后始放下武器”的假象。

21日凌晨5时许，兵团部所在的银行大楼，所有窗口齐向空中鸣枪，一时枪声大作，持续约半小时。天微明，东总政治部联络处一位姓刘的代表，在杨副参谋长陪同下到郑先生的会客室（办公室外间），刘代表自我介绍后，向郑先生宣读了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致长春守敌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将军的致敬电》，表示欢迎郑先生放下武器，回到人民的行列。郑先生由刘代表陪同乘郑的吉普车撤离长春。

再据当时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部直属特务团迫击炮连第二排准尉排长彭云鹏《我在兵团部特务团》的回忆：

20日晚8时，特务团部召开紧急会议，排长以上军官全部参加。先由司令部副参谋长杨友梅讲了一通话，接着龚次言团长具体布置说：“为了保护郑司令的安全，明天早晨5时，以连为单位，各单位将所有子弹全部打光，只能向空中射击，不准对人打；6点钟，一连将铁丝网、障碍物打开，这时会有三辆车头上插了红旗的吉普车向我驻地开车，不许任何人开枪。”并宣布说：“由朱副营长全面负责，若郑司令下楼讯问，就说解放军打过来了。”散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有的问：“子弹对空打光了，还怎么保护郑司令的安全？”也有的说：“既然是对空射击，为何还当面欺骗郑司令，这样有好处吗？”不过，在此之前，大家还听说郑司令向南京拍发电报后，就准备用手枪自尽，后被副参谋长杨友梅拖住了；还有的说郑司令在吃饭时，用筷子捅喉自杀又未成等。这一夜，大家心绪很乱，谁也没睡好。

21日凌晨，根据昨晚会议安排，我们对空射击约半小时，将子弹全部打光，天也逐渐亮了。这时朱副营长命令一连打开铁丝网。约过半小时，三辆插着红旗的吉普车向我们驻地开来，车拐弯开到银行大楼后门停下，从车内走出十余名解放军。几个战士持枪守在车旁，另几个干部模样的由朱副营长带路往楼上走去了。这时我们这些当兵的才猜出了个一二。半小时后，郑洞国和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下楼，坐上吉普车就走了。

再据当时天津《民国日报》驻长春特派记者兼上海《新闻报》特派记者杨治兴，《在郑洞国将军身边——特派记者随军采访见闻》的回忆：

为了说通郑洞国，史说又让我下午再走一趟中央银行，我爽快地答应了。我走进银行三楼郑洞国居室的外间，适逢吉林省政府办公室主任、郑先生的内弟陈少甫和侄子郑安寰在座。他俩告诉我：“郑先生要自尽，枕下有手枪，要设法把他的手枪拿出来。”我对他们说，待把郑引入另一房间，陈可趁机将手枪拿走。

我走进郑的居室见郑躺在床上。郑见我进来，便坐起身来和气地和我握手。

这时，崔垂言在郑的房间里闷坐，我眼噙泪水要求郑单独和我谈话。他同意了。郑洞国下床领我来到隔壁另一房间。郑倚墙而立，我面对他，双方表情都很严肃。我告诉他新七军已与解放军进行谈判，并达成放下武器的协议。我说新七军并没有背叛他，实在突不出去，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劝他，事已至此，要有完全之计，不能不为他的十万部下着想，也不能不为自己着想。我还对他说，新七军让我来陪您到军部去。郑回答说：“新七军投降，是他们自己的事，由他们自己去做，让我投降办不到，事已至此，只有战到最后了。”他又说：“我不能对不起草字头（指蒋介石）。”我反问他：“他何尝对得起你？而今死守长春拖住解放军南下衣襟的作用早已失去，他哪里想到你。杜光公（指杜聿明，当时杜在沈阳有电给郑，设法派飞机把郑接出去。郑回电：大势已去，一切来不及了，只有恪尽职守，来生再见）还在想蒋介石派飞机救你出去。蒋哪里想救你出去啊！”郑感慨地说：“作为军人，我焉能失节！”我对他说：“桂公，你牺牲了，现在你的儿子和我们这些人会哭你，但到了你孙子那辈，恐怕就不会哭你了。因为中国历史已经改变了，我希望你要静思细想啊！”郑听了我的话，低头不语了。我见他既不言语，又不作刚硬的表示，双方默立了一阵子。我告诉他新七军已放下武器，解放军对中央银行已严密包围，他的一个特务团绝对突不出去。我接着对他说，解放军一定请你放下武器，走向人民，中共方面周恩来给你发来电报，请你“不负黄埔之初衷……如一转念即当以起义相待”。郑的态度稍有缓和。我又告诉他为了照顾他的颜面以及考虑他留在南京、上海、湖南等地的家眷安全，已通过沈阳通讯兵司令部的电台转发南京、上海、平津各报新闻专电，报道“长春国军正做最后巷战，共产党军队已攻入市区内，双方正短兵相接，郑洞国将军下落不明，有云在突围中壮烈牺牲”。郑握了握我的手，转身回到他的房间。我送他进屋后，转身下楼，想返回新七军军部去，正好遇到郑洞国的亲属，他们低声告诉我，郑枕头下的手枪，已被拿出来了。

我回到新七军军部后，得知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已同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和参谋处长郭修甲，背着郑洞国，正在与解放军进行谈判。

……10月21日黎明，我听到银行大楼方向传来一阵阵枪声，之后很快便得知谈判成功的消息！在解放军的同意下，困守在中央银行的第一兵团郑的特务团向空中鸣枪片刻，假做抵抗的表示。随后，兵团部全体官兵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

现在，再从共产党那边的回忆，比对一下。据当时共产党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师第一团参谋长师镜《陪同郑洞国先生走出银行大楼》的回忆：

我军占领海上大楼时，大楼同银行大楼的电话仍然畅通。我团朱军政委拿起电话同在“央行”的郑国洞通了话，劝郑：“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新七军已投降，银行大楼这弹丸之地，你们是守不住的，希望你们放下武器。”郑洞国说了句“败军之将，何以谈和”就把电话听筒摔了，再也不接电话了。18日晚，我兵团司令部参谋长解沛然（解方）指示我们，利用海上大楼直通银行大楼的电话线继续向敌通话，展开政治攻势，促其放下武器。解参谋长还告诉我们，周恩来副主席拍来了电报，电报讲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这个人在政治上不坏，要争取其起义或放下武器，以礼待之。

朱军政委第二次拨通了电话，对方接电话的是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郭修甲少将。郭修甲说：“郑司令官几次企图自杀，被我们阻止。你们是否可派人到中央银行来谈判，如同意，我们派汽车去海上大楼接你们，为了防止误会，我们的车上插一面黄旗做信号。”我们立即将此情况向解参谋长报告，经研究决定，朱军政委和我去敌兵团司令部谈判。

19日下午，郭修甲派了一位姓罗的少校参谋乘车到海上大楼接我们。我和朱政委带两名警卫员在罗参谋的陪同下，进入银行大楼。进入银行后，他们不让带枪进去，我就把随身携带的长把子手枪交给了随我同行的警卫员，两名警卫员没让进去。之后，罗参谋陪我们朝地下作战室走去，身穿绿色军服的郭修甲处长早已在门口迎候我们，互相见面握了握手，寒暄几句后，一起进入作战室内。只见墙上挂着的军用地图用布遮盖着，有个长条桌子摆在室内中央。当时，郭保持着一种矜持的样子。停了一会儿，我们即开始了会谈。国民党兵团部参加谈判的有郭修甲和两三个参谋；我方人员也不多。双方在桌子两旁坐下后，先由朱军政委交给郭一封信，我记得这封信是用个大信封装着的，封面上写着郑洞国司令官收，落款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朱政委要求郭将此信转交郑洞国。接着朱政委向郭等人介绍了当前的形势，说明新七军已陆续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一兵团部孤守中央银行这一弹丸之地，是作无谓的牺牲。希望他们能放下武器。继之，郭修甲说：我们愿意放下武器，只是郑司令官不干。经劝说后，郑说：由你们办吧。

谈判开始时，气氛比较紧张，后在闲谈中，郭提到他是中央军校十二期生，正巧，朱政委也是该校十二期的，两人竟是军校的同期同学。这样一来，谈判的气氛就轻松了一些。记得在谈判休息时，敌兵团参谋长杨友梅穿着一身美式军装，从地下作战室的侧门走进来，郭修甲马上站起来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杨友梅少将，副参谋长。”杨双手摊开，连声说：“请坐，请坐！”杨在此待了一会，没再说什么就匆匆离去。看样子杨友梅是支持郭的。会谈约一个多小时。谈判中，郭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放下武器后，要保证所有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二、郑洞国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发表谈话；

三、（要我们）对外宣传时，讲郑洞国伤后被俘，不要说自动投降。

上述一、二条双方均同意，唯第三条略有争议。郭修甲提出，可否不在报纸上登郑洞国自动投诚，而写伤后被俘，主要是给郑留点面子。我们表示不能同意，并做了解释，郭也没有再坚持。关于放下武器的时间问题，郭提出，三天以后再放下武器。当时我们知道廖耀湘兵团已由沈阳出动，为了防止情况有变，必须尽快解决敌一兵团部，因此，我们说此事必须请示上级才能决定。双方的第一次谈判，就此结束。

回来后，我俩把谈判情况向解参谋长做了汇报。解指示，必须在三天内解决敌兵团部问题，朱政委又乘车返回银行大楼，双方谈妥：21日清晨，我方接收时，敌兵团部特务团对空射击二十分钟，然后放下武器。

此刻，坚守银行的只有兵部特务团等约四百人，其余如新七军、保安旅、骑兵旅等部队已陆续向我投诚。

按照约定时间，21日晨敌兵团部即在银行无目的地对空鸣枪射击，装作激战半小时（实际打枪二十分钟左右），然后停止了射击。

5时许，我同朱政委先乘车来到银行大楼门口。一进银行大楼就见到许多国民党军官携儿带女，拎着皮箱，正在集合，准备向我军投诚。我直奔银行三楼的会议室。这时，银行外面还在打枪。朱政委转身出去，以便带领部队进来接收。

我一个人进了会议室，见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他们一见我进来都愣了，便站起身来。

我当即问道：“哪位是郑司令官？”

站在中间的人说：“我就是。”

其他两人，一位是兵团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另一位是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

我说：“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进来了，现在请司令官随我出去。”

郑当即问我：“我提出的三个条件，你们都全部答应了吗？”

我反问他：“哪三个条件？”

他听了后，颓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唉！三十年来，春梦一场。”

是时，银行外面枪声大作。

我又催促说：“郑司令官，部队进来了，请走吧。”

郑叫他的副官给我拿来一只宽约二十公分、高约八十公分的手提皮箱，并说箱子是日本投降后移交的，有毒，请不要打开。如打碎里面的东西，长春市全城百姓都会受害（事后我知道是细菌武器）。

当时，天下着淅沥的小雨，郑走出会议室时，他的两位副官拿着雨衣说：“请司令官更衣。”郑伸出手臂穿上雨衣。我陪同郑等走下三楼。刚走出正门口，正遇上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同志摆好摄影机，准备摄下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可郑却把脸扭了过去。这时，中央银行正门前的广场上，成群的敌兵团部官佐正在集合，陆续地离开银行。郑见此情景，长叹一声，与杨友梅副参谋长说了句话，就扭头坐上我方早已预备好的小吉普车。杨友梅跟郑洞国同坐一辆车，后边还跟着一辆大道吉（中吉普），我派一个班送他们离开了银行。在一个酱园里我们稍事休息，郑的副官找到我说，郑先生没吃早饭。当时长春十室九空，哪有粮食吃啊！无奈，我又迅速乘车返回，从中央银行里给他们找了点大米和罐头，草草地吃了一顿饭。饭后，我就送郑洞国等人到我兵团司令部临时驻地——四家子。

22日至2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自沈阳的电文相继报道：“长春失守，郑洞国壮烈成仁，21日上午发出最后一弹，所属官兵三百人亦全体殉职。”并登了郑氏的“遗照”。而当时我《东北日报》上，却登着醒目的头版头条新闻：《郑洞国率部投降，我胜利收复长春》。

再据当时共产党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师师长廖中符《独九师围困长春的回忆》所述：

这期间有个插曲：19日新七军集体投诚后，郑洞国兵团部和特务团的官兵却据守在中央银行里不肯出来了。21日晨，当我军令其准时放下武器时，“央行”里的敌人突然无目的地朝空中鸣枪持续了约二十分钟。这时，敌兵团司令部派人来告诉我们：这是副参谋长杨友梅下的命令，对空鸣枪以示顽抗到底，弹尽粮绝，以身殉职，是给蒋介石看的，请你们不要误会，兵部团仍按原计划移交。

在这一回忆里明显的点破向空鸣枪“是给蒋介石看的”，可见所谓“做给郑洞国看的”之说，是别有疑义的。这一“做给蒋介石看的”之说，在当时共产党司令员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里，说得更明确：

当时，中央考虑，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司令，是黄埔一期生，所率是蒋军嫡系部队，又占据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大城市，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蒋军官兵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很大的意义。10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指出：“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电报抄好以后，我们即派代表通过关系送进城去。但这时，郑洞国还颇有一些“正统军人”的愚忠愚孝思想，不肯起义。然而防守长春西半部的新七军却已土崩瓦解了。其中下层部队，已经与我军直接接触了。在大同街两侧，有的部队与我军的电话线已经架通，有的官兵过来与我军一起吃饭，从上而下都要求放下武器，纵然其长官一再命令突围，已全然无人听命。这真是众叛亲离了。18日，新七军派代表与我兵团洽降，达成了协议。19日上午10时，按照预定方案，我军接收了长春市的西半部。至此时，长春市已全部解放，只有郑洞国与其卫队还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从当时的情况看，要以武力攻占这栋大楼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为什么没有用武力解决呢？一是为了给郑洞国一个最后投诚的机会，避免生灵涂炭，对起义投诚的部队也是一个教育；二是照顾郑的部下的良苦用心——使郑洞国能“体面地投降”，其部下对我方代表提出以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二日后再降，要求我们发表“负伤被俘”的消息。因此双方商定21日晨4时郑洞国率其卫队投降。21日凌晨，我带着部队接近了中央银行大楼准备接受郑的投降。4点钟，突然枪声大作，中央银行内向外无目标地射击，枪打得很高。当时潘朔端和我的秘书罗钰如正乘坐我的吉普车到前方来，我的司机高桥还被流弹击中了腿。天亮时分，从沈阳方向来了几架飞机，在高空绕了几圈后就回去了。不一会，枪声停止，敌人打出白旗，郑洞国率部投诚。长春最后一座敌据点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事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郑说：“不得不从长计议。”据说，枪响时，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做了“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的最后交代。

就这样，敌我双方在对峙了五个月之后，在我军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兵未血刃地结下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城下之盟。说来也巧，郑洞国所率领的守城部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十万人，而我围城部队的番号和实力，也恰好是第一兵团十万人。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色彩。郑洞国率部投诚后的第二天，我与萧华在四家子兵团司令部会见了他。谈话中，我们对他放下武器表示欢迎，并希望他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些事。郑洞国当时十分颓丧，心灰意冷地表示，从此解甲归田，做老百姓。会见以后，我们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了他。饭后，他向我们道谢说，几个月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据我们的同志目睹，接收中央银行时，郑洞国的桌子上放着吃剩的马骨头。足见当时长春的困境了。

萧劲光回忆中最精彩的，是他道破向空鸣枪的真正目的，原来“枪响时，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做了‘曾（泽生）叛李（鸿）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的最后交代”！——蒋介石骗手下骗了一辈子，最后他手下在山穷水尽之时，还不忘骗他一次以示敬意，这一真相，真太有趣了！

1990年12月12日夜1时10分，以三小时写成

毋忘鞭尸蒋介石！

本月5日为蒋介石死去十六年之日，蒋介石留下的大走狗奴才自李登辉、郝柏村以下，少不了又要告朔饩羊式地追念一番；小走狗奴才连战等且已早加准备。据国民党中央社中兴新村3月21日电讯：台湾省政府为纪念先“总统”蒋公逝世十六周年，定后天在中兴新村综合运动场举行追思纪念会，会后并有员工及眷属登山健行与园游会，有省府员工及眷属一万多人参加云。可见小走狗奴才快马加鞭，有速于大走狗奴才者。

我们这些痛恨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同胞，自然也有动作。我们也快马加鞭，但却是加鞭鞭他的尸。《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我们所谓鞭尸，当然不是伍子胥那么生硬，我们是要拆穿蒋介石，清算他，并连带及于他的大小走狗奴才。这些走狗奴才，依然承其余绪，依然狐假虎威、奉其木主，我们当然要劈掉他的牌位，死而不已，并使走狗奴才生者何堪。

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们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争几十年来被蒋介石欺骗、被蒋介石恐吓、被蒋介石作弄、被蒋介石羞辱、被蒋介石强奸得麻木不仁了的人格。试看蒋介石出丧之日，台湾百姓夹跪道旁的场面，“更无一个是男儿”。纵古代帝王驾崩，人民被侮辱，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在道德上，人民又是何等下贱失格！下贱失格却不以为辱，这正是典型的麻木不仁，这又是何等可悲！

也许有人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何必再鞭蒋之尸一至于此？其实，这种人才是伪君子与真奴才，并且是无知的。关心历史教训的人、关心人间正义的人、关心天道之极的人，对蒋介石一生祸国殃民的种种，都不会含糊了事的，只有伪君子与真奴才，才会这样不辨是非地一笔勾销。对这种行为，我们是看不起的！

西太后和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最突出的一对长期祸国者。近代中国的祸国人物不少，但以君临式的地位，长期祸国既深且巨者，则无人能出这对狗男女之上。西太后自二十七岁起，就夺到垂帘听政的大权，自此君临式地祸害中国达四十七年。其间虽因身为女人，两度归政给皇帝（同治、光绪）做，但是无伤她的实际权力；蒋介石自四十二岁起，就夺到国民政府主席的大权，自此君临式地祸害中国，也达四十七年，其间虽因身为奸雄，两度下野给国人看，但是也无伤他的实际权力。不过后者赶不上前者的是，西太后虽然祸国，最后还能寿终于首都；蒋介石却连寿终首都都不可得，相比之下，实在逊色；蒋介石唯一可夸口于西太后之前的，是他把西太后祸掉的台湾收回来，但在收回的同时，他却祸掉了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此乃蒋介石之大手笔，而西太后之长指甲自愧弗如者也！

对这一对长期祸国者，正义和历史都不会放过他们。在西太后方面，祸国之罪，已有定评；在蒋介石方面，由于蒋家王朝几十年刻意制造迷雾和假象，虽然祸国之罪主文已定，但在事实和理由部分，却有待补充与追踪。

对这种补充与追踪，本来在台湾是被全面封锁的，大陆那边，反倒开放。……

对真正的实事求是者，绝不因为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蒋介石，是不对的、不客观的、是非不明的，也是令人看不起的。我们绝不如此。我们骂蒋介石，是全天候的，是天行有常的。天行有常的特色是自己在常道上前进，这一前进，“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以一时的存亡以定常道的行止，如此一以贯之，才算英雄好汉。

至于所谓骂，也有高下的不同。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骂蒋介石，就难免非愚即诬，这也是不对的、不客观的、是非不明的，也是令人看不起的。我们也绝不如此。我们的所谓骂，只是随俗用“骂”字而已，事实上，我们的骂乃是严格批评的别名。我们以严格批评做基础，一切全凭证据来说话，叫人心服口服，甚至起蒋介石于地下，也能要他哑口无言。

大独裁者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画师莱利（Peter Lely）有一段话，被人改写成“Paint me as I am.If you leave out the scars and wrinkles, I will not pay you a shilling”，意思是画我须像我，如果疤痕和皱纹都漏而不画，我就一先令都不给你——对蒋介石说来，我们给他的强迫画像，其实也完全中规中矩行之。我们笔下的蒋介石，完全像他蒋介石，从疤痕到皱纹，无一不像。对一张丑脸说来，你照样画去，它就是张丑脸了，谁还要动手脚呀！

因此，在本月5日前后，《求是报》特酌刊蒋介石丑脸，以昭来兹。

蒋介石以“毋忘在莒”骗人，我们以“毋忘鞭尸蒋介石”重翻旧账，是有原因的。台湾是一个恩仇俱泯、一切都浅盘的岛，人一死了，便忘得个快。我们认为这种岛国习性是不对的，我们要求不论恩仇，都不可或忘。对蒋介石这种作恶多端的人，我们更不能鞭尸一回就算完事，我们要年年来，天天是秋后。美国哲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得好：“当你朝一个国王进攻，你必须杀了他。”（When you strike at a king, you must kill him.）其实这话没说完，应该补充说：“当你朝一个暴君进攻，你必须杀他一千次。”因为只有这样不厌其烦，才能做好真的拆穿、真的清算。

只有拆穿并清算蒋介石，才能争到我们的人格；只有鞭尸蒋介石，才能温故而知新，知道我们直到今天仍受其害，直到今天大小走狗奴才还在统治我们，事情并没过去，我们绝不停止。

古来独裁者死后，他的大小走狗奴才，稍有良知或表现乖巧者，总要收拾人心，以为慰藉。自其小者观之，要平反前朝冤狱，所有冤案、假案、错案都要意思意思；自其大者观之，要把死去的主子拉下马，像赫鲁晓夫（Nikita S.Khrushchev）之于斯大林（Joseph Stalin），即其著者。但是蒋介石的大小奴才什么都不做，他们扶同为恶又怙恶不悛、将错就错又一错到底，甚至到今天还奉蒋介石之名而“阿门”之，想来实在太可恨、太可恨！因此我们特别点破鞭尸蒋介石的时代意义、不过时意义，以告天下。自李登辉、郝柏村以下，都是我们要口诛笔伐的丑类，他们是蒋介石的守灵者、身后卫护者，他们的可恶，我们也一样不会忘记。因此挥鞭之余，也会兼打他们，以正视听。古人说：“诛奸宄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在诛及既死之余，我们也不忽略活在世上的奸宄——死的、活的，都跑不掉，这是我们的正义。

1991年4月1日

鞭尸蒋介石还待何时！

中央社台北4月2日电：“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今天指出，由于先总统蒋公的贡献及民众的努力，台湾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上才有今天的发展。政府有关各部门，尤其是各级学校，应该将这些历史具体地说出来。”“他说，蒋公于民国三十八年，由大陆撤退时，将黄金、国宝、重要的人才带到台湾来，再加上当时及后来民众的辛勤努力建设，台湾才会有今天的局面。”“他说，对于前述事实我们要共同肯定，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任何一项。”“立法委员郁慕明于质询时，建请政府公布台湾能有当今成就的奋斗历程，郝柏村做了前述答复。”

这则电讯里，郝柏村所说大陆撤退时，带来黄金等物，语焉不详。实际上，其中内幕是：蒋介石以平民身份，居然窃取了国库黄金，公私不分，运到台湾建立小朝廷，大陆同胞今天一穷二白，此亦为原因之一。

在蒋介石死后十六年的今日，李登辉、郝柏村以下蒋家走狗奴才，犹奉死人牌位以延尸居余气，……真是奇蠢无比、黑心已极！

当然，不管李登辉、郝柏村这些蒋家走狗奴才做不做，我们这些正义之士是要做的，并且也早就做了。现在特由《求是报》以张挞伐。这在中国报纸上，的确是空前绝后的事；在台湾四十年来的报纸上，更是绝无仅有的特立独行。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鞭尸蒋介石，以彰人间起码的正义。

1991年4月3日

鞭尸蒋介石的“黄金葛”

4月2日，蒋介石的走狗奴才郝柏村提到他主子带黄金到台湾的事，但不肯细说，对这一黄金纠葛，我们愿揭发出来。

蒋介石是1948年4月19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的，5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与中共的战争，越来越不对劲了。兵败山倒之下，蒋乃在1949年1月21日让位给李宗仁，自己形式上降为“平民”。但这“平民”却有实力盗取国库黄金。试看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中1949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中又写道：“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的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就这样的，中国国库的黄金被盗运到台湾来。

据当年参与其事的詹特芳《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圆及外币的经过》回忆，全部盗取细账，共有黄金九十二万两，“另外还有黄金四千二百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圆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

这批黄金的主要来源，是从大陆同胞手中巧取豪夺来的。而巧取豪夺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蒋经国。当时国民党发行金圆券作为巧取豪夺工具，人民凡藏有黄金者，必须交出兑换金圆券，否则查出，黄金没收，人送法办。雷厉风行之下，人民怕了，只好纷纷交出兑换。可是黄金一出手、金圆券一到手，就货币大贬值，金圆券高速成为废纸，一切都太迟了。王升在《经国先生无私无畏的人格》中说：“有一件事必须要大家了解的，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台币为什么这么值钱？因为中央银行里面有大批的黄金，在那里作准备，那些黄金从哪里来的？是蒋经国先生，用他的人格，取得上海的老百姓的信任，愿意把黄金、美钞，自动送到中央银行换取金圆券，所以经国先生永远不忘记上海的老百姓。”王升所说老百姓“自动”送黄金上门，固是虚语，但黄金来自老百姓，却是实情。

再据黄元彬《金圆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溃》中回忆，说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告诉他：“明知金圆券就要崩溃，上海银行所存黄金也要送往中央银行。”“吴铁城也说黄金送到中央银行就等于没收，可是不送恐怕要受徒刑。”可见大陆同胞的黄金，纵使在金圆券崩溃之日，也要被蒋介石硬吃到底，蒋介石是一不做二不休的！

蒋介石到了台湾，想在台湾建立小朝廷，但因金圆券导致币制信用破产，不能发行新钞，乃拿出黄金展示，取信于人，作为保证金，发行今天的新台币。

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银行发行的纸币，是与日圆联系的台币。在1937年6月中日战争以前，台币的发行额为七千五百四十九万元，一场仗打下来，到1945年年底，已增加到二十三亿一千一百七十五万元，共计膨胀了三十倍。在民穷财尽之下，台湾银行的库存黄金已不足道，换句话说，日本人并未为台湾留下什么黄金，台湾之有黄金，是大陆同胞的血汗。1949年6月发行新台币的基金黄金八十万两，以及进口贸易运用资金美金一千万元，都取之于此。说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信用扫地，导致金融崩溃、不能维护在大陆的币值，是绝对对的；但说新台币发行，有赖于黄金重建信用，却否定黄金是从大陆来的、否定是大陆同胞的血汗财产，就对大陆同胞忘恩负义了。这笔黄金，是台湾同胞的“繁荣基金”，台湾的实利，有赖于大陆国库的空虚，才有今日。台湾人尽可以恨国民党，但是必须感念大陆同胞，由于他们的一穷二白，你们才能腰缠万贯！黄金本身，并没有省籍，但它的确有所有权，台湾凭空来了九十二万两黄金，的确是蒋介石劫贫济富之“功”。过去强盗抢了钱，都藏在“窝主”家，“窝主”虽不是强盗，但却是不义之财的受益人。蒋介石阴错阳差给赶到台湾，举一国之黄金以建一省，难怪台湾今天能够阔得向大陆神气。但是再神气，也是强盗嘴脸的神气，倘有丝毫良知与是非，都应惭愧，更应向大陆回馈！

上面写的，是一篇“黄金葛”的故事。真的“黄金葛”是一种常青的绿叶植物，生命力极强，令人充满希望。我们在蒋介石死后十六年，应当像“黄金葛”一样常青，在希望中，挥鞭前进，挥鞭前进——蒋氏已死，蒋家政权必亡，国民党必亡，我们指日可待可也。

1991年4月3日

谁是支持西藏独立的元凶？

中国笑话书《破涕录》里有一则笑话，说“清乾隆时，西藏活佛来朝，供设极盛，住雍和宫，远近僧徒参谒者，日以千计。活佛盘膝高坐不少动。未几，出痘死。有好事者挽以联云：‘渺渺三魂，活佛竟成死鬼；迢迢万里，东来不见西归。’一时传为笑柄。”看了目前西藏活佛达赖“迢迢万里”“东来”阿美利加，受美国总统布什以下的接见、欢迎，西藏独立之说，又风起云涌了。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古称三危，汉称发羌、秃发，唐称吐蕃、西蕃，元称土波、秃八，明清之际又称朵甘、乌斯藏、图伯特、西藏。“西藏”一词乃是汉藏两种语文的合称。“西”是汉语，指方位而言；“藏”是藏语，即卫藏（亦即乌斯藏、乌思藏）之简称。“西藏”一词在官文书中出现较晚，公元1721年于清圣祖康熙六十年时《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中首先使用，公元1727年，清世宗雍正五年设置总理西藏事务大臣，任命正黄旗护军统领、都统马拉为总理大臣，正式使用“西藏”一词，从此遂为法定名称。

稍知历史的人，根本不发生西藏是不是中国领土的问题，因为它当然是并且一直是。只由于地理环境离中土稍远，因而蛮味十足而已。认为西藏该独立，是抹杀历史与事实的人干的事，当然这一抹杀，有着强烈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的阴谋存在。

不过，这种人若是洋鬼子或既得利益者如达赖等人，倒不足为奇，稀奇的倒是国民党，是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

中华民国亡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大体是正确的。这个政策是：进军西藏，移民西藏，架空活佛和喇嘛等剥削阶级，把陷于黑暗的神权统治的可怜的西藏同胞，强制接受现代文明。这一政策，执行起来，难免会动粗、会示威。但是，不动粗又何能解决中国西藏的内部问题？不示威又何能赶走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觊觎问题？所以中央政府是不得已的。

在动粗和示威之下，出了意料中的问题。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情况，上万的西藏人，包围中央政府西藏军区司令部和驻藏机关，大喊“西藏独立”和“驱逐汉人”口号，这下子惹毛了中央政府，派兵进藏，达赖在七天后出亡。最妙的，同月26日，蒋介石在台湾这边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其中竟有支持西藏独立的言论，令人震惊。蒋介石说：“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这一段话可来得怪！字里行间也好，言外之意也罢，这显然是告诉西藏人，你们可以走“外蒙独立”的老路——为了打击共产党，蒋介石不择手段，已经把外蒙古慷慨卖掉了，如今又要慷西藏之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熟悉蒋介石言论的人，会发现这种慷祖国领土之慨的作风，是有所本的。在蒋介石这一《告西藏同胞书》前十四年，1945年8月24日，他以“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为题，在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就有这样蹊跷的论调：“我今天代表本党的同志根据国父的遗教，说明我们今后对省区以外边疆民族问题，换言之，就是对于外蒙和西藏民族问题的方针，我们中国国民党，自民国十三年改组以来，外蒙古就派代表来参加祝贺，我们国父对他们的礼遇，有如上宾，从没有视他们为藩属的意念与态度，绝不像北京政府对他们视为殖民地加以压制。我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不仅对于外蒙如此友爱，就是对于西藏也莫不如此。我全国同胞必须知道，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们独立自治的能力，这不仅违背我们国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们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纷扰，贻误我们建国的百年大计，亦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至于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在事实上已脱离了祖国而宣告独立，如今已届二十五年，我们早已明了我们如不能以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传统政策用断然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势将引起永久的纷争，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都将因此发生重大的影响，今当日本帝国主义已告失败、东亚和平秩序初见端倪之际，我们认为这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时机，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他独立的愿望，我们政府自当予以承认。”“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悬未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时提出自治的愿望，我们政府亦必将赋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们将来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到时候，我们政府亦将如对外蒙一样的精神，扶助他们的独立。……”

蒋介石说这番话，正是卖国者王世杰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后十天，条约中早都把外蒙古出卖了，还这样装腔作势，真是妙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中已明承，外蒙古独立，“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可见让外蒙古独立，是卖国属实。如今卖外蒙古不够，又要卖西藏了。咳，蒋介石啊！

有人说蒋介石收回了台湾，是一大功。可是，一个外蒙古，就大台湾四十四倍；一个西藏，就大台湾三十四倍。加在一起，大于台湾七十八倍的祖国领土都在蒋介石眼中不算什么，台湾又算老几呀？

如今，蒋介石留下的亡国伪政府，在尸居余气之时，面对达赖“迢迢万里”“东来”阿美利加，进不敢向美国主子声讨抗议，退不敢反蒋家主子藏独设计，进退维谷之间，只好装聋作哑，靠“蒙藏委员会”自我陶醉以为阿Q，看来真令人好笑不已。4月19日报上说：

立法院边政委员会昨天审查蒙藏委员会及其所属单位预算，民进党立委曾扬言要大幅删减“蒙藏委员会”预算，却因该党团退出立院，使蒙藏会预算丝毫未受阻，只象征性地删除一百万元。并要求蒙藏会应该以动支第二预备金的方式，积极参与大陆所举行的各类非政治性的少数民族活动。

侨选立委许松远也认为，政府对于蒙藏经费预算编列过低，已到了“刻意寡恩”的地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化鹏则非常无奈地表示，多年来蒙藏会一直是一个不被人家认同的机关，蒙藏会到这种地步，多少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

吴化鹏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局限在以台湾地区为中华民国，则国家没有前途。他对此感到很痛苦，他希望在场的立委能提醒其他立委，不要时时以台湾为中华民国，成为“台湾国”了。

由于吴化鹏一番感性的话，使得在场占多数的侨选立委感触良多，最后决定在蒙、藏经费各删五十万后，通过蒙藏委员会将近两亿元的预算。

看到了吧？这就是蒋家走狗奴才们的西藏政策下的一幕“笑柄”！——每天花人民两亿元制造一个“笑柄”，给伪政府充壳子、给伪官员做“意淫”之资，真太好笑啦！真太好笑啦！

1991年4月20日

对蒋介石“感恩图报”新解

《求是报》第三面“新闻求是”版，扩大原在第二面的“求是新闻·新闻求是”栏，期能容纳读者多方面的见地，对新闻事件或叙或议，以求其是，欢迎各界来稿。日前收到高长云先生《台湾恩人——蒋公》一文，颇能发噱，为写后记，特发表于此：

台湾恩人——蒋公

我与一位日据时期受过初中教育，七十二岁的台湾老者谈天。当我谈到今日台湾许多社会怪现象，都是因为先总统蒋公“反攻大陆”政策害死人时，这位老者说：“幸好这个‘反攻大陆’政策，否则当时台湾的土地，大部分都要给外省人买去，台湾人就要一世人做奴才。”壮哉斯言！

这位老者相当清楚，当年来台湾的外省人，除了现在住在荣民之家，孤老无依，以陆军为主，又大部分是被抓来当兵的难兄难弟之外，其余海空军官兵、公教外省人，多多少少是带了几条黄金来台（国民党政府掠夺国库黄金不算）。当时土地不值钱，但大部分外省人把钱用于吃喝花光，他们与蒋公一起做“反攻大陆”的大梦。

李敖骂蒋公是有些道理。不过台湾人某些方面由谢东闵率领向蒋公遗体下跪，还算是知恩图报。（高长云）

高长云先生引述台湾老者的话，是很有趣的。当然所谓“多多少少带了几条黄金来台”，恐怕不正确，因为一般人何来那么多黄金好带？有黄金的人“把钱用于吃喝花光”，恐怕也只是极少数。不过，台湾老者说因“一起做‘反攻大陆’的大梦”而在台湾没有久居之心而治恒产，对有钱的外省人说来，却是实情。这些有钱人若不做“‘反攻大陆’的大梦”而当时就炒地皮，后果将如台湾老者所说矣！

因蒋介石带头做梦，反倒“救”了台湾人，使台湾人“有土斯有财”以至今日，这种理论，怪中有趣，特别表彰一下。感谢高长云先生和台湾老者。

1991年5月1日

蒋纬国的太太被蒋介石赐死

五年前，1986年9月12日，我收到乔志叶先生送的一张六张犁墓地照片，他信中说：“拍照的时候（0813，1986近午），鲜花仍有余香，四周也清爽，显然还是有人惦念着，不管会不会是应景或什么的。比起二十年前（1966）我去北医念书的那段日子，经常（年）是一团空寂萧索，也可算是翻了两番。另外，当时的这里，虽有曲终人散的无奈和落寞，却是个有格局的、门户独立的院落，不像改造过了的现在，无端挤靠了诸蒋人马——似乎死无葬身之地并不仅仅及于易虐的下民们。”

看了这段情文并茂的信，再一看照片，发现原来是蒋纬国的前妻之墓。

据香港《广角镜》刊载：

蒋纬国的元配夫人石静宜女士，是当年纺织界大亨石凤翔的女儿。蒋纬国自德国学成归国后，在西北当上尉简报官。有一次在西安搭火车时，见到一位小姐正看英文报纸，蒋纬国还向这位小姐索借，这位小姐见是一位上尉军官，丝毫不予理会。后来经过在火车内这一段邂逅而认识的这位石静宜小姐，终于成了蒋纬国夫人。

由蒋介石与宋美龄主婚，石静宜与蒋纬国的婚姻，在当年可真是门当户对。

石凤翔是抗战时西北大后方最大的企业家。1949年，上海工业界若干人士将纺织厂拆运来台。但是石凤翔的“西北纺织”、“大秦纺织”因为建厂在陕西的西安，因时间急迫而无法全部迁来台，只将上海的“大秦厂”设备迁台而已。

蒋纬国任装甲兵司令时，石静宜被尊称为司令夫人。她的豪迈个性有男子风范，穿着长筒马靴，常与装甲兵袍泽聚会，自己开车而不用勤务兵。装甲兵在台中时常会见到这位司令夫人。

石静宜过惯了富裕生活，是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传说，她利用装甲兵旅采购物资的便利，自国外进口若干舶来品以资贩卖。

后来更有传闻，说她因侵吞美援军服的问题，为蒋介石发觉，被蒋介石赐死。是否真实，外人无可探究。不过，石静宜确系在1952年过世。

另有一种较有根据的说法是：石静宜怀孕后，在预产期之前，蒋纬国奉派赴美考察，当时石静宜的预产期为当年农历九月，农历九月十五为蒋介石生日。石静宜希望自己生的子女能和公公同一天过生日，乃请求医生为她控制产期。但是到了九月十四晚上，仍没有降痛。任性的石静宜，请医生催生。可能是安胎和催生药物发生作用，经过检查，发出了“病危”通知。当时，石静宜的父亲石凤翔一时找不到，蒋纬国又在美国考察，后来才找到了蒋经国。但等到蒋经国赶去中心诊所时，石静宜的呼吸已经停止，经过各种急救，终于回天乏术，腹中胎儿，也早已胎死腹中。蒋纬国自美获悉后赶回料理丧事，后来在台北原“装甲兵之家”地址，办了一个“静心小学”、“静心乐园”，并在台中办了一所“静宜女子英专”，以纪念这一位元配夫人，随后又办有“宜宁中学”，蒋纬国都兼任董事长。不过，后来的这些董事长职务，因为与他任军职无关而辞掉。

以上所写，除了“静宜女子英专”与石静宜这静宜无关外，大体属实。

石静宜之死，是蒋家丑闻与宫廷悲剧的一个死证。在我们追踪蒋介石秘史的过程中，这一事件，值得我们特加重视。

1991年5月10日

蒋介石、蒋经国谋杀章亚若属实

关于蒋经国谋杀情妇章亚若的事，最早是“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点破的。在我们做了这种点破后，蒋经国的亲信如漆高儒等人，知道事已无法隐瞒，乃在1990年4月1日的《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四期里，以“章亚若死因真相大白”为题，全盘予以承认；复在今年3月31日出版《蒋经国的一生》一书，再予确认。

漆高儒说：杀章亚若的大特务是黄中美，他所以杀章亚若，目的在保护蒋经国的名誉，而做“护主”的决断。一切都是黄中美干的，蒋经国并不知情。在我看来，若黄中美是“护主”，漆高儒又何尝不是“护主”呢？所不同者，一个以“刀”、一个以“笔”而已；一个“责任全是我”、一个“责任全是他”而已，说来说去，只不过共同作业以欺苍生而已！

但是，苍生岂是那么好欺的？他们笨头笨脑，结果只是愈描愈黑罢了。

漆高儒白纸黑字告诉我们的，有这些重点：

一、谈到章亚若之死，系出自黄中美这个情报人员的策划执行，当时知道这一毒谋的，只有我和徐季元二人，黄中美和徐季元都是经国先生的留俄同学，是秘书职务。我则为机要秘书。

二、民国二十八年，蒋经国接任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后，在公署之下建立“特务处”，由黄中美兼任处长。特务处不设情报组和行动组，处内有专职干部十余人。特务处仿照苏联格别乌形式，在专署所辖各机关和所属各县，都设置有情报网，以经国先生亲自训练出来的“赤朱岭青干班”学生兼任情报员，分布在各地分团或地方基层行政机构中。他们有公开的职务做掩护，而成为蒋经国的耳目。……

三、（黄中美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该在桂林隐藏的，不可对外，如今参加很多社交应酬，完全以蒋太太自居，这样，将妨碍经国兄的前途，委员长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我为专员的政治前途着想，只有把她干掉。”徐秘书还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伤心难过的。”黄说：“经国兄的政治前途，重于一条女人的命。”徐又郑重地说：“你要三思而行。”黄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我会负责。”我在旁未置一词。……

四、我是唯一知道黄中美起意除章之人，我做首次报道时，知道黄中美、徐季元都不在台湾，我不说，便没有人做最正确的报道了。我是为了澄清各种的传言，如委员长派人暗杀、蒋方良的嗾使、蒋经国的主谋等。遂以我所知，大胆地说出黄中美的谋杀。老实说，我据实报道了之后，内心还有几分恐惧，因为黄中美是情报人员，虽然他人不在台湾，但台海两岸已经人来我往，很怕黄中美对我加害。……

五、（现在）黄中美已经去世，大概死时为八十二岁。

六、第一步把章亚若骗到邱昌渭家，说是赴宴，其实无宴会，她便在邱家聊天。在邱家情报人员不能做任何谋害的动作，情报人员也不能进邱家的门。……第二步是要命的一着，邱府到章亚若家中有半小时的步行行程，那时章亚若无汽车可坐，邱夫人家中也只有三轮车，邱太太派三轮车送她回家，大概是快到家门前的时候，有人注射或强迫吃下了一种毒药。

七、据笪移今和张令澳的文章，在三十五年黄中美到过东北，追随经国先生，与张令澳是朋友。有一天，黄中美喟然叹道：“我是赤心为经国政治前途而不顾一切的，由此却遭忌。为他做事是难得永久信任的。”

八、我曾认为黄中美的除章，是先斩后奏，黄中美一定要向经国先生报告真情，蒋一定不满其行为，所以疏远。做此推论，系因资料不全。现在资料完整，知抗战胜利后，蒋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时，黄中美仍在经国身边，到三十七年上海撤退，蒋曾邀请黄中美来台未果。是则蒋黄关系，虽不甚佳，但并未断交。这就要推论因杀章案，蒋黄之间彼此的心态了。

九、黄中美谋杀章亚若，蒋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怒的矛盾心理……与章的情史，是要绝对守密的，既然外面风传很多，确实对我政治前途不利，中美既然为我经国着想，情有可原，而且不愧为共患难的朋友。于是蒋经国对黄中美有怒、有恼，也有一点感激心情，因而对黄若即若离。

十、在小蒋身边的情报人员，竟然不需请示任何人而采取行动吗？我的推想是：黄中美来自中统，首脑是陈立夫，以小蒋和立夫的关系，情同手足，立夫一定授意过黄中美，任何事你只要听经国的指挥便好了，不必与中统局联系或请示。黄中美在赣南情报工作上，可以说是“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我平时看到的黄中美，就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目空一切的样子，因为他曾获得大老板的授权，而和经国先生又是同学，以老大哥自居，难怪满脸骄矜，不可一世的样子。我在当年对这个人，抱着“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观念。

十一、结论是章亚若这条命确是黄中美加害的。

十二、我在代理县长几个月之后便到了专署做机要秘书。因为机要，所以才会知道黄中美杀章亚若的一幕。既然黄中美要除章（弃卒保帅），愚忠护主，我为什么不报告经国先生呢？因为他以为我一切不知道，他如果知道了我一切已知道，可能我的工作历史，便会改写。因为知道这段秘史的人，后来都一个一个地离开他了，请看王制刚、徐秉南、吴骥、桂辉、桂昌宗的下场如何。我的能够善以自处，要感谢我的家父……父亲知道我在经国先生身边做事，就告诉我：“伴君如伴虎……”所以黄中美的密谋我考虑后不敢报告。蒋经国说章亚若到桂林结婚，有照片为证，要我放烟幕弹，我也没有这么言听计从（我以为吃的是公家的饭，他的男女关系事，可以一概不闻不问）。现在回想起来，算是定大计、决大疑，政策正确。这才保持了公务员公私分明的美德。

十三、蒋与章的恋情，是守秘密的，曾经改了名字，迁地为良，甚至对我这样终日相处、出外随行的人，既用照片骗我，又在桂林我们参观时，遮遮掩掩，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假动作。

漆高儒说黄中美杀章亚若，固属可信，但他说蒋经国不知情，则未免“护主”过甚，护得不近情理了。他说他看到“经国先生复邱昌渭电：‘云英（章亚若与蒋相约的密名）突然去世’可见事前毫不知情，死于‘突然’”。试问这叫什么证据？难道对自己人漆高儒都演“遮遮掩掩”的“假动作”的人，对局外人并且是桂系大将邱昌渭，却要做事前知情的表示吗？

漆高儒说黄中美先斩后奏，大奴才们固有此权，但要看斩的是什么人，章亚若不是泛泛之辈，她是主子的情妇，全天下哪有奴才敢不得主子同意就杀起主子情妇来的？这绝对是与常情、常识不合的。但有一可能，主子不知道，即主子的老子蒋介石直接派黄中美干此一票；黄中美是中统大员，所以中统头子陈立夫也可能参与其事。

总之，除非漆高儒一口咬定全无谋杀案，既松口承认黄中美干此一票，蒋氏父子就跑不掉。漆高儒“护主”心切，写了一大堆，只是笨头笨脑、愈描愈黑而已！

1991年5月29日午

伪政权倒台后的处罚问题

一 潘君密致李敖

敖之兄：

月前曾奉上芜函多通，谅均达左右。昨（25日）接所赐《千秋评论》两册（一一四、一一五），兄于日理《求是报》之余，犹能按时出书，不废写作，勤劳与精力过人，均令人歆羡敬佩，由而推之，兄传世巨作《法源寺》必可如期问世。可喜，可贺！

兄对事物之看法，大者如世局变化、国家局势、台湾问题，小者如岛上事件的分析、人物的臧否等，无不与弟之拙见遥相呼应、不谋而合。尤其对欧美帝国主义在本质上的认定，更是英雄所见相同，足证是非黑白仍有其一定的客观标准。

迩来，有系统地拜读吾兄大作，从早期的《传统下的独白》，到《乌鸦评论》、“千秋”、“万岁”、二蒋研究和各种研究，直到《求是报》之社论与专论，深悉吾兄用心良苦、用劲至大也。然而，“鸡鸣不已”，却难改“风雨如晦”。岛上世态茫茫、人心麻木、善者受害、丑类跳梁，一切不公不平并不因二蒋之死稍有改变。由于吾兄长期不懈地口诛笔伐，虽揭穿了二蒋祸国殃民的丑恶面目，并使助蒋为恶的一群蒋家武痞文丑无所遁形，使天下皆知这群败类之可恶、可恨，使人人皆曰：败类可杀！但，丑陋罪恶的慈湖中正堂仍在，愚蠢可笑的“梅花”嗡嗡声遍岛，侍奉蒋家的奴颜与仰承美帝旨意的贱脸一色，跪拜二蒋的婢膝与“独台”、“台独”的狗腿齐飞，在蒋家遗孽与帮凶的控制下，台湾仍笼罩在蒋家恐怖的白色阴影下。其所以如此，弟以为绝非兄努力不足，而是过高地错估了台湾群众的智力与悟性。台湾人民长期以来在蒋党率兽食人的恐怖下，在养来亨鸡式的愚民政策下，人性早已摧残殆尽，悟性更不可期；虽有猛药实不足以唤醒愚民，化悲愤为力量，采取行动，清除丑恶，为台湾开创新局面。为此，似宜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具体办法，明列出来，作为岛上居民同心同德、共信共行的准则。其法则如次：

一、开蒋介石、蒋经国之棺，鞭其尸。没收蒋家财产。凡蒋氏遗族，在三等亲以内者及非婚生而具血缘者，均男为奴，送其劳改；女为娼，送军中乐园劳军。

二、销毁二蒋塑像及遗照，有敢匿藏或拜祭者，男充做奴，女纳为娼，并纹其额。

三、蒋党人员：凡现任及曾任之文官官阶为特任者；武官在中将及中将以上者；党棍为县市主委及中央工作会主任及其以上者；特务之各情治单位之局长、副局长；中央民代（反蒋者除外）；司调人员为地方法院院长、高等及最高法院庭长及以上者；军法官上校级以上者包括上校、警备总部处长及处长以上者；教授学人之保皇分子，曾拥立或歌颂二蒋而有案可稽者，除已死者免议外，均一律处死。所有以上人员之财产应予清查，其非法所得或来处不明部分充公。其子女不得担任公职。

四、为执行前项惩处工作，应成立一特别审理机构，其成员限岛内及海外之反蒋人士。该机构总部设台北市，视情形需要设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有审理权，但须呈由总部核可后，方可行使惩治权。

五、凡中国公民及海外华人，对前项罪犯均有检举及缉拿之权利与义务，但须送交审判机构依法处理，不得私自惩办。凡检举或缉拿有功者，应受物质奖励或精神表扬。其具体办法，由特别审理机构另定公布。

六、特别审理机构之主旨在：清理罪犯、验明本身、进行起诉与判决、执行判决，务求勿枉勿纵。但无权减轻或赦免罪犯应得之罪。

七、对不属于第三项所列举之蒋家人员，原则上不予惩办；但恶性重大，经检举追诉并有确切罪证者，得由特别审理机构，按其情节轻重，量以应得之刑罚。

以上所议，非仅为争是非曲直、平世道人心，而于台湾社会之稳定，及台湾人民之生存与前途均有重大关联。特此陈明，俾供参考。春风得便，盼惠佳音，专此顺颂

撰安

弟 潘君密 再拜

1991年4月26日

恭请吾兄为成立“特别审判机构”登高一呼，并负责该机构之筹组。

二 李敖答潘君密

大风兄：

本来办《求是报》要“害”别人，一办之下，却先“害”了自己。办报事，岂一个“忙”字了得！但大忙特忙下，连写个“忙”字给朋友，也力不从心了。我有一支健笔写文章，却有一支懒笔写信，所以文章日益、书信日损，好在知我者不我怪，不知我者由他怪吧！

你4月26日的信，痛快淋漓。国民党伪政权垮台，是迟早之事。但垮台之日，我未必能幸存，“与子偕亡”的前史，不可不知。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牢里时，与“成大共产党案”诸小弟同囚，他们在被刑囚时，有人（似是蔡俊军）警告国特，说你们这样蛮干，这样对待我们共产党，等大陆那边打过来了，要剥你们皮啊！国特一听之下的答复是：还没剥我们皮之前，我们先剥了你的皮！——我在台湾既与国民党纠缠一起，而他们恨我入骨，此种下场，信可知矣！

虽然如此，我对你的善后远见，极感兴趣。特加讨论如下：

（一）蒋介石、蒋经国之棺不必开，也不必真鞭其尸了。只消比照苏联对斯大林模式，移付乱冈可也。其慈湖、大溪诸“陵寝”，扩建为小学，慈湖等名要复原。

（二）蒋家财产应没收。

（三）蒋家遗族犯法者（如蒋孝武涉及江南案）应追究法办；其他应准其过普通百姓生活，不准从政（阁下为奴、为娼、刺字太封建了，当是戏言）。

（四）二蒋塑像及遗照应销毁，有史料价值的遗照入研究机构。大溪档案等皆入研究机构，开放给有志写其臭史者参考。

（五）蒋党人员比照前（三）项处理。唯悛悔有据者，可比照中共战犯管理模式及悔改样板模式，在每人交代出过去作恶细节后，予以赦免。作恶细节印辑成文史资料，以垂久远。

（六）其他恶心人而贻害之事甚多，都个案处理。如“中正纪念堂”应予爆破，改为不要这样像灵堂一般的公园，另比照北京中山公园立碑以彰公理战胜；并比照以色列建立悯忠祠，陈列被二蒋政权所迫害的受难者史迹。日月潭“慈恩塔”及塔旁他妈的纪念堂，应改名他用等，不胜枚举。

“中正纪念堂”我至今不肯进去一步，台北公园太少，但我宁可局促台北，也不去“中正纪念堂”，原因无他，恨蒋深也。

国民党垮台后，不但台湾方面要如老兄讨论，予以清算清除；大陆方面，亦应比照办理。例如西安“兵谏亭”应恢复为“捉蒋亭”，溪口等地蒋家遗迹亦应有以降级。……（编者略）

至于四十多年来，二蒋及其奴才留下的大量书刊，一概不予查禁，任其流传，以示吾人容忍异己言论、狗屁言论也。

随手写奉讨论数则，上报老兄，即请指教，并请双安及小朋友们大好。

敖之 1991年6月7日

我们要加速打倒蒋家余孽

一 潘君密再致李敖

敖之兄：

昨（6月19日）接《求是报》，见4月26日上兄之函及吾兄6月7日回信。细阅大函对弟建议之评论，除增列“大陆方面亦应比照办理”一点外，其他虽略有增删，大体上均蒙采纳。足见智者所见、英雄相惜，而“人间正道是沧桑”也！弟建议之重点，不在善蒋伪之后；而在覆蒋党之前也。正如弟前函所说：“唤醒愚民，采取行动，清除丑恶，为台湾开创新局面。”当然，“蒋伪迟早必亡”，但如何速其早亡，如何使其按人民希望的方式灭亡，就需要人民采取行动。所以芜函之建议，看似善后之惩处，其实是事先的筹划与安排。这就是兄所说的：“瞻之在后，忽焉在前。”用毛泽东先生的话说，即：“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否则，如一任蒋伪自生自灭，则这批丑类很可能在无可再拖的情势下，摇身一变，归顺北京，享受“一国两制”的优待。而按照北京的政策，只要台湾换五星旗、交出国防外交，则一切既往不咎。如此一来，这些狐群狗党，岂不是王八翻身，不但不受应得的惩罚，反而在“一国两制”的保护下，继续骑在台湾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中共为了奖赏蒋伪的归顺，说不定到时候还要把中正堂加个蓝顶，把慈湖改迁日月潭，天理何在？

为了惩恶扬善，为了人间正道，更为了台湾人民的出头天，所有台湾正义之士都应及时行动起来：推翻蒋伪，控制台湾局面，与北京洽谈，建立台湾特区。从全局看，成立台湾特区奉行“一国两制”，是台湾前途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选择。中共把解决台湾的日程放在90年代。所以台湾人民为了自救，为了彻底摆脱蒋伪的统治，必须在此有限的时期内，把蒋伪政权送进历史。台湾必须有一股淳朴的、平实的、胸怀民族气节的新兴势力起来，取代里通外国的洋奴买办国民党和二毛子民进党。这些都是恶性深重的蒋家遗孽，也都是美帝国主义的两个拖油瓶，和有奶便是娘的章氏兄弟一样，其存在是全体台湾居民的奇耻大辱！

为此目的，特建议成立一个台湾人民建立特区清理蒋伪委员会。其委员由如下各群体产生：（王孙公子、特权大户，一概排除）

一、台湾农民。

二、台湾劳工。

三、台湾渔民。

四、台湾教职员、学人（必须反蒋者）。

五、台湾中下层公教人员（反蒋者）。

六、台湾中下级现役军人（反蒋者）。

七、台湾老兵（反蒋者）。

八、台湾娼妓及影歌从业员（唱梅花者不取）。

九、台湾帮派组织（反蒋者）。

十、海外华人（必须是由台湾移居国外的爱国反蒋侨民，国民党的文特、保皇党侨痞、搞“台独”的台湾浪人严禁）。

以上每一个团体推举十人，组成百人委员会，简称“建清会”。总会设台湾，岛外各地设分会。初期，以香港、日本、新加坡、马尼拉、澳门、福州、厦门各分会为活动重点，加强组织、分工、筹划、行动等工作。渐次把活动推回岛内，视岛内情况，采取和平的选举方式或非和平的方式，夺取台湾政权，取代国民党。目前，台湾居民赴大陆者甚多，是联络及建立组织的最佳时机。当然，工作重点，不在于岛内建立共识，形成“反蒋保台人人都来”的风气，把反人民的两个美帝拖油瓶孤立起来。以上所议是否可行，尚祈卓裁。

至于中共为“和平统一”而对蒋家搞的一套低姿态，似与中共政要访美所受到的隆重礼遇有关。美国人的洋马屁和洋媚功，真能叫人腾云驾雾，“直上重霄九”也！……（编者略）我看“一旦屁尽红颜怒”，蒋伪的下场也不会好。且留此言为证。

谈到洋马屁弟亦有经验为凭。寒舍后院，每有不良少年越墙而入胡闹。一次，弟怒擒一十二三岁之恶少，正欲修理之；该恶少竟然恬不知耻地媚之曰：“不要打我，我叫我妈陪你上床，她是金发的（She is a blonde）。”其言虽令人啼笑皆非，但也使人很难下手修理，只好放之。足见洋马屁之厉害！

昨据忠武兄告，渠与夫人下月中旬回国度假，约9月始返。弟亦拟近期回国一游，日程未定，但不会迟至9月。今年祖国之行，又将一去三四个月，一半时间会在北京，兄如需弟效力之处，请示知。日前接北京电话，告以弟在京住宅之扩建工程已如期完工，顺便谈到兄大作《法源寺》，作家出版社仍盼由其发行国内版。行前盼能收到大作，以便携京交李总编荣胜兄。如有其他资料，如照片、针对国内读者之“序”或其他宜并入书中之文字、图片，均盼一并掷下。作家出版社照例会在书之底页加印作者简介。至于稿酬，虽不多，据告近有提高，详情当再与兄联系，台湾环境，人为、自然均多污染，尤祈善自保重，方能在“不求长”、“不求大”的情势下，而求其硬也。但愿老而愈坚，不坠青云之志！以此与兄共勉。举世滔滔，祖国砥柱中流，形势一片大好；小岛沉沦，老兄一枝独秀，何惧蚍蜉撼树？随附拙文《知向谁边？》一篇，请酌用。耑此并颂

撰安

弟 潘君密 拜上

1991年6月21日

二 李敖再答潘君密大风兄：

你4月26日的信和6月20日的信，都能从“速蒋家伪政权之死”立论，“看似善后之惩处，其实是事先的筹划与安排”，顾后瞻前，见地甚远，至佩。

你说：“否则，如一任蒋伪自生自灭，则这批丑类很可能在无可再拖的情势下，摇身一变，归顺北京，享受‘一国两制’的优待。而按照北京的政策，只要台湾换五星旗、交出国防外交，则一切既往不咎。如此一来，这些狐群狗党，岂不是王八翻身，不但不受应得的惩罚，反而在‘一国两制’的保护下，继续骑在台湾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中共为了奖赏蒋伪的归顺，说不定到时候还要把中正堂加个蓝顶，把慈湖改迁日月潭。天理何在？”其实，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极可能发生的。但我看来，发生了，也没什么，因为改朝换代，在政治结构上，总难免有“前朝”的官僚留下来。试看清朝完了，自袁世凯以下，留下了多少前朝余孽？这些余孽，只要“归顺”得快，他们照样是代换后的统治者，只不过“文武衣冠异昔时”而已。我常说，共产党真“笨”，它大可以高官厚爵拉拢蒋家余孽；例如，它可改改体制，宣布李登辉来做全中国（包括台湾）的总统或主席，宣布郝柏村来做全中国（包括台湾）的行政院长或国务总理，以下类推，把台湾的大小官僚，都用更大的名位予以一网、“买”倒，甚至保证他们干终身职或一段可观的时间，昭告世界，绝对守信。这样一来，自李登辉以下，又何乐而不为？自然全无斗志，“十四万人齐解甲”矣！

或问把全国重要名位，都给了国民党，安全吗？才安全呢！试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日，给出了多少名位？在副手旁伺之下，那个正座的还能有翻江倒海的本领？国民党的上将傅作义坐了水利部长（水利电力部长）正座，一坐二十三年，从五十四岁做到七十七岁，直到他七十九岁病死前两年才辞职，他管水利，能翻江倒海吗？可安全得很呢！让这国民党大员一做部长做到死，谁说共产党不守信！

至于你说这样未免太便宜了“这批丑类”，其实便宜了又算什么？政治上，总有一些持盈保泰的不倒翁、见风转舵的投机分子或“起义”分子。只要这批人能“洗面”（“心”是“革”不了的），形式上归附，也没什么不好。从大处看，不算什么。虽然会令忠良气短，但忠良应有胸襟容忍此种事。

以黎元洪为例。此公非革命党，但武昌起义时，因他有“协统”军阶，被革命党看中，从床下拉出来，逼他“起义”，他就摇身一变成了头儿。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他做临时副总统；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他做正式副总统。官运之亨通，一时无两。他虽因缘际会、扶摇直上，但却逆取顺守、进退有度——袁世凯要当皇帝，他就不肯附和；袁世凯封他“武义亲王”，他坚决不受。可见此人虽一路捡便宜，但是也不负好运气与人民付托，一路跟民国反帝制到底。足见只要“丑类”形式上向善，我们不必多在政治上计较。

当然，这并不是不计较，而是另在历史上计较，不在政治上计较。在政治上，从张邦昌到吴襄（吴三桂之父），都能因附逆而不被迫问，但在历史上，在《宋史》《明史》中，他们都不与忠臣之列。李登辉、郝柏村之流，都是附逆于蒋氏父子的走狗，历史永远不会饶恕他们，但是政治就难说了。

以上所论，是一个观念的分野。因为重要，所以拉杂写奉我兄。

《北京法源寺》终于完工。大陆上已出我的书甚多，这书也应在出版之列。不过内容不无可被罗织之处，等我兄看了再说（如要删改，就不必出大陆版了）。大陆上出我的书，我一向以“李敖不从大陆取出分文”为处理原则。四十多年来，流亡台湾，被国民党所困，未能为大陆做什么，每以自愧，稿费之事，不足论也。此请

双安、小朋友们大好

敖之 1991年6月30日午

蒋介石秘密批示斗臭彭明敏

二十一年前，彭明敏在国民党特务日夜环伺下，奇迹式偷渡出境。据《彭明敏回忆录》所说，当时被日夜环伺情形是：“监视我的特务们，整天分成三班轮值。我的妻子被跟踪得更紧迫了。我家附近，与全市其他地区一样，在街角巷口，有小摊贩的违章建筑。它们常是退伍军人非法搭起来的，政府不管它们。我家巷口，靠近我们门口的摊贩，竟成为监视我的特务们的中心。我们知道那个老小贩的年轻太太，以前是个妓女。她竟将其陋小违章建筑，变成特务招待所，服务他们，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让他们坐下来抽烟阅报。”“我很小心注意特务们的动静，不久发现，他们有时在深夜一段时间，不在那里。他们大概是觉得太无聊，偷偷溜走去散散心。在那时候，我也可以偷偷外出，不受跟踪。”“我不时感觉极端绝望和沮丧。这样过日，实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没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来愈缩小，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被捕的威胁，不断悬在头上。在这样孤独隔绝的情况下，我感觉几乎快要窒息了。”“王淦的来访，变成一种刺痛了。国民党‘开明分子’仍然要我妥协，仍然想说服我靠向他们，仍然想使我公开向他们认同。他们继续在谈要为我找一个职位。王淦不断劝我接受他们的安排，他说那样一来，既有工作，生活问题又可以解决，而且对我造成这么大痛苦的监视，也可以结束了。”“然而，相反地，我决心要逃亡。”

彭明敏逃亡成功后，国民党党中央由蒋介石主持中常会讨论，记录且送呈蒋介石批示，其中有“彭逆明敏秽行恶迹资料，应妥为整理，必要时，透过国外内幕杂志揭露其卑劣行径，及其为士林所不齿之情形，使为国际人士及侨胞所唾弃”等妙文，全部内容，业经李敖从秘密管道取得，专文发表。请看今日本报“李敖天地”版。

1991年7月4日

附录

[本报讯]彭明敏在去年六月十一日致信李敖，曾提出返台七条件：

我若返台，入境程序应为如下：

（1）抵台时，高检处（署）最高负责人及所谓“承办检察官”，在机场与我会面；

（2）会面时，互不握手；

（3）我自动以护照或美国驾驶执照，证明身份；

（4）高检处（署）最高负责人代表政府及高检处（署），对于过去二十多年“通缉”我事，承认错误，并为此代表政府及高检处（署）正式道歉；

（5）我接受道歉，并保证对此不再追究，也不要求补偿；

（6）我步出机场时，对记者证实我已接受政府及高检处（署）道歉；

（7）上述程序，全部在现场录像、录音，我在场取得其拷贝一份。

上述七条件，看不出彭明敏有变动迹象，所以李敖说：除非国民党改变态度，彭明敏不会返台。

《反蒋运动史》序

孙中山革清朝的命，靠的只是土头土脑革命党，不是革命军。清朝垮了，孙中山交出权力，自觉失败了，又想夺回来，于是不择手段、花样翻新，从苏联引进布尔什维克式的现代革命党，其结构严密无情，已令土头土脑的革命党浩叹。孙中山又同时拿外国人的钱，建立党军，期以党领军，革军阀的命。结果呢，孙中山再一次失败——这一党军，被蒋介石篡夺，革命党不但未能以党领军，反倒被军所领、被新军阀蒋介石所领。孙中山糊里糊涂、矢志北伐，结果北伐成功，只是新军阀的成功，革命党完了，所有的革命党都被蒋介石给耍了。

孙中山死后，革命党中的头子胡汉民说得好：

民国十五年北伐的成功，只是军阀的成功，不是党的成功，不是革命的政治的成功。唯其军事力量，并未受着党的主义的统制，所以这一幕北伐的结果，只是军阀治权的转移，而不是革命政权的建立。唯其革命政权之未能建立，所以五年以来的一切，只是军阀的行动，而不是党的行动，更不是主义的行动。这一个重大的证明，就在主义与现实的对比。因此，我们更要坚决地说，或者是退一万步说：最近只有过一次北伐，而不曾有过革命，尤其不曾有过三民主义的革命。

为什么“不曾有过”？因为新军阀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他革了所有革命党的命！

革命党们当然心有未甘，他们此起彼落，他们前仆后继，以反蒋之师，挺身与蒋介石相抗，但是他们全失败了。正如西安事变的主角杨虎城所结论的：我们大家是斗不倒蒋介石的，能斗倒他的，只有共产党。

虽然如此，大家挺身与蒋介石斗，毕竟还是消耗了他的实力，毕竟还是延迟了他的一统，毕竟还因此给了共产党喘息的机会，使共产党得以做大，最后还把这条拦路虎赶成了过街鼠，鼠窜到台湾去。所以，大家此起彼落、前仆后继地反蒋，虽然失败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变相的分阶段的成功。

在北伐结束后六年，1934年10月1日，中国青年军人社出版了一巨册《反蒋运动史》，虽然它是广东反蒋系统主持的出版品，但在史料上，是全面性的，并不限于广东。它的广告词里说：

是书完全站在护党救国之立场，对于蒋中正叛党祸国之罪行，及历次反蒋运动之始末，均有翔实之叙述；而对历次反蒋运动之失败，尤均指出其每次失败之重因，并加以明确之分析与批判，使正义得伸于天下，奸邪不容于世人，且做后事之借鉴。至其史料之丰富、文笔之流畅，诚反蒋运动中空前之巨著也。

这些话明说这书的主要优点，都是确实的。这书以史料证实蒋介石的罪行，并加以解释，都是很精彩的。试看它开宗明义说的：

我们反蒋，亦不仅因蒋是一个南京政府的首脑，一个军事头目，一个主观上具有英雄思想、落伍观念的个人。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绝不是一个人的姓名，一个政府或军队的军职和官衔。而是因为他在国内代表了整个黑暗而反动的势力，在国际代理了各个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利益。他不仅是一系军阀的巨魁，而且是整个南京统治——党政军三种最高权力的独裁者！因此我们反蒋，便不是反对蒋氏个人（自然人），便不是对人问题，而是反对黑暗势力的结晶，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总合体！

这话立论正大，说得不错。它又说：

革命运动当然是不能和平顺利地进行的，因为它不是要去适应环境、顺应社会，而是要去改革环境、改造社会的，所以自革命运动之产生、形成、发展，以至抵于成功之整个历程中，当然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障碍物。如前述之残余封建势力、特殊资本势力、帝国主义势力等，均为所有障碍物的一部分。但是这些障碍物，若没有一个大军阀来为其做总代表、总代理、总头目，则其妨害革命运动之进展，必不如是之甚。今既有一个大军阀来为其总代表、总代理、总头目，于是要想加以各个分开或共同总合地推翻，便真不易为力了！而蒋介石现今便恰好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中心、总工具；因此也便成为了目前革命运动的总障碍、总对象了。

我们若无所为而反蒋，或反蒋运动之本身并无若何重大意义，则我们参加这一运动，便是盲动。同样，我们纵使知道是有所为而反蒋，或仅笼统地知道反蒋之抽象的表面的意义，并不能深刻而具体地了解，则我们参加这一运动，便是盲从。盲动固不可，盲从亦不可！这便是我们写这一部反蒋运动史的微意。

这话也立论正大，说得不错。

但是，原书七百页将尽，它宣示的“今后反蒋运动应取的途径”，却大有问题。它说：

一、要拥护革命的中心领袖。过去失败之一的最重要原因，为缺乏革命的中心领袖。但是现在不然了，现在有堪做总理继承人的胡展堂先生出来领导，则今后的革命反蒋运动，已经有一个最大的重心。不过要注意的，便是我们全体参加反蒋的同志们，必须忠诚拥护这一中心领袖，听取这一革命导师的指导，要像从前拥护总理一样，这便是我们所应取的第一个途径。

二、要建立健全的最高党部。党是革命的领袖运用去进行革命的唯一工具，亦是组织集中全国革命分子，及发动领导全国革命民众的唯一机关。故粉碎南京的御用党部，重建革命的最高党部，为今后反蒋者所应取的第二个途径。

三、要树立革命的救国政府。我们革命的最大目的，便是救国。故总理说，三民主义，便是救国主义。而目前最大的危险，便是国家民族已垂于灭亡之境，同时蒋介石及其所支配之南京军阀政府的最大罪恶，亦便是出卖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利益！故我们今后，不革命反蒋则已，否则，便必须首先树立革命的救国政府！

四、要接受统一的中心指导。即是说革命反蒋工作，必须统一在党和三民主义的领导之下，由党和主义的领导，统一一切反蒋者之行动。一切倒蒋的人，应该认识，倒一蒋复来一蒋，断不是国民的要求。这正如总理所言，“推倒曹吴，尤在使无与曹吴同样继起之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一切行动，发动于党，统制于党。这样，倒蒋以后，才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家的建设。

五、要巩固倒蒋的联合战线。不巩固倒蒋的联合战线，必为蒋所各个击破。这是过去倒蒋失败的根本原因。今后倒蒋的同志，必须在倒蒋原则之下，接受党的主义的领导，摒除私见，一致动作，求倒蒋主张之贯彻，不能别有会心，互相观望，重蹈过去惨痛的覆辙。

六、要排除投机的动摇分子。所谓投机的倒蒋者，如反复无耻的汪精卫是。民十六年以来，汪精卫是倒蒋的主张者，但宁粤和议，破坏非常会议，反颜事仇，与蒋勾结的，却为汪精卫等。民二十年倒蒋失败，汪等之廉耻道丧，实为主因。在今后倒蒋工作中，凡类于汪等的无耻之徒，必须绝对摒斥，才足以巩固倒蒋的壁垒。

这些话，就大有问题了。说汪精卫“与蒋勾结”，固是事实，但蒋介石势力坐大，胡汉民（胡展堂）的“与蒋勾结”前科，也厥功至伟哟！反蒋的途径是绝对对的，不过以“拥护革命的中心领袖”、“建立健全的最高党部”、“接受统一的中心指导”、“实行三民主义”做号召，却又无一不是中国的乱源。固然胡汉民的人品人格，高出蒋介石不知多少倍，但是主义荒谬、政党独裁、制度错误、衣冠易人，人格再耿介的从政人物，最后也难逃祸国殃民的。读者读此书时，务请在这点上特为留意。

1991年9月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怎样曲笔回护蒋介石

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加拿大人吴大猷的带头下，院中近代史研究所自然也是从事所谓学术研究的衙门之一。这个衙门经年累月，印出来的学报，其实正是“断烂朝报”——对蒋介石卖国祸国伪政权的史实，不但不敢直笔，并且曲为回护。这种作风，不但不配称为历史家的风格，甚至起码的知识分子的风格都谈不上！这个衙门目前由张玉法主持，张玉法不但在这衙门花民脂民膏、印行公牍，还在外大赚外快、出版私著，其中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名义问世的《中国现代史》，就是显例。

这部《中国现代史》厚达八百页，东华书局出版，在大学用书中，算是走红的一本。走红并非因为它好，而是其他同类书更坏。“矮子里面挑大个”，就以“名著”现身了。今早起来，我就这本书随便翻，一翻就翻到第九章“战后国共斗争”这么一段：

蒋总统基于二十五年的反共经验，对和谈并无信心，只是战事既不利，副总统主和，地方大吏及民间亦主和，不得不屈从众议。但在引退之后，蒋总统对于时局仍非常关心。他不断地计划军事，并时常拍电报给代总统和行政院长，表示竭尽全力支持他们。在引退以前，蒋总统为国家预留地步，首先将空军、国库资财及军火转移台湾，以巩固后方基地，其次就是于重要地方安排防务，免得共军乘虚而入。譬如他于1月21日——宣布引退之日——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为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这些都是为和议不成而预留地步的。

张玉法说蒋介石把“国库资财”等“在引退以前”“转移台湾”，我看了吃了一惊！因为这种历史，可写得太离谱了！

真的历史是：蒋介石是1948年4月19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的，5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与中共的战争，愈来愈不对劲了。先是这年1月，国民党吹下大牛，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2月就丢了辽阳、鞍山。3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4月就丢了洛阳。5月就丢了老河口。6月就丢了开封。7月就丢了兖州、襄阳。9月就丢了济南。10月就丟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11月就丟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12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1949年1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一年内可消灭共军的大牛不但吹破，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就在眼前。这年1月1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说漏气话。三星期后（1月21日），他终于下台了。这天，他发表《引退谋和文告》，开头就说：“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可见谋和之事，并非张玉法所谓的“副总统主和”。据《李宗仁回忆录》，真相乃是：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首做此项呼吁的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参议会。他们都有通电呈蒋总统，希望能做此项考虑。蒋先生为此也曾两度找我到官邸商谈。他说明想即时引退，希望我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我闻言大惊，说：“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蒋先生一再做出恳切的姿态劝我接受，我却竭力推辞。嗣后蒋先生又迭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来我处，数度相劝，我均表示无论如何不愿承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

1月4日蒋先生“御驾”亲来傅厚岗我的住宅拜访，这是一次破例的行动。蒋先生有事找我，总是“召见”，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面化，对中共和友邦做一试探。

此次我们见面，蒋先生对引退的事说得非常具体，他首先问我说：“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我说：“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的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我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说：“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蒋先生说这话时，显然想到民国十六年他下野那回事。那次他一下野，武汉方面气就松了。但是现在的局面可不相同。共产党的对象并不是蒋先生一人，它是要整个拿过去的，不管谁出来都是一样。我心里这样想，嘴里当然未便明言，只是拒不接受蒋先生的委托。

蒋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

我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当此事的。”

“我支持你。”蒋先生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我还是坚决不答应，蒋先生便回去了。

次日，蒋先生派张群和吴忠信二人来找我，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当今局势非十六年可比，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张、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不久，蒋先生又找我去谈话。我还是坚持。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既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由此可见，张玉法所说“副总统主和”之事，是副总统奉总统之命干的事，并且时间也在蒋介石引退之后。如今张玉法倒果为因，这是什么“中国现代史”！

蒋介石文告又说，他“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就这样的，李宗仁正式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蒋介石所谓的“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推行起来，可就鲜事一箩筐。首先是李总统控制不了“中央社”，他居然在报上看到了由“中央社”发出的蒋介石替他代拟的文告！接着，李总统又控制不了“总统的大印”，蒋介石的秘书长吴忠信居然以盖有“总统的大印”的通令，通令四方，而李总统竟一无所知！李总统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接着，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李总统赶去请孙科回驾，孙科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李总统说：“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上面这些“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的“翊赞”成绩，还只是一开始时的荦荦大者，以后其他的鲜事，还多着呢！鲜事中最有名的就是蒋介石以私人地位把“国库资财”等搬走的事。

张玉法说蒋介石“在引退以前”转移“国库资财”等到台湾，很显然的，在为这个卖国、祸国者强调他干这些事的时候，有合法身份。殊不知只要一翻史料，就知道全不是那么回事。试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台后二十天蒋经国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2月10日条下：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3月11日条下：

……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

3月22日条下：

李宗仁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做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匪以为快也，可痛！

5月3日条下：

李宗仁自上月22日飞往桂林后，迄未至广州处理公务。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第二说明政治改革非两三个月短时间所能收效，必须树德养望，开诚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第四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做如下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二）前在职前，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蒋经国的日记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这5月3日收录的蒋介石对李总统“答复”的第（二）项。蒋介石说：“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这些“答复”，只消对照起蒋经国2月10日的日记来，就证明与事实不符。2月10日正是“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之日，但是蒋介石是1月21日不在职的，他不在职后二十一天，居然“国库所存金银”还能脱离李总统的控制，“转移”而去，这不是天下怪事吗？若说蒋介石“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那么谁又有这样的斗胆、这样的权力和武装，能够“转移”国库呢？区区中央银行总裁自己吗？区区财政部长吗？谁相信呢？

何况，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在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这一箱珠宝，多半是抗战时期一班汉奸非法搜括的财物，胜利后被政府依法没收，交付中央信托局代为保管的。因为我曾经担任过管制上海经济的工作，知道这箱珠宝存放的地点，所以，父亲就命令我去负责执行这一项任务。当我到达上海以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我无法取出。我因向父亲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

在这里，蒋经国清楚地透露了：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就是1949年4月下旬，也就是蒋介石不在职后九十多天，他还能以非总统的“平民”身份，“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了上海，“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并且一搬再搬，连最后“一箱珠宝”都不放过！试问这是“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金银转移”的行为吗？说“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谁相信呢？

何况，在前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写出的，就全是蒋介石“引退之后”的杰作。董显光说：

2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2月20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

在另一举措中，蒋总统却没有同样成功。战时没收的大量珠宝向为中央银行保管，价值约当美金一两百万元。蒋总统亦嘱俞鸿钧将此项珠宝运台，但为李宗仁所阻，不克成行。后来“共党”占领上海，此宗资产也就入于敌手。蒋总统对于存金之远见，幸而保全了不少的资产。

照董显光的说法，真使我们开了眼界：原来“中华民国”虽进入了“宪政”时代，居然还有一个党的“蒋总裁”，以该党“总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董显光的说法，对照起蒋经国的文字一起读，可真有趣极矣！

在“国库资财”等以外，张玉法说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引退之日”发布了一些“任命”，“这些都是为和议不成而预留地步的”。意谓引退以后，就放手不干政了，其实这也是曲笔回护之词。我们试看李宗仁的回忆：

金银之外，蒋先生又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值此江防紧急之时，海空军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军斗志便大半丧失，纵有可为也不可为了。

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了。

1月5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地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因自平、津、济南沦陷，及徐州会战失利后，共军虽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但国军亦立即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奇缺，唯尚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时期即作放弃大陆的准备，无乃太早。巴大维将军并认为台湾系美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虽开罗会议时有归还中国的协议，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之前，其主权谁属，究未有法律的根据。今蒋总统即欲据为己有，作为撤退海空军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维将军拟请司徒大使向蒋总统提出口头的抗议，但是司徒大使尚未决定采取任何行动，故特遣傅君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我只好对傅君说，我对蒋先生这项计划一无所知，未便做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后种种迹象证明巴大维的消息是正确的。蒋先生确已做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做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做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蒋先生既有这项决定，则我不论为和为战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为军国大权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虏，只有听任他的摆布。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2月16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脱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蒋先生这种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一致认为要挽狂澜于既倒，一定要蒋先生放手，让我可以大刀阔斧地兴革。他们认为要蒋放手，最好请蒋先生出国考察。但是谁都知道蒋先生的脾气，南京方面，虽大家都有此意，却谁也不敢向蒋先生当面提出。至于接近我的人，为避嫌疑，皆谨言慎行，尤其不敢乱作主张。当时CC系报纸以及少数不明内幕的新闻界，以讹传讹，甚或故意造谣，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所谓“桂系”领袖如黄绍竑、白崇禧等，那时皆常住武汉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干部如李品仙、程思远、张任民、韦永成等，也都齐集白崇禧幕中，很少与我接触。我在南京日常过往的，皆是蒋先生夹袋中人。甚至我身边的卫士，正如吴忠信所说，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谨慎。所以当时义愤填膺而形于颜色的，不是“桂系”领袖，却是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等人。

蒋先生幕后违法控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撤职逮捕一事。三十八年2月底，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忽亲赴杭州，将陈仪拘押撤职。遗缺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接替。

此事的发生殊出人意料，我身为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的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才知道。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亦不知此事。事后，蒋先生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出追认。此事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实全由蒋先生指使。汤的地位不过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换省政府主席的事来，实在太不成体统。我闻报之下，便十分愤怒，拟查明事实，严办汤恩伯。

京中高级文武官员见我生气，怕我要手令撤职查办汤恩伯，而汤分明是遵蒋先生的意旨办理的，这样一来，岂不是对蒋的面子下不去，大家纷纷来劝。

后来孙科、何应钦也先后来相劝说，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这两位先后身肩内阁重任的行政院长的态度尚且如此，我为顾全大局，不为已甚，只好不了了之。

李宗仁又回忆：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材，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究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所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一二月之间，当共军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时，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事前并由该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中将拟就守江计划，开会时提出讨论。此次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蔡文治、汤恩伯等人。我与何应钦也应邀列席。

首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大意是说，我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此一方案，何应钦、顾祝同和我都认为十分妥恰。

但是汤恩伯却大不以为然，声言这方案大违总裁意旨。他因而另提一套方案，大体是把我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无奈汤恩伯是掌有实权的江防总司令，他的防地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大军四十余万人都在他一人节制之下。汤坚持他的守据点的计划，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

蔡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至此已血脉贲张，完全失去常态，顿然把桌子一拍，大声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蔡文治也气呼呼地把文件收起来，连说：“这还能干下去？这还能干下去？我辞职了！”

我望着何应钦、顾祝同二人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顾二人也苦笑说：“老总不答应，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垮呵！”他们所谓“老总”就是指蒋先生。

我当时便想汤恩伯只知道蒋先生，把我们李、何、顾三人不放在眼内，简直不成体统。要阻止敌人渡江，首先要把汤恩伯撤职，但是汤氏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又不敢哼一声，我当然也无法撤换他，只好眼睁睁看他胡来。

最后，兵败山倒。李宗仁回忆：

4月21日我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今后战略。与会诸人莫不慨叹。因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由多方事实参证，我知道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则我李某人坐拥半壁河山，中共固无法南侵，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成历史名词了。

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他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

在张玉法所谓蒋介石“宣布引退之日”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方面，也发生有趣的变化。李宗仁回忆：

蒋对地方政治的控制还不止此。8月中旬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突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实经过尤为离奇滑稽。原来在我巡视台湾之后不久，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撤职，遗缺由汤接替。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主席来。此事的发生，行政院与总统府毫无所知，真是荒唐绝顶。嗣后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来穗，阎锡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闾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致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蒋经国在他的《负重致远》一书中曾提到10月2日汤恩伯有电报致蒋，抱怨我反对他任闽省主席，“词极愤懑”，蒋先生“甚表同情”云云。经国却未曾写出汤恩伯是怎样地当了闽省主席，而我又为何反对。因为他如果把事实说出了，蒋先生也就见不得人了。

朱绍良原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7月26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雠了。

由此可见，不论从《李宗仁回忆录》，还是蒋经国的《负重致远》，无一不证明了张玉法所说非实。复查《朱绍良先生年谱》，亦证实“8月16日，汤恩伯氏奉命来福州，接掌军政事宜，先生遵谕移交”，并当日离福州之事；而《雷震日记》8月15日条下，也证实“上午恩伯兄来访，渠奉总裁之命，即到福建，福建军政完全交与他，并嘱其任主席”的蒋介石作风，8月25日条下且有汤恩伯自道“来此两周，既无军事上之名义，亦无政治上之名义，单凭个人指挥，既无效，又属违法”之语，无一不证实了蒋介石在引退后，还照样任命黑官不误！

以上论证，证实蒋介石在引退以后仍玩法弄权之事——连当事人和御用文人（如董显光）所不敢曲笔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却悍然曲笔之，这种历史家，未免太乱写历史、谄媚蒋介石了吧？

1991年11月16日

蒋夫人断袖记——国民党变造、湮灭照片举隅

1983年8月，老友江南在《台湾与世界》第三期里，发表了一篇《一个蒋夫人的悲剧》，是一篇记述蒋介石的妻妾大全。文中说：

现卧病于纽约长岛的宋美龄，和蒋介石结缡四十八年，是人尽皆知的蒋夫人。蒋宋缔姻之前，通过明媒正娶的，尚有两次。那是1901年冬，和本乡毛福梅女士结秦晋之好。这年蒋十五岁，毛十九岁，相差四岁，且女大于男[1]，毛思诚[2]的注释：“王太夫人以门祚式微，乃早为完娶。”

1910年3月18日，毛为蒋生下一子，即继承乃父衣钵的蒋经国总统，但这段婚姻，勉强持续了十九年，随王太夫人去世，蒋即与毛氏“宣告脱离家庭关系”[3]。

这位蒋夫人的遭际最惨，可以说是所淑非人，假如蒋先生有胡适之那样的修养，未始不能从一而终，至少不会挨拳打脚踢，从丰镐房二楼摔到楼下的冷酷非礼[4]

毛福梅于1940年农历十一月初二，为日机炸死[5]，终年五十八岁，葬摩诃佛殿前，现改武岭小学。

侧室姚冶诚，原名怡琴，是上海法租界某妓女院的房侍，1911年，“在筵席间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6]。纳妾的时间，大致是这年夏天，因蒋此时仍为飞松宽吾手下士官候补生，据毛书所载“夏，托故假归，8月回日”[7]合理地推测，当在七八月之间。

1921年，和苏州籍的陈洁如结发，即本文的主题，另一位蒋夫人。

20年代的蒋介石，尚未发迹，只是江湖浪荡。毛思诚称为“韬养时期”，时住上海新民里，交往的乃陈果夫、苏玄瑛、张静江、杜月笙之流。毛所说“唯以读书自遣”[8]，自是阿谀溢美之辞。

蒋的职业，为股票交易所经纪人，资金来自日本。中国方面的合伙人有虞洽卿、张静江等。赚钱之余，逛逛三堂子，追寻一下声色之娱，就当时十里洋场的风气、环境，无足为奇。何况，蒋此时才三十不足的盛年。

估计，蒋陈缔爱，在1920—1921年间。唐纳文所摄蒋陈婚照，时间是1922。那么，洞房花烛，应是此年，可惜月日不详，结婚地点不详。

周瑞和克洛席尔合著的《蒋介石传》（Eric Chou, Brian 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有关蒋陈婚姻，这样写着：

以上海的金钱、权力和腐化，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对蒋介石的吸引，从未褪色。

由陈其美的引导，蒋始涉足上海的淘金窟，就在此时，蒋陈邂逅，蒋当时很潦倒，住在一个密不通风的陋室里，到长三堂去，对他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慰藉。蒋陈先同居，后结婚。等到宋美龄介入为止。[9]

陈洁如的家庭背景，无从稽考。只知道原籍姑苏，既出来做妓女，家世必然很贫穷，或原来的有钱人家，因家道中落而沉沦。

长三堂子，属高级妓院，堂规严，对姑娘们的要求也高。不仅人要漂亮，懂得如何款待花钱的大爷，还要会点技艺，诸如弹琴、清唱等等。简单地说，要色艺双全。否则，蒋一表人才，当不会双双坠入情网。

陈比姚冶诚的运气好得多。姚是侧室，留沪不久，即遣奉化乡居，和毛福梅和平共存。史载1919年9月，“挈眷离屿”，那个“眷”，并非别人，即蒋纬国的养母姚氏。

蒋得道，夫人的风光，还是没有姚的份，仅陈独享。据宋希濂将军告诉我，蒋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期间，住黄埔校长官邸，和蒋同进同出的蒋夫人，就是陈女士。

傍晚，蒋陈携手散步，有时牵着活泼天真的纬国，我们经常看见。[10]

历史照片的档案里，除唐纳文的婚照，白修德编著《愤怒的根源》一书（The Root of Madness），即有蒋陈在一起的镜头。这张照片，摄于北伐前夕，地点：广州车站。张静江坐在轮椅上，围张站立的，有吴敬恒、鲍罗廷和蒋氏夫妇。陈洁如穿一身带花的旗袍，双袖及肘，可能在当时的标准，已相当暴露了。台湾新闻局出的《蒋总统画报》，曾刊出同一照片，可是经过窜改，当年风光一时的蒋夫人，仅剩下半个袖子，而少掉夫人倩影。

北伐军由广东、南昌，到蒋总司令凯旋上海，陈洁如一直随侍，这期间，且为蒋生下一个女儿。1980年，我重回故国，听说，蒋的这位掌上明珠，已自小学教师岗位退休，定居上海。遗憾未遑访问，好写出第一手的历史考证文章。

官方的正式文件，包括毛编《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和董显光的《蒋总统传》，大概碍于宋美龄的颜面，对陈只字不提。

就在蒋陈打得火热，且已结发之际，蒋“在国父宅中”，认识宋美龄，得陇望蜀，心猿意马，何异埋下定时炸弹一颗。

当时早有人责蒋“好色”[11]，用中国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蒋先生的行为确难为道学先生所接受。然而，蒋为宋所颠倒，并非姿色那么单易。

官史说：

及与宋女士相稔，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所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其后五年间，蒋总统致力于革命事业，北伐军兴，蒋总统即率师北上，此期间与宋女士函牍往返，仍时申前请。[12]

所指“五年”间，即1922—1927这五年。事实上，他和陈洁如甫谱过结婚进行曲，即开始打宋家三小姐的主意，且“露求婚之意”，弦外之音，他从来没有把陈视为终身伴侣，陈洁如只是蒋感情生活上的一个泡沫。

官史中有一点匆而不提。此时宋美龄并非自由之身，她是总司令部军需处长刘季文的未婚妻，蒋自己两妻一妾，横刀夺爱，也不很方便。

陈洁如和蒋破裂，无正确日期记载，大概1927年8月，桂系驱蒋下野，蒋东渡日本前夕。

蒋首途日本，是这年10月29日，行前致函奉化县长“请许可与夫人离婚。[13]”说明两件事：一、和毛福梅的夫妻关系，只是中断，而无法律手续，毛思诚说他于1920年“连日处理家务，与妻毛氏、妾姚氏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完全是毛的虚构。二、已下定决心，和陈洁如一刀两断，好和宋美龄成正式夫妻。

毫无疑义，没有宋美龄的介入，陈蒋婚变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因蒋是年已进入四十岁，感情思想，比较趋于稳定成熟阶段。

当蒋快与新娘宋美龄喜气洋洋地在悠扬音乐声中，走进大华饭店的礼堂之际，另一个蒋夫人——陈洁如，已在杜月笙的安排下，搭轮赴美途中。

陈蒋婚姻只有五年时间，大部分岁月，系在南方的广州度过，开始于纸醉金迷的上海，亦结束于上海，论出身家世、学识修养，以至姿色，当然，都不是宋家小姐的对手。

从照片上看，陈两颧高耸，个性相当凶悍，为蒋遗弃，固出于现实形势，无可抗拒，内心里，她却是吞不下这苦丸的。

杜月笙送她一笔巨金，生活上绝无衣食之虞，她尽可走一般女人的道路，找个合适对象，在彼邦安安稳稳地过个家庭主妇的生活。

陈洁如不此之图，一、终身未再嫁；二、苦修英文，最后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硕士学位[14]，学问不一定赶得过她的情敌宋美龄，学历至少稍胜一筹。

到她1971年在香港去世为止，陈住美四十四年，在旧金山，有自己的产业。1967年完成自传稿，纽约一出版公司有意付印问世，唐德刚教授且受到邀约，为书稿提供审查意见，无奈为蒋家收买，胎死腹中，传说这件事由陆以正负责进行谈判、成交，代价：美金三十万元。

不久，陈迁居香港，可能再难耐异国枯寂，也可能叶落归根，既无法回大陆，到香港总聊胜于无。1971年，病故香港。她的独生女且获准赴港奔丧。

陈的骨灰送回美国安葬，异乡孤冢，正和她生前一样，无人闻问，在寂寞中来，亦在寂寞中去。

留下的问题：陈的女儿何以未在陈生前来美定居？这个答案，只有在下次，我到上海亲访蒋小姐，才有答案了。

毛夫人

江南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写“另一位蒋夫人”陈洁如，文章用了不少心。但是因为江南不是搞科班历史出身的，他的功力容有粗疏。事实上，蒋介石宋美龄的婚姻，其他蒋夫人的受害面，江南写的，实有不足。

例如江南说蒋介石的元配毛夫人，“1910年3月18日，毛为蒋生下一子，即继承乃父衣钵的蒋经国总统，但这段婚姻，勉强持续了十九年，随王太夫人去世，蒋即与毛氏‘宣告脱离家庭关系’”。毛夫人是1901年同蒋介石结婚的，“勉强持续了十九年”，是1920年左右，已接近“王太夫人”死年。“王太夫人”是1921年死的，看这段话，蒋介石与毛夫人“宣告脱离家庭关系”，既因“随着王太夫人去世”而来，感觉上，似是在1921年后不久的事。其实不然。事实上，离婚是六年以后的事、是1927年蒋介石宋美龄结婚时的事。据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的回忆：

蒋介石于1901年娶奉化岩头村人毛福梅为妻，1910年生子名经国。毛福梅生于1882年阳历11月19日，比蒋介石大五岁。毛的父亲毛鼎秋在岩头村开设毛祥丰南货号，大家都叫他“祥丰老板”，是个封建道德观念较强的小商人。毛福梅嫁给蒋介石后，夫妻二人感情平淡，貌合神离，直到1905年，蒋到宁波文昌街陈家祠堂读书，王氏（王太夫人）命他将毛福梅带去伴读，赁屋居住于植物园，照料生活。这一时期，蒋对毛福梅感情较好，雇用一个梳头娘姨供毛氏使唤，又聘请同学林绍楷的妹妹林瑞莲教毛福梅读书，但时间只有六七个月，蒋就把毛福梅送回溪口。此后蒋介石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再进保定军校，又由保定军校提拔资送留日，学习军事，很少有回家聚居的日子。1913年以后，蒋介石在上海花天酒地，娶娘姨出身的姚冶诚为侧室，从此对毛福梅更加冷淡了。毛和婆婆王氏终日以念佛度其余生，常到雪窦寺朝山进香。该寺住持朗清和尚迎奉权贵，对她们婆媳俩大献殷勤，特地在雪窦寺后院布置一间清静的客房，作为憩息之所。毛福梅还出大洋八百元，修筑入山亭到雪窦寺长达五华里的崎岖山路。她除在家宅后院布置小佛堂外，还在溪口镇后畈田野上另造摩诃殿，作为经常念佛之所。1928年春，蒋介石与宋美龄议定婚娶，先回到溪口强迫毛福梅写离婚笔据，不过离婚后毛仍住在蒋的老宅丰镐房，生活由蒋供给，仍为蒋氏家属之一员。其时蒋经国已在苏联留学，闻知其父遗弃生母毛氏，写信给他母亲，百般慰藉。毛氏也把全部期望寄托在蒋经国身上。1929年夏，我适在溪口武岭学校校长任内，有一天，蒋宅用人叫我去，说是大师母（指毛氏）有请。我匆匆赶到丰镐房，见到毛氏时，她拿出一封信给我看，说：“这封信是经国写来的，别人看我不放心，你是校长，不会读错的。”（实在她已叫别人看过，因信内说到今后不再来信这一句话，她不信，认为有错，所以叫我重读。）我从她手中接过来一看，信中大意说：母亲多年来内心的苦闷、处境的恶劣，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我对家庭方面是有难以想象的烦恼和愤恨。现在我决定今后不再来信，等到我学成回国，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必定第一个先来看望母亲[15]。我从头到尾读蒋经国的来信并加以耐心的解释，当她听到她的儿子今后不再来信的话时，顿时改容失色，哑然无言，含泪夺眶欲出。我只得没趣地告别而回。

1940年，阳历11月2日，溪口惨遭日机轰炸。毛氏因患丹毒（流火，也称大脚疯）多年，双足行动不便，当敌机向丰镐房用机枪射击时，她从卧房内逃出，行到后宅大墙边，被机枪击中要害，倒在墙边。其时大墙适倒，瓦砾压在她的身上，肚肠都被压破流出，睹状甚惨。其子蒋经国从江西赶回溪口治丧，在毛氏遇难处立一石碑，题上“以血洗血”四字。此碑于溪口沦陷时，被日本侵略军拆去。

张明镐这段回忆中有一错误，他说：“1928年春，蒋介石与宋美龄议定婚娶，先回到溪口强迫毛福梅写离婚笔据。”事实上，这是1927年的事。蒋介石、宋美龄的婚礼，是1927年12月1日举行的。

关于这次强迫离婚，张明镐回忆：

毛福梅坚决不肯与蒋介石离婚，蒋介石实际上也没有驱逐她出蒋门的意图，只因宋美龄非比别人，逼于形势，不得不办个离婚手续，使宋美龄争得一点面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蒋夫人”。最后，蒋允毛离婚后仍住在溪口蒋宅，保持丰镐房主妇的地位，才达成协议。

假戏真做，为了完成离婚的法律手续，蒋介石找人草拟一份与毛福梅共同署名的“协议离婚书”，送到奉化县政府备案。其时奉化县长徐之圭，是我留日时的同学。是年5月间，我到奉化有事去看他，他兴奋地向我发出一阵神秘的微笑，接着对我咬耳朵说：“老张，你这次来得很巧，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他随即从办公抽屉里郑重其事地取出一份文件递给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蒋总司令”与毛福梅的协议离婚书。徐之圭举起右手大拇指得意地说：“本老爷三生有幸，办此千古大案。”我也诙谐地说：“贵老爷若主持公理，在这份协议离婚书上批个‘不准’二字，定必流芳百世，扬名千古！”徐反问：“敢问阁下长几个脑袋？”我为之语塞，彼此哈哈大笑。

姚姨太

江南《一个蒋夫人的悲剧》又说：“侧室姚冶诚，原名怡琴，是上海法租界某妓女院的房侍，1911年，‘在筵席间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纳妾的时间，大致是这年夏天，因蒋此时仍为飞松宽吾手下士官候补生，据毛书所载‘夏，托故假归，八月回日’，合理的推测，当在七八月之间。”他又在《蒋经国传》写道：

1927年10月18日的天津《益世报》，对姚的身世，勾描如次：

女士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氏随陈其美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与偕往，怡琴（花名）在法租界某妓处作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被蒋纳为至室。[16]

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并不讳言“纳妾姚氏”这一史实。1912年冬天，蒋且携姚回奉化乡居。

官书上，蒋斥责“置妾为人生最不道德的事”[17]，那是得道以后装正人君子的后话了。

毛福梅明媒正配，当然不喜欢上海来的新客，也许有些怏怏不快，可是，丈夫纳妾，在实行多妻制的旧中国，比比皆是。何况丈夫再非溪上活跃的顽童，喝了洋墨水，一身笔挺的军服，当过沪军团长、同盟会会员，早沸腾乡梓，简直比前清戴着红翎子荣归故里，还要轰动。这样有头有脸的丈夫，配个美眷，包括毛氏夫人自己，都觉得平添了不少光彩。

董著说“新婚的毛夫人具有许多美德，尤富雅量”，说得语焉不详，吞吞吐吐，其实，就指的这些事，碍于微妙处境，不便明说而已。

对照起张明镐的回忆，就更有趣了：

蒋介石的侧室姚冶诚，江苏吴县人，生于1881年。据早年跟随蒋介石的蒋小品说：姚冶诚原为陈英士家娘姨。反袁之役失败时，沪军都督杨善德派员缉捕蒋介石，蒋逃进陈宅，躲避在姚冶诚卧室内，后来蒋遂纳姚为侧室，同居于法租界贝勒路三六九号。当时戴季陶住在同益里，张静江住在环龙路，三人住所相距不远，暇时过从甚密。戴季陶是蒋介石拜把兄弟，关系尤其超乎一般友谊之上。戴性好渔色，但惧内特甚，瞒着他的妻子纳一日妇为妾，于1916年生一子，初犹包瞒隐蔽，嗣因日妇染病身故，遗下婴孩无人抚养，若将其领回戴宅，恐遭大妇之忌，只得与其盟弟蒋介石相商，就以此子送给蒋为养子（但开始时以代养为名），归姚冶诚领养。此子就是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实为戴季陶之子。那时蒋介石在上海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家中雇用一个厨司（蒋小品）、一个当差（毛延寿）和一个女佣翠娥，工资常常发不出，若辈的日常生活靠来客外赏维持。许崇智每次去蒋宅，必赏茶包五十元。此外又找了一批朋友打牌抽头，由姚冶诚发给他们三人平均分用，完全靠打秋风度日。蒋的友人中以张静江最富。他是湖州南浔四大豪门之一。蒋介石在上海活动的经费以及他个人的生活费用，均仰给于张静江。由蒋介石经手向张陆续支用的钱，竟达十余万之巨。后来蒋暗使姚冶诚拜张为过房爷，从而使张对这笔钱无法开口，不了了之。

姚冶诚无所出，她将戴季陶子代养，后来就当做她亲生的儿子看待，所以此子（蒋纬国）长大后也视姚为亲母。姚没有文化，蒋介石不久又搞上了另一苏州女子陈洁如，对姚冶诚就疏远了。陈洁如原籍苏州，生于1906年，自幼生长在上海，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蒋介石对外交际应酬，常带新宠出入于社交场中。1924年春，蒋任黄埔军校校长，带了陈洁如住在广州。姚冶诚则抚养蒋纬国，仍住在上海贝勒路。姚被蒋淡忘既久，心颇不安，忽生一计，给蒋纬国拍了一张照片，冒用纬国的名义，写一封家信寄给蒋介石，信内说：“我（纬国自称）已好久没有见到亲爱的爸爸，心里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长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去探望您老人家了。”蒋接此信，读了又读，将信中附来的蒋纬国照片插在写字台纸板右上角的皮插里（当时还不用玻璃板），瞧了又瞧，忽然对其私人机要秘书毛懋卿（毛福梅哥哥）说：“赶快拍电报叫纬国来。”这样，姚冶诚就带了蒋纬国不召自来，在广州住了些时，再回上海。

张明镐这里提到的蒋小品，是蒋介石的幼年同学，后来替蒋介石做厨子。同学做厨子不稀奇，连老师都做下属呢！——董显光是蒋介石英文老师，后来沦为下属，在同去印度时被痛骂过[18]，老师都如此，何况同学呀！张明镐提到戴季陶养小老婆又惧大老婆的事，其实，后来颇有进境。戴季陶有一位姨太太叫赵令仪，后来就住进家里。人称“赵夫人”，也称“戴夫人”[19]。可见戴季陶当年如能摆平大妇，蒋纬国早就归宗戴氏，不复蒋姓矣！

陈夫人

江南《一个蒋夫人的悲剧》提到陈洁如外，在《蒋经国传》中也提到如下：

蒋先生和毛福梅的感情，一直不好，做孩子的，当能体会得到。感情再坏，王太夫人在世一天，基于老太太的威严，怕伤老人家的心，表面上，至少要维持一个夫妻的形式。

骤然间，这样一位中流砥柱的老太太去世了，结构上立即发生变化。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望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子女者，如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

这个训词的真实性颇成问题，恐系出诸蒋的授意，由毛思诚事后补进去的，好掩饰以后他和宋美龄结合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蒋的心态。现在又堂堂正正，假“革命”的大帽子，遗弃发妻毛福梅和如夫人姚冶诚。

果然，第二年，和陈洁如在上海结秦晋之好[20]，他再去和汪兆铭、胡汉民，为自己“人人言弟为好色”去辩护，即无人置信了。

经国年纪轻，先有失去祖母的创痛，次有家庭破碎的震惊，那原是十分沉重的感受。可是在父亲面前，他能反抗吗？反抗又于事何补？

经国和母亲的情感，至深且厚，在他历年发表的文字中，虽少提到生母，怕刺激蒋夫人，伤到父亲的心，仅在江西时代出版的《我在苏联的生活》的自序中，吐露了他的心声。“回忆三十年来，始而寄迹海上，继而留学国外，长离膝下，十有余年。”他写着，“且因邮电不通，音讯久疏，母不知儿生死，因抑郁以成疾；儿亦未能亲侍汤药，以娱慈母之心。”毛夫人是1939年冬，为日机炸死，为了思念无已，他出了这本书“用以纪念吾母，并志无涯之哀悼”。留苏期间，发表公开信，清算他父亲那一幕，用字遣词，比蒋的任何一位政敌，骂得还要无情和泼辣，但对母亲，始终亲情似海，未有半句不敬的话，与其说是至孝，毋宁说是出乎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是一种条件下的反射。

毛福梅算不上红颜，只能说是薄命。她是时代的牺牲者，典型的旧式女子，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和大多数她同一时代的女人一样，出生在闭塞的中国农村，假使和其他的女人一样，遵从父母的意旨，嫁个门当户对的庄稼汉，生儿育女，做个“三从四德”的好妻子，就能太太平平地过一生。不过，命运往往捉弄人，她的少女的幻梦，经不起时代的呼啸，给冲破了。前人的经验，“悔教夫婿觅封侯”，现在竟变成她自己的遭遇。夫婿非但郎心似铁，个性更粗鲁，动辄拳打脚踢，曾经有次，从二楼把她摔到楼下，对太太好比对士兵的办法。这些惨痛的往事，在犹是孩子的经国心里，他会做什么想法呢？

1922年的3月，经国第一次离家乡出远门，经过宁波到上海。他的心情很复杂，和母亲暂时告别，不免有些酸楚，武岭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但是，上海的诱惑力很大，从父亲嘴里，不时听到关于上海的一切，那是个和奉化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父亲的事业，虽然由上海移到了广州，上海依旧是政治中心。这几年在乡下读书，读来读去离不了塾馆那一套，实在厌倦了，听那些伯伯叔叔说，上海有新式的学堂，能换个环境，总是件好事。

3月的第三天，他考取了万竹小学的四年级。他过去念书的记录，顾清廉的评语：“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先生自己的观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那都是可信的信史。

经国到上海不久，蒋先生在虞洽卿的资助下，去了广州，且携美眷同行，即经国称呼她“上海姆妈”[21]的陈氏夫人。负责监护经国的责任，落到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身上，缺钱“则向舜耕（陈舜耕曾任台湾铁路局长）及果夫哥哥取”。所以，和父亲还是分隔着的。

“上海姆妈”哀史

蒋经国的“上海姆妈”陈夫人，据张明镐回忆，是在上海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的。后来，北伐期间，蒋与宋美龄日益接近。姚、陈已不为蒋所重视。蒋、宋结婚前，蒋先给陈洁如大洋十万元，促其离国去美深造，并着蒋的侍从秘书陈舜耕陪她去。而姚冶诚仍以蒋纬国的养母身份移居苏州，蒋托吴礼卿（曾任贵州省主席）照料姚等生活。蒋纬国住在苏州，蒋常派侍从接蒋纬国到南京或溪口小住数天，宠爱有加。解放前夕，姚随蒋纬国逃往台湾，母子仍同住在一起。至于陈洁如，据汪日章说：他于1932年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时，接到陈洁如写给蒋的几封信，蒋批示送五万元给陈，以后就没有来信了。陈洁如于抗战时期住在上海，解放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63年经批准特许去香港居住。

下面就跟江南的文章相接：

到她1971年在香港去世为止，陈住美四十四年，在旧金山，有自己的产业。1967年完成自传稿，纽约一出版公司有意付印问世，唐德刚教授且受到邀约，为书稿提供审查意见，无奈为蒋家收买，胎死腹中，传说这件事由陆以正负责进行谈判、成交，代价：美金三十万元。

不久，陈迁居香港，可能再难耐异国枯寂，也可能叶落归根，既无法回大陆，到香港总聊胜于无。1971年病故香港。她的独生女且获准赴港奔丧。

陈的骨灰，送回美国安葬，异乡孤冢，正和她生前一样，无人闻问，在寂寞中来，亦在寂寞中去。

在张明镐的回忆中，透露了“上海姆妈”的哀史：

宋美龄下嫁蒋介石，提出一个先决条件，是要与蒋的元配毛福梅及侧室姚冶诚、陈洁如脱离夫妻关系，宋自己也与刘纪文割绝友谊之爱。此事对姚、陈两人来说，是容易办到的，因她俩根本没有跟蒋介石举行过正式婚礼，属于同居性质，既无正式夫妻的法律手续，自然可以不了而了。

张明镐回忆中有一个错误，他不知道蒋介石、陈洁如事实上是结了婚的，这有1922年的结婚照片可证。而陈洁如能够在大庭广众伴蒋出现，也正是因为她有正式夫人身份的缘故。但是，张明镐的错误，似是中了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前只结过一次婚的宣传，这种宣传显然是刻意制造了的。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时，宋美龄的母亲曾坚持要他提出他与前妻的离婚证明。蒋介石实在无法提出跟毛夫人、陈夫人两份证明，因为提出两份就等于跟陈洁如的那次婚姻是重婚。于是他只能提出毛夫人的一份，而把陈夫人降级为妾——离婚还不说，还降级后再离之，这等于打了一拳后再踢一脚。更妙的，还登报别有说辞呢！张明镐回忆：

当时在奉化县批准了蒋介石与毛福梅协议离婚后，居然在上海、宁波各报上刊登离婚启事。其中有一段妙文，说是蒋与姚冶诚、陈洁如二人丝毫没有关系，还有此两人今后行动与蒋某无涉等语，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天下妇女如此之多，怎么单说蒋介石与姚、陈二人无关，岂不是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反而露出了马脚。

张明镐似乎不知道，登报的主要目的，其实是给宋美龄的妈妈看的，意思就在宣示：准女婿过去并没结过那么多次婚，其实只结过一次婚，只结过与毛夫人那次婚。今后由宋美龄这位蒋夫人直接接上毛夫人，中间实无其他夫人也！

只算两头，不算中间

这一宣示，这一只算两头、不算中间的宣示，后来成为传记与谱系的标准答案，大家一体遵行。张明镐回忆，在大陆失守前。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命他的秘书沙文若重修家谱，对他的祖先作了许多考证；而对毛氏和蒋纬国的安排，却颇费苦心，不知如何称呼才适当。后来还是由修谱大总裁吴稚晖异想天开，称毛氏为蒋母王氏的义女，是蒋介石的“义姐”。至于蒋纬国，当然不能说是领子，为戴季陶日妇所生，由姚冶诚抚养长大的，竟在新谱内把他以红线吊在宋美龄名下，冒充为宋氏所出，真是滑稽可笑。此事被蒋经国的娘舅毛懋卿闻知，曾数次赶到南京力争，并向蒋经国说：“你若知有生身母亲，不应承认此谱。”但蒋经国表示出于严命，无可奈何。毛懋卿对他厉声大骂，他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而充耳不闻。

蒋纬国生于1916年，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时期远在蒋纬国出世后十二年，蒋氏新谱内竟说蒋纬国为宋氏所出。由此一事，可见旧时统治阶级如蒋介石之类欲掩其丑，伪造虚构历史，手段恶劣到了什么程度。

张明镐所说修谱的内幕，从1964年国民党党史会公布的《蒋总统年表》中，可以得到不少印证。这书为吴稚晖毛笔亲迹，“至民十七年六十二岁，共计二十五页”，显然是吴稚晖这个马屁精修谱时的一个草稿或底本。书中有关年表摘出如下：

纪元（民国纪元）前十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元1901年）公十五岁。

赴畸山下村，读于皇甫氏，始学作策论。始游镇海招宝山观海。与元配毛氏结婚。

纪元前三年（宣统元年，己酉，公元1909年）公二十三岁。

仍在日本肄业振武学校。初次谒见总理，倾谈国事，总理许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3月18日，子经国生。

五年（丙辰，公元1916年）公三十岁。

春，公率杨虎等攻取江阴要塞，占领五日后退出。夏，陈其美被刺殉国，公为经纪丧葬，并撰文哭之。北上观光政局，秋回沪。9月初十日次子纬国生。

十六年（丁卯，公元1927年）公四十一岁。

12月1日，公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于上海。

从这《蒋总统年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蒋纬国的生母不明，显然在瞒天过海。因为蒋纬国与蒋经国不同母一点，国民党宣传亦无法公然否认。国民党只是坚说他们同父，不肯承认其实连父也不同呢！第二，在与宋美龄结婚前，并无与毛夫人离婚的记录！第三，两夫人中间的其他夫人，全部出局、抹去了！

在照片上动手脚

江南《一个蒋夫人的悲剧》说陈洁如：

蒋得道，夫人的风光，还是没有姚的份，仅陈独享。据宋希濂将军告诉我，蒋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期间，住黄埔校长官邸，和蒋同进同出的蒋夫人，就是陈女士。

傍晚，蒋、陈携手散步，有时牵着活泼天真的纬国，我们经常看见。

历史照片的档案里，除唐纳文的婚照，白修德编著《愤怒的根源》一书（The Root of Madness），即有蒋陈在一起的镜头。这张照片，摄于北伐前夕，地点：广州车站。张静江坐在轮椅上，围张站立的，有吴敬恒、鲍罗廷和蒋氏夫妇。陈洁如穿一身带花的旗袍，双袖及肘，可能在当时的标准，已相当暴露了。台湾新闻局出的《蒋总统画报》，曾刊出同一照片，可是经过窜改，当年风光一时的蒋夫人，仅剩下半个袖子，而少掉夫人倩影。

其实，江南这一考据，该说明的还有很多。关于这张“北伐前夕，广州车站”的照片，国民党动手脚，花样可多着呢！我举几个抽样：

一、在1956年10月31日的《蒋总统画传》（蒋总统画传编辑委员会编辑，国民党正中书局、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国新闻出版公司、台湾书店发行）里，照片说明是“总统率师北伐，张人杰、吴稚晖等至广州车站送别”。照片左边瘫痪的张人杰与背后的苏联军事顾问都不是全身，都从手臂切去，所以根本不知道在左边还有什么人“送别”。

二、九年后，到了1965年11月12日的《国民革命画史》（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出版）里，照片说明是“蒋总司令出发北伐”。照片左边瘫痪的张人杰与背后的苏联军事顾问已是全身——两人手臂都保留了。苏联军事顾问的袖子垂下，并无异样。虽然张人杰与苏联军事顾问都两臂俱全，但是在左边还有什么人“送别”，却依然不详。

三、十三年后，到了1978年2月的《中华民国史画》（中华民国史画编纂小组编辑，秦孝仪为总编纂，许朗轩、梁兴义、陈敬之为副总编纂，李云汉、蒋永敬、刘世景、刘世昌、张恩柄、徐邦武、陶孚万、吴东权、陈恩化、陈桃芳、董梦梅、姚步坚、范理璋为编纂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里，照片说明是“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自广州出发北伐”。照片左边瘫痪的张人杰与背后的苏联军事顾问也是全身——两人的手臂也都保留了。但是，妙事发生了、妙事发生了！在苏联军事顾问下垂的袖子下，竟多出了一个女人的袖子，斜挡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前面！对照起十三年前《国民革命画史》中的那张，一看就知道：《国民革命画史》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完整袖子，原来是经过变造了的！为了消灭这只女人的断袖，连同苏联军事顾问背后车厢里的一个军人照片，也配合造假的逼真，同时予以抹黑，真他妈的变造得兴起，一不做二不休了！

江南《一个蒋夫人的悲剧》里提到照片“经过窜改”的事，并说：“当年风光一时的蒋夫人，仅剩下半个袖子，而少掉夫人倩影。”但是，江南在洋书中看到的照片，其实也不是完整的（左、中、右都有切去），并且也不是同一张（一张蒋介石不笑，一张蒋介石笑）。现在我以我收藏的完整全幅照片公布于世，给大家开开眼界。从我公布的这张照片里，可以看到照片在火车前共有前后两排，前排左起是张人杰、蒋纬国；后排左起是苏联“太上皇”（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鲍罗廷、顾孟余、鲍罗廷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蒋夫人陈洁如、苏联加伦将军、蒋介石、谭延闿、吴稚晖！全本人物，立此存照，蒋夫人断袖之谜，一图而解矣！

加伦将军之谜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的全幅照片里，在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竟不是矮小的苏联军事顾问，而是苏联加伦将军，这真是奇事！

加伦将军来头甚大，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有这样一段记1927年：

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十一条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企图采取“退步”的政策，维持两党合作。7月3日，又决议送罗易回俄。但是7月15日武汉左派政府即实行分共。于是鲍罗廷也就不能不离开武汉，经过西北冯玉祥的防区而回俄国。

这时候，留在汉口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General Blücher）离汉回俄时，仍经上海，特地来见我。这位加伦将军自民国十三年（1924）来到中国以后，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他在民国十四年底，应召回俄，由季山嘉继任其军事顾问团团长，竟演出中山舰事变。民国十五年春夏之间，我要求俄国派他再来广州，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与我相处，仍甚融洽。他在无形之中，对鲍罗廷所作所为，流露其深恶痛绝的心境。宁汉分裂时，他由南昌被召赴汉，直到武汉分共，他特来与我作别。彼此相见之初，实有黯然魂销之感。临别之时，我慰勉他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他答道：“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他这句话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别辞。后来中俄复交，我屡次要求斯大林派加伦来华，任军事顾问，终久未得斯大林的答复。直到二十八年（1939）立法院长孙科赴俄，我托他当面问斯，斯乃答复说，布留赫尔已因犯日本女间谍之引诱而处决了。

这位下场悲惨的加伦将军，为何不在国民党御制的照片里出现，而要代之以矮小的苏联军事顾问，实在令人费解。我认为加伦因为身材高大，在照片中抢了蒋介石的风头，因而有矮小的苏联军事顾问出而代之。如果我的推论成立，则照片中的矮小苏联军事顾问，也根本是变造出来的！

江南《一个蒋夫人的悲剧》说：

北伐军由广东、南昌，到蒋总司令凯旋上海，陈洁如一直随侍，这期间，且为蒋生下一个女儿。1980年，我重回故国，听说，蒋的这位掌上明珠，已自小学教师岗位退休，定居上海。遗憾未遑访问，好写出第一手的历史考证文章。

官方的正式文件，包括毛编《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和董显光的《蒋总统传》，大概碍于宋美龄的颜面，对陈只字不提。

国民党硬是要得！就在“对陈只字不提”的宣传政策下，几十年下来，国民党在宣传上，几乎百分之百地消灭了蒋夫人陈洁如了！年复一年，成千上万的报章里、书刊里、巨帙里、小册里，没人再看得到陈洁如的名字了！国民党真的一手遮尽天下耳目了！

但是，有正义之士在，有正义的历史家在，这一百分之百的宣传，毕竟被我们打开了缺口，领袖入土，断袖出土，陈洁如还是被我们给挖出来了，恢复了她应有的地位——人间的正义，起码也该有点呀！[22]

1985年9月6日

注释

[1]原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第15页。

[2]原注：毛思诚，1902年，授徒于岩溪故庐，蒋为其门人。后毛供职于北伐军总司令部及监察院，《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于1936年出版。

[3]原注：同356页注[1]第237页。

[4]原注：蒋经国致毛福梅的公开信，刊苏联《真理报》，参阅丁依著《蒋经国传》。

[5]原注：唐瑞福、汪日章合写《蒋介石的故乡》，1983年香港《大公报》（李敖按：江南忘了参看汪坚心《蒋经国的母亲是怎样死的》一文）。

[6]原注：丁依，《蒋经国传》，香港1975年出版。

[7]原注：同注356页[1]。

[8]原注：同注356页[1]。

[9]原注：Eric Chou, Brian Crozier, The Man, Who Lost China,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Y 1976。

[10]原注：宋希濂，黄埔一期生，原为蒋爱将之一，1949年任国军十四兵团司令，在川康边境被俘，现住纽约。

[11]原注：1924年，蒋致胡汉民、汪兆铭信，有“……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无聊之甚者”，同注365页[1]，第274页。

[12]原注：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中华大典编印会，台北，台湾。

[13]原注：《现代支那纪录》，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

[14]原注：Brian Crozier说陈得了博士，经唐德刚查证，不确。

[15]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有这么一段：“蒋经国生于1910年，自幼在溪口长大。九岁起，进入武山庙内武山学校读书。武山学校为蒋姓本族所设。蒋经国在武山小学毕业后，本乡便没有高一级的学校可读。这时蒋介石在广州，正是苏联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国内革命的时候，国民党要人纷纷派遣自己的子弟去苏留学。1924年，蒋经国才十五岁，便被蒋介石当做政治投机的工具，遣送他去莫斯科深造，长期旅居苏联。直到1937年4月，由宋美龄办理回国手续，促其回国。蒋经国在苏联娶俄女方良为妻，生一子名爱伦（后来的蒋孝文），这时已有三岁了。他带着方良与爱伦离苏归来，住在杭州西泠饭店。当由杭州市长周象贤打电报给在溪口料理蒋介卿出殡的蒋介石。而宋美龄预知小蒋回国，早在杭州法院路蒋公馆等待。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杭州，在西泠饭店面告其子于次日去拜见‘后母’宋美龄。蒋经国当然唯命是从。第二天蒋经国带着方良和爱伦，连同行李一起载车到法院路本宅。蒋介石假作犹未见过蒋经国，笑迎其子，经国先叫其父，再呼宋美龄为母。宋这时笑逐颜开，见经国从苏联带来的皮箱已旧，立即吩咐副官蒋富寿去为蒋经国夫妇购置衣履用物。蒋经国见宋后一天，又带着妻儿赶到溪口，在丰镐房会见阔别十三年的生母毛氏。时其娘舅毛懋卿为鄞奉长途汽车公司总经理，闻讯前来相见。毛氏见其子到来，知他已见过了宋美龄，一时悲从中来，哽咽流泪，不发一言。毛氏亲兄毛懋卿更是怒不可遏，就对蒋经国拍桌大骂，责问他当初从苏联写最后一封信来，是怎样说的！你母亲等待你十三年，今天你果真回来了，你就将前言忘记得干干净净，这不是比狗彘都不如吗？骂得蒋经国无话可答。母子相对以泪洗面。本来是久别重逢的喜事，反而闹成一场戏剧性的悲剧了。”可见不承认宋美龄，本是老牌蒋夫人即毛夫人一家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在苏联发信的蒋经国本也有志一同的。

[16]原注：《现代支那纪录》，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

[17]原注：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1936年10月初版，台湾禁止公开出售。

[18]见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rmer）。

[19]见郑彥棻：《戴季陶先生逝世前后》（《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20]原注：参阅丁依《蒋介石的婚姻生活》（香港《南北极》月刊）；陈忠人《纪念外婆——陈洁如》（香港《百姓》第四十九期）。

[21]原注：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

[22]江南实非史学方面的长才，他行文的错误，老是不断，如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误写成“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如把“刘纪文”误写成“刘季文”等是，我都不一一深究了！

宋美龄和谁通奸？

蒋介石是令人厌恶的人，但按知识程度比例，有一个比他更令人厌恶的人，就是宋美龄。蒋介石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流氓出身，他满脑袋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宋美龄却不然。她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却也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这就更不可原谅了。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说宋美龄：“她可以把民主政治说得天花乱坠，却不知道如何过民主生活。”（She can talk beautifully about democracy, but does not know how to live democracy.）这句话说得可真入骨极了。

宋美龄虽然不知道如何过民主生活，但却知道如何过性生活，她勾引起洋大人来，可真柳腰款摆呢！这位洋大人叫做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他是1940年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与竞选第三任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大抢总统宝座，只以少数票落败。落败后，罗斯福说他绝不忽视曾有两千两百多万美国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因此，委请威尔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飞访世界各地。这时他五十岁。这次飞访的世界各地中，中国也在其内。在中国，他邂逅了第一夫人宋美龄。据当时陪同威尔基访华的美国出版界大亨、《展望》（Look）杂志创办人迈克·考尔斯（Mike Cowles）在四十三年以后（1985年）《迈克回望》（Mike Looks Back）一书的回忆：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哥哥的那栋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辞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的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儿？”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儿？”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4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自己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飞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四四年能再度被提名，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8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9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克，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11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由于宋美龄的指甲可以朝老美脸上抓，可见她和他们厮混的关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威尔基不便带宋美龄一起返美，他的失信，似是情非得已的。但他还是很够意思，他以他对罗斯福的影响力，促成了宋美龄的访问美国。

据1942年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的蒋焕文编《中国之友威尔基先生》，曾收有宋美龄欢迎威尔基的谈话，说“我想诸位都像我一样，认为威先生是一个吉星”。我想，没有中国人会和她一样想得那样逼真，老威毕竟是“吉星”，他通奸而没被捉到，真是吉透了！

1988年9月14日

我对宋美龄致辞的疑问

今天《中央日报》登出：“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昨天在接受美国波士顿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后表示，先总统蒋公在民国十二年应邀前往俄国考察返国后，向国父孙中山先生报告，共产主义绝不适合中国，而且共产主义违背人的需要及人性。”

宋美龄这一表示，见于她的英文致辞，中文的钦定译文是这样的：“这儿我想提醒各位，1923年先总统蒋公曾受苏联政府正式邀请，去研究他们的制度与政府。回来时，他报告国父孙中山先生，同时明白断言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与传统。最重要的，他强调共产主义违背人的需要与人性。俄国之行加强了他的决心，使他坚定信念：中国必不能接受外来——不论是东方或西方的——意识形态的领导。他在俄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体验的事，使他敏锐察知共产主义内存的危险，坚定他与之抗争到底的决心。”

宋美龄提到的蒋介石报告，据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所说，全文叫《游俄报告书》。蒋介石说：“（民国）十二年8月5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16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起程。25日从满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起程回国，12月15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国父。这时候，国父屡次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民国）十三年1月16日，我到广州，即向国父再做口头的说明。”

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民国）十二年12月14日条下，有“属游俄报告书稿”的记录。再据《国父年谱》（增订本）（民国）十二年12月15日条下，也有“蒋中正自俄返抵上海，并上对俄政策及党务军事意见书”的记录。可见这一《游俄报告书》，不论在蒋介石私人档案中或国民党党史会著录中，都日期与物证甚明。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篇大名鼎鼎的文章，却不见收于任何版本的蒋介石集子之中。即以最后出版的、号称收集“前此未曾公布之文件”的皇皇四十大册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也不见此文的踪影，甚至连文章的篇名，也一遮到底。这一现象，岂不太奇怪了吗？

说这篇文章失传了吗？不然、不然。十年前蒋经国写《沉思于慈湖之畔》，还有这样的白纸黑字：“早在民国十二年1月，国父与俄国代表越飞的共同宣言中，已经明言，‘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父亲对于共产主义本来素有研究，在这年的秋天，奉国父之命赴俄考察，在俄三月的目见亲闻，更加坚信中国绝不可行共产主义，亦唯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就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在两三年内必有成功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可见蒋经国既然引证这一《游俄报告书》如《苏俄在中国》所为，足证他见过这一报告书。而这一报告书至今仍健在于台湾，并没失传。

现在，疑问来了，从宋美龄以下，既然国民党文献中，都口口声声说，这一报告书是一代反共文献，为什么六十六年来，它的全文，始终不见公布于世呢？

追查国共合作的历史、追查国民党“联俄容共”的历史，我们终于查出，它的真相，是见不得人的。蒋介石在这一报告书后两年，发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序中公开说，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可见宋美龄所说反共性与“抗争到底的决心”，并非事实。而《游俄报告书》全文至今犹不肯发表，足见其内容蹊跷，儿童与成人皆不宜观看。如今盖六十六年后，由老妪出面，重新以欺苍生，我们是不接受的。别以为天下人都不读书，可以那么好骗也！

1989年6月13日

为宋美龄事质问《自由时报》

吴发行人阿民　颜社长文闩先生：

顷接友人见告，贵报有栽诬我的文字，经找到9月14日贵报老包《“保留区”奇谭》一文，竟有这样一段：

这一家报纸先前也提供地盘让作家李敖高呼“宋美龄才有气质”，老包总觉得它像是一块“印第安保留区”，偶尔拿来“观光”一下，煞是有趣。昔日李敖和老包打笔仗，自称“李王爷”，现在想起来，真有几分道理。

老包的中文暧昧含混、令人难懂，我的国文程度和他不一样，没兴趣去理解，但其中所谓“作家李敖高呼‘宋美龄才有气质’”一语，因用的引号，自然告诉读者那是我的话，这就要质问质问贵报了。

事实上，我从来没说过“宋美龄才有气质”的话，正相反的，我向来认为这老太婆俗不可耐、毫无第一夫人的气质。只要拿她跟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一比，就看出这老太婆不但没有气质，并且还土得很。当然，第一夫人有比她更土的。我在《世论新语》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话：

汉朝第一夫人——刘邦的老婆吕后，姓“吕”名“雉”。雉是鸟类动物，汉朝人为了避第一夫人的讳，从此把“雉”不再叫“雉”，而改称“野鸡”。故吕雉者，翻成白话，“吕野鸡”也。

当朝的第一夫人——李登辉的老婆曾文惠，姓“曾”名“文惠”，当然与“雉”无关，自也与“野鸡”无关。不过此婆喜财货、好关说，手腕灵活，李登辉之有今日，拜乃妻好送权贵礼物之赐不少。此婆以土鸡等送权贵，托言土鸡是自己家养的，殊不知她家纵是鸡窝、她自己纵是鸡婆，也养不出那么多只鸡。她本人是个土货，阴错阳差登上第一夫人，弄得鸡飞狗跳，一切不伦不类。这次宋美龄亮相，此婆跑去扶彼婆，殊不知宋美龄入土后一千年，挖出干尸来，论土也比不上曾文惠的千分之一。此婆吾无以讳之，叫她“曾土鸡”，谁曰不宜？

我不知道老包是不是根据这些文字加以变造我的话，有起码国文程度的人，一看之下，就知道我的本意很清楚地说宋美龄土，曾文惠更土，再恶意推论，也不该做出“宋美龄才有气质”的推论。可是，老包却用引号引证出我从来没说过的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品格？这又是什么“气质”？

宋美龄是我最看不起的人之一。蒋介石是令人厌恶的人，但按知识程度比例，有一个比他更令人厌恶的人，就是宋美龄。蒋介石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流氓出身，他满脑袋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宋美龄却不然。她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却也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这就更不可原谅了。当年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说宋美龄：“她可以把民主政治说得天花乱坠，却不知道如何过民主生活。”（She can talk beautifully about democracy, but does not know how to live democracy.）这句话说得可真入骨极了，宋美龄虽然不知道如何过民主生活，但却知道如何过性生活，她勾引起洋大人来，可真柳腰款摆呢！这位洋大人叫做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他是1940年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宋美龄和他通奸，史料已由洋人揭发，我写《蒋宋美龄通奸》一书中，已论证其事。我的白纸黑字俱在，一一成书，我对宋美龄的厌恶，溢于言表。如今贵报反倒诬陷我赞美“宋美龄才有气质”，显然是对我恶意中伤。

我李敖为人，几十年来，以孤傲高蹈，戏公卿、弄王侯，“说大人，则藐之”为天下显、为天下倡，如今如贵报所描写，则给人趋炎附势的印象，自对我构成栽诬。贵报作风，且于《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第1条、第2条、第4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第11条有亏；亦与《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第2项、第4项不合，令人厌恶。特写此辩驳书，请即按《出版法》第15条“于接到要求后三日内……登载辩驳书”之规定，一字不改，刊出全文，并按同条“……辩驳书之登载，其版面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处理，并向我公开道歉。

李敖1990年9月22日

为宋美龄事再质问《自由时报》

吴发行人阿民　颜社长文闩先生：

前接友人见告，贵报有栽诬我的文字，经找到9月14日贵报老包《“保留区”奇谭》一文，经查该文捏造我没说过的话，代我去奉承宋美龄，贵报如此行为，实属士林之耻，因此于9月22日写信给贵报，要求依《出版法》第15条“于接到要求后三日内更正，或登载辩驳书”之规定，一字不改，刊出全文，并按同条“更正或辩驳书之登载，其版面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处理，并向我公开道歉。

贵报收到我的信后，固于9月27日刊出全文，并由老包撰文，其中且有“向李敖‘公开道歉’”字样，但该文节外生枝，拉拉杂杂，又趁机说了一大堆不得体的话，显然公然以毫无诚意态度，冲淡并弄浑所谓“公开道歉”，则所谓“公开道歉”，无异新增是非而已，令人必须再向贵报质问如下：

一、该文说：“‘宋美龄才有气质’当然不是李敖说的，乃老包对上述文字的‘读后感’是也。”由此可见，9月14日老包文章所谓“作家李敖高呼‘宋美龄才有气质’”的话，纯粹是老包这种人公然加上引号捏造的！老包戴有色眼镜读李敖的文章而有什么“读后感”，是他自己的事；但他公开写文章登在《自由时报》上，并捏造李敖没有说过的话，则就不是他自己的事了。至于他捏造之不足，还说“李敖高呼”了这种话，则更是捏造文字之外，又外加捏造配音了。这种品格，不该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吧？也不该是《自由时报》副刊编者应有的品格吧？当然，也不该是以台湾人自豪的人应有的品格吧？老包说“近年来李敖多次为文讥笑台湾人（意指本省人）‘没水准、没格调’”，看了老包这种捏造外省人言论的伎俩，我真奇怪他是不是怕我的文章缺乏证据，而加以现身帮忙，以为台湾人“水准”、“格调”示一下范？否则的话，他为什么如此失态，来替台湾人出丑？另一方面，老包说“近年来李敖多次为文讥笑台湾人”云云，也是非常恶意的偏颇说法。我李敖历来下笔为文，难道少“为文讥笑”外省人了吗？我写《蒋介石研究》一至六集、写《蒋宋美龄通奸》、写《国民党研究》正续集、写《丑陋的中国人研究》等，哪一本不是“讥笑”外省人的祖宗八代？哪一本不是“讥笑”外省人的劣迹恶行？老包用二分法挑省籍问题，大可不必挑到我的头上。试问真理所在，我李敖哪一省人放过了？我李敖来台四十一年，从没有怕人讥笑我是外省人，为什么？一来我没有自卑感，二来我没有小家子气，所以我从不以省籍本位来搬弄省籍情结，我哪省人都“讥笑”。为什么“讥笑”台湾人，老包这种台湾人就吃不消了，而要扣我省籍情结的帽子？我看这种心态，正显示了这种人的心胸不广。我李敖，连上帝都要批评，哪管什么台湾外省人？说我只“讥笑”台湾人，太小看我啦！单挑出我“讥笑”台湾人，而抹杀我“讥笑”外省人，这是一种恶意的取舍。这种割裂李敖的话的伎俩，简直比捏造李敖的话还不磊落！

二、该文又说：“李敖先生既然愿意声明他毫无‘宋美龄才有气质’的意思，口气虽很霸道，基于一贯敬爱李大师，‘吾爱真理，吾更爱李大师’的私人情感，要老包向李敖‘公开道歉’何难？如果李敖愿意抛开省籍身段，像外省人张忠栋教授那样，多为台湾人说些良心话，老包甚至愿意向李大师叩头！”这段话，也有一大串问题。什么叫“李敖先生既然愿意声明”？根本我写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有起码国文程度的人，一看之下，就知道我的本意很清楚地说宋美龄土，曾文惠更土，再恶意推论，也不该做出“宋美龄才有气质”的推论。可是，老包却用引号，引证出我从来没说过的话，加以捏造。如今又说我“既然愿意声明”云云，好像我事前说错了或没说清楚，再特为补救似的，把我的语气硬给改为勉强的、让步的语气，可以显出老包这种伏笔的居心何在，这是很不磊落的。这样子所谓道歉，是“明着说好话，暗中下毒手”的！至于老包说：“如果李敖愿意抛开省籍身段，像外省人张忠栋教授那样，多为台湾人说些良心话，老包甚至愿意向李大师叩头！”这种话，更是十分恶意的。试看几十年来，眼前这些外省人“为台湾人说些良心话”的，又有谁比李敖说得早、说得多、说得好、说得要遭多年牢狱之灾？李敖不是为台湾人坐过牢的吗？又岂止说空话？五年前，海外一些忘恩负义的台湾人攻击我，识大体的台湾人谢聪敏曾写文章为我仗义执言，高呼：“一个革命组织在夸耀它的伟大成就之际，也应该回顾那些被牺牲的人怎样在黑暗中忍受他们的痛苦。李敖就是为台独联盟走进政治监狱的。”而李敖为台湾人的辛苦、为台湾人的忙，到头来不但不被并未为台湾人打拼的台湾人所颂赞，反倒连张忠栋都不如了。很扫兴，我孤陋寡闻，实在看不出“像外省人张忠栋教授那样”，曾经勇敢地、不作秀地为台湾人说了什么像样的“良心话”；正相反的，我看到的，却是国民党学人张忠栋大写的《蒋公对青年的期勉》（载《总统蒋公哀思录》书中）等马屁文章，要我们“景仰拥护蒋公，为他效命奔驰”，因为“蒋公”“他老人家”是“大公无私”的、有“为国为民的浩瀚胸怀”的、“一生不计个人荣辱”的，并且“英灵永在国人身边”的。这位“外省人张忠栋”，不但祈求他的“蒋公”“安息”，并且还请求“他老人家”“含笑”地“安息”。读了他的“良心话”，我不知老包那种台湾人感受如何，起码我这种外省人简直要羞与他同做外省人呢！如今，老包这种人，居然只看中“外省人张忠栋”这种货色，而要我李敖跟他学习，俾便得享老包的“叩头”，我看我实在消受不起。我李敖几十年来，为台湾人说，为台湾人写，为台湾人被刑囚（在警总打我的人，除外省特务外，还有台湾特务），为台湾人被下黑狱，如今都得不到自命“一贯敬爱李大师”的老包俯一下首，我还敢冀望他来“向李大师叩头”吗？我看我再笨、再自欺台湾人待我不薄，我也不敢领教了吧？虽然如此，我并没丧失我对许多可敬爱的台湾人的信念，只是我再也不敢领教老包这票台湾人而已。

三、去年12月28日，贵报登载不实消息，捏造我与外省大员“亲切拥抱”，经我要求依法登出辩驳书，贵报不肯，我乃投诉新闻评议会，该会以评六字第7903号发出裁定文，裁定贵报“诚意不足”、“做法难免予人缺乏诚意，但求敷衍之印象”。旋我到法院控告贵报，至今犹在审理之中。而老包者，并非普通作者，而是贵报职员，负责主编副刊，其言行自亦非普通作者，如今所谓“公开道歉”，意在刊出我辩驳书同时，缺乏诚意，以专文“顶牛”其下，节外生枝，混淆是非，加重对我诬毁，殊为不够磊落。贵报作风，且于《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第1条、第2条、第4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第11条有亏；亦与《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第2项、第4项不合，令人厌恶。特写此辩驳书，请即按《出版法》第15条“于接到要求后三日内……登载辩驳书”之规定，一字不改，刊出全文，并按同条“……辩驳书之登载，其版面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处理。

李敖1990年10月2日

宋美龄出洋相

国民党前新闻局长董显光《蒋总统传》中，第三十三章写《东北与华北的崩溃》，最后有这么几段，写1948年：

由于军事与经济相继惨败后，全国人民多感灰心，蒋总统认为须有一种心理上的特殊变动，始足以加强抵抗共匪的意志。

此种心理上的刺激，莫如有一支持中国政府的宣言来自美国。此一宣言从未能立即补充以物质上的援助，已足挽回动摇的心理，而制止日益增加之失败主义者。它又可作为对共匪之一种警告，使此时尚留在长江以北之共匪，暂止于华北的收获，以免冒对美冲突之危险。一个国家处于水深火烈之境，只能寄托于一种希望。这样一种的美国宣言，如能发布于这个时日，定然给予中国人民一种振奋的希望。

于是蒋总统在11月9日致书于杜鲁门总统，内称：

“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此一请求给杜鲁门总统拒绝了。他在11月12日所发出的复书，只举述美国业已给予中国的援助，并表示一些不着边际的同情。此一复书对于此时的中国正如冷水浇背。

对美国的书面请求既已失败，南京方面仍考虑如以中国一位要人亲访美国总统，是否更能发生效力。

一时颇有主张由张群负此任务者。其后，素为美国人尊重之蒋夫人愿将中国实情向华盛顿陈述。11月22日，她将中国危机向美国人民广播。24日，她又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通长途电话，表示她愿意来华盛顿之意。马歇尔请她以其私人的上宾即来美国，并派一美国海军专机供她乘坐。蒋夫人遂于11月28日由上海起飞。

在华盛顿，蒋夫人所遭遇的官方态度多甚冷淡。关于中国问题的失败主义已笼罩了华盛顿。报界中的反蒋派向来不承认共匪控制中国后有何危险者，此时更热烈讨论胜利的毛泽东将会成为中国的铁托，美国尽可与彼安全交往通商。甚至长久赞助中国政府之人也不免怀疑，美国既已负担了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否尚能涉入亚洲的旋涡。

正在这样失意的气氛中，蒋夫人先后向马歇尔与杜鲁门提出一个请求美国援助的计划。她对他们说，此一计划可使中国政府遏止共匪再进一步。此计划包括有：（一）美国支持中国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二）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的与供应的计划；（三）核准一个军援与经援中国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美金十亿元。

这些请求，按照美国后来在远东所受的惨祸而观察之，现在已不能算是不合理了；但在那时候却为报纸与广播批评家冷淡而不关心的态度所对付。蒋夫人留居美国约一年，无时不盼望美国远东政策之重行调整，但终未实现。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初，她在返国之前夕，对美国人民发表一次最动人的广播致辞。她的使命失败了，但她返国以后，仍受美国人民的尊重，认为是当代大人物之一。

董显光上面这些话，当然是语焉不详的，但这位蒋家的内侍近臣，还是不经意间，透露出蒋介石兵败山倒前的丑态——一相情愿倒向洋大人的丑态。其中所谓“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的与供应的计划”，照当地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诠释，实际根本是“要求美国军官直接指挥中国军队”打自己同胞！《顾维钧回忆录》有看法如下。他说蒋介石：

他未能想到战局会恶化得如此之快。当局势确实急剧恶化时，当共军几乎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根据美国过去的政策，自然指望华盛顿特别是杜鲁门和马歇尔予以援助，以提高全国的士气。如果反应不利，他肯定就会引退。

委员长作为最后一着拿出的，是11月初向美国提出的四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美国军官直接指挥中国军队。他向来反对可以被解释为让外国人干涉的任何做法，因为他说中国必须维护主权和独立。所以，如果不是局势危急到如此地步，他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是最后的一着，甚至连蒋夫人访美，也可以理解为委员长寻求一切途径，用以敦促美国对那几点要求做出有利反应的愿望的一部分。他必定是说，他的最后决定，将取决于蒋夫人访美的结果。如果华盛顿支持他，答应给予更多的援助和派遣军事代表团，他就干下去。然而访美之行失败了，而且从我们待在华盛顿的人看来，显然谁也不能促使美国政府进一步有所作为，于是他决心下野了。

表面看来，照董显光说来，宋美龄去美国是单纯的。但究其内幕，却大有文章。顾维钧在回忆录中，以温柔敦厚之笔，保存了一些当时的秘辛。顾维钧说：

蒋荫恩带来了白宫与国务院人士盛传的报道。内容离奇古怪，我不大相信，不过还是记下了，因为蒋荫恩和白宫的记者与白宫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人士很接近。他通常每天到记者室去几次听闲谈。报告反映了他们讲的话。其中之一说，蒋夫人来美其实是个人原因，敦促美援的使命只是借口。这些原因是：第一，与委员长发生口角，委员长从沈阳回到南京，为时局担忧，把美国的态度归咎于宋氏家庭；第二，避免被共产党俘虏的危险，和为她个人的安全；第三，孔家和她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曾大做股票投机买卖，指望在共和党获胜后哄抬价格，结果大赔，他们来美是为了收拾财务上的烂摊子。我对蒋荫恩说，这些报道离奇古怪，不可靠。

虽然顾维钧说他“不大相信”，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不难查出一些绝对可靠的“离奇古怪”。试看他提到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来电话：

他告诉我，蒋夫人不顾王世杰和委员长的劝阻，决定访美。接着，他传达了业经委员会同意的王世杰的下述口头指示：第一，蒋夫人将以私人身份访美，她将应美国各团体的邀请向美国政府中和美国人民中她的朋友们介绍中国的局势。（这是此次访问目的的官方说法！）第二，她不得公开露面。第三，她将是马歇尔将军夫妇的客人。第四，孔家的人，无论长幼，均不得参加她的活动；她的一切活动均须通过驻美大使馆并与之商议安排。第五，她将在华盛顿逗留一周至十天，至多不超过两周。

事实上，宋美龄在美国的动作，长达一年多，并且一下飞机即被“孔家的人”抢了风头，从种种方面看，她去美国，绝不止于“哭秦庭”式的求援洋大人，上面所说“白宫与国务院人士盛传的报道”，并非无中生有。

从政府对驻美大使的态度上看，从宋美龄对顾维均的态度上看，我们又可看到“离奇古怪”的现代史。顾维钧回忆：

从叶公超那天的电话里，我第一次听到蒋夫人即将来美的消息。但同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莫特宣布了蒋夫人计划访美。记者问他，蒋夫人是否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他说他的声明只限于他已经宣布的内容。他显然是不愿回答，只是补充说，他对蒋夫人的访问计划和细节，一无所知。

中国“第一夫人”到美国访问，中国驻美大使却在美国官方发言人宣布的当天上午才被告知、才能得知，这叫什么体制！

非但大使靠边站，事实上，连外交部长也被撇在一旁。顾维钧回忆：

蒋夫人访问华盛顿的幕后原因是什么？当时情况这样不妙，而且经过我在华盛顿的联系、会谈与试探以及在巴黎与南京的会谈，我国政府对美国的观点已十分清楚，蒋夫人为何在此最后时刻前来访美？从官方的内部情报里，我找不出明确的答案。这次访问并未就其原委或理由与大使馆商议。据我所知，这件事也未与外交部长商议或征得他的同意。他只是被告知要派这样一个使节。

在正常情况下，派遣这样一个使节，需要进行充分的商讨，以考虑其得失利弊以及成功的可能或程度。但事实上，我只是在美国国务院宣布蒋夫人计划访美之前几个小时，而且只是在她1948年12月1日到达之前四天，才得知这次访问的。我没有机会就这次访问是否适时或适当向我国政府表示我的意见。我只能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和当她到达时在机场向她致意，并且只要有成功的可能，就尽力使她的访问获得成功。

宋美龄抵美后，顾维钧说他作为驻美大使职员，自应请见。但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我们却一再看到这些文字：

一、“次日，我返回华盛顿。我打电话给游建文，要求蒋夫人指定我会见她的日期。但一整天也未获回音。”

二、“那天早晨我曾再次约见蒋夫人，但游建文的答复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一旦夫人确定时间，他便通知我。”

三、“自从在利斯堡我初次见她时要求指定会见日期，以后数日内又一再请求，她却始终未予约见。”

四、“12月5日星期日早晨，我再次打电话给在南京的叶公超，告诉他自从星期三至今我没见过蒋夫人。”

最后，在顾维钧提出他与美国总统会谈的记录后，有了转机：

次日，我把我和杜鲁门总统会谈的记录，及11月24日在白宫我和他讨论援华时，交给他的备忘录的抄本，给蒋夫人送去，同时附有致游建文的信，说明我由于刚刚得知蒋夫人离开南京时不了解这些内容，所以把文件送去。我又写道：

也许她对这些文件认为无用或不感兴趣，但是鉴于她即将访问杜鲁门总统并和他会谈，我认为把文件送去备她参考，是我的职责。

我估计她收到这封信后，将不得不找我谈话。同时按照游建文的要求，我送去了一份对报界声明的草稿。

我记载的各次声明，多少是个人性质的，但我把它们列入文件之内送去，以说明我的态度。首先，我认为把情况完全介绍给第一夫人，并向她提出有关这次重要访问的适当建议和忠告，使她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我的职责。虽然我觉得我的处境有些出乎意外而且很不正常，但我终于能够把我认为蒋夫人在和美国总统会谈中国局势之前所值得了解的，甚至是必须知道的情况告诉她，这使我很高兴。其次，在中国（在其他国家可能也一样），一般印象总是说外交使团并非总是警觉尽职的。假如一个特别使团未能完成任务，则这种批评更为突出。这是把责任推卸给常驻国外使团的惯用方法。

不出所料，蒋夫人接到我的信后，就通知我去见她。第二天12月10日，她的秘书中午给我打电话，要我下午2点去见她，而这时只剩四十五分钟了。来电话时，我正在办公室，于是我没吃午饭便去利斯堡，两点到达，她仍在吃午饭。我等了约十分钟。先出来的是游建文，然后是她。她板着面孔，不像往常那样愉快和自然。大部分时间她让我说话。我称赞她驾临星期三美国援华联合总会举办的义卖和她的简短讲话。我说，讲话使每个人都高兴，并将产生良好的效果，因为那些美国妇女将函告美国援华联合总会的全国一百多个地方委员会。她听了似乎高兴，并说，她只是讲了几句感谢的话而已。

顾维钧又写道：

我说，我送上会谈记录和备忘录，为的是把杜鲁门总统的态度和想法告诉她。我解释说，我和总统谈话时，他正打算把中国问题提交11月26日的内阁会议决定。但后来我获悉那次会议没有做出决定。我得到的消息是马歇尔说话最多，而且显然对内阁很有影响。我还告诉她，我曾把我国急需军用品的清单先后送交马歇尔和杜鲁门。会议之后，杜鲁门立即将清单提交国防部门处理。我告诉她，总统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是同情的；我们会见时，他向我讲了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天早晨他再度和马歇尔讨论了中国局势问题，而且他仍然愿意支持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我的含意是明确的，但蒋夫人显然不愿讨论这一点，因此，我就采取略微不同的方式继续讲下去。我说，杜鲁门固然可以坚持自己的权力，即使他的决定和国务院的意见相反，他也可自行决定，但他过于钦佩马歇尔而不愿这样干。但我指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及在决定撤退美国驻青岛的海军方面，他确实是这样做的。换句话说，我向她讲了总统不受国务院支配的一些事例。尽管如此，我告诉她，华盛顿局面的关键在于马歇尔。

我接着说，刻不容缓的是今后三四个月的援助，以使我国稳定战局；三年长期援助计划可稍后再提交国会。我告诉她，必要的有三件事，即总统发表支持中国反共的政策声明，派遣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和增加援华军用物资。

说到这里，她神色严峻地说，这三点要求的公布使她更加为难，她要知道谁把这三点透露出去。我问她，这怎么会使她更加为难。她说，马歇尔告诉她，这使美国政府在就这几点做出决定方面陷于困境。她说，不予公开，事情就好办些。我说，她所指的必是报纸上有关她将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中国需要什么的新闻报道或者推测。但《纽约时报》的文章是旧事重提，这些以前在报纸上已登载过，其来源是根据巴黎、南京和华盛顿的电讯。在巴黎，王世杰和蒋廷黻与马歇尔进行商谈；在南京，此事曾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磋商过；在华盛顿，我曾向总统及国务院提出过此事。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甚至在基维斯特这三点就为人所知。杜鲁门在那里休假时，我曾于11月9日把委员长的信转交给他。

她说，她看过的是一封很短的信，其中没有提到这三点。但我说，这三点在信中提到了，而且以后《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驻基维斯特的记者，把同样的内容电告华盛顿各报。尽管如此，大使馆严格认真地拒绝把该信提供发表。我又说，无论如何，让人们了解中国所需，实际是有利也有弊。例如，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鲁斯和罗亚尔·霍华德就派出专人搜集内幕消息，藉免凭空写稿，以便有力地支援中国的事业。另外，报界和公众舆论认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一点也不明确，他们要求加以澄清。

我还告诉她，我刚刚获悉，马歇尔因手术后需要长期休养，正再次考虑辞职（动手术的日期是七日），我问她，她和他谈话时是否察觉到这一点。她说，他的手术是医生早就建议的。显然她以为这消息不大可靠。她认为马歇尔不会辞职，尽管这是马歇尔亲口对我说的。我说，马歇尔向中国提了许多建议，既未被采纳也未见实行，他显然感到失望。杜鲁门也曾对我说，他竭诚希望我国政府能对政治、财政和军事做重大改革，并减轻人民的痛苦。蒋夫人说，政府该做的事很多，她相信她和马歇尔的谈话会使他更好地了解没有做这些事的原因。在战争持续的情况下，这些事是做不到的。

她说，她希望在今后几天他恢复健康之后与他继续会谈。这给了我一个鲜明的印象，即最近她不会离开华盛顿，而将继续努力。我说，这是为中国进行的一项艰巨工作，但我认为她承担这项工作很有勇气，充满爱国热忱。她说，当她看到我们的士兵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与献身时，她感到承担这个工作是她的责任，不惜任何牺牲。我说，为取得外援而做出的一切进一步的努力都是有益的，我们虽都为同一目的而努力，但没有人比她更能胜任。

接着，她问我还有什么事要对她说，显然她是记着我给她的那封信。我说有，我有许多事想跟她谈，但我知道那天下午她将和杜鲁门进行重要会谈，因此我不想使她劳神。她微微一笑，好像是我猜透了她的心思。我起身告辞。她也站了起来，然后以严厉的声调说，她要对我说一件事。她问黄仁泉将被撤职，是否真有其事。

黄仁泉是何方神圣？据顾维钧回忆，此人“曾挂名为大使馆随员，但从未到过大使馆。他只是为孔祥熙和孔家的人奔走办事。我想蒋夫人来后，他也为她办事。但王世杰是个纪律严明的人。这就是说，多年来，在一个特定问题上，当他持不同意见时，不论外交部长是谁，他总是直言不讳地对外交部提出批评。王在总统府中任委员长的机要秘书，又长期居政府高位，他完全能这样做，所以他自己当了外交部长，他把他认为该办的事以及过去他曾规劝历任外交部长办的事，都要予以办理。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当发现黄仁泉一直没有为大使馆办事后，便下令停发他的薪金。我并不反对黄的职务，因为在我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这类事情无关紧要。如认为他对政府某些要人有用，为国家着想，为什么要予以反对呢？但王世杰领导下的外交部很认真，而且我想会计部门的主管是王世杰的自己人”，因此，阴错阳差，黄仁泉这领干薪的黑官便被揪出来了。但是，顾维钧是大使馆的头头，他就成为被怪的对象。

我把这类事情通常做法告诉了蒋夫人，我解释说，黄仁泉已调到外交部，但到10月份才离开大使馆。我曾建议外交部继续支付他的以及同样情况的某些人的薪金，而且直到4月份都照付了。但4月间外交部来电询问他何时回国，并称他的薪金将于4月30日停发。其后，他虽然于10月份美国前参议员克拉克赴华时同行回国，可是实际上他的名字仍列于大使馆名册。蒋夫人反复说，只要她在美国并需要他在美国替她办事，她就不让撤销他的职务。我说，如果她需要他帮忙，就不会撤销他的职务。听了这话，她先走出客厅（这是她的习惯），并在上楼时说再见。

宋美龄的蛮横无理、不守体制、以公帑用私人，种种恶行，在顾维钧的笔下，都无所遁形了。

顾维钧又在日记里写道：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她并不急于见我，因为她的心情不好，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感到烦恼，也许还因为她的亲戚和黄仁泉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她对我的态度不那么友好和自然，和我们以前在各种场合见面时都迥然不同。奇怪的是，在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谈话中，她一次也没有对我说她是怎样决定接受访美使命、访美的目的、委员长或政府的希望、马歇尔将军的态度、她想象中援助的前景等。好像她安排这次会见，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批评她不愿了解我提供的情报或意见。可以说，这是不得不走形式的。

顾维钧回忆说：“驻加拿大大使馆刘锴见告：‘他曾去利斯堡对蒋夫人做了短暂的拜访。当他问她准备在马歇尔夫人那里逗留多久时，他发现她很不高兴。她回答道，马歇尔夫人要求她继续逗留。他还问她，美国政府对我们采取有利行动的前景如何。她的答复给他的印象是，马歇尔可能会有所作为。刘锴说，使她惊异的是，她似乎对美国政府的观点以及有关中国局势的普遍气氛毫不了解。他的印象是她把自己局限于她的亲戚的小圈子里，只和他们讨论并决定她的行动。美国人的看法是，她的访美是不成功的。’”

宋美龄最后是在美国总统杜鲁门说了重话以后才离开华盛顿的。顾维钧回忆：

12月30日蒋荫恩报告说，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被问到蒋夫人的活动情况。蒋荫恩说，当一位记者向总统询问蒋夫人的今后计划以及他是否将再次会见她时，他生气了，他说，他不知道她的计划，而且不准备再见她。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蒋夫人离开华盛顿去纽约了，但直到1950年1月10日她才离美回国。

这个素耍大牌的“贵妇”，最后在比她更大牌的洋大人的冷言冷语下，丢人现眼了。感谢顾维钧，由于他的细腻，竟为我们留下这么多的洋相画面。宋美龄是什么东西，由此画面，我们真领教了。

1991年11月19日

胡适研究

胡适研究

前记

胡适先生死在1962年2月14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3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

“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10月9日给他的信。有一段说：

“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后，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表在3月1日的《文星》杂志里。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眼看就快两年了。两年来，真可说是一个既“冷漠”又“吵闹”的局面。

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生前俨然是他们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着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后1900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胡适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后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三鞠躬以后，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记得胡适死后不久，胡虚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第六期（1962年3月16日）里，翻译了一篇《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他在译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搞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为什么？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象得到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满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门生高足，际此“围剿胡适”的风暴声中，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除了一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来说几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来为“胡适思想”做一是非辩的！你想：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现在胡适死了快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头，胡适的“门生高足”更是安静得可爱了，他们安静地看着，看着那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来开创一个“吵闹”的局面。

所谓“吵闹”，应该从头说起。

1961年的年底，我应《文星》杂志编者的邀请，为他们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大家打作一团，十分热闹。

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后，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报》的社长雷啸岑先生（马五先生），《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先生，《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先生，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东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头上面、书信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

当然相对的，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三大‘评论’”：《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在这些刊物上，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对《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只写过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的文字，来答复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叶、郑两先生，我也只答复一次，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我也懒得辩驳了。

我为什么不再答复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对这两位先生，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要了解他们必须从他们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 motives and images）上一刀扎下，从“基本思路”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心理运作”（mental operation）的过程。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后，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么主义以后，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算了吧！放他们去吧！”

谈完了“冷漠”和“吵闹”两个局面以后，我觉得我该谈谈“播种者胡适”本人。我先抄《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1962年5月16日）中，周伯达先生的《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评议》里的一段话：

《文星》第五十四期还有胡颂平先生的《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后校改》一文说：“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传》，一张便条，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校改本，送给徐高阮、毛子水、台静农、姚从吾、台大图书馆、成功大学图书馆、李敖、蒋孟邻、沈宗瀚、钱天鹤。’先生吩咐我：‘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后，请你照我最后的校本改正后，分送给他们。’”据胡颂平先生说：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李敖这位年轻人，在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是先写李敖，而后写蒋孟邻的。关于这件小事，我只能作如下推断：其一，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其二，是李敖所作的《播种者胡适》（本年1月1日）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本年2月1日）这两篇文章，深为胡适所赏识。否则，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地看重他的。果真这样，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我相信今后注重考据的人，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

这段令人发笑的“推断”，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其中有一点，所谓胡适“深为”“赏识”我这篇《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请“今后注意考据的人”来“考出这个秘密”了，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杨树人先生在今年2月1日的《文星》第七十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

一天下午，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地结束谈话，好让他静养。可是他止住我离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我急忙设法推开，我说：“先生，我现在的范围很窄，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我就懒得看它！”

“不，你应该看看这一期。”他一面说，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画。“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他一面指给我，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情绪已是颇不开心。

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李敖这位年轻人”的“深为”“赏识”吧？

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死后，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播种者胡适》后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

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账。基于这个理由，我除了写一部《胡适评传》外，决定再印行这本《胡适研究》。

这本《胡适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种者胡适》，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一篇“祸首”。第二篇是《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正是胡适“遽归道山”的日子，胡适生不及见，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可是限于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作为附录。

第三篇《三人连环传》，是写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三个人的。这种连环写法，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为某些人所欣赏，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刻画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在报上痛骂我，我只好把这种批评，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后，作为附录。

第五篇《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可算是《胡适评传》中的一小节，这段历史，我在《胡适评传》中还要细细写到它。

第六篇《关于〈胡适文存〉》，是一篇“特殊的”书评。最初登在《大学杂志》，后来删了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国》。这本是我高中二年级时候所写的一篇文字。胡适先生后来告诉我说：“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

第七篇《评介〈丁文江的传记〉》，也是一篇书评。对这本书缺点的指摘，我本已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可是他在出版时都没有改正，我颇为失望，也颇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未免不够虚心，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看过我的信了，如此而已。总之，对《丁文江的传记》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传记。

编完这本小书以后，我感到一种轻快。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么“深厚的世交关系”，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学宗》（第三卷第二期）中所称的“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适跟我之间，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不过那也许要在“天下太平”之后。现在我只把这本《胡适研究》先印出来，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老朋友”。

1964年2月6日在台北

播种者胡适

山下绿丛中，

露出飞檐一角，

惊起当年旧梦，

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

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歌，

只是重温旧梦。

——胡适《旧梦》

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件大事。在民国六年的1月里，一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儿到了北京大学，这个老头儿就是蔡元培。他当时要物色一个文科学长，他的朋友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在上海办杂志的陈独秀，杂志的名字叫《新青年》，那时候刚出了十五个月。

陈独秀一到北大，立刻跟一些有新头脑的教授合了流，最有名的是沈尹默和沈兼士，还有那要排斥四十岁以上老家伙的钱玄同。这些年轻的教授颇有“万事俱备”的条件，他们想施展，可是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在摸索中，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得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

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民国六年的9月里，北京大学来了一个二十六岁的新教授，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

北京大学热闹起来了！梁山泊上又添了几条好汉，他们是：胡适之、刘半农（复）、周豫才（鲁迅）、周岂明（作人）……

北大添进了新血轮，北大开始蓬勃了！

民国七年1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了，六个教授轮流编辑，想开始为中国奠定“非政治的学术基础”，培养一个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那一两年间，他们最大的成绩当然是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

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斲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胡适首先看到这一点，他立刻把消极意味的“八不主义”改成了肯定语气，他告诉人们：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非常明显，这四行句子的精义所在已经不止于文字方面了，它们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思想的新方向。

民国七年的6月里，《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写《易卜生主义》，初次宣扬那个“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他借着西方近代一个最有力量的文人的笔，借着简明有力的白话文字，鼓吹“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在那篇长文里，他鼓吹“说老实话”，攻击“腐败家庭”、攻击“死板板”的法律、攻击“处处反乎人情”的虚伪宗教、攻击“许多陈腐的旧习惯”——道德、攻击社会对特立独行的“捣乱分子”的压迫、攻击他最恨的“那班政客”。他一下子攻击了这么多传统的丑脸，所用的，只不过是一个西化文人手中的一杆新枪。

很快地，非常明显地，胡适把他走的路放宽了，文学革命很快地从一个目的变成手段，又从手段导出许许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立了新式标点，宣传了《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和旧式的父子问题，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把中国文学带到了一条新路与生路，在南社横行、排律成风的规模里，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

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

在南方，一位深思远虑的革命领袖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这“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在民国九年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还为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儿——“新文化运动”。

民国八年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略——编者）胡适于是“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而“发愤要想谈政治”。在第三十一期的《每周评论》里，他发表了他的政论的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认为：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这是胡适第一次走出书斋来谈政治，可是谈得非常碍眼，北方的社会主义者、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都骂他，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思想的训练不同，看问题的方法自然两样，胡适着重的是一点一滴的解放、具体的问题、必要时的存疑和个人的独立思考的机会。胡适选择了一种non-punitive reaction，对国家大事，诉诸理智而非情绪，重实证而反对狂热，他劝人不要为了“目的热”就导出“方法盲”，因此，他浇了别人的凉水。他也知道自己惹人讨厌，于是他自比做一只乌鸦，孤独地唱了一个小曲儿：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老鸦》

其实谈政治对他是一件苦差使，他宁愿写一篇一万字的李觏的学说，也不愿写二百字的社论，可是既然谈了，就不容易停手，从此便开了胡适谈政治的局面。但他谈政治的表现却经常是轻人之所重而重人之所轻，在众人高叫打倒“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时候，他却说我们真正该打倒的“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在大家高叫暴力的革命的时候，他却说我们应该走演进的路，从事“自觉的改革”。民国十八年，他的《人权论集》中的文字给他带来另外一种麻烦，一度党部曾请政府警诫他，闹得极不愉快，他只好引用“鹦鹉救火”的故事来告别上海。其实鹦鹉是招人喜欢的，既然连鹦鹉都不能做，他只好再做一次乌鸦。

“九一八事变”带来了一个新刺激，几个老朋友的“挟持”，又引起了胡适大谈政治的热心，他创办了《独立评论》，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老实话”，同时讨论当时的几个大问题，其中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便是影响深远的一场论战。

五四前后，中国似乎已沾染了19世纪以来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虽能保持一种“局促的平衡”（uneasy balance），但是内部的酝酿还是很热烈。“九一八事变”带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忧国之士个个都急于盘算如何使中国赶紧强起来，正巧当时正是独裁政治最流行的季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奥地利的陶尔斐斯、苏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国推行“新政”的罗斯福，都是时代的宠儿。“新式的独裁政治”弥漫了整个世界，大家都觉得这是最时髦的政治趋向，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对民主与议会怀疑了，尤其是胡适的几个朋友，像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这些受过完满的英美教育，“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人，竟也纷纷宣言非行独裁制度不可了。胡适早在《独立评论》第一期里，就抨击过这种时尚的政论，他那时就主张：“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宪政问题》）一年半后，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冲来了，涌起了一片拥护独裁的浪潮。这时候胡适当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让他的信念在左右两派的极权夹击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独地抵抗这种浪潮，这个抵抗持续了十五个月，为了“对一般求治过急的人下一种忠告”：“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他说他：

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轻试的。……

兢兢业业地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鸽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一号）

这种鲜明的表示，虽然使他又一次做了乌鸦，但是无疑地，他给怀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剂强心针，向拥护独裁的学人敲了一棒子。1934年11月27日，当局联名通电全国，终于公开表示了“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也是民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处心积虑地怀疑中华民国的政体了，大家在民主宪政的远路上看到了第一块里程碑。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四十二年后我们重看那些文献，我们会感到他们与我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意。对这两个词儿，他们缺乏冷静而深入的理解，而他们气质上的狂热，又恰恰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错误的：谈科学的人，甚至把唯物辩证法都误认做科学；谈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静气地做一个阿斗，却整天瞪着眼睛做革别人命的张飞，“民主”泛滥至此，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有所归呢？陈独秀从无限辛酸的经验中，临死前才悟到对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与胡适分而又合了。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得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

建国事业的重要基础当然是教育。教育是最可靠的投资，但也是最缓慢的投资。可叹的是，这几十年来，谋国之士都不能忍受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戌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二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三十二年若一切放弃，一意培养人才，对国家的益处会比任何政治改革都来得大！

1926年的冬天，胡适在欧游道上寄了一封信给徐志摩，他强调：“不妄想天生狄克推多来救国，不梦想捷径而决心走远路，打百年计划。”“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欧游道中寄书》）当时他准备“回国后即积极做工”。回国后虽在新月社、北大复兴和独立评论几方面有过积极的表现，但理想中的百年计划的“大事”还没有机会施展。直到抗战后就任北大校长，他才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要想“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他认为“要做到这样的学术独立……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它们尽力发展它们的研究工作，使它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它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只有这样集中人才，集中设备，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使我们这个国家走上学术独立的路”。（《独立时论》，1947年9月28日）这个意见一出，立刻得到国中热烈的批评和讨论，大家至少承认听任高等教育与学术自然演变是不好的，有计划地发展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很快地，大陆“变色”了，这个计划也就跟着流产了。

十一年后，1958年的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以吴大猷先生所拟的《长期发展科学的方案》为蓝本，经商讨后，8月22日就获得政府的支持，五个月后就正式成立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教育部部长”兼任，象征着最高学术机构与最高教育机构的合作。从1959年度到1961年度，只靠着不能算多的台币，非常有限的美金，一个执行秘书，三个专任职员，就把这个计划奠定了事实上的基础，“使这件百年大计在最艰难的环境里有一点微细的开始”，这不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吗？

1961年1月29日，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会议上，胡适说了一段很令人深省的话，他说：

……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很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在自由中国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为国家计划发展科学，这个责任“不亦重乎？”我们的任务是“长期发展科学”，“长期”“不亦远乎？”……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发展科学的重任和远路》，《新时代》第一卷第二期）

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在上面一系列的肯定里，我必须抱歉我没有肯定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在逻辑上，我说这话并非意谓我在否定他。我只是认为这属于胡适个人的小问题，或者他影响下的那个“新朴学集团”的小问题。梁启超说胡适“学问成家数”，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我宁愿承认他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一个最卓越的政论家、一个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但是他对几个重大问题追求的“纯度”，也许还是有问题的。例如以一个曾经“很热烈地颂扬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个曾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曰偷关漏税的思想方法训练，这是不能叫人心服的！如果我们说他所以如此，乃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一点“历史癖”“考据癖”，我们反倒会同情，反正他的天才过剩，不浪费一点，他是难受的。

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我们现在是文化沙漠，胡适的重要在于他能运用他的远见、声望与“亲和力”，为沙漠打几口井。至于能不能使荒凉已久的沙漠变成绿洲，那还是一个非常显然的未知数！这个关键不在胡适，而在胡适找不到真正认识他的“远景”的人。他们只会顶着胡适的招牌，只会送他蟠龙的大花瓶，只会利用胡适的无为与宽厚，办那些学术与人情分不开的事业，中国过去的教育与学术已经断送在他们手里，如今他们又围来了，我不敢断定胡适之的良法美意不栽在他们的手里！

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其实这年头儿，凡是有点真“人”味儿的，没有不寂寞的，何况是有个性的人呢？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20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和气焰。他有不少intellectual arrogance，有人骂他是“学阀”，至少我是赞同的，我不觉得这词儿有什么讥贬的意味。相反地，对这些只会浮议、毫无风骨的穷酸文人，伐又何伤？四十年来，胡适被穷酸文人的浮议骂惯了，他才不在乎这些，有的甚至写洋洒千言的专书骂他，他只觉得好玩。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他说：“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我要给他补一句：“只要我们负责任，不怕人家拿‘不负责任’来骂我们。”补全了，才是他“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现在一些人攻击胡适的个人主义，凭良心说，这一冷箭实在放错了。胡适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这主义的特性有两种：

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细读这段文字，才会知道什么是胡适之的个人主义，才会知道独立的与负责的个人主义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洪水猛兽，乃是一个极普通的大丈夫所应具有的一点最起码的人生态度。“不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大丈夫的独立精神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大丈夫的负责气概吗？做大丈夫不是每个男子汉起码的要求吗？这样的个人主义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知道胡适这种基本态度，才会明白为什么他主张“用负责的态度，说平实的话”；为什么他“不说专为大家拍手叫好的话”；为什么他不在外国说、租界说，却一定要跑回国内来说话；为什么朋友被抓起来，他不说“抓破脸”的话；在他眼中，为舆论坐坐牢，算不了什么，并没什么不像话。

胡适就是这么一个大而化之的人，如果我们盼他热情多于理智、傻劲近于侠义，那我们一定会失望的。这种情形，对一国众望所系的胡适说来，当然是美中不足，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并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锅粥，这种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急进者的眼中，太不够火辣辣了。

但在许多方面，胡适也绝非冷冰冰的人：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喜欢南港的小学生，为国民学校捐巨款；赞助北平的助学运动，也破例卖字；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从这些小故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为人热情的一面。但他的热情绝不过度，热情的上限是中国士大夫，下限是英国绅士。他在讲课时，天冷了，看到女学生坐在窗边，他会走下讲台亲自为女弟子关窗户，这是他的体贴处，但当女学生疯狂地追他的时候，他绝不动心，他只在给张慰慈的扇子上写着：“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在这点上，也许那写Marriage and Morals的风流哲人会笑他，不过在保守的中国，他在这方面是白璧无瑕的。

没有疑问，胡适之是咱们这时代里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按说以他的英年盛名，风云际会，四十年来，高官驷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于在车声震耳的纽约寓楼，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试看今日国中，有他那种“本钱”而肯这样做的能有几人？自己欠别人钱，又退回政府送他的六万美金宣传费，试看今日国中，能有几人？无怪乎蔡尔德（M.W.Childs）说他是Sage of Modern China了。

显然，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可是从报章上、谈天上、“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流言上，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甚至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说真的，在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比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迈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丘吉尔最爱引用的一句老话是希腊史学家布鲁达克所说的：“对他们伟大领袖无情，是强大民族的特征。”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虽然这样，我仍希望我们的进步能向他投掷我们的无情，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是一个知道长进的强大民族。

1961年12月26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第五十一期（1962年1月1日），是《封面人物介绍》专栏。发表后，2月25日的《自立晚报》、3月5日的《十字论坛》（196号）、3月10日的《自治》半月刊（85号），以及后来访问出的一些专集如《中西论战与胡适》《中西文化论战》《胡适哀荣集》等都曾转载。另外在许多报章杂志（如《自立晚报》《民族晚报》《自由报》《新闻天地》等）上面，也都有讨论到这篇文章的文字。

在发表《播种者胡适》的同一期《文星》上，我还代做了一篇《胡适的经历和著作》，尚简明实用。后来胡适去世，中央社的通讯及台港各报章，都是照抄我这个记录的。现在我把它附在后面：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校长，光华大学教授，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兼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德国普鲁士学会会员，驻美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名誉顾问，哈佛、哥伦比亚、加利福尼亚、普林斯顿各大学教授，Gest图书馆馆长，“国大”代表，“中央研究院”院长，“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办刊物有《竞业旬报》《留美学生季报》《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杂志》《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即《中国古代哲学史》；卷中，即《中古哲学史》前七章），《短篇小说》（选译，第一集、第二集），《尝试集》（新诗），《胡适文存》（一、二、三、四集，《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即文存第四集），《章实斋先生年谱》，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即《先秦名学史》），《新学制国语科教科书》（初中用，与顾颉刚、叶绍钧、吴研因合编），《戴东原的哲学》，《词选》（选编），《白话文学史》（上卷），《庐山游记》，《人权论集》（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神会和尚遗集》（校编），《胡适文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前九章，油印本），《淮南王书》，《中国文学史选例》（卷一，古代），《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十二讲），《四十自述》（第一册），The Chinese Renaissance，《哲学的改造》（与唐擘黄合译），《南游杂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选编），《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与蔡元培、王云五合编），《藏晖室札记》（即胡适留学日记），China, too, Is Fighting to Defend a Way of Life，《胡适的时论一集》，《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台湾纪录两种》（与罗尔纲合校编），《胡适言论集》（甲编；乙编），《丁文江的传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

附录一　由文章谈到胡适（马五先生）

我不会写文章，却喜欢读别人的文章，自信也有些鉴别文章好坏的脑力（不敢说是智慧）。最近在台北出版的《文星》杂志上，看到李敖先生所写《播种者胡适》一文，回环洛诵了好几遍，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因而我要谈谈个人的感想。

李氏这篇文章的好处，就在他以平实客观的态度，把一个现代学人胡适的思想言行，扼要地叙述出来，褒贬意义都有，可算是缩影的《胡适评传》，而其文字组织和语意构造方面，也表现了达、雅的功夫。

胡适是人，人的思想言行——尤其是学问之道，绝不会没有可资批评的地方；但批评必须从大处着眼，而且要抓着痒处，深中肯綮，才能够叫人折服。譬如近来有许多人批评胡氏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席上，讲演“发展科学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项学术性的问题，我就未见有可以驳倒他的言论，而多是断章取义地加以斥责，实与学说辩难不相干。这话说来甚长，非短文所能尽，我只是盼望能有对于胡氏主张我们不再以“东方精神文明”孤芳自赏，而由衷地接受西方科学文明，使科学思想在东方文化里生根的说法，提出强有力的论据来驳倒他，使我先睹为快，光是骂他搞《水经》与《红楼梦》考据为言行不符，那就难怪他要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了！

谈到胡适的政治思想，他一贯地提倡民主自由生活，赞成一点一滴地创进，却不主张采取过激的手段，这确如李敖先生所下的判词：“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无可否认的事实，胡氏现有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乃是咱们朝野人士在近二十余年间捧起来的，而以在朝者捧他的力量尤多。当此亘古未有的国难时期，他受政府征辟，回来主持“中央研究院”，依然弹弹民主自由的旧调，而不改其一点一滴创进的思想，似乎不必予以打击——根本就不必要。我无意于捧胡适，他亦用不着我来捧，只觉得国家培养一个学人颇不容易，若要摧毁他，那就有如粤语所说的“易过借火”，何必呢？（《自由报》第201期，1962年1月17日香港出版。马五先生即雷啸岑先生。）

附录二　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叶青）

最近有人告诉我：“你看到某刊了吗？里面有三篇胡适及他对东西文化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文章，你的意思怎样？”我于是把某刊找来看了。我对于《播种者胡适》一篇想发表一点意见。这倒不是参加另一篇说的反胡拥胡之争。我固不拥胡，但亦不反胡，评胡则有之。评胡是衡人论事。但是我的评胡不是单纯的衡人，而主要还是论事。其中包括论学在内，是不用说的。

我为什么只对《播种者胡适》一篇发表意见呢？因为另外两篇，如《恭贺新禧》，实在没有谈好多问题，毋庸置喙；而《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是很好的文章，持论公正，就是它所解释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我都赞成，与我所批评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所以我对于《恭贺新禧》和《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一篇也提出不少的更正来，实际上还有大加补充的必要。

《播种者胡适》一篇有很多不合事实的地方，但作者却说：“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反胡是乱骂，拥胡是乱捧，只有他一人才对。胡适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讲词以后，引出了很多批评他的文章。本刊也有一篇《论胡适对于东西文明的评价》（第七卷第八期），请问：这是“乱骂”吗？没有抓到痒处吗？不要说捧胡的作者，就是胡适自己也没有法子反驳。寄语捧胡的作者，不要目空一切，过分夸大吧。

现在我们来看捧胡的作者所抓到的痒处。《播种者胡适》的大意是说胡适是一个播种者，但非一个收获者。意即：胡适“介绍了实验主义”“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但作者说：“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所以胡适是播种者而非收获者。不过反胡评胡的人有谁承认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试以前述本刊《论胡适对于东西文明的评价》为例。其中说他“写《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二书，经过了几十年，都只有上卷无下卷……根本上，胡适的学术地位发生了问题”。这不与“不承认……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一样吗？那么别人都没有抓到痒处的话，显然是不对了。反胡评胡的人都抓到痒处的，不要目空一切，过分夸大吧。

现在来谈播种问题。请看《播种者胡适》一文。

它引出民国七年4月底《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指明胡适在此文内告诉人们：“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四点的“精义所在，已经不止于文字方面了，它们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思想的新方向”，即个人主义。

“民国七年的6月里，《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写《易卜生主义》，初次宣扬那个‘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在那篇长文里，他鼓吹‘说老实话’，攻击‘腐败家庭’、攻击‘死板板’的法律、攻击‘处处反乎人情’的虚伪宗教、攻击‘许多陈腐的旧习惯’——道德、攻击许多社会对特立独行的‘捣乱分子’的压迫、攻击他最恨的‘那班政客’。他一下子攻击了这么多传统的丑脸……”

“文学革命很快地从一个目的变成手段，又从手段导出许许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立了新式标点，宣传了‘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和旧式的父子问题，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

“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

“1961年1月29日，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会议上，胡适说了一段很令人深省的话”，是即“发展科学的重任和远路”。“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最后还有：“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

我看了这些话，觉得捧胡的人，颂扬得太过分了；而对于别的更有贡献的人，真可称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则一笔抹杀。深信很多人对于这点会感到不平。就是与《播种者胡适》同时发表的《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的作者，也对捧胡的人平常那种过分颂扬和抹杀他人的事感到不平。为了历史事实，为了思想史和新文化运动史，必须有所辨正。而且我们对那些真正有所贡献的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要表示一点客观的公道。

拿文学革命来说，我承认胡适的贡献。这一点，深信一切赞成文学革命的人都像这样。但是我不能把文学革命完全归之于胡适一个人。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前一年多，陈独秀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此文在胡适也是称赞不已的。当然，此文前一月，《新青年》曾刊出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不过《文学改良刍议》乃陈独秀在复信中叫他写的。而他与陈写信提出“八不”，亦系见了陈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云云而然。所以文学革命的倡始者仍是陈独秀。

进一步说，文学革命思想上的领导者也是陈独秀。他的《文学革命论》一文阐明文学革命的理论。《文学改良刍议》则属于文学革命的技术。兹以《文学革命论》一文中的三大主义为例。陈独秀说他：“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以何理由而推倒之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则反是，故应建设之。这不很对吗？

拿个人主义来说。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仅介绍文学上的个人主义，并未正式地和真正地介绍个人主义。正式地和真正地介绍个人主义的，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此文比《易卜生主义》早两年又十月，即发表于民国四年九月，亦刊在《新青年》上。它以六义告青年：“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此六义不是一个完全的和详细的个人主义纲领吗？

现在我想把“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一义之解说，摘录一段出来：“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这不把个人主义解说得非常明白吗？

其实，介绍个人主义，陈独秀还不是第一人，清末就有其人了。兹以梁启超为例。民国前十二年，他发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其一、独立与合群”；“其二、自由与制裁”；“其三、自信与虚心”；“其四、利己与爱他”；都是个人主义，而且是“健全的个人主义”。后两年发表的《新民说》一长文，其“第九节论自由”、“第十二节论自尊”，也是个人主义，而且还是明显的自由主义。并且见解正确，议论透彻。这里想略为征引以作证明。

关于个人主义，梁启超说：“独立者何？不倚赖他力而常昂然独往独来于世界者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文明人所以异于野蛮人者也。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缺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则倚赖古人；言政术则倚赖外国。……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因此，个人要自信、要自尊、要利己。他说：“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讲到自由主义，他说：“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又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对于自由之界说，他以为是“人人自由而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界”。对于自由之本质，他说：“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所以要自由就须‘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对于自由之种类，他分为“政治上之自由”“宗教上之自由”“民族上之自由”“生计上之自由”四项。

拿整理中国哲学史来说。捧胡的人以为“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是就民国七年胡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而言。这书在中国，乃至在胡适，都算不得什么。捧胡的人以为中国哲学史是“断烂朝报”，胡用新方法整理之，遂成为一个贡献了。但是中国哲学史包括《四书》《五经》《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这些书是“断烂朝报”吗？书中的思想，无论哪家，都很有系统，又是“断烂朝报”吗？所谓“新方法”，如胡适所说，“明变”“求因”“评判”等，皆为一切哲学史所具有。问题是他已否做到。这就不能说了。而书中错误倒是不少。那么这有什么贡献可言呢？

或者要说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哲学史之第一次整理吧。不。梁启超在胡著前十七年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有七万多字。他“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八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这种分期，不仅完全，而且正确。一看内容，即知其为中国哲学史之整理。举凡明变、求因、评判，无不有之。其中还有一种新观念，即用地理观点以分诸子之派别。当然，其中有一、二小时代没有写出；但是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只有上卷，还有两大时代不曾写出呢。

拿澄清浮夸淫琐的文字障以下九事来说。首先看澄清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出新式标点、印出《尝试集》三事。其一是就胡适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等文说的。其二是就胡适的《论句读符号》和《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两篇说的。其三是就新诗而言，胡适在此诗集——《尝试集》前写有两篇序。这三件事可以合并在文学革命以内。较重要的是《尝试集》提倡白话诗之一点。新式标点符号之提议人甚多，有钱玄同等五人，不能完全归功于胡适，说他“创立了新式标点”。

其次拿宣传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孔家店三事来说。第一事乃就胡适的《不朽》一文而言。第二事，他有七篇文章，总题为《实验主义》。第三事则只有《吴虞文录序》。《不朽》是无神论，乃阐述范缜和司马光以反对鬼神之说。这是有意义的。但陈独秀已先胡适而为之。他发表《有鬼论质疑》和《科学与神圣》二文及《论佛教书》以反驳鬼神之说，认为迷信“窒思想之自由，阻人类之进化”。《实验主义》是介绍美国皮耳士、詹姆士、杜威一派人的哲学。像此类事，梁启超做得很多，他介绍了欧洲培根、霍布斯、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边沁、颉德等各派哲学。而介绍一家一派之哲学的人，在中国实在多得很。《吴虞文录序》是介绍“打倒孔家店”的吴虞。胡适自己并未“打倒孔家店”。反胡的人把“打倒孔家店”归之胡适，是很错误的。这应归之陈独秀和吴虞。两人各写了几篇文章，俱甚激烈而有力。此为应辨明的事实。

最后拿攻击旧式父子问题、改革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来说，那就是《我的儿子》《我对于丧礼的改革》《美国的妇女》《贞操问题》《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文。这些文的思想，在消极方面“打倒孔家店”，破坏纲常名教而来，在积极方面则由介绍个人主义而来。但是有些事情并无成功。像改革丧礼，胡适所拟的讣帖，今天并不流行。最重要的是鼓吹女权。当时已实行男女同校了。前好几年，即民国元年，同盟会的政纲九条，中有“主张男女平权”一项。稍后数月，国民党政策之八，在“振兴教育”一项下包括女子教育，要振兴它，“所以增进女子知识，发达女权”。

以上所说九事，大都细微。其文为胡适写于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所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对于新文化运动有参加和助长的作用。但绝不如《播种者胡适》一文所说，九事的每文都“带起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汇成一个运动”。这是捧胡的人过分的夸大。我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和领导，都归之陈独秀，而不归之胡适。《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作者亦说：“《新青年》的中心人物是陈独秀而非胡适。”他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参加者十几个人的文章看了，“常对人说：‘陈独秀应考第一。’”其实，新文化运动中许多人写文章，也是“陈独秀应考第一”。试把他和胡适当时的文章从内容上和形式上比较一下吧。然而捧胡的人却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这是何等不合事实而武断和夸大啊！

现在拿民主来说。从前捧胡的《自由中国》杂志，常以为新文化运动是介绍和主张民主的，并把它看成胡适的贡献。我曾批评过，指出胡适在这时未谈民主，陈独秀才谈民主过。说四十年来，相信民主，“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这些话对胡适一度步陈独秀后尘而倾向社会主义的事，置诸不谈，未免委屈了陈独秀。真正四十年来相信民主的，不是胡适，而是孙中山先生。他从民国前二十七年决心“颠覆清廷，创建民国”起到十四年逝世，不是四十年来相信民主，没有转变吗？他的民权主义就是民主主义。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贡献最大。

老实说，主张民主不仅比胡适早得多，而且比陈独秀也早得多的人，实在比比皆是。除开孙先生外，还有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康有为虽是保皇党，却主张君主立宪。此与孙先生之共和立宪，同为清末主张民主的两大派。戊戌变法虽不及辛亥革命之成功，也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一页。然而它就是康有为的杰作。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壬寅、癸卯年代，主张民主，写得很多。例如《卢梭学案》、伯伦知理的《论民主政治之本相及其价值》《论权利思想》《服从释义》《立宪法议》《宪政浅说》等文。并且梁启超对于民主制度还有具体的研究，他写有《立法权》《责任内阁释义》《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皆长篇大作，有些且形同小书。

我还要把邹容说一下。他在癸卯之年，民国前九年，出版《革命军》一书，流行很广，影响很大。该书第六章是主张民主的。他说：“凡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入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各人权利必须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邹容又主张把中国定名“中华共和国”，“立宪法，悉照美国”；“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

拿科学来说，捧胡的《自由中国》杂志以为新文化运动介绍科学，而且是胡适的贡献。我批评过，曾指出胡适在这时未谈科学。谈了的是陈独秀。他曾在长文、短论、通信中谈科学。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近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以为造成科学的风尚，有四件最要紧：一是在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二是在普通学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的习惯；三是在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科学的机关；四是设立贩卖极普通的科学药品及工具，使人人得有研究科学之机会。”

其实在陈独秀前的梁启超，已经提倡科学了。他在民国前十六年主张废科举、设学校，以教授各种科学。他介绍培根的科学方法、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历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财政学等，有很多的介绍和研究。其中不少长篇大文，有如小册。当然，梁启超以前，如曾国藩，就已提倡科学了。他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不少。另有同文馆和西人教会等，亦从事翻译。科学著作日益增多。梁启超为人开西学书目表，就介绍科学著作。

孙先生对于科学比梁启超了解得多很多。他长于农学和医学。而且他在梁启超以前就提倡科学了。民国前十八年，他上李鸿章书，主张研究科学，采用机器，以谋富强。他希望中国“农务有学”“耕耨有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次年，他创立农学会于广州，“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民国七年著《孙文学说》，强调科学及科学方法。他说：“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所以“自科学发明之后，人类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此“具”即科学方法，亦即他在别处所说的“观察和实验”等。

康有为对于科学的了解亦不及孙先生，但他也尽力提倡。民国前十四年，即戊戌变法之年，他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主张“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在《请开学校折》中主张乡设小学，“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县设中学，“增教诸科尤深”；再以上为专门，所谓“专门者，凡农工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另有大学，“所谓大学者，不过合各专门之高等学多数为之”，“科学至繁”。在《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说：“物质之学非可以译书得也”，主张派三千游学生，因“哲学海陆军化电重农工商矿工程机器皆我所无，亟宜分学”。戊戌变法虽是失败，但到民国前十年，普设学校，科学遂列入课程之中，而普遍流行起来。康有为的提倡成为事实了。

到北伐成功，崇奉孙先生的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设的学校更多，对科学教育特别注意，尤其自然科学。那时在大学里，甚至要停止文法，专办理工。同时，设立中央研究院及各种研究所。自然科学人才不断出现。大陆失陷，政府来台，又恢复中央研究院，设立学术奖金。并且任胡适为院长，又制订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执行这个计划的委员会，由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教育部部长共同主持。捧胡的人居然把胡适在委员会议中的讲话看成了大事，好像将来科学发展了就是胡适的贡献一样。所以捧胡的人不待科学发展成为事实，便颂扬胡适起来。这不有点可笑吗？

以上便把《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所说各事，从文学革命到科学发展止，一一检讨过了。胡适的贡献在于文学革命者有一半，在于新文化运动仅一小部分，其他都谈不上。所以胡适在中国现代史的贡献是有限的。诚然“不可磨灭”，但非“石破天惊”。就其对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部分贡献来说，是应予尊敬的。但不能因此就像捧胡的人那样做言过其实的颂扬。而对于胡适的主张，如关于科学方法和东西文明等，尤其不能只是接受而不批评。那是毫无贡献可言的。就是《播种者胡适》也未说及，这里不必说了。

那么新文化的播种者是谁？就胡适的同时代人来说，尤其就新文化运动来说，则是陈独秀。如我们所知，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中心，他是《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持人。这个杂志办了两年多后才于民国七年1月由胡适等六人轮流编辑。但有关新文化的重要文章，包括文学革命在内，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命论》，都早已发表了，在陈独秀主编之时发表了。但在七年1月由胡适等六人轮编以后，陈独秀仍是《新青年》的主持人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证据很明白，就是《〈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和《〈新青年〉宣言》皆为陈独秀所写。而后来陈独秀又把《新青年》收回，拿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季刊则是共党的理论刊物。因为陈独秀当共党发起人和领导人去了。可见胡适等之轮编《新青年》，不过客串一时而已。老实说，胡适等之参加新文化运动，也受陈独秀影响。所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只能说是陈独秀的助手，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方面的助手。

新文化运动的工作要分两部分：一是破坏或批评；一是建设或介绍。理论上是：不除旧即不能布新，而要布新也要除旧，所以新旧冲突无可避免。除旧在思想上就是批评。《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一文看轻消极的批评，殊觉欠当。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是由批评而展开而激起思想浪潮的。请看《〈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吧。其中说“旧人物”“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种破坏和反对的事，陈独秀做得很多。帮助他的有吴虞、鲁迅等。因此，“当时主张尊孔和文言者攻讦的目标是陈独秀”。

今人把“打倒孔家店”和文学革命以及整个新文化运动归之胡适，乃是因为陈独秀后来当共产党人去了，引起反对，加上现在已死，好像“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样子。但是陈独秀当共产党人是一回事，发起和领导新文化运动又是一回事，不应混淆。而且陈独秀当共产党人居于领袖地位之时，始终参加国民革命，主张民主。当共产党干“苏维埃”时，他已被开除而立于反对地位了。晚年连反对派也不当，以无党无派死，距今又有二十年之久。因此，我们谈论新文化运动，乃四十几年前的事，不应有所避忌，而应采客观的科学态度，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澄清捧胡的人的过当言论，成为了必要。因此，我们要指出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事实，并把播种者的头衔加到他的身上。

当然，播种者不能限于陈独秀，正同新文化运动不能限于五四时代一样。戊戌前后均有之。而戊戌以后的《新民丛报》，实在是一种新文化运动的机关。它的创办人和主持人梁启超，实在是壬寅、癸卯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他具有百科全书头脑，介绍了很多新思想和新学术。前面已经谈到了若干，不必再说。而其影响也很广大而深远。著者居中国西部一省，并在其一距县城百里的乡村私塾中读书，老师进城考试归来，为购木版的《中国魂》一书，其中即梁启超《新民说》各篇。即此一例可知梁启超的新文化运动之影响。所以他应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人，而为一个播种者。

除开从事文化的人外，有些从事政治的人，也成了播种者；而且关系更大、贡献更巨。他们是以实践来散播种子的。当然他们也有言论，如讲演、文章、信函、书籍等。不过常人往往以其为政治家而忽视之。康有为和孙中山就是两个著例。他们两人在清末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上各有千秋。孙中山先生的影响尤为广大而深远。对于科学的主张和提倡，也各有千秋。而崇奉孙中山先生的人，继志述事，做得很多。并且把科学规定在宪法上了。这当然也是各党和全民一致的要求。

现在把宪法说一下。它在“基本国策”章“教育文化”节，规定“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科学及生活智能”（第一五八条）。科学需要设备，非财莫举。于是规定科学与教育、文化之经费，在中央及省、市、县均有一定比例，予以保障（第一六四条）。科学工作者之生活，亦予以保障，“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第一六五条）另外又规定“国家应奖励科学之发明与创造”（第一六六条）。至于“奖励或补助”“于学术或技术有发明”的事业或个人（第一六七条），也有包括科学在内的。

不久以前，捧胡的《自由中国》杂志还把提倡科学看成新事业，并以为是胡适的贡献。近几年来，政府实行宪法订出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及教育部部长共同主持，捧胡的人又以为是胡适的贡献。中国之大，这班人只知道一个胡适，其为坐井观天，不是很显然吗？

这些话以及这篇文章，捧胡的人又要以为是骂胡。他们采用二分法，认定非捧即骂。照这样说来！胡适是只可以捧，不可以骂的。因为骂是不对。批评呢？在二分法之下，他们也说是骂，既然骂是不对，所以胡适是不可批评的人。抱这种态度，还讲民主自由，未免有点专横。从前捧胡的《自由中国》杂志就像这样。它批评人家是言论自由，叫作批评；人家一批评它，就不是言论自由，叫作围剿。好像言论自由乃它所专有似的。这种态度不是专横是什么？

现在就拿骂来说吧。在胡适发表《发展科学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以后，《民主评论》第十二卷第二十四期刊出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可以说是骂胡的文章。但其中也只有小部分是骂。究竟骂得对不对呢？对，因胡有可骂之处。他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地位在国际会议中侮蔑中国文化、侮蔑中国民族，如何不该骂呢？很明白，任何一个国家，其国民是不应向外国人侮蔑自己民族的。就是反对党，亦不向外国人批评自己的政府。否则是失态或不爱国。人要有自尊心，要有民族自尊心。所以一个国家派人去参加国际会议，总是派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人去。因此在国际间谈起本国文化来，总是就有代表性而且有积极贡献方面说，绝没有把本国人所反对和否定了的拿来说的道理。胡适竟然把没有代表性又早为中国人所抛弃了的缠足拿来说，不是失常、失态、失礼已极吗？如此，说他“是一个做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就是对的了。我还要加一句：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所以他的颂赞科学和技术，主张中国西化，不过洋奴思想之流露而已。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一定要嗤之以鼻的。但是我们还以批评为主，采就事论事的态度，不做诛心之论。

《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一文，又把对胡适态度分成反与拥二者。它以为反对与拥护都不必要，尤其是反对，“学问上只有靠积极贡献成功的，断无靠骂打成功的”。诚然，但它又把批评看成骂打去了。而且也过分轻视批评、过分轻视思想斗争。其错误看《思想方法论》（帕米尔书店）可知。那么《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一文，还有写的必要吗？它的作者在政治上主张要有反对党，在思想上又为什么不可以有反对派呢？今日胡适及其所领导的西化派、科学派，“在政治上不是统治阶级，而在教育上、学术上可谓统治阶级”。“如是便造成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在这种情形下为什么不可以有反对派？难道人不可以要求思想自由吗？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派。但我要批评那些应批评的人和学。胡派不对要批评，反胡派不对也要批评。西化派和俄化派不对要批评，传统派不对也要批评。因为明辨是非，甚为必要。而真理确也愈辩愈明。批评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拨云雾而见青天的方法，有创造作用。其理在《思想方法论》中说得很详细，这里不赘述。（《政治评论》第七卷第十期，1962年1月25日台北出版）

附录三　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郑学稼）

中华民国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头戴若干顶“名誉博士”帽子的胡适，为着去年11月6日在大美利坚合众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发表言不对题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词，引起了小波浪。在已见到的论文中，胡秋原先生对胡适的两个脸孔——学术的和政治的，描出显明的轮廓，它恰和李敖先生的论文相对立。高明的读者，对比两文中关于胡适在“五四”前后的言行，当会发生怀疑（这两文都发表于本年《文星》一月号）。

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是以文学家的笔法，描写胡适一出台就是当日思想界的领导者。他说：1917年，“陈独秀一到北大，立刻跟一些有新头脑的教授合了流，最有名的是沈尹默和沈兼士，还有那要排斥四十岁以上老家伙的钱玄同。这些年轻的教授，颇有‘万事俱备’的条件，他们想施展，可是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在摸索中，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得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二十六岁的新教授”胡适。

熟悉当时思想界实况和文献的人们，读了这段话，将会分担笔者这一意见：李敖先生的前引一段话，全是没有“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

陈独秀于接受北大文科学长职务前，在思想上真是没有“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吗？

鉴于反袁世凯失败的教训，陈独秀有这一见解：老的一世代，不能担当改造中国的任务，它应由有新思想的新世代负担，要达到此目的，该展开对新世代的启蒙运动。于是他着手办启蒙运动的刊物。

张静庐在《中国近代史料二编》如此说：“据汪孟邹君述：民国四年（1915），陈独秀由皖来沪，拟办一杂志，自许可轰动一时，乃由汪介绍，与群益书社负责人陈子佩、子寿两兄弟洽谈，每期编辑费银圆二百元”，着手出版《青年杂志》。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出版。它的《发刊词》如此说：“国势陵夷，道衰学敝。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又说：“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适应这宗旨，《青年杂志》分政治、思想、戏剧、小说、传记、文艺思潮、青年妇女问题、国内外大事述评、世界说苑和通讯各栏。由创刊到1916年2月15日，共出六号。编者陈独秀担任国内外大事和通讯三栏，另发表重要的论文。其他撰稿人是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高语罕、李亦民等。就文艺而言，有译王尔德《意中人》的薛琪瑛女士，译屠格涅夫《春潮》和《初恋》的陈嘏。

陈独秀在这六号中所写的主要文章，有《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今日的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他的主要思想，是宣传法兰西革命的基本精神，以鼓励民国青年。在文学方面，他写《近代欧洲文艺史谭》、译《美国国歌》等。可许我们如此说：他在走入“社会主义”以前的根本思想，即后日所谓“科学”与“民主”，都有提纲式的论述。至于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可说是反孔的第一炮。

《青年杂志》出版六号停刊。在这第一卷中，见不到胡适的大名。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复刊，改称《新青年》。《新青年》第一号，称为第二卷第一号。这个月刊，发行到1922年7月1日即第九卷第六号止。胡适在该刊所发表的信和文章，详列下表（内阿拉伯数字代表各卷第某号）：

陈独秀等主要论文

第二卷（1916年9月1日—1917年2月1日）

陈独秀：《新青年》①、《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②、《宪法与孔教》③、《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④、《袁世凯复活》④、《再论孔教问题》⑤、《文学革命论》⑥。

易白沙：《孔子平议下》①。

吴虞：《家族主义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⑥。

文学：苏曼殊《碎簪记》③④、陈嘏节译屠格涅夫《初恋》①②、龚固尔兄弟《基尔米里》⑥。

胡适论文及信

俄泰来夏甫作《决斗》①、致陈独秀信论《八事》②、《藏晖室札记》④～⑥、《文学改良刍议》⑤。

《白话诗八首》⑥。

[三月袁世凯取消帝制]

本期通讯栏读者有学生舒新城、常乃德、王统照，后来是著名作家；毕云程，后办《新生》周刊；湖北军校生叶挺等。

第三卷（1917年3月1日—8月11日）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③、《复辟与尊孔》⑥、《科学与基督教》⑥。

吴虞：《读荀子书后》①、《礼论》③、《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④。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③、《缝衣曲》⑥。

凌霜：《托尔斯泰之生平及其著作》④。还有章士钊、李寅恭等文章。

莫泊桑著《二渔夫》①、《藏晖室札记》①～⑥

莫泊桑著《梅吕哀》②、《历史的文学观念论》③、《白话词》④。

第四卷（1918年1月15日—6月15日）

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国平议》③、《有鬼论质疑》⑤、《随感录》④。

高一涵：《近代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①。

《致独秀信》③④。

本年九月胡适由美返国，担任北大教授。

[七月张勋复辟、十月俄国革命]（易卜生专号）

白话诗四首①、《归国什感》①。

《藏晖室札记》、《老鸦》

刘叔雅：《柏格森之哲学》③。

陶履恭：《女子问题》①。

周作人：与野谢晶子著《贞操论》⑤、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①。

鲁迅：《狂人日记》⑤。

王敬轩：（刘半农）《文学革命之反响》③。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④。

《旅京什记》、《院夕》③。

Lady A. Lindsay作《老洛伯》④。

《赫贞旦》⑤、《易卜生主义》、《娜拉第三幕》⑥。

致玄同信论小说及白话韵文①。

跋《钱玄同的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④。

本卷一号开始登白话文，编者宣称：“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这表示《新青年》成为同人什志。设编委会是在第六卷。

第五卷（1918年7月15日—12月15日）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①、《偶像破坏论》⑤、《随感录》①。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⑤。

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④。

周作人译希腊、波兰显克微支、托尔斯泰等名小说。

《贞操问题》、白话诗两首①、《藏晖室札记》①⑦、《美国的妇人》、《你莫忘记》③、《什么话》。

《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如梦令两首》、《答朱有法论世界语》、《文学进化观与戏剧改良》④。

《答张效敏论文学上之疑问》⑤、《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⑥、《十一月欧战结束》。

第六卷（1919年1月15日—11月1日）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①、《我们应该怎样？》②。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⑤⑥。顾兆熊（孟余）：《马克思学说》⑤。

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⑤。

（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不朽》②、《关不住了》（译诗）、《终身大事》③。

《实验主义》、《一涵》、《希望》④、《我为什么要作白话诗？》、《送任叔永回四川》、《一颗星儿》。

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⑤。

渊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的生涯》⑤。

刘秉麟：《马克思传略》⑤。

克水：《巴枯宁传略》⑤。

吴虞：《吃人与礼教》⑥。

赵明译：A.S.Ropport作《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⑤⑥。

周作人译：丹麦H.C.Andersen，俄国Sologub Anton Tshekaov等小说。

鲁迅：《孔乙己》④、《药》⑤。

刘半农：《D——！》⑥。

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⑥。

《权威》、《乐观》、《我对丧礼的一点意见》⑥。

（五四运动开始，六三运动）

一号起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轮流主编。6月独秀被捕，停刊，11月1日独秀出狱，出版第六号。

第七卷（1919年12月1日—1920年5月1日）

陈独秀：《本志宣言》、《实行民治的基础》①。《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基督教与中国人》③、《随感录》①②、《答半农的D——诗》②。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运动的原因》②。

高一涵：《罗素的社会哲学》⑤。

高一涵等记：《杜威讲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①～④。

陈独秀、顾孟余、马寅初等讨论人口问题④。

李大钊、陈独秀、刘秉麟等讨论劳动节，登各地劳动状况。

周作人译俄国、波兰的小说。

《新思潮的意义》①、《国语的进化》③、《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⑤。

第八卷（1920年9月1日—1921年4月1日）本卷主要论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讨论，俄罗斯的研究，罗素著作的介绍和评论。周作人仍介绍外国小说。

鲁迅：《风波》①。

《中学国文的教授法》①、《悼许怡荪诗》②、《尝试集集外诗五首》③、《梦与诗》等三首⑤。

自第一号起，成为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刊物。六号移广州出版。

第九卷（1921年5月1日—1922年7月1日）本卷由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刊物，转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三号在广州出版，9月1日出版五号后停刊，翌年7月1日出版，六号后（1923年6月）改为季刊及不定期刊。

国语文法的确定法③④、《死者》等诗两首②、《平民学校歌》、《希望》⑥。

由上表说明：

一、陈独秀的启蒙工作，早在胡适返国之前。沈兼士、沈尹默，在北大校史中，也许有名，在《新青年》中，不过是写诗的人。钱玄同是著名的虚无主义者，主张取消汉语，代以世界语。这三人，是否需要胡适的“东风”，对十年代的思想史无大关系。陈独秀一直至发起中共止，贯彻地主张科学与民主，而胡适由《新青年》第二卷至第九卷，未曾发表关于这两大论题的论文。

二、出版《新青年》第二卷，是在袁世凯窃国不成死亡后，出版它的第三卷是在张勋、康有为扮演复辟丑剧期中。当时还有一个逆流，那就是康有为和若干国会议员主张定“孔教”为国教。针对这些事变，陈独秀大声反孔教，并且强调道：复辟不必尊孔，尊孔一定复辟。在这一反孔运动中，还有先锋易白沙、猛将吴虞。胡适呢？他对反孔的论战，是取旁观者的立场，只在后来为吴虞文集写序恭维战胜者吴氏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这句话，使他后来蒙了反孔的不白之冤！说到复辟，胡适并不重视。因此，他在复辟大波过后，谒见废帝溥仪，依当时报载他还称废帝为“皇上”——至于溥仪被中共监禁时说胡适见他的经过，不便论述，也许那是片面的话。

三、关于白话文运动胡适的贡献，在台湾已有歪曲的宣传。有人瞎捧胡适是白话文的首倡者，事实上同盟会斗士陈天华用纯口语写著名的同盟会文献时，胡适还是童子呢！辛亥前后，各地已有的白话报。据说陈独秀就曾办过白话报。但都失败了。后来白话文所以成功，陈独秀在科学人生观论战时，曾有说明，并说人们对他和胡适的白话文运动的恭维，是“不虞之誉”。再说白话文学运动，胡适只注重它的形式，究竟需要何种文学，应打倒何种文学，只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有明确的说明。对比陈氏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可明白后者对于白话文运动之历史任务，还是很模糊的。最使人惊讶的，胡适在跋玄同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主张白话是取消汉文的过渡，因为有了统一的白话，就可实行拼音文字。……（编者略）再说什么是国语文学和文学国语，胡适所引意大利等例子，说明他虽然是大学教授，但对于西洋史的知识，不比高中学生高明。关于以上各点，笔者如有空的话，当专文另述。

四、当陈独秀被捕时，《新青年》同人的愤慨，在意料中。胡适接办陈氏的《每周评论》发表少谈“主义”。依逃难中李大钊的驳胡氏文章的暗示，少谈主义的用意，是为洗刷他不是“过激派”。是否如此，需要另一篇文章。但由《新青年》在陈独秀出狱后的第六卷六号，登刘半农恭维陈氏的《D——！》长诗，和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使人感到胡适那时也许对陈独秀有“铸铜像”的心愿，只是不便公开发表意见。

许笔者做这结论：胡适未曾在10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看了李敖先生的文章，胡适本人或会稍改沙俄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审判》一诗中主角的话，如此说：

我对自己的事情，

当然不是裁判者，

但是瞎捧者所说我的思想，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正像农夫种下了黑麦，

而生长的谷粒，

既不是黑麦，又不是荞麦，也不是小米，

却是带刺的大麦，

而且一半还是毒草。

因此，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所想象的“播种”，恰如德国诗人海涅的话：“我播下了龙的种子，我却收获了跳蚤。”（1月12日）（《文星》第五十二期，1962年2月1日台北出版）

附录四　我们应该赶过他（王洪钧）

近半个世纪以来，给中国文化思想界最大影响的胡适先生，猝然逝世了。通讯不胫而走，传到谁的耳边，便在他的心上重重地敲击了一下。特别是这一代的中年人和青年人。被胡先生的噩讯敲击过后，人人感到茫然。好像被夺去了什么，但又说不出什么被夺去了。事实原是如此。胡先生的思想和态度正如春风，轻轻拂过，人人皆感舒服，也在无形中接受了他的熏陶。但究竟春风是什么形状，有多少重量，谁也说不出来。所以《大华晚报》2月25日的社论说：“适之先生似乎并不是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了解的人物。”追随胡先生四十年的胡颂平秘书也说：“胡先生是一颗大钻石，他能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辐射出灿烂的光辉。”这两段话虽然都没有具体说出什么，但对胡先生的比方，却很恰当。

歌颂不能使一个渺小的人变得伟大，亦不能使一个伟大的人变得更伟大。连日报章上已刊载约八十万字报道着不同身份的人从不同角度对胡先生的追思和礼颂。这些文字并不能把胡先生既有的价值增加半分。而且见仁见智之间，容或会曲解了胡先生的思想。我认为时间已不多了，我们没有多少工夫再作追思的文章，我只有一个实际的想法，即胡先生已经过去了，我们用什么来填补心上的空虚？我们只想在哲人的托庇下过一辈子吗？还是要自己挺身挑起这副担子？

胡先生一生最反对人们轻易被教条口号所迷惑，最反对人们“被人牵着鼻子走”。可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从生下来，便已接受了他的思想的洗礼，我们竟不由己地跟在他后面走，让他的脑筋替我们思想、用他的嘴巴替我们说话。好像他可以永远不死，我们也不必再在这一条路上迈自己的步子。我们是多幸运啊！幸运得有点愚蠢。

忽然，不死的巨人竟亦倒下来了。亟痛之下，每人都有点茫然。头上的明灯熄灭了，我们今后怎么办呢？其实，胡先生的死并不足悲哀，因为他已经活到了古稀的年纪，他已经勇敢而坚定地在五千年旧社会当中踩出一条新的道路，在冰雪的大地中播下了思想革命的种子。他不是神仙，我们还能希望他再替我们多做一些什么呢？真正值得悲哀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失恃之感。胡先生老早应该落伍了，我们老早应该走在他前面了。可是我们没有。说到这里，我深深佩服本刊第九期刊载李敖先生所写过的一段话。他说：

说真的，在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比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迈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且让我们收起空虚之感吧！且让我们擦干眼泪，想想后半辈子应该做些什么事，或是走些什么路吧！胡适先生教我们用科学方法思想、用科学方法治学，我们就应该用科学方法对胡先生的思想和学问做番检查，看看他的遗产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拿来做本钱而发扬光大。我们既不必听见别人怎么喊，自己亦怎么喊；我们亦不必因为别人不这么喊，我们自己也就不这么喊。我们必须弄清楚：胡先生的主张是什么，我们今后应该怎么做。

第一，胡先生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贡献，我们早已接受了、实行了。中国文艺复兴的精神已深植在我们心上，打之不散，赶之不走。我们不必再为一些残余的叫喊而动气，时代会把这些声音埋葬。我们今天的任务应该是继续向前，在新文化的内容上，不是在运动上，创造更大的战果。我们固然应为创造更丰富的新文化而努力，但绝不可被热情遮蔽，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唾弃旧道德。李济先生说：“胡先生是革新运动者，实际上他的操守，能代表中国最优美的传统。”总统亲撰的挽联亦称誉胡先生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这些都是非常公正而深刻，非独可以粉碎一些人诋毁胡先生不要旧道德的谏言，且给我们这一代很大的启示。我一向主张社会应该有些大儒，笃行旧道德，以为品格价值的规范。但笃行必须真知。倘若我们能用新的方法整理旧的文化，扬弃其糟粕、发扬其精华，自能使被浅薄无知所糟蹋了的社会得到复苏的机会。

第二，胡先生是民主运动的巨擘。但胡先生是无意于实际政治的人。他所提倡的只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是以尊重自己存在也承认别人存在的个人主义的精神。胡先生的主张，不问是他的、或是别人的，总是打不倒的。……我一直在说，实现民主不只是建立立宪政府或是议会，而在于人民具有民主的精神和修养。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先生所提倡的民主运动距离目标还很辽远，我们不仅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迈步，还要起飞。

第三，胡先生提倡科学，过去几年又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便以为胡先生所说的“赛先生”就是纯粹的科学。更因为有人喊出“科学无国界”的口号，便对胡先生所提倡的科学也加以曲解。其实，我们都很清楚胡先生所提倡的是科学的精神或是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说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接近真理。……有人因为胡先生直到今天还在讲演杜威哲学而感到失望。其实，我们没能做到的事情，就有继续去做的价值，又何必言其新旧。

以上三点，说起来自是老生常谈。但我的重心还在于展望未来。胡先生的过去，我们可以悲伤，但不必气馁。我们的歌颂不能使他更伟大，但我们的努力却可以使其不朽。简单地说，我们这一代应该赶过他。

民国四十六年（1957），笔者在美国曾相识一些朋友想回国创办报纸，鼓吹民主、自由、科学和反共。在创办报纸的发起书上，我们说过这样几句话：“民主不仅是立宪政府，更是种生活方式。自由不仅是法律保障，更是种负责精神。科学不仅是定理定律，更是种做事方法。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科学，不能向别人索取，必须你我大众努力养成。”

胡先生很赞许这几句话。我希望这一代年轻人能在这几个方向赶过他！（《文星》第五十三期，1961年3月1日台北出版）

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

从前你……说的话，今天被我引来对你说，不要说我滑稽或挖苦了你，这是历史之所必然！

——引自二十八年前叶青先生的话[131]

当我写完《播种者胡适》的时候，我心里想道：“看了这篇文章，捧胡的人会怪我骂胡适，骂胡的人会指我捧胡适，我真是费力不讨好了！好在我并不想讨好，我只想用meta history的方法给历史人物还真面目。我这样做，自然不为捧骂两派所喜。不过他们喜不喜我并不重视，我只重视如果我的文章值得别人驳，我一定让它经得起别人驳。”

文章发表在第九卷第三期的《文星》，那时正在胡适发表惹祸演说后不久，正是各路人马联合围剿的高潮，正是捧胡派缩在书斋里维持“风度”的时候。我那篇不讨人喜欢的文章一露面，是难免不晦气的。

事实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十八天后，《自立晚报的》“新闻眼”首先看到了苗头。伶俐的记者先生指出《文星》上我和胡秋原先生的两篇文章，已经使三四年来“相安无事”的局面“突然有了不平凡的发展”。

在这段推测的前一天（1月17日），香港第201期的《自由报》上登出了马五先生（雷啸岑）的《由文章谈到胡适》。他指出我的文章对胡适“褒贬意义都有”。我觉得马五先生的话很能扣住我写作时的微意。同时我深深感到，凡是读别人文章的人，若不能扣住作者的微意，他恐怕就要误解这个作者了。

在1月25日到2月1日，我看到两篇反驳我的文章：一篇是叶青（任卓宣）先生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政治评论》第七卷第十期）；一篇是郑学稼先生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文星》第九卷第四期）。

令人惊异的是，叶、郑两先生在读我的文章时好像戴了滤色的眼镜，他们只抄出我肯定胡适的话，不引用我批评和讥讽胡适的话，这种做法未免有点不光明。他们两位似乎硬要把我挤成捧胡派，所以只好诉诸断章取义的法子。假如读者不看我那篇文章而单看两位先生的罗织表演，也许两位先生可以暂时遂了心愿。

就文章论，郑先生的文章貌似谨严，不像叶先生那样缠。但是细看下去，我觉得郑先生流露着一股愤愤之气，偶尔激得很厉害，最后画出了“龙”，却点上了“跳蚤”，未免于风度有损。故就内容论，我宁愿说叶先生的文章似乎合于“理性”。不过“理性”得还很不够；一位“一点攻击谩骂也没有的”[132]人，到头来竟抬出“下贱”“洋奴”等词汇来朝人脑袋上丢，其“理性”也就够瞧的了！

谈到目前捧胡和骂胡的人，可分六派：在捧胡的人中有一、文章派，毛子水是也；二、诗歌派，劳干是也；三、行动派，某校长夫人是也；骂胡的人中也有三派，四、叫骂派，徐复观是也；五、栽赃派，《胡适与国运》作者是也；六、翻案派，本文所拟答复的两位先生是也。

在六派中，以最后一派我比较佩服。因为他们既不肉麻兮兮，也少凭空乱扯。他们虽然痛恨这个“做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但是发泄痛恨的方法却还别致，至少他们都尝试用原始文件来掀底牌，力求隐藏他们宗派的理由和背景。所以当他们迁怒于我的时候，我还愿意坐下来，跟他们盘盘账。我并不因为他们的词气不谨就忽视了他们的苦心。我这样做，不但为了探讨历史的“理智重建”（intellectual reconstruction），也是表现“仁之端也”的一端。

先从题目说起。我的题目是《播种者胡适》。“播种者”三字在现代史中本有一点“特定意义”。在民国三十七年教师节那天，北京大学的学生送了一面绣有“播种者”三字的锦旗给他们的校长胡适。当时我是一个小学生，在报上看了这条新闻，觉得这面锦旗很有味儿，所以便记住了。十三年来，我还没看到第二面用字不俗的锦旗——锦旗本身就是俗玩意儿！

十三年来，我对这个“播种者”有了不少的了解。了解的基础建筑在我直接读原始材料上，而不跟着别人做无根的浮谈。我不赞成没有根据的褒贬、姑妄言之的掌故，以及从“据说”而下的结论。这种态度使我重新估定“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一语的精义。我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功罪都该有一番“完满解释”。该是他的，就给他；不该是他的，就不给。在给与不给之间，居功言罪当然不完全是他“个人所得”。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影响是交互的：其功既有同谋，其罪亦有共犯，从事历史的解释的人必须把握这一点。

因此，当我用《播种者胡适》做题目时，并没有语病。这个题目如诉诸论证，并不含蕴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民主宪政”“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四点上别人没播过种。换句话说，我并没说胡适是“唯一”的播种者。既然为种，人人可得而播之。不幸的是，叶、郑两先生都不明了这点逻辑上的含蕴关系，都硬把我的意思解做胡适是“唯一”的播种者，别人却没播过种。从而写长篇大论来向“捧胡者”挞伐，这不是很好玩的举动吗？这样看来，叶先生说我对别人“一笔抹杀”，郑先生说我“全是”“大胆假设”，显然都犯了不“验明正身”就朝我开枪的错误。他们的心眼儿是可恕的，他们的糊涂劲儿却不可悯——因为他们都是有点名儿的知识分子呀！

再看他们的题目。叶先生的题目是《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题目是“新文化”，其特定意义是明显的，里面却直扯到20年代后不相干的事，扯到他声明“不发表意见”的文章，凡此种种都犯了命题不谨严和概念含混的毛病；郑先生的题目是《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其不通比胡适高倡的“小心求证”“大胆假设”犹有过之。胡适本人对科学方法的了解并不算错，只是了解得太简单，他缺乏必要的“抽离性”（abstractivity）和“推广性”（generality），所以他的方法适合朝《红楼梦》开刀，面对复杂的事项则无所施其技。故他一直只有站在“枚举归纳法”（induction by enumeration）的边缘。其实这两句口号牵涉到现代方法学上很专门的问题，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可是，无论怎样，郑先生借用这两句口号而作为题目却是一件费解的事。

再说文学革命。叶先生说：

拿文学革命来说，我承认胡适的贡献。这一点，深信一切赞成文学革命的人都像这样。但是我不能把文学革命完全归之于胡适一个人。和叶先生一样，我也没“把文学革命完全归之于胡适一个人”。所以叶先生这种栽诬只能算是向天空放了一支冷箭，不会有效果的。再看郑先生的“表”，叫人惊讶的，郑先生在他的“表”中早已肯定了胡适的“东风”！我们看他的“表”（阿拉伯数字代表期数）：

第二卷（1916年9月1日—1917年2月1日）

陈独秀等主要论文

《新青年》①、《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②、《宪法与孔教》③、《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④、《袁世凯复活》④、《再论孔教问题》⑤、《文学革命论》⑥。

胡适论文及信

俄泰来夏甫作《决斗》①、致独秀信论《八事》②、《藏晖室札记》④～⑤、《文学改良刍议》⑤、《白话诗八首》⑥。

（三月袁世凯取消帝制）

此表已明明说明文学革命的鼓吹，是由于胡适的首倡，所以郑先生“由上表说明：一、陈独秀的启蒙工作，早在胡适返国之前”一项推论，实在是前后自相矛盾。

胡适寄陈独秀信论《八事》及《文学改良刍议》既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之前，于是两位先生不开心了，他们只好另外想办法，用来证明陈独秀“早在胡适返国之前”就已吹文学革命的“风”了。叶先生的办法是：

《文学改良刍议》乃陈独秀在复信中叫他（胡适）写的。而他与陈写信提出“八不”，亦系见了陈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云云而然。所以文学革命的倡始者仍是陈独秀。

进一步说，文学革命思想上的领导者也是陈独秀。他的《文学革命论》一文阐明文学革命的理论。《文学改良刍议》则属于文学革命的技术。

叶先生这种论断“有很多不合事实的地方”：他以为“八不”主义好像是一晚上生下来的东西，而不知道它的形成有过一段曲折的历史[133]。胡适寄信提出“八不”登在1916年10月份的《新青年》，当时他认为“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而此《八事》之最后决定，早在该年8月19日就告诉朱经农了[134]。他在给陈独秀信重申《八事》时亦曾声明：

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

陈独秀收到这封信后，据胡适在《逼上梁山》[135]中谈这位“老革命党”“起初”“还有点怀疑”，但是胡适从未写出“怀疑”的内容。后来我复按第二卷第二号的《新青年》，才在胡适的信后查到陈独秀的原件：

拜诵惠书。敬悉一一。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136]。唯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以仆寡闻。实未尝获觏。……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137]。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138]

在国外的本欲“详言之”，在国内的要他“详其理由”，于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便寄到北京来了。据胡适回忆：

但他（陈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他接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正式在国内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139]

陈独秀这篇《文学革命论》，是叶、郑二先生最珍若拱璧的文献。叶先生说它“阐明文学革命的理论”，郑先生说它有“历史任务”，但他们两位都不引用此文中的三段话：

一、“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李敖按：胡适也称陈独秀为“急先锋”）

二、“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

三、“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虽然陈独秀这样写，可是我们的叶先生却仍说胡适是“陈独秀文学革命方面的助手”，而郑先生也咬定“胡适未曾在10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

关于两先生提出胡、陈两文中“技术”与“理论”、“形式”与“历史任务”等对立，我认为凡是细读胡、陈两文的人都不会硬朝“二分法”里钻，硬给两个合作无间的朋友“按功行赏”——除非是别有用心。无论两先生怎么改写历史，我仍请他们读这三段：

我最初提出的《八事》和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都顾到形式和内容的两方面。我提到“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都是文学内容的问题。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也不曾把内容和形式分开。钱玄同先生响应我们的第一封信也不曾把这两方面分开。但我们在国外讨论的结果，早已使我们认清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来做一切文学的工具。

所以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来说，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最基本的。这一条中心理论，有两个方面：一面要推倒旧文学；一面要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的工具。

所以我回国之后，决心把一切枝叶的主张全抛开，只认定这一个中心的文学工具革命论是我们作战的“四十二生的大炮”。（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建设理论集》的“导言”）[140]

关于对“形式”“内容”的曲解，叶、郑两先生实在可以停止了！

郑先生又说：“《青年杂志》出版六号后停刊。在这一卷中，见不到胡适的大名。”于是他开始列表，在第二卷第一号（总数第七号）中，列出了胡适翻译的《决斗》。

现在请郑先生看我的“表”，在前六号中：

总计：一百三十六篇；总评：没有一篇白话文。

由上表说明：

一、《青年杂志》于“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半年，竟还没抓到“灌输”的工具——那个叫作“白话文”的“四十二生的大炮”！

二、《青年杂志》在连登136篇“之乎者也”以后，才见到第一篇“的吗了呢”——胡适译的《决斗》！

可是我们的叶先生却说胡适是“助手”，郑先生断定这助手“没吹过什么‘风’”！

至于郑先生在表的上栏，抬出三十个人来跟下栏胡适一个人对比，真有点近乎“人海战术”！起码是一种“泰山压顶”的妙法，同时还多少涉嫌“诉诸群众的论式”（argumentum adpopulum）。其实郑先生之工于心计还不止此。他在胡适的收入项下弄错多处，如“一颗星儿”下不书⑤字；《威权》讹作《权威》；《我对于丧礼的改革》讹作《我对丧礼的一点意见》，这些还算小事。他最不该的，是故意把一部分文献删去不列，以减少下栏的数目。我要正告郑先生：先生既然以“有正义感”[141]自豪，就不该不重视“道德的水准”[142]，故意抹杀史料。例如在表中，不列入《新婚杂诗五首》是可以的，因为这五首诗还不算一等重要的文献；但是若不列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就未免太缺乏学人最起码的“心智真诚”了！难道这是“私学者”[143]对付“伪‘自由主义者’”[144]应有的风度吗？

郑先生又说：

同盟会斗士陈天华用纯口语写著名的同盟会文献时，胡适还是童子呢！辛亥前后，各地已有的白话报。据说陈独秀就曾办过白话报。但都失败了。

其实郑先生不知道，“童子”时代的胡适，却正好办过白话报！这个报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登报征求过的“民国前的革命刊物”，其中《读爱国二童子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等文，都是十七岁的胡适之“纯口语”写的文字。这段史实，在胡适《四十自述》中写得并不详细，并且郑先生大概也不愿意看。我推荐陆丹林的《革命史谭》里头《胡适之与竞业旬报》一章（1945年8月独立出版社），同时还可参看一篇《四十五年前的胡适》（1952年12月17日《中央日报》）。看过以后，郑先生自然不会轻易下不察史实的断语了。

关于郑先生说“据说陈独秀就曾办过白话报”一节，也是对史实不够清楚的话头。为了使郑先生不再“据说”起见，我可以告诉这段史实：陈独秀在办《青年杂志》以前，曾跟刘光汉在芜湖办过一种小报[145]；后来在上海跟何梅士、苏曼殊、张继、卢和生、谢饶石等办过《国民日日报》[146]。

关于新文化运动，我们必定要重视因文学革命所带来极大影响。这就是我所说的：

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斲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

文学革命使人们自觉地用白话做工具、做武器，有了这门“四十二生的大炮”，有识之士才感到摧枯拉朽不再是难事，文学革命的“渠成”，自然导致新文化运动的“水到”，所以这阵“风”的影响，真是大矣哉！

至于科学与民主的问题，我并没说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后谁能深刻地“谈”，我只是说：

民主二字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四十二年后我们重看那些文献，我们会感到他们与我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意。对这两个词儿，他们缺乏冷静而深入的理解，而他们气质上的狂热，又恰恰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错误的：谈科学的人，甚至把唯物辩证法都误认做科学；谈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静气地做一个阿斗，却整天瞪着眼睛做革别人命的张飞，“民主”泛滥至此，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有所归呢？

这是我对当时“谈”科学与民主的人士的看法。陈独秀就说过：“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不论在何种情况，发出这种口吻都不是科学的、民主的。我从没说胡适在当时“谈”了多少科学、多少民主。我只觉得，胡适在“气质”上，比他那位安徽老乡少些悍气，如此而已。胡适当时对科学与民主能了解到哪儿去，我们也看不出来。不过要使科学与民主生根发芽，少一些悍气似乎是必要的。此即胡适之所以有“刍议”“尝试”“少谈些主义”“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等观念也！

我的看法是，对科学与民主，陈独秀——这位郑先生眼中的“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觉者”[147]——当时太耽于抽象名词。所以直到他死前两年，他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148]。至于叶先生说：

胡适在这时未谈民主，陈独秀才谈民主过。

胡适在这时未谈科学。谈了的是陈独秀。

郑先生说陈独秀：

在走入“社会主义”以前的根本思想即后日所谓“科学”与“民主”；

陈独秀一直至发起中共止，贯彻地主张科学与民主，而胡适由《青年》第二卷至第九卷，未曾发表关于这两大论题的论文。

对这些，我的答复是原则性的。我要奉劝二位先生，我们谈这种问题，一定要说“行话”。说“行话”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码水准，语意学的训练不能太差，乱用“未经定义的名词”（undefined term）[149]不合60年代的论辩尺度。例如叶先生说：

其实在陈独秀前的梁启超，已经提倡科学了。

当然梁启超以前，如曾国藩，就已提倡科学了。

请问叶先生，“科学”这一个term能这样乱送么？曾国藩“提倡”的“科学”是什么“科学”？何况叶先生早就说过“梁启超固不懂科学”[150]，叶先生的“惯于健忘”[151]真是“石破天惊”的！至于郑先生所指“根本思想”一节，尤不能自圆其说……

叶先生又说：

说四十年来，相信民主，“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这些话对胡适一度步陈独秀后尘而倾向社会主义的事，置诸不谈，未免委屈了陈独秀。真正四十年来相信民主的，不是胡适，而是孙中山先生。他从民国前二十七年决心“颠覆清廷，创建民国”起到十四年逝世，不是四十年来相信民主，没有转变吗？

此段中说“胡适一度步陈独秀后尘而倾向社会主义”，实在没有根据。当时知识分子“倾向社会主义”几乎是无保留的、普遍的，胡适也自不例外，所以他说过“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152]，他一度到过苏联，去参观“社会主义的新时代”[153]的创造，但他所受实验主义的熏陶与对狄克推多的警觉，终于使他“不能进这一步了”[154]。所以在当时正牌的社会主义者如叶先生等人，便认为胡适这个“粗受民主洗礼”的人，根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认为他“一离开莫斯科，社会主义的影子就没有了”[155]。

世上就有这么一种人，赶时髦（如倡社会主义）的时候，他比谁都跑得快，并且笑别人落伍；等到一下子赶时髦赶出了毛病，他又比谁都躲得快，把他自己当年的前进“置诸不谈”，办个杂志，大谈当年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倾向社会主义”！

当然我们现在很不便“批判”叶先生，因为他已从写《共产主义问答》（1927年广州国光版）的时代，转进到写《三民主义纲要》（1953年台北帕米尔版）的时代了！他不是我所指的“没有迷茫、没有转变”的人。二十八年前，他曾指摘胡适反对中国“实验”共产主义；二十八年后，他自己“实验”失败了，于是他穿起长袍，戴着黑眼镜，暗讽胡适曾“一度”“倾向社会主义”了。

关于叶先生说“真正四十年来相信民主的，不是胡适，而是孙中山先生”，我觉得最好的答复莫过于看看年代：孙中山先生在三十七年前就死了，他“相信民主”是事实，但不是我所指的“四十年来”。“四十年来”是以目前做终点向前推算的。在这期间里，国内民主与极权的论战孙先生并未见到，故写《思想方法论》（1961年帕米尔版）的叶先生，犯了假设不能解释某些资料的谬误。何况叶先生根本早已捧胡适为“中国仅有的民主主义者”了，他说胡适：

可说是中国仅有的民主主义者、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他是主张民主政治到底的人。

我说他彻底的话，不仅因为他主张甚坚，而又毫无让步之处。

这对于苏俄的民主，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比之蒋廷黻一般人，他却是彻底。

这些话要由我说出来，叶先生一定大骂我“瞎捧”“反动”了。其实叶先生捧胡之道还不止此。他指出胡适之所以可当“仅有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缘故，乃是别人（如孙中山、王造时、张慰慈、张东荪诸先生）都不“彻底”。叶先生批评道：

在中国可称为共和之父的孙中山，主张训政，把人民比为阿斗。不赞成这种见解的王造时，竟有大骂人民之论。有“这样的人民，才有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要弄好国家就必训练人民。张慰慈，政治学者，在他的《政治概论》上亦主张同样逻辑。张东荪们则主张折中。

可是叶先生说，对这些大同小异的看法，那对民主政治“毫无让步”的胡适，却“独持异议”[156]！

我引用这些叶先生捧胡的文献，目的只在证实我所说的那段话，并不如叶先生所指斥的“过分夸大”，我那段话是：

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

不知叶先生还有何话可说？

总之，胡适对民主政治的态度不过五个字——低调而坚强。

他谈政治，在他的论敌眼中，也佩服他“不趋极端，不涉妄想”[157]。故其为人也、其谈政治也，既不痛快淋漓，亦不足以使人拍手叫好，故充其量，他的表现不过是一个理智书生的论政，一个总想给别人“铸铜像”的心愿。

至于郑先生说：

当陈独秀被捕时，《新青年》同人的愤慨，在意料中。胡适接办陈氏的《每周评论》发表少谈“主义”。依逃难中李大钊的驳胡氏文章的暗示，少谈主义的用意，是为洗刷他不是“过激派”[158]。

此一节，我实在不懂。我也读过李大钊的文章，可是我实在看不出这位“在逃难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好朋友有什么恶意的“暗示”，这也许是因为我不和郑先生一样地曾“从马克思学说的肯定出发”[159]，所以无法了解他们同路人的“暗示”，这是非常不可救药的！据我所知，《每周评论》是1918年12月由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的，当时胡适嫌他们不肯守相约不谈政治的诺言，所以他“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160]。可是七个月后，陈独秀因为在“大世界”发传单被安福军阀捕去，而李大钊则如郑先生所说“在逃难中”，于是胡适竟不让《每周评论》倒台，反倒接办了它，这好像有点不识时务。我们试看他在陈独秀被捕后十七天说的话：

有一天我在张慰慈的扇子上，写了两句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陈独秀引我这两句话，做了一条随感录（《每周评论》第二十五期），加上一句按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条随感录出版后三日，独秀就被军警捉去了，至今还不曾出来。我又引他的话，做了一条随感录（《每周评论》第二十八期），后来我又想这个意思可以入诗，遂用生查子词调，作了这首小诗。

这首小诗是：

也想不相思，

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

情愿相思苦！[161]

在“情愿相思苦”的心情下，胡适在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逃难”时、安福军阀的高压里，竟不用聪明的手法来“洗刷”自己，反倒独力撑起了《每周评论》，向安福军阀头上动土[162]，直到8月30号两纸封条送上门来。这样笨拙的“洗刷”，未免太傻瓜了吧？

还有，郑先生提道：

《新青年》在陈独秀出狱后的第六卷六号，登刘半农恭维陈氏的《D——！》长诗和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诗，使人感到胡适那时也许对陈独秀有“铸铜像”的心愿，只是不便公开发表意见。

可是郑先生为什么不看看他的“表”？在他的“表”中，六卷六号还有两首胡适的诗，一首是郑先生所谓的《权威》（事实上是《威权》），一首是《乐观》。前者写于陈独秀被捕之夜；后者写于《每周评论》被封后五十天。如果郑先生真读了那两首诗，也许可以发现老胡真正的“心愿”所在，那种“我们要造反了！”（《威权》）“我们又来了！”（《乐观》）的气概，好像不是“不便公开发表”的！

