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作者

（以姓氏拼音为序）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陈进金 东华大学历史系 花莲

陈谦平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南京

冯筱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黄道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黄自进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

金以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李培德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 香港

廖大伟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林美莉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

林桶法 辅仁大学历史系 台北

刘维开 政治大学历史系 台北

邵铭煌 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 台北

唐启华 东海大学历史系 台中

陶飞亚 上海大学历史系 上海

汪朝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王奇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

吴翎君 东华大学历史系 花莲

谢国兴 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 台北

忻平 上海大学历史系 上海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

杨维真 中正大学历史系 嘉义

张瑞德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

章清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

郑大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郑会欣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香港

卓遵宏 “国史馆” 台北

目录

- 序一

- 序二

- 第一章 辛亥革命：“低烈度”与大业绩

- 一 大风暴的偶然与必然

- 二 革命的情势与理性的革命

- 三 革命的世界性和现代性

- 第二章 北洋政治的“乱”与“治”

- 一 制度建构：根本法的炮制与“法统”之争

- 二 取舍变化：国会及政党的建构与解构

- 三 重心失却：北洋军政体系的解构与重建

- 四 分合诉求：地方与中央的治权之争

- 第三章 北洋外交的成败

- 一 北洋时期的外交

- 二 北洋政府修约交涉与成果

- 第四章 训政框架下的国民政府

- 一 训政体制的建立

- 二 中央制度的演变

- 三 党政关系的发展

- 四 从训政到宪政

- 第五章 国民党的派系与内争

- 一 国民党派系的结构特点

- 二 北伐前国民党的地域性

- 三 党治与派系：继承权的正统之争

- 四 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角逐

- 五 派系党化：蒋介石领袖地位的巩固

- 第六章 国民革命军的制度与战力

- 一 黄埔建军

- 二 军队政治工作

- 三 最高统帅

- 四 高级军官

- 五 中下级军官

- 六 士兵

- 七 情报

- 八 部队训练

- 九 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

- 第七章 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

- 一 群众的号召与动员

- 二 政治生态环境

- 三 农运讲习所与特派员机制

- 四 乡土社会的多元分化与农运的复杂面相

- 五 血缘与地缘：阻力亦助力

- 六 乡村权势争夺与斗争性动员

- 七 从“运动”群众到群众“运动”

- 第八章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源流

- 一 地权的悖论

- 二 公田问题

- 三 农民负担与农民生活

- 四 革命源流的可能解说

- 第九章 国共分合的背景、经过与原因

- 一 国共分合的背景

- 二 早期国民革命的成功之道

- 三 中共阶级革命的严重挫折

- 四 抗战中国共两党的再度较量

- 五 战后国共命运转换的内外因素

- 六 国共分合的内外动因与结局

- 第十章 战前蒋介石与中共、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

- 一 从友变敌

- 二 反共抚日

- 三 联共反日

- 第十一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 一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 二 日本扩大侵略与中国的全面抗战

- 三 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融合

- 四 战后审判及战后问题的处理

- 第十二章 战时外交：从苦撑待变到大国擘画

- 一 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 二 反轴心国政策的明晰与推动美英援华制日

- 三 大国地位的争取与确立

- 四 战后版图的构想与实践

- 第十三章 汪精卫政权登场与落幕

- 一 恶邻入侵 制造异形组织

- 二 抗战洪潮中的暗涛

- 三 汪精卫逆流而行

- 四 陷“都”重见“国民政府”

- 五 汪记政权坐困愁城

- 六 树倒猢狲散

- 第十四章 国民党统治的衰颓

- 一 “行宪”引发的政治乱局

- 二 币改造成的经济崩溃

- 三 决定性的淮海（徐蚌）会战

- 第十五章 国民党大陆统治的瓦解及其退台

- 一 国民党失去大陆的缘由

- 二 黄金与重要文物迁台

- 三 撤退来台及重起炉灶

- 第十六章 善后大借款析论：民国财政的奠基与民族主义的激荡

- 一 借款为立国之本

- 二 突破网罗的中外攻防

- 三 现实困境与历史记忆的叠合

- 四 民族情绪之挑起

- 五 各有所得的赛局

- 第十七章 从银元到法币：民国币制演进

- 一 银元时代的降临：废两改元

- 二 白银危机与法币制度的建立

- 三 法币盛极而衰终至崩溃

- 四 法币制度的历史地位

- 第十八章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变迁：以官商互动为中心

- 一 晚清近代银行业的兴起

- 二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银行业的发展

-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银行业的新动向

- 四 抗战时期及战后银行业的国家资本化

- 第十九章 阶级和职业：1930—1940年代上海银行界的政治和经济动态

- 一 上海银行界研究概论

- 二 1930年代上海银行业职员阶级的形成

- 三 1930年代上海的投机风气与社会问题

- 四 上海银行职员的舞弊问题和解决方法

- 五 中国共产党对上海银行界的统战

- 六 1949年后国民党对在港上海银行家的控制

- 七 国共之争中的上海银行界

- 第二十章 官僚资本与“官办商行”

- 一 “官僚资本”溯源

- 二 官僚资本的发生和发展

- 三 官僚资本成为众矢之的

- 四 国家资本抑或官僚资本

- 五 “官办商行”的个案研究

- 六 “官办商行”的特点

- 七 官僚资本研究概论

- 第二十一章 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的考察

- 一 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 二 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议题

- 三 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之评析

- 第二十二章 党国体制肇建与商民运动之兴衰

- 一 国民党改组与商民运动的发起

- 二 商民运动与国共势力的竞争

- 三 商民运动的发展及其内部问题

- 四 商民协会被取消与商民运动的中止

- 第二十三章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 一 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 二 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及成效

- 三 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评价

- 第二十四章 寻找富强之路：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观察

- 一 近代中国教育的演进

- 二 传统与西潮：清朝末年的新教育

- 三 启蒙与救亡：民国初年的新思潮

- 四 控制与建设：抗战前的党化教育

- 五 坚持与对抗：战时教育及其争论

- 第二十五章 由“学战”到“思想战”：民国时期的思想与学术

- 一 由“学战”到“思想战”：“思想界”具有的象征意义

- 二 书局·报章与大学：思想学术的载体

- 三 游走于新式传播媒介：读书人的“生意经”

- 四 政治·思想·学术

- 五 民国思想与学术流变之余论

- 第二十六章 信仰与社会：民国时期的宗教变动

- 一 民国初期的宗教格局

- 二 从神道设教到信仰自由

- 三 新思潮与宗教：非宗教运动与非基运动

- 四 政党与宗教

- 五 宗教自身的变革

- 六 宗教的社会影响

- 第二十七章 现代性与民国城市日常生活

- 一 城市日常生活的现代意义

- 二 民国市政的近代化

- 三 民国城市日常消费

- 四 民国的城市社会问题

- 五 民国城市的精神世界

- 第二十八章 民国时期的边海疆交涉

- 一 辛亥革命与多民族国民国家的认同

- 二 北京政府维系疆域的艰难努力

- 三 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动荡与危机

- 四 雅尔塔密约与战后中国版图的确定

- 五 中缅边境交涉

- 六 南海诸岛主权之回归

- 第二十九章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双重奏

- 一 云南与中央关系的演进

- 二 翊赞中央：蔡锷时期（1911—1913）

- 三 独立竞逐：唐继尧时期（1913—1927）

- 四 羁縻控制：龙云时期（1928—1945）

- 五 决裂终结：卢汉时期（1945—1949）

- 六 云南所见之央地关系的意义

- 第三十章 祖国去来：日本统治与光复初期台湾人的两岸往来

- 一 台湾人往来两岸的历史背景

- 二 殖民体验与祖国想象

- 三 来去祖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与体悟

- 四 重回祖国怀抱：期待、实践与挫折

- 参考文献

- 人名索引

- 后记

序一

王建朗

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近代。我们常说的中国近代，起于1840年，迄于1949年，几近110年的时间，在中国有文字以来的漫长的历史中，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然而这百年之变，却是前所未有之巨大，它改变中国发展进程，调整中国发展方向，影响既深且巨，其波澜之余浪及今仍未平息。

如此波澜迭起的近代史，演绎出不同的解读，就毫不奇怪了。即使在大陆学者的笔下，也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近代史。悲情与豪情、苦闷彷徨与探索争辩以不同的方式流淌于研究者的笔端，海峡两岸的史家对于近代史认知的差距则更曾有天壤之别。随着这段历史的远去（距离是观察者保持客观的重要前提）与时代的进步，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密切，两岸对于近代史的认识在不断接近。在高频率的交流中，了解、借鉴与吸收彼岸的学术成果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必备前提，两岸学术交流与交融达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说，“学术自由行”早已成为两岸学术交流的常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考虑由两岸学者共同撰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全面展示两岸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思考和成果。我们的设想获得了两岸学者的积极响应。《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采取专题架构，约请活跃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卓有研究的学者各自承担其专长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担了该书的组织工作。值此《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付梓之际，略陈陋见一二，以为序。

一

经历了“康乾盛世”后的中国是在一种漫不经心中进入近代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起初并不像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异族武装大规模入侵中原那样急迫。在统治者看来，似乎无非是利益之争、贸易之争，进而有些“边衅”而已。然而，在国门被不情愿地打开再打开之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中国将要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

近代中国所闯入的外来者具有两重性：其一，它是入侵者，它对中国权益的不断侵犯和夺取，使中国失去了诸多主权，失去了独立与平等地位；其二，它是较农业文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的传入者。历史上，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中原文明曾经多次同化了征服者。而此次，面对着更高发展阶段的文明，中国社会丧失了数千年来未曾丧失的文化优越感，面临着如何向入侵者学习的问题。

简单说来，近代中国主要在做两件事：一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要行走的历程，向外部世界学习则是后进国家的必经之路；二是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中国在原有的地区性国际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近代以来逐渐沦落为一个失去诸多主权的弱国，中国要努力恢复平等地位，这一过程并非每个国家所必经。这两件事中，原应以第一件事为根本，为要务。但在近代中国（也不限于中国，若干后进国家也经历了这一过程），这两件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第二件事成为第一件事的前提条件，不解决好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无从做好。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努力去做第二件事竟成为历史发展主线，争取国家的独立平等被置于比争取社会发展更为优先的地位。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屡战屡败使清政府意识到了中外军力的差距。江宁条约及其后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经历了入主中原以来未曾有过的屈辱。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危机，主张睁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这样的呼声并未撼动社会，撼动中枢。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除了在几个口岸增设了租界，增加了一些经商的洋人和布道的传教士外，中国社会并没有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和危机，也没有产生只有在危机之下才能出现的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强烈诉求。中国社会基本上仍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节奏缓慢地发展着。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了中国猛烈一击。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因其战场偏于南方，且毕竟朝廷未以全力与之死拼，其结果尚不足以警醒国人的话，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抵抗不可谓不英勇，然而却无法抵御只有2.5万人的英法远征军，这一事实迫使国人无法继续闭眼沉浸于往日的辉煌。承认技不如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已不只是少数人的认识。

在这前后，中国社会内部正经历着一场狂风暴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旧式农民战争在它谢幕式的演出中，再一次展现了农民战争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使一个已近末世的封建王朝的弱点充分地暴露出来。与旧时农民战争稍有不同的是，太平天国对西方宗教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改造，构建了自己的造反理论，并明确地宣布与传统文化体系为敌。太平天国甚至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资政新编》，尽管这个政纲看起来与太平天国体系格格不入，也并未付诸实施（或者说并无实施的可能），但它的提出终究显示出西风已经吹进了东方大国的不同角落。《资政新编》的超前性使同时代的士大夫阵营相形见绌，甚至令人纳闷，如此政纲何以能在此时的造反阵营出现？观察太平天国两大未能实现的政纲《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或许不必过于在意它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操作性。它的出现，犹如长夜中的一星火花，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平等的追求，对于现代的追求。遗憾的是，太平天国虽有火花闪现，但其实质与以往的农民战争并无太大不同，依然循着旧日农民战争的轨迹走向了败亡。

内忧外患之中，清政府终于走上了改革之路。这场改革运动的强有力的推动者正是那些在平定造反的战场上建立了战功的将领。一方面，他们在战场上深切地体验到现代武器的威力，发展近代工业是他们的合理选择与要求；另一方面，他们的战功也为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尽管不断面临着质疑与反对，但在这些务实且握有实权者的推动下，洋务运动还是拉开了帷幕，并一步步向前推进。

洋务运动经历了一个从“自强”到“求富”的发展过程，从最初兴办急用的军事工业到注意发展民用工业，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诚如李鸿章所说，“必先富而后能强”。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晚清似乎出现了重新振奋的新气象。社会的相对稳定、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升、新式海军的建成等，给当政者及相当一批人造成“中兴”之感，“同光中兴”之说应时而生。殊不知，危机正悄悄逼近。

洋务运动将自己的范围限定于“洋务”，而远离“洋制”。“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根本原则，体用之分的意识十分清晰：用可学取西洋技艺，体必坚持祖宗之制。几乎洋务运动一开始，中体西用论便已出现，可说是利弊兼存。在早期阶段，它是主张学习西方者的理论武器，为突破顽固派的反对，开展洋务运动提供了理由。当京师同文馆拟开设天文、算学馆并聘洋人教习西方科学时，便曾遭到守旧者的强烈反对，将引进西方科学上升到“用夷变夏”的高度，中体西用说则提供了可以抵御顽固派攻击的另一种解说。另一方面，中体西用说也为洋务运动的演进与深化设立了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这种局限更进一步地显现出来。

与中国同受西方压迫的日本，以断然之心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进行了比中国更为坚决更为广泛的改革，成效大显，很快就走到了中国这个昔日老师的前头。不幸的是，决心“脱亚入欧”的日本走上了一条扩张的道路，并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中国是它在东亚扩张不可绕过的障碍，只有打垮中国，才能成就其扩张之梦。当中国仍沉浸在中兴的虚假景象中时，日本已经开始了打垮中国的谋划。甲午一战，戳破了中兴的虚幻，国人痛定思痛，重新审视体用之说。

其实，在办理洋务过程中，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中体西用论的弊端。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1884年去世前留下的《遗折》中，言生前所不敢言，指出：“（西人）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1]

甲午战争被视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甲午战败后，更多的人终于意识到，仅仅限于器物层面的学习洋务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上要求变法的呼声四起。作为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应试举人，怀着历史传承的使命感，发出了变法的呼声。千余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史称“公车上书”，构成了戊戌变法的前奏。变法呼吁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响应，新式报刊、新式学堂、新式社团广为宣扬，一时蔚为风气，并终获朝廷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公车上书”及随后开展的变法宣传，冲破了传统社会对“士人干政”的禁令，开了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家事务的先河，20世纪绵延不绝且威力巨大的学生运动，可以说由此而发端。这一集体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也为其他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提供了示范。由此，对国家事务的议论走出了庙堂。

戊戌变法的实质是痛下决心以西人之法来取代祖宗之法。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呈了《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且毫不讳言变法若采鉴日本，一切已足。不幸，戊戌变法因诸种因素而未成功。主事者或流亡海外，或血溅闹市，光绪皇帝失去权力，处于软禁状态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曾经有所开放的社会出现了倒退，守旧与排外的思潮进一步发展。终于，在世纪之交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就民众而言，这虽说是一场自发的朴素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就朝廷和官府而言，却是一种愚蠢的无知的倒退行为。盲目的排外主义被纵容和鼓动起来，清政府同时对若干个世界一流国家宣战，将国家陷于劫难之中。战争的胜负毫无悬念，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除了接受有损国家主权的道歉、惩凶、驻军等条件外，仅是赔款一项，中国便要支付4.5亿两的白银。

经历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后，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呼声再起。清末新政拉开了大幕。1905年，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发布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说毫无成就，改革官制、修订律例、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谘议局资政院等，确有诸多进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会期待逐渐显现出巨大的落差。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建立起现代的君主立宪体制。而清政府的目标则相反，它期望通过改革，将过去模糊的无所不包的君权明确化、法制化。它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便显示了清廷的这一意图。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主将掌握颁行法律、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1911年5月，责任内阁建立。在清政府公布的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仅4人，这一责任内阁被时人讥称为“皇族内阁”。其内阁名单的出台，向社会公开了清廷皇族的集权之心，使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失去信心。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两次上书朝廷，指出由近支王公充当内阁总理大臣，不符立宪国通例，要求另选贤能，组织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但遭清廷申斥。

清政府如此拒绝改革，终于使立宪派抛弃幻想，走向清廷的对立面，而成为革命派的同路人。曾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的梁启超精辟地指出，是清廷制造了革命党，“伪改革者，革命之媒”，“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晚清的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与清廷的拒绝改革，使社会对革命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不解与反对转化为同情与期待。孙中山回忆说，当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视其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但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则多为其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

清末十年，围绕着中国应走革命还是改良的道路，革命派和改良派争论激烈，甚至彼此恶语相向。这一争论影响深远，以至百年之后革命与改良优劣之争依然余波不断。后来人可以而且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那一段历史，厘清革命与改良的纠结。至少，下列两点意见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革命与改良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立选择，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存有分歧。两者都主张扩大民权，但一个要限制君权，一个要彻底取消君权。应该看到，尽管革命派与立宪派争吵不断，但在全局上却存在互动互利关系。两者之间的论战，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开来。立宪派主导的国会请愿活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党人也对国会请愿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给予了声援和支持。

其二，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愿望。对于社会的转型，一般而言，改良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因此，以改良为首要选择、避免公开的暴力对抗应为常情。可以说，改良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暴力革命则是非常态。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是不依据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的，它完全取决于社会矛盾的发展状态。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

由于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只是等待着有人出来登高一呼。

辛亥之年，武昌首义，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数月之间，江山易色。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再到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短短的四个月中，并没有经过特别重大的战役，清廷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清廷的统治根基早已松散。

二

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建立了当时在世界上还不多见的共和政体，中国成为亚洲唯一的共和国，成为世界上继美、法之后第三个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大国。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场革命，又无论这一革命本身具有怎样的不成熟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辛亥革命都是一件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屡见不鲜，短或数年、数十年，长或数百年，然周而复始，无非是王朝易姓而已。辛亥革命所终结的，不仅仅是一个王朝，更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一个长达数千年的王朝时代。

辛亥革命后六年间，两次帝制复辟来去匆匆，一方面显示了专制思想的顽固性，一方面也告诉人们，封建帝制确实被扫进了垃圾堆，民主取代君主，成为社会不可挑战的共识。此前数十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提倡无君无父的民主，简直是大逆不道。即使在十余年前，在先进的中国人中，能否实施民主也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的变化竟是如此之迅速。

共和制度并不是一帖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民国初建，并未立时给中国社会带来稳定，带来繁荣，甚而接引了一个持续的政治动荡时期，但它开辟了在专制制度下难以出现的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则是无可置疑的。从思想到制度的大解放，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研究表明，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并非像以前所描述的那样黑暗和低效。尽管这一时期呈现出转型期的动荡不安，但还是出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期思想与学术的百家争鸣，则更是常常为后世所称道。

辛亥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由“宫廷政治”向“议会政治”的转向。然而，这一转向未能成功。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持续动荡后，人们对议会政治失去了信心，转而寻求更具效率的政治体制。于是，一个融合了传统因素与现代政治观念、融合了中国因素与外国范例的政治方式产生了。1920年代，一种新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政党政治”出现了，由“议会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转向由此而发生。接受了苏俄理念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政党并不是作为一个选举组织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有着严格纪律的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而存在。这种政党一出现，便显示了它与众不同的整合能量，开始主导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并实行国共合作，到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短短数年间，新型政党显示了它强大的作战力。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方面，展现出巨大的能量。作为一个有信仰有主义的政党，它在动员社会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非凡能力。中国由此而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治国或政党革命的道路，政党（或作为政党领袖的个人）在国家事务中成为中心角色。

人们常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民众之所以能接受马列主义，接受苏俄道路，不只在于苏俄政权的示范，还在于西方列强的冷漠。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主动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在中国取得的若干特权，三次对华宣言展示了苏俄外交的公开性与正义性，获得中国社会的欢呼。人们认为苏俄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应该走苏俄的道路。与英美法冷漠对待中国恢复国家主权的要求相比，苏俄主动放弃不平等特权的宣言表现出了他们同情弱小民族的姿态，对比十分强烈。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孙中山在求助于英美援助而不可得时，把目光转移到苏俄身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国共合作的形成，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走向。

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也经历着一场变革。民国的建立，并未能即刻缓解中国外交的困境，并继续延续着晚清外交的某些惯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列强在欧洲作战的机会在东方采取行动，借口对德宣战占领了中国胶东半岛，在此基础上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北京政府不得不签署了一系列“民四条约”。这是进入民国后所订立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给了中国外交一个缓慢抬头的机会，这个机会之源便是中国的参战。对于参战与否，中国内部产生了很大的争议，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之类的闹剧。最终，北京政府决定对德宣战。通过宣战，中国废除了与德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德国在华治外法权，德国在华军队也被解除武装。宣战还使中国获得了以战胜国身份参加战后和会的机会。宣布参战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地参与世界事务，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转向主动参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意义重大。

对战后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和民众都怀有较高期待。中国不仅要求收回德国的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特权，还要求废除中国与日本签订的“民四条约”，废除列强在华享有的若干不平等特权。但和会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就连收回德国租借地这样的基本要求也未被和会所接受。巴黎和会的这一消息传回国内后，引起轩然大波，激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这一大声说“不”的举动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十分罕见，它摆脱了以往中国外交始争终让的规律。在此后召开的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再次提出废除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虽未能如中国所愿，但它触发了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对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5年，北京政府发起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修约活动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召开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这样的多边会议，一是与单个国家展开双边交涉。关税会议初步达成协议，列强同意中国在1929年实现关税自主，中国政府承诺取消厘金制度。但关税会议进行之时，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会议遂不了了之。法权会议则未有进展。会议对中国司法状况进行了调查，认为中国的司法状况不如人意，须待中国现代司法制度比较完善时方可讨论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条约到期国家发出照会，要求订立平等新约。在修约谈判中，面对抵制与拖延，北京政府曾单方面宣布废除与比利时、西班牙的条约。中国敢于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

当北京政府致力于通过谈判来修订不平等条约之时，南方的革命政府已经走得更远。孙中山改行联俄外交后，确立了反帝外交政策。孙中山去世后，国共合作的广州政府于1926年发起了北伐战争。北京政府此时开展的修约外交在南方政府看来远远不够。他们认为不平等条约不应该谈判修订而应该直接宣告废除，应断然实行“革命外交”。南方政府提出了两大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列强”，采取了比北方政府激进的外交方针。以群众运动为前导，以北伐军部队为后盾，汉口、九江的英租界通过街头冲突、中国军警开进、谈判解决的三部曲而收回。在镇江，英国在北伐军到来之时主动提出交还镇江英租界。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进行之时，国共合作的革命阵营发生分裂。以四一二政变为标志，国民党发起“清党”运动，将昔日的盟友推向血泊之中。共产党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从城市到乡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国内战争。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促使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攸关民族存亡的危机面前，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别承担起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尽管抗战期间国共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很严重的军事冲突，但国共合作大局仍得以维持，这为中国抗战能够坚持下去提供了基本保证。

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抗战前期，中国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促使德国保持了一段时期的中立，从而继续获得德国的军事物资，促使苏联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对华援助，促使战争初期保持中立的英美逐步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中国两度派出远征部队入缅作战，最终解放了缅北大片地区。中国积极支持邻国的抗日活动，成为朝鲜和越南抗日力量的庇护所和大本营。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积极参与战时问题的讨论和战后秩序的设计，为创立联合国和建立公平合理的战后秩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抗日战争不只是一场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还是一场更广泛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战争。经此一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中国不仅废除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享有平等地位的国家，还担任了新成立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成为对国际事务享有重要发言权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长久徘徊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抗日战争使中国重返中心舞台。这样的巨大变化，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在战争爆发前也是难以想象的。

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内政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政治格局在战争中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埋下了变革的种子。全面抵抗战争，迫使国民党实际上开放党禁，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各民主政团也得以开展活动。抗战中发生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尤其是第二次运动，浪卷朝野，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在城市，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在工商阶层，实行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各界的共同要求。可以说，到抗战后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崩塌，继续实施专制统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于是，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的民主协商制度时，社会充满着期待。抗战已经为此后的政局变化做好了思想观念和舆论上的准备。抗日战争开启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大门，这扇大门一旦打开，国民党已无力再行关闭。

在抗战前期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期，中美关系有极大改进，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中国也成为美国的重要伙伴。然而，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中国，它更多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的黑暗面，对国民党日益失望。对抗战后期的民主运动，美国持一定程度的同情、肯定与支持态度，并一再敦促国民党政府做出响应。史迪威事件是中美矛盾发展的集中体现，一位上将级将领被盟国“驱逐”，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了缓和矛盾，美国做了妥协和退让，召回了史迪威。然而，美国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失望是深入骨髓的。一个为维护统治而拒绝改革的顽固形象已深深地刻在美国人的心中。这对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的坚定程度，不能不产生消极影响。

战后，美国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奉命来华，试图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尽管马歇尔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他最终仍无功而返，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为了对抗苏联，阻止中国共产党获胜，美国选择支持国民党。然而，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国民党难挽颓势，最终在国共较量中败下阵来。

抗战结束之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貌似仍占有巨大的优势，何以战后短短的三四年中国共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如此迅速地夺取全国性胜利？人们对此有着不同角度的探讨，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不可忽略：民心所向。当成千上万的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组成了浩荡的支前大军时，当成千上万的失去了希望的市民为温饱为自由而走上街头时，民心的指向已十分清晰。人心思变，人们向往着一个新制度的到来。

三

近代中国的巨变是在世界巨变中发生的。19世纪，西方列强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向世界扩张，向东方扩张。这是一个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纪，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被视为极为正常的规则，在列强的扩张浪潮中，古老而落后了的中国不幸成为其侵食对象，国家主权纷纷流失，国家地位一落千丈。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难的抗争，力图恢复失去的国家主权，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这一抗争绵延百年，最终，在一次国际秩序的大变动中，中国抓住了机会，恢复了平等地位，并获得新的大国地位。

如何面对外部世界一直是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列强是入侵者，又是先进文明的传入者，排拒还是学习，一直是中国人争论不休的话题。屈辱的经历，使包藏亡我之祸心的异族形象长久地存在于数代中国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在与入侵者的斗争中，在向西方文明的学习中，中国改造了自己，走上了一条既与自己的过去不同又与外国有别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曾有学者以“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来概括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或许是我们从近代历史中获得的极为重要的教益。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同事汪朝光先生承担了本书的各种事务性工作，我虽列名为主编之一，但贡献甚少，在此谨向汪朝光先生表示特别的感谢。徐思彦女士为本书的编审和出版工作付出巨大努力，使本书得以高质量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二○一六年二月

[1] 何嗣焜编《张靖达公（树声）奏议》卷8，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第22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第559页。

序二

黄克武

这本书是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携手合作的一个心血结晶，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规划，并由大陆、台湾、香港学者撰稿，历经五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全书采取专题研究方式，类似西方的剑桥史之体例，大体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社会发展面向为纬，分章探讨清末民国时期最为关键的一些历史课题。全书共57章，是目前学界对于这些课题的归纳与总结，约略统计，其中大陆学者撰写34章、台湾学者撰写21章、香港学者撰写2章，为中文学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统展现。读者阅读此书，可以最有效地掌握学界最新的关于中国近代变迁的重要观点。

在时间断限上，本书从鸦片战争开始，描述了洋务与变法运动、立宪运动、清朝的覆灭、民国的肇建，乃至其后内忧外患之纷扰、国际关系之演变、内政外交之调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国共两党之发展，下至20世纪中叶而止。大致上包括了晚清史与1949年之前的民国史，也同时讨论了清季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至光复初期台湾人的“祖国经验”。结构上本书分为晚清卷与民国卷，每一卷又有上册与下册。上册依时序与事件勾勒历史发展之主轴，下册则包含了政治、社会、财政、经济、外交、宗教、生活世界与文化思想等诸多面向，因而同时包含了历史变迁与社会结构的两个面向。

此书名为“新”编中国近代史，主要希望能突破过去之窠臼，在历史论述上展现出新的特质。近年来因新史料之出现（如档案、报刊资料、日记与回忆录等）、新研究之进展、两岸的学术互动，以及对“研究典范”之反省，过去的不少成说都得以修正或重评。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的历史论述，各章均避免“以论代史”、“论在史先”，而能依据新的史料、以关键性的细节，平实地、客观地描述中国近代曲折、复杂之历程，其间既有革命历程之艰辛曲折，也有现代转型的逐渐开展。历史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演进过程，而是千回百转、多重面向的发展；历史中有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的对峙，但也不全是黑白分明、成王败寇之叙事。历史视野的开阔，造就了历史论述的变化。

历史未必是截然两分的。革命在现代中国的形塑之中曾被赋予历史的正当性与崇高感，然其反对者或对立面如“改良”者，在历史中也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意义。19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大陆学界开始重新评估中国近代史的各样问题和主题，“革命”与“改良”都被给予历史的合理定位，两者各有其成就与限制，也据此重新思索改良派思想家如严复、梁启超、杜亚泉、张謇等提出之“调适的智慧”，史家的史观逐渐走向多元化。

首先在晚清史部分，过去的主流论述是以革命党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此一观点环绕着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与革命党的革命事业，如何历经多次起义惨遭挫败最终在武昌起义后得到成功。这种论述强调革命党人之角色，忽略了革命党内部的分歧，尤其是湖南与江浙革命志士之地位，以及改革派（开明士绅）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更将清廷视为颟顸无能、一无是处的统治者。

新的历史视野并不忽略革命之重要，而是将革命置于长期多元发展、曲折角力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国人如何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走向近代，具体呈现出除了革命之外当时还有哪些选择，以及为何最后革命成为唯一的选择。本书所描述的辛亥革命不再是单一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军事行动与族群斗争，也不再争辩此一革命乃“资产阶级革命”或“全民革命”的问题，而是将之视为长期酝酿的思想动员、社会动员的结果。其中道咸以来如魏源、徐继畬等趋新士人与马礼逊、傅兰雅等欧美传教士对西方地理、历史、思想、政体之引介，新学书刊之翻译，立宪派报刊对思想启蒙、国家想象与政治改革之提倡，乃至清廷的改革措施如科举废除、新政等所造成的结构性的影响等，这些因素与革命派的努力相交错，使人们敢于构思一个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新体制，而“践行政治民主化”。由此观之，各种因素有如积涓滴而成之洪流，方导致革命之成功。同时清廷也不再全是革命宣传中的“颟顸”、“腐败”与“缺乏改革诚意”之形象，而是努力肆应、积极变革，却因“小政府”的格局与心态，在新政期间企图有大作为而触发“结构性”的困境，在缺乏体制变革与伦理更新之下，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本书对于清廷与立宪派的研究与重新评估，与过去对两者所做完全负面的道德判断显然有别。

本书的主体结构虽分为晚清与1949年前的民国两个部分，然多位学者均意识到两者非断为两截，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连带关系。无论是从王德威所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还是从张灏提出的“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期”的观点来探究思想与社会的变迁，都强调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关系，以及新因素与旧根底如何交融互释，从而开创出一番新的局面。从晚清到民国思想界的趋新或守旧、行动界的保守或进取，都要利用新式报刊、学校、结社等来做宣传。

以民族意识来说，中国传统主张华夏夷狄之辨的“族类思想”（亦即《左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同时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之元素，成为革命党“黄帝”形象与康有为“孔子”形象之根基。前者发展成革命党以汉族为中心种族革命之象征符号，以此推动反满大业；后者则凝聚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团结诸民族以成一大“国民国家”的理想，以此融合满汉。辛亥革命最后以高举种族革命之大旗获得国人认同而竟其功，然而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人立即一改种族革命之初心，宣示“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复又制定约法、召开国会，此一做法大体上仍承袭梁启超等人“政治民族主义”的未竟之业。民族主义从建立单一的汉人政权向建立以五族共和为主体的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不过民族问题在民国初年以后的内外环境中未得完全妥善的解决，其后各种争端继续出现，如何既尊重多元又能维系一体，以抟成“共和”，成为新的问题与挑战。

民族主义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追求“民族国家”之建立，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一个关键因素。传统中国的族类观念虽提供了民族思想之基础，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出现却主要依赖从古代以朝贡制度为主之天下秩序转移到以国际公法、世界格局为主之国家体制。亦即“天下观之破灭”和“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改变”，国人逐渐建立起“反帝救亡”、“捍卫主权”的现代国家观念，并以契约、参与等民主思想与选举机制改造传统君臣尊卑观念，重构国家与国民之关系。辛亥革命所促成“帝制”到“共和”的转变即体现了此一现代民族国家之追求。此一转变极为复杂，有思想文化的面向，政治外交的面向，亦有财政金融的面向。革命爆发后，经由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和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的南北议和，促成和平的政权转移，其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主政，为解决共和肇建之困局，在唐绍仪、熊希龄和周学熙等人的主持下，进行与国际银行团协商筹借外债工作。此次所谓“第一次善后大借款”，解决了推翻清朝之后共和国的国际外交承认问题，也为北京政府处理后续对外赔偿及整编内政提供了理财基础。此后以革命方式建立之民国，在“政府”与“国家”两方面建立起从清朝至民国之继承关系，才能逐渐站稳脚跟。不过借款过程中列强的强势作为则埋下五四以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情绪。对内而言，民族主义则影响到此后不同政治势力之消长，“谁最有能力调动最大多数社会力量，谁就更容易统一中国；谁能有效地统一中国，成就民族独立，谁往往也就最容易受到历史的青睐”。

在经济发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晚清与民国的连续性。晚清以来虽在农、商、工业等方面有所进展，然因幅员广大，人口与区域发展之不均衡（19世纪初年9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1/3左右的地方，约90%农村人口而10%为城市人口），形成“双元经济”。其后，由于革命动荡、内战不断，中国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而使双元经济的情况有所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到了抗战时期，全国精华地区的沦陷，使政府更难负荷战时的财政负担，虽赖国际援助而苏困，但战时及战后通货膨胀亦随之爆发。双元经济问题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同时，究竟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提高生产，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宏观调控并解决分配，也成为反复思虑的核心关怀。

在民国史方面本书也和晚清史一样，避免过去单一的论述模式和叙事路径。首先是对北洋时期的重新评估，这是最近十多年来史学界提出的新观点。书中有几章讨论北洋政府时期，或谈内政中的乱与治，或谈外交。这几章都改变了过去将北洋视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其间外患频仍，内乱不断，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刻板印象。在内政方面，北洋时期虽有乱，亦有治，其中尤其体现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上”，在“自治”和“联治”的冲击下，统一的中央政权受到冲击。然而这种冲击，却又为政治家在另外的政治框架内寻求国家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北洋政府是被“联治”运动及其内部之分裂所打倒的。因此“联省自治”的“分”反倒成为国民党走向新的统一的促成因素。北洋时期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就也包括司法方面的改革。近年来有关北洋时期直隶、江苏、浙江等地方的研究显示，各地分权制衡体制之设立、司法独立之追求，如法官、法院制度之建立等，跨出司法近代化的一步。这些现象显示北洋之乱虽毋庸置疑，然北洋之治也是客观存在的。北洋时期在外交方面也有较突出的表现，不但外交官具有专业素质，其“修约外交”尤具正面之贡献，与广州政府“废约”的努力同样重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观察，近代中国外交主要目标是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恢复中国主权完整及国际地位平等，“修约”与“废约”都是达成此一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路线，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废约”则走政治路线，诉诸革命及民意摆脱旧约束缚，两者相辅相成。总之，北洋政府利用外交和国际法的合法手段，力图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应予肯定。

民国史之中国共发展与抗战等议题一直难以避免各种偏见，两岸各自主导一类型之论述。本书则主要依赖史实做深度的描写、分析与比较。其中国民党史部分主要由台湾学者负责，少数由大陆学者撰写，共产党史部分则由大陆学者操刀，其观点相互补足，而拼成一个较为公允而完整之历史图像。这样的合作方式与近年来两岸学者组成研究团队研究蒋介石的经验也相符合。虽双方学者均依史料来撰述，然台湾学者更能呈现蒋的成功之处，大陆学者则更能客观分析蒋的派系属性，发掘蒋的个性与统治缺失之处，因而相互补足各自可能有的局限。

抗战史方面也是如此，大陆学者肯定蒋介石在对日抗战中的贡献，坚持了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在正面战场抵御日军，并取得最终之胜利，收回台湾、澎湖与南海诸岛，恢复了中国之版图。台湾学者也同意中共“提倡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时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在敌后游击战中牵制大量日军的成就。这样一来抗战的成功是中华民族各成员共同之成就，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众与海外各地中国侨胞也不缺席。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战后中国能跃居大国地位，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各国的肯定。

本书也从不同层面介绍了抗战至国共内战期间蒋介石、执政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表现，描述蒋汪、国共之分合，并剖析蒋最后遭到溃败之因素。以国方军队的发展来说，从黄埔军校开始模仿苏俄红军，建立党政制度与军队“标准化”，组成国民革命军，使其完成北伐，并在抗战之时抵御日军。其缺点则是军民关系之经营较为忽略，违纪扰民之事颇多，因而“在后勤补给、医药卫生方面，或是战地情报的搜集上，均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此一情况与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之成功形成对比。

抗战时期的对日和战问题及蒋介石、汪精卫分裂在本书中也予以详细着墨，分析汪如何误信日本有谋和诚意、误判中日双方之实力与国际局势，企图以和谈来解决中日问题而走上绝路；并注意到国共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外敌入侵之际，国人内部无法完全团结，彼此牵制，对局势之发展影响甚巨。

抗战也影响到国共势力之消长。抗战八年，因为种种原因，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被严重削弱，国民党中央的统治范围越缩越小，军心、战力日渐萎靡，各种内在矛盾遂逐渐滋生发酵并蔓延开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军事力量在战争中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中共军队向敌后农村拓展，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共开战后长期把对日抗战的工作重心放在创造根据地和发动群众两方面，在此基础上发展武装力量，使其政治影响力全面提升。

在国共内战期间，蒋介石又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遭遇重大挫折”，如“行宪”引发政治乱局与派系斗争，以金圆券取代法币之币制改革造成经济崩溃，并“激怒了中国民众”，而在币改失败的同时，其军队又在三大战役之中惨败，此后“国共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由强而弱，共产党由弱而强，国民党统治由衰颓而走向终结”，最终失去江山。这些描写与分析都是依据史实所做的中肯论断。

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是中国面对世界与走向共和的关键时代，其间内忧外患不断，私心与公义纠葛，政治团体或分或合，时而起高楼，时而楼塌了，这些经纬万端的风云变化是1949年后海峡两岸分途发展的重要原因。如何深入认识这一段史实，并借此观察现状与思索未来，是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未来的人应该思考的严肃课题。

本书的出现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它反映的不但是北京、台北两个近史所之间深厚的情谊，也是海峡两岸二十多年来学术互动的结果。两岸学者从陈三井先生所谓“境外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到“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再到今日“海峡春潮，从此千山可任行”，是一个很可喜的发展。的确，现在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顺畅，互动频繁。以往台湾学者去大陆较为方便，在台湾开放“自由行”之后，大陆学者来台也变得更为容易。中研院近史所每年都接待许多大陆学者来台访问、调阅民国档案、参与台湾学界的学术活动；在我所任教的大学每一学期都有许多大陆来台的交换学生选修我的课，在课堂上与台湾学生一样畅所欲言。这一种海峡两岸之间多层次、多方位的学术交流，让许多过去因海峡两岸的阻绝、因政治意识形态干扰、因个人党派立场而有的偏见及产生的误解，逐渐扫去。本书一面见证了两岸学者因交流而建立起共识，两岸史学由分而合的过程；同时也证实了近代史虽与现实纠葛，然它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社会科学的脚注。在历史学家努力找寻真相之下，本书提供读者一幅贴近真实的历史图像，也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一份重要贺礼。

二○一五年十一月

第一章 辛亥革命：“低烈度”与大业绩[1]

当历史跨入20世纪，清王朝的覆灭已经成为迟早的问题。本来就已是众矢之的，而贪婪与虚伪更让它变得回天无力。相反它的反对者愈挫愈勇，愈来愈强大，不断加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让革命变得义无反顾，成了20世纪开局的中国主旋律，以致利害两顾，各种势力也不得不顺势站队，以免与腐朽一起沉沦。大风暴行将到来，至于何时到来，何地先起，一时还难以预测。值得注意的是，当风暴卷起，大厦将倾之际，从它那里分过利益得过好处的列强却宣布“中立”，拒绝伸出援手，即便统治者内部也迅速纷生异心，众叛亲离，这一曾经虎虎生威的天朝终于走到历史尽头。走到这一步，归根结底在于皇权专制制度已经悖时没落，在于庙堂之上的那些人患得患失，私心过重。历史由过程中无数细枝节点演绎而成，每个节点、每次演绎和每段过程，都是奔向那一结果大大小小的累积与汇流。

辛亥革命绝非简单的旧式革命，它有欧美式的坐标和现代化的成分，因此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辛亥革命强调暴力，坚持暴力，但暴力的程度并非想象得那么激烈，那么死板，相反辛亥革命在实行暴力的同时，实际上对分寸、阶段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也就是说它对为什么实行暴力有所考量，并且在实行过程中富有理性。因为问题错综复杂，关系到方方面面，比如对胜与败的理解，破与立的转换，局部与大局的处理，效果与成本的比较，目标与可能性的衡量，革命与列强态度的变化，内部凝聚与动力保持问题等，应该说革命党人基本做到了保持清醒，审时度势，有原则有斗争，同时也有理性适度的妥协让步，而这一切的转换全取决于实力以及实力的转换。从帝制到共和，辛亥人铸造的是千年壮举，开启的是亚洲先河，说到底，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一种旷古未有的尝试，而先驱们之所以百折不挠，实缘于救亡图存的迫切，为了世界之林能有中华一席，为了民族振兴能够实现。辛亥革命胜利了，它终结了千年不变的王朝轮回，埋葬了腐朽没落的专制皇权，建立了模式一新的中华民国，开创了顺应潮流的共和时代，在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谱写了辉煌业绩，从思想意识、制度模式、经济发展和国家走向等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为后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和思考启迪。诚然辛亥革命没有能够走到底，走到它希望到达的那一步，诚然革命后的共和时代瞬息夭折，现代化的进程受到影响，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难道不觉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标准实在强人所难，难到近乎苛求前人。辛亥革命的主要功绩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为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价值理念带来了巨变，创造了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和良好契机，由此可言，它不只是打落一顶皇冠，而且开辟了中华民族振兴有为的希望之路。

一 大风暴的偶然与必然

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历时125天，如果从运动的角度和广义的概念上看，又得从兴中会成立算起，一直到二次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新军起义。次日拂晓，黄鹤楼升起红底十八星大旗，武昌首义宣告成功，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随之成立。很快汉阳、汉口光复，鄂省各属也纷纷发难。10月22日，邻省湖南响应，长沙不久被占领。湖南起义的第二天，江西九江又告独立，其省会南昌也顺利易手。截至12月下旬，内地十八省除了直隶、甘肃、河南均已脱离清政府。1912年元旦，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就此成立，几天以后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统一行使独立各省的民主政治权力。这期间除了革命的汹涌，民心的向归，也演绎着清政府的出兵图救，立宪党人的观望两端，袁世凯的手段心计，以及列强的对华态度，所幸的是，经过南北交战又妥协和谈，历史最终有惊无险，走到了理性了结的那一步。2月12日，清帝明诏退位，“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2]袁世凯公开表态：“共和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3]由是逊帝与皇室的优待条件得到确认。

武昌起义是个爆炸性的新闻，敏感者立刻想到“革命”一词。10月11日，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G.E.Morrison）向报社发出武昌突变的电讯，只是《泰晤士报》编辑部在处理和刊发来稿时出于谨慎，将“革命”改成了“起义”（rising）。[4]最早明确用“革命”来称谓并且连续密集报道的是《民立报》，10月12日该报设置“武昌革命大风暴”等多个专栏，并且从此每天多版面大容量地跟踪报道革命进展与相关信息，应该说这样明确的定性和这样快速的发稿在当时事发突然及通信手段、出版技术之下颇为不易。考虑到《民立报》系革命党人机关报，由立场而决定的表现似属特例，那么一向严谨中立的《申报》当可代表社会一般的反应和判断。事实上在10月13日，《申报》也刊登了《武昌革命》等4篇报道，而且之后热情不减，天天都高度关注事态的发展，显然作为“把关人”，《申报》的编辑已经嗅到武昌一举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动乱与反叛，而是一场非同寻常并将持续发酵的革命风暴。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距事发大约一个月后，一本专记此事的《中国革命史》便在上海编成出版。编者写道：“中国革命自古有之，惟在本朝以今岁为烈”，“此次革命甫越数星期，响应之地已非一处，国民对于此事莫不十分注意”。[5]又过未久，署名渤海寿臣的人也编写出版了一本《辛亥革命始末记》，[6]从此“辛亥革命”约定俗成，一直沿用到如今。

武昌起义有基础有条件有准备，尤其文学社和共进会扎实努力，酝酿多时，“运动新军”卓有成效。当这两个革命团体实行联合统一步调后，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指日可待，可是历史恰恰常有偶然和意外。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开会制订起义计划，议决实行联合指挥的原则，约定10月6日（农历中秋）举行起义，[7]不料南湖炮队事件却突发而至。23日晚，驻武昌南湖的新军第八镇炮队八标三营左队几名已为共进会的士兵为几位退伍战友置酒饯行，酒酣失言，与值班排长发生冲突。由于事发突然，毫无思想准备，所以一时十分纠结，[8]所幸革命党人最后冷静下来，觉得秘密并未彻底暴露，一切还是按原计划进行为好。事发之后，各级军官也怕承担责任，所以最终以“酗酒滋事”敷衍了过去。但这件事产生了严重后果，当局变得警觉起来，加强了军队管制和人员防范，并宣布中秋节这天实行戒严。[9]这样一来，原定10月6日的起义因为风险陡然增加，不得不向后推延。

起义时间延后，革命党人仍继续准备。不料这时又一件事情突发而至，原来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俄国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机关配制炸弹，打算起义时以此炸毁敌方军事指挥所。[10]下午3时许，担任过共进会会长的刘公的弟弟刘同来到该处，他一边抽着纸烟，一边漫不经心地一旁观看。就在一时疏忽之际，突然纸烟的火星碰着了火药，瞬时大火燃起，在场的人见扑灭不成，纷纷迅速逃离。当租界巡警赶到时，现场残留的文件、票据、火药和炸弹暴露了革命党人准备行动的秘密。俄国租界当局立刻通告了湖北官员。湖广总督瑞澂闻之大怒，下令严加搜捕，于是从这天傍晚到次日凌晨，武汉地区所有的秘密机关均被查获，先后数十人被抓捕，其中杨洪胜、刘复基、彭楚藩三人惨遭处决。暴露身份的革命党人纷纷躲避，尚未暴露的心急如焚，想铤而走险，可是这时联络已经不畅，命令已经无法送达，革命党人群龙无首，指挥系统陷入瘫痪。

经过一整夜的搜捕，似乎局势已控，此时又搜到一份革命党人名册，瑞澂当即下令“按名捕杀”。可是就在瑞澂得意之际，情形突然又变，局势顿时逆转。10日晚8时半许，一声枪响划破夜空，枪声来自武昌城内，开枪的是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士兵程正瀛。原来该营二排排长陶启胜晚上查房，见士兵金兆龙正在擦枪，由是恶声责问晚上为何擦枪，难道想要“造反”。[11]金兆龙确实是个革命党，见其责问索性大声呼喊“动手”，一旁的战友程正瀛应声而起，举枪便射，陶启胜见势不妙，拔腿便逃。[12]结果这枪响就像约定的信号，八营等待起义已久的官兵纷纷持枪奔出营房，开始行动。瞬时武昌城内城外枪炮齐鸣，起义在不经意间突然变成了现实。

曹汝霖将武昌起义爆发归咎于瑞澂，说“鄂督瑞澂搜得叛军名册，牵涉新军士官很多，士官恐株连，遂先发响应。假使瑞澂处以镇定，将名册销毁，即可使反侧者安心，徐图处置，何至酿成大祸。乃瑞澂操切从事，不查真伪，一律按册严捕；遂使未变之军，全部叛变”。[13]孙中山也说过：“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14]确实瑞澂的处置方法和逃避行为激化了矛盾，助长了事态，但这种影响并不能达到改变根本的程度。分析武昌起义之成因，当然可以探讨一些个人因素，比如瑞澂的行为表现所起的作用，不过如果过分放大个人因素，而不考虑历史的“合力”和已然的趋势，以为非如此历史将走向另一面，结局可能截然相反，那历史的运动创造就会陷入虚幻与无常的境地。然而事隔多年，辛亥百年之际，仍有人称武昌起义是一场意外，革命成功纯属偶然，偶然成就武昌起义。[15]武昌起义会不会爆发，历史已经有了答案。辛亥革命该不该，属于主观价值判断题。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任何历史评价和是非判断当然都可以“百花齐放”，但是这样的评价与判断必须尊重历史，尊重那个时代和具体背景，尊重历史的发展逻辑和形成的结果。如果强调一点而不及其他，看到一隅而轻率结论，甚至为了标新立异故意混淆主次，肢解历史细节，颠覆历史主流，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武昌起义为什么会爆发，归根结底是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变了的时代，变了的社会诉求，势必引起整个社会的更大变化，而且将一切矛盾聚矢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历史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革命高潮这一幕，因为时机与条件已经具备。

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率先撞击中国大门，得胜后逼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和五口通商，并获得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接着其他国家援引此例，也纷纷前来强索特权利益。中西碰撞，国门洞开，“天下”裂变成“万国”，而新对手不仅强悍还很贪婪。世界一下子变了，变得陌生，以前朝贡体系中的天朝上国，忽然成了新的世界弱肉强食的对象。然而列强仍不满足，19世纪末掀起一轮瓜分狂潮，20世纪初干脆驻军于华北与各个租界。驻京公使团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中国的财政经济大权也被控制，甚至为了抢夺地盘和势力范围，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华投资和商品倾销，为了强取路权、矿权和政治贷款权，列强之间也展开角逐，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就不惜交战。列强之所以能对中国称王称霸，步步进逼和渗透，一是差距确实存在，二与清政府腐朽无能、媚外求安分不开。两千多年来中国实行封建王朝君主专制统治，皇权神圣不可侵犯，老百姓饱受压迫与剥削，却被要求逆来顺受。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儒家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高度集权和差别有序的社会状况，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个性和社会活力，也限制了农业文明向高层次文明发展，加上土地等财富资源的高度集中，权贵寄生阶层的日益庞大，王朝轮回的周而复始，以及“家国同构”与家国之间的实际脱节，这一切在不与西方发生冲撞时还可维持，一旦碰撞和较量，劣势和弊端就会暴露无遗。这样的王朝在鼎盛时期尚可政令四方，威仪周边，但在没落时期则无力应对内忧外患。

可怕的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对此木然无知，一直沾沾自喜于天朝上国的认知里。1840年以后，皇权专制遭到西方直面挑战，腐朽无能的清王朝却屡屡丧权辱国以求偏安。《辛丑条约》签订后西太后竟然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6]“洋人的朝廷”已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甘心绑上外国势力的马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遇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专制势力共同造成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势力成了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其中最直接的障碍便是封建专制势力的代表清王朝。从这个意义上说，清王朝作为中国末代封建王朝受社会冲击，遭人民唾弃，被时代淘汰，被历史埋葬，那是注定的事，辛亥革命正是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下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托克维尔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说，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法国末代王朝被推翻，在于它自身难以解脱困境，法国大革命的确“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缓慢地一块一块地塌落，而“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17]法国大革命绝非偶然，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和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同样武昌起义的爆发，革命风暴的到来，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国势日仄、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先进知识分子曾有过如何通过现代化而拯救民族的一些思考，那些开明官绅也曾有过求富求强的努力与实践，但最终都因为没有触及根本而不是收效甚微就是昙花一现。直至甲午战争，“泱泱大国”竟输给“蕞尔小邦”的日本，震惊和剧痛才使更多人真切认识到政治体制非改变不可，因为不变中国已无出路。此后中国政治舞台崛起了两股崭新的力量，一股是主张变法图存的维新改良派，一股是力行反清共和的彻底革命派。两股社会政治力量大多是知识分子，都代表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是，前者还寄望于朝廷，走温和道路；后者则不抱幻想，采取暴力行动。

自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及次年在广州举行起义，革命党人便表现出屡仆屡起、百折不回的英雄品格和气概。19世纪这样的暴力革命不受欢迎也不被理解，但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错综交织及尖锐加剧，渐渐地这样的举动获得了社会愈来愈多的认可。孙中山在回忆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18]

确实如孙中山所述，20世纪一开始情形就变得不一样，便迎来革命的新时代。1902年梁启超曾有过感叹，他说：“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19]

革命党人以民主共和为诉求，以暴力行动为手段，宣传“民而无权，国权何有”的逻辑理念，[20]疾呼非革命不可的理由。他们认为：“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21]20世纪最初几年秘密革命团体在国内开始涌现，1905年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等团体中的精英在东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同盟会，实现了革命政党的统一领导，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大大增强了革命力量，显著促进了革命的发展。自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同盟会暨其他秘密革命团体先后共发动了十多起武装暴动，尽管这些努力均失败了，但它们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以后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末最后十年，清王朝并非无动于衷，清政府也在进行改革，从1901年“新政”，到1906年“预备立宪”。其间虽有快慢，甚至进中有退，但朝向基本没变，轨迹还算清晰。问题是清政府控制的改革，总是不能满足社会朝前走的步伐，总是迟缓于社会需求和民众心理所期待的节拍。尤其到了后期，满汉畛域的悄然强化，政改过程进进退退，结果不仅民众抱怨，革命党人造反如常，甚至立宪派暨不少汉族大员也心寒失望。清政府改革是失败的，为什么失败，一是来迟了，二是迟了以后还缺乏诚意，一心只想要消弭革命，一心只考虑皇权永固。阎锡山曾言：“戊戌立宪，成世帝王。丙午立宪，国破家亡。”[22]意思是国家大举不可误时，一旦错过，则此一时彼一时，结果完全不同。诚如斯言，虽然前后相差数年，但时代氛围和社会认知已不同，既然时代社会已不同，那么改革更要在真诚的路上按着承诺切实进行，否则可能招致灭顶。

知识分子及社会各界大受刺激，初发于甲午战败，再引于日俄战争。两国在中国东北交战，清政府竟然不敢多言，其交战结果，也出乎意料。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能于十年间既战胜中国又战胜强俄，顿使朝野舆论大哗，“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廿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不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鼓吹，张謇等人倡导于国内，甚至政府官员如盛宣怀、袁世凯等也有奏请，更甚至枢臣懿亲“亦稍稍有持其说者”。[23]感觉新政已难应对时局，1906年西太后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但同时又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为由，不确定“立宪实行期限”。[24]只是看到依然不妙，清政府才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确定预备期限为九年，然而还是强调“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大纲》体现了三权分立精神，明确规定：“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25]可是当西太后一死，改革不仅没有加速反而出现了倒退，亲贵们不仅排斥汉族大员，更在1911年5月推出了“皇族内阁”。耐心没了，期许失望，于是立宪派和部分官员开始动摇甚而转向。

1911年历史到了转折关头，这一年形势确实已经“大非昔年可比”。[26]是年4月经过精心准备，革命党人再度发难于广州。尽管过程惨烈，结果还是失败，但“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27]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新成立于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又策划长江流域的起义。中部总会“置本部于上海，置分会于各处”，[28]确定湖北首义、四方响应之战略，派人到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进行联络。中部总会的努力，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加速了湖北首义的进程。这一年远在美国的孙中山也非常自信，因为国内的情报不断表明南北方军人都人心思动，各省军队都有革命的同志，只要有一定经费，国内即“可成蜂起之势”，[29]所以孙中山欣喜认为“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30]然而风暴来得比他判断的还要快，同时最先“得手”的不是四川或者两广，而是不曾料想到的湖北武汉。

其实首义起于武昌毫不奇怪，“九省通衢”的武汉开风气较先，群众爱国热情和进步思想也较浓烈。整个武昌起义过程中，无论是爆发之初、战时支援、战后维护，都得到人民大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除捐助钱物外，有的人还直接加入起义军。武汉也向有革命传统，1904年有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1905年、1908年汉口手工业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斗争，1907年又进一步成立文学社和共进会。革命需要长期准备和精细安排，文学社、共进会秘密经营多年，成功策反占半数以上的湖北新军，使新军成了武昌起义的主力，清王朝的军队竟然变成它自己的掘墓人。除了当地已有的革命条件和基础，国会请愿尤其是保路运动又及时提供了有利契机。辛亥这年清政府忽然宣布广州、四川、两湖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实际是要将其卖给外国人，于是激起了保路运动。川汉筑路的钱，主要来自绅商、地主甚至农民阶层，政府既要收回国有又不将股金变现归还，因此酿成了民变暴动。为了镇压川民暴动，清政府遂从湖北调兵，如此造成武汉地区兵力虚空，这个时机被革命党人及时抓住了。

由上可见，当年武昌起义之爆发绝非偶然，当年卷起革命风暴也不属于意外，因为历史的合力已经汇流成河到达了那一步，所以即使不在这里发生也一定会在那里发生，即使不在这个时候也一定会在那个时候，总之一定会发生，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做法、某件事情的突发所能遏制、避免和扭转。辛亥革命出现诸多意外和偶然，只能说明整个过程极其复杂与惊险，它并不能否认必然性在其中所拥有的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

二 革命的情势与理性的革命

用暴力求达推翻清王朝，革命党人先后发动起义十数起，这还不计暗杀、爆炸诸行为。但革命不是最终目的，暴力实属情不得已，1905年孙中山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当今之世，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但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31]显然一方抱定“推翻”之旨，那注定较量为你死我活。可是既然属于暴力革命，又为何说其有理性，关键在于暴力革命是否一味暴力，革命到了一定火候是否收放及时，事实上当革命初具话语权不久，革命党人便已采取暴力与和平兼备的方法来争取实现预期目的，从而减少因战争带来的破坏力。

武昌起义不久，袁世凯便开始试探议和罢兵的可能性，他看出事态严重，主张“剿抚兼施”。袁急迫提出议和，是基于对情势的判断。在其看来，“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32]何况“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是负隅之势已成。又兼厂工未停，火器日出不穷，势力如此之大，诚有不可轻视者”。[33]袁如此执着议和，也是出于对列强旨意的迎合与顺服。当时列强大多倾向中国内部实行和解，因为稳定的中国更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也因为如此，列强希望袁世凯能够扮演和平使者，而不是一个武夫，他们认为：“在中国人民与满清王朝之间，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袁世凯更适于充当调停者的角色”。[34]此外袁世凯还有自我保护的盘算。自从诏请其出山，袁之左右均纷纷“力劝”不要仓促“应命”。袁本人也不无顾虑与担忧，回想当年无辜被黜，如今复出又将如何，清廷一旦得救，是否覆辙重蹈，经验最后让袁世凯认定议和是一条争取主动、保护自我最有利的途径，只有开辟此道，形成议和之局，才能造成舍我不能、立于不败的境地。袁世凯的这番心思，时人少有窥探，唯其密友徐世昌知人知心，他说：“以项城才略经历，自属过人，其对于时局，言剿改而言抚，言抚进而言和，纯出项城之主持。汉口、汉阳以兵力威胁南北，攻占以后，决定不再进兵，只清理河淮南北一带，以巩固北方，即南京亦不派重兵往援。所有谕旨，均从宣布德意着笔，而资政院迎合民意，亦供项城之利用，经此酝酿，乃促成南北议和之局，此中运用，则非旁观者所能尽知也。”[35]

议和倡自袁世凯，重要的是革命党人的反应以及这样的反应基于怎样的考虑。起先武昌方面并不在意，因为士气正旺，又有各地响应。可是10月底情势突然严峻，一是武汉战事发生逆转，二是袁世凯即将北上组阁。战事变化和袁氏动向使武昌方面不得不加以正视。当时革命党人的心态颇为复杂，既有估计“袁此次出山无甚关系，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荫昌兵权，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也有认为“袁世凯是个野心枭雄，自小站练兵即得军心，北方人只知袁宫保，不知其他，彼之声势，非荫昌可比”。[36]利用之畏惧之，矛盾心状交织一起，反而加重了盼其“来归”的急切。黎元洪终于承诺：“公果能来归”，“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37]黄兴也表示，望“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翻然速来”。[38]

互相试探往返拉近了距离，11月7日袁氏派人直接来武昌沟通。使者带来“君主立宪”方案，竭力说服武昌方面接受虚君共和。黎元洪拒绝了，明确表示“不将皇上推倒”便无从议和。[39]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本革命宗旨，系基本原则，因此君主立宪不可能被接受。但是要实现革命宗旨，完成历史使命，事实上又必须面对袁世凯这道难题，绕不过现实中的这道坎。革命阵营为什么会接受袁世凯的议和倡议，除了战场的因素，更主要的在于袁世凯的个人因素，因为他不仅深得列强的青睐，而且拥有强大的实力，所以他的向背将直接影响时局的发展变化。时人普遍认为，如果袁氏矢忠清廷，坚持与革命为敌，战争势必旷日持久，如果相反，革命就能迅速成功。人们也普遍担心，一旦战事拖延，将会出现列强干涉的局面。回国途中的孙中山在与胡汉民、廖仲恺谈话时指出：“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不可虑？”[40]普遍的忧虑和担心说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革命尚未有足够的实力和绝对胜利的把握，假如有足够的实力和绝对的把握迅速推翻清王朝并能够战胜袁世凯，那么议和之举就不会发生，妥协也就无从谈起。况且革命阵营内部也矛盾重重，其中既有地域集团间的争斗，也有同盟会与原立宪党的攘夺。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难免“诸军步调不一”，多少也损耗了原本就不足够的实力，这也是导致议和既成事实的一个因素。

双方均有议和的需求，但不意味道路平坦。书信往来到人员沟通，有了进展但又停顿了，袁世凯于是请列强出面斡旋。11月中旬经汉口俄国总领事的撮合，双方又进行了数次会谈。由于各自坚持原有方案，谈判依旧无果。[41]看借外力仍不成，袁又试图从革命内部打开突破口。13日袁抵北京，旋约见刚释放出狱的汪精卫，说服他与杨度合作，以“国事共济会”名义提出停战，及将“君主民主”付诸“国民会议”公决的主张。[42]可是这些主张南北均不认可，“资政院不力议决，内阁不为代奏，而武昌军政府亦无回电，上海回电只承诺国民会议，于停战与否并未提及”。见“和平”攻势一挫再挫，袁世凯转而又求助军事行动，认为“若不挫其锐气，和谈固然无望，余半世威名亦将尽付东流”，[43]由是下令清军强渡汉水，27日攻陷汉阳，迫使武昌方面接受英国调停，签署了武汉临时停战协定。

攻陷汉阳的前一天，袁氏便请英国调停，袁所以忽战忽和，如其子袁克定所言：“武昌力弱，攻取尚易，惟东南各省代表已集该处，即兵力能得，而东南人心恐失，不如暂留以为政治发达之具。如武昌停战，我可停攻。英使调停期间，必得好果。”[44]果然英国公使朱尔典（J.N.Jordan）立刻指令汉口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派人乘机斡旋，结果在汉阳易手日得到了双方画押。[45]事实上自协定签订之日起，武汉地区便实行了停战。12月4日，袁世凯又提出建议：延长停战时间，扩大停战范围，同时双方指定全权代表并组成代表团来全面深入“讨论大局”。[46]该建议获得滞留汉口租界各省代表的首肯，他们决定以“推倒满洲政府”等四项条件为谈判原则，“请伍廷芳来鄂，与北使会商和平解决”。[47]相隔两天，清廷也正式认可议和，隆裕旨令由袁委派全权代表“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48]当日袁遵旨派唐绍仪为全权，并指定代表各省的议和人员。

事情变得顺利，可是革命阵营内部又出现问题。事关阵营格局，因为革命重心东移。革命重心取决于各省代表，而代表抵鄂，正逢汉阳失守，武昌告急。代表们正当坐困租界愁云密布之际，12月4日忽然传来攻克南京的消息，大为振奋，于是立刻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并电告留沪代表一周内赴宁，共同选举临时大总统。[49]南京是六朝古都，一向为东南政治中心，关键是南京光复的现实意义，不仅东南一片从此底定，而且及时扭转武汉战局形成的颓势，使信心重归，大局“益振”。[50]缘于战事而产生的地位消长和重心东移，自然而然牵带出议和是否易地之问。其实地点不过为问题表象，名分才是争持关键，由地点而赋予的名分，意味着领先与主动，意味着把舵领航的名正言顺，意味着得到权益分配中的优势。

12月9日，唐绍仪等离京南下，与此同时，各省代表也正式推定伍廷芳为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黎元洪立刻电告伍廷芳，并派江苏代表雷奋专程赴沪“迎迓”。[51]就在这一天，上海公共租界董事、英国商人李德立（E.S.Little）致黎元洪一份电报引燃了争端。电云：“德立侨华已三十年，曾历二十二省，故不忍坐视糜烂。因特屡电商准袁内阁派员议和，民政府已允可，届期有代表磋商。沪上为公共保护中立地，于议和最属相宜。”黎复电称地点已商定，“唐使早晚可到”汉口，[52]显然在黎看来，只要唐使沿京汉线抵达武汉，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可是不曾想到，伍廷芳随即也提出同样要求。12月10日，伍正式复电履职，不过他说东南正筹组临时政府，“各省留沪代表，未许廷芳一日远离，又交涉甚繁，实难遵召”，他恳请黎元洪“转致唐公，速来沪上，公同谈判”。[53]上海是列强在华重要基地，考虑到在沪议和更有利于施加影响，因此英国公使朱尔典便以驻华公使团领袖公使的名义要求袁世凯“对唐绍仪发出指示，要他前往上海会谈”。朱尔典明朗表白，让袁世凯不得不改变打算。[54]南下代表团于12月11日行抵汉口，唐隔日渡江与黎会晤。由于各方态度明朗，黎也顺水推舟，表示理解。14日由湖北军政府王正廷、胡瑛及谭人凤等陪同，北方代表团乘船东下于17日抵沪，[55]至此地点之争尘埃落定。

在汉议和固属不宜，但何以最终落实上海，而没有考虑南京，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上海虽属江苏省辖地，行政级别不高，但开埠以来便以工商经贸及文化交流而闻名，尤其进入20世纪后，又于政坛崛起，张园国会、苏报案、民立报、同盟会中部总会等，均表明这个城市已跻身于政治场域，享有一定盛誉。上海也是中外公认的“中立地”，租界及其周围可以确保安全，况且上海交通便利，通信发达，影响也大，诚如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宣言称：“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56]另外汉阳之失让武昌陷入窘境，南京之得更使它威望再跌，反之上海却于一得一失间获取了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再者辛亥革命前上海已聚集了一大批政治精英和社会名流，“一市三治”的特别市政保障了政治活动家的安全，提供了组织、策划、宣传革命的种种便利。及武昌起义爆发，上海追随独立，更多的精英名流云集于此，结果利益趋同结成区域同盟，蕴含的能量交辉迸发，其中既有同盟会中枢人物陈其美、宋教仁及后来的黄兴等，也包括江浙巨绅和沪上寓公张謇、汤寿潜、赵凤昌、伍廷芳及章太炎、程德全、熊希龄等。圈子里虽也时有不谐和之声，然而对外基本还能保持一致。其后临时政府设定南京，但由于许多准备还未就绪，故有望进入政府之人仍大多滞留上海，他们打算待基本成熟后才一同赴宁。如此，与南京近在咫尺，尤其有大批精英名流云集的上海，便成了最大的得势者。正是由于这批人的一时云集和结盟，才使得上海的地位声望急剧飙升，才使得上海于革命重心由武汉向南京转移过程中有可能扮演临时大本营的角色，从而在议和易地争持中最终被认可。

立足上海的革命党人对“政府设鄂”本来就有想法，他们认为黎元洪权力过大不利于同盟会，因此派人专程赴鄂劝说黄兴返沪另创局面。12月1日黄兴果然返沪，于是上海方面立刻电请各省代表迅速由鄂“折回”，表示“组织临时政府之议，决不因汉阳之失而阻”。[57]隔日又传来南京光复的消息，上海的信心更大，步伐更快。沪军都督府随即出面召集紧急会议，连续两天讨论时局问题，与会者有留沪各省代表及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章太炎、程德全、汤寿潜等，还有从苏州急电召来的张謇。12月4日上海方面又举行规模更大的“联合”大会，投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一致决议将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会后发出通电：“临时政府前经议定武昌，现在南京光复，鄂军务适紧，援鄂之师、北伐之师待发，急需统一。今同人公议，不如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君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君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借免动摇，而牵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沪，同到南京，再行发表。所有编制，日内并力准备，俾得进行无滞。事机紧急，不得不从权议决，务乞鉴原，并恳转达到鄂各省代表，请即日来沪会议。”[58]按照规定，留沪各省代表只是承担通信联络，“以为鄂会后援”，并不具有临时政府首脑的选举权和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决定权，至于非代表的各方人士，更无这样的权利，所以12月4日上海“联合”大会做出的决定，立刻遭到在鄂各省代表的反对和谴责，他们认为此举“既不合理，又不合法”，决定由黎元洪“电沪都督予以查实”，“请其宣告取消”。[59]黎元洪当然更加恼火，也更希望这一决定上海能够声明取消，[60]可是尽管通电各地，表明自己反对的立场，无奈此时已不似从前，通电毫无效果。在鄂各省代表鉴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事实，所以也没有对上海方面做进一步的追究，结果上海方面不合法的决定实际上得到了大家认同。

1911年12月18日下午，双方代表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议事大厅正式开谈，出席和谈的有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伍廷芳，湖北军政府代表王正廷，议和参赞温宗尧、王宠惠、汪精卫、钮永建，代表袁内阁出席的有全权代表唐绍仪，议和参赞杨士琦，随员欧庚祥、许鼎霖、冯懿同、赵椿年，参加会议的还有英、日、美、德、法、俄驻沪总领事以及外商代表李德立。此为第一次会议，达成停战为先、各自下令的一致意见。[61]

12月20日下午，双方又举行第二次会议。因停战期将满，双方同意继续停战7天，时间为12月24—31日，这次停战将陕、晋、川“皆包括在内”，[62]是为第一个全国范围的停战协议。停战问题谈妥，双方又转入实质性谈判。伍廷芳声明：“今日人心倾向共和，若非承认共和，别无议和之法。”唐绍仪表示赞同，并说“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唐认为，目前需要“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自武昌起事以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对此建议，伍最初认为没有必要，理由是汉口各省代表早有议决，但唐认为汉口各省代表会不能代表全国，未独立各省“亦须到矣”，他还暗示国民大会的结果“非共和政体不可”，对此无须多虑。在唐的坚持下，伍最终原则上接受了这一方案。[63]

召开国民大会，并不是一个新的主张，唐绍仪此次如此坚持，意不在于它的结局是民主还是君主，而是借助它的形式，“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唐绍仪对自己的使命十分清楚，就是实现袁的内心愿望，使他顺利而又体面地当上大总统。

袁世凯当初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尽管他的“君主立宪”实际等于“虚君共和”，用其本人话说，即“欲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64]但毕竟是要保留大清皇帝。袁世凯一度如此主张，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把它作为同革命方面讨价还价、“意固别有所在”的筹码，而是确实认为这个方案“实为经常之计”，适用于国情，也比较稳妥，能兼顾三方，既照顾清廷的面子，又达到革命的一般要求，而自己则享受最大的实惠。可是经过一番试探之后，袁世凯明白这个办法不容易实现。革命党人愿意做出让步，推袁为临时大总统，但前提是清帝必须下台，袁必须放弃“君宪”拥护共和。对袁世凯来说，政体问题本来就不是第一位的，关键是自己的势位，“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于我”。[65]现在的问题是，不赞成共和就不能达到个人的目的，而要公开赞成共和又难以启口，正如一位当事人所说的那样：“项城之权，全由保护满廷而得，既已显膺重寄，即不能不故作声势，以掩众目。一旦而欲反其所为，万无此理。且贵族虽已引避，挟制之习未除，项城势处两难，动辄得咎。”[66]袁世凯的微妙心理和尴尬处境，唐绍仪当然清楚，他之所以坚持召开国民大会，就是要以“国民公意”给袁从容“转移立场”制造一个台阶，寻找借口，使袁既能当上民国的总统，又不致落下篡夺清政权和忘恩负义、欺侮孤儿寡妇的恶名。

唐、伍正式谈判，更多采取的是私下密商，幕后交易。袁内阁指派的湖北谈判代表张国淦曾说：“伍、唐同乡老友，共和主张，又同在一条路线。有赵凤昌者，曾在张文襄幕，与伍、唐俱旧识，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动甚力。赵住上海南洋路，伍、唐遂借其寓所，每夜同往聚谈。在议场时，板起面孔，十足官话，及到赵处，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目的。赵在沪久，革命党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张、汤等，皆能联络。据魏宸组告余，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精卫与本人常到彼处。”[67]

幕后穿针引线出谋划策的关键人物是赵凤昌，袁世凯所以委托唐绍仪为总代表，不仅因为“与唐自朝鲜同患难，以至北洋为堂属，北京为官僚，故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68]还因为“绍仪甲午以后，在上海作寓公时，曾与凤昌相识，极为投契”。[69]关于这个“赵老头子”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到沪以后同唐绍仪“每日盘桓在一起”的冯耿光事后曾有过比较详细的叙述：当时北京来电，唐绍仪往往看过后就去打电话，“我们总以为是找伍廷芳商量，却不料是找赵凤昌”。“我觉得奇怪，就问他：‘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他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赵曾在张南皮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做过他多年的亲信幕府，后来又跟张到湖广总督衙门做幕，可以说是参与机密，言听计从的。他官名凤昌，字竹君，江苏常州人，读书很多，不仅对新学很有研究，由于随张多年，国内情形、政治军事了如指掌。由于后来张推荐赵到沪举办洋务，接触江浙两省的时人很多，尤其为张季老所尊重，张、赵交亦笃厚。现在江浙的程雪楼、汤蛰仙和南方的几个都督同赵都有交情。民党中人对国内情形并不怎么熟悉，张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胡、汪等民党领袖对张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张，而张往往趋而谋之于赵，张每自南通来沪，必住赵家，这样民党中人自然尊敬赵了。因此，南方要人如孙、汪、陈其美、程雪楼等有重要的事也来决策于赵。又因他长年病足，不能下楼，大家为了迁就他，就到他南阳路私邸惜阴堂去会见或开会，在和议过程中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陈其美等曾在赵家聚会。所以他实际是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通过他反而好办事了。’经他这一席话，我才恍然理解。我在唐处所见，差不多天天唐要与赵通电话，赵在当时和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了。”[70]

除了赵凤昌，还有一位重要幕后人物张謇。袁世凯知道，在革命阵营中，除孙中山、黄兴等外，“张謇亦有一部分之潜势力”，这就是原江浙立宪派人，所以他面嘱唐绍仪南下后必须设法“先晤张謇探其意旨”，“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71]唐绍仪动身南下前即致电赵凤昌：“请公约同东南人望如张季老、汤蛰老赴汉会议为幸。”[72]及抵上海，唐果然立即通过赵与张约见。“绍仪第一次晤謇，先代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整个局面，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绍仪口风已露出：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张謇答言：‘所谓南北议和也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绍仪听了，对张謇说：‘四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73]张謇与袁世凯原本关系就不一般，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张謇为代表的原江浙立宪派更是希望“强有力”的袁世凯能够掌握最高权力，以使社会不发生更大的动荡，因此，他们愿意配合唐绍仪，努力使这场谈判朝着有利于袁世凯的方向发展。不过张謇说的也是事实，他们只是配角，并不能左右大局，如果得不到革命党人的同意，要使议和成功是不可能的。

至于列强，不仅竭力撮成双方在上海谈判，而且还公开干预。12月20日，日、美、德、法、俄、英驻沪领事各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向谈判双方发出照会：“中国目前的战事如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吁请双方代表团注意，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停止目前的冲突。”[74]表面上看，列强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是向革命方面施加压力，要他们向袁世凯妥协，依从袁的条件尽快达成协议。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特地指示驻沪总领事傅磊斯（H.Fraser）“尽可能同唐绍仪保持密切接触”，“尽最大努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75]

经过两次正式会谈和一系列紧张的幕后活动，谈判议和的基调定了下来。但是唐、伍之间并没有马上举行第三次会谈，而是整整拖了10天，原因是北京尚无确切的答复。12月24日，袁与奕劻会晤朱尔典，表示将电告唐绍仪，即在今后的三个月内各省选举代表，按照双方商定的办法组织国民大会，由此决定政体问题。25日，袁世凯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对于共和，已可承认”。[76]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请代上奏，电曰：“民军宗旨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若我不认共和，即不允再行开议。默察东南各省，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而“和议一辍，战端再起，度支之竭蹶可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裂兴乘，宗祀之存亡莫卜”，故请“明降谕旨”，召集国民大会以公决君主民主，“以定指归”，如此“使皇上公天下之心昭然共喻，则皇室必能优遇，宗祀得以永存”。[77]袁世凯接电后立刻与徐世昌、奕劻分别密商，并约请部分王公亲贵讨论，决定由内阁奏请隆裕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会议。28日，袁与各国务大臣具名上奏，内称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曰：“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处此，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而决定如何政体亦难预料。事关存亡解决，非阁臣所敢擅专。惟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78]在袁世凯的逼迫下，隆裕太后于当天召集王公会议讨论，并颁下懿旨：“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以公决。”[79]12月29—31日，唐、伍接连举行了三次会谈，就停战具体执行、清帝逊位待遇和满蒙回藏待遇等问题进行讨论，特别对国民会议代表组成和开会地点反复磋商，决议移入上海租界。不料袁世凯电令“仍主北京”，并坚持各省代表重新选举。因所议条款不被认可，于是1912年1月1日唐绍仪电请辞任。1月2日，袁世凯电准唐绍仪辞任，并电告伍廷芳，此前唐所签订的各条约因“未先与本大臣商明”，故有“必须声明及碍难实行”之处，现唐已卸任，“嗣后应商事件，先由本大臣与贵代表直接往返电商”。[80]袁世凯一纸电文从根本上否认了唐、伍达成的协议，顿使议和濒临破裂。

袁世凯缘何突然有如此大的变化？除了唐、伍达成的国民会议代表组成和开会地点的协议显然有利于独立各省，使其不能操纵自如外，主要在于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是他一边撕毁双方业已达成的协议，一边公开质问对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并暗中授意段祺瑞、冯国璋联络北洋军官，通电反对共和，表示要为君主立宪“奋力战斗”。革命党方面并无意与袁决裂，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是因为“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而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也只是“暂时承乏”，一旦时机成熟，即辞待袁。[81]孙中山不仅在当选之日对袁世凯有此解释，而且在1912年1月2日再次电告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82]尽管孙中山一再坦诚相告，可是袁世凯仍不相信，进一步探询清帝退位后自己当选总统“有何把握”。针对袁世凯的担心，孙中山于1月15日再次公开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83]与此同时，张謇也致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省，一切通过”。[84]经过一番摸底证实，尤其得到孙中山明确保证后，袁世凯唯恐夜长梦多，一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急忙指示袁克定、梁士诒：“为我电致少川（唐绍仪）、杏城（杨士琦）、精卫，并转秩庸，谓事在必行，义无反顾，惟不能自我一人先发。已将斯旨，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85]从此袁加快了逼宫的步伐。

表面上议和一度陷于停顿，双方甚至剑拔弩张，大有“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之势，实际上彼此始终无意将议和的大门彻底关闭，战争的架势“仅在于装饰外表”，“并无进一步从事战争的热情”。唐绍仪虽已不具全权代表之名，但仍奉命留在上海斡旋折冲。唐、伍公开和谈虽已取消，但惜阴堂里的秘密交易仍在继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逼使袁世凯必须在君主民主问题上迅速表明态度，现在他最关心的是清帝如何退位，自己如何出任大总统。袁世凯希望清帝自行退位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他在天津另立一个统一临时政府，从而“撇开北京与南京”，不受“挟持”，将支配局势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1月19日，袁世凯正式致电伍廷芳向南京临时政府提出这一方案，当即遭到严正拒绝。孙中山令伍廷芳电告袁世凯：（1）清帝退位，放弃一切主权；（2）清帝不得干预临时政府组织之事；（3）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4）孙总统须俟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就，和平确立，方行解职，袁世凯在孙总统解职以前，不得干预临时政府一切之事。[86]

1月22日，孙中山又公开发表声明：“若袁能实行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则文当仍践前言也。”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1）清帝向中外宣布退位；（2）袁世凯同时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3）孙中山辞职；（4）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5）袁世凯宣誓遵守临时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他表示“此为最后解决办法，如袁并此而不能行，则是不愿赞同民国，不愿为和平解决，如此则所有优待皇室八旗各条件，不能履行。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87]由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坚决抗争，袁世凯不得不放弃在天津另立临时政府的计划，不得不同意按照上述五项具体办法进行磋商。双方最终在清帝退位的优待问题上达成协议。2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例》。12日，清廷被迫接受优待条件，并颁布皇帝退位诏书，至此辛亥议和终获成功。

因为辛亥革命最终收官于议和，故有人认为低烈度，不彻底，甚至以此否定革命。其实低烈度属实，不彻底未必，以此否定革命则令人费解。曾有亲历者批评道：“在今日视之，或议当时同志，毫无反帝国主义思想，实则时代相距三十余年，不审当时情事，率议前人是非，未有当也。”[88]

辛亥革命低烈度，从战事角度也可以成立。一是真正交战的地区有限，实打实的仅出现在武汉地区与南京地区，其他不是规模很小就是呈现一边倒。二是时间跨度不长，前后不过125天，其中武汉之战断断续续49天，南京之战忽顿忽起才26天。三是伤亡程度不算大，以最惨烈的武汉之战为例，据统计武汉之战49天里，起义军战死4300余人，受伤4100余人，加起来伤亡不到8500人。[89]清军方面伤亡估计更少，因为南下参战的北洋军武器装备和作战素养都要明显优越。所以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革命的破坏性并不大。[90]但是低烈度不等于不革命，暴力仅仅是革命的手段与方法之一，它不代表革命的全部，更不意味暴力程度越高对抗程度越强革命就变得越彻底，相反低烈度恰恰说明辛亥革命是理性的，不盲目，不冲动，审时度势，适可而止。革命不代表一往无前，迂回转移未必不是一种策略。辛亥革命除了暴力行动，还包括谈判妥协等和平方式，但前提是实现共和，推翻帝制。再说革命绝非仅有战场的刀枪，还有文宣的笔墨，革命党人在舆论阵地同样表现卓越，富有智慧，前前后后如春笋般涌现的报刊书籍起了很大作用，关于“反清和民权”的鼓动，关于革命正当性的宣传，孙中山不仅具体指导了《民报》的创办和前期的编辑工作，还明确了《民报》的使命是将革命的主义“灌输于人心”。该时期著名的报刊还有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日报》、章士钊主编的《苏报》和于右任主编的《神州日报》与“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

其实低烈度也有实际顾虑，情非得已，因为要考虑列强的态度，担心革命时间过长会引起国际干涉，所以武昌起义一开始就以中华民国鄂军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向各国领事发出照会，声明革命旨在推翻专制政府，建立民国，无排外性质，希望各国应严守中立。[91]列宁曾指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 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92]

三 革命的世界性和现代性

社会变迁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解决政治体制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历史上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主导并控制下的改良渐进方式，一种是推翻政府重建新体制的暴力激进方式。清末的时候，第一种方式已在运行，然而不久就被革命党发动的武装起义所终结。正因如此，学术界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总是存在分歧，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观点。其实暴力革命尽管产生社会阵痛，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但有时实属迫不得已，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不采取这种方式，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社会疼痛将会持续甚至加剧。所谓长痛不如短痛，道理是也。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必然涉及清政府对政治体制改革是否真正有诚意。事实表明，掌握清政权的亲贵集团不仅心胸狭隘，不舍私利，而且行为举措越发与时代要求拉大距离。专制皇权不除，亲贵集团不倒，政体改革便难有成效，中华民族也难以振兴，因此采用革命的方式，显然有它的必要性。

评价辛亥革命，主要看其结果，革命是否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进步，或者是否为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契机。事实证明，辛亥革命的坐标设定是世界的和现代化的，它为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价值理念带来了巨大变化，创造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条件和良好契机。由此它并非只是打落了一顶皇冠，而是开辟了中华民族振兴有为的希望之路。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中国，即刻践行政治民主化。临时国会立法权与临时大总统行政权的分立制衡，集中呈现民主政体的性质构成与民主政治的创试成效，政治民主与否，关键在于事实认定。民主政治应当是个完整的形态，即既存在于整个过程，包括政治的决定过程和实践过程，也体现于各个环节，包括制度的制定、确立和执行、监督。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1911年11月15日成立于上海，后迁汉口、南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代行临时参议院职权，迨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正式组成，宣告解散。辛亥革命爆发后的民主政治创试阶段，一直采用一院制议会制度，由单一议院承担临时国会职能，而冠以“临时”，是因为它的组成，所有的代表或参议员均属各省委派，而非大选直接产生。中华民国建国之前，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就已经在行使立法权，其不仅扮演着临时国会的角色，事实上也起到了临时国会的作用。东南社会精英最初发起该会，原本就是想让它成为临时国会，[93]希望能联合独立各省，发挥临时国会议政立法的作用，担负起“议建临时政府，总持一切，以立国基”的重任。[94]当发起者的用意告白天下之后，也确实得到反清阵营的迅速响应和支持，由此使之能够如期成立，并且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

由于武汉方面的坚持，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11月下旬决定迁鄂。至12月初，已有11省代表共23人实际到会。[95]联合会在汉口期间，实施立法创制和议政功能。

首先看具体行事。11月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召开在鄂第一次会议，公推谭人凤为临时议长。12月2日，议决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委托雷奋、马君武、王正廷负责起草。12月3日，表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独立各省代表22人签名，当日予以公布。时尚未独立的直隶省、河南省已有咨议局代表与会，但会议决定未独立各省代表不具正式代表法律资格，故其与会者没有表决权，也不能在正式文件上签名。12月4日，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并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也在南京，“有十省以上之代表到南京，即开选举会，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之权”。时内地共18省，10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超过半数，达到举行选举的有效规定。12月5日，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暨议决与袁世凯所派代表的和谈条件：“一、推倒满清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96]从以上主要日程来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权力行使的各个环节，注意行事公正和程序民主，凡决定的人选，均经过“公推”，采用多数意愿，凡设定的文本及做出的规定，均经过“议决”，服从多数主张。

再看文本设定。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通过并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一个关于国家政权如何组建、行政权和立法权如何分割制衡的法律性文件。全文共分4章21条，分别对构成国家权力的总统、议会、行政各部产生办法、责权界际及互相关系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具体内容可概述为：第一，关于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产生，“以得票满投票的三分之二以上者当选”，投票权每省以1票为限。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统率海陆军”之最高行政权，经参议院同意，还有宣战、媾和、缔约及任用各部部长、派遣外交使节、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等权力。第二，关于参议院。参议院为立法机关，享有最高立法权。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选派3 名（最高限额）参议员组成，每人均有表决权。参议院有半数参议员到会，即有议决政府预算、税法、币制、发行公债、暂行法律及各部部长人选之权力，并有权检查政府出纳，但有关宣战、媾和、缔约，须到会参议员2/3以上同意才可议决。参议院议长由参议员以记名投票法互选，过半数以最高得票者当选。参议院未成立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代行职权，但表决权每省1票。第三，关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参议院有义务议决临时大总统交议事项，有义务答复临时大总统咨询事项。参议院议决事项，临时大总统“如不以为然”，可于10天内交参议院复议，如到会参议员过2/3仍持原议，临时大总统应照执行。第四，关于政府行政各部。行政机关设立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5部，各设部长1人。各部所属职员编制及其权限，由部长规定，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施行。[97]

按照上述规定，未来的临时政府，是由立法机关参议院和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各部部长组成，临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并对参议院负责，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这个文本并非尽善尽美，[98]但显然盈溢着民主精神，高度表达了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其所设定的国家公权力的组成模式和分权制衡的关系原则，尤其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责权确立与界际，在中国的法律文本史上无疑为首创，从而从制度上规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和主要模式，孕育了民初的民主政体，而该文本如此制定与得以颁布，本身也折射了民主政治和法制原则在时代呼唤中的价值伸张。

作为同盟会总理、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一开始便对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予以认同和尊重。1911年11月16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即于伦敦获得消息，随致电《民立报》并转各地军政府，表示“欣慰”，[99]公开表明态度。固有政治理念往往决定政治家的眼光。仿效欧美，设立国会，一直是孙中山共和理念和建国模式中的主要基点，也是他孜孜以求政治民主化的一大愿景。此前他向法国记者还谈到这个问题，说：“吾意拟于他日试行联邦之中国，另设中央之上、下议院，统筹全局。”[100]因此，虽然“上海议会之组织”未能亲历其中，但它的问世还是让他感到高兴。还有，孙原本担心国内革命“太过迅速、容易”，反会遗留一些后患，[101]而且也忧虑国内革命至此仍缺乏一个应有的中心。在他看来，黎元洪或许有这样的想法，遗憾的是此人“缺乏将才，无法久持”。[102]正因为有这些担心和忧虑，所以当获悉有“上海议会之组织”，孙中山自不免喜从心来。

孙中山如此迅速地获得这一消息，唯一的可能是来自国内的电报。那么是谁发了电报，传递了这个消息，现有史料未能给予确凿答案。可能是《民立报》中的某人以个人或报社名义拍发，因为孙中山电致《民立报》请转致各地军政府，因此不排除系此来电的复电。另有说该电为“攻克上海、苏州和杭州的将军”所发，如是此人则为陈其美。不过此说所依据的资料使人难以比对判断，[103]因此同样只能存疑。由此便牵带出一个问题，当时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如何与国内保持联系，是否有固定的渠道，紧密度如何，这一问题的解答关系到这段时期孙中山在同盟会以及国内真正地位和影响的评估，关系到对其人际网络的判断，很遗憾，根据现有资料，尚不能做出清晰的答案。

孙中山是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认同于国会而加以尊重的。11月中旬他曾向英国记者表示：“已草定一共和宪法条文”，拟“请其友商校，然后呈诸国会”，相信“其中条文当为全国所赞许”，另外还将“前往上海，专为联合各省回复秩序”。[104]显然他认为他所起草的“共和宪法条文”，必须经过国会，即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审议通过才能产生法律效应，而他所以拟往上海，正是因为国会在那里，他相信彼此一旦合作，目前国内革命的无序状态一定会迅速得到改善。

孙中山对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认同与尊重，既是对国会地位、权力的认同与尊重，更是对民主政治的认同与尊重。这种基于理念的认同与尊重，不仅对联合会的大胆行事至为重要，而且对以后政治运作和权力规范，尤其是临时大总统与临时国会的实际关系处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孙中山经选举而成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不过不是全体公民直接投票选举，而是由内地18个省的代表以每省一票的投票方式在3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这样的选举程序，通过这种选举方法产生国家元首，在当时不仅属于空前，而且相当了不起。道理很简单，当时尚不具备全体公民直接“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的客观条件，只能通过各省代表按照可能的民主程序来投票选择，做到间接民主选举。而具体落实，诸如候选人产生、选举程序和规则设定、最后投票等，也只能由已经行使临时国会权力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来完成。

一心筹建临时政府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起先并未考虑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人选，因为他在海外，远水解不了近渴。但当接到上海来电，获悉孙中山行将抵沪，时已聚集南京的各省代表则一片欣喜。原来12月21日晚，广东都督胡汉民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和时在上海的黄兴，告知与孙中山即将由香港“同英邮船来申”，[105]随即陈其美将此消息转致了南京，请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派代表赴沪欢迎”。23日各省都督府联合会全体会议上通报了这一情况，于是决定由代理议长景耀月指定马伯援、王有兰、许冠尧作为代表赴沪迎接孙中山。[106]

为什么获悉孙中山归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便立刻显示出如此热情，因为孙中山是全国公认的革命领袖，如果他能担任临时大总统，则名正言顺，众望所归。再者，此时临时政府组建因黄兴、黎元洪大元帅、副元帅之争正临难产，故各代表“闻中山先生返国，皆欣然色喜，以为此问题可顺利解决也”。[107]另外，这一时期要求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的社会呼声此起彼伏，尤其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上的系列文章虽未明确主张，但字里行间无不潜含造势之意。如12月15日刊登的《孙中山之归讯》，称孙已在归国途中，不日可到上海，“闻此处民主党（指同盟会——引者注）拟举为大总统，然孙意不肯就职”。[108]20日发表马君武撰写的社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文章先解释孙中山为筹款而滞留国外，然后大段写道：“孙君具一种魔力，能使欧美人士，无论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故欧人前此惟知中国有李鸿章，李死惟知有袁世凯，今者有孙逸仙，而袁世凯次之。外人之敬重孙君，非为其为革命党首领之故也，以为有孙君之热忱、忍耐、博学、远谋、至诚、勇敢及爱国心，而复可以为革命党首领。”“孙君虽非军事专门家，然其最近十年间所专研究者为战术学，又屡起举行革命，富于经验。至财政及外交问题，则吾敢断言，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矣。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109]25日孙中山抵沪，《民立报》即又发布了《孙中山归国记》、《访问孙中山先生》等系列消息。

也许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还不十分知晓，此时孙中山前来沪宁，已准备“身当其冲”，希望能“主持大计”。[110]12月25日孙中山一行抵达上海，第二天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便获得一个一听即明的信息：“王正廷报告，前数日黄克强君已允来宁组织政府，迨孙中山先生抵沪后，黄君又变更主张，请速由代表会议选举临时大总统”。来自同盟会的暗示恰好与联合会的设想契合，于是会议当即做出决定：“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引者注），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111]而在同一天，同盟会高层已在讨论另一个问题，即选举出来的这个总统应该具有怎样的权力。包括孙中山在内，多数人主张总统制，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合而为一，于是决定分头推动，照此努力。

12月27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迎孙代表到达上海并拜访了孙中山。经过会谈，双方就如下问题达成一致：一是选举大总统，不称大元帅；二是袁世凯拥护共和，就让位给袁；三是究竟称大总统还是临时大总统，是否大总统就职之日即宣布改用阳历，因事关重大，由联合会讨论决定。

兹录迎孙代表之一王有兰回忆，可见详细：

欢迎代表，于辛亥年十一月初七日（12月26日——引者注）晚乘火车赴沪，初八日晨八时到沪，寓三马路孟渊旅社，即驱车访英士于龙华都督府，旋偕谒中山先生于静安寺路斜桥总会后小洋房内。首由君武申述欢迎之意后，即谈到组织政府问题，兹当时谈话要点，略志如下：

“同人谓：代表团拟举先生为临时大元帅，先生之意如何？

“先生答：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

“同人谓：在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又议决此职暂时留以有待。

“先生答：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

“同人谓：这要发生修改组织大纲问题，俟回南京与代表会商量。

“先生又谓：本月十三日（农历十一月）为阳历一月一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职，同时宣布中国改用阳历，是日为中华民国元旦，诸君以为如何？

“同人答：此问题关系甚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如毫无准备，骤然改用，必多窒碍，似宜慎重。

“先生谓：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须办到。

“同人答：兹事体大，当将先生建议，报告代表团决定。”是日谈话，约三小时。[112]

这次会谈，是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代表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孙中山与联合会第一次发生直接关系，双方当事人以选举人代表与候选人的身份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既有各自想法的提出，也有对方的认可或存异，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双方的务实和彼此尊重，双方对民主原则、民主程序和民主权利的共同认同与尊重。民主的体现，在于规定的程序和原则的权威性，看能不能对必要的程序和规定的原则予以坚持。

迎孙代表当晚返宁，第二天由马君武向联合会汇报了与孙中山会谈的内容。经讨论，会上决定不必将总统位置继续留待袁世凯，“惟临时大总统名称，除去临时字样，因各省有未独立者，正式宪法，尚未制定，正式总统亦无从产生”，故“仍须冠以临时字样”，同时决定次日即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并接受孙中山改用阳历的建议。[113]

当天晚上，临时大总统选举程序启动，先进行候选人投票。无记名“投票后，并未开箱”，候选人名单留待次日正式选举时揭晓。12月29日举行正式选举，汤尔和为会议主席，王宠惠为副主席，袁希洛为书记，刘之洁为监选员。据会议代表谷钟秀1914年的回忆，当日到会者共43人，代表着17个省。[114]首先开箱揭晓临时大总统候选人，结果分别为孙中山、黄兴、黎元洪。按规定，本次投票选举每省一票共17票，以得票2/3以上为当选，果不出意料，孙中山以16票当选，另一票由浙江代表投给了黄兴。临时大总统选定之后，联合会又做出3项决议：（1）各省代表具签名书，交正副议长赴沪欢迎孙中山来宁就职。（2）通电各省都督府，请派参议员3名来宁组织参议院；未到任前，暂由现各省代表1—3人代行参议员职务。（3）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选派，至各省谘议局所派代表，仍称某省代表，但只得列席参议院会议。接下来的两天内，联合会又做出3项决议：一是由伍廷芳转告唐绍仪选举结果；二是自阴历十一月十三日起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称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三是择日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特派代表陪同下，偕胡汉民、庄思缄、荷马李（Homer Lea）一行乘专列离沪赴宁，当晚10时许在临时大总统府内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代理议长景耀月首先致辞：“今日之举为五千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及推倒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享自由、幸福。孙先生为近代革命创始者，富有政治学识，各省公民选取定后，今日任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国民自由，毋负国民期望”，并在此“向全国国民宣誓”。[115]孙中山遵行宣誓道：“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并再次承诺：“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116]接着由景耀月代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授予孙中山。

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经各省代表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暨政府首脑，就职伊始，即向“全国国民宣誓”。这样的方法产生这样的领袖，这样的领袖做这样的宣誓，一切都属于中国前所未有的创举，而且含义巨大，影响深远。在民主国家，通过投票选举的方法来公开、自由、公平地选择自己的领袖，既是民主权利的行使，也是民主政治的表达。国家领袖既由各省代表选举产生，则必须向选举者负责，受选举者制定的法律规章的制约。而各省代表的选举，又意味着国民意志的选择，所以临时大总统不仅要向各省代表负责，还要向全国国民负责，因为他由选举而获得的权力归根结蒂来自全国国民。

对于代行临时参议院，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有自己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认同，1912年1月上旬在复中华民国联合会函中曾经谈到这个问题。孙中山认为，民选参议院固然必要，“唯势有缓急，有先后，临时参议院由各省都督派员组织，原不过一时权宜”，但有它的存在价值，需要它在立法及政权建设规划上做出贡献，因为光复各地军政刚刚起步，各端头绪繁多，此刻“欲召集省议会选举议员，机关、手续俱无从着手”，而如果等到民选参议院成立再“议立法”，则不利“临时政府建设”，故举行民选参议院“在此时不特理有不可，盖于势有不能也”。[117]1月24日他在给国民协会的复函中再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方今虏氛未靖，战祸方延，执行政务，首贵敏速。若组织民选议事机关，必先定选举制度及组织选举机关。而各地秩序未复，计即今日开办，至速非数月之久不能成立，揆之时势，似嫌太慢。参议院由各省都督派员组织，本一时权宜办法，而在此过渡时代，力取简易，不遑他计也。”[118]从这些复函中可以看出，孙中山虽然认为代行临时参议院为非直接民选机关，但在此特殊“过渡时代”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时代需要有这么个机构来行施立法权，代表民意。由此，孙中山对代行临时参议院的尊重，实际上是对民意的尊重。

那么经过选举而当上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是否能与代行临时参议院职权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分享权力而保持制衡？彼此究竟如何处理临时国家元首所拥有的行政权与临时国会所拥有的立法权？由于彼此几乎天天发生关系，此处选择两则个案加以考察。

其一，临时政府各部行政长官的产生。

临时大总统就职之日，南京临时政府行政各部尚未组建。关于行政各部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已有规定：其一，政府行政机关，设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5部，各设部长1人。其二，各部部长，由临时大总统任命，但须经参议院同意。其三，各部所属职员编制及其权限，由部长规定，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施行。

政府行政机关只设5部，显然无法满足实际需要，行政各部的权限如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也未有明确规定。然而要改变原来的设置，明确行政各部的权限，则必须说服代行临时参议院启动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重新审议程序，使之能够得以修改和补充。非经这一程序，则不能改变原定的设置，也不能明确行政各部的权限，这是一个涉及法律规定的原则问题。事实上，仿照美国模式而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确实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美国不仅设置一个总统职位，还设置一个副总统职位，美国政府的行政机关也远远不止5个部。所以1912年1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代行临时参议院身份首次开会，便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对原来的大纲做了适当的修正和补充。[119]

修正案通过的第二天，代行临时参议院即举行临时副总统的投票选举，结果缺席的黎元洪以满票当选。这一天孙中山列席了会议，待临时副总统选举结束后，他向会议提交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案，请求审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共5项条款，内容主要为：（1）临时政府设陆军、海军、外交、司法、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9部，各部设总长、次长各1名，次长由临时大总统简任。各部次长以下行政人员由总长酌情确定人数，并分别荐任、委任。（2）陆军总长管理陆军，经理军事教育、卫生、警察、司法，并编制军队事务、监督所辖军人军佐；海军总长管理海军一切军政事务，监督所辖军人军佐；外交总长管理外交及外人事务，并在外侨民事务，保护在外商业，监察外交官及领事；司法总长管理民事、刑事诉讼事件，及户籍、监狱、保护出狱人事务，并其他一切司法行政事务，监督法官；财政总长管理会计、库帑、赋税、公债、钱币、银行、官产事务，监督所辖各官署及府县与公共之会之财产；内务总长管理警察、卫生、宗教、礼俗、户口、田土、水利工程、善举公益及地方行政事务，监督所辖各官署及地方官；教育总长管理教育、学艺及气象事务，监督所辖各官署、学校统辖学士、教员；实业总长管理农、工、商、矿、渔、林、牧、猎及度、量、衡事务，监督所辖各官署；交通总长管理道路、铁路、航路、邮信、电报、船舶、造船事务，监督所辖各官署。（3）次长辅助总长管理部务，监督各局职员。[120]该议案顺利获得通过。

通过上述文本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又依法向代行临时参议院提交了临时政府各部总长的人选名单。最初提交的名单是：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内务总长宋教仁、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伍廷芳、教育总长章太炎、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这份名单是经过深思熟虑、平衡方方面面而提出的，然而遭到了代行临时参议院的否决。代理临时参议员们多数对内务、教育、外交三总长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宋教仁年轻气盛，锋芒毕露，章太炎标新立异，好唱反调，王宠惠资格尚嫩，不足以执掌外交。最初的名单未获通过，孙中山一时对代行临时参议院颇有微词。但尽管如此，孙中山及其党内同人还是持有清醒的民主意识，坚守宪政至上的原则和立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明确规定，行政各部部长人选必须获得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由临时大总统加以任命，这是法律规定，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这中间经过黄兴的沟通，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随后孙中山还是遵循代行临时参议院的意见，又提交第二份各部总长的人选名单，他们是：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内务总长程德全、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伍廷芳、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这份名单最后获得了通过。

其二，关于战和问题的质询与复咨。

此事缘于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两省在南北停战期间受到清军攻击。1月19日代行临时参议院就此做出决议：（1）质问政府继续停战14日事，不特未得参议院同意，且未通知参议院，实为违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继续停战事，无论已否实行，仍当立即进兵，救援山陕。山陕属我民国范围，自由进兵，与和议条款并无违背。（3）停战期间，江皖所有进行军队，当与武昌援山陕之军，同时并进。

为了郑重起见，代行临时参议院还特向临时政府移送了《咨大总统文》：

自议和以来，清军阴施其远交近攻之手段，既攻陷山西，复集兵河南，以为大犯陕西之举；近且闻清军由甘肃进兵，与驻豫清军成夹攻陕西之势，危险万状。陕西果失，则清军即长驱窥我南京。观袁世凯致段祺瑞电，有陕西土匪不在停战之内等语，其阴险狡猾之战略，已于言外；且将唐绍仪所签之约，任意推翻，有何和约之余地。我临时政府趑趄观望，竟冒冒然将议和日期一再继续，殊不可解；亦未闻有统筹全局之计划，甚至继续停战之约，并不通告本院，尤为骇异，兹本院于本日开会，议决办法三条，除推举参议员赵士北、王正廷、陈承泽三员面陈外，抄祈查照办理，并希先行见得施行，此咨。[121]

孙中山接到咨文后，当日复咨加以说明：

查此时和局未终，停战期满。敌之一方电求停战，不欲遽与决裂，故未及提出。且议和一事，早经公认，此次展期，乃由此一事发生，并非另生一事，似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尚无违反。至议和成否，于数日内解决。现在用兵方略，当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破虏巢。和议一破，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此时毋庸另委他员。[122]

两则个案，清晰地呈现出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制衡。

从上述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实际关系，可以认定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创试的这一事实存在。那么那时为什么能够创试，根本在于世界潮流与时代精神的要求及赋予。

正如熊月之所言：“近代以来，民主制度逐渐推广，以致成为世界潮流。在19世纪，民主还是要是否实行、能否实行的问题；到20世纪，民主已是如何实行、如何改善的问题”。[123]辛亥革命既是一场推翻少数专制的反清革命，更是一场适应世界潮流的共和革命，其宏伟追求是实现民主，从政治到社会争取彻底的变革。这种民主的意识和呼唤，早在革命爆发之前酝酿已久，呼之欲出。迨革命爆发之后，人们渴望民主进步和被压抑了多年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喷涌而出，“此间舆论已大张一种主义，谓将来中国必立共和政体之新政府，其总统大约孙逸仙充之”。[124]在此基础之上，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试，首先，与各阶层尤其是资产阶级急迫的参政议政欲望和意识有关，与时代民主氛围有关，与当时政治宽松有关，各阶层迫不及待要通过民主政治获得自己的政治保护和政治权利。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立法权的行使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行政权的运行，实现了现代政治民主分权和制衡这两大原则，无论是原动或者被动，具有话语权的政治势力或政治精英——革命党人、光复各省领袖、东南原立宪派人士等均公开赞同政治民主的走向。即使代表北方官僚暨军人利益的袁世凯，迫于潮流的压力，也于民国创建前夕表达了对共和政体的接受。[125]当时整个政治氛围、社会心理以及力量条件，均为创试政治民主添夯了基础，资供了可能。其次，一定程度地代表民意，具有临时议会性质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适时应运而生，并且迅速规范有效地行使立法职能，其地位和权力不久获得各政治势力的实际尊重和普遍认可。最后，法律文本的制定，使新政权的创建程序、政府模式、人选产生、权力结构和国家性质等得到了相应的保证。

尽管这段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试还不那么完善，而且可谓昙花一现，但毕竟这事实的存在还是令人欣喜感叹，给后世留下了丰碑，提供了回味。对历史的评价，前段历史所提供基础与这段历史所取得成效彼此之间距离的大小是重要依据，而当时如何民主、进步，最简捷的办法就是学习和模仿西方先进的政治。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取向和践行，外在的是世界潮流的吸引，内在的是中国社会的公共需求和来自民众的内心动力，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政治时尚。

辛亥革命的爆发，激发了近代中国早已有之的民主意识和呼唤，反专制的革命本身又加重了社会对一切事物之民主价值的认同和评判，离开民主的价值，就得不到社会的拥护。而世界范围内第一波民主政治的浪潮，欧美乃至日本民主政治所焕发出的先进，同样具有鼓舞性和诱发性，所以那时中国能够如此创试，其中也有所谓的“滚雪球”效应。

当然，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得以创试，同当时的政治精英，尤其与孙中山这位主要当事人自身具有的民主思想和意识密切关联。孙中山最突出的优点，就是不断地向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学习，并能消化吸收，这其中就包括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他曾说道：“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对待我们四万万同胞。”[126]

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得孙中山的民本、民主意识比当时一般中国人更加强烈。早在投身革命之前，他即有“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投身革命以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更加坚定。[127]至于未来的政治模式，孙中山在兴中会创建时提出“创立合众政府”，即已不是泛泛的“民权”、“民主”，而是具体到政权性质、政府模式层面。辛亥革命爆发前，1910年4月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曾经谈到他此生有“三个目的：推翻满清政府；创立共和政体和按照美国政府一样的方针组织国家”。[128]当获悉革命爆发，1911年11月1日发表“对外宣言”时孙更明确表示以后的中国要建立“联邦共和政体”。[129]其实早期革命时，他已立志“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革命进行中他“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他还说道：“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他批评所谓中国人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一说法：“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尽，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则同胞幸甚！中国幸甚！”[130]正是有此根深蒂固的民主意识和共和思想，所以他才有“人民那是主人，官府即是公仆”的思想境界和行为规范，才有“国家既为大家所有……国政百端，绝非少数人所能办理，必合全国”及“义务、权利两相对待，欲享权利必先尽义力”的清晰理念，才有“乃期为全国人民负责任，非为一己攘利权”的服务意识。[131]对于议会、政府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法律者，治之体也，权势者，治之用也，体用相因，不相判也。”[132]议会与政府的权力行使，都必须合乎法律规定。

民国酝酿，起先是一个一元制权力过渡结构，即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实际行使中央权力，迨民国开局则形成二元制权力结构，即行使行政权的临时大总统与行使立法权的代行临时参议院分享国家权力。民主政治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中国得以创试，正是基于它尚不成熟和完善，但绝不能轻估这一创试的意义，因为它已起始，且在趋于成熟和完善中。辛亥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业绩，给后来留下一个难得的好范例。

[1] 本章由廖大伟撰写。

[2] 《清实录·宣统政纪》卷70，中华书局，1986，第1293页。

[3] 《袁世凯致南京孙大总统、参议院、各部总长、武昌黎副总统电》，《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中华书局，1961，第117页。

[4] 《达·狄·布拉姆来函》（伦敦1911年10月13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上），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第761页；“Serious Rising at Wuchang，” The Times，Oct 12，1911，p.8.

[5] 苏生：《中国革命史》，辛亥年九月，上海，出版者不详，原书无页码。

[6] 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五族民报社，1912。

[7]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第190页。

[8] 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61，第24页。

[9]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第31页。

[10] 邓玉麟：《辛亥革命起义经过》，《革命文献丛刊》第7期，1947年，第16页。

[11] 周占奎：《工程第八营发难纪实》，《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第172页。

[12] 熊秉坤：《武昌起义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下简称《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90页。

[13]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92页。

[14] 《建国方略》（1917年至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第243页。

[15] 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信睿》总第6期，2011年；张鸣：《辛亥革命，偶然发生的》，《书摘》2011年第5期；陆建国：《1911：辛亥》，知识出版社，2011。

[16]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第945—946页。有学者认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言有语境，意有前提，“量”的意思并非无限量和无条件，而是限定在确保清王朝统治的范围之内。详见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新解》，《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7]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裳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60页。

[18] 《建国方略》（1917年至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5页。

[19]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

[20]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

[21] 邹容：《革命军》（1903年5月），华夏出版社，2002，第8页。

[22] 《阎锡山日记》，1947年1月1日，九州出版社，2011，第217页。

[23] 《立宪纪闻》，《辛亥革命》第4册，第12页。

[24] 《宣布预备立宪进行厘定官制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44页。

[25]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总第5979页。

[26] 《复宗方小太郎函》（1911年7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第524页。

[27] 《建国方略》（1917年至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2页。

[28]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7、9页。

[29] 《胡汉民致孙中山函》（1911年6月21日），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第41页。

[30] 《复邓泽如函》（1911年8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4页。

[31] 《与杨度的谈话》（1905年7月下旬），郝盛潮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27—28页。

[32]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第269页。

[33] 《冯国璋致寿勋函》（1911年10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一辑 辛亥革命》，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189—190页。

[34]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0月30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胡滨译，中华书局，1984，第5页。

[35]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第269页。

[36] 杨玉茹：《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第138页。

[37]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第281页。

[38] 《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9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第82页。

[39] 《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40] 《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

[41] 《李国镛自述》，《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期；《关于停战的清方档案》，《辛亥革命》第8册，第193、194页。

[42] 《国事共济会宣言书附简章》，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湘文库甲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538页。

[43] 《与弟世彤书》，《袁世凯家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第61—62页。

[44] 转引自陈旭麓《辛亥革命史的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45] 关于停战日期认定，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260页。另1911年12月3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外相格雷（E.Grey）电中“从现在到12月6日晨八时停战终止”一语可资佐证。见《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105页。

[46]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2月4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133页。

[47]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46页。

[48] 《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旨》，《辛亥革命》第8册，第200页。

[49] 《时报》1911年12月11日；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46页。

[50]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4页。

[51]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册，中华书局，1930，第408页。

[5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册，第411页。

[53]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册，第409页。另伍廷芳前一份回电日期一般均以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所载12月10日为准，然伍后一份回电有“已详皓电”句，故当认定直接当事人所记12月9日为准。

[54]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2月12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160页。

[55] 郭孝成：《议和始末》，《辛亥革命》第8册，第68页。

[56] 《程德全、汤寿潜致陈其美电》，《民立报》1911年11月14日。

[57] 《致各省谘议局电》（1911年12月1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第369页。

[58] 《选举假定大元帅》，《时报》1911年12月5日。

[59]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47页。

[60]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册，第404页。

[61] 观渡庐：《共和关键录》，《辛亥革命》第8册，第82页。

[62]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册，第476页。

[63] 观渡庐：《共和关键录》，《辛亥革命》第8册，第77、79、81页。

[64] 1911年11月20日莫理循致《泰晤士报》电，转引自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人文月社，1936，第379页。

[65] 《张广建致邮传部电》，《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66] 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350页。

[67]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页。

[68] 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65—266页。

[69]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第194页。

[70] 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362—363页。

[71]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4页；《张謇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65页。

[72] 《赵凤昌藏札》，《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70页。

[73]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4页。

[74]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2月15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167页。

[75]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2年1月15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209页。

[76]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下），武昌久华印书馆，1948，第39页；杨玉茹：《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56页。

[77] 《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清议和总代表唐绍仪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电》，《辛亥革命》第8册，第222—223页。

[78] 《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等奏折》，《辛亥革命》第8册，第225—226页。

[79] 《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懿旨》，《辛亥革命》第8册，第155页。

[80] 观渡庐（伍廷芳）：《共和关键录》，《辛亥革命》第8册，第102页。

[81] 《致袁世凯电》（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

[82] 《复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页。

[83] 《复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页。

[84] 《劝告袁内阁速决大计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4，中华书局，1931，第1页。

[85] 甘簃：《辛亥议和之秘史》，《辛亥革命》第8册，第118页。

[86]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第311页。

[87] 《致伍廷芳及各报馆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35页。

[88] 李廉方：《辛亥革命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第127页。

[89]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第379页。

[90] 张鸣：《由低烈度的辛亥革命说起》，《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13年第2期。

[91]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册，第67页。另，该照会早在起义前就已拟定，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张蓉初译，三联书店，1957，第329页。

[92]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11月5日），《列宁选集》第4 卷，第 575—576 页。

[93] 《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计划》、《江浙两省代表雷奋等致各省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52、1063页。

[94] 《程德全、汤寿潜致陈其美电》、《沪军都督陈通电各省都督文》，《民立报》1911年11月14日。

[95] 具体名单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

[96]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349—352页；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391、394页。

[97]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391—393页；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回忆辛亥革命》，第350—352页。

[98] 参见廖大伟《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及其民主模式的设定》，《国父纪念馆馆刊》2004年第12期。

[99] 《致民国军政府电》（1911年11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6—547页。

[100] 《驻美使馆书记生周本培报孙中山与法国记者谈话纪录》，《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101] 《孙中山三赴纽约》，《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02] 《致咸马里电》（1911年10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4页。

[103] 转见张振鹍《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法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中华书局，1983，第1457—1478页。

[104] 《与英国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9页。

[105] 《广东胡督来电》，《申报》1911年12月23日。

[106]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回忆辛亥革命》，第357页。

[107] 王有兰：《迎孙中山先生选举总统副总统亲历记》，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第779页。

[108] 《孙中山之归讯》，《民立报》1911年12月15日。

[109] 马君武：《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民立报》1911年12月20日。

[110] 《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570页。

[111]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回忆辛亥革命》，第358页。

[112] 王有兰：《迎孙中山先生选举总统副总统亲历记》，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779—780页。

[113] 王有兰：《迎孙中山先生选举总统副总统亲历记》，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780页。

[114] 关于出席人数有多种说法，此据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文星书店，1962，第34页。

[115] 蔡寄鸥：《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第165页。

[116] 《临时大总统誓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

[117] 郭汉民：《孙中山佚文辑录》，《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第30期，1987年。

[118] 《复国民协会函》，《民立报》1912年1月25日。

[119] 详见《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二辑 南京临时政府》，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第8页。

[120]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二辑 南京临时政府》，第6页。

[121] 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回忆辛亥革命》，第363—364页。

[122] 《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1912年1月30日。

[123]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1页。

[124] 《欧洲关于中国变乱之要电》（1911年10月15日），《民立报》1911年10月16日。

[125] 1911年12月25日袁世凯召开清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对于共和，已可承认”。见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下），第39页；杨玉茹《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56页。

[126]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1页。

[127] 《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香港兴中会章程》（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2页。

[128] 英国《每日电讯报》1911年10月15日，转见《孙逸仙在美国》，《参考消息》1981年9月24日。

[129] 《孙中山的外交观点与实践》，《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6—17页。

[130]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1897年8月中下旬）、《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1906年11月15日）、《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附同题异文，《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312、226、283页。

[131] 《在石家庄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21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9、423页。

[132] 《驳保皇报书》（1904年1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6页。

第二章 北洋政治的“乱”与“治”[1]

一 制度建构：根本法的炮制与“法统”之争

《临时约法》的制定与新旧约法之争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取代此前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两相比较，《临时约法》最大的不同是将已经实施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在总统之外复设“总理”是改制的标志。但《临时约法》规范的责任内阁制并不完备，要害在于改制之后未能确定总统府与国务院孰为最高行政中枢。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帅全国海陆军，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同时又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从条文上看，既然作为内阁长官的国务员只是“辅佐”总统，而总统被赋予“总揽政务”之权，则总统府应为最高行政中枢。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盖总统虽可“总揽政务”，国家的实际政务总是通过政府各部门来推进实施的，加之“副署”权的规定，也就赋予国务院以巨大的权力。同盟会的一份通电亦承认：“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总统所发布之法制、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在国务员之手。”[2]由于总统府和国务院都被赋予相当的行政权，而《临时约法》又“并未说明内阁是对总统或是对议会承担责任”，于是导致一国之内同时具有两个行政中枢的政体格局。

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并不符合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居正《辛亥札记》记载说，同盟会于1911年12月26日聚会孙中山寓居的上海哈同花园，开会讨论政府组织方案。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总理力持不可”。[3]居正提到的这次聚会，即“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取舍”的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与会者除孙中山外，尚有黄兴、汪精卫、陈英士、宋教仁、马君武、居正、张静江等。孙中山在会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4]这次会议虽未能说服宋教仁放弃责任内阁制的主张，但同盟会核心领导层多数人的意见已经趋同。会后黄兴前往南京，同正在那里筹建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会商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17省代表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16票当选，3天后宣誓就职。不久，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统制共和国政权得以诞生。

但孙中山的主张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13年春孙氏语涉政体的一次演说，暴露出其主张的前后矛盾，他说：“至于政府之组织，有总统制，有内阁制之分。法国则内阁制度，美国则总统制度。内阁若有不善之行为，人民可以推倒之，另行组织内阁。总统制度为总统担负责任，不但有皇帝性质，其权力且在英、德诸立宪国帝皇之上。美国之所以采取总统制度，此因其政体有联邦性质，故不得不集权于总统，以谋行政统一。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为佳。我的国民，莫不主张政党内阁。”[5]孙中山显然不至忘了自己不久前曾说过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此时却又说出这番话，可见其思想中的实用主义色彩。

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带有限制袁世凯专权的明显意图，但这一举措犯了因人立法之忌。对此，深通法律的罗文幹曾做过透辟分析，指出：“共和改创，孙不得不让位于袁以完成统一，而孙氏之党恐袁专擅，乃假手法约，设种种规定以束缚之，行政之权务求减削，立法之权事事扩张。袁本官僚，不知立宪，故元年参议院、二年国会初开，孙党（席位）多，大权既操之立法，而立法又多属己党，孙此时以为可以制袁之死命矣。吾人今日苟手南京约法，开卷一读，几皆属意见之条。”[6]

《临时约法》另一重要制度性规定是通过立法来限制行政首脑的职权发挥。其显著特征在于赋予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在利用立法权来束缚行政权的时候，却没有想到立法部门的权力也应当有所制约。这集中表现在“同意权”的设置上。《临时约法》第33条规定，临时大总统有任命文武官员的权力，但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有此规定，本来属于行政方面的人事权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立法方面，但对与之对应的行政如何反过来制约立法没有任何具体规定。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所谓分权制衡是双向互动的。西方责任内阁制国家寻求立法行政制约之道，除规定议员可以对政府“动议指摘”，以及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投票”，迫使其倒阁或借以纠正其为政之弊外，大多同时规定行政首脑在必要时有依法解散国会的权力。《临时约法》只有“同意权”而无“解散权”，揆诸参议员之本意，大概是想操政治上之主动，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殊不知这种做法却因与其鼓吹的分权制衡理论不相吻合，不但不能收限制行政首脑之效，反而授人以柄，引起反对派的激烈反对，认为这样做不仅造成权力结构的“畸轻畸重”，在法理上难以成立，而且使政府丧失“独立机关之性质”，无以发挥应有的效能。

对于《临时约法》在政体规划上的缺陷，革命派中一些有识之士也有所认识。谭人凤就曾指出参议院被不适当地赋予“干涉军事计划之大权”，认为以参议员操持军务政务，正所谓“筑室谋道，安有成功之冀望”。一度比较激进的陈英士，在时过境迁以后写信给黄兴回顾革命失败的教训，也承认民国初建，以革命派为主体构成的参议院“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已多少悟出《临时约法》未能合理划分立法与行政权限的问题。曾经是革命队伍中一员的章太炎更是明确指出，临时政府建立后，在政治建设方面无能为力，了无建树。“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谋道，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因而提出尽快“改定约法”的建议。[7]

由于各方大致形成这样的认知，修改《临时约法》，完善国家根本法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相关工作即展开。根据《临时约法》宪法由国会制定的规定，1913年4月8日国会正式召开后，便按照国会组织法，由两院各选30人为宪法起草委员，负责宪法起草。天坛被选作会场，起草工作历时三月。委员分属众多党派，意见歧出，争辩激烈，最后由国民、进步两党“调和公意”，完成全稿，因起草地为天坛，故称《天坛宪法草案》。起草期间，袁世凯曾向国会提出约法增修咨询案，试图解除国会对总统的束缚；国会议员以宪法草案正在起草，不必修订即将废除的临时约法，未予采纳。

从内容上看，《天坛宪草》较之《临时约法》有所改进，赋予行政首脑对于国会的解散权，如草案第75条规定“大总统以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与此对应，第43条则规定“众议院对于国务员，得为不信任之议决”，在法理上较临时约法更加完善。王宠惠事后评论说：昔宪法起草委员会聚于天坛，成宪法草案113条。“此草案萃法学巨子于一堂，而经若干次之讨论始有此结果，洵可为吾国宪法史上放一异彩。”[8]但《天坛宪草》在对《临时约法》做出部分修改的同时，依然保留国会对于行政首脑任命官员的同意权，继续实施责任内阁制，与袁氏之意相忤，加之所提“约法增修咨询案”被国会否定，袁乃授意各省督军及民政长官出面反对，有谓宪法草案“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深”之语。

由于袁氏压迫，国会不久即放弃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的原议，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并“依法”选举袁为大总统。国会议员做此妥协，是想通过选举来缓和与袁的关系，以完成宪法的制定工作。然而，尽管多数宪法会议成员表现出对民主制度建设的执着，宪法草案全案也经过三读，初步完成了宪章条文的草拟和审议，却一直没能公布。以后，随着袁世凯解散国会，由两院议员组成的宪法会议消弭于无形，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也随之流产。

不过袁世凯似乎并无根本否定宪政的打算。按照张绍曾的判断，袁世凯虽不满《临时约法》，但也认为国家不能无根本法，故解散国会后，便着手另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根本法。为此，袁组织了政治会议并由此衍生出约法会议，于1914年5月1日推出《中华民国约法》。该约法吸纳了袁提出的《临时约法增修案》并定有制宪程序，规定由参政院推举委员10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但不久帝制发生，制宪工作随之终止。[9]身与其事的张国淦曾将新旧约法做过仔细比较，认为新约法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恢复总统制，并部分取消了《临时约法》赋予国会对行政首脑的限制。一定程度上，新约法的制定有政治会议中“法律派”（如法制局局长施愚及顾鳌等人）的作用。该约法条文虽系彼等屈从袁之意旨而定，但既要经约法会议形式通过，法律派的意志也会有所表现。这主要体现在从法律的角度修正《临时约法》中他们认为有悖法理的部分，如立法单方面制约行政，以及有关人民权利的规定无“于法律范围内”的限制条件等。

袁世凯在推行帝制过程中，曾罗致包括杨度、严复等在内的主张君主立宪的学者为之鼓吹，也聘请包括美国宪法学家古德诺（F.J.Goodnow）在内的西人为其所为作符合国情民意的论证。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袁世凯希望实施的究竟是专制君主制还是立宪君主制？通常认为袁的中外顾问主张的是君主立宪而袁向往的则是君主专制，两者有本质区别。但何以主张君主专制的人要礼聘主张君宪的人作为自己的政治顾问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既有的解释是：由于古氏许多言论更倾向强调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区别而非立宪君主制与专制君主制的区别，所以很容易让帝制派偷梁换柱，在君主制名义下以专制君主制替换立宪君主制。就事实而言，袁最终实施的帝制显然更加有类前者而不是后者。但即便接受这样的解释，袁究竟是热衷封建帝制复辟，还是因不能区分立宪君主制与专制君主制，并在试图效法克林威尔和拿破仑在非常时期以非常手段集权行政的冲动下将君主立宪做成了畸形，也还需要认真论证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这涉及不同政体的辨析。梁启超认为，辨析政体属性的关键不在君主还是共和（民主）而在立宪。在这一问题上，如果大多数可以视作袁统治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支撑的人都主张立宪，袁为何偏偏要与他们在政治上大异其趣呢？或许袁弥留之际回答徐世昌如何接办其身后事之垂询时仅说出的两个字可以回答这一问题，这两个字是“约法”。[10]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临时约法》及约法上一切机关均行恢复。鉴于《临时约法》毕竟非同宪法，殆国会重开，乃权衡利弊，接受《天坛宪法草案》，继续其未竟事业，制定根本法。因《天坛宪草》系仓促成篇，对最有争议的地方政制问题未遑议及，故国会审议草案，便有议员提出有关地方制度的意见。但辩争激烈，未有结果。再往后，因对德宣战问题，政潮大起，督军团压迫国会不成，恼羞成怒，借口宪法已议决，各条不合国情，要求解散国会，遭黎元洪拒绝。各督军遂纷纷举兵，以至张勋进京，拥清帝复辟，解散国会，制宪又成画饼。

段祺瑞马厂誓师打倒复辟之后，国会得以恢复。鉴于南方自身分裂，段决定组织被称为“安福国会”的第二届国会，并选出委员起草宪法，于1919年8月将草案议决。草案内容与《天坛宪草》相似，无须具论。但段的政治举措却导致了新旧国会之争和持续数年的“毁法”与“护法”冲突，酿成战乱。对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既有研究大多予以正面评价，但时人杨荫杭的认知则有所不同，他指出：“因北方武人破坏法律，于是乎有‘护法’，用意至善也。然频年护法，频年内乱，人民怨讟，信用丧失于外，而法律破坏如故，北方武人之跋扈如故，则知所谓护法者，实未尝有丝毫之成绩。虽爱护法者，亦不能为护法者讳也。不但此也，广西人护法，广东人亦护法。同是护法也，何以一转瞬间，广西人与广东人又互相吞噬，一若有不共戴天之仇？向者与北方不能相容，固曰法律破坏，广西人与广东人不能不合力以护之也。试问今之所护，又是何物？”[11]

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产生及夭折

1920年夏，皖系为直系打倒，由安福系操纵第二届国会完成的宪法草案自然不被尊重。1922年6月，直系打到奉系，“法统重光”，1917年去职的总统黎元洪复职，被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再度恢复，但国会制宪并不顺利。其间国会有减少法定出席人数避免流会以促成制宪之议，因府院之间屡起纷争，直至黎总统被迫离职，直系控制局面，政潮趋平，方致力于制宪，将1917年悬而未决各原案及修正案重付审议，并将审议结果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此番制定的宪法共13章、141条，其与此前两稿宪草不同之处，主要是“国权”与“地方制度”两章。“国权”一章列举中央与各省各自权限若干条，其未经列举事项，性质关系国家者属之国家，关系各省者属之各省。“地方制度”一章将地方分为省县二级，省得自主制定省宪，惟制宪机关之构成由国宪规定。此外，民元以来争持不休的同意权与解散权的关系问题，也以共存的方式得到解决。1923年10月10日，宪法全案由宪法会议公布。于是，从1913年天坛起草，经1916年、1917年的论争，再经南方护法时代重新审议，整个制宪工作至此总算告成。从法制史的角度观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价值和意义非同寻常。

不过宪法虽经制定公布，却又产生了合法性的争论并直接影响了这部宪法的命运。曹锟当选总统及制宪过程中，因议员南下者甚多，难以达到法定开会人数，为吸引议员赴会，曾发给500元出席费，后又填发面值5000元的支票，待投票结果出来后兑现。这5000元的支票，被视为曹锟贿选的“千古铁证”，众议员邵瑞彭据此向检察机关提起控告。种种迹象表明，曹锟谋当总统期间，确有重大行贿嫌疑。但要在法律上认定为“贿选”，将授受双方按刑律论处，需要考虑的因素尚多。根据议院法，众议员是应领取薪俸的，标准为岁费5000元。但因国会时开时停，加之政府财政困难，议员薪俸，“减成发给，至多月份未有过三百廿元者”。至欠薪总数，据国会方面统计，“政府积欠民二、民六及民十一岁费旅费等项，每人应得4600余元”。议员因生活困难，多次索饷，至有要求吴景濂“辞职让贤，勿尸首席”者，对政府造成巨大压力。直系方面此时开出5000元支票，是否有补发欠薪以示好议员的考虑？这显然是应该纳入思考范围的问题。从程序上讲，据有关资料记载，支票发出之前曾“疏通异党”，并“邀集三十六政团”讨论支款额度，“经两旬期间之切实协商”，确定为5000元。虽然各方如何协商的具体材料未见其详，但揆诸常理，行贿这种有违政治道德的行为是不会通过协商方式（特别是与异党沟通方式）决定的。反过来说，既系各方协商决定，就很难认定只是曹锟及其统领的直系一方在“贿选”，但如果认定系各方共同“贿选”，则其他方面又未必有行贿的主观动机。

一些官方文件曾涉及经费支出的性质。蒋雁行在给曹锟的密电中透露，为联络南下议员回京，政府曾许以“回京费二百、三百、四百及多数五百元者不等……此间之出席薪费，仍旧照发，以全面子；并各给以五百元之川资，即可北上，决无问题……据佩绅在沪所得信息，奉省筹60万，浙省20万，以40万给参议院，以40万补发在沪人员正费”。[12]从密电中可以清楚看出，所支经费的名目是“薪费”、“川资”及补发南下议员的“正费”。

正因为是在这样的名目下支付，所以接受支票的议员大多能安然受之。曾经接受5000元支票的议员汪建刚就明确表示，自己“虽然接受了众议院会议科所送补发的岁费五千元，但并未附带什么条件，也没有在选票上写过曹锟的名字，自认为比较干净，常常向人撇清”。[13]汪氏在这里强调了两点：一是接受的款项系“众议院会议科所送补发的岁费”，二是付款“并未附带什么条件”。关于前一点，反直人士一直将其说成是“票价”，但汪氏则强调他接受的是“补发的岁费”。这虽然带有自我辩解的成分，但欠薪是事实，在欠薪的前提下议员将直系所开支票理解成“补发的岁费”，应该说得过去。身与其事的陈垣30年后检讨往事，亦称曹锟系“利用补发欠薪的名义，凡参与选举者就在出席时交给你五千元支票一张”；既系“补发欠薪，受之何愧”，故陈接受了支票。[14]虽然当时官方文件中未见“补发岁费”的正式提法，但蒋雁行给曹锟的密电罗列的支款名目间接透露了支款的补欠性质。而有无附加条件对于判断支票性质更为重要。关于这一点，吴景濂曾发表可以“出席不选曹”的谈话；对此前曾“拆台”后又出席的议员，亦曾有“投票自出，票价照付”的承诺，足证汪氏无附加条件的说法。

汪氏强调的两点应为判断曹锟是否贿赂议员以求当选的关键。因属“补发岁费”，且无附加条件，故汪能问心无愧地接受支票，且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不投曹锟的票。此外，还有一部分议员，以为曹氏既无袁、段之凶，亦无袁、段之才，将其推为总统，或有利于国会实施对政府的监督，并借此完成制宪，将国家带入宪政轨道，故投票支持曹锟，其投票与接受支票并不发生直接联系。

曹锟是在直系与反直各方斗争的大背景下谋当总统的。当是之时，双方斗争异常激烈，手段亦无所不用其极。以北京国会多次开会未达法定人数的原因为例，姚震在致奉方重要人物杨宇霆的信中坦承：“北京三次开会未成，皆我方设计破坏”使然；又称“直方选举，经我方极力破坏，三月以来，各会皆未成立”。反直各方破坏北京国会开会的手段是出钱收买议员。“安福系公然在京收买不出席议员”，奉方收买议员开出的价码“自六千元开盘以至一万元收盘”；对南下议员的“岁费”和“从前欠发的岁费”，奉方亦全力筹发。大选“拆台费”仅浙卢方面就提供了300万，出现了与“贿选”相对应的“贿不选”行径。就是向京师地方检察厅提供支票作为“贿选”证据的反直议员邵瑞彭，因支票并未作废，也从李思浩那里以“借支”的方式兑现了5000元，一举两得，名利双收。反直各方攻击曹锟“贿选”，其实严格地说，反对派的“贿不选”才是真正的行贿，因为津沪方面虽汇聚了部分国会议员，但数量远不够法定人数，且国会机关及国家行政中枢不在津沪，反对派连给议员发放“岁费”的资格都没有。反直各方如此动作，迫使直方以牙还牙，以非常手段加以应付。更有甚者，进行议会斗争的同时，双方都秣马厉兵，做军事上打垮对方的准备。吴佩孚就明确提出了以“选费作战费”的设想，张作霖、卢永祥亦紧张备战。可见双方的斗争已经超出合法的议会斗争范畴。既然争的是政治，单纯从法律立场来思考问题，也就难得要领。即便退一步言法律，由于有关“贿选”的指控主要是曹、吴的政敌提出，一些关键性的证据也是与直系对着干的人所提供，真假难辨，定谳难度极大。

从国会构成来看，除了直系议员之外，反对派议员亦复不少，而支票发放对象是所有出席议员，且总统候选人不止曹锟一人，如果说发放支票是在“贿选”曹锟，岂不意味着同时也在“贿选”他人且“贿不选”曹锟？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综合上述因素，直系在总统选举前夕给议员开具支票的做法不能说没有行贿嫌疑，然而在欠薪的前提下通过各方协商公开发放支票以示好议员与秘不示人的行贿毕竟有所区别，在找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切实证据证明其确属“贿选”之前，暂将其定性为通过兑现某种承诺以寻求支持的不规范的政治行为似乎更加妥帖。

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此举被反对派及舆论普遍解读为“贿选”，并因此引发各地汹涌的反贿选风潮、奉系联络粤孙与浙卢倒直的战争及否定议会制度的思潮。虽然也有相对平和的主张，如张君劢就提议，对于曹锟当选，可“以国民投票的形式承认之”，并得到江苏国会议员凌鸿寿的响应，但这毕竟不是主流。当是之时，激进派明显占据上风，激进人士甚至以“娼妇不能产合法之婴儿”为由，否定其视为“猪仔”的议员制定的宪法。本来从文本角度看，这一宪法对此前的约法及宪法草案做了诸多修改，避免了此前根本法的某些缺陷，不无可取之处。但“十年来苦心争持的宪法，竟在这样的时机和环境的里头宣布，真是宪法的大大不幸！这种宪法在当时有实权的人眼中完全等于废纸，那更不用说了”。[15]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随着曹锟政权被推倒，宪法随之废弃，在中国仅断断续续实践了不到十年的国会制度，也因议员贿选的指控而成为牺牲品。

曹、吴倒后，段祺瑞主政，不认从前一切根本法，提倡善后会议处理政局，以国民会议改造政治。在段主持下，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代表会议规则，根据这个规则，组成了国宪起草委员会。到1925年12月，又草成一个《中华民国宪法案》。这个宪法案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宪政运动的最后一幕，亦为民初宪法草案的最后一篇。[16]

时人对民初制宪经验的分析总结

综观民初及北洋时期宪政史可以看到，《临时约法》制定之后，中国政治便形成“护法”与“毁法造法”竞争的格局。关于该约法与民初政局的关系，鲍明钤在《中国民治主义》一书中指出：“当国家从绝对专制转为民主共和，缺乏议会民主的实践经验和程序，立法机构便立即获得了任命总理、内阁部长、大使等的同意权，这给议会干涉国家行政以众多机会。”鲍氏认为，《临时约法》这一缺陷，“使中国付出了内战的沉痛代价”。[17]事实也正是如此。《临时约法》付诸实施后，革命派控制的立法部门与袁的行政部门冲突不断，终至发生二次革命。以后，几乎每次制宪，都有战争发生：袁世凯炮制“袁记约法”并公然称帝，引发了护国战争；袁死后黎元洪继位，恢复民元约法，又因宣战问题府院争持不下，张勋拥清帝复辟，导致段氏马厂誓师起兵动武；孙中山在南方建立非常国会及护法军政府之后，又有牵动南北的“护法”与“毁法造法”之争，屡动干戈；逮至曹锟制宪，又触发推倒曹、吴的直奉战争。整个北洋时期的制宪，可以说无一不与战争发生联系，以至时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宪法为不祥之物，其得之也，必先以杀人流血于前，其失之也，亦必继以杀人流血于后。”[18]

不过民初政治的乱源主要并不在主导制定《临时约法》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鲁莽灭裂，固然要对当时的政治动荡负一定责任，但其主观愿望是要使中国朝着他们理解的“民主共和”方向发展，尽管其所作所为能否将中国导向这一方向尚有疑问，但袁世凯却是要将中国政治发展引至标榜“立宪”的君主制方向。本来，推翻清朝统治之初，“君宪”未尝不可作为中国政制的一个选项，但在“共和”制度业已建立的前提下再行“君宪”也就意味着改制，而改制必然伴随的利益调整能否为各方接受显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此外，由于袁自己也未必能分清“君宪”与专制帝制的区别，其形同专制的“君宪”被同样可能弄不清两者区别的时人普遍界定为“帝制复辟”并起而抗争，也就十分自然了。

然而民初及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一党或一派制宪，缺乏广泛的代表性，顾及了党派的得失却不甚顾及国家利益，将约法或宪法做成了维护特定党派利益的制度规范，做成了因一人或一时而定的“根本法”。王宠惠曾针对民初根本法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宪法之制定，有二要义焉：一曰，宪法者非因一人而定，乃因一国而定也。二曰，宪法者非因一时而定，乃因永久而定也。”“宪法必依一国之恒态而定，不能依一时之特别事故而定。此特别事故，倏然而兴，亦溘然而灭。若不惜以一国宪法殉之，其结果将变更时起，国无宁日。”[19]很明显，民初及北洋时期的根本法制定均未遵守这样的原则。

此外，根本法未规定现役军人不得任总统，亦是民国制宪的重大缺陷。曹锟谋当总统并极力推进选举之时，议员彭养光曾通电宣告其“罪状”，其中一条是：“军人非免役六月后，不得为总统选举之竞争，欧美先例，限制綦严。锟手握重兵，何求不得，将来总统帝王，为所欲为。”[20]但彭的指责在当时的中国并无法律依据，因作为宪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总统选举法并无这样的限制。梁启超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曹锟谋当总统期间，曾致函劝其不争总统，且倡行天下，“主宪法上规定现役军人不能当选总统”，[21]以提倡文治，但未被采纳。问题在于，不仅曹锟时代，整个北洋时期所制定的根本法，无论是约法还是宪法，也无论是临时的还是正式的，均无此规定。总统尚且可以现役军人担任，地方行政由手握重兵的实力派操控，也就不可避免。

通常认为《临时约法》体现了近代民主精神而袁记约法则处处为专制集权张本。毋庸讳言，袁记约法浸润着很强的集权行政首脑的意识，但袁氏炮制新约法，从政治技术角度分析，只是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罢了。在这一问题的认知上，罗文幹的分析或可供参考，他写道：

新约法内容，一言以蔽之，袁氏为己之约法也。其病与南京约法同。南京约法困袁，新约法便袁，皆非为国为民之约法也。故南京约法行政之权唯恐其大，新约法行政之权唯恐其小；南京约法立法之权唯恐不伸张，新约法唯恐不缩小。于是内阁制改而为总统制矣，议员得指派矣，总统选举得指定矣；此走一极端，彼走一极端，前者出于私，后者亦出于私，所谓反动力者是也。[22]

《临时约法》是同盟会议员主导炮制的，然而，不仅与同盟会处于竞争状态的人批评其不成熟，就是孙中山也对之不满，他曾说过，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他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负这个责任”。[23]孙中山之所以拥护这个他自己都不满意的约法，是因为该约法将适用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时，革命派普遍认为可以用来束缚袁的手脚。殊不知这样做与袁世凯炮制新约法一样，都将根本法做成了适用一人一事一时的制度规定。既然不是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来规划根本制度，人存政存、人亡政息也就不可避免。到了1920年代中期，国家根本法建设的规范化问题仍然悬置。罗文幹认为，今后制定宪法欲免再蹈覆辙，必须同时具备三大要素：非为一人一时制定；合于国家的历史、国情、人心及风俗；有制裁力，非装饰品。[24]罗氏所言，可谓民初及北洋时期制宪活动经验的最好总结。

二 取舍变化：国会及政党的建构与解构

民初国会的建构与衰亡

中华民国肇建之时成立临时参议院，作为正式国会召开之前的立法机关，但参议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代议机构。按照《临时约法》有关参议员资格及产生办法的规定，参议院由“各地方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自定”出来的办法当然不尽是公开选举，结果参议员由推举产生者有之，由地方行政委派者有之，甚至有按军方意志产生者。于是，本来应该自下而上产生、代表民意的参议员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应有的代表性。美国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曾批评说，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参议员，只是一批刚刚从美国、日本或英国留学归来的戴着眼镜、身穿礼服的年轻空想家，脑子里装满了马上进行全面改革的乌托邦梦想，没有人确有经过考验的才干。[25]

按照该院制定的国会组织法，第一届国会由参众两院构成，议员的产生与西方议会选举一样，基本是在各政党之间进行。国民党在主张议会政治路线的宋教仁主持下，对议会席位志在必得，在本部和分部均设有专门机关，强调须“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谋取国会里半数以上议席，以实现组建政党内阁的政治抱负。其他各党（如由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而成、被视为中国政党诞生标志的统一党及共和党、民主党等）也不甘落后，竭尽全力争取两院地方选票。选举结果，国民党在众议院596个席位中获得269席，在参议院274个席位中获得123席，其他各党及跨党者分享参众两院剩余的席位，国民党虽然未能在两院得到半数以上席位，比较其他各党则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大典。议员到会者682人，其中众议员503人，参议员179人，占议员总数870人的78%。会议期间，两院分别举行议长及副议长选举。国民党议员张继当选参议院议长，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第一届国会的成立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近代国人自甲午之后孜孜以求的被认为导致西方国家民主自由的代议政制，终于在形式上得以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届国会开会期间政党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国民党独大的局面促成与国民党对峙的其他各党的合并。国会开会翌月，经梁启超发起，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合并之后的新党在参议院中占有69席，在众议院中占有154席，与国民党的议席差距缩小。其次是国民党以宋案为由武装倒袁，削弱了其在国会内的力量。二次革命发生后，部分国民党议员南下反袁，留在国会内从事合法斗争的国民党议员数量减少，这对国民党而言固然不是好事，但国民、进步两大政党对峙的议会政治格局却因此而大致形成。

但民初国会的发展经历了诸多坎坷。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人仍居较多席位的国会能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总统选举尚未完成。当完成总统选举后，袁世凯即以二次革命为由，命令北京军警将二次革命发生时仍隶国民党党籍的350余名国会议员的证书及徽章收缴。但两院议员尚有520人，国会仍拥有开会的法定人数，且其中仍有一定数量的国民党人。于是袁世凯再次下令，虽在二次革命前已脱离国民党籍并加入他党的议员，亦视为国民党，其议员资格同样取消。第二次被取消议员资格者为80余人。两次共取消438人，仅剩议员432人，已不足半数，不能举行合法会议。11月13日，两院议长发出通告，宣布本届国会“停止议事”。1914年1月10日，袁政府又下令对滞留在北京的国会议员予以遣散，“给资回籍”。袁世凯虽未宣布废除国会制度，但至少他一直视为眼中钉的第一届国会因此而中止。

第一届国会中止之后，袁世凯组织了参政院，成立时间是1914年7月3日。按照新约法，参政院为总统的最高咨询机关，在立法院成立之前代行立法职权。该院存在时间不长，其首次开会的议程包括议决以下法案：违令惩罚法案；诉讼法案；诉愿法案；纠弹法案。袁氏组织的参政院既有代行立法机关的功能，立法机关存在之必要此时尚未被其完全否定，则可断言。

袁世凯死后，“法统重光”。此时国家已隐然南北对峙。北方推出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却因究竟是依据《临时约法》还是依据袁氏颁行的《大总统选举法》，导致新旧约法之争。争议包含了国会恢复这一更加重大的问题。南方因利益所需，主张恢复旧国会，但就法理分析，还有诸多难以解释的疑问。盖被袁氏解散的国会，从1913年4月8日开幕起，到1916年4月8日，已满三年法定期限，按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应当解职。即便恢复旧法统，也只应适用旧国会选举法，重新改选。若以国会代表民意的原则而论，则民意并不恒定，故应依旧法改选方才合理。但改选需要较长时期，而此时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南数省，改选必为北洋势力所操纵，故坚持恢复旧议员之说。李剑农认为，北方拥戴黎氏是为政治上的方便，南方拥护旧国会也是为政治上的方便。新旧约法的争议表面上是“护法”，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势力之争。[26]直到1916年6月25日李鼎新以宣布海军独立，段祺瑞确定黎氏依《临时约法》“继任”，旧国会亦宣告复活。

但复活后的国会仅维持了一年，便因对德宣战案引出的复辟而再度解散。其间国会改造的问题被多次提出。北方在段的操纵及研究系鼓吹下，对旧国会进行强行改造，结果造成安福系控制国会的局面，而南方根本就不承认北方对国会的改造。旧国会一被解散，海军总长程璧光即辞职南下。孙中山亦于1917年7月20日抵粤，旋即发表护法宣言，并邀请国会议员南下。因不到法定开会人数，乃于8月25日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不久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正式成立护法军政府。因孙中山与西南军阀存在政见分歧，非常国会除了完成对孙的选举之外，别无表现。

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获胜结束，国会才再次重开并完成制宪。但曹、吴的政治作为激起的反动对国会亦影响甚大，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国会分裂。在总统选举紧张进行时，参众两院部分议员鉴于北京已成直系的势力范围，发起“国会南迁运动”，试图阻止直系操纵大选。国民党、政学系、安福系多数议员等，相继离京至沪，以上海湖北会馆为国会移沪集会筹备处，以“大寿第”为办事处，展开政治活动。反直议员本欲使北京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召开会议，以阻止直系控制的总统选举，但因南下议员人数有限，且一些议员南下之后复被拉拢北上，未能遂愿。其在南方从事政治活动的初衷亦因江浙方面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吴政权崩溃，段祺瑞重新执政，国会的命运因此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在直系的政治统治业已被推倒的形势下，对反直各方而言，废除旧国会乃顺理成章之事，当时舆论也不乏这样的主张。

国会参众两院为维持自身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此时的国会实际上已分裂为留在北京的旧国会议员和因反对贿选而南下驻沪的议员两个部分。在举国上下对贿选的讨伐声中，拒贿议员为避免玉石俱焚，一面极力与曹锟“划清界限”，一面积极活动反直各方实力派，寻求支持。1924年11月4日，参众两院拒贿议员吕复等80余人，在聚会之后发出通电，声称曹锟贿选，“论法律则干犯国家刑章，言道德则破坏社会廉耻，此次擅开战祸，牺牲国家人民生命财产，更难数计，仅令退避，不足蔽辜，应行严加监视，依法诉追，方足以伸纲纪而正人心”。[27]10日，移沪国会议员召开会议，做出清除贿选分子及“伪会”等决议。23日，国会反贿选议员在北京召开非常会议，推举代表谒见段、张、冯等，希望能维持“民意机关”的存在，并主张由非常国会“选段为临时总统”。北京的旧国会议员因涉嫌受贿，对于自身命运更为关注。政变不久，众议院便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国会自卫”问题。

虽然国会为挽救自身命运做了最后的努力，仍回天乏术。1924年11月19日，参与天津会议的反直各实力派代表议决解散旧国会，决定现在将办未办之选举，一律停止，并议剥夺第一届“贿选”议员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与此同时，临时执政府司法部敕令逮捕“贿选”议员。11月30日，地检厅派出大批司法警察，分头会同各区巡警大捕“贿选”议员。“受贿”议员人人自危，纷纷逃避。其被出票捉拿者，共有百余名，有彭汉遗、陈家鼎等10余议员被捕。12月8日，地方检查厅检查官率同法警至众院搜索“贿选”证据。12月14日，北京临时执政府会议正式做出推翻“法统”的决定，并拟就三项命令：（1）“去年十月所公布之伪宪法，兹撤消之”；（2）“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失其效力”；（3）“参众两院除拒绝贿选议员，参与建国大计外，所有两院机关，应即消灭”。[28]

尽管如此，执政府的举措，也只在废除既存国会，并不具有废除国会制度的含义。段祺瑞在执政之初，曾宣告将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家根本建设问题，并任命林长民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制定新的宪法，以后又设立了参政院，作为临时立法机构。1925年12月11日，国宪起草委员会以逐条表决的方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案》，并咨达临时执政府，请提交国民会议讨论通过。从宪法草案可知，在未来的正式国家机关中，国会制度仍将保留。未来的国会“仍采两院制，然参议院颇近似与普通上院性质迥异之德国新宪法之联邦参议院”。[29]然而，由于1926年以后段祺瑞政府面临统治危机，国民会议没能如愿召开，新宪法无法通过，从而形成旧国会废除，新国会的产生没有法理依据的局面。至是议会完全消灭，民国初期之议会政治乃告一段落。

国会政治是一种民众普遍参与的政治，当多数本应参与其中的人形成国会“万万不能存立”之共识，国会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即十分薄弱。民初国会政治消亡，此实关键因素。这种共识的形成既与民初国会政治实验不甚成功有关，也与当时国人思想日趋激进，对于在中国仅仅试验了13年的议会政治失去信心和耐心有关。在国人追求政治“新事物”的过程中，1924年堪称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苏俄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表示放弃帝俄时代获得的条约权利，赢得国人好感。列宁在部分国人（至少是知识精英）心中的地位一举超过威尔逊，跃居“世界伟人”之首。与这一转变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国人在政治上对西方的疏离和与苏俄的接近。在主张废除旧国会并且对国会制度消亡应负重要责任的国民党领袖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亲俄并效仿其制度的倾向。在苏俄的影响下，中国政治中激进化的步伐加快，以英美作为样板的西方的代议制度自然会被国人“重新估价”。

由于政治思想激进，在审视政治现象时，很容易简单地将本来属于人的问题当成制度缺陷，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不知道一种制度从建立到成熟完善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不必讳言，民初国会政治弊端重重。但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世界政治史上，各国代议制的实施也都出现过许多不尽人意的现象。以选举为例，即便代议制最为成熟的英国，也一度出现“贿赂公行”，选票“涨价”的情形。[30]在美国，“参议院在提名方面的丑闻”更是成为“全国以极大的兴趣关心、注视和讨论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31]对于议会政治中的这类现象，西方国家不少政治学者曾经从制度角度展开分析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意识到有严重弊端，西方国家仍然通过改良，保留并完善了议会制度。中国政治家和民众对议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人的道德这一层面，基本上没有就制度的弊端做深刻分析，却废除了旧国会，并在事实上否定了国会制度。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无怪乎当时便有人提出“此又岂制度之过哉”的质疑。[32]

正是在一般国人对国会乃近代民主最重要的制度建构缺乏认识的这一思想及政治语境下，政治家得以毫无顾忌地处置国会。国会制度在民初政治舞台上消亡，从政治实践角度观察，很大程度上是实力派考虑政治利益得失的结果。

以反直各方的政治关怀为例。段祺瑞具有集权倾向，向来不喜欢国会捆绑其手脚。担任临时执政之后，为解决财政困难并示好各国，段曾试图在满足法国要求的前提下解决金佛郎案并召集关税会议，却遭到国会议员的反对。一些议员甚至还反对段祺瑞担任执政，认为段氏执政“在国法上毫无依据”。段氏最终决定以“革命”手段解决国会问题，议员“不合作”应当是主要原因。孙中山在经历长期“护法”之后，此时已放弃“法统”，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寻求“根本解决”。孙氏之所以放弃“法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的人数已十分有限，国会议席对国民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已无多大价值，而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则可用党团操纵的方法加以控制。因此，孙中山对国会持极力否定的态度。奉张则于此问题素不十分重视，其看重的是实际政治权力，无国会故可随心所欲，有国会亦可凭借实力实施操纵。

反直三角同盟首脑的利益关怀，从政治上决定了旧国会的命运和国会制度的前途，而在舆论上对这种政治决策提供支持的，则是民众业已形成的国会当废的认知。正如国会议员刘以芬事后分析的那样：“三角同盟之领袖，其态度既已如此，即令无贿选罪名，而国会能否保存，尚属疑问，况自贿选以后，又为全国所共厌弃乎？”[33]

民初政党的建置与蜕变

民国初年，由于结社合法化，加之内阁政治前景的引诱，各色各样的政党组织如雨后新笋，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共有682个，其中政治团体就有312个，政党政治的前景开始显现。但是，政党太多亦难以实践政党政治，所谓“政党少则国事举，政党多则国事废”，说明了这层道理。中国号称政党的组织大多够不上政党资格，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政治家（如章士钊、章太炎等）曾顺应政党发展趋势，主张“毁党造党”，对既有政党加以改造，促使其朝着成熟方向发展。到第一届国会开会之初，经分化组合，中国的政治性团体虽仍为数不少，但以相对稳健的进步党和较为激进的国民党为主轴的两大主流政党相互竞争的政治格局，已初步形成。

然而要指望民初政党在短时间内发育成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阶段的中国政党突出表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缺乏共同的政治信仰。虽然每个政党都标举自己的“党纲”，却没有成为党员的共同信仰。为争取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都拼命拉人入党。以国民党为例，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为造成大党声势，千方百计拉人入党，程德全、张謇、梁士诒、赵秉钧、朱启钤等“思想政见枘凿不相入者”，都成为争取对象。黄兴甚至“劝袁世凯出来作国民党的领袖，说要如此，政府方有后援，政局才能安定”。袁世凯老谋深算，当然不会入其彀中，却发现可以借此将自己的人打入国民党内部，使之反过来为其所用。到1912年9月赵秉钧组阁时，终于出现“府方授意一体加入国民党”这一政党史上奇特的现象。[34]

其二，缺乏对异党的宽容精神。实施政党内阁不能只有一个党，必须有与之对立的党。既有对立党，则主张、利害必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对于他党，必有优容之气量”。[35]对此，民初不少政党领袖均津津乐道。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们看到的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国民党骂进步党为“官僚党”，喋喋不休；进步党骂国民党为“暴民党”，没完没了。两党议员在国会开会时经常大打出手，国会大厅成了党人斗殴的场所。更有甚者，则公开主张杀人。不仅袁世凯该杀，就是唐绍仪、熊希龄、章炳麟也都在该杀之列，丝毫没有政治上宽容异己的精神，使人们对政党政治大失所望。

其三，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政党应当植根于社会，植根于民众之中，这是政党力量的源泉。然而，民初的政党差不多成了“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进步党系旧日立宪派人士所组成，他们当中多新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其疏于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自不待言。就连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成员，除了孙中山和少数几个人外，都相当保守。他们不仅很少关心改进下层民众的状况，保障妇女的权利，甚至对要求这些权利的民众实施镇压。这就使民初政党缺乏社会根基，如水上浮萍，稍遇风雨，便会被打得七零八落。

从政治运作层面观察，与国会命运多舛相似，发育尚不成熟的中国政党歧路亡羊般走上了与其标榜效法的西方政党不同的发展路径。

第一次国会召开前夕，中国的政党政治一度呈现可能走上西方路径的前景。在宋教仁等人努力下，同盟会做出艰苦的改建政党的努力，通过合并友党，组建中国国民党，将过去的革命党初步改造成在议会舞台从事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以激进的姿态，与相对保守、后来合组成进步党的各党围绕即将召开的国会席位竞争角逐。在此过程中，政治家初步形成两党政治的观念。宋教仁曾明确提出“政党宜二大对峙”的主张。[36]梁启超亦认为两党制是世界政治的潮流，各国政党皆有激进、渐进两派，中国近年来亦大致形成两派，不同政党若能一心为国，各谋发达，中国之进步将不可限量。[37]对于政党政治不可或缺的宽容精神，宋、梁等人亦极力提倡，强调从事政党政治须有包容异己的器量，对于他党不可有嫉忌心，且尤必望其发达，彼此竞争角逐，共谋政治进步。

不幸的是，因宋教仁案发生，中国刚刚开始的政党政治发生了方向性改变。一方面，国民党重新回到革命党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留在议会内的各党派也越来越不成其为政党。随着国民党在后来国内政治斗争中获取胜利，中国的政党政治再也没有回到在议会舞台上多党运作的状态。

宋案发生后，留在国会内的国民党议员和其他各党议员曾做出维护国会及政党政治的积极努力。宋教仁被刺身亡，作为同样主张议会民主制的进步党党魁，梁启超不免有物伤其类之感。为维护政党政治正常运作，经梁极力主张，进步党开始谋求与留在国会内的国民党人合作，以抵制政府戕残国会的阴谋。二次革命发生后，袁世凯采取种种手段迫害留在国会内从事合法政治活动的国民党议员，致使国民党议员人数急剧减少，这构成了对国会本身的威胁。梁启超对此深感忧虑，他意识到，如果问题不能在国会内部加以解决，“其势非假院外势力以解决之不可”。为抵制袁世凯对国民党的进一步迫害，他甚至正告袁世凯，不要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指出凭借武力来维持的局面，终究是难以长久的。[38]

但梁启超的悉心呵护并没有让国会逃脱厄运，依托国会而存在的政党亦随着国会舞台的坍塌而星散。在袁世凯死后国会重组过程中，曾经的政党纷纷改变名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当时不少政党改称“会”，如进步党蜕变成宪法讨论会和宪法研究会，国民党之一部组成欧事研究会，另一部组成宪法商榷会，从宪法商榷会又衍生出政学会等；有的改称“俱乐部”，如林森、居正等在宪法商榷会中隐然独立的丙辰俱乐部及王正廷、褚辅成脱离益友社组成的政余俱乐部；有的成为以某些政治人物聚集场所为代称的团体，如客庐、韬园等；有的被称为“系”，如从进步党演化出来的研究系以及新旧交通系、安福系。到曹锟时代，又有与保派联系紧密的宪友俱乐部、宪法学会，有吴景濂以民宪同志会为基本力量组成的诚社、匡庐，有从匡庐分裂出的南庐及民治社等。逮及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新旧交通系转而投靠张作霖；安福系分裂为以王揖唐为首的安徽派和以曾毓隽为首的福建派，争衡于段之左右；政学会与国民党开始有大批党人出入国民军中；研究系则以1917年联段渊源，对段表示同情。

当时几乎所有政治团体都不再以“党”作称谓，应与民初政党政治呈现乱象招致国人批评有关，而“君子不党”的传统观念在民初遭到批判之后此时再度复活，亦发挥了潜在影响。从组织结构上看，与民国元年、2年不同，这时所谓政团及结社大多没有基层支部，其力量和影响可想而知。但这些改头换面的政团仍不甘销声匿迹，最典型的是研究系。当反复辟成功、段祺瑞执政之后，脱胎于进步党系统的研究系以为有了用武之地，希望通过改造国会，实践政党政治理想，却因安福系和交通系把持，无法发挥作用。研究系是国民党议员大部离开国会后唯一保留政党性质的派系，其改造国会努力的失败，标志民初政党政治的终结。

而离开国会之后的国民党，则改变政治路线，回归革命党立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领袖在民国肇建时虽然接受了“改会为党”的既成事实，但思想认识仍停留在革命时代，在民国已经建立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明显的“继续革命”甚至“不断革命”的思想与行为倾向。

在国民党回归革命路线的过程中，二次革命是一大关键。这次革命的原因及表象十分复杂，经过政治家的诠释和学者的研究，也就更加云遮雾障了。曾经担任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在事隔20多年后写道：“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39]今天看来，当时所有针对袁世凯的怀疑都合乎情理，后来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历史亦证明了孙中山革命倒袁的正当性。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不应忽略：其一，所有认为袁世凯就是刺杀宋教仁主谋的判断迄今都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从法律上讲，嫌疑犯不等于罪犯，不能率尔认定袁是宋案主谋。其二，袁世凯虽有帝制自为倾向，但毕竟上台不久，尚无充分政治表现，非比后来称帝败露之时，反对者可以取得师出有名的主动。在这种情况下，成熟的政治家一般不会轻举妄动，而是等待其政治敌手劣迹充分暴露后再行发难。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种政治智慧。孙中山则不然，在没有找到袁世凯就是宋案主谋的直接证据、袁帝制自为尚未充分暴露且自身力量不足以推倒袁氏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二次革命，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次败笔。汤化龙说：“今昔情形迥异，革专制之命，其名顺；革共和之命，其名逆。”[40]本来，孙发动二次革命是希望维护自己参与首创的共和民主制度不被践踏，但在未能真正说服国人，甚至连身边的多数革命党人也还没有被说服就贸然宣布武装倒袁，显然使自己陷于“革共和之命”的尴尬境地。二次革命发生后孙中山等人很少博得社会同情，旋归失败，是有原因可寻的。

唐德刚认为：“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实际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个偶然，第二次就是必然了。”[41]其实，与后来频繁发生的内战一样，民国“第一次内战”的爆发亦非偶然。袁世凯的专制集权及民初政治的乱象固有以成之，但国民党人也责任攸关：在“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未能立奏肤功的情形下，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备受批判的思想政治语境中，国民党以革命手段来解决与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矛盾，是符合其自身思想逻辑的。而这种思想和行为倾向，又不可避免会激起本来就有“反革命”冲动的敌对一方先发制人的考虑。故当孙中山等人谋划发动二次革命时，袁世凯很快就找到了发兵镇压的理由：“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42]于是，民初政治形成这样的恶性互动：革命一方以极端的思想行为向反革命一方不断提供以同样极端的手段加以对付的合理性证明，而反革命一方的倒行逆施又反过来不断证明着革命的合理性。双方互激互促，民初政象也就益形险恶。

二次革命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国民党的政治路线。严格地说，倒袁并非革命，真正赋予这一事件以革命含义的是，在这次行动中，孙中山再次改组其党，打出“中华革命党”旗帜，重新制定党纲党章，公开回到革命党立场，在事实上摒弃了西方式的议会政治道路。孙中山特别强调中华革命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在活动方式上，将以“积极武力”，组织“革命军起义”，扫除障碍，“奠定民国基础”。鉴于二次革命已告失败，以武装颠覆现政权为目标的“三次革命”主张不旋踵即已提出。中华革命党的一份党务报告称：“吾党欲图三次革命，与袁氏反对，则吾党所占之地位，即为先天之国家。”有了二次革命，复图三次革命，以后又主张“四次革命”。[43]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最终陷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不断革命境地，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中国政党政治的走向。

三 重心失却：北洋军政体系的解构与重建

北洋渊源与袁世凯的“去北洋化”

北洋军政体系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语其渊源，则始于英法联军之役后清政府设立南北洋大臣之时。甲午战后，袁世凯督直，例兼北洋，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设练兵处，建造兵营，北洋派军人以此发轫。清末袁氏开府北洋，宪政党人多为北洋幕府罗致，遂有以北洋为政治中心的主张，“北洋派”三字亦开始在时论中出现。

李鸿章死后，北洋派最高领袖是袁世凯。袁能够在清末民初国家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原因有三：一是具有经济及军事实力，二是在统治集团中属相对趋新一派，三是与清廷有很深的矛盾。因为与清廷有矛盾，以反满为重要诉求的革命派在清末政制鼎革中便可与之结成暂时的政治联盟；因为相对趋新，故在民初的政制建设中，各方都对之抱有一定期望；因为有实力，担心在华利益在政制转型的混乱中受到损害的外国人便普遍看好他，即便是对其怀有戒心的革命党人，也因缺乏实力，不得不与之妥协。这一切，成为袁世凯建构并维系北洋军政体系的重要基础。

凭借这一基础，袁世凯很快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按照通常的认知，袁作为北洋最高领袖，本应固化内部，但当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却悖论式地表现出“去北洋化”及寻求“新旧合作”的倾向，试图将自己的统治拓展成代表性更强的国家政权统治形式。本此想法，袁世凯曾打算邀孙、黄、黎诸巨头于1912年10月10日聚首北京，共商国是，以便签署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施政纲领。盖民国政权虽已大体构建，却未明确施政纲领，政局亦呈乱象，孙、黄、黎若能应邀进京，确立施政纲领，则政局将有望趋于稳定。但副总统黎元洪因张振武案发生，不敢贸然入京，四巨头会议遂开成三巨头会议。孙、黄、袁经几番讨论，最后确定施政大纲八条，用电报征得黎元洪同意，于9月25日由总统府秘书厅正式通告，并根据八大政纲商定了四项实行手续。

袁世凯此举意义重大，不仅以各方领袖聚首的方式象征国家统一，也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奠定了社会基础。之后，袁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虽被视为北洋军阀首领，担任大总统期间却鼓励文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文治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本来，北洋集团中就有主张文治的一派。该派肇始于北洋幕府，袁世凯当政时禁止军人干政，幕府中有政治才干者得以登进。王士珍、徐世昌就是北洋集团中“文治派”的代表，而各级政府机关，也网罗了大量的知识精英。[44]

在职官制度建设方面，袁世凯的举措对于北洋体系尤其具有解构意义。北洋中人多行伍出身，而袁政府却通过制度建构来任用文人。以北洋政府制定的文官铨叙法规为例，从1912年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开始，几年时间里，北洋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中央行政官官等法》、《文官考试法草案》、《典试委员会编制法草案》、《文官任职令》、《文职任用令》、《文官甄用令》、《文官高等考试令》、《文官普通考试令》、《文官高等考试典试令》、《文官普通考试典试令》等数十种法规。为防止官吏违法失职，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北洋政府还颁布《文官惩戒条例》，逐步确立完备的文官铨选、任用及惩戒制度，使行政机构的运作有法可依，趋于有序，亦使北京政府在与“北洋”相反的政治轨迹上，渐行渐远。

研究者通常强调北洋时期的种种乱象，对于袁世凯执政时的作为更是不遗余力加以抨击。其实袁世凯主政时期，因致力于经济法规建设，社会经济呈现良性发展状况。袁恪守自由发展工商业的原则，为规范经济行为，曾指示工商部从速调查国人工商习惯，参考各国法律及成规，筹订划一办法。在其大力督促下，各种经济法规在清末修订新律的基础上得以继续修订或完善，民初经济立法也因此呈现一段难得的“黄金时期”。从数量上看，短短几年间制定颁布法规数十部，约占整个北洋时期所定经济法规之半，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经济法律体系的架构。从质量来看，中国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规几乎全部产生于1915年以前，其后的立法主要表现为对之前立法的补充和完善，很少重大的创新。从效果上看，民初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总量均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这与袁世凯执政时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实施对工商业的保护是分不开的。

袁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超越包括北洋在内的集团利益，在共和政权肇建时维持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研究民初政治史的人谈统一往往只是关注南北即外国人所说的“中国本部”的统一，忽略了多元性的民族国家的统一。有关政权转移与社会动乱的因果关系，从来政权转移都将冒此风险，而当国家“中心势力之欠缺”时，这种风险会更大。当是之时，除了土匪、兵痞乘乱作恶之外，新政权面临的离心因素尚多。清初整合到国家统一体内的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在失去大清王朝的制度维系之后能否继续在中国版图内存在，成为政治家必须应对的当务之急，从长远来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国内的政制转型。章太炎等人主张在北京建都，并不是要迎合袁世凯，而是出于“五族共和”能否实现的现实考虑。迎袁专使蔡元培等遭遇的被认为系袁导演的北方兵变，即便找到袁世凯是其幕后导演的证据，也很难证明北方不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和蒙古、青海、西藏离异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为各方倚重的权势重心的存在，对于政制转型中的中国，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袁世凯就是这样的权势重心。袁世凯致函孙中山解释其不能遽即南下的原因，有谓“奉江两省，时有摇动，外蒙各盟，迭来警告”，[45]亦可见其对蒙古等“外藩”离异的严重关注。

毋庸讳言，袁氏执政多有违反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之处。作为一个旧官僚出身的国家元首，袁缺乏民主意识，手段陈旧，难以将中国引至现代政治指引的方向。但袁的价值在于提供了许多同时代人不能提供的东西。诚如罗文幹所言：“较诸袁氏死后之执政者，则袁氏已不可及矣。袁氏之世，法令能行也，国库裕如也，各省肯解饷不敢截留也，官制官规非毫无定制也，中央之政不必请命于军阀也，对外尚能统一也，吏治也考绩也，仕途不冗滥也，百官不能躐等也，官方尚能整肃也，登庸有考试也。”罗认为，如果将袁与华盛顿、拿破仑相比固属非伦，但此十余年来国家稍得安宁者，亦仅有袁氏在位之日而已。[46]