关于《不朽》论，叶先生说：

《不朽》是无神论，乃阐述范缜和司马光以反对鬼神之说。这是有意义的。但陈独秀已先胡适而为之。他发表《有鬼论质疑》和《科学与神圣》二文及《论佛教书》，以反驳鬼神之说，认为迷信“窒思想之自由，阻人类之进化”。

叶先生这段话，错误有两点：第一他把胡适的《不朽》一文只解作单纯的无神论，凡是看过那篇文字的都知道叶先生没读懂，叶先生没读懂却说此文“是有意义的”，真是难得。好在叶先生重在申明“陈独秀已先胡适而为之”，如果是谁先谁后的问题，那就好办了。请问叶先生，胡适写《无鬼丛话》时是在什么年代？

对于胡适介绍《实验主义》，叶先生说得更妙了：

《实验主义》是介绍美国皮耳士、詹姆士、杜威一派人的哲学。像此类事，梁启超做得很多，他介绍了欧洲培根、霍布斯、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边沁、颉德等各派哲学。而介绍一家一派之哲学的人，在中国实在多得很。

这真是愈扯愈远了！介绍“各派哲学”，梁启超等人“做得很多”与胡适介绍《实验主义》何涉？这又和胡适在中国播“实验主义”的种有什么相干？叶先生这些话，完全犯了逻辑上“不相干的谬误”！

叶先生说：“反胡的人把‘打倒孔家店’归之胡适，是很错误的。”郑先生也说胡适“后来蒙了反孔的不白之冤！”他们两位先生突然替胡适辩起诬来，真是有趣！对这件公案，我只愿抄一段原始文件，给两位先生看看胡适到底“反孔”没有：

……何以那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吴虞文录序》）

至于标点符号，叶先生说：

新式标点符号之提议人甚多，有钱玄同等五人，不能完全归功于胡适，说他“创立了新式标点”。

叶先生这段话，证明了他不清楚这件事的历史与文献。最早给新式标点符号“播种”的实是胡适。他远在1916年1月，就发表了《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科学》第二卷第一期），按《胡适留学日记》，此文在头一年的8月2日写定，20日又加一种，这种“力求采用一种规定的符号”之意，并在“东美学生会”宣读，9月18日又有札记，10月15日又加两种，翌年4月23日又有札记。至1918年2月，有钱玄同《句读符号》（《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7月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凡例列符号十二种，9月有胡适《论句读符号》（《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1919年2月有项衡方《新句读法》（《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二号），另有高元《论新标点之用法》（《法政学报》第八期），至11月29日，胡适把《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做最后修正，以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六人名义提出，以后的讨论文字[163]，都是尾声了。

关于我说胡适改革不合人情的丧礼一节，叶先生说：“像改革丧礼，胡适所拟的讣帖，今天并不流行。”此言亦不甚妥。胡适本来答应“北京通俗讲演所”讲“丧礼改良”，可是讲演前三天，他的母亲死了，轮到他自己先去改良了。他的讣帖如下：

先母冯太夫人于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殁于安徽绩溪上川本宅。敬此讣闻。

胡适觉谨告

“这个讣帖革除了三种陋俗”：“一是‘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妣’一派的鬼话”；“二是‘孤哀子□□等泣血稽颡’的套语”；“三是‘孤哀子’后面排着那一大群的‘降服子’，‘齐衰期服孙’，‘期’，‘大功’，‘小功’……亲族，和‘技泪稽首’，‘拭泪稽首’……有‘谱’的虚文。”[164]胡适拟了这张讣帖，对别人并没有强制执行的意思，改不改革悉听尊便。他支持别人改革，所以在易君左死了父亲时，写了《礼！》来歌颂这位“不肯磕头”的人[165]。我个人就是实行丧礼改革的人，可是我很反对胡适的许多不彻底的意见。只要一个人觉得旧丧礼该改，照着自己的意思改就行了，何必“流行”胡适的呢？何况胡适也没有“制礼”的资格。即以胡适所拟的讣帖而论，我觉得应该改成：

妈妈冯顺弟于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死在安徽绩溪上川家里。

胡适觉敬告

这样做，更白话、更脱俗。“流行”至此，叶先生可满意吗？

关于我说胡适鼓吹女权和新的性观念一段，叶先生说：“最重要的是鼓吹女权。当时已实行男女同校了。”这真是毫无历史知识的谬说！叶先生举出《美国的妇女》（当作“妇人”）《贞操问题》《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四篇文字，却不知道这四篇文字写于1918年7月至1919年4月，而“男女同校”却在1920年2月！据《教育杂志》第十二卷第三期《记事》第2页，民国九年2月北京大学招收女生二名上课，一为江苏王某，一为湖南易某，为我国男女同校之始。[166]

叶先生连历史上起码的绝对年代都搞不清，转而做倒果为因的论断，未免太不应该。

“东风”一节，我认为叶、郑两先生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沈兼士、沈尹默，在北大校史中，也许有名，在《新青年》中，不过是写诗的人。钱玄同是著名的虚无主义者，主张取消汉语，代以世界语。这三人，是否需要胡适的“东风”，对10年代的思想史无大关系。[167]

这是郑先生的话。

我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和领导，都归之陈独秀。

这是叶先生的话。

我的意思是，对于当时新文化运动，根本不能“都”归之任何一个人。功劳是大家的，影响是交互的，方向和程度各有不同。“都归之”和“无大关系”等字眼似乎不太恰当。我们且看这个运动真正的奶妈所做的回忆：

（北大）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这不是最好的“人证”吗？在交互影响方面，我们尤其不能忽略“东风”来了以后的重大意义；《新青年》从“因故停刊”到“复刊”，再从“复刊”到第四卷第一号起变成《同人杂志》的重大意义；以及罗素等人来华观察后所做结论的重大意义[168]。

我希望叶、郑两先生不要忽略“哥伦比亚大学”与留日派的微妙差异，请看我的表：

陈独秀等人出身

陈独秀：浙江求是书院。“东渡日本”。

沈尹默：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

沈兼士：日本东京物理学校。

钱玄同：日本早稻田大学。

周豫才（鲁迅）：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周岂明（作人）：日本法政大学，立教大学。

刘半农（复）：在上海从事文艺创作及翻译，为“私学者”（留法是后来的事）。

吴虞：“早岁留日”。

李大钊：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

高一涵：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科。

胡适出身

美国康奈尔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据上表，可以意会到我所说“东风”的意义。我说这话，绝没有“抑日扬美”的意思。我只是说，一个青年人，在心理学家所谓的“定型年代”，去东洋吃“料理”和去西洋吃“面包”的结果，多少会有微妙的差异。此差异，足以使他们合办《新青年》时闹意见[169]、足以使他们有不同的价值意识、足以使他们分道扬镳或多年以后的“分而又合”。此亦如郑先生所指的二周兄弟“受日本文化的熏陶”[170]，和叶先生所指的胡适“不愧到美国吃了几年面包”[171]。就这一点来说，我的看法跟两位先生相去不远，故“东风”云云，并非大逆不道也！

两位先生批评《播种者胡适》部分，我就答复到这里为止。其他在方法论上触犯“扩大论点”和“转移论点”的部分，如叶先生说胡适“失态已极”，郑先生说胡适“西洋史的知识，不比高中学生高明”，皆与我那篇惹祸文章不相干，我自闭口为妙[172]。

如要检讨过去的历史，为两先生计，有四点原则是应该留意的：

一、把史料读熟，尤其是“原料”（primary sources），切勿“据说”如何如何；

二、不要抹杀史料，该把洋溢在两位身上那些方法论上所不许可的主观（illegitimate subjectivity）严加管束；

三、改写历史或给历史翻案不是不可以，但方法要考究，不可做“拟似演绎”（pseudodeductive），也不可做超科学的解释（supra-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四、最重要，就是两位先生在兴酣落笔讨伐李敖之际，千万把你们当年的白纸黑字重温一下。

为了证明第四条原则是我对他们的忠告，我且举两个例子：例一——郑先生说：

白话文学运动，胡适只注重它的形式，究竟需要何种文学，应打倒何种文学，只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有明确的说明。对比陈氏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可明白后者对于白话文运动之历史任务，还是很模糊的。

我听郑先生的话，去“对比”了，可是了解的程度却和郑先生不一样。因为我“对比”出郑先生远在十二年前所说的自相矛盾的话。他在一份早已停刊的杂志中，以《五四运动之思想的内容》为标题，告诉我们“胡适先生”并不“只注重”文学的“形式”：

不仅本国产生了浪漫主义的文学，而且介绍合于个人主义的文学，这一点，我们不应忘却胡适先生的努力。他所介绍易卜生作品的娜拉，不知感动了若干被买卖式婚姻所牺牲的少妇！（《自由世纪》第十七期，1950年5月1日出版）

在这段话中，郑先生明明指出了“胡适先生”所“努力”的内容。他叮嘱我们“不应忘却”，但在十二年后，他自己却先“忘却”了[173]！

例二——叶先生说：

寄语捧胡的作者，不要目空一切，过分夸大吧。

随着他用浩浩荡荡的文笔指斥：

捧胡的作者所抓到的痒处。

和郑先生的毛病一样，叶先生也自相矛盾了。我们试看叶先生远在二十八年前，在两巨册的绝版书中，所抓到他的“适之先生”的痒处（标点仍旧）：

的确，胡适在“五四”时代，是革命的。虽然他的志愿不在政治，但在思想上、文学上、教育上、社会上，他都是站在推翻旧状、创造新局的立场。他反对宗教迷信、批评封建思想、打倒文言文学、攻击家族制度……他宣传科学方法、介绍个人主义、主张白话文学、提倡男女同校、赞成婚姻自由、实行丧礼改革……全是实在的，合乎当时的需要。

这种情形使他有时带上政治色彩，并由言论到行动。

这是何等的气概和魄力！（《胡适批判》下册第1107、1109页，1934年8月上海辛垦书店版）

看看吧！叶先生，你“抓到的痒处”比我还多呀！可是你不但骂我“捧胡”，还笑我“目空一切，过分夸大”了，你好意思吗？你能挡住郑先生骂你“瞎捧”吗[174]？

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我对两位先生的忠告是值得他们深省的。我盼望两位先生从此努力，努力去做“书斋中的学者”[175]，叶先生去注他的“国父遗教”；郑先生去编他的“共产党史”。认清楚自己的园地，然后播下两位所能播的种子。

1962年2月24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台北出版）。发表后，坊间出的一些纪念胡适的专集曾予转载。叶青、郑学稼两先生读过以后，又来强辩（见附录一、二）我懒得再理他们。可是有些人看了不服气，香港的孟戈先生、台湾的田尚明先生（见附录三）、苏雪林先生（见附录四）、牟力非先生，都曾在台港等杂志上发表文字。孟戈先生和郑学稼先生的笔仗，似乎到今天还没打完。现在我零星写几点后记如下：

一、1940年3月24日重庆《中央日报》上登有一篇陈独秀写的《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最后一段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我想，这段当事人的回忆也许可以替我们解决“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的争辩。

二、我觉得叶青、郑学稼两先生对于陈独秀先生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注意，可以帮助我们对他们两位和两位文章的了解。叶青先生远在1925年前，就是陈独秀主持下共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向导》的投稿人。他对陈独秀的“态度”，请看他的《五四文化运动与陈独秀》（《笔汇》革新号第一卷第一期，1959年5月4日台北出版）；郑学稼先生早就说陈独秀是他“一生中唯一尊敬的长者”，是“良师”，请看他的《马先尔的新古典派经济学》中的《改正版序文》（1943年重庆南方印书馆版），和《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先生》（《自由世纪》第六期，1949年11月16日台北出版）。读者若有了这种会心的了解之后，将不难明白为什么叶青先生声明谈陈独秀，“不应有所避忌”，所以陈独秀应该加上“播种者的头衔”，而且功劳应该“都归之陈独秀”；也不难了解为什么郑学稼先生认为除陈独秀外，“其他多是浅薄者”。

郑学稼先生说：

李敖的文章，有一个极恶劣的倾向，那就是没有必需地说我“从马克思学说的肯定出发”和暗指我是李大钊的“同路人”，另又不必需地引叶青先生的著作，指他曾参加共产党。

我实在不知道我有没有所谓“极恶劣的倾向”，我只希望读者和我能够了解他们的文章深处到底说些什么，没有这种深入一层的了解，我不觉得我们能读懂他们的文字。

三、叶青先生从办《二十世纪》杂志，写《胡适批判》两巨册开始，到今天办《政治评论》为止，对胡适从来没饶过！在这三十多年期间，胡适还是胡适，可是叶青先生却从《共产主义问答》时代的叶青，变到了《三民主义纲要》时代的叶青了。但是变的尽管变，缠胡老头儿的作风却是三十年如一日——没有变！他这种“昂扬斗志”，真令我们钦佩！他的“斗志不衰”，真令我们顶礼！缠、缠、缠的结果，直缠到老胡断了气，于是《政治评论》又改向我来缠，我真不能不“恐怖”！

四、当我对叶、郑两先生的基本“精神动力”（psycho-motor）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之后，我知道他们已经“不能与之言”了。我深知他们已经开始穷缠的法子向我展开钳形攻势，我若跟他们缠，永远不会有真理出现——因为他们不讲理。

例如叶青先生说他今天所讲的话，“就与二十八年前他在《胡适批判》中的话相反”，也“不能指为矛盾”！请看这是何等不讲理！

又如郑学稼先生说：

胡适的《少谈些主义》的本意，是劝大家不要谈马克思主义。这一心境！到《四论问题与主义》（第三十七号）完全公开了。

看吧！胡适不谈马克思主义也是错！幸亏他没谈，他没谈，今天都要被人骂；他若谈了，今天不被分尸才怪！请看这是何等不讲理！

五、郑学稼先生因不讲理而闹的错误，比起叶青先生来，已经接近不可救药的程度。我“不费力地”举几个例：

（一）他说他的“表”中“共计二十三人”，而李敖却“抬出三十个人”，“连算术都没有学好”。他骂了我，我再数一遍，还是“三十个人”，于是我对我的“算术”又恢复信心了！同时我要劝劝郑学稼，你学“算术”，恐怕还太早，你该先学扳指头！

（二）我明明说陈独秀办《小报》和《国民日日报》是在“办《青年杂志》以前”。并请他查《中国新文学大系》，该书中明明写着：

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那时候最著名的白话报，杭州是林獬陈敬第等所编，在芜湖是陈独秀与刘光汉等所编。

郑学稼先生不根据我的“注”去查书，就骂我不知“创刊的时间，似乎还不知道那《小报》是白话报”，实在是有意打糊涂仗。

（三）郑学稼先生问：“文化界的维辛斯基老爷——李敖……世间上有‘有点儿的知识分子’连题目都写大不通吗？”

李敖答：“有！并且你就是其中之一，你这个问题中‘写大不通’四个字就不通！”

郑学稼先生又问：“我们文化界的全科医生李敖阁下，究竟我的题目是‘不通’还是‘费解’呢？”

李敖又答：“你的题目既‘不通’又‘费解’。”

（四）郑学稼先生既恭维我有“文学家笔法”于前，又谴责我“汉文程度太差”于后，我都被他搅糊涂了！所以当我看他写出“李敖是收集之原始资料专家”一“句子”时，我不知道这是“文学家笔法”，还是“汉文程度太差”？

（五）郑学稼先生既主张“珍视”并“全部保存”胡适主张的“容忍精神”，但他却骂胡适“斥陈氏态度专制”为不对，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六）郑学稼先生说：“胡适还指摘旧戏缺乏悲剧观念”，但“看戏是享受，为什么一定要用眼泪陪悲剧呢？”这就是骂我“文学理论修养不够”的人讲的话！他不懂什么是“悲剧”，不懂“眼泪”和“享受”的关系，更别提什么“文学理论”了！

（七）郑学稼先生怀疑：“被‘叶青’称为始终是民主主义者的胡适，为什么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的机关刊物写文章？”

李敖怀疑：自称“被共产党所恨，也不为‘反共者’所喜”的郑学稼，为什么在“反共者”的刊物上写文章？

（八）郑学稼先生说他读《四十自述》时，我“是在妈妈怀里吃奶的婴儿”。不错，那时正有一个小宝宝“在妈妈怀里吃奶”。令郑学稼“推测”失败的是，那个小宝宝是姐姐，不是我——这真是抱歉的事！

（九）郑学稼先生两次提到我“想领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的告密奖金”。如果我真有密可告，我想我该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去领。我有资格告诉那不知保安司令部早已改名的郑学稼先生，对于这门“告密”的学问，他“还缺乏对我‘建议’的‘行话’”！

六、如果这一阵子笔仗能看出什么意外收获，那就是叶、郑两先生的自我告白。叶青已公开说他的“书”，“因写作的年代不同”，“甚至‘前后有’相反的见解”，“也至为寻常”！他不公开认错，竟还不知惭愧地说“至为寻常”的话，我真不知道他的脸会不会红；郑学稼也公开说“老前辈”“胡适博士”，在“二十余岁”时就“在文化沙漠中曾掘出一小块玻璃片”，而他郑学稼，“虽干了三十余年的文化工作（？），连一块小瓦片都没有捡到。”他“捡到”了什么呢？在“文化沙漠”中，他捡到了一大把迷人眼睛的沙子！

七、《民主中国》复刊第五卷第五号（1962年3月1日台北出版），有一篇牟力非先生的《敬悼胡适先生》，其中有两段别有见地：

在一个折磨人才至死方休的社会，胡适之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死既没有什么了不起，证明他的生是多余。前不久，不是还有“专家”抄出书目证明胡适在某年某月还未给中国新文化播种吗？在咱们这个社会，美国太空人格论的成绩无论如何，还是要经过轩辕黄帝审定才算合格：这个社会是注重“三代”和“出身成分”的，所以青年毛孩子只有留洋才会“一夜成名”，因为他在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还没出生！自然就不会获得“专家”审定认可。胡适播种新文化不够最早，于是他便不值得重视，便被作为打击的历史资料。请听听“专家”说的：“有人瞎捧胡适是白话文的首倡者，事实上同盟会斗士陈天华用纯口语写著名的同盟会文献时，胡适还是童子呢。”“专家”真有说笑话并制造笑话的天才。仿此口吻，少年们也可制造此类的许多笑话，例如，“明人语录使用口语时，陈天华还没出生呢！”

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泱泱大国”的精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风行的精神。因之胡适付出了一生的智慧给这个国家，所得到的报酬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之胡适的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八、郑学稼先生最没有风度的一点是，他在文章里竟骂到李敖的“令尊堂”（见附录三），这是很失体统的事，我希望他能忏悔。最可怪的是他居然还写了三篇《我控诉》，在1962年7月24日、26日、28日三天的香港《天文台》上发表，里面有文一段曰：

对《附答李敖先生》，人们有许多不公平的评语。谁如对比李敖骂我的话，谁可发现：我对他很客气，可以忍受的不计较，不能忍受的，也文雅地回答。有人说：对青年应退让，好似老年人该受骂。像这种话，我认为无意义。因为真理的讨论是平等的。

这段话可以知道“人们”为什么不谅解他，因为“人们”不了解他，不了解他对“客气”的定义和“文雅”的定义，原来对郑学稼先生说来，骂别人爹妈似乎都不算不“客气”或不“文雅”的！

九、郑学稼先生在《我控诉》里，又有妙文一段曰：

当我第一次阅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时，以为他是极接近胡适的人，否则不会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独立评论社内部诸名士主张独裁，只胡一人反对；胡为女学生关窗户，以示“体贴”；和胡退回宣传费若干美元。

在这里我要坦白告诉郑先生，你的“以为”完全“以为”错了！我“接近胡适”什么？《独立评论》上民治与独裁的论战，在《独立评论》上都登得明明白白，你不去查看、不去了解，却硬说这是我李敖独得之秘，这不是笑话吗？你还是快去查《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八十四号、第八十六号、第八十八号、第一百三十号吧！去查《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及第三十二卷第一号吧！至于胡适为女学生关窗户的事，你还是去查1932年的《论语》第一期吧！你还是去查1924年的《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吧！去查1934年的《人间世》第三期吧！或去查《文人画像》那一本书吧！你不要又少见多怪，又觉得是我李敖专利了知识！至于胡适退回宣传费的事，你还是去查1942年的Current Biography吧！去查VOL.LXXIX NO.9的TIME杂志吧！你读书这样少，反倒以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这不是大笑话吗？文献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这个笑话应该使你知道：“此后不好再瞎猜了！该接受李敖的提示，多用用功了！”

十、在美国的周策纵先生，于1962年7月17日来信给《文星》，说：

李敖先生《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中有许多写得很对的地方。唯在注三十八中说钱玄同“实在不像有‘虚无’的气质”。这却不然。钱氏早期思想曾经过好些变迁，他小时曾同情义和团，后又变成康梁派，而1903年左右又成为排满的革命支持者，1906年以后在日本时，受了刘师培、张继及《新世纪》的影响，确曾倾向无政府主义，也就带有虚无主义的气味，他提倡世界语便是这些影响的缘故。这些事实他自己在死前曾对人亲口说过！我在拙著英文《五四运动史》中也曾提起过！也许李先生没有注意。不过郑学稼先生把钱氏叫作“著名的虚无主义者”（郑氏原文我未见到），似乎过于夸大其词了。

十一、郑学稼先生在《世界评论》第十年第八期里，以《台湾的巴札洛夫》为题，要我“到南港某一研究机关，找一本书，书名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翻到第440页，左上方就有这些字：‘我对丧礼的一点意见——胡适’”。郑先生的意思是要用来证明他没有弄错胡适文章的题目，这是很可笑的！在《新青年》和《胡适文存》中都明明印着胡适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我对于丧礼的改革》，这还有什么好辩的？更何必挟以自重？郑先生为了人家批评他“不正当的运用匪情资料”而打官司，像他上面这种做法，我不知道他何以自解了！

十二、1962年3月3日的台北《民族晚报》，以《任卓宣拦腰挨一棍》为题，报道如下：

由胡适博士一篇演说引起的中西文化论战，并未因胡氏之逝而停歇。最近，曾经一口气骂过近三百年来四十余位学者名流的青年李敖，又对任卓宣、郑学稼二人，重重地施以拦腰一击！

两月以前，李敖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推崇胡适博士四十年前鼓吹新思潮之功；但任、郑二氏则分别撰文，指称领导新文化运动者是陈独秀等而不是胡适。李敖乃又续写专稿，对任、郑加以反驳。此稿长两万余字，引据原始资料甚多，其气甚壮。对任、郑二氏而言，是一记强力的还击！

3月24日，又以《任卓宣“挥笔反攻”，郑学稼续谈〈播种〉》为题，再为报道：

中西文化轮战尚在继续中。政论家任卓宣在最近一期的政治评论杂志上，以一万七千多字的专文向李敖反攻。

任卓宣与李敖的笔战，早已走过几个回合。严格说来，他们应该算是在中西文化大战的主战场之外另辟副战场，讨论的主题是胡适先生新思想的传播方面贡献如何。最初，李敖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任卓宣针对这篇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见；李敖乃搜集资料，并以惯用的尖刻笔调，对任卓宣加以反驳！这一次，是任卓宣再度反击李敖。这位名政论家也搜集了很多资料，也用了相当“俏皮”的句法。把他和李敖的前后几篇文章对照起来看，是很有意思的。

为《播种者胡适》而与李敖笔战的，除任卓宣外，郑学稼教授也是一员主将。郑氏最近也有长文一篇，将在《文星》杂志发表。

附录一　再论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叶青）

我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一文，是由于看到《播种者胡适》一文而起。此文以为胡适是新文化的播种者，这就有抹杀他人之嫌。因此，我说：“为了历史事实、为了思想史和新文化运动史，必须有所辨正。”所以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指出胡适所播之种有限。因为《播种者胡适》谈到文学革命、个人主义、民主、科学等，我根据事实指出胡适的播种仅在文学革命方面，其他甚少。而陈独秀、梁启超、康有为和孙中山等人对于那些新文化都有播种之功，而且比胡适更有播种之功。这就是《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的基本观念。

《播种者胡适》的作者不赞成我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发表了《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来予以反驳。但他对于我的基本观念毫未否认，而竟声明他“没说胡适是‘唯一’的播种者”，同时又声明“既然为种，人人可得而播之”，这就承认我的基本观念了。那么还来写《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干什么呢？但作者是目空一切的青年，曾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骂尽数十学者专家的，有一股“糊涂劲儿”，又“惯于健忘”，总说我“硬把”他的意思“做胡适是‘唯一’的播种者，别人却没播过种”，是误解了他。

当然，《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没有“唯一”二字。但是它表现了“唯一”之意。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曾引述过，但并不完全。因为“唯一”与否关系重要，所以我再把那些足以表现胡适是唯一播种者之意的段落，扼要引出来。这是我批评《播种者胡适》和其作者反驳《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究竟谁是谁非的焦点之所在。

《播种者胡适》开始一段，是说蔡元培就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不必征引。第二段及以后各段，希望读者仔细地读，特征引如次：

陈独秀一到北大，立刻跟一些有新头脑的教授合了流！最有名的是沈尹默和沈兼士，还有那要排斥四十岁以上老家伙的钱玄同。这些年轻的教授们颇有“万事俱备”的条件，他们想施展，可是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在摸索中，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得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按指胡适）。

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民国六年的9月里，北京大学来了一个二十六岁的新教授（亦指胡适）。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

北京大学热闹起来了！梁山泊上又添了几条好汉，他们是：胡适之、刘半农（复）、周豫才（鲁迅）、周岂明（作人）……

北大添进了新血轮，北大开始蓬勃了！

七年1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了，六个教授轮流编辑……那一两年间，他们最大的成绩当然是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

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斲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八不主义”改成了肯定语气……它们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思想的新方向。

民国七年的6月里，《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写《易卜生主义》，初次宣扬那个“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

很快地、非常明显地，胡适把他走的路放宽了，文学革命很快地从一个目的变成手段，又从手段导出许许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立了新式标点，宣传了《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和旧式的父子问题！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

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

在南方！一位深思远虑的革命领袖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这“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还为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儿——新文化运动。……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

1961年1月29日，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会议上，胡适说了一段很令人深省的话。他说：“为国家计划发展科学，这个责任‘不亦重乎？’我们的任务是‘长期发展科学’，‘长期’‘不亦远乎？’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

以上十三段是《播种者胡适》一文的思想线索和基本观念。那么该文就把胡适表现为新文化的唯一播种者了。它明白地说，陈独秀等在北大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胡适到后乃有“酵素”；“北大开始蓬勃”；“《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出现了；文学由形式的改革而影响内容，才有“新思想和新精神”；在“这两三年”，胡适“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所以他的文章形成了新文化运动；因此，“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而成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所以“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这不把胡适看作中国新文化的唯一播种者了吗？因此，《播种者胡适》一文虽“没说胡适是‘唯一’播种者”，但意思确很明白的。这就把同时的陈独秀和更早的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对于新文化的播种作用一笔抹杀了。我写《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以指出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和陈独秀对于新文化的贡献，即由是而来。

因此，《播种者胡适》的作者要批评我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就应该指出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和陈独秀不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只有胡适才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如此，《播种者胡适》是对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便错误了。然而作者竟声明他“并没有说胡适是‘唯一’的播种者”，岂不否认了他的《播种者胡适》的基本观念，而与我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的基本观念以承认吗？所以他的《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根本没有意思。他把基本观念抛开了，用枝节事件来搪塞，以蒙混读者。

当然，他还有一个解释，就是“既然为种，人人可得而播之”。所以他并不否认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和陈独秀之为播种者。那么胡适是播种者一点，还有什么特别意义呢？须知播种者虽可以多，却要分先后，而且看播种后的影响。谁播种在先，关系重大。但若播种之后未生出苗，就是没有影响，不能称为播种者了。受过“语意学训练”的人，应该懂得这点。因此，播种者不能是多，或很少是多。《播种者胡适》作者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中把他解释为多，那么胡适的贡献就减少，许多颂扬胡适的话便如我所说是“颂扬得太过分了”。这是我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所以写的一个意思。

现在我要进一步批评《播种者胡适》，指出其以胡适为新文化的唯一播种者之不合事实及其过分颂扬胡适之不当来。

前面引出《播种者胡适》一文的十三段话，表明作者以为：一、陈独秀到北大后与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想施展”而“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所以“万事俱备”，尚须等胡适回来才能有所施展；二、胡适于民国六年9月到北大后，《新青年》从七年1月起才以“新面目出版”，“那一两年间”方有“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三、由文学革命的形式改革影响内容，“新思想和新精神跟着到来”，于是有了“一个思想的新方向”——个人主义，用以攻击“传统的丑脸”；四、胡适从民国七年1月起的“两三年”间，“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合起来就是新文化运动，所以新文化运动是胡适的文章所造成；五、新文化运动始于北大或当时的北京，时间是民国七年1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之时。

这五点是对的吗？《播种者胡适》的作者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中说：“检讨过去的历史”，要“把史料读熟”，“不要抹杀史料”，“不可做超科学的解释”。这是他“为”我和郑学稼“两先生计”所提出“应该留意”的“忠告”。他以为我和郑先生未做到这样，他则做到了。所以那五点是对的。真的吗？兹分论如后：

壹、陈独秀出身北大文科，在民国六年2月以后。但他未到北大以前是在上海办《青年》杂志，不久改为《新青年》。我们现在统用后一名称，而说《新青年》是民国四年9月创刊的。到民国六年2月，已发表了很多重要论文，并且发生影响。看每期所刊载的读者通信，可以知之。把《新青年》看到民国六年9月胡适回国任教北大止，即由《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到第三卷第六号止，关于新文化的论文如个人主义、民主、科学、文学革命等都已刊载甚多了。有关新文化的破坏，如反对旧思想、旧伦理而“打倒孔家店”，亦有不少论文。同时建设和破坏的文学革命，业已展开。这些时候，《新青年》每号，陈独秀有两三篇文章，多至四篇。高一涵、易白沙、吴虞和刘半农等亦有不少的文章。这哪里是胡适未归而陈独秀等“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呢？

贰、胡适到北大后，《新青年》从民国七年1月起的“新面目”，就是在作者方面有增加，文学成分多了一些。在思想内容方面是继续从前，而且还有逊色呢！不过出了一个易卜生专号（第四卷第六号）、戏剧改良专号（第五卷第四号）、马克思专号（第六卷第五号）、人口问题专号（第七卷第四号）、劳动节纪念专号（第七卷第六号），表明《新青年》要由新文化运动而社会主义运动了。至于文学革命则不始于民国七年1月以后“那一两年间”，而始于其以前那一两年间，即民国五年和六年。在此两年内，《新青年》刊载了胡适和陈独秀“八不”的两信，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赞成文学改良信和讨论“不用典”等信，曾毅赞成文学革命信，方孝岳的《我之改良文学观》，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赞成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信，未署名者条陈改良文学信，张护兰主张文学革命与道德革命并重信，胡适的《白话诗》和《白话词》，易明的《改良文学之第一步》，钱玄同论应用文亟宜改良信，他与陈独秀、胡适互论文学改革三信。这一切文和信不仅表明文学革命已经开始，而且表明文学革命已经发展。所以把文学革命移后两年，若不是“连历史上起码的绝对年代都搞不清”，便是“方法论上所不许可的主观”“要抹杀史料”，否则就不可解了。

叁、由文学革命而后才有新思想，即一个思想的新方向——个人主义，以攻击传统，完全不合乎事实。“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文学革命是这样，前已详加指明了。但在文学革命以前，《新青年》便介绍和强调起个人主义来。它于民国四年9月创刊时，第一篇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里面就有关于个人主义的项目，例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之标题。其后各期刊有李亦民的《人生唯一之目的》、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易白沙的《我》、刘叔雅的《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皆关于个人主义的论文。到民国五年11月，《新青年》刊载了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以后刊载了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和《再论孔教问题》、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陈独秀的《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等，皆在于攻击传统。所以事实上，是先有个人主义的思想方向，随即攻击传统，而后才有文学革命。很明白，文学革命的“八不”亦由个人主义来。例如“不用典”和“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非个人主义而何？没有强调个人主义、没有攻击传统，是不会发生主张白话文和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的。所以要有新思想才有新文学；也就是先有文学的内容，而后才有它的形式。《播种者胡适》以为文学革命先于新思想的个人主义和攻击传统的事实而发生，即由文学革命引起新思想的个人主义而后攻击传统，这显然是“连历史起码的绝对年代都搞不清，转而做倒果为因的论断，未免太不应该”。

肆、《播种者胡适》说胡适是“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以致发生新文化运动。这些话不仅是过分的夸大，而且是“毫无历史知识的谬说”。因此，经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指出后，《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竟未举出任何历史事实来加以反驳。现在要说的是：这就把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领导完全归之胡适了。诚然，那么这不把胡适看成新文化的唯一播种者，别人却没有播过种吗？如此否认别人的贡献，而把整个新文化运动归功于胡适，显然有一种“宗派的理由和背景”在作祟。虽然《播种者胡适》中多少有一点不慊于胡适的地方，那只是“力求隐瞒”其“宗派的理由和背景”的烟幕而已，哪里值得重视？

伍、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领导应归之于陈独秀。因为它“以《新青年》为源头”，而此杂志由陈独秀创办和主持，并且他的文章一开始就倡导个人主义，主张民主政治，提倡科学，攻击传统，所以新文化运动便随着发生和展开了。《新青年》（最初名《青年》）创刊于民国四年9月，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那时，陈独秀是住在上海的。一年多以后，他出长北大文科，时在民国六年。所以新文化是始于上海而非始于北京或北大；始于民国四年9月而非始于民国七年1月；始于《新青年》最初出版之时而非始于《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之时。《播种者胡适》对于这三点，以非为是，完全在“故意抹杀史料”，以求达到其称胡适为新文化的唯一播种者的主观需要。也许它的作者是要“改写历史或给历史翻案”吧。这“不是不可以，但方法要考究，不可做‘拟似演绎’，也不可做超科学的解释”。

以上五点，充分表明《播种者胡适》中的基本观念不合事实。“这真是毫无历史知识的谬说。”为了“主观”上的“宗派的理由和背景”，以达到捧胡的愿望，不惜“故意抹杀史料”。“这就未免太缺乏学人最起码的‘心智真诚’了。”而对于读者说来，《播种者胡适》的作者则“还是一位欺骗读者的宣传家”。然而他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中，还向我和郑学稼先生进“忠告”，要我们“把史料读熟”，“不要抹杀史料”，“不可做超科学的解释”，“你好意思吗？”与其“忠告”他人，还不如自己反省一下好。

我说《播种者胡适》是捧胡，作者不赞成，以为它是超出捧胡和骂胡之外的。理由就是它中间对胡有微词，所以马五先生说它是“褒贬意义都有”。但问题是褒多于贬或贬多于褒？如答案为褒多于贬，就是捧胡了。《播种者胡适》一文不仅褒多于贬，而且褒大于贬。看前面引出的十三段话吧。所以那点微词如前所说不过作者“力求隐藏”其“宗派的理由和背景”而已。因此，不仅我把《播种者胡适》看成捧胡中的“乱捧”之作，郑学稼先生也一样。这是他写《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的一个意思。而且胡秋原先生也一样，他在《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中，征引前面从《播种者胡适》所摘录的十三段内某些语句后说：“像这样的说法总有点乱，而且有点挥霍性。”所以《播种者胡适》为捧胡之作，是一致的和公正的看法。

而且那个作者戴上捧胡的眼镜，能够在我二十八年前所著的《胡适批判》两巨册中找出一些话来，证明我的“捧胡”比他还厉害，并证明我今天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一文中的评胡或者如他说的“骂胡”，与二十八年前《胡适批判》一书中的“捧胡”是“自相矛盾”。现在我要问：《胡适批判》是“捧”多于“骂”抑或“骂”多于“捧”？何以它不叫作“胡适颂”或“胡适论”而叫作《胡适批判》？究竟《胡适批判》是什么意思？“我深深感到，凡是读别人文章的人，若不能扣住作者的微意，他恐怕就要误解这个作者了。”读别人的书也是一样。批评别人而征引其言，亦应“扣住作者的微意”，而不应“断章取义”，“罗织表演”。

现在来看捧胡的《播种者胡适》一文从大小十四件事上立论，经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逐一批评后，该文作者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里的反驳或答辩吧。大的事为文学革命、个人主义、民主和科学。小的事为整理中国哲学史等十件（其中亦有一两件大的事在内）。兹依次论之：

（一）文学革命我说“文学革命的倡始者仍是陈独秀”，乃因胡适寄陈独秀“八不”的信，系见了陈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那几句话而然。“八不”及反对文言文，主张白话文，皆是由古典主义趋向写实主义的表现。而陈说的那几句话，刊于民国四年1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通信》里。胡适寄陈独秀论“八不”的信，则刊于民国五年10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通信》里。可见陈的文学革命思想早于胡九个月。《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说：“八不”并非“一晚上生下来的”，“它的形成有过一段曲折的历史”。其“最后决定早在该年8月19日就告诉朱经农了”。但是仍比陈迟八个月。而文学革命始于《新青年》，应以陈、胡两人在其上发表因而公诸国人的先后，为谁是倡始者的根据。胡的“八不”之“形成”虽有“一段曲折的历史”，那是个人的构思的经过，不能视为文学革命的开始。所以我说“文学革命的倡始者仍是陈独秀”，并没有错。至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把文学革命的倡始者归之胡适，那是就其《文学改良刍议》而言。这与我们今天研究文学革命要追溯到《文学改良刍议》以前去，并不冲突。穷源溯流，乃历史方法所应然。“翻旧账”的人开口“历史”“史料”，何能提出异议？

我说陈、胡两人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是陈的《文学革命论》“阐明文学革命的理论”，胡的《文学改良刍议》“属于文学革命的技术”，这是很对的。郑学稼先生写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说胡对于文学革命“注重形式”，可为证明。但《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的作者说我和郑先生“提出胡陈两文中‘技术’与‘理论’，‘形式’与‘历史任务’等对立”为不当。他说：“凡是细读胡、陈两文的人都不会硬朝二分法里钻，硬给两个合作无间的朋友‘论功行赏’，除非是别有用心。”那么技术与理论、形式与内容之分就不对了。然而《播种者胡适》则说：“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斲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这几句话虽然表明形式与内容有关，却已表明形式与内容有别。要有别才能有关。谁不知道文学有形式与内容之分吗？二分法是对的。形式即技术，内容即理论。说胡陈对于文学革命的贡献，一在技术，一在理论，凡是读懂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的都会首肯。“翻旧账”的人竟然反对二分法，诬为“别有用心”，若不是对两文“没读懂”，就是在文学之前说外行话。“我们谈这种问题，一定要说‘行话’。说‘行话’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码水准。”至于我和郑先生“给两个合作无间的朋友‘论功行赏’”，乃是研究文学革命的历史，明了胡陈各人贡献何在之所应然。主张“把史料读熟”和“不要抹杀史料”的人，竟诬为“别有用心”，显然要“故意抹杀史料”，“不重视道德水准”了。

现在还有一小事要说。就是“翻旧账”应“把史料读熟”，不可有错误。然而实际上，“翻旧账”之作，不论大小事件，错误均多。除前已说及的外，这里要指出一事件来。“翻旧账”的人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便寄到北京来了”，以为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是住在北京的。其实不然。《文学改良刍议》刊于民国六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出长北京大学文科的事，本月内才见诸报端。看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吧。其《通信》栏载程演生寄陈独秀信说：“独秀先生左右：读报得知足下近长北京大学文科，不胜欣祝。”那么陈独秀在1月1日以前仍在上海，而在11月、12月内寄出《文学改良刍议》的胡适，不知陈独秀出长北京大学文科的事，怎么把该文寄到北京去了呢？这实在是一种“谬说”。

（二）个人主义《播种者胡适》以为个人主义这“一个思想的新方向”，是从“八不主义改成了肯定语气”而来。此肯定语气凡四句，见胡适发表在民国七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之中。因此要在这文以后才有个人主义。事实上像是这样。民国七年的6月里，《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主义》，胡适写《易卜生专号》，初次宣扬那个“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指出这种见解不合事实，以为早在民国四年9月《新青年》出版时，陈独秀就已开始宣扬个人主义了。另外我还有所征引和解说，并指出清末的梁启超来。《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没有说及。它承认我的批评。其为理屈词穷无疑。

（三）民主《播种者胡适》称赞胡适“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其一是说“他给怀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剂强心针，向拥护独裁的学人敲了一棒子。民国二十三年11月27日，当局联名通电全国，终于公开表示了‘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好像这个通电是胡适的力量。殊不知当局都是国民党人，而国民党早在胡适“给怀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剂强心针，向拥护独裁的学人敲了一棒子”以前，就一贯地主张民主。它的民权主义和五权宪法不是民主思想吗？它的辛亥、讨袁、护法、北伐等革命战役不是民主运动吗？以上所说《播种者胡适》称赞胡适的错误，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没有说及，现在予以补足。

说及的是《播种者胡适》以为胡适主张民主在四十年中“没有迷茫、没有转变”的事，不像陈独秀那样有了转变，再发表“最后意见”复主张民主，“与胡适分而又合”。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说：“这些话对胡适一度步陈独秀后尘而倾向社会主义的事，置诸不谈，未免委屈了陈独秀。”《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反驳道：“说‘胡适一度步陈独秀后尘而倾向社会主义’，实在没有根据。当时知识分子‘倾向社会主义’几乎是无保留的、普遍的，胡适也自不例外。”这不就有根据了吗？但是你在二十八年前写的《胡适批判》也认为他“一离开莫斯科，社会主义的影子就没有了”，并且还说他“反对社会主义”呢。诚然，那是根据二十八年前的胡适言论说的。但在《胡适批判》出版后的二十八年中，胡适言论又有很多了。胡适在1954年3月5日讲演时说：“我今天带来了一点材料，就是在两年前，我在外国时，有一位朋友写给我一封讨论这些问题的长信”，主张抛弃社会主义。他把信引出一些后说：“为什么我那位朋友写几千字的长信给在海外的我，表示我们应该反悔，变了呢？……为什么今天我也表示反悔，变了呢？《自由中国》的创刊号有张起钧先生翻译我的一篇文章：《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是1941年7月我在密歇根大学讲演的文章，原题目是：Conflict of Ideologies（《思想的斗争》或《思想的冲突》）。这里面有一句话：‘一切的所谓社会彻底改革的主张，必然地要领导到政治的独裁。’……那时候我就指出民主和极权的不同，我就已经变了。”那么我在二十八年后写《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说“胡适一度步陈独秀后尘而倾向社会主义”，不仅有根据，就与二十八年前《胡适批判》中的话相反，亦不能指为矛盾，而是所根据的胡适言论有所不同。现在我还发觉《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刊载的《本志宣言》，主张“放弃”“金力主义”，“对于占有主义的财阀……以敌意相待”，而明白倾向社会主义。《宣言》声明它是“全体社员的共同意见”。“全体社员”是包括胡适在内的。这就怪不得胡适后来说了前面所引的“反悔，变了”云云的话。那么，《播种者胡适》一文说胡适在四十年中“没有迷茫、没有转变”，就不合事实了。我在二十八年前说胡适是“中国仅有的民主主义者、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云云，也是根据从前的胡适言论，并鉴于当时有些“怀疑民主”和“拥护独裁的学入”而云然，现在就不同了。但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也并未说胡适不是二十八年前时之“中国仅有的民主主义者、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而是说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未谈民主，即未播民主之种，在四十年中也并非“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所以我的言论前后不矛盾。《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中也未指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播民主之种的事，也未指出胡适没有“倾向社会主义”的事。

但是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指出胡适“倾向社会主义”，并无“暗讽胡适”之意。因为《播种者胡适》暗讽陈独秀由民主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到晚年又由发表《最后见解》而复归于民主主义，遂说胡适是“在四十年中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所以我才说：“这些话对胡适一度步陈独秀后尘而倾向社会主义的事，置诸不谈，未免委屈了陈独秀。”这是说明事实，而《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遂以为我在“暗讽胡适曾‘一度’‘倾向社会主义’了”；并进一步说我“办个杂志，大谈当年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倾向社会主义’”！“暗讽”的证据安在？什么“杂志”？其“大谈”的事实又安在？注重史料的人，不可“栽诬”，“不可做‘拟似演绎’，也不可做超科学的解释”，而应具有“学人最起码的‘心智真诚’”，拿证据来。

（四）科学《播种者胡适》把胡适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会议上，对于“长期发展科学”用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来解释的几句话，看成“胡适的真精神”，由此遂“肯定他在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并“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精神”。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予以批评，说：“把胡适在委员会议中的讲话看成了大事，好像将来科学发展了就是胡适的贡献一样。所以捧胡的人不待科学发展成为事实，便颂扬胡适起来。这不有点可笑吗？”《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对于这种批评并未答辩，显然是接受了。

但它对于我说梁启超和曾国藩提倡科学的话不表赞同，而问我：“‘科学’这一个term能这样乱送么？曾国藩‘提倡’的‘科学’是什么‘科学’？何况叶先生早就说过‘梁启超固不懂科学’，叶先生的‘惯于健忘’真是‘石破天惊’的！”答：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明言，曾国藩办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不少。我说梁启超“不懂科学”，是就他在民国九年写的《欧游心影录》中宣告“科学破产”而言。这与我说他在光绪二十二年主张废科举，设学校以教授各种科学，并在其后数年于所办《新民丛报》中介绍培根的科学方法、达尔文的进化论等提倡科学的事实并不冲突。“科学”这一个term，不管你怎么定义，它总是就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而言。江南制造局之所翻译、学校之所教授、科学方法之研究，皆不外乎它们。请问哪一种定义不包括它们呢？如此，我就没有“乱送”“科学”这一个term给人了。

（五）中国哲学史《播种者胡适》称赞“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指出中国哲学史并非“断烂朝报”。而用新方法整理的事，梁启超早已做过。同时胡适并未将《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完，已写的上卷错误甚多。《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对于我的批评一字未提而完全承认了。

（六）文字障《播种者胡适》称赞胡适“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指出，这是“就胡适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等文说的”，全“可以合并在文学革命以内”，而且其事“细微”，绝无单独看成胡适的一种贡献的必要。《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也一字未提而完全承认了。

（七）新式标点《播种者胡适》称赞胡适“创立了新式标点”。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指出，这也是可以合并在文学革命以内的，而且新式标点符号之提议人甚多，不能完全归功于胡适。《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说胡适是早在那些提议人以前就研究到了，举出很多事实。但是《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并未谈及先后问题。所以那些事实与我“不相干”。我说不能完全归功于胡适的话，就是表示别的五个提议人对于创立新式标点也有赞助之功。至于创立新式标点之可合并在文学革命以内，不必看成胡适的单独贡献，《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亦未否认。

（八）尝试集《播种者胡适》称赞胡适“印出了《尝试集》……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说，这是“可以合并在文学革命以内”的。《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亦未否认，也未另说什么。但我现在要补充几句：白话诗虽是白话文的逻辑发展之所必然，白话诗仍有其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尝以诗与文并论。所以白话诗在文学革命中有大书一笔的必要。这就是说印出《尝试集》比澄清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和创立新式标点为更有意义。

（九）不朽论《播种者胡适》称赞胡适“宣传了不朽论”。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说，这是就胡适的《不朽》一文而言。其中之无神论思想，在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以后，因《不朽》发表在后也。《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以为我对《不朽》“只解作单纯的无神论”，是“没读懂”的证明。但它的作者是看过《胡适批判》的，此书论及《不朽》，是“没读懂”吗？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一文谈很多问题，能将胡适的每文作全面的评述吗？若只谈及一点，就是“没读懂”，说得通吗？至于“陈独秀已先胡适而为之”，乃是论新文化及其“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之故。超出范围来谈他们两人发表文字的先后，不合这里的“辩论尺度”。

（十）实验主义《播种者胡适》称赞胡适“介绍了实验主义”。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以为那是就胡适的《实验主义》一文而言。此文是“介绍美国皮耳士、詹姆士、杜威一派人的哲学。像此类事，梁启超做得很多，他介绍了欧洲培根、霍布斯、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边沁、颉德等各派哲学。而介绍一家一派之哲学的人，在中国实在多得很”。《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作者不注意我的“像此类事”一语，而说我“愈扯愈远”。“介绍‘各派哲学’，梁启超等人‘做得很多’，与胡适介绍‘实验主义’何涉？这又和胡适在中国播‘实验主义’的种有什么相干？”所以我“犯了逻辑上‘不相干的谬误’”。这显然表明作者对于我那几句话“没读懂”。我说“像此类事”，系谓胡适介绍杜威诸人的哲学，正同梁启超等介绍培根诸人的哲学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这怎么是“愈扯愈远”而“犯了不相干的谬误”呢？当然，作者说他是着重实验主义，这在胡适发表《实验主义》以前，他人不曾做过，所以胡适有“播实验主义的种”之功。但《实验主义》一文发表于民国八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上，为字不多，只有四节。是年7月底改定稿，又增加了三节，未发表于《新青年》。这好像它是“播实验主义的种”了。不过杜威就在这年5月1日来我国讲学，次年任北大教授，民国十年返美。他“曾游历十一省，随处讲演，对于我国思想界之影响甚大”。他的讲演不仅在《新青年》上发表，而且在各报刊上发表，印出的单行本亦多。所以“播实验主义的种”的是杜威自己。胡适的《实验主义》一文实在算不了什么。捧胡的人过分夸大，能改变历史事实吗？

（十一）孔家店《播种者胡适》称赞胡适“攻击了孔家店”。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说，这是就他的《吴虞文录序》而言。但“《吴虞文录序》是介绍‘打倒孔家店’的吴虞。胡适自己并未‘打倒孔家店’”。《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遂在《吴虞文录序》中引出如次的两句：“何以那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这就表明胡适反孔了。诚然，但是这就表明胡适对于“打倒孔家店”有所贡献，因而值得看成是他在新文化中的播种事业吗？大大不然。《吴虞文录序》是民国十年6月写的，而反孔始于民国五年2月。此后益盛。在这三四年间便告成功。胡适不过在陈独秀和吴虞等人“打倒孔家店”后，便中说两句反孔的话而已。这就可以让“反胡的人把‘打倒孔家店’归之胡适”吗？捧胡的人也想借此做过分夸大之宣传。自命有“历史知识”者，看重“原始文件”者，不应做此“曲解”的事吧。

进一步看，《播种者胡适》认为胡适“攻击了孔家店”所引起之“响应而汇成的运动”，“以《新青年》为源头”，在民国七年1月以后的“两三年”内。那么时间到民国九年就止了。而《新青年》在是年5月劳动节纪念专号出版后便停刊。在此专号以前的《新青年》内，并无胡适“攻击了孔家店”的文章。《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把民国十年6月写的《吴虞文录序》拿来说。这不把《吴虞文录序》看成民国九年5月以前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去了吗？作者若是一个学哲学的人，像这样做，不算什么。他是一个学历史的人，又动辄以“资料”为言，反而“连历史上起码的绝对年代都搞不清”，并且在《播种者胡适》中说些没有根据的揣想之辞，“这真是毫无历史知识的谬说！”为了捧胡，甘作“一位欺骗读者的宣传家”，“好意思吗？”

（十二）旧式父子问题《播种者胡适》称赞胡适“攻击了旧式的父子问题”。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说，这是就他的《我的儿子》一文而言。其思想“在消极方面由‘打倒孔家店’，破坏纲常名教而来，在积极方面由介绍个人主义而来”，不算什么。“《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没有反驳。”现在要说的，是该文作者指《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犯了命题不谨严和概念含混的毛病”。他又说郑学稼先生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题目为“不通”。请问：“攻击了旧式的父子问题”一句话是通了的吗？其用词“不谨严”显出“概念混淆”之处，也十分明白。对于郑先生的命题说是“不通”，那是“没读懂”它的缘故。

（十三）丧礼《播种者胡适》称赞胡适“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说这是胡适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而言。当时除指出其思想渊源外，以为这种改革“并无成功。胡适所拟的讣帖，今天并不流行”。《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竟这样说：胡适所拟的讣帖，“对别人并没有强制执行的意思……只要一个人觉得旧丧礼该改，照着自己的意思改就行了，何必‘流行’胡适的呢？何况胡适也没有制礼的资格”。这就承认我的丧礼改革“并无成功”之说了，因此它便不成为事实。须知白话文和白话诗的“流行”，使文学革命成功，胡适也“并没有强制执行的意思”。至于“制礼的资格”之有无，不成问题。只要改革切合时宜，自能获得人心之所同然，而流行起来的。“并不流行”表明胡适播的种没有生起来。说“何必流行”，表明《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忘记了或不懂得《播种者胡适》一个命题的意思。如果胡适不期望“流行”，则“改革”亦无意义，而把《我对于丧礼的改革》写出来，予以发表，便没有必要了。

（十四）女权《播种者胡适》称赞胡适“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说“最重要的是鼓吹女权”。但是远之在民国元年就有政党主张女权，列入党纲中了，影响很大。近之在民国五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纲常名教，为妇女呼吁，影响亦大。所以胡适在民国七年的鼓吹女权，并无“播种”的意义。《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对于这点竟抛开不谈，而拿一些枝节和琐细的问题来说，以“转移论点”。须知没有“播种”意义的事，根本就不必写入《播种者胡适》一文之中了。

以上我把《播种者胡适》所说的大小十四件事，就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所批评和《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所反驳或答辩加以讨论，便算完毕了。但是还有两个问题要说；而且在这里说非常适当。兹分别论之于次：

（1）新文化运动《播种者胡适》把新文化运动归之于胡适，以为是他发起和领导的。我不赞成，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中说：“我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和领导，都归之于陈独秀。”《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作者说：“对于当时新文化运动，根本不能‘都’归之于任何一个人。功劳是大家的，影响是交互的。”喂，你不是在《播种者胡适》中说新文化运动是胡适的一些文章形成的吗？现在就不归之于任何个人了，何其“质于健忘”哟！你反驳我，能不把你在一两月前的“白纸黑字重温一下”吗？事实上，“当时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源头”，《新青年》由陈独秀主办，有关个人主义、文学革命、民主、科学之倡导和旧思想、旧伦理之批判（如“打倒孔家店”），都由陈独秀开始，并大力推动。胡适谈个人主义比陈独秀后得多；谈文学革命既后而又系受其鼓励！对于民主和科学根本没有谈；对于旧思想、旧伦理之批判亦后于陈独秀得多。所以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胡适只是助手。“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这是明辨是非之所应然，不能以“功劳是大家的，影响是交互的”那笼统的话，来抹杀事实、掩蔽真相。

如果要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那只有依照《播种者胡适》所说，新文化运动是从民国七年1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开始，到民国九年5月《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专号而止。“这两三年”的胡适是“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以致“南方一位深思远虑的革命领袖”（国父）把胡适文章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叫作新文化运动。什么些“文章”呢？就是由于它们而“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立了新式标点，宣传了‘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旧式的父子问题（攻击孔家店不是‘这两三年’内的事），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但是这些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吗？新文化运动就是胡适关于这些的文章所形成吗？南方革命领袖所称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如此的新文化运动吗？可惜《播种者胡适》和《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两文均未予以说明！其实是不能说明的，作者已认为“奇迹”了。他说：“这简直是奇迹。”所谓“奇迹”实即幻想。开口“资料”、闭口“资料”的人，竟走上这条路去了，“历史”云乎哉！如此，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不已落空了吗？

《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于是引出蔡元培“回忆”来，想把非由“奇迹”而来的真正新文化运动归之于胡适的发起和领导，而把陈独秀踢开。那个“回忆”即：“（北大）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便接着说：“这不是最好的‘人证’吗？”但这个人证没有用，因为蔡元培是就北大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则就全国而言。何况他说“遂大流行”的话，并非是说胡适来任教员后才有呢！“本已启革新的端绪”一语，则表明胡适来任教员前便已开始了。而且人证不及物证，间接资料不及原始资料。开口闭口讲“原始文件”或“原料”而反对“据说”的人，今天竟采用间接资料，以“据说”为证，“你好意思吗？”

（2）东风《播种者胡适》以为陈独秀、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在北大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胡适来才有办法，把胡适看成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我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和郑学稼先生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给那种见解以批评之后，因有真凭实据，使得《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没有法子反驳，于是他另来一个辩解，以为陈独秀、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周豫才、周岂明、刘半农、吴虞、李大钊、高一涵等参加新文化运动者皆留日人士，只有胡适是留美。所谓“东风”者乃一个留美学生之谓也。这是曲解、诡辩和遁词。

但是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不止于留日和留美，而留美亦不止于胡适一人。请问：吴稚晖、陶履恭、蔡元培、王星拱、邓萃英、任鸿隽、陈衡哲等是留学什么些国呢？所以以胡适为“东风”，必须说明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才行。《播种者胡适》是那样的。在我和郑先生两文发表后，《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就不能那样了。如此，还来“翻旧账”做什么？它的作者拿不出新的证据来，其实《播种者胡适》之那样根本便无证据，于是他只好说我和郑先生“痛恨”胡适，是在对他“复仇”。请把有关胡适的“仇”和我们的“复”与“痛恨”的原始资料拿出来给读者看看，否则就是造谣诬蔑。我们讨论历史问题是为真理。“翻旧账”翻不过我们，遂来“曲解”我们讨论历史问题的动机。“这就太缺乏学人最起码的‘心智真诚’了！”

说到这里，我对于《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的辩护，对于《播种者胡适》和《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的讨论，便算完毕。但是我也要向后两文的作者提出如此的忠告来：

第一，作者谓“史料”“原料”等，都是书刊一类东西，即由读书而来。读书是对的，但必须读懂，所谓读懂，不徒文字上了解而已，且必了解其所表达的道理和事实，以及所意味的时间和空间。例如我在民国二十七年《关于政治党派》中说：“我不曾加入任何党派，所以我来解决这个（政治党派）问题，绝不站在任何党派的立场。”这乃是就二十七年那些年代说的。那些年代，即二十七年以前有十年之久未加入任何党派，那么我在二十七年要对党派问题说话，声明“我不曾加入任何党派”就有事实做根据了，何能诬为“欺骗”？所以了解一句话必须注意其所说的时间和所意指的事实，不能脱离时间而任意解释。陆象山说：“解书只是明他大义，不入己见于其间，伤其本旨。”这是正确的客观态度，有践履的必要。

第二，读一个人的书，因其写作的年代不同，如果说理、论事、衡人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见解，不可轻言矛盾。而且一个人的思想学问有变化、有进步，也至为寻常。在某些时代，尤其普遍。就是有不同和相反的见解，亦应首先注意《礼记》说的如次的话：“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朱子对此二语举例以明之曰：“如《论语》：‘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谓：‘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须是各随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碍。”所以张横渠说观书要“求作者之意”。王阳明以为应了解“立言宗旨”。这些话都当引为读书的座右铭。

以上两点至为简单，但至为重要，是读书的起码方法。否则读书虽多，食而不化，有什么用？至于写文章，则须注意如此的忠告：

第一，写文章要把握主题。尤其在批评、反驳、讨论之时要这样。譬如现在讨论胡适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一事，必须把本文前面的一、二、三、四和十一各点推翻，并指出胡适在文学革命、个人主义、民主、科学上的播种事实；就是“打倒孔家店”亦居人先，比人有力。又如讨论胡适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一事，必须把本文前面的壹、贰、叁、肆、伍和（一）、（二）各点推翻，而把前引《播种者胡适》十三段有关各点予以证明。这就把握主题，获得胜利了。否则失之枝节和琐细，没有用处，徒然做“欺骗读者的宣传”而已。

第二，写文章来与人讨论或反驳他人要采用正当方法，以真理为依据。想离开本题而说些“扩大论点”和“转移论点”的话以蒙混读者，于本题之是非无补。徒事征引，以资料吓人，亦禁不起有识者的分析和推敲。又如陈独秀和胡适的倾向社会主义，本因“当时知识分子‘倾向社会主义’几乎是无保留的、普遍的”，不足为怪。乃对陈独秀责其思想有迷茫、有转变，对胡适称其思想“没有迷茫、没有转变”，而是“一以贯之”的，显然不公平。或者要以胡适未加入共党而陈独秀加入了为言吧。但是孟子说：“以五十步笑百步，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他们在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则一。所以论思想，两人皆有迷茫和转变。是胡非陈，是为了反共吗？并且现在讨论这种问题，与现实政治无关，而是辨明历史事实。所以写文章不应阿私，不应站在宗派立场，要以真理为主。不讲真理的文章，是没有价值的。

现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以种种原因不符理想，致毕业学生不免有一些人是“浮夸”“狂妄”之徒，以目空一切态度，笑骂一切。很多被笑骂的学者，虽然认为“童言无忌”，不加理会；但是常常拿笔杆的人便总说点关于读书和文章的话，希望发生社会教育的功用，使那些人反省一下，也甚为必要。这对于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一问题倒不相干。但附带说及，亦未尝不可吧。

我在《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一文中指出，胡适不仅不完全是新文化的播种者，而且如徐复观先生所说，“是一个做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因为胡适在国际会议中向外国人侮蔑自己的民族文化。我以为这是“失态已极的事”。这些话倒并非与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一问题不相干。但是肯定胡适是新文化的播种者的人，并说：“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那他就应该出来反驳徐先生和我的评论。然而他只引出徐语，而谓“失态已极”与他“不相干”，这就奇怪了！难道“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是一个做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会在国际会议中“失态已极”吗？捧胡要贯彻，要勇敢，不要遇着不能答辩的事便抽脚了。

《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盼望”我“专注”国父遗教，“努力去做书斋中的学者”。但是我也同它的作者一样要谈某些范围以外的问题。作者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主张全盘西化论之旧说。现在已有很多人如胡秋原、徐道邻、周若木和莫辛等先生批评此旧说了，我也写了一篇《全盘西化论之分析》。没有依照作者的“盼望”，殊感遗憾！《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是很勇敢的，但要把那些先生的批评反驳得了，而在全盘西化讨论中获得胜利，此勇敢才不是单纯的血气方刚之表现。否则就是“浮夸”“狂妄”了，我对作者则什么盼望也没有。如果一定要有一个，那就是回到大学历史学系去再读几年。（《政治评论》第八卷第二期，1962年3月25日台北出版）

附录二　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运动（郑学稼）——附答李敖先生

十年代的民族统一运动，除了《新青年》的启蒙运动，还需要唤醒广大知识分子的武器，即新文学。因此，早自《青年杂志》出版时，已连载沙俄文豪屠格涅夫（I.Turgenev）的《春潮》（陈嘏译）和《初恋》（亦陈译）；英国王尔德（Oscar Wilde）的《意中人》（An Ideal Husband）（薛琪瑛女士译）。对于文学理论，陈独秀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为它的读者们指出：现代欧洲文艺思潮，是由理想主义转为写实主义，再进为自然主义；而“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到《新青年》出版，除了翻译西方小说，另刊载苏曼殊的《碎簪记》——它是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的作品。马上面临一个大难题，那就是文言文能够充分表达文学家的思想和灵感吗？（以上翻译和论文都用文言文。）恰似西欧文艺复兴时代需要以各民族语言代替拉丁文，新文化运动也需要代替文言文的白话文。

不仅此也。我们知道：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是破坏根深蒂固的旧传统，是根绝复辟。为着中国的旧传统和孔子思想有极密切的关系，为着尊孔必然复辟（这是陈独秀的肯定话），所以启蒙运动，必然以反孔为对象。最有效的、最彻底的反孔手段，是使后一代人不能读“孔氏之遗书”。要达到此目的，最好的手段，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因此，白话文的提倡，成为启蒙运动之一工作。

说到白话文，最初提倡者是革命党人。这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后，证明由上而下的维新不可能，只有采取由下而上的革命。革命须唤醒广大人民，而唤醒人民的语言是白话文。——就是保皇党人，为着收宣传的效果，也产生由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的梁启超文体。

在这一客观要求下，革命党人为我们留下了白话文的文献，如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等是用纯白话写的。辛亥前夜，还出现白话报：《无锡白话报》（1898）、《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以上1910）和1903年的白话刊物《中国白话报》。这都限笔者所知的，实际上还有其他不知的白话报刊。据说陈独秀曾在芜湖办白话报。可是，所有报刊都失败了。这由于时机还未成熟。所以，科学的人生观论战时，陈独秀如此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文没有谁肯听。

正因为客观需要白话文，所以《新青年》一用白话文，全省各地有心人便起而响应，并转为成功的运动。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文学革命的主张，起初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到民国六年（1917）1月方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这儿，胡适把白话文和白话文学混起来。许笔者这样地说：胡适是第一个在《新青年》上提出白话文的人，而且后来对于白话文的提倡也不遗余力。至于说胡适是第一个白话文学的提倡者，还值得讨论。因为，如后文所说，他只是在白话文学形式方面发表重复的和自己一再修正的主张。

陈独秀早在《青年杂志》创刊的《青年杂志社告》中说：“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一年半后，正当陈独秀们感到重新提倡白话文的时机已经成熟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胡适，于1916年10月写信给陈独秀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着手。”所谓“八事”是：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话。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言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以后凡属于《新青年》的文章不引卷号，请参阅《文星》本年二月号拙文）

上述“八事”，不管是“形式上的”或“精神上的”革命，都属于文体的改革，并未触到新文学的性质。自“八事”发表后，引起一些反应。陈独秀有下面的重要意见。他说：“除五、八二项，仆无一不合十赞叹。”为什么他反对文法的结构？他说：“仆意中国文字非合音无语尾变化，强律以西洋之Gramma未免画蛇添足。若谓为章法语气之结构，汉文亦自有之。此当属诸修辞学，非普通文法。”可惜这个意见，后来未引起讨论，陈独秀本人也不再提及。为什么他反对“须言之有物”？他说：“‘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或者足下非古典主义而不非理想主义乎？鄙意欲救中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需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文艺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陈独秀说这些话，表示他真懂文学；如果他坚持这意见，后来仅此一点，已足成为被共产党开除的罪状。提倡新文学的胡适，连这一文学常识都没有！因为浪漫主义文学，常有言之无物的描写和幻想的情节。

胡适于1917年1月，又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改变“八事”的次序，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他说：“吾以为今日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着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把这“八事”，称为“八不主义”。

胡适对于“八不主义”有详细的解释。他把“须言之有物”改列第一项，可能与陈独秀的批判有关。他所说的“物”，声明“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他又说：“吾所谓物”，是指“情感”和“思想”。依这说法，文学的内容是只由“情感”和“思想”构成。他的“不用典”，不是绝对不用“狭义之典”，“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钱玄同不满胡适的主张，认为胡氏“依违于俗论”，其实“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钱玄同是虚无主义者，对中国文化取深恶痛绝的态度。他不了解，有长久历史的民族，人民的口语中常含有“典故”。可是，胡适在《再寄陈独秀钱玄同》（1917年5月10日夜），却自退一步地说：“中如论用典一段，适所举五例，久知其不当。所举江君二典，尤为失检。钱先生之言是也。”到1918年4月，胡适改“八不主义”为下述四条：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语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总而言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前述“四条”只教人们怎样写文章或写信。也就是只接触到文学革命的文体——以白话文代文言文，未谈到文学的内容。

后来，他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大喊：“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对于何以一定时代有一定的文学，他认为“全系于吾辈之眼光识力与笔力”，并没有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就为着自夸有“历史癖”的胡适，缺乏历史的知识，所以他的论点都表现得一知半解，而且时常改变自己的论点。譬如，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发挥他的白话文学，自古以来“一线相传，至今不绝”的观点。这儿，他所说的“国语”即白话。为着他不知语言的演变和当时社会条件有关系，所以他的《白话文学史》（只有上卷）所收集的“白话文学”作品，多非当时青年所能全读。到了采用白话文后，大多数青年更不能读。

什么叫作“国语的文学”？胡适的意思，是指用白话写的文学。但当日的白话，不等于国语——胡适叫作“候补的国语”。国语的产生，胡适认为“不是单靠几位语言学的专家就能造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能造成的”。这是正确的，但他接着说：“要能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就表现得一知半解了。为什么呢？他引14世纪初但丁的“喜剧”（即《神曲》）全用脱斯堪尼的俗语为例，认为赖但丁的大作“风行一世”，它的“白话后来便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熟悉14世纪意大利历史的人，不会同意胡适的说法。我们应该知道：当时脱斯堪尼的佛罗伦萨（Florence）、皮斯托亚（Pistoia）、卢卡（Lucca）、比萨（Pisa）都是著名的大城市。就佛罗伦萨而言，它的商船队航行亚洲、英国和西班牙，它有工厂和银行业，它的银行家是英王和教皇的债主。这些物质的条件，使脱斯堪尼语成为意大利的流行语。不仅此也。早自腓得烈二世（Frederick　Ⅱ）用脱斯堪尼语写诗起，就有意大利文学家用脱斯堪尼语不用拉丁文。到腓得烈二世子曼弗雷德（Manfred）充当文学保护者后，脱斯堪尼语的作品更加流行。但丁的好友卡瓦尔堪第（Quido Cavalcanti）也是用脱斯堪尼语写作的，《神曲》用脱斯堪尼语，一般人都以为受卡氏的影响。上面的事实，我们知道不是有了《神曲》，才有意大利的标准国语，而是脱斯堪尼的社会条件，使它的语言成为意大利的国语。

我们还应知道：一个国家采用何种方言做国语，和该方言当时在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所处的地位大有关系。日本明治维新后，定东京语为国语，同时也承认大阪语为准国语，因为大阪是全国经济中心。由这例子，可以说明胡适所举的另一个例子，即英国以“中部土语”为国语，系由于当时的伦敦是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并非由于一两部文学作品。胡适所说“有了文学的国语，才有标准的国语”，完全不了解国语形成的历史条件。

明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只注重文学的形式，陈独秀于1917年2月1日发表他的《文学革命论》。由这一点说明，不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来的青年胡适，指示陈独秀以“真的方向”，而是陈氏给胡适以“方向”。《文学革命论》是一气呵成、情文并茂的大手笔，又是文学革命运动史的不朽文献。如果陈独秀不组织共产党，这篇文章一定被选入国文读本。

他冒头说：“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但是，经过三次“虎头蛇尾”的政治革命的中国，而黑暗未尝稍减。这由于“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他接着指出：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兴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为什么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他答道：

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在陈陈相因，有肉无骨，乃装饰品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共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值得强调一点，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是和政治革命分不开的。因此，他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胡适当时就不明白这一点。

最后，陈独秀以雄壮声高呼：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斯德之法兰西，予尤爱雨果、左拉之法兰西；予爱康德、黑格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歌德、豪普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培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更斯、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雨果、左拉、歌德、豪普特曼、狄更斯、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这“四十二生的大炮”，等于原子弹，它轰毁古文的堡垒，击崩旧传统。但是听到那炮声的胡适，虽然远在美国，却胆战心惊。他于同年4月9日写信给陈独秀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自不容退缩，然亦绝不能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依胡适一贯的主张，文言文必须废除，白话文必须为文学之正宗，那为什么要向钱玄同所谓“选学”“桐城派”退让呢？陈独秀的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难道不合于胡适所要求之新文学的内容吗？难道新文学产生如雨果、左拉、歌德、豪普特曼、狄更斯和王尔德的大文豪，不是胡适所希望吗？都不是。胡适日后在政治上是投机主义者，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也是投机主义者，他害怕反对派的攻击——一个二十余岁的美国留学生，当然要考虑到那攻击可影响他的前途。可是，了解文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尤其是和政治改革的关系的陈独秀，对胡适的退让，给予狮子吼般的喝道：

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

到1922年3月3日胡适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于陈独秀“不容他人之匡正”和“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一点，有这估评：

这种态度，在当日颇引起一般人的反对。但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绝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反对即注意的表示。

“反对即注意的表示”！写这句话时的胡适，似还有顾虑。因为，当日“反对者”们岂特“注意”，甚至于企图利用北洋军阀的力量迫害陈独秀和胡适们。十分有趣的，到了胡适一生最得意的、中华民族最不幸的自由中国时代，他在台北引陈独秀的话：“不容他人之匡正”和“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斥陈氏态度专制，无“容忍”精神，陈独秀拥护白话文态度的专制，为着真理已明，是非已定。胡适在历史已证明陈独秀的主张完全正确之后，又否定自己于1922年3月3日的话，为着《自由中国》半月刊登载陈怀琪的《革命军人不应以功狗自居》的信，而可引起法律上的制裁。因此，他以斥责陈独秀表示自己是“容忍”者。

白话文运动，虽然成功了，陈独秀却看出它的缺点。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如此地指出：

通俗易解是新文学的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重通俗易解。……白话文若是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种容易误解的。

陈独秀一直认为文学革命须注重内容。可是要建设他所号召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非一朝一夕之事。陈独秀是文学评论家，而不是文学家，所以他不能领导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为着他把文学革命作为政治革命之一手段，所以于文学革命达到他所预定的目的后，便专注目于政治运动。可是，他曾鼓励鲁迅写小说（评见拙作《鲁迅正传》）。在文学革命运动中的胡适，既然不知文学革命的内容，就专注目于白话的提倡。上述的后果是文学革命只达到破坏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的任务，30年代“普罗文学”能够抬头，其诸原因之一，由之明白了（参阅拙作《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

当日新文化运动，除了白话文，还适应市场的需要，搬出元明清的平民文学。对于这件事，胡适有功劳，他的各种小说考证，使他享受了陈独秀所谓的“不虞之誉”。

在新文学运动中，不能忽略翻译外国文学。说到《新青年》时代的翻译外国文学，初期以文言文的译作有薛琪瑛女士译的王尔德作《意中人》，陈嘏译屠格涅夫的《初恋》和《春潮》，这说明陈独秀们有文学的眼光。后来最大的翻译家是周作人。至于胡适，初译俄国泰来夏甫的《决斗》。那是俄国第二、三流的作品；后译莫泊桑的《二渔夫》和《梅吕哀》等，这大概由英文转译。依《胡适与国运》一书指胡适关于拜伦作品的错译文，似乎胡适的英文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高明。

在翻译外国文学中，胡适和他的学生罗家伦合译易卜生的《娜拉》（胡只译第三幕），对当日妇女运动有很大的作用。胡适同时还写长文《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最近被捧胡适的人引用了一些话。对易卜生思想有研究的人，不能承认胡适对《易卜生主义》有深刻的了解。为什么呢？胡适在该文开始引易卜生的1882年给友人信中的一段话：“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而后发表冗长议论，并做这结论：“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易卜生是“‘人的精神的反叛’的最伟大教授之一”（普列汉诺夫语），岂止说“老实话”。可是，易卜生的作品的特点，又是他的缺点，即政治的冷淡主义。胡适却如此恭维那缺点：“社会的病，种类纷繁，绝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好的。因此，他开个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这是无常识的评语。难道为胡适看病的台大医生，都和易卜生一样，只“开个脉案，说出病情”吗？又难道卧在台大特等病房中的胡适，是“自己去寻找医病的药方”吗？

读易卜生的“国民公敌”的胡适，只知易氏主张“多数党总在错的一边，少数党总在不错的一边”，并由之引申“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胡适不能进一步了解，“国民公敌”的伟大意义，是它的作者不自觉地暴露第三等级民主制的缺点，以“大多数”的名义镇压异端。至于易卜生的异端英雄，又是孤立的个人主义者，无视群众的作用。由前述两点，说明胡适不算是好的文艺批评家。

因为文学革命把全部力量放在改造文体，所以产生一个荒谬的观念，即为彻底打倒文言文而主张废除中国的文字——汉字。这主张的急先锋是钱玄同。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先如此说：

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话，发挥那原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会堕其玄中；若今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也。

钱玄同从前述观点出发，以为废孔教和剿灭道教的最彻底的办法，“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也就是毁灭中国的文字记录和取消汉字。他坚持这观点。至于反对用汉字的罗马化拼音和注音字母，他说：

殊不知汉字改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复分歧多端！二也。制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吾侪固积极主张；然以我个人之悬揣，其不良之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即以日本之言文一致，字音画一，亦不能遽期。

钱玄同还列举许多理由，不必引述。他最后做这结论：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20世纪之新时代。

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假使废了汉字，“应代以何种文字”呢？钱玄同有这建议：“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即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文字Esperanto。”

但是，当时“世界语”还在提倡阶段，汉语也不能遽尔消灭，过渡的办法，钱玄同有这主张：“用某一种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此外国文字，当用何种，我毫无成见：照现在中国情形而论，似乎英文已成习惯，则用英文可也；或谓法兰西为世界文明之先导，当用法文，我想这自然更好。”

汉字需要改革，是一件事。打倒“孔教”，是当时反专制、反复辟之一手段。可是为着汉字需要改革，“孔教”要打倒，就做废汉字和汉语的结论（不必说荒谬的采用英、法文为过渡语言），这等于把婴儿连污水一起倒去的做法。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钱玄同是对旧学和文字学有研究的人，他的主张虽是虚无主义，还说出些理由来。至于他的思想上后人，主张西化不能择长舍短只有批发，那更没有道理了。

看到钱玄同文章的陈独秀，有些惊讶。他问钱氏：“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他认为“在过渡时间，唯只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跟在陈独秀后面，有人更具体地说：

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绝不能变成拼音的文字。所以必须有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罗马字母，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是言语学的门外汉，不配说话了。

说这些话的人是谁？就是被美国“支那通”捧为“当代中国圣人”的胡适。原来胡“圣人”提倡白话文的目的，是作为拼音文字的过渡，也就是废汉字的过渡。……

文学革命运动还提出旧戏即平剧的问题。《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可说是戏剧改良专号。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在他的《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自称以“门外汉”的资格，批评旧戏是“不近人情”。他如此说：“‘行头’总不是人穿的衣服。……三花脸总做出人不能有的粗暴像。……打把子、翻筋斗，更是岂有此理。”他还从社会问题估评旧戏，认为旧戏“是旧社会的照相”。最后，他主张在废除旧戏之前，采取改良的过渡办法。傅斯年对旧戏的态度，不及周作人的急进。周氏在《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中，一笔抹杀旧戏。这个主张，当然得到钱玄同的大赞成。胡适呢？他在《文学进化观与戏剧改良》中和傅斯年一样地认为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都是“遗形物”，“早就可以不用了，但相沿下来至今不改”。他还说：“中国戏台上，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个跑龙套便是一千人马；转两个弯便是行了数十里路；翻过几个筋斗，做几个手势便是一场大战。这种粗暴愚蠢、不真不实、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呕！”

这些人对旧戏的批评，虽然有些理由——虚无主义者对旧事物的批评，多有些理由的，但采取一笔抹杀的否定，显示这些受外国教育的“高等华人”，总难和一般人民站在一起。旧戏和旧社会一样，确要改良，可是，它有久长的历史，且深入民间，为人民所喜爱，脸谱、台步、武把子等也为人民所了解或欣赏，怎能一笔抹杀？张厚载在《我的中国旧戏观》（《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有这些的答复：旧戏的好处：一、假象的（应说象征的——笔者），如“跳桌子便是跳墙”；二、有一定的规律；三、音乐上的感触和唱工上的感情，是歌戏联合，即载歌载舞。张氏又指出傅斯年所批评的“只能说，它（旧戏）这几种用得太过分，不能说它有这几种，就说不好”。他有这结论：“我以为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的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这儿所谓“完全保存”，笔者认为该做改良后保存。大家都知道：旧戏的服装和道具，不受时间的限制，脸谱使人一看便知忠奸贤佞；节省金钱，易于普遍；这些好处，适合农业社会的观众，怎能武断地说是“愚蠢”？在中国没有工业化前，对旧戏取一笔抹杀的态度，只是虚无主义者的幻想。就为这幻想，当时攻无不胜似的虚无主义者的破坏工作，不能进入人民所喜爱的旧戏领域。胡适还指摘旧戏缺乏悲剧观念，喜欢“团圆”，也不能成为否定旧戏的理由。而且他的观点，是留学生或“高等华人”的而不是一般平民的。中国众多农民，只在农暇才演戏才看戏。他们所要欣赏的，也许就是胡适所讨厌的。看戏是享受，为什么一定要用眼泪陪悲剧呢？当然，笔者不否认悲剧感动观众，比喜剧大。应补充一点，虽然新文化运动数十年，而话剧至今还不能取旧戏而代之。

前面，笔者对于10年代末至20年代初的白话文和白话文学运动，做了概括的估评。现在再做下面的结论。

圣贝夫曾说：跟社会革命之后，是文学革命。中国当代史却与之相反。我们的文学革命先于社会改革和政治革命，而且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有些似西欧的文艺复兴）同时发生。启蒙运动者因此就是文学革命的提倡者。任何启蒙运动都不免浅薄和武断，如果把我们的启蒙运动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对比，那就发现我们的启蒙运动者，更加浅薄和武断，又许这样说：除了陈独秀有些见解外，其他多是浅薄者。在这群人中，人们易于发现胡适。

就文学革命而言，胡适只知白话文，而且他的主张不断变更——由“八事”“八不”“四条”而到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曾经四变。这说明他对文学革命运动，不是有真知灼见。尼采评当日德国知识分子的话：“每事皆说辞，每辞皆不知作何解”，可适用于胡适。就由于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非自觉地成名，所以陈独秀说那是“不虞之誉”。现在不知当日文献的人，瞎捧跟在陈独秀后面的胡适，有“东风”、有“真方向”，真是神话！（2月4日）

对并非多余的话

一、本刊五十二期拙文表中应有更正的一点：原文“《新青年》第四卷《王敬轩（刘半农）：文学革命之反响（3）》”应改为：《王敬轩（钱玄同）：〈文学革命之反响〉（3），刘半农：〈复王敬轩〉（3）》。钱玄同故意用王敬轩笔名，大骂白话文，而后由刘半农反驳。

二、同期拙文的“表”系为证明胡适于10年代末20年代初，没有“真的方向”和未带什么“风”而编制。胡适在《新青年》的文章、诗多列入，其他各人的文章，只举其重要者。由于排印方式稍更，应作下面的补充：《易卜生专号》下应加（6），《马克思主义专号》下应加（5）。

附答李敖先生

本文排好后，因故临时抽出。近阅本刊第五十三期载李敖先生的《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后简称“大作”），对笔者《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后简称“拙文”）有很多评语，特写本文答复。

关于题目不通

李敖先生的“大作”说：

郑先生的题目是《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其不通比胡适高唱的“小心求证”“大胆假设”犹有过之。胡适本人对科学方法的了解不算错，只是了解得太简单。……其实这两句口号，牵涉现代方法学上很专门的问题，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可是，无论怎样，郑先生借用这两句口号而作为题目却是一件费解的事。（《文星》第五十三期第57页。后面引自《文星》的，只注明期数和页数。）

①自《文星》第五十一期起，李敖先生扮演各种的姿态出台。第一次，在同期的《播种者胡适》中，显然是扮装大捧小骂者。一方面捧胡适是“石破天惊”的“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第7页），引美国“支那通”的话尊胡适是“当代中国的圣人”（同上）；另一方面又小骂胡适道：“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同上第5—6页）不仅此也，李先生又称他是“学阀”。第二次，是扮装古今思想病的再世华佗出台，略一诊脉就断定古今“四十一位思想界知名之士”（第五十二期第2页）有这些病：“梦呓的狂病”“夸大的病人”“罪人”“病菌”“义和团”“妖焰”“狂妄”“无赖”“贻误青年的恶疮”“厚颜”“可恶”“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可以说，除了胡适，那“四十一位”古今“思想界知名之士”，没有一个是足李敖挂齿的。真想不到这位被誉为“对中国现代化运动有足以炙人的热情”的“青年人”（第五十二期第2页），是中国思想界的全科医圣，除了医治思想病，还是医题目病的复生扁鹊。这算是他第三次出台，也就是扮装医题目病的扁鹊出台，指我有题目病（当然还有别的更严重的病，详后），他先断定我的题目“不通”，接着又断定我的题目“费解”。我们文化界的全科医生李敖阁下，究竟我的题目是“不通”还是“费解”呢？“费解”不一定“不通”。让我先答复你。我题目的意思是：我、郑学稼小心求证你、李敖的《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这题目，虽然已被你的“严格尺度”断为“不通”，可是，并不“费解”。成为你我论争的该是：我有没有小心求证，你有没有大胆假设。

②你形容我的“不通”，比胡适“犹有过之”。这等于说：胡适本来“不通”，郑学稼却比胡适更“不通”。把你在“大作”中所形容、所恶骂的郑学稼，比你所尊称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胡适，依你的标准，似乎不恰当吧！这一点，不必多说，因为你是受“语意学”“训练”过的人，（谁训练你的语意学？）该不会比得“太差”（第五十三期第59页）。我只问你：你所恭维“思想界的伟大领袖”胡适，真是“不通”吗？你接着说：胡适对他所创的两个口号，“并不算错”，既“不算错”，就应该说他通。文化界的全科医生——李敖阁下，我不知道你的“语意学”是什么“学”！我认为你还是先学形式逻辑吧！现在我再问你：究竟你们的“思想界的伟大领袖”是患“不通”病，还是你说错了话呢？我认为你是不严肃地使用汉字，更明白地说：你捧人骂人都似儿戏。

关于硬把你挤成捧胡派

李敖先生，你的“大作”如此说：

令人惊异的是，叶（青）、郑两先生在读我的文章时好像戴了遮色的眼镜！他们只抄出我肯定胡适的话，不引用我批评和讥讽胡适的话，这种做法未免不光明。他们两位硬要把我挤成捧胡派，所以只好诉诸断章取义的法子。……（第五十三期第56页）

这儿，关于叶先生的，依你引《圣经》的话，“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据《中央日报》载，他在《政治评论》第八卷第二期有了答复）。就我而言，“拙文”只小心求证你所说的“东风”是否歪曲历史（参阅（三））和“表”后面的四段话，是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过做一结论；并且表示我将另文说明。李敖先生，你现在又以另一（这是第四次）姿态出台了，那就是胡秋原先生所说的“维辛斯基”。问你：我究竟在哪里“硬把你挤成捧胡派”？依你的“捧胡派”的分类，你的确不属于你所说的三个“捧胡派”；可是，由你引洋大人的话称胡为“圣人”，和你自己尊胡为“思想界的伟大领袖”，如有人把你列为“捧胡派”，我认为没有冤枉。再由你“贬”胡为非哲学家和非历史学家，甚至说胡是“学阀”，人们却有理由把你列为“骂胡派”，也就是列于你所分类的“骂胡”第四派。没有人“硬把你挤成捧胡派”，而是你自白为“捧胡派”。你说我在写“拙文”时“戴了遮色的眼镜”，用“不光明的手法”硬把你挤进“捧胡派”，我认为这些话是你画自己的脸谱。

关于“东风”

现在说到我们的论争之点。

你在“大作”中说：已办了《新青年》两卷的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还“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第五十一期第3页）。后来被二十六岁的胡适带来的“东风”，才“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同上）。据我们生于五四运动（它和“五四”不同）时代的人的体验，陈独秀是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他的启蒙工作，开始于《青年杂志》，时在1915年9月15日。这一点，胡秋原、叶青两先生，和我有同一的说法。启蒙运动的对象，是反孔、反帝制和反复辟（见《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运动》，后简称“本文一”），李敖先生，在当时那是“石破天惊”的工作哟！我认为这是十年代的“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我又根据这观点来制“拙文”的“表”。

现在你在“大作”中声明，你所说的“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是指白话文运动（这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不是完全相同的，见“本文一”）。如果你的意见真是如此的话，那对于这一点，彼此没有再争论的必要了。否则，说你歪曲历史瞎捧胡适，并没有错。你又接着强调：对于白话文运动，胡适不是“‘唯一’的播种者”，这一点，我也认为十分正确。

李敖先生，当你把胡适的“播种”，限为“播”白话文的“种”时，你的“东风”的威力太小了。我本以为，你的“东风”，是似可以毁灭台湾的“南施”，到你补充地说明那是小型风暴而不是“最强烈台风”时，那还有什么话再说呢？为什么我把你的“东风”解释为小风暴，“本文一”已有很充分的说明，后面（五）还要再说。

由上面的答复，我认为你下面一段话是说得不得体的——我不用“风度”，因为你的字典中没有这两个字。你这样骂我和叶青先生：“他们的心眼儿是可恕的，他们的糊涂劲儿却不可悯。因为他们都是有点名儿的知识分子呀！”（第五十三期第56页）

文化界的维辛斯基老爷——李敖，你的话说错了。似我已被你断定为连题目都写“不通”的人，怎能说是“有点名儿的知识分子”呢？世间上有“有点名儿的知识分子”连题目都写大不通吗？我很清醒；恐怕你自己的“糊涂劲儿”却“可悯”吧！只有一面跪在地上把“不通”者尊为“思想界的伟大领袖”的人，才有糊涂透顶的“糊涂劲儿”呢！

关于“人海战术”和“心智”不“真诚”的“表”

李敖先生，你对我的“表”也有很多指摘。你如此说：

至于郑先生在表的上栏，抬出三十个人（稼！）来跟下栏胡适一个人对

比，真有点近乎人海战术！起码是一种“泰山压顶”的妙法，同时还多少涉嫌诉诸群众的论式。（第五十三期第58页）

李敖先生，你写这段话时太随便了！

①我已说过，我是根据“南施型”的“东风”而制“表”。读那“表”的高明者，该明白我另一意思（你是不明白的）。我为什么到了《新青年》第八、九两卷，不列别人，只列周作人、鲁迅和胡适呢？那时，《新青年》已成为中共的机关报，后来当汉奸的周作人和被毛泽东捧为“中国高尔基”的鲁迅，在该刊写稿，今日不值一评；被称为始终是民主主义者的胡适为什么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的机关刊物写文章？只有两个答案：或者是如叶青先生所说，胡适脑中有“社会主义”的倾向；或者是胡适对政治是一个投机者。

②李敖先生，我的“表”中，有题目的作者，只有二十一人；没有列题目的作者，只两人，即共计二十三人。你说“抬出三十个人”，似乎你连算术都没有学好，用不着说你懂统计学了。用“表”说明当时写有思想文章的人，怎能说是“人海战术”和“泰山压顶的妙法”？“表”中上栏列文章最多者是陈独秀，只择二十四篇，那都是有重大意义的文章，而胡适文章数目比陈独秀多！至于我的“同路人”[这是你的话，（八）还要说到它]李大钊，我只择载四篇，依你的说法，不等于说：我薄自己的“同路人”而厚胡适吗？

③你还对我有这些的斥责：

其实郑先生之工于心计不止此。他在胡适收入项下弄错多处，如《一颗星儿》下不书（5）字！“威权”讹作“权威”；《我对于丧礼的改革》讹作《我对丧礼的一点意见》，这些还算小事。他最不该的，是故意把一部分文献删去不列，以减少下栏的数目。我要正告郑先生：先生既然以“正义感”自豪，就不该不重视“道德的水准”，故意抹杀史料。例如在表中，不列入《新婚等什诗五首》是可以的，因为这五首诗还不算一等重要的文献：但若不列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就未免太缺乏学人最起码的“心智真诚”了！难道这是“私学者”对付“伪‘自由主义者’”应有的风度吗？

文化界的维辛斯基老爷——李敖，可惜“学阀”胡适早死，如果他能建立王国，该给你最高勋章或领导“文警”权，因为那是你的“心智”你的“道德的水准”和“工于心计”应有的酬劳。现在让郑学稼声辩如下：

第一，你说我“减少”胡适的“收入”。我问你：你所谓“收入”的意义是什么？上栏各作家的“收入”，多是对当时思想界有作用的黄金。如吴虞，篇数虽少，在当日，就摧毁“孔教”而言，每篇都有“石破天惊”的作用。胡适的“收入”，全属于白话文的理论和文艺一类，少列几篇白话诗，有何关系？被我不列（不是“漏列”）的胡适白话诗，如和上栏的论文对比，只算做铜钱。胡适的“收入”中多几串铜钱，不能增高他的思想界地位。对你，有了它们却可充当你的“思想界的伟大领袖”。

第二，我们应该知道：《新青年》，除了原始版，还有“群益”的合排七卷版和“亚东”的合排七卷版，这两版都缺八、九两卷。合排版和原始版，是否完全相同，要待考证。当我在重庆写《鲁迅正传》和《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时，曾读过原始版，我抄下来的胡适题目，是《我对丧礼的一点意见》。到我写《中共党史》第一卷时，我发现《胡适文存》（远东图书版）是《我对丧礼的改革》（远东图书版的《胡适文存》和原来的《胡适文存》有不同），那时我自认是抄错了题目。不久之后，我见到中共的一本书写《我对丧礼的一点意见》，又细读该文，见有“一点普通见解”和“我对于丧礼问题的意见”，我又怀疑自己没有抄错了。李敖先生断定我“讹作”，似乎太急。至于《威权》笔误为《权威》，比大通特通的李敖先生把“喽啰”写作“镂锣”，更可谅。既蒙断定为“小事”，就不必再说。

第三，李敖先生对我最严厉的斥责，是指我“故意抹杀史料”，即不列《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我的“表”，没有一个人的文章是全列的。如果我真是“故意抹杀史料”，就不该说胡适的“西洋史的知识，不比高中学生高明”。因为这一批评，是针对《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一点而言的。至于我对你视为“一等重要文献”即《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批评见“本文一”。

关于白话报和白话

李敖先生对我的话：“同盟会斗士陈天华用纯口语写著名的同盟会文献时，胡适还是童子呢！”有这批评：

其实郑先生不知道，“童子”时代的胡适，却正好办过白话报……其中……等文都是十七岁的胡适之“纯口语”写的文字。这段史实，在胡适《四十自述》中写得不详细，并且郑先生大概也不愿意看。……看过以后的郑先生自然不会轻易下不察史实的断语了。（第五十三期第58页）

这段批评不费力地答复如下：

①李敖先生，我先问你：你到底根据什么“原始资料”说我“也不愿意看”胡适的《四十自述》？当我第一次阅这本小册子时，依你自称看“北大学生送锦旗”给你的思想“播种者”胡适的年龄去推测，你虽不是妈妈怀里吃奶的婴儿，至多是在桌子下走路。你的“语意学”训练太差哟！

②我所说陈天华的纯口语著作，是指写于1903年出版（在上海）于1904年的《警世钟》和《猛回头》，那一年胡适只十二三岁，也就是在胡适办报前四五年。李敖先生，你自夸是“弄历史的”。正因为你是“弄”历史，而不是诚实地研究历史，所以，你没有时间的观念。

③你又接着说：

关于郑先生“据说陈独秀就曾办过白话报”一节，也是对史实不够清楚的话头。为了使郑先生不再“据说”起见，我可以告诉这段史实：陈独秀在办《青年杂志》以前，曾跟刘光汉在芜湖办过一种小报；后在上海跟何梅士、苏曼殊、张继、卢和生、谢饶石等办过《国民日日报》。（第五十三期第58页）

李敖先生，你这段话，并没有“对史实”“弄”得“清楚”，就以不知为知之！大家早知道《青年杂志》出版于1915年，继《苏报》之后的《国民日日报》创办于1903年。依你的文字，等于这样说：陈独秀1915年“以前”，在芜湖办《小报》，“后来”即1903年，又跟人在上海办《国民日报》。你的时间观念，我早说过是没有的，这儿，你既不知道那《小报》的名称、创刊的时间，似乎还不知道那《小报》是白话报——我是“据”高语罕先生亲口对我“说”的。

④我说：《青年杂志》出版第六号时，也就是陈独秀们卷起启蒙运动的南施型的“东风”时，胡适没有一篇关于南施型的文章。这是你已承认的“史实”。到《新青年》第二卷和第三卷，陈独秀们的“东风”已毁灭了帝制和复辟，又摧毁了“孔教”时，胡适的小风暴——“文学改良”还未吹遍全国。这也许是你不承认的“史实”。你的“大作”列《青年杂志》的题目，下这“总评”：“没有一篇白话文。”我不是在“表”中第四卷栏明明写“本卷第一号开始登白话文”吗？也就是说：到了1918年1月《新青年》才用白话文，胡适的小风暴才开始发生力量。你最大的理由是：“《青年杂志》于‘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半年，竟还没抓到‘灌输’的工具——那个叫作‘白话文’的‘四十二生的大炮。”（第五十三期第58页）现在再讨论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陈独秀自己办白话报，失败；又目击各地白话报的失败，他不能不慎重。他明白：在时机未成熟前，就用白话文，只要章行严一篇文章，便可败坏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根本的；用白话文为工具，可以待机。所以他自《青年杂志》发刊起，已“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当时的青年，对用白话文前《新青年》的文章，无不了解。我并没有说：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演不重要的角色，我在“本文一”已肯定他的功劳，可是如当时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所指出，胡适所倡的白话文运动，有一错误，即只做到“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为什么胡适有那一倾向？由于他只懂“文学革命”中的文学形式而忘却它的内容。

不熟悉10年代至20年代情况的李敖先生，把胡适的白话文运动视为南施型的“东风”，是当然的。在李敖先生所谓胡适的“东风”吹着时，钱玄同有这些话：

梁任公先生实为近代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尽脱帖拓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之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胡适文存》远东版第27页）

由这段话，依你的说法，钱玄同有理由说：梁任公是第一个“东风”。

最后关于文学革命有内容和形式两点，我发现和李敖先生所用的术语有不同。我，由文学史，认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说打倒的三种文学和待建设的三种文学（见“本文一”），是叫作文学的内容；文言文和白话文，是叫作文学的形式。说形式影响内容——如果李敖先生同意我的术语，那是对的，可是内容对形式仍有决定的力量。至于胡适，在文学革命运动中，这一点并没有了解或没有透彻的了解；对于我在“本文一”所说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联系，更不了解。

⑤李敖先生还说：“我听郑先生的话，去‘对比’了（按指对比《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稼）——可是了解的程度却和郑先生不一样。”（第五十三期第62页）“不一样”？说明你的文学理论修养不够。《文学改良刍议》，实际上是文体改良刍议，只说到“文学革命”的形式，《文学革命论》，是说明文学革命的内容。这一点，我在“本文一”已说得相当明白。

李敖先生不是“对比”胡、陈两文，而是要引我“十二年前”所说的文章，证明我有“自相矛盾的话”（同上）。他先引我在《自由世纪》第十七期的这段话：

不仅本国产生了浪漫主义的文学，而且介绍合于个人主义的文学，这一点，我们不应忘却胡适先生的努力。他所介绍易卜生作品的娜拉，不知感动了若干被买卖式婚姻所牺牲的少妇。

而后做这论断：“在这段话中，郑先生明明指出了‘胡适先生’所‘努力’的内容。他自己却先‘忘却’了！”（同上）

李敖先生论断之点是：由于胡适介绍易卜生和翻译“娜拉第三幕”，已懂了文学的内容。我的答复是：第一，自“论八事”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都是谈文学形式，未曾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样谈文学内容。胡适又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何以故在胡适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答案。第二，就退一步说，胡适懂易卜生，而对于易卜生的了解还不算深入，这点在“本文一”已有论述。第三，我先说胡适有介绍个人主义文学的“努力”，后面说《娜拉》感动了20年代受买卖式婚姻所牺牲的少妇，这是就易卜生的《娜拉》破坏旧伦理而言。如果胡适真懂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学，他该指出：这两种文学可造成青年道德的危机，并预先指出它俩的弱点。如果胡适真有这见解，后日不会出现《苔莉》《沉沦》和《卓文君》之类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是助长当时青年的“虚无主义”的倾向。

关于科学与民主

①李敖先生说：五四时代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我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意”。这点有些说得对。但是，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宣言》中所说：“我们……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由这些话，李敖先生批评当时的“民主”观念，“缺乏冷静而深入的见解”，似乎说得过火，至于说“他们气质上的狂热”，那是任何启蒙运动的本性，如没有这一“狂热”的气质，不会有浪漫主义，不会有广大青年投入革命洪流，参加北伐军，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李敖先生的思想，似乎受胡适的影响，对于“打倒”觉得“狂热”。可是当时的青年，不如李敖先生的“冷静”。不仅此也，当他们后来读到胡适的《五鬼闹中华》的文章时，多气愤填胸，因为胡适把中华民族的灾难归咎于内在的弱点，即“五鬼”，而开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并使大家有这“狂热”的感觉：胡适的话简直是：中华民族弗自殒灭，祸延帝国主义老爷。

再说《科学》一语！当时是针对“迷信”“鬼”“神”而言。启蒙运动多是素朴的唯物论。一直到人生观论战前，当日启蒙运动者，多是那样的唯物论者，虽然陈独秀已信奉历史唯物论。我们有理由说：陈独秀对于“科学”的定义不及60年代谈“科学”者的定义高明，可是，如用60年代的尺度，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科学观也不算高明。尽管他们不高明，却在“同善社”之类社团遍全国的环境中，尽了历史的任务。如果李敖先生早生二十年，我相信当同意我的意见。

②我说：陈独秀“走入‘社会主义’以前的根本思想，即后日所谓‘科学’与‘民主’”。我又说：“陈独秀一直至发起中共止，贯彻地主张科学与民主，而胡适由《新青年》第二卷至第九卷，未曾发表关于这两大论题的论文。”李敖先生，你对这话如此说：

对这些，我的答复是原则性的（！？稼）。我要奉劝二位先生（指我和叶青先生——稼），我们谈这种问题，一定要说“行话”。说“行话”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码水准，语意学的训练不能太差，乱用“未经定义的名词”不合60年代的论辩尺度。（第五十三期第59页）

十分明白，思想界维辛斯基李敖不能为胡适辩护，只有说了这段不相干的话。依他的话，我说了“科学”“民主”“社会主义”三个术语，都没有“行话”，他是否能说“科学”和“民主”的“行话”是另一件事，我敢断言，他还再读些“社会主义”的书，才能谈“社会主义”的“行话”。又依他的话，在60年代谈一二十年代人的思想，要用60年代的尺度，只有一半对。所以一半对的，为着我们用60年代的知识，估评过去文化界的功罪；但是我们应先了解一二十年代人所说的语言。李敖先生，“拙文”就只谈到20年代止。他暗示我没有语意学的训练，好似只有他们这一批发西化主张者，才读过时髦的“语意学”。李敖先生，你现在又以另一姿态出台了。它，我把你叫作“夸大狂者”。

③李敖先生又说：

至于郑先生所指的“根本思想”一节，尤不能自圆其说。陈独秀的“根本思想”若是真的所谓“科学”与“民主”，他在“后日”也不会走入“社会主义了。（第五十三期第59页）

陈独秀走入社会主义，是20年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病。我先说：陈独秀的“根本思想”即科学与民主（声明一点：这是一二十年代的用语），至少一直到第七卷第三期《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止。他在该文，除了评白话文运动的错误（见“本文一”），还指出那时青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本意？”他是有自觉的人，这样的人，被“赤潮”卷入“社会主义”，是受当时社会条件的支配。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共党史》第一卷有了部分的说明，一个人很难完全脱离社会条件的支配，此所以在自由中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有主张连“梅毒”和太保要批发的批发西化论者。关于这一点，参阅《政治评论》第八卷第一期拙文《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

关于虚无主义

我在“拙文”说：“钱玄同是著名的虚无主义者，主张取消汉语，代以世界语。”李敖先生如此评论道：

郑先生此处说钱玄同是“著名的虚无主义者”，我认为不妥当。我觉得林琴南笔下这位《蠡臾丛谈》中的人物，实在不能戴这么漂亮的帽子。一位给《新学伪经考》写序的人，一位给《说文》段注做“小笺”的人，实在不像有“虚无”的气质。郑先生若翻翻自己译的《俄罗斯共产主义之本原》，从第49页往下读，就知道他给疑古玄同所戴的帽子实在太大了！（第五十三期第63页）

高明的读者诸君，在我反驳这段胡诌之前，先说下面的话。我是第一次看李敖的文章，发现他写文的目的是：第一，左手拿“原始资料”唬吓人和骂人，右手乱抄文献，换得《文星》编者誉为“对中国现代化运动有着足以炙人的热情”（我认为该编者把“骂”字笔误为“炙”字）“青年人”的誉语。这算是文坛的新登龙术。第二，自从鲁迅死后，宝座空虚，他想要当鲁迅二世；可惜他的汉文程度太差，所用的字语多不恰当。第三，他装腔作态，摆出无所不知的架子，说他所不知的话，并自夸为“行话”。这儿，他指我“往下读”我译的书的神气，就是第三的活证。

老实告李敖，我怀疑你真读懂了贝尔查也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之本原》，因为，你对俄国历史、俄国社会思想史似乎是陌生的，否则不会有那样的非“行话”。贝尔查也夫在这一章，是论述俄国高贵的虚无主义领袖们，如毕沙莱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波夫。虚无主义的意义甚多，我这儿只指一点即否定民族传统。一个人（钱玄同）有这些主张：取消本国语言和文字，用世界语代替它；其目的，是毁灭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书籍，不是“虚无主义者”是什么？那时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的胡适，也可叫作“虚无主义者”。至于你本人，主张批发西方文化，连梅毒、太保等坏东西也要批发来，正是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

关于《每周评论》和陈独秀被捕的反应

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开始之时宣称不谈政治，当然不是由衷之言。有政治活动经验的陈独秀，深知谈政治至少具备三个条件：群众、干部和金钱。在当时，他连办《青年杂志》的钱都没有，还能谈什么政治呢？但他又深知思想运动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根本办法。因此，他办杂志展开启蒙运动，该运动的成功，也许比他的预料还要快些，所以到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每周评论》。《新青年》是月刊，只适合理论的宣扬，而周刊能跟随时局，适于指导群众运动。因为，自1918年5月北京大专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北洋军阀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起，群众需要那样的周刊。

《每周评论》一直至第二十四期止，主编者都是陈独秀。执笔人有只眼（陈独秀）、常、明明（李大钊）、仲密（周作人）、涵庐（高一涵）、若愚（王光祈）、张赤、赤（张申府）、胡适等人。为什么我把胡适列在最后，因为他在该刊只是帮闲的角色，除了变质的（详后）第二十八期写三篇《随感录》，都是文艺作品。我如把胡适在该刊的文章列表，李敖又有理由说：我是用“诉诸群众的论式”“人海战术”和“泰山压顶的妙法”。

后来胡适自己如此地说明不敢在《每周评论》写文章的理由：“我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又说：1918年12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学，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我的歧路》）以“原始资料”唬吓人的李敖先生，把胡适这段话作这样写：

据我所知，《每周评论》是1918年12月由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的，当时胡适嫌他们不肯守相约不谈政治的诺言，所以他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第五十三期第60页）

大家已知道，李敖是收集之原始资料专家，在这段只能引胡适的《我的歧路》（这篇文章远东版《胡适文存》被检察官胡适删去）中的话，不敢采取“我可以告诉这段史实”（第五十三期第58页）来对别人示威，和说不出该刊出版的日期。不仅如此，他还说：“据我所知，‘胡适嫌他们不肯守相约不谈政治诺言’。”李敖先生，你“据”什么确知陈、李有和胡的“相约”？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

《每周评论》出版后，发生“五四”运动，和全国性的“六三”运动（关于这两个运动，我在《中共党史》分两章详述）。它也自第二十一期，一连五期以大部分篇幅报道和评论“五四”事件。接着卷起“六三”的风暴，北洋政府就不再容忍了，于11日拘捕陈独秀。于是第二十六期起的编辑权落入标榜不谈政治的胡适之手。

前面的史实，是我后面答复李敖的重要“原始资料”。

①李敖先生说：陈独秀被捕、李大钊逃难后，“胡适竟不让《每周评论》倒台，反倒接办了它，这种好像有点不识时务”。（第五十三期第60页）

因为李敖先生是“弄历史的人”（第五十二期第13页），所以在这里也“弄”胡适和《每周评论》的历史。我已说过：《每周评论》是政治性周刊，它成为当日北京和各大城市青年学生反北洋军阀和爱国运动之一指导刊物。胡适接办后的《每周评论》马上变质。他主编的第二十六号，全登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是涵庐和胡适两人的记录），第二十七号又全登杜威的《现代教育的趋势》（涵庐和天风两人的记录），也就是说，在山东军阀屠杀爱国群众和各地继续反卖国政府时，《每周评论》离开了前此所指导所关心的广大群众。一个政治性刊物，有如此的变质，比“倒台”更惨。

今日论胡适者，对他的最大恭维是不谈政治，是一点一滴改良的“淑世主义”。在10年代末，这个论调是不对的。如果大家都不谈北洋军阀倒行逆施的政治，那就不必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如果有识之士都主张一点一滴地改良北洋军阀统治，那就无须后日的北伐。可是谁敢证明北洋军阀的统治有一点一滴改良的可能？历史告诉人们：当日的胡适就由于这一错误观点，所以后来有“好人政府”的一出，写到这里我劝李敖先生“弄”“好人政府”和段执政时期的历史。

②依胡适的话，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胡适生前告诉人们他的“决心”是不坚定的。由他接编《每周评论》起，他改变他的“决心”。他开始“谈政治”了。这不是李敖先生所断定的“不识时务”，而是他太识“时务”。问题不在于他“谈政治”，而在于他怎样谈北洋军阀的政治。

他早在第二十八号开始警告“舆论界”“偏向纸上的学说”，到第三十一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正是由日本驻济南宪兵无故拘捕学生，引起另一群众反日运动的高潮，和北洋政府受山东请愿代表团攻击的时期。胡适在该论文中，反对“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杜威主义当然除外。当时的进口货，除了杜威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而这两个主义谈者较多。因此，胡适的“少谈些主义”的本意，是劝大家不要谈马克思主义。这一心境，到《四论问题与主义》（第三十七号）完全公开了。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如果有深刻的批评，那是极有历史意义的，可是“四论”赤裸地显露胡适是马克思主义的门外汉。以他当日在文化界的地位，那样胡诌，反抬高了马克思主义。但这不是我要和李敖先生论争之点，问题在于胡适为何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以“过激派”嫌疑被捕和亡命时，胡适突然高唱反对谈“主义”。

③读者诸君：因为李敖的“大作”，不断装扮无所不知和拥有“原始资料”的架子，使我不能不插入一段话。他对我有这教训口气的话：

所谓“过激派”，也是一个被乱用的名词。我认为郑先生对此词缺乏明确的概念。我建议他参考民国八年的四篇文章（第五十三期第63页。因为我不想浪费《文星》的篇幅，下面李敖的话删去）。

我再说一句：我不知道李敖是怎样“弄历史”的。当时，北洋军阀把反对者套上“过激派”的帽子，我引用那史实，这和我“对此词缺乏明确的概念”有何关系？我又不知道李敖是怎样“弄”语意学哟！就在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中，也用“过激党”，他用这名词充当你的“思想界的伟大领袖”，我引它就责为“缺乏明确的概念”。我有资格告李敖：对于这门学问，你还缺乏对我“建议”的“行话”。

④“拙文”说：“依逃难中李大钊的驳胡氏文章的暗示，少谈主义的用意，是为洗刷他不是‘过激派’。”李敖先生如此驳我道：

此一节，我实在不懂。我也读过李大钊的文章，可是我实在看不出这位“在逃难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好朋友有什么恶意的“暗示”，这也许是因为我不和郑先生一样地曾“从马克思学说的肯定出发，所以无法了解他们同路人的暗示”，这是非常不可救药的。（第五十三期第59—60页）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这是他逃到故乡写的。这时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于驳胡适的主张之外，另附《我们对社会的告白》。他说：“《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独秀——稼）先生和先生（指胡适——稼）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段话，等于告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依你们主人的断论：关在牢中的陈独秀和你们想压迫的胡适，都是“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者，不是“过激党”。他接着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囚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他还说：“他们（北洋军阀——稼），只看见先生们（指胡适——稼）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李大钊的字里行间，虽然热烈地为胡适们辩护非“过激党”，可是却“暗示”人们：胡适早就怕被戴上“过激党”的帽子。由这暗示，我们易于了解胡适接编《每周评论》后的态度：先抬出杜威，而后突然“谈政治”，即批评马克思主义。这不等于洗刷他不仅本不是“过激党”，而且还公开反对过激主义吗？至于后来北洋军阀封《每周评论》，那由于他们的政治知识水准不高。

⑤李敖的文章，有一个极恶劣的倾向，那就是没有必需地说我“从马克思学说的肯定出发”和暗指我是李大钊的“同路人”，另又不必需地引叶青先生的著作，指他曾参加共产党。难道李敖想领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的告密奖金吗？不错，我和叶先生在青年期都曾肯定马克思学说。就我个人而言，1927年3月8日前，我住过马克思学说的学舍有了收获，因为它使我彻底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弱点和列宁主义的必须被打倒。我就为着在思想上有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我“婴儿时代的鞋子”的过程，我今天才能对西方文化和俄国文化有些知识，和勇敢地反马列主义。

⑥对于胡适于陈独秀出狱后没有明白欢迎的文字，李敖先生引胡诗反驳，值得一谈。刘半农恭维陈氏的《D——！》长诗太长不必引，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诗，其题目甚明，也不用引。李敖先生所引的《威权》和《乐观》，我现在引下（为着不占篇幅，用下面的形式）：

威权（1919年6月11日夜）

威权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他说：“你们谁敢倔犟？我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头颈上的铁索渐渐地被磨断了。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地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

乐观（1919年8月30日夜的感想9月28日夜补作）

这棵大树很可恶，碍着我的路！来！快把他砍倒了，连树根也掘去！哈哈！好了！

大树被砍做柴烧，树根不久也烂完了。砍树的人很得意，他觉得很平安了。

但是那树还有许多种子——很小的种子，包在有刺的壳里——上面盖着枯叶，叶上堆着白雪，很小的东西，谁也不注意。

雪消了，枯叶被春风吹跑了。那有刺的壳都裂开了，每个上面的嫩叶，笑眯眯的，好像是说：“我们又来了！”

过了许多年，坝上田边，都是大树了。辛苦的工人在树下乘凉，聪明的小鸟在树上歌唱——那砍树的人哪里去了？

李敖说：“如果郑先生真读了那两首诗，也许可以发现老胡真正的‘心愿’所在，那种‘我们要造反了！’（《威权》）‘我们又来了！’（《乐观》）的气概，好像不是‘不便公开发表’的！”（第五十三期第60页）李敖先生，我再读这两首诗，一些也未曾“发现”它俩和陈独秀出狱有什么关系。如果硬说有关系，那也是闪闪烁烁地说着：这又说明他太识“时务”了。至于说：胡适们“要造反了！”，历史指证后来“造反”的“老胡”，是宣传“好人政府”，是陈炯明叛乱时要孙大总统下野。

关于打倒孔家店

“拙文”说：“胡适当时对反孔的论战，是取旁观者的立场，只在后来为吴虞文录写序恭维战胜者吴氏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这句话，使他后来蒙了反孔的不白之冤！”（第五十二期第27页）李敖说我和叶青先生“突然替胡适辩起来，真有趣”，后面他引胡写的《吴虞文录序》，证明胡适是反孔。

《吴虞文录序》写于1921年6月16日，而“反孔”的大浪潮是在1917年（见第五十二期“拙文”的“表”）。这等于说，胡适在“孔教”倒后，跟别人后面当拉拉队。后来胡氏忏悔地以孔子比耶稣基督，而且比得好。李敖先生，我和叶先生的话并没有说错。为胡适鸣不白之冤，等于我指出主张以白话文为汉语拼音化过渡的胡适，被实行者毛泽东们骂为“百非而无一是”，同是正确的。难道我们为了胡适一篇序，就说胡适和陈独秀、吴虞们坚决地“反孔”吗？你用“真有趣”一词，难道你要我们和你一样硬把胡适“挤成”“反孔”者吗？当然你有你的说话自由。

关于仇恨胡适和批评胡适

高明的读者诸君，由前九节的分析，早已知道李敖是何种青年。就道德（不管是旧的、新的和西化的）说来，他是会使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笔下的桑戈·潘查流泪的。因为他先对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似行三跪九叩礼，尊胡博士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马上站起来，指他的“伟大领袖”的鼻子说：“老胡”，你不通，你不是哲学家兼史学家，你是“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第五十一期第5—6页），像你这样的人，我“赞同”人们骂你是“学阀”。就他的姿态说来，是一口气骂“四十一个”古今著名学者的再世华佗，是诬骂我为患题目不通病的复生扁鹊，是罗织别人罪状的维辛斯基，是用“原始资料”唬吓人的夸大狂者，是想领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告密奖金者，具有这些性格的青年，其智慧足使塞万提斯（Cervantes）笔下的桑戈·潘查（又是桑戈·潘查！）妒忌，其心与他自夸“表现‘仁之端’”（第五十二期第56页）完全相反。高明的读者诸君，他先说我在“拙文”中“流露着一股愤愤之气，偶尔激动得很厉害”（同上），而后说我“痛恨”胡适博士，说我“发泄痛恨”（同上）。不仅此也。他还说：我和叶青先生批评胡适博士是“复仇”（第六十三期第63页）。我现在严肃地问李敖：我和胡适博士究竟有什么“仇”和“恨”，请你“拿出证据”来。

如果说：批判胡适博士的人，就是仇人、就有仇恨，那么，我连影子都没有见过的李敖，难道也是我的仇恨者吗？李敖先生，令尊堂虽给你以舌头，可惜没有教导你怎样运用它！

高明的读者诸君：在我发表“拙文”之前，未写专文批判胡博士；就是我口头上对胡博士的批判，是当面的。我的日记有这记载：1959年2月17日下午由办公处回来，稍息。中研院总干事全汉升先生乘轿车来，寒暄后，他说：“胡适先生见你在《祖国》关于中共问题的论文，认为是有学问的人写的……”（下面一段话不便发表。）最后，全先生说：“胡先生要来看你。”我马上答道：“不敢当。就年龄说来，我应看胡先生；就他是文化界老前辈说来，我应向胡先生领教。”于是，全先生抄我的办公处电话号码辞去。

2月20日，“午饭后，约十二时一刻，到楼上，女同事告我有长途电话。一接，知是胡适。他说：我久仰你。客气后，约定下午四时，并说要派车接我。我说：胡先生办公费不多，节省汽油吧，还是我前往。下午三时离办公室，乘公共汽车转长途汽车，到南港，再换乘三轮车到中央研究院胡住处。一按电铃，有人来，知道是我，就在客厅坐。胡来，热烈握手。”以后我俩谈话，一直谈到八时许，在胡宅晚饭，他还送我三本书。

我曾将谈话内容，函告当时在香港和东京的友人。在台湾的好友都知道它。现在我不便发表谈话的内容，我只说一句：我当面对胡先生的学问有很不客气的批评。

高明的读者诸君将会问：你为什么要批评胡适博士呢？

一位在文化界有贡献的人，受后一代或后代人的批评，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意大利统一运动英雄加里波第曾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干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胡适博士提倡白话文和成功，就是那“一件事”，干了那“一件事”，他已名垂青史了。可是恰如西哲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不能为了胡适博士曾干“一件事”就不批评他，如果他有应当批判和值得批判的地方。

自启蒙运动起，至今已四十多年。我们前一代的文化界斗士的功过，无私青史应当细细雕。究竟他们的贡献是什么？他们的缺点甚至可称为“罪”者又是什么？这是应该估评的。只有公平地估评他们过去的功罪——如有的话，才知道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干，和将来该走怎样的路。这一估评工作，始自30年代，已有许多学人干过（叶青先生即其中之一），我认为还不够。这工作，我又认为现在对过去思想界有认识的人，应该继续。我自己从未曾说有学问，二十余岁的胡适博士在文化沙漠中曾掘出一小块玻璃片，我虽然干了三十余年的文化工作，连一块小瓦片都没有捡到。可是，人们不能说：因此，我不能批评五四时代的人物。

人们多在歌颂胡适，我认为胡适博士的主张中，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容忍精神和怀疑精神。前者，全部保存，后者只能保存一半。

说到胡适博士的容忍精神，使我们有遗憾之感。据说：在最后一次酒会中，开始是他的大将发言，暗示现在有人“围剿”胡院长，胡院长该用本院组织法第一条起而领导学术。这是和容忍精神相反的。到最后，依报载，胡博士说：“四十年来，他一直受各方面围剿的事。”又说：“我从不生气，并且非常欢迎。”可是语气中，他是生气的，否则不会用“围剿”。这说明他的容忍量不够大。

说到我们只能珍存胡博士怀疑精神（不是他的创见）的一半，因为，如西哲所说：“怀疑，是做学问的旅舍。”一个人，对一件事、对一种主张不能永久怀疑，最后总要决定是和非。有一个极恰当的说明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胡适本人。大家都知道：《孙文学说》的基础是“知难行易”，对它，胡博士不仅怀疑，而且发表“知难行亦不易”。这等于说：他对“知难行易”，由怀疑到否定。可是，他后来参加制宪，明定三民主义（后来在一次国代联谊年会中解释信奉三民主义的道理）。这说明，他又由否定到肯定。

如果说，由怀疑而批判，就是“围剿”，那不等于说：任何人的思想都可以怀疑和批评，只有胡适的思想属于例外吗？胡博士的名言不要给任何人牵着鼻子走，如果怀疑和批评胡适的思想，叫作“围剿”，那不等于说，只许胡适牵着人们的鼻子走吗？

高明的读者诸君：我对李敖的驳论，都答复了。他最后对我的判决词，是“忠告”（！）我要“深省”（！）和到“书斋”去“编”（写？）“共产党史”（？《中共党史》）！我已说过：他的骂人和捧人都是儿戏，而况他还是上帝为自由中国文化界加工制造的特殊青年。阿门！（《文星》第五十四期，1962年4月1日台北出版）

附录三　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信和文（田尚明）

最近四期的《文星》中，先有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第五十二期第2、7页），继有郑学稼先生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把胡适在新青年所发表的信和文章列出“详表”（第五十三期第25—27页），嗣由李敖先生“故意把一部分文献删去不列”（第五十三期第58页），郑先生于是又提出答辩（第五十四期第49页），嗣由李敖先生“故意把一部分文献删去不列”（第五十三期第58页），郑先生于是又提出答辩（第五十四期第49页）。

郑学稼先生在《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运动》一篇文章里，多次称呼“高明的读者”，好像他和李敖先生打笔墨官司，愿意有第三者做公平的裁判，因此，我愿提几点肤浅的意见。

一、郑先生说：“最有效的、最彻底的反孔手段，是使后一代人不能读‘孔氏之遗书’。要达到此目的，最好的手段，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第五十四期第43页）胡适博士提倡白话文，确为事实。但其目的是否在使后一代人不能读孔氏之遗书？这不能无疑。记得七八年前，台北报纸也曾登过胡适博士在旧金山对华侨讲演，主张废除汉文。不久就证明这是谣言，或可说是捏词诬陷。我很盼望有人能够提出真凭实据：胡适博士何时曾以口头或书面建议我国大专学校要停办中文、哲学、史地等系？曾否建议大专学生应该禁读文言文？

二、郑先生在第五十二期那篇文章中，说白话文的首倡者不是胡适，而是陈天华和陈独秀（第27页）。经李敖先生提出证据反驳后，于是他的笔锋一转，说白话文运动是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所造成的（第五十四期第43、44页）。郑先生这种说法，自然亦系事实。人原来就生活在环境之中。但不知中华民国如无同盟会的十次革命，能否从天上掉下来？原子时代到了，清华大学研究所能明年就会自己造原子炉么？郑先生在该文末段中，又不自觉地说出相反的话来了：

一位在文化界有贡献的人，受后一代或后代人的批评，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意大利统一运动英雄加里波第曾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干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胡适博士提倡白话文和成功，就是那“一件事”，干了那“一件事”，他已名垂青史了。（第五十四期第54页）

读此，似乎郑先生以前对胡适博士的批评已经全部收回，同时也好像对他自己的《前言》，给予一次冷酷的讽刺！

三、郑先生接着恭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说：“《文学革命论》是一气呵成，情文并茂的大手笔，又是文学革命运动史的不朽文献。如果陈独秀不组织共产党，这篇文章一定被选入国文读本。”（第五十四期第45页）郑先生唯恐我们没有机会读到原文，于是乎照抄了最精彩的四大段。而且还“吼喝”出一段，“估评”了一段，又再“如此地指出”了一段。这样的抄、抄、抄，足足地登满《文星》一整页。

四、郑先生又骂胡适是“后日在政治上的投机主义者，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也是投机主义者”（第45页）。又批评胡氏“时常改变自己的论点”（第44页）；这几句话似嫌过火。我知道郑先生平日的为人，必不愿用此类词句。大概在动气下，就没有好话了。

郑先生《附答李敖先生》的文章，分作十个项目，又足足占了《文星》七页之多。既承他屡次呼吁“高明的读者诸君”来做义务“裁判”，这件工作对我并不见“光荣”，可是我觉得以第三者的身份出来讲几句话，似乎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一、“维辛斯基”是俄国沙皇时代的旧官僚，先投身孟什维克，继投机转入布尔什维克，未获青睐。以后斯大林利用他来诛锄异己，遂官拜苏联总检察官，二十年前莫斯科的几次大公审，造成史无前例的“大冤狱”……今郑先生迭称李敖为“维辛斯基老爷”，李敖这家伙也要变成众矢之的了！

二、郑先生在他的文中曾代钱玄同先生戴上一顶“虚无主义”的帽子。此刻他又想同样地奉送胡适之先生一顶（第五十四期第52页）。李敖先生说：“这顶帽子太大了”，钱先生“不能戴这样漂亮的帽子”（第五十三期第63页）。我亦颇以为然。我想要僭代郑先生送给钱玄同“土包子”的帽子，也尽使得。至于胡适博士呢，郑先生那篇文章中，曾有如左（下）的一段话：

当时的青年：……读到胡适的《五鬼闹中华》的文章时，多气愤填胸，因为胡适把中华民族的灾难归咎内在的弱点，即“五鬼”，而开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并使大家有这“狂热”的感觉：胡适的话简直是中华民族弗自殒灭，祸延帝国主义老爷。（第五十四期第51页）

依我看，胡适指出的话并没有错。倒是郑学稼自己的政治常识没有进步，未免太可惜了！

三、关于陈独秀创办白话报的论辩，让我先引他两人的原文。首先，郑先生在五十二期上说：

关于白话文运动胡适的贡献，在台湾已有歪曲的宣传。有人瞎捧胡适是白话文的首倡者，事实上同盟会斗士陈天华用纯口语写著名的同盟会文献时，胡适还是童子呢！辛亥前后，各地有的（是）白话报。据说陈独秀就曾办过白话报，但都失败了。（第五十二期第27页）

这段话包括这五点意见：第一，胡适不是白话文的首倡者。第二，同盟会时代，胡适“还是童子”，必然与白话文毫无关系。第三，陈独秀曾创办过白话报；第四，办报时间是在“辛亥前后”；第五，“都失败了”，意指陈独秀主办的白话报，至少总有好多种。至于办报地点与报纸名称，郑先生因没有得自“据说”，尚未胡扯。李敖先生对于中国现代史的资料，似乎要比郑学稼先生更为注意。对第一、二两点，李文解答得非常扼要而清楚。对第三、四两点，他根据蔡元培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与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资料，说：

关于郑先生说：“据说陈独秀曾办过白话报”一节，也是对史实不够清楚的话头。为了使郑先生不再“据说”起见，我可以告诉这段史实：陈独秀在办《青年杂志》以前，曾跟刘光汉在芜湖办过一种小报（注：《序》）；后来在上海跟何梅士、苏曼殊、张继、卢和生、谢饶石等办过《国民日日报》（注：《冯史》与说明）。（第五十三期第58页）

李敖所引的“蔡文”与“冯史”两种资料，说明了三件事实：

（一）陈独秀与朋友在芜湖办报，时间是在“民元前十年左右”（蔡氏原文），当时“白话文也颇流行”，是一种“白话报”（皆蔡氏原文）。

（二）陈氏担任上海《国民日日报》编辑，时间是在“癸卯（1903年）10月”（《冯史》原文）。

（三）陈氏第三次办的，是《青年杂志》，而非白话报。

从李敖所引资料的内容看来，足以充分证明：第一，陈独秀虽曾“协助”或“参加”朋友办过白话报，但他自己绝对没有单独创办过什么白话报。第二，他参加编辑的白话报，只有两种，没有多过两种以上。第三，两报的创办时间，皆在“辛亥‘十年’前”（两报孰先孰后姑不具论）。要与郑先生所说的“辛亥前后”，相距十年（第五十二期郑文），郑先生此后虽修正为“辛亥前‘夜’”（第五十四期第43页），但他不先检查蔡氏原文，未免失之疏忽。

四、关于胡适在《新青年》杂志所发表的信和文章，郑先生在第五十二期文中，曾代“详列”一表。李敖先生在第五十三期文中，指出这个“表”，郑先生有意（一）“弄错多处”；（二）更改题目；（三）抹杀史料；（四）漏列作品（第五十四期第58页）。

且看郑先生如何答复。

（一）“弄错多处”，他说，这是“笔误”。“笔误”的确没有关系，我们自己也难免常有笔误。“将‘威权’笔误为‘权威’”（第49页），读者至多不过怀疑一生鼓吹民主政治的胡博士，偶然写首歌颂《权威》的白话诗玩玩罢了。

（二）更改题目呢？郑先生的理由亦极充足。他说：

当我在重庆写《鲁迅正传》和《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时，曾读过原始版《新青年》，我抄下来的胡适题目，是“我对丧礼的一点意见”。到我写《中共党史》第一卷时，我发现《胡适文存》是“我对丧礼的改革”。那时我自认是抄错了题目。不久之后，我见到中共的一本书写“我对丧礼的一点意见”，又细读该文，见有“一点普通见解”和“我对于丧礼问题的意见”，我又怀疑自己没有抄错了。（第五十四期第49页）

既然如此，事情极易解决。我建议由《文星》的主编人，安排一个时间与地点，通知郑、李双方各委托代表一人，并约最早的长期订户中读者一人，会同审阅“抄下来的”原始资料和“中共的书”，必要时制版公开，以昭信实。

（三）说到抹杀史料一节，郑先生辩护说：“我的‘表’，没有一个人的文章是全列的。”（第五十四期第49页）这一点，我颇不赞同。因为郑先生是要将“胡适在该刊所发表的信和文章，详列下表。”（第五十二期第25页）既然说是“详列”，别的任何人的文章，可以不必全列，唯独胡适的信和文章，一篇也少不得，否则，“表”的价值未免要大为减少了。

末了，说到（四）“漏列作品”这一件公案。李敖指出的有《新婚杂诗五首》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章一篇（第五十三期第58页）。郑先生对于漏列新诗的辩护时，说：“胡适的‘收入’，全属于白话文的理论和文艺一类，少列几篇白话诗，有何关系？”（第五十四期第49页）这个理由，本甚正大，但似乎不应出于郑先生之口！第一，《白话诗》既然是“文艺”，就不可不列。第二，在制表时，既先声明“详列”，就不可漏列。第三，“通讯”多涉及理论，也不能不列。第四，“详表”不只记胡适一个人的账，而是将“胡适个人的收入”和其余三十个人的收入“作比较”。如今不列，那么，胡适名下的收入，当然要减少了。至于“作用”如何？“价值”如何？那完全属于个人主观的看法。因此，我颇不以郑先生的态度为然。

至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似乎明明是一篇“对当时思想界有作用的黄金”（郑先生原文），是一篇“完全属于白话文的理论”的重要文章，不管它有否“石破天惊”的功效，但就郑先生说，既不可“漏列”，更不能“不列”。岂料郑先生在词穷之后，居然声明说：“我的表，没有一个人的文章是全列的。”（第五十四期第49页）如此看来，难道郑先生过去查资料、引事实、抄题目、制详表，洋洋洒洒，写成三四万字的长文章，不怕别人怀疑你的目的只在捏造历史，罗织罪证么？就单凭这一句话，郑先生颇难见谅于读者诸君了！

郑先生平日是勤于收集史料，而又努力写作，他的大著是我们经常引为参考的。以“真确性”而言，我们向来绝不怀疑。此次因为参加“论战”，不幸遂有疏忽。因此，我来自告奋勇，把郑学稼先生“详表”中所论列的胡适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作品，试作补充：不晓得有否错误，就要请郑先生与读者诸君指正了。

胡适在《新青年》所发表的文章、诗和信（凡郑先生原表上所已有者，概未列入）

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15日）

二、新婚杂诗五首（同上）

三、讨论世界语通讯一则（同上）

四、《论短篇小说》约八千字（第四卷第五号）（在北大国文研究所讲演词见《胡适文存》第一集）

五、答朱经农《新文学问题之讨论》约一千五百字（第五卷第二号）

六、答任鸿隽“同前”约一千八百字（同上）

七、答朱经农“同前”约九百字（同上）

八、答慕楼《论句读符号》约一千字（第五卷第三号）

九、答黄觉僧《折衷的文学革新论》约二千四百字（同上）

十、答朱有昀《反对世界语》约一千字（第五卷第四号）

十一、答易宗夔《论新青年之主张》约五百字（同上）

十二、答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约三百字（第六卷第三号）

十三、答TFC君《论译戏剧》约四百字（同上）

十四、答武昌新声社约四百字（同上）

十五、致蓝志先讨论贞操、拼音字、革新家态度等问题约四百字（第六卷第四号）

十六、致蓝志先“同前”约七千字（同上）

十七、答梁漱溟《梁巨川先生的自杀》约一千字（同上）

十八、新诗一首《应该》（同上）

十九、答陈懋治《同义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约二千字（第六卷第六号）

此外在文字上应更正者

胡适所用的题目

一、我对于丧礼的改革

第四卷第四号

二、国语文法的研究法

第九卷第三、四号

三、平民学校校歌

第九卷第六号

郑学稼表中的题目

我对丧礼的“一点意见”

说明：“改革”误作“一点意见”，又脱“于”字。

国语文法的确定法

说明：“研究”误为“确定”。

平民学校歌

说明：脱“校”字。

（《文星》第五十五期，1962年5月1日台北出版。本文作者田尚明是师范大学教授孙德中先生的笔名。这里收录的，曾依孙先生的自校稿订正。）

附录四　开庭“审”胡适（苏雪林）——胡适博士与文学革命

话说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文化法院里面拥挤了许多人民来听审一件大案。被告席上坐着的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原告有一大群，穿长衫马褂的须发皓然，满脸卫道正气；洋装革履的口中之乎也者之外，时漏爱皮西地，表示自己学贯中西，脑满肠肥，趾高气扬的什么委员老爷、什么党的代表先生；更有义和团师兄打扮者，手执钢叉，首缠红布，背插杏黄八卦旗，杀气腾腾，怪模怪样，尤足令人注目。他们手里都捧着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唐宋名家文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骈体文、四六文，还有律诗、对联、诗钟、诗谜各类本子，控告胡适博士所犯罪状。因原告人数太多，只有推选一位代表说话。那位代表用气得胡子发抖的声调，审声说道：

我国文言文乃古圣先贤所创立，也是中国文化最优美的传统之一。孔子赞易，特著《文言》尝曰：“易有圣人之道四，言者尚其辞。”又曰：“通其变，以成天下之文。”又曰：“夫易，其旨远，其辞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传引孔子之言亦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又曰：“非文辞不为功。”孔门四科，文学列于其一。五千年来经史子集，浩瀚如烟海，所用工具，无一非“之乎也者”之文言，从无半句“的吗呢呀”之白话，可见文言之体实为中国万世不易之正宗，断无可以放弃之理！今乃有妄胡适其人者，胆敢于四十年前提出什么文学革命的运动，谓文言为死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字，要想中国文盲绝迹，教育普及，非打倒文言，改用白话不可。他自己写了无数文章，鼓吹此说，又呼朋引类，此唱彼和，著作书籍，刊行杂志，不遗余力，美其名曰“文学革命”，终于全国青年靡然从风，引起了滔天逆流的所谓“五四运动”者。自此以后青年操笔为文，满纸都是白话，引车卖浆者之俚语，居然篡取了高文大册之地盘了，事之可痛可恨，诚莫此为甚，指其罪魁，厥为胡适！

按我国文言文，具有五千年之历史，优美精深，可推世界第一，古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托之以传，历代文豪词客之思想情感，赖之而表。废弃文言，岂非斩绝中国文化命脉，非丧心病狂，何忍出此？且文言发展，形式至繁，有骈文、律诗、对联、诗钟等无数文体，均非楔形文字所能胜任，我国百事虽不如人，幸有此类文学傲视碧眼儿郎，令其下风甘拜，乃被告胡适动辄以骈文律诗与太监、小脚、鸦片、板子、夹棍相提并论，作其讪笑之资，尤为可恶至极！

再者我国文言文难读、难懂、难作、难用，有此四难，使中国文学更尤尤独绝，色香皆古。古圣贤思想蕴藏其中，有若珍贵之物收贮于缄封之金匮石室，任何人不能窥伺。中国文化之神秘气氛，因此而增加百倍，学者唯有终身焚香膜拜，岂敢有只言片语的批评？自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利用其明白为话之文笔，将古之秘藏一概呈露于天日之下。逞其偏浅之见，妄论圣贤之长短是非，终则酿成“覆孔孟，铲伦常”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四亿同胞，思想完全变成真空，共产主义之邪说遂乘虚传入，今日大陆变色，神州陆沉之祸，实五四运动为之铺路，亦胡适一人该负全责。胡适之离经叛道，非圣无法各种罪行擢发难数，有心世道人心者无不念之发指，思之眥裂，唯恨圣人不作，久稽两观之诛，遂使彼“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日腾其说于国中，全国知识阶级中风狂走，唯彼是从，致有今日之祸，亦柄国钧者之过也已！

今日欣逢贞下起元之秋，剥极思复之际，自由中国复古空气日呈浓厚，方冀距邪说，正人心，复文言，昌圣道，使昔日彝伦文物之盛再现于今世，不意胡适前日又在亚东会议席上，以“魔鬼辩护士”自居，放言高论，痛诋中国文化，企图蛊惑知识阶级，巩固其摇摇欲坠之“新文化导师”地位，实为罪大恶极，无可宽恕。古者于犯有大罪之人，则“屏之四裔，不与同中国”。今台湾虽有高山诸族，犹在此区区海岛之内，惧其野心不戢，仍将不时潜出为患。故此请求堂上判胡适以与共匪隔海唱和、叛国卖国之罪，将其押上飞机，空投大陆，庶可一劳永逸，杜绝祸源，中国幸甚！中国文化幸甚！

当原告代表慷慨陈词，说到痛切处，更捶胸顿足，声泪俱下，那些旁听民众，却转过头来，看着被告席上的胡适博士作何反应？只见胡适博士仍然满脸堆着他那沐如春风的微笑，一言不发，并且点燃了一支香烟，从容地抽将起来，那一派悠然自得的神态，更激怒原告群，有一位先生正将起立发言，加紧打击胡适，却见律师席上有两位律师起立，一位是郑学稼、一位是叶青，自称他们自己并未受胡适委托，不过为维持公道、证实真理起见，自愿替被告当义务律师替他辩论。

法官允许郑律师先说话。于是郑律师自他公文袋里取出一大叠纸色发黄的《新青年》杂志。呈请庭上审阅。他说《新青年》乃当时顶有力量的领导新文化的刊物，也是始倡文学革命的刊物，但主编这个刊物者是陈独秀而非胡适。《新青年》自第二卷起到第九卷止，胡适只发表了一些新诗、札记、翻译小说之类，即有些正式论文也是陈独秀唆使他做的。譬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陈独秀写信去美国邀他撰写的。内容当亦是陈独秀所授意，胡适敷衍成文而已。可见新文化启蒙工作，陈独秀早在胡适之前，新文化罪魁应是陈独秀，而非胡适。

再者试验用白话办报者，即倡用白话文者，胡适之前，早有其人，如同盟会斗士陈天华用纯口语写著名的同盟会文献时，胡适尚是个无知的孩童。辛亥前后，各地有若干白话报，据说陈独秀就曾办过白话报，但都失败了。后来白话文所以成功，陈独秀在科学人生观论战时，曾有说明，并说人们对他和胡适的白话文运动的恭维，是“不虞之誉”。再说白话文运动，胡适只注重它的形式，究竟需要何种文学，应打倒何种文学，只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有明确的说明。对比陈氏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可明白后者对于白话文运动之历史任务，还是很模糊的。根据以上理由，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主犯乃是陈独秀，与被告胡适实无何等关系，况且白话文体乃中国自古便有之物，并非胡适所能创造，何得将白话运动归罪胡适？故此敢请庭上将被告胡适无罪开释，以昭公允而平人心……

原告诸人听了郑律师的辩护，大感愤怒，他们或则高声大叫、或则恣意辱骂，说郑律师一定受了胡适的重贿，所以颠倒是非，冀为胡适脱罪，真是可耻极了。他们纷纷上前，将胡适全部著作及青年李敖《播种者胡适》一文送到法官案上，请求查阅；并说李敖文章意在拥护胡适，不想适足构成胡适罪状，此乃最近刊行之文请庭上注意。原告等喧哗之声汹汹然，几乎掀翻了法院的屋顶，法官重击木棰，请众人镇静，嘱第二律师叶青发言。叶律师起立说道：

“本律师今天替被告辩护的范围，乃是就青年李敖一文而说，即整个新文化究竟由谁播种的问题，并不限于文学革命。即以文学革命的罪状来说，本律师也同意郑律师的意见，这种罪状是不能完全委之被告的。在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前的一年，陈独秀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此文在胡适也是称赞不已的。胡的《文学改良刍议》所提出的“八不”主张，也是偷袭陈氏的意见。陈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趋向当为写实主义’云云，胡适受了这几句话的启示，触动灵感，写了他那篇刍议，所以胡适文章乃陈独秀所授意，郑律师的话极有道理。既为他人授意，则《文学改良刍议》的真正著作权，应属陈独秀，不属胡适。充其量胡适不过是一文抄公，今日报章杂志，文抄公之多不可以屈指数，被人揭发，也不过取消其稿费了事，未有构成刑事之问题者。即说陈独秀后来当了共产党，专搞政治，胡适独当一面，连续发表论文，推行白话文学运动，也不过承继陈氏遗绪，只能算是陈氏的‘助手’，法律对于‘主犯’和‘从犯’惩治的条文是不能一律的。因此本律师主张将胡适执行监禁，免其再煽惑青年，至于空投大陆，则判刑未免太重了……”

叶律师的话尚未说毕，原告席上又发出了一阵怒斥之声，那位义和团师兄更怒不可遏，出手一叉向胡适博士掷去，可惜手法欠准，叉子掠过胡适博士的头顶，飞落旁听席前，几乎伤人。法官见他举动太暴乱，令法警将其扶出，宣布退席，被告胡适回家，随传随到，待法院查阅卷宗，举行辩论后，再定期宣判。

第二次法院开庭，大概是在1962年2月25日以后，胡适博士已于前一日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酬会上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了，只好举行一个“缺席审判”，原告律师及旁听人众仍如期出席，法院首席推事起立，宣读一篇相当冗长的判决书，大意是：

据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导致大陆沦亡之祸一案，经法庭连日调查，小心求证，其罪状诚如原告某某等所控，至为确凿。查近四十余年白话文学之产生共历三个时期，即第一酝酿时期、第二鼓吹时期、第三发展时期，而此三个时期均胡适为之主动。今请分期缕述：

第一酝酿时期：

胡适自幼不喜文言，在家塾读书时，辄谓经书愈读到后来愈不好懂，小儿读不懂之书有如念“揭帝揭帝波罗揭帝”后以读诘屈聱牙之盘庚，不能熟背，挨塾师之打，对文言从此怀恨。后发现残帙《水浒传》“李逵打死殷天赐”一章，则大喜谓“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从此终日搜求白话小说，与同学等私相交换，列折竞赛。所读有弹词、传奇、笔记及长篇章回小说。他日后一意反对读经，于诲淫诲盗之红楼水浒传独感莫大兴趣，考证不倦，并主张以此类白话文体代替文言，实亦基于其幼小时之特殊癖好及不良读物如小说稗官之引诱而已。

前清光绪甲辰年（1904）即民国纪元前八年胡适赴上海就学，至丙午年（1906）即民国纪元前六年胡适年龄尚未满十五岁，同学钟文恢等办竞业学会，又办《竞业学报》，钟君见胡适常看小说，就劝他为旬报作白话文，胡适遂在该报用白话体裁，写了许多浅近科学原理，又编长篇白话小说《真如岛》。以后该报完全归胡适负责编辑。共编数十期之多，故胡适尝自言：“这几十期的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但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竞业旬报》出到四十期，要算长寿的白话报了。我从第一期投稿起，直到它停办止，中间不过有短时期没有我的文字！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以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以上皆见胡适《四十自述》。

光绪庚戌年（1910）胡适考取清华庚款赴美留学，1915年，即民国纪元后四年东美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被举为文学股委员，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他和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问题”作为本年文字股的论题。胡适论文即说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谓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及我国白话文为活文字，希腊拉丁则为陈死文字。汉文之中有一半活语如“狗”之于“犬”、“骑马”之于“乘马”故为半死文字。胡适又主张文字须有标点符号，在其留学日记里很早即拟就一套形式。

又民国五年5月胡适留学日记，“谈活文学”条，谓“吾国‘活文学’仅有宋人语录、元人杂剧院本、章回小说及元以来之剧本、小说而已。吾辈有志文学者，当从此处下手。”同年7月6日日记“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云在“绝色佳时与叔永、杏佛、擘黄（唐钺字）三君谈文学改良之法，全力主张以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小说。余说之大略如下：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人听得懂之故。

（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凡言语要以达意为主，其不能达意者，则为不美（下引实例，从略）。

（五）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

（六）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其进化之迹，略如下述（下引证例，从略）。

（七）白话可产生第一流文学：①白话的诗词；②白话的语录；③白话的小说；④白话的戏剧。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证。

（八）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仅有之文学（小说、戏曲，尤足比世界第一流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八股、如札记小说，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绝不能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歌、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而皆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绝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绝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

胡适发表此类议论后，其同学中如赵元任、杨杏佛则逐渐赞同之，梅光迪则反对之。胡适于同年7月22日作《答梅觐庄》白话长诗一首，遂引起友朋间热烈之论战。胡适又有答赵元任长函凡三千言。自述其梦想中文学革命之目的。曰：

（一）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全国中的陶谢李杜皆敢用白话高腔京调作诗，又须令彼等皆能用白话高腔京调作诗。

（二）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高腔京调的陶谢李杜，换言之，则要令陶谢李杜出于白话高腔京调之中。

（三）今日绝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出于今日而为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必不能成今日之陶谢李杜，何也？时世不同也。

（四）我辈生于今日，与其做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做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做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做不似陶不似谢不似李不似杜的白话高腔京调。与其做一个作“真诗”走“大道”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仑，不如做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正不道而不由”的胡适。

以上皆见《胡适留学日记》《逼上梁山》及《尝试集》自序。

胡适于答赵元任书褐橥其文学革命之四大条款，竟称为此四大条款乃他《文学革命之宣言书》，民国五年间，胡适写信与朱经农，谓新文学之要求约有八事，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等，是即其《文学改良刍议》之骨架。综上所述可见胡适提倡白话文学为时绝早，即办白话报始于民元前七八年，而陈独秀之办青年杂志则始于民国四年，彼时陈胡并不相识，曾无寸笺只字之往还。胡适在美与朋友讨论白话可代文言，陈氏报刊尚全用文言体。至民国六年，陈氏将青年杂志改称《新青年》，胡适开始在该刊物投稿。其《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第二卷第五期，陈独秀之《文学革命论》则发表于第六期。陈氏“贵族”“古典”“山林”诸语，意义殊嫌含混，与胡适“八不”主义之明白坚确者绝不相蒙，即陈独秀亦称胡氏为“文学革命之急先锋”“首举义旗”者，安得谓胡说乃陈氏所授意？又安得谓“胡适对于白话文运动之历史任务，还是很模糊的”？似此而企图为胡适卸罪，手法岂非过于笨拙？

第二鼓吹时期：

民国六年，胡适自美返国，任教于北京大学，积极进行其所谓文学革命者。发表论文及与朋友之通信不可计数。其《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曰：“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绝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绝不成真文学。愚唯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愚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白话之文学种子伏于唐人之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体大盛，诗词亦多用白话者（放翁之七律七绝多白话体。宋词用白话者更不可胜计。南宋学者往往用白话通信，又不但以白话作语录也）。元代之小说戏曲，则更不待论矣。……夫白话之文学，不足以取富贵、不足以邀声誉，不列于文学之‘正宗’而卒不能废绝者，岂无故耶？岂不以为吾国文学趋势，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胡适在此文中居然极端郑重地提出“正宗”二字，其欲以白话攘夺文言的地位之野心，已昭然若揭。

民国七年4月作《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已完全用白话行文。谓白话为“真文学”“活文学”，文言为“假文学”“死文学”，希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并开始扬出革命鲜明旗帜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一篇文字的大旨。”以下胡适又说五百年前之欧洲，看书演说皆用拉丁文。14世纪意大利但丁用“脱斯堪尼”语来写作其《神曲》。英国赵叟及威克列夫二人用英伦之“中部土话”来作诗歌散文，并翻译新旧约。彼数人所用之言语后皆成为意英两国之标准国语。此外法、德及其他各国的国语之发生，大都遵此途轨。胡适又言曰：

我常问我自己道：“自从施耐庵以来，很有了些极风行的白话文学，何以中国至今还不曾有一种标准的国语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这一千年来，中国固然有了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目张胆地主张用白话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有时陆放翁高兴了，便作一首白话诗；有时柳耆卿高兴了，便作一首白话词；有时朱晦庵高兴了，便写几封白话信、做几条白话札记；有时施耐庵、吴敬梓高兴了，便做一两部白话的小说。这都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出产品，并非有意的主张。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做白话的只管做白话，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白话文学不成为文学正宗，故白话不会成为标准国语。

我们今日提倡国语的文学，是有意的主张。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

文学革命之所以成功，“有意主张”为其唯一条件，胡适在其著作中固曾屡屡言之。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道：

这五十年的白话小说仍旧与一千年来的白话文学有同样的一个大缺点，白话的采用，仍旧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民国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便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无意的演进是很慢的、是不经济的。譬如乾隆以来的各处匪乱，多少总带着一点“排满”的意味，但多是无意识的冲动，不能叫作有主张的革命，故容易失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排满的色彩稍明显一点，但终究算不得有意识有计划的排满运动，故不能得中上阶级的同情，终归于失败。近二十年来的革命运动，因为是有意识的主张、有计划的革命，故能于短时期之中，收最后胜利。文字上的改革，也是如此。一千年来，白话的文学，一线相传，始终没有断绝，但无论是唐诗、是宋词、是元曲、是明清的小说，总不曾有一种有意的鼓吹，不曾明明白白地攻击古文学，不曾明明白白地主张白话的文学。

近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便不同了。它们老老实实地宣告古文学是已死的文学，老老实实地宣言“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它们老老实实地主张现在和将来的文学都非白话不可。这个有意的主张，便是文学革命的特点，便是五年来这个运动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

胡适又在其所著《白话文学史》引子里说：

有人说：“照你那样说，白话文学既是历史进化的自然趋势，那么，白话文学迟早总会成立的——也可以说白话文学当水浒红楼风行的时候，早已成立了——又何必要我们来做国语文学的运动呢？何不听其自然呢？岂不省事吗？”

这又错了。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作演进，后者可叫作革命。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有时候自然演进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个自然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地加上了一鞭。白话文学的历史也是如此。

……这几年的“文学革命”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年的贡献只在它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

这把人们眼珠打出火来的一鞭，便是胡适所加的。胡适说这话时，他的“自负”、他的“得意”跃然纸上，须眉欲活。无待鞠讯，他竟把自己所犯罪行，全盘吐露了。可谓天夺其魄！这是一桩“南山铁案”永远没法动摇。今日为之辩护者，尚谓“文学革命”胡适并非主角，以所谓“文学革命导师”的头衔加之胡适，实为冤枉好人……

第三发展时期：

自胡适倡导所谓文学革命以后，其发展之速，有如野火之燎原、有如黄河之泛滥，竟有不崇朝而遍天下之概。初期发展形况，仅取胡适自供之语一段便可证明。按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云：

林（按即林纾）蔡（按即蔡元培）的辩论是八年三月间的事。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外交完全失败了。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六三”事件，全国的大响应居然逼迫政府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这时代，各地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现改名《改造》）、如《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改了样子了。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在这三年以内之中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的机关。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

胡适此文作于民国十二年，自十二年至今，四十年间，新文学蔓延全国，今日之域中，完全成为白话之天下，此乃有目共睹之事实，现亦不必详述。

胡适又夸张其文学革命之影响致使国家的教育政策亦不得不随之改变，谓民国九年，教育部颁布了一个部令，要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教育制度是上下连接的。牵动一发，便可动摇全身。国校一二年改了国语，初级师范就不能不改了。高等小学也多跟着改了。初级师范改了，高等师范也就不能不改动了。中学校也有许多自愿采用国语文的。胡适又谓教育部这一举动乃国语研究会会员从中帮忙的缘故，而此类会员固多为胡适党徒与同志。

以后胡适自己虽走上“研究国故的路子”，对于白话文运动亦从不肯放松。于其所有著作中皆可看出。且有人倡议学校恢复《文言》及“读经”，彼必出其死力拼命反对。

关于前者，胡适于民国三十三年撰《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因是年5月初，汪懋祖在时代公论发表文字主张恢复文言，与吴研因引起辩驳。汪氏原意希望初级小学用白话教授，初中学生则须能读孟子，高中能读论语、学、庸以及左传、史记、汉书、诗经、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选本，作为正课，而辅以各家文选及现代文艺作为课外读物。此本甚为合理的建议，乃胡适竟斥为“他每一段落总有几句痛骂白话拥护文言的感情话，使人不能不感觉这几条简单的主张背后，是充满着一股热烈的迷恋古文的感情。感情在那儿说话，所以理智往往失掉了作用”。又因汪氏推许尊礼读经之何键、陈济棠为豪杰之士，大加讪笑。不过胡适亦承认当时所编白话教科书内容贫乏，甚至常有不甚妥帖的文句，被人拾为话柄，故主张促进白话文学的创造的进步，认为一旦白话文学的“真美”为社会所公认，则文言不推自倒。又说：“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标准国语之前，顽固的反对总是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次命’（按：此乃胡党龚启昌所说）——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一流白话文学的增多。”

关于后者，胡适民国二十四年撰《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首引其友傅斯年在《大公报》所发表讨论学校读经问题之星期评论云：“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说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是深知‘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半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混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者是他们的人格？”胡适援此，大赞云“孟真先生这段话，无一字不是事实。只可惜这番话很少人能懂的。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又说：“孟真先生说的……这句话只是最近二三十年中极少数专门家的见解，只是那极少数的‘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的见解。这种见解，不但陈济棠、何键诸公不曾梦见，就是一般文人也未必肯信。”以下胡适又引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王氏自称：“于书所不能解者恰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绝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胡适得意地宣言说王国维是创始新经学的大师，是学问最博而方法最缜密的大师，居然亦如此说，可见读经之不易言。他自己又举了许多例子证明经书之难懂。乃为结论云：“总而言之，古代的经典，今日正开始受科学的整理的时期，孟真先生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这真是最确当的估计。诗、书、易、仪礼，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传也都有从头整理研究的必要，就是论语、孟子也至少有十之一二是必须经过新经学整理的。最近一二十年内，学校废止了读经的功课，使得经书的讲授完全脱离了村学究的胡说，渐渐归到专门学者的手里，这便使经学走上科学的路的最重要的条件。二三十年后，新经学的成绩聚得多了，也许可以稍稍减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许可以使几部重要的经典都翻成人人可解的白话，充作一般人的读物。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胡适于民国二十四年南游广州时与广东总司令陈济棠相见，辩论尊孔读经之事，因陈济棠宣言他治广东的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第二是做人，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到本国古文里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胡适回答云：“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的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需要科学，做人需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以上见《南游杂忆》。

“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虽似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盖我国数千年博大精深之文化皆蕴藏于经书之中，而经书又皆为文言所写。中国学术以孔孟之学为正宗。胡适为想他的文学革命即白话文学进行不受阻碍，所以一意反对“读经”。为想自己“新文学导师”“五四元勋”的头衔永远保持，又一意反对“尊孔”，结果旧日文化破坏无余，旧日思想权威完全坠地，四亿同胞对之思想完全变成“真空”……今吾人偏安宝岛痛定思痛，深悟以往盲从胡适等诐词邪说之非，方思恢弘六籍，拾先圣之坠绪，扬弃白话，复文体之尊严，作反攻复国之准备，乃胡适不自悔悟，又贾其余勇，在亚东会议席上大放厥词，原告等痛加“围剿”之余，又具状至本院控诉，本拟按律治以重罪，被告忽于前日病发身故，姑行免究，唯仍须将其罪状通告全国，以正人心而惩效尤。

法院推事读毕宣判书，宣布退庭，于是这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宣告终结。（《作品》第三卷第四期，1962年4月1日台北出版）

三人连环传

梁启超与胡适

梁启超比胡适大十八岁，胡适诞生那年（1891），正值任公开始从康有为学于广州万木草堂。据任公《三十自述》，他“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任公结婚也在这一年。戊戌政变时任公二十五岁，胡适却还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子。

胡适最初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是在他十三岁（1904）的时候，他这年开始读梁启超等人的著述，使他在思想上起了“一种激烈变动”，使他“自命为新人物”，使他不肯“投到官厅去考试”，使他和两位同学写匿名信痛骂亲俄的上海道袁海观。他后来在《四十自述》中追忆道：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不幸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愈想愈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

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由上面这些自述我们可以知道，胡适日后思想的滥觞，平生所学的抉择，终生兴趣的所在，无不受了任公绝大的影响。

民国九年年初，任公自欧洲归国后，决定此后放弃政治生涯，专心从事著述与讲学，他先后在北平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过了将近十年的学术生活。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道：

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任公先生是前辈，比我大十八岁，他虽然是十分和易近人，我们总把他当作一位老辈看待。

任公回国这年就著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他做此书的动机有二，第一即受胡适的启迪，任公在自序中写道：

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

稿成后胡适又为之校读是正，改正后方布于世。任公在此书中有“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等语。

民国十年任公《墨经校释》稿本草成，他在自序中曾盛赞胡适、章太炎二人对《墨经校释》的功劳，说他们“时有征引浚发，深造盖迈先辈”。他请胡适写篇序，胡适在序中说道：

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

胡适因向来不愿作“仅仅应酬的序”，所以对任公此书，也予以坦白地批评，任公得序后答书说：

此种序文，表示极肫笃的学者风度，于学风大有所裨，岂唯私人纫感而已。

任公又著《墨子学案》一书和《墨子年代考》一文，对胡适治墨成绩颇多称许。

民国十一年秋，任公应哲学社之邀，赴北京大学讲演《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他于事前在报纸上登了一段启事，大意说凡欲往听者当备该书一册，当时商务印书馆所存该书顿售一空，求诸各分馆亦不足敷。讲演共分两天，第一日约四五小时，第二日分两场，共约二三小时，第二日第二场胡适偕任公莅会，任公讲至得意处，转过头来打趣胡适说：“适之，此处你是不是造谣？”闻者大笑。讲演开始时任公手执胡书首先说：

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任公对这书的总评是：

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他讲完后胡适起来答辩数点才散会，这次讲演是北大礼堂难有的盛况。

民国十二年，任公在病榻旁用前人的词裒集成几百副对联，请他的好朋友们选择，选定了便写给他，他写给胡适的是：

胡蝶儿，晚春时，又是一般闲暇；

梧桐树，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

这年胡适应清华同学之请，写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任公见后做了一篇两千多字的批评，说胡适“文不对题”，“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任公俏皮地说：

一张书目名字叫作“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任公的结论说：

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

民国十三年，任公作《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有“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适）云”等语。

从任公与胡适十年的交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思想上的互予启发，著作上的交相商榷，坦白的共学之乐，幽默的忘年之谊，这种友情一直发展到民国十七年的秋天，这年9月底任公因病重入协和医院了，胡适当时正在南方，就赴协和医学校参加董事会之便，匆匆北上照料，可是民国十八年1月19日晚上9点钟胡适抵达北平时，任公已经逝世八个小时了。

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57年3月15日

梁启超与徐志摩

梁启超比徐志摩大二十二岁，志摩诞生那年（1895），正值任公等代表广东公车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戊戌政变时任公二十五岁，志摩尚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志摩在民国五年的秋天进入北京大学，住在锡拉胡同蒋百里的家里，蒋百里是志摩的姑丈，蒋谨旃的族弟，是梁启超的得意门人，由于百里的关系，志摩在民国七年的夏天，也做了任公的学生。

这年8月志摩放洋留美，入克拉克大学治社会学，上书给任公，备述其倾慕之忱：

……夏间趋拜矩范，眩震高明，未得一抒其愚昧。南归适慈亲沾恙，奉侍匝月，后复料量行事，仆仆无暇，首途之日，奉握金诲，片语提撕，皆旷可发蒙，感忭乍会至于流涕。且念夫子炁人以德，不以不肖而弃之，抑又重增惶悚，虑下驷之不足，以充御厩而有愧于圣门弟子也，敢不竭踬步之安详，以冀千里之程哉？

他又在日记中流露着对他老师的崇拜：

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怒，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

读梁先生之意大利三杰传，而志摩血气之勇始见，三杰之行状固极快之致，而先生之文章亦夭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之低昂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人，无不腾攘激发，有不能自已者矣！

民国十年梁启超与蒋百里办《改造杂志》，由中华书局发行，志摩也常投稿，他写过《爱因斯坦相对论（物理界大革命）》《罗素游俄记书后》《评韦尔思之游俄记》等文章。

次年10月，志摩回国了，年底任公著成《先秦政治思想史》，志摩原计划把这书译成英文，但是后来却未成事实。

志摩与他夫人张幼仪的离婚，任公很不赞成，他在民国十二年1月写信劝志摩道：

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志摩读此信后，上书给任公，表示他不能赞同他老师那种反理想主义的论调，他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未岂得已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志摩离婚后三年，就与陆小曼结婚了。志摩的父母本来对他与张幼仪的离婚就不满意，这次再婚，更是不赞成，他们老两口提出三个条件，一定要志摩遵照办理了才许结婚，条件之一就是证婚人非由梁任公担任不可，这一下子可难为了徐志摩，他明知任公对他的离婚再娶是不满意的，但迫于无奈，只有央求胡适去游说，果然胡适神通广大，一言九鼎，终于说动梁任公。任公在结婚典礼的致辞中，很不客气地把新郎新娘痛斥一番，首先说两人皆是曾经结过婚的过来人，希望此后各自检点，勿再做一次过来人。其次便指着徐志摩大骂，说他性情太浮，以致学问做不好；用情不专，所以闹离婚再娶，往者不谏，此后一定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任公唠唠叨叨这样骂个不停，最后志摩只好走上前去服罪，面红耳赤地请求道：“请老师不要再说下去了，顾全学生一点面子吧！”任公也觉得骂得差不多了，便就此停住。梁实秋先生在《谈徐志摩》一书中写道：

只有梁任公先生可以这样骂他，也只有徐志摩这样一个学生，梁任公先生才肯骂。这真是别开生面的一场证婚。

民国十二年阴历长至日，任公给志摩写了流民诗一首，大解横幅一条，跋云：

右一首六解，申凫盟作。……其诗七绝最佳。……格调独造，举似志摩相与击节。

任公又在病榻旁用前人词中句裒集成几百副对联，其中最得意的是赠给志摩的一副，联曰：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任公在《饮冰室诗话》中解释道：“此联极能表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作诗作个通宵。”

民国十四年10月，志摩继孙伏园之后主编北平的《晨报副刊》，他接任时在《大政方针》中写道：

……此外前辈方面，梁任公先生那杆长江大河的笔是永远流不尽的，我们小报也还得沾他的润泽。

果然任公不负志摩所望，“润泽”立刻就来了，他联合志摩，展开了一场“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编者略）

同时徐志摩在《仇俄与反对共产》一文中回应他的老师道：……（编者略）

这次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是他们师生二人最精彩的一次合作，四年后，任公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任公殁后两年，志摩又横死于济南党家庄。一对不平凡的师生在短短的两年内相继告别了人间，只留下他们丰富的著作和久宿的墓草来给后人欣赏与凭吊。

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58年7月19日

胡适与徐志摩

徐志摩比胡适小四岁，他原是沪江大学的学生，后来转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哥伦比亚治银行学，胡适在他以前曾得博士学位于该校，所以和他可算是先后同学。志摩不久即离开哥大，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后又改攻文学，于民国十一年冬得硕士学位归国。

志摩与胡适订交在他回国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成了极好的朋友，从陆小曼编的《志摩日记》里，我们可以略窥他们朋友之乐的一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经常写信研究问题，一起读书、旅行、照相、喝酒、吃螃蟹、赏月观潮，看波光堤影。“横卧在湖边石板上，论世间不平事”……如志摩在民国十二年10月13日的一则日记：

昨夜写此后即去适之处长谈，自6时至12时不少休。……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适之是转老回童的了，可喜！

胡适比志摩虽然只大四岁，但在性格上却比他成熟得多，胡适为人老成持重，理智很强，志摩则轻浮骀荡，感情冲动，温源宁曾比较他们说：

适之所以不能成为诗人就是这个缘故。在他呵呵笑的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见他的魂灵深处。他不像志摩，他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狂热的情绪。在那眼光中，我们看出理智的光辉。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胡适扮演的是一个“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角色，除了于民国九年发表一本《尝试集》外，他始终自称是“新文艺创作的逃兵”，而替他压住阵脚的，志摩可算是一员大将，尤其在新诗方面，志摩在早期文坛上，曾以他优美的才华建树了许多奠基的成就。志摩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功绩，当然是受了胡适相当的影响，他写《爱的灵感》一诗，开首就有“奉适之”的话，说：“下面这些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正如这十年来大多数的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可见胡适对志摩的创作，的确有过许多启迪的功劳。

胡适与志摩在教书上共事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国十三年，在北平北京大学；第二次是民国十六年，在上海光华大学；第三次是民国十九年，又在北京大学。他们在一起最热闹的活动，是民国十六年开始组织“新月社”那一段日子。当时他们（胡适、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等）不到十个人的小团体齐聚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发行《新月》杂志，今天到极斯菲尔路胡适寓中聚餐，明天到环龙路徐志摩家里摆龙门阵，闹得有声有色。

胡适与志摩在学术上的合作共有两次，第一次合作是民国十二年，他们同住在西湖上，相约一同翻译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的小说，志摩在这年10月16日的日记上曾有这样的记载：

与适之约各翻曼殊斐尔作品若干篇，并邀西滢合作，由泰东书局出版，适之冀可售五千。

但在这次合作中，胡适只翻了半篇就搁下了，志摩却始终坚持下去，至民国十六年译成《曼殊斐尔小说集》，由北新书局出版。他们第二次合作是民国二十年翻印《醒世姻缘》，胡适做历史考据，志摩做文学批评，胡适在《醒世姻缘传考证后记一》中写道：

关于《醒世姻缘》的文学价值，徐志摩先生在他的长序里已有很热心并且很公平的评判了。志摩这篇序，长九千字，是他生平最长的最谨严的议论文字。今年7月初，我把他关在我家中，关了四天，他就写成了这篇长序，可惜他这样生动的文字、活泼的风趣、聪明的见解、深厚的同情，我们从此不能再得了！我痴心妄想这篇长文不过是志摩安心做文学工作的一个小小的开始；谁也料不到我的考证还不曾写到一半，他已死了！

志摩的死，说来好像是劫数难逃，他自上海北上前本来已经把火车票买好了，但是临行头一天有人送给他一张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的飞机票，他就临时决定改坐飞机去北平，而这架“济南号”竟在济南西南的党家庄附近触山失事，志摩及两名驾驶员均遭难，时在民国二十年11月19日。

志摩的死据说和胡适也有些关系，梁实秋在《关于徐志摩》中说：

他所最服膺的一个人是胡适之先生，胡先生也最爱护他。听说胡先生之所以约他也到北京大学去教书，实在的动机是要他离开烦嚣的上海，改换一种较朴素的北平式的生活。不料因此而遭遇到意外的惨死。

志摩死后，胡适在《新月》杂志四卷一期上登了一篇六千字的长文——《追悼志摩》来纪念他，胡适在文中伤感地说：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得那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地走了”，也不忍想志摩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火焚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适、更悲壮的了。

……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他放的光亮也会永远留在人间，他不白来了一世，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忘不了他和我们在那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志摩曾送给胡适一只猫名叫“狮子”（就是曾被徐悲鸿写生的那只猫），志摩死后，胡适作了一首诗——《狮子——悼志摩》来纪念他，又作《依旧月明时》一诗，意境颇好，录之于后：

依旧是月明时，

依旧是空山夜；

我踏月独自归来，

这凄寂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57年4月5日

[后记]这三篇合传是我在四五年前写的。因为受篇幅和资料的限制，所以不能写得详细。四五年来，很多新的资料出来了。如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世界书局版）、刘心皇的《徐志摩与陆小曼》（《畅流》第二十卷第七期起连载）、蒋复璁的《徐志摩小传》（《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等等，都可给这个《三人连环传》作补正。

为了保持四五年前的真面目，我并未根据新出的资料来修正。只是在《梁启超与胡适》的尾段，删去了一首胡适之的《旧梦》。因为胡适之先生告诉我说那首诗我“失检”了——他不是写给梁启超的（我的错误的来源是误读胡不归的《胡适之传》）。胡先生后来特地将这首诗发表（《作品》第一卷第五期，1960年5月1日），我把他的全文附在这里：

三年不见他（胡适）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则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教人牵记！”

1929年1月25日

章君谷先生要我给他一首没有发表过的诗，我寻出这首三十多年前写的一首情诗，好像是没有发表过的。我为什么三十多年没有发表这首小诗？那是因为我想读这诗的人一定猜不出诗里的“他”是谁；又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写诗的时候，我不愿把原来的意思说出来，说出来了也许没有人相信。在章希吕替我抄的诗稿上，这首诗有几次涂改的题目：原题是《留恋》，涂去改写的是《纪念北大》，第三次改的是《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最后改的题目是《三年不见他》。此诗后面有一条自注：“我十五年6月离开北京，由西伯利亚到欧洲；十六年1月从英国到美国：十六年5月回国，在上海租屋暂住。十八年1月19日，我第一次回到北平，住了两个月，又回上海。直到十九年12月初才把全家搬回北平。”这条小注是我自己的字，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写的。

北大的旧同事、老同学，也许能够了解我在三十一年前写这首小诗的心理。

1960年4月12日

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魔鬼们坐了冤狱。地狱里都是冤气。

魔鬼们不耐烦了，他们需要一位辩护士。

释迦牟尼佛怕了，他召集御前会议，决定人选。

文殊菩萨说：“我太聪明了。不干这傻事！”普贤菩萨说：“我太老了，不愿意走动。”观音菩萨说：“我大慈大悲，不忍进冤狱平反。”弥勒菩萨说：“我太胖了，我只想做做官。”最后，地藏菩萨只好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地藏菩萨一到地狱，立刻被阎王收买，整天装聋作哑，卖痴卖呆。

地狱的冤气更浓了！魔鬼们更不耐烦了！

释迦牟尼佛一狠心一跺脚，决定将地藏菩萨撤职查办，另谋人选。

这时候，正好“黄泉社”拍来电报，说阳间有胡适乙名，劫数已至，遽归道山，何不请他来补遗缺？

释迦览奏，觉得有理。但他问道：

“听说胡适是无神论者，死后漆黑一团，身相不属四大，心性难归六尘，这等好汉，如何能为吾人所用？”

左右大臣面面相觑，列子里闪出唐僧，合十顶礼，献策道：

“胡适当年考证《西游记》，与孙行者颇熟，何不派孙行者一行，以示天朝怜才之意？况中国大陆上清算胡适，密锣紧鼓，捉拿‘胡适的幽灵’。胡适有‘幽灵’在，足证其精神不死，虽为无神论者，庸何伤乎？”

释迦大喜，立派孙行者携亲笔函，敦聘播种者胡适到地狱做“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diaboli），向那十八层顶上胡帝胡天的阎王老爷吹吹风。

孙行者按下云头，火眼金睛，老早望见胡适先生一道阴魂冉冉而来。行者趋前，迎面唱个大喏，笑道：

“博士久违！想当年你写《孙行者与张君劢》，害得我好苦！如今他老头子竟不先你而来，还在阳间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可恶可恶。你在阳间不信宗教，反正天堂是进不去了，与其游魂无归，不如到地狱去，与阎罗抗礼，同陆判分庭，为穷酸吐气，给异端热情，不知尊意如何？”

胡适先生正被那些新闻人物哭得难过，见孙行者拿出聘书，立即欣然同意。

于是，地狱的魔鬼们齐声欢呼。

于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1962年2月27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出版），是《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执笔的有陈立峰、毛子水、梁实秋、叶公超、徐复观、黎东方、胡秋原、李敖、蒋复璁、王洪钧、余光中十一人。其中我这一篇又惹了麻烦，请看下面的附录。

附录　文章忌刻薄（刘星）

胡适先生逝世，《文星》杂志为了表示悼念，特别出了一本追思特大专号，用意至为可贵。主编先生并能以他熟稔的人事关系，向国内各权威的名流学者迅速地拉稿，因而汇集了不少篇有价值的宏文，并复搜集了胡先生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诗及其最后遗作。此一优异表现，值得喝彩。

唯其中之李敖先生的《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一文，令人看了颇不舒服。姑不论此文的含义如何，即仅就标题言，便甚刺眼；而文中所述似有责怪胡先生生前未能多做诤言之意。其实就把这意思明说好了，又何必提出阎王、观音、释迦等神祇，而在胡先生死后，尖酸而刻薄地加以冷讽热嘲呢？很多人都深感到：李先生这篇毫不幽默而富有恶意的“游戏文字”，实不配与那几位的文章并列。《文星》主编先生在《编辑室报告》里，表明该杂志的态度时说：“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文星》这一座小小的讲台贡献出来，让大家登台演讲，各抒高论。”此固然为每一个刊物所应持有的基本原则，但如李敖先生这种无益于世道人心，污辱一代学者的文章，怎可能称为“高论”呢？我奇怪为什么要把这座“讲台”借与这种人，容他胡说八道？

我们并没有“崇拜偶像”的观念，我们愿极公正地说：胡适先生也许不是一位圣人、完人；但他是一位贤人、伟人。他是有很大成就和贡献的学者，终其一生，其治学和处世的态度，都可作为国人的楷模；最后并以年老体衰，多病之身“鞠躬尽瘁”于工作岗位，我们又何忍心苛责于胡先生呢？他实在是非但没有对不起国家民族，而相反地还是国家之瑰宝及民族之光荣。

因此我觉得李敖先生实在缺乏儒者的气质及士人的仪态，“刻薄”为文章之大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才是。（《新闻报》1962年3月13日）

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

前言

我在本文所想谈到的，是就胡适一生对帝俄与苏联（包括社会主义）的看法，做一番历史性的论述。从他少年时代的痛恨、青年时代的歌颂、中年以后的期望和怀疑，直到晚年的失望与抨击；都加以排比和说明。我的目的在使人知道，对一个企图征服世界的集团的阴谋，能够在事先就洞烛其奸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极大多数的国人受骗固不必说，即使以一个当代中国思想家的敏锐与睿智，也难免有过许多天真的梦想。整个民族的疏于历史的认识，可说是招致这一惨痛失败的最大因素。

一

少年时代的胡适对当时的帝俄有着很强烈的痛恨，他后来在《四十自述》中追忆说：

这一年梅溪学堂改为梅溪小学，年底要办毕业第一班。我们听说学堂里要送张在贞、王言、郑璋和我四个人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我和王、郑二人都不愿意去考试，都不等到考试日时，就离开学堂了。

为什么我们不愿受上海道的考试呢？这一年之中，我们都经过了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

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争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民间大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联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们总觉得不愿意去受他的考试。所以我们三个人都离开梅溪学堂了。（第三章《在上海（一）》，亚东版第92—94页）

他又在《胡适文存二集》中写着：

我还记得当周生有案快结束的时候，我受了时报短评的影响，痛恨上海道袁树勋的丧失国权，曾和两个同学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卷三《十七年的回顾》，亚东版第三册第3页，远东版删去此篇）

二

青年时代的胡适大部分是在美国度过的，当他在美国留学第七年（1917）的时候，俄国起了大革命，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痛恨的帝俄终于被推倒了，那时他心里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这年3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俄国突起革命，市战三日而功成，俄沙退位，逊于其弟密雪儿大公。大公亦谦让不敢当也。吾意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记。

（《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五第五十一则《俄国突起革命》，第1107页）

他这时有一个真诚的祝福与梦想：“俄国或终成民主耳！”他那时万万想不到革命带给俄国的，竟是一个比帝俄时代更恐怖更毒辣的残暴统治！

同年4月17日的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读报记俄国临时政府大赦旧以革命暗杀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亚赦归者盖十万人云。夫囚拘十万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罗曼诺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而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惨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六第十四则《沁园春·新俄万岁》，第1132页）

“‘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就是胡适当时的乐观，他在诚欢诚忭之余写了一首词：

沁园春·新俄万岁

客子何思？

冻雪层冰，

北国名都。

看乌衣蓝帽，

轩昂年少，

指挥杀贼，

万众欢呼。

去独夫“沙”，

张自由帜，

此意如今果不虚。

论代价，

有百年文字，

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

一万里飞来大赦书。

本为自由来，

今同他去；

与民贼战，

毕竟谁输！

拍手高歌，

“新俄万岁”！

狂态君休笑老胡。

从今后，

看这般快事，

后起谁欤？（《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六第十四则《沁园春·新俄万岁》，第1132—1133页）

三

中年时代的胡适对苏联所抱的看法是期望与怀疑。我发现他在这些年月中，对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苏维埃联邦等的看法，有许多矛盾与混乱的地方，他好像要接受，又好像有点迟疑，他一方面大力宣传；一方面又表示反对。这正如陈独秀所批评的：“适之好像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还不大清楚。”依我看法，“还不大清楚”的岂单单是唯物史观，中年时代的胡适对由苏联传来的那一套理论与实际，因为“还不大清楚”，所以大都采取了一种保留的存疑态度，犹豫逡巡，例如他说：

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胡适文存二集》第二卷《科学与人生观》一文的附录一《陈独秀先生序》，亚东版第31页）——民国十二年。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19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运动不断地发生。……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胡适文存三集》卷一《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亚东版第16—18页）——民国十五年。

稚晖先生总忧虑共产党还要大得志一番，中国还免不了杀人放火之劫。我却不这样想。（《自由中国》第十卷第一期《追念吴稚晖先生》中引他的旧日记）——民国十七年。

……那些为民十三以来的共产革命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四《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第511页）——民国二十三年。

我在1941年年底在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的演说，我还表示我的一个梦想：我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仿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的好榜样，不用一个兵士防守！（《胡适的时论一集》第八篇《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第48页）——民国三十七年。

上面随手所举的几段文字，只是他游移矛盾的一面，在另一面，他却说：

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剩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胡适文存二集》第三卷《我的歧路》，亚东版第三册第98、101页，远东版删去此篇）——民国十一年。

世间的大问题绝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今许多朋友却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拿一个“赤”字抹杀新运动，那是张作霖、吴佩孚的把戏。然而拿一个“资本主义”来抹杀一切现代国家，这种眼光究竟比张作霖、吴佩孚高明多少？

（《胡适文存三集》卷一《漫游的感想》，东亚版第63—64页）——民国十九年。

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第645页）——民国十九年。

从上面引录的这些片段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年时代的胡适对苏联传来的那一套理论与实际的看法。大体上，他只承认唯物史观的一部分，赞成社会主义……（编者略）对苏联间或存着一种天真的梦想，“确曾怀抱无限希望”。

四

1947年7月20日，胡适在《独立时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从这篇文章开始，他陆续在《独立时论》上发表了《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1947年8月1日）、《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1947年8月24日）、《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1948年2月1日）等文字，明白地揭露了他对苏联的看法，尤其是后一篇，他在这封信里，首次宣称他对苏联的失望，他向周鲠生说：

老兄知道我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我是一个多年深信和平主义的人，平常又颇忧虑中国北边那条世界第一长的边界，所以我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它早年宣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这种希望曾使我梦想新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程度（peace at any price）。老兄总还记得，我曾用这“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一个观念，来解释苏俄最初二十多年的外交政策……1939年9月以后，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这些事件确曾使我对苏俄开始怀疑。但我总还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因为我的思想里总不愿意有一个侵略国家做中国的北邻……

但是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

我抛弃了二十多年对苏俄的梦想，我自己很感觉可惜。但是我观察这几年的国际心理，这样从殷勤属望变到灰心，从爱护变到害怕忧虑，恐怕不止是我一个人。即如老兄，难道你真不承认这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吗？老兄试回想你我两人在五六年前对苏俄那样热心的期望，试回想我们当时亲眼看见的西方民主社会对苏联那样真诚的友谊——我们不能不惋惜。（《胡适的时论一集》第八篇，第47—49页）

这是一篇多么语重心长的自白书！可怜的胡适先生，当他带着一片失望的心绪，回想早年那“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的往事的时候，似乎只有旧日诗句才能表示出他那时候的感怀——

我不是高歌。

只是重温旧梦。（《旧梦》）

到了1954年，胡适从美国回来，在“自由中国社”欢迎茶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公开忏悔他过去的错误，他说：

《胡适文存》第三集的开头载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那篇文章是我在民国十五年的一篇讲演录。我那年到欧洲，民国十六到美国，也常拿这个话讲演；以后并且用英文重写出来，印在一部颇有名的著作《人类往何处去》（Whither Mankind）里，成为其中的一篇（李敖按：此书有中译本，名《人类的前程》，于熙俭译，1930年商务版）。我方才曾提到那位我在外国时写信给我的中国朋友在信中指出来的许多中国士大夫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现在我引述一句。在民国十五年6月的讲辞中，我说：“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作忏悔。诸位如果愿意看我当初错误的见解，可以翻阅《胡适文存》第三集第一篇，题目是《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

关于《胡适文存》

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

文章盛世事，岂今所当问。

——胡适《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觐庄》

《胡适文存》的四集合印本已经在1953年年底由远东图书公司重印发行了，这四集绝版已达十余年的书，再度以崭新的形式出现了。

一个爱读胡先生的文字的人，当然会为这件事情而感到高兴，可是当我跑到书店里，潦草地一睹这种新版本的时候，却不禁使我感到几分失望。因为它已被胡先生“重行校订修正”了，已经改了十几年前的面目了，它已被删去得太多了。

据胡先生在《胡适文存四部合印本自序》里说，删节的原因是“为了稍稍节省排印费”，因此他“删去了一小部分”，可是事实上，被删去的绝不仅是“一小部分”，反而占了四分之一以上。

……

我觉得胡先生的“重行校订修正”太不够谨严，因为有许多“胡适思想”都被他大刀阔斧地删去了，譬如像《我们的政治主张》、像《我的歧路》、像《一个平庸的提议》、像《这一周》、像《人权论集序》……请问胡先生，哪一篇不是多少都代表着你的思想，你为什么要删去它们呢？若只是单单为了“稍稍节省排印费”，那我就不得不怪胡先生所为者小所失者大了。假若要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胡先生也未免删得过分了，譬如像《这一周》，难道在这六十三篇短评中，甚至连一篇值得保留的都没有吗？可是胡先生却大笔一勾，全删去了，我觉得最可惜的无过于此了。也许胡先生认为它们有不便印行之处，可是它们并不都是如此的，像其中评论蔡元培先生辞职那些话，都可说是“胡适思想”的重要部分，即使算是一鳞一爪，可是却也不能说是无足轻重，像他在第五十七则《蔡元培是消极的吗？》一文里指出：

“有所不为”一句话含有两层意义，两层都是积极的。第一，“有所不为”，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降志，不辱身”，不肯把人格拖下罪恶里去。这种狂狷的精神是一切人格修养的基础。第二，“有所不为”是一种牺牲的精神，为要做人而钱有所不取，为要做人而官有所不做，为要做人而兽性的欲望有所不得不制裁，为要做人而饭碗有所不得不摔破：这都是一种牺牲的精神。

《胡适文存》第一、二、三集都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第一集共四卷，于民国十年11月结集，12月出版，第一集从第十三版以后是重新排过的新版，多了一篇胡先生在十九年1月所写的《自序》。第二集共四卷，于1954年夏季结集，11月出版。第三集共九卷，于民国十九年春季结集，9月出版。这三集文存全都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精装的（共两册），一种是平装的（共四册）。等到胡先生着手编第四集时，因为有许多讨论政治的文字（大都是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中发表的），在当时不便收集印行，所以只把其中关于学术思想的一部分抽出来，编成了第一集的《胡适论学近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书共五卷，版本有两种，精装一册，平装上、下两册，于民国二十四年12月出版。这一集《胡适论学近著》是四开本；以前的三集《胡适文存》是六开本。

胡先生在《胡适文存四部合印本自序》里写道：“这是我在二十岁到四十四岁时发表的言论的大部分。其中最早的一篇大概是《诗三百篇（言）字解》，是辛亥年（1911）5月写的，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敖按：《诗经（言）字解》是1911年5月11日作的，12月17日才是他二十岁的生日），最晚的大概是第四集里收的几篇独立评论的文字了（敖按：最晚的只有两篇，都是他四十四岁作的，一是1935年10月1日写完的《醒世姻缘考证》中的‘附录二’；一是同日改定完的《参同契的年代》，都不是《独立评论》里的，胡先生记错了），《独立评论》的文字大部分没有收入（敖按：《独立评论》一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中央研究院”不日即出版《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附有他在《独立评论》中所作文字的目录）。”本来这些政论都该编入《胡适文存》四集里面的，当时因为不便印行，所以改编为《胡适论学近著》，这次远东图书公司重印的四集合印本，《胡适论学近著》是改名为《胡适文存第四集》了，可是内容不但没有多，反倒少了《我们走哪条路？》一文的《附录》和《人权论集序》两篇（敖按：胡先生在合印本自序里说“删去了十几篇”，殊误），还算好，在四集文存中，只有这一集删得少些，在第一集中，删去的文章是：《致蓝志先书》《寄吴又陵先生书》《朋友与兄弟（答王子直）》共三篇；在第二集中，删去的文章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和《附录》共四篇，《梁任公墨经校释序》和《附录》共三篇，《论墨学》《十七年的回顾》《祝白话晚报》《黄梨洲论学生运动》《政治概论序》《天乎帝乎序》《我们的政治主张》和《附录》共二篇，《我的歧路》和《附录》共四篇，《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和《附录》共二篇，《国际的中国》《一个平庸的提议》《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这一周（六十三则）》《北京的平民文学》和《附录》共二篇，《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共二十八篇；在第三集中，删去的文章是：《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的《附录》，《欧游道中寄书：寄慰慈（三封），寄志摩（两封）》共二篇，《老残游记序》的《尾声》，《汉初儒道之争》《读北史杂记》《苏洵的辨奸》《欧阳修的两次狱事》《考作象棋的年代》《胡笳十八拍》《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跋崇祯本逊国逸书残本）》《墨字》和《附录》共三篇，《宋元学案补遗四十二卷本跋》和《附录》共二篇，《吴淞月刊发刊词》《曲海序》《扬州的小曲》《小雨点序》《人生有何意义》《市政制度序》《四角号码检字法序》和《后记》共二篇，《追想胡明复》，共二十五篇。在四集文存中一共删去了五十八篇，不能算是“一小部分”了，第二集原有的四卷删去后只剩下两卷了，第三卷原有的九卷改编成八卷了，第四集只删去两篇，可是却把原有的五卷改编成四卷，这似乎是不必要的。胡先生这次的“重行校订修正”，除了我前面指出的部分外，还有许多似乎失当的地方，例如与其用八页的篇幅收入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倒不如收入梁漱溟的《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因为傅斯年的文章已经有《傅孟真先生集》可资查考，而梁漱溟在《村治》第二号的文字我们哪里找得到？又如与其用十页的篇幅收入曾孟朴的来信，倒不如多印两篇胡先生自己的文字，也许胡先生的意思仍是三集《自序》中所谓的“有意介绍附录的文字”，可是他老先生也该想想，“为了稍稍节省排印费”，连他自己的文章都要大删特删呀！

远东图书公司的新排本也自有它的长处，论纸张、论铅字、论版面，都比原有的三集好，只是第四集稍比《胡适论学近著》的版本差些。至于错字，也不在少数（如《墨子小取篇新诂》在目录里错印成《新钴》等是）。还有一个小毛病就是擅改原文（如在第三集的《自序》里，竟将“这一集的文字共分九卷”等话改成“八卷”，这是不必的，总还保存着二十六年前胡先生《自序》的原样为佳，像四集的新排本虽比旧版少了一卷，可是序中仍是“这一集分五卷”的原样，这样才好些），其他如在第四集中《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等文字里面，也有一些不太必要的小删改。

依我看来，胡先生与其把原有的《胡适文存》和《胡适论学近著》删成今天这种不完全的版本，倒不如根本就采用他八年前的计划，把它“分类编印出版”来得好些，像胡先生自己在四集合印本自序里所拟的：

……大概在民国三十七年，亚东图书馆因为缺乏资本、缺乏纸张，不能重印文存，所以把三部文存的纸版同版权出卖给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本想从这四部书，一百五十多万字里，选出一些文字来，分类编印出版。例如《中国旧小说考证》可以成一部小书，《中国佛教史研究》也可以成一部小书，《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史料与理论》也可以成一部小书，《中国思想史杂论》也可以成一部小书。但不久“赤祸”就笼罩了整个中国大陆，国家沦陷到铁幕里，我当然没有心绪想到这些个人小问题了。

这次远东图书公司为他重印文存，正是一个“分类编印出版”的好机会，假若能分类重编，把一部部的小书集合起来，编成一大部《胡适文存新编》或《类编》一类标题的书，我想总比今天这种版本好。可惜的是，胡先生仍旧认为这些只不过是他“个人小问题”，所以尽管他有着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而以此自诩，他毕竟也会“当然没有心绪”地仔细重编他的书了。

《胡适文存》自从出版以后，可以说没有过几年的好日子，它曾连遭北京政府的查禁……使这位以自由主义为号召的学人因此无法广布他那负责任的自由讨论。下面引录的一封信原载于十三年7月6日的北平《晨报》副刊，是胡先生为了文存的被禁而向当时的国务总理张国淦（字乾若）所提的质询，写信的日期是那年7月3日。

乾若先生：

6月8日见着先生和少川先生时曾以警厅禁卖《胡适文存》的事奉询，蒙先生允为访问；过了两天，梦麟先生代达尊意，说已代询过内务部及警厅，据云，《胡适文存》及《独秀文存》并未曾禁卖；并云，前次向各书店收去检阅的书，均已发还原店了。当时我自然很觉得满意；但迄今已近一月，而警厅仍在干涉各书摊，不许他们发卖这两部书，前次没收的书也并不曾发还。

我曾把先生转告的话，说给一两家书摊掌柜的，他们信以为真，就试把一两部《胡适文存》摆出来看看。不料各区警署仍派便衣侦探干涉此书，不准售卖。

我想再奉托先生再为一问，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么机关做主？究竟我的书为什么不许售卖？禁卖书籍为什么不正式布告该禁的理由？为什么要没收小贩子出钱买来的书？（我所知道的，南城有一家书摊被收去《胡适文存》三部、《独秀文存》七部。西城锦什坊街有一家被收去两种文存约十几部。）

我很盼望先生替我一问，因为现在各书摊的掌柜疑心我说诳；我既不能疑心梦麟先生和先生说诳，自然只好请先生再为一问了。（下略）

从这封信里，我们就不难窥知《胡适文存》在恶势力下面所遭受的迫害为何如了。可是控制言论自由的人们应该知道，负责任的自由言论是无法遮没的，不能抹杀的，《胡适文存》是禁不绝的、烧不完的，它仍旧在今天的“自由中国”重版了。

诸松傲秋霜，未始有衰意。

举世随风靡，独汝益苍翠。

这是胡先生四十年前的旧作——《秋》，看到《胡适文存》四集合印本的出版，我感到这首旧诗更增加了新鲜的意义。

胡先生刚过了六十五岁的生日，他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里，几乎有着四十年的领袖历史，一些人批评他“依然如旧，并没有进步”（《民主评论》中《评胡适言论集甲编》一文的作者这样说）；有些人批评他“在著作上，胡先生在三十年中是一片空白”（《新生报》中一封《寄胡适先生书》的作者这样说）。……这些批评也不能说全是无因的。当然了，胡先生自有其一贯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尽管有些人说他“缓不济急”（《中央日报》中以此四字为标题的作者这样说），希望他“变更他这过于谨慎的治学态度，用积极的作风来振起中国学术界的疲惫精神”。可是胡先生仍旧是尊重充分而可靠的证据，“一点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仍旧主张“不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所以他下笔很谨慎、文字很精湛，宁肯冒“善做上卷书”之名，叫人挖苦，总是不肯潦草写完他那《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中卷和下卷，《白话文学史》的下册，或是《四十自述》的第二集，我希望批评他的人特别注意这一点基本的态度。

从这四集文存，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文字里，约略看来，我们可以见到胡先生的文章体裁有两种：

一种是极端谨严的，这种体裁多用在论学文字一方面，像他的《红楼梦考证》就属此类，今天写初稿，过两天又要写改定稿，补记附记。他考证精详，言必有据，并且都详细注明出处，完全是受过高度史学训练后所写出的文字。

一种是不太谨严的，这种体裁多用在普通论文一方面。像他的《读书》一文就是代表。这种文字旨在求通俗达意，所以很少详细地注明出处，即使注明也间有小错误（如他在《读书》中说“从前有人作《读书乐》”而不说它的作者是宋真宗。《读书乐》也是《劝学篇》之误）。

不管是极端谨严的也好，不太谨严的也罢，他写文章是慢慢地用心写的，朱文长在《海涛集》中记述胡先生写文章的情形道：

……通常应酬完回家总在11点钟，这才到了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读书，写文章，就在这全家入睡，夜深人静时。在两点钟以前睡觉是很少有的。遇到《独立评论》要发稿时，那就更说不准了，也许4点睡，也许5点睡，甚至有时6点睡。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他文章末尾所记的日期时刻看出来。不过他给《大公报》写的星期论文却是例外，因为要赶下午5点多钟那班车送天津，所以总是星期六下午闭门谢客写的。他写文章却并不快（这到底还是学者的作风，下笔慎重得很），常常到了快开车时，看着表，叫小二（他的听差，一个壮小伙子）骑车飞赶送到前门邮局去，有时甚至用汽车送。所以，虽然他很好写评论政治的文章，但当有一时期《申报》要请他去做主笔时，他终于拒绝了，因为他文章写不快，这是和新闻记者的条件不相合的。

胡先生曾三番两次地在他文存的《自序》里楬橥一段表明他写作态度和方法的话，这原是文存第一集《自序》中的一段：

我自己现在回看我这十年来做的文章，觉得我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总算不曾说过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话。

这是多么谨慎的作风！在文存中他向“国内有志做好文章的少年们”提供一句忠告是：“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

胡先生的人生看法是乐观的，他有着“信云开终有时”的希望，有着“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想法和“悲观声浪里的乐观”，他简直可说没有消极的情绪，总是得意扬扬地向人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有着很强的理性也有着很多的幽默，他曾在给梁漱溟的答书中自谓：“……至于刻薄之教，则深中适作文之病，然亦非有意为刻薄也。适每谓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而最多板起面孔说规矩话。因此，适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要之，“文如其人”一句话对他是很适合的，温源宁说他：

在他呵呵笑的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见他的魂灵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热狂的情绪。在那眼光中，我们看出理智的光辉，那兀突不定的嘴唇，也老是闪过机智者会心的微笑。这样是不合作诗的（敖按：温大硕士此言亦未必尽然，《尝试集》中有许多很好的抒情诗，及未收入的诗如《依旧月明时》《旧梦》皆为上选）。所以他的散文也是清顺明畅，像一泓秋水一般，晶澈可爱，却很少波澜曲折，阐理则有余，抒情则不足。人还是规矩人，所以文也老实。（见《文人画像》）

文存中的文字虽“清顺明畅”，可是表现的方式却并非全出于纯粹的白话文，赵元任常打趣他说：“适之呀！你的白话不够白。”胡先生自己也承认，他在文存中说：“做惯古文的人，改作白话，往往不能脱胎换骨，所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体。梁任公先生的白话文属于这一类，我的白话文有时候也不能免这种现状，缠小了的脚骨头断了，不容易改成天足，只好塞点棉花，总算是‘提倡’大脚的一番苦心，这是大家应该原谅的。”“我们这一辈人都是从古文里滚出来的，一二十年的死工夫或二三十年的死工夫究竟还留下一点子鬼影，不容易完全脱胎换骨。即如我自己，必须全副精神贯注在修辞造句上，方才可以作纯粹的白话文；偶一松懈，便成了‘非驴非马’的文章了。”他于1952年12月8日在台北文艺协会欢迎会上讲他的结论说：“裹了小脚之后是放不大的，说我白话文做得好，也是假的。”（见《胡适言论集》甲编）

行文颇大胆，苦思欲到底。

十字以自嘲，傥可示知己。

这是民国五年1月胡先生在美国所写的“不像诗”的诗，“行文颇大胆”可说是他“大胆的假设”的滥觞：“苦思欲到底”可说是他“小心的求证”的认真，在四集文存中，他文章的范围虽很杂乱，可是目的却很简单，他文章的极大部分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的文章和“说老实话”的文章（他鼓吹易卜生主义，说“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这便是他这一百五十多万字文存的一贯的风格。

1956年12月17日改稿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大学杂志》第一卷第五、六期（1955年11月15日、1956年1月1日，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后来删去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五期（1957年3月1日台北出版）。编者在《给读者的报告》里说：“当‘胡适思想’遭受清算的今日，我们读李先生的大文，应是很有意义的。”这篇文章在《大学杂志》发表时，用的是《关于〈胡适文存〉》，在《自由中国》发表时，改为《从读〈胡适文存〉说起》。

这篇文章最初是应一位台大法学院的朋友的邀请写的，他说要发表在他们办的一本叫作《这一代》的杂志里（这个杂志的创刊号是1954年1月15日出版的）。那时候我还没进大学。后来文章写好，他们顾忌，没有用，就还给了我。过了两年，我的朋友陆啸钊先生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我的女朋友罗君若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

后来我写了一篇《评介〈丁文江的传记〉》，里面有严格批评胡适之的话，《自由中国》的编辑先生们似乎不太快意了，最后退给了我。

这篇文中批评胡适删除《胡适文存二集》中《这一周》的事，后来胡先生向我说：“我很后悔删得太多了！”

评介《丁文江的传记》

近五十年前，十七岁的胡适在上海《竞业旬报》上登了《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等几篇文章——这是他日后写传记文字的萌芽，鼓吹传记文学的开始。

四十多年前，胡适就具体认识传记文学的重要了。他二十三岁时在日记中写道：“昨与人谈东西文体之异，至传记一门而其差异益不可掩。余以为吾国之传记，唯以传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the development of a character）。”他认为中国传记“大抵静而不动……但写其人为谁某而不写其人之何以得成谁某”。而西方传记却能写出“其人格进退之次第及其进退之动力”。其次，中国传记又失之“太略”，且“作传太易。作者大抵率尔操觚，不深知所传之人。史官一人须作传数百，安得有佳传？”但他也承认有两个长处：“（一）只此已足见其人人格之一斑。（二）节省读者目力。”而这两个长处，西方传记是很少有的。西方传记虽然“琐事多而详，读之者如亲见其人，亲聆其谈论”，但是其短处也即在此：“（一）太繁，只可供专家之研究而不可为恒人之观览……（二）于生平琐事取裁无节，或失之滥。”（以上均见《胡适留学日记》卷七第一则《传记文学》）

胡适深信传记文学可以帮助人格教育。三十年前，他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中曾举了一个例证。他说：

中国的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了，所以中国的历史人物往往只靠一些干燥枯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传流传下来；很少的传记材料是可信的，可读的已很少了，至于可歌可泣的传记，可说是绝对没有。我们对于古代大人物的认识，往往只全靠一些很零碎的逸事琐闻。然而我至今还记得我做小孩子时代，读的朱子《小学》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的人物，如汲黯、陶渊明之流。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这一个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认模范人物的传记，无论如何不详细，只须剪裁得得当、描写得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尝不可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胡适论学近著》卷四）

本着这点看法，几十年来，自称有着“传记热”的胡适一直在努力提倡传记文学：他曾在北京大学研究院开过传记研究的课，在北平、上海、台北等地多次演讲传记文学的重要，曾一再劝他的朋友如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叶景葵等人写自传，他自己也写了许多传记（如《许怡荪传》《李超传》《吴敬梓传》《荷泽大师神会传》）和年谱（如《章实斋先生年谱》《吴敬梓年谱》《齐白石年谱》），此外还写过七篇《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原版只有六篇，1954年台北六艺出版社新版多了一篇）和三十面的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收入美国纽约出版的Living Philosophies一书中，版本有三：1930，by Forum Publishing Company.1931，by Simon and Schuster, Inc.1941，by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民国十八年年底，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里感慨地说：“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因为没有一篇真能写生传神的传记，所以二千年中竟没有一个可以教人爱敬崇拜感发兴起的大人物！并不是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业，只都被那些谀墓的死古文骈文埋没了。并不是真没有可以教人爱敬崇拜感慨奋发的伟大人物，只都被那些滥调的文人生生地杀死了。”因此他提出“新体传记”的口号，主张“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他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的如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以上均见《胡适文存三集》卷八）。

《丁文江的传记》就是胡适给“新体传记”所做的一个示范，这本十二万字的著作是胡适从小到老所写的传记文字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力作。

这书是胡适应“中央研究院”院刊编辑委员会征稿纪念丁文江逝世二十周年而作的，丁文江的忌日是1956年1月5日，胡适在1956年3月12日写完了这本传记，书成后曾经给丁文江的四弟丁文渊先生过目，丁文渊先生又加了七段按语，于1956年12月由“中央研究院”初版发行。1960年6月台北启明书局发行的再版缩印本中，又增加了一篇《丁文江的传记校勘后记》（附录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

传记开始是一篇一千多字的《引言》，略述作传的缘起与材料的困难。《引言》后面就是传记的本文（共十七章）和一篇《附录》（丁文江遗嘱）。我现在把这书的一些特点，分做二十项来举例说明：

一、家世：胡适早年写信给孟心史曾有“书本教育又不如早年家庭的训育”的看法。因此他写丁文江的传记，首先即扼要叙述丁文江的家庭状况：叙述幼年时代丁文江的过人的天资和母教的贤明（第2—3页），记他计划东渡留学时因为是老家泰兴县“破天荒的事”，所以也难免受到一些“家庭的阻力”（第5页）。

二、师长：胡适详述丁文江的恩师龙研仙对他的影响。述龙研仙如何面试丁文江，如何说服丁文江的父亲，如何劝丁文江研究科学，如何托胡子靖带他去日本。胡适又叙述丁文江对胡子靖的感怀，“龙先生和胡子靖先生是他终生不忘的”（第3—5页、第109页）。

三、教育：胡适用前五章的大部分来详述丁文江早年的教育情况，记他五岁就入蒙馆（第2—3页），记他以偶然的机会赴日本留学（第4—5页），记他和两个朋友身怀十几个金镑便大胆上船到英国去（第6—7页），记他在英国七年留学的艰苦情形和一些有趣的故事（第8—11页）。

四、朋友：胡适在这本传记里把与丁文江极有关系的友人的事迹也连带记述。如记葛利普（第16—17页）、梭尔格（第30—31页）、梁启超（第73—74页）、赵亚曾（第29、75页）等人，并且时常还把胡适自己的旧事也顺便写出来。

五、境遇：胡适在传记里时而把当时的时势环境、国家情况、学术空气等稍予提及。如记丁文江的老家是一个风气锢塞的“狭窄的地方”（第4页），记他赴日留学不久，日俄战争就发生了，“大家更无心读书了”（第6页），记他“在上海就职之后一个月，国民革命就开始北伐了”，而他“当时的地位是很困难的”（第66页）。

六、思想：胡适在二十多年前写《章实斋先生年谱》时，曾有一个旧例，就是“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的，都摘要摘录。”他在本书里也同样用了这种体例。如他归纳丁文江在民国二年至四年的旅行记录（第18—21页），摘录他在《努力周报》上的文字（第36—39页），专章叙述由他引起的《玄学与科学》的论战（第42—53页），记他对于所谓中国精神文明的态度（第54—55页），对于宗教的态度（第55—59页），和在《独立评论》中的游记与时评（第82—107页）。

七、志愿：胡适把丁文江平生未曾达到的志愿也记载在这本传记里。如记丁文江最初的志愿是想学医（第11、33页），记他“确曾有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雄心”，“想替国家办一个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且还“自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军官学校校长”（第61—63、105页）。

八、人品：胡适记丁文江的许多琐事以显其真性和为人。如记他当年与两个朋友赴英留学曾得康有为三十英镑的资助，归国成名后以一千元偿还（第7—8页），记他两度把官费让给别人（第11、33—34页），记他的幽默与风趣（第75—76、82—83页），并且处处记他做事的认真与刻苦，待朋友的忠心和热诚。

九、能力：胡适对丁文江的能力倍加称许，他称丁文江是“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第2页），如他记丁文江最能用人，说他能“真诚的爱护人才，热诚而大度地运用中外老少的人才”（第29页），记他用人的方法大都是“亲自考试”（第16页），记他有鉴别人才的眼力（第31页），又记他就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后不久便有很大的成绩（第34页），记他做淞沪总办，在“短时期内，做了不少的事”（第64页）。

十、影响：胡适分述丁文江对当代中国的贡献：在学术方面，记他对地质学、动物学（第14、55—57页），古生物学（第15、22页），地理学（第18—19、22—27页），人类学（第21—22页），历史学（第22页），考古学（第31—32页）等的贡献；在实用方面，记他对“矿业、石油、土壤等等实用方面的需要”的功绩（第32—34页）；在政治方面记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第61—66页）。

十一、纪实：胡适于1953年在台北师范大学演讲《传记文学》时曾说：“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地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胡适言论集》甲编）所以胡适在这本传记中，没有忌讳地写丁文江的历史，如写他有时“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第82页），写他受孙传芳的委任做淞沪总办时的情形（第59—69页），都是没有顾忌的写法。

十二、批评：胡适在《章实斋先生年谱》自序中写道：“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我……不但说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我不敢说我的评判都不错，但这种批评的方法，也许能开一个创例。”在本书中，他用同样的态度攻击丁文江“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第55—59、97—100页），批评他“经济平等”的理想（第98—100页）。

十三、考证：胡适是有“考据癖”的人，他在《庐山游记》一书中说考据是他“性情的偏向，很难遏止”。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丁文江的诗句来考证丁文涛记载年代的错误（第4页），用丁文江的文章来考证《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的错误（第13页），用长达十三行的《附记》来考证一个年代的错误（第27页），这许多“绣花针的细密功夫”都是胡适考据热的表现。

十四、比较：胡适在第九章中曾用比较的手法来写丁文江。如他说：“丁在君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徐霞客”（第23页），“他要看徐霞客所不曾看见，他要记徐霞客所不曾记载”（第24页），“徐霞客在三百年前，为探奇而远游，为求知而远游，其精神确是中国近世史上最难得、最可佩的。”“在君在三百年后，独自在云南川南探奇历险，做地理地质的调查旅行，他的心目中当然常有徐霞客‘万里遐征’的伟大榜样鼓舞着他。”（第26—27页）

十五、旁证：胡适有时用旁证来说明丁文江的往事。如他用崔东壁《考信附录》里面的话来证实丁文江“五岁就传，寓目成诵”不是奇事（第2、3页），用王荆公《伤仲永》里面的故事来说明“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有埋没人才的危险（第3、4、15页）。

十六、出处：胡适运用史料，皆一一注明出处，以示语有所本而可覆按。如书中提到的丁文江《我的信仰》一文，胡适曾四度注明它的出处（第56、57、98、102页）。

十七、注解：胡适时常在文内插入小括号（）中括注解，以补原文的晦涩或不足，必要的时候，他另用“附注”来详加说明（第62、63、66、76页）。

十八、校补：胡适引用史料每加校改。如改“泰州”为“泰兴”（第6页），改“二至三年”为“三年”（第20、27页），他又时常用他自己的话补进原文里面，用中括号〔〕括起，以使原文意思更明白。

十九、结构：胡适写此书，在结构方面，以编年纪事为经纬，全书十七章虽然按时序记述，但每写到一个比较具体的题目时，就立刻转成“纪事本末”的体裁（第5、7、8、9—11、14、31、62、78—80、84页）。

二十、文采：胡适觉得中国的死文字不能担负写生传神的工作，他用清晰的白话来写丁文江的传记。在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本白话传记的好处：诸如刻画的活泼（第29页）、叙事的幽默（第83页）、连贯的巧妙（第107、108页）、条理的清楚（第112页），都不是古文所能表达的。

至于本书的缺点，也有一些，我可以分做四方面来说：

第一是引录史料与原文颇多出入：胡适曾自述引录史料的不容易，他说：“有时于长篇之中，仅取一两段；有时一段之中，仅取重要的或精彩的几句。……删存的句子，又须上下贯串，自成片段。这一番工夫，很费了一点苦心。”（《章实斋先生年谱》自序）但是胡适好像年纪大了，眼力有时难免不受用，因此抄写史料与原文每多出入。例如我把本书引录《独立评论》的部分与《独立评论》原文互校的结果，只校了前七页（占全书的十八分之一）就发现了三十八处的出入（内改动原文十一处，增字十三处，漏字九处，漏句五处），单单前面七页就有这么多的出入，后面的一百一十四页可能还值得仔细校勘。这些失检之处，对一个以精于严谨治学的“考据大师”说来，未免是一种讽刺。

第二是偶尔有小错误：胡适因为参考材料不足，有疑问时“海外无可稽考”，许多地方只有凭记忆来写，遂难免有小错误。例如书中几度提到的民国十二年北大地质系毕业的河北蠡县赵亚曾，胡适记他被害时的年纪“大概不到三十岁”（第75页），事实上赵亚曾是三十二岁时死的。胡适记他的著作目录也不完全，赵亚曾的著作共有十八种之多。（这种错误的来源，也许正如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校勘后记》里所说的：“材料不完全，特别是在君的日记信札我完全没有得见，是很大的缺陷。我不是学地质学的人，所以我不配评量也不配表彰在君的专门学术，这是更大的缺陷。”）

第三是引语来源不能注出：例如在第49页，胡适写道：

傅孟真曾引在君的两句名言：“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永远活着的。”这两句话，我只听在君用英文说：Be ready to die tomorrow；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好像是他从什么书里记下来的。他曾问我这两句话应该怎样翻译，我试了几次，最后译成白话的韵文，他好像颇满意。我的译文是这样的：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其实这句“名言”不是丁文江的，丁文江引用的也不太正确。这本是6世纪至7世纪时西班牙学者兼Seville大主教Isidore（560？—636）的话，原文的正确英译是：

Study as if you were to live forever.

Live as if you were to die tomorrow.

丁文江误引于先，傅斯年、胡适沿误于后，他们都搞错了！

第四是有些地方失之太略：胡适在本书的《引言》里说：“因为材料太不完全，所以我只能写一篇简略的传记。”简略之处如提及丁文江对地理学的贡献，似应该把他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新图》的事叙述一下，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且前后编绘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也是丁文江的重要著作。

民国二十五年1月5日丁文江死后，2月16日的《独立评论》（第一八八期）曾为他出了一本纪念专号，内有胡适的一篇《丁在君这个人》，其中记丁文江的琐事颇多，有许多是这本传记所没有的（如记他宁死不肯请中医治病，记他从不因私事旅行借用公家免费票坐车，记他经常是案无留牍，记他打麻将时认真得手心要出汗），似乎可把这篇文章列做本书的附录之一。此外，似乎还该有一面地图，标注丁文江一生足迹所及的地方（其实许多传记都需要这样一张简图）。

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说他自己“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他写丁文江的传记，总是离不开他那“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他绝对不会像萧伯纳的老朋友哈里斯（Frank Harris）写《萧伯纳的传记》（Bernard Shaw）一样的手法，来写一部文学味道较浓一点的传记。18世纪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虽努力提倡写诗要“民众化”，但他自己写出来的却始终是高深的学者的诗。胡适本人似乎也难逃这种历史的先例。他鼓吹一辈子传记文学，但他所写的传记里，似乎只有《四十自述》的《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篇，算是比较有点文学味道的。（丁文江曾写信称赞他说：“这一篇在你的文存里边应该考第一！”）（第75—76页）除了这篇以外，剩下的恐怕都是些“历史癖太深”的作品了。

1957年3月22日写好；1962年12月18日重改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文星》第六十三期（1963年1月1日出版），待补充的地方还是很多。关于《丁文江的传记》，胡适曾有两封信给陈之藩先生，这两封信我都有复印本，我把它们附在后面：

第一封（1957年4月9日）

之藩兄：

谢谢你4月6日的长信。

丁江文的传记得你这样一位热心的读者，我的五个月工夫真不算枉费了。

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丁君的日记、信稿、原信札，都没有收存。日记竟不知在谁手里！我屡次想作此传，终以材料散失，不敢动手。1955年的冬月里，我把Columbia Univ.所存的《独立评论》全份，及《科学与人生观》等，全借在我寓里，细细读一遍。又把我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我先做了一个“年表”，看看缺什么重要材料。我发现最缺乏的是在君做上海“总办”的时期的材料，我只能用China Year Book的英文材料来补充。（那一年——1926——我游英国与欧洲，只有British Museum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读书的日记几册，差不多没有提到丁在君干政治的事！）（其实他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一年半，我也没有材料，故这时期我没有写。）

我检查了我手里的材料，我决定用严格的方法：完全用原料：非万不得已，不用second hand sources。这是材料的限制。

故此传的好处是充分保存了丁在君自己说的话，自己写的文字。别人的追忆，大部分是出于追悼他的二十七篇文字，其中已有不很可靠的材料了。

这样“充分保存”他自己说的话，有时是很费力的。例如《徐霞客》一章，我把丁君记的金沙江的西岸的诸山，与东面的诸山，总括成两页（pp.24-25）不满的叙述，是很吃力而不易得读者了解的。

又如《科学与玄学》一章，我曾删改三四次，有些地方曾重写两三次（此章原稿很长，删改很费劲）。

其实这是我平生自己期许的工作方法，就是“述学”的工作方法。“述学”最好是充分保存本人的文字语言。

在二十年没有人注意搜集丁在君的传记资料的情形之下，只有这个法子可以“无大过”。

你盼望我“能放开笔，写一些您的理想与失望，您的悲哀与快乐……”你盼望我能写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这大概是不可能的了。

在四十年前，我还妄想我可以兼做科学的历史考据与文学的创作。但我久已不做此梦想了。

丁君曾称赞《我的母亲的订婚》（《四十自述》的第一篇）（丁传pp.75-76）。那是用小说体裁写的。当时我本想挑出十几个题目，一律用短篇小说体裁写我的自传。徐志摩极力赞成我的计划。但我写到第二章，就改用历史叙述体了（也有朋友很称许这第二章的。最近得胡秋原的短信，他就最喜欢这一章——《九年的家乡教育》）。

你曾读我的《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文存》四集，台湾版；《论学近著》原载）吗？那也是我的文学试作。

匆匆写几句谢谢你，不料也写长了。祝你好。

胡适

今天杨振宁、李政道两君来看我。谈得很好。

第二封（1957年9月19日）

丁传里批评他的短处的例子：

（1）他的“宗教”见解，pp.55-59末段58-59更严厉了。

（2）他对于苏俄的态度，pp.97-100 Esp.p.99。

（3）他的“新式的独裁”，pp.102-107。

今日很忙，昨天以来又有点发烧，匆匆答此半纸。祝你好。

胡适

胡适在1957年5月2日给陈之藩的信里，也有一段提到《丁文江的传记》：

我在丁传里（pp.55-59，97-107）指出他的“宗教”见解。他用动物学知识来说明（来证明！）他所谓“宗教心”（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我曾指出他这个宗教见解，在无形之中，曾影响他对于苏俄革命及所谓“新式的独裁”的看法。这是性情的表现，其实同他的动物学与地质学无大关系。

从上面这些原手文件里，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对《丁文江的传记》的得意处和不满意处。

胡适在信里提到他写这部传记时，“最缺乏的是在君做上海‘总办’的时期的材料”。所以他在这一阶段的文字也写得最糟糕——他几乎不太能了解这一段的历史，更不要提论述了。例如胡适在传中说：“在他争回的许多重大的利权之中，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当然是他最大的成功。”这种论断实不尽然。我这里不再详评，请参阅：

（1）梁敬：《所谓临时法院者》，《法律评论》第三二〇期，pp.8-9。

（2）戴成祥：《评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章程》，《法律评论》第一八五期，pp.4-10。

（3）Hon, Chieh-shing：The S'hai Provisional Court：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The China Weekly Rev. Oct.10，1928）.