然而“袁氏当国”期间的作为，对于北洋来说则是近乎灾难性的。盖袁无论当总统还是做“皇帝”，都不能以派系首领而必须以“天下共主”的身份任事，否则其统治的政治基础就会薄弱。袁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高调邀请孙、黄、黎三巨头聚首北京，就是在表示自己是“天下共主”而非北洋领袖。然而，那些具有政治抱负的北洋同辈和后起之秀却因不能从袁建构的政局中看到前途和希望，持不合作的态度。袁氏鼓励文治，强调“军民分治，军人不干预政治”，主张政府官员通过考试选拔录用，但北洋人物大多出身行伍，对其近乎排斥自己人的做法多不认同。袁积极立法，示以法制立国，而北洋武人多跋扈，能自觉接受法律约束者甚少。作为北洋最高领袖，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并未以北洋的利益为归依，某种意义上袁自己已在背离“北洋正统”，这使北洋军政体系面临解体的严重局面。通常认为北洋体系是袁身后才分崩离析的，其实无需等待袁死去，还在其在位之时，“北洋”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而当袁氏称帝时，他首先感受到的威胁并不是革命派的反对，而是北洋派内部的离心离德。被称为“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王是“龙”，在袁最需要的时候却云遮雾罩，见首不见尾；段是“虎”，此时已经露出猎食本性，开始觊觎袁的身后了；冯是“狗”，关键时刻不仅不见帮主子咬人，却两次密电袁，要其“敝屣尊荣”，促其退位。至于其他麾下爱将，也都个个靠不住。就是当初极力劝袁称帝、被袁派往西南坐镇的陈宦，受到袁器重的陕南镇守使陈树藩，以及袁予以“不次之擢”

的汤芗铭，均反目相向，以至时人借用中药汤头，谑称袁系误服“二陈汤”致死。袁死后，北洋体系正式解体，某种意义上，袁世凯才是北洋体系崩坏的始作俑者。

北洋体系裂变与“北洋正统”幻灭

袁世凯死后，北洋体系在事实上一分为二，出现了直皖分野。本来，袁氏在时行政集权中央，军队统于一尊，并无派系可言。袁死后，群雄失驭，各植势力，各昵所亲，遂有强为区分直系皖系者。而被视为皖系首领的段祺瑞与被视为直系首领的冯国璋初无直皖成见，只到后来此疆彼界，俨然区分，世所公认，才不得不屈就事实，但“北洋正统”观念，仍不时浮现。护国战争之后继任大总统职位者为黎元洪，段祺瑞以总理掌握实际权力。后因对德宣战问题府院争持不下，引来督军团干政和张勋拥清废帝复辟，复引来段祺瑞马厂誓师反复辟及复辟失败。之后段“拥戴”冯国璋任大总统，自己以国务总理名义再度操持国政。段有“再造共和”之功，却推举不属自己派系的人出任总统，说明其北洋的归属感尚高于皖系的身份认同。而冯国璋担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王士珍任陆军总长的军政格局，亦使北洋派人心大振，对北洋的政治前景寄予新的期望。

但北洋的解体仍不可避免。因府院权限不明，冯、段关系很快就因徐树铮而出现裂痕。洪宪帝制失败、国会恢复后，段出任内阁总理，徐以名士、策士身份为其谋划。而徐刚愎自用，喜弄权术，与内务总长孙洪伊积不相能，孙乃联络被视为直系且与段出现关系裂痕的冯，谋制徐倒段。久之，遂有直皖派系之分别。继直、皖两系生成后，奉系亦逐渐坐大。1912年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被视为北洋旁支的奉系军政势力开始显赫并逐渐将势力插入关内。在北方军政体系发生裂变的同时，南方则形成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此外，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徐州、兖州一带的张勋，以及四川境内分别控制不同地盘的大小实力派。在时人杨荫杭看来，这种局势颇与五代时的分裂气象相仿佛。杨氏认为，斯时的北京政府好似梁、唐、晋、汉、周居于中原；督军各有地盘，犹如南唐、吴、越、汉、蜀、楚、闽各踞一方，因而发出“呜呼，今日之时局，五代之时局也”的感叹。[47]

既已裂土成“侯”，则彼此间的利益之争不可免，而战争则成为解决利益冲突的重要方式。据统计，1916—1928年共发生140余次战争。如果把小规模武装冲突也计算在内，则仅四川一省在这期间就发生了400余次“内战”，遑论全国！但北洋时期的战争规模，持续时间，所涉空间，伤亡人数似乎都被严重放大了。以当时规模最大的几次战争为例。直皖之战始于1920年7月14日，至19日段祺瑞辞职战争结束，延续不过6天。第一次直奉战争始于1922年4月29日，至5月5日奉军战败退回关外，战争进程也只有6天。第二次直奉战争从1924年9月15日开始，到10月23日北京政变发生，也就大致结束，即便以月底吴败退时计算，持续时间也只有一个半月。从伤亡上看，其实当时一场战役下来，伤亡一般为几百人，多的有几千人。

罗文幹认为，战乱并非北洋时期的时局特征，“非战非和”，老百姓感觉“不痛不痒”才是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的特征。他写道：“非战非和，此不生不死之局，统一之最大障碍也。使其战而一方胜也，则力胜者理强，可以统一。或使其七年之间无日不战也，则虽胜败未分，而其首先民穷财尽者不得不降，又可以统一。今则不然，有时战，有时不战，而胜败不分，无强弱之别，因其不常战也，人民不甚感直接之苦痛，于是不痛不痒年复一年，人民既漠然视之，当局者遂得以各逞其私欲，而私欲之难合，不待智者而知也。”[48]所谓因其不常战，人民不甚感直接之苦痛，故漠然视之，道出了当时国家及社会的实情。

然而罗的关注重心并不在此，在其论述中着重表达了国家统一的理念。他并不一味反战，而是希望形成强势的一方来推进统一，即便通过战争手段也在所不惜。所谓形成“强势一方”就是要建构权势重心，但这样的重心在袁之后已经丧失。章士钊的观察与罗相似，认为袁之后北洋政治已陷入僵局，天下重心失却，成为中国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希望在“天然的重心”丧失的情况下，寻求各方“共建之重心”，以维持国家。[49]

其实为罗、章所忧虑者，也正是后袁世凯时代北洋军政首领试图解决的问题。首先被推出来建构权势重心的是冯国璋，但因与皖段关系不谐，冯难当此任。1918年10月，冯在担任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总统之后，被安福国会逼迫下台（一年后即死去），由徐世昌取而代之。徐之所以能够继任，是因为他在北洋派中具有较高地位。按照时人说法，徐乃“纯粹北派主盟，对于南人绝无关系者也。其在北派，实兼为官僚、军人两派之领袖，世凯死，足统辖北洋文武者，徐氏一人而已”，系没有争议的“北洋正统”。[50]就任之后，徐世昌标榜偃武修文，以和平、统一、发展为职志。11月15日，徐发起在北京召开各省督军会议，下令对南方停战，并定于次年2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以促成和平统一。

徐氏标榜文治的国际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主张确定约章，组织国联，以各国相互保障政治自由、领土完整及国无大小一律平等为原则，激起国人对文治、和平统一的遐想。如陈独秀就认为：“欧战后世界上各国的思想制度，都要大大的改变，这是逃不出的事实，人人都承认了的。”他甚至认为：“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象中国的徐总统，象日本的原内阁，都是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51]曾任翰林院编修的教育家严修对徐实施文治也寄予厚望，他劝主张南北统一的黄郛去见徐，有谓：“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52]可见时人对实施文治期待之殷。

但徐的文治不过是标榜“以文驭武”、“废督裁兵”，试图将军权集中于陆军及各省省长悉由中央改派文职官员担任而已。曾经称徐为“北派主盟”的警民氏写道：“世有望徐氏就任实行民主制者，吾敢称之曰梦呓。盖北洋派中诸人，实无一人谓民主制可实行者，不仅徐氏为然也。徐氏对于人民及议员，必取敷衍主义，所谓面从心违，或久使自懈是也。”[53]其实姑不论徐的文治是否具有以现代政治观念来治理国家的含义，就是徐氏自己确定的政治目标，也并无实现之可能，原因在于缺乏军政实力。徐氏能够在北洋各派系激烈的角逐中一时胜出，位列总统，靠的是号称“正统”的北洋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其长处在善于因势操纵。但这并不可靠，政治家需要的是实力。由于缺乏实力，在1920年2月20日召开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徐遭遇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尴尬：一方面，因深谙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不得不联络直系和西南实力派以贯彻其和平统一主张；另一方面，考虑到由皖段支持的安福国会乃其膺任总统的法律依据，故当皖系主战派破坏南北和谈时，又不敢与其决裂。而因其系由安福国会推选，反皖段的一方又不予承认，甚至有视之为“私生总统”者。故整个和会期间徐都首鼠两端，没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更有甚者，西南实力派因在和会期间受皖系干涉，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转而反对徐世昌标榜的文治，认为徐氏等人“以文治派自居，平时固极相宜，乃非当下可能应付一切者”。[54]

南北和议无果而终，旨在武力统一的战争接踵爆发。1920年7月直皖之间发生战争，皖系败北，由皖段推上台面的徐世昌虽依旧坐在大总统位置上，其政治掌控力已严重削弱，号令不出京城。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获胜的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不久，同样号称“北洋正统”的曹锟、吴佩孚幕后操纵旧国会，指徐世昌任总统为“非法”，迫其去职。随着徐的去职，北洋“文治派”重建北洋权势重心的努力也就宣告失败。

从1920年夏与皖系开战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是直系与皖奉及西南实力派角逐竞雄的时期。此时的直系在北洋各派系中最具实力，其外交上亲英美的路线反映了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期间多数国人的外交取向，其在政治上打出“恢复法统”旗号，亦可暂时缓和与执意护法各方的矛盾，因而颇为国人看好，成为国家权势重心重建及实现统一新的希望所在。

直系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内部出现裂痕。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把持中央政局，但随着权势上升，曹、吴身边的人各有打算，各拥其主，内部开始出现保洛分别。因曹锟、吴佩孚以直鲁豫巡阅使与副使身份分别驻节保定和洛阳，故二人身边的政治集合又被称为“保派”和“洛派”。吴虽表面上保持着对曹作为“直系盟主”地位的承认与尊重，但其自我中心主义亦不时表现出来。保洛之间这种复杂纠葛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局。其次是“贿选”惹来的政治麻烦，致使曹、吴通过恢复旧国会所获致的统治“合法性”丧失殆尽。加之镇压京汉铁路工潮，导致国人对直系认知改变，使其统治的“合道性”在国人心中失却。直系统治的政治及社会基础严重削弱，给敌对各方以联合倒直、谋求东山再起的机会，第二次直奉战争由是爆发。

这次战争出人意料地以反直三角同盟获胜而告结束。嗣后段祺瑞受各方推举，出任临时执政府执政。尽管曾有人试图提升这次政治变动的含义，将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鼎革称为“革命”，段祺瑞亦多次主张废除“法统”，赤地新立，但曹、吴倒后中国政治的变化不可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没有导致国体或政体的实质性变化。在并未形成一切推倒重来的政治格局下，战争善后只能以整合北洋军阀政治权力体系的方式进行。而当时最严峻的问题，是如何将分散的各军阀派系暂时维系在一起，尤其是使已经退到长江、企图卷土重来的吴佩孚表态拥护中央，不至重启战端。在这个问题上，反直三角同盟推出段祺瑞，打的仍然是“北洋正统”牌。奉军将领何柱国曾分析说：“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哪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55]道明了三方的考虑。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入京就临时执政职。段氏就任后面临的最大政治难题，是如何改变国家四分五裂的现状，对北洋集团进行整合，使之集于自己麾下，形成新的政治共同体和权势重心。

段祺瑞用以整合北洋体系的资格是“北洋正统”，具体手段是利用北洋各派系间的矛盾，促成或保持各派力量的“均势”，以维持北洋旧体系的继续存在。其苦心为冯、张分配地盘，将苏皖畀奉张，陕甘畀国冯，目的全在于此。不过这种“均势”只被段祺瑞维持了不到一年。1925年10月，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的五省联军以“拥段反奉”为号召，不顾段之调停，向奉军发起攻击。以后各派军政势力怀抱不同目的，彼此大动干戈。浙奉战争的爆发，宣告了段祺瑞整合北洋体系努力的失败，建立在各方“均势”之上的段执政的政治生命，也因这场战争的爆发而临近终结。

段祺瑞没能如其所愿，成功整合北洋军政体系，当然也就没能延续临时执政府的命运。这样的政治结局，与皖系实力过早衰退有关。皖系政治上可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是在袁世凯死后段以国务总理控制北洋政府时期，以及讨伐张勋，“再造共和”，继续掌握政权的几年内。1920年直皖战争败给曹、吴之后，其权势的巅峰期已经过去。第二次直奉战后段能复出，不是因为具有实力，而是因为奉张与国民军争执不下，捡了个政治便宜。然而依靠权力平衡推出来的政治领袖日子从来都不好过，因为平衡很容易被打破，维系政治统治所需的是实力，而这正是段最为缺乏的。蛰居复出的段氏，已经近乎手无寸铁，毫无凭借。执政不到两个月，便有人将段氏与徐世昌相比，指出他“已入十年东海境地”。[56]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政府要想成为袁世凯那样可以对全部北洋军人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中心，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何止段祺瑞，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各派领袖中，没有哪一位具有能够整合北洋军政体系的能力。如前所述，首先被推举出来建构权势重心的冯国璋因与皖段关系无法协调，难当此任，接着又有徐世昌、吴佩孚、段祺瑞等粉墨登场。徐世昌属“文治派”，缺乏实力，欲以文驭武，不啻梦呓！吴佩孚一度拥有较强实力，又被认为是北洋嫡系，却因支持曹锟“贿选”丧失政治号召力，复因坚持武力统一导致北洋支派离心，加之为反直三角同盟战败，已不足膺此重任。曹、吴之后力量相对强大的张作霖与北洋嫡传各派关系较远，就连在北洋中“分属后辈”且新近战败的吴佩孚，也“一向不把张作霖当作北洋正统”。从直系分离出来的国民军首领冯玉祥政治上反复无常，难以自立。至多只能算是北洋旁支的西南各军阀陷于内争，或不具备问鼎中原之实力，或本来就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整个后袁世凯时代，能够为北洋各派公认的权势重心一直没能形成。

个中原因，其实就在吴佩孚蔑视张作霖时所持守的“北洋正统”上。北洋在近代历史上曾经是一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存在，但在袁世凯之后便已逐渐式微，不可复振。后袁世凯时代此伏彼起的战争及政治上变动不居的局势，更是使曾经对北洋抱有希望的国人从心理上厌弃了这一军政集团，而北洋自身亦四分五裂，一蹶不振。不管是直系还是皖系，在整个北洋已越来越不为世人看重的情况下，即便被承认为“北洋正统”，亦无号召天下的能力，更何况皖、直、奉、浙及西南、西北各实力派，谁也不承认对方是“正统”。

北洋面临的遭到民心厌弃且内部又无法整合的衰颓状态，以及国民党自我改造之后呈现的崭新气象，解释了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没有遭遇太大困难就取得胜利的原因。

四 分合诉求：地方与中央的治权之争

中央权力式微与地方自治滥觞

民国肇建，因袁世凯北洋势力强大，中央积极有为，加之“一般学者盛倡中央集权”，地方势力受中央权势及舆论的双重压抑，暂时没有表现自身意志的机会。宋案发生后，孙、黄指令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起兵反袁。袁在对外借款成立后，立意动武，宣称“跋扈之都督（李、柏、胡三人）在所必除”。时蓝建枢以岑春煊代表之资格，进言调和，袁断然拒绝道：“今日并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议会，我与岑君等皆不能说话。君系现役军人，尤不能说话。至李烈钧等为地方长官，于行政之系统上，中央不能不求统一之法。’”[57]袁不以南北名义处理赣宁方面发起的二次革命，而强调其用兵系讨伐不服从中央的“地方”，凸显了北京政府的强势地位及维持中央集权的政治诉求。

不过清末及民初中央集权的程度已十分有限，镇压二次革命时袁世凯表面的跋扈，也多少有些色厉内荏的味道。张君劢曾指出，有人说前清及袁世凯当政时集权，其实斯时中国中央之权远不及德美联邦政府之权。各省自练军队，自定币制，中央政府除官吏任命权外，无任何权力。他认为，中国之患不在单一，也不在集权，而在野心家肇乱和无所节制。[58]恽代英也认为，民初政象纷乱，与辛亥政制鼎革中国以民主取代君主，却未具备起码条件有关，现代政治制度建构必须具备的人的主观条件尤其不成熟。因为“早熟”，民众（甚至其精英分子）都还不知道怎样过现代政治生活，而革命却把“皇帝的尊严”打倒了，只得挂个“民治的招牌”出来，结果造成“群雄争长”的局面。[59]

如果说，袁世凯在世时尚能勉强维持中央对于地方的行政掌控，袁世凯身后的中国则已无严格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可言。杨荫杭在观察北洋时期政局时曾做过一番历史比附，认为当时的中国已呈现春秋战国似的分裂格局：中央政府对于各省，有如东周之于诸侯；南北相攻，皖直交讧，滇蜀不靖，有如诸侯列国之侵伐争霸。只是春秋战国学术兴盛、人才辈出，北洋时期则晦盲否塞，春秋战国争霸之诸侯尚知招贤礼士，北洋时期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由此区分出两个时期优劣高下。[60]陈冠雄抨击军阀把持国家中枢、干政乱政的行径，有“武人乱纪”、“傀儡中央”之语，更可见当时局势的严峻。[61]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中国的权势重心发生转移，北京所具有的俯视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国内政治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亦远不如前。过去北京乃京师重地，是中国政治权力的重心所在，一切上升性的社会流动都指向北京。到北京去的人总不免怀着“朝圣”心态，历朝历代的觐见制度，就是利用臣民对于“圣上”和“京师”的敬畏而制定的。然而这种状况在几年间就变成了昔日辉煌，北洋时期的紫禁城已经暮色笼罩。唐绍仪1924年11月27日的一次谈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北京所发生之事实，于全国无重大影响，北京乃一隅，而非全国，且不能统治全国。当今急务，在乎联合各省成就一种结合，庶日后渐能遵从合宜之当轴。”[62]章士钊甚至认为，北洋政治已成僵局，天下重心失却，“北京不期而有地方化之虞”。[63]

中国政治趋向“分”的局势之出现，与自治思潮兴起有关。时人黄抱一在分析其因果关系时指出：袁世凯死后，地方割据局面逐渐形成。此时的中央既不能以法律手段谋根本建设，更不能以军政手段使统一成功，国门之内，水深火热，亟亟不可终日，国门以外，他族势力之压迫，国民自决之思潮，又予国人以强烈刺激。郁久必发，不得于彼，则泄于此，自治呼声遂勃然兴起。

1915年章士钊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一文，援引西政，认为联邦制的各邦与单一制下各省只有权力程序的差别，并无根本原则的不同，提出中国在舆论条件成熟之后，原有各省区亦可以“邦”的形式“联”在一起，而无碍民族国家的统一。[64]章氏此文，引发了一场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国家体制问题讨论。以后，“联邦制”的设想逐渐演变成“联省自治”主张。1922年9月10日，胡适在《努力周刊》上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一文，提出联省自治是打倒军阀的“重要武器”，认为改变军阀割据现状的第一步是建立基于省自治的“联邦制统一国家”。胡适宣称，中国是最不宜于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强行实施的结果必定是中央对地方鞭长莫及，而地方又没有人民自治，只好由军阀来割据。因而消灭军阀割据“唯一的办法”，不是武力统一，而是加强区域性的人民自治（self-government，不是autonomy），用联省自治来达到民族国家的统一。

倡导联省自治的当然不仅限于胡适，南北双方上海和议的期间，自由主义者及左翼知识分子多半支持联省自治。他们通过创办《新安徽》、《新浙江》、《新江西》、《新山东》等刊物，阐述并宣传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一向主张社会改良的《东方杂志》、《太平洋》、《改造》等刊物，亦积极宣传联省自治或联邦制，冀以打击军阀政治，保障人民权利。

联治践行及其对北洋集权体制的侵蚀

按照时人设想，联省自治大致可分两步进行：首先由各省自定宪法（或称省自治法），依据省宪组织省政府，治理本省；然后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完成国家统一。“联治”的最终目的，乃在突破现行的单一制，将中国改造成联邦制国家。这一设想践行于1920—1924年，参与省区共10个，包括直接卷入南北之争的粤、桂、闽，介于南北之争中间地带的鄂、湘、川、陕，地处西南、受北方影响较小的云贵，以及直皖战后仍受皖系控制同时又跟南方有密切关系的浙江省，10个省都有规模不等的自治及联治举动。

在这10个省中，湖南的自治成就较为显著。该省自治运动开展较早，产生条件有两个：一是张敬尧的“劣政”损害了湖南军人和士绅的利益，二是内战使湖南损失惨重。于是在成功“驱张”之后打出自治旗号，试图在南北之争环境下寻找一块生存空隙。该省自治经历了谭延闿和赵恒惕两个时期。自治运动兴起后，旅居京津的湘绅熊希龄、范源濂等极力附和，主张“湘人自决”；旅沪湘人组成的湖南改造促进会也提出“湘事湘人自决”，主张“以后南北武人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永毋再入湖南境地与湖南人为敌”。湖南的自治走向联省是与制宪活动同时并举的。1920年冬成立制宪筹备处时，赵恒惕正式提出联省自治主张。翌年2月，当筹备制宪时，赵派欧阳振声赴川与刘湘接洽两省联治。4月公布宪法草案之后，赵又支持湖北民党李书诚与在湘鄂军团长夏斗寅，密谋驱逐督军王占元，企图在驱逐王之后，建立联治的基础，同时联络在湘西的川军熊克武部，成立湘、鄂、川联军，约定攻鄂成功后在长沙组织“联省政府”。1921年底，湖南公布省宪，次年9月，赵恒惕当选省长。赵联络湘、鄂、川三省推进的区域自治，乃联省自治运动的主要成绩。[65]

在广东，因陈炯明极力倡导，自治运动亦开展活跃。但与湘、川、浙诸省试图建立“军绅政权”不同，陈氏的自治是标榜人民管理自己的事，以村县“直接民主政权”来抵制地方军阀势力。他支持彭湃在海陆丰领导的农民运动，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21—1922年陈与孙中山政见龃龉，孙中山拒绝采纳和平协商方式，在广东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形下，决定兴师北伐，引起陈不满。对孙要求其放弃联省自治，陈更是断然拒绝，声称：“炯秉‘联省自治主义’而奋斗，冀行此主义以救国，中山赞成联省，则我听其令；若中山仍效北方军阀，作武力统一迷梦者，则我虽助中山，而粤人不谅我也。”[66]陈、孙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胡适在分析主张武力统一的孙中山与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冲突”原因时指出：“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得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是一种“短见的速成手段”。[67]称陈、孙二人的主张均可成立，未免模棱，但认为陈氏旨在建立一个自治的“新广东”，应该很能概括陈在广东的政治作为及其与孙氏冲突的性质。

其他地区的实力派亦纷纷实施与中央若即若离的区域性统治，所提口号体现了强烈的地方意识。如孙传芳在控制闽浙后，作为地方建设的一部分，曾雄心勃勃提出“大上海计划”，要将租界之外的上海建成一个可供其他地区效法的“模范城市”以及远离战火的“非战区”。浙江甚至成立省宪起草委员会，所草省宪经省议会议决并于1921年9月9日宣布，几年后又通过了《浙江省自治法》。担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亦做出姿态，筹划地方建设，奉行“大西北主义”，力图将陕甘建成能独立行使权力的区域。与此相对应，云贵及广西实力派则提出“新西南主义”，谋求该数省区的独立性。

作为自治或联治的重要表征，政治权力分配上的地域排他性也逐渐凸显，“由某省人督某省”的口号开始在较大范围内被接受。1920年秋，《东方杂志》一篇署名文章指出：近来“鄂人治鄂”、“闽人治闽”一类说法，喧腾国中，本省人主张，全国人赞和。其具体主张，不外“省长必任命本省人”，“本省行政机关必尽以本省人组织之”。[68]北京政变不久，陕督刘镇华致电段祺瑞，请调河南，而以胡景翼督陕，理由是自己为河南人，而胡为陕西人。李景林继王承斌督直，亦因其为直隶人。张作霖派张宗昌赴山东接收德州兵工厂并占据徐州，后又决定以之督鲁，原因在于张宗昌系山东籍。在四川，至迟在1926年，支持自治的军绅各界提出的“川人治川”口号得到实现。“虽然不能说四川人已完全统治了自己的省份，但至少那些掌权者都是出生本省。这些人完全掌握了川省事务，并将这一权力行使了近十年之久，使自治理想成为现实，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四川已从中国的国家政治中退出。”[69]顾敦鍒说，联治运动中，不但独立各市在事实上脱离中央政府掌控，而以省政府为最高监督机关，在法律上也取得几乎同样的地位。[70]顾氏所言，客观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

在当时，自治常以“联省”的形式展开，联省自治就是联邦制，这一点颇为一般研究者忽略，而其抵抗直皖军阀武力统一以图地方割据的用意却被反复强调。其实时人早就道明了两者同一的关系。既系“联邦”，就应该效法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义务在宪法上划分清楚，中央制定国宪，地方制定省宪，各施其治。这一政治诉求直接影响到制宪实践。如前所述，袁氏帝制败亡，国会重开，再度审议民二宪法草案，即有议员提出关于“地方制度”的意见。逮曹锟“贿选”成功，政潮趋平，复致力于制宪。所定宪法设有“国权”与“地方制度”两章，“国权”一章列举中央与各省各自权限若干条，其未经列举事项，性质关系国家者属之国家，关系各省者属之各省。“地方制度”一章将地方分为省县二级，省得自主制定省宪，惟制宪机关之构成由国宪规定。[71]这无异从国体上将中国由单一制改为联邦制，只是未用“联邦制”的称谓而已。

随着地方势力膨胀，中央权力逐渐被抽空。此时，严格意义上的中央军权已不复存在，掌握军权的是分散各地的实力派。陆军部和海军部不仅没有任何直接统辖的军队，对各省军队也没有调度指挥权。孙中山指示李烈钧不就执政府参谋总长职而为之力争江西地方职务，充分说明了中央军事职能部门在地方实力派人士心目中的地位。地方行政权力的分配也体现了实力派的操控，争执异常激烈，像苏、直、豫、鲁、赣等省省长、督军任命，与其说是中央的安排，不如说是地方实力派意志的体现。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实力派无视中央，自我委任，陈调元宣布自任苏督、王桂林宣布自任江苏省长就是典型事例。

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的地方主义是一种“分”在客观上尚有利于“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center-oriented regionalism），[72]那么此时的地方主义显然已偏离了以前具有的“中央方向”，这使政局呈现极为动荡不稳的状况。政治代谢的周期由民初的三四年变成两年甚至一年。以北京政变后执政的段祺瑞为例。本来，段是直奉战争之后受各方拥戴，在“非段莫属”的舆论中登上临时执政位置的，然而上台不到两个月，便有人将其与徐世昌相比。时论甚至将段执政的北京政府视为“世界政治史上……最无权能之政府”。[73]以后段的处境越发困难。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北京频频发生民众“驱段运动”，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南方国民党人开始利用这种运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三一八事件之后，中国事实上已处于无中央政府状态，成为地方实力派的天下。1926年4月20日，临时执政府宣告解体。段氏穷途末路的境遇，堪称北洋政治的一个缩影。在自治和联治的严重冲击下，统一的中央政权已经名存实亡。然而，这种由联治造成的对北洋军政体系的冲击，却又为政治家在另外的政治框架内寻求国家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由联治的国家统一新途径

192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思想呈复杂多元性状。一方面，自治及联治闹得规模宏大，对集权中央的政府体制造成严重冲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仍根深蒂固，大一统依然是从传统中走过来的多数国人在国体方面的重要诉求，而西方列强近代以来对中国侵略激发出的危机意识及民族主义情绪，又提示国人须对西方自治思潮泛滥对以统一为基本前提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消解保持必要警惕，于是形成“自治”与“统一”呼声竞鸣，国人难以抉择的局面。对此，《东方杂志》一篇署名文章曾做过如下述评：

统一和自治，可算近来中国政治上最当令的两个名词了。舆论用它，经世家用它，官阀军阀也用它，国人几年来厌乱的心理，在这两个名词里已完全表出来了。这两件事果然办得好，中国政治便会渐入正轨。[74]

通常认为，联省自治与统一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对立的，因为推进联治的人不免具有以地方割据来抵御北洋军人武力统一的用心。但北洋时期的政治实践表明，联治虽然削弱了北洋政府操控的中央权势，阻碍了直皖军阀的武力统一，却并不总是构成统一的对立力量。因为联治虽然解构了北洋体系，却可能成为新的统一国家的建设性因素。

在统一和自治问题上，胡适与陈独秀的辩论颇能揭示当时持不同主张的人各自的政治及思想考量。1922年8月10日，陈独秀在《东方杂志》刊登文章，批评主张联省自治的人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何在，引起胡适反驳。二人的辩论涉及如何判断联省自治作为一种制度和作为在中国现实环境中实践之区别问题。

陈独秀并未直接反对联省自治，但他认为，中国的联省自治并不是发生于人民的要求，而是发起于湖南、广东、云南等省的军阀首领，有违自治宗旨。在陈独秀看来，联省自治的要害在于不知中国问题的病根何在。他认为，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是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致使法律及舆论均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而无关乎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地方权力已经够大了，若再扩大地方权力，不知还要扩大到什么地步？况且地方自治作为民主政治的原则，其实施应重在城、镇、乡基层，如果把地方自治范围扩大到省一级，则已不是地方自治，而是采用联邦制，属于国家组织的问题了。

胡适的回应似乎很到位，他强调了四点：一是中国不宜于组建单一制国家，军阀割据是武力统一的恶果；二是今日中国只是督军、总司令的权大，而地方的权力极小，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三是军阀之所以权大，是因为地方无权及中央虽有权却无力制裁军阀；四是制裁与打倒军阀的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各省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统一国家的建构。

陈、胡等人的论辩范围很小，如果在较大范围内探寻读书人的认知，则可发现陈独秀的意见虽然激进，却相对主流。1925年上半年，华北五大学举办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中国宜用武力统一”。辩论结果，正方胜者四，反方胜者一。反对武力统一的叶含章对此评论说：正方主张中国宜用武力统一的理由，和一般老百姓希望某一派得胜的思想不谋而合。他们不把民国以来的痛苦归罪于军阀，反倒归罪于不统一。迷信武力的大学生尚且如此之多，其余各界，可想而知。[75]任职清华的张彭春在同一年就表达了类似的对于统一的企盼，表示“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

学者带有理论思辨色彩的讨论分别被主张统一和联治的军阀用作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理论依据。北洋时期，被视为“北洋正统”的皖直两系主张武力统一，而多少有些边缘化的南方军事集团则主张联省自治。南方的实力不及北方，如果要北方接受其主张，一定要合乎北方的利益，有利于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当时北方的问题主要是与联省自治仅一字之差的“联省统治”，即一个大军阀统治几个省，维系这种统治的是巡阅使或经略使制。北方提出的解决之道是由具有实力的军政领袖在整合北洋军政体系的基础上推进武力统一，而南方的目的是要通过联省自治打破北方的武力统一，把一个大军阀统治几个省的局面改造成一个督军只管一省且相对独立于中央的局面。双方主张有如方凿圆枘，难以契合。

症结在于，不仅南北双方的诉求难以彼此兼容，在政治实践中，各自的举措也都未必具有可行性。杨荫杭一语道破了问题之所在：北方之咎不在亟求统一，而在不能自行统一，反欲统一南北；南方之咎不在不苟求统一，而在不能自行统一，反自以为有操纵南北统一之权。更为要命的是，南北皆无惠民之政并因此失却民心。[76]对此，罗文幹曾做过透辟分析。他认为南北人民同样痛苦流离，生命、自由、财产同样不保；盗匪横行，未见北方多而南方少；商工凋零，南北无异，南设苛税，北增外债；官吏贪暴未见差别，两军纪律同样松弛。这种情况致使普通国人难辨孰善孰恶，“于是合固可，分亦无不可，其分也听之，其合也亦听之”。[77]

南北军阀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斗争给国民党坐大提供了机会。1925年以后，北洋内争愈演愈烈，且规模扩大，无暇顾及南方，国民党及粤军乃能以武力统一广东。李宗仁的新桂系取代旧桂系控制广西之后，国民党成功使两广新兴军事力量集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下，逮至唐生智逐走赵恒惕占领湖南并与两广联手，南方初步形成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此时，尽管湘桂对于广东仍有其独立性，彼此关系仍为“联”而非已然“合”为一体，但这种“联”与貌合神离的关系毕竟不同，系在各方均对三民主义有所认同的基础上的集合，这无疑壮大了国民党的力量。与北洋对立的“南方”亦因此从实际仅有西南向政治内涵不同、空间范围更广的“南方”拓展。以前与北方抗衡的“南方”主要是指滇、桂、黔三省，粤、桂、湘的军政整合不仅拓展了“南方”的范围，也改变了中国地缘政治的格局。1925年击退滇军进犯，意味着西南中的西部衰落而东部崛起，趋时的舆论也开始以广义的“南方”取代仅有西南的狭义“南方”来称谓北洋的对立面，南北对峙的局势再度形成。

自治或联治必然涉及如何“治”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国民党的做法与其他“联治派”明显不同。1921年3月，孙中山发表演说，公开表示“党人治粤”是国民党在广东的执政方针，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以党治国”的概念和奋斗目标。他告诉其党人，“以党治国”在英国、美国等国是有先例可援的；表示要达到“以党治国”的目的，应赶快下手，结合团体，操练党员，宣传党义；强调要把广东作为国民党实行党义的试验场和民治主义的发源地，再由广东推行到全国，“长江、黄河都要为本党底主义所浸润”。[78]孙中山把英美多党执政历史中的特例当成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先例，固然牵强，但“党治”亦属文治，如果仅仅是作为一种过渡，对于改良中国政治亦不无裨益，但若将“党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推广全国，则早先地方自治的宣传也就成为具文。

按照“以党治国”的逻辑，军队的改造也被国民党列入日程。为区别于军阀单纯的军事力量，“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慎重提了出来。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对此做了明确表述。他在一次演说中强调，要“使军队受党的指挥，使军事的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结合”。在稍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军人必须“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李宗仁在九江牯岭与蒋介石讨论革命方略时，亦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主张“扫除中国军队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恶习，使全国军队一元化，使革命军成为单纯党的军队，庶几将来可蜕变为国家的军队，为三民主义建国而奋斗”。为实施党对军队的领导，国民革命军推行了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设立了政治部，建立起党领导军队的政治体制。虽然在国民党统治下，其军队始终未能真正如李宗仁所愿，由“党军”蜕变为“国军”，但“党军”较之同时代军阀的私人武装，差异亦是实质性的。这一系列变化，使推进“统一”的重任别无选择地落在走了一段自治及联治路线的国民党肩上。

[1] 本章由杨天宏撰写。

[2] 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54页。

[3]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序言”，第9页。

[4] 陈旭麓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47页。

[5]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44页。

[6] 罗文幹：《狱中人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6册，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第94页。

[7] 《章太炎之政见》，《时事新报》1912年5月7日。

[8] 《宪法危言》，《王宠惠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129—131页。

[9] 《民国制宪史概观》，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第72—74页。

[10] 《北洋从政录》，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第356页。

[11] 杨荫杭：《护法之末路》，《申报》1920年10月5日。

[12] 引文见《蒋雁行致曹锟密电》（1923年8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三辑 政治》（3），第1413—1414页。

[13] 汪建刚：《国会生活的片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91页。

[14] 《检讨卅年前曹锟贿选事》，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22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627—629页。

[15] 《民国制宪史概观》，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第72—74页。

[16] 有关北洋时期制宪及曹锟“贿选”问题颇为复杂，非简短篇幅能道尽内涵，杨天宏已有专文详论。

[17] Mingchien Joshua Bau，Modern Democracy in China（The Commercial Press，Limited，Shanghai 1927），p. 98.

[18] 《宪法危言》，《王宠惠先生文集》，第129—131页。

[19] 《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王宠惠先生文集》，第2—4页。

[20]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第7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223页。

[21] 《梁启超致曹锟书》、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第7辑，第184页。

[22] 罗文幹：《狱中人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6册，第97页。

[23] 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497页。

[24] 罗文幹：《狱中人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6册，第98页。

[25] 《清未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962页。另外张朋园的研究表明，“百分之九十的同盟会成员年龄在17岁至26岁之间”（见张著“The Background of Constitutionalists in Late Qing China，” in Eto Shinkichi ed.，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Univ. of Tokyo Press，1994，p.72），由此可推知参议院议员的年龄构成。

[2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424—425页。

[27] 《时事日志·中国之部》，《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期，1924年，第139页；《国会议员请监视曹锟》，《申报》1924年11月13日。

[28] 《执政府表示革命行为》，《顺天时报》1924年12月15日。

[29] 《林长民之宪法起草谈话》，《顺天时报》1925年11月15日。

[30] 邱昌渭：《议会制度》，上海书店出版社据世界书局1933本影印，第81—82页。

[31] 〔美〕威尔逊：《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熊希龄、吕德本译，商务印书馆，1989，第45、130页。

[32]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之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49页。美国学者林霨认为，民初国会虽成效未彰，且经常不能发挥实际权能，但在整个北洋时期，却一直是国家立法活动的中心，这是研究者不应忽略的。参见Arthur 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264.

[33]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8—49页。

[34]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近代史资料》总第40号，第159—160页。

[35] 梁启超：《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9。

[36] 《致北京各报馆书》，《宋教仁集》下册，第421页。

[37] 梁启超：《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

[3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675页。

[39]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44页，“红梅阁主”眉批。

[40] 《驳汤化龙致黄兴电》（1913年7月29日—8月13日之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517页。

[41]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83页。

[42] 《袁总统令传语国民党人》，原载1913年5月24日上海《时报》，收入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第45页。

[43] 《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第112—113页。

[44] Odoric Y. K.Wou，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78），p.83.

[45] 袁世凯：《致孙中山电》（1912年2月21日），《骆宝善点评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第335—336页。

[46] 罗文幹：《狱中人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6册，第74—75页。

[47] 杨荫杭：《兄弟阋于墙》、《今之时局》，《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第53、12页。

[48] 罗文幹：《狱中人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6册，第83页。

[49] 《时评》（1926年1月23日），《章士钊全集》第6卷，文汇出版社，2000，第77页。

[50] 警民：《徐世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0册，第85页。

[51] 《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430—432页。

[52]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第155—156页。

[53] 警民：《徐世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0册，第75页。

[54]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3），中国友谊出版社，1996，第236页。

[55]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5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8页。

[56] 《国内专电·北京电》，《申报》1924年1月7日。

[57]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第350页。

[58] 罗文幹：《狱中人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6册，第4—5页。

[59] 《民治运动》，《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第336—337页。关于辛亥革命前人们政治心理认识的幼稚，恽代英曾对比说：“在未革命以前，许多太热心的人，以为只要光复，只要民主，便可以糖馒头从天而降的，现在总可以证明是妄想了。”见《恽代英文集》（上），第224页。

[60] 杨荫杭：《今之时局》，《老圃遗文辑》，第12页。

[61] 陈冠雄：《奉直战云录》，收入“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7，第155页。

[62] 《唐绍仪与外报记者谈话》，《申报》1924年11月27日。

[63] 《章士钊全集》第6卷，第275—277页。

[64] 《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379—398页。

[65] 但三省各有自己的利益（如四川，当遭到滇军进犯时，又表现出偏向北洋的倾向），其联盟并不牢靠。待到吴佩孚出兵干预，不仅其“联省自治”破产，就连湘省的制宪活动，亦一并宣告失败。后起的湖南实力派只好联络已经为国民党控制的两广以抵御北方，谋求自身利益的保护。见黄士衡《赵恒惕的省宪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60—169页。

[66] 段云章等编《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757页。

[67] 《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71—375页。

[68] 说难：《何谓自治》，《东方杂志》第17卷第20号，1920年，第2页。

[69] Robert A. 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21.

[70] 顾敦鍒：《中国市制概观》，《东方杂志》第26卷第17号，1929年，第33—42页。

[71] 见该宪法第124条至135条。

[72] Harold Z. Schiffrin，“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is the Warlord Model Pertient？” Asia Quarterly 3（1975），pp.196-197.

[73] 《王吉占之〈对时局下一观察〉》，《国闻周报》第2卷第8期，1925年，第3—6页。

[74] 康白情：《自治的统一与统一的自治》，《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号，1922年，第1—4页。

[75] 叶含章：《武力统一》，《现代评论》第2卷第50期，1925年，第7—9页。

[76] 杨荫杭：《统一之奇谈》，《老圃遗文辑》，第137页。

[77] 罗文幹：《狱中人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6册，第83页。

[78]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2—481页。

第三章 北洋外交的成败[1]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8）[2]是列强势力在中国影响最大，同时是中国民族意识勃发的阶段。当时全球国际政治及东亚外交格局都发生重大变化，欧战前帝国主义外交受到美国参战之威尔逊主义及俄国革命提出之列宁主义的严厉批判，也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挑战，这些外交潮流在中国互相激荡。欧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形成，国际联盟与共产国际相继建立，东亚国际局势也由英日同盟主导到日本企图独霸，再转变到英美合作压制日本以及苏联倡导反帝，变化既大又急，中外关系复杂。中国国内则有北洋外交、广州外交与地方外交的错综互动；外交官群体中留日及同文馆出身者逐渐淡出，英美留学生站到台前，崛起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当时的中国外交既有重要的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参与，有频繁的多边及双边国际交涉，也有国内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而外交事务与内政发展更是息息相关，致使北洋外交丰富而多元，是近代史中重要的研究领域；同时对北洋外交的研究与理解，也密切影响到学界及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与诠释。

然而，迄今北洋政府时期仍是中国近代史中学术研究较薄弱的阶段，北洋外交又是北洋史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部分。过去两岸学界对北洋外交多持较负面的评价，其原因与“革命史观”及“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历史研究因而重视革命党在民初的地位，肯定主张“反帝废约”的孙中山及广州政府，贬抑主张修约的北京政府。自1920年代起，这种论述早已深入人心，多年来教科书中对北洋外交一直是贬抑的。

1980年代以来，两岸意识形态束缚减轻，外交档案及相关史料开放出版，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引用等，都让北洋外交史研究有很大的突破，逐渐从政治宣传回归学术研究的领域，研究成果逐渐肯定北洋外交在部分个案上的成绩。经20多年研究成果的积累，近年来几本重要著作的出版，除趋向于肯定北洋外交的成就，对其历史地位有相当不同的评价外，进而提出新诠释框架，大幅度改变了学界对北洋外交的理解，甚至于有可能转移诠释典范，改变吾人对近代史的理解脉络。

一 北洋时期的外交

袁世凯时期的外交

1912—1916年是袁世凯掌政时期，袁氏在辛亥革命期间，凭借北洋新军扮演“强人”角色，内有立宪派附和，外得英国支持，成功压制革命党，成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主政者。袁氏于1912年3月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后，首要外交课题在于维持中国领土，当时外蒙古及西藏都宣布独立，背后各有俄国及英国势力为后盾，日本也积极煽动满蒙独立。此外，列强要求中华民国承认条约及依惯例所得之既得权益，并利用新政府需款孔急，国际银行团借2500万英镑之“善后大借款”给中国政府，进一步取得盐务稽核所及监督财政等控制权。中华民国开国之初的外交局势，可说十分棘手。

袁世凯对内以优势军力击败国民党，解散国会，并以新约法取代《临时约法》，让大总统握有不受国会监督的行政大权，对外与英俄交涉，在经贸权益上让步，同意外蒙古、西藏高度自治，换取名义上收回蒙藏主权。袁氏之独裁统治，虽破坏民主共和精神，但使中国迅速恢复秩序，国基稍固，并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中国领土完整。

1914年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然而日本借口英日同盟对德宣战，出兵山东，中国被迫划定战区，欧战战火延烧至中国。日本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沿线后，于1915年初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欲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扩展日本在南满东蒙利权，并进一步将势力由福建伸展至长江中游，甚至想借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以第五号之“希望条件”各款，全面控制中国。袁世凯面临此危机，全力与日本周旋。日本以军力威逼，并以支持革命党相要挟，欲以秘密谈判方式速战速决，迫袁氏全盘接受条件。袁氏则运用拖延战术，指示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逐条交涉，并将日本要求内容泄露给相关之英美各国，希望引起列强干涉，并派亲信赴日，扩大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与元老间之嫌隙。最后，日本不耐袁氏之拖延，提出最后通牒，将第五号留待“日后商协”。袁氏以内外环境不利，且日本也有让步，决定避免战争，接受日本通牒；双方以两个条约、13件换文等方式，订定《中日民四条约》。虽然不少史家认为袁氏在“二十一条”交涉中，为达成帝制野心对日本屈服，丧权辱国。但近人之研究显示，袁世凯努力与日本周旋，其外交实已达到当时中国国力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签署的《民四条约》，较诸“二十一条”原案，已打了很大的折扣，看不出有卖国的迹象。签约之后，袁氏又订定诸多国内法规限制日本国臣民在满蒙取得土地从事工商各业，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也持续在东北贯彻抵制，让日本获得的条约权益实际上无法落实，留下许多悬案。日本则坚持在满蒙的条约权益，认定中国不尊重日本条约权益，双方冲突不断。[3]

然而数十年来“二十一条”的损害被夸大，袁世凯、张作霖都成了卖国媚日的国贼，北洋政府也被讥为亲日，这些政治神话已成为教科书中的基调，导致国人长期将“二十一条”与《中日民四条约》相混淆。1933年蒋廷黻就感慨地说：“局外人的评论外交最易不公不平，尤其在国事紧张的时候；更足证为中国的外交当局者不但对付外人难，对付国人尤难。”[4]

袁氏认为日本对华野心应已基本满足，而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日交涉结束不久就推动帝制。当时欧美各国多表示不干涉，甚至有表示支持者；日本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对袁氏的手段颇有戒心，亟思乘隙摧抑，袁氏帝制让日本有可乘之机，遂佯示赞成，实则欲擒故纵，待机而动。迨袁氏帝制运动全面展开，日本两次主导列强向袁氏提出警告，袁氏答以帝制绝不致引起动乱，列强在华利益不会受影响，并表示本年之内不会改制。日本暂且保持观望，然不禁止日本人民支持中国各反袁势力之活动。蔡锷之自北京出走天津，经日本、台湾、越南而入云南，明显受日本人之帮助。1915年底，云南护国军起，讨伐袁氏帝制。1916年初，西南各省逐一响应，袁氏知日本支持反袁，派心腹周自齐赴日疏通。日本见反袁势力渐成气候，决心倒袁，先借故拒绝周自齐赴日，3月7日内阁决议大力支持反袁势力，摧抑袁氏以清除称霸东亚之主要障碍。袁氏知事不可为，乃宣布撤销帝制，向反袁势力让步，谋求妥协，然为时已晚，最后遭各方压力，病发身死。袁氏死后，北洋政府再无强人可维持国家统一，日本在华势力大为扩张。

参加欧战与华工派遣

北京政府在欧战爆发之初，保持中立，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外交总长陆征祥即向袁世凯建议：唯有参战，取得参加战后和会资格，才有挽回《民四条约》中丧失权利的机会。但因日本阻挠，而中国本身内部因帝制而起动乱，此议暂时作罢。待袁氏死后，日本以大敌已除，其在华势力更加扩张，又得英法保证支持日本战时所得成果，乃改为支持中国参战，乘机进一步控制中国。北京政府也亟思在外交上有所突破，乃借参加欧战之机会，加入协约国阵营，战后得以战胜国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之重建；并以国内昂扬之民族主义，配合“联美制日”外交方针，在巴黎和会、国际联盟及华盛顿会议中，努力收回国权，提升国际地位。

1917年美国借口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违反国际航海自由，造成美国轮船被击沉，宣布对德国绝交，并邀请各中立国一同行动。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段祺瑞及梁启超等力主参战，以提升国际地位，实则段氏欲以参战为名扩张皖系势力。大总统黎元洪，及国会议员、孙中山等多以事不关己反对参战，实则担心皖系势力膨胀。两派争执不休，国会虽通过对德绝交，但反对宣战，并罢免段祺瑞职。段氏下野后，皖系督军纷纷宣布独立，声讨北京政府。黎元洪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则乘机遂其复兴清室之宿愿，率军入京解散国会，拥宣统复辟。黎氏在宣布下野前，恢复段祺瑞总理职，命其讨伐张勋。段氏原不欲出，在梁启超劝说下，誓师讨伐，张勋复辟失败。共和恢复后，副总统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掌实权，拒绝重开国会，另行改选所谓“安福国会”。孙中山对段氏破坏法统不满，率旧国会议员南下广州集会，成立军政府，宣布护法，中国南北分裂。段氏则于8月14日对德宣战，废止中德、中奥条约，并向日本借款，编练参战军，又与日本签订共同防敌协定，日本在华势力大肆扩张。

过去学界认为中国虽宣布参战，实则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推行武力统一，评价较差。王建朗近著则指出北洋政府既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长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战后他们的要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参加一战为中国参加巴黎和会、阐明自己的观点、提出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机会，因此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转向积极参与，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由此开端。[5]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Xu Guoqi）近年出版了两本探讨中国与欧战的专书：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Cambridge，UK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中文译本有马建标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三联书店，2008）及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暂译《西线的陌生人——一次大战的华工》），广获学界好评。[6]

《中国与大战》一书指出中国的一战外交和国际化努力，是中国史乃至国际史的重大事件，此时中国内忧外患集于一身，内政外交密不可分，要理解一战对中国的意义，必须打破樊篱，从内政、外交、社会与国际关系逐一考察。徐著与前人著作最大的不同是从国际史的视野探讨中国与一战的关系：从中国参战目的、“以工代兵”的参战政策、中国“外交政治群体”的形成以及大战对中国内政外交的长久影响，肯定中国政府借宣战而废除了中国与德奥间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跻身巴黎和会及参与国际新秩序等成就。尽管中国对巴黎和会的结果感到失望，但因此对世界有了新的想象，并由此探寻新的国家认同。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一战史研究，终于有了全方位视野下中国角色的切入点。

2011年2月出版的《西线的陌生人》一书，是在《中国与大战》第四章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一战时期华工对欧战的贡献。此书广泛搜集散落世界的各种材料，从个人书信、日记、基督教青年会（YMCA）报告和官方档案，包括中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美国等各地官方和私人图书馆，甚至华工后裔提供的资料，其挖掘资料之丰令人惊奇，特别是首次披露过去被加拿大政府刻意封锁的加拿大华工资料，以及大量引用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关于华工营外籍军官的书信和照片，让该书展现细腻生动的华工生活史面貌。

该书发挥了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史研究方法的特色，探讨14万华工的动员究竟有何意义，以中国下层社会阶层的农民或边缘人来透视中国，以其作为东西文明的信使，将华工个人或群体的生命导入更加广阔复杂的国家、族群和国际的空间，赋予历史的深度和意义。首先点出作为国际史一环的一战华工史的重要性。英法征集华工的过程，与英法在非洲、印度和越南等殖民地的劳工招募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非殖民地国家，而华工的动员数目却最为庞大。过去对华工的研究仅止于中、英、法三方面，该书作者找到美加两国罕见的文件，说明1917年美国参战后，随即向法国借调1万名华工，写下一战时期中美两国人民同在异域合作的经验，而华工于1917—1920年借道加拿大远赴欧洲及返回中国的悲惨过程，更是长期被加拿大政府刻意隐瞒。

一战华工的角色在西方长期被漠视，不惟学术界不重视，事实上整个西方世界对一战华工的集体记忆正在逐渐消逝中。涉及欧战华工招募的英法等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愿对外公开这一事实，因为中国最初为中立国家，动用华工有违协约国家的立场，同时需要向中国人求援的事实，毕竟对英法两国的殖民帝国形象有碍。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亦封锁华工信息，因中国直到1917年才参战，不希望德国获悉中国与英法间的“以工代兵”策略。这批华工多数为文盲，留下的资料相当有限。法国政府在1980—1990年代，于靠近中国城附近的小公园内建造一战华工纪念碑，这是世界仅有的一座纪念一战华工纪念碑。有感于重建一战华工历史的迫切感，正是该书作者撰写此书的主要动力。

徐国琦这两本专书都以“中国中心”的国际化轨迹，将中国与一次大战、华工与一次大战的主题，通过多国档案的比较和全球视野，将近代中国的命题纳入全球史视界，探索中国式国际主义的兴起，以及中国人寻找新的国家认同的历史轨迹。他认为国际化指的是近代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而国际化的过程亦促进中国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的交互作用，中国化的推动力则来自中国与世界在社会、思想、经济、意识形态及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接触与互动，因此，中国化是国际化的最后目标。

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

1918年11月欧战停火，次年初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厕身协约国之列，也受邀出席。北京与广州合组中国代表团与会，以北京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邀王正廷及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任全权代表，组成一支庞大代表团，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空前之举。一般认为代表南方的是王正廷，王氏曾任武昌军政府外交司长，1912年任唐绍仪内阁工商次长，1913年国会召开王氏当选参议院副议长。广州军政府成立后，王氏任外交次长，后受军政府之托，与郭泰祺、陈友仁赴美寻求支持，自1918年春夏之交即居于纽约。陆征祥经美国赴欧参加和会途中，邀王氏同行，许以次席代表之位。故王氏于1918年12月27日成为北京政府正式委任代表南方的全权，后来军政府以王氏之列席和会已成事实，于1919年2月10日追加其任命。[7]其后广州政府派伍朝枢携傅秉常、伍大光、黄凯等三员赴欧，充议和随员，于1919年2月初起程，3月抵法，此为广州正式派遣的和会代表。但因伍氏抵会太迟，未能列名全权代表，只能以襄办公使地位参与会务，列席内部讨论，而不列席和会。伍氏虽不满，但为顾全大局只能隐忍。[8]

1919年1月陆征祥率中国代表团抵巴黎，知悉中国在和会仅有两个席位，力争三席不果，法国外交部告以：全权人数各国政府可自行决定，惟列席和会人员不得超过议定之数，因此引发复杂的全权代表名次问题。陆氏在17日代表团内部会议中宣布：为国家全局利益，拟请大总统任命五位代表，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电呈大总统任命。北京政府考虑后，大总统徐世昌电令五全权名次更动为陆、顾、王、施、魏。但陆氏已与王氏出席18日和会开幕会，且陆曾允诺王：不管中国得到几个席位，王都是当然代表，因此陆再电北京更改王为次席，顾为第三席。这一名次更动事件在代表团内引起很大反弹，王、施遂对陆、顾处处杯葛，造成很多困扰。[9]

当时国人受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之“十四点和平计划”影响，对巴黎和会期许颇高，除山东问题外，还奢望能将中国所受条约束缚一举解除。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中共提出德奥条件、山东问题、废除“二十一条”、希望条件等四份说帖。其中对德奥条件，大部分被和会接受，列入对德奥和约之中。废除“二十一条”及希望条件两事，大会认为不属于和会范围，婉转拒绝，建议日后提交拟议中的国际联盟处理。山东问题中日激烈辩争，日本以战争贡献、实际占领、中日已有成约为由，且得英法同意，主张德国在山东权益应交给日本。中国代表顾维钧则以领土主权完整、情势重大变迁、民族自决、最后通牒法律效力有争议等理由，一一驳斥日本立场，要求和会将山东直接归还中国。由于顾氏之发言精彩，一时颇得国际同情，国人咸以为胜券在握。然而和会中公理正义原则不敌利益交换的政治现实，加以日本以不参加国际联盟为要挟，逼使威尔逊妥协，最后大会决定山东原德国权益交给日本。4月底消息传回国内，北京及各地反日情绪高涨，加以研究系推波助澜乘机攻击安福系，遂引发五四运动，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诉求。北京政府试图镇压，但在全国民意压力下，乃将安福系亲日外交家免职，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也拒绝签署对德凡尔赛和约。

拒签和约常被认为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因国民之压力，阻止北京政府之卖国。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后北京政府曾训示代表团不保留则不签字，后经征询各方意见，加上阁议及段祺瑞意见，5月下旬以后，则倾向于不能保留也要签字。但直到签约日为止，代表团未收到明确的训令。代表团内部多次讨论，决定力争保留否则拒签；与国内五四运动之“外争主权”或巴黎留学生、华工、侨胞的示威，应无冲突，南北外交方针也无大差异。中国代表利用国内舆论一致反对签字，加强拒签之立场，国内舆论与代表团之态度，可说是相辅相成。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八十年来似已成为定论。然由全盘及长远角度看，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外交成果，应属难能可贵。总结中国在巴黎和会中之成绩，除对德凡尔赛条约，因有关山东条款中国力争保留被拒，6月28日未签署该约。9月15日中国签署对奥地利和约，结束与奥国之敌对状态，收回奥国在华特权，并因此成为国际联盟之创始会员国。11月27日中国签署对保加利亚和约。1920年6月4日中国签署对匈牙利和约。至于对土耳其和约，中国全权代表因约中各国保有种种特权，为中国所欲设法解除而未能者，决定不予签字。过去学界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因为山东问题失利，而且废除《民四条约》及希望条件两项说帖，和会皆未受理，实为外交失败。但是山东问题虽因强权政治影响，中国失利；中国代表在和会中据理力争，又力争保留，最后拒签对德和约，争取到日后公平处理的机会，终在华盛顿会议中得到有利的解决，这样的结果长远来说不能算失败。废除《民四条约》后来也在华会中得到部分的成功，希望条件说帖则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表达对不平等束缚的不满，为日后中国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争取平等国际地位的重要宣示。同时中国以战胜国一员的身份，参与20世纪第一个重要国际会议，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制定，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象征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并为国际社会接纳的重要里程碑。[10]此外，中国签署三个和平条约，及几项国际协定公约，废除部分不平等条约，收回部分特权，并表现出不畏强权，不屈不挠争取国权的积极外交精神，得到部分国内外学者的肯定。[11]而中国年轻外交家在和会的表现突出，展现许多新的外交特色，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成绩实应重新评估。

巴黎和会基本上只对欧洲战后秩序做出安排，并未处理远东太平洋区域在欧战时发生的权力变迁种种问题；为调和列强利益冲突，限制海军军备竞赛，重建战后和平，乃有华盛顿会议的召开。美国对日本战时在远东及西太平洋的扩张，尤其是日本独霸中国之意图深具戒心，两国互相视对方为假想敌，战后持续进行造舰竞赛，远东太平洋之国际局势颇为紧张。加以美国国会不愿批准凡尔赛和约，山东问题成为中、美、日争执焦点。英国夹在美日之间，左右为难，一方是战时盟友，一方是20年“英日同盟”的伙伴。英国先召开帝国会议，讨论英日同盟是否延续，会中加拿大与澳洲、新西兰争论不决。美国总统哈定当选后，邀集战后五强，也是五大海军强国，英、美、日、法、意，讨论海军军缩及远东太平洋问题，并邀请中国参加，后又续邀与远东太平洋利益相关之荷兰、葡萄牙、比利时，一共九国与会。

由于山东问题，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凡尔赛和约，北京外交部并屡次拒绝日本直接交涉的提议，原欲于1920年底国联第一次大会时提出，因评估局势不利而中止，只宣言保留日后提出之权利。1921年夏，当北京政府筹划如何将鲁案提出国联第二次大会时，接到美国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遂决定将此问题提出华会。

中国对华会有相当的期许，但是当时国内问题重重，北京政府财政困难，对外借款的偿还时有拖欠，未能善尽国际义务；加以南北分裂，北京政府意欲仿巴黎和会模式合组代表团与会，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坚持北京为非法政府，欲自组代表团代表中国，遭美国拒绝后，拒不参加北京代表团，并宣称不承认华会有关中国之决议。北京政府任命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院长王宠惠为代表，南方代表伍朝枢拒不参加。中国代表团组织庞大，主要目标是希望列强勿再侵犯中国主权，并提案修改条约收回已失国权，尤其注重山东问题。

北京政府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拟定与会宗旨，希望能借此会建立远东国际集体安全机制，欲于此次会议之后，中国在20年中不使国际地位发生危险，并在会前具体训令代表在提案中最注意者厥有四端：取消英日续盟；取消特殊地位；订立公断条约；关税自由。由国家安全角度看，北京政府的目标应属正确，然而民间舆论最关心，也是广州政府力主提出的山东问题、取消“二十一条”及修正条约等案，北京外交部只列为次要提案，这种期许的落差，带来日后许多纷扰。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到次年3月在美京召开，会议分两大部分，海军军缩问题由五大海军国参与，远东太平洋问题则九国全数参与。结果远太部分通过《九国公约》，列强正式承认“门户开放”原则，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给北京政府完全机会发展。列强并同意中国海关增收2.5%的“华会附加税”，但要由列强开会讨论开征条件。各国同意调查中国法权改良情形，决定是否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此外英法同意归还威海卫、广州湾等部分租借地，及其他一些小让步。山东问题则由中日代表在会外谈判，英美代表从旁协助，结果日本同意归还胶州湾及胶济铁路，从山东撤军，中国则要付4000万日元赎回日本资产，未付清前日本仍保有部分铁路及行政之控制权。海军军缩方面，五强同意主力舰比例为5∶5∶3∶1.75∶1.75，限制主力舰吨位及主炮口径，10年内不造新舰等限制军备办法。“英日同盟”由英美法日“四国协商”取代。

总体而言，华盛顿会议成功完成海军军备限制，调和英、美、日三强在远东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英日同盟”废止，改由英美合作制压日本；日本虽被迫将欧战时的扩张成果大部分退出，但得到西太平洋海军优势地位，最关键的满蒙利益得到列强默认。三强都满意于此结果，同意共同在华合作，战争危机暂时化解。华会条约安排列强在远东太平洋之利益，与巴黎和会之凡尔赛和约共同形成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为欧战后全球主要政治外交秩序。然而华会不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开，对中国修改条约之要求，辄称若中国改革达到西方水平，就愿意放弃在华条约特权。中国在华会中较具体之收获为名义上收回山东权利，此外得到列强善意承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但“门户开放”实质上只限于长城以南；列强虽同意修改部分条约特权，然而其在华基本利益未受影响，并联合在经济上宰制中国。

华会前后国人对此会之批评甚多，当时舆论关心何时提出鲁案与取消“二十一条”问题，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麟及留美学生则日日监督代表团。由于山东问题是国人最关心的外交要案，全国聚焦于此，1921年12月1日中国代表接受英美调停，与日本会外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舆论多表不满，攻击为卖国，导致代表团内争，三位代表先后请辞。赎回胶济铁路谈判，也因新任阁揆梁士诒与日本公使小幡会面，引起“借日款”与北京谈判风波，直系乘机倒梁，吴佩孚率本系督军联电声讨，学生走上街头抗议，逼使梁士诒下台。对于谈判结果为日本仍然实质掌控胶济铁路，民意也多不惬。加以广州政府拒绝派代表出席，否认华会决议，对华会结果多所恶意贬抑，国人对华会遂多视为另一次外交失败。派系斗争常借外交问题发端，舆论、学生对政府衡不信任，是北洋外交特色之一。对于华会结果，当时民间舆论及国共两党的评价就不好，[12]至今两岸学界对于《九国公约》及各决议案，仍多视为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共同侵略中国的盟约，把中国置于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地位。[13]

平心而论，若以北京政府的角度观之，中国对华盛顿会议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上都得以达成。华会中“英日同盟”由“四国协商”取代，固非中国之力，但使日本不能再借“英日同盟”以东亚宪兵自居，形成东亚门罗主义。《九国公约》使列强承认中国门户开放原则，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不再干涉中国内政。英美合作，日本对华收敛，在新的远东国际秩序中，中国处境大为改善。而关税条约及修改条约各决议案对中国皆属有利，中国外交应属成功。

北京政府对华会结果的自我评价属审慎乐观，担心的是内政纷争，影响到各议决案的实施。然而，北京政府的担心不幸言中，中国内乱不已，北京政府无实行华会各项承诺的能力。列强重申承认并支持北京政府，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宣言不承认华会决议，不断攻击列强支持北京，又因关余问题屡与列强发生冲突，最后实行联俄容共，与另一个被华会排斥的政府合作，共同对抗“华盛顿体系”。加以法国为金法郎案，不肯批准华会关税条约，导致关税会议迟迟不能召开。结果中国与列强互相指责，认为对方要为华会决议不能实行负责，民间舆论及广州政府更振振有词称列强对华之善意是“口惠而实不至”。[14]

国际组织之参与[15]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政治中帝国主义当道，列强竞相扩张军备，互结军事同盟，争夺海外殖民地及势力范围，国际社会暗潮汹涌，大战危机迫在眉睫。同时国际和平运动也风起云涌，鼓吹和平裁军，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899年、1907年两次海牙保和会的召开。该会虽常因未能防止大战爆发，被评价为失败，但会中议定各项国际公约，已为20世纪裁减军备、战争文明化及以法律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奠下难能可贵的基础，并影响日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乃至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成立。

第二次保和会中，曾讨论第三次会期，虽未定议，但有七年为期开下届会的共识，即1914年左右召开，各国应于会前两年将所有提议问题预送海牙公会研究。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于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陆征祥任外交总长，他参与过第一、第二次保和会，对筹备第三次会最热心。1912年5月陆氏回国接掌外交部，6月被任为国务总理，7月为组织内阁，遭参议院否决，进而被弹劾，陆氏提出辞呈，终于在9月24日解职。陆征祥辞国务总理职后，与张謇发起组织国际法会，预备修改条约及第三次保和会提议案。外交部也呈请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派大员研究海牙保和会。11月2日，临时大总统令：特派陆征祥设会研究。陆征祥遂组织保和会准备会，自1912年12月12日开成立会后，每星期开会一次，直到1916年4月下旬。

保和会准备会成立会中，陆征祥报告该会宗旨为筹备第三次保和会事宜。其后数次会议，订定会议章程，调集卷宗，收集相关书籍资料，并决议先从研究讨论第二次保和会画押未全各条约入手，再研究未行签押各条约，及第三次保和会提案问题。第一阶段研究第二次保和会各条约，至1914年春已大致讨论完毕。该年夏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租借地交战。然而，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登陆山东。次日中国划定战区，25日日军占据胶济铁路潍县车站，破坏中国中立。保和会准备会遂进入第二阶段，研究第三次保和会提案，首先讨论局外中立国权利义务问题，尤其集中于论租借地问题，既可准备第三次保和会提议之条件，亦可在此问题内研究领土主权。会中确定中国对租借地之主权，租借地非得地主之同意，不能擅以兵力攻击之，研究将来在第三次保和会提出此问题，使租借地不致受战事波及。

保和会准备会议决第二次保和会各条约，于1915年1月30日呈报大总统，关于海战各约拟请补押，国际捕获审检所条约拟请缓画。因陆军部对欧战爆发后，是否补押陆战规例有疑虑，要重新检讨利害，遂由统率办事处会同参谋、陆军、海军三部，及训练总监等开特别会议，讨论陆战规例第三条：交战国违犯章程各条，如有损害则须赔偿，凡属于军中一切违犯之事，唯该国是问。特别会议认为，近年国民程度业经进步，辛亥以来，国内迭次用兵，强暴之行动已少，国际战争时如清甲午、庚子之往事，断不致再见，议决画押。时值筹备洪宪帝制，待政局安定后，1916年12月11日奉大总统批准，1917年5月9日送达荷兰外交部，经过60日后发生效力。8月14日大总统布告中国对德国、奥国立于战争地位，并声明中华民国政府仍遵守海牙和平会条约，及其他国际协商关于战时文明行动之条款，罔敢逾越。

巴黎和会结束之后，国际外交重心转到国际联盟。中国在和会期间即积极参与国联的创立，希冀以此国际集体安全机制保障中国权益，并期望能将山东问题、废除《民四条约》等案提交国联解决。一时之间，国人对国联兴趣颇浓，纷纷成立相关组织。国联盟约制定后，被列为对德奥和约之首章，但是美国国会因故不愿批准对德和约，加以威尔逊竞选连任失败，美国未能加入国联，此新创之国际组织因此理想主义色彩大减，仍由英、法、意、日等旧式列强操控，沦为维持其战胜果实的机构。国人对国联大失所望，不再关心；但北京外交部，尤其是顾维钧，仍积极参与。1920年底国联第一届大会中，中国被选为行政院（Council，或译为理事会）四席常任会员英、法、意、日外，四席非常任会员之一，在外交史上意义重大，史家认为这是中国真正以平等地位加入国际家庭之始。北京外交部将顾氏改任驻英公使，兼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与列强代表共同讨论处理国际大事，并自愿承担头等会费，以加重中国在国联的分量。1921年9月，顾氏轮值行政院会议主席，并以此身份主持国联第二届大会开幕式，是为中国在国际坛坫空前的殊荣。此后，中国连任行政院非常任会员两年，直到1923年才落选，1926年又选上任期两年。总计北京政府在国联八年中，共有五年被选入行政院，同时王宠惠也当选海牙国际法庭副法官，北京政府对国际联盟的参与，是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中重要的一页。

国联秘书厅经费，原由会员国依万国邮政联合会之例，分为七等分摊，中国与英、法、日本等大国并列为一等国，承担5.23%的最高额会费。顾维钧等认为：出费既多，遇事在会发言，或可较有把握，固亦不无裨益。后来改为依据各国户口及净收入两项为标准，自1923年起调整摊费比例，英、法为第一等，中国与意大利、日本、印度列为第二等，分摊6.89%的会费，反而较旧办法负担更重。1924年中国负担的会费甚至高于日本（因关东大地震后减少会费）、意大利两常任会员国，同时中国竞选连任行政院席失利，体认到出费之多寡，与实际国际地位似亦无甚关系，于是不断要求减低会费负担。纵使如此，北京政府财政困难，根本无力负担国联会费，连年拖欠，遂成为国联最大债户。[16]

五卅前后的对外交涉

列强虽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中，口头上、原则上都表达对中国要求修改条约之善意回应，但遇到实际问题交涉时，辄借口中国内乱频仍、改革不力多方推托，不但不愿放弃条约特权，甚至还想进一步控制中国。1924年5月，一列津浦铁路快车在苏鲁交界附近之临城被土匪抢劫，车上一名英籍乘客被击毙，20多名外国籍人士遭绑架成为肉票。外交团要求北京政府迅速救援外籍肉票、赔偿损失、严惩失职地方官，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英国公使麻克类（J.R.Macleay）甚至主张应由外交团监督改良中国铁路警察，以维护在华外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北京政府答应优厚抚恤、赔偿损失，并设法让土匪交出人质，但拒绝由外国建立护路警察。外交部利用列强间的矛盾，一些国家不愿见英国进一步扩大对华影响，无意配合英国行动，加以北京政府自行聘请瑞典警官协助中国改良警政，打消外国借口，终于让英国企图未能得逞。

华会中，英法允诺将威海卫、广州湾等租借地交还给中国，以劝诱日本归还胶州湾，但会后法国因金法郎案拒谈广州湾事，英国对归还威海卫也不热衷。事实上威海卫旧租约到1923年已届期满，北京政府与英国展开谈判，到1924年秋达成协议，定于11月签约归还，然而因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外交总长顾维钧出亡，签约之事遂延搁下来。此外，华会中列强同意在各国批准华会条约后三个月内，召集关税别会议及法权会议，讨论给中国加征华会附加税及是否放弃领事裁判权事宜。但是因法国要求中国改以金法郎支付庚子赔款，遭北京政府拒绝，法国政府以不批准九国公约，并联合意比等国，以扣留关余向北京政府施压。直到1925年临时执政段祺瑞需款孔亟，向法国屈服，法国才批准条约，关税、法权两会因此拖延近三年才召集。

国人早已对华会后列强拖延修约深感不耐，加以五卅惨案爆发，国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更不能满足于华会方案，倾向于更激进的诉求。1925年5月，因上海租界内日本纱厂华籍工人遭杀害，上海学生及市民群起抗议，组织游行，遭公共租界巡警取缔，部分学生被拘押于老闸捕房，5月30日数千学生群众聚集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拘学生。租界警察开枪驱散群众，造成多人死亡。此案引发全国民族主义情绪，纷纷攻击列强在华条约特权为中外冲突根源，广州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诉求得到国人支持。北京政府于6月24日向外交团抗议，也采用“不平等条约”一词，要求列强惩处失职警官，抚恤死亡人民，并尽速修改条约。几经交涉，外交团同意抚恤，失职警官去职，并同意从速召开关税、法权两会。

然而五卅惨案在全国引起民族主义情绪高涨，6月在汉口及广州都发生游行示威，群众与外国租界军警又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伤，更加深国人痛恨列强之条约特权。广州政府在沙基惨案后，于联俄容共背景下集中反英，对英经济绝交，发动省港大罢工，进而以较激进之革命外交，不承认既有条约，宣称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以群众运动为后盾，采激进攻击方式，迫使英国与广州交涉，并争取到国人支持。

关税会议及法权会议于1925年底在北京召开，关税会议原定讨论允许中国加征华会二五附加税之条件，中国代表在昂扬民意支持下，提出“关税自主”要求，列强代表于11月19日原则上同意自1929年1月1日起中国关税自主。但次年春北京附近又起内战，中国代表多数出亡，关税会议被迫中止，列强代表宣布延会。法权会议于1926年春发表调查报告，认为中国现阶段法庭、法典、监狱皆未达西方标准，列强尚不能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关税、法权两会无具体成果而结束，国人皆认为列强无修改条约之诚意，对不平等条约之攻击愈趋激烈。

过去学界对于关税及法权会议评价不高，杨天宏近来的研究颇值得注意。他认为法权会议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撤废治外法权的一次尝试，在改变由不平等条约建构和规范的近代中外关系问题上，北洋政府自巴黎和会起就要求废除治外法权，并依据华盛顿会议决议要求召开法权会议，并在会议过程中付出了艰辛努力，法权调查也得到部分省区实力派的配合，最后通过《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但未能建议实时撤销治外法权，中国代表提出了保留意见。法权会议折射出的北洋外交是一种带有改良色彩的“修约”外交。在中国尚不具备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实力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修约”应为务实的选择。虽然囿于内外条件，北洋政府未能实现撤废治外法权的初衷，但会议确立的一些中外关系原则，也为后来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法理基础。在论文结语中，杨天宏指出：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愿望没有通过法权会议的召开得以实现，但非外交失败。首先，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向世界表达了强烈的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呼声，使与会各国代表在报告书中承认领事裁判权在中国只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为中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最终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外人在华特权提供了法理依据。其次，外人在华超越条约规定的特权开始受到限制规范。第三，为促成会议召开，北洋政府在改良法律制度方面做了一些除旧布新的工作，这有利于中国法制的近代化建设。总之，在法权会议期间，北洋政府推进的“修约”外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与设定的目标存在距离，但也并非毫无意义。[17]

关于关税会议，杨天宏指出，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中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华盛顿会议对于中国提出的关税自主要求，通过《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决定先召开修正税则、税率会议，并筹备召集关税特别会议，讨论“裁厘”和“二五增税”。五卅前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北洋政要亦表示出对不平等条约的强烈不满。早在会议筹办之初，北洋政府便决定“以关税自主并裁厘为确定政策”。会议中北洋政府强硬力争关税自主，表达了突破华府会议有关中国关税问题原则框架的意向。对于中国提出的关税自主要求，各国普遍将裁撤厘金作为同意中国关税自主的先决条件。中国代表声明：关税自主应明白规定于条约内；裁厘系中国改革内政的主动表示，并非关税自主的交换条件；中国准备在1928年2月底之前分两期完成裁厘。此声明让外国代表陷于被动，通过了中国关税自主并裁撤厘金，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协定关税、实现关税自主提供了国际协约的依据，厘金的裁撤也因此提上中国的改革日程。杨天宏在结论中指出：关税会议的成果是北洋政府在做出一定让步和妥协后取得的，后来一些研究者也批评北洋外交家软弱无能，其实这样的批评并不公允。关税会议上中国代表全力争取关税主权，获得各国对中国关税自主的承诺。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据北洋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有关协定，通过进一步的外交努力和内政改良，最终废除了协定关税的条约规定，实现了关税自主。关税会议的成果在与北洋政府敌对的国民党革命成功之后为后者继承享受，前者却因未能实时收获自己种下的果实而被宣布为外交上的失败者。[18]杨天宏透过扎实的个案研究，给予北洋修约外交以中肯的评价。

二 北洋政府修约交涉与成果

民初平等订约的努力[19]

清末中国先后与英国、法国、美国、瑞典、挪威、俄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秘鲁、巴西、葡萄牙、日本、墨西哥等18国订约，设使领通商务。这些“有约国”皆享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等，加以无约国人民得请求有约国领事保护，归有约国领事裁判，事实上凡在中国之外国人，均在中国法权之外。

民国肇造之后，外交上承袭清末改革内政以修正条约的方针，然因内争不断，政局动荡，司法改革成效有限，中国主权仍受中外条约的层层束缚。尤其是1915年与日本“二十一条”交涉后签订的《民四条约》，因丧失许多国权，被时人目为“国耻”，认为是另一个不平等条约。1917年中国参加欧战之后，对内引发复辟政争，导致南北分裂；对外因对日“西原借款”及签署《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经济上及军事上受更多的控制，故国人对民初外交一般评价较低。

但是若由近代中国修约历程考察，民国初年出现一些新的方向，为日后修约运动所承袭。民国成立之后，即由国务会议议决：嗣后对清遗留之各不平等条约不得续延，亦不得再订相似之约。由1912—1918年的几个订约谈判过程看，北京外交部在内外不利的处境中，已有以平等互惠订约的观念，并努力推动。对原无约国，在谈判订约时，不愿再给予领事裁判及协定关税等特权。如与古巴谈判订约时，要求事事平等，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915年签订之《中华智利通好条约》，互享最惠国待遇，且未明文给予领事裁判权，被后世史家誉为第一个平等条约。但由《外交档案》看，当时外交部认为领事裁判权包括在最惠国待遇之内，待日后修约观念更强时，才坚持最惠国待遇不能包含领事裁判权。

1918年签订的《中华瑞士通好条约》是最后一个给予外国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的不平等条约。该约正文虽属平等互惠，但因瑞士坚持要与其他各国同等待遇，加以北京政府急欲在瑞士设使馆，终于在附件做出让步，但也加一条“俟中国将来司法制度改良有效时，瑞士国即与他缔约国同弃其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

对原有约国，中国则借参战废止了德奥在华条约特权，打破了列强在华之联合控制。对德奥宣战，废止中德、中奥条约，是中国外交史上之创举，收回了德奥享有的租界、领事裁判权及协定关税等不平等特权。虽然由于外国享有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条款未能全部贯彻，但已打破清末以来列强联合对华、牢不可破的条约网，为日后逐步解除条约束缚，打开一个难能可贵的缺口。

总之，1912—1918年北京政府的订约、修约努力，可称为北洋修约的萌芽期，或可称之为新旧交替之过渡期。虽有其因国力不足的先天限制，有时无法强力贯彻宗旨，不免迁就，但已表现出当时外交部对新订各约，努力朝平等互惠的大方向努力，不愿再失权利；尤其参加欧战，更是一大契机，为废止旧约特权、收回已失国权开创了可贵的先例。

《中德协约》、《中奥商约》谈判[20]

欧战结束后，1919年北京政府修约方针具体形成并朝三个方向同时进行。对战败国，如德奥，继承1917年绝交宣战以来之方针，在巴黎和会中提出《对德奥条件说帖》，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条约，得到允准，日后得以成功订立平等新约。对协约国，尤其是五强为首的17个有约国，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中总括朝野修约各种建议，向大会提出《希望条件说帖》，要求协约各国同意修改旧约。此说帖虽遭和会议长推诿给国际联盟，但已是中国首次在国际会议中，提出对条约束缚的不满，要求改正。另一个重要的新方向，即对无约国及战后新成立诸国，坚持平等订约，不再给予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

对战败国方面，1921年《中德协约》是第一个重要成果。中国利用参加欧战机会，废止德奥旧约，但巴黎和会议定的对德《凡尔赛和约》，除山东条款招致国人强烈不满，也未提及另订平等新约。此外，战事赔偿要由协约国赔偿委员会统筹处理，俘虏收容费各国一律放弃。中国因山东问题拒签和约，以大总统布告方式，中止中德间战争状态，但是北京政府一时仍在补签和约或中德单独议约之间犹豫不决。1920年初德国表达议约善意，北京政府决定脱离协约国团体单独与德国议约，接受德国派代表来华商谈。

北京外交部掌握德国亟欲重返中国市场之筹码，等待德方先提出议约要求，并确定谈判宗旨，宣布德人来华必须得中国允许，坚持关税自主、放弃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德国需承担《凡尔赛和约》对华义务等条件，坚持去除所有旧约的不公正条款，订定完全平等之新约。加以北京政府手中握有大批德侨在华私产，使得谈判时中国更居有利地位。德国急于恢复对华商务，在谈判过程中，基本接受中国条件，采取舍名求实方针，注重德国人民在华失去条约特权后，如何实质上享有关税上之公平竞争地位与司法上之保障。同时，为了早日收回在华德侨私产，作为重回中国市场的根基，德国在赔偿问题上做了许多让步，同意支付中国战事损失、俘虏收容费等不愿给其他协约国的利益，换取中国停止清理并归还德产。谈判中双方虽有争执，但大致圆满结束，中国成功地与一个旧条约列强，缔结完全平等的新条约，北京政府的外交可称成功。德国则取得实质上与条约列强同等之关税，司法上享公平对待之承诺，成功重回中国市场。中德对此结果皆表满意。

《中德协约》的签订，使中国虽未签署《凡尔赛和约》，却完全享受到和约中的利益，避免受和约中山东条款的约束，还得到协约国所无之俘虏收容费，德国甚至承诺支付战事赔偿。中国与德国订定了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新条约，德国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尊重中国完全主权。《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协定关税，完全平等互惠的条约，一方面可作为日后与各国议定新约之范例，另一方面也松动列强在华之特权地位，对协约国列强修改旧约产生道义上的压力。

《中德协约》本质上是临时协定性质，签约后双方解除宣战以来颁布之各种战时措施与法令，恢复正常之外交与商务关系。留下战事赔偿及债务问题、商订正式通商条约两件事，待日后解决。前者于1924年双方以换文方式解决，后者则一直未曾商订，但是并未妨碍中德关系之迅速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之德国赔偿问题，十分棘手。[21]《中德协约》中德国允诺支付中国战事赔偿，经三年谈判，终于在1924年6月6、7日，中德互换《解决中德战事赔偿与债务办法》等三换文解决。[22]此次中德换文，是1921年《中德协约》的补充，解决了中德间自宣战以来的财务问题，其根本性质在赎回德产。北京政府因手中握有大批收管的德产，自始即以清理德产为要挟，迫使德国一再让步；在谈判过程中，北京政府虽降低赔款总数，但争取到由德国政府清理中国政府欠德商之债务，大幅度减少了中国之债务负担，此外还能取得部分现金收入，北京政府相当满意。德国不愿付《凡尔赛和约》之赔款，对协约国赔偿委员会消极抵制；对未签和约的中国却不顾阻力愿意支付战事赔偿，主要原因即在赎回在华德产，并使德华银行复业，早日恢复在华商务。

整体而论，《中德协约》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新约，而且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对外以战胜国身份取得战事赔偿，在中国外交史上有其重大意义。[23]就中国参战之财政层面而言，中国未实质出兵，却能取得德国战事赔偿，可谓付出少而收获大。战前德国在华拥有庞大资产，德国人持有大笔中国政府债票，中国政府尚欠德国商社大笔债务。财政部认为依1924年换文安排，中国所得赔偿总数约8400万元；此外宣战期间，中国所捕获之德国船只，均作为战利品，不予发还或赔偿；收回天津、汉口德国租界；德国部分庚子赔款不再支付。该项庚子赔款，连同船只估价、租界代价，及此次所得赔款，共合约2.5亿元之多。由此一角度看，参战对中国在内政方面固然有不良影响，但就外交及财政而言，实有不容忽视的收获。

德奥同为欧战之战败国，中国因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奥宣战，得以废除旧约，战后以战胜国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对奥《圣日耳曼和约》顺利签署，在中国表示不愿恢复旧约后，两国以无约国基于平等立场谈判成立新约。1925年10月19日，《中奥通商条约》在维也纳签订。此约为正式商约，对通商事宜规范详细。自1919年中国坚持平等订约原则以来，签订之《中德协约》、《中俄协定》仅属原则大纲，内容简略寥寥数条。《中奥通商条约》21款，规定详密，成为日后中国与各国议定新通商条约之先例与蓝本。综观《中奥通商条约》，条文确实体现了中国坚持的平等相互原则，中国对奥国赔偿军费问题，未多做坚持；对遣返奥侨费用及驱逐舰定价两案，同意暂时搁置，以换文得奥国承认日后磋商。在关税、法权及最惠国方面，则自始坚持，终得奥国让步。惟在关税税则方面，稍有模糊空间。

《中俄协定》谈判[24]

1924年5月31日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简称《中俄协定》）是北洋修约史中十分重要，也是迄今遭误解最多的个案。此协定是北京政府与革命国家交涉、订立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对列强在华均势影响很大。此案交涉时之南北外交互动，对广州外交及孙中山之联俄容共影响也很大。对于理解北洋修约及广州革命外交，尤其是南北外交之互动关系，此案至为重要。

过去学界在讨论中苏谈判时，常认为谈判的基础是苏俄两次宣言，及《中俄协定》第三条正式承认废止旧约重订新约。苏俄执行对华平等、尊重中国主权之新外交，协助中国反帝废约之说，数十年来似乎已成定论。然而，此说基本上反映了苏俄及当时亲苏之国共两党的观点，认为中俄旧约的废除，全系苏俄的慷慨大度，北京政府在外交上追随协约国列强，一再拖延承认苏俄，最后在民意舆论强大压力之下，才勉强与苏俄订约，坐享苏俄对华平等慷慨的成果。

事实上，俄国革命后北京政府及东北、新疆当局即已清理旧俄在华特权。黑龙江当局率先于1917年底乘俄乱收回旧俄违法在中东路区许多侵及中国主权之处。新疆督军杨增新及各地商会，则一再向北京政府请求中俄《伊犁条约》于1921年再次期满时务必修改，去除不平等条约束缚。新疆当局于1920年5月与俄中亚当局签订《伊犁临时通商协定》，实质收回俄商贸易免税特权及治外法权，创下与苏俄交涉先例。是年9月23日大总统命令：停止旧俄使领待遇，北京外交部遂依循对德宣战后清理德奥在华条约权益，收回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之先例，对俄颁布各项法规，收回俄租界及领事裁判权，并取消中东路区内之各级俄国法庭。相形之下，俄国第一次加拉罕（L.M.Karakhan）对华宣言于1919年7月25日发布，次年3月传到中国。1920年10月第二次加拉罕宣言，交张斯麐带回中国。准此，东北当局收回中东路区主权之行动，及新疆当局的清理行动主张，早在加拉罕宣言传到中国之前就已开始。至于北京政府之停止旧俄使领待遇，则很可能是受到加拉罕宣言的影响。事实上，中苏谈判时苏俄多次借口中国没有及时答复两次对华宣言，不肯承认受两次对华宣言的束缚。中苏谈判的基础，应是1917—1922年北京政府与东北、新疆地方当局，把握有利时机不断清理旧俄在华条约权益，造成中苏正式谈判开始时，旧俄特权已绝大部分被收回的既成事实。

北京政府这些清理作为，多系片面临时措施，在国际法上，必须由中苏两国正式订约来确认。中苏几经谈判，终于在1924年5月签署《中俄协定》13条，除恢复邦交、不得宣传共产主义外，苏俄立即放弃租界、庚子赔款、领事裁判权（第10、11、12条），这几条均为已被北京政府清理，事实收回者。另“在会议中”解决商约、关税平等、划界、航行、中东路、赔偿及外蒙问题（第2、3、7、8、9、13、14条）。换言之，因各主要条文均有“在会议中”之但书，其本质只是将来解决悬案的大纲。中俄旧约并未废止，苏联只承诺将“在会议中”议定新约取代旧约，另以《密件议定书》规范帝俄对华旧约在新约订定前“概不施行”。

结果应在一个月内召开、六个月内完成的中俄会议，却迁延了一年三个月才勉强开幕，陆续召开之各分委员会，因双方认知差距过大，无法达成共识，到1926年夏已大体停顿。不久张作霖驱逐加拉罕，进而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中苏外交关系实质断绝，中俄会议随之告终，未能获致任何具体成果而终。中苏新约未能订定，旧约又概不施行，中苏间条约关系陷于含混状态，等于维持现状，实质上默认了1917—1922年北京政府清理旧俄条约权益的成果。

过去学界对1924年《中俄协定》评价过高，多认为苏联放弃旧俄在华条约特权，是第一个平等对华的大国。然而，《中俄协定》签署后，苏联想要的承认与中东路管理权，皆得实惠，中国所要的外蒙古与废止旧约等项，因中俄正式会议未获致具体成果，形同虚文。由中俄会议之研究，可考查早期中苏关系之实质。苏联在华宣传反帝废约，立足点就是其在《中俄协定》中放弃所有旧约特权，平等对华，与帝国主义列强之坚持条约利益、干涉中国内政者大不相同。但在实质上，就废约而言，苏联在条文上虽表示废止旧约，实际上则坚持既得利益，不肯完全放弃条约特权。北京政府在谈判时坚持摆脱条约束缚，以《密件议定书》约束苏联旧约效力，又能弹性借重苏联以牵制华会列强，以《中俄协定》得一大国为友邦，共同对抗条约体系，增强了中国外交的地位。北洋修约虽受中国内部分裂的牵制，但仍持续开展，并获致相当成果，应给予公允的评价。

苏联与北京政府谈判建交时，广州政府与苏联也有密切的联系，《中俄协定》签署前后，正是孙中山决定联俄容共，以及反帝废约论述形成的关键阶段。1923年初《孙越宣言》发布之后，孙中山回到广州，到年底“白鹅潭事件”后，决心倒向苏联。苏联之援助孙中山，有利用广州在外交上对北京施压，利于中苏谈判的考虑。孙中山则大力压制党内反对声浪，决心联合苏联反帝废约，以取得苏援。

其他平等订约交涉[25]

如前所述，北京政府始终致力于对无约国订定平等条约，1915年与智利订约，为第一次用浑括主义，未明订给予领事裁判权，但最惠国待遇是否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并未言明。1918年，与瑞士谈判订约时，仍认为给治外法权为惯例。因此，《中华智利通好条约》可否视为第一个平等条约，尚有争议。1919年4月27日大总统令：对无约国平等订约从此贯彻执行。到1928年5月26日，北京政府覆灭前一周，签订最后一个平等条约为止，十年间北洋订约观念有长足之进展，并获致不俗的成果，是北洋修约史中重要的一环。

与原无约国谈成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玻利维亚，于1919年12月3日在东京签订《中华玻利维亚通好条约》，依瑞士约除去附件，并换文声明最惠国待遇不包括领事裁判权，比智利约更进一步，开创成功先例，朝野称善，有学者视之为第一个平等条约。1920年6月1日在罗马签订《中华波斯友好条约》，明白去除领事裁判权，但外交代表仍享有最惠国待遇。

1920年以后，北京政府分别与原无约国如波斯、希腊，及新成立之芬兰、波兰等国谈判，签署平等条约。芬兰先派领事来华，原想先通使再订约，北京外交部不允，以不发给领事证书，逼迫芬兰非订约不可。芬兰对治外法权及关税问题想回避，后依德约办法声明解决，1926年10月29日在芬都赫尔辛基签订《中华芬兰通好条约》，内容为当时北京外交部平等条约之标准版本，此约也是北京政府签署并互换生效的最后一个通好条约。

波兰于欧战后独立，列席巴黎和会，加入国际联盟，该国侨民旧隶俄籍流寓东北者很多，复国以后纷纷恢复波兰原籍，与中国关系日益纷繁。波兰派代表来华在北京议约，原来只想订通好条约，后扩大为通商友好条约，通商部分多援《中奥商约》之例，最后于1928年5月19日签订《中波兰友好条约》。此外，1919年后北京坚持不再给领事裁判权，第一个就用于希腊。该国希望先派使领再议约，北京政府不允，以无约国人民对待希侨，逼使希腊不得不订约，几经谈判，双方于1928年5月26日在巴黎签订《中希腊通好条约》，此为北京政府签订的最后一个条约，八天后张作霖即离开北京，北京政府随即倾覆。波兰及希腊之条约均尚未互换生效，南京国民政府不承认中波条约，于1929年9月18日另于南京签订内容大体相同之《中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至于希腊之约，南京政府虽承认之，但要去除声明文件，最后于1929年9月30日中希《通好条约》在巴黎重签，加一换文，1930年6月14日在巴黎互换。

由北洋时期各平等谈判订约个案观之，自民国肇造之初，即有平等订约之观念，但在欧战期间，只能先求正约平等，附件仍有让步失权。1919年确立平等互惠订约政策后，初则注重不给治外法权、协定关税，各约交涉重点在关税、法权，多仿中德之例以换文声明。1922年起，注意到最惠国待遇，1924年确立关税自由及剔除最惠国条款，为订新约最要主旨，订约不再提最惠国待遇，改为照享受国际公法应得之待遇。1926年后，又注重条约有效期限及修约之规定，主张条约有效期限越短越好，以便随时可修改。1926年11月关税会议通过关税自主案后，外交部订约皆以1929年1月1日为实行国定税则之日，对关税更不可能让步。总而言之，北京政府逐步增加平等与国，减少条约特权国数目，对条约列强产生压力。

北洋末期“到期修约”的实施与成果[26]

广州政府联俄之后，外交趋于激进。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定通过之党纲，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该年底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再次强调废约，抵北京后对段祺瑞之“外崇国信”十分不满。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总理遗嘱》中表明要在最短期间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自此废约成为革命党之旗帜。五卅之后，国人激烈排外，废约之说利于宣传，容易打动人心。北京政府较温和之修约方针则不受青睐，常被视为妥协投降，至今仍常被忽视。

1925年五卅及沙基诸惨案发生后，北京政府于6月24日对华会列强提出《修约照会》，要求将中外条约重行修正，俾合于中国现状暨国际公理平允之原则。四日后，国民党发表第二次《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对北京政府之修约照会提出严厉批判，云：“废除与请求修改截然二事……本党兹再郑重宣言，对于不平等条约应宣布废除，不应以请求修改为搪塞之具。”这个宣言凸显“修约”或“废约”为两条截然不同之道路。事实上，“修约”或“废约”的差异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北洋末期对条约列强的“修约”有重大突破，应同时注意到南北外交间“修约”与“废约”间的互动，才能较全面理解当时的中国外交。

北京外交部在内部检讨时认为：国人对于不平等条约之废止呼声日烈，似此情形若不早为设法，恐酿成社会之纷扰，似应速筹办法急谋改善，以副国人之希望。而修约有两种办法，同时向列强提议修改旧约中有碍中国主权及片面性质与不合时宜之条款；或是就个别国家条约将届期满或将届修改时期者，陆续提商修改。前者交涉困难，中国过去屡次向列强提出，都无实效。果然，9月4日华会八国修约复照，称：“对于中国政府修正现有条约之提议，愿予加以考虑，但视中国当局表证愿意且能履行其义务之程度为标准。”至此，向各国合并提议修约一途，无法达成具体成果。

北京外交部遂舍过去与列强集体交涉修改条约方式，利用个别条约修约期限条款要求修约，发展出“到期修约”策略。依当时国际惯例，修约通常指的是商务条款，中外条约都订有修约年限，一般是十年，北京外交部决定利用此一条款，向个别到期条约国家要求修约，且不限定为商务条款，以“情势变迁原则”为由，[27]要求修改约中不平等之政治条款；对方若不肯谈判，则期满废约。北京政府希望以此策略，避开与列强集体交涉，而十年之内所有旧约皆可修订完成，达到修改条约目的。1926年2月，北京国务会议通过此策略，开始实施。当年到达修约期限的中外条约有三个，分别是《中比通商友好条约》、《中日通商友好条约》及《中法越南通商条约》。外交部于到期前六个月通知三国要求修约，并择定国力较弱之比利时为试金石，希望能成功建立“到期修约”之先例。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0月与英国达成协议，停止罢工，英国默认国民政府征收二五附加税，这被认为是“革命外交”之一大成就。北伐军事顺利进入长江中下游，英国体认到国民政府势力勃兴，为保护其在华广大利益，及控制之中国海关，决心改变对华政策，与国民政府接触，争取国民党中之温和派。于是英国于12月向华会列强宣布《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主张列强应体认中国人民修约要求之正当性，立即与中国谈判修改条约。首先应无条件允许中国征收华会附加税，此税由中国地方当局自设机关征收，不必透过海关总税务司交给北京政府。英国新任驻华公使蓝普森（M.W.Lampson）亲赴武汉会晤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表达英国之善意，但国民政府仍采激进对外手段，1927年初，群众强行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并以其为“革命外交”最高成就。控制北京政府的张作霖对英国不再支持北京不满，威胁破坏英国在华北利益。英国面临危机，决心贯彻新政策，一方面派人到武汉谈判交还汉浔租界事宜，一面派遣大军防卫上海租界，同时也向张作霖示好，愿与北京政府进行修约谈判。

此时，北京外交部“到期修约”策略也有进展，中比条约于1926年10月26日到期，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修约时，比方以原约中规定只有比利时单方面有权提议修约，拒绝谈判，并宣称要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解释条约条文案。北京外交部不顾反对毅然进行，比利时后来同意谈判修约，但主张在新约未谈成之前，旧约仍然有效。北京外交部则主张新约要在六个月内议定，否则旧约到期失效，以避免比利时借谈判拖延。到10月底比利时仍不愿接受外交部条件，外交总长顾维钧当时兼任内阁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权，为北京政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毅然在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这是中国外交史中破天荒的壮举。比利时一方面准备诉诸国际法庭，一方面希望列强一致对北京施压，然而不久恰逢英国宣布《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主张顺应中国修约要求，比利时乃决定让步，同意与北京政府展开谈判。1927年1月，中比修约谈判开始，比利时并主动宣布归还天津比租界，表达善意。

1927年1月27日英国也向北京政府提出修约建议七条，表示可以谈判归还天津英租界，以安抚张作霖。然而张作霖2月1日断然免去英籍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glen）职务，英国公使蓝普森抗议无效，决定与张作霖妥协。中英归还天津租界谈判，在张作霖之安国军总部主导下展开，到4月份已大体谈妥。同时中日、中法修约谈判也陆续展开，北京政府“到期修约”顺利展开。

同时，国民政府之“革命外交”趋于激进，3月24日进入南京之部分国民革命军，有攻击列强侨民之过激行为，与列强炮舰发生严重冲突，造成军民伤亡。此南京炮击案，使英国对华新政策濒临破产边缘，也促成国民政府内部之分裂，蒋介石先于3月底宣布不以群众运动方式收回租界，进而于4月12日在上海实行“清党”，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史称“宁汉分裂”。南京政府在外交上趋于温和，压制群众运动，不再宣称要废约，且暂时集中全力于宁汉间之内争，外交上趋于消极。

南京政府成立后，列强对华外交重心转移至此，与北京政府之交涉也转趋消极。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军政府大元帅职，任命王荫泰为外交总长。王氏继续执行“到期修约”方针，然列强因南方“革命外交”威胁减轻，对北方“修约外交”反而不再刻意配合，静待中国内战尘埃落定。是年11月10日中西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通知西班牙要求谈判修约，西班牙否认中国有废除西国人民在华治外法权的权力，拒绝谈判。11月12日北京外交部宣布废止中西条约。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伍朝枢于10月23日发表对外宣言，重申未经国民政府许可之条约或协定一律无效，并照会西班牙公使，声明中西条约期满应即作废。1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也明令废止中西条约，并公布新约未定前处理两国关系之临时办法七条。

北洋末期的“到期修约”方针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环节，但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其历史意义与成果几乎完全被忽视。由上述可知“到期修约”是五卅之后北洋修约一大突破，并创获成功先例，诚为当时中国外交的主要脉络。过去学界只注重“革命外交”，未考虑到国民政府之“废约”不合国际惯例，并非外交之常态，事实上无法执行，不能累积成果，主要是革命高潮时的宣传。北洋“到期修约”有法理依据，引用《国联盟约》及“情势变迁”原则，利用旧约中修约之条款，诉诸国际公理正义及民意支持，又得益于1920年代，国际上苏联、土耳其、暹罗、秘鲁、墨西哥等国废约、修约潮流，及国内南方政府之废约威胁，迫使列强让步，取得丰硕成果。

北伐统一之后，北京政府虽然倾覆，其外交方针则对南京国民政府产生很大的影响。南京政府的国际法人地位继承自北京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其外交显然与广州、武汉政府之革命性质不同，与北京政府相近似。从世界观来看，南京外交不再走联俄路线，放弃了打倒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世界观，改走英美路线，等于加入了威尔逊主义的世界秩序，显然与广州政府、武汉政府大不相同，反而与北京政府比较接近。从政策层面上来看，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针，尤其在对待中外条约方面，表面上仍继承广州、武汉以来“革命外交”之名，但已强调不用群众暴力，改采合法手续修改条约的方式。北伐成功后，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于1928年7月7日，发表有关一切不平等条约宣言：（1）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期满者，当然废除另订条约；（2）其尚未期满者，国民政府应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3）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其精神时与1926年2月2日北京内阁通过的“到期修约”方针一脉相承，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担任北京外交总长的就是王正廷。

北洋末期“到期修约”留下丰富的遗产，北伐完成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改订新约”时，明显继承北洋的方针。从北洋、南京外交连续性视角考察，可对中国外交史有更深入与全面的理解。

北洋外交的历史地位过去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较深，常被定性为卖国外交，近年来由于外交档案史料开放，外交官日记、回忆录出版，及各国外交档案使用方便，加上学术研究受政治干扰减轻，北洋外交研究有较大的进展与突破，其成绩越来越受到肯定。此外，由于北洋外交的多面性，研究者从北京政府及各国外交档案中，看到北洋视角及各国的观点，近年出版的几本重要著作都对中国外交史与近代史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解架构。加以近年中国的快速成长，隐然是和平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其对过去中外交往历程的理解与世界未来之和平密切相关，而国人也需要与新时代相应的平允开阔世界观。以上种种趋势与发展，让外交史研究的前景十分光明，而北洋外交可能是其中最有机会突破的领域。

外交史研究的基础是基于一手史料、多国档案的实证个案研究，近年来大批实证个案研究，重建了许多重要事件的史实，让学界对北洋外交的理解更清晰。诸如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参战问题、中俄协定、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都有扎实个案研究提出新的评价。基本上肯定北京政府是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承担主要的外交交涉责任，外交官表现相当称职等。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透过多国档案对照研究，让北洋视角、革命史观、日本、英国、苏联等国的观点在北洋外交领域交织，让学界对北洋外交有了更多元的理解与诠释，诸如，对于过去革命史观重视广州外交的观点，有相当程度的修正；注意到中国外交的连续性，清末到北洋到国民政府外交的传承关系；对南北外交的互动及修约、废约相辅相成的关系越来越清楚等，大幅度突破过去长期垄断近代史的诠释及狭隘民族主义观点。

大陆外交史学界拥有强大的优势，即实证外交史研究的兴盛，及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地位，让此领域研究前景光明。就前者而论，近年来西方、日本及台湾史学界中传统外交史都趋于没落，大陆的外交史实证研究却因档案开放观点松绑，呈现方兴未艾之势，现在正是广为吸收各方研究成果，采纳众家之长，迎头赶上的最佳时机。就后者而论，中国是21世纪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其外交史经验的研究与反省，可帮助国人理解过去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对于塑造国民历史观、世界观有很大的影响。正如王建朗所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认识，对人们正确认识外部世界也发挥着积极的影响。[28]

过去受“革命史观”及“民族主义”影响的外交史论述，强调列强侵华及国人奋勇抗争，以及革命党救国北洋卖国之论述，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利于在国家危亡之际凝聚民心救亡图存。但在今日，在注意到中国外交中失败屈辱的一面时，也要注意到中国外交的成绩和由屈辱到崛起的历程，回归中国自身历史发展脉络，将中国外交史与全球外交史联结，将内化与国际化相结合，注意清末外交到北洋、国民政府外交之传承与创新；传统东亚世界秩序近代的演变，和东亚各国外交史加强对话；吸取国际史的优点，让东西世界秩序能平等对话。如此，可以帮助国人理解近一个半世纪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历程，进而结合传统东亚文化与现代文化，提出对全球有吸引力的秩序价值观念，庶可有助于国民建立平允开阔的历史观与世界观，为中国和平崛起奠下观念基础，为建构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本章由唐启华撰写。

[2] “北洋政府”一词带有贬义，并非严谨之学术用语。正式名称应是“北京政府”（1912—1928）。但用“北洋外交”一词来称呼民初北京政府之外交表现，意涵比较明确，本章因此使用“北洋”一词，但绝无贬义。参见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 参见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以下简称《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五章。

[4] 蒋廷黻：《民国初年之中日关系——〈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天津《大公报》1933年9月18日。

[5] 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1—30页。

[6] 吴翎君：《从徐国琦新著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谈国际史的研究方法》，《新史学》第22卷第4期，2011年，第183—215页。

[7] 廖敏淑：《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中兴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第65—67页。

[8] 参见唐启华《五四运动与1919年中国外交之重估》，《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政治大学文学院编印，1999，第63—92页。

[9] 廖敏淑：《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第72—76页。

[10] Zhang Yongjin，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1920（London，Macmillan，1991），pp.187-196；另参见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第6—7页。

[11] 如 Robert T. Pollar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17-1931（New York，1933），书中即做此主张。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亦认为：“巴黎和会对于中国之处置虽多未能使中国满意，但中国已因巴黎会议而获得相当之结果，当无疑义。”（正中书局，1984，第284页）

[12] 当时国共两党对华会条约的恶评，见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编》，《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59—62页。

[13] 程道德主编《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第201页。

[14] 参见唐启华《北洋外交与“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王建朗、金光耀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第47—80页。

[15] 详见唐启华《清末民初中国对“海牙保和会”之参与（1899—1907）》，《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2005年；《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东大图书公司，1998。

[16] 详见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第四章。

[17] 杨天宏：《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18] 杨天宏：《北洋外交与“华府条约”框架的突破——关税会议的事实与问题分析》，《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9] 参见唐启华《北洋修约史》，第二章。

[20] 参见唐启华《北洋修约史》，第四章。

[21] 战后协约国要求德国认罪，负担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引发许多纠葛。参见王绳组主编《国际关系史》第4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第六章。

[22] 《财政部档案》称此案为“对德索偿”，《外交档案》中正式名称为“解决中德战事赔偿及债务办法”换文；当时报纸、杂志多称之为“德发债票案”。英国外交档案（FO）称之为中德财政协定（Sino-German Financial Settlement）。参见唐启华《北洋修约史》，第四章第二节。

[2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海两岸先后对日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使德国赔偿成为至今中国唯一对外取得之战争赔款。

[24] 参见唐启华《北洋修约史》，第六章。

[25] 参见唐启华《北洋修约史》，第七章。

[26] 参见唐启华《北洋修约史》，第八章。

[27] “情势变迁原则”认为条约效力之继续，基于“事状如恒条款”（clausula rebus sic stantibus），一旦条约成立时之特殊情势消灭，当事者即有解除条约之权利。参见唐启华《论“情势变迁原则”在中国外交史的运用》，《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5—147页。

[28] 王建朗、郦永庆：《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第四章 训政框架下的国民政府[1]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北伐军事结束，全国在形式上宣告统一，中国国民党奉行总理孙中山遗教，依据《建国大纲》，国家建设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

训政是孙中山依据中外史实及政治学理，对国家发展进程提出的主张。学者指出依据孙中山的解说，训政具有三个主要精神：一是训政的作用，在训导人民会做国家的主人；二是训政时期为过渡时期，其工作为建设地方，实施地方自治；三是训政时期，国民党立于执政地位，以党治国。[2]“以党治国”实为重点，即由国民党一党统治之意，[3]国民党掌握政权治理国家，政权则为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一词最初见于孙中山1906年发表之《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军政府宣言”；[4]1924年1月，孙中山于国民党一大提案建立正式组织，将军事时期的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但因广东情势未定，直至1925年3月孙氏逝世时，国民政府并未成立。迨东征击溃陈炯明部，及敉平杨希闵、刘震寰之滇桂军谋叛后，广州革命基地大致底定，国民党决定实践孙中山遗志，改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立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明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确立“以党治国”的“党治”原则。但此时为军政时期，国民政府的本质是革命政府，以打倒军阀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统一全国为政治号召，党治应为孙中山所称“以党建国”。[5]至北伐完成，全国统一，进入训政时期，正式施行“以党治国”的党治原则，政府虽仍名为国民政府，但是在训政的框架下，建立起新的组织架构及党政关系。

本章将由训政体制的建立、中央制度的演变、党政关系之发展，及从训政到宪政等方面，探讨在训政框架下的国民政府。此时期的“国民政府”，学者认为有几种不同的含义，范围各异，第一是指1928年以后的中国政府，与之前以北京为首都的政府相区别；第二是指五院制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组织法》即是中央政府的组织法；第三是指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和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等而言，这几个机关办公处所称为国民政府；第四是指训政时期党治下的政府而言。[6]本章所称国民政府，包括了第一、第二、第四几种含义，主要指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不在讨论范围内。

一 训政体制的建立

孙中山的建国程序论

孙中山对于革命建国的过程，采取分阶段的循序进行，训政为其建国程序中，由军政至宪政的过渡阶段。孙中山早在1906年发表《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中，即将革命建国的工作以军政府为中心，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期，军法之治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的时代；约法之治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的时代；宪法之治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其目的在于使国民循序渐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建立中华民国之根本。[7]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重整革命阵营，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并且再度提出革命建国分期进行的主张，改为以党为中心，规划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三个程序。但中华革命党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程序，并未能获得实行，而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孙氏对于三程序的主张亦有若干调整。

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以创立五权宪法为目的。1920年11月，《中国国民党总章》修正公布，虽然仍然列入革命建国程序的主张，但是只有军政、宪政两个时期，将训政时期并入军政时期，规定：“自革命起事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为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由中国国民党负完全责任。”[8]不过此项革命程序的规定，在日后总章修订时，不再出现，原因“可能是受俄共党章的影响，亦可能因为不必把建国程序加载党章”。[9]1924年4月，孙中山发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重新将革命建国程序的主张列入，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10]9月发表的《制定建国大纲宣言》，陈述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之意义，并宣布“今后革命势力所及之地，凡秉承本政府之号令者，即当以实行建国大纲为唯一之职任”。[11]不过直至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北京，他的建国程序仅止于主张，而未能付诸实施。

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上项决议，设立中央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关于政治之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国民政府之名义执行之”，确定“以党治国”的原则。24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胡汉民通电，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改组决议案，并于27日发布改组政府训令，说明“以党治国，为国民党确定之党纲，只以屡年征讨，未暇设施……今粤中诸逆业已肃清，瑕秽既荡，即应确定党治之主张……本政府为秉承先大元帅之遗训与国民党之政纲，所以有此次改组之决议”。[12]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开始执行孙中山“以党治国”的主张。惟此时国民政府统治范围仅有两广地区，执行军政时期相关措施，一方面以武力扫除革命障碍，一方面从事建设工作，1926—1928年的北伐期间，方将此项措施陆续推行至全国，并于北伐军事行动告一段落后，由军政进入训政时期。

胡汉民的国民党训政主张

1928年6月，北伐军事行将告一段落之际，正在欧洲考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孙科于3日自法国巴黎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等，表示今后党国发展，当依孙中山建国精神，实施训政，并拟定《训政大纲》，请谭等代为提出中央讨论。谭氏于是月9日、13日两度复电，说明原案已提出中央，并定期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简称“二届五中全会”，以下各届中全会均采简称）讨论。18日，胡汉民、孙科自德国柏林再度致电谭氏，进一步提出《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说明提案缘由，强调北伐完成，国民党应依总理所定建国程序，实施训政，并从原则与制度两方面，解释《训政大纲》之内容。

《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由胡汉民、孙科共同具名，但是当时孙科在法兰克福，全稿系由胡汉民撰写。虽然胡称其从柏林以电话与孙科就此稿“往复商榷，得其同意，因代签名”，实际上应是胡氏的主张。[13]胡氏对《训政大纲》提出四项原则性的说明：（1）革命的武力之胜利，必然以革命的建设保障之，今后本党能否保持内外人心一致付与之信仰，完全以能否实行建设为判断。（2）吾人既以党的力量扫除革命之障碍，则当以党的力量造成真正之统一，且必以党的力量负起训政之全责。（3）本党训政之责任，为一种政治的保姆之责任，为欲此种理论之实行，则必确定实行之方法，于训政大纲中，分别规定政治会议与国民政府之纲领，以明示党与政府之关系，与其蕲向训政目的所必经之途径。（4）从革命程序言之，训政之目的在于宪政之完成；本党责任在于培植五权宪法之基础，而期其最后之完成。

《训政大纲》在制度上，以中央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改组国民政府，实施五权制度，设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分掌国务。胡氏对此提出五项说明：（1）政治会议对于党，为其隶属机关，但非处理党务机关；对于政府，为其根本大计与政策方案所发源之机关，但非政府本身机关之一。（2）国民政府为参与政治会议之机关，而非隶属政治会议之机关；国民政府为五院汇集之总枢纽，政府常务委员五人分任五院主席，合五院之组织而总称之为国民政府，政府常务委员五人中，指定一人为政府主席，除对外代表国家外，其权力地位与其他常务委员同。（3）各院与立法院之关系，因有政府常务委员为立法院当然委员之规定，而得平衡之联络。同时因国家行政计划与政策之必须立法、行政两院交互决议与执行，故于立法院则设置分组委员会，于行政院各部则予以出席立法院及其分组委员会之权。（4）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二者，宜分不宜合，以保持司法独立，因此大纲以司法部掌司法行政事务，以司法院掌理独立审判之全责。（5）大纲中明示政府各院部事务员吏，必须经过考试铨叙，使得任用保障；行政院各部及立法院分组委员，俱有任用专门人才之规定，以立革新吏治之楷模。

综合而言，胡氏以为《训政大纲》之根本原则，“完全本于总理建国之旨”，谓：“在向于宪政时期进行的途程中，所有军政、训政，皆为本党建国时期之工作，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政府，由党员任褓母之责。故当由党指导，由党拥护，在人民未经政治训练及未完全了解实行三民主义以前，惟有党能代表全国人民负建国之大任，亦惟有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向三民主义实现之目标而前进。”[14]

是时北伐军事行动甫告一段落，东北地区尚待易帜，国民党虽奉行总理孙中山遗教，但对于统一后的政治制度似未有进一步的思考。胡汉民被学者称为“中国国民党诸领袖中，对于训政理论作有系统之阐述，并为训政时期党政制度之主要拟议者”，[15]孙科为孙中山哲嗣，两人提出的《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组织纲领案》及《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内容明确，论述详细，为国民党提供了国家发展的蓝图。

训政纲领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举行，通过《政治问题案》，决议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五院设立之次序，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定。[16]9月3日，胡汉民自欧洲返抵上海，18日赴南京。9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加推胡汉民、孙科为常务委员，并在两人提案的基础上制定《训政纲领》，于10月3日通过，作为训政时期基本依据，其内容如下：

第一，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第二，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第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

第四，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

第五，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

第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会中同时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8日，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10日，五院制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以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通过胡汉民提出之《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对于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实际的分际与方略，做出明确规定：

第一，培植地方自治之社会的基础，宣传训政之方针，开导人民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指导人民努力完成地方自治所必备之先决条件，并促进一切关于地方自治之工作，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挥，并监督下级党部推行之。

第二，依据总理遗教，决定县自治制之一切原则及训政之根本政策与大计，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但政治会议行使是项职权时，对外不发生直接之关系。

第三，实施县自治制及执行一切训政之根本政策与方案，由国民政府及其所属主管机关行之。

第四，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决定训政大计指导政府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在实施训政计划与方案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

第五，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为求达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弼成宪政基础之目的，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第六，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

第七，实施训政之成绩，由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考核之，至训政终了，宪政开始之时，由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召集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该案重点在规范党、政府、人民三者行使政权、治权的分际，作为《训政纲领》之补充，然而就治权本身，国民政府五院及所属各机关之权限应如何划分，亦宜有所规定。因此于1929年6月举行之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胡汉民所提《治权行使之规律案》，规范国民政府五院行使之权限，并规定：“各级政府之行政范围，已经划分者，应各守其范围，其逾范围者，以越权论；其受侵越而不提出抗议者，以废职论”。[17]

国民政府依据以上《训政纲领》、《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治权行使之规律案》等三种法规，确立训政时期的基本规范。至1931年5月，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作为训政时期最高法典，训政体制臻于完备。

训政时期约法

训政时期是否需要制定约法，国民党内有不同的意见，1928年8月，二届五中全会曾就关于约法之提案进行审查，建议：“训政时代，应遵总理遗教，颁布约法。此次全会，应即组织中华民国约法起草委员会，限期完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赶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呈请通过公布。”但是会议讨论后，仅决议：“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并未决定组织起草委员会，限期完毕。[18]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通过《根据总理教义编制过去一切党之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决议：“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19]是项提案为胡汉民等所主张，实际上否决了二届五中全会之决议，惟当时对于是否制定约法问题，意见并非一致。1930年7月，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与南京政府敌对者，在汪精卫与西山会议派及阎锡山、冯玉祥等领导下，在北平举行国民党扩大会议，以制定约法为号召，延请学者专家拟定约法草案，嗣以张学良表示拥护中央，派兵入关，约法起草工作随扩大会议转往山西太原，于10月底通过《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世称《太原约法》。扩大会议旋因阎、冯兵败，宣告停会而无形解散，《太原约法》亦成为宪政发展过程中一纸文献，其最大功能在唤起国人对于制定约法之注意，进而促成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约法。[20]

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于讨阎、冯军事行动尚未告终之际，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提前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21]是项建议经是年11月举行之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于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召集国民会议”。[22]然而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引起胡汉民反对，遂因政见不合，胡于1931年3月1日辞去国民政府委员及立法院院长职务，进而导致部分支持胡氏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与南京方面对抗，形成宁粤分裂局面。

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开幕，12日三读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简称“约法”），6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除前言外，约法共8章、89条，依次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训政纲领、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之权限、政府之组织、附则，为国民党与人民在训政时期共同遵守之根本大法，就政府组织而言，正式确立训政时期的中央及地方政治制度。

二 中央制度的演变

五院制国民政府的建立

训政时期中央政府的名称延续军政时期，亦为“国民政府”，其法理依据为《国民政府组织法》，施行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制。训政时期，以党领政，《国民政府组织法》前言中明确说明国民党“指导监督”国民政府，曰：“中国国民党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设中华民国，既用兵力扫除障碍，由军政时期入于训政时期，尤宜建立五权之规模，训练人民行使政权之能力，以期促进宪政，奉政权于国民。兹谨本历史上所授予本党指导监督政府之职责，制定国民政府组织法”。[23]“指导监督”一词，为延续1925年7月1日公布之《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24]所不同者为此时在“指导监督”之上增加了“本历史上所授予”等语，就前言内容来看，此应指国民党“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设中华民国”，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以期达于宪政时期，是将国民党遵循孙中山建国程序之历史责任明文载于《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增加“指导监督”国民政府之合理性。

《国民政府组织法》全文共7章、48条，规范国民政府及五院职权与组织。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统率陆海空军，行使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之权，行大赦、特赦及减刑复权。国民政府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织，各院为国民政府各该职权之最高机关，并得依法律发布命令。国民政府设主席委员1人，委员12—16人；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委员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举行或参与国际典礼，并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因事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行政院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以国务会议处理政务，国务会议由国民政府委员组织，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务会议主席，院与院之间不能解决之事项，由国务会议议决之；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经国务会议议决，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行之。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关于主管事项得提出议案于立法院；立法院设立法委员，监察院设监察委员，由各该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25]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任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传贤、王宠惠、冯玉祥、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深、林森、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以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以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暨国民政府委员及五院院长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誓就职，五院制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10月16日，国民政府举行首次国务会议，议决公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之组织法，2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行政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应首先成立，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临时会议，议决行政院各部会首长，29日，行政院正式开始办公。继行政院之后，11月16日，司法院正式成立；12月5日，立法院正式成立；1930年1月6日，考试院正式成立。监察院则因筹备期间，院长人事更迭，迟至1931年2月2日始正式成立，为五院中最后一个成立的院。[26]此外，国民政府尚有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等直属军事机关，及审计院、法官惩戒委员会、中央研究院、中央银行等直属机构。

国民政府之政治体制，依《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系沿用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之设计：“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于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国务由委员会议执行之”，采委员制。[27]但之前系依委员制之特性，由委员推定一人为主席，对主席职权未加规定；此时则是将委员区分为主席委员一人与委员若干人，且主席委员系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并非由委员推定。《国民政府组织法》明文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并举行或参与国际典礼，同时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这是一项主席单独行使的军事职权，就此而言，国民政府之委员制并非纯粹的委员制，而是具有总统制精神的委员制，亦有学者主张应视为“总统制”。[28]而此项关于国民政府主席职权之规定，成为日后《国民政府组织法》多次修正的主因。此外，《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司法院之职权为“掌理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其中“司法行政”属司法院职权，抑行政院职权，各方意见不一，为《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的另一个原因。

《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

《国民政府组织法》为国民政府之法理依据，自1928年10月8日公布起，至1948年5月20日国民政府结束、行宪政府成立止，先后有1930年11月24日、1931年6月15日及12月30日、1932年3月15日及12月26日、1934年10月17日、1942年12月12日、1943年5月29日及9月15日、1945年11月5日、1947年4月17日及21日等12次修正，其中1947年的两次修正与训政过渡至宪政有关，将在第五节讨论，其余第一、二、三及第九次之修正属政治体制之变革，第四至第八次修正主要为院与院之间的职权调整，分别说明如下。

甲、政治体制之变革

其一，1930年11月24日第一次修正原因，为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于1930年9月22日病逝，蒋介石于11月18日经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推选兼任行政院院长，为适应权力结构变化而进行。修正重点为权力中心由国民政府转移到行政院，国民政府的国务会议改称国民政府会议，行政院会议改称国务会议。国民政府会议处理院与院间不能解决之事项；原本“公布法律命令，经国务会议议决，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行之”，改为“公布法律，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以立法院院长之副署行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主管院院长之副署行之”。国务会议由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及各部会首长组织，原属行政院会议议决事项改为国务会议议决。依据修正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原本五权分立的政治设计，成为行政权一权独大，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正副院长以国民政府委员身份参加国务会议处理国务的权力，无形中被解除，埋下日后政局不安定的因子。

其二，1931年6月15日第二次修正，系因《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于6月1日经国民政府公布，其中第七章“政府之组织”之“中央制度”部分对国民政府的组织做了相当程度的变革。[29]《国民政府组织法》遂依据《约法》进行大幅度的修正，删除“前言”，第一章改为“总则”，说明该法之立法依据为：“国民政府依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委员人数增加，由原先的12—16人，包含五院正、副院长，改为16—32人，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正副院长为当然委员；并增列“国民政府主席”与“国民政府会议”两章，明定国民政府主席职权，稍有出入者，为国民政府主席之人事任免范围，除原规定五院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外，增加五院副院长及陆海空军副司令；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除国民政府主席依法署名外，增加“关系院院长副署”。修正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组织由原本具总统制精神的委员制，成为名符其实的“总统制”，国民政府主席权力大幅提升，有学者认为其职权较总统制国家之元首，有过之而无不及。[30]

此次修正对司法院的职权亦进行调整，由原本“司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掌理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之职权”，改为“司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掌理司法审判之职权”，将“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等移除，但是对司法院的组织并未进行相应的调整。

其三，1931年12月30日第三次修正，将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大幅度削弱，成为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虚位元首；五院各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这次修正距离前次修正仅隔半年，修正原因在于宁粤合作的政治妥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党内因胡汉民事件引起的宁粤分裂，在各方敦促下展开会谈，以期团结合作，共赴国难。会谈于1931年10月26日起在上海展开，前后进行7次会议，至11月7日结束，双方决议关于政治问题，改革中央政制，其原则为：（1）使五院能独立负责，行使职权，以实现五权制度之精神；（2）使政治系统与组织简单化，以增加政治效能，而避免重复转折，责任分散之病；（3）使政治实际上民主化，中央政治机关，应参加民选分子，使政府与人民关系日益亲切，共同负担建立宪政之目的。双方决定宁粤各自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同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国民政府。[31]而在进一步洽商四届一中全会开会事宜时，粤方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如果蒋不下野，则粤方各中央执监委员不能赴南京开会。蒋介石为促成宁粤双方切实合作，决定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12月15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决议通过蒋氏辞职案，以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1931年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25日通过《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将国民政府主席改为虚位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五院各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行政院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32]次日，通过依据前案修正之《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案》，取消“国民政府主席”章，相关条文并入“国民政府”章；28日，会议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张继、伍朝枢、戴传贤、于右任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12月30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修正后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32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国民政府委员、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宣誓就职，新政府正式成立。

修正后之《国民政府组织法》，虽然第一章“总则”仍维持其法源为“依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制定”，但是受政治因素影响，新修正之组织法关于国民政府主席职权显然与《约法》规定矛盾，政治体制实际上已与《约法》所定之中央制度相异，由“总统制”改为类似欧美政制的“内阁制”，国民政府主席仅是一个仪式性的国家元首，政务实权在行政院，院长总揽行政大权。

其四，1943年9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组织法第九次之修正，是为配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后的政局发展。林森于1943年5月因脑溢血病情恶化，无法执行职务，而《国民政府组织法》原有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代理之规定，在1931年12月第三次修正时被删除，因此中常会于5月29日召开临时会议，决议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是为第八次修正，于第十三条国民政府主席任期规定后，增列“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理之”一项。

8月1日，林森逝世，中央常会临时会议决议由蒋介石代理国民政府主席；9月10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条文》，为第九次修正，重点为删除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不得兼其他官职等条文，以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并有提名五院院长、副院长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职权，使国民政府主席重新成为负实际政治责任之国家元首；国民政府主席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此次修正大致恢复第三次修正前的规定，政治体制亦回复为“总统制”。

乙、院与院间的职权调整

其一，1932年3月15日第四次修正，为对司法院职权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六章“司法院”第三十七条原规定：“司法院院长兼任最高法院院长。司法院副院长兼任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修正为：“最高法院院长得由司法院院长兼任。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得由司法院副院长兼任”，使该两职的任命具有弹性，可以由司法院正副院长以外人士担任。

其二，1932年12月26日第五次修正，系因1931年12月第三次修正之《国民政府组织法》将立法及监察两院委员名额各增加1人，改为立法委员50—100人、监察委员30—50人，并增列“委员之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其选举法另定之”，嗣因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召集国民参政会议案，并拟定1935年召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该项条文似无执行必要，遂恢复原定立法及监察委员名额，为立法委员49—99人、监察委员29—49人，并便于议事表决。

其三，1934年10月17日第六次修正，系将司法行政部由行政院改隶司法院；司法院原规定为“国民政府最高审判机关”，改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

其四，1942年12月12日第七次修正，系因司法行政部由司法院改隶行政院，司法院所属单位删除司法行政部，第二十四条行政院会议议决事项第五款“荐任以上行政官吏之任免”，改为“荐任以上行政司法官吏之任免”。

其五，1945年11月5日第十次修正，系第二十四条行政院会议议决事项第五款“荐任以上行政司法官吏之任免”，改为“简任行政司法官吏及县市长之任免”。

《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不论政治体制之变革或五院职权之调整，对于国民政府之运作确实会有一定程度之影响，但是五院的基本制度仍然维持。

五院组织之发展

国民政府五院制系遵循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之规定，各院职权之法理依据为《国民政府组织法》，各院组织之依据则为各该院组织法。1928年8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二届五中全会决议设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案，决定先草拟组织法。[33]10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推蒋介石、孙科、胡汉民、戴传贤、李煜瀛、张静江、蔡元培、王宠惠、李济深、吴敬恒、谭延闿等为五院组织法起草委员；[34]8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通过行政、立法、司法三院组织法，12日通过考试、监察两院组织法；20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兹制订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织法公布之。此令。”[35]

1.行政院

行政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如前所述，其权力随《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自1930年11月后日渐重要，1931年12月后，行政院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行政院成为训政时期之政治中心。

行政院以行政院会议为处理政务之重心，依《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其议决事项包括提出立法院之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荐任以上行政官吏之任免；行政院各部及各委员会间不能解决之事项；其他依法律或行政院院长认为应付行政院会议议决事项，日后在《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过程中有若干调整，但变化不大。

行政院之组织，依1928年10月公布之《行政院组织法》规定，设内政部、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农矿部、工商部、教育部、交通部、铁道部、卫生部、建设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劳工委员会、禁烟委员会等；11月28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行政院各部会组织法，除劳工委员会并未设立外，各部会陆续成立。《行政院组织法》并规定：“行政院经国务会议及立法院之议决，得增置、裁并各部、各委员会及其他机关。”[36]据此，行政院因应外在环境的变化，除外交、财政、教育三部及蒙藏、侨务两会外，[37]其余各部会大多经过分割、裁并，兹就各部之调整略述如下。

内政部 内政部为1927年4月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设置机构，初名民政部，后更名内政部，设民政、土地、警政、卫生等司，掌管相关行政业务。训政开始，卫生司裁撤，改设卫生部；1931年3月，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警察总监，掌理全国警察，惟该单位并未成立；土地行政原属土地司，后改名地政司掌理，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设置地政署案》，设置地政署直隶行政院，1942年6月，行政院地政署正式成立，内政部地政司裁撤归并，1947年5月，地政署改为地政部。

军政部 军政部成立初期，掌管全国陆海空军行政事宜，设陆军署、海军署、航空署、军需署、兵工署等，嗣后因各军种业务划分，所掌管仅为全国陆军行政事宜。[38]1929年4月，国民政府设立海军部，隶属行政院，海军署裁撤；1938年1月，海军部裁撤，归并海军总司令部。1932年8月，因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为促进航空行政统一，航空署划归军事委员会指挥，名义上仍属军政部，至1934年5月，航空署改组为航空委员会，正式改隶军事委员会。1944年12月，军政部业务再做调整，将兵役署划出，另设兵役部，隶属行政院，办理全国兵役事宜，至1945年10月，兵役部撤销，相关业务重归军政部掌理。

农矿部、工商部 1930年11月17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蒋介石等提《刷新中央政治改善制度整饬纲纪确立最短期内施政中心以提高行政效率案》，关于中央制度组织之变革，建议变更行政院之组织，将农矿、工商两部合并为实业部；[39]12月，实业部正式成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因应情势，1938年1月，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并将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建设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相关业务单位并入。1940年3月，行政院设农林部，经济部所属农林业务及其附属机构划归该部管辖。

铁道部 铁道行政在军政时期原属交通部路政司主管业务范围，1928年10月五院制国民政府成立，将铁道行政自交通部划出，设立铁道部，管理并建设全国国有铁路，规划全国铁路系统，并监督商办铁路。抗战爆发后，为实行战时体制，简化中央机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决议，交通与铁道两部合为交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公路部分归并，送请国民党中常会核备。1938年1月1日，铁道部与交通部正式合并，一切铁路行政事务，仍由交通部路政司主管。

卫生部 卫生行政原属军政时期内政部业务，设卫生司，1928年10月五院制国民政府成立，卫生行政由内政部分出，设卫生部；1930年11月，行政院组织调整，卫生部并入内政部，成立卫生署；1935年6月，卫生署升格，改隶行政院；1938年1月，行政机构调整，卫生署改隶内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卫生部分并入卫生署。至1940年卫生署再度升格，隶属行政院；1947年4月，行政院扩大组织，卫生署改为卫生部。

建设委员会 原为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所设置，五院制国民政府成立，改隶行政院，至1930年11月复隶属国民政府，职权为：（1）遵照实业计划，拟制全国建设事业之具体方案，呈国民政府核办；（2）国民建设事业有请求指导者，应为之设计；（3）办理经国民政府核准试办之各种模范事业。1938年1月，并入经济部。[40]

禁烟委员会 1928年8月设置之初，直隶国民政府；10月五院制国民政府成立，改隶行政院，1935年6月5日明令裁撤，另设禁烟总监，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办理全国禁烟事宜。

除调整外，行政院亦因业务需要而增置部会如下。

水利部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水利行政事权分散，治水事业机构复杂，1933年10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始逐渐统筹全国水政。[41]1938年1月，经济部成立，将原属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并入，设水利司专司其职。1941年7月，行政院遵照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议，设全国水利委员会，[42]统筹全国水利建设及预筹战后水利复兴工作，并接管原属经济部所辖之水利事业及水利机关；1946年改称水利委员会；1947年4月，行政院组织调整，水利委员会改组为水利部，为全国主管水利最高行政机构。[43]

粮食部 1940年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拟于行政院增设经济作战部并设置战时经济会议加强经济行政效率适应长期抗战需要案》、《请确定全国粮食管理政策并建立各级管理机构案》等，据此行政院增设全国粮食管理局，实行全国粮食管理政策。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在行政院内设置贸易部与粮食部案》，撤销全国粮食管理局；1941年5月，粮食部正式成立。

社会部 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改进党务及调整党政关系案》，调整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21日，中常会通过《修正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其中将原民众训练部改为社会部，“掌理各种民众团体中党员工作之指导，协助民众团体之组织，并策进其事业”。[44]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调整党政军行政机构案》，其中关于社会部者，为“社会部可改隶行政院，但其职权应明确规定，所有合作救济事业及养老慈幼等一切社会工作似应画归该部管理，而该部原管民众运动之指导等项，似仍应属之党务部门”；[45]1940年10月，社会部正式改隶行政院，管理全国社会行政事务，原属内政部掌管之社会福利事务，及经济部所属之合作事业，亦划归该部。

全国经济委员会 1931年6月，国民政府为促进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计，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掌理国家经济建设及发展计划之设计、审定、监督、指导及特种经济建设之实施等事项，隶属行政院；1933年9月，改隶国民政府。[46]

2.立法院

立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以院长、副院长及立法委员组成，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之职权。立法委员名额49—99人，人选标准为：“首重其在党之历史。必其人为党国效忠，在革命过程未有违背党义之言论行动；于法律、政治、经济有相当学识经验者”。[47]其任免，依《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由立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任期两年；1931年6月随国民政府主席职权之调整，修正为“由立法院院长提出人选，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依法任免”；1931年12月修正之《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立法委员之任免改为“由立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主席依法任命”，并增列“委员之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其选举法另定之”，不过并未实行，而此次修正亦在“任期二年”下，增加“但得连任”之但书，使立法委员不受任期两年之约束。

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组成立法院会议，会议以院长为主席，各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首长得列席。委员除出席立法院会议外，并得参加各委员会。依1928年10月公布《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设法制、外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后又增设军事委员会；各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院长指定，委员由立法委员担任。

3.司法院

司法院之职权，如前所述，随司法行政之归属而调整，当司法院掌理司法行政时，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当司法院不掌理司法行政时，为“国民政府最高审判机关”。

司法院依1928年10月公布《司法院组织法》，以司法行政署、司法审判署、行政审判署及官吏惩戒委员会组织之。司法行政署综理司法行政事宜；司法审判署对于民、刑诉讼事件，依法行使最高审判权；行政审判署依法掌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宜；官吏惩戒委员会依法掌理文官、法官惩戒事宣。11月修正组织法，更改各单位名称，除官吏惩戒委员会不变外，其余分别改为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行政法院。[48]

司法行政事务于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时，由大理院兼管，设司法行政处；1926年1月，国民政府以行政、司法分立，设司法行政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管理民、刑事及司法行政，至是年11月令俟司法部成立后裁撤。[49]1927年4月，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设司法部，专责掌理司法行政。1928年10月五院制国民政府成立，更名司法行政部，隶司法院；1932年1月，随国民政府组织调整，改隶行政院；1934年10月，复改隶司法院；1943年1月，再度改隶行政院，此后司法行政确定由行政院掌理，未再进行调整。

官吏惩戒委员会于1931年6月公布《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改名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与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两种，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管全国荐任职以上公务员及中央各官署委任职公务员之惩戒事宜；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设于各省及直辖市，掌管各该省及直辖市委任职公务员之惩戒事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与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均置委员长一人、委员若干人；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依《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由司法院副院长兼任，后修正为“得”由司法院副院长兼任，自1937年8月起另行特任；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依《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省由高等法院院长兼任，直辖市由地方法院院长兼任。

4.考试院

考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依1928年10月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其职权为“掌理考选、铨叙事宜。所有公务员均须依法律经考试院考选、铨叙，方得任用”。1931年12月修正为“依法行使考试、铨叙之职权”，其职权为考试、任用、铨叙、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50]考试院设考选委员会及铨叙部，依《考试院组织法》规定，考选委员会掌理考选文官、法官、外交官及其他公务员事项，考选专门技术人员事项，办理组织典试委员会事项，考选人员之册报事项，以及其他应办事项；铨叙部掌理公务员之登记、考取人员分类登记、成绩考核登记、公务员任免审查、公务员升降转调审查、公务员资格审查、俸给及奖恤之审查登记等事项。[51]考试院的组织变动不大，值得注意者，为抗战期间，考试院为建立地方人事行政，以相关省区为单位，设立铨叙处，战后并扩大设置考铨处，掌理各该省区考选、铨叙事宜，使考试院建立由中央至地方的机构网络，对于树立考试院的权威，推进考铨行政有一定作用。[52]

5.监察院

监察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构，依法行使弹劾及审计两项职权，依《监察院组织法》规定：“监察院以监察委员行使弹劾职权”；“监察院关于审计事项，设审计部掌理之”。

监察委员名额及任命方式，依《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最初为19—29人，由监察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1931年6月修正，增为29—49人，由监察院院长提出人选，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依法任免；1931年12月修正，改为30—50人，由监察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主席依法任免，并增列“前项委员之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其选举法另定之”；[53]1932年12月再度修正，恢复29—49人，任免方式维持原规定，此后直至1947年方再有所调整。监察委员无任期规定，且有《监察委员保障法》之保障：“监察委员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免职、停职或罚俸：一、经国民党开除党籍者；二、受刑事处分者；三、受禁治产之宣告者；四、受惩戒处分者。监察委员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转任。”[54]因此除非死亡或自请辞职，监察委员的变动不大。

监察委员之职责在行使弹劾权，依《弹劾法》规定，监察委员得单独提出弹劾案，经提案委员之外的监察委员三人审查通过后，即可将被弹劾人移付惩戒。为保证监察委员提出弹劾案不受干扰，《弹劾法》并规定弹劾案提出后，不得撤回，监察院院长对于弹劾案不得指使或干涉。[55]此外，依《监察院组织法》规定：“监察院院长得提请国民政府特派监察使，分赴各监察区行使弹劾职权。监察使得由监察委员兼任。监察区由监察院定之。”[56]监察使于其所派监察区内巡回视察，设监察使署；监察区之划分有以一省为单位者，如河北监察区、江苏监察区；有以两省为单位者，如河南山东监察区、安徽江西监察区；有以三省为单位者，如甘肃宁夏青海监察区等；一般以两省为一监察区者最为普遍。

监察院另项关于审计之职权，由审计部行使。国民党在五院制国民政府成立前，于1928年2月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设立审计院，负责审计工作；五院制国民政府成立，审计权归监察院行使，审计院于1931年2月改名审计部，隶属监察院。

三 党政关系的发展

党政联系机制的建立

训政时期，以党领政，国民党指导监督国民政府，但是党与政府属于不同的组织体系，两者之间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依据党治的设计，国民党的领导机制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国民政府的政策与施政有最后决定权，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直接指挥国民政府，必须透过训政指导机构传达；国民政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但不直接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接触，而是经由训政指导机构转呈。从1928年10月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成立五院制国民政府起，至1937年8月为因应全面抗战成立国防最高会议止，系以中央政治会议（后改名“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下统简称“中政会”）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亦即作为党政间沟通联系的机构。[57]1937年8月，中政会通过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对中政会负责，但是受到时局的影响，中政会召集困难，无法按期开会，国防最高会议事实上取代了中政会的位置，[58]党政关系的发展亦随之发生变化。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决定调整党政关系的原则为：（1）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2）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3）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于政的形态；使党政关系趋向制度化。[59]

中央政治会议，初名中央政治委员会，1924年7月成立，最初系作为孙中山在政治及外交问题之咨询机构。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6月，中政会对该会之地位、权限决议：“（一）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政治委员会，以指导国民革命之进行；（二）关于政治之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之名义执行之。”是将中政会正式纳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组织系统，成为国民党中央的一个机构，并于1926年1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增列“中央执行委员会遇必要时，得设立特种委员会。（如政治委员会）”一条，使中政会的设立合法化，并在随后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确认政治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政治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60]1927年9月，宁汉合作，成立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职权，一度取消政治委员会，至1928年2月二届四中全会后，恢复设立，改名为政治会议，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规定其权限为：“法律问题，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凡重要政务须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交国民政府执行。”[61]

以中政会作为训政时期最高指导机关之政制设计，源于前述胡汉民、孙科之建议。两人所拟定《训政大纲》，分“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组织纲领”两部分，其中“政治会议”部分，明确规范政治会议之地位及决议与讨论事项，拟定：“一、以中央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二、政治会议讨论及决议之范围如左：甲、建国大计；乙、施政方针；丙、对内对外应取之政策；丁、政府各院委员、各部部长人选问题；戊、军事大计；己、各政治分会决议之审查。三、政治会议之决议，由政府常务委员负责执行。四、政治会议之决议，有提交政府各院讨论决定执行者，由各院主席负责办理。五、政治会议对外不发生直接关系。六、政治会议不直接处理政务。七、政府常务委员为政治会议当然委员。八、政治会议规程另定之。”[62]而在《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对于政治会议作为全国训政之发动与指导机关，则有更明确的说明：“政治会议对于党，为其隶属机关，但非处理党务之机关；对于政府，为其根本大计与政策方案所发源之机关，但非政府本身机关之一。”其与国民政府之关系，为：“国民政府在发动政治根本方案上，对政治会议负责；但法理上仍为国家最高机关，而非隶于政治会议之下也”。[63]事实上，两人的提案中除了维持中央政治会议名称外，在组织、职权等方面，与正在运作之中央政治会议有相当大的差异，引发党内不同意见，因此二届五中全会并未依照两人的建议修正中央政治会议之职权。迨胡汉民于8月底自欧洲返国，与各方交换意见，国民党中央常会乃以胡孙提案中关于政治会议之意见为底本，于10月25日修正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以下称《暂行条例》），全文共13条，其内容基本上依照提案之规划，以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64]

中政会在国民党的组织架构上，隶属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该会负责。1935年11月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政治会议改组为政治委员会，组织亦随之进行调整，至1937年11月，暂时停止运作，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政会根据《暂行条例》规定，不直接发布命令及处理政务，而是将会议决议直接交国民政府执行。[65]所谓“决议”，即是中政会之职权，为：“甲、建国纲领，乙、立法原则，丙、施政方针，丁、军事大计，戊、国民政府委员、各院院长、副院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及委员长、各省省政府委员、主席及厅长、各特别市市长、驻外大使、特使、公使、及特任、特派官吏之人选。”[66]此项规定大致上遵循上述胡孙拟定政治会议职权订定。至1930年3月，三届三中全会修正通过中央政治会议条例，职权增加议决“财政计划”一项，并缩减人事任命的范围，修正为：“甲、建国纲领，乙、立法原则，丙、施政方针，丁、军事大计，戊、财政计划，己、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及特任、特派官吏之人选。”[67]1935年12月，政治会议改组为政治委员会，职权再度调整，取消“建国纲领”，增加“中央执行委员会交议事项”，并将“军事大计”改为“军政大计”，为：“甲、立法原则，乙、施政方针，丙、军政大计，丁、财政计划，戊、特任、特派官吏及政务官之人选，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议事项。”[68]中政会的职权不论如何修正，就字面上来看均十分广泛，几乎涵盖施政的各个层面，有学者认为这些修改只是文字上的改变，“其职权则早已到了无可扩充的地步”。[69]但是条例所规范的职权真正落实到政治会议中讨论与决议事项，则有相当大的落差。从历次会议的决议案，可以发现国民政府的五院中，实际上只有行政、立法两院与政治会议的关系密切，司法、考试、监察三院大多只有人事任免或法律制定的关系，其他部分十分有限，显示国民党在党治的前提下，对于以党领政的运用仍然有其限制，党政关系的重点是行政、立法两方面。而在人事任免方面，虽然是以党领政，事实上，政治会议除了条例所列官吏能直接任免外，对于国民政府所提报的人事案只能事后追认，没有事前的同意或不同意。[70]

中政会运作上的另一个问题，是委员资格及制度一再调整，无法充分反映党的决策。[71]中政会最初采委员制，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为当然委员；此外，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得就具有资格者推定担任，但其人数不得超过中央执行、监察委员的当然委员名额之半数；[72]委员互推1人为主席，除为开会时之主席外，别无特殊的职务。[73]嗣后随政局发展，从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成立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至1931年11月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两年8个月，是中政会组织调整最频繁的时期。其中有两个重点，一是中央执监委员参加人数的调整，一是取消与恢复国民政府委员与军政首长的参与。[74]1931年12月，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决议：“（一）中央政治会议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组织之；（二）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主席；（三）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得列席政治会议。”会议并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常务委员。[75]此项决议主要为配合《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以及第四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系结合宁、沪、粤三方面委员组成，而扩大中央执监委员对中政会的参与，并将中政会由主席制改为常务委员制。此后至1935年11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除了1932年12月四届三中全会曾修正通过“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将常务委员由3人增加为9人外，始终维持这样的原则。[76]但是此一时期的政府首长中，除五院院长及少数部会首长具有中央执行、监察委员身份外，大多数不具备上述身份，形成中政会在讨论政策推行与法律原则时，没有执行政策及法律之相关部会首长参与的情形。[77]中政会为解决这一问题，便于党政沟通，通过对于非中央执行、监察委员的行政首长以特许列席方式与会。不过随着特许列席人员增加，往往出现列席多于出席的窘境，遂有以中政会为主要批评对象的改革中央政治制度要求。[78]

1935年12月，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改组政治会议，设置政治委员会，于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中央执监委员中推定主席、副主席各1人，委员19—25人组织，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规定：“政治委员会开会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均应出席。”[79]这使中政会由原先的党政沟通桥梁，而成为集合党政军三方面领导人，彼此交换意见的一个重要机构。1936年1月9日，第五届中常会第三次会议复通过：“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应一律出席于中央政治委员会”，[80]以加强中央执监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之联系。相关规定延续至1937年11月，中政会停止运作为止。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为因应对日抗战需要，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中政会负责，于1937年8月正式成立。国防最高会议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委员若干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分别由蒋介石及汪精卫担任。国防最高会议的职权，依《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为：（1）国防方针之决定；（2）国防经费之决定；（3）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4）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之决定；并为适应战时需要，赋予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紧急命令权，规定“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使国防最高会议可以超越职权的限制，成为党政军最高决策机关。[81]另一方面，国防最高会议对中政会负责，受时局影响，中政会召集困难，往往无法按期开会，国防最高会议既作为党政军最高决策机关，乃于1937年11月通过《非常时期中央党政军机构调整及人员疏散办法》中，决议“中央政治委员会暂行停止，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82]此后，国防最高会议除了作为党政军最高决策机关外，亦因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自然承担起中政会作为党政联系枢纽的职能。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党务及调整党政关系案》，决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以决议案报告于常务委员会”；[83]因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自此国防最高会议之会议决议案于会后例行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核备。

国防最高委员会

1938年12月，汪精卫自重庆出走，发表“艳电”，主张对日求和，使抗战情势受到重大冲击。为了减弱汪氏行动所产生的冲击，重整抗日阵营，强化内部力量，蒋介石决定将行政院各部会，甚或其他院会，划归军事机关直辖，以解决当时所面临的人事与机构的困境。[84]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修正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隶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政会职权；委员长由国民党总裁担任。同时不另设国防最高会议，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直接负责，成为一个决策兼执行的机关。

国防最高委员会于1939年2月正式成立，国防最高会议随之结束。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防最高会议在性质与职权上并不相同。就性质言，国防最高会议仅是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中政会负责；国防最高委员会则是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政会之职权。就职权言，国防最高会议在组织条例中有职权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在其组织大纲中没有职权的规定条文。有学者认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是抗战以来，从设置国防最高会议起，为适应战时体制，“逐渐演进而成的强有力的战时统一指挥的机关”。[85]

国防最高委员会设委员若干人，由党政军三方面之领导阶层担任，在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政为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外，由委员长提名，经中常会通过者亦可为委员。委员人数没有定额，但始终维持在40人左右；再由委员长指定11人为常务委员，组成常务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最高决策机构。

就其设立的经过及职权来看，国防最高委员会应该具有最广泛、最强大的权力，有学者对于该会作为党政军的联系机关持肯定态度，认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最大的作用仍在党政军三方面的密切联系。鉴于过去这三方面脱节的情形，它的联系工作自有足多者。”[86]亦有参与者表示：“我们所期望要把党政军关系打成一片，建立一个战时体制，统一指挥，发挥最高效能的这个理想，一直是未曾圆满的实现过。”[87]从实际运作来看，该会确实没有达到原先设定的目标，作为该会决策中心的常务会议不一定能对攸关国家前途的军政大计做最后的决定，反而成为一个审查预算、制定法案、协调党政军各单位意见的机构。所以形成此种状况，从制度设计及组织运作上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身为国民党总裁、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领导权于一身，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不一定能增加他的权力，但是能使他充分掌握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权，同时可以在既有的党政系统之外，透过国防最高委员会另行建构一套党政设计、考核系统，并可借此关切地方事务。至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运作并非他所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1944年之前，蒋很少亲自主持常务会议，使该会作为一个最高决策机构的重要性大幅降低。第二，国防最高委员会在组织系统上隶属中央执行委员会，虽然依组织大纲规定，可以指挥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部会及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会，但是究其实际，党务系统的中常会并未因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成立而停止活动，军事系统的军事委员会仍然掌握军事事务的主导力量，使国防最高委员会仅能指挥行政系统。但是当时仍然是训政时期，不能不遵循训政体制的规范。行政院作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即使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执行事项，亦必须按照法定的职权和政务处理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国防最高委员会很难达到党政军统一指挥的目标。第三，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行中政会职权，承续原属中政会执行的事务，使该会办理许多与国防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项；此外，中政会之决议案依规定于会后要报告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既然代行中政会职权，亦必须将决议案报告中常会，使国防最高委员会与中政会没有太大的区别。曾先后参与中政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运作的学者，即表示国防最高委员会执行职务的实际情形与中政会并无多大分别，所不同者在于前者的事务较后者繁杂，以及前者的秘书厅比后者的秘书处更为庞大而有力。[88]而曾经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亦指出：“国防最高委员会事实上几乎又退回到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地位，仅仅只能代替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而没有能发挥统一指挥党政军的力量。”[89]第四，蒋介石为推动行政三联制，贯彻行政改革的决心，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置中央设计局与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但是设计与考核是党政部门原有的工作，并非新增加的业务。因此两机构在进行其工作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工作重叠、职权如何划分的问题，难免引发原执行机构的不满及叠床架屋的批评。而设计、考核的结果，各单位是否切实遵行，亦令外界质疑。[90]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将国民政府主席职权由不负实际政治责任改为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为陆海空军大元帅，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同时兼任行政院院长。至此，蒋介石名符其实地成为国家最高权力领导者，党政军受其统一指挥，国防最高委员会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1945年5月，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通过蒋介石交议《国防最高委员会仍应设置案》，决议国防最高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职权，均暂不变更，但是将中央执行、监察两会常务委员参加常务会议的身份由列席改为出席。[91]根据是项决议，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抗战胜利后仍继续运作，但是其重要性较已往更低，并多次与中常会举行联席会议。至1947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据蒋介石指示通过决议：“战事业已结束，国防最高委员会应即撤销，恢复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本党对于政治最高指导机关，其组织人选，由总裁提请常务委员会决定之。”[92]4月1日，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为本党对于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4月24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撤销；28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恢复运作，党政关系的联系亦回复至战前状态。

四 从训政到宪政

结束训政的准备

依照孙中山建国程序之主张，训政时期是从军政时期到宪政时期的过渡阶段。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训政时期之规定案》，决议：“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完成。其训政工作分配年表，交政治会议根据中央决议，于十八年九月前制定。”[93]依《建国大纲》规定，训政时期以县为自治单位，“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会议并通过《完成县自治案》，要求1934年年底以前完成县自治。[94]

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主席团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国难正急，中央亟应延揽各方人才”，提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下组织国难会议，以期集思广益，共济时艰。[95]1932年4月，国难会议在洛阳举行，会中关于政治制度改革决议：（1）政府如期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2）在国民大会未召集前，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定名为国民代表会，应于1932年10月10日成立。[96]针对该项决议，中政会曾召开过三次谈话会，讨论设立国民代表会问题，[97]达成训政时期设立民意机关参与中央政事的决定，并建议机关名称为国民参政会。后经送交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于是年12月举行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请定期召集国民参政会并规定组织要点交常会切实筹备以期民意得以集中训政早日完成案》，决定于1933年内召集国民参政会；[98]嗣后因故并未执行，延至抗战期间始告设置。四届三中全会同时修正通过孙科等提《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拟定1935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并决定宪法颁布日期；立法院应从速起草宪法草案。立法院根据是项决议，于1933年2月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展开宪法起草工作，至1934年2月，宪法草案初步定稿，公布全文，征求各界意见。1934年10月16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12章、178条；11月呈报国民政府，转呈中央，提出于四届五中全会讨论，决议：“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应遵奉总理之三民主义，以期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同时应审察中华民族目前所处之环境及其危险，斟酌实际政治经验，以造成运用灵敏，能集中国力之制度，本草案应交常会依此原则郑重核议。”[99]中常会于1935年10月审议完成，议决下列五项原则，交立法院作为修正草案之标准：（1）为尊重革命之历史基础，应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及训政时期约法之精神为草案之所本；（2）政治之基础应斟酌实际政治经验，以造成运用灵敏，能集中国力之制度，行政权行使之限制不宜有刚性之规定；（3）中央政府及地方制度在宪法草案内应于职权上为大体规定，其组织以法律规定之；（4）宪法草案中有必须规定之条文，而事实有不能实时施行或不能同时施行于全国者，其实施程序应以法律定之；（5）宪法条款不宜繁多，文字务求简明。[100]立法院遵照中央所定原则，重行审定宪法草案，于1935年10月25日三读通过修正，共8章、150条。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案》，并授权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宣布宪法草案及召集国民大会日期，惟务须于1936年内实施。[101]12月，五届一中全会通过《关于召集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案》，决议1936年5月5日宣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应于10月10日以前办竣；并通过设宪草审议委员会，负责审议宪法草案。1936年5月1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再修正宪法草案，经国民政府于5月5日明令公布，世称“五五宪章”，共8章、148条。

《五五宪草》公布后，国民政府于5月14日公布立法院审议通过之《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于7月1日施行；15日，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处于南京正式成立，开始办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原定10月10日前办理完竣，但因中日情势紧张，部分省区不接受中央政令，各地代表大多未能如期选出等因素，国民党中央于10月15日决定延期召开国民大会。12月，西安事变发生，亦影响各地选举事务进行。1937年2月，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民大会之提案案》，决议于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102]未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工作暂停，国民大会之召开随之延期。

战时党派合作

前已述及，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为因应对日抗战需要，于1937年8月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8月11日，中政会决议于国防最高会议之下设置国防参议会，邀请在野各党派领导人士及社会贤达参加，以集中意见，团结御侮。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党领政，党外无党，全国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党，即国民党，这个决定虽然丝毫没有变更国民党“党治体制”，但实际上承认了国内仍有其他党派存在，“不合中国国民党以党训政原则”，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一大突破。学者称此为“国民党‘开放政权’的表示”，“开创了国民党执政以来邀集各党各派各方共商国事之先河”。[103]

国防参议会设参议员，于8月17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已聘定张伯苓、胡适、张君劢、蒋梦麟、马君武、曾琦、李璜、黄炎培、沈钧儒、张耀曾、毛泽东、晏阳初、傅斯年、梁漱溟、蒋百里、陶希圣等16人为参议员，嗣后陆续增聘罗文幹、颜惠庆、施肇基、徐谦、左舜生、甘介侯、张东荪、杨赓陶等8人。[104]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总计24人，均是以个人身份聘请，但是基本上容纳了国民党以外的各党派，包括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民主党、救国会、村治派、职教社、平教会等主要负责人，及学术、外交、司法、军事等方面的代表性人物。

国防参议会的职权，依规定参议员有听取政府关于军事、外交、财政等方面报告之权，以及对国防最高会议提出意见书的建议权；并赋予参议员会内言论免责权，以保障言论自由。[105]国防参议会原则上每周集会两次，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或副主席主持，主席蒋介石忙于军务，很少出席会议，实际上由副主席汪精卫主持一切。开会时，负责军事、外交等相关单位主管官员列席，以备参议员咨询，参议员亦得要求政府就某一特定事件派员做较为深入的报告，使之对于抗战情势有所了解。而参议员的背景不同，对问题的理解各异，亦可以透过参议会交流，沟通彼此意见，开启了党派合作的契机。但是国防参议会是一个建议机关，而不是一个民意机关，当时在野党派希望的是政府能成立一个民意机关，在无法达成目标之前，亦希望能扩充参议员的名额。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防最高会议以情势变化，需扩大网罗各方人才，决定扩充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名额为75人。全案经呈送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核定后，即于1938年1月，展开各项部署。不过在此同时，蒋介石有意召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设置民意机关等问题，目的在“调和党外分子不平之气”，并防止“华北伪组织假借民意名义，成立某种组织，以反抗党治”。[106]

193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定于3月29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次日下午，汪精卫约集相关人士讨论民意机关的产生方法及其职权范围等问题，决定在非常时期应有国民参政会之组织，设置民意机关正式列入临全会讨论的议案之一，扩充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名额之部署遂告中止。[107]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法大要案》，决议：“在非常时期应设一国民参政会，其职权及组织方法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详细讨论，妥订法规。”[108]次日，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作为抗战建国最高准则，其中“政治”方面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109]进一步确认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为抗战建国之重要工作之一。4月7日，五届四中全会修正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案》，12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随即展开参政员之选任工作。6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国防参议会参议员除蒋梦麟外，均受聘为参政员；17日，国防参议会举行第六十四次会议，此为该会最后一次会议。国防参议会前后存在10个月，由于中央表现出“集思广益，开诚布公”的态度，使参议员对于抗战情势有所了解，中央对于参议员提出的各项建议，亦能予以充分重视，获得参议员高度的评价，进而加强了对政府领导抗战的信心。[110]

6月2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7月6日，国民参政会召开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分别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副总裁汪精卫，表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蒋汪两人亦联名复函张左致意，重申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之要义。而民青两党与国民党交换函件后，即以合法政党参与抗战。[111]此举较邀请各党派代表以个人身份参加国防参议会更进一步，实质承认国民党以外各党派之存在，打破训政时期国民党“党外无党”的党治框架。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额，依《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定为200名，[112]其产生方式，100名分别自各省市、蒙古、西藏及海外侨民符合资格人士中，依规定名额遴选；100名由政府于曾在各重要文化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除各省市、蒙古、西藏及海外侨民遴选之100名外，由政府遴选之100名中，包括了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除国民党外，各党派的领导人均延揽在内。而就全数200名参政员之党派而言，属国民党者80名，属各党各派者约50名，无党派者约70名；国民党虽然人数最多，但未过半数，可以作为宪政时期民主政治之实验。1940年12月《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修正，第二届名额增加为240名，其产生方式及名额亦有所调整，改为各省市、蒙古、西藏及海外侨民符合资格人士中遴选者增为102名，政府遴选者增为138名；1942年3月修正，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总额维持240名，修改各省市与政府遴选名额，改为180名自各省市、蒙古、西藏及海外侨民符合资格人士中遴选，较原规定增加78名；60名由政府遴选，较原规定减少78名。此项修正使得具国民党籍之参政员人数增加，成为参政会的多数党。[113]1944年9月再做修正，第四届参政员总额增为290名，各省市、蒙古、西藏及海外侨民符合资格人士中遴选增为215名，政府遴选增为75名，各增加25名。各届的参政员被视为“一时的人望，可以代表人民说话”，论者称：“虽然不是由人民选举的，它却很能反映全国的民意”。[114]

国民参政会的职权，依《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初期拥有提案权、决议权、建议权及询问权；1940年12月修正，增加调查权；1944年9月再修正，增加“政府编制国家总预算，应于决定前，提交国民参政会或其驻会委员会作初步审议”，即有限度的预算审议权。[115]参政员任期1年，国民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得延长；每3个月开会一次，会期10天，必要时得开临时会。国民参政会自1938年7月成立，至1948年3月正式结束，前后历时10年，共召开4届13次会议，协助政府，以完成抗战使命，对于国家民族有“不朽之贡献”。[116]

外人曾以国民参政会形式类似西方国会，有称之为中国的战时国会，但究其性质并非民主政治下的议会，亦非行政咨议机关，而是介于议会与咨议机关之间。[117]就党派参与而言，各党派参政员大多自居于党派会议立场，无党派之社会贤达有时又以调停者自居，其代表各党党意的色彩实较民意气氛浓厚。[118]但是国民参政会之存在对于训政体制，实有其特殊意义，论者曾指出：“参政会之产生与其继续存立，已显示吾国政治的动向。此一事实的重要性，不容否认”，“其在抗战时期所留下的经验，于吾国民治制度前途，决不会漫无影响”。[119]

国民参政会在推动制宪工作方面亦有促成作用，曾于1939年9月成立由参政员组织之宪政期成会，建请政府早日召集国民大会，公布宪法与实施宪法，并对《五五宪草》提出修正草案，供制宪时参考。[120]1943年1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置宪政实施协进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及富有政治学识经验或对宪政有特殊研究人士共同组成，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即蒋介石为会长。该会至1946年3月结束，对于修改宪草，促使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有相当贡献。[121]1945年3月，蒋介石以宪政实施协进会会长身份宣布于是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5月，国民党六大复对此事加以决定，国民大会筹备工作亦随之展开，嗣以抗战胜利，政治情势变化，该项工作暂时延后进行。

政治协商与制宪行宪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进行为期43天的会谈，世称“重庆会谈”，双方代表于1945年10月10日就所达成协议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内容包括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关于人民自由问题、关于党派合法问题、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关于奸伪问题、关于受降问题等12项，其中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之要点为：“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122]根据该项要点，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为在宪政实施以前，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与会者共38人，依各政党分配名额，计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青年党代表5人，民主同盟、国社党、救国会代表各2人，职教社、村治派、第三党代表各1人，无党无派代表9人。[123]

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开幕，至1月31日闭会，历时21天。分政府组织组、施政纲领组、军事组、国民大会组、宪法草案组等5组进行讨论，共召开综合会议10次，达成关于扩大政府组织者、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者、关于国民大会者、关于宪法草案者等五项协议，由国民政府于1946年2月1日公布。[124]其中关于扩大政府组织者关系国民政府组织变革，为训政过渡到宪政的重要工作，分为：（1）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者：明定“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以前，为准备实施宪政起见，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其要点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最高国务机关，委员名额定为40人，由国民政府主席就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过半数通过之；其性质涉及政纲政策者，须出席委员2/3之赞成，始得议决。（2）关于行政院方面者：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均为政务委员，并得设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3—5人，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3）其他：中央及地方行政机关之用人，应本唯才唯贤之义，不得有党派之歧视。另附注5项，要点为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半数由国民党员担任，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担任；行政院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将以7席或8席由国民党以外人士担任。[125]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据蒋介石指示通过议案，依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国民政府委员会及行政院之组织均有所修正，自应就现行《国民政府组织法》分别整理列入。[126]4月1日，中常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临时联席会议，通过《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案》，扩大国民政府委员人数，以40人为限，由国民政府主席就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行政院设政务委员，分任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必要时得设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5—7人。惟修正后之组织法未见国民政府立即公布施行。

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同时公布《宪政实施之准备程序》，进入宪政实施准备期。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宪政实施准备案》，规定“自中华民国宪法公布之后，至依据宪法召集国民大会之日为止，本党之政治设施，应以从速扩大政府基础，准备实施宪法为中心”；[127]并决议国民政府增设副主席一人。4月17日，中央常会通过选任孙科为国民政府副主席、张群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及孙科等为国民政府委员；18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28名国民政府委员中，除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外，计国民党12名、青年党4名、民主社会党3名、社会贤达4名。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发表谈话，表示此次国民政府委员会之改组，“乃我国自训政进入宪政之重要步骤”，“使各政党及社会贤达得以参加全国最高之政治决策机构”。[128]

1947年4月21日，中常会通过蒋介石交议，规定《国民政府组织法》为由训政至宪政过渡期间的组织法，将《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国民政府依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为“国民政府依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为由训政达到宪政之过渡期间，特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并将第十五条“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修正为“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选任之”。[129]是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施行，为使政权衔接，国民政府于是日公布《训政结束程序法》，规定国民政府及五院等行使原有职权之停止时间。[130]1948年5月20日，行宪第一任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宣誓就职，行宪政府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依《训政结束程序法》规定即行停止，中华民国正式由训政时期进入宪政时期。

从1928年开始的训政，原本预定为期6年，于1935年结束，进入宪政时期，但是受到日本军事侵略等因素影响，使训政时期延迟到1948年方结束，前后长达20年。就中华民国在大陆的38年而言，训政时期占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就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21年而言，训政时期占了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而其施政内容，实为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作为执政党的最主要政治成果。

训政时期为孙中山提出革命建国三程序中，由军政时期到宪政时期的过渡时期，其主张最早见于1906年之《同盟会革命方略》，但具体规划则在1924年4月发表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然而至孙中山逝世，一直未有使此项规划实行的条件。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事告一段落，全国统一，国民党以军政时期结束，决定奉行总理遗教，遵照《建国大纲》之规定，进入训政时期。然而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关于训政时期仅以县自治为主要内容，对中央制度并未有何主张，国民党乃依孙中山“五权宪法”内容，建立一个异于欧美及中国以往所实行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于国民政府下，设置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施行五权之治。

训政时期，以党领政，党权高于一切，但是党与政府为两个不同的组织体系，为贯彻党治，党与政府之间需有一个联系管道，以建立关系。抗战之前，党与政府间的联系，透过中央政治会议或中央政治委员会进行；抗战发生后，则由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相继代替中政会行使其职权。党政关系实为训政时期出现的新制度，但是就实际运作而言，政府毕竟有其独立性，中政会作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往往无法发挥其指导监督的功能，反而成为一个形式上配合政府施政的机构，失去了以党领政的真正作用。

对日全面抗战爆发，使原本预定结束训政的制宪工作被迫中止，然而国民党在“集中意见，团结御侮”的前提下，设置国防参议会，承认现实政治状况，邀请在野各党派领导人士及社会贤达共同参与，共商国是，突破训政时期“党外无党”的主张，开启党派合作的先河。嗣后成立国民参政会，团结全国力量，集思广益，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同时为日后的政治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至抗战胜利，及早结束训政进入宪政时期，成为国民党无法回避的政治议题与迫在眉睫的政治目标，因此有重庆会谈、政治协商会议等，终于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是年12月25日正式施行，训政时期随之宣告结束，进入宪政时期。

[1] 本章由刘维开撰写。

[2]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4，第4—5页。

[3]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第444页。按，《比较宪法》原为王世杰个人著作，初版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增订三版，主要增加“中国制宪史略及现行政制”一编，改与钱端升合著；1943年增订四版，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重印依据之版本。

[4] “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见《同盟会革命方略》，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1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234页。

[5] 王正华：《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83—384页。

[6]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5，第141—142页。陈氏说法基本上延续并扩大王世杰、钱端升于《比较宪法》中所称，国民政府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国民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的全部，狭义的国民政府则仅指国民政府主席与国民政府委员会而言。见《比较宪法》，第439页。

[7] 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1册，第234页。

[8] 萧继宗主编《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集（增订本）》，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6，第29页。

[9] 总章修订包括1920年11月19日、1923年1月1日、1924年1月30日。见张玉法《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东大图书公司，1999，第253页。

[10] 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1册，第623—625页。

[11] 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国史馆”，1984，第14页。

[12] 《大元帅为改组政府令》，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24页。

[13] 《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78页。

[14] 《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78—84页。

[15]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第6页。

[16] 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历届历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以下简称《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9，第102—103页。

[17] 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129—130页。

[18] 《训政时期颁布约法案》，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96页。

[19] 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决议案汇编》（简称《历次全会决议案汇编》）（上），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第77—78页。

[20] 董霖：《中国政府》第1册，世界书局，1941，第464—465页；荆知仁：《中国立宪史》，联经出版公司，1984，第389页。

[21] 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9册，“国史馆”，2004，第18页。

[22] 《召开国民会议案》，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191—192页。

[23]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民国17年10月8日），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483页。

[24]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民国14年7月1日），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28页。

[25]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民国17年10月8日），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483—488页。

[26] 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98—114页。

[27]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民国14年7月1日），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28页。《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于1928年2月修正，改为常务委员制：“国民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五人至七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

[28]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418页。

[29] 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495—496页。

[30] 董霖：《中国政府》第1册，第462页。

[31] 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国史馆”，1995，第40—41页。

[32] 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261页。

[33] 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85页。

[34] 王正华：《南京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制（一九二七—一九三七）》，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部博士学位论文，1997，第213页；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85页。

[35] 《国民政府公布行政院等五院组织法令》（1928年10月20日），孔庆泰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以下简称《政治制度档案选编》）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第160页。

[36] 《国民政府公布行政院等五院组织法令》（1928年10月20日），孔庆泰编《政治制度档案选编》上册，第160—161页。

[37] 侨务委员会于1929年5月改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31年8月，复改隶国民政府。见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4，第89页。

[38] 《军政部组织法》（民国30年2月18日修正公布），《军政十五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1，第9页。

[39] 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198页。

[40] 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105页。

[41] 见《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含水利委员会）》，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economic09.html，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42] 五届六中全会决议设置“农林水利部，专司农垦水利事宜”，行政院表示为节省人力财力起见，于院内先设置水利委员会。见《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6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以下简称《五届中常会会议纪录汇编》）（下），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时间不详，第719—720页。

[43] 《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含水利委员会）》，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economic09.html，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103页。

[44] 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452页。

[45] 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2），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9，第21页。

[46] 《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economic01.html，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105—106页。

[47] 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107页。

[48] 《中央政治会议第162次会议通过〈修正司法院组织法〉》（1928年11月7日），孔庆泰编《政治制度档案选编》上册，第279页。

[49] 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32页。

[50] 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112页。

[51] 孔庆泰编《政治制度档案选编》上册，第164—166页。

[52] 肖如平：《国民政府考试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64—66页。

[53] 监察院会议曾决定“民选监察委员选举法之原则”，但因事实上困难，未能施行。见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113页。

[54]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监察委员保障法〉》（1932年6月24日），孔庆泰编《政治制度档案选编》上册，第311页。

[55]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弹劾法〉》（1932年6月24日），孔庆泰编《政治制度档案选编》上册，第312—313页。