（4）孙晓楼、赵颐年：《领事裁判权问题》，商务印书馆，pp.216-223。

胡适评传

关于《胡适评传》

民国四十六年（1957）的3月1日，我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现收入《胡适研究》，改题《关于〈胡适文存〉》）。文章发表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那时我已有给他写本传记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没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几部批评他的书，像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对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对叶青的《胡适批判》，他回忆说：“二十多年前叶青写完了这部书，寄了一套给我，要我答复，我本来写好了一封信答他，后来一想：叶青在书里说我不必盖棺，论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么呢？所以我一直没有理他。”

如今，七年过去了，胡适之从生龙活虎转入墓草久宿，从声容笑貌变成一棺孤骨。但是，每当我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走上胡适的坟头，我都仿佛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感叹——“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于是，我又捡起七八年前的心愿，想给胡适写部传。不过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我要用这一百二三十万字的大传记，让“死掉的人”重新“活过来”，让他重新“说些什么”[176]，也让我们“说些什么”。

我之所以发愤由我来写这部传记，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别人迟迟不肯动手，或做得实在令人不满意。在胡适生前，我读过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在胡适死后，我看过毛子水的《胡适传》。这些简陋的传记都出于胡适的学生之手，基本的姿态都是维护他的，或是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同时在史料处理方面又过于粗疏，难免有很多错误。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是近于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颂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英国的大政治家克伦威尔曾骂给他画像的人说：“画我须是我（Paint me as I am.）。”这句话，可以给任何想给别人“画像”的人作为警戒。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没有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的人，没有学会呼吸新时代空气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画像”的。

作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作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所以，可以这么说，这部《胡适评传》，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它是时代的评传，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

所以，很可能，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177]；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它的结局是：

君子既不喜欢它，小人也不喜欢它，只有跟李敖一个调调儿的，才会喜欢它。

但这都没关系，这都不影响这部评传的方向和进度，一个载浮载沉的传主，被一个乱蹦乱跳的作者来写他、画他、捧他、捶他，这该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新尝试。——只有在新时代里才能肯定这种尝试，只有这种尝试才能延伸另外一个新时代。

民国五十三年（1964）2月24日

胡适死后二周年的深夜

楔子

理想的中国是一座圣山。

山，在虚无缥缈间。

朝山的香客，流着汗，喘着气，拖着步子，带着数不尽的使徒，走进了虚无缥缈。他们探径寻幽，在云雾里寻找天光。

多少香客使徒迷了路，在千岩万壑里奔波打转；又多少香客使徒，由于愚昧和躁急，只能展望峨眉金顶，却越不过那缥缈与虚无。

在朝圣者的群中，胡适是时代里的一名香客，他有他的天路历程。

在班扬笔下的基督徒，有他的刀山火海；在吴承恩笔下的唐三藏，有他的八十一难；在胡佛笔下的威尔逊，有他的心力交瘁的苦炼（ordeal）[178]。

作为一个时代里的人，胡适有他的刀山火海、有他的八十一难、有他的心力交瘁的苦炼。

如今，这个香客已倒下，带着他的荣誉与耻辱，他倒下；带着他的诚恳与虚伪，他倒下；带着他的开朗与狭隘、谦和与跋扈、勇迈与懦弱、成功与失败，他倒下。静静地，他接受眼泪的覆盖、接受笑声的淹没、接受历史的评判。——他不能再多嘴，也没有还手之力。

在时代的潮水中，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侵蚀。个人的生命是时代的生命，个人的消逝是时代的死亡（至少是部分的死亡）。时代漂来了人像，又漂去了他们，自己也随着远去，或早或迟，一齐净化成历史的潭水——透视了自己，也反照了新的个人与时代。

在这蜕变过程里，往往有新一代的人儿，想从折戟沉沙里、残碑断简里、旧作遗容里，去追摹那些一世之雄的往迹，追寻他们的真相和假面，和那假面背后的精灵。

这里是一次尝试，尝试对一段朝山进香的历史，做一番追摹与追寻。摹寻的结果不但要找出香客的脚印，而且要越过脚印，重新走进那圣山。

可怜的县太爷（1841—1895）

蔡元培当进士前的七十天，孙逸仙西医书院毕业前一百二十八天[179]，一个浓眉大眼却愁眉苦脸的壮汉，带着十七条火腿、九十个皮蛋、四十支毛笔、两坛绍兴酒，在上海码头登了船。

船的目的地是台湾——七十年前的台湾，这个五十二岁的壮汉当时从心眼里讨厌这次旅行。他本是江苏的税务督察，是江苏抚宪刚毅的红人，这次调差到台湾，完全是台湾巡抚邵友濂搞的鬼。刚毅想留住他，可是皇帝不准。所以，他硬着头皮，只好上了船。

在船上，他一肚子怨气，和中国许多旧式文人一样，一有怨气，就写诗：

因缘不必问三生，聚散如萍却有情。

入世岂愁多险阻，知人翻恐负公卿。

天风假我一帆便，海水谁澄万里清？

试看乡村颁社肉，几人作宰似陈平。

他想到陈平做宰，为了觉得他的遭遇不公平，别人不派到“险阻”的地方去，为什么单派他去？何况，他在上海还有老婆、孩子，有他刚生下来六十四天的小儿子[180]。“天风”并没“假”他“一帆便”，船在海上摇了又摇，人在船上吐了又吐。总算熬过了三天，到了基隆[181]。当时他还不大会写这个地方的名字，在日记里，他竟写作“基笼”。

到台湾后两个星期，他开始坐小火车[182]，开始环岛巡行，考核军队的训练。他看了三十一个营、二十八个哨、两个队，西至澎湖，东至苏澳，花了半年的时间，统统跑了一遍。他是认真的人，看到什么就往上报什么，结果害得别的官记大过[183]，弄得“人缘”很差。而他自己，也累坏了，随行的三个跟班都在炎蒸瘴郁中病死了[184]，他自己也得了风湿——二十个月以后，他竟死在这个病上！

巡视全岛以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他上呈文，自比作“牛马”，说“牛马”奔走疲乏，势将倒毙于路……主人闻之，当亦“恻然”。可是“主人”偏偏不“恻然”，不放他回大陆，把他改任为“台南盐务总局提调”[185]。这个差使，最使他哭笑不得，他想到他在江苏是办厘捐的，现在，又到台湾来办盐务——全是“苛索民财”的勾当，他痛苦得很，他写道：

念生今之世，做候补人员藉差口！非办厘捐，即办盐务；唯以苛索民财为能事。口谈圣贤道义，身为霸者罪人。纵硁自守，薪水之外，不染一尘，亦不过曲谨小廉，沾沾自足。计唯有托疾竟去，并原省弃之，退归老乡里，仍读我书，庶不自失耳！

他这种情绪，十足是一种耶稣时代讨厌“税吏”的情绪，他不高兴做“税吏”，何况他还是“候补人员”！

其实，他的真心倒也不是“退归老乡里”，他的真心是想做“非候补人员”，想独当一面。他属意于“台东直隶州”，就是做今天的台东县县长。可是他知道没他的份，于是他拿起毛笔，写信[186]给老师吴大澄[187]，求这位湖南巡抚出面拜托，干脆放他“生还”。

总算时来运转，到了第二年（1893），他的顶头上司官运霉星邵友濂调去顶他老师的湖南巡抚了，唐景崧来接，居然使他如愿以偿，居然答应他去“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188]。

从此，他算做了一名独当一面的“准”县太爷，当然在官僚政治里，做个小官也非易事，我们看他被任命后第五天的日记：

[五月]初九日，谒臬道宪顾，谢委代理台东州直隶州知州，未见。贺万军门生日，未见。

提到贺生日，正是中国官场艺术的辉煌表现，在他5月19日的日记里，有六条有趣的备忘录：

各宪生日：

臬道顾，十月初三日，太太十一月十八日。

台南府唐，五月二十一日，老太爷十一月十八日，唐太太正月二十五日。

藩台唐，十一月二十七日，老太太七月二十三日，太太八月十一日。

镇台万，五月初九日，老太爷五月初七日。

抚台邵，十二月十六日，帮办林三月二十一日。

福州将军希，七月初四日。台湾府陈，十二月二十七日。

做个小官真不容易！他要把上司的，乃至上司老子的、老母的、太太的、随从的生辰八字，统统记住才行！

这个小官在台东，干得很起劲，今天出示“斋戒求雨”[189]，明天去调查鸦片烟[190]，后天又赶写《台东州采访册》[191]，然后，再上书给他的老师吴大澄，报告“代理边州，兼为统将”的经过，统率“三营五哨”“一千七百五十余人”的经过。总之，他似乎还满意，至少不再求他老师写八行书，放他“生还”了！

可是，好景不长，尽管他好不容易才捞到一个县太爷，但是，《乾坤将裂遭奇运》[192]的日子到底来了！“狗哭”带来的“不祥”[193]到底接近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马关条约》签了字，台湾割给了日本，十五天后，光绪皇帝流着眼泪批准了这个和约！六天以后的晚上10点，伍廷芳完成换约手续；十七天后，台湾民主国宣布成立；又过了八天，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芳，在基隆港外，正式与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签订了交接这个孤岛的文件。其实这是“多余”的，日本鬼子早就等不及了，早就在四天以前（五月六日，5月29日）在基隆东边开始登陆了！

就在日本兵开始登陆这天，这位台东县长呈请辞职，“自请开缺回籍治病”，在他提出辞呈前九天，清朝政府已经电令在台湾的文武各员“陆续内渡”了，在别人都纷纷回大陆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远在东边的小官儿。他无可奈何，只好“不动声色，照常防守，暂顾目前”。

在电讯全绝的当儿，他绝望了，在日本兵攻陷宜兰的前一天（五月二十八日，6月20日），他写下了他的遗嘱[194]，交给他家的老二[195]。

在“台湾民主国”成立后一个月，写这张遗嘱以后第五天（闰五月初三，6月25日），他总算被准离开台东，这时他的脚气病已经很重了，在路上，不但左脚肿胀，并且还遇到两次土匪。总算千辛万苦，他到了安平。黑旗将军刘永福一看他来，硬把他拖住帮忙[196]，但是他身体到底垮了，又吐又泻，两脚全都瘫痪了。刘永福只好放他走。他在日本兵攻陷苗栗那天（六月二十五日，8月15日）上船，三天后到厦门时，两只胳臂都不能动了。四天以后（七月初三，8月22日）他死了，他死在日军陷台中前四天，死在山东义丐武训去世后二十七天。他可说是一个因公而死的人，但却不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197]。

如果今天用白话来给他作篇墓志铭，下面的一些句子，似乎可以囊括他：

躺在这儿的，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

他的名字叫胡传，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所以又字守三。鸦片战争时生（1841），甲午战争后死（1895）。

他若留长了胡子，有点像包公[198]。

他是天生克尔文派——生下来三岁，就不喜欢吃好东西、穿花衣服。

他能穿草鞋背米，一走就是几十里。

他曾一人抓过三个洪秀全的兵士。

他一生有七次在生死边缘，差点儿送了命。

他勉强可说是一个地理学家[199]。

他是一个重视俄国侵略的人[200]。

他是一个偶尔会“幽”人一“默”的人[201]。

他主张用杀杀杀的手段，对付台湾的山地同胞[202]。

他有“克妻”的命，初娶冯氏，先他而死；次娶曹氏，也先他而死；三娶又是冯氏，总算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太太的——他先死了。

他有四男三女，其中唯一有出息的是他的小儿子，由于这个小儿子的缘故，在他死后六十年，台东出现了胡铁花先生纪念碑[203]，台北出现了胡铁花先生奖学金。……他虽已墓草久宿，但却为“父以子贵”的传统，作了一番新说明[204]。

可怜的小寡妇（1873—1918）

他死后，剩下了她。

他，跟她是同乡[205]。

他，比她大三十二岁[206]。老夫少妻，她嫁他时才十六岁。那是七十年前（1889）的事。

整整九十年前，她生在穷苦的农家。她若活到现在，跟她的安徽老乡，总统府资政许世英同岁[207]。所以，我们若想象她多么老，只要将男做女，看看许世英就行了！

她的父亲叫冯金灶（振爽），顾名思义，自然是乡下人。他本是太平天国的逃兵[208]，跑回被烧得精光的故乡，立志重建家园，他做自耕农，也做佃农，兼做裁缝。

他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女儿。生女儿，自然违背中国重男的传统，所以给她取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冯顺弟”[209]，“顺弟”者，“顺”流而下来个“弟”弟也！[210]

顺弟“面貌并不美”，“圆圆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可以“头发一直拖到地”[211]！

按照家乡的规矩，女孩儿家在十三四岁时候就该定了亲，可是她一直拖到了十六岁，才给胡传大官人做填房——由“种田人家的女儿”摇身一变为“官太太”，并且，“做填房以多接聘金”。

前面说过，胡传有“克妻”的命，一连两个老婆都被他“克”死了。所以，这次冯顺弟嫁给他，多少是有点“冒险”的。如果她是太妹，可能她心里不服气：“怎么？要克老娘吗？你克克看！”

不管怎么假设，反正她“赢”了！并且“赢”得很快，结婚以后六年四个月零十天，她的老伴儿就宣告不支倒地，那时候胡适的正式年纪是三岁八个月零五天，据他回忆——这是他最早的回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她听见读信人读到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212]。

于是，冯顺弟做了小寡妇，她那时候，虚岁才二十三。

二十三岁做寡妇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她一做就是二十三年！

另外一件“巧合”是，在他们县里，二十三岁就开始守寡的多得出奇，光在1439年到1810年的三百七十年间，就有过七十四个[213]！

这二十三年的守寡期间，她唯一的爱情的回忆，就是那段“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

结婚后不久，我父亲把她接到上海同住。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亲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藉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214]，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215]。

除了这唯一的回忆以外，这位小寡妇就面临着漫长的、没有止境的痛苦岁月，她在二十三年的守寡日子里，历经了抚孤、忍辱、耐穷、借债、分家、重病、死父亲、死母亲、死妹妹、死弟弟、死女儿、死长子、死三子、死长孙。……这一切苦痛都是人生里的重要折磨[216]。

对一位小寡妇来说，抵抗这一切折磨的办法，莫过于她对自己亲生的“一点骨血”的希望，这点希望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这“一点骨血”，就是胡适之。

她在胡适之二十七岁那年，死在安徽老家。这时候，她已经很满意地看到她的儿子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她的遗憾也许是：在她四十六年的生命中，她只跟丈夫过了六年四个月；只跟儿子过了十二年六个月，这真不能不说不苦命！

她的死，带给胡适痛苦的遗憾[217]，带给他一首诗[218]，也带给他一次丧礼改革[219]。

如果她的墓志铭也用白话来做，那么，下列的句子可以参考：

这是胡传太太冯顺弟女士的墓。

她生在经营不善的招商局成立那年（1873）；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那年（1918）。

她跟梁启超、徐锡麟[220]、黄兴（克强）同年生；与苏玄瑛（曼殊）、陆龙（在田）、程壁光同年死。

她的丈夫的第一号前妻死后十年，她才出生。

她的丈夫的第二号前妻，给她留下了三男三女。

她结婚后第三天，大儿子也结了婚。

大女儿比她大七岁。

大儿子比她大两岁。

三女儿只比她小两岁。

二、三儿子是双胞胎，各比她小四岁。

她十六岁起做晚娘——好难当的晚娘[221]。

她被儿媳妇欺负了，只偷偷地流眼泪。

她吃一块豆腐，也要登记一次[222]。

她为了治弟弟的病，把自己胳膊上的肉割下一块来[223]。

她自己只生了一个儿子，但却是一个好儿子。她似乎很讲究优生学。

为了教育儿子：

一、她常常拧儿子的肉。

二、她给老师红包——用特别待遇来使她的儿子特别。

三、她送儿子到外埠求学，不掉一滴眼泪。

四、她病得要死，却不许人家告诉她的儿子[224]。

五、她借钱为儿子买书[225]。

最后，她还为儿子订了终身大事，使她的儿子在婚姻问题上，做了一个“保守主义者”[226][227]。

半个台湾人（1891—1895）——胡适也是“阿海”吗？

可怜的县太爷死后，剩下了可怜的小寡妇，和小寡妇身边的小儿子。

小儿子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228]，在上海大东门外[229]。他生的那天，郭嵩焘才死了一百五十七天；罗威尔（J.R.Lewell）才死了一百二十七天；孙科才生了一百一十七天。这一年，光绪皇帝死了老子；李鸿章死了老婆；袁世凯死了妈妈。

这一年，俄国开始筑西伯利亚铁路，满洲皇帝开始学洋文，中国大臣开始提议制造火柴，康有为刊成了他的《新学伪经考》。

这一年，是英国“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的头儿纽曼（J.H.Newman）死后第一年，是荷兰割耳朵的画家凡·高（Vincent Van Gogh）死后第一年，是“吾生唯知猛进兮”[230]的乐观诗人勃朗宁死后第二年。

这一年，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物还在世，或才出世不久，列一个对照表看看[231]，是很好玩的：

胡适生到这个世界里来以后，成了这个家族里最光彩的一员——这个家族里的人大部分都不长寿，也没大“出息”，并且还爱得怪病：有的聋哑、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四肢残废。最怪的是：胡适竟还说他的侄儿们“皆颖悟可造”。[232]

这一家子的谱系，可以见列表（第234页）。

从这个表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家族中已去世的，除了胡适以外，缺乏长寿的人。胡适大概感觉到他这个家族里缺乏长寿的人，所以他特别祝福给他的孙子胡复（仔仔）。他在给梅贻琦的祝寿论文里，特别写出：

四十八年5月15日早晨2点半写完，今天是我的孙子仔仔的四岁生日，我把这篇论文献给清华学报，祝贺梅月涵先生七十岁生日。我盼望我的孙子也能像我的老朋友一样的长寿[233]！

而在他自己所有的金石印章里，也有“胡适长寿”等印文。在他去世前十个月，他从台大医院被“推”了出来，就“对记者表示希望再活十年”，并认为这十年是“拣（捡）来的十年”[234]，大概他发现他已经远远地打破了他的家族长寿纪录了！活得也差不多了！

在第一章里，我们就知道了：胡适生下来后六十四天，他的父亲就被派到台湾去。当时他父亲没带家眷，所以胡适和他母亲搬到川沙，在川沙住了一年[235]。

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二十六日（4月8日），胡适的母亲、四叔介如、二哥嗣柜、三哥嗣桎和胡适自己（还有老妈子）一同到了台南。

那时候胡适还不到一岁四个月。他先住在台南，住了九个月零十一天。住的地方是台南“道署”附近，就是现在台南市中区永福路北段永福国民学校[236]，他当时做梦也想不到，在七百一十八个月以后，他居然“游子归来”，在面目全非的旧居旁边，做了感慨无限的凭吊！

这次凭吊，衡五在《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胡适之先生台南访旧追记）》[237]里有详细的记述，我节略如下：

中华民国四十一年12月26日。……10点钟左右胡先生来了，汽车停处，胡先生下车，后面跟着一大堆人，永福国校的林校长扶着一位优雅的小女朋友向他献花，照相的人多半蹲着身子拍照，小朋友们鼓掌欢呼，其他的人则趋前欢迎……

……林校长等人向他献旗送纪念物，一样又一样地，他诚恳不断地说着：“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接着胡先生从桌子上拿起那束花送给叶市长说：“叶市长，我花不好带，我把它送给你的太太，麻烦你带上。”

胡先生走出了校长室，走到操场，场边排着一长列的小朋友，他们一齐鼓掌对他欢呼……这场面很使胡先生感动，他频频向孩子们摆手，连声谢谢。今天真可说是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声音欢悦地响着，其实此时此地与孩子们的声音相呼应的胡先生，在六十年前在这同一地方也是个孩子，而且是更小的孩子，他那时是个孤独的盐务提调的少爷，是缺少同伴听不到这样欢悦的声音的……

走过操场，胡先生被导引到一个地方朴陋的老楼房里去。这是前清台湾道署遗留至今未毁的一个仅存的房子，它在这个学校里，本来因为位置最偏、光线最坏，所以一向就被当作仓库。……不管它是不是胡先生的旧居，总算是道署旧物，应该与他有关系。于是清理打扫，教它飞上枝头，挂起“胡适纪念馆”的招牌来……

参观以后，就是照相的节目，接着又植树，种了一棵榕树。

种完树，胡先生的节目是题字。他走到题字地方的帐幕前，看到帐幕上印着“爱鸠会”三个字，就问叶市长那幕上鸠字的意义。经过叶市长的解释，他才知道日本人是把鸽子叫鸠的，这可看出胡先生“每事问”的精神。在永福国校中，他问人的远比人家问他的多。题字算是胡先生访问故居中最重要而严肃的节目了。纸笔墨早已准备好，胡先生走到幕内提起笔来，蘸墨略加思索，便在纸上写上“维桑与梓”四个字。笔太粗了，当他蘸墨再要写下去时，一点墨滴在“维”字的左上角边了，洇了一块。这时候他叫人拿来小刀，把洇了的那一截亲自割去（一位教师接去那割去的纸要揉时，旁边的几个人马上不约而同地出声禁止，那位教师也才觉得那一片纸的贵重，而收了起来，这真是他意外的收获）。他换了一支较小的笔重新题上“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八个两寸见方的字，站在他后面的他的一个朋友，看了连声赞美他典故用得确当。……胡先生写字时全收敛起笑容，左手还执着他刚才割纸的小刀，聚精会神地在题字。……他写完“兄”字，不意又重复了一个“兄”字，他的一个朋友叫他换纸，他说不必，略一停顿便把“兄”字改成看不出别扭的“弟”字了。写完了，永福国校的家长会长黄伯禄先生又拿来一张纸请题，这回他毫不思索，大大地题上“游子归来”四个大字。从这两幅字，我们可想象出此时胡先生怀念故居的恭敬。同时也可知道这桑梓旧地一定教他怀念他那为官干练而不贪的父亲，和那发长垂地是他慈母又兼严父的母亲。……

胡先生最后为一个教师签名，就结束他故居的访问，和排在小朋友行列中的永福国校的级任导师们一一握手言谢，也抚摸过不少可爱的小朋友，临别时他显得有点留恋。

如同来时一样地，在孩子们的鼓掌欢呼声中，胡先生带着笑容走了，这时是10点45分。……[238]

小时候的胡适由台南移住台东，在光绪十九年十二月。那时候，已经是1894年1月了。在他父亲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录：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1894年1月12日）

内子及子侄辈偕朗山侄汉生弟并领饷差弁到署。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

介如、吉庭两弟偕内人、秠儿、穈儿、稷侄启程赴台南，内渡回里。

可见胡适在台东共住了一年零十八天。这天1895年2月7日，是他见他父亲的最后一面，那时候，他正是三岁一个月零二十一天。

和台南访旧一样的，胡适在五十八年以后，从台南飞到台东，重温他当年那模糊的旧梦。那是1952年12月27日中午，姚汉秋在《胡适与台东》[239]里，有这样的记述：

胡适归国两个月，曾经以四十五小时又四十分钟的时间，了却他旧地重游之愿。……

也许台东是胡氏少时的故居，因此他对台东的事务都很感兴趣。在各地欢宴席中，吴县长提起菜盘中的生鱼是台东的特产，他特别感到好奇，多吃它一二斤。更也许他重临台东的时候，曾经激起他儿时的模糊记忆，所以当演讲完毕，当坐车缓缓驰行于人群当中，看见环绕汽车的儿童，倍觉亲热，不断抚摸这些孩童。……

胡氏滞留台东的时候，曾到卑南乡槟榔村阿里摆番社去凭吊他儿时故居。据调查，胡博士少时住所已变成小荒丘，附近已成河道，而他父亲当年的朋友已去世数月，使胡氏不能获悉当年状况而感到遗憾！因此胡先生只有和当地山胞合拍一照而已。但是值得留念的是胡父交卸知州时，曾把官服一袭送给名叫海丹的山胞，此袭官服已由台东文献会征求海丹的女儿同意，交给该会保存，胡氏并曾亲眼看到，此服现仍完整如新。

台东县府为纪念胡氏莅县时，已把火车站前的光复路改为铁花路，最近并拟将鲤鱼山忠烈祠日人遗留的忠魂碑，改为州官纪念碑。而胡氏本人亦在忠烈祠前亲自种植桃（樟？）树二株。……

请求名人题字原不足为奇，但胡博士不但题字给各界首长，并且还挥毫赠与伺候的下女和为他照相的照相师，使他们喜出望外。……

……当人们正在惋惜“他”匆匆离台的时候，报上载称胡氏曾捐七千二百元，交由教育厅厅长陈雪屏，作为奖励台东籍的大专学生的奖学金。……[240]

胡适这次访问台东的另一插曲是他看到台东县县长的母亲——吴老太太，他看到她，不由得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的妈妈正好跟吴老太太同岁，如果活到那时候，正好是七十九岁了[241]！

胡适幼年在台湾的生活，民国二十五年，一个日本人曾有这样的描写[242]：

在中国卷起一大波澜的胡适氏的学问，其实，是在台南、台东两地，以天真的小手握住笔管，慢慢地练习的数百字奠定了基础的。……[他在]台南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或开山町，或高砂町，虽然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想象出，四十余年前，面孔苍白而虚弱的小孩，在那边的寺庙的榕树下，被保姆牵着，眺望路上行人……情景。而且虽有行人注视这小孩，然而谁也想不到，这蒙了尘埃、如红叶似的小手，后日会著作无数生动的书籍，而那颗阴藏于圆头巾的小脑，后日也会编出深博的学说。

这日本人描写下的小孩子，当时生了半年大病，所以在体力上非常衰弱；但在智力上，他却能以不到三岁零两个月的年纪，认识了七百多个方块字[243]！

五十七年以后，台湾的老学者黄纯青，带着骄傲的心情宣布[244]：

台湾确是胡适博士之识字发祥地[245]。

台湾确是名闻天下权威学者胡适之识字发祥地[246]。

黄纯青这样宣布以后三十八天，胡适在台北，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演说[247]，自称他是“半个台湾人”[248]，并且说：

……黄[纯青]先生说我是台湾人，的确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幼年时我曾在台湾住过一年又十个月[249]。这次我到台南、台东等地，曾种了一株榕树，两株樟树，据说这两种树都有很长的寿命，将来长大了，也许有一个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说替将来的台湾文献捏造一些掌故。

说这话后第九年，这“半个台湾人”死在台湾，也埋在台湾，他手种的“一株榕树”还在生长，“两株樟树”也还在生长。在台湾，他开始认识第一个方块字；也是在台湾，他写下了最后一个方块字。“个人”与“土地”的缘分，在胡适与台湾的上面得到了最奇妙的例子，这才正是——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无处不青山！

被拧肉的时代（1895—1904）

胡适的妈妈带着胡适离开台湾后，到了上海。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初十（3月6日）启程回安徽老家。

一回家，胡适就开始念书：

……回家乡时，我号称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学堂里读书了。我的身体太小，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250]。

因为他属于“认得近一千字”的阶级，不算“破蒙”的学生，所以

1.《三字经》。

2.《千字文》。

3.《百家姓》。

4.《神童诗》一类的小册子，自然不在话下。他念的书，大体上依次如后：5.《学为人诗》——一部四言韵文，他老子亲自编抄的，内容主张“为人之道，在率其性”，“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6.《原学》——也是他老子编的一部四言韵文，略述哲理。

7.《律诗六钞》。

8.《孝经》。

9.朱熹的《小学》（江永集注本）。

10.《论语》（朱熹集注本，连注文一起读）。

11.《孟子》（朱熹集注本，连注文一起读）。

12.《大学》（朱熹集注本，连注文一起读）。

13.《中庸》（朱熹集注本，连注文一起读）。

14.《诗经》（朱熹集传本，注文读一部分）。

15.《书经》（蔡沈注本）。

16.《易经》（朱熹本义本）。

17.《礼记》（陈皓注本）。

18.《幼学琼林》（连注文一起读）。

指导他念这些书的老师是他的亲族，最先是四叔胡介如，后来是族叔胡观象（禹臣）。他的“同班”最初只有一个人，就是老师兼四叔的儿子——胡嗣秫。这个小孩子是个爱“溜到灶间或后堂去玩”的小把戏，不喜欢念书。所以常常是胡适自己一个人念。直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这个幼童班增加了名额，由五名增加到十多名。教室也换成“来新书屋”。同学里面新添了同族的胡嗣昭，是个有名的逃学专家，“往往躲在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田里挨饿，却不愿念书”。老师常常要派人去捉拿他，捉拿他的大将经常又是派那也爱逃学的胡嗣秫。结果呢，“有时候，连嗣秫也不回来了——乐得不回来了，因为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学！”

那时候，“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的小胡适“常觉得奇怪，为什么嗣昭要逃学？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骂，而不情愿念书？”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中国旧式教育的不合理。中国的小孩子到了六七岁以上，女孩子固然不用进学堂去受教育，男孩子受的教育也只是十分野蛮的教育。女孩在家里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例如《三字经》上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是“倘使不教训”。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所以叫作“念死书”。

因为念的是死书，所以要下死劲去念。我们做小孩子时候，天刚亮，便进学堂去“上早学”，空着肚子，鼓起喉咙，念三四个钟头才回去吃早饭。从天亮直到天黑，才得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这种生活实在太苦了，所以许多小孩子都要逃学。逃学的学生捉回来之后，要受很严厉的责罚；轻的打手心，重的打屁股。有许多小孩子身体不好的，往往有被学堂折磨死的，也有得神经病终身的[251]。

另外一种责罚小孩子的方法是“作瘤栗”，就是老师钩起五个指头，打在学生的光脑袋瓜子上，常常打起瘤子，故以“作瘤栗”名之。

用功的小胡适，在家乡九年的私塾教育中，竟不幸也被“作瘤栗”一次——唯一的一次。那是他读《书经》的时候，里面的《盘庚》篇总是读不熟，结果，五指之下，终不能免。——这次盘庚大祸，使他产生了一种“仇视”《盘庚》的心理：

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大类，向来学者都说古文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盘庚》属于今文一类，应该是真的。但我研究《盘庚》用的代名词最杂乱不成条理，故我总疑心这三篇是后人假造的。有时候，我自己想，我的怀疑《盘庚》，也许暗中含有报那一个“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罢[252]？

胡适从小就对读书有兴趣，重要的原因是他母亲的“红包制度”。别的小孩子的学费只是“两元”，老师对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因为光念不讲，所以学生“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所以只好做了“赖学胚”。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二十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认得了近千个“方字”，每个字都经过父母的讲解，故进学堂之后，不觉得很苦。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我最喜欢朱子《小学》里的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为那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较最有趣味。同学之中有念《幼学琼林》的，我常常帮他们的忙，教他们不认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这些书看；他们念大字，我却最爱看《幼学琼林》的小注，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一个同学的母亲来请禹臣先生代写家信给她丈夫；信写成了，先生交她的儿子晚上带回家去。一会儿，先生出门去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他忽然过来问我道：“糜，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比我只小一岁，也念过四书，却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钱，我去年却送十块钱。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253]。

这种受“特别待遇”的结果，使胡适在知识上，比一般小孩子占了大便宜；这种便宜，使他在小小九岁的年纪就能看《水浒传》。由于看这部书，使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使他在“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版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赐》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后，我的心里很不好过：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么？后面是些什么？这两个问题，我都不能回答，却最急要一个回答[254]。

我拿了这本书去寻我的五叔，因为他最会“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讲故事”，小说书叫作“笑话书”）应该有这种笑话书。不料五叔竟没有这书，他叫我去寻守焕哥，守焕哥说：“我没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第一才子》便是《三国演义》，他很郑重地捧出来，我很高兴地捧回去。

后来我居然得着《水浒传》全部。《三国演义》也看完了。从此以后，我到处去借小说看[255]。

于是，慢慢地，在他的阅读记录里，又大量地加添了新的数目：

19.《第五才子》（《水浒传》）。

20.《第一才子》（《三国演义》）。

21.《正德皇帝下江南》。

22.《七剑十三侠》。

23.《双珠凤》等弹词小说。

24.《红楼梦》。

25.《儒林外史》。

26.《聊斋志异》。

27.《经国美谈》（讲的是希腊爱国志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原作的。这是他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

28.《琵琶记》。

29.《夜雨秋灯录》。

30.《夜谭随录》。

31.《兰苕馆外史》。

32.《寄园寄所寄》。

33.《虞初新志》。

34.《薛仁贵征东》。

35.《薛丁山征西》。

36.《五虎平西》。

37.《粉妆楼》。

38.《肉蒲团》[256]。

关于当时胡适大量看小说的情形，他在《四十自述》里有这样的回忆：

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国十二年和顾颉刚先生讨论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几岁，已“开笔”做文章了，十几岁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我记得离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三十多部小说了[257]。

他不但把大量的小说“看”进去[258]，还得到一个机会把些小说“讲”出来，那就是他向“本家姊妹们”说书，向那些“巧菊”“广菊”“多菊”“杏仙”“翠苹”“定娇”等小娘儿们讲故事，这种“讲”，逼他把文言文的故事翻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了古文的文理。

所以，这一阵子的训练，使他不但受白话小说的影响而能做通顺的文字，并且对文言文的了解，增加了不少的能力。

在他的童年里，除了知识上的进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上的过渡，就是《从拜神到无神》。

胡适的父亲本是一个不信迷信的人，所以在这位大老爷的威严下，家里大门口上都贴了“僧道无缘”的条子[259]。可是他死了以后，家里的女士们便自然接受了中国民间的普遍信仰——拜神信佛起来。

胡适在这种环境下，也随着人信亦信，并且还读了一些“劝善”的书籍，像：

39.《玉历宝钞》。

40.《妙庄王经》。

这种宗教虔诚不但对菩萨神祇，同时还及于孔夫子，他借到一部。

41.《联语类编》。

从这本书里面选出许多圣庙联匾的句子，贴在他自制的一座孔夫子神龛上，这座神龛有圣庙的大庭和内堂，有祭桌、神位、香炉、烛台。有了这个，他可以朝夕膜拜[260]。根据他的回忆：

这座小圣庙，因为我母亲的加意保存，到我二十七岁从外国回家时，还不曾毁坏。但我的宗教虔诚却早已摧毁破坏了。我在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261]。

为什么他在“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了呢？那是因为他读了一些书的缘故，这些书除了朱熹的《小学》外，是：

42.《纲鉴易知录》。

43.《御批通鉴辑览》。

44.《资治通鉴》[262]。

这件事发生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它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正在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一段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说：

“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263]……”

我重读了这几句话，忽然高兴得直跳起来。目莲救母、玉历宝钞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河桥下去喂饿狗毒蛇——这种种惨状也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这句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心里很高兴，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264]。

这是他开始倾向无神论的起点。——由朱熹的书，开始知道司马光的非地狱论。这种论调，使他“对死后的地狱审判感到怀疑”（This sounded like goodreasoning and I began to doubt the idea of judgment after death.）[265]。接着，又“有一天”：

有一天，我读到《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记范缜（齐梁时代人，死时约在公元510年）反对佛教的故事，说：

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

我先读司马光论地狱的话了，所以我读了这一段议论，觉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司马光的话教我不信地狱，范缜的话使我更进一步，就走上了无鬼神的路。范缜用了一个譬喻，说形和神的关系像刀子和刀的锋利一样；没有刀子，便没有刀子的“快”了；那么，没有形体，还能有神魂吗？这个譬喻是很浅显的，恰恰合一个初开知识的小孩子的程度，所以我愈想愈觉得范缜说得有道理。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266]

这是他倾向无神论的决定阶段。——由司马光的书，开始知道范缜的神灭论。这种论调，他成为一个不信神者（an atheist），并且这种“清新简明的论调，使幼小的心灵满足喜悦，且对‘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的气概，心向往之”（This simplification pleased my boyish mind and it gladdened my heart to read that“Although the whole Court and country were against him, no one succeeded in refuting him.”）[267]。接着，他又连带接受了“偶然论”：

通鉴又记述范缜和竟陵王萧子良讨论“因果”的事，这一段在我的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文如下：

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议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

这一段议论也只是一个譬喻，但我当时读了只觉得他说得明白有理，就熟读了记在心里。我当时实在还不能了解范缜的议论的哲学意义。他主张一种“偶然论”，用来破坏佛教的果报轮回说。我小时听惯了佛家果报轮回的教训，最怕来世变猪变狗，忽然看见了范缜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里非常高兴，胆子就大得多了。他和司马光的神灭论教我不怕地狱，他的无因果论教我不怕轮回。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268]。

这是他由无神论扩大而为偶然论，由“偶然论代替宿命论”（Chance versus Determinism）[269]，这种突变的经验，本身就是偶然论的最好说明：一个人“只读了这三十五个字，就换了一个人”，这不是很偶然的事件么[270]？这种偶然，使这个十一岁的小孩子在六年以后写下了他的《无鬼丛话》[271]；在十二年后写下了他的《神灭论与神不灭论》[272]；在十七年后写下了他的宗教——《社会的不朽论》[273]；使他“一生的思想”[274]受到“感悟”，并且把这种感悟，又影响给别人。

十一岁的胡适的“思想经过这回解放之后，就不能虔诚拜神拜佛了”。但是他在“母亲面前，还不敢公然说出不信鬼神的议论”。他母亲叫他烧香，他还得烧，还是磕响头——虽然他“满心里的不愿意”。

有一次他游说他的外甥要捣毁三门亭的神像，要“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茅厕里去”。结果被告了密，幸亏他“想出了一条妙计”，躲过了一顿打。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责罚却在一个月以后”：

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她请我母舅领我到三门亭里去谢神还愿。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他恭恭敬敬地摆好供献，点起香烛，陪着我跪拜谢神。我忍住笑，恭恭敬敬地行了礼——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难为情的责罚！[275]

换句话说，小胡适的一切对神对鬼的小反叛，在他小脚妈妈面前，都一律“小”下去，一律天下太平，照旧归顺不误。这种归顺，乃得力于他妈妈的“管得严厉”，因为她是大狄克推多，“是慈母兼任严父”，又是“恩师”“严师”，所以一切都包办。我们看这个母亲的儿子自己的回忆：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每天天刚亮时，我的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276]。

这是每天的正常状态——胡适没犯错的正常状态。可是一犯错，就大不同了，一犯错，便可能“拧肉开始，儿子肃立”：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277]。

这是一种奇妙的“课子”艺术，它的特点是双方都在外人面前若无其事，有账一律回家算，“晚上人静时”算或“第二天早晨”算，“无论怎样重罚”，哭可以，但不准出声，换句话说，左邻右舍绝对不知道他们大门里头的教育状况。

所以，胡适的“慈母”不但是“兼任严父”，并且还是兼任的“寂静主义者”。她的严厉与慈爱，有这样一个实例：

有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来，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敖按：等不到“第二天早晨”了！）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霉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278]。

这种方式的教育也许有一个大好处，就是它可以培养小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不会在别人面前丢面子——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拧。

无论如何，胡适小时候，是一个颇惜羽毛的珍惜令誉者。我们试看他自己的叙述：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作穈先生了[279]。

于是，“自尊心”来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愧羞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280]

小小年纪就当了“先生”，当然是很可怜的，“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这是何等可怜！

大人们鼓励我装出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个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281]。

这里说他客串做戏，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在他的童年里，除了读书和写字以外，“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都被中国民间顽固的意底牢结（ideology译作：意识形态）约束了、束缚了，这是很悲惨的现象。关于这一点，胡适亲身举了一个例：

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282]。

就这样，小胡适慢慢走尽了他的童年。他在三岁的时候，从上海回到家乡；现在呢，九年过去了，他要以十二岁的小小年纪再到上海去，去接受那在家乡不能梦想的“新教育”[283]。他的母亲替他整理了行装，“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送他出门。这是一个动人的场面，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一个“辫子拖到脚后跟”的“小学生”[284]，虚弱、怕羞[285]、孤单、早熟，带着“慈母的爱”，带着“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带着“一点点怀疑的倾向”[286]，和他那身边的小包里，走上远路，走向那十三年前跟父亲母亲一同住过的地方。

故乡的阳光还是那样温暖，故乡的春天还是那样青翠，可是他却向东走去，向上海的春天去寻找更大的光明。

“努力做徽骆驼”（1904）

在中国安徽省的南部，长江自西南流向东北，把这块丘陵切成两段。在江南那边，丘陵是零碎的。丘陵向上升，直升到海拔一千七百公尺，造成了全安徽最高的峰顶——黄山[287]。从这座名山再朝南看，便是一条河水，人们叫作新安江[288]。在新安江的旁边，六月梅雨的冲洗下，一个湿淋淋的穷城出现了——那是绩溪。

绩溪，用传统而不精确的称法，该叫徽州[289]。这个县境的土壤太差了，出的米，不够大家吃[290]。所以居民只好种种茶[291]、制制漆[292]、做做全国驰名的“徽墨”[293]，用来赚取“外汇”。于是，自然而然的，这个地方的许多人变得有点“不安于室”——要跑到外面去操奇计赢的做生意，于是，在中国商业史上便出现一批大大小小的经商集团，外省人就把这些集团戴上一顶帽子，叫作“徽帮”[294]；在“徽帮”势力的膨胀下，又流行出来一句成语，叫作“无徽不成镇”。

“徽帮”“无徽不成镇”这些说法，表示了两个事实：第一是灵活的商业能力；第二是团结的宗族乡党的观念。前者可说是进取的，后者可说是保守的。这两种交错的结果，就形成了所谓“徽骆驼”。

“徽骆驼”有商业上的能力，这是一般人都久闻的，这种性格有人认为影响到胡适身上，因而竟说他有“徽州人做生意的手段”[295]！

因为到外面去做生意，很多徽州人开始“叛变”，在外省就地落户起来。例如徽州府婺源县（此县后来改属江西省）的一个乾隆时代太学生詹文贤，他曾到广东卖茶。他的儿子詹世鸾，干脆就把家搬到广东。詹世鸾的儿子詹兴洪，也就在广东继承祖业。可是他们浓厚的乡里观念还是时时要发作，所以在詹兴洪的十二岁儿子随容闳去“花旗国”（美国）的时候，兴洪的乡劲便勃然而起，他在一张具结书上写着：

兹有子（詹）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出洋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等），面圆白。徽州府婺源县人氏。……[296]

这就是“乡里观念时时要发作”的一例。[297]

这种“发作”，时时从胡适身上产生。胡适在写《〈詹天佑先生年谱〉序》[298]的时候，就立刻以詹天佑的“徽州同乡后辈”自居，最后落款是“绩溪胡适”，这对一生写过大量序跋的胡适本人来说，是极少有的现象。因为他写序跋时经常是光秃秃的落款“胡适”两个字，但是一碰上同乡的关系，他似乎一定要攀它一攀。又如1959年元旦他题胡商岩的集王羲之的字，就落款为“绩溪胡适”[299]，这又是“乡土观念时时要发作”的一例。

这就是“徽骆驼”的“团结的宗族乡党的观念”[300]。这种观念，纵使胡适之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他有时也难免“为乡土狭小圈子所束缚”[301]。

胡适的家乡是绩溪县西边的龙井乡的上庄，上庄后来改名做“适之村”[302]。“适之村”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农村，有五百多户人家[303]，但比起太平天国以前的状况，已经凋零多了[304]。民国以后，这个地方尚称安定，胡适在家乡里，也始终保有一所住宅，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共产党“查封”[305]。

绩溪这个地方使人注意的不在它的地理状况，而该是它的人文状况。例如，它有采薇子的坟[306]；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这里做过知县；宋朝的名臣胡舜陟也是这里人；他的儿子胡仔就是《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它又有清朝“三胡”[307]的多才，结果使人联想到胡适本人也是“家世汉学”的，是有“‘汉学’遗传性”[308]的，其实这都是胡说！

如果一定要查胡适的“家世”，那么他的“家世”也非学术的，而该是政治的。他的远祖本来姓“李”，是唐朝昭宣帝（哀帝）的一支，昭宣帝在908年被朱全忠所杀[309]，他的儿子逃难，最后被宋太祖来了一番正式的“李改胡”——赐姓“胡”，所以才“背叛”了我们“李”家[310]。

所以，如果胡适之的先世不弃“李”就“胡”的话，胡适之也许会跟唐朝的一个诗人同名而叫作“李适之”[311]呢！

绩溪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居民自然是练习得刻苦耐劳。耕田的，大都安心耕田！经商的，便要趁早往外面跑，大都从小就开始了。经常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手上拿着把雨伞，肩上背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衣服和麦饼（塌粿）[312]，跟着亲戚朋友，开始过离乡背井的生活。他们从做学徒开始，不先做上三个年头，不得回乡，胡适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跟他三哥去上海，不过他不是经商，是依他父亲的遗嘱去读书[313]，他家在上海有一家瑞兴泰茶叶店，对于“徽骆驼”经商的刻苦，他是有深刻的印象的。

胡适离开家乡的山水以后，他就碰到新的山水。

摆在眼前的一条河，就是前面提到的新安江。

新安江在建德地方转向东北流，经过七里泷，有名胜钓鱼台，流到桐庐，称为桐江，再流到富阳，称为富春江，风景极好。再流到杭州，才叫钱塘江。胡适从家乡去上海，或从上海回家乡，往返都要走这个路线（这条路就是现在的杭徽公路）。

胡适十六岁那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的5月，发了脚气病[314]，乃坐轿回家[315]。两个月以后再回上海，在路上写了一首《谢皋羽西台》[316]：

富春江上烟树里，石磴嵯峨相对峙。

西为西台东钓台[317]，东属严家西谢氏。

子陵垂钓自优进，旷观天下如敝屣。

皋羽登临曾恸哭，伤哉爱国情靡已[318]。

如今客自桐江来，不拜西台拜钓台。

人心趋向乃如此，天下事尚可为哉[319]！

这首咏史诗里的意思，很可以代表当时胡适的思想——一种“不退隐的人世思想”；一种“非严光的思想”；一种“谢翱（皋羽）思想”。

当时这条路线上，另外一件值得描写的是它的“宁静”。“宁静”是指没有警察或士兵，没有任何naked power，走在路上，会油然而起“无为氏之民欤”或“葛天氏之民欤”的幽情。这种幽情，是培养无为而治的心理的必要条件。少年时代的胡适，走在这条路上，享有过这种幽情，到他花白了头发的时候，他回忆说：

汉朝的四百二十年，可说是规定了以后两千多年政治的规模，就是无为而治这个观念。这可说是两千多年前祖先留下来的无穷恩惠。这个大帝国，没有军备、没有治安警察，也没有特务，租税很轻（讲到这里，使我想起我在小时，曾从安徽南部经过浙江到上海。到了杭州，第一天才看到警察；以前走了七天七夜并没有看到一个警察或士兵，路上一样很太平）[320]。

这正是胡适后来搬出老子和淮南王，鼓吹无为哲学和政治的张本。

总结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当年的徽杭道上，少年时代的胡适之，似乎得到了三种深刻的印象。

1.“努力做徽骆驼”。

2.反对逃世退隐的主义。

3.无为的思想。

这三点结论，都是胡适此后一生中从没放弃的。

“侬跟我来”（1904—1906）

胡适到上海的时候，由头到脚是一个乡下人。

小学生们一齐围过来，来看这个乡下人。

这个乡下人不会讲城里话，当然也不会讲十里洋场的上海话。

他不会说“阿拉”、不会说“侬”、不会骂“瘪三”，也不会赞美“俚笃个女人阿标致介”！

他穿着蓝色呢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羞涩地走进上海梅溪学堂[321]，谒见校长张先生。

张先生名叫张焕纶，字经甫，是胡适的父亲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要向他磕九个头的[322]。

胡适的二哥、三哥都是在这个学校念过书的，所以胡适也来了。

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语，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编在低班——第五班。课目如下：

国文课——蒙学读本（文明书局）。

英文课——华英初阶。

算学课——笔算数学。

体育课——做做体操。

常识课——没有。

恶性补习——也没有。

其他杂耍——一概没有。

于是，上课了。

胡适是读过许多古书的，这回国文念的是蒙学读本，对他简直是牛刀小试，毫不费力。所以他集中精力，专搞ABCD和+-×÷。六个星期以后，他“翻身”的日子来了：

国文课上教蒙学读本的是一位沈先生，他大概没把这类读本放在眼里，也压根儿没想到这些小毛头里面会卧虎藏龙。有一天，他讲读本里面“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一段话，他随口说这个“传”是《左传》。这时候胡适不服气了，他的怀疑精神冒出来了。他走到讲台前面，用半生不熟的洋泾浜上海话，低声向老师说：这个“传”不是《左传》，应该是《易经》的《系辞传》。

先生脸红了！用上海话来说，先生ɡāi ɡà（尴尬）了！先生说：“侬读过《易经》？”

胡适说：“阿拉读过。”

先生说：“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胡适数出了《诗经》《书经》《礼记》。先生问他有没有“开笔”做文章，胡适说没有。先生说：“我出个题目，把侬做做试试看。”

随着出了一个“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倚桌而写，勉强凑足一百多字。先生看了，很满意，说：“侬跟我来。”

胡适拿起书包，跟在先生屁股后面，由第五班的课堂，一直走到第二班。沈先生对第二班的老师顾先生说了一些话，顾先生就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他这时才知道：“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起第二班的学生来了！”

正所谓“暴得大名，不祥”，他正在高兴的时候，抬头一看，立刻发愁了。原来这一天正是作文课，黑板上写着两个题目：

一、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二、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第二个题目是“经义”题，他从来不知道“经义”是怎么做的，所以只好放弃。可是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他也根本弄不清楚，“日本”在什么地方，这个安徽乡下来的小土包子根本就不知道，又怎么论述“之所由强”呢？

于是他慌了，他不敢去问先生，跟同学又一个都不认识，无法打派司。他待在那儿，心里埋怨第五班的沈老师：“不该把我升得这么高、这么快。”

事有凑巧，正在诅咒“日本”的时候，救星来了。一个学堂里的茶房走进来，说胡适家里有要事，派人来了要领他回家。顾先生叫他把作文带回家去做，下星期补交。于是他如释重负，“抄了题目，逃出课堂”。

家里的要事是一件不幸的事——他的三哥的肺病已经到了弥留的阶段，不到几个钟头，就死了。死在他的小兄弟的手臂上。那时候，这位三哥才不过二十七岁。

第三天，二哥从汉口赶到。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挑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堂去翻看。费了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但英文还不曾读完华英初阶，算学还只做到“利息”[323]。

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捩——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从四书、五经、三国、水浒的旧书堆，转到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转到了《壬寅新民丛报汇编》[324]，转到了旧书堆以外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他很快地学会了许多新观念，并且，意犹未尽地，他还“自命为‘新人物’”了！

我们试看这个“新人物”的新行动：

这一年梅溪学堂改为梅溪小学，年底要办毕业第一班。我们听说学堂里要送张在贞、王言、郑璋和我四个人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我和王、郑二人都不愿意去考试，都不等到考试日期，就离开学堂了。

为什么我们不愿受上海道的考试呢？这一年之中，我们都经过了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有一天，王言君借来了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受感动。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等舍监查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着蜡烛，轮流抄了一本革命军。正在传抄《革命军》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厅去考试呢[325]？

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326]。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重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联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们总觉得不愿意去受他的考试。所以我们三个人都离开梅溪学堂了（王言是黟县人，后来不知下落了；郑璋是潮阳人，后改名仲诚，毕业于复旦，不久病死[327]）[328]。

这里明白说出了这个少年人当时的心理状态：对内，他有了“排满”的“革命种子”；对外，他“痛恨俄国”[329]。因而也连带痛恨丧失国权给俄国的官僚，恨得要写匿名信去骂他们！

在上面这段叙述里，值得注意的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尤其是《时报》中的“短评”——对胡适的影响。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因缘，值得细述：

《时报》是光绪三十年（1904）4月29日（山西大学堂成立前两天）在上海创刊的，主持人是狄葆贤（楚青），主笔是陈冷（景韩）。这个报的特色是“独创体裁，不随流俗”[330]，因为他的主持人“不独有政治革命的企图，而且有报业革新的理想”[331]，所以它要“先后追随于国家之进步，而与相应”[332]。

（胡适）进梅溪学堂后，不到两个月，《时报》便出版了。那时正当日俄战争初起的时候，全国的人心大震动。但是当时的几家老报纸仍旧做那长篇的古文论说，仍旧保守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故不能供给当时的需要。……因此《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

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几乎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333]。

因为“不可分离”，所以自然是一种热恋的局面，这种热恋，维持了六年之久，对一个“求知的欲望正盛”的小孩子，影响不可谓不大[334]。

我那年只有十四岁，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因此我当时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于别报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记得有一次《时报》征求报上登的一部小说的全份，似乎是《火里罪人》，我也是送去应征的许多人中的一个。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若有一天的报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它补起来[335]。

这种“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的习惯，对一个小孩子说来，是一个重要的好习惯，一个有益处的训练。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时报》里的白话小说——像他在家乡读过的白话小说一样——给了他再度的冲击，不但“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并且给一个日后倡导“文学革命”的少年，种下了用白话文作武器的伏机[336]。

胡适在上海念的第二个学校，就是鼎鼎大名的澄衷学堂，这是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的事。

澄衷学堂是上海的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是宁波富商叶成忠（字澄衷）办的。叶成忠九岁的时候就因家贫辍学，所以晚年的时候捐了三十亩土地，十万两银子[337]，办了“澄衷蒙学堂”[338]。

这个学堂当时分十二班，是一个中小学混合的学校，这是因为那时候并没有严格明确的学制，尽管张百熙、张之洞等把学堂章程奏来奏去，可是政令并不能够下达[339]。

胡适刚进这个学校的时候被编在第五班，可是第二年（1906）便跳进了第二班（当时的学制不像今天这样死板；功课好的学生可以越级升班），胡适和“跳班”似乎很有缘，他在梅溪学堂，一天中跳了四班；他在澄衷学堂，一年中跳了四班。

这个常常考第一的学生，在一年半的澄衷生活里，“最有进步的是英文算学”，这都是他以前在家乡里所不能想象的新学问。他很喜欢算学[340]，“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起来演习算学习题”：

卧房里没有桌子，我想出一个法子来，把蜡烛放在帐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窝里，仰起头来，把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题。因为下半年要跳过一班，所以我需要自己补习代数。我买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编的代数书，在一个夏天把初等代数习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341]。

这样的用功，使他的身体受到损害，有一个时期，他的两只耳朵几乎全聋了。后来幸好渐渐复原，使他在日后的外交场合里，避免做了一个伊诺努（Ismet Inöonü）[342]。

这时候，一个重要的“触媒”进入他的生命里，那就是他的国文老师杨千里（天骥）先生。这位先生“思想很新”，他鼓励胡适，在胡适的作文稿本上题了四个字——“言论自由”。杨千里曾在胡适作文“生物竞争适者生存论”后面批道：“赏制钱二百，以示奖励”（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第55页）。

更重要的启发是：这个老师带领着胡适接触到那一代奇书——严复译的《天演论》（Thomas Henry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343]，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我的一篇，前几年澄衷校长曾赐爵先生和现在的校长葛祖兰先生曾在旧课卷内寻出，至今还保存在校内）。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却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344]。

胡适读《天演论》的时候，这书的中译本已经出版八年了。那时正是这本书以“瑰辞达奥旨，风行海内”[345]的时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欢呼接受的时候[346]。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作孙竞存，一个叫作梅天择[347]。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348]。

胡适受《天演论》的重大影响的时候，这书的作者已经死了十一年了，这书的译者也五十四岁了。这位五十四岁的严几道先生万万没想到，在十三年后，他竟以“天演”之论，讽刺这个曾经被他深深影响过的小读者，和这位小读者所倡导的白话文学，认为不过是“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349]。

但是，不管严复后来如何反对胡适，他对胡适的影响却是深远而巨大的，正如杨千里是严复与胡适之间的“触媒”一样，严复是赫胥黎与胡适之间的“触媒”，而赫胥黎却是对胡适“影响最大”[350]的人！

赫胥黎的《天演论》影响到严复，使他变成一个“开明之保守主义者”[351]，“以思想之通例衡之，凡天演论与历史学派之思想家殆均有此倾向”[352]。这种倾向，使受过实验主义洗礼的胡适逐渐变为一个改良主义者，使他不能接受任何笼统的主义和进化观，不能接受“一蹴即到”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不相信什么全面解决，解决以后又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等等的高论[353]。

所以，这是胡适思想定形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使他一开步就不谈什么主义，不接受共产思想，不赞同激烈或暴力的革命，使他一开始就主张走改进的路，主张“一点一滴地解放”“一点一滴地改造”，使他最后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而“在急进者的眼中，太不够火辣辣了”[354]。

在接受严复的影响以外，这个时期重要影响胡适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跟胡适的母亲同岁，比胡适大十八岁。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用“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开始点着了中国“学子之思想”，他的文字，“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355]在这种读禁书的风气下，胡适便是其中的一名。

前面已提到胡适在梅溪学堂里，由于他二哥的介绍，开始接触到梁启超的著作。这些著作使他在思想上起了“一种激烈变动”，使他“自命为新人物”，使他不肯“投到官厅去考试”，使他变成一个新的人。

现在，他进了澄衷学堂，但是“梁启超”也跟着他进了澄衷学堂。“梁启超”的灵魂好像从日本跑到了上海，操着上海口音指引着胡适——“侬跟我来”！

我们看他回忆梁启超的“大恩惠”：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356]。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357]。

他又说：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作《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358]。

他又说：

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癸卯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359]。

他又说：

（梁启超）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360]

于是，

《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361]。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把中国学术思想分为七个时代，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胡适说他“最爱读这篇文章”。可是，

不幸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以后，我在《新民丛报》上见他续作此篇，我高兴极了。但我读了这篇长文，终感觉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论“全盛时代”，说了几万字的绪论，却把“本论”（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全搁下了，只注了一个“阙”字。他后来只补作了《子墨子学说》一篇，其余各家始终没有补。第二，“佛学时代”一章的本论一节也全没有做。第三，他把第六个时代（宋元明）整个搁起不提。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使我眼巴巴地望了几年。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愈想愈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

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362]。

从这些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胡适思想的影响是多么重大，这种影响成了胡适“日后思想的滥觞，平生所学的抉择，终生兴趣的所在”[363]，无怪乎在十多年后，胡适要写信给梁启超，要去天津拜访他，“以慰生平渴思之怀”[364]了！胡适在澄衷学堂第二年的时候，已经慢慢从内向羞涩的童年时代转向到外向的团体活动，他在学校里发起组织“自治会”，并且还演起说来了：

我在澄衷的第二年，发起各斋组织“自治会”。有一次，我在自治会演说，题目是“论性”。我驳孟子性善的主张，也不赞成荀子的性恶说。我承认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是对的。我那时正读英文的格致读本（The Science Readers），懂得了一点最浅近的科学知识，就搬出来应用了！孟子曾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我说：孟子不懂得科学——我们在那时候还叫作“格致”——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又不知道地心吸力的道理。“水无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它向下。吸力可以引它向下，高地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来水管里的水向上。水无上无下，只保持它的水平，却又可上可下，正像人性本无善无恶，却又可善可恶！

我这篇性论很受同学的欢迎，我很得意，以为我真用科学证明告子王阳明的性论了！[365]

胡适在澄衷学堂第二年的时候，做了第二班（西一斋）的班长，有了“自治”精神的他，难免要向学校争取他们的自治与权利。有一次，为了班上的一个同学被开除，胡适以班长的资格向校长一再抗议，结果被记了一次大过。“当时心里颇感不平，不愿继续在澄衷了。”正好夏天上海中国公学招生，于是他就在1906年的暑假以后，跑到中国公学去了。

《竞业旬报》（1906—1908）

中国公学，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366]。

中国公学，是日本鬼子逼出来的大学。

日本鬼子在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颁布了一种所谓《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这是日本文部省受了清朝官儿的要求而颁布的侮辱中国学生的法令。

一个中国留学生气起来了，他是湖南新化人，同盟会的书记，《民报》的撰述员，《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三十一岁还没结婚者，头发长长不修不剪者，他的名字是陈天华，他写下了绝命书，然后走到了日本大森海湾，跳了下去。

陈天华的死，使一派留学生[367]决定回国去，自己办学校，不跟日本鬼子念书了。

回国之后，大家主张在国内办一个公立的大学。乙巳十二月中，十三省的代表全体会决议，定名为“中国公学”[368]。

学校成立在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中国公学成立于丙午年春天，其时反对取缔规则的风潮已渐松懈，许多官费学生多纷纷回去复学；而上海人士初见一大群剪发洋服的学生自办学校，多起猜疑，官吏指为革命党，社会疑为怪物。故赞助的人很少，经费困难，学校遂陷于绝境。干事姚宏业[369]先生激于义愤，遂于4月6日投江自杀，以身殉学校，遗书数千言[370]，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

姚烈士列举中国公学与中国前途之关系，凡有五点，最重要的是：

（一）中国公学含有对外的性质：“溯中国公学之所由起，盖权与于留日学生争取缔规则之故。夫此次之争之当否，今姑无论，然公学……含有对外之性质，盖彰彰乎不可掩矣。故中国公学不啻我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也者。……如不能成立发达，亦即我全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

（二）中国公学可以消除省界：“中国自今以往，有大问题焉……则省界之分是也。……夫唯中国公学熔全国人才于一炉，破除畛域，可以消祸于无形。”

（三）中国公学为民立大学之基础：“考各国学校之进化，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争，相补救。……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将能驾耶鲁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

姚宏业的尸首和遗书被发现以后，全国社会当然受到一个大刺激，赞助他的也多起来了、奔走的也振作起来了，于是，慢慢地，学校的规模也就粗具了。

胡适是“当时读了姚烈士的遗书大受感动的一个小孩子”[371]，于是他就跑去考这个学校：

夏天我去投考，监试的是总教习[372]马君武先生。国文题目是《言志》，我不记得说了一些什么，后来君武先生告诉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给谭心休、彭施涤先生传观，都说是为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373]。

我搬进公学之后，见许多同学都是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内地刚出来的老先生，戴着老花眼镜，捧着水烟袋的[374]。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得多；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我是个小孩子。不久我已感得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那时候，中国教育界的科学程度太低，中国公学至多不过可比现在的两级中学程度，然而有好几门功课都不能不请日本教员来教。如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博物学，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由懂日语的同学翻译。甲班的同学有朱经农、李琴鹤等，都曾担任翻译。又有几位同学还兼任学校的职员或教员，如但懋辛便是我们的体操教员。当时的同学和我年纪不相上下的，只有周烈忠、李骏、孙粹存、孙竞存等几个人。教员和年长的同学都把我们看作小弟弟，特别爱护我们、鼓励我们。我和这一班年事稍长、阅历较深的师友们往来，受他们的影响最大。我从小本来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现在天天和这班年长的人在一块，更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了[375]。

但是，尽管他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他照旧是老大哥们眼中的コトモ（子供，小孩子）。

我当年年纪很轻，是同学中的“子供”，还留着一条辫子，不够革命，同学们认为我年岁小，也不强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励我做学问，但我却时常为学校的刊物写文章；同时，多少也为革命尽点微劳[376]。

在这些“微劳”之中，一件最值得纪念的，就是他与《竞业旬报》的关系。

中国公学本是一个“革命运动机关”[377]，据胡适自己的回忆：

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初进去时，只见许多没有辫子的中年、少年，后来才知道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有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如熊克武先生，不但和我是同学，还和我同住过，我只知道他姓卢，大家都叫他“老卢”，竟不知道他姓熊。同学之中死于革命的，我所能记忆的有廖德璠，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378]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冈七十二人之一。熊克武、但懋辛皆参与广州之役。教员之中，宋耀如先生为孙中山先生最早同志之一；马君武、沈翔云、于右任、彭施涤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章炳麟先生出狱后即住在这里，戴天仇先生也曾住过，陈其美先生也时往来这里。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两个同学，后来才知道是干革命或暗杀去了。任鸿隽[379]忽然往日本学工业化学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学制造炸弹去了；如但懋辛也忽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同汪精卫、黄复生到北京谋刺摄政王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国公学的确是一个革命大机关[380]。

在这个“革命大机关”里头，有一个留着胡子的人，绰号“钟胡子”（钟古愚），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做了三十二年中华民国监察院院长犹未倦勤的“于胡子”（于右任）[381]。

“钟胡子”在中国公学是个小头目，他是“竞业学会”的会长，这位会长吸收了一个小兄弟，就是胡适之：

我第一学期住的房间里，有好几位同学都是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人，他们都是邻县人，说的话我听不大懂。但不到一个月，我们很相熟了。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有一位钟文恢（号古愚）已有胡子，人叫他做钟胡子。他告诉我，他们现在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作竞业学会，目的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382]，所以定了这个名字。他介绍我进这个会，我答应了。钟君是会长，他带我到会所里去，给我介绍了一些人。会所在校外北四川路厚福里。会中住的人大概都是革命党。有个杨卓霖[383]，还有个廖德璠，后来都是因谋革命被杀的。会中办事最热心的人，钟君之外，有谢寅杰和丁洪海两君，他两人维持会务最久[384]。

既然有了这么一个“对于社会，竞与改良”的学会，自然不得不利用一个改良的工具，于是，《竞业旬报》便产生了[385]。

竞业学会的第一件事业就是创办一个白话的旬报，就叫作“竞业旬报”。他们请了一位傅君剑先生（号钝根）[386]来做编辑[387]。旬报的宗旨，傅君说，共有四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胡梓方先生（后来的诗人胡诗庐）作发刊辞，其中有一段说：

今世号通人者，务为艰深之文，陈过高之义，以为士大夫劝，而独不为彼什佰千万倍里巷乡闾之子计，则是智益智，愚益愚，智日少，愚日多也。顾可为治乎哉？

又有一位会员署名“大武”作文《论学官话的好处》，说：

诸位呀，要救中国，先要联合中国的人心。要联合中国的人心，先要统一中国的言语。……但现今中国的语言也不知有多少种，如何教它们合而为一呢？……除了通用官话，更别无法子了。但是官话的种类也很不少，有南方官话、有北方官话、有北京官话。现在中国全国通行官话，只须摹仿北京官话，自成一种普通国语哩。

这班人都到过日本，又多数是中国公学的学生，所以都感觉“普通国语”的需要[388]。“国语”一个目标，屡见于《竞业旬报》的第一期，可算是提倡最早的了[389]。

《竞业旬报》第一期是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九月十一日（10月28日）出版的[390]，这正好也是傅君剑创办《洞庭波杂志》同一个月，也是清朝政府开始命令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院、动物园、公园等等的同一个月。因为钟胡子看见胡适常常看小说，又能写古文，就向他拉稿，于是在《竞业旬报》的创刊号里，有胡适的一篇《地理学》，这是他一生中第一篇白话文字，其中有一段地圆论，说：

譬如一个人立在海边，远远地望这来往的船只。哪来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见它的桅杆顶，以后方能够看见它的风帆，它的船身一定在最后方可看见。那去的船呢，却恰恰与来的相反，它的船身一定先看不见，然后看不见它的风帆，直到后来方才看不见它的桅杆顶。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那地是圆的，所以来的船在那地的低处慢行上来，我们看去自然先看见那桅杆顶了。那去的船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同这个相反罢了。……诸君们如再不相信，可捉一只苍蝇摆在一只苹果上，教它从下面爬到上面来，可不是先看见它的头然后再看见它的脚么……[391]

对这段文字，他自己发表意见说：

这段文字已充分表现出我的文章的长处和短处了。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洁；短处是浅显。这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二十五年来，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教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392]。

这种“做文字必须教人懂得”，“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的态度，是胡适十五岁以后一贯的态度，也是他行文的擅长之处。

这篇《地理学》发表后，胡适“胆子大起来了”，忽然决心做起小说来了：

我做了一个月的白话文，胆子大起来了，忽然决心做一部长篇的章回小说。小说的题目叫作《真如岛》[393]，用意是“破除迷信，开通民智”。我拟了四十回的回目，便开始写下去了。第一回就在旬报第三期上发表（丙午十月初一日[394]），回目是：

虞善仁疑心致疾

孙绍武正论祛迷

这小说的开场一段是：

话说江西广信府贵溪县城外有一个热闹的市镇叫作神权镇，镇上有一条街叫作福儿街。这街尽头的地方有一所高大的房子。有一天下午的时候，这屋的楼上有两人在那里说话。一个是一位老人，年纪大约五十以外的光景，鬓发已略有些花白了，躺在一张床上，把头靠近床沿，身上盖了一条厚被，面上甚是消瘦，好像是重病的模样。一个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后生，生得仪容端整，气概轩昂，坐在床前一只椅子上，听那个老人说话……[395]

他后来回忆说：

我小时痛恨道教，所以这部小说的开场就放在张天师的家乡。但我实在不知道贵溪县的地理风俗，所以不久我就把书中的主人翁孙绍武搬到我们徽州去了[396]。

但是，正因为主人翁搬到徽州去了，所以作者才能写得更实际一些、具体一些，龚选舞在《四十五年前的胡适》[397]一文里论《真如岛》说：

连续在旬报刊载十期的长篇小说《真如岛》，是用水浒传似的白话文写成的，在仅能找到的五期旬报中，我们看出胡先生以徽州作背景，姓胡的人物为主角，轻松地描绘出当时徽州的风俗，深刻地刻画出当时可爱人物，而且更用他的泼辣的“秃笔”，痛斥迷信，打击神佛。这种大胆的作风，现在是家常便饭，当日却说得上是惊世骇俗的。

《真如岛》小说中的主要思路也只是“痛斥迷信，打击神佛”八个大字，说破了，这还是胡适小时候无鬼思想的“作祟”，例如他在《竞业旬报》第二十六期，《真如岛》第八回里，有这样论“因果”的文字：

这“因果”二字，很难说的。从前有人说：“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儿，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吹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好说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398]这话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却还不止此。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譬如吃饭自然会饱，吃酒自然会醉。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但是吃饭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种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来。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个个都变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恶人，让他在世间作恶，后来又教他受许多报应，这可不是书上说的“出尔反尔”么？……总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

这还是他小时所受范缜、司马光等人思想的套子。他自己也承认“落花一段引的是范缜的话，后半是我自己的议论。这是很不迟疑的无鬼论”[399]。

《真如岛》小说中攻击迷信的文字，如三十七期中第十一回论扶乩的迷信一段：

程正翁，你想罢。别说没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关帝吕祖何等尊严，岂肯听那一二张符诀的号召？这种道理总算浅极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只可怜我们中国人总不肯想，只晓得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国民愚到这步田地，照我的眼光看来，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所以宋朝大儒程伊川说“学原于思”，这区区四个字简直是千古至言。郑先生说到这里，回过头来，对翼华翼璜道：程子这句话，你们都可写作座右铭。

对这一段，他日后又引申说：

“学原于思”一句话是我在澄衷学堂读朱子近思录时注意到的。我后来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为我从十几岁时就那样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400]。

同时表现“痛斥迷信，打击神佛”观念的文字，除了“社会小说”《真如岛》外，还有《社说》一篇，就是《论毁除神佛》（署名“铁儿”），载《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至第二十八期。我特地从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现藏的《竞业旬报》第二十八期中，抄出一段（原文无标点，照原文形式引用）：

……现在文明世界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庙哪黄河安澜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蚀哪月蚀哪还是缠一个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县哪遇着什么上元节中元节日蚀月蚀依旧守它野蛮的风俗唉就是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列位切不可学他学了他们便是混账哈哈我不说了罢这种大骂“混账”的文字，是很有趣味的文字，在胡适后来的文字中，再也找不到了！

除了《论毁除神佛》外，还有一大篇《无鬼丛话》（署名“适之”），载《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至第二十八期，对这篇文章，他有一大段回忆：

这时候我另在旬报上发表了一些《无鬼丛话》，第一条就引司马温公“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的话，和范缜“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的话。第一条引苏东坡的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第三条痛骂《西游记》和《封神榜》，其中有这样的话：

夫士君子处颓敝之世，不能摩顶放踵敝口焦舌以挽滔滔之狂澜，曷若隐遁穷邃，与木石终其身！更安忍随波逐流，阿谀取容于当世，用自私利其身？（本条前面说《封神榜》的作者把书稿送给他的女儿做嫁资，其婿果然因此发财。所以此处有“自私利”的话。）天壤间果有鬼神者，则地狱之设正为此辈！此其人更安有著书资格耶！（丛话原是用文言作的。）

这是戊申（1908）年八月发表的。谁也梦想不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1923），居然很热心地替《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如果他有好材料，也许他将来还替《封神榜》作考证哩！

在《无鬼丛话》的第三条里，我还接着说：

王制有之：“托于鬼神时日卜筮以乱众者，诛。”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掌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嗟夫，吾昔谓“数千年来仅得许多脓包皇帝、混账圣贤”，吾岂好詈人哉？吾岂好詈人哉？

这里很有“卫道”的臭味，但也可以表现我在不满十七岁时思想路子[401]。丛话第四条说：

吾尝持无鬼之说，论者或咎余，谓举一切地狱因果之说而摧陷之，使人人敢于为恶，殊悖先王神道设教之旨。此言余不能受也。今日地狱因果之说盛行，而恶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设教之成效果何如者！且处兹思想竞争时代，不去此种种魔障，思想又乌从而生耶？

这种夸大的口气，出在一个十七岁孩子的笔下，未免教人读了冷笑。但我现在回看我在那时代的见解，总算是自己独立想过几年的结果，比起现今一般在几个抽象名词里翻筋斗的少年人们，我还不感觉惭[402]。

除了这种强烈的无鬼论，强烈的破除迷信的思想以外，这一时期的“胡适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的家族观、婚姻观。

在家族观方面，他“不但反对承继儿子，并且根本疑问‘为什么一定要儿子’？”，他回忆说：

那时代我在李莘伯办的安徽白话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承继之不近人情》（转载在《竞业旬报》第二十九期），我不但反对承继儿子，并且根本疑问“为什么一定要儿子”？此文的末尾有一段说：

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

你看那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名誉，万古流传，永不淹没；全社会都崇拜他们、纪念他们；无论他们有子孙没有子孙，我们纪念着他们，总不少减；也只为他们有功于社会，所以社会永远感谢他们、纪念他们；阿哙哙，这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孝子贤孙多极了，多极了！

……一个人能做许多有益于大众有功于大众的事业，便可以把全社会都当成了他的孝子贤孙。列位要记得：儿子孙子，亲生的，承继的，都靠不住。只有我所荐的孝子顺孙是万无一失的。

这些意思，最初起于我小时看见我的三哥出继珍伯父家的痛苦情形，是从一真问题上慢慢想出来的一些结论。这一点种子，在四五年后，我因读培根（Bacon）的论文有点感触，在日记里写成我的《无后主义》[403]。在十年之后，又因为我母亲之死引起了一些感想，我才写成《不朽：我的宗教》一文，发挥“社会不朽”的思想[404]。

这种强烈的反对承继的观念，他曾用一个伟人的传记来做了一个活证，这就是他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署名“适之”）[405]，是登在《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上面的，这种传记不但发挥了反对承继的思想，并且还是他少年时代《传记文学》的代表、白话文字的抽样，所以我把这篇不易得到的文章全抄在后面：

兄弟现在又要说一位大豪杰了。这一位豪杰空了双手，辛辛苦苦做了几十年，积了几十万家私，到了老来，一一地把家私散了大半。来得艰难，去得慷慨，这种人，兄弟要是不来表扬表扬，兄弟这支笔可不是不值钱了么？

这人姓杨，名斯盛，字锦春，是江苏川沙厅人氏。从小父母双亡，无力读书，不但无力读书，差不多连饭都没得吃了。后来只好做一个泥水匠，赚两文钱度度日。看官！我中国的人，有一种怪习气，愈是做下等劳动的人，愈流落得快。因为生来不大吃得苦，稍吃些苦，便腰驼背胀的了。只好吃两分鸦片烟，喝两口酒，或会买点好小菜，一天辛苦钱，还不够一餐吃喝，哪里还会成家立业呢？看官要晓得，这“穷苦”二字，真是一块试金石，随你什么人，需要经过这个关头，才有后来的指望。唉！这些脓包男子，哪里经得这块试金石的摩擦。只有我如今所说的“杨斯盛”先生，不震不惊，从容不迫地跳过了这个关头，睁开了眼睛料事，立定了脚跟吃苦，驼起了肩头做工。如此者十几年，才有了立脚之地。回想起初到上海的时候，年纪才得十三岁，那一种孤苦伶仃的景况，真个如同梦境了！

杨斯盛先生，有几种本事：第一样天资极高，他原是没有读过书的，后来不但能读中国书，并且能说英国话了。第二样见识甚好，办事极有决断。有了这两种本事，办事自然容易，再加以一种坚忍的气概，独立的精神，自然天下无难事了。于是乎不上三十年中，杨斯盛已成了大富翁了。

列位！你不看见中国的富翁么？一生奸刁诈伪的赚了个把家私，便说道老夫的家私是血汗心力去换来的，如今是要省吃省用的去用才可留下来传给子孙。所以这种人心目中，只认得黄的金子、白的银子，哪里敢轻用一钱？哈哈！只好留给他子孙把去孝敬那烟馆老板堂子乌龟吧！但是我所说的这位杨先生，却不是这种人。他要是这种人时，他那家私可不知要积到多少万了。他一生一世，遇了什么天灾人事，务必捐出巨款，赈济受害的人；遇了什么公益事业，务必出钱捐助，他生平捐钱造的马路也不知多少条；救活了的人也不知多少人了。他所做的事业，最为人所最崇拜的就是那“破家兴学一事”。

杨先生因为自己少时没有读过多少书，所以他很想造就一般少年人才出来。所以他便捐了十万金，开了一所广明小学，并附设一个师范传习所，后来渐渐扩充，便改为浦东中学，附设两等小学。筑校舍于上海对面之浦东，那学堂中如今已有了二三百人。其中规模之宏大、办法之整严，就是上海开办了多少年的学校，也还不及。不料那学校开办不上二年，我们这位可敬可爱可师可法的杨斯盛先生，竟尔死了。可怜他死的时候，还说：“那学校用的黑板要改良。”这句话还没说完，便死了，唉！可怜呵！

他未死之前，便把家产分为数份，把所有家产的三分之二捐入那学校，以外的家产捐助南市医院，改筑桥梁，捐助旁的学堂。还有许多事业，兄弟说也说不完了。余下给子孙仅十分之一耳！看官！这种人是一种什么人？兄弟说的“豪杰”二字，能够包括得完全么？我们中国古时有个人叫作疏广，他说：“子孙若贤，多了钱，便不用功上进了，便灰了他的志向了。子孙若不贤，多了钱，便是助他作恶作歹了！”所以他有很多的黄金，都拿去办了酒食，日日请客，大吃大用，却不传给子孙。中国的人，几十年来都称赞他的好处。看官！他所说的话可是不错，但是他行的事却大错了！他不拿钱去做些济人利物的事，却拿去大吃大喝；一来呢，独乐一身，无益于天下生民。二来呢，饮食醉饱，给子孙做一个败家的榜样。他哪里比得上我们这位可敬可爱可法可师的杨先生呵！唉！兄弟这个话，如何可拿去责备几千年前的古人，他哪里懂得，只好把来希望列位看官吧！

在婚姻观方面，他的见解是中外制度大团圆式的。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现存的《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中，有胡适的《婚姻篇（绩）》（署名“铁儿”），我抄出几段：

……照我的意思这救弊之法需要参酌中外的婚姻制度执乎其中才可用得第一是要父母主婚第二是要子女有权干预……

（第一）父母主婚现在上海有一部书叫作法意是法国一位大儒孟德斯鸠做的他书中有一段说得最好兄弟把来翻做白话给大家看看那书中道

我所以要说婚姻要父母主婚者因为做父母的慈爱最深况且多活了几岁年纪见识思想毕竟比做子女的强些见得到些若是专靠子女的心思那做子女的年纪既轻阅历世故自然极浅了况且少年心思必不周到一时之间为情欲所蔽往往把眼前的东西当作极好再也不会瞻前顾后他们的选择怎么靠得住呢（严译本第759页）

这是一些也不会错的不用兄弟再说了但是他那书中还有一句话说“做父母的和子女最亲切而且知道子女的性格别人断比不上”这句话行到中国便有些不合用了古语道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可见得父母爱子过深反不明白做儿女的性格了全国的人内中自然有一二明白的人但是溺爱不明的人居多所以那些讲新学的人便说这是一定要男女自由结婚的兄弟却不如此因为父母溺爱不明难道做子女的便都是事理通达的人么所以兄弟说一定要父母主婚这是极正当极合时势的办法兄弟却要恭恭敬敬的告诉我中国千千万万的做父母的极希望那些做父母的个个都把儿女的婚姻看作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但不（敖按：当作不但）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而且要看作中国的大问题稍稍留一些儿心担一些儿担反转来说这虽是全国的问题然而娶两房好媳妇嫁两个好女婿这也是做父母的幸福难道列位做父母的竟有福不会享么列位做父母的再要是一定要糊糊涂涂的过信媒人过信瞎子过信土偶木人那便是列位自己不要亨（敖按：当作享）福那便是列位自己愿做中国的大罪人哈哈那可怪不得那些青年男女要说家庭革命了

（第二）子女有权干预做父母的能照兄弟所说的话做去那是极好的了但是内中有些父母的嗜好和做子女的不同譬如儿子爱学问爱德行父母却爱银钱爱美貌父母尽父母的心力做去却不合儿子的性情可不是反了吗可不是一样的不和睦么所以兄弟也想一条事先预防的法子是要使做儿女有干预之权做父母的也要和儿女相酌而行这才是完全的好法子了还有一层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但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要是在内地一般未开通的父母子女那还是用用兄弟前面说的话好呵

兄弟的话也说得笔秃口枯了列位看官切不可囫囵吞的读过不然兄弟这一番苦心就白白地废掉了岂不可惜[406]

从这些半生不熟的文字来看，胡适这个时候的婚姻观是不失为周密而执中的，但是却完全是“大团圆病”[407]的思想模式，而他此后在婚姻问题的见解与做法上，也并未开放得尽弃传统的羁绊。这种态度，对一个真正开明猛进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显然是令人遗憾的。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是胡适这段时期的爱国论。

首先，他的爱国论据是来自新知识，而不是一些旧格言，他在《读〈爱国二童子传〉》（署名“适”，载《竞业旬报》第二十八期）里就指出：

现在上海出了一部极好极有益处的小说，叫作《爱国二童子传》，那书真好，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兄弟看那书里面，有许多极好的话，遂和那些格言相仿佛，便抄了一些来给大家看。兄弟的意思，这些格言，比那朱子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多呢！

他接着明快指出：

男子首宜爱国，方为尽分。

他又在《爱国》（署名“铁充”，载《竞业旬报》第三十八期）一文里写道：

我们的父母生我育我，我们的兄弟爱我助我，我所以爱他们。难道我们的祖国，保护我、教育我，我们倒可以忘记了它吗？倒可以不爱它吗？所以我第一句话就说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的事……

他又说：

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做人家的牛马奴隶了……

像这些浅显的爱国论，也都多少可以表现这个少年人的心地。当然这些浅显的爱国论，极容易流为“沙文主义”（Chauvinism），因为真正“理智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 of reflection）的境界，究竟是不容易到达的。对胡适本人说来，他在写《读〈爱国二童子传〉》《爱国》等文以后六七年，似乎就已接近了“理智的爱国主义”的境界，所以他那时竟被人骂做“木石心肠，不爱国”[408]了！

关于《竞业旬报》本身跟胡适的关系，是他先由投稿者变成主编，再由主编变成“包办者”。他的回忆如下：

《竞业旬报》出到第十期，便停办了。我的小说续到第六回，也停止了。（1908）3月11日，旬报复活，第十一期才出世。但傅君剑已不来了，编辑无人负责，我也不大高兴投稿了。到了戊申七月，旬报第二十四期以下就归我编辑。从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我做的。《真如岛》也从第二十四期上续作下去，续到第十一回，旬报停刊了，我的小说也从此停止了。这时期我改用了“铁儿”的笔名[409]。

我从《四十自述》和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现藏的五本《竞业旬报》中，辑出胡适这个时期所发表的一些文字的题目，当然不完全，只是聊见一斑：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1.《地理学》（署名“期自胜生”），第一期，九月十一日。

2.《真如岛》（社会小说。署名“铁儿”），第三期，十月初一起连载是章回小说，原定四十四回，续到第六回（第十期）停。1908年再从第七回（第二十四期）起连载，续到第十一回（第三十一期）停。连载中偶尔别署他名，如第七回续（第二十五期）中，尾段署“冬心”等是。

光绪三十四年（戊中，1908）：

3.《婚姻篇》（社说。署名“铁儿”），第二十四期至第二十五期，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初一日。

4.《论毁除神佛》（社说。署名“铁充”），第二十五期至第二十八期，八月初一日至九月朔日。

5.《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传记。署名“适之”），第二十五期，八月初一日。

6.《无鬼丛话》（谈丛。署名“适之”），第二十五期至第二十八期，八月初一日至九月朔日。

7.《弃父行（有序）》（词苑。署名“铁儿”），第二十五期，八月初一日。

8.《霜天晓角（长江）》（词苑。署名“铁儿”），第二十五期，八月初一日。此词不见该期目录。

9.《时闻（数十则）》（署名“铁”），第二十五期，八月初一日。

10.《消夏丛摭》（杂俎。署名“适之”），第二十五期，八月初一日。

11.《读〈爱国二童子传〉》（《杂俎》（二）中《读书札记》。署名“适”），第二十八期，九月朔日。

12.《中国的政府》（《时评》中《社会杂评》（二）。署名“适广”），第二十八期，九月朔日[410]。

13.《论承继之不近人情》，第二十九期，转载自李莘伯办的《安徽白话报》。

14.《爱国》（社说。署名“铁儿”），第三十四期，十一月朔日。

15.《金玉良言》（格言。署名“铁儿”），第三十四期，十一月朔日。为译文。自记：“美国马威克所著《真国民》一书，中有Memory Gems一种，因汉译之，名之曰金玉良言，以为我国人增一种座右铭云尔，戊申十月译者识。”

16.《对于中国公学风潮之感言》（论说。署名“骍”），第三十四期，十一月朔日。

17.《读汉书杂记（一）》（谈丛。署名“铁儿”），第三十四期，十一月朔日。

18.《苟且》，第三十六期。

19.《铁儿启事》，第四十期。《竞业旬报》只出到第四十期，已是1909年春天了。

在最后一期（第四十期）的《竞业旬报》里，胡适登载了他的《铁儿启事》，文字酸腐而可笑，全文是：

鄙人今年大病数十日，几濒于死。病后弱质，殊不胜繁剧。旬报撰述之任现已谢去，后此一切，概非鄙人所与闻，此布。

这是他最后的告别辞，告别他第一次做编辑、做记者[411]的生涯。

现在，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这一阶段了，他说：

《竞业旬报》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前年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曾登报征求全份的《竞业旬报》——大概他们不知道这里面一大半的文字是胡适做的——似乎也没有效果。我靠几个老朋友的帮忙，搜求了几年，至今还不曾凑成全份。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很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期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了[412]。

他又说：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在学校学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旬报的办事人从来没有干涉我的言论，所以我能充分发挥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对于宗教迷信的思想[413]。

又说：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话报，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报》《潮州白话报》，都没有长久的寿命。光绪宣统之间，范鸿仙[414]等办《国民白话日报》、李莘伯[415]办《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但这两个报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竞业旬报》出到第四十期，要算最长寿的白话报了。我从第一期投稿起，直到它停办时止，中间不过有短时期没有我的文字。和《竞业旬报》有编辑关系的人，如傅君剑、如张丹斧[416]、如叶德争，都没有我的长久关系[417]，也没有我的长期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418]。

《竞业旬报》停刊后三十六年，一个老革命党追记革命时代的书报，他写道：

中华民国之肇造，世人多归功于革命书报文字宣传之力。溯自孙总理于己亥年（民国前十三年）首派陈少白至香港开创中国日报，以至辛亥民国成立，凡十三年，此十三年间海内外革命志士所发刊日报杂志等类凡数百种，而参加此项革命杂志等类之文字工作，或充撰述编辑，或任经营资金，总数何止万数千人。自民国成立至民国三十四年，此项参加宣传工作之革命报人，目前健在者已寥落如晨星之可数，据笔者调查，实数不满一百人[419]。

在这不满一百人（六十一人）的调查里，他写下

这是胡适“小孩子时代的玩意儿”[420]的历史记录。在我着手写这部评传的时候，我曾面对这焦黄的报章——《竞业旬报》，幻想那留着小辫儿的小孩儿——胡适之，在挥动他的笔杆儿，在为辛亥革命的前夜，闪烁了一颗小小的晨星。

少年诗人（1907—1909）

这时候，在胡适的生命里转进到一个新时代——一个抛掉走自然科学的路的时代。

这个时代使他淡漠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而“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

这种转进也是很偶然的因素：原来他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就得了他们徽州人最爱犯的脚气病[421]，只好请了假，在上海南市他家里开的瑞兴泰茶叶店养病。在养病期间，他偶然看到严复的老师吴汝纶选的古文读本，在里头看到了不少的古诗歌，这是他“第一次读古体诗歌”，忽然兴趣大来，每天大读特读。有自然浑朴意味的古诗歌，使他摆脱了过去“毫不觉得有兴味”的律诗，使他发现原来诗歌“是这样自由的”！使他发现原来作诗可以“不必先学对仗”！于是，在《木兰辞》《饮马长城窟行》《古诗十九首》等的开导下，他接触了陶潜，也认识了杜工部。这种缘分，使他在老年到来以后，还念念不忘地给人题下陶渊明那种“忽值山河改”的感叹；题下杜甫那种“世乱遭飘荡”的悲哀！（参看他的《白话文学史》中《大诗人陶潜》一节和《杜甫》一章。）

第二个偶然事件更加重了他对诗歌的热爱，使他“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这个偶然事件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回学堂去，路过《竞业旬报》社，我进去看傅君剑，他说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写一首送别诗，自己带给君剑，问他像不像诗。这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开端是“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君剑很夸奖我的送别诗，但我终有点不自信。过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来，用日本卷笺写好，我打开一看，真吓了一跳。他诗中有“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两句，在我这刚满十五岁的小孩子的眼里，这真是受宠若惊了！“难道他是说谎话哄小孩子吗？”我忍不住这样想。君剑这幅诗笺，我赶快藏了，不敢给人看。然而他这两句鼓励小孩子的话可害苦我了！从此以后，我就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了[422]。

这种使胡适受宠若惊的鼓励，充分表现了傅君剑自己是一个多情而怀才的诗人，我们回看他当时所以写《丁未生日述怀》[423]诗，读到他那些“不妨吾道系匏瓜”“著书且自惜年华”等的诗句，我们才能知道他向胡适写“天下英雄君与我”时的心情，当然他没想到，他这位身边的小朋友，竟在十年后大骂他所参加的诗社——“南社”[424]，说它“淫滥”[425]！也没想到这位被他刺激出来的小诗人，竟在十年后耍出了什么“白话诗”，并且否认“南社”团体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胡适自从对写诗着了迷以后，就开始失掉做“数学家”的机会，因为——

有时候，我在课堂上，先生在黑板上解高等代数的算式，我却在斯密司的大代数学底下翻诗韵合璧，练习簿上写的不是算式，是一首未完的纪游诗。一两年前我半夜里偷点着蜡烛，伏在枕头上演习代数问题，那种算学兴趣现在都被作诗的新兴趣赶跑了！我在脚气病的几个月之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同时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后来几次想矫正回来，想走到自然科学的路上去，但兴趣已深、习惯已成，终无法挽回了[426]。

于是，胡适开始了做诗人的第一步——作诗。可笑的是，他那时候竟不知道什么是“诗韵”：

丁未正月（1907）我游苏州，三月与中国公学全体同学旅行到杭州。我都有诗纪游。我那时全不知道“诗韵”是什么，只依家乡的方音，念起来同韵便算同韵。在西湖上写了一首绝句，只押了两个韵脚，杨千里先生看了大笑，说，一个字在“尤”韵，一个字在“萧”韵。他替我改了两句，意思全不是我的了。我才知道作诗要硬记诗韵，并且不妨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427]。

“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这是何等痛苦的事！小胡适这时在心里有点不服气。这种不服气，使他开始恨律诗[428]，开始倾向诗体解放，开始给日后的“文学革命”种下了伏机。

不久，第三次偶然又来了——他的脚气病又犯了，前面已提到他们徽州人的脚气病会引起“诗兴大发”，所以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丁未五月，我因脚气病又发了，遂回家养病（我们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脚气病，必须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的上游；脚肿便渐渐退了）。……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励我作诗。在家中（敖按：如《弃父行》）和路上（教按：如《谢皋羽西台》）我都有诗。这时候我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所以我这时期的诗，如在家乡作的《弃父行》，很表现长庆集的影响[429]。

这段话里面提到的《弃父行》，很能代表他的诗境和孝思。这首诗最初以“铁儿”的笔名登在《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中的《词苑》里，标题做《弃父行有序》，序说：

弃父行作者极伤心语也作者少孤/年十六年/而先人声音笑貌/仅于梦魂中得其仿佛/年来亟膺家难/益思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于此/是以知人生无父为至可痛也/嗟夫吾不意天壤间乃有弃父之人/其人非不读书明礼也/其弃其父也/非迫于饥寒困苦不能自存也/嗟夫/吾又乌能已于言耶/吾故日弃父行作者极伤心也

这意思就是说：本诗作者的老子死翘翘了，作者想念老子，可是无老子可以孝敬，所以对有老子而不能孝敬者，实在大惑不解，实在该“诗以伐之”，于是，这个小孤儿便学着白居易的口气，开始伤心了：

“富易交，贵易妻”，不闻富贵父子离。商人三十初生子，提携鞠养恩无比。儿生七岁始受书，十载功成做秀士。明年为儿娶佳妇，五年添孙不知数。阿翁对此增烦忧，白头万里经商去。秀才设帐还授徒，修脯不足赡妻孥。秀才新妇出名门，阿母怜如掌上珍。掌上珍，今所失，婿不自立母酸楚。检点奁中五百金，珍重携将与息女。夫婿得此愁颜开，睥睨亲属如尘埃。持金重息贷邻里，三年子财如母财。尔时阿翁时不利，经营惨淡终颠踬。关河真今鬓毛摧，岁月频催齿牙坠。穷愁潦倒重归来，归来子妇相嫌猜。私谓：“阿翁老不死，穷年坐食胡为哉！”阿翁衰老思粱肉；买肉归来子妇哭：“自古男儿贵自立，阿翁恃子宁非辱？”翁闻斯言勃然怒，毕世劬劳徒自误。从今识得养儿乐，出门老死他乡去（此下原有“吁嗟乎！慈乌尚有反哺恩，不如禽兽胡为人！”三句今删）[430]。

凡是读过白居易《上阳白发人》《道州民》《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诗歌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时候的胡适之是如何在模仿白居易！

不但有诗，他这时候还有词，这是他一生中最早的一首词，词牌是《霜天晓角》，我把它从《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中抄出来：

霜天晓角长江铁儿

河山如此

国力何如矣

遥望水天连处

青一缕

佳山水

看轮舟快驶往来天堑地

时见国旗飘举

但不见

黄龙耳

这也可算是一首爱国词，比起范成大的《霜天晓角梅》、韩元吉的《霜天晓角题采石蛾眉亭》，或蒋捷的《霜天晓角折花》等词，多了许多说理的臭味。

这种诗词中说理的臭味，表现在同时期所写的另一首诗里，那是《谢皋羽西台》，我已收在第五章里。

由于旧诗愈写愈多，愈哼愈多，他在学校里，居然被称起“少年诗人”[431]来了：

丁未以后，我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常常和同学们唱和。有一次我作了一首五言律诗，押了一个“赪”字韵，同学和教员和作的诗有十几首之多。同学中如汤昭（保民）、朱经（经农）、任鸿隽（叔永）、沈翼孙（燕谋）等，都能作诗；教员中如胡梓方先生、石一参先生等，也都爱提倡诗词。梓方先生即后来出名的诗人胡诗庐，这时候他教我们的英文，英文教员能作中国诗词，这是当日中国公学的一种特色。

现在我们看看丁未以后“少年诗人”的诗。在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他有诗：

秋日梦返故居（戊申八月）

秋高风怒号，客子中怀乱。抚枕一太息，悠悠归里闬。入门拜慈母，母方抚孙玩。齐儿见叔来，牙牙似相唤。拜母复入室，诸嫂同炊爨。问答乃未已，举头日已旰。方期长聚首，岂复疑梦幻？年来历世故，遭际多忧患。耿耿苦思家，听人讥斥[432]。

读十字军英雄记（戊申十一月）

岂有鸩人羊叔子？焉知微服武灵王？炎风大漠荒凉甚，谁更横戈倚夕阳[433]？

读大仲马侠隐记（戊申）

从来桀纣多村武，未必武汤皆圣贤。太白南巢一回首，恨无仲马为称冤[434]。

在宣统元年（己酉，1909），他也有诗：

题谢尹文孝建藩三君合影诗（己酉）

人物江山皆入画，万花丛里见群贤。销魂无语思宗国，执手相看尽少年。尚有此中能笑傲，已无片土不腥膻。哀时词客知何益，几度诗成一泫然[435]。

酒醒（己酉）

酒能销万虑，已分醉如泥。烛泪流干后，更声断续时。醒来还苦忆，起坐一沉思。窗外东风峭，星光淡欲垂[436]。

女优陆菊演纺花（己酉）

永夜亲机杼，悠悠念远人。朱弦纤指弄，一曲翠眉颦。满座天涯客，无端旅思新。未应儿女语，争奈不胜春[437]！

秋柳有序（己酉）

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赋之。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438]。

这时候，他除了读写中国旧诗外，还念过英文诗。他念过19世纪名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一支箭，一支曲子》（The Arrow and The Song），对这首诗，他在近半个世纪以后，回忆说：“我十几岁时在中国公学念这首小诗，就想翻译它。那时我还学古文，初学作旧诗。中国公学的英文教员有诗人胡梓方，有辜汤生的学生姚康侯，他们都鼓励学生们用旧诗体来翻译外国诗歌。朗费罗这首小诗的意思很简单，但我曾试译，总觉得译不出他那简单明白的风格。”[439]

他在《四十自述》里又回忆说：

英文教员姚康侯先生，是辜鸿铭先生的学生，也是很讲究中国文学的。辜先生译的《痴汉骑马歌》，其实是姚康侯先生和几位同门修改润色的。姚先生在课堂上常教我们翻译，从英文译汉文，或从汉文译英文。有时候，我们自己从读本里挑出爱读的英文诗，邀几个能诗的同学分头翻译成中国诗，拿去给姚先生和胡（梓方）先生评改。姚先生常劝我们看辜鸿铭译的《论语》，他说这是翻译的模范。但五六年后，我得读辜先生译的《中庸》，感觉很大的失望。大概当时所谓翻译，都侧重自由的意译，务必要“典雅”，而不妨变动原文的意义与文字。这种训练也有它的用处，可以使学生时时想到中西文字异同之处，时时想某一句话应该怎样翻译，才可算“达”与“雅”。我记得我们试译一首英文诗，中有Scarecrow一个字，我们大家想了几天，想不出一个典雅的译法。但是这种功夫，现在回想起来，不算是浪费了的[440]。

现在我们回看当时胡适以文言译诗的成绩，我们不能不惊讶他译得真不错！试看他在光绪皇帝死的那一年（戊申，1908），所译的18世纪到19世纪诗人坎贝尔（Thomas Campbell）《军人梦》（A Soldier’s Dream）：

笳声销歇暮云沉，耿耿天河灿列星。战士疮痍横满地，倦者酣眠创者逝。枕戈藉草亦蘧然，时见刍灵影摇曳。长夜沉沉夜未央，陶然入梦已三次。梦中忽自顾，身已离行伍，秋风佛襟袖，独行殊踽踽。唯见日东出，迎我归乡土。纵横阡陌间，尽是钓游迹，时闻老农刈稻歌，又听牛羊嗥山脊。归来戚友咸燕集，誓言不复相离别。娇儿数数亲吾额，少妇情深自呜咽。举室争言君已倦，幸得归休免征战。惊回好梦日熹微，梦魂渺渺成虚愿[441]。

我们试找出原文[442]来对照，我们不能不说这十七岁的少年人翻译得很工巧，我们不得不赞美这个“少年诗人”和他的文言译诗。

他所以有这种译诗的好成绩，很明显地他得到他的老师姚康侯的不少指点，但是姚康侯是谁？姚康侯不是别人，却正是《读易草堂文集》《张文襄幕府纪闻》等书的作者的学生，而这个作者就是蒋梦麟笔下的“享誉国际愤世嫉俗的学者”[443]、毛姆（W.Somerset Maugham）笔下的“有人格的好汉”[444]——厦门辜汤生（鸿铭）！

辜鸿铭万万没想到，在这个时间以后十几年，他竟向蒋梦麟大骂胡适之是“洋迷”[445]，胡适之也万万没想到，也在十几年后，他竟跟他的太老师[446]同在一个教员休息室[447]里，分做新时代和旧社会的代表人物[448]，并且因为他写了一篇“辜鸿铭”[449]的短文，竟惹得他的太老师要告他“毁谤”[450]！

“无忘城下盟”（1908—1909）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的九月里，“中国公学”出了一件大风潮，结果学校分裂，绝大多数的学生都退了出来，另外组织一个学校——“中国新公学”。

在退出来的学生中，有一个留着小辫儿的绩溪老乡，就是胡适之。

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中国公学的组织是一种民主国的政体。公学的发起人多是革命党人，故学校成立之时，一切组织多含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全校分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是学生投票互选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负责任。评议部是班长和室长组织成的，有定期的开会、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姚烈士绝命书中所谓“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指这种制度。

丁未以后，学校受了两江的补助常款，端方借此要监视这个有革命嫌疑的学校，故不久即委派监督，学校有了官派的监督，民主的政体便发生了障碍，干事部久不改选，评议部也有废止的危险。到了戊申之秋，评议部与职员发生激烈的冲突。……[451]

冲突的演变到九月初三（9月27日）更形恶化：

到了戊申（1908）九月初三日，校友会开大会报告校章交涉的经过，会尚未散，监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认学生有订改校章之权，这竟是完全取消干事承认全体修改校章的布告了。接着又出了两道布告，一道说“集会演说，学堂悬为厉禁。……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一道说学生代表朱经、朱绂华“倡首煽众，私发传单，侮辱职员，要挟发布所自改印章程，屡诫不悛，纯用意气，实属有意破坏公学。照章应即斥退，限一日内搬移出校”[452]。

这里被开除的“学生代表”中，“朱经”就是后来的教育家朱经农[453]，“朱绂华”就是后来奔走国是的英雄朱芾煌[454]。他们的被开除，引起了全体学生的罢课运动：

初四日，全体学生签名停课，在操场上开大会。下午干事又出布告，开除学生罗君毅、周烈忠、文之孝[455]等七人，并且说：“如仍附从停课，即当将停课学生全行解散，另行组织。”初五日，教员出来调停，想请董事会出来挽救。但董事会不肯开会。初七日学生大会遂决议筹备万一学校解散后的办法。

初八日董事陈三立先生出来调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于星期日暂停膳食。所以被胁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暂住数日。准于今日午后一时起，在环球中国学生会发给旅膳费。俟本公学将此案办结后，再行布告来校上课。”[456]

这下子惹火了学校中大部分的小伙子们，他们决定自动退学，自己开办一家学校。（不念你这鬼学校了！）

退学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爱而近路庆祥里新租的校舍里，厨房虽然寻来了一家，饭厅上桌凳都不够，碗碟也不够。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创立的学校，所以不但不叫苦，还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钱来做学校的开办费。有些学生把绸衣、金表，都拿去当了钱来捐给学堂做开办费。

十天之内，新学校筹备完成了，居然聘教员，排功课，正式开课了。校名定为“中国新公学”；学生有一百六七十人[457]。

在“中国新公学”之中，那挂着小辫儿[458]的胡适，也夹在里头。

在这风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为我是新学生，又因为我告了长时期的病假，所以没有参与同学和干事的争执；到了风潮正激烈的时期，我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虽然不在被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朱经、李琴鹤、罗君毅被举做干事。有许多旧教员都肯来担任教课。学校虽然得着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同情，捐款究竟很少，经常经费很感觉困难。李琴鹤君担任教务干事，有一天他邀我到他房里谈话，他要我担任低年级各班的英文，每星期教课三十点钟，月薪八十元；但他声明，自家同学做教员，薪俸是不能全领的，总得欠着一部分[459]。

家境的困苦[460]使他不得不答应这件事，于是他想了一会儿，就答应了。从此以后，我每天教六点钟的英文，还要改作文卷子。十七八岁的少年人，精力正强，所以还能够勉强支持下去，直教到第二年（1909）冬天中国新公学解散时为止[461]。

于是，这个小先生，便开始教书了：

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的人，肯下苦工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462]、杨铨（杏佛）[463]、严庄（敬斋）[464]，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后来我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465]。可惜他们后来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不然，我可真“抖”了！[466]

这段教书生活虽然很吃力，可是他却得了不少益处，打下了英文的基础：

《竞业旬报》停刊之后，我搬进新公学去住。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467]两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语，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作比较。后来做了英文教师，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得清楚。所以这一年之中我虽没有多读英国文学书，却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练习[468]。

“中国新公学”和“中国公学”的“斗争”是有点悲壮味儿的。在这相持一年多的斗争中，胡适本人始终是一个新公学中的“死硬派”。

在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现藏的《竞业旬报》第三十四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胡适（署名“骍”）写的《对于中国公学风潮之感言》，文中以新公学的拥护者的身份，把老公学骂得狗血喷头！

但是，新公学毕竟是太穷了，尽管大家都为了“争一口气”，办得还不错，可是还常常周转不灵；对内，不但教员发不出薪水，甚至对外也“常受收房捐和收巡捕捐的人的恶气”，甚至要临时由大家凑钱，应付局面。当时做干事的朱经农，就曾感觉经费困难无法解决，因而忧愁过度，神经错乱，跳了一次河[469]。

相持了一年多以后，

中国公学的吴淞新校舍已开始建筑了[470]，但学生很少。内地来的学生到了上海，知道了两个中国公学的争持，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学，所以新公学的学生总比老公学多。例如张奚若（原名耘）等一些陕西学生，到了上海，赶不上招考时期，他们宁可在新公学附近租屋补习，却不肯去老公学报名，所以“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是一天不得安稳发展的。老公学的职员万不料我们能支持这么久。他们也知道我们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绂华、朱经农、薛传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绍[471]，也许有大规模的官款补助的可能。新公学募款若成功，这个对峙的局面更不容易打消了[472]。

于是，“卿不死，孤不安”的老公学，自然要想法把这个桀骜不驯的“小兄弟”拉回家里来，于是，调停的局面到底出现了，调停的条件是：

一、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笼”的，都可“回笼”。

二、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有效、全部承认。

三、“小兄弟”欠的债，由“老大哥”负责还。

最后一条很重要，因为新公学一年之中已经欠了一万元以上，光靠捐款到底不能持久。所以最后，在宣统元年（己酉，1909）十月，新公学接受了“城下盟”——决议解散了、归队了。

但是新公学中还有一些“死硬派”，硬是不买账，不肯回到老公学去，像朱芾煌、朱经农、胡适等等，都没有回去，都做了“中国新公学”招牌下的殉葬者。

这样一个悲壮的事件，“少年诗人”是不会不“写诗以志其盛”的，他有题新校合影的五律二首，七律一首[473]，诗云：

十月题新校合影时公学将解散

无奈秋风起，艰难又一年。颠危俱有责，成败岂由天？黯黯愁兹别，悠悠祝汝贤。不堪回首处，沧海已桑田。

此地一为别，依依无限情。凄凉看日落，萧瑟听风鸣。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相携入图画，万虑苦相萦。

十月再题新校教员合影

也知胡越同舟谊，无奈惊涛动地来。江上飞鸟犹绕树，尊前残蜡已成灰。昙花幻相空余恨，鸿爪遗痕亦可哀。莫笑劳劳作刍狗，且论臭味到岑苔。

在二十二年后，胡适写道：

这都算不得诗，但“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两句确是当时的心理。合并之后，有许多同学都不肯回老公学去，也是为此。这一年的经验，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为一个团体而牺牲、为共同生命而合作，这些都在我们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474]。

这是小胡适到上海求学以后的第五年第八个月，学校换了三四个，可是却没有拿到一张文凭[475]！他最后拿到的，只是中国新公学解散时候的欠薪！

从逛窑子到上北京（1909—1910）

离开了中国新公学以后的胡适之，茫茫然不知所归。他的家庭已经“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他无法回家，也不敢回家，只好寄居在上海，混饭吃。

他的理想主义遭到打击，心情忧愁烦闷，他这时候缺乏一种“英雄式的反动”（a heroic reaction），正好又碰到一批酒肉朋友，于是，他“就跟着他们堕落了”[476]。

“堕落”的引子是一个德国人：

中国新公学有一个德国教员，名叫何德梅（Ottomeir），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能说广东话、上海话、官话。什么中国人的玩意儿，他全会。我从新公学出来，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里住，这两所房子是通的，他住东屋，我和几个四川朋友住西屋。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君墨（恕）、但怒刚（懋辛）诸位先生；离我们不远，住着唐桂梁（蟒）先生，是唐才常的儿子。这些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各地的革命都失败了，党人死的不少，这些人都很不高兴、都很牢骚。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477]，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林君墨和唐桂梁发起学唱戏，请了一位小喜禄来教我们唱戏[478]，同学之中有欧阳予倩[479]，后来成了中国戏剧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不上两天我就不学了。此外，我还有一班小朋友，同乡有许怡荪、程乐亭、章希吕诸人，旧同学有郑仲诚、张蜀川、郑铁如诸人。怡荪见我随着一班朋友发牢骚、学堕落，他常常规劝我[480]。但他在吴淞复旦公学上课，是不常来的，而这一班玩的朋友是天天见面的，所以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地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481]。

除了吃、喝、嫖、赌、唱以外，他还写一些悲观颓废的诗，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是：

日淡霜浓可奈何！

后来改为

霜浓欺日薄！[482]

他给它的英译是：

“How proudly does the wintry frost scorn the powerless rays of the sun！”[483]

他这样昏天黑地地鬼混，到底混出麻烦来了：

有一个晚上，闹出乱子来了。那一晚我们在一家“堂子”[484]里吃酒，喝的不少了，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485]。那晚上雨下得很大，下了几点钟还不止。君墨、桂梁留我打牌，我因为明天要教书（那时我在华童公学教小学生的国文），所以独自雇人力车走了。他们看我能谈话，能在一叠“局票”上写诗词，都以为我没有喝醉，也就让我一个人走了。

其实我那时已大醉了，谈话写字都只是我的“下意识”的作用，我全不记忆。出门上车以后，我就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天明时，我才醒来，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觉得自己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硬的地板上！我疑心昨夜喝醉了睡在家中的楼板上，就喊了一声“老彭”！——老彭是我雇的一个湖南仆人。喊了两声，没有人答应，我已坐起来了，眼也睁开了。

奇怪得很！我睡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只有前面有亮光，望出去好像没有门。我仔细一看，口外不远还好像有一排铁栅栏。我定神一听，听见栏杆外有皮鞋走路的声响。一会儿，狄托狄托地走过来了，原来是一个中国巡捕走过去。

我有点明白了，这大概是巡捕房，只不知道我怎样到了这儿来的。我想起来问一声，这时候才觉得我一只脚上没有鞋子，又觉得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湿透了的。我摸来摸去，摸不着那一只皮鞋；只好光着一只袜子站起来，扶着墙壁走出去，隔着栅栏招呼那巡捕，问他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这是巡捕房。”

“我怎么会进来的？”

他说：“你昨晚喝醉了酒，打伤了巡捕，半夜后进来的。”

“什么时候我可以出去？”

“天刚亮一会儿，早呢！八点钟有人来，你就知道了。”

我在亮光之下，才看见我的旧皮袍不但是全湿透了，衣服上还有许多许多污泥。我又觉得脸上有点疼，用手一摸，才知道脸上也有污泥，并且有破皮的疤痕。难道我真同人打了架吗？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一会儿就是八点钟。果然有人来叫我出去。

在一张写字桌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污泥的巡捕立着回话。那巡捕头问：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浑身污泥的巡捕说：

“昨夜快十二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得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地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486]！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里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抱住不放，滚在地上。下了一夜的大雨，马路上都是水，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马夫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我的衣服是烘干了，但是衣服上的泥都不敢弄掉，这都是在马路当中滚的。”

我看他脸上果然有伤痕，但也像是擦破了皮，不像是皮鞋打的。他解开上身，也看不出什么伤痕。

巡捕头问我，我告诉了我的真姓名和职业，他听说我是在华童公学教书的，自然不愿得罪我。他说，还得上堂问一问，大概要罚几块钱[487]。

他这一次没被警察老爷“修理”，占了“华童公学”的便宜不少。华童公学是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由工部局开办的，就是后来的“缉规中学”，是上海最有名的一个学校[488]，胡适在这个学校教书，自然身价不同，警察起敬，“自然不愿得罪”他。于是，警察老爷——

把桌子上放着一只皮鞋和一条腰带还给我。我穿上鞋子，才想起我本来穿有一件缎子马褂。我问他要马褂，他问那泥污的巡捕，他回说：“昨夜他就没有马褂。”

我心里明白了。

我住在海宁路的南林里，那一带在大雨的半夜里是很冷静的。我上了车就睡着了。车夫到了南林里附近，一定是问我到南林里第几街。我大概睡得很熟，不能回答了。车夫叫我不醒，也许推我不醒，他就起了坏心思，把我身上的钱摸去了，又把我的马褂剥去了。帽子也许是他拿去了的、也许是丢了的。他大概还要剥我的皮袍，不想这时候我的“下意识”醒过来了，就和他抵抗。那一带是没有巡捕的，车夫大概是拉了车子跑了，我大概追他不上，自己也走了。皮鞋是跳舞鞋式的，没有鞋带，所以容易掉下来；也许是我跳下车来的时候就掉下来了，也许我拾起了一双鞋子来追赶那车夫。车夫走远了，我赤着一双脚在雨地里自然追不上。我慢慢地依着“下意识”走回去。醉人往往爱装面子，所以我丢了东西反唱起歌来了——也许唱歌是那个巡捕的胡说，因为我的意识生活是不会唱歌的。

这是我自己用想象来补充的一段，是没有法子证实的了。但我想到在车上熟睡的一段，不禁有点不寒而栗，身上的水湿和脸上的微伤哪能比那时刻的生命的危险呢？

巡捕头许我写一封短信叫人送到我的家中。那时候郑铁如（现在的香港中国银行行长）住在我家中，我信上托他带点钱来准备做罚款。

上午开堂问事的时候，几分钟就完了，我被罚了五元，做那个巡捕的养伤费和赔灯费。

我到了家中，解开皮袍，里面的棉袄也湿透了，一解开来，里面热气蒸腾，湿衣裹在身上睡了一夜，全蒸热了！我照镜子，见脸上的伤都只是皮肤上的微伤，不要紧的。可是一夜的湿气倒是可怕。

同住的有一位四川医生，姓徐，医道颇好。我请他用猛药给我解除湿气。他下了很重的泻药，泻了几天；可是后来我手指上和手腕上还发出了四处的肿毒[489]。

这一回大祸使他因祸得福：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般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挂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我当日在床上就写信辞去了华童公学的职务，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污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况且我已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

那一年（庚戌，1910）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听说，考试取了备取的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490]。我决定关起门来预备去应考试[491]。

远在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中国为“义和团”的闹事赔了洋鬼子四百五十兆两，其中美国和日本皆占百分之七。七年以后（光绪三十四年[492]，1908），美国国会通过以一部分的赔款退还中国的案子[493]。宣统元年（己酉，1909）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部来了一个《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折里说：

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目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昭大信。

于是，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后来的清华大学）便成立了。

但是清华学校是宣统三年（辛亥，1911）成立的，美国退钱是在宣统元年就开始了，所以在学校没成立以前，先来了三批“先遣部队”：

一、宣统元年（己酉，1909）八月，四十七人。

二、宣统二年（庚戌，1910）七月，七十人。

三、宣统三年（辛亥，1911）七月，六十二人[494]。

在第一批先遣部队里，有一个瘦瘦的长着雷公嘴的人物，就是梅贻琦[495]；在第二批中，就有赵元任、张彭春、胡适等人。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胡适怎样参加了第二批的“先遣部队”：

许怡荪来看我，也力劝我摆脱一切去考留美官费[496]。我所虑的有几点：一是要筹养母之费；二是要还一点小债务；三是要筹两个月的费用和北上的旅费。怡荪答应替我去设法。后来除他自己之外，帮助我的有程乐亭的父亲松堂先生，和我的族叔祖节甫先生。

我闭户读了两个月的书，就和二哥绍之一同北上。到了北京，蒙二哥的好朋友杨景苏先生（志洵）的厚待，介绍我住在新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师大）校舍里，所以费用极省。在北京一个月，我不曾看过一次戏[497]。

杨先生指点我读旧书，要我从《十三经注疏》用功起。我读汉儒的经学，是从这个时候起的[498]。

很快地，7月到了。

紧张的留学考试举行了。

胡适的运气真好！

他自己是“考据迷”，正好碰到一位看国文卷子的老夫子也是“考据迷”，于是，他的国文居然得了一百分！

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作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

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下文我说《周髀算经》作圆之法足证其时尚不知道规用作圆；又孔子说“不逾矩”，而不并举规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规矩并用，足证规之晚出。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得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499]。

胡适这次考试总平均并不及格（只有59 7/40），他能考取，说他得力于国文得了一百分并不为过，所以，这真是他的好运气[500]。

在他还不知道好运气以前，还有一段看榜的过程，我们看他的自述：

宣统二年（1910）7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501]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得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502]。

于是，他擦了一下汗，再看——还是倒看——正取的榜，这张榜，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寄给我，因为史料价值极高，所以我把它全附在后面：

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宣统二年）

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503]。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名字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504]。后来我和他和（胡）宪生都到康奈尔大学，中国同学见了我们的姓名，总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宪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却全无亲属关系[505]。

既然在北京考取了留美，做了所谓“清华学校第二期毕业老校友”[506]，于是，他就准备“放洋”了。

但是，“放洋”的地点是在上海，他得先到上海才成，他由上海到北京应考的路费本就是借的，于是，他只好再借钱做路费，再由北京南下：

南下的旅费是杨景苏先生借的。到了上海，节甫叔祖许我每年遇必要时，可以垫钱寄给我的母亲供家用。怡荪也答应帮忙。没有这些好人的帮助，我是不能北去，也不能放心出国的[507]。

到上海后，他的哥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为他送行[508]，因为“行期由政府先定”，他竟不能回到家乡向他母亲辞行[509]，他只在上海的旅馆里，跟他的好朋友郑仲诚做了最后一次的谈话[510]。

最后，这个几个月前还在上海花天酒地的少年人，在民国成立前二年（宣统二年，庚戌，1910）的8月16日，在上海码头登了船。

六年前，他正从家乡来到上海，因为家乡不能“满足”他；六年后，他又从上海远去美国，因为上海也不能“满足”他——他是新时代的人，他要呼吸新大陆的空气！

上海埋葬了这个不到十九岁少年人的梦，埋葬了他的欢笑与眼泪、上进与堕落，埋葬了他那永不再回的青春，也埋葬了他那“胡洪骍”的名字[511]。

从此以后，人人都不叫他“胡洪骍”了，人人都叫他——“胡适”。

北京法源寺

李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大陆新版序

李敖

1986年，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那次采访，有很坦白的对话，中间涉及了海峡两岸的优劣比较。邓小平说：

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邓小平的预言，早已成真，他口中的“整体力量”的国力，已化为“综合国力”驰骋世界。而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伪政权足以夸口的诸多单项“发展程度”，相形之下，也就“缩小”了，乃至瞠乎其后了。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单项发展，值得特别讨论。

远在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起，这个伪政权，就大力打压言论自由——伪宪法中白纸黑字保障的言论自由。在漫漫长夜中，先后有两道星火，更是伪政权大力扑灭的对象：一个是胡适发端的《自由中国》杂志，一个是李敖殿后的《文星》杂志。

四十五年前，在国民党大力扑灭《文星》杂志的时候，我曾说：“《文星》是一道主流，虽然这主流反对国民党，但反对之道，还有规格可循，还可聚合各路细流，成为高明的导向；《文星》一旦没了，主流就会变成乱流，国民党早晚会更惨，还要赔上国家的命脉和别人的青春。国民党有一天会知道：当一切情势改变了的时候，他们将欲求有《文星》而不可得！甚至欲求有《自由中国》而不可得！他们那时候才会发现——迟来的发现——《文星》《自由中国》式的反对他们，是太客气了的！可惜笨得要命的国民党永远不会明白，他们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马歇尔说国民党会做好事但总做得太迟。他的看法，真是一针见血了！”

如今，四十五年过去了，五十五年过去了，六十年也过去了，国民党伪政权尸居余气，早已无力打压“主流”言论了。但是，如我早就预言了的，四面八方的“乱流”淹没了它，也淹没了中国的台湾岛。这个岛，已经坐失了“高明的导向”，一切都太迟了。

一个插曲不可不提。当年国民党伪政权大力扑灭言论自由，并不止于查禁杂志。杂志是一时的，半个月一个月就完成了“阶段性使命”，真正源远流长的，不是杂志而是丛书。这也是《文星》杂志远胜于《自由中国》杂志的地方。《文星》有书店跟着，《文星》封门了、李敖下狱了，李敖的地下丛书还在流窜。更精彩的是，李敖出狱后又重操旧业，又增加了几十倍的反动书刊，光是李敖写的、被查禁有案的，就高达九十六本，造成了古今中外写禁书最多的世界纪录。最耐人寻味的，是大力扑灭几十年后，主持查禁的国民党许历农上将，公开向我口头道歉，并写信向我表示，他垂老寻思：当年若从宽处理查禁事件，对促进自由民主，或有正面作用。我拿到他的信，不无戏谑性地到处张扬说：“看吧，不查禁李敖的书，原来也不会亡党亡国呢！”

虽然一切都太迟了，但我仍然佩服这位白发苍苍的将军，他老骥伏枥，充满了服善之勇！

李敖这句“不查禁李敖的书，原来也不会亡党亡国呢！”的名言，其实是一句双面论。对当年的国民党而言，这是一种轻怨薄怒；但对今后的共产党而言，却是一种醍醐灌顶。对李敖的言论自由开放又再开放，不代表示弱，而代表有自信、代表我们共产党有自信受得了你。“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不正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话吗？多么有自信心啊！

在中国台湾，在海峡这边，经过几十年的殊死战，我的丛书已经完全不加查禁了。但是，我并不乐见这一单项发展只在中国台湾、只在海峡这边。“综合国力”涵盖的单项很多。邓小平说：“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这话说得有道理。除了“国民平均收入”以外，有些单项，大可不必落后的，也不必甘落人后啊。单项不止于“国民平均收入”啊。

陈云林第一次来台湾，刘长乐安排我和这位祖国大员有一次秘密见面。在夜幕低垂之时，在圆山饭店密室，我带了我的新作《虚拟的十七岁》送给他，并向他“抗议”，为了这本书不能在祖国出版。陈云林笑着收下了我的赠书和“抗议”，对我神秘一笑，我也神秘一笑。我想起邓小平的话：“差距是暂时的。”“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

……这次新版，“在1999年版的基础上恢复增加篇目近百篇，文字一百四十余万字，几近台湾版《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的全貌”。几近台湾版的全貌，说明了邓小平“距离正在缩小”的前景，并非虚言，“大陆的潜力”正在发挥了。问题是我现在行年七十六岁，我计划八十岁时，再加出一倍台湾版的《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就是由目前的四十册变成八十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综合国力”，更百尺竿头。到时候，出版社恐怕更得新版又新版，更得赶了。不过，也不必忧虑。第一，我未必活得到八十岁，未满八十身先死，自不发生出书问题。第二，到时候全世界已不出纸本书了，都网络电子起来了，没人给我出纸本书了，也不发生出书问题了。

2015年4月25日，我八十冥寿，身为促狭之鬼，也许我会向前来对我遗像致意的祖国大员开玩笑：“云林老弟啊，共产党的运气真好！共产党的运气可真好！”

2010年3月8日，在中国台湾

大陆版引言

《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横渡海峡，先于本人来归大陆，在这云水阻隔几近半个世纪，必将统一而尚未统一的时期，对于两岸思想、文化、心灵的交流，无疑有着特殊的意味。深情的哲人早有感慨：“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何况海峡两岸是固有的血脉，同根同源的文化，本应有更多的作者、编者、读者来走沟通的道路的。

李敖，一个个性卓异的知识分子，一个大有学问的作家，用他狂放恣肆，百无禁忌，言必有据的文字，震动台湾，名噪一时。

这是一定的，在像台湾那样一个禁锢得像罐头的专制制度中，知识分子要喊出独异的心声，必然遭到执政者的打击。1971年，国民党挟恨陷害，将李敖逮捕下狱，以“叛乱罪”的恶法判刑十年。待到蒋介石死亡，李敖才获得减刑出狱。李敖用生命赢得了搅醒社会的功效。代价是追不回来的青春，自然无比巨大。

这也是一定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专制、酷刑从来没有阻挡志士仁人和求生存的群众前仆后继。非人间能忍受的苦楚，锻炼着坚贞者的情操。李敖出狱后，更坚定更飞扬地走自己的路：他认为“第一流知识分子影响政治而不涉足政治”的路，用“是非挂帅”的原则，“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的理性，“一切就是要公开”的态度，研究和批判国民党、“党外”、民进党，为台湾的现代化，为中国的统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而继续创作。

1995年，台湾荣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计二十册，这是他前半生苦斗的记录，可是李敖已然感叹：“我怀疑还有多少人配读李敖的文章了。”他认为“政治上的松绑并不等于世道人心上的解禁。在许多方面，世道人心已被多年辐射而污染，读者其实比以前还浑蛋，品味能力也已大坏”。他认为“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在专家的部分，也许有相当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其实，作为文章，比起“配读”与否来，更根本的还在于人们值不值得去读。

李敖生在大陆，根在大陆，启蒙在大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才随父母“应变”去到台湾；成长在台湾，成就在台湾。姑无论李敖自信自己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并不只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根本还在文化。台湾和大陆是同根同源的文化，两岸有着同样的历史传统，近现代承受着同样悲惨的命运，如今同样在为现代化而挣扎、而拼搏、而奋斗。中国要争存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根底在人”。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创造人，这是新时代的血脉。这才是台湾和大陆、李敖和我们无法分离的纽带。这也是《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出大陆版的特殊意蕴。

一

李敖是值得一读的：不仅台湾，而且大陆；不仅现在，而且可见的将来。

这是因为李敖充分关注文化问题，把握着中国一百五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这个枢纽。他不仅作《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不仅作《中国性研究》、《中国命研究》，在他笔下，无论历史、思想、法律、道德、教育、政治与人物，无不聚焦于文化，揭示其中的文化内涵、文化性质与文化品位。李敖从不空谈，每一个问题都引征大量的历史文献或文字资料，有时达到“资料轰炸”的地步。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他的结论，你决不能无视他提出的证据，甚至正是这些资料将推动你重新思考他提出的问题。李敖又决不死守书本，埋头于故纸堆中。他把现实社会中人们现有的思想作为思想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并给予辛辣的抨击，于是他引征的历史资料与现实的活思想相结合，显示出生动活泼的生命力。李敖的文章风行一时，能够激发青年读者的狂热，争相阅读，这是一大关键。

李敖充分关注文化，活的文化，出于一种坚信，他说：“有一个问题紧逼着我们，那就是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说它是一个暂时不足论的问题，它比政治的问题、军事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都显得永恒而基本，并且无法用特殊环境做口实来拖延它应有的答案。”

这是事实。人从动物进化而来，人之成为人，伴随着生物学意义的进化产生了心智，出现了智人，也即现代人，于是产生了文化。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形成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又规范一种生存方式。文化即人化，也即所以化人。生产力可以发展，经济可以从游牧到畜牧、到农业、到工业、到信息时代，决定人们生存方式的根本观念即文化的根本内涵可以基本不变；政权可以嬗变，朝代可以改换，人们生存的方式即根本的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基本不变；也即文化的根本内涵基本不变。一部二十四史，一部世界史，充分展现了这样的事实。当文化的根本内涵出现革新，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人成为新人，政治成为新的政治，社会成为新的社会，这才是新的境界，新的人间，新的世界。

二

世界归根到底是青年们的。他们如果没有被暮气沉沉的文化所污染，或已经从暮气沉沉的文化中惊醒起来，天生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活力，要追求新的生活，要创造新的生存方式。1961年，一个台湾大学的学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抨击统治台湾的“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莫须有的棒子”、“落了伍的棒子”、“不放手的棒子”，呼唤着社会的年轻化。这立刻激发青年人的躁动和老年人的愤慨，展开了一场笔仗。因为他触动了社会的神经，击中了“老年政治”的要害。这个青年就是李敖。

紧跟着第二年，在台湾爆发了中西文化论战。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再次成为论战的中心。李敖笔下堆积的史料如《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和无所顾忌的笔锋如《论“处女膜整形”》，使求新者欢呼雀跃，而守旧者痛心疾首。李敖名声大震，几成青年们的偶像。

在台湾爆发的这场中西文化论战，实在是全中国的一个古老话题，一场纠缠不休、常战常新的论争，至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已经开始了。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百年来“体”、“用”之争，至今不绝。大体计算，真可谓七八年来一次了。虽然名目不同，但框架未变。虽然也有变化，有发展，但本末不清，病根未除。一方是国粹论，中西互补论，中国本位论，21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论，万变不离其宗的儒学；一方是中体西用论，西化论，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充分世界化论，充分现代化论。

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而又极富人生智慧。远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伟大的孔夫子即有教导：“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夫子伟大的学生孟子又是“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几千年间，从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过程来看，这又的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待到鸦片战争失败，面对一时无法战胜的列强，“师夷长技以制夷”，既有深厚的顽强的民族心理作基础，又是传统文化思想的必然应对，“中国本位”更是天经地义的祖训，保种、保国、保民、保国粹纠缠在一起，已然成为一个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上的死结。尽管在“五四”以前，鲁迅已经发出觉醒的呐喊：“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充耳不闻，无所用心的人们，特别是知识者，又特别是许许多多自以为乃知识者精英的人们，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时间里，简直是有增无减。

台湾，怎么会例外呢？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不过是在1962年明火执仗、营垒分明地爆发了又一轮中西文化论战，不仅打笔仗，而且诉诸法律，名副其实地大打官司。李敖在这两个战场上，都是胜利者。

而李敖异军突起，用他罕见的博闻强识，面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聚讼纷纭的论争，旗帜鲜明、生动活泼地指证死守传统、夜郎自大的儒者的病症，计十一种，如下：

义和团病

中胜于西病

古已有之病

中土流传病

不得已病

酸葡萄病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挟外自重病

大团圆病

超越前进病

李敖认为前“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中间“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他们既宣扬中土的‘道’‘体’真传，又承认洋人的‘器’‘用’价值。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方法是两全的”。最后“两派都可说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的最时髦的陈腔，也是最动听的老调”。李敖又指出以上病症的四个病因：第一个是“泛祖宗主义”；第二个是“浅尝辄止的毛病”；第三个是“和经济背景脱节”；最后，第四个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

是的，李敖也难免失误。一是重蹈胡适的覆辙，一度赞成“全盘西化论”。胡适1935年3月发表《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文章，三个月后即加以修正，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说“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李敖在（20世纪）60年代坚定地主张并绝对肯定“全盘西化论”，用他的话说是“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有珠也不成其为椟，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胡适三个月纠正的错误认识，李敖花了几乎近三十年。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敖才声明：“我所谓‘全盘西化’只是充分地世界化、现代化，并非百分之百，这是语言在运用时无可避免的限制。”

然而，在李敖，这不是语言运用问题，他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是赞成一种“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 whole）’”的理论，“文化是没有选择性的”的观点。这是他的第二个失误。

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特别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历史悠久的文化，更不是“完全的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照旧说是儒道佛三家及其错综复杂的互相渗透。依我看，旧说中的道家，它的“始祖”及“主将”的老庄，和道家是根本不同的。老子和儒家一样，主张治世，不过方法不同。而庄子是独立的一家，主张以生命为本体和本位，“顺乎自然”，“完身养生”，既不讲治世，也不讲求长生不老的仙道。而且每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将分化，都是派别林立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韩非子已经指出“儒分为八”；荀子且指责孟子离经叛道，是孔子学说的罪人。文化的“完全的整体”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而且，文化的变革、发展、移植，从来是有选择性的。儒家经典的《礼记·大传》早已指出：“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几千年来，这一个半世纪之间，我们的度量衡、文章、正朔、服色、徽号、器械、衣服，哪一样没有变革？而且变革得层出不穷，变革得彻头彻尾。关键在于，这不过是文化的枝叶罢了。“其不可得变革者”，才是根本，儒家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这就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也。“亲亲”是血统论，“孝”呀“悌”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呀，只能用夏变夷而不可以夷变夏呀的一套。“尊尊”“长长”是一长制，在家是家长制，在国是君主制，在“天下”是帝王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男女有别”是男尊女卑，“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归根结底，无论从血统、从性别，从社会、国家，统统把人纳入严密的有上下、有大小、有贵贱的一长制体系，消灭个人独立的人格，建构人身依附，一级一级制驭着的制度、圣道、文化，必须坚持，“不可得与民变革”的文化的命根子。

文化就是这样，在事实上，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可以分析，可以选择。正像李敖，坚持穿长袍的时候，可以主张“全盘西化”，而脱下长袍改穿西服的时候，又可以坚持孔夫子的男女观，认定“唯女子与小人与热带鱼为难养也”。李敖笔下歧视、轻贱甚至侮辱女性的言论是非常惊人的。像“我有一句名言——女人的政治方向是跟着‘锤子’（男性生殖器）方向转的，没有什么正义标准”，“新女性，只能床上俯仰一世，却妄想床下一世俯仰”，等等等等，连篇累牍。“男女有别”，男女不平等，今天依然是世界性的大问题。许多国家男女在法律上平等了，在事实上却远远没有平等。这也显示，文化的优劣，野蛮与文明，先进与落后，文化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在东方西方、中国外国，而在人的生活本身，在生存方式的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有利于人的温饱，有利于人的发展，是否富有人情，是否能够提高人性。

三

中国历来注重文化，本世纪（编辑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又发生了一场“五四”文化革命。这受到靠文化解决问题的批判。李敖又认为“它比政治的问题、军事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都显得永恒而基本”，是不是错了呢？

不，不错，文化重要，并不等于专靠文化解决问题。五四一代人倡导文化革命，不是也提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吗？提出“民主”的口号，其重要内容不正在于政治吗？就在文化论战中，也曾提出“国体论战”、“民治与独裁论战”这样的政治性题目。而且在几十年的长时间中，同时进行着“以农立国”和“以工建国”这一经济理论问题的论战。可见，在思想上，在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专靠文化解决问题的问题。

文化之所以成为根本，正如经济关系背后乃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样，政治、军事，归根结底在于人，为了人。老子是中国文化的伟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学家。可惜几千年来人们只注意他的“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治国的方法论，而无视他“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原则。翻（译）成现代语言，不就是说为了保障每一个人——包括“不善”的人——的权利，生命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发展的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吗？！这和中国传统的“牧民”政治是完全相反的，这就是政治问题中更根本的文化思想问题。

李敖的命运是这样，李敖的创作也是这样。当国民党当局依据恶法，用“莫须有”罪名将李敖逮捕下狱，判刑十年，就为李敖打开了研究政党、研究政治的大门，成就了《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蒋经国研究》、《国民党研究》、《民进党研究》等一系列著作。

在有悠久的发达的合纵连横、折冲樽俎的政治传统底下，阅读李敖坦承“在感情上，我无爱于国民党，却有爱于民进党”的政论，令人惊讶而且耳目一新的，是他“在理智上，两党对我都一样，它们的荒谬、错误与横行，都在我口诛笔伐之列，我只是用证据来拆穿邪恶、维护真理”的文章做法。李敖声明“我们党外的目标是自由民主，一切就是要公开，就是要讨论嘛！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正确或错误，都要从讨论得来，怎么能关着门办事”。有了这样的不同于旧的传统政治的文化思想，于是有李敖“就是打明牌，不要打暗牌”的光明亮堂、痛快淋漓的文章，于是也才能与老百姓与读者的心相通，并赢得信任与青睐。李敖是个聪明人，他真正明白：“我对蒋介石，绝不因为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蒋介石，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蒋介石，是不对的、不客观的、是非不明的，也是令人看不起的，我绝不如此。”

李敖对于国民党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揭露国民党“秘密结社”的出身和性质，以及“既不能也不愿辨别国的利益是高于党的利益的”法西斯本质。虽然国民党的“党国”专制，在它执政后即暴露于天下，受到爱国志士的严厉抨击，但李敖在几十年后再次指出这一点，对读者认清国民党的顽固性及其腐朽，对民进党的建党及其操作模式，亦步亦趋学国民党，台湾政事是什么样子，都有相当的启示。

四

李敖的文字有个性、有特色，因而有读者。这是真的，他几乎将中国做老八股、新八股、假大空的好文章的范式荡涤净尽。李敖也很自负，他一再宣称“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这自然只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知人、论世、衡文，历史老人虽然不尽公平与公道，反反复复也常有，毕竟什么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李敖的语言，六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不尽相同的。他的确属于“狂叛品”，的确像他所说明的：“狂叛品的文章最大特色是率真与痛快，有了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狂叛品的作者深知写文章的重点是在表达作者的意思，只要能达意，使读者痛痛快快地读下去，‘形式’上面的计较，是可以不必的。”因之李敖的语言口语化、情绪化，“最喜欢用俗语俗字”，乃至“最喜欢用”粗话粗字，连“且且且且且”、“也也也也也”竟至于属于文雅，“裙带关系”也要换用更直露的“大白话”。事实表明，这在“达意”上就会挑动一群青年读者的感应神经，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李敖名噪一时，和他的语言文字的特色是分不开的。

这也就是李敖的语言文字的技巧。

时代不同了，社会变化了，群众的心理、阅读的兴趣和口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章的写法也即“技巧”如果不变，是不会有读者的。李敖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人，也是一个做文章的浩瀚海洋中的幸运弄潮人。三四十年间他始终在风口浪尖上拼命冲浪，博得大众的喝彩，就因为他赶上了这“大众传播”的时代，把握住了“大众传播”的文字技巧，足以与“音”和“像”并驾齐驱。他的《从“秀嫂信箱”到“上下古今谈”》，就传达着他所心领神会并得心应手的消息。

然而，语言文字的“技巧”、“韵味”、“魅力”，永远是短命的，永远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而寿比南山的乃是建构文章的不可移异的事实和纯粹的资料。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社会人物、社会生活、社会风貌、独异的新颖的思想，以及将它们熔铸于其中的历史文献。

李敖曾经诚实地表白：“我的文章里固然有许多偏见和情绪语言，可是你把这些过滤掉以后，剩下来的就是纯粹的资料。这是我学问之所在。写文章要有很多条件，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读完这部大全集的人一定会有同感吧？李敖掌握资料、积累资料、运用资料的本领确实令人惊佩，并且给人清新的启迪。

台湾和大陆，隔海相望五十年固然长久，其实，在历史的大河中也不过一瞬而已矣。两岸的人们，心还是这样息息相通。两岸共有、共享、共同致力改革的文化，还是这样血脉相连。也许，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这一百多年来就是这样：从阿Q志存革命开始，就蕴涵着“革这伙妈妈的命”的因子。鲁迅创作阿Q的时候说过：“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们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虽然，这，已经过去八十五年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整整一代人过去了。然而，台湾和大陆，我们两岸毕竟心存芥蒂五十年了。旧的高墙拆除了多少姑（且）不论，新砖是又新砌上了。现在，《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在大陆出版，必定有助于拆掉“高墙”，有助于两岸读者的心，得以交流吧？

这是一定的，我想。我也谨此祝福。

1997年12月9日

楔子——神秘的棺材

天河像一条带子，正南正北地悬在天上。北京的人说：“牛郎在河东，织女在河西，今年七月见一面，再等来年七月七。”

七月七过去了，正南正北的天河改了方向。北京的人又说：“天河掉角了！天河掉角，棉裤棉袄。”这就是说，天快凉了。

接着是七月十五，是鬼节，家家都要“供包袱”。“供包袱”是到纸店买金银箔，叠成小元宝，搭配上一团一团的“烧纸”，装在方纸袋里。纸袋是特制的，上面用木刻版印上花样，由活人写上死人的名字，放在家门口，就烧起来了。烧的时候，要额外留出两张“烧纸”单独烧，作为邮费。就这样的，活人就把钞票火汇给死人了。

七月十五伺候过了鬼，八月十五就伺候人了。八月十五中秋节，家家要蒸“团圆饼”。饼有五分厚，有六七层，用的材料包括葡萄、桂圆、瓜子、玫瑰、木樨、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桃仁、杏仁、面粉，一个蒸笼只蒸一个。过了中秋夜，第二天就切开了，家里有多少人，就切多少块，表示团圆。所以，“团圆饼”人人有份，不吃就表示不团圆。

每一年的中秋，就在北京这样轮回着。时间年复一年地在前进，风俗周而复始地在重演。团圆、团圆、大团圆，多少中国人民在风霜里、在烽火下、在骨肉离散中，为这一梦想揉进了辛酸与涕泪。直到团圆化成多少块，像“团圆饼”化成多少块，一切修短随化，终期于尽，除了辛酸、除了涕泪，一切都归于乌有，只除了一具棺材。

把棺材上漆，是北京人的一件大事，愈好的棺材愈要上漆，甚至年年上漆，没漆的棺材是穷人的。中国人讲究养生送死，送死比养生更考究，北京城的送死比其他城更考究。北京城的送死特色是“杠房”，杠是不同粗细的圆木，交叠起来，由“杠夫”抬起，上面放着棺材。杠的数目有“四十八杠”，有“六十四杠”，愈多愈神气、愈多愈稳。稳得上面可放上满满的一碗水，不论怎么抬杠，保证水不洒出来。不洒的原因是杠夫走路不用膝盖，腿永远是直挺挺的，像僵尸一般。指挥他们的人叫“打香尺的”。“打香尺的”像赶一堆僵尸，不说一句话，只凭敲打一根一尺长、两寸宽的红木尺来发号施令，不论上下快慢、转弯抹角、换人换肩，都以敲打为记。北京城送死的另一特色是“一撮毛”。“一撮毛”是职业性撒纸钱的，他在腰间扎了条白带子，陪同丧家穿孝，以示敬重。出殡时候，每经十字路口或机关庙宇，就由“一撮毛”出面，把几十张碗口大小中有方孔的白色冥钞往天空撒去，撒上天的时候，一定要一条白练式地上去，高达九、十丈，然后像一群白鸽般地飘下来，使路人侧目，然后鼓掌叫好。

这些特色，都表示了北京的人对送死的郑重。活人对死人的事，是含糊不得的。

那是八月十六，中秋过后第一天的子夜，一个健壮的黑衣人谨慎地走向北京西四甘石桥，走近下牌楼的草地，向一根木柱子跑去。他一边跑着，一边自背上解下大麻袋，在月光下，把木柱下的一具死尸装进袋里。他匆匆在四周草地上检查了一下，又随手捡起许多零星东西，一并装进，然后扎紧袋口，背起来跑了。

他跑过了一条街，回头看着，见到四边无人，就匆匆转入小巷，在小巷里穿梭前进着。清早三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逃）脱出北京的内城。

北京的内城有九个门，俗称“里九”，外城套在内城南边，有七个门，俗称“外七”。内城外城之间的三个门是中央的正阳门（丽正门）、东边的崇文门（文明门）和西边的宣武门（顺承门）。黑衣人背着麻袋，付了贿赂，（逃）脱出了宣武门，就朝左边的胡同里走去。他一转再转，转入一条死胡同。死胡同中有一间空屋，屋前有个小院子，有两个人等着他，地下一口棺材，棺材盖是打开的。两人看他来了，帮他接过了麻袋，解开麻袋，把死尸装进棺材。黑衣人把麻袋中的零星东西仔细清出来，一并装进棺材里。他掏出腰间的毛巾，为死尸的脸清理着。

那张脸已被刀割得血肉模糊，但是轮廓还在，那是一张威武而庄严的脸，在月光下，神情凄楚地呈现（在）黑衣人面前。死尸全身是赤裸的，全身都被刀割得没有完肤，四肢也全断了——他是被“凌迟”处死的。

“凌迟”是中国辽、宋以后死刑的一种，是尽量使人犯临死前痛苦的一种文化，是专门用来对付大逆不道的人犯的。“凌迟”俗称“剐”，是把人犯绑在木柱上，由刽子手以剐刀细细切割，叫“鱼鳞碎剐”。剐刀长八寸，有木柄，柄上刻一鬼头，刀刃锋利无比。中国骂人话说“千刀万剐”，就是描写这种情况的。

黑衣人清理了死尸的脸，凑合了四肢，用一张薄被，盖了上去，棺材上了盖，打下了木钉。黑衣人点上了一炷香，插在上头，跪下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扑到棺材上，大哭起来：“老爷啊！你死得好惨！好惨！”他喃喃喊着。多少个小时的紧张与麻木，都随着泪水化解开来。

其他的两个人，忙着在棺材前后穿绳子，穿出两个绳圈，用一根木杠，贯穿过去。这棺材没有“四十八杠”，也没有“六十四杠”，只是两人抬着吊起的单杠。棺材没有上漆，是最廉价的那一种，木质是轻飘飘的。

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棺材抬起来。黑衣人擦了眼泪，拿着香，走在前面。清早四更的天气，北京已经很寒了。

他们快步走着，来到一大片红墙边。红墙上面铺着灰瓦，下面敷着灰泥。他们沿着红墙走着，红墙尽头，便是三座大门。中门最大，两边各有一座石狮。一位和尚站在中间，招呼他们进去。进去右首有一间房，房中摆好两个长板凳，棺材就放在板凳上。

“都准备好（了）？”黑衣人问。

“都准备好了，”和尚答，“我们立刻开始做佛事。”

“愈快愈好。今天晚上我们来启灵。”

“埋在哪里？”

“埋在广渠门卧佛寺街东边。那边不招眼，不太有人注意。”

“很好，很好。”和尚合十说，“佘先生真是义士！佘先生肯在这样犯忌的时候收尸，真是人间大仁大勇，我们佩服得很。”

“哪里的话，”黑衣人说，“法师们肯秘密做这一次佛事，超度亡魂，才是真正令人佩服的。”黑衣人作了揖，然后说：“现在佛事就全委托给法师了，我要出去办点事，准备今晚的启灵。”

“佘先生请便。这边一切，请放心就是。”

黑衣人再作了揖，和另外两人走出了庙门。迈出了门口，两人中的一个问黑衣人：“这庙叫什么啊？”

黑衣人回身一指，正门上头有三个大字——“悯忠寺”。

第一章　悯忠寺

7世纪的644年，中国正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唐太宗的天下。他忍了好多好多年，决心亲征东北的高丽了。高丽那时候，不仅在朝鲜半岛称霸，北边的势力，还延伸到中国东北的辽水流域，这是好大喜功的唐太宗绝不能忍耐的。不能忍耐归不能忍耐，他不能不小心，因为隋朝就为了三十年前打高丽，害得国内空虚，引起了革命，唐太宗才趁机灭了隋朝，建了唐朝。如今三十年后，他自己再重新发动这一进攻，是不能不特别小心的。

唐太宗的计划是，用二十万人以下的兵力，用快速进攻，速战速决。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一个三十年前曾参加打高丽的老战士，但老战士却说：辽东太远了，补给困难，高丽人很会守城，速战速决恐怕很难。但是，老战士劝阻不了唐太宗，最后劝阻他的一个大臣——魏徴——也死了，没有人劝得住他，他决心打这场仗了。

645年3月，他要出发了，他留守后方的儿子很紧张，哭了好几天。最后，送行的时候，他指着自己的衣服对儿子说：“等到下次看见你，再换这件袍子。”——衣服都不用换季，仗很快就会打胜的。

5月，唐朝的大军打到了辽东城下，辽东是现在中国东北的辽阳城，血战以后，攻下了辽东城。6月，已进军到安市（辽宁盖平县东北）。高丽动员了十五万人，双方展开了恶斗，最后高丽打不过，就决定坚壁清野，将几百里内断绝人烟，使唐朝军队无法就地找到补给。就这样的，战争拖下去了。

夏天快到了。唐太宗还穿着原来的袍子，不肯脱下来。7月过去了，8月过去了，储存的粮食快光了，东北的天气也冷了，唐太宗的袍子也破了。新袍子拿来，他拒绝换，他说，将士们的袍子也都破了，我一个人怎么穿新的？最后，他只好撤军了，9月在撤退里度过，10月在撤退里度过，11月才回到幽州，到幽州的时候，所有的马，只剩下五分之一了。

幽州，就是北京。

唐太宗很痛苦，他换掉了旧袍子，可是换不掉旧的创痕。魏徴要是活着，就好了，他想。魏徴活着，就会劝他别打这场仗。他派人到魏徴坟上，新立了一座碑，把魏徴的太太、儿子找来，特别慰问他们，表示他对魏徴的怀念。

他在幽州，盖了一座庙，追念这次征东而死的所有将士。他们的死亡，是为国尽忠而死，死在家乡以外。他们的死亡是叫人心恸的，他们的身世是可怜的，这座庙的名字，应该表达出这种意思。唐太宗最后决定，这座庙，叫做“悯忠寺”。

寺里面，盖了一座大楼，叫悯忠阁，立了许多许多有名的和无名的纪念牌位，阁盖得极高，高得后来有一句谚语：“悯忠高阁，去天一握。”表示它离天那么近。

这是中国的早期忠烈祠。

一千年过去了。经过一千年的风雪与战乱，高高的悯忠阁已经倒塌了，但是悯忠寺还凄凉地存在着。

悯忠寺刚盖时候的北京旧城，早就没有了，原来旧城的范围，也没有古迹可寻，留下的记录，只能追溯到10世纪的辽朝。辽朝在北京盖了新城，悯忠寺被新城围住，位置在新城的东方。12世纪的时候，金朝灭了辽朝，它把北京城重新加大，在辽朝盖的城外面，盖了一个大四倍的城，把它套在里面，这时候的悯忠寺，在金朝的北京城里，位置就偏向东南。13世纪，元朝又灭了金朝，又重新盖了北京城，这个城，整个的朝北移动了。金朝的城，只有东北角的一小部分并到元朝的新城里，这时候的悯忠寺，被抛在城外的西南角。14世纪，明朝赶走了元朝，又重建北京城，整个的朝南移，盖了一个方形的城，并入了元朝旧城的三分之二。这时候的悯忠寺，还是在城外面的西南角，不过离城比一百年前近了。到了16世纪，大臣告诉明朝第十一个皇帝说，城外面的百姓，比城里面的多了一倍了，不能不保护他们。于是皇帝在1550年，叫一个奸臣严嵩主持，在城的南边，加盖了一个外城，东西比内城宽一点，南北比内城短一半。从此以后，这个古城的样子，就确定了，就这样的，四百三十多年下来，直到今天。

1550年外城盖好的时候，悯忠寺正式重圈到北京城里来。过了九十四年，清朝取代了明朝，原来在辽水流域的满族，统治了中国。又过了八十七年，清朝的第三个皇帝世宗雍正皇帝，在他即位第九年、1731年的时候，想到了这座忠烈祠，他把它改名叫“法源寺”。四十九年后，清朝的第四个皇帝高宗乾隆也亲来这里，并且亲题了“法海真源”四个字，刻成匾，挂在这庙里。

又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法源寺的附近，已经多了人烟，也多了寺南的义地和荒冢，许多从外地到北京来的人，死在北京，不能归葬的，都一一埋在这边了。那时候不流行火葬，人死后连同棺材运回家乡，很不简单。他们生时不能回归故乡，死后埋骨于此，总希望有点家乡味。所以，这些坟地也分区了，江苏人埋在江苏义地、江西人埋在江西义地、河南人埋在河南义地，不能明显分区的，也有许多义地可埋。至于能够归葬的，都先把棺材停在庙上，在庙里的空房，摆上长板凳，棺材就放在上面，有时候这一放就放得很久，甚至没人再过问。有的棺木不好，会生虫子、出恶臭，庙里的人，也只好一再用厚漆漆它，漆不住的，也只好就地处理，沦入荒冢了。

就这样的，北京的寺庙就成为人们生死线上的一个过渡，寺庙的和尚，除了本身的出世修行以外，他们的重要职务，就是代人们生前解决人神问题，死后处理人鬼问题。

法源寺的和尚，也是如此。

不同的是，法源寺在北京的寺庙里，有它特有的悲怆气氛。其他的寺庙，兴建的原因大多比较单纯，像隆福寺、法华寺，只是明朝皇帝应太监的请求，为了弘扬佛法，就盖起来了；像护国寺、普渡寺，是元朝丞相托克托、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宅邸，就宅邸一改就完成了。法源寺却完全不一样。它从唐太宗死前四年盖起，目的就是追念为中国而死的先烈与国殇，它的悲怆气氛，从它原始的悯忠字样就已表露。北京的寺庙名字，柏林寺、贤良寺、普济寺、广化寺、宝禅寺、妙应寺、广济寺、崇效寺、龙树寺、龙泉寺，等等，都没有悲怆的意味；嵩祝寺、瑞应寺、大庆寿寺、延寿寺，等等，甚至还洋溢着一片喜气。只有悯忠寺，它一开始，就表露了阴郁与苍茫。它日后的历史，也一再和这种气氛相伴。在它兴建后四百八十年，一个亡国的皇帝被关到里面，那是北宋的钦宗，他有着可怜的身世，他的父亲徽宗，艺术家的成分远多于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后，丢给了他，他只做了一年皇帝，就亡国了，然后做了三十年的囚犯。在悯忠寺，他回想故国，在晓钟夕照里，过着痛苦凄凉的岁月。

13世纪，南宋也亡了。一个江西的进士谢枋得，参加抵抗蒙古兵失败，妻子都被俘。他隐姓埋名，在江湖上算命，他不肯用元朝的钱，只肯收米面等实物，给他钱，他就生气，丢在地上。后来被发现了，他逃到福建，藏身武夷山中。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笼络汉人，到江南访求宋朝的遗士，跟它合作，名单开出三十人，谢枋得在里面。邀功的官吏找到他，强迫他北上。到北京后，他被安置在悯忠寺，他看到寺里曹娥碑，想到曹娥这个为了找父亲尸体，十四岁就自杀了的汉朝女孩，感慨：“小女孩都能做到，我不能不如你啊！”遂把自己饿死在悯忠寺里。死的时候，六十四岁。

悯忠寺，就带着这样悲怆的身世，从历史走了下来。在14世纪，当悯忠阁还没倒塌的时候，一个生在元朝的第一个皇帝时候、死在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时候的老人张翥，曾为它留下一首哀婉的律诗，那是：

百级危梯溯碧空，

凭栏浩浩纳长风。

金银宫阙诸天上，

锦绣山川一气中。

事往前朝人自老，

魂来沧海鬼为雄。

只怜春色城南苑，

寂寞余花落旧红。

在“寂寞余花”的时候，开始了本书的故事。

第二章　寂寞余花

时间是1888年，是清朝第九个皇帝光绪十四年，中国的戊子年旧历正月初二日的上午，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人，一对有神的大眼睛，紧闭着嘴，有点黑，一脸广东人的长相，留着辫子、穿着灰色长袍、外套黑马褂、脚穿御寒的毛窝，漫步走向悯忠寺来。那时候悯忠寺已经改名法源寺，改了一百五十七年了。法源寺在北京宣武门外西砖胡同，远远望去，并排的三座大门，每座都对开两扇，门顶上是厚重的宫殿式建筑，门与门之间是墙，墙头也同样铺上琉璃瓦。这一排山门建筑，第一印象使人觉得厚重，好像凡是看到的，都戴了又厚又重的大帽子，庄严地等你过来。中间的门最大，前面左右各一只石狮子，尤其显得庄严。正门是开着，可是冷清清的，看不到什么人。虽然是正月初二，过年过得最热闹的时候，法源寺这种庙，却不是热闹的地方。北京的群众这时候去的是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这是奉礼道教东岳大帝的庙，庙里有真人大小的地狱七十二司，恶形恶状的，看起来很恐怖，据说还出自元朝塑像名家刘元之手。地狱有的还有活动机关，曾有吓死游客的事，所以停止了，足见这个庙的格调不高。这座老庙每到过年，香火特旺，男男女女，一清早就赶去烧香。庙的后院，有一头铜骡子，有人那么高，铸得很好。传说这骡子很灵，有病的人用手摸它身上哪个部位，自己身上那个部位的病就会好；没病的人摸它身上哪个部位，自己身上那个部位以后就不生病，要摸还得过年时候摸，过年时候才最灵。于是一到过年，这头铜骡子就被挤得水泄不通，被摸得光亮无比，不亦乐乎。它的生殖器，没人公然摸，但也极光亮，据庙里老道说，半夜三更许多人专门来摸它，这大多是生花柳病的人。

铜骡子以外，就是月下老人庙，庙中有一副写得极好的对联，上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下联“是前生注定事，莫错姻缘”。上下联分别来自《西厢记》和《琵琶记》，妙手天成，使这座小庙大生光彩。来烧香的都是老太太带大姑娘，有的大姑娘知道了是什么神，不好意思，不肯磕头，老太太逼她磕，她气得扭扭走了；有的不知道什么神，糊里糊涂也就磕了，一天下来，香灰满地，到处成堆。

在东岳庙求健康长寿、求婚姻美满以后，发财问题还没解决，于是男男女女，又拥到广安门外财神庙。财神庙有个大香炉，可是人山人海，都来上香，容也容不下，香一上，管香炉的人就立刻把香抽出来，丢在下边大香池里，要想自己的香多烧一会儿，得在旁边拜托管香炉的。管香炉的也没办法，不过如果这香不是自己带来的，而是向这个庙买的，就可以稍加优待。庙里又定做大量的纸元宝，不卖，因为神不能做买卖，不过善男信女如果奉献足够的香钱，神可以奉送一个。就这样的，财神庙的盛会，最后发了财的，是财神自己。

法源寺比起来，就冷清多了。

法源寺的大雄宝殿并不高，走上八级台阶，就是宝殿正门。正门看上去四扇，只是中间两扇能开。正门左右有对联，上面有三扇横窗，横窗上就是“大雄宝殿”横匾。台阶旁边立着旧碑，因为是千年古刹，寺里的这类古迹也很多。有的旧碑下面塑着大龟，这个乌龟台石叫“龟趺”，唐朝以来就流行了。乌龟头略向上抬着，好像背负着历史，不胜负荷。

青年人站在台阶旁边第一块旧碑前面，仔细看着碑文，又蹲下来，看着龟趺，他好像对龟趺比对碑文更感兴趣。龟在中国，是一种命运的象征。中国人自古就烧龟的背，从裂纹里判断命运。在中国人眼中，千年王八万年龟，龟是长寿的动物，它有足够的阅历来告诉人类吉凶福祸，可惜的是，龟不说话，所以只好用火刑逼供。烧出的裂纹，经过解释，有利，皆大欢喜；不利，就不敢动。唐太宗为了抢政权，杀他哥哥和弟弟的时候，左右劝他下决心，不然你哥哥弟弟就要杀你。唐太宗始终犹豫，最后搬出乌龟来问卜。张公谨走上去，抓起乌龟，丢在地上，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今天要做这事，已不容怀疑，如果卜的结果不吉，难道就不做不成？于是唐太宗就不问卜了。周朝灭商朝以前，也先问卜，结果竟是不利，大家都害怕了。姜太公把乌龟丢在地上，用脚去踩，说死骨头哪里知道什么吉凶？于是周武王还是出兵了。在中国历史上，除非这种英雄豪杰，没有人敢打破这种传统的信仰。

青年人望着碑下的龟趺，看得出神了，没感觉背后已经站了一位和尚。那和尚好奇地望着这个青年人，像青年人端详龟趺一样地端详着他。最后，青年人站起身来，伸一伸懒腰，绕到龟趺的背后，这时候，他发现了和尚。

和尚不像和尚，倒像一位彪形大汉。他四十多岁，满面红光，两道浓眉底下，一对精明的眼睛直看着他。和尚脸含着笑，但他的两道浓眉和一对利眼冲去了不少慈祥，他够不上菩萨低眉，但也不是金刚怒目，他是菩萨与金刚的一个化身。和尚的造型，使这青年人一震。

和尚直看着青年人，心里也为之一震。这青年人气宇不凡。四十多年来，和尚阅人已多，但像这青年人这样面露奇气的，他还没见过。

青年人向和尚回报了笑容，和尚双手合十，青年人也合十为礼，但两人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青年人把右臂举起，把手抚上石碑，开口了：

“法师认为，是法源寺的名字好呢，还是悯忠寺好？”

和尚对突如其来的问话，没有任何惊异，顺口就答了：

“从对人的意义说，是法源寺好；从对鬼的意义说，是悯忠寺好；从对出家人的意义说，两个都好。”

青年人会心地一笑，法师也笑着。

“我觉得还是悯忠寺好，因为人早晚都要变成鬼。”

“寺庙的用意并不完全为了超度死者，也是为了觉悟生者。”

“但是悯忠寺盖的时候，却是为了超度死者。”

“超度死者的目的，除了为了死者以外，也为了生者。唐太宗当年把阵亡的两千人，都埋在一起，又盖这座悯忠寺以慰亡魂，也未尝不是给生者看。”

“对唐太宗来说，唐太宗杀了他弟弟元吉，又霸占了弟媳妇杨氏。后来，他把弟弟追封为巢刺王，把杨氏封为巢刺王妃。最妙的是，他把他跟弟媳妇奸生的儿子出继给死去的弟弟，而弟弟的五个儿子，却统统被他杀掉。照法师说来，这也是以慰亡魂，给生者看？”

“也不能说不是。”和尚不以为奇，“在中国帝王中，像有唐太宗那么多优点的人很少。唐太宗许多优点都考第一，当然他也有考第一的缺点。他在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太多。有些是逼得不做不行，有些却不该做他做了。做过以后，他的优点又来收场，我认为他在事情过后，收场收得意味很深。盖这悯忠寺，就是证明。他肯盖这悯忠寺，在我们出家人看来，是种善因。”

“会不会是一种伪善？”

“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他做出来的看。做出来的是善，我们就与人为善，认为那是善；如果他没做，只是他想去行善、说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认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后悔后做了，还是忏悔后做了，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只能说他动机复杂、纯度不够而已。”

“我所了解的善，跟法师不一样。谈到一个人的善，要追问到他本来的心迹，要看他心迹是不是为善。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转出恶果，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恶，便算恶，尽管转出善果，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进一步说，不但存心恶如此，就便是存心不恶，但并没存心为善，转出善果，也不能说是善行；更进一步说，存心不善不恶，但若有心为善，转出的善果，也是不值得称道的。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上面所说，重点是根本这个人要存心善，善是自然而然自内发出，而不是有心为善，有心为善是有目的的，跟善的本质有冲突，善的本质是没有别的目的的，善本身就是目的。至于无心为善，更不足道，只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但比起存心为恶却又转出善果来的，当然也高明很多。天下最荒谬的事莫过于存心为恶，反而转出善果，这个作恶的人，反倒因此受人崇拜歌颂，这太不公道了！所以，唐太宗所作所为，是一种伪善。”

“刚才我说过，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一个人做出来的看，而不是想出来的、说出来的看。这个标准，也许不理想，可是它很客观。你口口声声要问一个人本来的心迹，你悬格太高了。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他的心迹又多么复杂，人的心迹，不是那么单纯的，也不是非善即恶的。事实上，它是善恶混合的、善恶共处的，有好的、有坏的、有明的、有暗的、有高的、有低的、有为人的、有为我的。而这些好坏明暗高低人我的对立，在一个人心迹里，也不一定是对立状态，而是混成一团状态，连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心迹既是这么不可捉摸的抽象标准，你怎么能用这种标准来评定他存心善，还是存心不善不恶，还是存心恶，还是有心为善呢？心迹状态是一团乱麻，是他本人和别人都难分得一清二楚的啊。所以，我的办法是回过头来，以做出来的做标准，来知人论世、来以实践检验真理。我的标准也许比较宽，宽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类——就是存心不善不恶、有心为善甚至是存心恶的三类都包括进去了，只要这四类都有善行表现出来，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好意的恶意的，只要有善行，一律加以肯定。所以我才说，唐太宗肯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

“法师真是佛心，喜欢与人为善，到了这样从宽录取的程度。”

“宽是宽了一点，但也不是不讲究分寸。像我说唐太宗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并不是做善行，这就是分寸。”

“照法师这么说来，盖了这么个大庙都不算是善行，只算是善因，那么怎么才算是善行？”

“这要看对谁来说。如果某甲有一两黄金，他出九钱盖庙，哪怕只能盖一砖一瓦，这是善行；如果某乙有十万两黄金，他出一千两盖了整个的庙，他的善行，就比起来像善因，很难算是善行。”

“所以唐太宗不算？”

“唐太宗身为皇帝，当然不止是十万两的某乙，他盖悯忠寺，不能算是善行。何况，他有权力根本就不使盖悯忠寺的理由发生，那就是何必出兵打高丽？不打高丽，就不会死人，就无忠可悯，所以，唐太宗如根本不打高丽，那才算是他的善行。”

“照法师这个因人而异的标准，我发现法师悬的格，简直比我还高。唐朝当时受到四边民族的压力，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打他，如今你法师竟用的是人类和平的标准、不杀不伐的佛教标准，来要求一个十九岁起兵、二十四岁灭群雄、二十九岁就君临天下的大人物，法师未免太苛求了。”

“你说的不无道理，我悬格太高了。可是，大人物犯的错，都是大错，唐太宗若不是大人物，我也不会这么苛求了。因为，从历史上看，当时高丽并没有威胁到唐朝，高丽虽然欺负它南边的新罗，但对唐朝，还受唐朝的封、还对唐朝入贡，唐太宗打它没成功，盖悯忠寺回来，第二年高丽还遣使来谢罪、还送了唐太宗两个高丽美人。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你说的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有打他的威胁性，至少对高丽来说，是担心得太过分。我认为唐太宗打高丽，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天可汗’思想作祟，要君临天下，当然也就谈不到爱和平了。我承认，要求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不走武力征服别人的路线，那反倒不近人情了。”

“这么说来，法师还是肯定唐太宗了？”

“当然肯定，任何人做出来的善我都肯定，而不以人废善。至于想去行善、说去行善，那只是一念之善，并没有行，那是不算的。善和行善是两回事，善不行，不算是善。”

“法师这样注意行、注意做、注意以实践检验真理，这种思想，跟孟子以至王阳明的，完全不一样。”

“是不一样。孟子认为发善情就是善，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谓善矣’；王阳明认为在内心就是善，所谓‘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这些抽象的鉴定善的标准，我是不承认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

“法师这种见解，我听了很奇怪，太不唯心了，佛教是讲唯心的。”青年人露出一点取笑的神气。

和尚好像有一点为难，想了一下，最后说：

“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执，释迦牟尼与阿罗逻仙人辩道时说：‘若能除我及我执，一切尽舍，是名真解脱。’我执就是主观的心，善如果没行出来，只凭主观的心认为已经是善就善了，这是唯心的魔道，不是唯心的正道。唯心的正道是破除这种凭想凭说就算行了善的魔道。真正的唯心在告诉人什么是唯心的限度、什么是光凭唯心做不到的。比如说吃饭，必须吃，想吃和说吃并不算吃，一定要有吃的行为；善也是这类性质，善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的善才真是伪善。”

“法师这一番话，我很佩服。只是最后免不掉有点奇怪，奇怪这些话，不像是一般佛门弟子的口气、不像是出家人的口气。我说这话，是佩服，不是挖苦，请法师别见怪。”

和尚笑起来，又合十为礼。然后伸出右手，向庙门外面指一指：

“现在北京城都在过年，大年初二，外面正在赶热闹，而你这位年轻朋友居然有这么大的定力，不怕寂寞，一个人，到这冷清清的千年老庙来研究古碑龟趺，一看就不是凡品。”

青年人笑了一下。这时候，一阵鞭炮的声音，在附近响起。

“听先生口音，是广东？”

青年人的笑容转成了窘态。他听了太多次的挖苦他们口音的谚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讲官话”。何况他到北京来，一比之下，官话更是不行。

“是广东南海。”

“法师呢？”

“先生听不出我口音？”

“我第一次来北方，分不出口音，只觉得法师官话讲得很好。”

“说了先生不信，我也是广东人。”

“也是广东？”

“是广东，广东东莞。”

“那我们太近了。法师的官话讲得没有我们家乡味。为什么讲得这么好？我们讲广东话可好？”

“惭愧，我不大会说广东话，我生在北京，并且一直住在北京。”

“尊大人一直住在北京？”

“我们这一支，一直住在北京，已经两百五十多年了。”

“这么久了？”

和尚点了点头。

“两百五十多年前，广东人就老远到北京来，那一定是在北京做官的。”

“那倒不是，先祖是陪做官的来的，做官的被皇帝杀了，先祖偷了做官的尸首，埋在北京，一直在墓旁陪着到死，从此我们这一支就住在北京，没再回广东。”

“咦，法师说这做官的，被皇帝杀了？……这做官的也是东莞人？”

和尚点点头，露出一种会意和等待的眼神。

“是袁崇焕！袁督师袁崇焕！”

和尚笑了：“我说先生一看就不是凡品，果然说得不错。先生这样年轻博学，真叫人佩服。不错，是袁督师袁崇焕。”

“那我知道法师贵姓了，法师可姓佘？人示佘？”

“怪了、怪了，先生不但博学，而且多闻。先生怎么知道我姓佘？”

“我早就听说袁督师冤狱被杀，弃尸西四甘石桥，没人敢收尸。他的仆人佘氏半夜偷了尸首，埋起来后，一直守墓到死，死后也埋在坟边。佘家后来代代守墓不去，今天真是幸会，碰到了老乡亲，又碰到了义人之后。”

“先生说得都不错，现在袁督师的坟还在北京，在外城东边广渠门里广东义园。”

“我去过了。”

“去过了？先生真是有心人。”

“袁督师是我们老广第一个影响中国政治举足轻重的人物，明朝不杀他，满洲人就进不了关，中国整个历史都要改写。并且若照袁督师的战略，明朝就不会浪费一半多的兵饷来防御辽东，就不会弄得民穷财尽，引出李自成进北京。袁督师太重要了。”

“袁督师是大人物，叫人崇拜。”

“法师令先祖能够对袁督师守死不去，也叫人崇拜。”

“那是袁督师人格感召的结果。”

“人格感召一般来说，有一个限度，但是令先祖竟冒死偷尸首埋起来，并且照顾在坟旁边，一直到死，这是忠肝义胆。”

“承先生过奖。但有更忠肝义胆的。袁督师下狱以后，忽然出来一个书生，叫程本直，一再为袁督师喊冤呼吁，结果被崇祯皇帝也给杀了。他的尸首，后来也由先祖埋起来，就埋在袁督师坟的旁边。……”

“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这位程先生的墓碑边上有人题了十个字，叫‘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是不是？”

“对了，你先生真是好记性。这位程先生跟袁督师不但素昧平生，甚至可说还有点不愉快，因为他三次求见袁督师，袁督师都没见他。袁督师被捕以后，他一再替袁督师喊冤，结果被判死刑。他死的时候，说我不是为私情死的，我是为公义死的。先祖是跟袁督师多年的仆人，他为袁督师做的，私情的原因占得很重。但这位程先生做的，却全是争正义、争公道，在皇帝发了大脾气要杀人（的）时候，他为袁督师仗义执言，他的为人，可真有性格。可惜他只是一介布衣，没地位，也没什么名。由这位程先生的事，可以想到袁督师的伟大，感人至深。我还记得程先生呼冤书里的几句话，他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这就是你先生看到的‘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的渊源。”

“噢，原来是这样。”

“程本直说袁督师‘一大痴汉也’，这五个字用得真妙。”

“法师也认为是？”

“照世俗的标准，当然是。当时明朝已经那样腐败，是非不明、宦竖当道，守东北的大将熊廷弼，刚（被）冤枉杀掉，传首九边、田产籍没、家属为奴。而袁督师却还来跳这个火坑，他不但不买朝廷里奸臣的账，并且杀了毛文龙，断了奸臣贪污的财路，这样做人，岂不正是傻瓜干法？从袁督师死了以后，我们广东人，再也没有在朝廷里有那样举足轻重的地位了，也没人要做一大痴汉了。

“在近代中国，为国家做大事很难，政治中守旧的势力和小人势力太大了。这两大势力都是明明摆在那儿的，所以想为国家做大事，什么下场也都可以事先看得出来；既事先看得出来，还要不怕死、还要做，除了是一大痴汉外，还有谁肯干？凡是肯干的人，都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没有例外吗？”

“例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可太少了。有的人也打破守旧的势力，做点大事，但他必须安抚好另外一个势力，就是小人的势力。像明朝的张居正，他不安抚小人的势力，他就不要想有作为；但安抚了小人势力，他自己又算什么呢？就算这些是不得已，但最后，张居正做的大事，落得些什么呢？他一死，订的法制给推翻了、家给抄了、大儿子受刑不过自杀了，家里大门被封，人出不来，十几口给饿死了、剩下的充军了，整个的下场是悲剧。”

“听法师谈话，想不到法师对中国历史这么有研究，也想不到研究的结果，是这么悲观。”

“先生过奖了。悲观倒是真的。因为悲观，才做了和尚；做了和尚以后，才知道了多悲观。哈哈。”

谈到这里，一个小和尚走了过来，只有十五六岁，长得眉清目秀，在眉清目秀外，却又有着一股英气，他向和尚合十为礼：

“师父，万寿寺的法海和尚来说，他们寺里要为宫里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想请师父走一趟，替他们捧捧场，不知道师父肯不肯赏光？我告诉他我们师父初五没空，我们自己也有佛事要做，走不开。”

“你答得很好。”

“可是他说他要见你。”

“你说我这边有客人，走不开。”

青年人赶忙向和尚摇手：“法师，我没有事，我只是随便走走，你请便、你请便。”他把右手侧向前，掌心向上，做了请便的姿势。

“不要紧，”和尚举起右掌，向着青年人，“我不太想见他。”转过头，“普净，你答得很好，就照你那样说下去，把他送走。”

“可是，他说要见师父。”

“普净，你自然有办法。你去吧。”

小和尚面露了慧黠的笑，向青年人也打个招呼，转身走了。和尚望着他的背影，欣赏地笑着。

“我这个小徒弟，父亲母亲全在河南旱灾里饿死了。他八岁就被哥哥带着，千辛万苦逃荒到京师。走到这个庙门口，他哥哥说你在这里等我，我去一下就来。你饿了，先吃包袱里的窝头，他说只有一个窝头了，我等你回来一起吃。他就坐在门口等，等了快天黑，哥哥还不回，他急了，在外面偷偷抹眼泪。被我看到了，问他，他只知道是逃荒来京师的，不知道京师有没有亲戚。打开包袱一查，里面卷了一封信，是他哥哥写的，写给庙上和尚，说实在没能力照顾这个小弟弟了，请求庙上收容这个小孩，算做许愿许进来的小和尚。当时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让他住在庙上。他倒也有宿慧，听话，不打扰人，自动搬桌子扫地，好像并不白吃这碗饭，只是晚上常常偷偷流泪，有时在庙门口张望，等他哥哥回来接他，但他哥哥再也没回来。就这样八年下来，他在庙上自修，书念得很不错，人也聪明伶俐。”

“我刚看他，就是一副聪明相。”

“刚才是万寿寺的和尚来，万寿寺先生知道吧？就是西直门外那座大庙。”

“我没去过，听说过。”

“那庙可比我们这座小庙神气多了，光后面千佛阁，就有佛像好几千，其他可想而知。刚才说的宫中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李总管先生听说过吧？”

“莫非就是李莲英？”

“就是他。他现在是中国第一红人，皇太后信任他，一切言听计从。他为他母亲做佛事，由万寿寺来办，万寿寺想约北京各庙的和尚来捧场。我们不能参加这种谄媚权贵的事，所以才有刚才的一场。”

“法师的作风很不简单。”

“出家人，按说看破红尘才对，可是北京的许多出家人，也许离京师官场太近了，竟染上了势利眼的毛病，见了大官一副脸，见了小百姓另一副脸。不过出家人势利眼，也由来很久了。”

“这大概是佛教在中国流传，一直得到大官帮忙的缘故。”

“先生说得有道理。记得那个笑话吗？一个穷秀才，在庙里看到老和尚对大官恭恭敬敬，对他不恭敬，就质问老和尚。老和尚说：‘你搞错了，我们禅话，恭敬就是不恭敬，不恭敬就是恭敬。’那秀才立刻给老和尚一个嘴巴子，说：‘我们秀才，不打就是打，打就是不打。’哈哈。”

“哈哈。”

“说到这里，倒要借问一句，先生你是穷秀才吧？”

“差不多。”

“那我运气很好，到现在还没挨打。”

“法师客气。哈哈。”

“我还没请教贵姓？”

“康有为。《书经》里‘康济小民’的康；《礼记》里‘养其身以有为也’的有为。”

和尚点着头：“真是志士豪杰的名字。《孟子》里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康先生有所不为，而后成为康有为，我要向您道贺。这年头，有所不为的人太少了。”

“在乱世里，做到有所不为，已经不容易。比如说，法师不参加李总管的佛事，就已经不容易。”

“不同康先生客气，的确不容易，不晓得以后要给庙上惹来多少不方便。我这样做，庙里有些人就不赞成。在乱世里，只是消极地做点不同流合污的事，就大不易。至于积极有为一番，就更别提了。何况，站在佛门的立场，有为是无常，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更显得无可为了。”

“法师引的是《金刚经》？”

“康先生对佛典竟也如此精通，令人佩服。康先生在哪里学来这么多大学问？在京师吗？还是在家乡？康先生的老师是哪一位？”

“我的老师是九江先生——朱次琦朱先生。”

“哦，原来是九江先生的高足。九江先生不是一辈子只肯穿布袍的进士吗？他在山西做官，进出都走路，自己做工，吃得极简单？”

“是啊！”

“那康先生在山西追随九江先生？年纪不对啊？”

“不是，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九江先生大我五十一岁，他其实是先父的老师，他同先祖是好朋友，我做九江先生学生是他六十九岁以后的事，到他七十五岁去世，我一直跟他，前后六年。他临死以前，说他写的书，对将来的中国没有什么益处，他竟都给烧了，他的精神太叫人感动了。”

“真太可惜了。”

“他死那年我二十四岁，经史子集倒念了不少。我走的路，也是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走的老路，就是念古书、应科举。可是九江先生的身教，却给我极大的影响，尤其他死前用火一本一本烧掉他一生的心血，左一本国朝学案、右一本国朝名臣言行录；左一本蒙古记、右一本诗文集……烧得满地都是灰，看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劝也劝不住。九江先生立身极为严肃，他临死以前烧他一生著作，态度平静而坚决，他古书念得那么好，科举也考到进士，可是临死前，却用行动表示了这些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路，人该尽弃俗学，以行动救世。他这些意思，并没空口要我们学生如何如何，相反地，他说得很少，只在最后临死前来了这段不言之教，等于现身说法。他虽在死前三十多年就离开科举与官场，可是下半生三十年的讲学著书生涯，他竟也在死前加以否定，认为不切实际。他这一烧一死，使我根本上受了大刺激。九江先生死后，我到北京来，开开眼界，也深刻想了想中国的前途。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逛国子监，这是中国养成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我走进大门、走进琉璃坊，看看钟亭鼓亭，又看到蒋衡写的那些石碑，想到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写这八十多万字的十三经石碑，第一流聪明才智消耗在这里，现在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中国要救的时候到了，可是这些十三经石碑，救不了中国啊！我买了很多书，经过上海，大量买了江南制造局和外国传教士印的有关现代学问的著作，在家乡南海的西樵山，闭户研究了五年。我不会外国文，只能看这些译本，从译本里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五年下来，自信有点心得，认为救中国，必须走外国路子，变法图强不可，所以，五年以后，这次到京师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这几天正赶上过年，我对碑刻有兴趣，特地到这里来看看旧碑，幸会了法师。法师学问道德虽然只领教了片羽吉光，可是就已令人景仰不已了。”

“哪里哪里，我们出家人，不足以语此。康先生是九江先生大学问家高足，又学贯中西，我们做和尚的，只随便看几本书，哪能受得住你们行家过奖。并且康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康济小民，可以有为，更不是我们出家人所能望康先生项背的。”

这时候，远远的小和尚普净又走过来。和尚问他：

“有什么事，普净？”

“总算把万寿寺的和尚请走了。”

“你很能干，普净。”

普净不好意思，笑了一下，看了康有为一眼，点点头，又转向师父：

“等下要开饭了。”

“我知道，你在小饭厅摆一张桌子，今天中午我想请这位康先生赏光，吃个便斋。”

康有为赶忙迈前一步：“法师不要客气。”

“客气的是康先生，快到吃饭的时候了，何必拘泥一顿饭啊，康先生不是俗人，怎么拘起俗礼来了？并不为康先生特别做，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

“也好、也好。”康有为立刻也就同意了。

“那我就去准备。”普净转身要走，和尚叫住他，“来，普净，我特别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康先生，是师父所佩服的大学问家，跟师父也是同乡。不过康先生才是真正的广东人。师父这种广东人，已经落伍了。”

小和尚向康有为合十为礼，康有为也一样答礼，康有为说：

“一来就打扰小师父了。”

“哪里会，”小和尚说，“康先生能被我们师父佩服，我们就佩服。我们师父难得邀人吃饭，除非他欣赏这个人。”

“好了，普净。”和尚笑着，“你禅机泄露得太多了，快去准备吧！”

“好，去准备，今天康先生运气好，今天不吃馒头。”

“哈哈。”康有为笑着，“法师这位小师弟反应真快，他知道广东人怕馒头。”

“还有，普净，你多炒两个蛋，跟我们一起吃。”

“好。”小和尚转身走了。

“小朋友什么都知道。提到馒头，我又想起一个他的故事。他到庙上前几天，每天早饭吃一个馒头，他也分到一个，但他只吃一半，每天留下半个。有时候午饭也吃馒头，每人限两个，他就只吃一个，留下一个。后来跟他同住的和尚通知我，说他包袱愈来愈大，怪怪的，我们就委婉地找个机会请他打开包袱，结果一看，都藏的是一个半个的馒头。他逃难逃怕了，又想到他哥哥在外面可能挨饿，所以把他应得的分量，都只吃一半。当时他了睁大眼睛，低头看着馒头，又抬头看着我们，又低头看着馒头，又抬头看着我们，只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等哥哥来的时候，能不能把馒头带走？’我听了，忍不住掉下眼泪。他跟哥哥逃难（的）时候吃过死老鼠、吃过树皮、吃过草根，并且可能吃过人肉，他记得一次哥哥拿回过一块肉，吃起（来）怪怪的，他问哥哥‘是什么肉’，哥哥皱眉头想了一下，说：‘别管了，快吃吧，吃剩下我吃。’”

“唉，政治黑暗，使中国老百姓这样惨。”

“不过有的是天灾，似乎也不能全怪当政的人。在我们出家人看来，这是在劫难逃。”

“法师慈悲为怀，所以难免开脱了许多当政的人的责任。我在南海西樵山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对中国灾荒问题，也小有研究，俗话说‘天灾人祸’，这四个字相连，的确有道理。天灾的发生，我们以为是天祸，其实里面有人祸。就以水灾而论，水灾发生，是过多的河水无法宣泄，无法宣泄的原因，是许多供大河宣泄的小渠，因为官商勾结被霸占。小渠附近土地肥、灌溉方便，所以官商勾结，把小渠堵住，他们不但不肯掘开渠口，反而把附近加高，这么一来，不该成低地的地方——就是老百姓的地方——反倒变成了低地，水一涨，就成了水灾。所以这种水灾，是人为的，不能赖在天上。这样赖，老天爷也不服气。”

“哦，原来如此。我这住在城里的人，真孤陋寡闻。”

“我还不是一样。我若不发愤搞经世致用之学，光念四书、五经，也只会念《书经》的‘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或《孟子》的‘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也只会徒发感慨，只会怨天，不会尤人。但自从我走经世致用的路以后，我看古书，突然眼睛开了，慢慢发掘了真相。我看《宋史·食货志》，看到有‘盗湖为田’的记载，说湖的附近被盗为田以后，‘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灾’，结果‘所失民田，动以万计’。我才知道水灾旱灾的人为原因是什么。这时候，我看了邵伯温的《闻见前录》上说的伊水洛水水涨，‘居民庐舍皆坏，惟伊水东渠有积薪塞水口，故水不入丞相府第’，才恍然大悟是怎么一回事。”

“康先生看书，真是触类旁通，叫人五体投地。”

“法师过奖了。只不过我受了九江先生生前死前的身教，自己又闭门造车土法修炼五年，不墨守中国读书人的老方法看古书，而有这么点心得而已。”

“以康先生这样的大才，这次到京师来，预备有怎样的一番作为呢？”

“我想来想去，无可奈何之余，发现只有一条路，就是上万言书，直接给皇上，如能说动皇上，根本上来一番大变法，国家才有救，一切问题才得根本解决。”

“历史上上万言书变法成功的，又有几人？我知道的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最后还是失败了。守旧的势力和小人的势力，是中国政治上的两大特色，越不过这两关，就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对我来说，要想演悲剧，还为时过早，因为我的万言书还上不上去。法师晓得中国的规矩，没有大官肯代递，你写什么，皇上都看不到的，老百姓是不能直接上书的。老百姓直接上书，搞不好要发到关外做奴隶，乾隆时候就有这种事。”

“那康先生有没有找到大官肯代递呢？”

“找过，找过很多，都不行，大家都尸居余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要做官，不要做事。”

“所以，冠盖京华，康先生却在大年初二，一个人，孤零零地到古庙里研究起旧碑来了。”

“谈到旧碑，我倒极有兴趣。这次来京师，我买了许多碑本，预备研究点没用的东西，转一转自己的注意力。没用的东西，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像王羲之的《曹娥碑》，竟能使谢枋得在这庙里见到就绝食，最后完成了自我，谁又能想到呢？”

“谈到完成自我，谢枋得自己也早有一死的意思，他在走这条路。他在这庙里看到《曹娥碑》，对他的自杀，只是画龙点睛，那条龙，他自己早已画好了。你康先生也是如此，你画的龙是变法救中国，你在走这条路。你也准备了许多年，只差最后点睛了，点得好，就是飞龙在天；点不好，就是龙归大海。不管是哪一样，你都完成了你自己。”

“法师自己呢？”

“我是出了家的人。”

“出了家对中国前途，总不是不管吧？”

“我很关切。”

“关切并不等于管。”

“关切也是一种管。”

“照法师刚才指教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照这个标准，法师对中国前途所‘行’的，是不是不太够？”

“我只是一个和尚，康先生想叫我如何行呢？我的力量很小，我至多只能自己不扶同为恶、不同流合污、不去万寿寺谄媚权贵，只能洁身自好而已，像——像——像什么呢？”

“像这庙里的丁香。”康有为指着那一片丁香树。

“姑且这么说吧，像这庙里的丁香。”

法源寺的丁香很多，它的丁香，在北京很有名，它在几百年前就从广东传到北京了。在中国，丁香被用做药材，用来温脾胃、止霍乱、去毒肿和口臭。

“丁香洁身自好，也好看、也好闻。但要做中药，得磨成粉煮成汤才有用。若不粉身碎骨，它只是好看好闻而已。”康有为说。

和尚听了，木然地望着康有为，最后点点头，侧过身，伸出了右臂：“请康先生来用饭吧！”

第三章　“休怀粉身念”

进了饭厅，饭刚摆好。饭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饭，因为太贵。菜只有三盘，二大一小，大盘一盘是素烧白菜豆腐、一盘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入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人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胜卒，

闭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饥渴，

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时与天往来，

不知饮食为何物。

若非功行积未成，

便是业债偿未毕。

……

是谢枋得的绝命诗。把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遗诗，这样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远的对比。

和尚等康有为看完墙上的横幅后，请康有为用饭：

“刚才有言在先，不为康先生特别准备，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请用饭吧。在世俗标准，绝不好意思拿这样菲薄的菜请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觉得失礼。”

“法师是真人。”

三个人就吃起来。和尚没吃以前，把蛋分做双份，说：“蛋由康先生和普净合吃，我不吃蛋。刚才康先生看的横幅，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康先生是行家，这字写得怎么样？”

康有为看都没再看一眼，随便答道：“字是写得不错，写了一手好赵字，只可惜用赵孟的字体，写谢枋得的绝命诗，未免太不相称了。”

“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

“他们是同时候的人哪！赵孟投降了元朝，谢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谢枋得死而有知，发现他的绝命诗竟是赵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吗？”

“啊！康先生说得是。我们浅学，都看不出来，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为笑着，有一点自得的神色。和尚问：

“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

“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父亲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要办，都得从上面来。”

“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的字，喜欢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汉人眼里是胡人。赵孟不但是汉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统治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来捧场，当然是很好的号召。乾隆皇帝是满州人，在汉人眼里也是胡人，他当然也会援例利用赵孟，何况他真的喜欢赵孟的字呢。”

“那么赵孟是汉奸了？”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奸。并且，忠奸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利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中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奸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呱呱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桀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辞、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千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奸，通吗？公道吗？”

“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的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得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枋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

“谢枋得自己知道吗？”

“我认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宋朝已经经过了十八代皇帝，经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岁月，谢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国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对三百三十年的旧账，要算也没法算。”

“没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没想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时间不够，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头。康有为却说：

“小师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间的事，如果用低一点的标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实和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

“刚才康先生说‘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和尚问。

“时间多少是无法硬定的，不过，有在同一时间里就出现‘谁都是忠’的肯定现象。忠奸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老问题。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昵’，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昵’，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地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地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就这样的，临难死节的要求，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不过，这种思想的正宗，是经不得实事求是的。我举隋唐之间改朝换代的两个人物做例子。先以屈突通为例。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肃检查牧政，查到两万匹私马，隋文帝要杀主管马政的公务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说，为马杀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为一千五百人请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话，不杀人了，还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的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当时流行的话说：‘宁食三年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年葱，不逢屈突通。’可见他的彪悍。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童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的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徴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但是，屈突通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又有了讨论的余地，那就是尧君素。尧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说：‘你是国家大臣，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看你骑的马，还是上面赐给你的，你好意思还骑它吗？’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队在城下，抬出他太太来劝降，尧太太说：‘隋朝已经亡了，天命属意谁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干吗跟自己过不去？’尧君素说：‘天下事，非妇人所知！’说完就给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同时两个人，前面屈突通射儿子；后面尧君素射太太，中国的忠臣自己还没尽到忠，却先将家人做了血祭！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记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在新朝里为国尽忠了。”

“那么，谢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样解释呢？”和尚问。

“我刚才说过，谢枋得死的意义在为信仰殉道。那种信仰，在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当时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国人；他的国家观念，也不明确，他认为亡国，事实上亡的是宋朝赵家这一世系，中国好好的，并没有亡。但评论历史人物必须设身处地，以谢枋得当时的见解，他死得并非没有意义，我们尊敬他，是为了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那种内容，五六百年下来，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国人中国史，元朝也是中国人中国史。”

“明朝和清朝呢？”

“也一样，像我头上这根辫子，两百四十多年前，满洲人入关，下薙发令，全国要十天内实行，不然就杀，所有汉人——除了你们和尚和女人外，都改发型，和满人一样了，当时也有人拒绝而被杀的，但两百四十年下来，一切都习惯了，不但习惯了——”康有为停了一下，两眼专看着小和尚，慢慢地补一句，“也会摇尾巴了！”

小和尚笑起来，又低下了头。和尚也笑着。康有为继续说：

“以两百四十年前的汉人见解，当时反对满洲人不能说不对，但是两百四十年以后，若还在用当时的理由，就不妥当了。两百四十年前，外国人没有打到中国人的大门，汉人没见过真正的外国人，自然将满洲人当做外国人，现在知道真正的外国人是什么了，满洲人其实也是中国人。”

“满洲人是皇族，不是和汉人不平等吗？满洲人政权不是腐败吗？”和尚问。

“不平等归不平等、腐败归腐败，那是中国人内部的矛盾问题。内部矛盾问题要在内部解决，但不论怎么着，我认为也不发生满汉的种族理由，在我眼中，满洲人是中国人，满洲人做皇帝是中国皇帝。就如同在冯道眼中，契丹人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契丹人做皇帝又何尝不是中国皇帝？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谁管皇帝是胡人汉人？”

“所以你要向满洲皇帝胡人皇帝上万言书？”

“是。我上万言书，就表示我对这个政权所作所为不满意，但其中并没有满汉种族问题，两百四十年了，我并不认为还有这种老掉牙的问题。”

“你这样想，你有没有想到，满洲人自己并不这样想？”和尚突然用了这种反问。

“这……这……倒很难说。不过从外表上、形式上，满洲人在一进关就宣布满汉通婚了，做官和行政权汉人也有份。至于骨子里的防范、排挤与特权，倒也很难避免。但我相信像皇上这种高层的满人，会识大体、会认清既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又何必分满汉？要分也早该是历史了，如今两百四十多年了，不论是汉人、不论是满人，再在这个题目上闹来闹去，可真无理取闹了。”

“这么说来，康先生是拥护清朝政府了？”

“谁对中国做好事，就拥护谁。清朝政府如果对中国做好事，为什么不拥护？现在这个政府已经两百四十多年了，这是一个很厚的基础。一个政府的基础有这么厚，不容易，要在这个厚基础上救中国，才更驾轻就熟。我只希望自己的救国办法能够上达皇帝，只可惜没人能转达。”

“有没有这种人，照佛法说来，是一种因缘。因是‘先无其事而从彼生’，缘是‘素有其分而从彼起’，只要有构成因缘的条件，我想，康先生不但可以碰到这样代递万言书的人，和他有缘；并且说不定还和当今皇上有缘，而可以像王安石那样地得君行道。”

“未来的事，实在无法逆料，但听了法师的指点，倒给了人不少希望。无论如何，因缘在法师和我之间，倒的确发生了，并且法师和小法师之间，甚至小法师和我之间，都是因缘。”

康有为说着，望着小和尚。小和尚笑着。和尚也望着小和尚笑着，然后指着蛋，小和尚点点头，又吃起来了。和尚又请康有为吃蛋。康有为有点疑惑：

“谢谢，怎么法师自己不吃？”

“康先生晓得，出家人吃全斋，在严格的意义下，蛋也不该吃，我做到了。我自己不吃，可是我却赞成别人吃，所以我让普净他们吃。”

“这跟吃素不违背吗？”

“致斋在心，吃素是一种精神，精神影响了行为，一般人不了解，全弄错了。鱼和肉叫腥，臭菜——葱、蒜、韭菜等等——叫荤，大家以为荤是鱼和肉，所以吃斋只是不吃鱼和肉，而大吃臭菜，这是精神上先没了解吃素的真义；至于有的庙里大做素鸡素鸭，那简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荤，一点也没吃素的本意了。”

“照师父这样说，我想我也最好不吃蛋。”普净说。

“你要吃，你年轻，你需要营养。”

“可是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

“你还不能算。十四岁到十九岁只是应法沙弥，你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和尚以开玩笑的语气说。

“那我什么时候算？”

“你不一定要算。”

“为什么？”

“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

普净紧张起来，咬住下唇，握紧了左手，把拇指压在食指下面。那是他的一个习惯，一紧张，就要这样。他两眼直望着和尚，轻轻问：

“师父的意思是说，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

“不是，当然不是。”和尚温和地说，放下筷子，伸手握住普净的左手，“师父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

“师父自己呢？”

“我的情形有点不同。”

“怎么不同？”

“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只能说，我是三十岁以后才出家的。三十岁以前，我虽对佛典小有研究，可是并不是和尚。你不知道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和尚说到这里，有一点凄然，不想再说了。

这时康有为插话进来：

“我以为法师从小就做了和尚，照法师年纪看来，原来不过才几年的事。”

“也不是几年了，你看我几岁？我四十一了。我已经做了十一年和尚了。”

“十一年？我不晓得师父做和尚才只不过做了十一年。”普净说。

“只是十一年。”和尚淡淡地说。

“一直在这庙里？”康有为问。

“一直在这庙里。这庙跟我祖先一直有渊源，当年先祖半夜里偷把袁督师的尸体装进棺材，从刑场偷运出来，就先运到这庙上；半夜偷偷为袁督师做了佛事，运到了广东义园，秘密埋葬。当时先祖跟庙里的当家和尚有交情，当家和尚也仰慕袁督师的为人，所以很愿意为袁督师做佛事。此后我家世世代代，有任何佛事都在这庙上做。十一年前我出家，自然也就在这庙上。因为这庙在北京不算吃得开的庙，所以和尚不多，流动性也大，我竟能在十一年里熬上了当家和尚。”

“盖这个庙的原因，本来就是追念为东北边疆死难的中国人的，袁督师也是为同一个理由而死，在这庙上做佛事，倒也真正名副其实。”

“康先生注意到的这点，我还没注意到，康先生提醒了我，这也许是当年当家和尚愿做佛事的另一个理由。”

“当时庙上为袁督师立了牌位吗？”

“当时哪里敢，当时袁督师的罪名是通敌，通关外的满洲人，以叛乱罪处死，谁敢同情他？”

“袁督师死在崇祯三年，十四年后，明朝亡了，满洲人进了关，对这位所谓勾结他们的袁督师，采取什么态度？”

“清朝明明知道这是冤狱，这是他们反间计的成功，但不太说得出口，因为一来用这反间计太卑鄙了，二来为袁督师昭雪即等于宣传他是抵抗满洲的英雄，对入关的满洲人，当然不妥，所以（对）袁督师的殉国真相，一直讳莫如深。袁督师生前有两句诗：‘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功是高了，可是皇帝一点也不明，反而把他当卖国贼给杀了；心是苦了，可是后人又知道多少呢？两百五十年了，一位为国冤死的英雄还不能被公开昭雪，公道何在啊？”

“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结果明朝又亡了，没法替他公开昭雪；随后又两百多年清朝的天下，未便公开昭雪，才出现这么大的一幅谑画。人生际遇真不可知啊，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死后盖棺都不能公开论定。为什么群体对个人这样残忍？”

“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我想，当年的袁督师一定多少有这种认识，他的前任熊廷弼刚被冤枉杀掉，他怎能不知道？知道还来跳火坑，自然就表示他已有为群体而牺牲个人的准备。话说到这里，我想到你康先生，你想救中国吗？你想走这条路，你就不得不先作一番准备，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得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那时候，请你记得我的话，群体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奢求，你求仁得仁就好了，一笑而死吧。群体会歌颂你，那也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像我们歌颂袁督师一样。谈起我们这位广东老乡袁崇焕，想起他、怀念他、到他坟上凭吊凭吊他，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

和尚说完了一席话，康有为点点头，表情有一点凄楚，没再接话。这时候，小和尚开口了：

“师父，您刚才说您当和尚只当了十一年，而您现在四十一，十一年前正好三十岁，三十岁以前您做什么？”

和尚一听，脸上的安详顿时失掉了，两道浓眉紧紧皱起。他一对精明的眼睛从小和尚脸上转向窗外，又转向天空，整个房间忽然变成死寂，没有一点声音。康有为静坐不动，他只感到一股丁香的气息，阵阵从他鼻子里吸进，这一点呼吸的感觉，使他感觉在死寂中有一种生机。他只动眼珠，斜看了一下小和尚。小和尚已低下了头，两眼凝视着空了的饭碗，右手拇食指交互轻摸着碗边，没有任何别的动作。

过了很久，康有为终于轻轻地用两手挪开椅子，欠起身来：“打扰得太久了，师父。”和尚醒过来，望着他。康有为补了一句：“我也该告辞了。”

“还早啊，康先生。”和尚赶忙说着，站了起来，“喝杯茶再走，来，我们到前面客房坐，喝杯茶。来，普净，一起来，等一下再收拾桌子。”

客房很小，简单的摆设，朝南是一面窗，窗台下摆着长太师椅，太师椅两边夹着茶几。茶几两边转成直角，各有太师椅一张，分别东向西向。北面墙上有书橱，橱上全是佛经。橱中间伸出一张方桌，上面有文具，两边有椅子，看来好像是客房兼做书房。后面墙上最招眼的是一卷条幅，写着魏之琇游悯忠寺诗：

琳宫深邃柏苍苍，

忏佛台因古国殇，

妙法有源逢圣世，

孤忠堪悯惜唐皇。

老僧戒约温而厉，

游客心情慨以慷。

莫向残碑说安史，

景山鼙鼓更凄凉。

康有为站在这幅字的前面，深深被诗句吸引住。唐朝太宗盖这悯忠寺后一百年，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将军们坐镇北京，曾在悯忠寺盖了两座大塔。后来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几乎将唐朝推翻，幸亏唐朝引用外国兵平乱，安禄山史思明又一再内讧，才算保住了唐朝江山。但一百多年后，唐朝还是完了，安禄山也早被杀了，史思明也早被杀了，只是他们留下的两座高塔还凄凉地存在。又一百年过去了，又一百年过去了，又一百年过去了，塔终于倒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只留下断垒残碑。诗人来了，向残碑说“安史”，想到大唐帝国的一世雄风，不论是帝王豪杰、不论是骄兵悍将，都云散烟消了。安禄山史思明固然尸骨无存，就是盖悯忠寺的唐太宗的陵寝，也早被翻开了。大唐帝国的烟云，在中国各处，都飘散着、流失着，但在小小的这座悯忠寺里，却微妙地相聚着、衔接着。悯忠寺太小了，小得没有人注意，但从有心人眼里、从诗人笔下，它象征得竟是那么深远、那么凄凉。诗人从一粒沙里能看到世界、从一朵花里能看到天国，又何况悯忠寺，它有这么多的尘沙与花草。从悯忠寺里，诗人可以看到万马奔腾，看到中国先民的经营与破坏、欢笑与眼泪、生命与死亡，和死亡以后金石的追念，乃至于金石本身的变成残碑断垒。唐代过去了，五代又来；五代过去了，宋代又来；宋代过去了，元代又来；元代过去了，明代又来。明代老了，明代的光芒已经暗淡，进入黑夜。黑夜里，悯忠寺的庙门偷开了，迎进袁崇焕的孤棺；袁崇焕进入孤棺以后十四年，把他杀死在刑场的明朝皇帝，竟在鼙鼓声里，凄凉地走上景山，吊死在树上。诗人写下了“景山鼙鼓更凄凉”的句子，只有从有心人眼里、从诗人笔下，一切才是若亡而实在。

若亡而实在，看起来好像过去了，其实没有，其实还在那儿。中国的哲学家早就提出“景不徙”、“影不移”的论证。在一处空间里，不断地有人和活动的留影，留影处处在改换，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然看不见了，其实仍在原来的地方。任何空间、任何古迹、任何残碑断垒，愈有历史性的遗存，愈有这种层层相因的留影；只有空间、只有古迹、只有残碑断垒，只有它们才一幕幕面对了人世的兴亡。时间在它们面前排队走过，它们是时间的检阅者，是历史的证人。这一真相，诗人感触最深，诗人把他的感触留在纸上，纸挂在墙上，也做了新的留影。从诗人留影到纸，从纸反投这种留影到后人，又是一套完整的轮回。

“这首七律写得真好。”康有为好像刚刚醒来，赞美刚刚做的一个梦，“它把我要说的，都说出来了。”他侧过头来，看到和尚静静地望着他，仿佛对他的心境，有着同样的印证。最后，和尚指着北面的桌子：

“我们备有纸笔，也想请康先生为我们庙上留点纪念。”

“法师一番盛意，我却之不恭，可是答应了又未免大胆。”康有为笑着。

“哪里的话。康先生好古敏求，书法一定不凡，能为我们留点雪泥鸿爪，千百年后，也是悯忠寺的一件特藏……”

“法师说得太远了、太远了。法师这样看得起我，我很感知遇。写字是小技，中国人为它消磨了不少青春，但为了养性和联谊，写字倒也不是坏事。既然法师一定要我写点字留作纪念，我也不怕写不好，恭敬不如从命，好在是留作纪念。”于是，康有为就走到桌边，坐下来，在一张玉版宣纸上，慢慢写下了：

丁香体柔弱，

乱结枝犹垫。

细叶带浮毛，

疏花披素艳。

深栽小斋后，

庶使幽人占。

晚随兰麝中，

休怀粉身念。

最后小字写上：“杜少陵江头五咏丁香。己丑正月，南海康有为。”康有为落笔写下第一行的时候，和尚的脸上就露出惊喜。全部写完了，和尚看了又看，大为欣赏。康有为的字写得太好了，笔情纵姿，气象万千，雄浑之中，又自成家法，风格独具。和尚说：

“一看康先生落笔，就知道康先生在碑上下过大工夫。康先生此生光凭书法，就可以不朽了，又何必搞政治呢？哈哈哈。”

“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并没说‘立书法’可以不朽啊！”康有为笑着说，“就算能从书法上得到不朽，那又算什么本领啊？对国计民生又有什么好处啊？”

和尚点点头，“康先生志在救世，真是佛心。但无论如何，字的确是好。康先生博闻强识，随手写出杜甫的丁香诗，来配上我们以丁香出名的悯忠寺，真是太好了！普净你看，康先生写得多好！”

小和尚站在后面，好奇地瞧着，经师父一特别叫出，也就加入了：

“师父，这诗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和尚说：“诗和佛法一样，有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一句说诗的话叫‘诗无达诂’，就是说，诗没有确定的解释，甲可有甲的解释，乙可有乙的解释，康先生，你说是不是？”

“师父说得是。”康有为点着头。

“但是杜甫写这首诗，大概的意思还是可以感觉到的，照我的解释，全诗大意该是：丁香很柔弱，结籽又多，叶子和花都漂亮，但是是素色中的美丽，不是艳丽的。把丁香种在房子后面，为的是给有思想的人欣赏。丁香自己呢？它早晚像兰麝一样发出芳香，但却不必想到自己会（被）磨成粉的。整首诗的意思是，一个柔弱美丽的生物，它该知道自己的特质，完成自我，虽然自我的最后完成恐怕是粉身碎骨，也不必多想了！噢，康先生，你看我有没有弄拧这首好诗，我胡乱解释的，可算不太离谱？”

“解释得好！解释得好！我认为这首诗也该这么解释。杜甫写这首诗，意思是积极的，在写一种柔弱的生物，也有坚强的特质。大家以为雄壮的松树岁寒而知后凋，没注意到柔弱的丁香也是有这种坚强的特性。丁香一辈子，生前死后都发出了它的特质，虽然长得一点也不雄壮。所以，大事不全是强者做的，弱者也可以做不小的事。如果结局是粉身碎骨，弱者也许不敢做，但如果‘休怀粉身念’，不必多想它，最后弱者做出的功德，也不一定小呢。”

“愈发解释得妙了！”和尚说，“杜甫先生当惊知己于千古——引康先生为知己。”

“引佘法师为知己。”康有为补上一句。

“引我们为知己。”两人不约而同。

大家都笑起来。小和尚看着诗，点着头。

喝过了茶，康有为起身告辞：“我南下回乡时候，法师可有什么在家乡要办的，我可以代劳。”

“没有、没有。家乡离我，不论在空间上时间上，都太远了。北京城就是这么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它使你觉得，它就是你的家乡。”

这时候，一位管事的走进来，向和尚说：“永庆寺的和尚在外边，说想同我们一齐到万寿寺为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怎么回他话？”

和尚苦笑了一下，摇摇头：“好，请他等一下，我亲自同他说。”

和尚和小和尚直送康有为到庙门。到了门口，互相道别。康有为走了几步，忽然和尚叫住了他：“街那边的谢文节祠去过了吗？”康有为说没有。和尚说：“不妨去一下，康先生要想多体会谢枋得殉国的真相，那个地方，也该走一走。”

第四章　西太后

北京城西北角的城门叫西直门，出了西直门，一条河一直向西。顺着河上去，再往前走七里水路，右岸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寿寺。

万寿寺建于16世纪的1577年，那年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神宗万历五年。这座庙，是当时明宦官冯保盖的。盖的时候，明朝国库很富，所以先天很足，盖得很气派。中间大延寿殿五楹，两边罗汉殿各九楹。后面的藏经阁很高，左右韦驮达摩殿各三楹。在这座大庙兴建以前一百七十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成祖，由于政治和尚姚广孝帮他篡了侄子的宝座，而当了皇帝，他感谢姚和尚，特叫姚和尚监造铸了一座直径一丈二尺、重量八万七千斤的大铜钟，叫“华严钟”，因为钟上由沈度写了《华严经》八十一卷全文，和金刚般若三十二分字，刻了上去，成祖叫六个和尚每天一个字一个字去敲，“字字皆声”，全部敲完，“华严一转，般若一转”。明神宗盖万寿寺，把这座大钟悬为特色，也敲个不停，直到他孙子熹宗时代，才算停止。钟声停了，明朝跟着也就亡了。

清朝起来以后一百年，第四个皇帝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1751），把这座大钟搬到西直门外的觉生寺，在寺后院为它盖了钟楼。可是，从此以后，这座篡劲十足不安于室的大钟，却篡了觉生寺的名字——北京人都不叫觉生寺了，都叫大钟寺了。

大钟搬走了，万寿寺松了一口气，可以重新布置它的法相，迎接新的统治者了。这过去在明朝时候，明朝统治者就来巡视过，在庙上吃饭休息，使它引为殊荣。明朝统治者和宦官盖了它，它的身世，一开始就跟统治者和宦官结下因缘。这样下来，在它三百岁生日的时候，它又跟清朝统治者和宦官搭上了线——统治者是西太后，宦官是李莲英，就是李总管。

从万寿寺前面的河上再转向西北，到了离西直门二十里的地方，就是万寿山。万寿山本来叫瓮山，乾隆皇帝在把大钟搬到觉生寺的同一年，他为了庆祝他母亲六十岁生日，把瓮山改名叫万寿山。山前面有个湖，叫西湖，乾隆皇帝也把它挖大挖深了一倍，改叫昆明湖。这个地方是北京的大水库，北京的水源，一部分就是从这边来的。清朝不但把它作为水库，还把它作为海军的一座训练营，找了许多福建人来演习水操，湖改为昆明湖，意思就是纪念汉武帝讨伐西夷的昆明国的事。那一次，汉武帝想打昆明国，因为昆明国有滇池，需要海战。汉武帝为求逼真，在国都长安西南，仿造了一个昆明池，做军事演习。清朝乾隆皇帝为这个湖取了这个名字，用意是很明显的。

万寿山昆明湖不但是北京的水库和海军训练营，而且是清朝皇家的郊区大花园。这地方山水总称好山园，乾隆皇帝改名叫清漪园。这个清漪园，虽然大到圆周16.48里（8.24公里），可是还不算是排名第一的皇家花园。排名第一的是在它东北圆周二十多里的圆明园。圆明园是世界上第一名的皇家花园，它从清朝一成立，就开始修建，到了乾隆皇帝时代，又全力经营了六十年，天天在修。它不纯粹是中国建筑，里面还有西方传教士几十年的心血，见过西方皇家花园的传教士，说它是“万园之园”。它的风景有一百多处，有东方的、有西方的、有仙境、有佛境。它不只是一座皇宫，而是由长廊走道连接起来的一百多座皇宫。据估计，每一座宫殿，不包括里面的装饰，建造费用就值当时四百万法郎。这样比起来，长度只有半公里的法国凡尔赛宫简直不敢看它一眼。

中国的皇帝，喜欢圆明园远超过北京城里的皇宫，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住在圆明园里。因此，圆明园实际上就变成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它有五千多军人防守，里面却没有百姓，有百姓也是扮演的。皇帝高兴，一声令下，所有的宫女太监等等都化装起来，扮演成法曹、商人、工人、卖艺的、说书的、小偷等各行各业，在有衙门、有商店、有市场、有码头、有旅馆、有监狱的种种地方，各司其业，你来我往，热闹非凡。这是中国式的化装舞会，远从公元前2世纪便流行在中国皇宫里，有时候皇帝也亲自加入，扮演成商人等等，与左右同乐，学做老百姓开心。他们整个是另一个阶级——把老百姓关在十八道金碧辉煌的宫门外面，然后在里面装作老百姓的阶级。

乾隆皇帝以后的清朝，开始衰弱，穷苦的老百姓已有造反的行为。乾隆皇帝的儿子，清朝第五个皇帝仁宗嘉庆皇帝，在他即位第四年，开始调查他父亲当政时代的贪官，其中有一个叫和珅的，家产被查抄后，财富竟等于全中国岁入总额的十倍！嘉庆皇帝面临的困难还算是幸运的——他只碰到内忧。他的儿子宣宗道光皇帝即位，竟在更严重的内忧以外，又首次遭到白种人的外患——鸦片战争败给了英国。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起，给了洋鬼子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最惠国待遇、关税的控制、租界的范围、通商的港口、大量的军费赔偿和香港的领土。这是中国三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屈辱和变局。中国人简直无法适应。拖了十五年，道光皇帝的儿子文宗咸丰皇帝在位的第七年（1857），终于起了大冲突，英国法国的联军攻陷了广州，俘虏了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颟顸总督叶名琛，然后又联合美、俄两国向北方进军。清朝政府没办法，于第二年，只有进一步赔款、进一步丧权辱国、进一步签订不平等条例——《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字后的第二年，英国法国派人到北京换约，因为上岸的地点和人数不照中国规定和国际公法，双方发生冲突。英国突然发炮轰击大沽炮台，守军还击，居然打沉了四条英国船，打死了八十九个英国人，于是引起了新的战争。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在中国登陆，向北京进军，中国人打不过，三十岁的咸丰皇帝从圆明园里出走，避难到热河去。英法联军进了圆明园，开始大抢特抢，一个英国军官追记这抢劫说，当时大家抢疯了，甚至法国兵把英国已经抢到手里要“留给女皇”的东西，也给抢走了。另一个英国军官追记说，每个人都快乐极了，甚至连门都不开，一律用脚去踢；他们用珍本图书去点烟，枪击了所有的镜子，把维纳斯雕像给装上胡须、当做棒击木偶游戏的脑袋……这些文明人，他们毁掉了搬不走的中国的一切，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维纳斯，也要乱棒打杀了。

这就是说，这些文明人，抢还不够，他们还要破坏。最后，英国人居然主张破坏还不够，要烧掉圆明园，以作为中国对外国不文明行为的惩罚。这种决定，当时法国人认为，如果一烧，吓跑了中国政府主持签约的人，反倒不好，所以不肯参加，但英国人坚持要用这种更不文明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有海盗传统的文明。英国人派了一师人担任纵火，当时的惨相，据一个英国人追记说，10月18日，圆明园和附近所有的宫殿，都一齐架火烧起来。烧了两天两夜，黑烟仿佛一张幔子，随着大风，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好像“一段长期的日食”。

当时中国的和谈代表，皇帝的弟弟恭亲王，曾经向英国法国说，你们既然是文明大国，这样做，根据的是什么？请告诉我，你们国家和我的国家，争执的是什么？

何人答得出这种问题呢？

“一段长期的日食！”

文明国家的军队烧圆明园，烧出兴致来了，顺便把附近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等四十四处风景、八十一间铜殿，都给烧了，同时万寿山昆明湖的清漪园，也一齐灰化在火海里了。这次进军北京的战争，英国死了十三个人，伤了十三个人；法国死了七个人，伤了六个人。中国答应赔五十万两银子，法国人同意了，英国人还不肯，他们放火烧圆明园，园中三百多中国人都烧死在里面，为了洋人二十条人命，中国人战死的、烧死的、自杀的，已经不知多出几百倍了。

不幸的报告，终于传到热河，咸丰皇帝吐了血。

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时候，有四个汉族女人分住四座花园宫殿，叫牡丹春、海棠春、武陵春、杏花春，外加上一个满族女人，住在天地一家春，被称为“五春共度”。这个满族女人，姓叶赫那拉氏，名叫兰儿，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他死的时候，这小孩只有六岁，继位做了皇帝，就是清朝第八个皇帝——穆宗同治皇帝。

满族女人刚进皇宫的时候，地位很低。她早年的身世，很费猜疑。官书上记载她是满族人，她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做过中级官吏，三代的官场地位都不高。她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在安徽，十六岁以前，一直住在南方。传说她根本就是汉人，籍贯广东，父亲姓周，是一个下级军官，因犯罪被杀。她给转卖到满族人惠征家里做丫鬟，就这样冒充起满族人来。十六岁后，她和妹妹北上，被当宫女选进皇宫，住在圆明园。因为她在南方住得久，会唱南方的流行歌曲，被皇帝注意到，于是开始晋级。当时皇宫女人的级位是：最高级是皇帝的祖母，就是圣祖母——太皇太后；第二级是皇帝的母亲，就是圣母——皇太后；第三级是皇帝的大太太——皇后；第四级是皇贵妃，是姨太太的头儿；第五级是贵妃，等于二姨太，两个；第六级是妃，等于三姨太，四个；第七级是嫔，等于四姨太，六个；第八级是贵人，等于五姨太，人数不定；第九级是常在，等于六姨太，人数不定；第十级是答应，等于七姨太，人数不定；第十一级是宫女，人数不定。宫女只算是丫鬟，还不够资格做姨太太，要被皇帝看中，有了性行为才能升级做姨太太。清朝的宫女约在两千人以下，在中国朝代里，还算是少的，因为唐朝有过四万人的纪录。专制时代帝王的横淫，光此一件事，就可想而知。这个会唱南方流行歌曲的满族女人，在圆明园里逐步向上爬，由于她为皇帝生了儿子，立刻身价百倍，她又会讨皇太后的欢心，所以不久，就升为贵妃。大家称她懿贵妃。

文宗死前，当政的是三个满族人，由远房的亲王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端华的弟弟肃顺。三人中以肃顺最有眼光、最能干。肃顺是满族中最能认清与汉族合作的先知，他深深知道汉族的人才多，要借重这些人才来治理中国。他特别改正了满族防范汉族的毛病，而与汉族的卓越人士交往。曾国藩没有他，无法大用；左宗棠没有他，也早被人陷害了。其他如郭嵩焘、如王闿运，这些汉族的人才，都是他欣赏的。他为人豪爽，常请汉族的卓越人士到家里来喝酒。他对满汉的评语是：

“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肃顺为了整顿政治的腐败，得罪了不少人。比如他认为满族军人——八旗——不能打仗，要减少俸饷待遇，得罪了不少人；为了考试舞弊，严办贪污，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年少气盛，心直口快，又得罪了不少人。这个毛病，使他还得罪了一个女人——那个满族女人。

英法联军逼近，文宗从圆明园出走的时候，走得很仓皇，圆明园的一些妃嫔都不能全带走，以致英法联军进入时，她们都跳水自杀了。文宗向热河逃难的第一天，晚饭只吃到烧饼、老米膳、粳米粥；第二天早上，才吃到一点猪肉片，连平常山珍海味吃惯的皇帝都吃不到好东西，别人可想而知，大家只能喝豆浆。但这些困难，一些娇生惯养的妃嫔却管不了那么许多，她们就迁怒于直接负责的头儿——肃顺。在路上，满族女人嫌她坐的车太不舒服了，要肃顺给她换一辆。肃顺骑在马上，不耐烦地说，现在兵荒马乱，是什么时候了，有这一辆就不错了。到了热河，物资缺乏，无法供应这些娇生惯养的妃嫔们过北京式的日子，于是肃顺就更不得谅解了。

文宗到了热河后，心情很坏，他把戏子们从北京找来，给他唱戏。除了“四海升平”一出外，他对听戏的兴趣高过对国事的兴趣。他听得很仔细，唱错一个字的四声他都要纠正。有一次纠正一个戏子的字音，戏子说根据旧谱是这样唱，但皇帝说：

“旧谱错了！”

文宗身体不行了，虽然还精明得可以改正一个字的字音，但他不得不开始想到：如果他不行了，后事该怎么办？

清朝的家法，皇帝位子是父亲传儿子，但没规定一定传给老大。当时候选人有他弟弟奕，奕比他行，以致他父亲宣宗始终无法决定。但一次他们去打猎，弟弟奕满载而归，可是他却两手空空，他的师傅教他，等下皇上问你为什么这样没用，你就说：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杀生对天地和气有害，所以宁肯空手回来。”

这一说辞，使皇帝觉得他比弟弟稳重，所以决定由他做皇帝，弟弟做恭亲王。如今他若死了，他的儿子只有六岁，恭亲王多少令他不安，所以他在死前一天，在宣布他儿子继承皇位的同时，宣布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肃顺等八个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一齐辅佐他儿子。八个人里面，没有恭亲王。

至于他的太太，根本没有参与政治的份儿。母后不能干政，不但是清朝的家法，也是中国宫廷的传统，中国传统女人亡国有功、治国不行。中国最早的名女人像夏朝的妹喜、商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都是亡国有余的人物；而汉朝初年，第一个皇帝刘邦的太太吕后，在刘邦死后夺权乱来，更倒尽了人的胃口。所以汉朝第五个皇帝汉武帝，安排他年幼的小儿子继承他，却将小儿子的母亲杀掉。他的理论是：皇帝小，皇帝的母亲就会夺权，女人一专权，就会祸国。咸丰皇帝知道这种事，他也感到儿子的妈妈懿贵妃是个厉害的女人，所以，他为儿子安排辅佐，女人也不能列名。

皇帝死了。六岁的儿子当了皇帝，为了尊敬他，他的母亲不好再做妃子级的人物，所以，她开始升级，和生不出儿子的皇后开始接近，于是，变成了两个皇太后：原来的皇后变成母后皇太后，上徽号称慈安太后；懿贵妃变成圣母皇太后，上徽号称慈禧太后，住在西宫，一般叫西太后。

西太后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认为目前是一个机会。她向慈安太后说，现在丈夫死了，你我都吃不开了，肃顺这些人当起权来，以后我们好日子也没得过了。我们何不联络恭亲王，来一次政变？慈安太后被她说服了，于是她们秘密通知了在北京收拾英法联军后烂摊子的恭亲王，计划好政变。

政变在文宗棺材运往北京的路上就开始了，载垣、端华都被交给缎带，强迫自杀，那时候，不杀你，叫你自杀，是一种优待、是一种恩赐，叫做“加恩赐令自尽”。中国人不喜欢死的时候身首异处，所以不砍头，而要你自杀是一种恩典。但从速死的效果上看，砍头的痛苦却比较轻。至于肃顺，西太后恨他，要在北京菜市口刑场上公开杀他。那一天肃顺被绑在牛车上，因为大家都为咸丰皇帝穿孝，肃顺也穿着一身白衣，脚穿布鞋，气氛凄凉；但他好汉到底，他在死前一直大骂，骂西太后的淫毒。他临刑时不肯下跪，刽子手用大铁棍打断了他的腿，才把头砍下来。他死后家也被抄了，家财都进了西太后的私房。他死的罪名之一是不给皇太后应用的物件，这种可笑的罪名，显然在报复她逃难到热河路上的一幕。就这样，为了一个淫毒女人的权力欲和小心眼，整个清朝的祖制都给破坏了，皇帝的遗命给抹杀了，一股有新头脑的改革力量，就在绞环和刀血之中，全部摧毁了。

中国在下降。

满族女人的势力，却在高升。西太后和慈安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垂帘是垂下一道黄幔，地点通常是养心殿，两宫太后坐在黄幔后面，黄幔前面坐的是皇帝。进宫后三步，就先跪称“奴才某某，恭请圣安”，然后脱帽、磕头，并且说“奴才叩谢天恩”，再戴上帽子向前走，在前面的垫子上跪下。按规定，臣子不准同主子平视，要低着头进去、低着头应对、低着头出来。皇宫很大，没有电灯，只有蜡烛。刚一进去，过一阵才看得清，一般习惯是看皇帝下巴以下的地方，这样看，既免掉平视的不敬，也可感觉到主子脸上的表情。所以，严格地说，除非有技巧地偷看，晋见的人实在也看不清主子的模样。

西太后垂帘听政那年只有二十七岁，前面有足够的时间供她夺权和挥霍。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凭一己的机警与毒辣，取得了主政的机会。皇帝是她儿子，并且只有六岁，对她没有妨碍。能妨碍她专政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慈安太后，一个是恭亲王。在西太后还是贵妃的时候，慈安太后已经是皇后，尽管穆宗即位后，西太后也升级为皇太后级，但她毕竟没做过皇后，在慈安太后面前，总是不对劲。文宗生前，曾给了慈安太后一个密诏，这是一道遗旨，上面说，如果懿贵妃闹得不像话，皇后可以召集大臣，宣布这个密诏，处懿贵妃死刑。文宗死后，西太后对慈安太后极为恭敬，恭敬之中，使人觉得还是有嫡庶正侧的分寸，使慈安太后感到满意。有一次，慈安太后生了大病，病好了，看到西太后胳臂上裹着伤，问她怎么回事，西太后说：

“太后病了，我求神拜佛，发了愿，在臂上割了肉，拌在药里，为太后治了病。”

这种割肉拌在药里的行为，是中国的传统迷信，中国人相信如果一个人病重，他的子女如果割股和药，给病人吃，这种行为就会感动上苍，病就会好。慈安太后听了西太后的说明，非常感动，便对她说：

“真想不到你对我这样好，简直和姐妹一样，先帝真看错了人！”

于是她把咸丰皇帝留有密诏的事，透露出来；同时取出密诏，当着西太后的面，把密诏烧了。

这一烧，烧掉了西太后所有的顾忌和礼貌，从此以后，一切局面都变了。

两个太后集体领导的局面，愈来愈倾斜了。西太后愈来愈大权独揽，她的方式是重用宦官。宦官俗称太监，是一种割掉生殖器的男人，这种人的用处，是在皇宫里打杂。皇宫里事多，但皇帝的妻妾也多，男人在里面办事，会办出毛病，但女人又不如男人能干，于是就有了这种没有生殖器的男人。古代的皇宫真是一种畸形的结合——有成千上万的女性生殖器，有上千上百的没有男性生殖器，却只有皇帝一个人有男性生殖器。

男人被割掉生殖器，又整天伺候在权力中枢，照顾皇帝饮食起居，在皇帝身边看皇帝表情、代皇帝传命，很自然地，一种情况就形成了：他们得到皇帝信任，他们有权力，他们可以上下其手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的弄，又以强烈的心理变态做背景，于是，天下大乱，就多了一个乱源。

太监一般都是无知的小人，弄权弄得十分离谱。中国第一个出名的太监赵高，就表演过“指鹿为马”的干政技术，弄亡了秦朝。到了汉朝，太监们更是闹得不像话，到处横行霸道，一个太监有抢夺百姓房子三百八十一幢的纪录，弄到汉朝亡了，军人开部队进宫，一次把太监杀光了两千多个。可是没用，唐朝又来了，唐朝的太监更凶，因为他们不止欺负起官吏百姓了，还欺负到皇帝头上。唐朝皇帝三分之一都是由太监拥立的，最后又弄完了唐朝，照样是军队开进来，大杀特杀，杀红了眼睛，甚至连没有胡子的人也当太监杀掉。到了明朝，太监又卷土重来。明朝第一个皇帝为了怕太监弄权，特别规定不许太监读书识字，结果无知妄作，更是可怕。明朝的太监王振，搜刮的金银竟装满六十间仓库；另一个太监魏忠贤，他的势力遍达内阁六部四方督抚，闹到全国向他拍马屁，马屁特色是给他盖庙——建生祠。祠通常是纪念死掉的伟人的，但马屁专家认为魏忠贤活的时候就该享有这份荣誉。于是全国大小官员，都纷纷在各地为他建生祠，盖一所要花几十万，要砍多少树，占多少地皮，可是谁也不敢不盖。光在河南开封建生祠，就毁掉了两千间民房。另一方面，称皇帝为万岁，可是称魏忠贤为九千岁，只比皇帝少一千岁。就这样胡闹，闹到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他把魏忠贤办了，可是明朝也亡了。

明朝初年为了怕太监弄权，曾在宫门外挂上铁牌，说太监不得干预政事，干预者杀头。可是挂归挂，明朝的太监仍旧闹到了亡国。清朝初年也挂了铁牌，规定得更严，犯法干政不止杀头，要一刀一刀剐死，可是挂归挂，太监还是坐大起来。清朝规定太监不许擅出皇城、不许干涉外事、不许交结外官、不许假名置产……犯了这些禁条都是死罪，可是得宠的太监都没看在眼里。西太后为了争权夺利，就利用太监给她做爪牙。最初她用的是太监安德海。安德海在皇宫里闹个不停，还闹到外面去。西太后垂帘听政第九年（1869），安德海坐了大船小船，浩浩荡荡到山东去，船上挂着大龙旗，说“奉旨钦差采办龙袍”，船上有他买来的十九岁女孩，有他叔叔、妹妹、侄女，有跟班的、保镖的、做饭的、剃头的、修脚的、说书的，还有个和尚和和尚的厨子。他们在船上，又唱又闹，又雇来歌女表演，和尚也加入作乐，到了山东，上岸换车轿，骡二十二头、马十七匹，还有一头驴，外带大车轿车，又浩浩荡荡前进。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看不过去了，秘密通知了恭亲王，恭亲王认为该给西太后一点警告，就叫丁宝桢把安德海就地依法杀了。消息传到了正在听戏的西太后耳里，她大为光火，她恨恭亲王，也恨慈安太后，认为是他们的阴谋，她要报复，她又继续培养她卵翼下太监的势力。

又过了十一年（1880），西太后的势力更稳固了。这年八月，她叫太监李三顺带东西出宫，送给她妹妹。依照宫例太监不准走正门，只能走旁门，可是太监一定要走正门，还不听检查，结果跟守门的发生武打，太监跑回去，加油加酱报告西太后。西太后找来慈安太后，说“我还没死，他们就眼里没有我了，不杀守门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后害怕，就下令杀守门的，掌管司法的官说这可不行，守门的一来没犯法；二来根据祖制，守门就该这样不通融。慈安太后说，“什么叫祖制？等我死了，我岂不也是你祖宗？”坚持要杀人。作为司法首长的刑部尚书潘祖荫说，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处理，依法处理就是无罪开释，如果太后要杀，太后可以另外自行去杀，不能叫司法官这样违法杀人。慈安没办法，只好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找来潘祖荫，大哭大闹，捶床大骂，骂潘祖荫没良心。后来她同意打折扣，不杀，可是要当庭打守门的，要“廷杖”——在朝廷上公然打屁股。恭亲王说“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们清朝不能学。西太后说你事事跟我作对，你是谁啊？恭亲王说我是先皇第六个儿子。西太后说我革你的职，恭亲王说革得了职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儿子的身份！西太后气得要命。最后还是迁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该处罚的处罚了事。

诸如此类的无法无天，到了同治皇帝十八岁的时候，有了一点转机。同治皇帝十八岁得结婚，结了婚便算成年人，太后垂帘听政就得结束，于是，形式上的政权转移，愈来愈近了。

在皇后的候选人方面，两宫太后各推荐了一个，同治皇帝选中了慈安太后推荐的封为皇后，把西太后推荐的封为慧妃，使西太后心里老大不高兴。结婚后，西太后老是找碴儿，说怎么可以天天在房里鬼混呀，也要到慧妃那边走走啊。同治皇帝对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母亲，感到厌倦，于是哪边也不去了，反倒化了装，溜到皇宫外面去扯，最后生了病。皇后跑去照顾他，没想到西太后脱了袜子，潜行到幕后偷听，听到皇帝说：

“你暂时忍耐忍耐吧，我们总有一天要出头的！”

西太后立刻跳出来，抓住皇后的头发，一边拖一边打，并喊着拿棍子来，使同治皇帝在惊吓中死去。两个月后，十八岁的皇后吞下黄金自杀。于是，垂帘听政的局面又回来了，西太后在形式上失去的政权，在两年以后，在亲生的儿子被她逼死以后，又回到她手中来了。

同治皇帝死后，按照规矩，应该找比他晚一辈的人继任新皇帝，但是晚一辈的一出来，西太后又老了一级，她是受不了的，于是，她把她妹妹的孩子，她的外甥，推出来做清朝第九个皇帝，就是德宗光绪皇帝。德宗当皇帝时只有四岁，比起穆宗当皇帝时只有六岁来，起算点更低了，西太后更有时间去大权独揽了。

就这样的，西太后在光绪皇帝即位后第七年毒死了慈安太后、第十一年开革了恭亲王，国家在她大权独揽下愚昧而自私地统治着，一切都在腐蚀着，中国愈来愈下降了。

在西太后联合慈安太后、恭亲王夺权的时候，她二十七岁，慈安太后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三个年轻人，在外患声中承担了内忧，内忧中最麻烦的是各地的民变。在三个年轻人夺权成功以前，民变已经持续了十一年之久，此后又持续了十七年。在民变过程中，浙江从三千万人口，剩得只有一千万了；号称人间天堂的浙江杭州，从八十万人剩得只有几万人了；江苏从四千五百万，剩得只有两千万了。其他各省的荒村、饥民、野火、白骨、人相食，也都经常可见。

但是，虽然内忧外患如此严重，愈来愈严重，满洲女人却逍遥在北京城里，在她二十七岁夺权成功后三十年，把皇家郊区大花园清漪园重修成美轮美奂的颐和园。

颐和园是中国最大的园林胜景，有一百多处古典建筑，包括宫殿、楼阁、亭台、戏院、寺观、佛塔、水榭、长廊、长堤、拱桥、石舫，等等，是前后经营八百年的帝王行宫。到西太后手里，她重新整修、扩建，变成了只许她一个享用的禁苑。最早时候，每年四月初一，她就住到这里，住到十月初十才回北京皇宫；后来她索性长住在这里了。

在颐和园里，这个满族的女人穷奢极侈是惊人的，她吃一顿饭，要摆出一百二十八道菜，花费白银一百两，折合成穷苦中国农民的小米，可供一万五千个中国农民吃一顿。换句话说，她一天吃的，就是四万五千个中国农民吃的总和。但是，中国农民还吃不起小米，他们从杂粮到树皮，都得吃，小米还是高级食品呢！

西太后从北京皇宫出发去颐和园的途中，总要下轿休息一下，休息地点，就是万寿寺。就这样的，万寿寺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一座寺，西太后的亲信李莲英等，做起佛事来，就非万寿寺莫属了。

第五章　康进士

当西太后从万寿寺，坐着轿子，又“回避”又“肃静”地西去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从法源寺走出来，孤零零，南下广东了。

他这次北京之行是失败的。他来北京的目的是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政治。在做这上书之前，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作了五年的准备。在西樵山里，他埋头研究中国古书，也研究所有西方新书的译本。他不会外国文，但他搜罗了所有翻（译）成中文的书，从读书得间里，去了解外国。结论是：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这样走路，首先得先说服一个人，就是皇帝——说服西太后是没有希望的，西太后是老顽固——皇帝点了头，一切才好办。于是，他千方百计，决定上书皇帝。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书皇上梦想的实验，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书虽写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国帝王政治里，老百姓下情上达——直接的上达，是非常困难的事，皇上极少给老百姓这种机会。想上书可以，必须得跟权贵搭线，由权贵代上，但权贵代上就得对上书的内容负责任，谁又愿意没事惹麻烦呢？何况，权贵的线也不是那么好搭的，一个人微望轻的老百姓，又哪来这种线路呢？

就这样，康有为沮丧地决定南归。他决定先加强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发言权，再卷土重来。那时候，人微望轻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份、有发言权的起点是应考，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进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时只是举人，他决心考进士，并且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培养自己的班底。

这次北京之行虽然失败了，但在康有为心里，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总算跟权贵——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搭上一点线。他先上书给翁同龢，但翁同龢拒绝见他；他又托国子监祭酒盛昱介绍，但是翁同龢认为他的上皇帝书语气太直了，意见也没什么用，还是拒绝代为上达。虽然这样，康有为毕竟给这上了权贵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龢是书法家，对古碑颇有研究，康有为对书法和古碑，也有相当的水准。他在北京研究书法和古碑，把这种心得，在南归以后，花了十七天的时间，写成了《广艺舟双楫》，寄给翁同龢。翁同龢惊讶这年轻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从深刻中转有同好之感了。

当然，写这种《广艺舟双楫》，对康有为来说，绝不是他著书立说的主题，他的主题是经世济民的大著作，用这种大著作，给中国导航、给知识分子定向。这种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传统学说的《新学伪经考》，告诉知识分子，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第二部点破孔子真义的《孔子改制考》，告诉知识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不要怕改革现状；第三部是提出未来远景的《大同书》，告诉知识分子，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的境界。

在著书立说以外，他开了一班私塾，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十七岁就中了举人的小神童梁启超，那时十八岁，愿意拜他为师。举人拜非举人为师，看来有点奇怪，但是梁举人是真正佩服这位三十三岁的康举人的。梁启超本来是把旧中国的东西，念得头头是道的，但是有一天，和一个朋友见了康有为，却发现康有为的学问是海潮音、是狮子吼。他和那朋友又惊又喜、又怨又哀，惊喜的是原来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学问的世界是那么大，并且能碰到康有为这种高人，多么令人庆幸！哀怨的是，他和那朋友一直信仰的那些头头是道，竟是如此的此路不通，过去所花的那么多的气力，其实都走错了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走的，但听了康有为的高谈阔论以后，他们决定跟着康有为走。于是，在康有为南归以后第二年，他的私塾在广州开班了。私塾叫万木草堂，教授的科目，从古典到现代、从宗教到演说、从数学到体育，一应俱全。虽然师徒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个人，可是大家都分工合作，做助教的叫博文科学长，敦品行的叫约礼科学长，带运动的叫干城科学长，管图书仪器的叫书器科监督。师生上下，亲爱精诚，一起生活着、学习着，为那渺茫而伟大的前程，共同投下新的信念、新的憧憬。

就这样的，三年过去了。这三年，跟康有为前五年的准备是大不同了。前五年的准备是孤独的，这三年的准备却是团体的。这三年中，他不但更充实了自己，并且印行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主题著作，人微望轻的他，已变得比以前有名，并且有了梁启超做他最得力的学生、做他最光芒四射的鼓手。他愈发“吾道不孤”了。

1894年到了，这是中国的甲午年，这一年，中国的外患更复杂了。过去来欺负中国的洋鬼子，还都是金发碧眼的，都是白种人，以英国人法国人为主。在中国古代国威远播的时候，这些洋鬼子跟中国根本没碰头，中国的国威，也施展不到他们头上，中国国威施展的对象多是黄种人，包括日本越南等。日本天皇在汉朝，就被中国封为倭奴国王；在元朝，还被中国攻打过，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但在19世纪到来的时候，日本因为肯变法而变得强大，大到要打中国的主意了。日本人眼睁睁地看到，中国在衰弱，中国在1842年，被英国城下之盟，订了《南京条约》；1858年，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又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北京条约》……城下之盟以外，杂七杂八的屈辱性条约，也一订再订。日本认为中国这块肥肉，它也要参加吃一口了。于是，在1894年，以朝鲜问题，同中国打起甲午战争了。

甲午战争是在1894年8月1日正式宣战的，中国打败了。打败以后，大家都骂行政上的负责人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却说：“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他说他久历患难，知道世界与国家大势，知道这仗不能打，他早已警告大家不能打，可是人人喊打，说不打不行，不打是汉奸；结果打了，打败了，大家又骂他没打赢，还是汉奸。所以他说，这次打败仗，他是概不负责的。

这次战争，在陆上，中国在朝鲜布防，不过一万五千人，而日本是四万人猛攻；在海上，中国在黄海的军舰，已经六年没添新船，英国人建议必须先买两条快船，可是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了。快船乃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变成了“吉野”号，就凭这条船，日本打沉了中国海军的主力。

另一方面，战争时的同仇敌忾心态，在中国方面，也是一绝的。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着听军情；可是中国方面，却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着听戏，好像仗是别人打的。这种心态，等而下之起来，也就笑话百出。以海军而论，中国海军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闽南系、粤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战争前，中国举行海军大检阅，粤洋系派来“广甲”、“广乙”、“广丙”三条船。不料检阅没完，战争突然爆发，这三条船就被留下，以壮声势。战争下来，“广甲”搁浅、“广乙”打沉、“广丙”投降。战争过后，粤洋系的头子竟写信给日本受降将军，说这三条船都有“广”字头，是属于广东的船，本就和这次战争不相干，请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广”字头的船还给我们！

甲午战争后，有外国人评论，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战争，这是李鸿章跟日本的战争。以李鸿章一个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战，自然胜负分明！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蕞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太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人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

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

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一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皇帝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

康有为成为康进士后，为了鼓吹，他发起办了一个报——《中外公报》，那时中国人并没有订报这回事，要人看报，得白送才看。于是，他们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买通报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在这次办报开始后不久，康有为又发起组织一个救国团体——强学会，出版书刊鼓吹新潮。这个会很引起开明人士的赞助，甚至英国美国的公使都捐送了图书和印刷机。但是，很快地，顽固的阴影笼罩过来了，康有为感到他在北京已难以立足了，他决定到南方去，于是，在强学会被查禁的前夜，他离开了北京。

虽然这一年在北京的活动失败了，但是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长路上，也有了不少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六年前，拒绝见他的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龢不但不再拒绝，并且还和他见了面。翁同龢记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为，就预言过中国会败于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这个名叫“康有为”的书法专家了。如今康有为是进士了，早期进士翁同龢，倒也颇想见见这位后期的进士，于是，两人的会面，便实现了。

这次会面有一段最影响翁同龢的对话。康有为面对这位相貌忠厚如老农的权贵，做了这样的谈话：

“相国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出在洋人损人利己，把他们自己不抽不吃的鸦片烟，运到中国来，结果打出了鸦片战争。这个仗中国打败了，打败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根本落伍。中国的政府、官吏、士大夫、军队、武器、百姓都统统落伍。中国那时候没跟世界全面接触，不了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败了，都还不觉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觉，闹到了二十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就不可原谅了。英法联军以后，一部分人开始觉悟了，像恭亲王等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由于皇太后以下大家守旧，恭亲王他们自己不够新，所以，三十五年来不彻底的觉悟成绩，跟日本人最后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后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于我们没有彻底觉醒，由于洋人东洋人走得比我们快，五十五年来，我们比起来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现在我们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五年，我们哪会像今天！”

“据康先生看，”翁同龢慢慢地说，“五十五前鸦片战争后，我们不能觉悟的原因在哪里？”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国上下都守旧，看不出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但能看出这种处境的士大夫，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不肯大声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春秋责备贤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则徐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声最好最有作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广东禁烟，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谁’，对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满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败洋人。但他为人毕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广东，实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国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枪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对手。所以他张罗买外国炮、外国船，还叫人翻译洋人出的书刊，以做知彼的功夫。这些材料，后来他交给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主张以夷器制夷。日本人把这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他们的维新。但以林文忠公当时的地位，以他对中国在世界上处境的了解，他做得显然太不够了。为什么？他也犯了中国士大夫守旧的老毛病——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给朋友一封信，信里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们远、打得比我们快，这个问题不面对，‘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中国陆军尽管有作战经验，但是那种经验都是面对面打仗的经验，现在洋人从十里八里以外，一炮就打过来，面都见不到，就把我们打败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没有大炮，就是岳飞韩世忠在，也毫无办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写了这封信，他嘱咐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这一嘱咐，就完全说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国不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却不肯大声疾呼。若说他写信当时正走霉运，不便多说话，但是后来他又做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他东山再起，竟也不肯大声疾呼，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连林文忠公那么贤达有为的人，都对国家大事采取这种消极的态度，中国的事，又怎么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显然的，他深深受了这个林则徐例子的感动。林则徐死的那一年（1850），他才二十岁，那时候他人微望轻。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经垂垂老去，过去几十年，为国家效力，自感成绩可疑；今后再为国家效力，也不过只有几年了。他感到年华老去，自己已来日无多，人也有代谢，国家需要新的一代来抢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运用他的眼力和影响力，为朝廷荐进一些有为的新人，岂不更好？眼前这位康有为，倒不失为一位有为的新人。

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向这三十八岁的康有为亲切地说：“康先生青年有为，我可以看出来，我想你也知道我这老人家可以看出来，不然你也不会一再想见我了。向朝廷推荐有为的人才，是我的责任、是我分内的事，何况知道有人才而不荐举，是不对的。对于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国政治局面的复杂，即便以我的地位，要想办成一些事，有许多时候，也不能正面处理，而必须以迂回委婉的手法处理不可。我想，我会尽量在短时间内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够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向康先生保证的，就是我绝不再爱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前讲过书，是两朝皇上的师傅，有点地位，可是我绝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机会大力推荐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无所谓了。”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进士，还是进士的第一名——状元，那时康有为还没有出生。四十年来，他个人的地位日渐上升，可是中国的地位却日趋下降，他内心的自责与惭愧，随着年纪的老去，与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寿，西太后赐他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一件、小卷八个，并即日召见，有“汝忠实”之谕，对他的笼络，备极殊荣。可是，他内心里却自责、惭愧，认为他自己的“忠实”是可疑的。这么多年来，他“忠实”的对象，似乎只是对西太后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对整个国家的公益。其中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时海军的经费是几千万，可是实际拨给海军的，却不过百分之一。那时管国家财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不能据理力争也不能以进退力争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确定十五年之内海军不得添置一枪一炮决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吗？……如今仗打败了，他自己的误国之罪，怎么说也有份吧？现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须要做一点赎罪的事了，为了这样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后，他也顾不得了。

第六章　皇帝

翁同龢进了宫，把康有为的意见，偷偷告诉了皇帝，请皇帝注意这个三十八岁的青年改革家。这时正是甲午之战的第二年，中国打了败仗，割了台湾，赔了二万万两银子，皇帝在苦闷中。

皇帝从四岁登基以来，一直在皇太后威严的眼神下长大，二十多年来，没有一天不感到背后那一对可怕的眼睛。小时候，他坐在皇帝宝座上，可是背后有帘子下垂，皇太后坐在帘子后面“垂帘听政”，若隐若现之间，使朝臣听她的，而不是皇帝的。那时候他年纪小，听谁的，对他都一样。他小得不能做皇帝，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不，皇太后，主持一切。她人在帘子后面，可是命令一直在御座前面。每次上朝，他被抱上御座，两只靴子底就直直对准大臣的老脸。他们说的话，他全不懂，在无聊中，他只好做一项消遣。他们之中，谁在说话，他便靠住大椅背，把靴子并着对准谁，先使他自己看不见那张说话的老脸，然后靴尖互相抵住，把靴跟偷偷分开，再从靴跟的三角形空隙，去看那张说话的嘴——每一张嘴都不一样，但每一口烂牙都一样。他比较每一张嘴和牙，偷偷地笑。他不敢笑出声来，大姨妈，不，皇太后就坐在身后。年纪小的时候，他常常听到什么“姨指”，后来才知道是皇太后的命令——“懿旨”；又常常听到什么“鱼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小皇帝自己的命令——“谕旨”。他慢慢分辨出“懿旨”是真的，而“谕旨”却是假的。这些旨呀旨的，他本来都不懂，而是翁师傅教的。翁师傅在他六岁依制就学时就来上课了。记得上课第一堂就是学写翁师傅的名字——“内阁学士翁同龢”，好难写啊！一个人的名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口”字？他想到上朝时靴子缝间的一张张嘴，他笑起来。可是，翁师傅立刻警告他，做皇帝，要庄严，请皇上不要笑……

就这样，他在没有笑容的宫廷里长大，整天是别人向他磕头，他再向皇太后磕头。他夹在两极之间，两极之间只有他自己。整天面对的，是一层又一层的人墙与宫墙。人墙都是跪着的，是那么矮；宫墙都是立着的，是那么高。他没有玩伴，要玩自己玩，可是旁边总有“他们”在照拂、在偷看，最后玩的也不是自己，而仿佛在戏台上。在宫中的戏台前面，他陪皇太后听戏，他现在自己玩，被他们看，又和在宫中听戏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的观众比刘赶三还要少。

他真喜欢看刘赶三的戏，他记得十九岁结婚那年，皇太后说皇帝成人了，要把政权归还给皇帝，撤掉了背后的帘子，实行“归政”，他像个皇帝了。可是，在陪皇太后听戏的时候，他还是得站在旁边，毕恭毕敬。有一天，刘赶三在唱一句扮皇帝的戏，忽然在台上插科打诨，在同台的戏子笑他是假皇上的时候，他坐在那儿忽然说：“你别看我这个假皇上，我还有座位坐呢！”当时因为戏演得大家高兴，刘赶三这一说，居然逗乐了皇太后。皇太后那天特别高兴，在台上台下、大家围着讨她欢喜的时候，她居然含笑，慢慢抬高她的食指，说：“那就给我们真皇上端把椅子吧！”从此以后，他才在听戏时有个座位。

皇太后是他母亲的姐姐，皇太后自己的小孩同治皇帝被皇太后折磨死了，所以把他这外甥找来充皇帝。在他刚出生不久，皇太后就问他母亲：“有没有打了什么锁？”他的母亲的回话是：“启禀皇太后：没有。奴才们还没有准备，只候皇太后开恩。”所谓的锁，是挂在刚出生小孩脖子上的锁片。中国人相信人命无常，为了要使小孩子平平安安长大，就用象征性的锁片锁住他，使他不能从来的路上走回去。皇太后从俗送了金的锁片给他，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位送锁片的大姨妈，竟是真正锁住他一生的人！

皇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死后，按照祖制，应该以晚一辈的做接班人，皇帝无嗣，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可是，皇太后不肯，因为这样一来，她自己又高了一辈，变成太皇太后，再去“垂帘听政”，就不成体统了。因此她不给儿子立嗣，反倒找来外甥充皇帝。当时有御史吴可读以“尸谏”力争，可是也没有用。她的妹夫醇亲王听说自己儿子给派去做皇帝，知道上有威风凛凛的大姨妈，这皇帝可不好做，因此吓昏了，他跪在大姨子面前又磕头又大哭，却挽不回这一局面。想到自己的儿子做了皇帝，这是一种殊荣；但一想到从此亲情两断、骨肉生分，将来的父子关系变成了君臣关系，他又感到一种隐痛。登极大典开始之日，也就是四岁的小儿子永远离家之时。那是一个夜晚，四岁的小男孩被叫醒，给抱进了銮舆大轿，唯一他能见得到的熟面孔，是他的乳母，那还是皇太后特诏允许的。

乳母是富贵人家的特产。按照中国的习惯，生母十月怀胎，生下儿子，体力已衰，真正喂奶的工作，要靠更合适的专家来担任，所谓专家，就是乳母。乳母大多来自农家，农家的女人接近自然、身体健康、性格淳厚，挑选乳母的条件是找到刚生小孩两个月的、相貌端正又奶汁稠厚的为上选。选定以后，双方约好，从此乳母不得回自己的家，不许看望自己的小孩，她每天要吃一碗不放盐的肘子，以利产奶，日子久了，她不再是女人，而是一头奶牛。很多农家的女人，为了救活自己的家人，甘心出来做乳母。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她养肥了别人的小孩，而自己的小孩，却往往饿死了。一朝富贵人家的小孩长大，她自己得以回家探亲的时候，常会发现，她自己的小孩，早已不在世上多年了。

当四岁的小男孩给抱进了銮舆大轿的时候，乳母后退，钻进了一个小轿，随在仪仗行列的最后，进了皇宫。她跟小皇帝相依为命，但是，小皇帝比她还好一点点——在大庭广众的朝见中，他的亲人，夹杂在众人之中，还可以偷着看到；但她的亲人呢，却永远在梦中！

皇宫被叫做紫禁城。中国习惯天帝住的天宫叫紫宫，紫是紫微，就是北极星，北极星位于中天，明亮而有群星环绕，象征着帝王的君临。紫禁城的格局，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太和殿雄踞中央，居高临下；皇帝寝宫乾清宫、皇后寝宫坤宁宫，乾坤定位；东边日精门、西边月华门，日月分列；十二宫院，十二时辰。东西六宫后面的几组宫阁，群星环绕——从天地乾坤到日月星辰，真命天子就这样用宫殿衬托出来了。

紫禁城在白天的时候，是琼楼玉宇、琉璃生光；但一到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之际，一层层恐怖气氛，就袭人而来。那时候，进宫办事的人都走了，寂静的乾清宫里就传出太监们的凄凉厉呼声：“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随着一个人的余音，各个角落里此起彼落地响起了值班太监的回声。这种呼叫，使整个的紫禁城，从中央开始，随着音波传播出一阵阵鬼气，令人毛骨悚然。

小皇帝刚入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但毛骨悚然的感觉，却是不分日夜的。在白天，他看到的总是那威风凛凛的大姨妈，不，“亲爸爸”，她要他叫“亲爸爸”，令他毛骨悚然；在晚上，他看到的却是巍峨宫殿的阴影，服侍他的是尸居余气、不男不女的太监，以及四处的鬼影幢幢，令他毛骨悚然。他在恐惧中唯一的依靠，只有他的乳母，但是乳母并不准时时在旁边，大多的时间，他还是孤独无靠。直到他六岁的时候，翁同龢师傅来教他读书。他的境界，才开始在知识上有了发展。翁同龢跟他的师生之情是深厚的。从翁同龢那里，他知道了自己、知道了中国，也知道了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人间有的，不只是那一座座皇宫，在皇宫以外，还有大地中国、大千世界。

熬到十九岁，皇太后形式上归政给皇帝，但他这个皇帝，却是空头的，真正的大权，还操在皇太后手里。皇太后虽然在北京城里不再垂帘，但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中，却有一道天网，罩住了北京城。

皇帝十九岁获得归政以后，他看到的国事，是一个烂摊子。皇太后那时五十五岁，中国在她手下，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多年前，皇太后夺权成功，乃是因为英法联军杀进北京的外患而来，如今三十年下来，又来了甲午之战新的外患，但是国家在皇太后无知又自私的统治下，更衰弱了。三十年前中国是被洋鬼子欺负，三十年后，竟连东洋鬼子都敢欺负起中国来了。随着国家局势的变化，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皇帝决心要翻过这座宫墙，做一个真正像样的皇帝。记得他小时候，在紫禁城里，他奔跑着，奔跑过一层又一层的宫墙，可是，不论他怎么奔跑，也翻不过它们。他知道宫墙外面是他自己的国家——有一天，他自己将去治理的国家。如今他长大了，他真的要去治理了，可是宫墙还挡在那儿，不但有形地挡在那儿，并且无形地延伸到北京城外、伸展到城外高高在上的颐和园。那颐和园，他每个月都要去上五六次，去向皇太后请示与请安。虽然贵为皇上，但他不能直接进入皇太后的宫殿，他得跪在门外，等候传见，还得偷偷和一般大臣一样，送李总管他们红包，才得快一点进去，否则先在门外跪上半小时，也在意中。这是什么皇帝啊！

偌大的宫廷、满朝的文武，除了教师翁同龢外，他没有可以说贴心话的男人。他被归政以后，外面传说有皇太后的“后党”与皇帝的“帝党”之分，前者诨名“老母班”，后者诨名“小孩班”，但是，真正的“帝党”党首、“小孩班”班主，却是孤家寡人！他何尝有什么党派与班子，人人都是皇太后的耳目，连他的皇后都不例外，皇后不是那隆裕吗？她正是皇太后的侄女！他的身边简直连说贴心话的女人都没有，除了珍妃，珍妃是他心爱的女人。但是，这一心爱，却适足构成了皇太后用来整皇帝的过门儿。皇太后要时常向皇帝展示她的威权，而展示的方法，却是通过罚珍妃跪、下令李莲英等动手打珍妃耳光，作为对皇帝的警告。有多少次，皇帝到景仁宫、到珍妃的房里，只见珍妃掩面低泣的时候，皇帝就心里有数，知道今天又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天，他坐在珍妃床边，轻拍着她的背，他无法说什么话，心疼、怜悯、愤怒、内疚、无奈……所有混杂的情绪一起涌来，淹没了他。

有多少次，他从珍妃住的景仁宫那边回来，带着慰藉，却也带着噩梦。噩梦是夜以继日的，那是一种强迫观念，他白天挥之不去，晚上睡中惊醒。噩梦总是从大姨妈，不，从皇太后开始，那是一张威严的、冷峻的、阴森的大脸，无声地向他逼近、逼近，愈近愈大，大得使他连哭都不敢。他两臂伸向左右，十指抓动着，像是去抓住一点奥援、一点温暖，他仿佛左手抓到一只柔软的手，他感到那是乳母的、乳母的手。但是，那只手在滑落、滑落。最后他再也抓不住了，他失去了乳母；另一方面，在恍惚之中，另一只手在抓他，抓他的右手，那是一只更柔软的手，他感到那是珍妃的、珍妃的手。但是，他自己的右手却那样无力，无力援之以手。最后，珍妃的手在滑落、滑落……蓦然间，眼前的皇太后后退了、转身了，渐渐远去。但是，一些嘈杂的声音，却从远处传来，他好奇地赶过去，可怕的画面展示在那儿；远远地，皇太后由左右拥簇着，高高在上，坐在大轿上面，珍妃跪在地上，衣服被撕破，被李莲英抓住头发，在掌掴，一边打，一边以太监的刺耳音调，在数：“一、二、三、四、五……”

皇帝冲了上去，他顾不得了，大叫：“住手！住手！”他抓住了李莲英的肩膀，伸手就是一记耳光。李莲英挣脱了他，弯腰扑向皇太后，跪下去，大喊：

“奴才为了老佛爷！奴才为了老佛爷！被皇上这样下手打！”他一手捂着脸，假哭着，“这差使奴才干不了了哇！干不了了哇！”他连磕了五个响头，“请老佛爷开恩哪！放奴才回老家吧！留奴才一条狗命吧！……”

霍然间，皇太后暴怒了。

“皇上的胆子可真不小哪！连我的人都敢打嘴巴子了！打狗还得看看主人面子吧？你眼里没有李莲英，还有我这老太婆吗？……”

“亲爸爸！亲爸爸！”皇上立刻跪了下去，“儿臣不敢。”

“好吧，”皇太后冷冷地说，“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看这样，我们就躲在颐和园，不敢到你们皇宫里来了。不过，我告诉你——”皇太后两眼一睁，威严四射，“咱们可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别以为你做了皇上，就可以讨了小老婆忘了娘。有人能让你当上皇帝，就有人能把你给拉下来，当什么样的皇帝，你就看着办吧！”……

“你就看着办吧！”“你就看着办吧！”……皇太后那张威严的、冷峻的、阴森的大脸，又重新逼近了他，可是这回不是无声的，他的左手没有乳母，右手没有珍妃。他左顾右盼，可是，乳母失踪了，珍妃也倒下了……他蓦然惊醒，坐了起来，满头大汗。屋里的烛光在闪动着，只有一支烛光，燃烧自己，在阴森之中，带给人间一点可怜的光明。

皇帝再也睡不着了，他看看洋人送给天朝的时钟，时钟正是2点。“也该起来了，”他喃喃自语，“今天还要上朝呢！多少官员，已经在路上了。”

祖宗的传统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寅”是清早3点到5点，但这3点到5点，是办事办公时间，不是起床上班时间，起床上班，还得更早。通常凌晨1点，住在南城外头的汉人官员，就从家里动身了。汉人官员除非皇帝特赏住宅，是不许住内城的。虽然光绪皇帝放松了祖宗的规矩，可是，官员住在内城的，还是有限。满朝文武，都经过三个门，进入皇宫，王公贵戚走神武门；内务府人员走西华门；其余满汉官员走东华门。走这三个门，还有规矩，规矩本来是禁严的、本来是要搜查的，但是官员太多，搜不胜搜、查不胜查，日久玩生，干脆免了。但有一个规矩没免，那就是官员进城，守门的衙兵必须喊门，喊门就是喊“哦！”一声，表示我知道你来了。这一声“哦！”也因官大小而异。大官来，“哦！”的声音长；小官来，“哦！”的声音短。有时候，卫兵爱困，干脆在地上铺上席子，在门洞内、躺在被窝里头喊“哦！”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因这天色太黑、烛光太暗、门洞又长。所以纵使天低皇帝近，照样腐化胡来。上朝的人，在“哦！”声中，打着小灯笼，一个个鱼贯前进，从三个门前进到宫里去。当然，年高德劭的大臣还是不同的，有时候，皇帝看他们走得太辛苦，特赐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叫做“穿朝轿”；或乘马，叫做“穿朝马”，但这种优待，也只是到隆宗门前为止。翁同龢是皇上老师，也是年高德劭的大臣，也不能例外。这天，他在隆宗门前下了轿，满怀心事地走进养心殿。

北京城从外城朝里走，有三座大门，中间的是正阳门，左边的是宣武门，右边的是崇文门。进正阳门直往里走，就是皇城的正门——天安门。由天安门再直往里走，就是午门，午门是一座呈三边包抄形状的大建筑，正面是一座大楼，两边是四座角楼。它的前面，空间很大，可容纳两万人。明朝清朝的国家大典，常在这块地方举行。当然这块地也别有他用。例如明朝的“廷杖”，皇帝发威，当场打大臣屁股，就在午门；又如清朝的“申饬”，皇帝发威，叫宦官做代表把大臣臭骂，也在午门。还有大臣们向皇上谢恩，一群人满地下跪，也在午门。

进了午门一直走，是太和门。太和门是太和殿的正门，进了这门，皇城内最伟大的建筑出现了，就是外朝的正殿——太和殿。殿前面围着三层龙墀丹陛，第一层二十一级，第二层第三层各九级，每层都围有白石雕成的云龙栏杆，曲折而上，再上面就是金碧辉煌的中国最大的木构大殿。殿基高二丈（约六米）、殿高十一丈（约三十三米），是用八十四根楠木大柱做骨架造成的。

太和殿因为是外朝的正殿，所以国家大典及元旦、冬至、万寿等节日，都在这里隆重举行，这个殿，俗称金銮宝殿。它和后面的中和殿、保和殿，形成了三大殿，是外朝的政治中心。再往前走，就是乾清门。紫禁城的外朝与内廷之分就在这道门上。进了这门，就是内廷了。进乾清门往前直走，就是乾清宫，这是皇帝的寝宫。但是，皇帝日常真正的活动中心却不在这里，而在乾清宫前右侧的养心殿。养心殿是皇帝日常办公的所在，召见臣属、举行宴飨，都在这里。这个殿在皇帝的小套房，在偌大阴寒的紫禁城里面，是比较温暖的所在。养心殿取自《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典故，但是，“寡欲”固然太难，“养心”自也不易，这处神经中枢，其实倒是最扰人的地方。

这天，皇帝在养心殿里单独召见了翁同龢。

翁同龢概括地报告了中国已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请皇上从变的角度，盱衡大计。

“我们的国家，也不是不变啊，三十多年前，就开始了。”皇帝对翁同龢说，“同治元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李鸿章就在上海设立制炮局了，后来有上海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南京的金陵兵工厂、上海的江南机器局、福州的船政局、天津的械器局、大沽的新式炮台，乃至成立招商局，这些都是先朝同治时代的变啊。即以本朝而论，从本朝元年举办铁甲兵船、在各省设立西学局开始，后来设立电报局、铁路、矿务局、武备学堂、北洋海军、汉阳兵工厂……直到今天……”

“皇上说得是。”翁同龢答道，“我们的国家，三十多年来，的确已经开始变了，可是，我们变的，多是在船坚炮利方面‘师夷之长’，想从这方面‘师夷之长以制夷’。船坚炮利固是‘夷之长’，但不是根本的，根本的长处是他们变法维新所带来的政治进步，这才是真正的‘夷之长’。而我们却忽略了这些，没有去学。结果，我们不但打不过真正的‘夷’，甚至在真正‘师夷之长’的日本变法维新以后，我们都打不过。这个教训告诉了我们：我们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中国。伏请皇上圣裁。”

皇帝坐在宝座上，右手拇指支着下巴，其他四指揉着脸，他沉思着。他已经二十五岁，身体虽不壮硕，但是青春摆在那里、朝气摆在那里，从翁师傅的口里，他对变法维新有了具体的概念。但是变法维新需要新人、需要帮手，找谁呢？翁师傅吗？

“臣已经太老了！老的不止是臣年已六十五岁，老的是臣只能看到时代，却已跟不上时代。”翁同龢力不从心地说，“不过，前一阵子臣向皇上提到的那个三十八岁青年人康有为，却是一把好手。臣愿大力保荐。康有为今年中进士第五名，表面看来，虽然不过是名优秀的进士，但这个进士却不同于别的进士，他其实是进士中的进士，学问极好，人又热情，能力也强。他做举人时候，就著有《新学伪经考》等书，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叫地方官‘令其自行销毁，以免物议’，可见他不是等闲之辈。今年割让台湾等条款传到北京，他又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上书请变法。目前又在京师开强学会，想开风气、畅智识，袁世凯他们都参加了，张之洞他们都捐了钱，做得有声有色。他们发现，在整个的北京城，竟买不到一份世界地图，可见中国人的民智是多么闭塞，连京师都如此，何况其他地方？一个民智如此闭塞的国家，是无法在世界上立足的。若说洋人们一定乐见中国不能立足于世界，也不尽然。他们搞‘强学会’，英国人李提摩太也来参加了。英国公使、美国公使也派人送去不少图书。总之，一个进步的中国也是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乐见的，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皇上圣裁。”

皇帝微微点头，没有说话。他紧咬着嘴角，向远方望去。养心殿中，并没有好的视野，好的视野，有赖于当国者的想象。养心殿西暖阁里有一副对联，忽然从他心中冒起，那是：

唯以一人治天下；

岂为天下奉一人。

作为皇帝，天下已经以一人奉他了，但是，天下已经濒临绝境，如何治天下，他感到责任愈来愈重了。

1895年过去了，1896年来了；1896年过去了，1897年来了；1897年过去了，1898年来了。

两年的光阴过去了，光绪皇帝已经二十八岁了。他已经即位二十四年，他不想再等待了。他看了康有为上书的《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更加强了他要学日本皇帝、俄国皇帝的愿望，从事变法维新。他决心不让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这皇帝手里。

就在皇帝加紧进行变法维新的前夜，翁同龢被罢黜了。这个在政海打滚四十年的老臣，被皇帝“开缺回籍，以示保全”了。这一天，正是翁同龢的生日。他去上朝，忽然被挡在宫门口，不准他进去了。不一会儿，命令下来了。皇帝的无情命令，显然是在西太后的压力下发出的。皇帝朱谕宣布的第二天，翁同龢去办离职手续，正赶上皇帝出来，翁同龢恭送圣驾，在路边磕头。皇帝回头看着、看着，没有说一句话。是生离？是死别？师徒二人，心头都有说不出的滋味。事实上，生离即是死别。二十四年朝夕相聚、二十四年的师生之情，眼睁睁地告一尾声。

六年以后，七十五岁的老师傅在软禁中死于故里。这个人，他为变法维新搭了栈道，当别人走向前去，他变成了垫脚石。两朝帝师也好，四朝元老也罢，一切的累积，只是使后继者得以前进。他老了，他没有力量去搞变法维新了。事实上，维新分子在岁月的侵蚀后，往往就是新一代维新分子眼中的保守分子。那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恭亲王当年雄姿英发，不是不可一世的维新分子吗？可是，当他老去，他却变成了绊脚石，当翁同龢安排皇帝召见康有为的时候，恭亲王就力持反对。这一反对后四个月，六十七岁的恭亲王死了，死后十八天，皇帝就召见康有为了。

召见康有为那天，也正是皇帝跟翁师傅生离死别的同一天。翁同龢引荐康有为，自己不但做了垫脚石，并且招致西太后对他的忌恨。他默默承接了所有的忌恨、集中了所有的忌恨，牺牲了自己，把后继者送上了台面。召见康有为的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春夏之际，皇帝常来颐和园听政，所以臣子也就在北京西郊的道上，络绎于途。通常是先出北京，在颐和园户部公所过夜，第二天清早可以争取时间。皇帝召见是何等大事，做臣子的，必须先预备一点朝仪和规矩，正在康有为要向人请教的时候，大头胖子袁世凯派人来邀请了。他坐上派来的专车，直奔袁世凯的海淀别业。

“久违了，长素兄。”袁世凯迎在海淀别业门口，一边迎康有为进入客厅，一边寒暄过后，表明了邀请之意。“今天约老兄来，是听说明早皇上要召见老兄。因为这是首次，请老兄注意一些仪注。首先，老兄天没亮就得到颐和园外朝房伺候。然后有太监引导，进宫门，到仁寿殿门，太监就退走了。这时老兄要特别注意那门槛，门槛有二尺高，门上挂有又宽又厚的大门帘，由里面的太监掀起来，让你进去。要特别注意，门槛起落，会特别快，老兄动作得跟得上，不小心就会一只脚在门槛里头，一只脚在门槛外面，也可能官帽被打到，打歪了，就是失仪。好在我已为老兄先打点过，请他们特别照顾。还有……”袁世凯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包东西，“这是一双‘护膝盖’，绑在膝盖上，见皇上要下跪，跪久了容易麻，到时候站不起来，又是失仪。这些都是我们的经验，特别奉致老兄。我要赶回北京有事，不能久陪了，晚上也不一定能赶回，已吩咐这边总管照料一切，老兄尽可使唤。今天送老兄到颐和园后，明早他们会等在门口。晋见皇上后，他们再送老兄回北京。”

康有为表达了感谢之意，心想这袁慰庭真是老吏，他这么细心、这么周到，真是不简单。三年前办强学会，他还捐了钱，跟他交情不深，但他在刀口上总是出现，帮人一把，这个人真不简单。

颐和园的凌晨比北京多了不少寒意，大概那地方有山有湖，还有那无所不在的西太后。走到仁寿殿的时候，殿外已站了不少太监。康有为被安排在第三名召见。前两名召见过后，天已微曙，轮到康有为进去，首先感到的是殿内一片漆黑，稍闭眼，再定神看，发现殿座虽大，在御案上，却只有两支大蜡烛。御案下斜列拜垫，康有为走上前，跪了下去，脱帽花翎向上，静听问话。

一般召见时候，太监要先送上“绿头签”给皇上，签上写明被召见者的年龄、籍贯、出身、现官等履历，以备省览。可是，这回“绿头签”在旁，皇帝看都不看，表示皇帝对康有为已有相当的了解，虽然初次见面，并不陌生。

“朕很知道你，”皇帝轻轻地说，“翁同龢已保荐你很多次了。今年正月初三，朕曾叫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这些大臣在总署跟你谈过一次话，你说的话，朕都知道了。那天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你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何有于祖宗之法，即如此地为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你那段话，说得不错，他们报上来，大家为之动容。后来朕再看到你的上书，朕深觉不变法维新，朕将做亡国之君，因此决心走这条路。你呈上来的《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朕都仔细看过了。据你看来，我们中国搞变法维新，要多久才能有点局面？”

“皇上明鉴。依卑臣看来，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们中国国大人多，变法以后，三年当可自立。”康有为沉着地答着。

“三年？”皇帝想了一下，“全国上下好好干三年，我相信三年一定可以有点局面了。你再说说看。”

“皇上既然高瞻远瞩，期以三年。三年前皇上早为之计，中国局面早就不同了……”

“朕当然知道。”皇帝特别用悲哀的眼神，望了一下帘外，“只是，掣肘的力量太多了。在这么多的掣肘力量下，你说说看，该怎么做？”

“皇上明鉴。依卑臣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大臣太守旧。他们为什么守旧？因为制度害了他们。中国的人才政策是八股取士，学作八股文的，不看秦汉以后的书，不知道世界大势，只要进考场会考试，就可以做上官、做上大官。这些人读书而不明理，跟不上时代却又毫不自知，所以只能误国，不能救国。为今之道，根本上，要从废除八股取士等错误的制度开始；而救急之术，要请皇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因为任何良法美意，一交大臣去商议，就全给毁了。大臣太守旧，不能推行变法维新怎么办？皇上可破格提用小臣，以小臣代大臣用，国家自然就有朝气，局面很快就会焕然一新了。小臣只愿为国家做事，不必加其官，但要委以事，不黜革大臣而擢升小臣，渐渐完成新旧交替，这样子变法维新，掣肘的力量就可以降到最低了。”

这次召见，时间很长，皇帝大概知道这种召见的情况也很难得也不宜多，所以一谈就谈了两小时。康有为告退后，皇帝颁发新职，名义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相当于外交部的中级官员名义，官位不大，因为大官的任免，都要西太后说了算的。这样由皇帝赏个小官，自可免得刺眼。但是，五天后就给了康有为一个“特权”——使他可以“专折奏事”，不必再经过其他大臣之手，就可直达天听——康有为从十年前第一次上书给皇帝起，一次又一次，费尽千辛万苦，找尽大臣门路，都难以下情上达。可是十年下来，他终于建立了直达的管道。他要说什么、想说什么、有什么好意见，总算不必求人代递、被人拦截了。而他倾诉的对象、条陈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高高在上的当今圣上。一种得君行道的快感，使康有为充满了希望。现在，他四十一岁了，他甘愿做一名小臣，在皇帝身旁为国献策。召见以后，他又陆续呈送了他著的《日本变法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加深皇帝从世界眼光来看中国的水平，这是一种横向的努力；相对地，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则是一种纵向的努力。他用庞大的证据、深厚的学问，说明中国人信奉的孔子，其实正是主张改革的人，抓住孔子做挡箭牌，守旧分子要反对，也反对不来了。十年来，康有为在纵横两方面的努力，如今都到了最后考验的关口，他感到无比的欣慰、兴奋与自信。

皇帝在召见康有为后的第七天，就先下诏废除了八股取士制度。接着，在康有为的筹划下，小臣们一个个被重用了。召见以后不到三个月，皇帝下了命令，给四个小臣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军机章京是军机处中四品官以下的官，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军机处的首领是军机大臣，都是三品以上的官，都被西太后扣得紧紧的，皇帝无法说了算，只能自己任命四个章京来分军机大臣的权，以他们特加卿的头衔，点名参与新政。这种安排，是很费苦心的。四个章京中，小臣杨锐、小臣刘光第是张之洞的学生，小臣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他们三个人，都参加过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很早便与康有为认识了。可是最后一位小臣，不但没参加保国会，也没参加强学会，就跟康有为的关系来说，是后起之秀。这个人籍贯湖南浏阳，生在北京，三十三岁，身份是江苏候补知府；他的父亲是湖北巡抚，这位巡抚是翁同龢的朋友。翁同龢见过老友此子，在日记中写道：“……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桀骜者也。”可见他的气派。军机章京在皇宫里分成两班，这个人分到与刘光第一班。第一天上班，他“桀骜”地走进了内廷外面，御史问他、太监们问他，他一言不发，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大字——“谭嗣同”。

第七章　回向

北京的10月已经转冷，可是冷的时候，忽然有一股暖的感觉，那就是俗说中的“温雪”。“温雪”就是要开始下雪了。

半夜里梁启超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无法成眠。他索性点起蜡烛，拥被看起书来。书是一本讲北京古迹的小册子，叫《京城古迹考》，作者是奉乾隆皇帝之命，调查北京古迹，写了这本书的。书中说北京城内城本来是十一个门的，后来改为九个门了。梁启超心里想，一般说“九门提督”，是掌管北京城治安的将军，若北京没有变小，“九门提督”岂不该叫“十一门提督”了？九个门也好，至少他这广东人记起来，要方便一点。接着他就一边用指头计算，一边背背北京的城门。北京城门一般说是“里九外七皇城四”。有的城门，由进出的车，就可看出特出。“里九”是内城的九个城门，南面城墙中间是正阳门，走的是皇轿宫车。正阳门东边是崇文门，走的是酒车，烧锅的多在北京东南，就这样走进来。东边城墙中间是朝阳门，走的是粮车，南方的粮食都由北运河运到通州，再由通州走大道进朝阳门，所以朝阳门附近的仓库也最多，像禄米仓、南门仓、北门仓、新太仓等都是。朝阳门北边是东直门，走的是木材车，附近大木厂也最多。北面城墙接近东直门的是安定门，走的是粪车，附近地坛那边有许多粪场，把粪晒干，卖给农民当肥料。安定门西边是德胜门，走的是兵车，“德胜”二字是讨个吉利，当然打败之事，也不在少。西面城墙接近德胜门的是西直门，走的是水车，玉泉山的水，装在骡车上，运到皇宫。西直门南边，也就是北京西面城墙中间那门，是阜成门，走的是煤车，附近有门头沟、三家店等煤矿。再转过来，转到南面城墙，正阳门西边的，就是宣武门，走的囚车。宣武门外有大名鼎鼎的刑场菜市口，死刑犯都由内城经宣武门游街到外城，然后在菜市口行刑……梁启超数到这里，想到宣武门外这片北京西南地区，算是他们广东人最熟悉的。这片地区里，有南横街的他们的会馆，是上北京的广东老乡的大本营。对梁启超自己说来，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他是更常去的。因为南海会馆是老师康有为的居留地。他随老师一直住在那里。强学会成立后，他就搬到后孙公园，以便照料会务了。

梁启超的留守强学会，原因是康有为南下。那是1895年。这一年在北京，康有为上书给皇帝，失败了；办报纸，失败了；组织救国团体强学会，也在失败边缘。康有为离开北京前夜，查禁这个会的风声，愈来愈紧了。这个团体是政党的雏形，也是学校的变相，由于当时气氛太保守，所以只好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团体来过渡。但是，不论怎么过渡，保守势力还是要铲除它。康有为南下后，北京京城的步兵统领衙门带来了人马，所有的图书、器材都给没收了，连梁启超私人的一些衣服，也在被没收之列。梁启超被扫地出门了。

梁启超这时只有二十三岁，一天早上，他拖着辫子，也拖着脚步，走到了北京宣武门外，走入了西砖胡同，走进了法源寺。那正是北国的冬天，晴空是一片萧瑟。法源寺天王殿前，从屋瓦延伸到三级台阶、从三级台阶延伸到前院，都盖上了一层白雪，看上去一片寒彻洁白，令人顿起清明之气。他久已听老师赞美过法源寺，可是，在北京住了这么多日子，却大忙特忙，一直未曾来过。两天前，强学会被封了，他被扫地出门，这回可闲起来了，趁机浪迹京师，岂不也好，北京可看的地方太多了，首先就想到法源寺。

梁启超站在雪地里，站在法源寺大雄宝殿台阶旁边第一块旧碑前面。他对书法的造诣，赶不上他老师，但他对佛法的研究，却有青出于蓝的趋势。所以他端详古碑，不从书法上着眼，而从佛法上寓目。他本是神童，四岁起读四书，六岁就读完五经，八岁学作文，九岁就能缀千言，十二岁考上秀才，十七岁就考上了举人，而他考上举人后四年，他的老师康有为才以三十六岁的年纪考上举人。第二年正是甲午战争那年，他跟老师一起进京赶考，考进士，因为那时老师已名动公卿，主考官怕他考取，如虎添翼，所以全力封杀。在阅卷过程中，守旧之士看到一篇出色的考卷，断定是康有为的作品，故意不取它，结果放榜之日，康有为考取了，梁启超反倒没考取，原来那篇出色的考卷是梁启超的！守旧之士整错了人。

虽然考场失利，但是追随老师奔走国事，受到各界的注目与赞叹，却也少年得志。但是，二十三岁就名满天下的他，却毫无骄矜之气。他志在救世，从儒学而墨学、从墨学而佛学，尝试为自己建立一贯的信仰。佛学的信仰是唯心的，寺庙本身却是唯物的，以心寄物，由物见心，寺庙有它的必要吗？梁启超站在石碑前面，思路一直在心物之间疑惑着。接着他走上台阶，走进大雄宝殿，仰望着乾隆皇帝那“法海真源”的匾额，他的疑惑更加深了。“法海真源”，应该源在无形的明心见性，岂可源在有形的寺庙之中？他摇晃着比一般人要大了许多的脑袋，喃喃自语，有点不以为然。

在宝殿中，另一个年轻人注意到他。那个年轻人三十多岁，刚毅外露，目光炯炯。看他在摇头晃脑，走了过来。

“看你这位先生的相貌，像是南方人。”那个年轻人先开口了。

梁启超侧过头来、侧过身来，点了点头。

“你看对了，我是广东人。不过听你一开口就湖南话，先生你也像是南边来的。”

“是啊，我是湖南浏阳。你是广东——”

“幸会。”梁启超补了一句，“咦，浏阳会馆就在这附近啊。”

“是的，就在这附近的北半截胡同。我昨天才从上海到北京，对北京并不熟。就住在我们浏阳会馆里。”

“先生你昨天才到北京，今天早上就到庙上来，一定是佛门人士吧？”

“也是，也不是。我对佛法有研究的兴趣，可是并没像善男信女那样对佛膜拜，当然也从不烧香叩头。”

“我也一样，我们是志同道合了。我对佛法喜欢研究，也喜欢逛逛寺庙，可是，总觉得寺庙跟佛法的真义，有许多冲突的地方。宋明帝起造湘宫寺，他说‘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可是虞愿却说了真话，他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像湘宫寺这种寺庙，古往今来也不知有了多少，可能寺庙盖得愈多愈大，离真正的佛门精神反倒愈疏愈远。当然，这座法源寺有点例外，它本来是唐朝的忠烈祠，一开始并没有这种大雄宝殿式的佛教气氛。”

梁启超的广东官话，说得很慢，口音有点奇怪，但是见解更奇怪了——在佛堂里，他没有诃佛骂祖，但他似乎根本否定了佛堂的意义，使面前的湖南人听了，备感好奇。湖南人说：

“你老兄的见解是很高明的，我们又是志同道合了。严格说来，寺庙这些有形的东西，除了有艺术的、建筑的和一点点修持的功能外，离真正佛门精神，诚如你所说，十分疏远。自佛法入中国来，演变得好奇怪，一开始就走入魔障，大家没能真正把握住佛门实质，反倒拼命在形式上做工夫，佛门的大道是无形的，可是自命为佛教徒的人，却整天把它走得愈来愈有形，盖庙也，念经也，打坐也，法会也，做佛事也……这些动作，其实跟真正的佛心相去甚远了。《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佛教。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只知出世而不知入世，只走了一半，就以为走完了全程。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涅槃’，以为消极、虚无、生存意志绝灭等，是这种路线的目标，他们全错了。他们不知道，佛法的神髓，到这里只走了一半，要走下一半，必须‘回向’才算。谈到‘回向’后的舍身，佛门人物也干过，但那只是走火入魔。五代后期，周世宗就指出：‘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感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可是这种舍身，也只是把戏，并非真的为生民舍身。五代后期，全国财务困难，周世宗下令毁掉天下铜佛像，用来铸钱。他的理由是：我听说佛教以身世为妄，利人为急，如果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真身都肯牺牲，何况这些铜做的假身呢？这种理论，才是真正深通佛法的理论。明朝末年，张献忠‘屠戮生民，所过郡县，靡有孑遗’。有一天，他的部下李定国见到破山和尚，破山和尚为民请命，要求别再屠城。李定国叫人堆出羊肉、猪肉、狗肉，对破山说：‘你和尚吃这些，我就封刀！’破山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就立刻吃给他看。李定国盗亦有道，只好封刀。周世宗和破山和尚，他们真是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因为他们真能破‘执’。佛法里的‘执’有‘我执’和‘法执’：我执是一般人所认为主观的我；法执是所认为客观的宇宙。因为他们深通佛法，所以能‘为百万生灵’，毁佛金身，开如来戒。而一般的佛门人物，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都不能真的懂、真的身体力行。佛教被这些人信、被这些善男信女信，‘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释迦牟尼死不瞑目了。”湖南人一口气说了这些，愈说愈有火气起来。

“听你老兄弘扬佛法，见解真是过人。老兄出口就是《华严经》，似乎老兄比较喜欢华严？”

“其实哪一支都被搅得乌烟瘴气。华严也一样，只是华严一开始就被歧视。一千五百年前《华严经》的译者佛驮跋陀罗到长安，就被三千多和尚排挤，只好离开长安南下，十多年后他译出《华严经》。华严在中国，忧患之书也。我特别喜欢它。尤其，它的成书经过也充满了传奇，那龙树，他的朋友被杀了，但是他得以活下来传播华严思想。朋友死了，华严思想不死。”

《华严经》的全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传说是由文殊菩萨和阿难编的，由龙神收到龙宫里。龙树菩萨入龙宫见到了它而得道，把它流传人间。这部经有上、中、下三本，传到中国来的是下本的节本。龙树菩萨是释迦牟尼死后七百年生的使徒、是马鸣菩萨的再传弟子。他很聪明，与两个朋友学隐身法，跑到皇宫里。皇帝下令左右四处挥剑去砍隐身人，结果两个朋友被杀死了。在敌人挥剑的时候龙树菩萨发现他们怕误伤皇帝，不敢在皇帝身边挥，于是就躲在皇帝身边，逃过了大难。梁启超想起了这些，愈发对这湖南人好奇起来，“这位老兄喜欢龙树，他一定有不少侠气。”他心里想。接着，他开口了：

“老兄谈到周世宗的舍铜佛身、破山和尚的舍素食身，都可看出老兄能就佛法大义着眼立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气魄自是不凡。有俗谛，而后有真谛；有世间法，而后有出世间法。佛门言转依，是转世间心理为出世间心理，但是，佛门的真正毛病是，善男信女只知俗谛而不知真谛，结果浑然不识世间心理，又从何转之？从何依之？老兄说他们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都不能真的懂、真的身体力行，可谓说得一针见血。”

“老兄过奖、过奖。不过，我觉得，一针见血其实也只是说，要做到一刀见血才是行动。古今志士仁人，在出世以后，无不现身五浊恶世，这正是佛所谓乘本愿而出、孔子所谓求仁得仁。最后，发为众生流血的大愿，以无我相却救众生而引刀一快、而杀身破家，也是很好的归宿，这才是真正的所谓舍身。”说着，湖南人朝佛像一指：“殿上供着大日如来、文殊、普贤菩萨，这是通称的‘华严三圣’，我想他们会同意我这种从《华严经》而衍发的解释吧？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大日如来即佛的法身。但是，‘佛地经论’说身化三种，所谓‘自身相应’、‘他身相应’、‘非身相应’，在第二种‘他身相应’中，有化魔王为佛身、变舍利子为天女的说法，如此化身，我认为才真是佛的真身。这样看来，坐在这里的大日如来，站在两边的文殊、普贤菩萨，其实都是假身。他的本身的塑像，恰好反证了这种造形的虚妄。如果木雕有灵，这三位托假身已现身五浊恶世，真不知他们作何感想。难道在大雄宝殿中受人膜拜，就算完事了吗？真的佛、真的菩萨绝不如此。所以呀，我看，他们三位真要不安于位呢！他们与其附托在木雕像上，还不如附身在志士仁人身上，以舍身行佛法呢！哈哈，老兄以为如何？”

梁启超点着头，望着湖南人，微笑着：

“既然可化魔王为佛身，自然可化佛身为志士仁人之身，这种推论，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姑且可这么说：志士仁人的殉道，既是志士仁人舍身，也是佛与菩萨的同死，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湖南人微笑着，“不过，佛和菩萨可以化身为千千万万，大神附体在志士仁人身上，所死不过是他们自己千千万万分之一，死得不是全部，但是志士仁人却不然，志士仁人自己只有一个，所以一旦舍身，所死就是全部。这样看来，未免不公平。哈哈！”湖南人不微笑了。

“你老兄这番议论，别有天地，不过对《华严经》的奥义，恐怕发明过多。”梁启超顿了一下，“华严的世界有所谓‘一真法界’，这种法界，主张真妄俱泯、生佛不分。乃超越一切对待，本体即现象，现象即本体，绝对平等。在这种‘一真法界’里，万法归一，从数量上，一个不算少、万亿不为多，从一粒沙石可以透视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从体积上，微尘不算小、虚空不足大，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互纳无碍；从时间上，刹那不算短、劫波不够长，万物方生方死也好、松鹤遐年也罢，都是一生。在‘一真法界’里，一切的多少、大小、长短，都是虚假不实的，超越有无、超越时空的‘一真法界’里，一念百千劫，百千劫在于一念；一粒微尘就是十方国土，十方国土也是一粒微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志士仁人以一个自己舍身，其实与千千万万佛与菩萨舍身并无不同，佛与菩萨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更精确地说，佛与菩萨纵化身为千千万万，但是千千万万分之一的殉道——部分的殉道，其实也就是全体的殉道，全体已随部分死去，从一的观点看，纵化为千千万万，也是一而已。这话愈扯愈远了，也许，佛若有知，会笑你我两人都是曲解华严的罪魁祸首了。”

“没有，没有曲解。”湖南人认真地坚持，“《华严经》是经中之王。想想看，佛陀在七个地方，九次聚会，才把华严讲完，当时说没有人能了解其中的奥义，除了利根的大菩萨外，鬼神也、天龙八部也、二乘根器的阿罗汉也……都无法了解。所以这部经，就被藏在龙宫里，直到龙树菩萨把它背诵下来，才得流传在外。虽然龙树只背了三分之一，但是，华严的奥义我们还是能把握不少。其中的‘回向’是最精彩的，伟大得无与伦比。真正把握住这种‘回向’奥义以后，会发现佛法绝不消极。王安石的一首《梦》诗，老兄还记得吗？

知世如梦无所求，

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

成就河沙梦功德。

这是多么高的境界！何等华严‘回向’的境界！王荆公认为人生如梦，一无可求，他什么都不追求，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他为人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这种境界，才是深通佛法的境界。这种先出世再入世的智者、仁者、勇者，他们都是‘死去活来’的人。人到了这种火候，就是佛、就是菩萨。而这种火候最后以杀身成仁成其一舍，也就正是此梦成真、此身不妄。一般佛教徒理解佛经，全理解错了。佛门精神是先把自己变成虚妄，虚妄过后，一无可恋、一无可惜，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妄成真，这才是正解。从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就是从‘看破红尘’以后，再回到红尘，这时候，这种境界的人，真所谓目中有身、心中无身。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进退疾徐，从容无比，这就是真的佛、真的菩萨。我想，老兄的看法大概跟我一样吧？”

“一样，真的一样。”梁启超兴奋地说，“你老兄和我萍水相逢，相逢于古庙、相逢于大雄宝殿之内，有佛与菩萨乃至十八罗汉为证，两人缘定三生、积健为雄、共参‘一真法界’，只谈了一些话就投契如此，可谓快慰平生。”

梁启超向湖南人作揖，湖南人也作揖为礼。

“对了，”梁启超补上一句，“谈了半天，我还没请教你贵姓？”

“哦，失礼，失礼。”湖南人赶忙说，“我姓谭，‘西’‘早’‘言’那个谭，名叫嗣同。‘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的嗣，大同小异的同。”

梁启超眼睛一亮，笑起来，伸手握住他：“你不是现今湖北巡抚的少爷吗？”

“奇了，奇了！”谭嗣同眼睛也一亮，“你怎么知道我？你是谁？你是谁？”

“我是——我是康有为先生的学生梁启超呀！”

“哎呀！原来你就是梁启超，太幸会了！”他用力摇着梁启超的手，“我从上海赶到北京，就是来找你们师徒呀！我在南边就听说你们在北京搞得轰轰烈烈，因此特地赶来，想参加你们的强学会。怎么样？带我去看康先生，并办入会手续？”谭嗣同性急了。

梁启超苦笑了：“真不巧，康先生8月底就去南边了，不在北京。强学会呢，你也来迟了，三天前就被查封了，我也被赶了出来。”

“唉！真不巧。那你怎么办？总不能没地方去。好！就来住在我们浏阳会馆吧。浏阳会馆是二十二年前家父捐出来的，住在那里跟住在家里一样，你不会觉得不方便。怎么样？”

“不必了，谢了。”梁启超答道，“我现改住南海会馆，顺便给康先生看家。反正两个会馆离得很近，我们随时可以见面。刚才你说你就是从上海来北京找康先生和我，其实我们也在北京等候豪杰之士光临。强学会的会员一共才不过二十多个，我们太需要志同道合的同志了。老兄文武全才，我们早就听说过，今天有缘千里来相会，真是高兴，只可惜会也给抄了家，不能带老兄到会那边走走。”

“这次被抄家，损失不小吧？”谭嗣同关切地问。

“当然不小。最可惜的是一张世界地图，我们在北京找了一两个月，想买张世界地图都买不到，最后没法，托人从上海才找到一张，带到北京。记得那张地图带来的时候，大家视同拱璧。为了拓宽国人的眼界，我们每天到外面宣传，找人来参观这地图呢！唉，如今这张地图也给抄走了。”梁启超不胜感叹，“北京虽为首善之区，其实人心闭塞，有赖于我们做强学会式的努力。可是，强学会三个月，就给铲除了。受了挫折，可是我们毫无悔意。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所以，我们还是要种桑树，然后兼做春蚕，自己吐丝。只是地点上，目前不适宜在北京着手了，看样子我们要从南边着手，上海啦，湖南啦，都是理想的起点。现在康先生已经先去南边了，康先生有全套的计划，我们一定可以在南边扎根，再徐图北上。救国本不是速成的事业，可能我们这一代看不到了，虽然有近功的机会，我们也不放弃，但从长远看，根本之图，还是办学校、办报纸，以开民智。康先生有鉴于此，他的努力重点之一便是培养学生，以人格感召学生，使学生变为同志，一起参与救国大业。你老兄虽不是康门弟子，但是我们欢迎你一起合作、一起献身。正如龚定盦所希望的：‘龙树马鸣齐现身，我闻大地狮子吼。’那不是更好吗？你老兄……哦，我该改变个称呼的方式，我称呼你的字吧。你的字是——”

“复生。光复的复，生命的生。”

“好，复生，我的字是卓如，卓文君的卓、司马相如的如。我们虽不是同门，却是同志了。”

“其实，我们精神上是同门。我私淑康先生，愿意奉康先生为师。我早就看过康先生的著作，他的《新学伪经考》在四年前出版时，我就见过翻刻的和石印的本子，虽然康先生的书被查禁了，可是他的思想却深入人心。他能用那么大的学问，写成专书，推翻两千年来的成案，真是气魄非凡，古今所无。对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我甘愿做他的学生。卓如兄，如蒙康先生不弃，请你务必先婉达此意。”谭嗣同诚恳地说。

“我一定照办。我想，康先生如收到你这位好任侠，尚剑术，走遍大江南北、塞外东西的豪杰人物，一定高兴极了。”

“奇怪，卓如兄，你对我的身世，好像了如指掌。”谭嗣同把头一歪，斜看着。

梁启超微笑着：“我比复生兄小了七岁，我生在广东新会南乡的熊子岛。那地方是广东沿海的渔村，很穷苦。我祖父、父亲虽都考上过秀才，但是要吃饭，还是得自己种田才成。我十二岁考上秀才后，还下田呢。我出身普通人家，没有云游四海的机缘，人也文绉绉的，所以非常羡慕你复生兄能够驰骋中原与大漠，结交四海英豪。听说你从北京起，十二岁以来，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你都去过，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真不简单。”

“台湾我没去过。去台湾的是我二哥谭嗣襄，襄阳的襄。他被台湾巡抚刘铭传看中，叫他在台南服务，结果六年前，三十三岁年纪，死在台南府蓬壶书院。我差一点去了台湾，本来我要去台湾迎灵的，结果到了上海，唐景崧打电报来，叫我在上海等，我就没去成。”

“唉，没去成也好，”梁启超说，“台湾在今年交接给日本了。唉，台湾是伤心之地！”

“真是伤心之地！我们中国人为了建设台湾，花了多少心血、多少人命，我二哥便是其中之一。如今割给了日本，此仇非报不可！此土非光复不可！诚如你卓如兄所说，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塞外东西，在书本上学问我不如你，但在行动上的历练，我却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你知道吗？我虽是世家子弟，但绝非四体不动五谷不分的公子哥儿，相反地，人间甘苦，我倒深尝了不少。我十二岁时在北京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才活回来，我的字‘复生’，就是这么来的。五天之间，我们全家死了三位，母亲、大哥、二姐，全死了。我死里逃生，十三岁父亲到甘肃上任，我回到湖南老家。十四岁去甘肃，又碰到河南、陕西大凶年，赤地千里，随我去甘肃的，路上一死就十多个。我在甘肃，最喜欢出塞探险打猎。可是，碰到西北风时，就好看了，西北风吹起来，真是飞沙走石，那石块打在身上，就好像中了强弩一样。当然冬天下雪就好一点，但下雪有下雪的可怕。有一次在河西，我和一名骑兵迷了路，七天七夜，走了一千六百里，都没有人烟。脱险回来的时候，屁股上髀肉狼藉，裤裆上都是血。当然，在西北也有悲歌慷慨的一面，夜里在沙上搭起帐篷，把羊血杂雪而食，或痛饮、或豪赌、或舞剑、或击技、或弹琵琶、或听号角，那种豪迈与萧条的交会之感，真是读万卷中所无。尤其，当你置身于古战场中，感觉千百年前，胡人牧马、汉将拓边、尝覆三军、边声四起的气氛，你真会有苍茫之感。你的心胸会开阔无比，但那种开阔，是悲凉的，是流离的，是‘地阔天长，不知归路’的，你感觉到千军万马在你眼前走过，杀声震天、血流遍地。可是，突然间，一切全停了，全都静止了，所有的千军万马，都一刹那变成一片尘埃与尸骨，天地为愁、草木含悲，百年为之销声、千年为之孤寂。这时候，你仿佛是人间唯一的活人，在行经鬼城，不是你生吊古战场，而是古战场把你活活死祭。……有了那种人生历练以后，卓如兄，我发现我已不再重视一己的余生，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可是，我心苍茫，俨然已是八十。十三年来，我沉潜学问，尤其西学与佛学，对人生的观点，已越发成熟，如今我三十一岁了，感到冲决网罗，献身报国，就在今朝，因此从上海赶来，追随康先生，希望大家一块儿做点大事。这次来京，我在路上写了《感怀四律》，正好有誊稿在身边，特此奉呈卓如兄。我的一生心事，全在这四首律诗中了，务请不吝指教。”

梁启超接过了诗稿。这时，法源寺的一个和尚走了进来，向两人合十顶礼。两人回了礼，走出大雄宝殿，为时已近中午。梁启超说：

“你们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南口路西，在南口有一家坐东朝西的饭馆叫广和居，是个谈天的好地方。复生兄北来，我就在今天为你洗洗尘。那家饭馆很特别，它是一家知识分子常聚会的所在，一般市侩商贾买倒不敢去那儿。这，就是北京城的味道。在北京城里，有些地方不失为净土，水准摆在那里，风雅人去的地方，附庸风雅的人，也会望而却步。北京城以外的地方，就不敢说了。”

谭嗣同接受了这一邀请。两人携手走出法源寺。

从广和居出来，又在外面料理了许多事，梁启超回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时候，已经夜里10点了。他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决定找点东西看看，忽然想起，早上谭嗣同不是送了他四首诗吗？何不现在就看看？于是，他点起蜡烛，读了起来：

其一

同住莲华语四禅，

空然一笑是横阗。

惟红法雨偶生色，

被黑罡风吹堕天。

大患有身无相定，

小言破道遣愁篇。

年来嚼蜡成滋味，

阑入楞严十种仙。

其二

无端过去生中事，

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冢梦三槐。

金裘喷血和天斗，

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傥容心忏悔，

愿身成骨骨成灰。

其三

死生流转不相值，

天地翻时忽一逢。

且喜无情成解脱，

欲追前事已冥濛。

桐花院落乌头白，

芳草汀洲雁泪红。

再世金环弹指过，

结空为色又俄空。

其四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终古，

亦与之为无町畦。

我佛天亲魔眷属，

一时撒手劫僧祇。

梁启超读着、读着、读着，他惊呆了。天啊！这是多么好的诗！沉郁哀艳，字字都是学道有得之作！按说“诗无达诂”，解诗并无清楚的定说，但是，这四首诗读起来，你立刻就有一股苍茫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去追寻一点文字的痕迹，还是可以“达诂”一下的。于是，梁启超披衣坐起来，开始仔细推敲诗稿。

“谭复生这诗，所受佛学影响之深，一开始就看出来了。”梁启超自言自语，“佛门把莲花看做最清净出凡的花，净土宗的佛教徒甚至强调死后托生莲华，花开见佛。佛门有‘莲华国’，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修四种禅定所生的天——‘四禅天’，从初禅天的鼻舌以外眼耳身意四识，直到四禅天的六识之中只剩意识，十八天中境界愈来愈高，高到可以空中一笑，笑声洋溢。想到弘扬佛法，天雨生色之时，一阵黑风吹来，天空也就惨雾愁云。《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只要我不考虑到我自己的生命，我说一切超脱起来，这种超脱，就是佛门中的身无定相，在身无定相下，《庄子》所说的‘小言詹詹’也就聊以遣悲怀、破邪道了。正由于自身已无，再回过头来务实一下，所以虽然无欲心而行事，一如《楞严经》所描写的味同嚼蜡，其实也是不无滋味的，大可跟着《楞严经》所列的‘十种仙’一块儿上天下地一番呢！”

“十种仙”是什么？梁启超记不清了，他下了床，在书架上取下《楞严经》，查了一下。原来是：

地行仙、飞行仙、

游行仙、空行仙、

天行仙、通行仙、

道行仙、照行仙、

精行仙、绝行仙。

“好，现在再研究第二首。”梁启超自言自语，“佛门说三世转生，是谓三生。《集异门论》说三世是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白居易诗有‘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身’。谭复生写‘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朦胧业眼来’，自然是指前生之事，无始无终的，忽然显现此生。佛门所说的生死轮回，是由‘业’决定。‘业’包括行动上的‘业’，就是‘身业’；语言上的‘业’，就是‘口业’、‘语业’；思想上的‘业’，就是‘意业’。业有善有恶。由‘业’生出的是‘业力’，是指善恶报应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业因’，达成‘业果’、‘业报’。‘业因’是前世给今生的报应。由于前世有‘业因’，所以前世的无始无终的许多事，在朦胧之间，尽入眼底。西太后和小人们，逆天行事，歌舞升平，只是想盘踞高位，位三公而对三槐，满朝行尸走肉，一如《庄子》所指的‘髑髅’，祢衡所指的‘坐者为冢、卧者为尸’，总该把他们清除。贾岛的诗说：‘撞钟饮酒行射天，金虎蹙裘喷血斑。’在小人在位、违反天意的时局里，我跟他们，展开一场苦战，悲歌慷慨，动地而来，但这又算什么？生在鼎食之家，我的一切都得自吾土吾民，我不是我，我只是一具枯骨，今天在尚有血肉生命时候，我要忏悔，我要发愿牺牲自己：愿我的肉体化为枯骨、枯骨化为灰烬，为吾土吾民献身。”

梁启超又进一步自言自语：“这时的整个意思落在最后‘徐甲傥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上，是用晋朝葛洪《神仙传》的典。徐甲是老子的用人，跟了老子许多年，可是从没拿到薪水，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向老子算总账，说老子欠他多少多少。老子真行，他一言不发，把徐甲化为枯骨一具。这时徐甲恍然大悟：他清楚知道，原来自己只不过是一具枯骨，他的血肉生命怎么来的，还不明白吗？区区人间小事，还计较什么？于是他忏悔了。谭复生引徐甲的故事，当然是说我们要粉身碎骨去为大目标夺斗，只有这种大目标，才有意义；其他人间小事，都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第三首，”梁启超寻思着，“就更沉郁哀绝了。佛门言死生流转，在人经历无量度数的轮回后，跟自己心上的人怀念的人，本已无法相值交会。不料，在天翻地覆的乱世里，我跟我心上的人怀念的人却又巧遇了、相逢了。但是，前世的因缘，已杳然难寻，欲寻还休，我也以无情解脱自喜。自古以来，从燕宫归怨、到吴宫离愁、到人间的雁行折翼，本有着太多的难情别绪，纵使人间因缘，像羊叔子那样，本是李家七岁堕井而死的男孩的后身，且有金环以为物证，但是，又怎样呢？死生又流转了，再世相逢，最后空空如也，还如一梦中。”

“最后一首也有情诗成分，”梁启超心想着，“不过，它综合了前三首，把对生命、对国家、对人情的一切，都串联在一起。这首诗写人间柳絮飘萍，本寄迹水面，各自东西，虽然今天堕水成离，他年却会化泥成聚。目前，纵有着屈原《离骚》的痛苦，却可展现庄周随缘的无垠。佛门以波旬魔王常率他的眷属障碍佛法。《楞严经》有‘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我此说，即波旬说’之语，足征天亦有亲而魔亦有眷之外，魔眷与魔，又同为与佛说打对台的魔说。虽然如此，这只是一时的。《佛国记》有‘喝言菩萨从三阿僧祇劫苦行，不惜身命’的话，阿僧祇劫是数目的极限，是无数的意思。纵使成佛也摆脱不掉天亲魔眷的拦路。但是，从自己终期于尽、归于死亡看，一切也都是阿僧祇劫的历程，人生的千变万化，看开了，不过如此。”

梁启超在烛光下，勉强把这四首诗解释出来了，在烛影摇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气。“谭复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语，“他的诗，沉郁哀艳，字字学道有得，这种得，全是积极的、奋发的。佛法的真义告诉我们：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可取，而我们犹现身于世界者，乃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为度、无有已时之故。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恻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凄然出世而又浩然入世，纵横四愿，有澄清天下之志。《华严经》谈‘回向’，说以十住所得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济以悲愿，处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实际。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这里啊！这些啊，才是佛法的实际。其他那些吃斋拜佛、手写‘大悲’、手数念珠的动作啊，全是假的！”

梁启超、谭嗣同碰面后四个多月，他们就先后南下了。他们觉得北京难以发展，所以到南方去做扎根的工作。梁启超先在上海办《时务报》，开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并且创办了女学堂。梁启超后来发现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通，他的儿子陈三立与手下黄遵宪、徐仁铸，都协助推行新政，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转到湖南，做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也去做了老师。在时务学堂里，梁启超亲自教育四十名学生，培养下一代的救国人才。他用的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师生打成一片，教育学生新思想、变法思想、民主思想。他每天上课四小时，课余办理校务、批答学生作文和笔记，每次批答，有的在一千字以上，忙得常常熬夜，最后累出了大病。这时候，湖南地方的守旧势力也正好检举梁启超他们，说他们非圣无法、妖言惑众，湖南巡抚也保护不了他们了，所以一一予以解聘。梁启超只好由学生扶着，登上轮船，东去上海。在学生中，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六岁，他身体瘦弱，可是灵气过人，一直在梁启超身边，替老师整理行装。他很少说话，他和梁老师从认识到相聚，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梁老师的言教与身教，却深深影响了他。梁老师先用“学约十条”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十条里告诉学生：“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读一国之书。”要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了解世界才能为中国定位、才能了解中国，“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因此为学当“求治天下之理”。知识分子要求得此理而努力“成大丈夫”，“以大儒定大乱”，这才是读书上学的目的。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风气，都是教人把读书当敲门砖，当成考科举、谋干禄、光宗耀祖的工具，但是，梁老师却完全撇开这些。他用更高层次的目标，来期勉学生，使学生在入学起点，就进入新境界。这个十六岁的小男生，是四十个学生中最聪明的，名叫蔡艮寅，对这种新境界最为醉心。他在作文和笔记本中，长篇大论地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中国的前途。梁启超除了在上面批答以外，还把大家的作文和笔记都摊开来，互相观摩讨论。在讨论中，蔡艮寅不多话，但是每次发言，都能把握重点，见人所未见，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

蔡艮寅出身湖南宝庆的农舍，七岁开始读书，一边读书，一边种田。夜里看书，为了节省油灯的开支，他每在有月色的时候，就尽量利用月光来伴读。他在十岁以后，就感到无书可读之苦，他到处打听有可能借书看的所在，书是借不出来的，他每每一走几十里，到有书的地方去就地借看，做成笔记，带回来研习。十三岁时候，他已经读了不少书。这时候，他拜同县的樊锥做老师。樊锥是一位思想高超、气魄雄伟的人物，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和《发锢》篇，感动了蔡艮寅，也召来了湖南地方守旧势力的愤怒。最后，樊老师被驱逐出境了。蔡艮寅为樊老师整理行装，直送老师上路。那是一个阴雨的清早，樊老师背着行李，提着书袋，走出家门，蔡艮寅背着另一书袋，跟在后面，在地方守旧人士的叫嚣下，师徒二人，默默走到马车边。马车太小，老师只分到一个座位，所以东西必须堆在脚下，有的要抱在胸前。樊老师上了马车，蔡艮寅吃力地把书袋推上去，老师接过了，从书袋旁挤出头来，向学生告别。蔡艮寅小小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这样赶走，他含泪点着头，伸出胳臂，迟缓地招了招手。马车逐渐远去，直到在阴雨中变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黑点，那手才放下来，可是，心却没放下，他浮动的心，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锢人心智的地方。三年以后，他只身到了长沙，进了时务学堂。运气真好，他碰到了梁老师，一位比樊老师更光芒四射的人物。樊老师使他知道中国，梁老师却使他知道世界；樊老师使他知道家乡以外有一片天，梁老师却使他知道天外有天。可是，因缘是那么容易破碎，梁老师也遭到被驱逐的命运。如今，他又背着书袋，送梁老师上船了。

梁老师被学生扶着，躺进了卧舱，他吃力地咳嗽着，蔡艮寅赶忙跑去找开水，一冲出舱门，跟一个人撞了满怀，抬头一看，原来是谭嗣同谭老师。谭老师扶住他肩膀，拍拍他，下了舱去。

蔡艮寅找到开水，回来的时候，正听到梁老师对大家说的一段话：

“……我们不能舍身救国的原因，非因此家所累，就因此身所累。我们大家要约定：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谁同意这一标准，谁就是我们的同志。……”

送行的人们点了头，谭嗣同补充说：

“我们大家在时务学堂这段因缘，恐怕就此成为终点，但是我们的师生之情、相知之情、救国之情，却从梁先生这一标准上，有了起点。我们时务学堂的师生都是有抱负、有大抱负的。此后我们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救我们的国家，成败利钝，虽非我们所能逆睹，但是即使不成功，梁先生所期勉的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相信我们之中，一定大有人在。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不可知不可料的地方，我们也许会破家杀身，为今日之别，存一血证。那时候，在生死线上，在生死线外，我们不论生死，都要魂魄凭依，以不辜负时务学堂这一段交情。……”

谭嗣同从床边站起来，向梁启超抱拳而别，大家也鱼贯走出舱房，蔡艮寅走在最后一个。他转身向梁老师招手，眼中含着泪。梁老师微笑着望着他，招手叫他过去：

“艮寅，临别无以为赠，我送你一个名字吧，艮寅的名字不好，又八卦又天干地支，不能跟你相配，改个单名，叫‘蔡锷’吧。锷是刀剑的刃，又是很高的样子，又高又锋利，正是你的前途。至于字，就叫‘松坡’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有松树那种节操，再加上苏东坡那样洒脱，正是蔡锷的另一面啊！”

第八章　大刀王五

梁启超回到上海，已是1898年的春天。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过去多少年的经营，都在这一年快速有了结果。先是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十七天后，五月十五日，皇帝又召见了梁启超，赏给梁启超六品官头衔，要他办理印书局事务。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召见，按照朝廷定例，一定要四品官以上，才有资格被皇上召见，皇上是不召见小臣的。那时候梁启超只有二十六岁，不但不是小臣，根本是一介布衣，由皇上召见布衣，这在清朝开国以来，都是罕见的事。

罕见的还不止于此。七月间，谭嗣同也被召见了。七月二十日，发表了四个军机章京，军机章京像是唐朝参知政事的官，官位不算大，但接近皇帝，有近乎宰相的实际权力。光绪皇帝认为康有为名气太大，怕刺西太后的眼，所以把康有为安排在皇宫外面，双方透过四章京，保持联络。于是，在退朝以后，在下班归来，在南海会馆，在浏阳会馆，就多了大家聚会的足迹。

不过，聚会对谭嗣同说来，是不很单纯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其他三位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他们都纯粹是知识分子，就是一般所说的书生。他们的交游范围，是狭窄的，但是谭嗣同却不然。他的交游，除了和他一样的书生以外，还包括五湖四海的各行各业人物，也就是书生眼中的下层阶级。谭嗣同小时候读左太冲的诗，读到“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非常欣赏。他相信“草泽”之中，必有“奇才”存在，一如孔子相信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样。而这种“奇才”在书生中，反倒不容易找到，黄仲则的诗说“仗义每多屠狗辈”，就是这种观点。谭嗣同要结交五湖四海中的豪杰之士做朋友，为的是他相信救中国，光凭书生讲空话写文章是不够的，还得伴之以行动，而这种崇尚行动的人，却只有从下层阶级去找，尤其是下层阶级的帮会人物。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洪门”人物。“洪门”是明末遗民反抗清朝的秘密组织。它的远源来自台湾。当年郑成功义不帝清，退守台湾后，他和部下歃血为盟，宣誓大家结为兄弟，从事反清复明的大业。他开山立堂——开金台山、立明远堂，成立了“汉留”，表示是满族统治下不屈服的汉族的遗留，再派出了五员大将，潜入大陆，就成为“洪门的前五祖”，以福建九连山少林寺为大本营。为了向台湾溯源，谭嗣同说动了他二哥谭嗣襄去台湾，追踪郑成功“汉留”的足迹。可是二哥追踪的结果，却很泄气，他写信告诉谭嗣同，台湾已经不是郑成功时代的台湾了，台湾变了，变得只见流氓不见大侠了，要找大侠，还得从大陆去找。于是，谭嗣同决定在中原的下层阶级里去找同志，就这样，他认识了王五。

王五是北京人，他本姓白，八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和弟弟沿街讨饭，讨到了北京顺兴镖局。镖局的王掌柜看他长得相貌不凡，就收留了他，认为养子，改姓王。十一年后，王掌柜死了，他就继承了镖局，由于他行侠仗义、为人直爽、武功又高，就被人叫做“大刀王五”，他的本名，是王正谊。

镖局是一门奇怪的行业。干这行的人，被达官贵人大商巨贾请来做保镖，保护人身或押运货物上路，直到目的地为止。这种业务，叫做“走镖”。干“走镖”，或走“水路镖”，或走“陆路镖”，都要冒不少风险，风险就是路上的强盗，一般叫做贼。

开镖局的不能见贼就打，那样代价太高，打不胜打。相反的，不但不是打，而是和谈。遇到有贼拦路，镖局的头儿总是近上前去，一脸堆笑，抱拳拱手，向贼行礼，招呼说：“当家的辛苦！”那做贼的，也得识相，能放一马就得放。也会回答：“掌柜的辛苦！”接着贼会问镖局的名字：“哪家的？”保镖的就会报上字号，于是，就开始用“春点”谈，“春点”，就是黑话。

“春点”的范围包括江湖上的师承与帮派，如扯上远祖或同门关系，大家都一师所传，就好说了。给贼面子，承认贼给方便，是赏饭给镖局，然后就有这样的对话：

“穿的谁家的衣？”贼问。

“穿的朋友的衣。”保镖答。

“吃的谁家的饭？”贼问。

“吃的朋友的饭。”保镖答。

这是真话，因为保镖的，正是吃的贼的饭——没有贼这一行，谁还要找保镖呢？贼正是衣食父母啊！

一阵“春点”拉下来，贼把路让开，表示放行了。临走保镖还得客气一番。说：“当家的，多谢‘借路’。你有什么带的，我去那边，几天就回来。”

“没有带的。”贼也客气，“掌柜的，你辛苦了。”

贼不托带东西，但贼会进城来玩。玩的时候，也会找上镖局，镖局一定会保护他们，不让官方捉到。要是给捉到，招牌就砸了，以后上路，江湖绝不好走了。

大刀王五的镖局，虽然是北京城里八个镖局中的一个，但是，由于王五的名气大，所以，在“走镖”时候，只要一亮出王五的堂号，四方绿林，无不买账。正因为王五跟贼的关系好，所以，有些麻烦，也就惹到头上。有一次，一连发生了几十件劫案，被抢劫的，又多是贪官污吏，引起刑部的震惊，下令叫濮文暹太守去抓。濮太守派了官兵几百人去宣武门外王五家抓人，可是王五以二十人拒捕，官兵不敢强进宅内，相持到晚上，官兵暂退，王五也穿着兵士制服，混在其中脱走。第二天，王五忽然到濮太守那儿自首。濮太守奇怪：“抓你你拒捕，不抓你你自首，怎么回事？”

王五说：“你来硬的，我就硬干；你既撤兵，我就投案。”

濮太守说：“我知道你早已洗手不干强盗的事，但你总要帮我破破案，几十个案一齐来，岂不给做官的好看！”

王五说：“大人的忙我一定帮，问题是你大人要赃还是要人？要赃，我可帮忙追回；要人，只好拿我去顶罪。”

濮太守决定但求追赃而已。就这样，问题解决了。

后来，王五感于濮太守是清官是好官，没有栽诬他是匪类，在濮太守下台去河南的时候，还派人送了他一程。

王五外号“京师大侠”，这是人们赞美他的侠气。另一方面，他的武功也是第一流的，大刀只是他武功的一面而已，他还精于剑术，在跟他学剑的学生里，有一个湖南人，就是谭嗣同。

谭嗣同是外号“通臂猿”的胡七介绍认识王五的。他称王五为“五爷”、胡七叫“七哥”。王五、胡七叫谭嗣同做“三哥”。王五的哥们儿一律跟着叫“三哥”。谭嗣同是这些人中唯一（的）知识分子，但他毫不以此自骄，反倒跟这些粗人相偕，称兄道弟。大家都知道三哥书读得好，有学问，并且肯教他们，没有架子。大家乐意跟三哥接近，听三哥谈古论今。大家知道三哥的老太爷是做官的，三哥是官少爷，三哥不会干他们那一行，各干各的。但是，大家是哥们儿，大家肝胆相照，就这样，大家交上朋友，并跟王五和胡七拜了把兄弟，转眼十年了。

十年间，王五和哥们儿有好多次跟谭嗣同谈到帮会的事，他们很明显表达出他们反对满洲人的传统。但是，一碰到满洲人这个问题，谭嗣同好像就有点不愿多说。不过，他也不扫他们的兴，也不说他们不是，笑着看他们叫骂。大概是态度不明朗，哥们儿头脑简单，就以为三哥也是反对满洲人的。

大家做朋友，做到了第十年，1898年到了。谭嗣同应召进宫见光绪皇帝，并在军机处做了四章京之一，消息传遍了北京城，也传到了镖局。

“他去见了皇上！”“他去见了皇上！”六个字，像空气中钉进六颗钉子，王五他们呆住了。他们互相看着，都不说话。有人沮丧地低了头。

“谭嗣同背叛了我们！”胡七突然斩钉截铁。

“没有，谭嗣同没有背叛你们！”一个坚定的口音响在门口，站在那里的，正是谭嗣同。

“三哥啊！”王五大叫了起来，他突然站起来，满脸通红，“三哥，你去见他干什么！我们是什么立场？他们是什么立场？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好谈的！要有，就是他们擦我们，我们擦他们！”王五的右掌做成刀状，来回各做一个砍头的姿势，“三哥啊，你是有大学问的，不像咱们哥们儿是老粗。你比我们读书明理，你说说看，你为什么去见满洲人？要干这种事，你叫我们怎么办？怎么对待你？”

“这就是我不先告诉你们的原因，我不能使你们为难、使你们精神上先有负担。我若先告诉了你们，你们一定不同意我去。我去以前，结果是好是坏我也没把握，所以，我宁愿先去试试看，如果结果不好，那就是我一个人判断的错，不牵连五爷和各位。如果先告诉了你们，你们一定不同意我去，如果去了结果好，你们就挡住了这个结果，岂不我又陷你们于判断错误？所以，我决定还是不先告诉你们。我……”

“你！你！你他妈胡说！”胡七陡地站起来，撩起了袖子，大家也都站起来。王五把左手手心向下，从左胸前向外划过，暗示不要轻举妄动。谭嗣同坐在方桌的一边不动，神色安详地说：“五爷、各位，你们总该先听我把话说完。说完了，大家好合好散，也落个明白！”

“他妈的你去见了满洲人，并且一见还见的是满洲头子，你背叛了我们，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完！我们这样看得起你，原来你背叛了我们！”胡七吼叫。

“七哥！……”谭嗣同开口。

“你别叫我七哥！七哥是你叫的？我们的交情，今天就是完了！你别叫我七哥！”

“我不要听你我、我、我，我们拜了把子，今天就要同你拔香头；我们发誓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记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胡七一边吼着，一边越过方桌，直朝谭嗣同扑过来，大家也一拥而上。茶杯滚到地上。

“住——手！”王五的洪亮喊声，使人人都立刻缩了回去，谭嗣同安详地坐在那里，鼻孔流下血，茶水溅满了一身。他任鼻血一滴滴淌下，擦都不擦。他稳定得像一尊佛像，不是金刚怒目，而是菩萨低眉。

王五突然翻开了小褂，掏出了腰间的匕首，明晃晃的。大家望着他，可是谭嗣同若无其事。王五把自己白色小褂的最后一颗纽扣解开，左手拉起了衣角，用匕首朝小褂割去，割下一块方形的布，收起匕首，把布铺在左掌上，朝谭嗣同鼻子捂上去，他右手按住谭嗣同的肩，说：“到床上仰着躺一下。”

王五扶谭嗣同躺在床上，叫人拿两条湿手巾来给他，亲手用一条擦掉他脸上的血迹，另一条折好，放在他额头上。他伸手拉开了被子，为谭嗣同盖上。然后打个出去的手势，他却不先走，让大家先出去，然后轻关上门。

大家在房外草地上，蹲着，蹲着。王五不开腔，他拿出旱烟袋，装上烟丝，从火石包里掏出黄棉，放在烟上，用打火石打燃黄棉，一口接一口吸着。大家跟着，也点上烟。胡七不抽烟，他蹲在那里，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用力画着叉子，画了又描上，愈描愈深，嘴角随着画线在扭动。

“大哥，”胡七忍不住开口了，“我真不明白，以谭三哥这样的人，为什么背叛我们？”

王五吸着旱烟，没有看胡七，眼只望着天，冷冷地说：“他没有背叛我们，他如背叛了，他就不来了。”

胡七想了一下，恍然若有所悟：

“说得也是，他若背叛了，他该明白再来不就是送死吗？他还不明白我们不会饶他吗？他上次还告诉我们，湖南马福益那一帮前一阵子四当家的犯了规矩，兄弟们决议是叫他从山顶跳下去，最后兄弟们送他上山，他一边走，一边还照顾送他的大哥，说：‘大哥小心走，山路太滑。’马福益是三哥的同乡，又是朋友，三哥难道不知道帮里的规矩？我不信。”“也许他不认为他犯了规矩吧？所以他敢回来。”有人说。

“犯规也好，不犯规也罢，问题是他如果背叛了，他回来干吗？他总得有个目的啊！”又有人说。

“目的就是拉咱们一起跟他下海，一起做满洲人的奴才，他自己一个人做还不够！”胡七把树枝一丢，大声说。

王五望着天，含着烟，并没有抽，终于转过头来：

“不要瞎猜了。三哥一定有他的原因，这原因不是你们能猜得透的，也不是我王五猜得透的。他学问太大，我们是粗人，我们不清楚，只清楚谭嗣同绝不是背叛朋友的人，我敢以这颗脑袋担保。我王五活了几十年，五湖四海，阅人无数，就没把人看走眼过，我就不相信谭嗣同有问题！谭嗣同有问题，不要他从山上跳，我先跳！不但先跳，并且挖下我眼睛后再跳！”

“我们当然相信大哥，相信大哥不会看走了眼。”胡七心平气和地说，“我刚才动手，也说不出为什么，大概三哥不告诉我们，不让我们这些粗人明白，所以气起来了。”

王五白了他一眼：“不对吧，他是要告诉我们的，他好像说了‘你们总该先听我把话说完’的话，还说了‘好合好散，也落个明白’。可是你没听进去，就动了手了。”

大家望着王五，低下头，胡七也低下头，低了一下，又抬起头，望着王五：“这可怎么办？大哥你说怎么办。”

“还是要先听听他的。”王五说着，站起身来。大家也都站起来，一起走进屋去。

他们再进房里的时候，谭嗣同已经起来了，正在洗脸。那脸盆是搪瓷的，可是已很破旧，原来的盆底已烂了，是用洋铁皮新焊接的。焊工在北方叫锯碗的，他们把打破的碗接在一起，把破片和原底两边外缘钻上钉孔，再用马蹄形铜扣扣入钉孔，最后涂上白色胶合剂，就变成了整补过的新碗。锯碗的同时可用白铁皮焊壶底、焊水桶底……他们是废物利用的高手、是家庭日用器材的修补人。工业时代的人们、有钱的人们，脑中很少有修补的观念，可是农业时代的穷困中国人，他们却把任何可以报废的东西都不报废。他们珍惜旧的、爱护旧的、对旧的发生感情。他们宁肯钉钉补补，也很难汰旧换新。这种情形，变成了一种定律、一种习惯，最后变成了目的本身。所以，最后问题不再是有没有能力换新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先排除换新，一切都以先维持旧的为天经地义，不能维持则以修补旧的为天经地义。所以，中国人的家里，有着太多太多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用品，父以传子、子以传孙，相沿不替。农业时代的穷困，形成了中国人的惜旧观念，从一套制度到一个脸盆，都无例外。

谭嗣同擦脸的时候，王五走过来：

“你流了不少的血。他们太莽撞了。”

谭嗣同苦笑了一下，从水缸里舀出两勺清水，洗着血红的手巾。

“让他们洗吧，别洗了。”王五说。

“没关系，还是自己洗吧，有机会能洗自己的血，也不错。有一天——”他突然若有所思，抬头，停了一下，又低下来，“血会流得更多，自己要洗，也洗不成了。”

“弟兄们太莽撞，三哥不要介意。”王五说。

“怎么会？”谭嗣同说，“也要怪我自己。我一直没好好使大家明白这回事。”

“那就大家好好谈个清楚。十多年来，大家跟三哥拜把子，没人不敬佩三哥。但是，对满洲人的立场，大家一向分明，如今三哥这样做，未免伤了弟兄们的感情。我们帮会的人，对满洲人是绝不谅解的。现在，既然事情闹开了，大家就弄个清楚。”王五说。

“也好。”谭嗣同说着，把手朝下按示意大家坐下来。

“三哥记得吗？”王五首先开口，“康熙年间，东北的西鲁国老毛子扰乱中国，满洲人平不下来，因为需要能够一边游泳一边作战的，才能跟西鲁人打。东北人游泳是不行的，一边游泳一边作战更别提了。那时候有人向康熙皇帝提议，何不征用平台湾以后移到北京住的这些闽南人，他们都是郑成功系的海盗世家，用他们来打西鲁老毛子岂不以毒攻毒，于是就成为定案，去打西鲁老毛子。”

“你这么一说，我仿佛记起来了。”谭嗣同摸着头，“那个仗，不是说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一百二十八个和尚帮忙打的吗？”

“三哥真是大学问家，一点也不错。当时康熙皇帝征用这些闽南人，因为是海盗世家，所以平台湾后康熙不要他们再在台湾住，免生后患，就都被强逼着移民到北方来。这回为了打西鲁老毛子，征用他们，有五百人可用。他们不高兴干，这时候从福建赶来一百二十八个少林寺和尚，大家用闽南话商量。少林寺的和尚劝他们说：满洲人是我们的敌人，抄了我们老家，这个仇，非报不可，这是个机会，满洲人这回有求于我们，打外国人，我们不妨跟他们合一次作，一来是不管满洲人怎么坏，究竟同是中国人、究竟这个仗是打外国人，对外作战总比对内作战重要；二来是如果仗打赢，满洲人欠我们情，至少对我们有好印象，高压的政策会缓和，我们可以保持实力，徐图大举。于是这些闽南人都愿意了，在康熙二十四年，跟西鲁老毛子打了一次水仗，打法是中国人每人头上顶了一个大牌子……”

“我打个岔，那个牌子是藤子做的。”

“啊，可奇了！三哥怎么知道？真奇了！”

“打赢了西鲁老毛子以后，满洲人印了一部书，叫《平定罗刹方略》，里头提到过‘福建藤牌兵’，就是指这些闽南人。”谭嗣同补充说。

“对了，我们书看得太少，你们有学问就是有学问，真行！真行！”

“但我不知道藤牌兵怎么打的。”

“藤牌兵是在江里游泳，用藤牌做盾，冲到西鲁老毛子船边，凿漏老毛子的船，老毛子搞不清怎么来了这种怪打法，把他们叫做‘大帽鞑子’。他们真倒霉，自己在台湾多少年想杀鞑子，结果竟被别人叫做鞑子。”

“后来呢，后来不说又有火烧少林寺的事？”

“仗打赢了，满洲人说大家有功，要行赏。和尚们不接受，表面上是说我们是出家人，不受人间荣华，骨子里是根本不承认你满洲人有赏的资格。等和尚回少林寺后，不久，满洲人就去派兵火烧，一百二十八个和尚，仅逃出五个，其余的都死了。逃出的五个，找到明朝崇祯皇帝的孙子朱洪竹，大家同盟结义。结义时候天上有红光，红光的红与朱洪竹的洪声音一样，大家都说是天意，就开始了洪门会，那五个和尚，就是洪门的前五祖。前五祖刚由少林寺逃出来的时候，曾在沙湾口地方折下树枝发誓：

天之长，

地之久，

纵历千万年，

亦誓报此仇！

所以洪门的主义就是报仇，反清复明，跟满洲人干到底。后来在武昌地方打了败仗，朱洪竹失踪，大家只好化整为零，徐图发展，最后留下一首诗作为日后联络凭证：

五人分开一首诗，

身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与众兄弟，

后来相会团圆时。

于是各开山堂，秘密发展下去，发展成为‘三合会’、‘天地会’、‘三点会’、‘哥老会’、‘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愈分愈远，谁也搞不清了。三哥是大学问家，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话不是这么说，洪门一直是秘密的，所以简直没有任何写下来的材料，一切都凭口传，难免传走了样。我所知道的，也极有限，但从官方的一些材料里反过来看，有时候可以正好跟口传的配合上，像刚才五爷说的藤牌兵，就是一个例子。”

“三哥说的是。”

“又比如说《大清律例》中有说福建人有歃血订盟焚表结义的，要以造反罪处分，为什么看得这么严重？就是为了对付洪门。满洲人注意洪门，搞不清洪门宣传，除嘴巴你传我我传你以外，一定得有写下来的才方便，一直扯了一百五六十年，才在咸丰年间发现了一本书，不是别的，就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特色是提倡恢复汉室，桃园三结义，大家拜把子，可成大事，忠义千秋。所以咸丰皇帝查禁《三国演义》。”

“哦，原来是这个缘故。洪门以后的事，太复杂了，简直搞不清楚。只知道成立洪门是为了反清复明，可是后来发现很多兄弟又跟清朝合作，大家搞不清怎么回事，要反他，怎么又跟他合作？合作、合作，洪门前五祖不就是合作上了大当，兔死狗烹，惹来火烧少林寺，怎么还合作？三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说来话长，得先从满洲人种说起，才能说明白。”谭嗣同先喝了一口水，“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他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是13世纪蒙古族元朝和17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只有三百四十多年。蒙古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古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13世纪蒙古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17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古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古族通婚，给蒙古族和尚盖喇嘛庙，不许汉族种蒙古族的地，也不许跟蒙古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古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古族，抵制汉族。

“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太深了，人太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象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当时守长城的汉族总司令是爱情至上的吴三桂将军，听说首都北京被流寇攻进，皇帝上吊死了，他按兵不动；但接着听说在北京等他的情人陈圆圆小姐也被抢走了，他就不再忍耐，于是他跟敌对的满族拉手，借满族的兵，去救他的陈圆圆。

“这一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满族进了北京，不再走了。他用最隆重的丧礼来为明朝的殉国皇帝发丧，同时把孤零零陪这个皇帝同死的一个太监，陪葬在这三十五岁就自杀了的皇帝身旁。他们又消灭了攻进北京的流寇，然后在北京出现了满族皇帝。

“满族对汉族说：‘杀了你们皇帝的，是我们的仇人流寇；杀了我们仇人流寇的，是我们的皇帝。’这是一种巧妙的代换，把汉族的皇帝的底片，跟满族的皇帝的底片重折冲洗，‘皇帝’这个名词没有变、这个象征没有变，但是照片上的相貌，却不同了。

“满族决定用一些具体而明显的方法来使汉族屈从，于是从头做起，先改变汉族的发型。用你肯不肯改发型，一望而知你肯不肯就范。汉族旧有的发型是留长头发，但是满族却是留辫子，留到今天，我们尽管恨满族，可是还是得跟着留辫子。

“不过，满族虽然被汉族所恨，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他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屁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氐、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太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地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即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没有胡臊味！

“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夷狄观念，是根本就弄错了的，到今天谁是中国人，可难说了。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他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夷狄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氐羌的、是吐蕃的、是苗猺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城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同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的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我们读古文《吊古战场文》，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伤，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五十八年前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以外，1840年以前，黄帝纪元公元前2674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一十四年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他们都是中国人！

“由此可知，所谓什么我中原你夷狄之分、我汉族你满族之别，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大家都搞错了，搞得度量很狭窄，不像男子汉，男子汉哪有这样小小气气地整天把自己同胞当成外国人的？

“至于说到帮会、说到帮会的反清复明，其实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以其中三合会为例，三合会的起源，是始于康熙时代少林寺的和尚被杀，当时是反抗官吏，而不是反抗满族；又如哥老会，哥老会反清反得更晚，它的成立已是乾隆当政的时代了，并且它的扩张，还在同治以后，主要的扩张原因还是一部分湘军被遣失业，觉得替满族效忠效得寒心，才愤而反清的。所以帮会的反清复明，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纯粹。至于三合会、哥老会以外，流传到中国各地的反清复明，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反清复明到今天，清朝天下已经两百五十多年了，明朝亡了两百五十多年都没给复回来，谁还好意思再说反清复明？谁还有脸面再说反清复明？又有什么必要还说什么反清复明？

“并且，复明、复明，复了明又怎样？明值得一复吗？懂历史的人，一比较，就知道清朝政治比明朝像样得多，清朝的皇帝，除了西太后外，都比明朝的皇帝好，制度也好。试看明朝太监当政，清朝的太监只是弄点小钱小权而已。至多只是李莲英这种货色，又算什么，比起明朝，全不够看。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宫中的太监就有七万人，连在外面的高达十万人。每个太监平均有四个家奴，算起来就是四十万。用来非法控制天下，这成什么世界！清朝的太监哪有这种场面！明朝上朝的时候，五百名武夫就排列在奉天门下，说是要纠仪，一指出有哪个官员失仪了，立刻抓下帽子，剥开衣服，痛打一顿。现在清朝的午门，至多只是皇上叫太监‘奉旨申斥’骂一两个官员的地方，但在明朝，就是当众脱裤子打屁股的地方，有的还先罚跪。有一次一百零七名官员一起罚跪五天，然后一律打屁股，每人分到三十廷杖。像这类羞辱臣下，被当场打死或打得终生残废的，数也数不清，有的还说奉有圣旨，打到家门来的；有的还打到别的衙门去的……像这样子胡闹的、黑暗的明朝政治，清朝是没有的。满洲人的天下也黑暗，但是天下乌鸦，绝不一般黑，五十步和百步，对受害的老百姓而言，还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除非有办法驱逐黑乌鸦，否则的话，如果有不那么黑的、有可能变白一点的，我们还是不要失掉机会。这样才对老百姓真的好。

“今天的皇上虽是满洲人，却是个好人，是个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好皇帝。他既然有心在西太后选出的烂摊子上变法图强，既然找到我们汉人头上，我们应该帮助他。这种帮助，是对大家都好的。你们哥们儿人人留着辫子，口口声声地反对满洲人，从前辈的哥们儿起算，反了两百五十多年了，还反不出成绩来，可见此路不通，大家方向都搞错了。今天我话就说到这里，各位兄弟愿意平心静气地想想，想通这番道理，你们自然还把我谭嗣同当兄弟；如果想不通，或想通了仍认为你们对，你们可以说服我，说服我辞去这军机章京不干，跟你们去三刀六眼地干。怎么样？”

说着，谭嗣同站了起来，气雄万夫地站了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他，全屋是一片死寂。王五的旱烟早都熄火了。他盯着谭嗣同，缓慢地点着头。他挺着腰杆，魁梧的上身，随着点头而前后摇动。弟兄们的眼睛，从谭嗣同身上转到王五身上，他们没有意见，大哥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他们要等大哥一句话。最后，王五开口了：

“三哥，我们是粗人，我们不知道那些麻烦的大道理。我们只知道你是我们哥们儿，你赞成的我们就赞成，你反对的我们就反对，你要推翻的我们就推翻。反过来说，欺负你的就是欺负我们，惹了你的就是惹了我们，砍了你的我们就还他三刀。我们心连着心，一条线，水来水里去、火来火里去，全没话说。三哥，你是有大学问的，我们不懂，但我们信你，你是我们的灯、我们的神，我们信你总没错，我们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信你就是。但这次……这……这……次，好像总有点不对劲，不对劲。”

“五爷，有什么不对劲，你尽管说，咱们哥们儿，有什么话都不能闷在肚子里，五爷，你尽管说。”

“咳，到底怎么不对劲，我也说不大出来，只是……只是觉得……咳……觉得有点不对劲，觉得有点不那么顺。”

“你是说——你是说我不该跟康有为去？”

“那……那倒也不是，康有为天大学问，哪里会错。但我们总觉得……只是觉得，康有为走跟满洲人合作的路，这条路，到底行得通不通？是不是真成了‘与虎谋皮’了？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不懂，我们只是担心有天大学问的人除非不犯错，要犯就一定是大错，大得收不了摊，要人头落地。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根本沾不上边，所以全靠三哥判断、三哥做主，三哥了解康有为，三哥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是不是犯了大错。”

“五爷的意思，我懂。”谭嗣同说。

“还是老话，我们是粗人，我们只信三哥。”王五说。

“我们信三哥。”大家众口一声。

“三哥信康有为，我们也只好跟着信。”王五说。

“如我没猜错，五爷你们对信康有为有点勉强。”谭嗣同说。

“话倒不是这么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如果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根本说不上来。”王五顿了一下，“如果犯了大错，错在哪儿，我们也根本说不上来。刚才说了半天，说的不是大道理，而是我们的感觉，感觉有点不对劲、不那么顺。三哥，我们跟你完全不同，你是书里出来的，我们是血里出来的，我们从小就在道上混，三刀六眼，整天过着玩命的日子，但玩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把命玩掉，原因也有一点：哥们儿的照应、自己的武艺、祖上的积德、佛爷的保佑，再加上大家的运气……都是原因，这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说出来也不怕三哥笑，就是事前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一点也说不上来，但真的，真的有那么一点。那种感觉不是每次都有，但有时候它真的有，弄得你别别扭扭的，心神有点不安，直到换一换、变一变，才觉得顺。这么多年来，有几次，直到事后回想，才发现幸亏在紧要关头那么换一换、变一变，才死里逃了生。这话说来有点玄，但的确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又不能不信。”

“五爷，我跟康有为的事，五爷有这种感觉？”

“好像有一点。三哥你会笑我？”

“五爷这种感觉，我一点也不笑你，并且可以告诉你，我也有这种预感。但是，我们没有选择。不瞒五爷和各位说，我来北方，结交你们这些英雄好汉；我在南方，也结交五湖四海。其中有不少我湖南家乡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有一位叫黄轸——草头黄、珍贵的珍字左边去掉斜玉旁换成车马炮的车字。他比我小八岁，今年二十五岁。这人文的考上秀才，出身湖南岳麓书院；武的能空手夺白刃，南拳北腿，几个人近不了他的身。他为人行侠仗义，跟哥老会关系极深。像黄轸这种哥们儿，他们相信要救中国，路只有一条，就是革命，只有赶走满洲人，中国才有救。跟满洲人合作，是绝对不行的。他们那种担心‘与虎谋皮’的心理，比五爷还强烈。我这次北上，他们特别为我饯行，也特别劝我小心，甚至劝我不要应满洲皇帝之召，而跟他们一起搞革命。坦白说，如果不是受了康有为影响，如果不是碰到光绪皇帝，我很可能走上革命的路。但是，变法维新的道理，康有为已写得那么头头是道，令人心服；而对变法维新的诚意，光绪皇帝又表现得那么求才若渴，令人感动。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可以用得君行道的方法救中国，无须人头落地。革命总要人头落地的，流谁的血都是中国人的血，总是不好的。我把这番意思讲给黄轸他们听，他们也无法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机会，不过‘与虎谋皮’，成功的希望很低。我呢，也相信困难重重，希望不高，我心里也正如五爷所预感的，不觉得顺。但是，既然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也只好把握住，要试一试。如果成功了，成绩归大家；如果失败了，牺牲归自己。我今天来通知五爷和各位，并不是拉大家一起跟我下水，只是告诉大家：我谭嗣同不论做老百姓还是做官，都没有变，都是你们的兄弟。各位兄弟如了解我，今天就是来通知；各位兄弟如不谅解我，今天就是来道别。也许有一天，在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在看不到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再会相聚，或者化为泥土，大家相聚。不论怎么样，我们一旦是哥们儿，永远是哥们儿。我此去是成是败，全不可知，知道的是如果失败，我将永远不再回来。保重了，各位弟兄。”谭嗣同向大家拱手为礼，然后向前一步扑身下跪，“五爷，请受我一拜。”又转向胡七：“七哥，也受我一拜。”……

王五、胡七都争着扶起谭嗣同来。谭嗣同转身退去，大家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

第九章　戊戌政变

黑暗在北京城处处皆有，即使在皇宫中也一样。紫禁城的宫墙都相当高，夹在宫墙中的，多是四合房、三合房，晚上到来，更是黑暗处处。

乾清门比起午门、太和门来，虽然规模小了一点，但是它身居内廷第一正门，离皇帝最近，天高皇帝近之下，看来也气势威严。尤其在天黑以后，暗淡的烛光，自门中摇曳出来，照在阶前的一对铜狮背面，更显得威严而死寂。铜狮蹲踞在低矮精雕的石台上，五趾张立，看来在保护皇帝，但是，入夜以后，它们在死寂中沉睡了。

乾清门虽然是乾清宫前面的门，但是，它也内有皇帝宝座，皇帝来这里，叫做“御门听政”。听政时太监将宝座抬到乾清门的正中，前面放一黄案，黄案前放一给官员下跪的毡垫，开的是一个半露天的小朝廷。顺着御门的石栏向左看，有斜墙一面，就是照壁。壁上黄绿琉璃瓦，凸起在朱红的墙上，入夜以后，变成一面黑墙，在乾清门前的外院中，显得格外突出。沿着照壁再向左，过了内右门，就看到三间与高大的皇宫建筑绝不相称的小矮房，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内阁——军机处。与军机处成直角的，是隆宗门。过隆宗门又成直角，与军机处无独有偶的三间矮房又出现了，就是军机章京值房。

清朝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的原因，是由于连年用兵西北，为了军书快递与保密防谍，就在隆宗门外盖了小矮房，叫大臣值班。从此立为制度，延续了一百八十年。

军机处是神秘的衙门，它的权力极大，皇帝为了防止它坐大，也未尝不限制它。例如军机处自己的图章，就另放在内廷，要盖印时，值班的军机章京要去“请印”，才能完成盖印手续。又如中央和地方官吏，上奏的内容，都不准预先告诉军机处，而军机处的重地，没得允许也不得进入，门上挂着白木牌，上书“误入军机者斩”，森严情况，六字毕呈。为了执行这些森严的规定，军机处每天都来一名御史，在旁监视。

巍峨豪华的皇宫与矮小破落的军机处，是一种强烈的对比，那正象征着君主的高大与臣下的卑小。军机处里除了办公用品和休息的木炕外，设备简陋。唯一考究的，是高挂在墙上的“喜报红旌”木匾，那木匾上的四个字，正是皇帝每次见到军机大臣的最大盼望。如今，皇帝的盼望对象转移了，转移到军机章京身上，由于西太后的专权，“御门听政”早就没有举行了，被缩小了的皇帝，现在，决心用变法维新做最后的挣扎，在他与军机章京的谋划下，展开了满汉联手的大改革。不过，所谓满，满洲皇帝一人而已；所谓汉，军机四章京外加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而已，整个的中国，还像那入夜的铜狮子。

变法维新从6月11日正式开始。这一天，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宣布变法自强，接着就是密锣紧鼓的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除旧方面废八股、废书院、裁绿营、裁冗衙冗官冗兵、禁止妇女缠足等；布新方面荐人才、试策论、办学堂、设农工商机构、设矿务铁路总局、提倡实业、奖励新著与新发明、翻译新知、准办学堂、准开报馆、广开言路、军队改练洋操洋枪、准备实行征兵……在光绪皇帝带头、在紫禁城推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时候，西太后那边，在颐和园看在眼里，也就伸出手来。西太后在光绪皇帝诏定国是第四天，就把皇帝老师翁同龢赶走，把自己心腹荣禄安置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先摆下阵势，看你皇上有多大能耐。虽然阴云满天、大军压境，光绪皇帝还是义无反顾地要变法维新，发愿不要做丧权辱国的亡国之君，他要在困难重重中向前推进。在白天，他越过守旧大臣，跟军机四章京推进变法维新；在晚上，他把在军机章京值房的爱国者叫进乾清门，在铜狮未醒的当口，秉烛策划一切。

可是，不论多少夜以继日的推进，一切却显得不对劲了。光绪皇帝终于觉察到危机就在眼前。秘密消息传来，大概就在10月里，皇上陪西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时候，废立皇上、解决新党的行动，就会展开。光绪皇帝已被逼到墙角，9月14日，在四章京正式值房的第九天，他把密诏交给杨锐带出；三天以后，他又把第二张密诏交给林旭带出。两道密诏的内容是：

赐杨锐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19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始如此，则朕位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赐康有为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赐康有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9月18日清早，在南海会馆里，康有为和大家捧着密诏，作了紧急的决定：第一，要想办法救皇上，谭嗣同提议去劝说有新建陆军在手的汉族军头袁世凯，袁世凯头脑比较新，办强学会时他就赞助过，皇上前天昨天已连续召见两次，已表示重用他。如果他能够深明大义，事情还有转机，这一劝说，风险虽大，但值得一冒，谭嗣同自告奋勇，愿意只身前去找他。第二，皇上力催康有为南下，用意在避免意外发生时，大家被一网打尽，所以决定康有为速离北京，以保全火种。决定以后，即分头进行。

当天晚上，谭嗣同联络上袁世凯，约好晚上10点，到法源寺去拜访袁世凯。袁世凯那时事忙，没住在自己的海淀别业，就住法源寺里。他为什么住在法源寺，没人知道，也许在学恭亲王吧。

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留下弟弟恭亲王奕在北京与洋人谈判。那么洋人占据了紫禁城、北京内城，恭亲王住不成自己的恭王府，就看中了外城的法源寺，住进了法源寺。咸丰皇帝在热河遥控交涉局面，他一再叮嘱的是：恭亲王不可以亲自见到洋人，因为恭亲王是中国皇帝的弟弟，地位高高在上，岂可被洋人见到？但是，咸丰皇帝这种叮嘱，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你自己打了败仗，洋人占了你国都，你跟洋人谈判，怎么可以不打照面？事实上，形势比人强，英法联军在北京杀人放火、抢劫强奸，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也亟应赶快解决，在解决过程中，恭亲王就无法不见到洋人了。最后，谈判完成，英法联军同意撤兵，愿和中国和平相处，并表示将按国际礼仪派大使来“亲递国书”。不料这一约定，使以天朝自居的咸丰皇帝大大介意起来，他批恭亲王的奏折说：“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为了抗议大清无人和拒见夷使，咸丰皇帝不肯再回北京，他死在了热河。这一死，造成了西太后的夺权成功、恭亲王的终于失势。他在法源寺折冲樽俎的努力，最后挡不住人为刀俎。在法源寺苦心孤诣后三十四年，日本又打败了中国；再过四年，六十七岁的他，终于在拦阻光绪皇帝变法维新中死去——年轻时，他是同治中兴的急进派；年老时，却变成光绪变法的保守派，这就是人的一生。谭嗣同在去法源寺的路上，忽然想起近四十年前恭亲王在法源寺那段救亡图存的历史，他顺着想下来，想到袁世凯，他的心，凉了半截。啊！他住的浏阳会馆，不就在附近吗，这一联想，可真是得天时地利呢。他苦笑了一下。

袁世凯简直在以朝服出迎这位军机章京了。军机章京在实权上，相当于副宰相，袁世凯是老吏，对这样炙手可热的新贵近臣，不能不另眼相看的。

谭嗣同首先说事属机密，要求在卧室与袁世凯单独谈话，袁世凯照办了。在卧室里，谭嗣同出示光绪皇帝的密诏，以取信于袁世凯，并告诉他，救皇上、救中国，在此一举。谭嗣同表示，根本的关键在西太后，只有清除了西太后，才能解决问题。如今要袁世凯配合的是：

一、杀掉荣禄；二、包围颐和园。至于进颐和园对付西太后，无须袁世凯派兵，他谭嗣同在北京可掌握好汉几十人，并可从湖南招集好将多人，足可解决园内的一切。

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这一计划。但是，送走谭嗣同以后一小时，荣禄就得到袁世凯的报告；第二天清早，颐和园的西太后，从荣禄的跪禀里，也知道了真相。

同样的第二天清早，经过一夜的讨论，大家在南海会馆分别走出来。除了林旭绝对不相信袁世凯以外，其他的人半信半疑，倾向于袁世凯纵使不派兵，大概也不至于告密。谭嗣同的结论是：不管袁世凯可不可靠，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招棋，死马如当活马医，只好冒险找他。为了加强袁世凯的信心，他决定今天进宫，签请皇上明天再召见袁世凯一次。至于康有为，决定明天就南下。

9月20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他的运气真好！他上火车后十几个小时，南海会馆就被官军团团围住，抓到康广仁。因为不见了康有为，官方下令停开火车、关闭城门，以防康有为逃脱；又下令天津地区停开轮船、下令烟台地区大肆搜船。可是，几次劫难他都躲过了，靠英国人的帮助，他终于到了上海。

日本人也不落英国人之后，在公使馆里，他们首先收容了梁启超。这天正是9月21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了，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两天以后，消息传来，光绪皇帝已失掉自由，被西太后关在皇宫的湖心小岛——瀛台里。

尽管外面风声鹤唳，谭嗣同却没有逃走。但是，浏阳会馆找不到他，他带了一个布包，去了日本公使馆。

日本公使馆，谭嗣同从来没去过。走近的时候，最吸引他注意的，是那一大排方形木窗。木窗的规格，跟中国的窗户完全不一样，显得开朗、方正，而透入大量的光明。他走上了三阶宽石阶，证明了身份，说是来看梁启超。正巧林权助公使不在，一个矮小机警的日本人接待了他。

“久仰、久仰，谭大人。我名叫平山周。我们欢迎谭大人来。梁先生住在里面，现在就带谭大人去。”

开门了，进来的是谭嗣同。平山周一起进来，梁启超迎上去，双手握住他的两臂：“你可来了，复生，你叫人担心死了。来，坐下，先喝点茶。”

梁启超接过谭嗣同手中的布包，放在桌上。

“我怕有人跟踪，转了好几条街，最后从御河桥那边过来的。若有人跟着，他会以为我去英国使馆。怎么样，卓如，两天来睡得还好吧？”

“睡得还好。”梁启超说，“你还是睡在会馆？”

“是啊，你走以后，我一直在会馆，没出来。”谭嗣同答。

“会馆附近有人吗？”

“还看不出来。”

“康先生有消息吗？”

“没有。”

“康先生现有应该到上海了。林权助说他已密电天津上海的日本负责人照顾康先生，叫我放心。他今天早上来过，伊藤博文来，他太忙，现在出去了。”

“林公使说他太忙，一切先由我招待，请不要见怪。”平山周补充说。

“我们感谢他还来不及，怎么还见怪？”梁启超说。

“这次也真巧，伊藤博文伊藤公正好在北京，伊藤公佩服各位，表示要救各位，林公使人同此心，在他们领导下的我们，更心同此理，愿意为你们中国志士效劳。为免夜长梦多，我们打算就在三五天内掩护你们两位偷渡，离开中国，如果有别的志士到公使馆来，我们也愿一体相助……”平山周兴奋地说着。

“不过，”谭嗣同冷冷地插进嘴，不太友善地盯着日本人，“我今天来，并不是要请你们帮我离开中国，虽然我很感谢你们在危难时相助。我是不打算走的。我今天来，只是有一包东西要交给梁先生带出去……”

“可是，复生！”梁启超急着抓紧谭嗣同的肩膀，“你怎么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是无谓的牺牲、是死路一条！”

“我当然知道。”谭嗣同坚定地说，“并且我非常赞成你走。这是一种分工合作，目标虽然一个，但每个同志站的位置，却不可能全一样。有在前面冲锋的、有在后面补给的、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适合甲的未必适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两人做。我觉得今天的情形适合我留下，也必须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国去，回头来为我们的事业东山再起。”

“唉，复生！你怎么这么固执！留下来，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留下来做牺牲品，又有多少用处？不行，不行，你得同我们一起走，不能这样牺牲掉！”

“卓如，你怎么会认为牺牲没有积极意义？你记得公孙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牺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积极的事；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也是在牺牲，只不过是长期的、不可知的在牺牲。所以照公孙杵臼的说法，不走的人、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较难。公孙杵臼把两条路摆出来，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牺牲了。我今天也想这样。我把难的留给康先生和你去做，我愿意做殉道者，给你们开路。以后路还长得很，也许由我开这个路，对你们做起来有个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就像公孙杵臼若不开路，程婴就没有好理由好起点凭借一样。所以，我想了又想，决心我留下来。”

“唉，你怎么能这样！公孙杵臼、程婴的朝代跟我们不同、处境也不同、对象也不同、知识程度也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

“没有不同，在大类上完全一样。我们和公孙杵臼、程婴一样，都面对了要把我们斩尽杀绝的敌人，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牺牲来昭告同胞大众，用牺牲来鼓舞其他同志继续做长期的奋斗。”

“可是，你忘了，当时公孙杵臼牺牲是为了和程婴合演苦肉计，我们现在并没有演苦肉计的必要，为什么要学他们那种时代那种知识程度的人，这是比拟不伦的啊！”

“比拟伦的！”谭嗣同坚定地说，“我今天带来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学》的稿子，对我们所争执的问题，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给你处理吧。总之，我决心出来证明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对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范的。这部《仁学》，卓如兄你是看过的。有些章节，我们还讨论过的。”

“是啊！”梁启超说，“这部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为皇帝而死。我还记得很清楚。可是今天，你却感于皇上的慧眼识人、破格录用，你决心一死，毋乃被人误会是‘死君’乎？就算如你所说，你决心一死，是完成了你书里所宣传的信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而你决心死于‘事’上面，但我忍不住要问你一句，除了‘死事’以外，你对其他的，有没有也同时为他一死的原因？”

“也有，不过那不算重要——比起‘死事’来，至少不算重要。”

“我想也很重要，并且我几乎猜得出来那些原因是什么。”

“你猜是什么？”

“我猜错了，你别见怪。”

“我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我猜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

“什么？”

“‘死君’！我说是‘死君’，是你要为皇上而死！你决心一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个！”

“你这样说，我不怪你，但你说得太重了。你这样说，把我书里宣传的信仰置于何地？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

“绝对没有！你是我的英雄、我的好朋友，我如果认为你言行不一致，那也是认为你做的比说的还要好，你的‘行’走在你‘言’的前头，这种不一致，如果也叫不一致的话，是一种光荣的不一致。”

“那你说我不止‘死事’，还有‘死君’，不是明明说我言行不一致？”

“有什么不一致呢？你说‘死事’，并且你决心一死，为事而死，这件事本身有头有尾，已经很一致了，又何来不一致？如果你说‘死事’而不‘死事’，才是言行不一致，你并没这样，所以，根本就不会发生不一致的问题。你本身，已经很完满地做到了‘死事’的信仰。”

“但我书里，明明宣传着‘死事’而不‘死君’，并且两者成为对立面。如今你若说我‘死君’，纵使不算言行不一致，也有矛盾的感觉。”

“问题发生在你认为‘死事’和‘死君’是对立面，其实这倒有讨论的余地。中国四千五百年来的皇帝，包括光绪，前后有四百二十三个，其中暴君昏君有多少、圣君明君有几人，都各有他们的账，不能一概而论。你书里说：‘……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看你的话，你只承认为皇帝‘死君’的，应该只是他身边的用人女人，因为他跟他们之间有私恩有私昵有私人感情，所以他们对他有愚忠有偏爱，除了这些人以外，你就认为‘绝无死君的道理’，你这样划分，是不是分得太明显了？”

“难道不应该这样明显吗？”

“让我们先回忆晏子的故事。齐庄公到大臣崔杼的家里，竟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绿帽子，当场把齐庄公杀了。晏子是齐国大臣，皇帝被杀，别人不敢去看，但他要去吊，他到了崔家，他的左右问他：‘你为君死难吗？’晏子答得好，他说：‘皇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为他死？’左右又问他：‘那么，离开齐国逃走吗？’晏子答得好：‘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出国？’左右又问他：‘那么就回家吗？’晏子答得好：‘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这三段答话，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说得又识大体、又有感情、又义正词严。当时他去吊皇帝，大家以为崔杼必定杀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点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一点也不在乎。晏子识大体，是大智；有感情，是大仁；不怕死去哭，是大勇。晏子为什么有这种大智大仁大勇，我认为他是真正深刻洞悟‘死事’和‘死君’理论的人。他的理论是：做人君的，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而是维护社稷。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该和他一道死，‘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晏子认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私昵和亲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齐庄公被杀以后，崔杼决定立齐灵公的儿子做皇帝，就是齐景公。那时景公年纪小，崔杼自立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他们把所有大臣都找来，在太庙里歃血发誓，说：‘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者，有如日！’大家一一发誓，可是轮到晏子，晏子却要改变誓词，只发誓：‘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有如上帝！’当时崔杼他们要翻脸，高国赶忙打圆场，点破说：‘二相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高帽子一戴，弄得崔杼他们也只好接受晏子的大条件。由晏子的故事，我反过来，请问你，如果人君之死是为社稷死、为国家死，你谭复生又怎么说？对这样伟大的人君，难道你也认为‘死君’不对，而‘绝无死君的道理’吗？”

“这种人君当然例外。”

“这就是说，你宣传的理论有例外。”

“如果人君有，我的理论就有。”

“好了，光绪皇帝是人君，我就问你这么一句，你坦白说，他是不是人君里的例外？”

“皇上是。”

“皇上为什么是？”

“皇上在变法维新前已经做了二十四年皇帝，他不变法，他还是皇帝，并且在老太婆和满洲人面前，做皇帝做得更稳更神气。皇上变法，不是为他自己，是为国家。”

“皇上为变法冒了大险，他很可能因变法送了命。他如果死了，是道道地地的人君为社稷死、为国家死，是不是？”

“是。”

“那就是了。那我就没有猜错。”

“没猜错什么？”

“没猜错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你怎么说？你决心一死，死的原因除了事的成分以外，还有人的成分，人的成分就有皇上的成分，皇上就是君呵！”

“你的推论，我仔细想了一下，也不是没道理，至少皇上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在人们眼里，我无可避免的是‘死君’，至少‘死君’的成分多于‘死事’。这原因一来是中国历史上大多都是‘死君’，而不知道‘死事’，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很自然地认定这是‘死君’。另一个原因是‘死事’的主张根本不普遍，将来纵有人读我的书，也属于少数知识分子，这种主张在中国，简直也没被明确地宣传过，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更会很自然地认定这是‘死君’了。所以，从形式上看，我死了，可能还得不到多少‘死事’之名呢。”

“这原因，主要是因为有了光绪，光绪是皇帝，他的名字太响了。你跟他一起变法、一起殉道，你却另有死的原因，这在人们心中，是很难成立的——你的目的，都被他吸走了。所以你的‘死君’行为，一定成立；‘死事’行为，反可能被埋没了。”

“并且，更糟的是，在革命党的眼中，甚至还解释成我为满洲人而死，我还是汉奸呢！”

“奸不奸要时间来证明，在满洲人眼中，皇上又何尝不是满奸，他如死了，在满洲人眼中，又何尝不是为汉人而死？”

“谈到满汉问题，真是一个叫人痛苦的问题，我已决心一死，死而无憾，唯一于心耿耿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能说服大刀王五他们一帮兄弟。”

“那该是时间问题，你说服的时间不够。大刀王五他们是粗线条的人，粗线条的人属于下愚，唯上智与下愚最难移。”

“我看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别的原因。你说他们是下愚，是对的，改变上智可以用思想用嘴；改变下愚我感到用思想用嘴是不够的，得用别的。关于满汉问题，我同他们反反复复说了多少次，他们总是听不进去。我知道他们也很痛苦，因为他们太相信我了，而我最后不但肯定了该跟满洲人合作救中国，竟还跟满洲皇帝搭上了线搞合作，变化太大了，他们简直难以适应。”

“最后呢？”

“最后我不再使他们痛苦了，我决定大家先不见面，决定用别的方法。”

“你一出去，还见他们吗？”

“我看不必了。”

“如果有时间呢？”

“有时间也不会有好机会。我一定被注意了，这时候跟他们会面，会连累他们。”

“如果你刚才所说，你除了证明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你愿流血这一点以外，你决心一死，还证明了什么？还会不会证明了别的出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是什么？善是一种功德、一种坦白。我可以告诉你我心底的话，我这一死，我在声名上，会被分尸。”

“分尸？你是说——”

“我是说我的‘死事’会有多重的意义、多种的解释。你到海外以后，会同所有维新党举出我是维新的烈士，说我为维新走了一大步、走了最光荣的第一步，变法开始了，中国人民必须踏着谭嗣同的血前进。”

“是，我是要这样说，因为这是真的。”

“真的？真的在革命党眼里，就不再真。他们会说：看吧，还妄想和满洲鞑子搞变法吗？连在满洲皇帝前面得了君，你们都行不了道，都要被老太婆翻掌一扑，所有什么新政，都烟消云散，人人头挂高竿，还妄想与虎谋皮吗？死了心吧，这就是谭嗣同血的教训，血淋淋地证明了中国前途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可别再妄想走改良的路了！想想看，卓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一死，反倒帮了革命党？如果这样，我的声名岂不被双方来抢，给分尸了？”

“我倒没朝这个方面想过，经你这么一说，那你到底该不该这么牺牲掉，倒真要再考虑、再考虑。”

“我早考虑过了。”

“你还是要走绝路？”

“这不是绝路，这是生路、这是永生的路。”

“你用死来证明生？”

“有什么不好？卓如，刚才我告诉了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来这里并不是来做感情的诀别，而是交给你稿本，告诉你我心底的话。如果纯粹做感情的诀别，我不会来，这也就是我离开这里以后，到我死前，我不想再见大刀王五他们的原因之一。我来这里找你梁卓如，因为你我之间有特殊因缘，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现在，我告诉你，我死了，人人知道我为变法而死，不错，我是为变法而死，但为变法我也可以不死，不死也有不死的价值和理由，我也相信这种价值、这种理由，所以我赞成你不死，你走。但我为什么要死？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我为什么‘伤勇’而死？为什么？因为我有另一个想死的原因，这原因几年来，一直像梦一样缠着我，使我矛盾、使我难以自圆、使我无法解脱，这个缠着我的梦，就是革命。有多少次、多少次，我认为中国的路是这一条、是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改良这一条，是别人走的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我自己走的改良这一条。有多少次，这个梦在我心里冒出来；有多少次，我用力把这个梦压下去、压下去。我到北京来以前，我云游名山大川，结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书，听说你们的活动，遇到了你，我才决心走这条改良的路。现在，改良已走到这样子，我有一种冲动，想用一死来证明给革命党看、给那些从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扬镳的朋友看，看，你们是对的，我错了。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我倒在路上，用一死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往这路上走，此路不通。”

“哎哟！复生，你在说什么？你这些话太可怕了，就算你真的否定改良的路线，肯定革命的路线，那你也不该用死来证明你的否定和肯定，你为什么不去加入、不去革命，为革命贡献一份力量，为什么你要死？”

“死就是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当我发现，风云际会，多少种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表现竟是一死最好的时候，我愿意一死。”

“你认为现在就正是这时候？”

“现在就正是这时候。因为，实在也不瞒你说，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本来可走革命的路，认识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帮手，所以我过来。如果当时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会毫不考虑地过来同你一起这样走。你看了我发表的书，你早就认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国不保大清，何尝不也是革命里子？我们很苦，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这次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场上探路的性质。我们探路，证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决定陈尸在那里，告诉大家猛回头；告诉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以谭嗣同为鉴，别再有任何幻觉。所以我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希望你能留意。我做的，不但告诉改良者不走他们的路，告诉了革命者走他们的路，也告诉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该走哪条路。”

“如果你为了告诉革命者走他们的路而死，你不必死，革命者无须你告诉，他们就走那条路。”

“革命者是无须我告诉。但有些参加革命的朋友们，知道我用死告诉了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也许，我真正死的心情，没有人知道。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

“所谓为革命而死，意思是一死对革命有帮助、有大帮助。我的死，使改良者转向革命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倾向革命者，等于我在为他们推荐革命的将是正路，我为他们做了一种血荐。”

“革命党不承认，也不领情。”

“我何必要他们领情、承认？革命行动像花一样，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我做的是隐性的。他们是显性。我无须经他们承认我是革命党，我才是革命党。”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去革命？也去做显性的？”

“我做显性的，到了海外我是什么，人家说我，我只是一个改良未成愤而革命的家伙，甚至说我是投机分子也不一定。我加入革命，不过是一个生员、一个生力军。但如我做隐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我觉得死比生效果大得多，因为死可以血荐。”

“你要血荐，你不说你转向革命，谁知道啊？你何不先到海外，你那时要血荐，你可以发表大家支持革命的宣言，然后当众切腹自杀，这不也是很好的血荐吗？总比你这种一言不发大家猜谜式的好。”

谭嗣同笑了，他拍拍梁启超的肩膀，站起来，透过公使馆的方窗户，向远望着。“就是什么都不能说，才能加强血荐的效果。”他侧过头来，望着梁启超，梁启超抬头看他。谭嗣同笑着：“卓如啊，你一个劲儿地想说动我出走，事事都朝出走有好处解释，甚至要死也该在海外死，你可太爱朋友了。你明明知道要血荐就是要借这口老太婆的刀才妙！这也叫借刀杀人吧？怎么可以自杀？老太婆杀了我，才证明给天下这个政府无道，大家该革命；若如你所说，不给老太婆杀而去自杀，不但给这个老太婆脱了罪，自己消灭了他们的眼中钉，并且自杀又变成了种种离奇解释。比如说，人家就会说自杀是因为改良失败而厌世，或者什么别的，总之，那个时候，整个的效果完全不对了。所以，要血荐，就在这儿血溅，就要血溅菜市口。在这儿，才有最好的死的地方，才有最佳的死的方式。”

“如果你对改良的路这样悲观，你希望我的，是走哪条路？”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路，但我知道康先生的路。他的路好像定了型，如果皇上死了，康先生可能转成革命；但如果皇上活着，康先生在外面，他绝不会丢掉皇上，他一定还是君主立宪，走改良的路。以你跟康先生的关系，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演变。我说过，卓如兄，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你好自为之吧，你一定会有最正确的选择、不断的选择。人的痛苦是只能同敌人作战，不能同朋友作战；或只能同朋友作战，不能同自己作战。你可能是一个例外，只有性格上大智大勇又光风霁月的人，才能自己同自己作战，以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作战。……噢，时候也到了，卓如兄，一切保重了。”谭嗣同站起来。

“可是，复生……”

“唉，卓如，别以为我死了，我没有死，我在你身上，我是已死的你，你是没死的我，你的一部分生命已随我一同死去，我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你形影长生。记得我的《感怀四律》吗？第四首——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终古，

亦与之为无町畦。

我佛天亲魔眷属，

一时撒手劫僧祇。

我们萍水相逢，如今堕水成离，我们是短暂的；但无论天亲魔眷、不论汉满蒙回，中国是永恒的，我们只不过在永恒中短暂离别，早晚化作春泥，还要相会。再会了，卓如，再会了。”

“可是，复生……”

谭嗣同把布包交给梁启超。“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关心的不是留名，而是留什么样的名。我希望你带走这些稿本，连同我已经发表的，将来一块儿代我整理、代我印出来，同时用你一支健笔，代我宣传我这一点苦心焦思以后生命的成绩，也算不虚此生。我这三十三年，活得愈久愈觉得完成了自己，尤其认识了你和康先生以后这三年，它是我生命中最后开花的日子，当然，如《法华经》所说：‘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到头来不过昙花一现，但我希望最后是生命本身的昙花一现，而不是如是妙法的昙花一现。我的生命，我愿意在三十三之年，就这样在花开花谢之间告一结束，但我最后毕竟用我的血来印证了我留下一点妙法。再会了，卓如，你不要送我出来，在里面安全。再会了，卓如，一切保重。”

谭嗣同放开了梁启超的手，一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客厅，平山周紧跟着出来，随手带上了门。

梁启超呆望着门，然后快步走到窗前。从窗口朝外望，谭嗣同从大门走出来，平山周陪着他，并肩朝街口走去。那是一个背影、一个前进着的背影，这样一个伟大的同志，在一同做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以后，为了永恒，一时撒手，只留下背影给你看了。

平山周陪谭嗣同走出公使馆，要求送他一程。谭嗣同答应了。两个人并着肩，向西走去。街上很静、很干净，他们经过了西班牙使馆、英租地、俄国兵营、荷兰使馆、美国使馆、美国兵营，向南转向正阳门。离开了这些使馆区，就是中国的气氛。正阳门地方是北京最繁盛的地段，正阳门也叫前门，这个前字，说明了一切；前字旁边就是这么多使馆医，也说明了一切，前门是北京内城南边正中间的大门，盖在紫禁城的中线上，高达十二丈，是北京所有城门里最雄伟的。它的南边，包了一座半圆的城墙，叫瓮城，半圆中点，有一座箭楼，箭楼的目的是保护正阳门的门楼，这是设计时的周到地方。出了箭楼，就是护城河，河上有桥，过了桥，向东的街叫东河沿、向西的叫西河沿，桥头就是连在一起的五个牌楼，叫五牌楼，所以正阳门外面，等于有两道前面的建筑——箭楼和五牌楼。出了五牌楼，就是向南的大街，叫正阳门外大街，也叫前门大街，也叫五牌楼大街。这条大街，直奔天桥、天坛、先农坛，以到外城的大门——永定门。出了五牌楼向右转，就是北京的娱乐区大栅栏，有戏院。从大栅栏后面穿出，就走到李铁拐斜街。斜街，因为它的方向是西南斜，北京城的街道大多是南北向、东西向，很整齐，叫斜街，就表示它不整齐。北京是一个古城，到处是历史、是传说、是神话和掌故。李铁拐是中国八仙里的用拐杖的跛子，叫斜街做李铁拐斜街。

平山周陪谭嗣同走着，一路谈的，多是沿途的地理与掌故。谭嗣同奇怪这日本人对中国了解如此之深。他从平山周机警的眼神里、渊博的谈吐里，蓦然想起：这个人，难道真是日本外交人员吗？他愈想愈疑惑。他听说日本秘密社会像黑龙会等的成员，许多都是“支那通”。眼前这位叫平山周的东洋人，难道不是黑龙会的人物吗？

平山周从谭嗣同的机警眼神里，也有了“高手过招”的默识。最后，在浏阳会馆门口，他鞠躬而退了。他用深情的眼神望着谭嗣同，转身走上回程。

第十章　抢救

五个小时以后，平山周回到公使馆告诉梁启超，他说他直送谭嗣同到会馆，会馆附近已经有形迹可疑的人。平山周认为，他再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劝动谭嗣同。他走出房门，去找林权助。

“我刚才送谭嗣同回会馆，他已决心一死。”平山周对他的公使说，“但我听他与梁启超刚才的谈话，感到其中也许有点隐情，例如他跟大刀王五他们的关系，他好像就不愿多说。另外在他谈话之间，他一再技巧地强调行者与死者都有必要，都不可少，一再站在梁启超应该逃走的立场讲话。我可以看出来，他一再强调的目的之一是使梁启超不感到内疚、不安或难为情。他谭嗣同，真正是大大的侠骨柔情人物，胆大心细，临危不乱。这样的支那人才、这样白白送了命，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我们还是要想想办法。”林权助点着头，两眼望着窗外。他把右手的五指抵住左手的，两只食指对敲着。“问题的关键是使谭嗣同所坚持的寻死的理由不能成立，这样才能劝得他逃。照你所说，你感到谭嗣同跟梁启超的谈话里也许有隐情，我想这是关键。这些隐情也许构成谭嗣同不肯逃走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能解决，也许他会回心转意。”

平山周点点头。

林权助问：“谭嗣同向梁启超说他不逃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各国变法都要流血，他愿意流这个血，用他的血，来振奋人心，以利于变法的宣传；另一个理由倒很怪，他说他本来决定不了救中国到底走革命的路好呢，还是走改良的路好，只是比较倾向革命。后来碰到了康梁，他才走改良的路，一起搞变法。这次变法结果，他愿意用一死来证明改良的路行不通，大家今后死心塌地地走革命的路。”

“这倒怪了，我只听说人活着骑墙，从没听说人死着骑墙。”林权助露出日本政客的奸笑。

“谭嗣同是英雄豪杰，哪里是骑墙的人？并且人活着骑墙是为了占便宜；人死了，还有什么便宜好占？如果情况是被逼得非死不可，一个人在死前、在无从选择的时候，也许会如你所说，多抓几个漂亮的死的理由，而有骑墙的可能。但谭嗣同明明有选择权，他明明可以不死，而他决心要死，显然其中有他真正信仰的理由。”

“我真希望知道那是什么，支那人太难了解了。我在国内，他们说我是支那通，但碰到谭嗣同这种支那人，我简直想不通他。”

“一般来说，甘心殉死的人，头脑都比较单纯，信仰也比较单纯，因为单纯，容易有勇气，不会三心二意。但谭嗣同完全不同，他复杂，复杂得令人难以全面了解。他能这样复杂地殉难，尤其看出他的功夫，真不可思议。”

“我们能做的，还是尽量做吧。”林权助叹了口气，“伊藤公也表示了这些中国青年是中国的灵魂，我们该救他们，伊藤公的看法是不能不重视的，伊藤公最有眼光。纯粹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我只是代理公使，我实在也不敢拿这么大的主意，幸亏伊藤公在北京，他肯定表示该救他们，我才放了心。现在的办法是，你多约几位你们的弟兄，再去会馆一齐去劝谭嗣同，你可以技巧地用到伊藤公的名义，说是我转达的。伊藤公盼望谭先生以大局为重，还是先到日本，徐图大举为上策。日本政府碍于官方立场，不能主动邀谭先生，只能转告伊藤公的好意，请谭先生三思。并且由你们几位日本弟兄一齐登门请他去日本，这样一来，自然也和他自己请求政治庇护情形不一样。谭的自尊心很强，用以上的方法，也许比较有效。总之，我能做的，一定全做，并且也愿意做，但是太明显太主动地表露日本官方的立场，以我的身份办不到，并且谭嗣同也不会接受。站在我私人的立场是，对这些中国青年，我极为同情、敬佩，也愿意帮助他们；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政府不能放弃烧冷灶的机会，只要不明显地违反外交惯例，日本政府一定暗中支持支那的第二势力第三势力，这也是我们外交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会烧冷灶，是支那人的手法，日本人学得会，可是现实的英美人学不会。好了，就这么办，你说好不好？”

平山周说：“好主意，等一下弟兄们就到使馆来，我就约他们去一趟。政治，我们不懂，我们只知道到中国来帮助这些有理想有勇气的人。”

“你们的背景，我想我知道。”林权助盯着平山周，“到中国来，像你们这样比较单纯的日本人，太少了。但你们来了，我就不能不告诉你们，在大家眼中，你们一定有后台，后台是谁？是玄洋社？是黑龙会？是军部？是资本家？大家都心里有数，支那人也心里有数。”

“但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想我知道你们什么都不是，但是大家不知道，支那人也不知道。一般说来，你们这种类型的人，不在日本好好过，却跑到中国来，来干什么？于是就有两派看法，一派看法是，你们是日本极端国权主义分子，你们形式上属于黑社会，但黑社会真正的后台是日本军部，所以你们是日本军部扩张领土政策的尖兵，你们以在野身份，拉拢支那在野势力，埋下伏笔；另一派看法是，你们是日本民权主义右翼分子，后台老板是日本新兴的产业资本家，想扩充势力、强化代议制度、减弱藩阀政府的独裁政治，先到中国来，埋下伏笔，以备将来挟中国以自重，并且掌握中国市场。”

“我说过，我们什么都不是。”平山周否认。

“我说过，这点我想我知道。我了解你们，所以我说，到中国来，像你们这样比较单纯的日本人，太少了。”

“那你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

“你要听吗？我开玩笑不生气吗？”

“要听，不生气。”

“你们是一种狂热分子。你们在家里坐不住，所以跑到外面，老是帮别人兴风作浪。你们有一种捣乱狂，老是想推翻头顶上的一切。日本政府太稳了，你们推不翻，所以跑到中国来捣乱。”

“你们日本政府的代表，在中国不也兴风作浪吗？”

“完全不一样。你们兴风作浪，至少外形上，要讲理想、讲义气、讲良知、讲交情、讲朋友，你们是帮助弱者打强者。我们却没这么笨。我们公开帮助强者、暗中帮助弱者，取得跟强者讨价还价的余地。有一天，价钱好，我们可以把弱者卖给强者；或者价钱不好，扶植弱者推翻强者，或使弱者割据一方。在整个的作业过程中，没有任何理想、义气、良知、交情、朋友，有的只是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们做的，是真正对日本有利的事；你们却是胡闹。你们希望中国强，中国强了，对日本没有好处。”

“照你们这样发展下去，只要日本强，哪管中国弱，从长远看，中国弱就是日本的弱，你别忘了都是亚洲人都是黄种人这个事实。将来世界一定朝这样发展。”

“我是日本外交家，不是日本预言家，也不是日本道德家。一百年以后的事，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和你们感兴趣的不一样。”

“但现在你和我们一样，对救这些中国弱者感兴趣。甚至你还帮助我们。”

“帮助你们？还是你们帮助我们？你们难道还看不出来，你们代日本政府做了日本政府不便做也做不到的事。”

“我们不给政府利用。”

“那是你们的想法、天真的想法。只可惜你们逃不掉被利用的命运，也许你们不知道。但事实总是：你们无形中在被日本政府利用，或被极端国权主义分子军部利用，或被民权主义右翼分子财阀利用，甚至，最惨的，被支那人利用。”

“你以为我们是傻瓜？我们这么容易给人利用？”

“你们是不是傻瓜，要看你们走的是哪条路。你们至少在外形上，要讲理想、讲义气、讲良知、讲交情、讲朋友，帮助弱者打强者，在外形上，你们是走上这条路。这就是傻瓜之路，这就注定了你们被利用的命运。你们在这条路上的努力，成了，成果的得利者不是你们；败了，别人都不负责任，你们被人上坟扫墓。上坟回来，还笑你们是傻瓜。”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路走错了？”

“看你用哪一种观点来看。大体说来，你们走的路是侠客的路，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们的成败观根本和世俗不一样，别人以为你们被利用，你们却冷笑三声，为什么？你们的人生观是疏财仗义排难解纷，你们根本志不在世俗所争的功业、权势、名位与财富。所以，当你们没得到这些而被别人得到，世俗认为你们是傻瓜，你们却冷笑三声，世俗认为你们是失，而你们却怡然自得。所以，从你们侠客的观点看，你们走对了路。可是，天呵！谁能了解呢？侠客哲学、侠客人生观，这是9世纪中国唐朝的小说带给我们日本的，现在是19世纪。你们太古典了。”

“你笑我们太落伍了？”

“也不一定。古典可能转生为未来，只是古典不能转生为现代，你们的行为，不是历史就是未来，但不是现代。”

“也许你说得对，我们不现代。我们若现代，我们也不会同谭嗣同交上朋友。他们也不现代。他们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他们用古典给中国创造未来。”

“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你说得很对。武士道就是我们大和魂，伊藤公说他们是中国的灵魂，中国魂就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中国不是没有武士道，但中国的武士道的发展太偏向一身一家的私恩私怨，或是一个地区一个帮会的私恩私怨。他们任侠敢死的目标可惜都太窄了、太小了，他们的血，很少为国家民族这种大目标流，勇于私斗，怯于公义，这是支那人的大毛病。中国的武士道有两个大类……”

这时候，外面敲门，林权助走过去开门，三个日本人走进来，是平山周的兄弟，桃太郎、宫崎和可儿长。平山周站起来迎上去，说：“刚跟公使商量过，由我们一起到会馆请谭嗣同出走，现在我们就一道去。”

三个人点了头。平山周向林权助说：“要赶时间，又不能坐车招眼，我们得快走了。”

“我送各位下楼。”林权助一边说，一边带上门，陪他们走下楼，“我把最后的一段说完。刚才我说中国的武士道有两个大类。这两个大类一类是专诸型，一类是荆轲型，专诸型的侠客为私人的小目标卖命；荆轲型的侠客却为国家的大目标献身。这两个人都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里，并且放在“刺客列传”一章里。司马迁是最能欣赏侠客的，可惜他没能指出他们献身的大目标和小目标有多大的不同。中国人也不注意，中国武士道的发展竟愈发展愈窄愈小，这是中国的不幸。你们各位这回同中国的灵魂接触，如在他们身上看到古典的中国武士道，并且看到为大目标献身的一面，大家肝胆相照，这就是你们各位最大的收获啊！”

到了门口，平山周说：“多谢公使指教，请公使上楼时，代为转告梁启超，告诉他我们赶去会馆劝谭嗣同了。”

林权助说：“自然，我一定转告。梁启超是广东人，也许吃不惯北方的菜，我已叫厨子给他做牛腩煲。他在这边，一切由我照应，请放心就是。”

走在路上，平山周详细说明了刚才同林权助的谈话。可儿长问，林权助说什么专诸荆轲，是什么人？平山周说：“他们是中国的侠客，都是两千年前的人。专诸是吴国的一个孝子，喜欢打架打抱不平，打起架来谁也劝不住，只有他母亲来喊一句，他就不敢打了。那时候吴国的公子光跟他堂兄弟王僚争权，想找刺客杀他堂兄弟，就由伍子胥介绍，认识了专诸。公子光常到专诸家去问候他母亲，并且送米送酒送礼物，一再照顾。这样过了四年。一天，专诸向公子光说，我是一个粗人，而你这样看得起我，士为知己者死，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请你坦白说。公子光就说，我想请你行刺我的堂兄弟王僚。专诸说可以，只是我母亲还在世，目前恐怕不行。公子光说，我也知道你有这个困难，可是我实在找不出比你更合适的人来帮我忙。万一你因行刺出了意外，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专诸说，好，但是王僚那边警卫很严，怎么接近行刺呢？公子光说，我堂兄弟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吃烤鱼，如果你烤鱼做得好，就有机会杀他。于是专诸就去太湖边，专门学做烤鱼，变成了专家。等了很久，公子光认为时机成熟了，就交给专诸一把最有名的小匕首，这匕首叫鱼肠剑，一句话也没说。专诸明白他的意思，说这种关头，我不敢自己做主，还是告诉母亲一声，再给你回话。于是回家，一到家，见了母亲，就哭了起来。他母亲看出了真相，就说公子光待我们这么好，应该为他卖命，你不要惦记我，现在我要喝水，你到河里打一点水来。专诸就去打水，等打水回来，发现母亲竟上吊死了，于是专诸专心为公子光卖命。公子光叫他做烤鱼给王僚，王僚警卫森严，怕他做手脚，限定他脱光衣服上菜，结果他把鱼肠剑藏在烤鱼里，还是刺死了王僚，他自己也当场被王僚的警卫砍死。刚才林权助说专诸型的中国武士道为私人的小目标，认为太没意义，就是指这个故事。”

“听你说这故事，我倒觉得专诸的母亲比专诸更武士道。她的死，意义比专诸重得多，专诸是直接对公子光做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报答，他只完成了这么一个目的；但他母亲，却不但完成了这个目的，还完成了更高的目的。”

“你所谓更高的目的是——”

“第一，她为了使儿子完成一个目的，竟然用一死，并且先死，给儿子看，使儿子不再为矛盾所苦，没有牵挂，坚定决心，去完成那个目的。第二，在行动上，她不能同儿子一起去完成这个目的，也不需要她参加，但她一死，为这个目的而先死，虽没参加，等于参加，使她儿子知道行动时一点也不孤单；她的赞同儿子的行为，不是空口叫别人去干，她自己先走一步给儿子看。第三，她儿子去行刺，事实上不一定必死，事成不成未可知，人死不死也未可知，并非没有生的机会，但是这位母亲却先把自己推到毫无余地、毫无侥幸的地步，更显出她精神的崇高。”

可儿长说完了，转过头，问桃太郎有什么意见，桃太郎想了一下，最后说：

“你说的我认为都成立。另外最令我注意的是这位母亲死的手法，她说得很少，你指出这三点，都是事实，但都是留给人解说，她自己不做任何解说。但她也不完全不说话，她告诉专诸，说该为公子光而死，这是个重点，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她不交代清楚就死，会使儿子有疑虑。重点交代以后，她就不再用任何拖泥带水的方式、画蛇添足的方式来诀别、来预告、来暗示，而一死了之。她死得真是洒脱之至！我觉得她是大侠客，高不可攀，太高了。”

“还有一个高的，”平山周接过来，“那就是林权助说的中国武士道另一个型——荆轲型。荆轲的时间比专诸晚，是在秦国将要灭亡六国前，燕国太子丹想用刺客要挟或刺杀秦始皇的办法，来免于亡国。于是太子丹去拜访一位老侠客，叫田光，请田光执行这个行刺计划。田光说千里马年轻的时候，一天可跑千里，可是老了以后，一匹差劲的普通的马都可以赶过它、你太子丹听说的我、仰慕的我，其实是年轻时代的我，现在我老了，没办法执行这个计划了，但我有个朋友叫荆轲，他可以担任。太子丹于是请田光去找荆轲，并嘱咐田光不要向其他人泄露这个计划。田光见到荆轲，得到荆轲同意后，就叫荆轲直接跟太子丹接洽，他自己就自杀了。田光的死，也像专诸的母亲一样，死得很高，第一，士为知己者死，太子丹求他帮忙，他愿意献身救国，可是太老了，行刺计划他答应下来，死的自然该是他本人，他认为理论上他该死；第二，他请荆轲替他，是叫荆轲去玩命，叫朋友到秦国冒险送命，自己却在燕国，他认为说不过去，情谊上他该死；第三，荆轲去行刺，死不死还有待最后确定，但田光自己，却先示荆轲以他不等待任何生机，以给荆轲激励，效果上他该死。这三点，他的手法和专诸的母亲都很像。不同的是他告诉荆轲他要自杀，自杀的理由是他故意强调了的，他说他是长者，长者的行为是不容别人怀疑的。太子丹嘱咐他不要向其他人泄露，他愿一死来配合这一点，这显然是不使荆轲为难。荆轲也高，他居然不劝田光也不拦田光，他知道像田光这样壮烈的性格，用先自杀来给这件行刺计划做一道序幕，是很自然的事。他要劝田光拦田光，反倒远了、俗了。荆轲后来去行刺，失败了，他是笑着死的。他从燕国出发前，大家就感到成功的希望不多。太子丹和知道这个机密计划的人，都在易水河边，穿白衣戴白帽送他，唱的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家的心情，由这句歌词就看得出来。”

“这两个刺客故事，最动人的部分都不在行刺本身，而是两个自杀的老人，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桃太郎，你看是什么？”

“是老。”

“老是一般现象，不能算特色。”

“是自杀。”

“自杀是特色的结果，也不能算特色。”

“那是什么？”

“共同特色是‘可以不必死，但他却要死’。他们的最伟大最伟大的品格，就表现在这里。你注意到了吗？他们若不死，并不算错；可是死了，却突然显得更对。他们若不死，并不少什么；可是死了，却突然显得更充实。我的意思，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说清楚，甚至可能还有点矛盾。但我真的感觉到，他们不这样做，并不低；这样做，就更高。不这样做，并不渺小；这样做，就更崇高、伟大。”

“我感觉到你的感觉。”

“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你感觉到的，是一个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

“这不只是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这不只是英雄，这是圣者的英雄境界，这是圣雄。”

“你谈到圣者，使我想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按照当时的法律，根本可以不死。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罚的方法，而由法官选择一种。当时原告方面是新当政者支持的群众，提出的罚法是死刑；苏格拉底如果请求怜悯，他们可以赦免他，但他不屑于这样，他愿意一死。所以他在被告提出的罚法方面，只肯出三十个小钱，数小得叫法官生气，所以被判喝毒药。后来他的朋友买通了每一个狱卒，他可以越狱，可是他不肯逃，甘心一死。最后他死得是那么从容，他喝下毒药，还告诉围在身边大哭的学生们要安静，因为‘男人要安静地死’。苏格拉底是圣者，但死得这么英雄，是圣雄。我觉得专诸的母亲和田光都是圣雄。”

“专诸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家，照你说来，平凡的人也可以成圣成圣雄？”

“当然。平凡人成圣成圣雄的时候，更来得难能可贵。像专诸的母亲，她的一辈子历史，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她的死，她死得真好。她一辈子平凡又平凡，她的一切，都画龙点睛在一个死上面，为成全儿子而死，甚至平凡得没有名字留下来。她的名字也跟儿子连在一起，她叫——‘专诸的母亲’。”

他们到达会馆的时候，谭嗣同不在，门房说谭先生一小时以前出去了，一个人走的，没说去哪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等了一阵，他们只好留下“有急事，回来时务请跟我们联络”的条子，离开会馆。他们决定留条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谭嗣同一回来，立刻可以离开会馆去找他们，这样也减少了他待在会馆的时间——会馆太不安全了。

四个人回到了日本公使馆，天已经很晚了。林权助不在，他们去看了梁启超，谈话间，使馆的一个日本职员走进来，说英国大使馆来消息，张荫桓家昨天来了十多个人，说抓康有为，却抓错了人，抓了一个姓戚的，证明了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同情维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总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长，他的官做得已经很大，不需要另外跟这些新人结盟。他做过到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钦差大臣，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岁庆典的中国代表。他不赞成李鸿章的过分亲俄政策，使李鸿章对他不满；他跟光绪皇帝比较近，他见光绪，时间往往超过规定，引起西太后对他的猜忌。他是当时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个人，在外国住过，知道外国民情风俗，也知道中国必须现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为变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编成了“西学富强丛书”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国人注意。在变法这年春天，德国亲王来，在礼节方面，他主张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国际礼节，守旧大臣反对，可是光绪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风，使人认为康有为的变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见光绪，由他带进宫，他照国际礼节，跟伊藤博文握手，挽伊藤上殿，被西太后在帘子后面看到，认为他勾结伊藤博文，那么亲热就是证据！所以这次大风波，他也被卷在里面。

夜深以后，浏阳会馆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大家决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八月初九，公历是1898年9月24日，北京城是一个阴天，平山周一夜没睡好，索性早点起来，5点钟他就叫醒了大家，穿好去外城。他们走进客厅，准备从客厅走出去，在客厅里，看到梁启超，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一夜没睡。梁启超从怀里拿出三张写好的信，一个信封，交给平山周：

“我不能亲自劝他来，只好再写一封信，尽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说明昨天他以赵氏孤儿的例子，来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难成立的，麻烦你们看一下，转给他。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号是驴，有股驴脾气，很难听人劝，同湖南人办事，你最好提出资料、理由、暗示，让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认为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劝的结果，这样他的驴脾气，才不会弄糟事情。”

平山周接过了信，和三个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说：

“梁先生写得真好，我们一定尽最大的说服工作，去劝他来。”

“劝不来，也把他绑架绑来。”粗线条的桃太郎插口说。

大家都笑了，严肃的空气稍微缓和了一下。

四个人到浏阳会馆的时候，正值谭嗣同在。谭嗣同首先为他没回话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启超的信，然后当众人的面把它烧了。

“我不想从这封信上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推测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馆。”谭嗣同解释说，“请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谢谢梁先生的好意，也谢谢你们的好意。”

“谭大人，”平山周说，“梁先生交代我们，务必请谭大人不做无谓的牺牲。梁先生甚至说，如蒙谭大人谅解，不妨勉强谭大人一下。”

谭嗣同笑起来：“怎么勉强法？我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可能你们误会了。”

“所谓勉强，”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们四个人拥着谭大人一起走。”

谭嗣同笑着：“我之所以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是因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谭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国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们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并且，开句玩笑，你们想在中国搞绑架，这太像帝国主义了，把人绑到公使馆？你太不守国际公法！”

“对清朝政府守什么国际公法？他们还不是在伦敦绑架孙文？”可儿长说。

“结果不是闹了大笑话？这种人，你们可丢不起。并且他们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绑架中国人，这怎么行？”

“噢，我们是日本人！我忘了我们是日本人了。”可儿长摸着脑袋。

“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国，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险了。”谭嗣同笑着。

“危险什么？”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时候日本人认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仍旧认为你是日本人，那时候你又是什么？”

平山周猛转过头来，望了可儿长一下，一阵狐疑从他眼神里冒了出来。平山周转过头来，对着谭嗣同：

“那时候又是什么？是在中国的帮助中国在困难时争取独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会否定我，中国人也不会。”

“不会吗？你太乐观了吧？”谭嗣同冷笑了，“你说这话，证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国来往的历史了。历史上，在中国困难的时候，你们日本从来没有帮助过它。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帮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国人朱舜水到日本来请求帮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户侯的尊礼，帮助日本改进政治经济教育，等于是国师，可是他孙子后来从中国去看他，日本竟不许他们祖孙会面。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难的时候，日本都不帮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国帮日本忙。宋朝末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从国与国的立场来说，日本人实在欠中国的，日本实在缺乏帮中国忙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就根本不简单，所以，我劝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这么说，我们跑到中国来干什么？这么大早跑到浏阳会馆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帮助中国人呀！”谭嗣同笑着。

“不是说没有帮中国忙的传统吗？”

“是啊，你们帮的是中国人，但不是中国。帮中国人当然也是一小部分中国人，不是全部支那人。”

“这是什么道义？通吗？”

“有什么不通？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国与国之间讲道义，根本是白痴。但人与人之间却不同。日本人并非不讲道义，但只在人与人之间，你们到中国来，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帮助中国个人。”

“未必吧？”平山周不以为然。

“如果这个帮助跟国与国冲突呢？”谭嗣同再问。

“目前并不冲突。”平山周答。

“如果冲突呢？”

“当然牺牲个人。”

“如果那种牺牲有损于道义呢？如果错的是日本呢？”

“就让它有损于道义。但论国界，不论是非。”

“你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你个人的道义。”

“是。”

“那么任何人跟你交朋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会被你出卖？”谭嗣同逼问。“是。但你用的‘出卖’字眼可不太好。”平山周撅着嘴。

“不好？你现在跑到中国来交朋友，是不是就准备有一天将他出卖？”

“我并不是为了出卖他而同他交朋友，我的确是来帮助他，我只是不能保证将来而已。”

“那人跟你交上了朋友，就交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

“看事情不必这么悲观呵！我们到中国来，不是来交敌人的，也不是来看正阳门的，我们是来做对日本有利的事的。”

“如果这件事对日本不利，你做吗？”

“当然不做。”

“现在你们做的是什么？”

“现在做的，对中国对日本都有利。”

“我认为相反也应该成立——对日本有利的，对中国也有利。”可儿长插进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这种认识下，才跑到北京，起这么早嘛！”平山周说。

“那就好了！听你刚才讲话，你好像不单纯，很有黑龙会的口气。”谭嗣同说。

“你看我像吗？”

“那也很难说。黑龙会的人，很多都看起来是好好先生，抱只猫在怀里，很慈祥，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忠肝义胆。但一碰到中国问题，他们就凶狠毒辣，立刻就出来另一种标准，一点也不尊重中国的地位。”谭嗣同笑着，话锋一转，“不过，今天我们虽然发生了怀疑和辩论，我仍愿告诉你们我内心的感觉，我是感谢你们的。并且，就个人的侠义观点说，我相信你们个人的侠义举动。好了，今天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料理。各位啊，想想你们日本月照和西乡的故事，在一个矛盾局面降临的时候，总要有死去的人和不死的人。告诉梁先生，月照与西乡两位，我和他各自效法一人。顺便想想你们日本的维新志士吧，维新的第一功臣，是西乡吗？是木户吗？是大久保吗？是伊藤吗？是大隈吗？是井上吗？是后藤吗？是板垣吗？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阴。吉田松阴一辈子没有一件成功的大业可言，他要逃到国外，失败了；要纠合志士帮助皇帝，失败了；要派出同志阻止恶势力前来，失败了。最后以三十岁年纪，横尸法场。但是，吉田死后，全日本受了感召，风起云涌，最后达成维新的果实，这证明了吉田虽死犹生、虽失败犹成功，他以败为成。我就用这日本志士的故事，留作临别纪念吧！”

四个日本人走出浏阳会馆的时候，大家嘀咕起来。

“我还以为我们是支那通。”平山周赞叹着，“想不到原来谭大人是日本通！他脱口而出的这些日本历史与政情，真是如数他家之珍，真不得了！”

“真不得了！”大家附和着。

“谭大人说的那一大堆人名，我大体听说过。可是他提到什么月照、什么西乡，是指谁啊？西乡是指西乡隆盛吗？”桃太郎问。

“西乡是西乡隆盛。”平山周说，“月照是西京清水寺的和尚，为人豪侠仗义，他出国回来，在西方压力和幕府压力下，进行勤王尊王的活动。后来事情闹大，由近卫公安排，避难于萨摩，由西乡隆盛收容，最后牵连到西乡。月照不愿连累近卫公和西乡，乃伸头给西乡，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但西乡却若无其事，与月照上船喝酒唱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跳海了。大家抢救，救起了西乡，可是月照却淹死了。西乡后来变法维新成功，完成了月照勤王尊王的遗愿。刚才谭大人叫我们把月照和西乡的事转告梁先生，就是期勉梁先生以同志的死为激励，去努力完成未竟之业。谭大人真是大人气象，太教人佩服了。中国有这种伟大的人物，我们日本要亡中国，可早得很呢！”

第十一章　舍生

平山周他们走后，谭嗣同在浏阳会馆动作加快起来。他关着房门，检查了屋里的片纸只字，有的烧毁了，有的又有意保留下来。他神秘工作了一个上午，然后匆匆外出，机警地看了四周，转入小巷，朝大刀王五的镖局走去。

镖局的弟兄们都在应约等他，他出现了。

“今天我来这儿，不是向五爷、七哥两位师父和各位弟兄来打扰，而是来告别。外面情况已经完全不对了，皇上昨天被老太婆囚禁在瀛台，大抓人就在眼前，一百多天来变法维新的努力，眼看全付流水。我谭嗣同是祸首，决定敢作敢当，一死了之。只可惜皇上年纪轻轻，受此连累，搞不好要被老太婆毒死害死，我实在心里过不去，因此在向各位告别之时，想以救皇上之事相托，也许各位能够仗义救救皇上。”谭嗣同拱手为礼，锐利的眼神，打量着房里的每一位。

“但是、但是，三哥，你怎么了？”胡七先开了口，“从认识三哥起，我们三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三哥说东我们甘心东，说西我们认为西有理。但是，今天，三哥，今天三哥怎么把这个题目给了弟兄们，叫弟兄们救起满洲人来了？上次说与满洲人合作，帮着满洲人维新变法，兄弟们不明白，最后还是不大明白，但不再说什么。今天更进一步，不但跟满洲人合作，反倒救起满洲皇帝来了。三哥，弟兄们能够维系到今天，两三百年全靠这股恨满洲人的仇，如今大家奋斗的方向愈斗愈离谱，这可不太对劲了吧？”

“话不是这么说，”谭嗣同解释，“坦白告诉各位，我在南边北上的时候，还以为皇上要变法维新，纵然有老太婆高高在上，皇上毕竟还是皇上，还是可以作些重大的决定的。可是，等到我一进了宫，才发现事事掣肘，皇上根本没有实权。虽然没有实权，却使我愈发佩服皇上的伟大——他本来不缺吃不缺穿，不变法维新，照做他的皇帝的，可是他为了满洲人和汉人，却要在没有实权的困难下奋勇前进。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中国圣人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既然皇上这么伟大，我们应该设法帮助他，不论他是不是满洲人。人家为了我们汉人，好好的安安稳稳的皇帝都不怕牺牲了，事到今天，我们怎么还分什么满人、汉人？既然皇上陷于险地，我也义不独生。所以我以一死相求，盼各位在我走后，对皇上施以救助。”

“这一救助，”王五说了话，“你三哥不参加？”

“我不参加了，我要做的、我所该做的，是先一死来加强这一救助的力量。”

“一死？”王五问。

“一死。”谭嗣同平静地答，“让我说个故事来解释这件事。各位都知道汉高祖刘邦。刘邦是对人最不客气的流氓皇帝，他把女婿封在赵国，有一天到赵国去，把赵王指着鼻子当众大骂一顿，吓得赵王不敢吭声。但赵王的左右看不过去了，当时左右有个名叫贯高的，他带头计划，决心谋刺刘邦，决定在柏人把刘邦干掉。刘邦到了柏人，晚上睡不着，心神不宁，起来问人，‘我们住的叫什么地方啊？’人说这地方叫柏人。刘邦说：‘柏人，就是迫于人的意思，就是被人整的意思，这地方名字不好，不能住，走，立刻都给我走。’于是大家全部上路，跑了。半夜里贯高带人来杀刘邦，全扑了空。这事情被刘邦知道了，于是大抓人特抓人。这些刺客，知道反正活不成了，于是你自杀我也自杀，独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贯高。贯高不但不自杀，反倒大骂那些自杀的，他的理由是：我们计划行刺，赵王并不知道，可是这回刘邦连赵王都抓去了，我们这些惹祸的人若全死了，还有谁来证明赵王的清白呢？于是贯高被刘邦抓去，大加修理，修理得全身都是伤，没有一块完整的肉可以用刑了。可是他还是不肯招供，还是流着血咬着牙说赵王是无辜的。他这种精神，使刘邦很奇怪，于是找了贯高的一个老朋友假借买通狱里的人，进来送点水果，去套他的话，问他赵王到底知不知情。贯高说：‘谁不爱自己的父母老婆呢？可是他们都因为我谋刺而活不成了！我若说是赵王首谋，我的父母老婆都可以减罪。我爱父母老婆当然胜过爱赵王，可是我不能为了自私的缘故而诬蔑好人，我要好汉做事好汉当。’贯高的朋友走出监狱，立刻报告给刘邦，说赵王实在没参加行刺的计划，而贯高也实在够朋友、够义气。刘邦听了，很感动，决定放赵王自由，并且也赦免贯高。贯高听说这个消息以后，想到跟他一起行刺的朋友都死了，他也不想活了，于是也自杀了。我说这个故事，就是证明，好汉做事好汉当。如今大家一起搞变法维新，出了事情，皇上给关起来，死生莫卜；我们这些兴风作浪煽风点火的，若全都跑了，没一个人肯牺牲，这成什么话！这怎么对得起人！所以，我谭嗣同非死不可、非先死不可。只有用一死来对得起皇上、对得起朋友。何况，我活着只有失败，死了方有机会成功。”

“既然这样，”王五说，“你三哥从南边北上搞变法维新，就未免太欠考虑。你们是多么难得的知识分子，是不世出的。结果就这样草草给牺牲了，这可不太好。你们等于是厨子，厨子要知道怎么准备、什么火候，才能炒好这盘菜。这就像你们湖南的名菜炒羊肚丝，羊肚丝是一盘好菜，可是做的方法不对，就难吃得要命，方法太重要，羊肚不先洗干净、刮干净，就不成，弄干净后切成丝，在锅中放油，先爆葱丝和辣椒丝，然后放下羊肚丝快炒，最后加韭黄和麻油、醋、盐等作料，再来一点高汤，合炒几下就出锅，炒久了，韭黄一出水，就不脆，整盘菜，全完蛋。连做一盘菜都讲究准备和火候，何况变法维新？准备不够、火候不对，糟蹋了材料，耽误了时间，并且，还要倒足了胃口。”

“如果变法维新是做一盘菜，做这盘菜的情况都在眼前，五爷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也可以全盘掌握，自然五爷说得对，要讲求准备和火候。但现在这问题太复杂，复杂得什么都纠缠在一起，整个的局面纠缠得不能动。这时候，我们的目标是先让它动起来，总不能死缠在那儿，动，才有机会、才有起点；不动，就一切都是老样，老样我们看够了、也受够了，实在也忍不下去了。所以，目前是要动，准备够不够、火候对不对，也顾不了那么多。何况什么样的准备才叫够，什么样的火候才叫对，因为问题太复杂，实在也很难判断。所以干脆来个动，从动中造成的新局面，来判断得失。”

“这么一说，你不顾准备和火候了？”

“也不是不顾，至少从时代潮流来看、从大方向来看，我们也不是全无准备、也不是全不顾火候。我们已经把自己充实了十多年或二十多年，个人的准备也都作得很充足；火候方面，现在虽然群智未开，但也未尝不是人心思变，纵使火候不成熟，可是我们又怎么再等？康先生已四十开外，我也三十开外，大家都在壮年，已等了一二十年了，又怎么再等下去？如果火候在三十年后才成熟，我们岂不都报废了？”

“你们有没有想一想，救国为什么一定要你们？如果火候要再等三十年才成熟，为什么不让三十年后三十岁的英雄豪杰来救国？”胡七问。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不是全没有机会，何况做和不做的结果，就是不一样。你七哥太以一件事的成和败、成熟和不成熟来做做不做的标准了。”

“这难道有错？这是稳健啊！”胡七说。

“不错，是稳健。可是愈是稳健的人，就愈变成稳健有余、行动不足，最后一事无成两鬓霜，也一事无败两鬓霜。所以稳健，最后竟变成不是一种做事的态度，而变成了不做事的借口。”

“但你总不能不在做事以前，先精打细算一下。如果在事情还没做，就已经败相毕露，那怎么还能做？一件事，如果一开始看不出来成败，也许还值得一试，但一开始就看出不能做，要做一定失败，那又为什么？”

“我们名义上，是变法维新，从这个标准看，一做就如你七哥所说，是一开始就看出会失败，你七哥说的未尝没道理。但你不知道，我们的名义虽然是变法维新，或者说，开价虽然是变法维新，但我们的底价却不是变法维新，而是宣传变法维新，使中国人民知道要改革，就算成功。所以我们知道底价是什么，并不奢求，正因为底价不高，所以我们来做的心情也不全是失败者的心情。”

“那你不能把底价宣布吗？何必弄得这么刺激？如果只止于宣传，当道的人也许会谅解到相当程度，而容忍你们，不下毒手？”胡七说。

“这怎么行？宣传变法维新，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只是我们第一个进度，宣传以后，变法维新的事实迟早总要来的。我们的精神是成功不必在我，但这并不构成自己不做的理由。所以从进度上，这是不可分的连续关系；何况从技巧上，也必须用变法维新的行动来做宣传的手段，这叫取法其上，或得其中；如果不得其中更可得其上，那不更好。”

“这么说来，你们把目的——变法维新——当做了手段，当做了达到你们的底价目的——宣传变法维新——的手段，而宣传变法维新本是变法维新的手段，却根本是你们的目的，至少是底价目的。对不对？”王五接过来问。

“说来很好笑，对。”

“将目的作为手段，将手段作为目的。”

“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将目的作为手段；对中国人民来说，我们的手段和目的合一，手段是变法维新，目的也是变法维新。”

“无所谓第一个进度，宣传变法维新的进度？”

“无所谓这种进度。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进度，只有变法维新成或败这一个进度。如果失败，就自然达到了第一个进度，第一个进度是绝对不会失败的，现在要看的，是它该怎么成功，成功到怎么一个程度。”

“在我看来，你们做来做去，都太多做给别人看的价值，只是宣传变法维新，而不是实行变法维新。”

“你说的，我全明白，我也承认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是，你大概没想到，我的本来目的，根本就是在宣传。怪事吧？想想看，难道你真的以为，变法能够成功？在这种恶势力底下，变法一定难成功，其实我早就知道，也早就感觉到。”

“既然你全知道、全感觉到，那你又何必这样用心做一件明知要失败的事？”王五叹口气。

“知其不可而为之。”

“那也总有个理由。”胡七追问。

“理由就是要告诉中国人民，改良的时代已经到了，必须改良，中国必须改良。这是一个声音，第一个声音，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大概只能传达这么一个声音，而不是真能改变的事实。既然只是一个呼声，那就愈响愈好，所以，如你所看出来的，我们的行动有太多表演的意味，我也不否认。但是，不是表演玩的，是拿自己脑袋做牺牲品表演的，一个人肯用脑袋做牺牲品去搞宣传，这就不发生什么表演不表演的心术问题，也不发生什么目的手段的本末问题，一切评价，都会被生死问题盖了过去，生死问题把一切疑虑都解决了。七哥啊，一个人肯为他奋斗的目标去死，别人还能苛责什么呢？还能挑剔什么呢？”

“何况，”谭嗣同进一步说，“乐观地说，搞变法维新，实在没有什么失败可言，所谓失败，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成功也许只要两步，那失败就成功了一半；成功也许需要十步，那失败就成功了十分之一。所以，不要把失败孤立来看，要把失败当成功的一段、成功的前段来看。把失败跟成功连续起来一起看。从另一角度看，你说我在努力做一件失败的事，不错，这件事形式上是一件失败的事，但以我的底价来说，我的底价就是要做成一次成功的失败。失败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失败的失败，一败涂地；一种却是成功的失败，在失败中给成功打下基础，或者完成成功的几分之几。你只注意到我在做一件失败的事，你却没注意到我根本就没想做成功的事。成功需要时间和气候，我正好被安排在前段，我是注定要做先烈的人，不是注定要做元老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既是注定要做先烈的，现在我三十多岁就要如此，其实，纵使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也是一样。各位记得那七十岁的老翁侯嬴吗？侯嬴只是魏国看城门的，可是是侠客。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对他礼贤下士，请他吃饭，去接他，他穿着破衣服，很神气地坐在马车上，由信陵君给他赶马车；吃饭时坐上座，大模大样。后来秦国包围赵国，赵国求救，魏王不肯。侯嬴乃给信陵君出主意，教他从魏王姨太太那边下手偷虎符，这样才能调动魏国前线军队，以救赵国。信陵君听他的话，如法炮制，果然偷到虎符。临走时，侯嬴推荐他的朋友屠户朱亥一起上路，并跟信陵君说：我本来应该同你们一起去冒险的，可是我太老了，只好送你们走。不过，为了表示我们的心在一起、表示我并非不敢冒险，我计算在你们抵达前线的时候，我面朝北，对着风自杀，以表达我们这一番交情。后来，在那边信陵君抵达前线的时候，这边侯赢老先生果然自杀了。唐朝王维写《夷门歌》描写侯嬴说：‘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身命酬。望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就指的是这回事。以我对侯嬴的了解，我认为他老先生显然以一死来表达他并非自己偷生、只陷朋友于险地，相反，他的朋友虽然照他的主意去冒险，但还有活的机会，而他自己呢，却一死了之，不求存活。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方面表达我无法分身救皇上，一方面又要求各位去险地救皇上，作为朋友，实在说不过去，为了达到变法流血的效果，我不能望风刎颈地自杀，但我会横尸法场地让人去杀，终以一死来表达我们这一番交情。时间不早了，就此永别吧！”

谭嗣同抱拳为礼，在暮色苍茫中，退了出去。大家想送他，他张开两掌，做了手势。王五会意，说了一句：“就让三哥自己走吧！”

谭嗣同回到莽苍苍斋。他走进房里，点亮油灯。灯光下，三个人坐在角落里。

三个人都穿着黑色小褂，里头是白色小褂。小褂第一个扣子没扣，白领子从里头露出来，配上反卷的白袖子。

三个人站起来，为首的向谭嗣同打招呼：“是谭先生？”

谭嗣同点点头：“各位是——”

“是来请谭先生的。”

“噢，”谭嗣同笑了一下，从容地说，“我等各位好久了，各位是来办公的。”

为首的笑了一下：“谭先生误会了，我们不是衙门来的。我们是南边来的。”

“南边来的？”谭嗣同愣了一下。

“我们带来一封信，请谭先生先过目。”为首的从内衣里掏出一封信，信封上写——

专送北京

谭复生先生亲启

黄缄

谭嗣同一看信封，就明白了。拆开信，信是：

复生我兄：

不见故人久矣！然故人高风动态，弟等有专人伺报，时在念中。想我兄不以为怪也。

兹由同志四位，前来迎兄南下，盼兄盱衡大局，勿为无谓之牺牲。孟子有言：

“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我兄大勇，弟等如望云山；我兄大才，弟等如望云霓。事迫矣！亟盼即时启程，另开战场，共襄盛举。轻重之间，以我兄明达，无复多陈。总之我兄生还，即弟等之脱死也。生死交情，乞纳我言。

即颂

大安

弟　黄轸　手启

谭嗣同看了信，把信凑上油灯，一点一点地，像蚕吃桑叶一般地，给烧掉了。

谭嗣同没请他们坐下，就开口了：“各位兄弟，情况很急，我们长话短说。黄轸兄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离开北京，也不打算离开北京。我到北京来，就有心理准备，不成功，便成仁。如今果然不成功，我愿意一死，我谭嗣同不是失败了就离开北京的人，我不能一走了之。我要死在北京，死给大家看。”

“谭先生的心意，我们全明白。”来人说，“黄轸兄派我们来以前，已经同我们说得很清楚。黄轸兄说，当时他反对谭先生北上，要谭先生东渡日本，一同走革命的路子，但谭先生认为中国太弱了，底子太差，革命的方法像给病人吃重药，不一定对中国有利，也不一定成功。如果有缓和的路子，也不要失掉派人一试的机会。北京既然有机会，总不该失去，所以谭先生自己愿意深入虎穴，或跳这个火坑。黄轸兄说他完全了解谭先生和他是殊途同归，谭先生不论走哪条路、不论怎么走法，大家都是同志。只是今天眼看北上这条路走不通了，黄轸兄怕谭先生做无谓的牺牲，所以特派小弟们来接谭先生南下。这条路既走不通，再留在北京，已无意义。请谭先生体谅黄轸兄的一番心意和小弟们走这一趟的目的，不要再说了，先动身再说吧！”

谭嗣同苦笑了一下：“活着留在北京，已无意义；但死在北京，意义却有的。承黄轸兄和各位看得起我，我真没齿难忘。可是我已下决心死在北京，对你们的好意，我真抱歉。”谭嗣同拱着手，作了揖，“外面风声紧得很，我也不招待，各位就请赶快回去吧！”

突然间，另外两个人互望了一眼，一个人在带头的耳边说了些什么。带头的摇手示意，好像在阻止，说：“谭先生的守死善道决心，小弟们很佩服。可是，可是，谭先生这样做，是叫小弟们空着手回去，南边同志会怪小弟们辱命，小弟们当不起。小弟们真要请谭先生原谅：小弟们打算强迫谭先生走了。”说着，三个人就走近谭嗣同身旁。

谭嗣同笑起来，他的笑容里有庄严、有感谢：“各位先停一下，我有话说。就是要走，也得给我一点时间准备一下。”

“对，该给谭先生一点时间准备一下。”一句洪亮的声音从屋角背后传来，大家回头一望，一条彪形大汉出现在门口。壮汉后面，又闪出四条大汉。

谭嗣同向前一步，向彪形大汉打招呼：“五爷，这三位不是别的路上的，是南边兄弟他们派上来的，派上来接我的。”

“我全知道。”王五说，“你们的话，我全听到了。他们来的，不止这三位，外面还有一位把风的，被我们兄弟给摆平了。”

“要不要紧？”谭嗣同急着问。

“不要紧，只是昏了过去。这些革命党，只会革命，功夫却不敢领教，一碰就完了！”

带头的厉声说：“你这什么意思？”

谭嗣同赶快握住他的臂：“让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自己人，我一说你就知道了，他就是‘关东大侠’——大刀王五！”

带头的怒容立刻不见了。谭嗣同转向王五：“这位是南边来的兄弟。”

“失敬、失敬！”王五作了揖，对方也作了揖。

谭嗣同说：“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各位兄弟，你们的好意我全领了，但是我真的不能离开北京，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我愿中国流血从我开始。”

带头的摇摇头：“谭先生，黄轸兄告诉我们，谭先生其实是赞成革命的，反对改良的，当然也反对什么变法维新。谭先生，既然你明明知道那条路才是你该走的路，你为什么不走？你为什么不去做铲除他们的战士，而做被他们铲除的烈士？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你有什么私人的牵挂、感情的牵挂，还是什么别的？不管是什么，谭先生，那些牵挂都是小的，比起我们追求的救国大目标来，那些又算得了什么呢？牵挂那些，为那些而因小失大，岂不太妇人之仁了吗？谭先生，你是我们的大哥，你是我们眼里的英雄、我们的导师，现在我们全等你，你不走，你怎么了？我们真不明白，还有什么更高的意义能比得上你走？你的走，不是逃掉、不是不再回来，而是回马一枪、而是重新以战士身份，凯旋回北京。你不走，这算什么？我们要的是在城门顶上挂我们的军旗，不是在城门顶上挂我们的人头。你不走，头悬高竿于城门之上，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带头的声音愈说愈高，他把右手举起，合起了拇指食指做着吊挂的动作，然后，把手突然落到桌上，发出了一声巨响。烛光跟着急闪着，在光明中，摇撼着人影。

谭嗣同平静地坐在太师椅上。椅背是直角起落的。他的腰身挺直，直得跟椅背成了平行线。烛光照在他脸上，他的气色不佳，但是脸安详肃穆，恰似一座从容就义的殉道者的蜡像。殉道者的死亡的脸不止一种，但是安详肃穆该是最好的。把道殉得从容多于慷慨、殉得不徐不疾、殉得没有激越之气，显然从内心里发出强大的力量才能办到。注意那凶死而又死得安详肃穆的人，他在生的时候能够那样，死的时候也才能那样。带头的从谭嗣同的脸上，看到了死亡的投影。看到谭嗣同的头、脖子，他感到这颗头自脖子上被砍下来的景象。他感到那时候，这个安详肃穆的人，有的只是死生之分，而不是不同的脸相。

在安详肃穆中，谭嗣同开口了：

“老兄说的去做铲除他们的战士，不做被他们铲除的烈士一点上，我真的感动，并且认为有道理。但是，我之所以不走的原因，实在也是我认为除了做战士之外，烈士也是得有人要做的。许多人间的计划，是要不同形式的人完成的，一起完成的。公孙杵臼的例子就是一个。没有公孙杵臼做烈士，程婴也就无法做战士，保存赵氏孤儿的大计划，也就不能完成。当然我们今天的处境和赵氏孤儿的例子不一样，但是我总觉得，做一件大事，总得有所牺牲才对，我们不要怕牺牲，既然牺牲是必然的，我想我倒适合做那个牺牲的人。做这样的人，是该我做的事……”

“谭先生你别说了！”带头的打断了谭嗣同的话，“你谭嗣同，你是什么才干、什么地位的！你怎么可以作牺牲，要牺牲也不该是你呀！”

“不该是我，又该是谁呢？”谭嗣同笑了一下，静静地说，“我想该是我，真该是我。我谭嗣同站出来，带头走改良的变法路线，如今这路线错了，或者说走不通了，难道我谭嗣同不该负责吗？该负责难道不该拿出点行动表示吗？我带头走变法路线，我就该为这种路线活，也就该为这种路线死。这路线不通了，我最该做的事，不是另外换路线，而是死在这路线上，证明它是多么不通，警告别人另外找路子……”

“可是，就算你言之成理，你也不需要用这种方法来证明、来警告啊？”

“除了死的方法，又有什么方法呢？如果死的方法最好，又何必吝于一死呢？请转告黄轸兄，我错了、我的路线错了、我谭嗣同的想法错了，我完全承认我的错误。不但承认我的错误，我还要对我的错误负责任，我愿意一死，用一死表明心迹，用一死证明我的错和你们的对，用一死提醒世人和中国人：对一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权，与它谈改良是‘与虎谋皮’的、是行不通的。我愿意用我的横尸，来证明这腐败政权如何横行；我愿用我的一死，提醒人们此路不通，从今以后，大家要死心塌地，去走革命的路线，不要妄想与腐败政权谈改良。我决心一死来证明上面所说的一切。”

房里一片沉寂，除了谭嗣同的苍凉声调与慷慨声调，没有任何余音。最后，王五开口了：

“既然谭先生决心留在北京，南边的朋友也就尊重他的决定吧！”

南边的朋友走后，王五开口了：“三哥，你一离开镖局，大家就众口一声，决定遵照你的话去做，除了另派弟兄去打听皇上囚在瀛台的情况与地形外，并决定也保护你三哥，所以暗中跟着你，没想到在会馆却碰到南边的朋友，只好打个照面。我跟来，要跟三哥说的是：我们弟兄同意去救皇上了，暗号为‘昆仑’计划，细节你三哥不必操心。问题是万一我们成功了，皇上又有机会执政了，搞变法维新了，而你三哥却可以不牺牲而牺牲了，岂不误了大局？所以，我们还是劝你躲一躲，固然不必躲到外国公使馆，但至少不要留在会馆里等人来抓。务请三哥看在我们弟兄的共同希望上，不要再坚持了。”

王五的声音很沉重，那种声音，从虬髯厚唇的造型发出来，更增加了力量与诚恳。谭嗣同被说得为之动容。可是，他内心的主意已定。为了不愿使这些弟兄们当面失望，他缓慢地点了点头，说：

“给我点时间，我愿静静考虑五爷的话。这样吧，你们各位先请，先去筹划救皇上，我这边，要把一些杂务料理一下，料理定了，我就去镖局找你们。”

“要料理多少时间？”胡七问。

“要料理三四个小时。”

“这样好不好？不晚于清早5点前，你就过来。”胡七逼问。

“好吧！不晚于清早5点前。”谭嗣同心里敷衍着。

“一言为定啊！”

“一言为定。”

王五他们走后，谭嗣同嘱咐老家人先睡一下，就开始料理，接续上午的工作。最后，该烧的烧了，该保存的保存了。他伏案写了五封信。

第一封是写给王五、胡七他们的：

五爷、七哥及各位兄弟：变法维新本未期其能成，弟之加入，目的本在以败为成，叫醒世人。真正以为能成功者，大概只有康先生一人而已。皇上是满人中大觉悟者，受我等汉人影响，不以富贵自足而思救国，以致今日命陷险地，弟义不苟生；兄等昆仑探穴，弟义不后死。特留书以为绝笔，愿来生重为兄弟，以续前缘。嗣同顿首。戊戌八月九日。

第二封信是写给他父亲的：

父亲大人膝下：不听训诲，致有今日，儿死矣！望大人宽恕。临颖依依，不尽欲白。嗣儿叩禀。戊戌八月九日。

第三封信是写给他夫人李闰的：

闰妻如面：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唯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长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戊戌八月九日，嗣同。

第四封是写给他佛学老师杨文会的：

仁翁大人函丈：金陵听法，明月中庭，此心有得，不胜感念。梁卓如言：“佛门止有世间出世间二法。出世间者，当伏处深山，运水搬柴，终日止食一粒米，以苦其身，修成善果，再来投胎入世，以普度众生。若不能忍此苦，便当修世间法，五伦五常，无一不要做到极处；不问如何极繁极琐极困苦之事，皆当为之，不使有顷刻安逸。二者之间，更无立足之地，有之，即地狱也。”此盖得于其师康长素者也。嗣同深昧斯义，于世间出世间两无所处。苟有所悟，其唯地藏乎？“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令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嗣同诵佛经，观其千言万语，究以真旨，自觉无过此二愿者。窃以从事变法维新，本意或在“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事不成，转以“未愿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度不为人后，赴死敢为天下先，丈夫发愿，得失之际，执此两端以谋所处，当无世间出世间二法之惑矣！吾师其许我乎？戊戌八月九日，受业谭嗣同合十。

第五封是写给老同学唐才常的：

常兄大鉴：弟冲决网罗，著《仁学》以付卓如，朝布道，夕死可矣！《仁学》题以“台湾人所著书”，假台人抒愤，意在亡国之民，不忘宗周之殒。前致书我兄，勉以“吾党其努力为亡后之图”，意谓“国亡，而人犹在也”。今转而思之，我亡，而国犹在也。我亡，则中国不亡。嗣同死矣！改良之道，当随我以去；吾兄宜约轸兄东渡，以革命策来兹也。临颖神驰，复生绝笔。戊戌八月九日，于莽苍苍斋。

信写完了，一一封好，已是三更。谭嗣同叫醒老家人胡理臣：

“给老太爷的信、给太太的信、给杨老师的信，都留在你身边，由你转送。老太爷给我的信，给太太的一些礼品，以及我包好的一些纪念品，也都由你保管，带回家乡去。其他大的物件，由你整理。现在，你把给五爷的信立刻送到镖局，把给唐先生的信也带去，托五爷转给唐先生。这两封信不能留在这里，要立刻带出会馆，麻烦你现在就跑一趟。并告诉五爷，我不能去镖局了，不要来找我，因为我大概不在了……”

“老爷！您不在了？您去哪儿？”

“我去哪儿？”谭嗣同笑了一下，拍着老家人的肩膀，“我一定会让你知道。你先去吧！”

第十二章　从监牢到法场

1898年9月25日，中国农历戊戌年八月初十，北京城的鬼月刚过去不久，可是一片阴霾与鬼氛，却笼罩在全城。天还乍亮的时候，日本公使馆的大门慢慢开了，八个穿着和服的日本人，戴着压低帽檐的大帽，鱼贯走了出来，上了马车。到了火车站时，他们又鱼贯走进。可是到了进月台之前，十几个清朝官员赶了过来，半强迫半礼貌地拦阻了他们，说按照手续，请他们拿出护照看看。护照一一是平山周、山田良政、小村俊三郎、野口多内、桃太郎、宫崎滔天、可儿长、月照。清朝官吏由翻译官用熟练的日语，向他们问话寒暄，可是问到月照的时候，平山周抢着用中国话说：

“这位月照先生是哑巴，不能说话，请原谅。”

清朝官员以惊奇的眼神盯着月照看，又盯着平山周看。平山周严峻地用日语向翻译官耳边补了一句：

“请贵国尊重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外交人员，不要惹起什么误会才好！否则事情闹大，大家都不好看！”

翻译官识相地在官员耳边做了私语，大家再交头接耳一阵，把路让开了，心照不宣地盯着月照，让他上了火车。

一星期后，八位日本人乘大岛军舰到达了日本。日本报纸头条报道着：“大隈重信首相正式宣布，清国变法维新志士梁启超君在日本国民的道义协助下，已安抵日本。”

在日本公使馆开大门的同时，浏阳会馆的大门也慢慢开了。开门的只有一个人。他穿着上朝衣服，神色夷然地把门左右固定住，保持大开的状态。他在院里踱了一阵，然后挑起帘子，再走回屋内。他烧了一壶水，倒在盖碗里。

早起喝茶是他从北京人（那里）学到的习惯，北京人喝茶考究，茶叶从龙芽、雀舌、毛尖，到雨前、珠兰、香片等，一应俱全。一般人都是喝香片，有黄铜茶盘子，摆上一把细瓷茶壶，配上六个同色同花样的茶杯，成为一组。不过，官宦之家用的茶杯就是盖碗了，用盖碗喝茶，显得更高贵、更正式、更庄严。

他坐在太师椅上，侧过头来看着西洋钟，已经清早6点半。突然间，外面人声嘈杂起来，由远而近，一刹那门帘忽地拉起，冲进武装的衙门官员，一进屋就五六个。

一冲进来，他们吓了一跳。主人正襟危坐，安静地看他们张皇失措。他不慌不忙，从桌上端起盖碗，挑开盖子，还悠闲地喝了一口茶。

官员们惊魂方定，带头的九门提督欠身为礼，恭敬地说：

“谭大人，上面奉旨，拟请大人到部里走动一下。”

“我知道了。”主人笑了，笑得那样从容、那样会心，“我知道你们各位会来的，我已经开门恭候了。”

主人安稳地放下盖碗，站起身来。

“会馆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主人笑着说，“等一下我的老家人会回来，请留下的人转告他一声。”

说罢，他戴上官帽，摆正了，挺胸走出来。两边的官员慌忙让出路，护送他上了马车。

马车在刑部停下，大人被前呼后拥进了刑部。刑部的值班人员拿出收押簿，问他身份、请他签到，他的“桀骜”，又展现了。他一言不发，拿起毛笔，在上写了三个大字——“谭嗣同”。

他被带到刑部监狱南所的第一间——头监牢房里，房里一床一桌一椅，阴暗、肮脏而简陋，和他身穿的雍容华丽的上朝衣服——朝衣，构成了非常不搭调的对比。他首先感觉到这一对比，他笑了，他脱口吟出龚定盦的诗句：

朝衣东市甘如饴，

玉体须为美人惜。

吟完了，他笑得更开心了。他想起两千年前的汉朝大臣，为国家筹划长远的前途。可是，一旦天威莫测，纵为大臣，也不由分说，回家一次都不准，身穿朝衣就斩于东市。清朝最有才华的龚定盦写这首《行路易》诗，道出谋国者捐躯为国而死，死得固然快乐，可是，想到此身不能再与美人燕好，也未尝不为之惜也！其实，这就是人生，你不能全选全得，你有所取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就该坦然面对有所失，有所失就有所惜。他想起他那别妻书：“……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虽然，对来生来世备致希望，但是他生未卜此生休，却是眼前的事实。自己求仁得仁，固毫无所憾，不过，那“同命鸟”的一方，他单方面就替她决定了生离死别，作为志士仁人，在小我立场上，未免也难逃“自私”之讥吧？他坐在床上，天南地北地乱想起来，脑中不免有点困惑。还好，困惑很快就消失了，这就是人生。人间虽众生百相，但只能做一种人——只能选择做一种人，同时还得拒绝不做其他许多种的人，尽管其中还不乏有趣的、吸引人的成分。我不能做烈士又做寿星、不能做改革者又做隐士、不能做天仙又做牛头马面、不能献身给国家又献身给妻子……我所面对的是两个方面，一面是选择做什么、一面是拒绝做什么，然后进一步对选择的，寄予前瞻；对拒绝的，砍掉反顾——承认了人生必须选择又承认了人生那么短暂，自会学着承认对那些落选的，不必再花生命去表现贪恋与矛盾。生命是那么短，全部生命用来应付所选择的，其实还不够；全部生命用来做只能做的一种人，其实还不够。若再分割一部分生命给以外的——不论是过去的、眼前的、未来的，都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并且影响自己已选的角色。不过，今天，人已在这里，就不同了。眼看已经没有未来了，今天的生命已经无从浪费，今天充满了空白与悠闲，今天是一个假期，是永远的假期的开始，真奇怪，这样的一开始，他就先想起那在浏阳家乡、孤苦无依的妻子，结了十五年的婚，只生了一个小男孩，还夭折了，他对她未免愧疚。他想到他的死讯传到家乡后、他的灵柩运到家乡后，她将如何面对这种凄苦与长夜，他想不下去了……他又想到他的父亲，多少年来，由于后母的虐待，导致了他与父亲的不和，直到最近几年，他长大了，情况才好转。他父亲是湖北巡抚、是封疆大吏，可是他不愿连累父亲，所以，昨天早上，他烧掉了一些父亲赞助他的信，捏造了一些父亲斥责他的信，用惟妙惟肖的书法，表达了父亲激烈反对儿子去搞变法维新的活动，并声言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想到这里，他露出一丝慧黠的笑——“这些假信，在搜查会馆时，一定被他们搜查到，他们一定被骗，父亲大人就可脱身了！”……

就这样天南地北地想着、想着，已近中午。狱吏从通道外，把午饭从栏杆下推进来，只有简单的窝头一个、菜汤一碗。狱吏长得尖嘴猴腮，一副小人模样，并且装出神圣不可侵犯的嘴脸，盯着谭嗣同看。然后东张西望，突然间伸手掏进上衣，快速地将一包东西，丢进牢房，正丢到谭嗣同脚下，然后用眼神示意，低声说：“送给你的。”接着，凶恶地大喊一声：“吃完了，汤碗丢出来！”就转身走了。

谭嗣同机警地捡起小包，退到墙角，背对着，打开了，原来是一包酱牛肉，配上十多个湖南人爱吃的红辣椒。他立刻明白了：“这里有好心人惦记着我。”在孤独中，他感到一丝暖意。

下午，仍旧在天南地北地乱想中度过。他想累了，决定看一看，不再想了。他把椅子放到床上，站上去，勉强可攀住高窗，朝外望去，正看到刑部狱的内院，院中那棵大榆树，忽然提醒了他：“这不是明朝杨椒山、杨继盛在狱中亲手种的那棵有名的大树吗？杨继盛三百五十年前，不正关在锦衣卫吗？锦衣卫狱不就正是今天这个刑部狱吗？而杨继盛住的，不正是编号头监的这同一间牢房吗？”他惊奇得想叫出声来。杨继盛一代忠良，可是由于向明朝世宗皇帝说了真话，上奏指摘奸臣误国，结果被皇帝廷杖，打了一百四十棍，打完以后，又下狱三年，最后还是把他杀了。他死的那年，只有四十岁，他的夫人上书要代他死，她哀求皇帝准许她代丈夫死，可是还是不准。杨继盛倒是铁汉，他被廷杖后，昏倒了许多次，但最后活了过来。他被打得屁股都烂了，在牢里他用破碗的瓷片，把腐烂的肉一块块切下来，连在旁边执灯帮他打光的狱卒，看得手都发抖了。在他被打之前，有人送他蚺蛇胆，说吃了可以减少痛苦，可是他的回答是：“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他临被砍头时，作诗二首，一首是：

浩气还太虚，

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

留与后人补。

真的补了。他死后二十年，左光斗出生了。在左光斗五十一岁时，又和他一样做了烈士。而左光斗坐的那个监狱，不也正是今天这个刑部狱吗？如果是头监，岂不又是这同一间牢房吗？左光斗为了说真话，被下狱、被廷杖、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烙，用烧红的铁条去浑身烫，烫得左光斗体无完肤。他的学生史可法买通狱卒，穿着破衣服、草鞋，化装成清洁工，偷偷进来看他，看到的竟是面额焦烂无法辨识的左老师了。左老师身靠着墙，浑身血肉模糊，左膝以下，筋骨尽脱，已残废得站不起来了。史可法一见，跪上前去，抱住左光斗大哭。左光斗眼睛烫瞎了，可是听出声音是史可法，乃大骂他你来干什么！国家之事，已经糜烂了，你不去救，反倒“轻身而昧大义”，以妇人之仁，跑来看我，一旦被奸臣发觉，你还活得成吗？你快给我走，不然我就打死你。说着就抓起地上铁链刑具做投掷姿势，史可法只好含泪而出。史可法后来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后来左光斗也在狱里被杀死了。这是杨继盛以后的又一个！左光斗死在明朝熹宗年间，一转眼又是两百七十年了。谭嗣同想着。

从三百五十年前的杨继盛，到两百七十年前的左光斗，这个刑部狱、这间头监牢房，也不知关闭了多少川流不息的过客，他们的身躯已经不存在、血肉已经不存在，但是，鉴不用人，形还问影，他们的影子，其实依然存在。他们的丹青与青史、热血与冷汗、悲愤与哀呼、长吁与短叹，其实处处都凝固在空气里、嵌入到墙壁里、渗透到地底下。虽然先后（被）关到同一座监狱同一间牢房，甚至萧条异代，各不相属；身世遭际，自有千秋。但是，当一代又一代化为尘土以后，他们终于在不同的时间里、在相同的空间里，离奇地累积在一起，做了时空的交会。也许在子夜辗转、也许在午夜梦回，同座监狱同一牢房，先驱者的身影却恐怖地魂影相依，苦难就这样传递下去、接替下去，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为了中国的伤痕，永远作出推陈出新的见证。如今，谭嗣同来了，他在看到榆树以后，顿觉这一刑部狱的头间牢房变得逼真起来，多少沧桑、多少熟悉、多少生离死别、多少幽情暗恨、多少悲惨与凄凉，一一都浮现他的眼前。尤其夜色渐深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牢房里没有灯光，灯光是油灯的，只在走道上才有，牢房里几乎是黑暗的。黑暗之中，自己的影都离开自己了。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影。影喜欢黑暗，黑暗就是它的家。一回到黑暗它就变成了主人。因为他本身就是黑暗，跟黑暗同一颜色。自己以为自己是形，其实错了，至少在黑暗笼罩的时候，是错了。自己不是纯粹的形，乃是形中有影，光明把影从形中推出，但影紧追不舍，直到光明疲倦的时候。在黑暗里，会慢慢感觉：影进入了形，重合了形，使形融化——不是影没有了，而是形没有了。影之于形犹梦之于眠、犹刃之于刀。影并没在黑暗里消失，只是染了更深的颜色。这时候，灵魂好像无所依附了。人从不知道灵魂是什么，现在更什么都不是。如果有这东西，也是个在黑暗中最先背弃人的，灵魂只是影的影。在黑暗中，谭嗣同化形为影，与同座监狱同一牢房的先驱者，开始魂影相依了。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凌晨五更左右，谭嗣同蒙眬中听到有人轻敲木栅栏，他定神去看，一名狱卒在向他招手，另只手还拿着一支点着的香。香是全根的，常识告诉他：这狱卒是刚接班的。他下了床，走了过去。

“谭大人吗？”狱卒轻声地说，“我是佩服你的人，昨天中午的牛肉和辣椒就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你家仆人有信带来，还托我带上一点日用品，等下我塞在门后。”狱卒说着，左右张望了一下，“等天亮后，请大人借纸笔，说要写信通知家中仆人送日用东西来。收到纸笔后，再加写一两封信，加写的信，可说秘密的话，我明天早班来取，我会秘密替大人送去。”说完了，不等谭嗣同开口，转身就走了。

天亮后，谭嗣同照做了。他把第一封信公开交给狱方转达。加写的两封，也写得很含蓄，以防万一。

第一封信

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谭家人胡理臣罗升：送来厚被窝一床、洗脸手巾一条、换洗衣裤并袜子脚布一套、紫棉马褂一件、棉套裤一双、笔墨信纸并白纸等件、枕头一个、呢大帽一顶、靴子一双、扣带一根，均同来人送来为要。

又取铜脸盆一个、筷子一双、饭碗一个。

主人　谭复生　字

第二封信

来信知悉。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谢得军机折，不用递了。

昨送来各件，都不差缺。我在此毫不受苦，尔等不必见面，必须王五爷花钱方能进来；惟王五爷当能进来。并托其赶快通融饭食等事。

湖北电既由郭寄，我们不必寄了。戈什可回湖北。昨闻提督取去书三本，发下否？

第三封信

速往源顺镖局王子斌五爷处，告知我在南所头监，请其设法通融招扶。

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一本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二本《名称录》，现送还会馆否？即回我一信。

我遭此难，速请郭之全老爷电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顺便告我。

主人　谭复生　字

第二封第三封信秘密交出的时候，已是入狱第三天的清早。取信的狱卒偷偷告诉他，抓进来的人有八位，都隔离监禁。除谭大人外，还有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谭嗣同心里想：徐致靖是向皇上保荐他们的大臣，被牵连还有个道理；张荫桓只是康先生的同乡而已，且是当朝的办外交的第一把手，他怎么也被牵连了呢？

同一时间，张荫桓在南所末监里，正靠在墙上，以三分玩世的嘴脸，悠然想着：“他们说我勾结康有为，其实康有为他们只是新进小臣，我在他们以前，早就做了大官了。说他们勾结我，还差不多。我的被捕，其实啊，结怨在我从英国祝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极六十周年回来送礼送出了差错。我那次回来，在英国买了红宝石送给皇上、绿宝石送给老太太，但因看不起李莲英那太监，结果在老太太欣赏绿宝石的时候，李莲英在旁边挑拨说：‘难得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吗？’这下子正挑拨到老太太的痛处。在妻妾衣饰分别上，按规矩，大太太用红色、小老婆用绿色，西太后这老太太出身小老婆，这下子老太太多心了，把宝石退了回来。当时我磕头认罪，老太太没有立刻算账，今儿却是趁机来算账了。”

他又想着：“四天前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还没吃饭。我叫九门提督等我吃过饭，他同意了。临出门时候，他们偷偷提醒我：‘有什么话，跟夫人交代一下吧。’我才知道原来是要杀我了。我很干脆，说：‘不必了。’就跟他们来了。不过，杀我容易，但向洋人解释却不容易，看老太太怎么解释吧！”想到这里，他狡猾地笑了一下。

由于张荫桓是有名的大官，气焰又盛，他在刑部狱里，倒比别人拉风得多。这时他六十二岁了，他在官场打滚几十年，什么黑暗都见过，在黑暗里，他以部分玩世的从容，面对着世事的波谲云诡，也颇能自解、自得和自脱。但是这次，他仿佛感到自脱不得了，但他仍达观得不太介意。他虽在清朝中央政府中做了大官，实际上，几乎已是外相、外交部长的身份，但他并不是科举出身。在几乎人人科举出身的官场里，显得非常刺眼与落寞。科举出身的讲究梯次，同一年考取的叫“老同年”、先前考取的叫“老前辈”，在办公场所、在大庭广众，到处是“老同年”“老前辈”称呼得此起彼落，把他窘在一旁。但是张荫桓却别有自嘲嘲人之道。他找来三个名戏子：秦稚芬、王瑶卿、朱霞芬，叫他们戏称他做“老前辈”，他自己戏称他们叫“老同年”，以为反讽。如今，他身陷牢里，角色换了，所有先他坐牢的，都成了“老前辈”；所有与他同时坐牢的，都变成了“老同年”，他寻思起来，不禁好笑。

他虽不是科举出身，书却念得极好，很多古文他都背得烂熟。在无聊中以背古文自遣，背到方苞那篇《狱中杂记》，他忽然大有所悟。近一百九十年前，清朝大学者方苞被判死刑，关在牢里，那个牢，不正是这座刑部狱吗？方苞后来被赦出狱，写的那篇《狱中杂记》，所写的内容，岂不还流传到眼前吗？方苞写监狱黑暗，写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前有小窗透空气；其余的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就上锁了，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往往一死就十来个。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地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病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们。方苞问狱中一个姓杜的，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姓杜的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认为人关得愈多愈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的，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方苞在《狱中杂记》中又写道：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做“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卸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方苞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担任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他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样地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更拿多少作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方苞又写道：“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用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抽出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他的一个同事说：“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我们都没活路了。”部员某笑着说：“再行申请，我们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他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的。”结果便这么办，案末两个人果然被立即处决。长官张口结舌给吓呆了，可是终于不敢追究责任。方苞说他关在监狱的时候，还见过某姓兄弟，同狱的人都指着说：“这便是把某某人的命换来他们的头的。”……

张荫桓在牢里一边背诵着方苞的文章，一边从现场印证，他发现他置身的是刑部监中最受优待的牢房。《狱中杂记》说做官的犯案可住优待房，现在他一人住一间，看不到其他牢房的更黑暗场面，也算优待的项目之一。……想到这里，远处传来哀号的叫声，断续的、阴惨的，使他更有动于心。他是老官僚了，见闻极多，他记得有人跟他谈到刑部狱的黑暗，禁子牢头受贿，名目繁多。有一种叫“全包”，就是花钱从上到下，一一买通，可得到最大的方便；还有一种叫“两头包”，就是买内不买外、买上不买下；还有一种叫“撞现钟”，就是按件计酬，每得一次方便，付一次钱；还有一种叫“一头沉”，专在受刑时付钱，借以减轻皮肉之苦。……张荫桓想着、想着，笑了起来。他自言自语：我这回遭遇的，可算是“全包”，不过不必我花钱买通，光凭我这“户部侍郎”的大官衔，就足以通吃这些禁子牢头了。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我今天却是“牢里有官好做人”——要不是这个大官头衔挡着，《狱中杂记》的全套场面，我都要全部见识了。

与刑部狱相对的，其实另一座监狱也形成了，那就是瀛台。瀛台是中南海湖中的一个小岛。瀛台从明朝以来，便盖有宫殿厅堂，到了清朝，由名建筑师样子雷根据中国蓬莱等仙山的传说，把它变成人间仙境似的造型，但是，现在这一人间仙境，却变成了人间最豪华的监狱——光绪皇帝被囚在这里，这里，几百年来，曾有历代皇帝的寻欢作乐、流连忘返，但是现在啊，剩下的只是可怜的青年皇帝孤零零在假山怪石旁边，流连而不能再返。虽然他已经无异囚犯，但用他名义对外发号施令，却依旧以假乱真。先是9月24日、旧历八月初九，厉行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忽然下了一道命令，把谭嗣同等六人“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紧接着这道革职抓人的命令，两天后，9月26日，旧历八月十一日，又下了第二道命令，“着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刑审讯”。但形式上只“严刑审讯”了一整天，9月28日，旧历八月十三日就下了这样的第三道命令：

谕军机大臣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在这命令还没公布的清早，刑部监上下已忙作一团，开始“套车”了。

“套车”是把死刑犯送上刑场前的外部动作，把囚车套在骡马身上，准备出发。在南所禁子牢头呼喝套车的嘈杂里，张荫桓叫住走道的狱卒，轻松地低声问：“八个人抓进来，有没有留下一两个呀？”狱卒说：“听说留下杨深秀和康广仁。”接着听到外面套六车的声音。他心里想：“这回老太太真算账了，我就走一趟吧，反正活过了花甲之年了，死就死吧！”

正在张荫桓静坐待死的时候，远处的牢门一个个开了，嘈杂的声音混成了团，可是，人声并没有近逼到这南所末监来。——他居然侥幸地死里逃生了。

开的牢门共六间，分别提出来的，是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

刑部狱源自前朝的“诏狱”，俗称“天牢”，几百年来，累积了它不少的规矩。规矩中南所、北所两座，东西各有两道角门，犯人释放或过堂，走东角门；犯人执行死刑，走西角门。刘光第被捕时，正是刑部的大官，他知道规矩，一出这门，就是死路，六个人中，他最清楚死刑的作业，如今他亲身来试法了，他感到尖锐的对比与荒谬。

按照通常的称呼，衙门除中间的正门外，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白虎门平常是紧紧关着的，只有把犯人押赴刑场前才走这道门。通常的规矩是行刑前提犯人，或骗他说要开庭——过堂，或说有家人来看你了——面会，犯人一走出牢房外的二门，狱吏从他后面突然用力一推，大喊一声：“交！”藏在二门两旁的另一批家伙就一拥而上，抓辫子的抓辫子、提脚镣的提脚镣、挟持左右臂的挟持左右臂，一起大喊：“得了！”就蜂拥疾驰，像抬猪一样地把犯人抬到大堂阶下，强迫跪在那儿，由原来抓犯人的差官手执提牌，念念有词滚瓜烂熟地向堂上报告。由堂上略问姓名、年纪、籍贯，完成“验明正身”手续后，告以你已死刑定谳，现在立刻就要执行，然后下令“堂绑”，并用红笔在斩犯标上标朱。一点一勾后，顺势把朱笔朝前面地上一丢。传说用这支毛笔可以治疟疾，于是大家一阵乱抢。

“堂绑”是一门大学问，堂上一声令下，手下就在犯人身后，手持衣领，往下一撕，把裂开的上衣从两肩向下拉，这时挟持左右臂的就开始向后扭胳臂，如遇到强悍的犯人反抗，狱吏就把随身携带的小铁锤，在犯人肩胛骨上一敲，两臂立刻松软，要怎么绑就怎么绑了。标准绑法是五花大绑。用绳子从头套上，将绳子两头从左右分开，再交互一抽，就拉紧了，再将两头捆在犯人反背的交叉手腕上，从手腕上再绕过拇指与食指之间，最后打结。这种绑人方法，牢固无比。一经五花大绑后，就给犯人最后吃顿酒肉。所谓酒肉，肉是用篾签插三块生肉，在犯人嘴唇上一擦，表示给你吃了；酒是一大碗，拿着给你喝了，有时候，把樟脑放在酒内，喝了可以昏迷，痛苦自然减少。当然，放樟脑是要暗中给好处才有此优待的。酒肉完毕了，把犯人放在篮里，两人一抬，就出了白虎门。

刘光第他们六个人除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外，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官，所以执行死刑的方式，比较客气。只是被拥簇着出了西角门，捆绑着各上一辆骡车。骡车上有木笼，人放进去，头却伸出外面，远看起来，头像是笼盖上的圆把手。

吆喝声中，骡车开动了，前呼后拥着几百个士兵。几百个人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菜市口。

菜市口是北京的闹市，从南方各省来的人，从官宦士绅到贩夫走卒，过卢沟桥，进广安门，进入北京内城，大都要经过这里。菜市口从六百年前就是有名的杀人地方了，那时叫做柴市口。六百年前，一位被元朝统治者关了四年的宋朝丞相文天祥，因为不肯屈服，最后在菜市口被杀死。当他从狱中走到刑场时，态度庄严而从容，他对监斩官说：“我为宋朝能做的事，现在终于做完了。”元朝统治者把这位只有四十七岁的宋朝丞相在闹市杀死，是一种成全，因为这样“刑人于市”，对殉道者而言，倒是一种宣传和身教。中国人民，包括他的敌人在内，都对这位殉道者致敬。后来，一座“文丞相祠”就这样盖了起来。

菜市口最精华的所在是丁字路口上，从两行翠绿的槐树北望，就是巍峨的宣武门，更是皇权的象征。高高在上讲究“刑人于市”的帝王看中了它，把它当做杀人示众的好地方。在热闹的路口杀人立威，可以达到“与众弃之”的效果。在这种作用下，菜市口是刑场中的闹市，也是闹市中的刑场，因为在行刑时，总是就地取材，并没严格地划分市与场。路北的那家西鹤年堂，就是就地取材的一个。西鹤年堂是几百年来的老药铺，传说它的匾还是明朝宰相严嵩写的。每到行刑时，西鹤年堂旁边就要搭上个棚，棚下放着一张长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锡笔架，上面插着朱笔，给监斩官使用。

监斩官一般是戎服佩刀、骑着大马、气势汹汹地带着决囚队，鸣锣开道，直奔刑场。衣服上绣着“勇”字的士兵，追随着他，刽子手也跟着，其中刽子手最令人侧目，他们或穿红衣、或打赤膊，手提大刀，面目狰狞。这种人有很好的收入，一般说来，杀一个死刑犯，可得白银三两六，其中高手，一天可杀好几个人。另外还有死刑犯家属给的“孝敬”，一给就是三五十两。这种“孝敬”，是拜托请以“快刀”减少死刑犯痛苦。按照刽子手的规矩，他们用的是“鬼头刀”。“鬼头刀”在刀柄上，雕一鬼头，刀的前端又宽又重，后面又窄又轻，砍头时，反握刀柄，刀背跟小臂平行，把刀口对准死刑犯颈脊骨软门地方，以腕肘力量把刀向前一推，就把头砍下。这种功夫不是无师自通的，也靠祖传或师傅传授，做徒弟的，总是先从天一亮就“推豆腐”——反握“鬼头刀”的刀柄，以腕肘力量，把豆腐推成一块块的薄片；熟练以后，再在豆腐上画上黑线，一条条照线往前推；熟练以后，再在豆腐上放铜钱，最后要练到快速一刀刀朝黑线切，但铜钱却纹风不动，才算功夫。这种“推豆腐”，推得出师以后，还要练习摸猴脖子，摸出猴子第一节和第二节颈椎所在，从而推广到人体结构，在砍头时，做到一刀就朝颈椎骨联结处砍下，干净利落，减少死刑犯痛苦。死刑犯家属给“孝敬”，其理也就在此。否则由生手或熟手故意装生手乱砍一气，死刑犯苦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忌讳身首异处而死，如刽子手砍头砍得恰到好处——推刀推到喉管已断时就快速收刀，使喉管前面尚能皮肉相连，头不落地，照中国人解释，这就仍算全尸而归。刽子手收放之间，能做到这种功夫，是要得到大“孝敬”的。一般行刑，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身首异处以后，可以买来专家，把头“缝”回去，叫做“缀元”，也算聊慰生者与死者。总之，家属对刽子手的“孝敬”是少不了的，没有这类打点，花样就会层出不穷。即使死刑犯死后，花样也不会中止。例如刽子手怕颈血乱溅，每在刀一落下就用脚朝死刑犯身上一踢，使血向前溅，然后让人用剥了皮的馒头就颈腔蘸血，沾成所谓“人血馒头”，照中国人传说，这种馒头可以治肺痨、可以大补。除此以外，死者身上的其他器官也会被零星割下，传说都能入药，甚至五花大绑的绳子都有辟邪之功，也值得几文。

不过，这些规矩都是对一般死刑犯用的，碰到死刑犯身份是大臣的时候，就得客气多了，所有的花样都得收起，也不能将死刑犯放了篮子里抬到法场，而要正正式式用骡车护送了。到了法场，甚至有刽子手向“犯官”下跪请安的例子，口呼“请大人归天”以后，方才行刑的。做过大官的，即便是死刑临头、刑上大夫，还是有不少尊严的。

当然，尊严也是相对的，一方面来自对大臣的尊重，一方面也有赖大臣自己的表现。谭嗣同他们六个人从上骡车以后，所表现的气概，也就有了等级之分。六个人中，有人表现得激越、有人表现得沉痛、有人表现得不服、有人表现得怯懦，但是，谭嗣同表现的，却是一派从容。

菜市口西鹤年堂旁边的棚子，已经快速搭盖起来，棚下的桌椅文具，也布置得一应俱全。这回走出的监斩官可不是泛泛之辈，他是大名鼎鼎的军机大臣刚毅，是一级的满洲大员。他下令将犯官们带到，在形式上，一一验明正身，用朱笔勾决，然后按照惯例，朝地上丢下朱笔。这时谭嗣同忽然叫住刚毅，要同他说话。刚毅忌讳死囚临刑前对他说话，他把手一挥，叫左右带下去，同时用双手捂住耳朵，表示不要听。谭嗣同看到这老官僚颟顸尴尬的表情，忍不住好笑，他微笑了一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被拥簇着走到法场正中，满地泥泞，太阳却是高照着，放眼望去，四边人山人海，却是鸦雀无声。“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他心里想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蛮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这些可怜的同胞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在刽子手的准备行刑过程中，他又放眼望去，望着天上的浮云，随着浮云，他的思绪快速地闪过。他想到江湖中人，在临死前慷慨激昂大喊：“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他感到也该喊一句，但不要喊那种轮回性的。轮回是不可信的，死后妄信有来生，是一种怯懦、一种自私，对来生没有任何指望而死，才算堂堂地生、堂堂地死。想到这里，他笑了。突然间，像从浮云里划破长空，他的喊声震动了法场：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刽子手惊奇地望着他，赞美地点了点头。他对拿“鬼头刀”的同胞从容一笑。一般死刑犯会要求刽子手：“给我个痛快！”但他不屑作此要求——他求仁得仁，早就很痛快了。

谭嗣同的躯体静静地仰卧在菜市口，他的头颅滚在一旁，血肉模糊。老家人胡理臣，带着另一个老家人罗升和浏阳会馆的长班，一起赶过来，料理善后。先从西鹤年堂要来一盆水，抱起头颅，洗去泥土与血迹。他们含泪望着小主人，小主人的两眼圆睁着，嘴张开着，又像死不瞑目、又像大声疾呼。由于被砍下来半天了，面孔已经开始瘪下去，瘪下乍看是缩小，其实是肿胀的前奏，再过一天，就肿胀得面目全非了。那时候，就很难认出本人来了。

老家人们焦急地等棺材到，在下午，棺材抬来了。“缀元”师傅也请来了。师傅把头颅端正地接在颈腔上，用熟练的技巧，在脖子正面左右各连一针，又在背面补上一针，就算完成了归位的手续。大家把尸体抬进棺材里，钉上了棺材盖。老家人点了香，抚棺而跪，磕了头，就由杠房抬起棺材，向西走去。第一个经过的路口就是北半截胡同，胡同南口就是浏阳会馆。老家人胡理臣痛苦地想着：“真没想到我家少爷住的地方，离刑场这么近！”

一行人等再朝西走，越过了一个胡同口，走到了下一个胡同口，开始左转进胡同，走到尽头再右转，一座古庙展现开来。他们在庙门口歇下，胡理臣先进庙里洽办，罗升在斜阳中望着庙门，正门上头有三个大字——“法源寺”。

第十三章　他们都死了

棺材停在法源寺的后房里，下面用两个长板凳横撑着，正面没有任何文字，是谁的棺材，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老家人们帮着抬棺材、架板凳，忙得满头大汗。胡理臣从腰间掏出一条毛巾，没有擦汗，只用来把棺材擦得干净、仔细，一如几个小时前清洗小主人的血脸。最后，摆上香案，一齐下跪，磕着头，他们终于哭出声来，一一诉说着少爷的苦命与不幸。

在停柩间的门口，一位老和尚默默站在那里，他是佘法师，旁边站着长大了的普净。他们一言不发，却满面悲戚。不久，他们相偕走开，走到大雄宝殿前的旧碑旁边，沉默着。

“普净，”佘法师终于开了口，“你看到了，这就是走改良路线者的下场！整整十年前，康有为在这古碑前面跟我们相识。十年来，他锲而不舍、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终于说动了皇帝，得君行道，联合谭嗣同他们搞起变法维新了。但是，表面上的成功，其实就是骨子里的失败——康有为花了十年心血，只证明一件事，就是谭嗣同用鲜血证明的：改良之路是走不通的。他们用失败证明了此路不通，结论是，要救中国，只好大家去革命。谭嗣同可以不死却甘愿一死，最大的原因，就是要证明这一结论。我老了，不能有什么作为了，我看，从今天以后，你还是作离开庙里的准备吧，到天涯、到海角，把自己投身出去，去做一个真的革命党吧！寺庙对真正有佛心的人说来，其实至多只是一个起点和终站，因庙生佛心，因佛心而离开庙，在外救世。也许有一天，你救世归来，可在庙里终老；也许有一天，你救世失败，和谭先生一样，可在庙里停灵。不管怎么样、不论哪一种，都比年纪轻轻的就在庙里吃斋念佛敲木鱼来得真实、来得有益。我看，是时候了，你也二十六岁了，你就照师父指示，准备一下吧！”

佘法师说着，轻拍着普净的头。普净深情地望着师父，低下头，一会儿，再抬起头来，咬着嘴唇道：

“我从八岁到庙上来，就一直担心有一天师父会不要我了，十八年过去了，今天我终于从师父口中听到这种话。当然我知道这不是师父不要我，而是更要我去做我该去做的事。我就照师父指示，到天涯海角去。唯一的遗憾是我不能由早到晚照料您老人家了……”

佘法师微笑着，又轻拍了普净的头：“普净你看，谭先生死了，他有父亲在堂、有妻子在室。他又由早到晚照料谁呢？在四万万中国同胞前，他一己之私的亲情，一概舍弃，谁也不照料，照料的只是众生。这种心怀，才真正是出家人的心怀。儒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佛门却是‘舍吾老以及人之老’，有大感情的人是不在意小感情的。”

“那么，师父，你为什么三十岁以后才出家？”普净顶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把庙作为起点，而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遁入空门，把庙作为终站？”

佘法师为之一震，但是他很快恢复了常态。他转了身，对着庙门，没有看普净：“这是你十年前就问过我的问题，我没答复你，只说有一天你会知道。那一天啊，现在还没到来。我只能告诉你，我从三十岁后出家以来，我一直怀疑法源寺是我的终站。我虽然六十二岁了，人已垂垂老去，可是，我总觉得冥冥中还有一件事在等我去弥补、去续成、去做完。我直到今天还不十分清楚那是什么事，但我可以告诉你那不会是什么事，就是：我不会寿终正寝在这里，法源寺不是我的终站。普净啊，我们在法源寺相会，也会在法源寺相离，就让我们以离为聚吧！……”

正当佘法师说到这里，从庙门那边，走进来两个彪形大汉。走近的时候，其中一个满面虬髯的，一直用锐利的眼光，打量着佘法师。他不友善地盯着佘法师看。佘法师察觉了，立刻表情有异，低眉不语。两个大汉擦身而过，朝里走去，连个招呼都不打。普净看在眼里，十分奇怪。

“师父，你好像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对你好像不很友善。”

佘法师两眼看地，又抬头看天，轻叹了一声。

“普净，你观察入微，我的确知道他们是谁。那个留大胡子的，不是别人，就是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普净惊叹起来。

“大刀王五。”佘法师平静地说，“这位‘关东大侠’现在五十二岁，他整整比我小十岁。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十七岁，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

“师父那么早就认识了大刀王五？”

“那么早。”

“刚才大刀王五显然认出了师父。你们很多年不见了吧？”

“三十多年不见了。”佘法师说，“我看，我还是告诉你吧。你一直不知道我当年出家的秘密，如今我们分手在即，我就告诉你吧！”

“大刀王五跟我有一段相同的经历，这经历，大家都不愿透露的，就是我们都做过‘长毛贼’。所谓‘长毛贼’，是满洲人对太平天国中太平军的称呼。太平天国起义时，号召恢复汉族蓄发不剃的风俗、反抗清朝政府剃发留辫子的制度，所以就被叫做‘长毛贼’。近五十年前，金田起义时，天王洪秀全三十七岁、其他各王都三十上下，翼王石达开只有二十岁，当时他们的确有朝气，同甘共苦，有理想、有革命气象，可是，到了打进南京城、打下了中国半壁山河，他们开始腐化了、内斗了，但是其中石达开还是像样子的。他在武汉前方，听说京城里同志内斗武斗，东王杨秀清被杀，特别赶回来挽救革命阵营的分裂，但换得的，却是他自己全家也被杀了。最后他又不见容于洪秀全，他只好出走了，随他出走的有十几万人。他在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四川等省行踪不定，最后败退云南，最后只剩四万残部，在西康抢渡大渡河不成，陷于绝境，不但被穷山恶水包围，也被清军和土人包围。那时我和王五都在他左右，我们没粮食吃，吃野草；野草吃光了，杀战马吃马肉；马肉吃光了，剩下七千人，拼死突围，逃到一个叫老鸦漩的地方，又碰到敌人，不能前进。两天以后，石达开不见了，据说他为了顾全最后七千人的七千条命，自动走到清军里投降了。可是，当我们放下武器，一起投降的时候，清军大开了杀戒，几千人被杀了，几千人四处逃命。石达开的家属早在南京就被自己人杀光了，但侥幸逃出来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叫石绮湘，人长得漂亮，又会写文章，六年来，跟着部队长征。那时我因为读过书，被石达开看中，替他掌管文案，与绮湘早晚见面，日久也就生情。石达开也有意把我收为女婿，但在整天转战南北的情况里，也不便成婚。石达开在老鸦漩不见了，我们事先都不知情，后来传说，自动走到清军投降的，是一个面目很像石达开的手下，他冒充石达开，替他被清军杀了，而石达开本人，却逃亡了。在清军大开杀戒的时候，我跟绮湘、王五等一百多人，翻山越岭而走，藏在深山里，等待转机，由于处境绝望，很多人主张还是偷渡大渡河。在偷渡前，我们四下探听，来了一个离奇的消息。说一个船夫，一天傍晚搭了一个老先生过河，老先生跟船夫蛮谈得来。船夫是有心人，感到这位老先生来路不简单，但也不便多问。最后，老先生下船了，回头望着高山流水，感慨地说了一句：‘风月依然，而江山安在？’就快步消失了。据船夫说，那种快步的动作，全是年轻人的动作。天亮以后，船夫发现船里留下一把伞，伞柄为硬铁所铸，上有‘羽异王府’四个小字，乃恍然大悟，这就是翼王石达开啊！这个消息，使大家都兴奋起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石达开有这么一把大雨伞。绮湘更是兴奋，坚持要去找这船夫，追踪她父亲的足迹，于是大家一齐出发了。可是在河边，我们中了埋伏，清军一拥而上，我们回身四散逃跑，逃跑中我听到绮湘的叫喊，好像是出了事，但我不顾一切，还是拼命跑，那天夜黑风高，我身体又有病，突发的事件，使我突然勇气全无，竟没有勇气回头去救绮湘。事后听说石达开的女儿被俘了，被清军轮奸而死。虽然我事后自解，说我纵使当时回头救她，也未必救得了她，但以我同她的关系，在乱军中，我实在不该只顾我自己逃命，我实在可耻、实在不能原谅我自己、实在没脸见人。于是，我辗转回到北京，回到跟我们佘家有点渊源的法源寺，看破红尘，最后做了和尚。如今三十年了，我回想三十年前那一晚上，我直到今天，还是弄不清我当时为什么突然那么胆怯、那么突然间勇气全无。”

“师父到法源寺做和尚的事，王五他们知道吗？”

“我想他们知道。大家都在北方这么多年，都有头有脸，应该都知道老战友们后来在干什么。不过，我们没有来往——他们认为我应与绮湘同死，他们把我看成苟且偷生之辈，他们看我不起。”

“表面上，师父出了家，王五他们开了镖局，大家都不再搞革命了。是吗？”

“是吧。”佘法师淡淡地说，两眼仍望着庙门以外。他茫然地走向前去，慢慢地，走到了丁香树旁。十年前康有为写的杜甫丁香诗在他嘴边浮起，他的脑海中，千军万马，呼啸而来。这时已近薄暮，但在天边突然起了乌云——纵使在夕阳向晚，天要变，也不会等待夕阳的。

两年以后，1900年旧历七月二十日，向晚时分。

一个人坐在孤岛的水边，也不等待夕阳。他年纪轻轻的，却满脸病容，有什么夕阳可等待呢？他自己就是夕阳！

今天又是七月二十日了，他心里想。整整两年前的七月二十日，我把内阁候补侍读、刑部候补主事、内阁候补中书、江苏候补知府四个小官，擢升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那时正是维新变法如火如荼的日子，可是，一切昙花一现，他们四个人，上任不过二十四天，就连同另外两位，横尸法场了。他自己变成了傀儡皇帝。最令人气愤的，杀他们六个人的上谕，竟然还是用他的名义发出的。他还背得出那种官样文章。上谕中说这六个人“革职拿交刑部讯究”后，“旋有人奏，若稽延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这就是说，皇帝“熟思审处”以后，已认定他们“情节较重，难逃法网”了，所以，为了怕耽误了杀人时间，另生变化，就先杀人了。这种命令，证明了想杀人的人，可以无须遵守皇帝自己定的法律。按照大清的法律，执行死刑，要经过“斩监候”或“斩立决”的程序，“斩监候”是把犯人关到秋天，到秋天再奏到朝廷，没有斟酌余地的就批准秋决；有斟酌余地的就免他一死，或者来个缓决，到第二年秋天再说。至于“斩立决”，那就不要等秋天，只要等到复文一到，就可以杀人。管杀人关人的是刑部、管纠察的是都察院，判死刑要另得大理寺复文。所以依照法律程序，杀人不可能这么快，不可能快到头天审、第二天就杀。如今皇帝一道命令，公然表示“未俟复奏”就把人杀了，这叫什么皇帝！

他又回想着：那六天内四道命令，条条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来的，形式上，是皇帝来杀这一周前还和他在一起维新变法的人，这真是命运的嘲弄，嘲弄我自己是昏君！……

他坐在水边，思绪漂浮着，一如水面上的浮萍。但是，谁又配跟浮萍比呢？浮萍还是有根的，而我这皇帝呢，却囚居在小岛上，连根都给拔了。

蓦然间，远处传来了炮声。怎么会有炮声，他纳闷着。他不会向看守他的太监去查问，因为问也白问，什么都问不到，这些太监都是皇太后贴身的死党，一切都被交代得守口如瓶。正在他对炮声疑惑的时候，他发觉背后已经站了四个人，他转过身去，四个穿民间便服的人下了跪，为首的却是李莲英。

“皇上吉祥！”李莲英用尖锐的喉音致意着，“好久没来向皇上请安了，请皇上恕罪。”说着，他磕了头。其他三个也跟着磕了头。

“起来，你们怎么都穿着这种老百姓的衣服？”皇上问。

“不瞒皇上说，”李莲英报告着，“外面出了事。从去年以来，民间出了义和团，他们拜神以后可以降神附体，口诵咒语，金刀不入、枪炮不伤，他们说：‘不穿洋布、不用洋火……兴大清，灭洋教。’到处杀洋人、杀信洋教的、烧教堂、烧火车，刚毅等满朝文武信了他们，老佛爷也信了他们，害得洋人搞八国联军，现在已经杀到北京城来了，义和团根本就抵挡不住了。老佛爷下令接皇上一起逃走，现在我们就是来接皇上。请皇上立刻进来换衣服吧！趁着兵荒马乱，化装成难民，还来得及走，再迟就来不及啦！”

光绪皇帝脱下了龙袍，改穿了黑色长衫、蓝布裤子，跟他们直奔宫外，转上了骡车，在慌乱中他频频问：

“珍妃呢？珍妃在哪里？”

“车在前面。”李莲英手一指，“女眷们都跟老佛爷在一起，随后就来！”李莲英答应着。“皇上先待在这儿。我去接她们！”说着，就朝前走去。

“我跟你一起走！我要先向皇太后请安。”光绪皇帝喊了一声，随即下了骡车，跟李莲英和众太监飞奔到宫里。他们赶到贞顺门，正看到前面一堆人，在拥簇着什么，夹杂着一个女人的哀呼。他们赶上去，正看到珍妃被太监推到井边，光绪皇帝大叫着奔上去，可是，太迟了，哀呼的嘶喊在快速减弱，扑通的水声从深井传出，太监们抢先抓住皇上，在离井十步远的地方，被太监拖倒在地。

一个乡村农妇打扮的老女人站在贞顺门边，被一堆化了装的男女簇拥着，他们都吓呆了。老女人若无其事，她把双手上下交互错打了一下，冷冷地说：“把皇上拉起来，咱们走吧！”

一行人等，狼狈地上了路，什么都来不及带，也无法带、不敢带，走了几百里路，全无人烟。他们口渴了，走到井边，不是没有打水的桶，就是井里浮着人头，直走到察哈尔的怀来，才算得到补给。此后从察哈尔到山西、到河南、到陕西，两个月下来，他们终于到了西安。

出走十七个月后，乱局平静了。中国向八国道歉、惩凶、赔款。赔款总额是四万万五千万两，而当时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正好每个百姓平均要赔一两，相当于中国五年的总收入。中国老百姓为昏庸狠毒的皇太后又戴了重枷，可是重枷又岂限于赔给洋人吗？十七个月前，皇太后自北京出走时，身无长物；十七个月后从西安回来时，装载箱笼的车马却高达三千辆，车队绵延七百里（二百五十英里），兴高采烈，不似战败归来，而像迎神赛会。最后一段路，从正定回北京一段，坐的还是火车——皇太后终于向西方文化搭载了。二十一辆火车，终于开进了北京城。

六年以后，1908年，光绪皇帝在位第三十四年的11月15日（旧历十月二十二日），七十三岁的西太后终于死去，但在她死前一天，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却神秘地先死了，是毒杀？是巧合？只有埋在豪华坟墓的西太后自己知道。这座豪华坟墓叫“东陵”，距离北京九十英里，是花了八百万两白银盖成的，治丧费用又花了一百五十万两，总数接近了一千万两。在她统治的四十七年岁月里，中国人民为她花了无数的钱，最后的一千万两丧葬之资，可说是大家最愿意花的。当她的金棺材被抬出北京城门的时候，一百二十名杠夫都挤不出去了，减到八十四个人，才得脱棺而出。从此，北京城消逝了她的余晕，夕阳没落了，大清帝国也榨干了。三年以后，革命成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

西太后的死去，却使某些人“复活”了。光绪皇帝的另一位妃子——瑾妃，是珍妃的亲姐姐，为她惨死的妹妹立了一个牌位，挂上“贞筠劲草”的匾额，以为追念与哀思。那恐怖的井，早被人叫做“珍妃井”，在井边上用铁条贯穿石柱，封起来了，上面还盖了厚厚的木块，一眼望去，备觉阴森与凄凉。

另一个“复活”的人是张荫桓。在他被捕以后，由于他实际负责外交多年，出使过美国、西班牙、秘鲁，也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庆典上做过特使，最后由英国公使、日本公使出面表达了严重关切。西太后顾忌了，乃用由光绪皇帝名义发出上谕，说张荫桓“声名甚劣，唯尚非康有为之党”，但以此人“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着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束”。于是，张荫桓戏剧性地死里逃生，以犯官身份，由刑部移交兵部，遣戍塞外。他颇有玩世的气派，路上还轻松得很，向人说：“这老太太和我开玩笑，还教我出关外走一回。”可是，好景不长、坏景失常，两年以后，义和团扶清灭洋开始了，西太后不买外国人的账了，一个电报打到新疆，下令把张荫桓“就地正法”。封疆大吏通知了他，他神色镇定，临刑前，还画了两页扇面给他侄儿，画好了，振了振衣袖，走到刑场，最后对刽子手一笑，说：“爽快些！”就从容死了。一年以后，清朝政府跟八国和议，外国人认为张荫桓死得冤枉，西太后又顾忌了，再用光绪皇帝名义，把张荫桓“着加恩开复原官，以昭睦谊”——为了敦睦邦交而使张荫桓死后又做上原官，“老太太”的脸面也丢尽了。

“老太太”从排外到媚外，只在她一念之间，但一念之转，却害得多少人枉死了。

“老太太”统治中国四十七年，乍看起来，所向无敌，但她的本领，只是擅长内斗，斗中国自己人，碰到外国人，却显得无知而幼稚。这种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极致，就表现在她利用义和团掀起的闹剧上。义和团是本土文化、乡土文化的产物，它是民间低级宗教的一支，由神秘信仰到秘密组织，最后发展成公开的民团。团员的基本打扮是头裹红布或黄布、腰扎同样颜色的腰带、身穿短衫裤扎裤脚、脚上穿靴、上身外面罩上兜肚。兜肚上绣着“易经”八卦中的某一卦。从八卦信仰以下，他们抓到什么就信什么，生冷不忌，但全是中国本土文化，并且大多是低级的。他们相信吞符念咒可以刀枪不入，相信钢叉、花枪、单刀、双剑可以抵御洋枪洋炮，他们的道具是引魂幡、浑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等，顾名思义，妖妄可知；他们的偶像是玉皇大帝、鸿钧老祖、梨山老母、九天玄女、二郎神、哪吒、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姜太公、关公、张翼德、赵子龙、托塔天王、尉迟恭、秦叔宝、黄三太、黄天霸、杨香武等小说、戏曲人物，唯一水平以上的，只是一个李太白！他们的入团仪式是乩童式的，从拳打脚踢到口吐白沫、从跳跃晕倒到念念有词，都一应俱全。所念的咒语大多是“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之类，并口耳相传，功夫极处，可以由大师兄把手一指，洋人的住处，就可被天火烧光。……

无知而迷信的西太后竟相信了他们，他们串联到北京城，在西太后文化大乱命的带头下，在首善之区展开了首恶，杀人放火，疯狂地排外。他们见到西药房都要烧，结果引来四千家商店住宅被波及，还不准救火。不过，他们的本领只是对付中国人而已，本领施之于洋人，就力有未逮。他们的口号是：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真欺天，

不敬神佛忘祖先。

女无节义男不贤，

鬼子不是人所添，

如不信，

请细观：

鬼子眼珠都发蓝。

神发怒，

佛发愤，

派我下山把法传。

我不是邪白莲，

一篇咒语是箴言。

升黄表，

焚香请下八洞各神仙。

神出洞，

仙下山，

扶助大清来练拳。

不用兵，

只用团，

要杀鬼子不费难。

烧铁道，

拔电杆，

海中去翻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俄德哭连连，

一概鬼子都杀尽，

我大清一统太平年！

但是，口号归口号，真正使出的功夫，却连洋鬼子的使馆区东交民巷都攻不下，东交民巷的洋兵不过四百人，义和团围攻了两个月，可是都攻不下来，一旦成千上万的八国联军从海外打来，抵御洋人的本领与后果，也就可知。但是，义和团对洋人的本领虽然有限，对中国自己人倒是极其耀武扬威的。他们把凡是涉洋的东西都一概打砸，抽洋烟（纸烟）的要杀、拿洋伞的要杀、穿洋袜的要杀，有一家八口查出一根火柴，八口全杀；有六个学生身边有一支铅笔，六个全杀。至于他们认为信了洋教（天主教等）的，更在必杀之列。他们把洋人叫做“大毛子”、信教的中国人叫“二毛子”、间接与洋人有关的叫“三毛子”，杀不到“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却不愁缺货，一经认定，砍杀、肢解、腰斩、炮烹、活埋……样样都有。活埋还有花样，有的信教的妇女，被头上脚下式活埋，把腰部以上埋在地里；腰部以下，裸露外面，在阴部插上蜡烛，取火点燃，以为笑乐。……不过，认定谁是“二毛子”、“三毛子”，标准却是很宽的，有时候，为了彰显成绩，他们会大抓农民，一抓就上百男女，一律砍头。农民在法场号叫哭喊，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被杀的。……

西太后利用义和团掀起文化大乱命的闹剧。这场闹剧，惹来了文化的挑战与浩劫，洋人的船坚炮利文化，形成了新的挑战，更证实了中国文化与国力的脆弱；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乡土低层文化的猖獗与盲动，造成了新的浩劫，也更证实了中国文化与国力的脆弱。按照中国的经典文化，两国交兵，是“不戮行人”、“不斩来使”的，但是，当本土的乡土低层文化蹿升到无法控制的时候，自外国的公使以下，就都卧尸街头了。

西太后本人的文化水平是低层的，她的权势蹿升到高层，文化水平却没蹿升上去，结果由她点头肯定义和团、由她带头纵容义和团，就上下衔接，串联成腾笑古今中外的文化大乱命。在这种动乱里，不但中国的农民被杀了，外国的使节被杀了，中国在朝头脑清楚的大臣被杀了，民间在野的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也都被杀了。中国各地人头落地，不止北京城；北京城各地人头落地，不止通衢大道。在闾巷小街里，也不断传出不同的惨剧。西砖胡同的法源寺那边，就传出这么一个。

一天傍晚，几十个义和团分子追杀一个黑袍大汉。大汉已经负了伤，他闪进法源寺，庙门也就关起。义和团们赶到，他们不尊重什么庙堂，费了一阵工夫，强行打开了庙门，推开和尚们冲进去，只见那黑袍大汉正伏在大雄宝殿的石阶上。他们冲上去，乱刀齐下，砍死黑袍大汉，然后呼啸而去。黑衣大汉是谁，义和团为什么追杀他，真相不明。

但是，后续的说法也冒出来了。据事后法源寺附近的人透露，那个黑衣大汉，听说不是别人，就是大刀王五，但义和团为什么追杀他，真相仍不明。

直到十三年后，一个来自南方的行脚僧——“八指头陀”住在法源寺，在问及当年当家和尚佘法师的下落时，由于八指头陀出家时，曾经“燃二指供佛”，自烧指头的牺牲精神南北驰名，大家佩服他、相信他，才在当年法源寺目击和尚的口里，得到真相。原来自从谭嗣同的灵柩移到法源寺后，佘法师就把普净“赶走”了，他不要普净再和他一样地当和尚。普净走后，佘法师自己也行踪神秘起来了，听说他参加了援救光绪皇帝的行动。这一行动，是谭嗣同死前嘱托大刀王五代为执行的。由于清朝政府保护得严密，行动失败了，但佘法师跟镖局里的人物，仍旧保持联系。两年后，义和团在北京大串联，闹得天翻地覆，听说大刀王五想浑水摸鱼，摸出光绪皇帝，重新完成对死友谭嗣同的嘱托。可是，不知怎么惹来义和团对他的追杀。王五逃到庙里，佘法师一边叫和尚们聚在大门前与义和团尽量拖时间，一边单独跟王五在一块儿。后来大门前和尚拦不住，义和团一拥而入在大雄宝殿前，砍死了黑袍大汉。义和团走后，大家才发现，穿黑袍被砍死的，竟是佘法师！而王五呢，早被换成了和尚衣服，奄奄一息。大家极力抢救，可是，没用了，三个小时后，王五也死了。王五死前只断续留了一句话：“我错怪了佘法师三十多年。如果可能，愿和他埋在一起。”佘法师和王五神秘的关系，大家都不清楚，只听说王五一直看不起佘法师，说他是孬种。但是，看到佘法师穿着黑袍装成受伤的王五，以自己一死来救王五那一幕，大家才恍然大悟。他们死后，庙里不敢声张，偷偷买了两口棺材，埋在广渠门里广东义园的袁崇焕坟后面。当时为了搞清楚，大家搜查了黑袍的口袋，发现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首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下面注明诗是谭嗣同先生“狱中题壁”之作。大家研究了一阵子，无法彻底理解，就作罢了。八指头陀也是诗人，他夜里点着蜡烛，在古庙中研究这首诗，恍然若有所悟。他对前三句都能理解：“望门投止思张俭”是写后汉张俭被政府缉捕时，他亡命遁走，因为他有名望，大家都佩服他、都掩护他，害得许多人家都因掩护他而受连累。谭嗣同用这个典，表示不愿连累人，所以不愿逃走。第二句“忍死须臾待杜根”是写后汉杜根在皇帝年长后，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下令把他装在袋子里摔死，幸亏执行的人暗动手脚，使他虽受伤但得以装死逃生。谭嗣同用这个典，表示未能就太后归政皇帝上，有所成就，但忍死一时，目的也别有所待。第三句“我自横刀向天笑”是写他已视死如归，从容殉道。八指头陀惊叹着，他心里想：“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是两种不同的高层次处事态度、赴难态度、牺牲态度。慷慨的表现，有一股很强烈的激情，或两目圆睁、或破口大骂、或意气纵横、或义形于色。以慷慨态度准备处事、赴难、牺牲的人，他们在内心里，有十足的正义的理由，但在外表上，却是感情的，并且是强烈的激情形式的，用人比喻，这叫“方孝孺式”。明朝的方孝孺反对明成祖篡位，明成祖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先生你不要管，你只替我们写诏书就好了。可是方孝孺连哭带骂，说要杀便杀，诏书我是不写的。明成祖说你不怕死，但杀起来不止杀你一个，要诛九族的。方孝孺说就是杀我十族，我也不怕。明成祖说，好，就杀你十族。照中国传统算法，九族是在直系方面，上下各杀四代，就是从罪人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直杀到自己的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另在旁系方面，还要横杀到三从兄弟（母族和妻族）。但并没有所谓第十族。方孝孺说杀他十族也不在乎，明成祖就要发明个十族出来，于是把朋友和学生，也都算进去。为了增加某种效果，明成祖抓来一个就给方孝孺看一个，方孝孺毫不一顾，最后统计，一共杀了八百七十三个。方孝孺自己也慷慨成仁。中国人说“慷慨成仁易”，因为慷慨成仁时，都在事件的高潮点上，在高潮点上的人，是情绪最冲动的、最激情的，这时候的当事人，常常心一横，可以做出许许多多大勇和大牺牲的伟大行动，而不会冷静顾虑到别的利害与困难，也不会有恐惧、伤心、痛苦、孤寂等使人沮丧、软弱的情绪。事实上，在高潮点上不久，当事人也就“成仁”了，死得没有破绽、没有拖拖拉拉，很干脆。所以说，慷慨成仁是比较容易的。正因为慷慨成仁比较容易，所以，没有人相信：不给当事人慷慨成仁的机会，也许结果可能不同。于是千方百计在狱中软化他，使他屈服，但是有人却仍不屈服。像文天祥，就是最伟大的范例。不过，比对起“方孝孺式”来，这种“文天祥式”却是更高境界的。多年的牢狱生活，那种牢，不是靠很强烈的激情才能坐的，而是靠一种平静的从容态度，而文天祥却正好表现了这一态度。最后他终于换得了你敌人来杀我。在菜市口，他神色自若，走到法场，从容而死……谭嗣同这首诗的第三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写得太好了、太好了，尤其好在这一“笑”字上。这一“笑”字，写尽了他的从容态度，但笑是一种激情也有点慷慨的成分。所以，谭嗣同之死，既有“慷慨成仁”之易、又有“从容就义”之难，难易双修，真是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视死如归，从容殉道。但是第四句“去留肝胆两昆仑”指什么呢？这就费解了。

“他们都死了，”八指头陀在残烛下漫想着，“谁来检定他们的往事呢？现在，清王朝没落了、中华民国建立了，时间愈久、时代愈变，往事就愈淹没了，但是，两昆仑的谜团，到底指谁呢？”

第十四章　“明月几时有”

“到底指谁呢？”——同一个问题，在八指头陀死在法源寺后两年，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又被提起了。

这一年是令中国人痛苦的一年，因为中国人好不容易成立的中华民国，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居然做总统做得不满足，要当起皇帝来了。全国上下，一片劝进之声。

梁启超感到很可耻，他在天津家里，偷偷会见了从北京来的神秘人物，这人物不是别人，就是他十八年前在湖南时务学堂教书时的十六岁学生——改名蔡锷、蔡松坡的蔡艮寅。

蔡锷在戊戌政变以后，到日本读书，重新回到亡命日本的老师梁启超的门下。不过，他另一位老师谭嗣同的死难意义，却引出了他跟梁启超不同的解释。在老师梁启超、太老师康有为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走改良的路而死，所以大家要追随死者，继续走改良的路，包括跟清朝政府与人为善的方式在内；但在蔡锷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证明改良之路走不通而死，谭嗣同的毅然一死，正是教我们觉悟到此路不通，而是要走革命的路。因此，他在十九岁那年，在义和团动乱发生以后，他和他的老师唐才常等十九个人，从日本偷偷回到中国，准备举事。但是，他们失败了。查办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师，他审问时想开脱他的学生，故意跟左右说：这个人不像唐才常呀！会不会抓错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却高声叫道：失败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岂是苟且偷生的人！于是，他被杀了，临死前吟诗一首，最后两句是：“剩有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他终于在“故友”谭嗣同死后不到两年，也跟着牺牲了。

唐才常在被围捕中做了一件事，他技巧地烧掉了同志名册，使官方无法株连，蔡锷等小同志因此得以逃返日本，参与下一波的革命行动。

蔡锷进了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毕业后回到中国，加入清朝的军事阵营，密谋革命，这时他二十三岁。七年以后，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发生。发生二十天后，他在云南就宣布了光复，并做了云南地区的领导人。这时他二十九岁。两个月后，中华民国成立了。

中国人的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是中国人的皇帝思想并没退去。中华民国只成立了四年，如火如荼的帝制活动就展开了——戊戌政变时出卖谭嗣同的袁世凯操纵民意，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做皇帝。这时候，梁启超、蔡锷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要在众神默默、全国敢怒而不敢言的恐怖局面下奋起力争，为中国人争人格、为中华民国争命脉。这种努力是艰苦的，首先他们就得先从袁世凯侦伺下的北京、天津脱身才成。一天夜里，蔡锷从北京溜到天津去看梁启超，他们谈到了脱身的计划。

“十七年前，”梁启超说，“我和你的谭老师在北京谈到离去和留下的问题。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又发生这一问题了。依我看来，目前的发展情况，该是你先离开北方，赶到南方去，在南方举义旗、反帝制。我不能先走，我一走，袁世凯就特别注意到你，你就走不成了。所以，松坡，我来殿后，你先走。”

“可是，”蔡锷犹豫着，“如果我先走了，老师如果走不成呢？”

“那也不会影响我们基本的夙愿。记得你谭老师十七年前的狱中题壁诗吧？”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第四句写出了去留之间，大家肝胆相照，昆仑为中国发祥地，‘两昆仑’指做两位堂堂的中国人，不论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当年谭老师以程婴和公孙杵臼期勉老师和他自己，‘去留肝胆两昆仑’自是专指老师和他两人而言。”蔡锷补上一句。

“把‘两昆仑’解释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应起来，固然相当，但我后来看到谭老师《石菊影庐笔识》中《学篇》第五十六则，有这样的文字：‘友人邹沅帆撰西征纪程，谓希玛纳雅山（喜马拉雅山）即昆仑，精确可信。希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为昆仑奴，亦一证也。’这段文字，是谭老师生前自己所作的唯一对‘昆仑’的诠释。这样看来，谭老师所谓的‘两昆仑’，可能指的是他家的仆人，就是胡理臣和罗升。这两个人，在谭老师死后，一个去湖北向谭老师的父亲报信；一个留在北京料理善后，所以有‘去留’之意。这样解释，未免狭隘了一点，不过探讨谭老师的甘心一死的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他从小虽被后母虐待，但是他跟父亲的感情，却深得很。事发后，九门提督查抄来的文件中，有许多他父亲写来因反对他参与变法维新，而表示不满或断绝关系的信，清朝政府因此没有株连到他父亲，其实这些家书都是谭老师为了开脱自己父亲而捏造的。当时他迟迟不肯逃走，要留下来学他父亲笔迹捏造家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谭老师出事时，大家还联合瞒他父亲，说谭老师只在坐牢而已，但是一个朋友写信不小心，泄露了，他父亲听到消息，两手抵住书桌、两眼默默垂泪，再也没说一句话。关于谭老师从容就义，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可有多种解释：或说他为了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而死、或说他为了提醒大家要继续走改良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证实此路不通而提醒大家要走革命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救他父亲而死……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

“老师你相信哪一种？”蔡锷问。

“我相信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但是从佛法中看破生死，进而要杀身成仁，以完正果，则是最根本的。我认为从大目标看来，他想要用一死证明改良之路不通，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有赖于大家去革命；但从眼前的较小的目标看，他的甘心一死、甘心先死，实在有鼓动大刀王五他们去救皇上的作用在内。我们不要忽略了谭老师性格中的侠义成分。在他的侠义性格里，看到光绪皇帝受了汉族影响，甘愿牺牲一切，去救中国，因而换得如此下场，他是心里不安的、抱歉的，因此他最后还要救皇上。他自己没有力量，所以拜托大刀王五他们去冒大险，于是他又对大刀王五他们心里不安、抱歉了。他最后以一死明志、以一死表示不苟活、以一死表示大丈夫对自己干的事会付出一条命来负责，这是很光明磊落的。从这种目标来看，‘两昆仑’是反指王五和胡七的说法，反倒近似。有的说王五和胡七是昆仑派剑侠；有的说唐朝小说《昆仑奴传》有‘昆仑奴’摩勒、宋朝《太平广记》也有陶岘和他‘昆仑奴’摩诃，都用昆仑表达侠义的行事，所以‘两昆仑’指的，是剑侠们救皇上的事。那首诗最后写他自己这边，从容而死；而把救皇上的行动，托付给剑侠们了。照这样路子解释下去，可能‘两昆仑’中，一个是指谭嗣同自己，一个是指王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成去者与留者的关系。当年公孙杵臼说：‘立孤与死孰难？’扶养孤儿长大成人和一死了之哪个难做？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说：他们姓赵的一家对你好，你就勉强担任难的一部分吧，由我担任容易的一部分，由我先去死——‘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我想，谭老师经过思考，认为以他的身份与处境，适合扮演公孙杵臼的角色，所以，他做了留者，而把未来的许多事，交给王五他们去办——谭老师狱中题壁诗的最好解释，大概朝这一方向才比较妥帖。”

蔡锷点了点头，但他有一个疑惑，不能解决：

“不过，照老师为谭老师印出的《仁学》里，明明有他‘冲决网罗’的立论，他认为欲致人类于大同，非得先‘冲决网罗’不可。他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辞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又说：‘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又说：‘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又说：‘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由这些话看来，谭老师明明是有非君之见的，甚至有满汉之见的，但他却在得君行道的短暂机会后，做了太像‘死君’的悲壮行动。老师说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其中‘死君’一重、为光绪皇帝一死的悲壮，是不是也占了重要的一重呢？甚至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谭老师殉难的解释，在五花八门之中，却以这说法更令人惊心动魄了。老师以为呢？”