[56] 孔庆泰编《政治制度档案选编》上册，第166页。

[57] 刘维开：《训政前期的党政关系（1928—1937）——以中央政治会议为中心的探讨》，《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4期，2005年，第120页。

[58] 刘维开：《战时党政军统一指挥机构的设置与发展》，“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三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三届讨论会论文集》，“国史馆”，1996，第349页；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第35页。

[59] 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上），第315页；参见李云汉《抗战期间的党政关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6，第1—19页。

[60] 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第28、38—39页。

[61]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6，第335页；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第40—41页。

[62] 胡汉民、孙科：《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组织纲领案》，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73—77页。

[63] 胡汉民、孙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第82页。

[64] 《中执会第179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孔庆泰编《政治制度档案选编》上册，第38—39页。

[65] 《中执会第179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孔庆泰编《政治制度档案选编》上册，第38—39页。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删除原《政治会议条例》“不直接发布命令及处理政务”的规定。

[66] 《中执会第179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孔庆泰编《政治制度档案选编》上册，第38—39页。

[67] 《三届三中全会通过〈修正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条例〉》，孔庆泰编《政治制度档案选编》上册，第41页。

[68]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五届中常会会议纪录汇编》（上），第9页。

[69]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第96页。

[70] 刘维开：《训政前期的党政关系（1928—1937）——以中央政治会议为中心的探讨》，《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4期，2005年，第121页。

[71] 刘维开：《训政前期的党政关系（1928—1937）——以中央政治会议为中心的探讨》，《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4期，2005年，第97页。

[72] 《中执会第179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孔庆泰编《政治制度档案选编》上册，第38—39页。

[73]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第102页。

[74] 刘维开：《训政前期的党政关系（1928—1937）——以中央政治会议为中心的探讨》，《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4期，2005年，第94页。

[75] 《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并请推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案》，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268页。

[76]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453页；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第101页。

[77] 以1932年为例，行政院所属各部会首长具中央执监委员或候补中央执监委员身份者，有军政、财政、实业、内政四部部长及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其余外交、司法行政、海军、交通、铁道、教育等部部长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均不具备。

[78]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第104—106页。

[79] 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380页。

[80] 《五届中常会会议纪录》（上），第9、16页。

[81] 刘维开：《战时党政军统一指挥机构的设置与发展》，《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三届讨论会议文集》第348页。

[82] 《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第三十一次会议纪录》（民国26年11月1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83] 《总裁提出对于改进党务及调整党政关系案审本修正案之修正意见》，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451页。

[84] 《王世杰日记》第2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15页。

[85] 张公量：《战时政治机构的演进》，《东方杂志》第37卷第5号，1940年，第24页。

[86]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第122页。

[87] 张群：《三十年来党政军关系之回顾》，革命实践研究院，1954，第11页。

[88]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下册，第217页。按，王世杰曾任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国防最高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89] 张群：《三十年来党政军关系之回顾》，第10—11页。

[90] 刘维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与运作》，《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2004年，第159—160页。

[91] 《总裁交议：国防最高委员会仍应设置案》，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2），第391页。

[92]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纪录汇编》（以下称《六届中常会会议纪录》），中央委员会秘书处，1954，第187页。

[93] 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128页。

[94] 《完成县自治案》，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129页。

[95] 秦孝仪主编《历次全会决议案汇编》（上），第140页。

[96]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载氏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第348—349页。

[97] 三次座谈会时间，分别为1932年4月29日、5月6日及8月5日。

[98] 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299—300页。

[99] 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305—306、334—335页。

[100]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435页；董霖：《中国政府》第1册，第469—470页。

[101] 秦孝仪主编《历次全会决议案汇编》（上），第231页。

[102] 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1），第418—419页。

[103]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489页；董霖：《中国政府》第1册，第385页；陈瑞云：《现代中国政府》，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第287页；林炯如、傅绍昌、虞宝棠：《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301页。

[104] 刘维开：《战时党派合作的开端——国防参议会研究》，《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史馆”，1998，第122—123页。

[105] 周天度：《一九三七年的国防参议会》，引自闻黎明《国防参议会简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第90页。

[106] 刘维开：《战时党派合作的开端——国防参议会研究》，《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9—130、146—147页。

[107] 刘维开：《战时党派合作的开端——国防参议会研究》，《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8页。

[108] 林泉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1，第250页。按，本案系与《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并案讨论。

[109] 秦孝仪主编《历次全会决议案汇编》（上），第342页。

[110] 刘维开：《战时党派合作的开端——国防参议会研究》，《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1—152页。

[111]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第441—443页。

[112] 国民政府于1938年4月12日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名额为150名，后经修正，增为200名，于6月21日明令公布。

[113] 张玉法：《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第272页。

[114]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第266页。

[115]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第462页；马起华：《抗战时期的政治》，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第1230—1239页。

[116]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对国民参政会惜别茶会致词》（民国37年3月2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四编 战时建设》（以下简称《战时建设》）（2），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8，第1621—1622页。

[117]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494页。

[118]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第462页。

[119]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494页。

[120] 《宪政期成会对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报告书》（民国29年4月），秦孝仪主编《战时建设》（2），第1658—1659页。

[121] 张玉法：《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第274页。

[122]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民国34年10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七编 战后中国》（以下简称《战后中国》）（2），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97—102页。

[123] 《政治协商会议会员题名录》，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2），第111—117页。

[124] 全文见《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事项》（民国35年2月1日公布），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2），第229—243页。

[125] 《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事项》（民国35年2月1日公布），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2），第229—231页。

[126] 《六届中常会会议纪录》，第187页。

[127] 秦孝仪主编《历届历次中全会决议案汇编》（2），第466—467页。

[128] 《蒋主席为国府改组成立发表谈话》（民国36年4月18日），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2），第798页。

[129] 《六届中常会会议纪录》，第415页。

[130] 秦孝仪主编《战后中国》（2），第788—789页。

第五章 国民党的派系与内争[1]

一 国民党派系的结构特点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2年。它同此前控制中央政权17年的北洋政府有着本质的不同，特别是在组织形态方面，国民党始终强调的是“以党治国”。但国民党又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很难实现高度统一的意志和严密的纪律。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实现了全国统一。其实，谁都知道这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在它内部始终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并多次发展到大规模的分裂和武装冲突，成为民国政治史中异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对这种现象，以往大陆学界通常把它归结为“新军阀混战”。这样说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当时中国政治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正因如此，台湾学界将此称为“统一时期”，也有一定的道理。蒋介石始终视军队如生命，离开对军事的控制，便没有他22年的统治可言。但仅仅如此理解，会导致研究者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派军事势力的角斗上，特别是在北伐后才纷纷归顺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身上，而忽视它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国民党内部拥有不同历史渊源的政治派系间的斗争。

为什么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政治是更深层次的矛盾？原因在于，这个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他在中国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为一面旗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孙中山被尊为“国父”，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全国的中小学校，每星期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诵读“总理遗嘱”。

按照孙中山1906年在《革命方略》中的设计，革命分为三阶段：“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军法之治”的目的是推翻皇权；“宪法之治”是建立民权，但矛盾之处在于“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怎样做到“解除兵权以让民权”，孙中山认为，需要经过一个“约法之治”的阶段，其目的是“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之”，以此来防止军权膨胀，不致抑制民权发展，以期能循序渐进，步向民主。[2]但在军权向民权过渡期间，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实行约法之治，孙中山没有说清楚。1914年，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其党章规定：革命进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它同《革命方略》规定的三个阶段其实是一致的，规定从革命军起义到宪法颁布前的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3]这就是“以党治国”思想的由来。特别是国民党一大改组后，更强化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在他领导之下的国民党，因不同历史渊源形成了众多的政治派系。它们彼此之间，大体是平等的派系，各有所长。

孙中山去世三年后，国民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按“总理遗教”所确定的三阶段，其统治形式应进入“训政”时期。在“以党治国”的体制下，自然是由国民党来“训政”，以实现“总理遗教”。即便各派政治势力角斗时，如果得不到党内高层派系的支持，也只会被看作地方割据势力，无法形成大的局面。

国民党的成员构成十分复杂，各派系组织或因教育、职业和社会背景不同，或因其组织纽带如地缘、亲缘、业缘和政见的组合各异，以及所控制和凭借的资源有别，其表现形态呈现出复杂纷繁的面相，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冲突。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政治，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展开的，因而不能忽视这种权力网络的演变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凭借他的巨大威望和个人魅力，还能笼罩和控制全局。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明确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实行。”“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4]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原本属于“后进”，完全是靠黄埔军校起家完成北伐，因而获得党内的地位。但仅靠“军权”而无“党权”，是很难在“以党治国”体制下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正如李剑农早在1930年代初所言：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5]这正是国民党不同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一大特点。尽管蒋介石仍保留着浓厚的传统观念，始终抓住军权牢牢不放，但他又不能忽视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党统”观念。

由此可见，国民党内的种种纠纷，实由派系而生，而表面的团结，从来不曾弥合派系造成的裂痕。“派系”成为民国政治中的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符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的特点就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国民党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

相对而言，在国民党内或许认为“派系”一词含有贬义色彩，因此长期以来党国领袖大都对此保持缄默。这和北洋军阀时代大小军阀公开承认自己所隶属的派系态度完全不同。但是，如同北洋军阀可以明确划分为“直系”、“皖系”、“奉系”一样，国民党内同样存在着诸多的政治派系。有趣的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十分谨慎，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派系身份”。[6]这种派系冲突，自民国以来就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进程中的突出现象。有论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可以说1928—1937年这十年中的国民党政治是‘派系政治’。”[7]而在诸多论述中所提到的“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并不等同于近代西方社会所说的“党派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或“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黎安友给“派系”一词定义道：它是一个“在被保护人关系基础上动员起来参加政治活动，并由一些阶层而不是许多阶层的个人组成”的结构。他认为：“所有这些结构（派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首领（或副首领）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个人对个人，而不是个人对全体。从结构上看，派系是由一个或几个中心点连接而成，它在个人互换关系基础上得到补充和协调。我将这种关系称作被保护关系。”[8]

近代中国出现的这些派系，都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中文里“派系”一词包含两层含义，即“派”和“系”。尽管单独一个“派”字更为准确的英文解释应为“faction”，而“系”则含有群体结构与活动规模较小的意思，最好称为“clique”。例如在蒋介石“派”下，可以再划分出“CC系”、“黄埔系”、“政学系”等。但在近代中国派系冲突的现实中，这两个词又是相互混用，在概念上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例如，我们常把阎锡山、李宗仁等的政治势力分别称为“晋系”和“桂系”，但他们同时又都是“地方实力派”；“改组派”隶属汪精卫，但从没有人称之为“改组系”，而张发奎、唐生智等人控制的武装势力，一向被人视为汪派，却很少有人将张、唐看作“改组派”；同样在“太子派”中既包含了王昆仑、钟天心等年轻一辈的“再造派”，而马超俊、傅秉常等人仍被视为太子派中的“元老派”，彼此间从不混淆，在当事人那里也分得一清二楚。

从以上众多看似复杂的国民党派系中，我们不难将其分为三类。特别是在讨论国民党内的政治冲突时，必须严格区别对待这三类派系。

第一类派系，是指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改组前已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袖同其追随者形成的政治派系。这类派系的活动范围不局限于国民党内，经常会超越这一范围，并同某些不满于中央的地方实力派联合，挑战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但他们的一系列行为，还是在努力寻求党员的支持，追求国民党的正统性，以控制全部或部分中央权力为目的。他们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类派系大致可分为蒋介石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太子派等。

这类派系是为掌握党的正统权力机构，如中央委员会而形成竞争关系，彼此间的纠葛既涉及意识形态，也掺杂权力和利益之争，主要表现在抗战以前。当然权力之争与主义之争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在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纠葛中，无论是谁，都要高举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这面大旗。这里面既有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加剧派系冲突的一面，但更多的则表现为借主义大旗，争权夺利。特别是当国民党由广东一隅发展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权力之争远远超过治国理念的分歧。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这类派系主要是指国民党组织结构内存在的众多的“派”（faction），它们都统一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都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而彼此之间是一种对等关系。

第二类派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虽然这些人名义上都可以算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但他们投奔或效忠国民党大都始于北伐前后。尽管他们拥有相当的实力，并时常对中央政权表示怀疑和不满，但由于在党内的资历很浅，一旦想挑战中央的合法性，除了在党外拉帮结伙外，需要联合党内拥有一定历史地位的领袖来反抗中央。在北伐后爆发的历次党内武装反蒋斗争中，地方实力派大都如此，并以不同的组合参与其中。如果没有一批党内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势力的加入及支持，地方实力派就无法代表所谓的“党统”，自然更谈不上“护党”，因此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从“地方实力派”这个名词本身来讲，就包含着强烈的地域色彩。

第三类派系，则以蒋为核心而分立竞争，虽说始自抗战前期，但主要发展，则是在抗战以后。某种程度上，蒋介石也有意将自己一“派”势力分成若干“系”，以便于他的统治，这是中国传统的驭人之术。此类派系之间尽管矛盾重重，但都效忠于蒋氏个人。其实，并非只有蒋“派”之下才有“系”，几乎每“派”之下，都分别存在着一些“系”。他们彼此之间在党内冲突中不断分化组合，以寻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派系林立”与“派系纷争”是国民党最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国政治就是“派系政治”。然而，国民党派系政治的运作，既凸显又隐秘。说其凸显，国人几乎尽人皆知其存在；说其隐秘，是因为“派系”在国民党法理上是“非法”的（如胡汉民主张“党外无党，党内无派”[9]）。各派系的活动大多处于幕后，局外人很难察悉其内情真相。

这正是国民党内派系结构的一大特点。

二 北伐前国民党的地域性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乡土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的见解，常为学界所征引。他在《三民主义》一书中曾痛切指陈：“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观念是很深的……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10]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普遍存在。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下的产物。正如陈志让在研究民国政治冲突时所称，“派系斗争又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不解之缘”，[11]地域色彩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具体表现。[12]

孙中山祖籍广东省香山县。事实上，他从开始领导革命起，便在有意无意间逐步形成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他们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其所信赖。以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来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一文所列，兴中会会员286人中，271人是广东人，占95%；[13]而湘籍的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的成员大多是湖南人，宋教仁甚至在日记中把华兴会称为“湖南团体”；[14]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以及后来的章太炎等则都是浙江人。

地域观念，在同盟会时代的内部冲突中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在辛亥武昌首义前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有八次在广东，另两次是广西镇南关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孙中山的战略是在广东发动起义，容易得到海外饷械的接济，先夺取两广，再挥师北上。由于为组织这十次起义而艰难筹集的人、财、物力全部用于孙中山的家乡（或接近广东），因而引起华兴会和光复会成员的不满。特别是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中以宋教仁、谭人凤为首的湖南成员另组同盟会中部总会，筹划在长江中下游组织武装起义。而此前章太炎、陶成章等原光复会成员甚至在同盟会内部发动两次“倒孙风潮”，最终自立门户，恢复光复会，分任正副会长。[15]

民国成立后，原已出现裂痕的同盟会又联合几个小党，更名为国民党。虽然同盟会仍推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手中。1913年初，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但宋却在组阁前遭袁世凯暗杀。于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1914年，孙中山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曾归结为党内意见分歧，意志不能集中。为此，孙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要按手印，宣誓效忠领袖。这引起黄兴等人的不满，拒绝加入，从此同盟会彻底分裂。而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成员，多为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原兴中会成员。这其中却有一位非粤籍重要人物，即蒋介石的盟兄、浙江人陈其美，为孙中山所倚重。

陈其美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但从未加入过光复会，1910年在陈其美的引见下，蒋介石在日本第一次拜谒孙中山。陈同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矛盾重重，而陶又反对孙中山。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孙中山致友人信中曾提到“陶成章之罪不容诛”。民国成立初，陈其美命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1916年陈又遭袁世凯暗杀。陈死后，蒋介石才正式投入孙中山阵营，他在多年后的日记中还记道：“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16]但蒋在投奔孙中山的8年间，前后辞职14次，甚至在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因不满孙中山对其不够信任而辞职，并致信称：“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测。”[17]

事实上，孙中山在世时，对蒋介石的信任远不如对其他粤籍党人。在孙中山的基本干部中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人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18]甚至在职业军人方面，当孙中山把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时，基于现实的考量，也不得不倚重粤籍人士。例如1923年孙中山命令驻福建各军回师讨伐陈炯明时，鄂籍的黄大伟和粤籍的许崇智论实力和功勋都在伯仲之间，但孙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使黄大伟认为广东人排外一怒而去。有人以此事质问孙中山时，孙很明确地回答：“现在要打陈炯明不得不用汝为，他是广州高弟街人啊！广东人没有话说。”[19]特别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被尊称为“革命策源地”，而有别于国内其他省份，其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蒋介石在投奔孙中山不久，曾在日记中写道：“遵中师（孙中山）之规模，争二陈（其美、炯明）之精神，学胡（汉民）汪（精卫）之言行，则可以担当国家责任也。”[20]此时，在蒋的心目中，除陈其美外，能“担当国家责任”者也都是广东人。

孙中山去世后，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强化。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竟正式向会议提出：“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丁惟汾的报告译成粤语。在以后数天的会议文献中留下不少这样的记录：“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处分西山会议案。（由路友于同志代表报告，陈公博同志翻译粤语。——原注）全文如下……”[21]但在国民党二大上，并没有见到会议记录中有听不懂粤语的他省代表，要求将粤语译成国语的记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用国语作会议的正式语言倒也罢了，竟通过今后重要提案都要译成粤语的决议，可见粤籍国民党员地方意识之强，这也反映出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

直到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大讨论是否处分汪精卫等人而引起激烈辩论时，胡汉民仍分别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重申此举之必要。[22]尽管此时会议地点已移出粤境而入江苏，国民党也由控制广东一省而变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重要议案时，党的领袖胡汉民依然要以粤语来加以强调，足以说明这种地方意识对中央仍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民党内这种强烈的地域意识，局外人或许看得更清楚。早在1922年冬，有一个外国人来广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对汪精卫说：

喂！这不是国民党得了广东，却是广东得了国民党呢！你看国民党进了广东之后，只看见广东，不看见国民党了！[23]

这也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唯有汪精卫、胡汉民最有资格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孙中山在世时，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抗衡，一时还没有引起国民党内已逐渐形成的各派系间的公开冲突。孙中山去世后，党内冲突立即凸现出来。一旦其他省籍的党国领袖要求重新分配“党权”，挑战“党统”时，自然引起“得了国民党”的粤籍领袖的集体反抗。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革命正统情结，在粤籍领袖看来，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在党内谈“党纪”、争“党统”、护“党权”。

蒋介石是浙江人，但他最初事业发展的基础却是在地方主义强盛的广东。早年蒋介石在粤军中的职务，大都是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一类的幕僚长职务，很少任掌握实权的带兵官，而其粤军同僚也往往以孙中山的监军使者身份视蒋。[24]只有自黄埔建军后，蒋才真正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支军队很快又被国民党人冠以“党军”的名义，以区别于同样驻防在“革命策源地”广东的其他军队。从此，蒋逐步树立起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

其实蒋介石的省籍观念也是很强的。北伐前，他在国民党元老中着力捧出的张静江、为他做“军师”的戴季陶、替他办党务的陈果夫及陈立夫都是浙江人。北伐开始后，他大力拉拢浙江籍银行家、大商人虞洽卿等，在财力上得到他们的支持。受到他特殊信任、曾参加同盟会而始终未加入国民党的盟兄黄郛也是浙江人。以后，在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主持特务工作的戴笠（军统）、徐恩曾（中统），为他起草文稿的陈布雷等都是浙江人。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广东团体的观感，一直十分微妙，他在羽翼未丰时，视其为自己成功的重要助力，又始终对之心存猜忌。1925年，蒋借口“廖案”驱走粤军司令许崇智后，将一部分粤军编入第一军，成为第三师，以后被称为“嫡系当中的杂牌”。[25]第一军即蒋介石掌握的“党军”。同时，蒋介石又将邓铿留下的另一支粤军将领梁鸿楷逮捕，以李济深接替梁氏军职，并将所部改番号为第四军。而李济深的背景同蒋氏颇类似，李原籍广西，此前是梁鸿楷的参谋长，既不是带兵官，又不是粤省人。蒋氏此举是否有削弱粤军势力的意图，尚无从考证。但李济深出长第四军后，即将“第四军军部设在广西会馆之内”，而该会馆又是旧桂系“莫荣新督粤时所建”。虽说人们常常把粤、桂两省统称为“两广”，但在粤人心目中，对桂人督粤始终心存芥蒂，而李济深则被时人视为新桂系的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参加国民党，介绍人就是李济深。[26]

1926年，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驱走在党内和胡汉民齐名的汪精卫。关于中山舰事件，一般论者大都从国民党左右派之争或国共关系的角度考察其成因和影响，这自然不错。而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广州的代表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已注意到中山舰事件背后的地域观念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的反感。”[27]当时对蒋介石颇为不满的谭延闿就对张国焘“坦率”地谈道：“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角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现在有六个军，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谭延闿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而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则向张国焘明言：“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来加以调整。”[28]甚至连苏俄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也认为：“除少数例外，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州的基地，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29]

中山舰事件之后，党内重要粤籍领袖胡汉民、汪精卫均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充分利用党内左右两派、国共两党，以及双方同苏俄顾问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以往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的种种限制。从另一角度来看，二中全会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人，首次公开挑战粤籍领袖的“党统”地位，且大获全胜。例如当蒋介石在全会中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并提名由绝对支持他的同乡张静江来担任时，一度令“全场相顾惊愕”，但最终还是选举张静江担任这一新职务。[30]而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会上暴露出来。据张国焘回忆：

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深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字，就退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深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任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深之选胡汉民，可予证实。”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31]

这种地域观念不仅存在于粤籍国民党人心中，甚至连一些参加国民党的粤籍共产党人也有同样心态。二中全会前担任国民党中组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就对蒋介石的举动表示出强烈的愤慨。据张国焘回忆：“他（指谭平山）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深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32]

此时的蒋介石所以能够成功，苏俄顾问鲍罗廷背后的支持起了巨大作用。[33]鲍罗廷为了保持蒋左倾，竭力压制共产党内许多人主张的反击，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不仅如此，同为江浙籍但因参与西山会议派而于半年前受过党内处分的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人也纷纷回归国民党中央。

作为对鲍罗廷的回报，蒋介石拒绝了刚从苏联回国的胡汉民的合作要求，[34]还下令“拿办吴铁城”（广东中山人，时任广州公安局局长兼任十七师师长），[35]并通过张静江转告孙科，“希望哲生充政府及党之代表赴俄与第三国际接洽”，又借口“闻外人言梯云亦与香港有所往还”，要求伍朝枢“亦暂行离粤”。[36]随后，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粤，孙科的亲信傅秉常被免职。上述这些人都是广东人。迫于形势，隐居广州的汪精卫和受鲍罗廷打击的胡汉民同时悄然离穗。国民党内重要粤籍领袖此时几乎全被逐出广东。

就在吴铁城被捕的当天，鲍罗廷相当自信地向加拉罕报告广州的形势称：“今天吴铁城入狱。孙科将被建议去俄国……傅秉常要被免去海关监督职务以及外交秘书职务。伍朝枢将建议休假一段时间……至于内务秘书古应芬，决定保留他的原职到李济深的两个师离开这里时为止……唯一的变化是发生在中派的态度上。我们作了让步，吸收邵元冲担任青年部长，但他要履行党的二大向他提出的放弃西山会议的条件。戴季陶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叶楚伧在同样条件下也将受到应有的关照（任中央书记之一）。”[37]尽管鲍罗廷对广东形势的解释，是从国民党左右之争为出发点的，并划分出一个中派，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鲍罗廷提到的右派人物是清一色的广东人，而所谓中派人物都是亲蒋的江浙人。原来深受孙中山信任的所谓“上三”、“下三”的粤籍重要干部，除廖仲恺、邓铿、朱执信先后遇害外，汪精卫、胡汉民、古应芬三人被迫离开广东。从此，广州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张国焘对蒋介石的北伐主张，曾有一段有趣的评论：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38]

事实也可以证实这种看法。北伐之初，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全力北伐的六个军都不是粤军，粤军的两军中只有李济深的第四军出动了一半部队，李福林的第五军一兵未出。尽管李济深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一职，却不随军行动，而是坐镇广东。据李宗仁回忆，第四军出兵北伐，就是在他的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李宗仁动员李济深的言辞颇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听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方法”。[39]

1926年7月，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在广州誓师北伐。随着国民党的势力由珠江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原本主要依靠广东人的国民党不得不开放政权，完成国家的统一。此后，更多的非广东省籍人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内以广东人为主的地域观念才开始逐步被外省人撬动。

三 党治与派系：继承权的正统之争

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谁能代表国民党正统，谁才有可能被视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这对其能否“名正言顺”地拥有最高领袖地位、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至为重要。

有论者称：“建党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的权力继替问题”，将“导致党的裂变”。[40]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的这种派系冲突即已显现，只是因为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挑战的地位，才使这种派系斗争得以缓和。然而孙中山生前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他一去世，领袖权的继承问题在国民党内马上浮出水面，各派政治势力经过反反复复多次冲突，始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

在国民党内，资格最老、同孙中山关系最深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特别是胡、汪两人地位相当：胡汉民在孙中山北上时代理大元帅职务；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在孙病逝前曾负责起草“总理遗嘱”。后因汪精卫得到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和苏俄的支持，当选首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取代胡汉民代理的大元帅一职。但这尚未引起党内的分裂。

至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只能说是“后进”。国民党一大时，他连代表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进入党的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以后，他从黄埔军校校长起家，透过他掌握的这支“党军”，在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的行动中表现突出，逐步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

陈独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41]对国民党来说，其内部派系矛盾的起伏，几乎都反映了这一“公例”。虽然党内的正式分裂始自孙中山去世，源于继承权之争，但并没有形成流血冲突。而当国民党由“革命策源地”广东一省走向全国，成为国家执政党的同时，它的内部分裂即演变成巨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常常是一派以在野的地位，公开领导其他派系反对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汪精卫、胡汉民在党内地位最高，但后起的蒋介石倚仗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又利用汪、胡二人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强权统治。在此期间，三人的分合关系，经常保持着二对一的局面，二对一者始终取得优势。蒋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汪、胡二人则分别以党内元老的地位辅佐蒋氏对抗另一方。[42]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首先因是否坚持“容共”问题，导致高层分裂为两派。以汪精卫、廖仲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实行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被视为党内“左派”；而坚决主张反共的国民党元老林森、邹鲁、谢持等人形成党内右派。这一派在党内虽然享有很高地位，但并没有多少实力，不足以同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相抗衡。而此时的胡汉民在政治上更接近右派。[43]

汪精卫、胡汉民两人间真正的分裂，则是由廖仲恺被刺案引起的。

1925年8月，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身亡。当时，廖仲恺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汪、胡，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因他支持孙中山生前提出的容共政策，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顿使国民党“陷于危疑震撼的境地”。[44]汪精卫更将此比喻成“丧了慈父，又丧了最亲切的兄长”。[45]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廖案及应付时局。

特别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调查，确信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其主要成员有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等人，因此人们自然认为胡汉民与廖案难脱关系。尽管汪精卫称“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付法律上的责任”，[46]但胡汉民从此威望大损，难以安居广州。9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胡同志往外国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对于胡同志并无任何芥蒂”。[47]就这样，胡汉民被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逐出广州。在同一天的会议中，汪精卫还借口声援五卅惨案，以中常会的名义决议派林森、邹鲁率广州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北上。[48]汪氏又顺利地将坚决反共的林、邹二氏逐出广州。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蒋介石同汪精卫始终密切合作，翦除异己。虽然汪、蒋和许崇智三人同为特别委员会成员，但实际上特委会完全被汪、蒋二人所控制。汪氏借此打击胡汉民，蒋氏则将矛头对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特委会在侦办廖案期间，发现许崇智部下有与廖案主犯通谋及勾结陈炯明，危害广东国民政府之罪嫌。蒋介石以此为借口打击许崇智，逼迫许氏辞职出走，并将许部“全被缴械”，军队部分改编为第一军第三师。[49]

这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从此形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控制中央政权；而谢持、邹鲁、许崇智、林森等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于同年底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不久又在上海成立同广州相对抗的中央党部。此时，尽管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同被汪精卫打击，但胡对西山会议派的行为并不认同。胡氏一生坚持国民党的“法统”，有着极强的党性。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否认广州中央的合法性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这也正是他在国民党内始终拥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原因所在。

在这次国民党内的分裂中，蒋介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赶走许崇智，从此成为党内真正的军事领袖。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常委，一跃而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

国民党的第二次分裂，是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逼走汪精卫，并在苏俄的支持下，戴上了北伐军总司令和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桂冠。同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到11月9日率部进入南昌，北伐军出师刚好四个月，攻占了两湖和江西三省。

随着北伐军事的突飞猛进，原来隐藏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了限制蒋的权力，积极展开恢复党权运动。在此期间最活跃的人物“自然以孙哲生和邓择生是两颗亮晶晶的明星”。[50]孙科的政治立场原本倾向西山会议派，邓演达则是著名的左派，同时孙、邓二人又都是广东人，而在反蒋这一点上，两人立场完全一致。

武汉时期的孙科似乎给人一种相当左倾的印象，但其真实心态并非如此。当时，陈公博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特意从江西到武汉找到孙科，开门见山地说：“局面太坏了，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孙科的回答异常干脆：“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明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的分裂。”陈公博又找顾孟馀，“孟馀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51]孙科的上述言论颇能代表当时国民党内，特别是粤籍党内高层干部对蒋介石不满的普遍心态。一方面是对蒋的专制不满，另一方面是内心的不服。

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同时还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通过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而汪精卫自海外返回上海后，并没有同蒋介石达成一致，于4月5日悄然奔赴支持自己的武汉。4月12日，蒋介石被迫另立门户，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蒋虽然军权在握，但鉴于自己在党内的资望不够，拉出正在上海赋闲的胡汉民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宁汉对立的局面由此形成。

宁汉分裂，最终以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而结束。此时支持南京政权的胡汉民也随同蒋一同下野。不久，汪精卫率武汉政府公开反共，与南京政权合流，并吸收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中央党部，合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行使中央职权。会议还决定，今后所有决议“不采用表决手续，以全体一致为原则，避免多数压制少数之嫌疑”。三方推定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32人为特别委员会委员。[52]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内自孙中山逝世后引发的分裂状态，使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结合成一个新的中央机构，借此消除各方歧见。但党内的矛盾并未真正消除。汪精卫原本希望趁蒋介石下野之机，通过宁汉合流，重掌国民党中央大权。然而，事与愿违，特委会的成立等于宣告他这一企图的失败。胡汉民更因汪精卫的反复无常，拒绝同汪相见。[53]对此结果，汪精卫自然心不甘情不愿。李宗仁曾评论道：

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以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54]

此时汪精卫依靠的武装力量，主要是驻军武汉的唐生智和张发奎部。汪精卫首先动员唐生智“东征”南京，失败后又鼓动张发奎回师广东，驱逐桂系李济深、黄绍竑，推陈公博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恰在此时，共产党利用张发奎率主力离开广州同桂系作战之机，发动广州暴动，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尽管张发奎立即率部返回，将共产党暴动镇压下去。但“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究，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55]这实际上是将汪推上了被告席，汪精卫被迫再次出洋。

1928年1月，国民党为了顺利完成二次北伐，恢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但蒋此时的地位仍不稳固，虽然中山舰事件后，蒋一度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当时的蒋介石相当自负。从国民党粤籍元老程天固的一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蒋氏的心态：“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初期，蒋氏耀武扬威，大有继承总理之大志。由渠于印发个人革命史之小册子一事可以见之。该册子之字里行间，排挤胡、汪二氏，原欲借此压低彼二人在党之声誉和资格，以为自己争长之武器。册中引用总理平日闲谈，对汪、胡二人之评批，一则曰：‘汪氏做事多拖泥带水，不能彻底，故他只长做和事佬。’二则曰：‘展堂个性倔强固执，故对事多有不够豁达之嫌。’蒋氏引述总理之批评，其作用如何？明眼者自能了解。闻戴季陶见了这册子之立论太过露骨，立劝蒋氏收回，不可发送。我当时收到一份，后来询及同志中，收到者甚少。此当是戴氏劝他之结果，因戴氏与他友善，他每以师长称之。”[56]

蒋介石自第一次下野后，渐渐明白了一点：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57]在国民党内，此时的蒋介石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第一次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最有资格同蒋介石谈“党纪”、“党权”，而又敢于同蒋争“党统”的并不是那些地方实力派，而是党内同蒋派平行的胡派、汪派、太子派及西山会议派等政治派系。

1928年8月，蒋介石完成二次北伐，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但军事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政治的统一。各军事集团间的明争暗斗仍在不断加剧。此时，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只有争到国民党的领导权，才意味着真正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正是他最需要的。为此，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接受了胡自欧洲寄来的《训政大纲》提案。[58]胡汉民也启程回国，于月底抵达香港。当时，广东军政要员陈铭枢、陈济棠等百余人到港迎候，劝胡留驻广东主持广州政治分会，与南京“分治合作”。胡汉民为了实现自己“以党治国”的理想，坚持予以拒绝。他明确表示反对地方分权，力主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并公开声明：“余在粤组织政府说，全非事实。政治分会为过渡办法，现已入训政时期，无存留之必要。”[59]这颇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自海外返国，过香港时不愿在广东主持小局面，径直北上的情景。

胡汉民的政治主张正好符合蒋介石实行中央集权的愿望。羽翼尚未丰满的蒋介石，还需要胡汉民这块“党”的招牌，为他实行武力统一“正名”；胡汉民则希望依靠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完成统一，最终实现自己倡导的“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目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他们都主张建立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军权，但双方对集权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分歧，胡主张集权于党，“以党治国”，蒋则着重于独握军权，指挥一切。

此时，在野的汪精卫则联合各派反蒋势力和地方实力派，以反独裁相号召，同南京政府对抗。虽然自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后，党内各派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支持汪精卫的改组派，仍被一些人称为党内“左派”。其实，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同时又认为国民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宣称必须要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才能阻止国民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牺牲品。[60]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主导派，则反对社会革命和民众运动。但此后无论党内“左派”还是“右派”，自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因意识形态引起的政治纠纷几乎很少见，各派系之间最大的矛盾是权力分配问题，可以说无所谓“左派”、“右派”之纷争，在形式上主要表现是“反蒋”还是“拥蒋”。汪精卫甚至一度同与自己政见长期对立的西山会议派合作，导演了一出“扩大会议”的闹剧，最终以蒋胡合作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而告结束。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暂时震慑住了一切敢于公然违背南京中央政权的地方军事武装，他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国内已没有敢于公开同他抗衡的力量。因此，他根本不可能将自己掌握的军权，交归胡汉民所代表的党权指挥。蒋、胡矛盾不可避免。1931年2月，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将胡汉民扣押于南京汤山，终于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

当蒋介石先后排斥汪精卫、囚禁胡汉民，以孙中山继承者、国民党正统自居时，几乎所有粤籍党国要员，竟能够暂时放弃一切政治立场主张之争和派系恩怨，团结一致，共同反蒋。他们首先取得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支持，进而带动各地方实力派的陆续投入。

宁粤对峙的爆发，完全超出蒋介石的预料。蒋介石在南京一次“晚宴党国重心”时曾无奈地向众人表示：“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致消极，为其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61]没有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国民党“即不成党”，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奇言”。但当蒋介石面对“党国重心”道出此言的那一刻，在很多当事人看来这并非“奇言”，而是理所当然的事实。面对来自党内的强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一改以往对异己势力武力讨伐的做法，主张政治解决。此时留在南京支持蒋的党国元老，主要是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几个江浙籍要人。当时北方政治势力就有人指出：“此次粤方事变，乃粤、浙两方势力之冲突。”[62]桂系领袖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63]

广东正式树起反蒋旗帜后，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祖籍江苏，生于广东），国府之下仅设外交、财政两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甚至在反蒋联盟建立初期，“在一次非常会议开会席上，有人提议要说广东话，不准讲其他方言”。[64]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党内元老对蒋氏自许领袖的不满和不服：国民党是孙中山缔造的，还轮不到蒋介石来继承领袖地位。

就在宁粤对峙期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不得不暂时放弃内争，以蒋介石再度下野为条件，实现宁粤和解。1931年12月，粤方最终在蒋介石下野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上，成功将孙科推上行政院长的高位，暂时建立起一个以粤人为主的中央政权，一时满足了粤人党内正统地位的愿望。当时党内就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的斗争”。[65]

新选举的内阁14名成员中，粤籍人士占了9人。孙科内阁中唯一一位浙籍成员朱家骅，获任后立即通过宋子文电询蒋介石“可就职否？”蒋复电表示：“对骝先兄就职否，弟无成见。但以后教育，中央如无方针与实力为后援，则徒供牺牲，殊为可惜耳。”朱家骅得到蒋的答复后即向中政会提出辞呈，最终放弃了教育部长之位。[66]时任内政部参事的龚德柏回忆，孙科组织广东人内阁，不只更动部会政务官，连事务官都更动。他认为这简直不是合作，而是广东派征服浙江派，故愤而辞职。[67]

但孙科内阁成立后，并没有形成汪精卫、胡汉民合作的新局面。事情很快就因胡拒绝同蒋、汪合作共同对抗外辱，同时汪、胡历史积怨未泯，而最终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迫使孙科内阁仅坚持了一个月即垮台。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的当天爆发了淞沪事变。为了对抗日本的军事侵略，蒋介石同原本反对他的地方实力派领袖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陈济棠等共同加入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此后，胡汉民虽一度控制两广并不断发表反蒋言论，但他所领导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在名义上仍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孙科也很快返回南京，就任原为胡汉民担任的立法院院长。而长期被排斥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圈外的西山会议派大都重返中枢。

自1925年孙中山去世到1932年蒋汪合作政权成立的数年间，国民党内围绕继承权之争不断。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一批粤籍党国领袖。在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民革命的短短数年间，国民党迅速由广东一省统一全国，这也无形中增强了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孙中山革命继承者意识。不过，由于汪精卫和胡汉民二人不能精诚合作，始终有一人支持蒋介石，也使蒋依靠军权逐步获得南京中央政权。但每当党内“新进”蒋介石欲以军权独自代表国民党正统，并企图同时抛弃汪、胡二人时，就会立即引起党内各派势力的大团结，并两次逼蒋下野。不可否认，国民党内广东元老的唯一正统观念，是形成党内派系斗争的重要因素。但随着国家的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中心由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粤方的力量已无法同掌握全国政权多年的蒋介石相抗衡。此后，国民党暂时确立了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四 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角逐

在民国政治的舞台上，每当蒋介石同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争斗时，常因手握军权而取胜。同样，当蒋与地方实力派发生武装冲突，又多以胜利而告终。其间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最大的不同点有二：一是蒋介石掌握中央政权，经济实力远远强于对手；二是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体制下，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过“党权”。

自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22年间蒋介石前后经历了三次下野，分别在军政（1927年8月）、训政（1931年12月）和宪政（1949年1月）时期。第一次下野，是在他创建南京国民政府不到4个月，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第二次下野，是在《中华民国约法》公布6个月，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第三次下野，是在当选中华民国行宪第一任总统的8个月后。

这三次下野，蒋虽然辞去了名义上的政治职务，却仍然在实际上通过各种方式掌握着权柄，尤其是掌握着军事权力，这是他人很难染指的。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北伐军总司令，领导二次北伐，鉴于自己实力不足，不得不将北伐军分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四个集团军总司令。二次北伐成功后，除上述四个军事集团外，加上广州的李济深、东北的张学良集团，可谓六大诸侯并存，而各省的小诸侯更是多如牛毛。南京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集中在长江下游几省而已。为了迁就事实，中央政府不得不分设开封（冯玉祥）、太原（阎锡山）、武汉（李宗仁）、广州（李济深）四个政治分会，并任命张学良为东北保安司令，统治东三省。

1929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改组，正式实行五院制，并通过新的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国府委员人选，其名单如下：

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蒋介石

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 副院长 冯玉祥

立法院院长 胡汉民 副院长 林森

司法院院长 王宠惠 副院长 张继

考试院院长 戴季陶 副院长 孙科

监察院院长 蔡元培 副院长 陈果夫

国民政府委员共17名，除上述国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11人为当然委员外，尚有何应钦（军事训练部总监）、李宗仁（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树庄（海军部部长）、阎锡山（内政部部长）、李济深（参谋部部长）、张学良（东北边防军总司令）。这17名国府委员中，除9位正副院长外，其余8人均是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这是自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历届国府委员中从未有过的现象。对此，美国学者评论道：“实际上，此举仍是军阀政治的老套：中央政府依军阀的实力和地盘大小授予相应的职位，其结果是使军阀裂土为王合法化和制度化了。在中央担任要职的大军阀都委任自己的亲信为其辖区的省府主席，相当于过去的督军。再则，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等地设立国民党政治分会，分别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任主席，这也是在事实上承认诸军阀割地称雄的现状。”[68]这同国民党所标榜的“以党治国”主张是明显不符的。但这一局面又充分体现了中国政治形势的真实状况：蒋介石虽然掌握中央政权，但对另外五大集团，不仅在军事上毫无控制能力，即使在政治上也缺乏号召力。他要真正做到统一全国，就必须借“党权”来削弱各地“军权”。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正是他最需要而又是其他地方诸侯不具备的实力。

依照胡汉民起草的《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大为提高，它为国民党“以党治国”提供了法律依据。[69]此后，蒋介石首先要求改变北伐后形成的军事割据局面，要求中央收回地方政治分会的权力。二届五中全会决议“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在政治分会未取消之前，中央对其权力也予以限制，规定各地“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70]此举就是想借党的名义，收回原本为各军事集团将领控制的人事任免权。与此同时，全会还通过《整理军事案》，宣称要“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强调“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71]这实际上是为中央“削藩”做好政治准备。

1929年1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编遣方案主要针对北伐后期形成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集团军和李济深指挥的第八路军，而很少提到第一集团军的编遣，这自然引起众人的不满。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等先后不辞而别，“所谓编遣乃至无结果而散”。[72]于是，蒋介石选择了桂系作为他首先打击的目标。

此时，桂系控制的范围是其历史上最大的区域：李宗仁、李济深分别控制武汉、广州政治分会。自1927年9月开始，桂系势力日渐膨胀，李济深以桂人统率粤军控制两广，其间虽有张发奎发动的驱李之役，但很快被李的部下陈铭枢、陈济棠和桂系黄绍竑平定。而在南京的李宗仁则以特别委员会名义发动讨伐唐生智之役，并派白崇禧入湖南收编唐生智的降军。唐部原有四个军，除何键第三十五军仍留驻湖南外，其余三个军分别以广西籍将领李品仙、廖磊、叶琪分任军长，合组为第十二路军，由白崇禧率部北上，李宗仁则坐镇武汉，控制两湖。1928年6月，奉军退出关外，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仍盘踞北平以东唐山、滦州一带。8月，白崇禧率领第十二路军进攻奏捷，随后率部驻扎于冀东到山海关一带。当时还一度盛传白崇禧欲“袭缴平津第三集团军之械”，独占北平之说，商震在给阎锡山的电文中甚至直指白崇禧“瓜分河北之心，路人皆知”。[73]

这一切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桂系自两广（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李宗仁）到华北（白崇禧）形成对南京政府的三面包围。而在宁汉合作期间逼蒋下野的“元凶”之一，就有桂系的李、白诸人。前述五大军事集团中，张学良的奉系退回东北不久，对蒋暂时不存在威胁。冯玉祥和阎锡山两人间原有积怨，蒋则利用控制的中央政权，让阎锡山据有平津，借此挑起阎、冯矛盾。因此，蒋介石最急于打击的军事集团就是桂系。

编遣会议不欢而散后，1929年2月，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擅自下令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并派军进驻长沙。这一事件为蒋介石讨伐李宗仁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3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大，大会授权蒋介石武力讨伐在武汉称兵作乱的桂系。当时党内部分元老并不赞成，胡汉民则强烈表示此举“势在必发”，并进一步说：“这一次讨伐桂系，就党的立场说，是以革命的势力，消灭反革命的势力；就政府的立场说，是以中央讨伐逞兵作乱的叛将。”[74]胡汉民还以大会主席的身份，提议开除李宗仁等桂系将领的党籍。[75]这为蒋介石实行武力讨伐，打击异己，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在中央讨桂期间，胡汉民的另一大功绩就是帮助蒋介石稳定了广东的军事力量。正如陈公博所言“桂系的大本营在两广，而两广的主力又在广东”。[76]李济深当时拥有的武装力量主要是陈铭枢、陈济棠两军。陈铭枢一向同蒋关系密切，而陈济棠则是靠胡汉民、古应芬等人的提拔才有今日，因而对胡、古等人言听计从。蒋在讨伐桂系前，先通过吴稚晖将李济深骗到南京，扣押于汤山。当时粤省军政人员，多为李之亲信，对此深表不满，纷电中央质问。而蒋则利用胡汉民、王宠惠、古应芬等粤籍元老，暗中疏通陈济棠，“嘱其保境安民”。随后二陈联名通电中央表示：“吾粤为中央统治下一省”，“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77]二陈的转变，使桂系失去了依靠，加速了桂系军事上的崩溃。

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又起用宁汉分裂时反对过他的唐生智，前往华北离间白崇禧率领的第十二路军。这支部队主要是桂系在宁汉合作后讨伐唐生智时收编的。尽管唐生智已通电下野，交出兵权，但他对旧部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一到华北即对旧部说：“奉蒋总司令的命令，前来接收第四集团军驻平各部队”。[78]于是，唐氏旧部纷纷反白投唐。同时，蒋又利用同李、白矛盾颇深的俞作柏游说桂系在武汉的主力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俞氏表弟）倒戈。当中央军同桂系军队大战一触即发之时，李明瑞突然于阵前宣布服从中央，回师武汉，使桂系在两湖的部队很快瓦解。[79]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以统一全国为名，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的不同组合或共同联合，展开了无数次的内战，打得天昏地暗。在近代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各路“豪杰”纷纷出场，正可谓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有时甚至是你尚未下场，我已登台，令人眼花缭乱，啼笑皆非。例如，1929年10月蒋桂战争后，蒋介石将矛头指向冯玉祥。担任讨冯先锋的则是宁汉分裂时反蒋最烈的唐生智。唐生智刚刚遵从蒋的旨意收回了旧部，即想迎汪反蒋，但又不可思议地决定先讨冯再反蒋，他曾对部下李品仙说道：“现在本路军已奉蒋总司令之命将向洛阳冯军进攻，但是汪精卫先生也是我们所要拥戴的。目前汪、冯之间还没有合作，我的主意是先将冯军击败占领陕西后，请你在关中主持一切，我则率本路军在河南宣布独立，请汪先生回国主政。”[80]

同样可笑的是受蒋之命策反李明瑞的俞作柏，事后被委以广西省政府主席。俞率部自两湖返回广西后，又马上树起了反蒋的旗帜。等俞作柏失败后，张发奎再在宜昌反蒋，而同他联合的则是当年的宿敌桂系黄绍竑。[81]既然都是反蒋，却要先替蒋打击同样反蒋的“友军”，难怪蒋介石能各个击败。阎锡山在蒋介石对抗冯玉祥时接受了蒋委任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并将战败的冯玉祥软禁于山西。但不到两个月，阎又树起反蒋大旗，酿成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正如美国学者所称：“总之，中国的军阀主义一仍其旧，仅仅是军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已。”[82]而军阀彼此之间的相处模式，亦如国际政治的“博弈论”，彼此结盟与分裂的动机，大多出于势利的考量，对自己则处处以“保全实力”为第一要务。[83]

而此时唯有胡汉民始终站在蒋介石一边。每当战事一起，胡都毫无例外地通电声讨。战争过程中，蒋在前线指挥作战，胡则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维持后方。蒋、胡配合相当默契，令蒋没有后顾之忧。那时如果没有胡在南京替蒋支撑，蒋一个人是难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应手。胡汉民的作用正如吴稚晖所赞：“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84]

自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全面爆发，演变成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和连年混战。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在这场大战中，站在反蒋一方的不仅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更有党内元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而当蒋介石在前方作战时，为他主持南京中央政权的则是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院长谭延闿。

1930年9月18日，当双方在中原大地厮杀正酣、胜负难分之际，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宣布支持南京中央，为蒋介石赢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作为回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将黄河以北的地盘划给张学良，并责成张学良收编整理晋系、西北军残部。东北军的势力范围超过北洋奉系张作霖时代，达到历史的巅峰。

不久，蒋介石即因约法之争，扣留胡汉民，引发宁粤对峙。后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宁粤双方被迫和谈。获释后的胡汉民为削弱蒋氏权力并报被囚之仇，坚持逼蒋下野。汪精卫虽然一度同胡汉民结成反蒋同盟，但因汪、胡缺乏真诚合作的基础，于是只好共推孙科主政。此后，蒋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分化了汪胡同盟，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

面对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胡汉民不得不承认他入主南京的希望极小。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蒋手中的军权并没有削弱，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很大，再加上蒋汪合作局面逐渐形成，胡的力量更显得单薄。因此，胡汉民返回广州后，就有把两广建成自己基地的打算。他一改过去主张中央集权的态度，提出“均权”理论。他公开宣称：“满清以集权而亡，袁世凯以集权而死，今之人以集权而乱。”“我反对集权，是为的主张均权。”[85]此后，在胡汉民的指使下广州国民党四大通过了《实行均权以求共治案》，并决议在广州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使它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合法化，以此同蒋对抗。

但是，此时在胡汉民眼中最可依靠的广东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其实并不可靠。他之所以支持胡汉民，无非想借助胡在党内的威望，维护并扩大自己在广东的势力和“南天王”的地位，并不愿意胡汉民真的在他头上指挥一切。他对待胡的态度可说是“尊之若神仙，防之若强盗”。对胡汉民在广东建立反蒋基地的种种计划，陈济棠总是从中作梗。古应芬之死，更使胡丧失了一个能够制约陈济棠的人物。已经吃够蒋介石苦头的胡汉民自然不想重尝这种滋味。“胡虽不舍伯南之广州政府，然亦无法亲临合作，仅能于香港妙高台遥领。”[86]胡希望打着西南执行部的旗号，遥控两广，并利用西南各省领袖同蒋的矛盾，在西南建立新的联合，加强反蒋力量，希望“由西南扩充到华中、华北、西北、华东、华西、东北、内外蒙各地方，并在组织上，再加以更进步的改造”。[87]为此，胡汉民积极组织“新国民党”，发行《三民主义月刊》，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以此同南京中央分庭抗礼。但胡汉民始终没有公开挑战南京中央的合法性。

宁粤对峙虽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并建立起亲胡的孙科政权，但孙科内阁因缺乏蒋、汪两派的支持，本身又不具备实力，很快在财政、外交上一筹莫展，仅仅支撑了一个月便告夭折。孙科一派的政治主张，原本倾向于胡汉民。但此时胡一心只想控制两广，保持西南半独立状态，无意重返南京，而实力派陈济棠根本不愿意孙科在广东分割自己的权力。因此孙、陈之间无法合作。早在非常会议期间，两派就因争夺海、空军权，闹得水火不容。孙的亲信傅秉常就曾明言“不应捧此‘土军阀’”。[88]

尽管孙科痛恨汪精卫抢走了他的行政院院长位置，对蒋介石的独裁也表示不满，但立法院院长的高位，对孙仍有相当的吸引力。权衡利弊得失后，孙科最终还是回到南京，出掌胡汉民曾长期担任的立法院院长一职，太子派要人梁寒操任秘书长，吴尚鹰、傅秉常、陈肇英分任立法院经济、外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后十余年，立法院成了孙科一派的主要政治舞台和实力据点。

西山会议派自国民党二大后，即长期游离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圈。国民党四大后，西山会议派领袖全部恢复党籍，在团结御侮的号召下，重新回归党内。覃振、居正、谢持、许崇智、熊克武等人分获高位，或出任五院正副院长，或当选国府委员。这些人虽是国民党元老，但自身并无实力，尽管给他们安排的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他们也乐得以此终老。从此，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不复存在。共和国成立后，没有一名西山派重要成员投奔新政权，尽管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但都一直坚持反共，这在国民党其他派系中所仅见。[89]

1932年初，在蒋汪合作下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几乎容纳了全部曾经武装反蒋的地方军事领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人都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仅张发奎例外。宁粤和谈期间，张发奎在汪精卫授意下，促使第四军离开广西，对蒋汪合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汪出任行政院院长后，为了表示同蒋精诚合作，竟避而不见张发奎。第四军最后奉命调入江西“剿共”，张也被迫接受蒋介石所赠10万元出洋费，赴欧考察。从此汪、张破裂，也结束了张桂军长达两年多联合反蒋的历史。[90]

蒋介石通过宁粤对峙事件，深知以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尚不具备同时对抗汪、胡的能力。他此后多次在日记中对当年扣胡一事进行自省：“当时讨平阎、冯叛乱以后，乘战胜之余威，应先积极统一各省军民财各政，而对中央内部谦让共济，对胡特予信任与尊重，以国府主席让之，则二十年胡案不致发生，内部自固矣。”并以此提醒自己“不可再蹈民国十九年冬之覆辙”。[91]因此，蒋汪合作政府组成后，他一改过去一人身兼国民政府主席、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多项职务的妄自尊大做法，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牢牢握住军权。“委员长”一词，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蒋介石的专用称谓。国府主席由林森担任，行政院院长让给汪精卫，中政会也改由蒋、汪、胡三常委轮流主席，同时，蒋还容纳了过去党内众多反对派加入新政权。

尽管胡汉民此后仍以“在野”之身，坚持抗日、反蒋，并以“均权”相号召，但始终未能形成新的反蒋浪潮。胡所控制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形式上也不得不始终表示服从中央。这说明各派反蒋势力，在经济上比起有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要软弱得多，在外交上得不到欧美列强的支持，军事力量也不及蒋强大，无论哪一派都不可能脱离蒋介石独立掌权。

此后尽管出现过三次规模较小的武装反蒋事件，即1933年陈铭枢领导的福建事变，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领导的两广事变，但都是地方实力派独自发动，缺少党内力量的广泛支持，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很快就在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下迅速瓦解。此后，蒋介石借“剿共”之机，率部进入西南、西北，湖南何键、四川刘湘、云南龙云、西北马家军等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效忠中央。1942年，蒋介石又借苏德战争爆发之际，将长期亲苏的“新疆王”盛世才降服。

随着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妥协，此后党内再难形成联合一致的反蒋基础，逐步确立了蒋介石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1935年底国民党五大前后，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在国内的声望也逐步提高。当时学界领袖胡适曾评论道：“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位置。”[92]尽管此时地方实力派和党内领袖无人再拥有挑战蒋的实力，但蒋深知就党内历史地位而言，他还没有达到说一不二的地步。他也吸取了两次下野的教训，不再斤斤计较于名分，亲赴山西太原和山东泰山，面邀阎锡山和冯玉祥来南京出席五全大会。

就在这次五全大会上，有代表提议《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93]都被蒋介石拒绝。国民政府主席继续由林森担任，由大会选举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二项职务，蒋介石分别让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而自甘担任这两个机构的副主席，只是牢牢抓住军权，成为事实上的领袖。

1936年5月，胡汉民在广州去世，蒋介石的地位无形中得到提高。半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期，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94]西安事变后，因国中尚无人可以代替蒋来实现全面抗战，故中共主张和平解决。到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蒋才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不久汪精卫降日，被开除党籍，蒋氏终于成为党内的唯一领袖，彻底完成了后孙中山时代的领导权继承问题。此后，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主要表现为在蒋介石独断控制下的各派系之间的矛盾。

五 派系党化：蒋介石领袖地位的巩固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返回家乡奉化的当天，在日记中总结教训时写道：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95]

这是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自我反省。蒋介石在总结下野教训时，最关注的是“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结果。此后他不断反省：“今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96]而另起炉灶，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建立一支能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和组织机构。

蒋介石所感慨的“无组织”，主要是基于他不能从容控制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尽管此时党内有二陈控制的CC系听蒋指挥，但在对抗胡汉民、汪精卫等党内派系以及各地方实力派或明或暗的内争时，其作用并不能令蒋满意。为此蒋介石一度想改组现有党组织，还特意向戴季陶征求意见。但戴氏持反对态度，“彼以改组本党为不可”。[97]戴氏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蒋尚不具备改组国民党的实力。

除CC系外，最令蒋介石信赖的就是他一手培养的黄埔子弟兵。为此，他秘密在黄埔学生中筹建一新“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有论者将此后忠于蒋介石这一“派”下逐步壮大的“系”，称之为“派系党化”，其最大特点是逐步“发展成为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组织”。力行社就是派系党化的典型，而CC系也同样具有这一特征。[98]

力行社的创始成员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他们大都是30岁上下、多在军队中服务又拥有一定实力的中层干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和国民党自身的散漫和分裂，他们深感“目前党已不能发生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在党内建立起核心组织来，由核心组织来动员全党，然后再由党来团结全民，动员全民，方能对日作战”。最初的倡议者是留日归国的黄埔四期学生滕杰，很快得到贺衷寒、曾扩情、康泽、胡宗南等一批黄埔学生的赞同，并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蒋介石日记中最早记载力行社的情况，始于1932年2月15日：“晚与贺衷寒等谈组织少年党事”。一周后蒋再次召见“贺（衷寒）、康（泽）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挖置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蒋介石还为力行社亲自拟定“誓词”：“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如违誓词愿受极刑。”[99]2月28日，力行社在南京成立，最初成员28人均为黄埔军校第一至第六期毕业生，第一期最多共10人。他们中大半有留学背景，其中留日归国者多达14人，5人留学苏联，1人留学德国。[100]在成立大会上，全体共推蒋介石为社长，并尊称蒋为“领袖”，而不再称“校长”。[101]此后，“领袖”这一新称谓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控制的各派系中开始流传。

力行社的组织系统共分三级，最高机构称三民主义力行社，是核心的秘密组织；其次是革命同志会（最初分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一个负责军方，一个负责地方），它是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机构；最外层是中华复兴社，公开领导各级党外群众组织。这三级机构对外通称复兴社。复兴社到解散时，共有成员数十万人，而核心机构的力行社社员最多不过三百余人。

蒋介石对力行社曾寄予很大期望。在成立最初的三个多月间，他几乎隔天对力行社干部训话一次，且“凡与力行社会议，每次皆在三时以上，学生幼稚令人心焦”。[102]力行社核心成员中，有一非黄埔出身的刘健群，深得蒋介石的信赖。刘健群北伐时担任过何应钦的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了一本《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小册子，大意是说国民党完成北伐后，组织逐渐松懈，党部衙门化，干部官僚化，以致内乱外侮纷至沓来，因此主张国民党必须改造，“集结其精锐党员，穿着国产蓝布服装，以示自力更生，力行三民主义”。[103]刘健群的主张正好同力行社的理想一致，遂经桂永清、滕杰介绍，加入力行社。蒋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刘健群，对其评价甚高：“阅刘健群条陈，稳健思急，见为快乐”；“批阅刘健群条陈，甚有所见，为一难得之青年也”。[104]

刘健群加入力行社后，很快成为核心人物，并继滕杰、贺衷寒之后出任力行社书记长。因力行社是秘密组织，不为外人所知，而刘健群所写的《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一书，不久就流传到社会上，使“蓝衣社”之名不胫而走，被外界指为立行社效法意大利法西斯“黑衫党”，以此指责蒋介石建立秘密组织，搞独裁。而力行社成立不久，蒋介石也的确陆续派遣多批成员赴意大利、德国，考察两国政党的组织形态。

蒋介石是否渴望在中国建立法西斯，或力行社是否具有法西斯性质，学界对此可说是见仁见智。蒋在日记中曾写道：“‘法锡斯蒂’党之条件：一、国民性衰落；二、社会基础不固；三、宪政未上轨道。四、有特出领袖。今日本之国情皆不合此条件，故料日本军人组织此党徒乱其国，其失败必矣。”[105]尽管他讨论的对象是日本，但以此来衡量，何尝不是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评判。这段时间，蒋介石不断自我反思“准备时期组织之重要，而且组织以人为主，故求人心切。自恨昔日识浅见少，坐井观天之错误也”。[106]但蒋介石还是有着强烈的国民党“党统”观念，国民党的旗帜，他是始终高举的。这年7月9日，天津《大公报》曾“电询组织‘法昔司蒂’之有否”，蒋提笔复之曰：“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方法完成革命使命，中正生为国民党员，死为革命党魂，不知有其他组织也”。[107]1934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人在柏林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报道，说有一批力行社成员“向德国招待主人很清楚的说出中国对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无兴趣，有兴趣的只在实际的组织问题上”。文章进一步论述道：“南京显然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之能创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和粉碎支派与反对党有很大的印象。”[108]这一判断或许更符合蒋介石建立力行社的真实心态。

蒋介石有一个习惯：为了更好地控制属下组织，常常偏爱成立两个性质相类似的机构，通过彼此竞争，分别向他争宠，以达到使其效忠自己的目的。比如在黄埔系中有何应钦、陈诚两派的对立；在情报组织中有中统和军统之争；在财政金融方面有孔、宋两家互斗。抗战时期，他还纵容CC系的朱家骅同二陈闹独立。

同样，在建立力行社时，他又授命陈立夫在党方CC系统外，另外成立一个效忠于他的“青白团”，其成员仍以青年为主。1932年4月，蒋介石召见陈立夫，“以青年人才不能接近为念”，督促陈加紧组织。[109]据陈立夫回忆：“蒋委员长看到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们去组织。叫黄埔系去组织‘复兴社’是秘密的，是蒋委员长核准的，他们又被称为‘蓝衣社’；我们这边也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叫做‘青白团’，双方都不以党的名义去拉青年，把他们吸收进来以免被中共拉走。‘复兴社’是军方的，‘青白团’是党方的。”[110]可见，蒋介石是有意让双方相互竞争。复兴社骨干陈敦正回忆说：“所谓‘党方’，是指CC而言，‘党方’是‘复兴社’对CC的称谓，这一称谓，据我所知，是经过蒋公的核定。”[111]

无论是“军方”的力行社，还是“党方”的青白团，都并非只在各自的地盘活动，而是相互挖墙脚。力行社下的革命青年同志会首先将触角伸向CC系的大本营中央政治学校发展势力；而陈立夫在组织青白团时，也多方搜集力行社的情况，并一度成功收买力行社成员葛武启，“泄露组织秘密给陈立夫”。此事“被贺衷寒发觉，干事会决议处以死刑”，但被蒋介石阻止。[112]蒋明知陈立夫此举不妥，但仍袒护陈。5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力行社为葛武启案起纠纷，小学生之难御也。”两天后，他亲自“与青白团员谈话，商定组织办法”。[113]但陈立夫的组织工作发展缓慢。半年后，蒋再次与陈“谈党事”，明确告诫陈“如明年不能形成新党基础，则再过三年，余年五十，救国之日愈短，希望更少”，命陈努力进行。[114]

即使是在力行社内部，由成立之初的28人发展到鼎盛时期的300余人，也同样是拉帮结派，纠纷不断。邓文仪之子邓元忠采访了数十位力行社成员而写的《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一书，对此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它（力行社）的缺点以及所遭遇到的种种问题，早在民国二十一年都已显示出来。其最严重者要算是当时领导干部中，由于各人的性格观点不同而造成的很多不协调的形态，以至产生后来各自为政的趋势。例如贺衷寒常被人误认为有做领袖的野心，又因他在干事会内与数位湖南人过从密切，故引起他有组织湖南人的小组织之嫌。

因胡宗南与戴笠交谊较深，故有人说他们是浙江派。胡宗南的势力多半是在军队内，二十一年时，革军会的发展较革青会为快，因此相传干事会中有人以革军会发展有助于胡宗南之势力为由，提议立刻停止该会的活动以制止浙江派者。尤其是康泽在二十一年中曾数度提出要组织西南青年同志会，但被贺衷寒与滕杰否决，因此又有人认为康泽有意成立西南小组织。当政训班成立之后，班主任刘健群曾向滕杰讨论如何阻止康泽介入该班人事的办法。[115]

抗战爆发后，力行社和它的外围组织复兴社以及CC系统的青白团同时宣布取消，合并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但其领导核心仍由黄埔系控制。蒋介石为加强对三青团的领导，在原来黄埔学生基础上又加入了黄埔教官陈诚、张治中等人主持团务，而独立于CC系之外，由此引发了以后更大的党团矛盾。[116]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下属间的矛盾如何加剧，其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效忠蒋介石。

蒋介石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始自他第一次下野后的复出。1928年2月，蒋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设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它是中统局的前身，“主要的工作目标，侧重于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侦察与防制，及其党徒的策反与制裁”。[117]

立行社成立后，下设特务处，由戴笠负责。此时，蒋介石对情报工作的要求，已不是仅仅针对中共，而是扩大到全社会，特别是针对党内反对势力。他在日记中曾就情报工作的要求写道：“组织政党，澈底政策，必先组织侦探队，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动，监督党员腐化，宣传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此侦探队之任务。”[118]此后一段时间，蒋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情报组织上，阅读了一批情报学知识书刊，并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载：“定情报课程，发力社款，定情报组织法，情报精巧与重要实为治国惟一之要件，但选人甚难，梦寐求之，未易得也……看各国情报活动之内幕，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119]他还多次感慨：“期得一人为情报领袖。”“情报人员与组织皆无进步，焦急之至。”[120]为此，不得不多次与陈立夫“谈情报组织”、“谈情报事”。[121]

1932年9月，蒋介石无奈中将上述两机构合并为一新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第一、第二两处分掌党、军方面的工作，由徐恩曾、戴笠分任处长，第三处掌管总务，由丁默邨任处长”。[122]正是这三人以后分掌了中统、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

在解决“无组织”、“无情报”时，蒋介石大多从“党权建设”方面考虑。同时，他还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政权建设”。蒋介石是军人出身，从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至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八年间，他的主要精力大都用于军事指挥。在打天下时，他更多地关注“军队建设”，凭借“军权”完成统一，并依靠CC系为他牢固“党权”。在此期间，他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注政权建设。

1932年蒋介石复出后，逐步稳定控制了南京中央。此后，政权建设成为他政治生涯中一个必须面对的新考验。而政权建设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需要一批有治国理政才能的干部。在此时期，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感叹“无干部”的苦恼：“旧党员多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古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而未在本党任仕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在此中求之乎。”[123]此后，蒋介石将眼光逐步投向党外，陆续延聘了一批新干部，而这批人则被时人称为政学系。

在政学系的形成过程中，蒋介石的盟兄黄郛起到了核心作用，分别为蒋介石推荐了一批北洋旧官僚（如杨永泰）和政权建设急需的财政（如吴鼎昌、张公权等）、外交（如颜惠庆、顾维钧等）、教育（如翁文灏、蒋廷黻等）等人才，而为蒋所重用。[124]钱昌照同黄郛、北大教授陶孟和三人是连襟，分别娶沈氏三姊妹为妻，因而得到蒋的信任。1930年代初期，为了有效处置教育界频发的学潮，蒋介石一度以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教育部长，任命陈布雷、钱昌照为副部长，而实际工作主要由钱负责。钱既受蒋信任，又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据他回忆：“我替蒋介石延揽了许多大知识分子（当时没有统一战线这词），介绍和他见面，为他讲学。他自己每每用红铅笔记些谈话或讲话的要点，学得些新知识。他是军人，惯于纵横捭阖，拉拢吞并各方军阀，有时甚至用大笔金钱收买。但知识分子不容易用金钱收买，而且他与知识界也少有渊源，所以他乐于我为他撮合。”[125]在钱昌照的安排下，蒋介石自1932年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召见了一大批学界精英，虚心向他们请教，借此一面“交换智识”，一面“选拔人才”，“而且得以联络感情”。[126]透过这批著名学者的讲课，不仅提高了蒋介石的治国能力，更重要的一大收获是很好地改善了他与知识界的关系，并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如清华大学代校长翁文灏、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等进入国民政府。[127]

蒋介石之所以将眼光投向党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人才匮乏。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选举前夕，蒋曾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此次选举，幼稚者争名，老病者腐败，卒使名实相反，似此选举，使本党不仅亡国，必招灭种之罪，思之苦痛悲惨！”蒋所称的“幼稚者”，大都是指他的年轻部下CC系和黄埔系，虽然忠诚度无须怀疑，但能力不足以负责政权建设；所谓的“老病者”则大都是与国民党有深厚渊源并多次参加过反蒋运动的党内大佬们。他们在“党权”方面都是蒋的竞争对手；而党内支持蒋的元老，又都不为蒋所信赖。早在南京国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对支持他的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评价道：“季怯，而静硬，组默，皆有病也”；特别是“与静江兄谈天，格格不入，为之心碎”。[128]无奈，蒋介石只好将眼光扩大到党外，并成功延揽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参加政府工作。此举不仅扩大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改善了国民党的政治生态，为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干部”的困境。

从政学系的发展脉络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形成期，大致从1932年初蒋汪合流到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在此阶段，政学系对外影响最大的是杨永泰，核心成员有熊式辉、张群等人。

早在北洋时代，杨永泰曾同李根源组织政学会，并与黄郛相熟。1929年黄郛将杨永泰介绍给蒋介石。由于杨与国民党没有历史渊源，而其早年在政学会时又反对过孙中山，因此受到南京政府胡汉民等元老的压制。1932年杨永泰随蒋介石赴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针对“剿共”问题，他提出一套“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理论，得到蒋的认可，遂被蒋任命为三省“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剿共区域”的政治事务，包括人事任免。一度南京中央所能控制的省区“政府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俨然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院”。[129]此外，委员长侍从室这一机构的设置和运行方式，也是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并付诸实施的。正是因为他有着极强的办事能力，1935年蒋又任命他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同国民党既没有历史渊源，又没有战功，投蒋之后短短数年，便得到信任且升任封疆大吏，这自然引起跟随蒋介石一起打天下的CC系和黄埔系的不满。陈立夫曾公开表示：“其实在他来之前，蒋先生用的都是年龄较轻的人，他来了之后就开始用老年人，也开始用非国民党籍的人。”[130]

虽说政学系的“灵魂”是从未参加过国民党的黄郛，但因他同陈其美、蒋介石、张群是拜盟兄弟，所以党内反对势力，特别是CC系的二陈不敢把黄郛视为打击目标，因而聚焦到杨永泰身上，甚至在党内一度传播“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说，借此表达对这批人的不满。此后，凡是同杨永泰接近，包括与杨并不熟悉且与国民党缺乏历史渊源而获得较高政治权势的人，都被党内各派势力（无论是反蒋派还是拥蒋派）视为竞争对手和共同的敌人。反对他们的最佳理由，就是杨永泰在历史上反对过总理孙中山，而冠以“政学系”的名义加以打击。

由此可见，政学系完全因杨永泰个人而得名，大致是从1933年他出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时开始传播。而这一时期杨永泰所任命的官吏，职务最高者不过省民政厅长一类，他们此后虽然仍同政学系成员保持一定的关系，但很少再有升迁的机会，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具体运作没有太大的影响。

政学系的第二阶段，自1935年底国民政府的改组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其主要成员则是由黄郛、钱昌照负责安排的这批学者和金融家。他们顺利加入政府的一个契机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1935年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意外被刺，不久出国养病，胡汉民又远在欧洲游历，南京中央再次出现蒋介石一人控制的局面。不久，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继任行政院院长，全面改组政府，正式吸收了这批精英加入政府。这完全是由蒋独断决定的，“汪、胡各派除汪先生略有保留外，果夫、立夫竟未能丝毫与闻”。[131]

1935年底组成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如下：

院长 蒋介石（原汪精卫）

副院长 孔祥熙（连任）

秘书长 翁文灏（原褚民谊）

政务处处长 彭学沛连任（仅三个月，分别由蒋廷黻、何廉继任）

内政部部长 蒋作宾（原甘乃光）

外交部部长 张群（原汪精卫兼）

军政部部长 何应钦（连任）

海军部部长 陈绍宽（连任）

财政部部长 孔祥熙（连任）

交通部部长 顾孟馀（原朱家骅）

铁道部部长 张公权（原顾孟馀）

实业部部长 吴鼎昌（原陈公博）

教育部部长 王世杰

新内阁成员中，增加者几乎清一色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如翁文灏、蒋廷黻、张群、张嘉璈、吴鼎昌、王世杰。留任的阁员，也只是在汪内阁中由蒋掌控的军权和财权部门。这更引起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忠诚于蒋的CC、黄埔系的反弹。时任国民党中监会秘书长王子壮曾在日记中写道：“自一中全会后，号称容纳各派的行政院各部，相继成立，主持其事者显然为政学系之一般人。犹忆一中全会时，张溥泉先生慨华北之紧张，欲谒蒋有所陈述而竟不得见，于是于会中痛切陈词，除责各派之纷歧外，并直陈人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是真奇谈等语。所谓中国银行楼上者，即杨永泰、张群、吴铁城等之所在，政治上为蒋先生运筹帷幄之所也。”[132]

“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不是在号称党权高于一切的中央党部，而要“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此话出于局内人之口，可见党内对政学系的不满程度。但蒋介石对诸多反对之声并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行政院各部人选，皆以才德为主，尤以引用党外人才之政策告成；虽内部多不谓然，但竟能贯彻主张，是亦最近之成功也”。[133]

此后十余年间，被视为政学系骨干的主要成员变化不大。1936年杨永泰遇刺身亡，黄郛因病去世。接替黄郛代蒋介石联络这批人物的正是他俩的盟弟张群，张成了政学系无人替代的核心。此外，还有一些准政学系成员，如河南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因与杨永泰关系密切而被视为政学系；陈仪（曾出任浙江、福建省政府主席及台湾行政长官）、吴铁城（中原大战时随张群赴东北说服张学良，后接张群任上海市市长）、黄绍竑（虽是桂系出身，中原大战后与李宗仁、白崇禧和平分手，投靠蒋介石，先后担任广西善后督办、内政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人，他们大都官至省主席，资历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又与传统粤籍党国领袖关系不大，因此常被视为准政学系成员。

那么，政学系又是如何控制中央政府的呢？

据新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回忆：“那年，正式院会改在周二上午举行，非正式会议（欲称小型院会），于周五下午在委员长官邸举行。小型院会中只有孔祥熙、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王世杰、何应钦、翁文灏和我出席。秘书及书记人员均不得列席。”在会议中“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因为最后的决定不是表决的，而是由院长个人决行的。依照法律和传统，中国行政院的部会首长颇似美国的国务卿，而不像英国的阁员”。[134]从上述人员中不难看出，行政院的核心会议——小型会议除何应钦、孔祥熙外，几乎成了政学系的聚会。尽管这批部会首长没有表决权，但“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他们是最有可能影响蒋介石的人。

蒋介石吸收的这些专业精英大都不是国民党员，却占据了中央政府许多重要位置，这不能不引起党内各派的不满。尽管各派之间的政治立场不同，但在反对蒋介石向党外开放政权这一点上，彼此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常将内心的不满发泄到政学系身上。抗战胜利后，张群在美国同黄埔系健将康泽谈到党内派系问题时曾说道：“人家都说我们是政学系，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组织，我们只有一批朋友，这批朋友多少有些能力和经验。”[135]对张群的这种解释，CC系领袖陈立夫也承认：“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136]“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它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政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137]

在政学系众多成员中，并非都不想建立一牢固组织。早在抗战前，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就想结合内阁中政学系成员组成一核心机构。据翁文灏日记载，1936年5月，“熊天翼来谈组织其‘智囊团’事”。[138]尽管熊式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增补为中执委，但在党国体制下，他深感重大方针“一切皆由中央党部组织领导，余个人无何单独建议，故少发言，鸣亦形成孤掌。平日服务于地方，对中央事固不甚清楚，而一般会议若无组织的运用，个人除尽其一分子之凑数外，不易发挥任何作用”。但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对此多不以为然。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就曾善意地提醒熊：“对中央议论太直率。此与中央及地方俱无益处，多言宜戒。”吴并告诫熊：“地方不宜造成小领袖，贵州尤应为此。”[139]

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大都同吴鼎昌态度一致，翁文灏就曾表示：“余全为国家工作，以蒋为唯一领袖，绝未加入任何系派。”[140]而政学系的核心人物张群更是“熟知蒋对自己属下最忌有二：（1）援有私人，自成系统，或造成小集团，利用政治机会，与蒋对抗；或朋分利润，令蒋受到损失。（2）贪污。”[141]张群的态度更令熊式辉组织“智囊团”的想法落空。

相较于派系党化的CC系和黄埔系，政学系没有明确的层级架构和组织依托；其成员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此前同国民党缺少渊源，只是因各种不同的政治背景或人脉关系，参加政府后彼此来往较多。同时，他们又大多拥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具备较强的行政组织能力，彼此因政见相似而同声相求，因地位相近而相互照应，且又绝对忠于蒋介石，而为蒋所信任，成为国民党政权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势力。

回顾国民党的派系与内争，大致可以抗战爆发前后分为两个阶段、三种类型。

第一阶段，抗战爆发前。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常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争夺“党权”。此时，真正影响党内各派系的主要矛盾，并非党内领袖间不同的政治态度，更多地表现为借“党统”之名，争“党权”之实。虽然，党内斗争常被冠以种种“反对个人独裁”、“护党救国”的名目，但其实质都逃脱不了“权力”二字。最终，蒋介石依靠“军权”，打败或重新平衡了党内各反对势力，并确立起自己在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

第二种类型，则是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纠葛。由于地方实力派多在北伐后才参加国民党，在“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下，无缘以“党统”自居。因此，每当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周旋时，看得最重的是如何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或蒋介石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他们中的一部分势力就会冒险一搏，以求获取更大的实力或生存空间。由于地方实力派在一波又一波的反蒋抗争中并不能团结一致，而是各有打算，彼此猜疑，为蒋介石分化收买、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

第二阶段，是抗战开始之后。国民党内已无人能够挑战蒋介石所代表的“党统”。此后的党内斗争，则表现为第三种类型，即在蒋介石之下，各派系之间纠纷不断。1946年7月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话时，曾对国民党权力结构归纳道：“国民党的最后决定权是操在蒋介石的手中，但蒋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他下面各集团影响的。每一个集团都在他之下，都非操有全部的权力。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系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这样各集团都是只有一部分权力，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同时每一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142]他们彼此之间或为争权或为争宠，纠纷不断，此类内争一直持续到国民党败退台湾。

以上三种类型，大致就是国民党派系与内争的主要表现。

[1] 本章由金以林撰写。

[2]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第289—290页。

[3]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97页。

[4]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92、94页。

[5]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局，1931，第531页。

[6] His-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1-1945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pp.196-198.

[7] 田宏茂：《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朱华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66—81页。

[8] Andrew J. 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p.32.

[9]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第377页。

[10]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674—675页。

[11]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第163页。

[12]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文史哲出版社，1992；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第23—64页。

[14]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第546页。

[15] 参见杨天石《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第51—88页。

[16] 《蒋介石日记》，1943年7月26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下文引用蒋日记行文标明日期者不再出注。

[17] 蒋介石：《复上总理书》（1924年2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161页。

[18] 沈云龙、谢文孙访问纪录《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23页。

[19] 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中华书局，1962，第13页。

[20] 《蒋介石日记》，1921年5月23日。

[21]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45、283页。

[22]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47页。

[23] 《汪精卫集》第3卷，光明书局，1930，第3页。

[24]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第116页。

[25] 据卫立煌秘书回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号称蒋介石的“五虎将”。“这五个人都是北伐时期蒋介石老本钱第一军当中的团长，和蒋介石历史关系最深。后来他们升师长，升军长，升总司令，步子都差不多；说起打仗来，拼死命，冲锋陷阵都不如我们卫老总。卫老总一不是浙江人，二不是‘穿黄马褂子的’（黄埔系），再拼命，他也没有得宠。那四人，不是黄埔军校的区队长，就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才是真正的嫡系；我们卫老总连黄埔军校的大门也没有跨进过，实际上是一个‘嫡系当中的杂牌’。”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69页。

[26]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南粤出版社，1987，第197、 204页。

[2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第504页。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09—510页。

[29]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275页。

[30]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龙门书局，1965，第63、67页。

[3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2页；有关“蒋李交恶”最详细的论述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3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4页。

[33] 陈公博：《寒风集》甲篇，地方行政社，1945，第245—248页。据张国焘回忆：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感到失望，国民党左派也是愤愤不平。但左派的观点与中共同志的看法究有若干距离……他们多数人所注意的是党权问题，有的人说：“汪精卫被撵走了，党权也破产了，现在是军人天下。”鲍罗廷这个鲁仲连对于这些愤恨难平的左派，也是抚慰有加。见氏著《我的回忆》第2册，第523页。

[34] Martin Wilbur，“Document 25，”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p.264.

[35] 《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30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民国档案》1999年1期，第5页。

[36]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38页；另参阅《吴铁城回忆录》，三民书局，1968，第154—162页。

[37]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72—273页。

[3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9页。

[39] 《李宗仁回忆录》，第204页。

[40]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92页。

[41]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472页。

[42] 相关论述参见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

[43] 有关国民党左派的论述，见Ch’en Jerome，“The Left Wing Kuomingtang——A Defini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15，1962，pp.557-574；So Wai-chor，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1924-1931（Oxford ［Engl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中国反左防左运动的历史根源》，集成图书有限公司，2001。

[44]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第33页。

[45] 《汪精卫全集》第3集，转引自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92页。

[46] 陈公博：《苦笑录》，第41—42页。

[47]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8次会议记录及附件》（1925年9月15日），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第391页。

[48] 邹鲁：《回顾录》，三民书局，1976，第175页。

[49] 董显光：《蒋总统传》，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第63—64页。

[50] 陈公博：《苦笑录》，第110页。

[51] 陈公博：《苦笑录》，第106页。

[52] 邹鲁：《回顾录》（上），第201—203页。

[53]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09页。

[54] 《李宗仁回忆录》，第345—346页。

[55] 《李宗仁回忆录》，第357页。

[56] 《程天固回忆录》，龙文出版社，1993，第207—208页。

[57]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08页。

[58] 《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第6页。

[59] 《国闻周报》第5卷第34期，1928年，第1页。

[60] 陈公博：《寒风集》，第268—283页；Arif Dirlik，“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gtang，” Modern China，vol.1.1（Jan. 1975），pp.46-75；Robert E. Bedeski，“The Tutelary Stare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Kuomingtang Ideology，1928-1931，” China Quarterly，vol.46（April-June，1971），pp.319-320.

[61]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9日。

[62] 《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微缩胶卷：72/0950。

[63] 《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

[64]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中华书局，1963，第152页。

[65]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第123页。

[66] 《蒋介石复宋子文转朱家骅电》（1931年12月31日），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国史馆”，2004，第522页。

[67] 《龚德柏回忆录》，龙文出版社，1989，第326—328页。

[68] James E. Sheridan，Chinese Warlord，Feng Yu-hsiang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398.

[69]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2辑，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60，第337—339页。

[70] 《政治分会存废案》，《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第7页。

[71] 《整理军事案》，《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第8页。

[72] 《胡汉民报告北伐及编遣经过》，《中央日报》1930年7月11日。

[73]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第1072—1074页。

[74]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速记录》（1929年3月20日），转引自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49页。

[75] 《开除李宗仁、李济琛、白崇禧党籍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第50—51页。

[76] 陈公博：《苦笑录》，第190页。

[77] 《粤中将士拥护中央》，《中央日报》1929年4月1日。

[78] 《李品仙回忆录》，中外图书出版社，无出版时间，第107页。

[79] 黄旭初：《记民十八年的武汉事变》，《春秋》第183期，1965年，第12—15页；《李宗仁回忆录》，第401页。

[80] 《李品仙回忆录》，第109页。

[81] 陈公博：《苦笑录》，第212—219页。

[82] James E. Sheridan，Chinese Warlord，Feng Yu-hsiang，p.398.

[83] Lucian W. Pye，Warlord Politics：Coalition in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1971），pp.777-797.

[84] 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第20页。

[85]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第1页。

[86] 《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第123页。

[87]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第2页。

[88] 《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第123页。

[89] 以北伐时最早建立的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为例，随蒋介石到台湾的仅有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第三两军军长谭延闿、朱培德均于抗战前去世，第五军军长李福林1952年病逝香港，其余四位全部投奔共产党和新政权，他们是四军李济深、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

[90]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60页。

[91] 《蒋介石日记》，1941年6月9日。

[92]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第159页。

[93] 《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毛笔原件，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1/13.15—3、61—9。

[94] 《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10日。

[9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2日。

[96]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8日。

[97] 《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27日。

[98]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华文出版社，2011，第261页。

[99] 《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5、21日。

[100] 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第178—179页。

[101] 《滕杰先生访问记录》，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16—18页。

[102] 《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5日。

[103] 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2页。

[104] 《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22日、6月3日。

[105] 《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17日。

[106] 《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6日。

[107] 《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9日。

[108] 转引自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联经出版公司，2000，第9—10页。

[109] 《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7日。

[110]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第224页。

[111] 陈敦正：《复兴社·蓝衣社·青白社》，载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50页。

[112]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177页。

[113] 《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31日、6月2日。

[114] 《蒋介石日记》，1932年11月30日。

[115]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242页。

[116]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224—226页。

[117] 王禹廷：《中国调统机构之创始及其经过》，载徐恩曾等《细说中统与军统》，传记文学出版社，1992，第14页。

[118] 《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7日。

[119] 《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1日。

[120] 《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19、26日。

[121] 《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0、24日。

[122] 王禹廷：《中国调统机构之创始及其经过》，载徐恩曾等《细说中统与军统》，第15页。

[123] 《蒋介石日记》，1932年9月1日。

[124] 参见金以林《蒋介石与政学系》，《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

[125]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第35页。

[126] 《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20日。

[127] 参见金以林《蒋介石的1932年》，载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28]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9日、3月5日。

[129]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87页。

[130]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66页。

[131] 《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12月2、12日，中研院近代史所，2001，第524、535页。

[132] 《王子壮日记》第3册，1936年1月14日，第15—16页。

[133] 潘光哲、黄自进编《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国史馆”，2011，第482、484页。

[134] 《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第191、198页。

[135] 《康泽自述》，团结出版社，2012，第137页。

[136]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72页。

[137] 唐德刚：《政学系探源》，《观察》2008年第1期，第63页。

[138] 《翁文灏日记》，1936年5月18日，中华书局，2010，第45页。

[139]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8，第241、246页。

[140] 《翁文灏日记》，1942年4月10日，第761页。

[141] 冯若飞：《张群其人》，《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1371页。

[142]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535页。

第六章 国民革命军的制度与战力[1]

自民国成立后，国民党的行动主要是联军阀以制军阀，以及透过国会的立法与选举，以便取得权力，实践其理想。但是两者均无成效，即便是孙中山一手培植的陈炯明也因理念不合而叛变。孙为使革命能有所发展，乃欲建立自己的武力。

对孙中山而言，多年来他一直以欧美先进国家的民主政治作为中国发展的模式，但是列强却认为中国为落后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局，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则将造成中国的动乱，尤其是孙所提倡的民族主义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直接影响到列强的利益。因此，对孙的革命活动，不仅不予支持，反而多方的杯葛。1922年陈炯明的叛变（六一六事变），则使孙再度思考与俄国合作的可能性。一方面，他认为俄国的计划经济和他的实业计划相似；另一方面，他对苏俄的政党与建军成功的秘诀，甚感兴趣，尤其是红军以粗劣的装备，能打败优势对手，使他甚为羡慕。在现实的利害上，在孙的革命历程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给予巨额的金援，更没有一家愿意帮助他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并提供大宗的枪炮船舰。而自1919年开始列强对华实施军火禁运，苏俄对孙的军火援助，更如雪中送炭。因此，1923年1月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至上海与孙谈判合作问题，孙即要求派遣军事人员协助，并由廖仲恺进一步与越飞讨论创办军事学校问题。同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等赴莫斯科，研究苏俄军事制度、红军的政治训练，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准备。10月，为配合国共合作政策，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翌年，黄埔军校成立，为民国政局日后的发展，投注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 黄埔建军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创立于1924年，因校址在广州黄埔，故又称为黄埔军校。这所学校系孙中山在苏联的协助下建立而成，校长蒋介石，其组织体制系参考苏联红军，对国民革命军的各军事学校，甚至整个军事体系，均有深远的影响。

黄埔军校初期的军事课程由苏联顾问负责指导，采用苏联和当时最新的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并且根据革命的迫切需要，在学习时间无法过长的情况下，制定教学内容，以战场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主。政治教育是黄埔军校不同于过去任何军校之处。具体的内容包括有三民主义、党史、经济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等，1926年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则又增加总理学说、宣传技术、各国革命史、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课程。[2]

黄埔毕业生于东征、北伐诸役表现优异。1928年3月，军校迁至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制造场所，学生毕业后均分发至各部队。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所军校培育出来的学生，一般被认为素质颇高，但是数量过少，1928—1937年，仅毕业10731人。抗战爆发后，初期基层军官消耗极大，如1937年淞沪战役时，蒋介石将嫡系精锐部队投入战场，与日军激战3个多月，伤亡惨重，在此一役中即丧失初级军官达10000人，造成了基层干部的断层。由于对干部补充的需求激增，而战时军人待遇不佳，军校招生困难，遂不得不降低报考标准。战前规定高中毕业始得报考，自1937年起即降为初中，以初中肄业程度入学者也不乏其人。中央军校在战前由于军人待遇良好，报名人多，录取颇为不易，如1935年第12期招考新生，录取率仅为7%。抗战爆发后，由于招收人数大增，录取率自然也随之升高。据一项资料显示，1940年第六分校招生，录取率即高达87%。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教育期限也被缩短。战时中央军校及各分校，学生在校修业时间，包括入伍训练在内，最长者为19个月，最短的则尚不到9个月。此外，战时由于经费、设备不足，又缺乏严格的淘汰制度，学生的素质自然下降。

黄埔军校师生，在现代中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1940年代后期，曾在黄埔任职者，许多已出任总司令、省主席、部长等军政要职；中央军中团长以上职务，则几乎全为黄埔毕业生所占，许多甚至担任军、师长以上的重要军职。这些黄埔师生自成一团体，通常被称为“黄埔系”。[3]

二 军队政治工作

黄埔军校自创办之初，即仿效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1924年9月，蒋介石派总教官何应钦筹组教导团，该团以军校教官和学生为骨干，由从各地招收的青年所组成，组织及训练均采用苏俄新制，是为中国第一支设有党代表的军队。11月，孙中山令将该团改称“党军”，亲任总理，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军事秘书。1925年4月蒋改任党军司令官。1925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编组国民革命军，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福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4]从此党军名称不复存在，国民政府统辖下的所有军队，统称为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中的党代表，其职责为监察行政、参加部队管理、指导党务和主持政治训练，并保障军事训练及一切战斗任务的完成。军事指挥官的命令，必须有党代表的副署，方能有效。从党中央起至总司令部，各军、师、团、连各级均有党部和派有党代表，通过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和督察委员会（连只设执行委员会），政治部则建在团以上单位。北伐开始时，军、师党代表大多由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担任。[5]国民党“清党”后，废除党代表制度，军队政治部与党部之间的关系，并未有明确的划分，导致纠纷不断。政工的衰落导致军队各级政训部门遭裁撤，政治训练工作由军队党部兼办。战前军队党部因成效不彰被撤销，各军、师、旅、团党部被并入各该部政训处，统称政训处。军中党务工作，由政工人员兼办。[6]至抗战前夕，军队政治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统辖，全国200万军队中，政工人员仅有3616人。

抗战爆发后，军队政治工作重新受到重视。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改组，原执掌民众训练的大本营第六部和军委会政训处合并成立政治部，政治部部长的地位与军政、军令、军训三部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院长平等。抗战期间，先后担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张治中，均为蒋介石的爱将，显示蒋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视。虽然如此，一般政工人员的升迁和地位，均远逊于同级的带兵官，因此无法吸收人才加入。加以经费不足，蒋介石三令五申要每师配装一个电台、每团装配一部收音机的计划，直至抗战结束仍为画饼。[7]

自从党代表的制度改为政工制度后，军队政工人员成为部队长的特业幕僚，如其意见与部队主管不合，主官不仅不理，甚至随时依其个人的好恶予以撤换，因此部队中的人事、经理大权，完全由部队主官一人掌握，原有党代表的副署权力不再存在。[8]军队政工在中央军中的主要工作成为官兵的政治训练和思想教育，旁及官兵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不过成效如何，尚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根据1941年一项对147个部队单位（以师为单位）617名士兵的调查，仍有30%的士兵不知道中国国民党，52%的士兵不知道三民主义；即使知道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士兵，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名词以外的内容，显示政训工作似乎并不成功。[9]国民政府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政工人员又在部队中办理五人联保连坐，并秘密设置政工辅导员，暗中监视士兵。至于军队政工在地方部队的工作方式又不完全相同，除了一般思想教育外，主要工作在于掌握部队实际力量，了解部队对蒋介石的真正态度，以及部队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政工人员需要与地方部队的军官交往，特别是对营长以上军官，要了解每个人的出身背景、才能、品德、嗜好、政治态度以及属于部队中的何种派系，并以各种方式秘密调查部队官兵确实人数、武器装备、经理状况、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对于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凡思想倾向中央、年轻有为，或在部队中影响较大者，分别报由上级核定调至各训练班受训，阶级较高的军官，有时会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或是财务上的馈赠。对与蒋介石离心离德的部队，有的是调换部分干部，有的则是将整个部队打散或改编。[10]

在官兵关系方面，国民革命军创建初期，相当重视下层官兵的参与。邓演达任职黄埔军校时，即曾提倡“三大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与意见公开，严重1926年任国民革命第一军第廿一师师长时也曾实施，后来陈诚（曾任严部团长）将邓、严二人所倡导的“三大公开”在其部队推广实施，获得良好的效果。[11]不过在实际上，部队普遍仍不让士兵参加会议，不让士兵发表意见，而中共军队除了指挥外，大多数决策须经过士兵的讨论。[12]因此，国方部队官兵之间的距离，一般要较中共军队为大。1946年东北四平街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为了争取在第一时间慰问将士，乃立即飞往四平，再坐汽车驰入市区，当时市区尚未清扫，沿途布满阵亡官兵的尸体，座车从死者身上辗过，熊竟然面不改色。[13]此一事件或许是极端的例子，但显示了军队官兵之间的隔阂。

国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点既在政治训练、防制异党和监视地方部队，对于军民关系的经营，自然较为忽略。一般说来，东征、北伐作战，甚至抗战时期的台儿庄战役、三次长沙会战与滇西战役，军队均能获得民众支持，有助于作战胜利，但是整体而论，其军民关系无法和中共相比。[14]以河南为例，1938年6月至1944年3月，豫西民众暂时免于日军铁蹄的践踏，但是却遭受到“水、旱、黄、汤”四大灾难（指水灾、旱灾、黄泛和汤恩伯）。河南民众对汤恩伯部队的愤恨达于极点。至1944年3月，日军侵犯豫西，日军以郑州、洛阳为攻击重点，兵力不到12万人，汤恩伯和蒋鼎文此时部队则有50万人，但已两年多未曾作战，军队松散。自日军发起进攻后，汤部一触即溃，日军迅速攻占郑州、洛阳，继而攻占叶县、临汝，汤部最后撤往嵩山山区，在败退途中，扰民如故，激起民众强烈愤怒。此时，豫西“土皇帝”别廷芳所遗留下的地方武力，即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结合地方群众，袭击汤部，使汤部饱受损失，成为惊弓之鸟，甚至一闻枪声即以为是日军，纷纷缴械逃命。据估计，约有汤部队5万人被缴械。沿路均是汤部丢弃的枪支、弹药、骡马、装具、车辆、无线电台甚至高射炮，次日当地百姓纷纷前来“清扫战场”。[15]事后检讨，发现中原会战各部队于溃败时所受民众截击的损失，甚至大于作战的损失。[16]抗战末期，中国取得世界“五强”的国际地位，“五强”一词遂经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文字标题中，此时却有民众将军队违纪扰民的行为，包括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五种，称为“五强”作风。[17]

国方军队和民众的关系，直至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始终未能改善，蒋介石1949年9月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此时“军民情感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是扰民。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的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的最高的主官住着，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18]而此一时期中共军队的政治工作，则做得十分成功，往往部队未到，宣传队先到，“老大娘”、“老大爷”叫得亲亲热热，解释部队为什么来；部队离开后，宣传队则挨家检查有没有打扫干净，有没有借了东西没还，有没有打破了碗没赔。有些地区民众冒险断路、埋雷、割线、炸桥，阻止国方军队前进；甚至砸锅、卖铁、拆屋、喂马，支持中共军队作战。[19]而国方军队由于与民众关系不佳，使其不论在后勤补给、医药卫生方面，或是战地情报的搜集上，均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

三 最高统帅

长期担任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深受儒家想影响，重视人际关系，平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干部的训练和与各级干部的互动。其对干部的要求，固忠诚与才能并重，倘若不能兼得，则以忠诚为重。蒋对下属，采家长式领导，表面上威严刚直，对干部的痛责常不假辞色，但是每自我反省惕厉，不过似无向当事人表示歉意的记载。蒋对演讲、书告十分重视，每亲拟提纲，字斟句酌，但发表后并未能追踪考核；平日所思大小事，每多以手令形式交办，但是也大多成为虚文。[20]蒋对地方军系，系采取妥协的策略，利用感情的笼络、金钱上的收买和赤裸裸的武力作支撑，最后得以统一全国，[21]并和强敌日本对抗，以落后的武器装备苦战八年，以空间换取时间，终将日军拖垮。曾多次反蒋的高级将领张发奎，晚年在回忆抗战时，曾有以下中肯的评论：

大多数海内外同胞认为，我们以劣质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是甚么因素使我们赢得最后胜利？是政府的英明领导，军民的竭诚合作，以及高昂的士气，这三种因素使我们成功的以空间换取了时间。[22]

抗战胜利，蒋介石接着面对的是来自中共的挑战。经过八年抗战，中共军队的实力和战法均已和过去大为不同，但是蒋介石和国府军政领导阶层对于中共仍普遍缺乏深刻认识，并以武器装备作为评估中共战力的唯一要素。军队内部普遍认为，蒋对各地区作战的构想和决策，系根据上层幕僚人员的判断而制定，与战场实况难免隔阂，在研议过程中，经常既不征询下层意见，也不重视战场指挥官的意见具申，加上情报不灵，对敌军状况无法充分掌握，故所做决策，常与作战部队的实况及能力不相符合，导致战略难以取得战术的充分支持。此外，军队的指挥系统层级过多，不仅信息层转耗时，且易泄密，蒋只得以手令或电话越级指挥。长此以往，下级纵有指挥长才，也无法发挥，甚至逐渐失去自主及应变能力。[23]在1948—1949年的三次关键战役中，蒋的作战指导，先是主观武断，继而张皇失措，进退失据，终至束手无策。[24]对于国共内战期间的失利，蒋身为最高统帅，应负最大责任，殆无疑问。

军队成员素质的好坏，和军队战力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一支军队如果成员素质低下，即使部队的人数众多，其战力也不能强大。以下拟将1930—1940年代的国方军队军官分为高级（将级）军官、中下级（校、尉）军官和士兵三类，对其出身背景和素质分别加以讨论。[25]

四 高级军官

出身背景分析

研究抗战前后国民革命军将级军官的人事问题，最完整且最权威的原始名册，应为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制的《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1936年出版），收录有1247名陆军将领资料；以及国防部第一厅所编的《现役军官资绩簿》（1947年出版），收录有陆军将级军官3274人。根据以上两种资料，我们可以为抗战前以及抗战后期的将级军官，各画出一幅素描。

表6-1 陆军将级军官出身背景统计（1936年）

表6-2 陆军将级军官出身背景统计 （1947年）

从表6-1、表6-2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现象。

第一，战前陆军的将官出身黄埔者极少，且出身黄埔的比例乃是随着阶级高低成反比。至1947年，将官出身黄埔者已有显著增加，其比例也是随着阶级的高低而成反比，少将出身黄埔者已占多数（出身陆大及外国军校者，也多系黄埔毕业）。

第二，战前陆军的将官出身保定者颇多，约和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相当；出身保定的将官，以中将和少将较多，上将则较少，原因或许是保定成立较晚之故。抗战结束后，将官出身保定者，已有显著减少，少将出身保定者尤少，原因为保定军校已于1924年停办。

第三，将官出身陆大及国外军校者，不论是战前或战后，比例均小。

第四，将官出身地方军队及行伍者，在战前约和出身保定者相差无几，上将出身地方军队及行伍者尤多。至抗战结束后，将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已大为减少。

以上是抗战前后将官出身背景的一般趋势。以下拟再就陆军重要军职人员（战前的各路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和战时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集团军的正副长官）的出身背景情况有所分析。

表6-3 战前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

表6-4 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1944年）

从表6-3、表6-4可以发现以下几种现象。

第一，战前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者极少，各路军总司令中无一人系黄埔毕业，军长、师长中也只有1/10是出身黄埔。至抗战后期，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中，虽然仍只有一人是黄埔毕业，但是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以下的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者已有显著增加，且职务越低的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的比例越高，如集团军正、副司令有33%毕业于黄埔，军长和师长中则各有36%和47%出身黄埔。

第二，战前重要军职人员出身保定者颇多，且职务越高者，出身保定者越多，如各路军总司令中出身保定者占2/3，军长中出身保定者占37%，师长中出身保定者占20%，至抗战后期，也有类似的现象。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中有50%出身保定，集团军正、副司令中有38%；至军长阶层则只有33%，比不上出身黄埔的多，至师长阶层，更只占17%。

第三，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陆大及国外军校者，不论在战前或战时均少。

第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不论在战前或战时，均在1/3以上，显示战时重要军职人员素质的提升有限。

成员素质的分析

综合以上对于抗战前后陆军一般将领及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几方面的趋势及含义。

第一，抗战前后陆军将领有“黄埔化”的趋势，战前保定所占的重要地位，战时逐渐为黄埔所取代，在直接掌握兵权的军长、师长阶层，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抗战时期出身黄埔的将领，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当时黄埔的训练相当粗浅，时间也短（仅有6个月），所学到的专业技能自然有限。

第二，抗战前后陆军将领（含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的比例，均有降低的现象，显示战时将领的素质有所提高。在各兵科中，以特种兵将领的素质较差，如主管后勤业务的将领，绝大多数毕业于直隶经理学堂（民国以后改为陆军军需学校），然后在北洋部队任职；骑兵和通信兵的将领，也绝大多数是出身北方部队的旧式军人。这些出身地方军校或是行伍的将领，或许极为勇敢、战场经验丰富，但是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却普遍缺乏认识。

第三，抗战前后陆军将领出身国外军校者甚少，而且多是一次大战期间或是一次大战前出国留学者，因此对于一次大战以后的军事科技与战略，多未能有深刻的认识。[26]虽然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将领所受训练，一般来说仍较其他将领扎实。

第四，抗战前后陆军将领出身陆大者也甚少。陆大为军官深造教育的主要机构，但是毕业人数有限。据统计，至抗战结束时，陆大毕业军官在军中共2100人，分布情况如下：（1）中央军事机构约有600人，其中以陆大及所属的参谋训练班人数最多。（2）战斗序列各单位共约1500人，其中每一战区司令部约有10人，每一集团军总部3—5人，每一军司令部3—5人，每一师司令部2—3人，兵站机关共约120人。陆大所学者，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至于陆大毕业生担任参谋职务者的表现，一般认为陆大出身的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主任，指挥多比较得体。

抗战前后的陆军将领，自离开学校后，除了短期的训练班队外，很少有人能够有机会继续接受兵科学校和陆大的正规深造教育。在先进国家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学校、部队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无此机会。此外，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后，由于连年作战，升迁容易，常是一战一升官，也减少历练机会。战前德国顾问对此种快速升迁的方式即引以为忧，曾多次向蒋介石陈述，认为一个军人如果不先任下级军官，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必定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即使是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抗战期间，由于人员伤亡大，加以部队屡次扩编，许多人升至将官时仍很年轻。据统计，1944年时，陆军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50岁以上。[27]少年得志，自然容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即和苏俄立国之初的历史十分类似，但是和中国截然不同的是，苏俄军官的教育程度，在革命后大有提升，如一位学者即认为红军军官的军旅生涯中，有一半是在各级军事学校中度过的。而在军事学术快速进步的20世纪，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却被迫以20年前所学的知识，和他们范围有限的经历，去应付现代战争的复杂问题，战力无法提升是可以预期的。[28]

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军队将官的学问与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的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29]一般将领也都认为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然缺乏出色的战略家，但在基本战术、战略原则上，均能一丝不乱，绝少发生重大错误；做事也多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抗战后期，美国先后派遣来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W. Stilwell），对于中国高级军官的素质，即每多表示不满，如他在1942年5月26日呈蒋介石文中曾表示军官的素质和其阶级、职务呈反比：“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是不缺乏优秀之士。在这些阶层要将缺乏效率者淘汰较为容易，擢优弃劣后，对于士气将有好的影响。至于军长和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当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每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以为只要自距离前线五十哩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勇气。”[30]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A.C. Wedemeyer），对中国较具同情心，但是对高级军官的评价也甚低：“在我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是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military capacities）和知识，他们的带兵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31]

外国人士的坦率批评，往往激起国人的反感，认为是有意丑化政府形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本人对于这些批评并未否认，而认为本身应加检讨。1944—1948年，蒋在陆军大学开设将官训练班，召集将领，进行补习教育。[32]他并曾于一次开学典礼中指责在场的将领：

如果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军长、师长和参谋长等，都能具备外国军官一样的精神和学问，负责任、守纪律，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那我们军队的力量一定精强，精神就一定振奋……现在反动派到处宣传，说我们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下级军官也很健全，唯有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人人都是腐败堕落，而且阶级越高，精神越萎靡，行动越腐化，狂嫖烂赌，走私经商，吃部下的空头。不仅反动派如此说法，就是一般外国朋友也是如此看法。这不能怪人家轻视我们，而必须反省我们本身有没有这种缺点。我可以说，我们高级将领虽不是人人如此，至少大部分已经腐败堕落了。且不谈私的生活，你们试一检查自己司令部的内容和业务，就可以知道实在是空虚而泄沓。现在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庞大散漫，办事没有科学的精神，不知用科学的方法，高级将领管理不力，指挥无方，对于部下工作人员，没有适当的训练和考核，以致人浮于事而事无责成。尤其是命令下达后，可以说根本没有监督它实行。所以部下对于命令是否明了，已否执行，完全不理。如此，任何事情都不能认真实在，那就无怪乎我们军队有名无实，内容空虚了。[33]

不过参加受训的学员，许多并未体会蒋介石的苦心，带了参谋或秘书，代为做功课，自己则吃喝玩乐，把受训当成休假，因此成效不彰。[34]

国方将领的学问和能力不如日军，固属事实，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检讨的是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除了前述军事教育质与量不足、升迁过速、未能实施经历调任等原因之外，以下两项因素也不可忽视。

第一，指挥官的分外责任与杂务过多。先进国家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平日除了训练及自我充实外，别无所事，原因在于指挥官本身均受完整训练，各级干部素质相称，后勤补给制度健全，物质条件具备，而近代中国的指挥官则无此福气。各部队长每为“开门七件”及其他琐碎事务，终日忙碌，以致无暇专注于教育训练，甚或以交际应酬为能事，以此为猎取功名的快捷方式，而疏忽学术。1943年，军事委员会颁布《军师长亲勤督训办法》，即是对此而发；盟军关于“中国军官地位越高能力越弱”的批评，军界人士也认为是其来有自，不尽为诬。[35]论者以为，如想排除军队及军官的分外责任，使其专心于部队的训练及本身学术、技能的充实，应在以下各方面加强。（1）军队任务方面：实施军民分治，部队长不干涉地方政治及民众事务；确立保安制度，由警察及保安部队负责地方保安，军队专行训练，而不驻防。（2）人事制度方面：军官缺员应迅速补充，避免产生干部不足的现象；提高军士待遇，以健全军士阶级；改善兵役，防止逃兵；充实人事职员的权责与业务，使主官除考绩外，无人事烦恼，更不容随意行事。（3）经理制度方面：凡粮饷、被服、阵营等事务，军需人员应切实负起权责，无须军官分心经理。（4）教育训练方面：大量分设或扩充各兵科学校，充实并普及各级军官的兵科学术技能，特别是将官及上校尤为必要，期以充实其本身及对部下教育训练的能力；分区设置军士学校，以提高军士水平；充实器材、场所及设备，以提高教育训练质量。

第二，参谋组织不够健全。将帅如需亲自处理细务，不仅不胜其烦，而且心力分散，对于部队的监督，势必难期周密，故在将帅身边设有幕僚组织。学者指出，近代美军参谋本部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的时间。中国近代由于政治不安定、军队庞大，因此所需要时间也就更多。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执政尚不及十年，日本即发动侵华，缺乏时间建立完善的参谋制度。直自1937年为止，陆军大学仅训练出不到2000名的指挥及参谋人才，大多数部队指挥官均未受过陆大参谋作业的训练。[36]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的参谋制度才逐步建立，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940年时全国参谋学资不合者达1/2以上，至1942年减为1/3强。此时参谋的素质，如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事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部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军以上的各级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只是资历有不免稍差者。师参谋长多为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才，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凌乱欠缺，且较往日低落。至于各级司令部的中、低参谋人员，偶尔也有出身短期训练班的，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与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37]苏联驻华军事代总顾问返国时，曾应蒋介石之请，指出中国军队的缺点，认为“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团以上司令部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是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38]一般来说，随着参谋教育的发展以及军令部人事制度的运作，参谋人员的素质，不同于其他一般军官，至抗战后期，有日渐增高的趋势。至1945年时，各战区各集团军上校以上参谋，大多出身正式军校和陆大，中央系部队的参谋，出身陆大者更多。

这些参谋人员经过战火的洗礼，对军事战略与用兵作战，已有较完整的概念，有些参谋人员甚至认为抗战期间中国的武器装备落后，比不上敌人，但是在战术运用方面，陆大的毕业生绝不逊于日军的同级军官。例如中印公路的作战，打通印缅路时，一往直前，后来又在湘西芷江作战时，彻底粉碎敌人的战略攻势，因当时已获得美方的新式武器装备，可和敌人一较长短。[39]不过一些地方部队，直到抗战末期仍未有完善的参谋制度，而以“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若干参谋虽然读书识字，但仍不懂如何使用地图。[40]至于日军的参谋，由于陆大教育发达已久，即使是在二次大战期间仍有35%系陆大毕业，[41]素质较中国军队为高。

不过，外国人士对于中国军队的批评，似乎较少具备同情之心，甚至带有偏见；蒋介石对军队的批评，则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平心而论，国方军队将领中也不乏杰出之士，如中央军的陈诚、汤恩伯、罗卓英、孙立人、关麟征、杜聿明、邱清泉等，战时均是日军首要攻击对象。地方部队中，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入京参战，整个抗战期间，李、白并且一直负担一方面的重任；西北军系统的部队，如宋哲元所指挥的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各部，以及孙连仲、孙桐萱、曹福林所部，均善于打硬仗；粤军的张发奎、薛岳等，也都是抗战的中坚人物。

不过这些于抗战时期表现优异，甚至具有江西“剿共”经验的将领，至国共内战时期的表现，则大多远逊于中共将领。原因在于国方将领对中共的本质与特性、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普遍缺乏深刻认识。虽有若干将领具有江西“剿共”经验，但是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军事思想和战法，已和江西时期不同，整体形势也和江西时期不同，国方将领仍沿用江西时期的碉堡战法和抗战时期的守势思想，仰赖空中支持，放弃夜间行动；而中共军队则擅用运动战结合游击战，养成机动、攻势的思想，故战场主动常操中共军队之手。虽然国方也间有将炮兵集中运用及主动出击，如1947年5月的运城作战，与关麟征所倡议的三合阵地，但也都是守势思想中的战法，而非攻势的积极作为。整体而论，国方以守城或夺取地形要点是尚，仅重视一城一池的得失，往往因固守点线而分散兵力，被中共军队各个击破，未能以对方有生力量为目标，而中共军队反是。[42]加以蒋介石对高级将领指挥作战，每过于干预，而未能充分授权，致使下级纵有指挥长才，也无法发挥，甚至逐渐丧失自主及应变能力。因此国方将领中，甚少有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之类的统帅型将领，在东北，先是杜聿明，继之陈诚，再则是卫立煌，均不堪重用，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时蒋介石所用的几位将领依旧不行。蒋长期重用的胡宗南，配备有最佳的美式装备，在关键时刻仍让蒋大失所望。少数统帅型将领（如白崇禧），或未获重用，或彼此之间无法合作，以致未能建立起良好的高级指挥阶层。[43]

至于国方的一般将领，国防部对于第三厅（主管作战）各级主管及全国部队各级参谋长的人选，均安排陆军大学或陆军大学研究院毕业的人员担任。[44]因此，国方将领并非全为愚蠢无能，军事计划和战略也并非全为错误，例如内战初期蒋介石强调，必须将中共军队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中共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再加以“清剿”；又如国方在全面进攻失败后的重点进攻，西面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重点，东面以对南京、上海威胁最大的山东为重点，计划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一则以占领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并截断中共东北与关内的联系与补给线，一则从东西两翼挤压中共力量，然后分别进入华北与中共军队决战。再如徐蚌会战中，国方以其精锐80万人的重兵集结，利用徐州有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交会便于机动增援的条件，进行徐蚌会战的计划，均为颇具战略意义的军事谋略与计划，只是未能实施而已。一般来说，国共内战期间国方将领的军事理论素养，较中共军队将领为高，无怪中共建政后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曾选聘许多前国方将领为中共高级将领授课，以提升理论素养和指挥能力。[45]不过，国方将领在军事理论素养上的优势，在国共内战中并未发挥多大作用，真正重要的仍是双方军队的整体素质。

五 中下级军官

供求状况

抗战前，中国陆军部队计有步兵师177师，独立步兵旅60旅，独立步兵团43团，骑兵师9师，骑兵旅5旅，骑兵团3团，炮兵旅4旅，炮兵团18团，炮兵营15营，工兵团2团，交通兵团3团，通讯兵团2团，宪兵团11团3旅，官佐共13.6万余员，士兵189.3万余人，合计202.9万余人。当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军队中有配备德制武器的一流作战部队8万人，但是淞沪一役，消耗中央的精锐部队已超过3/5，加以士兵程度不佳（虽然在当时已是最好的了），临阵作战，全靠下级军官亲自指挥，因此下级军官伤亡尤大，几达1万名之多。战前十年间所训练的军官，在此一役即丧失10%，造成了基层的断层。根据1938年军政、军令两部的统计，每年需要培养（亦即补充）初级干部人数，约为4.5万人；其中3/4以上是由各军事校班造就，其余则由行伍擢升。

抗战期间，中央军校及分校所培育的学生，在15万人以上，各机构又召训兵科军官97577人，行伍军官84235人，弥补了基层军官的不足。

出身背景分析

有关国民政府时期军队人事的详细统计资料，由于一向被列为机密，故极为罕见，据笔者尽力收集，仅得两件较为完整的资料。

第一份资料为1936年1月28日美国驻华武官关于中国陆军军官出身统计的报告，其中收录以下表6-5、表6-6。

表6-5 陆军军官阶级统计

表6-6 陆军军官教育程度统计

表6-5、表6-6共收录上将以下直至少尉的统计数字，报告中注明各项数字“均是出自一位军政部官员的估计。在这方面，官方从未公布过数字，因此这些数字虽然不可靠，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数字前，仍有参考价值。”[46]不过，由于所列各级军官总数（136474），与《抗日战史》一书所称“官佐共一十三万六千余员”几乎完全吻合，因此本项数据的正确性，应是相当高的。此外，根据表6-5的数字，将官总人数仅占所有军官人数的1.3%，因此表6-6数字大致也可以反映中、下级军官的状况。

第二份资料为军训部1945年所出版《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份统计。

表6-7 军训部1944年度调查陆军各部队中下级现役军官素质统计

由表6-7的分类方式，可以看出这项统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军训部的业绩，不过也透露出了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所列数字，虽然对养成教育和召集教育的内容均未做细分，似嫌简略，但是对各兵科分别加以统计，极具史料价值。

成员素质

以上两份资料，虽然均存在缺陷，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全面性统计数字前，似乎仍可用以观察一般的趋势。如将表6-6、表6-7做一比较，再辅以其他史料，似乎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观察。

第一，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增高的趋势。表6-6指出战前军官出身行伍者占29.1%。至1944年时，表6-7指出中、下级军官中，行伍军官所占比例虽仅为32.9%，但是在“已受召集教育者”栏中，行伍必然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抗战后期，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甚至宣称有85%勇敢善战的军官，均为行伍出身。因此行伍出身的军官比例，在抗战时期有明显升高的趋势，似乎是可以确定的。

一般来说，能升为军官的士兵，每多擅于作战，但是，行伍军官的缺点，则为未入过军校，相对说来，对于军官的要素——指挥，较为缺乏，训练部队也比不上军校出身的军官，加以教育程度较低（根据一项估计，1935年时，有一半以上的行伍军官完全不识字），[47]因此在部队中常不被视为正途出身而遭排斥，升迁速度也较慢。不过，也不是没有例外的情形，如战时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虽是黄埔出身，但是不排斥行伍出身的军官，在他手下的各级军官中，行伍出身的约占1/3，而军校学生约占2/3。

第二，军校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表6-6指出，战前军校出身军官的比例为70.9%，但是表6-7指出，1944年时，中、下级军官中，出身正式军校者所占比例，则降为27%。至于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在中、下级军官出身的重要性，和高级军官相同，均有阶级越高，保定出身比例越高；阶级越低，黄埔出身比例越高的现象。如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所编《第一期第一届陆海空军官佐任官名簿》第一册，共收录有上校569人及中校1397人的资料，将其出身背景加以统计即可发现，上校出身保定者占34%（203人），出身黄埔者占4%（74人）；中校出身保定者占26%（365人），出身黄埔者占19%（268人）。

北伐完成后，由于中央政府的努力，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制造场所，学生毕业后通常均分发至中央政府的部队，例如陈诚的第十八军，从连长、排长至师长，有80%为黄埔出身。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些军官的素质，一般认为颇高，但是数量过少。据估计，1928—1937年，中央军校毕业学生仅有10731人。抗战爆发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对军官的需求遽增，必须加速训练工作，水平自然因而下降。至于自行伍升上来的军官，虽未接受过特别的军官教育，但是在战场上常被指挥官及官兵视为比仅受过速成教育的军官更值得信赖。

第三，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各兵科之间有颇大的差异。从表6-7可以看出，1944年时各兵科中、下级军官接受养成教育比例，依序为炮（48.4%）、机械（44.6%）、骑（33.8%）、工（29.0%）、步（27.3%）、通讯（21.6%）、辎重（6.8%），显示各兵科中、下级军官素质高低，似乎与该兵科专业化程度（所需专门知识的多寡）相关。至于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的比例，则依序为通讯（76.1%）、工（52.4%）、炮（39.7%）、步（28.1%）、骑（26.9%）、机械（24.0%）、辎重（22.9%）。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者比例的高低，则似与该兵科召集教育的发达与否相关。

步兵向为中国军队的主力，占中、下级军官人数80%以上，值得做深入的观察。前引《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共收录步兵上校1105人、步兵中校2159人的资料，兹将其出身背景分别统计如表6-8。

表6-8 步兵上校、中校出身背景统计（1936年）

表6-8显示，战前步兵校级军官的“黄埔化”，已获得一些成果，中校以下军官出身黄埔者已超过保定，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步兵中、下级军官的素质，也有降低的现象，如表6-7所示，1944年时，步兵中、下级军官出身正规军校者占27.3%，而出身行伍者增至28.1%。另一项资料则指出，1937年时，在一个普通的步兵营中，军官出身军校者占80%，至抗战后期则降至20%左右。[48]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各部队由于背景不一，因此素质与战斗力也不一致。以训练、军官的素质、武器配备及给养而论，由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埔学生所发展的部队，在抗战初期为全国最佳的部队（日人称之为“中央直系军”），然后依次为其他的中央军、广西军队，原来的西北军及东北军、一部分的西北回军、粤军、晋军，再后为云南、四川等其他的省军。[49]

一般说来，中央军干部素质较佳，虽然至抗战后期时，“各级干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学工兵的可以带步兵，老百姓可以当军需，名册上什么都有，实际上都是外行”，[50]但是仍要较地方部队“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为强，如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的方式训练士兵。台儿庄之役，卢汉的云南部队即因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则至抗战后期仍未采用疏开队形。又如孙渡的第五十八军为滇军部队，由于云南民性蛮勇强悍，因此士兵每多善战，但是各级干部的指挥能力和战术修养，能够称职者不多，绝大多数有勇无谋，顾虑欠周。因此整个部队的作战能力，长于攻而不长于守，有冲劲而无耐性；在无后顾之忧的状况下，对单纯的阵地攻防战，尚能应付；如要求灵活应用，制敌先机，则难以胜任。

各部队素质和装备好坏，和其战斗力的高低并不完全一致。抗战前期，装备和训练最优良的中央核心部队，在上海会战表现优异，在其他的各战役中，中央军虽有个别单位的英勇事迹，但是整体而论，表现平平。至抗战后期，派遣至印缅战场的远征军由于有最新式的装备、严格的训练及优秀的指挥，因此也有优异的表现。在地方部队中，广西部队及部分西北军部队表现出色，临沂、台儿庄、徐州各战役最为人所知，即使装备简陋的一些地方部队，也曾有良好的表现。可见战斗力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士兵的爱国情操和指挥官的能力、决心等精神因素也很重要。[51]

抗战时期，影响中、下级军官（无论是隶属中央或是地方部队）素质最重要的因素，即为所受的教育。如前所述，战时由于受到客观环境影响，教育质量下降，更重要的是，军校所教的，全是现代化、标准化的知识和配备，学生毕业后到部队，却发现军中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许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旧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52]因此，在学校所学常感无用武之地，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

另外，中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一如高级军官，需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于分内以外的工作。以连长为例，在其他先进国家，一个连长仅需负责训练和作战指挥，其他杂事一概不需过问，但是在中国则不同，连长除了训练、指挥士兵作战外，尚需兼管各项杂物，其中最令人烦恼的即为经理、病兵和逃兵。在经理方面，由于补给部门并非独立，连长之下虽有特务长辅佐，但是仍须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计划柴米油盐、经费、弹药、装备等。病兵和逃兵更是所有下级军官共同的梦魇。战时一位驻扎滇南的十四师排长，曾有以下回忆：

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玉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当日的情形，实际上之考虑超过道德之上之动机。因此士兵一有机会，必贪吃得生病。在滇南气温昼夜剧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们也害怕士兵会携械潜逃。和我们驻地不远山上的土匪，就出价收买我们的步骑枪和机关枪，机关枪每挺七千元，等于我们一个士兵四十年的薪饷。很多部队长即在夜晚将全部军械用链条锁在枪架上。[53]

除了各种杂务外，令中、下级军官烦恼之处还包括和上级或其他机关打交道，尤其是“对有关之机关，接洽金钱、物品之事务，更是痛苦万端，心如刀割。部门繁多，头头是道，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周流六合，均需应付裕如，最低限亦须立侍左右，强颜欢笑，受官腔直如便饭，承官架何啻牛马。对起码科员、收发之类应如此，股长、科长以及一切长更为低下”。[54]这些人职位虽低，但是也不能得罪，因为他们如果要帮你，可以头头是道；如果要整你，也会花样百出。一位军界人士即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盖科员以上的人员，随时均可将急如星火之公文掷入字篓或厕所中，再不然稍“买账”者，或不谙事实，或不明法理，不辨轻重缓急，一视同仁，沉着应战，此诿彼拖，如由死门入八阵图中。更不然，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稍有不合，即万劫不复。且一事非一机关、一部门所能办了，每一机关、每一部门，类皆如此。[55]

一个中、下级军官，除了正常的训练、作战外，还有那么多事要操心，怎能一一都照顾到？即使有能力，常常也无从发挥。因此战时一位在华停留多年的美军军官，即曾指出：中国军官“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56]中央军校出身的史家黄仁宇，也认为当时“如果让我们到英国、法国去带兵，保证个个都是一流的军官”。[57]

六 士兵

战前士兵的教育程度，至今尚未发现较为详尽的统计数字，一般的印象是大多为文盲。社会学家陶孟和曾于1929年调查山西第三编遣区警卫旅的946位士兵，结果发现能自己写信者占13%，其余均未曾识字读书，或曾读书而不能写信。不过1938年8月，冯玉祥在湖南益阳检阅长岳师管区第三补充团，发现新兵识字者竟达八成。抗战时期，所征兵的质量日益低下。根据一般的观察，士兵不识字者，占90%以上；无科学常识者几为100%。桂南作战之后，一位将领曾于宾阳测验一批从贵州拨补的士兵，结果发现文盲占97%，至于那些2%—3%的识字者，程度也不过文书上士。1941年，据第十四师一位排长的观察，“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58]一般的部队对于新兵，一方面要实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行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2—3星期，认米突尺需2—3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2—3星期，要教到会射击，则需2—3个月。1940年代，有些部队曾对士兵的教育程度加以统计，但是数字的可信度颇有问题，如以下两种统计中有关文盲的比例，即有相当大的不同（见表6-9）。

表6-9 1940年代国民革命军士兵教育程度统计

表6-9所举荣誉第二师，是由康复伤兵所组成的部队，其中老兵较多，因此识字者也较多，应是造成文盲比例较十四师为少的原因之一。

1944年，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经检验合格者，总数达125500人，惟因战事及交通运输关系，实际报到入营者不及10万人。其学历计专科以上占10%，高中以上占23%，初中60%，小学7%，对于军人形象的提升，帮助颇大。

在经济背景方面，由于士兵的社会地位低下，所以战前入伍的当兵者，多为贫困人家的子弟，平常人家如有子弟当兵，常会被讥为“没出息”，因此许多年轻人从军，事前均不能让家人知道；也有许多人不愿将女儿许配给军人。战前虽然实施普遍的征兵制，但是由于有知识、有钱、有地位者，可以逃避兵役，以致各地征送的壮丁，多为贫者、愚者和弱者。[59]至于士兵家庭的职业，试将搜集所得资料列举如下（见表6-10）。

表6-10 国民政府时期士兵家庭职业统计

表6-10所列前两种统计数字颇为一致——出身农家者约占80%，与整个社会的农业从业人员比例接近。至于荣誉第二师士兵出身农家者较少，或许是由于原务农的士兵受伤后，离开部队返乡者较多所致。

军界人士多认为出身农家的士兵，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的各种美德，根据战前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观察，中国人“是作军人的极佳材料，具有无穷的耐性，高度的服从权威，加上一个强壮、不易生病的体格。如能加以适当的训练和配置，让他吃饱穿暖，定期有饷可拿，即使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也将是个好士兵”。[60]战时在华外国人士也多有类似的观察，如史迪威1942年5月26日呈蒋介石文中，即指中国“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惯于吃苦，服从领导”。[61]7月7日他在对华广播中对中国士兵更是称道有加：

对我而言，中国人的伟大——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无怨无尤的忠诚、他们的认真、他们的艰苦卓绝——由中国士兵身上最可看出。他们备尝艰苦而不掉一滴眼泪；上级带他到哪里，他就跟着去，毫无迟疑；在他简单而率直的心灵中，从未想过他做的不是英雄做的事。他要求的很少，而永远都准备付出所有。[62]

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G.C. Marshall）也相信，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的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

不幸的是，抗战期间军中的生活水平下降，士兵的体格也随之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中国派送1800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68%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200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65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30人，最后只有105人被录取。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在年龄方面，根据现有的少数资料显示，国民政府时期的士兵，大多为年富力强的青年。如1932年时，第十九路军教导队士兵的平均年龄为24岁。以下两份较为详细的数字资料则显示，军队士兵中30岁以下者占90%，其中尤以20—25岁者最多（见表6-11、表6-12）。

表6-11 第三编遣区警卫旅士兵年龄调查（1930年）

表6-12 第十四军士兵年龄统计（1945年）

表6-11、表6-12显示，士兵固然多为年轻人，但是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老兵。这些老兵多为战前所募，当时曾经过一番挑选，部分系久经战役，每能尽忠职守，即使因为分散配置，为火力占优势的敌人所击溃，数日后，仍能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集合，各归建制，严整如初，对整体战力毫无损伤。因此各部队的干部，对于老兵多十分重视，如一位炮兵排长即称老兵是“国之瑰宝”，[63]另一位步兵排长则认为“如果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才能算数”。[64]对于这些老兵，在战前尚可以用升官加薪的方法施予奖励，但是战时军人真实薪俸下降，1941年少尉月薪42元，下士20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街上吃碗面，即需3元，所以利诱的力量不充分，但是也不能威胁，如果让他们在民众面前下不了台，则会“开小差”投奔其他部队。各部队为了留住这种人才，只得给予特殊待遇，即使是连长，也要对他们客气几分；军校出身的年轻排长，更是要陪他们吃狗肉、讲粗话，有些部队对他们甚至早晚不集合训话，也不出操，尽量让他们轻松愉快，以示优待。

在一些地方部队（如刘汝明、孙连仲和丁治磐的部队），老兵颇多，班长职务多由其担任，很受士兵的敬重，称之为“头目”。由于老兵对于部队战力的发挥十分重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部队的战力高低每与其老兵的多寡成正比。如东北军系统的第五十三军，自七七事变开始，至缅北畹町与驻印军会师，直至1947年调至东北“剿共”时，尚有半数以上是老兵，在当时是罕见的情形。

最后，拟再就各阶层军官的素质及行为模式略做比较。1942年5月26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谒见蒋介石，并提出一份改革中国军队的计划。计划中认为中国军队应精简编制，配赋充分的武器和装备；更换无效率的高级指挥官，并充分授权不加遥制云云。观其内容，实未超出战前德军军事顾问建议。事实上，当时中国部分军队尚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淘汰，尚虞酿成风潮，在战时此种断然措施，在政治上自不能立即执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在计划中曾对中国军队的各阶层，做出了概括性的观察。他指出，中国军队一般士兵温驯、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连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他认为以上各阶层如要汰弱擢强，将不是难事，且可以提高士气。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详见上文）。如前所述，蒋介石本人也曾多次公开指称军队干部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阶级职务的高低成反比。二人的目的虽然均在指责高级将领，但是也可以看出中、下级军官的表现，相对之下要较高级军官为佳。魏德迈则认为战时低级军官的表现比过去进步，主要是由于战前设立的一些兵科学校水平颇高所致：

国军为低级军官设立了许多极佳的（excellent）学校（包括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机械化学校），有助于培养较佳的军官。接替Maddocks参谋长职务的McClure将军，曾有报告称低级军官已大有进步，尤其是连长阶层，因此他对我们所计划的战斗行动，抱持着最乐观的态度。——一个好的连长可以带着一个平庸的师长向前推进。[65]

七 情报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交通部国际电信局局长温毓庆，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下，进行电讯情报工作，破译了桂系在上海秘密电台的密电，情报为蒋介石所用，后继续扩展及于对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人的情报，助蒋赢得了中原大战及石友三、唐生智对抗中央诸役，极具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均由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林蔚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盘案，后来侍从室也循此规例办理。[66]

国民政府另一个重要的军事情报机构，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特务处，在闽变及两广事变平定的过程中，曾扮演重要的角色。1933年10月，力行社特务处侦悉，李济深曾密派代表携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四人联署函件，与中共商谈合作问题，并签订“抗日作战协议”，同时急电苏俄速运大批枪械弹药，补充江西的红军。这些与苏俄来往的电文，为特务处所截收破译。11月7日，李、陈于福州成立人民政府，国号“中华共和国”。特务处长戴笠乃赴漳州，说服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及六十师师长沈光汉脱离闽方，中央部队得以长驱直入，顺利解决事变。[67]1936年6月，两广异动，两广势力联络了四川的刘湘、邓锡侯，湖南的何键，云南的龙云及山西的阎锡山，与中央对抗，但陈济棠、何键、龙云之间收发的密电码均为中央所破译，[68]戴笠乃派郑介民赴香港策划军事策反工作，因有粤空军的全部反正，先发制人，迫使陈济棠自动下野，中央不战而定危局。[69]

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的能力虽然较地方军系为强，但是仍然无法和日本相比。直至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各电讯情报机构仅能破译日本的低级外交密码及航空密码，对其陆军密码，则始终未能破译。在电讯保密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如军统），一般机关和部队普遍做得不好，[70]电讯保密工作表现不佳的原因，在于电报内容有时不免涉及各机关或部队主官、主管的私人事务，因此译电部门的主管均为首长亲信，译电人员也大多为首长亲信，这些人多不了解军电保密的重要性。尤其是地方部队的军电保密，中央更是鞭长莫及，军委会所颁布的军电保密措施无法贯彻。直至抗战末期，仍有军、师长以为电文加密后即是“无字天书”，不存在保密问题，[71]致使整个抗战期间日军破解中国军队密电的能力，高达70%—80%，对于其在华战役贡献甚大。[72]英美直至二次大战结束，始终无法推心置腹与中国进行电讯情报的交换，[73]中国方面也未能经由中美合作所或是中英情报合作计划，取得任何英美的电讯情报。更重要的是，同盟国在进行战略及政治上的全面规划时，常基于中国无法保密的理由，不让中国参与，例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对中国至为重要，但是中国被排除在外，对中国造成极大之害。[74]

国方电讯情报的能力固然比不上日本，和中共比较，也是居于下风。中共的无线电通讯和密码，在江西时期已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其电讯侦译与保密技术迅速超越国民政府。1930年代，中共已将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情报干部分配至红军，使得国方在五次“围剿”时期的电报，大多数为红军所破译，破译成功率几达100%。[75]红军的电讯保密能力，也非国方所能企及。以军统驻西安的电讯情报机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工作队为例，直至1946年，仍仅能研议陕甘宁边区往来的贸易密电，供胡宗南作封锁边区的参考，对中共的军政电报，则从未破译过。[76]因此，国共内战期间，国方仅能仰赖无线电测向和空中侦察，了解中共军队动态。但是无线电测向和空侦均有盲点存在：前者可以靠在电台的位置上下功夫来欺敌，如1948年9月中共军队南下攻击锦州，即命令各部队电台留在原驻地继续发报，用以迷惑国方。在空中侦察方面，中共军队多利用夜暗及能见度不佳天气行动，白昼则彻底隐匿。国方空军侦察受到极大限制，甚至为中共军队佯动所欺骗导致情报判断错误。例如1946年10月国方二十五师在叆阳边门被中共军队包围，主要原因即为保安司令部告知：“据空侦报告，匪军已被贵师击退，正向东逃窜，希即猛追。”[77]又因战争情报为中共军队掌握，中共军队利用当地民众组织全面情报网，监侦国方行动，致国方进入中共占据区，如堕五里雾中，往往在敌暗我明状况下行动，即使有机动作战观念，也难以实施。[78]

在人员情报方面，国方的情报能力也无法和中共相比。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始终未能派人打入中共内部，因此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领导的部队，除了军令部派在延安的联络参谋有时能提供一些一般的军事情报外，仅能根据缴获的中共报刊或文件，摘编一些资料提供各单位参考，情报价值不高。[79]至国共内战时期，国方对共方的情报工作依旧无法开展。[80]相对的，中共军队于抗战及国共内战期间的情报工作，则往往是以特工方式取得相关情报。国方机构和部队组织松散，虽然有政工部门，但是形同虚设，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军中任要职，其亲属、同乡、同学，均可引入军中，因此中共地下人员渗入极为便利。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中共开始向国民政府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下，将张露萍、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国民政府的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至国共内战时期，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第三厅（主管作战）厅长郭汝瑰、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等，均与中共有联络，国方的军事计划甚至最高指挥官的一举一动，中共往往在战役之前即已知道得一清二楚，而国方对于中共军队的动向，却常是一无所知，甚至连林彪率80万大军入关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蒋介石、傅作义均为林部休整假象所迷，判定林部至少需3个月至半年，才能入关作战，直到兵临城下，才知上当。至于长期潜伏在国方内部的将领（如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则和中共军队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方进入中共军队包围圈，国方焉得不败。[81]

八 部队训练

国民革命军自黄埔建军，始终未能建立健全的部队训练制度。部队训练，一如人事、经理，均由部队长包办。有些部队长重视训练，视部队训练关系全军成败者，也有的部长只重视领导权，虽得兵心，但是对于训练不重视，甚少亲自主持或讲评，[82]因此各部队的战斗力强弱不一。一般说来，部队训练存在以下弱点。

其一，训练和人事制度无关联。一个部队的训练成绩，如果可以影响部队长官人事的升降，则部队自然重视训练。例如北洋时期奉系军队的训练不佳，至于极点，因此战斗力低落，后来经过郭松龄的大力整顿，凡是训练成绩不良或是不懂教育的军官，无论其阶级是团长或旅长，一律予以撤职，东北军至此逐渐强健。[83]蒋介石对于战术、战斗教育，不可谓不重视，曾自编《剿匪手本》等作为教材，但是如欲落实，并非仅靠办军官训练团即可办到，必须透过部队训练，方能收效。自黄埔建军起，部队训练，一如人事、经理，每由部队长包办，因此各部队训练成效落差极大。抗战期间，除驻印军在印度蓝伽依美军制度完成坚实训练外，杜聿明任第五军军长时，曾亲自主持部队训练，其部属戴安澜、邱清泉、廖耀湘，也都是重视训练的将领，故第五军一直为蒋介石手中的“王牌”，战斗力强，十八军也是如此。[84]不过独木难撑大厦，由于训练和人事升降未发生关联，致使大多数部队不重视训练，常见的现象为第一等人当师长，第二等人当参谋、幕僚，第三等人到教育机关，第四等人当教官。如名将胡宗南对那些无能但是也不好撤差的将领或军官，即常命令其办训练或当教官。[85]

其二，战术思想未统一。由于效法的对象经常改变，以致部队的战术思想和训练方式也十分复杂。如在广东时期，军人读日本典范令、操俄国操、仿俄国编制；南京时期，中央军校习德式、步兵学校习日式，训练总监颁布部队使用的操典近日式；陆大研究战术，有以战斗纲要为依据者，有以德国军队指挥纲要为依据者。抗战爆发后，部队仍用日本典范令和教程，又混用俄国和美国的战术和编制。战争末期，驻滇及桂林干部训练班又全采美式。军校各期毕业学生，在校时所学者各有不同，在部队所施教育，自然也是各异其趣。[86]例如欧美各国在一战之前，由于武器简单，火力稀薄，部队多采密集队形，一战后，由于兵器进步，火力猛烈，为了减少损伤，部队多改采疏散队形。1935年，训练总监所颁布的操典，开始采用战斗群的战斗队形（small group tactics）和疏开作战，[87]但是采用新式训练方式的部队仍未普遍。至抗战初期，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不过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方式训练士兵，例如台儿庄之役时，南方卢汉的部队仍用集中队形（close formation），因此伤亡甚大。[88]1950年，一位将领甚至认为战术思想的不统一，是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

今日军事之失败，在将领不在士兵，在全体不在个体。以个体言，匪之师长，不比我师长优秀，匪之团营连长，不比我之团营连长优秀。然匪之所以胜，除组织力外，另有两个法宝，其一为统一之战术思想，其二为统一之战斗作风。以言战术思想，如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的体系。以言战斗作风，匪则不打则已，一打就猛，一打就狠，一打就硬，而且是歼灭性的。我则应付命令，敷衍任务，投机取巧，避重就轻，而并无战斗意志与战斗目标。但战斗详报，则信口雌黄，乱吹法螺。故今后欲战胜敌人，必须建立统一的战术思想与统一的战斗作风，使其全体化、整套化。[89]

其三，忽略重点教育。部队训练的成功，有其各种先决条件，如国民教育的普及、兵役制度的健全、军事学术的发展、后勤补给制度的完善等，但是国民政府时期，以上各项条件均尚未具备，加以战事频仍，人力、物力、经费短绌，部队教育训练的质量自然低落。即便是现代化的日军，在二战期间由于兵力消耗过速，训练也无法照平时进度执行。据估计，1945年日军中经过充分训练者，尚不足1/7。[90]在外部环境不良情况下，部队训练是否能抓住重点，即成为成败关键。国方各部队在战前即普遍忽视重点教育，至国共内战时期依旧如此。例如在战技方面，士兵射击技术普遍欠佳，命中率低，致弹药耗费大，所携弹药，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告罄，一旦补给中断，即丧失战力，多次战斗均因弹药告罄而失败。部队对于各种火器的使用，如机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平射及曲射炮，以及炮兵、战车等，多各自为战，而未能相互配合，发挥统合战力。[91]国方部队又普遍缺乏夜战训练，致使行动陷于被动，甚至日间所占领的目标，日没后因恐敌军逆袭，又行放弃。[92]

相对的，同一时期的中共军队，在训练上所面临的恶劣物质环境和国方类似，但是他们采取了简化训练内容的策略，特别强调跑步（目的在增强部队的体力和机动性）和实弹射击两项科目，使得战力所受物质环境的影响得以减小。[93]

九 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

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后，学习对象经常改变，造成装备种类的纷杂。国民政府时期，如同过去，既不能自行大量生产武器，也不能向外国大量购买装备，[94]因此装备极不统一。以时代分，远至几世纪以前的长矛、大刀，近至欧战以后流行的自动步枪、高射炮，无不兼用并备；以制造地分，有日本、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中国等。[95]抗战爆发后，所需军火除靠自己生产外，仍需自国外大量输入，输入国包括德国、苏联、美国、法国和捷克等。各种武器来源不一，弹药、零件的种类繁多且不能互换使用，于是补给的问题大增。例如自抗战后期起，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战力得以提升不少。不过至1946年，美国政府不满国民政府坚持“剿共”，不肯谈判，乃对华实施武器禁运达10个月之久，致使内战期间美型武器装备的妥善率极低。1947年一位记者采访沈阳部队时发现，一些机械化部队的大批卡车、装甲车和其他车辆，因故障无零件替换，被弃置于各营区内，风吹雨淋，成为废铁。又如东北一炮兵团系使用美制155毫米炮，因弹药不足，又必须消耗大量（经常不足的）汽油，以供应拖曳车辆，操作上反不如配属日制150毫米炮、靠骡马拖曳并且弹药充足的另一炮兵团。[96]除了补给问题，国方将领对于新式武器的认识不足，例如将坦克及重炮组成要塞，固定使用，而未能发挥其机动性，致使新式武器对战力的提升有限。[97]

国民政府时期的军费开支庞大，但是主要用于人事费用，其他开支甚受挤压。各机关部队经费常自负盈亏，如有结余，多用于对作战有功官兵的奖励及伤病人员的照顾，与经费领入一时未济作为周转之用。如有不足，则以“吃空缺”方式弥补，即遇士兵逃亡，迟日上报，新补士兵，早日上报，余出旷日粮饷，供单位使用或遭贪污中饱。因此，出纳、军需多由主官可靠亲信充任。[98]由于部队补给工作弊端甚多，直接影响到士气与战力。蒋介石早在1933年的一次演讲中即曾指出，一般部队之所以逃兵多，即为经理不当所致，或是伙食、被服过差，使士兵感到生活痛苦，或是饷项短少迟缓，甚至遭克扣，使士兵灰心。[99]至抗战中期以后，物价上涨，官兵的真实所得也随之下降。至1943年2月，美国驻华军事武官在一份报告中即曾指出，在通货膨胀前，官兵的月薪，二等兵约为0.3美元，上将为40美元；但是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二等兵的薪饷仅有0.075美元，上将则为10美元，或许是世界上待遇最差的军队。战时官兵的待遇不但偏低，而且时常拖欠。一项资料显示，1944年8月时，部队的军饷，有的欠一两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甚至有拖欠半年之久未发下者。在伙食方面，据估计二战期间，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月约6磅，日本陆军为4磅，中国陆军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100]1941年以前，物价上涨尚不严重，一般士兵每日三餐，菜虽不多，饭仍可吃饱；1941年以后，普遍的现象是“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101]军人真实所得的急遽下降，使得从事走私、贪污等不法活动者增加。部队“吃空缺”的情况，在抗战前尚不严重，至抗战第三年起才日形猖獗。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加上没有家庭实际经济利益的驱动（如分配土地），使得农民不愿当兵，征补来的士兵也缺乏士气和战斗力，逃亡现象日益严重。至国共内战期间，国方军队竟然成为中共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国共内战第二年结束时，国方士兵被俘后加入中共军队者已达80余万人，占当时中共军队总人数（280万人）的28.6%，占中共野战部队总人数（149万人）的53.7%。国方士气的低落，由此可见一斑。[102]在医疗方面，由于专业人员和设备的缺乏，病兵的比率及伤兵的死亡率均偏高。根据一项1936年的官方统计，某些部队每年病兵多至10%，死亡率有高达5%者。[103]根据日本军方的估计，日军每3名伤兵中有一名死亡，而根据抗战初期一位在华荷兰军官的观察，中国军队每两名伤兵中即有一名死亡。[104]

至于补给方式，从北伐、“剿共”至抗战，部队始终依赖就地筹补，粮秣、副食则发代金，由各部队就地采购。至国共内战时期，此种补给方式，在失去广大的农村出产的支持后，仅剩消费多于生产的城市，补给自然遭遇困难，于是不得不依赖后方基地运补，当进一步失去补给线时，就地筹补困难，空中补给不易，导致若干大兵团最后战力全失，走上全军覆没的道路。[105]1950年4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也曾指出，中共军队以劣势的装备，而能持久作战，不虞匮乏的唯一原因，即是在于其后勤业务办得好，平日动员民众组训，一到作战时，即彻底动员，要民众担任军队的补给、运输、救护等工作，因此其后勤补给在战场不发生重大困难。相较之下，我们的后勤，不论是经费、粮秣、枪械弹药、卫生，则没有一件可以适时适地按照要求办妥，均比不上中共军队。[106]例如军事单位在征用民夫时，付给的人力价格经常过低，不足维持民夫的生活及工具成本，致使民众对军运多畏缩不前。在抗战时期，由于民众反日情绪高涨，动员民夫尚且较为容易，至国共内战期间，民众即出现相率逃避，甚至自行毁坏工具的现象。相反，中共军队对于农村民夫的动员却十分成功。据指挥淮海战役的中共将领回忆，中共所以赢得胜利的因素有二，一是农民的小推车，二是大连（名义上归苏联统治）的炮弹。在此次战役中，中共自苏、鲁、豫、皖、冀五省，共征发民工500余万人。这些民工所使用的工具仅有担架23万副，大、小车80万辆，没有运输工具者，则采肩挑人背。他们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中共之所以能够自广大的农村动员如此多的民夫，使用最原始的运输工具，供应前方军人粮食和弹药不虞缺乏，主要在于土地革命的配合。[107]

国方既无力动员民夫，后勤人员势必大幅增加。根据一项统计，抗战时期500万人部队中，有300万后勤人员，加上军医、军需、文书及勤务人员，平时均不注意战斗教练，[108]颇为影响战力。

蒋介石个性刚毅，坚忍卓绝，长于政治谋略，对于军事，并非高明。论带兵，尚称成功；论练兵与用兵，则难谓一流。早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采用苏联红军模式创建国民革命军。这支革命武力在苏联的协助下，不论在军官素质、武器装备，或是部队组织、训练与纪律上，均较地方军系的部队为优异，[109]加上蒋对地方军系，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利用情感上的笼络和金钱上的收买，并以武力作支撑，最后得以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并和强敌日本对抗。蒋的意志力坚强，以落后的武器装备、与一战期间欧洲军队相近的战斗力，以及简陋的战争动员体系，以空间换取时间，终将日军拖垮。

国方战后所面对的中共军队，则是一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党政军一体化战斗体。毛泽东根本未曾受过正式的军事训练，但是知人善任，并能充分授权，其手下将领得以充分发挥潜能及创造力，独立建立根据地，并灵活指挥作战。和国方不同，中共军队不重视一城一池的得失，也不在乎国际舆论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党政军完全军事化，指挥统一。在兵力补充上，以广大的民兵作基础，由民兵而军区部队而野战军，属于宝塔式的组织，兵力可以循级升补；[110]此种循序渐进的“升级制”，同时也缓和了农民进入正规部队之后所产生的不适应，[111]使得逃亡的现象减少，战力也得以保存。经过土改后，兵源充足，又收编了大批投诚的伪军，[112]兵力也得以扩充。在人事运用上，由于意识形态挂帅，因此可以不顾历史（资历）与情感上的关系。部队各种决策，除了指挥之外，大多需经士兵参与讨论，增加了士兵的向心力。中共干部不准拥有私产，军队也不需要发官兵薪资，只要供给吃穿即可，不如国方需支付巨额军饷。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又得到苏联的军火、物资援助，并学习到大兵团作战、后勤、装甲战术等技能，[113]战力不断提升。

相对的，国方则统帅用人不当，对将领未能充分授权，指挥系统层级过多，不仅信息层转耗时，且易泄密，蒋只得以手令或电话越级指挥。长此以往，下级纵有指挥长才，也无法发挥，甚至逐渐丧失自主及应变能力。在几次关键性的战役中，国方的战略失当、战术陈旧、情报与反情报能力俱劣、兵力及火力分散使用、后勤补给无法满足部队需要等缺点充分暴露。国民政府并于战后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并与中共和谈，政策举棋不定，对于军事行动产生掣肘的力量；又无力遏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影响士气民心甚巨，最后败于中共之手，乃势所必然。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守台湾，军心士气不振，而中共攻台危机未减。蒋介石痛定思痛，积极推动各项改革。在军事上，一方面进行世代交替，重用孙立人等新生代将领，以取代何应钦、顾祝同等老将，并以其长子蒋经国主导军队政工系统的重建；另一方面则延揽日籍军事顾问协助建军备战，加强台湾及外岛防务。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台海中立化”政策，第七舰队开始巡弋台湾海峡，并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台，恢复对台军援，[114]历史至此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

[1] 本章由张瑞德撰写。

[2] 有关黄埔军校史实，详见《黄埔建校六十周年论文集》，“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4；王肇宏《北伐前的黄埔军校》，东大图书公司，1987；黄振凉《黄埔军校之成立其初期发展》，正中书局，1993；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第10章；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黄埔军校史丛书》，2006年起陆续出版。

[3]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5—31、57—62页；刘维开：《蒋介石军事方面的人际网络》，载吕芳上策划《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时报出版公司，2011，第166—169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263、410页。

[5] 吕芳上：《近代中国制度的移植与异化——以一九二〇年代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为例的讨论》，载《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2002，第137—197页。

[6] 孙桂珍：《清党后国民革命军政工与党务关系的演变》，《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第125—128页。

[7] 仲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述论》，《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52—56页。

[8] 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上），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第40—41页。

[9] 王奇生：《“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10] 彭家贤：《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84—85页。

[11]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6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编印，1936，第4—5页；邓文仪：《从军报国记》，学生书局，1979，第50页；宋瑞珂：《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第47页。直至抗战时期，在陈诚的部队中仍可见到将吃空缺军官枪毙的情事。参见廖明哲《了了人生》，文史哲出版社，2002，第364页。

[12] 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部分》，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54页。

[13] 王鼎钧：《关山夺路》，尔雅出版社，2005，第318—319页。此项资料系陈永发教授所提示，谨此致谢。

[14] 戚厚杰：《略论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民国档案》2010年第1期，第99—100页。

[15]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年7月2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第445—447页；文强编《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第200—204、217—218页。

[16] 《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1253页。

[17] 王鼎钧：《关山夺路》，第209页。

[18] 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上）（1949年10月）》，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42页。

[19] 王鼎钧：《关山夺路》，第310—311页。

[20] 《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11，第477页；张瑞德：《遥制——蒋介石的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27—49页。

[21] 蒋介石在联系地方军系的过程中，一些“沟通型”幕僚曾扮演重要角色。详见张瑞德《化干戈为玉帛：沟通型幕僚与民国政治》，《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40期，2008年，第81—100页。

[22] 《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第398页。

[23] 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第70—76、144页；张瑞德：《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27—49页。

[24] 金冲及：《蒋介石是怎样应对三大战略决战的？》，《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4—27页。

[25] 以下讨论主要系根据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第5—40页。

[26] Hsi-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1945，p.66.

[27] Hsi-sheng Ch’i，op.cit，p.230.

[28] F.F. Liu，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49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uty Press，1956），p.147.

[29] 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第 28页。

[30]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3），p.153. 军界人士指出，抗战中各大、小战役，军、师长所居位置，通常距火线5—6华里，约为敌军野炮的射程之外；集团军总部通常设于距火线19—20华里处；至于战区司令长官部，则通常设于距战场200—300华里的重要城镇。参阅1993年1月7日胡静如先生与笔者私人通信。

[31]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New York：Henry Holt & Company，1958），p.325.

[32] 受训学员名册，详见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三军大学，1990，第439—457页。

[33] 蒋介石：《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 288—289页。

[34] 《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第221页。

[35] 蒋介石：《委座手谕》，载《万安军事会议要录》，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出版时间不详，第15页；杨安铭：《对步兵教育应有之认识》，《军事杂志》第166期，1945年，第2页。

[36] Liu，op.cit.，pp.150-151.

[37] 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第741—772页。

[38]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各案之指示》，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第491页。蒋介石对于苏联顾问的批评，曾指示：“应该切实接受，应该如何积极反省与改革。以后我们对于团以上司令部的人事和业务，特别要加强、要整顿，图上作业和沙盘作业，以及指挥所演习与勤务演习，一定要切实注重。尤其是陆大，格外要注重实兵指挥实习。这一点，希望军令部和军训部以后要特别注意，督促改进。”见蒋介石《整军训词》（1948年8月18日），《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册，台北，1966，第208页。

[39]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师资与课程的分析》，载“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二届讨论会）》，“国史馆”，1994，第14页。

[40] 张赣萍：《弹火余生录》第2册，香港文史出版社，1968，第 177页。

[41] Alvin D. Coox，“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e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llan R. 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 eds.，Military Effectiveness，Vol.3，The Se-cond World War （Boston：Unwin Hyman，1988），p.10.

[42] 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第180、194页。

[43] 高华：《国民党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历史教学》2011年第11期，第7—8页。

[44] 毛鸿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一厅内幕片段》，《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51页。

[45] 李东朗：《军队素质、战略计划与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第65—66页。

[46] Report：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e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January 28，1936，in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China，1911-1941，Reel V，p. 521.

[47] Report：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January 28，1936，in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China，1911-1941，Reel V，p.524.

[48] Liu，op.cit.，p.149.

[49] 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源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53页。

[50] 汤恩伯：《部队的缺点在那里》，《汤恩伯先生纪念集》，汤故上将恩伯逝世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印，1964，第61页。

[51] 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源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2—13页。

[52] 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载氏著《地北天南叙古今》，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第130页。

[53] 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载氏著《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43页。

[54] 陈贤宗：《服务十周年回忆录》，《军需学校第七期学生班通讯》第9期，1947年，第25页。

[55] 陈贤宗：《服务十周年回忆录》，《军需学校第七期学生班通讯》第9期，1947年，第26页。

[56] 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载氏著《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44页。

[57]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320页。

[58] 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载氏著《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41页。

[59] 关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征兵，详见汪正晟《以军令兴内政——征兵制与国府建国之策略与实际》，台湾大学文学院，2007。

[60] U.S. Military Reports：China，1911-1941，Reel V，April 30，1928.

[61]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on to China，p.153.

[62] Theodore H. White ed.，The Stilwell Papers（New York：Schocken Books，1948），p.130.

[63] 张晴光：《血战余生》，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第43页。

[64] 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载氏著《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42页。

[65] Wedemeyer，op.cit.，p.325.

[66] 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中），《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1981年，第49页；霍实子、丁绪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叶钟骅：《密码电报机构内幕》，《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800、820页。关于林蔚在情报传递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参阅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国史馆”，2003，第116页。

[67] 《国防部情报局史要汇编》上编，“国防部情报局”编印，1962，第195—196页。

[68] 杨肆：《国民党军电保密工作及其内部斗争》，《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19页。

[69] 《国防情报局史要汇编》上册，第194—197页。

[70] 参见张瑞德《雅德赉 （Herbert O. Yardley）与中国——兼论抗战时期的密码战》，《国史馆学术集刊》，吴淑凤等编《不可忽视的战场：抗战时期的军统局》，“国史馆”，2012，第203—236页。

[71] 杨肆：《国民党军电保密工作及其内部斗争》，《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2册，第219—220页。

[72] Hisashi Takahashi，“A Case Study：Japanese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1931-1945，” in Walter T. Hitchcock ed.，The Intelligence Revolution：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1），p.210.

[73] Richard J. 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Britain，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50.

[74] Maochun Yu，The Dragon’s War：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Modern China，1937-1947 （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2006），p.153.

[75] 高旗：《论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情报工作》，《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98页。

[76] 张成信：《在军统西安电讯工作队、中央和西安电检科的经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第497页。

[77] 程嘉文：《国共内战中的东北战场》，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7，第96—97页。

[78] 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第417页。

[79] 吴舜法：《国民政府军事情报机关梗概》，《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第770页。

[80] 沈醉：《国防部保密局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516页。

[81] 翟志成：《国民党是怎样丢掉大陆的？》，《当代》第59期，1991年；高华：《国民党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历史教学》2011年第11期，第8—10页。

[82] 《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第222页。

[83] 白崇禧：《白部长训词（一）》，载《军事教育会议纪录》，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印，1939，第32页。

[84] 《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第222、471—472页。

[85]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等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99—100页。

[86] 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载《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第557页。

[87] 中国军事史编纂组编《中国军事史》第1卷，解放军出版社，1983，第274页。

[88] 白崇禧：《白主任委员训词（二）》，载军事委员会校阅委员会编《陆海空军校阅手簿》，出版时地不详，第61页；贾廷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535—536页。

[89] 转引自蒋介石《今后军事教育的方针——阐明中国军事教育的精神和军事哲学的基础》（1950年1月），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99—100页。

[90] Coox，op.cit.，p.10.

[91] 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第195—200页。

[92] 刘熙明：《国共内战时期的夜战（1945—1949）——兼论1940年代的现代化武器与战争的关系》，《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10期，2005年，第189—231页。

[93] 蒋介石：《军官训练团训练之目的与手法》、《军事训练之方针和要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83、391—392页。

[94] 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187页。

[95] 王俊：《国军教育讲演词》，《军事杂志》第47期，1932年，第160—161页。

[96] 程嘉文：《国共内战中的东北战场》，第87—88页。

[97] 中共军队在利用新式武器时也有类似问题。详见Victor Shiu Chiang Cheng，“ Modern War on an Ancient Battlefield：The Diffusion of American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deas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1946-1949，” Modern China 35：1（January 2009），p.48.

[98] 文显瑞：《国民党军队经理浅谈》，《射洪文史资料》第4辑，第22页。

[99] 蒋介石：《带兵要领》，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1，第155页。

[100] 关于抗战前后国军官兵的待遇福利，及其对军队战力的影响，详见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第88—99页。

[101] 谭继禹：《戎马琐忆》，出版时地不详，第61页。

[102] 汪朝光：《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105页。

[103] 该书编纂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黎明文化公司，1984，第570页。

[104] Ger Teitler & Kurt W. Radtke eds.，A Dutch Spy in China：Reports 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Leiden：Brill，1999），p. 147.

[105] 《国军后勤史》第5册，“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91，第286—287页。

[106] 蒋介石：《军事机关部队建立制度改进业务之要点并说明军队科学化的重要》（1950年4月），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177页。

[107] 陈永发：《共产革命七十年：从革命夺权到告别革命》，联经出版公司，1988，第413—414页。

[108] 《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湖北文献社，1978，第294页。

[109] Aleksandr Ya Kalyagin，Along Alien Roads （New York：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83.），p.36.

[110]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所辖的县、乡自卫队，则虚而不实，省保安队人数不多，正规部队却有多至300余个师，为立锥式的组织，兵力无从升补。参阅戴高翔《不堪回首话农村》，《高翔文存》，川康渝文物馆，1983，第47—48页。

[111] Yung-fa Chen，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386. 国民政府的征兵，则大多采随征随用的方式，常无暇充分训练即赴派战场。

[112]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稻乡出版社，1992。

[113] Odd Arne Wested，Decisive Encounters：the Chinese Civil War，1946-1950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20.