梁启超坐在书桌旁，点着头，又用食指轻杵着头。他的头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给人明亮睿智的感觉。在小学生蔡锷面前，明亮睿智之外，更洋溢着一股交情与默契。

“关于‘死事’与‘死君’的问题，在谭老师最后见我一面时，我们曾讨论过。谭老师基本上，是反对清朝的、反对皇帝的。所以在他著作中，我们看到他赞扬太平天国的革命，说洪秀全、杨秀清他们‘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又赞扬法国大革命，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的排满反帝言行，我们早在时务学堂时就感受到了。而一旦被清朝皇帝看中重用，他就‘酬圣主’式地殉死了，他前后有这样对立的转变，乍看起来，的确难以解释，而会被自然解释成他在‘死君’。但是仔细看去，我认为光绪皇帝在他眼中，已经不是狭义的‘君’了，而是广义的‘事’了，光绪象征着的是中华民族没有畛域之分，华夷共处、满汉一家；光绪象征的是变法维新、改革腐败政治的诚意；光绪象征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汉、自了皇帝，而去自我牺牲救国救民；光绪象征的不是一个通常的皇帝，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谭老师眼中，光绪不是‘君’了，而是‘事’的象征，乃至是同大业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之间已不是君臣，而同是伟大的中国人。正如谭老师书中所说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谭老师因此患难有所不避、坐守待死，其实才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站在‘则皆民也’的立场，他也不要单独丢下光绪在北京。当然，这也只是原因之一。刚才我说过，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你所认为的‘死君’原因，自是又加了一种。谭老师绝不是狭义的‘死君’，基本上，他是反对皇帝的。在这一点上，他死后十七年，你我又联手贯彻他的思想了。古人说：‘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谭老师一生三十三年的短短生命里，就是以此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我们中国人奋斗的目标，留下了南针与血证。他现身说法，为中国人留下伟大人格的榜样，叫我们去怀念、长想。这也正是他跟我们的因缘。……”梁启超说着，泪光已经闪出来了。

蔡锷点了点头：“老师说得对，眼看就是千千万万中国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眼看袁世凯就当上皇帝了，这成什么话！全世界看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全是没骨气没人格的了，这怎么行？”

“有你我在，就不让人把中国人看扁！”梁启超接过去，用力地说，“你我就分头努力去。事情成功，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事情失败，准备一死，既不跑租界，也不跑外国！”

就这样的，蔡锷从梁启超家里，化装逃往日本，转到他可以影响的云南，宣告起义，反对帝制；梁启超在半个月后也伺机潜往上海，转道广西、广东，游说响应云南，在千辛万苦中、在九死一生里，最后达成了延续民国命脉的目的。可是，起义者本人，却付了相对的代价，“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六月羞愤而死，活了五十八岁。蔡锷在五个月后，也积劳而亡，他死在日本医院里，只活了三十五岁。

在梁启超、蔡锷师生二人联手行动的同时，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加入了。康有为在云南起义时，一面秘密写信给蔡锷，叫他设法收复四川；一面变卖房地，以为资助。梁启超高兴他老师也参与这一行动，但是，当他发现康老师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凯后，把清朝皇帝复辟，他震惊了。在蔡锷死后，康有为以太老师的身份，写了一副挽联，内容是：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鼓鼙之声来。

“闻鼓鼙而思良将”，这是康有为的满腔心事。但是，他没有良将，他只是只身一人。虽然如此，他却毫不灰心，他仍要为中国设计前途。五年前，几千年有皇帝的古国，一朝不再有皇帝了。共和、共和，共和变成了时髦的口号。孙中山在南京做了临时大总统，向北京提出了和议条件，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宣统皇帝退位了；北京方面，军政大权落到袁世凯的手里，经过暗盘的谈判，孙中山把总统让出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竟被革命党和老官僚这样私相授受，怎么可以呢？中国交给孙中山，固然可虑；交给袁世凯，岂不也半斤八两吗？

从帝国转到了民国，中国在形式上有了些进步。留了三百年的辫子，给剪了；行了几千年的阴历，给阳了；国旗根据清朝的五色官旗，给改成了五色旗；称呼也不“大人”“老爷”了，给改成“总长”“先生”了；旧有的官制，也一一给改成新名目了。

不过，这些进步多是形式上的。政府反对小脚，可是有人还在裹；政府反对鸦片，可是有人还在抽；政府反对刑求，可是有人还在打；政府反对买卖人口，可是有人还在买来卖去。……民国呵，它离名义的帝国业已遥远，它离实质的帝国却还那么接近。它在许多方面，只是帝国的代名词！

有一点倒是真的遥远了，那就是全国上下对中央的向心力，那种向心力，几千年来，都由皇帝集中在一起，构成了稳定国家的基本模式。可是，民国到了、皇帝倒了；强梁者进步到不要别人做皇帝了，却没进步到不要自己做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就是自己要做皇帝的一个。

康有为早就看出这种危机，他在新旧交替的当口，大声疾呼，作救亡之论。可是，在众口一声并且这一声就是革命的排山倒海里，竟没有人肯登、也没有人敢登他的文章了。他住在日本，五十多岁的年纪，却已投闲置散。他的心情是苍茫的。他四十岁以前，守旧者说他维新；他五十多岁以后，维新者又说他守旧，并且这种说法，早就开始了。他五十多岁时发生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为出局之时。当年别人守旧，他搞维新，大家还附和他；可是当别人排满，他却保皇；别人革命，他却“反革命”；别人共和，他却君主立宪的时候，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别人只能知道第一阶段的他，却不能知道第二阶段的他。不过，康有为却是不肯怀忧丧志的，没人印他的文章，他自己在中华民国成立那年，就创办了《不忍》杂志。这杂志每月出一本，都是他自己写的，每本七八万字，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大声疾呼，要唤醒别人。不过，二十年前，他唤醒的对象，是一个皇帝；二十年后，他唤醒的对象，却是千千万万的众生。不同的是，皇帝被唤醒，可是皇帝救国有心无力；而众生呢，他却根本唤不醒他们，他们千千万万，只是梦游的患者。结果呢，有心无力的，变成了康有为自己。但是，难道他从此就停止了吗？不会的，还是要找些志不同而道合的人们，来救亡图存。早在辛亥革命之际，他亡命在日本，就写信给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就是当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谭嗣同接走的黄轸，也就是黄克强，提醒他中国是几千年的君主国，骤然变成共和国是会惹出麻烦的，不如学英国学日本，以立宪的君主国，来长保恒定。他认为这种“虚君共和”中最理想的虚君是孔子的后裔。但是这种迂阔的意见，谁又听得进去呢？

辛亥革命后，一晃五年了，他所预言的革命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好像说中了。他决心再把中国给掉回头来。现在，有一个做虚君的人选，也相当合适，那就是被废除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的缺点在他是满族人，但优势也正在他是满族人。满族统治中国，已经有两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了。这一历史背景正好表示了它的稳定性。溥仪是光绪皇帝的继承人，他的年号是宣统，宣统不到三年，中华民国就成立了，溥仪变成了逊帝，溥仪手下的王公大臣变成了遗老。遗老中有很多效忠清室的“顽固分子”，他们无日不想复辟，把现在扭成过去，但是，他们手无寸铁，无能为力。正巧有一个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张勋，是顽固专家，他为了效忠清室，把他手下的三万军队都保留了辫子不剪，号称“辫子军”，有意恢复旧王朝，遂在袁世凯死后一年之日，拥立宣统皇帝“御极听政”，收回大权。在这幕活剧里，康有为也加入了，做了弼德院副院长。可是，昙花一现十三天，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而上的部队，就把“辫子军”打垮了。宣统皇帝逃到英国公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康有为逃到美国公使馆。

美国公使礼遇康有为，把他安置在美森院居住，整天写书作诗，苦撑待变。在整个的复辟失败中，他最大的痛苦不是无法光复旧朝，因为他早就有心理准备，知道复辟并非易事，失败了也不意外；他也不高估这些共事的清朝遗老，因为他也早有心理准备，知道这些人不成气候，搞砸了也不意外。最使他意外的反倒是：他的第一号大弟子梁启超“背叛”了他，段祺瑞马厂誓师的真正军师，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反对复辟的通电中，公开指斥“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显然已经直接攻击到康老师头上来了。康有为躲在美国公使馆，对梁启超的“当仁不让于师”，非常恼怒。他写诗说：

鸱枭食母獍食父，

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

坐看日落泪潸潸。

在诗中，从动物到神话，凡是显示出忘恩负义例子的，都被他选进诗里。在诗稿最后，他还写下十三个字——“此次讨逆军发难于梁贼启超也！”可见他内心的苦痛。他最心爱的学生也离他而去了，这个世界，他更孤单了。

不过，在孤单中，也有对话的声音存在，那就是美国公使馆中的一名精通华语的武官，名叫史迪威，常常过来陪他聊天，两人谈得也蛮投机。有一次，史迪威问到复辟的事。

“有人说你康先生这次参加复辟，是‘迷恋红顶花翎’，不甘寂寞。”史迪威一面敬了茶，一面不经意地带进主题。

“你以为我康有为那么没出息、那么反动吗？你就错了。”康有为有点激动，“对君主政治，我其实知道得清清楚楚。有史以来的‘圣君’，不过是大桀小桀；所谓‘贤臣’，只是助桀为虐。这些遗老辫帅，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我参加复辟，志在实现‘虚君共和’的理想而来，不是参加这些人的丑剧而来，你不要认错了人！”

“‘虚君共和’？你康先生在戊戌变法时，搞的是‘虚君共和’么？”

“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我希望光绪皇帝做彼得大帝，要有实权，是‘开明专制’；可戊戌以后，我倾向‘君主立宪’，认为君权要有限制；辛亥以后，由于已有中华民国的形式，我主张我们采行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我的政治主张是进化的，浅人看来，我是保皇党，其实我保的皇，绝非这些遗老辫帅保的皇。我认为清朝两百六十八年的统一基础要珍惜，它是一种安定力量、向心力量。皇帝就是这种安定力向心力的象征。你看英国，从过去亨利第八的绝对君权，到今天乔治五世的‘虚君共和’，都有皇帝摆在那里，英国不论怎么耍花样、怎么改变政体，它都聪明地把安定力向心力的虚有其名的象征吊在那儿。”

“既然保皇保皇，被保的皇实质上已经一变再变，甚至变到了虚有其名、空壳子，又何必这么麻烦，千方百计地吊在那儿？干脆改成人民共和国，岂不更好？”

“不然。你别忘了，中国是有皇帝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这个传统你必须重视，即使是利用，也是重视的一种。我在外国十六年，八次去英国、七次去法国、五次去瑞士、一次去葡萄牙，在墨西哥住了半年、在美国住了三年，所过三十一国、行经六十万里，虽不敢说尽知真相，但是一直细心考察，所以我的结论，不是虚空的，而是落实的。我深信中国当学英国，要挟天子以行共和。至于谁为天子，只要有传统象征作用的，都可以。从孔子后代衍圣公，到清朝逊帝，我都赞成。目前衍圣公只有两岁，宣统比较合适。所以我参加了复辟。我参加，是希望大家搞‘虚君共和’的，没想到遗老辫帅们没见识。我提议的定国号为中华帝国、行虚君共和制、召开国民大会、融化满汉畛域、亲贵不得干政、免跪拜、不避御讳等开明民主措施，他们都不肯接受，反倒搞什么大清国、大清门、大清银行等，妄想恢复旧王朝的统治，大家争权夺利，这哪是我的本意呢？”

史迪威点着头、点着头，他显然被康有为说服了。他站起来，又为康有为敬了茶。

“康先生的见解远大、立身正大，我们美国人都了解，这也就是我们公使馆愿意出面政治庇护康先生的原因。可惜的是，康先生的本国人对康先生反倒了解得不够，这倒是很遗憾的。这真是中国的难题。”

康有为冷笑了一下：“难题也不单是中国的吧？你们美国又何尝不然？你们开国时的先知和功臣托马斯·潘恩，在把美国带入新境界以后，还不是要离开美国，到法国去另找天地？他在法国，因为反对暴力革命，还被关在牢里，美国总统虽把他救回美国，但他的后半生，却在被美国人的漠视中死去，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真的肯定。你们美国人对自己的先知和功臣，还不是一样！”

史迪威苦笑了一下，说：“耶稣说先知总不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不过，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情世故，有它独特的结构，他们对你康先生，有朝一日，也许有令人惊讶的肯定，也许不要等上一百年。试看你今天的康先生，明明是犯了叛国罪的要犯，可是你却能逍遥法外，大家除了责怪你康有为老朽昏庸不合时代潮流外，对你并没有什么恶意。这种和稀泥的态度，正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现在公使正私下和中国政府商量，闭一只眼，放你南下，这在外国是办不到的啊！法国大革命时托马斯·潘恩为了保护下台的皇帝，都要被关起来；而你康先生呢，把下台的皇帝推上台，也不过不了了之——中国人不了解先知，但是，他们也不过分迫害他啊！”

“你看着吧！”康有为打断他的话，“我老了，我可能看不到了，但你会看到中国的剧变。我想我是中国最后一个仅存的先知，最后一个被群众放过、被暴民放过、被政党放过的先知。原因无他，他们认为我早已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放过我，一如他们放过一件活古董。但是，你等着看吧，这点残存的宽大将来也愈来愈少了。民国、民国，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将来的麻烦可多得不得了呢！如果清朝是夕阳、是落日，那么民国却是夕阳落日后的黑夜，将来的麻烦可多着呢！……”说到这里，康有为抬起头来，眼望着窗外，“四十年来，我所预言的，无一不中；不听我忠告的，无一不败。这就是做先知的痛苦。这种人早在四十年前就看到中国的今天，也从中国的今天远看到四十年后，虽然四十年后，这种人早就死了，但是，这一双老眼永不死亡。你知道中国古人伍子胥的故事吗？他死前遗命把他头颅悬在城门口，要看自己国家的灭亡。”

“康先生还是不要太悲观了！”史迪威站了起来，“即使民国是黑夜，你康先生也是一轮明月，时常会照亮它。”

“是吗？”康有为笑了一下，也站起来，“不谈了，正好木堂先生要我为他题几个字，我要去挥毫了。中国的毛笔字真有用，当你想逃避一下现实，它可是最好的宝贝。”

“人家说康先生的书法，民国第一。康先生光凭毛笔字，就可不朽。”史迪威赞美着。

“不是民国第一，是中国第一、清朝第一。我不要靠毛笔字在民国站一席地。在众生嗷嗷待哺、国事鱼烂河决的时候，靠毛笔字是可耻的。不过，谈件小事，我的余生怎么生活呢？也许我得靠卖字来活了。哈哈，我生命中最渺小的一部分，竟在中华民国变成了最伟大的。史迪威先生，做先知不必再痛苦，只要他肯心甘情愿写毛笔字！”

在笑声中，两人分了手。

三天以后，在美国公使馆躲了半年以后，美国公使终于跟中国政府取得默契，用专车把康有为送到天津去。康有为临行留下了一些事件托史迪威料理，其中有一幅手卷，故意没有封起。史迪威打开一看，赫然写着雄浑的五个大字：

明月几时有

下有小字写着：

木堂先生属

康有为

史迪威顿然一惊，然后摇了摇头，停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把脸朝向窗外。“康先生秋天来，冬天走了。”他心里想着，“他该走了，北京的冬天，对他来说太冷了。”

第十五章　古刹重逢

九年过去了。

北京的阴历七月又到了，正南正北的天河又改变了方向，天气又快凉了。

七月初一是立秋了。立秋是鬼节的前奏。鬼节总带给人一种肃杀的气氛。家家都要“供包袱”，跟死人打交道。跟死人最有肃杀关系的菜市口，更是令人注目的地方。

这天立秋正是阴天。菜市口的街道，正像北京的大部分街道一样，还没铺上石板。虽然已是1926年，清朝已被推翻了十五年，可是，菜市口还是前清时的老样子。街上的浮土，晴天时就像香炉，一阵风刮来，就天昏地暗；雨天时就像酱缸，一脚踩下去，就要吃力地拔着走。

路不好是一回事，每个人都得走，为他们的现在与未来而走。但有一个老人不这样，他在为过去而走。

十五年来，他每次来北京，都要一个人来菜市口，望着街上的浮土、望着西鹤年堂老药铺，凄然若有所思。他两脚踩的泥土，本该是他当年的刑死之地。而西鹤年堂老药铺前面，也正是监斩者坐在长桌后面、以朱笔勾决人犯的地方。但是，偶然的机遇，他死里逃生，躲过了这一劫，除了西鹤年堂的老屋和他自己的一双老眼，当年的物证人证，已全化为泥土。西太后化为泥土、监斩官化为泥土、六君子化为泥土，整个的保守与改良、倒退与进步、绝望与希望、怠惰与辛勤，都已化为泥土。剩下的，只是老去的他，孤单地走上丁字路口，在生离死别间、旧恨新愁里，面对着老药铺，在泥土上印证三生。

这一次来北京、来菜市口，他已经六十九岁了。中国的时局又陷入新的混乱，北方的旧大将走马换将、南方的新军阀誓师北伐，并且这回是公然由苏联人提供机枪、大炮、金钱和顾问，来势汹汹。中国的一场新浩劫或几场新浩劫，是指日可待的。而他自己，已来日无多，又不为人所喜，避地于域外，也不得不早为之计。他这次来北京，感觉已和过去不同，过去每次来，都有下次再来的心理，可是这次却没有了。他觉得他与北京已经缘尽，这次来，不是暂留、不是小住、不是怀旧，而是告别，永别前的告别。在菜市口，他是向二十八年前的烈士告别、向二十八年前的刑死之我告别、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离开了菜市口，他到了宣武门外大街南口，走进了南北方向的北半截胡同，胡同的南端西侧，一座地势低矮的房子出现了，那是谭嗣同住过多年的地方——浏阳会馆。会馆里的莽苍苍斋，三十年前，正是他们商讨变法维新的地方，多少个白天、多少个晚上、多少个深夜，他和谭嗣同等志士们在这里为新中国设计蓝图。三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莽苍苍斋老屋犹在，可是主人已去、客人已老，除了蛛网与劫灰，已是一片死寂。唯一活动的是照料会馆的老用人，在收了这位陌生先生的赏钱后，殷勤地逐屋向他介绍。老用人一知半解地述说三十年前，这是大人物住过来过的地方。他吃力地细数莽苍苍斋主人交往的人物，他口中出现了“一位康先生”。他做梦也梦想不到，那位“康先生”，正含泪站在他的身边。

莽苍苍斋的匾额还在，旁边的门联，却已斑驳不清，但他清楚记得那门联上的原文。当时谭嗣同写的是“家无儋石，气雄万夫”，他看了，觉得口气太大，要谭嗣同改得隐晦一点。谭嗣同改成“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他大加赞赏，认为改得收敛。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谭嗣同“气雄万夫”而去，“视尔梦梦”的，正是他自己。“再见了，莽苍苍斋；再见了，复生。”这里尘封了他们早年的岁月，这里寄存了当年救国者的欢乐与哀愁，这里凝结了谭嗣同被捕前的刹那，在那从容不迫的迎接里，主人迎接捉拿钦犯的，一如迎接一批客人。在天地逆旅中，人生本是过客，只有旧屋还活现主人，而主人自己，却长眠在万里朱殷之外，在苍苍的草莽里，默然无语，“人亦有言”。

在阴天中，他又转入西砖胡同南口，沿着朱红斑驳的墙，走进了法源寺。

四十年前，他初来北京，就住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就爱上附近的这座古庙。庙里的天王殿后有大雄宝殿，在宽阔的平台前面，有台阶，左右分列六座石碑，气势雄伟。他最喜欢在旧碑前面看碑文和龟趺，从古迹中上溯过去，浑忘现在的一切。过去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过去，一种是古人的过去。自己的过去虽然不过几十年，但是因为太切身、太近，所以会带给人伤感、带给人怅惘、带给人痛苦。从菜市口到莽苍苍斋，那种痛苦都太逼近了，令人难受；但古人的过去却不如此，它带给人思古的幽情，带给人凄凉的美丽和一种令人神往的幸会与契合。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会之中，也会令人有苍茫之情、沧桑之感，但那种情感是超然的，不滞于一己与小我，显得浩荡而恢弘，但是怀今就赶不上。智者怀古、仁者怀今，仁智双修的并不排斥任一种，不过怀今以后，益之以怀古，可以使人伤感、怅惘、痛苦之情升华，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有更达观的领悟。“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正因为结局是从今而古、从古而无，所以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来怀古，反倒不是减少而是加多。你自己生命减少，但一旦衔接上古人的，你的生命，就变得拉长、变为永恒中的一部分。即使你化为尘土，但已与古人和光同尘，你不再那样孤单，你死去的朋友也不那样孤单。你是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的一部分。那时候，你不再为他们的殉道而伤感、怅惘、痛苦，一如在法源寺中，你不会为殉道于此的谢枋得而伤感、怅惘、痛苦，你也不会跟谢枋得同仇敌忾，以他的仇敌为仇敌。你有的情感，只是一种敬佩，一种清澈的、澄明的、单纯的、不拖泥带水的敬佩。那种升华以后的苍茫与沧桑，开阔了你的视野、绵延了你的时距。你变得一方面极目千里、一方面神交古人，那是一种新的境界。奇怪的是，你只能孤单一人，独自在古庙中求之，而那古庙，对他说来，只有法源寺。

“康先生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说话声音来自背后，康有为转身一看，看到一个中年人，在对他微笑。

中年人中等身材，留着分头，但有点杂乱，圆圆的脸上，戴着圆圆的玳瑁眼镜，眼睛不大，但极有神，鼻子有点鹰钩，在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一排胡子，下巴是刮过的，可见头发有点杂乱，并非不修边幅，而是名士派的缘故。他身穿一套褐色旧西装，擦过的黑皮鞋，整齐干净，像个很像样的教授。

康有为伸出手来，和中年人握了手。好奇地问：“先生知道我姓康？”

“康先生名满天下，当然知道。”中年人笑着说，非常友善。

“先生见过我？能认出我来？”康有为问，“你刚才说我‘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你好像看我来过？”

中年人笑起来，笑容中有点神秘。他低下了头，又抬起来。两只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康有为，慢慢地说：

“我当然认得出康先生，在报上照片看得太多了。何况，我还见过康先生，不过，那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康先生恐怕不记得了。”

“多早以前？”

“算来康先生会吓一跳，近四十年以前。准确地说，是三十八年前。”

康有为圆睁了眼睛，好奇地问：“可能吗？看先生不过四五十岁。近四十年前你只有十多岁，你十多岁时见过我？在哪里见到的？”

“就在北京。”

“在北京哪里？”

“就在北京这里。”中年人把手指地，“就在北京这法源寺里。就在这石碑前面。”

康有为为之一震。他抓住中年人的手，仔细端详着、端详着：“你是——”

“我是——我是当年法源寺当家和尚佘和尚的小徒弟！”

康有为愣住了。他大为惊讶，仔细盯住了对方。突然间，他拥上前去，抱住中年人：“啊，我记得你！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位从河南逃荒出来、被哥哥放在庙门口的小弟弟！”

中年人不再故作神秘了，他抱住康有为，眼睛湿了。抱了一阵，两人互抱着腰，上半身都向后仰，互相端详着。中年人赞赏地摇摇头：“康先生博闻强记，真名不虚传，康先生记性真好！近四十年前的一个小和尚，你还记得。”

“也不是记性多好，而是你当年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康有为双手拉着中年人的双手：“你当时叫什么来着，你叫——”

“普净。我叫普净。”

“对、对！你叫普净、你叫普净！”

“普净是我做小和尚的名字，我的本姓姓李，我叫李十力。……”

“李十力？李十力是你？”康有为又一次大为惊讶，他用手指点着中年人的前胸，“你不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吗？”

李十力笑着点了点头：“教授倒是滥竽，名则未必。”

“你太客气了。”康有为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有个搞‘新唯识论’的大学者，我也一直心仪已久，并且一直想有缘一见的，原来就是你，就是我四十年前见过的小法师啊！久别重逢，并且重逢在四十年前的老地方，真太巧了、太巧了！”

“《墨子》中说‘景不徙’、《庄子》中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都是把过去的投影，给抽象地凝聚在原来地方，表示形离开了，可是影没离开。如今四十年后，康先生和我的形又重现在这儿，我们简直给古书提供了形影不离的今证了。”

康有为拍着李十力的肩膀，笑着说：“你说得是。这正是形影不离啊！可惜的是，我老了，佘法师也不在了。佘法师若活到现在，也八十开外了吧？”

“正好八十整岁。并且正好就是今天——今天正是佘法师八十冥诞啊！”

“太巧了、太巧了！所有的巧事，今天都集合在一起了！佘法师八十冥诞，庙上一定有纪念仪式吧？”

“设了一个礼堂，大家行礼。这几天我从学校过来，住在庙上，一来帮忙照料，二来也清净几天，好好想些问题。正好碰到康先生来庙上，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这次从青岛到北京，目的也是看看老朋友。前天——八月五日——一位老朋友袁励准翰林请我吃饭，回想二十八年前的八月五日，正好是戊戌政变我出亡上轮船那天，船到上海，英国人开来两条兵舰救康有为，可是没人认识康有为。正好袁励准在船上，经他指点，我才能死里逃生。我跟袁励准近三十年不见了，这次故人重逢，在座的有大画家溥儒，当场画了幅英舰援救图，我还题了字。当时大家都说再见到近三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真值得庆祝，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就见到你这位近四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了。我们也该庆祝一下。怎么样？等我到礼堂先向佘法师行个礼，如蒙赏光，我们就到附近吃个小馆。”

“承蒙康先生赏饭，是我的荣幸。不过今天庙上备有素席，我们就在庙上吃吧。现在时候也近晌午了，先陪康先生行礼吧！”

礼堂设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庙上最后一进的藏经阁。原因是佘法师生前说他读书没读够，死后盼与书为伍。庙上的人为了成其遗愿，就把他供奉在藏经阁。阁前有百年古银杏一棵，枝干槎枒，荫覆半院。阶前有两株西府海棠，也两百多年了。当年大诗人龚定盦有一天整理旧物，发现一包这两棵海棠落下的花瓣，他感而有词，写道：

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

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似落花。

这位天才横溢的大诗人死后六十年，佘法师“身世依然似落花”地魂归古庙；他死后二十六年，他当年的小徒弟与一饭之缘的康有为，并肩而至，来向他行礼了。

饭厅还是当年的老样子，方形红漆桌仍旧简单而干净。墙上谢枋得的绝命诗还在挂着。从焦黄的纸张与墨色看，已经无从断定它的年代。当年佘法师说它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如今再加四十年，对它也没什么。这庙里到处都是古物，一百四十年的，又算老几？岁月只对生命有意义，一旦物化，彭觞同庚、前后并寿，大家比赛的，不再是存在多久，而是存不存在。一幅字挂在那儿，就象征了它的存在；海棠在生意婆娑中存在；佛经在烛照香熏中存在；古碑在风吹雨打中存在；而庙中那最古老的两个莲瓣形的青石柱础，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悯忠寺时代的所有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这两个石础，令人据之想象当年。从它们巨大的尺寸和精美的雕刻上，人们想象到古庙的盛世，千百年后，只留下两个石础，从个体存在中凭吊它们整体的不存在。

如今，佘法师个体不存在了，但是他“若亡而实在”，在饭厅中，他一直是他当年的小徒弟与康有为的话题。

康有为问：“佘法师到底怎么死的？我只依稀听说他死在庚子拳变里，并且还是死在庙门里，其他都不清楚。十力兄你一定清楚。”

李十力点点头，沉思了半晌，才开口说话：

“我师父死得很离奇，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清楚全貌，但是也连接得有了轮廓。”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见到我师父那年，他正四十一岁，那时他已做了十一年和尚了。他三十岁出家。三十岁以前的事，他绝口不提，我问他，他有一点凄然，只是说：‘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师父平时修养功深，总是平静和煦，可是问到他的过去，他就皱着眉头不愿说，那种平静和煦，好像就受到很大的干扰。后来我就想，师父年轻时一定受过一次大刺激，才会看破红尘，出了家。那次大刺激一定很大很大，所以他虽然出家十多年，一提起来，还面现不安。那次大刺激直接跟他的死有关。直到师父死后，我才衔接出完整的真相。得知以后，我非常感慨。”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和我师父在这桌上吃饭那一次吗？吃饭时我师父只把蛋给康先生和我吃，他自己不吃。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出家人吃全素，所以连蛋也不吃。当时我插嘴说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我也最好不吃蛋。但师父说我还年轻，需要营养，该吃蛋，并说我那时年纪太小，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我问那我什么时候算，师父说你不一定要算。我问为什么，师父说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当时我紧张起来，问师父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师父说，不是，当然不是。师父说他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时候我十六岁，十年以后，师父叫我出外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就离开庙里了。

“什么重要的事，康先生一定很奇怪。原来我师父虽是义人佘家的后人，可是从小就喜欢活动，喜欢结交江湖中人，在外面混。他出家后，跟人说他一直住在北京，是有所隐讳的，事实上，他十五岁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并且加入南方的起义阵营——太平天国。由于他小时候念过些书，粗通文墨，便被‘长毛贼’看中，做了石达开幕中的小师爷。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出走，他也一直追随。后来到了四川，日暮途穷。石达开被俘，他流亡返回北京，后来便在法源寺出家了。”

“真没想到佘法师是‘长毛贼’并且跟石达开有那么亲近的关系。”康有为插了一句。

“更没想到的是，他跟石达开仅存的女儿有过一段生死恋，可是传说在官兵打来时，他对石小姐见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们看不起，但是谁想到三十年后，他却勇敢地义救王五，被义和团暴民砍死在法源寺这里的石阶上——他含羞忍辱三十年，最后用行动证明了他的伟大人格。”

“真了不起！”康有为赞美着，“可惜佘法师年纪大了、死了，不然的话，他也许跟你走上同一条路。”

“是吗？”李十力怀疑着，“我看我师父如果肯出来，他走的路，可能是康先生这一条。——他毕竟是与康先生同一时代的人。”

“你不和我们同一时代吗？”

“不瞒康先生说，我不跟你们同一时代，你们把自己陷在旧时代里，我却比较能够开创新时代。例如我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时，我就正在武昌从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来，发现中国还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彻底。要救中国，只有再来一次新的革命。新的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隐瞒，但请代我隐瞒。我在五年前，就参加了这种革命了，那时我四十九岁，作为革命党，年纪好像太老了一点，可是李大钊说我参加过辛亥革命，如今又参加共产党革命。这种转变与进步，有示范的意义，因此也欢迎我加入。我现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却是革命党。不过，不论教书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抛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种尘缘。尘缘久了，我就到庙里来灵修几个小时。

“我每次回到庙里，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师父的世界。我喜欢法源寺、喜欢过庙里的清净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终老在这里，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净不了几个小时，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来自佛法的正觉、来自我师父的督促、来自我内心的呐喊，使我谴责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来逃避。法源寺不是避难所，法源寺是一个前哨、一个碉堡、一个兵工厂。虽然我那么喜欢去做杨仁山，去弘扬佛法，但是，我自己永远无法只做庙里的人，没有自己的参与，弘扬又怎么够？有时候，参与就是一种最好的弘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地狱外边弘扬十句，不如朝地狱里面迈进一步。二十八年前，谭先生为这种佛理做了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为走改良的路而死，却以身首异处，指示我们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十五年前，我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年来，我又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从三十九岁参加到五十四岁，作为革命党，我有点年纪大了，但是，我无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没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尽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后，我告老还庙，完成我在法源寺终老的心愿。不过，看到国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许有一天，我不能老着回来了，如能死着回来，那便像袁督师那样能在庙上过个境，我也余愿已足了。”

听完李十力的这番话，康有为沉思不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别有所思。半晌过后，他转过身，直视着李十力：

“戊戌前后以来，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们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实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所谓造反。造反也不过杀头。但我们没造反，还不是杀了头？后来谭嗣同他们死了，你们都相信改良是一条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吗？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虽然改良的基础——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养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但是，鲁莽灭裂的救国方法，还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种代价是惨痛的、是我们付不起的。并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价值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来的。清朝天下造了两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么点规模，你们想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造出天堂来吗？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头来，造到千万人头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康先生的话，我能明白。”李十力慢慢地说，“但是，我们又有什么选择？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我小时候在家乡逃难，任何可以聊慰饥渴的，我们都要去追求、都要去采行、都要去拼命。我们不敢说我们今天信的主义，一定可行；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因此我们一定要去试一试。……”

“国家大事，”康有为打断他的话，“岂可以尝试出之？试出麻烦，谁负责？”

“我们负责。就好像二十八年前，你们负责一样。你们当年岂不也是试一试？”

“我们是试一试，但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可是你们呢，你们流的，是人民的血。值得吗？”

“流血是难免的，值不值得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即使你们只流自己的血，志士仁人的血也是血。现在看来，你们二十八年前的试一试，是否值得，也不无可疑。其实你们的试一试，在大前提上，就全错了。你们以为说动光绪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实，即使光绪皇帝有心变法又怎样？那么大的集团中，觉悟的只有他那一个人，一个人又能怎样？你别忘了，他们是一个大集团，一个靠着压迫别人的不平等与保护自己的特权共生着、互利着的大集团。整个大集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觉悟，闹到头来，只是一场悲剧而已。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坏事，坏事对大集团有好处，虽然不合正义，他会得到拥护；可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好事，好事对大集团有坏处，虽然合乎正义，他会得到反对。西太后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坏事的前者，光绪皇帝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好事的后者，结果呢，光绪皇帝到头来会发现他代表不了大集团，大集团僵在那里纹风不动，他只代表了他自己！想做理想主义者吗？好的，但理想主义者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继续同流合污，带头共谋大集团的私利，不这样干，却想更上层楼，到头来会发现，没人同你上楼，你想下楼，梯子也给偷跑了。

“你康先生精通经史，但你没注意到，我们中国政体是一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满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视了中国政治中这种集团特色，忽略了满洲人的集团特色。你犯了中国变法政治家王安石的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你想跳过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集团而想和平转变，这是很不可想象的。和平的转变不能靠一两个觉悟的个人立竿见影，你必须得先改变那个集团，但集团又十九不见棺材不流泪，所以谈变法，简直走不通。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过一句话，文彦博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想改革，你想越级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层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层通不过，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中国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风，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这么说，你又怎么解释俄国呢？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岂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带头吗？可是俄国人却成功了。”康有为不服气。

“不错，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绪皇帝的处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虽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岁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摄政，而不是像光绪皇帝那样碰到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的四十七年专权。这是不能比的。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国人：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它不能谈改良，当它肯改的时候，都太迟了。就如一个人在被逼得没法的时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时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迟了。我们不要相信这种政权会改良，我们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照你把革命说得这么神奇、这么包医百病，”康有为夷然说着，“那么，照你说来，你对我们过去的作为，一笔抹杀了？”

“也不是。你们是我们的先行者。没有你们，哪有我们。改良失败的终点，其实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你们证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个人的死，证明了一条国家大事的路走不通，这是多么幸运、这是多大的功德！也许有一天，我们千万人头落地，才能证明此路不通，那时候，我们真愧对你们、愧对人民、愧对中国了。”

“另一方面，”李十力接着说，他手指着康有为，“是你个人显示给我们的特殊意义。由于你康先生的高明与长寿，近三十年来，你虽然被我们抛在后面，认为你落伍了，但你毕竟曾在我们前面。你是我们的先知，是20世纪中国第一先知，只可惜三十年下来，时代跑得比你快，先知变成了后卫，但你仍是一面镜子，从你那儿，才看清了我们自己。你的不幸是生不逢辰、生得太早；你的幸福是健康长寿、活到今天。从生不逢辰、生得太早来看，你生在中国，却不早不晚，碰到了西太后的集团。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我觉得他们这个集团本质是反动的、无能的、低能的，他们自己做出来，实在没有什么高明的，所以从这个观点谈来谈去，都乏善可陈；但如果从另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观点来看，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遗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他们的可恶，不做的比做出的，其实更多。他们是一块顽固的绊脚石，自己不前进，却又使别人不得前进。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直到今天，还清清楚楚地证明给人们看，顽固的绊脚石政权，是多么的可恨！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枚硬币，两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她走运的时候你就倒霉。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同铸在一枚硬币上的比喻恰当，那么，你和她正好一体两面，代表了你们那时代，如果没有了她那一面，这枚硬币，也不能在市面上当一块钱用了。不错，虽然在市面上这块钱不能用了，但它变成了变体，在博物院和古董店里反倒更有价值。但那种价值只是博物院古董店的价值、是历史的价值，不是现实的价值、实用的价值。”

康有为突然一惊，两眼茫然地望着李十力，专心听李十力继续说：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只比你大二十三岁，一辈子罩住你，使你那一面硬币永远朝地朝下。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比你去得快，你是落幕的19世纪里最后一个先知，但20世纪一来，你就变成了活古董。

“你命运注定要为时代殉难，你超不过你的时代；谭嗣同的精神和身体都早为时代殉难了，像身体活下来，但你的精神却早已同谭嗣同一块儿坐化死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康有为茫然不语，想了很久，只说了六个字：

“那么，梁启超呢？”

“梁启超不同。梁启超不算是先知，他不代表时代，但他离先知最近，所以他能老是花样翻新：他十六岁前是神童式的小学究，碰到你，大梦初醒，摇身一变变成维新派，然后是保皇派，然后跟你分开，拥护民国，变成共和派，比革命党还革命党。他整天求新求变、绝不顽固、有服善之勇，他的口号是‘不惜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一点都不难为情。尤其在你和张勋复辟那段日子里，他公然‘当仁不让于师’，骂你是‘大言不惭之书生’，这种气魄，真是直追孔子呢！基本上，梁启超和你不同，严格说来，他和西太后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而你，你却跟西太后同一个时代。他从那个时代变出来，你却陷在那个时代。我无法说这是宿命，但这真像是一种孽缘，就好像我们中国神话里愚公移山故事，愚公想移这座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他生命里正好碰到这座挡住他的大山，则是一种孽缘。我说你和西太后同一个时代，她就像那座挡在愚公眼前的大山，终生在你眼前拦路。你的整个青春都浪费在开路找路上面，这是你的大不幸。如果没有这只拦路虎、这块绊脚石，你们的青春与才干一开始就可以用来为中国建国，不会浪费。

“你的不幸也许是跟他们相见恨早，所以你的青春就在抢滩时消磨掉了，像是接力赛跑，你跑起步的人，就不可能跑到终点。你只能跑四分之一，就交棒出场。你生来就不是看到最后胜利的人。

“戊戌政变本质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点那边西太后知道、荣禄知道、袁世凯知道，这边谭嗣同知道、王五知道，但只有光绪和你不知道。所以理论上，除非奇迹，政变一定失败，政变失败，你一定死，最后光绪知道了，逼你出京，你本人九死一生，在你本人生死路上出了奇迹。你没死，但并非说明你不该死，所以你的生命，早已在六君子溅血时候一起结束。你命中注定要在接力跑中跑的是那一段、那第一段，而不是以后的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所以，事实上你没死，但在感觉上和理论上，你早已是古人。人们看到你，是看到历史，你并不比戏台上的你更真，报上说南边演戊戌政变的戏，你也去看了，看到台上的自己，你康先生泪洒戏院。其实，戏台上的你，才是真的你；而真的你，却已经变成了活古董。康先生啊，我是你的小兄弟，我们古刹结缘，近四十年后又再续前缘于古刹。今天以后，可能劳燕分飞，此生相会，恐已无多。我一定要讲出我心里的真话，来给你康先生做历史定位。佛门里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如今四十年前的‘因’与‘地’，生下今天我们重逢的‘果’，让我们最后以‘无情’道别，也算是一种古今罕见的因缘。也许多年以后，康先生和我都归骨于法源之寺，那时候，我们再来相会，也应了谭嗣同‘直到化泥方是聚’的指点，康先生说是吗？”

康有为面容悲戚，无奈地点了点头。他走出法源寺的时候，谭嗣同的旧句，一直在他嘴边：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

在人世的沧桑中，他与大半的同志堕水成离了，近四十年后，还在今天补上当年的小普净！普净今天的一席话，使他突然顿悟到：他的一生，总是与时代相错，不是早于时代，就是迟于时代。在三十年前，人们说他是洪水猛兽；在三十年后，人们说他是今之古人。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同意他已迟于时代。他深信他的救国方法，“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他们呢？他们要千万人头落地，落地以后，还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国陆沉鱼烂之惨，才能有个眉目。当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运。中国三十年前在旧一代的祸国者手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祸国者手里，现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来救国，救国者要打倒祸国者，像普净这种人，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勇于牺牲，都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谁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会如其所愿？设计未来是容易的，从设计角度看，他不相信时代跑得比他快。他现在还是先知，他写的《大同书》，二十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19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21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在这次来菜市口、莽苍苍斋、法源寺以前，他先到广东义园，凭吊了袁崇焕的墓，凭吊‘有明袁大将军’，表达他对当年到北京救国而牺牲的广东前辈的敬意。他登上广渠门，面朝北，左右望着。广渠门左边是袁崇焕的墓地，广渠门右边就是袁崇焕为保护北京皇帝、人民而血战的旧沙场。谁能想到，当年拼命在沙场上保护皇帝、人民的人，却在八个月后，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剐而死。而在执行千刀万剐之时，人民误以为他是卖国贼，争着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钱买他的肉来咬！只不过一墙之隔，却隔掉了多少人间的情义与是非！记得佘法师说过：“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又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为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时候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气。原因只是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自戊戌以来，他亡命十六年、历经三十一国、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国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他深信他的见解是深思熟虑的、是无人可及的。可是，他见解日新、人却日老，没人再听他的了，普净是他最后一个听众，也是最好的，但普净不是追随者。最后，康有为走在落日前面，连追随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普净送他到了门口，站在法源寺门前，他转过身，面朝着寂静的古刹，朱红的大门半开着，正衬出人的庄严和庙的庄严。“再见了，普净；再见了，法源寺。”他有一点哽咽，但还是说完了内心的自语，“你们曾看到我青年的梦幻、中年的梦碎，却未必看到我老年的梦境，我老了、我走了、我不会再来了。”

转过身来，他没有回头，却挥手告别。普净眼眶湿了，静静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么慢——”普净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后这段路里，他还是走在我前面。”

尾声——掘坟

1927年2月28日，康有为离开法源寺后七个月，在梁启超带头为他庆祝七十大寿后二十三天，死于青岛。

1927年4月28日，康有为死后两个月，张作霖绞死李大钊、李十力等共产党员二十一人于北京。其中李十力移柩法源寺。他临上绞架前抬头望天，含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康先生，虽然绞刑使血流不出来，我也算先流了我们的血。”消息传出，大家不知“康先生”何所指。

1928年7月4日，孙殿英为了盗墓，掘了西太后坟。事后蒋介石扬言要查办，但是，当蒋介石的新婚夫人宋美龄收了赃品，并把西太后凤冠上的珠子装在自己鞋上的时候，查办之说，也就不了了之了。

1966到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红卫兵为了“破四旧”，掘了康有为坟于山东。同一“文革”期间，也为了“破四旧”，袁崇焕的坟也给平墓毁碑了。不过，由于传说棺材里有个“金头”，引发了“革命小将”的贪念与盗宝兴趣，平墓不够，还是把坟给掘了，挖到三个人的深度，结果一无所得。

1987到1990年期间，老百姓为了发财热，到处盗墓，掘了谭嗣同坟于湖南。

所有地面上活动的，都化为尘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静止的古刹，在寒风中、在北国里，悲怆地佇立着。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多少悲怆因你而起、因你而止、因你而留下串联、血证与碑痕。虽然，从悯忠台残留的石础上，知道你也不在静止，也在衰亡。你的佇立，也因你曾倾倒。但是，比起短暂的人生来，你是长远的、永恒的。你带我们走进历史，也走出历史，只有从你的“法海真源”里，我们才看到中国的“血海真源”。

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我们不配向你再会，是你向我们道别、向我们一代一代道别。我们一代一代都倾倒了，只有你佇立。不过，我们乐见你的佇立，我们一代一代，把中国人民的血泪寄存在你那里——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

1990年12月31日，在中国台北

我写《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自1971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软禁在家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太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处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及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厘米×15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透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地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1976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1979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耽误的原因其实不全在时间不够，而是我心理上的一个求全故障。伏尔泰（Voltaire）说过一句话：“最好是好的敌人。”（Le mieux est I’ennemi du bien.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正因为我要写得“最好”，结果连“好”都踌躇下笔了。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伊夫林·沃（Evelyn Waugh）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完稿，我这部书，恰如其说。由于它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说涵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它涵盖的，只有四百个子题以内，但内容也很惊人。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为什么罕见？因为《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人，从光绪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反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人物，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例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1865，死在1898，何来三十六年？）。在做好历史考证后，尽量删去历史中的伪作（例如根据王照《小航文存》和唐才质《戊戌闻见录》，谭嗣同在狱中，不可能再写信给康、梁），而存真实。不过，为了配合小说的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关键性的可疑文献（例如谭嗣同狱中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事，我在《历史与人像》中早有考证，但这是历史学的范围，不是小说的范围，在小说中，我另作处理），甚至还有将错就错之处（例如谭嗣同孙子谭训聪写《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说“亲赴法源寺访袁”，但照袁世凯《戊戌日记》，他住的是法华寺。但我为了强调法源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谱将错就错处理）。大体说来，书中史事都尽量与历史符合，历史以外，当然有大量本着历史背景而出来的小说情节，但小说情节也时时与史事挂钩，其精确度，别有奇趣（例如书中描写谭嗣同看到的日本公使馆“那一大排方形木窗”，事实上，是我根据1900年的一张日本公使馆的照片做蓝本写出来的。又如整个有关法源寺的现状，是许以祺亲在北京为我照相画图的；有关袁崇焕坟墓资料，是潘君密托北京作家出版社李荣胜代我找的；有关康有为、谭嗣同故居现状，是陈兆基亲自代我查访的。……）。清朝史学说“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中有调剂而不知”，大率类此。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样。能确有此人、真有其事的，无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当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尽量要求不凭空捏造（例如小和尚普净，他是三个人的合并化身，就参加两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就为共产党献身做烈士而言，他是李大钊。我把他定名为“李十力”，并在李大钊等二十人被绞名额中加上一名，就是因此而来。又如在美国公使馆中与康有为对话的史迪威，他确是中文又好又同情中国的人物，我把他提前来到中国，跟康有为结了前缘）。这类“苦心”与“调剂”，书中亦复不少。

总之，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G.B.Shaw）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正宗小说起于18世纪，红于19世纪，对20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斯（Henry James）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在一般以小人物为小说的矮丛中，我高兴我完成了以大人物为主角的这部《北京法源寺》。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书中大人物之一谭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属敢死”（章太炎语），更是“清季以来”“一人足以当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语）。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学》一书。写成之后，他感于台湾新丧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台湾人所著书”颜其封面，借哀浊世；如今，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之谶，百年孤寂，又复重演。契阔四十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1991年6月12日

传统下的独白

传统下的独白

自序

三四年来，我写了不少杂文。其中的一部分我收在一块儿，就是这本《传统下的独白》。

这本书共包括二十篇文字，篇篇都是名副其实的“杂”文，有的谈男人的爱情，有的谈女人的衣裳，有的谈妈妈的梦幻，有的谈法律的荒谬，有的谈不讨老婆的“不亦快哉”……各文的性质虽是杂拌儿，但是贯串这杂拌儿的却是一点反抗传统、藐视传统的态度。

这种反抗和藐视，对我说来，颇有孤独之感，所以千言万语，总觉得是个人的“独白”。在传统的标准里，一个反抗和藐视传统的人，经常被看做是一个不正派的人。经常不为“世儒”们所喜：王充、阮籍、李贽，以及一切被目为放诞任气议古非今的人物，都不是“世儒”眼中所能容忍的。“世儒”看他们是狂叛，他们也懒得辩，狂叛就狂叛吧！

通常“世儒”们打击狂叛的法子总不外是一个公式：

A（行为不检）+B（言论不经）=C（大逆不道）

对A，“世儒”们惯用的帽子是不孝呀、无礼呀、好色呀；对B，惯用的帽子则是思想游移呀、态度媚外呀、游戏文章呀、专爱骂人呀。于是，在罪状毕至之下，C的大帽子便自然戴成了。

在这里，我愿对“游戏文章”和“专爱骂人”两点，做一点说明。谈到文章，明朝有所谓“文章二十五品”之说，其中有“简古”“典则”“讽切”“刺议”“攻击”“潇洒”等二十五品，我认为在这些“品”中，一个重大的遗漏可说是“狂叛品”了。狂叛品的文章最大特色是率真与痛快，有了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狂叛品的作者深知写文章的重点是在表达作者的意思，只要能达意，使读者痛痛快快地读下去，“形式”上面的计较，是可以不必的。所以嬉皮笑脸，不失为文章；亦庄亦谐，也不失为巨作。最可恨的是一些浅人，他们看文章，不看文章的“内容深处”说些什么或暗示些什么，却只从皮相着眼，看到文章里一些被视为“不庄重”或“不道德”的字眼或句式便大惊小怪，便草草断定为不能登大雅之堂，不合“君子水准”，不遵守传统的“文章规范”，于是便判定这篇文章是“游戏之作”、是“专爱骂人”，是没有价值或没有多大价值的。其实这真是“浑球的文章雅驯观”。我生平最讨厌一些伪君子在文章上装模作样忸怩作态，一下笔就好像一脑门子仁义道德之气充塞于白纸黑字之间，读其文，似乎走进了孔庙中的大成殿，好像非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番不可；读过之后，幸运的读者会昏昏欲睡，不幸的读者便要吃强胃散。文章也者，写到他们那种地步，真算罢了！

16世纪的唐顺之（应德），在他的《与茅鹿门论文书》里，说明为文的道理极其痛快，他主张“文章本色”，要“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这四百年前的老话，岂不值得今天的“能文之士”想一想吗？

独身者的独白

毕业那天晚上我真的喝醉了，我不能不醉！醉眼是模糊的、深沉的，我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在我眼前消失掉。毕业带给人们的是“东飞伯劳西飞燕”，可是我呢？却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有翅膀，可是飞不起来。不但飞不起来，还得在地上爬！

真是爬，“匍匐前进”“夜间战斗”……多少个爬的课目在等着我。入伍训练六个月，野战部队近一年，我不知道爬了多少次，在深山、在外岛、在风沙里、在太阳底下，我用全是泥土的手擦着汗，喘着气，偶尔抬起头来，望着天边的几只鸟儿，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只知道它们全在飞。

月亮又圆了二十几次，我终于踏上回程的军舰，又活着回来了。没有百战，却有荣归，我忍不住心里暗叫一声“惭愧”！拍掉身上的风尘，我又走向台大。校园里正是杜鹃盛开的时节，鲜红雪白，奇花照眼。可惜的是，穿插在花丛里面的都是新的面孔和新的情侣，他们取代了我们，不，取代了我自己。他们偷去了我的青春，也抢走了我的地盘。

看着这些讨厌的小毛头，我并不以老大自惭。相反的，我倒觉得我更年轻了。毕业以来，几乎每个月我都遭到红帖子的袭击，它们除了传染笔尖的颜色而增加账本上的赤字外，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年轻人都纷纷走上成家立业、抱娃娃的老路。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有情人各有他的家，尤其是我过去的老情人们，她们一个个都远走高飞，婚嫁迭起，喜事频传。每天打开报纸，看到一排排鲜红的结婚启事，我就先要心惊肉跳！偶尔启事上没有使我牵肠挂肚的芳名，我就笑逐颜开，宛如巨石落地，自谓公道尚在人间，同时也深叹“报社广告部诸公之待我不可谓不厚矣”！推而广之，总而言之，我现在除了大年三十老太送的红纸包外，其他一切红颜色东西都害怕！

老朋友劝我东山再起，老同学劝我另起炉灶，老太限时命我替她抱孙子，舆论如此，我也不由得心慌意乱起来。可是着急有什么用？我又不会跳舞、不去教堂、不善说可爱的废话、不忽视礼义廉耻中的第四位、不再是男女同校的大学生。……自反之下，没有任何一点条件能够吸引女孩子多看我一眼！家里妹妹虽多，可是她们对我过去的情海兴亡史过于熟悉，虽有帮忙的可能，但小姐们心眼儿多，偶有得罪，就七嘴八舌地大翻我的底牌，新欢若知，反倒不妙。想来想去，走妹妹路线也是死路一条！

看这样真没法子了！于是我点起一支烟，开始发愁。茶不喝，可也；饭不吃，可也；酒不饮，可也；烟不抽，不可也。想当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李将军因为不喜抽烟，所以一败涂地；格兰特将军因为爱抽烟，所以万事亨通。由此可证，恋可失，头可断，烟不可不抽，凡失恋而不抽烟的人，不是失败主义者就是“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家伙。

在我抽到第一百零九根新乐园的时候，忽然茅塞顿开直指本心，心想既然“时不我与”“女人不我与”，何不就此提倡独身主义？一个人一生中不像培根那样提倡一阵子独身主义，就好像维纳斯丢了那条胳膊一般。换言之，一个堂堂七尺大丈夫如本文作者，一定要花他生命中的一段时间去恨女人恨家庭不可，无金屋可藏、无孺子可教、无脸色可看、无小心可赔、无冤大头可当。……而孑然一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遨游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纵浪大化，以自适其适，这是何等气魄，何等境界！安能效多情小儿女呢呢喁喁鼻涕眼泪耶！

对！完全原案，我把烟一丢，拍案而起。独身不但无妻儿之累，而且可益寿延年：牛顿没结婚，可是活了八十岁；康德没有老婆，活了八十四岁；米开朗琪罗打了一辈子光棍，却享年八十有九，独身之为用大矣哉！既可使“蒙主宠召”延期，又可兼做伟人，无怪乎老祖宗们要以“君子必慎其独”来垂训吾等了！

可是，毛病就出在这儿，独身这种壮举毕竟不是好玩的，偶有不“慎”，就变成了法朗士笔下的法非愚斯，或者变成了宋朝的玉通和尚——辛辛苦苦五十二年，到头来还不是功亏一篑！并且，长寿对一个具有白头偕老、五代同堂的福气的人才有意义，若独自一人，孤零零的糟老头子，无老太婆可吵嘴，无小孙子可捶腿，还活那么久干吗？并且，“老而不死谓之贼”，先贤早有明训，垂暮之年，虽然“戒之在得”，可是孤家寡人，毕竟形迹可疑，说不定哪天出了什么盗宝案，受了牵连，落得“老扒手”之谥号以殁，忝为盛名之累，那又何苦来？

由是观之，独身云云，实乃期期不可之举，身既不可得而独，我刚才的决定只好不可得而行。于是，我只好又接上第一百零九根新乐园。

烟雾的缭绕使我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一个没买到油条的早晨，我家漂亮的六小姐，带着惠华医院老修女的表情，把满墙悬挂的罗勃韦纳的照片一一摘了下来，然后又一一放好，准备长捐箱底。我当时躬逢其会，看呆了。因为我久仰罗某人是我家六小姐最崇拜的男明星，满墙他的照片，平时连碰都不许我们碰，好在我君子已久，早就不立于“岩墙之下”，故受白眼最少。而这回六小姐竟如此突变，令人发指。老太怕有三长两短，特命我去打听。追问之下，六小姐才涕泗横流曰：“罗勃韦纳和那阴险的女明星娜妲丽华今年结婚了，所以我先把照片拿下来，不过我不必烧掉，反正还要离婚的！”

六小姐的铁口直断给了我极大的启示：我何必把我的老年想得那么凄惨呢？如果天假以年，我一定可以等到我那些老情人的归来，“衣不如新，人不如故”，除却巫山的晚霞，哪里还有云彩呢？

歌德晚年曾和老情人的女儿恋爱，此西土之行径，未合吾礼义之邦的要求，不宜做此非分之想；我们宋代的大词人张子野八十五岁还结婚，此种老当益壮的雄风，连李石曾也得合十顶礼。只要我李敖久而弥笃、老而弥坚，不悲观不早死，何愁不能做白头新郎白发潘郎？何必像这些青年男士，恓惶若丧家之犬，或登报自吹、或乱托媒婆、或飞书应征、或在女生宿舍门前排队注册、或请报上安琪夫人指点迷津。……斯文扫地如此，情不自禁如彼，天厌之！天厌之！

感慨已定，我决心向六小姐看齐，也如法炮制，把散在眼前的老情人的照片和遗物一一加封归档，并向之自矢曰：“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不能黑发偕少，但愿白头偕老；不能永浴爱河，但愿比翼青鸟！”言罢趋出，购书于肆，书名《妾似朝阳又照君》；观影于街，片名《白发红颜未了情》；听白光歌声于大道，歌名《我等着你回来》。于是归而大睡，不知东方之既白。

1961年妇女节在台北“四席小屋”

《联合报》副刊1961年3月12日

爱情的刽子手

他有点像徐志摩：他潇洒、他有才华、他风度翩翩、他短命。

三年以前，在台大新铺的草坪上，我看到了他。他侧卧在那里，用肘支着上半身，懒洋洋地看着一本书。不，不是看书，是书在看他，风把书一页页地吹过，他却不用手去按住，这能算是看书么？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来，我不觉得冒昧，他也不感到唐突，他安静地望着我，似曾相识地点了点头。

先开口的是我，我一开口就是疑问：

“看什么书？”

“《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

因为这本书我也正在读，我便问他看到哪一页了，可是他的答复却大出我意外：

“风吹哪一页看哪页！”

我忍不住喜欢上他了，他真洒脱！我问他对这本书的意见，他笑了，他说：

“尼采教我们跟女人在一起不要忘记带鞭子，其实这种超人是可笑的，至少我不必担心忘记带鞭子，因为我根本就不跟女人在一起！”

我打趣说：

“海明威写《没有女人的男人》，他太消极了；你该写《不要女人的男人》，你是积极的！”

“不，我不要写，写是没有用的。叔本华就写过了，他白天写文章否定女人，晚上却偷偷跑到绿灯户睡觉。写文章载道的人很少不是伪善的，‘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我还是少发表高论吧！我只知道我们不再需要‘述而不作’的圣人，我们应该学学那些‘做而不述’的实行者。”

他言语之间，充满了一种诚意的沉痛，可是我仍旧半开玩笑地说：

“何必学别人呢？听说你就是实行者。女孩子欣赏你，你却骂她们；别的男人没有女人，你却不要女人。但我知道你不是性变态，你没有‘女人恐惧症’，你不像三国时代的焦先那样，见了女人就害怕得躲起来，你傲慢地走进女人堆里，又傲慢地走出来，只欠她们向你吹口哨！”

听了我恭维他，他大笑，他说不需要女人向他吹口哨，他也反对男人向女人吹口哨，他认为表示爱情应该多用眼睛，少用嘴唇。“并且，”他说，“现在我们中国的女孩子根本不会向男孩子吹口哨。时代不同了，我们中国的女孩子身价高了，她们都骄傲起来了，即使是潘安再世、王蒙复生，也没有女人再向他们丢水果送帽子了！”

“为什么你口口声声老是提中国女孩子？难道美国的女孩子不这样吗？”

“也许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女孩子不这样。因为美国女孩子会流露她们真正的感情，而我们中国的女孩子就难以真情流露，她们流露的，至多是她妈妈的感情！”

“这话怎么说呢？”我迷糊了。

“这话说来话长。我们从老祖宗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讲道统的社会，在上层社会里，婚姻是一个合二姓之好的外交关系，有着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大使命；在下层社会里，婚姻又带给婆家一个不花钱的小女工，完全脱不掉宗法和经济的目的，从来没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别提什么恋爱了。所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想法里、在‘男女不杂坐’的纪律里、在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风俗里，卓文君是淫妇，贾充的女儿也不是好东西。人都被限定要‘以礼自防’，没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经书里告诉我们不但叔嫂不能通问，甚至寡妇也不能夜哭！几千年来，感情早就被我们放到冰箱里！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我们找不到几个正常的爱情故事，更没有罗曼蒂克的真情。爱情本身是一种浪漫的精神，它超越婚姻，但不妨害它，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却不这样想，他们认定凡是男女相悦就不是好事情，所以古代的情侣要桑间濮上，今天的爱人也要偷偷摸摸。我们看到美国人夫妇公然拥吻，觉得肉麻兮兮，这种感情流露我们是禁止的；但是父母死了，你若不当众哭得死去活来捶胸痛号，‘吊者’就不‘大悦’了！我们对开放感情的尺度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只鼓励无限度的公开哭丧，却禁止有限度的公然做爱，而秘密做爱又要被淡水河边的丙级流氓收税，使我们的青年男女永远达不到宝玉所盼望的沉湎境界！刚才所说的种种阻力都可说是爱情的刽子手，其实扼杀爱情的凶手还不止此……”

“还有什么？难道这些传统的桎梏还不够吗？”

“还不够，还不够，爱情还有一个大刽子手，那就是我们这主妇式的社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已婚妇女大部分要依靠丈夫生存，柴米油盐煤球尿布占去了她的青春和双手；等而上之的，虽然请老妈子代劳，可是她的精力却又寄托在麻将牌上；小部分的职业妇女虽在表面上能得到相当的独立，但她们仍逃不掉主妇的基本角色，并且她的事业和兴趣若不做相当的割爱与迁就，很可能就影响到丈夫的成功，得到的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夫妻两人能够相辅相成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很显然，妇女独立不应寄托于丈夫的分劳，而当寄托于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电冰箱、电话送货……把家务的操劳转嫁给工业文明，这样家庭才不会成为女人的羁绊，女人不必一定要嫁狗随狗倚狗维生，她才能在婚前让感情奔放，选择潇洒重于职业的男人，热情多于金钱的丈夫。但是这怎么可能呢？现实是那么咄咄逼人，当结婚成为一种谋生手段的时候，谁还把恋爱和感情放在第一排呢？爱情毕竟是奢侈品，毕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落伍玩意儿，现代中国的女孩子很少肯为爱而爱，她们的母亲也压根儿不肯这样指导她们，她们都把妈妈的感情套在自己年轻的心灵上，不会让爱情这匹马在感情的原野上奔跑——除非马脖子上挂着一部终身大事的老木车！凡是没有做哈老哥条件的人都着予免议了，‘恋爱’，妈妈说，‘谁要跟你这穷小子恋爱？’”

他停了一下，晃了晃脑袋，又接着说：

“偶尔有些小女人，不知天高地厚，暗违母命和一个男子大谈柏拉图式的爱情，可是那只是昙花一现的美事，感情的瓦解是指日可待的。这并非因女人善变，而是使女人不变的客观条件不够，女孩子要被迫系一身安全于丈夫身上，她们是可怜的，她们穿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摩登衣服，走的却是17世纪老祖母的路线。同时社会也给她们外在压力，人们很容易就用她母亲选女婿的眼光去看她的男朋友，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罢，他们总要假定那男孩子就是她未来的配偶，他们不衡量他的头脑，却揣度着他的荷包，爱情本身就拖着严重的生活担子，谁还敢流露真情呢？因此我——一个否定我们中国女孩子的人——实在感觉到我不要她们了。这并不是我不想要她们，而是我没有资格要她们，我这个三尺微命的文人，静不能测字，动不能救火，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蓄妻子，文章不见容于《联合报》，教书不见纳一女中，只会喝几杯老酒，吟几句臭诗，谈一谈风花雪月式的恋爱，最后还鼻涕眼泪焚书退信以终，看巧妇伴拙夫而去，自己则以‘佳人已属沙吒利’自哀，人间还有比这更公式化的事吗？”

我静听他说完这段漫长的高论，然后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也没回头，一直朝宿舍走去。我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做朋友，他的言论与偏见使我燃烧、使我困惑。我甘愿做凡夫俗子市井中人，追大家想追的，要别人想要的，我才不要做什么不要女人的超人，我要做沙吒利！

***

三年过去了，我又走过那块草地，可是莠草淹没了它。风吹过来，吹动了几朵小黄花，但我也看不到那个不要女人的男人。他睡在大贝湖畔的一个黄土坡上，也许他正在神游乐土，那里有散花仙子、美女霓裳。我想我知道，知道他一定还在继续他的否定，否定使他远离了她们，也失掉了自己。在永隔的幽明与重泉底下，他漠视成片的云彩。云彩永远不会属于他，它只向他默默地招手，深情地、无语地，在黯淡的天边消失了黯淡的影子。

1961年4月11日在台北“四席小屋”

《联合报》副刊1961年4月17日

一封神气的情书

亲爱的××：

你先不要神气！

你收到这封信，小心眼里一定想：“从十六岁以来，平均每个礼拜都要接到一封信，陆军海军空军联勤，教员学生科长和隔壁的小太保，各色各样的男人都给我写过信，有文言、有白话、有恭楷、有血书，我真的看腻了，今天这封信又是谁写的呀？”

我再说一遍，你先不要神气！

谁写的？猜猜看。猜呀猜的，你一定猜不到，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生在一个扑朔迷离的地方，读过几册捕风捉影的书本，写过几篇强词夺理的文章。你见过我，可是我断言我的尊容不会留给你任何印象，我是一个丑八怪，五官七窍皆自由发展，丝毫没有配合的企图。他们说我像那“钟楼怪人”，可是钟楼怪人我也不能比，因为他面貌虽丑，人却忠厚痴情，他不会对女人发脾气，他永远为她效忠、为她拿大顶、为她丢石头打别的男人。

可是我呢？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听到那些女侨生用广东话骂我“咸湿佬”，听说那就是国语里边“大情棍”的意思。

其实这真是冤枉我。不错，我乱写情书，如她们所说，我是一个“情书满天飞，人人都想追”的人。平心而论，我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追上过一个女人，我写的信平均十封中至少有五封被火葬，四封被退回，另外一封给贴到公告栏上去了。我苦命如此，不灰心不自卑就算是好的了，你还能怪我信写得多吗？

话说开来，我何尝愿意写什么劳什子的情书？情书真是费力不讨好的玩意儿，现在不是阿拉伯德与爱绿依丝的年头了，也不是萧伯纳“纸上罗曼斯”的时代了，并且谁也不愿意将那些海誓山盟的情话写在纸上，将把柄留在别人手里，一朝有了三心二意总是不方便。并且现在的女孩子哪有闲工夫去写信，写信会耽误去舞会、耽误去教堂、耽误看《乱点鸳鸯谱》。一些乖巧的男孩子早就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都纷纷跑到女生宿舍，直接约会了，这多干脆，多利落，多有男子气！

可是对我说来，不写情书，你叫我怎么办？我怕鬼，可是不信神，教堂没我的份儿；我四肢齐全，可是笨手笨脚，跳起舞来像一只喝醉的猩猩，舞会说什么也不能再去；我的脸皮虽厚，可是太难看了，我的背影还不坏，但我不能总是背着脸去找女孩子，先叫她欣赏我的背影，我总要转过脸来才行。但是，老天爷呀，我是“不堪回首”的呀！

看了我家的妹妹和弟弟，你一定以为我必然是个美男子，我家的妹妹个个都是中国小姐的候选人，弟弟也有“中国的约翰克尔”的外号。小姐们也未尝不帮我的忙，可是当她们的同学一见到我的庐山真面目的时候，都要倒抽一口冷气！这时我赶忙把我的背影转给她们看，可是，太迟了，我竟先看到了她们的背影！最可恨的是，在她们的背影后面跟着的就是“中国的约翰克尔”，每次他都是以逸待劳，我掏腰包，他却享成果！

我不能恨上帝，因为上帝照他自己的模样造人，他绝不会造个这么丑的化身，我也不能恨老子和老太，因为那样人家就会说我不孝顺，于是我只好恨我家的小姐和小少爷，我恨他们的缺点都集中在一起长到我头上来了，可是我恨又有什么用？最后小姐们摊牌了：“老哥，请别怪我们不再帮你的忙，请不要再请客、再贿赂了，上帝保佑你，你自己想法子吧！”

于是我一赌气，决心自己想法子。大丈夫、奇男子，为了找个女人，还要求别人帮忙，这能算是好汉吗？于是，我穿上外衣，开始在雨中漫步，吸引女人。可是我跑了一下午，一个女孩子也没吸引到，反倒在新生南路三段的转角地方，吸引了一条癞狗。它不声不响、贼头贼脑地跟在我后边，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不知是“仰之弥高”呢，还是“狗眼看人低”？总之，它鬼鬼祟祟的，非常讨厌，令人油然而生后顾之忧。最后我忍无可忍了，只好折腰一次，抓起石头，这下子它识相了，掉转狗头夹尾落荒而走，伴着数声狂吠，表示它所追随的夫子不过乃尔！我这时还站在街心，却满面杀气，手里还紧抓着石头，正在庆祝全面性胜利，忽然想到那酷好石头战术的“钟楼怪人”，于是赶忙把石头丢了。糟糕的是，又太晚了，终于被一个女孩子看到了，她笑了一下，笑得很美、很甜、很“看不起我”。我尴尬极了，心想这么一场斯文扫地的战斗，竟被这么一个动人的小丫头看到了，这不太难为情了吗？于是我又恨了，我恨那只混账的癞狗，我真恨不得剥它的皮、吃它的香肉，何况自政府禁止以来，我很久没吃狗肉了，不吃狗肉身上就不发热，身上不发热就没有热情，没有热情还能谈情说爱我为卿狂吗？

望着那只远走高飞的畜生，我禁不住淌了口水，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即使吃到狗肉也是没用的，我这么丑，脾气又这么暴躁，这两点都是交女朋友的致命伤。

我知道我脾气不大好，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脾气柔和的男人，她们喜欢男人向她们低三下四摇尾乞怜，喜欢他们再接再厉尾随不舍。换句话说，她们喜欢有点奴才味儿的男人，这种男人会伺候、会体贴、会受气、会一跪三小时，他不怕风雨、不怕等待、不怕女生宿舍的传达、不怕女孩子的“不”字、不怕碰任何号码的钉子！

就是这种奴才性格的男子，他们追走了每一个我要追的女孩子，也追走了唯一一个差儿点被我追上的大美人。

一提到那个大美人，我就忍不住先要心酸酸，她真是可爱，与“钟楼怪人”里面的艾斯米拉达一模一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我颇有才华，于是接受了我的背影，在歌德所说的恋爱时节，我们开始做着我们所能做的事。

对于我，这当然是个突如其来的幸福，但是很快，突如其来的速度却被突如其“去”赶上了，她无情地丢下我——像我丢下那块打狗的石头。

于是，每当我看到或听说她跟一个奴才男人在一起，我就忍不住有一种鲜花牛粪的感觉、一种不共戴天的义愤，我就要抓耳挠腮、要拍桌子敲板凳、要诅咒、要骂“他妈的”。

我厌恶她跟别的男人在一块儿，不是嫉妒，嫉妒表示我不如他，其实我怎么会不如他？他，臭小子，有什么资格跟我比？我连比都不要跟他比！嫉妒，他哪配我嫉妒？他唯一的资格就是被我憎恨，我恨他狗运当头，我惊异女孩子的短视，我惋惜我这么可爱，可是她却有眼无珠不来爱我。爱神呀！月老呀！你们是吃什么的？你们只帮助女孩子爱市侩，却不鼓励女孩子爱诗人。人生至此，天道宁论，我真疲倦了！我真活得疲倦了！

但是我怎能轻易就死？我那次过生日，她不是祝我“寿比南山”吗？我死很容易，半杯开水，一瓶安眠药，心一横，脚一跺，吃下去了，然后两腿一伸，两眼一瞪，一口气上不来，呜呼哀哉了！可是我死不要紧，留下她怎么办呢？我走了，她该多难过呢？记得那一次我们在碧潭，划了一阵船，我肚里鬼叫了，我提议立刻去西门町，看电影、下馆子，她却兴犹未尽，还想划船。劝她不走，我火了，“还要划，还要划，臭水池子，有什么好划的？你这小丫头怎么这样任性？”“任性？你说谁？你还好意思说我任性？你是个大独裁者，离不开女人又要在女人面前摆臭架子，你说看电影就看电影，你说下馆子就下馆子，你不肯跟人家商量商量，你不给人家自由！”她气势汹汹，我更气了，我吼道：“谁不给你自由？我说看电影，选片子的自由是你的；我说下馆子，点菜的自由是你的，你有这么多的自由还不够吗？你居然还说我不民主！吓！你们女人！你们女人！”“什么女人女人的！你看不惯，就请便吧！别以为没有你天下男人就不上门来了。你，臭文人、大独裁、丑八怪，有什么稀罕？你走吧！”

我真的走了，我气冲冲地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发誓再也不找她。我走回来，躺在床上，哼呀哼的，翻来覆去只是她的幻影。三天过去了，我瘦了，我感到头昏脚软、四肢无力、腰酸背疼，于是我决定再找她一次，我要看看她是不是也瘦了。其实，哪里的话，她才不会瘦呢，我不必再说我看到了什么。总之，那是个要命的镜头，我不能使它消灭，我只好闭上自己的眼睛。

我不要忏悔，忏悔又有什么用？反正她不再回来。与其炒陈饭，不如做硬汉，我还是做硬汉吧！我拿出枕头，把它晒干，对着枕头重新发誓，发誓要找一个“以平等待我”之女人，希望她能了解“淑德孔昭”的大道理。可是四年来，我一直没有找到。

我不从外表来论断一个女人的程度，如同我不喜欢女人这样论断我，女人是被看的，不是被了解的；而我呢，正好相反，我是被了解的，不是被看的。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我是一个不健忘的太上，可是多情而不及于情。因此，我只好写了这封泛滥的情书，来试探你是不是一个例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就要说：“爱我吧，可是不要神气！”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要说：“吓！连我都不爱吗？你神气什么呀！”

1961年5月24日

假如我是女人

凡是吃过女孩子苦头的大丈夫，都会有三个沉痛的希望：第一个希望是再也不做感情专一的好人；第二个希望是改做“剑侠唐璜”式的男人；第三个希望是拜托阎王老爷——下辈子托生做女人。

三个希望中，第一个希望看来容易做来难。这年头，有剩男无剩女，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暂时喜欢我的女人，我欲不专一，岂可得乎？故非专一不可。且孟夫子说天下太平一定要“定于一”，若遇一而不立定，不但要开罪女人，而且要得罪圣人，真是不划算，如此下策，碍难照准。至于第二个希望——做拜伦笔下的情棍，也良非易事，盖这种情场老油子必须具有沈腰潘鬓盖博胡的条件不可，反观作者，既不剑又不侠，又不唐璜，还有什么资格使女人意乱情迷耶？故此希望，至多可谓中策，仍旧碍难推行。这样说来，只有做女人才能不为女人所制，只有做女人才能制男人，只有做女人才能不祀孔而使孔圣来朝见，只有做女人才能演《倩女幽魂》。呜呼！吾安得不做女人？呜呼！吾安得不做女人？

***

下辈子托生做女人，其实并非难事。就以我今生而论，我妈妈生了四个姐姐后才生我。生我之日，虽然白胡子爷爷、灰头发奶奶及黑眉毛老子皆大欢喜，咸谓举男不易，终获麟儿，但我妈妈心里却对我这种违背历史潮流的行为深表不满，于是又生了两个妹妹以表抗议。由此观来，生女固易事耳！此生落选，不必沮丧，二十年后，论倾国倾城乱世孽海者，舍我其谁哉？

迟早有那么一天，我李敖劫数已至、遽归道山，浩浩荡荡一个阴魂向上直奔“伊甸园”——不，说错了，该是朝下直奔“阎罗殿”去了。抬头一看，左有牛头，右有马面，前立无常，后站陆判，大殿尽处，阎王老爷高高在上，威风凛凛，好不骇人！陆判趋前，把签呈递上，略谓：

兹拿到李敖一名，验明正身，手续无误。案查该员生前饱受妇人之气；备历男性之苦，素仰大王手操男女荷尔蒙分配之特权，拟请于该员十八层地狱刑尽期满之日，转生为女人，所请是否有当，敬祈裁夺。

阎王阅毕，手批：

照准，交付各层主管会“注生娘娘”办理。

老阎既准，当女人还有什么问题？于是我兴高采烈，摩拳擦掌，准备开始做小娘子了！

***

话说民国某某年的初春，汉水静、泰阶平，四海无事，湖北罗家的少奶奶，一夜忽梦“注生娘娘”来访，临行推一红包入怀，顿时满室异香，粉色如土，第二天早上即告弄瓦之喜，生了一个光彩焕发的小女儿。当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然皆肉眼凡胎，不知此小女儿即当年大文豪李某人之投胎也！有诗为证——

马赛据传要“赛马”；

伦敦听说有“敦伦”。

罗家先生昨关门，

罗家太太今临盆，

罗家母鸡不司晨，

罗家竟有大新闻：

“前世阴阳全包换，

生个李敖是女人！”

罗先生既获掌珠，喜不自胜，“看女却为门上楣”，当即援崔莺莺、苏小小、董宛宛、陈圆圆之例，为我取名曰“罗美美”。

光阴似火箭，岁月如气流，转眼已二八寒暑，我罗美美此时已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娴冶，恰如《陌上桑》里面的罗敷其人。一日联合招生放榜，名列某某大学外文系。龙门既登，身价自更不同，追求者即时如过江之鲫，纷纷在尼龙裙下拜倒，泰山不辞细土故能成其大，我也来者必拒，拒而必不久，否则这小子知难而退，被别的女孩子喜欢了去，岂非失策？故我当择其中之帅者、尤者、司麦脱者、恭顺乞怜者、海誓山盟者、痛哭流涕者、亦步亦趋尾随不去穷追不舍者，一一皆作釜鱼养之，必要时“老渔翁，一钓竿”，游丝在手，拈之即来，岂不快哉？

男朋友既入瓮中，不可不予以控制。你想男人岂是好东西，不控制还得了吗？为了不使男朋友心猿意马，为了使小丈夫低首下心，一定要把他的思想大一统不可。一统之道，除了要谆谆晓以大义外，还得禁止他们去看一些书才好：中国方面，如班昭的《女诫》、于义方的《黑心符》，外国方面，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斯特林堡的《结婚集》（尤其是1885年出版的下卷，他竟说我们女人是吸血鬼！），至于《醒世姻缘》《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鼓吹男人受我们气、为我们死，值得特别推荐，可鼓励他们多多研读、多多烦恼。

坦白地说，男朋友就好比是衣服，这件衣服即使很好、很华贵，可是若在整个礼拜中天天穿它，那就太单调了，别的女孩子也要笑我了。人家张丽珍就有好几十套衣服，赵依依也有五件大衣。周牧师、方神父劝我们节衣缩食，为了怕胖，我已经缩食了，若再节衣，那岂不太自苦了吗？衣之不可节，如同男朋友之不可少；更衣之频繁，如同男朋友之新陈代谢，今天跟他好好的，说不定明天就为他唱“挽歌”，并且张三李四旧雨新知，我要一视同仁——一一为他们“轮唱”！

***

有了男朋友，就不能没有约会，我又不是柏拉图学派的女弟子，绝对不相信象牙塔和天鹅宫里面的精神恋爱。写情书、拔指甲、割指头，那些都是图腾时代的方式了，现代的恋爱是要看电影、要吃通心粉、要喝咖啡、要跳舞。有人说爱跳舞的人，脚上的神经要比脑袋里面的发达。这话也许有道理，足下麻木不仁的人休想把探戈跳好，探戈跳不好就不能在众目睽睽的舞会上出风头，出不了风头，男孩子就不会纷纷“与我同舞”，不与我同舞就影响了我的“养鱼政策”。

男孩子既然如约前来，我就不必准时赴约，盖守时云云，实在是对铁路局局长说的，根本不是对我们女人说的。我们每个女人都有三大敌人，第一是时间；第二是不追她的男人；第三是别的漂亮女人。其中最可恨的莫过于时间，时间会夺走我的美丽、减少我的多情，更不可饶恕的是，它使我去年辛苦做成的大衣走了样，所以它是我们女人的第一公敌，我们绝对不要遵守它。故约会时间虽到，我虽早已擦完胭脂抹完粉，可还是想先让那男孩子在宿舍门口等上半小时再说。一来呢，可杀其威风、吊其胃口；二来呢，可延长在寝室炫耀的时间；三来呢，那么准时干吗？又不是赶火车！

***

男孩子我所欲也，男明星亦我所欲也，公然喜欢男孩子，本老娘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公然喜欢男明星，就无妨了。故身为女孩子，不可不喜欢男明星；喜欢男明星，不可不加以崇拜；崇拜男明星，不可不有所选择：演《茶与同情》的那个男孩子不坏，可以函索亲笔签名的照片，美中不足的是，他演的片子太少了，“我为卿狂”，诸多不便；詹姆士·狄恩最好，年轻怪异，潇洒绝伦，且不幸短命死矣，又悲壮、又凄艳、又不会与别的女人结婚，死得好！有一点要特别声明，任何男明星都可以喜欢，万万不可喜欢艾迪费雪！人而薄幸，不知其可也；弃妻别娶，知其不可也；黛比可爱而不爱，其不可知也！这种用情不专的卖唱男人，还爱他干吗？

***

还有，宪法给了我们信仰宗教的自由。换言之，不信宗教就很难发挥这条自由，牺牲了这条自由，未免对不起功在党国的国大代表，所以非找个宗教来信不可。波斯有拜火教，女人是水做的，应该信“拜水教”，可惜没人发难创立拜水教。如果过十天半月，再不下雨，香港总督的老婆也许会挺身出来，带头信拜水教。佛教其实还可以信，丁皓信了佛教，既可使老和尚在机场送往迎来，又可使佛弟子在影院大力捧场。可恼的是，《大般涅槃经》里竟说“女人大魔王，能食一切人”，无情地翻我们底牌，这种落伍的宗教还能信它吗？回教据说也不坏，可是这种宗教太剧烈了，穆罕默德传教时动不动就把明晃晃的宝刀一亮，不信就有被杀的可能，青龙偃月之下，只好信了，可是信了又容易自杀——为身在囹圄中的男人殉死，这真是太划不来了！道教也许值得考虑，道教是进步的宗教，当年张天师登坛作法炼汞烧丹，可是现代的张天师却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布起道来了。只是信道教的人太少了，教会里的男孩子又看不着，看到的全是些捉鬼拿妖的老道人，不小心被误会成女鬼妖姬而被他们捉拿了去，怎生是好？这样看来，只好在基督教和天主教中任选一个了，信这两种教，都容易被人误会是为了交男友、学英文和领奶粉。我个人自问用心如日月，自然不必理会这些异端外道的小人之心。据说基督教光在美国就有两百五十多派，在中国也多得不知道信哪一派才好？有的要戴黑帽子做老处女，有的要在祈祷时狂哭狂喊。这些举动虔诚有余，唯美不足，尤其给男朋友看见了，成个什么样子？天主教单纯肃穆，修女一尘不染，是个很好的金字招牌，且入教后，无玷圣母在上，在下长跪的自然就是圣女了。圣女，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名词！贞德是圣女，小德肋撒也是圣女，现代的圣女还可在大主教的掩护下，成群结队地到罗马去朝圣，然后转道阿美利加。噫！天主教，天主教，教既信，乘桴浮于海，吾安得不信天主教？

***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这话对他们男人说来更切实际。政治这东西要会杀会砍会登台演戏才行，要会打击敌人，也会出卖朋友。……这些皮厚心黑的事，对我们女人说来都是不合适的。在政治上面，我们所能做的，除了打开后门收红包外，还希望替丈夫多多建立起和裙带有关的关系。至于我自己，我对政治的兴趣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对那条花裙子的兴趣，我不关心肯尼迪怎样应付老挝的局势，只关心他怎样应付太太的脾气。报纸第一版似乎没有什么好看的，这时代不会再有希腊罗马那种英雄美人的战争了，现代的男人都是狗熊，他们不为美人打仗，却为非洲的几个小黑人吵来吵去，那太不罗曼蒂克了，这种消息还有什么看头？所以我只看看杂志，看杂志中李敖的文章。

由于看杂志，渐渐使我对文艺产生了兴趣。男人没有女人，就没有文学作品。女人身为业障，搞文学更是得天独厚。古代的女人都想做莎孚，近代的女人都想做奥斯汀，现代的女人觉得做她们不时髦了，于是想到萨冈，因此美国有萨冈，日本有萨冈，咱们中国也有所谓萨冈（包括以萨冈自命的和被低级文人乱捧起来的）。但是据我看来，她们统统都是画虎不成却妄自高攀的冒牌萨冈，真的萨冈在隔海向我招手，却向她们做鬼脸呢！

我个人虽然要做萨冈，可是我却绝不嫁给学文史的。学文史的男人一般说来，比那些学理工医农的傻男人灵巧得多。他们会摇唇鼓舌、会花言巧语、会自杀表演、会讲殉情故事。他们是最好的情人，但却是最坏的丈夫。他们既没出息，又不可靠，一方面相轻，一方面把对方的东西偷来偷去。他们唯一的本领是写又长又超越的臭文章，说混话，做屁事。更下流的是跑到法院厚着脸皮告人诽谤，同时暗中施用毒计，使别人失学失业。我们女人再不要脸、再阴险，也不会像他们这样。他们一开口便是假道学，骂别人“男盗女娼”。其实女人被迫做娼妓并不可耻，她们只是出卖“肉体”——试问多少男人在自愿出卖他们的“灵魂”？“灵魂”都可以卖，“肉体”为什么不能卖？所以耶稣当年肯接受妓女为他洗脚。那时若有叛国者也来抢着洗，他一定不会接受，并且要踢叛国者一记臭脚丫子呢！

***

总之，做女人和炒菜一样，是一番鬼斧神工的大艺术，内自三围隆乳，外至一颦一笑，暗自眉目传情，明至花容月貌，皆非糊里糊涂的亚当子孙所能洞晓者。英国诗人麦瑞底斯（George　Meredith）认为女人是最后被男人教化的东西，其实他们男人是最先被我们征服的动物。我们征服了他们，使他们对我们生出无穷的歆羡，进而每个男人都想变成女人，在众香国、在女儿岛、在人鱼出没的海洋，到处充满了阴柔和平的气氛，世界从此没有战争，只留下无人追逐的美丽，伴着空谷的幽兰和荒原的玫瑰，在秋风的吹拂里同声叹息。

[后记]

郑清茂先生送了他翻译的日本女作家原田康子的《挽歌》和《轮唱》给我。我借用这两本小说的书名，套在这篇幻想的文章里，做pun来用。这篇文章初稿完成于1961年7月7日，后来两度修改，最后发表在《文星》六十八号（1961年6月1日台北出版）。发表后被女读者大骂，又被胡秋原引来到法院控告，说我诽谤了他。（1963年8月16日）

张飞的眼睛

我们都不叫他的真名，我们都叫他“情棍”。

他真是“情棍”。

他的女朋友真多，多得像碧潭的鱼。

鱼竿的一端，是一块香喷喷的饵；鱼竿的另一端，就是那绰号是“情棍”的钓鱼人。

在台北，我们不常碰面，因为他是女生宿舍的常客，他的大部分时间要用来“孝敬”女孩子，要送往迎来。

自从我搬到碧潭以后，我每个月都会看到他。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每次见他，他的衣服换了，女朋友也换了。

这次我又看到他，居然只有一个人，面山望水，钓起鱼来了。我走过去，朝他的肩膀拍了一下，他转过头来一看是我，赶忙说：

“哈！原来是你，怎么样？隐居生活痛快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儿又有山又有水，你一定整天见仁见智了！……”

“不错，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但却赶不上‘情棍乐钓鱼’。我是看破红尘的人，人家都去海外留学、往城市里跑，我却溜到乡下做田园派，来看你们都市里的人儿双双对对到这儿远足，吸收我们的山林气，钓走我们的国姓鱼！”

“得了！得了！你说这些带刺儿的话干吗？人才既然下乡来，做隐士就该像个隐士，别那么酸溜溜的！带女朋友划划船、独个儿钓钓鱼，是我们这些无大志的人一点起码的生活条件，又算得了什么！……”

鱼漂忽然下坠，他赶忙把竿往起一扬，一条小鱼活蹦蹦地跳出水面。他看了一下小鱼，然后把它从钩上解下来，又丢回河里去了。

“怎么？”我问，“钓起来又丢回去，发慈悲吗？为何不学姜太公，干脆把鱼钩扳直？”

“不是慈悲，我是吃荤的，并且不像圣人，不必假惺惺地远庖厨，我闻其声，还是可以食其肉的。只是这条鱼太小了，放它去吧！”

“你倒宁缺毋滥，不合你胃口的你不要。”

“就是这样，人活着，若能把握住一个标准，‘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不敢说我个人在任何事上都能把握这个标准，不过在钓鱼和恋爱上倒做得差不多。”他神气地点着头，得意地笑着。

“把钓鱼和恋爱相提并论，倒真是一针见血的高见！”我逗他说。

“这有什么不妥吗？就以钓鱼而论，河里这么多可爱的鱼，有些符合我的标准，我爱它们，它们一定想吃我的饵，可是它们没有机会碰到它。有缘碰到了，或因不敢吃而终身遗憾；有的吃了结果被钓住；也许被钓住又逃掉了，那我也无所谓。”

“你好像不计得失。”

“可以这么说。钓鱼这件事，得固欣然，失亦可喜，我是不合时宜的唯美主义者，也是不可救药的快乐主义者，鱼被我钓到，我高兴；它脱钩而去或不肯上钩，我也高兴，也许有更合适的人儿会钓到它。我该有这种胸襟，反正古今中外可爱的鱼这么多，我即使是鱼贩子，也消受不了这么多的鱼！”

“你的‘钓鱼观’就是你的‘恋爱观’吗？”

“差不多，差不多。我觉得计较得失的恋爱都是下一层的恋爱，进一步说，凡是嫉妒、独占、要死要活、鼻涕眼泪的恋爱都不是正确的恋爱。爱情的本身就是最大的快乐之源，此外一切都该退到后面去。记得我以前翻译的那段小诗吗？

呵！‘爱情’！他们大大的误解了你！（Oh Love！They wrong thee much！）

他们说你的甜蜜是痛苦，（That say the sweet is bitter，）

当你丰富的果实（When the rich fruit is such）

比任何果实都甜蜜。（As nothing can be sweeter.）”

他背着这段诗，两眼朝上，一派陶醉的味儿，他好像否定爱情会给人烦恼，他是多情的少年维特，但却是一个没学会烦恼的人！我真气，我又开始攻击他：

“凡是不在爱情上烦恼的人，不是老奸巨猾，就是一个漫无心肝的人！”

“不，你错了，有许多人以痛苦自豪，觉得这是他们感情真诚的标记，他们追逐爱情，像追逐野地里面的一条狼。他们是那么积极、那么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其实他们没有‘永浴’在‘爱河’里，却永浴在嫉妒的眼光里、患得患失的苦恼里、鼻涕眼泪的多情里、海誓山盟的保证里……他们只知道花尽心血去追求爱情的永恒与可靠，却忘了享受今天的欢乐与忘形。我并不是说一个人不必考虑明天怎样，我是说，为了不可知的明天，而使今天晚上的约会掺进了忧虑与恐惧，是相当不智的！”

“哈！你真是世纪末！”

“你又帽子乱飞了！我怎么是世纪末？正相反，我在鼓吹一个新的爱情的世纪！在新的爱情的世纪里，每个男人都有广大恢廓的心胸，女人也藏起她们的小心眼儿，大家以坦率的真情来真心相爱，来愉快地亲密，如果必须要分手，也是美丽地割开了这个‘戈登结’，像洋鬼子诗中所说的：

既然没有办法，（Since there’s no help，）

让我们接吻来分离！（Come let us kiss and part！）

这是何等胸襟，何等风度！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我们社会的许多人还活在原始的图腾世界里，我们还用野蛮的方式去表现爱情——或者说去表现嫉妒。我们还用低三下四的求爱方法去求欢心、用买卖式的厚礼去博芳心、用割指头发誓去保证忠心、用酸性液体去对付变心、用穆万森的刀子扎进情人的心……换句话说，人人都用激烈的手段去证实他们的热恋与专一，证明他们是不惜牺牲一切的情圣。他们只相信狂热的感情是爱情，他们还会漂亮地说：‘没有嫉妒、没有占有，就不是真正的爱情！’女孩儿也唧唧喳喳附和地说：‘是呀！凡是不能低首下心的男人都不是我所要的男人。’因此她神气、她骄傲，她用打击男朋友的面子来陪衬她的面子，用别人的自尊心来垫高她的高贵，最后总算得到了一个男人，可惜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是一个感情狂热的情欲奴才！我们的社会虽然大体脱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路，可是青年男女并不懂得西方自由恋爱的真谛，西方的女孩子会很快地放胆去爱她要爱的人，爽快地答应他的约会，热情地接受他的做爱。可是我们中国的小姐们却不这样，她们要先拿一大阵架子，要先来一次诚意考试，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办法去吊男朋友胃口，一而再、再而三，她们那种有耐心的考验，好像个筛子，筛到后来，精华筛走了，只剩下糟粕；有骨头的男人筛走了，老脸皮厚的庸才却做了丈夫！总而言之，在爱情上面，咱们文明古国的怪现象实在太多了，其反应之不正常、表现之奇异，有时真令人发指。我们到处都可听到爱情带给人们的悲惨下场，像情杀案、毁容案、太保打情敌案；也到处可听到许多令人齿冷的爱情故事，像烧情书、退情书、公布情书，这些小家子的作风该是多么准确的量人尺度！多么准确地量一个时代的‘爱情水准’的尺度！”

他愈说愈兴奋，几乎有点火气、有点激动。当我心平气和地请教他药方的时候，他开朗地笑了，他说：

“这真是一个难开的药方！我们鼓吹开放的社会，但是实在找不到开放的爱情与心灵。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下焉者对爱情只相信强制执行；上焉者又充满了罗素所谓的‘拜伦式的不快乐’（Byronic　unhappiness）。病症是这么复杂，你教我如何想法子？我们骨头烧成灰也是中国人，也许老祖宗的例子可以供我们参考。我觉得在老祖宗中，尾生不配谈恋爱，因为太痴情；张生不配谈恋爱，因为太下贱；吴三桂不配谈恋爱，因为太浑球；唐明皇不配谈恋爱，因为太胆小，马嵬坡军人一起哄，他就吓得赶紧把杨贵妃杀了，落得袁子才骂他‘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他这个人，若在今天碰到收恋爱税的小流氓，一定会丢下女朋友自己先跑了！”

“那你说古人中有谁配谈恋爱呢？”

“我想来想去，忽然想到‘桃园三结义’的那位大黑脸……”

“你说张飞？张飞满脸贼胡子，粗声粗气，刚强像铁块，心肠像石头，怎么配谈恋爱呢？”

“不，不，张飞先生是最配谈恋爱的，因为他的眼睛生得太好了！”

“你愈说愈荒谬了，张飞那对凶来兮的眼睛除了能把女人吓跑，还和恋爱有什么关系呢？”

“别忙，你听着，在《三国演义》中，范疆张达行刺他的时候，‘见他须竖目张，本不敢动手；因闻鼻息如雷，方敢前进，以短刀刺入张腹……’这就是张飞的眼睛妙处。他睡觉的时候还是睁着的，换句话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眨眼，他的眼睛全是睁着的，并且我考证他甚至连眨眼也不会——因为他杀人不眨眼！”

“难道不闭眼睛的男人就配谈恋爱吗？他妈的这是什么逻辑呀！”我性急的毛病又来了。

“对了，睁着眼睛的男人才配谈恋爱！能睁一小时眼睛就可谈一小时恋爱，能睁二十四小时眼睛就可谈二十四小时恋爱。同样的，不能睁开眼睛的人就不配谈恋爱。有人说‘爱情是盲目的’（Love　is　blind），其实盲目的人是不配谈恋爱的，因为他们不会谈恋爱。盲目的人根本不懂爱情，他们只是迷信爱情，根本不了解爱情真正的本质。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叫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叫它专一。结果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他吐了一口唾沫，又接着说，“现在人们的大病不是不肯睁开眼睛正视爱情的本质，而只是糊里糊涂地将传统的绳子往自己脖子上套。感情这东西不是阴丹士林，它是会褪色的。岁月、胃口、心情与外界的影响随时会侵蚀一个人的海誓与山盟，很多人不肯承认这事实，不愿这种后果发生，于是他们拼命地鼓吹‘泛道德主义’。他们歌颂感情不变的情人、非议变了心的女人、憎恨水性杨花的卡门，同时用礼教、金钱、法律、证书、儿女、药水和刀子来防治感情变化。他们要戴戒指，意思是说：‘咱们互相以金石为戒，戒向别的男女染指！’这是多么可笑的中古文明！在这一点上，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美国的电影明星。在电影明星中，我从来没听说过一方面感情有变化，他方面会死命地拉住不让他走。黛比雷诺不会毁艾迪费雪的容；罗勃韦纳也不会烧娜妲丽华的脸，他们勇于爱人，却不把自己的感情当做对方的函数，他们知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固然粗鄙可笑，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也高明不了多少。因此他们之间的离合是那样光明磊落，像是高度进化的瑞典公民。我们硬骂电影明星浪漫、骂他们不认真、骂他们儿戏，但是人家埃洛弗林再阔，也不会娶姨太太、不会花钱买初夜权、不会打老婆、不会‘杀千刀’、不会有茅家小弟这么英雄！罗素与海明威那样善于离婚，情感也未尝不受‘打击’，但他们却丝毫没有抢地呼天死去活来的小丈夫的行径。他们知道使感情不褪色的方法不是不让它见阳光，而是经常染上新的颜色。他们是爱情上面的‘有余味主义’者，他们恋爱，并不以结婚与否为成败标准，并不以占有为最后目标。恋爱的本身足以使他们功德圆满。他们并不反对结婚，但是反对‘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婚姻，他们不肯在婚姻关系的卵翼下做对方感情的因变数，也不做对方人格的寄生虫。爱情的本质在时间上不是永恒的，在空间上也不是专一的。男女相爱虽是一种缘分，但也绝不属于月下老人万里一线牵那种，任何人都不该以命定的理由来表示他的满意。如果一个男人只是死心塌地地热爱他在小巷中碰到的那个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儿小耳朵的小女人，因而感到心满意足，宣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认定此乃天作之合，进而否定其他任何女人的可爱、否定任何女人值得他再去爱。如果他这样，我们只有五体投地的佩服，没有话说。不错，感情专一是好的，白头偕老是幸福的，尤其对那种眼光狭小主观过强条件欠佳审美力衰弱的男人说来，更是未可厚非。但在另一方面，感情太专一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好，在泛道德古典派的眼中，感情不专一是差劲的；在女孩的眼中，感情专一的男人是她们喜欢的，但在唯美派的眼中，他们实在不明白既然喜欢燕瘦，为什么就不能再喜欢环肥？在女朋友面前称赞了她的美丽之后，为什么就不能再夸别的女人？若光看伊丽莎白·泰勒的美，而不体味安白兰丝的美，未免有点违心吧？在咱们中国人的眼中，我们不了解为什么雪莱有那么多的女朋友，我们会‘原谅’他，因为他是‘无行’的文人。我们同时会联想到在扬州二十四桥上的诗人杜牧和他的妓女们，我们会把这两个文人等量齐观。其实在灵与肉之间、真情与买卖之间，个中的分野是很明显的。你走到台北宝斗里或走到台南康乐街，固然看不到肉欲，但你环顾你的前后左右，又有几个懂得真情呢？大家或追求单纯的肉欲，或自溺在不开放的感情中。为了解决单纯的肉欲，他们选择了放荡；为了解脱不开放的感情，他们选择了失眠、殉情或情杀。他们的心地与愚爱是可怜悯的，可是他们还比不上一只兔子，兔子还有三窟呢，它们绝不在一个洞里闷死自己。我们只看到兔子扑朔迷离地嬉戏，却从未看到它们为失恋而悲伤！大家不肯睁开眼睛看现实，只是盲目地妄想建造那永恒与专一的大厦，结果大厦造不起来，反倒流于打情骂俏式的粗浅、放纵的肉欲和那变态的社会新闻。我们有成千成万的青年男女，却被成千成万的爱情苦恼纠缠着。在小气成性的风气下，他们互相认识是那样的不容易，偶尔认识了，又笑得那样少！有些苦恼怪环境，有些苦恼怪他们自己，他们不知道如何在爱情的永恒论与专一论的高调下退下来，认清什么是真正可为的，什么是真正不可为的。他们似乎不知道恋爱是美的，它超越婚姻与现实，但不妨碍它们；相反的，婚姻与现实倒有可能妨碍它的正常发展。如果一个女孩子老是用选丈夫的标准去选择男朋友，那她可能没得到丈夫，又失掉一个男孩子的欢笑与力量。我们大可不必为了追求渺茫的永恒而失掉了真实的短暂，大可不必为了追求‘高贵的’专一而失掉了瑰丽的多彩。我们不必限制别人太多，也不必死命地想占有别人，非要‘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不可。我们要做男子汉，也要做多情的小儿女。我们生在一个过渡的时候，倒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不必自怜，更不必先呼痛，然后再用针尖扎自己！”

他说着，一直这样说着，像顺流而下的新店溪水。在渐暗的落日底下，他的影子慢慢高大起来。他真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我们捉摸到的，也许只是他的影子。人人知道他是“情棍”，女孩子们好奇地跟他交往，可是她们不了解他。她们喜欢他的殷勤与技巧，却讨厌他那永不流泪的眼睛。在爱情上面，他充满了童稚的真纯与快乐，有女孩子跟他同走一段路，他兴奋、他高兴；女孩子走了，他也不难过、不悲伤，他会望着双双对对的背影微笑，因为“倒霉的不是我”！他微笑，因为他已走上洒脱浩瀚的航路；他微笑，因为别人并不了解恋爱与真情；他微笑，因为他竟看到了睁着眼睛的张飞和他那老是睁着的眼睛。

中国小姐论

论到吸收洋鬼子的文明，日本鬼子真有他们一套。他们对西方文明，一直有什么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明治天皇学会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斋藤秀三郎学通了英文的文法，原田康子也学到了法国的微笑与晨愁。

咱们中国总是老大，汉家自有章法，根本就不屑学人家，何况东洋倭人学过的剩货，我们更不高兴再去学，所以我们一直能够保持中国本位，恪守华夏宗风。可是有一部分不争气的假洋鬼子却不这样想，他们一定要学洋人，起码要学东洋人。他们暗中酝酿，明白鼓吹，首先就把中国的女人说动了。太太小姐是最不顽固的，她们逐渐发现，洋婆子的一些玩意实在有模仿的价值。于是，新式高跟代替了三寸的小木屐；新式胸罩代替了杨贵妃发明的诃子；新式烫发代替了旧有的堕马髻。虽然辜鸿铭那老怪物拼命劝阻“如何汉臣女，亦欲做胡姬”，但是他终于失败了，他感慨、他诅咒，他悲叹“千古伤明妃，都因夏变夷”！可是大势所趋，群雌所好，又有什么法子呢？在巴黎香水面前，辜老头子不能强迫每个中国女人都多多爱用桂花油！

中国女人的思想模式完全与咱们中国男人不一样。男人好吃，所以抢先吸收了西方的玉蜀黍、花生米；好抽，所以吸收了纸烟和鸦片；好看，所以吸收了眼镜和电影；好生病，所以吸收了六〇六和奎宁；好曲线，所以吸收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女人也在向洋婆子学习，她们逐渐知道：缠了一千年的小脚应该解开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大道理应该怀疑了；“香钩”“弓鞋”“莲步”“帘底纤纤月”的肉麻文学也应该滚蛋了。……民国九年的2月里，居然有两个女学生跑到北京大学上起课来了，这在“男女不杂坐”“妇女无才便是德”的文明古国里，真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在“摩登”和“时髦”的集体领导下，夏娃的后人不但扶摇直上，并且早就把我们亚当的子孙丢在后面了。收音机刚传到中国来不久，北京大学就有过女学生抱着一个大收音机上课的妙举！现在她们虽用电晶体收音机代替了那个大号的，可是她们那种抱收音机的心理，却是从同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女人最大的功用是软化男性增加爱情，最大的使命是驭（不是“相”）夫教子，搞政治实非所宜，武则天终于垮台和西太后临死前的忏悔可为殷鉴，娄逞虽然能为丈夫仕至扬州议曹，可是到头来终有“还作老妪”之叹。故女人之欲耍身手，必限于厨房之内、丈夫背后、婆婆面前，明矣！但是有些女人却不这样想，她们在控制男人一方面非常熟练，游刃有余。她们总想利用余暇出而问世，“公不出山，奈苍生何？”否则做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笔下青苔石畔的紫罗兰，幽居空谷，芳华虚度，岂不太“那个”了吗？

生为现代中国的女人真是幸福。若在古代，多少美女，都在贫贱江头浣纱低泣，或在小茅屋里为他人作嫁衣裳，不知有多少个颜如白玉的吴姬越女都被埋没掉了，因风飘堕了。偶尔脱颖出了一个褒姒，可是不爱笑也不行，周幽王千方百计要使她发笑，结果只笑了一下，就把亡国的账都记在她头上了。三千年来，她一直背着狐媚魅主的恶名！还有些女人，也以姿色端丽，被皇帝的爪牙与特使当秀女“选”到宫里去了。当时的选美只为天子一个人，若不幸碰到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皇帝，那就算倒了大霉，禁宫深锁，羊车不来，白天望昭阳日影，晚上看章台残月，晴天伴寂寞宫花，雨天想野渡无人，斜倚熏笼，自叹薄命而已。这样下来，二十年后能够白头宫女谈天宝遗事的，还算是幸运的，碰到个孝感动天的皇太子，说不定心血来潮，要让你活生生地为先皇帝殉葬！

现代的中国女人就没有这种危机了，如果她“天生丽质难自弃”，就可以报名参加男人主办的中国小姐选拔会。若有幸而当选，立即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第一名可亮相长堤，名利双收，固是美事。即使亚军季军，也可献花朝圣，做空中小姐。自第六名以下，起码可把照片履历宣诸报章，腾之于众口，不但日后转业方便，而且可借此理由，敲老子竹杠，多添两件时装和旗袍，等到徐娘半老之日，还可动辄拈出当年中国小姐的候选证，以骄远邻近舍的三姑六婆。……由此看来，竞选中国小姐实有百利而无一害，千载良机，失之委实可惜。

有人看到选美大会，竟联想到古代东方的女奴市场，又有人联想到叫价的拍卖行，真是大逆不道的联想！须知当今之世，即使夷吾再世、孔明复生，若想得君行道，也必须高考及格参加竞选不可。你若再想南阳高卧，草堂春睡方起，有个三顾茅庐的大耳郎来跪地哭求你去做那相桓公霸诸侯使孔夫子不披发的大事业，天下还有这种人才主义的傻瓜政治家吗？老实说吧，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想出人头地，捷径有千百，正途却只有两条，一条是考；一条是选。至于这两条路是否公平客观，是否清高之士所能忍受，那就非我所知也，你只好去问考选部长。总之，流风所被，这年头简直成了一个考选的世界：留学要考，议员要选；书记要考，教皇要选；电影明星要考，中国小姐要选，凡是孤芳自赏矜而不争的家伙，那你只好做不识时务的人下人了，连冷猪肉你也吃不到。考选制度的可贵，乃是替上天做不负苦心人的善举，古人十载寒窗，悬梁刺股，三年不窥园，用这么大的代价来换取布衣将相的享受，其志即使可悲，其努力总是可以评价的，但是若以“自然的本钱”轻易盗得大名大利，未免使那些苦心人看得眼红。我们看不起世袭即位的皇帝，看不起祖荫与裙带的官儿，其理由也即在此。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中国，我们还看到以人民的税捐去养孔子孟子曾子的七十几代的重孙子，去设置连专制时代的帝王都不肯设置的道教天师府，我们真忍不住要叹口气！

不过，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中国小姐的选拔，倒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情。盖选美者，匹夫匹妇之天性也。晋朝时桓温娶了李势的妹妹做姨太太，他的元配夫人为之大妒，特操刀来找小姨子，非分尸“李阿姨”而后快不可。想不到老娘一见李阿姨，审美之心油然而生，不但泄了腾腾的杀气，反倒说：“我见汝犹怜，何况老奴！”这位元配夫人真是了得！在感情冲动磨刀霍霍之时，仍不忘美学原理，若生在当今之世，足可敦聘为中国小姐评判员矣！

不庄重地说，选美本是吃饱了饭没有事干的高等男士们所发现的消遣女人的艺术。因为女人绝不会想到选美，这倒不是因为恐惧什么，乃是因为镜子一照，她立刻感到“美不由外来兮”，立刻发现她自己不就是天下第一美人吗？维纳斯已在此，还有什么好选的？故凡是参加角逐的小姐们，无一不是兴致冲冲地抱着必售的信心而来的；而那些不肯参加或不屑参加的幽谷百合，也无一不带着“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骄傲作壁上观，设想女生宿舍群雌粥粥围看报纸评头论足之情景，以及在时装表演或选美大会上在座女性很少鼓掌的事实，我们实在不难揣度她们那点小心眼儿了。

古代邯郸大道，为贵族豪俊所标题；咸阳北版，是诸侯子女所麇聚。现代高等男士们筹办中国小姐选拔赛，除了可收佳丽云集举国瞩目之效外，还有两个副作用，一个是可使女人内讧，盖女人本来都是一致联合起来对付男人的——虽然她们一回宿舍就吵架，现在选美大会一举行，第一名只有一个，有你无我，既生瑜，何生亮；卿不垮，孤不安，个个蛾眉障妒，争把双眉斗画长，这在男士们看来是最开心的事；另一个副作用是女人在这时候才最听话，最不能吊男人的胃口，一一鱼贯展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人人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品评下，规规矩矩地答话，诚惶诚恐地作态，平时那种骄横的气概一点也没有了，男士们绝对不会在其他场合同时看到这么多的美女，也看不到这么多的谦虚。

有人说参加选美好像是做买卖，在古代是小本经营，女的只为悦己者容；现在却是大企业，须做大广告，公开看货色以广招徕，并且正相反的是，女人冶容是为了让群众悦己，须做大众情人才称快。其实这种心理是无可厚非的，就连我们男性中的孔圣人，也有过叫价心切的流露，所谓“有美玉于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只是男人吃亏，不能靠原始的本钱占便宜，尤其是现代的男人，连“面首”也没机会做了，除非是做拳王，但是拳击宝座的得来也良非易事，要鼻青眼肿几千次才行，最后若不及时耍狗熊退休，还得鼻青眼肿地被打下来。呜呼！本钱饭岂是男人所配吃者乎？

选美这件事，本无客观标准，古代《杂事秘辛》等书太落伍了，而洋婆子的尺码不尽合东方的美人儿；身为评判，对燕瘦环肥的喜爱又各不相同，他头天晚上受了自己环肥老婆的气，第二天就可能投了燕瘦小姐的票。且身为候选诸佳丽，不自量力而几近滥竽者亦不乏人，有的甚至是赝品。当年日本小姐就有隆乳的记录，在美国亦有台下大叫妈妈的窘事，其为处子的程度可想而知。不管真伪杂糅也好，良莠不齐也罢，选举下来，一阵号啕之声是免不了的，落选者固悲从中来，当选者亦喜极而泣。不过身为败者不必沮丧，不能当选乃评判之亡我，非美之罪也！且机会尚多，今年不行，来年请早。只要善自珍摄，抓紧推荐人，明年卷美重来，重作冯妇于华灯之下，轻颦浅笑，搔首弄姿，又有何难哉？

《人间世》1961年6月

由一丝不挂说起

这个月最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不是苏联两颗人造卫星在天上跑，不是警察在松山机场表演揍人，而是性感明星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自杀。

三十六年前，这个金发美人一丝不挂地来到这个世界；三十六年后，她又一丝不挂地离开，生命的后期被她主动砍断。在她的生命里，有朝云没有晚霞；有早凋没有衰朽，她不等待红颜老去，就印证了《堂吉诃德》的作者所说的：

我赤裸地进入这个世界，

我必须赤裸地离开。

***

梦露死后第五天，我读8月10日的《时代》（Time）杂志，中间读到她那种“赤身裸体的热望”（the　urge　to　go　nude），引起我很大的感触。《时代》杂志说：

……她给一个摄影记者专利权，在拍片时，去照她那几乎全裸的身体，她的理由是：“我要全世界来看我的肉体。”（I want the world to see my body.）上一星期，她还在跟一家图画杂志社商量她另外一张裸体照片。

这种坦坦白白的“梦露风”（Monroeism）[512]，在我们东方人看来简直是吃弗消的；不但我们吃弗消，即使比较落伍的洋婆子，有时也觉得不像话。前几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太太，就送了一副与梦露胸围腰围尺码（37，24）正好相反的乳罩和束腰（24，37），要她扎紧乳房，别再把腰扭来扭去，勾引男人！

稍稍用一点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事，一点也没有使我们奇怪的理由。当年玛丽莲·梦露以性感起家，在短时期内风靡世界的时候，一般人们的大惊小怪是有着充分的历史基础的。即以开通的美国女人而论，她们对肉体与衣裳的观念的转变，才不过是近三十几年的事。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在他的《大变动》（The Big Change）[513]里曾说如果时光倒流，把你放在1900年的大街上，你也许会大叫一声：“看那些裙子！”（But　those　skirts！）原来那时候的女人浑身都包着衣服，关防严密，三围遁形，衣领往上高，下摆朝下低，长裙袭地，走路时要不把裙子提起一点儿，它就要担任清扫街道的任务。层层叠叠的衣裳里面，是一重一重的内衣、胸衣、外胸衣、瘦裤、窄裙、衬裙，裹来裹去，无非是让人们“看不到”她的肉体。

1908年，一位标致的小姐在旧金山搭电车，因为裙子太紧，抬不起脚来，她不小心把裙子提高了一些，结果被人看到了脚踝，好事的摄影记者立刻猎影一张，登在报上，惹起了一阵风波。那时候正是清朝光绪的最后一年，也正是民国前三年，咱们中国的女人们在衣着上面也跟西洋女人一样，重点是裹来裹去，休让登徒子看到分毫。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男人们总是打败仗，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咱们的女同胞们在洋婆子面前却毫无愧色——“你包得紧，老娘比你更紧！”

可是不久以后，洋婆子们开始不安分了，她们开始脱衣服。第一个向传统挑战的场所是海滨浴场，她们向传统的泳衣提出了抗议。在1905年，美国仕女们所穿的泳衣平均大概要用布十码！计开泳帽、泳衣、泳裤（长裤）、泳裙、泳袜、泳鞋一应俱全，同时衣服上要很多皱褶，不能绷得曲线毕露，一眼望去，只看到脸和手，活像个潜水人。到了1910年，女人们的抗议有点效果了，泳衣可以变成单层的了。慢慢的、偷偷的，女人胳膊上的衣服开始变短了、不见了，当时在海滨浴场埋伏的男女警察虽然罚了又罚，可是小姐们的脾气别扭得很，你愈罚她们，她们穿得愈少。1919年（民国八年）以后，泳衣的裤口开始上移了，虽然男女警察还是常常跑过来，手拿皮尺，量来量去，可是女士们胆大了，不怕罚款了。再进一步是1930年（民国十九年），泳裤已短到和外面的小裙子同一程度了。过了不久，法国的式样吹过来了，大家开始向往把上下一身的泳衣改成上下两件了。改呀改的，从十码布的泳衣改到了五码，从五码改到了一码，又从一码改到了三点式的“比基尼”（bikini），最后到了玛丽莲·梦露身上，人类文明的最后这点面子也让她脱掉了！

在泳衣上既然有了这么大的改变，对其他衣裳自然起了带头作用，对肉体的观念自然也有了不少的修正。在衣裳上面，女人可以袒胸露臂了，可以亮出大腿小腿了，可以使美国每年卖十五万五千双的丝袜，在四十九年以后卖到五万万四千三百万双了；在观念上面，“裤子”“裸体”等字眼可以出诸仕女之口了[514]，到了玛丽莲·梦露，她甚至可以从容地大谈对“贴身内衣”（under-wear）和“性的象征”（a　sex　symbol）的观感了[515]！

***

上面这些简单的叙述可以使我们看到，在现代化的潮流中，衣裳的式样跟对肉体的观念如何慢慢蜕变。这种蜕变对洋人来说，当然比咱们中国老大得天独厚。西方人继承了古希腊对肉体美的尊重观念，这种观念最具体的表现是他们创作的艺术品，在绘画、壁画、皿画、织品、雕刻、浮雕、木雕等艺术品上，他们流露了各种对肉体的欣赏与礼赞。这种传统的代代相传，自然发展到近代的模特儿（model）、脱衣舞（strip　tease）、裸体会（stripfest）、日光浴运动（sun　bathing　camp），以及身上衣服的缩减、电影检查的放宽……这一切转变的重要性并不次于电视、火箭、盘尼西林和人造卫星。它同样属于现代化潮流的一部分，甚至是更切身更重要的部分。从普通飞机演进到喷气飞机固然是现代化，从普通丝袜演进到尼龙丝袜又何尝不是现代化？从肉体开放到缩短裙子，从缩短裙子到穿上丝袜，从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地穿上尼龙袜子，这是何等现代化的样子！又多么使老顽固们没有法子！

***

写到这里，我们该转过头来，看看咱们中国。

翻开日本平凡社的洋洋巨册《世界裸体美术全集》，第一使我们惭愧的，就是没有一张中国的裸体画，也没有一张裸体雕刻的图片。其中代表东方的有日本的出浴图，印度的暴露画，可是却没有中国的作品，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再翻开中国的美术史，你可以看到什么《美人图》《明妃出塞图》《唐后行踪图》，可是你绝对找不到一张光着屁股的女人图，绝对找不到对裸体艺术欣赏的观念。中国人没有这些，他们压根儿就不画正视肉体的图画，也不画一个脱衣出水的女人。他们要画就画两个，例如仇十洲的《春宫图》，这就是中国人的“裸体艺术”！

中国人的“裸体艺术”表现都是变态的、可耻的，什么“男女裸逐”啦、“起裸游馆”啦、“裸身相对”啦、“帘为妓衣”啦，无一不是丢人的记录。换句话说，中国人对肉体的观念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的观念再被“礼教大防”一阵，立刻就建构了衣裳的伟大，所谓“绤蔽形，表德劝善”，此“圣人所以制衣服”也！[516]

既然把衣裳看得如此神圣，那么在另一方面，不穿衣裳或露出一部分肉体自然也就要不得。因为肉体是“丑恶”的、“同禽兽”[517]的，所以把肉体露给别人看就显得大不敬，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评剧里《击鼓骂曹》那一出，就是个好例子：祢衡裸体击鼓时虽然自言“我露父母清白之体，显得我是清洁的君子”，但他的目的显然在“赤身露体骂奸曹”，用肉体暴露来破坏宴会上的“体统”，从而达到侮辱别人的心愿[518]。

古人既然对肉体有这么古怪的看法，那么他们对衣裳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可惜的是，中国人的穿衣历史并不怎么光荣，一个号称有五千年礼仪之邦的大国国民，一直到了汉朝还不知道穿裤子，这是何等妙事！黄帝只知道垂衣裳以治天下[519]，却忘了制造裤子，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乃至下传至秦皇汉武，大家都一脉相承了这个不穿裤子的道统！

正因为汉朝以前的人不穿裤子，所以衣服不得不拖到地上，偶尔有“衣不曳地”的故事[520]，那只是相对的说法，身体发肤和小腿脚踝还是照样要加以管制，还是包过来裹过去，直到一个新的“服妖”局面出现，然后开始天下大乱。

所谓“服妖”，按照《汉书·五行志》的说法，是“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这样看来，每一种时髦服装的出现，除非是圣人制定的，否则就有“服妖”的嫌疑，而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举动的人，若绳之以经典，则正好是“作……异服……以疑众，杀”[521]！

不过，杀尽管杀，头脑开明的人们才不怕这种恫吓。在高跟皮鞋面前，没有人能阻止她们不放开小脚；在新式奶罩面前，没有人能阻止她们不挺起乳房；在三围耸动的肉体面前，没有人能阻止她们不曲线毕露！

在这种酝酿过程里，民国成立是一个大转捩。在民国前九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爱自由者金一”就出版了《女界钟》。这书攻击缠足、穿耳、盘髻等旧式的肉体与衣饰的观念，但也不赞成“欧洲女子之蜂其腰而鼓其乳”。无疑，这部先知的著作多少有折中派的倾向，但写这一书的人绝没想到他所提倡的改革运动，在民国成立以后，居然慢慢展开，虽然进度异常迟缓，可是变动之大却非他始料所及。

例如在“截发”上面，辛亥革命以后，男人的发型有了很大的改变（辫子不见了），可是女人的发型的改变（去髻剪发）却是十六七年以后的事。当剪短头发的潮流刚兴起的时候，内地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不幸事件。民国十六年的春天，武昌汉口的女人，有的为了逃避剪头发，只好到处躲藏，一次三十多个女人跑到一条小船上，结果大风来了，全部被淹死[522]。尽管在内地的转变有很多困扰，十里洋场的上海，却首先开通起来，摩登的女子们在民国十六七年的时候顺利地剪短了头发。随着烫发的袭来，“双丫”“长辫”“刘海”“元宝头”等发型都逐渐被淘汰，再由“电烫”变为“原子烫”“奶油烫”，直到烫出今天这些千奇百怪的发型。这种演变，是何等现代化！

再看服装，旗袍是一个大转变，它的转变不在宽边镶滚、不在领子高低，乃在袖子的减少、下摆的缩短与开衩的提高，同时淘汰掉北方的扎脚裤跟南方的散脚裤，换上了长袜子，或是干脆脱掉长袜子，上露胳膊下露腿。这种演变的最后成功是在民国十九年，当时男人穿露出一节胳膊的上衣还不准进公园，可是女人的暴露部位却已超过了男子！此外，另一种服装上的麻烦是裙子，裙子的缩短在民国以后的女学堂里很快普及开来，当然反动的势力还是很大，直到民国十三年，还有什么教育会联合会发表什么议决案，主张女学生“应依章一律着用制服”，而所谓“制服”，乃是“袖必齐腕，裙必及胫”。他们的高论是：

衣以蔽体，亦以彰身，不衷为灾，昔贤所戒。矧在女生，众流仰望，虽日末节，所关实巨。……甚或故为宽短，豁敞脱露，扬袖见肘，举步窥膝，殊非谨容仪、尊瞻视之道！[523]

当时一位叫奚明的，在《妇女周报》第六十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说：

教育会会员诸公当然也是“众流”之一流，“仰望”也一定很久……“仰望”的结果，便是加上“故为宽短”云云这十六字的考语。其中尤足以使诸公心荡神摇的，是所“见”的“肘”和所“窥”的“膝”。本来肘与膝也是无论男女人人都有的东西，无足为奇。但因为诸公是从底下“仰”着头而上“望”的缘故，所以更从肘膝而窥见那肘膝以上的非肘膝，便不免觉得“殊非谨容仪、尊瞻视之道”起来了！

这些史料在今天回看起来，我们一定会忍不住笑。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小姐们这种“袖短直达肩窝，裙瘦难以阔步”的演变，我们怎么能不说：这是何等现代化！

再看曲线。在过去，中国女人最缺乏胸围观念，大家都觉得乳房丰满并不好看，所以要束胸，束到“胸乳菽发”，才算好看。等到西洋的三围尺码来了以后，“大奶奶主义”油然兴起，乳房乃得解放，其上围小者不欲再小，上围大者志在更大，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所谓“胸罩”和“义乳”，而杨贵妃时代的东方“诃子”一类的东西遂被丢掉了。“义乳”观念刚流行时，得风气之先的当然是那些在上海的名女人。当时因为用的是棉花，所以容易露马脚，名女人徐来、徐琴芳等，都有过“不幸一乳遗失”的记录。后来“义乳”慢慢改进，由棉花而橡皮，由橡皮而塑胶、乳胶，并与“胸罩”合流，任凭女士们扭扭或“恰恰”，再也不必有泰山其颓的顾虑。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女人们，挺着不辨真假的乳房，傲然自道她的三围数字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惊喜：这是何等现代化！

另一种观念的现代化是脚和鞋。从民国前三十年（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计划在广东创办不缠足会开始，八十年来，小脚已经成为残余的老婆婆们的标记，一千年可耻的“国粹”和“传统”再也不能发挥它的淫威，中国的女人们不但扬弃了她们的裹脚布，并且更进一步，把双脚居然亮了出来，这是《肉蒲团》时代的中国人绝对不能想象的事！在过去，女人向男人呈露色相，衣服易脱，脚布难解。可是几十年来，中国女人却一反故态，反倒穿上了孔鞋、凉鞋和拖鞋，美丽的脚丫子全部亮相。这种剧变，我们怎么能不拍手说：这是何等现代化！

在对肉体的观念上面，最正常的合法开放是艺术家眼前的模特儿。模特儿最早出现在私人的画室里，到了民国八、九年，上海有人发难了，最有名的是常州怪人刘海粟，他公然呼吁：“模特儿到教室去！”主张公开在教室里做人体写生。当时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老顽固们大骂他、新闻记者攻击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捉拿他，人们把他跟写《性史》的张竞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目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还是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全国各地的美术学校一个一个地成立了，光着屁股的模特儿也一个一个地合法了，在道统与法律的夹缝中，模特儿几乎变成了唯一的漏网者。第二个漏网者是什么，我不能想象，看到目前的所谓“歌舞团”，我想迟早大概是脱衣舞了！

***

根据这些简单例证，我们大概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人对肉体与衣裳（尤其是女人的肉体与衣裳）观念的转变。不论从哪一点上看，这几十年的转变都可说是进步的、可喜的，都可说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524]！在这种变局里，我很高兴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那么多老腐败的道学尸影下，居然还能奔向几条现代化的跑道——脱掉该脱的、露出能露的。这真是我们这一代的伟大了[525]！

1962年8月24日

[附记]

这篇文章校好后，今天早上看到《联合报》说：

[合众国际社英国布拉德福26日电]约一千八百人昨日参观一个艺术展览会，该展览会上所悬挂的三幅裸体画，上周被禁，昨日又重新挂起。据官员们说，通常星期天的观众只不过二三百人，因这三幅画，突增至一千八百人。

经过英国艺术协会的抗议后，警方准许重挂。该协会曾表示，如不准悬挂那三幅画，即停止此展览会。

这条有趣的小新闻，可算是现代时潮中的一股小逆流了。（1962年8月27日）

[后记]

一、《由一丝不挂说起》原登《文星》第五十九号（1962年9月1日台北出版）。发表后，我读到1934年1月8、9、10、12、13日的天津《大公报》，有“菁如”的一篇《北平妇女服装的演变及其现状》，收集材料不少。文中指出北平妇女服装的六次沿革是：

第一，宽衣大袖时代，

第二，窄身高领时代，

第三，短袖短裙时代，

第四，短衣长裙时代，

第五，长短旗袍时代，

第六，西服及半裸体时代。

这篇文章的结论是：“三十年中，北平妇女服装比较显明的经过了这六种变迁。”

二、《文星》第六十二号（1962年12月1日）刊有艾健先生的一篇《面对一丝不挂》，是从一个学医的观点来讨论健全的性心理的，可以参看。又《文星》编辑部曾收到一封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的中国学生署名为“特号老顽固”的

来信，对我这篇文章提出严重的抗议，他说：

……近来翻阅台湾报刊，觉得台湾之崇美心理已经到达了“变态”的地步，尤其是一般自认为“现代化”的人。

当一个民族，尤其一个曾以它的文化站在世界最前面数千年的民族的青年们，只是因为三百年的落后与百余年的屈辱，而丧尽了他们的自尊与信心的时候，后果将是可怕的。

……今晚“有闲”，再读《文星》，发觉比“好大言”更令人悲伤的是，有少数自认为“现代化”的人们，却忘了什么是“现代化”了。假如认为他们所崇拜的人们的女人脱光了衣服，而我们的女人也必须跟着脱光才算是“现代化”的话，那么人家中饭都改吃冰凉的三明治，而我们的中学生反而吃蒸热的便当，也实在太不“现代化”了。我虽然只在高中、大一时念过一些“子曰”、“诗云”，此外没有钻过旧书堆，可是我至少知道每种文化都有其特有的发展方向与方式。假若说人家从裸体像发展到脱衣舞而我们没有就该惭愧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觉得惭愧的是我们太早发明火药、纸张、印刷术、磁针、地震仪……太早发展了天文学、数学、严密的政治制度……因为伟大的“现代化”的鼻祖们反而要转借我们的文，这对我们而言岂不更可耻？汉朝以前的人还不知穿裤子是不光荣，而现代女人当众脱掉裤子倒是“最文明”的事；伟大的心理、伟大的逻辑……

虽然我的房中也贴了一张所谓的“裸体艺术”，但是我还是不懂“找不到裸体艺术欣赏的观念”有何不对的地方？是否有文化就必须有“裸体艺术”，不然就不配称为“文化”呢？

……中国只是落伍了三百年，中国的文化中可以骄傲的东西远比可耻的多，我们需要向人学习、吸取的是那些使他们强大、富裕的东西，而不是由他们的强盛、富裕所造成的使他们趋向颓废的生活方式。先生，你是舍本求末了。

先生，大概你是把那些“陈旧”的五四时代的东西读得太多了，把自己紧紧地关闭在你自己所制造的小圈子里，做着往日陈旧的英雄式的美梦，设想着你周围还布满了“那么多老腐败的道学尸影”。先生，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那么多老腐败的道学尸影”了。先生，中国人早已发现了他们自己的道路，已用不

着你坐在小房子里“悲天悯人”了；中国人早已发现了他们的缺点与优点，中国人是会奔向“几条现代化的道路”的，但我敢打赌至少不是“该脱的脱掉、该露的露出”。我们这一代的伟大不是在学习别人颓废的末节；我们这一代的伟大是在有人肯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给未来的中国以无穷的希望。李先生，请先不要写洋洋洒洒千万言的答辩，请你多想一想，多看看“新”的东西，或者最好先脱掉你引以为傲的长袍马褂，走出你自己所造的象牙之塔……李先生，请不要再鼓吹你的“现代化”了，台湾的崇美程度早已超过了你的鼓吹；台湾来的女孩子的“扭扭舞”早已跳得比美国女孩更好了，再鼓吹，可能台湾的“美化”程度要超过美国了。

我借抄这位留学生的信在上面，同时决定听他的劝告，不写“洋洋洒洒千万言的答辩”了。也许我能设想一下留居国外的一位爱国青年朋友的心理状态，也许我能大梦初醒，不再“设想”“布满”在“周围”的“那么多老腐败的道学尸影”。我盼我真的发现这些“尸影”“已经没有了”；我盼这位青年朋友的“打赌”真的赢了！

三、另一件很巧的事是，一位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似乎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美国大使馆的专员、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乐天（Jonh A.Bottorff）先生，居然在他家里的一次聚会中，出示这篇《从一丝不挂说起》的英译本给我看。我想到这位在中国的美国人和那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觉得真是一个好对照。

四、我这篇文章发表后8个月，台北出现了一家教育厅备案、教育局立案的“阆姗美术补习班”（一位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主持的），因为有“裸体摄影”的科目，闹得满城风雨。谁说这不是一个“观念”的考验关头呢？去年流行的脱衣舞，据今年3月2日《民族晚报》的一篇《脱衣舞内幕》所载，已形成了“禁者自禁、脱者自脱”，“睁眼闭眼，皆大欢喜”的余波，不知道此番“人体画室风波”又会“波”成什么样子耶！（1963年5月22日）

五、1933年9月4日杭州《民国日报》有一条新闻标题是《宁波公安局严禁女子奇装异服》，副标题是《为维持风化实有厉禁必要，倘敢公然过市立加逮捕》，内文如下：

[宁波快信]宁波公安局昨出示严禁女子奇装异服。特为抄录于下：

为严禁事。查得年来女子服装。每多竞尚新奇。风气已为之一变。近更变本加厉。裙则长不过膝。足则赤然无袜。是种裸胫露趾之怪象。一经踯躅通衢。万人注目。莫不引为奇观。乃竟恬不为怪。尤复欣然自得。寡廉鲜耻。道德沦亡。考其作俑之始。又皆出于一般智识女子。兴念至此。殊堪痛恨。似此提倡乖谬。有伤风化。一旦相互效尤。蔓延全境。行见文物之邦。将为野蛮异族所同化。不独贻笑大雅。抑且腾笑友邦。轻侮贱视。岂非自召。其谓区区小节。实属国体有关。本局长负维持风化之责。断难默尔姑容。合亟布告。从严禁止。以维廉耻而敦风俗。嗣后务各自爱，慎勿再蹈前项恶习。借重人格。以全声誉。倘仍不知悔改。公然过市。唯有立加逮捕。按照奇装异服。依法从重拘罚。不稍宽贷。除饬属遵照。认真办理外。仰各凛遵毋违。是为至要。切切此布。（1963年5月24日）

六、参看Maurice Parmelee博士的Nudism in Modern, Life.（Revised Edition）1931，纽约Garden City版，这是一本最清楚的著作，有插图二十九幅。

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

（三十三则）

昔金圣叹有“不亦快哉”三十三则，顾而乐之，乃作“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以蔚今古奇观。

其一：不须跟人家丈夫比，不须为“出息”拼老命，没出过国，不怕埋怨，不怕丢脸，岿然独于故国山水之上，受台北市警察局管辖，不亦快哉！

其一：不须看孕妇大肚皮，不亦快哉！

其一：不拿“红色炸弹”（喜帖）炸人，不亦快哉！

其一：经常使人以为你将拿“红色炸弹”炸他，不亦快哉！

其一：可含泪大唱“王老五”，不亦快哉！

其一：不让“双方家长”有在报上登启事“敬告诸亲友”的机会，不亦快哉！

其一：不须挨耳光，不亦快哉！

其一：不须罚跪，不亦快哉！

其一：不须顶灯，不亦快哉！

其一：不须顶夜壶，见夜壶傲傲然而去之，不亦快哉！

其一：打麻将不怕输，输了不会被拧耳朵，不亦快哉！

其一：不可能自己戴绿帽子，可能给别人戴绿帽子，不亦快哉！（或：帽子不绿，不亦快哉！或：王八我不当，王八别人当，不亦快哉！）

其一：不须鼓盆，不亦快哉！

其一：可公然喜欢女明星，不亦快哉！

其一：可到女中教书，不亦快哉！

其一：可在墙上贴大腿女人，不亦快哉！

其一：可请女理发师理发，不亦快哉！

其一：可吃百货店阿兰豆腐，不亦快哉！

其一：可向三房东三姨太太道晚安，不亦快哉！

其一：可公然读莎士比亚《驯悍记》，不亦快哉！

其一：可火焚《醒世姻缘》，不亦快哉！

其一：有账自己管，有银子自己花，不用每年一次送给女大衣店老板，不亦快哉！

其一：不必半夜三更送枕边人去割盲肠，不亦快哉！

其一：不须付赡养费，不亦快哉！

其一：不让叔本华等专美于前，且可跻身于古今中外“光棍传”，不亦快哉！

其一：可追求老情人的女儿，使老情敌吹胡子瞪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亦快哉！

其一：可十天半月不洗脚，不亦快哉！

其一：不须替母大虫烧洗脚水，不亦快哉！

其一：新来女秘书一听说本人未婚，即欣然色喜，面向本人做“预约”之态，本人做老僧入定状，漠然拒之，不亦快哉！

其一：可使欲嫁我者失恋，不亦快哉！

其一：可使初恋情人误以为我是痴情种子，后悔当年没嫁给我，不亦快哉！

其一：三更半夜，自由自在赶文章骂30年代无聊文人，而设想彼等也正想中夜起床，写文章回骂。不期刚钻出被窝，即被彼宝眷察觉，河东狮吼，阃怒难犯，乃重梦周公或周婆去讫。不亦快哉！

其一：可不必替丈母娘办丧事，不亦快哉！

1962年12月7日一改，1963年8月16日再改

附录　不交女朋友不亦快哉（酸葡萄）

△　不必巧言令色学哈巴狗样，对女友做讨欢状，不亦快哉！

△　可使他人以为我是个优良学生，不亦快哉！

△　不必三更半夜爬起来对纸谈情写情书，不亦快哉！

△　不必绞尽脑汁，苦思财源，请女友上馆子、看电影，不亦快哉！

△　不必把衣服熨得硬如铁刷，而割破了“土壤肥沃”的颈子，不亦快哉！

△　不必时时刻刻手拿“照妖镜”“整饰仪容”，不亦快哉！

△　可以不让思文君专美于前，不亦快哉！

△　可使少女以为我是个“理想丈夫”而穷追不舍，不亦快哉！

△　不会被骂“呆头鹅”“大笨牛”，不亦快哉！

△　不必花钱买《情书宝鉴》《恋爱必读》，闭门苦读，不亦快哉！

△　骑“铁马”上坡时，不必载着女朋友，上气接不了下气地喘叫“没什么，不费力，不费力”，不亦快哉！

△　不必担心别人横刀夺爱，但可“横刀夺他人之爱”，不亦快哉！

△　不必茶饭不思，想尽奇谋，与别人钩心斗角，出风头，争女友，不亦快哉！

△　不必给小流氓抽恋爱税，不亦快哉！

△　不必为“出息”和别人动刀子拼“小命”，不亦快哉！

△　考试时，不必受约会的“惠泽”，而导致“满江红”，不亦快哉！

△　出游时不必抱女友的小弟妹，而尝到“甘淋”，不亦快哉！

△　不必花钱买一大堆的“贺年片”，不亦快哉！

△　不怕尝香蕉皮的味道，不亦快哉！

△　可公然谈论“哪家有女初长成”，不怕身边“狮吼”，不亦快哉！

△　不必在女友的父母前装孙子，不亦快哉！

△　不必朝背夕诵“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夏天的冰淇淋……”，不亦快哉！

△　不必在公园里望眼欲穿地等候芳驾，不亦快哉！

△　不必昧着良心去抚摸女友癞头的小弟弟，不亦快哉！

△　可写“不交女朋友不亦快哉”，而不怕被罚写“悔过书”，不亦快哉！

《新生报》副刊1963年12月30日

妈妈的梦幻

妈妈从小有一个梦幻，就是当她长大结婚以后，要做一家之主，每个人都要服从她。

当妈妈刚到我们李家的时候，妈妈的妈妈也跟着来了。外祖母是一位严厉而干练的老人，独裁而又坚强，永远是高高在上的大权独揽者。上自妈妈，下至我们八个孩子（二元宝，六千金），全都唯她老太太命是从。妈妈虽是少奶奶兼主妇，可是在这位“太上皇后”的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个“孩子王”；一个孩子们的小头目；一个能生八个孩子的大孩子。

由于外祖母的侵权行为，妈妈只好仍旧做着梦幻家。她经常流连在电影院里——那是可以使她忘掉不得志的好地方。

***

在外祖母专政的第十九年年底，一辆黑色的灵车带走了这个令人敬畏的老人。五天以后，爸爸从箱底掏出一张焦黄的纸卷，用像读诏书一般的口吻向妈妈朗诵道：

凡我子孙，

当法刘伶：

妇人之言，

切不可听！

带着冰冷的面孔，爸爸接着说：

这十六个字是我们李家的祖训。十九年来，为了使姥姥高兴，我始终没有拿出来实行，现在好了，你们外戚的势力应该休息休息了！从今天起，李家的领导权仍旧归我所有，一切大事归我来管，你继续照做孩子头！

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中，妈妈的梦幻再度破灭了！于是，电影院附近的几条街上又多了妈妈高跟鞋的足迹。

***

爸爸的治家方法比外祖母民主一些，他虽秉承祖训，不听“妇人之言”，可是他对妈妈的言论自由却没有什么钳制的举动。换句话说，妈妈能以在野之身，任意发挥宪法第十一条所赋予的权利，批评爸爸。通常是在晚饭后，妈妈展开她一连串、一系列的攻击，历数爸爸的“十大罪”：说他如何刚愎自用、如何治家无方……听久了，千篇一律，总是那一套。而爸爸呢，却安坐在大藤椅里，一面洗耳恭听，一面悠然喝茶；一面频频点首，一面笑而不答。其心胸之浩瀚、态度之从容、古君子之风度，使人看起来以为妈妈在指摘别人一般。直到妈妈发言累了，爸爸才转过头来，对弟弟说：

“‘唱片’放完啦！小少爷，赶紧给你亲爱的妈妈倒杯茶！”

旧历年到了，爸爸总是预备九个红包，妈妈在原则上是绝不肯收这份压岁钱的，可是当弟弟偷偷告诉她分给她的那包的厚度值得考虑的时候，妈妈开始动摇了，犹豫了一会儿以后，她终于没有兴趣再坚持她的“原则”了！

堂堂主妇被人当做孩子，这是妈妈最不服气的事。可是令她气恼的事还多着呢！妈妈逐渐发现，她的八个孩子也把她视为同列了。例如爸爸买水果回来，我们八个孩子却把水果分为九份，爸爸照例很少吃，多的那一份大家都知道是分给谁的。妈妈本来赌气不想吃，可是一看水果全是照她喜欢吃的买来的，就不惜再宣布一次“下不为例”了！

***

爸爸执政第八年的一个清晨，妈妈在流泪中接替了家长的职位。丧事办完以后，妈妈把六位千金叫进房里，叽叽咕咕地开了半天妇女会，我和弟弟两位男士敬候门外，等待发布新闻。最后门开了，幺小姐走出来，拉着嗓门喊道：

“老太太召见大少爷！”

我顿时感到情形不妙。进屋以后，七个女性的眼光一齐集中在我身上，我实在太惶恐了！终于，妈妈开口了，她露出竞选演说一般的神情，不慌不忙地说道：

“李家在你姥姥时代和你老子时代都是不民主的，不尊重‘主权’——‘主’妇之‘权’！现在他们的时代都过去了！我们李家要开始一个新时代！昨天晚上听你在房中读经，高声朗诵《礼记》里女人‘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那一段，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念给我听的。不过，大少爷，你是聪明人，又是在台大学历史的，总不会错认时代的潮流而开倒车吧？我想你一定能够看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夫死从子’的时代了……”

我赶紧插嘴说：

“当然，当然，妈妈说得是，现在时代的确不同了！爸爸死了，您老人家众望所归，当然是您当家，这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伦呀！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您做一家之主！我投您一票！”

听了我这番话，妈妈——伟大的妈妈——舒了一口气，笑了，“筹安六君子”也笑了。“咪咪”——那只被大小姐指定为波斯种的母猫，也摇了一阵尾巴。我退出来，向小少爷把手一摊，做了一个鬼脸，喟然叹曰：

“李家的外戚虽然没有了，可是女祸却来了！好男不跟女斗，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咱哥儿俩还是赶快‘劝进’吧！”

***

妈妈政变成功以来，已经五年了！五年来，每遇家中的大事小事，妈妈都用投票的方法来决定取舍，虽然我和弟弟的意见——“男人之言”——经常在两票对七票的民主下，成了被否决的少数，但是我们习惯了，我们都不再有怨言，我们是大丈夫，也是妈妈的孝顺儿子，男权至上不至上又有什么要紧——只要妈妈能实现她的梦幻就行！

[后记]

一、这篇文章是1959年写的，原登在1960年11月20日台北《联合报》副刊。发表后，妈妈终于找到了我，向我警告说：“大少爷！你要是再把我写得又贪财又好吃，我可要跟你算账了！”（1962年11月27日）

二、我抄一段“捧”我这篇文章的信在这里：

马戈于大陆杂志社修函致候敖之足下：

长诗短片陆续收到，《水调歌头》硬是要得。人言足下国学渊博，信不诬也。

上午随缘至故人处雀戏，下午至社读书，得读大作《妈妈的梦幻》于联副，隽永可喜，亦颇有古诗人轻怨薄怒温柔敦厚意，大手笔固善写各体文章，无怪向日足下视此为小道也。苟有得于心，则其表述可以论述、可以史著、可以小说，皆无伤也。而克罗齐之美学，其重点即在此。顾君才大，愿多挥毫，世之名著，非皆出于老耄也。

1960年11月20日马宏祥来信

妈妈·弟弟·电影

如果我说我喜欢弟弟，那我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原因说来话长，可是又不能不说。

想当年妈妈生了四个女儿以后我才出世，接着又来了两个妹妹。那时候我以一比六的优势，在家中的地位如日中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爸爸妈妈对我的宠爱无以复加。但是好景不长，我虽力足空前，却势难绝后，命中注定我又有个宝贝弟弟，他的降生使我一落千丈，从宝座上掉下来，因此我对这个“篡位的小流氓”实在很讨厌，一见到他那贼头贼脑贼眼与后来居上的油脸就不开心。

我们平常叫弟弟做“阿八”，可是妈妈似乎不喜欢这个称呼，她希望我们尊称他为“八少爷”。而她叫起弟弟来，名字就多了，除了“心肝”“宝贝”“金不换”“小八哥”等十几个正规昵称外，还经常改用新的名字来呼唤这个小流氓。比如说妈妈看了“小飞侠”回来，就一连叫弟弟“彼得潘”，叫呀叫的，直到另一场电影（比如说《辛八达七航妖岛》）散了场，她又兴高采烈地带了一个新名称回来，改叫弟弟“辛八达”。少则五天，多则半个月，整天你都会听到“辛八达……辛八达……辛——八——达”！

***

古人择善固执，妈妈却择电影固执。妈妈三天不看电影就觉得头昏脚软人生乏味，电影是妈妈的命根子，也是她唯一的嗜好。妈妈说她有三大生命：第一生命是她自己；第二生命是弟弟；第三生命就是电影，她统其名曰“三命主义”，并扬言三者一以贯之相辅为用，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极富连环之特性。

由于“生命”攸关，妈妈不得不像喜欢电影那样喜欢弟弟，或是像喜欢弟弟那样喜欢电影。妈妈说她用心如日正当中，对八个孩子绝不偏心哪一个，可是我们都知道妈妈的心眼儿长在夹肢窝里，除非是在“一泻千里式”的场合，才会偶尔骂到辛八达。

所谓“一泻千里式”是妈妈骂我们的一种基本方法，只要我们八个孩子中的任何一个得罪了妈妈，妈妈就会采取“惩一儆八”的策略，一个个点名骂下去，因人而异，各有一套说辞，绝无向隅之感，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八面玲珑人人俱到。比如说三小姐使妈妈不开心了，妈妈并不开门见山直接骂三小姐，而是先从大小姐不该买那件黄外套开始，然后顺流而下，谴责二小姐不该留赫本头，再依此类推，一直骂到幺小姐的第六号男朋友的大鼻子为止。这种骂法，既可得以偏概全之功，又可收举一得八之效，因材施骂，报怨以直，个个鸣鼓小攻一番，不失古诗人轻怨薄怒的风度。但有个例外，阴险的“辛八达”经常是个漏网者，因为他很乖巧，一看到妈妈“开始骂人”了，他便赶紧跑到厨房去烧开水，等到妈妈骂完幺小姐刚要峰回路转将枪口对准他的时候，他便准时把热腾腾的红茶从门外端进来，那种唯恭唯谨的嘴脸、必信必忠的姿态、清白此身的尊容，再加上举案齐眉的红茶，四种攻势立刻使妈妈化干戈为玉帛，拨云雾而见青天——笑逐颜开了。大喜之余，妈妈立即转换主题，品茗大谈“辛八达孝感动天录”，誉“辛八达”为“二十四孝”外一章；曾参以后第一人；“生民以来，未之有也！”……一天夜里，我偷看“辛八达”的日记，他写道：

今天小施故技，老太又被“红茶战术”击垮，转而对我谬许不止。不过妈妈似乎对“八”这个数字很偏爱，只骂七个人犹意未足，所以把老太爷抬出来

补骂一阵。小子何人？竟劳动老子代我受过，实在不孝之至。感而有诗，成六绝一首：

他们人人挨骂，

例外只有阿八，

妈妈创造儿子，

儿子征服妈妈！

***

妈妈的半部自传就是一部电影发展史。妈妈从十几岁就开始看电影，那时还正是默片时代。四十年来，妈妈从黑白看到彩色；从真人看到卡通；从平面看到立体；从无声看到身历声。不但如此，妈妈还看白了嘉宝的头发；看老了卓别林的神情；看死了范伦铁诺的风采；也看花了她自己的眼睛。这种赫赫的历史背景使她轻易取得了电影“权威”的宝座。妈妈也不谦辞，她的座右铭是：“天下万事，事事可让，碰到电影，绝不后人！”但是电影界日新月异，新人辈出，难免使妈妈感到很辛苦。有一次我半夜醒来，竟看到她戴着老花眼镜，坐在灯前，口诵心维，用起功来。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她后面去看，吓！原来她念的是一大串美国新歌星的名字与履历！其用情之专、用力之勤、用心之苦，真可谓千古壶范而无愧色！妈妈虽不忘新人力争上游，可是在不经意间，仍可见其心折于老明星而讨厌这些后起之秀。她最痛恨普莱斯利，本来早有挞伐之意，想不到六小姐与幺小姐却对猫王大为倾倒、大为卿狂，妈妈一人难敌两人，何况贬斥新星容易被人戴上老顽固或不时髦的帽子，那又何苦来？所以妈妈不久也就软化了，她在两位千金促膝大谈猫王从军史的当儿，偶尔也插嘴说：“不错，猫王的嗓子也不错，他有几个调门儿是学平·克劳斯贝的，而他的鼻子又很像却尔斯鲍育！”其倦念故老之情，不但飞舞于眉宇，而且摇滚于脸上，大有白头宫女谈天宝之慨！有一次，她看了《洪水神舟》的默片，归来大谈不止，无声电影把她带回到青春时代，她非常兴奋，躺在床上犹喃喃自语，说个不停，反复背着《琵琶行》里的一句——“此时无声胜有声”！

妈妈最会看电影，也最能在电影里发挥美学上的“移情作用”。她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日心血来潮，作了一篇《影迷剪影》，其中有一段说：

观影之道，贵乎能设身处地，要能先明星之忧而忧，而不后明星之乐而乐。我看到那女明星喜怒哀乐，早就喜怒哀乐，我虽是个资深的观众，可是当电影开演时，我就摇身一变成为女主角了！她生气，我发怒；她出力，我流汗；她志在求死，我痛不欲生。一定要这样，才能心领神会，得个中三昧。那时你一定会陶然忘我，进入无我之境，魂不附体，舍己为人。凡不能自我牺牲的，都得不到顾“影”自怜的乐趣！

妈妈把这篇大作油印出来，见人就送，我也幸获一份。此后有指南在手，顿开茅塞，再也不怕人家笑我是外行了！

***

妈妈是60年代的新派人物，她最恨老、最不服老。想当年爸爸曾为她仗义执言道：“谁说你妈妈老？比起玛琳·黛德丽来，她还是小孩子！”妈妈最讨厌人家问她年纪，她的年纪也始终是个未知数，我只风闻她已五十岁了，可是她却偷偷告诉张太太她只四十五岁，并且三年来一直没有打破这项纪录，据初步判断，未来也很有冻结的可能。其实话说开来，世界上哪个女明星不瞒岁数？有明星为证成例可援，妈妈气势为之一壮，心安理得了！

不过，别看妈妈上了年纪，满头黑发的她却与那些祖母明星一样的年轻，而她对生活的兴致与乐趣，远非我这种少年落魄的文人所能比拟。我记得她第十二次看《乱世佳人》的时候，早晨9点钟到电影院里，直到晚上9点钟才回来，这种雅人深致的热情、老当益壮的雄风，岂是一般妈妈能比得上的？何况妈妈还屡施惊人之举，遇有文艺巨片，缠绵悱恻，便会在电影院里坐上七八个小时。本是家常便饭拿手好戏，老太却视此固小芥耳，何足道哉！

***

妈妈生平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生不逢时未能献身银幕了，但聊以自慰的是，人生本是个大舞台，有演员也得有观众，妈妈说她既然不能“巧笑倩兮”于水银灯下，那只好“美目盼兮”于电影院中。委曲求全之余，妈妈不但成功地做了一个伟大的观众，并且把六位千金和“辛八达”训练成大影迷，个个精谙影星家传、银幕春秋。要命的是，我这个“不孝有三，不爱电影为大”的长子最另她失望，幸有弟弟善全母志克绍箕裘，俨然以未来明星自期许，常使妈妈厚望不已。有一次，妈妈居然打破一向不信释道鬼神的惯例，在老佛爷面前焚香膜拜起来了。只见她五体投地扑身便倒，口中念念有词，词曰：

别的母亲望子成龙，我却望子成电影明星，如果老天爷一定要我儿子成龙，那么就请成个王元龙吧！

***

昔孟轲有母，史传美谈；今我有母如此，死何以憾？“辛八达”的妈妈呀！我服了！

[后记]

在台湾、香港的几家报纸杂志一再围攻“浮夸青年”“文化太保”的时候，我发表这篇文章，似乎不能不说几句话。

我认为如果有“人心不古”的事，那就是后人不如古人有幽默感。司马迁的《滑稽列传》及身而绝就是一个显例。流风所被，好像一个人不板着脸写文章就是大逆不道！不写硬邦邦的文章就是没有价值！

我不明白：为什么写文章要道貌岸然？别人读了会得胃病？为什么写他们眼里的“游戏文章”就是罪过？“游戏文章”就不能“载道”吗？

我要用这篇“小说”来示范给30年代的文人看。在他们吹胡子瞪眼拿帽子乱丢的时候，不妨欣赏一下这篇“小说”深处的情节。个中的事实不必信其

有，也无须信其无，总之能猜到我讽刺什么就好。看懂以后，再想想孔老夫子“谏”“有五义焉……吾从其风（讽）”的话，总该惊讶：原来李某人的文章也是合乎圣人之道的！

***

以上全文及后记原登《文星》第五十六号（1962年6月1日台北出版）。发表后，6月25日，在任卓宣发行的《政治评论》第八卷第八期上，有一篇名为《为白话文问题代郑学稼辨诬》的文章，其中指出：“李敖对叶（青）、郑（学稼）之文无能答辩，只得‘蝉曳残声过别枝’去写《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和《妈妈·弟弟·电影》了。”同月，在张铁君发行的《学宗》第三卷第二期上，有一篇《此次文化问题论战之总述评》的文章，其中也诬指：“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也‘蝉曳残声到别枝’去考证《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谈他的《妈妈·弟弟·电影》了。”到了10月3日，胡秋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控告我，其中也谈道：“后来听说这小诽谤者写《妈妈我服了》，又自称‘文化太保’谈梅毒去了。”上面这些文字，都是我这篇《妈妈·弟弟·电影》发表后的小插曲。另一方面，我的“妈妈”在6月14日来信说：“读了你的大作，我们有同样的感觉——‘体无完肤’，幸而那段‘后记’，使我们稍慰于心。”我另外在公共汽车站旁边，还听到三位女孩子在唧唧喳喳地谈论这篇“妙文章”。我拉杂追记这些小事于此，小事在此，聊志墨缘。（1963年5月22日）

长袍心理学

穿长袍，何凡先生是理论家，我才是实行家。

一袭长袍在身，随风飘展，道貌岸然，风度翩翩然，屈指算来，数载于兹矣！不分冬夏、不论晴雨，不管女孩笑于前、恶狗吠于后，我行我素，吾爱吾袍，绝不向洋鬼子的胡服妥协，这种锲而不舍的拥护国粹精神，岂何凡先生所能望其项背哉？

长袍成为我个人的商标，历史已久，不但传之于众口，而且形之于笔墨。前年香港出版的一期《大学生活》里，某君曾列举台大的四怪三丑，而怪丑之尤就是“长袍怪”，好像长袍就是我的化身一般。事实上，若论台大声名显赫的人物，除钱校长外，大概就是我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穿长袍的”，除非他是瞎子，可是瞎子也得听说过李某人，除非他还愿意做聋子！

很多人奇怪我为什么一年到头老是穿长袍，可是我从来不告诉他们。他们恭敬视我，我低眉以报之；他们侧目视我，我横眉以向之；他们问我原因，我关子以卖之。教中国通史的夏教授也整年穿件破袍子，可是夏天最热的那一两个月，他也破例夏威夷一番。有一次，他看我在盛暑之下仍穿着黑绸大褂大摇大摆，特地走到我面前，不声不响地盯了我一阵，最后摇摇头，不胜感慨地说：“你简直比我还顽固！”

其实我怎能算顽固？李鸿章穿缺襟马褂，比我还更顽固一层；入了咱们国籍的英国妙人马彬和，对中国“满大人”服装的倾倒比我还如醉如痴。只是台湾的天气热些，所以我显得比他们更艰苦卓绝罢了，有一次，一位颇有灵性的女孩子对我说：“李敖，我忍不住了，我一定要问问你，这么热的天气你还穿这玩意儿，难道你不热吗？”我望着她那充满救世精神的脸，慢吞吞地答道：“冬天那么凉，你还要穿裙子露小腿，难道你不冷吗？”这女孩子似有所悟，一句话也没说，黯然而去。我当时忍不住偷偷地笑，我笑她一定以为我在夏天的耐热和她在冬天的耐冷，出自同样的心理，其实才不对呢，女孩子冬天穿裙子，充其量不过三项理由：

一、为了美，为了满足她们的自炫心理；

二、为了阔，利用你的视觉告诉你她穿的是九十六元一双的玻璃丝袜；

三、为了优越感，告诉你她的脂肪含量比男士多，热情的人是不怕冷的。

可是我穿长袍在光天化日大太阳之下，理由却与她们迥然不同。盖穿长袍是一门失传的学问，降至洋服充斥的今日，凡是再穿长袍的人都有他深远的理论背景，我把这种理论背景归而纳之，分为五派，一统其名曰“长袍心理学”。

第一是“中学为体派”。此派可以钱穆为代表。钱先生承张文襄公之余绪，大倡东方精神文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在行动方面，也表现出“中衣为体，西鞋为用”的精神——当然去美国时穿西装是例外。入境问俗，中国之进入夷狄者则夷狄之，何况圣之时者的钱先生乎？我个人在长袍一点上，足为国粹派争光。身外之物虽系小事，然“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中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故我对它始终乐此不疲一往情深，时时玩索不已，心体力行不止，持久性足可追随钱夫子而臻于“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境界。何况长袍还是我们东方物质文明最辉煌的表现，也是我们反抗文化侵略的一件有力武器。它那变形虫的特性给了我们无限的安全感，黄袍加身日，我思古人时，洋鬼子的物质文明又何有于我哉？

第二是“男权至上派”。此派可以某些女人痛恨者为代表。想当年满清刚入关，金之俊建议十从十不从，第一条就是男从女不从，所以当时男人穿清朝旗袍，女人穿明朝服装。到了民国后，男人又流行穿西装了，女人才流行穿旗袍。换言之，女人总是晚咱们男人一着，总是跟在时代后面穷赶，想起来，好不开心！想不到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女人们也穿起洋婆子的衣裳来了，但是她们并不喜新厌旧地放弃旗袍，反倒变本加厉，把旗袍开衩到苏茜黄的世界，而此世界之有碍观瞻与体统，不必多言，一望便知。可是你又不能厚非小娘子们，因为她们这么做是有古书为之支援的，《诗经》上不是说过吗——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有诗云可证，挟经典以重，老学究们还敢再多嘴吗？《礼记》中虽有“作……异服……以疑众，杀！”的王制，但是女人太可爱了，安能遽以一衩之高低挥泪杀之？何况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双面夏娃多如牛毛兔子毛，又安能尽得而诛之？故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杀乎哉？不杀也！既然不能杀之而后快，某些卫道之士自然不服气不甘心，但又恨无新服装可跟她们比赛。失望之余，只好折回头来，重新从箱底取出长衫儿，晒一晒，也穿起来了，心里还想：同是旗人之袍，娘儿们穿得，我穿不得？他妈的，穿！堂堂大丈夫奇男子，岂可让这些造了反的女人专美于前吗？于是“男权至上派”遂在“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公愤下成立了。

第三是“招蜂引蝶派”。此派可以某些大包头型的海派学生为代表。这些暴发户的“太”字号们，到处横行，上穷碧落下黄泉，志在吸引异性的注意。但是女人是好奇的动物，不出奇安能使之好也？于是大包头们纷纷出动，或穿黑衬衫、或扎细领带、或用妇人手帕、或喷仕女香水……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肉麻之计，最后异想天开，居然动起他爷爷的长袍的脑筋来了。于是赶忙翻箱倒柜，但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只好找山东裁缝做了两件，又拿条花围巾，往黑脖子上一缠，俨然以北平大学生自况，真是沐猴而冠，望之不似人君，一看他那包心菜式的头发，咱们就够了！这些附庸风雅的无知之徒，其面目可憎、其黑心可诛、其长袍可送估衣店、其“招蜂引蝶派”可请少年犯罪组勒令解散之！

第四是“没有西装派”。此派正好与前一派相反，前一派因西装太多，尼龙、奥龙、达克龙……五颜六色，宽条窄条，穿得厌了，所以才穿长袍傲同性而引异性；此派却因一条龙也没有，且西装之为物，日新月异，宽领窄领，三纽二扣，变化无穷，除非财力雄厚，否则休想跟上时代而当选服装最佳的男人。若穿长袍，就无这种麻烦了，大可隆中高卧，以不变应万变，任凭别人的料子龙来龙去，老僧反正是一龙也不龙，至多以“聋”报之。而且，清高的阴丹士林是从不褪色的，正如我们固有文化的万古常新，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长袍小物可以喻大，“去蛇反转变成龙”。袍之既久，自怜之态砉然消失，路过短衣窄袖的西装店，反倒望望然而去之。只见他把咽下去的口水朝玻璃窗上一吐，仰天长啸曰：“予岂好袍哉？予不得已也！”

第五是“十里洋场派”。此派别名“职业长袍派”，即穿长袍和他的职业有神秘的关联。例如说相声的，不穿长袍就失掉了耍贫嘴的模样；拉胡琴的，不穿长袍就锯不出摇头摆尾的调子；监察院长，不穿长袍就不能表现出他那“年高德劭”的雍容。此外，东洋教授、西藏喇嘛、红衣主教、青帮打手……都得在必要时穿起形形色色的长袍以明其身价。尤其是上海帮的大经理大腹贾们，他们的脑之满与肠之肥，几乎非穿容量较大的长袍不足为功。盖身穿西装，除了使他们更像喜马拉雅山的狗熊外，硬领、马甲、臂箍、窄袖、腰带等对他们无一不是恐怖的报酬。本来西装就没有长袍舒服，西装穿得愈标准，你就愈受罪，除了仅有“头部的自由”外，其他的锁骨肋骨肱骨桡骨尺骨膑骨胫骨腓骨，乃至屁股，没有一骨是高兴的。而这些重量级的奸商巨贾们，由于脖子上的白肉太多，连仅有的“头部自由”也被他们自己剥削掉了。不堪回首之下，他们乃相率在单行道上选择了长袍，除了可减轻桎梏开怀朵颐外，更可听从林语堂博士之劝告，用“世界上最合人性的衣服”来包住他们那快挥发光了的人性！

***

李子述长袍心理学，竟乃临稿纸而叹曰：

昔孔圣曾有“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之叹，管仲有恩于道袍，千载史有定评。从曹孟德割须断袍之日起，长袍遂有式微之兆。曹操死后一千七百年，华夏衣冠竟不幸沦于夷狄，自右衽而变中衽，自长衣而易短装，流风所被，长袍竟被贬为国家常礼服，且在裁缝公会会长眼中，俨然吴鲁芹所谓之“小襟人物”矣！岂不哀哉痛苦哉！余深信长袍不该绝，深愿我血性之中国本位者，于胡服笔挺之际，从速响应何凡之呼吁，以李敖为楷模，以于右任（余右衽）为依归。诗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千载袍风，此其时矣！三原右老，可同袍矣！此时不同，还待何时？寄语读者，快看齐矣！

1961年3月15日在台北“四席小屋”

1962年3月13日改一年前旧作，11月27日再改

红玫瑰

那一年夏天到来的时候，玫园的花全开放了。

玫园的主人知道我对玫瑰有一种微妙的敏感，特地写信来，请我到他家里去看花。

三天以后的一个黄昏，我坐在玫园主人的客厅里，从窗口向外望去，望着那一朵朵盛开的蔷薇，默然不语。直到主人提醒我手中的清茶快要冷了的时候，我才转过头来，向主人做了一个很苦涩的笑容。

主人站起身来，拍掉衣上的烟灰，走到窗前，一面得意地点着头，一面自言自语：

“三十七朵，十六棵。”

然后转向我，用一种调侃的声调说：

“其中有一棵仍是你的，还能把它认出来吗？”

躺在沙发里，我迟缓地点点头，深吸了一口烟，又把它慢慢吐出去。迷茫的烟雾牵着我走进迷茫的领域，那领域不是旧梦，而是旧梦笼罩起来的愁城。

就是长在墙角旁边的那棵玫瑰，如今又结了一朵花——仍是孤零零的一朵，殷红的颜色反映出它绚烂的容颜，它没有牡丹那种富贵的俗气；也没有幽兰那种王者的天香，它只是默默地开着，开着，隐逸地显露着它的美丽与孤单。

我还记得初次在花圃里看到它的情景。那是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子夜的寒露刚为它洗过柔细的枝条，嫩叶上的水珠对它似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娇小的蓓蕾紧紧地蜷缩在一起，像是怯于开放，也怯于走向窈窕和成熟。

在奇卉争艳的花丛中，我选择了这个还未长成的小生物，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回来，用一点水、一点肥料和一点摩门教徒的神秘祝福，把种在我窗前的草地里。五月的湿风吹上这南国的海岛，也吹开了这朵玫瑰的花瓣与生机，它畏缩地张开了它的身体，仿佛对陌生的人间做着不安的试探。

大概我认识她，也就在这个时候。

平心说来，她实在是个可爱的小女人，她的拉丁文的名字与玫瑰同一拼法，这并不是什么巧合，按照庄周梦蝶的玄理，谁敢说她不是玫瑰的化身？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罕有的轻盈与新鲜，从她晶莹闪烁的眼光中和那狡猾恶意的笑容里，我看不到她的灵魂深处，也不想看到她的灵魂深处，她身体上的有形部分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使我不再酝酿更进一步的梦幻。

但是梦幻压迫我，逼我飘到六合以外的幻境。在那里，走来了她的幽灵，于是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同看日出、看月华、看眨眼的繁星、看苍茫的云海；我们同听鸟语、听虫鸣、听晚风的呼啸、听阿瑞尔（Ariel）的歌声。我们在生死线外如醉如酲，在万花丛里长眠不醒。大千世界里再也没有别人，只有她和我；她我眼中再也没有别人，只有玫瑰花。当里程碑像荒冢一般林立时，死亡的驿站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远远的尘土扬起，跑来了《启示录》中的灰色马，带我们驰向那广漠的无何有之乡，宇宙从此抹去了我们的足迹，抹去了她的美丽，和她那如海一般的目光……

可是，梦幻毕竟是飞雾与轻烟，它把你从理想中带出来，又把你向现实里推进去。现实展示给我的是：需求与获得是一种数学上的反比，我并未要求她给我很多，但是她却给我更少。在短短的五月里，我和她之间本来没有什么接触，可是五月最后一天消逝的时候，我感到我们相隔更远了。恰似那水上的两片浮萍，聚合了，又飘开了，那可说是一个开始，也可说是一个结束。

红玫瑰盛开的时候，同时也播下了枯萎的信息。诗人从一朵花里看到一个天国，而我呢？却从一朵花里看到我梦境的昏暗与邅回。过早的凋零使我想起汤普森（Thompson）的感慨，从旧札记里，我翻出早年改译的四行诗句：

最美的东西有着最快的结局，

它们即使凋谢，余香仍令人陶醉，

但是玫瑰的芬芳却是痛苦的，

对他来说，他却喜欢玫瑰。

不错，我最喜欢玫瑰，可是我却不愿再看到它，它引起我太多的联想，而这些联想对一个有着犬儒色彩的文人来说，显然是多余的。

玫园主人开始热心经营他的园地的时候，收到我这朵早凋了的小花，我虽一再说这是我送给他的礼品，他却笑着坚持要把它当做一个“寄生物”。费了半小时的光阴，我们合力把它种在玫园的墙角下，主人拍掉手上的泥巴，一边用手擦着汗，一边宣布他的预言：

“佛经上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我们或许能在这朵小花身上看到几分哲理。明年，也许明年，它仍旧会开的……”

***

烟雾已渐渐消失，我从往事的山路上转了回来。主人走到桌旁，替我接上一支烟，然后指着窗外说：

“看看你的寄生物吧！去年我就说它会开的，果然今年开了。还是一朵，还是和你一样的孤单！”

望着窗前低垂的暮色，我站起身来，迟疑了很久，最后说：

“不错，开是开了，可是除了历史的意义，它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它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一朵了，去年那一朵红玫瑰谢得太早了！”

[后记]

1960年6月9日，我正在新化附近服役，突然接到Rosa给我的信，说她定了题目——《红玫瑰》，叫我写一篇散文送她。6月14日，我写好寄出，后来才知道被她修改了几个字，发表在《台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学通讯》里了。退伍后，我又把它稍加修改，发表在1961年4月6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现在我又改了几

个字，收在这本小书里。追想起来，这篇文章前后被她改了一次，我改了至少六次。

如今Rosa已去美国，已经形同隔世了。我怀想这个使我眷恋不已的小女人，越发对这篇文章另眼看待了。就文章论，它是我少有的一篇不说嬉皮笑脸话的作品，许多朋友读了，都觉得它有一种阴暗苍茫的气氛，认为这“不太像李敖的风格”。

今晚深夜写这篇“后记”，心情多少有点儿沉重，我抄出三年前意译的一首豪斯曼（A.E.Housman）的小诗（曾经抄过一份送给Rosa），用它来表达我内心的隐痛。（1963年5月22日晨3时半）

死别You Smile Upon Your Friend Today

久病得君笑，Yon smile upon your friend today，

沉疴似欲除；Today his ills are over；

万语逢重诉，You hearken to the lover’s say，

余欢若云浮。And happy is the lover.

意转何迟暮，It’s late to hearken, late to smile，

慰情聊胜无：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生灵未忍去，I shall have lived a little wlile，

柩马立踟蹰。Before I die for ever.

1960年7月19夜改稿，“慰情聊胜无”是改写陶渊明的诗句

旧天子与新皇帝——元末明初的断片

十三年来，今年是头一次有黄气。

在那六朝金粉埋葬下的金陵城，街头巷尾，人人都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黄气来了！黄气来了！”

十三年不见了，黄气终于来了！

黄气不但来了，人家还说，这回的黄气是一千五百年来最多的一次。

一千五百年前，秦始皇帝修长城，废封建，收民间兵器，铸了十二个大金人，外巡四方，行封禅礼，一方面派徐福带了童男童女入海求神仙；一方面听望气术士的话，凿方山，断长堑，以泄王气。可是那次泄王气后，东方的气象好像受了损，从此一千五百年，气象再也不行了。

术士们暗地里说，北方的王气不行了，王气开始南转，北方的几个王气充溢的大城，像邯郸、阳翟、北平、开封、洛阳、长安……一个个都气象衰败了。他们占星，看北方玄武星座，星座尾部渐渐向南指，于是他们断言：“王气到南方去了！”

王气南移，第一个目标是金陵，这是东晋帝王的国都，上承三国时代的孙权，下延到宋齐梁陈四朝，正所谓六朝金粉。虽然那几百年过后，王气又一度北移，有回光返照之势，可是毕竟留不住了，每个术士家、星占家都承认：

北方不行了！

那年秋天快过去了，下了几场雨，可是却听不到什么雷声，老百姓高兴了，因为他们知道历代相传的：

秋后雷多，

晚稻少收。

今年雷竟这样少，收成一定是不坏的，没有苦旱，没有凶年，天灾一少，人祸自然就少了。

人人盼望着天下太平。

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希望，反正元朝是垮定了，人们再也不会受蒙古人的气了，鞑子的势力已经完了，汉族眼看就要抬头了。

元朝的顺帝像一只被打破了头的乌龟，缩着头，守着北京一隅，再也没有关外蛮子那种“立马吴山第一峰”的气概了，他只想保住他北方那点老巢，只要汉人南人不向北打，他就满意了。他最爱看宫女们成群歌舞，看她们那隔着轻纱的腰肢款摆着，唱着：

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

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

顺帝满意了，他心中虽然有点悲哀，知道他不能到江南去，可是在大雪纷飞的天气里，宫中四面生起了炭火，满室生春，娇嫩的六宫粉黛们半裸着，有的给他倒茶、有的给他斟酒、有的给他做肉屏风、有的在他面前载歌载舞，他也乐得不思江南，不想那些讨厌的红袄贼，不理睬什么大明王和小明王，以及那些南蛮子的游击队。……他穷耳目之欲，在美人、醇酒与清歌面前，他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了！他宝座旁边坐的是那西土的番僧，贼眼溜溜的，顾盼于美女与皇帝之间。番僧是皇帝的精神指导人，每个皇帝即位，都要先受佛戒九次，才能登大宝座，他们掌握着“君权神授”的力量，所以皇帝们都得让他们三分，不然抓破了脸，掀开了底牌，在老百姓面前丢了丑，反倒不好看。何况番僧们也颇会拍马屁，他们精研丹砂，深通房中术，在歌舞声中，他们看到皇帝的兴致高到顶点了，善于察言观色的他们立刻就看出今天晚上皇帝属意于哪个女孩子了，于是，一个眼色与一个暗号，一切立刻就准备好了。等到皇帝对歌舞的满足快饱和了，微微露出意兴阑珊的时候，他们便把皇帝拥到内室里，去行他们的“延彻尔”。

“延彻尔”是蒙古话，翻译成汉语是“大快乐”。

“大快乐”是真真正正的快乐。

“大快乐”的获得并不简单。

获得“大快乐”需要硬功夫、真本领，这真本领就是房中运气术。房中运气术若行得好，可以夜御数女，享尽人间之乐事。

在四面伴奏的是“天魔舞”，十六个如花似玉的宫女全裸着，头戴佛冠，在小小的密室中，俛仰为舞，或行瑜伽之术。

这个小密室，即使近侍与宦官也很难入内。里面除了女孩子，就是皇帝与番僧。

番僧测量皇帝的体质，如果发现他今晚意兴甚浓，就给他吃丹服药，然后按摩，行“双修法”（秘密法）。“双修法”一行，一直到天亮才罢休。

皇帝高兴了，亲笔挥毫，用蒙古文题了一块金字匾额——“济济斋乌格依”，就是汉文中“事事无碍”的意思。他命左右把它挂在密室门上，表示这是使他高度愉快的“事事无碍室”。

日上三竿，不能早朝的时候，他不知道番僧们早已胡作非为去了。

番僧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人物，他们是人人都知道的西土大喇嘛，仗恃着皇帝的佞佛奉释，而他们正是佛释的化身或代言人，所以更横行无忌。

他们辱及王妃，殴及留守，挖了六个宋代的皇坟，盗取金银珠宝，甚至把宋理宗的头骨切下来，中间挖空了，用做酒杯。他们还借检查户口为名，奸淫民家妇人和女孩。

在北方，除了元朝的皇帝外，他们是最红得发紫的人物。

他们坐在皇帝的龙舟里，煞是威风，龙舟长十二丈、宽二丈，行起来的时候，头尾眼爪都能动。

他们又找到一个善做奇巧的工人，给皇帝做了一个大钟——“宫漏”，高七尺，内有一个女孩、两个金甲神、六个飞仙，这个钟能每小时报告一次。

“宫漏”一小时一小时地报告，一小时一小时，无情的岁月流过去了。

在灰色的岁月里，南边的消息愈来愈恶劣，皇帝有点悲观。

番僧们劝他及时行乐，几乎每天都有新选的秀女入宫，每天都有新乐章、新的歌舞节目。

皇帝当然也是有女必玩，可是玩过后，他似乎愈来愈烦，他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坏了。

皇帝的心情和局势一样糟。他常常把双脚放在一个女孩子的裸背上，两眼没神，望着南方发呆。

番僧们也没有好法子，他们只是轮班辅助皇帝，一些人陪皇帝玩，劝皇帝开心，往远处想，别为眼前这些小动乱操心；另一部分就跑到外面去作奸犯科，贪贿舞弊。

秋天眼看就过去了，一年真容易度过！

深秋的时候，消息来了，朱元璋已打进了姑苏城。

那真是一场鏖战，结果朱元璋把张士诚打垮了。当朱元璋派徐达做大将军进攻的时候，张士诚叫熊天瑞做了许多飞炮，徐达的军队因而死了不少，可是朱元璋还是命军队死攻。最后，城里的木头石块都用完了，徐达终于打进了葑门。

张士诚知道大势已去，决心自杀，他很后悔当初没有接受朱元璋的招降，朱元璋不是劝他全身保族吗？——“图王业、据土地，及其定也，必归于一，天命所在，岂容纷然？”他把麻绳扎在梁上，他知道天命是什么了！

“砰！砰！”一群人冲倒房门，直拥到他身边，蜂拥而上，把他从绳上解下来。他的两眼前面一片模糊，他依稀看到叛将李伯升正在旁边指手画脚，他气愤极了，在迷茫中，他更迷茫了。

星象愈来愈对朱元璋有利了。

“金火二星会子丑分，望后，火逐金过齐鲁之分。”占者说，“宜大展兵威。”

军事配合着星象，参政朱亮祖讨平了浙东诸郡；征南将军汤和讨平了方国珍，捷报传来，人心振奋。

行人刁斗风砂暗，四境群雄幽怨多。龙蛇起陆，天命必归真主。谁是真主，似乎没人再怀疑了。

***

农书上说，冬天，南风三两日，必有雪。

南风来了，雪也来了。

今年的雪真大，白茫茫的一片，压倒了北京城，也压倒了南京。

北京还是老样子，死气沉沉，人心思汉。

南京就热闹了，听说朱元璋要做真命天子了！

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因为人人都知道朱元璋是革命英雄，不会有个人野心。

人人都知道朱元璋当年是跟郭子兴的，后来又代替了郭子兴，接收了郭子兴的女儿与旧部，开始打天下，可是招牌却挂的是“韩林儿”。韩林儿据说是宋朝帝室之后，所以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是在给汉族重光，为宋室延命祚，而不是为他个人私利，为他个人打天下。

可是街头巷尾的消息却教人纳闷。

腊月底，消息愈来愈多了。

可是消息却是教人齿冷的，原来朱元璋是个野心家。

朱元璋自己想当皇帝。

人们开始怀疑了！“朱元璋有什么资格当天子？他是一个流氓！”有人这么说。

“朱元璋是一个乡下佬、一个小和尚！”

“朱元璋的老婆是大脚，三寸金莲——横着量！”

哈哈！哈哈！酒馆里的人都笑了！酒保也笑了，店小二也笑了，老板也笑了。

几杯老酒一下肚，大家更兴奋了！愈喝愈高兴，大家都有点醉了，张三向李四说：“嘿，嘿，嘿，李大哥，你不能再喝了！你的脸看起来已经模模糊糊的了！”

可是有一个人却没喝。

这个人歪戴着头巾，口中衔着一根烟袋，靠在“太白遗风”那块竖匾下面，冷冷地看着每一个人，看每一个人使酒骂座。

一会儿，他不见了，谁也没注意他，大家都全神贯注地注意着酒瓶子，注意躲避对方的口沫。

很快的，天黑了。

很快的，酒店打了烊。

大家醉醺醺的，一个个飘出了酒店的大门。

第二天，仍是原班人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在聊天，可是每个人都好像是泄气的皮球，都在有气无力地谈话，有的干脆在喝闷酒，两眼望着酒杯发呆。

酒杯可以反映出他们脸上的忧愤，可是反映不出他们眼中的血丝。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心照不宣，大家都听说老李昨晚失踪了。

老李就是昨晚说朱元璋是流氓的那个人。

1961年的冬天作于新店

1962年11月27日小作修改

[后记]

这是我写历史小说的一个尝试。我本想把中国历史里的一些事件做点“切片”的工作，用史书做基料，用短篇小说的方法表达出来。这个计划始终因为忙别的事未能实现，所以只写成这么一篇。（1962年11月27日）

无为先生传——以“无”字为典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但知家世无为，兄弟三人，长兄无智，次兄无能，先生行三。人们说他来自庄子里面的“无何有之乡”，并且，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无声无臭的无为主义者。

先生的双亲也是无为主义者，所以无为先生的无为作风可以说是遗传的。他的双亲本来没有要生无为的积极意思，可是花落偶然结子，无为先生就在无所谓的气氛下生出来了。他的父亲是王充、孔融的信徒，很相信“父母于子无恩”的理论，不但如此，他甚至觉得做父母的有时候应该对儿女感到抱歉，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无立锥之地的穷措大，无衣无褐无路求生，却又生了这么一个“无愁天子”，更无计可施了。

幸亏无为先生的父亲深信黄老哲学，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他却说“我无为而儿自活”，他相信只要做父母的无为而活，做儿女的就一定会无忝所生。

果然无为先生不负他父母所望，才二十五岁，就当选为无何有乡的乡长了。这种名位对别人说来是无妄之福，可是对他说来却是无可无不可的劳什子，所以他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官儿。他的居官之道是“无适也，无莫也”，对复杂的公文他无挂无碍，对棘手的问题他无忧无虑，对人事的考核他无誉无毁，对筑桥修路他无所为而为，一切都顺应“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大原则，他深信如此必可无往而不利。

可是，人间的事经常为无中生有，好人经常遭到无妄之灾，居然有一些无聊透顶的人无的放矢，说他“无佛处称尊”、说他无法无天、说他贪得无厌、说他无耻之尤……由于他们诉诸暴民情绪，无为先生只好挂冠求去，以达到他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愿望。

无为先生本来就无心出岫，如今也正好落得无官一身轻，可是那些漫无心肝的男人、粗识之无的女人，仍不放过他，他们造他谣言，使他无地自容；唁唁狂吠，使他无地可避。虽然他内心无愧无怍，可是他知道他自己被乡长这个职位给毁了——他根本连“治”都大可不必，又何须“无为而治”呢？苗本无恙，又何必助长呢？无路可走无聊极思之余，他写了两首忏悔诗：

大智若愚非常道，

大巧若拙非常名，

天下至柔莫如水，

老氏大象总无形。

关尹逼人成绝作，

老聃原是我本家，

千古真言流余沫，

佛头着粪莫拈花。

无所依附、前途无“亮”，无为先生无论如何活不下去了，可是无论贤愚、无论老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也许他在无底之壑的无间地狱里做了马面无常；也许他在无冬无夏的无疆之福里做了无冕帝王；也许他去了那无量寿无量光的净土；也许他登上那无识无知完全无趣的天堂……不论他到哪里，他都会想到孔老夫子给他的劝告：

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于是他正襟危坐，面向南方，提起原子笔，写下了他的“自祭文”，那是：

公少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愤而捐书弃剑，不学无术，竟又不成。呜呼哀哉！尚飨！

1961年4月2日夜一口气写完

充员官

在部队里，士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陆来台的资深战士；一类是补充的新兵——“充员”。而军官呢，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常备军官；一类就是我们预备军官——绰号“充员官”。

“充员官”，我们可以先来一番素描：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遮在低戴的帽檐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呆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鸡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

一年以前，我正是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充员官”，蹑手蹑脚的、呆头呆脑的，跑到这个名将辈出的野战部队里，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惶惑与忐忑，板板六十四，不知如何是好。过去十几年耍笔杆的生活，对我简直犹如隔世。我清楚地知道在今后一年的服役期间，我要“从戎投笔”，要好好耍一阵枪杆——当然不是耍花枪！

一个毫无战场经验的青年文人，统率着三十多位百战沙场的老兵和年轻力壮的小战士，这真是一种微妙的组合。但是既然官拜兵器排排长，只好勉为其难了！

晚上，一个老头儿托梦给我，对我耳语说：“古之欲带兵者，不可不知为将之道。”真怪，这老头儿是谁呢？长长的胡子很像我爷爷，可是我爷爷只拿过刀子，从未摸过枪杆，更别提六韬三略了。但是懂得兵法的老头儿又有谁呢？我想来想去，终于想到那个指使张良拾鞋的黄石公。对了，一定是他！这老头儿自知他的“兵法”早已被时代淘汰了，除了我们这些学历史的，很少再有人翻他的老账了，所以他才不顾时空的阻隔，特地来开导本人一番。第二天一早，我便向连长请假，跑到书店里，去寻找“为将之道”的书。李德哈达的《战略论》与带兵无关；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又太深了。选来选去，找到一本艾森豪威尔的传记。当我读到艾森豪威尔统率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而直接指挥的不过只是三个人的时候，我不禁把大腿一拍，喟然叹曰：“为将之道，尽于是矣！”

我匆匆忙忙跑回来，立刻召见排附一员、七五炮组长一员、六〇炮组长一员，面授分层负责之“义”，拍肩捏臂，勖勉有加。日子久了，他们被我的“江湖气”折服了。排中的一位“反共义士”对我说：“讲带兵，排长的经验太差了。但是你能用一种慷慨的劲儿来待人，这就对了。阿兵哥最需要这个，我们是干干脆脆的人，我们喜欢你的坦白直爽，你把你的真面目给了我，这是你最大的成功。”

但是我曾问我自己，我真的成功了吗？我有点儿惭愧，我觉得我付出的太少，收回的却太多。在我退伍的头天晚上，“官长部”和“士兵部”都分别款待我，觥筹交错，礼物云集。派克笔、领带夹、外岛特产、战士玉照……我有生以来从未收到过这么多的东西。这使我深感不安，因为他们每位都花了四分之一的月饷！这是我二十五年来所不易看到的热情，“悲歌慷慨之士”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已经是教科书上的名词了。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但是太不可爱了！不过在军队里，我却不难看到这种有古任侠风的“悲歌慷慨之士”，我喜欢和他们吸烟痛饮，也高兴和他们争吵狂欢。我失掉了我自己，有多少次，我和他们融化在一起，我也学习着粗犷与质朴、感染着刻苦与天真，但我恨我学不到他们的膂力，也学不到那孤注一掷的豪迈胸怀。

我的一个重要班底——七五炮组的组长，河北人，是个标准的燕赵之士，他虽不能说是力能扛鼎，可是只手扛起个大水缸却绝无问题。我常常笑他生不逢时，若在古代，他肯定可以考取武状元。他的枪法与角力之厉害，全连没有他的敌手。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因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指着我对阿兵哥们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扑哧屎就出来了！”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年的军旅生活快接近尾声的时候，第九期的预备军官也分到部队里来了。他们听说第四连有位第八期的老大哥小有名气，特地纷纷来“朝拜”，我也以地头蛇的姿态分别予以接见，只要他们肯在福利社掏钱会账，我一年来的心得和洋相都可搬出来。我送给他们的“定场诗”是：

“生公说法鬼神听”，

卿当敬我我怜卿，

若想从容带阿兵，

先读本人“排长经”。

在“排长经”里面，我告诉他们如何替一些老兵写信、如何讲故事、如何当地雷教官、如何做天下最小的司令——卫兵司令、如何善保本排长的光荣记录——前瞻训练炮操冠军……

一年的学习与磨炼虽然使我不再是个毫无经验的小少尉，但我知道我个人距离那种模范军官的标准还遥远得很。团长问我一年来的感想，我答道：“阿兵哥看我是老百姓；老百姓看我是阿兵哥。”我并不是谦虚的人，我说这话并没有谦虚的成分，因为我深知我在这一年里，经历虽多，可惜有资而不深；贡献虽有，只获二功而无过，开创不足，守成勉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些平庸的成绩是不合模范军官的标准的。

如今地球一阵乱转，三百六十多天又过去了。我带着一种莫可名状的心情，登上了回程的军舰。人在船上，船在海上，可是我知道我的心在什么地方。那里有我一年多的青春，那里有火热的笑脸，有强悍的男人味道，有泥土，有汗斑，有风涛海浪，更有很多颗跳动的心，在使我缅怀回想。

早春时节，我又回到学校里。满地的杜鹃仍旧热烈地开放着，但是我却看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也听不到一个熟悉的回声。校园里是一批批的新同学、新情侣，过去的老同窗老情人都已高飞远飏。我已放弃了自怜的习惯，我想到了我那段刀光枪影的排长生涯，它带给我不少生命的酵素，使我有足够的活力去面对未来的日子。

原登在1961年4月3日台北《中华日报》副刊

现在依原稿稍作改订，1963年10月8日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堂堂“中华民国”的“医师法”，是一部要不得的“医师法”！

这部“医师法”，本是一种乱拼杂凑的法律，它形成于十九年前（1943年）的9月22日。五年以后（1948年）的12月28日，做过一次修正，可是只改了三个字，其他一切照样施行、照样贻害社会！

最近，听说“立法院”又要修改“医师法”了，站在小百姓的立场，我们不能不关心修改的情况，因为今天从事修改的人，正是六年七个月前通过议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为历史留下的那次违背时代潮流的记录，在我们小百姓脑袋里还记忆犹新，我们怎么能不关心他们在修改“医师法”时，会不会又闹一次笑话？

为了了解现在的“医师法”如何要不得，我们不得不追溯一下“医师法”是怎么来的。

“医师法”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是神仙赐的，所以若要病好，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问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楚辞》中七次提到他们，后来的儒者如王逸、颜师古都以为巫咸是一个人，完全错了！）从这个人开始，算是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但是，有一件妙事，中国历代都有披着“革新医术”的外衣的人出现，这种人总觉得他能振衰起敝，刷新一代医术，给病人带来光芒。

从殷朝的皇帝祖甲开始，这种“中医救星”就来临了。祖甲表面上好像取消了卜疾的迷信，但是他所信奉的药物却又完全被玄学笼罩着，根本还在迷信圈里讨生活。后来的扁鹊又是救星式的人物，他宣称“信巫不信医不治”，可是他所信的“医”是什么？还不是诪张为幻的玄谈！

从扁鹊以来，中国历史上代有名医，如淳于意、张机、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褚澄、陶弘景、徐之才、巢元方、孙思邈、钱乙、张元素、罗知悌、戴思恭、张介宾、喻昌、陆懋修……这些历朝各代的“岐伯”“雷公”都曾成为中国病人们的偶像，他们的所谓“岐黄妙术”也占据了每一个病人的心房。直到洋鬼子的洋船出现，病人们才开始矛盾起来。

第一个开始矛盾的大名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在位的第三十二年（1693年），突然害了疟疾。当时伺候他的黄种御医们人人束手，最后请来了法国鬼子刘应（Mgr　Claudus　de　Visdelou），服下了来自印度的奎宁，才算圣体康复，皆大欢喜。

这件被人忽略的往事，在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给了西方医学一个最有力的声援。在这个声援下，一百六十三年（咸丰六年，1856年）以后，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广在广州上了岸，他的名字叫黄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医学博士的中国人。

此后的局面是，中西医的对立不再是中国“儒医”与外国“教士医”的争执了，而是黄色皮肤下“国医”与“西医”的斗法了！

一个单凭“祖传秘方”“五运”“六气”“寸关尺”的原始医术，在严格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的面前，不能有丝毫抗衡的能力，这是显然可见的。所以，很快，西方医学便走上了一个反客为主的道路。

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外国人已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西医“学校”（Peter　Parker的广州基督教医院）。三十年后（同治四年，1965年），中国人创办了自己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北京“同文馆”特设科学系）。但是很快，在中医的势力逐渐式微的时候，“和平共存”的法子就被想了出来。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中西合璧的医学教育，他们最辉煌的试验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由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添设的医学实业馆，招来几十个学生，合授中西医学。可是这个好梦却没做多久，民国以后，中国医术在正派的高等教育里，终于被赶出了大门。

“医师法”与中医

1913年9月11日，汪大燮做了教育总长。他这任总长虽只不过做了五个月零九天，但是他却主张德政——废去中医。那是民国三年1月间，所谓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捅进教育部，请求为他们的“北京（中医）医学会”立案。汪大燮态度强硬，回答他们说：“我决定今后把中医废除，中药也不用。你们请求立案，我办不到。”这下子中医们着慌了，乃纠合各地同业，组成了所谓“（中医）医药救亡请愿团”，由余德埙率领，浩浩荡荡直奔国务院。他们向国务院及各部告状，希望保存中医中药，可是国务院告诉他们说：

……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这等于明明白白地说，你们中医要怎么样，政府不管你们，可是你们若要想在高等教育里来个中西“兼采”，这是行不通的。

这件旧事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我们试想半个世纪以前的政教当局，竟有这种眼光、这种气派，我们实在应该称赞他们。

此后是中医一连串倒霉的日子，1923年政府有取缔中医施行细则；1925年又有不许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法令；到了1928年北伐完成后，更在中央卫生会议中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由余岩倡议，主张对中医停止登记、禁设学校、不准宣传、改称中医院为医室、改称中医学校为传习所并禁止招生。余岩在这个提案里大声疾呼：

……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学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

在“科学新医”的基础上，他举出四条废止中医的理由：

一、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脏腑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此宜废止，一也。

二、其临症独持挠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脏腑，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候之学，与天文分野，同属无稽，此宜废止，二也。

三、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疠疫，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闻焉。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废止，三也。

四、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可谓绝地天通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虚玄而尚实际也。（北伐后）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痎疾等说以教病象。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此宜废止，四也。

他的结论是：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旧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上面这个明智的议案是民国十八年2月提出的。到了3月17日，中医们开始发难了，他们奔走呼号，向政府请愿取消中央卫生委员会的这个提案，并且把这天定为“国医节”。

中医在1914年和1929年遭了两次大“劫”以后，霉运开始好转，好转的重要因素是获得了党国要人陈果夫的支持。1931年4月7日，堂而皇之的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正式开锣，同时在海外及各省设立分馆，在各县设立支馆，声势之显赫，由两年后居然检举卫生署的行动可以想见！而该馆的理事长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医护法大师陈果夫！

无疑，中医在教育上的抬头，必然是在法律上得志的信号。相反的，中医想保持它的地位，必须借助于法律的力量不可。在法律上站住了脚，然后才能进一步在教育上抢地盘，防止颓势或“重振声威”。

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看准了这一点，所以经之营之，一心以取得中西医在法律上的平等待遇为目标。他们已在正规教育里吃了瘪，绝不甘心再在明文法律上被歧视，于是他们便联合在一起，闹，闹，闹。直到1943年，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由老头子参议员孔庚带头，硬把四十条的“医师法”凑出来为止，才算出了这口气。

“医师法”是怎样凑成的？

我说“医师法”是“凑”成的，绝非夸大其词。凡是有点法制史知识的，都会明白我的话。

原来“医师法”的降生，其孕育过程与宪法、民法、刑法等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宪法、民法、刑法等的降生可说先天很足，不但有中国传统的法系可循，还可以大量迻译外国的条文，再加上衮衮诸公与明法之士皆集中兴趣于此，故成果之丰硕辉煌，自不消说。可是转过头来看“医师法”，我们就不能不暗叫一声惭愧！追溯“医师法”的背景，我们一点也没有“传统”可循。“传统”所能告诉我们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不讲究卫生的民族；中华的“医师”只不过是一群江湖术士；文明古国简直没有医药卫生的法律，有的也只不过是“庸医杀人”则“不许行医”或“斩监候”之类，御厨使食物不洁则“杖八十”之类，根本可说是一片空白。到了民国成立，算是在内务部里有了卫生司，但是卫生司是没有实质的，更没有法律规定来做后盾的，事实上的卫生事务是由警察老爷来做。警察厅有分成三科的卫生处，管理防疫保健、医术化验和马路水沟。所以卫生司等于虚悬，而医药卫生事务在各省市里，都一一变成了地方警务的单行法：北京有它的《京师警察厅取缔医生章程规定》；江苏有它的《检定中医暂行条例》；山西也有它的《不得妄称神方及用其他俗传方药》的明文规定。一般说来，这些单行法订得并不算太坏，至少就那些地方上的狗头师爷来说，已经勉为其难了。例如在广东省的《警察厅取缔医生章程》里，就有未立案医生“不得擅挂西医生招牌行医”“不得开设西医院”“不得开设西医药房自行配制药剂”等规定。其开明进步的程度，即使在今天也无与伦比。在这些地方单行法里，发扬皇汉医术的一群“汉医”显然并未得到什么优待。到了1934年6月，江西省政府独得天下风气之先，设立了专管卫生的机关——卫生处，使中国地方政制在医药卫生方面迈向了现代化，中医的声势自然更受打击。中央政府方面，只见卫生衙门由“司”变“部”、由“部”变“署”，也未看到在实际的立法上对中医有任何帮助。中央卫生机构颁布的法令，以民国十一年3月9日内务部公布的最为具体。内务部公布的法令有两种：

一、《管理医师暂行规则》二十八条。

二、《管理医士暂行规则》二十七条。

前者施用于西医，后者专行于中医。虽然是两全的法令，但对中医的“藐视”却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国“医士”的合格条件之一，是要“曾经在该地方警察厅考试及格”，这是多么值得玩味的事！而当时的西医并不需要考试，更不要说是由“警察厅”来考了！

到了1929年1月15日，卫生部对1922年的双轨立法还不满意，所以颁布了《医师暂行条列》。这个条例开宗明义，说：“在医师法未颁布以前，关于医师之认许，依本条例之规定行之。”这很明白地说出它是来代替“医师法”的。在这二十五条的条例里，根本就没有中医的字样，无怪乎惹得中医和中医卫道者们吹了胡子。九个月后，所谓的“全国医师联合会”出来，认为《医师暂行条例》不合国情窒碍难行，呈由行政院令交卫生部核办。这下子政府失败了，在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的“审查”之下，确认该《医师暂行条例》专为西医而设，当将条例标题改为《西医条例草案》，改过后，还要“修正”才成，最后三读之下，就出现了《西医条例》，在1930年5月27日正式公布。事实上，这个条例和前面的《医师暂行条例》并没多大出入，只不过是一种改装，特别局限在“西医”而已。

三年以后，中医和中医卫道者们又来了。他们觉得《西医条例》也不是好东西，为了给它点颜色看，非再来个《中医条例》不可。于是在1933年5月，中央政治会议第三百六十次会议里，石瑛等二十九个委员首揭义旗，提出了所谓的《国医条例原则》九项，草案二十六条。这些原则与草案转到了立法院法制委员会里，就一变而成《中医条例草案》。前后争了三年，终于在1936年1月22日由政府公布，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医条例》。

《中医条例》出来，老家伙们神气极了，他们得陇望蜀的气概是不可一世的。条例公布后二十四天，他们以“中央国医馆”出面，居然“检举”卫生署“擅改中医条例”，并乘机向国民党三全大会请愿，理由还是中医受虐待了，中西医要平等呀！

这一闹，又是十年！

十年的呶呶不休强聒不舍，西医服了！政府服了！老家伙们终于胜利了！

1933年9月22日，政府公布了“医师法”。这个“医师法”成立的近因，是国民参政会上参议员孔庚促成的。修订的方法是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来一次中西合璧的大“凑”合。从任何角度看，这次“凑”合都为中国立法史留下了可耻的记录。它告诉了我们，政府和立法机构为了“俯顺”所谓的“舆情”，居然牺牲了现代化的原则，牺牲了科学医学，牺牲了不能折扣的医疗行政！

这次牺牲的代价是无法估计的，恶果是难以计算的。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尝尽了它带给我们的恐怖报应，满城的密医伪药、满街的命酒仙丹、满纸的鸣谢广告，使我们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玄之又玄的鬼域，混淆了现代医学的星光。至于现代医学的工作者们，他们早已心灰意懒，气得说不出话来。台大医院“钴六十”设备问世之日，就是当代华佗“肾科讲座”早泄之时，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的产生，穷本溯源，我不知道不怪“医师法”还该怪什么？这个“医师法”若不大修大改，我们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1948年年底的修改——不负责任的修改，已经使我们轻易失掉了一次好机会，如今又要修改了，看不过去的人和担心的人都该赶快站出来说几句话，把我们的建议贡献给政府和立法机关作参考。

修改“医师法”的关键

我之所以说1948年的三字修改是一次不负责任的修改，乃是因为那次修改完全没有抓到痒处。主持修改的诸君既不了解“医师法”的历史背景，也不了解它和中医的一段恩怨，更不了解它被“凑”成时的客观环境，所以修改出来，除了把原文的“五”改为“三”、“一百”改为“五十”外，一点儿也看不到进步的痕迹。

那么，“医师法”该怎么修改呢？

我的看法是：“医师法”的基本立法原意就有问题，要修改，当在这儿开一刀，否则枝节修改太没意思，也达不到补苴罅漏的目的。

了解“医师法”来龙去脉的人，都知道立法的原意是使开时代倒车的中医获得法律上的平等承认。这种承认，按说是很勉强的，例如在“医师法”中，直到第三条，才出现“中医”字样，那是：“中医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亦得应医师检核。”可见在“医师法”里，没有特定“西医”，反倒特定了“中医”。而对“中医”，用的是“亦得”如何如何的字样。但是即使这样做，也没有承认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所以还是不可原谅。

我的理由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立法原意，绝不能掺进大团圆的本位思想，尤其是没有传统法系来捣蛋的科学行政法规，更应该干干脆脆地学学先进国家的榜样，万万不可让“国”字号的名词来扯皮。咱们国内“国”字号的“国粹”太多了，外国有戏剧，咱们有“国剧”来挡；外国有拳击，咱们有“国术”来挡；外国有绘画，咱们有“国画”来挡；外国有音乐，咱们有“国乐”来挡；外国有新学术，咱们有“国故”“国学”来挡。不客气的说吧，这些“国”字号的东西都是我们痛痛快快地现代化的阻力，它们并挡不住西潮的东来，但是它们的扯皮捣蛋却容易使我们变成半吊子，变成画虎不成的样子，这真是匪夷所思！

一个真正肯死心塌地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它的政府和立法机构绝对不该花时间在这些世界时潮里的本位礁石上，这些都是传统余孽。站在执掌一国之重的立场，让传统余孽任其浮沉则可，加以鼓励或妥协则万万不可！例如一个月来的美国黑人进入白人学校的风潮，这些种族偏见本是一个先进国家传统的余孽，在民间，即使如此不开化，政府也绝对不能鼓励或妥协。肯尼迪总统的陈兵校外，就象征着政府绝对不支持传统余孽，绝不跟着“俯顺舆情”开倒车。这种明朗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反省。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听任“国医”们传授衣钵难道还不够吗？又何必开办“中医学院”！听任“国医”们业绍岐黄还不够吗？又何必在立法时律有专条！从这个角度来看，1943年的“医师法”实在是一部鼓励中医、向传统余孽妥协的法律。这个根本的立法原意若不矫正过来，而妄想能够把“医师法”修改好，我不能不说有点儿天真！

所以，今天从事修改它的人必须认清修改它的关键。要知道这部法律的本身就是先天不足，它不像宪法、民法、刑法一样被“饱学之士”做过积极的设计，它的身世是悲惨的。三百年前，它的胚胎形成于传教士，在慢慢滋长的过程里，并未得到爱国人士的积极重视。中国人的爱国方式，太偏重于政权的转移与集中，很少有人对政权以外的爱国方式感兴趣，这是知识分子的大失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也许感到谈心性之学、走权贵之门固属可笑，但是缩在研究机构里白首书帷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来爱国了，改良改良社会、研究研究农村、访问一下贩夫走卒或神医妓女，从而设法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这岂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在这种尺度下，晏阳初先生、吴基福先生、杨国枢先生，他们的实际、热情与睿智，都可以代表我们知识分子光彩照人的一面，他们那些专家式的结论，也都可以供我们的民意代表参考。就以目前的“医师法”而论，爱国的立法委员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专家的意见，没有理由拒绝专家们所设计的蓝图。“医师法”的基本症结在于容纳中医而变成半吊子，这已严重损害了它的立法精神。为了带给修改“医师法”一个新气象，我们的立法委员们应该重新考虑第三条完全废止，这第三条是：

中医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亦得应医师检核：

一、曾在中央主管官署或省市政府领有合格证书或行医执照者；

二、在中医学校修习医学，并经实习成绩优良，得有毕业证书者；

三、曾执行中医业务五年以上，卓著声望者。

这一条文若能完全废止，其他问题都是余事，枝枝节节的困难都可迎刃而解。因为目前的主要困难都是半吊子的法条所带来的，密医伪药、命酒仙丹、鸣谢广告……这些不伦不类的现状，究其祸首，皆源于中医或从中医中蜕变而出。任何大脑清楚的人都会知道，中医根本和正统医学相去十万八千里。在正统的科学医学面前，中医所用的“术”是道道地地的“邪术”，所用的“方法”是名副其实的“不正当方法”（请注意退到几千年前，在苗父眼中，不用祷告是“邪术”；在俞眼中，吃汤药是“不正当方法”）；绳之以全世界文明国家的医药卫生的立法与行政，都不能认可中医不是“邪术”、不是“不正当的方法”。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用中医来“医治病伤”，真的满足了《违警罚法》第四章“妨害卫生之违警”第六十八条第五款“以邪术或其他不正当方法医治病伤”的明文规定，实在应该“停止其营业”；而中医所用的未经化验认可之丹方草药，也完全符合第六十九条第三款“非真正之药品”，而应予以禁止。

在这种确认下，我们再回头看“医师法”。在第二十四条里，已经明明指出：

医师于业务上如有不正当行为……卫生主管官署得令缴销其开业执照，或予以停业处分。

如果“中医”是“医师”，那么他们因“不正当方法”所达成的“不正当行为”，实已使“医师法”第三条与第二十四条自相矛盾；如果他们不是“医师”，那么《违警罚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就可惩罚他们而无憾！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所在，有了这种体认，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天天痛骂的密医伪药，其实就包含中医中药在内。因为人人都知道所谓“密医”的“密”，并不是潜伏的“密”，而是不合科学医学法则的郎中。这种郎中，不但不“密”，反倒天天在报上大做其广告！同时人人也都知道所谓“伪药”，是不合乎科学方法验证的药物。凡是“科学”没尝过的药物，不管是神农尝过也好、黄帝尝过也罢，都算是“伪药”。当然这种确认中医和中医卫道者绝不承认，这就好比一个伪政权的拥护者绝不承认他们是冒牌的一样。我们绝不会因为他们承认我们的西医或政权是合法的，就说他们合法——这是不能交换的！

确定了中医中药问题只不过是密医伪药一类的问题以后，我们不得不说，现在的“医师法”对处置这些问题已显得软弱无力。在“医师法”中，最重的处罚是第二十六条：

凡医师未领有医师证书或未加入医师公会擅自开业者，由卫生主管官署科以三百元以下罚款。

这一条有一个明显的特定处罚对象，就是必须是“医师”。假使根本不是“医师”，当然就不适用，只能用《违警罚法》来罚。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密医”一词，它的范围很宽广，合理的解释应该包括：

一、非法医师——“凡医师未领有医师证书或未加入医师公会擅自开业者。”

二、国粹式密医——中医之京派者。

三、春药式密医——中医之海派者，以“肾科讲座”擅长。

四、柜台式密医——药房老板或藐视医生的药剂师。

五、内功式密医——“自力健身”“科学内功”“国粹治脑中心”。

六、大刀式密医——中分两种：一种是“圆环派”，是固定的；一种是“设摊派”，是流动的。后者经常下乡，以神医姿态诱奸村妇，且爱用摸骨法治病，但却专摸没有骨头的地方。此派已获法外开恩。因为《药商管理规则》中第一条明明说“沿途设摊者不在此限”，所以他们在所有的密医中，是最罗曼蒂克的一种。

严格地说，上面第一类可用“医师法”来对付，其他二至六类，都不属于现有“医师法”的权限，因为他们统统是“非医师”。“非医师”和“非啤酒”一样，他们有时有“类医行为”（或“类啤酒样子”），但绝不是世界各国公认医师标准下的医师。这种密医的猖獗，乃是因为中国没有明文规定收拾他们的法律，只能按《违警罚法》关七天或罚一百五十块台币，他们自然满不在乎。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五年前在台中发生的密医林天送案。林天送没有医师资格、没有医师证书，当然更不会加入医师公会，但他却在台中市挂了“原子能放射疗治”的招牌，这当然是胡闹，结果台中市卫生院看不过去了，请警察机关来办，并援引“医师法”第二十六条来罚他。可是林天送不服，他说他根本不是医师，怎么能用“医师法”来罚？从现有“医师法”来说，林天送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医师法”确实不能罚他，确实不能罚前面所说的二至六类的密医。

可笑的是，“医师法”不但不能处罚二至六类的密医，反倒帮助了他们。按照“医师法”第三条第三款，“曾执行中医业务五年以上，卓著声望者”就可以应医师检核，这真是历史上最荒唐的法律！这等于明明白白地说，你小子只要做五年“密医”，登些鸣谢广告以示“卓著声望”，五年以后可法定你。这不是荒法界之大唐吗？追踪这条法律的来源，更证明了我所说的“凑”字。这条法律是抄民国二十五年的《中医条例》，而《中医条例》是抄民国十一年的《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而《管理医士暂行规则》是抄民国五年江苏省的《检定中医暂行条例》，而这个《检定中医暂行条例》在今天读起来，会使你哭笑不得：

第八条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受委员会之检定：

一、文理精通，曾读（中医）医书，在五年以上者；

二、曾营中医业在五年以上者；

三、曾是（中医）医药等书之著作者。

从这三点来说，中国人立法简直拿人命当儿戏，我想绝不算夸大。这样荒唐的条文居然还被后人一抄再抄三抄，而抄进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医师法”，我们怎么能不埋怨，埋怨那些既不用脑筋又不负责任的立法大老爷？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我前面所说的：“不伦不类的现状，究其祸首，皆源于中医或从中医中蜕变而出。”“医师法”的症结所在是中医；修改“医师法”的关键也都环绕在中医问题上，不把这个毒瘤割去，因它而起的溃烂还会继续扩大、继续蔓延！

吴基福先生到底是长者，他像每一个深受科学医学训练的医生一样，对所谓“中医”“国医”“汉医”“儒医”“江南世代儒医”，采取一种缄默的抗议。我个人所接触到的西医们、台大医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也同样具有吴基福先生的风度——一种在我看来略显消极的风度。吴基福先生在《文星》第五十九号中的一篇文章《从霍乱谈到“变法”》里，曾要求：

[修正之]“医师法”严格规定医师不能刊登夸张之广告宣传，同时对中西医分别颁订“医师法”，使之各行其道，中医不得使用西药及注射器。

对这段话我有两点意见：

第一，按现行“医师法”第十七条，已经有了“医师关于其业务不得登载或散布虚伪夸张之广告”的规定，这问题的重点已不是吴基福先生所说的“严格规定”，而是如何使医师履行此“义务”。关于这点，我的看法很乐观，我相信真正洁身自爱的有医德医品的医师，绝不肯做“虚伪夸张之广告”，而整天在报上被鸣谢的圣手们，我们完全可以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医生。

第二，“对中西医分别颁订‘医师法’，使之各行其道”的意见，我绝不同意。因为这种二分法的措施，无异又走回1943年“医师法”颁行前的老路，无异又在法律上承认了中医的价值，无异又把科学的现代医学跟神学玄学的中古医术相提并论，而使一般民众仍在中西医间做钟摆，这是说不过去的。今天我们的责任是，要对中医中药严格推行史汀生式的“不承认主义”，先在法律上不承认它，再在教育上把它赶走。每一个现代化的医生（西医），都应该以医界中有个附骥尾的“中医”而感到可耻。医学就是医学，为什么要有中西之分？西医就是医生，为什么要有那些不挂听筒的家伙来充数？

总之，“医师法”的修改必须从根本上动手术，不能妄想妥协或苟安，更不可有一般所谓“先做重点修改，余者回大陆后再行之”的官样文章。

如果能下决心在根本上动手术，我们才可进一步商讨细节，如明文定出“医师法”的“除名”部分（第四条第二款），补足“医籍”的缺陷（第七条），用强有力的《医疗法》来代替《违警罚法》制裁密医与夸大广告，剔除《医师法施行细则》里中医部分并将“医师法”第八条移入，完全废除《中医师检核办法》，以及增添我们所缺少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医药卫生法规（如《卫生所法》《精神卫生法》《性病预防法》《旅馆业法》《公园法》《输血法》等等）。除了这些法律条文以外，我们要严格要求下列七个机关的权限和它们对医生药品、密医伪药、广告宣传的责任：

一、考试院考选部。

二、内政部卫生司。

三、省政府卫生处。

四、内政部警政司。

五、省政府警务处。

六、各县市警察局。

七、省政府新闻处。

除了这些治标的机关，我们要正式建议“教育部长”，从速解决“中医学院”这个Gordian Knot，别再做连半世纪前的教育总长都不肯做的蠢事！虽然这个铃不是你系的，可是它非得由你来解不可。

立委与舆论界应该反省

“医师法”是关系国民健康的重要母法，立法委员对“医师法”的订立与修改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从几十年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立法委员”们至少在“医师法”上实在对不起小百姓，他们作了很大的孽。他们不但在1948年坐失一次修改的机会，并且还在1956年开了一次大倒车——“筹设中医学校”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这个议案的通过和当年的“中医条例草案”一样，也经过三年之久。可是三年后，胜利终于归于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当这个封建的泡沫得势以后，他们得意扬扬地印了一部什么《中国医药复兴实录》，在前言里大言不惭地写着：

我国医药事业，亟须设立学校，以谋改进而图发扬。自民国十八年起，即由医界明达陈述利弊，奔走呼吁，所有党国先进、海内外名流，均竭力支援，二十余年来，先后请愿建议，以至罢市绝食，但议决立案概未果行，我中医界全体人士均以此为忠贞救国之职志，再接再厉，永矢弗谖，奋斗到底。

本案……历经三年六个月又六天之久，始获全部完成，万世基业，于焉奠定，人类寿域以此宏开。唯此重大事件，成就辉煌，为我中医界近百年来空前所仅有……

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立法院，竟让一群妄人进入“近百年来空前仅有”的迷梦，妄想“人类寿域以此宏开”，这该是何等可叹！现在，他们那位“忠贞救国”的“中华民国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兼“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已经到台中监狱去开“万世基业”去了，他们的“中医学院”“改进而图发扬”以后，居然也用起西医的教科书来了，这是何等奇观！我不知道他们在闹什么？难道也想学三十年前的人编的《中西验方新编》吗？

回想那次议案的通过，当时出席立法院院会的委员有四百一十七人，但是表决的时候却只有一百六十四人，议案因其中一百四十一人的赞成而宣告通过。换句话说，有两百五十三个立法委员没有在这么一个重大的案子上发表意见，只有二十三位立法委员表现出对违反时代潮流的抗议，这该是何等可怜！何等可怜！

站在小百姓的立场、站在对“医师法”的历史与内容略有所知的立场、站在绝不相信中医能够“宏开”“人类寿域”的立场，我不得不严肃地指出立法委员的失职与可耻。同时我深信这次失职可耻的记录，在中国立法史上无法冲淡——除非他们决心自赎！

由于“医师法”同中医的种种问题，我不能不同时责备咱们自由中国的舆论界，诚恳地希望主持报纸社论的人，切实想想你们诸君的责任是什么。立法院通过“筹设中医学校”案以后，你们诸君竟没有一篇不肯媚世的社论、没有一个风骨嶙峋耿介拔俗的意见，这是你们最大的耻辱！你们主持舆论的人，岂可以人云亦云与时推移吗？岂可以写几篇豆腐块的讥讽就算向社会交卷了吗？岂可以对国计民生思想趋向的重大问题随便议论吗？社会上这一类问题层出不穷，你们若自觉所受的思想方法训练不足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就不应该乱抒己见。许多可怜的小百姓等待你们去开导，许多颟顸的立法委员需要你们去鞭策。他们又要修改“医师法”了，如何设法把他们导入正途，这是你们舆论家的责任。

[附记]

有几条史料可以代表五十多年前国人对中西医的看法，抄在下面作为附录。

清末丁福保是介绍日本医学书籍最有成绩的功臣。他的《历代医学书目序》里有这样一段话：

……西人东渐，余波撼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而稚之医，以通行陋本，坊间歌括，盈脑塞口，瞆瞆如豕羊，酣卧于厝火积薪之上，而坐弃他人之长，推之天演公例，数十年后，医学国粹亦不复保存矣！

王景沂在《科学书目提要初编》中的医术科里也说：

西人全体之学，至晚近而益明者，解剖精也。自血管脑筋之理发现，据以推察官骸脏腑维系之用，罔不密合。常者安之，变者探其原而去其害。夫唯了然于心，于能砉然于手。斯学不明，而嚣嚣以方伎自雄，直妄人而已矣！

还有吴挚甫，在《答萧敬甫书》里写道：

……今西医盛行，理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绝无廷久不瘥之事。而朋友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愿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恙，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

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重看上面这些议论，我们应该惭愧地问问：我们的“进步”在哪里？

[后记]

当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早就预料到所谓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要对我展开围剿，因为这是他们一贯的对付异己者的“祖传秘方”。果然不出所料，他们赶办了一个《革新中医》月刊，由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医药学会”理事长担任发行人，常务理事担任社长兼主编，开始在这个刊物里哇哇大叫，在《庆祝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国医节特刊》里，他们警觉似的说：

最近又出现若干野心分子将步汪（精卫）、余（岩）之后尘，且变本加厉，由攻击中医中药，进而谩骂政府与立法委员，吾人环顾目前情形，殊与“三一七”事件时代之环境不相上下。

他们又说：

此次阴谋破坏中医药之野心分子，比起民国十八年的那一班，虽然地位、学识、声望都差得太远，但其野心却更大。

***

在香港方面，他们自然也展开响应活动。香港中国医药出版社的社长、当年《中医药保卫战》的作者，写出洋洋四千字的文章，攻击李敖是“西洋文化的干儿子”。这种下流的手法，我在台湾也碰到了。台湾中部、南部都有剧烈攻击我的文稿和书信，有的甚至说我“步汪精卫之后尘，照此认真起来，每一个国民皆有资格向警备司令部告发你是一个汉奸之思想犯”。——这些慷慨激昂的话，更是他们“意底牢结”（ideology）的最佳表现了。

***

台北今日医药新闻社举办“修改医师法与革新医界风气的途径”笔谈会，在《今日医药》第二六〇号（1963年1月1日）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

李敖先生谈修改医师法与医界风气

编者先生：

您提出的“修改医师法与革新医界风气的途径”笔谈会三个问题，我想就前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一、对立法院审议修改“医师法”有何具体的建议？

我在《文星》杂志第六十一号（1962年11月1日）中，写过一篇《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编者按：该文本刊于去年11月12日创刊五周年特刊里，亦有转载），我的主要意见都详细写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医师法”的修改，必须从基本立法原意动手术，因为我们的基本立法原意是“使开时代倒车的中医获得法律上的平等承认”，这是非常要不得的！我深信，不在这儿彻底修改，其他一切寻章摘句的讨论都不是根本的有效的办法，我诚恳地希望朋友们能够仔细考虑我这点“具体的建议”。

二、对今日医界风气的看法如何？

今日医界风气的最大症结在于“医格”的低落，社会上的“非法医师”“国粹式密医”（中医之京派者）“春药式密医”（中医之海派者）“柜台式密医”“内功式密医”“大刀式密医”……把医界风气搅得一团糟，使一般小百姓有时认不清真正正派的医生，没有尊敬他们的习惯，更没有尊敬护士的习惯。所以我认为，培养今日医界风气的基本方法，在于洁身自爱的医生们严格维持“医格”的尊严，不降志、不妥协、不畏人言，先在医界里有了所谓的“自清”运动，风气总是会慢慢好转的。

***

1963年3月8日台北《联合报》：

不合格中医师不应参加检核省议会促立法院废弃原法变通规定

[本报雾峰7日电]省议会第六次临时大会，7日通过民政审查委员会所提出的临时动议案，请立法院在审议《修正医师法草案》时，对该条文中第三条第三款予以废弃，以符立法体制。

提案中说：此项条文第三条：“一医师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亦得应医师检核。”第三款：“曾执行中医师业务五年以上卓著声望者。”查《修正医师法草案》时，已增订第二十八条条文，系对不合法和不合格之医师（密医）订有严格刑罚，加强取缔之明文，已充分表明政府对无照密医严厉制裁和革除积弊的决心，如原法第三条第三款予以保留，即无异政府又对不合格之中医师承认其执行业务。是以在同一立法之条文中，不应有此矛盾，以维法制。

***

我这篇《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原登在《文星》第六十一号（1962年11月1日台北出版），同期有吴基福先生的《透视台湾界的“大杂院”——兼谈修改医师法问题》。（1963年9月12日）

几条荒谬的法律

去年10月1日，我在《传记文学》和《文星》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两篇现代史的文章，一篇是批评徐道邻先生的，一篇是批评胡秋原先生的，我批评他们的重点是说他们曲解现代史，并改写亲人或他们本人的历史。我写这种文章只不过是在维护一个学历史的人起码的求真态度，也无异是一个以研究现代史为职务的人的职务报告。我这样做，压根儿就没想到有什么“诽谤罪”会掉到头上来，因为我们的刑法第三百一十条中明明规定“以善意发表言论”，“对于可受公评之事，而为适当之评论者”是“不罚”的。

可是，像许多“因史贾祸”的倒霉人儿一样，我却吃上了官司——胡秋原先生在法院控告我，第一次宣布我有五大罪（其中包括四小罪），第二次宣布我有十八大罪（其中包括三十八小罪），加在一起，足有大罪二十三，小罪四十二，此外还哩哩啦啦地有些零星小小罪。这些大罪小罪小小罪，我必须抱歉我直到今天还没“发掘”清楚——我之所以用“发掘”两个字，实在是因为胡秋原先生的申文内的技术太缠绵了、太不清楚了……和他那些疲劳轰炸式的长文章一样，教你看得头昏脑涨，还看不出个所以然！唯一的感觉是他把你缠得有点神志不清，好像真觉得罪该万死了。这种效果，也许正是胡秋原先生的战术吧！

既然硬把学术问题扯到法院里来裁判，我也只好收下传票，对簿公堂。打官司，在过去要找“刑名师爷”，现在要请律师，可是我是一个穷光蛋，哪儿有钱请律师？虽然前后有三位素不相识的律师愿意义务代我辩护，但是我有一点怪毛病——总觉得空空劳烦人家说不过去，所以我最后决定不请律师了，还是自己来。

出庭的时候，胡秋原先生除了委托了一位律师以外，还当庭宣布他自己就有律师资格。这种宣布引起我一点考证的兴趣，我心里想：“胡秋原怎么会有律师资格呢？”

退庭以后，我仔细研究他的履历，发现他从闽变时荣任所谓“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委员开始，三十年来，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律师的头衔，而他这次出庭，居然表演本人既是律师却又另请一个律师的闹剧，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个答案，在我翻看《六法全书》的时候居然找到了。

《中华民国律师法》第一条记载着：

……经律师考试及格者。得充律师。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前项考试。以检核行之。

……

三、有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第四款或第三十七条第五款之资格者。

再查《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七条，是这样的：

简任推事或检察官。应就有下列资格之一者遴任之。

……

三、曾任立法委员三年以上者。

根据这两条法律，想不到原来堂堂“中华民国”的“律师”和“简任推事或检察官”只消当了三年“立法委员”就可唾手而得！

这种荒唐的法律，是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怪法律！

其实怪还不止此呢，《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上又说：

最高法院院长。应就有下列资格之一者遴任之。

……

三、曾任立法委员五年以上者。

原来当了五年“立法委员”就可以做“最高法院院长”！

还有更妙的，《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

大法官应具有下列资格之一。

……

二、曾任立法委员九年以上而有特殊贡献者。

原来当了九年“立法委员”还可以做“大法官”！

我们的“立法委员”真会立法，我们的“立法委员”会立法，立得使他们无所不能！

稍懂文明国家司法制度的人都会知道：一个律师或法官岂是这样容易就当上的？我们的“立法委员”们这样立法，立这样的法，足证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实在不懂法律、实在自私。

试看我们的邻居日本。日本律师（辩护士）的资格之一是必须要通过司法试验，然后充司法修习生至少两年才成，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国会议员三年就可以当起来的；他们的法官（裁判官）、检察官也要这种条件，要有“法律素养”。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4月16日公布的《裁判所法》第四编中，对这些有详细的规定，他们的进步与严格，都不是我们的立法老爷们所能借鉴的。（日本的律师在旧制中只要司法试验合格就可以了，可是新裁判所法却加上修习司法修习生至少两年以上的条件，这是何等进步！日本法官在旧制中是终身官，可是新裁判所法中却规定了国民审查和十年任期的办法，这是何等严格！）

再看美国。美国的法律教育是绝不随便的。一个学法律的人必须先受完两年至四年的大学教育，然后再读三年法学本科。事实上，治疗人们身体的医生都要受七年教育，何况保障人们权益的律师和法官？美国律师公会规定的律师资格，一定是法律学院的毕业生而又通过律师考试的人才能拥有的。此外在各州又有单行法，有的已近乎“苛求”的境界！例如，许多州对于本州以外的律师的认可，除了要在本州住过一定的时间以外，还要求该律师必须在他州的最高法院执行业务三年以上。罗德岛和佛罗里达两州甚至规定要十年。反观我们的“立法委员”，他们之中，不管开不开会、进修不进修，只要打了三年麻将就可当起律师来！至于美国的法官，大都是律师出身，除了几个州以外，各州的法官由人民选举产生，加利福尼亚州甚至由州长提名，由各级法院院长同意，才能参加候选，这更看出当法官的不容易。

在英国方面，不论是大律师（Barrister）还是律师（Solicitor），都要经过法律教育和考试，还要跟别的大律师和律师实习。至于做皇家律师顾问K.C.（King’s　Counsel）或Q.C.（Queen’s　Counsel），那更不简单了。英国的法官资格比律师难得多。一般来说，他要有钱、要有名，并且要老一点，一个郡法院的法官大概先得有七年的大律师资格，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要有十年大律师的资格，如果做上诉法院的法官（Lord　of　Justice　of　Appeal）、大法官（Lord　Chancellor）等，那更是难上加难了。

在德国，律师的资格正好和英国相左——要先有了法官的资格才能当律师。这种严格是可以想象的。法官资格的取得要经过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必须在大学学了三年法律以后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必须第一次考试通过后，在法院、检察处、公证处或律师事务所等处实习三年半至四年，再提出四篇法学论文，才能参加。

上面随便举出的日、美、英、德四个国家的例子，使我们多少可以看出：律师和法官的认定，在这四个国家中是何等严肃、何等不容易！尤其使我们惭愧的是，他们绝对没有随便做几年国会议员就可以当起律师或法官的怪事！两千年前，耶稣感慨于“律师有祸了”，为了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新约》路加第十一）；两千年后，新时代的“立委”律师却一反其道，竟把难担的担子厚颜地加在自己的身上！

……“立法委员”，被我们老百姓选出来，代表人民行使宪法第六十三条所赋予的主要权力。他们的产生，本是根据宪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由各省、各直辖市、蒙古各盟旗、西藏、各民族在边疆地区、侨居国外之国民及职业团体分别选出来的。他们之中，虽然不乏明法之士，但是大多数却是非科班出身的法学专家，这样参差不齐的分子，在二十四个月（“立法院”会期每年两次，共八个月，三年共二十四个月）之后，居然摇身一变而能名列律师之籍法官之林，这不被日、美、英、德等先进国家笑死吗？

“立法委员”不老老实实地在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三条、第一百零五条上，发挥他们民意代表的真正权责，却自私地利用老百姓所托付的大权，制定了谋自己利益的法律，这是多么可耻！“立委”三年可成法官、律师，其荒谬足可跟“医师法”中第三条“中医五年可成合法医师”的规定前后辉映，而这种荒谬条文下卵翼出来的是十足的“密医”。同样，“立委”三年可成合法法官或律师，不是“密法官”“密律师”，又是什么？

“立委”（律师）不懂法律的一个活证，莫过于这次胡秋原先生的所谓“诽谤案”。他在庭上的狂妄陈词（如口口声声称呼对方为“李诽谤”，而不叫“李敖”，结果被法官喝止。他的黄陂土音几乎把“李诽谤”三字读成“李匪帮”，尤其令人恐怖）；他在自诉状中的措辞和引用法条（如他竟引用起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这是完全不合现代法理的；又引用前大理院统字第五〇〇号解释，更是不通之至）……处处都暴露了这位“胡律师”的法学程度。为了“胡律师”计、为了“立法委员”的体面计，我奉劝胡秋原先生赶紧把Quentin　Reynolds的Courtroom或Louis　Nizer的My Life in Court等书读一读，好好进修一下，自律一番。否则的话，未免太对不起那几条荒谬法律所庇护的特权了！

《文星》第六十五期（1963年3月1日）

老年人和棒子

……谁道人生难再少？

君看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轼《浣溪沙》

王洪钧先生在《自由青年》第二十五卷第七期里写了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政大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特地剪下来，寄给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还附了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信。姚先生坐在研究室里，笑嘻嘻地连文带信拿给我看，向一个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学生征求意见，我把它们匆匆看完，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姚先生那稀疏的白发，很诚恳地答道：

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根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姚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禁大笑，我也感到很好笑，但在我们两个人的笑脸背后，我似乎看到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的句子，我感到我们两个人的笑都该是“含着泪水的”！

***

“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庄子》天道篇的后面，记载着那个斲轮老手对桓公说的几句话，实在很有余味：

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

这真是老年人的悲哀！但又何尝不是青年人的悲哀？老年人感到对青年人“不能以喻”，另一方面，青年人又感到对老年人“不能受之”，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老年人“行年七十”，但却仍旧孤单地走着那没有止境的老路，他们有热血，他们不能不悲哀！

现年八十六岁的美国诗人罗勃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在他的《生命前进着》（Life Goes On）里写道：

Just a little while back, at my farm near Ripton, Vermont, I planted a few more trees.You wonder why?Well, I’m like the Chinese of ninety who did the same thing.When they asked him why, he said that the world wasn’t a desert when he came into it and wouldn’t be when he departed.Those trees will keep on growing after I’m gone and after you’re gone.

不久以前，在佛蒙特州，在我那靠近瑞普顿的农场上，我种了一些树。你猜干吗？呃，我就像那九十岁的中国老头子，他也做过同样的事。当别人问他干吗的时候，他说当他来的时候这世界并不是一片沙漠，当他走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它是。这些树在我离去和你离去了以后，还会继续发荣滋长的。

这种留点余音的人生观，它代表一个伟大心灵的伟大心怀。在奴隶出身的喜剧家斯塔提乌斯·凯西里乌斯（Statius　Caecilius）的《青年朋友》（Synephebi）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栽了树为后人享用的老农夫，他深信上帝不但愿他接受祖先的遗业，并且还愿他把遗业传授给下一代。

在活着的人里面，没有人能比老年人更适合做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了，老年人从死人手中接下这根棒，由于他们的身世各异，所收到的棒子也各有不同：

第一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莫须有的棒子”。他们根本就没接到过这根棒，也许接到过后又丢了。他们除了麻将牌的技术外，大概什么也交不出来。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装糊涂（我还看不到一个真正糊涂的老年人），他们的人生观是“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他们永远不会退化，因为根本就没有进化，他们数十年如一日，那一日就是早睡早起一日三餐。《五代史记》汉家人传记太后李氏向周太祖唠叨说：

老身未终残年，属此多难，唯以衰朽托于始终。

其实“托于始终”的不是她那视茫茫而发苍苍的“衰朽”，而是那四张“小白脸”和一百三十二张“麻将军”！

在另一方面，他们属于长寿的一群。他们不需要蓬斯·德·莱昂（Ponce　De　Leon）追求的那种“青春泉”（Fountain　of　Youth）。他们青年时代虽然衰老，可是老年时代竟得不死。他们的“残年”是难终的，孔丘骂他们“老而不死”，他们表面上虽不敢反对圣人这句话，可是在心里却奇怪为什么孔老二自己七十多岁还活着？他们也未尝不想交点什么给青年人，可是一方面他们没有“避此人出一头地”的胸襟；另一方面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妙手空空，对人劳心怛怛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落了伍的棒子”。一般来说，老年人可訾议的地方不是落伍，而是落了伍却死不承认他落伍，落伍是当然的，可是死不承认就是顽固了。《左传》里记石碏虽然自承“老夫耄矣！无能为也”，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有点酸性反应，尤其在青年时代有过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人，到了老年“一官匏系老冯唐”，酸劲儿就更大。康有为刚出山的时候，叶德辉、王益吾咬定他是洪水猛兽，写了《翼教丛编》去骂他，可是二十年后，跑在时代前面的康有为却被潮流卷到后面去了。我认识的一位同盟会时代的老革命党，当年是飞扬跋扈的豪健人物，六十年下来，他竟变成一个整天吃斋念佛写毛笔字的老人了。好像愈是在青年时代前进的人，愈是在老年到来时成为冥顽不灵的人。民国七年的十月里，梁巨川以六十岁的年纪投水殉情，当时二十七岁的胡适曾写《不老》一文评论这件事，他说少年人应该问自己道：“我们到了六七十岁时，还能保存那创造的精神，做那个时代的新人物吗？”这问题还不是根本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问自己道：“我们该用什么法子才可使我们的精神到老还是进取创造的呢？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呢？”其实做白头新人物谈何容易！在近人中，被冷红生骂做“媚世”、被章老虎骂做“媚小生”的梁启超庶几近之，其他的文人实不多见。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从霍桑（Nathaniel　Hawthone）的《海德哥医生的试验》（Dr.Heidegger’s Experiment）里，我们看到那三个老头和一个老妇在喝了“返老还童水”以后所发的狂喊：

“Give us more of this wondrous water！”cried they eagerly，“We are younger, but we are still too old！Quick, give us more！”

“把这一些奇怪的水再给我们一点！”他们着急地叫着，“我们年轻些了，可是我们仍旧还太老！快点，再多给我们一点！”

可怜的是，他们的胃口已经不能使他们消化那些青春的果实了，他们只能“反刍”（ruminate）肚子里头那点存货，以“老马之智可用也”的自负，整天贩卖那些发了霉的古董。他们即使能诲人不倦，可是却不承想想被诲的后生早已“爱困”了。他们说后生可畏，其实真正可畏的不是后生，而是老生那些疲劳轰炸式的常谈！

我想起《琵琶记》蔡公逼试中的那句对话：“老儿，你如今眼昏耳聋，又走动不得。”参加接力赛跑的人都知道接一个“走动不得”者的棒子的味儿，尤其是失败后，他们竟还埋怨那些接棒的人。他们从来不肯自己反省，自己跑不快还要嫉妒青年人，说青年人不行，恰像评剧里边那种衰派的老旦，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角色，可是却在任何人面前倚老卖老，这不是滑稽吗？

第三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不放手的棒子”。以前监察院副院长刘哲就是一个好代表，他老先生拿棒子打人，比孔夫子还积极，孔夫子只不过是“以杖叩其胫”，可是刘副座却和郑板桥一样，志在“击其脑”。现在他死了，棒子也殉葬了，真可惜了这根杀气腾腾的棒子！

老年人对死亡感到恐惧，他发现什么东西都会在突然间不属于他，他不愿看到任何东西离他远去，因此人一到了老年，就显得贪心而小气。他们一方面殊求无厌；一方面“印刓敝，忍不能予”。他们充满了舍我其谁的自信，一点没有成功不必在我的雅量，总觉得他一遽归道山天下就无人可救了，国失干城了，青年人失导师了，学问成绝学了，图书馆没馆长了！所以他们什么都想一把抓，什么都想求近功。孔夫子早就看到这一点，因此他劝老年人“戒之在得”，换成白话说，就是“你们这些憨老汉还是休息休息吧！还是松开手，把棒子递给青年人吧”！但是话虽这么说，贪得之心即使连说大道理的圣人也在所难免，即以劝人“戒之在得”的本人而论，孔丘说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是跟他出国的，他却限制名额只要子路，子路的身体足可以参加接力赛跑，可是孔子仍嫌他“无所取材”。《礼记》中记载孔圣人临死前“负手曳杖，消摇于门”，这个“曳”字用得太好了，杖者棒也，棒者名器，不可以假人，放乎哉？不放也！棒交不下去，一个“曳”字写尽了他那失望而未绝望的心情，当子贡跑进去的时候，孔子感叹“尔来何迟也”！这是一个七十三岁的老教育家最后的哀呼！

我们只看到老年人在体力上需要“杖而后能行，扶而后能立”，但却很难想象一根棒子的抽象意义对他们是何等重大，他们老了，需要青年人来扶，但他们并不完全放心，还是要紧抓着棒子，一来呢，棒者，男孩子之所喜，女孩子之所欲也，有棒在手，倚之以吊青年人胃口，自然不难达到“少者怀之”的境界；二来呢，有棒子可增加他们的自我信任和安全感，“姚兴小儿，吾当折杖以笞之”，这是何等老当益壮的口气；三来呢，你这年轻人，苟生异心若萌歹念而不好好扶老子，老子就给你一棒子！（老实说，凡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人，都是能够“击我以棒”的人。其实这还算是好的，等而下之的，有些老前辈，为了怕青年人有朝一日抢去了他们的棒子，索性先给青年人一棒子。那些专门浇青年人凉水、扯青年人后腿、说青年人样样不行的，就属此类。）

《西游记》就是一个好例子。取经一事，明明孙行者足可胜任，可是却一定要让唐僧那个血压又高、头脑又混的肉馒头做主角，还带了猪八戒、沙和尚两个工谗善媚的走狗青年。唐僧根本不比孙悟空高明，只是装得老成持重些，且年资已久，是胡吉藏的老弟子，跟姚思廉是老同学，自然在菩萨面前吃得开。紧箍咒就是唐僧的抽象棒子，孙猴子虽然也有个棒子，但在满朝精神重于物质的逻辑下，只好被唐三藏“棒住”。

老年人抓住棒子不放的另一原因，是他们的长寿心理。古人“有生者不讳死”，其实“讳”字应该校改为“知”字，许多老年人整天做着“窃比我于老彭”的好梦，不慌不忙，从来不知死之将至，据说虞舜九十五岁才把帝位“禅”出来，其老不倦勤之概可想。比照虞先生的尺码来看，人生七十岁开始也不嫌迟。很多老年人都有大远景和长期发展的大计划，而这些远景和计划却又和他们迟缓的脚步极不相称，他们只知道任重和道远，却不晓得日暮与途穷。陆游的诗句道尽了他们心中的窃喜，那是：

自揣明年犹健在，

东厢更觅茜金栽。

白首穷经的抱负是动人的，可惜只是碍了手脚！叔本华算是这些人里边最成功的，他说：“他们以为我老得要死了，看吧，等他们全死了，我还活着。”在这方面，他是考第一的，可是他的自私与吝啬也是考第一的。

新陈代谢（metabolism）本是很普通的自然现象，它的结果自然产生许多“老废物”（waste　matter），像草酸钙（calcium　oxalate）等就是，这种异化作用是一切生物活动的起点，并不值得惊怪与恋栈。公元前6世纪，大运动家密罗（Milo）年老的时候，一天看到操场上的年轻健儿大展身手，竟忍不住望着自己的鹤骨鸡肤大哭。他感叹，他不服气，他终于不自量力，狂劈橡木而死，引起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在《论老年》（De Senectute）里不少的讪笑。

有些老年人硬怕青年人厌弃他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里记尼可拉·彼特洛维奇（Nikolai　Petrovitch）接他儿子回来时说：“现在我们必须互相接近，并且设法相互彻底地了解。”（第三章）但是他的哥哥却先感慨了：“你设法不忘掉你学过的，但是——一转眼——他们就证明那些都是垃圾，并且告诉你，有灵性有见识的人早就不搞这些劳什子了，并且如果你不以为嫌，一个落了伍的老腐败就是你！这又有什么好法子？年轻人自然比我们来得聪明！”（第六章）后来尼可拉·彼特洛维奇终于悟到了，他说：“这样看来你和我都是落了伍的人了，我们的时代过去了。唉，唉，也许巴扎洛夫（Bazarov）是对的，但是我坦白告诉你，有一件事使我难受，就是这时候，我是多么盼望我能与儿子阿尔卡迪（Arkady）多亲近一点，可是结果呢，我丢在后边了，他已经向前走了，我们不能互相了解了。”“我从前还以为我正跟着时代做每一件事——我念书、我研究，我尝试在每一方面都合乎时代的要求——可是他们却说我的日子过去了，并且，哥哥，我也开始这样想了。”“哥哥，你知道我现在想起什么了吗？有一次我跟我们可怜的妈妈吵嘴，她好生气，不愿听我的话，最后我向她说：‘当然了，你不能了解我，我们是属于不同时代的人！’她被我气坏了，可是当时我却想：‘这又有什么法子呢？它是一颗苦药丸，可是必须把它吞下去。你看，现在轮到咱们了，咱们的后一代可以向咱们说：你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了，吞你的药丸去吧！’”“是的，哥哥，好像是时候了，我们该订做一口棺材，把两条胳膊放在胸前了。”（第十章）

至少我个人觉得，像尼可拉·彼特洛维奇这种老年人是可以尊敬的，他虽到了老辈的年纪，虽然在《涅槃经》的八苦中只少占了六苦，可是他仍然想做一朵“老少年”（雁来红，Amarantus　tricolor）。他充满了正常的舐犊之爱，虚心地向另一代的小毛头们学习，也许“老狗学不会新把戏”，但他绝不就此展开“倚卖术”。《北史·穆崇传》中说：

老身二十年侍中，与卿先君亟连职事，纵卿后进，何宜排突也？

这就是卖老！

有些急进派的年轻人实在看不惯，他们对“老罴当道卧”的局面感到难以容忍，他们未尝不想自己去另外找棒子，可是老年人慢腾腾地“跑”在前面，既碍了路，又挡住了视野，于是年轻人想到还是干脆去抢棒子，可是，怪事就在这儿发生了，十次有九次，他们碰到的是一位饭斗米肉十斤的腹负将军，或是一位狡猾无比的痴顽老子，除了被抱以老拳外，连接棒预备队员的资格也丢掉了。经书上说“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可是打起人来，他们就有劲儿了！

王阳明说：“不有老成，其何能国？”《诗经》里说：“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一些古代的“年老成德之人”的确给了我们不少典型，在古希腊时代，僭主庇西斯特拉图（Pisistratus）怒问智者梭伦（Solon）：“你仗着什么，竟这样勇敢地反抗我？”梭伦平静地答道：“老年。”这些老骨头的高风亮节真使我们倾倒！一个人到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的年纪，以他的身份、地位与安全性，若还“以耽沉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该是一件多么可耻、多么懦夫、多么不可饶恕的事！

所以，当我们想到八十一岁的柏拉图死时还拿着笔、八十六岁的胡佛每周还工作八十四小时、九十四岁的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还绝食殉道，再回头看看我们这种一面通宵打牌，一面说“我老了，看你们的了”的传统；一面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一面舞着棒子“杖于朝”的传统，我们能不笑洋鬼子是傻瓜吗？

王洪钧先生在文章里面又说：

我无意批评年轻人。老实说，不去分析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去了解他们所受的教育，光是指摘他们，都是不公平的。

王先生站在一个中年人的立场，他当然可以原谅青年人，可是青年人若站在一个爱真理胜于爱老师的立场，他不能不对莎士比亚笔下full　of　care的老先生说几句“不知忌讳”的话，也正如王先生所说的：

这些话，好像是牢骚，但也是不得不发的牢骚。因为问题既已存在，与其加以裱糊，不如把它戳穿。戳穿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到它的严重，才能去思索、才能去解决。

现在的一般情形，好像只有老年给青年安排与教训，没有青年自己（真正的自己，作为不是“代表”的“模范青年”）的心声。与王先生的文章同期的，还有一篇曾约农的《为青少年陈情》。他老先生别具只眼，觉得“推青年所希冀者，不外五端”，其中“训育从严”“生活辅导”“青年立法”等，“皆出于一般青年内心之要求而未公开表示者”。至少我个人认为曾老先生这种“推”法未免可怕，老年人竟这样“推”青年人，这样为青年人“陈情”，我们真的领教了他们对我们了解的程度了（曾老先生若肯到中学参观参观那种中央集权整齐划一的平头教育，考察考察酷似警察局的训导处，看看那些“学生资料袋”，再向外看看太保学生的数目，大概他又会重读他爷爷那篇《原才》了）。

我发现在曾老先生的“五端”外，还有“外一端”，正是“青年所希冀者”，那就是老年人要我们听话，希望老年人也“垂听”一下我们的声音。虽然培根（Francis　Bacon）早就说我们不适于判断，可是我们毕竟是一群窝囊的人，毕竟一同参加这场接力赛，不要总是以为你们看我们都看得那么准，你们总该想想我们在用什么颜色的眼睛在看你们吧，至少你们该想一次。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他的《瓦尔登湖》（Walden）的第一篇里，曾有过几段激烈批评老年人的文字，它们的神韵与气势是会被翻译毁坏的：

What old people say you cannot do you try and find that you can.Old deeds for old people, and new deeds for new.

Age is no better, hardly so well, qualified for an instructor as youth, for it has not profited so much as it has lost.

Practicaly, the old have no very important advice to give the young, their own experience has been so partial, and their lives have been such miserable failures, for private reasons, as they must believe, and it may be that they have some faith left which belies that experience, and they are only less young than they were.

老头子们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可是你试一下，你就会发现你能。老的一套只适合老家伙，新人该有新的一套。

一大把年纪很难构成做青年老师的好条件，因为它得不偿失、功不补患。

实际一点说，老年人不会有什么很重要的意见给青年人，他们自己的经验是那样支离破碎，他们的生活又是那样惨败，他们必须知道这些都是咎由自取，也许他们还保留一些与经验并不相符的自信心，可是他们已经不够年轻了。

他更激烈地否定老年人：

I have lived some thirty years on this planet, and I have yet to hear the first syllable of valuable or even earnest advice from my seniors.They have told me nothing, and probably, cannot tell me anything, to the purpose.Here is life, an experiment to a great extent untried by me；but it does not avail me that they have tried it.If I have any experience which I think valuable, I am sure to reflect that this my Mentors said nothing about.

我在这星球上活了三十年，从我的老前辈那儿，我还没听过可称得上有价值的或热情忠告的第一个音节，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可能也告诉不了我什么中肯的话。这就是生命，一个大部分没被我体会过的经验；他们虽然体会过了，可是对我却没用。如果我得了什么我觉得有价值的经验，我一定会想：这个经验，我的指导人压根儿还没提过呢。

这些话足可以使老一辈的骂他忘恩负义了，可是他又接着向老人家施展了棒喝：

You may say the wisest thing you can, old man—you who have lived seventy years, not without honour of a kind-I hear an irresistible voice which invites me away from all that.One generation abandons the enterprises of another like stranded vessels.

你可以说那些最聪明的话，老家伙——你活了七十年了，而且拥有荣华富贵——我却听到一种挡不住的呐喊声，要求我不听你的话。这一代扔掉上一代的丰功伟绩，就好像扔掉一条搁浅的破船。

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人，我也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一般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读过《宋史·晏敦复传》的人，都会看到下面这一段：

（和议时，秦）桧使所亲谕敦复曰：“公能曲从，两地旦夕可至。”敦复曰：

“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言。”桧卒不能屈。

这是一面好镜子，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正需要一些有“姜桂之性”的老辣椒来“训育”我们、“辅导”我们，“立”身教而为我们“法”。他们要我们苦干，至少他们自己不躺在沙发上做学者；他们要我们有骨气，至少他们自己不是“善保千金躯”的乡愿；他们要我们战斗，至少他们自己要做《老人与海》里面的打渔人。

一些老年人教青年人读经，他们自己总该读过“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的话，即使他们的歌声动人壮志可嘉，那也该问问青年人的意见。赖斯（Cale　Young　Rice）在《青年人向老人说的话》（The Young to the Old）里，告诉老年人：

You who are old，

And have fought the fight，

And have won or lost or left the fight，

Weight us not down，

With fears of the world, as we run！

你们老了，

打过了这场仗，

赢过，输过，又丢下了这场仗。

当我们在奔跑时，

你们对世界的恐惧，

不能把我们吓倒。

可是，问号紧跟着我们，我们忍不住要问：有几位老年人肯听我们的话呢？有几位老年人能听我们的话呢？有几位老年人乐意谈谈接棒的问题呢？

从陆机的旧赋里，我们仿佛看到一批批英气耿介声盖士林的青年人，他们一个个都从青丝变成了白发。他们还算是高明的人，虽然显得老惫，可还能勉强维持最后一道防线，不太肯胡来。他们的“老气”不复以达工部所谓“横九州”的地位了，只好以望七之年，去做“横秋”的壮举了！老朽昏聩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写《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与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

公自平生怀直气，

谁能晚节负初心？

死去的哲人的诗句已经给那些好学不倦、守经不变的耄勤之士指出一个危机。我们不惋惜钱谦益、章士钊的老不自爱，我们只惋惜黄梨洲、江亢虎的晚节难全！罗马史家李维（Livy）曾批评大西庇阿·阿弗里卡纳斯（Scipio　Africanus）道：

Ultima Primis cedebant.（他的晚年不及他的早年。）

环顾国中，有几个可爱的老年人能挡得住这种判决呢？

***

病情是指出来了，可是没有药方，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需要一个越俎代庖的青年人来提供，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做评议员。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厚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1961年7月15日在碧潭山楼

[后记]

这篇《老年人和棒子》，原登在《文星》第四十九期（1971年11月1日台北出版），是我写给《文星》的第一篇稿子。我现在抄两段当时的日记：

4月8日：姚（从吾先生）持王洪钧文给我看，我立即想作一文抒感。

4月14日：写《老年人和棒子》至夜3时，文思甚涌，此文若得售，必可轰动。

这两段日记，如今回看起来，多少使自己有点沧桑之感。因为自从这篇文章发表后，接二连三有了许多“文字缘”和“文祸”。在《文星》《文坛》《新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自立晚报》上面，都有文字讨论到和这篇《老年人和棒子》有关的问题。今年3月间，政治大学的学生，为了《政大侨生》革新号二期的“青年人与棒子”的征文，甚至还和训导处闹出不愉快，这真是一场“棒子战”了！（1963年9月12日）

张天师可以歇歇了

6月14号的台北《征信新闻》上，有这么一条消息：

延续道教传统·张天师请立嗣

[本报讯]由江西来到台湾现在台湾设立天师府的张天师第六十三代孙，近曾向内政部申请立嗣，以便延续道教的命脉与张天师的烟火。

据内政部的一位官员说：张天师第六十三代孙，系大陆撤退来台后，政府为体恤其忠贞，曾由其主管全国宗教业务的内政部，每年编列二万四千元的预算，作为天师府的津贴费用，五年以前，增加为每年三万六千元，去岁再增加为四万八千元——月支四千元新台币。

但由于张天师第六十三代孙迄今尚乏子嗣，而其本人年事已高，为延续道教命脉及继承天师烟火计，势须立嗣，故天师第六十三代孙，呈文内政部，准其收养子嗣，内政部对其所请，已做慎重考虑。

看了这条消息，我不能再忍耐了！我必须要说：张天师可以歇歇了！不但张天师可以歇歇了，其他一切拿百姓钱、吃祖宗饭的人——不管他是孔子之裔也好、曾子之后也罢——都可以歇歇了！

我说张天师可以歇歇，并不是说他不必立子嗣、延烟火。他自己生不出儿子，想找个别人的儿子过继，这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就如同他要登坛作法、炼汞烧丹，我不能干涉一样；但是他为了过继个儿子，竟要政府移转预算，用老百姓的税捐来延续他们那“一道青烟”，这就未免得寸进尺了！自张天师六十三代以来，一直是老子生儿子、儿子生孙子，生生不息的，很少有“及身而绝”的前例，故向历朝各代的政府讨便宜，政府慎于传统，没有话说；但是这回就说不过去了，过继别人的儿子，照我们现代的法理，显然已经没有“血缘”关系了，显然已失掉了他们血液里的“道性”，显然不该再拿政府每月四千块的干薪了——显然不值得“内政部”“慎重考虑”了！

张天师这次史无前例的“申请”，引起我一点探源的兴趣。我翻开历史书，一下子便查到三个张天师：

一、张鲁——《后汉书·刘焉传》：“（张）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于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

二、张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张）修为五斗米道……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

三、张角——《后汉书·皇甫嵩传》：“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

由此可见，一开始，道教的老祖宗就出了双胞案或三胞案，也许是四胞案，反正不管是几胞案，杀杀砍砍做做密医以后，最后总算定于一尊了。

张天师既然逐渐确定，自然要附会出个体面的祖宗来。首先他们抬出来老子，可是老子姓“李”，是我们本家，只适合做祖师爷，不适合做祖宗。于是他们向上追，直追到历史上第一个姓“张”的大名人——张良（子房），算是认了亲。所以宋人陈元静在《汉天师家传》里指出：

真人讳道陵……留侯子房八世孙也。

光彩的祖宗既然发掘出来，泽及子孙的局面自然就此宏开。宏开的场面起初并不太好，因为闹了派系。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就谈道：

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符箓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

这些派系林立的分歧，最后总算好转。慢慢地，他们洗掉了“黄巾贼”的干系，偷来了《周易》、“老庄”的心法，形成了丹鼎派和符箓派。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势力逐渐膨胀，开始朝上流社会里钻。赵翼《陔余丛考》记“张真人”中说：

魏晋以来，但私相传授，而未尊于朝廷。世说注郗愔与弟昙奉天师道，此人间奉道教之始也。

过了不久，所谓的“嵩山道士”寇谦之出来了，他居然打动了北魏太武帝和大臣崔浩，君臣二人乃如赵翼所说：

迎致谦之弟子，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东南……此朝廷崇道教之始也。

这下子老道们可抖了！他们一下子得君行“道”，浩浩荡荡，打垮了所有的佛教，烧光了所有的寺庙，活埋了百分之八十的和尚，为张天师树立了空前的威严（446年）。这种威严在三百年后笼罩在一个皇帝身上，那就是杨贵妃的负心郎唐明皇。唐明皇给中国文化送了两个划时代的礼物：第一，他弘扬了评剧，给梨园子弟开创了先河；第二，他册赠了张天师，使“汉天师子孙嗣真教”，明定了道教教主的世袭，称他们为“太师”。在这里，张家的天师们又占了我们李家老子的便宜。因为唐代的皇帝姓李，老子也姓李，老子又被道教抬出来做祖师爷，所以，李家的皇帝对张家的教主自然另眼看待。果然，一个世纪后，唐武宗补足了“三武之祸”（845年），让张天师的徒弟们带来了一次绝后的表演——拆掉了四万个佛庙，强迫二十六万个和尚与尼姑还俗。三十九年后（884年），唐僖宗封张天师为“三天扶教大法师”。于是，张天师名至实归地迈进了宋朝。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皇帝找到了信州道士张正随，比唐朝更进一步予以优待——开始封号了，赐为“真静先生”，不但给他立授箓院及上清观，而且还不必纳税。接着又来了一个“老道迷”的皇帝——宋徽宗，他在崇宁二年（1103年）赐张天师的后人张继先为“虚静先生”，不但宋徽宗对这位“虚静先生”很着迷，连后宫的仕女们也被他迷透了。这位“虚静先生”是第三十代张天师，他唯一对不起他祖宗的是他竟没结婚，使三十代的嫡派传统及身而绝！所以只好找个族人来接香火。当然了，他当时并没像今天的第六十三代张天师一样“呈文内政部，准其收养子嗣”。他大概也不敢这样做，因为即使在专制时代，也会有些特立独行的好汉挺身出来，指斥张天师“袭封”的不对，使张天师们有所畏惧。例如，在清人王棠《知新录》中，就提到宋朝的一位林太守，曾把张天师关在牢里，然后向皇帝上奏说：“其祖乃汉（黄巾）贼，不宜使子孙袭封。”朱熹还特别称道这件事，可见在民智未开的古代，毕竟还有明白人！

接着又到了元朝，在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赐第三十六代张宗演为“灵应冲和真人”，最初只给三品，再升到一品，冠盖京华，非常神气。美中不足的是，“张天师”的称呼，还只限于民间俗称，并未法定。历来的帝王只肯用“真人”“太师”“先生”等名称，甚至到了明朝，朱元璋还曾公开责问民间俗称“天师”的不当，认为“至尊者‘天’，岂有‘师’也”，所以只肯给第四十二代张正常一个二品，称做“正一嗣教真人”。从此张天师开始走下坡路，但是还是常到京师来走动。明朝神宗万历年间，北京闹了旱灾，皇上叫张天师作法求雨，求了一阵，可是雨还是不来，张天师非常难为情，皇上也不开心，只好把他请回江西龙虎山老家去。到了清朝，张天师的声望更不行了，高宗乾隆十二年（1747年），索性改二品为五品，削减预算啦！不但削减预算，皇帝也不许张天师朝觐了，也不赐宴了，最后还把给张天师的银图章要了回去，对张天师小气透了！幸亏在十九年后，张天师又表演了一次求雨，算他造化，居然下雨了，皇帝一高兴，又把他升到了三品。可是到了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又降回到五品，打入冷宫，听任他们去搞符箓祈禳！

于是，可怜的张天师开始潦倒了！他们的服食导引、斋醮科仪……一切一切都引不起皇帝的兴趣和重视了！到了民国成立，张天师更是被遗忘了，天师所享的特权也愈来愈少了！他似乎颇为怀念那帝王时代的日子，所以民国六年，张勋复辟的消息一传来，张天师便赶紧兼程就道，“晋京讨封”。倒霉的是，他还未得到好处，复辟就失败了。7月10号，在丰台，张天师跟封建余孽雷震春、梁敦彦、张镇芳等一起被讨逆军抓起来，饱受一阵虚惊。

流年不利的张天师，只好又回到了民间，被民间奉为祈雨大师。在民国二十三年7月20号的上海《新闻报》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那年上海天旱时，沪上名流王一亭等奉请张天师来“登坛斋祷”。那时的张天师，若回想当年他的列祖列宗们披黄巾的流风和烧佛殿的余韵，真要感慨系之了！

大陆撤退来台的人是第六十三代的张天师，他到台湾后，据前面《征信新闻》的报道，“政府为体恤其忠贞，曾由主管全国宗教业务的内政部，每年编列……预算，作为天师府的津贴费用……月支四千元新台币”。

“内政部”主管单位这个举动，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因为我丝毫不认为国库里的钱，有这样“月支”的必要，这个举动明明是开时代的倒车：

第一，所谓“张天师”，是连专制帝王都不屑承认的名目，可是民主时代的“内政部”却糊里糊涂地承认了。

第二，所谓“天师府”，是连专制时代的帝王都不准设立的“府”，可是民主时代的“内政部”却莫名其妙地设立了。

第三，所谓“体恤其忠贞”，试问大陆来台的同胞谁的“忠贞”不值得“体恤”？拿另外“忠贞”的同胞的税捐来“体恤”另外“忠贞”的教主，这是什么逻辑？

第四，所谓“预算”“津贴”，不管是占国家总预算里多么微小的一部分，也不能乱编乱给。在开明的现代化的民主政治里，没有理由用国库的钱来养一个宗教偶像。《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三条中明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却没有明定“人民有赡养教主的义务”。

第五，张天师“天”生其材，必有其用，他也有独立的人格，他该有自力谋生的能力与职业。自力谋生之余，登坛作法，炼汞烧丹，克绍祖裘，广被群生，都随他的便。总之，他不该打着祖传的招牌，四体不勤，白吃白喝。

上面五个理由之中的每一个，都足以证明“内政部”“月支四千元”是一个愚昧的、落伍的、开时代倒车的举动。并且，这也不是爱护天师保障宗教的好法子！这种“津贴法”，是藐视第六十三代张天师的人格，是看轻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宗教！

并且，更值得忧虑的是，“内政部”主管单位这种举动，乃是违背了“国民革命的历史传统”。主管单位的先生们何不读读历史，查查民国十七年北伐时，国民革命军到江西后革去张天师位号的那一进步措施，那是何等开明、何等现代化的气象！那时候谁会想到，二十年下来，“内政部”竟跑到台湾，在同一“天师问题”上，开了这么大的倒车！这不是违背“国民革命的历史传统”是什么？

这个“天师问题”乍看起来，是一个芝麻大的小问题，是个每年四万八千元预算的小问题，但是它所引申出来的意义却并不小。因为在模式上，它是与“孔圣问题”“孟子问题”“曾子问题”“活佛问题”等完完全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花公家钱、吃祖宗饭的问题。

试看“孔圣问题”。试问孔德成的“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每年花了我们老百姓多少钱？试问孔夫子可敬，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难道还要敬他的子孙不成？敬他的子孙也罢，可是一敬要敬到他的七十七代重重重重孙子的孙子，这就未免有点那个了吧？敬也可以，可是没有理由不让他自食其力，没有理由让他白吃祖宗饭，没有理由让老百姓来分担他祖宗牌位的重量、照顾牌位下这个又白又胖的重孙子！在某些职务上（保管《四库全书》除外），孔德成先生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并且有维持“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的能力，他何苦抓住这份“津贴”不放？台大教授、师大教授、国大代表、总统府资政、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这些荣于华衮的职务难道还不够？他又何苦来沾祖宗的光，沾个不停？孔德成先生之有今日，依他自己后天努力固然很多，但是靠他祖宗先天荫庇也委实不少。孔夫子说得好：

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孔德成先生若能想想他老祖宗的话，应该知道他可以知“止”了。他似乎和张天师一样，也可以歇歇了！

***

我妄想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国土上再也没有靠祖宗吃饭的人。经过一个学历史的人的透视，我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妄想。历史上，多少“父死子荫”的类似局面，如今倒了；多少“传宗接代”的世袭皇朝，如今也倒了。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任何“万事”一系的美梦到头来都将归于一场迷梦。在迷梦未醒之前，时代的倒车，回光的返照，只能显示靠祖宗吃饭者的悲哀——那没有独立人格的悲哀！

1963年6月18日

[后记]

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第六十九期（1963年7月1日台北出版）。关于张天师自明清以来失宠的情形，有两段小文献：

一、清人王世祯《池北偶谈》卷二：

（明穆宗）隆庆中，江西守臣言：“张氏职名赐印，不载典制，宜永裁革。”诏革去“真人”之号，以为上清观提点。（神宗）万历初，复之。相沿至今，无厘正者，使与衍圣公，公然位列何哉？

二、清人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一：

张真人于（清仁宗）嘉庆十年（1805年）入觐。时值亢旱，命之求雨，不验，镌级。先是上意革除道教，因每岁端阳，大内各宫殿正梁，均有黄绮朱符，乃真人遣神将所悬；其尤异者五月初一子正，各殿皆悬符，不知其从何而来，至初五日亥正，则俱杳矣！有此灵迹，遂贬而不革。祷雨不应，盖不敢违天也！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一个小孩子，在十三年里慢慢长大，在十三个月里快速地投射他的力量，使自由中国文化界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这是我二十七年来所收割的一个“奇遇”。一些朋友对我这个“奇遇”很感兴趣，我也愿意在目前这种流言满天下的情况下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如何在台湾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闷里奋斗挣扎、如何向他的读者们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一个自传性的故事，我最好从十三年前开始说起。

***

1949年，上海撤退前，我家搬到台湾。

那时候我十四岁。在战乱中，我连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来得及领，却进了两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学，只读了一个多月，就逃难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缉规中学，读了不满一学期，又再逃难）。到台湾后，我跳班考进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读完高二，高三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民国十五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想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1954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了。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地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然后诸豪杰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烧饼油条基金，大家再共襄盛举，最后早餐一毕，纷纷作鸟兽散，各梦周公去讫，或是留给潜意识去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1961年2月6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回来后，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飏。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定名为“四席小屋”，频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七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已有了私人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1949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有想到十四年后，我竟被这本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令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忧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认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历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拿这张中学文凭了。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觉得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了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序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退化，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投笔从戎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人。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了。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退伍归来，我写道：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

不论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地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忍不住油然而生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时，我竟忍不住对自己说：“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来说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地、稳健地，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11月1日发表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三个月了。十三个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

我是一个本性嘻嘻哈哈的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为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过相当多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嬴、朱家、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伏尔泰（Voltaire）、斯威夫特（Swift）、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烦。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被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颟顸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在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地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是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老不争气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地交出棒子或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着拦路，大模大样地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少僧多，青年人实现抱负的机会确实受了很大的限制。20世纪10年代、20年代或30年代稍后的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个中学校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比，钱穆做中学教员时代的薪水，不是今天的中学教员所能想象的。在整天想尽办法为衣食奔走的清苦生活里，我们不能问为什么今天的中学教员不能进修、程度低落。何况一个青年人，大学毕业后，做个中学教员也非易事（我就是碰壁的一个）。运气或关系好的找到了，哪里还敢不在“教学进度表”下诚惶诚恐地帮忙执行制式教育？哪里还谈什么学术研究？偶尔有力争上游的人，能出国的，要为一日三餐出卖廉价劳力，仰洋人鼻息，度苦闷岁月；不能出国的，挤进高等学术机构，每月静候救济金式的补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地在老前辈集体领导下做小学者，甚至参与“学界分赃”，逃避现实，等待升迁，可是他们能等到什么时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顾”之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施展才华的法子！

以上举的例子，只不过是青年人中在知识上、智慧上比较优异的人，而他们的前程就已如此胶着、如此晦暗，其他更广大的一群人的徬徨与苦闷，自然更别提了！

***

从我十四岁到台湾开始，我便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下种。这个悲剧或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地看出来。我们的上一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或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留给我们的悲剧或恶果，并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导演和耕耘。十三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作所为已经肤尝身受，坦白地说，我失望透顶！

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我爆发了我的忍耐，对上一代，我提出了三点疑虑：

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

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

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这些疑虑对我来说，不但完全应验，并且更有“亲切感”——在我继续写文章的时候，各种号码的棒子就纷纷朝我头上打来！

第一号棒子打过来的是某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所声言的：“李敖骂我们不交棒子！其实李敖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也不交给李敖！”这话由朋友转述给我，我听了，忍不住好笑，我说：“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辈退位，这一代抬头，岂是狭义的给我李敖一杯羹？我李敖也许如他所说一无所有，如果有，那唯一的东西就是证明他们的东西不是东西！也许我可以用莎士比亚的Othello里那句‘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来骂我自己吧！”

三个月后，我的一段话最能道出我这点微意：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我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以为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辞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作样地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太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固非似“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土吧！

这段话看来虽然不太斯文，但却真是实情。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两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里，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子”的眼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大老板。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子！后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出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被流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点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这就是我所领教的上一代的君子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种手段，不管是“传统派”的还是“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当年胡秋原和徐复观互骂，现在他们又眉来眼去了；郑学稼和任卓宣斗嘴，现在他们又眉目传情了！他们这些同床异梦的人儿如今按捺住性子组成“联合战线”，目的说破了，不过在于打击李敖和他们选定的背后靠山而已！我看他们带了一批喽啰一窝蜂地写文章、一窝蜂地下馆子、一窝蜂地拥进司法大厦，忍不住窃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七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疑神疑鬼”！他们这样子乱棒围剿、恶言栽赃，我只觉得他们可怜。我在答吴心柳先生的信里，曾这样批评他们：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30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个角色，直到60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

他们代表上一辈中最好勇斗狠言伪而辩的一群人，也是既不择手段又神经过敏的一群人。以他们那种悲惨的身世与遭遇，他们已经无法理解什么是独立的人格，更无法想象真正的男子汉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们总以为一个60年代的年轻人一写文章，就一定有后台老板在撑腰。他们自己靠大树靠惯了，看到别人独来独往，就觉得别扭了！

从某些角度看，这些爱舞文弄墨的上一代的人儿还算是高明的，因为他们比起另外一批老顽固来说还不算顽固。另外一批老顽固是义和团式的国粹派，这批人的迂腐与酸气，简直使人吃不消。与这些老顽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顽固，在新顽固的编织下，台湾变成了十足的“文化沙漠”，报纸上的陈腐舆论、文坛上的八股文艺、杂志中的烂套掌故、学校里的肤浅师表……到处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可怜的！他们缺乏营养、缺乏气魄。可是这不能怪他们，该怪的是环境与教育。充满了失败经验的上一代人没有理由责备这一代，像郑学稼先生所高调的：

今日台湾的同年龄的青年，不能想象（有“浪子”气质的）那一代人所干的事。一个国家的青年骑单车，以太保太妹的姿态驰骋于西门町和衡阳街，总不是这个国家的需要！（《文星》第三十八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不错，就算这一代中的“太保太妹”“不能想象那一代人所干的事”，但是我们却知道“国家的需要”似乎也不是“那一代人”的盲动与乱来。那一代的英雄们曾为国家乱播了一阵种子，如今他们虽然表面上以“浪子”回头的姿态出现，并警告这一代说：“老子过去的事不准研究！研究就是帮助敌人，破坏团结！老子就要告你诽谤！”但是这一代的青年人并不在乎这些，他们知道，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没为国家作过孽！他们今日缺乏营养与气魄，是战乱游离的必然结果，这个责任，要由上一代来负！

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便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才。在30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10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蔡元培，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40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20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傅斯年，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60年代的环境与教育中，我们不能问为什么这一代青年竟表现得如此缺乏营养与气魄，“太保太妹”这么多？我们要追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在上一代人午夜梦回扪心自问的时候，他们不能想象他们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里，竟会长出仙人掌。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即使在这种风气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挣扎出来，朝他们讥讽、向他们抗议。他们在感情上处心积虑地想把这些奇花异草压抑、铲除，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纳闷，纳闷地寻思：“这真是奇迹！”

同样感到是奇迹的，是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们没想到在浑噩的环境中他们竟能聪明，在催眠的教育中他们竟能苏醒。他们从浓妆艳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却不跟着老妖怪们学习美容，他们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扫蛾眉！

当然他们很警觉，他们知道现在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他们知道30年代的文人陷害异己是不择手段的——这种人最喜欢把自己戴过的帽子往对方头上戴。这一代的青年们对跟那些时代的泡沫们穷缠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有真正的远景和抱负，有现代化中国的蓝图。他们只愿意跳过这些时代的泡沫，希望这些大老爷别来绊脚。如果大老爷们硬不识相，有时也必须在他们脑袋顶上拍一拍，好教他们清醒点，把路让开！

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厚着脸皮的上一代，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他们早已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匿迹，早该躺在床上，背一句臭诗——“看射猛虎终残年”！

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将回归到愤怒的一代。他们之中，浑噩的终将聪明；沉睡的终将苏醒；缺乏营养与气魄的终将茁壮。这些转变的酵素不待外来，他们必须靠自己！他们的转变成功之日，就是中国的前途开朗之时……

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满天星斗中的一颗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如果我有点自知之明，我会知道我不是一个“勇士”。有多少次，在深更半夜，我笑着对自己说：“我不是‘勇士’！从某些观点来看，也许我是‘懦夫’。如果我不是‘懦夫’，我不该为那些时代渣滓消耗我的精力！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我只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脊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大概这是我最大的能耐了！我还能怎样呢？”

这种低调，实在是我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的形成对我来说是很当然的事。我在忧患里长大，精神上，我经历过“太保太妹”们不太能经历的苦痛。个人的理智训练与宗教狂热在我所经历的环境下，已被我浓缩或转换成太多的消极与愤激，多少还夹杂着一点玩世和不恭。另外，生活的压迫使我接二连三地干着苦恼的副业——从写蜡版到送报、从进当铺到案牍劳形……这些生活末节在无形中增加了我精神上与精力上的负担。虽然起码的坚忍使我不会倒下去，但是我也不太容易站起来，这大概也是我低调的一个来源。大概以我的能力与际遇，我一辈子也不会喊“后来居上”、“超越前进”的高调，这是非常不可救药的！

但我的低调也有好处，这就是可以满足一个小人物的自我清高。一个低调的人经常表现为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杯葛主义、麝一般的自毁主义、宁为玉碎主义、不妥协主义、陶渊明主义。在乱世里，这种低调而坚强的态度也未尝不是既苟存性命又勉强做人的一法，有时候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可叹的是，今日洁身自爱的知识分子中，连陶渊明那种可以“养廉”的“将芜”之“田园”，都不可得了！

虽然是穷光蛋，可是也要穷得硬朗。老一代的人也该想到新一代的青年人中，也会有“贫贱不移”、“风骨嶙峋”的硬汉，不要光是拿细人之心度人！只要老一代的人不老眼昏花而死，他们总会看到这一代卓越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范。这些并不是他们身教的结果——这是他们的造化！

***

十三年来，我从儿童变成少年，从少年变成青年，困扰与苦难并没有使我忽视这十三年来的众生相，也没有使我这种低调人生观高调一点点。我的消极是：“自己不做乡愿，中国少一乡愿”；我的积极是：“打倒几个伪君子”，宣布几个伪君子是乡愿，如此而已。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能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游魂！

由十三年来的沉思默察转到十三个月来的文坛争战，我已经饱受攻击和诋毁，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我还是要走上前去。两句改译的印度古伽拉德青年诗人的话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是——

你已经吞了不少苦药，

请再勇敢地喝了这杯毒酒吧！

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们看。我还有一杯毒酒！”

1962年12月17日

独白下的传统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别再误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周朝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两千一百多年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面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了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有《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还参考正史以外，还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类历史书，写成了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犯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有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甚至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大量考古出土……要了解中国，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象”。中国太难了解了。

古人确实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训练，笨头笨脑的。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但他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燮，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说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窍；中国人肝在心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睾丸有两个，洋鬼子睾丸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是其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燮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但他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20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思想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瘴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

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还在雾里。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简直没有合适的书可看。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留下合适的，现代的知识分子不能写出合适的。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只有标准教科书，只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呼延庆征南》《罗通扫北》，只有大戏考中的《一捧雪》《二进宫》《三击掌》《四进士》《五人义》《六月雪》《七擒孟获》《八大槌》《九江口》《十老安刘》……这太可悲了。

中国的真相不在这里，中国的真相不是这样的，中国的真相既没有这样简单，也没有这样《春秋配》。

中国没能被了解——全盘地了解。中国被误解了。中国是庞然大物，中国被“瞎子摸象”。

就说被摸的象吧。中国人一直以为象是“南越大兽”，是南方泰国、缅甸、印度的产物。中国人喜欢这个和气的大家伙，酒杯上用它，叫“象尊”。御车上用它，叫“象辇”；游戏里用它，叫“象棋”。最有缘的是，在文字里用它，代表了六书中的第一种——“象形”。象形就是根据象而画出来的形，人一看到就知道是象，又大又好画，大家都喜欢画它，愈画愈像，所以这个“像”的字，就从这个动物演变出来了。

现在我们写“为者常成”的“为”字，古字中象形写法见上图。左边的象形是手，右边的象形是象，“为”字的原始意思就是“用手牵象”。牵象干什么？打仗、做工，都是最起码的。中国人在用牛用马以前，早就用到了象。象不是外国货，最早在黄河流域，就有这种庞然大物。后来，黄河流域气温变凉了，象开始南下，出国了。在古人写古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它了。所以《韩非子》里说：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当象再回国的时候，中国人不认识它了，以为它是外国货，把它当成“南越大兽”了。象以珍禽异兽的姿态出现，让中国人瞎摸了。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有什么。

中国人对中国无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中国人“希见生象”，又不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所以只能瞎摸、瞎摸。瞎摸到生象，还算是“摸象”；瞎摸到死象，就完全是“摸骨”了。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确实还是龙海山人关西摸骨的水准，中国人真可怜！

问题出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授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的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与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确实不成东西。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觉得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它们的集体悲剧，乃是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骈文”、“时文”、“八股文”、“语体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书牍”、“诏令”、“论文”，是“诗”、“词”、“歌”、“赋”、“颂赞”、“箴铭”、“弹词”、“小说”，是“气”、“骨”、“神”、“势”、“实”、“虚”、“韵”、“逸”、“用典”、“白描”，是“简洁”、“蔓衍”、“谈理”、“抒情”、“刚健”、“优柔”、“平朴”、“绚丽”，或是“革新”、“守旧”、“创新”、“追摹”、“独造”……不论从哪一路进退冲守，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出共同被传统“桎梏”、“修理”的命运。在这种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文”“白”之争……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骨头。

这样子的悲剧命运，使千年的庞大文字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烦琐与悲哀。中国千年的文字障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表达的方式，至多只在一首小诗、一阕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能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奁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笔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中国知识分子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会有吴敬梓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梓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了。——中国摇笔杆的真失败！

在这种纵线的失败中，中国人了解中国，已经很难从知识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满足了。知识分子败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妇“罗通扫北”之时。当愚夫愚妇装了满脑袋的孟姜女、包龙图、木兰从军、三娘教子、游龙戏凤、九命奇冤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真够瞧的了！

中国知识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们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在知识分子中很难找到明白人。偶尔也有清光一闪，留下一句，可是你刚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话，立刻把你的兴致扫光。

因为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常常发现他们争不该争的，又不争该争的。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仁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关于该怎么叫他亲生爸爸这一问题，竟引起天下大乱。首先，骑墙派知识分子王珪不敢发表意见。右派知识分子司马光表示，根据传统文化，该叫亲生爸爸为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继老大一支，必然不能叫亲生爸爸为爸爸，而该叫法定爸爸即仁宗为爸爸。这种见解，左派知识分子欧阳修反对，他也根据传统文化，认为没有消灭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仁宗不是爸爸，而濮王（原来的爸爸）才是爸爸。于是展开混战，从皇帝妈妈以下，全部引用传统文化，打起来了。严重到司马光派的知识分子贾黯留下遗嘱，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来的爸爸为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个知识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声疾呼，声泪俱下地表示，天下兴亡，就在这一叫。后来司马光派请求皇上杀欧阳修派，皇上不肯杀，并且违反了司马光派的传统文化，仍叫原来的爸爸为爸爸。司马光派吵着，并且宣布“理难并立”、“家居待罪”。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满朝乌烟瘴气。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不该争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浑、糊涂、笨。

别以为上面举的叫爸爸的例子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才不是呢！明朝世宗时候的“大礼议”、神宗时候的“梃击案”、光宗时候的“红丸案”、熹宗时候的“移宫案”，以至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孔庙配享之争、保教尊孔之争……没有一件不是认错目标浪费口舌小题大做，没有一件不是暴殄文字丧心病狂。

在这些无聊的纠缠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玩物丧志。十七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李塨，早就为这种现象做了归纳和预言：

（知识分子）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人，（知识分子）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品格上的失败，他们一方面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为恶而不自知。于是，“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的时候，再做什么，都太晚了！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文章、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一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子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欧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毕恭毕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

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贽），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他们走的路，都是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的作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的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了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逸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可惜他们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的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得高蹈；消极得洁身自好；消极得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就是天大的不容易了！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有了剧变，群体的趋向愈来愈明显，效率也愈来愈“科学”，古代人至多“天网恢恢”，现代人却会“法网恢恢”。古代人要表现特立独行，归去来兮以后，回家有将芜之田园，有欢迎之童仆，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樽之酒。现代人呢？什么都没有，只有管区警察。

但现代人中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今之古人”，那就是李敖。很多伪善的读者吃不消李敖喜欢捧李敖，所以李敖谦虚一次，用一段海外学人捧场的话，来描写这个例外。《大学杂志》登过这么一段——

至于攻击传统文化的智识之士当中，倒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足迹从未到过“西洋”，对于中国文史典章之通晓远在他们那一点点“西学”之上。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吴虞便是一个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坚决、那么彻底，然而他也从未出过洋，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最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近代愤激的中国智识之士以及若干受他们影响的外国学者，爱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思想钳制，却忽视了中国传统书生另有一种孤傲决绝的精神。在《时与潮》上发表的那篇李敖之文，便表现了这股精神。

这是很叫人赶快鼓掌的话。鼓掌以后，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学人捧我有“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他说对了。我是喜欢搬弄传统的。从十四年前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开始，到十四年后出版这本《独白下的传统》，就证明我对传统有传统。为什么要这么传统呢？因为要了解中国，就不能不弄清传统。

美国人向法国人开玩笑，说你们法国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就数不下去了，为什么？法国人的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国人也向美国人回敬，说你们美国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也数不下去了，为什么？美国人历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这个笑话，说明了解历史太短的国家，就不必受传统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览无余。了解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固然要了解英国；但了解英国，只要精通北欧海盗史，就可以完工，绝不像了解中国这么麻烦。

精神分析学家看病的时候，必须使病人回忆过去；思想家、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面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也必须如此。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万年、千年、百年、几十年和十几年传统的民族，寿比南山。南山本是传统细壤所积，不了解钙层土（pedocals）和淋余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中国“钙层传统”和“淋余传统”的人，又怎么了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口号”；非中国人不了解中国，非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杂碎”。他们都没工夫了解中国，也没有了解中国的功夫。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有着“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的人，以“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情，写下这本中国入门书，它的意义——不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自然就非比寻常。

这是真正的“中国功夫”，这是李敖的“中国功夫”。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不喜欢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一把将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朝帽子里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郑成功，不要做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跑到孔庙向孔夫子说：“各行其是！”当众把书生装烧了。这一溺一焚之间，真有学问。《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会气象万千、才会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脸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看不困；我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

1979年经年累月足不出户之日在台湾写

直笔——“乱臣贼子惧”

孔夫子活着的时候，天下大乱了，其实天下永远是大乱的。

孔夫子听说，有的做儿子的，居然杀了父亲！

孔夫子又听说，有的做臣子的，居然杀了皇上！

孔夫子气了！

孔夫子瞪了眼睛，吹了胡子。

孔夫子拿起了一支钢笔，噢，不对，那时候没有钢笔；拿起了一支毛笔，噢，也不对，那时候也没有毛笔；孔夫子拿起的是——一把刀！

呀！孔夫子怎么会拿刀？孔夫子斯斯文文的圣人，拿刀干什么？杀他父亲吗？不是！杀他皇上吗？当然也不是！杀那杀父弑君的凶手吗？好像有点是了。

其实孔夫子不是拿刀去杀任何人，孔夫子太老了，孔夫子杀不死任何人；孔夫子是儒者，孔夫子不会杀人。

但是有人不是说嘛，孔夫子当鲁国的司寇（司法行政部长兼警备司令），大权在握，第三天就杀了他的政敌少正卯。孔夫子不是杀人了吗？

但有人说这事是假的。即使是真的，孔夫子也不必亲自操刀，因为有刽子手老爷和刽子手老爷的鬼头刀。

那么，孔夫子拿刀干什么？

孔夫子拿刀并不是要杀人，而是吓唬人。

孔夫子拿起刀来，朝一堆竹片刻去，刻了一片又一片，刻了许多字。最后，刻满了一大堆的竹片。

这些竹片，就是孔子时代的书。

孔子时代没有笔和纸，只有刀子和竹片，刀子刻在新砍下来的青竹片上，一刻上去，竹片直冒水，像是流“汗”一样，所以叫做“汗青”。

所以，古人一提到“汗青”，就象征着书籍，也象征着历史。古人的诗说“留取丹心照汗青”、“独留青史见遗文”，就是这个缘故。

孔夫子“汗青”九个月，完成了一部“青史”。

这部“青史”，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历史书，它的名字叫《春秋》。

《春秋》一共有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个字，每八个字，刻在一块竹片上，你说刻了多少片？

孔夫子写《春秋》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乱臣贼子，而是要乱臣贼子害怕。

什么是乱臣贼子？凡是不守臣子的本分的，都是乱臣贼子。

什么是臣子的本分？臣子的本分是要乖乖地听话，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小心翼翼地做事，不要做一点分外的事。不该你做的事，你不该管闲事。管闲事就是“越俎代庖”。

孔夫子写《春秋》，目的就是要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事，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不要不守本分！

可是，怪事就出在这儿，写这本《春秋》劝人守本分的人，自己却不守本分！

因为孔夫子的本分，不是“写历史的官”——史官，他没有资格写历史，《春秋》不该是他写的，就好像耗子虽讨厌，狗却不可抓耗子。

可是，孔夫子老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写了。

他不但写，还不许别人提意见，他的学生“子夏”站在旁边，两眼瞪着，一个屁也不敢放，只能帮忙搬竹片、磨刀。

孔夫子太伟大了，伟大得使学生“不能赞一辞”！

孔夫子把《春秋》写好了，双手一拍，向学生说：他知道他不该写这部书，可是希望大家原谅他。看了这部书，了解他的人，可以根据这部书了解他；骂他的人，根据这部书，也有足够的理由骂他。他自问凭良心写，管不了那么多。

但是，糟糕的是，孔夫子自己却没有完全凭良心——孔夫子在《春秋》里，竟做了好多好多的手脚。

孔夫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人，在《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年中，鲁国的皇帝，四个在国内被杀，一个被赶跑，一个在国外被杀，这样六件重大的事，孔夫子竟在《春秋》里一个字也不提。这哪里是写真相呢？这不是有意说谎吗？

正因为孔夫子在有意说谎，所以，他的学生们也就跟着造谣，竟说：“鲁之君臣，未尝相弑！”意思是说：“我们鲁国呀，没有家丑。皇帝和臣子之间，没有凶杀案！”

像这一类有意说谎的例子，还多着呢！

如狄国灭了卫国，孔夫子为了替齐桓公遮盖，竟把这样一件大事一笔带过，写也不写。

又如晋国诸侯竟传见周朝的皇帝，这是很不成体统的事，孔夫子为替晋文公遮盖，竟改变写法，与事实的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孔夫子为什么会有这些有意说谎的行为呢？研究他的原因，乃是由于孔夫子主张——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换成白话，是——

为所尊敬的人瞒瞒瞒

为亲人瞒瞒瞒

为贤者瞒瞒瞒

孔夫子写书的目的，本是要把那些他看不惯的人的行为记入青史的，但是人总是有缺点的，连孔夫子所尊敬的人和他的亲人、贤者也不例外，竟也有让人看不惯的行为，如果孔夫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看不惯的行为一股脑儿写进去了，那么人家一看到，对“所尊敬的人”、“亲人”和“贤者”的敬意，也就大打了折扣。所以，孔夫子呀，宁愿说谎。这种在历史上说谎的做法，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曲笔”。“曲笔”就是该直着说的话，要把它歪曲了来说。相反，有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做法，也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直笔”，就是正直的笔。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竟写出那么多“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

孔夫子主张写“直笔”的意思，并不是他发明的，在孔夫子以前，中国早就有了这种传统。中国字“历史”的“史”字，最早的写法是：

上面是“中”字，下面是“又”字，就是“手”字。用“手”把持住“中”字，是什么意思，你就不难明白。

这个“史”字，一开始的意思不是指“历史书”，而是指“史官”。史官在上古时候，是地位很重要的一种官，他掌管天人之间的许许多多的事，像天时、历法、预言等，做史官的，都脱不了分。后来史官的权力渐渐缩小，缩小到只记录国家大事。史官的名目很多，像“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记录的范围从日月星辰的变化到内政外交，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史官的刀尖（不是笔头）。

现在举一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史官的刀尖”的例子。周朝成王小时候，曾跟他的弟弟叔虞一块儿玩，成王用树叶刻了一块“珪”（“珪”是刻图章用的一种玉，皇帝给别人官做，要给印，就是“珪”），然后随手把这片树叶送给了他弟弟，说：“拿这个封你！”这时候史官在旁边，一听就记下来了。后来史官请成王真正去封他弟弟，成王奇怪了，问为什么，史官说某月某日，你拿树叶刻图章给你弟弟，不是说要封他吗？成王说：“我是开玩笑的！”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这样一来，成王只好封他弟弟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两千年前，成王的弟弟被封后，成立了一个新国家，就是晋国。

现在流行的口号是“司法独立”、“教育独立”，古代若有流行的口号，该是“历史独立”。古代的史官，他们的地位可说是相当独立的，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们判断的事实。最有名的例子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公元前607年，晋国的灵公被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了。晋国的史官叫董狐，他竟在史书上写道：

赵盾弑其君。

赵盾跑过来，质问董狐说：“董先生，你写错了吧？明明是我弟弟赵穿杀了皇帝，你怎么写我呢？”董狐说：“你是朝廷大员，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躲在外面，可是没出国门。你回来了，又不追究凶手。你还脱得了干系吗？杀皇帝的不是你，又是谁呢？”于是赵盾心虚了，只好让董狐这样写，没法子。（当时赵盾真可以捅董狐一刀或一百刀，可是他太“笨”，没想起来干涉历史，所以就背着恶名，一背背了两千五百多年！）

董狐的例子，就是上面所说的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

孔夫子就称赞过董狐，说他“书法不隐”，就是直笔写历史，不隐瞒什么。只可惜孔夫子自己却是个“书法每隐”的家伙！

董狐这件事情过后五十九年，齐国又发生了皇帝被杀事件。凶手是大臣崔杼。于是史官又来了，史官叫太史，他写道：

崔杼弑庄公。

崔杼可没有赵盾那种好脾气，他发火了，立刻把史官杀掉！可是，事情却没完。史官的弟弟来了，还是这样写：

崔杼弑庄公。

崔杼又气了，又杀了一个。

可是，事情还没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又来了，又这样写：

崔杼弑庄公。

崔杼更气了，又杀了史官的弟弟的弟弟。

可是，事情还没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的弟弟又来了，又这样写：

崔杼弑庄公。

于是，崔杼不气了，泄气了，他只好认输，不杀了，让史官随便写吧！（史官到底兄弟多，所以他们赢了！这样看来，兄弟少的，最好别干这一行。）

如果崔杼不泄气，硬是要把史官的兄弟都杀光，那可怎么办？别忙，史官还是有办法，齐太史只是“北史氏”，当时还有“南史氏”。南史氏听说崔杼杀史官，立刻跑去，也要歪着脖子，接着写直笔。后来看到齐太史家的老四成功了，南史氏才打道回府。

由此可见，史官的“人海战术”也蛮可怕的，它来个杀不杀由你、写不写由我，看你拿武士刀的，把我这拿刻竹刀的怎么办！

又由此可见，史官不但是独立的，而且还是家族企业，父亲传儿子。

历史上为直笔而使脑袋搬家的，并不少见。前赵昭武皇帝（匈奴人）时候，公师彧就因写国史被杀；北魏道武皇帝（鲜卑人）时候，崔浩也因为写国史被杀。但尽管有这一类干涉历史的例子，究竟不能算是“正宗”。在正宗上，皇帝还是要尊重史官的。公元6世纪的一个皇帝，就向一个著名的史官魏收说：“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又一个皇帝，也向魏收说：“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做魏太武（北魏道武皇帝）诛史官。”这些都是皇帝尊重史官的说法。

本来，在制度上，史官的独立，使皇帝都不能看他写的历史（历史是要留给后人看的）。凡是尊重制度的皇帝，没有不守这道行规的。甚至汉朝最凶狠的皇帝汉武帝，也不看史官司马迁写的《史记》，所以《史记》中才能批评他。到了后汉时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其实王允不知道，光就这一点，说明了汉武帝尊重史官，遵守制度。

这种制度，到唐朝以后，开始动摇。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地，史官就不敢直笔了。

在史官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后，在民间，有一些“野史”出来，表现直笔。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草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

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了他的记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部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没完。坏蛋们真没法子。

避讳——“非常不敢说”

五代时候，有一个号称“长乐老”的大臣，叫做冯道，他又字“可道”。这个人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别人着急，他却自自在在。他很俭朴，一点也没有大官的架子，他跟仆人们一起吃饭，吃同样的东西。有些凶狠的将军，抢来漂亮女人，送给他，他表面上收下，过后却把漂亮女人送到她自己的家里去。在五代纷乱的局面里，他跟过四个姓的朝代，在十个皇帝手下做过大臣。他的人生观是“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他永远是乐观而机智的。当契丹灭了后晋这个朝代后，冯道跟着跑到契丹的朝廷里，契丹的皇帝骂冯道说：“你跑来干吗？”冯道说：“我们没有城，也没有兵，打不过你们，怎么不敢来？”契丹的皇帝是野蛮人，要把中国人一城一城地杀光，可是自从冯道投降后，契丹的皇帝便放弃了这种野蛮的做法，因为他接受了冯道的巧妙劝说。冯道的智慧太高了，外国头脑简单的皇帝不得不听他的。

冯道虽然使中国老百姓免于被屠杀，可是历史上，他却背着“汉奸”的罪名。历史学家说他不应该伺候那么多朝代、那么多皇帝，可是冯道说：“管你什么人做皇帝呀！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少杀一点老百姓，我都干！”

冯道活了很久，活到七十三岁，跟孔夫子同岁。

冯道是个快乐的聪明人，有一些关于他的笑话。据说有一天，他的学生读《老子》这部书，一开头是：

道可道，非常道。

因为“道”是冯道的名，“可道”是冯道的字，他的学生不敢直接叫老师的名字，所以碰到“道”和“可道”，就念成“不敢说”，而把这两句念成了：

“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笑话，可是却有许多深远的意思。为什么做学生的竟不敢叫老师的名字呢？老师不是明明叫那个名字嘛，叫那个名字而又不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得先“飞象过河”，知道另外一门大学问，这门学问叫做“避讳学”。

“讳”是什么？讳就是“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有的因为顾忌的缘故，有的因为隐匿的缘故。一个名字或一件事实，知道了却不说，反倒说成别的，这就叫做“讳”。

为什么一个名字、一件事实知道了却不说呢？照中国传统的高见，是因为说了就是不吉祥或不恭敬或大逆不道，所以才“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用文言文的说法，是“讳言”、是“讳莫如深”，这一类的说法还有很多。

对一件事实的“讳”，大部分是指隐匿一种真相。比如说，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古人却忌讳提到它，认为不吉祥。所以古人说一个长辈快死了，用的表达法是“倘有不讳”。“倘有不讳”的意思翻译成白话是：“假若有隐瞒不住的时候”，就是“倘若死的时候”。除了认为不吉祥的意思外，还有一种是指对某种事实的隐瞒。汉朝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在他的《上林赋》里就有“鄙人固陋，不知忌讳”的话，这里的“讳”，就是指对事实的隐瞒。《后汉书·刘陶传》里，“有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的记录，就是说：他敢在大家都隐瞒不说的朝廷里说真话。照古代思想家兼政治家晏子的说法，一个国家，大家敢说真话，“民无讳言”，才是政治清明的表现。反过来说，若人人都“讳莫如深”，就是政治黑暗的证明。

对一个人名字的避讳，在中国有很长久很长久的历史。这种讳的风俗，起于周朝，盛行于唐朝宋朝。名字上避讳的方法，共有四种花样：

一、改字——用另外一个意义相近或声音相近的字，来代替他想避讳的字。

二、空字——把要避讳的字空一格。

三、缺笔——把要避讳的字少写一笔，认为少写一笔就恭敬了。

四、用××来代替；或用某某代替；或用“讳”字代替。避讳的例子，在历史上可多着啦！

汉朝第一个皇帝，是流氓出身的汉高祖，他的名字叫“刘邦”。为了避“邦”字的讳，很多书都把“邦”字改成“国”字。例如，把《论语》中的“何必去父母之邦”改成“何必去父母之国”，把孔夫子的话都改了。

汉朝又有一个皇帝，叫汉明帝，名字叫“刘庄”。为了避他的讳，一个有名的人叫做“庄光”，硬给改名叫“严光”了。庄光是明帝父亲光武帝的好朋友，光武做了皇帝，可是庄光却不拍他马屁，仍旧在乡下钓他的鱼。光武帝特地把他拉到皇宫里去，要和他住在一起，他也不肯。光武帝因此怪他“咄咄逼人”——因为每个人都要买皇帝的账，可是庄光却不买，弄得皇帝心里有被欺负的感觉。庄光万万没想到，他的名字，竟跟后来的皇帝“冲突”起来，并且不得他的同意，把姓都给改了，他要是知道，真会很生气。好在“庄严”、“庄严”，“庄”字和“严”字也差不了好多，严光就严光吧！

汉朝的皇帝不但要避讳，皇后也要避讳。例如，汉高祖的太太吕后，是一个很残忍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吕雉”，“雉”是一种叫“野鸡”的动物，因为皇后用了这个“雉”字，就不许“野鸡”再用了，从此以后，“野鸡”就叫“野鸡”，再也不叫“雉”了。

唐朝时候，为避第二个皇帝李世民的讳，许多人的名字都给硬改了，如“王世充”硬改为“王充”“李世”硬改为“李”。你说被改名的人倒霉不倒霉？他们的名字，好好的被拦腰抽去了一块，真好像亚当被抽去肋骨一般。

唐朝的花样还多着呢！唐朝还有一种避讳的花样是：如果你要做官，而这官的名称，有一个字跟你老子或老子的老子的名字一样，就没希望了，就不能干了。例如说你爷爷的名字里若有一个“安”字，那么陕西长安县的县长，你就不能做了；又如你爸爸的名字里若有一个“军”字，那么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做将军。如果你实在想做官，同时心里想：你们怎么知道我爸爸、我爷爷叫什么名字，干脆不告诉你们，我先把县长、将军做了再说。如果你这样，可以，可是千万不能让别人查出来。若有一天被查出来，那你不但要从县长或将军宝座上被赶下来，还要被捉到法院，判一年徒刑，叫你知道厉害！

唐朝又有一个人叫贾曾，他被派去当了“中书舍人”，他的父亲正好叫“贾忠”，他怕“忠”字跟“中”字一样，犯了忌讳，若徒刑一年，怎吃得消？所以他请求不做这个官了。后来，经专家审定，认为“忠”、“中”可不算是一个字，这个官可以做，于是贾曾才放心了。

唐朝又有一个人，是短命的诗人李贺，他的爸爸叫“李晋肃”。当时就有老夫子们指出，李贺这个小子一辈子都不可考“进士”，因为“晋”、“进”是同一个音，李贺该避他父亲的讳！

有一个古人叫田登，他做州官。他大概是一个老夫子，看到皇帝们讳来讳去，怪过瘾的，因此他也想找个对象讳他一讳。正好正月十五灯节到了，灯节的习惯，是准点灯三天。可是田登认为“灯”字触犯了他的名字“登”，于是贴布告，只说“放火三日”而不说“点灯三日”。后来老百姓讽刺他，造了一句话，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清朝初年，有一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将军叫吴三桂，他在中国西南称王，为了避讳，特地把西南的“桂林”改为“建林”。又因为他那被李自成杀掉的父亲叫“吴襄”，所以也得找个地方来做避讳的对象。找来找去，找到了湖北的襄阳，于是就飞镖直奔襄阳，改名叫“汉南府”。

清朝是满洲人统治中国，满洲人在中国历史上是所谓的“夷”、“狄”、“胡虏”，这些称呼都有轻视的意思。到了满洲人做皇帝，这种轻视自然不能再来了，所以古书的字都一一改了。像“夷”字改成了“彝”字，“狄”字改成了“敌”字，“虏”字改成了“卤”字，都是避讳的例子。

此外，还有一些避讳的例子，也很有趣。

孔夫子是中国人最尊敬的大偶像，所以关于他的避讳，也就更精彩。孔夫子的名字叫“孔丘”，宋朝时候，政府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不准念成“丘”字，该念成“某”字，才算尊敬，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所以你看书的时候要带一支红笔，才不违法）。到了清朝的时候，由政府会议决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

还有些避讳的原因，是因为家族的缘故。例如，中国最有名的史学家，《史记》一书的作者司马迁，因为他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在他写的《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儿。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跟他学，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地变为“郭太”了；叫“郑泰”的，也变为“郑太”了。

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他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

又如宋朝的老苏家讳“序”字，所以苏洵不写“序”字，碰到写“序”的地方，改成“引”字；苏轼也跟着不用“序”字，他以“叙”字来代替。今天一本书中，在序的地方有人用“序”字，有人用“小引”、“引言”或“叙”，就是由于被老苏家的家讳暗摆一道的缘故。

避讳也不全是为了尊敬，有的是因为厌恶或怀恨，这是例外的讳，也构成了避一避的理由。例如，唐朝的肃宗最恨叛变的将军安禄山，所以，凡是郡县中有“安”字的，他都给改了，比如“安定”改为“保定”，“安化”改为“顺化”，“安静”改为“保静”。

明朝的世宗最恨“夷狄”，竟恨到不愿意看“夷狄”这两个字的程度，你说恨得多厉害！所以凡是写“夷狄”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要写得特别小，愈小愈好，因为写小了，皇帝才高兴。

清朝有一个人叫“王国钧”，考试成绩很好，正要被派个官儿做，可是西太后见到了他的名字，不见倒不要紧，一见太后就气起来了，太后说：“‘王国钧’三个字的音正好是‘亡国君’，是指亡国的皇帝，这种人，这种名字，还能要他做官吗？”于是，可怜的王国钧，由于他爸爸没把他的名字起好，竟闹得断送了前程。

这些都是因为厌恶或怀恨的缘故，造成的心理忌讳。

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它。

洋鬼子尊敬华盛顿，特别把美国国都叫做“华盛顿”，你叫我叫老头子叫小孩子叫，丝毫没有觉得该“避”什么“讳”，同时觉得，这是对华盛顿最大的恭敬和纪念。

洋鬼子尊敬一个人，常常把自己儿子的名字起得跟他所尊敬的人一样，在中国人看起来，这简直大逆不道！例如你姓张，你尊敬孔夫子、孔丘，而把自己的儿子叫“张丘”，你这样做，若在中国古代，不挨揍才怪。不但挨揍，而且还要坐牢呢！那时候的“张丘”，不能叫“张丘”，恐怕得叫“张囚”了，不，不对，也不能叫“张囚”，因为“囚”与“丘”同一个音，要避讳！

中国走入20世纪以后，慢慢地也学会了用一个尊敬的人的名字了，也慢慢知道这并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中山县”、“立煌县”、“罗斯福路”、“麦克阿瑟公路”等，都是这种转变的证明。时代毕竟是进步的，中国也不知不觉地在进步。在进步的过程中，一切落伍的旧习惯都必须被抛弃。在没有忌讳的新时代里，一切旧的忌讳都将是历史的陈迹。让我们了解它吧，可是不要再复兴它。

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中国古代的政府是专制政府，专制政府的代表人是皇帝。

皇帝是被尊为“天子”的人，“天子”是上天的、老天爷的儿子，来头极大，大家都怕他。

皇帝的权力很大，大到有时候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有多大。因为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所以，他常常要试试看，看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所以，他要做很多事，要对付很多人，甚至要代表老百姓，跟“鬼神”和“自然”打交道。关于最后一项，皇帝的权力就显得很小很小，因为“鬼神”和“自然”并不买他的账。比如说，天不下雨了，皇帝的表现就是向“鬼神”和“自然”求雨，求呀求的，若运气好，雨来了，于是老百姓就说皇帝很行；若运气不好，任凭他怎么求，雨还是不来，皇帝也无所谓，他还是照样做他的皇帝——绝不让你做。

所以，在历史上，很多人做了皇帝，很多人想做皇帝。因为做皇帝太过瘾了，做皇帝权力很大。

皇帝由于权力很大，当他做一件对的事的时候，会把这件事做得很好很好；当他做一件错的事的时候，会把这件事做得很坏很坏。

一般傻头傻脑的小百姓都以为：皇帝的身份，既是上天的儿子，一定有一种“天纵之圣”，有一种天才与聪明，可以把一切事都做得很对。

对这种情形，不但傻头傻脑的小百姓以为如此，就连一些皇帝自己也以为如此。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是天才的化身，他们不会做错事。

于是，做呀做的，结果许多错事竟做出来了！

于是，为了使皇帝少做一点错事，一种制度便慢慢冒出来了，这种制度叫做“谏官”制度。

“谏”，是一种劝告，“谏官”，是一种专门劝告皇帝的官。这种官劝告皇帝不要做错事，劝告皇帝在做一件事前多想想、再想想。他们整天跟在皇帝身边，到处找皇帝的错。找到错以后，便提醒皇帝。

这种谏官，有许多种。有的叫“拾遗”，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

唐朝有一个大诗人叫杜甫，他就做过这种“拾遗”的小官。

“拾遗”真是小官。为什么要把“拾遗”设计成小官呢？因为“拾遗”要给青年人做，青年人有火气，比较不老油条，看不惯的，就会说出来。一说出来，“谏官”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谏官一类的职务，本来就是有话就要说的官，本来就是张开嘴巴哇哇说话的官。为了使谏官肯说话、敢说话，不怕一切后果和损失，所以给他们的职位愈小愈好，一个人做了小官，便不在乎得失，大不了不干，不干就不干，一点也不会有恋栈惋惜的心情。官愈小，便愈敢说话，所以谏官都是小官。

除了“拾遗”以外，还有一种小官叫“补阙”，表示要替皇帝弥补过失；还有一种小官叫“司谏”，表示专门管谏诤的事；还有一种小官叫“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总之，这一类的小官，名目很多。不管什么名目，他们的使命，统统都是向皇帝进忠告；他们的做法，统统都是挑皇帝的错。

当然，古代傻瓜们挑皇帝的错，并不止于“谏官”、“拾遗”、“补阙”、“司谏”、“正言”这一类小官，一般大臣也可以劝皇帝。劝得成功，大家都高兴；劝得不成功，他一个人倒霉。

就人之常情而论，没有人喜欢在他做一件事的时候，旁边有个多嘴的人来捣蛋，何况这个多嘴的人还是要你给他薪水的。做皇帝的也不例外。做皇帝的有大权力，他本可以把多嘴的人杀掉或赶跑，或者按在地上打屁股，但他要忍耐着不这样做，这种忍耐，的确需要一点功夫。

古代皇帝中愈有忍耐功夫的，愈会被人称赞。他们接受臣子们的劝告，或者虽不接受，但有耐心听听，就会被称为是好皇帝。他们的这种作风，就被称为“纳谏”，翻译成白话，是接“纳”“谏”言；如果皇帝不接受臣子们的劝告，也有一个名词，叫做“拒谏”，翻成白话，是“拒”绝“谏”言。谏言拒绝多了，或者因为谏言而发脾气、赶人、打人、杀人，这种皇帝，历史上就叫做“昏君”，是坏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拒谏”传说，是殷朝比干的故事。比干劝皇帝，皇帝气起来了，下命令挖掉他的心。当时的皇帝叫商纣，所以以后一提到“拒谏”的坏皇帝，大家就说商纣考第一（有一次，汉朝的高祖被大臣周昌骂做商纣，可是他没生气，他没生气，就表示他不是商纣）。

中国最有名的“纳谏”例子，是皇帝唐太宗和谏官魏徵。魏徵在唐太宗生气的时候，也不怕，也要劝他，在这种“紧要关头”（紧要关头是指有的皇帝会因忍耐不住而赶人、打人、杀人的关头），唐太宗却常常把气按住，不生气了。

唐太宗和魏徵之间，常常有一些有味儿的故事：

有一次，唐太宗要到南山去，都准备好了，刚要出发，魏徵来了，唐太宗立刻装作没事的样子，因为他知道魏徵是反对他去南山的。但是魏徵很直爽，他问：“听说皇上要去南山，怎么没走呢？”唐太宗说：“本来是要走的，因为怕你生气，所以决定不走了。”

又有一次，唐太宗正在玩一只鸟，正好魏徵进来了，唐太宗怕魏徵看到他在玩，不好意思，赶忙把鸟藏在胸前的衣服里。魏徵说了一大堆话才走，唐太宗赶紧把衣服解开，可是鸟已经闷死了。

关于魏徵的故事，后代的人都很向往。有一天，元朝的英宗跟大臣拜住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还有像唐朝魏徵那样敢说话的人吗？”拜住回答说：“有什么样的皇帝，才有什么样的大臣。一个圆的盘子，水放进去，是圆的；一个方的杯子，水放进去，是方的。因为唐太宗有度量肯‘纳谏’，所以魏徵才敢说真话、才肯说真话。”元英宗听了，很以为然。

所以，还是皇帝重要，碰到一个坏皇帝，你乱多嘴，脖子不挨刀，那才怪！

有一部古书，它是中国的“十三经”之一，叫《礼记》，里面有一段话，是说做臣子的该如何劝皇帝。《礼记》说：

对皇帝，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还不听，你就逃掉算了。但是对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态度就要不同了。对父母，你要劝他们；他们不听，再劝他们；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们。第三次劝他们他们还不听，你不能逃掉，你要哭哭啼啼地跟着他们，到他们听了你的话为止。

《礼记》这一段指示，其实许多古人都没听。古人中有的劝皇帝，劝一次皇帝不听，就吓得不敢再劝了；有的劝三次不听，他还是要劝，甚至会哭哭啼啼起来。

宋朝光宗的时候，他忽然不想上朝了。大臣们去请他，请得没法了，他只好出来，走到门口，忽然皇后把他拦住，说：“天好冷啊！我们喝酒去嘛！”皇帝一听，就又不朝前走了。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傅良，立刻跑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回去喝酒。皇后气起来了，大骂说：“你是不是要找死？”傅良听了，立刻哭哭啼啼地说：“君臣如同父子，儿子劝父亲父亲不听，一定要哭哭啼啼地跟着他！”

这个故事，说明了古代劝皇帝的人，并没有一定的“中央标准局”劝法，并不如《礼记》所要求的，劝三次不听，就逃掉。

有些古代的臣子，他们劝皇帝，常常采取激烈的法子。有的拉皇帝衣服；有的拉皇帝的马；有的表演自杀；有的拼命磕头，磕得满脸是血。有的皇帝对劝他的人很讨厌，为了怕人劝他做某件事，干脆在做某件事之前，先来个声明，声明的文字常常是——

有谏即死，无赦！（翻译成白话是：不要劝我呀！谁劝我我就宰谁，绝不饶他！）

敢有谏者，斩！（翻译成白话是：谁敢劝我，就砍谁的脑袋！）

做皇帝的，本以为这样“有言在先”，应该不再有人多嘴了，应该把那些长舌头的男士吓唬住了，这样一来，应该少去不少麻烦了。可是呀，没用，还是没用，还是有一些敢死队前来冲锋，把脖子朝皇帝的刀下塞。例如楚国的庄王，说了谁谏就杀谁，可是苏纵还是要去劝他；又如晋国的灵公，也说了谁谏就杀谁，可是孙息还是要去劝他。做皇帝的，简直气得没法了。

有些大臣看到皇帝做错事，劝他不听，常常会用无赖的方法去阻止。汉朝光武帝本来要出去玩玩的，刚上车，大臣申屠刚劝他不要去，申屠刚的理由是：天下还没平定，你皇帝大人怎么好去玩？光武帝不听，下令开车，申屠刚见皇帝不听，立刻趴在地上，把头塞在车轮子里，意思是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不活了！你干脆用车把我轧死算了！你轧呀！你轧呀！这么一来，光武皇帝服了，只好不去玩了。

宋朝徽宗的时候，有一次大臣陈禾跟皇帝说话，皇帝听得不耐烦，气得站起来了，陈禾立刻跑过去，拉住皇帝的衣服，说：“请听我讲完。”皇帝不听，硬是要走，陈禾非要他听，硬是拉住不放，结果裂帛一声，皇帝的衣服被撕破了，皇帝大骂：“你看，你把我衣服弄破了！”陈禾说：“你为了不听我的话，不在乎衣服；我为了使你听我的话，也不在乎脑袋！”皇帝很感动，特别叫人把被撕破的衣服保存起来，当做纪念品，当做一种鼓励和象征。

像这类当做纪念品、当做一种鼓励和象征的事，宋徽宗是有根据的。汉朝成帝的时候，一个叫朱云的，本是陕西的一个地方小官，但他要求见皇帝。在大庭广众下，皇帝接见了他。朱云说：“现在朝廷的大臣，都是占着职位吃白饭、不管事，都不能帮皇帝的忙，我请求皇帝给我一把剑，杀个坏大臣，好给这些人一点警告。”皇帝一听，气起来了，说：“这个小官，居然在朝廷上侮辱大臣，杀掉他！”于是左右的人跑来抓朱云，朱云用手攀住宫殿的栏杆，死不肯放，别人用力一拉，结果连坚固的栏杆都给弄断了。朱云大叫说：“我这回可跟比干等忠臣一起到地下去云游了，只是不知道你们该怎么办！”这时候，有个将军叫辛庆忌，立刻跑到皇帝前面，磕起头来，他说：“这个小官太直爽了，如果他的话说得对，不该杀他；如果说得不对，我们应该包容他。我愿意以一条老命，来为朱云争取他的命！”话说完了，辛庆忌就“”地磕起头来，磕个没完，磕得满头是血。于是，皇帝气消了，说算了。后来木匠要来换栏杆，皇帝说：“不要换了，补一补就好了！就让它那个样子，作为一种鼓励、一种象征。”

还有一种情形，表面上，皇帝准许臣子可以有话直说，不是由于皇帝度量大，而是怕外国人知道了，不好看。明朝仁宗时候，大臣戈谦劝他不听，旁边有人拍皇帝马屁，知道皇帝讨厌戈谦，特拍马屁要求把戈谦赶走，皇帝同意了。这时候，一个叫杨士奇的，立刻劝皇帝说：“现在外国人来朝见皇帝的很多，这件事若传到外国去，洋鬼子们就会说我们没有度量、没有自由了，这是不好的。”于是皇帝就说算了。

另外一种情形，皇帝宽大是因为怕历史，怕历史学家记他的不好。宋朝的太祖赵匡胤，喜欢打鸟（那时候没有猎枪，用的是弹弓）。有一天，玩得正高兴，左右报告说，有大臣为了急事来求见，皇帝叫人把这个大臣叫进来听报告，听了半天，只是普通的事情。宋太祖生气了，他问：“为什么这种普通的事现在来报告？”那大臣答说：“我认为这种事并不普通，至少比打鸟还重要！”皇帝更气了，立刻拿家伙打这大臣的嘴，结果两颗门牙被打掉在地上。那个大臣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弯下腰来，把门牙捡起，往口袋里一放。皇帝奇怪了，问他说：“你捡门牙，是不是要到法院告我？”那大臣说：“我怎么敢告皇帝？这件事，自然会有历史学家去写！”皇帝一听，笑起来了，下令送这大臣许多钱，表示抱歉。

历史上关于臣子劝皇帝的故事很多很多，为劝皇帝而挨刀流血的也很多很多。可是一些不要命的臣子，还是要一个接一个，劝个没完。宋朝一个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还做过一篇《灵乌赋》，高叫作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

[附记]

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和你是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劝你。

传令——全国大跑马

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诸侯发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时候，皇帝向四方诸侯要钱；有时候，叫四方诸侯挑选漂亮的女孩子；有时候，皇帝得了盲肠炎，躺在“龙床”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诸侯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来，来看他，听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诸侯有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皇帝叫他，他听不到，皇帝没有麦克风，有也不行，太远了。他照样可以耍赖皮、装聋、装孙子。

当然皇帝也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不但没有，皇帝甚至不能想象这些玩意儿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有些聪明人，整天把枕头垫得高高的，躺在床上想，想来想去，想他们的“白日梦”。

他们居然想出一种“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他们又想出一种“顺风耳”，可以听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在骂他。

可是这些只是“想”、只是“梦”，压根儿没实现过。

我们的老祖宗很容易满足，他们只想想就算了，懒得费脑筋。他们不会用脑筋去发明望远镜或电视机，也不会发明麦克风和电话，他们只会用脑筋去“神游四海”，用脑筋去歌颂“精神文明”、歌颂“形而上”的“道”。

可是，聪明人这样做可以，皇帝这样做却不可以。

皇帝要统治全国，皇帝要发脾气，皇帝要叫人知道他在发脾气，皇帝要得盲肠炎。

于是皇帝叫道：“来人呐！你们各地的诸侯派代表来，站在我身边，替我传话给你们！”

于是，各地的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兴了，他为代表们盖了官邸，整天朝他们下命令。

代表们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头昏眼花，大家赶忙把命令传出去，传给四方诸侯，这种来自京师官邸内含命令的报告，称做《邸报》。

这种《邸报》，就是四方诸侯专用的消息载体，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报”。当时这种官报，读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没得看，他们至多看看墙上的政府告示，或是听听传说和谣言，他们对政治没兴趣，他们的口号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人生观，翻译成白话，就是——

天亮就工作，

天黑就上床，

纳税又完粮，

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诸侯却不能不管，因为他们有了专用的“官报”可看，不能再装聋了。所以，“官报”一到，四方诸侯的眉毛就皱起来了，皱得像老太婆的脸，非用熨斗来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处是，四方诸侯虽不能装聋，却可以偷懒。因为“官报”来得很慢，一般情形，“官报”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条命令，十天半个月才能到四方诸侯手里，那时候，皇帝可能气消了，盲肠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来，就先给它一拖，不肯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所以，历来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大特色，就是不讲办事效率，不肯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办事总是慢腾腾的，好像没睡醒一样。

但有的时候是例外——那就是大家抢官做的时候。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再升官。

可是官太少了，人太多了，你做了这个官，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要捣你的蛋。

汉昭帝时，一天诸侯燕王忽然派人来，向皇帝上书告了大臣霍光一状，说他检阅御林军准备造反。霍光吓得躲在家里，不敢见皇帝。皇帝那时候才14岁，可是很聪明，他把霍光找来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检阅御林军的事还不到八天，燕王怎么会知道呢？由此证明有人从中搞鬼。”于是霍光便无罪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没有电报、电话、飞机、火车，所以消息传得非常慢。

当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事，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除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地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坚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于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似的，日夜不停地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于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荔枝，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人和马的血汗与辛酸。那时候的邮差，真他妈的太苦了！

上面说到古代的车站叫做“驿”，这是指一般的情形。这一类的名目，还有一些别的。例如，有一种叫做“亭”的，是秦朝、汉朝最流行的“车站”。每个“亭”都有个“亭长”，亭长除了是邮政局局长以外，还是旅馆老板、警察局局长、调查站站长。亭长有时候会因执行职务而杀人，有时候会利用职务而谋财害命，有时候也做好事，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汉朝最有名的将军韩信，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南昌亭长吃过饭，后来亭长的老婆不给他饭吃了，他才跑掉。

汉朝的亭大概有三万个，和亭配合设立的，叫做“邮”，亭是十里一个，邮是五里一个，当时习惯连在一起，叫做“邮亭”。这“邮亭”两个字，直到今天还在用，可是意思已经不同了。

驿在唐朝，有一千六百多个，有的驿很小，只有八匹马；有的驿就很大，有七十五匹马，多得可以开一家跑马厅。唐朝法律对驿的规定很多很多，多得很好玩，例如说：

一、从驿中骑马的，要凭“符券”才成，这等于现在的“先买票，后上车”。没票骑马的，处一年徒刑。

二、有“符券”了，还得在一定时间内骑马，过时不候。好像今天买票“限当日有效”。

三、只用一匹马就行的，若多用了一匹，处一年徒刑。

四、多跑了路，跑了冤枉路的，多跑一里，多打一百下屁股。

五、该换马的时候不换马，打八十下屁股。这叫做“虐待动物”。

六、不该带的东西多带了，叫做“超载”，也是“虐待动物”，多带一斤，打六十下屁股。

七、犯上面各种错误，毛病都出在骑的是马，若骑的不是马而是驴，那么罪就轻一点，被处罚的时候，可打八折。

为什么要有这些严格的规定呢？这是由于古代的驿，本是为了行政上和军事上的要求而设的，有关国家大事，所以不能马马虎虎。谁要马虎，就打谁屁股，或者就把谁关起来。

宋朝时候，驿的情形有四种：

一、步递——用人走路来送消息。

二、马递——用马。

三、急脚递——用快马。

四、金字牌急脚递——用快马加木牌。

最后两种，要加以说明。所谓“急脚递”，是用快马来跑，每天可以跑四百里。本来已经很快了，可是，为了行政上和军事上的要求，有时候，还嫌“急脚递”不够快，因为“急脚递”常常在路上碰到一些挡路的，由于“交通拥挤”，难免会耽误时间。这时候，就有人发明了一种花样：用一块木牌，上面漆上金字，放在马背上，由于反光的缘故，老远便可以看到金光闪闪，这时候，路上的其他人员、车辆就得赶快让开，因为人人都知道“金字牌急脚递”来了，还是赶快让开为妙。

现代的警察车、救火车、救护车，走在路上“当当”乱响或“哇哇”怪叫，就好像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就会让开。

现代的国宾护卫仪队，在马路左右两旁由摩托车“呜呜”开道，不许你先走而要你让他先走，也好像是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也就赶快自认倒霉，干脆让开。

历史上最有名的“金字牌急脚递”的故事，就是“十二道金牌”。

宋朝的将军岳飞，本来正在北方和金人打仗，朝廷方面却主张跟金人讲和，所以要用最迅速的方式赶忙把岳飞弄回来。那时候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挂着金牌的急脚递。当时宋朝政府一连用了“十二道金牌”来催岳飞，急得简直让快马跑成了一条线。于是，岳飞只好回来了。

用快马去跑，当然是一个很笨的法子，可是中国的古人们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了，他们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也没有飞机和火车，也没有汽车和摩托车，他们若要办急事、急办事或事急办，只有依靠快马加鞭。

像岳飞这种将军，现代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朝鲜战争时候，在前线的将军麦克阿瑟也和岳飞一样，要“直捣黄龙”（黄龙是现在的中国东北地方），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把麦克阿瑟弄回去，由于科学进步，他只打了一个电报就够了。科学真是了不起，也真可怕，它可以增加统治的效率，使命令传达得快、快、快。所以现代的人做将军，就没有古人过瘾，因为他只听到电报机的滴滴答答声，再也听不到跑马的嗒嗒嗒嗒声了。

到了元朝、明朝和清朝，驿站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一直到清朝后期，接受了近代科学的通信设备为止，才慢慢淘汰了古老的驿站。

对增加传达命令的速度，中国古人曾有过美丽的幻想。旧小说《水浒传》中，有一个叫戴宗的人，外号叫“神行太保”。因为他有一种秘密的魔术：他有一种叫做“甲马”的小东西，若把两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于说把八个“甲马”绑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浒传》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不好乱猜了。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现代科学的高速进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经是一个可笑的小数字了，但对善于幻想的古人说来，却是一个不能想象的伟大速度。在制造速度方面，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个落伍的记录，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清朝的大臣、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俄国去，他的报告用电报打到上海，只花了一天时间，可是这个报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转，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为上海北京之间没有电报，只有船和马。这件事，使当时的大臣李鸿章起了大念头，他立刻要求政府赶快设立电报局。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国家，才开始有了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少了嗒嗒嗒嗒的马蹄声。那个时候，已是公元1879年，距离发明电报的日子，已经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个多么叫人落伍的日子啊！

新闻——报纸像杂志

现代人早上一起来，就看报，一看报，就知道日本皇帝怎么了；下午一睡醒，又看报，一看报，就知道日本皇帝的老婆（学名皇后）又怎么了。现代人所要知道的事，从报纸上，一看就知道了。昨天地球上北极发生的事，今天地球南极的人就知道了；早上美洲发生的事，下午亚洲就知道了。消息的传达快极了。

古代人就不这样了。

古代人愈古愈没有报纸看，消息传得慢极了，慢得像老牛，甚至比老牛还慢。

古代人要知道消息，大都是用布告和嘴巴。布告和嘴巴太慢了，所以一件“新闻”传来传去，传到最后，听到的已经变成“历史”了。

古代人最早有一点报纸模样的记载，是唐朝，当时的报纸，叫做《邸报》。

“邸”是什么呢？和现在一般常用的“官邸”字眼一样，就是“官邸”。不过这个官邸是专指四方诸侯在京城的办事处。四方诸侯进京来的时候，就住在这种官邸里；等到离京回去，官邸仍有人代为联络、传达。联络、传达的文件，都是朝廷里最新的消息，所以这种文件就叫做《邸报》。

这种《邸报》，产生的时间，大概在一千两百年前，在唐朝玄宗的时候。

除了《邸报》以外，还有一类名称，像“杂报”、“报状”、“事状”、“朝报”等，也都可说是报纸的雏形。

到了宋朝以后，《邸报》愈来愈流行了。宋朝时候在邸里办公的小职员们，整天打听政治行情，一打听到些捕风捉影的事，就赶忙写在一张小纸上。比如说张三被皇帝打了一个耳光、李四被皇帝踢了一脚、王五脑袋瓜子上挨了皇帝飞来的一个茶杯……总之，都是半真半假的马路新闻。这些小纸当时叫做小报，非常受人欢迎。小报一来，大家齐声欢呼，你抢我抢，就好像现在人们抢买“号外”一样。因为这种小报的新闻不是官方发布的，也不是新闻局局长告诉记者的，所以难免不合当局的胃口，而要被查禁。

到了元朝，《邸报》中所记的范围渐渐宽了。王家着火了等社会新闻也出现了。再到明朝的时候，由于宦官汪直等人当政，为了怕他们的丑事外扬，曾经检查其中的内容，禁止《邸报》流传，这可以说是邮电检查和新闻封锁的老祖宗了！

到了明朝崇祯皇帝十一年，一件重大的改变发生了，《邸报》不再用手写了，《邸报》进了排字房，开始用活字板排印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改变。这一年是1638年，距离今天，报纸进排字房，足足有三百四十年了。

清朝初年，有一家纸店叫“荣禄堂”，店里的老板跟政府的要员有点关系，通过要员，把传出来的消息印成《京报》。这些京报在京城里，并不觉得稀奇，可是一带到西北各省去，销路就非常好。因为有利可图，于是，所谓的“报房”纷纷成立了，就是今天的报馆或报社。

当时的报纸不是一张或几张大纸，而是一本像杂志一样的书。长九寸、宽三寸半，封面黄色，最多有十九页，最少也有五六页，用的是竹纸或毛太纸，木刻活体字排印，很不清楚。

《京报》的内容，可分三大部分：

一、“官门钞”——抄皇宫里头的消息。

二、“上谕”——皇帝的命令和告示。

三、“奏折”——大臣向皇帝说的话、报的告。

这些材料，一到报纸编辑的手里，就按照次序，一条条排列起来。报纸的编排很单调，没有标题，你一定得全部看完，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想偷懒是不行的。

出报的时间是每天黄昏或晚上，所以等于是晚报。这种晚报在京师当天虽可以看到，但是外省就麻烦了，比如说浙江，可能三四个月后才能转到，那时候，“新闻”可能早已变成“旧闻”了。

在清朝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一个有心人名叫张芾，看到《京报》内容既简陋，流传得又慢，不但卖得贵而且不容易买。于是，上书给皇帝，请政府来办报，结果被皇帝狠狠地骂了一顿，说这种意见“可笑之至”！

现在看来，真正“可笑之至”的，不是张芾，而是西太后的丈夫。

可是，我们不能怪咸丰皇帝，因为他压根儿没有这种观念。

过了八年（1859年），又一个有心人出来了，他的名字叫洪仁玕，是太平天国的军师。他向天王洪秀全献了一部《资政新篇》，其中有一部分劝天王设立“新闻馆”，并在各省任命品行好的人做“新闻官”，职务要独立，别的官儿不能管他。他这个建议，很有眼光，他之所以有这种眼光，乃是因为他家里有几个洋鬼子传教士替他打派司。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觉得很没面子，连小日本都打不过。大家研究打不过的原因是：中国太落伍了，在新世界中完全跟不上时代。要跟得上时代的法子是，一定要宣传新思想，工具就是办报。当时，北京维新派官绅像文廷式等，办了一家“强学会书局”，出版了一种叫《中外纪闻》的报纸，也叫做《中外公报》。这份报纸的最早赞助人，就是后来中华民国第一任想当皇帝的大总统袁世凯，他捐了五百块钱做基金。五百块钱在那时候，没有能力买印刷机，所以报纸是用木板刻的，每天出一张，内容以社论为主，新闻反倒次要。主持这个报纸的实际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这个报，可说是有史以来，中国民间的第一份像样的报。

当时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订报的观念。所以这份《中外纪闻》，也不敢公开发行。他印了三千份，拜托并且买通送《京报》的报童，每天随着《京报》，“分送诸官宅”。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们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报，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中外纪闻》发行了半年，正巧当时御史老爷杨崇伊攻击这个报，说它“诽议朝政”，请下令封它。于是皇帝就下令查封，并且把文廷式赶回家乡去，还说永远不再让他当官了。

《中外纪闻》被封以后，维新派的书局也被没收、改组，变成了“官书局”，由孙家鼐主持，正式出版一种官报，这可说是中国最正式的官报，大名叫《官书局报》。用黄土纸做封面，长九寸、宽五寸，内容除了“上谕”和“奏折”一类的东西外，还有一些世界新知识的翻译。这个报纸为了怕当政者不满意，特别声明凡是批评政治的和人物的文章，都不能登。虽然这个报如此委曲求全，可是“戊戌政变”发生后，西太后还是把它看做传播新知识的“眼中钉”，还是停刊了。

西太后虽然不许别人办报，可是她却不得不承认，报纸这件东西也有它的好处。所以，在八国联军以后，她也想办报了。（甲午战争那一次，被日本一个国家打败，中国人气得想办报；这回八国联军，一次被八个国家打败，中国人当然更气得想办报了！）

西太后办的报叫《政治官报》（后来改名叫《内阁官报》）。这个报，还是杂志的形式，不过里面的花样多了，“上谕”、“奏折”、“电报”、“法制章程”、“条约合同”、“外事”、“广告”等，都是基本内容。它的宗旨是“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显然是针对以前《中外纪闻》里“社论”而发的。这个《政治官报》只是要报道政治，并不是要谈政治，所以要议论的，免啦！

专制政府不欢迎办报，可是爱好自由的人却要办。他们办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就是租界。租界是专制政府管不到的地方，是大城里面一些由洋鬼子管辖的地区。专制政府欺负自己人很拿手，可是欺负老外却不行，手反被拿，只好同意洋鬼子在中国大城里划分势力范围，割据称雄。洋鬼子有新闻自由的传统，欢迎办报，中国知识分子就在租界大办特办起来，其中最有名的，是《苏报》。

《苏报》是章炳麟（太炎）、蔡元培、邹容这些老少革命党办的报，他们在上海租界里攻击专制政府，骂清朝皇帝是“小丑”等，愈骂愈高兴。骂得专制政府吃不消了，密电这个地区的封疆大吏说：

沪上各报内，《苏报》近更狂吠，愈无忌惮，着即拿办。转饬密派干役，将单开各要犯分别严拿，各获禀办，毋稍泄露疏虞，致被克脱。

专制政府虽然大喊拿人，可是不得洋鬼子同意，拿不了。专制政府于是跟洋鬼子打商量，洋鬼子也买几分账，但一看专制政府的严刑峻法，却不能赞同。原来专制政府“宽大”得没有出版法，只有“造妖书妖言”、“大逆不道”等罪名，要用这些法律办人，如意算盘如下：

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彼二人者，同恶相济，厥罪唯均，实为本国律法所不容，亦为各国公法所不恕。查律载：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为反，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为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又律载：谋背本国潜从他国为叛；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又律载：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监候。如邹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当处决。今逢万寿开科，广布皇仁，援照拟减，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俾租界一群不逞之徒，知所警惕，而不敢为匪，中外幸甚。

这下子把老外给吓坏了，老外没想到“礼仪之邦”的法律竟这样野蛮。照专制政府的法律，要“凌迟处死”，就是一刀一刀地剐死，幸亏统治者过生日，优待，改为“永远监禁”，就是无期徒刑。这样重的刑，洋鬼子是看不过去的。所以，洋鬼子只肯抓人，要办人、要审人、要关人，都行，可是都得由他们代办，拒绝引渡。私下里，他们还通知章炳麟等人“赶快跑”。

章炳麟是书呆子，不肯跑，被抓去了；邹容跑了，可是忍不住吴敬恒（稚晖）挖苦他的风凉话，自行投案，也被关到牢里了。小型文字狱判下来，章炳麟三年，邹容两年。邹容年纪轻，黑狱亡鬼，受不住气，结果死在牢里，呜呼二十岁，时间是1903年。

专制政府开始有了出版法，包括《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大清报律》（1907年）。这些出版法除了采取“预审制”以外，其他倒也宽大。例如，要想办报，不论张三李四，只要——

一、年满20岁以上之本国人。

二、无精神病者。

三、未经处监禁以上之刑者。

就可以在发行二十天以前，向衙门呈报，缴点保证金，开始言论。绝不会借口报纸太多了，不许你登记。专制政府许你办了，他来封，绝不会根本就不许你办。

中华民国成立，内务部（内政部）的大官人忽发雅兴，拟订了《暂行报律》三条。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立刻发布《令内政部取消暂行报律文》，予以痛斥：

昨据上海报界俱进会及各报馆电称：接内务部电，详定暂行报律三章，报界全体万难承认，请转饬部知照等语。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

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文献，它告诉中国人，现在是自由民主的时代了，“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已经不会也不该“复见于今”了。这一天是中华民国元年三月九日，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每一个孙中山的信徒，都该想到这个日子里的这个启示。

这篇文献发布后两年零二十四天，袁世凯公布了《报纸条例》，取消了“预审制”。从此，中国的报纸在种种法律的夹道吆喝中活下去了，它们历经了袁世凯颁布的《出版法》（1914年）、《管理新闻营业条例》（1925年）、《出版条例原则》（1929年）、《出版法》（1930年）……虽然任重道远，可是总还得活。直到“报阀”出来，天下一统为止。

回忆中国的报纸史，真叫人发思古之幽情，令人怀念那些脱法而出或逍遥法外的“老祖宗报”。

前面谈的中国报纸，不外是两类：一类是老百姓办的，一类是做官的办的。在这两类之外，还有一种报纸（就是杂志），是外国人为中国人办的，也很重要。最早的有1815年（中华民国前九十七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一个怪名字，其实它的英文名字的意思就是“中国每月杂志”。这个报每月出版一次，内容有宗教、科学、历史、地理、商业等。五花八门，名堂很多。这个报是洋鬼子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梁发等人办的，梁发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正式厕身报界的第一人。这个报，一直办了六年半，到1821年才停止。

现在我们所看的报纸，都是前面这些“老祖宗报”以后的产品，所以只是一些“小孙子报”。这些“小孙子报”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版面变大了，大得像一张报，而不再像一本杂志。现在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老祖宗报”的时候，你绝对不会以为那原来是一份报，你一定以为那是一本杂志，其实那才是报——道道地地原原本本的报，你可别认错了。

征兆——来头可不小

中国人几千年来有一个大传说，人人都信。

这个传说就是：凡是有点儿名的人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都不简单。

所谓不简单，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他的家人总要碰到些怪事，或是看到些怪光、或是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些怪梦……总之非常那个。

所以大人物，生起来皆吓人倒怪。

可是，中国人并不说这些事情怪，他们说这是“祥瑞”，祥瑞就是“可喜可贺的征兆”。

每个大人物出生时都有“可喜可贺的征兆”，这叫“生有异禀”。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一个人到世界上来，若来得稀松平常，那就前生注定没发展。

所以，你看到这里，应该赶紧把这本书放下，快到厨房去，问问你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跟你老子有没有碰到些怪事、看到些怪光、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了些怪梦。

如果她说没有，你千万拜托她仔细想想看，如果确实一点也没有印象，那你就糟啦！你这辈子，休想成为大人物啦！

你若不服气，请看下面这些传说：

老子——传说他老先生出生的时候，是骑着一头白色的鹿到妈妈肚里的。

孟夫子——他妈妈生他时，梦见神人攀龙凤，自泰山来。邻居看到五色云，罩住孟家。

萧何——他妈妈生他，是“感昴星之精”。

张良——他妈妈生他，是“感弧星之精”。

樊哙——他妈妈生他，是“感狼星之精”。

程咸——他妈妈生他以前，梦到“白头公”拿药给她吃，并且说：“服此当生贵子。”于是她吃了，就有了孕。

刘元海——他妈妈生他以前，梦到两条大鱼，后来鱼变成人，给她一包东西，说吃了以后，可以生贵子。于是她吃了，怀胎十三个月，才生刘元海。

徐陵——他妈妈生他以前，梦到五个颜色的云彩，化成凤，站在她左边肩膀上，于是就有了孕。

梁昉——他妈妈生他以前，梦到五个颜色的彩旗子，旗子四角挂了铃，一个铃掉在她怀里，于是就有了孕。

李白——他妈妈梦到“长庚星”跑到怀里来。

刘济——刚生下来，老妈看到一条“黑气勃勃”的大蛇，后来就变成他。

杨大年——他妈妈梦到仙人托生，结果生下一只小鹤，再变成他。

刘法——他妈妈生他时，蚊帐掉下来了，出现一条大蛇，他出生后，再找大蛇，只剩下蛇皮了。

岳飞——他出生的时候，屋里飞来一只大鹏鸟，所以他的名就叫“岳飞”，他的字就叫“鹏举”。

文天祥——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爸爸（这回不是妈）梦到文天祥乘着紫云而下，所以他的名字就叫“云孙”。

张居正——他妈妈梦到青衣童子绕床，因而怀孕。

郑成功——他出生的时候，他妈妈梦到自己在岸上看大鱼，一只船冲上来，冲到肚子里了。

曾国藩——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这回不是爸）梦到一条“神虬”从天空飞下来，全身发金光。

上面随便举的例子，都是跟历史上的大人物有关的“征兆”，你看了，一定觉得很奇怪。可是，更妙的还在后头。历史上，比上面这些大人物更显赫的人物是皇帝，关于皇帝的征兆，也就更多。据说所谓皇帝，是上天的儿子，是“天子”。既然所谓天子，来头应该更大，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一些天子的来头吧：

夏朝第一个皇帝出生的时候，郊外有青龙。

商朝祖先的妈妈在野外洗澡的时候，正巧有一只鸟下蛋，她捡来吃了，就有了孕。

周朝祖先的妈妈在野外玩（好像他们的妈妈都喜欢在野外玩），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她在脚印上踩了一下，就觉得有孕了。后来生了儿子，她认为不吉祥，就把儿子丢在路上。可是，马走过来、牛走过来，都躲开这个孩子，不敢碰他。于是这个妈妈又把儿子带到树林里，放在一条结了冰的河上，可是这时候，有鸟飞过来，用翅膀遮盖这个孩子。天意已明，这个妈妈感到她的儿子不简单，就把他抱回家里去。

周朝的武王建国的时候，有白颜色的鱼，跳到武王的船里面；又有红颜色的乌鸦，表示“祥瑞”。

秦朝祖先的妈妈在织布的时候，有鸟下了蛋，她捡来吃了，就有了孕。

汉朝高祖刘邦的妈妈，常常在野外的大湖边睡觉，梦到神仙。一天，她的丈夫去看她，却看到有龙趴在她上面，她就有了孕，生出汉高祖来。汉高祖长大后，喝酒后睡觉，有人看到他上面有龙（龙是“天子”的象征）。

后汉光武帝刘秀出生的时候，有满屋子红光。那一年县界长出嘉禾，一茎九穗，所以起名为“秀”。

三国魏文帝曹丕（曹操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有青色云气，圆如车盖，整天罩在他头上。

晋朝元帝出生的时候，“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

南北朝宋武帝刘裕出生的时候，有神光照亮房子，甘露下降。

南北朝梁武帝萧衍，他妈妈梦到自己抱住太阳，不久就怀孕生下了他。他一出生，右手就有个“武”字。

南北朝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他妈妈生他时，梦到太阳从屋里出来；生他的当天晚上，天上发亮光。

南北朝北齐文宣帝高洋，他妈妈怀他的时候，每天晚上有红光照进屋里来。

南北朝北周宇文泰，他妈妈怀他的时候，梦到抱他升天，可是没升完，就醒了。醒后把梦告诉了他爸，他爸高兴地说：“虽不至天，贵亦极矣！”他出生的时候，有黑气如盖，下覆其身。他背上有黑子，黑子且成图案，像条蟠龙。他脸上有紫光，叫人看了心里发毛。

隋朝文帝杨坚，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一屋子紫气。来了个尼姑，说这小家伙不简单，帮忙照顾。他妈妈抱他，忽然看见他头上生出角来，浑身长出鳞片，吓得把他扔在地上，尼姑跑进来说，小朋友给吓到了，将来他得天下要晚一点了（他得天下时，已四十八岁）。他手上有个“王”字，但不知道在哪一只手。

唐朝太宗李世民出生的时候，有两条龙在房门外玩，连玩了三天。李世民四岁的时候，有个书生说会看相，看了李世民，说有天子相。唐高祖怕泄露秘密，要杀这书生，可是书生忽然不见了。

五代后梁太祖朱全忠，他出生的那天晚上，家里有红气上升，邻居跑来说：“你们朱家着火了”。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妈妈带他住在老刘家。刘家老太太告诉家人说：“朱三那小孩子不是常人，你们可要对他好啊！”家人问凭什么，老太太说：“我看过他的睡相，像一条红色的蛇。”

五代后唐武宗李克用，他妈妈怀胎十三个月，生的时候难产。大家跑去买药，碰到一位“神叟”。这位神老头说：“巫医帮不上忙的。赶快回家，大家要全副武装，骑马敲鼓，环绕李家三圈才成。”于是照办，果然生产不难了，在“红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的情形下，李克用出世了。后来李克用搂着妓女睡大觉，有人要行刺他，走到床前，看到床上有一团烈火，吓跑了。李克用的第二代，后唐庄宗李存勖，也来路不凡。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常梦神人黑衣拥扇夹侍左右”。他出生的那天，有紫气从窗户冒出来。

五代后晋高祖“儿皇帝”石敬瑭，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有白气充庭”。

五代后周太祖郭威，他妈妈生他的时候，“赤光照室，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迸”。

宋朝太祖赵匡胤，也照有红光不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元朝祖先的妈妈守寡的时候，梦到一道白光从天而降，化为金色神人，走到床前，她立刻有孕生子。

元朝太祖铁木真生下来的时候，手握一把血块，像红色的石头。

明朝太祖朱元璋，他妈妈怀他的时候，梦到神送一药丸，放在掌中，有光，吃下去，醒了，口里有香气。生的那天，红光满室，夜里光露出来，邻居以为着火了，跑来救火。

清朝祖先的妈妈，说是天女下凡，吞了朱果，无夫而孕，生了先祖。先祖生下来就会说话。

以上这些历朝各代的来头不小的神话，都代表了一个幻想的事实，就是“凡是有点儿名的人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都不简单”，都有“祥瑞”。

祥瑞是表示这个人的来头不小，背后有鬼神撑腰。古人都疑神疑鬼，敬鬼神而不远（孔夫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没人敢远），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就跟鬼神搭上关系，自然就得天独厚，不由你不另眼看待，不由你不服。

祥瑞外一章是身体上的特征，所谓“圣人皆有异表”。什么“伏羲人身蛇首，神农人身牛首”、什么“黄帝龙颜”、什么“帝喾骈齿”、什么“尧眉八彩”、什么“舜目重瞳”、什么“禹耳三漏”、什么“汤臂三肘”、什么“文王四乳”、什么“武王望羊”、什么汉高祖“左股七十二黑子”、什么三国刘备“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什么司马懿“面正向后，而身不动”、什么晋元帝“白毫生于日角之左”、什么南北朝陈武帝“日角龙颜，垂手过膝”、什么唐高祖“体有三乳”，等等，等等，鬼话连篇，翻翻古书，就不难碰到。身体上的特征，在古人看来，虽是祥瑞的一种，但一经科学鉴定，就毫无道理。即以“舜目重瞳”为例，古代名流，重瞳的，帝王级有虞舜、项羽、王莽、吕光、李煜；臣子级有颜回、沈约、鱼俱罗、朱友孜等人。但重瞳是什么？只不过是白内障而已！如果重瞳算是伟人，那么眼科医生整天要被伟人烦死了。

在所有来头不小的鬼话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孔夫子的征兆。孔夫子的妈妈到野外玩，玩累了，就在野地里睡着了。做了梦，梦到黑帝和她性交。醒来就有孕，生下孔夫子。孔夫子出生时有全套异象：双龙绕室，五老降庭，长得海口、牛唇、虎掌、龟脊，头像尼丘山，名字就叫孔丘，胸前有“制作定，世符运”六个字。照古史说法，孔夫子是商汤的后人，五帝轮流做，本来该轮到商汤的后人的，可惜孔夫子被早生贵子，生在周朝，水火相冲，时不当令，所以只能为未来的汉朝制作法典——《六经》，自己不能做皇上，反倒帮别人做了皇上。孔夫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与中国人相见恨早，结果功亏一篑。

中国帝王从汉朝以后捧孔夫子，大家只注意到捧孔夫子的儒家哲学跟统治者结合，却忽略了孔夫子的神性背景跟统治者的串通，更不知道捧“作之师”的孔夫子本人，无异就等于捧“作之君”的统治者自己；巩固孔夫子的地位，就等于巩固统治者自己的地位。

征兆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只此一家的大传统，当然也是五千年来只此一家的大骗局。它的历史太深了、太远了，深远得变成了一个坚固的骗人公式，大家一提到某某名人，就会公然用公式套他一下，明知是鬼话，可是谁也不敢说破，只要有利，谁也乐得相信，或者教别人相信。你别以为这些是历史了，才不呢，就是这套大哲学，使中华民国袁大总统世凯先生抛弃了总统位置，想改行当皇帝，因为他相信他自己曾以“五爪大金龙”的正身在床上睡过。“真龙转世”的大哲学，在上为帝王将相，在下为王元龙李小龙，以至看相摸骨的龙海山人，人人都多少被反射到。你老兄一定也有这种传统的荒谬反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老是在浴室镜子里，偷偷看你那颗“主贵”的痣？

吃人——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你一定看过中国的一部小说《水浒传》，《水浒传》第二十六回是——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这回里的“母夜叉”是指孙二娘，她开了一家黑店，“……盖些草屋，卖酒维生。实是只等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切馅子包馒头”。

在第二十六回里，你可以看到宋江被强盗抓住后，强盗王矮虎大叫说：“孩儿们，快动手取下这牛子（指宋江）的心肝来，造三份醒酒酸辣汤来！”

在第四十二回里，你又可以看到“黑旋风”李逵在杀掉“假黑旋风”李鬼以后，“三升米饭早熟了，只没菜蔬下饭。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口，看着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

这个吃人肉的李逵，早在《水浒传》第四十回里，就吃了人肉了：“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说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晁盖道：‘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掇撺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另一种等于吃人肉的，是用人肉来祭死人。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武松对他哥哥武大郎，“将两颗人头供养在灵前”；第六十七回，“将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盖”等，都属这一类。

上面这些吃人肉的故事，有的原因是经济的（像卖人肉的孙二娘）、有的是饥饿的（像吃李鬼的李逵）、有的是嗜好的（像要吃宋江肉的王矮虎）、有的是仇恨的（像以人头祭死人）。吃人肉的原因，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人不但吃动物的肉，还要吃人的肉；不但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吃人肉的事，经济的和饥饿的两种原因，本来很接近。以汉朝为例，单在《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吓人的记录：

一、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人相食，死者过半。”

二、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关中大饥……人相食。”

三、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

四、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河南……父子相食。”

五、汉武帝鼎元三年（公元前114年）——“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

六、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

七、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琅琊郡人相食。”

八、汉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梁国平原郡……人相食。”

九、汉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缘边大饥，人相食。”

十、汉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关东，人相食。”

十一、汉王莽时——“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

十二、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民饥饿，相食。”

十三、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三辅大饥，人相食。”

十四、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州郡大饥……人相食。”

十五、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

十六、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十二月——“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

十七、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十八、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司隶冀州饥，人相食。”

十九、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二〇、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人相食啖。”

二十一、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江淮间民相食。”

上面随手所举的例子，都是中国人吃人的历史。这些残忍现象的发生，主要的原因是荒年。还有一些人为的因素，最明显的，就是战争。

唐朝“安史之乱”，张巡、许远的部队，被安禄山的军队包围在睢阳。后来因为被包围得太久了，东西都吃光了，战马、老鼠、麻雀等都吃光了。于是大家互相换小孩子来吃（不忍吃自己的，所以互换）。小孩子吃光了，张巡竟把他的姨太太杀掉，他对守城的军人说：“你们为国家拼命，好久没吃东西了，可是你们仍旧忠贞。我自己的身体不能给你们吃，岂能可惜一个女人？”于是，从吃张巡的姨太太开始，大家又拼命吃女人。女人吃光了，又吃男人。全睢阳城一共有六万人，最后被安禄山攻破的时候，只剩下几百人了。（张巡这种杀亲人吃亲人的做法当然很有问题，因为守城的目的是抵抗“没人性的”叛军。但是自己竟连老婆都吃掉了，所谓人性，又在哪里？）

又如唐朝僖宗的时候（公元886年），杨行秘密围住广陵城（现在的扬州），一围就是半年。城里的人都饿得吃不消了。军队公开抓人来卖，捆起来，像杀猪一样，杀人吃肉。这又是一个残忍的例子。

像这一类的例子，多着呢！

唐朝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凤翔城被朱全忠所围，城里公开卖起人肉来。人肉的价钱不如狗肉，狗肉每斤五百钱，人肉每斤只一百钱。

宋朝高宗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杭州也有吃人肉的场面，同时还有了称呼：瘦的男女叫“饶把火”，女孩子叫“下羹羊”，小朋友叫“和骨烂”，这些被吃的人，统一被称做“两脚羊”。

清朝仁宗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四川人罗思举的部队缺粮，于是开始吃俘虏，一共吃了三千五百多人！

上面最后一个例子是指吃敌人的肉。在历史上，这种情形也很多。春秋战国时候，早就有这类事实。战国时候，中山君对于私通外国的臣子，就要吃他的肉，还要一个人独吞，不分给别人。

汉朝王莽被杀，几十个人抢着吃他。

梁朝侯景死了，身体也被老百姓分吃了。侯景的参谋王伟，也被公开烹掉，再被老百姓分着吃了。

隋朝炀帝把叛臣斛斯政烹死，把肉分给百官吃。

隋朝关西地方的薛仁杲，恨庾立不肯投降，把庾立放在火上割掉，将肉分给军人吃（庾立是文学家庾信的儿子）。

隋朝的张金称本在河北作乱，被官兵抓住，绑在架子上，被他的仇人吃掉了。

唐朝武则天时候，一个凶狠的官吏来俊臣被斩，他的仇人争着吃他的肉。

唐朝玄宗时候，宰相杨国忠（娇滴滴的杨贵妃的哥哥）被军人杀掉，因为大家恨他，所以给吃掉了。

后晋时候，张彦泽被处死，老百姓抢着喝他的脑髓，又把他的肉吃光。

元朝世祖时候，一个叫阿合马的讨厌鬼被杀，当地军民高兴极了，大家分吃他的肉，全部吃光了。

明朝武宗时候的太监刘瑾（京剧《法门寺》中的主角），被杀的时候，老百姓恨他已极，竟花钱买他的肉来吃。

这些都是因仇恨而吃人肉的例子。

还有一种是嗜好性的，这些都是极残忍的坏蛋。例如，唐朝的大盗朱粲就是个吃人精。他专门烹吃小孩子，也吃女人。他竟说：“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他的感觉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人的肉！

还有一个吃人精，是五代时候的赵思绾。他最喜欢吃人肝，还喜欢用酒吞人胆。他迷信吃人胆可以使自己胆子变大，他说：“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

这一类的吃人精，历史上还有很多很多。最残忍的是元朝时候的“淮右军”。这种军队最喜欢吃人。他们的吃法是把人捆在铁架子上生烤，有的用开水烫熟。残忍的程度，真没法写出来。

除了上面各种吃人肉的情形外，另有一种特殊的例子，就是为了治病。原来在中国的传统里，有一种迷信，叫做“割股救亲”，就是认为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若想病好，非得吃病人亲人的肉不可。这种认为人肉可以治病的迷信，是从唐朝开始的。唐朝有一个叫陈藏器的，写了一本医书叫《本草拾遗》，里头指出人肉可以治病。此后慢慢流传，一般傻乎乎的小百姓也就真的相信起来。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生病的时候，就会有孝子孝媳出来，用刀“割股”（割大腿上的肉），妄想自己身上的肉可以对亲人的病有一点儿帮助。他们的用心是好的，可是行为却是愚蠢的。

历史上关于割股治病的故事，举不胜举。宋朝就有朱云孙的太太刘氏，她的婆婆第一次生病的时候，由她的丈夫割股；第二次生病的时候，就由她自己割股了。在《宋史》里头，她是“孝妇”。

接着在元朝，也有这一类的例子。《元史》就记载着河南的秦氏姊妹，为了替爸爸治病，姐姐竟凿出自己的脑浆，妹妹也割下大腿的肉。脑浆是用来熬药，大腿肉是用来煮粥，你说这种行为蠢不蠢？

元朝还有割肋肉来为亲人治病的例子。割肋肉的人名叫胡伴侣，为了治爸爸的病，才这样做的。这种行为，还特别得到政府的奖励，你说这种政府蠢不蠢？（当时政府的奖励，除了荣誉奖以外，还给绢五匹、羊两头、田一顷。）

割股的行为，虽然动机是“孝”，但是跟中国传统的“孝”的观念却是冲突的。中国传统的“孝”的观念是：一个人的身体、头发、皮肤，都是爸爸妈妈传给他的，他不能也不敢毁了它们。这种行为最有名的代表人是曾参（曾子）。曾子临死以前，还战战兢兢地把自己全身检查了一番，发现没短少什么、没毁坏什么，才觉得对得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才放心地死去。还有一个人是三国时候的一个将军，传说他在作战的时候，眼睛被一支箭射中了，他赶快一拔，连眼珠子也拔了出来。他当时大叫说：“身体是爸爸妈妈给的，不能丢掉，所以这颗眼珠子，我把它吃到肚里去！”说着，就吃下去了。

既然传统的“孝”的标准是不敢毁伤身体，那“割股”的行为，当然是和这个标准有冲突的，所以这种行为，一方面可说是“孝”，一方面又可说是“不孝”。于是政府便感到处境很困难。公元1270年，元朝政府想出了一条法律，决定“今后遇有割股之人，虽不在禁限，亦不须旌赏”。这意思很明白，政府是决定既不阻止，也不奖励了。

到了明朝、清朝，也沿着元朝，定了很类似的法律，但是实行得并不彻底。政府有时候还是要对这些愚蠢的孝子“加恩准其旌表”——政府还是忍不住要鼓励他们！

上面这种割股的例子，有的不仅限于为亲人治病，还有政治作用在内，因而间接影响了历史。春秋时候，晋文公在外面逃亡，他的大臣介之推就割过大腿上的肉，给晋文公吃。另一个富有政治作用的例子，是清朝的西太后。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她虽是咸丰皇帝的老婆，但不是大老婆，大老婆是慈安太后。传说咸丰皇帝临死前，怕慈安被慈禧欺负，特别给慈安一个密令，内容是如果慈禧欺负人，就可以把她宰掉。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对慈安非常尊敬，目的就是要骗慈安，使慈安毁掉那个密令。有一天，慈安病了，慈禧竟在胳膊上割下一块肉来熬药，送给慈安吃。慈安很感动，认为慈禧简直是她的亲姊妹，对亲姊妹还要密令干吗？决定把密令烧掉。没想到慈安把密令一烧，慈禧再也不买她的账了，再也不听话了。后来传说慈安暴毙，还是慈禧下的毒。说来说去，这一切，都是吃人肉惹来的麻烦。

总之，吃人肉，不管是什么理由，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真没想到这种荒唐的事情，竟在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血淋淋的记录。现在人唱《满江红》，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竟然扬扬自得，大概是传统老毛病发作了吧？不然的话，怎么这样莫名其妙？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主编《四库全书》的大文人纪昀（晓岚）是一个大幽默家。他长得很怪：大秃头、大鼻子、大耳朵、一对三角眼睛、两行细眉毛——好像隔壁那少奶奶一样。有一次，一个大富翁造了一幢大房子，听说纪昀很有名气，特地请他为这幢大房子起个名字。纪昀打听出来这个大富翁本是铁匠出身，后来发了财，十足一个暴发户。暴发户附庸风雅，他认为是可笑的。于是，他提起毛笔，为这幢房子起了一个名儿——“酉斋”。

大富翁欢天喜地地把这两个字捧回家去，见人就说：“这是纪大学士给我写的！”可是，当别人问起“酉斋”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大富翁就愣住了，他怎么猜也猜不出来。他偷偷查《康熙字典》，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他问别人，别人也直摇头，人人都纳闷，大富翁更纳闷，他不知道纪大学士搞什么鬼。

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望着这个“酉”字发呆，最后一狠心一跺脚，决定去找纪大学士。

纪大学士一看大富翁来了，笑起来了。等到大富翁开口问起这个“酉”字的时候，他笑得更厉害了。他说：“这个‘酉’字，有两个意义，都是字典里查不出来的：

“第一个意义要直着看——酉——这好像是打‘铁’用的铁砧；

第二个意义要横着看——酉——这好像是打‘铁’用的风箱。这两个意义都符合你的铁匠出身，所以这个‘酉’字，正好用来称呼你这幢房子！”

这个故事主要建筑在一个“酉”字上面，这个“酉”字在古字里写做——

本来的意义是酿酒的器具，下面是个缸，缸里有原料，缸外头有个盖和搅动器。这就是今天的“酉”字，也就是“酒”字在没进“文字美容院”以前的老模样。

但是，酒这个东西，跟许多可爱的老公公一样，愈老愈有味道，所谓“陈年老酒”，愈喝愈香。陈年老酒从酒窖里搬出来，上面一层灰，所以在小篆里，把陈年老酒写做——

就是今天的“酋”字。后来这字慢慢抽象化，慢慢把管酒的官（烟酒公卖局局长）也叫做“酋”（“大酋”）了！

慢慢地，这个“酋”字又发生变化了。因为人人都爱喝酒，三杯下肚，酒意方浓，一看瓶里，酒没有了，于是着急了，于是开始找酒。你也找，我也找，最后找到一个能够拿酒给大家过瘾的人，于是你高兴了，我也高兴了，大家都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可爱，在我们需要酒的时候，他够意思，能够帮我们，我们欢迎他，干脆拥护他做“总统”，不对，那时候没有总统；拥护他做“皇帝”，也不对，那时候没有“皇帝”；拥护他做“领袖”，更不对，那时候还没有领袖这个词。他们拥护他做的是——“酋”长！

拥护这个人要举双手赞成，所以要——

这个字，表示两个手在推举“酋”。可是举呀举的，左面的手举累了，所以放了下来，变成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尊”字。我们平常说“尊长”、“尊师”，事实上，“尊”的并不是那个“长”、那个“师”，而是那个“尊”字上头的酒坛子。

所以，如果有人说他“尊”敬你，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问问他妈妈，他是不是爱喝酒，如果他不爱喝酒，那他才是真的“尊”敬你。当然啦，在你“尊”敬他以前，他也该问问你妈妈，你是不是酒鬼。

因为“酉”这个字这么可爱，所以很多高贵的词都跟它扯上了裙带关系，例如。

至尊——皇帝。

祭酒——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

这两个词比起来，“祭酒”比“至尊”事实上还来得神气。在宋朝的时候，“祭酒”（大学校长）可以跟皇帝面对面地瞪着眼睛，一点都没有马屁相。

在民国初年，“祭酒”（教育总长）蔡元培，当大总统袁世凯去看他的时候，他只在会客室接见袁大胖子，不许他乱“巡视”。聊完天了，大胖子要走了，他只送大胖子到会客室门口，绝不肯多走一步，更不会在大门口送往迎来拍马屁。

所以，“祭酒”比“至尊”来得神气。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祭酒”，居然对“至尊”或“大官”做送往迎来拍马屁的丑态，他就没有上一代人有骨头。

“酒”字的历史既然这么久，喝酒的人既然这么多，那么，在历史上，酒所占的重要地位、所产生的微妙影响，自然也就多得不得了。

酒在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作用，是它一开始就弄亡了两个朝代。中国夏朝最后的皇帝叫姒桀（姒是他的姓，桀是他的名），据说他后来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叫做“酒池”，整天喝呀喝的，结果把国家喝丢了。还有一个商朝的皇帝，也是最后一个皇帝，叫子受（子是他的姓，受是他的名，他又叫纣，一般人叫他商纣），据说后来他也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也叫做“酒池”，也整天喝呀喝的，结果也把国家喝丢了。

夏桀和商纣的故事，本来不必轻易相信，因为很可能是他们的敌人编造的。但是故事的一种作用，应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喝酒过度的害处。

夏朝的第一个皇帝是传说中治水的夏禹。夏禹有一次喝了仪狄做的好酒，非常喜欢，可是他忍住了。不但忍住不再喝了，还把仪狄赶跑了（因为仪狄在，他又要做好酒）。夏禹戒酒以后，很感慨地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但他绝没想到，他自己的后世就是一个个的酒鬼。夏朝的第三任皇帝叫太康，就因为“甘酒嗜音”（喜欢酒和披头音乐），惹了大祸。最后到了夏桀，就闹出传说中的“酒池肉林”来，因而亡国。

由于一开始，酒就在中国历史上闯了大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警告喝酒的文献。文献中最有名的就是《酒诰》，就是劝人戒酒的文章。

尽管劝来劝去，古代人还是喜欢喝酒，喝酒如故。

古代人喜欢喝酒，所以喝酒的名堂也很多，喝酒的家伙比现代人还丰富。以商朝而论，当时光是酒杯和装酒的，就有许许多多花样。要说，也说不清楚，你还是看看图吧，或者到博物院去看看真家伙。

这张图里，“尊”是装酒的容器，“禁”是放酒的柜子，“勺”是盛酒的大匙子，“爵”、“角”、“盉”、“斝”是把酒弄热的工具。你看古人这些喝酒的道具多多！

在历史上，喝酒是一种普遍的习惯，也是一种社交和礼节，这种风气，一直演变到今天。但是在喝法上面，许多地方已经不相同了。古人喝酒，很讲究礼节，不能乱喝或乱不喝，该喝的时候，不喝也不行；不该喝的时候，要喝也不行。像汉朝高祖刚当皇帝的时候，他的大臣们以为自己打天下有功，拼命地在朝廷上喝酒、争功。结果，有一个叫叔孙通的出来，劝汉高祖制定一套规矩，不准大家乱喝酒。最后规矩定了出来，大家就不敢乱来了。后来汉高祖死了，皇后有了权，皇后姓吕，吕家的人都挤到朝廷里来。在历史上，这叫“外戚当权”（外戚是外面的亲戚，是吕后那一边女家的亲戚）。当时许多大臣都反对外戚，总想找机会干掉他们。正巧有一天，吕后请客，派一个叫刘章的做“酒史”（就是主持喝酒的人）。刘章就是反对外戚的大将，他乘机说：“我是军人，我为了维持秩序，请求皇后准许我用军法来对付不守酒礼的人。”吕后答应了。于是大家喝酒。喝到一半，一个外戚喝醉了，发起酒疯来，跑出去了，刘章真的以军法从事，立刻拔出宝剑，把这外戚杀了。从这件事开始，一套铲除外戚的计划立刻实施了，最后刘家的天下保全了，吕家的外戚都吃不开了。

这个故事，不但证明了古代人爱喝酒，并且非常考究“酒礼”。喝酒失礼，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严重得会引发一次政变。

三国时候，有一次，吴国的孙权请客，大家拼命地喝喝喝。最后孙权亲自来敬酒，到了虞翻面前，虞翻翻在地上，装作醉得不能再喝了。等孙权走过去后，虞翻又翻起来，表示没醉。孙权一回头，看到了，气起来，拔剑就要杀他。这时，一个叫刘基的，赶忙跑过来，一把抱住孙权，说：“大家都喝了这么多酒，即使虞翻有罪，你也不能杀他。你杀了他，你怎么对外面解释？何况天下都说你度量大、能容人，你这么一杀，什么都完了！”于是，孙权才算了，虞翻才算保住了脑袋。

像这种因为喝酒而惹出的麻烦，历史上还多着呢！

晋朝时候，有一天，王导、王敦兄弟到王恺家里去吃饭。王恺是一个有名的凶煞神。他的习惯是拼命地叫漂亮女人劝你喝酒，你喝不光，他就怪那个陪酒的女人，就要把她杀掉。当时王导怕陪酒的女人被杀，只能拼命地喝酒；可是王敦却不买账，你要杀女人，就让你去杀好了！

这种残忍的“酒”故事，正说明了我们的老祖宗们是一些根本不知道人权是什么的暴徒，他们的残忍行为，也正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另一方面，这个故事又一次显示了古人在喝酒时“不喝也不行”的心理，你看他们多爱酒！

有的古人爱酒，甚至为酒闹出了战争。楚国在古代是大国，有一次，向各国要酒。赵国为了不给酒，竟闹得自己的京城被围。这种小题大做的例子，虽然可笑，但也反证了古人很爱酒。

最有名的酒鬼，该是晋朝的刘伶。刘伶是晋朝的大名士，整天喝酒，然后光着屁股乱跑。有一天，他的太太把酒杯藏起来，要他戒酒。他说好，不过为了表示郑重，我要在神前发誓，你可置五斗酒来敬神。他的太太信以为真，把酒买来了，不料刘伶却在神像面前叫着说：

天生刘伶，

以酒为名。

一饮一石，

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

慎莫可听！

于是把敬神的五斗酒也喝光了！

刘伶还有一个杰作，就是一边喝酒一边骑马，然后叫一个人背着锄头跟着他。他的说法是“死便埋我”。他宁可醉着死，也不要醒着活。

还有一个醉死派是唐朝的傅奕。傅奕向他的医生说：我死了以后，我的墓志铭要这样写——

傅奕，

青山白云人也。

以醉死。

呜呼！

还有一个三国时代的郑泉（孙权的吴国人），临死以前，要求把他的尸体埋在做陶器的工厂旁边。他说：“以后我的尸体真成了土，土又可被陶器工厂做成酒壶，那样我多过瘾啊！”

这是中国人爱酒的故事，也是中国人的幽默。

喝酒这件事，本来是一种享受，但是中国人却把它过度礼节化，弄得反倒不自然，反倒逼出些纵酒吐酒的酒鬼。一个攻击酒礼的故事，很有意思：钟毓和钟会两兄弟小时候，以为爸爸睡着了，一起偷酒喝。其实爸爸没睡，正在偷看他们的偷酒表情。钟毓喝酒的时候，“拜而后饮”；钟会呢，却“饮而不拜”。爸爸觉得奇怪，便起来问理由。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可是钟会却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古人喝酒的手续多麻烦。它不要你先享受，而是要你先磕头！

这个故事的另一说法是，两个小鬼不姓钟，而是孔融的儿子。孔融为直言无隐贡献了生命，在他被杀以前，是思想家兼酒鬼。统治者禁酒的时候，他反对，理由是：

酒之为德，久矣！

天垂酒星之曜；

地列酒泉之郡；

人着旨酒之德：

尧不千钟，无以见太平；

孔非百瓠，无以堪上圣；

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

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

描写酒的伟大，这篇要考第一。孔融让梨，但若不是梨而是酒，你看他会不会让。

历史上，用酒来办事、来避祸的例子也很多。曹参因为怕官吏打扰老百姓，整天喝酒示范，表示我们做官的，只要喝酒就好了，别去找老百姓麻烦；陈平也为了对政事不发表意见，整天喝酒装糊涂。很多人很多人，他们在酒中得到了真理。历史上禁酒的工作都没有成功，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酒——如果喝得好、喝得少、喝得巧，到底是一个不会出卖你的朋友。

音乐——华夷交响乐

你高兴的时候，除了吃牛肉干以外，是不是还会哼呀哼的，哼个不停？

你不高兴的时候，除了也吃牛肉干以外，是不是也还会哼呀哼的，哼个没完？

你这样，你的老祖宗们也是这样，只是他们吃的，不是牛肉干，而是一块干牛肉。

四只猫，会喵喵叫；四只狗，会汪汪叫；四个人，会喵喵叫也会汪汪叫，可是他们不甘心学猫叫狗叫，他们觉得那样叫太单调。并且，他们发现，他们的喉咙（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声带”）和嘴巴，出声的本领实在很奇妙，它会发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声音，高高低低一串一串地出来。那时候，他们一点也不晓得这些稀奇古怪的声音后来会被人类叫做“原始音乐”。他们如果晓得，四人一组，一定毫不需要准备地就成立四千个“披头歌唱团”！

古代的披头们，他们本来高兴的时候就哼呀哼，不高兴的时候也哼呀哼或呀哼哼的。本来哼得好好的，大家又跳又唱，十分快乐。不料就在这时候，有一些老夫子出现了，老夫子们听了他们的歌声，皱起眉毛，翘起胡子，表示不满意了。老夫子们给这些自自然然的音乐家戴了一顶可怕的大帽子，叫做“亡国之音”。什么是“亡国之音”呢？“亡国之音”是当时老夫子们眼中的活泼泼的音乐，比如说山歌啦、情歌啦、民间的轻快歌曲啦、令人兴奋的小调啦，都是一般群众喜欢而被老夫子们所反对的。

老夫子们赞成什么呢？老夫子们赞成的歌儿叫做“雅乐”——所谓高“雅”的音“乐”。这种“雅乐”，听起来是死板板的，唱起来是要立正站着的，奏起来是要恭恭敬敬的。听这些所谓的“雅乐”，你会静、静、静、静得像井里的水，想睡大觉。老夫子们认为，只有这种严肃的音乐才是音乐，轻轻快快蹦蹦跳跳的音乐不是音乐；只有这种严肃的音乐才是“德音”——所谓有道“德”的声“音”，轻轻快快蹦蹦跳跳的音乐是“溺音”——所谓不道德的声音。当然，你只要有一点思考能力，就会奇怪，声音怎么会有“道德的”和“不道德的”分别呢？（就好像说：电灯光怎么会有“道德的”和“不道德的”分别呢？一杯白开水怎么会有“道德的”和“不道德的”分别呢？）可是老夫子们不管这些，他们也不许年轻人怀疑这些，反正他们总是不断地抬出“雅乐”、“雅乐”、“雅——乐”！

老夫子们喜欢“雅乐”，还能从“雅乐”里听出味道，是很玄的事。古代“雅乐”中有一种叫“大韶”的，是大音乐家夔作的。夔和虞舜是“乐教”的开山祖师爷，大大的有名。韶乐传到春秋时代，传到齐国，被孔夫子听到了，孔夫子听得着了迷，迷得竟只有听觉，失掉了味觉，使他“三月不知肉味”。他赞美“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他大叫“尽美矣！又尽善也！”为什么尽善尽美？书上说，因为这种音乐能够上面感动神仙，下面感动鸟兽！

可是，孔夫子对“雅乐”的起劲，无论如何也影响不了别人。他在鲁国当政，大力从事全国的音乐改革，从事所谓“正乐”的工作。所谓“正乐”，翻译成白话，就是使音乐立正的工作。但是，使音乐立正，谈何容易？事实上，立正了半天，一旦齐国将美女加流行歌曲外销到鲁国的时候，鲁国君臣上下，就大有“三月愿知肉味”的香艳感觉了。孔夫子一气，就走了，所有的正乐都“稍息”了。

还有比孔夫子更彻底的一派，就是道家和墨家。他们的代表人是老子、庄子和墨子。他们对音乐，根本就不太领教，“雅乐”也好，俗乐也罢，他们都觉得多此一举，一切声音还是自然的最好。自然的声音叫“天籁”。人造的音乐是多余的，甚至是奢侈品，都该滚它的蛋。

另有比孔夫子更雄心勃勃的一派，就是梁武帝萧衍。梁武帝萧衍年轻时是个大军阀，篡了别人的王位。后来忽然迷上佛教，变成婆婆心肠了，他三次舍身到同泰寺，每次都被大臣们给赎出来。他到处盖庙，花了无数的钱，搞得最后以八十六岁的高龄，饿死在南京玄武湖。他迷上佛教的时候，也做过一番“正乐”的工作，不过他使音乐立正的目的，却跟孔夫子不一样，他的雄心是用音乐来讲述佛法、弘扬佛法。至于音乐怎么能够讲述佛法、弘扬佛法，那真是玄之又玄，大概只有释迦牟尼晓得了。

总之，老夫子们从他们成为老夫子的时候起，就立大志将音乐五花大绑，加上大道理，成为“乐理”。他们抬出“雅乐”，不但自己抬，还要说动皇帝，要皇帝下命令一起抬。所以，历代许多皇帝都拼命地在提倡“雅乐”、“雅乐”、“雅——乐”，虽然皇帝本人却被关在后宫，大听“雅乐”以外的音乐。（像这种皇帝多得很，先举两个有名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他曾有过美人儿杨贵妃的故事。他最喜欢“雅乐”以外的音乐，并且在宫里左面开一个讲习班，右面开一个讲习班，自己聘自己当班主任，亲自来教流行歌曲。当时，老夫子们看不过去了，特别指摘他，可是唐玄宗不听，但为了表示容夫子之言，不但不生气，反倒给指摘他的老夫子们一些奖品。又一个大名鼎鼎的喜欢“俗乐”的皇帝是清朝的乾隆帝，他曾有过美人儿香妃的故事。他一方面对老夫子们说：“好，你们要恢复古代的‘先王之乐”，我赞成，我支持你们去做！”可是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却跟着小百姓喜欢起民间的“昆曲”来，于是他也像唐玄宗一样，设了小衙门，叫做“升平署”。“升平”是“歌舞升平”的意思，表示有我做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大家还是高高兴兴地唱唱歌吧！）

古代皇帝们提倡“雅乐”，并不是真的喜欢“雅乐”，而是因为老夫子们说要提倡，不提倡，表示不敬老、不尊古，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就提倡、提倡、提倡。在大叫提倡、提倡、提倡以后，皇帝忽然转过头来，偷偷地问老夫子们，到底提倡什么东西呢？老夫子们白了白眼睛，轻轻地说：“我们要提倡古代的音乐，那叫做‘先王之乐’！”于是皇帝就说好，我们提倡“先王之乐”。于是你提倡，我也提倡，可是谁也闹不清“先王之乐”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的音乐。隋朝的皇帝们提倡了六次，可是还是弄不出一套“雅乐”，宋朝的皇帝们改了六次，可是还是弄不出一套“雅乐”，最后到了清朝的康熙帝，气起来了，气得大叫，各朝各代都提倡“雅乐”、“雅乐”、“雅乐”，可是都“各雅其所雅，而非先王所谓雅也”！他认为过去的皇帝都搞错了，只有他才能搞得对，于是他动员一大批人，花了两年的时间，编了一部大书，叫做《律吕正义》。书编好后，他要天下照着吹吹打打，可是还是没有效果，最后连他自己的子孙都喜欢起“昆曲”来了，你说悲哀不悲哀？

为什么“雅乐”会闹到这个下场呢？

我们来研究研究原因。

音乐这个东西，本来是一种用声音表达基本感情的玩意儿，它本是一种自自然然的流露，再根据自自然然的流露加以各种规则（比如高低、长短、强弱，以及一定的起、承、转、合等）。因为音乐是自自然然的，所以它最能感动人心。因为它能感动人心，所以就有老夫子们想出怪主意，要利用音乐来达成伦理的、政治的目的，于是毛病就出来了。

老夫子们想建造一个他们眼中的安定社会，但他们不知道，要想社会安定，需要有很多很多疏导的因素才行。不知道如何疏导，只会一味加以硬性规定，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的。可是老夫子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不愿知道。于是，本来活泼泼的音乐，竟被老夫子们用来做冷冰冰的教育工具了。例如弹琴，弹琴本是一件快快乐乐的事，可是老夫子们却来了一番大道理，说什么“琴者，禁也！禁邪念也！”这么一规定、一解释，把活生生的音乐立刻弄得阴森森起来；把本来轻松的感情立刻弄得紧张起来。古代的教育理想是“六艺”的教育，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古人是重视音乐教育的，不像现代只把音乐当做“副”科，当做升学考试考都不要考的一科。但是，古人重视“乐”教的目的，却是想通过音乐训练出一批感情内敛、喜怒不形于色、严肃而又严肃的小国民，要用音乐来灌输大量的体制、道德和迷信。于是，官方的音乐教育最后失败了；真正的音乐还是在民间，在民间自自然然地唱着、活活泼泼地流传着。

中国一些固有的乐器，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古董，有的在古庙（像台南的孔庙）或博物院（像士林的故宫博物院）还可以看到。这里提供一点说明，使你在看到那些古董的时候，多少有一点帮助。

中国的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可分八类：

一、金属做的，像“钟”。有的“钟”只是一个挂在那儿，叫“特钟”；有的成群结队，叫“编钟”，“编钟”敲起来每个声音不同，有高低变化。

二、石头做的，像“磬”。也和钟一样，有“特”字号的和“编”字号的。台南的孔庙就可以看到。

三、丝做的，像“琴”。最能代表中国人的乐器，它象征着君子和隐士。古人有的一个人弹（像诸葛亮），有的一个人弹一个人听（像伯牙和钟子期。伯牙弹琴，弹山，钟子期知道他在弹山；弹水，钟子期知道他在弹水。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把琴弦弄断了，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了解他的好朋友了。这个故事传下来，成为一个典故。我们把好朋友叫做“知音”。要弹琴，就要弹给知音听，不然，就是“对牛弹琴”）。

四、竹做的，像“箫”。又叫“尺八管”，因为它有一尺八寸长。古代用竹做的乐器很多，横着吹的叫“篪”，直着吹的叫“会箫”、叫“管”、叫“龠”。后来吹得开的，淘汰成两类：直着吹的“箫”和横着吹的“笛”。笛在唐朝以前就叫“横吹”，吹起来可以怪声怪调，所谓“短笛无腔信口吹”。笛本来只有六个孔，没有膜。到隋唐以后，外来的乐器传进来，在风口和音孔中间，另开了一孔，贴上苇膜，这一膜之有无，决定了笛小姐的身价。这个岛上复兴固有文化的人提倡国乐，可是他们造不出一支像样的笛。造出来的每支笛的标准音（pitch）都不标准，比起洋鬼子的“竖笛”（clarinet）来，立刻出尽了洋相。

五、匏做的，像“竽”。齐宣王的时候，吹“竽”的人有三百个，其中有一位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只是挤在中间凑数。后来齐宣王死了，齐湣王做了皇帝，他要听吹竽的人一个个单独表演，吓得南郭先生逃掉了。这个故事，后来演变成一个成语，叫做“滥竽充数”。

六、土做的，像“缶”。“缶”本是用来装酒的土器，敲打起来，就算是音乐了。战国时候秦王和赵王在渑池地方喝酒，秦王要赵王敲，赵王敲了，但秦王自己竟不敲。赵国的大臣蔺相如看不过去，一定要求秦王敲，不敲他就拼命，秦王没办法，只好也敲了一下。其实“击缶”的声音难听死了，大家却要敲来敲去，真想不开。

七、革做的，像“鼓”。“鼓”的种类很多，有一种叫“腰鼓”。三国时候自由文人祢衡曾打着“腰鼓”指摘曹操，后来变为一出京剧，叫做《击鼓骂曹》。

八、木做的，像“祝”。形状像个方斗，上面宽，下面窄，边上有个洞，把一支柄槌放进去。台南孔庙可以看到。

古代乐器虽然很简陋，但就连这些，许多都来自外国（那时候，叫做“胡人”。有些从名称上，就可看得出来。“胡笳”、“胡琴”、“扬琴”等，都属于这一类）。有人感到外来的这么多，太没面子，所以硬要说“胡琴”不是胡人的琴，而是“胡胡响”的琴。当然说这种神话的人，中国民族精神考一百分，中国民族史吃鸭蛋。在古代，常常有外国的一些小乐器，进到中国，然后风行一时。例如，战国到汉朝时候，有一种乐器叫“筑”，很得当时人喜欢。这种乐器有十三根弦，演奏时以左手拨，右手用竹尺来敲。秦始皇就很喜欢这种玩意儿，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利用秦始皇这一嗜好，竟用“筑”来接近他、行刺他，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汉朝的高祖得了天下，回到家乡去玩，一边唱他的《大风歌》，一边敲打的就是这种“筑”。可见当时外国乐器流行的程度。

回顾中国的音乐史，使我们得到的最大教训是：中国的旧式音乐和乐器，在20世纪的新世界里，已经落伍了、落伍了！落伍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老夫子们想利用它，结果没利用成，反倒扼死了它，使它无法得到健康的发展，无法精益求精地进步，无法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例如乐器，中国人只会拉拉共鸣箱小得不能再小的胡琴，而发明不出来庞大的钢琴；又如歌谱，中国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和声学”、“曲式学”或是“对位法”。所以，在全世界都走向现代音乐的时候，我们实在没办法抱残守缺，妄想像历代皇帝一般恢复固有音乐。目前残余的“国乐”，只是不伦不类的用来做“观光表演”和“国乐伴舞”罢了，其实也并不是什么真的国乐。靠恢复国粹食色性也的人，在表演《昭君出塞》的时候，硬给王昭君塞了一具她根本不曾用过的乐器——“琵琶”。好可怜的王昭君啊，她也被盲目地用来“发扬国乐”了！王昭君死而有知，一定手抱琵琶全遮面，暗中叫苦。因为“琵琶”、“琵琶”，正是道道地地的外国货呀！

***

[附记]

埃及有一种弹弦乐器，叫“诺夫尔”（nofre），是琵琶的老祖宗。诺夫尔传到阿拉伯，传到波斯、大夏，再传到中国。张骞通西域的时候，传来了用琵琶弹的“西洋流行歌曲”，演变到中国出了许多琵琶专家。有姓曾的一家，“父祖子孙兄妹皆称琵琶名手”。唐朝人最迷琵琶，武则天送给东洋鬼子的琵琶，现在还保存在日本，可见当时的流行程度。流行到和尚都不守清规，在庙里大弹特弹。至于《琵琶行》中的怨女，琴瑟不调，琵琶别抱，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家族——人愈多愈好

一个男人，只是一个男人，造不出来什么。

一个女人，只是一个女人，也造不出来什么。

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两人一块儿活，造出来的玩意儿可就多了，他们可以造出许多小男人和小女人，也可以造出来所谓的“家”。

从古代到今天，全世界许多国度，都由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造了许多家，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的家，和别人比起来，实在有点特别——只此一家。中国的家的特别之处，让我们来看看：

中国的家的第一个特点是“爸爸系统”。“爸爸系统”意思就是只算爸爸那一支，算爸爸的爸爸，算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算个没完。至于妈妈那一支，算了一两代，就不算了。所以，在中国的家中，爸爸的祖宗愈算愈长，愈长愈好；而妈妈的祖宗，大概只算到外公，外公以外的公，都“见外”了。正因为是“爸爸系统”，做妈妈的，都好像得了“健忘症”，并且她在家里的地位，也不能挂头牌，因为“一家之主”是爸爸，或是爸爸的爸爸。

中国的家的第二个特点是“爸爸权力”。“爸爸权力”是爸爸最有权。爸爸在家里的地位是“家长”，他的权力是最大的、最多的，也是绝对的。历史上做爸爸的权力表现，有好多例子：

一、爸爸有杀人权——如古代皇帝虞舜的爸爸，老是想杀虞舜，可是没有成功；有一个叫易牙的，就杀了自己的儿子，并且把儿子的肉做成了羹。爸爸杀儿子，不但爸爸认为没什么，做儿子的，竟也认为是当然。秦始皇叫他的儿子死，他的儿子奉命自杀，认为“父赐子死，尚安复请”，一点也不讨价还价，就自杀了。

二、爸爸有打人权——人都可以杀，打打当然更不在话下。爸爸打儿子的故事，最有代表性的，是曾子和他爸爸。曾子有一天种瓜，不小心把瓜的根儿弄断了，他的爸爸生气了，拿起了大棒子使劲打他，把他打昏了。很久以后，曾子才醒过来。这件事被曾子的老师孔夫子知道了，不但不怪曾子的爸爸，反倒把曾子骂了一顿。孔夫子说：“你爸爸拿了小号棒子的时候，你该让他打，叫他出气；但他拿了大号棒子的时候，你就该逃掉，否则他真的赌气，把你打死了，你叫他怎么下台？”

三、爸爸有卖人权——中国古书中有“鬻妻子”等记载，就是爸爸可以卖妈妈和子女的证据。元朝的法律中还特别禁止把妻、妾、子女典押给别人，可以看到当时这种风气的盛行。爸爸不但在活的时候，有卖子女的；甚至死了，为了埋葬他，他的子女都要被妈妈卖掉。孔夫子在卫国的时候，就碰到过这种情形。

四、爸爸有财产权——爸爸做家长，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儿女不可以有私人的财产，更不能随便决定怎么处理家里的东西。这种规矩，在中国古书中，像“十三经”中的《礼记》、像宋朝司马光的《涑水家仪》，都有记载。

五、爸爸有主婚权——孔夫子时代，他老先生认为公冶长是一个好人，就把自己的女儿嫁了给他；他老先生又认为南容也是一个好人，就把自己的侄女嫁了给他。孔夫子这样做，根本不需要得到自己女儿或侄女的同意，这就是古代爸爸的特权。不但子女活的时候，婚事要爸爸做主，即便是死了，爸爸也有权给他们来一次“讨鬼婆”。曹操的儿子曹冲，是一个能知道如何称象的重量的聪明小孩，不幸年纪轻轻的就死了，正好邴原的女儿也年纪轻轻的就死了，曹操希望这一对少年男女能够在死后结婚，于是向邴原征求同意，不料邴原却反对，认为不合礼法，这门亲事并没弄成功。

六、爸爸有离婚权——爸爸有主动离婚权。例如妈妈嫉妒，爸爸就可以跟她离婚；妈妈话太多，爸爸也可以跟她离婚；妈妈偷东西，爸爸也可以跟她离婚。爸爸不但可以跟自己的太太离婚，还可以叫儿子跟儿子的太太离婚。儿子自己喜欢太太没有用，要爸爸喜欢才行，爸爸不喜欢，就得赶出家门。

中国的家的第三个特点是“大哥权力”。中国的家，除了爸爸有权力以外，就属大哥最有权，大哥是男孩子中最大的，他比所有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吃得开。大哥若生在皇宫里，他是皇帝的当然继承人；大哥若生在诸侯家里，他是诸侯的当然继承人；大哥若生在普通人家里，他也是爸爸死后的一家之主。“兄权”代替了“父权”，“兄权”就等于是“父权”。

中国的家的第四个特点是“男人权力”。爸爸是全家第一男，他最有权；大哥也是男人，他是第二男，也有权，但他的权会受限制，因为，有个妈妈。在“孝顺”的传统底下，大哥要听妈妈的；在“男尊女卑”的传统底下，妈妈又得听大哥的。中国传统中的女人要“三从”。所谓“三从”，是指一个女人：

在家从父（父死从兄）——第一从。

出嫁从夫——第二从。

夫死从子——第三从。

在这个标准下，妈妈在爸爸死后，也得听大哥的。但是因为妈妈毕竟是妈妈，所以大哥对妈妈的威风，还是得收敛起一大部分来。爸爸死后，妈妈可说是唯一一位能够跟家中男士抗衡的女性，姊妹们是没有地位的，权力都被大哥以下的兄弟们夺走了，家里的财产也不会分给她们，只在出嫁的时候，送一点嫁妆而已。女人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

中国的家的第五个特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家庭的结构”。所谓大家庭，就是家中不只父母子女两代几个人，而是所有有亲属关系的人住在一块儿，大家谁都不能跑。“大家庭”的理想形态是“五代同堂”，堂是家里的大庭，大庭中要有五代的亲属，才算过瘾。至于五代如何同堂，是什么人，实际情形，你快看下面：

第一代——家长前二世代

祖父

祖母

外祖母（在外祖父死了以后）

第二代——家长前一世代

父

母

伯父

婶母

伯母

舅母

第三代——家长自己一世代

家长自己

妻

兄弟

姊妹

嫂嫂及弟媳妇

姊妹丈

堂兄弟

家长童养媳（童养媳是未来的儿媳妇，先进家门来做工）

兄弟童养媳

第四代——家长后一世代

已婚子

未婚子

女

媳妇

女婿

侄

外甥

姨侄

侄女

侄媳

外甥女

童养媳（儿子的）

童养侄媳

第五代——家长后二世代

孙

外孙

孙女

孙媳妇

侄孙

侄孙女

童养孙媳

童养侄孙媳

这就是所谓“五代同堂”的大结构——实际的结构。中国人对这种大家庭最着迷不过，他们对“五代同堂”的希望是“五世其昌”——五个世代代代代代代都繁荣而有福气。当然，搞不好，也可能五世其“娼”。

“五代同堂”，只不过是一个标准形态，当然还有“四代同堂”、“六代同堂”等。反正代愈多，愈证明了老公公老婆婆们的长寿和小孙子小孙女们的早婚。

中国最有名的大家庭是唐朝的陈崇一家。这家一连十三代，都没断开过。前后累积的家人，有七百多个。唐朝皇帝还特别给他们奖励。

唐朝另一个有名的大家庭是张公艺一家。这家的特色是“九世同居”，南北朝时期、隋朝时代，直到唐朝时代，都受过当时皇帝的奖励。有一次，唐朝的高宗皇帝到他们家里去，问张公艺维持一个大家庭的秘诀是什么，张公艺最后把秘诀公布了，那是一百个同样的字——忍。维持大家庭的秘诀是忍耐。

“大家庭”在事实上，有它存在的困难，时代的推演，一定使大家庭慢慢解体。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早已发生。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就有大臣指出当时有父母还没死、兄弟就分家了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竟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皇帝还特别下令不得在祖父母、父母没死以前分家，要分家，就不孝，甚至可判死刑！（甚至劝别人分家的人都有罪！）

但是，任何不合人情的规定，都抵挡不住时代的推演，“大家庭”的美梦仍旧在继续破灭。先是在大家庭中，有小家庭各自独立，各自为政，“同居异爨，一门数灶”，大家分开吃饭，然后就分开住了。父母大都跟着大哥，算是一家“三代同堂”，其他便只有两代。自此以后，“三代同堂”的，便已算是大家庭了。

由于中国人以大家庭为一个理想，所以，因家而生亲属关系，也就特别累赘，这点跟西方国家大不相同。在西方国家，对上一辈只有一种称呼，在中国，却可分化为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族伯父、族叔父、表伯、表叔、姑丈、母舅、姨丈十一个称呼；在同辈方面，也是一样，在西方国家只有一种称呼，中国人却可分化为堂兄、堂弟、再从兄、再从弟、三从兄、三从弟、表兄、表弟、姨表兄、姨表弟、堂表兄、堂表弟、堂姐、堂妹、再从姐、再从妹、表姐、表妹、姨表姐、姨表妹、堂表姐、堂表妹二十二个称呼。由此可见，中国的亲属关系多复杂！

中国人喜欢称道的亲属关系是“九族”，九族的关系是：

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自己→子→孙→曾孙→玄孙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的家族；他不代表他自己，代表的是他的家族。所以，当一个人犯了罪，惩罚的对象并不止这个“罪人”自己，还要连累他的家人。秦始皇帝时代就有“诛三族”的法律，要杀一个“罪人”的时候，他的父母一族、他自己和太太一族、他的儿女一族，都要杀光光。这种残忍而不人道的法律，一直流传着，甚至还变本加厉。隋朝时候，杨玄感造反失败，所受的惩罚，就是“诛九族”。明朝方孝孺为了反对明成祖篡位，大骂成祖。成祖问他：“你难道不怕杀九族吗？”方孝孺说：“就是杀我十族，又怎么样？”成祖说：“就杀你十族！”于是，除了方孝孺的九族外，连他的学生也当做一族被杀光了！

这就是由中国畸形的家族关系演变出来的畸形法律和残忍事实。

由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强，它的流弊也就多得不得了，变成了中国进步的障碍。综合它的大缺点是：

一、年青的一代没有自由。

二、年青的一代容易养成依赖心，缺少开创精神。

三、男女不平等。

四、婚姻不自由。

五、容易伤感情，把十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挤在一起，自然“妇姑（姑是婆婆）勃谿”、“妯娌不睦”、“姑嫂口角”、“兄弟阋墙”了。

六、太重“家法”，忽视法律。

七、太重自己家族的利益，缺乏公益和爱国观念。

中国家族的流弊，可真不少。家族观念走火入魔的时候，还要进一步“开祠堂，执家法”，包括依“族规”第几条第几款，应该打多少大板或别的。更超越前进的，是以族姓为单位，统统有奖。张献忠到四川，杀得兴起，“百家姓”中个个遭殃，但对“张亚子庙”、“张桓侯（张飞）庙”，因为同宗，一律优待。张献忠的老前辈黄巢更宽大，他在湖北，不但不杀姓黄的，甚至连带黄字的地方都一律放生，所以能留下许多“黄冈”人、“黄陂”人给我们领教、给我们消受，这真可谓“盗亦有道”、“盗亦友盗”！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在古代，有一件怪事，男人离不开女人，可是男人又看不起女人；更怪的是，不但男人看不起女人，连女人也看不起她们自己。

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放在床上；女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放在地下。或者放在水里，干脆淹死。这是因为养不起，又没有“安无妊”或“乐普”，只好即时生杀了事。这种风俗，叫做“溺女”。

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穿漂亮的衣裳；女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只穿背心式的内衣。

生男孩子叫“弄璋之喜”，璋是好的玉石，使男孩玩玉石，据说可增进他的德行；生女孩子叫“弄瓦之喜”，瓦不是瓦片，是纺车上的零件，使女孩子玩纺车上的零件，据说可使她将来勤于家事。

为了奖励生男孩，汉朝章帝发明了“胎养令”，对生儿子的优待，生女儿的就不行，除非生杨贵妃，生杨贵妃可以“不重生男重生女”。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杨贵妃？何况万一生不好，生出了黄承彦家的丑丫头，除了嫁给诸葛亮，也没人要。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诸葛亮？

有的人笑，在笑里面充满了慈祥；有的人笑，好像是在哭；有的人笑，笑里好像有把刀。唐朝有个宰相叫李林甫，他的笑里面好像有把刀——“笑里藏刀”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他没死以前，杨贵妃的干儿子兼老相好安禄山不敢造反，因为安禄山一见他，就吓得浑身冷汗直冒。安禄山知道李林甫不是好惹的，因为他笑里藏刀，那把刀，随时可能扎到安禄山的胖肚皮上。

有一天，李林甫的一个亲戚生了一个小男孩，李林甫提起毛笔，写了“弄獐之喜”四个字，送到亲戚家，大家一看，都笑起来了，因为他写了一个大别字，把“璋”误写做“獐”（獐是一种鹿，头很尖，有种人头尖眼睛小，就容易被人骂做“獐头鼠目”，这个成语也出自唐朝。你要特别注意，随便一个中国的成语，都有它的传统。你弄不清，便会闹李林甫一样的笑话）。

古代中国女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嫁做妈妈。她们在没出嫁以前，整天被关在家里，绝不会出来念书或跳舞，或出来做女秘书、女护士，是没有这些的。

她们没有上学的权利

口号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不会念书反倒是美德！

她们没有职业

蹲在家里，就是她们的职业。

她们没有继承权

财产都分给兄弟们了。

她们没有人格权

人格权已经被爸爸、丈夫、儿子夺走了。

她们没有自由意志

不需要她们有意志，坏事不让做，好事也轮不到她们做。

她们被“圣人”看不起

孔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她们很容易就被丈夫赶走

有七个理由，丈夫可以赶走她，其中一个理由是“不生儿子”。不生儿子不怪丈夫，要怪她！

她们还很容易就被连带杀头

要是她的爸爸、丈夫、儿子犯了大罪，她就跟着倒霉。她自己若想犯个大罪，教别人也倒霉，不行，没机会！

她们很难再婚

不论离婚后或丈夫死后，总之，她们想结第二次婚，很难很难；并且很多人根本也不想，她们宁愿糟蹋了青春。清朝有一个“高节妇”，十七岁起守寡，守到九十六岁，共守了七十九年，是“守寡大王”。

她们几乎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汉朝开始才有女人私人的名字，有的还是没有，只叫做什么什么“氏”而已。你一看到什么什么“氏”，比如说“陈氏”、“王氏”，你就知道“是个姓陈的女人”、“是个姓王的女人”，这就“够”了！“氏”字是一个表示“是女人”的通用说法，其他同类的字还有“姬”、“姜”等，都属于这一类。古代有个女人叫“孟姜”，传说中为了找丈夫，曾哭倒长城，后来人们不知道“孟姜”的意思就是“是个姓孟的女人”，以为“姜”是她的名字，于是硬把她叫做“孟姜女”。这是不通的，“姜”就是“女”，这么一叫，孟姜“女”岂不成了“孟女女”了吗？

从上面的一些现象里，你一定感到中国古代女人的处境实在很特殊，要了解这些现象，你必须再进一步多了解一点。

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叫班昭，她的丈夫姓曹，所以她又被叫做“曹大家”（“家”在这里念做“姑”）。她有两个有名的哥哥：一个是写《汉书》的班固；一个是出使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班昭实在是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她若不莫名其妙，不会写一部叫做《女诫》的书，这部书是女人写来教人如何压迫女人的，你说莫名其妙不莫名其妙？

《女诫》这部书，其实也不算是一部书，因为从出版大家萧孟能、沈登恩的眼光看来，它的字太少了，只有一千六百个字。但这一千六百个字，却集了压迫女人思想的大成，并且变为以后两千年女人的修身教科书，它的势力可真大！

在《女诫》里，有很多“奇妙”的理论：

比如说，它主张女人要卑下、要软弱，女孩子生下来第三天，就该把她放在床下面，来表示她的卑弱；

比如说，它主张女人要无条件地服从丈夫，丈夫就是“天”，因为“天”是不可以违背的，所以丈夫也不可以违背。对丈夫要像忠臣对皇帝、孝子对爸爸一样；

比如说，它主张丈夫可以再娶，可是太太不能再嫁；

比如说，它主张做太太的方法，是使丈夫不打她、不骂她；

比如说，它主张丈夫对太太，是一种“恩”情——这部书的作者根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从班昭这部书以后，也有一些书跟着冒出来，大谈女人该如何如何，像魏晋时代张华写的《女史箴》、唐朝太宗长孙皇后写的《女则》、陈邈太太郑氏写的《女孝经》、宋若华写的《女论语》、明朝成祖仁孝文皇后写的《内训》、吕坤写的《闺范》、清朝蓝鼎元的《女学》等，和班昭那本《女诫》一样，也有很多很多“奇妙”的理论。现以《女论语》为例，在《女论语》中，宋若华主张女人——

走路的时候，不要回头；

说话的时候，不要掀嘴唇；

坐的时候，膝盖不要动；

站的时候，裙子不能摇；

高兴的时候，不能有大声；

不能跟男人在一起；

不要朝墙外面看；

不能走出家里的大庭。

只能待在家里，看李敖的文章。

除了上面所说的，中国女人所处的地位以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贞节”与“小脚”。

“贞节”观念是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这本是古代中国人的美妙理想，到了一千年前的宋朝，才开始大行特行起来。大行特行的原因，是由于宋朝“哲学家”程颢的一段话：有人问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的时候，那可怎么办？没想到程颢老夫子的不近人情的答复是：“饿死就饿死算啦！饿死是小事情，可是失掉贞节却是大事情！”

程颢的大徒弟叫朱熹，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朱子”的，在程颢以后，大力宣传他的这种错误说法，从此以后，中国人便中了他们的毒，着迷起来，中国的女人便在盲目的宣传下，不断地做着不近人情的维护贞节运动：有的甚至被男人拉了一下胳膊，就气得自己把胳膊砍下来，认为那只胳膊已被那男人弄脏了；有的甚至要和未婚而死的丈夫——死人——结婚，抱着死人的灵牌举行婚礼……提倡贞节提倡到这个样子，你说荒唐不荒唐？

政府方面，为了奖励贞节，有所谓“贞节牌坊”，是用石头架起来的牌坊，鼓励那些守寡守得最久的女人，或是那些为了维持贞节而死的女人。

立“贞节牌坊”，表面上很简单，骨子里大不简单，并不因为你守寡或殉情做得好，就可以立的，还是要看“关系”。比如说：这个寡妇的儿子有钱或者做大官，她的“贞节牌坊”就自然而然立了起来，所以这种奖励，内幕重重，实际是“众寡悬殊”的。

因为“众寡悬殊”，传说里有人死了也不服气。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看见“一妇人举止异常，行下甚速，而常在御舟之前”，找来问她是不是有冤。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戚家寡妇也。”就忽然不见了，原来是女鬼。乾隆皇帝说：“此必节烈妇人，来求旌表者也！”于是如其所愿。

要想看“贞节牌坊”是副什么模样，台南、金门都有。台北新公园有两个残余的牌坊，一个是“贞节牌坊”，一个是“孝子牌坊”。

“孝子牌坊”大都是给“殉母”的孝子立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里，就记有这种孝子，原来不是什么“以身殉母”，而是因纵欲过度死在妓院里的“火山孝子”。这小说中的孝子，确有其人，名叫岑德固，是请求西太后让他“做一看家恶犬”的大官岑春煊的儿子。他被旌表成孝子，是官官相护的大官张之洞、端方等联名请求的。旌表以后，他的事迹宣付国史馆，当然不包括命丧青楼在内。

“贞节”以外的另一个特色，是“小脚”。

小脚是把小女孩的两只脚用布带用力裹起来，裹到骨头也断了、肉也烂了，可是不管断不断、烂不烂，还是要裹下去，直裹到一个畸形的新脚长出来，才算完事。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再也不会活活泼泼地蹦蹦跳跳了，她走路都走不好了，更谈不到跑来跑去了。

原来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老实”了。还有的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美”了。审美的眼光可真他妈的怪！正确的说法，这不是审美，是审丑。

中国人骂人写文章又臭又长、讲演又臭又长，说是“王母娘娘的裹脚布”。传说王母娘娘是黄帝的老相好，那个时代，还没流行小脚，太早了。宋朝人的笔记里，说小脚起于五代“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后主，可能又太晚了。因为它无法解释一千四百年前“双行缠”、“履头皆锐”、“底平趾敛”、“弹弦纵足”等现象。小脚的形成是慢慢演变的，但在中国，起码已缠了一千年！

缠小脚，除了道德上的和审美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性，就是“足恋”。古代罗马、中古西班牙都有足恋的现象，汉朝成帝对“可怜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曾有过这种喜爱。中国性变态的文人，很多都喜爱小脚——尤其是臭的小脚，难怪他们的作品臭不可闻。中国文人为了喜爱小脚，要写《香莲品藻》这种书，对小脚大做科学分类，分为五类十八品，整天向往“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至于性变态的武人，就没这么风雅，他们要把小脚砍下来吃，“足下”害人，以至于此！

有些乡下女人，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有了天足或解放脚。这种人最怕成名，因为一成名，人人就注目足下，害得老太无法交代。明太祖朱元璋的马后，有双全国闻名的大脚，明太祖为了维护这双大脚，不知砍了多少人的脑袋。李鸿章的妈妈也有大脚，外号叫“大脚夫人”。西太后五十大庆时，母以子贵，要召见李老太。李老太坐轿子到北京，满朝文武拍李鸿章马屁，都去欢迎。李老太从轿子里无心伸出一只脚，李鸿章怕她着凉，请她缩一下。李老太勃然大怒，大叫：“你老子都不嫌我脚大，你倒嫌我脚大！”一气之下宣布不下轿了。经过好说歹说，指天画地，多方疏通，李老太才回心转意，最后见到小脚的西太后，出尽风光，使全国观感为之一变，全国大脚为之一新。西洋婆子要靠鼻子高低影响历史，中国李老太单凭这双大花脚，就踏破铁鞋。今天中国以大脚丫子露色相的角色，都要感谢李老太，因为有了李老太，足下才能满足。

附带要说的是，中国人小脚哲学如日中天的时候，竟发展到连男人的脚也以小为贵。所谓“君子大头，小人大脚”。要想做君子，脚大是不行的，所以男人也有以白布包脚的习俗，先包好，再穿袜，鞋前面比较尖。中国书呆子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固有文化，却没看到中国人的小脚哲学，非但有眼不识泰山，也有眼不识泰水的脚了！

光绪朝对节妇贞女的旌表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春在堂全书本）记乔氏一条，很能代表晚清对贞节观念的立论：

松江邹生，娶妻乔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岁而邹死。乔守志抚孤，家尚小康，颇足自存。而是时粤贼已据苏杭，松江亦陷于贼。乔虑下免[失节]，思一死以自全；而顾此呱呱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决。其夜忽梦夫谓之曰：“吾家三世单传，今止此一块肉，吾已请于先亡诸尊长矣，汝宁失节，毋弃孤儿。”乔寤而思之，夫言虽有理，然妇人以节重，终下可失，意仍未决。其夜又梦夫偕二老人至，一翁一媪，曰：“吾乃汝舅姑也。汝意大佳。然为汝一身计，则以守节为重；为吾一家计，则以存孤为重。愿汝为吾一家计，勿徒为一身计。”妇寤，乃设祭拜其舅姑与夫曰：“吾闻命矣！”——后母子皆为贼所得，从贼至苏州。

乔有绝色，为贼所嬖。而乔抱阿九，无一日离。语贼曰：“若爱妾者，愿兼爱儿。此儿死妾亦死矣！”贼恋其色，竟不夺阿九。久之，以乔为“贞人”，以阿九为公子。贞人者，贼妇中之有名号者也。

一日，乔氏“抱阿九登张秃子舟以遁”：

张[秃子]夫妇意乔居贼中久，必有所赍。侦之，无有，颇失望。乃载之扬州，鬻乔于娼家，乔不知也。

娼家率多人篡之去，乔仍抱阿九不释，语娼家曰：“汝家买我者，以我为钱树子耳！此儿死，我亦死，汝家人财两失矣！若听我抚养此儿，则我故失行之妇，岂当复论名节！”娼家然之。乔居娼家数年，阿九亦长成。乔自以缠头资为束脩，俾阿九从塾师读。

俄而贼平，乔自蓄钱偿娼家赎身，挈阿九归松江，从其兄弟以居。阿九长，为娶妇。乃复设祭拜舅姑与夫曰：“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妇人究以节为重。我一妇人，始为贼贞人，继为娼，尚何面目复生人世乎？”继而死。

俞曲园曰：“此妇人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节，不失为完人。程子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然饿死失节，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一名节，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则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节轻矣！”

可见在旧礼教的桎梏下——

被强奸，是为不贞；与非法定人有性行为（不论自动、被动），是为不贞；被强奸，而不死，是为失节；改嫁，是为失节。

***

对这种毫不近人情的陈腐观念，在光绪朝时，曾有过激烈的抗议，宋恕在他的《六斋卑议》（第29页，敬卿楼丛书本）里，曾托古以驳流行的贞节说：

赵宋以前，大家妇女不禁再适。名臣名儒，如范文正，其媳亦再适。程正叔虽创饿死事小苛刻不情之说，徒快一时口舌耳，其胞侄女仍由正叔主持再适。自洛闽余党，献媚元明，假君权以行私说，于是士族妇女始禁再适。而乱伦兽行，其风日炽；逼死报烈，惨事日闻。夫再适再娶，均为名正言顺之举。古圣所言，不为失节。失节古谊，专指淫乱。今严禁古圣所许之再适，而阴纵古圣所恶之淫乱，洛党私说，流殃至此！

这真是具有历史眼光的快论！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严复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在案语中，他写道：

己则不义，而专责事己者以贞。己之媵妾，列屋闲居；而女子其夫虽亡，虽不足恋，贫不足存，而其身犹不可再嫁。夫日事夫不可以二，固也。而幽居不答，终风且暴，又岂理之平哉？夫妇之际，以他人之制，为终身之偿。稍一违之，罪大恶极。呜呼！是亦可谓束于礼而失其和矣！

但是，这些开明的立论，毕竟是空谷中的足音，史乘中的残酷记录稍一披览，一件件极不人道的故事立刻出现在眼前。同治七年（1868年）的《旌表事实姓氏录》（采访局印行），洋洋八册，只不过是江苏九个县的贞节名册，就足以使我们震骇了！光绪以后，虽然没出过这类巨帙，但从笔记和《实录》中，还可以看到不少的鸿爪遗痕。

在《清会典》风教门里，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对贞女节妇旌表的典范；在台南赤崁楼的碑石上，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十一年（1746年）贞烈坊的样本。从这些典章和实物上，我们知道，光绪朝的一切旌表事实，都是“师承有自”的，都是有所本的。在观念上有了这种背景，我们就可以正式探讨本题了：

李慈铭《桃花圣解盦日记》（丙集二第19页）光绪元年（1875年）记道：

近来妇女之以刲股旌者，累日有书，偻指难尽。盖格令之外，请必见从。闺闼之中，事无左证。职彤管者，疲于铅椠也！

从这段记载里，可以略窥当时节妇之多！

下面从《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里，酌辑此类史料，排比如下：

一、卷三百三十五，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二月：

旌表骂贼捐躯烈妇安徽涡阳县袁旭占妻邓氏；过门守制贞女直隶清苑县监生李均聘妻钱氏；节妇大城县民李柏龄妻陈氏。（第16a页）

二、卷三百三十九，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四月：

旌表过门守贞安徽桐城县张宗翰未婚妻章氏。（第6a页）

三、卷三百四十四，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秋七月：

以贼至投井，旌表新疆阜康县济木萨烈妇郭韩氏，及二女，如例。（第10a页）

四、卷三百五十三，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十一月：

旌表仰药殉夫烈妇山东荣城县候选通判于建基妻梁氏。（第8a页）

五、卷三百五十七，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十二月：

旌表未婚守志江苏江阴县候选巡检夏诒植聘妻陆氏。（第3a页）

六、卷三百六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正月：

以捐设义学并建桥梁，予贵州思南府节妇杨周氏建坊。（第3b—4a页）

七、卷三百七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六月：

以捐助学田经费，予四川罗江县文生何自兴为其父母；暨雅安县孀妇余氏，各建坊。（第17b页）

八、卷三百七十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八月：

以捐宅作节孝祠，并筹祭费，予四川郫县节妇彭郑氏为其故翁姑建坊。（第5b页）

九、卷三百七十五，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八月：

追予各省阵亡殉难官绅署安徽寿春营外委傅沛霖等，士民湖北汉阳团长哈清源等，妇女陕西白水县文童吴凌云妻节妇马氏等，共一千一百二十一员名口，分别旌恤，并建祠建坊如例。（第5a页）

十、卷三百八十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十二月：

予临阵伤亡陕西副将唐焕文优恤；妻符氏恸夫殉节，并予旌表。（第14a页）

十一、卷同上：

追予各省阵亡殉难官绅妇女等一千一百二十二员名口，分别旌恤如例。（第16a页）

十二、卷同上：

以临难抗节，予奉天复州文童王圣德；暨民人徐广升妻王氏，旌表。（第18b页）

十三、卷同上：

追予陕西阵亡殉难官绅妇女等一百六十二员名口，分别旌恤如例。（第21b页）

这些记录，没有一条不是“殁世而名不彰”的记录，望门寡也好，殉节也罢，这些可怜女子的一片痴心，只能“彰”了一下她们丈夫或未婚夫的名字，而她们自己那些“芳名”，却和她们的痴心一样，一起掷诸虚牝了！

1962年1月15日夜11时半动手写

七小时写毕，在碧潭山楼

参考文献及实物：

一、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春在堂全书本）。

二、宋恕：《六斋卑议》（敬卿楼丛书本）。

三、严复译：《法意》（严译名著丛刊本）。

四、《旌表事实姓氏录》（同治七年十二月采访局印行）。

五、《清会典》。

六、台南赤崁楼藏蔡偕娘贞烈坊（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奉旨旌表故处士张金生妻蔡氏，丙寅季秋谷旦立）。

七、李慈铭：《桃花圣解盦日记》（丙集）。

八、《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大满洲帝国国务院发行）。

从高玉树为儿子“冥婚”看中国两面文化

5月29日中午，台北市市长高玉树先生的大少爷高成器，在山仔后别墅，突然跟吴家大小姐吴纯纯双双服毒，从容自杀。出事以后，高玉树先生和女方家长们“悲喜交集”——在丧事中加办了一桩喜事，为这两位青年人补办一场婚礼。消息传出，大家只注意这个事件的新闻意义，但它的历史意义，却看不见有谁提出来。

“冥婚”有历史意义吗？有的，不但有，并且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冥婚”事件，是在公元208年——一千七百六十年前的曹冲冥婚。曹冲是曹操的小儿子，是个神童。当时孙权送来一头大象，曹操要知道有多重，谁也没办法，亏得曹冲想出了刻舟求“重”的主意，才算把问题解决了。曹冲的主意，其实与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称皇冠的方法同出一辙，他若早生四百多年，并且生在希腊，一定大有可为。可惜他生在一个权力起伏的世家里。他死的时候，他的哥哥曹丕（后来的魏文帝）劝他爸爸不要难过，曹操讽刺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原来曹操太爱这个小神童，曾打算叫他代他哥哥接棒。

曹冲死的时候只有十三岁，曹操难过极了，认为这小孩连婚都没结就死了，太说不过去了，因此打主意替他办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个女儿早死了，曹操找到很重义气的邴原，要把两个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却不买账，邴原说：

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

你不能不佩服曹操是很有度量的人，他碰了手下人的钉子，并不生气，可是也不泄气，他还是要给儿子讨媳妇。他并不要守什么训典而不易，终于找到了一位甄家的女孩儿，跟他心爱的曹冲，来了一次合葬。

故事说完了，让我们来看看理论。

邴原为什么拒绝曹操呢？他的理论根据是冥婚合葬不合于“训典”，他所指的“训典”，显然是指《周礼》这部经书而言。在《周礼》的“地官”媒氏一节里，有这样的话：

禁迁葬者与嫁殇者。

再按注解，“迁葬”是指“生时非夫妇，死而迁葬之，使相从”；“嫁殇”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谓嫁死人也”。两者统而言之，都是冥婚合葬。而这种冥婚合葬，不管死者成年没成年，按诸传统经典，都是违背的，在中国“正宗”思想中，对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从反面角度推测，中国经典中对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礼》这部书，专家论证是战国的作品，所以，书中禁止冥婚的话，足以反证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前面所引《三国志》中曹操的例子，显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过他本的，是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经典中的传统文化。

曹冲的冥婚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后，历朝各代都不乏显例，换句话说，历朝各代都不乏有违背经典的人出来，主持仪式，大结其鬼婚。例如在《大隋左武卫大将军吴公李氏女墓志》碑中，就有这样的话：

女郎姓尉字富娘，河南洛阳人。……以大业十一年（615年）五月十三日，终于京师京宅，春秋以十有八。……母氏痛盛年之无匹，悲处女之未笄，虽在幽媾，婚归于李氏，共窂无爽，同穴在斯。

这是曹冲死后四百多年的例子。

到了唐朝，冥婚仍旧流行，甚至流行到皇家。《旧唐书》懿德太子传：

中宗即位，追赠太子，谥曰懿德，陪葬乾陵。仍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

这是前面那位尉富娘小姐死了出嫁后九十年的事。

在唐朝，有冥婚不稀奇，稀奇的是冥婚后的离婚。唐朝的韦后为她弟弟与萧至忠的女儿办了冥婚，合葬以后——

及韦氏败，至忠发墓，持其女柩归。

老泰山做了盗墓人，你说怪不怪？

唐朝冥婚流行的程度，不但见之于实事，并且载之于小说。戴君孚《广异记》中，就有这种“倩女幽魂”式的故事，可见这类思想早已深入民间。

在宋朝文献中，更可看到冥婚的细节。康誉之《昨梦录》一书里，这方面记载最多。元朝以后的冥婚，从《马可·波罗行记》，直到清朝孙樗的《余墨偶谈》、凌扬藻的《蠡勺论》等，都有不少材料，我不再多举了。

民国以来，冥婚的风俗也相沿不衰。我举民国十二年《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四编“冥婚之习惯”里的两段，以见一斑：

“娶鬼妻”（河南河北等处习惯），豫西河北等处，凡子未婚而故，往往择别姓字而殇之女，结为冥婚。俗谓之“娶鬼妻”，又曰“配骨”，以结婚后往往合葬也。

“冥配”（浙江平湖县习惯），平湖县，上、中、下三等社会，凡子弟未婚夭亡，类多择一门户相当、年龄相若之亡女，为之定婚，迎接木主过门，礼节如生人嫁娶，名曰“冥配”。盖以不如是，则灵魂将无所依归，不能入祠祭祀，且不能立后，一经冥配，即取得被继承人之资格，得为之立后也。

至于台湾，冥婚的风俗，也和大陆各地一样，除流行死人与死人结婚外，还有活人跟死人结婚的风俗。最有名的前例，是丘念台先生的父亲丘逢甲先生跟林家小姐的冥婚（详情见1965年11月22日《新生报》丘秀芷的“我的家族中，有关人鬼联姻的故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林瑞芳的《台湾冥婚制与记事》最为生动，这篇文章，收在娄子匡编的《婚姻大事》一书里。

高市长为他儿子办的“冥婚”，轰动了整个台湾。很多人为之长吁短叹，却很少有人为之左思右想——想这件事在历史上的意义。因此，我“引经据典”地讨论它一番。“冥婚”虽然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巨流”，可是它却一直“藐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部分，于是，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个面。这两个面谁是谁非，就留给大家去争个面红耳赤吧！

1968年6月13日

欢喜佛

“欢喜”一词，最早见于《战国策》。《战国策·秦策》记载武安君的话，说：“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佛教传到中国以后，翻译《佛经》的人，把这个本国语借来用做佛语，例如《法华经·譬喻品》中，就有“欢喜踊跃”的话；并且，还把释迦的弟子阿难陀尊为“欢喜”。此外有“欢喜海”、“欢喜贤”、“欢喜丸”、“欢喜日”等种种词汇，“欢喜”两个字，佛味很浓。

欢喜佛是性交的佛像，性交姿势以立姿为主。

为什么有欢喜佛呢？欢喜佛的意义在哪里呢？

欢喜佛出自梵语“欢喜天”（Mandikesvara），就是“难提计湿婆罗”，也叫“大圣欢喜天”、“大圣天”。欢喜佛是乱伦的佛，据《大圣欢喜供养法》载，性交的当事人竟是“兄弟夫妇”！

大圣自在天，乌摩女为妇。所生有三千子：其左千五百，毗那夜迦王为第一，行诸恶事；右千五百，扇那夜迦持善天为第一，修一切善利。此扇那夜迦王，则观音之化身也。为调和彼毗那夜迦恶行，同生一类，成兄弟夫妇，示现相抱同体之形，其本因缘，具在大明咒贼经。

为了调和一千五百个做恶事的，才以一千五百个做善事的来配成“兄弟夫妇”，这一千五百个调和派，又是“观音之化身”，由观音出面，以性交的方法来软化恶行。这种设计真是绝透了。

清朝北京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欢喜佛像就这样有了租界地。在雍和宫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佛像铸得——照《故都文物略》的说法——“穷极丑怪”。我上小学的时候，亲眼看过，只记得要另外给喇嘛钱，他才带给你看。上楼走的是阴暗的木梯，佛像不大。据我一《京华游览记》的描写：

殿有欢喜佛十余，玻璃为龛，垂以绸幕，揭视之，秘戏杂陈，殆所谓事事无碍者欤！有妇人裸卧，与一巨牛交，更数人伏于牛身者；有男女裸抱，而项间腰际，悬人头累累者。壁间悬图，幕以黄绸，去幕审视，亦复如是；且多人与兽合，不知何说？游客欲观此，必更纳资，又必先扃户而后出以相示，寺僧殆奇货居之也。

“穷极丑怪”的佛像、“项间腰际，悬人头累累”，正是“其左千五百，毗那迦王为第一，行诸恶事”的象征。不了解《大圣欢喜供养法》这些佛经，自然就有“不知何说”的疑问了。

这是欢喜佛的第一层意义——软化恶行。由调和派出面，大家欢天喜地，敦伦出善事。

这是佛书上的说法。

根据佛书以外的说法，欢喜佛的意义还有别的。《清稗类钞》宗教类“欢喜佛”一条，明指欢喜佛的意义在于鼓励生育：

欢喜佛，作人兽交媾状，种类甚多。有男与雌兽交者，有女与雄兽交者。相传出自蒙古。某喇嘛因佛教盛行，人多持独身主义，而不欲结婚。于是人种日衰，一部落仅有数人，见而大悲，恐人类之灭绝也，遂幻其说，谓交媾本佛所有事，制为各种雌雄交媾状，名之曰“欢喜佛”，独身之俗渐消。后盛行于满洲，而流弊所及，遂至淫风大甚，男女无别。大内交泰殿，即供奉欢喜佛之所也。

这是欢喜佛的第二层意义——鼓励生育。告诉人：独身是不对的，“交媾本佛所有事”，连佛都性交，你人还清高什么？

这是一种很动听的解说。

《清稗类钞》说欢喜佛“相传出自蒙古”，是不清楚来龙去脉的话。欢喜佛确实是印度货，是印度传到西藏的佛像。它的动物模特儿是象、牛，都是印度传统中有神性的动物。

《西藏新志》载：

四月十五日，龙王塘大会，庙在水中，周匝水环，须以舟渡，而正殿旁特塑一大秘戏像，即俗所谓“欢喜佛”。喇嘛云：“是佛公佛母。”

印度思想中，动物在地位上，并不低于人类，甚至有高的一面。这种观点，不但印度有，从埃及古人到加拿大色里利（Salish）印第安人，很多地方都有。所以，一旦发生了“兽交”（bestiality），并不认为是可耻行为或犯罪（对“兽交”的严刑峻法，是中古以后的事）。甚至印度还把它拟神化，这就是欢喜佛。据《大圣欢喜形象品仪轨》载：

夫妇二天，令相抱立，二天俱象头人身，白肉色，着赤色裙，各以二手互抱腰上。

正写出“观音之化身”是表现在“象头人身”的造型上的。前面引的文献中，所谓“与一巨牛交”、所谓“数人伏于牛身”、所谓“多人与兽合”、所谓“作人兽交媾状”、所谓“有男与雌兽交者”、所谓“有女与雄兽交者”，都是对“兽交”的一种拟神化。

这是欢喜佛的第三层意义——对“兽交”的拟神化。

值得注意的是，神很多，为什么要选中观音菩萨出场，化身成人兽同体甚至雌雄同体的怪相？照上引《大圣欢喜供养法》的描写，观音该是女性或雌方，但观音的性别，一般稍通佛理的人，却和一般善男信女的看法不同。一般善男信女都以为观音是女的，但一般稍通佛理的人却说观音不是女的，只不过看起来像女人而已，观音实际是“男人女身”，根本是男的。

这个观音是男是女的糊涂账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般人不看书的缘故。观音是男是女，早在《琅嬛记》里就有了精巧的解释：

一人问应元曰：“观音大士女子乎？”答曰：“女子也。”又一人曰：“经云观音菩萨，勇猛丈夫，何也？”答曰：“男子也。”又一人曰：“观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矛盾乎？”答曰：“非也。观世音无形，故普门品述现众身为人说法，既能现众身，则飞走之物以至蠛蠓醯鸡，皆可耳，岂直男女乎？”

由此可见，高明的解释是观音不男不女、亦男亦女、可男可女。不但可男可女，并且可以“现众身”，上自飞禽，下至走兽，无一不可。观世音本身是“无形”的，佛门弟子却枉费心机为观音造像、画像，当然是可笑的。

说不定发明欢喜佛的人，是一个佛法高深的顽童，他故意用恶形恶相的欢喜佛来移俗、来讽世。这个顽童也许不是别人，就是观音自己。我大胆地认为，这是欢喜佛的第四层意义。

在《元史·卜鲁罕皇后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京师创建万宁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丑怪，后以手帕蒙覆其面，寻传旨毁之。

这显然指的是欢喜佛。这表示了，十三四世纪的时候，欢喜佛已经流传到中国的新庙里，虽然皇族对它还不习惯。到了明朝，情形就不同了。明朝时候，欢喜佛已经直奔皇宫。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有大臣要求除去皇宫中的欢喜佛像，《通俗编》记录如下：

留青日札：禁中自来有佛堂释殿，嘉靖时议除去。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入看“大喜殿”，内有金银铸男女淫亵状者，名曰“欢喜佛”，传闻，欲以教太子，虑其长于深宫，不知人事也。十五年五月，夏言题请毁灭。

明世宗信道教入迷，所以“佛堂释殿”吃不开了，欢喜佛沦为教太子房事的模型，最后还被“题请毁灭”。这样看来，清朝的欢喜佛像，大概是一批新贵，不是早来的那一批。

这段记录告诉我们，欢喜佛出现的第五层意义，是教长在深宫中的皇太子知道“人事”。清朝以后，照《清稗类钞》说法，已达到“淫风大甚”的效果。这么一来，欢喜佛的哲学意义、宗教意义、历史意义、民俗意义、讽世意义等，都给“垂以绸幕”了——欢喜佛弗欢喜了。

欢喜佛在造型上，虽是外国货，但在思路上，中外是心同此理的。一千八百年前，东汉桓帝时候的武梁祠石刻（祠在山东嘉祥），刻的就是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交尾图像。这种图像表示了多种意义：血族相奸、人兽同体、天人交感、“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何尝不跟欢喜佛的意义相像？欢喜佛离开了印度，窝藏在中国，构成了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怪例，使人好奇、使人责备、使人皆大欢喜。

1979年1月30日以两个小时初稿

5月10日以四个小时修订

中国民族“性”

世界上，任何专家都有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这一行最重要，人类没有他这一行，就完了。事实上，他这一行虽非不重要，但没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那种比例。但专家绝对不肯这样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

历史学家也是专家，也自不例外。但历史这一行纵面、横面比较宽，见识多一点。所以，历史学家吹牛的时候，位置从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

中国历史学家的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都是“相斫书”、“帝王家谱”、“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

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去，“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在坐牛车。

我愿举一个没有被唯的例子，一段被根本抹杀了的历史。

在《易经》的《序卦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

这是一篇很简单的演绎，从“条件述辞”（conditional　statement）中，我们可以知道，“男女”一项，在我们老祖宗的眼睛里，究竟占着怎样重要的地位——它是“天地”“万物”以下，最被我们老祖宗重视的一环。它的地位，不但远在“父子”“君臣”“上下”“礼义”之上，甚至还是产生这些抽象名词的必要条件。

在同一部《易经》的《系辞传》下里，又有一段看来跟上段有点矛盾的文字，简直把“男女”的地位放在“万物”以上去了。原文是：

天地缊，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这又明明是说，“男女”的“构精”，构成了“万物”的“化生”。“天地”虽像麻缕（）棉絮（缊）般附着在一起，可是“万物”在这种附着的状态下，只是醇醇重重的而已，并不能化而为一种生命体。只有在“男女构精”的条件下，才能给“万物”赋予生命。

这种对“男女”关系的热烈颂赞，是两千多年前，我们老祖宗的真知灼见，也是见诸文书记载的最早史料。

除了这种文书的记载以外，还有更早的，那是遗留的实物。这种实物，最足以表示我们老祖宗的早期性观念是一个什么样子，在陈仁涛的《金匮论古初集》（第6页，图初一、〇九）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什么什么崇拜（phal-licism）的图片，那是在河南安阳侯家庄发现的“石男根”——一条上面刻着三角绳纹饕餮的、具有青铜文化风格的石做的男人生殖器。看过以后，我们会恍然大悟：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一样，也不例外地崇拜过这个玩意儿，甚至崇拜得别有天地呢！

文书的记载和实物的证据，都证明了老祖宗们对“男女”问题早有认识，并且这种认识，从某些角度看来，甚至比今天的某些人还来得开明正确。至少老祖宗们没有把“男女”之事看做是卑恶不洁。相反的，他们会把“男女”捧在“父子”、“君臣”之上，敬重膜拜，顶礼有加！

古史中，最能代表性观念开通的例子，莫过于《战国策·韩策》中，秦国宣太后的一段话。宣太后对韩国来求救的使臣尚靳说：

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这段对外国大臣现身说法，公开描写性交姿势的文字，不了解当时性观念的开通程度，自然看了要大惊小怪。无怪乎清朝的王士祯在他的《池北偶谈》卷二十一“谈异”里，在“秦宣太后晏子语”条下，要叹气说：

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其实，若了解当时性观念开通的程度，这是毫不足奇的。

又如《左传》宣公九年（公元前600年）这段记载：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戏于朝（按：此处在《榖梁传》中记为“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洩冶。

这种不分君臣，一块儿把玩大家共有的情妇的内衣，在庙堂上相互炫耀、大开玩笑的做法，不但呈露了“礼仪之邦”“守礼谨严”的真相，并且十足反证了当时性观念开通的程度。

性观念的开通，原本是一种动物性的自然现象的流变，我们的老祖宗本来是“洒脱”得很的但是他们当时缺乏下列这套观念：

一、他们缺乏性的嫉妒的观念。

二、他们缺乏贞操观念。

三、他们缺乏羞耻观念。

四、他们缺乏亲父子的观念。

五、他们缺乏“罗曼蒂克恋爱”（romantic　love）观念。

这五项重要的特征，我们在古代的文书和实物里，可以找到许多证据。这些证据，可以为我们描绘出一种景象——一种性开放的景象。

在这种性开放的景象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如何崇拜生殖器、如何重视阴阳的理论、如何公然宣淫、如何“男女杂游、不媒不娉”、如何血族相奸、如何私通野合、如何同性恋和鸡奸、如何性变态、如何写《素女经》《洞玄子》、如何让“性”的因素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影响到部分中国民族的历史。

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惊讶地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荧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由于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由于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彘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由于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母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作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

在中国许多“肯定‘性’的”（pro-sexual）历史现象以外，另有一种“反对‘性’的”（anti-sexual）历史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是对“性”的规定、约束，乃至压抑。它的发生，约有四种原因：

一、对“性”生神秘与恐惧：老祖宗们缺乏生产知识，他们对异性相交而产生的结果，感到神秘，也感到恐惧。

二、对“性”的疲乏：“性的疲乏”（sexual　fatigue）是性满足后或过度后而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一种反动——对性感到憎恶或厌倦，走向节欲或弃世绝欲的信仰。

三、嫉妒心和占有心：在古代，女人只是男人财产的一部分。由于对产业的占有心，引发嫉妒心，再配合家庭、子女等观念，慢慢建构出许许多多规定、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

四、精神因素：由于有人不能满足现状，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来弥补尘世上的空虚，因而有“禁欲主义”（asceticism）或类似禁欲主义的思想产生。于是，不得不宣扬“性”的罪状，夸大或栽诬有关“性”的一切。

上面四种原因，构成了“反对‘性’的”条件，因而老祖宗们开始说明什么是“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什么是“防隔内外，禁止淫佚”，什么是“妇道”、“女诫”，什么是“男女不通衣裳”，什么是“富贵不能淫”，什么是“坐怀不乱”、“秉烛通宵”，什么是“去势”、“幽闭”，什么是“绝房事”的好处……

这些“反对‘性’的”历史现象，跟前面所说的“肯定‘性’的”历史现象一样，同样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也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历史。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定、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工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中国是礼仪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及“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拉下面孔，道貌岸然地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地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一千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正因为“性”的问题，被不合理地规定、约束，乃至压抑，所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有了数不尽的“性发霉”现象：从娈童到“御女车”，从“萤幸”到“蝶幸”，从“肉台盘”到“肉屏风”“肉双六”“肉吐壶”，从人狗交到奸尸案，从缠小脚到丐恋，从老年癫狂到性戾换，从贞节牌坊到“冒耻求种”，从花旋风到壮阳药，从自阉到阉人……试问哪一件不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试问有哪一件我们敢说“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干的事”？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就能了解过去。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有了上面所说的种种认识，我们必然发现：“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何等被有意忽略的大题目！我们必然关切：我们老祖宗们的“性”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的“性”行为，怎样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我们必然提问：“性”的因素，对中华民族的部分历史，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

能够满足这些声音的，很显然，这是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责任。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始终在“回避”这个重大的研究主题，我们不能在这个主题上做一次“科际整合”的示范，也不能在乌烟瘴气的“性”的暗流里做一次学理的澄清，为小百姓和大官人提供点指示迷津的依据……这些因“回避”而生的缺憾，十足证明了我们在真理面前的萎缩，证明了我们在寻求真理上面的无能和胆怯。

这篇文字的用意，是尝试用现代的方法，提出一些确定的解释和“解释草案”（explanation　sketch），求出历史上中国人“性”生活的真相和可能的真相，至少我提供的，是一种可供讨论的合理怀疑，也许值得专家和学者评判。

在现代方法的妙用下，历史万象虽多，其实不乏理路可寻。例如，真的专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易经》中的“咸卦”等卦是描写性交姿势的；《诗经》中《褰裳》里说的“且”字是男人生殖器；《周礼》中《地官》里“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话是一种“交配季”（mating　season）、一种“节期杂交”（feast　promiscuity）；《老子》中的“元牝”是女人生殖器；《论语》中孔夫子骂女人的缘故是他离过婚；伶玄《赵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有“足恋”；常璩《华阳国志》中的关云长背离曹操是因为他吃醋；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中“女子男饰”里的六朝女子娄逞是性戾换；柳宗元《柳河东集》中的《河间传》是写唐朝一个女人的花旋风；徐士鸾的《宋艳》中《残暴》里记宋朝的王继勋是一个虐恋（虐待狂）；陶宗仪《辍耕录》中的《奇遇》一篇是写元朝人性爱的白日梦；明朝张岱《琅嬛文集》中的《鲁云谷传》是描写洁癖；清朝薛福成《庸盦笔记》中的《入相奇缘》里写和珅“对影谈笑”是一种影恋行为……大量的历史文化，都禁不住真正的专家的一双法眼，用这双法眼来“复兴中华文化”，才够资格，否则只是口号。

关于这类性质的写作，在西方有很多，泰勒（G.Rattray　Taylor）的“Sex　in　History”（1953年伦敦　Thames&Hudson　版）就是一例。西方过去，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笼罩下，对性的禁忌，跟历史上的中国，真可说是老兄老弟。可是他们在近几十年的努力之下，终于摆脱了传统上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定、约束与压抑，终于使他们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建立一种“约定俗成”的性道德，培养了风俗、修正了法律，使他们的青年男女恢复了在“伊甸园”里没吃苹果前的歌唱。

反观我们中国，比较起来，我们不得不惭愧，我们还是一个老大的闭锁社会。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定、约束与压抑，还是这个闭锁社会的主要闭锁项目之一。从电影检查到出版管制，从教条宣扬到性教育的空白，从警察的冲动到道德家阳痿以后的阴谋，已经把我们的“性”空气搅得极不清洁。在这些不清洁的空气里，我们呼吸到的，是禁忌、是妈妈跟在屁股后面的恋爱、是买卖式的婚姻、是手铐式的离婚、是情杀与毁容、是通奸的残忍惩罚、是电影接吻的禁止、是情书的火葬与公布、是春药广告、是春牛横行、是廉价的初夜权、是文坛的新鸳鸯蝴蝶派、是姨太太第一号第二号、是婚姻法律的莫名其妙、是灵肉分裂、是衣服暴露的管制、是政府纵容的公娼、是私娼的七折优待、是节育的反对、是李敖这类先知式专题讨论的完全缺乏……

所谓“礼仪之邦”的“国情不同”，以及所谓“有伤风化”的管制法令，都不足以作为上述这些“性空气不清洁”的护符。一切护符，都只会增助我们耻辱的标记——那跟西方文明社会比起来，“性水准低落”的耻辱标记。

漫无心肝的中国知识分子，漫无心肝的日子太久了，确实应该认清自己，振作一下，洗洗这些耻辱的标记。

人能感动蝙蝠论

研究中国人想什么、怎么想，一定得注意中国人怎样想什么。中国人有时候会有伟大的奇想，这种伟大的奇想，想入非非，使人怎么也想不透人为什么要这样想、能这样想，这样想又何苦来。

中国人怎样想什么，七想八想，其中的妙很多。最妙的一则是，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相信自然现象有时是受了人的感动而生的，感动到火候十足的时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可以“天雨粟、乌白头”，可以“天地含悲、风云动色”。

别以为这是中国民间愚夫愚妇的迷信，别以为这是我开玩笑，中国的第一流知识分子，的的确确把这种怎样想什么，郑重其事地认真处理过。我以一代大儒顾炎武为例。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有一篇“人事感天”，就公然胡扯如下：

易传言先天后天。考之史书所载，人事动于下，而天象变于上，有验于顷刻之间，而不容迟者。宋武帝欲受晋禅，乃集朝臣宴饮。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叩扉入见，请还都谋禅代之事。及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隋文帝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余口。唐玄宗为临淄王，将诛韦氏，与刘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时不可失。”文宗以右军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郑注，对于浴堂门。是夜彗出东方，长三尺。然则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刺秦王，而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昭画长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气壹则动志，其此之谓与？

这就是第一流知识分子满纸荒唐言的第一号证据。

其实不怪顾炎武，顾炎武只不过师承前代那些大儒和大理论。前代那些大儒和大理论认为“人事感人”，所谓“天”，从广义解释，上自老天爷，下至一头猪，都无一不可以感动、无一不受人的“掌风”。

最早的感动文献是《易经》。《易经》里“中孚”卦说：

豚鱼吉

意思是说，人类的诚信所及，哪怕像猪那样蠢的、像鱼那样冷血的，都可以一一感化，这种感化，有专门的成语，叫“信及豚鱼”。

既然猪也可以、鱼也可以，理论上，什么动物都应有“同感”。于是，感动的范围就扩大到无所不包。于是，就出来鼎鼎大名的《祭鳄鱼文》。

唐朝的韩愈到潮州，看到鳄鱼为患，居然写了一篇《祭鳄鱼文》，给鳄鱼一只羊一头猪，要鳄鱼搬家，“其率尔丑类，南徙于海！”如果“冥顽不灵”，人类就要把你们杀光，你们不要后悔啊！据说鳄鱼看了他的文章，就都搬走了。这篇千古妙文，《古文观止》就有，实在值得一读再读：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泽，罔绳擉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掩，扬州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有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之命而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辩。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大家读了《古文观止》，以为韩愈的神通只在于写这篇文章，那就错了。韩愈还有别的神通呢！别的神通，一看张读写的《宣室志》便知。张读《宣室志》里记泉州南面有山潭，“中有蛟螭，尝为人患”。有一天，山崩了，山石填塞潭水，水流出来，其中有蛟螭的血。“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后来这十九个字给韩愈看到了，他认出是“诏赤黑视之鲤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字体是“蝌蚪篆书”，“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螭之辞令，戮其害也。”这个故事，表示了不但韩愈能够同鳄鱼说话、谈判，给它写文章，甚至老天爷也和他有同感，不但跟鳄鱼的水友蛟螭说话、谈判、发命令，还让韩愈夹在其中，做了翻译官。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题目应该是《人能感动鳄鱼论》，可是我害怕，不敢这样写。因为前一阵子刚发生了“诽韩案”，韩愈的后人到法庭控告写文章批评韩愈的人，而妙不可言的法官大人居然判了被告的罪。这是一场典型的“文字狱”。我李敖刚坐完了“叛乱罪”的大牢，黑狱亡魂，浩劫余生，实在不敢惹韩愈（和他的鳄鱼），只好另想题目。

幸亏我学富五车，居然被我找到好题目，叫做《人能感动蝙蝠论》。为什么又来了蝙蝠呢？看完明朝柳应聘的大文便知。

柳应聘在《先师庙驱蝠记》大作里说，一座孔庙里，因为有容乃大，结果容来了许多蝙蝠，“丑类实繁，无虑千百，岁月滋久，势不可驱”。大家“咸为积愤，而无如之何也”！于是有“学政詹先生”来，十天斋戒，“又遣投蝠以食，而誓之一似昌黎（韩愈）谕鳄之旨”。于是，蝙蝠飞走了。还有个“学正黄先生”，也在这类庙中学韩愈的方法，“以文谕之”，蝙蝠看了他的文章，也统统飞走了。

柳应聘这篇驱蝠记中，根据这种行为，提出“人能感动动物论”。他拿蝙蝠飞走事件跟“徙鳄之功”比较：

虽显微巨细，事有不伦，然精诚所通，有感斯应。则旷百世而同符也！所谓诚能动物，而信及豚鱼者，非耶？

他认为这种现象一点也不是偶然的，他说：

夫气盛者化神而绩异者传永，盖自古志之矣！故鲁公作宰，而蝗避；刘昆出牧，而虎渡；韩退之在谪籍，而鳄徙，虽时异事殊，而精诚之极，感通无间，其致一也。则其所以实着当时，而声流后世者，岂偶然之故哉！

看了这种妙论，再回头核对“旷百世而同符”的《祭鳄鱼文》，那篇文章，一再声声呼唤鳄鱼的芳名，同它交谈，一次与它约定，三次要它听话。全篇又讲理、又讲情、又哄、又劝、又贿赂、又骂、又挖苦、又威胁。韩愈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前提当然是基于“鳄鱼有知”，可以看懂他的大文章，可以晓以大义。这种由于动物有知，与人文相通，人的精诚，自然可以和它们“感通无间”，可以“有感斯应”，最后自然构成了“人能感动动物论”。

在韩愈小的时候，一个“人能感动动物论”的先进冯希乐有一天去拜访县太爷。县太爷请他吃饭，酒席上，冯希乐拍县太爷马屁，说你太伟大了，你“仁风所感，虎狼出境”！县太爷听了，很高兴。正在这时候，有小的跑来报告，说不得了了，昨天晚上有老虎吃人了！县太爷一急，转过头来质问冯希乐：“你不是说‘仁风所感，虎狼出境’了吗？”冯希乐不慌不忙，回县太爷的话，他说：“我们县里的虎狼是出境了。这头老虎，一定是别的县里过路的！”

1979年5月14日三小时写成

人能感动老虎论

校对《人能感动蝙蝠论》的时候，意犹未尽，再写一篇。

中国书中，关于这类记录极多。大体上说，这都是一种“动物泛灵信仰”（Zoological　animism）的流变。鳄鱼问题并不是韩愈以后就完了，照《欧阳文忠集》的说法，好像鳄鱼又回国了。欧阳修《陈文惠神道碑》说：

潮州恶溪，鳄鱼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伐鼓于市，以文告而僇之，鳄患屏息。潮人叹曰：昔韩公谕之而听，今公戮之而惧。所为虽异，其能动异物丑类，革化而利人，一也。

足证韩老一死，鳄老又率其丑类，北归中国了。欧阳修笔下的陈文惠就是陈尧佐，他在潮州，也写过大作《戮鳄鱼文》：

己亥岁，予于潮州，作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韩词，载鳄鱼事以旌之。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万江，村曰硫黄，张氏之子，年甫十六，与其母濯于江涘，为鳄鱼尾去。其母号之勿能，披乎中流，则食之无余。予闻而伤之，命郡邑李公，将郡吏往捕之。前后力之者，凡百夫，曳之而出。缄其吻，械其足，槛以巨舟，顺流而至。

从内容看，全篇一律动武，我奇怪为什么欧阳修硬要说“以文告而僇之”？大概鳄鱼留学方归，不好不意思一下。

还是手里有刀的人比较聪明，《清史稿》列传第一百零八曹孝先传里，记有乾隆皇帝一段话：

蝗害稼，唯实力捕治，此人事所可尽。若假文词以期感格，如韩愈祭鳄鱼，鳄鱼远徙与否，究亦无稽。

真比文人“天纵英明”得多了！

我写了半天《人能感动鳄鱼论》、《人能感动蝙蝠论》，却忘了写《人能感动老虎论》，现在补写如下：

《后汉书·童恢传》，记循吏童恢做地方官的时候——

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生获二虎。恢闻而出咒虎曰：“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虎狼当食六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汝若是杀人者，当垂头伏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低头闭目，状如震惧，即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踊跃自奋，遂令放释。吏人为之歌颂。

这次比较简单，没写文章，只是对老虎用嘴巴“晓以大义”而已，结果一虎不能马虎过关，一虎竟得人口余生，公正廉明，一样不少，真好！

这种人虎恩仇记，主角只是童恢和两只老虎吗？才不呢，多得很呢！

一、《后汉书·宋均传》：“虎相与东渡江。”

二、《南史·杜慧度传》：“猛兽伏，不敢起。”

三、《南史·孙谦传》：“先是郡多猛兽为暴，谦至，绝迹。”

四、《南史·傅昭传》：“郡多猛兽，常设陷阱，昭命去陷阱，猛兽竟不为害。”

五、《南史·萧晔传》：“旧多猛兽为暴。晔为政六年，此暴遂息。”

六、《南史·萧象传》：“旧多猛兽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兽死于郭外，自是宁息。”

七、《唐书·李绅传》：“霍山多虎，撷茶者病之。治机阱，发民迹射，不能止。绅至，尽去之，虎下为暴。”

八、《明史·胡俨传》：“县有虎伤人，俨斋沐告于神，虎遁去。”

九、《明史·张昺传》：“有寡妇止一人，为虎所噬，诉于昺。昺于妇期五日，及斋戒告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廷下。昺叱曰：‘孰伤吾民？于法当死。无罪者去。’一虎起，敛尾去；一虎伏不动，昺射杀之。”

十、《明史·谢子襄传》：“郡有虎患，岁又旱蝗。祷于神，大雨二日，蝗尽死，虎亦遁去。”

够了，够了。

以上所写，都限于一般人（文人、循吏等）对动物的感动，其中我有意做了一个重大的遗漏——不含孝子在内。为什么？因为一扯上孝子，这种文章再也做不完了。中国历史上，孝子和动物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从虞舜孝感动天，使“象为之耕，鸟为之耘”起，“涌泉跃鲤”也、“负土成坟”也、“虎即避去”也、“猛兽下道”也、“豺狼绝迹”也、“群雁俱集”也、“慈乌衔土”也、“双鹤来下”也、“鸟亦悲鸣”也、“犬乳邻猫”也、“祷河得鳜”也、“水獭献鱼”也……怎么写也写不完。换言之，每个孝子都可以开个动物园，他所感动的，又岂是蝙蝠、老虎而已！所以，我声明在先，不含孝子在内。孝子一来，只有写书，不能写文章了。

1979年5月24日一个小时完工

鼓声咚咚的中国之音

鼓是人类最早的乐器。从埃及到亚述、从印度到波斯，到处都有鼓的存在。世界各文化区，鼓的出现是不谋而合的。像西欧、英国那样，连鼓的出现都要仰仗外来的那种情形，实在少有。西欧、英国的鼓，是罗马传过去的。

中国的鼓，远在有文字以前就出现了[526]。随着文化的进步，鼓的演变，也愈来愈复杂。开始有管鼓、教打鼓的官，叫“鼓人”[527]，以八面[528]“雷鼓”祀天神，以六面“灵鼓”助社祭，以四面“路鼓”享宗庙，以及打仗有“鼖鼓”[529]、做工有“鼛鼓”[530]，前者声音又大又快，可助军威；后者声音又小又慢，有工慢慢做，因为“用民之力，宜缓不宜急”。所以这种鼓，是种磨洋工的鼓。在日食、月食的时候，要用“王鼓”，中国古人认为，日食、月食都是“阳为阴所胜”，必须由皇帝亲自出马，“鼓以救之”。这时候，鼓官看皇帝打，他休息[531]。照这个标准看，鼓官平时只是代皇帝劳而已，紧要关头，鼓手就是皇帝。鼓声本是一种强烈意愿的传达，这种意愿，当然当权者最多。所以，最早的鼓声都是替当权者表达意愿的。五代时候，儿皇帝石敬瑭请一个老道来讲经，老道叫张荐明，石敬瑭拜他为师。那时候，已是10世纪，鼓声已经用来表示几点钟[532]了。老道听了鼓声，向石敬瑭说，鼓声虽然只是一种声音，但把许多声音统一起来的，就是它。“夫一，万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533]这就是出家人逢迎儿皇帝的鼓声哲学。

鼓对当权者而言，既然这么密不可分，那它就成为一种权威的象征。汉光武皇帝抓起韩歆，“置鼓下，将斩之”。[534]杀人为什么要放在鼓下面？鼓声响起和人头落地，是此起彼落的关系啊！

鼓的作用这么大，所以，什么时候击鼓，什么时候不该击，学问很多。传说大禹治水，叫他太太即涂山氏大小姐送饭，约定一听鼓声，就送来。于是大禹化做一头熊，开始做工。挖石头的时候，不小心一块石头击中了鼓面，涂家大小姐以为打鼓了，送饭过来，见到丈夫竟是熊，一扭头就走了。到了嵩山之下，她变成石头，生了大禹的儿子夏启。[535]夏启是中国君主世袭制的老大，是家天下的祸首，追根究底，天下为公的让贤传统被断送，原来是因为那块可恶的石头敲在那张可恶的鼓皮上。

这个是不该击而击，击出了祸，还有该击而不击，也出了祸的。春秋宋国、楚国作战，楚军渡河时，人劝宋襄公迎击，他不肯；等楚军登陆了，人又劝他迎击，他还不肯；直等到楚军上岸后，把阵势摆好，他才下令打，结果大败，受伤而死。死前还大讲原则，说：“君子打仗，不打受了伤的，不捉头发白的。古人用兵，不占地利险阻便宜。就是亡了国，我也不向没摆好阵势的敌人鸣鼓而攻。”[536]中国历史上，有个最能把握击鼓时机的记录：鲁国、齐国之战，齐军一到，鲁庄公就要击鼓，曹刿说别忙。等到齐军击了三次鼓以后，鲁军才击第一次鼓，最后把齐军打败。曹刿的理论是：“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齐军已经衰竭时，鲁军才开始一鼓作气，可以占便宜。[537]

在战场上，鼓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人人都相信。鼓舞不起来，就表示有了别的毛病。汉朝时候，李陵打匈奴，发现鼓不灵了，他奇怪“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他判断部队中有了女人。大搜之下，证明判断正确。[538]笑话中女人能使老和尚、小和尚纷纷打鼓，却使李陵的军人“鼓”不起来，真是颠倒众生了。难怪女人亲自出马打鼓，仗一打就赢——宋朝韩世忠夫人前京口妓女梁红玉是也[539]。

鼓的用途，除了前面说的祭祀、示威、作战、督工、报时等以外，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传达“下面的声音”。

传说在唐尧时候，就设置了“敢谏之鼓”。《路史》上记：

帝尧陶唐氏置敢谏之鼓。

这种敢谏之鼓，表示大臣如果对皇帝有所谏诤，皇帝欢迎。为什么欢迎呢？王起《谏鼓赋》里说：

先王惧五谏之或替，恐四聪之有蔽，爰立鼓于朝，得为邦之制，臣之击也。

这说出了立敢谏之鼓的目的，就在于怕皇帝听不到该听的声音，而变得听觉有遮蔽了。白居易在《敢谏鼓赋》里，把用鼓的原因做了进一步说明：

大矣哉！唐尧之为盛！鼓者，乐之器；谏者，君之命。鼓因谏设，发为治世之音；谏以鼓来，悬作经邦之柄。

“得为邦之制”，“经邦之柄”，都说明了这种谏鼓的重要。白居易认为，谏鼓是上下交通的一种管道，它的好处是：

用之于朝，朝无面从之患；行之于国，国无居下之讪。洋洋盈耳，幽赞逆耳之言；坎坎动心，明启沃心之谏。

有了它，大家就可以有话直说，皇帝可以听到逆耳之言，臣下背后的讪谤，也就没有必要了。

唐尧时代到底有没有设置谏鼓，不可确知。但这种设置谏鼓的记录，在古书中倒也经常出现：

《大戴礼》保傅：“于是有进善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

《管子》桓公问：“禹立谏鼓于朝。”

《吕览》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540]。”

《邓析子》转辞：“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铭。”

《路史》：“禹……立谏幡，陈建鼓。”

《汉书·贾谊传》：“太子既冠，成人，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

《淮南子·主术训》：“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

《后汉书·杨震传》：“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

《晋书·元帝本纪》：“太兴元年六月戊戌，初置谏鼓谤木。”

这些古书中的记载，都证明谏鼓是臣下向皇帝进逆耳之言时的一种道具。所以，谏鼓本身有一种象征作用，象征皇帝给臣下一种“劝他”的机会。有了这些忠臣劝他，他就不会“四聪之有蔽”，就可以推行好的政治。所以白居易说：“鼓因谏设，发为治世之音。”鼓之为用大矣哉！

中国人用鼓来传达“下面的声音”，除了谏鼓以外，另一种是“登闻鼓”。谏鼓是给做官的劝皇上用的；登闻鼓是给小百姓喊冤用的，两者虽然都传达“下面的声音”，作用却不一样。登闻鼓可算是一种非常上诉。

中国古代小百姓，有了冤，要想法使上面知道；让其知道的方法，是写状子；一写状子，就参加了文书政治；一参加了文书政治，就有被归档的危险，石沉大海。何况，小百姓大都是文盲，不会写状子。所以，直接的办法是喊出自己的冤枉，叫“喊冤”，叫“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上诉”。

由于官官相护，小百姓的冤喊不上去。“冤”字在中国文字里，是象形文字，上面是个罩子，下面是个兔子，把兔子罩住，兔子被困其中，当然无辜，正好叫做“冤”。如今小百姓变成兔子，无法免脱，又喊不上去，统治者“天下无冤民”“民自以不冤”的美梦自然就大打折扣了，殊非统治者所愿。

于是，聪明人出来，发明了一种人权道具，就是“登闻鼓”。

登闻鼓是皇宫外面摆设的一种大鼓，鼓一敲，理论上，皇帝可以直接听到，要想官官相护，也护不住。这种敲鼓请皇帝注意的法子，传说出自唐尧时代。但最初敲鼓是大臣劝皇帝用的，不是小百姓喊冤用的。小百姓喊冤，还得等四千年。

最早的登闻鼓雏形，勉强可算夏禹时代的“挥鞀”。《通志》上说夏禹时候“有讼狱者挥鞀”。直到1世纪汉朝元帝时候，为了开城门的问题，曾有过小百姓敲鼓上书的例子，但不是常例。3世纪魏世祖曹丕（曹操的儿子）以后，正式出现了登闻鼓。据《魏书·刑罚志》载：

世祖阙左悬登闻鼓，以达冤人。

“以达冤人”，目的明显是给老百姓喊冤的。

接着，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昭的儿子晋武帝，也继承了这种传统。在晋武帝时候，有个叫邵广的，他偷了政府东西，被判死刑。他的两个小儿子“挝登闻鼓乞恩”，请皇上许他们做奴隶，代父亲赎罪。皇帝同意，于是小偷改判五年，小偷之子做奴隶。这个故事，说明了登闻鼓的用处，不但可以申冤，还可以“乞恩”求情。

但登闻鼓不是可以乱敲的。《晋书·武帝本纪》记载：

泰始五年六月，西平人麴路伐登闻鼓，言多妖谤。

向皇帝说话，内容被认为是“言多妖谤”，下场可想而知。据《明外史·青文胜传》载：

文胜为龙阳典史，龙阳濒洞庭，岁罹水患，积逋赋数十万，敲扑死者相踵。文胜慨然诣阙上疏，为民请命；再上，皆不报。复具疏，击登闻鼓以进，遂自经于鼓下。太祖怜其为民杀身，诏宽龙阳租。邑人建祠之。

这就是说，做官的“诣阙上疏”达不到目的，也可以“击登闻鼓以进”。但是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干脆先在鼓下自杀，反倒省事。

登闻鼓可能有言论自由，但没法担保有言论以后的自由。

到了6世纪，隋高祖时候下命令，老百姓有冤上诉，经过各级官府仍旧得不到公平的，可以“诣阙申诉”，就是到官阙前面告御状。至于如何告法，没有细节可查。隋高祖是一个很苛待百姓的皇帝，老百姓偷一升粮或一块钱的，都要杀头，这样凶来兮的皇帝，究竟有谁敢去告御状？

《唐会要》里记高宗“显庆五年八月，有人赍鼓于庙堂。诉上，令东都置登闻鼓，西京亦然”。这是660年的事，明明指出由于“有人赍鼓于庙堂”，才有登闻鼓的设立。反证以前的登闻鼓制度，早已中绝。

唐朝的女皇武则天时候（7世纪），也有登闻鼓的记录。据《玉海》载：

垂拱元年二月，敕朝堂登闻鼓、肺石不须防守，令御史台受状为奏。

这个记录告诉我们，虽然有登闻鼓，可是已是令御史转达民意了，不是直接“上干天听”了。

到了10世纪，五代后周世宗时候，有“抱屈人”带着鼓到皇宫敲鼓喊冤，皇帝知道了，“遂令东西都各置登闻鼓”。周世宗是五代最开明的皇帝，但是命很短，三十九岁就死了。一死就被赵匡胤“黄袍加身”，创立了宋朝，赵匡胤变成了宋太祖。宋太祖又被弟弟赵匡义“烛影斧声”，抢去老大一支的继承权，成了宋太宗。他把“理检司”这衙门改成“登闻院”，“又置鼓于禁门外，以达下情，名曰‘鼓司’”。这是10世纪尾声的事。登闻鼓又出现在宫廷门外了。当时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宋史·刑法志》里所载的张反鸣冤。张反的丈夫王元吉，被他晚娘诬告想毒死晚娘，如此不孝还得了，被捉将官里，大肆修理。修理的花样很多，其中有一种叫“鼠弹筝”，用毒刑以后，手指全不能动。王元吉吃不消，只好诬服。张反遂去击登闻鼓鸣冤，居然被皇帝知道了，下令追查，查出晚娘原来有奸情，被王元吉撞破，所以才诬告他下毒。于是，皇帝把修理他的人抓起来，也来一番“鼠弹筝”，让他享受。最后，皇帝向宰相感慨说：“在首都里，竟都有这样无法无天的刑求和冤狱，首都以外的四方，还得了吗？”

11世纪，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改“鼓司”为“登闻鼓院”。《玉海》记载：“景德四年五月，改登闻鼓院于阙门之前。”再据宋朝人写的《燕翼贻谋录》载：

真宗景德四年，诏改鼓司为登闻谏院，登闻院为检院，应上书人并诣鼓院，如本院不行，则诣检院以朝官判之。院判名始于此。

可见登闻鼓直接向皇帝登闻的本意，已经开始打折扣、变质，变成了衙门，还是落入了官官相护之中，皇帝又很难听到鼓声了。

不但皇帝听不到，甚至连衙门自己都听不到了。宋朝人写的另一部书《齐东野语》转记过这样的笑话：

今登闻院，初供职吏，具须知单状。称本院元管鼓一面，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不曾搬取前来。此类可资捧腹。

登闻鼓的制度，一直到清朝还有[541]。清朝阮葵生写《茶余客话》，卷七“登闻院”条下，还有这样一行：

登闻院，在西长安门外街之东。旧设满、汉科道各一员掌之。雍正二年统于通政司。

“通政司”是一个管下情上达的衙门，管“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也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但是，它不能算是一个直接使下情上达的衙门，它拦在中间，使下情变成间接的。一变成间接的，还登闻什么鼓声呢？

最后，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通政司废除了，登闻鼓当然也没了，这么一点象征性的下情上达的道具，也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20世纪以后，法院里出现一种“申告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的解释：

告诉、告发，应以书状或言词向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为之；其以言词为之者，应制作笔录。为便利言词告诉、告发，得设置申告铃。

这种“按铃申告”的制度，依稀是登闻鼓传统中的一项小小规模的电气化。

人民有冤，直接碰到的还是官、官、官，直接碰不到统治者。即使他愿意付出敲登闻鼓的代价，也没鼓好敲了。

鼓声在朝上传达“下面的声音”，但当“下面的声音”传达不到的时候，鼓声也就遗之草泽，化成了民怨。最有名的鼓声中的民怨，就是“凤阳花鼓”。《陔余丛考》有“凤阳丐者”的记述，里头说：

江苏诸郡，每岁冬，必有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间始回。其唱歌则曰：

家住庐州并凤阳，

凤阳原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这个花鼓歌，从明朝太祖朱元璋皇帝开国以来，一直流传在民间，成为民间向黑暗统治者的一种抗议，一种普遍的抗议。这种抗议，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合流，更有了深度。明朝亡国以后，跟新政府不合作的知识分子贾凫西，曾用他写的鼓词，质问纵容统治者的天道：

忠臣孝子是冤家，

杀人放火的天怕他。

仓鼠偷生得宿饱，

耕牛使死把皮剥。

河里游鱼犯了何罪？

刮了鲜鳞还嫌刺扎。

杀人的古剑成至宝，

看家的狗儿活砸杀。

野鸡兔子不敢惹祸，

剁成肉酱加上葱花。

杀妻的吴起倒挂了元帅印，

可怎么顶灯的裴瑾挨了些嘴巴？

玻璃玉盏不中用，

倒不如锡蜡壶瓶禁磕打。

打墙板儿翻上下，

运去铜钟声也差。

管教他来世的莺莺丑如鬼，

石崇托生没板渣。

海外有天，天外有海，

你腰里有几串铜钱休浪夸。

俺虽没有临潼关的无价宝，

只这三声鼍鼓走天涯。

鼍鼓就是皮鼓，就是北方流行的大鼓。写这鼓词的人，是明朝的进士，他用深入民间的鼓词，有深度地传达了他的否定天道、否定宿命、否定愚忠、否定黑暗统治者的思想。从祢衡“击鼓骂曹”以来，鼓声代表了一种抗议，跟雷鼓、灵鼓、路鼓、鼖鼓、鼛鼓分道，也跟谏鼓、登闻鼓分道，它不再是官方的声音，也不再是劝告官方、乞求官方的声音，它终于变得属于自己了，属于小百姓自己的声音了。

1979年5月11日

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

中国历史上是专制王朝，偶尔也有网开几面的时候。网开几面，有的见之于制度，有的见之于实物，这种实物，是网开的一种象征，可叫做“言论道具”。因为本质上、实际上，这都是戏。既然是戏，配合它的，不是“道具”是什么？

专制皇帝为了广开言路，第一种道具是“鼓”，包括“谏鼓”和“登闻鼓”，关于它们，我已写在《鼓声咚咚的中国之音》里。这儿要写的是另外一种，叫“诽谤之木”，或叫“谤木”。

“诽谤”两个字，现在成了一种坏字眼，成了《刑法》第二十七章“妨害名誉及信用罪”的罪名，这真是对“诽谤”两个字的诽谤。

中国的许多名词，像人一样，都沦落了。“风流”本来是好字眼，后来沦为坏字眼了；“乌龟”本来是好字眼，后来沦为坏字眼了。“诽谤”也一样。

《大戴礼》保傅里说：

忠谏者，谓之诽谤。

可见诽谤的原始意义是“忠谏”，是好意义。专制皇帝为了要臣子“忠谏”，设了一种“诽谤之木”，以广招徕。看看古书吧——

《大戴礼》保傅：“有诽谤之木。”

《吕览》自知：“舜有诽谤之木。”

《邓析子》转辞：“舜立诽谤之木。”

《史记·孝文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诽谤之木。”

《汉书·文帝纪》：“诽谤之木。”

《淮南子·主术训》：“舜立诽谤之木。”

《后汉书·杨震传》：“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

《晋书·元帝本纪》：“太兴元年六月戊戌，初置谏鼓谤木。”

太多了，不抄了。

“诽谤之木”是什么样子，怎么用呢？

照《吕览》自知注中的说法是：

欲谏者，击其鼓也，书其过失以表木也。

照《淮南子·主术训》注中的说法是：

书其善否于华表木也。

这表示使用的方法，是“书”写。

但照梁武帝时候，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问“朕立谏鼓设谤木，于兹三年矣”那一段注，却是：

良曰：立鼓于朝，有欲谏君击之；设谤木于阙，有诽谤，使人击之，武帝立之已三年。

则使用的方法却是“击”敲。

历史上记梁武帝萧衍开国后，置谤木、设肺石，各附一函，说，若有在位莫言而下有欲言的，也就是布衣处士，欲陈清议的，可投谤木函中；有功劳才器，冤沉莫达的，也就是功臣才士，欲伸屈抑的，可投肺石函中。则使用的方法，既不是写在木上，也不是敲在木上，而根本是朝“意见箱”投书了。

这样看来，“诽谤之木”可能已在造形上一改再改，它的原始造形，应该是一块木。

《中华古今注》中“尧诽谤木”条下，有这样的说明：

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如华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柱也。”

“华”就是“花”，“状如华”就是“状如花”。“桔槔”是一直一横，很像十字架，也像十字路口的路牌，所以说，“大路交衢悉施焉。……以表识衢路。”这种路牌式的指向作用，是从“诽谤之木”变出来的。“诽谤之木”本来可能只是落地的一块大木，后来升高了，放在柱子上，变成“以横木交柱头”，高到可望而不可即，高到只有容纳忠言的象征，却不允许你进忠言了。更进一步，为了粉饰、为了壮观、为了官门外面这个十字架不给琼楼玉宇的宫门丢人，于是，皇家建筑师的恩泽，也广被于它，索性把它做成雕龙刻云的擎天大柱。这种柱，叫做“华表柱”；一直一横的全套称呼，叫做“华表”。华表不但立在宫门口，也立在城门口，甚至专制皇帝死了，还要立在陵墓门口。在白居易的诗里，可以看到——

江回望见双华表，

知是浔阳西郭门。

在李远的诗里，可以看到——

华表柱头留语后，

更无消息到如今。

在郑燮（板桥）的道情里，可以看到——

丰碑是处成荒冢，

华表千寻卧碧苔。

这些描写，古书里有的是。

宋朝范公偁《过庭录》里有一段故事说：

元符庚辰，蔡京出，韩师璞当轴，下诏求言。其略曰：“言之当者，朕有厚赏；言之不当，朕不加罪。朕言唯信，无虑后侮。”于是四海之士，莫不慷慨论蔡京之失。时忠宣在永州，闻之，惊曰：“师璞果能办此乎！”未久，京复相，举言者窜岭外，善类于是尽矣！

这里记录的皇帝的话，所谓“言之当者，朕有厚赏；言之不当，朕不加罪”，是中国传统上设立“诽谤之木”的一番美意。只有“言之不当，朕不加罪”的大前提能保障，才有真话可言，这就是汉朝路温舒说的“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否则大鸣大放一阵，结果却“善类于是尽矣”！这种“不加罪”，是无条件的，不能先立下“要相忍为安”、“要动机纯正”、“要善意批评”、“要有建设性意见”等条件。因为一有了这些条件，就没有了真的言论，就失掉了“求言”的根本意义。

“诽谤”两个字，从好字眼变成坏字眼，说不定正是唐尧皇帝的先知。唐尧设立“诽谤之木”的时候，也许清楚地知道，真正的“求言”，必须做到放开度量，不惜让人“诽谤”他，让不安分的、不肯忍的分子，动机不纯正的、恶意批评的、只有破坏性意见的，一齐“诽谤”他。然后，从大量“诽谤”中认识他自己、检讨他自己、显示他自己。腓特烈大帝为了鼓吹法治，甚至鼓励人民去告他；杰斐逊总统为了鼓吹民主，甚至纵容政敌去骂他；李敖先生为了鼓吹言论自由，甚至开放《文星》示范，让所有的浑蛋去造谣中伤他。从鼓励的角度看、从先知的角度看，唐尧选用了“诽谤”字眼留给后人去玩味，真是太伟大了。中国人只注意到唐尧不肯家天下的禅让遗泽，却忽略了他在言论开放上留下的微妙遗爱。我小时候，经过天安门，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华表，只觉得它美，不知道它的意义。现在，我“读书破万卷”，我懂了。我知道它是一种沦落了的象征、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它是中国的眼泪、中国人的十字架。

1979年5月11日三小时写成

记一个不合作主义者

李二曲，生在1629年，死在1705年，一生正当明末清初（明朝崇祯二年到清朝康熙四十四年），活了七十六岁。

李二曲名叫李颙，字中孚，别署“二曲土室病夫”。为什么叫这个怪名字呢？因为他是陕西盩厔人，水曲叫盩，山曲叫厔，所以就变成二曲。

但他为人，却一点也不曲。

李二曲的父亲叫李可从，身体很好，慷慨有大志，外号叫“李壮士”。李自成打到河南，一个叫孙兆禄的小官，约他一起去打李自成，他告诉了太太彭孺人，太太听了，说：“吾向虑君无由为人出死力、建奇功、立名当代，不意其有今日。急行，毋以妻子恋！”李可从拔了一颗牙，给太太做纪念，说：“倘相忆，顾此（牙）如见汝夫。”就骑马走了。不久，在襄城出战李自成，孙兆禄被打死在地上，李可从不知道，还骑马赶过来救他，也被打死了。

消息传回来，彭孺人要自杀，李二曲那时候十六岁，说：“母殉父固宜，然儿亦必殉母。”这样一来，爸爸绝后了。于是，他母亲不殉情了。母子两人带着一颗牙，相依为命，有时候穷得一连几天没饭吃。

李二曲上学，没钱缴学费，老师都不收他。他母亲气起来，说：“无师遂可以不学耶？经书固在，亦何必师！”她不信邪，叫李二曲在家自己念。李二曲终于自修成为大学者。

他三十六岁，母亲死了，他把母亲和父亲的一颗牙埋在一起，守了三年丧后，四十一岁那年，徒步向河南出发，到襄城四周找他父亲遗骨。当然找不到。但这种精神感动了襄城的县太爷张允中，县太爷为他父亲立了烈士祠，又在旧战场上盖了一座招魂冢，以安慰他。

这时候，已是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的冬天了，明朝崇祯皇帝已殉国二十六年了，也就是说，清朝已经统治二十六年了。对这个他所不赞成的政权，李二曲始终不肯合作。当道的大官人礼贤下士，到他家里拜访他，他拒绝不掉，勉强见了一面，可是他不肯回拜，他说，他是老百姓，“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大官人再去拜访他，他不肯见了。送他的“馈遗”，送了十次他也不收。有人问他是不是太无礼、太过分了？并暗示他不合孟子之道，劝他：“交道接礼，孟子不却，先生得无已甚？”他却回答说：“我辈百不能学孟子，即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无害。”可见他虽然那么过分地遵守传统的孝道，却在出处、去就、辞受的大节上，公然“不守孟子家法”。

有一次，他为了一个人，同意了大官人到“关中讲院”，还写了《关中书院会约》一卷。很快的，他便后悔了，认为自己做错了，“合六州铁，不足铸此错也”，就赶紧不干了。

可是，统治者对这样一位大儒，自然不肯放过，自然千方百计征召他，以隐逸荐他，前后十多次，纠缠不清。李二曲也千方百计，辞征回绝。他在拒绝的信里，所用的词句，因为格于环境，是很委曲、很勉强的。例如他有一次回信给总督大人，说：

仆少失学问，又无他技能，徒抱皋鱼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踪哉？古人学真行实，轻于一出，尚受谤于当时，困辱其身；况如仆者而使之应对殿廷。明公此举，必当为我曲成；如必不获所请，即当以死继之，断不惜此余生，以为大典之辱！

这是软中有硬的话，说得很谦虚，但是坚决地表示了他的消极抵抗。

在他的遗著里，这种文字留下不少。他消极抵抗的理由，也层出不穷：

颙幼孤失学，庸谬罔似，浮慕曩哲，浪招逐臭，诚所谓纯盗虚声，毫无实诣者也。前当事体朝廷，旁求盛怀，误加物色，逐尘宸聪，盖以颙或有微长，可充葑菲；而不知颙学不通古今，识不达世务，上之即不足以备顾问，次之又不足以任器使，傥不审己量力，冒膺荣命，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哉！

这是以自己学问不够为借口，实行不合作主义。

颙父丧时，遗颙只身，再无次丁，母彭氏守寡，鞠颙艰难孤苦，盖不啻出万死而得一生。颙后虽成立，然无一椽寸土之产，三旬九食，衣不蔽形。颙母形影相吊，未尝获一日之温饱，竟以是亡！亡之日，无以为殓，县令骆公钟麟闻而伤之，捐俸具棺，始可丧事；使尔时稍有意外之遇，颙当如毛义捧檄，颙母之苦，岂遂如此其凄怆！颙风木之感，岂遂永抱于终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贤云：“祭之丰，不如养之薄；杀牛而祭，不如鸡黍之逮亲存。”颙每念及此，未尝不涕泣自伤，不孝之罪，终身莫赎。今上方以孝治天下，岂可使不孝之人忝窃禄位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时身无棉衣，遂终身不复衣棉；孙侔早孤，事母志于禄养未遂，及母病革，自誓决身不仕，后客江淮间，刘敞知扬州，特疏荐闻，不赴；既而沈遘、王陶、韩维连荐之，终不赴，时当亦怜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传为美谈。顒虽无二子之孝，而心则二子之心，今日之事，颙母既不及见，颙亦何忍远离坟墓，独冒其荣？

这是以自己母亲为借口，实行不合作主义。

先儒谓士人辞受出处，非独一身之事，乃关风俗盛衰，故尤不可以不慎也。今既以颙为隐逸矣，若以隐而叨荣，则美官要职，可以隐而坐致也。闻天下以饰伪之端，必将外假高尚之名，内济梯荣之实，人人争以为终南捷径矣。颙雅不忍以身作俑，使风俗由颙而坏。

这是以不能用隐居干禄为借口，实行不合作主义。

方今高贤大儒，济济盈廷，亦何须颙一人而使之内违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况自古圣帝明王，莫不嘉幽隐、奖恬退，故尧舜之于巢许，汤武之于随光，西汉之于四皓，东汉之于严光，及周党徐稚，及至宋之陈抟邵雍林逋魏野翁，元之许谦刘因杜本萧，皆安车蒲轮，屡征不起，从而褒之，以端风化。盖以其道虽未宏，志不可夺，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贪竞之风，所谓以无用为用，乃激励廉耻之大机。颙昏愚庸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绝迹纷华，亦不敢自外于古人；若隐居复出，是负朝廷之深知，翻辱阐幽之盛典，其为罪岂不大哉！