[114] 杨维真：《蒋中正与来台初期的军事整备》，载黄克武编《迁台初期的蒋中正》，中正纪念堂，2011，第513—514；张淑雅：《韩战救台湾？解读美国对台政策》，卫城出版社，2011，第21页。

第七章 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1]

20世纪的中共革命，几乎以“群众运动”贯彻始终。研究中共革命，不能不探究其“群众运动”的起源和机制。长期以来，国内主流史学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党的群众路线的阐释和群众运动过程的描述，而对群众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却少有探讨。党如何动员？群众如何参与？党的政治动员策略与群众集体行动的自主性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持续数十年的群众运动，是否形成了一以贯之且独具特色的运动模式，而在不同时期又具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值得深入研究。相比之下，西方学界对中共的群众动员有过相当热烈而深入的探讨，而其基本关怀在探寻中共革命“成功”的要素，或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的“非凡”性机制。亦因为此，其相关研究，多注目延安时期至“文革”时期，甚至将1949年以后的革命模式，都归之为“延安道路”的产物，而相对忽略了中共早期尤其是陈独秀时代群众运动的研究。因陈独秀时代的“国民革命”在1927年以“失败”告终，国内主流史学长期沉迷于清算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西方学界也难免轻忽和漠视“失败”时期的中共及其领导的群众运动。

其实，陈独秀时代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学界尚缺乏足够深入的认知。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中共成长为一个拥有近5.8万党员、3.7万团员的组织，还有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0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辐射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各阶层民众。[2]从工、农、学，到青、少、妇，如此范围广泛、规模宏大的群众，在短时间内被纳入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中并有效动员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时代，中共没有夺取政权、夺取军权的思想，几乎全心全意致力于群众运动。[3]换言之，陈独秀时代的共产党是一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纯粹以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为目标的“非暴力”革命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奠定了其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基本模式与路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积累了丰富的策略、技巧与经验，也养成了一些难以克服的流弊及其带来困扰，并在此后数十年的群众运动中反复呈现。

陈独秀时代的群众运动，涉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诸多方面。本章无法全面探讨，仅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进行一些概略性的描述和分析，无意做全面的史实重建，更无意“颠覆”前人的相关研究，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某些过去被无意忽略或被有意遮蔽的面相。因广东和湖南两省农运相对比较发达，且留下较为丰富的资料，故本章的讨论将以粤湘两省为中心展开。

一 群众的号召与动员

在一般社会学家看来，群众是一群缺乏同质性的“乌合之众”，要将其组织动员起来并加入到集体行动之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相对于城市工人和青年学生，乡村农民愚昧保守、分散落后，要动员起来更为不易。亨廷顿分析过诸多国家的历史案例，指出：“革命之所以很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农民难以并行……形成革命联盟的障碍来自于这两个集团在背景、观点和目标上的差异。一方是城市的、中产或中上层阶级的、受过教育的、西方化和都市化的知识分子，另一方是乡村的、落后的、不识字的、文化上属传统型的、地方性的农民。双方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其差距之大不亚于人们都能够想象的任何两个社会集团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他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4]

早在1923年，陈独秀就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根据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文明程度，只能进行国民革命。中国7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发展水平很低，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5]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的一份报告中也认为农民有六大先天性的弱点影响其参加革命：不能集中；地方主义色彩浓厚；迷信很强；自信力薄弱；民族观念很深；家族主义的关系和观念很强固。“这六个弱点，都是革命程途中的大阻碍，有其一便不能革命。农民是天生成有这六种弱点，所以要农民起来革命，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6]

陈独秀当年的顾虑，至今仍为很多研究中共革命的学者所认同。如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7]以城市产业工人为阶级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将高远的意识形态与愚昧保守的底层农民发生互动，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

亦因为此，中共依靠农民进行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也一直成为西方学界反复探讨的问题。在众多的解读中，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有二：一是日本人的入侵，为中共在农村组织发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黄金机会。共产党利用了农民因日本侵略而激发起来的民族情感。也就是说，是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成为中共与农民团结起来的关键。二是中共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农民因此被吸引到革命中来。[8]

对于后者，早在1923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以及青年共产国际给青年团中央的指示中，就有相似的看法：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农民感到有好处后，才能吸引其参加革命，并吸引其参加到捍卫这些成果的斗争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9]在共产国际的认知中，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必须通过物质利益的驱使，而对农民来说，土地无疑是最大的物质利益。

然而，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呈现出一些不同的面相：一是中共在人员极少、时间极短的情况下，却发动了数百万农民起来。二是农民发动起来了，而土地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延安时期中共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两大“法宝”，在1927年以前基本都不具备。国民革命虽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诉求，但1920年代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最和缓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共虽然以五卅惨案为契机，在城市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同时期的农民运动显然没有借助民族主义的东风。

而土地问题，直至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中共中央尚未将其提上议事日程，更不必说运用于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作为动员农民的手段。

然而，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与声势，已是相当可观。

1921年9月，沈定一在浙江萧山最早发起农民运动，仅一两个月时间，即有萧山、绍兴、上虞三县80多个村庄相率建立农民协会，共有10余万农民被动员起来。[10]

1922年5月，彭湃在广东海丰开展农民运动，“初时农民尚不相信彭湃，后来农民之趋农会，恍如二十年前乡人之趋向天主教”。“农会的发展，真是叫做一日千里！”“一年中，其运动区域由一、二乡扩大至五、六县，其加入员数由数十人增加到二十余万人。进步之急速，殊足惹人注意。”[11]

沈定一和彭湃两人虽然均是中共早期党员，但他们最初开展农民运动时，均是以个人之力自发进行的。两地的农民运动虽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镇压下去了，但从农运的过程来看，在短时间内将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动员起来，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

大规模的农民运动，随着1924年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以及1926年北伐战争的推进而风起云涌。在短暂的两三年间，农民运动相继在全国17个省区大范围展开。到1927年6月，全国有5个省（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成立了省农民协会，201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900万。[12]

1927年7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农民运动随之消沉。从中共的立场而言，国民革命宣告失败。国内主流史学对20年代国民革命的看法，一直笼罩在“失败史观”之下。研究者的兴趣聚焦于找寻革命“失败”的原因，而对革命“成功”的一面往往视而不见。在农民运动问题上，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而导致失败。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又将早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火”视为“文革”群众暴力之源，转向另外一种“失败史观”。其实，如果换一角度观察，一个成立仅五六年的政党，能在两三年间，发动如此规模宏大的农民运动，堪称一大奇迹，而探寻奇迹的内在机制，比追究革命“失败”的责任，可能更具有历史学的意义。

1926年，恽代英在五卅周年纪念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13]这虽有革命者自我鼓气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很多中共党人普遍存在的一种自信心态。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城市群众运动。是时的中共还是一个不足四年党龄、不足千名党员的小党。党员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没有发动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经验。而五卅运动竟轰轰烈烈并且持续达数月之久。中共党人由此觉得动员群众并没有原先想象得那么难，群众其实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这一看法，其实也适用于随后而起的农民运动。

1926年，中共广东区委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广东农民运动时即声称：“我们现在到农村里去宣传时，往往不到半点钟便可以使他们成立农民协会。”[14]当然，我们说农民容易动员起来，并不意味着农民运动的发动无需任何主客观条件。彭湃对其在海丰发动农民运动的最早实践，做过一个细致的描述，尤其绘声绘色地讲其最初发动农民运动之艰难，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相隔四年后中央农运特派员下乡发动农民运动时，“不到半点钟便可以使他们成立农民协会”，情形似乎大变。中共广东区委将后者归之于“农民痛苦的自觉”。但就广东而言，1923—1926年，农村不安与农民痛苦并没有突变。突变的只是政治。

二 政治生态环境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南方数省，中共一方面可以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公开活动，另一方面又保持自己政党的独立性而合法存在，有点类似参政党。但中共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自主控制的局部政权，又似在野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与1927年以后的苏区、根据地和1949年执政以后的群众运动，其政治处境均大为不同。1949年以后固不用说，即使在苏区和抗日根据地，中共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一般是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内开展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研究中共群众运动的学者所忽略的。实际上，群众运动的开展，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以前，基本上是一个以知识精英为主的政治集团，非常有限的一点群众基础，不是会党，就是海外华侨，与中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几乎不发生关系。直至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民众运动。国民党一大后，中央党部先后设立了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和商人部，作为领导民众运动的机构。工运、农运计划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也相继出台。然而国民党人多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来承担。由此一来，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态，逐渐呈现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15]对于民众运动，国民党侧重由自上而下，以政府法令政策来推行；共产党则着重自下而上，发动党员团员下基层动员群众。

具体到农民运动，中共广东区委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内部报告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大体反映了1920年代国共两党的关系：“许多人固然要说有了国民党的改组，国民党规定了农民运动的政策后，所以农民运动才有长足的进步。但是……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我们实际做了农民运动，把名誉送给国民党，可以说是我们成功不居，若是我们不去做农民运动，所谓农民协会不知道现在还在什么地方……现在从表面看，广东农民运动，好象是国民党的工作，做好了是国民党的名誉，但是自从农民运动起首直到现在，都是我们同志做实际工作。换句话来说，就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实际责任是我们同志负担，名誉却完完全全送给国民党去了。”[16]北伐以前，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广东省党部农民部、省农民协会，到各县的农会和农运特派员，实际均受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

这个时期，中共的农民运动不仅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也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农民运动虽然涉及17个省区，重点其实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数省。中共承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农民得到了相当的自由能够公开组织……这实是农民运动兴起的一个原因。”[17]很明显，“很容易号召起来”的是国统区的农民，非国统区的农运因政治环境不良而相对艰难。

落实到具体时空，政治生态环境对农民运动的影响更为清晰。韩国学者柳镛泰专门就1920年代两湖与广东的农运进行过比较研究。他根据1927年6月全国农会会员的统计数字，观察到不同省份之间的巨大差异：湖南有450万，湖北有280万，而广东只有80万。[18]他据此提出疑问：广东在国共合作下最先受到党政军的支援，农民协会首先在广东成立，但为什么两湖的农运规模反而超过广东？他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广东公田比两湖多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以族田为主的公田多，在此基础上的宗族势力强大，民团武力发达，从而妨碍农民协会的组织。[19]不过，他忽视了另一个关键因素，即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广东与两湖地区农运的影响。

柳镛泰只注意到1927年6月的农运统计数字，如果对比1926年6月的农运统计数字（见表7-1），就会发现，1926年6月广东农会会员人数已达64万多人，而湖南只有3.8万人，湖北只有4000余人。也就是说，在北伐前，广东是全国农运的中心区域。北伐开始后，农运的地域格局才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从地域社会经济结构上难以解释。因为一个地域的社会经济结构是长期形成的，且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突变。关键的影响因子还是政治。

表7-1 部分省区农会会员统计

续表

广东作为国民党改组后的革命根据地和首善之区，在北伐以前是国民党所能控制的主要地盘。这一阶段，国民党“对于农民运动之工作，几注全力以宣传组织广东一省之农民”。[20]国民党“扶助”农民运动的政策，为中共在广东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政治保障。基于此，北伐以前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域自不难理解。问题是，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在两湖农运随军事的推进而迅猛发展时，广东的农运为何停滞不前了？

北伐之初，中共广东区委即注意到：“现在北伐了，广东既已统一，所以国民党左派并不需要广东的农运了，只需要北伐道上的农运了。”[21]也就是说，国民党“扶助”农民运动，具有明确的现实政治考量：北伐以前，国民党需要借助广东农民的力量平定商团叛乱、东征和统一广东；北伐开始后，广东成为后方基地，国民党需要广东政治安定和提供财政支持，加之国民党左派多随军队北上，留守广东的军政势力多为国民党右派，因之广东农运在北伐开始后不仅没有随着革命形势而高涨，反而遭到抑制而低落。[22]

一般认为，农民对政治麻木、冷漠。其实农民并非没有政治嗅觉。他们对农会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随政治与军事局势的变化而波动。1926年10月，一位农运特派员在一份关于广东清远农民运动的报告中写道：清远农运完全以政治形势的变化为转移，最初因得到省政府的帮助和县政府的扶植，“一般农友皆以依赖政府之心而兴起，不特农民，如一般土豪劣绅，亦变相而混入农会，为自救而投机，风声所播，不一月而组织甚众。”后因县长更动，新上任的县长对农会的态度消极，革命军大部分离粤北伐，随后又传来北伐军在长沙受挫的消息，土豪劣绅趁机造谣，农民因之恐惧，农会也大为动摇。“乡民疑虑非常，欲加入协会者，亦迟徊观望。”[23]广东清远农民对农会的态度，明显受到政局变化和北伐军事进程的影响。类似的情形其实很普遍。与农民相比，地主绅士更是见风使舵：“农会初成立时，一般绅士都说农会的坏话，后来农会发展了，他们又想投机加入农会。”[24]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形。

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湖南、湖北相继成为国民党的统治地盘。国民政府也于1927年1月由广州迁至武汉，湖北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区域。不过，在1927年上半年，无论是农会会员人数，还是农运的实际声势，湖南都明显超过了湖北。从某种意义可以说，湖南农运有些超常发展。这种超常发展的原因虽然复杂，而政治生态环境仍是关键所在。

清末以来，湖南有维新、革命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1920年代初期，赵恒惕打着“湘省自治”的招牌，湖南的政治环境一度比较宽松，为中共党团活动提供了相对便利条件。[25]其后，赵恒惕于1925年3月被迫出走，唐生智主政。唐氏为巩固权位，倾向广东国民政府，1926年北伐军入湘并克复湖南后，以唐生智为首的省政当局，与中共形成了相当良好的互动关系，对于群众运动也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从而为工农运动提供了国内少有的政治空间。

而唐生智之所以与中共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甚至有意“迎合”中共，又与中共在湖南的强势有关。陈独秀时代，湖南是中共力量最强大的地区之一。[26]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已荡然无存，是中共湖南区委帮助国民党重建了省党部。[27]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以前，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实际由中共“包办”。中山舰事件以后，中共“怕当主人，认为当了主人就将破坏联合战线”，有意“让位”，“有意扶植国民党出来执政”。[28]无奈国民党左派一时无法自立，故湖南的国民党省党部和多数县党部实际仍由中共主导。国民党省党部派赴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也大多是中共党员。湖南几乎成了中共的天下。李维汉在1923—1927年担任中共湖南区委主要领导职务。他在晚年回忆录中说，北伐时期，中共湖南区委的政治主张，主要通过国民党省党部推动省政府去实施。亦因为此，“湖南的国民党，在北伐期间好象是整个的左倾”。[29]

北伐时期，唐生智的思想相当左倾，[30]在其影响下，湖南省政府的一批核心领导人物亦多左倾，积极支持工农运动。按后来国民党方面的说法，“唐生智既要借共党为护符，当然要设法逢迎其领袖，乃特派其最亲信与最长于拍马之一员良将邓寿荃，专司其事。时邓长湘省建厅，金融充裕，尤便工作”。“唐生智离湘督师，将主席职务，交由张翼鹏代理。张一介武夫，素无政治头脑，幸当时湘省政治，悉为共党主持，一切设施，张皆顺承其意旨而行。”[31]省政府及所属各厅如建设厅、民政厅、高等检察厅等均先后下达训令和通告，要求各地方行政官吏切实保护农工利益和支持农民运动。省政府建设厅还月拨经费3000元给省农协，另批2万元在各县办农民训练班。省农民部月准农运费4000元，各县署另拨给县农协每月100元至300元不等。[32]唐在湖南各县市的留守部队对工农运动采取不干涉的中立态度。[33]另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4月18日，湖南省党部派了3个代表来向中政会报告说：“（土地问题）省党部同省政府曾经为此事讨论过多少次，结论是要将一切土地收归国有，不过收归的时期同收归的办法还没有决定。”[34]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与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做出土地收归国有的决策，虽然未能付诸实践，但足可见其激进程度。下面这段话，引自1927年4月发表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铲除反革命派宣言》，言辞与观念之激烈，更可见一斑：

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势不两立，不是革命派推翻反革命派，便是反革命派推翻革命派。这是事实与历史的证明，绝无否认之余地。如果革命派与反革命派调和、妥协，便是革命派向反革命派投降，革命二字便会不荣誉的宣布死刑。因为革命字典中只有“争斗”、“彻底”等字眼，绝对找不出“调和”、“妥协”等坏名词。基于上述理论，是革命派打倒反革命派，为革命过程中一种必然的手段。“我不打倒敌人，敌人必打倒我”，“对反革命派姑息，便是对革命残忍”。革命的手段，原来是如此的。[35]

正是中共在湖南的强势，及其影响下的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和唐生智的左倾，为工农群众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和难得的政治机会。这是湖南政治生态的独特之处，也是湖南农运超常发展的关键所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轰轰烈烈的湖南农运一落千丈，同样是留守军官政变、唐生智转向与湖南政治环境恶化的直接结果。

群众运动的兴衰，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在适宜的政治环境下，群众运动很容易号召起来。同样，多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经不起政治、武力的摧折。这几乎是所有群众运动的一个基本特性。1927年以后中共的群众运动，是在其直接控制下的苏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动员不足，而是动员过度。无论是局部地盘，还是全国性政权，以革命党兼执政党的力量发动群众运动，群众或为政治参与激情所吸引，或为“奉旨革命”的利益所诱惑，或为政治环境的压力所驱使，很容易形成“过度动员”的局面。[36]

三 农运讲习所与特派员机制

无论是沈定一，还是彭湃，他们最初在各自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时，充分利用其在地方社会的精英身份、家庭地位，以及熟人社会的人脉关系和人际网络。不少学者发现，中共革命初期，各地革命者均有类似的情况。不过，每个人在其家乡熟人社会的圈子毕竟是有限的，革命的范围一旦扩大，熟人社会的圈子势必被突破。从理论上讲，熟人又有熟人，可以一波一波地不断扩大和不断复制，但当群众运动需要于短时间内在一省或数省范围内大规模展开的时候，这样一种熟人网络模式显然太过缓慢。彭湃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在海丰发动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最感需要的是从事农运的人才，因而当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后，即建议首先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大批量”培养农运人才。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其效率将大大超过个体的熟人网络模式。学员在讲习所经过短期培训后，部分被任命为中央农运特派员，部分分遣回原籍开展农运。这看似复制彭湃模式，但从这些农运特派员的下乡经历来看，他们回到本籍所在县以后，除了他自己所在的村庄有熟人关系可以利用外，对县内的大部分乡村其实都是陌生的。那时一个县的范围相当大（1949年以后很多县被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交通条件又极差，人际交往范围非常有限。他们在一县之内宣传和调查时，其实很少有人脉关系可资利用。有时乡土关系也可能形成阻力。如一位农运特派员在自己家乡开展农运时，反而遭到本宗族头面人物的责骂和殴打，“并行其专制家族主义”，以将其“出族”相威胁。[37]

另一方面，农讲所学员大多资历甚低。据广州农讲所章程，学员入学资格如下：“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身体强壮，勤敏忠实，无恶劣嗜好，在中学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始能合格。第二、三届不限中学卒业，凡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均一律录取，并声明不收田主及绅士的子弟。”[38]第一届学员，中学毕业者居多，还算得上“半知识分子”。第二届以后，学生的比例减少，农工的比例大增。第三届128名学员中，佃农72人，自耕农20人，乡村学生29人，工人4人，小商人1人，军人2人。[39]农民占到72%。即使是学生，也“取材于纯粹农民子弟”，明确声明“不收田主及绅士的子弟”。[40]

农讲所学员以这样的家庭出身和个人资历，受训回乡后，其实很难赢得当地农民的信仰。在乡土社会，地方精英的身份地位，绝对建立在家庭经济及个人学识道德基础之上。同样是贫苦农民，他们一致信仰当地有名望的绅士，而相互之间则未必瞧得起。一位亲身经历者忆述：“当时我们动员的对象是长工、使女、女工以及肩挑小贩和贫苦渔民、船夫和靠打柴为生的等。可是这些人之中，有的很多顾虑，一般要看当地有信誉的农民的行动以为转移，因此乡农协成立以后，所选任的委员长，多半是农民中有地位的人，真正的贫雇农不多。”[41]

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吊诡。站在中共的阶级立场，农民运动必须以底层的贫雇农为中心，然而，真正的贫雇农无法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仰。贫雇农之间也相互轻视。早期中共党团员多为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多出身于地方精英家庭。[42]沈定一、彭湃开展农民运动时，正是利用其家庭地位、个人资历以及与当地上层精英的关系。他们在当地社会的人脉和影响力，是“纯粹农家子弟”出身的农运特派员望尘莫及的，也是无法复制的。

虽然如此，农运特派员在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农运特派员虽然不具有沈定一和彭湃那样的乡土社会地位和人脉，但他们或由国民党中央委派，或由省党部委派，正是借助中央或省党部的权威，以特派员的身份为护符，不仅对普通农民具有相当的权威和号召力，也使地方当局和豪绅有所畏惧和顾忌。中共广东区委就批评农运特派员“时常拿上司的面孔去对付农民，把自己变成衙门委员一个样子”。“过于依靠政治力量工作”，“以为省农会的特派员是同县公署的委员一样”。广东区委还提到，农运特派员“往往到农村做工不几天，就要讨老婆”。而讨老婆要300元才办得到，而特派员每月的生活费不过30元，于是接受农友的“礼物”，实际等于受贿。[4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农友为什么会给特派员送“礼物”，显然是特派员具有相当的政治权势。既然特派员自视与衙门委员和县公署委员一样，那农民眼中的特派员更是如此。农运特派员既可利用其权力寻租，自然也便于开展农民运动。乡下农民对城里人，本来就怀有几分敬畏心，更不必说来自省城有特派员头衔的“衙门委员”了。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陈炯明的亲属派了许多弁兵到乡间收租，该乡因为遭了大水大风的灾，农民没有租给他们，去的兵士本是海丰人，当即说广州话去吓农民，农民很恐慌，相率逃避。”[44]说省城话也能吓唬农民，颇见当时农民对城市人的畏惧心态。对特派员来说，这样一种畏惧，既有可能成为受农民排斥的因素，也有可能成为令农民敬重的契机。从农运特派员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报告看，更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在农运过程中，农运特派员有时会通过与中央或省当局的关系，寻求支援。如广东农运的几次大规模冲突中，农运特派员请求广州中央派军队援助农民，得到广州中央的应允出兵。农运特派员请政府出兵时，“在报告中说了许多许多的如何危险的话，催促政府赶快出兵。此时中央农民部，天天都有接有我们的报告”。[45]农民看见特派员能搬来政府军，自然对特派员更加信任。

在湖南耒阳，曾组织百余人分派九个“农运指导团”下乡。有一位指导团成员在报告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他们来到该县石嘴乡，发现“该地的群众有多半在土豪劣绅手里，因为以前县农协有一特派员，不明当地情形，对于革命民众贫农及失业农民，稍微打击了一下，因此革命民众不敢起来，领导权就被他们拿去了。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不客气的打击土豪劣绅，促使以前被打击的革命的农友——贫农及失业农民【干起来】，于是反革命的土豪劣绅也就逃之夭夭，革命的空气也就膨胀起来了。”[46]这一案例说明，农运如何因特派员、指导员的干预而起伏。

特派员下乡发动农民运动时，一般都擅长“造势”，如成立区、乡农民协会时，召开隆重的开幕式，让地方党政机关与各团体派代表参加，参会人数有时多达一两千人，会上，自己代表中央或省党部授旗授印，发表演讲，会后组织群众性游行，高呼口号等，从而在民众中扩大农民协会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广东团委在指导农民运动工作时，特意提示说：“农民协会之关防及布告，应比官厅宏伟辉煌，令农民易于注意，而暗中形成一无产阶级未来之新国家——政府。”[47]这是利用农民对官厅的敬畏心理，提升农民协会的地位。

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特派员机制，可以说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一大创制。特派员的正式身份虽然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各省国民党党部所委派，其实绝大多数特派员是中共党员，实际受中共的领导。如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中提到，“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48]中共湖南区委的报告也提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出的农运工作人员，约百分之九十是本党同志。[49]

按理在国民党控制的省区，完全可以通过行政系统或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建立农民协会。而中共一开始即有意撇开既有的行政权力系统，让党员以特派员的身份直接深入乡村基层，然后自下而上建立农协组织，另立一套组织系统来动员群众。在湖南，先后派出的农运特派员多达400余人。[50]而湖南的农运也最为活跃，最终导致各级农协组织几乎取代了省以下的政权系统。据柳直荀描述，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湖南实际已形成“工农专政”的局面，“城市中的工会，乡村中的农民协会，简直是当时第二政府”。

统治权在城市中确已转到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因为工会与农会合作，如是一省中形成两种对峙的统治权——工农两会的统治权和所谓省政府的统治权。但省政府的统治权仅是达到省政府所辖的各机关，而各机关并没有能力去执行政务，一定要由省政府函请工农两会通告各级工农会才能发生效力。[51]

特派员机制，本是中共尚未掌握政权情况下的一种群众动员机制，而后的多次群众运动中，以“工作队”的形式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不同的是，此时根据地政权系统已掌控在中共之手，却仍然撇开常规行政体系，另派“工作队”来运动群众，其利弊得失有待深入探讨。

四 乡土社会的多元分化与农运的复杂面相

同样是群众运动，其动员机制因对象不同而有异。彭湃从海丰农民运动的早期实践中，曾比较过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差异，认为“因和田主的距离很远，凡什么运动，田主都不知。不比工厂的工人，一些给资本家知道，马上就解雇”。而且“农民虽然少有团体的训练，不比工厂的工人。但他们有忠义气，能老老实实的尽忠于自己的阶级”。此外，“因为田地不是和机械一样的关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而且是绝对不可移动的。将来占领田地，是极容易的。”[52]

其实，与城市的工人、学生运动相比，农民运动要复杂得多。农民运动的复杂性主要源于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地域社会的多样性。虽然城市社会同样复杂，但中共并没有笼统致力于“市民运动”，而是将工人、店员、小商人和学生等群体分别加以组织和动员。乡村社会不仅有农、工（手工业）、商、教等不同职业，农民内部又有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等不同人群，然则中共都将其纳入“农民运动”的洪炉中“一锅煮”。与农民相比，工人群体的同质性较高，工人的斗争目标也相对单一。而农民运动则不具有单一的对抗目标。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均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地主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主要是佃农、雇农，自耕农与地主之间很少有直接利益冲突。如以减租为诉求，对象是地主，受益的则只有佃农，连雇农也被排除在外。如以减税减赋为诉求，对象是政府，受益的主要是地主、自耕农和商人，与佃农、雇农基本无涉。

同样，地主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毛泽东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对地主阶级做过一个非常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全县地主中，大地主（500石租以上）占1%，中地主（200石租以上）占19%，小地主（200石租以下）占80%。政治上，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大地主不起特别的作用。经济上，则小地主商业化最厉害。文化上，也是小地主接受新文化最快最普及。由于小地主在政治生活中受中地主阶级的统治，很难过问政治，所以，他们革命的要求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据毛泽东的调查，“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是一班“半地主性的富农”。这班人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新发户子”。他们将钱看得很重，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所有放高利贷的，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贫农最痛恨的不是大地主、中地主，而是这班“新发”的“半地主性的富农”。“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53]

毛泽东的上述调查，非常值得关注。因为他的调查结论与中共通常对地主阶级的刻板看法大为不同，似更符合地主阶级的实际。虽然是江西寻乌的个案，却在中国南部省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毛泽东在调查中还发现，自耕农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土地斗争中，大批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针对这批富裕的自耕农的。毛泽东说，贫农不但要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而且要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他还指出，贫农也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

依此而言，无论地主，还是农民，都不是单一的利益共同体。乡村是一个纷繁复杂而多元分化的社会。据中共广东区委的调查，1920年代的广东农村因宗族、村庄、主客关系、语言隔阂、帮会、堂口，以及各种结社、公所、团局、自治组织、金融组织等各种乡土关系的存在，呈现出高度分化的格局。[54]北伐前，广东农运中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冲突事件，一次是一个农民集中的村庄，向一个地主集中的村庄主动挑战；一次是乡下农民向县城的地主势力挑战；还有一次是农民与商人之间因粮食外销而发生大规模冲突。三次事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对立阵营。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与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过去很少为人关注。1924年，孙中山在一次国民党农民党员联欢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急于要借钱度日，或者是已经收成之后，急于要钱完粮纳租，都不能不卖谷米，用极平的价出卖，商人用极平的价买得谷米之后，一转手之劳，便用极高的价再行发卖，中间一买一卖，赚很多的钱，都不关你们农民的事。而且你们所耕种的田大多数都是租来的，租钱又贵，所以你们每年辛辛苦苦得来的钱，都是为商人和田主空劳动的。”[55]在孙中山看来，商人和地主一样，均是农民的剥削者。广东和湖南的农民运动中，农民与商人之间确因粮食销售问题发生过直接的冲突。

1927年1月，湖南省农民协会发表的《关于农村争斗调查记》中，列举参与斗争的各方人物，其中压迫和帮助压迫的一方有：土豪、劣绅、污吏、差役、奸商、不法地主、团总、团兵、区董、都团、保正、驻军、警察、警兵、讼棍、土匪、烟痞、赌徒、嫖客、族长、族众、失业学生、地痞流氓、乩坛弟子、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徒等数十类，而被压迫和同情被压迫的一方，也列举了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学生、小学教师、地方正绅、已觉悟的地主、小部分团甲等。[56]

很显然，斗争的双方并非阵线分明的单一的阶级对立：同是士绅，既有压迫方的劣绅，也有同情被压迫方的正绅；同是商人，既有压迫方的奸商，也有被压迫方的小商人；同是地主，既有不法地主，也有已觉悟的地主。另如处于压迫一方的团兵、警兵、土匪、赌徒、族众、教徒，乃至地痞流氓等，其实绝大多数出身贫苦农民。因此，农村一旦“运动”起来，很难形成泾渭分明的阵营，也很难聚焦目标一致的诉求，加之血缘与地缘等因素的介入，其复杂性和多歧性大大超乎我们既有的认知。

五 血缘与地缘：阻力亦助力

研究1920年代农民运动，一个普遍的印象，是湖南农运比较激进，而广东农运比较温和。造成这一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如果我们阅读中共广东区委在北伐前夕撰写的《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等原始文献，即可感觉到广东农运其实并不温和，其斗争的激烈程度甚至比湖南还有过之。

清末以来，以民团（又称团练、保卫团等）为表征的基层社会军事化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57]广东尤为凸显。广东的民团特别发达，一村一乡有团练，或若干乡组成联团，县有民团局，各拥有相当数量的团丁和武器，分别由大小团绅掌控，实际成为乡村基层权力机构。[58]1920年代，乡团、商团几乎遍布广东全省。[59]农民运动起来后，民团成为农民协会的首要打击目标。广东农运的中心工作是“政治争斗”。“政治争斗的案，占全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最多的又是同民团争斗。民团同农会的冲突，农会常站在发难的方面，抱着挑战的态度。“这是因为许多农民协会成立的动机，在夺取乡村政权，所以农会成立，马上就同民团冲突。”连中共广东区委也认为：“固然民团是地主的武装，不对的地方要占多数，但是农会有时也未免做得太为过分。许多农民协会刚才开始成立，马上就想占有民团开支的公款，收缴民团的枪。”[60]

有学者称，广东没有开展打土豪劣绅运动。[61]其实在北伐前，新会、清远、南海、花县、海陆丰等一些地方的农会即出现了罚款、“动不动就要捉人解省”、“把捉来的人拿去枪毙”等“左倾幼稚病”。[62]也就是说，这些激进行为早在湖南农运之前就存在了，只是北伐开始后政治局势的变化才减缓。

广东农运的最显著特点是械斗。械斗在广东本有着长期的地域性传统。农运起来后，农会也迅速积聚相当的兵力和武器。[63]故广东的农运很容易发展为直接的武装对抗和流血冲突。数百人乃至上千人的交战，在广东农运中相当常见。[64]相比之下，湖南农运中，农会武装不过梭镖而已，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极为少见。

一般认为，民团武力多掌握在豪绅地主之手，是农民运动开展的重大阻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豪绅地主并非一个高度组织化和同质化的利益共同体，虽然在面对农民运动的冲击时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农民，但在一般情况下，豪绅地主群体内部的利益纷争和权势竞争更为激烈。广东乡村社会宗族特别发达。一般宗族均拥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族田），并拥有相当的武力。宗族多聚族而居，形成具有一定地盘、武力与经济的共同体。宗族、村庄之间的竞争与冲突非常严重。宗族族长与村庄领袖必定是豪绅地主。宗族、村庄之间的械斗，豪绅地主往往是发动和主导者，而同一宗族与村庄的农民往往成为豪绅地主控制和指挥下的兵卒。在乡村社会，宗族长老与村庄头面人物拥有相当大的权威和权势，一般农民多唯命是从。所以在广东农村，中共很难撇开豪绅地主去直接动员农民。

福建的闽南，广东的东江、北江一带的家长，可算是小皇帝。这一带的人民，家族观念最深，他们都是聚族而居，家长就是这一族这一姓的最有势力者。他不必是辈份最长、年岁最老的，只要有力有势就可以打倒别种势力，自己尊为家长。因此在同一村里有强姓弱姓，同一姓里有强房弱房，同一房里有强角弱角等分别。强者真是尊如当地皇帝。[65]

当外来政党深入乡村社会发动农民运动时，很难打破原有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也很难避免介入原有的地域社会冲突。中共试图将农民从豪绅地主的控制下分化出来，或将宗族地域之间的对抗，转化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对抗，实际效果不佳。一方面，豪绅地主有意利用外来政治组织力量为自身的目标服务，另一方面，外来政党也不得不利用豪绅地主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以及豪绅地主在当地农民中的权威和影响力来达成动员农民的目标。广东乡村社会的械斗本来很发达，当中共的组织力量介入后，传统的械斗转化为新的农民运动，至少以新的农民运动和革命的名义进行。当一方反对革命时，与之对立的另一方很容易投入革命的怀抱。一族全体入民团，与之对立的一族则全体加入农会。[66]另外，“本地田主和客籍田主对付农民不能一致，常发生冲突。”“广东人对于主客关系分得很利害，要是某个地方的农会是先在本地人里面组织的，客籍的人就一定不会加入；要是先在客籍人方面组织的，本地人也不加入。”[67]所以宗族与村庄之间的血缘、地缘分化，有时成为革命的阻力，有时也转化为革命的助力。

由于地域社会的宗族、村庄之间存在势力不均衡，强族欺负弱族、大村压迫小村的现象很普遍。当党的组织力量进入村庄后，弱族小村有意借助外来政治力量报复和反抗强族大村的压迫，因此弱族、小村往往更容易成立农会。另外，小地主往往也深受豪绅大地主的压迫，故小地主也纷纷加入农会，借农会的力量对付豪绅大地主。[68]其结果，农民运动不纯粹是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豪绅地主之间的竞争与冲突。1928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在内部文件中即指出：

（一）以前各地所谓群众的斗争，实际是小豪绅所领导的对大豪绅的乡村械斗，以致造成今日乡村的分化远过于阶级的分化，党是在此等乡村械斗中生长起来。（二）党的指导机关好多是在受小豪绅影响的知识分子、富农手中，有时并直接是在这些小豪绅手中，他们主观上便不要（甚至于不愿意要）工人贫农群众起来。（三）党员在他们影响之下，多沉溺于脱离群众的军事工作，这本是农业社会容易发生的现象，再加上小豪绅、知识分子、富农的这种倾向，遂成为群众所认为唯一重要的工作。[69]

在广东各地，民团是变相的乡村权力机构，掌控着乡村各种权势资源。小豪绅因为不满大豪绅控制民团，垄断公共权势资源，希望打倒对方，自己取而代之，有意利用农民运动的力量夺取乡村政权。“因为一部分的绅士没有抢到民团在手，便混进农民协会来，想利用农民协会，所以往往有今天立案的呈文刚到，明天缴民团枪的报告跟到寄来的。”“广东农村因受数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的影响，组织不好，遗留下来的余逆很多。现又当军政、民政、财政统一之后，许多无聊政客、落伍军人在政治上无活动余地，都跑到农村里面来捣乱了。现在这些人，或混进农会，借农会的力量，遂其私图。农会常自动去同民团冲突，缴民团的枪，多半是小土豪跑进农会利用农会来打倒大土豪干出来的。”故当时广东农村流传着“民团是一等土豪劣绅，农会是二等土豪劣绅”的说法。[70]

虽然豪绅地方之间的争夺与互斗，可以部分转化为农民运动的助力，但就总体而言，显然不符合中共所期待的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农民运动目标。

湖南的民团（团防局）虽然不如广东发达，但其势力亦不容小觑。1920年代初，长沙《大公报》对湖南各县民团任意杀人即多有报道。“人恒谓团防局为乡村军阀政府”。但在农民运动的冲击下，湖南民团没有像广东一样与农运形成强大的对抗。另外，湖南也有“土豪劣绅以宗法社会的观念，结合了一部分农民，反动的势力也很利［厉］害。”“有的利用家族观念，集合其一姓子弟，假名农民协会，饵以一时小利，破坏整一的革命的农民运动。”[71]但总体而言，湖南的宗族势力远没有广东发达。湖南的族田也没有广东比重大。湖南更没有广东的械斗传统。

湖南的往日社会状态，也有异于其他各省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湖南的人口，经过张献忠吴三桂的变乱，已经减少到几乎灭绝的程度。现在的湖南人大部分是江南、江西迁入的，湖南没有很长的家族史，很少有能追溯到明代的家族，就是最近三百年中继续繁荣的家族，也很少。这是一个异征。[72]

湖南农运的激进，主要表现在打击“土豪劣绅”。打击“土豪劣绅”的手段有算账、罚款、戴高帽游乡、扭送县署、处决等。[73]湖南农运中，全省各县被杀的“土豪劣绅”总数，或说数十人，或说一百多人，[74]平均每县不过一两人。人数虽然不算多，但声势巨大，尤其是叶德辉被当作“土豪劣绅”被杀，更是震惊全国。加之“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句话随着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公开发表而广为流传，给各方留下湖南农运“过火”的深刻印象。毛泽东所考察的5个县，是湖南农运最发达的地区，其他多数县并没有那么激烈。而且毛泽东的报告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和对群众暴力的推崇，言词不无夸张。其实即使在毛泽东所考察的地区，农运的打击面并没有那么宽泛。被杀的“土豪劣绅”多是一县之内具有相当权势且有恶行劣迹的人物（多为县级民团首领）。如果将“土豪劣绅”分为县绅级和乡绅级的话，被杀的多是县绅级，而且多由县党部、县农协或各县旅省学友会出面检举的。[75]真正由农民自行处决的只占8%。[76]叶德辉更是由省农协出面检举、由省特别法庭审判和处决的。[77]真正被区乡农民协会检举的是一批占据乡村基层权势资源的豪绅地主，或是因为“说农民协会的歹处”，有破坏农民协会的言行的人，[78]而受到的待遇多是戴高帽游乡、罚款之类。并非所有地主乡绅都受到冲击。

而且，湖南农运起来后，豪绅地主大多选择外逃，“一等跑到上海，二等跑到汉口，三等跑到长沙”，很快形成乡村权力归农会的局面，没有如广东那样与农会形成有组织性的对抗局面。但也正是这批外逃的“土豪劣绅”在省外大造农运的负面舆论，如“‘湖南共产了！’在汉口、南昌、上海等地到处传遍了。”“上海所有湖南商人均互相传说CP将在湖南组织工农政府”等，[79]导致湖南农运在全国的负面影响比广东农运要大得多。

如果说，广东多表现为械斗性的硬暴力的话，湖南则多表现为群众性的游乡、公审之类的软暴力。后者因“文革”时期的“发扬光大”而更令人印象深刻。

广东与湖南能成为1920年代农运最激烈的地区，尚无资料证明这个时期湘粤农村比其他省区农村更恶化、更破产，而时人却注意到两省地域文化的因素。1925年，有人对两省民性做过如下一番描述：“中国民族性以中庸调和闻于世界。惟湘粤人独殊：倔强偏激，猛进善变，酷类法国人。当其信以为是也，牺牲一切以为之，必达极端而后已；及悟其非，又易道而趋，必达极端而后已；知无不行，行则义无反顾，纵前后异致，绝不以为歉。故近百年间，湘粤文化进步，湘粤人之活动能力增加，中国遂无役不有湘粤人参与。”[80]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时，广东农运刚刚起步，湖南农运更在萌芽状态。想必两年之后，作者更感自己所言不虚也。

六 乡村权势争夺与斗争性动员

1920年代两湖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但“土豪劣绅”具体指哪些人，国共两党均缺乏明晰的界定。1927年1月和3月，湖南、湖北两省虽然分别制定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湖南还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81]然而条例对“土豪劣绅”的定义十分含糊和笼统，如同同时期的“反革命”概念一样，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是1920年代革命中最被滥用的两个词汇，也是当时对立各方相互污名化的重要话语。湖南农运高潮中，甚至出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极端说法。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时，发动政变的一方甚至将“土豪劣绅”作为戒严的通行口令：如果遇到军警喊口令“土豪”，赶紧应答“劣绅”，即可通过。[82]其实在众声喧哗的“打倒土豪劣绅”口号的背后，还隐藏着地方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

湖南农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却长期被学界忽视的群体，乃小学教师。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初发表的版本中附有一个“湖南各县农会会员统计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除了。表内详细列举了各县农协会员成分，内中除雇农、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妇女外，专门列有“小学教师”一项。这一项很独特，也最值得注意。最多如衡阳，有2256名小学教师加入农会。其次如长沙有1425名，华容有1216名，湘潭有1100名，宁乡有600名，湘乡有540名。其他县亦有数十到数百名不等。[83]按理，小学教师不属于真正农民，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小学教师加入农会？他们在农民运动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近代以来，湖南的教育相对发达。尤其在湘军时代，出外做官的人很多，官绅为了光宗耀祖，大修祠堂，大办族学，废科举兴新学后，“族与族之间互相竞争，于是招收外人，扩大范围，成为正式的学校”。与科举时代相比，就读新学的读书人数量有增无减。[84]据1923—1924年的统计，湖南全省小学（包括初小、高小）有15246所，教职员有33491人。平均一所小学约两名教职员。当时湖南共有75县，平均每县有小学203所，有教职员446人。长沙、浏阳等县，初级小学多达近千所，湘潭、宁乡、平江、湘阴、澧县等县有五六百所。[85]这意味着小学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农运发达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小学教师大多加入了农民运动的行列中。小学教师的参与程度，与农运有着密切的联系。

五四时期凡新式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新青年、新学生比较多，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比较快，其后中共党团组织也就比较容易建立。农运同样如此。中共中央很早就提出要以乡村小学教师为媒介去动员农民。中共湖南区委在农民运动议决案中特别指出：乡村小学教师和手工业者，文化程度多比真正农民略高，而“乡村小学教师的生活状况，与佃农及手工业者相差不多，而容易领受革命要求与革命知识，我们要从这种人中找出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农村小学教师实际是天然地站在输送新思想于农村的地位。”[86]中共在湖南最早的一批党团员，多为城市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师。毛泽东本人也当过小学教师，当其在湘潭、湘乡等地着手建党和开展农运时，亦从联络乡村小学教师入手，“先从土豪劣绅手中夺取农村的学校阵地”，作为开展革命的立足点。[87]中共在其他省区也有以“抓到地方教育权，安插我们的同学当教员，作农民运动的基础”的做法。[88]只是这一策略似以湖南落实得最好。

民国初年，乡村小学教师一般为高小毕业因经济原因而不能继续升学的年轻学生，以及科举出身的年老的举贡生员。[89]积极投身农运的主要是前者，中共称他们为“半知识分子”。正是这批小学教师，实际成为19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的基层骨干力量。所谓穿破鞋、打破伞的游民和贫农，只是充当革命的马前卒和急先锋，而真正发挥领导作用的区、乡农协委员大多是乡村小学教师。“许多小学校也已经变成了各地方农民运动的机关。”在农运发达的县，由于乡村小学教师大批投身农民运动，导致学校停课，甚至“因教师兼做农运工作，荒废课业，引起一般人渐不信任学校”。[90]

1926年《湖南农民协会暂行章程》规定，农民协会分省、县、区、乡、村五级。[91]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村级农民协会成立极少，一般以乡级农协为基层组织。中国历史上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直到民国初年，国家正式的行政层级仍止于县。而区、乡农民协会的建立，意味着农民协会的组织触角比国家行政下沉了两个层级，而且能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集基层行政、司法、武力和民间性的社会权力于一身，在湖南一度形成“两套政权”——省政府的统治权与县以下农会的统治权——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绝无仅有。

行政组织每下沉一个层级，均需要巨大的才、财等“组织成本”。农民协会并非正式的行政机构，其“组织成本”虽然低得多，但仍需要相当的组织资源。1927年《中共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即提道：“最近民省部（指国民党省党部——引者注）派出之农运工作人【员】共计203人，其中本校（指中共——引者注）182人，民校（指国民党——引者注）21人。每县协中负专责者平均6人，每区协负专责者最少1人，每乡协负专责者平均0.5人，则其专事农运工作者，应共有3775人。”[92]中共湖南区委显然无法派出这么多农运工作者，其结果：“各地农协，县协在我们手里；区农协有我们的同志；乡农协没有人。我们的命令，只能到区，不能到乡。”[93]有资料显示：“其时之农运工作人才，十之三为省党部农民部特派员，十之五为当地小学教师，余则为游民无产者。”[94]大体言之，县农协委员多为省党部下派的农运特派员，大部分毕业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且多为中共党员。区农协委员有少数农运特派员，多数为小学教师充任。乡农协委员则部分为小学教师，大部分为游民贫农。

中共在深入农村的过程中，不得不依赖小学教师等一批“半知识分子”。中共湖南区委承认：“各地我们的发展：（一）多有偏于一隅的；（二）多找些小资产阶级的半知识分子和乡绅。因此，第一就发生了部落的毛病，第二就只占有上层，不能打入群众中去。”[95]一位亲身经历者忆述：“当时所依靠的，多半是当地的小学教员，真正贫雇农主动发起的可以说没有。”[96]

小学教师等“半知识分子”之所以积极投身农民运动，也有自身的利益考量。这批人受过一定的或旧或新的教育，自视为斯文人，自我角色定位不再是农民，然而他们既难以进城谋职谋生，而在农村除了开馆教书，亦无其他出路。而这个时期乡村小学教师的收入十分微薄，年俸仅百元左右，社会声望和地位也相当低。[97]在广东一些地方，小学教员自称“老四”，因当地有“一穷，二死，三麻疯，四教书”之俗语。他们因“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思想，以故对于环境易起刺激和悲观，且欲望比农夫工人高，所以其痛苦深”。[98]乡村权势资源控制在少数豪绅大地主之手，没有他们置喙的余地。中共党团组织的向下渗透和农民运动的兴起，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

小学教师，自有他们的职业，因为从前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故趁此时机，出而组织农协……此派多被选为区农协执委，于中小地主及正绅、佃农、自耕农及手工业者，极获信仰。[99]

小学教师投身农民运动，对农民运动产生了什么影响，自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资料显示：“湖南的农民运动，一起来便是政治的争斗”。[100]湖南农运将打倒“土豪劣绅”作为首要目标，明显带有争夺乡村权势的意味。因为这些“土豪劣绅”是乡村的既得利益阶层，是乡村社会的当权派。年轻的“半知识分子”趁机起来造他们的反，赶跑或打倒他们之后，自己可以取而代之。所以，有些地方的农运，是以反对垄断全乡教育大权的劣绅而开始的。[101]对普通农民而言，减租或分田地也许更有实际意义，而对小学教师而言，打“土豪劣绅”则更有吸引力。“一切权力归农会”，并非归于普通农会会员，而是归于少数农会委员之手。所以湖南农运的中心工作是基层权力的重构，而权力重构的最大受益群体，即是这批以小学教师为代表的基层“半知识分子”。

除了打击土豪劣绅，湖南农运中另一项颇具影响的工作是“平粜阻禁”。其时外界对湖南农运的印象，“平粜阻禁是最惹人注视，说农协坏的一件事”。中共湖南区委也认为：“平价阻禁，为农协中最普通之争斗……因平价阻禁而引起政府及社会对农运之反感最甚。”但湖南区委认为“平价阻禁”为贫农所最需要者，“平价阻禁运动之普遍，亦可证明现在农协是在贫农手中。”湖南区委似乎急于向中央证明农协是在贫农手中。其实，相对于贫农，“平粜阻禁”与小学教师的利益更密切相关。因为“一般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必须买米”。[102]一般农民毕竟自己种田，至少可以部分粮食自给，而小学教师则完全要靠买米生活，所以他们对“不准谷米出境、不准抬高谷价、不准囤谷居奇”最为积极，而对“不准加租加押”、“不准退佃”等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活动热情反而次之。[103]实际上，中共湖南区委在1927年1月发布的通告中明确指出：“现在因各地阻禁平粜的结果，谷价日见低落，金融闭塞，自耕农、佃农等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将有脱离农协之趋势。”为什么自耕农、佃农反对“平粜阻禁”？因为“从前自耕农、佃农等，都是用谷米兑换油、盐、棉花等杂货，以调剂生活。现在因谷米不能出境，谷价低落，各地商店都拒绝不要谷米，都要现钱才有货卖，农民无现钱就不能购买货物，就感觉十分困难。”所以，最希望“平粜阻禁”，或者说“平粜阻禁”的最大受益群体，是小学教师、手工业者和雇农等部分人。而这部分人，实际只占农会会员的少数，而自耕农和佃农才是农会会员的多数。以农运发达的湘乡县为例，其农会会员成分为：佃农占48.0%，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28.4%，雇农占8.6%，手工业者占14.7%，小学教师占0.3%。[104]

在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唐生智转述当时流行的对湖南农运的一种说法：“安分的农民没有参加，而为一般不耕田的人和一般不努力耕田的人所领导的农民运动。”[105]这一说法并非完全捏造。掌握基层农会权力的小学教师，可能也包括一批手工业者，均是“不耕田的人”。而“不努力耕田的人”则指在农运中充当打手和急先锋的一批“游民”。这两部分人确实是湖南农运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忽视小学教师在湖南农运中扮演的角色，就难以理解湖南农运为何以打倒“土豪劣绅”和“平粜阻禁”为首要目标。

无论是广东的小豪绅反抗大豪绅，还是湖南的小学教师打击“土豪劣绅”，都以争夺乡村权势资源为目标。但在乡村社会，权势资源总归有限，受益者只是少数人。即使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而农会权力势必为少数农会委员所把持，普通的农会会员未必能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106]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普通农会会员有可能袖手旁观，甚至如广东出现“农民对于协会工作，永不发生兴趣”的现象。[107]不过，激烈的斗争能够补救这一缺失。无论是广东的械斗，还是湖南的打击“土豪劣绅”，其实际情形虽然与中共的阶级斗争理想还有相当的差距，但斗争和冲突一旦起来，就会迅速建构起仇恨，双方剑拔弩张，便无妥协回旋的余地，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也可能被颠覆。斗争越激烈，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越强，群众的斗争激情也越高涨。

对于“斗争性动员”的意义，中共早有认识：“因为农民团体若无受外敌之压迫，是易陷于松散，故农会之有敌人，诚为促进农民运动进步之好机会。”“只有从斗争中出来的农民组织，格外有基础。”所以中共就反对“和平的农民运动理论”。彭湃在海丰开展农运时，也以“运动太过平和为可惜。”[108]每次群众运动，中共都要首先确定斗争对象，使群众分化，争取多数，打击和孤立少数。一旦一方的声势压倒另一方，就迫使中立者站队，而不得犹疑徘徊于两者之间。在湖南，由于将少数地主打入“另册”，不准其加入农会，使他们感到“孤立”和低人一等，“摈在农会的门外，好象无家可归的样子”。原本观望者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湖南的富农和小地主开始观望，后来乞求加入农会的情形就是例证。而那些加入农会者自然也就具有某种相对的政治优越感。用毛泽东的话讲，几个月前还被人看不起的农会，现在却变成了顶荣耀的东西。对中共而言，对农民册封这种政治优越身份，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中共正是以最小的成本代价，急速而有效地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这是1920年代农民运动有别于三四十年代农民运动的一大特点。三四十年代的农民运动，或以土地革命，或以减租减息为策略，以经济动员驱动政治动员。而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则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只打土豪而不分田地的农民运动。

七 从“运动”群众到群众“运动”

中共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与三四十年代的农村革命有所不同。三四十年代中共在苏区或根据地动员农民时，一个重要目标是要汲取农村的人力、物力来支持中共组织的生存和军事力量的壮大，共产党需要农民提供兵源，也要靠农民养活。而1920年代中共没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组织成本和经济负担较小，开展农民运动的经费，因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大部由国民党中央或省政当局“埋单”。中共自身不需要从农村汲取人、财资源，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目标比较单纯。

彭湃在海丰开展农民运动时，曾遇到一次“凶年减租”与“丰年减租”的选择困境，颇能反映中共目标与农民目标之异趣。1923年夏秋之交，海丰恰遇水灾和风灾，农田完全失收，农民大起恐慌，要求农会趁机向地主挑战，实行减租运动。然而彭湃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农民的解放运动，减租运动，如是因着年凶，是无甚价值的。因为恐他们或竟忘了减租的意义和我们的目的。故有价值，还是要在丰年来减租。”何以凶年减租无价值，丰年减租才有意义？彭湃解释说：“减租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果然，则凶年减租虽可救死，而田主施惠、佃户感恩，有时反易没却阶级的意识，故无甚价值……反之，丰年减租，则直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故有价值。”[109]从农民切身利益来说，凶年减租最迫切、最需要，甚至生死攸关；而从党的阶级斗争目标而言，凶年减租没有价值，丰年减租才有意义。

从早期农运的经验看，农民确实不大明白也不大理睬什么“主义”，却相当注意权衡和算计利弊得失，当形势不利时，多迟疑徘徊、消极退缩，而当形势有利时，则勇往直前，甚至胆大妄为。共产党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狠，反抗越烈。在群众运动的实践中，其实还有另一种情形：哪里压迫小，阻力小，政治环境宽松，哪里的群众就容易运动起来。

当然农民一般都缺乏长远眼光，算计的多是眼前得失。他们即使受到豪绅精英的压迫，仍愿意追随那些豪绅精英。因为他们觉得豪绅精英比自己更具有眼光，更会算计利弊得失。如中共番禺县委在给广东省委的报告中即谈道：“当地贫苦农民往往做事都是要大耕家带头，他们乃敢随之。他们依赖大耕家的心理，非常难以打破。”[110]因此，农民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地方精英的参与，甚至成为参与的主角。乡村地方精英之参加或反对农会，往往会带动一大批农民追随。地方精英可能是小学教师，也可能是小地主或部分豪绅。

豪绅地主对农运的态度，更视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自身利益考量为转移，最初往往尽力阻止，势均力敌时顽强抵抗，形势逆转时，选择逃跑或转而组织和加入农会。所以农运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共常常告诫要防止豪绅地主混入农会。另一方面，豪绅地主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也使部分豪绅主动加入农民运动的行列，转而利用政党的组织资源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中共还没有自己的地盘，力量有限，所以还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推行阶级斗争于农运实践中，为了争取民众，有时不得不妥协，不得不迁就现实。在广东，中共广东区委就告诫农运特派员说，条件不成熟时不要提出“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等过高的口号，以至于广东很多地方的农运实际上是一帮豪绅地主带领农民与另一帮豪绅地主带领的农民进行斗争。湖南的农民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乡村小学教师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乡村精英起来打倒既得利益的“土豪劣绅”，夺取乡村政权，实际上是地方精英之间的代际冲突和利益竞争。河南的农民运动更是如此。因红枪会在河南农村社会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虽然这些红枪会大都掌握在豪绅地主之手，中共不得不加以利用。所以河南的农民运动，实际上是红枪会运动，而控制红枪会的豪绅地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河南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1927年8月中共河南区委在《河南农运报告》中指出：“河南的农民运动，十之九是枪会运动”；“枪会首领大多数是土豪劣绅，或土匪流氓，其领导权完全操在土劣手里”；“只注意首领之联络，未积极去抓取群众，所以某一个政治口号，适于首领利益时，他们也似乎能合［和］我们一致行动，我们同志也便洋洋得意，以为可以领导群众，大吹大擂。但在某一口号不适于首领时，这一首领便带领整个的群众反动起来”。[111]

所以，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很难说是单纯的“农民”运动。农运的斗争对象，也不是单纯的“地主”。在“农民运动”的大潮中，卷入了各种不同阶层和职业的人群，也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故而其风貌极其纷繁复杂。

群众运动一般都要经过一个从犹疑、尝试，到兴奋、亢奋的演进过程。最初的发动，总是比较艰难，而一旦启动，并形成一定规模后，就会产生群体感染效应，如同滚雪球般，迅速扩大。到了兴奋阶段，群众激情高涨，参与规模日趋膨胀，但尚处于理性和可控阶段。一旦进入亢奋狂热阶段，群众越来越非理性，就会出现勒庞所说的“心智归一”现象。[112]

另一方面，当声势浩大以后，怀有各种目的和野心的人难免渗透到运动中来，此时，运动的对抗性力量或降或逃或消失，而运动的组织领导力量往往难以同步增长和跟进。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群众，转变为群众“运动”，进入“自主性运动”阶段，群众不再听命于组织者，运动也势必偏离组织者最初设计的轨道。组织者也难以通过宣传、教育、说服和解释等手段抑制群众的激情，强行抑制可能导致与群众的直接冲突，丧失群众的信仰。

广东农运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尚未发展到“亢奋”阶段即趋于停滞。湖南农运则很完整地呈现了这一过程。湖南农运是随着北伐军事的迅猛推进而爆炸式发展的。在1926年6月至1927年6月一年间，全省农会会员数由三四万猛增到五六百万。中共在湖南的组织力量虽然最强，但无法与农运同步发展。其结果，中共最终只能控制县一级农协，对区一级农协还能半控制，到乡一级农协则完全失控。中共的命令，只能到区，不能到乡。开始阶段，区、乡农协基本由小学教师主持，到后期，乡农协组织迅速膨胀，并为游民贫农所掌控，“他们的组织农协，既不懂什么策略，复无所谓目的”，于是出现了“各地方区农协不服县农协指挥，乡农协不服区农协指挥，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现象”。[113]进而导致农运的“过火”。

不仅农运，大革命时期的工运，也同样出现过严重的“左”倾和“失控”局面。据刘少奇的描述，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刘少奇以其领导早期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出这样一条工人运动的“规律”：在政治环境好、工人有集会罢工自由的情况下，工人就会随心所欲地、无所顾忌地一味冒进，出现过激、过“左”的局面。刘少奇为此“苦闷欲死”却一直无良策加以解决。[114]

中共此后的群众运动，虽然手段、策略、技巧日趋娴熟，却始终难以摆脱这样一个“怪圈”：群众运动初期，必须“放手”发动，才能运动起来，一旦运动起来，就难免失控，以至每次群众运动都必“过火”，也总是在“过火”之后，才能着手收束。

[1] 本章由王奇生撰写。

[2]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10—1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67页。

[3] 这一点，李维汉做过很好的阐述，见氏著《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第124—135页。

[4] 〔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8，第276—277页。

[5] 《陈独秀给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7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61页。

[6]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6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54页。

[7] 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第505页。

[8] 马克·赛尔登对西方学界自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有关中共革命的研究，做过一个很好的总结。见氏著《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文版“后记”，魏晓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68—269页。

[9] 《布哈林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的修正案》（1923年5月）、《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信》（1923年5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54—257页。

[10] 中共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衙前农民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1页。

[11]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1923年11月7日），中共海丰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海陆丰革命史料（1920—1927）》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第91、119、123页。

[12] 曾宪林、谭克绳主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265页。

[13] 恽代英：《五卅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7、17页。

[14]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54页。

[15] 1927年2月24日，顾孟馀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会上感慨道：“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很像国民党是在朝党，共产党是在野党的样子。”见顾孟馀《武汉二届三中全会提案大纲之说明》，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正中书局，1981，第111页。

[16]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55、104—105页。

[17]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55页。

[18] 湖北、广东的数字，因统计来源不同而与表7-1内数字有出入。

[19] 〔韩〕柳镛泰：《国民革命时期公产、公堂问题——两湖与广东农民运动之比较》，《民国研究》总第5辑，1999年，第5—20页。

[20] 《中国农民运动近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编印，1926，第3页。

[21]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99页。

[22] 有关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研究，可参见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之崛起》，《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郑建生《动员农民：广东农民运动之研究（1922—1927）》，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2。

[23] 黄克：《清远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10月20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五部档：部11466。

[24]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79页。

[25] 1923年，邓中夏就注意到，就全国政治环境而言，湖南和北京相对比较自由。见《邓中夏关于中校移粤及北京革命形势活动意见等问题给国昌诸同志的信》（1923年12月16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集，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印，1991，第32页。

[26] 据1927年5月的统计，中共党员总数为57967人，其中湖南有20000人，约占35%；全国团员总数37638人，其中湖南有7080人，约占19%。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39、398、451页；《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67页。

[27] 《湖南省党务报告》，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出版，1993，第16—17页。

[2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25页。

[2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85页；《湖南革命的出路》（1927年4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351页。

[30] 在当时中共一般的认知中，唐生智被定为“中派”，李维汉晚年认为唐生智是“中左”（《回忆与研究》（上），第138页），而笔者从这一时期唐生智的大量言行判断，完全可以将其定为“左派”。当时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即认为唐“甚左”。见《农所学生邓良生致陈克文函》（1927年2月12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五部档：部11552。

[31] 湘民：《马日事变以前之湖南》，《社会新闻》第1卷第17期，1932年，第351、371页。

[32] 《省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的宣言》（1926年8月）、《湖南建设厅保护农运之通告》（1926年9月）、《湖南省政府转发国民党中央训令》（1926年11月）、《湖南省高等检察厅训令》（1926年11月）、《民政厅切实保护农工训令》（1927年1月）、《湘区书记报告》（1926年10月22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204—212、93页。

[3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85—87页。

[3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1063页。

[35]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259页。

[36] 中共在苏区和根据地的“过度动员”现象，无法在本章中展开论述，拟另文探讨。

[37] 李定一、李万苍：《鹤、新、开、台四邑各乡调查经过情形》（1926年7月1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五部档：部11454。

[38] 《农运讲习所报告》，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五部档：部1132。

[39] 《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63页。

[40] 《第一至五届农讲所总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35页。

[41] 廖白皋：《龙喜乡农民运动的兴起》，中共长沙县委党史办等编《大革命时期长沙农民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174—175页。

[42] 以1930年代的华中地区为例，家有良田30亩，才能供给两个子弟入小学；家有良田50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200亩以上，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读中学。引自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枫城出版社，1978，第156—157页。

[43]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104、109页。

[44]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42页。

[45]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67页。

[46] 龙宣：《耒阳第二农运指导团下乡工作的报告》（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74页。

[47] 《团粤区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1924年6月），《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7页。

[48]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55页。

[49] 《中共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458页。

[50] 夏曦：《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湖南政治党务报告》（1927年3月12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239页。

[51] 直荀：《马日事变的回忆》（1928年5月）、《湖南农民革命的追述》（1928年1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第445、374页。

[52]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1923年11月7日），《海陆丰革命史料（1920—1927）》第1辑，第122页。

[53] 本段及下段，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82—199页。

[54]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24—33页。

[55] 《孙总理对农民党员联欢会训词》（1924年7月28日），《广东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153页。

[56]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149—159页。

[57] 相关研究可参见〔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8] 如广东新会一乡，有联团局1个，公共碉楼5座，商人自卫楼1座，均各有二三十名武装团丁；另有更馆1间，私家碉楼26座，县团所派警察1个分队。见《台山新会各乡调查经过情形报告》（1926年9月16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五部档：部12378。

[59] 邱捷：《近代中国民间武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52页。

[60]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60—63页。

[61] 柳镛泰：《国民革命时期公产、公堂问题——两湖与广东农民运动之比较》，《民国研究》总第5辑，1999年，第12页。

[62]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61、101—102页。

[63] 如1926年10月农运特派员黄克调查称，清远县的民团和农会各拥有枪支两千余杆。见《清远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10月20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五部档：部11466。

[64] 如河源县第二区砂岭乡农会与民团的互战。见戴耀田《出发东江紫金河源等县农运工作报告》（1927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五部档：部10848。

[65] 张宗麟：《中国乡村教育的危机》，《中华教育界》第21卷第2期，1933年，第2页。

[66] 如特派员梁伯舆在调查广东佛山某乡情形时发现：“该乡系冯、张两姓，约千人，民元时两姓发生过械斗一次，迄今双方尚增设炮楼军械，夜间加放步哨看更。现在冯姓已入民团，张姓反对，而张姓又组织农会，以弭纷争，但为冯姓民团所阻，兼之反对农会……凡冯姓不准成立农会，各农民亦畏缩不敢加入。至张姓在家耕种之农民已入完了，未入的只小儿妇女等而已。”见《南海属佛山农运经过情形报告》（1926年7月28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五部档：部11461。

[67]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77、26页。

[68]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9页。

[69] 《中共广东省委致东江特委信》（1928年7月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4），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内部编印，1982，第67—68页。

[70]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61、98、63页。

[71]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农民问题决议案》（1926年8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199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2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42页；《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192页。

[72] 铢庵：《湖南杂忆》，《人间世》第32期，1935年，第26—27页。

[73] 李维汉：《湖南革命的出路》（1927年4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350页。

[74] 据张世瑛统计，被处决的土豪劣绅共138人。（氏著《罪与罚：北伐时期湖南地区惩治土豪劣绅中的暴力仪式》，《国史馆学术集刊》2006年第9期，第53页）土豪劣绅被杀的消息并非都登载报纸，1927年初也有“压下不登”的。见《谢觉哉日记》，1943年5月14日，引自《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360页。

[75] 如1926年12月22日，湖南各县旅省各界反土豪劣绅运动大联合，向省党部、省政府举行第二次大请愿，要求惩治土豪劣绅。原载湖南《大公报》1926年12月23日，引自《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493页。

[76] 张世瑛：《罪与罚：北伐时期湖南地区惩治土豪劣绅中的暴力仪式》，《国史馆学术集刊》2006年第9期，第53页。

[77] 《湖南省特别法庭判决叶德辉死刑》（1927年4月11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529页。

[78] 易礼容：《农民问题》（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338页。

[79] 李维汉：《湖南革命的出路》（1927年4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351页；《中央局报告》（1926年12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1，第142页。

[80] 宫廷璋：《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湖南大公报十稘纪念册》，湖南大公报编辑部辑印，1925，第73页。

[81] 《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1927年1月15日）、《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1927年1月28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503—504、508—509页；《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草案》（1927年3月15日），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第227页。

[82] 卡介侯、任伊平：《马日事变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湖南省政协之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63，第181页。

[83] 《湖南各县农民协会会员统计表》（1926年11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144—148页。

[84] 傅任敢：《湖南教育一瞥》，《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第10页。

[85] 张唯一：《民国以来湖南教育行政概观》，《湖南大公报十稘纪念册》，第2—3页。

[86] 《中共湘区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1925年10月）、《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60、189页。

[87] 《贺尔康日记》，《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389—394页；另参见湘乡县纪建办《毛主席考察湘乡农民运动以及考察前后农运情况的调查总结》（1968年），油印件，衡山县档案馆藏：301。

[88] 《中共宿县独支的报告》（1926年10月19日），中共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省档案馆编《安徽早期党团组织史料选》，内部编印，1987，第150页。

[89] 祝其乐：《乡村教师问题》，《中华教育界》第13卷第10期，1923年，第1—11页。

[90] 《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1926年）、杏书：《关于农运的一个报告》（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189、453页。

[91]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124页。

[92] 《中共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458页。

[93] 《中共湘区发展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计划》（1927年2月16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104页。

[94] 李执中：《农民问题与痞子运动——湖南农运之分析的报告》，《中央半月刊》1927年第4期，第64页。

[95] 《中共湘区发展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计划》（1927年2月16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104页。

[96] 廖白皋：《龙喜乡农民运动的兴起》，中共长沙县委党史办等编《大革命时期长沙农民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174页。

[97] 祝其乐：《乡村教师问题》，《中华教育界》第13卷第10期，1923年，第1—11页。

[98] 陈修：《对于小学教员的研究》（1921年），《海陆丰革命史料（1920—1927）》第1辑，第30、32页。

[99] 李执中：《农民问题与痞子运动——湖南农运之分析的报告》，《中央半月刊》1927年第4期，第64页。

[100] 唐生智：《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湖南的政治报告》（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242页。

[101] 廖白皋：《龙喜乡农民运动的兴起》，《大革命时期长沙农民运动》，第173页。

[102] 罗难：《农民运动与反宣传》（1927年1月7日）、《中共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1927年）、夏曦：《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湖南政治党务报告》（1927年3月12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310、456、237页。

[103]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卷，日本中国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刊印，1976，第222—225页。

[104] 《中共湖南区委关于阻禁平粜问题的通告》（1927年1月16日）、《湖南各县农民协会会员统计表》，《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608—609、144页。

[105] 唐生智：《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湖南的政治报告》（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241页。

[106]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即指出：“农民不认识协会是他们自己的，结果使少数执行委员同秘书把持协会。”见《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100页。

[107]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63页。

[108] 《团粤区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1924年6月），《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6页；《中央局报告》（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140页；《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全国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传纲要》（1927年4月），载司马璐编著《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五部（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家），大陆翻印本，时地不详，第72页；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1923年11月7日），《海陆丰革命史料（1920—1927）》第1辑，第119页。

[109]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1923年11月7日），《海陆丰革命史料（1920—1927）》第1辑，第118—119、124页。

[110] 《中共番禺临时县委四月份给省委报告》（1928年5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2，第98—100页。

[111] 《河南农运报告——对枪会运动之分析》（1927年8月30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一战时期河南农民运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122页。

[112] 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61页。

[113] 李执中：《农民问题与痞子运动——湖南农运之分析的报告》，《中央半月刊》1927年第4期，第64页；《省农协不准地痞流氓混入农协的第二十六号训令》（1927年1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第461页。

[114]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212—221页。

第八章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源流[1]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展开苏维埃革命。苏维埃这一名词借自苏俄，原意是代表会议，即由民众以代表会议形式掌握国家权力。不过，对于当时的中共党人而言，以什么样的称呼界定这场革命未必那么重要，在国民党已经武力分共，中共失去合法发展机会的背景下，武装反抗几乎是中共这样一支政治力量会做出的唯一选择。苏维埃革命的核心是要在中共独立领导下，推翻现行统治体系，建立中共领导的革命政权。

通过社会和政治革命建立新型政权，是中共建党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早在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就明确指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2]此后，虽然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具体的革命策略屡有调整，但实现“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阶级的共产社会”，[3]应为中共一以贯之的终极目标。

由于力量的薄弱，当中共在国民党武力压迫下被迫进行武装斗争，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展开较量时，地域广大的乡村成为中共武装力量活动的中心。和城市相比，南京中央对农村缺乏有效的控制，中共在这里的发展可以游刃有余。事实上，鉴于中国社会农村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现实，早在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的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已经逐渐注意到农村、农民的重要性，并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国民革命开展的重要一环。随着苏维埃革命的开展，中共武装因缘际会在农村发展壮大，土地革命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具有凌驾意义的重要话题。

顾名思义，土地革命的中心当然是要完成土地的重新分配，即按照既有解释框架所言，将地主、富农拥有的占农村80%的土地分给普通农民，由此激发农民投身革命的热情。对土地革命的强调，与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的判断密切相关，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革命起源解说的基本逻辑。不过，如果我们尽可能地回复到历史的现场，将有可能发现，事实总要比理论复杂得多，中国农村土地的状况并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畸形，而关于革命源流的解说，也大可不必局限于土地和农民本身。

作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在南方地区的中心区，由赣南、闽西组成的中央苏区具有特殊的考察意义。中央苏区是中共建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无论是面积、人口，还是武装力量、政权建设，这里都在各个苏区中居领先地位。因此，以其为中心进行的考察，尽管未必覆盖苏维埃运动的全貌，但无疑具有相当强的代表意义。

一 地权的悖论

在中共党史的表述系统中，关于1927—1937年中共革命的表述，多年来冠之以土地革命的称呼。近年来，学界逐渐回归当年中共自己对这场革命的定义即苏维埃革命。这样的回归，既是对历史原貌的尊重，同时也不无对土地革命是否可以涵括此阶段革命的反思。事实上，从当年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和以往中共党史习惯描述并不完全符合的地权形态。

借助于时人的调查，是还原当年土地状况的最好途径，这方面，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无疑具有极高参考价值，可谓了解当年赣南社会生活真实风貌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调查的细致、广泛、精到，堪称社会调查的典范。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毛泽东的调查对中央苏区的阶级分化状况投入相当大的热情，应该说，虽然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其实地调查仍有着相当的客观性。从调查数据看，当时寻乌全县农村人口成分是：大地主（收租500石以上的）占0.045%，中地主（收租300—500石的）占0.4%，小地主（收租200石以下的）占3%，富农（有余钱放债的）占4%，中农（够食不欠债的）占18.255%，贫农（不够食欠债的）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4]这一调查结论如果和我们后面将要提到的更广泛的调查数据对照，可以发现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同样是毛泽东，后来又在江西新余做过兴国调查。调查方式是找了6个红军中兴国籍人员，以谈话进行。调查对象是赣南的兴国，调查地却在数百里外的赣西，多少让人感觉有些怪异。该调查认为兴国永丰圩地主、富农占地达70%，公田为10%，中农占地15%，贫农为5%，并由此得出结论：“真正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人数不过百分之六，他们的土地却占百分之八十。其中富农占去百分之三十，公堂土地又有许多在富农掌握中，若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多数人土地不足的问题便难解决。”[5]因为不是实地调查，结论未给出实际的数据加以支撑，而由一个圩的狭小地区推导出土地政策的做法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深入、全面调查然后得出结论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了解一下毛泽东做调查的背景就可以知道，当时正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要求进一步打击富农、与党内所谓“富农路线的发展”[6]做斗争之时，毛泽东调查中关于平分富农土地的说法，和这一指示是分不开的。毕竟，在当时的党内环境下，即使像毛泽东这样性格坚强的地方领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也不可能摆脱居于发号施令地位的指导者的命令。问题在于，关于苏区阶级分化、土地关系的判断，和正确制定土地政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即连身在实地的毛泽东尚且无法完全独立地做出自主深入的调查研究，遑论当时远离苏区农村实际的中共中央。而且，或许是造化弄人，又或许内在逻辑使然，毛泽东两篇调查遭遇的命运截然相反：《寻乌调查》长期散佚，1950年代前几乎不为人所知；《兴国调查》中具有浓厚政治背景的数据，却随着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成为中共判断农村土地关系的重要依据。同时，毛泽东提供的两份内容、形式都大有差异的调查，也提醒着后世的研究者，对于各种各样的调查数据应持谨慎态度，全面占有、分析使用，才可能不迷失在历史的迷雾中。

除毛泽东的调查外，关于江西、福建这两个苏维埃革命基本区域的土地占有情况，还有来自多方面的不同材料。当时，一些有关机构也对土地占有情况做过调查。据1933年福建上杭的调查，该县43293户居民中，地主占3.6%，占地30.5%；自耕农（实际即富农和富裕中农）占5.3%，占地5.4%；自耕兼租种农户占88.4%，占地64.1%；佃农占2.7%。[7]福建龙岩1943年调查表明的结果是，自耕农、半自耕农占66.62%，佃农占33.38%。[8]赣县七鲤乡抗战中期调查的500户居民中，地主占4.2%，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37%，佃农占45.2%，雇农占0.4%，其他13.2%。[9]江西新干第四区谦益村的调查结果是：自耕农占41.21%，半自耕农占46.21%，佃农占8.49%，雇农占3.64%。[10]中共赣东北党对江西乐平的调查也显示，该地土豪、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占地比例分别是2%、40%、30%、5%、5%。[11]这些调查结果显示的数据虽然在分类上有所区别，但从不同角度反映的土地分配状况是相近的，即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人口相当多数，地主占有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土地，一般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拥有相当数量土地。

关于闽赣两省土地分化平缓的状况，既有当时政府方面的陈述：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以前均系小农作业之自耕农制，纯粹收租之地主，与贫无立锥之佃农，均占极少数，大地主则尤为稀少”；[12]也有中共内部有关报告的证实：“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13]江西万安“自耕农占全县人口大半”。[14]同时，我们还可以把上述调查数据和1950年前后江西、福建土地改革专门机构在农村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加以对比，相互得到印证。下面表8-1、表8-2所列是以1950年前后闽赣两省土地改革专门机构调查结果形成的综合数据。

表8-1 福建土地占有情况

表8-2 江西土地占有情况

续表

从上述调查资料看，占人口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最多的超过60%，最少的仅6.3%，规模较大、较具代表性的两个调查中，福建66县不到20%，江西28村则为30.4%。江西丰城小袁渡乡抗战前地主占地包括公田在内为28.72%，被认为是“土地集中程度为一般乡”。[15]表8-2中的南康樟木乡所在的潭口区是南康“主要封建堡垒之一”，“樟木乡新田村尤为全区突出之封建堡垒”，[16]但其地主、富农占地只有24.7%。可以看出，这些数据基本是以30%为中轴。相对而言，占人口40%左右的贫雇农占地数据比较一致，多在20%左右。将上述数据和前述多种调查综合看，闽赣两省农村以自耕农为主的构架可以成立，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有关调查中并没有得到证实。[17]江西宁都刘坑乡是上述数据中地主占地唯一超过60%者，但该统计包括公田，且该乡地主出租土地中有70%属于皮骨田，即业主占有田底权（所有权），佃农占有田面权（使用权），佃农租额要比一般的皮骨全田低20%—30%，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地主占地有一定区别。[18]所以，严格说，这一统计应有一定水分。事实上，土地改革前江西有关专业部门的调查结论就指出：

从全省范围来说明，估计地主土地约占百分之二十五，某些地方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甚至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富农土地约占百分之十五，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公田约占百分之十，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个别县区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19]

这一结果，和近年学者提出的全国范围综合估计地主、富农占地约50%的结论比（有理由认为，这一结论可能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高估），闽赣两省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在全国当不算高。无怪乎1950年代初湘、鄂、赣、粤、豫五省农村进行的调查中，江西和河南一起，被列为土地较为分散的地区。[20]而从江西、福建两省调查材料看，福建土地集中程度还要低于江西。

肯定这一地区土地集中的有限性，并不等于从总体上否认这一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现象。有意思的是，当时来自各方面的多个报告都提供了现在常被认为是土地集中并不十分严重的数据，但调查者往往都得出土地分配非常不均的结论。[21]在被一些不无片面的夸大的宣传数字误导多年后，也许当时的实际数字已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会被作为相反观点的论据。其实，应该说，在这些更符合农村实际状况的数据后面，体现着的仍是农村占地的不平衡局面。这一点，从各阶层人均占有土地数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反映（见表8-3）。

表8-3 地主与贫农人均占地比较

由表8-3可见，地主人均占地一般在贫农的10—30倍，少数地主、富农占地极不集中地区这一比例在10倍以下。福安南塘保贫雇农人均占地0.39亩，地主为5.81亩，是前者的14.9倍，这在闽赣两省农村中被认为属于一般集中的，是较多出现的比例。可以看到，在赣南、闽西地区大多数调查中，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一亩。以当时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保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以人均分土地，当时闽赣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苏维埃革命以平分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人口膨胀、战争、政府政策及国际环境影响形成的生活困窘，更埋下了农民求变情绪的根芽。

二 公田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宗族势力发达，在许多地区，宗族不仅拥有社会政治权威，而且占有土地。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主要以宗族占有形式出现的公田占据很大比例：“在江南，族有田产底发达，构成一种特色”。[22]根据1950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统计，浙江公堂土地占比为16.35%，安徽为4.17%，苏南为5.9%。[23]中央苏区中心区的江西属公田发达地区，国共两党的调查中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里占地广大的公田，中共江西省委1932年5月的工作报告记载：“江西公堂祠堂的土地特别多。”[24]国民党方面在武力恢复对苏区控制后，也报告这里“公田甚多”。[25]

从公田分布看，一般在较为偏僻地区，由于宗族势力强盛，公田比例更高。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都是公田比例较高地区。以福建而言，福建全省公田占比达29.36%，[26]这个比例放到全国与其他省份做横向比较，是名列前茅的。而属于中央苏区的闽西地区比例又要高过全省均值：“闽北、闽西占百分之五〇以上；沿海各地只占到百分之二〇至三〇。”[27]如闽北闽西的古田过溪占61.4%，建阳营前占37.31%，永定中川村占70.04%，永定西湖村占60%，永安吉前保占56.6%，普遍达到总田亩的50%以上。根据土改时期的统计，长汀土改前公田达19万余亩，占全县总耕地39万余亩的49.065%；[28]建宁公田67605亩，占总耕地166103亩的23.68%。[29]相对而言，福建沿海地区公田比例要低一些，永春（7个村）占29.53%，莆田华西占21.87%，南安新榜村占15%，福州市郊（2个村）占7.98%，福清梧屿村占9.02%。[30]泉州地委调查，闽南公田占总耕地面积的20%左右。[31]

赣南公田比例虽然不如闽西，但通常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苏维埃革命前，公略县公堂占地22万石，占总数的31.5%。[32]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结果是该县公田占总数的40%。[33]档案资料显示，地处赣南的石城公田数量占比相当之高，该县两个乡土改前的统计数据显示，一个乡公田占耕地总数的49.44%，另一个乡公田占47.2%。[34]瑞金6个区土改前公田占耕地比为33.6%，会昌为20.92%。[35]在对江西28村公田比例的调查中，苏区12村是15.8%，[36]这虽然是一个偏低的数据，但仍高于安徽和苏南地区。中共关于万安暴动的文件中指出：该地“半自耕农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自耕农约百分之三十，佃农约百分之十三，雇农约百分之七……然万安又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县号称五万（元）户的只有一家，号称万（元）户的只有十一二家。农民所负的债务及租赁之田地，多半是众会上的（祠堂里的）。”[37]

公田的构成以祠堂祭祀田占大多数。浙江余姚南留乡第十村公田占总数的61.78%，其中92%以上是祭祀田，其余是会田、校产，27.5%由村民轮种，其余出租。福建古田七保村公田总计4544.29亩，是总田地6026.75亩的75.4%，“共有田基本上是祭田，占占有总数的87.9%；学田是由祭田中抽出来的，约占总数的5.19%；会田很少，只占总数的6.49%。”[38]

公田在土地占有中的较高比例，使其性质认定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虽然一般说，地主、富农等影响力更大的阶层对公田拥有较大的控制权，但作为一个群体的公有土地，毕竟应为参与者全体所有，公田的出现及其运作设计都在努力使其能照顾到更多人的利益。当时有调查指出：“这些族产的目的，大致为祭祀教养恤孤济贫，但因为是族产之故，田权移转时很不容易，不能绝对自由地买卖，因此便形成一种具有特殊性的田权。”[39]

公田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情况，从中得益者也不尽相同。最能体现公田性质也最为公平的方法就是全体所有者按户轮流获得公田的使用权，这也是公田管理的重要形式之一。福建泉州闽南侨区“宗族田地，几乎都是轮祭田，由共有的各房各户轮流耕种或出租，当值者负责祭扫的开支”。轮种虽然相对公平，但也有致命的问题，就是农民不注意保护地力，“实行掠夺地力的经营，使土壤变坏，估计这种族田的收成，要较一般产量低五分之一”。[40]据浙江调查，土质得不到保护的轮种田单位产量要比一般田低100斤左右。[41]

作为变通的办法，也有先出租，然后按房按户轮流收租，福建古田许多地区采用这一办法。古田七保村“郑姓最大祭田由43户轮流收租，其中地主1户，富农2户，中农16户，贫农22户，商业资本家1户，小商贩1户”。该村轮流收租次数最快的要6年一轮，普通的21年一轮，轮收次数最少的要40余年才轮得到一次。罗华村有100多年才轮到一次的。[42]在这种完全公平的管理形式下，族田权利可以转让甚至卖绝，1948年福建建阳县营前村贫农袁熙光因病需款，征得族人同意出卖彭墩乡的族田14亩，卖得价款由全部共有人分益。古田罗华村雇农魏宜香，母亲故去无法收埋，把和堂兄共有的族田永佃权卖给堂兄，此后不再享有轮流的权利。当然，为保证族田的家族性质，“这种收租及使用权的买卖，一般是要先商请其它共有者承买，如他们声明不买，才能卖给别人”。[43]

地主、富农等实力阶层有可能在其中获得特殊权益的是集中管理的公田。这种公田一般占地多、涉及户数广，轮种、轮租操作起来有难度，同时内部的实力阶层也不愿放过操纵公田的机会。这些公田“形式上是由辈高年迈的老人所经管”，但由于管理上的权威和技术问题，一般而言，“祠堂管理人须具备下列三项条件：（一）有所谓‘功名’的人。（二）有较多的田。（三）识字”。要满足这些条件，地主、富农出身者确实更为有利，所以他们在公田管理者中往往占有较高的比例。安徽贵池齐山村“十个大祠堂的管理人中，有四户地主，二户富农，三个‘势力派’人物，五个富裕中农”，这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公堂的管理人员构成。当然也有不同情况，芜湖县十里区杨埠村管理祠堂田的共24人，除一户为富农外，其余全为中贫农。[44]这是因为公堂的所有者中毕竟普通民众占有人数上的优势，他们可以据此依据公平理念挑战富有阶层对公堂的管理权。

集中管理的公田中，正常情况下，有着为全体参与者认可的制度和规范，收入大多用于祭祀、救助、办义校、吃喝等。应该说，作为一种家族性或公益性的田地占有形式，公田在维系农村社会各阶层间的纽带关系、缓和社会冲突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太湖东山华老义庄中，“依靠义庄补助而生活者，本房外房共达450人，远到苏、常等地，每年凭票前来领取，即使家庭生活能维持，但只需有鳏、寡、孤、独条件，即可获得优待”。[45]江西南城在政府指导下推行族学制度，规定公田收入在百石以上者，应单独开办一所族学，不足百石者应联合办校，到1934年下半年，共成立族学88所，解决许多贫寒子弟的入学问题。[46]公田所发挥的作用，当年的中共江西省委曾有描述，江西“公堂祠堂的土地特别多”，豪绅地主“利用公堂田地，以少量的收获分给同族的贫人，以公堂祠堂的公款来补助同族子弟读书。因此农民的民族（氏族）观念特别浓厚，对于同姓族豪绅地主富农表示妥协”。[47]

公田对需要帮助的族人固可起到一定资助作用，但问题也很突出，一是公田管理存在许多漏洞，一些管理者倚仗职权，上下其手，巧取豪夺；二是由于公田属于集体利益，管理往往相对松弛，管理者或族人常趁机在其中浑水摸鱼，占取便宜。如华老义庄就出现下面的情况：“本房后裔如系贫苦户，而非鳏、寡、孤、独者，亦可向义庄借兑，往往是有借不还，特别是二流子、‘白面鬼’等经常去强借。”当然，公田的管理者在贪墨中也不是没有风险，江西丰城熊姓家庭就因祖上管理“吞没积谷三百五十石，现经查出，由熊继义兄弟，各拨还一百余石”。[48]

对于公田，中共一般都将之归结为宗法制度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地主豪绅变相占有土地的方式，因此，1920—1950年代，中共方面的统计数据经常把公田简单归入地主、富农占地中。中共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对此曾做出详细解释：

所谓公地是豪绅的私产；豪绅地主阶级是村中代表官僚封建制度的。租田制度的剥削农民，不但有地主私有田地的出租，而且有所谓公地的出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寺院庙宇、官地等等。地主田地上的地租，是地主的收入。所谓公地的地租，表面是公共机关的收入，其实都是豪绅的收入。豪绅把持着公地，向佃农收租，在经济上就是地主。绅士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贵族）的名称；现在，凡是官吏军官甚至富商都称为“绅商”。中国旧时地主阶级是绅士阶级。现在，凡是出租田地的人以及富豪，在乡村之中都成为绅士，享有政治上的某种特权。旧时破落户的绅士，自己虽然没有田地，却因为有政治上的特权，一部分能够把持着所谓公产，而成为实际上的地主。[49]

客观而言，中共六大的解释和农村现实的公田场景不无距离，其实，毛泽东一生堪称最成功最细致的《寻乌调查》中，就对寻乌公田做过一番认真的梳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传统中国公田运作的直观图景，对进一步了解公田特别是中央苏区的公田制度提供了绝好的材料。毛泽东在调查中，将公田分成三种。

一是祖宗田。这是公田中的主要部分，毛泽东解释道：“差不多凡属死人，只要是有‘后’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钱的，他的所谓后者必定从他们的家产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个公。这种凑份子立公的办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凑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现钱。再则那什么公还在时，他自己就留出田产立起公来，这一种比前一种更多。公田一经成立，就年年收租……积得若干年成一笔大款，便购买田地。如此下去，这一公的田地就渐渐地增多起来。但这积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的子孙均分了去……就是当那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每人分得几斗谷、几斤肉……总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二是神道田，包括神、坛、社、庙、寺、观六种。三是教育、社会公益性质的公田。结合公田制度有关记载及毛泽东的调查看，公田作为一种宗族、团体的占有形式，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将其与地主、富农私有田地简单等同，它在调节社会关系上有一定作用。但公田管理中的贪污中饱、效率低下、养懒浪费等问题也很突出。因此，当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时，大张旗鼓地平分公田，既可以达到打破宗族势力，重组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效果；又可为农民和农村生产谋取更多利益，使农民将更多的土地从效率低下的集体占有转化为个体占有。事实上，如果给农民真正的土地使用权，在中央苏区这样公田发达而地主占地并不集中的地区，平分公田让农民受惠的程度并不比没收地主土地少，这是中共革命可以信手拈来的绝妙棋子。正由于此，当毛泽东正在为规划农村土地分配方案殚精竭虑时，却不遗余力地对公田制度详加剖析，和公田由集体占有化为个体占有可能带来的革命促进潜力，大有关联。

三 农民负担与农民生活

在关于革命起源的解释中，农民沉重的负担一直被认为是导致农民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因。的确，清末以来，由于内外环境恶化遭遇的财政经济压力及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国家及各级政权对农村的财政索取明显加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正税基本保持稳定同时，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又有增加：“国府奠都南京后，田赋划归地方税收，田赋征收之权，操之于地方，于是附税之增高，逐年随地方费用而俱增。至今八年，省方附加于上，县地方驻军及乡镇公所附加于下，因以附税日重，演成今日惊人之数目。”[50]就正税看，江西全省田赋平均每亩征收约0.275元。[51]赣南因为产量相对较低，征收标准普遍低于赣中、赣北，像瑞金、宁都、兴国、赣县分别是每亩0.074、0.183、0.248、0.23元，都低于全省均值，于都较高，为0.304元。[52]具体到每个人头，江西统计的43县人均负担税额为0.84元，福建统计的44县人均负担为0.79元。[53]从县域看，黎川县田赋额度为114973元，和其苏维埃革命前的13万多人口衡量，平均每人不到1元。[54]

单就正税税额而言，闽赣两省农民负担不能算高，但各种捐税、附费、摊派、征借，普遍达到正税标准，且地方政府对这些税费征收的热情更要高过正税。江西1912年水田正税和附税之比为1∶0.41，1932年则为1∶1.03；同年福建正附税之比也达到1∶0.97。[55]时人调查显示：“闽省田赋正税额数，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八百三十元；附税额数，为二百九十九万三千一百四十元。附税与正税之比，附税约占正税百分之八十二强。”[56]随着“剿共”军事的展开，江西各县还要负担自卫经费人均0.238元。[57]个别县份附税及其他征发要远远高出正税，像江西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之税额，正税约占主要作物收获三十分一，但地方附税及其它苛派杂捐，常超过正税若干倍。加之粮差户书等陋规复甚繁夥，常等于或超过正税之数”。[58]地方附税的混乱及漫无标准，从国民政府的有关反应中也可证实，1933年11月，蒋介石在致江西等省主席电文中强调：“各省征收田赋附加一项，早经中央财部，明定限制，惟迩年以来，每因所属各县，筹措地方政费，不遵财部规定标准，各自呈准本省财厅，任意加征，甚或有由县擅自私加，并省厅亦无案可稽者”。[59]

以正附及各种捐纳、征借相加，1930年代前后，赣南、闽西地区人民人均负担在2元左右。1934年江西负担中央税11923393元，省县税捐26215435元，合计38138828元。该年统计人口为18887055人，平均每人负担2.02元。[60]从各地区看，闽西汀属八县1926年田赋正税征额为75万元（预征至1931年），其他各种捐税、征借、附费达162万元，[61]平均每人负担约2元。江西丰城1933年调查的负担状况是：“通县全年全额三十九万，现照八五收，实收入正杂赋税三十三万元，地方附税一十九万余元，通县人口四十八万，平均摊算，每人每年担负一元五角之谱。”[62]江西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更低一些，1926年前“土地正税及其它捐税额，合计不上三十万元，以四十六万人平均分配，每人负担最高额约七角左右”。[63]福建永安平均每户负担国省地等税8元余，“每人负担一元五角强”。晋江“每年每人须纳税二元左右”。[64]不过，这些额定赋税往往难以完全征收，江西靠近南昌的丰城等县情况就不乐观：“丰城税收，每年可得八成，清江五成，新淦则不及二成矣。”[65]福建沙县1935年、1936年的额定税额分别是191089、238124元，实征额分别为121451、221309元，实征比例分别为63.6%、93%。[66]

应该说，即使将税捐等各种负担统统算入，当时农民的负担尚不一定是畸重。江西新淦谦益村870余人，总收入约19300余元，人均收入22元稍多，以人均税负1.5元计，负担率为6.8%。[67]而谦益村在同时调查的几个村中属于收入低的。江西农民1930年代初人均年收入估算为36.5元，人均2元税负比，负担率为5.5%。[68]据1930年代湖南的统计，湖南农户平均每户全年收入为203元，以当时调查的户均5.2人计，每人39元，如人均税负1.5元，负担率约为4%。湖南数据虽不能完全对应江西、福建，但作为农业省份，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上述数据显示的负担尚属可承受范围。

事实上，和赋税相比真正对农民负担造成较大影响的是政治不靖。中央权威软弱，军阀横行的时代，地方军阀、贪官的勒索远远超过捐税负担，福建永安“军队勒索数目，在军阀时代为数不赀”。[69]地方军阀曹万顺驻兵上杭时，每年要向当地筹集军饷38万元，使百姓负担陡然加重。[70]1927年，福建税入7938163元，岁出15115726元，其中军费7461292元，几占税入之全数。[71]江西的情况也大同小异。1924年蔡成勋督赣时，大肆搜罗钱财：“从前军饷，月不过四十余万，尚无力负担，百计支撑。蔡成勋每月支数，竟增至一百二三十万元。稽其用途，除各师旅经常饷项外，大半指称特别经费……名目既多含糊，实际半归扣蚀。”[72]

在中国整体贫困的背景下，赣南、闽西农民与其他地区一样，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闽西本是造纸业十分发达地区，闽西、闽北纸年产额曾达2000万元以上，俗谚所谓国内纸张，十之八出之于闽。但近代以来洋纸的涌入，对闽纸形成致命打击，“出口额逐年减少，有如江河日下之势”。[73]这使山多田少，纸业本是经济半壁江山的闽西，人民生活更陷困窘。江西的情况同样不乐观，当时的调查提到，江西“交通不便，谷贱伤农，民间血汗所入，不敷自给，矧地方附加綦重，不堪其苦”。[74]粮食虽然可以自给，但为维持基本的生存，农民常常不得不出卖粮食以换取生活资料，温饱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农民的贫困直接体现在收入的低下。从江西看，1932年时，“每田一亩，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以刻下谷价计，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种子约二三角，肥料约五角上下，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项开支外，所得无几”。江西新淦谦益村朱姓农户“合家共七人，成年者四人，儿童三人。自有田二十一亩，旱地二亩，半租种田十三亩……每年不足生活，负债六十元”。根据江西省立第二职业学校1934年对莲塘十二村的调查，人均基本生活费需28.41元结余，人均耕作支出18.46元，与人均收入36.5元相抵，亏空10.37元。土地委员会同期对江西余江、南城、清江、莲花、永修的调查结果可为这种亏空状况的旁证，五县14227户负债家庭，因日常家用不足负债的6111户，占到总数的43%；因婚丧疾病负债者4208户，占到总数的30%，两者相加计73%。[75]可见应对基本的生活需求尚为农民需要付出重大努力的难题。

在充分注意到人民普遍困窘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赣南、闽西农民的具体生活状况还有另一种呈现的可能。山高谷深使这里的宗族制度得到充分的发育，同时也形成相对闭塞的环境。共产国际顾问曾谈道：“中国农村还在许多方面过着与世隔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它不会接受也不会转达‘全国性的事变’。”[76]赣南、闽西农村就是其所说“与世隔绝”的例证。许多地方方志皆有的所谓“力耕务本”、“民风淳朴”一类的描述，在赣南、闽西同样可以见到，而且可能更具可信性。赣州府的方志描述这里“山邑地瘠而民拙，奇淫珍玩之好，服物之需，皆不及他郡，所恃唯谷菽而已，故力耕者众”。江西瑞金则“夫瑞之为邑，山多而不毛，田少而土瘠，有城市而无乡镇。土著之民耕读之余并无别业，地利所产稻谷之外并无他物”。乾隆《长宁县志》载寻乌的情况是：“邑处万山，山无生息，所恃以谋生者，止此山罅之田。故从事南亩者，披星戴月，无地不垦，无山不种，无待劝也。地之所出，仅足敷食。”[77]民国时期的调查也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一点，永新“俗尚简陋，习劳动，食粗粝，有终身不御旨（脂）羞纨帛者。妇女多椎髻，荆钗不事容饰，冶容盛服，邻里不齿”。[78]

自然环境不优越、经济不发达造就了这里分化不明显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权的分散、公田的发达、工商业的落后及相对闭塞的环境，都显示赣南、闽西与外部社会的距离。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这种可以被视作贫穷的生活在当时当地的人们眼里，其实很可能会别有一番景象。1930年代调查中提供的江西高安和靖安两县状况，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高安为二等县，临近南昌，社会经济较为发达，调查发现：“该县人民生活，年来日趋窘迫，匪患及谷贱伤农固为原因之一，而负担过重亦为最大原因”。靖安为三等县，地势偏僻，属于湘鄂赣苏区区域，同一调查描述这里的状况是：

僻处赣西，岗峦起伏，山地较多，在天然环境，虽不甚佳，然民风朴厚，习于劳苦，就土地分配言，既无大地主，又少赤贫之佃农，大半农民皆自耕自给。该县流行利率为百分之一，亦足证无高利贷之盘剥。就农民负担言，地方附税仅及正税之半，此外亦无特别派款，是以居民皆家给人足，衣食无忧。在靖安可谓独无农村破产之现象，洵为特色。[79]

相对发达的高安人民生活窘迫，封闭的靖安则衣食无忧，这两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特例，在赣南可以找到许多相似的案例。比如当时材料记载：南康人民“安土重迁，多业农少商，商率小本经营，借图生活，非冀致富，略富之家反不轻易为商，以故无大富之家，亦罕赤贫之户。农隙或出为肩挑负贩”。[80]1926年粤人王澄霄因父昔年冤死至赣南寻仇，越过大庾岭后留下的印象是：“由南安起程，路颇平坦，往来人众，民俗纯良，士风古朴，客涂安靖，不似吾粤之盗匪充斥也。”赣中泰和至吉安“地旷人稀，其土人多丰衣足食，缘地价便宜，稍事田畴，即可一生温饱，人尚古风，绝无匪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较之吾邑，奚啻天渊，设移粟移民，当注意于此地”。[81]即使是中共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在对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的描述中称：“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82]

在一种低水平的生存状态下，当未遭遇大的自然或人为灾害时，赣南、闽西地区农民维持基本生存尚不困难。江西一直是粮食输出大省，大多数县份“历年粮食都达到有余”。[83]1928年、1929年全省输出大米分别达到169万、133万担。[84]赣南历史上粮食也可以自足且略有出超，赣县米市1950—1960年代一直向外调拨粮食，1968年达到10万余吨。[85]闽西由于土地资源较赣南少，粮食相对短缺，但依靠山货的交换也能勉强维持。而且在土地收入难以支撑生计时，贫穷农户往往会设法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中共方面文件注意到：“闽西几县都是僻处山隅，崇山峻岭，绵延全境。因为山多田少，出米不足自给，农民除种田外须附作手工业以作生活的补助。”[86]江西赣县七鲤乡的调查也显示：“一般农民能以劳力争取自给自足”。[87]

自给自足的经济、发育较好的宗族、不甚剧烈的阶级分化，赣南、闽西的社会环境似乎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其实，这种特殊性可能更多还是源于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已经形成的习有认识。就近代中国本身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绘的西方社会不尽相同的特殊性而言，赣南、闽西的这种特殊性仅仅是将其更加放大而已。在这里，民和匪、顺和逆往往不是那么判然分明，当时的报告提供了这一社会的多方面特点。中共方面报告注意到这一地区宗族组织的严密和山民的强悍：“赣南各县民众性质特别刚强，最喜斗争，好吸鸦片，识字者很少，装饰奇异古朴，男女多劳动，生活困苦，豪绅剥削特别严重，洪家亦有力量，并有半公开的贫苦团、三鼎会、救贫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内农民占多数，惟恨豪绅如（以）姓氏族长名义及其它毒辣手腕，把这些有组织的农民利用为他们自卫的工具。”赣南最南部靠近广东的三南地区民风尤其骠勇，“该地民众生活极苦，性质刚勇异常，且富服从性，民众有枪者甚多，常自截缴溃兵枪支，倘一组织起来，必会成为无产阶级中的英勇战斗员”。[88]中共另一份关于福建永春的文件中进一步谈道：

农民中雇农极少，半自耕农最多。地主在数量方面虽然有，但都是有武装的豪绅兼操土匪绑票与劫掠的生涯。自耕农虽多，但较半耕则少。农民的阶级意识除东区比较明了外大部分还在模糊时期。许多雇农和流氓无产阶级者也常是操绑票的土匪生涯，像大地主一般，把绑票抢掠的横财拿来购买枪支扩张实力，一方面也压迫穷人。[89]

其实，文件中所说到的地主土匪，到底先是地主再做土匪还是先做土匪再做地主已很难定论，但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的复杂确实不难看出。在地主和普通农民的博弈中，地主作为豪强的一方固有其恃强凌弱的资本，但普通农民人多势众，地主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当时有记载说：“岩地山多田少，耕农者众，往往视田亩租额有赢余者多出资钱私相承顶，至赀本渐积，余利渐微，偶逢歉岁，即恳减租。即遇丰年，亦且拖延。迨积年短欠，田主起耕，近郭农民，尚畏法不敢阻抗，远乡则预订约，田主起耕，不许乡内承顶，外佃来耕，辄阻种抢收，几不可制。间或经官惩创，而恶习未尽革除，多年霸耕，据为世业，辗转流顶，有更数姓不闻于业主。”[90]当然，这样的状况不一定能形成普遍现象，更多的时候是双方在宗族的旗帜下，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温情脉脉的宗族关系调和利益冲突，维持秩序的稳定。在赣南、闽西农村，以宗族为核心的乡绅运转的社会体系相当稳固，中共进入农村后，往往感觉“现在与我们争领导最危险的是乡长、房长、富农”。[91]国民党军在占领中央苏区部分地区后的调查也注意到宗族势力的影响：黎川梅源“吴姓一族，占最多数……聚族而居，因是家族观念甚深，内部团结力甚大，过去地方，未经完全糜烂者，家族观念范畴之力居多”。丰城等地“农村中士绅，向占优越地位，欲举办一种事业，须得彼辈同意，方能有效，否则因不明了其意义，多方阻挠”。[92]即使到1949后的土改中，“群众姓氏观念深，内部复杂”[93]仍是困扰中共的一个大问题。

许多论者都强调清末以来社会鼎革造成乡村秩序变化，豪强劣绅取得对乡村控制权从而激化了乡村矛盾，蒋介石就曾谈道：“从前社会，有秀才地方，以秀才为领袖，有举人地方，以举人为领袖，现无此种人，社会因失中心。”[94]究其实，这样的说法不无似是而非之处。固然，由于科举的取消，从前的功名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但也应注意到，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的变化需时很长，论者指出的科举停止后乡村文化网络的衰落，其过程绝非二三十年间就可以完成，事实上，从科举成名到成为乡绅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科举的停止也并未根本上改变国人力学求仕的观念。在科举停止后的几十年间，这一因素尚不足以造成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根本变化。李怀印通过对晚清和民国时期农村社会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实行了行政改革，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农民社群仍保持原状。毫不奇怪，原有的社会关系、准则和价值观继续形塑着乡村领导层。”[95]尤其在赣南、闽西这一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传统乡绅的控制地位更难迅速改变和动摇。关键在于，我们既不应理想化地看待传统乡绅的作为，因为乡绅的权力没有直接的制约因素，其良否相当程度上依靠其本身的道德精神力量；同时也不必将之妖魔化，因为作为一种更多的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力量，其权力行使尚须遵守社会规约，何况农村社会价值观念比较单纯，权力的行使并不复杂。事实上，不同的文献常常提供出两极化的描绘，如瑞金九堡密溪村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社会景象：“邑著姓罗氏世居之，越今五百余年，无异姓杂处。凡壤畴山林在望者，皆其所有，未尝有一外姓。户口数千丁，无巨富，亦无甚贫。遍室皆闻弦诵，四野悉勤耕种。”[96]这样的描述虽然不无理想化的成分，但也确有许多文献和记载可资佐证。不过，我们也绝不可以忽略关于绅权的另外一种描述，尤其当这些描述本身就来自国民党人时，比如，蒋经国后来主政赣南时，曾把传统赣南社会视作土豪劣绅“坏人掌握”，[97]而陈诚到江西后也发现地方土劣与官厅勾结，在募兵时的种种劣行：

一、招募夫役，军队委托县政府或公安局，而公安局委之地方绅士，层层相委，弊端百出。雇夫一名，地方照例应筹垫安家费二十元，官厅借此可以搜刮地方，而地方豪绅借此可以从中渔利。此其一。

二、地方派款，官厅与土劣勾结，豪富之家尽可幸免，而被征发者多系贫寒无告之小民。此其二。

三、地方既已筹措安家费，招募一次，地方即受一次损失。人民以财力来帮助军队，夫役实际得不到利益，大半被警察侵吞。此其三。

四、夫役中，有黠者与懦者之分。黠者或可得沾此二十元，懦者分文没有，反为强迫被拉。此其四。

五、长警招募夫役，竟存中饱与压榨，不问体力，劳动者招募故向穿长衫与文弱之人为难，借此可受贿了事。此其五。

六、公安制度不良，警役专事敲诈，警士保障豪劣，压迫小民，已为不可否认之事。此其六。[98]

虽然，即便是国民党人的自省，也未必就一定可以奉为信史，但其说服力终究要大一些，民众在这其中感受到的压力和不平绵绵难绝。革命，或许就在历史的这些重重迷雾中，不断地在添加着自己的砝码。

四 革命源流的可能解说

中央苏区1930年代前后土地占有及农民生存状况的具体展现，关涉甚大，提供了几个颇有意味也不容忽视的论题。

其一，赣南、闽西虽然是苏维埃革命集中爆发地区，但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者认为的那样严重，闽赣两省基本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99]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未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这就是中共六大中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指出的：“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100]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101]从贯穿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倒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因此，虽然赣南、闽西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

就革命的叙事而言，1920—1930年代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开展起来的，土地革命也向被认为是中共革命成功的一个助推器。的确，其巨大作用不容否认，但衡诸事实，又不能不看到，它并不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神奇。由于土地集中程度不高，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获得的土地有限，加上苏维埃区域一般较小，战争负担甚重，农民真正得利其实并不大。国民党方面调查报告说：“赤匪以其威力强暴胁迫分配土地于农民，而农民并未得到增加生产与收益之实际利益。其所以啸聚山林几经岁月者，主要原因并非以土地革命为核心。证以收复后民众绝匪之念愈坚者，即为其分田查田工作最力之区，可见农民之从违并非以获得土地虚名为关键。”[102]这一说法虽不无污蔑之处，但也不能说纯属信口雌黄，当时有人就写道：“尝与一分得田地之农民谈话，据称：单就分田论，固属满意，且无债务等之榨取与压迫，生活确系已较前改善。但因有兵役，及战时经济统制，义务公债承债之负担，一则致种田机会减少，一则使经济负担较大，并且战祸绵延，结果殊与愿望相反。”[103]这种状况后来在抗战及三年内战时期均可见到，1947年华北财经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对土改后的有利和不利方面做了客观的估计，有利方面是：

（一）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从此不受剥削的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产情绪提高了。（二）地主的浮财大部分转入农民的手中作为扩大生产的资本了……（三）使过去不参加劳动的二流子、地主、妇女等，也推上了劳动战线，可以增加总生产力。（四）政府大力帮助农民推动了生产进程。

不利方面是：

（一）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是得到了一切，牲口农具不够用，即浮财多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二）过去的社会积蓄要受到损害，如地主的破坏、埋藏，农民的浪费拆散等。（三）骤然改变的个体小生产，一时还赶不上经营地主和富农的大生产的力量。（四）地主的仇恨和破坏，使一些较大型的生产工具（如水车、作坊等）被破坏，农民一时无力使用和修理。（五）地主造谣，富农和部分中农怕割韭菜，生产情绪不高，有些农民认识模糊，或怕变天，或想吃完再共一次的盼“共产”，因而也影响生产情绪。（六）农村借贷机会少了，靠公家的贷款不够用，资金周转困难。（七）大规模的支前，劳力缺乏。[104]

应该看到，后来中共由于占领区域的扩大，财政经济上回旋余地已比苏维埃时期大得多，但尚面临着上述问题，苏维埃时期的困难可以想见。其实，当时中共屡屡出现的剥夺富农乃至生活稍好的中、贫农的政策偏差，和中共在普遍贫穷的背景下希望尽可能给予农民更多的实惠以争取农民的内在要求不无关系。

其二，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土地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厘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如前文指出的，赣南、闽西地区占人口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左右，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约20%。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由于这一地区复杂的地权结构，尤其是公田的大量存在，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的平均余地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105]李六如描绘道：“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过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眯眯的催促。”[106]早期中共革命领导人大都意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107]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对土地的渴望仍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尤其是赣南、闽西大量公田的存在，更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十分方便的资源，公田的分配，触及利益较少，农民又可得到实惠，是中共可以充分利用的活着。

在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也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的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108]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田未分时，个个农民都莫名其妙，以为不知那些田是他们的，收获后不好耕耘，有些无田（者）更怕我们说话不实在欺骗人，所以到处都迫切要求分田……契纸烧完了，田分了，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谷仓存储，这里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109]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110]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111]

其三，1920—1930年代中国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这是广被承认的事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正面或侧面应对着的论题。同时还应看到，苏维埃革命源流具有多样性，在一个武装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苏维埃革命的源流不能简单停留在民众反应中，应该也可以有更广阔的来路。事实上，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

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当时多有反映。天津《益世报》指出：“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例如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它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112]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活动空间及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资料显示，当时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而这恰和苏维埃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正如兴国高兴区一位出身中农家庭的女工所说：“以前女人是被男人管的，现在我们女人都不受男人的管理。以前女人‘话事’（赣南方言，意说话，引者注）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可以在会场上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地参加革命工作……我过去不认识一字，现在受了厂里的文化教育，认识了一百多字。”[113]194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也谈道：“土地改革分下地，扎下富根，贫雇农为骨干，提高了咱地位，这是两件大事，什么分衣拿被子，那是毫毛浮草事。”[114]韩丁记录土改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数据，在张庄调查的26个党员中，谈到入党动机时，自己承认是“想争取平等权利、言论自由的”有10人，占总数的38%，其他选择包括“因为翻了身而拥护党”的3人，“想为人民服务的”2人，“想打倒地主的”1人，“想当干部的”4人，“想掩盖缺点”的4人，“想在党的保护下躲避财产没收的”1人，“不知道是为什么的”1人。[115]因争取平等自由而入党者远远高于其他选项，这一结果并非偶然，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被纳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事实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此已给予了充分注意，而1937年中共土地政策改变后毛泽东仍强调“苏维埃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116]其实也应和农村政治结构变动联系看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因素，我们才能对1920—1940年代中国广泛展开的农民革命做出更为全面的了解，也才能对苏维埃时代并不完全成功的经济变动下农民的政治热情予以充分的理解。

其四，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中国苏维埃革命和政治军事力量的影响、推动密不可分。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共被迫举行武装起义，后来也是被迫向薄弱地区寻找生存空间，寻找到山区和农村。所以，中共的苏维埃革命在农村是通过武装进行的，不能排除有个别地区不是如此，但基本在各个苏维埃区域的革命都是由武装去占领、去推动的。军事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对这段历史的经典概括。苏维埃革命之初，对相当多的农民而言，“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替他创造出幸福来，双手送给他，自己参加斗争是太危险了，不划算”。[117]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领导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开展这样的斗争之条件是否成熟，又成为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闽赣两省成长为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118]就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看，江西、福建是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西控制权长期处于客籍军人手中，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和地方也是各怀心思；福建则是民军蜂起，各不相让，省政几成瘫痪状态。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到是不管的好’”。[119]因此，中共在这里的发展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以致中央巡视员要提醒朱德、毛泽东等：“你们不要每日专希望军阀战争的爆发，以图得自己的存在，而是要变更战略如何能争取和发动广大的群众，在群众的保卫之下，来扩大至巩固四军的力量。”[120]就第二个条件言，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苏维埃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

强调赣南、闽西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的环境、力量因素，绝不意味着否认这里存在内在的革命动力。事实上，在农村贫困的背景下，这一要求在全国普遍存在，关键是，其是否能被调动和发挥。所以，虽然我们在江西、福建看到并不是十分畸形的土地占有，但并不影响这里成为革命的中心；而地主、富农在农村经济危机下遭遇的困境，也不能使他们免于革命的打击。黄仁宇的观察相当程度上窥到了症结所在：“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121]

对中共以赣南作为根据地所起到的作用，陈诚曾有很精当的分析：

第一因为地理环境关系，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峻，山岭重叠，交通极为不便，这是打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共党最擅长的就是打游击战，所以他们选定了赣南作主要根据地。而且赣南的经济条件也很优越……出产的种类数量，都很丰富，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

第二因为政治环境关系。江西政治环境最利于共党发展，其故有二：一、江西东面的福建，十九路军驻入以前，政府于此素乏经营，十九路军驻入以后，即逐渐反动，为政府之患。江西南面的广东，形同割据，反抗中央，固已匪伊朝夕。江西西面的湖南，与政府同床异梦，于共党亦无所害。故共党据赣南，所虑者惟北面耳。二、民国以来，江西遭受军阀的摧残，为各省之冠。北伐成功后，人民对于改善政治环境的要求很高，希望非常之大。不想当时国家统一徒俱虚名，军阀割据，内乱迭起，政府对于改善地方政治，有心无力，赣南山乡辽远，遂致更成化外。人民的希望破灭了，在艰苦中挣扎生活，似乎毫无出头之日。

第三因为人口稀少……共党拥有庞大的军队，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补给。既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就不能流窜就食，而须取给于当地。当地如为贫瘠之区，自属无法供应，如为富饶之境，则不但人口密集，且必为重兵驻屯之地，如何容得共军窜扰盘据？刚好这时有一个富而不庶的赣南，为政府注意力之所不及。共党如选中了这个地方作根据地，大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之。[122]

作为南京政府“围剿”中共的主要将领，陈诚在“剿共”战场上可谓历经翻滚，其对中央苏区发展路径的了解堪称精当。如果将陈诚的解释和毛泽东对比，可以发现，二者的理解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的真知，或许在当事者的理解里，就已经露出端倪。

[1] 本章由黄道炫撰写。

[2]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3页。

[3]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0页。

[4] 《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105页。

[5] 《兴国调查》（1930年10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00页。

[6] 忠发：《中央政治局报告》（1931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6页。

[7] 《上杭县概况初步调查》，《统计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

[8] 林诗旦、屠剑臣：《龙岩之土地问题》，龙岩县政府编印，1943，第69—70页。

[9] 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江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印行，1941，第108页附表。

[10] 丰城、清江、新干三县特派土地督察员报告，《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2月22日。

[11] 《鄱阳党团工作报告》（1927年11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58页。

[12] 《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收复区土地处理督察处报告》，《军政旬刊》第37、38期合刊，1934年。

[13]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18页。

[14] 《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报告》（1929年6月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印，1987，第209页。

[15] 《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17页。

[16] 方志纯：《南康樟木乡分村深入斗争经验》，《江西省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编》（上），第205页。

[17] 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有时具体调查和结论本身就相互冲突，如江西宜春一个村的调查显示，该村地主占地18.98%，贫农人口占58.4%，占地45%，贫农占地比例应是较高的，而其结论是“占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却无田耕种”。见马成礼《江西省袁州专区农村情况调查》，《长江日报》1950年7月17日。

[18] 其实，这种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状况在当时东南农村如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广泛存在。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的调查注意到当地土地占有“分为两层，即田面和田底”。（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第126页）而江苏常熟“全境大都是这样”。且由于地主衰落，使用权出卖后“往往无力赎回，佃农也常借此刁难地主”（《调查日记》，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5，第83页），所有权权益大幅贬值。1930年代后期及1940年代，使用权价格常常高于所有权，地主对土地的控制受到很大限制。

[19] 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稍后江西的调查结果仍显示，解放前夕地主、富农、公田占地“一般多的可达40%，少的15%至20%（苏区）”（张日震：《江西土改试点工作情况》，《中南土改简报》第4期，1950年），和刘俊秀的结论无实质差距。然而该调查材料一开始就声明：“对各阶层的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过去的认识是有偏差的。过去估计地主、富农、公田只占土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但如上文所示，调查的最终结论和这一估计并没有区别。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显现的心态，在当时的调查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事实和理论间的落差造成调查者相当程度的困惑和不安。

[20] 张根生：《中南区各省农村社会阶级情况与租佃关系的初步调查》，人民日报编辑部编《新区土地改革前的农村》，人民出版社，1951，第26—28页。1930年代也有调查认为江西“大地主绝少，百亩以上者仅千分二三，十亩不足者，占百分之七十四，可证明农场面积之狭小，与土地之过细分割，同时可确知本省绝无土地集中之现象”。见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2种，成文出版社，1977，第84984—84985页。

[21] 如一份关于常熟的调查报告发现这里“有五亩及十亩以下者，占全农户百分之七十一，而所得耕地仅百分之四十四，在四十亩以上的农户，仅占百分之三，所得耕地反占百分之十九”，对此，作者认为“其分配非常不均”。见余觐如《常熟农村现状调查》，上海《大晚报》1934年10月10日。

[22] 《江苏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6页。

[23] 《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第4—5页。

[24]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45页。

[25] 《陈诚等呈收复土地问题亟待解决请迅予布告》，《军政旬刊》第32期，1934年。

[26] 《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第4—5页。

[27] 《福建省共有田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09页。

[28] 《长汀县土改前后各级层土地占有情况表》，《长汀县志》，三联书店，1993，第125页。

[29] 《土改前后各阶层占有土地、山林情况统计表》，《建宁县志》，新华出版社，1995，第111页。

[30] 《福建省共有田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09页。

[31] 《晋江县侨区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02—103页。

[32]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59页。

[33] 《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05页。

[34] 《石城县B乡土改前各阶层土地占有统计表》、《石城县C乡土改前各阶层土地占有统计表》，江西石城县档案馆藏，转见何朝银《革命与血缘、地缘：由纠葛到消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69—169、170页。

[35] 《瑞金县六个区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一览表》，《瑞金县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32—333页；《会昌县各级层土改前后土地占有情况表》，《会昌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第210—211页。

[36] 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

[37] 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第267页。

[38] 《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68页。

[39] 《江苏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6页。

[40] 《晋江县侨区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02—103页。

[41] 《余姚县南留乡第十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11页。

[42] 《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68页。

[43] 《福建省共有田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17页。

[44] 《高淳县双桥乡祠堂、神会土地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46页；《贵池县齐山村调查》、《芜湖县十里区杨埠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34、169页。

[45] 《无锡县荡口镇义庄田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62页。

[46] 《视导南城县教育报告》，《江西教育》第8期，1935年。

[47] 《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四个月（一月至四月）工作总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第151页。

[48]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

[49] 《土地问题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32—333页。

[50] 李奋：《福建省田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种，第2952页。

[51] 熊漱冰：《江西田赋问题》，新记合群印刷公司印制，1932，第47页。

[52] 《江西省八十一县丁米征收数额表》，《江西省粮食志资料长编》，江西省粮食局编印，1991，第8页。

[53] 《县政调查统计·江西省》、《县政调查统计·福建省》，《内政调查统计表》第22、21期，1935年。

[54] 《社会调查·黎川概况》，《汗血月刊》第1卷第2、3期合刊，1934年。

[55] 《各省田赋调查》，《农情报告》第1卷第12期，1933年。

[56] 李奋：《福建省田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种，第2945页。

[57] 《县政调查统计·江西省》，《内政调查统计表》第22期，1935年。

[58] 《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收复区土地处理督察处报告》，《军政旬刊》第37、38期合刊，1934年。

[59] 《电赣湘鄂豫皖苏浙冀豫各省政府主席及上海市长为依据粮食会议议决限制田赋附加案仰确实查报》（1933年11月5日），《军政旬刊》第4期，1933年。

[60] 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种，第45207—45208页。

[61] 《闽西汀属八县赋税简表（1926年）》、《闽西农村调查日记》，《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第175页。

[62] 《江西省民政厅厅长朱怀冰巡视丰城县行政概况调查表》，《军政旬刊》第7期，1933年。

[63] 《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收复区土地处理督察处报告》，《军政旬刊》第37、38期合刊，1934年。

[64] 《永安县全县概况》、《晋江县全县概况》，《福建县政》第2卷第1、2期，1937年。

[65]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

[66] 《沙县国省地赋税一览表》，《福建县政》第2卷第1期，1937年。

[67]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

[68] 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种，第45243页。

[69] 《湖南省农民生活概括及积谷储量表（一）》，湖南《统计月刊》第2卷第2、3期合刊，1937年；《县政调查统计·湖南省》，《内政调查统计表》第20期，1935年；《永安县全县概况》，《福建县政》第2卷第1期，1937年。

[70] 参见中共上杭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上杭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第4页。

[71] 李奋：《福建省田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种，第2953页。

[72] 《省议会宣布蔡成勋祸赣罪状》，《蔡成勋祸赣痛史》，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印行，1924，第55页。

[73] 《福建纸之出产》，《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第21期，1935年。

[74]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

[75] 《中国农村衰落之原因与其救济方法》，《申报月刊》第1卷第4号，1932年；《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种，第45255—45259、45273—45274页。

[76] 《佩佩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157页。

[77] 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风土》；光绪《瑞金县志》卷11《艺文志》；乾隆《长宁县志》卷3《志政·风俗》。

[78] 赵可师：《赣西收复区各县考察记（四）》，《江西教育旬刊》第10卷第8期，1934年。

[79] 曹乃疆：《江西高安靖安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1种，第85565、85568页。

[80] 《南康县志》卷6《社会·风俗》，1936年编印。

[81] 王澄霄：《重游赣南记》，广州宏艺公司印行，1927，第16、20页。

[82]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8—19页。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下的天下太平，其背景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端匮乏，所谓安定是在极低极简单的生活水平下实现的。

[83] 《江西省粮食志资料长编》，第47页。

[84] 《清末及民国时期全省输出大米数量表》，《江西省粮食志资料长编》，第376页。

[85] 《1953—1988年各地市（平价）粮食纯调拨数量表》，《江西省粮食志资料长编》，第363页。

[86] 《中共福建省委关于闽西政治经济状况与今后工作方针的决定》（1929年3月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58页。

[87] 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第115页。

[88]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第252、256页。

[89] 《中共永春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决议案》（1928年9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册，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编印，1986，第44页。

[90] 民国《龙岩县志》卷21《礼俗志》，《中国方志丛书》第86号，成文出版社，1967，第201页。

[91] 《蔡协民关于惠北对敌斗争情况给厦门中心市委的报告》（1932年3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册，第136页。

[92] 《黎川梅源概况》，《汗血月刊》第1卷第4期，1934年；《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

[93] 《赣西南区直属县土改运动初步总结》，《江西省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编》（上），第456页。

[94] 《蒋会长对新运工作之指示》，《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第4期，1935年。

[95] 〔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中华书局，2008，第313页。

[96] 阙维枚：《密溪记》，同治《瑞金县志》卷14，转见曹春荣《社区记忆：客家人的黏结剂与助推器》，未刊稿。

[97] 蒋经国：《勇敢的来改过！来改过！》，《赣县县政府公报》第16号，1943年。

[98] 《政治方面产生之拉夫罪恶与军队方面偶发之事件真是罄笔难书》，《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国史馆”，2006，第43—44页。

[99] 1950年江西28村的调查显示，原苏区12村地主、富农占地21.16%，贫农占地29.35%；游击区9村地主、富农占地31.96%，贫农占地17.6%；白区7村地主、富农占地37.95%，贫农占地19.5%。（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固然，土地革命对苏区村土地占有比例有一定影响，但根据多方面材料看，其在江西影响较小，一般不应超过5%。

[100]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第225页。

[101] 以湖北黄麻地区为例，有关报告提到，黄安东南部大地主较多，“更易推行改良政策”，“已有办到减租减息，甚至有不敢而且不愿回乡的大地主把土地、房屋几乎送给自己的雇农、佃农，名义上是请他们代为管理着，但实际已经从没有过收租、收息的一回事了”；相反黄麻其余地区“都系中小地主，最缺乏改良政策的物质根据”。（《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28页）上海南汇横港村龚野囡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见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369页。

[102] 《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收复区土地处理督察处报告》，《军政旬刊》第37、38期合刊，1934年。

[103] 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第12页。

[104] 南汉宸：《财经工作的几个基本方针》，《斗争》第4期，1947年。

[105] 《CY湘南特委××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7月20日）。

[106] 李六如：《各苏区土地问题——1944年3月在延安杨家岭学习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时间不详，第13页。

[107] 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27—1930年春）》，郭家齐主编《黄麻起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第107页；《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等编印，1986，第138页。

[108] 《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印，1981，第320页。分浮财以启发群众参加运动的办法直到1940年代末的土改时期仍为中共所使用，茹志鹃记载：“浮财多，对工作是有不可否认的帮助，但主要是为了分地。浮财也是为了通过它，而来唤起群众对地的热情……对群众说来是应该通过这来组织，来加强，穷坑要用田来填。”见茹志鹃《日记》，《十月》2000年第4期，第64页。

[109]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8月28日），《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8册，第127—128页；甲19册，第120页。

[110] 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

[111] 《两个农民积极分子的思想发展·杨春生自述》，《农村调查资料之一·奉天屯的调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编印，1947，第20页。这段调查虽然出自东北土改时期，但农民卷入革命的心态具有普遍意义。

[112] 张思曾：《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益世报》1934年11月24日。

[113] 刘长风：《苏维埃女工的话》，《红色中华》第159期，1934年。

[114] 《兴县五区石门庄错订成份与改正和退财物的经过》，《土改通讯》第10期，1948年。

[115] 〔美〕韩丁：《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第421页。

[11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652—653页。

[117] 《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35页。为推动农民革命，中共初期在某些地区的暴动中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如负责人说同志及群众的房屋烧了，没有屋住了，便会出来革命。”见《夏尺冰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1928年9月5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第31页。

[118] 参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49—50页。

[119] 《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9页。

[120] 《中央巡视员贺昌给龚楚兄转玉阶、润之及四军军委信》（1928年11月6日），《贺昌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第174页。

[121]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张逸安译，三联书店，2001，第291页。

[122]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国史馆”，2005，第16—17页。

第九章 国共分合的背景、经过与原因[1]

一 国共分合的背景

自19世纪中叶古代中国的传统体系遭遇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坚船利炮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开始全力寻找救亡图存的办法。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半个多世纪曲折探索并流血牺牲的结果，只是终结了清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未能改变中国在列强环伺下日渐积贫积弱的状况。不仅如此，满人统治结束，皇权不再，形式上建立起具有现代国家模样的中华民国，实际上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仍是一盘散沙。帝制垮台，群龙无首，导致强人层出不尽。从中央到地方，不同系统、不同背景、不同地域握有枪杆子的将领，拉帮结派，相争不已；凡能得一方缙绅支持，占一方土地，并养一方军队者，每每即能占地为王。于是，民国建立，中国不仅渐成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局面，而且重回到丛林法则盛行的战国时代。一切凭借于强力，靠枪杆子解决问题；强必凌弱，大必欺小，以至于几乎所有军阀都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找有力的外部支持与援助。这时同样在国际上相争不已，且必欲在中国分一杯羹的世界主要列强国家，也无不乐得借机从中渔利。于是乎，那些一心想要救国救亡者，亦多半渐渐相信，欲“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是一个必须在内外强力下用强力完成的“艰巨的历史使命”。[2]

进入20世纪以来，受西方各种新思潮的冲击影响，中国逐渐成长起一批新兴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始终不屈不挠，不惜流血牺牲，尝试各种创建新中国的理想道路。但是，中国这条建国之路，却和多数西方国家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多半是先有国民权利平等意识的觉醒，后有人民主权的制度设计与鼓吹，再经过或急或缓的民权革命，才建立起来的。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建国的中国新兴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内外形势已大不同于17、18世纪西方民族国家先后生成之时。19世纪末戊戌变法前后，中国的志士仁人还相信必须要学西方的民主政治。到20世纪初，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注意到欧美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危机、贫富悬殊、社会分化、阶级冲突的严重混乱现象，和对外扩张、掠夺，乃至于自我火并的越来越野蛮的形象。因此，当时开始广泛兴起并对东方民族产生刺激的，已经不再是民主主义，而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两大思潮了。故20世纪中国革命揭幕伊始，革命党人几乎无不热心于迎接此“世界潮流”。长年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甚至将此三大思潮兼收并包，揭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旗号，以为创建新国的政治号召。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他革命政党，因为在那样一种政治大势下生长起来，因而大都认定：中国最现实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救国而不是救人，是救亡而不是启蒙。这种情况极大程度地决定了中国此后近百年的政治走向。

在中国，要想靠极少数读书人组织起来，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无处不在的传统旧势力，包括极力保护在华利益的列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成功的。孙中山从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开始，领导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奋斗了近30年，始终无法取得胜利，就连一小块根据地都建立不起来。事实上，像所有落后民族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一样，他们中的少数革命者，必须要和社会大众中的反抗势力相结合，而且还非取得外力的帮助不可。

中国革命时代的真正到来，主要得益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1918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苏俄）的建立。同为农业国的毗邻俄国，成功地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创立世界上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国家，不仅极大地振奋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落后民族激进知识分子的神经，而且它为谋求本国革命政权的巩固不得不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也大大推进了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与俄国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两国革命党人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敌人，因此，俄国革命党人向中国输出革命和中国革命党人向俄国寻求帮助，都是不可避免的。

相对于1920年代以前的中国革命来说，俄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实质上进行的是一场共产革命。因此，它对中国的革命输出，除了基于国家安全利害的考量，具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外，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亦即共产主义的倾向。按照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它必欲要帮助中国的民族革命，以牵制和削弱站在列强一边反对它的中国敌对力量；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它也注定会要在中国推动创立一个和苏俄共产党一样的共产党，并帮助后者成为中国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正是依据这样两种方式，苏俄政府很快找到了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并帮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效地控制了广州地区，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起自己的军官学校和军队，并且使国民党从一个植根于海外华侨中和主要在广东发展的带有区域性的政党组织，迅速扩展成为一个成员及影响遍及全国的革命党。同时，俄国共产党也在1920年代初成功地帮助少数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创建起一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最初只有几十人的小组织，在俄共及其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只花了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就迅速发展到上万人，并在激进青年和普通工人中取得了重要影响。

但是，在同一个国家，用两种思路、两套方法来革命，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俄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并依赖意识形态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党，无论中国共产党最初如何弱小、幼稚，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派驻有直接负责的代表就近指导，因此，在国共两党之间，它无论如何都更重视和信任中共，而不那么信任意识形态与之不同的国民党。

反过来，由于国民党是中国这个时候唯一具有革命性的大党，苏俄要在中国推动革命就非与之合作不可，故这种不信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种种麻烦。为了解决信任问题，苏俄除了向国民党派驻政治和军事顾问外，还坚持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不仅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且还允许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取得各种权力地位，以此来达到监督、影响和在事实上改造国民党的目的。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的国共关系，初始之日就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因为两党同为信奉党国体制的革命党，相信一切必须“操之在我”，两党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始终是一种竞争关系。即使在合作期间，也会因各自实力或影响作用的改变，造成两党关系的极端不稳定。但在1920—1940年代，无论两党意识形态和理想追求的差距有多大，现实条件下，中国非成就国家统一并挫败少数列强割裂甚或独霸中国的图谋，任何进一步的改造方案都无从实现。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矛盾重重的国共两党竟能两度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

也正因为如此，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强弱变动，除外力因素外，在内因上也明显地受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牵制。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极大地加速了国内民众中民族主义的抬头和觉醒。谁最有能力调动最大多数社会力量，谁就更容易统一中国；谁能有效地统一中国，成就民族独立，谁往往也就最容易受到历史的青睐。

从1920年代初到1940年代初，国民党无疑是最有能力统一中国的政治力量，因而它也就主导了那20年左右中国的政治走向。但是，邻国苏联的存在，日本的大举入侵，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病，蒋介石政治决策的种种失误，再加上共产党两度失败后能审时度势，幡然变策，转以国人当时多数的主要诉求为诉求，中国政治的走向也就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二 早期国民革命的成功之道

国共合作的建议，最初是列宁于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向两党代表当面提出来的。[3]当年7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分两步完成革命，首先“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并据此向国民党发出了合作的邀请。[4]

1922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中国南方的代表马林（G.Maring）与孙中山达成的协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专门指示，事实上要求中共成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内左派分子组成小组，通过党内合作的方式来宣传建立中华民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5]一个月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即先后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与苏联政府方面的代表进行接触，基本确定了联苏的方针。苏联外交代表越飞（A.Joffe）因此与孙中山在上海进行秘密会面，双方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联合宣言。越飞代表苏联政府表示，赞同孙中山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看法，相信“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之统一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对于此项事业，苏联不仅表示最诚挚之同情，而且愿给予相当之援助。[6]

1923年4月下旬，根据孙中山的要求，苏联政府正式转电孙中山，明确表示将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和8000支日本步枪以及机关枪、火炮和装甲车若干，帮助孙中山建立一所军官学校，以便于国民党能够创建一支自己的革命军队。[7]

这年秋天，莫斯科方面正式接待了孙中山派出的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的军事代表团，而孙中山则在广州接受了苏联政府派来的以政治总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为首的政治军事顾问团。紧接着，1924年1月，国民党在鲍罗廷的指导下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接纳中共成员为党的重要分子；2月，由苏联援建、苏联顾问负责指导、中共成员参与政治工作的国民党自己的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正式挂牌筹建。至此，孙中山国民党与苏联政府，包括与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合作全面展开。

孙中山国民党不仅在与苏联的合作中得到了极大的利益，而且在与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中同样收到了互利互惠的效果。

国民党历史悠久，因孙中山的声望作用，政治上影响亦较大。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同盟会，还是中华革命党，抑或是中国国民党，其组织之存在仅因有孙中山存在而已。所谓党不仅是一盘散沙，且党员多限于粤籍华侨和广东本地人。国民党对外号称全国党员10万人，[8]广州党员3万人，真的在广州地区实行党员登记，登记者不过3000人，绝大多数党员和党部都在海外。鲍罗廷曾就此告诉莫斯科：国民党完全没有组织宣传工作，既不曾在党员中散发书刊，也不定期举行会议，偶尔发表的由孙中山签署的政治宣言，也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公开的报纸上，和党的组织毫不发生关系。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权自然也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9]

对此，孙中山也是心知肚明，这也正是他联俄容共的动机所在。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党内反对吸纳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反之，“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其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言外之意显而易见：若尔等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呢？[10]

所谓中共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200万，自是夸张的说法。但是，目睹俄国革命靠党员和民众力量而成功，中共成立未久，其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全国扩展神速；反观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后毫无长进，全靠自己率极少数干部勉力支撑，在地方军阀中间纵横捭阖，孙中山很想借助俄国的经验、顾问的指导和中共的加入，使国民党在组织上发生焕然一新的改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及全面改组，就是这样一种大胆的尝试。

国民党一大改组，最重要的政治及组织变动有三。

一是政治骨干少壮化。孙中山此前所倚重的老党员居正、谢持、林森等均离开了党政领导中枢，新任用的骨干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明显年轻化且亲信化。

二是共产党人作用凸显。只有400人左右的中共，其党员代表占到了国民党一大代表人数约13%，远超国民党党员与代表人数比例；中共党员在大会产生的中执委正式和候补委员中，更占到了25%。在随后召开的一届一中全会所产生的国民党权力机关——中央党部的7个部中，中共党员占据了组织部和农民部2个部长，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3个部长秘书（相当于副部长）的席位。在中央执委会3名常委中，中共党员也占有一席之地。[11]

三是政治上明显左倾。孙中山1905年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政策主张，在鲍罗廷依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利用大会宣言进一步解释之后，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扶助工农的内容。[12]这意味着，国民党原本在对外及对内政策上的灵活态度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党的外在形象明显左倾。

国民党领导骨干年轻化、政治左倾，再加上主要由充满活力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共党、团成员承担起在全国各地的组织发展工作，国民党一大后，其组织在全国范围中下层激进青年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省、市、县、区各级党部纷纷建立，党员数量增长得很快，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党员上万人。其在激进青年学生当中的发展，显得尤为顺利。到1926年底，国民党组织已遍及全国90%的省区和将近1/4的县份，实有党员人数增至54.4万余人，国内党员占到82%，远不再是一大前的那种情况了。[13]

但是，国民党一大改组，也不可避免地埋下了其内部危机乃至组织分裂的严重隐患。孙中山弃用老党员，大量提拔重用在国民党内毫无根基的年轻的共产党人，包括委托鲍罗廷主持一大文件的制定，接受反帝主张及工农政策等激进思想，这些都让党内大批老党员心怀不满。无论在一大酝酿和召开之际，还是在一大改组完成之后，他们都坚持不懈地表达批评甚至反对的意见。当身兼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双重重要职务的中共党员谭平山负责国民党各地组织的创建发展工作之后，不过几个月时间，就有约2000名国民党人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递交检控信和弹劾案，矛头直指跨党的共产党人。一些原有国民党组织基础的地方，新旧党员甚至形成公开的对立派别，并发生暴力冲突。尽管孙中山以个人权威，通过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两边劝导训斥，将矛盾冲突暂时压了下去，这一问题却并未解决。

几个月后，孙中山在北上途中突然病倒并很快去世，一时间国民党内群龙无首，内讧纷起，孙中山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廖仲恺甚至在广州被刺身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利用自己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纵横捭阖，将政治态度可疑的国民党中央政治领导人胡汉民和军事领导人许崇智先后挤出广州，把汪精卫和蒋介石扶上了国民党最高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的权力宝座。如此一来，原本就极度担心国民党政治命运，但尚未倒向右派的大批老党员也不能不聚集起来，公开进行反抗了。

在1925年鲍罗廷策动的广州事变前后，国民党内实际上发生了两拨分裂行动。前一批是以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老党员为代表，并得到了老同盟会员章太炎等人公开响应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人。他们早在孙中山北上时即以“护党”为名，在北京鼓动串联，孙去世后更是打出“救党讨贼”的旗号，不仅反对共产党，而且反对一切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人。[14]后一批则是国民党一大以来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始终抱怀疑态度，但一直遵从孙中山领导的谢持、邹鲁、林森、覃振等中央执监委员。他们在广州事变后因对鲍罗廷和中共党团的作为忍无可忍，于1925年11月聚集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以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名义宣布取消鲍罗廷顾问资格并开除中共党员出国民党，人称“西山会议派”。1926年3—4月，他们进一步与各地支持者齐集上海，另立中央。但他们和冯自由一派人不同，其中多半仍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为重，认同共产党为“革命友党”，也有条件地赞同联俄联共，惟坚决反对组织容共，尤其反对苏联顾问借助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颐指气使，挟持一切。[15]

国民党的公开分裂，明显是党内大批老党员从怀疑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到认定大权已落他人之手，因而必欲夺回党权的一种反应。然而，同样的担心和恐惧其实也存在于国民党不少处于权力高位的新干部之中。几乎就在西山会议派齐集上海，公开揭旗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广州国民党中央的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就发动了具有分裂性质的三二〇事变，其导火索同样是领导权问题。

事变发生的政治背景很简单。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前，因西山会议派的分裂，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以及中共党团事实上的领导地位及作用更加凸显，广州国民党内许多人亦不免疑心重重。为尽量拉拢团结尚在左右派中间的国民党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向仍留在广州国民党一边的部分中执监委做出承诺，愿将二大推举的中执监委及常委中共产党员的数量限制在1/3以下。中共的确严格遵守了这一承诺，共产党员在第二届中执监委及常委中只占到1/3。但二届一中全会最后确定的国民党中央的实际权力部门，即中央党部，却几乎全被中共党员占据了。它的一处八部，总共22个职位（包括部长及秘书），中共党员就占据了17个。[16]

这个时候，在新组建不久的国民革命军中，从军、师到团、营、连，各级均设有权力很大的党代表，团以上还设有政治部，这些政工干部也多半为中共党员。仅在蒋介石掌握的第一军中就有50余名军事和政工干部是中共党人。广州政府各个军事部门的首脑，也多由苏联顾问兼任。而且，共产党人这时还领导着广州2000多工人纠察队和附近3万多农民自卫军。即使是在赞同联苏容共政策的广州国民党人中，许多人对此也不免忧心忡忡，甚至耿耿于怀。

由于过度自信，莫斯科方面对于这种情势的危险明显缺少足够的警觉。苏联新来的军事总顾问季山嘉（Kuibyshev）在受命反对国民党二大批准了的北伐计划时，表现得极其傲慢自大。这位总顾问甚至还有意要削弱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力量，这就更加刺激了已经是国民党军事最高领袖的蒋介石。蒋的自尊心和防备心原本就极强，他同样担心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会反客为主。在此背景下，只因怀疑一艘军舰的异常调动可能针对自己，蒋便铤而走险，于国民党二大结束不久的3月20日发动了军事事变，一方面软禁苏联顾问；一方面扣押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且挤走了国民党此时最高政治领袖汪精卫。一个多月后，由于苏联方面居间调和，并劝告中共妥协，蒋介石顺利地达成了自己的政变目标。他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等重要决议，在形式上承认容共的同时，严格限制苏联顾问的职权和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的任职范围，从而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17]随后，蒋自任北伐军总司令，指挥国民革命军发动了旨在推倒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对于党内合作这种合作形式会造成两党关系危机的严重情况，中共领导人及其各地干部也并非毫无预见。还在国共合作开始阶段，因为身为国民党员必须要全力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在中共人数有限、自身组织发展任务艰巨的情况下，许多中共干部对此早就抱怨连连。一方面身为共产党员，必须要坚持共产党自身的立场、观点和政策方针，要为社会革命的未来目标预做准备工作，对国民党必须持独立和批评的态度，包括必须要在国民党内争取组织领导地位，以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身为国民党员，任何着眼于共产党的理想目标和政策方针的独立立场及行动主张，不仅会违反国民党的组织纪律，而且会导致国民党组织的分化甚或分裂，引起无穷纠纷，又未必真的有利于反帝反军阀的统一战线及其国共共同革命任务的达成。国共合作两年多，从中共中央一直到直接在广州工作的中层骨干，对此都颇多异议，并且不止一次地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18]

然而，于实际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联共（布）最高领导人而言，无论是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考量，还是基于推进东方国家革命的既定目标，都“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因为，在他们看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等于将已经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国民党拱手交还给中国的资产阶级，这等于“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因而是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表现。[19]

他们坚持认为，为了更好地实现革命的领导地位，共产党应尽一切可能将国民党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力争能够将几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人民革命政党”，亦即“工农联盟的政党”。这样也更容易在民族民主革命成功之际，一步达成社会革命的任务。[20]

正是基于莫斯科的这一指示，三二〇事变之后，鲍罗廷不得不采用政治谋略，一面向蒋介石示好，一面设法孤立蒋。他利用蒋介石率兵北伐，远离党政中枢的机会，成功地将左派国民党领导人联合起来，把国民党中央及中央政府迁至武汉，召开党的二届三中全会，宣布迎汪回任，事实上剥夺了蒋介石掌握了一年之久的党政大权。但是，当鲍罗廷试图进一步削弱蒋介石兵权的时候，蒋却在众多担任中执监委的国民党老党员的支持下，于1927年4月中旬先行发动事变，在南京另立中央，并实施“清党”行动，公开与鲍罗廷和共产党人翻脸了。

自国民党一大以来这一波又一波的组织大分裂，直接的导火索无疑都是争夺党的控制权。但是，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和国民党人政治上的倾向选择有密切关系。几乎所有陆续站到反共立场的国民党人，都不赞同中共和莫斯科的政策主张；反之，凡赞同容共或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人，相当多数理智上仍认同中共和莫斯科的主要政策主张。只不过，这种情况到1927年4月宁汉对立的局面出现后，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严峻的挑战了。

自国民党一大确定扶助工农政策以来，国民党人的工农政策及其政治宣传明显转向了社会大众，它也因此逐渐获得了劳苦阶层的好感与支持。据1926年12月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可知，当年广东省国民党员中农民党员约占40%，工人占23%，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其他军、警、法、政、自由职业者等所占比例极低。[21]相比这时其他省区党员主要成分仍然是青年学生的情况，可知愈是在国民党占领区内，国民党愈会有相当部分中下层干部党员热心于在工农民众中做政治动员和组织发展工作。这里面固然有一部分原本就是中共党员或社青团员，但不少人则是与中共党员观点主张较为接近的国民党左派的干部党员。北伐战争打响后，正是他们，紧随军队之后，与共产党人一起，大力推进了南方各省，尤其是两湖与江西等地的工农运动。武汉国民党人所以能够聚集起来共同对抗蒋介石，就反映出这一部分干部党员确与蒋介石麾下的南京国民党人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性。

问题是，对于中共建立在社会革命观念基础上的扶助工农政策及其目的的理解，国民党左派并不真的能够跟上共产党人的步伐。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明确要求中共必须使正在挺进的中国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发展到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农村要进到土地革命，城市要准备没收外国在华大企业并将铁路、交通等收归国有。[22]斯大林甚至直截了当地要求国共两党：立即“在农村掀起革命”，竭力反对地主，包括“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愈好。[23]

莫斯科的这一指示，不可避免地导致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政策的激进化。鲍罗廷开始在公开讲演中宣称：“对于剥削农民的人用刺刀去刺死他，刺死反革命的基础，如像刺吴佩孚的军队一样，这样国民党才不至于落后”。[24]中共中央也检讨自己过去太过束手束脚，不敢把民族革命引向阶级革命。[25]尽管受到与武汉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的影响，中共领导机关并未马上认同太过激烈的工农运动方式，但在莫斯科上述方针指导下，要想抑制基层党团骨干和工农运动的激进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1927年上半年，因与南京国民党人分裂，武汉政府占领地区日渐缩小且开始四面受敌，社会上无政府状态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冲击外国租界，工人、店员以至各界民众频繁的罢工、集会、示威，城乡工农团体、纠察队、自卫武装擅自捕人甚至杀人，军官家属被抄家、游街或吃大户，士兵寄回家的钱被农会没收等情况，国共两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却始终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疲于应对的状态。为了战胜南京的军事威胁和内部军事反叛，能够继续北伐，以便抢先占领北京，武汉国民党当局最需要的是约束民众、稳定内部、巩固政权和取得莫斯科的巨额财政援助。然而，莫斯科这时的方针政策使这一切都无从实现。

在援助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联共（布）党内领导层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1926年底至1927年春，这种分歧与党内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导致反对派利用国民党内左右冲突和分裂不断的情况尖锐抨击主持中国政策的斯大林等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派再难继续其机会主义的灵活策略。在明知武汉国民党已处于危机中，存在着向右转的严重危险的情况下，斯大林不仅不敢提供有力的财政援助，也不敢降低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的革命调门。1927年5月，莫斯科甚至发出更为激进的指示，要求国共两党领导人猛烈地发动没收土地的革命运动，“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同时“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组织革命军事法庭，逮捕并审判反动将领等。[26]

这一不切实际的指示最终葬送了共产党与武汉国民党的合作关系。7月中旬，无法按照莫斯科这一方针行事的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等，发出了“和平分共”的命令。[27]在中共中央报之以反抗措施，于南昌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另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武汉国民党也和南京国民党一样，走上了武力“清党”的道路。[28]

国共两党自1924年以来的合作局面，历经种种危机之后，至此终于画上句号了。

三 中共阶级革命的严重挫折

1924—1927年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实际上是以“国民革命”为号召的民族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斗争目标就是所谓“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的实质任务则是要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国民党1926年7月发动的北伐战争，即为这场革命最具体的实现手段。北伐战争中间虽经宁汉分裂，被迫停顿达一年之久，但前度北伐不数月即攻占长江以南，二度北伐1928年4月发动，不及两月即占领平津，推翻了北京政权，堪称顺利；又经不足半年时间的政治运用，当年12月即成功推动原先的强大对手奉军易帜，使东北地区归顺南京中央政府，形式上已基本实现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这一摧枯拉朽、风卷残云般的军事统一过程，从一个侧面清楚地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已经达到了一定阶段，民族主义观念广泛发酵，多数社会大众，既包括社会头面人物，也包括城镇略识文字的普通民众，对国家统一运动明显抱以期待和欢迎的态度。

但是，国家统一也好，民族独立也好，对落后国家和民族而言，从来都是一个极端困难、缓慢并曲折的过程。这是因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与经济发达，特别是与交通发达、信息传播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一个刚刚迈上现代国家成长道路的落后农业国，其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交通、信息条件的发展，固然会刺激国民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挑战传统的贸易壁垒与地方隔阂，推进政治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但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交通沿线与交通不便的广大落后地区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也会极大地制约统一国家形成的进程，并且会加剧地方主义和地方割据现象的发生。

国民党能够轻而易举地用军事手段实现统一，借助的固然是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成长，但其摧枯拉朽之速度，靠的却是灵活的政治策略，即是挟以政治大势，在基本不触动地方军阀实质利益的情况下，贿之以高官与金钱，分而化之，使之先行归顺国民党，孤立和瓦解北京政府的武装抵抗。此种做法见效虽快，却丝毫无助于消除因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所造成的地方及族群间的隔阂与对立。由于易帜或倒戈后的地方军阀大多依旧割据自为，并不真正服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及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因此，北伐战争结束及南京中央政府建立不久，新的统一国家的战争就不能不再度爆发。

1928年夏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后，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之前，围绕着分裂与统一而展开的政治冲突与军事斗争可谓此起彼伏，始终未曾停息过。

1929年3—6月，爆发了南京中央与李宗仁等地方派系之间的军事冲突，史称蒋桂战争。

1929年5月和10—11月，两度爆发了南京中央与冯玉祥西北军之间的军事冲突，史称蒋冯战争。

1929年11—12月，爆发了南京中央与广西地方派系和与湖北地方派系之间的军事冲突，史称第二次蒋桂战争和蒋唐战争。

1930年5—11月，爆发了南京中央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史称中原大战，各反蒋派系公开另立北平国民政府。

1931年2—11月，因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南京与广东地方派系的全面对抗，史称宁粤对立，汪精卫等也一度另立广州国民政府。

1933年5—10月，冯玉祥召集西北军旧部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

1933年9月至1934年2月，十九路军诸将领与国内各派军政领袖在福建以反日反蒋为名，另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

1936年5—9月，广东、广西地方派系借抗日为名揭旗反蒋，史称两广事变。

1936年12月，张学良率东北军、杨虎城率十七路军，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联手扣押蒋介石等中央军政大员数十人，要挟南京中央，史称西安事变。

除了上述这些已经发生的和密谋中针对南京中央政府权力地位的挑战行动，对南京政府统治最具威胁的无疑是共产党发动的“苏维埃革命”。依照莫斯科和中共中央的解读，苏维埃革命仍旧属于民主革命的范畴。只是，原定扫除封建军阀并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独立建国的斗争目标，被进一步扩大为：（1）“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2）“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3）用暴力推倒已经成为新的统治者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代之以共产党领导的俄国式的苏维埃工农独裁制政权。[29]

同样要取南京政府而代之，中共的优势远比普通地方实力派要明显得多。第一，它不仅在道义上得到强邻苏联的支持，而且直接在思想、政策、干部、财政以及军事作战和情报技术等方面得到了莫斯科的指导、训练与帮助。第二，它以工农为革命动力的阶级政策，特别是以“打土豪分田地”这种带有社会革命色彩的方法来鼓动贫苦农民投身土地革命的方针，足以动员相当庞大的人力、物力。因此，中共于1927年夏秋与国民党分裂时几乎一无所有，到1930年前后，仅三年多时间，就在南方数省交界地区创建了好几块农村根据地，发展了十几万红军。它不仅能够实行武装割据，而且日渐能够直接威胁甚至进攻长沙、南昌这样的重要省会城市。到1931年11月7日，它更公开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准备要与南京国民党决一死战了。

1927—1937年恰好处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新老列强对市场、资源和发展空间的激烈争夺正在将世界推向一场新的更为野蛮和惨烈的大规模战争。处在这样一种极度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民党南京政府无论是谋求国家统一，还是争取民族独立，都必须要同时与意图保持对中国的不平等地位的老牌列强，以及意图通过各种干涉、掠夺、蚕食，在中国获取更多资源的新兴列强进行抗争。从1928年春国民党二度北伐中遭遇日本军队武装干涉之日起，[30]日本对中国入侵的危险就开始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政治的进程了。正是由于日本侵略的威胁，面对内争与外患的双重压迫，随时可能因内讧和内战被人取代的南京新政权，其政治合法性却愈见巩固了起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并发动事变，迅速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南京政府一方面诉诸国联，一方面发动上海抗战，以显示抵抗决心。这一应对措施在国人中虽备受争议，但社会各界对其中央政府的地位，包括一党独裁的统治方法，却渐渐由尖锐批评转趋默认，相当部分欧美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也公开表示了认同的态度。[31]

显然，日本的入侵威胁极大地帮助了南京政府作为一个统一中国的中央政治权威地位的确立。日本入侵愈深入，国家统一、独立及政治稳定和发展前途受到的损害愈严重，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努力，哪怕是其在坚持国本基础上的妥协和退让，也就愈容易得到多数国人的理解与同情。任何试图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可能破坏国家统一的行动，无论基于怎样一种理由，都不免会愈来愈受到社会舆论及公众的排斥与谴责。

由于这个时候的社会人心日渐以国家民族的存亡续绝为选择，因此，即使是那些打着抗日旗号发动的针对中央政府的事变，也都未能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人内部固然问题重重，其制度建设与政策方针也常常遭人诟病，然而，南京国民党中央的权力范围，却从1928年中央政府成立时只及苏、浙、皖、闽几省，一步步向外扩展。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除华北与日军接触的个别省区外，它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对长城以内各省，包括对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的实力控制。包括各方面曾经备受争议的蒋介石，也在此起彼伏的反蒋浪潮中，从一个国民党的军事领导人，逐渐变成一个统一中国的政治象征，变成中华民国的最高政治领袖了。

在这样一种政治大势之下，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为革命对象的中共苏维埃革命战争，也难有成功的可能。特别是中共所依赖的两大优势，即阶级斗争和苏联援助，不仅无法持续发生效力，而且会日渐变成自身发展的局限和实现政治诉求的障碍。

奉行阶级斗争式的半社会革命方针，是中共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关键所在。表面上，苏维埃革命的斗争任务与此前国民革命的斗争任务相近：一是继续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一是继续打倒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但为调动占全国人口90%的农民革命，后一项任务被明确规定为集中于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土地革命；而从反国民党的角度，它更是宣称：“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如此，所谓民族民主革命也就基本上变成阶级革命了。中共六大决议的规定，即苏维埃“革命动力只是工农”，[32]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情况。一方面继续主张民族民主革命，一方面又高揭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旗帜，排斥一切非工农力量，这种极端矛盾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苏维埃革命只能是一种“孤家寡人”的革命。

首先，“革命动力只是工农”，理论上是以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为依靠的。但实际上，这一方针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中共与国民党关系破裂后只能从事地下工作，在城市及工矿企业中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仅仅几年时间，它就惨败于与国民党政权在城市里的较量，被迫将全部工作重心转往农村。而在农村，它的活动范围同样有极大的局限性，亦即它只能在南方几省交界的偏僻地区活动和割据，影响地域及人口同样极为有限。不仅如此，基于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割据地区的农民并非都是它的依靠对象。农村人口中相当部分有财产、有文化、有势力的富裕人口事实上依照其阶级分析的观念或属于资产阶级范畴，或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都是它的敌人或潜在的敌人。它真正能够依靠的，充其量也只占当地人口50%左右。[33]这样一种情况，使之在与掌握国家之力的国民党政府的对抗中不能不处于孤立的状态。

其次，中共的土地革命是靠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来吸引农民的，然而，南方偏僻农村社会矛盾复杂，族群隔阂根深蒂固，“打土豪”并不一定会推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推动农村阶级斗争的做法，还常常导致族群间、土客间、地域间乃至城乡间的对抗与冲突，使得中共阵营在看似不断壮大时内部却极不稳固。1930年初袁文才、王佐之死，当年底次年初江西苏区富田事变，以及各根据地中红军始终攻不下的“土围子”，都反映出阶级斗争的主张在当时条件下未必都能起作用。[34]

再者，中共土地革命是靠“分田地”来吸引贫苦农民的，但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农民多数并不会因此就投身共产革命。相反，农民趋利避害的心理和强烈的乡土观念反而易于因此发酵。苏区扩张时，周边贫苦农民往往会到苏区来；战争形势逆转，许多农民又会四处躲藏，甚或“反水”；一旦红军要西征，大批农民士兵就会千方百计找机会逃回故土。1933年，特别是1934年军事形势恶化时，中央苏区大量发生的农民反水和逃兵的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一点。[35]

事实上，正是这一狭隘的阶级政策把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推到了“孤家寡人”的境地，并最终造成失败的结局。毛泽东后来总结这几年的历史教训时曾再三说明：苏维埃时期的失败根本上就是放弃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36]这里所说的统一战线政策，原本就是和这一时期的民族民主革命，亦即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任务相辅相成的。中共从来讲“两步走”，离开了这一政策，等于直接迈向了第二步，把所有富裕阶层都当敌人来打，结果是自己人越来越少，任何一步斗争任务都实现不了。

狭隘的阶级革命方针不利于中共，苏联的援助也并不都能满足中共的需要。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及国民党始终是作为与北京政府对立的政治实体公开存在的，因此，苏联与国民党的结盟，以及苏联对国民党的各项援助都是公开的。中共及其所创建的根据地政权，却不具有这样的条件，苏联当局对中共的任何援助，历来只能是秘密的和小规模的。虽然，把中共引上苏维埃革命的莫斯科深知中共的农村根据地需要像当年广州国民党人那样，在军事方面得到大批援助物资，但由于中共始终无法占据沿海口岸，莫斯科虽有设想，却无从实施其援助计划。[37]等到1936年中共红军全部集中到西北地区，终于有条件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了，却由于日本对苏联东部安全威胁的加剧，使莫斯科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努力。

莫斯科对外政策的调整，是由于当时苏联自身安全受到东（日本）西（德国）两面威胁而做出的。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接连吞并中国东北三省、热河，并成立了伪满洲国，进而又攻入长城，染指察哈尔、绥远与河北，1935年更制造了华北事件，意图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华北地区。由于日本对俄国远东地区历史上虎视眈眈，双方在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不止一次发生过军事冲突，苏联方面对日本占据中国东北和夺取华北，形成对苏联远东和外蒙古的弧形包围态势高度警觉。注意到中国这时国民抗日情绪高涨，唯有实现统一，才能有效地组织抵抗，帮助苏联牵制日本，莫斯科1935年即通过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改取统一战线方针，在承认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的条件下，争取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基于这样一种政策调整，无论军事援助，还是中共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秘密合作，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最终都因有碍于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而被莫斯科否定了。

1936年12月12日，已与陕北中共及红军秘密往来多时的东北军将领，时任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无法阻止蒋介石实施军事“剿共”计划的情况下，贸然将前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及其军政高官数十人扣押，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等被扣西安近两周，历尽艰危，如果没有莫斯科透过中共中央从旁做和平调处，后果颇难设想。但是，蒋介石最终能够平安脱险，根本上却是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一种现实需要。因为，面对日本入侵威胁，中国需要统一，这种统一唯有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中心才可能迅速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此时已经成为希望中国统一抗日的苏联等外部势力的既定看法，尤其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各界人士的一种政治共识。因此，西安事变的发生，前所未有地引起了全国各地、各界、各党派及各民众团体的一致谴责，就连各地反蒋派人物亦不能不随声附和。这种情况也极大地触动了张、杨与中共中央，影响了事变解决的进程。[38]

西安事变前后各界舆论的表现，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国内政治人心的向背及其选择。也因此，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的遭遇，不仅没有损害其个人的政治形象，反而使蒋的政治威望一度蹿升到“全民仰止，如日中天”的程度。[39]事变和平解决后，除了受到日本势力影响的个别地区及个别地方军阀外，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久拖不决的政治分裂问题。

四 抗战中国共两党的再度较量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蒋介石南京政府1937年上半年统一国家进程的全面推进，是现代中国国家形态基本确立的重要标志。在此形势下，任何党派团体、政治人物，不论与蒋介石南京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与冲突，都不得不委曲求全以适应这一政治现实，即使另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共也不能例外。

西安事变一结束，中共中央就积极配合南京当局和平处理西北善后问题，并于1937年2月10日正式宣布废止苏维埃革命的旗号，放弃此前各项阶级革命的目标，愿意在抗日基础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改制改编，“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40]

1937年7月底，由于日本军队利用在北平郊区卢沟桥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大举出兵并开始占据北平、天津地区，南京政府决心“应战”。中共希望的全国抗战局面终于出现了。举国抗战无疑大大强化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独立的现代国家的政治象征力，但是，此举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力带来严峻挑战。这是因为，抗战的发生，一时间也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内部的政治运行轨道和运作方式，地方政治的分裂和以暴易暴、强权独裁的立国治国方式也没有完全改变，甚而至于，这会因为对外战争的爆发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化。

抗战爆发一年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道路的这一趋向就做过概括说明。他指出：现代中国的建立取决于枪杆子，民族战争靠枪杆子，阶级战争靠枪杆子；社会主义靠枪杆子，民主共和国也靠枪杆子。在中国，“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不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因此，在他看来，“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41]因为中国的一切取决于枪杆子，取决于军事实力大小，因此，一旦国民党军事力量在对日作战中陷于失败，军事实力逐渐缩小，新的军事力量渐渐生长，军事实力不断壮大，蒋介石国民党是否适合继续统治中国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又会出现。

平津失守后，蒋介石曾对下令“应战”的决策颇有悔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对日外交似过于强硬，“如当时密允宋哲元准倭筑津石路，则至少可有一年时间展缓准备，亦较完密。此则余对于外交政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乱大谋之过也”。[42]

但是，面对平津危机，如果仍以不抵抗态度处之，不仅会导致华北数省事实上被日本控制，危害既定的全国抗战部署，而且会严重损害好不容易确立起来的南京政府政治统治的合法地位。因此，明知各方面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蒋介石也不得不下决心应战。

导致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地位动摇的首要原因，无疑是日本的大规模入侵和国民革命军主力一次次战役的重大失利。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为抵御日军大举推进，至少与其进行过20次以上动员兵力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会战和成百上千次重要战役。八年抗战中，陆军死亡超过177万人，空军毁机2468架，死亡4321人，海军舰队则损失殆尽。[43]节节抵抗所带来的节节败退及损兵折将，只会严重地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国民党中央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小，军心、战力日渐削弱和萎靡，处于其强力统治下的各种内在矛盾遂逐渐滋生发酵并蔓延开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军事力量在战争中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以及其政治影响力的全面提升。抗战开始之际，改编后的中共军队只有不足3万人，约1万支枪，兵力还不足蒋介石统率的整个国民革命军的2%，装备及火力更无法与其他正规军相比。就实力而言，这一兵力不论对抗战军事，还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均不具有重要影响。这显然是蒋介石敢于再度“容共”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对于红军改编谈判中中共坚持不放弃军权，战争开始后红军改编的八路军脱离二战区转入敌后游击作战，蒋介石之所以没有拒绝和阻止，应该也是没有把中共的这点力量放在眼里。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中共军队向敌后农村拓展，意外地获得了巨大空间。

红军正式改编为第八路军的时间是1937年8月20日，到12月下旬，八路军人数已猛增两倍，发展到9.2万人，枪亦增倍。1938年底，八路军更进一步发展到16万人。连同中共南方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到1939年初，中共正规武装合计已达到22万人左右。再过一年时间，其正规部队更发展到47万人之多，已占到蒋当时统率下的正规军总数的将近1/4。中共控制区域，也相应猛增，从战争爆发之初陕甘十余县的范围，陆续伸展到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敌后数省农村地区。1940年2月，毛泽东甚至一度考虑力争在最短期内将正规军扩展到100万人，“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了。[44]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实力的此消彼长，是不可避免的。这与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全国抗战打响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上至政治领袖汪精卫，下至普通文人墨客，投敌者成千累万，伪政权、伪军逐渐遍布日占区，轻而易举地就另建了一套同样号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党政权力机构。[45]这是中国版图内部各种地方的、分离的、反中央的，乃至反民国的政治分裂势力，在这场战争中考虑他们各自的利益而做出的选择。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担心和预见。[46]但作为执政党，国民党除选择军事抵抗外事实上也别无出路。

以弱抗强，非实行全民动员，并取灵活战术不可。但在内部处处裂痕的现实条件下，任何开放性组织和灵活战法都可能导致全局失控，大权旁落，军人出身、习惯于专权的蒋介石政治上坚持统制政策，军事上坚持统一指挥，处处防御，节节抵抗，结果是被动挨打，损兵折将，苦撑待变换来的只能是控制范围日渐缩小和自身实力的日渐削弱。

抗战期间的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首先在于它不是执政党，因而它对抗日可以有完全不同于中央政府的理解和战法。其次在于十年内战的血腥杀戮深化了两党相互敌视戒备之心，中共看待执政的蒋介石国民党，如同早年孙中山革命党看待袁世凯中央政府一样，亦鲜有信任可言。1937年8月20日红军刚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毛泽东就明确告诫共产党人说：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上是敌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不可能坚持抗战到底，抗战要胜利必须靠共产党发展壮大取得实力领导地位才行。[47]

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抗战主张是：中国弱而大，面对强敌，不能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应诱敌深入，用运动战和游击战与敌长期周旋。在他看来，国民党是执政党，当然负有通过阵地战和运动战正面抗敌的责任；中共兵力弱小，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和武装民众方面，主要只进行侧后击敌的山地游击战。对中共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他的解释是：作为地域广大的落后农业国，中国抗日最后成功只能依靠广大的游击战争。要“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非得靠军队到处去动员民众不可。故中共武装进入敌后的首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两项：“创造根据地”与“广泛发动群众”。[48]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战略策略方针，中共开战后长期把对日抗战的工作重心放在创造根据地和发动群众两方面，在此基础上发展武装力量。由于中共的根据地多建在敌后日军主力较少深入的偏僻农村，甚或山区，它与日军主力正面作战相对要少得多，损失数自然远不如国民党多。然而，随着国民党失地越来越多，日军占领区域越来越大，中共在敌后创建的根据地却越来越多，其军队数量增长相对也就快得多。越到战争后期，中共的这一斗争策略及其在敌后存在的重要性，也就愈益突显出来了。

由于国共各有自己的政治诉求，虽并肩作战，却缺少互信，甚至互相防范、互为仇讎，[49]因此，两党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必定会引发各种政治联想，最终导致两党关系的改变。尤其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人，早在抗战开始第二年就已对中共影响与地盘扩大高度敏感了。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它更是专门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要求各地党政军警各部门“以组织对付组织”，“防范”、“限制”、“解散”、“取缔”、“制裁”中共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统治之宣传、组织与活动。[50]随后，蒋介石很快分别委任沦陷各省区党政军机构负责人，把他们及其武装力量遣回敌后，试图实际阻止中共在敌后的自由行动与发展。

一方面中共全力发展并经营敌后根据地，所到之处不仅建立自己控制的地方政权，而且编军队、发钞票；一方面国民党必欲统一军令、政令，极力通过军事、政治手段防范甚至清除中共势力，自1939年下半年起，国共军事、政治摩擦不能不全面加剧，并且在1941年1月逼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1万余人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军队大部消灭，军长叶挺及部下7000余人被俘，政委项英等1000余人遇难。

但是，国民党的强硬对中共在敌后的发展并不能真正起到防制作用，反倒是将国共两党关系推向了分裂的边缘。1940年底以后，国民政府不再向中共领导的边区政府及军队提供饷给，反过来，它也再难名正言顺地限制中共的行动自由了。

其实，1939年以后国共两党在敌后争夺农村根据地的较量，极大地暴露了国民党自身的弱点。因为，实践证明，几乎凡有中共武装深入的敌后区域，国民党派去的军政力量再多也不够与中共竞争或对抗的。[51]这一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战时双方力量的消长及对比变化，除了受对日作战的牵制和消耗不同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抗战期间中共军事政治力量的活动与增长几乎全在农村，而它能够在日军与国民党两面夹击下生存发展，原因亦在其有着不同于日军和国民党的一套制度、组织、干部及政策方法。

对于外来的日本侵略者，中共以保乡守土和民族主义号召为动员；对于专制、官僚甚至腐败的国民党基层政权，中共则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干部清廉和合理负担相抗衡。

战时国民党政权像抽水机一样，用尽方法汲取底层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以应对战争之需，农民的生活乃至生存条件每况愈下。当政的国民政府固然也尝试过减轻民众负担的办法，但在战争期间，军费糜耗，财政拮据，政府除穷尽一切手段向民间取得资财外，鲜有他法可想。再加上各级官吏、军官，往往还乘机贪污中饱，大批军队征发不断，这就更加加剧了基层社会官民乃至军民之间的矛盾冲突。

共产党同样需要农民更多付出，但习惯于阶级思维的中共，却可以通过反奸清算剥夺所谓汉奸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以及清债退押运动等，将战争负担尽量多地分摊到富裕阶层中去。[52]同时，中共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分配制度、强化阶级观念的整党整风、自力更生的“机关生产”措施，[53]以及展示政治民主的基层民选等做法，包括利用特货贸易改善财政状况，减少对农民的征发等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根据地穷苦农民的负担，并强化了多数民众乃至国内外舆论对中共的好感。

与农民的关系对国共军力的影响越到战争后期也看得越清楚。1940年以后，国民党连征兵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与农民关系日趋紧张接连逼出几次大规模的民变，靠大批农民壮丁补充起来的军队，战力也大大下降。[54]1944年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日军不数月即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沿海，甚至打到近临陪都重庆的贵州独山。抗战最后一年，国民党只剩西南和西北的少数几省还完整在手。

与此相反，中共政权及其武装却在敌后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1944年，中共成军60万人，1945年春则发展到90余万人，根据地已遍及敌后10余省近亿人口，党组织也由抗战初的2万余人一举扩展到了121万人。[55]如果不是日本在美国、苏联的打击下投降太快，按照毛泽东的计划，等到抗战结束时，中国大部理当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了。[56]

1945年8月日本突然宣告投降，国共两党中央对此均未能估计到，因而两党都有些准备不及。这个时候，国共两军兵力之比仍为4∶1，已经得到战时盟国美国在装备上援助的国民党中央军相对要优胜许多。但是，国民党军主力这时都集中在西南及西北的偏远地区，整个华北、华东，包括华中的大片地区，以及完全没有国共武装的东北地区，却就在中共各根据地的近旁，因而几乎成了中共的囊中之物。如果不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应蒋介石的要求，明令在华日军必须“向蒋委员长投降”，[57]同时动用海空力量帮助国民党赶运军队至华东、华北和东北，抗战胜利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也未必就对国民党有利。

五 战后国共命运转换的内外因素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愿意按照美、英、中《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当夜及次日，朱德就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七道命令，要求中共各部队立即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中共中央军委同时还分别具体部署了各地夺取中心城市的目标和计划。各地中共武装亦很快开始向周边大中城市挺进。[58]

蒋介石得到消息，也马上发出多道电令，包括电令中共军队不得擅自行动，电令各地长官联络上海等大城市日伪当局不得向中共缴械交城，试图全力阻止中共军队就近抢占先机。由于要阻止日军向中共缴械必须取得美国方面的支持，而美国人这时甚至没有考虑中国人参与受降问题，故蒋不得不一面向毛泽东发出示好谈和的邀请，一面通过美国大使赫尔利（P.J.Hurley）辗转与美国政府交涉，要求在华日军不得向反国民政府军队缴械投降。一直拖到16日以后得知杜鲁门发布了要求在华日军必须向蒋投降的命令，他这才大体放下心来。[59]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面临的并不是重现统一，而是分裂和内战的危险在加剧。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很清楚这种情况。他写道：“在1945年，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自从1911年满清帝国覆灭以来，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力遍及全国的中央政府。当对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假如我们让日本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60]

由此不难了解，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态势，并不有利于新的政治妥协的实现。自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就已经走到了破裂边缘。尽管因为受到日军反复大“扫荡”以及苏、美、英等战时盟国政府扶蒋政策的影响，中共最终没有采取激烈对抗的做法，但是，1939年以前那种准备战后和国民党共同建国的可能已经荡然无存了。1944年4月下旬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将国民党中央军打得落花流水之后，毛泽东更坚定了想要在战后取代国民党统治的雄心。9月中旬，中共中央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事实上已经将这种态度公开化了。

然而，由于战争结束得过于突然，国共两党围绕着受降、接收与沦陷区控制权的争夺正迅速引燃内战的火药桶的关键时刻，两党之间却出乎意料地都踩了刹车。1945年8月下旬至1946年底，在国共两党历史上出现了几乎是唯一一次最接近于达成国家政治统一的全面“合作”的尝试。这一度合作之缘起，显然不是两党主观上出现了妥协的意向，而是受到特定的背景与环境干预的结果。

关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20日、21日接连收到斯大林发来的要求他前去重庆谈判的电报后讲得很清楚。他在党内解释说：“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到和平建设阶段……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如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因希腊是英国所必争。中国亦然。”“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势力”。但蒋介石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暂时施以和平手段，是由于上述条件在起作用。同样，“我们也就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扩大我们的宣传。[61]

毛泽东讲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因而联手推动国共和谈，就是战后国共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斯大林所以在欧洲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在中国出兵东北不援助中共，根本上也是因为战争结束前夕苏联与美英对战后国际格局已经秘密地做好了政治安排。双方这时都还小心翼翼地不愿破坏各自的承诺。

和战时国共关系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和苏联的关系也始终处在面和心不和的微妙状态中。为避免战后双方关系出现严重问题，斯大林早在1944年10月就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签订了一项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通过这项秘密协定，苏联以不向西欧、北欧以及南欧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扩展势力为条件，换取英美承认东欧各国基本上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62]依据这一协定，当时在本国力量强大的法国、意大利以及希腊等国共产党，不得不交出自己的武装，参加到英美支持的由本国流亡政府主导的所谓“联合政府”中去。

基于同样的设想，斯大林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进一步与美英首脑就苏联在东亚的势力范围也达成了类似的妥协。进而，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苏联又通过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若干特殊权益以书面形式基本确定下来。[63]在苏联看来，这也就意味着，以中国长城和朝鲜半岛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以南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以北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双方互不干涉。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斯大林相信，长城以内的中共只能依照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做法，放弃武装，到受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主导的政府中去做官了。

正是在美苏双方的配合与干预下，国共两党最高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在1945年9月初至10月10日于重庆举行了和平谈判。但是，这个时候美苏两国均未直接介入国共谈判，因此两党谈判几乎没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双方只是在政治上表示认同中国“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的观点，同意说两党“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64]实际上，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必须完全统一于蒋介石为领袖的中央政府；中共坚持对华北等解放区要拥有控制权，“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65]因此，涉及军队、政权和地盘等问题，双方均未取得协议。10月中旬，重庆和谈宣告暂时休会，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就进入到内战状态了。

战后国共双方真正开始迈入和平统一的政治进程中，又是美国总统派特使马歇尔（G.C.Marshall）将军亲自来华调处两党冲突的结果。

马歇尔1945年12月21日抵达中国，只用了短短20天时间，就促使两党在关内全面停火，并且顺利促成了有各党各派代表参加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前所未有地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和平协议，国共两党在各党派代表的一致监督下明确宣告：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确保司法权之统一与独立，不受政治干涉”；“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因此必须“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严禁军队干涉政治”，同时也“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确保军队编制之统一与军令之统一”；等等。[66]本此协议精神，同时在马歇尔的持续推动下，联合政府的建立以及整军统编问题的谈判等，一度也都有所进展。中共中央甚至开始考虑按照政协决议实行“军队国家化”之后党组织撤出军队，以及中共中央搬到南京附近的江苏淮阴，便利毛泽东等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等问题。[67]

但是，基于美苏妥协迈出的这一步并无坚实的国内政治基础。马歇尔调处成功所带来的喜悦，只维持了不过两三个月。1946年1月31日政协决议通过只10天，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及军警特各部门就对各党派的庆祝活动大打出手，制造了较场口惨案。接着，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从蒋介石到与会代表大都对政协宪草决议有违国民党五权宪法精神的问题提出了指责，坚持必须加以修正。[68]之后，国民党方面又接连制造南京下关惨案和昆明李、闻惨案，借打击倾向于中共的中间党派以压制不同声音。

不仅如此，国民党人这时还接连采取了刺激苏联的做法，包括拒绝与苏方谈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问题；在各大城市发动反苏示威，抗议苏联意欲独霸中国东北，以及要求苏军立即从东北撤军等。

蒋介石国民党的强硬态度，一方面反映了从蒋本人到党内强硬派无法接受中共等异己力量分享政权的强烈情感；另一方面其实也是美英战后对苏态度在中国的一种折射。换言之，马歇尔在华调处所以会以失败收场，与战后美国政治外交战略选择条件所导致的美苏关系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马歇尔在华调处的时间，恰好是美苏关系由战时合作转向战后利益冲突的时期。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因战时总统罗斯福去世全面转趋强硬。苏联拒绝严格按“百分比协定”允许英美势力染指东欧，及其向中东地区渗透，导致双方发生严重争执。对苏联必欲将中国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全部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做法，美国政府也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69]

1946年2月，美国开始对莫斯科意欲控制中国东北的态度公开发声，美英政府并有意向报界披露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将苏联置于不义地位。

随后，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富尔敦发表公开讲演，激烈谴责苏联将东欧国家拖入专制暴政的“铁幕”之中，要求美国带头予以抵制。[70]

鉴于在中国东北合法建立安全缓冲区的希望破灭，与美英及与国民党政权已难和平共处，斯大林在中国东北问题上自然也不会再缩手缩脚了。

1946年2月下旬之后，东北苏军开始全面撤军。他们得到命令，不必遵守先前的外交承诺，即不必再向国民政府办理政权交接事宜，而应鼓励并支持中共在东北确保自己的实力地位，以达到牵制进入东北地区的美蒋力量的目的。[71]

马歇尔来华调处时中共军队已经由陆路大举开入东北地区，并一度造成中央军接收东北行动受挫。但马歇尔最初没有重视东北之争对关内和平可能带来的危险冲击，再加上蒋介石对使用中央军消灭中共在东北的军事存在信心满满，也反对将东北问题置于军事调处范围，故1946年1月10日下达的停火令明确规定，政府军在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的军事行动不受关内停火的影响。[72]而这样一来，蒋介石的接收大军源源不断地开进东北，并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动军事行动，中共进入东北的武装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也非反抗不可。

由于苏军开始对中共暗施援手，利用撤军之机，将东北大部分地区直接交予中共，中共据以要求国民党承认其在东北的存在，国民党接收受阻，却必欲武力解决问题，双方因此不得不在东北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决战。这场从1946年3月打响的战争，前后持续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当年5月底，国民党依仗装备上的优势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迫使中共东北武装大部退到松花江以北的北满地区，取得了东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但是，蒋介石此举以及必欲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强硬态度，却不可避免地导致战火延烧，关内停止了几个月的战火很快就重新被点燃了。

关内战火一旦重烧，马歇尔就再难有所作为了。蒋介石因东北的胜利变得更加自信，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的决心更加坚定。于是，战火由东北而察哈尔，而热河，而苏北，而中原……很快四处燃起。包括国民大会的召开条件与时间，蒋介石也都强硬地拒绝再与中共做商谈和妥协，有意形成全面破裂之势。

殊不知，中共在东北虽然军事上遭受一定挫折，但它取得了对毗邻朝鲜、蒙古和苏联的南、西、北满地区的控制，等于获得了有力后盾和广阔后方，在东北军事上仍有相当优势。同样，在关内，毛泽东也不相信国民党有能力消灭共产党，其采取的作战方针不仅灵活机动，而且坚持集中力量以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事实上对原本就兵力不足，还要到处攻城略地、分兵把守的国民党军队也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由于完全看不到中共军事上的优势，蒋介石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一举打下了中共用以连接关内外根据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张家口，同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把双方关系推进了一条死胡同。紧接着，一心相信可以彻底消灭中共的蒋介石还下令攻占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这就彻底将国共关系引向了全面内战的局面。

与此前十年内战完全不同的是，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第一次变得如此接近。表面上，国民党军队数量仍超过中共数倍之多，然而其作为政府军，需要占领和守卫的地方也数倍于中共，因而国民党能够直接用于进攻的兵力其实有限。同时，中共背后有苏联，仅在东北一地它就成功牵制了国民党军几达10%的主力部队。[73]而美国政府却因不满蒋介石不听马歇尔的劝告，再加上其战略重心这时只能放在欧洲方面，因而不能给国民党太多实质性的援助。

诉诸战争手段，对国民党方面的不利情况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作为政府军，国民党不能不四处分兵，攻城略地，中共却“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一切着眼于“集中优势兵力”和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74]双方只打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表面上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就从全面攻势，开始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了。

到1947年10月，国共攻防形势已经开始发生逆转了。进入1948年，国民党250个旅中近半数是在遭受中共军队歼灭性打击后新补充起来的，战力已大不如前。毛泽东因此估计，再有三年左右即可完全消灭国民党军了。

然而，又打了两个月的时间，即到11月中旬，毛泽东就开始相信：中共军队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已超过国民党军，后者已经无法大量动员补充被歼部队。照此速度，“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了。[75]

在实力对比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中共军事上能取得如此顺利的进展，当然和蒋介石国民党自身的种种失着有关。除了过分轻敌和指挥上的问题外，八年抗战之后蒋介石坚持用战争手段实现并巩固国民党一党统治地位的决策，无疑是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事实上，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对国家各个方面都是极其严重的，需要长期和平建设才可能修复。特别是愈演愈烈的经济通胀、官员贪腐、政治独裁等问题，战争后期即已导致军事惨败并引发社会震荡。对此，国民党战后不仅没有着力解决，反而因仓促接收和继续内战致使问题日趋严重。这种情况不论对社会，还是对国民党本身，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方面是其党内党外民心士气愈加动摇；另一方面则大大提升了多年来一直高倡新民主主义，并主张建立“联合政府”的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与号召力。

自1940年毛泽东打出“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主张民主建国，长期受到国民党一党统治压迫的中间党派和部分地方实力派就开始明里暗里站在了中共一边。1946年底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颁行“戡乱”时期紧急治罪条例及戒严令等，[76]进一步强化了专制压迫措施，社会中间力量，包括大批不满国民党战争政策和政治压迫的青年学生与部分知识分子，更是逐渐走到国民党的对立面去了。

国共两党这时军事上的决战，已经变成了对国家统一、独立前途的一种抉择。进入1948年之后，无论美国人、苏联人，还是大批中国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很少人看不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机遇。尽管不少人对中共依旧缺乏了解，甚至充满疑惑，但长期战乱、分裂，以及国民党战争政策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与政治压迫，使他们对国民党已大失所望。他们很清楚支持国民党的结果，只会延续国家战乱、分裂的老路。

出于实现国家统一、尽快求得和平、重建经济的热切愿望，当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协，商谈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的提议之后，绝大多数中间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很快做出公开响应，站到中共一边了。[77]

政治大势如此，国民党军事上失败的命运也注定了。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军心动摇、内部矛盾重重的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和江淮地区的主力，就被中共军队全面摧毁了。

1949年初，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旋即代表国民党向中共呼吁停战和谈。国民党方面的意图是双方划江而治，中共则坚持要在自己的主导下一统天下。故此次停战和谈虽持续两月，仍告破裂。

1949年4月20日，中共军队一举渡过长江，并占领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统治，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之后不过一年时间，中共军队就风卷残云般地占领了除台湾岛以外的整个中国大陆，完成了国民党一直未能真正完成的统一国家的使命。

六 国共分合的内外动因与结局

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关系，都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下特殊环境及条件的产物，都注定要受到它们所存在的那个时代的特定发展目标的左右。现代中国政治的首要问题，是要在一个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充满了强权与暴力的内外环境中，求得国家的统一、独立和尊严。用孙中山的话来说，不仅国人的一切理想、幸福均有赖于此，而且统一、独立、建国，根本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78]

近代中国，主张改良、渐进，避免社会大破坏、大分裂，以利民族国家与国人根本利益者，比比皆是。孙中山主张革命，本意上也并不排斥和平改良。然而，形势比人强。现实的内外环境与条件，决定了当时的中国非依靠革命、战争与暴力，不能达成统一、独立和建国的目标。因此，在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中，最终左右并主导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是同样崇尚革命与暴力的国共两党，实非偶然。

国共两党相继在中国政治中崛起，得益于强邻苏俄的帮助。苏俄革命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两大浪潮的重要发动机与助推器。它靠宣传鼓动群众、通过政变的方式取得了中央政权，又用军事手段占领全境并打败了内外武装反抗，建立起一党统治的革命专政，成就了自身的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并靠强权专制实现了强国梦想。其榜样作用不仅刺激了周边落后国家的革命党，而且在向中国等国输出革命的过程中，也促成了国共两党早期的合作。

在1920年代的中国，最先真正能够从苏俄援助中获益的，只能是已经拥有相当实力与影响的国民党。国民党是基于都市活动的革命党，它统一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平等地位的民族革命目标，很容易赢得社会中上阶层，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公共舆论的广泛支持。而中共早期则更重视底层工农解放的社会革命任务，其政策主张在都市政治中难以成为社会各界的主要政治诉求。因此，国共之间不仅围绕着革命任务与目标渐生矛盾冲突，在立足于都市并把革命限制在国家统一、独立范围内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民党也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市民社会的拥护，战胜了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政治竞争对手。1927—1928年，国民党不仅取代了北洋政府，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而且很快成就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

不过，仅仅着眼于民族革命，无视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却成了国民党的致命伤。因为，作为落后的农业国，中国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摆在远离现代都市的农民面前的主要不是什么民族国家问题，而是严酷的生存状况。因此，一旦日本大举入侵，国民党渐次丧失绝大部分赖以统治的都市之后，其统治的基础自然会发生动摇。

反之，中共却借助对外战争得以深入广大敌后农村地区。它一方面利用传统的“家国同构”的观念进行政治鼓动；一方面通过“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奸清算”以及“大生产运动”等社会政策和群众运动，予广大贫苦农民以利益，成功将农民结合成可以依靠的庞大组织力量。而原本就依赖于城市来统治农村的国民党政权，随着大多数城市的沦陷，其对城乡资源的攫取能力均受到严重的削弱。再加上中共在城市中亦转取统一战线和社会改良政策，高倡“民主”、“宪政”，下大力气团结争取一切中间势力，因而在它能够影响的城乡两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同情与支持。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逐渐逆转也就变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仅仅几年时间，中共就从一个完全不可能对国民党中央政权构成威胁的政治力量，变成了足以挑战国民党统治地位的强大政治对手。

可以看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能够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35年共产国际新的统战政策的提出。但是，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以及1927—1936年苏维埃革命的失败，也是中共不得不根本改变此前政策的重要历史契机与条件。它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方针，就是在坚持民族战争和统战政策的基础上，以民族民主革命为方针，结合以阶级革命观念与未来理想目标的一种结果。这一政策方针由于兼顾城乡两方面社会主要阶层的政治、社会诉求，因而在国民党统治基础发生动摇的情况下，才能够成功地壮大了中共的社会政治基础。

1945年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已成对峙之势。然而，深受国际大势影响的国共关系，当时并不必然就会走向全面内战。战后中共的全面夺权行动，一方面是东亚国际政治环境变动的帮助；一方面也是国民党错误判断形势并采取了错误的政策的一种结果。当美、英、苏战时合作体制出现破裂之时，国民党不顾持续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内外战争，社会经济全面破产，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严重状况，必欲以战争的办法来解决共产党问题，迅速把自己推到了国内外渴求和平民主的各界人士的对立面。一意孤行的蒋介石甚至没有看到战后因地缘政治关系和欧洲重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牵制影响。当美国拒绝帮助国民党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时候，国民党连与共产党再度妥协的资本都没有了。

1949年9月下旬，当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充满自豪地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国共两党围绕着谁更能成就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国家强盛的政治较量，基本上尘埃落定了。

[1] 本章由杨奎松撰写。

[2] 《在广州与苏俄记者的谈话》（1921年4月），《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527—528页。

[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第198页。

[4]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66页。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的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第80—81页。

[6] 《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26日），薛衔天编译《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670页。

[7] 马林：《转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0—171页。

[8] 1922年孙在与达林的谈话中称国民党员有10万之众；1923年10月孙在广州讲演中宣称国民党员在广东就有30万人。参见〔苏〕达林《中国回忆录》，侯均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11页；《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4，第285页。

[9] 参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第2—17页；《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367—370页。

[10] 《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第357页。

[11] 参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60—63、67—70页；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27）》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6页。

[12]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118—125页。

[13] 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28—31、39页。

[14] 《国民党中反共派声讨共产党》、《国民党革除汪兆铭等党籍》，《晨报》1925年9月1、14日。

[1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1925年12月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1926年1月4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3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肃清共产分子案》（1926年4月4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56—358、360—361、378—387、403—404、419页。

[16] 《二届一中中央领导机构》，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26—227页。

[17] 《整理党务案》（1926年5月17日）、《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案》（1926年5月22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31—235、235—237页。

[18] 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二章。

[19] 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1927年4月21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5，第114、118页。

[20]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1926年11月30日）、《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5月13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100、133—134页。

[21]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门工作报告》（1926年12月），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29页。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11月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670—673、676—678页。

[23]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101—103、105页。

[24] 《鲍顾问在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之演说》、《鲍顾问在湖北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之演说辞》，《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8、23日。

[25]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3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9—21页。

[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5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446—447页。

[2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1927年7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1927年7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6、26日。

[2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8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农民部函》（1927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00-2/3、4135-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9日。

[29] 本段及下段，分见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99、300—301页。

[30] 指1928年5月3日日军以日侨被杀为由杀戮中方交涉员并攻占济南一事，史称济南惨案。

[31] 参见胡适《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第79号，1933年；蒋廷黻《革命与专制》、《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0、83号，1933年；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独立评论》第134号，1934年。

[32] 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99页。

[33] 毛泽东对江西根据地寻乌县的调查报告说明，全县人口中农民占60%，其中贫雇农占70%，贫雇农占县总人口不足50%。且当地贫农将近半数有土地或耕牛等，按后来的标准多半应划为中农。见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99、105、132页。

[34] 参见谢宏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客冲突、阶级矛盾与意识形态斗争——袁文才、王佐被杀事件再研究》，《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戴向青《论AB团和富田事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何友良《苏区农村的宗族势力及其消亡》，《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12期。

[35] 参见黄道炫《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22—328、330—338页。

[36]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5页；《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83—984、1038—1041页。

[37] 有关莫斯科方面考虑经海路向中共南方根据地运送武器装备的设想和方案情况，可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545、559、575、579、581、585、617、623页；（14），第171、206、234页。

[38] 有关事变发生期间各地各界各团体各报馆各杂志社及各地名流谴责通电及宣言等，可参见1936年12月13—25日的《大公报》、《申报》、《益世报》等。

[39] 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回忆当年情形称：“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转引自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第40页。

[40]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中央电“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57—158页。

[41] 《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42]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31日“本月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藏所下略。

[43] 何应钦编著《八年抗战之经过》，黎明文化公司，1970，第252、254、255、270、272页。这里列出的死亡数包括何著中所列阵亡和因伤病死亡两个数字，其中阵亡数为131.9万人，伤病亡数为46.8万人，两个数字中可能有重合，故约略计算为177万人。

[44] 有关年份部队增长的统计数字因资料来源不同不尽一致，但大体相近。参见张廷贵、袁伟、陈浩良《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90，第503页；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2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第2369页。

[45] 已知自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下国民党中央委员投敌者即有20人，战争后期在伪军中任职的国民党将级军官即有58人，他们率领下成建制投日的军队也有50万之多。参见强重华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第127—129页。

[46] 蒋介石在1937年11月30日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即担心长期抗战可能造成之“最恶场合”为：“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共党煽动，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离间，各处伪政权纷起……”见《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30日。

[47] 转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中共成功之道》，第352—356页。

[48] 参见抗战初期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30页；《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7—396、439—515页。

[49] 1937年2月18日，蒋介石针对中共2月10日通电记称：“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必须根绝净尽。”8月13日蒋发动上海抗战当日亦在日记中记称：“共党政客各方军阀之野心，思乘对外战争之机暴发其阴谋”。（《蒋介石日记》，1937年2月18日、8月13日）1937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讲：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因此，防人之心不可无。

[50] 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第一八八九号密函》（1939年2月28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005/25.13；《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密订“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电》（1939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21—24页。

[51] 见洪小夏《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论析》，中国现代史学会30周年庆典与学术研讨会论文，郑州，2010年，第90—93页。

[52] 比较抗战期间晋东南农民在阎锡山、日本人、国民党军和中共几个时期的负担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共时期一般农民的赋税负担要轻得多。见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农村的较力——以晋东南地区农村中国共力量消长为主要考察对象》，未刊稿。

[53] 指中共抗战期间开始实行的各根据地所属机关、部队专设生产经营部门以解决本单位人员生活开支不足的做法。

[54] 参见蒋介石《革新兵役之根本精神与必遁的途径》（1942年10月6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第326—328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第301、358页；《1944年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1944年7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1252—1253页。

[55] 《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19页。

[56] 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董必武提交的一份报告上曾明白批示称：“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几天后，中共中央亦发出指示，强调再有几年时间，当军队达到100万至150万人，并有大批小城市和若干中等城市在手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见《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1944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34页。

[57]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16，1945，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7，pp.500-501.