这是以中国有让人隐居的传统为借口，实行不合作主义。

但是，清朝政府是不愿就此罢休的，还是跟他纠缠不休。不但跟他纠缠不休，也跟其他第一流知识分子纠缠不休。孔尚任《桃花扇》里，写皂隶入山，“访拿”山林隐逸，用皂隶的口吻说：“大泽深山随处找，预备官家要，抽出绿头签，取开红圈票，把几个白衣山人吓走了。”正好写尽了当时不合作主义者的困境。

有一次，大官人特备车马，接他去见皇上。他不肯去，躺在床上装病。大官人叫人抬他的床，一起出发，李二曲气得不吃饭，相持了六天，最后逼得他要拿刀自杀，大官人才算死心，放弃送他去“召见”。

李二曲死前那一年，康熙皇帝西巡，想见见他。他死也不肯，又装病，叫他儿子李慎言代表他，送了皇帝几本自己的书，聊表不伤和气。康熙皇帝懒得再跟这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纠缠，写了“关中大儒”四个字送给他。

大官人看到御笔题字，又逼他写谢表，李二曲说他不会做“庙堂文字”，大官人说不写会失礼，不行，逼他写。他故意写了一篇像乡下人写的作文敷衍，大官人看了，不敢往上呈，不了了之了。

李二曲晚年闭户不出，不见客。四方之士老远跑来看他，都吃了闭门羹。有见识的高人，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不识大体的俗人，自会骂他“懦种”。俗人当然不了解李二曲的大勇、李二曲的远见、李二曲的决绝和李二曲在淫威之下辛苦抱持的不合作主义。

1979年5月18日

中国艺术新研

中国艺术史一个断层的重建——周越墨迹研究

四分之一世纪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继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石渠宝笈》后，重印此书，在序中说：

故宫所藏书画，乾嘉之际，先后编有详细目录二种，其专载释道之书画者，名秘殿珠林；著录一般书画者，名石渠宝笈。各有初编、续编及三编。

其中对《石渠宝笈续编》，特加说明：

内府所藏法书名画，自乾隆十年完成秘殿珠林及石渠宝笈之初编后，迄于乾隆五十六年，凡四十余年间，每遇帝后大庆、朝廷盛典，臣工所献古今字画不知凡几，若不重加荟辑，恐致舛讹，乃于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开始纂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其体例则不分等次，一一详加记载，其叙述书画，分画段落，标界朱阑，以清眉目。而在部首，列有总目，取便稽，均为初编之所无有，书成于乾隆五十八年长至。

在《续编》第2655页至2656页中，详细登录《王著书千文真迹》一卷，全文如下：

王著书千文真迹一卷

[本幅]粉笺本。纵七寸八分。横一丈三寸七分。草书周兴嗣千字文。（见乾清宫所藏陈淳书千字文卷。）缺杜字。款。王著书。

[引首]

御笔。妙追裹铁。钤宝一。乾隆御笔。

[前隔水]

御题行书。

考古虽然多有舛。临池何碍是其长。一千文抚精神蕴。八百年腾纸墨光。初仕成都遇淳化。疑摹智永识欧阳。侍书际会传佳话。訾议宁须论米黄。甲午新正上浣。御题。钤宝二。会心不远。德充符。

[后幅]前人并于敏中题跋

王著初为隆平主簿。太宗皇帝时。著因进书。召转光禄寺丞侍书。锡以章绶。仍供职馆殿。太宗工书。草行飞白。神踪冠世。天格自高。非臣下所可伦拟。而著书虽丰妍熟。终渐踈慢。及是御前。莫遑下笔。著本临学右军行法。尔后浸成院体。今之书诏。盖著之源流。臣越题。

赵宣祖从周世宗征南唐。得法书。必以遗其次子。是为宋太宗。即位后。笃意翰墨。遂为一代弥文之盛。淳化阁帖。即其所作。然多命王著临之。他日米南宫自以为高于著。然太清楼帖。不及秘阁本。盖以米体杂置魏晋。乃不如著之醇也。今世间所收内府旧藏羲献及六朝人真迹。大概多唐人双钩。及淳化拓本有逼真者。宣和皆以七印识之。与真价埒。不可复辨。此帖疑著临智永本也。向见宋思陵临智永千文。与此绝相类云。庐陵欧阳元。跋袁侍御亨伯家所见。至正丁酉七月初吉。钤印一。欧阳元印。

宋王著字知微。自言唐相石泉公方庆之后。世家京兆渭南。祖贲入蜀。遂为成都人。仕蜀为主簿。入朝累迁翰林侍书。加殿中侍御史。善书。笔意媚婉。颇多家法。太宗尝从学书黄庭经。以谓著用笔圆熟。不易得也。今是卷乃其行草书千字文。如宫女插花。嫔嫱对鉴。雅有一般态度。亦其所渐者然耶。余既藏之。

又重宝之。传者无忽焉。古槜李墨林山人项元汴敬述。钤印四。退密。子京所藏。项元汴印。墨林山人。

谨按王著以善书事宋太宗为侍书。尝命审定淳化阁帖。而著昧于考古。帖中世次爵里。多所讹舛。米芾黄伯思辈，每訾议之。然摹勒相工。古今刻本。无出其右。则亦未可尽非也。且宋史本传。称著笔迹甚媚。颇有家法。而朱长文续书断。列于能品。袁裒评书。谓其追踪永师。远迹二王。推许特甚。盖著在宋时。虽不如蔡、苏、黄、米之各成一家。而结构匀整。功候纯密。亦不可及。今此千文卷。格度和婉。当是著得意之作。而字体笔致。亦与阁帖标题相仿。其为真迹无疑。且北宋至今八百年。而纸墨完好若此。尤为难得。卷后周越跋。用笔端谨有法。而欧阳元跋。疑著临智永本。以与思陵临本相类。不为无据。项元汴跋。既赏其圆熟不易得。又云雅有态度。所渐者然。亦竟视为重宝。故前后印记尤多。其后曾经梁清标鉴藏。蕉林观其大略诸印识可考也。乾隆甲午孟春月上浣。臣于敏中敬识。钤印二。臣于敏中。依光日月。

宋王知微行草书千字文帖。宋元名贤题识。项元汴真赏。其值陆拾金。

[题签]

御笔。王著书千文真迹。（石渠珍藏）。钤宝一。乾隆宸翰。

[鉴藏宝玺]（八玺全）。乐寿堂鉴藏宝。古希天子。寿。八征耄念之宝。见天心。垂露。

[收传印记]中书省印。上阁图书。忠孝之家。秋壑图书。袁涣亨伯。张氏珍玩。仙史（半印半印）。神品。项元汴印。子京。子京父印。叔子（半印）。寄敖。墨林项季子章。项元汴氏审定真迹。项墨林鉴赏章棱严精舍。墨林山人。惠泉山樵。子孙永保。墨林砚癖。平生真赏。会心处。煮茶亭长。墨林堂。世外法宝。项子京氏。西畴畊耦。遽庐。项墨林鉴赏法书名画。墨林秘玩子京珍秘。项墨林父秘笈之印。子孙世昌。子京所藏。项子京家珍藏。墨林子。槜李项氏士家宝玩。田畴耕耨。神游心赏。项叔子。退密。槜李。墨林外史。桃花源里人家。隐居放言。鸳鸯湖长。困知勉行。若水轩。东华山房。虚舟。梁清标印。蕉林。蕉林书屋。棠村审定。苍岩子。观其大略。

谨按黄庭坚集题跋云。翰林侍书王著。笔法圆劲。今所藏乐毅论。周兴嗣千字文。皆著书墨迹。此其长处不减季海。则此迹在宋时。已入鉴赏矣。忠孝之家印。亦宋钱勰物。苏黄之友。集中所称钱穆父者也。又按文内。于宋僖祖讳敬字。宣祖讳殷字。太祖讳匡字。俱不避。考著孟蜀明经。阅三县尉。蜀灭始归朝。此迹盖其未入宋时所书也。

***

从上面《石渠宝笈续编》的详细登录中，我们可扼要得知：

一、乾隆时，宫中藏有五代至宋初书法名家王著写的《千文真迹》一卷。

二、乾隆皇帝对这一《千文真迹》，曾以“御笔”加以“引首”，并在“前隔水”后有“御题行书”一首，是七言律诗，诗后加钤“会心不远”及“德充符”二印。

三、“后幅”有《前人并于敏中题跋》多起，其中第一个跋——也是最珍贵的跋——是周越写的一百零二个字。之所以说最珍贵，是因为这一跋是王著同代人宋人写的，其他跋是元末以后的人写的，最后清人于敏中的跋，上距周越的跋已晚了八百年。说“卷后周越跋，用笔端谨有法”，无异给跋做跋了，可见第一个跋的珍贵。

***

王著的《千文真迹》中，不避宋代皇帝的讳，可见这件艺术品，成于五代，也就是上面《石渠宝笈续编》最后一段所说的“此迹盖其未入宋时所书也”，它的珍贵，自不待言。

王著在五代至宋初的艺术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宋史·王著传》说他“善攻书，笔迹甚媚，颇有家法”。他为宋太宗编的《淳化阁帖》，更是承前启后的巨著[542]。但是，这样一位书法名家的墨迹，却在流传一千年后仍未免于遭劫——最后在四十年前毁于中国大陆。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第八章“佚目书画总目简注”说，《石渠宝笈》重新编著录了“王著《千文真迹》”。但是“据当时留长春之于莲客所云，原件已毁”。而毁它的人，是当年伪满洲国的一名卫兵金香蕙，他曾在小学担任过美术老师，伪满洲国树倒猢狲散时，他由于比别人多了一点美术常识，乘机偷了三十多卷书画逃回辽宁盖县老家。共产党搞土改时，他的妻子怕被查出而加重罪名，就都给送进灶坑烧了。王著的墨迹，从此绝种。

王著的《千文》绝种后，因为周越的题跋裱在《千文》的“后幅”，对艺术史内行的人，都自然想到这个跋也跟着火焚了。试看中国大陆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的《论书绝句》第六十四则：

子发书名冠宋初，流传照乘四明珠。寥寥跋尾谁能及，不是苏髯莫唤奴。

周越。越字子发。“落笔已唤周越奴”，苏轼句也。

周子发书，为北宋一大家，而遗迹留传极少。石渠旧藏王著书真草千文，后有周跋，四十年前已成劫灰。今所存者，惟石刻四事，皆跋尾也。

启功本是此道行家，但他把周越的跋火焚，未免“想当然耳”了。事实上，不但周越这个跋幸免于劫，甚至乾隆皇帝的那首《前隔水》七言律诗，也有幸隔火余生，重现人间！

启功说周越真迹已无存，是错的；但他说“今所存者，惟石刻四事，皆跋尾也”中的仅存“石刻四事”，是对的。他笔下四件石刻是：

其一，陕刻怀素律公帖，后有周氏跋，笔势雄强飞动[543]。前段行草，末行年月独作真书。黄庭坚少时曾学越书，后颇不足于少作。世遂耳食以议周氏书风，实皆未见其迹也。米芾谓“人称似李邕，心恶之”，此与黄氏悔学周越何异，于邕书又何损乎？且黄作草书长卷，尾款多作真行，殆亦习于周法耳。其二，柳公权跋本洛神赋十三行，后有周跋，楷书作钟繇派，宋刻吾未尝见，但见明玄宴斋精摹本[544]。其三，有清中叶出土欧阳询草书千文残石，尾有周跋，即作欧体。其四，泰山种放诗后一石，右上角有周氏观后短题，石顽刀钝，刻法最粗。平生所见，只此而已。

启功“平生所见，只此而已”，皆非周越的真迹，不能怪他。事实上，周越的原件自古已罕留传。这同宋徽宗时宫中收藏只不过三件，可为旁证。宋徽宗在内府所藏诸帖中，收有周越的三件草书作品。据《宣和书谱》卷十九载：

文臣周越字子发，淄州人。官至主客郎中。天圣、庆历间，以书显，学者翕然宗之。落笔刚劲足法度，字字不妄作，然而真、行尤入妙，草字入能也。越之家，昆季子侄无不能书，亦其所渐者然耶？说者以谓怀素作字，正合越之俭劣，若方古人，固为得笔；傥灭俗气，当为第一流矣！在庆历中，有马寻者，尝知利州，而善仿越书，观者不复真赝，人谓韩门弟子云。又御府所藏草书三：贺知章赋、诗句、千文。

在《宣和书谱》这一著录后，周越的真迹，就神秘飘零，连佚目都没有留存[545]。直到《石渠宝笈》出现，才有唯一的王著《千文》跋登录。

周越的墨迹为什么神秘飘零？照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九引王安石论周越和他哥哥周起的话：“起与其弟越，皆以能书为世所称，每书辄为人取去。”——字写得太好，“每书辄为人取去”，竟变得湮没不彰了，岂不可叹？黄庭坚《跋周越书后》一文认为周越的功力应不止“独行于今代”，但是“今代”以后，书法飘零，要行于异代后代，岂不难哉？

周越的真迹飘零的情况是：在海峡两岸的故宫博物院收藏里，完完全全找不到他的字。秦孝仪发行、笑料迭出的《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法书篇》[546]，收“绝大部分为散佚之清宫旧藏，而沦陷神州故土者”，其中宋人部分四册，收有北宋书法家作品，却没有周越的字，是大陆方面，无周越真迹留存；另一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故宫历代法书全集》三十巨册、出版《故宫法书》线装本《宋人墨迹集册》六册，虽名家作品，莫不照收，却没有周越的字，是台湾方面，亦无周越真迹留存。在故宫博物院里如此，其他博物院里，不论是中国大陆的、日本的、美国的、欧洲的……也完全找不到他的字。在全世界收藏家手中，也完全找不到他的字。正因为找不到他的字，所以他的名也湮没不彰了。很多古物专家甚至不知周越是谁。专精书法史的学者，如傅申，在其巨著Traces of the Brush-Studi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里，也只能在脚注中有周越真迹难觅，今之所存摹拓而已（Chou　Yueh’s　works　are　rare　and　extant　mainly　in　rubbing　form）之憾。周越的真迹，似乎真的碧落黄泉、两不得见了。

事实上，却有唯一一件绝品，它是周越的真迹，历经千年，默默留传到今天。

这唯一的绝品，一千年前也曾在朝显赫过，它是一件纵二十五厘米、横四十五厘米，写在黄绢蓝格里的称臣之作。它写呈的对象是宋朝真宗皇帝，内容谈的是宋真宗的父亲宋太宗和书法名家王著的故事，它，不是别的，就是上面《石渠宝笈》所登录的王著《千文》后面的第一个跋——周越的跋！

周越这个跋，其实早就脱离了王著《千文》的“后幅”附属地位，而独立流传，与“本幅”分开了，最后流传到台湾。不但“后幅”独立了，甚至“前隔水”后面的乾隆皇帝的七言律诗，也独立流传，最后也流传到台湾了。——一千年的名家原件、两百年的帝王手书，竟在乱世浩劫之后，双双自大陆中土浮海流传到台湾岛上，这种际遇与奇闻，岂不正是千载难逢吗？

***

在千载难逢的岁月里，周越这个跋，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石渠宝笈续编》中见于登录，两百年后在火中复出于台湾岛上。在这两百年前后，其他文献足证之处，亦可骥寻。

试看清人松泉老人《墨缘汇观录》卷一，收有北宋《王著草书千字文卷》一则，登录说：

粉花白纸本，乌丝界行，草书一百四行。前后收藏印记累累，鲜艳夺目。前有半钤乾坤小圆印，首尾押中书省朱文大印，卷首书“千字文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每接缝有“困知勉行”朱文长印，文后又书“草书千字文”五字，下有“忠孝之家”宽边朱文印，后一行款书“侍书王著书”，小草甚佳。后有周越一跋，书于黄素，上织蓝丝界行，此跋接连前文，钤“张氏珍玩”“东华山房”二白文印，跋后有“秋壑图书”等印。世传著书，惟此一卷，行笔可谓珠圆玉润。更兼周越一跋，亦所罕见者。后有欧阳元长跋，款书“庐陵欧阳元跋。……袁侍御亨伯家所见。至正丁酉七月初吉”。下押白文“欧阳元印”，又项墨林一跋。

这一登录，比对《石渠宝笈续编》，互有详略。宫廷高手登录，在内文及钤印上虽较周详，但在艺术品外观上，却不如民间专家。例如从松泉老人笔下，我们得知王著真迹是“粉花白纸本”、是“乌丝界行”、是“一百四行”；周越真迹是“书于黄素”、是“上织蓝丝界行”。比对起今日流传到台湾岛上的周越原件来，悉得印证，可补《石渠宝笈续编》的不足。

松泉老人在1742年（乾隆七年）完成《墨缘汇观录》，比《石渠宝笈续编》早半世纪，似乎他过眼王著、周越真迹时，原件尚未入宫。松泉老人成书后一百二十二年（同治三年，1864年），裴景福完成了《壮陶阁书画录》，也提到这一王著、周越真迹。《壮陶阁书画录》卷三收有《宋王著书杜诗卷》一则，指出该卷为——

蜀绢织成，蓝丝阑绢。高工部尺八寸、阑高七寸六分、宽九分许，书杜诗五言律共二百行，每行八九字不等。团结遒丽、出规入矩、全本唐法，无宋四家一笔。向为丹徒包山甫藏。初赠予四开，后全归予。原卷继改为册，首尾俱缺，杨跋似亦不全。历经名眼，邠庐冯先生亦不能定为何代何人之笔。予偏阅宋以后刻帖，罕相似者，及见内藏米老书蜀素卷，其绢色织法、蓝丝阑，宽狭、高下、长短，丝缕悉与此同，始敢定为北宋初书。又于宋初诸家求之，始定为王侍书著书。甚矣！识古之难而暗中摸索之更难也！蜀主王建好文、喜书，每饬匠织生丝为卷，界以异色缕为阑，谓之蜀素。流落人间，北宋书家多用之。米老蜀素卷其一也。唐人书《黄庭内景经》多用黄丝织绢，以朱丝或乌丝界行，蜀素殆其遗制。王著《宋书·本传》：著，唐王方庆之孙，伪蜀明经及第，赴阙，授隆平主簿。攻书，笔迹甚媚，颇有家法。蜀素本蜀物，其书之宜也。著书碑刻无征，亦鲜墨迹传世，惟《墨缘汇观》记著草书《千文》一卷，粉花白纸，乌丝界行。称其书珠圆玉润，此亦草书也，与珠玉之评恰合，可以印证。《千文》后有周越一跋，在黄素上织蓝丝界行，与此卷同为一时所制，可知著书惟《淳化阁帖》各书家题名是其真笔，此卷字有与题名同者，结体用笔，无一不合，尤为确证。《千文》卷共一百四行，每行亦只十字，行气疏密，略与此同，余详后跋。

从裴景福专从蜀绢的研究里，我们得知“北宋书法家多用”这种生丝写字，他说“周越一跋，在黄素上织蓝丝界行，与此卷同为一时所制”，可见他研究的精到。裴景福没有看到周越真迹的眼福，但他从蜀绢上印证并推定出“北宋书法家”的挥毫真相，更为周越真迹的真实性做了有力的旁证。

***

评定周越真迹的历史地位，可先从当时的一段艺术史说起。

宋太祖在位十六年（960—975年）、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976—997年）、宋真宗在位二十五年（998—1022年）[547]、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1023—1063年）[548]。宋朝书法名家“宋四家”中，蔡襄在真宗即位后十四年才出生；而苏轼、黄庭坚、米芾在宋仁宗死时，不过是分别为二十七岁、十八岁、十二岁的年轻人。在他们以前几十年中，也有前辈书法名家，但墨迹留存至今的，自李建中《土母帖》以下，已极罕见[549]。并且李建中生在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苏轼说他的书法“犹有唐以来衰陋之气”，严格说来，也算唐末五代的流风，不纯属宋人书法[550]。

自李建中以后，到“宋四家”[551]以前，纯属宋人书法的收藏，显然发生了断层。断层中最明显的现象是，一举出宋人书法，就从宋朝开国一跳跳到“宋四家”，苏、黄、米、蔡四大家好像是从墓地里跳出来的，这是不合进化原理的。

事实上，在“宋四家”以前几十年，有重要的前辈书法名家被忽略了。原因是他们的墨迹亡佚了，再加上今天嗜古之人却罕读古书，所以纵“宋四家”并不忽略他们前辈的拓展之功，但是后人却给跳开了。

前辈书法名家最重要的是王著，但他自己仅余的作品《千文》也毁于火焚，可说是不幸人物。王著以后，前辈书法名家周越是另一位不幸人物。周越和王著一样，不但自己能写字，还有论书法的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周越《古今法书苑》十卷”[552]。《宋史》有周越的哥哥周起的传，传中只有二十九个字顺便提到周越，说“起能书，弟超（越字之误）亦能书，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为《书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一代前辈书法名家，在《宋史》中，只是区区二十九个字。今天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的人，你抄我我抄你，在“周越”条下注明出处说见《宋史·本传》，其实《宋史》根本没有他的本传，编书的人根本就没好好看看《宋史》，更别提只会查查《辞典》就算古物专家的今天嗜古之人了。后人对周越陌生至此，可真算“忘了我是谁”了。

事实上，走过从前，宋代人物可太知道周越是谁了。

以欧阳修为例。欧阳修《笔说》中有《李晸笔说》一则，后有文如下：

《李晸笔说》引欧虞褚陆。参考周越《古今法书苑》及诸人所论，知陆名柬之、虞世南甥，亦学其书，品在中上。别有薛纯学欧书。又有薛稷。皆公其比。世或称欧虞褚薛，故为之辨。

以“宋四家”为例。蔡襄是先学了周越的字，再学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李阳冰、颜真卿、张旭、怀素、智永的。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所谓“本朝书米、蔡为冠，余子莫及，君谟（蔡襄字）始学周越书[553]，其变体出于颜平原”是也；而苏轼呢，《东坡后集》卷一《诗六十四首》有《六观堂老人草书诗一首》，全文如下：

物生有象象乃滋，

梦幻无根成斯须，

方其梦时了非无，

泡影一失俯仰殊，

清露未晞电已徂，

此灭灭尽乃真吾，

云如死灰实不枯。

逢场作戏三昧俱，

化身为医忘其躯，

草书非学聊自娱，

落笔已唤周越奴。

苍鼠奋髯饮松腴，

剡藤玉板开雪肤，

游龙天飞万人呼，

莫作羞涩羊氏姝。

此诗后注“六观取《金刚经》梦幻等六物也。老人惜了性、精于医，而善草书，下笔有远韵，而人莫知贵，故作此诗”。足见苏轼当年对六观堂老人草书的倾倒，他一面赞扬六观堂老人的“草书非学聊自娱”，一面却点破：虽然非学，但一出手，“落笔已唤周越奴”的局面，便于焉出现。——原来周越的魔力是那样大！

苏轼以外，黄庭坚更是周越的顶礼者。黄庭坚是先学了周越，“以周越为师”，三十年学书过程中，被周越压了二十年，才脱颖而出的。《津逮秘书》中《山谷题跋》卷七收有黄庭坚《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一文，自述说：

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舜元）、子美（舜钦）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旭）、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不复能工。顾异于今人书者，不纽提容止、强作态度耳[554]。

可见周越的书法，对黄庭坚的影响是多么大！至于俗气一说，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亦有“仲翼有书名，而前辈多以为俗，然亦以配周越”之言，可见这一主观论断，自北宋一直延伸到南宋呢[555]。

黄庭坚对周越的顶礼，在他的遗著中，亦复不少。《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有《跋周子发帖》一文，指出：“……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建中）、林和静（和靖，逋）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556]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557]《山谷题跋》卷九收有黄庭坚《跋周越书后》一文，指出：“周子发下笔沉着，是古人法。若使笔意姿媚似苏子瞻（轼），便觉行间茂密，去古人不远矣！何止独行于今代耶？”[558]黄庭坚写这段话时五十六岁（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再过四年，他就死了。——在死前四年对周越犹惓惓如此，可见周越地位的不简单。

这种不简单，从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九“周越”条下杂引[559]的一些论周越的话，更可见几斑：“【海岳书评】周越如轻薄少年舞剑，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程嗣昌云】子发书妙出前辈，至于草、隶，殊未得自悟之意。……【孔武仲云】越书近世不甚贵重，然于众人中犹屹屹有立，庸可轻哉[560]！【李弥逊云】周氏真、草二体书，婉媚遒劲，皆中规矩，信其书之不徒作也！”[561]

至于米芾，也是周越的追随者。张丑《真迹日录》“元章四帖（真迹）”条下记米芾自述：

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札，自作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遂学沈传师，爱其不俗，自后数改献之字，亦取其落落不群之意耳。

由此可见，“宋四家”苏、黄、米、蔡，人人都无所逃于周越天地之间。周越是五代书法家与“宋四家”之间的关键衔接者，自无疑义。

周越字子发，又字清臣[562]，是宋朝淄州邹平人（现在的山东邹平），他的哥哥周起，字万卿，是宋真宗时代的进士。宋真宗北征时，周起跟着；封泰山时，周起跟着。宋仁宗出生时，宋真宗还跟周起说：“卿知朕喜乎？宜贺我有子矣！”说着转身去拿钱，赏红包给他。可见他跟皇上的关系不错。他又是宰相寇准的好朋友，一起喝酒，又同进退。他的生卒不可考，大约与宋真宗、寇准相近。宋真宗活了五十五岁（968—1022年）、寇准活了六十三岁（961—1023年）。周越是小弟，当晚一点，约在宋真宗、宋仁宗之间。宋仁宗二十三岁即位，当时周越四五十岁，或者五十多岁，或者坐五望六[563]。宋人朱长文《墨池编》卷三说：

宋周越字子发，仕历三门发运判官，以司勋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迁主客郎中以卒。草书精熟，博学有法度，而真、翰不及。如俊士半酣、容仪纵肆，虽未可以语妙，于能则优矣！当天圣、庆历间，子发以书显，学者翕然宗尚之。然终未有克成其业者也[564]。尝撰《书苑》，屡求之不能致，无以质疑云。有司马寻者，庆历中尝知利州，其迹亦仿子发。

天圣到庆历间是宋仁宗做皇帝的前二十五年，就是1023年到1048年。“宋四家”中苏轼、黄庭坚、米芾都生在这时候，若以庆历最后一年断周越卒年，则周越死时，苏轼才十二岁、黄庭坚才三岁、米芾还没出生（三年后才出生）。这些书法名家，都在周越“以书显，学者翕然宗尚之”的流风笼罩之下，难怪黄庭坚会“以周越为师”二十年之久。

***

周越这个跋，上面《石渠宝笈续编》已登录全文，现据原件行款，加以标点，排列如下：

王著初为隆平主簿。

太宗皇帝时，著因进书，

召转光禄寺丞[565]侍书[566]，锡

以章绶，仍供职馆殿。

太宗工书，草、行、飞白，神踪

冠世，天格自高，非臣下所可

伦拟[567]。而著书虽丰妍熟，终[惭踈慢。及是]

御前，莫遑下笔。著本临

学右军行法，尔后浸成院

体[568]。今之书诏，盖著之源流

臣越题。

《宋史》卷二六九和卷二九六分别有两个王著，是同时代人。前者字成象，出自后周；后者字知微，来自“伪蜀”。书法名家是后者[569]。《宋史》说他——

伪蜀明经及第，历平泉、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阙，授隆平主簿，凡十一年不代。著善攻书，笔迹甚媚，颇有家法。太宗以字书讹舛，欲令学士删定，少通习者。太平兴国三年，转运使侯陟以著名闻，改卫寺丞、史馆祗候，委以详定篇韵。六年，召见，赐绯，加著作佐郎、翰林侍书与侍读，更直于御书院。

太宗听政之暇，尝以观书及笔法为意，诸家字体，洞臻精妙。尝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尽善也。”太宗临学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诘其故，著曰：“帝王始攻书，或骤称善，则不复留心矣。”久之，复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后真宗尝对宰相语其事，且嘉著之善于规益，于侍书待诏中亦无其比。

《宋史》这一记载，正好可用来印证周越墨迹所述的故事。《宋史·太宗本纪》不乏“帝亲书绫扇赐近臣”“赐近臣飞白书”等话，可见宋太宗附庸风雅的一斑。王著说皇上书法“非臣所能及”；周越说“非臣下所可伦拟”，都是不得不尔之言。

王著在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出使高丽，六年后（淳化二年，991年）死去。他死后六年（至道元年，997年），宋太宗死了。接下来是二十五年的宋真宗时代和四十一年的宋仁宗时代，由于周越的哥哥是寇准的好朋友，寇准死时正与宋真宗相近，所以周越这一墨迹“臣越题”的称臣对象，应是宋真宗，而非宋仁宗。则这一墨迹至少是宋真宗最后一年——乾兴元年（1022年）的作品，距王著死后不过三十年，距离今天，已近一千年了。

***

至于距今两百年的乾隆皇帝那首七言律诗，现据原件行款，加以标点，排列如下：

考古虽然多有舛，临池何

碍是其长。一《千文》抚精神

蕴，八百年腾纸墨光。初仕

成都遇《淳化》，疑摹智永识

欧阳。侍书际会传佳话，訾

议宁须论米黄[570]。

甲午新正上浣，御题。

写的全是王著的身世，从编《淳化阁帖》考订不谨出纰漏到写《千文》成就的八百年风光，再到书学侍从巧于应对皇上[571]……无不带到，可算是一首不错的纪事诗。原件“御题”下面有乾隆皇帝“会心不远”及“德充符”二印，右上有“见天心”印，均见于著录。另外有收藏印“朝鲜人”“安岐之印”“宣统御览之宝”等，证明曾历前辈大家与后代帝王之手。这一乾隆皇帝原件，写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正是美国独立战争起，开大陆会议之年，为乾隆皇帝六十四岁时墨迹，与周越原件合而后分，分而复合，也真是另一种“际会传佳话”了。

***

周越原件因与前面王著原件割裂分离，所以上面钤印与《石渠宝笈续编》所开小有出入。计有“上阁图书”“项墨林父秘笈之印”“子孙世昌”“张氏珍玩”“东华山房”“子京所藏”“墨林堂”“项子京家珍藏”“子京父印”“田畴耕耨”“梁清标印”“中书省印”“项元汴印”“墨林子”“槜李项氏士家宝玩”“秋壑图书”“仪周鉴赏”“神游心赏”“困知勉行”“虚舟”“袁涣亨伯”“忠孝之家”共二十二印（其中“上阁图书”“东华山房”“项子京家珍藏”三印重出，故只以二十二印计算）。其中最值得重视的也是最古老最珍贵的一个印，就是“中书省印”，这是宋代中央政府的第一官印。竟有钤记留存于此，真是难得[572]，更证明了周越原件是以“臣越题”方式写呈皇帝后留存中央的真实性。另一值得重视的印是“秋壑图书”，这是南宋权臣贾似道的私人收藏印，贾似道是13世纪人，足证这个印也盖上七百年了。二十二印中，除“仪周鉴赏”一印外，其他均在《石渠宝笈续编》登录。连用上面乾隆皇帝原件下有收藏印“朝鲜人”“安岐之印”“宣统御览之宝”，可知这三个安家的收藏印都是后出的。查安岐，字仪周，号麓村、松泉老人，他生在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年），在乾隆七年壬戌（1742年）尚写《墨缘汇观录》自序，次年即死去。在他有生之年，似无在皇宫中的周越原件与乾隆原件上盖印的可能。疑是后来流出由其子孙补盖，最后再转回皇宫，故在一个半世纪后，复有“宣统御赏之宝”的加盖。以上收藏印中，最多的是16世纪中国大收藏家项元汴（子京）的。项元汴收藏书法名家真迹，鉴赏既精，流转亦多可寻，如所藏欧阳询《梦奠帖》后流转到辽宁省博物馆、怀素《苦筍帖》后流转到上海博物馆，杜牧《张好好诗》、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苏轼《新岁展庆帖》后流转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米芾《蜀素帖》后流转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赵孟《洛神赋》后流转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宋克《急就章》后流转到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国宝下落，都已明朗，唯独周越这一墨迹，却在三百年来，归于冥晦，世人罕见。如今千载之下，终得重光，现身台北市隐者之手，真可谓艺林盛事。

当年王珣《伯远帖》自内府流出民间，千年以后，董其昌跋语说：“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今有周越原件重现于世，上以补五代书法家与“宋四家”间的中国书法断层；下以启今人得见周越且越书不尽湮没得见今人之幸，艺坛因缘，又存奇观矣。[573]

1994年12月28日写定，1995年1月7日重定，2月7日定稿

《周越墨迹研究》序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每逢兵燹、灾变、祸乱，生灵固然涂炭，文物亦遭浩劫。隋朝牛弘曾提出“五厄”之说，明朝胡应麟又补充五次，成了“十厄”。胡应麟死在17世纪初，三百年来，兵燹、灾变、祸乱，也不在少，“十厄”以外，再来新厄，自不待言，光在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一书中，我们便可触目惊心了。

在国宝沉浮的历史中，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断代。1949年是蒋介石伪政权落草台湾的年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年份。这一年，正式使海峡两岸的台湾与大陆生分了、隔世了，大量的国宝被蒋介石裹挟到台湾，以伪故宫博物院的躯壳，凑成了蒋氏宫廷、蒋家小朝廷的一部分。同一时间，一些民间收藏的国宝也流落到这一小岛，有的进入了博物馆，有的进入了古董店，有的长捐箱底，在清门或巨宅中，度着年复一年不可知的岁月。而大陆方面，经过“文革”的浩劫，国宝聚散也是得未曾有之惨、得未曾有之奇。近年喘息方定，有心人一窥究竟，《国宝沉浮录》的出版，就是此中之尤。

杨仁恺先生以“沉浮”字眼施之于国宝，是很有哲理见地的。几千年来，中国国宝固多万劫不复，但在玄黄乍变、阴错阳差之间，往往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地方，竟有一二国宝，像鬼使神差一般，得以劫后重生、再现人间。这种奇迹，这种不死凤凰式的载沉载浮，似乎只有用哲理的解释，才能尽其玄妙。当年王珣《伯远帖》自内府流出民间，千年以后，董其昌跋语说：“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这种我见青山、青山见我的际遇，除了哲理的解释外，很难有更好的解释了。

这种一二国宝得以再现人间的奇迹，有一个最精彩的事例，就是周越（周子发）墨迹的“出土”。

《国宝沉浮录》是名家权威之作，在第八章《〈佚目〉书画总目简注》中，开出清单，逐一考订，功力令人赞叹。其中《王著〈千文〉》项下，指出“据当时留长春之于莲客所云，原件已毁”。另一方面，启功先生《论书绝句》一书中也提道：“周子发书，为北宋一大家，而遗迹流传极少。石渠旧藏王著书真草千文，后有周跋，四十年前已成劫灰。”这些话告诉我们：王著《千文》和它后面的“周跋”都“已毁”，“已成劫灰”了。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王著的《千文》虽然毁了，但它后面的《周跋》却比翼而不双飞，它在1945年伪满“小白楼事件”中劫后余生，反倒飞到台湾，流落民间，然后，鬼使神差一般，被有心人给“挖掘”出来。这种奇迹，这种不死凤凰式的载沉载浮，正好为前面所说的哲理的解释提供了活证。并且，此一活证却又“此马来头大”，因为这一国宝可不是普通的国宝，它根本改写了中国艺术史，修正了中国艺术史，并且让蒋介石的伪中华民国的伪故宫博物院泄了底、漏了气。它的复出，在艺术史上，相当于the　missing　link（承上启下情况中所缺少的那一环节）的出现，它的地位与身价，因而更为惊人。

这一《周跋》，全称应是《王著书千文真迹周越跋》。今天谈中国艺术史的人，一谈到宋朝书法，便一跳跳到“宋四家”苏、黄、米、蔡身上，这是绝对不合乎进化原理的。宋朝天下前后三百一十九年，其中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宋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宋四家”中，蔡襄在真宗即位后十四年才出生；而苏轼、黄庭坚、米芾在宋仁宗死时，不过是分别为二十七岁、十八岁、十二岁的年轻人。在他们以前几十年中，也有前辈书法名家，但墨迹留存至今的，自李建中《土母帖》以下，已极罕见。并且李建中生在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苏轼说他的书法“犹有唐以来衰陋之气”，严格说来，也算唐末五代的流风，不纯属宋人书法。自李建中以后，到“宋四家”以前，纯属宋人书法的收藏，显然发生了断层。断层中最明显的现象是，一举出宋人书法，就从宋朝开国一跳跳到“宋四家”，苏、黄、米、蔡四大家好像是从墓地里跳出来的，这是绝对错误的解释。事实上，在“宋四家”以前几十年，有重要的前辈书法名家被忽略了。原因是他们的墨迹亡佚了，再加上今天嗜古之人却罕读古书，所以纵“宋四家”并不忽略他们前辈的拓展之功，但是后人却给跳开了。

前辈书法名家最重要的是王著，但他自己仅余的作品《千文》也毁于火焚，可说是不幸人物。王著以后，前辈书法名家周越是另一位不幸人物。周越和王著一样，不但自己能写字，还有论书法的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周越《古今法书苑》十卷”。《宋史》有周越的哥哥周起的传，传中只有二十九个字顺便提到周越，说“起能书，弟超（越字之误）亦能书，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为《书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一代前辈书法名家，在《宋史》中，只是区区二十九个字。今天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的人，你抄我我抄你，在“周越”条下注明出处说见《宋史·本传》，其实《宋史》根本没有他的本传，编书的人根本就没好好看看《宋史》，更别提只会查查《辞典》就算古物专家的今天嗜古之人了。后人对周越陌生至此，可真算“忘了我是谁”了。

事实上，走过从前，宋代人物可太知道周越是谁了。以“宋四家”为例。蔡襄是先学了周越的字，再学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李阳冰、颜真卿、张旭、怀素、智永的；而苏轼呢，他写《六观堂老人草书诗一首》，一面赞扬六观堂老人的“草书非学聊自娱”，一面却点破：虽然非学，但一出手，“落笔已唤周越奴”的局面，便于焉出现。——原来周越的魔力是那样大！苏轼以外，黄庭坚更是周越的顶礼者。黄庭坚是先学了周越，“以周越为师”，三十年学书过程中，被周越压了二十年，才脱颖而出的。到他死前四年，他还写《跋周越书后》一文，对周越顶礼不绝。至于米芾，早从十岁起就是周越的追随者。这些事证，都说明了宋朝书法名家人人都无所逃于周越天地之间。周越是五代书法家与“宋四家”之间的关键衔接者，自无疑义。而周越墨迹，历尽沧桑与浩劫，却在千年以后，“出土”与人相见，这不是千载难逢又是什么呢？

千载以还，从艺术史角度，大规模研究周越并给周越定位，还周越公道的，是我首开其端，接着由我的好友陈兆基先生加入研究行列，建树独多。这一研究成绩，我以《中国艺术史一个断层的重建——周越墨迹研究》论文，发表在1995年第三期的《苏州大学学报》里。本来这一论文，是我在台湾东吴大学执教时，在历史系学术讨论会上，讲给系上各位教授听的，事后《东吴历史学报》创刊，邀我发表，我也同意了。不期系主任受到压力，违反宿诺，居然要求我删除批评台湾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那一段，我乃回信给他，说：“我自知文中批秦之事，直笔过甚，与此岛之学报规格不合。但我实不愿委屈自己。……承蒙邀稿之事，就此作罢。”我撤回论文后，转交好友潘毓刚教授，由他洽接，转由大陆的真东吴大学——苏州大学的学报发表，歪打正着、落叶归根，最后却“正果”如此，想来不胜欣幸。

我在台湾东吴大学执教时，各校旁听生颇多，其中我发现台湾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王裕民先生最有治学潜力，我鼓励他就周越墨迹做进一步研究，他果然心灵手敏，高速进入情况，并凌驾我和陈兆基先生而上之。他一连写了十多篇论文，不但把老师的论文大力纠正、补正，并且触类旁通，从周越墨迹的书法、材质、钤印三方面三管齐下，分别得出惊人的结论。在书法方面，他从《周跋》的书风，查出黄山谷的笔势渊源，使大行书的奇宕有“迹”可寻；在材质方面，他查出《周跋》早于米芾《蜀素帖》半世纪，使《蜀素帖》的位阶为之下降；在钤印方面，他从《周跋》上鉴定出北宋最早的皇室收藏印，又鉴定出世上仅存的北宋三省官印，并拆穿《谿山行旅图》《快雪时晴帖》等“镇宫之宝”一直被伪故宫博物院的所谓专家们做外行猜谜的真相。试看他说的：

周越跋文最左下角钤有一方“忠孝之家”方印，方3.5公分，文作九叠，布局匀称丰满，乃是宋代流行的风格。经作者考证，“忠孝之家”印之使用始自北宋钱氏家族的钱惟演，钱氏一族以忠孝承家闻名于世，但钱惟演“忠孝之家”印的原型乃是圆钱状，故作者认为此周越跋文上的“忠孝之家”方印可能是钱氏家族后代所钤。

此“忠孝之家”方印，亦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镇宫之宝——范宽《谿山行旅图》之左下角，但此印因画作本身昏暗而不易分辨印文，以致“故宫”所出版的各种解说出现两种版本，有时将此印释作“忠孝之家”，有时却释作“御□之印”，两者不可不谓相距甚远。但如今通过周越跋文上完整而清晰的“忠孝之家”方印之协助，此一悬宕多年的公案如今真相大明，《谿山行旅图》左下角的不明印确实为“忠孝之家”。这个发现不但为范宽此画之断代增加了更有力的证据，也填补其长达四百年之久的收藏空白，成为更加流传有绪的世界级名画。

他又说：

存世唯一周越真迹，今日所见最早的蜀素作品，保存了最早的宋代皇室收藏印和宋朝三省官印，从这几个“唯一”及“最早”的记录，便可以充分感受到周越此跋的珍贵。一件法书在书法、材质及钤印方面都有如此傲人的记录，放眼中国古代书画，周越《王著千文跋》可说是绝无仅有之例。

而借由此跋，破解了范宽《谿山行旅图》的公案，也使得研究黄庭坚书法者，得以一窥其著名“波撇”之师出何处。除此之外，作者在对此跋文上所钤收藏印鉴的研究过程中，也连带解决了几个中国书画史上难解的谜团。

如对宋朝官印的考证，证明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上的“永兴军节度使之印”，确实为南宋奸相韩侂胄所钤。而此印钤者的确定，得以考证出《阅古堂帖》的摹刻时间，并洗刷了另一奸臣贾似道的“恶名”。此外，美国两大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名画——（传）李成《晴峦萧寺图》和（传）巨然《溪山兰若图》，两幅画上右上角的“尚书省印”，二十年前被书画史专家何惠鉴考证为北宋官印，此结论一直被学者们所普遍接受，并借以作为判断此画绘制时间的依据之一，所以这两方“尚书省印”对画作本身的鉴定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但经作者进一步考证，却发现这两方“尚书省印”根本是南宋官印，而非北宋官印！可能比何惠鉴所推测的时间晚了一百年至二百年，亦即这两幅画的断代，如今似乎有加以重新检讨的必要性（尤其是《溪山兰若图》更有可能晚至南宋初年）。

而对“忠孝之家”方印的研究，除了使《谿山行旅图》的“身世”更加明确外，亦使众说纷纭的宋朝《越州石氏帖》，得以借此考证出其摹刻者及摹刻时间。此外，米芾《蜀素帖》卷尾以及存世数幅法书名画上所钤的一方“忠孝之家”印，至今皆无人知晓此印之所有者究为何许人，清宫专家以为是项子京之印，《明清画家印鉴》一书又归之于乾隆名下，而今日“故宫专家”更荒谬地认为此印为宋人之印。如今真相大白，此印乃是清朝初年奸诈狡猾的收藏家——高士奇之印，而作者更考证出此印刻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底，距今正好三百年，岂不巧合？

从这些精密的结论里，我们看到周越墨迹的“出土”，无异在中国艺术史上楔入了承上启下的地位；而王裕民先生对周越墨迹的研究，又无异在中国艺术史上确立了举一反三的新说。一方面坐实了台湾国民党大员秦孝仪领导下的伪故宫博物院的无知妄作；一方面衬显出大陆故宫博物院学者专家们的高瞻远瞩。——刘九庵先生自北京来台，在我家里亲自审定《周跋》，一见之下，为之惊叹，可见行家就是行家，绝非文化水平不够的台湾伪政府学者专家所能望其项背也！

北魏郦道元完成《水经注》，给一千二百多条河写三十多万字的注，最后自叹：“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在古董逸闻中，有道是“文物有灵”，从周越墨迹的千年沉浮史上看，戏说此迹有灵，亦非虚语。如今千载以还，一代国宝，得李敖、陈兆基识货于先，得王裕民定位于后，得在世乱沧桑中浮海而至，得在伪政府学者专家封杀忽视中脱颖而出，若说“周跋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谁曰不宜？

1997年6月5日，在中国台湾写

附录一　为护航秦孝仪捏造历史败坏学风疑案致东吴历史系老师

敬启者：

这封长信，寄给东吴大学历史系系定必修、必选修及选修课老师，封封相同，打字印出。由于无法一一手写，自觉不够礼貌，先请原谅。

我应素昧平生之章孝慈校长登门邀请，“寒雨连江夜入吴”，得随各位老师之后，转眼已经一年半载。初来之日，自幸东吴历史系早已沦为联考排名倒数第二，当无台大等校学阀积习残存，故本乐与人处心态，每逢系方有以例行通知，无不参加。历史系学报创刊伊始，循例邀请每一位老师投稿，我亦不自量力，除依约定先以题目《中国艺术史一个断层的重建——周越墨迹研究》告知系方外，另于去年12月13日专函王庆琳主任，表示：

外审方式固有其优点在，但以我之孤傲结怨，自无在此岛有被公正对待之

可能。我举目所及，亦不信外面有审我此一论文之学术水平存在。因此，除非外审者同意公开具名发表其审查意见于后（纵不同意我文发表于学报，亦请同意我发表他处时发表其审查意见），否则我不愿接受外审。我此一要求，虽不合乎“审稿人以不公开为原则”规定，但合乎“以公开为例外”规定（大法官解释同时发表不同意见文，由不同意见者公开署名负责，以示光明磊落，其方式似甚可取），敬请吾兄鉴谅。至于本月29日系上学术讨论会约我主讲此一论文，则乐于应命，并欣然愿受同仁“公审”，以示真金不怕火炼也。

王主任收信后跟我说，他盼望我的论文发表在学报上，并已取得系上专任教授的一致同意，照我的意愿，不经外审，以特约稿件在学报发表。同时我在去年12月29日系上学术讨论会主讲此一论文并分发初稿时，在座的翁同文老师、蔡玫芬老师都发了言，当众有以肯定在案。

因为豁免了外审，我转请黄昭明助教，问他扣除了外审时间，也许我可以晚一点交定稿，俾便多一点时间补充初稿。黄助教说可延至今年1月30日前交稿，我就同他约定了1月30日。

不期1月11日，我忽接王主任电话，委婉商请我全删初稿中批评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那一段，并提到系中教授等话，似谓此议不是他一人所为。我当时告诉王主任，我的定稿还没写好呢，怎么初稿就给删起来了？他表示抱歉，并请我“帮帮忙”。我似有所悟，乃在第二天寄他一信，表示：

昨日吾兄赐电，委婉建言，拟请我删去文中批秦之事。我在日记中自嘲：“‘秦公公’势力无所不在也！”

我自知文中批秦之事，直笔过甚，与此岛之学报规格不合。但我实不愿委屈自己。并且事实上，我又查出故宫博物院院长在序文中捏造黄山谷的话，更要加强批秦，并于月底定稿时送达黄助教。——我还要加呢，怎么能删哪？（吾兄是美国史专家，1779年John Paul Jones之言“I have not yet begun to fight”，恰似我要说的“我还没开始打呢”，又何能言删啊？）

虽然如此，我决定不再为难别人、连累学报，承蒙邀稿之事，就此作罢；我决定撤回此文，连同其他批秦之文，另出一书书名《秦孝仪捏造历史败坏学风的秘密》，发表个痛快！

王主任收信当晚即电告我，他尊重我撤回的决定，并再次向我道歉。

在使王主任如释重负之后，我回头仔细看看我的“系争之作”，查初稿中，正文有“秦孝仪发行、笑料迭出的《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法书篇》”二十二个字。下有注一则，注中全文如下：

以《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法书篇二》第221页，上栏说宋代“帝王的提倡，终于助长了此一朝之书风。当时由于蔡、苏、黄、米四大家的卓然鹤立，以及徐铉、徐锴、郭忠恕、周越、范仲淹、苏舜元、苏舜钦、杜衍、王安石、薛绍彭、陈搏、林逋、李建中、宋绶、石延年、韩琦、欧阳修等文人的锦上添花，使得我国书法之薪传再续、光华再射，与唐代足堪前后辉映……”——试看这种人名次序的排列，是什么学术标准？945年出生的李建中，怎么排在小他四十四岁的范仲淹之后？而1007年出生的欧阳修，又怎么排在小他十四岁的王安石之后？这不是笑料吗？“国家”文物出版品交到秦孝仪这种“文化水平”的人手里，可真腾笑国际、唐突学术了。

这段注解，在“文”（行文）方面，对刻板的台湾史学工作者或有碍眼之处；但在“质”（史实）方面，纵使刻板，恐怕也难做违心之论。——孔子主张“文胜质则史”、伏尔泰主张文质动人方足为史，只要稍用东西哲人的标准衡量一下，就知道对这种“国家”文物出版品的胡来，是不可以护航的，整天以“直笔”教学生且以“直笔”自勉的历史系老师，若刻意板起脸孔，为国民党大官人护航，到头来“腾笑国际、唐突学术”的，恐怕不止秦孝仪之流而已。

或许有人说，秦孝仪之流的一次错误，不值得如此重视。但事实上，错误绝非一次。我在初稿中的上述文字，只不过是秦孝仪发行“国家”文物出版品笑料迭出的一角而已，在定稿中，我还有这样的揭发：

秦孝仪发行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品《宋黄庭坚书发愿文》，前有该院院长《序》，说黄庭坚“其学书也，自云：‘学书三十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其实这段话是故宫博物院院长胡乱抄袭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而编造的，根本没有去复按黄庭坚原文。一核《山谷题跋》原文，即知“于僰道舟中”以下，根本不是《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一文的原文，而是另一文《跋唐道人编余草藁》的后半段。这一牛头硬接马嘴，然后以一组引证号前后硬扣在一起的编造文字，其离奇程度，又岂仅是笑料而已。《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原文见于《山谷题跋》卷七，全文是：“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不复能工，顾异于今人书者，不纽提容止、强作态度耳。”

可见故宫博物院院长“学书三十年”乃“学草书三十余年”之误引，而“笔法之妙”以后，“今来年老懒”以下原文，悉被硬删而无删节号。另一文《跋唐道人编余草藁》见于《山谷题跋》卷九，全文是：“此皆山谷老人弃纸，连山唐坦之编缀为藏书，可谓嗜学。然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然比之古人入则重规叠矩、出则奔轶绝尘，安能得其仿佛耶？此书他日或可与或可作安石碎金，见爱者，或谓不然；不见爱者，或比余为钟离景伯耶？”

可见故宫博物院院长“于僰道舟中”乃是“及来僰道舟中”之误引，而“辄能用笔”以后，“然比之古人”以下原文，也悉被硬删而无删节号。两相对照，笑料自出……

以上所举秦孝仪之流在国家文物出版品上“腾笑国际、唐突学术”，并非偶发事件，实乃是秦孝仪的惯技。秦孝仪自蒋介石文学侍从以至李登辉侍从文学后，历来所造笑料，史不绝书。以祸延古人为例：他写“毋忘在莒本义”，竟不读《管子》《新序》《泽雅堂全集》等古书，而把田单复国故事用在鲍叔牙头上，把相差四百零七年的历史张冠李戴，“腾笑国际、唐突学术”，此其一；以祸延近人为例：他编《总统蒋公年表初稿》，把吴敬恒《蒋总统年表》中“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指蒋介石）怒杀之”窜改为“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删掉蒋介石暗杀革命先烈陶成章的历史，“腾笑国际、唐突学术”，此其二；以祸延外人为例：他编《蒋夫人语粹》，收宋美龄“不朽之格言”二百余则，但其中有的根本不是蒋婆的话，而是英语中流传千百年的格言，像“及时的一针可省九针”“做错事是人之常情”“唯信仰可以移山”等，都不过是西方普通的、日用的话。但秦孝仪既不通英文，也没有常识，竟谄情大发，一概辑入，“腾笑国际、唐突学术”，此其三；以祸延主人为例：他奉蒋介石为主人，却在《蒋总统年表》中，将兴宁做松口、将广州做黄埔、将佚文做实有、将一文做两篇等，笑料百起；又在《总统蒋公遗嘱》中，把“束发”“自居”等中文与史实全部弄错，“腾笑国际、唐突学术”，此其四；以上还仅限文字范围，至于他编《中华民国史画》，竟将革命先烈徐锡麟的辫子照相给改成剪辫分头发型，则属捏造图片范围，更是离奇。徐锡麟一辈子没留过分头，死后在台湾却遭秦氏之子强行理发。吾人但闻亨利八世时外科医生兼理发匠，未闻20世纪时理发匠兼历史学家，如今台湾中国历史学会前龙头让我们大开眼界如此，此徐氏之不幸而吾人之幸也！

回想六十六年前，胡适写《〈人权论集〉序》，说：“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胡适死后二十多年，有李敖出来，除批评上帝外，写《国民党研究》《国民党研究续集》二书批评国民党；写《孙中山研究》一书批评孙中山，甚至写《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书批评孙中山的徒子徒孙，还与美国汪荣祖教授合写《蒋介石评传》，于今年4月5日出版。足证我们已经争取到批评国民党与孙中山的自由。上帝、国民党、孙中山尚且可以批评，何况秦孝仪？秦孝仪又算什么？这种货色又算老几？堂堂东吴大学、堂堂东吴大学历史系、堂堂东吴大学历史系老师，值得牺牲原则为这种货色护航吗？

东吴大学本有它声援言论自由的历史学风，这个“《苏报》案”前国学大师章太炎能被东吴请来讲学可以为证。虽然这一学风，几十年来被国民党消灭已尽。章校长请李敖来东吴，从不讳言以李敖为样板，用心至明。如今竟发生因为蒋介石徒子徒孙，秦孝仪大布禁网，钳制“宪法”第十一条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的事情，这真是东吴大学的耻辱、东吴大学历史系的耻辱，也是整天以“直笔”教学生且以“直笔”自勉的历史系老师的耻辱！

为免系中老师同受不白，我特写此信，挂号寄上，请求就是否介入“删除李敖批评秦孝仪一段”之事惠赐回件，以便统计，公布大名。届时介入者可显其光明正大、敢作敢当；未介入者可证其事不关己，一清二白，这样问卷，谅蒙首肯。

附告两点：一、我这篇论文，另在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全文一字不改。二、我不考虑辞去东吴历史系教职，也不会停止批评东吴历史系和任何大学历史系的错误。——解聘李敖可也，要封他的笔是不成的。此请

大安

李敖1995年2月13日

问卷于2月底截止，结果如下：蒋武雄、林慈淑、何宛倩、黄兆强、关玲玲、刘静贞、李念萱、王芝芝、廖伯源、周健、张炎宪、詹素娟、张中训十三位皆勇于签名表示“并未介入”或“反对删除”，而蔡学海、俞雨娣、甘怀真、胡菱兰、何永成、刘家驹、蔡玫芬、翁同文、陈清香九位直到截止后二日犹未回件。回件中只王庆琳一人赞成删除。是谁目无“宪法”第十一条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自毁立场，甘心护航秦孝仪，自此呼之欲出。

附录二　你不知道的故宫博物院（王裕民）

透过“立法委员”谢聪敏的书面质询，台北“故宫博物院”曾针对《周越跋文》进行过三次鉴定报告或书面答复（第三次仅短短数十字，实为搪塞之作）。我在李敖老师的指示下，曾分别撰文以反驳之，然后再由谢“委员”交付“故宫”，并要求提出答复。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故宫专家”不断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谬误，原本以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官僚机构，但如今才惊觉它根本就是“外行领导外行”！

打笔仗的好处便是彼此能激发出新灵感，不过“很遗憾”的是似乎只有从中获利，“故宫”专家对“忠孝之家”印的怀疑使我写成了《〈谿山行旅图〉钤印的新发现》一文；对“中书省印”的怀疑则使我写成了《〈快雪时晴帖〉钤印的新发现》等一系列有关宋代官印的论文。而本书所有文章也几乎都是和“故宫”打笔仗的“战利品”，所以这本论文集的完成，实应感谢“故宫”专家，感谢他们的纰漏百出，感谢他们的颟顸无能。

因我在回应“故宫”专家的两篇反驳文章中，几乎所有论点都已个别写成论文深论之，故不再详载。“故宫”之质疑可分为几个部分，在此分别作一简略说明，详细内容请见本书相关论文。

一、“忠孝之家”印方面

“故宫”说：“‘忠孝之家’一印，《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以为系宋钱勰之印，亦难以比对，唯此印篆法甚异，非北宋习见之浑厚者，又本院所藏《蜀素帖》，于邵希之跋上方有‘忠孝之家’一印，虽未能考订为何人所作，但其篆法即妥帖郑重。”

“故宫”专家认为《周越跋文》上的“忠孝之家”印“难以比对”“篆法甚异，非北宋习见之浑厚者”，结果他们却没想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第一名画——范宽的《谿山行旅图》之上便钤有一方完全相同的“忠孝之家”印。若“故宫”专家借此印怀疑《周越跋文》是伪造的，那同理可证，《谿山行旅图》亦为伪画才是（详见《〈谿山行旅图〉钤印的新发现》一文）。

“故宫”专家为了“证明”周越此跋之上的“忠孝之家”印不是宋印，便举米芾《蜀素帖》卷尾“邵希之跋”（应为“林希”，且不该称“跋”！）上方的“忠孝之家”一印为例，认为此“忠孝之家”印才“篆法即妥帖郑重”，亦即“故宫”专家认为此印才像宋印。但事实上，经本人考证，结果却发现《蜀素帖》上的“忠孝之家”印乃清初著名收藏家高士奇之印！故宫专家连宋印、清印都分不清楚，那我们还能相信他们有鉴定中国古书画的能力吗？（详见《蜀素帖上的“忠孝之家”印为何人所有考》一文。）

二、著录方面

“故宫”说：“依据周越跋文，《王著千文》原为北宋宫廷收藏，然查《宣和书谱》，并无此迹之著录。”

按周越此跋末题“臣越题”，据本人考证，此跋上呈的对象应为宋仁宗；又此跋前后各钤有一“上阁图书”印，此印之所有者首见于米芾《书史》：“我太宗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仁宗后，印经院赐经，用上阁图书，字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因此周越此帖的珍贵处，除了其为周越存世唯一墨迹外，另一珍贵处则是其保存了目前所见宋朝宫廷存世最早的印记——“上阁图书”（关于周越此跋上呈对象与“上阁图书”印，详见《周越墨迹研究》一文）。

又《王著千文》虽为北宋宫廷收藏，但却不见于《宣和书谱》，此事并不稀奇。兹以宋四大家之一的蔡襄所著的《谢赐书诗表卷》为例（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此乃蔡襄上宋仁宗的书迹。后有米芾跋云：“芾于旧翰林院曾观刻石，今四十年，于大丞相天水公府始睹真迹，书学博士米芾。”原本上呈皇帝的谢表，米芾却于丞相赵挺之家中亲睹并作跋，故此卷亦未登录于《宣和书谱》。而周越跋文上有一“忠孝之家”方印，此印乃北宋钱氏家族之收藏印，故由此可知，《王著千文》在《宣和书谱》成书前便已流出宫廷之外了。

三、书风方面

“故宫”说：“目前可见之周越书迹皆为拓本，如《跋王献之洛神赋》，小楷三行，结字扁方，用笔沉着，正是书史所称周越风格典型，与北宋初年李建中、李宗谔、钱勰等家书风相通，属北宋初期之时代风格，是目前学界接受的周越书迹。反观传《周越跋王著千文》，结字长方，用笔轻重悬殊，笔法造作不自然，如第二行‘进’、第八行‘是’、第九行‘遑’、第十一行‘题’之捺笔，一波三折之画，用笔迟滞，似经涂描，不仅不见于周越之书跋中，即传世北宋书迹亦未见。”

吴升《大观录·宋王知微草书千字文》云：“宋跋（指周越跋文）黄绢织蓝丝，元跋（指欧阳元跋文）牙花笺乌丝，与本身同，并楷书。而主客（周）越尤端严劲正，迹如星凤，仅此一观耳！”《石渠宝笈续编》亦载清于敏中跋云：“卷后周越跋，用笔端谨有法。”周越此上呈皇帝的书迹，除用笔“端严劲正”“端谨有法”外，最大的特色便是其“一波三折”的捺笔！

捺笔成“一波三折之画”果真“传世北宋书迹亦未见”？“故宫专家”此言谬矣！此一波三折之捺笔最常出现的，便是在周越学生黄庭坚的书法作品中。宋四大家中，除苏轼外，蔡襄、黄庭坚、米芾三人都曾师法周越，而其中尤以对黄庭坚的影响最为深刻。黄庭坚曾自言：“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周越书法之所以被讥为俗，原因乃是在于其运笔喜故作波折，太过矫揉而缺乏气韵。黄庭坚后来虽对此不满，但在其个人高度的艺术修养与标新立异的艺术风格之下，借由豪放纵逸、随意挥洒的笔势，破俗为雅。故在存世的黄庭坚书迹中，无论行书、草书，我们皆可看到此饶富韵味的特殊书法风格。而借由《周越跋王著千文》，研究黄庭坚书法者，便可了解其书风最大特色的“抖笔”“波撇”师出何处了。

“故宫”又说：“书法风格之比对乃鉴别之第一要义，周越书迹，存世仅有《跋王献之洛神赋》拓本等数件，可供比对。关于‘孤例’，学界总以求其全备而后定，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始为客观态度。”

按现今周越存世楷书书迹可见者，除《周越跋王著千文》真迹外，确实仅有《跋王献之洛神赋拓本》（以下简称《拓本》）可供比对。但“故宫专家”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拓本》之跋乃周越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而《王著千文》之跋，据本人考证，应跋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之间，周越担任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时（见《周越墨迹研究》一文）。因此，两跋书写时间相差在二十年之上，岂有风格不变而完全相同之理？且《洛神赋跋》乃周越成名前的作品，而《千文跋》则是周越以书显于世时所书的（《墨池编》《宣和书谱》等书称其“天圣、庆历以书显”），故此跋应为其巅峰时期之作品，而非《洛神赋跋》的较无个人风格。故若以《洛神赋跋》证《千文跋》，是非常不合鉴定常理的。

四、“中书省印”方面

“故宫”说：“本件收传印记最早者为‘中书省印’，查此印为正式官印，然存世名迹，均未见此印，故无法比对。但据《宋史》卷五十七载：‘宋因唐制，诸司皆用铜印，诸王及中书省、门下省印，方二寸一分……’知‘中书省印’与诸宋官印同式，均为正方形。本件所钤‘中书省印’形状略长方，与正史记载不合。”

按此处“故宫”严重误解《宋史》，并有“窜改史书”之嫌。《宋史》原文为：“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而“故宫”专家却因不懂宋朝政治制度而擅改史书，将“中书门下印”改为“中书省、门下省印”。事实上，“中书门下”乃一专有名词，为宋朝官署名，又称“政事堂”，在朝堂之西，是宰相议事处，和“中书省”“门下省”是截然不同的，但“故宫专家”却自以为是地对史书任意加字，以致扭曲了史书的原意。因此《宋史·舆服志》所说的二寸一分之尺寸，乃指“中书门下之印”，而非“中书省印”。

《周越跋文》上的“中书省印”，是现今所见宋代书画作品上最早的北宋官印，可见此物不但富有艺术价值，更具有史料价值（详见《宋朝三省官印初探——宋代官印研究三》一文）。

“故宫”又说：“关于宋代中央官制，中书、门下省，本院所言‘宋因唐制，诸司用铜印，诸王及中书省、门下省印，方二寸一分……’，是行文方便，非论文写作方式，乃概括引述。关于‘政事堂’之解释，谨提供钱穆、傅乐成先生之著作以供考（附件三、附件四）。‘中书省印’既有尺寸记载，研究上自不得忽视。如《王文》所举（《欧阳修自书夜宿中书东阁诗》），所钤‘中书省印’（附件五），此一方印属（宽：竖等于1:1.044）正方形。原所谓周越跋上的‘中书省印’则属竖长方形（宽：竖等于1:1.102）（附件六）。”

作者在前文中已就此一问题提出明确资料和证据，指出“故宫专家”在讨论宋朝“中书省印”时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此事原已不容狡辩，事实已摆在眼前，但“故宫”当局却仍不承认错误。不但如此，“故宫”在此次答复中，又犯下诸项错误，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现就“故宫”所犯严重错误提出纠正如下。

“故宫专家”明明将《宋史·舆服志》中的“中书门下印”擅改为“中书省、门下省印”，严重误解史书原意，此事原已不容置疑，如今却以“行文方便”为借口，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剌剌地提出“非论文形式，乃概括引述”。难道“概括引述”便可以歪曲原意吗？

又明明《宋史》所言二寸一分乃“中书门下之印”的尺寸，而非指“中书省印”！史书也完全没提及“中书省印”的尺寸，不知“故宫专家”为何还能说出“‘中书省印’既有尺寸记载，研究上自不得忽视”的荒唐之言？作者再强调一次，《宋史》全书以及其他史料，从无提及宋朝“中书省印”的大小尺寸，《宋史》及《文献通考》等书，只有提到宋朝“中书门下之印”的尺寸为二寸一分！

“故宫”在犯了错而死不承认之后，又自作聪明地拿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傅乐成的《中国通史》两书做挡箭牌，希望作者“参考”二书关于政事堂之解释，殊不知两书关于宋代政事堂的叙述根本是错误的！“故宫专家”不但看不懂正史，甚至连时人之书亦不能判断对错，拿错误资料来当证据，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以下乃是本人指出钱、傅二人之书错误所在。

钱穆云：“宋代也有三省，实际上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外面了，故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傅乐成说：“宋时，三省虽同时并立，但尚书、门下两省的职权趋于废退；只有中书省独为宰相机关，居于禁中，单独取旨；尚书、门下，都设于宫禁以外，无法预闻大政。”按二人之言所本皆为《宋史·职官志》序中所言：“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职官志》所言的“中书”乃是指“中书门下”，为北宋前期宰相办公之处，又称“政事堂”，简称“中书”，和“中书省”是截然不同的。按“政事堂”乃唐代所创，本设于门下省内，后又迁至中书省内，并改名为“中书门下”。但到了宋朝，“中书门下”已不再附设于中书省之内，而是单独设于禁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故《职官志》言“别置”，以指出唐宋二朝的差异。

又上述《宋史·职官志》之记载，其自身亦有错误。“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并非实情，应为“中书、门下并列于外”才是（参见《宋会要辑稿》与《文献通考》二书）。

五、款署方面

“故宫”说：“本件落款为‘臣越题’，关于署‘臣’之款，理应如公文书，连名带姓为宜，如本院藏唐玄宗《鹡鸰颂》，卷后蔡京、蔡卞跋文款署为‘太师鲁国公蔡京谨题’‘臣蔡卞题’；蔡襄《书谢御赐御书诗表》卷，末款署‘臣蔡襄上进’。至若只书名而不书姓者，见于北平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听琴图》，以及本院藏宋徽宗《文会图》，其上蔡京之题仅署‘臣京’而已。然前二者书法均无争议，为众所认定，而后二者，学者看法不一，意以为仍姓名连署较郑重。”

“故宫”以蔡卞、蔡京为例，我在此便以此二人反驳之。按蔡卞在唐玄宗《鹡鸰颂》跋文末题“臣蔡卞题”，但在颜真卿《祭濠州伯父文》之题实则云：“……臣京、臣勰、臣执中、臣服、臣古、臣陶、臣卞，同待诏殿门，同观此书。卞记。”一曰“臣蔡卞题”，另一则只曰“卞记”，同为御前题跋，但却出现不同的落款方式，可见其灵活度。

又以蔡京为例，从宋徽宗画上之蔡京题款亦可证明此一现象（姑且抛开这些画作是否为宋徽宗御笔或画院画匠代笔之争议）。

由唐玄宗《鹡鸰颂》及以上六幅宋徽宗画上的蔡京题款，可以发现有时官职、姓名皆书，但有时却简略到只书“臣京谨题”“臣京谨记”。

至于宋臣落款灵活性的原因，应和其个人职位、书写场合及与皇帝的熟悉程度有极大关系，并非如“故宫专家”“想当然耳”的一相情愿说法。

六、结论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出版的《故宫历代法书全集》，收有《赵孟尺牍诗翰册》，共有元朝书法大家赵孟十三帖，其中只有一件是真迹，其余则全伪。又《故宫书画录》，收有二十八幅赵孟之画，结果亦只有一件是真迹，其余二十七幅全伪（见王连起《赵孟书画真伪的鉴考问题》一文，《故宫院刊》，1996年2月）。

今年“故宫”所举办的“罗家伦夫人张维桢女士捐赠展”，“计唐宋以来名品，凡四十有二”（展览简介），其中挂头牌的乃是所谓的《唐朝周昉调婴图》。按此图大陆书画鉴定七人小组中的徐邦达与杨仁恺两位先生，早已指出此画为“宋人作品”（分见《古书画伪讹考辨》与《国宝沉浮录》二书）。

从以上两个笑话，便足以看出号称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其院内书画专家的水准如何，也难怪杨仁恺老先生会讥笑他们“鉴定水平似仍停止在一二百年以前的程度”。不能分辨书画真伪；搞不清宋印、清印；误读史书、窜改史书；引用错误资料；连黄庭坚的书风都不了解；一再地睁眼说瞎话，一再地天马行空想当然耳……这就是所谓的“故宫专家”所为之事。

讽刺的是，去年国内一群爱护中国书画的民众，为国宝是否应放洋而展开一连串抗议活动时，却遭故宫院长秦孝仪以“要相信故宫专家”为由，轻易地搪塞了社会大众悠悠之口。当时，正和“故宫专家”进行笔仗的我，在听到这句话时，不禁觉得可笑至极，因为我早已领教了所谓“故宫专家”的真正能力。但可悲的是，仅仅是一个大学生的我，虽然知道有人假专家之名行欺骗之实，但却无力改变现状，而这便是身为台湾知识分子的悲哀。

故宫专家的无能、故宫高层的腐败，或许已是研究中国艺术史者所共知之事，但多数学者却不愿得罪故宫当局，已经同流合污，故数十年来无人揭发此一“骗局”。如今一个不知天高地厚、毫无人情包袱的大四学生，希望能借由此书，告诉被蒙骗已久的社会大众一个事实与真相，那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个拥有一流的藏品、三流的人才，外行领导外行的官僚机构，无论其院长或专家，其人格或能力，都是必须受到强烈质疑的。

附录三　故宫三次鉴定文件及书面答复

有关传《周越跋王著千文》诸问题

一、著录方面

《王著千文》著录最早者为黄庭坚《山谷题跋》，山谷于所录跋周子发帖中，提及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与《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三件书迹，然并未言明周越跋于何件。

依据周越跋文，《王著千文》原为北宋宫廷收藏，然查《宣和书谱》，并无此迹之著录。按该书系以篆、隶、正、行、草五体分论历朝代表书法家，而周越系置于草书部分，知北宋御府所藏草书有三，《千文》为其一。

二、书风方面

目前可见之周越书迹皆为拓本，如《跋王献之洛神赋》（图略），小楷三行，结字扁方，用笔沉着，正是书史所称周越风格典型，与北宋初年李建中、李宗谔、钱勰等家书风相通，属北宋初期之时代风格，是目前学界接受的周越书迹。反观传《周越跋王著千文》，结字长方，用笔轻重悬殊，笔法造作不自然，如第二行“进”、第八行“是”、第九行“遑”、第十一行“题”之捺笔，一波三折之画，用笔迟滞，似经涂描，不仅不见于周越之书跋中，即传世北宋书迹亦未见；笔力滑弱，如第五行“太”字之撇画、第十行“学”字下半“子”之横画与竖钩，以及同行“后”之撇捺。本件用笔与周越《跋王献之洛神赋》，以及书史所载周越书风均差异极大。

三、款印方面

本件落款为“臣越题”，关于署“臣”之款，理应如公文书，连名带姓为宜，如本院藏唐玄宗《鹡鸰颂》。卷后蔡京、蔡卞跋文款署为“太师鲁国公蔡京谨题”“臣蔡卞题”；蔡襄《书谢赐御书诗表》卷，末款署“臣蔡襄上进”。至若只书名而不书姓者，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听琴图》，以及本院藏宋徽宗《文会图》，其上蔡京之题仅署“臣京”而已。然前二者书法均无争议，为众所认定，而后二者，学者看法不一，意以为仍姓名连署较郑重。

本件收传印记最早者为“中书省印”，查此印为正式官印，然存世名迹，均未见此印，故无法比对。但据《宋史》卷五七载：“宋因唐制，诸司皆用铜印，诸王及中书省、门下省印，方二寸一分……”知“中书省印”与诸宋官印同式，均为正方形。本件所钤“中书省印”形状略长方，与正史记载不合。“上阁图书”因不见于存世名迹，故无法比对。而“忠孝之家”一印，《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以为系宋钱勰之印，亦难以比对，唯此印篆法甚异，非北宋习见之浑厚者，又本院所藏《蜀素帖》，于邵希之跋上方有“忠孝之家”一印，虽然未能考订为何人所作，但其篆法即妥帖郑重。

传世之宋印，因系水印，钤时印泥晕开，印色较淡，印文笔画变粗，本件上钤“秋壑图书”一印却无此现象。按本院藏王羲之《远宦帖》上之“秋壑图书”印上“秋”字之“火”部首，中间一竖画，较两点略高，与本件之“秋壑图书”印不同。

四、结论

关于早期书画之考订，其困难处在于比对资料奇少，往往事涉“孤例”，是真是假，多所争论，故就推理原则，必须慎重，或以“存而不断”，以待来日。学术研究既持此态度，搜购之决定与否，自应慎重再三，况所涉高达四千五百万之“天价”，分毫均关公帑，必以周全无懈者，方能考虑。（“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处提供）

对谢委员聪敏质询之书面答复

谢委员就故宫博物院之院藏周越墨迹国宝相关问题所提质询，经交据故宫博物院查复如下：

一、关于“臣”字款之书画，查可能原系宫廷收藏之书画名迹，自宜以考查原有宫廷收藏著录为先，此乃审慎且必要之态度与手续。如本院名画《南唐赵幹江行初雪》《宋黄居寀山鹧棘鹊》，法书如《王羲之雪侯帖〈快雪时晴〉》《王羲之平安帖》《王羲之远宦帖》，均能于《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得到印证。清代宫廷“臣”字款书画，可查《石渠宝笈》（专门记载清代宫廷书画）一书。

二、书法风格之比对乃鉴别之第一要义，周越书迹，存世仅有《跋王献之洛神赋》拓本等数件，可供比对。关于“孤例”，学界总以求其全备而后定，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始为客观态度（附件一、附件二）。至吴升《大观录》及《石渠宝笈续编》之评论为观后赞语，且上距北宋已近七百年。吴升即言“仅此一观”，近三百年前，已无从多方比对，况是今日，此乃事实上之困境。

三、关于落款连名带姓，本院认为并不拘于一格，乃以严谨之态度，提出“意以为仍姓名连署较郑重”。

四、关于宋代中央官制，中书、门下省，本院所言“宋因唐制，诸司用铜印，诸王及中书省、门下省印，方二寸一分……”，是行文方便，非论文写作方式，乃概括引述。关于“政事堂”之解释，谨提供钱穆、傅乐成先生之著作以供考（附件三、附件四）。“中书省印”既有尺寸记载，研究上自不得忽视。如《王文》所举（《欧阳修自书夜宿中书东阁诗》），所钤“中书省印”（附件五），此一方印属（宽：竖等于1:1.044）正方形。原所谓周越跋上的“中书省印”则属竖长方形（宽：竖等于1:1.102）（附件六）。

五、关于《周越跋文》上“忠孝之家”一印（附件七），非宋钱勰所有，本院藏《宋贤书翰册》有钱勰“穆”字印（附件八），就此印之美术水准，远超“忠孝之家”。收藏家有其一定之品位与欣赏水准，用印印文不同、风格不同，但美术水准，不致有太多差距，以印章为书画鉴定之根据，仅能作为辅助条件。《王文》以宋米芾《蜀素帖》上之“忠孝之家”一印，出于高士奇收藏印，并指出“王季诠、孔达合编《明清书画家印鉴》”将“忠孝之家”一印归为清乾隆皇帝之误。按该书于“忠孝之家”印右上角，著有“？”（附件九），已表疑问。再据该书此印钤盖于清董邦达山水，查高士奇之生卒年为1665年至1704年，董邦达之生卒年为1699年至1769年。高氏卒时，董氏不过六七岁，何以高氏收藏印，出现于董氏画作，其间扑朔迷离，情况甚为难解，此即一例。（附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与傅乐成《中国通史》两书，有关宋代政事堂之篇章。）

对谢委员聪敏质询之书面答复

谢委员就《周越跋文》墨迹问题所提质询，经交据故宫博物院查复如下：

周越墨迹流传后世极为稀少，可比对佐证之资料亦少，因此遇有“周越”书迹出现，须慎重检验，并尽可能从正反两面鉴定。

附录四　周越《王著千文跋》的重要性（王裕民）

我在《周越墨迹研究》一文，曾推测《王著千文》如今只剩周越跋文和乾隆御诗的原因，乃是民国三十四年，溥仪伪满洲国垮台后，其盗自清宫的国宝被知识水准不高的伪满卫兵们大肆争夺。而在你拉我扯的争夺过程中，使得其中一批为数不少的法书名画因而毁于一旦，有的被扯裂为数截，有的则全部遭撕碎，此即俗称的“小白楼事件”（详见《国宝沉浮录》一书）。由于周越跋文乃是书于黄绢之上，乾隆御诗亦写于丝质前隔水之上，两者皆不易撕损，因而得以逃过一劫。其他王著所书《千文》以及历代题跋则早已成为碎屑。

作者后向《国宝沉浮录》一书作者，即辽宁省博物馆馆长，亦为七人小组之一的杨仁恺老先生询问意见，他亦认为如此。不过杨老却不知原被他“宣判死刑”的《王著千文》，如今还残存周越之跋文和乾隆之御诗，且早已落脚台湾。

周越《王著千文跋》之重要性，作者在本书诸篇论文中已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先归纳成几方面，作一择要说明。

一、书法方面

周越原为北宋初年的著名书法家，但如今却没落到连书法研究专家都不知其为何许人也，此乃周越之不幸。而周越之所以被后人所遗忘，乃是因其传世书迹寥寥无几，且皆为碑帖。如《王献之洛神赋跋》《怀素律公帖跋》等。而唯一真迹《王著千文跋》原被认为已成灰烬，但如今却奇迹似的出现在台湾岛上，岂不是“文物有灵”的又一例证？

苏东坡诗云：“草书非学聊自娱，下笔已唤周越奴。”周越以草书称雄于宋初，宋四大家之中，黄庭坚与米芾皆自承曾习周越字，蔡襄是否受其影响，则存有争议。而由此辉煌记录，便可看出周越在宋初书坛上所具有的地位。周越此跋虽为楷书，但作为其存世唯一真迹，亦弥足珍贵矣。

此外，此跋书法风格最大的特色，便在于其一波三折的波撇，此一特殊笔势最常见于黄庭坚之大行书，故周越此跋对于研究山谷书法者，已成为重要的范本。

二、材质方面

周越此跋乃是书于黄绢上，即宋代俗称的“蜀素”或“乌丝栏”。因传蜀主王建喜书，每饬匠织生丝为卷，以乌丝织界行，故谓之“蜀素”。此类织工精致的绢素，十分名贵，多用于请托名人书字。

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米芾《蜀素帖》（高27.8厘米），原是存世唯一书于此类材质之书迹，而这也是此卷闻名于世的重要原因。但如今此记录被《周越跋文》所分享，更受人瞩目的是，此跋完成之时间早于《蜀素帖》半个世纪。

据作者所知，除《周越跋文》及《蜀素帖》外，书于此类蜀素之作品，见于著录者尚有王著《杜诗》（见《壮陶阁书画录》），以及刘敞《秋水篇》（见今日摹本后之王淮跋文），但后二者皆已不存。

三、钤印方面

上阁图书

周越跋文首尾各盖有一方“上阁图书”印，由钤印位置便可以看出此印之“特殊”。前印仅存其半，故可知此印钤于《王著千文》与《周越跋文》之接缝处，而这一半正盖在跋文首二字“王著”之上；后印则不偏不倚地盖在跋文最后，周越款署“臣越题”三字之上。何人敢如此胆大地将收藏印钤于周越书法之上？答案正是皇帝。

据米芾《书史》记载，宋太宗于端拱元年（988年）建秘阁后，刻有“秘阁图书”与“上阁图书”二印，以作为秘阁的“藏书章”，这两印便是宋代皇室最早的收藏印。此后历代皇帝亦沿袭此一传统，直到仁宗后，“上阁图书”转为钤于印经院所赐佛经之上，尔后印经院此一机构废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故“上阁图书”印的使用时间仅在988年到1071年之间。作者在《周越墨迹研究》一文中，考证周越跋《王著千文》之时间约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故此印亦应钤于此时才是。但无论如何，这方“上阁图书”印乃是目前所见北宋最早的皇室收藏印，远早于宋徽宗宣和诸印。

中书省印

周越此跋署款“臣越题”之下，钤有一方朱文大印——“中书省印”，据《平生壮观》《大观录》及《墨缘汇观》诸书记载，《王著千文》首尾各有一方“中书省印”，由此钤印情形看来，此印当是于周越作跋之后所钤。据本人考证此跋书于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周越担任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时，故这两方“中书省印”的钤印时代亦应不出此范围。

周越此跋之所以钤有“中书省印”，乃是因为《王著千文》之后收藏于崇文院的秘阁之中，而崇文院在制度上则归中书省管辖，故此卷之上不但钤有收藏地的“上阁图书”印，更钤有其管理机构的官印。

周越此跋上所钤的“中书省印”，不但是世界仅存的北宋三省官印，更是宋朝存世最早的三省官印，此印珍贵处，自不待多言。

忠孝之家

周越跋文最左下角钤有一方“忠孝之家”方印，方3.5厘米，文作九叠，布局匀称丰满，乃是宋代流行的风格。经作者考证，“忠孝之家”印之使用始自北宋钱氏家族的钱惟演，钱氏一族以忠孝承家闻名于世，但钱惟演“忠孝之家”印的原型乃是圆钱状，故作者认为此周越跋文上的“忠孝之家”方印可能是钱氏家族后代所钤。

此“忠孝之家”方印，亦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镇宫之宝——范宽《谿山行旅图》之左下角，但此印因画作本身昏暗而不易分辨印文，以致“故宫”所出版的各种解说出现两种版本，有时将此印释作“忠孝之家”，有时却释作“御□之印”，两者不可不谓相距甚远。但如今通过周越跋文上完整而清晰的“忠孝之家”方印之协助，此一悬宕多年的公案如今真相大明，《谿山行旅图》左下角的不明印确实为“忠孝之家”。这个发现不但为范宽此画之断代增加了更有力的证据，也填补了其长达四百年之久的收藏空白，成为更加流传有绪的世界级名画。

四、结论

存世唯一周越真迹，今日所见最早的蜀素作品，保存了最早的宋代皇室收藏印和宋朝三省官印，从这几个“唯”及“最早”的记录，便可以充分感受到周越此跋的珍贵。一件法书在书法、材质及钤印方面都有如此傲人的记录，放眼中国古代书画，周越《王著千文跋》可说是绝无仅有之例。

而借由此跋，破解了范宽《谿山行旅图》的公案，也使得研究黄庭坚书法者，得以一窥其著名“波撇”之师出何处。除此之外，作者在对此跋文上所钤收藏印鉴的研究过程中，也连带解决了几个中国书画史上难解的谜团。

如对宋朝官印的考证，证明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上的“永兴军节度使之印”，确实为南宋奸相韩侂胄所钤。而此印钤者的确定，得以考证出《阅古堂帖》的摹刻时间，并洗刷了另一奸臣贾似道的“恶名”。此外，美国两大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名画——（传）李成《晴峦萧寺图》和（传）巨然《溪山兰若图》，两幅画右上角的“尚书省印”，二十年前被书画史专家何惠鉴考证为北宋官印，此结论一直被学者们所普遍接受，并借以作为判断此画绘制时间的依据之一，所以这两方“尚书省印”对画作本身的鉴定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但经作者进一步考证，却发现这两方“尚书省印”根本是南宋官印，而非北宋官印！可能比何惠鉴所推测的时间晚了一百年至二百年，亦即这两幅画的断代，如今似乎有加以重新检讨的必要性（尤其是《谿山兰若图》更有可能晚至南宋初年）。

而对“忠孝之家”方印的研究，除了使《谿山行旅图》的“身世”更加明确外，亦使众说纷纭的宋朝《越州石氏帖》，得以借此考证出其摹刻者及摹刻时间。此外，米芾《蜀素帖》卷尾以及存世数幅法书名画上所钤的一方“忠孝之家”印，至今皆无人知晓此印之所有者究为何许人，清宫专家以为是项子京之印，《明清画家印鉴》一书又归之于乾隆名下，而今日“故宫专家”更荒谬地认为此印为宋人之印。如今真相大白，此印乃是清朝初年奸诈狡猾的收藏家——高士奇之印，而作者更考证出此印刻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底，距今正好三百年，岂不巧合？

附录五　周越墨迹研究（王裕民）

《王著千文跋》乃北宋初年著名书法家周越的存世唯一真迹，对此国之重宝，台湾历史学家李敖已撰一文探讨之[574]。此文乃古今中外第一篇对周越其人其书进行深入研究的相关论文。由于此文，使得中国书法史上久被忽略的周越重新跃上历史舞台，并还其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既为“第一”，其开创之功自当不可磨灭；但相对的，也必有疏失遗漏之处以待来者纠正补充之。故作者此文便是进行此一工作，俾使周越其人其书之研究更加尽善尽美，亦使后人对其能有一番更深入与较正确的认识。

一、《周越跋文》之上呈对象

《周越跋王著千文》末署“臣越题”三字，由此三字仅可确知此跋书于御前，至于究竟书于何位宋朝皇帝之前，以及此时周越之职位，则不可知。对于前者，“李文”认为“所以周越这一墨迹‘臣越题’的称臣对象，应是宋真宗，而非宋仁宗”[575]。而后者则未有讨论。对于“李文”之猜测，作者并不认同，且认为要探讨前者之前，必先论及后者。由周越平生之仕宦情形着手，再由此判断周越此跋作于何时以及其称臣对象。此外，《周越跋文》上的“上阁图书”印亦是考证此跋上呈对象的线索之一。

周越之生卒年不详，且关于其人的史料并不多，整部《宋史》除了《艺文志》言其著有《古今法书苑》十卷之外[576]，只有在其兄周起本传中顺带提及“起能书，弟超（越字之误）亦能书，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为《书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577]，短短二十九字而已。而正史之外，有关周越之事迹只见于少数宋朝笔记小说和私人文集，以及后世研究书法作品之书，但多抄袭前人之言，因此并无太多参考之处。既然有关周越之史料不多，我们有必要从其兄周起身上寻找一些线索，以弥补周越史料之不足。

“李文”说：“他（周起）的生卒不可考，大约与宋真宗、寇准相近。”[578]此言有误。按周起卒于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五月辛亥，此事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中[579]；而周起卒后数年，其子延隽曾请托王安石为其撰写神道碑，碑文中云周起“春秋年五十九”[580]。故由此推之，可知周起生于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卒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年五十九。而既然周越为周起之弟，故由此亦可推知周越的生年必晚于公元970年。

周起、周越兄弟皆以能书为世所称，故“每书辄为人取去”[581]。但就历史地位而言，周起在政治上的功名远超过在书法方面，而其弟周越在宋朝政坛虽未曾居高位，但却成为宋初著名的书法大家。周起是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进士，累官著作郎、礼部侍郎、枢密副使、户部侍郎、太常少卿等。卒赠礼部尚书，谧安惠。至于周越在宋朝官场上的仕宦经历，目前可考最早者为三门发运判官。据与周越同时之人尹洙（1001—1046年）《书禹庙碑阴》记载：

唐刘公修禹庙碑，题云：“补阙崔巨撰，段季展书。”巨他文犹见五，季展无闻者焉。刘公领财赋有大功，其所与皆天下善士，巨、季展必当时之知名者。今膳部员外郎周君越，尝为三门发运判官，始以墨本传京师。周君以书名于世，故季展书大为人爱重，四方竞购之，传本既多，字浸缺落。今发运判官屯田员外郎左君瑾，命工楷刻于佗石，且构宇以置旧碑，又扃固焉。左君尝谓予言：“忠州之功、巨之文、季展之书，皆当永其传，不独其书为可宝也。”予嘉左君真好事者，录其言附之新碑之末。宝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记。[582]

由上文可知，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时，周越官居膳部员外郎，之前曾做过三门发运判官。至于周越何时升任膳部员外郎，此事有史可考。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九云：

（景祐三年，1036）冬十月乙巳朔，国子博士周越为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越上所纂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名曰《书苑》，凡二十九卷，特除之。越，起弟也。[583]

膳部为官署名，属礼部，掌管酒膳、食料之政，膳部员外郎为次官。但北宋初期的膳部员外郎为六品寄禄官，并不预司务。由上文可知，周越在三门发运判官之后，尚曾担任国子博士，而在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升任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而直到宝元二年（1039年），周越仍位居此职。在膳部员外郎之后，周越又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改任司勋员外郎，知怀州，旋又改知台州，至于由知怀州改知台州的原因，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五，庆历三年十一月条云：

改新知怀州司勋员外郎周越知台州。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言越素贪浊，而怀州路当冲要，宜择人以代之也。[584]

周越原本担任司勋员外郎，知怀州，却因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指称其为人“素贪浊”，而改为知台州。

周越在北宋历史上活动的时间，可考之最晚者为庆历六年（1046年），此乃根据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其卷一百零四收有“种放会真诗题后世二则”，后录有周越一跋，云：

斯书冠世入妙，千古亡对，所谓尽善尽美邪？庆历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越题。[585]

《宋史·周起传》中称周越“累官主客郎中”。成书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的朱长文《墨池编》亦言，周越“仕历三门发运判官，以司勋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迁主客郎中以卒”[586]。可见周越平生仕宦之途至“主客郎中”而终止。唯不知其卒于何年，而在司勋员外郎及主客郎中之间，周越又曾担任何官职，亦不得确知。

综合以上诸书之记载，可以大略得知周越累官三门发运判官、国子博士、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司勋员外郎知怀州、台州，至主客郎中以卒。卒年不详，但可确定在庆历六年（1046年）之后。此外，我们亦可发现一个事实，即周越在宋朝政坛的活跃年代几乎皆属于仁宗时期。因此，作者据此判断，《周越跋王著千文》的年代应为仁宗在位之时；而周越于景祐三年（1036年）之后担任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所以如果我们进一步推测此跋书写的确切年代，作者认为应不出于此时期才是。

除了从周越生平仕宦情形推断《周越跋王著千文》的称臣对象和书写时代之外，此跋前后所钤的两方“上阁图书”收藏印，亦是考证的一项重要依据。据米芾《书史》云：

我太宗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仁宗后，印经院赐经，用上阁图书，字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近三馆秘阁之印，文虽细，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损书画也。[587]

古籍中有关“上阁图书”印之记载唯见于米芾此书。按米芾之母为宣仁后之乳娘，故芾幼时长于皇宫之内；长大后又曾担任书学博士，故得以遍观内府所收藏的古今法帖名画，因此他才能如此清楚宋朝内府收藏印的情形，并加以比较之。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五月，在崇文院中建秘阁，以用来收藏原藏于三馆的真本书籍、内府书画真迹和天文方术书籍[588]。秘阁和三馆常合称“四馆”或“馆阁”，皆建于崇文院中，等于是宋代的国家图书馆。既然是藏书之处，则必然亦有各自的“藏书章”，以利辨别馆藏之处。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四月，荣王宫失火，延及崇文院和秘阁，“秘阁三馆图籍一时俱尽”[589]。又至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破开封，三馆、秘阁的藏本书画佚失，“馆阁之储，荡然靡遗”。[590]经过北宋这两次大浩劫，及千百年来的历史更迭，北宋初期官府的数万藏书早已一本不存，甚至在南宋之时也难觅。因而使后人对三馆、秘阁图书的收藏管理情形并不能完全厘清。但通过米芾《书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三馆和秘阁在其藏书上钤有藏书印，而北宋最早的皇家内府收藏印，乃是宋太宗的“秘阁图书”印和“上阁图书”印。

《王著千文》在周越作跋后置于秘阁，逃过荣王宫大火之劫，之后又在金兵入开封前流出宫廷，再次逃过一劫，但却逃不过千年后的满洲“小白楼事件”！《王著千文》已毁于伪满卫兵之手，其后的历代题跋则只剩周越之跋与乾隆的前隔水题诗，亦是不幸中的大幸矣！

《周越跋文》上前后各钤有一“上阁图书”印，此印为朱文方印，每边长4.7厘米。我们若仔细观察此跋之上的二十五方历代收藏印，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除两方“上阁图书”之外的其他二十三方收藏印，如“中书省印”“秋壑图书”及“忠孝之家”等印，皆钤于此跋前后空白之处，但却唯有两方“上阁图书”印，前一印钤于《周越跋文》开头二字“王著”墨迹之上，而后一印则不偏不倚地钤于跋文末署“臣越题”三字之上，由此便可看出此印的特殊之处。

米芾说：“我太宗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按宋尺名目甚多，但基本上可分为：全国通用之官尺、礼乐天文等专用特殊尺、民间惯用俗尺等三种，各种尺度不一。因此不知米芾所谓“不满二寸”的“二寸”究竟是使用何尺，在此姑以宋人较为通行的太府尺为折换，一寸约今之3.13厘米，故《周越跋文》上的“上阁图书”印亦不满二寸，且圈文皆细[591]。

按秘阁虽为太宗时所建，但自此之后，已成为常设机构，又三馆及秘阁的历代藏书多达数万卷，其藏书印必然会有毁损，用坏即照旧制重刻，故我们也难以据此判断此跋确切的书写时代。但是，米芾亦言在仁宗之后，凡印经院所刻印之佛经，皆钤有“上阁图书”一印，只不过和以往的“上阁图书”印相比，字体稍大，印文较粗。所以基本上，《周越跋文》上的“上阁图书”印的特征较符合前期的特征，即太宗到仁宗之间。作者在之前推测周越此跋约作于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之间，正是仁宗在位之时，所以也印证米芾所言不虚。

而尚须补充一点的是，宋代印经院废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592]，所以“上阁图书”一印至此也随之不再使用，即此印仅出现在988年至1071年之间，尚不足百年！

二、《王著千文》的流传经过

由《周越跋文》上的“臣越题”三字和其上所钤的“上阁图书”印，我们可知《王著千文》于北宋藏于宫廷内府，但我们从《石渠宝笈续编》等书的著录却可发现此帖之上并未钤有徽宗宣和诸印，亦未见登录在《宣和书谱》一书上，由此可见，《王著千文》在徽宗《宣和书谱》成书前便已流出内府了。至于流落至谁的手中，我们可以从《周越跋文》上的“忠孝之家”朱文方印得到答案。

《石渠宝笈续编》一书中，《王著千文真迹一卷》的《收传印记》登录有“忠孝之家”印，下有注文曰：“‘忠孝之家’印，亦宋钱勰物，苏、黄之友，集（《黄庭坚集》）中所称钱穆父者也。”[593]据作者的考证，“忠孝之家”朱文方印确为钱勰之收藏印，但“忠孝之家”一印印文的使用并非始自钱勰，此中之复杂情形，现考证如下。

钱勰

钱勰（1034—1097年），字穆父，杭州人，为吴越王钱倧之曾孙，历官中书舍人、户部尚书、翰林学士等，《宋史》有传。钱氏一家在宋代政治、社会和学术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钱勰本人亦为宋朝著名书法家之一，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其《知郡帖》（上钤有“穆”字印）和《先起居帖》。

钱氏一门以忠孝传家闻名于当世，宋真宗便曾对钱惟演说过“卿一门忠孝，与常人异，先帝待以殊礼，朕安敢忘”之语[594]。宋高宗也曾御书“忠孝之家”四字赐予惟演之曾孙钱忱[595]。首先指出“忠孝之家”一印的为欧阳修的《集古录》，其书记有《唐颜鲁公帖》一条曰：

右蔡明远帖。寒食帖附，皆颜鲁公书；鲁公后帖，流俗多传，谓之寒食帖。其后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钱文僖公自号也；“希圣”，钱公字也。又曰“化鹤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润州观察使”者，钱惟济也。[596]

钱惟演（962—1034年），字希圣，谥文僖，杭州人，吴越王钱倧之子。由以上欧阳修的记载可知，“忠孝之家”印原为钱惟演所有，钤于颜真卿《寒食帖》之上。

而在其后的米芾《书史》一书，亦记载了“忠孝之家”一印的使用者，《书史》云：

钱氏所收浩博帖云：“臣节分严，外无典掌之所，故不薄上而诸位咸有。”法书临拓甚多。常州使君景湛房下往往为人购去，薛绍彭收肃宗千文是也。上皆有希圣半印、忠孝之家圆钱印、钱氏书堂印。钱勰房下有史孝山出师颂，题作萧子云，亦奇古。又有写白乐天诗一首，是唐人书，亦秀润。[597]

以上为米芾记载其好友钱勰（为钱惟演之侄孙）的收藏物。米芾共提及“希圣”“忠孝之家”圆钱印、“钱氏书堂”三印，“希圣”为钱惟演之字，可知以上诸帖可能原由钱惟演所收藏，之后才归钱勰所有。此事可从米芾《书史》中言“鲁公寒食帖，绫纸书，在钱勰处，世多石刻”[598]获得证实，因为据上述欧阳修《集古录》之记载，原称颜真卿《寒食帖》为钱惟演之收藏，但如今却在钱勰手上，可见钱惟演卒后，其藏品多归于其侄孙钱勰。不但如此，钱勰亦沿用了钱惟演的收藏印印文，曰“忠孝之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见到“忠孝之家”印时，便有必要考证其真正的所有者，究为钱惟演，抑或是钱勰。

按大陆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之宋拓《颜柳白米四家法帖》（即越州石氏刻帖），其中有《白居易春游诗帖》，此帖乃拓自北宋钱勰所刻之石。此帖后有题记观款四则：

一为失题之款“癸亥仲夏，河阳郡斋题”一行。下钤“保大军节度使”之印。

二为观款“丁卯仲春，许田郡舍又览”一行。

三为观款“白傅真迹，钱氏世宝。□臣曾见”一行。

四为题记“白傅墨迹二纸十九行，叔祖文僖公曾题跋二十三字。元祐四年己巳仲春□□□□上石勰”。

第一、第二则为钱惟演所题。第一则中的“癸亥”为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时惟演任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与题款所言完全相符，“保大军节度使”之印亦为惟演所钤。第二则中的“丁卯”为天圣五年（1027年），时惟演判许州，即款中所云“许田”。第四则为钱勰所题，钱勰为钱惟演从弟钱易之孙，故钱勰称其为“叔祖”；而惟演谥文僖，故钱勰称其为“文僖公”。此题书于元祐四年（1089年），时钱勰以龙图阁待制知越州，故钱勰于元祐四年在越州将此帖刻于石上。而由其上所钤印记可知，此帖原为钱惟演之物，后又归钱勰所收藏。[599]

此帖应就是米芾《书史》所言钱勰所藏的白乐天诗一首，帖后拓有“钱氏书堂”朱方文印与“忠孝之家”圆钱印，此二印在《书史》一书皆有提及，唯不知二印为钱惟演所钤，抑或是钱勰所钤？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宋名公翰墨册》，共宋人书十四帖，其中有钱勰所书《颜帖题跋》绢本，上钤有一“钱氏书堂”朱文方印，此印和上述宋拓《白居易春游诗帖》上的“钱氏书堂”方印是一模一样的[600]。

上海博物馆藏有《颜真卿祭濠州伯父文跋》，其中第一跋为钱勰所书，跋文共九十四字，言其于长安安氏家中见此帖云云[601]。按此跋与上述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颜帖题跋》的内容、书迹完全相同，此跋亦为绢本。猜测钱勰为安氏所藏《祭伯父文》作跋之后，又另书于绢本之上独自收藏，故此本乃独自流传，后传于日本（因未见到原迹，故仅为猜测）。据高士奇《江村销夏录》之登录，可知钱勰《颜真卿祭濠州伯父文跋》上钤有三印，分别为“穆”字印和“钱氏书堂”朱文方印，另一方则为其官印“开封尹印”[602]。按今此三印仍存，而其中“钱氏书堂”印和上述两“钱氏书堂”印亦完全相同。因此借由以上诸证据，我们可证明“钱氏书堂”方印乃钱勰之印，而非钱惟演之印。

宋朝桑世昌《兰亭考》卷十一记有三本上钤有“忠孝之家”印的兰亭拓本，其记载如下：

一、豫章一本

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后题唐贞观中石本，后六印作一行，钱形忠孝之家印、黄扉珍玩，又三印字不可辨，末同前方印。

二、七闽刻贞观本

与豫章同，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后亦同前六印，但第五印在后行，下有汉北平守世家印，印后方题唐贞观中石本。

三、龙舒一本

刻褚书，有篆额兰亭记作长行，后有黄扉珍玩印，忠孝之家圆方两印，题贞观八年褚遂良摹。[603]

由《兰亭考》一书之记载，我们又可知除“忠孝之家”圆钱印外，尚有“忠孝之家”方印，此方印应该便是周越《王著千文跋》左下角所钤的“忠孝之家”方印。《王著千文跋》左下角的“忠孝之家”朱文方印，方3.5厘米，文作九叠，布局匀称丰满，正是宋朝印章盛行之风格；而此印不论印色或篆法皆古，确为宋印无疑。《兰亭考》所言有一事值得特别注意，即桑世昌称上述诸帖“前后”各钤有一方形“忠孝之家”印，而据明末遗民所撰《平生壮观》之著录得知，《王著千文》之上同样前后各钤有一“忠孝之家”方印[604]，故作者猜测两者所指应为同一印才是。作者并无法证明“忠孝之家”钱型圆印的真正所有者，但是却能证明“忠孝之家”方印应为钱勰之收藏印，而非钱惟演。

上节作者已考证，周越跋《王著千文》的年代应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周越担任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时。按钱惟演卒于景祐元年（1034年），且其卒时《王著千文》正收藏于宫廷内府，因此钱惟演绝无可能在此物上钤下自己的收藏印。《王著千文》原为宫廷收藏，但却未见录于《宣和书谱》一书，之上亦无任何宣和之印，但却有一方“忠孝之家”印，可见《王著千文》在《宣和书谱》成书前，便已流出宫廷之外了，而其主人便是钱勰。

至于《王著千文》为何会流出内府，而落于钱勰之手，殊不可晓，但有一线索似乎可作为参考。宋无名氏所撰《道山清话》云：

……一日，诸公过其（钱勰）家，观其所藏书画，其家多赀，虽真赝相半，然尤物甚多，有虞世南写《法华经》、褚河南写《闲居赋》《临兰亭》，云其父得于天上，盖锡赉之物也。[605]

以上所提钱勰所藏诸帖，早已失传不存，故无法证明其言真假。唯末句曰“盖锡赉之物也”，由此可知钱氏之收藏应有少数乃皇帝所赐，《王著千文》可能亦是由此渠道流出宫廷的。

贾似道

钱勰之后，《王著千文》归南宋权相贾似道所有，故其上钤有其著名收藏印“秋壑图书”。贾似道（1213—1275年），字师宪，号秋壑，天台人。贾氏出身于一个中级的武官家庭，其入朝为官乃凭借于大姐为理宗宠妃，累官至右丞相。度宗立，以太师平章事，封魏国公，后为郑虎臣所拉杀。恭帝德祐（1275—1276年）末籍其家，所藏书画皆没入内府。今存无名氏所著《悦生所藏书画别录》共记录有法书四十二卷，名画五十八卷，但这只是其部分藏品而已。按贾似道虽列于《宋史·奸臣传》，后世之人亦将贾似道专政视为南宋灭亡的主因，但事实上这只是中国传统史学家以道德名义简化历史的惯用手法。贾氏虽在历史上恶名昭彰，但从收藏史的角度观之，其对中国古代书画的收藏与维护仍有一定的功劳。

张金界奴

入元后，《王著千文》落于张金界奴手中，此乃由帖上所钤的“张氏珍玩”印得知。张金界奴为元朝名臣张九思之子，宛平人。据虞集所撰张九思之神道碑云，九思卒时（1302年），金界奴才七岁[606]，故可推知张金界奴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至于卒年则不详。天历三年（1330年），为大都留守；元文宗建奎章阁，以张金界奴为都主管公事，历官光禄大夫、河南省右丞[607]。

按张金界奴之收藏丰富，与元文宗之关系相当好，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虞世南《临兰亭帖》，以及美国弗瑞尔博物馆所藏尉迟乙僧《天王像卷》，皆为张金界奴所上呈皇室的（卷尾均题有“臣张金界奴上进”七字）。此外，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临钟繇千文》《瞻近帖》与《远宦帖》，颜真卿《湖州帖》与《竹山堂联句》，杜牧《张好好帖》，以及苏轼《寒食帖》等名迹，上亦皆钤有“张氏珍玩”或“北燕张氏家藏”诸印。

袁涣

张氏之后，此帖乃归袁涣收藏，此可由帖上的“袁涣亨伯”印与欧阳玄跋得知。袁涣，丰县人，《宋元学案补遗》指其为虞集之弟子[608]。关于袁涣其人，虽官至丞相，但史料极少，不但史书无传，且连其字号、生卒年等亦不详。故本人现就所掌握资料为其作一简略年表：

？——举进士，累官国子监祭酒、吏部尚书[609]。

至正十七年（1357年）——时任御史台侍御史[610]。

至正十九年（1359年）——时任御史台中丞[611]。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升中书省参知政事。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升中书省左丞。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八月除河南省右丞。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又任中书省左丞[612]。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同上[613]。

洪武十三年（1380年）——尚存[614]。

史书原无袁涣字号之记载，但通过《周越跋王著千文》上所钤的“袁涣亨伯”印，以及欧阳玄跋文中所称的“袁侍御亨伯”，可知袁涣字亨伯，此亦显示出《周越跋文》所具有的特殊史料价值。

《王著千文》首跋为周越所书，次跋则为欧阳玄书，乃其跋于袁涣家中，但此跋现已不存。欧阳玄（1283—1357年），字原功，号圭斋，又号平心老人，湖南浏阳人。历任国子监丞、艺文大监、翰林学士等官，至正十七年（1357年）十二月卒，谥文忠，有《圭斋文集》十五卷。欧阳玄并非以善书闻名，其曾自言：“余拙于书，病余愈拙，近日求余文者多求余书，不得已力书以塞其请，然实非余之素志也。”[615]可见其书乃是因其人而被见重，故今所见欧阳玄之书迹，多书于其六十岁之后。

《书史会要》云：“玄行草略似苏文忠，而刚劲流畅，风度不凡，未易以专门之学一律议之。”[616]欧氏之书今日可见者有《春晖堂记》《赠季境诗》《五言古诗》《跋陆柬之文赋》《题李白上阳台帖》以及《跋欧阳修白书诗》等。据《石渠宝笈续编》之著录知欧阳玄跋《王著千文》，时为至正十七年（1357年）七月，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陆柬之文赋》，其后有欧阳玄长跋，乃书于此年闺九月，两跋相距不到三个月。故玄跋《王著千文》今日虽不得而见，但我们亦可从其《跋陆柬之文赋》中见其风采。

项元汴

入明之后，《王著千文》由明末著名收藏家项元汴所收藏。项元汴（1525—1590年），字子京，号墨林，秀水（今浙江嘉兴）人。项氏乃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民间收藏家，其人以及收藏有几项特色，现略述于下。

一是钤印特多，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怀素《自叙帖》上钤有其收藏印七十余方，卢鸿《草堂图》上则将近百方，至于《王著千文》则亦“不遑多让”的钤有四十余方。据那志良之统计，仅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书画上所钤项氏收藏印者，便高达九十三方！[617]收藏家在其个人收藏品上钤下收藏印，以示此物曾为其所有，这种满足个人占有欲以及炫耀的心理，原是无伤大雅之事，但如项元汴在书画上钤下如此多的收藏印，则不无轻微“心理变态”之嫌。而此种行径亦是字画本身的灾难，明人姜绍书便曾批评项氏曰：

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镠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618]

在书画上钤印，就如同在人的脸上黥面一样妨碍观瞻，更何况遍黥全身上下，体无完肤，不是更为残忍吗？姜氏此论，实属精辟。

二是项氏常于其收藏品卷尾标明此物之购价，此一举动，则又显得有些市侩习气，故姜绍书又讥其“此与贾竖甲乙账簿何异？”[619]今人根据著录中曾经项氏收藏，而其中有标明价格者，共得法书十六件，画十三件，《王著千文》便是其中之一。下表乃是十六件记有价格的项氏法书收藏品[620]：

三是项氏对其收藏品订有编号，据今人考证其编号方式约有三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则是“千字文编号”。有人认为有此编号者，乃是“项氏收藏中比较贵重者”[621]，此论断应有误。按上表所载十六件记有价格的项氏收藏法书中，只有七件有“千字文编号”，高达千金的怀素《自叙帖》以及其他价昂收藏品，如《王著千文》等无此编号；相反的，只值数十两的收藏，则有编号。可见若从编号来判断项氏收藏书画的价值是极为不可靠的。

高承埏、沈子容

清初吴其贞所撰的《书画记》一书，为第一本著录《王著千文》的书籍，但只有寥寥数字。其书中登录有“王著草书千字文一卷”一条，记云：“书在笺纸上，法效孙过庭千字文，宋太宗当日命著将历代法书刻为淳化帖。”[622]而在其后的“赵伯骕勘书图一幅”条下，则记载了当时吴其贞看到《王著千文》时，其收藏者为何人。其云：

……以上书画十九种，观于嘉兴沈子容家，本高愚公之物，父子进士，皆官工部，好古玩家，多收藏。……子容，愚公妻弟兄，愚公子，幼皆子容摄理焉。时甲午三月六日。[623]

文中的“甲午”为顺治十一年（1654年），“高愚公”应为“高寓公”之误，指的是明末遗民高承埏。高承埏，字寓公，一字泽外，和项元汴同样为浙江嘉兴人。承埏为崇祯庚辰（十三年，1640年）进士，曾知迁安、宝坻、泾三县，福王时，迁工部虞衡司主事。父高道素，为万历己未（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亦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624]，故吴其贞称他们“父子进士，皆官工部”。

高承埏（1603—1648年），年四十六，著有《稽古堂集》《五十家诗义裁中》，以及编辑《崇祯忠节录》。明末乱后，闭户读书，“聚书八十椟，多至七万余卷”[625]，“与项氏万卷楼争富”[626]。除了藏书丰富外，高承埏亦收藏古今字画，“藏古人遗迹自娱”[627]。吴其贞书中著录的十九种书画，除了《王著千文》外，尚包括怀素、褚遂良、苏东坡、黄庭坚、王维及李伯时等人之作品，收藏不可不谓丰富。

高氏卒后，其收藏归其妻弟沈子容所有。沈子容，生平资料不详。

梁清标

据《石渠宝笈续编》的著录，《王著千文》上钤有梁清标的六方收藏印：“梁清标印”“蕉林”“蕉林书屋”“棠村审定”“苍岩子”以及“观其大略”。但今在《周越跋文》和乾隆前隔水题诗上仅可见“梁清标印”和“蕉林书屋”二印。

梁清标（1620—1691年），字玉立，一字苍岩，号棠村，又号蕉林，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官庶吉士。明末降李自成，顺治元年又投清，官至保和殿大学士。梁氏精于鉴赏，为清初著名的收藏大家，刻有《秋碧堂法帖》，著有《蕉林诗集》。

安岐

梁清标之后，《王著千文》归清初收藏大家安岐所有。安岐（1683年—？），字仪周，号麓村。“李文”说：“他（安岐）生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年），在乾隆壬戌（1742年）尚写《墨缘汇观录》自序，次年即死去。”[628]此与事实不符。按《墨缘汇观》一书所著录的第一件安岐收藏品“钟繇《荐季直表卷》”，安岐记其来源时说：

……偶于乾隆甲子（1744）重阳前五日，有客持此来售，余因久病杜门，闻之喜不自持，邀客坐古香书屋，共赏称叹，遂以重价易之。时是录已成，意谓此卷生平不能一睹，故以西晋为首，何幸衰朽余年，复能得此墨妙，事属奇甚，岂非与翰墨有因缘耶！[629]

安岐虽于乾隆八年完成《墨缘汇观》一书，但并不代表他卒于此年或次年，不知“李文”所据为何。由上文可知安岐于乾隆九年九月四日买进了钟繇的《荐季直表卷》，故至少此年安岐仍在世，但亦已“久病杜门”“衰朽余年”了。又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上，乾隆跋语曰：

丙寅（1746）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图，并羲之袁生帖、苏轼二赋、韩干画马、米友仁潇湘等图，共若干种以示傅恒……

由此或可推测安岐于乾隆十一年已卒。

清宫

安岐死后，其收藏品大都进了清朝内府，《王著千文》亦不例外。其进宫时间在乾隆十年（1745年）到三十九年（1774年）前之间，因为它并未著录在成于乾隆十年的《石渠宝笈初编》之内，而是著录在《续编》中。在“前隔水”上，有高宗在乾隆三十九年时所题的七言律诗一首，文曰：

考古虽然多有舛，临池何碍是其长；一千文抚精神蕴，八百年腾纸墨光。初仕成都遇淳化，疑摹智永识欧阳；侍书际会传佳话，訾议宁须论米黄。甲午新正上浣，御题。[630]

乾隆前隔水御诗今仍存，其上并有乾隆“会心不远”“德充符”“见天心”“垂露”四印，以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御赏之宝”一印。

台湾

《王著千文》在乾隆时进入清宫，直至大清灭亡后才流出宫外，此中过程尚有一番曲折需要说明。按清廷被中华民国取代后，逊帝溥仪因受“清室优待条件”的保护，继续居于清宫长达十一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时，溥仪为筹备留学及生活经费，便以“赏”其弟溥杰及溥佳之名，利用两人每天陪他读完书出宫时，将宫中所藏历代古书字画择其精者分批运出宫外，藏至溥仪位于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溥仪“赏赐”的时间从宣统十四年（1922年）七月十三日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十二日为止[631]。被盗运出宫之物，据“清室善后委员会”事后在清宫所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而作的统计，短短五个月的时间，被盗运之物多达宋元善本二百零九种，共五百零二函；书画手卷一千二百八十五件，册页六十八件。而《王著千文》便是其中之一，乃溥仪于十一月初十赏给溥杰而盗运出宫的[632]。

溥仪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被逐出紫禁城，后投靠日本人，转至天津日本租界。期间，溥仪曾赏赐近侍以及贩卖少数法书字画。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隔年，久欲重登帝位的溥仪前往长春“即位”，日人将其存放于天津的宋元善本、法书名画和珠宝等共计七十余箱运至长春，置于伪宫东院图书馆楼下东间的小白楼中。

中日战争末期，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十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洲国迁移至通化。十三日溥仪逃至通化大栗子沟，17日欲搭机逃往日本，但遭中共人民解放军和苏军所俘，溥仪随身携带的一百二十余件字画则全数被查获上缴。

树倒猢狲散，溥仪逃走后，“小白楼”所藏之物遭满洲国少数卫兵大肆争夺盗取。知识水准不高的伪满卫兵们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所在，只知抢得愈多愈好，故在争夺过程中不时发生为了抢得一件“东西”而你拉我扯的场面，这种无知而疯狂的行径，使得多件旷世巨迹稀世珍宝毁于一旦，有的全毁，有的被扯裂而断为数截，有的则被撕碎。根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一书的调查，在此次“小白楼事件”遭到破坏的原清宫收藏品至少有[633]：

原藏于小白楼的历代法书名画，在短时间内被伪满卫兵们洗劫一空，这次不幸的事件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浩劫之一。以上所列或损或毁之国宝仅是一个大概统计，其数并非只有如此。而作者之所以详列此表，原因乃是作者怀疑《王著千文》今日仅剩《周越跋文》与乾隆御诗，可能即是在小白楼内因卫兵们争夺所造成的。按周越跋于蜀素上，乾隆题诗于前隔水上，两跋皆为绢布，其余《王著千文》与欧阳玄、项元汴诸跋皆书于纸料上，故作者认为此卷亦被卫兵所拉扯撕毁，原物仅剩不易撕裂的绢布，即《周越跋文》与乾隆御诗！

《国宝沉浮录》第八章为杨氏所作有关被溥仪盗运出宫之国宝的目录简注，其中亦提及《王著千文》一条，杨氏称此卷之下落云：“据当时留长春之于莲客所云，原件已毁。”[634]于莲客所指应即是毁于小白楼内。而于氏之说法为众人所接受，故启功才会说：“《石渠》旧藏王著书真草千文，后有周（越）跋，四十年前已成劫灰。”[635]但杨、启二人却万万没想到今日周越跋尚存于世上，甚至已远渡重洋来到台湾了。此中之因缘际会，实令人不禁感叹矣！

从北宋钱勰、南宋贾似道、元张金界奴、明项元汴，到清朝的梁清标、安岐、乾隆，千年之间，《王著千文》历经各代收藏大家之手，为一流传有绪的赫赫名迹。如今王著原迹虽已毁，其书法亦世已无传，但令人庆幸的是，其后的《周越跋文》奇迹似的保存了下来，且默默地在台湾孤岛上流传着。

三、历代著录

“李文”中说“在《宣和书谱》这一著录后，周越的真迹，就神秘飘零，连佚目都没有留存。直到《石渠宝笈》出现，才有唯一的《王著千文跋》登录。……周越这个跋，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石渠宝笈续编》中见于登录”等语[636]，其实是错的。因为除了成书于乾隆八年（1743年）的《墨缘汇观》早于《石渠宝笈续编》半世纪之前便有著录外，成书更早的《书画记》《平生壮观》与《大观录》三书，亦早有《王著千文》之著录。现补充于下。

《书画记》乃吴其贞所撰。吴其贞，字公一，号寄谷，安徽徽州人，生卒年不详，是明末清初游于苏、杭一带的古董商人。《书画记》为一编年体的书画目录，乃是吴其贞从崇祯八年（1635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十三年间于各地所见书画的记录，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五条。其中第五百五十二条到第五百七十条记载的是吴其贞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嘉兴沈子容家中所见之物，吴氏所言已于前文提及，此不赘述。

《平生壮观》则为第二本登录《王著千文》之书。《平生壮观》乃明末遗民顾复所撰，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其书卷二录有《王著千字文》一条云：

千字文，纸本，草书。周越长跋，越字上盖□阁图书一方。欧阳玄长跋、项元汴跋。前后宋中书省印、忠孝之家印，又官私印几方，极其朴古。文皆不能辨，唯秋壑图书可辨。[637]

《平生壮观》的记载较为简要，但在二十年后，成书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吴升《大观录》则有较详细的著录，以下便是其著录全文：

宋王知微草书千字文

公名著，字知微，成都人，在蜀明经及第，蜀平归宋，授隆平主簿。工书，笔迹甚媚，有家法。太平兴国二年迁史馆祇候，详定篇韵。六年，召见，赐绯，直御书院。太宗尝使中使持示御札，多规益。奉诏荟萃古法书拓石禁中，今世所传淳化阁帖是也。端拱初年，擢殿中侍御史。三年，卒。此卷砑色纸本，牙花带粉，高八寸，长一丈，乌丝栏，共一百二行，首尾各押中书省印一方。行笔□熟，虽学过庭，稍乏劲气，殆小禅缚律欤！宋跋黄绢织蓝丝，元跋牙花笺乌丝，与本身同，并楷书。而主客越尤端严劲正，迹如星凤，仅此一观耳！

千字文

草书千字文

王著初为隆平主簿，太宗皇帝时，著因进书，召转光禄寺丞侍书，锡以章绶，仍供职馆殿。太宗工书，草、行、飞白，神踪冠世，天格自高，非臣下所可伦拟。而著书虽丰妍熟，终渐踈慢。及是御前，莫遑下笔。著本临学右军行法，尔后浸成院体。今之书诏，盖著之源流。臣越题。

赵宣祖从周世宗征南唐，得法书，必以遗其次子，是为宋太宗。即位后，笃意翰墨，遂为一代弥文之盛。淳化阁帖，即其所作，多命王著临之。他日米南宫自以为高于著，然太清楼帖，不及秘阁本，盖以米体杂置魏晋，乃不如著之醇也。今世间所收内府旧藏羲、献及六朝人真迹，大概多唐人双钩，及淳化拓本有逼真者，宣和皆以七印识之，与真价埒，不可复辨。此帖疑著临智永本也，向见宋思陵临智永千文，与此绝相类云。庐陵欧阳玄，跋袁侍御亨伯家所见，至正丁酉七月初吉。欧阳玄印。

宋王著字知微，自言唐相石泉公方庆之后，世家京兆渭南，祖贲入蜀，遂为成都人。仕蜀为主簿，入朝累迁翰林侍书，加殿中侍御史。善书，笔意媚婉，颇多家法，太宗尝从学书黄庭经，以谓著用笔圆熟，不易得也。今是卷乃其行草书千字文，如宫女插花，嫔嫱对鉴，雅有一般态度，亦其所渐者然耶。余既藏之，又重宝之，传者无忽焉。古槜李墨林山人项元汴敬述。[638]

吴升除了著录《王著千文》及历代诸跋的内容外，对于此卷的外观亦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如《王著千文》原卷为“砑色纸本，牙花带粉，高八寸，长一丈，乌丝栏，共一百二行”等，而宋跋（周越跋）书于“黄绢织蓝丝”上，元跋（欧阳玄跋）则书于和《王著千文》一样的“牙花笺乌丝”上。

安岐《墨缘汇观》亦著录《王著草书千字文卷》，“李文”已叙，此不赘言。唯《墨缘汇观》记《王著千文》共“草书一百四行”[639]，但此处吴升则言共“一百二行”。此一歧异之处，乃是因为安岐将卷尾“草书千字文”五字，及后一行的款书“侍书王著书”五字亦算进去，故多了两行。

除了以上三书登录《王著千文》外，“李文”已提及《墨缘汇观》及《石渠宝笈续编》亦著录此卷，为了使读者能进一步了解诸书对于《王著千文》著录的情形，以下便是将五书对于此卷大略内容与外观的描述所做的比较：

四、周越书法

周越书法评论

在《王著千文跋》出现前，今所见周越墨迹有二，皆为拓本，一是跋王献之《洛神赋》，另一为跋怀素《藏真律公帖》。前者为楷书，跋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后者为草书，跋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按周越“草书精熟，博学有法度，而真、行不及”[640]，“真、行尤入妙，草字入能也”[641]。周越以草书精熟闻名于宋初，但真、行二书则没有草书来得有名，故苏轼才会有“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唤周越奴”之叹[642]。《王著千文跋》虽为楷书，但作为周越存世唯一墨宝，亦足以让后人一窥宋初书法大家的风貌矣。

究竟周越此人在宋朝当时的评价，以及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如何，一直被后世研究书法者所忽视，如今借由《王著千文跋》的出现，我们似乎有必要对这位宋初书法大家重新定位，以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使来者能对周越有一真正的认识，以免重蹈前人覆辙。

身为周越之徒的黄庭坚曾言：“子发临书殊劲，但并使古人病韵耳！”[643]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周越书法的优点和缺点。而作者根据典籍和墨迹对周越书风所进行的研究，认为可以用两个字来归纳周越之书：“劲”和“俗”。现分别讨论之。

《宣和书谱》称周越“落笔刚劲足法度，字字不妄作”[644]，米芾亦言：“周越书，如轻薄少年舞剑，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645]周越书风以刚劲著称，此乃历代书法家公认之事实。若验之实物，则可发现古人所言不虚矣。今观周越《王著千文跋》，正如吴升所言“端严劲正”。而此跋乃书于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米芾《蜀素帖》相同材质的“黄素乌丝栏”之上。按黄素不如宣纸吸墨，故不容易书写，非笔力雄健者，必不能至，今日见周越此跋，更证明书史所言不诬也。

此外，今存陕刻怀素《藏真律公帖》，后有周越一跋，“笔势雄强飞动”[646]，亦为周越书风刚劲之证。

若说“劲”乃周越书法为世所称之处，那么“俗”便是其书为人诟病之处。身为宋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自承其学书过程曰：

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耳。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647]

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余草书多俗笔，盖余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滞祓尘埃气未尽。[648]

黄庭坚将其早期草书带有俗气归罪于其师周越，此乃研究宋朝书法者所共知之事，且为叙述黄庭坚学书过程必引史料。但究竟周越书法俗不俗，则无人深入研究过，因此人云亦云，原为宋初书法名家的周越便因其徒的一段抱怨，而遭后世之人所忽视，甚至鄙视。此一情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周越书迹流传无几，以致后人无缘也无法对其书风有更深入的了解，此乃非战之罪，不能苛责。但如今通过周越存世唯一书迹《王著千文跋》的出现，我们当对周越此人书风进行一番研究，以证书史所言之真假。

宋四家之中，除黄庭坚外，米芾亦曾习周越之书。据张丑《真迹日录》著录有米芾一帖，帖云：

余年十岁写背刻，学周越、苏子美札，自作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遂学沈传师，爱其不俗，自后数改献之字，亦取其落落不群之意耳。[649]

米芾曾学周越字，由此可知。无独有偶，他亦不满于其师之俗。其后便改学沈传师，而原因乃是“爱其不俗”，换句话说，此即意谓他“恶周越俗”。

两位书法大家在自我反省学书的过程中，皆不由自主地反过来批判他们的老师周越，此一情形，在中国书法史上实属罕见。由此亦可证明，周越之书风确有可议之处。

宋人在批评周越书时，常将其和北宋另一书法家仲翼相提并论，如苏轼云：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650]

米芾云：

今人画亦不足深论，赵昌、王友、镡黉辈之可遮壁，无不为少；程坦、崔白、侯封、马贲、张自方之流皆能污壁；茶坊、酒店可与周越、仲翼草书同挂，不入吾曹议论。得无名古笔差排，犹足为尚友。[651]

南宋的陆游则云：

仲翼有书名，而前辈多以为俗。然亦以配周越。予尝见其飞白大字数幅，亦甚工，但诚不免俗耳。[652]

由以上三人所言可见，周越与仲翼两人之书在宋人眼里，皆为俗书矣。天水一朝，非唯黄庭坚及米芾等人批评周越书俗，《宣和书谱》也开门见山地说周越“傥灭俗气，当为第一流矣”！[653]周越的书法被评为俗，似乎已成定论，但为什么周越之书俗，则是作者下一步所要探讨的课题。

周越之书被讥为俗，恐有两个原因，一为周越写书喜作波折，二则为周越本人“胸次”不高。按今所见黄庭坚行草书法作品中，有一极为著名的特色：山谷运笔喜颤掣抖擞，捺笔多作“一波三折”。后人皆以为此乃山谷独创之技，但如今观周越《千文跋》，则不禁恍然大悟，原来长捺作一波三折之夸张貌，并非始自山谷，而是其师周越！

按观周越跋文，有两个特色值得注意：一为“端谨有法”[654]，二为捺笔呈一波三折之画。之所以称此跋端谨有法，乃是因周越跋文凡遇“太宗”“御前”等语则换行抬头。端谨有法是指跋文格式而言，至于跋文本身书法风格，则有一极为特殊之处，即第二行“进”、第八行“是”、第九行“遑”这三字之捺笔为一波三折，粗观此三字，则有笔法造作而不自然之感，太过矫揉而缺乏气韵，或许这便是周越之书被讥为俗气的主要原因吧！

同为“一波三折之波撇”，但为何老师被讥为俗书，徒弟则成为宋四大家？其关键乃在一“韵”字。山谷书法最重气韵，亦即所谓的“胸次”。胸次高者则为雅，胸次低者则为俗。胸次之高低和个人的道德和学问修养有极大关系，此亦宋四大家之所以为四大家之故也。黄庭坚吸收其师周越之长，而在其个人高度的道德学问艺术修养与标新立异的审美观之下，借由豪放纵逸、随意挥洒的笔势，破俗为雅，这便是师徒二人之所以际遇如此悬殊之故也。对于此点，清朝冯班之评可为至论，其曰：

黄山谷纯学《瘗鹤铭》，其用笔得于周子发，故道健。周子发俗，山谷胸次高，故遒健而不俗。[655]

《王著千文跋》乃是周越存世唯一真迹，光从这点而论，此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已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借由此跋，后世研究黄庭坚书法者，亦可了解山谷书风最大特色的“抖笔”“波撇”之师出何处。一帖具有双重历史意义，更证周越此跋之价值不菲矣。

蔡襄是否学周越书

宋四家中，黄庭坚与米芾皆曾学过周越的字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但是蔡襄（1012—1067年）是否亦曾师法周越，则是一个较具争议的问题。最早提出蔡襄曾学周越字的是北宋的章惇（1035—1105年），其云：

吾今日取君谟墨迹观之，益见其学之精勤，但末得微意尔，亦少骨力，所以格弱而笔嫩也。使其心自得者，何谢唐人？李建中学书宗王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气特甚，盖其初出于学张从申而已。君谟少年时，乃师周越，中始知其非而变之，所以恨弱，然已不料其能变之至此也。……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五日，西斋东窗大涤翁书，时长至后一日也。[656]

章惇写此文时距蔡襄卒时才二十四年，若以时代性而论，其言有一定的可靠性。但为何整个北宋时期，除了章惇之外，其他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书法大家，以及最拥护蔡襄书法的欧阳修，却从未提及蔡襄曾学周越字的记录？

事实上，翻阅整部《端明集》，只有一处蔡襄自言其书之师承，其《观宋中道家藏书画》一诗云：

……鄙意岂足多，诧语谁能兼；因思左宣献，载檄陪车帽。辱公知遇厚，表里曾无嫌；间复请笔法，指病如投砭。……[657]

按景祐五年（1038年），宋绶（谥宣献）出知河南府，时蔡襄任西京留守推官，权知洛阳县令，故为宋绶属官。蔡襄颇蒙宋绶知遇，故向亦为宋初书法名家的宋绶请教“笔法”。米芾曾慨叹曰：“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658]而蔡襄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上述蔡襄自言曾从宋绶学习笔法外，他亦曾师法苏舜元（字才翁），此乃由黄庭坚所言得知，其《跋蔡君谟帖》云：

蔡君谟行书简札甚秀丽可爱，至于作草，自云得苏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见陈懒散草书数纸，乃真得才翁笔意，寒溪寝室，待饭不至，饥时书板，殊无笔力。[659]

山谷认为蔡襄“自云”得苏舜元之“屋漏法”是“令人不解”的，似乎婉转地表达了对其草书不满之意。既言“自云”，山谷所言当属可信才是。此外，叶模《石林过庭录》亦云：

君谟初在宋宣献公幕府，授以书法。苏才翁与君谟厚，亦以书相先。故二人卒以书知名。[660]

故据史料记载，蔡襄学书师法者，确信可考者只有宋绶、苏舜元二人，但这并不代表蔡襄书只受二人影响，此亦为绝不可能之事。按蔡襄以学书兼擅各体、兼采各家独步当世，冠绝一时，苏东坡便曾说：

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是乎？[661]

苏轼并为蔡襄评定优劣，指其：

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常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662]

蔡君谟为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663]

蔡襄兼擅各体之书，乃是宋人公认之事，无可置疑，此亦蔡襄之所以超越宋初其他书法家之故。至于蔡襄诸体之书究竟师法何人，受谁影响最深，则因蔡襄本人并未提及，因此后人只好由其存世书迹去推测。一般所公认的是蔡襄楷体出于颜真卿，行草则远承钟繇、二王。此外，后人又根据己意以及个别书迹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蔡襄尚受智永、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徐浩、柳公权等唐代书法家之影响，由此便可知蔡襄学书之广。故清朝刘熙载才会慨叹：

北宋名家之书，学唐各有所尤近，苏近颜，黄近柳，米近褚，唯君谟之所近，颇非易见。[664]

连对蔡襄书法极为推崇的欧阳修，亦曾告诫其子欧阳发云：“蔡君谟性喜多学，是以难精。”[665]可见兼擅众体、兼采各家，虽为蔡襄之长处，但亦为其致命伤矣。

由上所叙，可知蔡襄不但远承魏晋，习钟、王之法，更师唐朝诸大名家，因而成为有宋一代崇尚传统、追求古法的正统派书法领袖，亦为后人所公认的书法正宗继承人。除了承袭晋唐书风外，蔡襄亦曾师法当代之书法大家，如宋绶、苏舜元二人，但究竟他是否亦曾师法周越，有人持不同的意见。除了前文所引的北宋章惇言蔡襄“少年时，乃师周越”外，观整个宋人笔记文集，尚有一人提倡此一论点。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四云：

本朝书米元章蔡君谟为冠，余子莫及。君谟始学周越，其变体出于颜平原；元章始学罗逊[濮王讳]书，其变体出于王子敬。君谟《泉州桥柱题记》，绝逼平原；元章《镇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书，与子敬行笔绝相类，艺至于此，亦难矣！东坡赠六观老人诗云：“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唤周越奴。”则越之书本甚高也。《襄阳学记》乃罗逊书，元章亦襄阳人，姑效其作；至于笔挽万钧，沉着痛快处，逊法岂能尽耶？[666]

葛立方所言明显可看出承袭自章惇之见，因此二人可归于一说。之后的南宋著名词人刘克庄（1187—1269年）则对此提出异议。他说：

周越膳部与李西台同时，所著《法书苑》，论古今字学甚详备，其草书《猎狐篇》非不点缀，波画矜衔，姿态要以，以五陵侠少结束华楚，然都无士大夫风度。欧公评本朝书，唯取才翁兄弟及君谟三人，不肯屈第四指，西台且不见取，况膳部乎？沧浪公亦叹时人以其诗比杜默，字比周越为不幸。默诗所谓圣人门前大虫者，默、越并称，其不与越甚矣。葛立方乃谓君谟书初学越，此语全无按据。又跻米于蔡上，非特蔡、米辈行人品判如穹壤，姑以字论，蔡如周公绣裳赤焉，如孔子深衣元冕，立于宗庙朝廷之上；米如荆轲说剑，如尉迟敬德夺槊耳，乌得与蔡抗论乎？是何工于知周、米，而拙于知蔡也。[667]

刘克庄认为“葛立方乃谓君谟书初学越，此语全无按据”。刘克庄可能并未看过张邦基的《墨庄漫录》，故不知葛立方的“按据”便是章惇之言！按《墨池编》及《宣和书谱》等书称周越“天圣（1023—1032年）、庆历（1041—1048年）以书显，学者翕然宗之”。而此时蔡襄正值青少年时期，故其亦有可能追随此一风气，但若是将蔡襄的笔法软俗归罪于周越，恐有不公。

周越著作考

《宋史·艺文志》记载周越著有《古今法书苑》一书，共十卷。此书今已失传不见，但却留下诸多疑点，有待探讨，如书名、卷数及成书日期等。

上表为历代典籍中曾提及周越著作，由时代先后所做的记录表。由上表可看出周越所著之书，从书名、卷数到成书日期，历代典籍的记载有很大的差异。书名方面，有《古今法书苑》《书苑》及《法书苑》，在《宋史》一书中便同时出现《书苑》和《古今法书苑》两种名称；从表上宋人著作亦可发现《书苑》《法书苑》和《古今法书苑》并用的现象，因此我们姑且可假设此书原名为《古今法书苑》，简称《书苑》或《法书苑》。但从元朝开始，此书似乎已完全被称做《法书苑》，原因殊不可晓。

至于卷数方面，则有十、十五、二十、二十九四种版本出现，作十卷者最多，其他各一。而成书日期方面，则有天圣八年（1030年）及景祐三年（1036年）两个日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九记载：

（景祐三年）冬十月乙巳朔，国子博士周越为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越上所纂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名曰《书苑》，凡二十九卷，特除之。越，起弟也。

又《玉海》卷四十五云：

《实录》二年十月乙巳朔，国子博士周越上纂集古今人书，并隶体法，名《书苑》，凡二十卷，命知国子监书学。

按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主要乃是采用历朝官修《国史》《实录》等史料，具有较大可靠性；而又从与《长编》记载几乎相同的《玉海》一书可知，两书皆是采用仁宗朝的《实录》，因此周越《书苑》一书成于景祐三年（1036年）应较为可信才是。第一节作者提到与周越同时代的尹洙，其《书禹庙碑阴》中有“今膳部员外郎周君越”一语，末署“宝元二年”（1039年），若周越于天圣八年（1030年）上《书苑》，且任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岂有九年之间职位不变之理？故《长编》与《玉海》二书所言当属可信。唯二书记载虽同出于《实录》，但一作二十九卷，一作二十卷，故疑《玉海》下脱“九”字。但为何周越当时所进之书，到了南宋之后，上从皇家官府藏书（《中兴馆阁书目》），下至民间私人藏书，皆著录周越《书苑》只有“十卷”呢？是否此乃北南两宋交替之际，《书苑》一书曾有佚失之故？

不论是十卷，还是二十九卷，周越唯一的著作今已失传了。但我们尚可从历代典籍中发现此书的一些吉光片羽。按此书的内容，据《长编》《玉海》及《宋史》诸书，可知主要为“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唯过于简略，尚无法知其详也。但从李弥逊（1089—1153）的《筠谿集》一书，我们可对此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筠谿集》云：

周氏《书苑》十卷，历叙古文、篆、隶而降凡五十四种，古今能书四百九十余人，笔法论叙二十余家，字画之变，略尽于此。

从李氏之书的记载，我们可知周越所著《书苑》，其主要内容乃是叙述历代书体、书家及书论等。又《中兴馆阁书目》中，记有周越书中自序，亦为我们了解其著作的重要史料。《中兴馆阁书目》云：

周越《古今法书苑》十卷，其序云：“自仓史逮皇朝，善书者得三百九十八人，以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通为八体，附以杂书。以正书、正行、行草、草书分为四等。”

《筠谿集》作“四百九十余人”，《中兴馆阁书目》作“三百九十八人”，不知是否其一有笔误？

除了知道《古今法书苑》大体内容外，我们从历代文人的文集或书画题跋中，亦可发现《书苑》一书的部分佚文。虽然此书今已不存，但借由这些吉光片羽，可使我们对周越其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以下便是作者根据现有资料对《书苑》一书所做的钩沉：

黄伯思（1079—1118年）《东观余论》：

《书苑》云：“唐文皇制《圣教序》，时都城诸释委弘福寺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剧迹咸萃其中。”

《书苑》云：“从申结字缜密，近古未有；弟从师、从义、从约并工书，皆得右军风貌，时人谓之四龙。”书赋云：“张氏四龙，名扬海内，厕有季弟，功夫少对，右军风归，下笔斯在。”季，谓从申也。又云：“从申近古所无，恨于闻见不多，右军之外一步不窥。予观从申虽学右军，其原出于大令笔意，与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时，宜不虚得；但所短者，抑扬低昂太过，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晋韵，殊可佳。”

陆游（1125—1210年）《老学庵笔记》卷十云：

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

赵孟（1254—1322年）跋《元拓石鼓文》云：

周越《法书苑》：“石鼓文谓之周宣王猎碣，共有十鼓，其文则史籀大篆也。季代字多讹缺，旧存岐山石鼓，村人迁至凤翔府夫子庙。”

袁泰跋《赵魏公楷书洛神赋》云：

周越《法书苑》：“王献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正书入神品。洛神赋，小楷乌丝栏写成，精密渊巧，出于神智。后有柳公权跋尾云：‘子敬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此其一焉。宝历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起居郎柳公权记。’亦楷书。又柳璨题云：‘天祐元年五月六日，堂侄孙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户部璨续题子敬帖后。’越观欧柳笔法，全出此书也。”又载：“子敬初为谢安长史，太元中起太极殿，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之宝而难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之事，献之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逼之。”又：“李嗣真论书体，乐毅论、太师箴，体皆真正，有忠臣烈女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顺孙之象；逍遥篇、孤雁赋，迹远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画像赞、洛神赋，姿仪雅丽，有矜庄严肃之象。所谓见义以成字，成字以得意，非独研精楷理，实根于教化矣。”至治三年（1323）七月二十五日，寓斋录记。[668]

涵芬楼百卷本《说郛》，卷七十八收有周越《法书苑》残文五则：

玉谿编事王蜀时，秦州节度使王承俭筑城，获瓦棺，中有石刻曰：“隋开皇二年渭州刺史张崇妻王氏”，铭有云：“深深葬玉，郁郁埋香”之语。

窦泉为李阳冰篆，曰笔虎。泉又作小篆赞曰：“丞相斯法，神虑精深，钺钗头屈，玉鼎垂金。”

唐太宗学虞监隶书，每难于戈法。一日书遇戬字，召世南补写其戈，以示魏郑公。公曰：“仰示圣作内，戬字戈法逼真。”帝赏其鉴。

唐李邕善书，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茯苓芝、黄仙鹤之类。

杜操，字伯度，善草书，帝爱之。诏令上表，亦作草字，后谓之章草。[669]

宛委山堂百二十卷本《说郛》，卷八十六则收有周越《法书苑》十三则：

鹤头蚊脚

二书皆汉诏版所用各象形。

葬玉埋香

玉谿编事王蜀时，秦州节度使王承俭筑城，获瓦棺，中有石刻曰：“隋开皇二年渭州刺史张崇妻王氏。”铭文有“深深葬玉，郁郁埋香”之语也。

笔虎

窦泉谓李阳冰篆。

屈玉垂金

有泉又作小篆，赞曰：“丞相斯法，神虑清深，钗头屈玉，鼎足垂金。”

李阳冰书

阳冰李大夫书云：“某志在古篆，于天地山川[一作山河]得方圆流峙之常，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逊周旋之体法（《四库全书》本作‘得揖让周旋之礼’）；于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四库》作“眉发口鼻”）；于虫鱼鸟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拉摆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常痛孔壁遗文、伋冢旧简年代浸远，谬误滋多，蔡中郎以丰为豊，李相府以柬为东（《四库》作“以束为柬”），使学者无据耳。”

论右军书

阳冰又与李嗣真书论右军体，云：“羲之每不同者以变难俦，乐毅论、太史箴，体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容皆惨悴，有孝子之象；逍遥篇、孤雁赋，迹远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画象赞、洛神赋，姿仪雅丽，有矜庄严肃之象。凡所挥染，皆见义以成字，以得意。”

僧杰

隋僧敬脱，善作方丈大字，号曰僧杰。

戈法逼真

唐太宗学虞监隶书，每难于戈法。一日书遇戬字，召世南补写其戈，以示魏郑公。公曰：“仰示圣作内，戬字戈法逼真。”帝赏其鉴识。

茯苓芝

唐李邕善书，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茯苓芝、黄仙鹤之类是也。

章草

杜操，字伯度，善草书，章爱之（《四库》作“章帝爱之”）。诏令上表，亦作草字，后谓之章草。

屋漏痕

颜鲁公与怀素同学草书于乌兵曹，或问曰：“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器，始得低昂回翔之状，兵曹有之乎？”怀素以古钗脚对鲁公曰：“何如屋漏痕？”怀素抱鲁公唱赋问：“师何所得？”曰：“观夏云奇峰及壁路常师之。”

手画肚

王昭宗云：“书翰由水墨积习，虞七被中以手画肚。”

古今杂体

宋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仿效家藏纸贵，而风鱼鸟兽是七国时书，元长皆作隶字，故贻后来所诘。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其中以八卦为书，以一为太，为两法不差一字，方寸千言。[670]

以上所收周越《古今法书苑》佚文，有部分重叠之处，故可借以相互对照校正。或许这些只字片语只是原书的九牛一毛，但对于今日研究周越其人者，已属难能可贵的重要材料了。

五、结语

原为宋初“学者翕然宗之”的书法大家周越，在经过一千年后，却连研究书法者亦不知其为何许人也，更遑论一般人。偶有提及者，多为黄庭坚抱怨其早年作草因师法周越而俗鄙尔尔，使后人对周越的书法评价负面远大于正面。而由于相关史料稀少，以及周越传世书迹寥寥无几，故千年来并无人对其书作过深入的研究，人云亦云的结果使得宋初的书学巨擘竟如此惨遭恶名。

如今，《王著千文跋》的出现，使得如何为周越在中国书法史上重新定位成为刻不容缓的责任，作者期望能借由此文，使更多爱好书法者对周越其人其书能有更加深入而全面的认识。

台湾“故宫”博物院乃是“故宫”赃物院

大陆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4月29日表示，海峡两岸的交流可从不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敏感争议的文化交流着手，将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推动起来，即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文物交流展览，及大陆新近出土的古文物如兵马俑等去台湾展览。

张德勤表示，两岸故宫的文物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遗产，是中华民族立足世界的优势，两岸人民都有责任保护此文物，也同时有权利要求共享我们祖先的宝贵遗产，所以提出故宫文物交流。

对于大陆法律规定古文物不能赴国外展览的规定，张德勤表示，古文物在尚未完成发掘、学术论文发表工作前，不能到国外展览，但是台湾“可以例外”，“因为台湾不同于外国，到自己的国家展览没有受到上项限制”。

张德勤又表示，台湾现行法律对大陆人士来台限制和“匪区”文化财产入境没收的规定，是造成两岸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希望台湾能修改现行法律，以利推动文化交流；同时保证，台湾“故宫”的文物赴大陆展览，大陆方面可保证其安全入出境。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所在，乃是台湾的古物根本是从北京偷运来的，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根本是“故宫”赃物院，根本是窃国者的赃物院。既是赃物，理应“合浦珠还”才好，否则在北京展览起来，就太可笑了。

1991年5月1日

质询秦孝仪先生

一、故宫博物院迄今收藏文物高达六十四万六千两百一十三件，因限于场地，展出件数有限，贵院长为何不积极设法展出中国自家宝物，反倒提供时空、人力、财力展出外国艺品？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理由为何？请详予说明。

二、故宫博物院法定职掌乃是将国家“国宝重器”典藏、维护、整理、研究、出版、展览与社教推广，前项行为，逸出法定职掌范围。贵院长既依法办事，法律根据为何？请详予说明。

三、请列出贵院长就职以来展出件数（重复展出的不算）所占六十四万六千两百一十三件的百分比，并详予说明偏低理由。

四、自家宝物是要开放给国人看的，吝于展出，是王世杰之流“宫廷藏宝”式大脑结构，请问以贵院长掌权与牛步速度，六十四万六千两百一十三件中，何年何月方使国人得窥多少百分比？请列表说明。

五、上距1991年第三次总清点，文物多出四百二十九件，其中除捐赠者外，收购“法书”部分有多少？请逐件列出。

六、请列出贵院长就职以来全部收购预算之开支情形，并列表以明已收购细目及预算剩余情况。

七、宋代书法名家周越，其大名，明见于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宋黄庭坚书发愿文》中前院长序文。黄庭坚“以周越为师”二十年之久，周越书法承上启下，衔接五代书法家至宋四家中间近百年断层，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贵院长发行《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法书篇》，收“绝大部分为散佚之清宫旧藏，而沦陷神州故土者”，其中宋人部分四册，收有北宋书法家作品，却无周越的字，是大陆方面，无周越墨迹留存；另一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故宫历代法书全集》三十巨册、出版《故宫法书》线装本《宋人墨迹集册》六册，虽名家作品，莫不照收，却无周越的字，是台湾方面，亦无周越墨迹留存。在故宫博物院里如此，世界其他博物院里，也完全找不到周越的字；在全世界收藏家手中，也完全找不到周越的字。专精书法史的学者，如傅申，在其巨著《Traces of the Brush-Studi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里，也只能在脚注中有周越真迹难觅，今之所存摹拓而已（Chou　Yueh’s　works　are　rare　and　extant　mainly　in　rubbing　form）之憾。不期在此千年绝迹之时，竟有举世唯一遗品出现，经杨西昆大使洽请贵院长把握千载难逢的机会，但贵院长竟看都不看，一口回绝。贵院长如此颟顸、玩忽、无知、怪异，实与故宫博物院院长身份绝不相称，令人惊讶。请详为说明并提出补救之道。（附录一——周越真迹说明）

八、贵院长或以避嫌为遁辞，不知杨西昆“大使”用心如日月，为“国宝重器”谋归处。谋国者求之犹恐不及，又有何嫌可避？请即逐件列出历来、收购来源及介绍人，俾便追查所谓避嫌真相。

九、历来凡涉及古物职务者，无不以自己不收藏古物为自勉尺度，此乃真正避嫌之道。但历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竟以贵院长最富收藏。此次“阳光法案”，贵院长以高达七位数字之财产申报收藏古物，可见端倪。唯贵院长只报出总价格，却不报出单项清单及价格，而外界盛传贵院长收藏总价远逾申报者。为昭公信，请即逐件列出送查，并请比照美国部长级大员涉及同性质职务必须抛售手中股票前例，抛售全部收藏，期树典范且以自明。

十、贵院长主持下的故宫博物院黑幕重重，此由目前台湾“高检署”发交士林分检署侦办集体诈领学术研究费案可见一斑。检方调查发现，此为一集体贪渎弊案。贵院长身为机关首长，当然责无旁贷。请即说明贵院长对此丑闻应负何种责任，并列出诈领者及非诈领者全部名册送查。

十一、贵院长自1982年上任，迄今已十二年，花费巨资于院长官舍，却从不使用，亦不方便同仁暂用。请列表以明所花巨资清单并说明理由。

十二、李登辉的儿媳，一普通文化大学硕士耳！究以何德何能何种学术著作被贵院长看中，高薪礼聘为研究员，进而为《故宫文物》主编？为何此种重要职务恰好属当今国民党总统之儿媳，而非他人？请说明理由，并检附她全部资料送查。

十三、连战的女儿，一普通学生耳！故宫博物院依何种标准请她来帮忙？且由各级主管列队恭迎？如此拍国民党行政院长之女儿马屁，成何体统？请说明理由。

十四、为何女性来故宫博物院任职者偏高？请详列全部男女清册及职务、著作送查。贵院长自不承认为好色之徒，但何以自解此一离奇阴盛阳衰现象，亦应自明。

十五、贵院长自1982年上任，迄今已十二年，请说明为何不采行任期制？为何不进行推动任期制？为何不适可而辞，以为表率？为何口口声声说辞却年复一年尸位恋栈？

十六、古今中外身为博物院长者，都有其学术著作上之成绩。请贵院长开列在这一领域内之学术著作，以证明确能胜任此一殊荣而令人服气。

十七、为何贵院长任发行人之故宫印刷品每多笑料？以《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法书篇二》第131页为例，上栏说宋代“帝王的提倡，终于助长了此一朝之书风。当时由于蔡、苏、黄、米四大家的卓然鹤立，以及徐铉、徐锴、郭忠恕、周越、范仲淹、苏舜元、苏舜钦、杜衍、王安石、薛绍彭、陈搏、林逋、李建中、宋绶、石延年、韩琦、欧阳修等文人的锦上添花，使得我国书法之薪传再续、光华再射，与唐代足堪前后辉映……”——请问这种人名次序的排列，是什么学术标准？945年出生的李建中，怎么排在小他四十四岁的范仲淹之后？而1007年出生的欧阳修，又怎么排在小他十四岁的王安石之后？这不是乱闹笑话吗？贵院长以发行人身份刊印这种笑料，有何解释？

十八、笑料以外，又错误百出。贵院长在《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序》中，即陈明“将多年来研究大陆文物”“过滤匪伪书刊”的结果行世，但唐代杜牧《张好好诗》明明收藏在北京博物院，你们为何却印出“今藏伪辽宁博物馆”？明代宋克《急就章》明明是藏在天津艺术博物馆，你们为何却印出“现藏于伪北平故宫博物院”？……此类草率，概请说明。

十九、历来捐赠文物给故宫博物院者，大有人在、大有物在，却不闻编出捐赠目录，以志感谢与久远。但对墨吏王世杰之流、财阀蔡辰男之流……却一一以专册印行，且由贵院长写序以谄，厚此薄彼，请予说明。

二十、关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两千零七百八十五册及地图五百一十件问题，“教育部”早于1954年12月14日以社字第15107号令“均移交中央图书馆”，而故宫博物院于1966年8月26日以五五台博发字第756号，呈报行政院《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贮放士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集中管理办法》，内有中央图书馆有权随时提回善本书之规定。白纸黑字俱在，岂容耍赖？如今中央图书馆大厦早已完工，自无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之必要。但贵院长1982年上任后，却力拒物归原主，反汗无信，拖延不交。如此目无中央、目无诚信行径，实在不成体统。请即明示归还中央图书馆之明确日期，以符体制。（附录二——关于前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及地图一案之经过）

1994年4月8日代“立委”谢聪敏作

《冒巢民董小宛夫妇合璧卷真迹神品》说明

《清史稿·遗逸》传中有冒襄传，全文如下：

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如皋人。父起宗，明副使。襄十岁能诗，董其昌为作序。崇祯壬午副榜贡生，当授推官，会乱作，遂不出。与桐城方以智、宜兴陈贞慧、商丘侯方域，并称“四公子”。襄少年负盛气，才特高，尤能倾动人。尝置酒桃叶渡，会六君子诸孤，一时名士咸集。酒酣，辄发狂悲歌，訾詈怀宁阮大铖，大铖故奄党也。时金陵歌舞诸部，以怀宁为冠，歌词皆出大铖。大铖欲自结诸社人，令歌者来，襄与客且骂且称善，大铖闻之益恨。甲申党狱兴，襄赖救仅免。家故有园池亭馆之胜，归益喜客，招致无虚日，家自此中落，怡然不悔也。

襄既隐居不出，名益盛。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皆以亲老辞。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著述甚富，行世者，有《先世前徽录》《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书法绝妙，喜作擘窠大字，人皆藏弆珍之。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三。私谥潜孝先生。

用公元核算，冒辟疆生在1611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死在1693年（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正是典型的明末清初人物。在明朝亡国之前，他在乱世中“不出”，三十四岁之年，拒绝了史可法推荐做监军，终于做了明朝亡国的遗民。亡国后，仍旧不合作，与清朝政府周旋达五十年之久，以至于死。这种孤高耿介，是很了不起的。

他之所以有这种不合作的本钱，一来得力于清朝政府的“宽大”，让他归隐林泉；二来得力于他家里有钱，可做归隐林泉之资。清人韩菼《有怀堂集》里说他“晚年退居祖宅旁，筑室数间，杂植花药，客至与酌酒赋诗。解音乐，时命小奚度曲，亦以娱客。书法特妙，善作擘窠大字，人皆藏弆珍之”，当是实情。过这种气派的生活，家里没钱是不成的。

在冒辟疆八十三年的生命中，除了上述的经历和著作外，最能彰显他文采风流的，乃是他跟名女人董白的关系，和他在董白死后所写的《影梅庵忆语》。这部悼亡之作，当时已经传诵一时，后来更是播休异代。开了陈裴之《香畹楼忆语》、蒋坦《秋镫琐忆》、沈复《浮生六记》等书的先河。中国男人为他心爱的女人写书而又写得哀婉动人的，冒襄自是第一名。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莲，号青莲女史。她虽然出身秦淮青楼，但是从小就读书，女才女貌，一世无双。她十八岁时从良嫁给冒襄，做姨太太，二十七岁“死去”。九年之间，他们在乱世中逃难，在乱世中图存，在乱世中寻欢做爱，在乱世中琴韵书声。最后，她告别了乱世，留下春梦一场，让冒辟疆忆语影梅庵中，老犹多情，眷恋不已。董小宛死后，张明弼写《冒姬董小宛传》，在跋中说：

巢民先生生多奇遇，而中年后屡悲死别，殆禅家所谓修福修慧，而未了愁缘者。顾色能伐性、忧能伤人，而先生独享大年。其以色寿者欤？抑以忧延龄者欤？

这可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两难式！

董小宛生在1624年（明熹宗天启四年），死在1651年（清世祖顺治八年）。她是江苏金陵（南京）人，冒辟疆是江苏如皋人。《影梅庵忆语》中详记他们“生”的细节，却于董小宛“死”的细节，草草带过。冒辟疆写道：

三月之杪，余寓友沂友云轩，久客卧雨，怀家正剧。晚霁，龚奉常偕于皇园次过慰留饮，听小奚管弦度曲；时余归思更切。因限韵各作诗四首，不知何故，诗中咸有商音。三鼓别去；余甫著枕，便梦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急询姬人，不答；复遍觅之，但见荆人背余下泪；余梦中大呼曰：“岂死耶！”一恸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虑；旋归则姬固无恙。因间述此相告，姬曰：“甚异！前亦于是夜梦数人强余去，匿之幸脱，其人尚狺狺不休也！”

这段话的确有点怪怪的。罗瘿公《宾退随笔》中写道：

冒辟疆《亡妾董小宛哀辞序》云：“小宛自壬午归副室，与余形影俪者九年，今辛卯献岁二日长逝。”张明弼《董小宛传》云：“年仅二十七，以劳瘁卒；其致疾之由，与久病之状，并隐微难悉。”盖当时被掠于北兵，辗转入宫，大被宠眷，用满洲姓称董鄂氏，辟疆即以其被掠之日，为其亡日也！非甚不得已，何至其致疾之由，与久病之状，隐微难悉哉？

辟疆《影梅庵忆语》追述小宛言动，凡饮食之细、器物之微，皆极意缕述；独至小宛病时作何状、永诀时作何语，绝不一及；死后若何营葬，亦不详书；仅于“哀辞”中有之：“今幽房告成，素旐将引，谨卜闰二月之望日，安香魂于南阡”数语而已。未可信据也。《忆语》中“余每岁元旦必以一岁事卜一签于关圣帝君前”，至“到底不谐则今日验矣”一节，按小宛若似病殁，则当作悼亡语，不当云“到底不谐今日验”之语也！

最后一则，自“三月之杪”至“讵知真梦与诗谶咸来先告哉”止，当是事实，讳以为梦耳！《忆语》止于此，以后盖不敢见诸文字也！

梅村《题董白小像诗》第七首云：“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仓皇过渡头，钿盒金钗浑抛却，高家兵马在扬州。”盖指高杰之祸也。第八首云：“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若小宛真病殁，则侯门作何解耶？岂有人家姬人之墓，谓其深阻侯门者乎？

这种董小宛“被掠于北兵”，最后变成清顺治皇帝的董鄂妃的说法，陈石遗《石遗室诗话》中也就吴梅村的诗，加以发挥。陈石遗说：

于是，相传为章皇帝董妃之事。然满洲蒙古无董姓；于是，有以《董贵妃行状》与《影梅庵忆语》相连刊印者。有谓《红楼梦》说部虽寓康熙间朝局，其贾宝玉因林黛玉死而出家，即隐寓此事者；《红楼梦》为闺秀各起别号，独林黛玉以潇湘妃子称。冒辟疆《寒碧孤吟》为小宛而作，多言生离；……《忆语》则既有与姬决舍之议，又有独不见姬与数人强去之梦，恐其言皆非无因矣！

罗瘿公、陈石遗之后，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更坐实此说，不但把做了十八年皇帝的顺治和十九岁的贾宝玉做出家比对，甚至“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等说法，也都破隐而出了。

虽然，史学家孟森笔下的《董小宛考》已经推翻了“猜谜的红学”，他考订出董小宛二十八岁时冒辟疆四十一岁，而当时顺治皇帝只有十四岁，从年龄比对上认定董鄂妃非董小宛。但是，不是皇帝而是拥有“北兵”的满大人之一，干了这冒辟疆惹不起的一票，而使佳人生离、才子讳莫，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冒辟疆说：“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最后折尽之余，犹以“色寿”或“忧延”收尾，男女聚散之奇，真令人感“冒”了。

冒辟疆笔下追忆了不少乱世中的流离苦楚，但也追忆了乱世中的神仙画面。看他写的：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坚欲从渡江归里；余辞之，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边，时西先生毕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蝉纱、洁比云艳；以退红为里，为姬制轻衫，不减张丽华桂宫霓裳也！偕登金山，时四五龙舟冲波激荡而上，山中游人数千，尾余两人，指为神仙，绕山而行，凡我两人所止，则龙舟争赴，回环数匝不去……

这种才子佳人的风光，不正是神仙画面吗？

另一方面，佳人之才，也是可观的。董小宛做了冒辟疆的姨太太后，住在水绘园艳月楼，在鼎彝书画之中，也有了不凡的成就。阮元《广陵纪事》说她“尝佐辟疆选《唐诗全集》，又另录事涉闺阁者续成一书，名为《奁艳》，又有手书《唐人绝句》一卷，落笔生姿……”如今从她的遗作中，论诗论字论画，都清艳动人，洵属不凡。

这一《冒巢民董小宛夫妇合璧卷真迹神品》手卷，把冒辟疆、董小宛的作品二合为一，的确是极为罕见的珍品。一般看到的两人作品，都是各自独立的，不能合在一个手卷中的。而这一手卷，却天衣无缝地前后巧合在一起。这对乱世情鸳，在三百四十四年前就已生离死别，荒冢异处、尸骨难寻，如今却能在艺术品上连理而出、共偕比翼，想来益觉它的珍贵。董小宛的《秋闺词》有句是：“修竹青青乱草枯，留连西日影相扶，短墙微雾高城色，远树疏烟入画图。”三百多年过去了，他们形影相扶的日子早已远去，但是传神入画图的携手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真有眼福了。

1995年1月5日夜2时

李敖所藏中国美术精品图说

文徵明（1470—1559年），原名壁，字徵明，以字行。改字徵仲，号衡山、衡山居士。长洲（苏州）人。他与沈周、唐寅（伯虎）、仇英合称为“吴门四家”。唐伯虎与他同岁，但唐伯虎五十四岁就死了，他却多活了三十六年，活到九十岁，成就自然更多。此公能写能画，《明史》说：“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文笔遍天下，门下士赝作者颇多，徵明亦不禁。”——这种气派和气度，成就了他的江海之大。他临死前还为御史严杰的母亲写墓志，写完了，“掷笔而逝”。活得潇洒也死得潇洒。

***

吕潜，字孔昭，号半隐，晚号石山农。四川遂宁人，侨居江苏泰州。他是明朝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进士，这一年正好是明思宗殉国的前一年，他可说是“末代进士”。亡国以后，他不肯做清朝的官，做了艺术家。擅长画山水、花草和书法。他的山水清逸、花草放纵、书法婉转多姿。上海博物馆藏有他的纸本行书，写自作绝句是：“怪石足当老米拜，修竹定是王猷栽。磊落琼瑰雨洗出，团栾清影月移来。”可看到他风格的一斑。在清圣祖康熙六年（1667年），他有山水卷留世，著有《怀归草堂》等书，但国亡了，又将安归？

***

郑簠（1622—1693年），字汝器，号谷口、谷口农。江苏上元（南京）人。他生在明熹宗天启时代，死在清圣祖康熙时代，是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人物。他一辈子远离政治，以行医为业，倾尽家资，寻访山东、河北的汉碑，沉酣其中三十余年。他写字如作战，“就坐取笔搦管，作御敌之状。半日一画，每成一字，必气喘数刻”，“正襟危坐，肃然以恭。执笔在手，不敢轻下。下必迟迟，敬慎为之”。字写得这样慎重辛苦，难怪自成大家。在隶书上，他是“修正主义者”，“蚕头”蝌蚪化、“燕尾”行书化，沉潜中现出活泼，朱彝尊说“谷口八分古今第一”，或是定论。

***

全祖望（1705—1755年），字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清朝乾隆元年进士。他是史学家，深受铁汉李绂（穆堂）影响。李绂治学，重文章、经济、气节，不屑为考据。他写信给全祖望，劝他“务为远大之业，则为益于天下后世甚大，补亡订误，识其小者，虽不无小补于世，其为益亦仅矣”。全祖望为学方向，能识远大，也能识小，“渊博无涯涘，于书无不贯串”。他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修订《宋元学案》等书，表彰忠义之士，为特立独行的人青史留名。此公性格伉直，五十岁时穷困而死。

***

刘墉（1719—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统勋子、日观峰道人。山东诸城人。他由进士做到大学士，八十六岁死后，入祀贤良祠，谥文清。书法用墨厚重，人称“浓墨宰相”。他的学生戈仙舟是翁方纲女婿，翁方纲问戈仙舟：“汝师哪一笔是古人？”刘墉听了，反唇相讥说：“我自成我书耳，问汝岳翁哪一笔是自己？”刘墉又写信给伊秉绶，说写字“气骨膏润，纵横出入，非吾所难，难在有我则无古人，有古人则无我。奈何奈何”。可见他突出自我，不泥古人的作风。他的字，拙中藏巧，看似“墨猪”，其实是用狼毫硬笔写出来的。

***

梁同书（1723—1815年），字元颖，号山舟，晚自署石翁，九十岁以后号新吾长。浙江钱塘（杭州）人。他是乾隆皇帝特赐进士。十二岁就能写擘窠大字，写到七十岁后乃有变化，纯任自然。负写书盛名六十年，甚至播到国外，日本、琉球多以重金来求。他与翁方纲、刘墉、王文治合称“清四家”。他说：“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将古人书一一摹画如小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故李北海云：‘学我者死，似我者俗。’”他又说：“尝言古书家皆有代者，我独无。盖不欲以伪欺人。”可见其怀抱。

***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上海嘉定人。清朝乾隆时代进士。做了二十一年的官后，正好碰到父亲死去，服丧完毕母亲又死去，就不再复出，自四十七岁到七十七岁，专心学问三十年。他是史学家，也以辞章出名。《清史稿》说他“研精经、史，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惟不喜二氏书，尝曰：‘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也。先儒言释氏近于墨，予以为释氏亦终于杨氏为己而已。彼弃父母而学道，是视己重于父母也。’”这是他对佛教徒的棒喝。在书法上，他“尤精汉隶”，独成大家。

***

邓石如（1743—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因为清仁宗嘉庆皇帝名颙琰，为了避讳，遂以字行，后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他学写字，临古碑，每碑动辄一临就五十次、一百次。清早起来，研墨满盘，写到半夜尽墨才睡。这样一干八年，书法自成一家。他以隶法作篆，使篆书展现了新面目，《广艺舟双楫》的作者康有为说：“完白即出之后，三尺竖童仅解操笔，皆能为篆”，“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就是指此。《艺舟双楫》的作者包世臣推崇他的隶书为清代第一。他曾以隶书作联：“当局能肩天下事，读书深得古人心。”大谈抱负如此。

***

洪亮吉（1746—1809年），字稚存，又字君直，号北江，又号更生居士。江苏阳湖人。清朝乾隆时代榜眼。他是大学者，尤精舆地之学。因为上书触怒了清仁宗，特恩免死，遣戍伊犁。第二年京师大旱，皇上大悟，把他赦回。他不但得罪皇上，还得罪老师。他的老师质问他为何对人说老师刚愎自用，他答道：“老师只一愎字，何尝有刚？门生为师弟之谊，妄加一刚字耳！”其实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的好友黄景仁客死汾州，他千里奔其丧，人所难能。“平生豪气震寰区，事不惊人不丈夫”，就是他的作风。他的篆书，别有书卷气，遒丽灵活，殊为罕见。

***

吴锡麒（1746—1818年），字圣徵，号谷人。浙江钱塘（杭州）人。他二十九岁时候，考上进士。《清史稿》说他“性至孝。乾隆四十年进士，授编修。累迁祭酒，以亲老乞养归。主讲扬州安定乐仪书院。锡麒工应制诗文，兼善倚声。浙中诗派，前有朱彝尊、查慎行，继之者杭世骏、厉鹗。二人殂谢后，推锡麒，艺林奉为圭臬焉。著《有正山房集》”。事实上，他的著作是《有正味斋集》。他的书，颇为风行。《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收有《有正味斋骈体文》二十四卷、《有正味斋诗集》十六卷、《外集》五卷，说他的作品使“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使臣亦知其名，高丽至出兼金，购其全集，厂肆为之一空”。可见他的文采之盛。

***

成亲王（1752—1823年）的名字是永瑆，字镜泉，号少庵，别号诒晋斋主人。他是清高宗乾隆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被封成亲王。他的弟弟清仁宗嘉庆皇帝说：“朕兄成亲王，自幼精专书法，深得古人用笔之意，博涉诸家，兼工各体，数十年临池无间，近日朝臣文字之工书者，罕出其右。”杨翰《息柯杂著》说：“王得窥内府所藏，而自藏又甚富，故书法大备如是。大抵皆从帖中问津，未深究古碑耳。”这些话都是写实。在走帖学的路子上，成亲王的楷书尤其登峰造极，真够得上笔力万钧、气概非凡。他下笔出规入矩、功力稳健、典雅谨严，又不失神采秀逸。有史以来，楷书能写得像他一样水准的，恐怕没有第二人了。

***

铁保（1752—1824年），字冶亭，号梅庵、怀清斋。满洲正黄旗人。他本是清朝军方世家，自己却做了乾隆时代的进士，乾隆皇帝说他有大臣风，并且他在嘉庆皇帝接棒后，做了大臣，从两江总督到吏部尚书，都是他赫赫资历。事实上，此公倨傲任性，并不适合做官，倒是适合做艺术家。“临池之工，天下莫及。”刻有《怀清斋帖》，为士林所重。他与成亲王、刘墉、翁方纲合称为“成刘翁铁”四家，他虽与成亲王同为满洲人，但他看不到宫廷内府所藏的法书墨迹，只有凭天分得其天真。他的毛笔字，是朝这一路发展的。

***

张问陶（1764—1814年），字仲冶、又字乐祖、一字柳门，号船山、一号豸冠仙史、蜀山老猿、宝莲亭主、群仙之不欲升天者，晚号药庵退守，亦称无船、老船。四川遂宁人。《清史稿》说他“以诗名，书画亦俱胜。乾隆五十五年进士，由检讨改御史，复改吏部郎中。出知莱州府，忤上官意，遂乞病。游吴、越，未几，卒于苏州。始见袁枚，枚曰：‘所以老而不死者，以未读君诗耳！’其钦挹之如此。”蒋宝龄《墨林今话》说他“才情横轶，世但称其诗，而不知书画俱胜，书法放逸，近米海岳（米芾）”。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说他“书法险劲，画近徐青藤（徐文长），不经意处，皆有天趣”。这些特征，都是他的风格。

***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他是清朝道光年间进士，组织湘军平太平天国，能文能武，生做大官，死谥文正。他在日记里说他三十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但“老年始略解书法”。他认为书法“无一定规矩态度”，“作字之道，刚健、婀娜二者，阙一不可”。他要一方面刚健一方面婀娜，“庶为成体之书”。但他并未成全两者，在刚健上成功了，但婀娜上却硬邦邦的，既不婀也不娜。不过，他的刚健型书法却自成一家，锋利挺拔、劲气内敛，看了真是字如其人，不愧“曾薙头”也。

***

张之万（1811—1897年），字子青，号銮坡。直隶（河北）南皮人。他三十六岁做了状元。《清史稿》说他“道光二十七年，以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光绪八年，起兵部尚书，调刑部。十年，入军机，兼署吏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协办大学士。十五年，授体仁阁大学士，转东阁。赐双眼花翎、紫缰。……之万人直凡十年，领枢密者为礼亲王世铎，治尚安静，故得无事。及日韩事棘，之万乃先罢退。又二年，以病致仕。卒，年八十七，赠太傅，谥文达”。这一小传，说明了此公一生无灾无难到公卿。在艺术上，他工书画，尤擅山水，画史说他用笔绵邈、骨秀神清，为士大夫画中逸品，晚年笔简墨澹，弥见苍寒。

***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他考上举人，却考不上进士，一连三次都考不上。他自比诸葛亮，“喜为壮语惊众”。一再落第以后，他绝意仕进，究心经世之学，伏处田里十余年。最后机会来了，参加打太平军，以功授浙江巡抚，收复浙江、福建失地。又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平回乱。授两江总督。再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福建军务，以保护福建、台湾。《清史稿》说他“为人多智略”，“廉不言贫，勤言不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在艺术上，他擅书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马宗霍《霋岳楼笔谈》都称道他。

***

杨岘（1819—1896年），字季仇、一字见山，号庸斋，晚号迟鸿孱叟、藐翁。浙江归安人。他以藐翁自号，原因在他做江苏常州知府时，曾以藐视上官被劾下台，回来做答客问，自嘲说：“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非恶谥，故改号藐翁。”他是清朝咸丰时代举人，分别在曾国藩、李翰章幕中做过平太平军、平捻的工作。在艺术上，他的隶书苍劲古拙，变化《礼器碑》而出，特色十足。他有一个最有名的学生，就是吴昌硕。吴昌硕诗“寓庸斋内老门生”就是指此。七十八岁死去，杨守敬说他书法“晚年流于颓唐，款题行书尤为俗格”，好像愈写愈退步了。

***

赵之谦（1829—1884年），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叔，号悲庵，别号无闷、憨寮。浙江会稽人。他是清朝咸丰时代举人，先后在江西鄱阳、奉新做知县，七品官耳，但在艺术上，却书法、绘画、篆刻三样皆精。他的书法，“七分魏（碑）三分颜（鲁公）”，在清代碑学盛行的风气里，把“北魏书”写得光芒万丈。不过，康有为却骂他，说他“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叔之罪也”。马宗霍也骂他是“书家之乡愿”，说他的字“一笑横陈，援之不能起，而亦自足动人”，但一“登大雅之堂，则无以自容矣”，岂其然乎？

***

翁同龢（1830—1904年），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他二十六岁考上状元，两任帝王（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师，位极人臣。垂老被西太后软禁在家，但他人愈不自由，书法却愈自由。马宗霍说他“归田以后，纵意所适，不受羁缚，亦时采北碑之华，遂自成家”。徐珂说：“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杨守敬说：“松禅学颜平原，老苍之至，无一稚笔，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这些评论，都站得住。翁同龢书法的特色是他出身馆阁书家，却能脱颖而出，又在碑学盛行的风气中写活了帖学，有此双赢局面，只他一人而已。

***

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号邻苏、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他在科举时代赶考，先后八次名落孙山，但《清史稿》说他“其学通博。……能书，摹钟鼎至精。工俪体，为箴铭之属，古奥耸拔，文如其人。以举人官黄冈教谕，加中书衔。尝游日本，搜古籍，多得唐、宋善本，辛苦积赀，藏书数十万卷，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卒，年七十有七。著有《水经注图》《水经注要删》《隋书地理志考证》《日本访书志》《晦明轩稿》《邻苏老人题跋》《望堂金石集》等”。因为他在日本四年，影响日本明治以来书法极大。不过日本人的毛笔字基本上就一塌糊涂，每个字都趴在纸上，此却非杨守敬之过也！

***

吴昌硕（1844—1927年），原名俊，后名俊卿，初字香补，后字昌硕，七十以后以字行。亦署仓硕、苍石。号老缶、缶庐、老苍、苦铁、大聋、石尊者、破荷亭长、五湖印匄。八十四岁死后，门人私谥为“贞逸先生”。浙江安吉人。曾从俞樾、杨岘学。他是清朝末代艺术大师，诗、书、画、印，四者皆精，书法上尤精“石鼓文”，但却自言“临气不临形”。例如“石鼓文”的字呈扁方，但他却“变横为纵”，其气魄可想。又在西湖创办“西泠印社”，并为社长。日本人佩服他，为铸铜像。他八十岁后，想出门玩，家人不许，他会坐在地上撒赖，为人天真单纯，一至于此。

***

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一作伯泉，号弢庵、一号橘隐，晚号听水。福建闽县（福州）人。是清朝进士兼帝王（宣统皇帝）师。他年轻时好弹劾大员，疏言朝政得失，与张佩纶、宝廷、邓承修并称“清流四谏”，恶之者则目为“四大金刚”。历官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江西学政、山西巡抚、授侍读，以至太保太傅。他的诗书取法宋人，诗有《沧趣楼集》；书法走黄庭坚的路子，但却瘦硬规矩，好像他画的松树一样。他还喜欢收藏古印，辑有《澄秋馆印存》。清朝亡国后，因为是帝王师，更是遗老之尤。他写《落花诗》，说“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可见其伤心人的怀抱。宣统皇帝搞汉奸政权，他不肯附逆，八十八岁老死林泉。

***

张祖翼（1849—1917年），字逖先，号磊庵。安徽桐城人。做过江苏知府。他从小就喜欢书法，除行书、楷书外，好篆、隶、金石之学，篆书宗“石鼓文”、隶书法汉隶，偶写兰竹，也刻印，印师邓石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有“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张逖先游泰西，得美国斐原士所藏埃及残石，乃古时石椁，仅有残石二片，文字奇古，尚在希腊以前四千年。得拓本回，甚宝之”。可见此公除国拓外，还留意洋拓，并非中国本位。他原在清朝末年赴日考察新政，归入端方幕。端方被杀，民国成立，他移居上海，与吴昌硕、高邕之、汪渊若合称“上海四书家”。

***

陈三立（1853—1937年），字伯严、一字衍君，号蜕园、散原，世称“散原先生”。江西义宁（修水）人。他三十三岁中进士，四十三岁时，因父亲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他就地推动新政。戊戌政变后，与父亲同被革职。1900年父亲死后，他不再过问政治，自号“神州袖手人”。筑散原精舍于金陵，以诗文成一代宗匠。1937年冬天，恨日本侵略，以近八十五岁高龄，绝食死于北京。他的儿子陈衡恪（师曾）是画家、陈寅恪是史家；女婿俞大维是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政治家。陈三立有《散原精舍文集》留世。另有“清末四公子”之说，指他与丁叔康、吴葆初、谭复生（嗣同）四个人。

***

康有为（1856—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更甡，晚号天游化人，世称“南海先生”。广东南海人。他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失败后流亡国外十六年。民国成立后，他从先知沦为反动派，但他独行其是。《清史稿》说：“有为天资瑰异，古今学术无所不通，坚于自信，每有创论，常开风气之先……述作甚多，其著者有《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大同书》《物质救国论》《电通》及《康子内外篇》《长兴学舍》《万木草堂》《天游庐讲学记》，各国游记，暨文诗集。”另有《广艺舟双楫》论书法。他本人书法气魄雄大，以魏碑体楷书笔法写行书草书，奇宕过人。

***

魏戫（1859—1927年），初名龙常，字纫芝、又字铁珊，亦作铁山，号匏公。浙江山阴人。他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工书法，尤擅魏碑，与清道人（李梅庵）都是此道高手。他为人多才艺，除能以《龙藏寺碑》字体作蝇头小楷小如绿豆外，又擅诗词声律，且对星卜杂技、武功之类，样样全来。对胡琴、琵琶、筝、笛等乐器，昆、徽、弋、黄等戏曲，样样精通。他喜与伶人游，伶人靠他奖掖成名者不少，梅兰芳、程砚秋、余叔岩、俞振飞等，都事以师礼。六十八岁写自己墓碑之文：“其国无清，其人无名，其生庚申，其死丙丁；其籍山阴，其葬天津，后世子孙，曷视此茔。”写后八个月，与朋友笑谈后死去。

***

郑孝胥（1860—1938年），字太夷，号苏戡、苏龛、苏盦，别署太夷、又称海藏、海藏楼主人。福建闽县（福州）人。他五十岁前在清朝做官。1912年民国成立后，在上海卖字。1923年得同乡陈宝琛之荐，入宫见宣统皇帝，自此追随不懈。搞复辟，满洲国时任国务总理、满洲帝国时任总理大臣，因对日本态度不尽屈从，最后被迫辞职，七十九岁死去。著有《海藏楼诗》《骖乘日记》《孔教新编》。他的书法，以行书最有名，笔力坚挺，有清刚之气。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他“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像他的诗”。此论是也。

***

沈恩孚（1864—1944年），字信卿、心磬，号渐盦。江苏吴县人。他是1894年清朝光绪甲午举人，出道之日，正是中国忧患之时。他的途径是教育救国。先在宝山县学堂执教，日俄战争那年，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任龙门师范学堂监督。民国成立后，历任民政、教育性职务，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董理同济大学，创办鸿英图书馆，身兼东吴大学教授，且被选为上海市议会议长。八十岁时死去。著有《戊戌读书记》《字谊新诠》《易学史》《渐盦诗存》等。在蒋介石不肯抗日时，他跟马相伯、章太炎联名发表《三老宣言》，督促蒋介石抗日，此公胆识，由此可见。

***

罗振玉（1866—1940年），初名宝钰，应童子试时改名振玉，字式如，又字叔蕴、叔言，后号雪堂、永丰乡人、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他十三岁就读完《诗经》《书经》《易经》，十九岁就著书《读碑小笺》和《存拙斋札疏》，其早慧可想。他一生有大功于学术者，为传播甲骨文，保存内阁大库明清史料，整理敦煌史料，整理汉晋木简，研究古明器。此公在政治上涉嫌“反革命”，从辛亥革命后全家去日本，到1931年去满洲国，都不为当朝学阀所喜，傅斯年就骂他老贼。但此老贼有大功于学术，成就超乎任何国共学人之上，且学阀们至今拜其赐，则是最有趣的反讽。

***

孙文（1866—1925年），谱名德明，字逸仙，号中山。广东香山（中山）县人。他被称为中华民国国父是死后十五年（1940年）的事，主其事者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做一国之父，在他生前，并未如此风光。……他自己在1919年写《孙文学说》自序时，曾有民国不如“满清”之叹。他不是念中国古书出身的人，但在书法上，却走苏轼的路子，写得自成一家。《晋书》记羊祜之言说：“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孙中山显然是袭取此段古人之言而改写者。秦孝仪等在《中央月刊》奉为总理之言，自属无知。

***

李瑞清（1867—1920年），字仲麟，号梅庵、一号梅痴，斋名玉梅花盦、黄龙砚斋，入民国署清道人。江西临川人。他是清朝进士，辛亥革命时，任江宁提学使，《清史稿》记那时“官吏潜遁，瑞清独留不去，仍日率诸生上课如常。布政使樊增祥弃职走，以瑞清代之。急购米三十万斛饷官军，助城守。……城陷，瑞清衣冠坐堂皇，矢死不少屈。民军不忍加害，纵之行。……自是为道士装，隐沪上，匿姓名，自署曰清道人，鬻书画以自活”。可见此公人品。在书法上，《书林纪事》说他“幼喜临池，博习兼资，尤好大篆，然不能为朝殿书”。“朝殿书”是官式的标准字体，李瑞清是不写的，他写的是被人“颤抖效之”的颤抖书。

***

章炳麟（1867—1936年），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是俞樾等大师的弟子，精于国学，对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尤有心得，他虽有学问，却志在反对坏政府，他在东吴大学教书，就是一种掩护，后来他为《苏报》案坐牢，被袁世凯软禁，被国民党政府迫害，都是因反对坏政府而招来的厄运。在被袁世凯软禁期间，他写下缪袭作的《魏鼓吹第六曲》，此曲原名《定武功》，中有“袁氏欲衰”之句，显然是移古作今，借来痛骂袁世凯的。——国学大师即使骂人，方法也别出一格啊。

***

赵熙（1867—1948年），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他是清朝光绪年间进士，在北京做御史，抗直敢言。又任国史馆纂修。他诗才敏捷，有《香宋集》，与郑孝胥等相酬唱，梁启超曾从之学诗。八十二岁死后，他的门人向楚、江翊云、郭沫若、周善培等为刊遗集。他说：“余三十以前学诗，三十以后专治古文小学，近五十又学诗，文章高下之境，一一悬量胸中，求以自立，乃知世之驰逐虚声者，正坠苦海也。”晚年在家乡，蜀中不靖，干戈四起，但是他的家乡却兵祸不来，因为拿枪杆的都尊敬他，放他一马，过境不入了。

***

郑沅（约1873—1943年），字叔进，号习叟。湖南长沙人。他是清朝光绪甲午探花。精于鉴赏，擅书法，籀、篆、隶、行、楷书，均有造诣，章草也写得好。兰翁《近代的章草书家》一文说他“所写章草，运笔雍容纯厚，骨肉停匀，不取一些奇险姿态。他虽是科举时期的一甲出身，但他的字，没有馆阁体的意味，而且写字全用好墨，更加衬托了字书的精神饱满润泽”。章草以外，他的篆字写得也冠绝一时。试看他笔下的“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成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字字都好，就是显例。

***

梁启超（1873—1928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别署中国之新民。广东新会人。他十七岁就中了举人，可是考进士时，考官为了防止他的老师康有为上榜，误将他刷下来了，康有为反倒被录取了。师徒一干人等掀起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出亡日本，用言论鼓动风潮，风靡中外。民国成立后，以保皇党出身的他，竟二造共和，挽救民国，抢尽了国民党的风头。历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北京大学、清华研究院教授。书法融汉隶入魏碑，端妙可喜。太太死后，他写《痛苦中的小玩意儿》一文，集宋词成联，由朋友选出，一一写给朋友。李敖所藏，就是其中之一。

***

王寿彭（1874—1929年），字次篯，号眉轩。山东潍县人。他的名字就是个皇帝喜欢的名字——君“王”“寿”如“彭”祖，果然在二十九岁时考取了清朝癸卯年状元，这时科举制度已近尾声，清朝天下也近尾声。九年以后，清朝亡国了，他做了民国时代的总统府秘书、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山东大学校长。当国民党势力北伐上来时，他不跟国民党政府合作，去了天津，死在天津，活了五十五岁。他的书法，是典型的馆阁体书法，雍容富贵、四平八稳。这副对联，是科举制度的最佳陈迹，也是最好的样板。——它是一件“活状元”。

***

经亨颐（1877—1938年），字子渊，号石禅、听秋，晚号颐渊，别署石渊、秋道人、白马湖叟。浙江上虞人。早年留学日本，学物理，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民国以后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长、浙江省教育会会长。早在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时，他就在浙江创青年团，设民权讲座以反袁。袁世凯死后，他说动富商陈春澜捐款，在白马湖边设春晖图书馆、春晖中学，造就贫民子弟，又鼓励有祖田的人捐地创校。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以浙江代表出席，后来主持中山大学。1930年因反对蒋介石，被开除党籍。六十二岁死于上海，有《颐渊篆刻书画集》行世。

***

于右任（1878—1964年），原名伯循，又名敬铭，字右任，以字行，一字大风，号骚心，又号髯翁、关西馀子、太平老人、神州旧主，别署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陕西三原人。他二十五岁即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二十八岁去日本，加入同盟会。革命前后返国办《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神州日报》等，被称为中国报业史上元老记者。历任上海大学校长、陕西省政府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审计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院长等职。著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标准草书》《右任墨存》等书。他的书法早年出于魏碑，有人代笔；来台湾后，在蒋介石更形专制下，以草书终其生。

***

易培基（1880—1937年），字寅村，号鹿山。湖南长沙人。武昌方言学堂毕业后游日，1913年执教湖南高等师范学堂，讲授中国文字学等科目。次年执教长沙师范及第一师范，有学生毛泽东、田汉等。1920年驱张敬尧后，任第一师范校长。1922年去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顾问。1924年任黄郛摄政内阁教育总长。1925年任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许世英内阁教育总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被段祺瑞通缉。南下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1928年任农矿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因政争被诬，卷入盗宝案，匿居租界，五十七岁死去。书法别树一格，颇有童趣。

***

汪精卫（1883—1944年），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号精卫。广东三水人。他是革命元勋，二十七岁冒险北上去行刺清廷摄政王，被捕，被判无期徒刑，辛亥革命后得释。此后三十三年中，他从国民党行政院长到汪政权伪主席兼行政院长，历尽政海波澜与转换。最后以汉奸得谥。但据日本昭和十五年香港冈崎总领事所截秘件，原来蒋介石也汉奸有份！历史谴责，未可一面倒也！汪精卫一表人才，能说善道、能诗能文，还写了一手洒脱的毛笔字。他的毛笔字很少见，流传亦稀，传世者不但是艺术品，也具史料价值。

***

沈尹默（1883—1971年），原名实，号君默、君墨，笔名秋明、尻默、瓠瓜，晚号秋明室主。浙江吴兴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毕业，新文化运动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任《新青年》编委，做白话诗。后任燕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教授兼孔德学校校长、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监察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年近九十，在“文革”迫害中自焚其手稿后死去。他的书法，虽被陈独秀奚落太俗，其实就神韵生动而言，实为中华民国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不过刻意求工，晚年反倒愈写愈做作、退步了。

***

莫纪彭（1886—1972年），字宇非，又名侠仁。广东东莞人。他十七岁时就办了被县太爷查禁的杂志——《东莞旬刊》。二十三岁时加入中国同盟会。二十五岁时参与黄花岗之役，同时是第三先锋队队长。生还以后，他在广东又举义旗响应武昌首义。革命成功，他辞官身退、不受勋赏。此后六十年，他一心向往世界大同、一心回忆黄花旧事，他写《革命史藁》《黄花血战》，纂修中国国民党党史，都魂牵梦萦在这一主题上。肉体上，他没死在3月29日；但在精神上，却早已随先烈而去。六十年如一日，他是“活先烈”。

***

王云（1888—1934年，生年一作1891年、卒年一作1938年），字梦白，号破斋主人，又号彡道人。江西丰城人。他早年在上海钱庄当学徒，画花鸟学任颐，为吴俊卿（昌硕）所赏识。后到北京司法部任录事，陈师曾（衡恪）赏识他，劝他改学扬州八怪之一李和新罗山人华岩，他的画风，为之一洗。陈师曾并推荐他做北京艺专教授。他喜欢到动物园写生，同时看野兽电影，因此画动物更为出色。除画画外，他也作诗，但性格怪僻，好骂座，人多敬而远之。最后穷途潦倒，以四十六岁之年死于天津。印有《王梦白画选集》。中国画家叫王云的，自清朝以来共有四人，其中以王梦白最短命。

***

陈方（1897—1962年），字芷町，号荒斋，又号大荒斋主。江西石城人。历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秘书、机要秘书、国策顾问等职。最后六十六岁死在台湾。他本是国民党核心的秘书人物，却是此道中较有艺术气质者，且搞艺术仍不脱结党习气，如在台北，与马寿华、郑曼青、张谷年、刘延涛、陶芸楼、高逸鸿等合组“七友画会”等，即属之。他工于画竹。著有《陈芷町书画集》。张大千称赞他画竹成就为“当代第一”。又说：“氏尝出入北海南宫，劲枝挺秀，画竹直追夏仲昭、吴仲圭、柯九思，上窥文湖州、赵吴兴。……非时彦之可望其项背者。”叶公超也称赞他画竹为“近百年来所仅有”，并与陈方嫡传弟子钟寿仁画竹共生焉。

***

张大千（1899—1983年），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小名季，因号季爰。早年曾做和尚，法号大千、大千居士，斋名大风堂。四川内江人。徐悲鸿推崇他是元朝赵孟以后第一人，赵孟死在14世纪，五百年后张大千继起，洵非虚语。在国画上，张大千的确做到五百年来第一名，并且恐怕五百年后也是第一名。另一方面，他人格分裂，大名跟他的造型、手法与海派亦有关联。造假画也，破坏敦煌壁画也，偷售国宝至国外也，以艺术巴结国共两党巨头也……种种败德之行，他都尤为之。董其昌也多败德之行，但至少不与当朝宦寺合作。但张大千呢？

***

王雪涛（1903—1982年），字迟园，号傲霜居士。河北成安人。他从小喜欢画画，十六岁入直隶高等师范附设手工图画科，十九岁入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留任讲师。1937年抗战开始，他辞去教职，专事绘作。1949年以后在大陆从事艺术活动，并在1979年任北京美协副主席、1980年任北京画院院长，直到七十九岁死去。代表作有与人合作的《梧桐小鸟》《中国颂》，自作的《和平颂》《芦花鸳鸯》《百花齐放》等。他先学西画，后转国画。画风既有传统花鸟技法，又有西方写生情趣。许多地方，超迈了他的老师齐白石。

***

丁衍庸（1905—1977年），名衍镛，字衍庸，以字行。广东茂名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有过国画西画双重训练。曾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教务长，1929年中华民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审查委员，上海新华艺专、重庆国立艺专、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授，广州市博物馆馆长等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后来去香港，历任德明书院、珠海书院、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艺术学系教授。他对八大山人的画风甚为神往，晚年的画风也以古朴、简单、线条粗犷为特色。他一画再画的杨贵妃《出浴图》就是显例。（《出浴图》曾在1977年7月16日香港《南北极》月刊封面刊出。）另外他也做篆刻，作品典雅可观。

***

李可染（1907—1989年），室名师牛堂。江苏徐州人。小时候就从事绘画和书法，考入国立西湖艺术院后，受林风眠等指导，成绩优异。后应徐悲鸿之聘，执教北平国立艺专，并拜齐白石、黄宾虹为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八十二岁死去。他的画，根本改变了中国传统画的技法、模式与造型。他背着画具，离开了画室，直接到山林中去写生。传统画家一代又一代画千山万水，事实上只是重复、只是呆板，反倒失去了山水的真正特征。李可染却重新给了山水人物新生命。——他画出了新的山水画。

***

陈淦，字南溪，号小痴。娄县（上海松江）人。《耕砚斋笔记》说他工写意花卉，尤善写真及仕女。他是清朝一个传统画家，他画《五福迎祥图》，也是用传统笔法画出的，不过用寿星挂帅展示五只蝙蝠，旁有四人，在构图上比较多样，有具体，也有抽象。——以五只蝙蝠抽象象征《书经》中的“五福”，即一“寿”（长寿）、二“富”（富有）、三“康宁”（健康安宁）、四“攸好德”（具有美德）、五“考终命”（长寿后善终），就是这种技法。《书经》中宣扬“向用五福”的思想，以“五福”乃得自天的赏赐。所以这幅《五福迎祥图》，不但是艺术品，也是一幅大师级的吉祥画。

***

麦生，他是清朝一位书法家——属于工笔作毫芒小楷的书法家。毫芒也作毫末，指极细微的东西或形状。《韩非子·喻老》篇说：“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大意是说宋人为君王在象牙上雕了一片楮树叶子，花了三年时光，上面不但有叶柄和小枝，叶边上还有细小的绒毛、锯齿状的纹路和美丽的色泽，混杂到真的楮叶中，真假难分。——这就是毫芒艺术的渊源。雕刻以外，书法也是如此，写蝇头小楷的麦生，能把毛笔字写得这样娇小匀称，没有一笔“动粗”，真不简单。

***

周懋泰，字阶平，安徽绩溪人，据《广印人传补遗》，说他善刻印，有《松石斋印谱》。此人生平资料，传世不多，只知道他是清朝人。他的家乡绩溪，是安徽文化荟萃所在，胡适就是绩溪人。梁启超说胡适是“安徽诸胡之后”，其实胡适祖先并非如蔡元培所说的“家世汉学”，但绩溪有文风，故多书卷气中人物皆漏油，胡适是此中得大名者，周懋泰是此中得小名者。得小名者其实也不无本领，但多被埋没了。周懋泰的书法就是一例。他的隶书对联：“尘书邀我共高阁，浊酒劝人归醉乡。”笔力并不比邓石如等大名家差，甚至犹有过之。但是，没有京中大人肯定，遂成小名家而死。

***

《张飞破张郃铭》，一称《张飞八漾山铭》。清朝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七说张飞“八濛山题名，在四川渠县东七里八濛山崖石上。题云：‘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铭。’凡二十二字。评曰：‘飞善画，工八分。此虽片羽一鳞，百世而下，犹得想见其擐甲倚马虎气腾上时也。’”此铭有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款识，字迹是雄浑的汉隶，但它实乃古迹中罕见的珍贵伪刻。1988年7月27日《中央日报》副刊登《英雄亦有妩媚处》一文，竟以楷书制图将此铭刊出，看了令人发笑。——国民党作伪成性，竟做到古人张飞头上去了。

***

季康（1913年—），字宁复、守正犹子。浙江慈溪人。童年即学画。早岁在上海学画，擅山水、花卉、仕女。抗战期间，从浙江、江西、湖南、广西到云南，把道途所见，一路画之。1949年来台湾，三十年下来，曾作多次个展、联展及国外展出，以仕女画为主。他的仕女画的特点是敢于用色，并且比较“像个女人样”。一般国画家画人物，多属仙风道骨型或钟馗型，一画仕女，就不成样子。试看张大千画的仕女，尤其时装裸腿者，如甲申八月《时装仕女图》，简直连比例都不对。比较起来，季康正点多了——虽然仕女画在中国画史上并非正点。

***

邵宇（191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修订本）记：“邵宇，1919年生，辽宁人。擅国画、连环画。”《火热的冬天》，画的是“浙江炼油厂工人住宅区”，是1978年邵宇五十九岁时的作品，是他“赠邓维桢先生”的，邓维桢回台湾后转赠李敖。照《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看，邵宇“擅国画”，但用传统国画观点去看他的国画，一眼就看到他是以国画的工具，画出更现实、更写实、更有画境的“修正主义者”的国画。大陆画家在这一修正上是成功的，成功得简直不止修正，而是革命。台湾画家却望尘莫及，差得多了。

***

程十发（1921年—），名潼，斋名三釜书屋、步鲸楼、不教一日闲过斋。上海松江人。1939年十八岁进上海美专国画系。1950年二十九岁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新中国擅长连环图画和插图，《儒林外史》《孔乙己》《画皮》《蔡文姬》《阿Q正传》等书中，都有他的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指为第四号“黑画家”。“文革”后任上海国画院院长。在画风上，他的人物画有独特造型，先勾勒，后再上水墨和彩色，将传统技法的工笔与写意合而为一，生动精妙之至。

***

黄胄（1925—1997年），原名梁黄胄。河北蠡县人。他从小喜欢画画，后来刻苦进修，画艺大进。1949年，他二十四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中生涯使他更深入了生活、丰富了人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曾被长期迫害。他的画特色之一是“驴得很”，他善于画毛驴，尤其是小毛驴，画得比真毛驴更活泼可爱。著有《百驴图》上下两卷。书中百驴杂陈，各呈驴相，精妙无比。自来中国人画动物，或奔鹿，或耕牛，或射虎，或牧马，或寒雀，或啼猿，或群鱼，画驴除山水画中“野老一骑”外，绝无黄胄式大批出现。但黄胄却尤为之，比起郎世宁的《百骏图》来，真是超越前进。

***

孙旭章，是大陆第一届全国民俗画大赛的得奖画家。高信疆去大陆，看到他画在绢本上的画——《晨雾》，特地买下来，送给李敖。这画并没落款。清朝陆时化《书画说铃》中“书画说二十一”指出：“书画无款非病也。宋人无款而无印者甚多，凡院本而应制者皆无印无款。如马、夏诸公，或于下角偶于树石之无皴处，以小楷书名。”“书画说二十二”又指出：“宋人书名不用印，用印不书名。见之黄山谷暨先渭南公。”至于高信疆为什么把这幅画送给李敖，原因玄机不泄。李敖看到，为之一笑。原来此画中人恰似胡茵梦。高信疆是李敖、胡茵梦结婚时的证人，在劳燕分飞后十四年，他以一画勾起往事、梦断三生。

***

席德进（1923—1981年），四川南部县人，从杭州艺专到巴黎创作，虽画风酷似法国毕费，但也自成一家。中国有史以来，席姓画家都在清朝出现，从席上锦、席士琦、席元骧、席文卿、席存咸、席仲甫，到席佩兰、席煜、席慧文、席璞、席夔，都属之，但是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却只有席德进一人而已，并且成绩空前，因为他采取了全盘西化画法。1980年，在李敖家里，他当场素描胡茵梦，即席送给李敖。李敖觉得席德进爱男人不爱女人，故画女人反倒客观。后来席德进死去、李敖离去、胡茵梦老去，空留素描一纸，永垂艺坛。

***

庄严（1899—1980年），字尚严，号慕陵，又号六一翁。江苏武进人，生在北京，无异北京人。他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即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宣统出宫我入宫”，结果自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直干到副院长，一干四十五年，做了一辈子的守藏吏。庄严与李敖父亲是北大同学、庄严太太与李敖母亲是同学、庄严儿子又与李敖是同学，三路世交，亦属罕见。在李敖中学时代，庄严给李敖写过许多信、一些字，其中一幅，是以宋徽宗“瘦金书”体写南唐李后主词。——以亡国之君的字写亡国之君的词，如此组合，亦属罕见。庄严八十二岁死去，这一墨迹，可谓慕陵散了。

许地山论书法

许地山是博学的台湾人，他生于1893年，生在台南马公庙。生后第二年就逢甲午战争，中国割了台湾，他的父亲不愿受日本人统治，带他回到祖国。长大后，留英回来，在燕京、清华、北大、中山、港大等校任教，1941年死去。

许地山有一篇生前没刊出的残稿，叫《中国文字的将来》，其中论毛笔字一段，颇有奇见。他说：“许多人宣说书法是中国艺术的特别部门。其实真正的书家在历史上是可以屈指数出来的。我不承认写字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若说有的话，记账、掘土、种菜等事工，也可以当做艺术看了，饮食、起居，无一不是艺术了。为什么呢？文字的根本作用是表达意思，形象上的布置不过是书写材料、为纸帛、刀笔、墨汁等等关系，只要技术纯熟，写出来，教人认得它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达到了。凡是艺术，必至有创作性，文字自古有定形，原不能说是创作。所变的是一代所用的材料规定了一代的字体，漆笔时代，绝不能写出隶草真书，只能写篆文，毫笔时代也不能写出现代的‘美术字’。现代青年多用钢笔铅笔，要他们写真楷更是不容易了。”

他又说：“一般求人‘墨宝’的多是与写字的人讲交情，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文字有特别的鉴赏心。许多人只喜欢名人字和贵人字，尤是上款有自己的名号的。字既名贵，拥有的也跟着‘名贵’起来了。写扇面、题书物，上者是钦佩写字的人，下者无非是‘借重’。社交艺术乘君子自己，与字写得好坏本来没有什么关系。说起来，书法是由道教徒写龙章凤篆发展起来的。古来有名的书法家可以说多少与道教有关系。王右军一家，被认为是书法大师，而这一家人正是信道极笃地。六朝的道士如陶弘景、杨义、傅霄诸人都是书法家。唐朝的颜真卿、顾况等，也是道教徒，唐朝又多一层关系。宋朝朱弁的《曲洧旧闻》（卷九）说：‘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本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宋朝废书科，朱弁因而感觉到会写字的人少，然则从宋以后，当然会越来越少了。明清的书法家也是屈指可数的，清中叶以后，因为金石文字发现得很多，写字的人喜欢摹临，一变从前临帖的风气而为临碑。虽然脱离了‘馆阁气’，却还跑不出摹拟古字的圈套。不知道北朝的碑文多是汉化胡人或胡化汉人的笔法，书体和章法不甚讲究，在当时还不过是平常的刻文，本没有什么艺术的理想；南朝人讲究写字，被认为是书法的正宗，但真配得上称为‘艺术字’的到底也不多。书法艺术可以说是未曾到有强固基础的地步，反而使练字的人们堕落临摹的窠臼。”

他又说：“书法本是有闲者的消遣，假如用它来替代赌博、吸烟等，我倒不反对，假如行将就木的人，轻事毋须他做，重事他做不了，用写字来消磨他的时间，我也不反对。假如驱使一般有为的青年，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去练字，我总觉得太冤枉，而且是一种罪恶。”

这位一直在名大学中文系执教的学者，竟有上面这些脱俗之言，真可佩服。

1991年4月9日

[1]场拨鼠（prairie dog）叫起来像dog叫，所以英文叫prairie dog，这种小动很能保护同类，这正是人类所不能完全做到的“守望相助”；同类死了或被别人害死了，场拨鼠还会把死的埋起来，这正是人类所不能完全做到的“养生送死”。

[2]姥姥会记得这位美人儿，她就是电影明星洛丽泰扬。

[3]两个“乾卦”重叠，是双重的“乾卦”。“乾卦”上下六长横，都一样。

[4]“乾”是卦名。一横一横的叫爻，六爻相叠便是卦了。“乾卦”六爻的下句话：“乾：元，亨，利，贞”，叫作卦辞（也叫象辞）；卦辞下面：“初九：潜龙勿用。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叫作爻辞。卦辞、爻辞都是签上断吉凶的判语，综合起来成为《易》。《易》是卜筮手册，就如后来庙里的签簿一样。当然各地各庙里的签簿内容各有不同，所以流传下来的或发掘出土的《易》文字也互有出入。现在的《易》，只是许多种中幸存的一种罢了。

[5]“元，亨，利，贞”用植物来比喻，相当于生根，发叶，开花，结果。

[6]“初”是最下面的爻位。《易》中称阳爻为“九”、阴爻为“六”，原来《易》的卜卦方式是用蓍，蓍在北方俗称臭蒿子，到处都有。蓍晒干后，排列组合，阳爻由九揲组成，所以叫“九”；阴爻由六揲组成，所以叫“六”。

[7]旧说第一个“见”字，念“现”，就是“出现”的“现”。其实两个“见”字都可作“见到”解释。《史记·天官书》索隐引石氏的话：“左角为天田。”《封禅书·正义》引《汉旧仪》说：“龙星左角为天田。”所以“田”字实在可指“天田”。

[8]过去人标点，都标成“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都错了。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以重言释一言例）中说：“《周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惕者，惕惕也。犹言终日乾乾、终夕惕惕也。后人不明一言之即为重言，遂以‘夕惕若’为句矣。《尚书·盘庚中》篇：‘乃咸大不宣。乃心钦。’钦者，钦钦也。乃心钦，犹《诗》云‘忧心钦钦’也。后人不明一言之即为重言，遂以‘乃心钦念之忱’为句矣。由不达古书之例，失其义，并失其读也。”这种见解是很对的。中国人不会读古书，有时闹出大笑话。这个乾乾夕惕，在清朝乾隆时候，就出过大笑话。

[9]古代皇帝被称为“九五之尊”，因为龙飞在天上了。

[10]“象传”说这一卦辞的意思是“盈不可久”，是对的。

[11]在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卦”和“坤卦”有卦外的“用九”“用六”的卦辞。

[12]谁也没头头了，该是表示龙的消失。后来演变成“群龙无首”的意思，似乎不是原义。“象传”说“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就胡扯扯远了。闻一多《古典新义》说：“上九‘亢龙’，亢有直义，亢龙即直龙。用九‘见群龙无首’，群读为卷”，又说“卜辞龙字……其壮尾交于首，曲身若环，岂所谓卷龙欤？……卷龙如环无端，莫辨首尾，故曰：‘无首’，言不见首耳。龙欲卷曲，不欲亢直，故‘亢龙’则‘有悔’，‘见卷龙无首’则‘吉’”。

[13]上卦是“兑”卦，是阴卦；下卦是“艮”卦，是阳卦，表示女的在男的上面。

[14]“咸”是卦名。咸是感的意思、感应的意思。

[15]《易》中称阴爻为“六”，原来《易》的卜卦方式是用蓍，蓍在北方俗称臭蒿子，到处都有。蓍晒干后，排列组合，阳爻由九揲组成，所以叫“九”；阴爻由六揲组成，所以叫“六”。

[16]《后汉书》卷五十六《张皓传附张纲传》：“汉安元年，选遣八使徇行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唯纲年少，官次最微。余人受命之部，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曰：‘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荛之资，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扬五教，翼赞日月，而专为封豕长蛇，肆其贪叨；甘心好货，纵恣无底；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时冀妹为皇后，内宠方盛，诸梁烟族满朝。帝虽知纲言直，终不忍用。”

[17]张纲这话其实是有所本的，是前汉督邮侯文的话。《汉书》卷七十七《孙宝传》中有这样一段：“征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刚直不苟合，常称疾不肯仕。宝以恩礼请文，欲为布衣友，日设酒食，妻子相对。文求受署为掾，进见如宾礼。数月，以立秋日署文东部督邮。入见，敕曰：‘今日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印曰：‘无其人，不敢空受职。’宝曰：‘谁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宝曰：‘其次。’文曰：‘豺狼横道，不宜复问狐狸。’宝默然。”

[18]1974年2月，傅斯年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只追到皇亲国戚的罪状，而不追当今圣上的罪状。

[19]但是古代的注疏家也觉得孔子这段话骂女子与小人骂得太凶了，也该有个例外，所以补了一句说：“此言女子，举其大率耳。若其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这就是说，孔子虽然这样说，但对有些好女人（像周文王的妃——文母——等人），当然例外。我当然相信女人中也有例外，只是世界上这种女人太少了。

[20]当然成立“军中乐园”也有治安上的考虑，有防止大兵们对良家妇女实施暴行的使命。妓女既来仿替罪羊和泄欲器，良家妇女就相对安全了。

[21]有的写“休息”。

[22]有时限于设备，官兵也不分。仁武、拔林、凤山、水寮（水底寮）、苦苓林、大湖（大岗）、林口等“军中乐园”都不分“官长部”和“战士部”。有的地区兼有两者，就是一家分、一家不分，如“桃园特约茶室”是也。有的官兵不分，但价钱却分，如工兵基地指挥官主办的“燕巢特约茶室”是也。

[23]有的“军中乐园”为广招徕，时间不予限制。嘉义附近北石子营房内的“军中乐园”，以待客周到闻名，就是不限制时间的。白河附近的步兵岗也如此。有的虽规定四十分钟，但是为免纠纷，也有从宽者。左营“军中乐园”第二部第二十五号妓女，十六岁起接客，每接四十分钟就不支而泣。金门“军中乐园”一妓女奶上刺有“忍”字，其悲惨可想。

[24]“广嗣露”以外，还有一种叫“蝉酥”。还有一种小片药，施用后可持续一小时不泄，并传说久用可使妓女阴部腐烂。

[25]一家“军中乐园”一标语写“唯本色英雄，方能至此；是可怜儿女，何必苛求”，就是意含劝勉的。

[26]当是子宫帽的一种。据黄恰《曾淑芳流下了雏妓泪》（《时报周刊》，1978年11月5日），记曾淑芳“每天平均接六十客人，至少则接二十个。客人少时，还得上街去拖客拉客。有时，被整得迷迷糊糊，仍得一边瞌睡一边纳客。她也有过内阴部出血一个月，塞棉花后照样接客的不堪记录。”周排附所谓的暗套，也许根本就是塞棉花之类。

[27]当然，也别有粗糙的拉客方式的。我写《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1961年1月12日条下：“下午与镜昌、尔昭、周、江去凤山。我抄特约茶室作息表时，一穿红衣小女人（长相及身材尚可）要我来，我说我卵叫坏了不能来。众哄笑之时，她突抓我生殖器，紧捏龟头一把，有点痛。”连长俞克勤告诉我，有一次，他路过一家“军中乐园”门口，一妓女突然从他背后抢了他的帽子就往里跑，他赶去追。妓女进房即反扣房门，压在他身上，乱动一气，大喊：“连长，你的鸡巴硬了！”不过，一般的拉客方式，多是拉住你，口说“官长啊，不要走，来亲热亲热”之类。

[28]金门的外岛大担、二担没有，只有机动派出，可谓之“活动军中乐园”。妓女八人一组，一月去一次，每次十天。东碇、西碇岛，每三个月去一次，每次二人。

[29]参看我的《为老兵李师科喊话》（“千秋评论”第十期，1982年6月1日）中这一段：“他们老了，也需要亲情。大陆上的家，对他们已恍如隔世。在台湾成个家吧，那又谈何容易！只好‘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我看一位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30]老兵罗文虎对我说：“女朋友，到处都有，花十块钱到处都有。”这话有深意，可以参看。

[31]约在1970年左右，金门发生士兵枪击事件，一度停办“军中乐园”。“军中乐园”有因部队调动或内部原因停办的，例如龙泉营区边一百米有简陋草房的“军中乐园”，后来停办了。旗山的也停办了。

[32]金门“军中乐园”曾有过结婚式花样，以加菜、红被单、进洞房等方式，让士兵与妓女同住一天，算干过新郎的瘾。这种花样，显然是以慰“谈情说爱”的需要。

[33]茶票二元。关于娱乐票和茶票的情形，大都因园而异。例如台中和凤山，都要先买茶票才能入场；台南则买任何一种票都可入场，并且票无时间性，多买了，下次仍可使用；湖口则买茶可以摸，不能搞；虎头埤则可以不买茶票。

[34]1960年12月2日，我在调查台中“军中乐园”时，曾有日记如下：“下午浴后逛街，赴特约茶室抄材科。众人围观此长袍怪人怪行，一小妓女从旁倚我良久。管理员来问，抄我名及步校信箱去。我语以欲修改我们营区规则，故抄之以为借鉴也。彼一面解释茶票多要二元乃单行法规定，盖疑我为调查人员也。”

[35]尹俊字杰夫，湖南邵阳人，幼读私塾，继转高小而初中高中，1929年入军校七期。他卒业后，所谓剿匪、抗日、戡乱，无役不从，由排连长累升军长，后任警备总司令。

[36]张子文是现役预官，但为了避免麻烦，他在文中故意使时光快流，写作“两年前”。

[37]在我做预备军官时候，马祖“军中乐园”官长票二十元，士兵票十二元。在南竿有两家、北竿一家、西犬一家、白犬一家。高登海边有活动房屋，是“活动军中乐园”。妓女来时，三周即回。平均每连一天，均由指导员权充龟公负责。是包底式，阿兵哥不打炮也要缴钱。当时多丑姑娘，因为再丑也不怕卖不掉。去时给老鸨押金五千元，姑娘自己分八千元。

[38]比照我做预备军官时的每次四十分钟单位，如今“每玩一节以七分钟计”，可见国民党的妓院已与时并进到什么程度了！贾燕《“军中乐园”探秘》说金门“军中乐园”“原则上每张娱乐券可以娱乐四十五分钟”，现在恐怕也是“每玩一节以七分钟计”了。

[39]到1967年，金门“军中乐园”的市价是官长票三十元、士兵票十七元。马祖亦相当此价。现在涨到两百五到一百五，且以每节七分钟计，真是今非昔比了。

[40]排长华士恒告诉我，马祖“军中乐园”8时开门，4时黄牛即去买票。当年规定每次四十分钟，但四十分钟内，姑娘摇出来的多余时间，可以自卖黄牛票给另一嫖客，每张二十元，这二十元为姑娘独得。并且还可以挑人卖，她有选择权。金门在1967年时候，妓女每天卖过三十次者，每多卖一次，多得一元。

[41]《尔雅·释山》：“泰山为东岳。”

[4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43]泰水在宋朝就有这种称呼了，见《称谓录》。但已不知出自何书，见《归田录》。

[44]其中最出名的是《鲁颂·宫》中的“泰山严严，鲁邦所詹”和《大雅》中的《嵩高》等诗。

[45]《法言》中有“升东岳而知众山之崺也”的话，也是套孔子的言论。

[46]《礼记·檀弓》等。

[47]《博物志》据《孝经援神契》说：

[48]“霍泰山”神在战国时属河南嵩山系的神，为赵国、晋国等所信奉。《史记·赵世家》：“赵夙为将伐霍，霍公求犇齐。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又《秦本纪》：“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使殷纣。周武王之伐纣……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作石棉于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天赐石棺，以光华其族）。’”《水经注》：“原过之从襄子也，受竹书于王泽，以告襄子。襄子斋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余霍太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汝反灭智氏，汝亦立我于百邑。’襄子拜受三神之命，遂灭智氏，祠三神于百邑，使原过主之。世谓其处为观阜也。”

[49]古代国中名山大川叫“望”，祭它们是遥望而祭，也叫作“望”。但不属于自己地盘的山川，就不肯望。《左传》记楚昭王生病，卜者说是河神为祟，该去祭。但楚昭王不肯，他说河不是我们的望，河神管不着我。可见当时的山川是地区性的，还没被泰山通吃。

[50]《元始上真众仙记》说：“太昊氏为青帝，治岱宗山。”

[51]《孝经钩命决》说：“尧梦乘青龙上泰山。”

[52]《史记·封禅书》说：“齐人丁公……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

[53]后汉应劭《风俗通义》说：“东方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长也，万物之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功成，封禅以告天地。”

[54]罗振玉《辽居杂著》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

[55]赵翼《陔余丛考》中“泰山治鬼”条下说：“东岳主发生，乃世间相传，多治死者，宜胡应麟之疑也。”

[56]顾炎武《日知录》“泰山治鬼”一条说：

[57]《史记·封禅书》。

[58]《搜神记》：“胡母班死，往见泰山府君为之致书于河伯。”《北史·段晖传》：“有童子与晖同学二年。将去，谓晖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游学，今将归。’言终，腾虚而去。”《夷坚志》：“孙黑、石倪、徐楷，相继为泰山府君。”

[59]阎王是梵语Yamaraja的音译，阎摩罗、琰摩、阎魔、阎王、阎老、阎罗王都是他。《隋书·韩擒虎传》有“生为上国柱，死作阎罗王”的话。

[60]清朝吴锡麟《有正味斋骈体文》中有《游泰山记》，中有“吴道子之变相，阿育王之淫刑，鬼物青红洒竖毛发”的话。吴道子画地狱变相图，见于《海录碎事》等书。这段话是描写这个道佛混合的庙。

[61]《燕京岁时记》东岳庙：“东岳庙在朝阳门外二里许，除朔望外，每至三月，自十五日起，开庙半月。士女云集，至二十八日为尤盛。俗谓之挥尘会，其实乃东岳大帝诞辰也。”

[62]陈鸿年《故都风物》（1970年正中书局）记东岳庙：

[63]孙悟空走后，阎王们告状告到玉皇大帝那里，表文上说：

[64]泰山愈来愈被人“非礼之祭”，在明朝已经很严重了。刘基《郁离子》有“岳祠”一则，曾经慨乎言之。刘基说：

[65]王源《刘处士墓表》记刘继庄“尝为学者曰：‘圣人谓人为天地之心。人渺焉尔且众，胡为天地之心？尝学易，而得其说：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风雷，无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虚。山泽又次之，实矣。由是草木生焉，鸟兽育焉。草木、鸟兽下已章乎？末竟也。草木不实，则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则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实也。故曰：人为天地之心。身岂心哉？心心尔。所谓仁也，天地不能为者，人为之，剥复否泰存乎运，而转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何足为天地之心哉？’故处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刘继庄显然是说，天如果不生人，那么天的生命就没有完，天地的生命就熄灭了。人是天地的果实，人是天地的心。人的躯壳不是天地的心，只有人心才是天地的心。比如说到仁，天地不能做的，人能做，兴衰顺逆关系着命运，可是转移命运的是人心。人要不能改变命运，只拿他的知识能力为一人一家打算，那连人都不配做，还配做天地的心吗？所以人要替天行“仁”，这样才是正道。

[66]刘继庄《广阳杂记》中有这些话：“陈青来执赞于予，问为学之方。予言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废沿革礼乐兵农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若夫寻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谓雕虫之技，壮夫耻为者也。”

[67]刘继庄《广阳杂记》中有这些话：“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见，奋笔书曰：‘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迄今十年，乃不克践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难也！”这种“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的情况，我在坐牢时最有此感。

[68]原注Palladas, Greek Anthology, X.44.“Loeb”，IV，25。

[69]原注Paradise Lost, X.760-762。

[70]原注ThomasShadwell, The Libertine, Complete Works, ed.M.Summers.Ⅲ，27（Jacomo and Don John）。

[71]原注Gulliver’s Travels, ptI, Ch.6，Oxford，67。

[72]原注MarekHlasco, The Eighth Day of the Week, tr.N.Guteman，13（Agnieszka）。

[73]原注A.Moravia, NuoviRaccontiRomani：“Lasciami perdere，”Opere complete, Bompiani，Ⅺ251-2（Marcella）。

[74]钱钟书没有看过琼瑶的《窗外》，我为他补一条。《窗外》44页：“妈，你别这样不满意我！我并没有向你要求这一条生命，你该对创造我负责任！在我，生命中全是痛苦！假如你不满意我，你最好把我这条生命收回去！”

[75]董仲舒（公元前176—前104），号桂岩子，河北冀县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博士。他上课时候要“下帷讲诵”，他的学生甚至要“传此见次相授业”（间接教来教去），“或莫见其面”。早年时候，他的专心，可以“三年不窥园”；晚年时候，他“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述为事”，很受人尊敬。

[76]“三纲”之说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原意是君臣、父子、夫妇各尽其分，后来由《纬书含文嘉》和《白虎通》演绎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大教条，董仲舒变成了始作俑者。

[77]《史记》原文是：“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这些话，到了《汉书·司马迁传》里，就被窜改为“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其中“贬天子”的字眼竟不见了。知识分子与虎谋皮，下场一至于此！

[78]《明史·庄烈帝本纪》。

[79]《烈皇小识》：“逆闯入宫，问帝所在，大索宫中不得。伪尚玺卿黎志陞进曰：‘此必匿民间，非重赏严诛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至二十二日，庚戌，得先帝遗魄于后苑山亭中，与王承恩对面缢焉。先帝以发覆面，自袷蓝袍，白绸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红方舄，袖中书一行云：‘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王承恩是他的贴身太监，陪他死了。要是现代老K版的王承恩，一定抱住他一起逃亡矣！

[80]《明史·庄烈帝本纪》：“〔三月〕辛卯，李建泰疏请南迁。壬辰，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可见崇祯皇帝连南京都不肯去，何况台湾呀！

[81]《南史·陈本纪》有“刑罚酷滥，牢狱常满”的话。

[82]陈后主喜欢作诗，《南史·陈本纪》说他亡国前“奏伎纵酒，作诗不辍”，又说亡国后“陈人讴咏，忘其亡焉”。（不知亡国恨的，岂止商女哉？）隋文帝怪这位诗人“此败岂不由酒；将作诗功夫，何如思安时事”，明说作诗亡国也！可怜的是，陈诗人作了一辈子的诗，所留传的，不过拍隋文帝马屁的一首。哀哉！

[83]《南史·陈本纪》：“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书仆射袁宪、后合舍人夏侯公韵侍侧。宪劝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后主曰：‘锋刃之下，未可及当，吾自有计。’乃逃于井。二人苦谏不从，以身蔽井。后主与争久之，方得入。”理论上，陈后主有“遁出”的机会，有机会而不“遁出”，其意存殉国，似可肯定。若要“正色以待之”，他十五岁的儿子陈深就做到了，似非难事也。

[84]徐中舒《金文嘏辞释例》。

[85]《诗经》。

[86]《书经》。

[87]黄耇就是黄头发。《仪礼》有“黄发台背”“黄发儿齿”等话。《诗经》有“遐不黄耇”“以祈黄耇”“黄耇台背”“黄耇无疆”等话。

[88]《左传》。

[89]《淮南子》。嫦娥本该叫姮娥，因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就叫嫦娥了。

[90]《庄子》：“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91]照《太平御览》引汉东园私记的话，说：“亡人以黄金塞九窍，则尸终不朽。”“以云母壅尸，则亡人不朽。”

[92]杨王孙还说：“且夫死者终身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迺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这又明显道出，厚葬是违反自然的化合与还原（归）了。

[93]《事物纪原》说：“战国时，秦王见蔺相如奉璧、田单伪约降燕、冯谖焚孟尝君债券，左右及民皆呼万岁。”足见早期喊“万岁”，是表示一般欢呼。

[94]《陔余丛考》说“万岁”“本古人庆贺之词”，“盖古人饮酒必上寿称庆曰‘万岁’，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犹俗所云万福、万幸之类耳。因殿陛之间用之，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久之，遂莫敢用也。”参看《庄子》逸文：“梁君出猎，见白雁群，下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谓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龙止之。梁君怒曰：‘龙不与其君，而顾他人。’对曰：‘昔宋景公时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为有德于天而惠于民也。君以白雁故而欲射杀人，主君譬人无异于豺狼也。梁君乃与龙上车归，呼‘万岁’，曰：‘乐哉！人猎皆得禽兽，吾猎得善言而归。’”（据《艺文类聚》卷六十六引，又见《困学纪闻》卷十及《太平御览》卷四五七）。

[95]《长生殿》里有“万岁爷有旨”和“叩见万岁爷娘娘”的文字。又《清国行政法泛论》“皇室”“敬称”：“俗又称帝曰佛爷及万岁爷”。

[96]王安石有《和御制赏花钓鱼二首》，中有“霭霭祥云辇路晴，传呼万岁杂春声”的句子，可见用“万岁”，还是“传呼”的。

[97]释慧开《无门关序》：“印行拈提佛祖机缘四十八则，祝廷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98]清朝的太监李莲英，也是“九千岁”一派的。《慈禧外记》有这样一段：“至1881年之3月，即光绪七年，以总管太监李莲英之骄横，而两宫太后复起争端。慈安谓李莲英为慈禧所宠任，其目中只有慈禧，而不知有己，藐视太甚，致其余之太监亦尤而效之。又言李莲英权势太大，人皆称之曰‘九千岁’。争论急剧，竟无调停之余地。人言慈禧含怒于心，不能再忍，而慈安之死机伏于此矣。”

[99]《二申野录》卷七小注：“礼部阎可陞曰，二十三年建祠献媚，几半海内，除台臣所劾外，尚有创言建祠者李蕃也。其天津、河间、真定等处倡率士女，醵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五拜礼，呼‘九千九百岁’，目中真不知有君父矣！”

[100]《明史·魏忠贤传》：“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

[101]《旧五代史·苏循传》：“时张承业未欲庄宗即尊位，诸将宾僚无敢赞成者。及循至，入衙城见府廨即拜，谓之拜殿。时将吏未行舞蹈礼，及循朝谒，即呼‘万岁’舞抃，泣而称臣。庄宗大悦。”

[102]《明外史》万安传。

[103]“万岁”在被统治者抢走后，引申出来另一个意思，就是指帝王之死。《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一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这种抢走，在早先时候，一般人还是不习惯的。《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六“万岁之期”条下说：“《翟方进传》：绥和二年春，李寻奏记。方进责数之，因备述星变而云万岁之期近，慎朝暮云云。师古注以万岁之期为指方进之死，言其事在朝夕。顾氏曰据文万岁之期意谓宫车晏驾，故此下郎贲丽欲以此灾移于宰相也。师古注谬处不可胜摘，先儒已著而未行世者，聊出之。”其实颜师古的错误，正可看出早先时候一般人还不习惯“万岁”是帝王专用的。

[104]《颜氏家训》中、《五代史》中，也不乏用奴才骂人的记录。

[105]1758年是戊寅年。徐珂记为戊子年，戊子年是1768。

[106]相沿成例后，武人不能称臣，不论满汉，都成了规矩。清宣宗道光六年（1826），穆兰岱奏青海蒙古军情，奏折内称了臣，被皇帝严旨申饬，理由是：“道光五年，曾经降旨，督抚藩臬之内，如系旗员，于请安谢恩折，著缮写奴才字样；凡遇一切公事奏折，著写臣字。此特专指文职而言，并未指武职如此。原降谕旨，甚属明晰。穆兰岱前此会同陕甘总督奏事一折，自应缮写臣字。今伊自行陈奏青海蒙古事件，亦写臣字，竟染汉人习气，殊属不合。况此际各省将军都统等奏折，并无一缮写臣字者。穆兰岱身任副都统，兼西宁办事大臣，而仿效文职，殊属非是。穆兰岱著传旨申饬。”特别注意这里“竟染汉人习气”的字眼，可见对汉人称臣，皇帝的根本心态所在。

[107]李鸿藻《霆军纪略》：“故事：武职大臣，单衔具疏，自称奴才，与旗籍臣工一例。而钦定剿定粤匪诸方略，于满汉文武臣工各奏疏，则概以臣字为文。此编所载，鲍公各奏稿，谨遵方略，一例称臣。”对照起乾隆朝的“武职大臣，单衔具疏，自称奴才”的例子，就可看到多么有对比性了。我举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二十九日的一则和台湾有关的如下：“福建台湾镇总兵官奴才叶相德跪奏：为具奏事。窃奴才仰蒙圣恩，委任收捕贼匪黄教等首从各犯，夙夜悚惶，实力办理，业将多方设法及会合搜捕情形，于三月十七日咨明督臣崔应阶转奏在案。本月二十七日，奴才探知黄教等潜匿在官材珑山内，随会同提臣吴必达，率领文武官兵，连夜密赴该处，当即擒杀黄教等首伙各犯。于二十九日，奴才会同提臣吴必达、臬司余文仪连衔具奏外，伏查此案贼匪，先后擒获一六六名，投首效用六名，临阵剿杀一一四名，此外尚有散逃余党，不便稍有疏漏。奴才复与提臣同心协力，分头查捕，务绝根株。再查台湾地方营伍，均须整顿。奴才现与提臣将善后事宜熟商筹办，约于四月末旬，可以竣事，即当西渡厦门，赶赴滇南，力图报效也。合先恭折由六百里驿递驰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施行，谨奏。”

[108]乾隆三十五年（1770），西宁、达翎阿、周元理上奏搜捕蝗孽。折内列衔，西宁、达翎阿称奴才，周元理则称臣。皇帝说：“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乎？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朕于此等事从不计较，即汉人中间有于召对时称奴才者，亦并无嘉赏之意。而折奏列衔，则不宜参错。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份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将此传谕周元理知之。夫马人龙之随天保称奴才也，即依此旨办理也。”皇帝既以周元理为可笑之至，又以马人龙为随称不合，则听命的，又何去何从？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就下谕满洲大臣在公事奏折上一律称臣，但西宁在上奏搜捕蝗孽上仍称奴才，足见是西宁犯规，而不是周元理违制。可见对奴才的用法上，也有因皇帝猜忌而变例的。此处皇帝怪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就是猜忌。你要叫奴才，我不许你叫；你不要叫奴才，我偏要你叫。对马人龙，就是你要叫，我不准你叫；对周元理，就是你不要叫，我偏要你叫。反正皇帝都有理就是了。

[109]以上举的都是雍正时代的例子。到了乾隆时代，为这问题还在闹个没完呢！乾隆三十年（1774）七月二日，为了福建提督甘国宝奏折中称了臣，朱批称臣不合，下旨申饬，并在两天后补充理由如下：“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谕福建提督甘国宝奏请陛见及请安折内，于书衔处称臣，殊不合体式。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上年因御史天保、马人龙连衔具折奏事，概称奴才，曾降旨，令内外满汉诸臣嗣后陈奏公事均一例称臣。此第就文职而言，并未概及于武臣，且请安谢恩之类亦非公事也。乃外省提镇未能体会前旨，遂尔误称，此皆无知字识所为。若谓甘国宝自图体面，谅亦未必敢也！前此右江镇素尔芳阿奏事称臣，因其身系满洲，尤不应不谙规矩，曾经申饬。今甘国宝又复如此，恐各省相类者尚多。著传谕各该督抚即行知照各提镇，一体恪遵，毋致违舛此者……”

[110]三和是“内大臣工部左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革职留任又革职留任”头衔，英廉是“经筵讲官户部左侍郎管理三库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降一级留任又降二级留任又降三级留任”头衔，四格是“厢白旗汉军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革职留任”头衔。

[111]但与陕西巡抚联名上奏时，却是“陕甘总督臣勒尔谨陕西巡抚臣毕沅跪奏”字样。

[112]杨魁是江苏巡抚。

[113]石秀这段话，赛珍珠（Pearl S.Buck）英译《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中译为：“Youareaslave, andyouareslaveofaslave！”不过“奴才”在官式文书中不能这样译。胡适给柳无忌的信中说：“满清一朝，凡旗籍的官吏，无论官多么大，皆自称‘奴才’。若译英文，也必须用YourMajesty'sObedientSlave，似无法简化的。”（《传记文学》卷三十四第六期，柳无忌《我所认识的胡适》）

[114]《楞严经》有“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的话。《文苑英华》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有“黑风宵遁，波旬忘反噬之心；录洺晨开，天常识问津之所”的话。

[115]“窣堵波”是梵语佛塔的意思。这种佛塔安放佛物、经文，或埋藏有名僧人骨、牙、头发等。古人译作方坟、圆冢、灵庙等。《大唐西域记》说：“吠舍厘国有窣堵波，是吡摩诘故宅基址，多有灵异。去此不远，有一神舍，其状垒砖，传云积石，即无垢称长者现疾说法之处云。去此不远有窣堵波，长者子宝积故宅也。”又说，“伽蓝北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金刚泥涂，众宝厕饰，中有舍利。”王安石《临川集》《与道原过西庄遂游宝乘诗》写“周颙宅作阿兰若，娄约身归窣堵波”，都是指此。

[116]“莲华”即莲花。

[117]《抱朴子》说：“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有自本彻末。以角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啄之，未至数寸，即惊退却。故南人或名通天犀为骇鸡犀。”白居易说“通天犀”“角骇鸡”，就是这个意思。

[118]《旧唐书·德宗纪》记大历十四年（779）五月，“癸亥即位于太极殿。闰〔五〕月丁亥，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

[119]犀牛来中国，早在汉朝就有了。见《后汉书·章帝纪》。

[120]1937年5月30日，胡适写《再谈谈宪政》（《独立评论》第二三六号），进一步论他这一“僻见”说：“我这个‘僻见’，蒋廷黻先生不屑答复；有一天他对我说：‘你那一段议论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过了一年之后，丁在君先生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里引了我这一段话的第一句，他的批评是：‘这句话是不可通的。’（丁先生的全文转载在《独立》第一三三期。）这大概是因为我不是专学政治的人，所以我的‘僻见’，廷黻先生说是‘笑话’，在君先生说是‘不可通的’。”“我自己相信，上文说的僻见并不是笑话，乃是我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施行的结论。”

[121]在《再谈谈宪政》一文中，胡适还有这样一段，自道生平经验：“我也曾学政治理论和制度，我的运气最好，我最得力的政治学先生是曾在Ohio做过多年实际政治改革的Samuel P.Orth。例如他教我们《政党论》，从不用书本子；那年正当1912年的大选年，他教我们每人每天看三个大党（那年罗斯福组织了进步党）的三种代表报纸，每周做报告；并且每人必须参加各党的竞选演说会场；此外，我们每人必须搜集四十八邦的‘选举舞弊法’，做比较的分析。我受了他的两年训练，至今看不起那些从教科书里学政治的人们。我对于民主宪政的始终拥护，完全是因为我曾实地观察这种政治的施行，从实地观察上觉悟到这种政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制度，不过是一种有伸缩余地，可以逐渐改善、逐渐推广政权的常识政治。”

[122]1914年5月13日，陈炯明有信给吴敬恒，有这么一段，正好与蒋廷黻之论针锋相对：“譬如现在国中摧残共和，扰害百姓者，实一私人的武力主义横行。申言之，则大军阀扰乱于中枢，小军阀扰乱于各省，而官僚、政客、民党依附其中，口福利而行盗跖，日在老百姓头上肆其践踏，合之为民国四凶，今欲扫平此乱，确非空口赤拳所能从事。不得已而以毒攻毒，暂用小军阀之集合，以推倒大军阀之酿乱，能一次摧陷而廓清之，根本解决也。不能，而先打破大军阀，创建联省制，钳制大军阀之不能产生，安排小军阀之鬼有所归，以此收束，暂作统一，名曰假联治，此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之办法也。唯假联治之下，得一和平机会，自可从事裁兵，清理内外债；一面以党之进行，带领老百姓组织团体，储养自治、自卫之能力，再起而与小军阀算账，收回民治之权，使小军阀不能不归于国防地位，真联治乃可实现、真共和始告成功。”可见陈炯明虽是“武夫”，但见解比“文人”“教授”还高明多多呢！

[123]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文中引了这段话后，说：“我至今还相信这种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最有效方法。”

[124]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政与独裁的讨论》中，还有这样的结尾：“我个人当然是欢迎汪蒋两先生这种宣言的。他们承认中国今日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这种见解，很可以对一般求治过急的人们下一种忠告。在这个国家和平统一最有希望的时机，在中央政府将要正式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期，这种郑重宣言是最需要的。”当然，事实上国民党当权派的真意如何，则大有文章，袁世凯在称帝以前，岂不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实无帝制之必要与可能吗？