[58] 《延安总部命令第一号》（1945年8月10日24时）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17—225页。

[59]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13，1945，FRUS，1945，vol.7，pp.495，497-498. 蒋在接到杜鲁门第一号命令后特别在日记中表示了感激之情，称：“美总统来文……中国战区指明受蒋委员长之招降，此乃美国对余特别之协助也。”见《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18日。

[60] 《杜鲁门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7，第76页。

[61] 《毛泽东关于准备和平谈判的报告》（1945年8月23日）。

[62] 丘吉尔与斯大林在1944年10月秘密达成“百分比协定”，双方同意英美和苏联战后在东欧各国各拥有不同百分比的“发言权”。如苏联对罗马尼亚拥有90%的发言权，英美10%；苏联对保加利亚有75%的发言权，英美25%；双方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各有50%的发言权；英美对希腊有90%的发言权，苏联10%；等等。见〔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斯祝等译，商务出版社，1995，第259—260页。

[63] 中苏双方在中方同意共管中东铁路和大连港，允许苏联租用旅顺军港30年，并允许外蒙古通过公投独立的基础上，苏联政府承诺：予中国之一切道义上与物资上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14日），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第642—651页。

[64] 《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1945年10月10日），《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2日。

[65] 《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24—325页。

[66] 《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1946年1月31日），孟广涵主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9，第471—484页。

[67]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62—67页；并见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第24—26页。

[68] 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之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60—76页。

[69] 转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第126页。

[70] 转引自该书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44—49页。

[71] 杨奎松：《1946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72] 《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第26—27页。

[73] 1947年国民党有13个军38个师又8个旅并10个支队部署在东北，占370万总兵力1/10；1948年有14个军38个师又6个旅部署在东北，约占360万总兵力的1/8。转见刘统《东北解放战争史》，附表6、7；又见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下），解放军出版社，2004，第1155、1268页。

[74]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6年9月16日）、《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1946年9月18日）、《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1947年1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82、487、604页。

[75] 《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948年11月11日）、《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36—439页；第5卷，第202—203、218—219页。

[76] 《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1947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令》（1948年5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三编 政治》（1），第198—199、213页。

[77] 《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9—150页。

[78] 《中山先生墨迹选萃》，香港中原出版社，1986，第8页；《和平统一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页。

第十章 战前蒋介石与中共、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1]

本章主旨聚焦于蒋介石、日本与中共的三角关系，以三方的互动关系为研究线索，探讨蒋在面对中共与日本两大强敌之际，他的建国蓝图与抗敌方针。

蒋介石在北伐成功，担任国家领导中枢以后，奉行不渝的两大准则是反共与抗日。反共出于政治理念与国政方针，抗日则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惟不可讳言的是，其背后也蕴含着权力斗争。对蒋而言，无论中共或日本，都是不可妥协的对手，也是不能轻视的强敌；既然两者均不可妥协，又不能轻视，如何不致双面同时迎敌，就成为最需深思熟虑的难题。中共素以民族主义作为号召，抗日又是其争取国民认同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至于日本，为了维护天皇体制，一向视提倡平民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为势不两立的大敌。蒋介石乃意识到，在中共与日本互不兼容的敌对时刻，敌人的敌人便有可能成为朋友。这些现象，构成了蒋介石、日本、中共之间互动关系的主旋律，当中既有兵戎相向，也有纵横捭阖，甚至是合作转圜。

有鉴于此，本章特以下列主题为研究主轴，探讨蒋与日本、中共纵横捭阖时所蕴含的时代意义。首先，蒋与中共的关系，何时生变又为何生变？北伐期间的“清共”过程中，日本扮演何种关键性角色？北伐期间蒋与日本的关系，为何会从友变敌？九一八事变以后，蒋的“反共抚日”政策又应如何评价？最后，蒋介石、日本、中共的恩怨敌友关系，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何以走到国共合作、举国同仇抗日之形势？

本章即针对上述主题，进行探讨，期能缜密论述蒋在周旋于两大强敌之间的具体作为，由此审视蒋之政策理念与现实政治的落差，重现其历史图景。

一 从友变敌

蒋介石与中共、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并非自始即陷入僵局。相反的，三方的互动，其实是以惺惺相惜、相互提携为起点的。有鉴于此，唯有理解其由亲到疏、从友变敌的交往过程，才能掌握蒋介石主政期间的所见所思及所行，进而刻画出相关线索所折射的时代风貌。

蒋介石一生曾6度走访日本，时间集中于1906—1927年，亦即在19—40岁的人生阶段。这21年可谓人生的黄金岁月，而当中有6年蒋是在日本度过。除了以上彰显渊源匪浅的数字外，还有更多的事例，可资佐证日本之于蒋人格发展所发挥的关键性角色。例如，蒋于1906年首度访日，得获结识陈其美的机会，在陈引领下聆听孙中山的演讲，为其革命生涯拉开了序幕。蒋之加入同盟会，则在1908年第二度赴日期间。至于蒋得以单独谒见孙，也是得东京地利之便。

按蒋介石自述，他平生之所以能奉行笃实践履，养成“即知即行”的生活习性，乃学习日本人的生活态度而来。而蒋能获孙中山“勇敢、诚笃、知兵事”的肯定，6年的日本生活体验，实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再者，日本也是孙蒋两人相识与往还之地。这些共同的生活经验，相互重叠的人际网络，不仅有助于两人从疏到亲的互动，也为两人历久弥坚的情感奠下良基。

回顾蒋介石的访日经历，早年的东瀛之旅，是蒋接受现代科技文明洗礼的起点，也是他借由实际生活体验去探索中日两国文化异同的开始。尤其是日本的军队生活经验，无论对他日后的建军或治国，皆有莫大的启发。军人应以服从国家命令为天职，政治训练是培养军人勇赴沙场的秘诀，军营也应扮演职业学校的功能，皆师承自日本的经验。坚忍不拔的人生观，体认全民军事化的重要性，主张运用科学知识重新检验传统生活习惯，强调实践，奉行“知行合一”学说，则为留日期间的生活观察所得，对他人格的成长具有决定性影响。[2]

蒋青年时期的东瀛之旅，皆因避祸而起。一为辛亥革命期间的“刺陶案”，另一为二次革命失败。虽为避祸，但蒋介石并未丧志。辛亥革命期间，蒋创办《军声杂志》，着意唤醒国人注意国防安全；又仿日本偕行社事例，借发行杂志之便，团结有志之士，扩张人际网络。二次革命后的两度亡命日本，则提供蒋介石与孙中山直接互动的机缘。孙盼蒋代替陈其美赴中国东北策动军队讨袁，是其召见蒋的缘起。虽然东北党务工作乏善可陈，惟其间他曾撰写《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深得孙中山赏识。书文谓：党人认为应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袁世凯没有西方奥援，又得应付日本图谋中国的压力之际，以浙江为基地，乘势发展倒袁活动。孙乃特拨两万美金，命蒋潜返上海，筹设革命军总部。蒋允文能武的特质，也借由这次上书展露无遗。1914年9月的上海之行，使蒋从一个江浙地区的区域性干部，一跃而成能为革命党把脉、献计的明日之星。[3]

回顾在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基地的岁月中，留日学生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群体，留日学生之所学，也成为指导中国未来走向的主要思想因素。影响所及，中国所有的改革思想，皆源自日本；所有领导改革势力的中心人物，皆出身留日学生。即以蒋为例，蒋早年留日的见闻，奠定了他近代文明知识的基础；留日期间建立的人际网络，亦成为往后戎马生涯中取之不尽的资源。例如，在1926年开展的北伐运动中，统筹北伐军事核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员，总司令蒋介石以下，总参谋长何应钦、办公厅主任吴思豫、参谋处长葛敬恩、经理处长刘纪文、行营总参议张群等，清一色留日出身。[4]除此之外，一部北伐史，也可谓是一部留日学生敌友关系再整合的历史。贺耀祖、陈仪、阎锡山等各地实力军人，先后投入北伐军阵营，更为留日学生人际网络对蒋介石军事基础扩大所发挥的联系功能提供见证。

在蒋的革命生涯中，日本的影响力无所不在；而日本所蕴含的多重性，更是蒋不同人生阶段中赖以成长的关键。基此理由，针对中日两国的亲善，蒋自然比常人有更多的期许。例如，蒋于1927年3月10日、11日接见日本众议员山本条太郎时坦承：中国革命的有成，得力于苏联的援助；按中国的初衷，是期许此一援助来自日本。如今事与愿违，只能遗憾。今后中国革命将以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座右铭，与日本更是期盼能肝胆相照结为良友。[5]尔后，蒋于1927年11月5日在东京与日本总理田中义一举行会谈，更将前揭期盼诉诸明确语言，略谓：

自己在求学阶段时就开始委身革命，也因此因缘得到孙先生的错爱。现先生已逝，对斯人倍感怀念之际，对阁下的思慕之情，油然而生，难以自己。按本人所悉，阁下对先生是情谊深浓，而先生又贵为本人前辈，故妄想本人能以侍奉先生之礼，侍奉阁下，还妄想阁下能不吝于指教。本人实有众多事务拟向阁下请益，但怕有扰清训过甚，故本人之事暂且不提，还请阁下先赐教为幸。[6]

按当时身份，蒋虽为在野之身，但早已准备回国再起，有重掌政权之势。可是，蒋对田中之语，有若以学生自居，甚至将田中的地位提升至与孙中山并驾齐驱。姿态之低语气之恭，无非表达了蒋不愿与日本为敌，心怀以日本为师的特殊情结。

若论蒋介石与中共的恩怨，自得谈及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国共合作等一连串的相关议题。早在俄国尚未爆发革命，马克思主义仍仅是众多倡导社会主义的思潮之一之时，蒋已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展现浓厚兴趣。

其后，按杨天石的研究，蒋对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各种新思潮颇为留心。这当中，尤其对留日前辈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情有独钟，从1919年12月至1926年5月的蒋介石日记观之，可找到7天阅读该刊物的记录。借由《新青年》阅读相关的介绍文字后，蒋于1923年开始直接接触马克思主义。同年9月6日至10月18日，日记中有8天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记载。10月18日记述：“看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盖”。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而《共产党宣言》也是蒋热衷阅读的文献，按日记所述，1923年10月13—18日，就有3天在埋头苦读该宣言。

针对1917年的俄国革命，蒋无疑心存向往。1919年1月1日记述：“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而同月下旬，日记反复出现“习俄文”之记载。同年3月9日则谓：“身不能自立，与世浮沉，友道日乖，国事益棼。与其赴粤作无价值牺牲，不如赴俄自练志识”。短短数语，蒋取经俄国的心愿表露无遗。[7]

蒋的苏俄之旅，在1923年成行。8月16日，奉孙中山之命，蒋出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启程赴苏考察。代表团于8月25日进入苏联境内，于12月8日离境返国，前后3个月又14天，拜访的对象包括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及东方局，苏联外交部、军务部及教育部等党政机构。

此一访苏行程的重要使命，为寻求苏联支持国民党在西北的练兵计划，并考察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对于前者，苏联采取回绝态度。苏方反复强调：军事行动只是在政治环境成熟之时，才可考虑使用的最后手段；又谓中国革命之迫切任务是，在政治动员方面，加强政治工作与政治宣传，赢得普罗大众的积极认同，如此，中国才有条件考虑动用军事武力。不惟如是，苏联也不赞成蒋拟在外蒙库伦设置军事基地的主张，理由是蒙古人畏惧中国人，容易造成误解。

无法赢取苏联的支持，蒋不无失望，也有所不满。尤其是蒙古人畏惧中国人的理论，蒋认为纯属推托之词。其底蕴恐怕还是苏联不愿中国重回外蒙古，有碍苏联的扩张。基此事例，蒋惊觉苏联所谓的“世界革命”论，实与帝国主义的开疆拓土如出一辙。对于苏联是否图谋满蒙回藏诸部，蒋开始深保警戒。[8]

不过，除了西北练兵计划无疾而终外，蒋对于考察苏联社会，倒是颇有心得。例如1923年9月7日日记谓，俄国革命成功可归纳为三点：“1.工人知革命之必要；2.农民要求共产；3.同意俄国一百五十民族自治，缔造联邦制”。9月11日，蒋访苏军教育总监后，在日记中记述党对军队控制的要诀在于：“各团部由其党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团部，参与团中主要任务。凡有命令，均须从其署名方能生效。”9月17日日记，则记述参观苏军步兵一一四师团的感想为：“其军纪及整理虽不及日本昔日军队，然其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象。而政党代表与其团长，亦无权限之见。”

在10月29日至11月19日的日记中，则显示蒋这期间的主要行程是参观基层组织。苏联政治社会的权力集中、组织严密、行政命令的彻底贯彻、基层民众福利保障，给蒋留下了正面印象。不过，蒋仍有负面的感想。例如10月2日记述：“此次游历彼德格列六天，市况凋落，民气垂丧，皆不如莫斯科之盛。而其海军人员之气象，更不良佳，殊堪为苏俄虑也。”

有正面评价，也有负面隐忧，是蒋全面观察苏联社会后所留下的整体印象。惟若仅凭3个月又14天苏联之行的日记来判断，未见蒋有反对共产主义的端倪。[9]相反，他仅是警觉苏联似有意将满蒙回藏诸部“视为其苏维埃之一部”，但并不反对孙中山欲图将中国革命置入苏联所领导的“世界革命”框架，也赞同孙中山所论中俄两国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利益相同。[10]基此思考，蒋不反对孙的联俄容共政策，所在意者是推动联俄容共之际如何维系国民党革命事业的主导权。至于中国既定疆域的维系，在中国革命尚未底定，国民党亦无实力过问之际，相关事务仍属空中楼阁，无庸自扰。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借此机会，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正式成为党策。在这一“以俄为师”的改组工程中，除了引进苏联的党国体制，筹建党军亦属重要一环。1月24日，蒋被委派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得以亲与国民党的建军。

蒋介石一生的事业，始于黄埔军校，已无庸赘言。而黄埔军校既然是经由苏联政府的建议而设立的，与苏联的关系自然密不可分，况且学校的经费来自苏联，训练的武器来自苏联，训练的课程也是由苏联顾问拟定，可谓是苏联红军军官学校在中国的翻版。换言之，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治校有成，不仅是因为他汲取了苏联红军的成功经验，也因他与苏联政府合作关系良好。这也是他早年被定位“左派”，人称“红色将军”的缘由所在。[11]易言之，在蒋介石尚未跻身政治核心以前，与苏联和中共之间仍能维系一个友好关系。

蒋介石与中共关系生变，主要是始自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为何会发生，至今仍是扑朔迷离，各方解读不一。认为自始就是苏联与中共党员共同策划者是其中一说，以李云汉为代表；认为是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所设计的“把戏”者是其中另一说，以杨天石为代表；也有认为是蒋介石自导自演者，以汪荣祖、李敖的论述为代表。[12]各家说法纷纭，但事件发生以前，双方已呈剑拔弩张之势，则是学界共识。有此诡谲空气，导因于主导权之争。在孙中山逝世以后，触目所及的，无非是苏联顾问的影响力无所不在，中共的势力更是与日俱增，已有喧宾夺主之势，对坚持国民党主体性的蒋介石而言，自然不能容许苏联及中共的影响力无限制地扩大，因而谋求反制。例如1926年3月8日，蒋在日记中云：“与季新兄商决，以为中国之国民革命未成之前，一切实权当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亦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13]可是，对苏联及中共而言，蒋介石的所思所为，无疑是向党挑战，向政府挑战，认为蒋挟军自重，已有尾大不掉之势，排蒋之心，自然兴之而起。

鉴于蒋在事件中将制裁的矛头指向个人而非群体，此举使得蒋的反制行动，虽逾越常规，但与苏联的关系尚能预留可转圜之空间。此外，当时的苏联政府也不愿与蒋介石全面决裂，认为仅凭中共尚无法独挑中国革命的大梁，中国革命瓶颈的突破，蒋的军事领导仍扮演关键性角色。是以，事件以中共过于揽权、苏联顾问行为失当为结论外，苏联政府也根据蒋的要求，同意做了以下调整。首先是苏联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N.V. Kuibyshev）及军务处长兼总参谋长罗茄觉夫（V. P. Rogachev）回国，由前任团长加伦将军（V. K. Galens）来华继任。其次，同意蒋提出的国民党整理党务方案，具体内容为组织国共联席会议，审定两党党员言论行动，中共对于其党员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的委员人数不得占1/3以上，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14]

1926年5月20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整理党务方案，最直接的结果莫过于一连串中共党政大员的纷纷离职，其中包括组织部部长谭平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刘伯堇、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等。[15]从中共党政大员的离职，到国民党员的重新接任，这一进一退之间所造成的结果，当然是国民党主体性的重新确立。

中山舰事件的发难，让蒋介石觅得良机力挽狂澜，为国民党夺回中国革命的主导权，俨然成为国民党再造英雄。再则，中山舰事件，所造成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称病请假，也使得国民政府内部再也没有可牵制蒋介石的实际领袖。是以，当蒋介石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与蒋素称友好的张静江及谭延闿分别接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及国民政府主席之后，[16]由蒋主导的国民党体系至此揭开序幕。

至于蒋介石与日本关系的开展，则与北伐军之进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反共与地缘政治，是1920年代影响日本对华外交决策的两大要素。反共、封杀苏联势力在中国的发展，遂被列为日本对华外交的首务。另外，日本政府依在中国各地利益层面的不一，而赋予对中国各地区政治活动不同的重视程度，基此思考，首重东北地区，其次华北地区，华中地区为第三顺位，华南地区又是排名华中地区之后。

北伐起于华南地区，因而日本政府对北伐采事不关己的旁观态度，不过，当北伐进入华中地区，如何激发北伐军反共势力与容共势力的矛盾，诱导反共势力与容共势力划清界限，进而扶植反共势力主导政权，乃成为日本政府在北伐军进入华中地区后的对应方略。

所谓“诱导反共势力”，就是指蒋介石。至于何以选中蒋，自然深有底蕴。日本政府开始注意蒋介石是在1925年的4月下旬。汕头代理领事内田五郎在致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报告中，对蒋介石做了以下的介绍：孙中山过世后，广东政局三分天下，革命派、联治派、统一派各占其一，联治派的代表为杨希闵、刘震寰，统一派的代表为邓本殷，而许崇智、蒋介石则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17]三派之中，革命派可谓是孙中山的嫡系。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蒋介石是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训练部部长。换言之，蒋介石因身为孙中山嫡系以及军事系统中的第二号实力派人物，故开始为世人重视。

1925年9月10日，日本驻广东代理总领事清水亨在致币原外务大臣报告中，就指称蒋介石以国民党军的新领导者身份不断在扩张势力。9月22日，清水在致币原的另一份报告中，更指称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已被迫离粤，而许的部队也已被蒋介石的部队缴械。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部的声势不断看涨，不仅外务省的驻外使馆有此报告，日本军部的驻外管道亦持同样见解。日本驻广东的第二十五驱逐舰队司令在致财部彪海军大臣的报告中，也指出在国民政府的体系中，汪精卫虽以中央执行委员会首席委员身份负责处理政务，但因汪本人无军权，国民政府的实权反而由国民党党军司令蒋介石掌握。

除了报告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部声势看涨以外，肯定蒋介石政绩之报道也陆续出现。例如1925年12月25日，日本驻汕头代理领事内田五郎就在致币原外务大臣的报告中，介绍蒋介石除在统一广东省逐渐有成以外，对蒋在维持党军纪律上的贡献也多加肯定。此外，同年的12月19日，内田在致币原外务大臣报告中，除介绍蒋介石进军福建的情况以外，也对蒋在军队的整编训练及重建军政制度上的成就赞誉有加。

除了观察蒋介石的崛起及政绩以外，探索蒋与日本友好的可能性，也是日本驻中国领事馆亟欲进行的课题。其中，评估蒋与苏联的互动关系是切入重点。1926年4月9日，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森田宽藏在致币原外务大臣的报告中，就针对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两人和苏联之间的往来模式做了一番对比。略称：

在世人的所谓左派中，实际上还可细分为两派，一种为全面接受苏联顾问摆布者，另一种则自有定见对苏联顾问的颐指气使持排斥态度者。蒋介石可谓是后者代表，汪兆铭则被归类为前者代表。[18]

说明蒋介石是不会随意接受苏联政府摆布的国民政府政要以后，森田于同年4月24日在致币原的报告中，更指称将蒋定位为左派之说法已不合时宜，今后应将蒋定位为右派的领导人。

“必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决战”，虽是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的誓词，但日本帝国主义并非他首要对决的目标。相反，随着北伐军事的顺利进展，蒋期盼能和日本修好的动作，愈加明显。例如，1926年9月20日，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就代表蒋拜访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传达北伐军绝不赤化以及期盼能与日本缔结亲善友好关系之讯息。此外，北伐军东路总司令何应钦的代表，也在同一天拜访日本驻汕头领事，表达了对接受日本援助的期盼，并强调若北伐势力能顺利进入华中地区，将有利于日本在此区域的商机拓展。

借由代理人的几次试探接触，蒋认为已达到阶段性目的。自1927年起，蒋认为自己直接和日本接触的时机已趋成熟。首先，他于1927年1月25日，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在会谈中，蒋向大和保证，北伐军绝不采激烈手段对付列国，对既有的条约也持绝对尊重立场，此外，对币原外务大臣在年初日本国会演讲中所强调的对中国事务采不干涉内政原则，表示欢迎。[19]

同年2月8日，蒋派遣戴季陶赴日本访问一个半月。[20]3月10日、11日，蒋又在南昌接见政友会众议员山本条太郎，双方都留下记录。在蒋介石日记中，第一天记载是“以中日俄三国同盟之意探之，彼甚绝于苏俄今日之政府也”；次日为“告其日本如欲与中国亲善，须从根本上着手，即对高丽、台湾应许其独立。诚能扶助弱小民族独立，则岂将中华民族一国对日亲善而已”。[21]至于山本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只提到蒋期盼与日本能肝胆相照结为良友。[22]两人记录强调的重点不一，但蒋有意与日本亲善之陈述，却属一致。

蒋的中日友好之呼吁，在华日本社团也持同样意见。例如1926年12月24日，在上海的日本企业家时局研究会，就以对“时局之建言”为题，分别致电外务大臣、陆海军大臣，强调若上海落入以共产党势力为轴心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手中，则日本在上海的经济基础将会遭到破坏。为维护两国利益起见，唯有支持蒋介石及他所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23]

综上所述，当日本政府对北伐军的态度，从全面敌视，转换成对部分势力的友好，甚至还有意参与北伐军内部的权力斗争之时，随之而来的冲击是日英统一阵线面临瓦解，其次是北伐军内部斗争的公开化。这其中的缘由，自然和时代背景以及北伐军的内部矛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革命外交”是时人对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之总称。[24]由于中国的处境微妙，世界主要强权皆在中国各自占有势力范围，彼此权力犬牙交错，因此，任何企图打破现状的尝试，不仅会遭遇到既有政治势力的反抗，更要面临列强的阻碍。是以，北伐对国民政府而言，蕴含两层不同的意义。对国内政治而言，是追求国家统一；对国际政治而言，是追求国家主权独立平等。

所谓追求国家主权独立平等，就是指中国要从分属不同列强束缚的次殖民地身份中寻求解放。具体的诉求，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收回关税自主权。[25]“反帝废约”之所以会成为北伐时期的重要口号，正是时代精神的充分反映。[26]帝国主义在中国数十年来的横行霸道，对中国民众的凌虐所积累的民怨，则是民众愿响应北伐号召共赴国难的缘由所在，[27]北伐之有成，实赖革命武力与民众运动的结合。[28]

1927年1月3日，民众在汉口英租界附近宣传，与英水兵冲突，第二天数十万民众强入租界，英水兵及巡捕被迫撤退，租界由中国接管。1月6日九江英租界亦以相同方式被收回，时称其为“革命外交的经典之作”。[29]此等事件的发生和结果，当然和民众同仇敌忾、人人皆有不惜与英国一战之决心密切相关。

关于汉口事件的起因，同年1月7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向币原外务大臣提出报告，认为风波纯出于群众的自发行动。可是，作为当事国之一的英国，将汉口及九江租界的收回视为国民政府对它的挑衅。汉口及九江租界已失，英国政府的新底线是维护上海英租界，甚至不惜一战。[30]

上海原本就是各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总汇之地，不能失去上海，不仅是英国对华政策的底线，也是各国极力要维护的既有利益。是以，当1926年年末北伐军势力逐渐渗入华中地区以后，上海工部局与各国领事不断召开联席会议，商议因应之道，主要是由各国增兵上海加强防御。特别是在上海各国驻军已达4000—5000兵力之际，英国政府又向日本政府提议，期盼两国能各再增派1个旅团兵力加强上海的防御。

对于英国再增兵的提议，日本政府持否定意见。按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说法，他不认为北伐军会甘冒与列强联合军作战之大不韪，进攻租界；而且其现有兵力早已足够维护上海治安。[31]

上海是否还应增兵，主要取决于对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认知。日本政府认为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是英国政府过度反应所造成的意外；因此面对上海防御，反而应该以不刺激中国民众为首要。至于英国政府，因将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视为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为避免在上海重蹈覆辙，认为唯有加重防卫，才能防患于未然。[32]

英日两国既然对中国政情的判断不一，自然无法在出兵政策上取得共识。最后英国政府于1月21日单独宣布增兵，派遣3个旅团的陆军，合计3000名士兵，前往上海。[33]英国政府的不断增兵，不仅反映其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更凸显其在列国中的孤立。不料，南京事件的爆发，使得英国又有重新整合列强的机会。

1927年3月24日，亦即革命军占领南京的次日，英、美、日领事馆及外国教堂、学校、医院、商店、住宅被劫，金陵大学副校长美人文怀恩（John E. Williams）被杀，英国领事受伤。长江英美军舰乃向城内开炮，中国兵民死伤30余人，是为南京事件。[34]

原本就对国民政府极端不信任的英国政府，将南京事件视为一连串有计划有组织的排外运动，认为英、美、日三国应结同盟体制，一致面对国民政府之挑衅。在串联美日两国驻华公使后，英国政府主张，应向国民政府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惩凶、赔偿及书面道歉。[35]

相较于英国政府的强势主张，日本政府认为应从长计议，不主张立刻采取行动。双方的主要差距，还是来自对南京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不同的认知。南京事件爆发后的第五天，亦即3月29日，日本驻上海矢田七太郎总领事，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发出电报，指出事件系第二、第六及第四十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祖）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军官及南京地区的共产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性行为。[36]

在认定南京事件为共产党所设计的陷阱以后，币原反对英国政府的主张，认为这只会满足共产党期望，无端制造蒋的困扰。在币原看来，共产党设计南京事件，目的就是要打倒蒋。当列强愈高姿态要求蒋惩凶、赔偿、道歉，就愈会陷蒋于两难。也就是说，在列强的强势要求下，若蒋妥协，有顿失民心之虞，也可能面临政敌整肃；若蒋不妥协，也会造成列强与蒋的嫡系部队兵戎相见，更有毁灭的危机。[37]

要言之，日本政府不愿意为了一个少数外人牺牲的事件，而断送与蒋合作的机会。至于日本政府为何会将南京事件视为合作之契机，这与革命党的内部情势有关。

北伐的顺利推进，实赖革命武力与民众运动的结合。武力握于国民党之手，民众运动大都由中共领导。中共在湘鄂的活动原已有6年的历史，北伐军到达以后，民众运动更是蓬勃发展。其中湖南是以农民运动为主轴，武汉地区则以工人运动最为激烈。而共产国际视中国革命不局限于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甚至将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也列为斗争范围，使得排外运动也成为两湖地区民众运动之一环。[38]

及至1927年初，在苏联顾问鲍罗廷（M.Borodin）、左派势力联手主导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立，更以扩大农民运动、排外运动为能事。影响所及，社会动荡不安，与列强的关系更是愈加严峻。[39]其后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对蒋多方限制。例如，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汉口举行，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案，废除蒋的国民革命总司令职务，易之以军事委员会7人之一的主席团成员。[40]值此蒋与武汉国民政府激烈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南京事件的爆发，可说带给蒋极大的困扰。

对蒋而言，打倒军阀顺利统一中国，本是北伐之宗旨，自然不愿因南京事件与英国为敌。可是，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加之英美两国炮击带来的创伤尚未抚平，倘若骤然接受英国严惩肇事者、赔偿损失等要求，不啻签署城下之盟，而有遭受舆论反弹之虞。

其实，双方皆处骑虎难下之势，有不得退让之苦衷。蒋的困窘，在于腹背受敌，无论是英国或中共，都属不能轻视的强敌。而英国政府之难处在于，被逼放弃汉口、九江租界，已是奇耻大辱；接着而来的南京事件，更被视为对英国主权的挑衅。为表达英国在维护既有权益上不惜一战之决心，77艘军舰，17000名士兵，开始陆续进驻上海及香港。[41]

在此空气中，日本政府除向中国表达抗议外，也曾善意地提醒蒋，应于第一时间内主动出面负责善后。[42]蒋从善如流，即刻派出办事处人员分别拜访列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表达慰问之意；此外，也特别向日本政府致意，希望在南京事件处理上能得到日本的协助。南京事件的爆发，竟使蒋介石与日本政府之间开拓了合作平台。

这时，蒋决心反共，另立中央。周全之部署自不可少，尤其得确保在进行“清党”运动之前，不能腹背受敌，与英国军队有擦枪走火的意外。为此，1927年4月2日，黄郛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拜访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正式传达“蒋已准备在国民政府内部执行清共政策。现正召集将领研议执行细节，可望于四、五日以内行动；南京事件的善后则在清共政策执行完毕以后，才能着手”等信息。同时也对日本政府表达期许，希望日方单独行使抗议权，或者至少不与英美两国共同行动。

由此观之，蒋在准备“清共”以前，实无余力去为南京事件善后。惟此事若无法立即给英国交待，又恐英国立即动手，故而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出面。再者，若日本不与英国合作，[43]蒋自然有更大的空间和英国周旋。

日本政府全力配合蒋的请托。首先，日本依然参与列国的共同抗议行动，却刻意将日、英、美三国的合作扩大为五国，让在南京事件中没有实际损伤的法国、意大利参与，冲淡了列国与中国的对抗。其次，联合美、法、意，逼使英国放弃封锁、定点攻击等武力报复措施。[44]最后，劝说英国放弃限期回答的最后通牒。[45]

由英、日、美、法、意驻华公使提出的通牒，不包括具体的恐吓信息，又没有要求限期回答，显然不具军事威胁性。特别是因为日本政府的斡旋，此一通牒拖延到4月11日才提出，[46]距南京事件发生已有17天，让蒋有充分时间优先处理党内斗争。

4月12日上海的“清党”、4月18日南京新政府的成立，既是蒋反共事业的高潮，也显示了日本在蒋反共斗争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不过，主政的宪政会若槻礼次郎内阁，因外交政策在维护日本在华权益上没有明显积极作为，遂被日本舆论界讥评为“软弱外交”。[47]

继若槻内阁的是政友会田中义一内阁。田中一向主张扩展大陆政策，在野期间，就宣称北伐已不是单纯的内争，而是东亚危机，影响世界和平。他表示：“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而袖手旁观，无非是放弃我帝国在东亚之地位，也是坐视东亚大局秩序崩溃于不顾。身为东亚盟主的日本帝国应以保全大局的立场，更改对支外交，维护我帝国权益。”[48]

田中义一组成内阁后，自兼外务大臣，他对蒋介石的态度，首见于1927年5月20日发给上海及沈阳总领事的训令。在这一训令中，他谈到对“近日中日政局”之看法：

在南京的蒋介石一派，目前正在积极清共，为恢复国内秩序而努力……若蒋介石能够持续此一态度，帮助他完成心愿，自然是最能符合我方之利益。假设蒋介石下决心要领军西进，我等要助蒋一臂之力，不仅不能让张作霖或其他北方派系牵制蒋，反而应主动出击，为双方营造和解的空间。[49]

由此观之，田中对中国的思维方式，仍未脱离南北对立的窠臼。他对蒋定位为在中国南方的友好势力，将张作霖定位为在中国北方的友好势力。以此为前提，假设蒋与武汉政府开战，则支持蒋。再则，为了巩固蒋在南方的地位，在蒋与武汉政府决战过程中，绝不容许张作霖南下。除此之外，他也希望蒋能专注于在南方发展，与北方的张作霖之间能达成南北分治的妥协默契。

换言之，将中国视为三分天下的日本政府，其首要政策是以打倒武汉政府为目标；为了达此目的，乐意支持蒋。不过，支持政策不是没有限制，底线以山东为界；日本将华北及东北地区视为禁脔，视张作霖为日本的嫡系。

因日本视华北为禁脔，当北伐军进入华北时，日本政府不惜三次出兵山东，以求阻吓。这其中，特别是1928年5月3日，两军在济南发生冲突，导致日军在济南屠城，造成中国军民死3254名、伤1450名的济南惨案。这是让蒋放弃长年与日本合作、共谋亚洲大局幻想的关键。[50]

济南事件爆发后翌年，蒋介石于5月3日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发表《誓雪五三国耻》演讲，提及：

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51]

而蒋在日记中对日本的怨恨，更是处处可见。例如他自五三惨案爆发后的5月11日起，开始改称日军为倭军，日本为倭寇，[52]此一称呼一直沿用到1943年7月，他准备参与开罗会议时止。尔后他才开始倭寇与日本互用，直到抗战胜利。至于对五三惨案的记载以及回响，他首先于1928年5月12日“呜呼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得忘此仇乎”；[53]其次，5月14日开始将“每日必记灭倭方法一条”[54]列为每日日课等。

就此而言，北伐不仅是蒋个人缔造军政之功的里程碑，也是他开始与中共、日本交恶的起点。自1930年12月起，至1934年10月止，蒋对中共发动了五次“围剿”，坚持一举歼灭之。与后者的关系，则在于执行反帝废约政策，首先，于1929年3月，针对济南惨案，与日本达成协议，并依此要求日本从山东撤兵；其次，于翌年5月，强迫日本与中国另订新关税协定，收回中国关税自主权。对1928年12月29日的“东北易帜”，蒋除表示欢迎之外，并将收回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列为下一阶段的执政目标。

收复中国固有权益，对国人来说是理所当然。可是对日本人来说，从根本上就否定中国在东北的主权，认为中国早在1900年就丧失对东北的管辖权，日本的权益是来自继承俄国，[55]为此日本曾付出20万人的死伤，[56]17.4亿日元的战费。何况，在东北现已有120万的日本移民，[57]为照顾这些人的权益，日本也不应该退让。

二 反共抚日

九一八事变可视为日本关东军对国民政府的反帝废约政策及中国民众排山倒海反日活动的反制行动。该事变所导致的东北沦陷，学术界已有诸多探究，不拟赘述。惟就蒋的立场，中国无力对抗日本，中国应忍耐待时，回避与日本的全面冲突，在忍耐待时之中，厚植国力，消灭反侧，就成为处理国内的首要政务。借用蒋介石自己的话，“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58]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的政策口号。就“安内”的意义而言，无疑包括中共在内，然中共作为一支有组织、有信仰的革命武力，不能与传统军阀等同视之，四次“剿共”作战的失败，无疑证实了中共乃蒋的“心腹之患”。尤其是东三省、热河沦陷后，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24省，其中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广西、广东14省为半自主状态；直接统治的10省中，除了江苏、浙江、甘肃以外，其余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陕西7省境内皆有中共红军割地而据的情况出现。

不过，当“安内攘外”政策成为“剿共抗日”政策的代名词以后，反而让国人的焦点集中于“消灭反侧”的一面，忽视了“安内攘外”政策中所蕴含的“忍耐待时”，尤其是其中“经营西南”及“日苏先战”的战略计划。前者是为了预备长期抗战而得先巩固后方基地。后者的思考逻辑，则为1933年以后，苏联完成第一期五年国防计划，在远东地区已有一战之实力；而日苏既已将对方列为首要假想敌，深具开战之可能性，蒋介石自然迟迟不欲与日本先起冲突。

蒋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是世界主要列强皆有势力进驻的权力交错地带。列强中谁欲独霸中国，自然就会遭到其他列强抵制；就此而言，日本侵华政策的主要顾忌并非中国抵抗，列强反制才是其主要考虑之所在。是以，日本的所谓中日对峙，两国势力之消长，不是影响全局关键之所在；远东地区日本与其他列强国之间权力结构的变化，才攸关全局。

其实，自1907年以来，日本一直以俄国作为首要假想敌，其后国防方针历经1918年、1923年、1936年分别改订，但这一状况并未改变；而中国名次一向在美苏之后。蒋深谙此理，明白日本陆军是以对苏作战为目标，海军是以对美作战为布局；在日本未能降低与美苏敌对意识之前，不可能派大军进占中国。

日本的大陆政策，并非专务在中国扩展领土，1918年的出兵西伯利亚，即属例证。就此而言，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苏联不无唇亡齿寒之感，乃有逐年增兵之举。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苏联在远东地区只派驻6个狙击师团，而在翌年立即增加2个师团。卢沟桥事变爆发之时，派驻兵力已增加为20个师团。派驻飞机方面，1932年仅有200架飞机，1937年时已增为1560架。新型武器战车部分，1932年只部署了250部战车，1936年时则已增为1200部。

伴随而来的是日苏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益加频繁。1932—1934年，两国在边境的武装冲突就有152次，1935—1936年增加为328次，1937年113次，1938年166次。以平均数而言，1932年，平均每7天就有一次冲突，1936年，平均2.3天就有一次冲突。[59]

吊诡的是，日本虽视苏联为首要假想敌，但并不能将此一国防政策落实成为对华政策之主轴。关东军自导自演地发动九一八事变，即是一例；驻朝鲜的日本军团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可以不顾内阁会议的决定，擅自越境支持关东军，是另一例；犬养毅总理不愿立即承认伪满洲国，竟遭日本海军军官在总理官邸击杀，又是一例。这是因为1930年代的日本政局，呈现着失序、少壮派军人干政的乱象。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宪政体制崩溃之局势，蒋认为中国经不起任何的闪失，特别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唯恐天下不乱，正在到处滋事，如何不撄其锋，不让中国首蒙其害，自应列为首要考虑。

在华北地区，采取退却政策，是蒋的主要应对方式。所谓退却，是军事上采回避政策，政治上也接受关东军要求，中央机构退出华北。不过在实务上，仍因地制宜设置不同名义的机构，来维系与华北地方当局的管辖关系。例如设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是为了应付长城保卫战；设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是为了与关东军对话，为塘沽协定铺路；设行政院驻平办事处，是因驻华北日军图谋《何梅协定》以及在冀东地区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傀儡政权，而逼使上述两机构相继名存实亡以后，蒋的另起炉灶之举；设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为了应付驻华北日军主宰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以实现河北、察哈尔两省轻度自治，委员人选由中日双方拟定，中国认冀察政务委员会系中央设置的地方机构，日本视之为“华北自治”行政机构之方式，这是双方各有解读而达成协议之妥协的产物。

由此观之，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在华驻军，以推动华北“自治运动”为侵华政策的新指标。其主要步骤在于先求排除中央政府之影响力，次求扶植地方实力派之军系领袖。这其中，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无论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张自忠皆非出自中央系统，以往也皆有与中央对立之经验。是以，这五省原本就是半独立状态。如今，这五省为求自保，更是不得不与日本军方虚与委蛇。只是在坚守民族大义的原则上，以及对中央政府政策之意愿的配合度上，五省的主席中会有因人而异的差异存在。[60]

情势固属紧张，但是蒋认定，日本在解决与苏联的军事矛盾之前，不会贸然在中国大举兴兵。实际上，“不战而屈”才是日本政府对华事务的最高战略。因此，驻华北日军虽然天天叫战，却未真正付之行动，威胁利诱反而是其所能反复施展的伎俩。是以，如何让原本就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华北五省，不为驻华北日军威胁利诱，自然就成为蒋介石应战的首务。

一连串设了又裁、裁了又设的各种名目驻北平政务机构之出现，就是代表中央政府与驻华北日军在争取华北各省行政当局之间的攻防战。在驻华北日军的眼中，这些机构无疑是妨碍华北各省行政当局追求独立的障碍，故欲求斩草除根。可是，对国民政府而言，设置这些机构，不仅代表主权的象征意义，实务上也可牵制驻华北日军，发挥保卫华北的功用。至于这些机构的裁裁设设，无非是国民政府在面对驻华北日军的强大压力之时，为求脱困所使用的金蝉脱壳之计。

至于蒋介石的金蝉脱壳之计能屡试不爽，关键之一是日本的反共国策。1934年9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四川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在上呈蒋介石的报告中，提及：

日昨，职致黄膺白先生齐牯电文曰：“兄与日方人员晤谈时，略有材料足供参考者，即迩来赤匪刻意宣传国民党国民政府如何与日妥协，如何向日投降，并一变其向所揭橥之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等等口号，而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白两军联合抗日等词，作新的号召之资。其行动则逐渐向西推进，如川中徐匪势力已坐大，贺龙扰黔，萧克已窜湘桂边。其目的均图会合于川陕而达新疆，以打通国际路线，万一日俄战事发生，俄方势必尽量培植红色势力于我国西北，以为抗日桴鼓之应。尔时赤匪既假借抗日为其政治上之旗号，则凡国内一切反国党反政府及反日本之集团与分子，无论零整，势必与赤匪联成一气，另创新局。则中国分割为两个力量，南京统治，固难幸存，乃驱中国人全受共党之领导，而画为苏联支配，此故非中国之利，抑尤非东亚前途之福也。日本方面稍有目光，对于中央剿赤军事，由不宜直接间接再为怀疑牵掣，致亏一篑之功。实应于日俄战事发生以前，助成吾人剿匪之大业，可否以此意恳切商谈，敬祈裁酌为幸。”

除了以反共争取认同外，利用日本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使其相互牵制，则是另一反制手段。例如，张群于1935年8月3日致四川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电，曾精彩描绘称：

现在对日问题，第一难关即为对伪满问题，自正常外交步骤言，我方对此问题，断置如作悬案，暂时不提，事实上已同默认，可谓最大之让步。但在日方情形，少壮派中之激烈者，初无与我方谈此问题之意，盖渠辈恐伪满问题早日解决，则所谓非常时不得不告一结束，一切轨外活动，将受限制，无法再施展其伎俩。少壮派中之稳健者，即拥护清军运动；赞助中央统制强化之一派，则以解决伪满问题，结束非常时期，裁制激烈派自由行动，达到统制强化目的，为其新定国策。观其任何一方，对华所取策略，均含有对内之作用。[61]

电文中所谓激烈派及稳健派，按日本通称即为“皇道派”和“统制派”。皇道派成员大多是连队军官，以尉级为主，惟背后另有大佬支持，如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大将。统制派则多出身陆军省或参谋本部的参谋官，以校级为主。两派结盟于1931年，时值统制派图谋军事政变，为求动员战斗部队，故需倚仗战斗部队中的连级军官。

原本预定于同年10月起事的政变，因被陆军大臣事先察觉，遂致不了了之。惟经此冲击，军中伦理体系已破坏无遗。尔后，日本再经五一五事变，政党出身的总理犬养毅被少壮派军人枪杀于官邸，再无政党领袖敢于牵制军部。军部成为主导日本政策走向的主要力量。

军部控制了国家实权，统制派乃认为革命已成，故率先弃置革命，改定新行动方针为国防建国。新方针既由破坏转为建设，重点自然有所不同。特别是统制派拟“以军治国”，军部遂成为统筹全国改革的重心所在；而恢复军纪保持团结，更是建国工程中的一大要务。可是谈到恢复军纪，自不能容忍“军外有军”的现象持续存在。当年统制派确曾响应革命行动，惟时势迁移，手中掌握政权后，镇压革命并巩固政权乃成其眼中的首务。然而，按皇道派观点，双方政治主张仍旧殊途同归，可维系相辅而成的伙伴关系。况且，皇道派的继续革命论，仍是铲除旧政党体制下残余保守势力的最佳手段。是以，皇道派坚称己身的存在，尤为统制派顺利推动革命的保证。这一说法，统制派并不能接受。此后双方皆以打倒对方为首要之务。[62]

两派的恶斗，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皇道派表面主张激进，实际却不愿改变现状。换言之，皇道派一面声言必欲国民政府势力彻底撤出华北，实则期望华北处于悬而未决的紧张局面，好让自身派系更有余裕空间。

同时，日本政府及军部层峰尚须顾及国际观感，不愿动辄使用武力。例如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致宋哲元电中，便提及日本首相冈田启介与元老西园寺公望皆不愿在华北生事。[63]此外，从蒋介石日记中，也能理解他与皇道派首脑、犬养毅与斋藤实两任内阁（1931年12月13日至1934年1月23日）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大将个人之间，长期保持密切联系。[64]

从荒木处，蒋不仅获取冯玉祥、胡汉民争相联络日本的情资，也得到荒木坚定支持自己的保证。[65]驻日公使馆报告，也指出驻日武官萧叔宣与皇道派另一要角、第一师团长柳川平助中将有所来往。当日本驻华北日军于1935年9月大力推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时，柳川透露日本军部只认“长城线为满洲国境”，前线军官的逾轨行动，不会得到东京本部支持。[66]

至于后来，蒋以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方式，来化解驻华北日军推动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其原始构想却是来自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少将、驻华大使有吉明、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等人于不同场合所提供的建言。[67]

日本政府无意用兵华北，特别在1932年5月以后，连续两任内阁总理斋藤实及冈田启介，皆海军大将出身，并不反对此一决策。陆军则维持着含糊暧昧态度。在暗杀事件不断、前线将士动辄滋事，逼使政府忙于善后的情势下，保持模糊态度实是高阶官员的保身之道。他们这种态度，以及不吝与蒋介石沟通并提供信息，自有助于蒋筹定华北政策。至于前线的关东军及驻华北日军，内部有皇道派及统制派之争。皇道派貌似激进，但虎头蛇尾。两派的共同想法是，热衷对苏备战，坚持伪满洲国不可放弃，以及“中满接境”需设缓冲地带。惟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两派颇有争论。皇道派声言打倒国民政府，彻底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日意志，日本才无后顾之忧。统制派则主张，只需中国承认伪满洲国的既成事实，两国不独可共谋亲善，也可合组中、日、“满”反共联盟。

于是，国民政府表面上拉拢统制派，私底下却寄望皇道派出面搅局。而皇道派每欲滋事，总带来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战事似乎一触即发，中国所失却往往并不多。中国在华北的主权，终能在飘摇中维持。

三 联共反日

值此华北风云诡谲之际，卢沟桥事变终于在1937年7月7日爆发，但事件并非是日本政府的既定计划。事件之扩大，和中日两国政府都不愿妥协有关。蒋之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决心应战，以下所述的国内外因素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首先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崛起，德苏关系的急速恶化，逼使蒋放弃对“日苏先战”的期盼。在1936年3月14日蒋介石的日记中，对德、日、苏的新三角关系之发展，有以下的记载：“世界战争必起于倭俄，以其意在促成俄德战争，且以为倭俄开战，则德必乘机攻俄也。总之无论俄德战争能否引起，即使被其引起，则欧解决战必速，而东方战争胜负之分必在欧战决定以后，最后西方各国必联合处置倭寇与东方问题也。”[68]

这份对时局观察的自述感言，若与往后的局势发展做一对比，就可得知是有相当程度的吻合。由此也可一窥蒋介石的睿智独具。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一则预言苏德会爆发战争，二则预言亚洲战事必需要等待欧洲战事告一段落才有终结之机会。而这份记录，若再与这之前的时事观测心得相比，会发现他对苏联的外交处境以及日苏先战的可能性有了不同的看法。

例如1934年8月，他在日记中反复探讨的议题，则为当日苏战争爆发时，若面对日本要求参战，中国的应对之道。他首先于8月14日提及：

一、倭俄战息日急焦灼万状其将何以处之，二、应先与倭说明中国参加战争必在统一全国以后，否则鲁莽参战或强迫被动则中途政府必倒，中国大乱倭派兵镇守，实于倭多不利，三、问倭要求中国最大与最小限度，并反问其要求如达到不参战可乎，四、切勿与之实说不能参战之情理也。

其次，他于8月17日又提及：

一、对倭应说如强参战则中国人民反对非仅单独剿共之功亏于一溃，而且单独收复新疆间接增倭便益亦皆不能，必使我国单独对俄于彼方有便益，否则是强我国国民国情于赤匪以助俄也。二、中国十年之内永不与外国作战则几矣。

至于，中国为何不应参战，8月20日的日记做了如下的解释：

如能不参加日俄之战维持中立地位，则民族复兴即在此十年之内，否则万不得已受敌来攻则亦取单独作战方式而不加入其任何一方留有自由旋转之余地，此为处今战时惟一之道也。

对蒋而言，中日两国国力如此悬殊，既然不能力取，只能借力使力。其中，如何哄抬日本军方气势，以便早日诱使日本政府向苏开战，更是他不时思索的问题。例如同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他提及：

一、英美形势已联合对日乃为中国存亡之转机，此后更应注重日本内部文武两派之胜败谁属，当使文派抬头以制军阀抑使军阀横行以促其孤立乎。二、应急与倭寇乘机谅解，以促进倭俄之冲突。

此种对日苏先战的深信不疑，到1935年时更为炽烈。为此，蒋介石也开始认真考虑中日结盟的可能性，期盼能借日苏开战之机，日本有求于中国之际，顺势要求归还东北失土。他将日本可能允诺的让步皆纳入沙盘，并逐一做出推演，记载于12月31日日记中的本年反省录称：

对日外交原则：一、两国邦交，应以平等亲善为基础，相对秘密。二、甲、东北问题之解决应承认中华民国之主权为原则，在此原则之下，可以国联李敦报告书为谈判之基础而略为变通。如谈判得有结果而彼方要求正式通告国联作为结案时，我方不妨允之。乙、谈判无结果时，作为悬案，相对秘密。丙、归还东北，则与之公开同盟，对于西北铁道予聘用教官。丁、取消长城以内战区对峙状态，恢复外交常轨，则与经济合作。三、嗣后两国遇有争议事件，应以纯粹和平方法解决之，相对秘密。四、遇有一方与第三国开战时，他方在国际公法允许范围内，应予以相当之接济，其接济办法由双方临时定之，绝对秘密。

德苏关系生变，起因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崛起，以及希特勒取得政权。在这之前，双方曾有一段异于寻常的亲密关系。德国可谓是共产苏联的最早期盟邦。当全世界主要大国，皆因苏俄提倡共产革命，而刻意保持距离时，德国早在1921年5月6日就与苏俄签订通商协定，并于翌年4月16日与苏俄恢复外交关系。1926年4月24日，德国甚至与苏联签订中立友好条约。[69]由于受制于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军备的限制，德国为了保持军事实力，利用苏联作为武器技术的开发以及军官训练的军事基地。双方之军事合作，结束于1933年9月。在反共政策下，德国政府关闭所有在苏联所设置的军事基地及实验工厂。[70]

德苏关系的生变，初期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不过，随着德国1933年10月退出国际联盟，并于1935年3月宣布不再接受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军备限制的约束，开始实施征兵制，公然大规模扩展军备以后，国际社会才认识到德国新政府拟以武力为后盾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之执着面。有见及此，蒋必须认真思考德国为执行其反共政策，与苏联有一战之可能。

当蒋认识到德苏两国从友变敌后，当然会设想到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不愿轻易与日本滋生战事。但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却又让他抱着相当程度的期待。一是1936年2月26日，日本爆发政变，一批驻守在东京市区的少壮派军人，在突击各要员官邸得手之后，进而攻占总理官邸、陆军司令部、参谋本部、警察总部等各主要行政机构，要求改组政府。面对政变，天皇打破“御而不治”的宪政惯例，直接下国诏勒令镇压，叛军于翌日宣布投降。事件中，三大臣被枪杀，叛军1376人盘踞首都三天半；而海军已下动员令，紧急调动舰队及陆战队启程赶赴东京湾，准备平乱。惟负责处理政变的陆军反不愿将之视为叛乱，仅强调“安抚重于围剿”，甚至还有意与政变部队合流，乘机接管内阁。这其中所突显的诡异，反映出1930年代日本宪政体制的瓦解，陆军内部派系的林立以及陆海军对立的矛盾。[71]另一是同年3月12日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同盟条约。蒋介石认为苏联对外蒙古染指甚久，在外蒙古的外交及经济领域早已享有绝对优势。是以，苏联与外蒙古的定盟，宣示的意义大过实质。况且自同年3月26日以来，在内蒙古与外蒙古交接之地，日苏双方的“边境冲突较前加紧，其激烈形势，为从来所未有”，是否意味着“俄蒙协定宣布之日，实即倭俄战局完成之时”。[72]

也就是说，蒋将日本的二二六政变与《苏蒙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视为互为因果的骨牌效应，认为苏蒙结盟是针对日本的军事挑衅行为，随着苏军的公开进驻外蒙，紧接而来的，可能就是苏军反扑伪满洲国。苏联之所以选在此时与外蒙签约，似乎有趁日本内乱之虚而入的野心。

在认为日苏战争将一触即发之际，蒋希望能利用“鹬蚌相持”之势，以中国保持中立为条件，要求日本“还我满洲主权”，或者至少也要求日本“取消塘沽协定与冀东、察北战区”。[73]不过，蒋的期盼没有维持太久，曾云“倭俄形势，始急终缓”。[74]另外，蒋在1936年5月1日自谓，德国于同年3月7日宣布废弃洛迦诺公约，派遣部队进驻莱茵河非武装区域，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实，突显国际政治上“国防不固，地非己有”[75]之权力关系本质。此份关注，也反映出他对希特勒崛起后欧洲局势骤变的隐忧。

德苏关系的持续紧张，让蒋警觉到长年所盼的苏联攻日之大计终难实现。连他在国内推动的“剿共抗日”政策，也因受制于苏联远东政策的改变，面临破局。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得追随苏联的远东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临时中央于9月22日所做的决议是将九一八事变定位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决议要求广大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76]同年11月6日共产国际所发出的声明，也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动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争”；“现在开始的对华战争，就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77]

至于在中国境内所发生的军事行动，为何会与反苏战争连成一线，对此杨奎松做了如下的精辟诠释，他认为，坚持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是1930年代出掌中共领导地位的留苏学生的思想特点。在他们看来，作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苏联之存在，已经造就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世界对立”的局面，苏联不仅成为“动摇世界资本主义与推进世界革命的最有利因素”，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主义极端恐惧，必然置于死地的敌人。因而当共产国际宣称，日本的行动是帝国主义“彻底瓜分中国”和“重新瓜分世界而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重大阶段”之时，如何要把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视为自己“最主要的危险”，要十倍、百倍地加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苏联企图与挑衅，开展广大的群众的保护无产阶级祖国的运动，便成为中共领导人日常所思的问题。[78]

这种依阶级属性来看待九一八事变的性质，并非中共领导人的独特思维，而是共产国际刻意经营的思考模式。12月29日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仍以鼓动推翻国民党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并要求发展罢工运动，领导学生运动，号召士兵与民众，联合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79]

在面对东北沦亡、中国领土主权遭受蹂躏的关键时刻，中共的对应仍不脱离“阶级斗争”范畴，以打倒国民政府为首要目标，此一做法为国民政府不容以外，也得不到其他反日势力的共鸣。再者，中共仍以领导群众进行直接革命斗争为号召，这对任何既有传统势力皆构成威胁。由于中共的挑战对象遍及所有既存的传统势力，因而这些传统势力对蒋介石所坚持的“剿共”政策，自然也是乐观其成。

诚如蒋在1934年12月29日日记所言：“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80]“剿共”不仅可消灭反侧，巩固其统治基础，同时也可借“剿共”之名，顺势派兵遣将，让中央军派驻到这些原本半独立自主之省份，将这些桀骜不驯的省份顺势纳入中央政府体系。再者，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因不乐见国民政府的日渐茁壮，对国民政府扩充权限的任何作为，都会出面阻扰，但对于“剿共”，因符合日本政府的反共国策，反而成为其能容许国民政府施展抱负的行政领域。是以，“剿共”对蒋介石而言，一则可消灭反侧，二则削减地方势力，三则可回避与日作战，可谓有一石三鸟之效。

蒋“剿共”政策所达成的统一成就，中共也许还不自觉，共产国际却是心知肚明。诚如1936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G. D.Mikhailov）在内部检讨会议中的指陈，“在蒋介石已经把全民族的四分之三组织起来以后”，中共除了选择与蒋合作以外，别无他路。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莫过于发起抗日统一战线，逼使蒋在接受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中共共存。[81]

同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正式下达指示给中共，指责中共不应当把国民党、蒋介石同日本侵略者混为一谈，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决不能同时反对日本侵略者和蒋，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抗日斗争，就必须有蒋的军队参加，至少有其绝大多数军队参加。基此思考，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协议进行谈判。[82]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83]9月22日，毛泽东分别致函蔡元培、宋庆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于学忠等，呼吁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国民党改弦更张，同时，也致函蒋，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84]

中共的抗日主张，自然能引起全国舆论的肯定。再则，中共愿在抗日统一战线下与国民党及其他势力携手抗日的新政策，也为中共与非国民政府嫡系的地方实力派开拓合作的空间。尤其是蒋的“剿共”有成，也让蒋的实力不断膨胀，而地方实力派的空间日愈缩小，幸存者不无兔死狐悲之痛。[85]无怪乎当中共改弦易辙以后，阎锡山旋于9月提出“迎共抗日”口号作为呼应，请中共代表到山西帮助工作；10月中共与四川刘湘订立了《抗日救国军事协定》。在此前后，中共还先后与李济深、冯玉祥、孙科、马占山、韩复榘、宋哲元等建立秘密关系，并与傅作义、高桂滋等取得谅解。[86]这其中，反应最激烈的莫过于身居“剿共”第一线西北地区的两大实力派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所连手发动劫持蒋的兵谏事件。

西安事变是蒋中止“剿共”的关键，已不必赘言。尤其是事变和平落幕、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裁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平统一共赴国难方针的确立、中共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国共合作宣言、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等一连串事件的发展，皆与西安事变期间蒋的新决定有密切关系。不过，西安事变并非本章主题，本章所欲强调的是共产国际自始就对张学良的“兵谏”持否定意见，认为张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由于共产国际坚持要以和平方式解决，以及全国各地的反应不如预期，促使毛泽东放弃“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主张，转而同意以张学良所提的条件为基础，与蒋谈判。[87]

共产国际之所以要刻意维护蒋介石，无非是舍蒋以外，实无他人能整合中国的不同政治势力。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将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并列为世界共产之敌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之后，[88]日德于翌年在柏林签订《日德防共协定》以谋抵制。在苏联与日德两国相对峙之局势愈趋明朗之际，如何避免与日德两国同时开战，如何防止国民政府也投入日德的防共阵营，就成为苏联的最高战略考虑。[89]这也是苏联借由共产国际之名，要求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反对中共将反日与反蒋等同视之，反而主张中共应将蒋纳入统一战线之时代背景。换言之，苏联希望中日之间能先开战，期盼借由中国之力困住日本，以利苏联全力对付德国。既然希望中国能帮助苏联困住日本，当然不希望中国陷于混乱，提倡统一战线，一来可替中国保住元气，二来也可替中共找一生路。

当国共双方在国内外抗日情势与压力之下不得不在形势上合作以后，[90]蒋介石的“先剿共后抗日”政策自然要改弦更张，而他“日苏先战”的期盼也不得不放弃。尤其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内民心愤慨已至极点，中共主战尤力，若再不抵抗，内战势将再起。

此外，若与1933年日军入侵关内、侵占热河时相较，蒋的举国一致备战体制已颇具规模。首先是中央势力已进入西南，长期抗战的根据地有所着落。其次，撤销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原本广东、广西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分治局面得以解除，两广重新纳入中央体制。[91]至是，除河北、察哈尔的一部分为日本控制，新疆为苏联控制，陕北及甘肃的一小部分属于中共外，其余关内19省大致悉奉中央命令。[92]

至于中共方面，借由1937年初国共双方的一连串谈判，蒋在2月10日，得到共产党所提出的以下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力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93]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既然得到尊重，与中共的紧张对峙关系遂得以减缓。双方争执重点已缩小为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红军的编制以及待遇等实务性问题。[94]对蒋而言，只要红军得以收编，全国军令能够维持形势上的统一调度，中国就有奋力一搏的实力。

[1] 本章由黄自进撰写。

[2] 黄自进：《蒋中正的访日经验（1906—1927）》，载吕芳上编《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上册，世界大同出版社，2011，第157—182页。

[3] 黄自进：《青年蒋中正的革命历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2009年，第6—23页。

[4] 「在南京領事岡本一策發外務大臣男爵田中義一殿の報告書：南京軍北伐現況報告ノ件」（1928年3月21日）、载『支那內乱関係：国民軍北伐ノ関係』、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機密送第72號、原件。

[5] 亚细亚局第一课「南方政权トノ关系」、『最近支那關係诸问题摘要（第五十四议會用）第二巻（政治、军事、山东、武器等關係事项）』（1927年12月）、224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原件。

[6]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840—1945）』下冊、日本国際連合協会、1965、103頁。

[7] 杨天石：《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载氏著《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1—15、27—28页。

[8]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01—103页。

[9] 山田辰雄「1923年蔣介石のソ連訪問」、载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慶應の政治學：地域研究』、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社、2008、211—220頁。

[10] 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年，第82页。

[11] 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上册，商周文化出版社，1995，第132—142页。

[12]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 第二编 民国初年的奋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4，第717—728页；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载氏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121—127页；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上册，第159—170页。

[13] 季新指汪精卫。《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原件。藏所下略。

[14]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638—639页；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 第二编 民国初年的奋斗》，第728—743页。

[15] 刘红：《蒋介石大传》上册，团结出版社，2001，第237页。

[16] 刘红：《蒋介石大传》上册，第204页。

[17] 本段及以下几段，分见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4年）』第2冊上巻、東京、1983、664、688—689、697、698、702—705頁。

[18] 本段及以下几段，分见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5年）』第2册上巻、225、229、281—282、285、268頁。

[19] 亚细亚局第一课「南方政权トノ关系」、『最近支那關係诸问题摘要（第五十四议會用）第二巻（政治、军事、山东、武器等關係事项）』（1927年12月）、222—223頁。

[20]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文海出版社，1967，第82—83页。

[21]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10、11日。

[22] 亚细亚局第一课「南方政权トノ关系」、『最近支那關係诸问题摘要（第五十四议會用）第二巻（政治、军事、山东、武器等關係事项）』（1927年12月）、224頁。

[2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5年）』第2册上卷、357—358頁。

[24] 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6—13页。

[25] 横山宏章「中国国民革命と“革命外交”」、载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変動期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と日本：その史的考察』、東京：有斐閣、1980、36頁。

[26]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联经出版公司，1998，第160—161页。

[27] 山田辰雄「橘樸の中国国民革命論」、载山本秀夫編『橘樸と中国』、東京：勁草書房、1990、84—91頁。

[28]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654页。

[29] 横山宏章「中国国民革命と“革命外交”」、44—46頁。

[30] 本段及下段，分见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1部第1巻 （昭和2年）、東京：外務省、1989、374、388、425頁。

[31] 亚细亚局第二课「对支共同出兵ニ关スル英国政府ノ提议」、『最近支那關係诸问题摘要（第五十四议會用）第二巻（时局ニ対スル政府ノ措置）』（1927年12月）、29頁。

[32] Public Record Office，Foreign Office File，FO262/1676，January 26，1927，pp. 125-126.

[33] 亚细亚局第二课「英国单独出兵」、『最近支那關係诸问题摘要（第五十四议會用）第二巻（时局こ対スル政府ノ措置）』（1927年12月）、33—37頁。

[34]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650页；『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1部第1巻 （昭和2年）、524頁。

[35] 『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1部第1巻 （昭和2年）、524頁。

[36] 『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1部第1巻（昭和2年）、527頁。

[37] 『卫藤渖吉著作集』巻3、東京：東方書店、2004、89頁。

[38]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646、654—655页。

[39]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第176页。

[40] 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除蒋介石外，尚有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邓演达、唐生智、程潜。按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委员会虽设总司令，但总司令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须军事委员会提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才能任命。见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170—171页。

[41] 亚细亚局第二课「列国遣支军动静」、『最近支那關係诸问题摘要（第五十四议會用）第二巻（时局こ対スル政府ノ措置）』（1927年12月）、116頁。

[42] 本段及下段，分见『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1部第1巻（昭和2年）、517—519、523、548—549頁。

[43] 希望英日两国秉持英日同盟的合作精神，共同面对北伐所带来的中国之变局，一直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在这种思维下，英国希望日本能坚守与英国为伍的立场。见Public Record Office，Foreign Office File，FO262/1678，April 7，1927，p. 297.

[44] 『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1部第1巻（昭和2年）、563—564頁。

[45] 卫藤瀋吉『東アジア政治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68、149頁。

[46] 『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第1部第1巻（昭和2年）、575頁。

[47] 池井优『日本外交史概说（増补版）』、東京：慶応通信、1982、155頁。

[48] 菊池悟郎『立憲政友會史』卷6、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0、276頁。

[49] 「田中大臣ヨリ上海及奉天各総領事ニ転電アリタシ」（昭和2年5月20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東方會議関係一件：松本記録』、原件。

[50] 黄自进：《北伐时期的蒋介石与日本：从合作反共到兵戎相见》，《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0期，2008年，第194—203页。

[51] 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1929年5月3日），载黄自进主编《蒋中正先生对日言论选集》，中正文教基金会，2004，第141页。

[52] 《蒋介石日记》，1928年5月11日。

[53] 《蒋介石日记》，1928年5月12日。

[54] 《蒋介石日记》，1928年5月14日。

[55] 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载北輝次郎編『北一輝著作集』（Ⅱ）、東京：みすず書房、1968、102—103頁。

[56] 池井优『日本外交史概说（増补版）』、96頁；北岡伸一『日本政治史：外交と権力』、東京：日本放送出版會、1990、83頁。

[57] 犬養毅「一致結束して、蹶然國難を救へ」，『政友』1931年11月號，1—2頁。

[58] 蒋中正：《外交为无形之战争》（1931年11月30日），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482页。

[59] 黄自进：《“安内攘外”的另一章：蒋介石对“日苏先战”的期盼》，载氏编《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上册，稻香出版社，2006，第126—134页。

[60] 韩复榘及阎锡山面对日本分化华北政策时，有不同立场。蒋做了以下观测：“倭策动五省自治，鲁韩尤为动摇，而阎则深明大义”。见《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31日。

[61] 《张群致杨永泰电》（1935年8月3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民国二十四年（四十四）》：002-080200-00242-063页。藏所下略。

[62] 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295—296页。

[63] 《蒋中正致宋哲元电》（1935年11月1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一）》：002-020200-00025-084。

[64] 俱见诸《蒋介石日记》，例如1933年10月14日记述：“本日与荒木使者谈话”；1934年3月14日记：“聘荒木之议”；同年3月31日记：“与荒木通信”；等等。

[65] 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下册，联经出版公司，1976，第675页。

[66] 《杨杰、熊斌致蒋中正电》（1935年9月2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民国二十四年（五十三）》：002-080200-00251-023。

[67] 《杨永泰致陈仪电》（1935年12月2日）、《杨永泰致何应钦电》（1935年12月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华北局势（四）》：002-080103-00019-001。

[68] 本段及以下几段，分见《蒋介石日记》，1936年3月14日；1934年8月14、17、20日，11月27日，12月31日。

[69] 尾上正男『ソビエト外交史』、東京：有信堂、1969、237—238頁。

[70] 鹿毛達雄「獨ソ軍事協力關係（1919—1933）：第一次大戦後のドイツ秘密再軍備の一側面」、『史學雜誌』第74編第6號、1965年、8—25、35—38頁。

[71] 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第263—272页。

[72] 《蒋介石日记》，1936年3月31日。

[73] 《蒋介石日记》，1936年3月31日。

[74] 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6册，“国史馆”，2008，第494页。

[75] 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6册，第496页。

[76] 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记事（1931.9—1945.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3页。

[77] 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223页。

[78]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301—302页。

[79] 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224页。

[80] 《蒋介石日记》，1934年12月29日。

[81] 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294页；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95，第167页。

[82] 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记事（1931.9—1945.9）》，第121页。

[83] 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记事（1931.9—1945.9）》，第123页。

[84]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第305—306页。

[85] 顾关林：《简述地方实力派与中共的早期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43页。

[86]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第305页。

[87]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第307—308页；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记事（1931.9—1945.9）》，第162页。

[88] 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265—267页。

[89] Boris N. Slavinsky『日ソ戦爭への道：ノモニハから千島占領まで』、株式会社共同通信社，1999，76—91頁。

[90]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第309页。

[91]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第290—291页。

[9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759页。

[93] 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记事（1931.9—1945.9）》，第201页。

[94]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42—351页。

第十一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1]

19世纪中叶，在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的同时，日本也面临同样的历史命运。1853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C.Perry）准将指挥四艘战舰进入江户湾浦贺港，要求与日本进行互市贸易，因其战舰涂有黑漆，此事又称“黑船事件”。日本在压力下接受西方要求开放了港口，也同意西方列强取得在日本的永久居住权、贸易权及领事裁判权、议定关税权等。

“黑船事件”引起幕府内部关于日本对西方态度的争议，在面临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以及将军后继人选的激烈争斗中，获得权力的明治天皇宣布废除幕府，在江户（东京）建都，废藩置县，实施“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国策，即进行了“明治维新”。维新政策设计者福泽谕吉提出日本“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实现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洲，不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支那与朝鲜虽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仿效西洋人的方式来处理”的“脱亚论”。[2]这一理论与传统的“神国日本”理念相结合，使日本的“富国强兵”国策具有明显的蔑视中国与朝鲜的倾向，进而使侵吞朝鲜、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扩张思想得以滋生。

1872年，日本将独立的琉球国改为琉球藩，借渔民被害事件向台湾出兵之机正式兼并琉球。1894年，趁朝鲜内部发生动荡，日本与把朝鲜作为藩属国加以保护的中国发生战争。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改变了此前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同时也大大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华文明的敬畏心态。而在1905年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日本更跻身于列强的行列，获得了原来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与俄国形成了分割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中国提出包括要求德国在山东权益在内的“二十一条”，侵略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1927年6—7月，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以“训令”的形式提出《对华政策纲领》，制定了将中国东北与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满蒙分离政策”及针对中国的强硬的方针等，强调“满蒙”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对日本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本“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当该地区日本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有受侵害之威胁时，“不管来自何方，将予以防护”。[3]这也就是日本的所谓“大陆政策”。[4]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针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展开的。

一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与义勇军抗战

1928年，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取得合法地位后协调各派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北伐，但是日本出兵山东实行武力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介石极为愤慨，意识到来自日本的巨大威胁，也有“雪耻”的决心，但由于他将消灭红军及违抗其意志的叛逆军视为第一要义，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具有全局性的战略国策，所以仍主张对日采取隐忍自重的妥协政策。

但是，一直觊觎中国东北权益的日本军部，特别是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活动，在1928年6月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张学良于当年12月宣布“易帜”后加紧修筑“满铁平行线”，加快葫芦岛港湾建设的行动，则被日本认为关系其在中国东北的存亡，提出保卫“满蒙生命线论”的主张，在国内制造侵略中国的舆论，在东北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加剧了与中国方面的紧张关系。

1931年4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的主持下制定了分三步解决满蒙问题的《形势判断》，6月又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提出以“大约一年为期，即明春以前务期周密实施之”[5]的方针。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则组织考察东北各地的参谋旅行，制定了包括《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在内的一系列“领有满洲”的作战计划，并密谋制造事端。

1931年春夏之际，关东军以东北地区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为借口向朝鲜增兵两个师团，把驻朝鲜的第十九师团开到图们江沿线，同时下令在东北的日侨组织——“在乡军人会”会员迅速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集结。在东北的日本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右翼团体叫嚣日本的“满蒙生命线”受到“威胁”，煽动“武力解决论”，在各地举行抗议性的集会游行，还组团返回日本游说。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在大连通往沈阳的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制造爆炸和东北军破坏铁路的现场，并立即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进攻。张学良针对东北军的报告指示“绝对不抵抗”，[6]所以东北军损失严重。团长王铁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下令还击后撤出北大营。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从沈阳的满铁附属地向城内发起进攻。地方军警也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9月19日，日军进据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机关，沈阳全城沦陷。

当日军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发出紧急增援的电报，下令驻辽阳、公主岭、铁岭等地的日本军队向沈阳集中，并要求驻其他地区的日军攻击该地中国军队。由于各地中国军队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日军在9月19日便迅速占领了安东、营口、凤凰城等地，21日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市。不出三天，东三省两个省会沦陷。[7]

沈阳沦陷后，辽宁省政府和省军署迁至锦州，成为日本关东军进犯山海关，进而全面霸占东北的最大障碍。关东军先用飞机轰炸锦州，尽管引起国际舆论强烈反响，但日本陆军部还是决定进攻。东北军坚持到1932年1月3日，锦州终于失守。

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东北，激起了各地军民爱国情感的爆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东北各地出现了被称为抗日义勇军的军民自发的抵抗。

首先是分布在东北的原东北军部分军人，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被迫进行了抵抗。如黑龙江省防军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第二旅旅长苏炳文，以及吉林省边防军的团长冯占海、第二十七旅的营长王德林、独立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黑龙江省防军参谋长谢珂等，他们的队伍后来与各地地方武装汇合起来，成为义勇军的一部分。

成为东北义勇军骨干的还有由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统合辽西各县抗日武装改编的辽宁抗日义勇军计22路军，锦州失守后，这些抗日武装由东北民众救国会负责，改名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原东北军团长唐聚五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编成19路军。另外，在辽宁北部、南部和中部，还分别有高文彬、李纯华、耿继周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辽宁西部和东部，分别是郑桂林、原凤城公安局局长邓铁梅等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民众自卫军。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的东北籍爱国人士阎宝航、车向忱、卢广绩，以及朱庆澜等人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派员潜入敌占区联络地方军警、士绅、联庄会、大刀会及绿林武装，组织他们成立起各种旗号的抗日义勇军，展开抗日复土斗争。由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就有50余路。

各地的一些绿林武装，在民族危难关头也抛弃旧业，投身抗日。1931年10月，绿林武装张海天（老北风）、项青山等率部加入义勇军，纵横在辽南的盘山、海城、台安一带，三次攻入台安县城。

义勇军发展得很快，到1932年已经有30余万人。各地的义勇军尽管组织仓促、武器装备很差，但是士气旺盛。如辽南地区编成的义勇军第二军团，下辖17路军及6个独立大队，多以大刀长矛为武器。但就是这样的队伍，在1932年8月28日曾联合发起攻打沈阳的战斗，袭击了兵工厂，焚毁了机场仓库，烧毁了几架飞机，还毙伤日伪军数十人。东北民众自卫军曾夜袭凤凰城，袭击庄河、大孤山、卡巴岭、三义庙等敌人据点，队伍扩大到3000余人。

中共满洲省委在协助与领导东北义勇军的同时，从1932年起，也在东北各地领导创建了10余支开展游击战争的队伍，逐步发展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力。1933年9月到1935年底，东北抗日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共有6个军，约7000人，活动区域扩大到40多个县。1936年2月到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建成11个军，约3万人，活动区域达到70余个县。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与险恶的环境中，转战各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8]

关东军占据沈阳、吉林以后，买通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向北部的齐齐哈尔进攻。张学良令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主持黑龙江军政。马占山则宣誓将“效命疆场”，“保守我省疆土”。[9]1931年11月初，日军组成以滨本喜三郎大佐为指挥的嫩江支队，在张海鹏军队配合下进攻驻守嫩江铁路桥的中国军队。中国守军在马占山率领下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江桥保卫战后，中国军队于11月18日凌晨撤往齐齐哈尔省城，19日省政府撤出省城转移到克山，江桥抗战结束。

江桥抗战作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爱国军民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民族自卫战，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台湾进步人士组成的台湾遗民会发表《敬告全国同胞书》，指出“马占山将军孤旅抗战，屡挫凶锋，屹立塞外，至今不屈，是吾军并非不可战”。[10]全国各机关、团体、人民群众和古巴、苏门答腊、印度、巴拿马、新加坡及南美各地的华侨踊跃捐款，支援马占山的抗日义举。上海生产“马占山”牌香烟成为畅销品。英国《每日邮报》和上海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派出记者到东北采访马占山，美国《世界新闻》、《纽约晚报》，英国《先驱报》、《泰晤士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法国《法文日报》，德国《江户报》等都报道马占山的抗日消息，扩大了江桥抗战的影响，使马占山成为世界级的知名人物。

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以后，从1932年1月开始进攻哈尔滨。以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的吉林自卫军发表抗日讨逆通电，他们并亲赴前线指挥抵抗作战，但由于敌人装备优良，哈尔滨外围阵地连连失守。2月5日，李杜率部撤退。哈尔滨失陷后，马占山一度向日军妥协，赴沈阳参加伪满建国会议，接受了黑龙江省省长兼军政总长等伪职。但在返回齐齐哈尔省城就任伪职40天后，马占山再上抗日战场，邀李杜、丁超反攻哈尔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指挥，并得到增援，中国军队内部则出现了汉奸配合日军进攻的现象，导致攻打哈尔滨战斗失利。

吉黑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在1932年进入低潮后，由海拉尔警备司令兼第二旅旅长、哈满护路军司令苏炳文领导的抗日武装在黑龙江省西北部的海拉尔地区崛起。9月27日，苏部以两个营的兵力解决了日本国境守备队，10月1日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随即在富拉尔基车站与日军展开拉锯战，一度收复富拉尔基。11月中旬，苏部在日军坦克、骑兵进攻下一路撤退，与前来扎兰屯养病的马占山一同进入苏联境内。

1932年9月，关东军抽调两个师团、三个旅团4万余人，以坦克开路，飞机轰炸，对义勇军进行大规模“围剿”。义勇军因实力薄弱被日军分别击破，相继溃败。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危机之际，中国各界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拉开了中华民族局部抗战的序幕。

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与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导致中国东北数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沦丧，使三千万东北同胞成为亡国奴，是中华民族的莫大耻辱，也使蒋介石大感意外。[11]但是他认为在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难以与日本决战，所以仍坚持“先安内政策”。对于东北的局面，他将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期待国联及“非战公约”国出面对日本施压，提出将日本占领东三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12]9月22日，他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仍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13]张学良曾派万福麟来南京，希望蒋介石与日本交涉解决东北问题，蒋很不高兴，认为“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14]

为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蒋介石要求外长顾维钧在国际场合进行交涉，同时也约见英、美、法等外国公使，希望各国主持公道与正义。国联理事会虽然在10月24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法国提出的限日军在11月16日前完全撤兵的决议，被蒋认为体现了公理，但一方面日本并未将国联决议放在眼里，仍然我行我素，另一方面英美等国还将日本作为对抗苏联的重要棋子，对日本的行为继续采取容忍观望态度，苏联则为缓和与日本的对立也持不干涉的中立态度，所以外交解决的前途渺茫。

在这期间，日本于1932年1月进占锦州，又在2月占领了哈尔滨，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并于3月扶植清末逊帝溥仪出任伪政权“执政”，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在关东军的要求下，1932年1月18日，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助理武官田中隆吉，策划了袭击日莲宗和尚的事件。事件发生后，尽管上海市政府按照国民政府的指示，于28日下午1时45分致函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要求，[15]但驻上海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还是找借口进攻闸北的中国军队，并于1月29日发表声明，诬称该事变是由于中国的排日所引起，并继续要求中国军队从日侨居住的地区撤走。[16]此后日军不断增兵上海，扩大事端。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驻守该地区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

日军在闸北地区的进攻失利后，在英方的调停下，与中方暂时达成了停战协议。2月2日，日本参谋部和军令部决定增兵上海，命令陆海军协同作战。进攻上海的日军先由中将植田谦吉指挥。战斗开始后，十九路军作战英勇，张治中率新编第五军的三个团也开赴上海支援。在中国军队取得节节胜利时，十九路军的枪弹和军饷却无以为继。18日，植田向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停止军事行动。[17]遭中方拒绝之后，日军于20日在庙行发动总攻击，但遭到了失败。23日，日本决定再向上海增派第十一、十四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以大将白川义则为司令官，从3月1日起以优势兵力再度发动强大攻势。中国军队的艰苦抗战得不到继续增援，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转移至昆山第二道防线，日军也停止进攻。

3月14日开始，中国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进行谈判。英、美、法及意大利的代表列席协商。5月5日，中日两国代表签订了《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规定：（1）“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位置。”“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以前”；（2）中日双方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18]

协定的签署虽然使中日结束了在上海地区的战争状态，但是关于中国军队在上海驻兵的规定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也表现了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中的妥协立场。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理事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进行调查。国联调查团以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V.B.Lytton）伯爵为团长，于1932年3月14日抵达中国进行调查。在这期间，中国政府对日本炮制伪满傀儡政权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态度。3月12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对于东三省成立的傀儡政府，始终认为叛乱机关；对于其一切非法行为，绝对不能承认，并应由日本政府负其全责。9月17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事，奉命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照会。[19]

10月2日，调查团的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三地同时发布。[20]报告书认定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计划性和占领中国东北的非法性，指出了东北伪政权的傀儡性质；在强调中国对东北主权的同时又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与权益。报告书主张恢复东北在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否认维持伪满洲国的现状，提出了日本仍占优势地位的“国际合作”主张。中国政府对报告大体满意，但日本外务省则于11月21日发表长篇意见书予以驳斥。[21]

12月12日，国联大会决定成立专门处理中日争端的十九国委员会，根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起草有关决议。1933年2月17日，十九国委员会通过《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坚持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重要观点。[22]中国代表表示接受报告书，日本代表则予以抵制和抗议。在2月24日的国际联盟特别大会上，由于报告书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发表了反对宣言后退出会场。3月27日，日本发表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昭和天皇发表了退出国联的诏书。[23]

日本分离华北与长城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以毗邻东北的热河省与长城地带为基地，开始向华北地区进行扩张。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接着决定“经略热河计划”，提出“要使热河省名符其实地成为满洲国的领土”。[24]2月17日，宋子文、张学良等视察承德防务，将东北军和撤进热河的义勇军余部组织起两个集团军，在2月23日关东军兵分三路入侵热河省的时候分别抗击日军。但是，由于李守信部开城纳敌，孙殿英部先行撤退，第四军团冯占海部虽拼死抵抗，仍未能守住赤峰。在日军进攻下，热河北部大部分沦陷。防守南线的万福麟部6个步兵师也未能阻挡日军进犯的锋芒，伤亡惨重，被迫撤进关内，热河南部也落于敌手。中路日军第八师团第四旅团从锦州出发，次日即占领北票。在向朝阳进犯中，由于前线中国守军投敌，三十八旅不得已撤出战斗，致朝阳沦陷。3月4日，坐镇承德的汤玉麟弃城逃跑，热河全境沦陷。日军3月4日进占承德后分兵进攻长城各口，国民政府第一次公开组织的热河抗战失利。

热河失陷后，日军进逼长城一线，出现了平津危机、华北危机的局面，社会各界呼吁蒋介石北上指挥抗战。南京政府意识到局势的严峻，决定继续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取代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调集中央军3个师，与当地东北军、西北军部队组成3个军团，在长城一线对日军进攻进行顽强抗击。日军在飞机、重炮、战车的配合下分别向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发起攻击，二十九军将士在喜峰口、潘家口坚守7天7夜，打退日军数次强攻；关麟徵所部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在古北口血战3昼夜；商震部黄光华师在冷口与日军浴血搏杀，使阵地失而复得。但4月初日军调整部署再次扑向长城各口，中国守军陆续失利，日军占领长城沿线。

在北平、天津随时有陷落危险的形势下，5月3日，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蒋介石盟兄黄郛为委员长，开始与日本秘密接洽。但从7日开始，关东军继续进行“华北谋略”的关内作战，向长城一线和滦东地区发动攻势，所以黄郛只能在关东军武力的压迫下与对方进行停战协议的谈判，5月31日，在日方压力下签署了《塘沽停战协定》及备忘录，还口头允诺了日方希望的四项要求。[25]

日军根据《塘沽停战协定》在中国的撤军线和长城线（不含）之间的冀东地区制造了“非武装区”，日军在该地区“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与以便利”（第二项）。冀东“非武装区”从此成为日军卵翼下的特殊地区和继续入侵华北的基地。

1933年6月以后，日本以关东军与中国华北当局进行《塘沽协定》善后谈判的形式，继续攫取在华北的利益，并迫使中国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26]这期间，冯玉祥、吉鸿昌等率领同盟军一度收复长城沿线的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城，进军多伦，但未能挽救危局。而日本则根据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的新变化制定新的对华政策。

1934年1月23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第65次议会上发表外交政策演说，表示反对中国政府寻求欧美大国和国际联盟的援助与合作，接着向驻华各总领事发出了《关于对华国际合作》的“第302号密电”和《关于对华国际合作的我方态度》的“第109号密电”。[27]4月17日，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就反对中国争取国际援助发表非正式谈话，即所谓“天羽声明”，暴露了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本质，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东亚门罗主义”。中国外交部在4月21日发表声明表示反对。[28]

1935年，日本按照既定的对华政策，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地区，制造一系列事端，发动了华北自治运动，要求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离开河北，企图实现“华北特殊化”。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以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之间备忘录和复函形式对日方所提要求予以承诺，即签署了《何梅协定》，[29]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也以与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之间复函形式同意日方要求，签署了《秦土协定》。

《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签订后，日本达到了驱逐国民党中央势力出冀察两省的目的，并在察哈尔省延长了《塘沽协定》规定的中国撤军线。此后，土肥原贤二以多田骏司令官助手的名义到华北建立“亲日、满的政权”，[30]于11月25日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自治”。按照南京政府的预案，何应钦在冀、察两省及平、津二市设立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绥远抗战、西安事变与全面抗战局面的来临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蒋介石于1934年12月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篇文章，向日本当局发出打破僵局、改善关系的呼吁。[31]广田弘毅外相在1935年1月发表了被称为“不侵略、不威胁”的外交政策演说，两国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关系一度“缓和”。

这期间，中国国际法庭大法官王宠惠在赴任途中曾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谈，转达中国政府改善两国关系的意向，并提出了中方发展中日关系的三项原则。此后广田外相与蒋作宾大使连续会谈也提出“三原则”，即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言论和行动；事实上默认“满洲国”的独立，停止其反满政策；在与外蒙接境地区与日本进行合作。[32]但因日方不停止在华北的活动，谈判终无结果。

1936年1月，日本陆军省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处理华北纲要》指示，强调华北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华北五省自治”，[33]确认分离华北为国策。4月，日军将中国驻屯军兵力由1771名增加到5774名。5月6日，参谋总长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布命令，规定其任务是“确保自渤海湾海港至北平的交通，并保护华北主要各地的帝国官民”；监视中国方面对于塘沽协定的履行，[34]同时加紧与冀察政权的“经济提携”，推动实行自主币制，并继续进行走私。8月11日，日本内阁提出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实行策》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35]

在这一时期的绥远抗战中，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进攻并收复了被德王和日本特务机关盘踞的百灵庙，接着又收复大庙子，举国上下民心大振，各地的劳军慰问团纷纷来到绥远，慰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坚决支持绥远抗战的通电，并号召全国人民支援晋绥前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

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宣布：“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决不能容忍”。这一表示意味着他的外交政策与以前有很大变化，即已经决心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和绝不容忍中国领土主权再被日本侵害。[36]而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则向中国外交部部长张群提出进行“取缔排日”及“共同防共”等交涉。蒋介石在接见川越时提出：“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及行政完整之尊重。故中日间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37]但日方拒绝中方关于调整国交问题的五条希望，坚持“华北特殊化”和“中日共同防共”，致使四次谈判均因意见分歧未获结果。

从1935年起，蒋介石开始督饬军事委员会及各部门进行抗战的准备，所以在1936年的国防计划中，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为了增强对日作战能力，蒋介石决心整编军队，用三至四年的时间整理全国60个陆军师，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任命陈诚为陆军整理处处长。1936年2月，蒋介石责成张治中在中央军校中以“高级教官室”的名义进行秘密的指挥对日作战的准备，同时下令加强江防、海防及战略工事的构筑。这一时期，分布在各地的兵工厂得到了扩大生产和试制新式武器的命令，铁路、公路建设的步伐也在加快。193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表明国民政府从国防决策机构方面开始进行调整。1937年3月参谋本部修订完毕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规划了即将到来的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提出将敌人拒止于长城以北平津以东，适时反攻东北，恢复已失之土地的方针，并分别以甲、乙两案，拟订了消极与积极的两种作战态势以及全面的备战部署。[38]中国政府加速进行对日抗战的准备，为全面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了“和平统一与停止内战”的方针，对外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抗战”的方针。这样，就呼应了共产党早先一直提倡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合作谈判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全面抗战的准备。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方针以及绥远抗战胜利的影响之下，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北军、西北军，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了对蒋介石的兵谏，并向全国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陷入混乱，有主张政治方式和平解决者，也有主张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者，但民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十分强烈。经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代表的艰苦努力，蒋介石基本接受了条件，达成了六项协议，并在张学良陪同下于26日回到南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调整对中共和对日政策问题，确定了停止内战，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于1937年2月21日通过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接着蒋介石向报界发表谈话，表示部分接受中共关于开放言论、集中人才和释放政治犯的要求。此后，国共两党开始进行谈判，就共产党的地位、苏区政府的存在、红军的改编等达成协议，中国时局发生了重大转换。

二 日本扩大侵略与中国的全面抗战

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

1937年7月7日晚，驻北平丰台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称其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又听到了枪声，因此要求进入中国军队控制的宛平城搜寻。在遭到中方拒绝后，日军于次日晨5时30分从沙岗炮击宛平城。这样，被称为卢沟桥事变的这一事件揭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7月8日，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即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延期两年复员，海军部也做出“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的决定。[39]7月11日，日本内阁公布《向华北派兵声明》，扩大对华战争的声音甚嚣尘上，陆海军均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准备。不过，杉山元此时预计可用一个月结束战争。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国曾通过当地驻军和外交渠道进行了短暂交涉，但日本在交涉期间不断地向中国派兵，国民政府也只得派兵北上。7月28日，日军向北平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很快占领了北平，随后占领了天津，开始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侵入华北各地，战争局面迅速扩大。

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即发表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年底，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

1937年8月10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以陆战队队员在上海虹桥机场被击毙为由，调动所属部队赶到上海。12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又将原配属华北派遣军的第二航空队转隶长谷川指挥。同日，日本内阁批准了参谋本部制订的增兵方案，由第十一师团和第三师团组成的一个军迅速赶往上海。针对日本的军事部署，中国军事委员会也做了相应兵力调整。8月13日下午，中日两军在八字桥交火，战斗迅速扩大。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表示在上海与日本决战，决不放弃领土，蒋介石并亲任上海战场最高军事指挥官。15日，日本政府则发表声明，宣布要“膺惩”中国军队。

8月23日，日军增援部队分别在吴淞海岸和长江川沙河口登陆，占领罗店、吴淞炮台，并封锁中国海岸线。中国守军在宝山、罗店、吴淞等地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惨重。10月，国民政府决定大规模增兵淞沪战场，同时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援。中国军队在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会战中，团附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孤军坚守苏州河畔四行仓库，虽被敌军包围但英勇不屈；宝山姚子青守备营500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以第六师团沿沪杭铁路进攻，另外一部直扑松江、枫泾，使中国军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为冲破敌人的包围和保卫南京，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撤离。在相持达3个月的战斗中，致敌伤亡4万余，使日军企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

日军在11月12日占领上海后继续向西推进，进逼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2月1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大陆命第8号”命令，命“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40]3日，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计10万余兵力，在飞机、坦克和海军兵舰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实施围攻南京的作战计划。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坚持抗战后，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下辖13个建制师又15个团共15万余人负责保卫南京。中国守军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不敌日军猛烈攻势。12月4日，蒋介石召集师以上将领训话，勉励军人在唐生智统率下齐心御敌，恪尽职守。到12月12日，日军用强大炮火破城数处，中国军队被分割包围，部分部队与日军开展巷战，一些部队被迫实施突围，但撤退仓促无序，伤亡严重。13日，南京沦陷。

由于日本海军封锁长江南京江面，中国守军大都未能突围。日军开始对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大部分被俘中国军人遭日军集体屠杀。为搜捕“败残兵”，日军仅仅根据男子的相貌来随意判断，因此，许多平民被误作军人而遭处置，被害人数难以统计。战后同盟国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称：“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2万起强奸案。”“在日军队占领后的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41]战后在南京进行的中国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中则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被集体屠杀的人数达19万之多，此外，被零星屠杀者15万余人，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42]

目击了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外国记者后来在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等报纸上连续报道了日军在南京屠杀俘虏和平民的暴行，留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和后来回到南京的英、美、德外交人员，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报告了日军在南京持续不断的暴行，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签字国送交备忘录，谴责日本破坏华盛顿九国公约所规定的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9月11日，出席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正式向国联秘书长递交指控日本侵略的申诉书。[43]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由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认定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建议召开《九国公约》成员国会议寻求解决中日冲突的办法。而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成员国会议上也通过了批评日本的行动“使整个世界感到不安和忧虑”的宣言。[44]

日本意识到无法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后，开始以德国为中介对中国进行劝降。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P.Trautmann）拜会蒋介石转达日本苛刻的议和条件，[45]蒋介石开始强调应以恢复到战前状态为条件，后表示可以德国提出各点作为谈判基础。可是，日本在攻陷南京后提高了谈判条件，包括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以及承认日本在华北、内蒙古的地位与利益等，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46]18日，国民政府也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不承认在日军占领区域内的任何行政组织。德国调停宣告失败。

日本军队的进攻与中国军队的防御——从太原、徐州会战到武汉保卫战

日军占领平津后，组建华北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二军，共8个师团，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继续进攻。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则以保定、沧县为第一线；以安阳、济南一线为第二线；以洛阳、郑州、开封、徐州、淮阴一线为第三线部署了防御。

在平绥路方面，日军第五师团与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等部，从1937年8月开始发动攻势，相继占领了南口、张家口和大同。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下达保卫山西北部要地的命令，沿长城一线部署了国共双方的兵力进行抵抗。1937年9月22日，日军从灵丘向平型关逼近，与中国军队发生正面接触。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第五师团辎重部队，消灭日军1000余人。这是国共建立统一战线后的首战，受到蒋介石的嘉奖。10月1日，日本统帅部命令第五师团向南进攻太原，并令第二十师团从正太路西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组织忻口防御战。国共两党军队在忻口战役中相互配合，对日军进行了20天的顽强抵抗，虽互有胜负，但太原终于失陷。此后，国民政府军各部队都开始了袭击日军的游击战，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独立自主地进行的游击战最有特色，逐渐开辟了敌后战场。

日军占领南京后，即企图打通津浦铁路，将南北战场连接起来。徐州位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防区，在李宗仁的组织指挥下进行了徐州会战。

会战第一阶段，中方6个集团军和两个军团与日方约8万人对峙。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为保存兵力不积极出击，使日军轻松占领了济南。1938年1月，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东面保持津浦线，北面保持道清线的以守为攻的抗战策略，要求全力防守徐州，并处决抗战不力的韩复榘，嘉奖了英勇抗战的谢晋元、郝梦龄、佟麟阁等将领。会后，国民政府对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蒋介石任委员长，何应钦、白崇禧分别为正副参谋总长，徐永昌为军令部部长，陈诚、周恩来、黄琪翔分别为正副政治部长。

1938年初，日军第十师团占据济宁，分别沿胶济线、津浦线向徐州进攻，日军4万人向徐州门户台儿庄发起进攻。李宗仁第五战区奉蒋介石之命坚决迎击，在台儿庄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经半个月激战，中国军队取得抗日战争开始后的重大胜利，阻止了日军企图打通津浦路的计划。

4月7日，日本军队从北平、天津、山西、绥远、江苏、安徽等方面集结13个师团约30万人，计划对徐州形成包围，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占据兰封以东的陇海线以北地区，占领包括徐州在内的津浦线及庐州附近。[47]中国方面也将各战场军队集中在徐州附近，约有45万人左右，以后又增加到近60万人。北线日军在4月18日发动进攻，至5月中旬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南线日军于4月13日北渡长江，5月中旬也逼近徐州，完成了对徐州的合围。考虑到下一步保卫武汉的战斗计划，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徐州决战实施突围，日军遂于19日占领徐州。

日本大本营在策划徐州会战的同时，也计划在当年初秋占领武汉，[48]集结了35万兵力及海军舰艇120余艘、飞机500余架。当时，国民政府虽然迁往重庆，但武汉是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是中国事实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徐州会战进行时，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3月在武汉召开，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军事委员会确立了“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的方针，[49]调集了参加武汉保卫战的中国军队近110万人、飞机近200架、舰艇40余艘。另外，由一个轰炸机大队和一个战斗机大队组成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也参加了作战。

武汉会战从6月开始进行了4个半月时间，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九和第五战区参加，是战争开始以来投入兵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牺牲也最多的会战，作战地域包括以武汉为中心的周边广大区域。中国军队抗日情绪高涨，采取了不同于淞沪会战的较灵活的外围运动战，各部队积极出击，但兵力消耗巨大。10月30日，蒋介石发布《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指出：“盖抗战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号召全国同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贯彻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争取主动之一贯方针，更猛烈奋进，造成最后之胜利。至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为了封锁中国沿海，切断华南方面的海外物资补给线，还向闽粤方向发动了进攻，并出动飞机轰炸广东，占领了厦门及广东南澳岛。9月7日，日本大本营决定由陆海军协同进攻广州。当时，驻扎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大部被抽调增援武汉会战的战场，广东地区仅留7个师、2个旅，兵力分散且装备落后，未能做好防御准备，致使日军于10月12日在大亚湾轻易登陆。随后，日军北上攻占淡水、惠阳、博罗、增城，并于21日占领了广州。

中日两军经过从忻口、徐州到武汉的会战，都动员了大量的兵力。在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想以压倒的兵力和“速战速决”的方针占领中国的计划，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受到严重挫折。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拉长，兵力相对不足，再加上受到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两面夹击，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态势，力争确保占领区。中国军队也无力在短期内进行战略反攻，因此，在武汉会战后一段时间内，中日双方的战事相对沉寂，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时期。

在忻口战役中，国共两党两军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八路军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武汉会战，但在山西开展的游击战则配合了国军的作战。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1938年末，日本政府连续发表第二和第三次近卫声明，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但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企图让中国出现新的亲日政权以取代蒋介石政权，在军事上则采取“确保占领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的方针。[50]

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确定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第二期作战方针，要求各战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方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51]

在战争相持阶段，正面战场进行了9次大的战役和近500次重要战斗，主要的战役有南昌和随枣会战、两次长沙会战、桂南作战、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等。

1939年3月起，日军为巩固对武汉的占领，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进攻作为“武汉安全圈”东南屏障的南昌，并在3月27日一度攻入南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十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统一指挥第三、第九战区反攻南昌。在4月23日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一度迫近南昌近郊，并占领飞机场、南昌车站。后因日军不断增援，中国军队死伤严重，停止了向南昌的进攻。

南昌一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交锋，由于中国军队战略指挥上的失误，最高指挥当局延误战机，反而使日军首先发起攻击，同时战术上又犯了死拼阵地战的错误，导致南昌失守。中国军队战死14354人，伤17033人，失踪10565人，伤亡惨重。[52]

1939年5月，日军发动随枣战役，企图趁中国军队换防的机会，消灭第五战区主力及占领随枣、襄樊及宜昌等战略要地。中国军队组织力量反攻，双方战斗激烈，一度收复了武汉周围一些地区，与日军在随县、枣阳一带对峙。1939年5月20日，日军占领随县，但不得不从其他附近地区全线撤退，随枣战役结束。

武汉会战后，中国第九战区所属的湖南一带成为抗击日军、屏障西南的前哨阵地。1939年8月15日，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第十一军决定发动赣北、湘北部地区作战，消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以强化“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9月14日，日军集中第六、三十三、一○一、一○六师团及3个旅团共约10万兵力，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开始了对以岳阳至长沙之间为重点的中国军队的分进合击，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制定了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赣北“改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鄂南、湘北“以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第九战区在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下，以16个军30多个师共40万人的兵力，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及长沙周围地区，与敌人展开大规模的会战。日军由于弹药给养接济不及无法继续新的进攻，导致在战争中失利，被迫撤退。中国军队在极大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基础上，粉碎了日军消灭第九战区主力的企图，同时也保存了自己的主力，没有丢失空间，可以说是取得了相持阶段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193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国军冬季攻势作战计划》。11月下旬，蒋介石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在冬季攻势作战中，“切实于荻港、贵池、湖口间切断长江交通，断绝湘、鄂、赣后方敌人联络线”。之后，北起绥远，南至桂南，直至次年的2月，各战区向日军发起了全线进攻，破袭敌人之交通线，袭击敌人防线，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在冬季攻势期间死伤5万至6万人。这是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进行的第一次主动的出击作战，也是战争相持阶段中国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作战。但是，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冬季攻势并未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

11月15日，日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24日占领南宁。中国军队为收复南宁在桂南与日军反复交战，昆仑关战役最为激烈。中国军队以1万余人伤亡的代价一度夺取昆仑关，但又被敌人占据。战役持续一年之久，至1940年10月30日中国军队收复南宁，日军退出桂南，战役结束。昆仑关战役是正面战场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正面攻坚战的重大胜利。但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第五军就有11000余人负伤，5000余人牺牲，其中荣誉师伤亡达3400余人。

1940年，为了报复中国军队的反攻作战，日军第十一军于4月中旬调集20万重兵，在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发起了枣宜会战，企图将第五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第五战区展开反攻，对深入枣阳周围地区的日军形成围攻之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部东渡汉水进到枣阳以南地区围歼日军时，由于来往电报被日方截获，导致军番号和具体位置暴露，遭到日军包围。张自忠率部进行顽强抵抗，终因实力悬殊失利，张自忠受重伤殉国，成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位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日军击破张自忠部后加强攻势，迅速推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第五战区分为左、右两个兵团分别由李宗仁、陈诚指挥保卫宜昌。6月11日，日军向宜昌城郊阵地展开全面攻击，12日宜昌陷落。此后中国军队虽然组织反攻，却未能夺回宜昌，与日军形成新的对峙局面。

枣宜会战历时近两个月，中国军队伤亡很大，枣阳、宜昌曾经两度易手。中国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战后，日军以宜昌为军事基地，不断对重庆等大后方地区狂轰滥炸，对中国抗战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在战斗中，中国军队英勇无畏，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中国爱国军人伟大的抗战精神极大地震撼了日军。

1941年1月，日军第十一军为了打通平汉铁路南段，解除中国军队对信阳日军的威胁，又进行了豫南作战。1月25日，日军纠集重兵，分左、中、右三个兵团，向豫南发起进攻。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以少数兵力正面拒敌，主力部队分散两翼，转进日军侧背，伺机歼敌。战至2月1日，日军开始收缩回撤。中国军队随之而反攻，至2月7日，各路日军撤回至信阳附近。豫南作战被日军夸耀为“灵活、短距离截击作战”的成功战例，其实日军既定战略意图没有实现。

但仅一个月后，中国军队就在上高战役中给日军所谓“成功战例”以有力一击。

1941年3月，日军为了消灭中国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主力，解除中国军队对南昌日军的威胁，并进而突破进袭长沙的天险，发动了上高战役。上高会战是抗战史上中日之间极为惨烈的一次战役。中日两军在以上高为中心的数百里战线上，血战26天，最终日军战略企图再度落空。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4月13日，日本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后，暂时免除了两线作战的危险。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大本营决定放弃对苏行使武力，不从中国抽调兵力，而在岳阳、临湘地区集结约12万人的兵力，在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下，准备再次攻击长沙，目的是打通粤汉线，消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为保卫长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对当面日军发起攻击，以牵制日军集中；第九战区由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抗击日军进攻。

第二次长沙会战从9月打到10月，历时33天，据中方统计，日军伤亡4.8万余人，被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艘。而中国军队也伤亡惨重，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遗弃尸体5.4万具，被俘4300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第十一军为策应南洋方面及香港作战，在阿南惟畿指挥下发起对中国第九战区的再次进攻。为配合英美等盟国军队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41年12月9日令各战区对日军发起进攻，策应太平洋战场盟军对日作战，遂开始第三次长沙会战。

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针对敌强我弱的局面，会议规定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发动人民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会议确定了到敌人的后方去发动群众性游击战争，与日军进行持久作战的方针，同时在广大乡村地带开辟抗日根据地。

太原失陷后，八路军结束了配合友军进行正面作战的任务而转入敌后，分别依托五台山、吕梁山、管涔山、太行山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底到1938年上半年，第一一五师一部创立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一一五师师部则率第三四三旅创建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之一部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在冀南、冀东、冀鲁豫边和山东等平原地区也开展了游击战。

八路军力量的迅速发展，给华北日军造成了很大威胁。1938年，日军多次调兵进攻晋冀豫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避敌锋芒，转至外线寻机作战，粉碎了日军围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此期间，八路军也配合友军开展作战。1938年初，配合第二战区反攻太原作战，切断了同蒲路。在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期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频繁出击，牵制和打击日军。

在华中地区，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为军长。1938年4月，整编后的新四军由粟裕率先遣支队前往敌后进行战略侦察，新四军主力随后迅速跟进。先遣支队于6月破坏了南京至镇江的铁道，以阻京沪之敌，使日军的一列火车出轨，接着又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的车队，取得挺进江南的第一场胜利。此后，新四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不仅严重地威胁了日军的指挥中心，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补给，迫使敌人不仅不能从占领区内抽调人力物力支援正面战场作战，还不得不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基地，有力地削弱了正面战场敌人，使其腹背受敌，首尾难顾，战略机动性受到限制，给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减轻了压力，创造了打击和歼灭敌人的机会。按照中共中央要求的“迅速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为了便于领导和指挥，新四军先后成立了江北、江南两个指挥部，在广阔的华中敌后战场上，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军民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从1938年至1940年，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扫荡”，边区军民英勇抗战，多次粉碎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巩固并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八路军以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为依托，集中104个团的兵力，发动了以破袭华北日军交通线为目标的百团大战。此役从8月20日开始，至12月5日结束，作战范围主要在正太路，同时也在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北宁路及附近公路线展开。百团大战分三个阶段。从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作战的主要目标是破坏日军主要交通线正太路。在这期间，八路军进攻娘子关，彻底破毁了井陉煤矿，转战于涞源、灵丘一带。9月22日至10月上旬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战果，重点转向破击铁路两侧日军建立在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据点，主要战斗集中在榆社、辽县地区和同蒲路的北段。第三阶段从10月6日至12月5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反“扫荡”的战斗主要在太行、太岳、平西、北岳和晋西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前后进行战斗1824次，歼灭日军2万余人，一度造成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的瘫痪。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具有战略进攻性的战役。华北敌后的抗日军民通过浴血奋战，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迫使日军以更多的兵力转向后方，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步伐。这一战役对鼓舞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提高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具有积极意义。

1941年到1942年两年间，日军集中大量在华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疯狂的“扫荡”、“清乡”和严密的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异常困难的阶段。1941年初，日军把“彻底肃正华北治安”作为对华作战的重要内容，在对华北根据地进行“扫荡”、“讨伐”的同时，又连续三次发动了“治安强化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的“扫荡”，曾创造了一个月内“扫荡”作战达1682次，平均每天有56次之多的纪录。[53]仅1941年一年，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的千人以上的“扫荡”达69次，万人至7万人以上的“扫荡”达9次。其战术也由以前的分进合击改变为“铁壁合围”和“梳篦清剿”。1942年，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千人以上的扫荡达77次，万人至5万人的“扫荡”达15次之多。[54]同时日军又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将冀中分为4个“合围区”进行“分区清剿”、“拉网扫荡”、“铁壁合围”，并以大部队突击奔袭，连续合击。面对优势兵力的敌人，冀中军区主力跳出包围圈，从外线打击敌人。冀中军民利用山川、平原、河流等各种地理条件开展游击战，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围困战、破袭战等战术。在战斗中，虽然主力部队突围，但根据地被分割，大部分沦为敌占区。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也遭到日军攻击，突围时，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

与华北日军相呼应，华中日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发动了“扫荡”，特别是对江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清乡”。在“扫荡”过程中，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修建隔离壕沟、碉堡，不断对根据地进行蚕食，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受到严重的损失。新四军军部提出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的任务，对敌展开了长期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了一系列对德国法西斯作战的胜利。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也遭到盟军的打击。各根据地趁着有利的国际形势，在敌后战场上，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开展普遍的敌后游击战争。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两次粉碎了日军发动的“冀西作战”。1943年4—5月，晋冀鲁豫边区又粉碎了日军的“太行作战”。7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发动卫南战役，消灭了大量伪军，并建立了卫南、滨河、滑县等抗日政权。8月18日，冀南区和太行区人民武装发动林南战役，开辟豫北、太南新的抗日根据地。

总之，在1943年，华北、华中、华南根据地军民取得了一系列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到1943年底，华北、华中和华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根据地人口上升到了8000多万人，抗日武装力量上升到50万人左右，为1944年的局部反攻奠定了基础。

从1944年开始，日军为挽回其在东南亚战场上的败势，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派往太平洋战场。与此同时，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在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发动了“一号作战”，分散投入大量的兵力，使其在华北、华中地区的兵力进一步削弱，因此在敌后战场上日军不得不由攻势转为守势，从而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广大军民，积极主动地向日军发动攻势作战，扩大根据地。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敌后战场的游击战，重挫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由于中国坚持抗战，使日本逐渐陷入了“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

但是这一时期，抗日阵营内部，特别是国共两党不时因各种原因导致矛盾激化，经常发生局部冲突。1940年10月，国民政府要求位于黄河以南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律进入黄河以北地区与日军作战。然而，1941年1月6日，当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奉命北上途经皖南时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新四军番号被取消。但由于中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皖南事变并未上升成内战。事变后不久，新四军重建军部，蒋介石也表示以后“绝无剿共军事”，维持合作抗日局面。因此，自皖南事变发生后到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之间虽然也发生过摩擦，但两党合作抗日的大局始终未变。

日本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为了掩盖其侵略本质，一直谋求建立由“适合实现日华敦睦关系的有力人物自主充任首脑”的傀儡政权。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王克敏充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不过该政权仅局限于华北地区。与此同时，在张家口、大同、归绥分别建立了“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到1937年11月联合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主席”。

在华东地区，1937年12月成立了“上海大道市政府”。1938年1月成立了“南京自治委员会”。2月14日成立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为推动南北伪政权的联合，1938年9月22日，由梁鸿志、王克敏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

1938年2月，汪精卫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与日本秘密接触。11月，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会谈（重光堂会谈）。在得到可出面组成“中央政权”的承诺后，汪精卫于12月19日出走河内，29日公开提出“和平建议”。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在鼓动汪精卫进行所谓“和平运动”的同时，日本还加强与蒋介石“和平谈判”的策划与实施。但由于在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撤回驻华军队及蒋汪合作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无法弥合，“和平工作”没有进展，到1940年10月，日本与重庆方面的秘密交涉中止。

三 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融合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阵营的形成与中国战场

1940年9月27日，日本驻德国大使来栖三郎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意大利外长齐亚诺（Gian Galeazzo Ciano）在柏林正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三国同盟关系正式确立。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日本方面本来也有趁苏德战争的进展向苏联实施武力以解决“北方问题”的“北进”计划，但由于关东军尚无法与苏联远东军抗衡，中国战场上的作战又牵制了日军主力部队，所以“北进”难以实施。但随着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扩大和将势力深入印度支那地区，与英美的矛盾则越来越明显，美国冻结日本在美财产，英国废除了英日通商条约，荷属东印度废除荷日石油协定，使日本感到压力与威胁。于是，日本大本营提出了“加强对英美战争的准备”的《帝国陆军作战纲要》，[55]加快实施“南进”战略。东条英机组阁后，在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正式决定对美、英、荷开战，12月1日，天皇批准向南方进攻的命令。12月7日（星期日）清晨（夏威夷时间），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经过精心策划，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及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属地，并对美英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美、英、加、荷、新西兰、自由法国等国向日本宣战。9日，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宣战，但中国与日本事实上的战争状态已有四年半之久。

在珍珠港事件中损失严重的美国急切期待中国军队向日本军队发起全面攻势，中国遂开始与英美等国建立反日军事同盟，在重庆建立了中英美三国组成的联合作战机构。[56]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更广阔的领域展开。1942年1月初，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协同作战，“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57]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反法西斯阵营成立后，根据罗斯福的提议，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58]证明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远东及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瓦解。继香港沦陷，英军复于1941年底退出马来半岛，日军于1942年2月攻占新加坡。3月7日仰光陷落，5月缅甸英军撤入印度，6月初日军直叩印度的大门。仅半年，英军在东南亚弃地失城，望风披靡，处境十分被动。事实上，英国在远东只能仰赖中国抵抗日军。

日军偷袭珍珠港，使美英与日本骤然敌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中，中国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时，中国已同日本单独进行了四年多战争，粉碎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并在中国领土上拖住了85万左右日军；而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军队又节节失利，日军步步紧逼。为了扭转颓势，英美一面组织力量抵抗和反攻，一面设法推动中国加强抗战，以拖住日军。因此，美英通过军事援助的方式对中国的抗战表示支持。1942年，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英国也对中国提供了财政援助。

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成员后，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军，于1942年10月9日通知中国政府，愿意立即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权益，并准备尽快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以便缔结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的条约。10月24日，美方向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交了美中条约草案。30日，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递交英中条约草案。随后，中国外交部提出修正案。经过两个多月谈判，终于在1943年1月11日，分别在华盛顿签署中美新约，在重庆签署中英新约。中美新约共8条。中英新约正文9条，附加4条。5月20日，中美、中英正式交换批文，条约即日生效。

美英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促使享有对华不平等条约特权的巴西、加拿大、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1943年8月20日，中巴友好条约在里约热内卢签字；10月20日，中比新约在重庆签字；11月10日，中挪新约在重庆签字。1945年4月14日，中加新约在渥太华签字。

废除不平等条约后签订的新约，取消了近代以来列强通过压迫中国而获取的各项不平等特权，包括中国人最为反感与痛恨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制度新约规定，其他影响中国主权而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可按国际公法和现代国际惯例，随时会商解决。这样，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中国取得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当时，中国社会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及全国各族人民都为签订新约而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发表《关于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指示各根据地都要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为了应付美英和重庆方面的废约签约，日本方面不得不在1943年1月向汪伪政府表示将一些地方的租界移交给汪伪政府，也对在中国东北的伪满傀儡政权表示要废除“治外法权”。

1942年初，日军进攻英国统治的缅甸，占领包括仰光在内的缅甸大部后，切断了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唯一道路滇缅公路。根据与英国的《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派出10万远征军援助驻缅甸英军，与日军激战。远征军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受命冲入被日军包围的仁安羌，救出包括英军统帅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上将在内的7000名英军以及美军传教士和新闻记者等500余人。师长戴安澜、孙立人分获英美政府授予的勋章，中国军队在盟国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59]但由于日军投入强大兵力，加上英军配合不力和指挥方面的问题，伤、亡、病减员超过一半的远征军未能扭转战局颓势。其主力穿越深山密林，突破日军堵截，历尽千辛万苦退回云南省，日军随即尾追进入云南境内，因怒江上的惠通桥被炸断才中止进攻，与中国军队隔江对峙。

中国对外的陆路、海路交通被切断后，对中国的供给线只剩下从印度英帕尔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抵达云南的驼峰空运。美国通过驼峰空远提供物资，许多美国飞行员为此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由陈纳德（C.L.Chennault）将军组织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参加中国战场的作战，对于夺回制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恢复对中国的陆路和海路运输线，史迪威（J.W.Stilwell）于1942年7月提出收复缅甸计划，开始训练完全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16个师。

积蓄力量，准备对日本的战略反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急切希望尽快改变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的局面，在加强与汪伪政权关系的同时，对国民政府采取软硬两手策略，一方面加大进攻力度以“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日意志”，另一方面则继续推动“和平工作”；对敌后根据地则强化“治安战”，力图通过“扫荡”扑灭敌后抗日力量，“确保占领地域”。[60]

由于担心中国军队与盟军在广州、香港联合行动，日军在1941年12月下旬到1942年1月中旬集中12万人，由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发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的第一次大进攻即第三次长沙作战。但第九战区中国守军奋力抵抗，切断日军补给线，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日军紧急从太原调来的解围部队也遭阻截。日军主力部队在被分割后遭到攻击，损失惨重。中国军队取得太平洋开战后盟军方面的第一次大胜仗。

1942年5月，日军为阻止美国利用华中机场对其本土进行空袭而实施浙赣作战，日军细菌部队还出动飞机在金华一带散布细菌，引起霍乱流行。在破坏机场、铁路和公路后，日军大部于8月下旬退回杭州、南昌。日本在1942年还曾策划进攻重庆的作战，企图通过攻陷重庆迫中国屈服。但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兵力不足的问题十分严重，被迫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补充，使其对重庆作战的准备不得不作罢。[61]1943年在正面战场上，还进行了鄂西作战和常德作战。日本军队在这些作战中曾大规模使用毒气武器，常德一度失守。但中国军队作战准备充分，很快又对常德日军形成包围态势，中国空军的轰炸破坏了日军后方补给，常德不久即为中国军队夺回。

从1943年开始，中国和美国的空军飞机完全夺取了在华南上空的制空权，可以袭击在台湾新竹的日军机场，威胁了日本的海上交通。接着，美国B-29轰炸机飞临日本本土进行空袭，给日军造成巨大威胁。为挽回不利局面，日本把从国内拼凑的14个步兵旅团、7个野战补充队（相当于步兵联队）悉数运来中国。再加上从伪满抽调的兵力和原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军队，共投入51万人，从1944年4月起进行了被其称为“百年罕见的大远征”，即豫湘桂战役（日本称“一号作战”或“打通大陆作战”），企图消灭中国军队“骨干力量”，“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志”，迫使其退出战争，从而摆脱日军的战略困境。[62]

豫湘桂作战开始时期，国民政府尚陶醉于长沙和常德会战的胜利喜悦中，对日军攻势强悍程度估计不足，结果从河南到广西、贵州节节败退，日军在8个月时间里长驱2000多公里，打通了京汉、粤汉和湘桂线，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总面积在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6000多万。这一地区分布的钨、锑、铅、锌、水银等重要矿产资源均被日本夺得，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损失严重。但日本的兵力和作战物资消耗也十分严重，虽形式上打通了南北交通线，但并未成为通行走廊，南方军队被隔断的局面未得到改变，盟军飞机从中国机场起飞空袭日本本土的威胁也未能消除。战役结束后，日军兵力不足、物力枯竭的矛盾更加突出，不得不迅速从面上撤退，仅控制若干点、线。

1943年10月，为打通中印公路，中国派出的远征军与美军联合开始在缅甸北部的反攻战。这时，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总司令的史迪威因与蒋介石矛盾严重而被召回，由魏德迈（A.C.Wedemeyer）接任。根据魏德迈的建议，在昆明成立了统一指挥西南各战区部队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开始进行反攻的准备。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5月修复惠通桥强渡怒江成功，兵分两路：一路攻向腾冲，于9月14日完全克复该城，并全歼敌军；另一路向龙陵挺进，与日军于6、8、11月三次争夺龙陵，战斗进行得十分残酷，双方均有重大伤亡，最后远征军于11月3日攻克龙陵，20日收复芒市。在这期间，中国军队进攻日本盘踞的松山阵地的攻坚作战，被称为抗日战争中单次战役历时最久、耗费弹药最多、战况最惨烈的战役。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作战历时一年多，艰苦卓绝，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也是正面战场反攻作战的经典战役。

1943年10月28日，罗斯福现实地看到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遂邀请蒋介石赴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远东问题。三国首脑在开罗讨论的问题涉及政治、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进展和三国配合作战等方面。11月23、25日，罗斯福与蒋介石的两次长时间会晤主要讨论了政治问题，包括：（1）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示从太平洋战争以来他的一贯想法就是，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蒋介石欣然接受。（2）关于战后日本天皇的地位。蒋介石表示，应该尊重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3）关于对日本的军事管制。罗斯福谈到，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应该以中国为主。蒋介石考虑到战后中国的实际状况，认为中国尚难承担此项责任，表示应以美国为主，如有需要，中国可以协助。（4）关于赔偿。蒋介石提议战后日本以实物，如机器、战舰、商船、火车头等运华，作为赔偿的一部分。（5）关于领土。两位领导人同意东北四省（包括辽东半岛及大连、旅顺）与台湾、澎湖战后均应归还中国。（6）关于中美战后合作。罗斯福提议双方做出适当安排，采取互助办法，维持太平洋的安定和平，防止侵略。蒋介石表示旅顺军港可供两国共同使用，中国欢迎美国军舰驶入中国港口。（7）关于朝鲜、越南和泰国。他们同意朝、越战后独立，泰国恢复独立地位，但没有讨论具体方案。（8）关于中国的国共问题。罗斯福建议国共在战争时期即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同意邀请共产党参加政府，前提是美国可以保证战后苏联尊重中国东北的边界。（9）关于中苏关系。蒋介石表示战后可以向苏联做出一些让步，如大连可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向苏联开放，但要求苏联只能支持中央政府，不能支持共产党。[63]

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宣言表示“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敌人”，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对日本一切离间盟国的诱降企图是致命打击，对中国抗战军民是极大鼓舞。宣言庄严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64]这一声明使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障。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针对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连续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使其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65]1942年5月1日开始的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持续时间长达两个月，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部署指挥，实施“纵横合击”、“辗转剔抉”等办法，企图消灭八路军主力。在日军保护下，各地建立伪政权，扩大伪军，以摧毁农村抗日秩序。在日军的残酷“扫荡”下，抗日根据地的规模大大缩小，人口由1亿人下降到5000万人，大片根据地变成了与日军进行拉锯战的游击区，根据地政权面临十分险恶的形势，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八路军、新四军也由50万人减少到40万人。[66]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进行了顽强的反“扫荡”，充分发动群众，正规军与民兵、自卫队并肩作战，采取了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水上游击队等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使日军的“扫荡”不能达到目的。1943年，日军仍一再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但华北、华中和华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积累了经验，在粉碎日军“扫荡”和“清剿”过程中根据地有所恢复，有的还有了发展。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方针，华北各敌后根据地打开了对敌斗争的新局面。在华中战场，新四军也展开了积极的反攻。到1945年，日军在敌后战场已处于守势。

进入1944年，日本败局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小矶国昭组阁后，急切希望与中国媾和，以所谓“忍痛舍弃战争成果”的方案为钓饵，[67]诱使蒋介石脱离反法西斯阵营，但是没有成功。日本政府通过其他一些途径试图与重庆国民政府单独媾和，或请苏联居间斡旋，也都没有结果。

1945年正面战场的主要作战是3—4月的豫西鄂北战役和芷江战役，这是因为冈村宁次制定了“向中国西南腹地挺进突入”的计划。但日军在豫西鄂北的战斗中伤亡重大，只好停止进攻。日军争夺芷江中国第九战区空军基地的战斗也遇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虽然投入了五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但仍无进展，只好在遭到重大伤亡后败退。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日本的失败

1945年2月上旬，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黑海之滨雅尔塔举行会议，就苏联在欧战结束后两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达成协议，但也附加了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即“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68]苏联在这里以旧俄帝国权益的继承人自居，美英则在未征得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便对苏联做了有损中国主权的许诺。7月，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与斯大林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等举行了艰难的谈判。尽管中国方面做了努力，但实际上已无回旋余地。8月14日，中苏基本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达成《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制宪会议。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担任主席，以英、法、俄、中、西班牙五种语言为正式语言。中国代表团由10人组成，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6月25日，全体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院规约。26日，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的5种文本（中、英、俄、法、西）上签字。1946年1月10日至2月14日，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伦敦举行，联合国正式成立，其组织系统开始运作。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在柏林郊区的波茨坦举行战时第三次首脑会议。7月26日，发表了由美国起草、英国赞同并邀请中国参加的《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日本采取不予理睬的“默杀”态度。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造成重大伤亡，引起日本朝野震动。8月9日零时，苏军分三路向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进攻，并同时进攻朝鲜北部、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

苏联出兵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关于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仍争论不休。9日上午11时30分，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后，天皇才终于在10日凌晨做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断。15日中午，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出，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其部下也收听了天皇的“御音”。当天下午，冈村向全体侵华日军下达了向盟国投降的训令。8月16日19时7分，侵华日军停止战斗行动。

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向盟国正式投降仪式。重光葵外相代表日本政府、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代表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与各盟国代表签字接受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侵华日军投降仪式于9月9日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正式接受冈村宁次率部投降。中国战区日军分16个地区陆续向中国军队投降，到9月中旬大体结束。东北的日军——关东军从8月18日起即开始向苏军投降，8月22日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向苏军正式履行了投降手续。

10月25日，台澎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现更名中山堂）举行。日军代表安藤利吉等向中国陆军受降主官陈仪正式投降。仪式结束后，陈仪立即发表广播讲话声明：“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中日甲午战争后根据不平等条约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历经中国人民半个世纪的斗争，终于又回到了祖国怀抱。

四 战后审判及战后问题的处理

战后审判与日本战争责任的逃避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发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同时以盟军总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号的名义，公布了由5章17条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69]在此之前的1945年12月8日，设立了以美国人基南（Joseph Keenan）为局长（首席检察官）的国际检察局（IPS），到1947年，检察官的人数已经为487人，美国检察官最多时达76位，检察活动也是以他们为中心进行的。2月15日麦克阿瑟任命各国提名的法官，并同时任命澳大利亚法官韦伯（Wiliam Flood Webb）为首席法官。[70]东京审判的法官是根据法庭的条例，由签署受降文件的9个国家的成员组成。后来为与远东国际委员会的构成国相适应，追加了印度和菲律宾的法官。中国国民政府派法学家梅汝璈、向哲浚分别担任法官和检察官。[71]为了配合中方法官和检察官的工作，国民政府还选拔了一批熟悉法律和英语的人才前往日本，包括国际法顾问吴学义、桂裕、鄂森、倪征燠等。[72]开庭前，日本方面组成了以鹈泽总明为团长、清濑一郎为副团长的辩护团。[73]

东京审判中判断战犯罪责的三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国际法规定的“通行的战争犯罪”；第二，计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或违犯国际条约、协定或诺言之战争，或参与为实现上述任何战争之一种的共同计划或同谋的“反和平罪”；第三，在战前、战争中针对任何平民的屠杀、灭绝、奴役、强制迁移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的“反人道罪”。根据这一原则，法庭确定审理28名日本甲级战犯，从1946年4月29日开始对东条英机等人正式起诉，共开庭818次，到1948年11月4日开始宣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在这期间形成法庭纪录达48000页，判决书达1231页，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4336件，双方提供证人1194人，其中有419人出庭作证，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人类历史上又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东京审判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对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对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东京审判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得到了部分追究和审理。如日本对中国的军事、经济侵略；南京大屠杀等日本军队对中国人进行的残暴的屠杀；推动麻醉剂、鸦片的生产和流通等罪行。但是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活动比较起来，追究不够充分，留下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对于日本军队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的重大的战争犯罪，几乎没有进行揭露和追究，其中代表性的如“三光作战”和强制性地抓劳工，日本军队违背国际公约在中国进行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的责任也逃脱了追究。麦克阿瑟在占领统治日本时很重视有效地利用天皇的问题，因此也免除了天皇的战争责任。对日本这些战争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成为以后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的历史问题。

在被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中，除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因痼疾而亡，大川周明“精神失常”中止审讯外，其余25名被告经审判认定都犯有共同策划和阴谋破坏和平的战争犯罪。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人犯绞刑，判处其余19人无期和有期不等的徒刑。1948年12月23日对东条英机等7人执行死刑。此时，冷战局面在东亚已经开始尖锐化，美国失去了追究日本战争犯罪的热情，东京审判也就此结束。其他甲级战犯嫌疑人被迅速释放，有的后来摇身变成了日本政治家。

与东京审判进行的同时，在各受害国内也组成了共48处军事法庭，对乙、丙级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中国在南京、上海、广州、北平、太原、济南、徐州、汉口、沈阳和台北等城市组成了10处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共处理战犯案605件，涉及战争犯罪883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判处有期、无期徒刑355人。由于冷战和中国内战开始，乙丙级审判也结束了。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头号侵华战犯冈村宁次被宣布“无罪”释放，匆匆回国，其他在押的日本战犯也同时转移日本服刑，变相释放。

战后赔偿及日本人遣返

当战争还在进行过程中，国民政府即着手进行战争损失的调查，以备在战后作为对日索赔之依据。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就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谈到把日本的一些工业设备和车船设备等移交中国充作赔偿的问题。[74]1944年3月19日，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草拟了《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初步提出对日索取军费赔偿和经济赔偿的若干原则。[75]

1946年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签署对日和约问题，在对日和约初稿（“博顿草案”）中本来有关于“赔偿和让与”的问题，但是，由于美苏在国际问题上的对立越来越严重，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开始单方面宣布中止日本的拆迁赔偿，并考虑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方式。1951年，美国一手操纵的对日媾和会议在排除中国的情况下于旧金山市召开，并在9月8日签署了《旧金山对日和约》。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和约一方面表示日本应对其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又表示“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因此各受害国除了扣留日本在本国的财产充作赔偿外，只可以要求日本提供劳务性服务，即劳务补偿，作为修复所受损害的费用，除此之外，各盟国及其国民放弃对日本的一切战争赔偿要求。

蒋介石对美国放弃赔偿的原则起初并不完全赞成，表示“要中国完全放弃赔偿要求是困难的”。[76]但由于需要美国的援助而不能违背美国的意志，在美国承诺予以援助的条件下，蒋后来也同意“放弃一切赔偿要求”。但是这一“放弃”导致战争遗留问题的产生。

战争结束之前，日本在中国战区（东北三省除外）以及台湾、澎湖、越南北部所部署的军队，人数达128万人，[77]再加上日侨，总数在200万人以上。此外，在中国东北待遣返的日侨约110万人，这样，等待遣返的日本战俘及侨民总数达310余万人。盟军方面与中国方面协商提出了中国战区日人撤退方案，规定：日人从中国内地到港口的手续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的任务是为中国政府担任顾问，并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及中国政府与美国第七舰队、盟军总部间维持联系。美国第七舰队利用美国海军船只和盟军总部的日本运输队负责海运日人返国，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有决定日人自中国各港口撤退先后之权。在美国不断督促以及提供交通设施的情况下，开始了在华日本战俘和侨民的遣返工作。到1946年9月20日，自中国遣送回国的日本人总计为2711951人，其中军人有1231251人，平民1480700人。[78]

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军人及平民被遣返后，还遗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及军事装备，作为战利品为进攻东北的苏联红军和中国军队所接收。但是，日军也知晓化学战的反人道性，在投降时仍视化学战为高度机密，极力掩盖其信息，并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领土上。但是，化学武器中的化学毒剂可以长时间存在，而化学武器经长时间遗弃会出现毒剂泄露，产生对环境的污染和人员的伤害，所以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是战后遗留的重要问题。不过在冷战环境下，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99年，中日间签订了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这一问题才开始解决。

从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到今天已经走过了70年。虽然自抗战胜利，中国社会各界始终关注思考抗日战争的意义，以及抗战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但是人们今天的思考，要比以往的认识深刻许多，丰富许多。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在一次次的列强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中国人民从不甘心忍受列强的欺凌，面对列强的侵略，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斗争，这些运动标志着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的出现，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但是，一次次的斗争，都不幸地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民复兴中国的梦始终未能实现。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胜利。由于中华民族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重要的一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成效：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中国收回了曾被日本侵占的领土——东北和台湾，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常任理事国，重新确立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复兴中国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枢纽。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力。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毅然奋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正是基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抗日战争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深刻揭示了自强是国家自立的根本保证。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当年，孙中山先生痛感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内部分裂、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中国则只能遭受战争的苦难。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教训和抗战胜利后建设发展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强大国力是国家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

[1] 本章由步平撰写。

[2] 『福澤諭吉全集』第10巻、岩波書店、1970、239頁。

[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840—1945）』下册、原書房、2007、101—102頁。

[4] 东方会议后，传出了名为《田中奏折》的文件。但关于这一文件的真伪学界有许多讨论。虽然该文件的产生有诸多不明之处，但后来日本的扩张过程验证了该文件概括的主张。曾任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及外相的重光葵虽然否认该文件的存在，但也表示“此后东亚发生的事态，以及随之日本所采取的行动，恰恰呈现出以田中奏折为教科书而进行的状态。因此，要消除外国对该文件的怀疑是困难的”。见重光葵『昭和の動乱』上巻、中央公論社、1952、33頁。

[5]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185、186页。

[6] 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向满铁驻北京事务所江藤表示：“已在昨夜12时给奉天驻军下达了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当日下午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做了同样的表示。见《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

[7] 参謀本部編、稲葉正夫解説『満州事変作戦経過の概要 満州事変史』、巌南堂、1972、4頁。

[8] 参见该书编写组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9] 徐棻葆编《马占山将军抗日战》，出版者不详，1933，第11页。

[10]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再版，第1015页。

[11] 蒋在9月20日日记中说：“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抢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见《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藏所下略。

[12]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1日。

[13]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9月23日。

[14]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3日。

[15]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28日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函，以及国民政府的指示和上海市政府的复函，分见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満州事変』第2巻第1冊、東京、1981、8、15—16頁；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第530—531、534—535页。

[16]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840—1945）』下冊、195—196頁。

[17] 《植田致蔡廷锴通牒》、《村井致上海市长通牒》，《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18] 该协定的中文本载《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31—634页；日文本及英文本载『日本外交文書·満州事変』第2巻第1冊、331—338頁。

[19]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六编 傀儡组织》（1），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53—54、117—120页。

[20] 中文本见《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译制，1932。

[21] 『日本外交文書·満州事変』第2巻第1冊、291—360頁。

[2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六编 傀儡组织》（1），第418—448页。

[23] 『日本外交文書·満州事変』第3巻、511、614—621頁。

[24] 参謀本部編、稲葉正夫解説『満州事変作戦経過の概要 満州事変史』、140—141頁。

[25] 以上文件及会议记录，中文件见《中日外交史料丛编》（3），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5，第178—184页；日文件见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7·満州事変』、みすず書房、1964、522—527頁。

[26] 参见杨天石《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读美国所藏黄郛档案》，《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7] 島田俊彦、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30—33頁。

[28] 周秀环编《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报告》（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国史馆”，1999，第75—77页。

[29]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绪编》（1），第682页；「若杉要致广田外務大臣電」第180號（1935年6月10日）、『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時期Ⅱ）』第1部第4巻（昭和10年対中国関係）、東京、2005、349頁。

[30] 土肥原賢二刊行会『秘録 土肥原賢二』、芙蓉書房、1972、278頁。

[31] 该文由蒋介石口授、陈布雷笔录，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于12月20日南京出版的《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转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绪编》（3），第613—637页。

[32] 『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時期Ⅱ）』第1部第4巻（昭和10年対中国関係）、25頁。

[33] 『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時期Ⅱ）』第1部第5巻（昭和11—12年7月対中国関係）、東京、2007、677—679頁。

[34] 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7·満州事変』、605頁。

[35] 『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時期Ⅱ）』第1部第5巻（昭和11—12年7月対中国関係）、89—91、742—747頁。

[36] 蒋介石：《御侮之限度》（1936年7月13日），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先总统蒋公全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第1052页。

[37] 《蒋介石接见川越谈话纪要》（1936年10月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绪编》（3），第675页。

[38] 《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乙案）》，《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1988年第1期。

[39]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朝雲新聞社、1975、156頁。

[40]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朝雲新聞社、1983、109頁。

[4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引自杨夏鸣编《东京审判》（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607—608页。

[42] 《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附件》（1947年3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593/870；引自胡菊荣编《南京审判》（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4），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389页。

[43]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第477—478页。

[44] 《美国外交文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10—412页。

[4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六编 傀儡组织》（6），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0，第113页。

[46]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840—1945）』下冊、386頁。

[47]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45頁。

[48]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44頁。

[49] 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646—650页。

[50] 臼井勝美、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9·日中戦争』、402頁。

[5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1），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568页。

[52] 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168页。

[53]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北支の治安戦2』、朝雲新聞社、1971、37頁。

[5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第73、79页。

[55] 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第1冊、東京：原書房、1996、186頁。

[56] 建立联合机构的建议由蒋介石提出，得到罗斯福赞成，原计划由中、英、美、苏、荷五国成员组成，因苏联致力于对德作战、荷兰并不积极，所以主要是中英美三国。

[57]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1955，第34—36页；Robert E. Sherwood，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New York：Harpers and Brothers，1948），pp.448-451.

[58] 中国战区的范围还包括印度支那及泰国。

[59] 1992年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特地拜访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感谢50年前解救英军的壮举。见洛杉矶《世界日报》1992年4月12日。

[6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671页。

[6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533—672页。

[62]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册，张玉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1099页。

[63]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3），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500—505页；梁敬錞：《开罗会议与中国》，香港亚洲出版公司，1962，第39—41页；Elliott Roosevelt，As He Saw It（New York：Duell Sloan and Pearce，1946），pp.164-166；Sumner Well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51），pp.151-154.

[64]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第202页。

[65]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第436—438页。

[6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583—584页。

[67]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840—1945）』下冊、605—606頁。

[68] 《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1959，第8—9页。

[69] Charter本可译为“根本法规”或“组织法”，此处依据当年中国参与审判的法官和检察官的习惯译为宪章。

[70] 威廉·韦伯爵士（1887-1972），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法官、法官团主席。由于他在本国公务繁重，以致曾有一个月以上在审判过程中缺席的情况。各国法官分别是：美国麻省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帕特里克·希金斯（John P. Higgins），1946年7月改为密朗·克莱墨尔（Major-General Cramer）；中国立法院立法委员梅汝璈（法律顾问吴学义）；英国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帕特里克·德富林勋爵（Hon Lord Patrick）；苏联最高军事法院成员伊凡·密切叶维支·扎拉扬诺夫（Major-General I.M. Zarayanov）；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爱德华·斯图尔特·麦克杜格尔（Edward Stuart McDougall）；法国巴黎首席检察官及军事法官亨利·柏尔纳尔（Henri Bernard）；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韦伯（Sir William Webb）；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法学教授贝尔特·罗林（Professor Bert Roling）；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法学院讲师拉达宾诺德·帕尔（Radhabinod Pal）；新西兰军法处长艾里玛·哈维·诺斯克罗夫特（Harvey Northcroft）；菲律宾律政司、最高法院成员德尔芬·哈那尼拉（Colonel Delfin Jaranilla）。

[71] 《申报》1946年1月5日。

[72] 据倪征燠回忆：1946年初冬，我回国不久，当时在东京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的向哲浚回国述职……他不仅是例行地汇报工作，而且是前来要求增派人员去东京支援，且急如星火。

[73] 　清濑一郎1884年生于兵库县，1908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1920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当选初期主张普选，反对治安维持法，被称为“自由主义左派”。但逐渐向国家主义倾斜，战争中积极支持日德意三国同盟，为大政翼赞会等翼赞体制的骨干。战后他虽然受到剥夺公职的处分，但没有影响他以律师的身份对东京审判中的被告辩护。由于他在战争中曾担任过陆军省国际法顾问，所以被指定为东条英机的主辩护律师。他在审判结束后回日本政界，曾担任民主党政务调查会长，第三次鸠山内阁文部省大臣。A级战犯嫌疑岸信介当首相的时候，他还作为众议院议长，在审议日美新安保条约的时候，令警察进入而强行通过。虽然他关于审判管辖权的发言几近狡辩，但是直到今天，他的谬论仍被战后日本的右翼作为攻击东京审判的法律根据。

[74]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448页。

[7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761/226。

[76] 《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第 28页。

[77]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册，中央日报社翻译出版，1974，第8页。

[78] 梁敬錞：《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第184、197页。

第十二章 战时外交：从苦撑待变到大国擘画[1]

1937年7月，当中国孤军抵抗日本发起的全面战争时，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中日之战的道路通向哪里。尽管战争双方对于最终结局都有着自己的最佳及最低预期，但八年后，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超出了双方最初的预期。侵略者铩羽而归，重新退回到被盟军缩小了范围的日本国土上。胜利者不仅收复失地，更以一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战前在国际舞台上默默无闻的总是充当龙套角色或受气角色的中国，八年之后，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一跃而进入中心地带，成为新的国际组织的核心成员，对国际事务拥有了重要的发言权。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八年前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变化。可以说，中国在这八年中取得了近代百余年间最大的外交成就。

一 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20世纪30年代，中日两国在经济、军事实力及国家动员能力等方面差距明显。战争开始后，日本很快取得了军事战场上的优势。作为战争发动者及战场优势方，日本竭力排除国际社会的干预，力图把中日战争解释为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情，压迫中国做出重大妥协。而对中国而言，则恰恰相反，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便是唤起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关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

事实上，在这个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世界市场及相对稳定的势力均衡的时代，中日战争不只关乎中日两国的利益，它广泛地涉及列强在中国在远东的利益。此时，与远东事务有密切关系且可发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英美法等国，它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远东华盛顿体系的缔造国，希望维护由它们起着主导作用的现存的国际秩序，反对任何以武力变更现状的企图；二是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被排斥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随着实力的增长，它要求打破既有的世界秩序；三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受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排斥，无论是与英美法，还是与德意日以及与中国，都存在着矛盾，但日本的扩张与强大将对其远东地区构成最主要的威胁。这三类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也是有可能在远东采取干预行动的国家。

中国的战时外交，就是要明智而妥善地处理与这三类国家的关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正如外交部部长王宠惠所概括，国民政府的外交原则是“多寻与国，减少敌国，其国家与我利害相同者，当与之为友，其国家利害相反者，当使之不至与我为敌”。[2]

争取德国中立

从战略上来说，德国是日本的天然盟友。德国要颠覆欧洲秩序，日本要颠覆远东秩序，它们在战略上具有一致性。但中国政府并未放弃努力，仍竭力争取德国至少保持中立，阻缓德国迅速倒向日本。

从自身利益考虑，德国也不希望日本扩大在中国的战争。一是中德关系在战前有长足发展，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发展得极为迅速。中国的军火供应大部分也来自德国。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的军火武器占其输入军火武器的80%。而德国国防工业所必需的一些稀有金属，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来自中国。[3]德国希望中德关系继续发展。二是德国期望日本日后能在远东对苏联发挥战略钳制作用，而一旦发动对华侵略，日本的主要兵力将被牵制在中国，没有能力来对付苏联。德国还担心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会助长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德国外交部给驻日大使狄克逊（H.Dirksen）的一封电报表明了这一看法。该电指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目标不是在第三国的领土上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相反，我们认为日本的行动是与反共产国际协定背道而驰的，因为它将阻碍中国的团结统一，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蔓延，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德国外交部明确指出“日本人没有任何理由期望我们赞同他们的举动”。[4]

国民政府也很注意利用日本侵华有利共产党发展的说法来取得德国的支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曾对德国外交部部长牛拉特（B. K. Neurath）表示：“日本侵略中国就是替共党制造机会，世界上真正反共的国家，应该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5]国民政府的其他要员亦曾多次向德国表示，如果日本一定要灭亡中国，中国将倒向苏联。德国对中苏关系的明显改善和苏联对华援助的增加惴惴不安，不愿其在华地位被苏联取而代之。

因此，在中日战争初期，德国仍决定保持中立的态度。在此方针下，德国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军火供应。据估计，在战争爆发的前16个月中，平均每月有6万吨的军火经香港运入中国。其中，德国军火约占60%。根据德国资料，德国易货供应中国的作战物资，1936年为23748000马克，而1937年则增为82788600马克。另据1938年7月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输入军火备忘录》统计，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在各国输入中国的武器中，德国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占据第一位。[6]同时，总数达30人之多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仍在继续活动。德国军事顾问积极参与了中国作战计划的制定，他们对华北、华东的作战都提出过设想和计划。日本因此向德国不断提出抗议。

1938年2月，德国内阁改组，内阁中比较亲华的国防部部长、经济部部长等都被撤换，此后，德国下令撤出在华军事顾问、对华禁运军事物资，及要求中国在德军事留学生回国。但对华禁运军事物资的命令并未严格执行，因为中德之间存在着互利互惠的关系，德国向中国输出武器，中国则向德国输出其所需要的军事原料。据统计，1938年德国从中国进口钨砂8962.2吨，超出了1937年的进口量，占该年钨砂进口总量的63%；从中国进口桐油7293吨，占该年进口总量的99.7%。即使到1939年，德国从中国获得的钨砂在1—8月也达到了3700吨，占同期进口量的50%。在这同时，德国的军火和武器等也通过易货形式不断流入中国。[7]

争取苏联援助

作为中日两国唯一的邻居大国，苏联对中日双方的力量消长最为敏感，其地理位置的临近，也便利其采取最为直接的干预行动。因此，苏联因素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尽管中苏之间有着极大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关系前几年曾经破裂，而苏联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但国民政府还是决定立即调整中苏关系。

卢沟桥事件发生不久，蒋介石便对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表示，如果事态扩大，可能会演变成一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一个中苏互助条约。[8]孙科与王宠惠立即赶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D.Bogomoloff）就中苏订约之事进行商谈。然而，苏联此时不愿与中国讨论互助条约。鲍格莫洛夫坦率地说，如果现在与中国签订这样的互助条约，即意味着苏联必须参战，日本就很可能进攻苏联。鲍格莫洛夫提议中苏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

但国民政府起初对缔结一个在其看来仅具象征意义的中苏间的互不侵犯条约不感兴趣，担心这种条约徒然刺激日本，刺激英美法，而中国得不到实质性的好处。但苏联坚持要订立这一条约，并把能否获得苏联物资的援助与订立这一条约挂起钩来。围绕是否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中苏之间进行了反复磋商。最终，中国为尽快获得苏联的军事物资而做出让步。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随着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军事供货的障碍终告消除。8月27日，中苏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价值1亿元法币的军事物资。11月，苏联援华的第一批飞机运抵兰州，此时正值中国军队在淞沪作战失败之际，中国空军损失惨重，苏联飞机的到来给中国空军带来了新的力量。

由于财政困难，一时难以支付向苏联订购大批军用物资的费用，中国希望从苏联获得贷款。1938年3月1日，中苏订立第一次贷款协定，由苏联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向苏联购买各种物资。1938年7月，中苏订立第二笔信用贷款协定，贷款总额仍为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中苏订立第三次易货贷款协定，贷款金额为1.5亿美元。这样，在抗战前期，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总数高达2.5亿美元。利用这些贷款，中国从苏联购得了大批军事物资。

在争取苏联物资援助的同时，中国还曾争取苏联出兵参战。在最初一段时间，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未予明确拒绝。它总是一面婉拒中方的现时参战要求，同时又给中国保留在将来可以争取实现的某种希望。11月11日，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表示：“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但又强调指出目前苏联不宜对日开战，“故苏联对日本之开战须等待时机之到来”。此后，伏罗希洛夫（K.Voroshilov）还曾对张冲表示，当中国抗战到了“生死关头”时，苏联将出兵参战，绝不坐视中国失败。[9]

中国在进行南京保卫战及武汉保卫战之时，曾多次提出希望苏联出兵的请求，但均遭婉拒。中国政府终于意识到，苏联实际上是不可能出兵参战的。

尽管争取苏联全面军事介入的努力未获成功，但中国还是获得了苏联局部的暗中的军事支持。在中国急需获得空军作战人员之时，苏联派遣空军志愿人员来华作战。1937年11月，第一批苏联空军人员到达兰州。12月，苏联空军人员投入战斗。抗战期间，苏联先后派遣了2000名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作战。他们对打击日军、阻缓日军的进攻做出了重大贡献，200多名苏军官兵为之献出了生命。此外，苏联还在中国开办空军训练基地，对中国飞行技术人员进行强化训练。据统计，到1939年底，苏联帮助中国空军训练飞行员1045人、领航员81人、无线电发报员198人、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10]自1938年始，苏联军事顾问大批来华，在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顾问体系。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战术训练、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技能，以及某些战略计划的制订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依靠英美法

英美法不希望现存的国际体系在武力的背景下发生变化，尽管在抗战初期英美法给予中国的实际援助比较少，但中国政府认为，它们将来一定是中国的主要盟国。因此，国民政府坚持不懈地积极开展对英美法的工作，竭力向它们强调中日战争对远东和国际安全的重大影响，期望引起关注，借列强之力压迫日本，使中日问题获得较为公正的解决。

对英美法的外交循两条途径而展开，除双边交涉外，诉诸由英美法主导的国际组织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活动舞台。国际联盟是中国的首选目标。9月12日，中国代表团正式向国联递交申诉书，指出日本正以武力侵犯中国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根据国联盟约第十条和第十一条，此种事件实已关系到国联全体成员国，因此，国联应对此采取必要行动。经过若干轮的讨论与会外磋商，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指责日本对中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能根据现行合法约章或职权认为有理由，且系违反日本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决议对中国的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声明“大会对于中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并建议国联会员国应避免采取一切结果足以减少中国抵抗之能力，致增加中国在现时冲突中之困难之行动”。[11]

由于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国，国联会议提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来讨论中日冲突。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11月15和24日分别通过了两个宣言。宣言针对日本要用武力“使中国放弃现行政策”的企图，指出“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国家动用武装力量去干涉他国内政的根据”，并向中日双方建议“停止战争，并改取和平程序”。[12]国联会议和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无论是在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还是在对日实施制裁方面，都未能取得中国政府所期望的实质性的进展。但其对中国道义上的援助仍具有积极意义，它为以后的物资援助打下了基础。

抗战前期，中国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和平不可分割”、局部侵略将危及整个人类的思想，将中日战争与世界安全紧密挂钩，促使各国关注中日战争。1938年2月21日，蒋介石在致世界反侵略和平大会的电文中指出：“盖中国作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日本践踏条约如粪土。既保证邻国疆土之完整于先，乃食言兴师任意侵略于后，其毁灭信义，若不加以膺惩，则世界此后所遭逢之浩劫，恐将为人类历史所罕见。”[13]中国政府在各种场合向世界指出，日本侵略一日不制止，远东及世界和平即一日不能维持，“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部分之利害，即全体之利害，故每一国家谋世界之安全，即所以谋自国之安全，不可不相与戮力，以至于保障和平，制裁侵略，俾东亚已发之战祸，终于遏止，而世界正在酝酿中之危机，亦予以消弭”。[14]中国呼吁西方大国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及早出面干预远东的战争。

中国政府所阐述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防疫隔离演说”异曲同工，且更为强烈和直接。中国较为成功地向世界表明，抗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所担当的不仅是民族自卫的角色，也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者的角色。中国的呼吁与日本对英美权益的不断侵犯，使英美逐渐意识到日本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意识到中国的抵抗对于世界安全的意义。

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在英美眼中只是一个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而已，在战略上无足轻重。但随着战争的进行，英美逐渐意识到，中国是抵抗侵略的前哨，如果中国被打败，日本绝不会在中国止步，日本将会向南方扩张，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因此，支持中国的抵抗是极为重要的。这样，以往被忽视的中国巨大的潜在资源逐渐得到重视，原来只是被作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中国被赋予了战略性的意义，成为其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环。远东司官员范宣德（J.C. Vincent）在1938年7月23日提出的备忘录很具有代表性，备忘录认为：“中国的抵抗不致崩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我们以及其他民主国家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建议在不致卷入战争的限度内，美国“现在不应放过任何增强中国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以阻止日本征服中国的企图的机会”。针对一些人一味害怕卷入中日冲突的想法，备忘录指出，如果英美坐视日本取胜，日后必将南进的日本势必会与英美发生冲突，而英美现在向中国提供援助，其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将比其坐视日本胜利后再与日本冲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作者的结论与以往流行的孤立主义观点截然不同：积极的对华援助反倒比袖手旁观更少卷入的可能。[15]

正是在这一对华认识变化的基础上，罗斯福最终批准了商讨已久的对华贷款计划。12月15日，美进出口银行公开宣布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英国也采取了相同的步骤，12月19日，英国宣布给中国贷款50万英镑。次年3月18日，英国又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平衡基金贷款，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与此同时，英美法政府还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表示将坚守九国公约的原则，不承认日本宣称要建立的“东亚新秩序”。

基于英美实力的消长变化及对华政策的差异，抗战初期中国的外交侧重点做出了一个重大调整：对美外交取代对英外交，居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近代以来，英国长期以列强的带头人身份出现在中国。但至此时，英国的国力限制及欧洲时局的牵制实际上已使英国在远东处于一种虚弱状态，它已没有能力再在中国充当首席列强的角色。围绕着远东危机的若干次交涉活动也表明，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英国不肯也不能有所作为。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一变化，日益重视对美外交，并在1938年中逐步完成了外交重点的转变。

1938年6月，蒋介石对有可能对远东发生影响的英美俄等大国做了一番比较分析，他认为：“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总统必能有所作为”。蒋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针是：“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对俄应与之联络”，“对德应不即不离”。[16]1938年9月，孔祥熙在致新任驻美大使胡适的电文中明确指出了美国在列强中的领头地位。孔叮嘱说：“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头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17]这表明，到1938年底，中国已最终确立了以对美外交为首要重点的外交方针。

二 反轴心国政策的明晰与推动美英援华制日

日本在亚洲发动侵华战争不久，德国也在欧洲采取了扩张行动，欧洲局势日趋紧张。德国的扩张，无论是对英法，还是对苏联都构成了威胁。为了应付德国的威胁，1939年春夏，苏联与英法就订立欧洲集体安全条约展开谈判。但是，双方均缺少紧迫感，谈判进展并不顺利。国民政府认为，苏联与英法结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将使欧洲安定，使英法苏有余力关注远东问题。因此，中国积极推动苏联与英法的谈判。

蒋介石多次致函斯大林，力促其与英法早日订约，安定欧洲。同时，蒋介石也对英方强调，英苏军事同盟应立即无条件订定。蒋介石在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 Kerr）时指出，欧战一旦爆发，日本必将参战，英国不应相信日本将不参加欧战的保证，而应立即与苏联成立军事协定，以抑制希特勒。这样，“欧洲和平可期，而远东亦可获安定。否则，德、俄妥协局势一经造成，不惟英伦三岛告急，恐印度亦将岌岌可危矣”。[18]当然，中国希望远东问题也能列入苏联与英法的讨论范围。1939年4月，蒋介石致电正在访苏的立法院院长孙科，要求他在“英俄合作交涉时，请俄当局勿忘远东，应同时提出，并望能促成中、俄、美、法在远东具体之合作”。[19]

然而，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当国民政府还在幻想英法苏将订立条约时，突然传出了令世人意想不到的消息。8月22日，苏联宣布与以往视为对头的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此举，不仅令西方国家大为震惊，也使中国政府深感意外和紧张。苏德条约签订后，欧洲加速了滑向战争的进程。9月1日，德国大举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爆发。

如何应付欧战爆发后的新局面？在最初的一段时期中，国民政府高层的认识并不统一。在德国入侵波兰的次日，蒋介石召集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兼中统局长朱家骅等人，讨论今后的外交方针。据王世杰日记记载，孔祥熙、王宠惠、张群、朱家骅等人均主中立，但蒋介石主张对德宣战。

蒋介石为什么主张宣战？在9月2日的日记里，蒋介石比较详尽地研究了中国的应对方针。他认为，欧战如果扩大，中国外交方针最要紧的是要注意两点：“（一）不使日寇加入欧战为第一义。（二）不使俄日妥协为第二义。”蒋介石对欧战结果的判断是“胜利必属英法”，因此，中国须提前加入英法阵线，以阻止日本突然宣布站到英法一边。蒋介石的目标是：“我国对欧战政策之惟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也。”[20]

在欧战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蒋介石几乎每天都召集高级军政要员会商应对方针，大体上，蒋介石仍倾向于对德宣战，尽快明确加入英法阵线，但其他要员则主张谨慎表态。王世杰曾提出偏向于蒋的折中方案，即不采取对德宣战这样的激烈措施，但以召回驻德大使这样的方式来表明立场。蒋介石表示同意。

召回驻德大使的主张，尽管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但还是碰到了困难，因为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及其他要员对此有不同看法。对于欧洲战争，王宠惠力主中国不必立即有所表示，他尤其反对做出明显的表示。张群、朱家骅等也不主张做明显的表示。9月7日，王宠惠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曾向中国驻德使馆发出召陈介大使回国述职的命令。但第二天孔祥熙便令王宠惠致电驻德使馆，取消此前召回陈介的电令。

尽管对德宣战的提议未获高级幕僚的赞同，但蒋介石仍想以某种方式来表明中国立场，以便将中日战争与欧洲战争联系起来。9月8日，蒋介石在与幕僚晚餐时提出，中国政府应对欧洲战争发表一个宣言，明白地表示中国的立场。但徐永昌、孙科等人仍表示反对。徐对蒋介石进言：“离间国际事，吾人无此能力，亦不应做”，“发表宣言宜从缓”。[21]

苏联因素是国民政府在考虑对欧战方针时需要仔细掂量的重要因素，难以确定的苏德之间的暧昧关系，使国民政府在决定对德政策时迟疑不决。9月17日，苏军挥师进入波兰，与德军形成夹击波军之势。对此，德国宣传部宣称，苏军向波兰进击曾得到德方的充分同意，明确无误地给世人以苏德合谋的印象。当日晚饭时，蒋介石终于表示，国际形势变化太大，对外宣言一节作罢。

这样，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虽然在总体上仍然坚持了走英美路线的战略，但并未明确地站到英法阵营一边，对德国采取了富有弹性的留有余地的政策。国民政府的这一国际战略选择，在1940年夏又经历一次不小的波动。

1940年5月，法国沦陷，英法联军在欧洲大陆惨败，英国本土也陷于德国的狂轰滥炸之下。在德军取得巨大军事胜利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内部就是否还应坚持联英，还是改行联德，出现了不同声音。

7月2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外长王宠惠报告了最近日本压迫英国在香港及缅甸问题上让步的情况。孙科表示，如果英国对日妥协，接受日本人的要求，“吾人只有取西北路线，积极联络苏德，德在欧洲已操胜券，吾人更应派特使前往，除外交外，并应发生党的关系。英国在欧已无能为力，必将失败也”。不少人对孙科的提议报以掌声。[22]

对此，蒋介石表示，既定的外交政策现在不必变更，中国应继续对英美友好的方针，同时，对德外交可尽力加强。根据这一思路，7月6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确定了如下方针：“对于英法，尽力维持固有之关系；对德意等国不仅以维持现存友谊为满足，更宜积极改善邦交，以孤敌势”。[23]

7月7日，朱家骅致函德军总参谋长凯特尔（keitel）。朱在函中竟表示“此次贵国国防军在欧战中之成就，使余十分兴奋”。他希望德国能利用目前取得的成就，“使欧战早日结束，得以在世界和平工作上，作更进一步之伟大贡献。尤其在远东方面，希望贵国特别注意，从新认识”。该函还赞扬德国在困境中努力奋起的精神及德军与同盟国军队作战的情形，称其发人深省，是对中国人奋发自振的良好教育。[24]主张改行联德政策，并非只是朱家骅等少数亲德人士的想法，国民政府中不少人士支持这一主张。7月18日，孙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再次提出亲苏联德的方针，便得到很多人的附和。

关于这场国际战略之争的情况，相关史料并不多见，但从蒋介石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一争论似乎还颇有波澜。蒋介石在1941年初回忆道：去年六七月间，当英法惨败，德国大胜之时，“我中央外交方针，几乎全体主张联德，而孙哲生、白健生等为尤烈，总以为美国外交，绝不可靠也”。当时他不赞成大家的主张，表示他本来也是主张对德亲善的，过去当德日防共协定发表及德承认伪满之时，他曾不顾中央各委反对，力主不与德绝交，“惟此次则决不能因德之大胜，而更求交好，徒为人所鄙视也”。但一些人仍对蒋的看法不以为然，蒋遂直率批评这些人“以前之反德太过，与今之亲德太急，前后主张，皆不合理，且此时亲德，决不能由我强求而得亲也”，主张“暂处静观，以待其定，再决方针”。蒋在回忆此一争论时为他当时的坚持感到庆幸：“如余当时不坚持，听健生等之言，而违美联德，则英、美近日不仅不愿与我合作，其必联倭以害我，我处极不利之地矣！”[25]

有关联英还是联德的战略之争未能持续太久。因为，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宣告成立，德国与日本正式形成军事同盟关系。面对既成事实，国民政府内主张联德的声音至此不得不平息下来。

欧战爆发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规模逐渐减少。而另一方面，随着苏德关系的明朗化，苏日关系也朝着和解的方向发展。经历了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重大军事失败的日本，已切实感到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准备调整日苏关系，以诱使苏联停止对华援助。日本与苏联间开始了秘密接触。

国民政府对苏日之间的动向十分关注，一再向苏方表示反对的立场。1940年12月1日，蒋介石直接致函斯大林，直陈苏联对日妥协的危害，指出它必将造成各国竞相对日妥协，而使日本达到侵略目的。蒋介石指出：“苏联如对日本妥洽进一步，则英、美对日本之迁就必更进两步，如此英、美必将先于苏联而对日妥洽，而日本大陆政策乃完成矣。”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曾这样向苏方形容苏日妥协的影响：“果有此约，对于中国人民精神上之打击将甚于一千架敌机之轰炸。”[26]

不幸的是，苏联在对日调整关系上自有其战略考虑，中国的担忧和劝说并不能改变苏日接近的进程。为避免一旦遭受德国进攻时出现腹背受敌的局面，苏联需要在远东稳住日本。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双方约定：“保证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与友好关系”，“如缔约一方遭受来自一个或几个第三国的攻击时，缔约另一方保证在整个冲突时期内保持中立。”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作为条约附件而同时签署的共同宣言。苏日双方在宣言中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27]苏联对订立这一条约显然感到比较满意，斯大林甚至亲自前往莫斯科火车站为前来签约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送行，并接连三次拥抱松冈。斯大林的这一送别规格史无前例，其意无非是向世人表明苏日条约的重要性。

在苏日妥协中，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成了别国妥协和交易的筹码，无论是苏联承认日本以武力夺取的东北，还是日本承认被苏联势力实际控制的外蒙，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国民党最高当局对苏日妥协并非没有预感，但苏日妥协的尺度远远超过了中方的预想。苏日中立条约与宣言全文公布后，国民政府对苏日条约居然含有这样的内容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宋子文在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时即表示：“我国对俄日中立条约亦可料到，惟承认满洲外蒙古一条，出乎意外，影响我军心民气殊巨。”[28]

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苏日条约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协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29]次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批评苏日条约，指出中国受日本侵略是举世所共知的事实，按照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在中日战事未终了之前，苏联不应与从事侵略的日本缔结任何协定，而对中国抗战产生不利的影响。外蒙为中国领土，乃确定不可更易的事实；伪满是日本所操纵的傀儡组织，为举世所昭知的事实，苏日之间“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第三国相互间的声明，当然无效”。社论并对日本遵守条约的可信度提出疑问，奉劝苏联认清，“暴日对于国际条约，向无信义，朝订夕废，习为固常。今日如希图逃避其在三国盟约上的对德义务，不得已而与苏联签订协定，一旦环境变迁，势必将采取与协定相反的行动了无疑义”。[30]

考虑到仍要继续争取苏联的物资援助，国民政府并不想因此事而使中苏关系大大恶化，因此，它对苏日条约的反应总体上来说是谨慎和克制的，并采取了相应的舆论控制措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内部下达关于苏日中立条约的宣传要点，要求宣传机关及报纸杂志在讨论此事时要切实注意：对苏应力避攻击口吻，以免损害苏联的感情，造成反苏印象，并且不必连篇累牍评述此事。文件还具体规定了公开评论的提法和宣传口径，要求舆论界不要涉及苏联签订此约的动机。关于东北和内蒙古问题，文件指示应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和中苏间的条约来表示惋惜与不满之意。国民党中宣部还提醒外交人员注意此点。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在致驻美大使胡适电中表示：“日、俄协定事，除由外部就满蒙问题声明立场外，我将不对苏作其他批评，以免造成反苏印象，为敌利用。请密嘱有关人员注意。”[31]

经过十余天的观察和思考后，蒋介石从最初的沮丧中恢复过来。4月24日，蒋介石向各地军政要员发出密电，通报了他对条约的判断。蒋介石认为，该条约的订立并非日本外交的成功，而是苏联外交的成功，“此约之订立，其主动全在苏联，亦可谓为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其于敌寇，实有害无利，且适足以增加其失败之因素”。蒋认为苏联订立此约的用意不外四点：（1）为欲消灭日本海军而策动其南进；（2）为欲消灭日本在我东北之陆军，不得不鼓励其南进或转用于中国之战场；（3）为预防德国攻击苏联，消除其东顾之忧；（4）其最深刻用意，则在以此举而动摇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基础，使德国认清日本之不惜背盟弃信，因而加深对日之疑忌。蒋介石认为，日本只是在表面上获得一纸空文，而在实际上失去一个最有力的盟友，其为失败已不言而喻。[32]

在努力维持中苏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更为看重的是发展与英美的关系。欧战爆发后，面临战局的不断恶化，英国在远东的对日妥协有所发展，最为严重的妥协事件是从1940年7月开始的滇缅路禁运。在日本一再发出的武力威胁之下，正陷入保卫英伦本岛苦战的英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同意对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路实施军事物资禁运三个月。这是英国在抗战时期对日本做出的最重大的也是最后一次妥协。中国政府一面提出严正抗议，一面积极争取英国三个月后恢复开放，防止出现禁运长期化的不利局面。

1940年10月，英国本土已经度过最危急的时期。英国决定重开滇缅路，其对华政策转趋积极。10月14日，英国大使卡尔在与蒋介石会谈时表示：“英国国策今已改变”，现在来讨论中英两国合作问题一定会有结果。卡尔主动提出，英国方面可派重要军官来华与中方讨论军事合作问题。他建议中国向英国提出提供武器弹药和飞机等军事装备的要求，中国还可以要求英国对华贷款100万英镑。作为回报，中国可以考虑派遣壮丁三四十万人协助英国作战，或在日本进攻马来亚及新加坡时，以大军攻击广州地区，牵制日军南下。[33]

于是，与英美的军事合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1月9日，中方提出《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方案提出，中英两国订立同盟，并要求美国参加，如美国无意参加，亦须先征得美国对此项同盟的支持。该方案提出的三方协作的具体事项是：英美共同或分别借款给中国，总额为2亿—3亿美元；美国每年以信贷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1000架，其他武器的数量及种类另行商定；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这些代表团的成员可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英美或其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部的空军场所都归联军使用。[34]中方显然高估了英方此时的合作意愿。英国尚不想刺激日本发动对英战争，无意在与中国合作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英方对这一合作方案未能做出积极反应。

1941年2月，丹尼斯（L. E. Dennys）少将出任英国驻华武官。此后，中英展开了有关军事合作问题的实质性讨论，其主要内容有英国训练和指挥中国游击部队及英国空军的援华问题，但双方在何时为合作实施起点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中方要求把日本进攻云南或新加坡均作为起点，届时英国须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中国则向英国提供陆军援助。英国则坚持以日本进攻新加坡为中英合作的起点，始终拒绝以日军进攻云南为合作起点的建议。但为了表示对中国的支持，英国决定将其在美国商订的144架战斗机让予中国。

实行特定区域的联防符合中英两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商讨了这一重要问题。1941年春，中国军方组织了对缅甸、印度、马来亚的考察。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包括陆、海、空三军将校，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任团长，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林蔚任副团长。考察团于2月初出发，历时3个月之久，遍搜有关缅印马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料，形成了30余万言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考察团判断，日军在攻占马来亚、新加坡后会进攻缅甸，中国军队应及早入缅布防。但英方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日本不敢轻易向英国挑衅，只会去截断中国境内的滇缅路，因而不同意中国军队先行入缅。

1941年7—8月，商震等与丹尼斯连续举行了4次关于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问题的商谈。8月中旬，双方就组训15连游击部队，协防香港、缅甸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英方还同意为中国飞机在缅甸的装配、飞行训练和射击演习提供便利。中方同意，当日本进攻香港时，中国军队将在华南临近地区出击以协助英方防守香港。当日军进攻缅甸时，中国军队将从云南出击缅甸，攻击日军的侧背。

相比之下，国民政府更为倚重中美关系。欧战爆发后，中美关系逐渐向中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并展现出比中英关系更具积极性的前景。美国逐步扩大对日本“道义禁运”的范围。1939年9月26日，罗斯福要求有关企业停止向日本出口11种原料。12月上旬，美国政府又将“道义禁运”的范围扩大到制造飞机所用的主要金属铝、镁、钼等，并禁止提供生产航空汽油的方法、设备和技术资料。

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日本利用这一时机，迫使法属印支当局接受日本要求，切断滇越铁路，同时向英国施压，要求封闭滇缅路。7月2日，美国政府颁布第一道禁运令，将下列物资列入需申请出口许可证的范围：（1）一切武器弹药、军事装备；（2）非常时期战略物资，包括铝、镁等原料；（3）飞机零件、装备、附件、光学仪器和金属加工机械。7月25日，罗斯福又宣布对航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的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

8月，日本威逼法国同意日本军队进入印度支那北部，并在边境地区越境挑衅，施加军事压力。中国外交部在得知日法正进行谈判的消息后，指示胡适敦促美国政府“催禁全部废铁与普通汽油，并采取其他更有效之行动”。[35]美国也感到事态严重，多次对日本对印支的无理要求提出警告和抗议，但日本置若罔闻。9月下旬，日本军队开进印度支那北部。鉴此，美国政府于9月26日宣布对废钢铁实行全面禁运。

1941年7月25日，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南进姿态已然显示。26日，美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8月1日，美国事实上实施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对日全面禁运。对此，英国与荷兰积极配合。英国同时宣布冻结日本在英国的资产，并废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和日印通商条约。荷属东印度也宣布冻结日本资产，并取消了当时仍有效的与日本的石油合同。日本资源短缺，石油80%以上依靠进口。美英荷等国所采取的石油禁运措施对日本是一个致命打击，迫使日本在或停止战争或孤注一掷中做出选择。

在逐步加大对日制裁力度的同时，美国逐渐加大其对华援助的力度。1940年4月，中美达成数额为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协议，10月，又达成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协议。11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巨额贷款。这一贷款分为两部分，一半为金属贷款，一半为平准基金贷款。1941年2月，中美签订5000万美元金属借款协议，4月，签订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协定》。

美国政府也逐步公开了它的反轴心国立场。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在白宫发表了著名的新年炉边谈话，指出轴心国统治世界的计划正威胁着美国的安全。在这一谈话中，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的口号。[36]“民主兵工厂”一词就此叫响。1941年3月8日，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3月15日，罗斯福发表演说，赞扬亿万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对日本侵略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罗斯福公开表示，中国一定会得到我们的援助。美国对华援助逐渐由经济层面提升到军事层面。4月，罗斯福批准将价值4500万美元的军事器材作为首批援华租借物资。稍后，罗斯福正式发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并宣称保卫中国是保卫美国的关键。

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秘密签署了一项不对外公开的行政命令，允许美国的预备役军官和美军航空部队退役军官前往中国，参加由前空军军官陈纳德（C.L.Chennault）组织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协助中国抗日。陈纳德组建空军志愿队的行动由此而获得了白宫颁发的通行证。这是抗战爆发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允许美国军人援助中国。7月10日，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作为第一批美国志愿队队员离美赴华。8月1日，中国政府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该大队由美国志愿人员和中国人员共同组成，下辖3个驱逐机中队。陈纳德担任志愿大队指挥官。8月，美国决定派出以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将军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该代表团不仅负责对华租借物资事宜，还承担在双方高层军事当局进行沟通的任务。这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已开始走上军事援华的道路。

三 大国地位的争取与确立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完全符合中国的战略期望，中国终于与美英苏等世界强国一同立于反轴心国的阵营，中国的抗战与世界战争连到了一起。战争的胜败已不再是问题，尽管还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已不只是争取盟国支持，其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改善中国的外交地位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上来。

中国的大国意识看起来似乎是突然间出现的，但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尽管反轴心国国家有20多个，但此时实际承担着主要作战任务的只有4家。中国作为与轴心国作战最久的国家，又是牵制着日军巨大兵力的国家，成为主角之一，也是自然。1942年1月，二十六国联合宣言的发表，及蒋介石出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统一指挥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的盟军作战，便预示了中国地位的极大提升。二十六国宣言由美、英、苏、中领衔签署。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基本上是在别人拟定的多边国际条约上签字，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有损自身利益的条约上签字，而今以领衔国的身份签署国际文件，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令中国朝野各方颇感自豪。二十六国宣言签署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37]

蒋介石在1942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

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名义上且以美英俄华为中心，于是我国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统帅之后，且越南、暹罗亦列入本战区内，于是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惟一优胜之局也。

当然，面对着这一不久前尚无法想象的尊崇地位，蒋介石也流露出了惶恐，“甚恐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能不戒惧乎哉！”[38]

社会各界也为这一地位的提升而感到欢欣鼓舞，很快认同四强的说法，期望中国承担起大国角色。《中央日报》社论称：“这的确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今日整个世界之中，我们已是四强之一，中美英苏不但是现在反侵略阵线的四大主力，并且是未来重建新世界的四根支柱。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的国际地位从未有达到这样高峰”。[39]当然，人们也意识到，中国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还有待于自己更多的努力。《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便有些自我警醒的意识：

自去年十二月九日我们对日德意宣战，今年元旦参加反侵略同盟，我们已正式踏上世界政治舞台，今后世界战时与战后的大大小小问题我们都得参加；参加得力，我们可以一跃而为列强之一员，参加不力以至失当，将永远做一个三四等国家。这一点，我们应该以极大的警惕，做今后的努力。[40]

中国争取大国地位的努力，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是充分发挥一个地区大国的作用，对国境以外的事务展现其关怀，发挥其影响，对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塑造一个合格的大国形象。二是努力在国际组织体制上寻求确定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对战后国际组织的设计中，确保中国担任重要角色。

积极发挥大国作用

派遣中国军队到境外作战是中国努力发挥大国作用的一个重要部分。近代以来的中外间战争基本上都是在被侵略的中国境内进行的，在这些战争中，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主权。自甲午战争败于新起的日本后，中国军队再也没有境外作战的记录。即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参战国的中国除了劳工之外，也未实际派出作战部队参战。对于战争，中国避之犹恐不及，境外作战自是不可想象的。但中国迈出了这一历史性的一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为协助英军防守缅甸，中国派出精锐部队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入缅作战。此外，中国还有派出远征军第二路军进入越南作战的计划，但后未实现。尽管中国战场本身也急需兵员，但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为重，将盟国共同的战事视为自己的战事。

缅甸防守战中，中国远征军虽英勇作战，但由于中英之间缺少战略配合，战斗以盟军的失败而告终。中国远征军损失惨重。缅战失败后，部分中国军队退往印度，在那里经过整训和扩充，组建了中国驻印军。从1943年末开始，以中国驻印军为主体，盟军发起了缅北反攻战。这是盟军在亚洲大陆的最早反攻。这一作战取得重大胜利，1945年春缅北地区收复，中缅之间的交通线被重新打通。

作为东亚大国，中国重新负起了对地区邻国的道义责任，支持朝鲜和越南人民的抗日斗争，支持他们在战后取得独立。中国支持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活动由来已久，抗战时期，则给予了更为全面的支持。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扶助其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1942年7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了高级别的朝鲜问题专案小组。8月，专案小组提出应于适当时机承认一直流亡于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此，国民政府展开活动，寻求美国的支持。美国政府起初对此有不同考虑，承认之事不得不暂时从缓，但国民政府仍积极推动各国承认朝鲜独立。开罗会议上，中方提出了保障朝鲜战后独立的要求。蒋介石首先在与罗斯福的讨论中达成共识。罗斯福同意，战后应使朝鲜获得自由与独立。至于如何使朝鲜重建自由与独立，则应由中美两国协助朝鲜人民达成目的。英方曾对中美方案提出修改意见，提出将草案中战后“使朝鲜成为一自由与独立之国家”改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中国代表指出，如仅言“脱离日本统治”而不言其他，则将为未来遗留重大问题，应在现在就决定朝鲜将来的独立地位。中方强调，在公报中写明此点，“甚为重要”。[41]在中方的坚持和美方的支持下，保证战后朝鲜独立的内容被明确写进了开罗宣言。

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稍有不同。越南独立运动所要摆脱的是法国的殖民统治，受对法关系的制约，战前中国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是有限度的，抗战爆发后一段时期仍是如此。法国在欧洲战败后，法越当局与日本合作，中国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遂转趋积极。中国开办了各种训练班，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大批青年骨干。这些青年后来成为独立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国政府积极扶持越南各革命团体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并努力予以协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公开表示支持越南独立运动。1942年10月，在中方的协调下，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曾向罗斯福提议，中美应共同努力帮助越南战后取得独立地位，并发表宣言，宣布越南战后独立，但此议未获积极响应。对中国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法国维希政府和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都提出了抗议。蒋介石对此批示的对应之策是“置之不理”。[42]

比较起来，如果说对朝越缅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尚有历史因素的影响，那么，考察中国对英印事务的介入，对探讨大国意识的发展更有意义，因为印度并非历史上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且正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对英印事务的介入反映了中国国际意识的增强与国际角色的转变。

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希望劝说处于尖锐对立中的印英当局与国大党做出妥协。这一出访本身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并参与他国事务的调解。在十余天的访问中，蒋介石与印英当局、国大党及有关各方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希望印英当局允许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希望国大党暂缓提出独立要求，放弃不合作政策。

但是，英国政府对中国居然介入英印事务持排斥心理。丘吉尔在给印度总督电中表示，英国政府不会同意让一个外国元首来充当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的代表与甘地（M.K. Gandi）等人之间的仲裁人。而国大党则仍坚持英国应立即将印度主权交还印度国民。由于英印双方立场严重对立，蒋介石此行未能取得成果。蒋介石在离印前发表的《告印度国民书》中一面呼吁印度国民积极支持反侵略战争，同时呼吁英国政府尽快赋予印度国民政治上的实权。

1942年8月，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英国政权退出印度》决议，并号召民众展开不服从运动。印英当局随即逮捕了甘地等国大党领袖。蒋介石对此甚为不安，但苦无干预实力，便向美国发出呼吁。蒋急电罗斯福，指出印度局势如此发展，“势将成为同盟国在远东之极大挫败，而予全盘战局以极险恶之影响，如再任事态更形恶化，中恐轴心国之声势大为增强，而同盟国在此战争中所公认之目标，将不再为世人所重视，其揭示之主义，亦将失精神上之意义”，主张“同盟国应不辞任何代价，将保证各种族自由、正义之诚意，以实际行动昭告于世界”，希望美国出面干预印度局势。同时，蒋会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J. Seymour），对冲突加剧表示关切，希望能和平解决。蒋坦承，他对印度人民求取自由之期望，实表十分之同情，希望由英国主动提出调解，请美国出面斡旋，并期望英国向国大党方面保证，“英于战后必允印度独立”。[43]

丘吉尔反对盟国介入印度问题。他在8月31日致蒋介石电中表示，英国难以接受美国总统来调停英印关系。丘吉尔并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问题比之于中国的国共两党问题，意在反对外部干涉。蒋从丘吉尔电中看到了背后“威胁性的词意”，但也无可奈何，表示“只有置之一笑而已”。然而，尽管反殖政策在印度问题上遭遇挫折，但国民政府仍矢志坚持。9月15日，蒋在研究对英美外交方针时表示：“以印度自由与亚洲各民族平等协和，为对英美外交方针之基础”。[44]

开罗会议时，中方在提案中曾主张“中、美、英、苏联合发表宣言，保证印度于战后立即获得自治领地位，并于战后若干年内获得独立，其时期于战后会商决定”。[45]但开罗会议未能接受中方的主张。

反对殖民主义并非仅仅针对英国。主张在战后终结殖民地制度，是中国社会舆论的主流意见，也是国民政府在战时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坚持。1944年7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所拟《战后世界和平书》指出：殖民地的争夺，为战争原因之一，“故欲确保世界之永久和平，则殖民政策包括各国委任统治制度在内，必根据大西洋宪章之原则，最后达到废除之目的；至最低限度亦必须加以修正改良，逐渐达到自治”；“殖民地制度，断无永久保持之必要，现有一切殖民地，务使其于最短期间能独立自主”。该文件提出，轴心国及非轴心国的殖民地可区别对待，前者于战后立即交由国际治理，后者于战后由国际会议根据各地的文化、经济情况限于若干年内必须取得自主与独立。这一建议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政策，并影响了盟国战后对殖民地的处置。[46]

寻求确立大国地位

一般认为，美国对战后国际组织的建立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虽说确实如此，但其他国家所付出的努力亦不应被忽视。事实上，在美国提出战后构想的同时，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对于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确保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国民政府有关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的考虑，比我们过去所认为的要早得多，涉及内容也比较广泛，绝不只是单纯地呼应美国提出的构想，而是有着自己的主动思考。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开始关注战后和会及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人们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为鉴，那时中国虽作为战胜国参加和会，却失望而归。《大公报》的一篇社评指出，现代国际史上屡次证实的一个教训是，“取得战场胜利易，取得和议胜利难”。尤其是第二、第三等的胜利国，很容易在和平会议上遭遇失望，上次欧战后的中国与意大利就是例子，“这次我们万不容不有些远虑”。社评建议盟国间建立一个战后世界安全机构计划委员会，统筹具体办法；建议中国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战后国际安全设计处，延揽人才，制定中国提案。[47]

人们开始提出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若干设想。1942年7月4日，内设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国际问题讨论会提出了《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该草案初步提出了战时做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国在战后理应发挥特殊作用的想法：“和约成立后，应由中、英、美、苏及其他盟国共同担任和约之执行及战后和平之保障。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且抑责无旁贷”。[48]

除了强调中美英苏四大国的特殊地位外，该草案还从另一方面设计了确保中国进入理事会的制度，提出以人口因素决定理事会成员的设想。草案提出：“理事会由人口最多之八会员国及其他七会员国之代表组织之。前项人口最多之八会员国，由大会以出席会员国过半数指定之，其他七会员国由大会以出席会员国过半数选举之。”草案认为，过去国际联盟组织欠缺，权力过小，不能发挥效用。理事会往往行动迟缓，贻误事机。因此，应对理事会的活动方式加以改革，“将理事会改为常设，各代表长川驻会，以便随时应付事机”。[49]

关于新的国际组织的权力，鉴于过去国联的软弱无力状况，各国都出现了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的呼声。此时，在相关国家的讨论中，有主张成立邦联或世界政府者。美国有人提出的方案便主张各国空军国际化，将各国空军隶属国际组织，供国际警察部队使用。对此，国内的讨论也颇为热烈，且一般都主张新的国际组织应拥有更大的权力。有人提出，空军国际化仍不够，“当更进一步，使海军之主力亦隶属于国际组织”。因为没有海空军的配合，陆军便不能从事侵略性的进攻。各国应将大部分军机及巨型军舰、潜艇等移交国际组织，并规定以后除国际组织外，不准加造。那么，谁来统率使用国际武力呢？人们提出：“美英中苏四国此次既为正义而战，战后为维持世界和平，于不得已有实施国际警察权之必要时，自必能始终维持正义，故以统率及使用此项国际军用机军舰之责委诸四国国籍之人民，实际上本无可虑”。但是，为昭大信及公允起见，对于向守中立的国籍人民应尽可能多予任用。[50]

朝野各方都参加了这一讨论，总的倾向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威的新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中美英苏具有特殊地位。人们认为，四大国应在战后发挥领导作用：“全世界几年血战的结果，毫无疑义的，已经证实了世界上最有力的四个国家为中国，英国，美国，与苏联。负担起正义阵线的先锋，为扫荡暴力主义尽了最大使命的这四个国家，在战后，一定也要形成新势力的中心，为建设新世界体系而发挥最大的作用……战后新世界的建立过程中，在世界组织最高机构方面，一定要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领导力量。”[51]作为曾经有过被压迫经历的国家，人们当然坚持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一般原则，但同时，又注意强调大国的特殊责任，主张“在未来国际和平机构中大小会员国一律平等原则之下，承认大国特别的权利与责任”。[52]

1944年7月，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呈该室参事周鲠生所拟的《国联约章草案》，该草案综合了此前讨论所提出的若干设想，并使之更为合理化，更具操作性。草案强调：“每一会员国在大会中只有一投票权，其代表人数得视其在国际事务上之重要性定为一人至五人”。各会员国的代表名额由大会根据该国的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及其他政治文化因素决定之，“理事会由美、英、苏、中及大会选出之其他五会员国之代表组成之”。[53]这一方案赋予四大国毋庸置疑的理事国地位。

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将自己视为东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努力争取战后国际关系朝着平等与正义的方向发展，初步展现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1944年6月蒋介石致罗斯福的一封电报，非常鲜明地反映出国民政府此时的自我定位。蒋介石在表示中国将参加筹建联合国的会议时称：“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其意义也。”这里，中国已当仁不让地以东方国家的代表自居。[54]

四 战后版图的构想与实践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与提高，中国关于战后版图的构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战争初期，作为单纯的自卫作战，中国的目标不过是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伴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与战况的改善，中国的战争目的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在成为盟国的主要作战国之后，中国开始考虑更长远的利益，其版图构想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国民政府对于版图的考虑包含不同的层次，既包括对敌国领土的剥夺，也包括对盟国殖民政策的质疑；既包括对失土主权的恢复，也包括对边疆主权的强化。国民政府的版图构想，实际上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敌国日本手中收复失土，纳入这一部分的失土范围，先后有不同变化；二是对盟国收复失土，期望将战前早就丢失的现为中国盟国所拥有或控制的国土收回；三是强固边疆，终止新疆与西藏地区的游离状态，在这一状态的背后均有外国势力的存在。

对日收复失土：东北、台湾、琉球

日本所侵占领土，依其侵占时间之先后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1931年“九一八”后沦陷的东北；二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割让的台湾；三是1879年被日本吞并的曾是中国藩属国的琉球。这三类领土的性质也大不相同。东北地区一直是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只是在日本关东军的刺刀之下扶植了“满洲国”。台湾则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便已通过国家间条约割让给了日本，民国政府此前并未表示不承认这一条约。琉球则是一内政自主的国家，是同时向中国和日本朝贡的两属国家。这三类领土的不同属性，使国民政府对它们有不同的考虑，提出收复的时间也有所不同。[55]

可以说，收复1931年丧失的东北一直是国民政府心中没有放弃的目标。在战前及战争初期，日本曾多次逼迫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尤其是在抗战前期的不同渠道的历次中日秘密交涉中，日方提出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但是，蒋介石对此始终未表同意。更准确地说，蒋介石采取了一种模糊态度，既不表示承认，也不明确否认。蒋的这一模糊做法，曾令一些学者据此指责其准备出卖东北。

随着战局由最初的节节退守而进入相对稳定的相持阶段，蒋介石在1939年开始考虑东北问题。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在1939年6—8月，蒋已在考虑东北的政府机构与人选问题。[56]1940年5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恢复东北四省政府，任命万福麟为辽宁省主席，邹作华为吉林省主席，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缪澄流为热河省主席。这一任命，显示了国民政府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

1940年9月18日，蒋介石在《“九一八”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公开提出了收复东北的要求：“我们九年来忍苦奋斗，三年余奋勇抗战的目的，就为要恢复我们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要解救我们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57]这应是抗战以来中国政府最明确的要收回东北的公开表述。

收复东北问题一经公开提出，便作为不可动摇的基本要求而坚持下来。这一中国人看来天经地义的要求，要付诸实现也并不那么简单。国民政府不仅要面对日本，还要面对日后将成为自己盟友的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苏联和英美的态度又各有不同。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中直接承认了“满洲国”。而在英美那里，对是否支持中国收回东北，也都存在着杂音。蒋介石不得不对到访的英美人士反复强调，中国必须收回东北。总之，看似最为简单的收复东北问题，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收复台湾的时间则要比提出收复东北晚一些。以往不少研究认为，蒋介石1938年4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中便提出了收复台湾的要求。但细读蒋介石的演讲，不免觉得这一论断有些勉强。蒋介石在演讲中是这样说的：总理在世时曾为本党定了一个革命的对策，就是要“恢复高台、巩固中华”；“因为高丽原来是我们的属国，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说，都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所关的生命线，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58]这里显然说明的是先总理的愿望，表达的是不能让朝鲜与台湾掌握在日本手里的愿望，但并未明确说明现政府的政策是要求收复台湾。因此，很难将其视为收复台湾的政策宣示。

翻检抗战前期的蒋介石日记，尚未发现蒋认真考虑过台湾收复问题。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党部倒是展开了面向台湾的工作。1941年2月，在中央党部的协调下，时在大陆活动的台湾各抗日组织组成台湾革命同盟会。同盟会的会章明确提出：“本会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下，以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与祖国协力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59]

即使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最初一段时期，蒋介石仍未提出收复台湾问题。珍珠港事件后不久蒋所拟订的一份计划显示了这一点。这一计划列举了中国应向盟国提出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其政治方面的要求包括：“甲、对英要求其承认西藏九龙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乙、对俄要求其承认外蒙新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丙、东四省、旅大南满要求各国承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丁、各租借地及治外法权与各种特权及东交民巷等皆须一律交还中国，与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60]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早的一份涉及战后中国领土的计划。这些要求涉及西藏、香港、外蒙、新疆、东北等领土，但台湾尚未被列入。

但一个月后，外交部在1942年1月底提出的一份战后方案中提出了收复台湾问题。该方案确定，战后对日处置“对于既往之清算，以恢复甲午以前状态为标准，期我领土之真正完整”，其关于领土的基本原则有：“东四省与其他沦陷地区，应予收回”，“台湾及澎湖列岛，应同时收回”。[61]1942年4月，重庆掀起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光复台湾宣传运动，国民政府的许多要人都参加了这一运动，或发表广播演说，或撰写文章。至此，收复台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

与收回东北相比，收回台湾所引起的杂音自是又多了不少。无论是在美国的新闻界，还是在美国军政人员内部，都有各种的议论，主张国际共管台湾的方案被公开地讨论着。但国民政府坚持收复台湾的要求，积极展开活动，并获得了盟国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开罗会议后，以中美英三国宣言的形式宣告台湾归还中国。[62]

琉球的情况与前两者又有所不同，它在历史上只是中国的藩属国而已。如果不是因其被日本所占，所谓收复问题大概也就不会提起。在很大程度上，收复琉球更多的是出于抑制日本日后可能的扩张的考虑。因此，琉球问题的提出，不仅在时间上比前两者更晚一些，而且对是否应提出收复琉球的问题，在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甚至蒋介石本人在不同的时间段想法也不一样，有时表示要收回，有时避而不提。

抗战前期，很少有人提出琉球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交部在1942年1月提出的关于战后处置问题的方案中，提出了琉球问题。该方案所确定的对日处置的主旨是：“在不使军阀政治复活之条件下，尊重日本固有领土主权之完整”。基于这一主旨，该方案主张琉球仍然置于日本版图之内，但须对日本的权力加以限制。该方案提出“琉球划归日本，但须受下列两项限制：（1）不得设防，并由军缩委员会设置分会加以监督。（2）对于琉球人民，不得有差别待遇，一切应遵照少数民族问题原则处理。”[63]外交部试图通过琉球不得设防的限制来对日本加以防范。

有关琉球的设想，在1942年发生了变化。为杜绝日本利用琉球再事侵略的可能，不少人主张将琉球从日本的统治下分离出来。对琉球从日本分离出来后的前途又有两种意见，一是使其成为一独立国家，一是归属中国。时任外交部亚东司长的杨云竹与代理亚西司长的徐淑希等人认为，尽管琉球曾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但它在被日本吞并之前已经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它与台湾不同，而与朝鲜类似。中国对琉球的传统权利在20世纪是早已过时的东西。因此，中国不应要求收回琉球，唯一现实的办法是将这些岛屿从日本独立出来。

但外交决策层则一度偏向于收归中国。1942年11月3日，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战后的中国领土是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状态，还是甲午战争以前的状态？宋明确表示：“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64]

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显然赞成收回琉球。蒋介石1942年11月9日的日记列出了预定与美方商讨的10个方面的内容：“甲、长期同盟；乙、东三省与旅大完全归还中国；丙、台湾、琉球交还中国；丁、军港、海空军基地、共同设备（30年为期）；戊、安南共扶；己、泰国仍予独立；庚、印度战后独立；辛、缅甸与南洋各国共扶；壬、外蒙归还中国，予以自治；癸、中美俄同盟。”[65]这也是历次计划中最为全面的一份，东北、台湾、琉球、外蒙古皆列入其中。但是，蒋对收回琉球的迫切程度，显然又与东北、台湾等有所不同。在他有关收回领土问题的数篇日记中，琉球时而提及，时而不提。可见，收回琉球并不是蒋介石始终如一的坚定要求，一直到开罗会议前，在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为开罗会议所准备的文件中，最初还曾提出收回琉球的主张，但后来都改为从日本的占领下独立出来。蒋介石本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决定不提出收回琉球问题。甚至当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主动提出琉球问题时，蒋介石也未表现出积极态度。[66]

对盟国收回失土：外蒙、香港

1942年10月中英开始新约谈判时，中方曾希望收回香港新界，英方坚决反对。最后是中方做出让步，回避了香港问题，新约才得以签订。当时，在谈判中受挫的蒋介石曾发狠说战后将以武力收回香港。但当胜利终于到来时，中国并没有采取武力收回的措施。关于国民政府对香港政策，学界已有较多研究，本节略而不述，这里着重探讨外蒙古问题。

自民初中国失去对外蒙古的控制权后，外蒙长久地脱离中国，中国对它只是保留了一个名义上的宗主权。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产生了收回外蒙的想法。1941年7月31日，即苏德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蒋在日记中便将“一、战后收回蒙新计划之准备；二、对边疆政策之确定”列入最近要做之事。[67]蒋在8月的大事预定表列上了制订“西北与东北外蒙之政策与战略”的内容。

蒋的幕僚此时也提出了应抓紧时机进行交涉的建议。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1941年9月提出的一份关于外蒙与新疆问题的节略中指出，现在是中国与外蒙及苏联交涉的最好时机，因为苏联在欧洲军事损失极重，力量已被削弱，假如中国能利用这一时机与苏联订立防守同盟，使外蒙承认中国主权，则日本在东北各省军事上即受牵制，中苏皆可从中获益。拉铁摩尔认为“现在之时机，诚不可多得，若不利用，或一去不复返矣”。而在苏联国势危急的情况下，外蒙也较易就范。[68]但这一建议对于中蒙间获得共识的估计显然过于乐观。蒋介石读后批曰：“外人条陈，对我终不切实际也”。[69]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收回外蒙的要求比较明确地提了出来。在前述1941年12月20日及1942年11月9日的两篇最为系统的关于领土问题的日记中，蒋介石都提出了外蒙问题：“对俄要求其外蒙、新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外蒙归还中国，予以自治”。浏览蒋介石日记，在蒋历次提及的应收复领土中，最核心的也是提及最多的有三块：东北、台湾、外蒙古。[70]

国民政府当然知道，外蒙问题的关键在苏联。此时，对苏联的判断颇为乐观，认为苏联是可以改变态度的。1943年4月，蒋介石与新疆外交特派员吴泽湘谈论新疆与俄国问题时，吴便表示：“俄国对外蒙态度，仍认为我之领土，而其事实则重视我国将来本身之实力如何而定”。蒋亦由此认为：“俄国对华野心虽大，其必因我抗战坚忍不可屈服这民族性关系，而已改变其原定政策矣。”[71]

国民政府认为，美国在这一事情上或许能助一臂之力，因此，它努力争取美国的支持。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谈到了外蒙问题。蒋表示：俄现占外蒙是为防倭，如倭寇消灭，则西伯利亚无忧，外蒙应归还中国。为使苏联安心，蒋还承诺中国将来不在外蒙移驻重兵。罗斯福当时对此未明确表态，只是表示战后将建立国际警察，届时边疆皆无驻兵必要。但罗斯福并未置之不理，后来在德黑兰会议上曾跟斯大林提起过外蒙古问题。1944年1月底，驻美大使魏道明向蒋报告：罗斯福嘱其转达，他在德黑兰与斯大林商谈远东问题时提及外蒙古。斯大林称外蒙古为游牧民族，俄不想久占，而对千岛群岛与南库页岛，则非归还于俄不可。[72]

然而，国民政府的估计太过乐观了。苏联不仅没有放弃外蒙古的想法，相反，却要把外蒙古脱离中国统治的状态合法化。1945年2月，挟出兵远东对日作战筹码的苏联与有求于它的美英，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就外蒙古问题做出决定。在此后进行的中苏谈判中，中方只得无奈地确认了这一决定，外蒙古至此彻底完成了脱离中国的独立进程。

在外蒙古问题上，蒋介石并非不想反抗，促使他做出放弃决定的根本原因，是他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实力不济，难以与苏一战。他认为：“如我因此不惜与俄一战，则在此八年战事以后人力、物力疲乏万分，政策与宣传几乎为俄共所笼罩之中，万不能如七七对日抗战时之容易把握也。故今日之情势，无论对内、对外，惟有用政治与外交方法求得谅解与解决也。因此，对俄政策惟有妥协与谅解之一途。”在蒋眼里，中国此时根本没有能力再与强大的苏联作战，除了妥协，实在是别无选择。因此，莫如放弃外蒙，而换取苏联尊重中国对东北与新疆主权的承诺。[73]

强固边疆：新疆、西藏

国民政府在考虑对日及对盟国收复失土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加强对已在相当程度上失控的主要受盟国势力影响的边疆地区的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蒋在日记中明确写到“对新疆与西藏问题，应乘世界战争期间解决为便”。在1942年1月初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蒋介石将“新疆西藏收复之计划”的制定列入当月工作。到1月底时，蒋表示，“对新疆与西藏统一之方略已定”，惟实施方略尚需等待机会。[74]

民国以来，远处西北的新疆与中央关系逐渐疏远。在盛世才统治时期，新疆与苏联的关系异常密切。盛世才本人秘密成为联共（布）党员，甚至曾向苏联提出新疆加入苏联的主张。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其号令无法进入新疆。但蒋介石仍对盛世才寄予某种期望，等待多疑的盛世才与苏联发生冲突的机会。

这一机会在1942年春到来，1942年3月，盛世才以其弟盛世骐被杀案为由，掀起逮捕浪潮。经过酷刑，审出了一个据称准备发动暴动的阴谋组织，而这一阴谋组织的主犯便是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A.B.Bakulin）等人。盛世骐案中，盛世才逮捕了300多名苏联人员和中国共产党在新人员。

重庆方面注意到了新疆突然发生的这一变化。蒋很快确定了不计前嫌的扶盛方针：甲、安定盛世才内向之心；乙、保障盛地位；丙、对俄好意之表示；丁、警告俄员勿在新倒盛；戊、对俄表示中央愿与俄重订新疆有关条约；已、准盛入国民党；庚、派朱常驻新疆；辛、派我外交次长赴新与俄外次相见；壬、新疆划入第八战区范围之明令时间。7月13日，蒋介石与朱绍良研究对新疆方针。蒋计划采取三个步骤：甲、派兵入疆助盛平乱，巩固省政；乙、划新疆归入第八战区，丙、与俄交涉彻底解决各案。[75]

9月1日，前往迪化的中央代表朱绍良与盛世才达成协定，借助盛世才加强中央在新疆的影响力。双方决定：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发展国民党组织，盛世才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遴选新疆干部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盛世才任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在新疆传播三民主义；新疆在对外政策方面与中央一致；盛世才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新疆由此纳入中央统一的战区体系中。

苏联在新疆享有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特权及特殊利益，重庆政府决心对苏联的这些特权加以限制或取消。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向苏方递交备忘录，要求除苏联外交官员外，其他所有在新疆的苏联人，包括军事顾问、军事教官、财政顾问、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锡矿人员与探测人员，以及驻扎哈密的红八团部队，在三个月内全部撤离新疆。苏联对此曾抵制了一段时间，至1944年春，除外交人员外，苏联在新人员全部撤离回国。

与此同时，中央势力逐渐进入新疆。1943年4月，朱绍良调6 个徒手新兵团入新，交由盛世才训练。9月，胡宗南部第十八混成旅两个团进驻哈密。此后，大批中央军部队陆续入新，第二十九集团军司令部总部于1944年春移驻哈密。国民党的党政、经济、文教等各方面人员也大量进入新疆，渗透到新疆的各个部门。重庆政府还制定了比较优厚的派新工作人员待遇办法，以鼓励内地人员入新工作。

对于新疆主权的收复，蒋视为国民政府的极大成功。在1942年的年度“总反省录”中，蒋如此评价：

新疆省主席兼督办于七月间公开反正归顺中央，效忠党国，而河西走廊马步青军队亦完全撤退于青海，于是兰州以西直达伊犁直径三千公里之领土，全部收复，此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其面积实倍于东北三省也。[76]

1944年，盛世才又起异心，蒋介石不再迁就，迫使盛世才辞职，调往重庆，任命吴忠信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至此，新疆长期游离于中央政令之外的局面被彻底改变，新疆重新回到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

西藏的情况有所不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藏地方当局的离心倾向不断发展。1942年7月6日，西藏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并通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自本日起一切事件请处长向该外交局接洽，勿直接与噶厦提说”。[77]西藏地方当局此举无疑是将中央视为外国政府。

由蒋介石日记可以得知，处理西藏问题的方案在1942年7月中旬已经形成，蒋在7月18日记曰：“经营西藏方案亦已核定”。蒋介石提出：“对西藏以政治统制为本，军事为辅”，如果用兵，最多西至黑河，东至昌都为止，不可以军事直占拉萨，“只要藏政归中央统治，不受外国牵制足矣。中央之所以必须统制西藏者，其宗旨全在解放藏民痛苦，保障其宗教与生活自由，而不被外国所愚弄与束缚而已”。蒋介石意识到西藏不同于内地，应该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审核西藏政策，决予以高度自治权，惟外交与国防应统一于中央”。[78]

由于西藏地方当局动作不断，国民政府逐渐感到，解决西藏问题，除政治手段外，必须施加一定的军事压力。1943年4月，因西藏当局停止汉藏驿运，重庆政府命令青海、西康和云南的军队向西藏边界开进，向西藏当局施加军事压力。青海马步芳部数千人开往青藏边界，但西康和云南的军队并未采取行动。

英国一直将自己视为西藏的庇护者，得知重庆政府调动军队的消息后，英国政府便对中国方面施加外交压力。5月7日，英国大使薛穆造访中国外交部，对调兵之事表示关切。宋子文当即回答说：“一国之内部队之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希望英方不要再提此事。但薛穆仍辩称：“西藏与中国其他部分不同，似系自主。”外交部将此事向蒋介石做了报告，蒋在外交部报告上批曰：“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任何国家预问。英国如为希望增进中英友义，则勿可再干涉我西藏之事。如其不提时，则我方亦可不提；如其再提此事，应请其勿遭干预我国内政之嫌，以保全中英友义”。[79]

5月12日，蒋介石接见西藏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阿旺坚赞等。蒋要求西藏地方遵办五件事：（1）协助修筑中印公路；（2）协助办理驿运；（3）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商办事情直接与噶厦商量，不经“外交局”；（4）中央人员入藏，凡持有蒙藏委员会护照者，须照例支应乌拉；（5）在印华侨必要时须经西藏内撤。蒋介石表示，如西藏能对此五事遵照办到，并愿对修路、驿运负保护之责，中央军队当不前往，否则，中央只有自派军队完成，“中央绝对尊重西藏宗教，信任西藏政府，爱护西藏同胞。但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飞机轰炸”。[80]蒋介石对西藏的这一严厉态度可说前所未有。

在中央政府的强硬姿态面前，西藏当局做了一些退让。西藏召开民众大会，做出决议，其要点为：要求西藏当局向中央声明，“外交局”非新创机关，但中央如仍继续拒绝接洽，拟让步，另设机关与驻藏办事处往还；中印公路，仍以神意反对测修；有关假道运输，如经玉树一线，道路被破坏时由西藏自修；关于西藏与日本勾结之事，要求西藏当局向中央严重申辩，予以澄清；西藏应与中央保持感情，不应与中央西藏办事处断绝关系。[81]于是，西藏当局做出妥协，同意继续经由西藏的驮运，保证货物经过西藏时不受抢掠等。

抗战期间，重庆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未有进展。重庆政府决定暂时搁置西藏问题，除内政因素外，对英外交也是一重要的影响因素。此时，重庆政府不想与英国搞僵，期望英国在反攻缅甸作战上有所作为，“对西藏决定放宽一步，不加虚声威胁，故不派飞机侦察昌都，勿使刺激投英，亦勿刺激英国。此时惟一要旨为使英国无口可借，而能共同履约，打通滇缅路交通，一切的一切皆应集中于此一点也”。[82]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确立中国战后版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从结果来看，似可以说，对日易，对盟国难。对日处置，只要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复失土，不是难事。但要从同是战胜国的且中国有所仰仗的盟国那里获得失土，那就困难得多了。

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性的，尽管有时也不乏若干主动采取的动作，但从本质上来说，仍主要是基于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和规复的反应性动作。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已经超越反应式外交，外交的主动性前所未有。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战争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也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在旧的国际秩序崩解的过程中，中国抓住了机会，积极参与新的国际秩序的再造，由一个旧体系中的弱者成为新的国际体系的参与缔造者。当然，对于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其评价必须恰如其分。雅尔塔协议与其后中苏谈判的进程和结果便说明，尽管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空前提升，但要真正成为一个与盟国其他三强平起平坐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本章由王建朗撰写。

[2] 余伟雄：《王宠惠与近代中国》，台北，1987，第96页。

[3] William C. 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137，213.

[4] 《德国外交部致狄克逊电》（1937年7月28日），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Ser. D，vol.1，London，1949，pp.742-743.

[5] 程天放：《使德回忆录》，正中书局，1979，第210页。

[6] 《韦尔备忘录》（1938年4月23日），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Ser. D，vol.1，pp.852-85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38，vol.3（Washington，1954），p.214.

[7] 〔英〕阿诺德·托因比等编《大战与中立国》，上海电机厂职工大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65—68页。

[8] 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1946，第16页。

[9] 《杨杰、张冲致蒋介石电》（1937年11月12日）、《张冲致蒋介石电》（1937年11月1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2），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335—336、338页。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393页。

[11]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1964，第359—362页。

[12] FRUS，Japan，part 1，pp.410-412.

[13]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169—170页。

[14]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38年4月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466页。

[15] FRUS，1938，vol.3，pp.234-237.

[16]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第973—974页。

[17] 《孔祥熙致胡适电》（1938年9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第1页。

[18]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第350页。

[19] 《张冲致蒋介石》（1939年4月21日）、《蒋介石致孙科》（1939年4月），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2），第401、409页。

[20]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日，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所下略。

[21] 《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9年9月11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22] 《王子壮日记》第6册，1940年7月2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23]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635页。

[24] 《致德国总参谋长Keitel大将书》，《朱家骅先生言论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第657—659页。

[25] 潘光哲、黄自进编《困勉记》下册，“国史馆”，2011，第756—757页。

[26] 《蒋介石致斯大林电》（1939年12月1日）、《邵力子致陈布雷电》（1939年10月1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2），第356—357，383页

[27]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1961，第304页。

[28] 叶惠芬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6册，“国史馆”，2010，第65页。

[29] 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2），第390页。

[30] 《中央日报》1941年4月15日。

[31] 《王世杰致胡适电》（1941年4月15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101页。

[32] 叶惠芬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6册，第121—123页。

[33] 《蒋介石与卡尔谈话记录》（1940年10月1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2），第38—41页。

[34]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附件》（1940年11月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2），第51—52页。

[35] 《外交部致胡适电》（1940年9月10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68页。

[36] 《罗斯福选集》，关在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261—269页。

[37]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1月1日），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国史馆”，2001，第4—5页。

[38] 《蒋介石日记》，1942年元月“反省录”。

[39] 《华府伟大的决定》，《中央日报》1942年1月6日。

[40] 《反侵略同盟与中国》，重庆《大公报》1942年1月5日。

[41] 《王宠惠呈蒋介石开罗会议开会日志》（1943年12月），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3），第532页。

[42] 参见罗敏《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43]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第176、177页。

[44] 《蒋介石日记》，1942年9月15日。

[45] 《国防委员会秘书厅拟在开罗会议上提出的战时政治合作方案》（1943年11月），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3），第505页

[46]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战后世界和平意见书》，《中央日报》1944年7月7日。

[47] 《反侵略同盟与中国》，《大公报》1942年1月5日。

[48] 《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要点》（1943年7月4日），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71页。

[49] 《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要点分解》（1943年7月4日），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75页。

[50] 王云五：《战后国际和平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第4号，1942年。

[51] 汪叔棣：《战后世界机构论》，《东方杂志》第39卷第13号，1943年，第4页。

[52] 杜光埙：《论重建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第14号，1943年，第19页。

[53] 《王世杰呈蒋介石新国联约章草案》（1944年7月13日），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133页。

[54] 《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4年6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3），第828页。

[55] 严格来说，琉球难以用“收复”一词。但当时广泛使用该词，如今且无合适之词可以替代，故仍沿用之。

[56]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14、17日，8月13日。

[57]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1，第220—228页。

[58] 《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第187页。

[59] 林忠：《台湾光复前后史料概述》，皇极出版社，1983，第21页。

[60]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20日。

[61] 《外交部修正拟定解决中日问题之基本原则》（1942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01页。

[62] 学界对来自英美各方面的杂音及中国的应对，对开罗宣言的产生等问题已有很多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63] 《外交部修正拟定解决中日问题之基本原则》（1942年1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外交》，第101页。

[64] 《宋外长谈话》，重庆《大公报》1942年11月4日。

[65] 《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9日。

[66] 中国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变化，参见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67] 《蒋介石日记》，1941年7月31日。

[68] 《呈蒋委员长建议书》（1941年9月），“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对美外交·拉铁摩尔顾问聘用经过》：002-020300-035-015。

[69]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7册，“国史馆”，2010，第139页。

[70] 参见前引《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29日。

[71] 《蒋介石日记》，1943年4月29日。

[72] 《蒋介石日记》，1944年1月22日、1943年1月31日“上星期反省录”。

[73]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8日。

[74]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29日、1942年1月“本月反省录”。

[75] 《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11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1942年7月13日。

[76] 《蒋介石日记》，1942年“总反省录”。

[77] 《孔庆宗致蒙藏委员会》（1942年7月6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841页。

[78] 《蒋介石日记》，1942年8月28日、1943年1月14日。

[79] 《外交部为英国干涉中国军队调动事呈文及蒋介石批示》（1943年5月10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7册，第2850—2851页。

[80] 黄玉生等编著《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262页。

[81] 《蒙藏委员会致军事委员会电》（1943年6月14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7册，第2851页。

[82] 《蒋介石日记》，1943年7月24日。

第十三章 汪精卫政权登场与落幕[1]

日本为统治中国，在侵略过程中锐意制造的伪组织，非自汪精卫政权始。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继六年前制造九一八事变进而强占中国东北之后，全面侵华战争之总爆发。事变一起，日本政府即制定一整套侵占策略，随着战争形势的进展，也不断修正与调整其策略，甚至改弦更张。初时，日本采取速战速决之策，欲借军事优势，在短时间内一举灭亡中国；当计策受挫，随即改用军事攻击与政治诱和并行策略，胁迫中国政府屈服。及被迫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时，又施展在占领区扶植受其支配之伪政府的伎俩，分裂中国，以达到永远占领中国领土之目的。括而言之，日本为了并吞中国，擅长政略与战略相互运用，往往于攻城略地的同时，辅以政治诱降、经济掠夺的手段，在占领区各要地扶植任由其驱使的各色伪政府，以达到“分割统治”、“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终极目标。

一 恶邻入侵 制造异形组织

孙中山、蒋介石与日本关系深厚，都曾忠告日本政府，应维持两国友好邦谊，共同促进亚洲的和平繁荣。然而日本军阀霸权主义作祟，一直觊觎中国之广土富源，蚕食不足，继以鲸吞。在华日军不时借故制造事端，继以武力步步进逼，阻止中国的统一与建设。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宣告其罔顾国际视听，悍然走上并吞中国的首途。不幸肩负守土重责的张学良，错估形势，在几未抵抗之下，断送广大的东北领土。严重外患，加上各种与中央对抗的政治势力，使国民政府面临空前艰巨的挑战。1934年秋，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撰著《敌乎？友乎？》一文，以法律学者徐道邻名义发表于《外交评论》，忠告日本放弃侵略，与中国合作努力，共谋亚洲永久和平与福祉。其语重心长，受到国内外注视，但日本军阀毫不予理会，反变本加厉，肆意侵扰华北，朝“华北特殊化”以控制华北的目标前进。日本政府亦曲意纵容，与中国为敌。国难当前，一些媚日分子却甘为日本鹰犬。1932年3月，日本侵占东北后，挟持清废帝溥仪僭立“满洲国”；进而拉拢殷汝耕于1935年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德王于1936年僭立“蒙古军政府”。日本为强固占领果实而制造的异形组织，在中国土地上登场，开启先河。

八年抗日战争，攸关中华民国存亡与民族绝续，团结御侮、抗战到底固为基本国策。但无可讳言，只要发生战争，议和避战声浪亦会随之而起，意志动摇者甚至甘愿迎合敌人。日本侵略者诡计多端，沿袭和、战两手策略，积极物色可用之人，诱胁拉拢，扶植成立供作驱使的伪组织，以分化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抗战初期，日军在占领区重施故技。关东军进一步要控制内蒙古，制造“满洲国”第二，1937年，先后在张家口成立“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日本为了便利而有效操控起见，又主导统合蒙地区的三个组织，于是年11月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2]但是，日本最后目的未达。次年9月，经侵华日军精心策划，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演变而来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以张家口为“首都”，德王担任“主席”，日人金井章次续任最高顾问。

日军占领平津后，由华北方面军主导，1937年12月在北平出现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统辖平津和华北等地区，以五色旗为“国旗”。[3]1938年3月，在日本华中派遣军主导下，南京又出现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苏、浙、皖三省区和京、沪两特别市，同样以五色旗为“国旗”。[4]实际上，各地区的伪组织各自分立，不相统属，均听命于当地的日本占领军。那些甘为侵略者利用的，不外乎仍对权位难以忘情的过气政治人物。日本军阀看准他们的弱点，故容易运作成功。在各伪政府中，均安置日籍政治、军事、财政等形形色色顾问，日本顾问才是幕后操控的影武者。如“维新政府”与日方签订秘密协定，规定“维新政府”未经与顾问协议，不得施行其政务。“行政院”会议内容及决议案，均由顾问事先按日方意见定调。连伪官员的生活都会受到日本顾问的监视。这种毫无独立自主性的媚日组织，美其名曰“政府”，有的还冠上“中华民国”名号，不啻为异形，又当如何称呼？

征服中国，掠取资源，独霸亚洲，方为日本发动战争的终极目标，绝不以在占领区扶植成立几个伪组织为满足。在抗战阵营，随着军事节节败退，对国家前途益感忧心者，亦抱持一丝和平想望，出而暗与日方秘密接洽和谈的可能性。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前后，和谈之议纷起，即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也一度犹豫，探测日本议和之实质。是年11月2日，武汉、广州陷落后第三天，蒋在日记里写下一段心事：“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惟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疑所撼！勉之！”[5]从中透露内部有“群疑”之士，也就是政府内各方面主和的官员。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更是积极，加快谋和脚步。两个月之后，他们不计后果，潜离重庆，转往沦陷区上海，展开“和平建国”行动。在日本刻意扶持之下，汪氏统合华北“临时政府”与华中“维新政府”，于1940年3月以“还都”南京仪式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且与“满洲国”互称友邦。日本分化中国行动，达至高峰。

二 抗战洪潮中的暗涛

日本为确保其发动侵华战争所攫取的利益，急于早日结束所谓“中国事变”，而在军事攻掠的同时，又施展诱和谋略，依时间观察，约可分为两大阶段。一是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为对象，“陶德曼调停”即其重点工作。二是1938年1月至12月，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收买旧军阀、政客为其所用，主要进行两项诱和工作：一为“宇垣工作”，因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先决条件，致无任何效果；二为“土肥原工作”，以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建立“稳固新兴政权”为重点任务。北洋时代政军界人物靳云鹏、吴佩孚，以及与孙中山及民国建立均有渊源的唐绍仪，皆成为日本物色的目标，惟以各种因素，亦无结果。此外，日本还多方拉拢国民政府方面要员如孔祥熙等，其中以汪精卫为对象的诱和工作最为成功，经日汪双方人物频频交手，促成后来汪记政权的诞生。

抗战军兴，抗战到底固为中国政府应变的基本方策，但是中国只应战而不求战。初期政府于抗战同时，一面诉诸九国公约之国际组织，寻求国际正义支持，以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也曾在维持主权完整与国家独立自由的大前提下，接受第三国调和。但在国际姑息主义与日本专断自为的影响下，两者都没能发生实际效应。随日军攻势进展，蒋介石虽亦曾期盼外交调解，惟其抗战到底信念并未改变。这从他自上海保卫战后期至武汉保卫战期间对几件事的处置和反应，可以反映出来。一是，1937年11月淞沪会战末期，日本发动第一波和平攻势，委托德国驻华大陶德曼（O.P. Trautmann）居间调停，孔祥熙等要员视之为“天赐良机”，蒋介石则虚与委蛇，终不为所动；二是，1938年6月武汉会战前，意大利大使柯莱（Giuliano Cora）出面，透过汪精卫调和，仍为蒋拒绝；三是，孔祥熙私下派代表与日方暗中交涉，跃跃欲试，遭蒋阻止；四是，高宗武擅自赴日密访，蒋严斥其荒唐误事，不可原谅；五是，9月30日唐绍仪在上海遭军统人员刺杀身亡，隔天，蒋自记感想：“唐绍仪在沪毙命，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为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6]

兹举高宗武为例，做进一步说明。高宗武本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938年2月受命赴香港搜集日本情报而辞去职务。他在港设立日本问题研究所，对外称“宗记洋行”，以为掩护；因此与日方西义显、松元重治、伊藤芳男等人建立交流管道，曾几次返武汉报告工作。后来在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周佛海与日人鼓动之下，高宗武逾越职权，潜赴东京，探询日方求和之真意及条件。高氏于6月23日由香港启程，经上海，7月2日晚抵达横滨，为安全计当夜又由西义显护送至东京，7月9日，自东京动身，赴横滨登船返香港。回到香港后，高自知违法，无以交待，迟至22日下午，始派周隆庠将赴日活动有关日记及会谈记录等文件，带回汉口，交由周佛海转呈汪精卫与蒋介石。高宗武深入敌营的行为，汪氏事先知晓；蒋则被蒙在鼓里，及得知消息，斥责“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他又提醒自己：“注意：高宗武行踪与处置”，“注意：高特赴倭”。当他“接高报告，知其误事不浅也”。[7]两三天后，蒋又责问陈布雷：谁允许高宗武去日本的？遂指示断绝与高宗武关系，停发其所有活动经费。[8]或谓：如无蒋介石默许，高宗武不敢私访日本。由蒋之反应与处置观之，此种说法纯属臆度之词。

尽管蒋介石抗战态度坚定，然而在侵略吞并与绝不妥协的对抗之中，仍激现一道伏流，暗潮汹涌，争斗不止。日方的诱和谋略，不曾中止过，反而趋于多元化，军事及外交部门高层或亲自差遣官员，或假手新闻、财经、教育界等民间人士，布下多条诱和线索，分进合击。类此政治谋略，日方皆冠以“工作”称号。提到抗战初期对日谋和，一般人都熟悉汪精卫一派人的活动。此乃由于他们最后背离国民政府，另立南京“和平政权”，震动国际视听。其实，除汪精卫一线外，其他类似的谋和活动，或因试探性质居多，较少受人注意。综合中日文资料来看，至少还有几条路线：（1）孔祥熙路线——贾存德、马伯援对萱野长知，乔辅三对中村豊一；（2）何应钦路线——萧振瀛、雷嗣尚对和知鹰二；（3）张群路线——胡霖、张季鸾对神尾茂。可见对日谋和并不是汪精卫一班人的专利，而是代表当时一部分人亟求和平解决的心理倾向。孔祥熙就是一个明确主张把握议和机会的代表。

蒋介石明知日方谋略旨在倒蒋、分化，有时却也禁不住想要探求虚实。他虽然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屡电遏止，但自己也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秘密谈判。[9]最明显事例，是经由军部代表、华北驻屯军高级参谋和知鹰二与战前曾活跃于华北一时的萧振瀛，在香港秘密交涉的“萧振瀛工作”。此一工作，由日方发动，接触对象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1938年6月中旬，日本大本营及御前会议决定实施武汉、广州作战，进取中国心脏地区武汉，逼使中国屈服而推出一波和平攻势。惟不同于其他谋和交涉，这是由日本军部策动的一项工作。6—7月，双方代表数度接触，及10月下旬日军攻占广州、武汉，11月初交涉便告停止。

就谋和活动言，“萧振瀛工作”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军部对军部，中方由蒋介石与何应钦共同指导；[10]二是中方准备“和平实现步骤”、“宣言原则”、“停战协定”、“腹案大纲”等文件，堪称有备而来；三是蒋介石参与程度较深，不仅授予“面谕”，而且亲自修正会谈文件。但蒋的基本立场明确而坚定，谆谆训令萧振瀛：必须坚守原则，要求日本绝对尊重中国行政主权及领土完整，一切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这也是他自陶德曼调和以来对日问题的一贯立场。而何应钦愿意被动伸出触角，亦自有其慎重考虑，一则重施缓兵故伎，以阻泥日军进取武汉的军事行动；二则刺探敌方情报，探取日军登陆华南的消息，且从日方提出条件，详加分析，作为应战决策参考。因此，何故意提出明知日方不可能接受的议和方案，如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取消南北伪组织、停战撤兵等条件，图使日本知难而退。[11]

由于这是日本军部主导的工作，蒋介石认为性质特殊，所以亲自指导，介入较深。其事后自省“为何复有徘徊迟疑”之语，亦即指此一事。等到日军攻下广州、武汉，乃知又只是一场骗局，蒋即中止接触，从此不再对和议存有任何幻想。汪精卫则反其道而行，与日方接洽趋于主动积极。对于和战态度及立场，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三 汪精卫逆流而行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两个月后，汪精卫等主和人士潜离重庆，步上“和平建国”的不归路。在日本扶持之下，汪精卫统合华北“临时政府”、华中“维新政府”及“蒙古自治联合政府”，于1940年3月建立南京“中华民国政府”，成为沦陷区最大的一个异形组织。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满洲国”与汪记政权随之垮台。汪精卫为何会不顾名节而走上与侵略者共舞的歧途，甘为日本征服中国过程中的一颗棋子？性格使然，贪图权位，或欲有所为？应予探讨，究明真谛。

“精卫”烈士情结

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其一生在政坛上扮演过多重角色。清季革命时期，是一位文采斐然、胆识勇毅、热血奔腾的青年；民国初年，曾经是奔走调和各方势力的鲁仲连；孙中山去世后，汲汲营营于党权与政权，反常成为结派斗争的要角。抗战前的他，以行政院院长之尊，与蒋介石共同担负起“安内攘外”之任；抗战时期，他位居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高位，却与敌国日本从秘密谈判议和到出走建立政权，终遭到汉奸、卖国贼之讥评，而葬送名誉事业。

就本性言，青年汪精卫已经充分表现出浪漫主义的情怀，从他留学日本、参加革命、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使用“精卫”笔名，即可察知有效法中国古神话“精卫填海”的痴绝。而其极致不外乎1910年4月自东京赴北京，谋刺清摄政王的暗杀行动。终汪一生，人们鲜呼“兆铭”本名，反而习称“精卫”之号，实由此而来。不过，汪精卫的铁血暗杀，并非兴起冲动，而是有迹可循。早在《民报》第9号上著文驳斥康梁派“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时，汪精卫就慨然宣示过：“使吾侪以报国之故，杀身流血，而后人继起，得借乎以光复宗国，则含笑以入九泉，当亦无怍。”[12]虽然暗杀具有吓阻的宣传效果，也有助长群众起义之声势，但汪精卫最初并不迷信这种霹雳手段，认为暗杀是“小儿”之见，只能作为最后武器，[13]意即时机才是决定行动的前提要件。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条件大为改善，1907—1910年，接二连三在两广、云南地区发动六次起义，屡遭挫败，部分志士深咎痛责，甚至消沉沮丧。孙中山认为：“经过六次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14]除此原因，还有两个因素的作用：一为1907年，同盟会内部曾因日人馈赠孙中山一笔款项，请他离境事，引起一场攻讦纷争；一为1909年，清廷推出“预备立宪”新措施以收揽民心，压制革命之气焰。汪精卫目睹这些革命党内外形势的变化，判断最后一击时机已经到来。

1909年1月，汪精卫从新加坡潜回香港，观念转趋激烈，决定行暗杀之举，为准备工作，曾经两度往返日本。夏间，他并与黄复生、黎仲实、喻云纪、陈璧君、曾醒、方君瑛等7人，合组暗杀小团体，在香港设立秘密机关，试验弹药爆炸。为了制造较稳定安全而有效力的炸弹，他们特别向巴黎的吴稚晖请教，乞速传授良法，[15]可见对暗杀行动之态度十分认真。但是，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对他们并不认同，多方劝阻。胡汉民回忆说：“精卫自河口失败后，遂有行个人暗杀之决心，余屡规止之。及往日本东京，力言暗杀之无济，与吾辈所宜致力于革命事业者……精卫答书，惟言所志已决，他不置辩。”[16]次年1月，北上行事前，汪复致书孙中山与南洋同志告别，说明此行在“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弟等之为此事，目的在于破敌，而非在于靖内变也。所以靖内变之道，亦不外于此”。[17]

汪精卫对这种几近自戕的刺杀行为，有其一套“炊饭”理论。在行动前夕，他署名“守约”在《民报》第26号上发表《革命之决心》一文，激励革命党人要培养“义理之勇”，具备“不畏死”、“不惮烦”两种道德，并用“炊饭”作譬喻。文谓：

不畏死之勇，德之烈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熟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18]

革命之效果，一如“成饭”，革命党人不管为“薪”或为“釜”，都必须合力炊饭，等饭熟了，就可让“啼饥而待哺”的四万万人民共同享用。这一篇文字固在勉励党人，实际上正是汪个人内心的写照，且已暗自以“薪”为志，故在临行前，特再向胡汉民解释暗杀理由，说：

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乎烈乎？斯二者欲较其难易，权其轻重，非可一言尽也。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饱受煎熬，久而不渝。此恒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薪之为用，炬火熊熊，顷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饭以是熟。此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19]

汪深知此行必无生还之望，遂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留别胡汉民以明志。其欲借数人之微力，搏倒大清，明知不可为而为，非浪漫何以致之！此浪漫情怀，不断反映在汪精卫之行事上。其诗词中反复出现“不望为釜望为薪”的坚决，亦足以印证。直到抗战初期，不顾一切出走求和，乃其“为薪”志念之总爆发。1944年11月，胡适在美国得知汪病死日本消息，深有感触，认为汪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情结。汪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胡适在抗战之初，曾是周佛海南京寓所“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一度主张议和，后来出使美国，态度丕变，然其对汪精卫行事的观察，可谓鞭辟入里。

汪精卫的和战转折

平情而论，汪精卫在抗战初期是坚持抗战的。他在公开场合不时发表义正辞严的讲话，诸如：“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一致抗战以外，没有第二句话可说。全国军人要站在一块，全国民众也应站在一块，大家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奋斗抗敌，至死不渝。”“中国今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穷凶恶极，无所不用其极，唯有抗日才能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唯有全国同胞一致的自动牺牲之精神，从事抗战，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誓必继续的将所有血汗都榨出来，以前的及现在的所有将士所有人民的血汗，合流一起成为江河，扑灭尽侵略者的凶焰，洗涤尽了历史上被侵略的耻辱。”汪甚至大声疾呼“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死是光荣的”，“当汉奸傀儡是不成材料的无赖”。[20]激越之情，不下于当时其他的激昂抗战言论。

但是汪精卫信心不足，忧心于国力不继，内复有中共伺机坐大，外且乏国际正义有效之制裁力量。因此，面对节节败退的抗战情势，愈感焦虑，故主张抗战的同时，仍不宜放弃谋求和平解决之道。1938年1月中旬，陶德曼调和失败，日本政府片面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随即召回驻华大使。中日正式外交中断。这是主和人士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在周佛海策动下，先后派出外交部亚洲司人员董道宁与高宗武秘密赴日，与军政要员会面，直接探询日方真实态度，迈出对日谋和脚步。6月，日本透过意使柯莱中介调和，汪精卫亦派交通部次长彭学沛与意国驻汉口参事官秘密接洽，且拟就一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以表达谋和诚意的函稿，并报告蒋介石。蒋劝阻他不可写信，才中止进一步接洽。不过，当时汪精卫主和有其基本立场，同年7月2日，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如何应付英使调停事时，汪重申：“我国为被侵略国，自始即未尝拒绝调停。对九国公约之调停如是，对德大使个人之调停亦如是。调停关键只在条件如何，合则接受，否则即敌人进攻已越武汉，亦不能接受。”[21]所谓条件，即须以不妨害中国的独立与生存为前提。显示汪主张议和，是有基本原则，非为和而和。谓其抗战伊始即主张卖国求和，实有失公允。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汪精卫意志明显动摇。当武汉危急之际，汪精卫先后接见德国海通社记者及英国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中国从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愿意随时和平，端视日本提出之条件是否能为中国接受而定。11月11—19日，高宗武、梅思平两人衔命与日本军部代表影佐祯昭（陆军省军务课课长）、今井武夫（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在上海“重光堂”展开秘密谈判，20日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一称为“重光堂密约”，确定议和基本条件和脱离重庆主和的具体步骤，成为促成汪精卫日后出走的关键。11月26日，梅思平回到重庆。在上清路汪公馆，包括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等主和人士，密集会商对策。汪精卫一度犹豫不决，“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22]最后陈璧君临门一脚，注定汪日后的命运。

汪原定12月8日借口赴成都演讲，乘机飞往云南昆明，不料蒋介石突由桂林返抵重庆，只好紧急展延。12月18日，是一个时机。当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在渝公务员训话，大骂人心萎靡，精神不振，禁令以后不准嫖、赌、跳舞、茶酒馆挥霍，如有发现，定加严惩，并限制每部每院只许一部汽车，应节省物资。[23]汪精卫不必听训，悄偕家属潜离重庆，成功置身国外的河内，毫无顾忌提出议和诉求。汪精卫之谋和行动得以遂行，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他们与日本的交涉不完全受蒋介石监督，独立自主性强，而其他条路线的谋和都在蒋监控之下，适可而止；二是他们的对手是日本军部当权实力派，拥有主导对华政策的实权。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举行新年团拜后，接着召开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对汪精卫出走的处置。冯玉祥出席了会议。他事后回忆道：会中提到“汪精卫飞走了”，“曾仲鸣被人打死了”，也有人说：“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持唱双簧说的理由，认为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前两个星期，汪夫人带同家属和行李乘专机先走了。当时重庆交通完全在军统局管制之下，人民出境购买机票都要办理登记，经过审核，高级官吏更要取得蒋介石批准。汪精卫与曾仲鸣、林柏生等多人搭乘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交付任何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介石之理？谓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24]此一怀疑，主要是针对蒋介石的抗战立场而发，日方也对汪精卫在河内观望不前有过不解。但据各方文献，包括蒋介石自记“殊所不料”、“拂袖私行”[25]及其他政要之记述，证实无人事先得知汪精卫出走的信息。是年3月发生河内刺汪案，不无借以破除“唱双簧”之疑心。

河内风暴 汪蒋决裂

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是追随孙中山革命救国的热血志士。二人文韬武略，各有千秋，均颇受孙中山倚重。孙中山在世时，他们的关系和融。论资历，汪在蒋之上，更能亲近孙中山。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汪脱颖而出，登上国民党领导高位。一年之后，两人出现裂痕。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成为汪蒋分裂之关键。事件结果，导致汪势衰而蒋势盛，原来要迫蒋离粤，反变成汪赴法国养病。此后，汪蒋的分合，引起党内风波与政局动荡。著者如：（1）1927年4月，汪由欧返国，拒绝与蒋合作，形成宁汉分裂对立之局。（2）1929—1930年，汪系改组派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展开反蒋斗争，进行倒蒋运动。蒋介石厉斥改组派为国民党叛徒。国民党也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汪蒋交锋，反蒋势力大集结，演变成中原大战与扩大会议的政治风暴。（3）1931年5月，蒋主导汤山事件，引发支持胡汉民人士反弹，造成宁粤失和。汪亦联合反蒋各派，重演倒蒋戏码。双方对立，剑拔弩张，因九一八事变发生，才化解一场同室操戈。

外患当前，蒋汪尽释前嫌，共赴国难。1935年11月，汪遇刺重伤，远赴欧洲疗养，西安事变后始返国。抗战前的四年间，蒋汪真诚合作，厉行“安内攘外”政策，乃二人关系仅见的最和谐的一个时期，为国家建设与抗战准备费尽心力。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蒋汪对于和战态度或有差异，初期仍能维持如战前一般的合作关系。一年多之后，广州陷敌，武汉撤守，二人和战立场明显分歧。汪不顾一切坚持走自以为是的“救国道路”，到国境之外，公开倡议和运，背离抗建国策。蒋汪关系陷入紧张，逐步走向破裂边缘。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开重庆飞至昆明，次日再飞抵河内，并按计划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所谓的第三次对华声明后，30日自香港发出前一日已拟定的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建议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及中央主事者以近卫声明为基础，展开与日本议和谈判，谋事变之早日解决。1939年1月1日下午，国民党紧急召开五届临时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理由是他在抗战急要关头，擅离职守，匿居异地，传播违背抗战建国国策。海内外随后也掀起一片申讨汪精卫“艳电”议和主张的声浪。当晚，远在河内的汪精卫获得情报，原本期待国民党能够善意接纳议和主张落空，换来的却是对他严厉的党纪处分，所以与附从诸人心情“俱颇黯然”，“大家都沉思了一晚”，因此决定暂守沉默，静观事态。[26]面对国民党的处分，汪精卫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此后，汪精卫对于未来行止面临重大抉择。一是日本内阁异动，引诱他出走的近卫首相下台，新的平沼骐一郎内阁组成，对华政策是否改变陷于不明状态；二是国民党中央唯恐事态恶化，密派中央要员谷正鼎携带护照和旅费，于2月中旬前往河内，恳劝汪赴欧休养。对前者，他于2月初召请高宗武自香港赶至河内，经数日密集商议，再度遣派高宗武赴日本。高于2月21日抵日，3月16日回到香港，先后与影佐祯昭、前首相近卫、首相平沼、有田外相及板垣征四郎、多田骏、松冈洋右等军政要员晤谈，打探日方新动向。至于后者，谷氏使命显然没有达成。[27]汪由于尚在等待日方决定，且期盼国内拥护人士的表态声援，故无意接受政府赴欧的安排。

高宗武回到香港，由于旧疾复发，没能亲往河内复命，而是将报告交陈璧君带去。高报告指出，日本对交涉解决中日问题，不够诚恳，日方所有允诺只有一个目的，要汪做他们的傀儡。从这时起，高想方设法劝汪中止与日本谈判。可是，报告送达汪手上时是3月20日，第二天便发生枪击血案。时间会如此凑巧，让高宗武不由得怀疑是日本人操作的离间手段，目的是让汪蒋决裂，逼汪走上绝路。[28]河内军统局干员于19日接到行动命令，21日凌晨，潜入汪精卫住所，采取锄奸行动。但刺杀汪精卫不成，反而误杀了汪的亲信秘书曾仲鸣，且伤及其他亲属，令汪精卫极度痛愤。汪于是月27日发表《举一个例》一文，为主和言行提出强烈辩解，甚至公开1938年12月初汉口国防最高会议讨论陶德曼居间斡旋调和的机密会议记录。[29]汪之举动完全出于报复性的情绪反应，竟至不惜与国民政府决裂。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此时也已决定，支持汪精卫到日本占领区组建一个受其控制的“中央”政权，作为逼迫重庆国民政府妥协的筹码，随后于4月初即派影佐祯昭一行数人潜赴河内，解救汪精卫等人。汪精卫4月下旬离开河内，5月初安抵上海，在日方完全保护下，展开一连串筹建政权的工作。

河内暴发汪精卫遇刺案，结果是汪随从秘书曾仲鸣被枪击身亡。汪方一口咬定蒋介石是这宗刺杀事件的背后主谋。直到半个世纪后，当年出身军统局干员的陈恭澍发表《河内汪案始末》，[30]细说从前，但其间仍有蹊跷。河内一击，汪幸运躲过一劫，但激愤不平，决心离开河内，走上汉奸卖国的不归路，自毁人格与名节。渝方除汪不成，反逼其靠向日敌，树立“和平政权”，究系欲擒故纵，抑纯属意外，或另有文章？高宗武怀疑是日方诡计，提出另一种可能性。河内血案系军统干员奉命所为之说，虽有陈恭澍著书为证，但是从已公开的主导者戴笠的档案，找不到直接证据，期盼水落石出之一日。可议的是，隐居香港的高宗武，自陷于戴笠指派军统干员密切监视、伺机加以制裁的险境而不察。[31]

四 陷“都”重见“国民政府”

1939年5月初，汪精卫抵达上海后，召集同志，谋划与日议和事宜，31日赴日本磋商收拾时局办法。就国民政府立场，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言行毁法乱纪，但仅施予党纪处分，即使各方通电要求政府严予通缉，绳以国法，政府并未实行。迨汪等进入上海，与日本密切交往，国民政府认定其所为已实质构成通敌罪行。6月8日，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委员会第八次常务会议，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转送海内外各级党部、民众团体、各省临时参议会的文电，以及监察院呈为汪兆铭背叛党国请予明令通缉以肃纪纲案，决议由国民政府明令通缉。[32]蒋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正式对汪采取国法惩处。汪虽在日人保护之下，但渝方的暴力制裁行动从未放松过。

日本梅机关操作与失算

从河内到上海，对汪精卫等主和派所谓“和平运动”而言，系一大转变。其与日本距离缩短，行动更加主动积极。而国人与国际产生的印象，即是汪派已经和日本达成默契，必将采取进一步的妥协行动。金雄白（笔名朱子家）不讳言：“汪氏在上海那一段时期，尽管对外标榜的是和平运动，但敏感的上海人，都明白将是在沦陷区建立政权的前奏。”[33]国民政府亦已完全了解汪等脱离重庆的真正企图在于另组政权。

汪派于1939年5月下旬拟定“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其要旨以收揽人心为先决条件，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为收拾时局之要务。日本政府为援助汪派树立“中央”政权之准备工作，于8月22日在上海设立“梅机关”，由影佐祯昭主持一切，直接听命于日本政府。机关成员来自海军的须贺彦次郎、外务省与兴亚院的矢野征记及清水董三、民间人士犬养健；也有新闻界人士如同盟社的松元重治、神尾茂，朝日新闻的大田宇之助，上海日报的波多博等多名参加。[34]此后，在梅机关极力扶植下，汪记政权的建立，得以逐步向前进展，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分别是：访问日本，取得认可；与华北、华中既有政权磋商统合事宜；成立“中国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承袭党统；四处拉拢附和分子，储备政府人马；与日本会谈，签订“和平密约”，获得支持。

在汪记政权筹建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步骤，非谈判密约莫属。主动提议谈判的是日方，而双方谈判的依据，即《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也由日方拟订提出，其中必含有强烈的帝国主义侵略成分。梅机关成员多认为：如果以此草案为基础与汪精卫谈判，会令人怀疑日本的信义，对日本至为不利，即使汪精卫接受，对“和平运动”不见得会奏效，宜把草案送回，请求日本当局重新考虑。[35]犬养健更指称：该草案完全以强化日本的占领政策为着眼点，倘使付诸实行，则华北事实上形同独立，南方的海南岛也归属日本海军，世界上恐怕再无出其右的傀儡政权。[36]梅机关长影佐祯昭一睹草案，“不禁为之黯然失色”。他与今井武夫直觉：这是由于权益思想作祟，日本政府各省乘机附加不少条款；这个草案赤裸裸地暴露了为帝国主义设想之要求。[37]其实，这些引汪精卫出走之始作俑者的事后说词，徒然表露出他们的伪善面目而已。

日汪双方谈判，日方以影佐祯昭为首，汪方以周佛海为首，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938年11月1—12日，间续举行7次谈判；第二阶段，12月28—30日签字。谈判地点，先是在六三花园，后来改在愚园路60号。谈判采取秘密方式，且相约谈判内容绝不对外泄露，故称“内约谈判”。日方拟订的《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草案，主要包含“调整原则”、“调整要项”及“调整纲要附件”等项，牵涉范围至为广泛，条文繁复。综合言之，汪方代表在谈判中，对于若干问题讨价还价，要如关于日军驻扎与撤兵问题、日本在经济上的独占问题、日本派遣顾问问题、“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权限问题等。经过连续几天谈判，由于在“驻兵”等17项重要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会谈只得中止。影佐祯昭11月16日返日，报告谈判情况。12月8日，兴亚院会议决定：为使汪精卫的“中央政府”能够成立，打开僵局，应由梅机关负起责任，在为将来正式谈判预留余地的情况下，尽可能采取措施调整彼我双方意见。[38]影佐接到指示后重返上海，对汪方软硬兼施，一面严肃忠告，迫令就范；一面花言巧语，甚至对汪精卫流下同情的眼泪。汪大受感动，认为“影佐还是有诚意”的。[39]汪决定接受日方要求，并电召陈公博到上海参与谈判。12月18—20日，陈公博与梅机关的海军代表须贺彦次郎，就厦门及海南岛等沿海岛屿问题，经过6次谈判，达成协议。

周佛海与日方暗中接洽，12月28日再开谈判。汪方本有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陶希圣5人参加；陈公博于当日匆促离沪，陶希圣也决意不出席。至30日，汪方由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日本梅机关由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矢野征记、犬养健等，共同签订所谓《调整中日新关系协议文件》，内容包括《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和“秘密谅解事项”两个部分。其中除《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之外，另附“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基本原则”、“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具体原则”及“秘密谅解事项”8件。陶希圣事后披露：日方提出的条件，所包含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含的事项，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这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40]此一密约成为汪政权成立后与日本签订正式条约的基础，具有关键作用。

日汪密约的签订，日本取得梦寐以求而在“临时”、“维新”政府尚未能完全夺得的权利，十足揭示日本扶植汪记政权的野心。可是，此一极机密文件，就在日方得意之际曝光了。先是在谈判接近尾声，12月21日，国民党中统局策划、由女干员郑苹如等执行的刺杀“76号”特工首脑丁默邨的锄奸行动发生，虽以失败收场，却是轰动沪上的桃色风波，日后甚至成为张爱玲写作《色戒》的题材。更让日汪震惊的是，日汪签订《调整中日新关系协议文件》之后4天，即1940年1月3日，主和派中坚人物高宗武与陶希圣，竟相偕潜离上海，前往香港。这两个事件相差13天，时机颇耐人寻味。高陶幡然脱离，系高宗武的决定，约陶希圣一起行动。高宗武自从随汪精卫到上海后，因察觉和平运动已经变质，意在扮演踩刹车角色。而日汪双方也发觉高宗武的可疑行径，对他有所设防。因此，日汪密约谈判桌上就没有高宗武的影子。但谈判依据的文件草案，高宗武不仅有机会看过，而且机巧地密摄一份私存，显示预谋出走的准备与决心。[41]

日汪密约谈判之前，1939年10月，高宗武即已透过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月笙派驻上海的代表徐采丞，至香港请杜月笙设法安排出走上海。杜氏认为高宗武一旦脱离汪精卫，并揭露和平内幕，对抗战前途当会产生重大影响，于是亲往重庆，面报蒋介石。后经两个多月秘密策划，眼见事机即将成熟，杜月笙、徐采丞同赴重庆报告。12月18日下午，蒋介石接见杜，与谈汪事。[42]陈布雷也得知杜月笙是来谈上海统一组织活动事。[43]三天后，蒋又见另一位神秘客黄溯初。黄氏是高宗武的浙江温州同乡，高父高玉环的至友。[44]他非常同情高宗武的处境，恳劝高应尽快摆脱日汪阵营。由此观之，高宗武脱离上海事，已箭在弦上，等待最后时机。

高宗武决定离沪后，前往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寓所，相约一同赴港。陶希圣参加密约谈判，深知日本包藏祸心的伪善，故当汪日于12月30日签订《中日新关系调整协议文件》时，乃称病不出席签字。1940年1月1日，陶希圣为免启人疑窦，仍“抱病”到愚园路汪精卫寓所拜年。1月3日上午，高宗武按照徐采丞、万墨林等人的安排，离开法租界寓所，登上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出后门，再搭出租汽车直驶黄浦滩码头，登上“胡佛总统”号，与高宗武会合。1月5日，二人安抵香港。[45]1月7日，高宗武会见杜月笙、黄溯初之后，即致信蒋介石，并附上密件，函谓：

顷晤玉笙（杜月笙号——引者注）、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只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杜门思过，静倾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共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46]

接下来是密件揭露的时机，蒋介石指令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坐镇香港执行，由于陶希圣眷属尚留在上海，为了其安全起见，不宜立时发布。及1月21日，陶眷经杜月笙、万墨林协助安抵香港。次日，香港《大公报》头版，以醒目标题披露《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译文，第三版整版又刊登原文照片，同时还登载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的信函和发给汪精卫等人的电报。

高宗武、陶希圣的脱离，有其各自原因，且经过一段时间酝酿，连梅机关与“76号”特工总部都被蒙在鼓里。杜月笙在其中运筹帷幄，发挥很大作用。高陶二人出走，确实带给汪精卫以重大打击，尤其是揭露密约之举，使汪等自诩的“和平运动”陷入困境。汪精卫痛责高陶举动系“变乱”行为。[47]《大公报》披露密约当日，汪精卫正在搭船前往青岛，将与王克敏、梁鸿志会谈南北组织合并事途中，一接到陈璧君告急电报，“焦可灼万状”。是晚，周佛海几乎“彻夜未睡”，愤然表示：“高、陶两人，今后誓当杀之。”1月23日下午，周看到高陶致《大公报》信后，“不禁发指”，对日人犬养健和清水董三谈及此事，“愤极之余，不禁泣下”。[48]连金雄白后来在香港撰述汪政权史事时，依然不忘贬抑高陶以泄恨，直指二人为叛徒，因为争不到好名位才脱离，作为报复。[49]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高陶事件，掀起一时风浪，但仅限在心理层面的扰乱，并无助于阻止汪精卫组建“和平政权”的进程。日本梅机关仍力挺到底，1940年3月，汪精卫以“还都”南京形式建立“国民政府”，标举“和平、反共、建国”旗帜。有汪政权总策划师之称的周佛海，回顾“和平运动”的发展，称至此约略分为三个阶段：离开重庆，为第一期之始；离香港到上海，为第二期；由上海回到南京，为第三期，也是最后阶段，目的即在国民政府之“还都”。[50]所谓“还都”，不外乎宣示“新政府”乃承袭国民政府法统而来，只是由重庆迁回南京，并非另立政权。因此，“国民政府”仍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名义上的主席。其实，这只是混淆视听的障眼手法而已。

1940年1月25日，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会谈结束，翌日便和周佛海、梅思平商组“国民政府”“还都筹备委员会”事宜。汪于27日返抵上海，立即设立“还都筹备委员会”，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委员会由汪派与“维新政府”联合组成，秘书长由汪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褚民谊出任，副秘书长为“维新政府”内政部部长陈群。但在正式“还都”之前，还需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政府组织与人事。易言之，“中央政治会议”及“还都”的筹备工作，是同时并进的。3月17、18日，汪派人士纷纷抵达南京，准备参加将于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不料，就在开会前一天，梅机关的犬养健奉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命令，传达主张将组府延至4月15日的旨意。汪派对突如其来的改变颇感泄气，深恐再次延期将置组府计划于破产地步。可见“还都”之事，汪精卫不能做主，端视日本的态度而定。周佛海即约见影佐祯昭，正告以“如果延至4月15日，此间必崩溃，故最迟不能过3月31日”。3月23日“中央政治会议”结束次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国民政府”将“还都”南京；其重大使命，就是实现和平，实施宪政。由于“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平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今后要统一起来进行，盼望反对“和平运动”的人来赞成，使和平赶快普遍于全国。[51]

汪精卫“还都”南京时日之所以一再迁延，症结在于日本的诚意。汪组府之同时，日方尚派代表与重庆接洽和平，如姜豪、司徒雷登（J.L.Stuart）之穿针引线。但真正发生作用的，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主导，在香港与渝方自称“宋子良”者进行代号“桐工作”的谈判。显而易见，日本有意以汪成立“国民政府”为棋子，要挟渝方。重庆主事者将计就计，虚与委蛇，借以扰乱汪的组府。“桐工作”自1939年11月起展开，至1940年3月，历时4个月，日方连“宋子良”真实身份都还难以确定。3月24日，在香港的日方代表铃木卓尔接获重庆方面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对立，不易决定，确定之答复，希延期到四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期望落空后，遂认为汪组府已准备就绪，倘再延期，恐将引起参加者动摇，甚至发生脱离的情况。[52]至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分析渝方缺乏谋和诚意，怀疑是破坏新“政府”的谋略，[53]终于决定3月30日为“国民政府”“还都”的日期。

3月30日上午，“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汪精卫率领各院部及委员会人员在南京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声称：“国民政府”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还都”南京，当坚决执行“中政会”郑重决议之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革除个人独裁，摧陷廓清阶级斗争遗毒，克日实现民意机关之设立、地方自治之举办，以及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等事项；并且自称系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重庆方面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约，皆属无效。[54]还都前夕，“维新政府”于3月29日宣布解散。30日，“临时政府”也声明取消，“华北政务委员会”同时成立。可议的是，在如此重要的时刻，既无各国使节祝贺，连日本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也迟至翌日上午，才往“国民政府”表示祝贺之意。日本政府不过发表一些应酬式声明或谈话而已。是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郑重声明：“汪伪组织纯为日本用以侵略中国主权，破坏国际间法律秩序之傀儡工具，其任何行为当属无效。中国政府与人民绝对不予承认”；并重申整肃纲纪、伸张国法前令，通缉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赵正平、赵毓松、诸青来、刘郁芬、王克敏等77人。[55]全国各界亦纷纷通电声讨。

汪派脱离重庆抗战阵营，私与日本谋和，并擅赴日军占领区筹组政权，经过一年三个月之奔走，终以“还都”形式，在南京僭立汪记“国民政府”，其直接统治地域，包括以南京、上海、杭州、蚌埠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武汉及其周边地区，广州及珠江三角洲，江西南昌、九江地区，及后来的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这些地区政治、战略、经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性。[56]但日本诱使汪派出组政权，真正意图乃在裂解中国抗战阵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事实证明，抗战营垒并未因汪精卫脱离而瓦解，抗日战争也没有因“国民政府”“还都”而止息。中日事变的结束，仍在未定之天。

五 汪记政权坐困愁城

与虎谋皮

汪记政权袭用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名号和建制，使用中华民国的国歌与国旗。但由于日本坚持，只好在国旗上方附加一上书“和平、反共、建国”的三角形黄布条以示区别。如此“国旗”样式，甚是怪异，而有“猪尾巴”之戏称。日本政府自始至终把议和当作谋略在进行，毫无实现和平之诚意。汪记政权纵使成立，百般设法争取独立自主地位，也无济于事变之及早解决。从其过程中发生的四个事例，可以获得充分证明。

其一，近卫文麿之巧诈。1938年11月，汪日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会谈，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中载明日本于和平达成两年内撤兵的承诺，次月近卫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中，就遭军部压力而片面取消此一事关重大的条文。当时，汪精卫已经置身河内，无可挽回。况且，近卫首相又如此凑巧宣布下台。很明显的，这是日本施展的欺诈手段。汪精卫过于相信日本谋和诚意，初尝苦果。

其二，影佐祯昭的坦白。影佐是主导诱降汪精卫的核心人物，先后任职于参谋本部谋略课及陆军部中国课。汪精卫自河内抵达上海后，影佐又是梅机关的主持人，专责协助汪精卫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他曾坦白地告诉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日方进行的“和平工作”，其实只是一种“帮助战略的谋略工作”而已。简言之，就是以分化中国内部，另立一个亲日反蒋政权，溃灭抗战势力为总目标，而汪精卫只是其总体战略中的一颗棋子。当“内约”谈判遇到瓶颈之际，影佐不惜流下“鳄鱼的眼泪”，打动汪精卫。其居心叵测，汪如有知，将情何以堪。

其三，“桐工作”的阻挠及拖延承认政权。汪精卫政权以“还都”南京形式建立前后，日本军部正与重庆国民政府紧锣密鼓地在香港秘密进行谈判，一再借故拖延汪政府的成立及其对汪政府的承认。日方此一依违两端的谋略，无非要用汪组府一事来威胁国民政府就范，与其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实由于尚未签订正式条约之故。由于汪方强烈要求，自7月5日至8月31日，双方代表在宁远楼举行“中日调整邦交会议”，共进行16次会议。[57]这次谈判的条约，可谓“内约”的正式条约化，尽管条款在形式上不尽相同，实质却一成不变。会议结束，条约也草签了，日本仍然讳言承认。

汪方甚感不耐。11月18日，周佛海由影佐祯昭陪同亲赴东京，向有关当局催促承认之事。日本政府终于醒悟受到玩弄，不再等待重庆国民政府响应，27日通过全部条约，决定30日举行签约仪式。11月30日，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与阿部信行共同签订《关于中华民国日本国间基本关系条约》及附属文书。重光葵形容这是“一个莫明其妙的复杂而离奇的协定书”。[58]汪又与日本及伪满洲国代表臧式毅签署《中日满共同宣言》，声明“三国”互相承认。汪记南京政权，至是取得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认，距3月成立已经8个多月，对汪来说，可谓侮辱至极。正式签约同日，国民政府通令悬赏几万元，缉拿汪精卫，令文谓：

汪精卫即汪兆铭，通敌祸国，触犯惩治汉奸条例，前经明令通缉在案。该逆久匿南京，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近更僭称国民政府主席，公然与敌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益见彰著，亟应尽法惩治，以正观听。为此重申前令，责成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十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纪纲。[59]

外交部亦发表严正声明：日汪所订非法条约均属无效，他国如有承认伪组织者，当认为最不友谊之行为，即与之断绝外交关系。汪精卫为了确立政权地位，不得不吞忍日本之欺妄，处境维艰。

其四，不同甘只共苦的“大东亚战争”。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启动自称的“大东亚战争”。美英旋即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从此发生，此距中国抗战已经四年。日本在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时，又另辟太平洋战场，以美英为敌，无异饮鸩止渴。此一战争不仅促成世界反侵略阵线结盟，共同致力抵抗侵略国家，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抗战形势，更是汪政权走向覆亡命运的分水岭。

汪精卫政权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命运息息相关。“大东亚战争”开始后，一年之间，日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汪政府甚受鼓舞，1942年5月特派“外交部长”褚民谊专使日本，祝贺日本的胜利。当时，汪精卫基于生命共同体的认知，以及对日本必胜的憧憬，发表“同生共死”以迎合日本欢心的声明，主动积极争取参加日本人心目中的“圣战”。日本政府始则不认为汪政权具有参战资格与实力，一再拖延阻拒，迨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形势由盛转劣，才基于扩大掠夺战略物资以养战的利益考虑，于1942年12月制定“对华新政策”，而改弦易辙，勉强同意其参战要求。[60]。1943年1月，汪精卫政权经过一年多努力争取，如愿以偿地参加“大东亚战争”，正式向英美宣战，也因此从日本政府手中获得若干包着糖衣的权益，如收回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取消“国旗”旗杆上附加的黄色三角飘带等。

汪政权参战后，扮演后方基地角色，协力“圣战”，推行若干示好的具体措施，如调整为战时体制、厉行统制经济、严格管制粮食和战略物资、改造民心思想、发动献金及收回废金属运动及节约储蓄运动等；此外，也进行军事动员与部署。但是不论汪政权如何效力，日本不放心也不允许其派军投入战场。所以汪精卫并没有同享胜利的甜果，只能承受负担，对于日本之漠视，徒呼奈何。汪精卫“同生共死”的初衷，已注定走向与日俱亡的末路。

身不由己

汪政权成立之后，事实上并未能像一般政权正常运作。梅机关推动汪政权成立，完成任务后，主要成员分别受聘为汪政府顾问。影佐祯昭出任“军事委员会”最高顾问，须贺彦次郎任海军首席顾问，谷荻那华雄、晴气庆胤等任军事顾问。重光葵曾奉派出任驻汪政权“大使”，他坦白地指出：汪政府内之中央政治及地方行政机构，均受日本方面之三层监督：一是日籍顾问及职员的内部指导；二是“兴亚院”及其在各大城市设立之“连络部”的外部指导；三是驻在该地陆海军的综合监督。其“结果，好干涉他人闲事的日本人与厌恶干涉的中国人，绝不能融洽”。[61]由于日本多方钳制，汪政权一切设施自然窒碍难行。陈公博在战后的自白书中，也指证日本不愿汪政府在沦陷区有效行使治权的事实。他说：汪精卫是以诚意对待日本的，而且近卫既已声明并无灭亡中国之心，因此日本应当让汪政权统一南北，使它得到行政上的自由，使它建立强有力的军队以维持治安，使它支配一切经济以保持国家人民的元气，使它可以自由处置贪官污吏，使人民安居乐业，使它可以保护人民，免受日本宪兵的非法逮捕。但这些都只是汪精卫的理想而已，陈公博进一步谓：“而日本的见解那就大不同了。许多军队和官吏曾受日本支持的，他们不得不继续支持；至于贪污与否，与日本无关，有时或者因为贪污，他们才更容易利用。至于南北对立，更是他们夺取物资的机会。军队不必强有力，只须能够做到日本人步哨为已足。”[62]

可见，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差距。汪精卫身处敌营之中，虽欲有一番作为，然以弱者的诚心，面对暴日的野心，谈何容易？1940年10月，汪记政权成立半载，难以施展的情况未见改善。负责与日本折冲最力的周佛海，不得不采取行动。一是约晤影佐祯昭及犬养健，正色告以：“国民政府还都半载，一事无成，中、日国民均将冷淡。还都本意原在作一中日合作模范，使重庆悔悟抗战之不必要……为促进和平计，日本不宜拿得太紧，须任国民政府自由发展，且援助之……故日本目前除强化国民政府外，无他法。”周特别请影佐返回东京后向日本当局转达。二是接见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坦称“国民政府”半年来成绩并不佳，如此下去，实不能忍受；并强调必须使“国民政府”强化，在管辖区内做到独立自主，否则“国民政府”为无意义。[63]

除了以言辞表达对汪政权强化的热切希望之外，汪精卫更亲自出马，率同周佛海、林柏生、周隆庠等人，于1941年6月赴日访问，直接争取日本政府的实质强化措施，获致三项主要收获。第一，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共同宣言，说明“国民政府”务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提供中日提携协力之具体的事实，使民众得了然于中日合作、东亚复兴为两国国民之共同使命；日本政府亦对之为更进一步的援助，俾“国民政府”能发挥其独立自由之机能，以努力于分担东亚新秩序之责任。第二，日本提供“国民政府”以3亿日元贷款。第三，由于日本斡旋，欧洲轴心国家，由德意首倡，相继承认“国民政府”，计有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丹麦等9国，强化其“国际地位”。[64]

要言之，汪政权之欲求强化，无日本在政策上的支持则毫无可能。在日本许可下，汪政府先后推行“东亚联盟运动”、“新国民运动”及“清乡工作”等三项措施，其共同目标都在促进其政权的强化。汪谓：“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强化呢？其意义要使之强有力，能将和平基础树立起来，逐步拓展，以达到全面和平。然则，强化国民政府不是国民政府自私自利的动机，而是为能更负责任更迅速的完成使命起见，如此则中央与地方应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完成其为整个的体制，方才于强化之目的无悖。”[65]这三项强化政权的措施，在“大东亚战争”之后推行更加积极。汪精卫有意借此提高对沦陷区的统治力，其实，背后都还要接受日本指导，仅以“清乡工作”为例加以说明。它是汪政权成立后进行的一件最具体和重大的工作，倾注“国民政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力量的大建设。[66]

汪政权名义上为统一的中央政权，实际上权力有限。“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为“国民政府”辖下地方机关，却仍唯日军马首是瞻，与汪政府貌合神离，各自为政。严格言之，汪政府初期所能管辖的区域，包括原属“维新政府”的苏、浙、皖三省及京、沪两市而已。[67]针对这一情况，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于1941年初提议以“清乡”为因应对策，汪精卫欣然接纳。日本之所以提出“清乡”方案，其政治目的不外有三：增强汪政府的政治力，以协助日本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铲除敌对势力，以巩固日本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占领；封锁抗战区的经济，以满足日本对国防物资的搜取。这才是日本以“清乡工作”为手段，向汪政府献策之根本所在。[68]

1941年3月24日，汪政府通过设立“清乡委员会”案，特派汪精卫兼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副委员长，李士群兼秘书长。该委员会与“行政院”、“军事委员会”是平行机关，权限颇大，地位也很高。汪政府自4月中旬起，积极策划有关“清乡工作”的活动。7月开始，在汪政府势力范围内出现一种奇异的景象，即用连绵数十里长竹篱笆隔绝而成的区域，称之为“清乡区”。汪政府仰赖日军武力协助，自1941年夏至1945年夏，在封锁区内分期进行“确立治安、改善民生”的工作。汪精卫对“清乡”抱着极大的期望，每期“清乡”都实地视察。在李士群主持“清乡工作”时，在肃清敌对分子与增加财税方面收到绩效，尤其是对重庆国民政府地下组织的打击甚大，逼使军统局在1943年夏向周佛海下达制裁李士群令。日方对李士群的跋扈亦表不满，乃与周佛海连手设计，削减其权力，并于1943年9月将其毒死，汪精卫也无法制止。总体而言，“清乡工作”反造成内部政治斗争及民众生活困扰，未能达到预期效果。1943年5月，汪政府撤销“清乡委员会”，将所有“清乡”事务改归“行政院”统率办理。汪政权强化统治力的设想化成泡影。

六 树倒猢狲散

1945年8月，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20多万人死亡。日本政府终于承认落败事实，天皇于14日宣布接受同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汪政权完全依靠日本侵略者扶植，其存在自始至终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日暮途穷的汪政权骤失依靠，随之土崩瓦解。

日暮途穷 人心思汉

珍珠港事变发生，美英对日本宣战。此事件对汪精卫、周佛海等“和平运动”核心分子而言，不啻为一打击。周佛海曾经向一同斡旋“和运”的日方人士伊藤芳男坦承当初主张和议之失策，盖由于他们据以行动的两点认识：（1）以为日军必继续攻占重庆、西安及昆明等地，（2）以为日美或日俄战争必不致发生，均经事实证明错误。[69]受周佛海吸收参加汪政权的金雄白记述：汪精卫潜抵上海，与日人接触后，始悉日人无悔祸之心；自日本偷袭珍珠港，汪更清楚最初对国际形势所做的判断有了剧变，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且对同志则常以热泪来表示内心的痛苦。金氏进一步透露：

从汪政权建立后，汪氏的心境日趋恶劣，屡屡在公开场合中，不期而涕泗滂沱。在会议桌上，偶有枨触，以无法自制而至于拍台掷椅，肝火炽盛到极点，遂使心境影响了他的形态。三数年间，我看到他渐渐地苍老了、憔悴了，尤其在阅读文件时，架上了一副老花眼镜，已无复如前之翩翩风度。[70]

果如金氏所述，则日本帝国主义日趋落败的形势，当为汪政权前景投下不祥阴影。面对难以挽救的危局，汪精卫心理上的凄怆与绝望也就不难理解。

汪记政府中，除汪氏以外，十九纵情声色。[71]当汪政权走向日暮途穷之时，内部更暴露出腐败的乱象。陈公博、周佛海本来就是生活糜烂之徒，此时更是尽情纵乐，醇酒妇人、唱平剧，无所不为。周佛海自称这是为了“排愁遣闷，徒图一时麻醉，不愿常想前途风浪之险恶，想亦无益。挽狂澜于将倒，个人亦无此力也”。[72]上行下效，中下层的人亦多如此。连为汪政权辩护最力的金雄白，都毫不掩饰自己纵情声色，谓：“因为自维死期不远，心理上有了变态，要趁未死之前，尽量享乐。有人看到我带了成群的女侣，过着豪华的生活，以为我是得意忘形。”[73]

与此同时，汪政权内部派系矛盾也愈演愈烈。成立之初，内部已形成以陈璧君为首的所谓“公馆派”，和以周佛海为首的所谓C.C.派，两派一直明争暗斗，互争权位。随着政权发展，派系再分立。1944年3月，日本驻南京汪政权“大使”谷正之曾分析其内部的派系组织：首分非国民党和国民党两大系统。非国民党成员没有影响力，国民党系统拥有军事力量。国民党系统包括汪精卫派和周佛海派；汪派再分为公馆系、新公馆系、汪直系、改组系。公馆系，以陈璧君为核心，包括她的朋友和亲属，如林柏生和下属干部；新公馆系，包括李士群；汪直系由褚民谊和与汪个人有关系者组成；改组系，以陈公博为中心。周佛海派，又分成二系，一为C.C.系，丁默邨属之；一为以梅思平为中心。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佛海、陈公博两大要角眼看情势不妙，早就暗中派人与重庆国民政府联络，表达悔过之意。根据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减刑令，周佛海自1941年已向政府“屡经呈请自首”。[74]1942年10月，周佛海派渗入汪政权内部的军统人员程克祥往重庆面见戴笠局长和蒋介石，表明心迹。次年5月初，程返抵上海，携回戴笠的亲笔信，表示准其戴罪图功，同时又带来电台、密码和报务人员，从此，周佛海与戴笠正式取得联系。[75]他完全听从重庆指挥，不仅为重庆方面保释被捕人员，探送日军情报，使中央有所准备；且探刺日军物资所在，使盟军容易轰炸或地下工作人员容易破坏。1944年4月底后，戴笠与周佛海的往来更加密切，戴告诉周佛海：“日后胜利时，一定要‘布置军事，配合反攻’”。[76]

陈公博与周佛海有所区别。他长期追随汪精卫，在投敌后深感前途渺茫，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背着汪精卫，与戴笠进行联系。战后陈氏妻子李励庄在申述状中言称，早在1940年戴笠就曾密电指示陈“掩护地下工作人员”，“详报汪氏与敌所订密约内容及交涉经过”，陈公博当即答复照办，“一切如约屡行”。[77]后来，戴笠还准备在陈住处设立电台，由于日军气焰正炽，防范较严，加上陈公博在伪政权中的地位，此一计划未能实现，双方联系随即中断。“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不让陈周二人专美于前，1942年1月，因私通重庆被发觉，汪精卫大感意外而予以究办，幸重光葵出面说情，缪才又改任“考试院”副院长。[78]彼等投机行为，诚所谓“人在曹营心在汉”，充分反映汪政权内部一种浮躁现象，尤其在汪精卫死后，愈加明显。1945年2月，“安徽省长”林柏生透过李品仙向重庆输诚，足以说明汪政权内部充斥末日心态。李品仙报告蒋介石谓：“最近盟军在太平洋节节胜利，北平、南京各地汉奸大势已去，为顾全其身家性命计，派人前来联系，愿助我反攻。目前皖伪省长林逆柏生派人持函来立联系，若我方准其悔悟，则另派专员前来洽商。”[79]

汪精卫之死与政权溃散

1944年11月10日，日本“大东亚战争”局势明显恶化之际，汪精卫病故于日本名古屋，主要原因是身体遭枪击的旧创复发，虽经日本医生全力诊治，仍旧无效。汪精卫于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遭南京晨光社记者孙凤鸣狙击，经过救治，一颗子弹一直留在背脊里，至1943年8月，诱发骨髓肿症。同年12月，南京日本陆军医院为汪施行手术，取出子弹头，但病情未见好转。次年3月3日，在陈璧君及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悌等20人护同下，汪搭乘专机赴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就医。日本医生再次为他施行手术，但无力回天。汪病逝于“友邦”土地上，结束了其62年的生命。所谓“精卫填海，终成冤禽”，汪自号“精卫”，竟尔成谶！

当时，民间对他的死因，或疑为日人毒毙者。[80]虽属无稽，亦令人联想日人之阴险。重庆《大公报》评论道：“汪逆之死，像似一件大新闻，而严格说来，实半文不值。汪逆降敌，甘做傀儡，其人纵生，也早死去。今日之死，不过继心死而后又身死而已。”[81]讽刺意味浓，道出一般人心里的话。汪精卫死后20年，1964年2月，香港出现一份题为《最后之心情》的文件，据云乃汪去世前一个月，自知病将不起，在病榻上口授全文，由夫人陈璧君誊正者，或称之为“汪氏对国事最后之遗嘱”。[82]至今，这份文件只见标题“最后之心情”为汪精卫题署之外，尚未发现其手稿，即使陈璧君誊正之稿，亦迄未披露。故有学者断定这是出于金雄白伪造的文件，[83]其真实性如何，仍有待查证。

汪遗体运回南京后，停放于“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公祭。“国民政府”成立“哀典委员会”，以陈公博为主任委员，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谊为副主任委员。11月14日，明令举行“国葬”。23日，举行安葬大典，葬汪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是日，周佛海日记写道：“嗟乎，一棺付身，万事皆了！今日目视汪先生灵榇入土，觉是非恩怨到此已烟消云散，吾辈何必认真以自寻烦恼？至汪先生，今虽盖棺，尚不能论定是非功罪，当以今后时局转移为依归也。”[84]但是，汪精卫后来连“一棺”也不保，其坟墓于1946年1月下旬被国军七十四军工兵部队爆破，棺材、尸体运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尸骨无存。

汪精卫先日本败战而死去，得逃国法惩罚，堪称侥幸。综观其一生，经历三次大难不死：一不死于革命时期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不成被囚之时，二不死于1935年在南京为孙凤鸣的狙刺，三不死于1939年3月河内黑夜的乱枪，最后竟寞寞以终，客死异域，恐非其所料。汪精卫建立南京政权，或许也冀图有所作为，但毕竟屈身敌国屋檐下，不得不仰人鼻息，凡所行事皆受日本控制与干扰，洵难施展。面对巧诈成性、霸气凌人的日本侵略者，纵欲争取些许利权，有若与虎谋皮。结果是中日战争并未因汪精卫的努力而获得提早解决，沦陷区人民生活地位也没有明显改善。汪精卫的所谓理想，到头来终成幻想。

语谓：树倒猢狲散。汪精卫一死，政权顿失重心，人心惶惶。先是，汪决定赴日就医之际，陈公博、梅思平、周佛海三人经日本医生密告，已得知汪病所患者为脊骨瘤，十九不能痊愈，赴日医治不过尽人事而已。三人“闻之泣下”，为此聚谈六七小时。周佛海记述其事，谓：

谈及汪先生奔走一生，在国家未统一之前，万一不幸，实太伤心；且万一不幸之事竟不幸发生，公博与余当此难局，决难应付。以汪先生之历史及资望，尚不能打开局面，何况吾辈？……细想今后治安如何维持？民生如何安定？公务员生活如何保障？精神如何振作？对外所谓作战物资如何供给？百孔千疮，均无一良策以救济之。欲逃避责任而不可能，终夜彷徨，不知所措，苦矣！[85]

彼等对前途感到悲观，信心动摇。汪精卫赴日之前，倚枕力疾作书，将政务预为安排：“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早痊愈，以慰远念。”[86]汪指定在他易地治疗时期，由陈公博代理“主席”一职，周佛海主持“行政院”。未料，汪此去一病不起，“国民政府”遂赖陈周共同扶持，至曲终人散。

汪精卫于病逝次日，消息由日本使馆传至南京，伪政府内部一度陷于慌乱失措之中。周佛海于汪入殓当日哀叹道：“既伤逝者，复念存者，今后之困苦危难，觉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地也。”其深晓大势已去，此后意志更加消沉，尝谓：“顾念大局，危险万状。掀天撼地之大风浪即将来临，吾辈断无法渡此惊涛骇浪，必为大浪沉于海底。久之不能成睡。一了百了，一死而已。”[87]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于11月20日就任“行政院长”及代理“主席”之职，发表声明：“今后当奉行汪精卫手订之政策，凡汪生前之设施，皆为今日之设施，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局如何迫切，均将决不动摇。”[88]但是，伪政府内部矛盾冲突益趋表面化。陈公博就任代理“主席”之前，周佛海属下竭力反对陈任第一高位，坚决主张周应当仁不让，认为与陈公博共事，较与汪精卫更难，如果让其继任汪精卫的职位，必将后悔。陈上台之后，不仅周佛海一派反对，也引起其他派系的不满。褚民谊向周佛海大发牢骚，表示坚辞“外交部长”，陈公博“凡事不使之预闻，跑龙套毫无意义”，林柏生也提出辞职。周佛海直称：“最近汪先生直系之褚民谊、林柏生对公博总攻击，假使余任行政院长，若辈捣乱自在意中，今公博如此，真出意外也。”其后，梅思平又向周佛海报告，对陈公博被广东派包围深表愤慨。周佛海亦认为“公博立场固困难，但对广东派长此迁就，政府恐将解体也”。[89]这种内部派系倾轧，一直到伪政权覆灭为止。

至于沦陷区的情况就更加恶化。日军为了战争需要而进行漫无止境的掠夺和穷凶极恶的搜括，以棉花及纱布为例，“日人必欲竭泽而渔，真令人愤慨不已也”，[90]致使沦陷区经济衰败，物价飞涨。1945年2月，周佛海根据过去物价上涨趋势，推测至10月米价将涨至每石万元，使社会民生陷于极端苦难的深渊。连日本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在汪政权之治下，因应付日本对外战争之协力，及日本战势之恶化，民众疲惫已极，经济情况日趋恶劣。”[91]这是检验汪精卫“和平建国”至关重要的一点。

幕落石头城

1940年3月31日，“国民政府”成立次日，周佛海与共策“和平工作”的日友谈话，对一年来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92]然而，日后命运则全操诸日本侵略者手中。及汪精卫一死，别称石头城的南京，显现一股日薄西山的苍凉感。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曾为政权的苟延而挣扎苦撑，同时也在盘算若日本投降如何实现与重庆合流。1944年12月，陈公博再次向重庆传达“情势许可后，当执鞭相从”的心意；次年春，又化名“周进”，提交一份“剿共”报告。重庆方面立即将中共军队在各地区的番号及指挥员姓名制成详表，转交陈公博。陈即参酌该表，布置江苏、苏北、浙江三省防务。[93]5—6月，陈公博又与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取得联络，互派高级代表“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剿共”。[94]7月初，军统局上海站的电台被日军宪兵队破获，人员遭逮捕。站长陈祖康向陈公博求援，经陈出面与上海特务机关及宪兵队交涉，才又交回电台及人员。

日本败局已定，汪记政权覆亡命运不远。“考试院”副院长缪斌使出最后一搏，充当和平密使，于1945年3—4月赴日活动，竟导致日本政局震荡、首相小矶国昭下台的结果。缪斌明知日汪末路已近，仍执意出而谋和，无怪乎被讥为一幕回光返照的“丑剧”。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驻南京“大使”谷正之通知陈公博，告以日本已决定投降。陈立即致电在上海的周佛海，促速至南京商量后事。16日下午，陈公博主持“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报告日本无条件投降，和平既已实现，“国民政府”自应宣告解散；并决定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负责指挥办理各部门结束事宜及维持各地方治安，以静待中央政府接收。陈公博担任两个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王荫泰副之。是晚，“国民政府”解散宣言播出。至此，汪记政权曲终人散，“国民政府”走入历史。

陈公博逃亡之前，试图为最后自救的努力，致函蒋介石，提醒注意江浙一带的中共军队活动，为免沦陷区落入共产党之手，请求对一些将领如海军司令凌霄、第三师师长鲍文霈、南京宪兵司令陈皋等人，授予名义，以安其心。陈同时恳求任命他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95]陈一相情愿的做法，没有得到响应，愈感到生命无安全保障。8月24日，日本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面见陈公博，报告“国民政府”善后处理的态度，以及副参谋总长冷欣将于26日抵南京布置受降事宜，并询问其出处。陈当面表示暂时赴日的希望。今井答允协助安排。25日晨，陈公博偕同妻子李励庄及私人秘书莫国康、“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安徽省长”林柏生、“实业部长”陈君慧等一行7人，在日军小川哲雄中尉护送下，乘机逃离南京，飞抵日本山阴县的米子。为掩人耳目，其后陈公博一行隐姓化名，伪称“东山商店一行”，避居京都金阁寺古刹。[96]

陈公博逃亡第四天，8月29日，日本同盟社发表一则离奇新闻：“南京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昨日自杀受伤，本日因伤重而毙命。死讯传至国内，舆论哗然。为了澄清事实，9月8日，国民政府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提出备忘录：“查陈逆公博等皆为中华民国之叛国罪犯，希贵官负责转致日本政府速予逮捕，并解交南京总司令部为要。”[97]10月3日，陈公博被引渡回国。

同时，国民政府接获日本声明接受波茨坦宣言后，8月11日，蒋介石下令：沦陷区各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其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许可之收编。次日，戴笠受命委任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指挥“税警总团”、“浙江保安队”等，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98]此外，政府为能顺利接收沦陷区，针对汪伪政府军政要员做出处置，接连发出多道命令：任命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负责京苏一带治安；任命丁默邨为浙江省军事专员，负责浙江省及杭州市的治安；任命“华北绥靖军司令”关致中为暂编第一路军总司令，“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为第二路军总司令，“第三方面军”吴化文为第五路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张岚峰为第三路军总司令，“第五方面军”庞炳勋为晋冀鲁豫“剿共”总司令，“第六方面军”孙殿英为第四路军总司令，负责暂时维持治安，静待国军到达。

国民政府对于一切附敌组织的态度是一贯的。1934年3月，伪满洲国僭立，国民政府昭告中外，严惩此等汉奸卖国行为，绝不宽贷。1937年12月，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国民政府严厉斥责，明令“凡在日军非法占领区域，甘心附敌，参加伪组织者，决按汉奸治罪条例查明通缉严办”。[99]抗战之初，基于事实需要，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公布施行《惩治汉奸条例》，翌年8月重行修正，通令全国遵行。抗战胜利后，因处理汉奸案件标准未定，各地办理情形不免分歧。1945年11月，国民政府再次修正公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1条，同年12月，又制颁《惩治汉奸条例》16条，对汉奸的量刑做具体规定，包括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以及拘役、罚款等项，并规定汉奸案件应迅速审判并公开之。[100]战后汉奸审判，即根据上述法律为之。

国民政府一面办理接收工作，一面在各地展开惩治汉奸行动。负责逮捕任务的，先是陆军总司令部，后来为统一事权，则由军统局戴笠主持。戴笠奉命后，军统局内设立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并在上海、南京、北平、济南、太原、开封等25个地区设立分会，分别执行。戴笠深知汉奸问题复杂，处理不当，反不利于政府，主张依法逮捕审讯之余，倾向采“政治尤重于法律”立场，但部分中央政府官员及中共皆极力反对。[101]侦捕行动自9月下旬起展开，至1946年3月初，据戴笠呈报称：“自奉命主持逮捕全国各地汉奸以来，已捕获三千三百七十八名”。[102]1946年3月，戴死于空难，对肃奸工作不免有所影响。

汉奸案件之审判，从1945年冬开始，审讯期间，万众关注。汪精卫僭立南京政权过程中，附和者经政府通缉在案者数以百计，战后经逮捕审讯，依情节轻重，一一受到法律制裁。第一个被以汉奸罪快速处决的是缪斌。1946年4月8日，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判处他死刑，5月21日执行枪决。[103]这第一枪，声震石头城，不啻为汪记政权宿命之宣告。

对日八年抗战为中华民族存续的关键之战。在历史长河中，就像一道浩浩洪流，民族正气滚滚。发动战争的责任在日本，中国被迫应战，以解决争端，是非不得已的手段，其目的仍在期求两国的和平。其间，有些人随着侵略者吹奏的和平魇笛起舞，出而与其代理人暗通款曲，形成本章所述之历史过程。

古今中外，只要发生战争，必然就有人主战有人避战，避战者心态不一，有人主张采取和平方式消弭战火，以减少生民涂炭之苦难。主战、主和遂成为势不两立的坚持。在敌患当前、国难深重关头，主战，代表正义；主和，往往被冠上降敌卖国的标志。陶希圣，抗战初期曾经力主和议，追随汪精卫出走海外，到沦陷区上海，协谋组建“和平政权”，后来在关键时刻幡然改变立场，脱离上海，携出密件向国民政府输诚，重回抗战阵营。他统称主和人士的通敌行为，是抗战的一股“乱流”。乱者，非正道也，寓有贬抑的含义。惟就史论史，其行径固违背民族大义，但是他们的谋和活动仅能隐秘为之，因此不如谓之为“暗流”更为允当。日本侵略者抛出和谈议题，则率出于谋略，即非战火的战争，日籍学者藤井志津枝统称之为“诱和”，盖以谍报工作视之。

尽管谋和与诱和称法不同，性质也有很大差异，但是这股暗流几乎与抗战相始终，即使到侵略者日本败象毕露之时，仍有人不死心，试图做最后努力，挽回颓局。唯一不同的是，发动者来自日本及汪精卫政府高阶官员，他们合演一出荒谬剧，国民政府将计就计，竟导致日本内阁大风波，首相被迫下台。充当“和平”密使的缪斌，战后成为国民政府惩治汉奸首遭处决的对象，其真相至今仍遗留下可供遐想的空间。缪斌的奔走谋和，无异为诸多暗流中的一股逆流，最终还是免不了被抗战洪流淹没的命运。

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易看到它的起点，也不知道将终止于何时。洪流之下，暗流起伏，它们都构成历史的一部分，也起过或大或小的波涛。探求历史真相者，岂能不寄予关注并清楚交待之？历史上每逢外侮临头，主战一向代表正义爱国，受到昂扬民气的竭诚拥戴；主和则象征懦弱媚敌，必招致人民强烈抨击和唾弃。抗战期间，汪精卫选择了后者，甘冒投敌祸国之骂名，跳入火坑。由于唱和汪精卫“和平运动”的一伙党政要员，与蒋介石于公于私都有关系，因此外界怀疑如未获蒋介石默许，他们绝无法脱离重庆，甚至有汪蒋唱双簧之说，实则出自臆测乃有心者造谣之成分大。蒋介石自卢沟桥事变起，明知武器军备等一切物质力量远不如日本，仍坚持抗战到底方策，虽一度犹豫不前，终仍坚持到底。他深信只要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终必转变，而日本亦终必归于失败。蒋素知汪精卫有主和的言行，但绝未料到竟会不顾一切出走。事实上，汪氏出走，所有改组派成员，除陈璧君和曾仲鸣外，聊无一人知道。[104]孙科亦称汪精卫潜行前，中枢任何人皆不知。[105]核心要角的周佛海坦言：“心中常觉抱歉者，即离渝未曾事先请示蒋先生，但如请示，则必不能离渝。当时余抱大的政治理想，故冒大不韪，径行离渝。”[106]

日本运用和平攻势，分别向国民政府党、政、军、特、文化各界重要人士招手，进行和谈交涉，亦引起相关人士响应，但大都能固守抗战立场，终未能为其所惑，使日方徒劳无功。唯一成功的是对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却也未能为它发挥分裂抗战阵营、弱化蒋介石领导威信的效果。和谐乃苍生万物共存的法则，和平更是人类共荣之正道。当国与国之间不幸引发战争，相互摧毁时，生灵必遭涂炭。由于人性泯除不了贪婪，战争或为永难避免的梦魇。弱势一方，总有一些奢想和平而暗中与敌方接触交涉的人。他们的举止，绝不能见容于激昂的民气。尽管它是不见天日的暗流，岁月会沉淀一切，暗流终也会发出微潺声响。

汪记政权自1940年3月30日以“还都”形式僭立于南京起，至1945年8月16日终随日本战败而溃散，历时5年4个月又17天。惟在僭立之前，已经过两年多之密谋策划，故综观汪记政权整体演进过程，从酝酿、登场、发展，以迄落幕，几与八年抗战相始终，形成抗战史的一环，不能因其附和侵略者而视若无睹。何况广大的沦陷区，除伪满洲国之外，都在其统治之下，论抗战史，更不应置之不理。

汪记政权之成立是抗战时期震撼国内外视听一大事件，究其所以造成如此震撼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二端：其一，始作俑者一批人，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高宗武、梅思平、陈公博等均位居党政要职，且与领导全民抗战的蒋介石公私多有关系；其二，汪精卫及其一班人系由抗战阵营脱出，进入日军占领区，直接与日本方面洽谈和平条件，继而僭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与日本在占领区就地取材，扶植的异形组织，不可相提并论。

彼辈甘冒大不韪与侵略者合作，所持的理由是：设法早日结束战争，为沦陷区的中国人民着想，使其减轻受日军凌虐并改善其生活。他们在心理上容或有此种意念，却是基于不正确观察而产生的错误判断。此可由两点评论之。

其一，他们误信日本有谋和诚意。以1938年12月22日的近卫声明为例。彼等认为该声明所述各点，如不割地、不赔款，绝不是亡国的条件；而且它经过日本五相会议、内阁会议、御前会议通过，并公开发表于世界，所以日本不致再变更政策，也不至于言不由衷，日后再于声明各点之外提出苛刻条件；日本当局和有识之士对中日和平是具有诚意的。在这样的认知之下，彼等认为，为何不立即和平？为何要抗战到亡？[107]所以汪精卫在“艳电”中声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而一旦与日方真正折冲时，才发觉其实不然，近卫三原则不过是和平攻势中的香饵而已。

1940年1月《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暴露于世，举世哗然。其条件之严苛广泛，远超越彼等想象，陶希圣既悔又恨地函告胡适：“不意卢沟桥事变之后，一念之和平主张，遂演至如此之惨痛结果也。”[108]即显示彼等对日本观察之错误。周佛海言：“和平运动至汪先生‘艳电’前后，空气极佳，自高、陶事件以后，突转恶化。”盖即此之谓也。[109]后来签订的所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内容不脱上述纲要范围，甚至还增添若干条款，据金雄白忆述：

汪氏等行抵京沪，置身虎穴，一旦与日本直接交涉，受到了咄咄逼人的反应，以及目睹了各地日军的蛮横情形，而日方所提“中日基本条约”的苛刻，已使汪氏等恍然于从前的判断完全错误了。所以当汪氏与阿部信行签订条约的一天，汪氏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凄然下泪。[110]

如此观之，汪精卫等人为追求伪政府“独立”、“自主”地位所做的努力，于置身虎穴中，唯有任人摆布而已。

其二，他们对局势观察偏差，过度悲观。周佛海事后坦称，他深感过去在武汉、重庆，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中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亦不清。由于观察误谬，始有“和平运动”之产生，因这一念之差，百劫不回。[111]易言之，因其判断误差，认为抗战前途无望，而力主唯有以和平谈判方式才是解决中日事变之要途。然而，殊所未料的事实，却是他们用尽力气建立“和平政权”，结果战争依然在进行，事变也未提早获得解决。1941年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个月，汪精卫曾告诉日本新任驻南京伪使重光葵，最希望的就是使中日事变先得到解决。可是“回想起来，时至今日，还没有能达成这一志向，真是遗憾”；又说，他本想完成一种消防人员的作用，才跳出来的，但是，不仅没有能发挥消防的功效，火势反而更加旺盛起来，感到非常惭愧。[112]

汪精卫等人依据错误判断之所作所为，虽言仍欲谋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沦陷区人民，但自然会是心余力绌。根据美国政府一项调查报告指出：在沦陷区，民众囤积食物和日用品情形，比重庆国民政府统治区要普遍。自1943年起，两个地区的通货膨胀开始竞赛，至1944年达至严重阶段，此后沦陷区通货膨胀的情况，则较诸国民政府统治区还要恶劣许多。[113]另外，日本一资料亦显示，由于日本在中国占领区不断消费物资，同时每年还要运回庞大物资供给日本国内，而日本相对运到占领区的物资却极少，只有增发纸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自1943年，占领区的通货膨胀呈现严重情势，特别是华中，多数中国人为了投机，囤积各种生活必需品。日本方面采取的对策，是针对市场上大宗商品，也是投机对象的棉纱棉布强制收购，而以金块支付一部分费用。为此，同年7月，日本政府运送25吨金块到中国，以支应收购需要，期能缓和通货膨胀，但是杯水车薪。进入1945年以后，为了准备美军登陆中国的防御工事，及汽油替代品酒精的生产设备，迫使增发“中储券”，每日用运输机从日本运来“中储券”数十亿元，不足时还自东京绕道朝鲜用火车输送。至日本投降时，上海的物价指数约为事变以前的10万倍，米一石价格高达百万元。[114]

从以上两项客观资料可知，日本因战局颓势已成，加紧对占领区中国物资的搜括，导致人民生活痛苦遽增。汪记政权人人自危，如何还有心力改善沦陷区人民生活。语云：“覆巢之下无完卵”，依附日本侵略者操弄而登台者，终必也随帝国主义的败降而垮台。

[1] 本章由邵铭煌撰写。

[2] 蒙疆联合委员会下设总务委员会及金融、产业、 交通三个专门委员会。总务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由三个自治政府各派三名、两名、两名委员担任委员会委员，但委员人选均由关东军内定。关东军司令官可向联合委员会推荐最高顾问一名、参议一名、各专门委员会顾问两名。初由金井章次任最高顾问并代理总务委员长。联合委员会之决议，必须经过最高顾问及关系各顾问的合议。

[3] 临时政府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长”，下设议政、行政、司法三委员会，1940年，汪精卫政府成立后，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由王揖唐任委员长。

[4] “维新政府”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长”、温宗尧为“立法院长”。“行政院”下分设内政、外交、财政、实业、交通、教育、绥靖、司法等部，多位阁员曾在北洋政府中出任要职，或为过气的政治人物，已不具社会号召力。1940年3月，其并入汪精卫“国民政府”。

[5]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藏所下略。

[6]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日。

[7]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4、26日，7月9、22日。

[8] 周佛海：《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9] 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香港三联书店，2008，第253页。

[10] 从萧振瀛致蒋介石与何应钦函，可以证实。其于10月1日致蒋介石信谓：“雷局长嗣尚再到香港后，一切商谈悉遵指示，慎密严正之范围，勉力进行”；10月20日致何应钦电报又说：“此次交涉经过，统于皓亥电详陈。所有谈判表示，完全遵照先后面谕电谕范围，不敢逾越。”见“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11] 邵铭煌：《萧挀瀛工作》，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台北，1997。

[12] 《民报》第3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影印，1969，第1289页。

[13] 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民报》第2册，第670页。

[14] 孙中山：《孙文学说》，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1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3，第501页。

[15] 蔡德金、王升：《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9页；《汪精卫致吴稚晖函》（1910年），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吴稚晖档案》。

[16] 《胡汉民自传》，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辑，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再版，第402页。

[17]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2册，世界书局，1971，第232页。

[18] 《民报》第8册，第4072页。

[19] 转引自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社，1944，第55页。

[20] 汪精卫言论，分见《庐山谈话会第二期第二次共同谈话速纪录》，刘维开选编《庐山谈话会会议纪录选辑》（续），《近代中国》第107期，1995年，第63页；《继续牺牲加紧生产》，载徐达人《汪精卫骂汪兆铭》，岭南出版社，1939，第12页；《救国公债》，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9月7日，第3版；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的投敌》，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第51页。

[21] 《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纪录》（1938年7月2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22]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第166页。

[23]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第81页。

[24]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新潮社文化事业公司，2012，第140、141页。

[25]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1日。

[26]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354页。

[27] 《蒋中正致白崇禧电稿》（1939年2月24日），“国史馆”藏史料。蒋介石长电谓：“谷正鼎由河内回渝，称汪仍主和，并不愿赴欧云，恐无可救药矣。”

[28] 高宗武著、陶恒生译注《深入虎穴》，《传记文学》第89卷第6期，2006年，第107—108页。

[29] 汪精卫：《举一个例》，原稿藏国民党党史会。

[30]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31]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的档案，由军事情报局保存，其中一部分与“国史馆”合作，完成数字化，以《戴笠专档》提供参考。尚未公开的部分，值得密切观察。

[32] 《汪兆铭通敌叛国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

[33]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春秋杂志社，1960年第4版，第37页。

[34]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42页。梅机关位于上海北四川路，因日人称其办公处所为“梅华堂”而得名，日本参谋本部以其负责扶植汪政权工作，故称之为“梅工作”。见影佐禎昭「曾走路我記」、臼井勝美編『現代史資料13·日中戦爭5』、東京：みすず書房、1966、372頁。

[35] 影佐禎昭「曾走路我記」、臼井勝美編『現代史資料13·日中戦爭5』、377頁。

[36] 犬養健『扬子江は今もれている』、東京：中央公論社、1984、196頁。

[37] 《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110—111页。

[38] 崛場一雄『支那事變戦爭指導史』、東京：時事通信社、1962、325頁。

[39]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73页。

[40] 陶希圣：《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载汪大义编撰《汪日密约》，岭南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第45页。

[41] 高宗武著、陶恒生译注《深入虎穴》，《传记文学》第89卷第6期，2006年12月。溯初，本名黄群。1939年2月，高宗武奉命再度赴日本探询情况时，曾造访黄氏倾谈，隐然有异志。

[42] 《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18日。

[43]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39年12月23日记事，东南印务出版社承印。

[44] 《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21日。

[45] 万墨林：《沪上往事》第1册，中外杂志社，1977年再版，第177—178页。

[46] 《高宗武呈蒋委员长1月7日函》，“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47] 《汪精卫日记》（1），《档案与历史》总第11期，1988年，第2页。

[48] 蔡德金注《周佛海日记》（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233页。

[49]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51页。

[50] 《周佛海日记》（上），第267页。

[51] 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中央电讯社”编印，1944，第108—113页。

[52]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42页。

[53] 崛場一雄『支那事變戦爭指導史』、383頁。

[54] 《国民政府还都宣言》，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原件。

[5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六编 傀儡组织》（以下简称《傀儡组织》）（3），第193页。

[56] 余子道等：《汪伪政权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页。

[57] 《中日调整邦交会议》16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原件。

[58] 〔日〕重光葵：《日本之动乱》，徐义宗、邵友保译，南风出版社，1954，第182页。

[59] 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3），第195页。

[60] 石源华：《论日本对华新政策下的日汪关系》，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国近代史学会与联合报系文教基金会，1995年9月。

[61] 〔日〕重光葵：《日本之动乱》，第258页。

[62]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载《陈逆公博罪行录》，时事新报出版部，1946，第15页。

[63] 《周佛海日记》（上），第384、387页。

[64]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纪录》（194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厅编印，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5] 汪精卫：《怎样强化国民政府，怎样实现和平》，《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236页。

[66] 林春晖：《一年来清乡工作的回顾》，载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人民出版社，1985，第48页。

[67]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139页。

[68]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76號』、東京：每日新聞社、1980、190頁。

[69] 《周佛海日记》（下），第742页。

[70]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2册，第157、174页。

[71]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2册，第106页。

[72] 《周佛海日记》（下），第1133页。

[73]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3册，第53页。

[74] 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4），第1624—1625页。

[75]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载《周佛海日记》（下），第1284页。

[76] 《周佛海日记》（下），第1285页。

[77] 黄美真主编《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81页。

[78] 上坂冬子『我は苦难の道行く：汪兆铭の真实』下巻、東京：講談社、1999、180—181頁。

[79] 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4），第1535页。

[80]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21页。亦有一说系由戴笠派某医生潜入医院，在药剂中置毒致死。参见良雄《戴笠传》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再版，第190页。

[81] 重庆《大公报》1944年11月13日。

[82] 汪精卫：《最后之心情》，见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56—164页。

[83] 吴学诚：《汪伪政权与日本关系之研究》，中国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1980，第273—279页。

[84] 《周佛海日记》（下），第1112页。

[85] 《周佛海日记》（下），第995页。

[86]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2册，第178页。

[87] 《周佛海日记》（下），第1108、1127页。

[88] 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257—258页。

[89] 《周佛海日记》（下），第1113—1114、1117页。

[90] 《周佛海日记》（下），第1114页。

[91]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军事译粹社翻译出版，1978，第7页。

[92] 《周佛海日记》（上），第276页。

[93] 黄美真主编《汪伪十汉奸》，第182页。

[94] 《陈逆公博罪行录》，第16页。

[95] 《陈公博致蒋委员长函》（1945年8月19日），转见《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第463页。

[96] 《陈公博亡命日本记》（下），《传记文学》第29卷第3期，1976年，第61页。

[97]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军投降文件汇编》上卷，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印，1945，第90页。

[98]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载《周佛海日记》（下），第1286页。

[99]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册，中央日报社翻译出版，1978，第166—167页。

[100] 《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10—12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01] 张霈芝：《戴笠与抗战》，“国史馆”，1999，第464—473页。

[102] 《戴笠呈蒋主席三月七日电》（1947年3月7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103] 重庆《中央日报》1946年5月23日。

[104]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446页。

[105] 《关于汪精卫叛国》，新新出版社，1939，第31页。

[106] 《周佛海日记》（下），第989页。

[107]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载《周佛海日记》（下），第1223页。

[108] 《陶希圣致胡适函》（1940年1月15日），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第181页。

[109] 《周佛海日记》（上），第251页。

[110]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159页。

[111] 《周佛海日记》（上），第585页。

[112] 《重光葵关于同汪精卫会谈情况的报告》，《档案与历史》总第13期，1988年，第32页。

[113] John Hunter 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315.

[114] 鹿島平和研究所編『日本外交史〈24〉大東亜戦争·戦時外交』、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74、332頁。

第十四章 国民党统治的衰颓[1]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之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多数高级领导人信心满满，认为可以在三个月至多六个月内打败共产党，并且认为只要打败了共产党，其他经济和政治的问题都不难解决，国民党的一党垄断执政地位也可以继续维持。但是，形势的发展却并不如蒋介石的预期。事实上，在内战爆发不到一年之际，国民党就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遭遇重大挫折。1947年2月的黄金风潮，引致通货膨胀高企，社会动荡；从1947年2月到5月，国民党军在军事进攻的重点战场山东屡遭挫败，损兵折将，影响到国民党内外的“剿共”信心；1947年5月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遍及国统区各大都市，动摇了国民党统治。面对如此局面，蒋介石决定实行“戡乱动员”，采取各种强力措施，暂时维持了稳定。进入1948年以后，形势对国民党越发不利。从1948年5月到当年年底，因为“行宪国大”的召开，导致国民党内的政治乱局；因为金圆券币制改革，导致财政经济的崩溃；因为淮海（徐蚌）会战的失败，国民党军机动主力部队基本被歼。在短短大半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都遭遇惨重的失败，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可以说，国民党统治的衰颓至此已不可逆转，国民党已经基本失去了其赖以与共产党争胜的实力和资本。

一 “行宪”引发的政治乱局

1946年12月25日，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12月25日正式施行。此时内战正酣，国民党就在内战的外部环境下，一方面实行“戡乱动员”，加强“剿匪”军事和镇压异己；另一方面紧锣密鼓地筹备进行民意代表选举，以便召开“行宪国大”，实现“还政于民”的“宪政”。

国民党原先的施政是在一党治下的“训政”，如今提出实行“宪政”，而“宪政”与“训政”究有区别，在“宪政”体制下，总要做些民主的表面文章，因此，“戡乱”与“行宪”本不无矛盾之处。“戡乱”要求限制人民自由，加强全面统制；而“行宪”则要求保障人民权利，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内不少人担心因“行宪”而影响“戡乱”，对“行宪”态度消极。白崇禧建议，“行宪国大”应予展期，俟军事胜利后再开。戴季陶认为：“在全国动员之时期，是否宜于举行大选，是宜详加考虑”；浙江、广东、河南、热河等省参议会亦致电蒋介石，主张不必“在内乱未息之际，粉饰太平”，建议暂不召开“行宪国大”。国民党中常会经过研究后认为，用党政军全力办选举，不可不慎重；以各地竞选情形，选举完毕后，本党内部一定分崩离析，民（社）青（年）两党因不满选举结果而横生枝节，何能集中力量“戡乱”；再者，一切问题均决定于“剿匪”之胜败，胜则迟选亦无妨，败则选举虽十分美满亦无补于土崩瓦解。但他们也认为，宪法实施程序由国大通过，延期无异违宪；如果宣布停止选举，将使国内外舆论对本党的怀疑益深；而且党内问题由来已久，如因此而蒙违宪之名，本党地位将益形低落。1947年11月初，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将中常会的意见呈报蒋介石，请其做最后决定。蒋介石的想法不无矛盾之处。他一方面认为：“本来就现在的情形而说，共产党如此嚣张，社会民生如此不安，我们惟有集中力量，消灭共匪，根本就不应举办选举，以分散剿匪的注意力”；但另一方面，实行“宪政”又是国民党多年宣称追求之目标，继续“训政”将面临较大的内外压力，“为要适应环境，不得已而举办选举”。蒋因此决定，选举不能停办，如期举行为宜。[2]

“行宪”的基础是进行各项选举，1947年下半年先后举行了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各地方参议会的选举。因为国民党长期执政，独占政权，中共和民盟又被排除在选举之外，国民党在选举中没有真正有力的竞争者，这样可以使其通过选举展示“民主”而非真正实行民主。但在选举过程中，国民党也遇到了令其颇为头疼的问题，一是如何协调党内竞争，二是如何与青年党和民社党协议代表名额的分配。

由于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地位，所谓竞选基本就是国民党的党内竞争。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曾就选举提出指导方针，强调必须由党提名，不能自由竞选，但选举必须公开。为此，国民党中央确定竞选的基本方针是：党内相互竞选只在提名阶段行之，一俟候选人决定，不得再有自相竞争言行；候选人必须由党提名登记，本党党员必须投本党候选人之票，违者将受处罚。[3]但是，不能“自由竞选”与“公开选举”本身即不无矛盾，不少有心参选的国民党人对不能“自由竞选”非常不满，便借“公开选举”为由自行其是；国民党各派系和各地方集团均企图争取在选举中获得更多席次，结果，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上下为选举牵扯了大量精力，并因选举结果的“公平”与否而矛盾四起，乃至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不顾“戡乱之大局”，这说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已经急剧衰落。

国民党党内既在竞选上有着激烈的竞争，而在协调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关系方面，也是矛盾重重。青年党与民社党担心，在国民党长期垄断权力资源的情况下，他们无法以“自由竞选”获胜，因此提出国民党应给他们分配一定的代表名额并确保其当选。这又引起国民党内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青、民两党的主张违背“民主”原则，是政治“分赃”；尤其是国民党各级地方党部，因为代表名额直接关系他们的切身利益，故反对声浪更为强烈。但是，国民党为避免在选举中演独角戏，只能同意分配部分名额给青、民两党，以非“民主”的方式行“民主宪政”，这种近乎滑稽的“行宪”就是当时“民主”的真实写照。

194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规定：国大代表，50万人以下之县市选举1人，超过者每增加50万人增选1人；立法委员，300万人以下之省市选举5人，超过者每增加100万人增选1人；经政党或500人以上提名，可竞选国大代表；经政党或3000人以上提名，可竞选立法委员。11月21—23日，由47个省市及蒙古18盟旗、西藏3选区和职业团体的2.5亿选民，投票选举国大代表，凡不能办理投票者，在邻近区域或指定处所照规定程序办理，最后选出国大代表3045人。

此次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采用直接与无记名单记法选举，选民需要在选票上写出被选举人的姓名，在当时识字率不高的情况下，不懂书写的选民势必要请人代书，既违选举之秘密原则，又使舞弊之举较易发生；选民凭选举权证领取选票，投票时并未严格核对选票与其本人是否相符，为舞弊大开方便之门；在广大的小城镇与乡间，普通民众对选举之事懵懂无知，只能任人代办或操纵。据时人揭露，在选举中“操纵把持以及偷天换日之丑态，不一而足”；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强调此次选举仅是骗人戏法，包办选举，扣留选票，涂改选票违法事，不胜枚举，此实盗窃民主”。在国民党基本控制地方政权和政治资源的情况下，青、民两党的候选人落选者甚众，未能占满事先分配的名额。由于地方利益之所在，一些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候选人也落后于地方支持的未提名候选人，由此又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地域和派系矛盾。[4]

国大代表的选举结果，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期望相差甚远，令他们甚为不满，认为国民党违背事先的诺言，要求兑现两党的代表名额。为了不破裂与两党的关系，对外展示国民党的“民主”诚意，12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政党提名补充办法》，决定在分配给青、民两党的选区，已当选的国民党代表须让与青、民两党，未经提名之党员当选者亦须退让。结果引来国民党内一片哗然，不少舆论也颇不以为然，在竞选舞弊的丑闻之外，动用行政方式改变选举结果成了此次选举中又一出滑稽剧，并为国民党内部矛盾之升温火上浇油。若干已当选为国大代表但又被要求让出的国民党员向国民党中央陈情请愿，表示他们当选的资格不能由政党或行政机构撤销，孙科也承认“此次选举太迁就事实，精神上已与宪法相违背”。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维持既有决定，即凡未经中央提名当选者必须放弃，否则撤销其当选资格，开除党籍。[5]但是，国民党的所谓纪律处分此时已不能压服党员对权位的追求，在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的严令之下，诸多未经提名的当选代表仍不愿退出，此事一时悬而未决。

国大代表选举之争执已成僵局，立法委员之选举又至。1948年1月21—23日，立法委员选举在各地举行，最后选出773人。监察委员则由各省市议会、蒙藏地方议会（尚未成立）及海外侨民团体选举，共选出150人。选举的结果，更是大大出乎青年党和民社党之预料。虽然选举前国民党中央已有严厉的指示，但青、民两党当选为立法和监察委员者各不过10余人，远不及事先协议的名额，使两党有受骗上当之感。他们公开指责国民党是“党高于国、私重于公”；“若唯恐一党之失其专政，则又何必开国大办选举？”有民社党人用一则比喻辛辣地形容了国民党的态度：“有人约你吃饭，说是诚意相邀，请他到家一叙，等到饭罢起身，忽然索讨饭帐，你问他不是来约你去吃的吗？他说不管，吃饭还有白吃的吗！”[6]这确是在国民党一党独大之下，名为参政、实为帮闲的青年党和民社党形象与地位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国民党中央对青、民两党代表名额一事颇为头疼。选举结束后，再改变结果更为困难，有进一步引发党内分裂的危险，且有违背“民主”原则之讥；而不予改变又可能进一步刺激青、民两党的异议，使所谓党派合作更加名不副实。对于此种颇为尴尬的局面，国民党中央权衡利弊，决定尽量满足青、民两党的要求，以便使“行宪”不至于因此半途而废。1948年1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当选之国民党员非经正式提名者，均由中央指派委员召集谈话，切实劝让。2月4日中常会又决定，退让者可得总裁或中央党部的书面奖励和一定的经济奖励，否则将予以党纪处分。此次选举当选代表中需要让予青、民两党者不过160余人，但这些当选代表就是不愿“顾全大局”，直至“行宪国大”召开在即，已被下令退让的国民党国大代表，仍拒不理会中央命令，径行向国大报到，而青年党和民社党代表则以不出席国大相威胁。为避免破裂与青、民两党之关系，3月27日，蒋对国民党代表训话，表示“将行使党章所赋予总裁之最后决定权”，由选举总事务所直接颁发当选代表证书，以免纷争。在蒋介石表态后，青年党和民社党同意出席国大，但国民党代表这次对蒋也不给面子，多位被要求退让的代表发起绝食抗议，另有1322名代表联署提议，要求接受这部分代表参加国大。最后，大会主席团决定将他们作为列席代表，享有正式代表除表决与投票之外的其他权利，总算使这个喧腾多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代表名额问题最终落幕。就是为这样的“民主”，国民党从上到下有大半年时间被牵扯其中，结果非但没有加强党内团结，转变内外观感，反使党内外对选举结果均不满意，加剧了各种矛盾冲突，选举结果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国民党的执政力量，实为得不偿失。[7]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此次国大的唯一任务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但是国民党籍代表总嫌国大的权力过小，亟思有所修正，在国大开幕后，他们首先动议修改国大“议事规则”，因此增加了“得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检讨国是，并得提出质询建议”的规定。为此，国大连续多日听取国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质询。

4月9日，蒋介石向大会报告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针对与会代表最关心的经济和军事问题，蒋在报告中做了重点说明。在经济方面，他承认情况“确系相当严重”，“大多数人民生活穷困，生产萎缩，而形成经济失调的现象”；但他又声称：“法币的准备非常充足，金融的基础非常巩固。金融基础的巩固，就证明我们经济的基础并未动摇。”在军事方面，他承认国民党军损失不少，但又强调“本着二十余年来统兵作战的经验，省察军事实际的情形，对于剿匪军事，确实非常乐观”。[8]与会代表在质询中对如何解决问题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会议通过的议案多为老调重弹，无济于事。

国大开会期间，由与会代表1200人联署，提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予总统“紧急处分权”。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对总统权有较多的限制，但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本人对此一直不能忘怀，因为如照宪法之规定，总统基本上为虚职，权力主要在行政院。蒋介石既要当总统，而又不愿当虚职总统，为此，国民党绕了个弯子，以“戡乱动员”为“非常时期”，需要权力集中，以便令行禁止为由，提议制定“临时条款”，既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又避免修宪之批评，而且要求“必须通过”。4月18日，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定，为紧急处分”；“动员戡乱时期之终止，由总统宣告，或由立法院咨请总统宣告之”。[9]此一修改“以寥寥数语之特别规定，动摇整个宪法之精神”，因为经此修改后，总统实际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径行决定一切重大事宜，等于拥有几乎是无限的权力；而且因为“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与否由总统决定，也就是说，只要总统愿意，他可以无限期地拥有“紧急处分权”。“临时条款”的通过，为蒋介石出任总统扫清了障碍，也满足了蒋继续独揽大权、个人专断之愿望。

此次国大的重头戏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3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国大代表100人以上可联署提出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举，并以代表总额之过半数同意为当选；如在首轮投票中无人过半数，则就得票多之前3名投票；如经两轮投票仍无人过半数，再就得票多之前两名投票，并以得票多者当选。[10]

关于总统人选，无论就实力、就关系、就人望，自非蒋介石莫属，本无悬念。只是蒋本人故作姿态，在选前提出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4月4日，在国民党中执会临时全会讨论总统候选人问题时，蒋介石表示自己将不参选，并提出总统候选人最好是非国民党员及参选的五项条件，即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切了解，对宪法能全力拥护并衷心实行，对国际问题国际大势有深切了解，忠于国家富于民族思想。但与会者多知此不是蒋之真心话，因为蒋同时表示，他将尊重党之决策，接受党之命令。言外之意，不是他要当总统，但如果党一定要他当，那又另当别论。蒋在私下里就总统权力问题对张群说了真心话，张领略于心，告诉中央全会的与会者：“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所谓“补救办法”，就是后来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有了此项条款，总统可以为所欲为，蒋介石便再也不提不当总统了。事后他还作态向胡适表示“歉意”，将胡适未能成为候选人归结为“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4月6日，国民党中执会临时全会一致通过决议，以代表依法联署提名的方式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11]

4月16日，国大公告有2489人联署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为了避免由蒋一人自说自话唱独角戏，又有109人联署提名资深国民党人居正为总统候选人。选举的结果当然毫无悬念。19日，蒋介石以2430票（过半数为1523人）当选为总统，居正以269票落选。

与总统竞选的波澜不惊相比，副总统竞选却是一波三折，波澜迭起。根据宪法的规定，除了在总统缺位时继任，或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代行其职权外，副总统没有其他权力，不过为总统的虚职副手。国大开幕前，蒋介石一是关注总统权力的宪法规定，以保持他的个人专断权力；二是关注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协调，以做足“民主”的文章；对于副总统人选，蒋事先并未有所规划，以至演成后来的乱局。

最早表示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是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1947年11月，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华北军政事务在“戡乱”名义下由“剿总”负几乎全部责任，李宗仁几无事可做，故亟思挪位；由于李宗仁的政治态度较为温和，形象较为清新，得到了一些自由派人士的好感与美国人的青睐，政治上有一定的资本；随着国民党全盘形势的日渐恶化，蒋介石失败的可能性正在浮现，从而为既有军事实力又有一定声望的桂系提供了问鼎中央的可能。所以对李宗仁而言，在旁人眼中有职无权的副总统，恰恰成了他进可攻退可守之舞台。1948年1月初，李宗仁公开表示参选副总统。其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军届元老程潜、东北耆老莫德惠、民社党领导人徐傅霖等先后宣布参选。据李宗仁自己估计：“由于我本人洁身自处，作风比较开明，所以尚薄负时誉，党内外开明人士都把我看成国民党内民主改革的象征。我如加入中央政府，领导民主改革，自信可以一呼百应，全国改观”；而于右任已经“年迈”，程潜“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至于莫德惠和徐傅霖为国民党外人士，实力和名望更不足虑。因此，李宗仁宣布参选后信心十足，频频露面亮相，向外界说明其政策主张，成为几位副总统参选人中呼声最高的一位。[12]

经过多年的“削藩”，抗战胜利后有实力与蒋介石中央相争的唯有桂系，而且桂系与蒋还有历史过节，蒋不能容忍其身边出现这样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眼看李宗仁竞选的风头越来越健，蒋介石方才开始部署副总统竞选事宜。他本想劝李宗仁退出竞选，但被李回以事先已征得其同意，此时不便半途中止。国民党内曾有副总统候选人应由党提名之动议，但经国民党中央多次讨论无法达成共识，各派系主张不一，几位副总统候选人已投入竞选，他们均反对党提名的方式。为了避免引起分裂，国民党最后决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均由联署提名方式产生，但“自由竞选”的结果是演成国民党的激烈内讧，造成了国民党几近公开的分裂。

考虑到李宗仁竞选的风头正健，其他几位候选人均无法与之抗衡，蒋介石仓促决定推出孙科与李宗仁竞争。孙科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立法院院长，1947年4月又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他与蒋的关系原来并不十分密切，此次因为对付桂系的缘故，蒋介石将孙科推到前台，在由党提名的主张受挫后，即下令陈立夫主持的党务系统，全力为孙助选，结果在客观上形成了李宗仁与孙科对决的局面。

4月20日，国大公布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为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23日进行副总统选举，在2760张有效票中，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得493票，莫德惠得218票，徐傅霖得214票，均未过代表总额的半数。根据选举法的规定，24日就得票多数之前三人再度投票，在2724张有效票中，李宗仁得1163票，孙科得945票，程潜得616票，仍无人过半数。两次投票的结果，虽然无人当选，但李宗仁均位居前列，前景看好。这样的结果颇令蒋介石不满，他亲自出面全力支持孙科，令党务系统发动各路人马为孙拉票，其手下人还散布李宗仁“亲共”及“戡乱不力”的言论，李宗仁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24日晚，程潜因蒋介石要其退选之表示而宣布退出竞选，李宗仁随后以“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其意义”为由，在25日晨也宣布退出竞选。至此，孙科虽成为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但他自觉如此情况，即便当选亦无趣，也在25日中午宣布退出。副总统选举一时难产，大会只能暂时休会。[13]

几位副总统候选人相继退出，令已经当选的总统蒋介石颇为难堪。缺了副总统，他这个总统角色也演不下去，蒋只能缓和对李宗仁的反对态度。他召见白崇禧，表示他并不袒护任何一方，要白向李转达他的意见，希望李继续参选。随后，国大主席团以不能在选举过程中放弃竞选为由，推胡适等敦请李宗仁等继续竞选。经此一番你来我往之较量，李宗仁、孙科、程潜均表示听候大会决定，恢复参选。4月28日，大会继续副总统选举投票，在2711张有效票中，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得1040票，程潜得515票，仍无人过半数。根据选举法的规定，李宗仁和孙科将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以简单多数决定谁当选。29日，国大进行副总统选举关键性的最后一轮投票，结果在2733张有效票中，李宗仁得1438票，孙科得1295票，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

副总统选举尘埃落定，桂系自然兴高采烈，而蒋介石心情郁闷亦为必然。在蒋大力公开支持下，孙科仍然落选，说明国民党中央尤其是蒋介石个人的权威与控制力已经严重削弱。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认为：“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数的学生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他是完蛋了。”最后一轮选举，不少原来支持程潜的原三青团系统代表因为对党团合并的不满，没有遵照国民党中央的指令支持孙科，而是投了李宗仁的票。青年党和民社党因为对国民党在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出尔反尔的不满，也支持了李宗仁。主持选举事宜的党务系统负责人陈立夫认为：“有很多代表对中央很不满意，本来他们不会去帮助李宗仁的，那时对中央不满的都去帮助他了。中央不希望李宗仁被选出来，大家偏要把他选出来。这一下意气用事就出了毛病。”[14]经过激烈的争斗，李宗仁在副总统选举中获得了成功，但可以预见的是，作为总统的蒋介石对不听命于自己的副手不会有信任，而蒋李之间的互不信任，对正处于危机之中的国民党更是两败俱伤。

5月1日，历时一个多月的“行宪国大”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举行了闭幕典礼。20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从此以后，延续了21年的国民政府成为历史名词，总统府成为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一届国民大会的召开，看似使国民党完成了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可以对外宣称自己是通过“民意”选举而获得执政权的执政党，但实则对此等“民主”政治秀的本质，外界一清二楚，国民党和蒋介石仍然是政府的绝对主宰，权力完全掌控在他们手中。不过，国民党和蒋介石当时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是，这次选举的进行和国大的召开，却在“民主”的名义下，使国民党受到严重的内伤，加剧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威望尤其是实际的控制力急剧下降。本就软弱涣散的国民党，经此之后更加四分五裂，在与团结一致的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等方面的争夺中，更难以形成合力，不能不处于下风，从而成为其政治颓势的表征。

二 币改造成的经济崩溃

内战再起后，军费开支剧增，法币的过量发行问题始终无法解决，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导致1947年2月黄金风潮的爆发及宋子文的黯然离职。此后，国民党当局实施经济紧急措施，企图稳定经济和市场，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收支不平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改变不了赤字财政的现状，结果只能是钞票越印越多，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法币的支付功能发生越来越大的危机。

进入1948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控制地域在缩小，物资产出在减少，而货币发行还在大量增加，财政金融形势更趋恶化，赤字占支出的总数超过3/4，军费支出又接近支出总额的70%，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印钞票，法币几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

对于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应对。5月，蒋介石出任总统，翁文灏受命组阁，蒋认为“应速谋彻底改革之道，方能挽救此危局”；考虑“经济以改革币制为本，如以已有现款与美援物资为基金，而将原有通货存储收兑发行新币”。[15]他令财政部部长王云五草拟币改方案，准备以此解决经济困难的局面。

秉蒋命研究币制改革方案的王云五为无党派人士，1946年5月出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内阁成立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他认为：“政府纵不想改革币制，也不得不改，则不如早为之计，而作自动的与有计划的改革”；但是他也认为：“此须剿匪军事有把握，方能实施。否则军费无限制开支，而失地日多，匪患日炽，人心动摇，即断不能办币制改革。而军方首长，皆谓军事绝对有把握，并可于几个月内，即可将北方匪患肃清，于是方敢放手做去。”他拟订的币改方案，以废止法币、改用新币为主要内容，期以强力手段推行，管制经济，扭转危局。[16]

金圆券币制改革的酝酿过程“十分保密，除了极少数人接触并审议过此议案外，外界并没有研讨过”。但即便如此，在事先知其事的高官中仍不乏反对派，“对于改革币制与经济紧急措施尚未能统一意见”。[17]只是当时的经济形势已到了不改则难以为继的地步，在国民党决策体制基本是由蒋个人说了算的情况下，币制改革势在必行。惟也正因如此，此次币改事先不仅未经过十分认真详尽的规划、讨论和准备，而且刻意保密，缺乏国民党上下一致支持的心理与物质准备，从而也酿就了其后失败的结局。

7月29日，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翁文灏、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等讨论币改方案，决定从速实行币制改革。据时人回忆，蒋介石对翁文灏言：“军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18]8月上旬，在王云五的主持下，拟订了币改实施的各项具体方案。13日，蒋介石决策“币制改革决于下旬实施”。[19]

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通过币制改革案。其后，行政院召开临时会议，亦通过币改案。20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主要内容为：（1）以金圆券取代法币，金圆券1元含金0.22217克，折合法币300万元；发行以20亿元为限，十足准备，法币须在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凡违反规定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3）国人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3000美元者，应于12月31日前申报登记；除保留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外，均应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未经核准不得动用；违反者处7年以下徒刑并处罚金，没收其外汇资产，告发者给予没收资产的40%作为奖励。（4）严格管制物价，所有物品及劳务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从严惩处囤积居奇者。[20]

与《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发布相配合，行政院于8月22日成立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掌金圆券发行准备之检查保管及金圆券发行之监督事宜”，由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李铭任主任委员；又于25日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由院长翁文灏挂帅，负责物价管制、取缔投机囤积非法经营、调节物资供应、金融管理等策划督导事项。[21]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最重要的上海区，督导员为央行总裁俞鸿钧，由蒋经国协助。为了督促币改的进行，蒋介石电令各省市政府，要求“同德同心，通力合作，俾此重大措施迅收最良效果”；“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蒋同时发表书面讲话，希望民众“全力拥护改革币制的政策，彻底执行管制经济的法令。如有少数人不顾大局，只图私利，因袭法币贬值时期的作风，操纵新币，为投机垄断的工具，以危害其信用，那就是破坏我全国人民的生计，也就是我全国人民的公敌，政府自必依据国家总动员法令及刑事法规，视同卖国的奸匪，予以严厉的制裁”。[22]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近半的现代工业生产和大半的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顺利以新币替代旧币、控制物价并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国民党将币改的实施重点放在上海，并以全力推动。一时间，上海经济风起云涌，并牵动政治风向，成为全国瞩目之中心。

此次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发行新币并回收金银外币，二是严格管制物价，而前者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又视物价能否稳定，以重建市场信心。此前上海多次物价管制的失败，使不少人对此次物价管制并不抱什么希望，也使负责上海“督导”工作的蒋经国深感压力之大。蒋经国认为：“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23]他将投机囤积、操纵物价、贪赃枉法的商人和官吏视为“后方的敌人”，号召大家“共同起来制裁他们，消灭他们”；强调“无论何人在法律面前应当一律平等……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24]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颇为轰轰烈烈。

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起初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蒋经国扫除贪腐、执行经管的强硬做派，也得到不少上海市民的认同，因为他们手中的金银外币无多，更希望物价稳定，生活安定。币改之初，曾经一日数变的价格在严格管制下得以基本稳定，加上政府的强力宣传和推动，使得金圆券的兑换情况起初还算理想。金圆券首发的8月23日，上海收兑的金银外币约为100万美元，三天共收兑6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百姓的贡献。

但是，金银外汇的大头主要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他们对币改的态度显然有相当的保留，大多数人起初处在观望之中，并未按规定兑换金银、登记外汇资产。上海因其经济发达而成为当时中国资本家阶层最为集中的城市，他们对国民党当政给予多方支持，也曾从中获取相当的经济利益。但是，上海资本家与国民党的关系在战后有了很大变化。因为国民党的经济统制政策压缩了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使他们满怀怨言；因为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使他们对国民党的治国能力产生怀疑；加上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不以市场通行规则，而是利用特权，以权势操纵经济，也使他们啧有烦言，他们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处在疏离之中。经济紧急处分令发布后，登记外汇、严控物价的诸项规定，使上海资本家的正常经营难以为继，而且他们深知，以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币改几无成功可能，交出金银外汇只能是有去无回，因此纷纷以软磨硬抗对付币改，而国民党继之以逼迫和威胁的手法令他们就范，更使他们大起反感与不满，成为他们与国民党关系的分水岭。

上海资本家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令蒋经国颇为恼怒，痛责“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银行多做投机买卖，不晓得发了多少横财。现在要他们将外汇拿出来，都不大情愿。”“上海有少数商人，实在太坏了。”[25]为此，蒋经国在9月初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申新纺织集团负责人荣鸿元、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上海闻人杜月笙次子）、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同时对油业公会理事长张超、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杜月笙的总管）、永安纺织集团负责人郭棣活等予以警告。这些人都曾经是当政者的座上宾，杜月笙更是在1927年为蒋介石的四一二“清党”立下过汗马功劳，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上海资本家群体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撇开其他因素不论，蒋经国在上海实施严格的经济管制，确有以此平抑物价、稳定经济的意图，并在币改之初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问题在于，强令限价违背了经济规律，限价后工厂因原料来源缺乏而减产停工；商店进货困难，只能以销售存货维持；外地物资和原料因限价而不愿运进上海，攸关民生的大米入沪数量从每日数千石剧降为数十石。这些情况必然导致市场和民心恐慌，发生抢购，动摇限价。9月9日，行政院公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均不得超过三个月用量，违者即以囤积论；工厂商号存储之成品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抬价出售者以居奇论，物品没收并科罚款。[26]此举旨在以行政手段压抑民间购买行为，维持物价的平稳，却使工商业界叫苦连天，因为他们的存货被要求以限价出售，以维持市面供应，卖一件便赔一件，但又不能大量采购或采购不到限价的原料，生产因此而无法继续。因为限价的因素，物品价格被控制在较低水平，又因为对纸币的不信任，人们都希望将手中的纸币换成实物，加以大量游资麇集于沪，因此市场销售空前活跃，各种物品均被大量抢购，上海百货业的存货基本卖光。有限的货品无法抵挡充斥于市的货币，这样，一方面是商家惜售或售空，另一方面是买货存物、投资投机活跃，买与卖脱节，价格攀升便不可避免，从而不断冲击着限价的规定。

9月30日为原定金银外币兑换的截止日，此时共回收黄金160万两，白银801万两，银元1683万元，美元4468万元，港币7960万元，[27]其中上海回收的黄金和美元数量几占总数的70%。虽然币改初期管制物价及回收金银外币的情况尚称良好，但实际已有征兆预示币改前景的不容乐观。10月1日，财政部通令将金银外币的兑换期限延长两个月，说明兑换情况不如当局之预期，而且使当局再次失去了信用。此举被徐永昌评论为：“如此无信，急切攫取人民现金之心情毕露，败坏国事至此，无赖可笑尚属余事。”[28]此令公布后，各地即出现抢购潮。据时人记载：上海“人心惶惶，拼命抢购物资。各商店人潮汹涌，轧得水泄不通。”“一般小户人家，则竞向粮食、酱园、柴店、南货店购买米、油、酱、糖、肥皂等日用物品。一连十天光景，店家的橱窗全都抢空了。走进大小商店犹如进了冷庙，虽有观光的香客，但没有菩萨，这种局面苦坏了家无宿粮的人家。他们满街奔跑，到处排队，还是顾到了头，顾不了脚，不是愁米，就是愁菜、愁柴。号称国际商埠的上海，竟生了瘫痪病。”北平“抢购之风弥漫全市。米麦粮食店早已十室九空，香烟黑市漫天叫价，一日数变……热闹市中心的王府井大街，六时许即一片黑暗，家家铁门紧闭”。据北大学生罗荣渠记载：“到处商店食铺都关门闭户，打开的鞋店只摆了几双最蹩脚的下等货给人看。香烟、面包、罐头、肉类都差不多绝迹了，有的话，再贵也有人抢着买……社会秩序要混乱了，为时想不远了吧？”[29]

面对经管顿挫的困境，蒋经国确实是“进退两难”。他基本上依靠行政和高压手段实施经管，对各种复杂的关系考虑不够，行事有操切鲁莽之处，不仅得罪了大资本家，而且其手下任意查抄物资的举动，也使不少小商人有自危感；及至限价难以为继，百物短缺，市面萧条，普通市民原先对他的好感也在逐渐消失。种种矛盾的交织演变，终以扬子公司舞弊案发而使蒋经国的“打虎”遭遇重挫，币制改革与经济管制的失败随之而来。

扬子公司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办，一向以其特权套购外汇、买空卖空、牟取暴利而为世人所侧目。此次蒋经国到上海实施经管，其手下多次检查扬子公司的仓库，发现存货甚多，如何处理，颇费蒋经国思量。在众目睽睽之下放过扬子公司，对外界无法交代，也影响其公众“形象”，难以推动经管的执行；而要查处他的表兄弟孔公子，其难度亦可想而知。实际上，蒋经国对此早有认知。还在币改酝酿期间，蒋经国就曾对蒋介石谈及：“甚以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30]币改开始后，他的手下发现扬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31]