[125]在《再谈谈宪政》一文中，胡适还有这样一段：“我在美国看过两次大选举：去年在美国看了第三次大选举，看了第二个罗斯福在那个全国资本家极力反对的空气之下，得到总票数百分之六十四的空前大胜利，我的民主宪政的信念又得了一种最坚强的印证。我更深信：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血脉贲张的自以为‘专政’，他们只须逢时逢节，在要紧关头，画一个‘诺’或画一个‘No’，这种政制因为对人民责望不太奢、要求不太多，所以最合于人情，最容易学，也最有效力。”

[126]丁文江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中，明白表示汪蒋虽有通电，但他们还是搞独裁的：“汪蒋两先生尽管通电说独裁政治不是必要，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何尝不是变相的独裁，不过不是蒋廷黻钱端升两先生理想的独裁而已。”

[127]关于蒋廷黻与国民党关系，和他发表赞同独裁论，似有内幕可寻。1934年4月19日，傅斯年有信给胡适，说“此间一切读书朋友对定[廷]黻文章极不满。故此公虽邀西府之垂青，实已自弃其moral力量。中国虽至今日犹有三分廉耻，此则系于二三人之努力，曾涤生所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倾向而已’是也。此间读书朋友，虽为卿士，未尝丧天良也”。可见对蒋廷黻的不满。唐德刚《胡适杂忆》有这么一段：

我记得我那时还谈了些有关蒋廷黻的掌故。我偶尔提到蒋氏可能是“复兴社”里的要员。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胡先生说当他1952年返台蒋公约见之时，他们曾涉及胡蒋二位有意组党之事，“蒋先生说，‘请告诉廷黻不要另外结党了，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

“这‘回到’二字里有文章！”胡先生不疑处有疑地向我说，“蒋廷黻未加入过国民党，为什么要‘回到’国民党里去呢？”

胡先生怀疑蒋廷黻先生是个力能通天的“蓝衣社”大员。我们并且把《独立评论》找出来，“考据”一下蒋廷黻加入“复兴社”的可能年代。

如今当事诸公俱已作古。那些力未通天的“蓝衣社”社史家们也找不到证据来证明蒋氏是否个“社员”，这件事，可能就永远是民国史上的疑案了。

如果蒋廷黻的身份这样复杂，那他首开拥护独裁之论，倒真是另有文章了。

[128]有关民治与独裁的论战，还有许多其他人的文章，因为不是最重要的，我不引录了。

[129]你还记得三十八年台中发现灵芝，台中市市长陈宗熙要把它献给总统，而闹得对簿公庭的事吗？

[130]你还记得《中央日报》上陶希圣说五星会聚是反攻前祥瑞的说法吗？

[131]这是叶青《寄胡适的公开信》中的话，见《胡适批判》第1130页。

[132]叶青：《个人与国家》序言中的话，1957年3月帕米尔书店版。

[133]叶、郑两先生似乎有意忽略胡适在提出八不主义前的酝酿过程，那段在留美几个学生中间的笔战。八不主义的提出乃是这段“长期讨论”的尾声，而非如叶先生所谓的胡适“见了陈说……云云而然”。叶先生把胡适的悟性看得太高，胡适还没有那样聪明！那种速度！

[134]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1002页《文学革命八条件》。

[135]1933年12月3日写成，初载于《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

[136]第二卷第一号以前的《新青年》叫《青年杂志》。在《青年杂志》第三号中有谢无量一首八十四韵的长诗，“所用古典套语，不下百余事”。当时主张写实主义的陈独秀竟以记者身份推此古典主义之长诗为“稀世之音”。胡适在美国见了，似乎颇对这位叶先生笔下“文学革命的倡始者”的水准与纯度感到怀疑，因此他写信批评陈独秀说：

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正以足下论文学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矣。

陈独秀是一位勇于认错的人，所以写了这些话。

[137]第五项“须讲求文法之结构”，陈独秀说他不明“将何所指”；第八项“须言之有物”，陈独秀说他“仆不甚解”，他说：“以上二事尚望足下有以教之。”

[138]此信在《独秀文存》卷三中也可以找到。

[139]这时期文学革命的运动已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转到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而在国外提出“文学革命”一语最早的，乃是胡适在1915年10月17日所作的《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见《胡适留学日记》第784页），其中有几句是：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140]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版。

[141]郑学稼《鲁迅正传》再版序文自称。1954年11月亚洲出版社版。

[142]郑学稼：《斯大林编导的党狱之一（下）》，1954年2月4日香港《自由人》第二百零九期。

[143]郑学稼：《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1960年12月《文星》第七卷第二期。

[144]郑先生在他翻译的《自由论》的《译序》里，曾说他一生中“常受蔑视‘自由’者和伪‘自由主义者’的压迫与侮辱”（1960年1月文星书店版）。

[145]据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回忆。

[146]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曾说此报创于癸卯十月（在沪），由章士钊、张继、何靡施、卢和生、陈去病办理，卢和生为发行人，担任执笔的除上述人外，尚有苏曼殊、陈由己（独秀）、金天翮、柳弃疾等（第135页）。

[147]见《五四运动之思想的内容》，《自由世纪》第十七期第8页。

[148]见《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第15页“给连根的信”。1949年自由中国出版社。

[149]在《青年杂志》第一号的第一篇，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里面有一段是：

科学为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从这定义里我们可以了解陈独秀所了解的《科学》。

[150]见《胡适批判》第605页。

[151]见《胡适批判》第726页。叶先生这种性格不得不使他的读者感到茫然。例如1938年的1月里，他写《关于政治党派》，竟自我抹杀地说：

我不曾加入任何党派，所以我来解决这个（政治党派）问题绝不站在任何党派的立场。

他写这段话时，大概忘了他在巴黎那出“狱中记”了！三年四个月后，他似乎知道藏头露尾不行了，他终于坦白了：

我大致在十七年前加入国民党，约三年后无形脱离。……以后国民党中有人约我加入的事。到昨上年才由潘公展、叶楚伧两先生之介绍，重行加入。（以上皆见《抗战中的问题》，1941年6月《时代思潮》社版）

一位有过两次党历、双重党籍的叶先生，用他自己的话证明了他不但有“惯于健忘”的性格，同时还是一位欺骗读者的宣传家。这时候我们再读他那些大量泛滥的著作，不论是哪一种包装，我们不得不对他的sincerity，多少有一点怀疑了！借助于这种简略的“内考证”（intemal criticism），也许更有助于我们对他的文章的了解，从“基本思路”（primordial motives and images）来探讨他的微意，从而了解其执笔时“心理运作”（mental operation）的过程，最有助于我们去做他的忠实读者。有些人对原作者不从事这种“相关情况”的研究，而滥施“人身攻击”与“飞象过河”，则是既愚蠢又不道德的行为。

[152]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一《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亚东版第16页）。此文作于1926年。二十七年后，胡适在自由中国社欢迎茶会上致辞，“公开忏悔”他说了这种话。

[153]见前书前卷《欧游道中寄书》第二封（亚东版第74页）。

[154]《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科学与人生观序》（亚东版第44页），此文作于1923年，有一段说：

……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

这大概就是叶先生指斥胡适的“不敢明目张胆来具体地反对社会主义的情形”了（《胡适批判》第694页）！胡适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可以反映在他对苏联的看法上，其详请看我的《胡适先生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大学杂志》第二卷第六期，1957年4月10日）。

[155]见叶青：《胡适批判》第811页。

[156]以上引用皆见前书第867—870页。

[157]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三《我的歧路》（亚东版第91页）“学衡杂志社梅光迪君来信”。

[158]所谓“过激派”，也是一个被乱用了的名词。我认为叶先生对此词缺乏明确的概念。我建议他参考1919年的四篇文章：3月的《过激党之主义政策及历史》（《新教育》第一卷第二号），5月罗罗的《过激派之理想及其失败》（《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五号），6月君实的《过激思想与其防止策》（前书前卷第六号），及8月前人的《过激主义与民主主义之对抗》（前书前卷第八号）。另外在1927年有一本孙范译的《过激党真相》（秦东版），也可参看。

[159]郑学稼：《斯大林编导的党狱之一（下）》，1954年2月4日香港《自由人》第二百零九期。

[160]所谓“过激派”，也是一个被乱用了的名词。我认为叶先生对此词缺乏明确的概念。我建议他参考1919年的四篇文章：3月的《过激党之主义政策及历史》（《新教育》第一卷第二号），5月罗罗的《过激派之理想及其失败》（《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五号），6月君实的《过激思想与其防止策》（前书前卷第六号），及8月前人的《过激主义与民主主义之对抗》（前书前卷第八号）。另外在1927年有一本孙范译的《过激党真相》（秦东版），也可参看。（亚东版第96页）。

[161]见胡适：《尝试集》第61—62页《小诗》（1922年亚东增订四版）。

[162]见《胡适文存》卷二《问题与主义》（亚东版第148—151页）中攻击“安福部首领王揖唐”的话。

当时这一帮知识分子与北洋军阀“相持”的情况一直继续着。1923年的“国务会议”里，还有“取缔新思想”的议案（见《努力周报》第三十六期，1923年1月7日）。这一类史料可参考1924年6月17日“晨报副刊零碎事情”第一项，和23日《晨报副刊》内《胡适文存究被禁止否？》一文，以及7月6日副刊内，胡适为他和陈独秀的书被禁事致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信。

[163]关于标点符号的历史渊源，参看俞樾《茶香室续钞》卷六；教育部颁行新式标点符号，参阅《教育年鉴》戌编第三期。

胡适等提案后，1919年12月《东方杂志》有《新式标点符号》（第十六卷第十二号）一文，1920年2月有成玉《点句法》（《妇女杂志》第六卷第二号），10月有戴嶐《白话文符号用法研究》（《学生杂志》第七卷第十号），皆为较后之讨论文字。

[164]《胡适文存》卷四《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亚东版第127—146页）。

[165]《尝试集》（第94—95页）。

[166]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1935年商务版）。当时北大收女生事请参阅《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445—446页。

[167]郑先生此处说钱玄同是“著名的虚无主义者”，我认为不妥当。我觉得林琴南笔下这位《蠡臾丛谈》中的人物，实在不能戴这么漂亮的帽子。一位给《新学伪经考》写序的人、一位给《说文》段注做“小笺”的人，实在不像有“虚无”的气质。郑先生若翻翻自己译的《俄罗斯共产主义之本原》（1954年中央文物供应社版），从第49页往下读，就知道他给疑古玄同所戴的帽子实在太大了！

[168]见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 p.264言胡适一节。

[169]据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六组编《中共对学术界的思想迫害》，第62—66页所录沈尹默所写的《胡适这个人》。

[170]《鲁迅正传》第11页。

[171]《胡适批判》第813页。

[172]关于叶先生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节，我认为周策纵的描写足可以代我答复了：

“Hu’s work in those fields was severely criticized later by Marxists such as Li Chi and Yeh Ch’ing；but lacking classical training, they seemed not able conclusively to dispute Hu’s work on the classics.”（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tess，1960.p.318）

[173]郑先生在《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1953年亚洲出版社版）里曾提道：

①谁是这事业的发难者呢？胡适教授接着说：“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我的朋友陈独秀。”（第5页）

②《新青年》重新出版，胡适们便整齐阵容，向文学革命之途迈进。（第6页）

③文学革命的旗帜，由胡适与陈独秀两教授竖立起来。（第8页）

从①中我们知道“进行”的“急先锋”何涉于胡适之为“播种者”？从②③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在郑先生眼里“胡适教授”所处的地位（大概不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的）。

[174]郑先生用涅克拉索夫（Nekrassov）的诗来骂我“瞎捧”，我现在把这两个字移赠叶先生。涅克拉索夫曾说他的诗神是“复仇和悲哀的诗神”，叶、郑先生“复仇”当然可以，只怕复仇不成，反倒“悲哀”起来！

[175]郑学稼《资本论与方体》，见1938年10月9日重庆《中央日报》星期增刊。

[176]我热烈希望凡是和胡适有关系的人，都能帮助我这个使他“说些什么”的计划。这意思就是说，凡是知道或保存有关胡适的言行、文件、信札、图片、稿本等材料的人，都欢迎能够提供、惠借，好使这部评传增色。在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中国，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试问能有几部一百二三十万的传记来收入你所知道或保存的材料？所以请你不要错过这个广布流传的机会。

[177]我尽量不在正文里掺入烦琐的历史考订，我的目标是“正文轻快，脚注详细”。这种做法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之所以不能放手写文学式的正文，而要兼顾历史性的脚注，乃是因为有关胡适的基层史料工作还没有人做好，所以我不能自自在在地走斯特雷齐（Lytton Strachey）、莫里斯（Andre Maurois）等人的路。

[178]威尔逊是胡适最佩服的人中的一人。我这里用这个ordeal是套用胡佛（Hebert Hoover）《威尔逊的苦炼》（The Ordeal of Woodrow Wilson）的书名。

[179]这一天，是光绪十八年二月十九日（1892年3月17日）。

[180]直到他死，他还不知道这个小洪骍后来竟叫作什么“胡适”。

[181]胡适在《九年的家乡教育》（《新月》第三卷第三期，二十年4月上海出版，后收入《四十自述》一，上海亚东版，台北六艺版，达东版）里说“我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其实他父亲到台湾的日子是二月二十四日，不能说是“二月底”。

[182]1887年（光绪十三年）刘铭传买来的。火车头现在还展览在台北新公园里。

[183]《台湾禀启存稿》光绪十八年《又奉抚军批闰月二十七日奉到》里记收入这样一则官样文章：

据禀已悉。该牧不避嫌怨，据实陈明，尚属不负委任。已将刘统带朝焯、王管带起胜暨哨弁等各记大过三次，并饬全台营务处明定弁勇功过赏罚章程矣。另禀炮台情形，不为无见。洋炮猛烈，必先求避之之法，而后可言守。候再从长相度，次第办理。此缴。

[184]这段壮举，他在当时的函牍里，曾经不厌其烦地说了又说，大概他颇引为自豪。蒋师辙（绍由）《台游日记》（五年《金陵丛书》丙集之四）卷二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十二日条下，有这样的记载：

胡铁花直刺巡阅营伍归，询贯所历，背蛮烟瘴雨之乡。廉从三人，死者二，病者一，而[铁花]一身泰然，了无疾苦，真铁汉也！

胡传身体好，能刻苦的情形，王胜之（同愈）在《栩缘题跋》（稿本）里也有一段记载：

先生治朴学，工吟咏，性乐易，无城府，兴至陈说古今，议论蜂涌，一坐皆倾。体干充实，能自刻苦。

[185]当时管盐的差使很肥。见连横《台湾通史》1936年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版）卷十八卷《榷卖志》；卢嘉兴《台南县盐场史略》（《南瀛文献》第二卷第一、二期，1954年9月，台南县文献委员会版）；及前人《台湾清季盐制与盐专卖》（《台南文化》第五卷第一期，1956年2月，台南市文献委员会版），及张绣文《台湾盐业史》（1955年11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版）第三章。

[186]他这封信里有一段话劝吴大澄：

保重政体，原为担当国事。大臣之身，与国同休戚，关系甚重。

这段话，六十九年后，被胡适“抄”了，写信给蒋梦麟，用来劝蒋梦麟不要再结婚：

老兄是一个“公家人”，是国家的大臣，身系国家大事，责任不轻。（见1963年4月11日台北《联合报》）

1963年6月14日的上午，我同蒋梦麟先生聊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很感兴趣。胡传在信里又说：

台湾直隶州只有台东一缺，去冬已经补人。□抵台甫三日，已补者即以忧去。此班候补者只有□一人。同调诸人到即署补，否亦派当优差，以□不才作牛马走，遍历异常艰险之境，幸未辱命，为吾师羞。有现成应补之缺竟不得补，而提补不应补之人：邵公奏调，顾公署方伯，而竟至如此，以后复何所望！留台则已无出路，兼恐复遣出犯烟瘴。去台则非台抚奏请仍回原省，别无去路。吾师正当用人之际，而□羁于海外，不克自致左右，请效驰驱！为进退失据之人。深自愧愤。若径弃此！托疾以归，又恐获规避之处，辜负师恩。再四筹思，唯有恳求吾师函致顾方伯请代一言于邵中丞，或径致邵中丞，俾蒙及早放还耳。□不求补署、不求优差，唯求生还。伏祈吾师格外垂悯，曲赐矜全！不胜企祷之至。受业□谨再禀。

这是很幽怨的话了。直到他后来捞到了“台东直隶州”，才开始兴高采烈，不要“及早放还”了！

吴大澄最帮胡传忙的那一次是在光绪八年（1882）九月。传抄本《愙斋自订年谱》里曾记这年九月初三“特保候选训导胡传以知县留于吉林，酌量奏补”。同月十五日的《东华续录》上，有上谕说：“吴大澄奏特保贤才恳恩破格擢用一折，候选训导胡传着以知县留于吉林，酌量补用，该部知道。”

按：胡传认识吴大澄是张佩纶介绍的，然后开始执弟子礼。顾廷龙在《吴愙斋先生年谱》（二十四年北平燕京大学出版）四十八岁条下，说胡传“因张佩纶而识先生，相处既契，遂执贽焉”（第99页）。

[187]吴大澄（1835—1902）是胡适的太老师，是一位大名士。本来叫吴大淳，可是为了避清穆宗（同治）的讳，改名叫大澄。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又别号白云山樵，别号愙斋，别号白云病叟。而他的斋名，那就更啰唆了，他一共有二十九个斋名，其中最短的一个叫“郑龛”，最长的一个叫“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他这一套，充分代表了中国旧文人那些毛病与习气。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说吴大澄是“清客材也……浮躁嗜进”（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闿运《湘绮楼日记》里说吴大澄“其人书痴，非吾意中人”（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里说“怖其河汉无极”（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都说明了他是一个好吹大牛的大名士。

他本是一个翰林，训诂辞章是拿手，金石篆籀是专家，可是实在不能带兵，结果落得统治者对他“着即革职，永不叙用”的命令，为了他在朝鲜一役吃了败仗，还“居心狡诈，言大而夸，遇事粉饰，声名恶劣”（《东华续录》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论）。

《新民丛报》（二十三《文苑》）有一首《渡辽将军歌》，是黄遵宪写的，颇挖苦吴大澄和他的嗜古癖。诗里的名句，如：“将军慷慨来渡辽，飞鞭跃马夸人豪。平时搜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如：“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兽空营逃。弃官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如：“将军终是察吏材，湘中一官复归来，八千子弟空摧折，白衣迎拜悲风哀。幕下部卒皆云散，将军归来犹善饭。平章古玉图鼎钟，搜箧价犹值千万。”

胡适的父亲到台湾的时候，曾一再写信给他的“清师”，但是“清师”很少回信，在胡传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

得吴清师六月望日自湖南抚院所寄书，并石刻二种、手谕二种。喜甚！盖自光绪十八年二月渡台以后，三年之久，乃得此一书也。（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六天以后，胡传回信，说他收到信后，“十读三复，如亲承提命于函丈之间”！

[188]当时的官制，据《台湾省通志稿》（1954年6月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第三卷《政事志制度篇》列表如下：

胡传当时是“奉藩宪唐（景崧）委代理台东州直隶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屯”。就是“文职”又兼“武职”。其经过情形，陈英的《台东志》曾有记载：

于光绪十九年癸巳正月，张兆连交卸，后元福接统。六月，吕兆璜交卸，胡传接任台东州：是月，后元福病故，胡传接统。台东知州与后军统领！胡传一人兼之：治法颇平，军令颇严。欲开新城金砂，业已禀明总督！在任一年余，金砂未及开办而归（据曾乃硕：《陈英之（台东志）》，《台湾文献》第九卷第四期，1958年12月27日台北出版。敖按：文中“六月”该是“五月”：“是月”该是“六月”）。

[189]他亲自拟稿求雨，然后公告周知。居然运气好，“大雨果下，彻夜绵绵不止”。谁能想到整整七十年后，在同一个台湾，居然还有地方官表演求雨的壮举（《大华晚报》1963年5月13日台北出版）！

[190]他发现军人吸鸦片的比例大得惊人：“军中吸鸦片者十居其九！”“十有六七！”他为之“忧心如焚，夜不能寐”。——这是中国军事史和吸毒史上的好材料。

[191]这本《台东州采访册》，全名该是《台东州采访修志册》。一直收在《台湾通志》里，不著撰人。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在他的《台湾文化志》（昭和三年版）第二章里推测这部采访册是张之远修的，他搞错了。这部书实际上是胡传的手笔，这是方豪发现的。

此书在1960年5月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行（《台湾文献丛刊》第八十一种），但却不著撰人，不能不说是一件疏忽。

关于方豪发现《台东州采访修志册》的经过情形，我看到胡适写给方豪的四封信（1951年8月17日；10月2日；10月9日；11月6日），里面有不少记录。另参看：

1.方豪：《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纂（台湾府志）序》（1956年3月杭县方氏慎思堂版《台湾府志》）。

2.方豪：《胡铁花先生与台东州采访修志册》（1959年8月10日台北《公论报》）。

3.方豪：《（台东州采访册）弁言》（1960年5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版《台东州采访册》）。

4.方豪：《感谢胡先生》（1962年3月4日台北《大华晚报》）。

[192]《乾坤将裂遭奇运》，这是当时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的诗（《黄海之战》），见他的《二松庵诗钞》，线装一册，昭和十年十月十日田边新之助发行的非卖品。李敖藏。

[193]胡传在光绪十九年（1892）八月十二日（10月2日）《禀臬道宪顾》说：“卑职孤身一人，势逼处此，断不敢因危机已露，自变其生平之所守，生畏难之心。军中夜夜狗哭，卑职明知其不祥，亦不自惧。”这几句话不但道出了他当时“独当一面”的不容易，并且还透露了当时的军中迷信——夜晚狗哭不祥论。这种迷信，直到今天还有。这也是中国军事史里的好材料。胡传幕中的一个名叫池志澄的，在他的《全台游记》（二十三年瑞安林氏《惜砚楼丛刊》本）里，对当时的胡传有这样的描写：

入营见胡公。胡公勤核猛朴，吏治才也！而带兵用人，非其所长。所统五营，南至花莲港，西至三条仑，纵横五百里，分扎三十处，共二千而实不及千人。呜呼！海疆营制，坏不可言，而台湾更甚。良以兵弁皆由内地脱逃而出！非昏眊即流活，无营不缺额，无兵不烟瘾。闻胡公之营犹较全台为可观。

关于胡传的治绩，参看李少龙《胡传与台防》（《台北文物》第八卷第一期，1959年4月10日台北出版）。

[194]这是一张主遗嘱，另有五张副遗嘱。胡适在《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里写道：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麇儿（我的名字叫嗣麇，麇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叫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

主遗嘱很有史料价值，抄在后面：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几死者数矣！咸、同之间，粤寇蹂躏吾乡；流离播越，五年之久，刀兵、疠疫、饥饿，三者交迫！屡濒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亦幸不死。光绪癸未正月，在宁古塔奉檄由瑚布图河历老松岭赴珲春与俄罗斯廓米萨尔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窝棘者译言老林也）。乙酉，署五常抚民同知；八月二十三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胜而不死。丁亥，在粤东，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亦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调台湾差委；至则派查全省营伍：台湾瘴疠与琼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历台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驰驱于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阅月；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廷已弃台湾，诏臣民内渡；予守后山，地僻而远，闻命独迟，不得早自拔；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报不通，又陷于绝地；将死矣！嗟乎！往昔之所历，自以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从予于此；将来能免与否，亦命也。书此付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书于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秬儿。铁花。

[195]张经甫代撰《胡铁花先生家传》：“（光绪）二十一年春，属四家叔挈不孝洪等内渡，留不孝洪骓侍，曰：‘吾死，尔归吾骨；不幸则父子同死，毋令全家俱殉也！’”洪骓是他家的老二。

[196]刘永福当时拉人帮忙的情形，他的参军记室吴桐林在《今生自述》里曾有描写，可参看。最后的结局是吴桐林所说的：“兵穷食尽孤城在，空使将军唤奈何！”

[197]胡适在《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里，说他父亲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这是毫无历史根据的“大胆假设”，也暴露了他完全不清楚“东亚第一民主国”这一段历史。“台湾民主国”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二日（5月25日）成立的，成立后——

五月八日（5月31日）日军陷瑞芳。

五月十一日（6月3日）日军陷基隆。

五月十六日（6月8日）日军陷台北。

五月十七日（6月9日）日军陷沪尾（淡水）。

五月二十九日（6月21日）日军陷宜兰。

五月三十日（6月22日）日军陷新竹。

六月二十五日（8月15日）日军陷苗栗（这天，胡传离开台湾）。

胡传离开台湾后一星期，死在厦门。在他死前，日军攻陷的这些重要据点，都不能说没有“东亚第一民主国”的“牺牲者”，明显的如瑞芳之役死难的陈得胜；树林之役死难的杨乌龙等“十三公”；如反攻新竹死难的姜绍祖；大嵙崁之役的江国辉；阻止日军由新竹南下而死难的杨载云（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929页误作“杨紫云”）；守苗栗死难的袁锡清、林鸿贵等，都是先胡传而死的。所以，胡适说他父亲是“第一个牺牲者”云云，完全是大言欺人。前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纯青《晴园老人述旧》五（《台北文物》第九卷第四期，1960年12月31日台北出版）中也跟着沿误，未免太不应该。

曾乃硕在《中华民族乙未抗日史导论》（《台湾文献》第六卷第三期，1955年9月27日台北出版）里指出：

胡传之防守台东，议战台南，均系以清官为之，令郎胡博士误为以“民主国”官员身份也。

胡传氏于台湾民族革命时期，“义可以无死”，唯于改称“民主国”之前，先奉巡抚论防守！后助帮办议战，终“不能免于死”，可谓民族革命中之“第一个”高级官吏之“牺牲者”，绝非为“民主国”而牺牲者。

……胡传氏从未自以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之官民，更未为之尽力及牺牲也。

曾乃硕此处说胡传非民主国的官民一点，似有未妥。胡传在日记里已明说：“抚台于外洋各国称台民主国大总统，而于本省文武属员仍照衔相称。”所以互用清官之衔只是一时方便，不能说国体未改，人非民主国官民。参看省立台北图书馆藏抄本吴德功《让台记》（书号074.1/14）中下面一段话：“初，台立民主，以刘为大将军，所铸银印踌躇不奉送。故刘往来文牒，仍用前部敕帮办之衔。”1940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李健儿《刘永福传》第200页所说的“乃将文武各官，分别委署，并换给官防”一事似不尽然。1936年1月罗香林辑《刘永福历史草》第190页所说的“各统督管带，均换给关防”一事也不尽然。

[198]胡适在《我的母亲的订婚》（《新月》第三卷第一期，1931年2月上海出版，后收入《四十自述》序幕）里描写他父亲：“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得像包龙图一样。”

胡传在外面虽是个小官，但回到家乡里，却是个大官人，是人人敬怕的“三先生”。胡适描写他快回乡前，“鸦片烟馆都关门了，赌场也不敢开了。”并且“太子会”的扮戏，也都不敢演花旦戏，要演正戏——要把《翠屏山》改成《长坂坡》！

[199]清代学者治地理学的颇成一股风气，搞边徼地理和域外地理的很多，如祁韵士（鹤皋）、徐松（星伯）、张穆（石洲）、魏源（默深）、何秋涛（愿船）、龚自珍（定盦）、俞正燮（理初）、沈壵（予敦）、蔚湘南（子潇），这些人“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显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地理学》）。在这种流风之下，李文田（仲约）、洪钧（文卿）、丁谦（益甫）等等，都是名家。胡传对地理学的兴趣，当然是这种流风激荡起来的。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记他父亲说：“My father, Hu chuan, was a scholar and a man of strong will and administ rative ability.After a period of classical training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e took great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geography, especially in the geography of the frontier provinces.”（1931纽约Simon and Schuster版p.235）在这里他没明说他父亲是地理学家。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在《亚洲内幕》（Inside Asia）中《胡适大使》一节里，说胡适的父亲是“an elderly scholar and geographer”（1938 Harper&Brother版p.284），1962年2月25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说他父亲是“a geographer and a man of means”，3月2日的《时代》（Time）上也说胡传是一个geographer，严格地说：胡传不能算是一个geographer。

[200]张经甫代撰《胡铁花先生家传》中说：“先严素志四方，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必始东北。苦东北图志阙如，遂慨然欲游历东三省，考其形势，以备非常。”他是光绪七年（1881）到东北的，差点儿送了命。他重视俄国侵略的情形，童怡《胡适之父》（1952年11月17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中曾予介绍。

[201]胡适的同乡柯湘帆，在他的《耕心别墅诗话》里，曾有一段记胡传的幽默打油诗：

吾乡胡隽卿先生，工诗好学，常读书华山禅院，山下有青楼，先生自修其间，从未游行其地。同理胡铁花先生调以诗云：“夜夜澄心学坐禅，更残漏尽未成眠，忽然一阵风吹到，几处笙歌管杂弦。云影迢迢月影孤，山中习静要功夫，僧房寂寞蒲团冷，未悉禅心入定无？晓色迷离睡转浓，三杯乍夜醉黄封，非常最是邯郸梦，莫遣沙弥乱打钟。”逸趣自然，涵盖不尽。

参看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一）“家世”（1941年12月萍社版），及王觉源《忘机随笔》（1958年5月阳明出版社版）第六十则《胡铁花诙谐》。

[202]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胡传在日记里说：

询传把总以御番切要之策。答曰：“杀尽通事（翻译官），禁与番通，番自服矣。盖番人所用刀枪子药，皆通事者得贿而给之也。”予闻其言！叹其有识。

过了七十一天，他自己也学会这一套“切要之策”了，他向上司要求“务使我民兵，我民人人可以杀番”，他的理由是：

我兵民如果人人皆欲杀番、皆能杀番，番必畏杀而不敢轻出。从此民与番各分疆界，渐相安于无事，转各得以遂其生。以杀止杀，不亦可乎？

[203]1963年台东县文献委员会出版的《台东县志》大事记里，有这样的记录：

四十一年（1952）

12月27日胡适博士抵县观光。

12月28日台东镇光复路更名铁花路，以纪念清代本县末任州官胡传（铁花）。

四十二年（1953）

1月12日县文献委员会筹建胡传州官纪念碑。

1月27日胡适博士赠本县奖学金七千元。

5月21日胡传纪念碑落成。

落成后第二天，5月22日的台北《新生报》记着台东县议会二届二次大会后，“全体与会人员，驱车参加胡铁花州官纪念碑竣工成立典礼”。

至于碑记部分，直到1963年12月才写成。台东的读者兰芷先生特地代我抄下它的全文。我读过以后，虽然觉得文中的滥套很多，但总不失为一件有价值的最新史料，所以我把它附录在这里：

州官胡公铁花纪念碑记

胡公讳传字铁花号钝夫祖籍安徽省绩溪县八都上川幼而岐嶷天资敏慧恒游名儒门下肆力词章义理与三礼经济舆地之学同治四年岁科试屡列优等入郡庠食糜饩历官内陆十余载遍游东北及华中诸省以其志在四方故能精武事历险如夷克宏建树而为层宪所激赏争聘者固非偶然光绪十七年（公历1891年）九月得台抚余姚邵友濂奏调奉旨发往台湾差遣委用十八年二月到台三月奉抚宪委充全台营务处总巡十九年五月奉藩宪唐景崧牌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六月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屯二十年真除并以知府在任候补二十一年（甲午岁）《马关条约》割台议成诏臣工内渡适公患气病乃以军事交代统于是年闰五月初三日黯然离东转赴安平六月二十五日自安平扶病登舟二十八日抵厦门寓三仙馆航行劳瘁缺于静养由是气益促病益剧终于七月初三日辞世

公居台三年有半服官勤谨夙夜匪懈遇事奋往不避艰险在州黎明即起力疾从公治军严明恩威并济皆敬畏设塾施教设税钩稽使游惰者不敢荒其田兼并者不敢隐其实摄篆虽仅两载其对政治之革新军务之整饬山胞之安抚学校之兴办以及厘订田赋税捐编查户口等措施胥有辉煌成就实一智勇兼备朴诚有为之良吏

公在任时并著有台东州采访修志册所记事迹多与本县掌故有关允为珍贵史料极有研读价值凡此诸端具征台东七十年来开发之促进民智之启沃而有今日之成规者乃公之流徽丽泽也饮水思源宜乎后人时兴仰止之忱

公生子四负国际盛誉学者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之（原名洪驿）博士即其第四公子学术湛深士林所崇民国四十一年首次由美回台与商国是随于年终亲来访问旧居数度欢谈辄认台东为其第二故乡语意亲切足多风义嗣因心脏病发不幸于五十一年2月亦告溘逝哲人云萎益增遐思邑人咸知胡公乔梓之贤清

规具式临风向往实不胜低徊靡已爰将事镌之于碑藉垂永念

台东县兼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拓荣谨识

中华民国五十二年12月

[204]关于胡适父亲的传记，张经甫的《胡铁花先生家传》最详细。此传曾以《代序》的办法第一次披露在《台湾纪录两种》的上册。但是《台湾纪录两种》印数很少，早已绝版。所以我把它附录在后面：

胡铁花先生家传

先严讳传，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祖籍安徽绩溪县八都上川。先严幼而岐嶷，生三岁即不喜甘饵及衣履之红绿者。年十一，闻塾师为诸兄讲解，归辄能道其略。先伯祖星五公器异之，谓先大父曰：“吾家世业茶，然此儿慧，勿以服贾废读。”令从川沙庄砥廉先生游，学为诗文，闲犹佐先大父理世业，往来宣歙吴浙间。

咸丰十年，年二十，先妣冯太淑人来归。婚六日而粤寇陷县城，先伯祖挈家避歙之大谷瓮，留先严居守。二月，会村众败贼于张家桥，穷追至李家碓。先严素勇敢，至是习枪箭刀矛，益强有力：每日上山了贼，或草履负米，辄数十里。十一月，旌西贼大至，以二十一人驰击，歼一贼，搜得伪印，盖巨酋也。生擒三贼，验发短，纵之。时旁村皆蹂躏，移眷属于剪刀凹，据险守御，贼悉锐猛攻，辄败去。

十一年二月，土匪导贼由茶坞樵径来袭，抄剪刀凹之后，守者惊溃；挈家避大谷瓮，而西坑，而塔岭，每露宿山顶，觇贼所向而趋避焉。天霖雨，衣履尽湿，至秋，病疟几殆。自庚申春迄甲子夏，流离迁徙，屡濒于危者垂五年。

尤危者，同治元年正月，担米上竦岭，至山凹，雪厚三丈许，失足陷，担压颈不得上，虑失米，持袋力拔足出，雪崩而人随之堕，遇救幸免。七月，运货过鹅掌滩，舟触石沉水，几没项矣，力耸身出水面，攀树枝以免。

二年夏，邑侯娄公属先伯祖主义团，先严佐之。会郡军败，注力防南路，而送家属避西山，不意贼正由西山出，家属惊散，先严几不免，而先妣冯遂以此时殉节。

四年，贼退，补岁科试，入郡庠，食廪饩。十二月，先继妣曹太淑人来归。

先是，先伯祖以大宗祠毁于贼，谋重建而艰于集费，会疾笃以委先严。先严议曰：“多其取之方，少其取之数，则人易为力而乐从。”遂定丁口捐、铺户捐、工捐、辛捐之法。自同治五年迄光绪二年，往来劝捐采料，兼任劳怨者，凡十一年而工竣。又参订礼经，审定祀位，有改于旧；同族为异议者，相持汹汹，卒感先严之诚，降心相就。又于东西庑添建“彰善”“酬劳”两室，祀族之贤而有劳者，众情益大和；维四室之议，格于众不得行，识者惜之。

先严以其间游上海，师嘉善钟子勤先生。先生令肄业龙门书院，又师兴化刘融斋先生（熙载）。院多高才生，名师益友，上下其议论；与平湖钱蔚也、桐庐袁爽秋（昶）、德清童米孙（宝善）、娄县沈约斋、宝山袁竹一（康）、上海张经甫（焕纶）、镇海胡宏庵诸先生切磋尤挚：益肄力于词章义理暨三礼经济之学，审问明辨，恒龂龂彻夜，不极其蕴不止：尤致意于舆地，手写图数十幅。刘钟两先生啧啧称誉。永康应敏斋方伯（宝时）、沅陵吴桐云观察争欲礼致先严，以学未丰婉辞之。先严为制，取法成宏以来暨国初诸老之文，岁科试屡列优等，省试数荐不售。同治九年庚午冬，以岁贡就职训导。

十年春，不孝洪骏生。十二年，闱后遭先大父之戚，由上海扶柩回籍，家居课子弟，督祠工，逮服阕，而工亦竣。复创修施谱，稿粗具，邑侯陈公请先严会诸绅整理东山书院，由是书院岁入倍常，乃增生童奖赏，聘泾县吴竹庵先生主之。光绪三年八月，不孝洪骓不孝洪孪生。先继妣曹于四年冬见背。六年，不孝洪出继先堂伯待聘公后。

先严素志四方，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必始东北。苦东北图志阙如，遂慨然欲游历东三省，考其形势，以备非常。族伯嘉言先生（善文）愿以三千金助三年游资。先严受二百金，留百金于家，携百金以行，时光绪七年七月也。抵京师，某钜公一见倾心，问曰：“东边避远，设游未偏而资罄，奈何？”对曰：“边军多淮人，资罄则投军充军吏或防勇，积半年饷，可复游。”某公壮之，作书介于吴太仆（大澄），请给护照。时太仆以防边驻宁古塔，谓先严曰：“边荒数千里无人烟，子孤身难以游历，可留我营，徐图之。”十一月，太仆阅边，檄先严随行，历也河三姓等处，坐马抓犁由牡丹江冰上行千余里。夜宿岸侧，寒甚，伐薪烧火以自暖。渴则凿冰取饮，饥则烘干粮为食。所至延老兵访形势，披旧图，正其讹缺。

八年三月，奉委赴东大山老林中编参户保甲，兼差十三道戛牙河地势。值吴公太夫人寿，以序文见赏。六月，奉派办文案。先严留行营，遇险难事，众所推诿者，辄毅然请行。而平居谦退，不以才智先人，吴公待之亦几如常客。一日，忽手一册示先严，则已以贤才专折特保，有“有体有用，实足为国家干济之才，不仅备一方牧令之选”等语。九月十五日，奉旨以知县留于吉林酌量补用。旋奉委赴三岔口办垦务，优给籽种，室庐流亡以集。

九年正月，檄赴珲春会俄员“廓米萨尔”勘黑顶子边界。先严访有抵俄间道，可备控制，议由此道往察其要领。会大雪失道，穿窝棘中不得出，衣履多裂，绝粮者三日。忽念水流必出山，乃沿溪行始出险，八月，请咨赴部引见。十二月到省，仍办垦务。

十年二月，奉将军希调回省，委审清讼盗案，二局积案一清；军宪希道宪顾（肇熙）俱激赏之，三月。奉委署五常厅抚民同知，兼理儒学。案多积牍，吏役莠民，因缘为奸，先严下车，首裁门役，汰猾吏，惩莠民，设梆大堂，民投诉者，击梆一声，吏出受词，先严坐二堂待之，手批口判无停晷，民走相告曰：“神君也，不可欺。”讼遂简。尤勤课士，选文授读，亲为指示，饷以大米饭。士走相告曰：“良师也，不可失。”争奋于学。境多马贼，慑先严威不敢逞，闻远出，率队骤攻城，而先严已先期归，集壮士得十三人，亲率以往，贼惊曰：“胡公归矣。”遂奔。

十二年二月卸任，留办荒赈，饮富民酒，倾宦囊创，富民争出金，赈款以集。躬履各村查散，途遇十数骑，猝然问：“谁何？”仆曰：“前官胡公。”曰：“真胡公耶？”相率罗拜去。去复还曰：“前途恶，公慎毋往。”既抵赈所，民骇曰：“公胡能来，未遇盗耶？”询盗状，则顷所遇骑也。军宪闻而喜之。忌者遂诬以侵贼款。道宪某公新莅任，未及察，适先大母讣至，先严涕泣请奔丧，不许。会厅属士予以试事来郡，集道署鸣冤，且具结以进曰：“胡公如有侵款，愿代赔缴。”军宪谓某公曰：“胡某何等人，而可疑耶？”某公亦悟，先严遂得归。诸生醵千金赠行，曰：“公资已罄，归将安赖？”却之，则曰：“公教我久，以此作贽脩，”固却之。乃密以券寄我家，丧赖以举。家居年余，念族多贫困，仿朱子社仓法劝族之有力者集资设胡氏义仓，维改加二还仓为加一，而以耗余赡尤孤苦者。

十三年，赴粤省省吴公，吴公留之。时吴公抚粤束，与制军南皮张公会札委勘琼州黎峒。时有献议制军，谓“黎峒富材木，生黎顽悍，宜剿辟其地可设十数县”；故有是命。先严议穿黎心察虚实，群以黎心瘴恶，无生还者，阻之；不听，有泣送者。十月由琼郡启行，历澄迈临高儋州入山，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既入山，生黎欢迎，跪献食，谓汉官自明海中介外未有至者。继出东山，转陵水，遂大病。蜀中席春畲太守（时熙）时以抚黎驻此，进石膏大黄以两计，数剂而愈；戒之曰：“子归郡必复病！坚俟吾来，勿服他医药。”遂道万州乐会会同定安而回琼州，果复病。巡道朱公雅相爱重，急延医诊之，病转剧。席公至，亲炙牛肉以馈，曰：“子病已去，特元气未复耳，饱啖之。”遂愈。然先严气体自是衰矣。抵省复命两宪，谓“生黎驯，不必剿；林木小，不足采：黎峒窄，不值郡县”；遂以病辞归。

十四年七月，服阂。八月，吴公移督东河，谓赴郑工，奉札赴泽荣十堡开厂购料，抢护险工。十月赴西坝头稽查进占土料数目。十一月改赴东坝头浇填土柜要工。先严治料则料精而价廉，督工则工坚而时速，吴公深倚之。河工旧习，以佞神为急务，糜费为故常，需时为慎重。吴公力排众议，维先严与幕中数君子实同之。十二月大工合龙，以异常出力奏保，奉旨免补知县，以直隶州知州分发省份补用，并赏戴花翎。

十五年正月，请假归里，三月继慈冯太淑人来归。八月复赴河南，接办郑工善后工程。

十六年二月离工赴部，签分江苏，四月到省。是年河南防守大坝及善后案内蒙署河帅倪（文蔚）奏保，奉旨俟得缺后以知府在任候补。六月奉委办省城阊胥门外水陆总巡保甲局。

十七年五月调充省垣中路保甲总巡。先严夙夜在公，每日仅假寐片时。六月改委淞沪各厘卡总巡。时江苏厘务积弛，先严乘小轮舟往来梭巡，厘务大有起色，而商不加困，以积劳病脱肛，胀大而瓜，急切不得收，医治月余始瘥，盖气血益衰矣。十一月，不孝洪骍（适）生。先严以朴诚有为受知于抚宪刚子良中丞（刚毅）、藩宪黄子寿方伯（彭年）、臬宪陈舫仙廉访（湜），向用方殷，而台抚余姚邵公（友濂）又有奏调之请。九月奉旨著发往台湾差遣委用。十二月刚公奏请仍留江苏。奉旨“台湾差遣需人，著遵前旨发往”。

十八年二月到台。三月，奉抚宪委赴大嵙莰内山察看前敌军情地势。旋委充全台营务处总巡。二十三日由海道赴台南，登岸查阅防营，历安平凤山恒春，逾岭入后山，抵台东，直达花莲港。五月复回台南，赴嘉义，绕云林，入埔里社，出台湾县以达彰化；又过大甲溪，经苗栗入大湖内山以出新竹。六月回台北数日复出，历沪尾基隆澎湖沿海各要隘。七月复周历淡水新竹东境内山防番各要隘。八月复由北路逾岭入后山，经宜兰以达苏澳。查竣全台三十一营二十八哨，凡六阅月往来炎蒸瘴疠之中，从者皆死，先严亦由是有骨节疼痛之疾。

先严素精武事，校阅所至，拨其精良，教其不及，诸宿将皆惊服。九月委赴台南，提调盐务总局，兼办安嘉总馆。督总局者为臬道宪苏州顾公（肇熙），局设道署旁。先严在吉林时夙受顾公知，而受邵公之知亦由顾公，至是复得侍左右，甚喜。顾公亦倾心委之，张弛举措，请无不从。先严振领挈纲，不为苛细，宿弊为之一清。

十九年五月，奉藩宪唐（景崧）牌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六月委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屯。台东民少番多，番常出草杀人，先严至，召通事申明约束，皆戢伏不敢犯。维花莲港番负嵎梗命，先严指挥将士，设伏败之，亦戢。复设番塾，教其子弟，番人畏威而怀德矣。州民完粮，恒不及额之半，先严设税书钩稽之，游惰者不敢荒其田，兼并者不敢隐其实，征乃如额。州僻处后山，饷械恃陆运，恒缓不济急，乃预留各营截旷银，积有成数，即禀请购轮船以利军，事虽不果，议者伟之。是年以海防五年期满出力案内奏保，奉旨俟归知府班后，赏加三品衔。

二十年补授台东直隶州知州，以知府在任候补。先严治军严而有恩，所统各营屯，辖境几五百里，往来督视无虚日。初视事，汰其吸鸦片者。台军以辟瘴为名，将士吸者十七八。先严颁戒丸，限戒期，愿戒者留，不愿者资遣内渡。向例以领饷道阻远，发饷逾两月，先严提前一月，以廉俸垫给之，军情大欢。在州黎明即起，赴军中点卯毕，习步伐打靶，皆有常程。尝曰：“习之熟则猝遇非常，不致张皇矣。”六月东事起，课之益勤。以州滨海无障蔽，不足拒炮，乃迁治于阿里摆，因山为障，军民乃安。先严初出山即留意东北边，若逆料有今日之事者，以位卑不获预有展布，及是闻北军屡挫，念台东绝地，终不可守，维矢一战而死以报国。

二十一年春，属四家叔挈不孝洪等内渡，留不孝洪骓侍，曰：“吾死，尔归吾骨，不幸则父子同死，毋令全家俱殉也。”先严体素强，而遇事奋往，不避艰险，几死者数矣。中年体遂衰；自抵台南，即患脚气；海警起，劳瘁备至，足愈肿，左足尤不良。割台议定，诏臣工内渡，先严以军事交代统，携州印交安平忠令，于闰五月初三自州启程。中途两遇盗，社番闻之，突出数百人来救，得免。十二日脚肿渐退，而步履益艰。既抵安平，刘军门（永福）苦留相助，先严辞以病，不许。六月十八日又患泄泻，继以下血，益不支，双足俱不能动，刘公始放行。二十五日扶登舟。二十八日抵厦门，寓三仙馆，手足俱不能动，气益喘。七月初一发电上海，促介如四胞叔措资来厦。初二日接回电，心稍慰，饮薄粥一碗，沉沉睡去。至亥刻，气益促不能言，延至初三日子时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呜呼，痛哉！先严生于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公历1841）二月十九日，卒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末（1895）七月初三。享年五十五岁。先严遗著，著有诗文集四卷！钝夫年谱四卷，日记若干卷，禀启存稿若干卷。均未印行。

儿子胡洪骏、洪骓、洪、洪驿（适）谨述

右家传一卷，依据先父老友张经甫先生（焕纶）当年代我们兄弟四人所撰行述的原文，稍有增节，但无大改动。张先生撰此文在光绪乙未（1895），到今天已是五十六年。五十六年中，我家兄弟四人只剩我一个，我也是六十岁的人了。今天整理家传，将寄去台北付印，敬记其后。

胡适中华民国四十年1月19日

这一章中引证胡传的话，没注出出处的，都是根据他的《台湾纪录两种》。《台湾纪录两种》（1951年5月20日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为《台湾丛书第三种》，线装上、下二册（由胡适、罗尔纲合校编）。此书包括：

一、序言（黄纯青）。

二、胡铁花先生家传（代序，张经甫）。

三、台湾日记（卷一至卷八）以上上册。

四、台湾禀启存稿（卷一至卷三）。

五、编校后记（毛一波）以上下册。

这书因为“日记”与“禀启”两者是分类印的，稽考不便，由于方豪的建议！胡适乃按照日期，合编为《台湾日记与禀启》三卷（1960年3月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版，为《台湾文献丛刊》第七十一种，平装上、下二册）。

到了1961年1月，台东县文献委员会又将“日记”中有关台东县的部分（光绪十九年五月至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单印为《清代州官胡传台东日记》（线装一册，为《宝桑丛书》第二种，前有台东县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拓荣的绪言）。

此外，胡传在光绪二十年（1894）编成《台东州采访修志册》也是重要参考材料。关于胡传的日记与禀启，毛子水有一段话颇为平允：

……这虽然是一位地方官的日常生活和公事的纪录，但从这纪录里，非特可以看出清代末年政治和军事一部分的情形，亦可以知道当时少数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态度，以及一个实事求是的读书人对于改进政治的措施。这倒是很值得读的一部传记类的书。（《台湾日记与禀启》弁言，1960年3月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版）

张经甫代撰《胡铁花先生家传》记胡传著作，“有诗文集四卷，钝夫年谱四卷，日记若干卷，禀启存稿若干卷。均未印行”。其中日记与禀启存稿的绝大部分已经印行。诗文方面，胡适曾一再引用他父亲的一句诗——“水必出山无可疑”来说明实验主义：

在我父亲的诗集子里面有一首诗，讲他在东三省吉林的时候，奉命办一件公事，连人带马都在大森林里迷失了路，三天三夜都没有方法走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思想，因为当前的行动发生了障碍。我父亲在诗里面就说他怎样想法子找路出去：有人爬到树上去看，只见四周茫茫无边的树木：在地上也找不出路来，也找不出牛马的蹄痕。这两个办法都不行。这时候，我父亲想到古书上讲过：在山林中迷了路时可以找水；跟着水去找，必定可以出山的。大家就四下去听；听到有水流的声音，果然找到了一条水；跟着水走，居然出险。他诗里面有一句“水必出山无可疑”，就是指的这回事。（华国版《胡适言论集》甲编第84页。另参看《胡适文存》卷二《实验主义》六《杜威论思想》及Living Philosophies pp.235-236）

此外，胡传楷（不归）曾发表胡传的《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9月出版）；胡适又发表他父亲的《记台湾台东州强域道里地方情形并书后》（《大陆杂志》第三卷第十二期，1951年12月台北出版。胡适校写，方豪后记）。

在年谱方面，胡适透过潘光旦，发表了《一本有趣的年谱》（《新月》第三卷第五、六期，1931年7、8月上海出版）作为纪念。又：方豪先生把胡适在1951年8月17日给他的信借给我用，信里有一段说：“（先人自定年谱编到四十一岁为止，余十四年，我拟用日记与诗文禀启补编。）别人编年谱远不如本人自己编年谱，故我用诗文禀启编入日记，或为弥补此缺陷。此即先生所指示之方法。”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丛考》（1943年8月重庆正中书局版）的《自序》里，曾提到他在民国十九年给胡适的父亲编遗集的事，他描写胡传的稿本，颇可看出胡传的一面，也可看出当时“老前辈”们的一面：

老前辈珍惜物力，和我们现代人浪费纸张的习惯不同，在一张纸上，写上蝇头的小字，有时写了纸面，又写背面，而且，都是底稿，往往有改动的地方。……我从这一年的夏天起，直到第二年的春末夏初止，才把这部大著作的原稿抄完。

罗尔纲又在《师门辱教记》（1944年桂林建设书店版，又1958年12月胡适自印本，改题《师门五年记》）里，介绍胡传和他的遗著说：

铁花先生是清代一位地理学者。他初从三品卿衔吴大澄到吉林防边，大澄升任广东巡抚，他又到广东来，后来大澄转任河道总督，他又去黄河办理河工。其后在江苏候补。到了光绪十七年（1891），又给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到台湾去。甲午（1894）中日战起，时铁花先生任台东州知州，明年，清廷战败，割台湾，铁花先生还死守台东不退，至力竭始归国，道卒。铁花先生一生，东北到了吉林极边，南到海南岛，东到台湾，足迹所至，对地理学上多所订正。他又是个精干廉明的人，光绪间中俄交涉，中葡交涉，黄河河工，中日战争诸役，铁花先生均身与其役。此外在广东时北往韶关，西往梧州考察关税，南往海南岛检阅军队，在台湾时，巡视全台军政。凡所经历，都有书牍报告政府，并有日记详载其事。故铁花先生全集，除了地理学的论文有他的学术上的价值外，其全部记载，乃光绪间一部有关外交的、内政的、军政的、河工的史料。他的全部遗集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种，约有八十万字。要抄录这部巨著，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工作。因为铁花先生当时太忙了，他的遗稿不曾经过誊正，他又很喜欢修改文章，在他的底稿上，东涂西改，左添右补，煞是难看。抄写的人，除非十分小心，并且有耐性，是抄不下去的。

[205]胡适的父亲是安徽绩溪八都上庄人；母亲是绩溪七都中屯人。

[206]胡适的父亲生在1841年，母亲生在1873年，父亲比母亲大三十二岁，结婚那年是1889年，按中国算法多加一岁，男方四十九，女方十七。胡适在《四十自述》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里，三次都提到他父亲当时是“四十七岁”。认为他父亲比母亲“大三十岁”，这都是很粗心、很可笑的错误。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毛子水《胡适传》都跟着错了（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 pp.237-238里也错做大三十岁，父年四十七岁）。

[207]许世英是安徽秋浦县（今至德县）人。他“不辜负胡适之先生以及爱护我的朋友的期望”，总算开始写《世英回忆录》。他说他生在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并两次提到是公元1872年（《人间世》第五卷第一、二，1961年1、2月台北出版），这都是不对的。同治十二年应该是1873年，若按1872年做基点算，则该是同治十一年（1936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出版的Who’s Who in China, fifth edition中说他生于1872年，如果这样，他该比胡适的母亲大一岁。总之，他似乎老得不能记忆他生在哪一年了）。

[208]请注意前面所说的胡传“一人抓过三个洪秀全的兵士”的事。而他绝没想到，他后来的老丈人，竟是“洪秀全的兵士”——“长毛贼”！

[209]在姓名上雌雄易位、阴阳颠倒，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把戏之一。古史中的女娲、息姑、石曼姑，《孟子》中的冯妇，《庄子》中的偊女高，《战国策》中的女阿，《史记》中的女防、徐夫人，《汉书》中的丁夫人，《后汉书》中的鲁女生，《三国志》中的暨艳，《晋书》载记中的耆婆，《宋书》中的女生，《梁书》中的仙婢，《唐书》中的五娘，《五代史》中的婆儿，砀山县志中的刘玉媛等等，统统都是男人！另外，古史中的嫘祖，汉书中的赵子儿、君孺、少儿、少夫、后汉书中的鲁班，南史中的兴策、次男、荣男、惠男、要儿，金史中的崔哥、定哥、石哥等等，又统统是女人！

[210]她竟如愿以偿，后来有了一个儿子。

[211]这是胡适《我的母亲的订婚》里的话。汤尔和说他在这里“暗用‘发长垂地’的典故”，见胡适《丁文江的传记》（“中央研究院”版；台北启明书局版）第76页，如果是真的，那他触犯了“八不主义”中“不用典”的诫。

[212]《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213]这是我根据1963年2月台北市绩溪同乡会印的《绩溪县志》统计出来的。

[214]胡适死后，1962年2月25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说他母亲“……was an illiterate peasant who was never able to read a line of her son’s voluminous writings.”若照胡适所说，则她的母亲可以“to read a line”！

[215]《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216]《先母行述》（《胡适文存》亚东版卷四，《胡适文存》有上海亚东版和台北远东版，在评传中全用亚东版）。

[217]在《先母行述》中，胡适有这样三十六个字：

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218]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一期和《新潮》第一卷第二期（1918年2月1日北京出版）里，发表《十二月一日到家》一诗纪念他的母亲（后收入《尝试集》，改题《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

往日归来，才望见什竿尖，才望见吾村，便心头乱跳，遥知前面，老亲望我，含泪相迎。“来了？好呀，——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揩干泪眼，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今期——

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

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

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一一云散烟消——

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她那一声：“好呀，来了！”

关于这首诗，参看《胡适文存》卷四《我的儿子》中胡适答汪长禄的信。

[219]胡适本来预定在1918年11月27日在北京“通俗讲演所”演说《丧礼改良》。可是11月23日他的母亲就死了，他只好自己先去实行“丧礼改良”了。他在母亲死后第二年，写了《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1919年11月1日北京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220]必须带一句：凡是看过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5月商务版）中“附表”的人，一定会奇怪我在这儿为什么不比较另一位革命先烈——蹈海而死的杨守仁（笃生）的生年？照钱穆的说法，杨守仁也是这年生的。其实这是很不可原谅的错误，任何有点现代史训练的人都知道杨守仁不生在这一年！

[221]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说：“My mother’s greatest gift was forbea-rance.”（p.238）随着他列举他母亲忍耐的本领，他在《先母行述》中也提道：

先母内持家政，外应门户，凡十余年。以少年做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其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先母一一处之至诚至公，子妇间有过失，皆容忍曲喻之；至不能忍，则闭户饮泣自责；子妇奉茶引过，始已。

在《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里，他有更逼真的描写：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家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作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给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教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作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儿，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儿，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儿，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嫂嫂的“生气的脸”和妈妈的“格外容忍”，在小胡适的心坎里头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他日后的好脾气的养成，和他这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在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222]《先母行述》曾记胡适如何登记“一块豆腐”：

先母自奉极菲薄，而待人接物必求丰厚；待诸孙皆如所自生，衣履饮食无不一致。是时一家日用皆仰给于汉口、上海两处商业，次兄觉往来两地经理之。先母于日用出入，虽一块豆腐之细，皆令适登记，俟诸兄归时，令检阅之。

[223]胡适在《先母行述》中说：“先母爱弟妹最笃……闻俗传割股可疗病，一夜闭户焚香祷天，欲割臂肉疗弟病。……俟舅既睡，乃割左臂上肉，和药煎之。”这种愚昧，在中国民间起源甚古。最早的记载是唐朝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其他在《新唐书》（第九十五卷）、钱易《南部新书》、《宋史》（第四百六十卷）、《元史》（第九十八、二百卷）、《元典章》（第三十三卷）、《事林广记》（壬集）、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礼部志稿》（第二十四卷）、《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四百三十卷）、无名氏《孤树裒谈》（第二卷）、方苞《刘烈妇唐氏墓表》、郑醒愚《虞初续志》（第一、二卷）、吴德旋“初月楼闻见记”（第二卷）等等，都有这一类的记载，举不胜举。日本桑原骘藏对这个愚昧风俗曾有专文研究（见他的《东洋文明史论丛》第202—210页；及《东洋史说苑》第340、341页，在上面我所列举的文献里面，后四书是桑原骘藏没注意到的），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史、思想史、民俗史和医学史里头的重要项目。

[224]《先母行述》有一条很动人的故事：

辛亥之役，汉口被焚，先长兄只身逃归！店业荡然。先母伤感，病乃益剧。然终不欲适辍学，故每寄书，辄言无恙。及民国元二年之间，病几不起。先母招照相者为摄一影，藏之，命家人曰：“吾病若不起，慎勿告吾儿；当仍请人按月作家书，如吾在时。俟吾儿学成归国，乃以此影与之。吾儿见此影，如见我矣。”已而病渐痊，亦终不促适归国。适留美国七年，至第六年后始有书促早归耳。

[225]《胡适留学日记》（商务版，即亚东版的《藏晖室札记》）卷四第二则《母之爱》（1914年3月12日）：

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守焕兄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八十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226]我在后面的评传中，会详细说明这一点。

[227]关于胡适的妈妈的主要材料，除了《先母行述》《我的母亲的订婚》《九年的家乡教育》等以外，可参看1938年12月美国新泽西州出版的The Bulletin, published by the Woman’s Club of Upper Montclair第十四卷第三号：Two Poems by Hu Shih, English verse renderings by Mabel I Ives, p.1，p.22，Subtitle：My Mother。

[228]胡适父母结婚后两年八个月零八天，生下胡适，这时候胡传五十岁。一个人壮年以后生的儿子，聪明得颇不乏人：胡适生时父年五十岁；波普（Alexander Pope）生时父年四十七岁；韦伯·福斯（William Wiber Force）生时父年四十六岁；格兰斯顿、李文斯顿生时父年四十五岁；俾士麦生时父年四十四岁；克伦威尔、彼得大帝、达尔文、爱迪生生时父年四十三岁；司各脱、拉马克生时父年四十二岁；马克维利生时父年四十一岁；伦布兰特（Rem-brandt）、巴哈生时父年四十岁；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狄士累利、歌德生时父年三十九岁；哥德斯密斯、华盛顿、瓦特、卡来尔生时父年三十八岁；莫扎特生时父年三十七岁；牛顿、莱辛、纳尔逊、席勒、孔德生时父年三十六岁。若照柏拉图的说法，父亲五十岁、母亲四十岁时生的子女该杀。那么胡适生时他父亲正好五十岁，胡适至少有一半该杀了。总之，这些优生学的问题我一点也不懂，我只是对高尔顿（Francis Gahon）的“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理论有点兴趣，同时想从胡适身上找个例证而已。

关于胡适的生年，在他死后居然成了问题。《大学生活》第一一九期（1962年4月21日香港出版）有一篇费友仁的《读〈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后》，在文中第三节中综合当时报章的报道，说：

中央社《胡适博士生平与著作》，说：

“先生字适之，生于民前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一岁。”

可是，程天放先生大文中说：

“不料因心脏病的关系，使得他不满七十一岁就离开人世。”

我不想再研究理则学上心脏病不令老人活到八十岁九十岁之言是否通，程先生说不满七十一岁，却是我想支持的！

本来，胡先生的出生年月日是有问题的。赵元任《在美哭胡适》文中说：

“那是公元1910年——清朝宣统二年——当时胡适之先生十九岁（赵先生说他实际是二十一岁），赵元任十九岁，他们共同考取了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

若依赵元任先生所说，则胡适生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是民前二十二年。中央社所言便错了！而且胡适享年，应是七十三岁！

今权且信胡适生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生于民国前二十年十二月，死于民国五十一年二月，应不足七十一岁。

李勇先生《伤心岂独胡夫人》一文中，言胡夫人今年已是七十三岁的高龄了，哭昏过去，有人劝她：

“胡先生的过去已过去了，他今年已七十二岁了，你不要哀伤了。”

这位先生是根据赵元任先生的话推算的，而非乱说。

我为了不喜欢捕风捉影的乱猜，特地写信到美国去问赵元任先生，问他到底胡适生在哪一年？到底有没有因为考出洋而瞒岁数？据赵先生的答复是：

胡先生的生年是1891年，因为生日迟！所以看起来好像差两年！不像是因考出洋而瞒岁数。他12月生日，所以出洋时候照实足算法还不到足十九岁。

赵元任先生的答复可以使我们解决这个因错误报道而生的疑团了。所以我的推算是：

1.胡适生在1891年12月17日。

2.死在1962年2月25日。

3.活了七十岁零七十天。差九个月零二十二天满七十一岁。

4.照中国旧式算法，活了七十一岁零七十天。差九个月零二十二天满七十二岁。

[229]1956年出版的《克里尔百科全书》（Collier’s Encyclopedia）第十册胡适条下说他“Was born in Anhwei Province”完全搞错了（作者是Ruthven Todd, Free Lance Writer；Former Visiting Professor of Creative Writing,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

[230]这是胡适所译勃朗宁的诗句，见《胡适留学日记》卷三第四十一则《乐观主义》1914年1月29日。

[231]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里第5—6页中，也列举了胡适生时的一些名人的年纪，可是错太多了！我这个表，只不过是抽样列举，看它的人可以举一反三，不必“刻舟求之”！表里的许多人和胡适很有关系，对胡适有深刻的影响，或跟胡适交互影响，比较重要的一些，我将在评传里各别论述。

[232]《胡适留学日记》卷四第三十七则《思家》1914年6月9日。

[233]《注汉书的薛瓒》（《清华学报》新二卷第一期，1960年5月台北出版）。

[234]1961年4月23日台北《征信新闻》：《希望再活十年（胡适博士出院前谈片）》。

[235]川沙在上海东边。清朝时候叫川沙厅，属江苏松江府，民国元年1月以后改为川沙县。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二胡传给胡虎臣（宝铎）的信中说：“渡台之时，先寄妻子于川沙而后行，实恃四弟介如为教子兼持家耳。”

[236]关于胡适故居的遗址，台南市文献委员会发行的《台南文化》第二卷第四期（1953年1月31日出版）里，有两篇考据文字：

1.《台南与胡适》（朱锋）

2.《台湾道署考》（石阳睢）

[237]《台南文化》第二卷第四期（1953年1月31日台南出版）。

[238]另外在1952年12月27日台北《新生报》上，有电讯如下：

[“中央社”台南26日电]胡适博士偕老友杨亮功、教厅视察杨日旭一行三人，26日上午6时由台北乘车抵此，南市各界首长及各校学生四百余人在车站欢迎，并由赖桂小姐向胡氏献花。胡氏一行旋赴工学院招待所休息。9时30分由叶市长陪同，赴民族英雄郑成功祠献花致敬，继赴永福国校参观胡氏幼年住所，并在门前植树一株留念。记者询及该房是否为氏之故居，胡氏笑谓：“那时候太小，记不得了。”……中午出席本市各界联合欢宴。席间叶市长致词，对胡氏推崇备至，并谓胡氏为台南市人。胡氏亦起立致答，对各界盛情深致谢意，并蒙叶市长准为台南市人，表示愉快……

[239]姚汉秋：《采访十五年》（1963年7月台北建国出版社版）第147—150页。姚汉秋先生借给我一块铅版，可惜上面的图片太模糊了，所以不能用。

[240]另外在1952年12月29日台北《新生报》上，有电讯如下：

[本报记者张宗楝台东28日专电]胡适博士以能赶回他童年曾住过的台东，亲眼看到选举的情形而欣喜，并应文教界邀请参加座谈会。

今早九时半起，胡氏由县府派员陪同，先后参观台东镇四处投票所，他曾借了选民的身份证和选票仔细观看，对选民们投票参政的热情，很为快慰。糖厂国校的投票选民，都是头罩白巾的平地山胞，胡氏说：如不亲眼看到，真不会想到他们对选举会如此有兴趣。他又曾将投票情形和美国选举比较，以为除去他们圈票的方法与我们不大相同，和有些地方已进步到以机器代选票之外，热烈的情绪我们与美国是一样的。

又胡氏在台东曾参观女中童军观摩会，并应该校长之请，写了一幅字：“一个人的最大责任是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旋往镇郊卑南乡槟榔村阿利族社凭吊传说中的童年故居。

胡适死后，1962年2月28日的台北《联合报》上曾有这样的电讯：

[本报台东27日电]台东县农会五一年度常年会员代表大会，27日下午闭会前通过临时动议，代表全县二十万农民向胡适博士夫人致电吊唁。电文如下：“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转胡夫人礼鉴：噩耗传来，邑民震惊，胡博士嘉惠县民，设清寒子弟奖学金，今闻谢世，不胜哀悼，特电致唁。”

3月1日的台北《自立晚报》上，也有消息说：

[亚联社台东讯]台东县地方人士，希望胡适博士的遗体能葬在他出生的地方——台东县卑南乡槟榔村（敖按：胡适出生在上海）。

胡适博士的父亲胡铁花老先生，曾在台东做过知府，现在台东镇有一条“铁花路”纪念他老人家。台东地方父老认为：胡适博士虽是安徽绩溪人，但第二故乡却是台东，现胡适博士的遗体不能在故乡安葬，亦应葬在出生地台东，以作为永久纪念。

[241]胡适在《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胡适言论集》甲编第119页）说他看到吴老太太，“非常感动”。

[242]前岛信次：《台南行脚》第一节《胡适》，二十五年（昭和十一年）2月1日《台南日报》。前岛信次当时是台南第一中学的教谕。这里的引文是根据朱锋的《台南与胡适》（《台南文化》第二卷第四期，1953年1月31日台南出版）。

[243]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他离开台湾时，他的母亲“认识了近千字”，他自己“认了七百字”。

[244]黄纯青是最敬佩胡适的一个人。他只比胡适的母亲小两岁。我在《胡适与黄纯青》（1956年12月21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里，有这样的记述：

八十二岁的黄纯青先生在本月17日——胡适先生六十五岁生日那天病逝了。黄老先生平素异常景仰胡先生的道德文章，今其忌日正巧又是胡先生的生日，可说是一段生死缘了。

胡先生的父亲铁花先生，官台东州时，曾著有《台湾日记》和《台湾禀启存稿》等书，黄老先生任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编印《台湾丛书》，“切思得台湾民主国时人之有关史料著作以备其数”，因将两书印行（即《台湾纪录两种》，上、下二册，1951年5月出版），并以七七高龄伏案亲校；又应胡先生之请，作一序言，中云：“曩读适之四十自述，载：其父胡铁花，著有《台湾日记》。民国三十八年春，适之先生过台，偶谈及此。先生欣然，出其藁于行箧，许假钞过，还之。去岁，欲付排印。函请适之先生于北美合众国。先生因钱思亮先生返国之便，惠函嘉许，并寄来铁花先生禀启及胡铁花先生家传。因拟合刊为一卷。更请适之先生命题曰台湾纪录两种。”

四十一年（1952）冬胡先生又来台湾，黄老先生写了一篇两千字的长文，在11月29日的中央副刊发表，题曰《台湾与胡适》，考据“名闻天下权威学者胡适博士之识字发祥地”。并于翌年1月6日为胡先生开了一个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席中称胡先生是台湾人。

四十三年（1954）春胡先生再抵台，3月7日开中国历史学会，胡先生当选为理事，黄老先生当选为监事。

黄老先生生前素喜收集胡先生的著作，四十二年（1953）胡先生在《胡适文存四部合印本自序》里写道：“去年冬天我回到台湾，才知道我的书在台湾已绝对无法买到了，香港也绝对没有存书了。有一次，台湾的老学者黄纯青先生请我到他家去吃饭，他家父子特别把他们历年收藏的我的著作都陈列在一间房里，给我们客人看。黄老先生说：‘你的著作的收集，在自由中国，没有比我们家里更完备的了。’我看了确实很感动、很感激。”但是在这些藏书中，黄老先生却以独缺《尝试集》为憾，直到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一位有心人送他一本《尝试集》做寿礼，从此才算收集全了。

[245]黄纯青：《胡适幼年寓台生活》（1952年11月29日台北《新生报》）。

[246]黄纯青：《台湾与胡适》（1952年11月29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

[247]胡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讲词》（《胡适言论集》甲编第116页）。

[248]他在二十六天前，在台中演说，也说他“够得上算是半个台湾人”。见《今日世界》（《胡适言论集》乙编第12页）。

关于胡适是“台湾人”的问题，还有一段小材料。1949年4月1日《新闻天地》第六十七期中有一篇畋文写的《胡适在台湾》，是有点挖苦他的。里头有一段说：

（三十八年）3月27日，胡氏在台北市中山堂对三千多人的听众发表公开演说，又是一着错棋，那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在讲他的《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之前，便先与台湾人扯上了一大串的同乡关系，这就教那些外省籍的听众骤听起来觉得惘然，“胡适也是台湾人吗？阿海吗？”（台湾人叫外省人为阿山，自称阿海。）读者先让我在这里把这件因缘插一笔：

胡适绝不是台湾人，若说他与台湾人有同乡关系，那是胡扯瞎扯，但他在台湾确实有过一段不长不短的少爷史。原来在胡适幼时三岁到四岁之间，他的尊大人正在台湾荣任直隶州知州，先在台南，后又调任台东，所以胡那时也由他那位知州夫人的母亲抱着随任，先在台南住上一年，又在台东住上十个月光阴，然后才衣锦还乡。这事是胡适自己对人说的，但现在台湾人却已将他的大名编入通志里面，算他是同乡了。所以台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便拿胡氏为台湾的一份光明、一件宝贝来介绍，他告诉台下听众说：“胡博士不但他的父亲在台湾做过官，与本省有历史的关系，在文化上当民国八九年间的时候，本省留日同学曾追随他的新文学运动，在日本东京创办《台湾青年》刊物，宣传祖国文化。后又扩大为《台湾民报》，皆用白话文写稿，一直到光复前二年才停刊。所以本省同胞今天能够看报，便是胡博士提倡白话文之赐。”这几句麻刺刺的话，说得胡适真是功在干城哩。

[249]胡适小时候对台湾的记忆，是他还记得两句台湾话——“呷板”和“呷米”。1952年11月24日台北《中央日报》中有记者王理璜的《胡适片语》，在其中《台湾话与白话文》一节里记胡适的话说：

我虽然小时候在台湾住过，可是并不会讲台湾话，现在还记得的，只晓得吃饭叫“呷板”，吃粥叫“呷米”，其实这两句话，倒都是读的古音，也可以说是文言，因为饭字从反，反在古时候读“板”，所以吃饭就成了“呷板”。所谓“呷米”者，即是吃“糜”也，“糜”也就是粥的意思。又比如说台湾话讲很少看见叫“罕见”，这简直就是文言。

现在的白话文，已有进步，我们过去都是读旧书的，所以写出来的东西，白话中总还免不了文言气，正像缠过脚的人再放脚一样，现在的人都从白话学起，应该说是未伤元气的天足，天足们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250]《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251]《慈幼的问题》（《胡适文存三集》卷九）。

[252]《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253]同上。

[254]胡适1958年5月4日在“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演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收入“中国文艺协会”编印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61年5月4日台北出版），有下面的追忆：

我这一个徽州的小孩子，没有学过国语，没有受过国语的训练，站在那个字纸篓的旁边，找到一本破烂的、不完全的《水浒传》，“李逵打死殷天赐”，就这样的发疯。根据这个经验，我们就提倡“白话的文学”，这是我们有把握的。我们晓得，全中国凡是进过学堂的人、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凡是认得一千字或两千字的人，只要他瞒住了老师、瞒住了父母，半夜里偷看小说，把小说瞧得得意忘形而发疯，这般人都得了一个工具，一个文学的工具，一个语言的工具，将来都可能成为国语文学的作家。

[255]《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关于这段回忆，胡适自己有不同的说法。在这里他说是“九岁”，但1954年3月15日在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演说《白话文的意义》（1954年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单印本《胡适之梅贻琦先生演讲词》）的时候，却说是“七八岁”。

[256]见《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二第三十则《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1916年3月6日）。

[257]《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258]这些小说给他的影响，胡适有两段自述：

1.从《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类的第一流作品，这里面的程度已是天悬地隔了。我到离开家乡时，还不能了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好处。但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九年的家乡教育》）

2.From that time on I devoured every novel known in our community and in the nearby villages.They were written in the pei-hua, or spoken language, and were easily intelligible and absorbingly entertaining.They taught me life, for good or for evil, and gave me a literary medium which years later enabled me to start what has been called“the Literary Renaissance’in China.”（Living Philosophies, p.243）

[259]胡适在《从拜神到无神》（《新月》第三卷第四期，1931年5月上海出版，后收入《四十自述》二）里，这样写他父亲：

我父亲不曾受过近世自然科学的洗礼，但他很受了程颐朱熹一系的理学的影响。理学家因袭了古代自然主义的宇宙观，用“气”和“理”两个基本观念来解释宇宙，敢说“天即理也”，“鬼神者，二气（阴阳）之良能也。”这种思想，虽有不彻底的地方，很可以破除不少的迷信。

……我父亲死得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三岁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我小时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学》，就是理学的遗风；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

[260]在他向孔夫子磕头的时候，绝没有想到他后来竟是一个赞同“打倒孔家店”的人。

[261]《从拜神到无神》（《四十自述》二）。

[262]这些编了号的书名，大部分是根据《四十自述》辑出的。

[263]朱子《小学》里，这段话的全文是：

世俗信浮屠诳诱，凡有丧事，无不供佛饭僧，云：“为死者灭罪资福，使生天堂，受诸快乐，不为者必入地狱，到烧春磨，受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且无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国之前，人固有死而复生者，何故都无一人误入地狱，见所谓十王者耶？此其无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这段话使胡适“高兴得直跳起来”！可见影响之深。这部朱子《小学》，在其他方面对胡适的影响也是很多的，例如《小学》中记“陶渊明为彭泽令……”一段，胡适回忆说：

我至今还记得我做小孩子时代读的朱子《小学》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的人物，如汲黯、陶渊明之流。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第十二号，1932年8月7日北平出版，收入《胡适论学近著》卷四）

这是《小学》对他的好脾气的影响。

又如《小学》中记“张公艺九世同居……”一段，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 pp.238-239里，也特别提出来，这对他日后提倡“容忍”的精神，也不无影响。

[264]《从拜神到无神》（《四十自述》二）。

[265]Living Philosophies p. 249.

[266]《从拜神到无神》（《四十自述》二）。

[267]Living Philosophies p. 249.

[268]《从拜神到无神》（《四十自述》二）。

[269]Living Philosophies p. 249.

[270]参看胡适自己的话：“There was no sophisticated reasoning on my part in those days of my boyhood.It was mere temperamental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I was my father’s son, and Ssu-ma Kuang and Fan Chen attracted me.That was all.”（Living Philosophies, p.245）

很奇怪，在胡适父亲的日记里，居然也有这样一则：

齐竟陵王子良笃好释氏；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坠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我不相信胡适在读朱子《小学》和《资治通鉴》之前读过他父亲这条日记，如果我没有猜错，那么这种巧合与“遗传”，真所谓“I was my father’s son”了！

[271]《竞业旬报》第二十八期（1908年8月上海出版）。署名“适之”。

[272]《胡适留学日记》卷六第十七则（1914年8月24日）。

[273]《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9日北京出版。1920年2月改成英文Immortality, My Religion，有改动；1921年5月，又改定中文原稿。后收入《胡通文存》卷四）。

[274]胡适在《从拜神到无神》里写道：

我那时并不知道范缜的《神灭论》全文载在《梁书》（卷四八）里，也不知道当时许多人驳他的文章保存在《弘明集》里。我只读了这三十五个字，就换了一个人。大概司马光也受了范缜的影响，所以有“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的议论；大概他感谢范缜，故他编通鉴时，硬把神灭论摘了最精彩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历史里。他绝想不到，八百年后这三十五个字竟感悟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竟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

另外在《不朽——我的宗教——》里，他也特别指出：

一千五六百年前有一个人叫作范缜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在当时受了无数人的攻击。到了宋朝有个司马光把这几句话记在他的《资治通鉴》里。一千五六百年之后，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就是我——看到通鉴这几句话，心里受了一大感动，后来便影响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然而那说话的范缜早已死了一千五百年了！

总之，对《神灭论》给他的影响，他终生念念不忘，总要有机会就写它一两笔，例如他在《胡适留学日记》第六卷第十七则《神灭论与神不灭论》（1914年8月24日）里说：

吾十一二岁时读通鉴，见范缜此譬，以为精辟无伦，遂持无鬼之论，以此为中坚。十七岁为《竞业旬报》作无鬼语（敖按：当作《无鬼丛话》）亦首揭此则。年来稍读书治科学，始知其论理亦有疵，而不知沈（约）氏在当时已见及此也。

同卷第二十四则《范缜因果论》（1914年8月26日）里又说：

竟陵王谓缜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人生如树花同发，大有平等之意。坠茵落粪，付之偶然，未尝无愤愤不平之心。左太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不平之意更显著。惜持此说者太少，又无卢梭之健笔以传之，不尔者，法兰西之大革命早见于晋宋之间矣。

此亦是因果也。风即是因，拂帘即是坠茵之因，关篱即是落溷之因。“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因果分明矣。

在写这条札记三十多年后，他犹未忘情这个“形神殊途”“形神一体”的问题，还写了一篇《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来满足他的考据癖（1945年写，1946年4月21日写定，发表在《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三十五期，1947年8月13日天津出版）！

[275]《从拜神到无神》（《四十自述》二）。

[276]《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277]同上。

[278]同上。

[279]同上。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说：

“……I never played with the children of the villiage and, because of my complete lack of child play, I was given the nickname of Shien-seng（the Master）when I was five. Fifteen years later, at Cornell University, I was nicknamd‘Doc'when I was a Sophomore, and for this same weakness.”（p.239）

[280]《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281]同上。

[282]同上。对这类事，胡适总是心有余痛。他在《胡适留学日记》第十二卷第三十则《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1916年3月6日）中，在连引了一大篇哈佛校长伊丽鹗（Charles W.Eliot）的话以后，感慨道：

上所记伊丽鹗校长之言，余读之深有所感矣。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教练，诵读习字之外，他无所授。犹忆余幼时酷嗜画人像，然既无师资，又无范本，其所本者，石印小说之绘像而已。不独此也，即偶有所作，均不敢以示人。一日为塾师所见，大遭诟责，桌屉中所有绘像皆被搜去，遂不敢更为矣。音乐则更无机会可学。犹忆一年，里中秋赛，应有童子昆腔乐队，翰香叔欲令余与列其中，后家人以为吾家子弟不应学吹弹与“子弟”（俗谓优伶为“子弟”）为伍，遂不果。至今思之，以为憾事。吾不知果有绘画与音乐之天资否。然即令有之，经此二十年之压抑挫折，更能余几何乎？后之言教育改良者当知所从事矣。

余幼时酷嗜小说，家人禁抑甚力。然所读小说尚不少。后来之文学观念未必非小说之功。此种兴趣所以未为家人塾师之阻力所摧残者，盖有二因：一以小说易得。余以一童子处于穷乡，仍能得读四五十种小说，其易求可见。二则以有近仁之助力。近仁与余每以所得小说互传观之，又各作一手折记所读小说，每相见，辄互稽所读多寡以相夸焉。

然以家人干涉之故，所读小说皆偷读者也。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傥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

教育之宗旨在发展人身所固有之材性。目之于视、耳之于听、口之于言、声之于歌、手之于众技，其为天赋不可放废之材性一也。岂可一概视为小道而听其荒芜残废哉？

教育之方法首在鼓舞儿童之兴趣，今乃摧残其兴趣，禁之罚之，不令发生，不可谓非千古一大谬哉！

看了这些话，再看胡适日后大力捧小说，考证小说，大力捧梅兰芳，大力为齐白石写年谱，我们都该知道这是很不足奇怪的事，这都可说是心理学上的所谓“补偿作用”。

[283]“Early in my thirteenth year（1940），I left home on a seven-day journey to seed a new education, in Shanghai.”（Living Philosophies, p. 246）又胡适《十七年的回顾》（十、十三，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我于光绪三十年的二月间从徽州到上海求那当时所谓‘新学’。”

[284]这当然是夸大的说法。这是套用江冬秀辑安徽儿歌“东边来了一个小学生”里的句子（参看孙俍工《新诗作法讲义》，1925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285]《胡适留学日记》卷四第三十六则《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914年6月8日）：

吾之去妇人之社会也，为日久矣。吾母为妇人中之豪杰，二十二岁而寡，为后母。吾三兄皆长矣，吾母以一人撑拒艰难，其困苦有非笔墨所能尽者。而吾母治家有法，内外交称为贤母。吾母虽爱余，而督责綦严，有过失未尝宽假。每日黎明，吾母即令起坐，每为余道吾父行实，勉以毋忝所生。吾少时稍有所异于群儿，未尝非吾母所赐也。吾诸姐中唯大姐最贤而多才，吾母时咨询以家事。大姐亦爱余。丁未，余归省，往见大姐，每谈辄至夜分。吾外祖母亦极爱余。吾母两妹皆敏而能，视余如子。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唯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此外则唯上所述诸妇人（吾母、吾外祖母、诸姨、大姐）陶冶之功耳。吾久处妇人社会，故十三岁出门乃怯恇如妇人女子，见人辄面红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吾入澄衷学堂以后，始稍稍得朋友之乐。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及入中国公学，同学多老成人，来自川陕粤桂诸省，其经历思想都已成熟，余于世故人情所有经验皆得于是，前此少时所受妇人之影响，至是脱除几尽。

[286]“Out of her great love for me sent me away without apparently shedding a tear, and allowed me to seek my ow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 world all alone, armed only with a mother's love, a habit of study, and a little tendency to doubt.”（Living PhilosoPhies, p. 246）

[287]黄山的得名，传说黄帝在那里炼过丹，今天山上还有炼丹台的旧迹。其实黄山产汞硫，就是俗称的朱砂。参看袁枚《游黄山记》（小仓山房文集）、《新游记汇刊》第四册中的《黄山游记》，及许世英《黄山揽胜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版）。

[288]新安江又叫徽江，源出于黄山，经徽州及屯溪西入浙江。

[289]徽州现在专指歙县，但在以前，却用它来泛指这一带的地理区域（清朝的徽州府里包括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绩溪县、婺源县）。它的历史沿革如下：汉朝是丹阳郡，后来改为新都郡；晋朝改为新安郡；隋朝改为歙州，后来又改回新安郡，此后又是这两个名字互换一阵。到了宋朝徽宗时，改为徽州，此后有徽州路、兴安府、徽州府等名称。绩溪县是这些名称下的一块地方，是唐朝代宗大历元年（766）设立的，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一百九十七年的历史（参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绩溪县志》乾隆志、嘉庆志）。又：胡适的父亲胡传，在《台湾禀启存稿》中有《上皖南道爽秋观察（昶）》，其中提到“皖南四府一州”的话，就是指徽州府、宁国府、广德州、池州府、太平府。

[290]两百零七年前（1756），绩溪的一个县令写道：“绩溪，固江左岭邑也。其土瘠，其民劳，不足比于东南沃壤之伦。”（《绩溪县志》乾隆志，较陈锡序）因为“土瘠”，不够吃，要依靠外县的粮食，大都是由北边的邻居宁国县和旌德县接济。

绩溪是中国两千零四十五个县中的一个县，安徽省六十三个县中的一个县。它的面积有九百七十八点五平方公里，稍大于上海市加天津市面积的总和。人口有九万七千零三十三人（这是内政部户政司的调查，是1937年至1943年的数字，见内政部《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第十一版，1947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绩溪县志》，在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内政年鉴》1938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土地篇中，著录为《席存泰等》著，乾隆二十一年（序）版，八册。按：绩溪县志现在还留传可考的，有四种，即明万历版、清康熙版、乾隆版、嘉庆版。1963年2月，台北市绩溪同乡会曾收乾隆志与嘉庆志并加增订，印了一厚册《绩溪县志》。

关于绩溪的进步情形，可参看胡希圣的《绩溪一瞥》（徽州报社出版），杨亮功的《星轺小纪》（1956年1月台北启明书局版）第16—17页。

[291]黄山南边这一带是安徽有名的产茶区，如祁门的红茶、屯溪的绿茶等都是。绩溪产的茶大部分西运汉口，东运上海，在这两个地方有许多有名的绩溪大茶庄。

[292]中国的漆店里，常常有一块招牌——“徽严生漆”，徽是徽州，严是严州（建德），这是安徽最有名的产漆地方。

[293]文房四宝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所谓“湖笔徽墨”。徽墨的鼻祖是胡天注，就是龙井乡适之村的二分胡氏，牌号就是“胡开文”。这个近两百年的老店，分号遍及全国。后来同族同里的人也跟着来，弄成了“王麻子式”，愈闹愈多，真假莫辨，于是胡开文又变成了“老胡开文”（参看赵希鹄《洞天墨录》，山林经济籍本；《东华录》嘉庆四年；《徽州府志》）。

[294]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一十三里有一段论“徽帮”的话：

……地濒新安江之上游，又当黄山之阴，田谷稀少，不敷事畜，于是相率服贾四方，凡典铺、钱庄、茶、漆、菜馆等业皆名之曰“徽帮”。敦尚信义，有声商市。

按：“徽帮”的形成当然是无形的、迟缓的、旧式的。我们不要忘了，尽管“徽帮”的历史甚久，可是绩溪直到民国三十一年才有现代化的银行。这一带的度量衡也是极分歧的，徽州屯溪、祁门各有不同（参看林光澄、陈捷合著的《中国度量衡》，1934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295]这是徐子明等著《胡适与国运》（匿名印本；1958年4月台北学生书局本）中的话，这书里又戴了胡适一顶大帽子，说：“他自己又是徽州人，所以能利用他们徽州经商秘诀，在中国销冒牌美国货，在美国销冒牌中国货，运来运去，他就成了巨富，中国地图就因他变色了。”

[296]看凌鸿勋《詹天佑先生年谱》（1961年1月台北中国工程师学会版）十三岁以前。

[297]徐以璋《生平大事记》中载第一批官学生名单三十人，第十四名詹天佑名下特别注明：“寄居广东省城。”

[298]除载凌鸿勋的《詹天佑先生年谱》外，发表在《作品》第一卷第十二期（1960年12月1日台北出版）。

[299]《王氏图书出版公司发行绩溪胡氏集右军书样本目录》（1964年台北出版）。

[300]以前有人形容他们，“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家，未尝散处；千载之谱，丝毫不紊”。关于他们的宗谱状况，可参看胡适的《曹氏显承堂族谱序》（《胡适文存》卷四）。

[301]苏雪林《悼大师，话往事（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新生报》副刊，1962年3月4日台北出版）里说：

现代人对乡土观念已甚淡泊，胡先生是个世界主义者，岂屑为乡土狭小圈子所束缚？我虽不配称为世界主义者，可是常认中国人省籍关系、亲属关系等，极妨碍政治的进步，因之乡土观念也极不浓厚。不过觉得我们安徽能产生胡适之先生这样一位人物，私衷常感骄傲，那倒是不免的。

关于胡适的乡土观念一点，梁实秋先生在1963年6月22日告诉我，“是很重的”。梁实秋说胡适有一次请他吃上海的徽州馆，一进门，伙计就大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呀！”可见徽州人的互相偏爱因为地瘠民穷，所以吃饭时“多加油”就是好菜。幽默的梁实秋曾经挖苦他们“徽骆驼”吃饭时穷得买不起鱼，于是做了一条“木头鱼”，放在菜里，光看不吃，并且这条木头雕的鱼，还要“五房共用”！梁实秋说胡适很爱攀同乡的关系，好像天下之人皆源于安徽，安徽之人皆源于绩溪，例如梁实秋的太太是安徽人，胡适就说梁实秋是他们的安徽姑爷！梁实秋说：“不论你是哪里的人，胡先生总有办法把你攀来攀去最后攀到他们安徽头上！”

胡适的乡土观念，我随手举个例子：

1.他常常称“吾徽人”、“我们徽州”或“我们安徽”如何如何。如《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六第三则《睐》（1917年3月29日）；如《归国杂感》（《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北京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四）；如《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1919年11月1日北京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如《谈新诗——八年一件大事——》（《星期评论》民国八年双十节纪念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如《吴敬梓传》（《胡适文存》卷四）；如1951年10月2日给方豪的信等等都是。

2.他在《胡适留学日记》卷九第十九则《理想中之藏书楼》（1915年3月8日）中说：

吾归国后，每至一地，必提倡一公共藏书楼。在里则将建续溪阅书社，在外则将建皖南藏书楼、安徽藏书楼。然后推而广之，乃提倡一中华民国国立藏书楼，以比英之British Museum，法之Bibliotheque National，美之Library of Congress，亦报国之一端也。

3.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9年3月15日北京出版）的《旅京杂记》里，就特别表扬“吾乡”的石鹤舫，说石鹤舫“很有许多可存的白话词”。

4.他在三十八年（1949年）1月24日给吴忠信的信上自称“乡晚胡适”（见虞君质《艺苑精华录》第三五五则《人格之美》，1963年12月11日台北《新生报》副刊）。

5.至于他特嗜徽州口味，那更不消说。参看彭麒：《护士小姐谈胡适》（《教信新闻》，1962年2月28日台北出版）；苏雪林：《悼大师，话往事（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新生报》副刊，1962年3月4日台北出版）；南君：《风雨凄其忆大师》（《大华晚报》，1962年3月4日台北出版）等文。

[302]台北市绩溪同乡会《绩溪县志》第648—649页。

[303]吴心白：《绩溪同乡谈胡博士》（《公论报》，1962年2月25日台北出版）：

首先被记者找到的，是胡先生旅台的一位侄辈胡仲华先生，据这位胡先生的侄辈说：适之村原名上庄，属于绩溪县八都，距离绩溪县城有五十华里，中由县境内最高的山岭——翠岭所阻隔，四周都是苍翠的高山，上庄就在这四围高山所形成的一个小盆地里。上庄是一个风光优美的农村，庄上住民约有五百多户，大家都很富有，后来由于博士（胡故院长的小同乡，都称胡故院长为博士，而不喜加其他的头衔来称呼）成了国际学人，村人为了纪念他，就建议政府将上庄改为适之村。

适之村是何时改的名，这位胡先生的侄辈因年纪轻，所以记不得，只说大约是民国三十一二年的事。后来记者去请问安徽老乡当年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先生，张先生也记不清适之村改名的正确日期，只记得是三十一二年间由绩溪县政府报请皖南行署，就在张先生的任内核准适之村更名的。

[304]台北市绩溪同乡会《绩溪县志》第701页说：“自清嘉庆十五年至今一百五十三年来，全绩面积略有增加（荆州区），而人口则因洪杨乱后，伤亡惨重，至今尚未恢复，据民国三十五年选举国民大会代表时，全县选民仅有五万二千三百余人。”又张敬原在《胡适之先生的人口言论》（《新时代》第二卷第十期，1962年10月10日台北出版）里，曾记胡适在1961年6月3日跟他的谈话大要，有三点：

一、中国从洪杨战事以后，许多人烟稠密的省份，都变成荒凉冷落，战争对于人口有很大的损失。

二、他亲身经历的，绩溪胡氏，从很早以前，就有宗祠的组织，办理宗族救助和族人合作的事情，本族的人不论在原籍或在外地，都要参加，都有详细记载。他的父亲曾经手登记过人数，有六千多人。六十年后他自己也经手登记过一次，则只剩下了一千二百人。

三、绩溪原来有三家大族，胡氏是其中之一，但他见到的，除了胡氏以外，那两家都没有后人，他认为所以有这种结果，疾病烟毒实为一大原因。

[305]《新闻天地》第六年第二十五号（1950年6月27日香港出版），逸飞《胡适老家住宅被封》一文中的记载如下：

前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从五四时代提倡语体文起到现在讲学美国止，他不独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学者，而且已经是国际间的风云人物。他是安徽人，老家在绩溪县岭北县上庄村；村内的人，都是聚族而居，并无外姓。此地万山重叠，羊肠曲道，外人不易进去，俨然是一个世外的桃源。

……

[306]坟在八都上溪山口。王觉源《忘机随笔》（1958年阳明出版社版）第九十则《胡适长古诗》里说：

民国六年，胡氏由美返国，游采薇子（明末遗臣）墓，有吊采薇子一诗，云：“翠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只今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胡氏此诗，前阅《胡适文存》，未见收入。以后不知如何？余所忆者，系友人黄自厚兄所口述。

[307]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里，都提到绩溪“三胡”，按这三胡是：1.胡匡衷，字朴斋。贡生。著有《周易传义疑参》《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仪礼释官》《左传翼服》《论语古本证异》《庄子集评》《朴斋文集》等书（参看唐鉴《国朝学案小识》第十二卷绩溪胡先生条）。2.胡培翚，字载屏，号竹村。匡衷孙。嘉庆进士，官户部主事。著有《仪礼正义》《仪礼释文校补》《燕寝考》《禘袷答》《研六室文集》等书。3.胡春乔，名秉虔，字春乔，又字伯敬。著有《古韵论》《说文管见》《周易小识》《尚易小识》《卦本图考》《尚书序录》《经义闻斯录》《小学卮言》《诗文集》等书。

[308]蔡元培在《答林琴南君函》（《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九年北京新潮社版）里说：

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他又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里说：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

上面所引蔡元培的一些话，说胡适“家世汉学”、有“遗传性”等等，都是不能成立的附会之谈！因为胡适并没有这样体面的“家世”，即使有，也不会“遗传”过来的。跟着蔡元培而犯同样错觉的如杨家骆曾说：

汉学亦称朴学，汉人所治训诂考证之学也。适之为绩溪汉学家胡培翚之后，故云家世汉学。（《新世纪高中国文选》第一册第258页）

这也是乱说。

关于胡适的先世的问题，讨论得最详细的是胡颂平的《从适之先生的墓园谈起》（《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二期，1964年2月1日台北出版），胡颂平说：

多少年来多少有关胡先生的记载总是不免有些不太正确的地方。我怕后人根据各种错误的记载来写胡先生的传记，如不先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将会失去他的传记的真实性，所以今天指出两点来说：

（一）梁任公先生在十三年二月里写《清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第八节“安徽”里就有这样的话：

“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村（培翚）、子继（培系）。竹村与泾县胡墨庄（承琪）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适）云。”

（二）日本诸桥辙次先生的大汉和辞典上《胡适》号下也有这样的话：

“胡适，民国，安徽绩溪人，胡培翚之子。字适之，号嗣麇（误作縻）、铁儿、天风、若年。……”

梁任公和诸桥辙次两氏都不明了绩溪胡氏有两个大族，各有不同的渊源，并不是同一个宗族。胡朴斋先生的一族世居绩溪城里，适之先生的一族，世居绩溪北乡的上庄。

在抗战以前，潘光旦先生读了适之先生的父亲（名传，字铁花，号钝夫）铁花先生的《钝夫年谱》之后，写了一篇《一本有趣的年谱》，似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敖按：发表在《新月》第三卷第五、六期，1931年7、8月上海出版）。潘光旦先生在这文里指出梁任公先生的话：

“他（任公）结语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读者的印象一定以为适之先生大约也是朴斋先生的后辈。这种印象是错的。”

他又说：

普通的胡氏大都推源胡公满以至于舜，但是钝夫先生的父系最初姓李，是唐朝的皇族。据族谱上所载：“始祖昌翼公，本李唐昭宗太子……诞生才数月，为避朱温之篡……匿居民间，赖义祖胡三公养为义子，因改姓胡。”后唐时，昌翼公以明经发进士第，所以人称“明经胡氏”。初居婺源考水，到第二世延政公始迁绩溪。……

今天在台湾，我们无法看到胡先生的族谱，但潘光旦先生这篇文章是给适之先生看过的。他引胡氏族谱上的原文，应是正确的。

“我记得四十三年（1954）2月18日胡先生第二次从美国到台湾来，住在福州街的钱宅。这月23日我到钱宅去，他问起我的乐清胡氏的始祖是从什么地方迁去的；因而谈起绩溪胡氏的‘李改胡’的故事。他说：皇清经解里收了三位绩溪胡氏经解。这个绩溪胡氏是另外的一宗，不是我的一宗。我在儿童时代曾经参加过始祖昌翼公一千岁的纪念祭典。从前宗法社会里是‘同姓不婚’的，因为‘李改胡’的关系，所以族谱上规定胡李两姓不通婚。那时有一位族人娶了李姓的女子为妻，不许上谱，结果乃将‘李’字改为‘季’字。那天他又谈起胡世泽先生的父亲胡伟德先生曾经告诉世泽兄弟，他们的上代是从绩溪迁到湖州定居的。他曾查过湖州胡氏谱系和绩溪‘李改胡’的谱系是通谱的。依照宗族辈分的称呼，适之先生比胡伟德先生高两辈，比胡世泽先生高三辈，所以世泽兄弟遇见适之先生时，总是称他‘太公’。”

“绩溪胡氏有两个不同渊源的大宗族，现在可以澄清了。”

敖按：潘光旦说梁启超的话容易惹起误会，其实并不尽然，梁启超这段全文是这样的：

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村（培翚）子继（培系）。竹村与泾县胡墨庄（承琪）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竹村善治仪礼，集慎修东原易畴檠斋次仲之成作新疏，曰仪礼正义。墨庄亦治礼，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其最有名者则毛诗后笺。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适）云。

梁启超行文的重点是在指出《绩溪诸胡》的“多才”，并非确指胡适是“诸胡”的同族。例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又有这么一段：

……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统于高邮王氏。樾著书唯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遏其师，然亦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梁启超写这段文字时下笔极慎重，左舜生在《中国现代名人轶事》（1960年9月香港自由出版社版）中《记梁任公》一文内说：

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梁任公曾在北大以公开讲演方式批评之，除自抒其不同之意见外，大体多赞许之辞。在梁著《清代学术史概论》（敖按：当作《清代学术概论》）中，亦有一处涉及胡者，则异常简略。先是梁著在印单行本以前，曾以其初稿在当时中华书局所印行之《改造》杂志发表。时予在中华任编辑，兼理杂志事项。一日，任公忽白天津以快函抵予，予颇以为怪，盖予于任公仅有一面之雅，平日虽素敬其人，但从未以一书致候，在谊固不应由任公先施也。及拆阅，则亲笔竟两纸，首对上海一度晤面表示拳拳，次乃托予将其所写《清代学术史概论》中之一段有关胡先生者如另文代为改正。现在单行本中，提及适之先生者，仅有如下之二十五字，即“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是也。较其最初之原稿，已省略十余字，此等处可见任公对于同时代人有所称许，其态度固异常谨慎也。

可见谨慎的梁启超在字里行间并没说到胡适是《绩溪诸胡》的族人。

[309]参看《旧唐书》本纪第二十下《哀帝》。

[310]胡钟吾：《胡适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迹考》（《中国一周》第六三四期，1962年6月18日台北出版）：

绩溪“明经胡氏”，系出李唐。始祖昌翼公，为昭宣帝太子，以辟朱温之难，主新安胡三（白沙）相国家，潜心治理学。宋太祖知之，赐姓胡，封明经公。遂定居婺源北乡之考水。数传皆鸿儒，世有“七贤理学”之称。凡我胡姓称“明经世家”，或考水者，皆李唐易姓之苗裔也。

自九世祖起严公，于北宋熙宁间辞宣城太守，始迁绩溪之石京。族衍二十四支。十二世祖德芳公，再迁歙县东乡之芳塘。氏系繁衍，科甲鼎盛，名臣大儒，史不绝书。有九凤厅，以旌“一门九进士”之佳话。族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派。

至三十二世祖元首公，复迁绩溪北乡之上庄。几十一传而诞适之先生，以世系言，先生乃明经公四十二世孙也（见胡商岩先生回忆录二〇三页目所记：惠天为昌翼公四十二世孙，按惠天为适之从弟）。夷考上庄谱系“元文志兆应天德锡祯祥洪恩毓善良”先生属洪字辈。

[311]左相李适之在杜甫《饮中八仙歌》中被描写做：“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他简直比胡适之还能喝！

[312]胡钟吾：《胡适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迹考》（《中国一周》第六三四期，1962年6月18日台北出版）：

四十二年（1953）2月10日在台北铁路饭店绩溪同乡欢迎会中，题“努力做徽骆驼”六字，勖勉旅台同乡。详述少得在家，送亲友出门，携带雨伞干粮（用面粉做的茶饼），由绩溪步行经逍遥严、江南第一关、栈岭，到余杭，乘小船至杭州，坐火车到上海的故事。表示深切对“号称徽骆驼绩溪牛的故乡”读书风气，淳朴美俗，及青年励进，颇多赞扬。

苏雪林：《悼大师，话往事（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新生报》副刊，1962年3月4日台北出版）：

民国十七年我在上海，胡先生那时在中国公学任校长，家住江湾路。我曾和一个同学去拜望他，并见师母。胡先生正在吃早餐，是一碟徽州特制面饼，他请师母装出两盘款待我们。他说：徽州地瘠民贫，州人常到江浙一带谋生活，出门走数百里路，即以此饼作粮，所以这种饼子乃徽人奋斗求生的光荣标志。我后来在《生活周刊》上写了一篇谒见胡先生的报道，谈及面饼故事。后来在某种场合里遇及胡先生，他称赞我那篇文章写得很不错。大概从此脑中有了我的印象了。

[313]胡适能获得到上海读书的机会，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偶然。他在《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里，有这样的追记：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我十一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穈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啐！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儿，回到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这说明了他的求学机会得力于他老子的一纸遗嘱，没有这纸遗嘱，他的命运恐怕是做生意了。也许做了一个茶叶店的老板，也许做了油栈的掌柜，总之，不会是一个大学者。

[314]《在上海（二）》（《在上海》（一）、（二）发表在《新月》第三卷第五、六、十期，后收入《四十自述》三、四）：

我们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脚气病，必须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的上遊（游），脚肿便渐渐退了。

[315]《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七《归国记》中说：“丁未年吾与节公归里，吾坐轿而节公步行。”

[316]写成后第三十四年，被胡不归发表在《胡适之先生传》。

[317]参看《后汉书》严光传；童第德《游严子陵先生钓台记》（《制言》第三十四期）。

[318]参看宋濂《谢翱传》；谢翱《登西台恸哭记》及《西台哭所思》；《宋遗民录》卷一；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十一《谢翱》。

[319]胡适在这首诗里，很明显地表示倾向于《拜西台》谢翱，可是后来他变了，他变得反对一切流眼泪的爱国方法了。他在《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1917年1月1日北京出版；《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1月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里说：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有唯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唯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玛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屈原、贾生、王粲、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不足道矣。

[320]《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自由中国》第十卷第七期，1953年4月1日台北出版）。

[321]《上海门径》一书里，记“梅溪学校”“在西门内蓬莱路”（《求学的门径》第17页）。

[322]胡传《台湾纪录两种》下册《台湾禀启存稿》第70—71页《复七张经甫》：“……厚意深情，即百朋之锡，不足过矣。九顿首以谢，犹自以为不足也。”（胡传死后，他的“家传”，就是张经甫做的。）

[323]《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324]壬寅年是光绪二十八年（1903），《新民丛报》是这年1月出版的半月刊。梁启超重要的影响世道人心的文字如《新民说》《新民议》等等，都是这年写的。参看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8年7月台北世界书局版）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条下。

[325]邹容是1885年生的，只比胡适大六岁。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胡适他们对这位《革命军》的作者的崇拜。《革命军》是1903年5月间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它的销路估计在一百万册以上，是革命出版品的第一位。当时它所发生的影响力是普遍的、深远的。例如吴樾读了它要“三读不置”（吴樾：《暗杀时代》自序）；蒋中正读了它要“寝则怀抱”（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08年条下），所以胡适他们半夜三更偷抄这本书的情形，不该是很稀奇的事（参看杜呈祥的《邹容》，1945年重庆青年出版社版，《邹容传》，1952年7月台北帕米尔书店版，《邹容的思想演变及其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之地位》，收入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1960年3月台北正中书局版）。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一册（1943年2月重庆版）《〈革命军〉作者邹容》一文里，对这部名著有平允的批语：

自蔚丹入狱后，所著《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各地书肆以避关邮检查故，多易名贩运，或称革命先锋，或称图存篇，或称救世真言，或与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并列，而简称曰章邹合刻。此书文辞不如太炎之驳康书，论理不如秦力山之革命箴言，徒以通俗浅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

[326]万福华是安徽人。他刺王爵棠（之春）用的是张继的手枪，结果张继被捕，在牢里坐了四十多天，而最后帮他出狱的，除了龙璋外，竟是被胡适写匿名信痛骂的袁海观！（参看《沧州张溥泉先生事略》，载《张溥泉先生全集》附录，1951年10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另参看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第六章《万福华击王之春》，1914年12月商务印书馆增订渝一版。）

[327]郑仲诚是胡适到上海来所交的第一个好朋友，也是他所交的第一个外乡（广东）朋友。民国三年死于肺病。参看《胡适留学日记》卷七第八则《悼郑仲诚》（1914年10月8日）。在这条日记里，他来了一阵大感慨：

吾甲辰入梅溪，与仲诚铁如同室。吾去家以后，所得友以仲诚为最早，于今十年，遂成永诀！今年哭友，希古之外，又及仲诚，友生之谊，更何待言？尤可恸者，二君皆友生中不可多得之才，二十年树人，未为社会效力而骤死，惨已，惨已！

吾安得不为社会哭乎？吾欲自问，又欲问国人曰：今之少年往往中道摧折，谁之罪欤？谁实致此欤？体干之不强耶？遗传种性之亏耶？个人健康之不修耶？市政卫生之不洁耶？个人之戕贼耶？社会之遗毒耶？政府外患之激刺耶？理想之不达，不能与恶俗战。不能与失败战耶？呜呼，谁之罪欤？此不无研究之价值也。

这里面提到的“希古”，名叫张品美，是浙江台州人，也是他的好朋友，是在澄衷学堂认识的。为胡适“友辈中罕见之人物”，但是“沉默寡合”，可是很“爱”胡适，并且“坚约为昆弟”（见《胡适留学日记》卷四第二十五则《罗希古亡故》，1914年5月28日）。

[328]《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329]参看李敖：《胡适先生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大学杂志》第二卷第六期，1957年4月10日台北出版）；《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文星》第六十五期，1963年3月1日台北出版），收入《胡适研究》（1964年3月台北文星书店版）；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1954年3月台北正中书局版）第八章《中国宣布中立与俄军之暴行》。

[330]参看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四章《民报勃兴时期》。

[331]袁昶超：《中国报业小史》（1957年7月香港新闻天地社版）第32页。

[332]梁启超：《上海时报缘起》（《新民丛报》第四十四、四十五号合本）。

[333]《十七年的回顾》（《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334]《十七年的回顾》：“我从前十四岁到十九岁的六年之中——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受了《时报》的许多好影响。”

[335]《十七年的回顾》（《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336]胡适在《十七年的回顾》里，有一段追记当时白话小说、白话译本等对他的影响：

《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也是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时报》登的许多小说之中，《双泪碑》最风行。但依我看来，还应该推那些白话译本为最好。这些译本如《销金窟》之类，用很畅达的文笔，作很自由的翻译，在当时最为适用。倘《基督山恩仇记》（Count of Monte Cristo）全书都能像《销金窟》（此乃《基督山恩仇记》的一部分）这样的译出，这部名著在中国一定也会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小说了。《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敖按：这是《时报》主持人狄葆贤作的），对于现代诗人的绍介，选择很精。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文学兴趣。我关于现代中国诗的知识差不多都是先从这部诗话里引起的。

这里提到的《基督山恩仇记》是胡适最爱读的一部小说。1961年2月以后，他在台北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疗病，身边还放着这部书。1961年4月22日台北《中央日报》上有李青来的《胡话博士养病有术》一文，记他的秘书胡颂平的谈话，有一段是：

胡颂平说，胡适博士对于《基督山恩仇记》《侠隐记》《续侠隐记》，一向非常喜爱并推崇，它们都是法国大文豪大仲马的作品。他说，有一天，胡适博士曾在看了《侠隐记》之后对他说：“我觉得真是奇怪，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没有受到大仲马的影响，这是世界的名著，在欧洲和美国流传很广，为一般社会人士所爱读。”胡颂平说，胡适博士并告诉他，《基督山恩仇记》，他于十几岁时，在上海读书时，就在一张报纸上看到，那是一种文言的翻译，他每天看一段，一连看了两年，但是还没有完，因为那时他已能看英文译本，所以就放弃了那张报纸所刊载的，他觉得英文译本很过瘾。胡颂平又说，胡适博士非常欢喜那本书，在他的一生中，曾看过很多遍，过去他曾买了一本送给他的老友梅贻琦，现在他又送了一本给杨亮功，他并且把这书介绍给很多在医院养病的人看。胡博士认为，这本书对于人生的了解很有帮助，他并且对杨亮功先生说过，“一个学教育的人应该多看小说”。

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更进一步地提到他当时读书的状况：

“Through the free translations by the late Mr. Lin Shu and others, I made my first acquaintance with a number of English and European novels, including thoseof Scott.Dickens, Dumas pere and fils, Hugo, and Tolstoy.I read the works of a few of the non-Confucian and Neo-Confucian philosophers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 and was delighted in the altruism of Mo Ti and the naturalistic philosophy of Laotze and Chuang-tze.”（p.247）

总之，胡适之在这几年少年时代里，看了不少的小说，也受了不少的影响，这种影响，一部小说曾予描写，这部小说是1933年6月上海益华书局出版的《婆汉迷》（上、下），别题《儒林新史》，是张若谷著的。在第五章《新文化运动》里，写一个“吴式之”，就是影射“胡适之”。因为这部书有一点点史料价值和时代意义，所以我抄几段拙劣的影射的文字和“想当然耳”的文字在下面：

不久，他借到了一部《红楼梦》，夜上钻在被筒里，偷看那满纸荒唐言的《红楼梦》。看到古今第一个淫人贾宝玉初试云雨的一回，他初次认识了两性的秘密，得到了性的方面的知识。吴式之的脸发烧起来，觉得全身发痒难熬，在他脑海中浮出了一幅偷情的图画，他情不自禁，不能自持，犯了一次青年人习犯的自渎罪恶。

十三岁后，他到上海读书，六年中换了三个学堂。这时候，他已经把中国的旧小说看得厌了，他偶然看见林琴南译的《茶花女》，他从林译小说中，开始认识了一大批外国小说家，大小仲马、雨果、托尔斯泰、司各特、狄更斯等人的名字。又在梁任公的通俗文字中，他知道在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卢梭、康德、笛卡儿、斯宾塞、达尔文一大串的大哲师和大学问家哩。

从此，吴式之便抛弃线订本的中国旧书专门看洋装本的铅印新书了。

[337]这是根据如一所写的《叶澄衷》。在蔡丐因《清代七百名人传》（1937年1月上海世界书局版）里的数字稍有出入。另参看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叶君传》。

[338]这个学校在上海虹口的张家湾。叶成忠死后，他的儿子再度捐款，后来扩大为“澄衷中学堂”。我在三十七八年去看的时候已显得有点残破了。

[339]对当时学制的简略叙述，可看王凤喈的《中国教育史》（1959年11月台北正中书局修订六版）第284—296页。

[340]他这种喜欢算学的兴趣，很快地就早夭了。终其一生，他在算学上是一个最蹩脚的人。蹩脚的程度，可能比萧伯纳或丘吉尔还厉害。

[341]《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342]伊诺努在1923年的洛桑会议上，为了土耳其的利益，将聋就聋，占了不少的便宜。

[343]《天演论》是严复四十四岁（1896）译的，译后第二年（1898），吴汝纶为他写序，并在这一年4月雕版完成。

[344]《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345]参看王蘧常：《严几道年谱》（1936年1月上海商务版）第41页。这里引的话据陈宝琛《严又陵先生墓志》（《碑传集补》）。

[346]“……had been immediately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with acclamation.”（Living Philosophies pp. 247-248）.

[347]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p.248）里又拼做“Natural Selection Yang”，则此人该叫“杨天择”。在同一页里，他又提到他这时候受了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影响，使他“童心大悦”（……delighted my boyish heart），因而把他们的理论与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凑在一起。

他举了《列子》中《说符》篇的一段：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座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置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竝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唱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这种纯自然主义的论调，很早便中了胡适的胃口，并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

[348]《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349]严复：《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术》第二十期，1923年8月），第六十四札中批评文学革命：

……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王拭、张荫麟合写的《严几道》（1935年6月28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四十一期）里，有一段评论：

他死于民国十年，正当新文化运动极热烈的时候。他晚年不大看新书报，在这个运动中他只看见学生干政和胡陈辈提倡白话文。此时他的精力已不容许他去做反对的文章，他只能在给弟子的书札中发牢骚而已。对于当时奔走呐喊的学生，他只有冷笑。“咄咄学子！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绝非此种学子所能济事，则可决也。”（与熊纯如书札）当日的学生领袖现在不少腾达的了，严复他的预言不能说没有应验。关于白话文，他说：“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遗弃周鼎（文言）宝此康匏，正无为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这种懒人的理论使他没有成为《新青年》们攻击的目标。自从洪宪帝制失败以后，他已经被智识界忘却了。

[350]《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商务版卷五）：“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

他又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二）里，热烈颂扬赫胥黎说：

达尔文与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的“存疑主义”（Agnosti-cism）。存疑主义这个名词，是赫胥黎造出来的，直译为“不知主义”。孔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确是“存疑主义”的一个好解说。但近代的科学家还要进一步，他们要问：“怎样的知，才可以算是无疑的知？”赫胥黎说，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当信仰。这是存疑主义的主脑。

这种存疑的态度，五十年来，影响于无数的人。

达尔文的武器只是他三十年中搜集来的证据。三十年搜集的科学证据，打倒了二千年尊崇的宗教传说！这一场大战的结果——证据战胜了传说——遂使科学方法的精神大白于世界。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作战先锋（因为达尔文身体多病，不喜欢纷争），从战场上的经验里认清了科学的唯一武器是证据，所以大声疾呼地把这个无敌的武器提出来，教人们认为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自从这个“拿证据来”的喊声传出以后，世界的哲学思想就不能不起一个很大的革命，——哲学方法上的大革命。于是19世纪前半的哲学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就一变而为19世纪末年的实验主义（Pragmatism）了。

胡适死后，在1962年11—12月伦敦《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十二号里，Jerome B.Grieder写了一篇《胡适：一个评价》（Hu Shih：An Appreciation），有一段说：

“Many influences, Chinese as well as Western, helped to shape his opinions.”From his father, a minor official during the declining years of the Ch’ing dynasty, he inherited an appreciation of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of orthodox Confucian thought, and this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a mature skepticism in which he incor-porated also ideas borrowed from such Western sources as T.H.Huxley.”

这里所说受赫胥黎的影响是对的，不过胡适得自他父亲的影响，并不如一般想象得那样多。

[351]郭斌和：《严几道》（《国风月刊》第八卷第六期）。

[35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1946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二册第426页。

[353]参看《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以后，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以及《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卷五）等文。

[354]李敖：《播种者胡适》（《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1月1日台北出版），收入《胡适研究》（1964年3月台北文星书店初版，1979年6月台北远景出版社再版）。有人说胡适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conservative liberal），傅斯年是一个“急进的自由主义者”（radical liberal），见程沧波《记傅孟真》（《历史文化与人物》，1954年7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

[35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节。

[356]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 p.247里，肯定他这时候读了《群己权界论》（John Stuart Mill：On, Libetry）。

[357]《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358]同上。胡适在《胡适留学日记》卷二（1912年11月10日）里，曾记下一段最歌颂梁启超的话：

阅报时，如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皆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359][40]《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360]同上。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有一大段总论梁启超对他的大影响：

“Through the popular writings of the late Mr. Liang Chi-chao, the most powerful writer of the age, I came to know a little of such Western thinkers as Hobbes, Descartes, Rousseau, Bentham, Kant, and Darwin.Mr.Liang was a great admirer of modem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published a series of essays in which he frankly admitted that the Chinese as a race had suffered from the deplorable lack of many fine trait possessed by the European people, notably emphasis on publicmorality, nationalism love of adventure, the conception of personal rights and the eagerness to defend them against encroachment, love of freedom, ability for self-control, beliefin the infinite possibility of progress, capacity for corporate and organized effort, and attention to bodily culturee and health.It was these essays which first violently shocked me out of the comfortable dream that out ancient civilization was self-sufficient and had nothing to learn from the miliant and materialistic West except in the weapons of war and vehicles of commerce.They opened to me, as to hundreds of others, an entirely new vision of the world.”（p.247）

[361]同上。胡适又接着说：“我从那时候起，就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我二哥劝我读朱子的《近思录》，这是我读理学的第一部。梁先生的《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也是这个时期出来的。这些书引我去读宋明理学书，但我读的并不多，只读了王守仁的《传习录》和正谊堂丛书内的程朱语录。”

[362]李敖：《胡适与梁启超》（1957年3月15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收入《胡适研究》。

[363]这是1918年11月20日胡适给梁启超信中的话。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8年7月台北世界书局版）第550—551页。

[364]《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以上我写胡适当时所受思想家们的影响，只不过是重点的叙述，除了我的以外，当然还有许多别的人。例如胡适的二哥胡觉（绍之），就是影响胡适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媒介人物，胡适所以能够知道许多书和许多人，都得力于他二哥的介绍。例如在《追忆曾孟朴先生》（《宇宙风》第二期，1935年10月1日上海出版）一文里，胡适就有这样的追忆：

我在上海做学生的时代，正是东亚病夫的《孽海花》在《小说林》上陆续刊登的时候，我的哥哥绍之曾对我说这位作者就是曾孟朴先生。

他当然万万没想到：十二年后，这位曾孟朴先生竟写信给他，称他为“礼学传统里学问的贵胄”，“国故田园里培养成熟的强苗”（《论翻译》附录《曾先生答书》，《胡适文存三集》卷八）！这种“瓜蔓现象”乃至“交互影响”的现象，在胡适的生命里头有许多例子。

[365]陈翊林（启天）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1928年上海太平洋书店版）第十章《建立期的高等教育》里提到中国公学是第一座中国私立大学：

小学中学可以私立在重言章程中有明文规定；而大学则无许私立的明文。不过三十一年因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发生归国风潮，乃组织中国公学于上海吴淞，以收容归国留学生及国内学生，并以为全国游学之预备，高等大学生之阶梯，乃人民自建大学之始（光绪三十二年有学生三百一十八人，分高等普通预科二班，中学普通四班，师范速成一班，理化专修一班）。同年上海震旦学院生反对法国教士，因而退学另组复旦大学，在本期中私立大学遂无独有偶了。

[36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1944年4月中国文化服务社渝一版）第二十五章记载当时情况如下：

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留学界大为愤激，陈天华于11月12日（敖按：阳历十二月八日）愤投大森海湾自杀，于是同盟会员对于此事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全体归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缔之心辱，易本义、秋瑾、田桐、胡瑛等主之；一派主张求学宜忍辱负重，不可轻率废学归国，汪精卫、胡汉民、朱大符等主之；两派互相驳论，如临大敌，秋瑾、易本义等以是归国，结果卒为后说所胜（敖按：参看《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三辑，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版）。

[367]《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胡适又在《中国公学校史》（《中公己巳级毕业纪念刊》）里说：“因为这学校含有对外的意义，归国学生又有十三省人之多，故名为‘中国公学’。”

舒新城在《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1945年11月上海中华书局版）第八章第二节《中国公学》里，有一段记载很扼要：

中国公学在中国新教育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因为它是由于留日学生反抗日本取缔规则而成立的。清末变法之初，政府为求速效，派遣大批学生赴日本留学，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达万余人，其间分子自有良莠不齐，日本文部省于斯年冬发布取缔清国学生规则，严定学生入学资格。当时留日学生，以前一年曾公布取缔韩国学生规则，今对清国继之，是不啻将清国视为日本之保护国，群情大愤，一时退学归国者达千余人；到沪得郑孝胥资助银千两，于1906年春赁屋设校，名中国公学，校务由王搏沙（敬芳）先生等主之。但来学者寥寥，经济又复窘迫，干事姚宏业（湘人）先生于10月13日愤而投江自杀，以期唤起国人之注意，卒由政府及各省拨给津贴，以底于成。1907年复由两江总督端方奏请拨给吴淞炮台湾公地百余亩为校址，并由大清银行助借十万两建校舍……

在这个学校的学制方面，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间做过中国公学副校长的杨亮功，曾有《吴淞江上——我在中国公学一段办学的经历》（《新时代》第一卷第四期，1961年4月15日台北出版）一文，一面引证胡适的《中国公学校史》，一面说：

“中国公学初不设校长，只有公选的干事，分任斋务、教务、事务。”由于中国公学为学生所组织而成，故学校行政权为学生所掌握。这种制度与意大利波隆那（Bologna）大学初创设时的组织颇相似。中世纪欧洲大学初兴起时，分为两派。一派为南方的波隆那大学（1158年成立）；一派为北方的巴黎大学（1180年成立）。前者由学生所组织而成，故学校行政由学生负责。后者系由注册教师所组织而成，故学校行政由教师负责。波隆那大学“学生由监督来管理，这监督最初原是一个学生”。学校“有许多事，都是由校监及校务委员管理。……但最高的权柄还是在学生自治会手里。这个自治会时常开会。凡入校的教授，都应当对校监宣誓表示服务。如有不法，即行辞退。如上课时迟到，或课本上应讲之章节跳过不讲，则处以罚金”。到后来大学逐渐发展，遂演变而由指派校长负学校行政的责任。中国公学以学生为主体之制度，实行了九个月（光绪三十二年二月至十一月），后改由监督来管理学校。这种“学生治校”的制度，和欧洲大学创始时的制度，不谋而合。但在中国教育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格。

[368]胡适《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里作“姚弘业先生（湖南益阳人）”；傅熊湘在《杨烈士卓霖传》（收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1944年8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增订版）里作“姚宏业”。（敖按：当以“姚宏业”为是，见《革命文献》第二辑第38页。）

[369]姚宏业在遗书中，有这样几段话：

我同志等组织此公学也，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而各同志又皆担任义务，权何有？利何有？而我同志等所以一切不顾，劳劳于此公学者，诚以此公学甚重大，欲以我辈之一腔热诚，俾海内热心之仁人君子怜而维持我公学成立，扶助我公学发达耳。乃自开办以来……海内热力赞助者，除郑京卿孝胥等数人外，殊寥寥。求助于政府无效，求助于官府无效，求助于绅商学界又无效。非独无效，且有仇视我公学、毁谤我公学、破坏我公学者……我性褊急，我诚不忍坐待我中国公学破坏……故蹈江而死，以谢我无才无识无学无勇不能扶持我公学之罪。……夫我生既无所补，即我死亦不足惜。我愿我死之后，君等勿复念我，而但念中国公学。……我愿我诸同学皆曰，无才无学无勇无识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竭力求学以备中国前途之用。……我愿我诸同事皆曰，无才无学无勇无识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振起精神，尽心扩张，无轻灰心，无争意见……务扶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已。

我愿我四万万同胞……皆曰：无学无识无才无勇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贵者施其权、富者施其财、智者施其学问筹划，以共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则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这封信中“蹈江而死，以谢……不能……”的殉身精神，在这个时代中，已经没有了！当时为一个单纯理想而赴横流的人，颇不乏人，如陈天华、杨笃生、任季彭等等都是。吴稚晖（敬恒）也跳过海，可是没死成，章太炎笑他“跳在阳沟里”！

[370]“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371]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里说：

公学初不设校长，只有公选的干事，分任斋务、教务、庶务的事。后来推郑孝胥先生为校长，聘马君武先生为总教。君武先生不久即往德国留学，总教之职也就废了。公学得两江津贴之后，校长改为监督。戊申春间，郑孝胥先生辞监督，夏敬观先生继任为监督。其时始有董事会之设，推张謇先生为会长。

1952年12月23日，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讲词》（《胡适言论集》乙编）中说：

谈到中国公学和中国教育制度以至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很深切的关系。当时我们母校的教育制度，有着一点独特的作风，这种作风便是民主制度在教育上的试验，当时校内并不设校长，而由三位干事共同负责处理校务，成为学校“行政机关”。另外由全体同学推举班长、室长，实行自治，并且选举评议员，组织评议会，成为学校的“立法机关”。一切校务虽由干事负责执行，但必须先经评议会通过，完成“立法程序”。就是聘请教员，也得经过同学的同意。记得总统的岳父宋耀如老先生，曾经教过我们的英文。原先有几位英文教员，都不为同学欢迎而解聘，后来聘请宋老先生，始而同学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但上了第一堂课之后，他读得好、讲得好，发音又好，大家方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教导。

当时一位英文教员因为“教得太快”，不能给学生们“文法上的分析”，竟被解聘。这位教员就是周越然。他在《中公》一文里（《古今》半月刊第三十二期，10月1日上海出版，后收入他的《六十回忆》，1944年12月上海太平书局版）说：

我第一次和中国公学发生关系，在北四川路的时代。我担任欧洲近世史，介绍我去的是胡梓方先生（江西人）。

当时和我一同教书的，有两位王先生，后来都成闻人。一位是王显华（浙江人），一位是王云五（广东人）——商务先后聘请为总经理。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世界闻人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人，就是胡适之。

这位只教了两个小时就被赶走的教员，还有一段描写中国公学的学生相：

班中各学生，有穿吴服的，有着木屐的，有胡须长长的……倘然现在有人请我去教类似的一班，我看见了一定会倒退而出。

[372]马君武（1881—1940）广西桂林人。原名和，以字行，号厚山。年轻时家贫而好学，后留学日本，曾为《新民丛报》写随笔，很有名。又是同盟会会章的起草人之一，且首任同盟会本部书记，与胡汉民等创办《民报》，后回国创办中国公学，又转赴德国学工程。辛亥革命后，被推为代表，参加组织临时政府和起草临时约草等工作，并任第一次内阁中的实业部次长（部长是张謇）。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被推起草宪法工作。国会解散后，在海外奔走反袁。袁世凯死后又回国会反对段祺瑞的对德参战。后又赴德国，重新读书，得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再回国后，任护法政府交通部部长，大元帅府秘书长，广西省长，上海大夏大学校长，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广西大学校长。抗战开始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夏天再度任广西大学校长，死时年六十岁。

马君武是一多才而热情的人。我举三段记录以见他人格的一面：

1.甘为一：《我所知道的马君武先生》（《宇宙风》乙刊第二期，1939年3月16日上海出版）里说，马君武的母亲因为年老行动不便，马君武常常背着她走路，“虽然有仆役，但是他不用，可见他的孝行”。

2.居正：《梅川日记》（《居觉生先生全集》下）《马与宋哄》一则中，记马君武疑心宋教仁为袁世凯做说客，“照着宋面一拳，宋左眼受伤流血。孙公（中山）喝马君武曰：‘汝太畜生，须得向钝初赔礼。’马君武应命，近前与宋握手。”

3.绍莘：《典型学人——马君武》（《自由人》第三二二期，1954年4月3日香港出版）：“他是民二十九年8月1日病逝的，先是西大员生以7月26日为马君武先生六十生辰，举行餐会，替他祝寿。他登坛演讲，对各生加以训勉，并历叙他少年孤露，家境穷困，求学艰辛，不觉悲从中来，掩巾拭泪，凡受亲友巨纤之助，历举他们姓名，表示谢意。”

马君武除了努力国事、作育人才上有表现外，他还致力于提倡科学，改良社会问题，介绍西方名著，他的主要译著有《失业及贫民救济政策》（商务）、《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中华）、托尔斯泰《心狱》、席勒《威廉退尔》（中华）、达尔文《物种原始》（中华，四册）、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商务）、密尔《自由论》、斯宾塞《社会学原始》、《赫克尔一元哲学》（中华，二册）、赫克尔《自然创造史》（商务）、基尔伯特《微分方程式》（商务）、《温氏（Wentworth）平面几何学》（商务）、《卢梭民约论》（中华）、杜本尔《平面几何》、玩荪《化学原理》及《有机化学》、何塞克《矿物学》、朗约斯丁《机械学》、费里包维《农业政策》（中华）、《交通政策》（中华）、《商业政策》（中华，二册）、《工业政策》（中华）、《收入及恤贫政策》（中华）。

马君武另有《马君武诗稿》一册，民国二年辑编，三年文明书局版。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征》（1945年开明书店《学林》第一辑）里说，这部诗稿“收诗九十七首，又译诗三十八首，皆壬癸间所作，反映革命思想极浓”。对此诗稿，他的学生胡适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六第三则《读君武先生诗稿》（1914年8月11日）中记印象如下：

在杏佛处得见君武先生所刊诗稿，读之如见故人。最爱其偕谢无量游扬州一诗云：

风云欲捲人才尽，时势不许江山闲。涛声寂寞明月没，我自扬州吊古还。

其七古以惜离别及贺高剑公新婚为最。七律断句如“只须拜热为先祖，直到成冰是善终”（寄生虫）；“欲以一身撼天下，须于平地起波澜”（京都），稍可诵。七绝颇多佳者。五古以慈母马浮为最。五律以自上海至马赛途中得诗十首及别桂林四首为最。最爱其澎湖：

群山现天际，人说是澎湖。感怆乘桴意，模糊属国图。缘波迎去舰，红日照前途。数点渔舟影，微茫忽有无。

又西贡：

十里河边路，亭亭凤尾蕉。缘阴覆城郭，红日熟田苗。王气消南越，人心去阮朝。楼船相接处，三色大旗飘。

其新加坡诗有“侧身频北望，转舵便西游”，一“频”字一“便”字，皆予所最爱。其别中国公学学生云，“群贤各自勉，容易水成冰。合力救亡国，发心造远因”二十字，得中国公学之精神。其译诗三十八首，乃殊少佳作，唯贵推之米丽容歌可诵耳。

马君武是胡适的老师，对胡适的影响很大。在《胡适留学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他师生二人往还的痕迹，和胡适受他老师影响的痕迹。如：

得君武书，知杨笃生投海殉国之耗，为之嗟叹不已。其致君武告别书云：“哀哀国祖，徇以不吊之魂；莽莽横流，淘此无名之骨。”读之如闻行吟泽畔之歌。

君武赠诗一首。（1911年9月7日）

如：

出游偶见书肆有Henry Georges Progress and Poverty（享利·乔治著《进步与贫穷》），忆君武曾道及此书，遂购以归，灯下读之。卷首有其子序一首，甚动人（1911年9月27日，敖按：“享利·乔治”当作“亨利·乔治”）。如他对马君武译的拜伦《哀希腊歌》不满意，乃重新编译（1914年2月3日）。又如他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三第十六则《马君武先生》（1916年6月9日）记他们师生九年后再见：

马君武先生于5月30日自欧洲返国，道出纽约，相见甚欢。适与先生别九年矣。先生于丁未去国，辛亥革命时返国。明年，南京政府成立，先生为实业次长。及南北合并，先生被举为参议员。第二次革命将起，先生惧祸及，匆匆亡去，复至德治工科。去年得博士学位，今始归耳。

庚戌十月，先生寄书，中附一诗云：

离乡十载悄然忽归

故乡吾负汝，十载远别离。万里生还日，六洲死战时。疾声唤狮梦，含泪拜龙族。吾岁今方壮，服劳或有期。

“万里生还日，六洲死战时”，今日竟成诗谶。

先生留此五日，聚谈之时甚多。其所专治之学术，非吾所能测其浅深。然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先生负国中重望，大有可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

后来胡适回国，两人过从始终不少。

马君武的墨迹，可看他给孙中山的一封信，收入《开国名人墨迹》卷二（1961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版）。

[373]总之，当时在“中国公学”这些少年，土劲十足，常在十里洋场出洋相。李仪祉曾有一段有趣味的自述，颇可看出当时学生们的土包子劲儿：

这一次到上海……访见了于右任（即伯循），同乡商人义厚、宋子才、刘鸿臣。又到中国公学去访问同乡严敬斋、张奚若、王岐山。又会见了吴希真。严、张那时候在学堂拘谨得很。他要请我吃饭，出得校来，遇见一个番菜馆，三人占了一个桌子，仆役送上菜单，严敬斋一看，牛扒、猪扒，一概不懂，说是什么扒末？怎样吃法？只看蛋炒饭，问清是什么东西。说：好！来个蛋炒饭吧。仆役果然送上一盘蛋炒饭，带一个铜质羹匙。敬斋大怒，说：三个人，一个匙，怎么吃？混账。我一看他们还莫有吃过番菜哩。我在北京吃过两次，也不好意思说，只是暗笑。仆役果然又添了两个匙，三人同吃，吃完了，问还吃什么呢？我说：算了吧，再吃也不饱。于是算了账出来，他们向我道对不起而别。（《李仪祉全集》第五编《自传》，1956年12月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版）

[374]《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375]《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讲词》（《胡适言论集》乙编，1953年5月台北华国出版社版）。所谓“为革命尽点微劳”，他举例说：

我当时英语比较还好，记得有天夜晚已经就寝，同学们将我喊起来，要我到海关办交涉，因为有位留日的女学生从日本回国，为革命党运送武器，箱子藏有大批的手枪炸弹，被海关扣下来，我便冒险地前去交涉，但后来实在无法可想，只好不谈东西，将人营救出来作罢。可见当时的中国公学，实在便是革命的机关。一般师生多是革命党人。这对于中华民国的开国革命，实在有不少的贡献。

这件事，他在《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里也提道：

中国公学的教员和同学之中，有不少的革命党人。所以在这里要看东京出版的《民报》，是最方便的。暑假年假中，许多同学把《民报》缝在枕头里带回内地去传观。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但我在公学三年多，始终没有人强迫我剪辫，也没有人劝我加入同盟会。直到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但在当时，他们有些活动也并不瞒我。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我快睡了，但君来找我，说，有个女学生从日回国，替朋友带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关上要检查，她说没有钥匙，海关上不放行。但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语，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就跟了他到海关码头，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谁都不在了。我们只好怏怏回去。第二天，那位女学生也走了，箱子她丢在关上不要了。

[376]《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讲词》里也说：

谈到中国公学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实在有深厚的渊源。中国公学的创办，在表面上是因为一部分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的规定，大家回到上海，自动地举办本校，但实际上，这批留学生都是革命党人。教员中有于右任先生、马君武先生……这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同学中，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如像但懋辛、熊克武……以及参加黄花冈之役的饶辅廷烈士，都是当时的同学。

[377]饶可权是广东梅县人，字竞夫，又字辅廷。据丘哲《饶辅廷传》（此传曾收入邹鲁《广州二月二十九革命史》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刊传》），说他“丙午岁乞兄资助。肄业上海中国公学。庚戌毕业旋里。充高等小学教师”。后来参加三月二十九之役被捕，“研讯数次。施以惨刑。……四月初八日就义。年三十一。”胡适在《胡适留学日记》卷一，1911年6月11日记说：

得保民仲诚慰慈蜀川书。蜀川书言饶敬夫（名可权，嘉应州人）亦死于广州。此君前殉其妇，吾辈救之，得不死，今乃死于革命，可谓得所矣。

在饶可权死后，他的“妇”又“殉”他，当时被劝住，可是几个月后，还是呕血死了。

[378]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四川巴县人。后来成为胡适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太太就是陈衡哲。任鸿隽最初在日本高等工业学校卒业，民国成立，任总统府秘书，后就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中国科学社社长、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授、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四川大学校长，1961年11月死于大陆，年七十六（据1962年2月28日台北《民族晚报》）。译有W.C.D.Dampier-Whetham的《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商务印书馆版，与李珩、吴学周合译）。

[379]《中国公学校史》。

[380]于右任《新闻自由万岁中华自由万岁》（《右任文存》，1957年7月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版）：

四十年前我初办《神州日报》时，发起的同人，复旦公学有八位（金怀秋，平湖人；叶仲玉，嘉兴人；邵仲辉，绍兴人即力子；陈□□，海宁人；陆冠春即秋心；叶藻亭，上海人；王公侠，湖北人等），中国公学有八位（王搏沙，河南人；张邦杰，四川人；孙性廉，四川人；谭介人，湖南人；黄祯呈，湖南人；梁乔山，湖南人；钟古愚，江西人等）。

[381]当时的会社情况，可参看王尔敏《清季学会汇表》（下）（《大陆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三期，1962年2月15日台北出版）。

[382]傅熊湘《杨烈士卓霖传》：“取缔留学生事起……益阳姚宏业为归国代表。道横滨。与卓霖别。相对欷歔泣下。各以死相勖。丙午。洪业以公学事蹈黄浦江死。卓霖亦内渡。”（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1944年8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增订版）又冯自由《杨卓霖事略》：“乙巳（1905年）7月孙总理黄克强等发起中国同盟会于东京，卓霖以黄克强介绍入会，未几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事起，留学界全体异常激昂，陈天华更投海以励之，卓霖益思有所为，乃迁居横滨，研习制造各种爆裂弹及施用方法，刻苦逾恒。是时益阳人姚宏业被留学界举充归国设学代表，道过横滨，与卓霖别。相对泣下，各以死相勖。翌年宏业以上海中国公学事投黄浦死，卓霖益为感愤。遂偕同志李发根、廖子良二人由日内渡有所活动。”（见《革命逸史》第二集，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版）

[383]《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384]陆丹林《革命史谭》（1945年8月重庆独立出版社版）《胡适之与〈竞业旬报〉》一篇中说：

当前清光绪三十年左右，革命空气，已经弥漫全国；一般热忱国家民族的志士，多趋向革命新潮，直接间接的去活动，共同唤醒国人，推翻满清专制的君主政府。于是各省市多有学会或刊物来从事联络与宣传。有几位革命同志，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上海组织“竞业学会”，会址是在爱而近路庆祥里。他们的主旨，表面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其实骨子里是一个革命团体。这个会的主事者，不特是在文字方面鼓吹排满，还有直接的行动，如杨卓霖、廖德璠们，就是因为从事实际工作，而给清吏捕杀的。

学会成立之后，跟着编印《竞业旬报》，来做宣传工具。这个刊物，是注重语体文的稿件，目的是在“传布于小学里之青年国民”。他们对外宣传的目的，是“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而它的内容呢，是不离却学会的中心宗旨，鼓吹革命的。

[385]傅君剑是湖南醴陵人。原名专，字君剑，号钝根，别号钝庵，后改为熊湘。因为钝根的字与别人相同，自改为屯艮。他曾有《赠王钝根》一首诗，诗前序说：“余丙午（敖按：即光绪三十三年，1906）与宁太一撰洞庭波杂志（敖按：参看宋教仁《我之历史》第5页二十五）于沪上，别署君剑及钝根二名，其后传呼寝广，因以为字。长沙韩君（景苏）青浦王君（晦）各同其一，原不相袭也。偶于爱俪园王使（廷祯）席上识王，戏赠一首。”原诗及附记是：

长沙曾遇韩君剑，海上初逢王钝根。并誉偶同输慕蔺，神交各许异争墩。肯忘名字离诸相，共忏聪明礼佛言。一笑尊前携手认，春风正在哈同园（附记：曩曾以与王同字余自改为屯艮，或称钝安。兹与王君约，余终让钝根二字为君专称，自此诗始，记之以当息壤）。

这首诗，见柳亚子主编《南社诗集》第五册（1936年2月上海出版）。

另外还有一个诗人高钝剑（高旭，字天梅），也易与傅君剑号钝根相混。总之，这些字呀号呀啰啰唆唆的，都是中国文人不清爽的坏习惯！

[386]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二编第二章《同盟会之宣传》中记上海方面情形说：

上海以有租界之掩护。本党宣传机关林立。遂为国内革命宣传之中心。其中以于右任等所办之民呼报（戊申）为最有力。民呼报被封。改出民吁报（己酉）。民吁报被封。又改出民立报（庚戌）。此外有邓实、章炳麟、黄节等之国粹学报（丙午）。秋瑾等之中国女报（丙午）。傅灵（字钝安）、丁慧仙等之竞业旬报（丙午）。燕斌等之中国新女界杂志（丙午）。杨守仁、汪允中等之神州日报（丁未）。陈以益等之神州女报（丁未）。赵汉卿等之越报（己酉）。陈匡等之民声（庚戌）。戴天仇（即戴传贤）、李怀霜等之天铎报（辛亥）。邓实等之民国报（辛亥）等。皆宣传革命。不遗余力。

这段文字里所说的“傅灵（字钝安）、丁慧仙等”，当然是有问题的。

[387]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里，特别提到中国公学对“普通话”宣扬的成绩，这也是他白话迷的一种表现：

中国公学真可算是全国人的公共学校，学校在上海，而校中的学生以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差不多全有。学生说的话是“普通话”，讲堂上用的也是“普通话”。我当时只能说上海话与徽州话，在校一年多，便说四川话了。二十年来，上海成为各省学生求学之地，这风气不能不说是中国公学开出来的。

这种环境，甚至影响到胡适的口音，使他说的普通话近于四川话：

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说“普通话”，教员也用“普通话”。江浙的教员，如宋跃如、王仙华、沈翔云诸先生，在讲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我初入学时，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但在学校不久也就会说“普通话”了。我的同学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话清楚干净，我最爱学它，所以我说的普通话最近于四川话。二三年后，我到四川客栈（元记厚记等）去看朋友，四川人只问，“贵府是川东，是川南？”他们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在上海（二）》见《四十自述》四）

[388]《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389]我请罗家伦先生特地将台中草屯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珍藏的五本《竞业旬报》调来，借给我看。上面印着每月三册逢一发行，编辑兼发行者竞业学会，上海美界爱而近路庆祥里《竞业旬报》发行所等字样（《竞业旬报》的创刊年代在吴相湘主编，四十九年（1960年）6月台北正中版《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二册第391页中误为1908年）

[390]署名“期自胜生”。他《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里说：“那时我正读《老子》，爱上了自胜者‘强’一句话，所以取了个别号叫‘希强’，又自称‘期自胜生’。”

[391]《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392]署名“铁儿”。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长篇小说，好可怜！他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第五则《论“文学”》（四年8月18日）里，曾说：“吾十六七岁时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语见《竞业旬报》中所载余所作小说《真如岛》），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过也。”

[393]1906年11月16日。

[394]《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395]同上。

[396]1952年12月17日台北《中央日报》，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祝胡适先生六二寿诞》。

[397]参看宋人季南金的词——《贺新郎（赠妓）》中的几句：“君看取落花飞絮，也有吹来穿绣幌，有因风飘堕随尘土。人世事，总无据。”

[398]《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399]同上。

[400]这种思想路子，他后来完全放弃了，在1962年以后，在1959年3月16日，他发表了《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六期，台北出版），详细比照他的转变：

我十七岁的时候（1908）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掌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1923），会很热心地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异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说的“四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梦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愈大，愈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401]《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在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现藏的《竞业旬报》二十八期中《无鬼丛话》里，我抄出这么一段：

……尝慨夫吾国先圣格物致知之说，乃为宋懦“物犹事也”一语所误，其遗毒遂致我神州民族科学思想堕落无遗，其有稍涉于此，则又以“玩物丧志”四字一笔抹杀，夫，物理之不明，则日日讲道德说仁义，而于生民之涂炭，群氓之蚤蚤，终无毫之益，所谓独善其身者非耶？……

因为这是一段攻击宋儒的文字，颇可代表胡适思想的一个角度，所以我特别记在这里。

[402]他的“无后主义”，曾详记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六第三十则《波士顿游记》（1914年9月13日）里，这种思想，完全是他《竞业旬报》时代的家族观念，加上培根的无后论而熔铸成功的，他在这篇日记里说：

游归，复以车归康桥。是夜与金君闲谈甚久。余主张两事：一曰无后；一曰遗产不传子孙。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吾国家族制度以嗣续为中坚，其流弊之大者有六：

（一）望嗣续之心切，故不以多妻为非。男子四十无后可以娶妾，人不以为非，即其妻亦不以为忤。故嗣续为多妻之正当理由。其弊一（其以多妻为纵欲之计者，其非人道尤不足论，士夫亦有知非之者矣）。

（二）父母欲早抱孙，故多早婚。其弊二。

（三）唯其以无后为忧也，故子孙以多为贵，故生产无节。其弊三。

（四）其所望者不欲得女而欲得男，故女子之地位益卑。其弊四。

（五）父母之望子也，以为养老计也，故谚曰，“生儿防老”，及其既得子矣，既成人矣，父母自视老矣，可以息肩矣，可以坐而待养矣。故吾国中人以上之家，人至五十岁，即无志世事，西方人勤劳之时代，平均至六十五岁始已。吾国人则五十岁已退休，其为社会之损失，何可胜算？其弊五。

（六）父母养子而待养于子，养成一种牢不可拔之倚赖性。其弊六。

遗产之制何以宜去也：

（一）财产权起于劳力。甲以劳力而致富，甲之富其所自致也，其享受之宜也。甲之子孙未尝致此富也，不当享受之也。

（二）富人子孙无功而受巨产，非唯无益而又害之。疏广曰：“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一言尽之矣。有用之青年为多财所累，终身废弃者，吾见亦多矣。

吾所持“无后”之说，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则世界人类绝矣。吾欲人人知后之不足重，而无后之不足忧。培根曰：

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绝无大成就矣）。盖妻子者，大事业之障碍也，不可以为大忌，亦不足以为大善矣。天下最大事功为公众而作者，必皆出于不婚或无子之人，其人虽不婚无后，然实已以社会为妻为子矣。（见《婚娶与独处论》）

又曰：

吾人行见最伟大之事功皆出于无子之人耳。其人虽不能以形体传后，然其心思精神则已传矣。故唯无后者，乃最能传后者也。（见《父子论》）

此是何种魄力、何种见地！吾国今日正需此种思想为发聋振聩之计耳。吾尝疑吾国二千年来，无论文学、哲学、科学、政治，皆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其中最大原因，得毋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言欤，此不无研究之价值也。

在第二天（9月14日）的日记里，他又写下《再论无后》（第三十一则）：

前记培根论“无后”语，因忆左传叔孙豹答范宣子语，记之：

[襄二十四年]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命，以守宗枋，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皆所谓无后之后也。释迦、孔子、老子、耶稣皆不赖子孙传后。华盛顿无子，而美人尊为国父，则举国皆其子孙也。李白、杜甫、裴伦、邓耐生，其著作皆足传后。有后无后，何所损益乎？

到了11月2日，他又写下《近世不婚之伟人》（卷七第二十一则）：

被拧肉的时代吾尝倡“无后”说，今录近世不婚之伟人如下：

哲学家

笛卡儿（Descartes）

巴斯卡尔（Pascal）

斯宾诺沙（Spinoza）

康德（Kant）

霍布斯（Hobbes）

洛克（Locks）

斯宾塞（H.Spencer）

科学家

牛顿（Newton）

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Adam Smith）

文学家

伏尔泰（Voltaire）

政治家

皮特（Wm.Pitt）

加富尔（Cavour）

史学家

吉本（Gibbon）

这些记录都可表示他的“无后主义”的狂热，及反对承继和遗产传子孙的色彩，这些思想的种子，都是《竞业旬报》时代他所播下的。

可是，他后来还是难逃结婚这一关了，（他在1915年8月23日访问斐卿氏Frederick Fitschen一家，曾认为“此种家庭可称圆满，对之几令我暂忘吾之‘无后’主义！”）不但逃不掉“婚姻关”，并且还逃不掉“儿子关”，民国八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他无可奈何地在7月30日写了一首诗——《我的儿子》，发表在8月的《每周评论》里（后来收入《尝试集》第二版）：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从此以后，他的“‘无后主义’的招牌”，再也不挂了！

在《胡适留学日记》中，有许多他关于家族、婚姻的议论，如卷三第二十则《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1914年1月4日）、第三十五则《演说吾国婚制》（1914年1月27日）、卷四第三十五则《我国之“家族的个人主义”》（1914年6月7日）、卷六第十一则《一个模范家庭》（1914年8月16日）、卷七第二十一则《近世不婚之伟人》（1914年11月2日）、第四十三则《择偶之道》（1914年11月22日）等等，皆可参看，这些意见，都多少是以《竞业旬报》时代的思想做基点的。

[403]《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参看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写的这段话：

The death of my mother in November，1918，was the occasion which led to the first formulation of the credo for which I had been groping in the vast world forever fourteen-years.It was published in February，1919，in an essay entitled Immortality My Religion.（p.256）

并参看他的《不朽——我的宗教》（原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19日北京出版，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404]在该期《竞业旬报》的目次里略作《杨斯盛传》。这篇文章曾由《中央日报》记者从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抄出，发表在1952年12月17日的台北《中央日报》副刊。

[405]胡适这一时期对婚姻的思想，也曾引申发挥在《胡适留学日记》中

[406]参看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星》第五十二期，1962年2月1日台北出版）。

[407]这是《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笔邝煦堃骂他的话，见《胡适留学日记》卷九第三十三则《致留学界公函发表后之反响》（1915年5月25日）。

[408]《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409]龚选舞《四十五年前的胡适》（1952年12月17日台北《中央日报》）中误为第二十五期。

[410]胡适很喜欢同新闻界攀关系。他1952年12月1日，向台北市编辑人协会说：“我曾编过三个周报、两个月报。……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我在美国做外交官的时候，美国有个新闻记者名誉协会，叫我‘正在工作中的新闻记者’，并送我一个金质钥匙，因为我正在做外交官。……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刚才我敢称大家为同仁。”（《胡适言论集》乙篇第93页）约翰·冈瑟（John Cunther）在《亚洲内幕》（Inside Asia）索性说当时胡适是journalist（1938 Harper&Brothers版p.284）。

[411]《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412]同上。

[413]《胡适留学日记》卷九第六则《范鸿仙》（1915年2月22日）中，称范为“吾友范鸿仙”：

《民国报》第六号来，中有近来政府所暗杀及捕杀之民党若干人之遗像，其一人乃吾友范鸿仙（光启）也。戊申余在上海时，李莘伯李警众及鸿仙创《安徽白话报》，余始识鸿仙。后鸿仙助于右任办民呼民吁民立各报。去年居上海，有贼数人夜攻其居，君身受四创而死。呜呼！惨矣！（敖按：范鸿仙也是安徽人，于右任《民立七哀诗》中所谓之“合肥范光启”是也。）

[414]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曾记胡适在1908年11月有《慰李莘伯被火》诗。

[415]《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第四则《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1916年7月30日补记）中，收入他在7月26日答任鸿隽（叔永）的信，其中提道：“吾友张丹斧尝用京调体为余做青衣行酒一出，居然好诗。”

[416]王建中在《蒋翊武事略》有这样的话：“……时中国公学新成。就肄业焉。善杨卓霖。与创《竞业旬报》。以通俗体鼓吹民族主义。为端方摧残。卓霖遇害。蒋潜归澧。”此文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和《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文学社始末》都曾收录，原刊《民国报》。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看到了这张《民国报》，乃作辨正如下：

有蒋君翊武，曾肄业中国公学，革命军起，立功为军事顾问。及第二次革命失败，君亡命广西，死焉。年二十九。民国报载其小传，谓“善杨卓霖，与创《竞业旬报》，以通俗体鼓吹民族主义，为端方摧残。卓霖遇害，蒋潜归浏……”此则不甚确。蒋与杨皆竞业学会会员，而旬报则非其所创也。吾主旬报且一年，知之颇详，亦识卓霖。卓霖穷困，寄食旬报社中，吾时时见之，蒋则不常见也。

[附记]旬报主笔前后共三人：傅君剑（纯根）、张无为（丹斧）及余也。（《胡适留学日记》卷九第七则《蒋用武》，1915年2月22日）

敖按：参看居正《辛亥札记》（《居觉先生全集》下册）《群治学社》一则中“蒋伯夔子翊武自上海中国公学来鄂”一段。

[417]《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41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1946年8月重庆商务印书馆版）《目前健在之民国前革命报人》。这篇文章是1945年4月写的。这个调查中有许多一般人熟知的人物，如冯自由（《开智录月刊》）、王宠惠（《国民报月刊》）、刘成禺、李书城、但焘（《湖北学生界月刊》）、陈冷（《新大陆杂志》）、吴敬恒、章士钊（《苏报》）、张继、陈由己（陈独秀）（《国民日报》）、柳弃疾（柳亚子）（《警钟日报》）、李文范（《民报》）、张人杰、李煜瀛（李石曾）（《新世纪报》）、陈垣（《时事画报》）、于右任、邵力子（《神州日报》）、戴传贤（《民呼日报》）、孙科（《自由新报》）、居正（《中兴新报》）、胡毅生（《华暹新报》）、叶楚伧（《中华新报》）、蒋梦麟（《大同日报》）、胡祖舜（《大江日报》）、邹鲁（《可报》）等等。

[419]龚选舞《四十五年前的胡适》（1952年12月17日台北《中央日报》）第一段说：

当罗家伦先生发现了胡适之先生四十五年前的白话作品时，他非常高兴地去告诉了他的老师。

“这不过是小孩子时代的玩意罢了。”胡先生笑了笑，自谦地回答说。

当然，就六十二岁的寿翁言，十七岁时的作品，也许是小孩子的玩意；可是，远在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展读这几本胡适先生主编的《竞业旬报》时，我们却依然为之神往。

[420]他的父亲就死在脚气病上。

[421]《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陆丹林在《革命史谭》（1945年8月重庆独立出版社版）《胡适之与〈竞业旬报〉》中也引申此事，说：

傅君剑对他是很推重的……“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这两句话，却使十五岁的少年胡适之看了，吓了一跳，有点受宠若惊。然而在后来的事实，胡适之的成就，确是卓尔不群。君剑当日这些鼓励话，不是没有关系的。而且适之也因此发愤作诗，想要做一个诗人，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胡适在留美回国时，路过东京，曾碰到李石岑，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七《归国记》中，胡适写道：

[郭]虞裳言有湖南醴陵李君邦藩（字石岑）曾读吾文，闻吾来甚思一见。因以书招之来，席上相见，谈及傅君剑谢诮庄诸故人，皆醴陵人也。

这是他的醴陵人地缘。

[422]柳亚子主编：《南社诗集》第五册（1936年2月上海版）第231页《傅莆君剑诗》。

[423]“南社”成立于宣统元年的十月初一（1909年11月13日），在民国十二年12月以后寿终正寝。除了傅君剑外，胡适的许多朋友都是《南社诗集》中的人物，像于右任、任鸿隽、吴虞、杨铨（杏佛）等等都是。

[424]柳亚子在《关于〈记念南社〉》里说：“……像胡适之博士论南社，以‘淫滥，两字，一笔抹杀，反而推崇海藏之流，我自然也不大心服。”徐蔚南在《“南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里说：“胡适之淫滥地咒骂‘南社’，这是他提倡白话文腔时故意抹杀一切的花炮。”（以上均见《南社诗集》第一册）

[425]《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426]同上。

[427]同上。他又说：

我初学作诗，不敢作律诗，因为我不曾学过对对子，觉得那是很难的事。戊申（1908）以后，我偶然试作一两首五言律诗来送朋友，觉得并不很难，后来我也常常作五七言律诗了。做惯律诗之后，我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而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这种体裁最宜于作没有内容的应酬诗，无论是殿廷上应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别朋友，把头摇几摇，想出了中间两联，凑上一头一尾，就是一首诗了；如果是限韵或和韵的诗，只消从韵脚上去着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诗的体裁和步韵的方法所以不能废除，正因为这都是最方便的戏法。我那时读杜甫的五言律诗最多，所以我作的五律颇受他的影响。七言律诗，我觉得没有一首能满意的，所以我作了几首之后就不作了。

此后在胡适一生中，他说了不少咒骂律诗的话。

[428]《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他在这丁未年，有一本没出版的“著作”，叫作“自胜生随笔”（《胡适文存》卷一《尝试集自序》）。

[429]这里根据的是《胡适留学日记》卷六第二十七则《弃父行》（1914年8月29日），内容与《竞业旬报》、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中所收略有出入。《胡适留学日记》中有前记如下：

余幼时初学为诗，颇学香山。十六岁闻自里中来者，道族人某家事，深有所感，为作弃父行。弃置日久，不复记忆。昨得近仁书，言此人之父已死，因追忆旧作，勉强完成，录之于此。

胡适在《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卷一）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做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脚气病，出学堂养病。病中无事，我天天读古诗，从苏武、李陵直到元好问，单读古体诗，不读律诗。那一年我也作了几篇诗，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万国赛珍会，和一篇近三百字的弃父行；以后我常常作诗，到我往美国时，已作了两百多首诗了。我先前不作律诗，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心里总觉得律诗难作。后来偶然作了一些律诗，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作的玩意儿，用来作应酬朋友的诗，再方便也没有了。我初作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作一番研究杜甫的功夫。但是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

[430]《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他所以有“少年诗人”之名，和同学们唱和自然是原因之一。《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第十一则《将往哥伦比亚大学叔永以诗赠别》（1915年8月21日），曾收任叔永《送胡适之往哥伦比亚大学》诗，其中有句说：“我昔识适之，海上之公学。同班多英俊，君独露头角。”又说：“我昔赠君言。‘雕彤岂素志’？今日复赠君，我言将何似？”在后面注说：“丁未，适之以‘赪’韵诗索同学相和，叔永赠诗有‘雕彤宁素志’句。”

[431]同上。原注：“玩字原作弄，是误用方音，前年（敖按：1929）改玩字。”据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第75页），在这首诗前一个月（7月），他曾有一首《赠同学鲁楚玉》。

[432]《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第四十则《改旧诗》（1916年9月16日）收入这首诗（题为《读司各德十字军英雄记》），但是误记为“原诗作于丁戊之间”，当据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第75页）改为“11月作《读十字军英雄记》”。《胡适留学日记》中续记如下：

此诗注意在用两个古典包括全书，吾近主张不用典而不能换此两典也。改诗如下：

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

此诗子耳为韵，父古为韵。

据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第75页），这个月胡适还作了一首《慰李莘伯被火》。

[433]《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第四十则《改旧诗》（1916年9月16日）收入这首诗。前记说：仲马记英王查尔第一之死，能令读者痛惜其死而愿其能免。此非常魔力也。戊申，作四诗题之。其一云（原诗）今改为

“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汤武真圣贤。那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

这首诗颇可表现他的疑古色彩。

[434]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第58页）。

[435]《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436]同上。

[437]同上。原注：“西风莫笑，原作‘凭君漫说’，民国五年改。长条原作‘柔条’，十八年改。”胡适在《胡适留学日记》卷七第三十五则《秋柳》（1914年11月13日）中写道：

韦莲司女士以其纽约居室窗上所见，摄影数纸见赠。以其择景深得画意，不类凡手；又以其风景之幽胜，不类尘嚣蔽天之纽约也，故附于此。（选印二幅）（敖按：图删）

此间殊不多见垂柳，平日所见，大都粗枝肥叶，无飘洒摇曳之致。一日与女士过大学街，见垂柳一株，迎风而舞，为徘徊其下者久之。

此诸图垂柳也。余一日语女士吾国古代有“折柳赠别”之俗，故诗人咏柳恒有别意，女士今将去此适纽约，故以垂柳图为别云。

戊申（敖按：戊申误，当是己酉）在上海时，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独垂柳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念此岂老氏所谓能以弱存者乎？因赋二十八字云：

已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凭君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

女士告我，此诸图皆秋日所摄，其一乃雪中之柳也（此幅今删）。因念旧作，附记于此（说苑记常[一作商容]将死，老子往问焉。常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曰：“亡。”常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曰：“嘻，是已。”老子“不争”之说附见本卷第十五则）。

女士谓余曰：“日本之犯中国之中立也，中国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观之，似失国体。然果令中国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时所为，其得失损益虽不可逆料，然较之不抗拒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余因以讷博士之语（见本卷第十五则）告之，并告以吾秋柳之诗，女士亦以为此中大有真理。

又卷十二第三十二则《往访泽田吾一》（1916年3月26日）：

夜访泽田吾一君于其室，谈甚欢。君嘱余写一诗示之，因书七年前旧作秋柳一绝与之。其诗曰：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词人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

泽田君言日本有谚语云：

柳ノ枝雪ニ折无シ（雪压不断杨柳条）。

与吾诗意正同。余大喜，因记之。

这首诗又收入《尝试集》。

据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第95页），这一年中胡适还作了一些诗，如：《纪梦》《闰月六日中国新公学全体合影》《菊部四律》《送二兄入都》《登楼》《十月题新校合影时公学将解散》《十月再题新校教员合影》《已见一律》《读〈儒林外史〉》等。

[438]胡适译：《一支箭，一支曲子》（《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56年9月20日台北出版）。胡适在1943年6月里翻译了这首小诗，那时候他已经52岁了。也许他该翻译朗费罗的那首《逝去的青春》（My Lost Youth）了，可是他没有。

这首译诗他在1956年8月“寄给梁实秋先生，请他很不客气地批评改削”，并且问“是不是该得零分”。因为这是一首他在少年时代“就想翻译”，直到中年以后犹未忘情的旧读物，所以原诗中的意思，多少也可以反映出他自己的心境。正如朗费罗《逝去的青春》里所说的：

“And a verse of a Lapland song

Is haunting my memory still：

“A boy's will is the wind's will，

And the thoughts of youth are long, long thoughts.”

梁实秋把胡适的译诗没有打“零分”，反倒把它送给了《文学杂志》。

[439]《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440]《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诗中的“刍灵”在1931年改为“刍人”。

[441]我从牛津大学教授帕尔格雷夫（Francis T.Palgrave）的《金库诗选》（The Colden Treasury）转录出这首诗的原文：

Our bugles sang truce, for the night-cloud had lower'd，

And the sentinel stars set their watch in the sky；

And thousands had sunk on the ground overpower'd，

The weary to sleep, and the wounded to die.

When reposing that night on my pallet of straw

By the wolf-scaring faggot that guarded the slain，

At the dead of the night a sweet vision I say；

And thrice ere the morning I dreamt it again.

Me thought from the battle-field's dreadful array

Far, Far I had roam'd on a desolate track；

It was autumn, and sunshine arose on the way

To the home of my fathers, that welcomed me back.

I flew to the pleasant fields traversed so oft

In life's morning march, when my bosom was young；

I heard my own mountain-goats bleating aloft，

And knew the sweet strain that the com-reapers sung.

Then pledged we the wine-cup, and fondly I swore

From my home and my weeping friends never to part；

My little ones kiss'd me a thousand times o'er

And my wife sobb'd aloud in her fullness of heart.

“Stay-stay with us！-rest！-thou art weary and worn！”

And fain was their war-broken soldier to stay；

But sorrow return'd with the dawning of morn，

And the voice in my dreaming ear melted away.

[442]蒋梦麟：《西潮》（1959年12月台北中华日报社版）第104页。

[443]毛姆在On A Chinese Screen里有一章The Philosopher专写辜鸿铭，有一句是：“From all I heard of him I concluded that he was a man of character.”

[444]蒋梦麟：《文化多元论》（1952年6月15日台北《新生报》每日专栏，收入《孟邻文存》，1954年5月台北正中书局版）。

[445]胡适只提辜鸿铭是姚康侯的老师，而姚康侯又是他的老师，但他却从来不提辜鸿铭是他的“太老师”。

[446]在北京大学。参看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二）——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九期，1940年9月16日上海出版）。

[447]毛姆在On A Chinese Screen里记辜鸿铭对他说：“I am the la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old China.”

[448]文章是1919年8月写的，署名“天风”，登在北京《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

[449]因为胡适在文章里批评了辜老头儿的小辫儿，所以辜老头儿要告他。这件事的经过，胡适曾有《记辜鸿铭》（《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8月11日天津出版）一文，写得很详细。

[450]《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又在《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里写着：

中国公学在最初的时代，纯然是一个共和国家，评议部为最高立法机关，执行部的干事即由公选产生出来。不幸这种共和制度实行了九个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约有几种：一是因为发起的留日学生逐渐减少，而新招来的学生逐渐加多，已不是当初发起时学生与办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社会和政府对于这种共和制度都很疑忌。三是因为公学既无校舍，又无基金，有请求官款补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对于公学内部的疑忌。

为了这种种原因，公学的办事人就在丙午（1906）年的冬天，请了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十人做中国公学的董事，修改章程，于是学生主体的制度就变成了董事会主体的制度。董事会根据新章程，公举郑孝胥为监督。一年后，郑孝胥辞职，董事会又举夏敬观为监督。这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他们都不常到学校，所以我们也不大觉得监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会与监督之下，公学的干事就不能由同学公选了。评议部是新章所没有的。选举的干事改为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了。这几位办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里面要担负维持学校的责任，自然感觉他们的地位有稳定的必要。况且前面已说过，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但我们少年人可不能那样想。中国公学的校章上明明载着“非经全体三分之二承认，不得修改”。这是我们的宪法下载着的唯一的修正方法。三位干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评议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这里面也还有个人的问题。当家日子久了，总难免“猫狗皆嫌”。何况同学之中有许多本是干事诸君的旧日同辈的朋友呢？在校上课的同学自然在学业上日日有长进，而干事诸君办事久了，学问上没有进境，却当着教务长一类的学术任务，自然有时难免受旧同学的轻视。法的问题和这种人的问题混合在一块，风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议制的评议部取消之后，全体同学就组织了一个“校友会”，其实就等于今日各校的学生会。校友会和三干事争了几个月，干事答应了校章可由全体学生修改。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校友会把许多修正案整理成一个草案，又开了几次会，才议定了一本校章。一年多的争执，经过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监督夏先生与干事诸君均不肯承认这新改的校章。

[451]《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452]朱经农的儿子、《海涛集》（商务印书馆版）的作者朱文良，在《朱经农先生简传初稿》（《新闻天地》第十八年第十九期，1962年5月12日香港出版）里，有扼要的叙述：

……（乙巳年）经过一位同学龚练百的介绍，经农先生在黄克强先生监誓下，加入了同盟会。那年冬天为了反对“取缔规则”，他离开日本，回上海，跟一群留学生创办了中国公学。因为国内教师缺乏，关于物理、化学、数学等课，还得请日本教师讲。经农先生一面当翻译，一面当学生，得到了半工半读的机会，熊克武、但懋辛、胡适、任鸿隽等都是中公时代的同学。

中国公学是革命党的藏身之所。教师中如马君武、于右任等，固然是革命领导人，其他校外的，如秋瑾、陈英士、章太炎、蔡松坡等人也都时常来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在最初，是按着共和国的理想办的。评议部是最高立法机关；执行部的干事是公选产生出来的。可是这个制度只行了九个月就修改了。因为修改没有经过合法手续，于是戊申（1908）九月闹出一次大风潮。经农先生是学生代表，首当其冲，被干事开除。全体学生支持自己的代表，退学另外组织一个中国新公学，经农先生被推为三干事之一，十天之内就正式上课了。在极穷苦的情形下支持了一年多，成绩很好。可是因为经费支绌，干事常常受到收房捐和巡捕捐的恶气，经农先生有一次被迫过度，跳河自杀，幸而被人救起。直到己酉（1909）十月，新旧公学重新合并，才告一段落。

王云五在《我所认识的全面教育家朱经农先生》（《谈教育》十，1951年10月台北华国出版社版）追忆说：

余识经农于民国前五年，其时经农甫二十岁，因留学日本遭日人之不平待遇，与同学数百人集体归国在上海自办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初时除向外界延聘教员外，学校行政悉就同学中互选分任。未几以同学中意见不一，别组中国新公学，经农膺选为教育干事，一面协同办理学校行政，一面按照课程听讲。时余甫十有九龄，受聘为英文教员，经农遂与余由短期之师生关系，进而形成四十余年生死不渝之友谊。越一岁，经农以第一班毕业，新旧两公学复合，余与经农同任教于中国公学，由同学进而同事，以迄于共和建国之前夕。

胡适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三第十七则《喜朱经农来美》（1916年6月9日）里说：

朱经农新自国中来，居美京，为教育部学生监督处书记，将以余力肄业于华盛顿大学。

经农为中国公学之秀，与余甚相得，余庚戌怀人诗所谓“海上朱家”者是也。革命后，国中友人，音问多疏，独时时念及汤保民及经农二人。今闻其来，喜何可言？惜不能即相见耳。

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一开始所谓的“八不主义”，就是向朱经农提起来的，他们的交游，许多事情都记在《胡适留学日记》里。朱经农（1887—1951）原名有畇，后改名经，字经农，又以字行，上海宝山人。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并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沪江大学教授、光华大学副校长、大夏大学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主任编辑、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局长、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常务次长、中国公学副校长、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教育部政务次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光华大学校长、联合国文教会议大会首席代表，并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得神学院执教。他的主要著译有《明日之学校》（商务，杜威原著）、《现代教育思潮七讲》（商务）、《教育思想》（商务），主编有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教授书、自习书（商务）、《平民千字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教育大辞书》（商务）等。

[453]胡适在1959年3月4日写《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毅军函札）中的袁克定给冯国璋的手札》（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1960年3月台北正中版）：

朱君芾煌，是四川人，在中国公学时原名绂华，芾煌是他的表字。他和任叔永、朱经农和我都是甲班的同学，但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好几岁。芾煌是一位能说话又有办事才干的人。戊申年（1908），中国公学闹出了一次大风潮，大多数学生退学出去，自己组织了一个新学校，叫作“中国新公学”（详细情形记在我的《四十自述》的《我怎样到外国去》一章里）。这个新公学缺乏经费，我们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有几位年纪较大、经费较多的同学自告奋勇，到各省去募捐。我在《四十自述》里，曾说：“我们（新公学）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绂华、朱经农、薛传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绍。……”（亚东原版，第158—159页）如朱经农的姑夫熊秉三先生（希龄）对中国新公学就很有同情，所以他肯写介绍信，给募捐的同学带到各省去。芾煌和其他几个出去募捐的同学虽然没有募到多大的捐款，但他们因此认识了不少的人，也增多了不少的经验。芾煌认识袁克定大概是从他为中国新公学募捐时期开始的。后来中国新公学因为缺乏经费，负债太多，支持到第二年（1909）的十月，不能不接受了调停的条件，决议解散。愿回旧校的，自由回去，但有不少的同学不愿回旧校去。芾煌、经农和我都没有回去。芾煌到日本去了。后来武昌革命军起来了，他才从东京回国去干那一件冒生命的危险，游说袁世凯父子背叛清廷，赞成共和的大事。

据王云五先生的记忆，民国初年朱芾煌曾做临清关监督。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初起，他愤怒辞职。他开始研究佛教思想，是在他辞官退休之后。他特别注重“法相宗”，即“瑜伽宗”，又名“唯识宗”。他著有法相词典四大册，云五先生为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芾煌另有一本著作叫《老子述记》（1946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这本书大概胡适不知道，王云五也忘记了。书前有《述老缘起》，记载王云五为他出这本书的经过，其中还特别指王云五“先生，我昔日英文教师也”。

《胡适留学日记》卷二，民国元年（1912）12月5日有日记如下：

在叔永处读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帝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敖按：胡适在四十八年（1959年）3月4日改作“归国”）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任刺良弼者彭君，功成而死。任刺载泽者三人，其一人为税绍圣，亦旧日同学也。时汪兆铭已在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袁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此事可资他日史料，不可不记。

这是他同班同学的英勇事迹。

过了四十七年以后，胡适在《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毅军函札）中的袁克定冯国璋的手札》中说：

最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时间把朱君的日记抄存一个副本。这本日记后来仍由任叔永君带回国去还给朱君了。我是民国六年回国的，在北京时常见着朱君，常劝他把这一段很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故事写出来。但朱君那时正研究佛教的经典，没有写个人传记的兴趣。况且因为袁世凯后来背叛了中华民国，背叛了民主政体，朱君自己很懊悔他当年冒大险劝说袁家父子的一番苦心，竟成了一桩贻患于国家的罪状！所以他始终没有印行他的日记，也没有写他的自传。

[454]胡适曾有《题谢尹文之孝赵建藩三君合影诗》，见第八章。

[455]《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456]同上。

[457]我一再提到胡适的小辫儿，我要交代一下：杨亮功在《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三期，1963年3月1日台北出版）里有这样一段话：

胡先生在这个具有革命历史的中国公学读书。因为那时胡先生只是十几岁小孩子，所以没有人劝他加入同盟会，也没有剪去他的辫子。我记得民国十七年在胡先生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马君武先生来学校讲演，还提到胡先生的小辫子。马先生指着胡先生向学生说：“那时候用红头绳子所扎的小辫子，翘翘的，就是现在你们的校长小时候的象征。”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他的辫子，是在出国留学以后才剪的。

[458]《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459]他在《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里说：

我家本没有钱，父亲死后，只剩几千两的存款，存在同乡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这一点出息过日子。后来存款的店家倒账了，分摊起来，我家分得一点小店业。我的二哥是个有干才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又靠他的同学朋友把他们的积蓄寄存在他的店里，所以他能在几年之中合伙撑起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但近几年之中，他的性情变了，一个拘谨的人变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费用变大了，精力又不能贯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业一年不如一年。后来我家的亏空太大了，上海的店业不能不让给债权人。当戊申的下半年，我家只剩汉口一所无利可图的酒栈（两仪栈）了。这几个月以来，我没有钱住宿舍，就寄居在《竞业旬报》社里（也在庆祥里）。从七月起，我担任旬报的编辑，每出一期报，社中送我十块钱的编辑费。住宿和饭食都归社中担负。我家中还有母亲，眼前就得要我寄钱赡养了。母亲也知道家中破产在眼前，所以寄信来要我今年回家去把婚事办了。我斩钉截铁地阻止了这件事，名义上是说求学要紧，其实是我知道家中没有钱给我办婚事，我也没有钱养家。

这次“逃婚”，原因似乎待考，不是“家中没有钱给我办婚事”那么简单。因为“办婚事”的一套全都齐备了，他在1918年1月写《新婚杂诗五首》（《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15日北京出版，后收入《尝试集》）第四首中曾说：“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态炎凉！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愈陈偏愈响！”可见理由不是那么单纯。

[460]《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461]胡适在临死前一个多小时还谈到饶毓泰，据风舟《最后的酒会——记一代学人胡适博士的死》（《现代知识》第五十期，1962年3月台北出版）记载，胡适在中央研究院讲话说：

……我还要讲一个很得意的故事：几年前，我就对朋友说过，我对物理一窍不通，但是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位是饶毓泰，一位是吴健雄。我虽然没有教他们物理，他们自己努力成了大名。今天中午，几位海外回来的院士和我在一起谈天，吴健雄小姐和吴大猷先生叙排行，吴健雄说：“我高一辈，他该叫我师叔。”原来吴大猷先生还是饶毓泰的学生，而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这么一来，我的第二代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学家，第四代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呢。我虽然对物理一窍不通，竟有这么多在物理学方面有辉煌成就的“后代”，非常得意！非常自豪！（敖按：“饶毓泰”被误成“饶余泰”，我已代为改正。）

《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七《归国记》中，曾有一段话记饶毓泰：

本欲一访饶树人（毓泰），以电话向大学询问其住址，乃不可得，怅然而止。树人来此数年，以肺病辍学甚久，其人少年好学，志大而体力沮之，亦可念也。

[462]杨铨（1893—1933），杏佛，宏甫。曾跟胡适学英文。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十第四则《杨任诗句》（1915年6月23日）里曾提到一次：

前作老树行，有“既鸟语所不能媚，亦不为风易高致”之语，侪辈争传，以为不当以入诗。杨杏佛（铨）一日戏和叔永春日诗“灰”韵一联云，“既柳眼所不能媚，岂大作能燃死灰？”余大笑曰：“果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盖杏佛尝从余习英文也。

杨杏佛曾在美国送给胡适一首词——《水调歌头》，收入《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第十八则《水调歌头杏佛赠别》（1915年8月28日）：

三稔不相见，一笑遇他乡。暗惊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场。秋水当年神骨，古柏而今气概，华贵亦苍凉，海鹤入清冥，前路正无疆。羡君健，嗟我拙，更颓唐。名山事业无分，吾志在工商。不羡大王（指托那司）声势，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各有千秋业，分道共翱翔。

其中有“暗惊狂奴非故”一语，可证胡适当年在上海教杨杏佛时的神态！五天以后，胡适回了一首《沁园春别杏佛》（《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第二十三则），词前说：“实则杏佛亦扬州梦醒之杜牧之耳。其词又有‘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之语。余既喜吾与杏佛今皆能放弃故我，重修学立身，又壮其志愿之宏，故造访此词奉答，即以为别。”词文是：

朔国秋风，汝远东来，过存老胡。正相看一笑，使君与我，春申江上，两个狂奴。万里相逢，殷勤问字，不似黄垆旧酒徒。还相问：“岂当年块垒，今尽消乎？”君言：“是何言欤！只壮志新来与昔殊。愿乘风役电，戡天缩地（科学之目的在于征服天行以利人事），颇思瓦特（Jame Watt），不羡公转输。户有余精，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温饱，此意何如？”（敖按：此词曾收入《尝试集》）

这样一来，不但当时师徒二人都是“狂奴”，并且都是“酒徒”了！十多年后，在他们两人“各有千秋业”的时候，曾互有文字上的“攻击”。

[463]严庄是陕西人，比胡适还大四岁。后来也留学美国。《胡适留学日记》卷八第十一则《再游波士顿记》（1915年1月27日追记）中记他：

23日晨以车归纽约，往访严敬斋（庄）及王君复（夏）于哥伦比亚大学。闻邓孟硕亦在此，访之于其室，相见甚欢。敬斋告我，此间有多人反对余之非留学篇，赖同志如王鉴易鼎新诸君为余辩护甚力。余因谓敬斋曰，“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对，唯畏作不关痛痒之文字，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则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须言之有物，至少亦须值得一驳，愈驳则真理愈出，吾唯恐人之不驳耳。”

与敬斋君复同餐于中西楼。闻黄克强已去费城。不能一访之，甚怅。

同卷第三十一则《纽约旅行记》（3月14日）又有日记如下：

十四日，星期，至哥伦比亚大学访友，遇张亦农严敬斋王君复邝煦堃杨锡仁张仲述诸君。

在中西楼餐时，亦农敬斋忽起立招呼外来数客，其一人乃黄克强元帅也。亦农绍介余与相见。克强颇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语作湘音。余前次来此，颇思访之，闻其南游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谓非幸事。

这件由严庄而得识黄克强的事，请看我的《胡适与黄兴》（《中央日报》副刊，1955年3月27日台北出版）。

严庄后来曾任监察委员、甘宁青监察使、江苏监察使等职务。

[464]张奚若亦做熙若，原名耘，陕西朝邑人，比胡适大两岁。民国二年留美，学政治，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北京法政大学、中国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又任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著有《主权论》（商务版）、《社约论考》（商务版）等书。他在1936年代胡适编《独立评论》，曾得罪宋哲元，杂志社被封了一次门。

胡适对张奚若的称呼也很谦和，称作“吾友张奚若”（见《胡适留学日记》卷三第四十二则《斐伦哀希腊歌》，1914年2月3日）。陕西人总有点“土”气，胡适所教陕西学生的“土”劲儿。

[465]《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466]胡适在《高梦旦先生小传》（《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一号，1937年1月1日上海）里说：“王云五先生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朋友。”1959年12月4日《中国晚报》有《适之云老饭馆小酌》一则新闻说：“在小酌席上，适之先生对云老尊敬有加，口口声声称云老为‘老师’；老师则呼胡先生为‘适之’。”不过，胡适似乎不太常提到王云五是他的老师。

至于王云五，他很谦和，他只说：“胡先生从前和我有同学之雅；当他出洋留学以前，我们常在一起。”（《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1964年4月1日台北出版。）

此外，王云五不但是胡适的英文老师，还教过胡适数学。

王云五后来所以能在商务印书馆起家，完全得力于胡适的引荐。

王云五原名之瑞，字岫庐，广东中山人，比胡适大三岁。主要著作有《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商务）、《工商管理一瞥》（商务）、《四角号码检字法》（商务）、《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商务）、《访英日记》（商务）、《英文访英日记（学生版）》（商务）、《战时英国》（商务）、《旅渝心声》（商务）、《王云五小辞典》（商务）、《增订王云五小字汇》（商务；华国）、《王云五大辞典》（商务）、《王云五新词典》（商务）、《王云五综合词典》（华国）、《中国史地词典》（华国）、《英汉双解英文成语词典》（华国）、《一九五二年的世局》（华国）、《谈管理》（华国）、《科学管理常识》（华国）、《科学方法及其应用》（华国）、《谈教育》（华国）、《谈政治》（华国）、《谈世界》（华国）、《国际常识》（华国）、《读书常识》（华国）、《对青年讲话》（华国）、《我的生活片段》（华国）、《新东纪游》（华国）；译有《苏联工农业管理》（商务）、《在铁幕之后》（华国，二册）、《莫斯科的使命》（华国）、《原子与原子弹》（华国）等书。

[467]《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468]《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469]《中国公学校史》：

公学校舍初在北四川路黄板桥之北。戊申年（1908），即吴淞新校舍完成之前一年，公学学生与干事部争论学校组织的问题，意见各走极端，多数学生退出公学，在爱而近路庆祥里组织中国新公学，至己酉年（1909）之冬始解散。

留校学生于己酉年迁入吴淞新校舍。

[470]如朱经农的姑夫，就是熊希龄，他就写了介绍信，“给募捐的同学带到各省去”。

[471]《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472]同上。

[473]同上。他又接着写道：“二十年来，无人写这一段历史，所以我写这几千字，给我的一班老同学留一点‘鸿爪遗痕’。”他还有一段注说：

这一段是去年（1931）夏间写的，写成之后，我恐怕我的记载有不正确或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把原稿送给王敬芳先生（搏沙），请他批评修改。他是我们攻击的干事之一，是当日风潮的一个主要目标，但事隔二十多年，我们都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回看当年的旧事了。他看了之后，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给我，承认我的话“说得非常心平气和，且设身处地地委曲体谅，令我极端佩服”，又指出一些与当日事实不符的地方。他指出的错误，我都改正了。所以这一段小史，虽是二十多年后追记的，应该没有多大的错误。我感谢王先生的修改，并且盼望我的老同学朱经、农罗君毅诸先生也给我同样的修正。

王先生在他的长信里说了几句很感慨的话，我认为很值得附录在此，他说：

“我是当初反对取缔规则最力的人，但是今日要问我取缔规则到底对于中国学生有多大害处，我实在答应不出来。你是当时反对公学最力的人，看你这篇文章，今昔观察也就不同得多了。我想青年人往往因感情的冲动，理智便被压抑了。中国学校的风潮，大多数是由于这种原因。学校中少一分风潮，便多一分成就。盼望你注意矫正这种流弊。”

我是赞成这话的，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学校的风潮不完全由于青年人的理智被感情压抑了，其中往往是因为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样地失去运用理智的能力。专责备青年人是不公允的。中国公学最近几次的风潮都是好例子。

关于胡适与中国公学最后的链锁，有两段小资料：

1.1952　年12月23日的台北《新生报》上，有这样一则通讯：

[中央社讯]中国公学旅台校友会定23日中午12时假座中华路六十九号莲园大鸿运餐厅欢宴校友胡适之氏，并邀于右任、王云五、杨亮功、梁实秋、陈行等诸氏作陪。按胡氏为清末中公第一班毕业生（敖按：不对），民国十六年至十八年间又曾任校长三年，于王两氏均为胡在校时中英文教师（敖按：于右任并没有直接教过胡适），杨梁二氏则为胡任校长时所聘教授。闻胡氏同班现在台者尚有现任审计长张承、前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及总统府国策顾问万鸿图三氏。

2.1963　年12月17日，台北中国公学校友会在胡适墓旁，为他铸了一个铜像，由王云五揭幕。铜像下有一块大理石镂金字的纪念刻文：

先生在民前六年，是中国公学的学生，民国十七年又是中国公学的校长，母校为此而感到光荣，先生以杰出的智慧，启发了人类的自由学术思想。母校校友为纪念先生的伟大成就，建此铜像，以与敬爱先生的人们共同瞻仰。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八月，台湾中国公学校友会建立。

[474]杨亮功：《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三期，1963年3月1日台北出版）：

胡先生在《四十自述》中未曾提到他是否在中国公学毕业。关于此点，我曾请教王云五先生。王先生说胡先生是在新公学毕业的，后来新公学归并到中国公学，所有新公学学生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但胡先生未曾回到中国公学。王先生说他自己是在新公学教英文文法，那时仅十九岁，后来学校合并，只有他和一位教博物的程瑶笙先生（安徽人）由中国公学聘请继续任教。王先生说他不仅教胡先生的英文，还教过胡先生的算学。胡先生预备考留美官费，国文英文基础很好，可是算学程度恐怕不够，王先生特意地为他补习了三个月大代数和解析几何。

关于胡适毕业与否的问题，杨亮功既不知道，王云五也记忆错误，因为胡适自己曾有文字说明他没有毕业，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明明白白地说：I spent six years in Shanghai（1904—1910）and seven years in America（1910—1917）.During my stay in Shanghai I went through three schools none of which was a missionary school without graduating from any.（p.246）他又在《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里，也相当明白地说：“我这时候还不满十七岁，虽然换了三个学堂，始终没有得着一张毕业证书。我若继续上课，明年可以毕业了。但我那时确有不能继续求学的情形。”所以，杨亮功的“问”和王云五的“答”，都是没有必要的、错误的。

[475]《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1908—1909）两年之中，我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张分析家产；我写信回家，说我现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产业。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分开时，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半所屋而已。那一年之中，我母亲最心爱的一个妹子和一个弟弟先后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学解散之后，得了两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无把握，哪敢回家去？只好寄居在上海，想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

[476]《胡适留学日记》卷四第四十六则《提倡禁嫖》（1914年6月30日）：

又念及狎邪（嫖）一事，此邦上流人士视为大恶，方竞思善策禁遏之，虽不能绝，而中上社会皆知以此为大恶（Vice）。其犯此者，社会争不之齿，亦无敢公然为之者。余谓即此一端，此邦道德，高出吾国远矣。吾国人士从不知以狎邪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小说，轻薄文士，至发行报章（小报），专为妓女作记室登告白。其下焉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以为逢场作戏，无伤道德。妓院女闾，遂成宴客之场、议政之所。夫知此为大恶，知犯此为大耻，则他日终有绝迹之一日也；若上下争为之，而毫不以为恶、不以为耻，则真不可为矣。何也？以此种道德之观念已斲丧净尽，羞恶之心无由发生故也。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子女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忏悔记此以记吾悔。

[477]1962年2月25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This was about 1910，and the you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very confused.The surge of Western learning was meeting the ancient concepts of the East.Dr.Hu re-called that he and his friends had“talked day and night”written bitter poetry and had been so addled and bored that they had hired an instructor to teach them to sing.

[478]欧阳予倩，1897年生，湖南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早年搞京剧，以旦角出名。后来从事提倡话剧，改良京剧。曾任桂林艺术馆馆长。著有《予倩论剧》（泰山）、《回家以后》《梁红玉》《桃花扇》《屏风后》《青纱帐》《忠王李秀成》《木兰从军》等书。

[479]胡适在《许怡荪传》（《胡适文存》卷四）里说：

怡荪名棣常，从前号绍南，后来才改作怡荪。他是安徽绩溪十五都磡头的人。先进绩溪仁里的思诚学堂，毕业之后，和他的同学程干丰、胡祖烈、程敷模、程干诚等人同来上海求学。他那几位同学都进了吴淞复旦公学，只有怡荪愿进中国公学。那时我住在校外，他便和我同居。后来中国公学解散，同学组织中国新公学，怡荪也在内，和我同住《竞业旬报》馆。后来怡荪转入复旦公学。

怡荪是一个最富于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寻出第二个。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他给我的信有十几万字，差不多个个都是楷书，从来不曾写一个潦草的字。他写给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此一端已经不是现在的人所能做到。他处处用真诚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来往长久了，没有一个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他多少益处。己酉、庚戌两年我在上海做了许多无意识的事，后来一次大醉几乎死了。那时幸有怡荪极力劝我应留美考试，又帮我筹款做路费。

许怡荪死在1919年3月，胡适曾有《追悼许怡荪》一诗（《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1920年10月1日北京出版，复收入《尝试集》，改题《许怡荪》）。

[480]《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481]《胡适留学日记》卷三第四十一则《乐观主义》（1914年1月29日）：

前诗以乐观主义作结，盖近来之心理如是。吾与友朋书，每以“乐观”相勉，自信去国数年所得，唯此一大观念足齿数耳。在上海时，悲观之念正盛，偶见日出，霜犹未消，有句云：“日淡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薄”，足成一律，今绝不能复作此念矣。前作雪诗亦复如是，盖自然如此，初非有意作吉祥语也。一日偶吟云：

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

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

盖纪实也。觐庄有句云：“要使枯树生花，死灰生火，始为豪耳。况未必为枯树死灰乎！”余极喜之。

[482]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说：

Those years（1909—1910）were dark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s well as in my personal history. Revolutions broke out since several provinces and failed each time.Quite a number of my former school mates at the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which was a center of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were involved in these plots and not a few lost their lives.Several of these political fugitives came to Shanghai and stayed with me.We were all despondent and pessimistic.We drank, wrote pessimistic poetry, talked day and night, and often gambled for no stakes.We even engaged an old actor to teach us singing.One cold morning I wrote a poem which contained this line：“How proudly does the wintry frost scorn the powerless rays of the sun！”（p.250）

参看李敖：《胡适悲观诗》（《中央日报》副刊，1957年1月27日台北出版）。

[483]王书奴《中国娼妓史》（1934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版）第299页：“次等娼妓曰‘么二’，或称曰‘堂名’，亦叫‘堂子’。同光间[上海]城中不满十家。以出局必银币二元，故名。从未贬价。不似‘长三’出局已由三元减至一元。无人介绍，亦可往打茶围。”另参看王小广《神秘的上海》1934年12月北平东方快报社版第42—44页。

[484]王书奴《中国娼妓史》1934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版第298页：“上海娼妓差等，辄日书寓、长三、么二。但在同治初，书寓自书寓，长三自长三。书寓先生身份在长三之上。其后二者混而为一，长三都称书寓，长三已变成普通娼妓。长三为最上等之妓，以待召侑酒例取银币三元，故名，通称先生。客人对于长三，非由出场点曲相识，亦必有人为之介绍。往其家作茶会，曰‘打茶围’。不须给钱。有水果瓜子鸦片等相饷。”

[485]胡适这种骂法颇有“义和团”的口气。

[486]《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487]据衡山聂氏刊本《崇德老人纪念册》中《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戊午民国七年条下说：“……先是将上海培开尔路地亩捐出，由工部局开办公学。探西例名之曰聂中丞公誉云。”崇德老人是曾国藩的第六个女儿（幺小姐），据李瀚章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壬子咸丰二年条下，说这小女儿“后字衡山聂氏，婿名缉规”。聂缉规曾做过江苏巡抚，也做过上海制造局总办（见铢庵《湘乡曾氏遗闻》，《人间世》第二十六期，1935年4月20日上海出版），所以在上海很有声望和势力，华童公学一变而为缉规中学，就是纪念他的。我在民国三十七八年间，曾在这个学校读过初中一年级，校舍颇庄严可爱。回想整整半个世纪前，胡适执教于这个学校，可以想见他的神气。他这次闹事，使他觉得他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因而辞职。

他在华童公学教书的时日，据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 p.250中说：“In 1910 I taught Chinese for a few months.”

[488]《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489]刘崇《国立清华大学》（《中华民国大学志》，1954年11月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版）中说：

当时所收学生，分两部分，第二届留美考试所录取的备取生，编为高等科学生，入学不久即派留学。另外又收一批幼年生，为中等科，从基础训练做起，做了日后清华的基本队伍。

[490]《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对这段荒唐事，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有扼要的叙述：

Despondency and drudgery drove us to all kinds of dissipation. One rainy night I got deadly drunk, fought with a policeman in the street, and landed myself inprison for the night.When I went home the next morning and saw in the mirror the bruises on my face.This line Li Po's Drinking Song came to my mind：“Some use might yet be made of this material born in me.”I decided to quit teaching and my friends.After a month of hard work, I went to Peking to take the examination for the scholarship founded on the returned American port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I passey the examination and in July sailed for America.（p.250）

……

[491]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192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第72页误为光绪三十八年。光绪哪里有三十八年！

[492]袁希涛：《庚子赔款退还之实际与希望》（《教育与人生》第五十二期）。

[493]后来每年都有，参看常道直《留美学生状况与今后之留学政策》（《中华教育界》第十五卷第九期）。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已经达到六百八十九人。

[494]《梅校长月涵博士七秩年谱纪要及其与清华有关事迹》（《清华学报》新二卷第一期，1960年5月台北出版）。

[495]参看胡适《许怡荪传》（《胡适文存》卷四）

[496]《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第二十一则《赠朱经农》（1916年8月31日）里，有他送给朱经农的诗：

六年你我不相见，见时在赫贞江边；握手一笑不须说，你我如今更少年。回头你我年老时，粉条黑板做讲师；更有暮气大可笑，喜作丧气颓唐诗。那时我更不长进，往往喝酒不顾命；有时镇日醉不醒，明朝醒来害酒病。一日大醉几乎死，醒来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该有用，似此真不成事体。从此不敢大糊涂，六年海外来读书……

卷十六第二十九则《朋友篇·寄怡荪经农》（1917年6月1日）也有他送给许怡荪、朱经农的诗：

粗饭尚可饱，破衣未为丑。人生无好友，如身无足手。吾生所交游，益我皆最厚。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偿非良友力，吾醉死已久。从此谢诸友，立身重抖擞……

胡适从跟人学戏到“在北京一个月”，“不曾看一次戏”，这是何等“不敢大糊涂”！何等“立身重抖擞”！

[497]《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498]同上。

[499]以后胡适对“考据”这个“考据”那个极有偏爱，不能不说他这次曾受“考据”之惠的缘故。他跟那位评卷的老夫子真是臭味相投，真所谓：“莫笑劳劳作‘考据’，且论臭味到岑苔！”

[500]“史家胡同”在北平东城，有一所小学，是史可法的祠堂改建的，因有是名。发榜即在这所小学里。

[501]《回想明复》（《科学》第十三卷第六期，1928年6月出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九，改题《追想胡明复》）。

[502]赵元任先生寄给我的这份榜文后面，有胡适手写的跋：

民国二十三年2月我在南京竺可桢先生家中看见他保存的这张油印榜文，我托他抄一份寄给我。寄来之后，我又托章希吕先生重抄一份保存在我的日记里。中国政府最早派遣留学美国的学生四批，其姓名履历都保存在徐雨之的年谱里。我盼望这张榜也可以长久保存，为后人留做一种教育史料。

当时规定留学生年龄不得过二十岁，所以榜上诸人所报年岁往往有以多报少的。

同榜七十人，以省份计，如下表：

以学校计，则约翰书院最多，得十二人。南洋公学（上海高等实业）次之，得七人。岭南学堂次之，得五人。东吴大学、江南高等、唐山路矿、复旦公学、南洋中学，五校各得四人。其余各校皆在二人以下。

此中已故者，有沈祖伟、过宪先、胡达、计大雄、朱进、施赞元——我所知的已有六人。

此中已改名者，陈延寿即陈伯庄、马仙峤即马名海、过宪先即过探先、胡达即胡明复，余人不知尚有改名者否。

宣统二年（1910）至今为二十四年，此七十人中，死者已近十分之一，其职业不可知者也约有十分之三。

赵元任先生在榜文正面用铅笔做了十五个小“×”（我已照排在上面），并在背面用原子笔写：“知道的已故十五人一九六四再记”，可见从宣统二年（1910）到今天1964年，已五十四年，七十个留学生中，死者已近四分之一了。

赵元任先生又用原子笔标记于下：

榜文从竺可桢处保留的，照相从赵元任处保留的（敖按：照相已制版，放在书前图版中）。

他又在他自己的名字上面标上1892年，在胡适名字上面标上1891年，而在榜文上，两人同是十九岁。可证榜文有误，且赵元任比胡适小一岁。

[503]也许胡达正好从榜文顺着看下去，也许他也会先看到“胡达”了，可是“仔细一看，却是‘胡适’，不是‘胡达’”！

[504]胡达与胡适同岁，江苏无锡人，有三兄弟：胡敦复、胡明复（达）、胡刚复。他留美时初在康奈尔大学治商科，后攻数理。再转哈佛，得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回国后任大同、交通、东南、上海商科等大学教授，1927年任上海政治分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任职两个月后辞去，6月间回家乡，游泳淹死，年三十七岁，葬在一个美丽的地方——西湖烟霞洞。著有《高等解析问题》《科学方法》（商务）等书。

[505]《回想明复》（《科学》第十三卷第六期，1928年6月出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九，改题《追想胡明复》）。

[506]这是他在1934年6月22日晨10时，在清华大学第六届毕业典礼时演说中的自称，见1934年6月23日天津《大公报》。他在1960年4月29日，也“敬写”了“南宋哲人吕祖谦的一句话”——“理未易察”，给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严格地说起来，清华大学实在不能算他的“母校”，他实在也不能说是“毕业”的“老校友”。

[507]《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508]这次送行，反倒害得他白白学了一阵农科！害得他后来不得不转系！他在1958年12月27日在台东演说《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胡适言论集》甲编），曾说：

民国前二年，考取官费留美，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不要我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当时我同许多人谈论这个问题。以路矿都不感兴趣，为免辜负兄长的期望，决定选读农科，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结果学农并未成功，“报国”无从！

[509]《先母行述》（《胡适文存》卷四）：

时适在上海，以教授英文自给，本拟次年庚戌暑假归省；及明年七月，适被取赴美国留学，行期由政府先定，不及归别，匆匆去国。先母眷念游子，病乃日深。

又《胡适留学日记》卷四第三十七则《思家》（1914年8月9日）：

吾日来归思时萦怀绪，以日日看人归去，遂惹吾思家之怀耳。吾去家十年余矣。丁未一归，亦仅作三月之留。庚戌去国，亦未能归别吾母，耿耿至今。

[510]《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七《归国记》：

[六年6月]20日到温哥华（Vancouver）。吾先与张慰慈（祖训），约会于此。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于车站。同居一旅馆。慰慈为澄衷旧同学，五年前来美，今在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为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 and Citymanager Plan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吾七年前去国时，在上海旅馆中与慰慈及仲诚为别，今仲诚死已数年，与慰慈话旧，不胜今昔之感矣。

郑仲诚事参，张慰慈名祖训，以字行。江苏吴江人。比胡适小一岁。曾任北京大学、北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财政部秘书、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运输课副课长、上海东吴大学及吴淞中国公学教授、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铁道部参事。著有《市政制度》（亚东）、《政治学》（商务）、《政治学大纲》（商务）、《英国选举制度史》（商务）、《政治制度浅说》（神州）等书。

[511]《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我在学校里用胡洪骍的名字；这回北上应考，我怕考不取为朋友学生所笑，所以临时改用胡适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就叫胡适了。

胡适一生中，“名目繁多”，据我统计如下：

1.嗣穈——他父亲替他起的，他的三个哥哥嗣稼、嗣秬、嗣秠。

2.穈——父母对他的昵称。

3.穈儿——父母对他的昵称。

4.洪骍——行名。也是他父亲起的。他的三个哥哥叫洪骏、洪骓、洪。

5.希彊（强）——早年的字。本《老子》中“自胜者强”。

6.穈先生——小时候在家乡的绰号。

7.麻禾生——小时候“自析吾名”。

8.观禾——小时候他母亲给他起的“佛名”。

9.期自胜生——别号。本《老子》中“自胜者强”。

10.自胜生——别号。本《老子》中“自胜者强”。

11.铁儿——别号。他父亲号“铁花”。

12.胡天——别号。本《诗经》。

13.藏晖室主人——别号。本李白诗“至人贵藏晖”。

14.骍——笔名。

15.冬心——别号。

16.铁——笔名。

17.蝶儿——别号。以上四名仅在《竞业旬报》中用一二次。

18.适——名。正式以“胡适”为名始于去北京参加留学考试。

19.适盫——别号。

20.适之——字。二哥起的。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

21.适广——笔名。“适盫”的另一写法。

22.天风——笔名。

23.藏晖——笔名。

24.笑——笔名。

25.少年诗人——少年时别称。

26.博士——留美时的绰号，还未得博士学位以前。

27.胡大哥——朋友间的绰号。

28.胡博士——一般称呼。

29.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别称。

30.到哪儿去——张丹翁等对他的称呼。此名把“胡适”两字翻成白话。

31.Q.V.——笔名。Quo Vadis一书名的前二字母。胡适曾以“胡适”二字为谜语，打一欧洲名小说，即此书。此书译名为“你往何处去”（Sienkiewicz原著，徐炳昶、乔曾劬译，商务版；复有译名即“暴君焚城录”）。

32.WGT——笔名。

33.Who——笔名。

34.Hu Suh——英名。

35.Hu Shih——英名。

36.H.S.C.——为“胡适之”三字英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

37.ユ·テキ——日名

[512]见Pete Martin的Will Acting Spoil Marilyn, Monroe?p.7 Pocket Books Inc.，New York，1957。

[513]p.6，此书的副标题是America Transforms Itself 1900—1950，Pennant Edition, Bantam Books Inc.，New York，1952。

[514]在本世纪初的几年以前，这一类的字眼都是禁忌。

[515]见Life杂志，May 25，1959，p.52。

[516]见《白虎通》。

[517]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谓“通”，次者名之谓“达”。

[518]从一些旧文献里，可以知道裸体辱人的事实：试看《孟子·公孙丑上》：“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又如《列女传·贤明传》：“彼虽裸裎，安能污我？”这些话都可以反证暴露肉体可以达到羞辱人的目的。

[519]《易经·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520]《史记·孝文纪》：“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汉书·文帝纪》：“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晋书·苻坚载记》：“坚后宫悉去罗纨，衣不曳地。”

[521]《礼记·王制》。并参看《晋书·武帝纪》“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的话。

[522]这一部分史料，请看陶希圣的《中国社会现象拾零》（1932年上海新生命书局版）第339—342页。

[523]见1924年的《妇女周报》或《妇女杂志》。

[524]这是李鸿章的话。

[525]在这篇文章里，我并没有兴趣提倡“裸体主义”（nudism），我只是指出肉体暴露这件事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更不必用礼教的眼睛来大惊小怪。一个钢琴家，可以表现他的指法；一个运动员，可以表现他的体魄；一个美人，为什么不能表现她的肉体？肉体本身并不是什么神秘或肮脏的东西，它在勃朗宁的诗中是“愉快”（pleasant）的象征，是可以给灵魂做“玫瑰网眼”（rose-mesh）的。一个以“精神文明”自豪的民族，岂可以随便遮盖它吗？

[526]应劭《风俗通》说：“谨按易称鼓之雷霆，圣人则之，不知谁所作也。”《皇帝内传》说黄帝伐蚩尤，元女做鼓三十面，当然不可信。

[527]《周礼》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军事，以鼛鼓鼓役事。……救日，则诏王鼓；大丧，则诏大仆鼓。”

[528]所谓几面，事实上是几个一组的意思。八面就是八个一组。详细讨论见《云麓漫钞》。

[529]鼖念坟。

[530]鼛念高。《周礼》郑锷注说：“用民之力，宜缓不宜急。……其声尤缓，故宜用以鼓役事。”

[531]《周礼》项氏注：“日为月胜，故食于朔；月不受日光，故食于望。是皆阳为阴所胜，故鼓以救之，助阳气也。王亲鼓之，鼓人诏之耳。”

[532]古代人用鼓报时，据《唐书》马周传：“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冬冬鼓。”《灵异小录》：“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备窃盗。时人遂呼为冬冬鼓。”《五代史》司天考：“显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坠，有声如雷，牛马皆逸。京城以为晓鼓，皆伐鼓以应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垍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唯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师之制也。）”但因迷信的缘故，有的不打晚上的一道。据《暇日录》：“成都不打晚衙鼓，刘仲、张潜夫皆说，云孟蜀多以晚鼓戮人，埋毬场中，故鸣鼓则鬼祟必作。自是承例不打鼓。”

[533]《五代史》张荐明传：“荐明为道士，晋高祖延入内殿讲《道德经》，拜以为师。荐明闻宫中奏时鼓，曰：‘陛下闻鼓乎？其声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无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万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赐号通元先生。后不知其所终。”

[534]《后汉书》岑彭传：“光武徇河内韩歆议，欲城守，彭止不听。既而光武至，怀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谋，大怒，收歆，置鼓下，将斩之。召见彭，彭因进说，光武深纳之。”

[535]《诚斋杂记》：“禹治水，过辍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女曰：‘闻鼓声乃来饷。’禹排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作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方孕启。”又据《列女传》：“启母者，涂山氏长女也。”

[536]《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请击之。公曰：‘不可。’宋师败绩，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可亦乎？犹有惧焉。且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537]《左传》庄公十年：“齐师伐我，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538]《汉书》李陵传：“陵将步卒五千，出居延，与单于连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搜得皆剑斩之。”

[539]京口是江苏丹徒。

[540]鞀念陶，是有柄的小鼓。

[541]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置登闻鼓院；元朝世祖至元十二年（1257年）立登闻鼓；明朝十三道御史轮值登闻鼓；《大清会典》卷三十七说：“状内事情必关军国重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方许击鼓”；又说：“设登闻鼓于都察院门首，每日轮流御史一员监值。”

[542]王著开了中国帖学之先河，虽然他也闹了不少笑话。其中把伪帖选进和取舍不当最为人批评，人名、年代、爵里等错误亦多。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五《淳化阁帖》，继宋人评述后曾做新考。杨慎《丹铅续录》卷七《索靖二帖》：“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书王著择取，著于章草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识者已笑其俗。”就是一例。不过张伯英《法帖提要》在“《淳化法帖》十卷（宋本）”条下，也说了公道话：“宋人评此帖者众矣，米芾、黄伯思，剖别真伪，最为详尽。顾其书虽真伪杂糅，而前代不传之迹，往往而在。且摹勒出自良工，神采视他刻俱胜。”

[543]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下“怀素藏真律公二帖”条：“在西安郡庠。王元美云：‘怀素藏真、律公二帖乃游丝笔意、萦回恍渺，中有挽强饮石之劲，至不易得。跋尾周越书，得其遗意。’”

[544]《洛神赋十三行》是王献之所写曹植《洛神赋》全文的残余。流传有两个系统：原迹在唐代首尾已残，宋徽宗时访到了九行，一百七十六字，经米友仁鉴定为真迹，后来贾似道续得四行，七十四字，共二百五十字，刻在一块玉石——碧玉版上，是为《玉版十三行》，墨拓出来的叫《碧玉本》，它是《宝晋斋本》的祖本，这是一个系统。另一个系统是《宣和书谱》所收的，是唐代人硬黄纸所书，叫《越州石本》，后有柳公权跋，可能是柳公权的临本，后有周越跋，它是《玄宴斋本》的祖本。在这两个系统下，不乏各种拓本与跋文出现，高下自亦有差。光是柳璨的名字一项，就错落四出，沙孟海《沙孟海论书丛稿》收有《洛神赋十三行柳氏两跋本跋》，就这一点有精到论列。

[545]在《宣和书谱》前，《四库全书》有零星著录。如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三、冯武《书法正传》卷九引黄伯思《东观余论》论《右军黄庭经》，在《玉轴黄庭》下有“中有五行，为周越摹换……今归御府矣”之语；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三，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八上、汪珂玉《珊瑚网》卷二十二、《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七八，皆有《周越书剑器行》著录。

[546]以《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法书篇二》第221页为例，上栏说宋代“帝王的提倡，终于助长了此一朝之书风。当时由于蔡、苏、黄、米四大家的卓然鹤立，以及徐铉、徐锴、郭忠恕、周越、范仲淹、苏舜元、苏舜钦、杜衍、王安石、薛绍彭、陈搏、林逋、李建中、宋绶、石延年、韩琦、欧阳修等文人的锦上添花，使得我国书法之薪传再续、光华再射，与唐代足堪前后辉映……”——试看这种人名次序的排列，是什么学术标准？945年出生的李建中，怎么排在小他四十四岁的范仲淹之后？而1007年出生的欧阳修，又怎么排在小他十四岁的王安石之后？这不是笑料吗？文物出版品交到秦孝仪这种“文化水平”的人手里，可真腾笑国际、唐突学术了。

[547]《宋史·真宗本纪》说真宗“在位二十六年”，是错的，多算了一年。

[548]《宋史·仁宗本纪》说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错的，多算了一年。

[549]李建中《土母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同年帖》《贵宅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550]宋人书法人才在开国之初，来自三系。一为南唐系，徐铉、徐锴等；二为西蜀系，李建中、王著等；三为吴越系，钱惟治、钱惟演等。所谓不纯是宋人书法，不止李建中，只是举李建中以概其余。李建中以外的，如杨凝式等，当然也是影响宋人书法的关键人物。照明人丰坊《书诀》的说法，王著“欲学晋而无韵，盖未脱五代衰俗之气”，这比苏轼批评李建中的话更玄之又玄了。

[551]本论文“宋四家”是按一般说法，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但蔡襄年辈均在三家之上，不应殿后，所以明人张丑《清河书画舫》午集中坚持第四人应是蔡京而非蔡襄：“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焉，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启功《论书绝句》第十二则指出：“昔人评艺，好标榜‘四家’，诗则王杨卢骆，文则韩柳欧曾，画则黄王倪吴，书则苏黄米蔡。此拼凑之宋四书家，不知作俑何人，其说本自俗不可医。顾就事论事，所谓宋四家中之蔡，其为京、卞无可疑，而世人以京、卞人奸，遂以蔡襄代之，此人之俗，殆尤甚于始拼四家者。”议论精到。本论文“从俗”以一般说法释“宋四家”，意在以俗证雅，以重建周越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

[552]此书成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是周越奏进之作。据叶德辉考证《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周越撰《古今法书苑》十卷。辉按：《宋志》《陈录》《玉海》四十五引《书目》同，《晁志》作周越《书苑》十五卷。”不论是十卷还是十五卷，这书已经失传了。但是，《佩文斋书画谱》卷二《论书》中有《周越论八体书》一则，据《中兴书目》说：“周越《古今法书苑》序云：自仓、史逮皇朝，以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通为八体，附以杂书，以正书、正行、行草、草书，分为四等。”足证周越的书，清初尚有轨迹可寻，如今仅存残文数则而已。据明钞本《说郛》卷七十八周越《法书苑》，全文如下：“《玉谿编事》王蜀时，秦州节度使王承俭筑城，获瓦棺，中有石刻曰‘隋开皇二年渭州刺史张崇妻王氏铭’，有云：‘深深葬玉，郁郁埋香’之语。”“窦泉为李阳冰篆曰‘笔虎泉’，又作小篆赞曰：丞相斯法，神虑精深，钺钗头屈，玉鼎垂金。”“唐太宗学虞监隶书，每难于戈法。一日书遇戬字，召世南补写其戈以示魏郑公。公曰：‘仰示圣作，内戬字戈法逼真。’帝赏其鉴。”“唐李邕善书，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茯苓芝、黄仙鹤之类。”“杜操字伯度，善草书，帝爱之。诏令上表，亦作草字，后谓之章草。”多为片段杂写，不类真本全本。《说郛》因版本不同，互有异文，此不具录。以上所录，只有显示周越在书法理论上的吉光片羽。这种吉光片羽，其实也不止于《说郛》所收。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就有“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书乃今真书。赵明诚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等话，如此佚文均属之。

[553]《书道全集十》神田喜一郎《中国书道史（宋一）》记蔡襄“传初学书于周越，据说周越书法笔意姿媚，姿媚者，是唐韩愈批评王羲之书法最著名的一句话，或者，周越在当时，接近院体书法的优美闲雅。蔡襄早年是学这种书法的”。神田喜一郎从未看过卞永誉的书，因此他把蔡襄初学周越的事实误为传说；这日本人自己也未见过周越的字，因此他把周越书法笔意姿媚的事实误为据说。

[554]秦孝仪发行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品《宋黄庭坚书发愿文》，前有该院院长《序》，说黄庭坚“其学书也，自云：‘学书三十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其实这段话是故宫博物院院长胡乱抄袭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而编造的，根本没有去复按黄庭坚原文。一核《山谷题跋》原文，即知“于僰道舟中”以下，根本不是《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一文的原文，而是另一文《跋唐道人编余草藁》的后半段。这一牛头硬接马嘴，然后以一组引证号前后硬扣在一起的编造文字，其离奇程度，又岂仅是笑料而已。《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原文见于《山谷题跋》卷七，全文是：“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不复能工，顾异于今人书者，不纽提容止、强作态度耳。”

可见故宫博物院院长“学书三十年”乃“学草书三十余年”之误引，而“笔法之妙”以后，“今来年老懒”以下原文，悉被硬删而无删节号。另一文《跋唐道人编余草藁》见于《山谷题跋》卷九，全文是：“此皆山谷老人弃纸，连山唐坦之编缀为藏书，可谓嗜学。然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然比之古人入则重规叠矩、出则奔轶绝尘，安能得其仿佛耶？此书他日或可与或可作安石碎金，见爱者，或谓不然；不见爱者，或比余为钟离景伯耶？”

可见故宫博物院院长“于僰道舟中”乃是“及来僰道舟中”之误引，而“辄能用笔”以后，“然比之古人”以下原文，也悉被硬删而无删节号。两相对照，笑料自出。《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并见《山谷外集》卷九；《跋唐道人编余草藁》并见《山谷别集》卷十二。

[555]清人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说：“李西台肥而俗，仅胜周越耳。”也是这种主观论断的延伸。启功说：“黄庭坚少时曾学越书，后颇不足于少作。世遂耳食以议周氏书风，实皆未见其迹也。”事实正是如此。黄庭坚被周越压了二十年，最后以俗相向，对脱俗的黄庭坚而言，或可有此反感；但对一般人说来，就未免以耳当目了。事实上，周越的书法非但不俗，并且雅趣高致。

[556]“渠侬”据《通俗编》的解释，是吴语“他人”之意。高德基《平江记事》提到嘉定州是“三侬之地”——“乡人自称曰‘吾侬’‘我侬’；称他人曰‘渠侬’‘你侬’；问人曰‘谁侬’。”黄庭坚用这一词汇入文，可见他的博洽。

[557]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十《跋周子发帖》有异文，全文只“子发临书殊劲，但并使古人病韵耳”十四个字。

[558]并见《山谷别集》卷十二。

[559]马宗霍这种杂引，在他以前的古人论艺书中，多优为之。《佩文斋书画谱》卷二《宋周越论八体书》、卷三十二《周越》、卷七十六《宋周越书王龙图〈柳枝辞〉后》《宋周越帖》等都属此类。其他如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百三十六）等书亦然。

[560]孔武仲语见《清江集》。

[561]李弥逊语见《筠溪集》卷二十一，原文题《宋周越书王龙图〈柳枝辞〉后》，内容是：“周氏《书苑》十卷，历叙古文篆、隶而降凡五十四种，古今能书四百九十余人，笔法论叙二十余家，字画之变略尽于此。及观其真、草二体书，婉媚道劲，皆中规矩，信其书之不徒作也！龙图王公《柳枝辞》格韵超逸，追古作者，不然周书岂浪得邪？”

[562]见宋人董更《书录》卷中。

[563]周越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跋《洛神赋》十三行，宋真宗在位共二十五年，这年是在位第十七年，周越此时既以书名，则年纪应在五十岁以上。

[564]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说周越“草书精熟，博学有法度，而真行不及。如俊士半酣，容仪纵肆，虽未可以语妙，于能则优矣。当天圣、庆历（1023—1048年）间，以书显学者，翕然宗尚之。”乃录自《墨池编》而引文、标点皆有误。应标作：“以书显，学者翕然宗尚之。”

[565]《宋史·职官志》：“光禄寺有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祭祀、朝会、宴飨酒醴膳羞之事，修其储备而谨其出纳之政，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

[566]李心传《旧闻证误》：“唐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尝为之。太宗以王著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使详定《急就章》等。后遂以为翰林侍书，而不加学士之名，盖惜之也（出叶梦得《石林燕语》）。按，柳诚悬书何进滔等碑，并云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无学士字。《唐史》本传，诚悬初为侍书学士，耻以技进，求换散秩，改弘文馆学士。文宗立，复召侍书，充书诏学士。据此，则侍书带学士、或不带，未足为重轻。况国初翰林侍读、侍讲亦不带学士字，与侍书同，非谓靳之也。”

[567]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题太宗皇帝御书》，记有“笔法入神品，中外书学不能出其右，仰观英鉴，大不可诬”之言，真可与周越奉承皇帝之言相辉映。

[568]陈槱《负暄野录》也指出中都习书诰敕者，悉规仿王著的字，曰“小王书”，亦曰“院体”。

[569]《宋史》卷二六九的王著字成象，是山东人，跟赵匡胤同为五代后周世宗的旧臣。赵匡胤成了宋朝开国皇帝，王著曾以哭先朝皇帝来抗议。王君玉《国老谈苑》记：“太祖尝曲宴，翰林学士王著乘醉喧哗，太祖以前朝学士，优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出，即移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宫门大恸，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谙。况一书生哭世宗，何能为也？’”这是一件含意深长的轶事。王著当时虽被优容，却在十年后“暴卒”。《宋史》卷二九六中的另一王著字知微，是四川人，才是周越跋尾的这位书法家。虽然两位王著绝非一人，却容易被弄混。王

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在《宋史王著本传》后加按语说：“若潘长吉《宋稗类钞》竟以知微、成象合为一人，荒率谬妄，不直一笑也。”《粤雅堂丛书》收《五代诗话四卷》，在“王著”一则中亦补引《宋稗类钞》，同沿此误。《宋稗类钞》作者应知王著有二，但在行文上却不无语病。

[570]于敏中等《〈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释文〉跋》中，“……命臣等排校选匠，重钩镌摹，不爽秒黍。又以王著昧于考古，舛谬滋繁，米芾、黄伯思辈纠而未改，大观刻本订而不详，重为名帖之累……”可诠释乾隆此诗。

[571]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书画）说：“太宗朝，有王著学右军书，深得其法，侍书翰林。帝听政之余，留心笔札，数遣内侍持书示著，著每以为未善，太宗益刻意临学。又以问著，对如初。或询其意，著曰：‘书固佳矣，若遽称善，恐帝不复用意。’其后，帝笔法精绝，超越前古，世以为由著之规益也。”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572]《宋史·钦宗本纪》记北宋之亡，“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中书省印”理应此时被劫失踪。但王著的字和周越的跋文，却奇迹般地流传下来。

[573]本论文之成，最早是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所长石守谦到我家“拜观”周越真迹，惊叹赞美之下，建议我写出的。我在1992年9月14日，粗成《周越真迹说明》，约七千字，送给史学家汪荣祖留副。两年来，我忙于杂务，承蒙好友陈兆基代劳，为我遍访图书馆，代查史料，用力独多。在兆基和我分头努力下，我于1994年7月5日增订此论文，并改题《记一件火中复出的千年历史墨迹》，约一万五千字。七个月来，兆基和我又续有所得，我乃再行增补，改题今名，约一万八千字。并由荣祖代劳，译成英文摘要。临文之末，特志原委如上，一来不没友人之功，二来表示我的感谢。此文没有兆基辛苦代访各图书馆，绝无今日成绩，我对兆基说：“这篇文章可说是我们两人合写的。”其理在此。

[574]李敖，《中国艺术史一个断层的重建——周越墨迹研究》，《苏州大学学报》（苏州：苏州大学，1995），第三期，第67—75页。

[575]李敖，《中国艺术史一个断层的重建——周越墨迹研究》，《苏州大学学报》（苏州：苏州大学，1995），第三期，第72页。

[576]《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二〇二，第5075页。

[577]《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二八八，第9673页。

[578]李敖，《中国艺术史一个断层的重建——周越墨迹研究》，《苏州大学学报》（苏州：苏州大学，1995），第71页。

[57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〇六，第2472页。

[580][宋]王安石，《赠礼部尚书安惠周公神道碑》，见《王临川全集》（台北：世界书局，1961），卷八九，第563—564页。

[581][宋]王安石，《赠礼部尚书安惠周公神道碑》，王安石语。

[582][宋]尹洙，《书禹庙碑阴》，《河南先生文集》，卷四。收入《四部丛刊正编》第四十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第21页。

[58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一九，第2808页。

[58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四五，第3496页。

[585][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一〇四，第1750页。

[586][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一〇。收入于《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第289页。

[587][宋]米芾，《书史》。收入于《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974页。按“我太宗秘阁图书之印”有些版本作“我太祖秘阁图书之印”，后者应有误，按“秘阁”建于太宗端拱元年（988年），藏三馆真本书籍及书画。故米芾所言的“秘阁图书”“上阁图书”二印应指宋太宗之印。

[588]《宋会要·职官》十八之四十七：“太宗端拱元年五月，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凡史馆先贮天文、占候、谶纬、方术书五千一十二卷，图书百四十轴，尽付秘阁。”（台北：世界书局，1964），第2764页。

[589][宋]钱惟演，《玉堂逢辰录》，收入《笔记小说大观》三十八编五册（台北：新兴书局，1985），第1页。

[590]《宋史·艺文志》，卷二〇二，第5088页。

[591]有关宋代度量衡资料，详见郭正忠《3—14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255—312页。

[592][宋]王应麟，《玉海》（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局，1988），卷一六八，第3081页。

[593]台北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续编》（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1），第五册，第2656页。

[59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九六，第2231页。

[595]《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四六五，第13589页。

[596][宋]欧阳修，《集古录》，卷七，见《欧阳修全集》（台北：世界书局，1961），第1177页。

[597][宋]朱长文，《墨池编》。收入于《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卷一〇，第974页。

[598][宋]朱长文，《墨池编》。收入于《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第967页。

[599]关于《越州石氏帖》的讨论可参见吕长生，《宋拓颜、柳、白、米四家法帖》，《文物》（1979年8月），第54—56页。顾学颉，《白居易所书诗书志石刻考释》，《文物》（1979年8月），第57—64页。吕长生，《越州石氏之谜》，《书法丛刊》（1994年3月），第26—35页。

[600]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1980），第18页。

[601]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三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第19页。

[602][清]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台北：汉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1），卷二，第185—191页。

[603][宋]桑世昌，《兰亭考》，收入于《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第609页。

[604][明]吴升，《大观录》（台北：汉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0），卷三，第283—285页。

[605][宋]无名氏，《道山清话》，收入《笔记小说大观》八编五册（台北：新兴书局，1975），第2845—2846页。

[606][元]虞集，《徽政院使张忠献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一七。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二〇七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第242页。

[607]史书关于张金界奴之记载相当有限，只有寥寥数语。参见《元史·张九思传》，卷一六九，第3981页。以及柯绍忞，《新元史·张九思传》（北京：中国书店，1988），卷一八六，第754页。

[608][清]王梓材、冯云濠辑，《宋元学案补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卷九二，第99页。

[609][明]尹梓等纂修，《丰县志》（国家图书馆藏隆庆三年刊万历间增补本），第41页。

[610]由《王著千文》后欧阳玄跋末题“跋袁侍御亨伯家所见，至正丁酉七月初吉”此句，得知袁涣于此年担任御史台侍御史。

[611][明]宋濂，《元故国子监祭酒孔公神道碑》中云：“（至正）十九年……公（孔克坚）及中丞袁涣诤曰……涣亦被劾去。”见《宋学士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卷六八，第1083页。

[612]以上四条见《元史·宰相年表》，卷一一三，第1858、1859、1860、2862页。

[613][明]权衡编辑，《庚申外史》卷一记载曰：“丁未，至正二十七年，扩廓增兵入关……朝廷因差左丞袁涣，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儿传旨，令两家息兵罢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由此知袁涣此年仍居中丞位。收入《笔记小说大观》四编四册（台北：新兴书局，1974），第2490页。

[614][元]虞集，《徽政院使张忠献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按宋濂于神道碑碑文中指出在洪武三年（1370年），孔克坚卒；十年后，其子孔希学以袁涣之状来请宋濂为其撰写神道碑文，故可知至洪武十三年，袁涣仍在世。

[615][元]欧阳玄，《永新龙母吴氏墓铭》，《圭斋文集》，卷十。收入《四库全书》第一二一〇册，第125页。

[616][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收入《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61页。

[617]那志良，《项子京及其印章》，《大陆杂志》十三卷八期，第22—26页。

[618][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收入《笔记小说大观》二十二编五册（台北：新兴书局，1978），第2748页。

[619][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收入《笔记小说大观》二十二编五册（台北：新兴书局，1978），第2748页。

[620]此表乃根据郑银淑，《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第209—211页之调查而成。

[621]此表乃根据郑银淑，《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第84页。

[622][清]吴其贞，《书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卷三，第319页。

[623][清]吴其贞，《书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第325—326页。

[624]关于高道素、高承埏父子二人生平，可参考清修《嘉兴府志》（台北：成文书局，1970），卷五一，第49—50、53—54页。

[625][清]朱彝尊，《前进士高公墓表》，《曝书亭乐》，卷七二。收入于《四库全书》第一三一八册，第456页。

[626][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九。收入《明代传记丛刊》第十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第44页。

[627][清]朱辰应，《高承埏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六一。收入《清代传记丛刊》第一八七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第344页。

[628]李敖，《中国艺术史一个断层的重建——周越墨迹研究》，《苏州大学学报》（苏州：苏州大学，1995），第三期，第72页。

[629][清]安岐，《墨缘汇观》（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第1—2页。

[630][宋]钱惟演，《玉堂逢辰录》，收入《笔记小说大观》三十八编五册（台北：新兴书局，1985），第2655页。

[631]关于溥仪将清宫收藏运出宫外之过程可参考：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第143—144页。溥佳，《1924年溥仪出宫前后琐记》，收于《文史参考资料选集》第三十五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49—250页。

[632]《赏溥杰书画目》，第11页。见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台中：国立故宫博物院，1954年据1934年本油印）。

[633]此表乃根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第三章第四节第133—147页之叙述所归纳而成。

[634]此表乃根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第508页。

[635]启功，《论书绝句》（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5），第130页。

[636]李敖，《中国艺术史一个断层的重建——周越墨迹研究》，《苏州大学学报》（苏州：苏州大学，1995），第三期，第69页。

[637][明]顾复，《平生壮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卷二，第6—8页。

[638]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1980），第18页。

[639]关于高道素、高承埏父子二人生平，可参考清修《嘉兴府志》（台北：成文书局，1970），卷五一，第19页。

[640][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一〇四，第1750页。

[641]《宣和书谱》，卷一九。收入《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第56页。

[642][宋]苏轼，《六观堂老人草书诗一首》，《苏东坡全集》（台北：世界书局，1974），第466页。

[643][宋]黄庭坚，《跋周子发帖》，《山谷题跋》，卷九。收入《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720页。

[644]李敖，《中国艺术史一个断层的重建——周越墨迹研究》，《苏州大学学报》（苏州：苏州大学，1995），第三期，第69页。

[645][宋]米芾，《海岳名言》。

[646][清]安岐，《墨缘汇观》（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第1—2页。

[647]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1980）。《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卷七，第698页。

[648]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1980）。《跋与徐德修草书后》，卷六，第689页。

[649][明]张丑，《真迹日录》。收入《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415页。

[650][宋]苏轼，《评草书》，《东坡题跋》，卷四。收入《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629页。

[651][宋]米芾，《画史》。收入《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983页。

[652][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第21页。见《陆放翁全集》（台北：世界书局，1961）。

[653]李敖，《中国艺术史一个断层的重建——周越墨迹研究》，《苏州大学学报》（苏州：苏州大学，1995），第三期，第69页。

[654]于敏中语。

[655][清]冯班，《钝吟书要》。收入《清人书学论著》（台北：世界书局，1962），第3—4页。

[656][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二编二册（台北：新兴书局，1978），卷一〇，第832页。

[657][宋]蔡襄，《观宋中道家藏书画》，《端明集》，卷二。收入《四库全书》第一〇九〇册，第356页。

[658][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一〇。收入于《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第975页。

[659]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1980），第18页。《跋蔡君谟帖》，卷五，第691页。

[660]此处引自[宋]董史，《皇宋书录》中篇。收入《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第635页。

[661][宋]米芾，《海岳名言》。《跋君谟飞白》，卷四，第628页。

[662][宋]米芾，《海岳名言》。《评杨氏所藏欧蔡书》，卷四，第630页。

[663][宋]米芾，《海岳名言》。《杂评》，卷四，第630页。

[664][清]刘熙载，《书概》，《艺概》（台北：广文书局，1964），卷五，第16页。

[665][宋]欧阳修，《笔说》。见《欧阳修全集》，第1046页。

[666][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四。收入《笔记小说大观》四十三编三册（台北：新兴书局，1986），第787页。

[667][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四。收入《四部丛刊正编》第六十二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第905页。

[668]据《赵魏公楷书洛神赋》后袁泰跋语，书于至治三年（1323年）。见《郁氏书画题跋记》，卷八之著录，收入《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729—730页。

[669][元]陶宗仪，涵芬楼百卷本《说郛》（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据涵芬楼藏明钞本影印，卷七八，第1125页。

[670]宛委山堂百二十卷本《说郛》，据台大图书馆藏清顺治三年（1646年）李际期宛委山堂刊本，卷八六。与《四库全书》本相互对照，第八八一册，第37—38页。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李敖快意恩仇录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自序

陆根纪——漂洋过海，乃怀陆根，我虽不往，一往情深。

小寒纪——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大寒纪——一身惨绿，四境深蓝，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投笔纪——虽云从戎，却未投笔，军中黑暗，我来掀底。

委蜕纪——委蜕大难，最近高楼，虽被三振，不肯暴投。

星火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白露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根株纪——种桑江边，根株沧海，求仁得仁，大屌不甩。

殷鉴纪——殷鉴不远，就在夏后，把神拆穿，把人看透。

东郭纪——狼是东郭，东郭是狼，如此丑陋，谁敢帮忙。

彭尸纪——道亦有道，彭尸第三，见色忘友，见洞就钻。

寒武纪——刀光剑影，寒武袭人，软禁硬汉，恶客盈门。

三叠纪——牢门一入，只见三叠，情人再见，生死永诀。

梦遗纪——梦遗处处，后遗无穷，云雨方罢，烟雨蒙蒙。

猪猡纪——既见侏罗，又见猪猡，屠刀不放，照样成佛。

闹衙纪——一代大侠，放刁闹衙，民国不见，只见中华。

宣淫纪——男女不防，颠倒阴阳，宣淫有理，我为卿狂。

志留纪——胸怀大陆，志留台湾，露骨卡好，何必盖棺。

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

自序

猫狗谚

再会呀，鳄鱼呀！

纸上谈钱

喊一声“芝麻开门！”就行了

头头大观

指教

理发匠就是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就是理发匠

送礼·向厕所跑

你羊我就马，你马我就羊

打老虎秘诀

你送神像我搭台

千年王八万年龟

不飞的鸟

你杀鹅我就杀鸡

原子弹与沉鱼落雁

他所有的鹅都是天鹅

麻是麻烦，可是不会生胃病

破锅有烂灶、李大有张嫂

情人与天使

看那熊相

为什么还叫别人是姥姥？

苍蝇的老婆最多

英文回文·中文回文

关于脖子的种种

眼睛有时候会上当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老鼠不信任一个洞

说姓道名

猫头鹰为什么跟在智慧女神屁股后面？

狼来了！狼来了！

谁先完蛋？

猴相

从人猿到猿人

蘑菇个没完

非驴非马

骑小马·回台湾

鸽子·囮子·呆子

斗出自大来

谁在瞎忙？

运动道德吗？

小文十岁生日歌

生日与十二宫图

林肯·栗子·笑

“浪费蜡烛去找针”

坐牢的名人

水肉·水月·影子戏

怪签名

你看中国人分得多细

天上天堂与人间天堂

猫抓耗子法案

谈年论孝

“爸”·“爹”·“妈”

木字头的

踏脚石与马铃薯

我讨厌日本

从达·芬奇到蒲公英

瞎子可以摸出象来

彼得·潘·潘彼得

记印度

萨摩亚与自挽诗

素食种种

专门吃大鱼

“海外人鱼”

他们六个

从鸭嘴兽到水獭

“那么让他们吃饼嘛！”

嘴含一根草

我的本领就是臭

飞上枝头看飞枝

古国神游

“古希腊的辉煌”

“古罗马的壮丽”

波澜N多的波兰

登天梯

中国性研究

中国性研究

中国命研究

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胡适与我

为自由招魂

为自由招魂

为历史拨云

为文学开窗

附录《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分类总目

李敖回忆录

自序

哈尔滨 （1935-1937·一到二岁）

北京·太原 （1937-1948·二到十三岁）

上海 （1948-1949·十三到十四岁）

台中 （1949-1954·十四到十九岁）

台大 （1954-1959·十九到二十四岁）

军队 （1959-1961·二十四到二十六岁）

山居 （1961-1962·二十六到二十七岁）

文献会 （1962-1963·二十七到二十八岁）

《文星》 （1962-1966·二十七到三十一岁）

星沉 （1966-1970·三十一到三十五岁）

软禁 （1970-1971·三十五到三十六岁）

监狱 （1971-1976·三十六到四十一岁）

隐居 （1976-1979·四十一到四十四岁）

复出 （1979-1981·四十四到四十六岁）

“二进宫” （1981-1982·四十六岁）

笔伐 （1982-1992·四十七到五十七岁）

口诛 （1993—五十八岁至今）

前程 （1997—六十二岁以后）

蒋介石评传（上下册）

第一章 发迹以前

第二章 粤海波澜多

第三章 枪杆子出政权

第四章 内斗内行

第五章 金陵梦魇

第六章 被迫抗战

第七章 蜀中无大将

第八章 还都前后

第九章 打不过毛泽东

第十章 作弄李宗仁

第十一章 孤岛上的父与子

第十二章 朝代的终结

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汪荣祖

蒋介石的真面目

胡适研究

胡适研究

胡适评传

北京法源寺

大陆新版序

大陆版引言

楔子——神秘的棺材

第一章 悯忠寺

第二章 寂寞余花

第三章 “休怀粉身念”

第四章 西太后

第五章 康进士

第六章 皇帝

第七章 回向

第八章 大刀王五

第九章 戊戌政变

第十章 抢救

第十一章 舍生

第十二章 从监牢到法场

第十三章 他们都死了

第十四章 “明月几时有”

第十五章 古刹重逢

尾声——掘坟

我写《北京法源寺》

传统下的独白

传统下的独白

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艺术新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