不过，还不等蒋经国克服“头痛”，对孔令侃拿出“快刀斩乱麻”的强硬手腕，孔令侃已有风闻，他赶紧找到其小姨妈宋美龄向蒋经国说项，未能说通后，他又说动宋美龄搬出蒋介石亲自干预，而蒋介石又不能不考虑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和亲缘关系，对孔家手下留情。此时正值国共东北会战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于军务倥偬之中仍不忘徇私情，于10月8日自北平直飞上海，训示蒋经国放过孔令侃。9日，孔令侃由宋美龄陪同面见蒋介石，在外界对孔家扬子公司案议论纷纷、众声喧哗之际，蒋介石接见孔令侃的意味再明白不过了。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将扬子公司舞弊案归为“反动派更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欲陷其于罪，否则即谓经之包蔽，尤以宣铁吾机关报攻讦为甚。余严斥其妄，令其自动停刊”。[32]18日，蒋介石又就监察委员调查扬子公司不法举动事致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谓：“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业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业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则可属令雇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事受屈也。”[33]在蒋介石的干预下，蒋经国对扬子公司舞弊案一反其公开查处的表白，在日记中说：“××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34]他不能违逆蒋介石的意见，只能说扬子公司在法律上是“站得住的”，他自己是“秉公处理，问心无愧”的，只是外界“满城风雨”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不过，“可怕”的究竟是外界的空气，还是国民党的作为，大概蒋氏父子也是心知肚明。

扬子公司舞弊案的实质，非为私人公司舞弊之个案，而关系到国民党是否能以此为开端，认真查处权势集团长袖善舞、营私舞弊之勾当，确立国民党自身的公正公平形象，不仅为社会各界，也为国民党内所关注。徐永昌“闻蒋先生日前亟亟到沪，十之八九因孔大少不法囤集等问题，蒋夫人速其访沪解围云云”。[35]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忆说：“我风闻这天蒋公为了扬子公司囤积居奇案，在夫人的要求下召见经国先生，垂询上海金融管制执行情形，经国先生原本要法办经营扬子公司的负责人孔令侃，因而搁置，仅将货品充公。”[36]如雷震所言：“不平则鸣，今日社会不公平之现象，如不能纠正，则国民党之政权不易维持。即以改革币制而论，一般人咸云，政府决心收集私人外汇、黄金、白银，但必须先收集孔宋之此类资产，不然则不足以昭信于人”。[37]扬子公司舞弊案因蒋介石的干预而烟消云散。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家族亲缘关系，对孔氏家族曲以维护，在国事和家事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偏向家事，令不少人为之极度失望，蒋经国也承认：此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38]

经历了10月的抢购风潮，限价实际已难以为继；再经历了查处扬子公司舞弊案的顿挫，蒋经国既无力也无颜再推动所谓的“打虎”运动。他不能不承认：“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39]

自10月中旬起，市场限价虽还在维持，但可售货品寥寥无几，商店货架空空落落，限价已失去其意义，币制改革也已成强弩之末。雷震“出街购零星物件，见街上有许多店铺关门，有一部分虽未关门，而窗橱则空空如也，市民抢购之风仍不稍戢。凡有货物之店，市民排队抢购，金圆券流通市面太多，实为一重大之原因”。[40]已经推迟两个月结束的金银外汇收兑情况更是惨淡，10月份收兑黄金5万两，白银103万两，银元672万元，美元329万元，港币187万元，[41]尚不及此前兑换数的零头，排队兑换金银的场景早已被排队抢购物资的场景所替换，两种场景转换之速，正说明社会人心之变。

尽管蒋经国坚持继续执行限价政策，但政治高压终无法抵挡经济规律，限价政策已难以为继。10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召见翁文灏，“谈经济问题甚久，情形日非，商铺空室藏货，人民排队挤购，尤以粮食缺乏为最可虑耳”。[42]蒋对是否坚持限价政策似已动摇。28日，行政院举行经管会议，“大家都主张让步，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工资可调整，百物都可合本定价。换句话说，一切都照旧放任了”。[43]29日，翁文灏携补充经济改革方案见蒋介石，蒋认为“经济改革计划与金圆政策似已完全失败，以限价已为不可能之事，则物价飞涨比前更甚，尤其粮食断绝难购，最为制命伤也”，遂于当晚“召党政高级干部商讨经济问题，市况与社会，几无物资，又绝粮食，若不放弃限价，恐生民变，故决定改变政策也”。[44]31日，行政院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纱、布、糖、煤、盐由主管机关核本定价，其他物品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此后，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米价一度暴涨近百倍，从1石20元直涨至2000元。11月5日蒋经国辞去上海经管督导员职，他在上海执行经济管制的工作尤其是其“打虎”行动，以轰轰烈烈开场，以几无所成收场，只能在无可奈何中黯然离开了上海。

金圆券币制改革的两大支柱是限价和发行限额，限价既已放弃，发行限额事实上也无法维持。11月11日，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该项办法将金圆券1元的含金量改为0.044434克，即一举贬值80%，与此相呼应，金圆券与各种硬通货的官价兑换比例均有较大幅度之下降。

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和财政部部长王云五都不能不提出辞职。11月26日，孙科接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至于金圆券币制改革的真正决策者，蒋介石在公开场合从未承担过任何责任，他是这样评价币改失败的：“自金圆券发行以来，中下级人民皆以其所藏金银外钞依法兑券，表示其爱国与拥护政府之真诚，不料军事着着失败，经济每况愈下，物资枯竭，物价高涨，金圆贬值，于是人民怨声载道，对政府之信用全失……失败主义者弥漫，实为从来所未有也。只有持志养气，坚定信心，仰赖上帝之护佑，民族主义之必胜而已。”[45]这是“欺人”，还是“自欺”，恐怕只有蒋本人才能解读了。

币制改革失败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之剧烈，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24日，金圆券发行数已达679459亿元，再加本票145706亿元，共825165亿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当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最高为1石3亿元，黄金1两兑价接近50亿元，美金1元兑价超过8000万元。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46]

国民党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的本意，政治实多于经济，法币信用全失，不改无以为继；财政一筹莫展，不改无法维持；经济濒临崩溃，不改难以运转。如此发展，其必然后果只能是国民党丧失其执政地位，故币改不能不行之。蒋介石曾经解释其决策币改的缘由是：

再三思维，如能先挽救军事，则其他党务、经政皆不难逐渐补救。否则，军事不能急求成效，则不如先在后方着手，如能稳定经济，则后方人心乃可安定，前方士气亦可振作。然后再谋军事之发展。只要军事能转败为胜，则党中叛徒与政治反动者皆必俯首就范，不成问题矣。故对党务决暂维现状，缓图改革，一俟经济改革有效，立即全力从事于军事，以期有济于党国也。[47]

国民党强行推出金圆券币制改革，政治考量占了首要地位。

然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最终仍然无法避免经济规律的报复，因为“以非经济的办法，应付病危的经济，全系既无把握又无准备的赌博性质之决策，只能短期的麻醉，但求侥幸的成功。卒致失人心，伤元气，毁国信”。[48]当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时，素有民间舆论风向标之称的《大公报》发表评论说：“因为改革币制，因为限价政策，因为物价强抑而复涨，全国人民消耗的元气是太大了，上海工商业所受的损失，不过是其中较为显著的一例而已。”《大公报》的评论质问道：“但是从其中获到利益的究竟是谁呢？”答案自然对国民党不利，因为在《大公报》论者的心目中，获利者只能是官僚豪门，他们“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49]国民党及蒋介石既不能严密准备、慎微决策于前，又不能体察民意、善始善终于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短命的金圆券币制改革，自然也就成为国民党执政时期失去社会人心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金圆券币制改革，给豪门带来的或是获利的“狂欢”，而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或许还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便化为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而成乌有，甚而不少资本家大户也受了相当的损失。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更有何人愿守法？从此遂使奉公守法之人亦要偷盗犯法，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50]著名文化人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戡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的统治：“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51]

面对民众的怨言和愤怒，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金圆券币制改革的国民党高官其实都是心知肚明。反对币改的吴国桢回忆说：“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52]推动币改的蒋经国也承认：“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53]金圆券币制改革不仅完全没有达到其推出时最初的预想，而其最大的政治意义，就是使国民党在其统治重心所在的城市彻底失去了信用和人心，在上自资本家下至平民百姓的眼中，无论谁当政也较国民党为好似乎成了定论，这对企图通过币改而挽救病入膏肓的财政经济进而继续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而言，实为莫大之失败。

三 决定性的淮海（徐蚌）会战

就在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的1948年11月，国民党军在东北辽沈会战中亦彻底失败。随后，解放军兵锋直指华北和徐淮地区，国共两军即将进行的淮海（徐蚌）会战，将直接决定国民党政权的命运。

1948年9月24日，国民党军失守济南，作为南京门户、毂中原之要地的徐淮地区，随之面临着解放军的强大压力。10月下旬，国民党统帅部判断中共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将指向徐淮地区，而此时徐州“剿总”所辖部队分布在陇海路西起郑州东至海州的近千里战线上，成一字长蛇阵布局，态势不利，国防部因此主张将部队向徐州集中，并得蒋介石的首肯。24日国防部下令孙元良兵团放弃郑州，向徐西撤退；刘汝明部放弃开封，向蚌埠撤退；将黄百韬、李弥兵团部署于徐东，邱清泉、孙元良兵团部署于徐西，第三、第四绥区部队守备台儿庄和商丘，以徐州为核心，构成十字形阵势，实施内线作战；同时令黄维兵团追随中野跟进，配合徐州作战。蒋介石认为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的才干与人望不足以指挥未来的大战，他原本属意白崇禧指挥徐州作战，准备任命白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战区。但白对在徐淮地区指挥作战积极性不高，而且徐淮地区多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白事实上也指挥不动，因此婉拒了蒋的命令。

11月5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匆匆赶到徐州，召集军事会议，进行会战部署，决定徐淮地区的部队由杜聿明指挥（在11月底徐州“剿总”撤到蚌埠前，杜聿明的指挥仍受到刘峙的牵制），将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3个军从商丘调到蒙城，保障徐蚌段西侧；第二兵团邱清泉部4个军集结在安徽砀山和河南永城，掩护徐州西翼；商丘第四绥区刘汝明部2个军移驻临淮关（后改为第八兵团）；第十三兵团李弥部2个军由徐东碾庄南移至安徽泗县、灵璧机动；撤销海州第九绥区，所属1个军海运撤上海（后因运输工具不足改归黄百韬部）；第七兵团黄百韬部5个军（加入徐州和海州各1个军），由徐东新安镇移至运河西，掩护徐州东翼；第三绥区冯治安部2个军放弃山东临城和枣庄，退守台儿庄及其以南运河地区，掩护徐州北翼；第一绥区周喦部3个军防守苏北淮阴和扬州一线；徐州“剿总”直接指挥的4个军部署在徐州、苏北、淮北与蚌埠；十二兵团黄维部4个军自驻马店开阜阳集结，由国防部直接指挥；东北三十九军和五十四军转运蚌埠，准备加入徐淮作战。[54]国民党统帅部在徐淮地区集结重兵，摆出了一副决战架势（国民党战史由此将这次作战定名为徐蚌会战），但他们对中共将要开始的作战行动的规模与打法仍缺乏准确的预估与判断，调整部署的时间过迟，各部队的行动也不够迅捷，只能在部署尚未最终完成的情况下应战。

中共方面，进行淮海战役是主动之所为。举行淮海战役的设想最早由粟裕提出，他认为国民党军在苏北两淮（淮阴和淮安）地区的兵力较为空虚，攻打两淮可以迫使国民党军分兵增援，为以后渡江南进创造条件，因此早在8月下旬就提出华野南下攻占两淮的方案。济南战役结束后，9月24日，粟裕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及中原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第一步攻占两淮，第二步攻占海州连云港，以此逼使国民党军分兵增援，改善中原战局。刘伯承和陈毅亦同意粟裕的意见。25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但对作战方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第一阶段应打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再打两淮，第三阶段打海州连云港，以此作为一个大战役，“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便于下一步进行徐州作战。28日，毛泽东又致电粟裕、刘伯承、陈毅等，进一步明确“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这样，毛泽东就将粟裕原先提出的举行战术规模的两淮作战即“小淮海战役”，初步改为进行战略规模的徐淮会战即“大淮海战役”，以首先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作为战役的中心任务。毛泽东的设想体现了他的战略眼光。黄百韬兵团防守徐东，态势较为孤立，有利于分割歼灭，而在不动黄兵团的情况下，无论是打两淮还是打海州都将受其牵制，不如首先打黄兵团更为有利；打黄兵团又将面对邱清泉、李弥兵团的增援，战役规模势必扩大，有可能发展成两军的大规模会战。因此，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华野和中野领导人，提出了关于淮海战役各个阶段作战中心、兵力部署、作战步骤等等的全盘构想：第一阶段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阶段攻歼海州和连云港；第三阶段在两淮方面作战；战役全过程须历时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兵力部署以攻击和打援并重为基本原则，并造成围攻徐州态势，引致对手错判，使邱、李两兵团不敢全力东援；同时以中野部队进行战略配合，牵制白崇禧集团；得手后即开辟苏北战场，打通苏北和山东联系，再以主力西出淮河流域作战，次年春夏打到长江边，秋季进行渡江作战。10月22日，毛泽东又提出由中野“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55]中野在淮海战役中的作用也从广大地域内的战略配合改为一定区域内的战役协同，最后又改为直接加入战场作战。在毛泽东的决策下，由华野和中野协同一致，共同举行大规模的淮海战役，在徐淮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设想逐渐成形。

11月上旬，根据当面国民党军正在调整部署的情况，粟裕、刘伯承等均判断徐州国民党军可能南撤，战场形势将出现重大变化，因此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新设想。8日，粟裕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建议华野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粟裕等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9日，中共中央军委两次致电陈毅、邓小平和粟裕，指示他们：“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部署华野迅速歼灭黄百韬兵团，中野立即出击宿县，截断津浦路宿（县）蚌（埠）段；提出“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明确指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56]至此，淮海战役由中共最初设想的攻克两淮海州的局部战役，发展为歼灭黄百韬兵团并开辟苏北战场，打通苏北与山东联系的具有决战性意义的战役，再发展为以徐州为中心，在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北起山东临城，南至安徽淮河的广大地域内，以连续作战方式主动寻歼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基本消灭国民党军江北主力，为全国胜利奠定基础的大规模战略性决战。

由于即将举行的淮海战役的规模大大超出了粟裕原先的设想，已经成为华野中野两军共同参加的大规模会战，10月31日，粟裕主动提出请陈毅和邓小平统一指挥此次战役。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指挥部署“由陈邓临机决定”。次日陈邓复电提出，因通信工具太弱，粟裕方面仍由军委多直接指挥。11月16日，随着战役规模的扩大和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电示，中野和华野必须准备在现地作战3—5个月，弹药民工需要巨大，必须统筹解决，指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以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总书记，“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57]淮海战役的指挥机构于此底定。

10月23日，粟裕发出淮海战役预备命令，11月4日发出战役命令，要求各部按预定部署行动，于6日黄昏向前线开进，8日晚统一发起战斗。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粟裕，指示“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表示了对前方指挥员的高度信任。[58]

11月5日，徐州“剿总”发现华野主力南下征象，遂令各部按当日刚刚决定的战役预案开始转移行动。6日，华野各部开始战役行动，10个纵队从山东南部浩浩荡荡分多路南下，西线3个纵队直插徐东，分割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东线主力7个纵队由陇海路东段直指新安镇两侧；3个纵队自苏北北进陇海路。此时，第三绥区冯治安部在华野的强大压力下退守台儿庄运河线。第三绥区副司令何基沣和张克侠均为中共秘密党员，根据中共的指示，他们在8日率所部第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2.3万余人在徐州以北的贾汪起义，致运河防线门户洞开，华野主力迅速经此南下，从而赢得了重要战机。

驻守徐东陇海路新安镇一带的黄百韬兵团在战前的处境最为危险。黄百韬认为其“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而且“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不过他仍寄希望于被围后其他兵团来救，因为“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不然“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59]但事实与黄百韬的期望相距甚远。在接到徐州“剿总”的转移命令后，因等候接应第九绥区自海州西撤，黄兵团在新安镇多留了一天，至7日才开始向徐州方向运动。开始西撤后，由于自海州随行的机关、学校、“难民”等地方人员数万人夹杂其间，致撤退队伍臃肿，行进缓慢，在通过运河铁桥时又因通行能力不足，而且事先缺乏周密准备，没有架设更多的浮桥，大大影响了行进速度。为了分流部队，加快行进速度，黄百韬命令六十三军南进至窑湾渡河，结果被华野苏北兵团北进部队截击，于11日被歼。

华野部队迅速南下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惊慌失措，为保证徐州的安全，令部署在徐东曹八集的李弥兵团西撤，拉大了与黄兵团的距离，也使黄兵团失去了有力的掩护与接应，致其完全陷于孤立。11月9日，黄兵团大部渡过运河，并于当晚到达碾庄圩地区。由于部队仓促撤退，在行进途中队形混乱，黄百韬下令在原地休整一天。所谓兵贵神速，在对手大军逼近时，黄兵团却因人为的原因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行动迟缓，态势愈加不利。10日晚，华野西线部队占领徐东大许家至曹八集一线，并与自苏北北上的部队会合，截断了黄兵团向徐州的退路，东线部队则自陇海路两面迅速进击，于11日基本完成了对黄兵团的包围。

黄兵团被围后，11月10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局，决定黄兵团在碾庄圩固守，邱清泉兵团全部和李弥兵团一部自徐州东援；李弥兵团主力守徐州；孙元良兵团推进至津浦路夹沟至符离集地区，屏障徐州侧翼安全；刘汝明兵团集结在固镇、宿县地区，保障津浦路的安全；调中原的黄维兵团至徐淮地区，将淮北的2个军和东北调来的2个军组建为第六兵团，由李延年指挥，自蚌埠北进。这样，国民党军就在徐淮地区集结了7个兵团，包括其五大主力之第五军和十八军，为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军最大的一次集结行动，企图在徐淮地区与中共部队决战，挽救严峻的军事形势。

黄百韬兵团退守的碾庄圩地区，在方圆10余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大小不等的若干村庄，由于地处徐淮平原开阔地带，缺乏制高点的支撑，对于防守并不十分有利，但李弥兵团在此驻守时筑有比较完善的工事，黄兵团入驻后又加以改进，构成了以地堡为骨干、以交通壕相沟通的环状防御阵地。经过调整部署，加上国民党统帅部正调动邱清泉、李弥兵团增援以及空军的支持，黄百韬起初自信可以坚守相当时日。华野本希望以连续攻击打散黄兵团的部署，争取速战速决，自11月11日起以5个纵队向黄兵团发起猛烈攻击，结果遇到黄兵团的顽强防守，伤亡较重，进展不大，不得不转入逐点争夺的阵地攻坚战。14日，粟裕召集参战各部主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此役准备20万人伤亡，以及战争可因此缩短一年的指示。会议总结了战斗打响后的经验，调整了部署，决定采取先打弱敌、乱其部署的战法，首先攻歼较弱的四十四军和一○○军；在作战方法上，强调进行夜战和近战，以大胆穿插瓦解对手的防守，并集中炮火支持。[60]经过调整后，16日晚华野部队发起新的攻势，战至18日歼四十四军和一○○军，同时缩小了对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的包围圈。

黄百韬兵团被围后，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一部受命东进援救黄兵团，但在华野的坚强阻击下，邱、李兵团的推进速度缓慢，战至11月15日，邱、李兵团仍未有突破。为了给下一步作战创造条件，中共中央军委一度指示华野放缓对黄百韬兵团的攻击，并将阻击部队适当后撤，以此诱使邱、李兵团东进，切断其与徐州的联系，“徐图歼灭”。17日，邱、李兵团进至徐东大许家一线，同时黄维兵团已进至徐西南蒙城，刘汝明兵团进至徐南固镇，李延年兵团在其后跟进。中共根据国民党援军正向徐州集中的情况，为了确保战役第一步目标的实现，令华野尽快解决黄百韬兵团。19日晚，华野对碾庄圩黄兵团部发起总攻，黄百韬被迫率残部转移到大院上六十四军军部，企图继续固守待援，但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黄百韬兵团已无力再坚持。21日晚，二十五军残部在突围中被歼。22日黄昏，黄百韬率六十四军残部突围失败，自杀身亡，黄百韬兵团5个军12万人至此被全歼。

在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中共中央即在部署下一步的作战任务。津浦路是徐州同南京联络的交通要道，也是徐州国民党军的补给大动脉。位于津浦路徐州蚌埠之间的宿县，扼津浦路通往南京之门户，又是徐州国民党军的后方补给基地，但防御却十分薄弱。中共在战役尚未开始时即注意到宿县的重要战略地位，赋予中野“相机攻取宿县”的任务。随着淮海战役规模的扩大，为了切断国民党军退守淮河的通路，全歼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1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陈毅和邓小平，要求中野“应集中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61]15日，中野发起对宿县的攻击，并于次日下午全歼守军，从而切断了徐州国民党军的后方补给线和退路。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攻占宿县是中共在淮海战役期间下出的又一着好棋，国民党军最终将为轻易丢失宿县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国民党统帅部在徐蚌会战开始后，决策调驻守中原的第十二兵团4个军及1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驰援徐淮战场。十二兵团所辖的4个军多为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尤其是十八军更为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全副美械装备，能攻善战，自全面内战开始后一直是中共华野和中野部队的劲敌。11月8日，十二兵团自驻地河南驻马店、确山一带出发，一路向东北方向，经新蔡、阜阳、蒙城直奔徐州，但因为所携重装备较多，道路崎岖，又需要涉越多条河流，且不断受到中共地方部队的袭扰，行动并不快捷，14日才到达阜阳。此时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处境危急，邱清泉、李弥兵团的援救行动进展不大，徐州国民党军甚感兵力不足，蒋介石和刘峙均将黄维兵团视为救急的生力军，因此连电黄维，令其急进。但直至黄百韬兵团被歼，黄维兵团仍在徐州百余公里开外。所谓远水不解近渴，这支被蒋介石视为救急的劲旅，不仅没能解黄百韬之围，而且很快就陷入自身难保之境。

得到黄维兵团出动的情报后，11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要求中野在部署跟进、扭击、侧击，尽力延迟其行进速度的同时，必须部署正面阻击黄维兵团，“不得误事”。中野遂部署在黄维兵团行进所经之地的地方武装彻底破坏沿途的道路、桥梁和渡口，并以各种方式袭扰黄维兵团，迟滞其行进速度；同时部署主力部队在蒙城方向正面阻击黄维兵团，并自涡阳方向出击黄维兵团侧翼，还准备对付刘汝明、李延年兵团的北进。刘伯承率中野司令部也于此时到达河南永城，同陈毅、邓小平等会合，共同指挥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11月18日，黄维兵团到达安徽蒙城地区，李延年兵团亦在准备自蚌埠北进。此时华野在北线对黄百韬兵团的围歼进入最后时刻，而邱清泉和李弥兵团在救援黄百韬兵团时，采取密集部署阵势，其后尾始终不脱离徐州后方，使华野一时无法彻底切断其后路，寻得下一步战机。衡诸战场情况，黄维兵团系远道而来，态势相对孤立，较易围歼。因此，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在19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华野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兵团，然后以一部兵力监视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兵团，而以尚未使用的部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兵团，并认为“这个步骤最为稳当”，“似为上策”。军委于当日回电同意刘邓陈的意见。23日，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根据北线黄百韬兵团已被全歼，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迟迟不进的情况，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认为“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提议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攻歼黄维兵团，认为“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延年）、刘（汝明）更属有利”。次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要求华野“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并指示“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62]华野和中野合力先打黄维兵团的方针由此确定，淮海战役的进程亦由初战而进入中盘。

11月2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部高官会议讨论战局。此时黄百韬兵团已覆灭，徐州部队的态势不利，与会者多主张退守淮河，但因宿县丢失，徐蚌交通中断，如何将徐州部队撤到淮河一线又成了新的问题。国防部提出，以徐州主力南进，黄维、李延年兵团北进，南北夹攻宿县，打通津浦路，实行守江必守淮的战略。[63]为此，国防部命令已进至蒙城的黄维兵团继续向宿县方向前进，其兵团后尾离开蒙城后，与蚌埠方向的己方部队渐行渐远，正好落入中共预设的战场内，态势更趋不利。在黄维兵团正面阻击的中野部队，根据部署，自23日起从南坪集且战且退，于24日中午诱使黄维兵团主力渡过浍河。过河后，黄维即发现中野部队出现在其兵团四周，对其形成包围态势，遂急令部队再回头渡过浍河，企图迅速脱离战场，向蚌埠方向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靠拢，避免被围歼之命运。但是黄维兵团后撤时，行进秩序十分混乱，而且在中野部队阵前做横向移动，也使部队脱离战场非常困难，结果于25日被中野包围在宿县东南的双堆集地区。

十二兵团被围之初，黄维决定在中野的包围圈尚不够严密之际向南突围。11月26日下令集中4个师，于次日晨首先向双堆集东南方向打开通路。担任先头突围任务的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他在得到突围命令后即与中共联系，于27日晨突围发起时率部起义，跟进其后的突围部队猝不及防，遭到中野部队的截击，突围行动遂以失败告终。此后黄维每天均派出数团兵力向东南方向做突围尝试，但始终未能打开缺口。28日，参谋总长顾祝同改令黄维就地固守待援，致黄维兵团又成一盘死棋。

黄维兵团突围失败，部队转入就地固守，局促在以双堆集为中心、方圆10余公里的狭小地域内。此地为平原地带，缺乏制高点，黄维在兵团被围后，即下令构筑以双堆集为中心，以地堡为支撑，以壕沟相连接的环状工事网。为了解决筑工材料不足的困难，黄维兵团又利用所携的重装备，将随行的汽车坦克装上泥土，构成较为坚固的核心工事，一面固守，一面心急如焚地等待增援部队的早日到来。

黄维兵团被围后，国民党统帅部决定调邱清泉和孙元良兵团自徐州向南，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自固镇向北，沿津浦路南北对进，既解黄维兵团之围，又可打通津浦路，撤退徐州部队。11月26日，邱清泉和孙元良兵团各出动2个军向南攻击。华野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即调动8个纵队的兵力南下，在徐州南面津浦路沿线构筑了宽数十公里的弧形阵地，采纵深梯次配备，阻击国民党援军。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国民党援军的前进速度甚为迟缓，离双堆集在50公里开外。此后由于国民党统帅部决定弃守徐州，北线国民党军暂停攻击，准备转进。南线李延年兵团位于离双堆集不到30公里的龙王庙，刘汝明兵团在固镇，对中野构成的压力最大。但李延年和刘汝明担心己部安全，不愿出力作战，尤其是刘汝明，因为出身西北军，自觉一直不受国民党信任，作战更是滑头，轻易不愿打硬仗。自徐蚌会战打响后，刘汝明一直避战，稍遇战斗即后撤，力图保存实力。刘部南撤固镇时，刘峙曾叮嘱他务必在宿县留下1个师，以加强宿县的防御，他却阳奉阴违，并称：“他们老是想宰割我这点部队，如果要派一个师出击，我这个兵团还有什么作战力量？”[64]李延年、刘汝明两部虽受命北进援救黄维兵团，但作战非常谨慎，始终不愿脱离蚌埠后方。粟裕曾计划集中华野5个纵队，分割李、刘两部，争取割离并包围李延年兵团再图歼灭，但李延年发现华野企图后，在11月26日下令迅速后退，放弃固镇，撤至淝河以南蚌埠一带，刘汝明兵团则撤至怀远及淮南矿区，拉大了与黄维兵团的距离。12月4日，因杜聿明集团在北面被围，自身难保，蒋介石严令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继续北进，但在华野和中野的顽强阻击下，至15日黄维兵团覆灭，距其还有30余公里。黄维兵团覆灭后，顾祝同于16日令李、刘两部迅速脱离，转进淮河，实行机动守备。李延年兵团随后退至临淮关和怀远，刘汝明兵团退至蚌埠以南。

中野包围黄维兵团后，对其固守能力一度估计不足，准备以速战速决方式解决黄维兵团，结果造成了较大伤亡。11月29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六十六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根据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12月4日毛泽东又指示刘陈邓：“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鉴于国民党统帅部正调动徐州、蚌埠两个方向的援军救援黄维，攻击黄维兵团的部队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如不能及时围歼黄维兵团，俟国民党援军赶到后，可能陷于被动，因此总前委决定，从北线华野部队中再抽调部分兵力及华野全部炮兵增援中野，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歼灭黄维兵团；同时由华野在北线继续围住杜聿明集团，在南线盯住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俟解决黄维兵团后，再由中野对付南线，华野解决北线。这一方针被刘伯承形象地解释为：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兵团）。[65]

12月5日，总前委发出对黄维兵团的总攻令，以中野3个纵队为东集团，担任主要突击；中野2个纵队及华野1个纵队为西集团，中野和华野各1个纵队为南集团，担任协同进攻；得手后各部合力总攻双堆集；要求“各部应不惜以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的协助友邻争取胜利”。6日下午，中野和华野对黄维兵团发起有重点、多方向的总攻击，不断向其核心守备阵地推进。经过激烈的战斗，13日，黄维兵团被压缩至双堆集周边数里的核心阵地，粮弹缺乏，军心动摇。当日，总前委调整部署，再调华野2个纵队加入南集团的进攻。14日夜，南集团攻占双堆集临时机场，黄维兵团部受到直接威胁，黄维决定“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15日黄昏，十二兵团余部分头突围，但突围部队队形混乱，已无力冲出严密的包围圈。15日晚，十二兵团4个军12个师及1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被全歼（其中1个师起义），黄维等高级将领被俘。

国民党军黄维兵团被围，南北两线援军均无进展，津浦路交通断绝，徐州又成死棋，所谓徐蚌会战难以为继。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研讨战局。此时，蒋介石已将可用之兵几全部投入徐淮战场；华北部队正面临中共东北野战军进关的强大压力，进退两难；西北部队距离遥远，调动缓不济急；唯一可调用兵力的华中地区，白崇禧又对蒋的命令阳奉阴违，软磨硬抗，一时也调不出更多的兵力。为了保住徐州所余的3个兵团，蒋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杜聿明认为：“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否则徐州的3个兵团也完了。他建议由黄维兵团继续固守双堆集，徐州部队避开华野在徐州南面的阻击阵地，先向西转进，经河南永城再转向南进，撤至安徽蒙城、阜阳间，依托淮河和蚌埠后方，再掉头北进，解黄维之围。杜聿明认为，这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事已至此，蒋介石也只有同意杜的方案，决定由刘峙率徐州“剿总”机关空运撤蚌埠，督促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加速北进，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兵团经徐西萧县第一步撤至永城，第二步转进蒙城；同时调鄂西北宋希濂兵团3个军转运蚌埠，准备投入后续作战。但蒋介石同意杜聿明的建议较为勉强，他并未完全放弃救援黄维兵团的意图，这为其后他改变主意埋下了伏笔。

11月29日南京军事会议甫一结束，杜聿明于当晚飞回徐州，召集邱、李、孙等兵团主官开会，大家均认为只要实行“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撤退是可以成功的，遂决定30日先行全面攻击华野部队，迷惑对手，然后实行“滚筒战术”，各部逐次掩护，保持队形，滚动行进。[66]30日晨，国民党军部队、机关和随军撤退的地方人员30余万人开始撤离徐州。为了尽快脱离战场，各兵团争先恐后撤离既设阵地，既未发动大规模佯攻，掩护部队也未尽到职责。数十万人马拥挤在徐州至萧县、永城公路沿途，行进缓慢。

在中野包围了黄维兵团，邱清泉兵团南援又被华野阻击之际，中共已经估计到徐州国民党军撤退的可能性，并预为部署阻击方案。当华野判明杜聿明率部经徐西撤退时，其主力部队的位置距杜集团大约还有一天的路程，粟裕当即于12月1日命令在杜集团正面的豫皖苏军区部队用一切方法迟滞其行进，同时命令华野主力，以尾随追击、平行追击和迂回拦截的方式，昼夜兼程追击杜集团。在一望无际的淮北大平原上，国共两军的千军万马展开了一幅逃与追的壮观画面。杜聿明集团由于有大量机关及地方人员随行，行进速度慢于华野追击部队，又因为种种原因耽误了一些时间，至4日在永城被华野追上。如果杜聿明此时决心轻装急进，还有脱离包围的可能，但蒋介石又改变主意，于12月2日和3日连续电示杜聿明，停止西撤，改向南面濉溪口方向前进，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聿明明知实行此举的严重后果，但又不敢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违抗命令，只好召集兵团司令会议，由大家共同决定如何应对。与会的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个性强悍，自恃其部队为精锐主力，尚可一战，主张听从蒋的命令向南打。在邱清泉的强势态度面前，李弥和孙元良虽不主张打，但亦不便多说。至此，杜聿明亦只能决策遵蒋命改向南攻击前进。4日，杜电告蒋：“职不问状况如何严重，决采逐次跃进战法，三面掩护，一面攻击，向东南作楔形突进，以与黄维会师。”6日蒋电示杜聿明：“此时应觅匪主力所在方向，先行决战，必须消灭匪之主力，乃可解决一切问题，南下自不成问题矣”。[67]蒋介石的决策使得杜聿明集团停止在永城一带改向南进，也使华野有更充裕的时间包围杜集团，从而注定了杜集团其后被围歼的命运。

杜聿明集团改变撤退部署后，杜决定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之战法，令李弥兵团在左，孙元良兵团在右，担任掩护，以邱清泉兵团居中，自青龙集向濉溪口方向猛力攻击前进。华野则集中主力，以正面阻击迟滞其进攻，以三面围堵缩小对杜集团的包围，至12月6日已将杜集团全部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此时杜聿明集团已基本失去攻击力，即使是最为好战的邱清泉，也不再坚持向南打的主张。6日中午，杜聿明再度召集邱、李、孙开会，孙元良提议突围，得到邱清泉的同意，李弥虽不置可否，但表示愿听从命令。杜聿明遂决定，3个兵团于当日黄昏同时向西南方向突围，到阜阳后再集结。因为突围毕竟有违蒋介石的命令，会后不久杜聿明又觉此计不妥，担心无论成功失败蒋均将怪罪于己，决定撤销计划，而孙元良自作主张，自行率部突围，结果所部2个军大部被歼，仅孙元良只身化装脱逃。至此，杜聿明部2个兵团8个军20余万人被围在以陈官庄为中心、方圆不过10公里的狭小地域，重蹈黄百韬、黄维两兵团之覆辙。

杜聿明本为国民党将领中较具军事眼光和指挥才能者，但在徐蚌会战期间，他上受国防部、参谋本部和徐州“剿总”的掣肘，下有邱清泉等的牵制，始终不能独立自如地贯彻自己的主张，尤其是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独断专行，朝令夕改，使得杜聿明无所适从，加以其个人在关键时刻的优柔寡断，终使全军陷入被围的困境。杜在被围后电告蒋，望其“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共军决战”。蒋在回电中却告杜：“现无兵可增，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蒋介石曾计划再从华中调动十四兵团宋希濂部增援徐蚌战场，但因白崇禧作梗，部队迟迟不能成行。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歼后，国民党统帅部因担心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再遭围歼，令其后撤至淮河以南布防，杜聿明集团已完全陷于孤立无援之绝境。19日，杜聿明派其参谋长舒适存飞南京要求调兵增援，但蒋介石告诉他：我已想尽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军牵制，无法抽调。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一半也好。27日国防部指示杜聿明：“贵部于粮弹补足后，寻匪弱点，选择有利地形及方向，集中主力，先击破一面之匪，逐次跃进转移脱离匪军包围，易地与匪作战。”但杜聿明认为在没有接应的情况下突围是死路一条，又适值自20日起连续多日大雪，空投补给无法进行，杜集团数十万人缺粮少弹，困守于一片冰天雪地之中，外有华野部队的层层包围，内则将无良策，兵无斗志，所谓突围之举自无从提起。[68]

杜聿明集团被围后，华野部队经过1个多月的连续作战，部队减员较多，相当疲劳，加以粮弹等亦须补充，此时再要立即歼灭数十万人的杜集团有一定困难。同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如果迅速歼灭杜集团，有可能使国民党决策海运华北部队南撤。从战略与战术等多方面考虑，毛泽东在12月11日令淮海前线：“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4日毛泽东指示粟裕：“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此后，华野部队在20天的休整期内，以8个纵队继续包围杜聿明集团，以消耗较大的7个纵队调至二线休整，补充兵员与干部缺额，充实粮弹储备，并加强对被围国民党军官兵的政治攻势。12月17日，毛泽东为中野和华野司令部撰写了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淋漓酣畅的文字，要求他们“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69]

杜聿明集团撤离徐州时，为减轻负担，只带了一周的补给，被围后，粮弹补给全靠空投，因多日风雪交加，空投停止，粮食供应不上，部队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加以天寒地冻，多数士兵饥寒交迫，逃亡投诚者甚众。为了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包围圈内的粮食和马、牛、羊、猪等家畜均被搜刮一空，最后甚至是狗、猫、田里过冬的麦苗等，举凡可食之物均被搜刮吃光。就在杜聿明集团是走是留一筹莫展之际，粟裕提出应乘杜集团未得充足粮弹补给、疲惫动摇之际发起总攻，并得到中央中央军委的批准。1月2日，粟裕下达总攻令，以4个纵队为东集团，3个纵队为南集团，3个纵队为北集团，向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并首先以位于青龙集的李弥兵团为攻击的重点。1月6日下午，华野各集团同时发起总攻，迅速突入李弥兵团的阵地，李弥率残部于次日被迫退至邱清泉兵团的防区，合力做最后的抵抗。杜聿明集团在华野的猛烈攻击下，防区一缩再缩，各部队纷纷失去联络，已无法再坚持。1月9日晚，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率部分头突围，华野发起围歼战。至10日下午，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等高级将领被俘，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战死，唯十三兵团司令李弥脱逃。

淮海（徐蚌）会战是国共两军战略决战的关键一役。此役历时66天，国民党军动员了7个兵团2个绥靖区34个军82个师80余万人，结果损失了5个兵团1个绥靖区22个军56个师共55万余人，其中伤亡17万人，被俘32万人，投诚3.5万人，起义2.8万人；中共华东野战军动员了16个纵队1个军4个地方军区，中原野战军动员了7个纵队3个地方军区，共65个师旅60余万人，结果损失了13.7万人，其中阵亡2.6万人，负伤9.9万人，失踪1.2万人；国共双方兵力损失之比约为4比1。中共在淮海战役期间动员的兵力实际少于国民党，武器装备也不如对手，结果却是完胜国民党，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毛泽东曾经兴奋而形象地比喻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70]

淮海（徐蚌）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军可以动用的机动主力部队基本被歼灭，失去了与共产党争胜负的军事实力，加之财政经济的崩溃，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国共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由强而弱，共产党由弱而强，国民党统治由衰颓而走向终结，已经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何时将要实现的现实预期。

[1] 本章由汪朝光撰写。

[2] 《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戡乱军事概况——一般策划与各方建议·三）》第14册，第512、529—530页，藏“国史馆”；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第七编 战后中国》（2），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813—815页；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第204—215页。

[3]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6.2/7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三编 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654—658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中华书局，1979，第162页；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三联书店，2002，第465页。

[5] 天津《大公报》1947年12月26日；《申报》1947年12月30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6.3/137.23、138.1。

[6] 方庆秋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第366页。

[7] 上海《大公报》1948年2月5日、3月28日；《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848、854—856页。

[8] 《第一届国民大会实录》，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印，1947，第116—119、147—175页。

[9] 上海《大公报》1948年4月19日。

[10] 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3月26日。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中华书局，1980，第190页；《胡适的日记》第16册，1948年3月30日—4月8日，远流出版公司，1990；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7（上），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第70—71页；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5页。

[12]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第873、884—886页。

[13] 《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华书局，1979，第36—42页；《李宗仁回忆录》，第890—891页。

[14] 《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第359页。

[15] 《蒋介石日记》，1948年6月10、24日，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所下略。

[16]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1967，第495—510页。

[17] 《蒋介石日记》，1948年7月10日。

[18]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53页。

[19] 《蒋介石日记》，1948年7月13日。

[20] 《总统府公报》第80号，1948年8月20日。

[21] 《总统府公报》第80号，1948年8月20日。

[22] 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七至十二月份）》，“国史馆”，1995，第232—233、236—239、242—244页。

[23] 《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67—168页。

[24] 《申报》1948年8月24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8月27日。

[25] 《蒋经国自述》，第172、174页。

[26] 《总统府公报》第98号，1948年9月9日。

[2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三编 财政经济》（以下简称《财政经济》）（2），第363—367页。

[28] 《徐永昌日记》第9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128页。

[29] 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第371、381页。

[30] 《蒋介石日记》，1948年7月2日。

[31] 《蒋经国自述》，第185页。

[32] 《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9日。

[33] 《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戡乱时期》第16280号，藏“国史馆”。

[34] 《蒋经国自述》，第188页。

[35]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39页。

[36]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第54页。

[37] 《雷震全集·雷震日记》（1），桂冠图书公司，1989，第50页。

[38] 《蒋经国自述》，第191页。

[39] 《蒋经国自述》，第191页。

[40] 《雷震全集·雷震日记》（1），第79页。

[41] 《财政经济》（2），第363—367页。

[42] 《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30日。

[43] 《蒋经国自述》，第196页。

[44] 《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30日。

[45]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3日。

[46]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43—44页；《财政经济》（3），第920—921页；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外汇统计汇编》初集，1950，第264页。

[47]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3日。

[48] 洪葭管编《中央银行史料》下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第1297页。

[49] 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7日。

[50] 《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第246页。

[51] 储安平：《一场烂污》，《观察》第5卷第11期，1948年。

[52] 裴裴、韦慕庭访问《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49年）——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67页。

[53] 《蒋经国自述》，第198页。

[54] 该书编审组编《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8，第53—54页；“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第142—143页。

[55]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淮海战役》第1册，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第47—50页；《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57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9、26、118—129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351—1352页

[56] 《淮海战役》第1册，第131—132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82—184、231页。

[57] 《淮海战役》第1册，第103、107、111、164—165页。

[58] 《淮海战役》第1册，第117—120、129页。

[59] 《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90、69页。

[60] 该书编写组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1，第409、446—450页。

[6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90页。

[62] 《淮海战役》第1册，第167、171、175—177、189、197页。

[63] 《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333页。

[64] 《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64―466页。

[6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91、317页；《淮海战役》第2册，第17页。

[66] 《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8—32页。

[67]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7（上），第189—193页；《淮海战役亲历记》，第34页。

[68] 《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0—41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第342—343页。

[69]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第344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13、362、401、410、435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9—1370页。

[70] 《淮海战役》第1册，第337—338页及书末附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第362页。

第十五章 国民党大陆统治的瓦解及其退台[1]

一 国民党失去大陆的缘由

民国历史上有许多耐人寻味者，蒋介石以较少的部队打败北京政府完成北伐统一大业，战后中共军队再以较少的部队打败武器较精良、人数较多的国民党军队。如何解释这些问题？或许有学者会以历史的必然论来解释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现象，然而是否有一个必然的轨迹可循，其中的因素为何？或有以人民的选择作为答案。但是，如果不是以后观之见去观察历史，去评论人的选择，或许说是被选择，对于如此巨大的改变，总要有一些反思。这些反思可能面临一些困境，最大者是解释的纷歧，内忧外患是常被提到的原因。蒋介石自己也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有些则从国际的观点认为美国要负责，或有人认为是日本侵略的结果，更有从毁灭的种子的长远角度去解释；最大问题是立场与切入点，同情国民党者与同情共产党者，对内战的责任、大陆政权的转移因素的答案显然就不同。

孔尚任《桃花扇·哭主》中有一段话：“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这恨怎平”。再比对蒋介石在日记中的两段反省：“高级干部无能无方尚有何望”；“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怕匪。”[2]这对于解读当年国民党政权的失败，颇有意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蒋介石的声望达到顶点，国内各地大肆庆祝，从城市到乡村，从战时的首都重庆到中共解放区的延安，人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庆祝胜利。庆祝的活动有由党政机关推动者，亦有民众自发庆祝者，陪都重庆地区报纸以号外的消息吸引民众的关注，一份报纸甚至卖到300元，鞭炮价格涨了好几倍，市民争相走告，许多民众在街上狂叫。上海的餐馆挂出“庆祝胜利，八折廉价”的招牌，大卖“胜利套餐”、“胜利饼干”、“胜利馒头”等。许多行业纷纷以胜利做广告，招揽顾客，其中以餐饮的广告最多，上海的丽园餐馆打出“胜利快餐”，扬子舞厅以“庆祝胜利、世界和平、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茶资一律半价”，金安百货公司以“庆祝胜利降价四折”。[3]

9月9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正式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何应钦代表中国接受日本冈村宁次的降书。蒋介石将胜利归于国民党的努力。蒋在国内的权力与威望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达到顶点。

国际方面，自开罗会议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蒋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为全世界最重要领导者，战后蒋负责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北部的受降工作，美国以美军及美援支持进行接收工作，日本的投降亦以国民政府为对象。蒋虽然不满意美国的安排并没有事先与其洽商，但大抵而言，美国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因此积极协助国府进行接收与遣俘的工作。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希望继续与国民政府谈判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望国共能合作，章百家认为中共同意参加重庆谈判是因为斯大林的压力。[4]蒋观察到苏联的对华企图，认为如果国府依赖美国，苏联将会不择手段破坏中国的建设，甚至制造中国的分裂。如果用武力压制中共，则苏联必支持中共。因此，他在战后之初，曾经主张对内、对外用政治与外交方法求得谅解与解决。

整体而言，蒋如能善用日本投降后的局势，应大有可为。然何以短短四年中，他不但被逼下野，而且也失去大陆统治权，从“伟大的领袖”到“人民的公敌”，[5]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积极想寻找的答案。

我们先从领导者的特质来做观察。

作为领导者，蒋介石有许多正面的特质：其一，为人勤俭、不贪污，虽有人将蒋归为四大家族之首，其中含有许多负面的指责，但是，蒋对财务问题的处理，基本是出于维持其政权，而不只是为其个人的考虑，只是蒋个人的不贪污不能像曾国藩所说的“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之所向”，他不能严格国民党的纪律，国民党不少官员仍然被认为是贪腐成风。其二，坚持民族主义，虽然有人批判蒋不抗日，但蒋还是能坚持民族主义，对日本侵略深恶痛绝，有抗日的决心，只是因准备不足和内外纷乱而暂时容忍妥协。蒋深知国际局势的重要，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强调：“中国外交政策惟求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成。”但他也常抱怨美国干预中国内政，对美国的做法也有抵制。其三，有坚毅的性格，大部分的时间在筹谋国事，虽经历不同的挫败而都能坚持。蒋有信仰，面对各种变局，心情孤寂中能保持平静。他自幼在孤儿寡母的环境中成长，受到许多不平等的对待，在政治上也经历过三次被逼下野的窘境，然虽遇挫折，却能从自省中再出发。其四，大量阅读各种书籍，汲取精神营养。蒋的阅读从传统经典到实用哲学，东西兼具，古今兼备，甚至为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精神而失眠，对于中共整风文件亦极感兴趣，善于运用这些书籍教化党政军要员，以达到“立言”的目标。

当然，蒋介石的性格中也有不少负面因素。蒋看重上层领导，不善于利用群众，甚至反对群众运动，有意强调自己超脱于群众，保有统治者的权威，因此不能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发动群众支持其统治。从社会的观点言，蒋是一位保守派，虽有反省的习惯，却又不能实时改进，一犯再犯，常立志，又无法达成其志愿。对于施政，蒋及国民党虽有检讨，但往往流于形式，蒋日记中一再出现关于同样错误的检讨文字。而且，蒋重视用嫡系与乡党，其重用的军政要员几乎都与黄埔军校有关，另外其要员中浙江籍者甚多，许多侍从人员也是浙江籍，这与蒋重视的忠诚有关。

当然，仅从上述的个性因素，似乎很难看出蒋介石成败的关键性原因。陈立夫认为：“抗战胜利后，我们每一步棋都走错了，检讨起来能怪谁？每桩大事都是总裁或最高国防委员会最后决定的。现在回忆这些痛苦的经过，太难说了，谁该负责？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总裁一个人。”[6]蒋有机会成为战后中国走向世界的领导者，最后却失去机会。蒋对失去大陆亦颇为自责，亟思反省，从1949年6月蒋在台北出席东南区军事会议，讲“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起，至1952年10月，向国民党七大做政治报告止，三年多的时间，他在相关场合的演讲中，直接或间接检讨1949年失败原因，至少有30篇，约占同时期演讲总数的27%。[7]其检讨大多与演讲的场合及对象有关，如在政工会议上，强调组织训练和宣传比不上中共，在陆海空军通信参谋人员训练班上，强调通信人员没有良好的技术，不明白自己的责任，是“剿共”战事失败重大的原因。其中有些切中时弊，有些则过于空洞。

总略而论，国共争夺的转折点在战后，此处仅罗列战后导致蒋失败的若干重要原因如下。

过于依赖美国

美国是战后的强国，在遣返日俘依赖美国的轮船、运兵至接收地点、处理战败国家的问题等方面，国民政府须仰仗美国的支持，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但太依赖美援，则值得检讨。宋美龄对蒋介石对美的低声下气亦颇不以为然，蒋却无奈地表示：“妻言：对人下气吞声，低头笑脸之苦痛，谁知吾人今日之处境，拯救如此大国岂能如想象之易者。若吾人不负十字架则如何达成革命保种救人救世之任务乎。”[8]表明其依赖美国有现实的需要。为何蒋在战后需要美国的强力支持，一是美国为二战后世界的主导国；二是战后中国百废待举，经济困窘，特别需要美国经济的协助；三是战后中国复员工作亟须仰仗美国。

然美国政府对于援华问题，内部因派别分歧而无明朗决策，此种分歧在政治上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在军事上为欧洲派（马歇尔G.C.Marshall、艾森豪威尔D.D.Eisenhower）与远东派（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魏德迈A. C.Wedemeyer）之争。蒋了解美国内部的意见纷歧，但他判断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援助的政策。

美国的对华态度，一方面要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远东秩序，希望中国不再发生内战，支持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要避免苏联主导中国政局。美援是美国干预外国事务的后盾，但在美国内部对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也有许多矛盾，魏德迈在1945年11月10日由美返华向蒋报告说，杜鲁门总统虽然支持他，但参谋首长联席会则不完全赞成，并强调美国军队不会介入中国的阋墙之争。

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许多人将之归咎于美国，然而蒋介石的重要幕僚董显光则认为是全盘的问题，不是个别单独的因素所致。但是，魏德迈在参加美国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时，直接提到美国应为失去中国负最大的责任。

如同余英时对费正清的评论：“费正清有关中美关系的各种言论，隐藏着二个绝对不变的一贯原则，第一是美国的利益，第二是现实主义”。[9]其实这正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考虑，这种矛盾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则是一方面发表声明支持国民政府，另一方面逐步缩减及撤离美国在华的驻军。由于美国的政策，使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补给大受影响，对于其信心的打击则更大。美国从过度参与对华事务到逐步放弃对蒋支助，梁敬錞以“压”、“拖”、“弃”、“断”四个阶段来形容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对华白皮书，将对付共产党战略上的失败，归咎于蒋政权的基本弱点。此举无异表示美国放弃对蒋政权的援助，这对于国共势力的消长自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蒋介石处理中共问题，曾经希望依靠美国的调停。如果真由美国完全做主，中国内部可能会形成联合政府，但蒋对美国的妥协都是有条件的，蒋不愿意组织联合政府，只得虚应行事，如此一来，反而失去独立处理国内外事务的先机，是其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青年党人张润苍（梦九）于1950年6月6日致函蒋介石，认为抗战胜利以来，中国朝野过于重视美国外交，而忽视日本问题，实为失败的原因。[10]

国共内战之初，因为接受美国的调停，影响到国民党军队士气，而蒋介石则碍于国际情势，不得不暂取委曲求全的态度，战略方面因此受到美国的影响。而后来国共战局愈演愈烈之际，东北的战事关系整个战局，倘无东北之败，自无华北的局部和平，徐州会战也不致全面败北，或无其后大陆的易手。不过，东北的战略是因为蒋介石的坚持，还是美国顾问团的意见，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美国方面多认为是蒋介石策略的失误，史学家道克·巴尼指出：蒋不理会最好的军事劝告，并派遣若干国民党最现代化的部队和装备至东北，当时共产党部队则在那里控制了大部分乡村地带，而且东北与大陆其他地区连接的补给和交通线脆弱不堪。[11]换言之，蒋介石派军队到东北却受其拖累。而蒋却认为是受美国的影响，东北失利后，蒋指出：

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我们战略的错误，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上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何况我们一般将领对于战术又毫无修养，对于剿匪战术上又未能深切的研究，如此当然失败的更快。[12]

其实美国对东北的战略也非一致，最先魏德迈将军建议蒋，先巩固长城以南至长江以北的地区，防守华北的交通线，并提出“撤退东北国军”的建议。当时在南京的美军军事顾问团负责人巴大维（David Barr）亦劝告蒋由东北撤退。马歇尔为防止苏联势力主导东北，则主张一定要守东北。最后以马歇尔的意见为主，国民党军主力开往东北，然就整个战局而言，如此做法却有检讨的空间。蒋囿于配合美国的战略，失去主动布防的机会。不仅东北如此，在国民党军大撤退的过程中，美国的影响大于蒋个人的考量。以青岛的撤退为例，本来早在1949年2月，国民党军就准备从青岛撤退，但美国不赞同，蒋只好妥协，暂不撤退，直到6月才撤退，这也影响到后来上海的撤退行动。过于依赖美国，为其对华政策所累，是蒋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处理中共问题失当

蒋介石自“清党”以后，一直以“剿共”为手段，即使在抗战期间的联共，亦是碍于局势的妥协，并不是真正欲与中共合作抗日。抗战后期蒋对美国要求其迁就中共，容纳中共改组联合政府主张，深不以为然。即使在美苏的压力下与中共接触，蒋也认为应该变通，并下令各部队对中共要特别警觉。

蒋介石坚持不接受、不承认中共的态度，战后更是如此，国民党在战后初期以各种方式刻意彰显其拥有独尊的法统，并以此将中共贬为国家法统下的地方势力，以剥夺中共声称享有的受降接收权利，[13]忽略了中共已经拥有百万正规军队及18个解放区的强大实力。因此即使蒋在美苏的压力下，不得不邀请毛泽东等来重庆举行会谈，但其谈判的原则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14]即使签订《双十协定》，蒋也并不满意，甚至严厉批判中共的要求，批评中共无“信义”。[15]

其后蒋介石虽应全国舆论的要求继续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然国共内战却愈演愈烈。虽然在美国协调下有三次停战协定，但停战都是为了发动下一次的战争。国共不能合作，双方各有其出发点，但蒋身为执政的领袖，如果认为合作无可避免，则应有最后妥协的合作方案；如认为政府不能容许中共的发展，一开始就要做完全战争的打算，而在美国的压力下妥协，对与中共的战争反而不利。蒋最好的选择，是绝对的战争与绝对的和平中选择其一，而不是在战后初期的不战不和。“行政院长”阎锡山于1950年2月6日在联合扩大总理纪念周做政治报告时，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政略不及中共。蒋虽研读一些中共内部的文章，早年也读过共产主义的相关著作，其实他对中共的了解是肤浅的，对战后中共的实力是漠视的。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下达“剿共”密令，要求各军努力“进剿”，以完成任务。直到国共内战后期蒋仍以为可以打败中共军队，1948年元旦文告中还说可以在一到两年内完成消灭中共的任务。如果这是策略上为激励人或可解释，但如果内心自我感觉良好，则是自欺欺人，这使得蒋在对中共的政略与战略上都与现实有极大的差距。

蒋介石个人的领导风格

梁漱溟说：“我说内战的主要责任在国民党，国民党高位者应当负责，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16]黄宇人认为，蒋以个人第一，权力第二，儿子第三，国家第四，其二十年之工作，完全为保持自己的权力。[17]吴国桢直指蒋介石独裁，并认为即使蒋下野到溪口，虽然没有名义，实际上仍然是总统。原来的副总统李宗仁曾和广西另一将军白崇禧一起逼蒋下台，他是代总统，但蒋仍是国民党总裁，作为国民党党员的李宗仁，依旧要接受蒋的命令，李的内阁也是由蒋任命。至于军事，李可以向他的部队下命令，但绝不能命令其他部队，即使命令，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也会向蒋请示进一步的指令。[18]对于蒋介石的责任，蒋经国曾经为其辩解，认为领袖的政策并没有错误。一个领导者的失败，有许多内外复杂的因素，但蒋的许多政治决策确实遭到批判。

有关蒋的性格，学者的看法不一。有的认为，蒋介石外表坚毅，性情刚烈，很怕内心空虚，所以身边总需要好女伴。有的认为，正因为从小缺乏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敏感的性格和雪耻情结。9岁丧父以后，没有父权的压抑和阻碍，造成了他敢想敢做、不屈不挠的个性。[19]然而其性格的养成除家庭、学校教育、同侪之外，环境亦有重要影响，蒋并非无朋友，除小时的玩伴与同学外，留日期间与陈其美、黄郛、戴季陶、张群等交好，但自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军事方面长时期居于领导地位，与军事将领之间处于长官与部属或校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公谊多于私情。蒋表现出敬重知识分子，也常邀请一些知识分子为其授课，如经济学等，北伐统一后，有时邀集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徐复观等商讨问题，他们与蒋还是“君臣”的关系，不是诤友。

蒋介石的主见甚强，要求部属绝对效忠、服从，自视甚高，具使命感，不信任部属，有坚持与妥协并存的矛盾性格等。由于受过日本的军事教育，他要求军人绝对服从命令，当战事发生时下令军队死守，而当将领不服从导致军事失败时，则要求以最高的军纪进行处理，韩复榘被处死即是其例。由于自视甚高，其战略不容怀疑，国共内战时期，蒋对罗泽闿、杜聿明等退守沈阳的战略深不以为然。卫立煌就指责蒋介石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刘斐也认为蒋过于自我中心。

蒋在位时指导战局，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自信，另一方面是对其他将领的不信任。蒋下野后依然干预战局，自1月21日引退回奉化至4月24日离开，3个月内，几乎每天都有党政要员造访，少则停留一天，多则停留10天，有时最多一天接见9人，以蒋的亲信部属如汤恩伯、吴忠信、张群、陈立夫、王叔铭等较多，其他派系如张治中或西南军系等甚少到此请益。对此司徒雷登（J.L.Stuart）谈道：

在同一时候，住在故乡的蒋总统有秘书、警卫、长途电话及其他设备来处理职务，晋见的人络绎不绝。田园诗似的词句描写他如何徜徉山水之间，访问乡间和善父老，逗着幼孙游戏，并享受古代式的田园退隐生活。事实上，他正做着军事及一切其他方面的策略。[20]

蒋介石干预政军事务，甚至直接指挥将领作战。中国古语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蒋未必完全掌握一线作战的情形，然而却每一战场都要督导指挥，前线将领只得改变原有的战略，不能应变也不敢应变是失败的主因。负责“剿共”的两任参谋总长陈诚与顾祝同，只是执行蒋的决策而已。

蒋性格的另一问题是坚持中的妥协。蒋经常坚持自己的意见，如哪些地方要战哪些地方要守，到最后关头却又妥协。如东北战局渐不利时，蒋有意将主力撤往关内，但马歇尔不同意，只好妥协，使国民党军主力被消灭。抗战期间有几个城市到底要不要死守，蒋前后不一致。日本进攻南京时，蒋要求唐生智至少死守三个月，后来见情势不利，同意唐撤守。虽然同情蒋者认为局势不同必然要调整，但坚持中的妥协有时对战局而言是致命伤。

党政派系纷争严重

国民党的党国大佬居正在1950年元旦举行“开国纪念暨元旦团拜”时说道：“我们过去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的失败，固由腐化错误而成，然最大的失败，我们应该承认是党的失败所致。”[21]这方面最明显的是李宗仁副总统的当选（原规划为孙科）、立法院院长童冠贤的当选（原规划为李培基），甚至任命行政院院长都要考虑党内派系的意见与平衡。

国民党内派系之争早在民国初期就存在。国民党内成员复杂，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冲突。[22]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既斗争也合作，斗争不仅是权力的角逐，也夹杂着某些理念的论辩，党治与约法之争，这三位领导者各有其支持的势力，愈演愈烈。当蒋的地位逐渐稳定后，党内倾轧再起，这次改以几个拥蒋派系为中心而产生。1938年由蒋所主导的三青团，成为国民党的主要拥护者，却也形成日后的党团斗争。抗战后期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内部秩序逐渐呈现某种脱逸控制的倾向，战后更为严重，陈立夫在国民党丢失大陆之后成为箭靶，然党团之争非陈一个人或是CC系的问题，其中有路线、利益、团体之竞逐在内。即使进行整并的革新运动，表面的问题似乎解决，但私底下的派系依然严重。这从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就可看出端倪，选举结果于青年党、民社党等第三势力而言不尽理想，蒋为了达到平衡各党派的目的，只得要求国民党当选的代表退让，这使原本缺乏核心精神、只有个人利益的国民党当选者颇为不满，甚至有抬棺抗议者，可知当时事态之严重，中央已不能掌控党员。

此外，在“行宪”后行政院的改组过程中，考虑的人事安排不是适才适所，而是派系的平衡与蒋的意见，如此自无有魄力有担当的任事者，长期把持党务的CC系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国民党失去大陆与党内斗争有极大的关系。

军事的失败

国共自抗战结束后冲突不断，1947年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冲突更加白热化。1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马歇尔调停任务结束返美，发表《对中国局势之声明》，对于国共双方均感不满，对蒋的指责尤甚。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宣布退出三人小组与军事调处执行部，这两个组织正式解散，在此之前是边打边谈，从此之后是只打不谈。同时国防最高委员会鉴于中共不断扩张势力，为消弭中共军队的“叛乱”，于1947年1月18日通过《全国动员令及戡乱条例》，授权政府立即执行（7月4日正式发布全面“戡乱”令）。之后国共军事冲突加剧，国民党军自1947年年中以后不再有绝对的优势。据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称：1947年被中共军队所毁之国民党军计187个团，被俘团长以上军官148人，阵亡团长以上50余人。[23]据中共方面资料，东北自1947年12月发动冬季攻势，到1948年3月结束，历时3个月，歼灭国民党军8个师，并有1个师投诚，计15.6万余人，攻占城市18座，压缩国民党军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即使如此，国民党军在1948年初仍有其优势，然毛泽东已经开始把原来打败国民党军5年的时间缩短为3年。辽沈战役，国民党军损失47万人，物资财力的耗费无法弥补，国际声望下坠。反观中共军队在东北全境已增加至130万人，超过关内中共军队的人数，士气高昂。平津战役，国民党军损失52万人。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国民党军惨败，总共55.5万人被歼灭。三大战役国民党军损失150万人，且多为其精锐部队，对国民党军部署长江防御和全力反攻有严重影响，使之处于被动的防御，加以许多将领带兵投降，对国民党军的士气及战力打击甚大。

三大战役后，蒋介石被迫下台，李宗仁冀望和平，中共早做渡江的准备。北平和谈失败后，中共军队即于1949年4月21日渡江，23日攻下南京，5月27日攻下上海，28日国民党军自上海撤退。6月2日，国民党军自青岛撤退。接下来中共军队展开福建与广东的攻击行动，10月17日攻下厦门，国民党军撤至金门，10月26日中共占领广东，自此东南地区全为中共所占，国民党军仅剩金门、大小陈岛、一江山、舟山群岛、海南群岛等沿海诸岛屿。西南地区为国民党军最后所系，蒋介石前往坐镇，但其军队士气大挫，将领投降者众，11月21日，国民党决定将政府由重庆迁成都办公，12月8日，“行政院”决议“迁都”台北，在西昌设总指挥。12月底大陆地区绝大部分为中共所统治，国民党军全面退败。

国民党军全面溃败的原因甚多，无法就每一个战役做细部的分析，只能综合较大的原因进行探讨。

其一，国民党军师长以上将领无作战与牺牲的决心，缺乏战斗意志，畏缩迟疑，对命令不彻底奉行。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被俘高级将领甚多，缺乏同仇敌忾之意志。蒋经国认为是国民党军思想模糊，精神涣散所致。廖耀湘兵团于1948年10月27日黑山地区转进时，既无计划，又无部署，各部队长不掌握部队，反而只身逃亡，如龙天武、潘裕昆等军长只身逃返沈阳，置部队于不顾，觅机飞北平逃跑。毛人凤在检讨此战役时，亦将矛头指向卫立煌及一些重要官员擅离职守。淮海战役中，冯治安不愿打头阵，认为会牺牲，遇挫败则投降，还振振有词为投降找借口。再如何基沣、张克侠等先后投共，这对国民党军打击甚大。据统计，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军高级军官（上校以上）投共的人数超过200人。投共与被俘不同，投共者大部分是对国共内战无信心，对于国民党军士气的打击甚大，西南地区的卢汉与罗广文、陈克非即是其例。

这种失败主义，从傅作义被围时可以看出。傅冀图与中共达成局部和平以换取中共军队撤退，部队调防犹豫不决，无法抵抗全面进攻的中共军队，北平方面并未发生战斗。1948年10月25日，傅作义与王克俊交换对北平及整个时局的意见，两人的结论是“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自1948年11月，中共部队接二连三打败国民党军，12月24日，占领张家口，1949年1月15日攻占天津，战败的阴影对傅的压力极大。

国民党军的投降不仅对士气的打击甚大，武器的损失也很惨重。东北第六补给区司令刘云翼说，东北国民党军从未因弹药缺乏而失一城一地，中共军队进城掳获的武器数量可观。赵勒轩《沈阳一九四八》书中提到：国民党军在沈阳遗留的弹药，可以装600节车皮。1949年国民党军撤出上海，留下子弹近1亿发。国民党军精锐武器每为中共军队进占城池时所得。

其二，国民党军中的中共情报人员问题。国共内战国民党军屡尝败机，将领也觉察到军事机密时常外泄。徐永昌曾对秦德纯说，国防部及徐州总部机要干部中，似有敌谍潜伏。秦谓如郭汝瑰厅长与何基沣、张克侠等应多加注意。[24]再如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汪德昭、胡宗南身边的亲信机要人员熊向晖等，均为中共地下党员。[25]傅作义女儿傅冬菊是共产党员，在绥靖公署秘书杜任之策动下，傅开始与中共接触。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不仅策动国民党军投共，对中共顺利接管城市亦有许多帮助。

其三，军系间相互猜忌、不协同作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与军长孙立人不合，地方人士对熊式辉不满，士气低落，人心动摇。1947年6月11日，中共军队围攻四平街，熊式辉向国防部报告时谈到，国民党军经多次会战后，军力耗损，既无增援，补充器材既少又迟，中共军队则增加迅速。杜聿明在大胜之余，国防部下令其冒险进攻，杜又与石觉、孙立人等重要将领，在战略上意见参差，形成将帅失和，使形势丕变。当时第一兵团主任秘书毛起鹒向蒋报告其军队为何会失败撤入越南，特别认为是各军观望的结果。

不协同作战在内战初期就已发生，孟良崮战役即是其例。当时张灵甫奉命死守孟良崮，附近有整十一、二十五、四十八、六十五等师和第七军增援，周围还有第五军，整九、二〇、六十四师增援，可是当张部在孟良崮被围时，有些部队观望不前，有些部队移动缓慢，显示国民党军相互支持出现问题。淮海战役国民党军的惨败亦是各自为政的结果。

其四，制度问题。国民党军的部队只服从有渊源长官的领导，另派指挥将领常常无法调度部队，军事系统中严格的上下服从的制度关系往往形同虚设。如东北局势紧张，派卫立煌去收拾残局，但卫立煌根本指挥不动新一军及新六军。刘峙也指挥不动杜聿明、邱清泉等人的部队。白崇禧更指挥不动驻信阳的黄维兵团。

军队的失败与平时的治军有关，徐永昌在1948年9月26日与熊式辉谈话时即指出：“我们治军的手法不改，即战胜一、二次，亦无补于危亡，况屡败乎，济南之失，由于吴化文之叛变，吴固不致于叛变者，实有以驱之。”[26]蒋介石在说明其军队失败原因时亦说道：“我们今天失败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军事之所以崩溃，是由于我们军事上的制度——诸如教育制度、人事制度和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的建立起来。”[27]监察制度即政工制度未能落实是关键。如1949年初，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发起的三大战役中失败后，各军要求发饷的人数达600万人，蒋为此相当生气，认为怎可如此浮报。由于监察制度不能落实，军中许多思想的乱象就无法控制，军队亦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一到战事的关键时刻，选择的不是牺牲而是投共。

其五，战略的问题。对于作战的失败，战略指导相当重要，国民党军不论是三大战役或中共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乃至最后的决战，似乎都犯了指导错误的毛病。黄杰在检讨西南作战时指出：1949年11月中旬，在桂林参加长官公署作战会议时，对保卫西南战略曾坚决主张华中部队应向西转进靠拢黔滇边境，此案未获采纳，会议决定向南行动，结果部队运琼岛计划未成，反为中共各个消灭。如当时各兵团积极向西行动，接近滇黔边境，守住左右江以东地区南北之线，以昆明、百色、龙州等地为大后方，则贵阳易手不致如是之速，昆明之政变不致酿成，川康部队亦可向云南集结，诚如是，则西南大陆今日犹有可为。[28]这或许是后观之见，但当时战略几乎都出问题，最主要与情报搜集有关。军事的判断基础是情报，国民党军往往未能掌握中共军队的真实动向，进入交战区找不到中共军队，却处处都是中共军队，中共军队在暗，国民党军在明，常遭袭击。

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战略失败的首要问题是不能集中兵力，主力战线拉得太长，每一个点都要兼顾，占领地区愈大，包袱越多，兵力越分散。中共的战略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暂取守势，国民党军则不同，关内关外都要打，兵力明显不足。郝柏村认为，在美国调停失败后应集中兵力优势在关内，关外宜采守势。[29]当国民党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后，改采战略守势，但又坚持固守已有的据点，给中共军队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就1948年东北的战局而言，国民党军夏季前应放弃长春，秋季前应放弃沈阳，以营口、葫芦岛、秦皇岛等港口为基地，后来全面防守，遭围攻后连退路也被切断，不仅影响东北战局，华北战局也受影响。

国民党军战略的第二个问题是机动性不足。国民党军拥有空军优势，却只能白天作战，不习夜战，一天只能行动12小时，中共军队虽无空军，但随时机动待命。空军配合陆军作战是当时国民党军最优势之处，但空军也需有天时、地利之便，往往在最需空军的时候，空军却未能予以有效支持，另常受制于陆空联合作战，轰炸的效果有限，接战与否的主动权在中共。

战略的第三个问题是战略战术不能有效执行。国民党军最先是想速战速决，消灭中共军队在解放区的势力，但一方面受限于美国的调停，不敢明目张胆地进攻，另一方面低估中共军队的实力，因此接战时不能有效压制对方。后来国民党军在全面“戡乱”时期，提出进行分区防御战及总体战，但通常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分区防御最后变成被各个击破。

反观中共的战略常与政略相配合，中共政略是希望以战后现有的解放区为基础，取得与国民党相对的合法地位，因此争取扩大占领区、获得国际支持为其发展的重点；利用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争取有利的筹码；以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为手段，逐步迈向夺权的目标。中共以“巩固华北、争取东北、坚持华中”为其战略部署，并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控制热、察，争取东北，[30]因此能化被动为主动，而当掌控优势时，集中进攻毫不松懈。如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军以为中共军队会进行统合休整，来年春天（1949）再进攻平津，但中共军队于1948年底即集结进攻平津，使国民党军不知所措。

国民党军不能顾到点、线、面的结合，不论是进攻或防守容易流于单打独斗，中共军队则较能贯彻上级指示，多方配合，国共成败立见。

官员贪污与学运动荡民心

国民党的崩溃以军事的崩溃最为严重，崩溃却是从学运不断与通货膨胀所带来人心动荡为起始。国民政府战后在许多方面处理不当，接收贪污为人所诟病。抗战期间中国的损失虽然惨重，但日本投降时也留下相当庞大的资产，日本的企业及工厂有相当的基础，如果接收复员得当，将是一笔大资产，接收复员的失败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国以来国府统治城市的经验较中共丰富，但接收却犯了严重错误，出现所谓“五子登科”（车子、房子、金子、女子、票子）的弊端，引起沦陷区人民的痛恨，认为接收即劫收，接收反而变成严重的累赘。至1947年6月底，两年来全国各地法院审理终结的贪污案16794件，涉案公务人员17454人，已科刑罚者6258人（占被告总数的37.5%）。贪污成为风气，所谓“众官不贪，一官难贪，众官皆贪，一官难清”。上海宪兵队队长姜公美，非法封占人民房屋、窃取物资，国防部最后判其死刑。政府亦有心导正，1945年9月25日，蒋介石电上海市市长钱大钧转汤恩伯总司令，要求整顿上海地区的奢靡风气，但难见成效。

在战后贪污的案件中，人们所关注的是孔宋家族的贪污问题，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1947年的扬子、孚中公司案。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记者陆铿报道，宋子文批准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结汇3亿多美元，占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88%，轰动一时，傅斯年还曾以《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为题发文，要宋子文下台。后来才发现，在报道数字时少了一个小数点，《中央日报》为此发表更正。7月31日，《中央日报》发表《孚中扬子公司结购外汇之实数启事》一文，证实“小数点上之错误”千真万确：本报所载各公司结购外汇之数目，有数处漏列小数点，以致各报转载时，亦将小数点漏列。孚中公司结汇实数为1537787.23美元，误成了 153778723美元，扬子公司结汇实数为1806910.69美元，误成了180691069美元，两家总数3344697.92美元，误成了 334469792美元。可是，因为大家不信任官媒，这样的报道并无人注意，何况孔宋家族的贪污之事早为大家所诟病。蒋在8月1日的日记中特别提到：“近日为宋家孚中、孔家扬子等公司，子文违章舞弊私批外汇案，余令行政院澈查尚未呈覆，而中央日报副编辑乃探得经济部所查报之内容先行登载发表，并误记数目以一百八十万元美金记为一亿八千万美金，因之中外震惊，余严督财部公布内容真相稍息群疑。子文自私误国殊为可痛，应严究惩治以整纪纲。”

除贪污问题，频繁的学生运动亦是一大问题。蒋介石及国民党的领导者往往将学运归之于中共从中策动，认为学生运动是中共运动学生的结果，但缺乏检讨是谁给中共运动学生的机会。战后学运的原因，一是对沦陷区的学生，称为伪学生，学生都必须参加甄审，对敌伪专科以上毕业及肄业学生之资格则分南京、上海、武汉、广州、杭州、平津等六区进行甄审。对学生之甄审，分为毕业及肄业生两部分办理，毕业生甄审合格者，由教育部集中训练3—6个月后始发给证明；另于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青岛、沈阳等7处，先后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收容敌伪专科以上学校肄业学生，予以补充训练，并借以进行甄审，引起沦陷区学生的强烈反弹。二是复员不力，仅将沦陷区迁出的学校搬回原址，就大费周章，广大沦陷区各级教育的恢复、整顿与净化更无效果。

蒋介石在谈到战后问题时，尤指责学生为中共所利用，蒋经国谈大陆“沦陷”原因时认为系青年学生受中共“蛊惑”。[31]根据司徒雷登的调查，战后大部分学生均赞成和平，反对分裂，且到了1947年初仍有90%—95%的学生并不赞成中共，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却有50%的学生同情中共。因此中共的“利用”固为要因，但战后复员的若干措施如迁校、甄审制度等问题未能妥善因应，加以经济问题未能有效解决，造成通货膨胀，国共争斗不断，使青年学生对社会、政治、经济等产生不满，也为学生抗争及学潮的重要诱因。正如陈之藩致胡适函中提到：这次的学潮闹起来，一半是由教授帮闲，一半是由学生的操纵，一半是由当局的胡来。张其昀认为，学潮不能视为孤立的事件，学潮是一种病象，其病源在于中国的政治。[32]

当时的学生提出三反：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三要：要民主、要自由、要吃饭，政府都无法满足，使学生无法安心上课。以1947年言，193所大专院校中有82校发生学潮，计约150次，影响所及，有一学期仅上课6周者。[33]

通货膨胀

或有人认为国共的成败在于土地政策，其实当时中共的土地政策并未影响到许多人及民心，最严重、影响全民最深的应是通货膨胀，可以说这是国民党崩溃的主因。陈立夫将大陆失败的原因归于财政金融没有搞好，他认为：“财政上的失败，是帮助共产党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34]费正清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在中国逗留9个月，观察到中国希望美援，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由于滥发钞票而造成通货膨胀，进而导致更严重的贪污腐化，已经丧失民心。[35]

造成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相当复杂，与财政赤字的增加、货币发行量增加、人心恐慌、囤积物资等因素有关。国民政府自1945年12月至1949年6月货币发行额，如表15-1所示。

表15-1 货币发行情况

除上述问题外，另有两个问题，一是货币兑换问题。在兑换伪币方面，高估法币的币值，有认为法币兑换中储券收兑的理想比值是35—50元兑1元法币。由于高估法币，低估伪币，造成大后方的法币大量流入沿海地区，购买黄金、美钞、货品，资金大量东流，西南地区因人口复员回家，货品供应增加，产品滞销，物价下跌，不久资金又回流，使物价暴涨。暴涨暴跌都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各城市汇兑率也未能统一。在武汉，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率是1∶40，在上海是1∶150，在南京为1∶200。如此一来，商人从中操控，使币制大乱。

二是外汇问题。1948年10月初，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出席立法院秘密会议，说明全国物价波动情形及原因时认为：“金融外汇处理欠佳，致金融市场在改币制后仍存在，实为物价上涨重要原因之一。金圆券有两个敌人，一为中共军队，一为香港，前者公开叛乱，破坏经济政策，后者为金融逃避所。”[36]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同时间不同地点差异甚大，1946年初，在天津，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700∶1，在上海为1500—2000元，投资者往来于两大城市间，在天津买美元到上海抛售，如此一来，肥了商人，却使物价呈现不稳。

1947年后，物价全面上涨，各地涨幅不一，其中以太原、北平、天津等地最为严重。比较1947年与1946年同期，太原一年物价上涨20倍，北平上涨16倍，天津13倍，合肥、西安各15倍，青岛14倍。上海自从1947年2月发生黄金风潮，不仅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黯然下台，对物价的影响亦大，以上海及北平为例。

上海。法币100元，1943年可购买1只鸡，1946年可购买1个鸡蛋，1947年只能购买1/3盒火柴。1947年2月12日，蒋介石电令郑介民赴沪查报，提到沪市美钞1元竟值法币1.6万元，黄金1两值90万元，米1石已涨至10万元以上，百物皆有价无市，而“奸党”市侩复互相策应，尽其煽惑扰乱之能事，使得人心惶惶。这种情况到1948年6月还未改善，端午节将近，兼之各方法币皆向上海流入，百货暴涨，白米每石已至700万元，美元1元兑换已涨至150万元，经济危险的程度比军事更足忧虑。

北平。1945年1月，大米每斤法币12元，小米每斤6元，面粉30元；1946年1月，大米则涨为184元，小米涨为88元，面粉130元。5月，小米涨到180元，面粉320元。[37]

虽然各地通货膨胀的情形不一，但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公教人员及一般人民的生活大受波及。价格飙涨，受害较深的是所得固定的受薪阶级，尤其是公教人员。公务人员的待遇，按行政院规定办理，战后初期生活还能基本不虞匮乏，然自1946年年中以后，所得不敷所需，行政院虽于1946年10月做出调整，仍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以致许多人被迫转业，接收人员的贪渎现象虽属个人行为，但与生活压力不无关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检讨时谈道：物价继续上涨，使各级教育人员之生活迄难安定，政府发给各校之复员经费，亦不足以完成其预定修建计划，不得不因陋就简。此实本人深引为憾之事。[38]

此外，由于通货膨胀，产生惊人的高利贷，在过去货品畅销物价膨胀的时候，工商业对于高利贷的负担，还可勉力应付；此时货物滞销，成本增高，制成品的价格却不能上涨，高利贷压得一般工商业喘不过气来，甚或陷于窒息，使工业生产无法计划，民间企业宁可囤积材料而不愿生产，倒卖之风盛行，资金不易筹措。

为遏止日愈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实施金圆券。1948年8月，蒋按《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之紧急处分权，不经立法院同意即发布《财政经济处分令》。蒋认为本来政府早有意改革，然因宋子文、张群等人畏缩不决未敢执行，故此次决然实行币制改革。

这次的改革，汇率为300万法币兑换1金圆，与美金的兑换比为4∶1，黄金每市两兑金圆券200元，白银每市两兑3金圆。为建立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政府允诺金圆券的总发行量限定为20亿元，规定“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只有中央银行有权收兑、保管，持有者必须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兑换成金圆券，过期未兑、未存者一经查出即予没收。政府还规定人民可以选择购买美金债券或折合成美金储存于中央银行；实施“限价政策”，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8月19日之水平；禁止工人罢工、怠工。

这次币制的改革，不仅是一次币制的更新，更是一次管制经济的重要措施，然由于发行量过大，按照规定的金圆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当时发行的600亿法币，只需2亿金圆券即可收兑，而法定金圆券限额定为20亿元，金圆券的膨胀是必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其政府报告时指出：“20亿元金圆券的发行额，约等于目前通货的10倍”，并预言通货膨胀的力量可能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39]收兑日期一延再延，使政府失去威信。金钞的收兑期，原定为9月30日截止，民众担心非法持有金钞，蜂拥至中央银行兑换，中央银行却于10月1日发布公告：查收兑黄金、外币展期至10月31日，收兑白银、银元、银角，展期至11月30日。这种不守信用的做法，也使许多商业银行心存观望。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与防止不肖商人囤积，蒋介石认为上海是全国金融中心，整顿上海具有指标意义。早在币制政策实施前，8月13日，蒋认为实施币制后必须加强督导，特于上海、天津、广州三地设督导员，以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助以蒋经国、徐柏园；以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天津以张厉生为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蒋经国到上海后雷厉风行，查缉囤积，后因扬子公司涉及孔家成员，最后黯然辞职。10月29日，蒋介石承认：“经济改革计划与金圆政策似已完全失败。”蒋经国对此备感挫折，10月31日离开上海返杭州寓所。11月2日，蒋经国发表《致上海人民书》称：“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所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加上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我恳切希望上海市民应用自己的力量不再让投机奸商、官僚政客和地痞流氓来控制上海。”[40]蒋经国不得已辞去上海区经济督导之职。其后上海物价一日间突涨四五倍，尤以民生所关之米价为甚，而且无米可买，各地皆闹米荒，抢米风潮渐起。

通货膨胀日渐严重，金圆券并没有结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成为连续剧，金圆券的价值愈来愈低。1948年8月，规定银元1元换金圆券5角，8个月后，1949年4月，银元1元兑换金圆券360万元，发行大面额100万元的金圆券，使印有蒋介石像的金圆券变成废纸。1949年7月，政府再改币制，废除金圆券，发行银圆券，规定金圆券5亿元换银圆券1元，影响民生甚巨。

其他还有审判汉奸引发的争议。至1948年初，各省共审判办结汉奸案2.5万余件，共有4万余人被举为汉奸，近1.5万人被判刑，但在审判中汉奸的标准及认定引起争议。此外国府对于第三势力没有善意的响应，加上战后各项复员不力等都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渐失人心。虽说军事的失利是国民党败退的主因，以上诸多问题亦有其重大影响。至于国际因素，如苏联的扶助中共、日本侵华所导致的后遗症、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等或有推波助澜的效应，客观环境确实有许多不利的因素，但对于国民党丢失大陆的统治权，蒋介石应负重要责任。

二 黄金与重要文物迁台

国共内战后期，蒋介石有见于党政军都出现问题，开始思考重起炉灶，国内乱象环生，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较小而单纯的地方再重新开始。1948年11月24日蒋介石日记写道：

与经国谈时局，深叹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非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欲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故现局之成败不为意矣。

蒋介石在这里虽没有明指台湾，但其意涵则甚为明显。当时的台湾地区，共产党势力较小，蒋在1946年到台湾视察，深感满意。因此在蒋来台之前即做了若干规划，人事上由蒋的嫡系陈诚掌台湾省政，资源上将黄金及故宫重要文物迁台，将军队的美式武器移置台湾，并思考如何使台湾成为三民主义的实验省，欲图再起。就具体做法而言，另起炉灶是要从多方面着手，包括党的改造、严密组织、建立制度、军队人事的调整、党政人事的调整等。

为了稳定“反攻”的基础，以便重起炉灶，蒋介石最重要的安排是将中央银行的黄金及故宫博物院等典藏的重要文物迁到台湾。

黄金运台

黄金运台的问题，有许多人极有兴趣，至今有争议点：其一，黄金运台的数量，从几十万两到几千万两的说法都有。其二，黄金运台后的用途，有人认为作为台币的准备金，有人认为已经用于国共战争，所剩无几。

本章所指的黄金，主要系指将储存于上海中央银行而后直接或间接运至台湾的黄金。存于中央银行的黄金从何而来，有人认为是中央银行长期存放的黄金，但最重要的是1948年金融改革时收兑所得的黄金。

1948年8月23日，中央银行开始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与法币。第一天市民排队，踊跃以金银兑换金圆券，一天的汇兑，中央银行即收兑黄金7748.36两，白银8776.96两，银元28361元，美钞819631.5元，港币136702元，共兑出金圆券5013777.39元。蒋介石对于币制改革引起正面的回响，民众兑换踊跃，深感欣慰。

黄金、白银、外币的兑换截止期原定为9月30日，此后人民持有即为违法。上海9月29日、30日是兑换的高潮，30日兑出金圆券3600万余元。币制改革期间收兑的黄金、白银、外汇等总价值超过美金4亿元。蒋在日记中也提到收兑的成果：“国家各银行外汇皆已集存中央银行，其总数共计一亿余美金，较改革币制之前增加四千万美金，又两星期来人民以现金外币来兑金圆新币者约计共有五千万美金，其数可观，人民对政府之热忱令人益感愧怍。”[41]据王云五的回忆，至9月底兑出的金圆券合计6亿余元。[42]据翁文灏的报告，至9月底收兑净收入折合美金1.6亿多元。

1948年底，虽然政府制定的金融改革计划失败，但中央银行已完成收兑黄金及白银的工作。为确保这批黄金、银元的安全，蒋介石决定将其运至台湾保存。决定将这批黄金运台，从多方面可印证决策者是蒋介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只是执行者而已。央行的政策虽有其独立性，但必须以政府的方针为依归，运送黄金涉及许多层面，非央行可自行处理者，而且，俞鸿钧做事基本是秉承上意，处理黄金运送亦不敢先斩后奏。资料显示，1948年10月初东北局势对国民党明显不利，蒋几次接见俞鸿钧，开始做黄金运台的部署，并于年底正式起运。在此同时，行政院院长孙科也知道控制中央银行的重要性，1949年1月8日，孙科于行政院会议中，以办理存兑金银措施失当为借口，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予以免职，蒋深感痛心，接见吴铁城副院长与财政部部长徐堪，嘱其转告孙科院长，不应发表俞鸿钧总裁的免职令，对孙科颇有微词，孙科的企图未能实现。[43]

1949年1月10日，蒋介石派蒋经国拜访俞鸿钧，希望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15日，蒋介石再度接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勿使两行外汇消耗于无形，并为以后保留此一线生机。蒋先是要求俞鸿钧妥善安排这些黄金与白银，后又明确指示将这些黄金与白银运送至安全地方（台湾及厦门等地）。[44]

至于决定将黄金运台的时间，应该是在1948年10月底金圆券改革失败之后，当时因金圆券改革收兑了大量黄金、白银，存放于上海的中央银行。

黄金运台大致分为四批，总共300余万两黄金运抵台湾。

第一批运送又分成两次。1948年12月1日，由上海海运至台湾，由俞鸿钧负责。基隆海关秘书课主任王树德谈道：“海星号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突然接到总税务司署的命令，先后两次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运送黄金往厦门和台湾。”[45]12月4日抵达台湾，约2004459两。

第二批于1949年1月由上海海运至厦门鼓浪屿中央银行，共60余万两，其中50余万两后辗转运到台湾，由吴嵩庆负责。1月10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沪，指示将中央银行国库所存美钞、黄金、银元全部移存台湾。此时中央银行由刘攻芸负责，27日蒋在溪口接见央行局长林崇镛，商谈中央银行现金运送厦门办法，听闻刘攻芸对此事面有难色，蒋感慨而言：“世人能明理识义，始终如一者诚难得也。”[46]2月10日，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回报：“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往厦门、台湾，现存上海者惟留黄金二万两（应为二十万两）而已。”[47]

第三批约于1949年5月中旬，由汤恩伯负责，由上海运至台湾，约19.2万两。

第四批在1949年10月，从厦门将剩余的黄金约12.4万两运到台湾。

此外还有从其他地区将黄金运台者，如1949年2月7日，由南京空运台湾黄金约55.4万两，另有从美国运至台湾者。总计前后从上海中央银行运出的黄金大约300余万两，其他地区100余万两，合计400余万两。

由于国共内战如火如荼地展开，各方需款孔急，常将黄金用来支付军事开销。从1948年底自上海运出的黄金，有些并未运到台湾，有些因应时局需要作其他的用途，并非完全存入中央银行。1949年10月28日蒋介石在台召集非常委员会会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及何应钦等参加，蒋特别报告国库的存金目前为152万两，约等于7500万美元，换算银元约为1.5亿银元。

蒋对于运台黄金的处置甚为慎重，令秘书长曹圣芬见林蔚文、陈诚，指示黄金运用三原则：一是必须用于“剿共”军费；二是仍为改革币制之基金，不宜过于分散；三是运存地点必须比台湾更为安全。

这批黄金最重要的用途，一是于1949年年初及6月总共拨80万两（约值5000万美元），作为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再加其他花费亦多，黄金库存消耗颇巨，蒋日记记曰：“自去年台币改制充实基金以后本年（1950）五月间金融稳定未有重大变化，惟存金日渐减少，至七月间中央存金除台行基金六十万两外，不足五十万两，乃竭力整顿税收紧束先出，至年底尚有四十万两存金殊为难得。”[48]

将运台的部分黄金拨交台湾银行，作为发行新台币的基础，有助于稳定新台币。蒋经国称：“政府播迁来台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那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49]国民党政府迁台初期的金融稳定，除了美援的因素外，运台的黄金确实发挥重要作用。台湾在1948年开始也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1949年1—6月，物价上涨1332%。自实施币制改革后，通胀率开始下降，1951年底通货膨胀基本结束，与运台黄金用于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有关。

二是用于支持战局。当黄金安全运至台湾后，大陆局势紧急，军队缺乏粮饷，蒋介石乃指示可以存金支应，作为“剿共”之用，以稳定军心。1949年8月底，从台湾运送黄金7万两至大陆，其中5万两留穗，2万两转蓉。1949年底，吴嵩庆等“财务署”人员将台北的5万两黄金运至成都，即为支撑战局。此外黄金也用于军队的资遣，但其中部分并非由台湾运到大陆支应，而是由大陆各地所存的黄金直接支应。如1949年11月“国防部”讨论军队资遣时，经“财政部部长”关吉玉同意，拨5万两黄金及20万银元，此即由重庆“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拨付。

黄金运台的全过程几乎都由蒋介石所主导，李宗仁虽为代总统，却无着力点，最先并不知上海中央银行的黄金已运到台湾，得知后，一方面要求不能再将黄金运台，一方面则一再要求将黄金运回大陆。蒋称黄金运台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决策，不但不将黄金运回大陆，还把中央银行在上海最后仅有的黄金全部设法运到台湾，李也深感无奈。孙科想要插手运台黄金之事亦不得要领。

重要文物运台

蒋介石准备迁台时也注意到重要文物的运台问题，其中较重要者包括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典藏的重要文物，及中央图书馆的图书等。这些文物图书的迁移各有其负责者，如杭立武、谭旦冏、那志良等。

杭立武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兼秘书及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加上其在抗战时期有搬运文物至大后方的经验，对于文物的迁运自然责无旁贷。他与故宫博物院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李济等理事商量，并与两院（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同人联系，向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提议迁运。翁文灏为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建议召开理事会，共商决策。翁认为正值国共战争的紧要关头，如果迁运故宫文物，不免扰乱人心，但他也无意阻止迁运工作的进行，同意和理事们举行谈话会。

有关中央图书馆重要文献的迁移，蒋复璁常与教育部次长田培林、杭立武商议。田培林本来决定将中央图书馆迁至重庆，蒋复璁表示重庆不安全，主张搬到台湾，杭立武十分赞成。遂由杭立武联络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四个单位的重要成员，包括杭立武、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济等，于1948年11月10日在翁文灏的官邸举行谈话会。会中朱家骅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提议将中央图书馆的文物一同运台，同时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身份提议，将该所文物随同搬运。会上既有这些共识，翁文灏同意搬迁，蒋介石也同意这个决议，而且表示应尽量搬运，因此可以说，文物的迁运不是某一个人的主张，而是许多人共同的决定。

当时准备迁运的主要机关有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图书，以及外交部的档案，由杭立武召集会议，请各机关各推代表一人，成立一个联运机构，各单位代表公推杭立武主持其事。

迁运事宜决定后，各单位随即分开办理。中央博物院方面，12月4日，举行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先选择最重要的精品120箱运台，其余藏品，在交通可能的情况下陆续迁运。随后，外交部也有部分重要档案，包括国际条约的文件等随同运台；国立北平图书馆部分图书，委托故宫博物院代运。[50]

至于迁运文物的选择，由于交通安排不易，各单位都认为唯一标准是提选精品。故宫博物院方面，最先经由理事的谈话会议，决定先运600箱为原则，而以参加伦敦艺展，后存于安顺办事处的80箱为主；其后再经开会，才决定将重要者全部运台。其他各机关也各自挑选比较重要的物品。中央图书馆当时的藏书100多万册，不可能全部运走，蒋复璁请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徐鸿宝选定图书，然后分4批运往台湾。

杭立武先派杨师庚、芮逸夫到台湾部署文物运台事宜。迁运分三次进行，第三批文物运出后，本来还有第四批迁运计划，因内部意见纷歧，加以战事紧急，遂告停止。

第一批迁运文物，后来由海军总司令部派“中鼎”轮代为载运，1948年12月21日，在南京下关装船，22日开航，各单位所交运箱数如下：故宫博物院320箱，3409件，含古物295箱、图书18箱、文献7箱，这一批文物包括参加伦敦艺展的80箱；中央博物院212箱；中央图书馆60箱，主要是明以前的刻本、校本、手抄本；中央研究院120箱（该院记载连同其他公物实际运台总数为217箱）；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以上共计772箱。

各单位所派押运人员和运台文物情况见表15-2。

表15-2 各单位押运者及重要文物数量

第二批文物运台时，因为海军方面一时无法调派军舰，决定租用商船，采包船的办法，不搭其他乘客或货物，以保证安全。当时由杭立武托友人向招商局接洽，租到了“海沪”轮。不过“海沪”轮何时到京，没有明确时期，如是反有充分时间供押运人员做准备工作，文物亦可从容选择，所以精品的运岀，多在这一批，箱数也以这一批为最多。

1949年1月3日，“海沪”轮开到南京下关，4日先装故宫博物院及北平图书馆托运的文物，5日装其他机关的文物，6日开船。各单位所托运的箱数如下：故宫博物院1680箱，其中包括古物496箱，图书1184箱，四库全书即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中央博物院48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这批图书主要是善本图书；北平图书馆18箱；中央研究院856箱（该院记载连同其他公物实际运台总数为929箱，亦有记为934箱）。以上共计3502箱。

各单位所派押运人员如下：故宫博物院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黄居祥；中央博物院李霖灿、周凤森、高仁俊；中央图书馆苏莹辉、昌彼得、任简；中央研究院董同龢、周法高、王叔岷。这一批的押运工作，原本请故宫博物院理事徐鸿宝率领，徐临时因事未能成行，改由各参加机关押运人员共同负责。

第三批文物运台，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已运完，参加这批迁运工作的，只有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及中央图书馆。1949年1月9日三机关代表在中央博物院开会商讨，初步决定这一批共运2000箱，其分配数量是：故宫博物院1700箱、中央博物院及中央图书馆各150箱。

1月14日，中央博物院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南京朝天宫召开，由王世杰担任主席，出席者有朱家骅、傅斯年、胡适、翁文灏等，杭立武代表徐鸿宝、洪兰友代表张道藩出席，并有陈雪屏、曹志宏、班镇中等列席，会议决议尽可能将留于朝天宫的4000余箱文物迁运台湾。

这一次由杭立武筹得运费60万金圆，本来预定照第二批办法，包租商船，惟当时京沪一带情势紧张，轮船公司忙于军运，无法供给一般机关所需，只好再度商请海军协助，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派运输舰“昆仑”号担任这一任务。

这一批各机关实际运台的箱数是：故宫博物院972箱，其中古物643箱、图书132箱、文献197箱；中央博物院154箱；另有中央图书馆122箱。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图书馆都有箱件不能上船，而中央博物院所装，反较预定数为多，其中有汪精卫赠日皇翡翠屏风等4箱。

这一批文物，各机关所派押运人员如下：故宫博物院张德恒、吴凤培；中央博物院索予明；中央图书馆储连甲。这一批的押运工作，本已决定请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姚从吾率领，姚因事提前去台，遂仍照第二批办法，由各机关所派押运人员共同负责。各机关也仿照前例，发给押运人员派令及通行证。

除了上述4批运台文物外，1949年5月，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之器材400余箱，由沪运抵台中；重庆撤退时，河南省博物馆于抗战时期运渝古物，经教育部选择精品38箱抢运至台，寄存台中；江西省教育所有古物182件亦放该处。

当时的迁运决策，仅以中央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图书馆等几个较重要的单位为主，许多地方博物馆的文物都没有列在考虑之内，因此许多重要文物未迁运台湾。

在当时情况下，政府及相关人员对于重要文物的抢运态度是一致的，虽然在迁移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但做出的迁移决定并非仓促。兹将抗战及国共内战期间重要文物的迁移情况做一比较（见表15-3）。

表15-3 抗战及国共内战重要文物迁移的比较

续表

重要文物迁台与抗战时期迁移后方，其实都有波折，尤其战后运台，内部反对声浪甚大，师生反目、长官与部属争执者时有所闻，由于蒋介石重视文物迁运，因此得以完成。而有些文献，如国史馆部分档案，因未受重视，随机关流转，最终未能运台，对海峡两岸的历史研究者各有其利弊。

三 撤退来台及重起炉灶

政府机关的撤退

对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有认为是一种有计划的政治撤退，也有认为是仓促逃亡，是大崩溃。这样两极化的说法都不完全准确，当时政府机关的迁移既非完全没有计划，也不是计划周详，而是根据时局的转变在不断策划，进行调整。

首先就蒋介石来台经过言，蒋于1949年1月21日被逼下野后即回浙江奉化老家，极少出外活动，但仍运筹帷幄，许多党政军要人纷往溪口取经，溪口反成为政治中心，当时蒋没有完全预料到时局的快速变化，台湾不是其考虑的唯一退路。蒋在引退之前曾做若干军事部署，先守长江，长江不保，全力守上海；上海被占，再将重心移广州、重庆及台湾。台湾、重庆、广州、上海等都是其布防的重点。蒋在1946年来台湾考察，对台湾的印象甚佳，认为台湾未受中共影响，是一“净土”，但决定来台的时间甚晚，而非1948年底就已经做出决定。1949年3月18日，蒋开始计划将政府迁至台湾。4月21日中共军队渡江后，4月25日蒋离开溪口，但仍把希望放在大陆地区特别是上海地区的防守上，在沿海地区游历并观局势之变化。直到5月战局渐不利之后，蒋乃决定来台，5月17日抵达澎湖，26日转往高雄。

蒋介石下野前后亦曾考虑行政院的迁移。行政院院长孙科为因应战局，摆脱李宗仁的控制，决定将行政院迁至广州，蒋亦支持孙科。1948年11月左右，行政院开始做迁移部署。1949年1月7日，行政院会议决议将各机关核心移至广州，将大部分人员疏散于各地或南京以外各附属机关。蒋下野后，有关机关的迁移更为积极，行政院决议自2月5日正式迁至广州，其他部会亦陆续移到广州办公。当时为何不直接迁至台湾？最重要的是，国民党认为战局还有可为，如直接迁至台湾影响民心士气及国际关系甚大，因此只得逐步搬迁，但也因此造成府院及各部会间不同调的窘境。最先李宗仁反对行政院迁广州，立法委员的意见亦不一致，外交部虽决定随行政院迁广州，但重要国家的外交使节纷纷回国，不随政府迁至广州。

中共军队渡江后，广州局势开始紧张，行政院于5月30日提出“中央机关分地办公疏运办法”，6月开始陆续迁移。9月7日，政府宣布迁都重庆，9月底，许多机关已迁至重庆、海南各地，有些物资则直接运往台湾。本来蒋介石的战略思想是，控制川滇，把大西南作为后方，确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主张，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然由于大西南地区军事将领异心，加上中共已做多方部署，使重庆岌岌可危。

重庆危急之际，蒋介石于11月14日由广州至重庆，坐镇指挥，加紧部署西南“剿共”军事。22日，国民党为加强重庆军事部署，俾使其成为西南反共军事中心，决定将行政机关迁蓉办公，28日国民党政府正式迁至成都，12月8日，又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迁至台北，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继续与中共作战。12月9日，“行政院”举行来台后第一次政务会议，决定“总统府”及“行政院”址设于介寿馆办公，并派机至蓉接运留蓉人员。空总随即派17架飞机飞蓉接运。[51]至此，国民党政府正式迁台，“五院十二部”人员于12月初陆续到台。

军事大撤退

本节所说的撤退，是指国民党在短期内以较大规模将部队迁移台湾而言。由这些部队的撤退过程也可说明，当时军队不是完全崩溃瓦解，但也不完全是按规划有秩序的撤退，每个地区军队的撤退考虑各不相同。自1949年4月21日中共军队渡江之后，国民党军队即节节败退，各地撤退情形见表15-4。

表15-4 国民党军队撤退情形

总计自1949年5月开始到1955年2月，撤退来台的军队40余万人，连同原在台驻防的部队10余万人，来台的军队数近60万人。

1.上海撤退。1949年5月的上海战役，持续的时间不长。中共军队于1949年4月21日渡过长江，随后进逼上海。5月23日，上海守军将领汤恩伯呈蒋介石的亲笔函写道：上海作战本日下午态势稍有变化，三十七军核心阵地被“匪”突破三处，情势颇为恶劣，今晚如无适当之处置，有全军覆没之可能，故决改守黄浦江西岸，交警部队之红桥、新桥亦被“匪”突破，已令增加部队反扑中。交警及三十七军均无作战经验，交战即慌，部队甚易混乱，所幸意志尚坚定。上海作战之指导，有以下三项之原则：甲、上策，给“匪”以严重之打击后，转出三五万人，保留以后革命之资本；乙、中策，完全为争取精神上之胜利，拼光；丙、下策，不战而退或不战而乱。[52]

汤恩伯此时已考虑全面撤退问题，倾向赶快撤出。5月25日，蒋介石指示蒋经国赴上海面告汤恩伯：缩短原定战线后，再图安全撤退，如能固守仍应不撤，撤退武器与物资，如来不及应设法毁灭，不使其落入中共之手。26日，汤恩伯下令全面撤退，中共军队占领上海。当时拟撤退7.6万人，并已有详细的计划，但实际撤退过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据后来的统计资料，应为5万余人。

上海的撤退过程存在诸多问题。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向俞济时报告时指出：“本军沪西作战未蒙重大牺牲，而于转进时反遭受巨烈损失。”第八师副师长许志雨指责当时石觉司令未尽责，如撤退部署荒谬、分配船只失宜等，使许多官兵无法顺利撤退来台。但蒋介石对汤恩伯能按计划撤退仍感满意。[53]

2.青岛撤退。青岛撤退分两次，第一次在1949年2月，是未成功的撤退，本来撤退船只及部队都已经分配妥当，从规划言相当周密，并考虑了情报与船舰的安排问题，但因美国的反对，撤退行动暂缓。第二次撤退的决定与两项因素有关，一是美国答应增援青岛但并未完全实现，二是中共军队渡江后上海情势紧急，有增援之必要，蒋介石与刘安祺研究青岛弃守问题，蒋主张早撤，不再为美国守门上当。5月14日，蒋下令刘安祺撤退。6月2日，青岛守军全面撤退，蒋在日记中记载：青岛刘安祺部安全撤退，毫无损失，乃为不幸中之幸，惟今后对华北、东北空军之活动基地全失。[54]此次撤退由于有大量军舰支持，加以美军的协助，撤出大约10万人，分别撤至舟山群岛、海南和台湾。

3.海南撤退。海南岛在1949年年底大约有10万军队，海南防卫军总司令薛岳，下辖第一路李玉堂，第三十二军赵琳；第二路李铁军，第六十二军李宏达，海口警备司令黄保德；第三路容有略，第六十四军张其中，第四军薛仲述；第四路陈骥，第六十三军莫福如，琼南要塞陈衡。海南并无坚固的防御工事，张发奎对守海南岛认为毫无希望，加以美军又不肯保证后勤支持，蒋介石在复行视事后为此特别飞往定海一带勘察，并与美国顾问柯克（Charles Cooke）讨论自海南岛撤退问题，但柯克并不赞成从海南岛撤退。1950年4月19日，蒋命柯克与海军司令桂永清前往海南视察，命令海空军加强增援，以阻止中共军队渡海，并为谨慎起见，要求柯克做好宣传工作，使中共不知国民党军队要从海南岛撤离。4月23日之后，国民党军队陆续自海南岛撤退，大约撤出5万人。5月2日，解放军占领海南岛。

4.舟山撤退。1949年5月，当上海为中共军队占领之后，国民党拟定了《台湾防卫战及各项准备要纲》，要纲指出，为不使台湾陷于孤立，务使长山岛、嵊泗列岛、舟山群岛及温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沿海要点及岛屿，构成一个防卫整体，以掩护整补，准备“反攻”。5月27日，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汤恩伯部人员已撤至定海、舟山群岛。同日汤恩伯电蒋报告：第五十二、第七十五、第五十四、第二十一军以及第九十九师炮兵两个团已抵定海，并令二十一军及五十四军和九十九师两个炮兵团前往台湾，五十二军稍事增补后开往厦门，七十五军留定海，由浙江绥靖总司令周嵒指挥整补。随即成立舟山防卫司令部，由周碞兼防卫司令官。7月蒋召见石觉，令其为舟山防卫司令官，指挥浙东军事。[55]

1950年5月13日，蒋介石致电其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舟山防卫司令官石觉等将领，指示定海撤退要领。当时以“美援及日本赔偿物资运输计划”为代名，海空军全力支持，出动的船只分别由基隆、高雄等地出发：基隆港5月5日开出5艘，11日开出9艘，12日开出5艘；高雄港10日开出5艘，11日开出9艘；另外从左营及金门开出5舰；加上其他征用的民间商船，共计58艘。本预定5月14日开始撤退，因雾大不便行动，接运各舰多未到达，5月16日才正式开始撤退，并由蒋经国亲自接运，共计官兵136774人及民众3000人（有14万人、15万人等不同说法）连同装备全部撤出。中共对于解放舟山群岛甚感欣慰，但也有一些遗憾。张震谈道：我军共歼敌1.2万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对长江的封锁，对华东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海防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将敌军的主力歼灭在舟山群岛。[56]

国民党为何决定将军队从舟山群岛撤退，解放军有精辟的分析：其一，由于海南岛的解放，台湾本岛失去防御的左触角，而舟山群岛也距台湾较远，维持海上补给十分困难。其二，舟山群岛前线，解放军已长期准备，以及海空军力量的发展，使国方感到舟山将处于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之下，决定趁解放军未发起攻击前撤退，避免被歼。其三，国方担心部署过于分散，共产党军队会趁台湾兵力空虚之机，越岛攻击台湾本岛。

5月19日，解放军全面占领舟山全岛，国方对此次撤退行动的检讨是：船只不够、将领对撤退意见不一、撤退过程有抓兵之事等。当然，能将十几万人撤退也属不易。至此，国民党方面在大陆沿海仅剩大陈、金门、马祖等群岛。

5.大陈岛的撤退。1951年3月，蒋介石派他的左右手胡宗南进驻大陈地区，担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当时胡宗南刚从国方在大陆的最后据点西昌离开不到一年，是最后撤离大陆的国方高级将领。胡宗南的长子胡为真回忆说：主要是为避免引起中共的注意，中共不知道我父亲到了大陈，他用的名字是秦东昌，秦是秦朝的秦，也就代表他以前在西安，陕西的简称就是秦，东昌就是东边昌盛，我父亲一开始在西安的住所，叫作东昌门一号，再来东昌这两个字也代表东边正在起来的意思，所以他取了这名字秦东昌，中共一直不知道，到了守大陈的末期才知道。[57]

在胡宗南的正规军尚未进驻大陈之前，整个大陈岛主要以游击部队为主，其中三十六纵队是“国防部”正式赋予“反共救国军”番号的游击部队，这支队伍是由人称“大陈王”的上大陈人王相义担任队长，有1000多人，由美国的西方公司提供武器与情报，执行游击任务。1953年7月韩战结束时，浙江沿海绝大部分岛屿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国方只剩渔山（突击第五大队驻守）、北江和南江的一江山（突击第四大队、第二大队之第四纵队、炮兵中队驻守）、上下大陈的大陈岛（突击第四大队、四十六师驻守）、披山（突击第一、第三大队驻守）、北麂和南麂（突击第六大队驻守）等共8个岛屿。

1955年1月国方失去一江山后，距离一江山南方不到8海里的大陈岛失去了屏障，战争一触即发，是年的农历新年，大陈居民是在防空洞里度过的。大陈是蒋介石瞭望故乡最近的岛屿，也是他和故乡最后的联结。一江山战役后，美国为了避免西太平洋战事再起，建议并且协助国民党撤离大陈。大陈是防还是要撤，失去一江山后，“国防部长”俞大维必须立刻对大陈情势做出判断。几经挣扎后，蒋介石终于在1955年2月7日，发表了为大陈撤退《告海内外军民同胞书》。整个大陈撤运，是以“金刚计划”为代称，撤离日被命名为 D-Day，就是1955年2月8日。

2月8日上午，台美海军混合舰队集结在大陈周边海域，蒋经国和最后留在大陈的部队，在岛上举行了最后的升旗典礼。当时预计撤走的正规部队有1万人，游击队4000人以及4万吨的军用物资，这是国民党据守的最后一块浙江领土。2月11日，上下大陈岛、渔山列岛和南麂列岛16487名百姓和1.8万军人全部撤退到台湾。这是国共内战背景下的最后一波迁移。当然，在“金刚计划”之外，1955年2月25日，国方还完成了“飞龙计划”，这是大陈列岛最南端的一座小岛南麂岛的撤离计划。至此，国民党保有的大陆沿海岛屿只剩金门、马祖等岛。

6.越南富国岛的撤退。所谓留越国方军队系指1949年12月底至1950年2月初，因国共内战失败，陆续退入越南的国方残余部队。这些残余部队包括湖南黄杰第一兵团残部、白崇禧辖下广西诸部民团、贵州绥署二七二师余启佑部及国民自救军刘范吾等残部、自云南退出的第二十六军彭佐熙残部、华中战区第十七兵团刘嘉树在广西作战失利后的残部等。当时入越的军队约计3万人，其中以黄杰的第一兵团为主，包括第十四军成刚部、第七十一军李秉纲部、第九十七军蒋当翊部等，大约1.5万人，占总数的一半。各部军队进入越南的途径不一。

1949年12月9日，第一兵团司令黄杰接到“东南军政长官”陈诚电示：并力西进，先入安南，保有根据地，相机行事，留越转台。黄杰于12月11日进入桂越边区爱店附近，派外事处长毛起鹒与法国洽商假道转进来台事宜，获得法谅山边防司令康斯坦（Constans）同意，并签订三项协议：（1）同意入境后将武器交法方封存，至离境时再交还携返台湾；（2）同意假道返台，由法方派船送至台湾，停留期间一切安全及给养概由法方负责；（3）同意入境之一切部队及省防军等，概由黄杰指挥。此后，因为种种原因，陆续退入越南的军队在越滞留有年，未能及时返台，后集中驻扎在富国岛。[58]

1953年初，台湾有关部门提出具体的撤退留越军队计划，如海军方面提出“海运抢运留越国军运输计划”，“国防部”提出“接运留越国军运输补给勤务实施计划”（代名“富台计划”）[59]，“财政部”亦编列预算全力支持“富台计划”所需的经常费及临时费等。1953年5月底，留越军队开始分7批撤退，第一批3艘登陆舰运载4374人，于6月1日抵达高雄；第二批租用商轮，6月5日抵高雄，载运约3000人：第三、四、五、六、七批分别载运4040人、4716人、5058人、4885人、3050人。[60]至6月28日最后一批抵台，总共出动20艘运输船只，多数为商船，每隔3—5天出发一批，历经44天完成，共载运3万余人。

7.驻缅甸军队撤退回台。1949年12月10日，云南的卢汉宣告投共，发布“云南起义通电”，扣留李弥（第八军军长）、余程万（二十六军军长），随后于16日释放李弥，两军相继往滇南转进。台湾“国防部”本来发布第二十六军撤至海南岛、第八军留在滇境，因西南局势岌岌可危，第二十六军正从蒙自机场开始撤退时，解放军已向机场进攻，第二十六军主力只得退入越南，该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进入缅甸。第八军主力在元江附近被解放军击溃，余部二三七师七〇九团进入缅甸，进驻猛阳，改组为“云南省游击军总指挥部”，1951年2月又改组为“云南省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进驻大其力（Tachileik）一带。

中国大陆对于李弥部队退缅后的整训非常关注，1952年1月25日，正式照会缅甸政府，要求缅方于短期内将李部驱逐出境。1月28日，缅甸政府外长吴敏登（U Myint Thein）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指控台湾、泰国和美国支持缅境的李弥部队，要求友好国家协助驱离李部。李弥对此不予理睬，而在克拉克美军基地与美国梅利尔少将（Frank Merrill）及唐英（Frank Dorn）会晤，讨论行止。美国提出三项建议：进击云南、进入越南、坚守原地，李认为第三项最可行，美国暂时同意，要求李弥将部队潜伏缅甸待机。随后，缅甸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不断在国际场合指责李弥部队进行侵略。美国驻台“大使”蓝钦（K.L.Rankin）亦连续到“外交部”了解并表达美国国务院的关切。[61]

1953年3月25日，缅甸政府向联合国秘书处提出“缅甸联邦所提关于中华民国政府侵略缅甸之控诉”，联合国随后于4月23日通过将李部撤出缅境的决议案。美国则不断向台湾“外交部”施压，认为李弥部队滞留缅甸已造成东南亚的不安，削弱了该区域的反共力量，希望台湾将该部队撤回。1953年5月22日至11月7日，台、美、缅、泰四方在曼谷举行联合军事委员会，历经6个月，主要针对李弥部的撤退问题进行讨论。美国根据联合国决议提出《实施联合国1953年4月23日决议之协议草案》，李弥虽有意见，但碍于情势，只得于9月10日及10月12日签下“撤退协议”和“撤退计划”。曼谷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开始筹划执行撤退任务。[62]

撤退行动的第一阶段自1953年11月至1954年2月，共撤出2000余人；第二阶段自1954年2月至3月，共撤出3000余人；第三阶段至1954年5月9日全部完成，撤出近千人，总计撤出6000余人。

综观以上几次撤退过程，其实都有许多问题，曾遭到各方的指责。如对于舟山的撤退，美国方面有许多人表示不满。美国记者伊立思（Ellest）于1950年5月著有台湾专论两篇《台湾——没有退路的海岛》、《舟山之撤退显示台湾之不战而弃》，霍华德报系撰述员卢索尔（Loursorel）著有《舟山之放弃已增加台湾之危机》，都对台湾从舟山撤退深不以为然。海南撤退时，则发生自己的军队相互攻击之事。[63]此外，来台后部队在陈诚的主导下，为因应台湾地区的安全，必须卸下武器，周至柔对此并不赞同，撤退来台部队对此规定也有不满，但亦无奈。

国民党迁台初期，台海局势确实相当不稳。韩战（朝鲜战争）发生后，有学者认为韩战救了台湾，然美国第七舰队协防着重于亚太地区的整体安定，绝非完全支持蒋介石。1949年台湾岛内的军队仅约10万人，如中共军队加强岛屿攻击，加上苏联空军的协助，于国民党而言，台海安全确有危机，因此将军队相继从沿海地区及滇缅、越南等地撤退，并一度考虑自金门撤退，其目的即在巩固台湾的安全，也确实有其成效。

迁台初期蒋介石的重起炉灶

蒋介石败退来台后深自反省，先从党内进行改造，1950年3月1日复行视事后，开始进行党政军全面的整顿与改造。

其一，党的改造。国民党改造的重点，包括派系的整顿、党员的重新教育、人事的掌控、决策的落实等，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裁办公室为改造的基本核心。1949年8月1日，总裁办公室正式成立，加强控制与训练、恢复“革命精神”是其重点。国民党改造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总裁的权力。国民党派系问题被蒋介石视为在大陆失败的主因，1950年，在蒋的主导下，改造的第一步，便是停止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职权，而由国民党授权蒋介石遴选15—25人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代替之。总裁权力极度伸张。二是整顿CC系。1950年7月26日，蒋宣布中央改造委员会名单，16位改造委员中，有8位属三青团派，5位为蒋的私人幕僚，与CC有关的，只剩下张道藩、谷正纲、胡健中，CC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不在其中，陈立夫甚至在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前一天，被蒋下令限期离台。三是加强党对各机关的控制力。蒋在1952年9月17日日记中写道：“以党领军之精神，领导者乃负责之意，军队之人事与经理应由党负责，从中主持，更应为其党员与下级同志主持公道，保障与加强其权位也。”四是加强党部重要干部的训练。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要求重要干部必须经过再训练，蒋几乎每月甚至每周都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发表演说。

其二，军队组织与制度的改革。1949年6月21—27日，在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出席者共计180余人，包括东南区陆海空军各将领与党政重要人员，以及中央主管业务之党政军重要干部。会议由陈诚担任主席，蒋介石于6月24日莅会致辞，并指示陈诚整理来台军队，尤应管束散兵游勇。6月26日，蒋出席东南区军事会议总理纪念周时指出：“我们在军事屡败之余，到台北来举行总理纪念周，实在觉得惭愧万分！……在目前这一个阶段，问题的中心尤其在于军事。军事不能支持，则其他政治经济的改进，都无法实现；反之，如果军事能够稳定发展，则其他一切政治经济的措施，都可以按日计程的推动。因此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今后所负的责任，特别的重大。”[64]

东南区军事会议通过许多重要决议案，诸如：（1）组织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统一指挥辖区内军事政治；（2）设立革命实践学院，训练党政高级干部，重建革命基础；（3）统合陆海空勤教育设备，实施各兵种联合教育，并举行联合演习；（4）确立台湾为“复兴”基地，将嵊泗列岛、舟山群岛、福州、厦门及台湾构成一个防卫整体；（5）改组政工组织系统为幕僚机构，分别于军事机关、部队设置政治部（处）、政治干事或政工服务员等。[65]其中尤以第一点“组织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及第四点“确立台湾为复兴基地”特别引人瞩目。这是首次在军事会议中明确将台湾立为“复兴基地”，标志了台湾在未来反共战争中的特殊地位；而同年8月15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成立，以及由蒋介石心腹陈诚出任军政长官，不仅使包含台湾在内的东南各省有了统一的军政指挥机关，甚且蒋对台湾防务的战略规划也更能贯彻执行，无异为日后武力的重建揭开序幕。军队组织制度改革还包括政工制度的改革、军队的整编与整训、军队人事的调整、军队制度的建立等，“巩固台湾安全”是第一重要的考虑，“反攻大陆”亦是来台初期的重要企图。

蒋介石决心彻底改革军队政工制度，其六项目标包括：政治幕僚长制的确立、监察制度的确立、保防工作的加强、军队党务的恢复、四大公开的实行、政治训练的革新。为进行改造，1949年10月成立项目小组，以黄少谷、谷正纲为召集人，黄、谷会同政工局局长邓文仪，由政工局提供相关资料，进行研讨。黄、谷于1949年11月26日呈上《日前呈报改革政工制度一案》，即开始政工制度的改革。美国一再表示不认同政工的扩权，但蒋则不苟同美国的看法，对于政工制度颇为满意，肯定蒋经国实施政治部对团长以上忠贞程度的调查。

军队方面，进行部队整编，孙立人负责陆军的整训，但也需经“国防部长”、“参谋总长”、“行政院长”甚至“总统”的核准，特别是陈诚的角色最为重要。陈诚在1949年至1950年代先后担任台湾省主席、“东南军政长官”、“行政院长”等职，多次推动整编工作。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后，进行第二次整编，其当时下辖福州绥署、舟山指挥部、台湾防卫部、澎湖防卫部、厦门警备部及第六、第八、第十二、第二十一兵团，将各部队从21个军编并为16个军。10月金门之战后又有第三次整编，隶属单位更为精简，下辖仅有舟山指挥部、台湾及金门防卫部、澎湖防守部，各部队从16个军编并为11个军。撤台后军队额数缩定为60万人，其中陆军为42万人。来台部队经过初步的整编，将留存的军队番号全部撤销，至1950年只留重新编组的12个军、39个师。

军队整编的具体措施还有以下两点。

（1）军事主官任期制及轮流制。重要的主管官任职过久，不惟易于专擅，且难以促进新生。在美军顾问团的建议下，军中各单位的主要官员实行任期制，有两年者，有三年者，任期届满必须连任者，须经“总统”核准，方得连任一次，此制自1952年开始实施。[66]此外，参谋总长一职，本来在大陆时期无一定的任期，亦无三军轮流担任的传统。1950年代，为避免参谋总长一职皆由一个军种人员担任，改为由三军轮流担任，先后任职者有周至柔（1950—1954，空军）、桂永清（1954，海军，任内逝世）、彭孟缉（1954—1957，陆军）、王叔铭（1957—1959，空军）、彭孟缉（1959—1965，陆军）等，形成了轮流担任的传统。

（2）退役及退辅制度。迁台后的军队亟须调整，来台的官兵因年龄及身心等因素，有些已不适合继续服役，加速军中的新陈代谢确有其必要，因此，建立一项完整的退除役制度成为急迫之举。“国防部”人事业务讲习班第三期综合座谈会的结论中指出：“退除国军老弱方能确保国军精壮”，士兵退役后能转业的辅导转业，不能转业者，设“荣誉之家”作为他们终身安置所在。1952年10月22日公布《陆海空军军官在台期间退除实施办法》，分别制定军官、士官、士兵退除法令，内容包括现役官兵退伍除役的程序、待遇的原则与标准及辅导安置的办法手续等，初步确立了退除役制度。随之成立“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事项。

其三，重要人事的调整。蒋介石一直认为大陆的失败原因之一为派系的斗争与人事制度的不健全，来台者不论是政治或军事领导者，虽以蒋的嫡系居多，但依然延续大陆时期的派系斗争，令蒋深为不满，整饬人事便是其重起炉灶的重点。

台湾省主席方面，蒋介石下野前即安排陈诚接掌省政，取代原来的魏道明，陈诚即进行各方面的布局。陈诚权力甚大，包括军队的整训，虽由孙立人负责，但大的方针都由陈掌控。蒋要陈诚接任东南军政长官，但桂系极力反对，何应钦亦有疑虑，6月的东南军政会议决议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迟至8月15日才正式成立。蒋下野期间虽与陈诚往来频繁，但有些事情蒋对陈诚亦有所不满，如陈诚拒绝以粮饷支持福建，令蒋甚为生气。陈诚主台期间虽有许多重要措施，如实施入境管制、整顿公营事业、实行三七五减租、改革币制等，然基于蒋对陈的上述不满，加上迁台后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特别是需要美援，1949年12月15日，蒋改组台湾省政府，21日由吴国桢接任台省主席。

吴国桢的接任完全是“外交”的考虑，却引起台湾省议会的不满，蒋为平息纷争，接见20余位台省议员代表，并接见省民政厅厅长蒋渭川，嘱其自动请辞，反对声浪才逐渐平息。但吴国桢掌省政并未带来美援，反而自恃美国支持，造成更多的人事问题。首先是吴国桢反对陈诚担任“行政院院长”，陈任“院长”期间，许多职务因为一岛“两府”（省府与“国府”）时有重叠及冲突；其次由于财政问题双方又起冲突，双双请辞，蒋对此深感无奈。

1953年1月，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省主席职务。蒋先未批准，后因美国不断探询蒋的意思，加以吴的态度傲慢，终于在4月10日正式批准其辞职，由俞鸿钧接任省主席，吴悄然离台赴美。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蒋介石到台湾后的几个重点：巩固台海安全、党政军的人事调整、制度的建立、“反攻大陆”、确立“外交”的地位等，前三者在1950年代算是成功的，但后两者则未能完成。蒋的“反攻大陆”还是植基于美援上，“外交”地位也与美国的支持与否关系密切，因此难有突破。蒋在台湾重起炉灶，几十年后来看，只能维持“小朝廷”的局面，且由于过分的思想钳制，特别是雷震案（1960年9月）后，国民党的控制力更为强化，更为威权，使自由主义遭到严重挫败，这也是其形象受到指责的原因之一。

历史在横与纵的发展中，不论是社会、经济或文化、政治等，都有许多的联结，不是一个政治结构的改变，或是一项重大措施的实施与变革可以完全切割，其中都有一段相当漫长的过渡期，或者可以说都有其延续性。这样的延续有时是正面的，有时则是负面的作用，1950年代的台湾，正处于此种延续与断裂交错发展的环境中。迁台后，蒋介石虽力图重新整顿，但在整顿中再度出现大陆时期所留存问题的反弹，特别是人事纠葛严重，吴国桢事件（1954）、孙立人事件（1955）、毛邦初案等；又如统治精英间的恩怨，如陈诚与吴国桢、吴国桢与蒋经国、蒋经国与桂永清等，牵涉复杂。有人认为国民党是被经济拖垮，被中共打垮，被学运闹垮，但从来台初期的一些现象中，也可看出国共内战期间蒋介石失去大陆的统治有其复杂的原因。

[1] 本章由林桶法撰写。

[2] 《蒋介石日记》，1948年8月8日、10月8日。

[3] 《申报》1945年8月26、23日。

[4] 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5] 余敏玲：《“伟大的领袖”VS“人民的公敌”：从蒋介石形象塑造看国共宣传》，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6月。

[6]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第340页。

[7] 刘维开：《蒋介石对1949年失败的检讨——以演讲为中心的探讨》，《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9期，2008年，第88页。

[8] 《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23日。

[9] 傅伟勋、周阳山主编《西方汉学家论中国》，正中书局，1993，第1页。

[10] “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39000053。

[11] A.Doak Barnett，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New York：Frederick A Praeger 1963），p. 11.

[12] “国史馆” 藏《蒋介石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9年12月检讨。

[13] 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5页。

[14]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7日。

[15] 《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11日。

[16]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香港三联书店，1998，第112页。

[17] 《雷震全集》第31册，桂冠图书，1990，第139—140页。

[18] 裴斐、韦慕庭访问《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49年）——吴国桢口述回忆》，吴修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80页。

[19] 王奇生：《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吕芳上策划《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时报文化出版社，2010，第17页。

[20] 《司徒雷登回忆录》，李宜培等译，中央日报社，1955，第141页。

[21] 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月2日。

[22] 参见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页。

[23] 《徐永昌日记》第9册，1948年2月15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19页。

[24] 《徐永昌日记》第9册，1948年11月17日，第160页。

[25]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674页。

[26] 《熊式辉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8，第669页。

[27] 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致辞》，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中国文化大学，1984，第1924页。

[28] 《革命文献·蒋总统引退与后方布置》，“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002000000433A。

[29] 《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天下出版社，2011，第227页。

[30]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32页。

[31] 李元平：《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中国出版社，1988，第188页。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第389—390页。

[33] 南京《大刚报》1948年2月24日。

[34]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336—338页。

[35]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上海新华书局，1991，第358页。

[36] 香港《华商报》1948年10月19日。

[37] 周启纶：《解放前天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纪实》，《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145—154页。

[38] 朱家骅：《教育复员工作检讨》，《教育部公报》第19卷第1期，1947年，第7页。

[3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891页。

[40]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483页。

[41]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4日。

[42]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536页。

[43] “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9年1月9日。

[44] 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1月10、16日。

[45] 王树德：《海关临危受命的一项紧急秘密任务》，《传记文学》第59卷第1期，1991年。

[46] “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9年1月27日。

[47]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94页。

[48] 《蒋介石日记》，1950年“工作反省录”。

[49] 蒋经国：《我的父亲》，正中书局，1988，第66页。

[50] 《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迁台经过》，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301-01-12-023。

[51] 台北《中央日报》1949年12月13日。

[52] 《汤恩伯呈蒋介石函》（1949年5月23日），《东南戡乱作战经过概要（一）》，档案管理局档案：0038/543.6/5090/1，第227—230页。

[53] 《陆军第九十九师转进台湾经过报告书》，档案管理局档案：38/543.4/7421/2。

[54] 《蒋介石日记》，1949年6月4日。

[55] 《石觉先生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第327页。

[56] 《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404页。

[57] 胡为真演讲，台北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举办“民国人物与史事”演讲会，2014年6月11日。

[58] 《毛起鹒留越军交涉活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026/0004。

[59] 《接运留越国军运输补给勤务实施计划》，《富国岛留越国军——史料汇编（3）》，“国史馆”，2007，第98—110页。

[60] 《留越国军遣返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026/0020。

[61] 《缅甸在联大控我留缅国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1953年3月2日会议记录，文件号121.1/0006。

[62] 本段及下段，见覃怡辉《金三角血泪史》，联经出版公司，2009，第165—168页。

[63] 《国外对我评论资料汇》，“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档案》：008-010602-00013-005。

[64] 蒋介石：《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9，第 325—334页。

[65] 《作战计划及设防》，“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特交档案》：002-080102-00008-003。

[66] 《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国史馆”，2005，第260页。

第十六章 善后大借款析论：民国财政的奠基与民族主义的激荡[1]

1911年的革命，武昌举事不过4阅月，清室即宣布退位，孙中山亦辞去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务，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及黎元洪为大总统及副总统。1912年3月8日，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后，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组织内阁，掌理国是。袁世凯面对一个旧时代秩序已然崩解、新政权基础尚未及时巩固的紧张局面。他接手时的临时政府，对外，国际社会以不干涉之名而迟未承认中国共和体制，对内，中央地方财源均竭而兵变危机频传。想要稳定时局，并非易事。

为了突破内外交迫的困境，新政府保证继承前清条约与承认列强在华既得权益，并且在内阁总理唐绍仪主持下，进行一场引进外资以改造中国财政体质的国际借款谈判。此一谈判，中国方面的主事者由唐绍仪而熊希龄至周学熙，谈到次年4月26日签字，此即日后所称之“第一次善后大借款”（reorganization loan）。

此次借款金额2500万英镑，由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承做，为期47年，利率5%，因发行折扣率10%及佣金6%而实收84%，并且因盐税抵押及聘任洋籍财政顾问问题，从议定之日起即备受争议，国会质疑其违法，舆论批评其丧权。恰在此时，国民党指责袁氏利用改造借款，扩张实力排除异己，于是发动二次革命号召讨袁。及至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解散国会，策动帝制。自此之后，“改造借款”一词遂与袁世凯的政治活动密不可分，同时也坐实了列强对华施展经济控制的强大野心，成为此一课题的论述主流。[2]

近年来，论者开始关注在善后大借款进行期间，国际因素有何相互纠葛以及主事者如何在民初党派政争色彩浓烈的政治风潮之下另辟战场。[3]本章一方面将观察中外议约代表如何在民族情绪与现实利益之中应变攻防，奠定新兴民国的财政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外国银行团在议定借款的过程中，提出监理财政及整理盐务的要求，引起国人强烈反感，虽然中国到最后还是接受了列强要求，由此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却进而成为日后推动五四运动的历史源头。

一 借款为立国之本

1911年11月底，清朝出使日本大使汪大燮从东京传回数份国际上对于中国革命局势的评论资料。其中有一份论及列强此时对交战双方暂采不干涉态度，但未来必定会为了维护在华权益而有所作为的报道：

此次事变，其损害之及于通商者，列国之所遭遇虽各不相同，然香港及日本两地所蒙之聚伙响殆，有不可以推测者。又况满、汉两族之虐杀，尤为人道上所不忍坐视之事。他日若长此不能平和，则列强为维持共通之利益起见，当善为开导，借图支那（特不言清国而称之曰支那）之安全，此固与不干涉主义毫无所冲突也。至以通商上之损害而言，列国之间有直接与稍稍间接之差别，因此虽有谓善导之机尚未来者，然要之时势所至，固已日迫一日矣。至列国之所谓善导，果用若何之手段，则姑守秘默，以待异日。[4]

与11年前的庚子拳变不同的是，辛亥革命是内部纷争，起事者并未向列强宣战，而清室对于宣告独立的各省也未断然镇压。简言之，此时中国还没有失序到让列强有介入内政的理由。列强深知，在对峙情况明朗之前，中立是最好的选择。随着袁世凯与南方渐有相持之势，当时日本媒体即断言，袁世凯此时筹集军费，将成为列强透过政治借款而对中国事变“有所作为”的着力点。此一政治借款不可能由个别一两个国家承做，而分析国际资本市场形势，法国必将在中国筹借外资活动扮演主导角色。后续的发展，确实也符合外界观察所指出的方向，唯一的推断错误是袁世凯并没有选择对大清帝国效忠，举借外债转而成为民国政府的立国急务。[5]

发动革命需要资金，维持革命更需要资金。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财政状况吃紧，被视为孙中山不得不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决定性因素。[6]南京临时政府曾由颇负兴办实业时誉的张謇出面，规划以江苏盐税作为抵押，向洋商借款1000万两，得到的响应是各国政府饬令所属国民“勿应此项借款”。[7]由此观之，临时政府筹募资金失利，与列强保持中立、要求本国商人不得介入革命有直接的关系。

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南京临时政府由黄兴留守，南北两个政府的政务和军饷开销，都由北京来负责筹措支付。此时清室已经退位，北京政府不但不能像过去数月一样从皇室内务府得到款项，还须筹措即将支付的优待清室经费。北京政府急于理财，但地方各省一时之间无法上缴经费，外国银行因其政府仍然要求不准对华贷款，来自本国民间借款数额稀少，加上南京留守不断急电要求支付军饷，北京政府的处境与数月之前南京临时政府相比之下，没有更好，只有更差。

在辛亥革命之前，晚清中国由于进行新政改革，各省耗费财力于整顿交通机关和灌溉疏水设备等基础建设，致使藩库存银锐减，地方财政吃紧，而民间长期以来在“做官三年可以纳福”的印象影响之下，对官府信用不具信心，内债成绩向来不佳。[8]革命之后，为能尽速安定局面，举借外债势所必然。北京政府由内阁总理唐绍仪出面，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商谈6000万英镑的借款。银行团质疑唐绍仪毫无规划，交涉失败。唐绍仪商请清末政坛素有理财能手之称的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熊在几经劝说而终于首肯之前，写了一封长信给唐，说当时全国岁出逾6亿两，纸币已增发至3亿元，物价暴涨，情势危殆。[9]一个月后，熊希龄在4月14日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他接手财政总长时，政府只有存银3万余两，如果再没有款项周转的话，共和政府即将垮台。[10]在此情况下，熊希龄赞同“舍大借款无以支持危局”的决策，但也认为“借款而不预定用途，注重生产，徒使归于消耗，恐以后更无借款之资格，国其不国”。因此，熊在交涉借款之前，先致电各省都督，请其“速饬财政司，分别临时、常年开列数目，先行电达北京，以便汇总预算，为借款理财之准备”。[11]

熊希龄重启与国际银行团的借款协商，银行团则于1912年5月5日提出监视裁兵与监督财政两项要求，中外谈判有破裂之势。根据熊希龄在当天致陈其美的电报，银行团怀疑唐绍仪滥用借款，刻意接济南京及上海的革命部队，因此要求派遣外国武官，会同华籍官员，亲至部队，点名发饷，同时也要求在财政部内派驻外籍核算员，监督财政收支项目。熊希龄认为银行团的这两项要求，“无异日本之待朝鲜，抵死不能承认”，一旦谈判破局，当局也只好发布紧急命令，停止三个月的军钞兑换。[12]由此观之，对成立不久的北京政府而言，外国对华的军政和财政监督，远比发不出军饷酿成兵变更为危险。

当熊希龄与银行团谈判借款与垫款事务时，南京留守黄兴发出急电，要求北京拨款，给列强造成中国局势不稳的印象。此间过程，颇值一述。黄兴5月15日发出的急电说：“此间军队火食，已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有数处竟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门为之塞，危险情形日逼一日。加以急报密陈，日必数十至，哗溃之势已渐发端，二日之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兴德薄能鲜，支持至今，实已才尽力竭。此后东南大局，如有变乱，则兴不能负此责任”。[13]熊希龄立即回电说中国银行“沪行为兑换军钞，多方搜括，甚至将该行房地抵押，其穷蹙已达极点，故以财政言之，中国目前可谓无国家矣”，而财政部内“部库仅存六万，现尚欠一百五十万，无法可设，专恃借款，而银行团因我愈急，彼心愈疑，要求监督权亦愈坚”。[14]中外交涉至5月24日，监督撤兵作罢，但监理财政则仍无法豁免，最后决定在财政部之外，另设经理垫款核算处，由财政部与银行团各派一位核算员，管理银行团的支付垫款。[15]

谈判结果出炉之后，黄兴等人提出发起国民捐以救危亡，熊希龄立即表示赞成，并筹划扩大范围成为国民公债，期盼“此举有着，即使目前支用外人垫款，吾人受此数月之苦痛，不转瞬即可偿还，振我民气”。[16]不过，6月9日国务院以“国民捐为人民血诚所积，不便支用军饷”，让财政部依然无款可用，理财依旧须回到商借外款一途。事后，熊希龄回顾谈判过程，不无气恼地致电黄兴，称当初谈判签字“即系我公屡电告急，迫如星火所致”，因以“公所谓，二日之内无款接济，大祸立至。近已两旬，尚无危险。当时公果以实情告龄与唐总理，何至迫而签字”。[17]也就是说，熊希龄觉得黄兴的告急电文让他在评估己方忍受财政缺口的能力时做了低估判断，以至于对外交涉时难以强作坚持。

商借外款虽然失利，熊希龄仍在6月12日趁日本与俄国尚未加入国际借款之前，发函通知四国银行团，请其垫借600万两，垫款项纳入未来议定合约之中，以保留继续协商的可能性，否则将向国外不属四国银行团体系的其他财团筹借财源。[18]及至日俄两国加入国际银行团，熊宣布缩减借款额度，从唐绍仪原提案的6000万镑减至1000万镑，熊的考虑是“六国银行团志在垄断经济，少借固不能应我之急，但无论为数若干，彼若允借，即须在外发行债券，债券上必须由外交代表签字，因签字之故，彼各国不得不承认民国，关系固甚大也”。[19]

既然兴借外款与国交承认两不可分，中国自不能斩断与六国银行团的正常联系管道；交手的六国银行团也知此理，先响应可允中国的垫款要求，但又延迟交付。与此同时，上海总商会在6月18日致电英国政府，以中国“秩序一日不能回复，商业一日不能流通”，对各国亦不利，希望英国政府“劝令银行团酌改该团所开严厉之条件”。英国外务大臣回复上海总商会道：“至今各银行团之举动，本国政府均以为然，且凡有合同借款，倘若银行团视其条款不足担保所借，必须正当合理之花销，暨不足担保妥实抵押确能偿本利之质物者，均不能催劝各银行团出借”，表明支持银行团的态度。[20]由于中外双方僵持不下，熊希龄于7月1日致电银行团称：“本国如病者待诊，医久不至，生命可危，断不能呆守一医，以致自误，兹特函询，应请贵银行团确定一最速复答日期，逾期不复，即各自由”。[21]六国银行团收到熊的来电后采取冷淡处理，熊希龄于7月7日与陆征祥商议，由外交部出面致函各国驻华公使，希其“饬各银行团关于一千万镑能否照办等情形迅速答复”。陆征祥回复道：“备函痕迹太著，大总统意请次长向各使面托，请呈颜次长酌夺办理”，意即请外交部次长颜惠庆出面协调。[22]

颜惠庆的行动并无成效，因为熊希龄在7月8日再与汇丰银行和银行团会议时，请求垫款数百万以“接济各省”，为银行团当面拒绝。熊立即表示：“垫款无着，只得令各省自行设法，或由中央另筹他法，以救目前之急”。不过，熊随后在致银行团的信中，不无官样文章地说：“本国中央政府贵银行团交谊素摰，本总长深信贵银行团伦敦资本团复信之后，尚可为将来用款，重与贵银行团磋商一切”，实质上呈现出中国仍然试图维持双方沟通的可能性。[23]

对熊希龄而言，1912年7月8日的磋商失败，是其负责交涉以来最为艰苦的一次经验。熊抱着借不到外款的心理准备，对各省都督发出电报请其设法自筹地方经费。从熊希龄7月10日发给广东都督胡汉民的电文，可以看到此次决裂之所以如许严重，主要是外国又踩到了监督中国财政的谈判底线：

六国银行团因我内阁摇动，又生枝节，要求大借款四条。一、借口唐所许五年交款六千万镑，要求经理全国借债五年经理权。二、盐务须仿海关办法，委洋人管理。三、财政部延顾问员，关于借款合同签字。四、稽核处永久不撤，权力加大。龄以其无理取闹，严行拒绝。嗣议改为一千万之借款，该银行团允电伦敦商榷，迄今两礼拜，尚未回复，屡催罔应，意在延宕其期，乘我危急，以达目的。此次幸稍预备，未为所败，该银行团遂运动各国公使，转电各国政府相助……乃致书银行团，谓垫款无着，本国政府只得另行设法，现在谈判中止，三月初三日所许优先权，自然无效。业已别商借款，惟非旦夕所能办到，须预筹两月饷款，以备不虞。本部库空如洗，务乞迅速设法汇解北京数十万金，苟能支持两月，他项借款一成，自可内外通融。[24]

不过，对中国主政者而言，银行团前曾拨款300万两以稍救燃眉，显见其并非完全不可合作，其后因为财政监督问题而造成谈判决裂，这并非其乐见的结果。[25]由于预料短期之内谈判难以恢复，中国官民各方试图另寻外国其他财源。

二 突破网罗的中外攻防

对六国银行团协商失利，熊希龄于1912年7月15日引咎辞职，周学熙继任，国人继续寻思其他可能的外国借款管道，目标转向比利时、奥地利等国银行以及欧洲工业大厂。中国驻意外交代表吴宗濂8月14日向外交部建议：

窃念此次借款决裂，实与我国前途、列强公认大有妨碍，而我国军民之反对垫款条件，虽出于爱国热忱，其实颇多误会盲从，深文周内，今者事败垂成，不知公众果已有良法弥补否。试为通盘筹算，此中无形损失盖数十百倍于前之赎回粤汉铁路也……盖全球银市，除日俄本非富足，可置不论外，其余四国则固操世界金融之牛耳也（如欲破已散银行团之恶计，非请其政府指令不为功），舍此他图，窃恐多难应命。然于晦盲闭塞之中，姑作生面别开之计，无已，其惟有求诸比奥诸银行及德之克虏卜、英之阿模斯德郎、法之克鲁苏等厂乎。盖此款虽已中止，其情形与六国银行团事大不相同，奥国本曾请入六国银行团而未能如愿，设与彼等商订借款，其或有成，殆居多数（以上二国本自有股票公市，可无须借资他国）。若克厂等则皆以制造军火船只铁路著名，且与我国素有交涉，况乎此后我国所需必多，似不妨径予将来定货之约，请其先行借我若干兆镑，以济燃眉，或不致全遭拒绝也……及今而速与比奥及克厂等商借，窃请可由总长直托各该国之驻京公使，或即饬我国驻在各该国之代表为之先容，如有边际，再行从长开议，期收完美之效果，以救目前之困难，似亦一策也。[26]

外交部赞同避开银行团垄断势力，另向国外工商厂家借款的做法，训令驻外使节分往接触，于是有驻英代表刘玉麟与英商克利士（Birch Crisp & Co.）借款交涉，以及驻俄使馆代办郑延禧也曾向法商克侯索洽商借款及订购工业产品的行动。

刘玉麟与英商克利士商谈借款1000万英镑，在1912年8月30日完成签约，经国务院转呈大总统提交参议院追认。[27]然而，这次借款活动，因为合同在送交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J.N.Jordan）备案时，朱尔典以此案与“本国政府向贵国政府声明之各节不符，本大臣惜难按照贵部所请备案，理合将原送合同奉璧”，不同意备案，而英商也不愿为此案甘冒违逆国策之险，借款遂至失败。[28]

郑延禧在9月27日呈报一份长达20页的函件，叙述前往英国及法国的借款情形。这次交涉由掮客贺尔飞居中牵线，郑延禧在8月6日到达伦敦，与某银行家会面。据郑的认知，此次借款“已在北京订立，复在森彼得堡签押，各方面均已议妥”，议定利息5厘，为期10年，而其赴英之行乃为领款。但在与银行家见面后，对方却说：“中比所订借款合同系一年后还清，而中奥所订借款合同则系六厘起息”，现在条件太差，不愿出借，于是又在8月6日修改条件为期4年，经理费1%。稍后，银行家又在8月13日修改条件，以“中国时局尚未大定，前拟四年为期一层，为时太久，现止可一年为期；继谓原定经理费百分之一，未免太少，须加至百分之二”，郑延禧也只好表示接受。随后，该银行家以英国政府警告他若“不听政府命令，私自借与中国，如以后中国无力偿还，不得向政府申说，且从此政府与银行断绝往来”，前议作罢。8月20日，郑延禧抵达巴黎，与贺尔飞介绍的法国某银行家碰面，该银行家表示：“此事牵动各国，其中并有政治性质，事关重大，不能不告知政府，一经告知，势必竭力相阻”，突破之道在于“将定造用品与借款连而为一，半系借款，半系用品，是则互相支配”，于是议定借款6000万法郎，一半定造用品，一半现金。到了9月9日，银行家表示：“借款之事已与首相言过，首相谓法国亦在六国银行团之内，若私自借与中国，实使政府为难，此事可否从缓再议”，借款又成泡影。[29]

经历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及尝试工商借款失利后，熊希龄于9月22日提出其撰写的《借款条例》，总结过去5个月中外攻防的经验，并且预筹将来谈判再开时的各项准则。熊希龄把借款数额定在2500万英镑，并且根据中国的还款能力，订出地方配合办法。熊认为辛亥革命后，“各国严守中立，南北财政，均蹈于危险之极点”，是和议得以速就的原因。清末各项借款均由政府直接与银团商议，列强在华使节无庸置喙，然而，北京兵变后，“银团请转各国公使批准”成为谈判基础，其直接结果就是原本单纯的经济交涉转变为复杂的政治交涉。熊期望正在商谈中的英国财团可以商借到1000万英镑，专供作中国行政费，接下来，只须再向银行团商借1500万镑，可以减轻负担。政府以兴办印花和验契两项新税案增加税收，同时也推行盐斤加价和地亩租捐，应可及时清偿。[30]可惜，到了10月初，洽商许久的英国财团1000万英镑借款宣告失败。不管此际中国是否心生懊悔，共和成立以来的迭次兵变，让各国政府及其派驻在北京的外交使节，堂而皇之地把经济交涉变为政治交涉。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又强烈制止国内财团私下与中国订约，虽然，其后由于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局势再度发生微妙的变化，而列强摊在世人眼前，质疑中国无力偿债，据以强势主张监督财政与管理盐税之尖锐议论，仍是中国当局无法规避脱逃的核心议题。

经过数月沉寂，六国银行团中势力最强的法国政府于1912年10月23日由其驻北京公使康德（A.M.R.Conty）派员到中国外交部，表明愿意调停银行团与中国借款事。从谈话记录看来，法国颇为积极，提出的待解决问题也很具体：

法使又尝通知银行代表，谓法政府所深望者，乃借款条件虽一面必须保守，务求不可免之抵押物主义，然一面仍宜以相当之词申明之，俾中政府得承认之。法使且谓，如要使中政府承认此项条件，则其中不可用管理等字样。法使又尝对银行团表示愿意，谓开续议时，银行团不必派六个代表，至多留以三人为限。再对于中国政府方面，现有二要点，其关系续议事甚为细密，不妨于此时说明之。一，如能详细指明应撤各项军人，则深为便利，前称八十万之数，不过用以表示兵令多耳，现在顷照大概总数报告详细情形，证明各省确有之兵数。二，按八月三十日驻英华使与格列斯魄公司所签之合同第十四款，中国续借时，如该银行团所开之条件与他银行团所开等一便宜，则该银行团应有优先权等语，此所开条件四字，究系何指，是否系指借款之价格及其利息之多寡，抑系指合同之大概情形，该第十四款将来不免生出事实上之难处，如此格列斯魄公司之合同得归在六国银行团账上，则此种难处可免矣，但此须研究磋商多日。以上问题，于未开议之前，中政府似宜首先答复。[31]

在这次的提案中，取消了“管理”的字样，以争取中国重新回谈判桌前。但是，相对的，在实质问题上也并未放松，即对于中国如何办理裁兵，以及稍前中国在英国与商团议定千万英镑借款的后续善后。面对法国主动释出的善意，外交部决定“派干员赴馆详探办法”。

六国银行团之所以愿意重启协商，与此前中国四处寻找工商财团进行借款或订货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各国政府极力制止国内财团对中国的借款活动，中国还是成功借到几次小规模的款项，这令六国银行团甚为不怿。当时法国报纸曾有以下的报道：

中国于其允许之件未免虚饰，而于其要请预先垫款时又多诡计，缘其请求垫款已经商允之条件未能履行也。闻自六国银行团与中政府停议商议后，该银行团又自行开议，研究此项条件可否减让，并商议对于盐务盐税之事可否只限于一二省而不普及全国。论理，若此数省盐税改良办法后已足敷担保之用，则其他各省当然置诸不问。记者以为，银行团可不致解散，惟各宗小借款冠以实业借款之名者，实大不利于该团，即照上年十二月扬子码头借款，以汉阳铁厂及华商招商局为担保之日东借款、安诺克伯借款，以及现在第得里克森之电车借款是也。记者甚怪夫德公使之不阻止德人之款贷与中政府，深盼其余五政府出而抗议，否则银行团之解散，而后演竞争之剧矣。记者最后之忠告，则切盼该团亟求团结，盖该团之力，足能停止中国借款之紊乱也。[32]

六国银行团意识到，如果让小额借款继续存在，恐将引起恶性竞争，反而使中国政府趁机得利。

中国政府为求快速解决财政缺口问题，也愿意继续与六国银行团谈判改造借款。中外双方探询彼此要求，只待解决两个问题即可达成共识。第一个问题是列强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对南北交战期间外人所受损失负责赔偿，第二个问题是为确保借款担保品的盐税收入稳定起见，中国必须同意派驻洋员稽核。陆征祥与周学熙会商之后，于1913年1月15日回复六国银行团：

中国政府允将南北交战期内，外人在交战地所实受之直接损失，查明情形，酌予赔偿，是以中国政府将此次借款二千五百万镑内划出二百万镑，备充前项赔偿之用。至何者应行赔偿，及赔偿之数用如何酌给，可由各使馆开明详细清单，送与中国政府查阅后，交仲裁委员会酌定办理。此项仲裁委员会之组织权限与办法，再行协定。

中国政府现因整顿盐务，业由财政部制定章程，设立稽核造报所，其总所内应用洋会办，分所内应用洋协理，以资襄助。又审计处拟定章程，设立稽核室，专司考核外债用途，用洋稽核员，会同华员办理，并拟聘用外洋财政大家，充审计处顾问。届时六国驻京大臣可备私函，向外交部询问所聘顾问系属何人，权限若何，以及延聘合同内定何条件，外交部即将中国政府所拟聘之人及所拟之合同，亦备私函签复，惟此项来往函件，彼此言明系属秘密。[33]

六国银行团接获中国提出的方案，于1月21日由法国公使康德与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联袂拜会陆征祥，代表六国财行团与中方会商。伊集院提出：“此次革命受损各洋人一事，贵部节略内所答复者，仅限于武汉战界内所受损伤者，然洋人因此次之革命受有损伤者，何止武汉一隅，中国各处均有之，今立此限制，颇不以为公允。至于聘用财政顾问，本以合同一时难定，且不便以此事载在借款合同内，彼此乃商妥以公函，询问贵政府有无其事，贵国亦以公函答复，乃贵部之节略易公函为私函，使团亦不能表其同意。”陆征祥则回应：“关于聘用顾问一事，一般国民反对极力，各国政府诚不宜干预之，中国政府本允聘财政顾问，但有鉴于前财政总长熊君之因此而事受国民排击，故亦欲各国不干预，之用私函，即所以避各国有干预我国用人行政之嫌”。陆征祥并且表示，此次“中国亦开诚布公，停止各小借款，以与六国银行团商议借款，凡可迁就者，无不迁就，今既议而无成，甚为可惜。中国需用巨款甚急，不能不另向他处筹借款项，今日贵大臣等所议各款，系根据于借款条件，今借款既停议，则此次提议各件，亦宜暂行搁置不议”，协商又有破裂之势。[34]

三 现实困境与历史记忆的叠合

熊希龄在其议商借款时发出的函电中曾经提到，中国之所以抗拒国际监督，其原因是银行团的要求与日本对待朝鲜的做法如出一辙。日本由马关条约取得对朝鲜的宗主权，在“改良内政”的名义下，陆续接管朝鲜的司法、兵政及警察权。每一次接管，时任日本驻北京公使伊集院彦吉奉命递交照会文书，直到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910年8月18日），伊集院正式告知朝鲜将与日本合并，距离辛亥革命之起，不过一年有余，国人对于日本如何吞并朝鲜的过程可以说是记忆犹新，殷鉴不远。

以伊集院彦吉在宣统元年九月七日（1909年10月20日）向清廷提出日本办理韩国司法的照会为例，时人可以很容易地在报刊上读到日韩协约上面开宗明义写着：“日韩两国政府为改良韩国司法及监狱事，以期确实保护韩国臣民并驻韩国外国臣民及人民之生命财产，与巩固韩国财政之基础起见”而订定条约。对弱国而言，强国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而施加的“改良”，就是强国体制全盘取代弱国传统。于是，在这次协约当中，韩国政府同意“在韩国之司法及监狱事务认为完备以前，允将司法及监狱事务委任日本国政府”（第一条），把执行权拱手交给日本政府，由日方选定“有一定资格之日本人及韩国人，任用韩国内日本裁判所及监狱官吏”（第二条）。[35]

日本接管朝鲜司法不到一年，伊集院彦吉即向清廷正式告知日韩两国即将合并。伊集院在与外务部官员会谈时的官式措词是：“此事由来已久，自四年前韩国归日本保护后，日本即拟改良其内政，故凡司法、兵政、警察等权均由日本办理，何如数年来进步甚迟，且地方时有不安之事，不能尽保护之责，故决意实行日韩合并，以期永保和平。”更何况，日本实质接管韩国政务已历数年，“合并条约不过表面事”。[36]在对外刊布的两国合并宣言上面，则书写着“日本国皇帝陛下及韩国皇帝陛下，因两国间有特殊而又亲密之关系，欲谋增进相互之幸福，并确保东洋之平和，深信莫如将韩国合并于日本，两国乃决定缔结合并条约”的文句。[37]新近成立的北京政府官员，在这次借款谈判之中，又看到“改良内政”和“确保和平”这些十分刺眼的字眼。

晚清时期已与列强有过交手经验的唐绍仪和熊希龄，对于他国军力保障己国和平会有什么结果，前有辛丑议和的屈辱，后有朝鲜失国的借鉴，他们对此不能不感到戒惧。1912年5月9日，熊希龄回复银行团，声明北京和南京的军队发饷都有固定数额，且将依法造册公开，外界不须对此有所质疑，堵住外国指称中国军队常见滥发饷吃空缺的声浪，接着指出，外国军官监督裁兵的要求，必定引起人民强烈反弹，务必撤销此议。同时，熊也保证中国政府对外借款的安全性，请银行团给中国自行提出改革盐务计划的机会，作为借款担保品。[38]

中外交涉至5月24日，外国银行团为了避免中国舆论的强烈反弹，不再坚持必须派遣武官会同华官点名发饷。但是，银行团不相信中国政府能够自己规划盐政改革方案，他们举出晚清铁路借款已经聘用外籍司账来查账的既成事实，毫不让步。最后，双方协商决议，在财政部的机关编制之外，设立经理垫款核算处，由财政部与银行团各派出一位核算员，会同核算及管理支付垫款项目，并且声明此项账目只适用于银行团对中国政府垫款的用途。[39]熊希龄在谈判结果公开之后，由于受到舆论抨击，而且各省民意机关纷纷派遣代表赴京，要求取消此条，于5月29日发出通电“国民既经反对借债条款，即系希龄外交失败之咎，自应退避贤路，以谢天下”，表明辞意，借款事务也随之停顿。[40]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官民反对监督财政的激烈态度，颇表不以为然。驻俄使馆代办郑延禧的报告指出，列强认为，中国此时提出6000万英镑借款，数额过巨，加上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包括庚子赔款在内的各项借款本息都未按期支付，显示中国的财务管理已经出现严重缺失。再就现实而论，晚清政府部门内雇用洋人早已不乏先例，散布在铁道、邮政和税关等各机关，人数超过数百，此次的所谓监督财政，只不过是聘请外人来管理账目，为中国整理财政，可说有益无损。至于已作罢论的中外武官会同发饷及监理裁兵，列强也提出解释，这是因为“南方兵队甚众，军律不一，往往有克扣军饷之事，此次各国要求监视，无非欲使军饷实数发给，且军队既行减少，则财政自然宽裕”。[41]总而言之，中国财政本已困窘，参与革命阵营的军队又多非正规训练，成员来源复杂，愈发加重财政负担，此际中国的贷款条件比起清朝政府时代还要差，外国为保障贷款能够回收，当然要提出监督的要求。

议定外国借款失利，北京政府改募内债，在5月底时筹得50万两，但这数额与积欠未付2000万两庚子赔款，以及预估至少1000万英镑的岁支需求而言，只能说是涓滴之于汪洋。此时国人有提出不兑现纸币的构想，引起国际批评，认为此举将使各国在华纸币成为“墓中殉葬品”。[42]在国内财源短缺的压力下，中国尝试协商调整借款金额，从6000万英镑降为1000万英镑，没有得到银行团的正式响应，于是又宣布将另筹他法，目标是国外不隶属六国银行团的其他财源，试图突破网罗。然而，在刘玉麟与英商的1000万英镑借款，以及郑延禧与法商借款的活动，均因该国政府制止而相继失败之后，解决财政缺口的大额借款，最后还是要回到与六国银行团继续洽商一途。六国银行团经过中外交锋的历程，对于保障贷款安全的具体做法，也逐步达成明确共识，那就是监管盐税。

对于中国积极与其他不属六国银行团之列的财团洽商借款的做法，英国公使朱尔典于9月25日谒见袁世凯总统之时，提出中国政府大开对外借款门户，不管利息轻重，日后将招致外国以兵力索债的下场。袁世凯反驳道，中国向六国银行团之外的财团借款，实是逼不得已。银行团不愿松口监督财政，即使中国政府愿意接受这个条件，送到参议院也绝无可能通过。此时已届中秋，政府立即要支付清室经费及各省军费，势必要借得小额款项，以维持社会秩序。接着谈到盐税管理问题，朱尔典直接挑明立场：“六国团肯以盐务作抵，系六国银团用人自行整理也。本大臣在华三十余载，而中国所行新政略有起色而能作实在抵押者，只有税关暨京奉铁路而已，然此二事皆借西人之力而于账目有西人会计左右其事也。若华人自行新政如粤汉铁路、山西矿务，皆成虎头蛇尾之势，其余更不必论矣。中国果能自行整顿盐务，使其发达到底，是乃英国政府及本大臣之所属望，然以晚往而测将来，恐非易事也”。言下之意，中国政府想要拿到借款，除了交出盐税管理的权限，别无选择。袁世凯表示，国民必定反对外国监理盐税的做法，严重的话甚至可能激起排外情绪，一旦事态发展到难以掌控的局面，袁世凯自身政权可能不保，各国在华权益损失也难以预料。[43]

六国银行团并不满意袁世凯的说辞。因为，他们发现，事实上，中国在与英商克利士洽谈1000万英镑借款时，就是拿盐税来作为担保品。不在六国银行团之列的意大利公使斯笰尔扎（C.C.Sforza），代表列强的共同利益，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其理由是，按照辛丑和约第六款规定，盐政收入已经纳入支应赔款的项目。中国政府在未知会各国之前，即以此税作为抵押，直接损及各国既得权益。[44]中国政府面对抗议，由外交部回复，称辛丑和约所称的担保赔款之盐政各进项，是指旧有盐课，而作为新借款抵押的盐税，则是指辛丑之后才产生的盐斤加价等各项羡余，因此并没有违约另抵，对列强的既得权益也不会有任何损害。[45]

在法国公使康德的调停之下，中外双方在1912年10月下旬重回谈判桌。中国政府为取得借款，同意外国盐税监理之议。中外双方解除谈判障碍之后，议定各项借款条件，并在12月27日送交临时参议院议决通过，俾于该年年底之前清偿积欠款项。临时参议院讨论借款中英文合同时，因有议员提出，此项借款以“维新”作为合同名称并不确当，财政总长周学熙即席回复可予改议他词。[46]

经过漫长的协商折冲，中国当政者虽然争得免除监督裁兵之议而得以保存颜面，现实财政困局则令其不得不同意以管理财政账务与整顿盐税事务，换取国际借款的支持。从中国官员在往来文书之中不断出现的对日本吞并朝鲜引以为鉴的戒慎言辞，吾人方能理解，为何北京政府在交涉借款时，一直不愿接受外国银行团提出的“改造”（reorganization）借款名称。因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改良”或是“改造”同样都属于列强展示优越感的词汇，不时牵动着弱国敏感的民族情绪神经，而“维新”一词，更令国人直接联想到日本在东亚兴起的经验，于是，最后出现在中方借款文书中的，乃以“善后”一词来取代。

四 民族情绪之挑起

当周学熙等人在1912年12月27日带着与六国银行团协商的文件合同，到参议院寻求支持之后，商借外款案只待正式签字，即可告一段落。然而，12月31日早晨，法国公使康德与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再度拜会陆征祥和周学熙，提出必须在合约之中，正式纳入赔偿外人在辛亥革命南北交战期间所遭受损失，以及聘用外籍财政顾问及派驻洋员稽核两项条款。伊集院彦吉公使并且说：“非先行解决此两问题，借款恐终无成。”这一新要求让借款案又添变数。[47]

陆征祥回答：“外间已纷传此次借款系有政治关系，今竟欲加入此两问题于借款合同内，岂非竟如所传。且赔偿受损乃另一问题，与借款无涉，聘用财政顾问等员，系财政总长分内应办事，似宜仍由财政总长先行将借款定议。盖赔偿一事，应行研究者甚多，非一二日所能收效者，岂不因此而误借款之进行乎。”法国公使回应道“此次借款有政治关系，无足讳者”，如果不先解决赔偿问题，即使借款合同签字，法国也将拒绝发行债券。于是，中外双方决议在原先已议定的2500万英镑借款金额之外，再多借200万英镑，并指定为赔偿外人损失之用途。

续谈管理财政问题时，周学熙说：“现在已多有谣言，谓财政受外人之监理，用人之权亦操之外人，以故若将聘用财政顾问等员载在借款合同内，更易引起国人之反对。本国政府对于聘用外人之有名望者有学问经验者，相助为理，已久怀此意，各使当表同情，但于借款合同内加入此条，则政府反觉为难。”因此，他建议不要加载合同正文，而以附件或是彼此互易照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法国公使回答说：“借款条件原有管理财政一层，但须为中国政府承认，方允借款，但承认之法，载在合同或另行订定，原可通融。”周学熙接着表示：“如能给一封信，询问聘用外人条件薪数等事，当必明白答复。”法国与日本两国公使对陆、周的响应表示满意，同意将告知其他有关各国此一会谈结果。

然而，1913年1月15日陆征祥发出致银行团的信函后（已见前述），外国公使团由法日两国公使出面，于1月21日前往外交部求见陆征祥。此次会面，外方由日使伊集院彦吉主谈，法使未置一词。伊集院称，前次关于赔偿问题及财政监理这两大问题的会谈结果，和这次外交部提出的函件内容相比，可说是“尽翻前议”。陆征祥有所辩驳，双方立场不一，会谈不欢而散。之后，外交部秘书顾维钧往见美国公使嘉乐恒（W.J.Calhoun），并在两人的会谈记录中，记下中外双方对于力争权益的认知差异。[48]顾维钧首言：

此次本国政府与六国银行团续议大借款，原冀有成效，以应种种急需，所以对于银团提出之条件，始终和衷通融，再三让步，先则应许统一议订借款之权，特发令任委财政总长独管借款事宜以专责任，次又应许取销谷利斯浦借款合同第十四款，付出赔偿费十五万镑，嗣又允许聘请洋员襄理审计及整顿盐务事宜。及至草合同已起稿，银团又要求本国政府通电各省，分别承认担保指定担保物，而本国政府因需款孔亟，不得不委曲求全，又允许照办，业经回复银团。夫前后退让至此地步，亦不可不谓至矣尽矣，然仍无满意之效果。盖于约定画押之日，银行团代表忽称，现因巴尔干问题吃紧，金融机关塞闭不灵，垫款一层断难办到等语，想此必是实情，本国政府深知银行团之难处，借款因而不克告成，本国政府尤深歉仄，惟望将来巴尔干风潮稍静后，仍可商议其事。至于目前乃需款方殷，缓不济急，不得不向别处商借，以应当今燃眉之需。

嘉乐恒则说：

贵国国库空乏如洗，需款之急，朝不待暮，故亦以为贵国急应向他处告借。前日本公使尝谓公使团曰，银团既难拨付垫款，自应任中国自由向他处筹借，不当阻挠云等语。然推考此次借款合同所以不能成立之原因，似亦不能尽行归咎银团。盖本公使回忆此次续议开始之初，法使奉政府训条，要求二端，舍此不愿承认借款合同，聘请洋员办理审计借款用度，整顿盐政以固担保，一也，允许对于革命时法人所受损失，承认全行赔偿之主旨，二也。六国公使于是开特别会议，英、德、日、俄公使咸以法政府之条件为然，本国公使对于聘请洋员负审计用度整理担保品一层深表同情，至于赔偿一层不无反对，然念巴黎为全球金融之惟一机关，设法政府不准发售贵国债券，则借款之议必难告成，故亦从而允之，遂公同议决，举法、日二使为代表，进谒周、陆二总长，代达法政府提出之二条。嗣据二使报告，要求二条，业经贵国政府允许，六国公使遂颇满意，以为此次借款可告成矣。讵数日前接贵国政府来函，一反前议所允聘请洋员办理审计盐政一条，并未将拟聘之人之姓名国籍聘用年期职掌权限详细开单交议，至于赔偿一条，又忽限制于战线内所受之损失，六国公使阅此函文颇不满意。

顾维钧立刻追问：“然则此次银团宣告不能拨付垫款之实在原因，不在巴尔干问题，而在此乎？”嘉乐恒回答：

巴尔干事不过目前之障碍，本公使所述者乃是根本之难处……贵国政府现在不愿允许者，付所拟聘请之洋员以审计用度承认否认支票之权及切实管理担保品之权，然此二项非第为保护债主之权利起见，盖于贵国财政前途亦有益也。质言之，贵国大员中縻耗与侵吞公款者时有所闻，今欲祛此恶习，坚人信用，则非聘请洋员，稽查借款之用度，整理担保之入款大宗不能也……现在贵国进款涓滴无增，而出项与时并进，若长此不图改良，则贵国之将有国家破产之患也，定如日月之出没，不可不及早图之。

美使的回答，充分显示出中外双方对于聘用洋员稽查用度的歧见，中方设不让步则无法得到借款，成为后续商谈的主要障碍。

法日两国公使将会谈结果带回六国使团，其他国家也迅速有所反应。英国公使于1月23日发出一份节略，表示对中方更动原已应许事项的举动，难以“视为妥当”，措辞虽然委婉，态度却相当强硬。[49]为了避免事态走向公开决裂，陆征祥于1月30日与朱尔典会面，双方决定同时取消关于此事的外交节略，重新提案。次日，陆征祥与朱尔典再度会谈。朱尔典代表六国使团，向中国正式声明二事：（1）赔偿外人因革命所受损失一事，暂订赔偿金额200万英镑，将来须视实际情况而有所增减。（2）关于委任顾问一事，要求在“所订合同于未签押于前，须预先知照六国公使”，其意即“所委任之顾问须得六国公使之同意”。[50]陆征祥同意朱尔典的提案，双方注销先前发送的外交节略。[51]

1913年2月3日，周学熙接到六国使团询问：“所拟聘为顾问及官员之外人系属何人权限？”[52]这三位聘用洋员包括：盐务处稽核造报总所会办欧森（J.F.Oiesen，丹麦籍）、审计处稽核外债室洋稽核员戎普（C.Rump，德国籍）和审计处顾问罗希（Prof.L.Rossi，意大利籍）。[53]使团认为，中方回报的顾问人选，丹麦和意大利都不在借款出资国之列，出资最多的英法两国更被排除在外，用意显系在借重第三国力量来抗衡银行团的压力。于是，六国银行团在3月3日向中国提出洋籍顾问的国籍分配，包括“盐务处用英人一名，德人一名副之，国债所科长聘用德人，审计处洋员人数原拟聘用洋员一人，改为法俄各一人”。

银行团的举动激怒了周学熙，周于3月11日以一封措辞强烈的信函，表明不愿在聘用洋员问题方面再做让步。周学熙在此函中回顾过去数月与银行团交手的不愉快过程，先是1月26日接到银行团要求在“签押合同之前，应由各本国公使将所有盐务稽核审计处顾问国债所科长业经聘定可用之洋员，并经订立相当之合同，先行通知本团”，周学熙即延聘三名洋员，并将其经历回复银行团。六国银行团在3月3日提出的洋员国籍分配，根本不顾中国感受。周并且在信末说：“欧洲各报大都诋毁敝国，然各国以欠款未偿相责，而各国之举动则阻我来源，弗令清偿；各国以新政未举相责，而各国之行为则多阻我集资，弗令进行。在敝国庶事延误受亏甚巨，实难再为迁延。至此次议商借款，屡承贵银行团盛意，本总长深为感谢，不意枝节丛生，致令预备签押之件竟成画饼，不能见诸实行，尤深惋惜。此种情节，诚如二月五日尊函所谓，显非能力所能为，不能担负责任也”。[54]中外协商，几经波折，至此又再度停摆。

五 各有所得的赛局

旬日之后，传来美国新总统威尔逊（T. W.Wilson）反对美国财团继续参与对华借款的消息。根据报道，威尔逊因“借款条件内属于该团所负责任，似有侵犯中国行政之独立，并恐启干预中国内政之渐，且谓此项条件既用特别税作抵，又须用洋员管理，如此扺押执行，我美政府若涉足其中，势必有应负之责，然核于我民主国宗旨实大相背”，因而不赞成财团继续办理六国联合借款案。[55]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北京政坛的解读是美国打算单独先行承认中华民国，此后“列强利害冲突日益激烈，于是美国得俟可乘之机，进取一己利益”。[56]对于此一新发展，英国外务大臣在下议院表示：“英国对于中国借款政策未尝改变，银行团并无限制中国财政自由之事，所虑者中国到处借款，毫无限制，自行破坏其信用”。[57]中国政府随后发表声明，否认外国银行团对中国用人有支配权，但大借款未正式宣布决裂以前，决不再以盐务为抵押品。[58]五国银行团再与中方联系，同意利率由5.5%调降为5%，并表示尊重中国政府自由选聘洋员的权力。中外双方重启谈判，待借款合同约文底定，袁世凯于4月22日以密令方式任命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三人全权会同签字。[59]4月26日借款合同完成签字手续，外交部并依据合同第五款规定，于4月28日以正式公文照会驻北京之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及日本五国公使，完成换文程序，各国正式在外交文书上面承认中华民国。[60]

借款合同签约消息传出，参议院中的国民党议员立即在4月29日提出质询：“此次借款一案，临时参议院不过赞成大意，并未全案议决，遽行签字”，“而条件内容秘不宣示，人心惶惑，咸目政府为违法丧权”，要求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和财政总长出席答复。[61]由于在会场上曾议决此次借款无效，外交部立即发出照会给五国公使，重申“借款合同本诸法律继续有效”，其文云“照得一千九百一十三年五厘利息金镑大借款合同，业于本月二十六日签押，兹特正式照会，以备存案。查此次所签之借款同本诸法律，系现时中国政府及继续政府必须遵守之契约，此情已于本月二十四日由本部达知，发公使转再声明，以为信守可也”。[62]法国公使为此特在次日往见外交总长陆征祥，直言：

昨日参议院已议决大借款为无效，此种消息设一传至巴黎，则中国债票之价值当见跌落，盖不知中国内情之法人，视参议院如法之上议院，该院不认可之借款，将来谁负偿还之责，危险之报资无人肯，为此债票跌价之因也。今惟有请贵政府向参议院接洽，挽回此认借款为无效之决议，使法人知此项之借款乃政府与国民间认可负责之件，方不与市上售票事妨碍。前日参议院张议长来见，本公使曾云，贵院作事宜从大处落墨，所谓大者何，即维持贵国之信用于海外是也，信用一失，求资无望，至于政府借款之手续，对于参议院是否合宜，此乃细节，本公使不过问。可忠告贵国，对外信用关系重大，毋因小忿而摧残之，望贵总长于挽回参议院之趋向，尽力能于数日内或一星期内有一电，通告各报，声明参议院与政府得同意，则善矣。

陆征祥回答道：“自磋商借款以来，政府时派人赴参议院报告进行情状，因得有参议院之认可，始能继续进行”，并保证将有电报通知各驻外使馆借款协商过程，故“现时参议院之举动，诚为少年人无阅历之行动”。[63]

袁世凯在4月30日致函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及王正廷，从现实需要的角度提出解释：“大借款内容概略，迭据国务员报称，早向临时参议院说明，曾邀同意。现以应还积欠庚子赔款二千万逾期已久，俄使催索甚急，此外洋款到期者亦纷纷要求偿清，如再迁延，前欠各款均有抵押，势必横加干涉，大有破产之虞。此时虽赖数友国从中维持，而一方意存破坏者，仍不遗余力，每于粗有成议时，忽合忽离，变幻莫测，民国前途，至为危险。近日多方调停，已可定议，破坏一方面暂无异词，稍有犹豫，险象环生，且赔款洋款逾期过久，倘又生变，必致牵动大局，穷于因应，实难负此责任，是以特将定议各款，迅速签字。”[64]参众两院并不满意，咨请负责签字的国务总理、财政总长及外交总长，于5月5日出席议会答复。[65]

周学熙未亲自赴议会答询，但提供了一份公开的书面资料，说明借款案经过临时参议院应出席议员过半数人数的正式讨论与议决，并由议长宣布“合同今日已全通过，政府应赶紧办毕，备印文到院备案”，完全符合法定程序。[66]然而，不论周学熙如何解释，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及安徽都督柏文蔚仍于5月5日当日发出通电，反对此一借款。孙中山更于5月6日发表宣言，劝告各国政府及人民阻止银行贷款给北京政府，以免用作军费，促成国内战争。袁世凯立即在5月7日咨文参众两院，声明“善后借款合同签订手续并无不完”，不过，此时国人的注目焦点，已经从借款程序合法与否，转移到一触即发的政争战事。

在国内政局激变之中，日本透过议定改造借款而展现出对华盐务利益的强烈企图心，是另一令当局感到棘手的问题。1913年4月22日下午，借款协商甫告一段落，日本公使伊集院立即求见陆征祥，要求由日人担任东三省盐务会办，并且希望争取更多职位，留下了一份极为详尽的记录。

伊云：本国政府对于借款之事毫无他意，元来顾问一事本列入条件之中，嗣因顾全贵国之体面，并鉴于国民之舆论，外交团始行退让，改为由贵国政府延聘。既属延聘，应属于贵国之自由，故本国政府对于顾问一职，并不要求加入，惟各省盐务会办，本国人必须多派，此当日在六国使团中曾经言及者，已荷各公使之同意。近闻天津盐务会办为日本人郑姓者，其他各省并无日本人，拟请将日本人多派数名。而东三省盐务会办，并闻有派美国人之消息，窃以美日感情近颇不洽，前闻美国颇有排斥日人之说，如果以美人为东三省会办，日本国民必疑中国政府故意派定美人，以监督日本，反恐惹起国民之误会，特请改派日人为东三省盐务会办。况山东盐务会办已派德国人，则东三省改派日本人，亦未为不便。

总长云：以美国人为东三省盐务会办，贵大臣自何处得此消息？

伊云：闻之于周总长。

总长云：本总长尚未闻知，至美人排斥日本人之说，本总长亦曾闻之，此事直接虽为排斥日本，间接实排斥东亚也，容再商之财政总长。

伊云：尚有应请注意者，盐务会办一职，元来借款合同所商定者为会办，今贵国政府取送合同，多为协办。又凡派各省盐务会办，须与税务司接洽，亦为商定之事，今则事由蔡廷幹先生独行派定，万一各国公使提出抗议，反恐延误时日，应请格外注意。

总长云：此言诚然，容转达之，不过协办与会办，亦无甚差异耳。[67]

伊集院公使提出要求之时，借款合同尚未正式签字。他消息灵通，得知出任全国盐务稽核总所总办的蔡廷幹已经决定让美国参与会办东北盐务，于是直接找上旧谊陆征祥，希图挽回局面。

陆征祥于4月25日派佥事施履本到日使馆，说他已经把伊集院的要求带到国务院讨论，转达日本的期望，众议等到借款成功后再来商办。[68]陆征祥在借款议定之后的4月29日，致函国务总理赵秉钧与财政总长周学熙，告知“东三省及他省聘用日人为盐务会办一事，该国政府甚为注意”，并把日使来函与外交部派员面告的记录抄送给赵、周二人。[69]然而，到了6月6日，伊集院公使由日本驻营口领事报告得知，财政部设立奉天盐务稽核造报分所，专司管理东三省盐务，并已聘美籍人士巴尔穆（Palmar）担任该所协理，伊集院立即提出抗议。依照伊集院的说法，外交部在4月25日派人转告的信息是：东三省尚未聘定盐务负责人选，国务院在讨论时也同意，将来在延聘时必请日本人充当此职。[70]中国政府由蔡廷幹在6月7日亲自出面往访伊集院，说该名美籍人士在借款契约签订之前即已经录用，且与奉天盐务稽核造报分所经理有合作经验，基于遵守契约与推动业务的考虑，不宜贸然撤换。[71]伊集院公使不满意中国方面的说明，并说早已汇报政府，日人可在东三省取得盐务协办职位，请日本政府事先找好适任人选，以备选任。中国若不同意给予日人此一职位，即是背信。[72]随后，陆征祥与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代理财政总长梁士诒商议之后，通知伊集院公使，东三省盐务协办一职业已决定而不能改易，但可以把一席地方盐务会办人选，即营口分所协理一职给予日本。[73]伊集院仍不满意，于6月26日致电蔡廷幹，希望在确保两席地方盐务协理之外，再取得其他地方职位。蔡廷幹立即回函拒绝，表示“分所只有十处，用人无多，除贵国郑永昌、河野岩男二君遵嘱派往天津营口外，其余英、法、德、俄诸国均有荐员，每多不过两员”，总算以必须兼顾列强公平分配的原则，勉强打消了伊集院公使的攻势。[74]

北京政府为反击国民党攻击借款为非法之举，透过陆征祥在1913年5月14日与日使伊集院彦吉谈话，公开声明：“此次借款并非供政府之挥霍，所有赔款、代各省清还债款、优待皇室经费、整顿盐务等费，均一一开列清楚，不可更议，彼等不知其详，甚以为此哓。”[75]核对其合同文字及日后实际执行，并非虚语。再就借款债票的发售情况观之，5月21日伦敦债市甫发售半小时即已认购逾额六倍，22日即因超额停售。由于销售良好，国外媒体赞誉“袁总统处中国财政困难，急需外款，竟能于光复之后，对于建设一切，均能得手，已足征其行政之才能，此次借款，只作行政善后经费之用，更可坚固袁总统所立之地位”。同时，债券完售的事实，证明“中国信用名誉素著，各国协商订立借款条约，与夫五国政府对于借款合同，认明现在中国政府及其继续之人，完全担负责任，当无危险之虞”。[76]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14年3月，善后借款签约届满一年之际，周学熙即依据合同第六款“倘一周年盐务收入，足敷担保各借款债务，及敷付次年上半年息之用，则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按月应交保息之款，即行停止”的规定，命令核算1913年4月26日以来的盐税收入，准备与银行团磋商那项在签约之初最令国人言之痛心的盐税监理之务。[77]

1913年善后大借款议定之后，不旋踵间，欧洲巴尔干半岛从绥靖紧张而至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趁欧洲列国无暇东顾，迅速发展在华势力。即以先前力争未获的东北盐务而论，东三省盐运使虽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授意之下，曾在1913年与日本盐业会社订约筹划运销工作，但随后即以东北情况特殊，实施专卖官运制度，前约无形取消。日本商民为了打破专卖限制，甘冒禁令肆行走私，引起国人的普遍反感。[78]及至袁氏帝制失败，北京政府再议以盐税余利作为抵押，向五国银行团商借第二次善后大借款1亿元。然在尚未成议之前，社会舆论已指出，此次协商，德国因战事而被摒除于银行团之外，日本则极力乘机包揽，且更有提出增列常关与地租作为抵押之传闻，国家利权的损失将比第一次善后大借款更为严重。[79]果然，经过第二次善后借款，日本立刻在中国盐务机关取得强势的领导权。在1917年时，日本除了原先已取得两席协理（长芦分所的郑永昌和奉天分所的河野严男），又多取得两席协理（扬州分所的高洲太助和两浙分所的大河平隆则）以及两席助理员（山东分所的小泉土之丞和松江分所的杉本久太郎）。原先领导东北盐务的美籍洋员巴尔穆，改任吉黑榷运局稽核员兼顾问，调离实权。[80]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取得德国在华利权，中国拒签巴黎和约，掀起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号召的五四运动。五四前后的各种期刊报章在陈述政府如何沦丧主权之时，总会讨论到善后大借款对于财政监管和盐税整理等列强宰制的铁证。梁启超在为《盐政杂志》撰写序文时即指出，自从善后大借款要求管理盐政以来，世界各国强权介入中国盐政，表现出“我不整理，人将代我整理，我不改革，人将代我改革”的姿态，而且，“欧美日本各报纸近发一致之言论，以为盐政不归欧美人管理，永无改革之日”。[81]值得注意的是，从晚清以来的“东洋”和“西洋”概念出发，梁启超在谈世界强权的实际作为时，也把日本和欧美并列。

这项在议定之时充满国际外交角力，在议定之后又覆盖国内军政斗争的改造借款，在短短一年之间，满足了各方的需要：列强得以保障其在华外债赔款安收无虞，共和中国的北洋派主政者得以获取财源及稳定政权，至于坚决站在反对借款立场的国民党，则从反袁战事确立其发动革命的合理性。同时，国人透过观察借款协议的各国交手人物，加深对美国的好感，痛恶日本的强横。日本在辛亥革命鼎革之际的借款议约之时，极尽趾高气昂，执行期间却毫无实际出资，而后又因为经历袁氏帝制的政局动荡与世界大战的霸权重整，顺利强夺东北地方盐务，享尽一切权益。亦即，在两次善后借款议定过程之中占尽一切便宜的日本，比其他同样也在欺侮中国的西方列强国家更为险恶，自此之后，成为汇集国人众愤于一身的帝国主义代表。

辛亥革命之后，不论是南京临时政府抑或北京政府，都面临由于国际暂守中立而国内募款失利所造成的严重财政危机。袁世凯主政之后，为打破局面，在唐绍仪、熊希龄和周学熙等人的主持下，进行与国际银行团协商筹借外债工作。国人所称之第一次善后大借款，解决了推翻清朝之后共和中国的外交承认问题，也提供北京政府处理后续对外赔偿及整编内政的理财基础。

回顾长达一年的借款协商过程，北洋政府对于列强提出监督财政与管理盐务的要求，几经僵持停议。由于列强提出的监理问题，让中国官民立即与记忆犹新的日本并吞朝鲜的历史记忆联想在一起。列强则从现实方面提出反驳，以中国停付赔款借款本息，丧失财务管理能力，而且晚清政府部门如铁道、邮政和税关内已雇用数百名洋人，此次外人为中国管理账目，对华有益无损。中国方面的协商代表最后不得不屈服在财政需要和外交承认的双重压力之下，以主动延聘洋员的方式，签订借款合同。不过，由于中国官民十分排斥晚清以来被世界列强不断使用的“改造”或是“维新”等具有强烈民族优越感的名词，而由为革命破坏后之“善后”以建新国的用字词汇所取代。

在这次借款的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当中，可以看到日本当局在借款合同签字之后，如何介入东北盐务的强势作为，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五四运动强烈的反日情绪，实乃种因于这次借款，并且主导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后续发展。

[1] 本章由林美莉撰写。

[2] 周一匡的《民国政治史讲话之三：丧失国权的善后大借款》（《锻炼》1944年第3期，第26—32页）一文说此一借款“乘临时参议会将次结束时提出报告，而到正式国会开会时，又诿称早经临时参议院通过，不再依法提出”，而且“数额之巨从来未有，条件极为苛刻”，严词批评袁世凯违法丧权。王纲领的《民初列强对华贷款之联合控制——两次善后大借款之研究》（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2）一书利用中外档案，研究两次善后大借款的议定经过及影响，并在结论（第238页）中指出，第一次借款议定之后，黄兴解散了南京留守军队，袁世凯则使用指定用途外余款购买军火，因而决定了二次革命的胜败局势。苏黎明的《六国银行团与善后大借款》（《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74—77页）及《善后大借款的恶债典型分析》（《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68—72页）都强调改造借款让袁世凯得以结束南京临时政府与裁遣南方军队，并且批评此款用于清偿积欠外债及赔款，产生垄断中国盐税抵押权与监理中国财政的不良作用。

[3] 贺水金于1995年发表《重评善后大借款》（《江汉论坛》1995年第5期，第46—50页）一文，是目前所见少数对此次借款给予良好评价的著作。贺水金引述1913年11月5日《申报》上墨西哥向法国借2000万镑为期40年的款项，利率6%，折扣率10%的事实，推证善后大借款的利率基本上符合当时国际市场行情。至于引起国人严词批判的聘用洋员稽核盐务和审计用途、损害中国财政主权及丧失盐税支配权等问题，贺水金认为袁世凯借由外国稽核盐务的契机，明令禁止地方政府插手盐税征收，加上外国稽查员建立一套现代化税收管理制度，让两淮盐税从1913年6月底开始整核，到当年年底即由18.9万元增加到210万元，1914年更达810万元，绩效斐然。对于外国银行团垄断民初借款，贺水金的评价是在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能力直接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外国银行团的操作让中国避免因缺乏经验而承受风险和损失。不过，议定借款过程并非是其关注焦点。其后虽有数篇与善后大借款相关的著作，大致上仍又回到恶债批评。值得注意的是陈礼茂及马军合著的《妥协与抗争：熊希龄与善后大借款》（《史林》2003年第4期，第23—29页）一文，利用新近整编出版的熊希龄函电，回顾议定借款的经过。

[4] 《列国举动之一致》（录《万岁新闻》1911年11月21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02-10-032-03-016“休战议和之新局面”。以下所引外务部、外交部档案藏所同，略。

[5] 《列强干涉之端乎》（译东京《二六新闻》）分析如下：“美国对清素持积极投资政策，其所以然者，乃美大统领之积极政策，与欧洲金融界资本家联合而成也，非美国经济界必致之势，盖美国之企业费，常仰给于英法市场，岂有余力投资清国者耶。即使美国在清投资成功，其资金仍须仰给英法，其实美国不过借他人之力以扶持其在清势力耳，故此时美国以单独意思借款于北京政府之事，恐属子虚。德国之对清政策及国情亦与美国相同。唯法国之政策国情适与德、美相反，法国除每年以二十亿左右之资金投之海外，以求利殖之外，亦无施行其积极帝国政策之必要，并亦无施行之意，法国每年以余资投海外，故其世界金融界势力实在他国之上，其在北京金融界势力亦然。故无论过去、将来，列强断不能不恃法国金融，以应清国大借款，盖本国实无此大资本也。若谓法国果肯借款与清国，则其现在消极的国是不兼容，况法国以投资政策为立国之基础，资本家若应他国之公债，必须政府之承认，固列国资本家无不受政府之指导而借款与他国政府，而法国对于国民资本运用特有监督之义务，以现在之实而论，能借大款与清国者唯法国一国而已。”见《外务部档》：02-10-032-03-016“休战议和之新局面”。

[6] 朱志骞：《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民国元年一月—四月）：中山先生辞让临时大总统的金钱因素》，知音出版社，1992。

[7] 《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照会》（宣统三年十一月），《外务部档》：02-24-008-02-062“革军借款事已转达帝国政府由”。

[8] 松井石根、『清國ノ現勢』（明治44年5月）、日本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史料室、支那/參考資料/2、32、52頁。

[9] 《熊希龄致唐绍仪函》（1912年3月），《熊希龄先生遗稿》第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4267—4268页。

[10] 《熊希龄致袁世凯电》（1912年4月14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264页。

[11] 《熊希龄致黎元洪副总统暨各省都督议会通电》（1912年），《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319页。

[12] 《熊希龄致黄兴电》（1912年5月5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276页。

[13] 《黄兴致袁世凯、唐绍仪、熊希龄通电》（1912年5月15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289页。

[14] 《熊希龄复黄兴电》（1912年5月15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290页。

[15] 《熊希龄通电》（1912年5月24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304页。

[16] 《熊希龄通电》（1912年5月28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312页。

[17] 《熊希龄致黄兴电》（1912年6月10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325页。

[18] 《熊希龄致赵凤昌电》（1912年6月），《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343页。

[19] 《熊希龄致谭延闿电》（1912年6月28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347页。

[20] 「上海總商會致英政府電」（1912年6月18日）及英使复电均见『神州日報』1912年8月23日、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編號B04010806400、『支那改革借款』、52頁。

[21] 「熊希齡致六國銀行團函」（1912年7月1日）、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編號B04010805700、『支那改革借款』、26頁。

[22] 《熊希龄致陆征祥函》（1912年7月7日），《外交部档》：03-20-010-01-004“借款仍议改一千万镑请达各使饬银行团能否照办迅复”。

[23] 「熊希齡致六國銀行團函」（1912年7月9日）、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編號B04010805700、『支那改革借款』、87頁。

[24] 《熊希龄致胡汉民电》（1912年7月10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366页。

[25] 高劳：《银行团借债及垫款之交涉》，《东方杂志》第9卷第1号，1912年，第5—10页。

[26] 《吴宗濂致外交部函》（1912年8月14日），《外交部档》：03-20-010-01-012“拟请另与比奥及克厂商议借款免受六国团抑制”。

[27] 《财政部咨外交部》（天字第3345号，1912年10月4日），《外交部档》：03-20-010-01-018“六国银行团要求太苛已与英京培克立公司商借款项”。

[28] 《外交部收英朱使节略》（天字第3531号，1912年10月11日），《外交部档》：03-20-010-02-001“送回培克立公司合同碍难备案”。

[29] 《驻俄使馆代办郑延禧函外交部》（1912年9月27日），《外交部档》：03-20-010-02-002“与贺尔飞父子另向英法银行借款均被该政府阻止情形”。

[30] 《熊希龄函》（1912年9月22日），《外交部档》：03-20-010-01-020“印送借款条议”。

[31] 《外交部致赵秉钧总理、周学熙总长函稿》（1912年10月24日），《外交部档》：03-20-003-03-003“法馆交来说帖一件当饬译汉文并抄录原件希查核赐复”。

[32] 《外交部收简要新闻一份》（1912年10月26日），《外交部档》：03-20-010-02-010“法国亚细亚报论银行团宜固结以抵抗中国”。

[33] 《外交部致六国驻京公使密函》（1913年1月15日），《外交部档》：03-20-011-01-005“银团接伦敦电与前议有修改之处另拟稿抄送”。

[34] 《陆征祥会见日伊使、法康使谈话纪录》（1913年1月21日），《外交部档》：03-20-011-01-012“两使言关于赔款用人各节之答复不合总长谓银团不垫款中国则筹小借款”。

[35] 《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照会》（宣统元年九月七日），《外务部档》：02-19-010-01-046“韩国司法事务据日韩协约已委托日本办理订十一月一日起实行”。

[36] 《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照会》（1910年8月18日），《外务部档》：02-19-010-03-037“告知日韩合并事”。

[37] 《外务部档》：02-19-010-03-038“日韩合并条约及宣言书”。

[38] 《熊希龄复银行团函》（1912年5月9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第5册，第4276—4267页。

[39] 《熊希龄通电》（1912年5月24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304页。

[40] 《致赵竹君罗宜六君并各报馆电》（1912年5月29日），《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第304页。

[41] 《驻俄使馆代办郑延禧函》（1912年5月30日），《外交部档》：03-20-010-01-003“报告俄政府借款意见系监督财政解散军队”。

[42] 《驻俄使馆代办郑延禧译呈5月31日新时报》（1912年6月24日），《外交部档》：03-20-010-01-003“译呈俄京新时报对于中国论说”。

[43] 《英使朱尔典偕参赞巴尔敦晋询大总统问答》（1912年9月25日），《外交部档》：03-20-010-01-015“因六国银团梗议另借他款英使请废比约”。

[44] 《外交部收义馆函》（天字第3240号，1912年10月1日），《外交部档》：03-20-010-01-016“盐款已抵赔款兹复抵借款有背辛丑和约特行抗议”。

[45] 《外交部通商司节略稿》（宙字第84号，1912年10月15日），《外交部档》：03-20-010-02-003“新借款指抵之盐税系辛丑以后羡余之课并非违约另抵希查照转达”。

[46] 《善后借款合同经参议院通过情形纪实》，《外交部档》：03-20-012-01-027“函送借款合同参议院通过情形纪实”。

[47] 《陆征祥、周学熙会见日伊使、法康使谈话纪录》（1912年12月31日），《外交部档》：03-20-011-01-002“革命损失赔偿及聘用财政顾问之问题”。

[48] 《秘书顾维钧谒见美使嘉乐恒问答录》（1913年1月21日），《外交部档》：03-20-003-03-006“美银团垫款事”。

[49] 《英馆节略》（1913年1月23日），《外交部档》：03-20-011-01-014“准答复一月九日节略难视为妥善”。

[50] 《陆总长接见英朱使问答》（1913年1月31日），《外交部档》：03-20-011-01-019“赞同取消节略”。

[51] 《陆征祥致周学熙函稿》（1913年2月1日），《外交部档》：03-20-011-01-021“已函驻使取消节略”。

[52] 《英馆节略》（地字第1995号，1913年2月3日），《外交部档》：03-20-011-01-022“请示聘用外人为顾问之权限条件及合同条件”。

[53] 《周学熙函陆征祥》（1913年2月4日），《外交部档》：03-20-011-01-023“送聘员合同”。

[54] 「周學熙函」（1913年3月11日）、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編號B04010810400、『支那改革借款』、67—69頁。

[55] 《译1913年3月20日太晤士报》，《外交部档》：03-20-011-02-011“译送泰晤士报驻美访员关于美总统反对六国借款来电”。

[56] 许家庆：《日人评论美国之脱离六国借款团》，《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1913年，第58—61页。

[57] 《德华社电》（1913年3月29日），《外交部档》：03-20-011-02-007“英外务大臣宣言并无限制中国财政自由”。

[58] 《震旦政潮·一月以来大借款问题之真相：大借款不可推测之前途，资本团会议善后办法》，《震旦》1913年第3期，第174页。

[59] 《国务院公函》（二年密字第727号，1913年4月22日），《外交部档》：03-20-011-02-013“任赵秉钧等全权会同签字命令”。

[60] 《周学熙致陆征祥函》（1913年4月28日），《外交部档》：03-20-012-01-002“垫款合同请速送各该公使”。

[61] 《抄送参议员汤漪等质问书》（1913年4月29日），《外交部档》：03-20-012-01-011“抄送参议员汤漪等质问书”。

[62] 《外交部致五国公使照会》（1913年4月29日），《外交部档》：03-20-012-01-007“声明借款合同本诸法律继续有效”。

[63] 《陆征祥会见法康使谈话纪录》（1913年4月30日），《外交部档》：03-20-012-01-013“请挽回参议院之不认可”；03-20-012-01-012“询签押后南方风潮并请用丹人为顾问”。

[64] 《袁世凯致张继、王正廷函》（1913年4月30日），《外交部档》：03-20-012-01-014“抄送关于大借款签押情形致参议院正副议长函”。

[65] 《国务院函外交部》（1913年5月4日），《外交部档》：03-20-012-01-020“参众两院质问请总理及财政外交总长出席答复”。

[66] 《善后借款合同经参议院通过情形纪实》，《外交部档》：03-20-012-01-027“函送借款合同参议院通过情形纪实”。

[67] 《陆总长接见日伊使问答》（1913年4月22日），《外交部档》：03-20-011-02-017“请多派日本人为各省盐务会办”。

[68] 《施履本函》（1913年4月25日），《外交部档》：03-20-011-02-027“东省及他省聘日人为盐务会办政府允为易商”。

[69] 《外交总长致国务总理、财政总长函稿》（1913年4月29日），《外交部档》：03-20-012-01-004“抄送关于东省及他省聘日人为盐务会办纪略”。

[70] 《伊集院彦吉函陆征祥》（1913年6月6日），《外交部档》：03-20-012-02-016“询东省盐务会办是否延聘美人”。

[71] 「伊集院彥吉致牧野外務大臣報告」（1913年6月7日）、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編號B04010835800、『支那改革借款』本邦人傭聘第一巻/分割2、3頁。

[72] 《陆征祥致段祺瑞、梁士诒函》（1913年6月10日），《外交部档》：03-20-012-02-018“日使询东省盐务会办延聘美人一节如何答复”。

[73] 「伊集院彥吉致牧野外務大臣電」（1913年6月25日）、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編號B04010835800、『支那改革借款』本邦人傭聘第一巻/分割2、7頁。

[74] 「蔡廷榦致伊集院彥吉電」（1913年6月26日）、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編號B04010835800、『支那改革借款』本邦人傭聘第一巻/分割2、24頁。

[75] 《陆征祥会见日本伊使谈话纪录》（1913年5月14日），《外交部档》：03-20-012-01-030“询大借款风潮如何”。

[76] 《刘玉麟电》（1913年5月21日），《外交部档》：03-20-012-01-041“本日认票逾额六倍”；《路透电》（1913年5月22日），《外交部档》：03-20-012-02-001“记债票定购过额及中国信用名誉”。

[77] 《对于善后借款第六款之计划》，《谈盐丛报》第12期，第94页。

[78] 「夏詒霆函」（1916年7月8日）、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編號B10073677300、『支那ニ於クル 本邦人ノ塩密輸出入密売買取締ニ関スル件』、102頁。

[79] 《借款交涉：第二次善后大借款》，《新青年》第2卷第3期，1916年，第80页。

[80] 丁恩（Sir Richard Morris Dane）：《改革盐务报告书》（1922年10月），《国家图书馆藏民国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第2788—2790页。

[81] 梁启超：《盐政杂志序》，《国家图书馆藏民国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第32册，第15639页。

第十七章 从银元到法币：民国币制演进[1]

民国初立，承继清季银铜复本位制，实际是属以银元为主的乱局；终结乱象步入正轨则在实施法币。本章抓紧银元与法币这两大要素来考察民国币制，对民国币制的演进就一目了然。近代中国币制改革之艰难，不惟货币本身纷纭错杂，且牵连甚广。诸如国家财政困难、中央与地方权利之冲突、银钱业者之操纵，乃至税吏玩法、奸商投机及中外关系、涉外利权等问题，均为币制改革之障碍。尤其严重者，币制之变动亦涉及外商在华投资及经贸权益。当时英美诸国为推展商务，亦期望中国整顿货币，但日俄等反以利害不同，多所掣肘。因而每言改革，列强必一傅众咻，喧腾争攘，难以进行。可知中国近代之币制改革，实非单纯货币问题，而为涉及政治、外交、社会、经济等外在环境相关因素之大难事。因而对此问题之研究，亦必须从错综复杂之历史背景一并探讨，始克有济。

一 银元时代的降临：废两改元

白银在中国为稀少珍贵金属，自中西交通渐开，白银与西式银元随着交通与中外贸易发展而源源流入，方便国人作为货币使用。16世纪末叶西式银元始流入，至19世纪下半叶，国际贸易畅通后，西方银元才大量涌入，并以其面值流通市面。由于西方银元的形式、重量、成色较为一致，使用简便，且铸工精细，易于辨识与分合、携带或移转。这些正是银两的缺失。制钱则太琐细，一串千文，劣币、伪币夹杂其中，数目亦不等，结算费时费事，对渐趋频繁的交易已难因应，而纸钞又无全国性公正可靠的发行机构。因此外国银元很快受到国人欢迎，迅速扩散流通。外国银元以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英（站人洋）、美及中南美洲等流入最多。其他各国亦纷纷以成色接近的银元，到中国交易，这些外国银元统称为“洋钱”或“贸易银”。

洋钱的含银量只有9成，中国人却习惯用十足的白（纹）银换取外国贸易银，吃亏难免。由于列强在华势力不断增强，外商来华增多，外国银元也随之大量涌入，在沿海沿江港铺逐渐成为流通货币。外国银元既受欢迎，加上外商也有意哄抬，例如要求中国商人用外国银元付款等，遂使外国银元的市价不断提升，后来竟超过铸银价格，于是就有外商用外国银元收购中国纹银，运出国外贩卖图利。历代政府虽管制钱，但采分散铸钱，除中央外，各地亦分别铸发，各省都可随时奏请设立铸币厂，自行按户部制定的标准铸造管理，仅法理上受户部节制。各省因铸钱有利可图，纷纷设局铸造铜币，追求铸币利润，竞铸的结果不仅成色不一，也因过度鼓铸而贬值。制钱是民间生活的基本货币，铜币既贬，各省又滥铸，成色益劣，正如民初梁启超所说：“近数年来，以各省滥发铜元之故，致物价腾贵，民生凋敝，实为全国人民切肤之痛。”[2]

自19世纪下半叶，国内多民变，云南回变使该省铜产量顿减；而太平军与捻军又扰乱铜矿运销，使铜价飞涨，许多铸钱局因缺铜矿而减产或停铸，制钱奇缺，即所谓“铜贵钱荒”。当朝野苦无对策解救钱荒时，两广总督张之洞适时于1887年奏准购置机器试铸银元，1890年新式造币厂竣工，生产西方圆形中间无孔，每枚重库平7钱2分，成色9成，币面镌有龙形的银元流通市面，国人称为“龙洋”。[3]1893年，张之洞调湖广总督，复在湖北创办造币厂，继续铸造银元。不论国人自制的银元或外国流入的银元，在清末民初通称为“大洋”。机铸银元式样既美，重量成色划一，深受商民欢迎。其时列强都已改采金本位，国际银价长期大幅下跌，白银既丰且廉，过去饱受缺银之苦的各省，也开始大量铸造银元，结果造成银币取代纹银的景象。

由于朝廷缺乏有力的领导者及必需的财力后盾，改革并未全面实施，反而产生许多负面效果。甲午战后，财金问题更趋严峻，1902年清廷要求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仿铸银元筹款救急。翌年，户部也在天津筹建铸银厂，命名为“造币总厂”，1905年竣工，开机造币，名为“大清银币”。清末全国通行的硬币多达数十种，最受民间喜爱的是银元。1912年民国肇建，百废待举，政府无心关照货币，货币市场更显混乱，商民依旧沿袭使用清末的货币。1912年3月造币总厂被乱兵抢劫，建筑被烧毁，清代造币总厂与新建银元制度也就此终结。1913年北京政府在原址重建造币总厂，1914年重建完成，到1928年再度关闭。

民初造币总厂银币流通市面的先后有：袁世凯1元银币、袁世凯共和纪念币、袁世凯洪宪元年币及徐世昌像仁寿同登纪念币、曹锟像双旗纪念银币、段祺瑞像执政纪念币、张作霖像海陆军大元帅纪念币等流通币与纪念币。天津总厂可说是北洋时期主要的造币厂，此外全国22省官银钱局中，18省开铸银元。分散铸币、乱建滥铸的结果是银元的轻重厚薄，各地区、各时期均有所不同，价值亦有差异，同时也因过度鼓铸而贬值。[4]一般言之，民初1银元约等于130铜元，约可买150个鸡蛋；一个普通工人每月的薪水仅得2—3个银元，1银元对普通家庭而言，算是不小的数目。纸币的泛滥一如银铜币，清末除中央特许银行发行纸币外，各地方银行及一些旧式的官银钱号仍本传统，继续自行发行各种纸币。

武昌起义，独立各省军需、官饷与建设，在在需款孔亟，因而不仅加快铸造银铜币等，同时也采最简易方式——发行军用钞票以应急，于是各种纸币五花八门。据研究，湖北军政府发行银圆票1种；湖南官私银行发行各式银圆票、银两票与铜票6种；山西票10种；云南银圆票6种；贵州银圆票6种；江苏军用钞票与银圆票7种；浙江军用票与公债券5种；广西银行券2种；安徽发行银圆券与军用钞票4种；福建军务公债票、银圆票、银辅币与铜币计10种；广东银圆票、银毫与铜仙10种；四川军用银票、银币与铜币10种；而上海的中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交通银行与中华银行也发行新币数十种，总计就不下百种。[5]加上民初各地滥印滥发纸币，造成纸币的价值低落，引起物价上涨。各类地方纸币实际购买力大为下降，平均实质市价仅为发行面额的70%左右，不少地方的纸币期票价值甚至只有发行面额的50%。

北洋政府虽然想整顿纸币发行的乱象，1915年10月公布《取缔纸币条例》，但政令难行，效果不大，只有少数如浙江兴业、四明等商业银行暂时停止发行纸钞或减少发行量，以领用中国银行兑换券作取代。大多数省的官银钱号与银行仍旧我行我素，继续滥发纸钞。[6]清末走入地方化歧途的币制改革，到民元以后更为复杂化，各地货币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中央的监督，此亦使地方势力增强。

1914年2月，为筹划整顿币制、划一银币，袁政府颁布《国币条例》13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本位铸币的法规，但体系并不周密完备。以银币为无限法偿的本位货币，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度”，规定以库平纯银6钱4分8厘为单位，定名为元；1元银币，总重7钱2分，银89，铜11。[7]根据《国币条例》，造币总厂于1914年12月、江南造币厂于1915年2月开铸1元银币，因币面镌刻袁世凯头像，故俗称为“袁大头”或“袁头币”。这种新银币式样新颖，形制统一，因此发行以后，商民都乐于使用，不论沿海沿江市镇或内陆农村都顺利通行，上海金融市场首先取代各省自铸的银元即龙洋，加之北洋政府顺势于1915年8月取消龙洋行市，市面上也逐渐取代外国银元，流通于全国。

袁死后，1916—1928年，军阀据地称雄，强者先后主导中央，然汲汲营营于扩张武力，忽略国家建设；地方军人则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目无法纪，毫不受法令与中央约束，国家行政几近瘫痪。是时虽有如梁启超有志于改革币制的财经首长，但总是“千头万绪、欲理还乱”，无具体成果呈现。时银元越铸越多，通行区域越来越广，种类也特别繁多，铸造时地不一，厂别各异，重量、成分无统一标准，因此价值不尽相同，并有军阀私铸版等问题。例如四川军阀，各据一方乱政，几乎每个防区军阀都有几个造币厂，且银元铜钱越铸越滥，坐噬百姓。川民恨之入骨，成都造币厂门口曾被贴有“造毙厂”的卷标，川人常称货币为“祸毙”。[8]

但货币市场自然演进，银元逐步取代其他币种，成为市面上流通最普遍的货币。尽管银两在货币市场中已经逐渐被银元取代，因铸币的不统一，导致银元的不统一，银两制度并未完全废止，大宗交易仍长期以银两为计算单位，成为虚银两制。总而言之，在北伐统一前，政经的分裂，导致货币的繁复零乱。此前近代的过渡货币问题，足以影响国计民生，对正在转型为近代工商贸易的社会经济，更是障碍重重。著名经济学者马寅初1925年8月在上海学生联合会演讲时说道：货币不统一，以致“各省往来，几若异国，故（上海）规元不能通用于汉口，（汉口）洋例不能通用于上海”。即以京津而论，惯例“天津不用锭，北京不用宝”，如京商与津商相互采购货物，天津向用行平白宝（重50两），北京向用长锭十足银（重10两），因此两地商人需向钱庄或银行兑换对方货币，以支付差额。兑换之时，不免受到折扣盘剥。如此一来，两地交易无利可得，商品不能流通，势必导致市场萧条。

马寅初又列举东北商人与沪商交易之麻烦。张作霖规定：“严禁现银输出，每人只能带出50元。”当时东北实行的流通券奉票（纸币），不能用于上海，沪商不接受。如果要付款，只有“间接汇兑”，商人只好购买日金，送至大连，托朝鲜银行汇至日本，又由日金汇至上海，沪商得将日金卖出兑换成上海的规元使用。如是往来，除银行从中盘剥外，如果中日经济绝交，就必须另起炉灶，困难更多。[9]如此一国之内，有如他国，经济贸易当然不能发达。

1910年《币制则例》及1913年《国币条例》之颁布，理论上已确定以银元为本位货币。大体言之，嗣后财经当局、专家学者以及银行界人士均朝此目标努力，但由于军阀割据，政局扰攘，以致统一货币的目标，迟迟未能实现。北伐统一后，整理全国货币之可行性提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银价高涨的因素消失，国际白银产量与日俱增，而银需求量则日渐减少，银产量供过于求，价格开始暴跌。伦敦标准银价与英镑的比价，至1931年2月，竟跌至最高峰时的1/5。[10]银价低落，对仍以银作为主要货币的中国有很大的影响，有识之士与银钱、企业界对币制问题的讨论与建言，也都催促政府加速进行货币改革。

1928年底国家统一大体完成，国民政府也有意承继彰显孙中山重视金融货币的理念，唯兹事体大，仍需审时度势，于戒慎恐惧中在与金融界，尤其是与银行界沟通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才能构建现代化货币金融体系。概观言之，1928—1937年，政府在内忧外患中，推动改革与建设的理想，其中以统一币制、整理税务、修筑铁公路与发展实业最具成效，被西人誉为“黄金十年”。[11]然而其时政府处境仍极艰困，内忧外患不断，财源极少，支出又大，中央掌握的只有长江下游江浙几省，其他省表面上归顺，收入却不缴中央。占总收入80%—90%以上的关、盐、统三大税收，因清季订定不平等条约，及北洋政府向外举债而早被抵押用罄。加上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各国不敢向外投资，且战事频仍，军费开支庞大，中国经济可说是百病之躯。至1920年代以降，中国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沿用银币的国家，此时西方国家已先后改采金本位币制，纷纷抛出白银，银随着华侨汇款回国与各国在华投资，源源流入中国。白银不断流入，充裕币材也便利银元的铸造，助长了银元气势。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即向国民政府提呈《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12]6—7月的全国经济、财政会议上，财政部鉴于要实质统一全国、发展经济，就必须先解决货币问题，因此均以“确定币制”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13]经济会议决议统一通货，并确立国币铸发权专属国府，设立中央银行，授予其独占纸币发行权，其他银行纸币限期收回，统一纸币发行权。[14]财政会议整理财政大纲中“确定币制方针”，宣示货币政策根本之计，在“宜遵总理钱币革命计划”。[15]两会均议决废两改元案。北伐结束后停铸“袁大头”，改以民元版开国纪念币孙中山像版旧模，略改英文币名等，由南京、天津、浙江、四川等造币厂鼓铸。此银元较“袁大头”略小，坊间称之为“孙小头”。因其时市场各银元成色、重量仍有不同，故大宗交易与结算，还使用银两为计算单位，不同的银元转换为银两，有不同的折让，实际上当时的货币仍属两、元并用，对统一市场的形成颇为不利。

到1930年代初期，“袁大头”与“孙小头”两种银元已流通甚广，因此各界均以为统一货币正是其时，其中以废两改元最被关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已有“统一货币之铸造权与纸币之发行权，使外国货币不得充斥于国内之市场”的议论，[16]但政府因其时世界经济危机，外部环境不佳，国内经济亦受影响，一时不敢轻举变动。同年美国经济专家甘末尔（E.W.Kemmerer）应财政部之邀，抵华筹谋币制新猷，提出逐步采行金本位的建议案，引起政府和金融业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然未付诸实行。

此后的货币政策，即摇摆于现实与理想间，思虑于纸币、银本位与金汇兑本位制中。总而言之，统一初期，种种现实困难，使得政府无法立即从事币制改革。1930年代中国处境仍艰危，1931年长江大水、西南半独立事件，加上日军节节进逼，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翌年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日军进兵热河与长城诸口，威胁华北，随后企图使华北特殊化，外患由隐而显，形势岌岌可危。内忧外患相继加速农工商业凋敝，各地金融市场备受冲击，尤以“一·二八”事变，日军突袭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货币市场，更面临极大压力。半年间日军多次挑衅，都选在中国经济的重地东北和上海，且又值世界经济大恐慌，因此中国的经济饱受冲击，影响东北轻重工业、上海工商经贸甚巨，对中国皆属致命的打击，迫使政府在危机处理中，只能逆境中寻找出路。

“一·二八”淞沪战事历时不久，但深深影响了沿海精华地区的货币信用，事变期间，内地钱庄无法依期前往上海结账，金融市场濒于瘫痪，人民纷纷收藏银两，抛出银元。战事结束，上海银行、钱庄纷纷要求内地以现金清账，上海存银量遂大增。1931年底上海白银存底为2.66亿银元，至1932年底达4.38亿银元，到1933年3月更达4.72亿银元。[17]上海因银元量多，价格趋软；内地则因经济萧条，银元需求量减少，价格也随之跌落。人民收藏银两，抛出银元，致银根枯竭，影响国家经济，形势逼人非改不可。为挽救市面危机，并使长久呼吁的废两改元早日实现，国民政府把握良机，积极协调上海金融界配合推动废两改元。

1932年7月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上海银钱业人士非正式会商，决定废两改元原则：（1）实行废两改元，完全采用银元统一币制；（2）旧币仍可使用；（3）每元法价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随后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由央行副总裁陈行出任主席，其余委员有上海金融工商人士贝淞荪、胡笔江、刘鸿生等。会后财政部决定实行废两改元，因势利导期能事半功倍，[18]1933年3月1日公布：自是月10日起先从上海实施《废两改元令》，规定以上海市面通用银两7钱1分5厘合银元1元为法定换算率，停开洋厘行市，所有银行钱庄均应以银元为本位币，并具体规定银两银元换算办法。此时上海铸币厂已正式更名为中央造币厂，3月3日立法院通过《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及《银两银本位币换算计算法》，8日公布。

法令规定明确细致，如银本位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第一条）；银本位币定名曰元，总重26.6971公分，银88、铜12，即含纯银23.493448公分（第二条）；银本位币之形式由财政部拟定（第三条）；凡公私款项及一切交易，用银本位币授受（第八条）等。[19]旧有之1元银币，暂准与银本位币值流通。[20]换言之，此后所有税款、交易及结账以银本位币元为单位。3月10日起上海市及江苏省内首先施行废两改元，凡公私款项及一切交易，按此定率用银币收付，[21]亦即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债权债务之清算、交易税收、国外汇兑以及各商店之货物市价，均改用银元计算，上海钱业公会之洋厘行市同日停开。中央造币厂于3月开铸新币，新版银本位币币值为1元，正面有孙中山侧面像及纪年，背面是双桅帆船图案，新银元比“袁大头”略小，含银量亦较低，俗称“孙头”或“船洋”。7月新银元开始流通，财政部复委托中中交三行，合组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管理银元银两之兑换、调节，以免市面供求滞碍。

上海实施废两改元，进行得非常顺利，财政部进一步决定4月6日起在全国实行，并于4月5日发表公告，规定翌日所有公私款项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使用银币；并规定以前所订之契约等，若以银两收付，应以上海98规元银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为标准，并以银币收付，上海以外地区则按4月5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98规元，再换算银币。财政部又于同日公布：以后新立契约、票据与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仍用银两者，法律上无效。其持有银两者，需请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送交当地中中交三行兑换银币行使。[22]

上项布告发出后，上海、汉口、天津等处银业公会均立即开会决议一致遵令办理，实行废两改元。此三埠为中国首要之商业重心，三埠顺利废两带动全国货币走向。此外，上海重要外商银行如汇丰、花旗等，亦于同日举行联席会议，决议支持改元政策。同年9月，财政部令中外银行钱庄，将库存宝银汇报交送三行，兑换新币或厂条（相当1000银元的银块）。宝银收兑工作，直到1935年8月，因民间已无流通宝银才停止，支配中国货币千余年的银两制度遂告终结。

中国银币本位制也进一步趋向统一与稳固。废两改元是顺应世界货币与经济的发展趋势，对过去繁杂混乱的货币做出大整理，是中国币制史上可贵的进步，沿用千余年的银两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从此货币趋于统一，在发展经济和便利民生两方面均有积极作用。

实施改元后，两元兑换之利消失，银（两）汇（兑）自此绝迹，钱庄与外国银行的利源大受打击，地位一落千丈；反之，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力与货币政策的推动力因而增强。况且当时系西方经济大萧条初期，由于中国实行银本位，一时间反获得部分好处，由是更获得国人信赖与拥护，为随后法币政策的实施奠定基础。但改元不久，便受到美国白银政策的冲击，不少银元刚进入流通领域，即被运往海外贩卖图利。其时政府的财力与造币能力有限，新铸银元尚无法完全取代旧银元，因而中国的法定通货银元，并未因此而统一。改元虽然成功，但相对于国际上先进国家货币而言，银本位仍属落后。惟废两改元已扩大国家银行的活动机能与作用，有利于国家银行纸币的推行，为嗣后实施法币政策定下初基。

二 白银危机与法币制度的建立

1920年代末世界经济形势快速逆转，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随即爆发世界性经济大恐慌。英、美、日等先进国家放弃金本位币制，改采“外汇倾销”策略，贬值货币，以提高国外竞争力，达到刺激出口的目的，这是向外倾销商品与争夺国外市场的非常手段。然中国仍用银本位，无法如此机动改变货币价值，遂致改元只有短期的荣景，便急速恶化。此时美国回归孤立主义，特立独行，见世界经济景气逆转而各国又改变经济政策，为转嫁国内危机，国会在1933年3月通过为金融危机纾困的法案，赋予罗斯福总统动用防止黄金囤积的权力。随后罗斯福即宣布黄金国有政策，从市场收回大量黄金，运用黄金作准备来增印纸钞。同年7月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召开，来自全球66国代表商讨如何因应经济衰退，振兴国际贸易，以及稳定国际货币。

宋子文代表中国与会，希冀获得国外支持，[23]然而事与愿违。当时美国每年产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66%，是世界最大的产银国。美国白银派议员高呼银价低落对美货出口不利，只有提高银价才能刺激用银国的购买力，而打开美货销路。会中此派议员也戮力运动与会各国签订白银协定，承诺共同采取措施限制银产销量及增加银购买力来稳定银价。协定签订后，世界银价随之上涨，国人见银价上涨，纷起抛出纸币，收藏银币，结果纸币纷纷回笼，银准备也每下愈况。当时中国财政困窘，无力进行改革币制。宋束手无策，无奈于1933年10月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部长职，改由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继任。此后国际银价持续大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图利，1934年2月上海银行公会鉴于事态日趋严重，致电罗斯福，力陈提高银价对两国均属不利，勿使银价突然高涨；9月财政部也三次照会美国。美国虚应其事，无补实际。[24]

中国空前的货币与经济危机，出现在1934年下半年。美国银矿主联合议员促使国会于1934年5月通过购银法案，6月总统签字生效。该法案授权财政部在国内外收购白银，使银准备占金银准备的1/4，达到黄金存量货币价值的1/3，且最高收购银价为每盎司值1.29美金。[25]如此高价巨额收购，立刻促使世界白银价格飞腾。纽约银价从7月到次年5月，由每盎司0.4625美元升至0.7437美元。此时仍为银本位的中国深受其害，世界银价高涨，中外银价悬殊，外国在华银行以运银出口有利可图，遂不顾银为中国货币经济血脉所系，暗将存银大批运售国外。中外投机者也纷纷收购白银，装运出口贩售，使国内白银大量外流。

上海原存银5.44亿元，至1934年底，已有2.57亿元被运往国外。[26]因此1934年4月到1935年11月，中国白银储备从约6.02亿元下降到2.88亿元。[27]中国存银骤然大量外流，造成货币供给大失血，使通货紧缩，资金奇紧，国人苦于缺乏交易中准，商民购买力急遽下降，物价下跌，利率也急速上升，景气萧条，工商百业凋零，市面人心不稳，时闻银行挤兑，许多银行与钱庄因此倒闭。货币汇价被迫升值，严重打击出口贸易。工商企业周转不灵，停业倒闭所在皆是，导致金融恐慌，并可能随时爆发更严重的经济危机。连美国也承认“我们收购白银达敲骨吸髓的程度”。[28]美国白银政策使中国实施不足两年的银本位摇摇欲坠。

财政部为免银外流而告罄，于1934年10月采取紧急处置，征收银出口税与平衡税，运大条宝银及其他银类出口，征出口税10%，运银币或厂条出口，出口税减铸费2.25%，实征7.75%。如伦敦银价折合上海汇价，与央行汇价相差数，仍有不足时，按不足额加征平衡税。[29]银出口税与平衡税的征收，虽遭到中外不肖商人的强烈反对，但最高当局不计牺牲，坚持贯彻。[30]但中国海岸线绵延甚长，边境辽阔，且香港、东北均非国民政府权力所及，益以治外法权与租界障碍，防范走漏甚为不易。此时中日局势微妙，日本浪人倚仗特殊势力，武装私运颇为猖獗，上海日商甚至将白银交予日舰强运出口。国民政府不得已乃限制国内现银自由移运，沿海各口运银必须携带证件，个人旅行亦限制携带数量，并制定偷运银币类出洋惩罚办法，对情节严重者处以极刑，但收效不大。[31]至1935年2月，上海钱庄宣布清理者8家，以后又续有2家，5月底，明华、美丰（外商）等银行及荣康等20余家钱庄相继倒闭。[32]国民经济有崩溃之虞，时人称为“经济国难”。[33]

日本乘机步步进逼，使两国关系更趋恶化，国民政府只能忍辱求全，暗中则加速建设积极备战。其时中国仍是一个贫穷落后、军阀仍割据的国家，中日两国不仅军力悬殊，财经实力亦有极大的差距，国民政府遂百般退让。1935年日本变本加厉，放言给予中国贷款以渡过货币危机，来达成独占中国财经利权之目的。宋子文于1935年1月致电返美述职的美国驻苏大使布里特（Britt），述说中国困境，请求其协助向美国政府求援，称：“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尤其是货币面临不可避免的危机可能在3、4月间……像我们这样组织不健全的国家里，又当日本要控制中国，目前正逼着摊牌的时候，届时中国政府只能做出如下的选择：不是在苛刻的经济条件下接受日本的贷款，就是面临着事实上是日本人庇护下各省使用不同的货币。”[34]宋希冀美国提供巨额贷款来协助中国稳定货币，以便摆脱白银危机及防范日本的侵凌。

早于1928年11月，中央银行创建时，宋子文即在开幕式上说，创建该行的目的是要“统一国家的币制，统一全国的金库，调剂国内的金融”；且强调以资作为改善金融体制、进行币制改革的主干。[35]央行成立之初，在信誉与货币发行量上远不及官商合营根深柢固的中交两银行，因此财政部多方设法将中交两行纳入国家直接管理的范围，俾结合三大银行之力以发挥更大的力量，1928年10月，曾先后改组中交两行，强制增加官股，总行均由北平迁到上海，俾便就近指挥。1935年3月，财政部发行公债，筹募资金扩张央行资本，使其资本额由2000万元提升到1亿元，旋又迫使中交两行增资改组，官股取得优势，从此两行完全听命于中央。孔祥熙说明：“改组中、交两行，增加政府资本，俾于救济改革币制之设施上，得以与中央银行通力合作，借收事半功倍之效。”[36]是年5月《中央银行法》公布实施。当代金融史学者对此持肯定的看法，认为“在中国首次较全面地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对货币发行、外汇管理和金融市场的有序运作，具有重要意义”。[37]在政府大力推进下，该行纸币得以快速流通，到1935年底，发行量已增长28倍。10月央行又创立中央信托局，资本额为1000万元，借资吸收资金，倡导民间储蓄，防止资金外流，并运用信托业务，对抗外商经营的储蓄与奖券等事业。从此央行的实力远超出其他各银行，在1934—1935年的金融恐慌期间，央行联合中交两行放款救济艰困的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许多金融机构经此救济方得重整继续经营。从此三行成为实力坚强的银行团，为来日币制改革做有力的后盾。

中国经济濒临枯竭，最高及财政当局（蒋与孔）均有颇深的危机感，密商不断。[38]财政部派常务次长兼钱币司司长徐堪负责研拟新币制，徐一面与杨格（A.N.Young）、林枢（F.B.Fynth）、洛克哈托（O.C.Lookhart）等外籍顾问暗中筹划改革方案，[39]一面咨询国内学者专家及江浙资本集团的重要人士。

6月，徐慎思熟虑国内财经实情，外参各国币制，草拟实施法币政策办法。[40]其基本原则一是以纸币取代银元，将新货币与白银完全脱钩；二是新货币的发行需有一定的准备金。采用纸币政策，必要条件在于发行银行的金融实力，由于政府国库空虚，无力筹措改革资金，只得向美、英、法等国求援。法国反应冷淡；美国亦漠不关心，甚至不考虑如此“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41]此时日本见机不可失，不请自来，提出“中日经济提携”方案，拟由正金、台湾、三井、朝鲜、三菱5家银行共同出资2亿日元，在上海设立信用借款，以救济中国金融。[42]英国政府判断，中国货币即将崩溃，故拟借此介入中国币制改革，俾能恢复往日在华经济势力，遂决定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F.Leith-Ross）来华，协助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1935年6月英国告知派员协助挽救金融，给中国送来一线希望。徐堪虽拟具的法币政策办法受到蒋孔宋之支持，[43]然李滋罗斯即将来华，加上国际形势微妙，故暂未付之施行。

此时日本变本加厉，华北危急不断，蒋介石于1934年发表《敌乎？友乎？》一文，希望日本悬崖勒马，以免造成难以弥补之伤痛，然日本却全然不顾。蒋见战争难以避免，遂决定以西南为抗日基地，密令沪宁地区准备作为初期对日抵抗战地，并决定敦促实施已拟具富有弹性的法币政策案，俾能支持战时财政需求。1935年8月，蒋反复思考统一发行、停止兑现之可能性后，“决定钞币统一发行政策”，[44]遂陆续电催及早改革币制，实施统一发行。[45]9月蒋在峨眉军官训练团讲课时特别指出：“有篇遗教……大家应当注意研究，并拿来教导国民的，就是所谓：钱币革命……照社会进化的趋势，纸币一定会取金银之地位而代之，成为惟一的钱币。”[46]可见蒋对钱币革命、实施法币政策的重视。

9月李滋罗斯抵达上海，却传来英国不欲单独贷款给中国的消息。[47]此消息迅速流传，遂致流言纷起，投机风气再炽。蒋介石于日记中对孔祥熙倚重英使颇不以为然，痛心其不及时自力实施币制改革，也表现出对英国特使的失望，并透露其对货币改革之渴望实与日本侵略有极大关系。[48]10月，上海商民对国币已失去信心，投机者或将资本外移，或抢购标金外汇，[49]上海外商银行乘机操纵，汇价暴跌。至10月下旬，蒋已“决定法币政策”，[50]步步逼使财政部采取断然措施。11月2日，孔祥熙前往上海欢迎美国副总统迦纳（J.N.Garner）过境中国。他目睹沪市人心惶惑，投机居奇之风弥漫，标金外汇公债拆息价格离奇，体悟若再不急图改革，将不可收拾。是日适美财政部答允向中国购银。3日午后4时，孔于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召集银行界领袖，讨论实施新货币政策办法。是日晚孔以实施法币政策就教于李滋罗斯，后者欣表赞同。[51]

11月3日晚，孔祥熙连夜发出呈请实施法币政策的江电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又发出宣告实施法币政策的支电给国民政府等，其中包括中央与地方单位及相关民间团体。[52]在英国拒绝贷款，日本又武装威胁以索取中国财政金融利权的双重逼迫下，国民政府遂大胆采取破釜沉舟的根本性措施，企图一劳永逸，从此摆脱金融危机与国际金银价格升降的影响。[53]这项币制的根本改革，标榜为采用孙中山倡导的钱币革命精义，以纸币取代银元。禁止白银在市面流通，中国才能使货币与白银脱离关系，摆脱世界银价涨落影响，改变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简而言之，币制改革是脱离困境的唯一出路。孔计划向美国售银1亿盎司，并将大量银元运往伦敦出售，所得款项全部分别存入纽约与伦敦的银行，作为新币的外汇准备金。在售银期间，汇丰银行以3厘低息向中国提供200万英镑贷款，作为机动准备。[54]

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颁布《紧急安定货币金融办法》6项，即通称的法币政策，其主要内容如下：（1）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中交三行发行之钞票为法币。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没收。（2）三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与流通之总额，以截至11月3日止为限。（3）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准备金之保管、发行及收换事宜。（4）凡持有银、银币等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兑换为法币。（5）旧有契约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6）三行无限买卖外汇，以稳定法币对外汇价。[55]

法币政策的实施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币制改革，其作用、意义及影响至深且巨。法币对内不兑现，为示民于信，除以现金做准备外，一切完粮纳税均可用，另以无限制买卖外汇来稳定汇价。该政策实施后金融危机得以舒缓，国内混乱的金融开始步上正轨，经济发展呈现新气象。[56]此后法币的价值基础不再是银，换言之其价值已脱离银价，具有无限偿还能力的货币，是迈入现代化管理的币制和具有弹性的通货。法币的问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流通不兑现的钞票。法币制度对稳定货币市场具有非常功效，持之以久，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必得以强化，而各地方势力，甚至租界洋行的利益则遭到削弱。此一变革对嗣后的影响重大，因其集中准备，统一发行，不仅巩固当前的财政基础，而且取得人民信赖后，即可弹性调节发行量，对日后备战与战时财政卓具功效。

然法币政策实施之初流言纷起，谓该计划系李滋罗斯所拟定。故李滋罗斯在政策发布后，即数次公开辟谣说：“本人对中国政府，并未提出任何周密完整之计划。”是中国“决定以其本身之资源，制定一不兑换之管理货币”。[57]英国外务部、财政部均坚决否认法币政策为李滋罗斯所拟定，法币对外汇率亦非李滋罗斯的建议。[58]事后徐堪说，他“独居南京郊区……草定实施法币政策办法6条”。[59]惟此方案最后虽由徐独自拟稿，但亦应看到，美财政顾问与上海金融界精英之参与研讨与规划，扩大了徐对新通货管理的认识，才有如此成果。参与其事的杨格也表示：“很久以来财政部外籍专家与孔、宋研讨法币政策，李滋罗斯抵华前，财政部已拟妥一个详细的币制改革方案。10月2日，李滋罗斯抵华未满一个月，孔、宋即请其审阅改革计划，此为一个月后公布实施的法币政策。”[60]上述均足以证明法币政策实由国人拟定，可惜许多人不细查原委，以为法币政策只是一时不得已的救急应变措施，或以为系李滋罗斯的杰作。现今档案的陆续公开，澄清此疑点，使真相得以大白。

法币政策之公布，正值国人对银本位货币失去信心，金融市场与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之时，因此该政策一经公告，即得到各地区、各行业的支持。本来传统中国社会对纸币戒慎恐惧，因元明清官方纸币宝钞，以迄近代咸丰宝钞、民初洪宪及军阀印制之纸票，无一不膨胀过度而贬值或无法兑现，造成民间不信任纸钞。法币政策未公布前，上海已有流言，称政府将大量发行钞票，膨胀货币。及法币政策发布，若干投机商及不明事理者争相抢购现银，囤积铜元，使原本枯竭之白银与铜钱更形缺乏，因此实施初期各地均有通货不足、物价上涨之现象。[61]但国民政府快速建立人民对法币之信心，各地方政府亦配合金融机构与警宪共同维持市场稳定。往昔政府对混杂的货币均束手无策，而国民政府却能短期内获得各地各界支持，收回国家货币发行权，实属不易。

上海为全国金融中心，主事者事先已与当地金融、工商各界洽商研讨，使上海成为推行法币政策之中心。实施法币后，中央对各省货币之整理不遗余力，江浙皖赣闽两湖豫等省，素亲向中央，故竭力拥护法币政策。其他各省则异常复杂，东北、新疆等非国民政府管辖所及，而许多各自铸印货币的地区，其较著者有河北、四川及两广。由于日本华北驻军嫉视，河北宋哲元不敢轻举妄动，而平津却能不顾强敌环伺，毅然支持法币政策。山东韩复榘、绥远傅作义虽与中央关系不深，亦先后实施法币政策。[62]四川地方银行钞票、广东毫券、广西纸币等地方钞票，早已各成系统，长期不受中央节制。四川滥铸发钞票，复杂冠全国，准备空虚，汇价低落，接受法币后按各银币所含纯银数换给法币，收回旧钞，川民大悦。[63]关内除两广多年置外于南京，不欲追随外，其余均先后使用法币。[64]

两广不仅自行铸印钱币，连计算单位也不同。法币实施前，中央曾多方与广东当局磋商，俾两广币制同时改革，未被接受。但其准备空虚，信用不良，物价因之腾贵。1936年7月粤省归顺中央，时粤券发行量已达2.5亿元。[65]财政当局于8月发行整理广东金融公债，以资补足准备之短缺，至翌年6月，复进一步改革粤币，责成三行及广东省银行，以法币兑换毫券，毫币逐步收回。广东省币制整理后，金融安定，人民称便。[66]广西至1937年12月，也主动要求改用法币。[67]香港亦加入了改行纸币行列。

抗战爆发前，除少数地区外，全国以法币流通，同时由于法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发行量急速扩张，使全国货币逐渐走向统一与现代化，金融日趋健全，工商各业逐渐复苏，经济得以发展。法币政策施行成果显著，政府因此能主导财政金融，故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一改往昔委屈不敢还手态度，决心抗战。

对中国实行法币政策，英美与西欧各国大体能保持友好立场，企望中国稳定货币，复苏经济，有利贸易推展。而日本蓄意侵华，竟图独占中国经济，故对币制改革，极尽曲解、阻挠与破坏之能事。日本首先以不当之逻辑推断货币改革必定失败，认为准备不足，没有人才，又未得到各国之谅解，故绝不可能成功；并谓白银国有会造成政治社会不安，白银集中后会被滥用；且认为中国必定会向英国借款，而遭受胁迫加入英镑集团，使英国取得债权与财政监督权，致中国财政陷入困境。日本还指责中国未征得日人谅解而求助英人，将使中日两国感情恶化，造成东亚不安，称日本为维护东亚秩序，不得不干预。[68]以此论点出发，日本采取威胁恫吓态度，企图迫使中国变更政策，并纵容其在华商民与浪人从事不合作及破坏举动。

国民政府对日人无理行径，严密注意并以外交方式寻求解决，未采取激烈对抗方式，冀局势稳定后，日本会知难而退。事实证明，币制改革除加深日本之疑惧与侵略外，日本终未达成阻挠中国币制改革之目的。此一事件，亦促成国人对日本野心之认识，币制改革后，抗日情绪益发激昂。[69]新货币政策以紧急命令颁行，法制规章未及完备，人民对法币制度之认识与信心均显不足。财政部复接纳各方反应，谨慎筹划，修正法令，颁布规章，设立机构，再接再厉，扩大绩效，推进不懈，充分显示领导币制现代化之意向与能力。

财政部于实施之日先在上海成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以办理三行发行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检查。该会随即调查各银行发行准备金与收兑现银工作。[70]由于美国已承诺向中国采购白银5000万盎司，1936年5月，《中美白银协定》签字，美国将向中国续购银7500万盎司，所得美元存入纽约的美国银行作为法币发行准备，以维持法币汇率，[71]从而使存入英国的法币准备金约有2500万英镑，存入美国的法币准备金约有1.2亿美元。1936年初，中国农民银行也取得与三行同等的法币发行权，但以1亿元为限，时人称之为四行。[72]这也标志着中中交农等政府银行体系更形巩固。[73]

在辅币方面，央行于1936年2月开始发行5分、10分、20分镍质辅币及1分、半分铜质辅币，废除旧有之银角、铜元，建立十进制的现代货币体系。实施法币后，白银不再作为货币，但仍是换取外汇最便捷的媒介，因此政府积极收兑白银，除建立法币发行的准备外，并运售海外，换取外汇，以稳定汇价，增强法币的国内外币信。虽民间尚藏有相当数量的现银，但无须讳言，自此法币快速进入市场，替代银元成为人人接受的通货。自法币开始流通，半年之间流通额达9亿余元，到1937年6月更达14亿余元，占当时货币流通额的80%。[74]

早在法币改革之初，孔祥熙即计划将货币发行集中于央行，改组该行为中央准备银行，成为超然机关，以“全力保持全国货币之稳定，后享有发行专权”，[75]故初拟另三行只给予两年的发行权，作为过渡期，冀望于两年后央行得独享发行专权。[76]至1936年底，央行发行额已增至3.3亿元，而同时的中行为4.6亿元，交银为3亿元，农银为1.6亿元。[77]可见央行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实力已经逼近资深的中行，更在交农两行之上，但未及两年即爆发抗战，不得以延缓此计划。

法币政策实施后，1937年农产品的价格恢复到1931年的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增强，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检视法币政策实施后的汇价、物价、国际贸易、工商业、农业经济情况后，王世鼎得出如下结论：“自新货币政策实施后，金融宽松，物价提高，国际贸易发达，厚植工商业发展之基础，而农村经济之回苏，销路之兴旺，使工商业之发展，更盛极一时。”[78]一般研究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法币政策实施后，“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口。国外对于中国出口货物的需求，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到1937年上半年，进口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40%”。[79]研究军阀的学者则从国家由形式统一逐步迈向实质统一的视角检视法币政策，如有学者指出，法币取代四川几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四川即纳入国民政府的经济轨道。[80]货币改革促进了经济状况的改善，也相应提升了政府的威望和国民的信心。《大公报》的社论说：“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象又死而复苏”。[81]美国大使约翰逊（N.T.Johnson）在1937年4月写道：“观察家……不会不为中国政府……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82]

三 法币盛极而衰终至崩溃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平津告急后，京沪人心浮动，上海出现提存潮，蒋介石立即指示徐堪组织临时性的金融管理机构。据徐回忆云：“事变后数日，委座以战时金融措施关系重要……面饬本席迅组金融委员会，负执行国策之责。当由委座亲定委员名单，并由本席请以宋董事长（子文）为委员长。”[83]此后宋虽名义上“从旁协助”，却是幕后有力推手，有相当的表现，如拟定限制提存、鼓励存款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等。[84]

8月9日日军突袭上海虹桥机场，上海人心震荡，提存更形拥挤，而各银行钱庄到期应收款项，多不能如期收讫，市面流通货币顿感吃紧。13日晨，财政部为稳定局势，俾讨论妥善办法，乃令上海各银行钱庄休业两天。[85]经缜密研讨，财政部于8月15日颁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规定自翌日起，每户每周只可提领活期存款5%，以法币150元为限。至于公司、工厂、商店与机关等存款，如系支付工资或与军事有关者，照常支取，俾能安定金融，节制不必要的消耗，防止资金外逃，又无碍于正常资金运用与后方资源开发。[86]至8月底，上海金融已稍见稳定，为便利小额存户支取，财政部于31日宣布准许300元以下的小额存款，一次提取，不受每周提取5%的限制。[87]

财政部为凝聚金融业力量，厚増抗战实力，于淞沪战役爆发后，责令四行在上海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统一管理资金。8月16日该处在法租界开业，暂由宋子文负责，“每日开会一次或数次不等”，“凡财政部决定之措施，如安定金融办法等”均经该处赞襄或执行。[88]10月底孔祥熙出访欧美回国，该处交由孔主持。11月上海与华东战局失利，四行陆续内迁，该处亦移至汉口，不久又迁到重庆。[89]前此该处属松散协调性机构，对四行尚少强制性机能，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决定合组联合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有关战时金融政策的特种业务，由是其职权大为提升。总处设理事会，由四行负责人及财政部代表共同组成，为最高决策机构，主席由国民政府特派，财政部授权主席于非常时期得总揽四行一切事务，有权对四行做便宜措施，或代行职权。[90]蒋介石以农民银行理事长身份，担任理事会主席，成为强势的金融领导中心。总处不仅可代行四行职权，且拥有政府战时金融决策大权，居统帅全国金融之地位。

此外，为稳固币值，1937年8月底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总动员计划大纲》，提出对通货、汇兑、金融业务及金融机构等实施管理。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当时租界内流通的仍是法币，在强大的抛售法币、抢购外汇的压力下，法币严重贬值，自此上海外汇市场不稳。1938年2—3月，蒋介石分别与孔祥熙、宋子文商定统制外汇办法及外汇管理办法。[91]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明定要“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92]1938年8月至1940年5月召开的历届参政会，屡有参政员提出巩固法币、防止资金外流与维持外汇等案，[93]可知朝野上下均对安定法币予以极大的关注。其间蒋介石也俟机电告罗斯福：日本侵略，币制压力极为严重，“盼贷我现金以维持币制”。[94]

国民政府也在努力尝试各种有助于稳定法币的办法，法币政策实施后，即先后颁布各项收兑银币银类办法。洎乎抗战爆发，为充裕外汇基金，防止资金向外逃逸，杜绝敌伪夺取，复加强收兑工作。1937年9月公布的《金类兑换法币办法》规定：人民持有生金、金器及黄金制品，向四行及邮政局等兑换法币，可增给手续费3%—5%，以资鼓励。10月施行细则颁布，以增进实施之功效。[95]该办法颁布后，四联总处即派员前往战区周遭，以法币兑收库藏银币。11月，财政部又分别拟定收集金银各类实施办法。[96]国民政府将收集的白银陆续运售美国，换取外汇存于海外，以稳固法币准备，不仅增强了法币的外汇准备，对于法币信用之维护与战时财政金融力量之增进，亦居功厥伟。

为防止资金逃避，平衡国际收支，统制对外贸易，1938年5月，财政部发布“关于战时巩固法币地位、统制外汇、节制发行、稳定物价方针”，指出：“凡可增厚法币准备之方法，均应积极进行，凡可减损法币地位之用途，均应极力防止。”[97]6月，财政部再颁布命令，对旅客由内地到港澳、广州湾等通商口岸，所携带法币、外币及金银制品等，都有严格的限制。[98]

币制改革前后，财政部积极争取国外援助，以稳定货币。七七事变次日，孔祥熙在美国与美方初步达成协议，美方将向中国购银6200万盎司，并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协助稳定法币，维持法币对美元的汇价。其后更有大额购银与贷款的协商案，后因中日战事扩大，且双方具体条件未达成一致而未执行。[99]类似情形也发生在中英借款谈判中，英国8月初答应贷款2000万英镑，亦因中日战事扩大而遭英内阁会议否决。[100]至10月下旬，宋子文又在香港向英方接洽借款，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与英籍顾问罗杰斯（Cyril Rogers）也在伦敦进行外汇借款。英国曾认真考虑协助方式，期望与美法联合提供贷款，但未为美法接受。到1939年2月下旬，英内阁原则通过500万镑的外汇借款。中英双方遂正式签署协定，设置总额为1000万英镑的中英第一次平准汇兑基金，由汇丰银行投资300万英镑，麦加利银行投资200万英镑，中交两行也共同投入500万英镑，用于港沪的外汇市场，共同维持英镑汇价。[101]

为有效管理与运用平准基金及取信英国，旋成立中英平准汇兑基金委员会，由罗杰斯任主席。平准基金的设立，固对维持法币的汇价具有相当帮助，但战时支出大增，在抗战前两年，政府支出年增33%，而岁入年下降63%，加上日伪方面不断以法币套取外汇，[102]以及投机商的推波助澜，使平准基金穷于应付，法币的汇价也不可避免跌落。平准基金委员会成立后，即按法币1元合英镑8.25便士的汇价，在上海与香港公开发售。

1939年，财政部做出两个导致抗战中后期法币发行额快速增发的决策。其一，1月宣布：“为适应社会筹码需要，并协济国、地两方库款周转起见”，对法币发行额“酌为合理之增加”。其二，9月公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规定除金银和外汇外，还可以短期商业票据、货物栈单、生产事业投资（即股票）与公债充当法币的准备金，公债最多可占准备金总额的40%。[103]这两项决策使法币发行额限制更形宽松，法币发行量如脱缰野马，快速上升，从而导致长期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与汇率跌落。

1937年6月底法币发行额为14.1亿元，至1938年底增发至23.1亿元，可见抗战初期的一年半间，法币发行额仅增9亿元，只是战前发行额的63.82%。但1939年底至1944年底，每年分别增至42.9亿元、78.7亿元、151亿元、344亿元、754亿元、1895亿元，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更高达5569亿元，是1937年的近395倍。[104]1939年10月，上海法币牌价已跌至4便士；到1940年5月初，法币的市价更下跌至3.125便士或0.045美分，7月，平准基金会外汇存底仅余200万英镑，甚至一度停止售汇。[105]

汇市的不稳迅速波及黄金与麦、面粉、棉纱等，其价格大幅上涨，使管理战时外汇工作陷入重重困难。幸有1940年7月，三行与汇丰银行的代表订立总额为300万英镑的B种平准基金的协议，其中汇丰出资100万英镑，三行出资200万英镑。[106]此外，财政部令外销货品依照商人运货出口及结售外汇办法规定，所得外汇以法定汇率售予中交两行，换取法币。还应该指出的是，战前海外侨汇，平均每年3亿—4亿元，为中国外汇收入之大宗。抗战爆发后，为便利侨胞汇款，财政部先函令中中两行设法在海外增设分行，并委托国外其他银行代收汇款，继又责成中中两行与闽粤两省银行及两省侨批业、邮政储金汇业局等，组成侨汇收兑金融网，[107]令中行总其成。此举不仅充分便利侨胞汇款回家，充实法币准备，复可集中侨汇，支持抗战。

1941年初，上海汇率更形疲软，情势堪忧，靠原有的平准基金难以为继。英国又于4月再提供500万英镑，在华盛顿签署中英新平准基金协议，设立新的基金，但须在上海、香港维持汇率稳定。[108]同日中美也在华盛顿签署协议，美方提供5000万美元，中国政府提供2000万美元，共同设立中美平准基金。后依据蒋介石的意见，中英、中美两基金合并为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三国议定基金委员会设委员5人，中方为陈光甫、席德懋、贝祖贻，美方为福克斯（A.M.Fox），英方为霍伯器（E.L.Hall-Patch），陈光甫担任主席。决定外汇政策的机关完全由中方人员组成，由蒋介石主持。[109]总计第一次中英平准基金，动用274.6万镑，1941年第二次中英平准基金，动用287万余镑。1941年中美平准基金实际动用1000万美元。[110]

战争对任何交战国财政经济之破坏摧残，均难以估计。欲在战乱中维持货币的稳定，本属极其艰困，甚至可说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在尚未具有健全金融体系的中国。[111]抗战爆发初期的21个月，法币发行尚称稳定。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沿海沿江经济精华区陆续丧失，国民政府撤守的后方，除少数城市外，大部分为落后贫穷的农牧地区。以这样落后的经济形态，支持消耗极大的近代战争，财政之困绌可想而知。经历多年的苦战，其他筹款办法如增税、募捐与举（公、外）债、吸收存款等，收效甚微，国民政府于是铤而走险，陷入滥发钞票的陷阱中。换言之，抗战中后期起改采以发钞为主的战时财政政策后，国民政府用尽办法仍无法弥补大量财政赤字，唯一快速简便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发行量来补救。战时负责规划及指挥金融与经济的四联总处，即为此筹谋稳定法币措施，首先于1940年3月制定《经济三年计划》与《金融三年计划》，4月再制定《经济三年计划实施办法》与《金融三年计划——二十九年度实施计划》。四联总处预计三年内国库亏短将达法币105亿元，除以增加税收、公债、募捐来补救外，只得增发法币60.5亿元。而《金融三年计划》则以稳定法币、调节法币流通额、防止通货膨胀与设法紧缩开支、稳定外汇与严防敌伪破坏货币经济为鹄的。战时开源往往可望而不可即，因而政府仍冀望以调节法币流通额来弥补，1940年度拟推广法币在内地的流通额，相当于增发8亿元，推行小额币券4亿元，保持法币在华北、华中、华南游击区的流通额约15亿元。[112]经此努力，1940年底以前，法币发行量虽增加甚多，但尚未失控。

1941年以后，法币发行量剧增，币值下跌，物价也随之急涨，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1941年2月，罗斯福特使居里（Laughlin Currie）访问重庆时，建议货币由央行统一发行。[113]蒋介石也认为此时再不补救，局势将不可收拾。3月蒋令四联总处加强“限制四行发行钞券，改由央行统一发行”，称此为最急要务，须限期完成。[114]11月蒋接见美财政部代表柯克朗（H.M.Cochran），特别强调，抗战以来“军事方面并无危险，当可操胜算，经济方面危机日迫”，而“经济崩溃危险较军事为烈”，希望美国给予贷款，并称贷款将存于美国，指定为平准汇市补充基金，使民众心理上对法币有信仰。[115]1941年财政部与央行、四联总处会商，先后拟具《统一发行办法》与《统一发行实施办法》等。

1942年5月，四联总处理事会通过《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确定央行主要业务为集中发行钞票、统筹外汇支付、调剂金融市场等。7月1日颁布的《统一发行办法》规定：自即日起，所有法币之发行统由央行集中办理。其他三行所有法币，亦移交央行发行。各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发行之小额纸币，由央行接收，不得继续发行。该办法重新划分任务：（1）中行业务主要为发展与扶助国际贸易、办理与国际贸易有关事业的贷款及投资、经理政府国外款项的收付、经办进出口外汇及侨汇等；（2）交行业务为办理工矿、交通与生产事业的贷款及投资等；（3）农行业务为办理土地金融、农业生产贷款与投资、合作事业的放款等。三行业务均受央行委托执行。[116]至此三行发钞权全被取消，实行货币统一发行与四行专业划分，现代的央行制度及政府银行体系至此方告确立。

财政部随后又颁行《中央银行接收省钞办法》，以集中整理地方券钞，由是央行可收回所有银行的货币。各省与地方银行奉令一年后，已发行钞券与准备金90%以上缴央行。[117]至1942年底，接收各行货币工作完成。故中国法币由央行统一发行，事实上1943年才实现。[118]据财政部统计，央行共收回中行货币3亿元，交行1.37亿元，农行1.27亿元。[119]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统一纸币，法定纸币遂通行全国。[120]

1942年罗斯福特使威尔基（W.L.Willkie）访问重庆。事后他在《天下一家》中写道：那时重庆物价比战前增高5—60倍，每月上涨率约为10%。[121]物价高涨是因法币扩大发行，尤其1939年以后增发额占银行垫款的比重越来越大，最低为76.6%，最高竟然超过100%，都远超过1937—1938年的25%。（参见表17-1）

表17-1 1937—1944年法币增发额占国家银行垫款的百分比

由于法币发行量大增，物价不断上涨，使财政更趋困难，形成了通胀与财政的恶性循环。抗战虽获最后胜利，但是国家的总体经济与建设力量几乎破坏殆尽，留下的是残破家园、饥民遍地、满目疮痍与严重的通胀。[122]百废待举尤以整顿货币最为急迫，堪称经济建设之首要任务。然而尚未生养休息，又卷入更激烈的内战，且国民党军接连失利，各种改革措施难以施展，战费来源只能靠发行法币，物价持续上涨。从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政府开放外汇市场并抛售黄金、美元，企图收回法币，紧缩通货，以维持法币币值，缓和物价上涨。但抛售黄金及外汇收回的法币与增发的法币额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123]

原本抗战末期，美国许以黄金援助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遂有黄金储蓄办法的出台，以储蓄一定数额的法币可换回黄金若干的方法，期以收回过度发行的法币。1947年2月马歇尔调处失败离华，美援贷款无着，庞大的财政赤字使物资匮乏、物价飙涨，通货膨胀日甚一日，加上国共局势大逆转，促发金价猛涨，民众抢购黄金，引起“黄金风潮”。[124]其间总计抛售黄金达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125]政府黄金已近枯竭，不得不停止抛售。此后通货膨胀势不可当，法币的发行量至1948年8月上升到604.6兆元，三年间增加近109倍。原先发行的黄金储蓄也无法兑现，由是失信于民，人心浮动，[126]反政府的运动更形激烈，国民党已无力掌控社会。由表17-2可见，抗战结束后，法币发行累积额令人怵目惊心。

表17-2 1945—1948年法币发行累积额

续表

由表17-2可见，抗战胜利后三年，法币发行额增加了1190倍，较战前则增加了47万多倍，法币膨胀的危机，实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全国人心惶惶，工商交困，物价波动愈大，周期愈短，进而推演成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法币信用已回天乏术，国民政府不得已决定以金圆券替代法币，1948年8月19日公布财政紧急处分令，其要旨如下：（1）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每圆之法定含金量为0.22217公分，由央行发行，十足准备，十足流通使用，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2）法币及与东北流通券停止发行，并限期收兑；分别以300万元与30万元折合金圆1元，限于1948年11月20日以前兑换。（3）金圆券，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辅币为角与分，10分为1角，10角为1元。（4）人民持有之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收兑，逾期任何人不得拥有。[127]

重新发行新货币取代旧货币，如果新货币的发行量和发行准备能够维持一个合理比例，或许可以重新建立金融秩序。然而金圆券发行之初，虽严格限制20亿元发行额度，但是面对迅速扩大的财政赤字，发行额很快就完全失控，民间对金圆券也毫无信心。至1949年5月23日，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发行金圆券，时金圆券发行额已高达1095000余亿元，以1948年8月底发行5.44亿元为基数，膨胀了近20.12万倍，[128]物价则膨胀128万倍。[129]1949年5月底，中共军队占领上海，经济濒临崩溃边缘，金圆券更窒碍难行，各地纷纷以银元代替流通，广州更以港币为计算单位。1949年7月2日，代总统李宗仁公布《银元及银圆兑换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银元为国币单位，以1元为本位币，恢复银本位制。每1银元含纯银23.493448公分，十足准备，以1银圆券等于5亿元金圆券收兑，十足兑现。[130]时国库调拨困难，银圆券兑换工作推展不顺利，人民多心怀恐惧，时常发生挤兑。一旦人民对货币丧失信心，货币制度便濒于崩溃。至1949年12月初，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银圆券也告终结。

四 法币制度的历史地位

国民政府成立后，先为金贵银贱所苦，随后又因长江大水灾、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深深影响沿海精华地区的货币信用，人民纷纷收藏更具实质的银两，抛出银元。上海银钱业也要求内地钱庄以现金清账，上海存银量遂大增。上海因银元量多，价格趋软；内地则因经济萧条，银元需求量也减少，价格跌落。洋厘暴跌，商民遂收藏银两，抛出银元，市面银两几已绝迹。市况如此，影响国家财政经济，形势予人改革良机。1933年3月，财政部公布先从上海试办废两改元，以挽救市场危机。由于上海进行顺利，财政部旋宣布自4月5日起，全国实施改元，白银一律收归国有。支配国人千余年的银两制度至此废除，从而使国内货币渐趋于统一，在便利交易与社会经济发展上均具积极作用，奠定了实施法币政策的初基，是中国币制现代化的先声。

废两不久，美国实施购银政策，国际银价暴涨，国内存银大量外流，市面银根奇紧，商民苦于缺乏交易中准，购买力急遽下降，经济萧条，加以中国货币的被迫升值，严重打击了出口贸易，工商企业与银钱业周转不灵，停业倒闭所在皆是。为避免经济崩溃，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紧急安定货币金融”办法，明定“以中、中、交三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一般称之法币政策。法币政策是借助形势而将符合时代潮流且梦想已久，又迟迟不敢落实的举措一举实行，其后更在万分艰辛的抗战中，继续完成统一发行的现代货币制度。法币政策不仅为挽救一时之难，在引导国家币制现代化，健全国家财政与复苏经济、繁荣社会、乐利民生上也都深具贡献。

国民政府因实施法币政策而获得总揽全国货币的发行与收缴权，借此充分掌握现金和集中贵重金属金银等，以此向国外购买军火，这也预筹即将面对的战时通货不足、财政失衡等问题。及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决心抗战，其中重要关节即在有无灵活的货币制度，来支撑金融财经的应变能力。事变后第三天，蒋介石密令将上海各银行库存白银与钞票，从速移运后方。若不行纸币则白银无法集中移运，政府也无财力抗战。事实上，抗战一爆发，国用即感严重不足，每年国家的各项收入只占总支出的1/4强，其余的近3/4只好发行法币借垫弥补。抗战的第一年，银行及民间企业或海外尚有部分弥补资金，其后就全靠扩大发行法币来因应。[131]

一般人很难察觉法币密切了民众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敏锐的日本经济学者木村增太郎1938年即指出：“法币已使中国民众与其政府，结成不可分割之强固连锁矣！中国民众为维持其所有之法币价值计，更非绝对拥护国民政府不可。”“今日中国民众对于以国民政府为背景的法币，一定会有：倘若国民政府崩溃，法币或许要变为废纸的感觉。货币可以当作生命，民众……自不得不去拥护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于此便有了权威。总之，国府与中国民众是由法币而结合着，这也就是蒋氏所以能够一直高叫着抗日的根本要素。”“国民政府实行货币制度的根本改革……是引起这次中日事变的根本要素，我以为万一货币制度改革失败，此次事变绝不致发生。”其结论是“中国无1935年之币制改革，则无1937年之抗战”。[132]美籍财政顾问杨格则指出：“1935年币制改革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成功地稳定外汇率，并制止通货紧缩，因而为经济注入新的力量，加强对未来的信心。”[133]

一些国人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与木村增太郎同时，中国经济学家方显廷指出：“（法币使）垂危之我国金融界幸得赖以维持。”[134]蒋介石于1941年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致辞：“到如今抗战已经四年，不仅国家财政没有什么危险的现象，而且只有一天一天地健全稳固……财政之所以尚能维持到如此程度者，就是由于法币政策之成功。”[135]1943年参谋总长何应钦也指出：“战争开始之时，敌人预料我们最多只能支持一年半载……殊不知此后在财政方面意外的坚强……能供应无缺，不虞匮乏，这才使我们的军事行动稳定下来。要之现代……战争所需无一不赖财政之维持，战争之胜负，视财政有无办法。”[136]陈光甫也说：“抗战之成在于法币，若无法币，必更艰难。”[137]

战后研究金融的学者也多充分肯定法币政策，如旅美著名经济学者刘大中评论说：“中国后来能在1937—1941年单独抵抗日本的侵略，货币改革有重大的贡献。”[138]当代学者戴建兵认为：“抗战初期的法币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侵略，与敌进行殊死搏斗的经济、货币战的主力……支持政府的重要经济武器。”综上，可清楚得知，国民政府因见法币情况良好才敢奋起抗战，民众则因见政府不惜代价维护法币才坚定保存法币。全国从沦陷区到偏远落后的山区均能一体认同法币，支持抗日战争，政府才得坚持抗战。

法币制度原属完备合宜的现代币制，却被日本侵略、战时破坏而未发挥应有的功效，反而因其发行具有的弹性，成为通货膨胀的元凶。战时及战后由财政拖累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此为近代世界史上屡见不鲜之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战后的1923—1924年则达到最严重的恶性通胀，1922年最高的货币面值是5万马克，1923年则为1百兆马克，在最严重的时候，800亿马克币只能兑换1美元。前车可鉴，从法币政策实施之日起，国民政府即设法维持法币的稳定与信誉，并为此汲汲寻觅国外贷款援助。

这也是英美等国能够在面对战争冲击时伸手援助的重大理由。因为货币的稳定与信誉，不只是维系中国人心士气的根源，也是维系国际商务贸易的要件。抗战前期法币的稳定，与中外平准汇兑基金的大力支撑有着密切关系；及抗战中后期法币汇价无法稳定，法币的信誉与币值遂如江河日下，一泻不可收。战后贬值的法币及后继的金圆券、银圆券，使国家机体与民心一蹶不振，终至政权易手。

[1] 本章由卓遵宏撰写。

[2] 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中华书局，1989，第13—23页。

[3]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2辑，中华书局，1964，第671—672页。

[4] Wen-pin Wei，The Curreney Problems i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14），p.48.

[5] 丁张弓良：《中国军用钞票史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第56—100页；吴筹中等编著《辛亥革命货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第12—37页。

[6]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074—1077、1092—1094页。

[7] 《国币条例》，见《政府公报》第631号，1914年。

[8] 参见〔美〕罗伯特·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莱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33—39页。

[9] 参见《中国经济之分裂》，《马寅初演讲集》第3集，北京晨报社，1926，第171—174页。

[10] 赵兰坪：《现代中国货币制度》，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5，第38页。

[11] 1951年9月魏德迈（A.C.Wedemeyer）在美国国会演讲时称，这10年是公认的黄金十年。见Paul K.T.Sih ed.，The Strenuous Decade：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1927-1937（N.Y.：St.John’s University Press，1976），p.26.

[12] 《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卓遵宏编《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以下简称《货币史资料》）（1），“国史馆”，1985，第99—101页。

[13]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60页。

[14] 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全国经济会议专刊》，学海出版社，1972，第114—142页。

[15]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续编》第1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第203、206—207页。

[16] 《中国国民党财政政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第54页。

[17] Arthur N.Young，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1），p.200，table 18.

[18] 《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提议银本位币铸造条例提案》，卓遵宏编《货币史资料》（1），第165—166页。

[19] 《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财政部上海实行废两改元令》，见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金融法规汇编》，商务印书馆，1937，第3页。

[20] 《关于银问题之契约节略》，卓遵宏编《货币史资料》（1），第165—171页。

[21] 《中央政治会议第346次会议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绪编》（以下简称《绪编》）（3），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442页。

[22] 参见《国民政府废两改元训令》，卓遵宏编《货币史资料》（1），第172—173页。

[23] 1933年4月宋电蒋介石云：参加世界经济会议求取外援助。汪精卫也电蒋云：宋告知财政已走入绝路，如得美国经济援助始有生机。见“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170190、221318。以下所引“国史馆”藏档案，馆藏略。

[24] 培梯：《从白银抗议到白银征税》，《新中华杂志》第2卷第20期，1934年，第4页；《申报年鉴》，申报社，1935，第5页。

[25] L.Y.Shen，China’s Currency Reform（Shanghai：The Mercury Press，1941），p.171.美国产银7州之议员却占国会席位的1/3，力量不容忽视。

[26] 《中国白银问题：1935年5月中国致美国来华经济考察团备忘录》，卓遵宏编《货币史资料》（2），第89页。

[27]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第75页。

[28] 转引自〔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49页。

[29] 《关于银问题之契约节略》，国民政府档案：财0-2.3-1。

[30] 《蒋中正电孔祥熙指示白银出口税应坚持到底》，秦孝仪主编《绪编》（3），第444页。

[31] 《偷运银币等出洋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办理》，卓遵宏编《货币史资料》（2），第77—80页；另参W.Y.Lin，The New Monetary System of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6），p.71.

[32] 《财政报告》，财政部档案。另据谢菊曾《1935年上海白银风潮》（《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第90—93页），仅上海就倒闭银行12家、钱庄11家。

[33] 赵兰坪：《现代中国币制》，第87页。

[34] 引自董长芝、马东玉编《民国财政经济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172页。

[35] 《中央银行开幕志要》，中国银行经研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第A5页。

[36] 孔祥熙：《1934年会计年度及该期以后财政情况报告》，《银行周报》第20卷第45号，1936年，第3页。

[37] 吴景平：《蒋介石与战前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载吕芳上主编《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下册，世界大同出版公司，2011，第434页。

[38] 《蒋介石日记》1935年1月17日与2月28日都记：与孔数次密商财政、金融与币制事，应以统制金融与币制为财政命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藏所下略）3月22日再致密电孔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云：国家社会濒破产，症结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见《蒋介石致叶楚伧孔祥熙养未机渝电》，《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财政经济类》：002-020200-00033-020。

[39] Arthur N.Young，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pp.229-230.

[40] 徐堪：《自述》，《徐可亭先生文存》，徐可亭文存编委会，1970，第5—6页。

[41] 参见“Roosevelt to Henry Morgenthau，Jr，Secretary of Treasure，” in Edgar B.Nixon ed.，Franklin D.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vol.2，193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306.

[42] 参见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1935年4月18日致Roy Howard信，转引自 Russell D.Buhite，T.Nelson，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1925-1941（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1968），p.118.

[43] 徐堪：《自述》，《徐可亭先生文存》，第5—6页。

[44] 见《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16、23日。

[45] 《蒋委员长致孔部长统一发行令有否发表电》（1935年8月26日）、《蒋委员长致孔部长告以统一发行务于意、阿开战之前先行实施电》（1935年9月8日），秦孝仪主编《绪编》（3），第444—445页。

[46] 蒋中正：《实施钱币革命》，卓遵宏编《货币史资料》（1），第91—92页。

[47] 《美国外交文件》（1935年）卷3，第542页，转引自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91，第13页。

[48] 《蒋介石日记》，1935年9月30日。

[49] 財団法人金融研究会『中華民国弊制と金融』第一部銀問題、東京：金融研究会、1936、248頁。

[50] 《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26日。

[51] 稚言：《中国实施新货币政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号，1935年，第11页。

[52] 参见《货币金融管理法令——财政部长孔呈请实施法币政策江电》、《改定货币政策》，《国民政府档案》：211.12.10122、10111。

[53] 见《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电·领袖事功》卷1上册“伍、领导国家建设案——改革政经”。

[54] 见资耀华等《国民党政府在法币改革前后依附帝国主义和彼此间钩心斗角的内幕》，转引自《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10—25页。

[55] 参见《财政部关于施行法币布告》，《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第401—403页。

[56] 参见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第279页。

[57]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6、8日；《申报》1935年11月6日。详情参见E.Kann，“China’s Currency Reform of 1935 in Retrospect，” Far Eastern Economics Review，August 19，1954，转引自瑜亮《孔祥熙》，台湾省政府，1958，第73页。

[58] 伦敦哈瓦斯1935年11月4日电，见《申报》1935年11月5日、《中央日报》1935年11月6日。

[59] 徐堪：《自述》，《徐可亭先生文存》，第5—6页；可参见卓遵宏《徐堪传》，《中华民国名人传》第8册，近代中国社，1988，第316—317页。

[60] Arthur N.Young，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1927-1937，pp.229-230.

[61] 上海情况参见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傅孟真先生集》第5册（下），傅孟真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印，1952，第180页。南京、天津情况分见《中央日报》1935年11月7、8、10日。

[62]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7日。

[63] 秦孝仪主编《绪编》（3），第445页。

[64] 《粤省通过发行准备管委会章程》，《银行周报》第19卷第46期，1935年，第3页；《粤省赞同新币制消息》，《中央日报》1935年11月7、8日。

[65] 参见余捷琼《中国新货币政策》，商务印书馆，1937，第85页。

[66]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8册，“国史馆”，2012，第49—54、137—142页。

[67] 秦孝仪主编《绪编》（3），第450页。

[68] 《驻日大使馆报告日人对中国改革币制之态度》（1935年11月5—6日），见Ann Trotter，Britain and East Asia，1933-1937（LSE Monograph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pp.165-167.

[69] 见“The Ambassador in China（Johnson）to b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9，193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p.561.

[70] 《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章程》，《中央日报》1935年11月5日。

[71] 参见FRUS，1935，pp.632-633，641-642；张寿贤《陈光甫先生传略》，上海银行，1977，第83—84页。

[7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第190—194页。

[73] 参见吴景平《蒋介石与战前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载吕芳上主编《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下册，第436页。

[74] 抗战时期政府财经战略研究组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第77页。

[75] 参见陈行《我国中央银行之进展》，《中央银行月报》新3卷第10期，1948年，第309页；《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第43页。

[76]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上海三联书店，1963，第65页。

[77] 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文海出版社，1979，第40—41页；另参见寿充一等编 《中央银行史话》，第2—3页。

[78] 王世鼎：《新货币政府实录》，财政建设学会，1937，第52页。

[79]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第78页。

[80] 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119-120.

[81] 见《大公报》1936年12月13日。

[82] 见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30.

[83] 《徐堪谈四联总处成立的经过》，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第66页。

[84] 《宋子文致蒋电》（1937年8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金融（一）》：002-080109-001-003-012a；参见吴景平《蒋介石与战时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第5页。

[85] 财政部年鉴编纂处编《财政年鉴续编》下册，商务印书馆，1943，第210—211页。

[86] 孔祥熙：《五届五中全会财政工作报告》，《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74页。

[87] 卫挺生：《战时金融之错误与救济》，载清岑编《抗战文选》第3辑，拔提书局，1938，第65页。

[88]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66页。

[89] 民国年鉴社编《中华年鉴》（1948年）下册，第1155页。

[90]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汇编》上册，第634—635页。

[91] 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国史馆”，2010，第203—204、254页。

[92]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第2册，中国国民党中执会训委会编印，1941，第845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四编 战时建设》（1），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8，第50页。

[93] 详情参见《国民参政会对于巩固法币、节制资金外流案之决议及对维持外汇等建议案，交由国民政府令行政院筹划实施》，见《国民参政会档案》：002-000000395A。

[94] 详情参见《蒋中正电罗斯福日本侵略，币制压力严重，盼贷我现金以维持币制》，《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对美外交：财经援助（一）》：002-020300-00030-031。

[95] 《财政金融资料辑要》第7篇，“财政部”编印，1952，第26页。

[96] 孔祥熙：《五届五中全会财政工作报告》，第72页；戴铭礼：《抗战三年来之货币管理》，《经济汇报》第2卷第1、2期合刊，1940年，第68页。

[9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财政经济》（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536页。

[9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财政经济》（4），第483页。

[99] 参见吴景平《美国和抗战时期中国的平准基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76—78页。

[100] 分见《美国驻英大使致国务卿电》（1937年8月12日），FRUS，1937，vol.4，pp.620-621；《郭泰祺致孔祥熙电》（1938年7月1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第三编 战时外交》（2），第202页。

[101]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45—449页；另参见《宋子文电蒋中正平衡外汇基金为一千万镑原则英政府已赞同》，《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对英外交：军经援助》：002-000000395A。

[102] 此方面的著述甚丰，请参见当时人徐日洪《上海的法币》，重庆《大公报》1942年9月16、17日；戴建兵《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货币战时策略初探》，《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战争——第三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正文教基金会，2011，第313—322页；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新近解密的情报局档案，见《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国史馆”，2011，第307—396页。

[103] 孔祥熙：《抗战三年来之财政与金融》、《抗战四年来之财政与金融》，重庆《大公报》1940年7月7日、1941年1月1日。

[104] 关吉玉：《民国四十年来之财政》，经济研究社，1976，第133—135页。

[105]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58页。

[106] 瑜亮：《孔祥熙》，第102页。

[107] 《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财政工作报告》，《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

[108] 参见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182-187.

[109]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对美外交：财经援助（一）》：002-020300-00030-054-001x。

[110] 吴景平：《美国和抗战时期中国的平准基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

[111] 参见卓遵宏《孔祥熙的财政观》，《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304—312、377—378、416—417页。

[112] 见《金融三年计划——二十九年度实施计划》（1940年4月9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58—162、174—177页。

[113] 《居里致蒋委员长》（1941年3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第三编 战时外交》（1），第602—603页。

[114] 《四联总处史料》（中），第47页。

[115]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7册，“国史馆”，2010，第426—427、437—441页。

[11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财政经济》（3），第22页。

[117]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349—350页。

[118] 陆民仁：《抗战时期的经济与财政》，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近代中国社，1983，第697页。

[119]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24—1949）》第2辑，第336—346页。

[120] 张公权：《中国货币与银行的朝向现代化》，载薛光前编《艰苦建国的十年》，正中书局，1971，第166页。

[121]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综合月刊社，1974，第847—848页。

[122] 赵兰坪：《通货外汇与物价》下册，作者自印，1944，第458—471页；王璧岑：《通货膨胀论》，商务印书馆，1948，第17—23、27页。

[123] 参见“教育部建国史编委会”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5篇（3），“国立编译馆”，1990，第1180页。

[12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第156页。

[125]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156页。

[126] 参见《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反省录”、1947年2月12日。

[127] 节录《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条文，参见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第100—105页；贾士毅《民国财政史》第3编（下），第791—792页。

[128] 《财政金融资料辑要》第7篇，第30—31页；贾士毅《民国财政史》第3编（下）第802页记：至1949年6月底，金圆券发行额为130万亿元；而季常佑《金圆券币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第198—199页则记为679459亿元。

[129] 参见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第154—173页“上海与重庆基要商品、生活必需品趸售、生活必需品物价指数表”。

[130] 参见贾士毅《民国财政史》第3编（下），第791—792页。

[131] 详见卓遵宏《抗战爆发后稳定法币的应变措施——对照档案看历史（1937—193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354—369页。

[132] 木村增太郎：《法币与日圆在中国：日本经济学者评论我国法币绝对成功》（上、下），重庆《时事新报》1939年2月27、28日；另参见徐日洪《上海的法币》，重庆《大公报》1942年9月16日。

[133] 〔美〕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456页。

[134] 方显廷：《统制经济与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38，第59页。

[135]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秘书处编《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汇编》，学海出版社影印版，1971，第10页。

[136] 瑜亮：《孔祥熙》，第245页。

[137] 陈光甫：《五十年来之中国金融》，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文海出版社影印版，1973，第36页。

[138] 见Paul K.T.Sih ed.，The Strenuous Decade：China’s Notion-Building Efforts，1927-1937，p.168.

第十八章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变迁：以官商互动为中心[1]

中国银行业近百余年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转型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史的著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2]在经济史的著作中，也或多或少都有提到。本章将梳理自鸦片战争以降百来年中国本国银行业变迁的基本脉络，着重相应的制度构建，剖析银行业变迁中的官商之间、政商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

一 晚清近代银行业的兴起

通常认为，民国以降中国金融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钱庄、外商银行和华资银行。

钱庄作为本土经营性金融机构，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明中叶。[3]在上海，根据确切文字记载，钱庄在清乾隆年间已经形成独立的行业。[4]说到银行，虽然清前期在广州已有称为“银行”的行业，并有其同业组织“忠信堂”即银行会馆，[5]但本质上依然是本土旧式金融机构。一方面，钱庄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边缘化和解决政府财政金融危机方面的无可作为，极大地突显了华资新式银行业应势而生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钱庄又是华资银行业（尤其是政府银行之外诸多商业银行）赖以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和形成市场网络方面重要的本土资源；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融业与政府的互动中，钱庄业与银行业互为最密切的奥援，以至于“银钱业”成为一个固定的常用词。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新式金融机构银行，是外商银行。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英商银行便率先登陆中国，以后各国银行纷纷进入主要口岸城市，在华洋贸易、对华贷放、吸收高端阶层存款，以及在证券、保险、金银和外汇行市、国际汇兑等业务方面，确立了主导性甚至垄断性的地位，给中国本土金融业带来很大的冲击和激烈的甚至生死意义的竞争。应当说明的是，自1845年英国在香港设立丽如银行，到1897年出现第一家中国人自办银行，50多年时间里在华外国银行已经达20余家。近代在华外商金融机构应当被看作完整意义的中国金融业的组成部分，其在中国市场上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既是中外关系领域不平等关系、列强在华种种特权和势力范围使然；但外商银行独立于洋行开拓新市场的进取精神，以及在资金的获取和运用、新业务新市场的拓展培育、国际化等方面不容争辩的优势，是刺激与催生华资新式银行业的因素之一，并且是华资银行业基本制度建构和经营管理的主要借镜，甚至在某些领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对于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外资银行的作用，特别是与华资银行业的关系，应做客观、具体的分析和评价。

作为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是在1897年才正式问世的。但早在1846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便简要介绍了英国的银行制度并竭力推崇。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提出过“兴银行”，容闳也提出创立银行制度的建议。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士郑观应在其著名的《盛世危言》中，有“银行”专章，详述近代银行的职能、作用、资金来源、业务、钞券发行等基本方面。而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兴办洋务企业的高潮中，国人已有自办银行的计划和筹备活动。

1876年春，《申报》曾刊出一则简讯，称洋务企业家唐廷枢向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由中国纠聚股份设一大银行，在东洋各埠及英京伦敦亦设分行”。值得注意的是紧接着上述简讯的评语：“此信确与否，固尚未悉，惟商客无银行往来，生意必不能畅行。前闻广商议出三十万银设一生意公司，以走东西两洋，如无银行以济其后，则华商于客地或有所需，将何以设措耶？至若外国银行，既非熟识，自难予求予取。”[6]可见，当时已经把开设华资银行与商人的异地甚至海外经商联系在一起了。稍后的报道把唐廷枢向丁汝昌提议设立的银行称之为“中国银行”，香港的西文报纸刊有所拟章程，额定股本为200万元。不久，关于华商拟设银行又有进一步的消息：“前述华商拟设银行一举，兹闻已议章程，资本共二百万元，分作两万股，每股百元，先付十元，次付四十元，终付五十元，限十阅月付清，并不准西商入股云。其总行设在广东，至香港、上海、汕头、福州、天津等处，亦将逐次开设也。”[7]这里已经比较具体提到了开设银行要采取召集股本的方式、分期逐次缴齐股款、仅限国人认股的规定。

1877年，又有报道称“华人拟在天津设一银行，计本银共30万两”，“由招商局人司理其事”。1882年，亦有关于华人“欲在上海仿照西法开一大银行”，“广帮商人之富裕者可纠以入股”的报道。[8]尽管相应的银行并未随即设立经营，但体现了本国资本工商经济的发展和资本集聚，正呼唤着华资银行的诞生。

1882年，《申报》还刊登了一份实质是官督商办“有限国家银行”的章程，主要内容为，招股1000万关平两，分为10万股；尽照洋商公司章程办事，总局设北京，上海分设总局，各地设分局；国家向各总分局简派京外大员督办，经股东推举、督办查核产生总办；主要业务包括经办国家借款国外购货出洋官员廉俸等汇兑、代理国库收支、代理各省官款收发、收存海关收入、开具银票等。[9]这一章程体现的观点有：通过招股开办国家银行，而非动用国家库款；实行股份化的公司制度而非政府机构；国家委派大员督办银行开办；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由股东推选、官派大员认定；各层次各种用途的官款均可由银行经理。

甲午之役中国战败后，浩大的军费开支尤其是巨大的赔款负担，使得清政府上下意识到，单凭财政手段和传统金融模式，已经无法维系财经运作，遑论产生新的收入，必须从币制金融领域探寻变法自强大计。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清廷发布令各省筹拟变法自强的上谕之后，不断有奏折论及设立新式银行。如顺天府尹胡毓棻当月即上变法自强折，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官银行”的主张：“于京城设立官家银行归户部督理，省会分行归藩司经理，通商码头归关道总核。”银行业务主要为印行钞票、办理军饷官俸之出入授受及查核、放款、押款，并指出了用人必须按照西法，用商务之章程，杜官场之习气，慎选精明廉洁之人，综计出入。[10]当年底，御史张仲炘提出的《请发钞票铸银元设银行》的奏折中，除了“在京先设官银行，凡各省会暨通商口岸俱一律分设”的主张与胡毓棻的奏折相同外，对于银行的基本制度和业务范围有较具体的设想：京直各省之公款，向之存于官银号及钱店者，均令改存银行；各省银钱应归并银行铸造；发行钞票于本银外只准多开三成；一切捐缴支发之项，概以银钱搭半；银行章程仍仿商办，所有官银号、汇票庄可劝令合入银行，并成大股；先拨银四五百万作为铁路官股，由银行广招商股，逐渐兴筑；军务或大工程可向银行借用，照例计息，无须仰给外人；参考泰西银行章程，斟酌妥善，以期有利无弊。[11]纵观该奏折，主要以新式银行统领原由官商旧式金融机构承担的业务，乃至将这些机构整合入银行之内，改变政府在举借债务方面对外资银行的仰赖，同时在制度构建方面强调仿行商办和参考西方银行。稍后，恭亲王奕和户部尚书敬信等奉旨查核张仲炘的这份奏折时，虽然对于奏折各项具体条款的可行性不无质疑，但总的结论是提议“特简大臣承办”设立官银行，“当于承办之先，博考西俗银行之例，详稽中国票号之法，近察日本折阅复兴之故，远征欧美颠扑不破之章，参互考证，融会贯通，拟定中国银行办法，咨会筹商妥定，即由户部指拨专款，请旨开办”。[12]这些关于设立新式银行必要性的认识，是此后盛宣怀著名奏折中关于设立银行主张的前声。在朝廷重臣之中，通过开设新式银行而摆脱财经困境和相应整理币制，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孤立主张，而是清廷内部相当程度上的共识。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洋务企业重要代表、时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在《条陈自强大计折》中，具体提出了设立“商办银行”的主张：

银行昉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扰，故能维持不敝。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议者谓国家银行，当全发帑本，简畀大官，通行钞票，由部造发，如英法等国，财赋皆出入于银行，是户部之外府也。然中外风气不同，部钞殷鉴未远，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论，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或致委重洋人，取资洋款，数千万金，咄嗟立办，其词甚甘，其权在彼，利害之数未易计度。——臣惟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积小以成大。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招集股本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口岸，以次添设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各省官司向银行借贷，应照西例，由总行禀明户部批准，以何款抵还，方能议订合同。欧洲国债数千百万皆由银行筹办，印发债券，应收年息归行取付，大信不渝，集事自易。嗣后京外拨解之款，可交汇，以省解费；公中备用之款，可暂存，以取子息；官造银元，尚不通行尽利者，可由银行转输上下，官得坐收平色之利。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但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并照西例，俟有余利，酌量提捐归公，预定章程遵守，商民既交得其便，国家即阴受其益。俟将来官商交孚内外，政法变通尽利，再行筹设国家银行，与商行并行不悖，庶几早见措施，以免空言无补。[13]

这段已经被视作近代中国金融史特别是银行史的经典文句，除了提到新式银行优于本土传统的票号钱庄、可资收回被洋商和外国银行攫夺之利益、有利于发展本国实业特别是修建铁路外，在官商关系方面，强调了新设之银行是“商行”、招商股、“悉由商董自行经理”，而非“官银行”、“国家银行”，但指出，这一“商行”须得到清廷批准，由“简派大臣”主持银行总董之遴选、招集股本和开设总分行；由户部掌控银行向地方当局提供借贷的批准权；规定了银行经营中的以下利益当归清廷：节省京外拨款之解费，备用公款子息，银元流通之平色之利。虽然关于设立本国新式银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主张，曾分别为其他有识之士提及，但正是盛宣怀从设新式银行的主旨到操作层面进行了整合，且与总理衙门、军机处及其他方面的重要官员沟通，达成基本共识，最后获得奏准设立。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标志着华资新式银行业的产生，可视为中国金融现代转型的一件大事。朝野有识之士多年呼吁建立本国银行，屡议屡辍，政府职能部门逐渐形成共识，最终获得奏准。由此为发端，华资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导性力量。

中国通商银行的资本和营运资金的来源，体现了官商关系在推动华资银行业萌生上所起的作用。

通商银行创立时，额定资本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1897年7月即实收2131350两，其中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所认股款即达90万两，盛宣怀本人名下为73万两，总董张振勋10万两、严筱舫5万两。可以认为，通商银行的主要投资者由官督商办新式企业、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僚、部分新式商人三部分所组成。

通商银行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官股，但开办时户部拨存官款100万两，规定年息5厘，另自1903年起每年还本20万两，于1907年底还清。邮传部在通商银行也开有存款户，款额最高时达248万元。此外，从1897年到1911年，沪宁、京汉、粤汉、华北、汴洛、沪甬杭等铁路在通商银行的存款，合计达547万两。官督商办企业也在通商银行有大量存款，如轮船招商局在通商银行成立后的第一年里存款达325万两；仁济和保险公司存款40万两，1905年存款额达90万两。[14]上述官款、路款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存款，在数额上大大超过一般私人存款，为设立初期的通商银行的营运提供了主要资金，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利息收益。通商银行在资金运用方面，则主要有钱业拆借、工矿业和洋行放款，虽然工矿业放款中官督商办企业占有较大比例，但总体来看属于“在商言商”。

中国通商银行的酝酿筹设以及初期运作，成为尔后中国出现新式银行业和相应制度构建的先声。不久，在清末新政的框架内，先后设立了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

1905年清政府设立了被定位为“中央银行”的户部银行。[15]根据户部拟订之《试办银行章程》，户部银行额定资本400万两，分4万股，户部认2万股，为最大股东，得派总办、副总办各1人，另由股东举理事4人。户部银行发行之钞票准予公私出入款项一律通用；一切库款官款，均准以该行纸币照缴；各省解部款项并准一体解兑；办理户部出入之款项；户部银行有整齐币值之权。1908年户部改为度支部后，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资本总额增至1000万两，官股占比例亦为50%。根据奏准的《大清银行则例》，进一步明确大清银行享有如下特权：代国家发行纸币，经理国库及公家一切款项，代国家发行新币。大清银行由度支部简派正监督、副监督各1人，另由股东总会公举理事4人，呈准度支部派充；各分行总办由银行呈准度支部奏派，经理、协理、司账等员由银行职员公同选派，呈度支部备案。[16]总体看来，户部（大清）银行是官股占有一半的国家银行，政府在确立制度章程、高层管理人事、确定特权等方面，有着支配性的定位，承担着清廷重要的财政与金融职能。

1907年邮传部奏准设立了交通银行，资本最初额定500万两，邮传部认股200万两，占40%；招募商股300万两，占60%，其中以官僚和金融企业界人士为主。根据该行章程，“交通银行纯用商业银行性质”，“系官商合办之业”，“官股、商股本无歧异”，但作为“最大股东”的邮传部派定交通银行总理和协理各1人，专管总分行事；“总理、协理均听邮传部堂官命令”；总行、分行均定派总办1人，酌派副办1人，有办事全权；另由邮传部派出总稽查1人，随时赴行专司稽查之责。交通银行被赋予总司京汉路赎路一切存款汇款，经理收发赎路债票、股票之权限，同时担任邮传部管理下之轮、路、电、邮各局所存储汇兑揭借等事。[17]交通银行主要人事由邮传部决定，经营管理亦受邮传部直接监管。

晚清设立的华资新式银行，除了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外，还有10余家，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8]

信成银行，系无锡籍实业家周廷弼于1906年在上海设立，股本50万元，先后于无锡、南京、天津、北京设立分行；

浙江兴业银行，由浙路公司于1907年在杭州设立，股本100万元，上海、汉口设分行；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由宁波籍商人李云书、虞洽卿等人集股，于1908年在上海设立，股本150万两，汉口、宁波设分行；

浙江省银行，1909年由浙江官银号改组而来，设于杭州，官商合股，1915年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北洋保商银行，由华洋商人集资400万两，于1910年在天津设立；

广西省银行，1909年由广西官银钱号改组而来，设于桂林；

直隶省银行，1910年由天津银号改组而来；

湖南省银行，1911年由湖南官钱局改组而来；

殖边银行，1911年设立于天津；

福建省银行，1907年原福建官银号改组为福建官银行，1911年改为福建省银行。

除了上述专门针对国家银行的《试办银行章程》、《大清银行则例》之外，清政府还于1908年颁发了《银行通行则例》共15条，较明确地规定了银行的业务范围、申请开设银行核准注册的基本程序和申报内容、银行开业后按期向政府申报资产和收支情况并须向社会公布，但对于银行开办资本未设最低限额。该则例还规定，凡是开设店铺经营所列银行业务的，无论用何店名牌号，总称之为银行，皆有遵守该则例之义务，各地商设票庄、银号、钱庄等，均须遵例注册。而对于各省官办或官商合办之行号，亦须限期申报注册，并遵守则例；官办行号每省会商埠只准设立一所，商办金融机构的数目则无相应的限制。[19]同年，清政府还颁布了多个关于银行业的条例，如《银行注册章程》、《储蓄银行则例》、《殖业银行则例》。[20]可以认为，至少在文本上，已经形成了华资银行业建制性法规体系的初步框架。

在晚清的最后十余年时间里，“是时社会经济环境，对新式银行之需要，尚未见迫切。同时票号及钱庄，满布各地，营业极为发展；外商银行更挟其经济势力，盘踞于通都大埠，在在予新兴银行以无形之阻力。”[21]在此环境下，华资新式银行业得以萌生和初步发展，已属不易。如前所述，清廷对于设立新式银行必要性的认识并付诸实施，确实滞后于实际需要，加上财政拮据，直到20世纪初户部银行设立，清廷才开始以库款作为股本直接开办官银行；但是对于官督商办企业资本和个人资本进入银行业，清政府并未设置过高的门槛，无论是参股政府银行，还是独资设立地方性商业银行。另外，在官商合股的户部（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中，官股的主导地位和商股权益之间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这既与清政府的合法性资源依然存在有关，也因为当时针对商人和民间资本的制度安排较为宽松。

二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银行业的发展

1912年民国肇兴，民族工商业与社会经济进入近代以来的黄金时期，加上北京政府的财政需求和内债政策，都为华资银行业的新发展提供了客观需求。

北京政府延续了清政府较为宽松的民间资本银行准入政策，明令“仍暂照前清度支部奏定各种则例及注册章程办理。凡有设立银行号者，仰即转饬遵照办理可也”。[22]在1918年3月北京政府财政部编辑之《现行银行法令辑要》中，依然列有前述《银行通行则例》、《银行注册章程》、《储蓄银行则例》、《殖业银行则例》。1924年北京政府颁布《银行通行法》，规定银行资本总额须达50万元，至少须收足1/2以上方能开业。[23]这也是自晚清以来相关法规中首次对银行最低资本额的规定。另外，北京政府时期在币制与钞券发行、银行与金融管制、证券物品交易和邮政储金等特种金融方面，出台不下数十种法规，其中《国币条例》在国币单位名称、重量、成色、辅币等方面，基本沿用了宣统二年（1910）《币制则例》的内容，并且基本按照条例的规定铸发了“袁头”银元，发行后受到欢迎，在制度文本和实际流通两方面体现了银元的国币即本位币地位，这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业的经营与市场运作，无疑是稳定因素，也为国民政府时期完成废两改元打下了基础。

进入民国之后，各大商埠“市面日渐恢复，设立银行号者络绎不绝”。[24]1912年当年新设立华资银行就有14家，直逼晚清设立银行总数17家。从1912年至1927年，新设银行总数竟达185家。[25]华资银行的资本得到迅速增长。1912年华资银行资本总额为2713万元，1915年增至5197万元，1920年增至8808万元，1925年增至16914万元，为1912年的6.2倍。[26]其中尤其以北四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两大区域性银行群体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商业银行（或商营银行）开始成为银行业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政府财政还是新式工矿商贸交通事业，都对其寄予厚望。

北四行的发起人和投资者中，军阀、官僚的投资占较大比重，如金城银行的大股东倪嗣冲、王郅隆，盐业银行首任董事长张镇芳；中南银行的创办者是南洋侨商黄奕住。北四行并没有官股，但与北京政府关系较密切。北四行聘请了银行界知名人士出任总经理，如盐业银行的吴鼎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大陆银行的谈荔孙、中南银行的胡笔江等。北四行的资本额大，业务网点多，重点在北方，吸收了大量存款。在资金运用方面，盐业银行偏重公债和外币债券，大陆银行较多购买房地产，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则偏重工业放款和投资。如金城银行1927年的工业放款与铁路放款合计占放款总额的40.1%，在实业界有着较大影响。[27]北四行之间在资金运用、市场开拓和主要业务方面均有合作，特别是四行联合事务所、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的设立及成功运作，是商业银行之间实质性合作的成功范例，对于增加华资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的份额，扩大对社会各界、各领域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

南三行的投资人主要是江浙籍商人，其高层管理者熟悉财经事务且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南三行的业务重点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尤其关注工商经济与服务社会。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设小额账户，推行银两、银元并用，银元存款亦给利息，极大便利了中小工商业者和一般客户，并设立旅行部，以后发展为中国旅行社。浙江兴业银行总行于1915年由杭州迁至上海，其宗旨为振兴实业，一向重视对华资工商业的放款投资，工业放款投资始终是各项放款中的重点，涉及范围包括钢铁、机器制造、化工、煤矿、水电动力、纺织、面粉、造纸、印刷等多个行业。[28]浙江实业银行系由原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商股独立出来后设立，以上海为总行。浙江实业银行规模虽然不大，但与外商的业务往来非常多，外资企业存户有美商慎昌洋行、上海电话公司、上海电力公司、沪西电力公司、英商德士哥洋行、纶昌洋行等。该银行一直比较重视储蓄业务，开创了零存整付储蓄，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29]南三行之间合作关系密切，如互兼董事监事、互开户头、以互相存款方式通融头寸；互相代理收解；提供担保品即可随时透支。南三行不满北洋军阀的统治，曾公开支持上海中国银行抵制停兑令，并支持国民党发动的北伐战争和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辛亥革命的发生摧毁了清朝的统治，起义独立各省的大清银行亦受到冲击，原有的产权结构面临重整，从而衍生出围绕民国时期国家银行的官商关系的博弈。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原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呈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强调“商民固有之权利自未可稍加损失”，要求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原有之官股500万两即行消灭，备抵此次战争地点各行所受之损失及一切之滥账，原商股500万两一律改为中国银行股本，定期另换股票。[30]经孙中山批准后，中国银行于1912年2月5日在上海开业，由江西省大清银行总办吴鼎昌为第一任监督。但是，原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要求未及落实，不久南京临时政府解体，袁世凯政府在北京成立后，同年5月原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向北京政府财政部呈文，提出三种方案：一为商办，即取消原有官股，换给商股新股票，所欠股利推算加入股本；二为官办，政府一次还清商股500万两；三为官商合办，政府派总裁1员，股东公选副总裁1员。北京政府财政部决定清理而非改组大清银行，但没有按商股会提出一次还清商股500万两的办法，而是分4年退还商股、分3年退还商欠。至1916年，共退还商股商欠本息6656821.84两。[31]

北京政府一方面清还原大清银行商股，另一方面确定重建后的中国银行的产权制度，宣布中国银行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制度，额定股本6000万元，政府认垫3000万元，先交1/3即1000万元。然而，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很快陷入窘境，从1912年8月1日起到1913年3月3日，财政部五次向中国银行拨股款总计才2930587.16元，后来到1917年11月才勉强达到500万元。[32]与此同时，北京政府不得不同意中国银行于1915年、1917年和1921年三次招收商股。最初确定的商股额度为1000万元，由于时局动荡，工商界“人人视投资为畏途，欲求商股募足全额，于势有所未能”，从1915年到1917年两年里仅收到股款3643300元。[33]于是，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特赴上海向商业银行、交易所及各纱厂劝募，结果南三行以及上海证券、金业、面粉、粮食各交易所，申新、宝成等纱厂反响强烈。北京、天津工商界也增加了认股，至1922年共募得商股1481万余元，使得中国银行股本总额达到1976万余元。至于政府官股方面，由于政府财政状况江河日下，不得不以中国银行官股作为押品向工商界金融界借款，到期无法偿付，只得作价变卖，过户于债权人。到1924年4月，500万元官股中已经有495万元被抵押转售，仅剩5万元。[34]一方面是北京政府的“败家子”财政导致官股商股化，另一方面是商股不断扩大，中国银行成立后仅十余年，实际上已经成为商股占绝大部分的银行。不过，这一产权性质的转变得以实现，至少说明北京政府还是尊重市场逻辑的，接受了中国银行商股坐大的现实。

中国银行主要负责人的产生方式也体现了官商之间的博弈。1915年修正通过的中国银行则例，明确规定中国银行总裁、副总裁均由政府简任，任期5年；董事、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任期3年。财政部还可以直接派监理官1人，监视中国银行一切事务。[35]这表明，当政府拨款为资本主要构成部分时，中国银行最高层人士的产生方式必然直接纳入官僚体制，并且随着政局的变动，中国银行总裁、副总裁更换频仍，于行务大有窒碍。与此同时，随着商股的增加，商股代表的诉求必然也会日益强烈，尤其是要求总裁、副总裁应于理事中产生，与官员任命体制有所区隔。1917年第二次招收商股期间，官商之间关于总裁、副总裁的产生方式及任期的分歧公开化，最后以政府方面一定的让步告终，即改为董事、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中简任；总裁、副总裁任期以董事之任期为限，董事以4年为一任。至于监理官仍由财政总长派出。[36]这样，虽然总裁、副总裁仍然为政府任命制，但相应人选理事身份的规定，使得总裁、副总裁的产生还是离不开股东总会选举的基础，商股的权利和意愿，毕竟在相关的制度设计中有所体现了。1919年，北京政府试图重新控制该行高层人事任命权，由国会通过恢复旧则例的议案。对此，上海中行股东誓不承认国会之决议；汉口、山东、安徽、北京等地的中行股东也一致反对。部分商股甚至要求退还股本，另组商业银行。在商股权益意识强烈而及时的诉求之下，北京政府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做出让步，没有对中国银行则例进行相应的改动。

另一家晚清设立的官商合资的政府银行交通银行，进入民国之后，改由北京政府交通部主管。1914年由大总统颁行的《交通银行则例》明确股本1000万两中，40%为原邮传部官股，60%为商股，营业种类除了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之外，被赋予“掌管特别会计之国库金”、“受政府之委托分理金库”、“受政府之委托，专理国外款项及承办其他事件”、“受政府之特许发行兑换券”等特权，[37]显然已经具备国家银行的性质。作为商股始终占多数的政府银行，其总理、协理原由邮传部委派，1914年改由股东会选出，呈交通部转财政部存案，帮理由交通部委派。[38]

北京政府时期的中交两行停兑风波，集中体现了官商之间、政商之间的较量。

1916年北京政府发出的停兑令，其直接目的是要通过中交两行的停兑，使得北京政府渡过财政困境。中交两行开业以来，一方面发行钞票流通市面，另一方面向政府提供垫款。

民初中交两行的钞票发行额本来并不大，中国银行1913年发行额仅502万元，交通银行1914年底的发行额也只有893万元。到1915年底即袁世凯“洪宪”登极前夕，中国银行的发行总额已增至3844万元，交通银行发行总额也增至3729万元，而两行钞票发行的现银准备均不及发行额的30%。同时，两行都向北京政府提供了巨额垫款，1915年底中国银行的垫款已达1204万元，交行垫款更高达4750万元，垫款额竟占其全部放款的94%，占全部存款的72%。[39]更糟糕的是这些垫款收回无望。在停兑令下达之前，交通银行曾以“金融万急，连上三缄”，恳请财政部归还部分垫款，以解燃眉之急，然而财政部毫无响应，交行也无可奈何。[40]一般说来，如果“在商言商”，银行发钞和垫款，属于常态业务，无可厚非；如果规范操作，风险应在有效控制之下。问题是在北京政府的财经政策下，有着官股和享有“国家银行”特权的中交两行，在发钞和向政府垫款两方面，来自政令的压力和盈利预期的诱惑，都是难以抵挡的。

1916年5月北京政府下令中交两行停兑，直接侵害了两行钞票持币人的权益，两行如果遵令停兑，必然信誉受损，中国银行的商股股东和客户的利益也将受到损害；作为中交官股的直接投资人，北京政府也因中交停兑而透支其信用。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素以保护商股利益著称，副经理张嘉璈亦力持维护银行信用和对客户负责的理念。收到北京政府的停兑令之后，宋张两人当即进行紧急磋商，认为如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随即经过核算库存和对应付挤兑的能力做充分估计，他们认为足敷数日兑现付存之需，应可渡过挤兑及提存风潮；即使不敷兑现与提存，尚有其他资产可以抵押变现，提供兑现付存准备；纵令竭其所有而仍属不敷，亦必能邀民众谅解，明了经理人员维持信用，负责到底之苦心，而寄其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足以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因此宋张毅然决定拒受北京命令，照常兑现付存。[41]这一主张得到了上海中国银行股东的充分肯定。在获悉国务院停兑令后，上海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即宣称：“金融枢纽首在银行，中央银行又为银行之母，此时骤行停顿，则金融枢纽立时破坏，是无异国家宣告破产、银行宣布停闭，况沪行为中外观瞻所系，欲自保全必自沪始”，“中央命令万难服从，沪行钞票势难停兑”；[42]并公布五条办法：由股东联合会推选监察人到行监察，将全行财产负债及发行准备金移交外国律师代为保管，再由外国律师委托宋汉章、张嘉璈二人继续营业；所发钞票，随时兑现，不得停付；一切本行存款，均届期立兑；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一切均按普通银行营业办理；将来如逢商家有损失，均由本会向南北政府交涉，归正式政府承认。[43]5月15日，上海中国银行致电国务院、财政部，据理力争，明确表示了继续维持兑现的态度：“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万合力主持，饬中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44]股东联合会还发函、通电，争取社会舆论和有关方面的同情支持；并致函上海商会转知各业，重申上海中行决定照常兑现，以免各业误会；同时发电外国驻沪领事团和江苏都督冯国章表示上述立场。[45]很显然，中国银行商股股东维护自身和客户的共同利益，是其决定拒绝停兑令的基本动因。

上海中国银行抗拒停兑令，也得到了南三行为代表的各商办银行和上海商界的全力支持。如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中国银行的领券和存款达数百万元，一旦停兑，不仅这部分资金将成为坏账、烂账，而且势必将对整个上海社会经济金融发生不良影响，于是浙兴率先以该行资产向本国和外国银行抵押现款，支持上海中国银行维持兑现。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在沪其他商业银行也竭诚资助，维持中国银行正常营业。[46]

上海中国银行坚持继续兑现，挺过了挤兑风潮，站稳了在上海乃至全国性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维护了股东、客户和持券人的权益，并为日后摆脱北京政府的控制打下了基础。而在北京地区，遵从停兑令的中交两行的纸币即“京钞”，遭到了市场的唾弃，两行在以后多年难以摆脱这一阴影。

1921年11月发生第二次停兑风潮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疏远。交通银行原来商股便占多数，1922年6月的股东大会，选举张謇为总理、钱新之为协理，南方商界的势力占据上风，提出了交通银行的新方针：“发行独立，准备公开，清理旧欠，拒绝借款（指军政借款）”。交通银行的额定资本于1922年改2000万元，先收1000万元。如同中国银行的情况，交通银行的官股被北京政府作为获得垫款的押品，因无法偿付本息逐步被变卖为商股，如1925年北京政府以官股60万元向金城、盐业、大陆和中国实业银行抵借30万元，三个月后无法归还，官股被变卖。到1928年交通银行官股仅剩78万元，商股则有693万元。[47]

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特权、资力、市场份额等方面有着普通商业银行无法企及的优势，这两家银行的则例和章程体现了当时对政府银行的扶持和监管，都甚于一般银行。但是，中交两行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政府财政所“绑架”，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经营，由于政局动荡，政府财政和金融主管机构主官变动频繁，金融业被政府定位于外库，许多政策甚至规章带有明显的短期性，或朝令夕改，或只是一纸具文。再从产权构成实际状况来看，在商股所占股额大甚至远超出官股的情况下，商股的权益和主张均得不到尊重，徒具股份制公司之表，实际经营管理仍在政府操纵和直接控制之下。尤其是1916年和1921年的两次挤兑、停兑，不仅使中交两行的信誉收到重挫，也使得整个本国新式银行业的现代化进程出现反复。只是因为北洋时期政局动荡，政府财政破产，无法继续控制金融业，在商股主导下的中交两行业务重心转向工商业，业务经营方面才逐步走出困境，重新启动现代转型的步伐。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银行业的新动向

通过推翻北京政府而建立的新的中央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国民党主导的政权，在发展经济尤其是金融建设方面，继承了孙中山的不少主张。早在反满革命年代，孙中山就提出过“钱币革命”的主张，辛亥革命后，由他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在改组清理大清银行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银行，积极筹划统一造币厂，规划了包括商业、惠工、海外汇业、兴农、殖边、农业和储蓄银行在内的多种规章制度文本，体现了构建现代化银行体系的取向。待到1928年6月北京政府垮台后，基本统一关内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继承和光大了孙中山重视银行建设的理念，推行了一系列银行制度的建设，至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在币制与钞券发行、银行与金融管制、外汇管理、存放款业务、汇兑储蓄业务、特种与合作金融、综合类等方面，制定颁布了100多个法规，远远超过晚清和北京政府时期。如从最初公布的中央银行条例、章程，到正式颁行《中央银行法》，可以说在中国首次较全面地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对货币发行、外汇管理和金融市场的有序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普通商业银行制度方面，1928年的《银行注册章程》要求凡开设银行，均需先拟具章程，呈财政部核准；核准之后，方得招募资本；再经验资注册、发给营业执照后，方得开始营业；原有银行合并或增减资本，也需要另行核准注册，并规定“凡开设银行，经营存款、放款、汇兑、贴现等业务，须依本章程注册，凡经营前项之业务不称银行而称公司、庄号或店铺者，均须依本章程办理”，体现了把钱庄、票号、银楼等传统金融机构纳入统一监管的趋向。1931年公布的《银行法》共51条，则体现了金融业从准入、组织、经营实行规范化的取向。

另外，针对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纸币发行失控、准备不足的顽症，国民政府先是制定了有关银行兑换券的发行、印制、运送方面的章程条例，后来颁行《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对各银行纸币发行流通进行监控；又通过了《银行收益税法》、《储蓄银行法》等法规。除了直接针对银行（也包括钱庄）本身及其发行和业务经营的法规之外，国民政府还陆续颁行了《交易所法》、《交易所交易税条例》、《保险法》、《票据法》、《邮政储金法》、《邮政国内汇兑法》等，使银行业务和非银行金融业务都有基本的法规得以遵循。

在币制改革方面，值得提及的是1933年的废两改元和1935年的法币政策。废两改元，在确立银元的国币地位的文本方面，与1910年、1914年的两个法规并无本质的区别；关键的区别是“废两”，即抽去了银两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合法性，仅仅作为具有储藏手段的贵金属和本位币材。这一改革的另一重大作用是抽去了本土钱庄业的市场定价权，巩固了华资银行业独立进行联合准备、票据交换的新的安排。而法币改革朝着废除贵金属本位、统一货币发行迈出了关键的步伐，化解了国际市场汇率波动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损害，同时推进了政府银行之间的合作并确立起在金融业的主导地位。法币政策一方面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另一方面收回了各商业银行的发行权，并且要求“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48]法币政策对于政府银行和一般商业银行，其利益关系当然是不同的；此后华资银行业中的“官”“商”对比，在货币发行数额方面，已经不再是多与少的比较，而是有和无的差别；而商业银行发行准备金的集中，亦可解读为被政府所占有了，官商之间有着明显的利益博弈。但是，发行统一是近代货币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的基本前提之一，各商业银行发行权的被收回是题中应有之义。在经济危机和金融恐慌之下，各发行银行随时面临着提存与挤兑的压力，正常业务经营难以为继，整个金融市场面临着信用链中断的可能。商业银行被收去了发行权，不复有维持相应货币信用的义务；政府银行独占发行权的同时，也就无法推卸维护币制和市场稳定的责任，政府的信用、合法性权威性和有效运作，都成为金融稳定的抵押品。

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权的头十年里，华资银行数量和资力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并且形成了较完备的银行体系。

从1928年到1936年间，新设华资银行达128家，其中除了中国农民银行之外，绝大部分属于商办银行。加上此前设立的，扣除停业的，1937年6月底全国开业的华资银行共有164家，其分行数更高达1627家。[49]

全国银行总行中，政府银行为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4家，省市地方银行25家，其余135家均为商业银行，包括商业储蓄银行80家，农工银行31家，专业银行15家，华侨银行9家。1937年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家政府银行实收资本总额1.675亿元，全国商业银行实收资本总额8324.3968万元；中中交农四行放款总额为19.139亿元，占全国各银行放款总额的55.2%；四行存款总额为26.764亿元，占全国各银行存款总额的58.8%。[50]虽然数量上一般商业银行数占绝大多数，但在资产和市场业务方面，政府银行占据明显的优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全国意义的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央银行条例》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经营之”；“中央银行资本总额定为国币二千万元，由国库一次拨足，开始营业”。该条例虽然也谈到了中央银行可以招集商股，但设置了几方面的限制条件：因业务上之必要，理事会决议，监事会同意，呈请国民政府核准；并且规定商股额不得超过资本总额的49%。[51]1935年5月颁布的《中央银行法》规定，在“必要时”且经过相应批准程序招集商股时，商股总数不得超过资本总额的40%，其中法人所购商股必须达资本总额30%以上时，始许本国人民经财政部部长允准后入股。[52]然而，事实上整个大陆时期中央银行都没有实行股份公司制度，没有招集过商股，其组织架构并无股东会、董事会。中央银行设总裁、副总裁，分别由国民政府特任和简任。中央银行还设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均由国民政府特派。总裁综理全行事务，并为理事会之主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总裁基本上由财政部部长兼任。1945年之后，央行总裁与财政部部长两个职位才不再由同一人兼任。

在晚清政府和北京政府颁布的国家银行法规中，国家银行一方面享有其他银行不具备的特权，又得以经营一般银行业务。这一安排在1928年的《中央银行条例》和1935年的《中央银行法》中，基本上得以维持。1936年和1937年，国民政府一度积极筹备把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储备银行，准备在1937年上半年完成相应的立法。[53]中央储备银行将不再从事一般商业银行业务，除了独享货币发行权外，着重通过货币政策、银行监管和提供再贴现，发挥稳定金融的功能，旋因抗战军兴，中央储备银行制度未能建立起来。1942年实行中中交农四行专业化，此后中央银行基本不再经营一般银行业务，中央银行的制度在文本和实践中均得以确立。

如果说，制度设计和实际资本构成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央银行自身不存在官商关系的话，那么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则经历了与政府关系的整合，定性为政府特许银行，股本构成中官股绝对控股，高层人事安排重新洗牌，北京政府后期的独立化被制止，经营管理被置于国民政府控制之下，商股的地位也不可避免地下降。

1928年国民党取得了北伐的胜利，确立起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权的地位。国内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动，直接导致了工商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南北区域变迁。

应当指出，北伐期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国民革命军方面已经有所支持，虽然双方的关系尚在磨合之中。如1927年5月，上海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承诺捐助400万元，交付200万元之后，余款200万元未能及时续交，对此蒋介石大怒，直指“此等商人毫无信义可言，何必客气”，电令该行限期补足1000万元。[54]当时蒋介石将银行业视作予取予求之钱库，对市场等价交换法则并无半点尊重。在此高压之下，交通银行通过虞洽卿带话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先借给纸币二千万元”，蒋颇为满意。[55]不管怎样，在强势的国民党和没落的北洋军阀之间，中交两行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

待到北京政府覆亡不久，1928年11月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便将总行自北平迁至上海。中交两行中枢机构南迁，是国民政府相应银行体制构建的一部分，当时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国银行条例》和《交通银行条例》，明确规定两行的总行设于上海。[56]但这也是两行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随着北洋政权的彻底垮台，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已成定局，南北工商经济的景气状况也呈截然不同的两重天。中国银行对1928年北平与上海开展金融业务的环境做了如下比较：“北平入春以来，因南北军事未经解决，交通又复阻滞，以致银根枯窘，各业均受影响，倒闭时有所闻，迨至首都南迁，市面更形萧条。”“（上海）本年春初，时局尚在军事进展之中，各业咸具戒心，市面因之停顿，迨至夏间，兵戎既戢，交通恢复，商业始呈活泼之象，金融亦渐宽舒。”[57]交通银行最初谈到迁沪原因时称：“（交行）总管理处，原在北京，兹因国都设宁后，内部公务，诸多不便，特将北平总管理处迁入沪行。此后对外一应公务，均由沪行总管理处办理。”[58]这里只是谈到了政治因素。但稍后即谈到南北工商业状况之对比是交行决定南迁的重要原因：“北京原非商战之地，十数年来，沧桑几变……虽一般金融界渐注意工商事业，究未能尽量发挥。本年中央财政，市面金融，上下交困，殆臻极点。银行业务，直接受其影响，应付困难，不言而喻……上海为我国最大商埠，实南北金融之中心。”[59]中交两行中枢机构如果不相应南迁，无论是财政性还是与工商性金融业务的竞争中，都将处于不利的地位。换言之，中交两行总部的南迁无疑也代表了商股的利益和意愿。

在北京政府后期，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资本构成已经商股化，其业务方针注重工商经济而与政府保持距离，虽然两行名义上依然是政府银行并享有相应的特权。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交两行两度增资改组，银行性质、资本构成及与政府的关系，都起了重大变化。

1928年随着中央银行在上海设立以及中交两行总部的南迁，国民政府对中交两行进行了第一次增资改组。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中国银行资本总额2500万元，其中官股为500万元；交通银行资本总额1000万元中，官股为200万元。即两行官股均占资本总额的20%。政府指派的官股董事、监察人，均占两行董事、监察人总数的1/5；两行董事选出常务董事5人，政府在常务董事中指派董事长1人；常务董事选出总经理1人，报财政部备案。总体看，这次增资改组后，中交两行成为以商股为主的政府特许银行，并体现了商业银行的业务方针。

1935年国民政府对中交两行再次增资改组。中行新增加官股1500万元，在4000万元股本中，官股达2000万元即占50%；交行新增加官股1000万元，在2000万元股本，官股达1200万元即占60%。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政府对于中交两行新增官股，都是以民国24年金融公债的预约券拨充的。在人事方面，中交两行各21名董事，其中官董9人；监察人7人中，官方指派3人。在中交两行的董事和监察人中，官派代表均为3/7，略低于官股比例。这次增资改组采取了突然发出行政命令的方式，事先没有经过股东会议，违反了1928年《中国银行条例》和《交通银行条例》的有关规定。[60]至于增资后官股的比例，财政部起初提出的方案是中交两行的官股均增加到60%，只是因为中国银行商股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才改为50%。在国民政府方面，这次中交改组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官股的比例，更重要的是为取消各商业银行的发行权、实行不兑现的法币政策扫除障碍。正如蒋介石在致国民党高层的密电中所言：“国家社会皆濒破产，致此之由，其症结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其中关键，全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致国家与社会于不顾，若不断然矫正，则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二行所断送。此事实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与社会计，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惟一之生路。”蒋介石还强调，必须变动中国银行的高层人事，即把坚持商业银行方针的总经理张嘉璈调离：“闻中行总经理张公权君有意辞职，弟意应即劝其决心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而就政府其他任命，或调任其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俾其专心致力于中央银行之发展，促成国家之统一，则公私两全，是为至意。”[61]除了张嘉璈被调离外，原董事长李铭也被迫辞职。根据财政部的提名，宋子文以董事长的身份掌管中国银行，再经宋子文提名，由宋汉章出任总经理。至于交通银行的董事长胡笔江、总经理唐寿民，虽然没有官方的职衔，由于持与政府合作的态度，[62]在这次增资改组中没有更动。

国民政府在对中交两行进行第二次增资改组的同时，还把原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资本额1000万元，分为官股和商股。官股即财政部认股250万元（1935年实拨225万元）；其他名义上的商股有：黄埔抚恤委员会100万元，遗族学校100万元，武岭学校25万元，中央军校同学会抚恤会250万元，其余12个省政府各认股25万元。[63]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是孔祥熙，蒋介石为理事会主席，下设总经理主持日常事务，但重大人事和业务均报蒋介石批准决定。在四省农民银行时期，曾计划在陆军各师部设立储蓄部并筹备消费合作等事项，各省分行要求在各乡举办农民合作社，业务重点在军队和农村金融。[64]待到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之后，性质定为国民政府之特许银行，“为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之改良进步”，业务范围除了合作社放款、农业与水利放款、经营农业仓库之外，还包括抵押放款和保证信用放款、票据承受或贴现、收受存款及储蓄、代理收解各种款项、汇兑及同业往来、买卖有价证券，等等。[65]1936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还获得了法币发行权。

中国农民银行的设立及其总行由汉口迁往上海，标志着中中交农四大政府银行体系正式形成，政府实行金融统制的基础已经具备。同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取消其他商业银行的发行权，废除银本位，通过政府银行独享发行和集中各商业银行的发行准备金，做到了“白银国有”，更确切地说，是白银的“国民政府所有”。近代以来华资银行业的官商关系到了一个转折点，即国家金融资本垄断地位的强化和民营金融资本的非主流化。

大体自中中交农政府银行体系形成起，开始了华资银行业官商关系博弈的另一典型案例，即被称为“小三行”的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三家老牌商业银行几乎同时陷于挤兑、发行准备金不敷抵缴的困境，通过人事变动及增加官股，最终成为官股占绝对多数、业务经营完全为政府控制的官商合办银行。在这一波金融恐慌发生之前，“小三行”在整个金融市场中居于较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在1934年度政府银行与商业银行合计的营业总额中，中国实业银行为106688912.57元，位居第8位；四明银行为78103598.97元，居第11位；中国通商银行为63649730.39元，居第12位。[66]这三家商业银行都具有发行权，都存在着发行准备不足、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在1934—1935年的金融恐慌冲击下，都发生了无法应对的挤兑。“小三行”只得接受中中交三行的救济，成为政府银行的债务方；而在法币政策实施后，“小三行”发行准备空虚、根本无法依法足额缴交的情况暴露无遗，银行运作陷于停顿。“小三行”高层管理被政府代表接管的情况十分相似：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晦之先辞去总经理职务，由中央银行国库局总经理胡孟嘉代理该行总经理（1936年6月去世），董事会改组以后，财政部指派原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傅汝霖为董事长，原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周守良为总经理。[67]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衡甫也是先辞去总经理，由全体董监聘原中央信托局局长叶琢堂代理总经理，后改聘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嘉隆出任总经理；董事会改组后，财政部指派税务署署长吴启鼎担任董事长。[68]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则直接辞去两个职位，由董事会议公推该行常务董事杜月笙为董事长，同时聘原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顾诒毂为总经理。[69]

“小三行”改组过程中，对于原有股本，国民政府方面仅同意按10%折算，后商股董事力争，才允诺按15%折算。于是四明银行原有商股折减为33.75万元，财政部另拨公债366.25万元作为官股；中国通商银行原有商股折减为52.5万元，另拨公债347.5万元充作官股；中国实业银行原有商股折成52.6万元，加入公债347.4万元作为官股。这样，在资本构成方面，政府资本占了绝对优势。这种人事和资本的双重控制，与先前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增资改组所奉行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当时报刊所指出的：“现三行改组后，已与中央、中国、交通等三银行打成一片，协作努力”；“自该银行改组之后，已与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互相联络，成为相关一系统”。[70]

应当看到，与国民政府对中交两行增资改组时采取的“突然袭击”方式不同，“三小行”接受政府银行救济、加入官股以及重大人事变动，都是由“小三行”提出要求，并且经由三行董事会决议的。在新担任“小三行”高层管理者的人选确定之前，政府还与“小三行”方面洽商，听取意见，以示郑重。[71]另外，对“小三行”的救济和增资改组是否必要，还应当联系当时的客观实际。已经有学者指出：“这三家银行在1935年金融危机时被兼并，置于官僚资本信用体系控制之下，固然是蒋介石实施金融垄断的产物，也说明它们本身经营管理上的严重缺陷。”[72]“小三行”准备空虚，发行失控，经营管理不善，资金周转难以持续，股价下跌，投资人利益遭受损失，局势十分严峻；如果听之任之，随着“小三行”的破产停闭，商股、债权人乃至客户的权益更将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小三行”方面当然盼望引入外来资金，无论是政府银行的救济还是加入官股；同样，业界、社会和政府等各方面，都不愿意看到业已十分脆弱的信用链因“小三行”危机而导致更严重后果。所以，“小三行”接受救济和增资改组后的业绩和效果，市场的相关反应，以及商股、债权人与客户的利益与评价，都是构成该案例不可忽视的部分。

四 抗战时期及战后银行业的国家资本化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40年代后期，中国华资银行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抗战爆发前，中国西部省区金融业发展滞后，除重庆金融业相对较为发达外，其余贵州、甘肃等省，甚至没有一家银行总行设立。据统计，1937年全国银行总行共164家，其中设于川、康、滇、桂、陕、宁、新7省的银行总行只有23家，占全国的14%。[73]抗战爆发后，随着正面战场战线的西移和国民政府的西迁，经济重心向后方转移，大量人口从东部及沿海迁移至大后方，于是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国有银行，以及大批省营、民营银行，纷纷将其总行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开设分支机构，推进有关业务。

抗战时期四大政府银行在内地的发展，主要基于战时军事、政治与经济诸方面需要，而非简单地与商业银行争利。鉴于民营银行多在后方城市设立行处，财政部提出加速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的计划，要求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在凡后方与军事、政治、交通及货物集散有关之城镇乡市，至少有一行设立机构；地点稍偏僻者，四行短期内不能顾及者，责成省银行务必前往设立分支行处，以一地至少有一行为原则。[74]至1940年3月20日，四行所设立的分支行已达171处，其中四川60处、云南25处、贵州21处、广西22处、广东4处、湖南5处、陕西15处、甘肃11处、青海2处、宁夏1处、西康5处。[75]到1941年底，中中交农四行在各地的分支行处总数已达469处。[76]另外至1943年底，各省省地方银行设立各级机构共360个。[77]

除了四大政府银行，抗战时期后方私营银行即一般的商业银行，也有相当快的发展。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和诸多工矿企业内迁，贸易中心西移，原来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城市上海受到极大的冲击，贸易额急剧下降，各种押款也无从料理，金融业出路困难，“各银行既感沦陷区之无业可营，港沪租界地之范围狭小，惟有将其游资散之于农村，爰于抗战之初，即有若干银行随政府内迁，在川、湘、粤、桂、滇、黔各省筹设分支行，入后纷至沓来”。据统计，到抗战爆发一年后的1938年7月底，南方和西南地区银行总支行共322家，其中广东81家、广西48家、湖南50家、贵州4家、四川128家、云南11家。[78]以四川为例，抗战爆发前四川境内商业银行，重庆有28家，其他各县市有47家。抗战爆发不久，重庆成为西南乃至整个大后方的金融中心。到1942年，重庆的商业银行有23家总行、14家分行、6家支行、17家办事处，共计60家。在四川，商业银行有10家总行、35家分行、9家支行、114家办事处，共计168家。其他内地省份的商业银行机构数为：西康省13家，陕西省12家，甘肃省4家，广西省11家，云南省42家，贵州省9家。[79]战前一些著名的商业银行，如“南三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北四行”中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小四行”中的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或将总行迁往后方，或将业务重心放在后方，在战时后方的金融市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的势头，政府最高当局也直接要求关注“各行储蓄总额与竞赛”，[80]甚至命令“各行集中游资，提高其利率”。[81]在管理方面，则要求各省银行及商业银行，必须向政府银行详细报告有关押款、放款、存贷、储蓄等业务情况。[82]这些措施也促使各商业银行加强展开相应业务。

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根据1940年颁布的《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银行经收普通存款，应以所收存款总额20%为准备金，转存当地中中交农四行任何一行，并由收存行给以适当存息；银行运用存款，以投资生产建设事业及联合产销事业为原则，承做抵押放款应以各该行业正当商人为限，押款请求展期者应考察其货物性质，如系民生日用品必需品应限令赎取出售，不得展期；银行不得直接经营商业或囤积货物；承做汇往口岸汇款应以购买日用必需品及扩展必需品之款为限；银行应每旬造具存款、放款、汇款报告表，呈送财政部查核，财政部得随时派员检查银行账册簿籍、库存状况及其他有关文件。[83]其中尤其关于存款准备金的要求，意味着商业银行1/5的存款额将完全不得支配，且存在政府银行的利息只有年息8厘，低于一般存款利息；政府银行与商业银行经营同样业务的话，商业银行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对此，各商业银行的意见颇大。有鉴于此，1942年7月国民政府在实行四行专业化分工的同时，规定各银行应将存款准备金改由中央银行集中收存；以现金缴存存款准备金者，其利率一律提高为年息1分。[84]

到了1943年1月，国民政府鉴于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数量诸多，经营管理良莠不齐，颇多资力薄弱者，无法发挥正常作用，遂通过修订《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新设银行除县银行外，一概不得设立，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应先呈请财政部核准；凡已开业而尚未申请注册之银行，应于本办法公布命令到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呈请财政部补行注册；银行非经呈奉财政部特准，不得买卖外汇。[85]蒋介石还电示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要求对于“各地公私银行之开设，财部应有严格之规定，不可漫无限制，任其自设”。“至于目前各地之银行，仍应调整减少。凡非必要之银行，应令停止营业”。[86]由于新设银行难以获得批准，一些银号、钱庄便申请增资后更改名称为银行，对此蒋介石还令饬财政部，必须合并三家以上业已登记的银号或钱庄，方准立案。[87]大体上自此开始，国民政府对于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的政策，由原先的大力鼓励设立，改为严格限制新设，加强对这些银行的检查和监理。

四联总处的设立和强化，既是战时政府银行体系新变动，也对整个银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1935年4月初国民政府完成了对于中交两行的官股化程序，但是蒋介石认为还需要加强对中中交三行的统制，已经设想由中央银行总裁和中交两行的董事长，组成一个“总揽三行业务”的“联合机关”，“而以财政部长兼任该机关之主席，对政府监督三行负其全责”。[88]抗战爆发之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中中交农四行先后组成了联合贴放委员会和联合办事处，协调四行之间的贴放业务，对各商业银行与钱庄调剂头寸颇多裨益。联合办事处是一个协调性机构，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各行都不能下达强制性的命令。但它对于统制金融、推进战争初期经济政策的实施，起了重要的作用。四行联合办事处先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属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以及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农本局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等机构，调拨了大量急需的资金。[89]四行联合办事处还直接向内迁的民营厂矿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至1938年底，贷助民营厂矿内迁和复工的款额达850万元。此外，到1939年12月，四行的联合贴放总额达63645万元。[90]显然，四行联合办事处对于集中四大政府银行的资力并提高使用效率，协助内地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缓解内地资金的紧窘状况，有着直接的积极作用。

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宣布设立“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合组联合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四联总处设理事会，由中央银行总裁、副总裁，中国、交通两行的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总经理，以及财政部的代表共同组成；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由国民政府特派之，“总揽一切事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之职权”。[91]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的身份，担任四联总处理事会的主席。作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最高负责人的孔祥熙、宋子文、钱永铭，则为四联总处理事会的常务理事。

实体性的四联总处的设立，尤其是蒋介石亲自担任四联总处理事会的主席，标志着战时党政军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和赋予蒋介石最高决定权的制度安排，已经扩展到了政府银行体系。事实上，自1935年完成对于中交两行的改组和实施法币政策之后，华资银行业官商之间的统制与被统制格局已经确立，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商业银行在经营方针和市场份额方面，基本上处于被安排的地位，以往曾经的官商之间互相制衡局面不复存在。倒是政府银行之间业务经营上各自为政、资源配置和利益划分失衡，越来越多地引起最高决策者的关注和不满。在决定四联总处改组前夕，蒋在日记中写道：“金融机关如不能由中央统制，则无疑养痈致患，岂子文一人而已也。”[92]四联总处的设立及相应体制的设计，针对的不是商业银行而是政府银行，是要确立起对于四大政府银行的统制，进而言之是确立起蒋介石本人对于各政府银行的直接命令权。当然，面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银行体系，商业银行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官商关系方面话语权越来越少了。

无论从四联总处最高机构的组成人员还是从其职权来看，它不仅在四行之间起协调作用，而且是一个在四行之上起指导、监督、考核作用的新的机构。改组后的四联总处的权限范围较广，包括全国金融网之设计分布、四行券料之调剂、资金之集中与运用、四行发行准备之审核、受托小额币券之发行与领用、四行联合贴放、内地及口岸汇款之审核、外汇申请之审核、战时特种生产事业之联合投资、战时物资之调剂、收兑金银之管理、推行特种储蓄、其他四行联合应办事项、四行预算决算之复核。[93]根据这些规定，四联总处的职权涉及金融和社会经济两大领域。与此相应的，四联总处下设战时金融委员会和战时经济委员会，来实施其具体职权。

改组后的四联总处统一了在各地的下属组织，在业务重要地区设立分处，次要地区设立支处，以督导国家金融机构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原在各地设立的贴放分会均归并于当地的分支处。至1940年1月，已设重庆、成都、上海、香港、杭州、宜昌、福州、贵阳、桂林、长沙、西安、衡阳、南昌、昆明、兰州等15个分处，内江、自流井、叙府、嘉定、泸州、万昌、北碚、宁波、吉安、泉州、永安、梧州、零陵、常德、南郑、柳州、西宁等17个支处。各分支处下设文书、业务、会计、调查、农贷、储蓄等组，[94]填补和增强了四行在大后方地区机构设置的空白与薄弱之处。通过数目多、分布地域广的分支处的活动，国民政府得以控制战时后方地区的金融事务和经济事务，甚至把经济、政治影响扩大到日伪地区。

四联总处对战时经济和金融进行了规划。1940年3月30日，四联总处正式提出了《经济三年计划》和《金融三年计划》，同年4月9日，又分别制定了《经济三年计划实施办法》和《金融三年计划二十九年度实施计划》。经济、金融三年计划及其实施办法，成为1940年之后四联总处工作的基本依据，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规范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和金融基本政策。这方面的工作是四大政府银行中的任何一家都无法单独完成的。

四联总处较早就采取了扶植中央银行的措施。如1940年实行轧现制度，规定由中央银行对政府银行实行总轧账；自1942年初起，规定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票据交换。特别是1942年5月起拟订的《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和《统一发行实施办法》，规定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为集中钞券发行、统筹外汇收付、代理国库、汇解军政款项、调剂金融市场，但不再从事一般银行业务。中国、交通、农民三行的法币发行权被中止，业务经营范围得以明确。于是，中央银行制度在文本上基本确立，其实际运作中如何处理与各政府银行的关系也有了制度规范。

战时在日伪占领区，中中交农系统各经营机构大部分撤退，日伪则分别设立过“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设于北平）、“华兴实业银行”（总行设于上海）、“中央储备银行”（总行设在南京）、“蒙疆银行”（总行设于张家口），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设立的“满洲中央银行”（总行设在长春）。未及撤出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机构，则被日伪强迫增资改组，纳入傀儡银行体系。商业银行除了部分资力撤往后方之外，大部分继续经营，并有较多新设。以上海为例，到1945年抗战胜利，银行总数已经达到193家，较战前增加近3倍。其中除了部分是1937年抗战爆发前开设，30余家为太平洋战争之前向国民政府注册设立，其余120余家商业银行都是在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设立的。[95]

抗战胜利后，银行业先是经历了复员、接收和清理，即后方地区的政府银行、商业银行有相当部分迁回收复区，日资和其他敌性银行、傀儡政权银行被接收，占领时期开业的银行被停业清理。随着战争的结束和战后经济的复员，全国范围内一度金融业务兴旺，无论政府银行还是一般商业银行，均有大量增设。以1937年6月底和1946年底比较，全国银行业总行从164家增加到574家，其中国营银行为中中交农加上中信局、邮储局6家，省市营银行从26家增加为381家，一般商业银行的总行由134家达到187家；分支行总数从1627家增加到3070家，其中国营银行由491家增加为846家，省市营银行由464家增加为1239家，商业银行由672家增加为985家。[96]但1946年4月，国民政府颁行《财政部管理银行办法》，加强了银行监管，重点为一般商业银行。一是停止批准新设银行，限制设立分支行。规定除了县银行之外，一律不得新设银行；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应先呈请财政部核准，且财政部规定限制增设分支行处的地方不得请求增设，甚至不得移设；在主要业务方面，再度规定银行经收普通存款（包括活期和定期）须以现款缴存准备金于中央银行或指定代理银行；银行非经批准不得买卖外汇及金银；对于贷款放款的规范化和附属业务、禁止业务等，也有目确的限定。[97]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额虽然比抗战初期有明显增长，但与政府银行相比，市场份额在下降。如以存款计，1937年底商业银行存款总额达11.15亿元，占全部银行存款总额的33.7%，但到1948年6月底，虽然商业银行存款总额高达法币275271.65亿元，占全部银行存款总额的比重却下降到了12.8%。另外，上述1937年底商业银行存款数可折合黄金9772129两，但1948年6月底的存款数折合黄金仅为245997两。[98]如果考虑到物价指数上涨、法币贬值的因素，商业银行可以支配的资力更是大大缩水了。

1947年7月，国民政府颁行了《银行法》，共10章、119条。由于中央银行有《中央银行法》，其他政府银行各有特定法规，所以这部《银行法》是关于一般商业银行制度的较详尽的法规。与一年前的《银行管理办法》相比，《银行法》对于上缴存款准备金的比例有所调低，形式也从现金改为可以国债、公司债等有价证券抵充。然而从整体来看，战后国民政府在制定与一般商业银行利益攸关的重大政策方面，以政府银行和国家资本为本位，商业银行完全没有话语权。如战后法币收兑中储券的比例迟迟未决，最后定为1元法币收兑200元中储券，给原日伪占领区广大民众造成极大的损失，也牵涉诸多商业银行资本和资金额的缩水。特别是1948年8月19日起实施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包括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外币，登记外汇资产，整理财政、加强管制经济，这些都关系到各商业银行的利益。尤其是“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以及强令普通商业行庄公司向中央银行申报移存金银外币。[99]需要指出的是，自晚清华资银行开始发行纸币以来，金银历来作为发行的现金准备，是纸币得以流通的价值基础。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时，虽然禁止使用银币，但并不禁止持有；各发行银行的发行准备要集中，但各银行完全可以保留非发行准备的金银，外币的持有更不成问题，法币政策实施后，中中交三行在近三年时间里实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可以这样说，金圆券政策从设计到实施，都包含着如下目的，即支配乃至占有商业银行和其他民营金融机构的金银外币资产。这是近代以来历次币制改革所未曾有过的安排。而伴随着金圆券政策破产的，不仅仅是诸多商业银行的金银外币资产的云飞烟灭，也是金圆券的名义发行者中央银行以及炮制和固执这一荒唐政策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亡。

百余年来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变迁，留给后人值得记取的内容应当是很多的。迄今为止，在中国真正称得上百年老店的银行不多。创办于1897年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没有垮在其创立者盛宣怀手中，在政府银行救济和增资后也挺过了1930年代的金融危机，但于1950年代经过改造而消亡。1987年成立招商银行时，只考虑到与所属招商局的名称一致，失去了让中国通商银行这一老店获得新生的机会。创立于1912的中国银行历经坎坷，其名称算是延续了下来。创立于1907年的交通银行，1949年之后曾经停办，1980年代得以恢复建制，营业至今。银行是专门从事货币信用业务的企业，货币信用是要靠积累的，要靠每一笔业务中的讲信用持之以恒；毁掉银行的信用很容易，恢复却很难。银行的信用是靠善待客户确立起来的，说到底是要履行对社会的运作、经济的运作应守的信用。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变迁，所体现的当然不光是官商关系、政商关系。尤其商业银行作为企业，最根本的是处理与客户、同业的关系，处理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银行能够向客户提供安全优质高效的服务，向投资人即股东提供稳定的说得过去的回报，就是尽到了银行的社会责任。然而，银行的准入和监管，就会涉及“官”，就会产生官商关系、政商关系。问题是进入民国以来，政府在对待银行的问题上，其取向往往倒退到部分倡设银行的前清重臣的境界，即借开设银行解决财政需要，视银行为予取予求的外库。更甚者，则是把银行业视作官股和国家资本的领地，实行全面统制，使得银行业的民营资本处境维艰。后世当权者抓住银行不放，当然不能算错，但大都忘记盛宣怀的如下名言：“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商家，商海博弈者也，银行必须讲求商业精神，包括诚信、公平、等价等，必须重信守诺；进而言之，只有理解和信守商业精神，才是银行业走向百年辉煌的不二法门。

说得更明确些，国家（中央政府）不是不可以对银行业搞统制，不是不可以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如法币和金圆券）。但是，权利和义务是不能割裂的，在国家资本统制银行业包括发行不兑现纸币的同时，国家（中央政府）也就无法推卸维护币制和金融市场稳定的责任，政府的信用、合法性权威性和有效运作，都成为币制和金融稳定的抵押品。正因为如此，抗战胜利之后政府一系列金融政策措施缺乏民意基础，而且政府统制演化成寡头独断，人治代替党治，却依然无法制止恶性通货膨胀，法币与金圆券的相继垮台，国家行局信用丧失殆尽，民营资本银行任凭摆布，实际资本严重缩水，除了囤积居奇、投机牟利之外无法维持，金融体系、金融制度和市场完全崩溃，这一切必然导致包括一般工商业者、商营行庄业者在内的广大民众对失信的当政者的彻底绝望。这或许是战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迅速覆亡的原因之一。

[1] 本章由吴景平撰写。

[2] 中国内地第一部系统叙述自古至今中国金融演变的通史类研究著作，为李飞、赵海宽、许树信、洪葭管主编的6卷本《中国金融通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2008年陆续出版。其中第2—5卷涵盖了1840—1949年这一时段。

[3] 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右佥都御史庞尚鹏曾奏准“设立钱铺，以市镇中殷实之家充任”。引自张国辉《中国金融通史》第2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第15页。

[4] “盖自乾隆至今，垂二百年，斯园阅世沧桑，而隶属钱业如故。”见《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5] 参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第365页。

[6] 《中国拟设银行》，《申报》1876年3月18日。

[7] 《华商新设银行纪略》，《申报》1876年5月20日。

[8] 引自张国辉《中国金融通史》第2卷，第295—296页。

[9] 《谨拟有限国家银行章程恭呈宪览》，《申报》1886年1月27日。

[10]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中华书局，1964，第637页。

[11]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第641页。

[12]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第641—642页。

[13] 《盛宣怀奏呈自强大计折附片》（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4页。

[14] 参见张国辉《中国金融通史》第2卷，第309—310页。

[15] 据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三十日度支部尚书载泽折：“臣部所设银行原名户部银行，即为中央银行。”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第1044页。

[16] 《大清银行则例》，《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第1045—1048页。

[17] 《交通银行奏定章程》（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邮传部奏颁），交通银行总行编《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第172—181页。

[18] 以下见中国银行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张国辉《中国金融通史》第2卷，第330—335、344页。

[19] 《银行通行则例》（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奏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志编委会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9，第145—148页。

[20]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148—156页。

[21] 杨荫溥：《五十年来之中国银行业》，载《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国通商银行编印，1947，第40页。

[22] 《财政部致京师商务总会令稿》（1912年9月18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145页。

[23]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287页。

[24]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145页。

[25] 参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1页。

[26] 参见洪葭管《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第211页。

[27] 参见洪葭管《中国金融史》，第217页。

[28] 参见盛慕杰、朱镇华《浙江兴业银行的盛衰》，载《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文史资料》第6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111页。

[29] 参见马炳荣《浙江实业银行》，载《旧上海的金融界》，第132—133页。

[30] 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档案出版社，1991，第1—2页。

[31]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15—16、39页。

[32] 《王克敏、张嘉璈至财政总长呈文》（1917年11月5日），《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83—86页。

[33] 《财政部呈大总统文》（1917年11月12日），《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122页。

[34] 《财政部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函》（1924年4月21日），《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87—88页。

[35] 《修正中国银行则例》（1915年9月30日），《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115—118页。

[36] 《修正中国银行则例》（1917年11月20日），《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119—121页。

[37] 《交通银行则例》（1914年4月7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174—176页。

[38]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57页。

[39] 参见洪葭管《中国金融史》，第205页。

[40]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197页。

[41]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295页。

[42]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272页。

[43] 朱镇华：《中国金融旧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第147页。

[44]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265页。

[45] 参见洪葭管《中国金融史》，第206页。

[46] 朱镇华：《中国金融旧事》，第146—147页。

[47]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155页。

[48] 《财政部关于施行法币布告》（1935年11月3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02页。

[49] 《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2页。

[50] 《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

[51] 《国民政府颁布之中央银行条例》（1928年10月5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529—530页。

[52] 《中央银行法》（国民政府1935年5月23日训令公布），《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597页。

[53] 蒋介石曾催促立法院加快立法进程，“储备银行法务望于此一二星期内通过为盼”。见《蒋介石致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转立法院长孙科电》（1937年6月12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10200-00176-043-001a。以下所引《蒋中正总统档案》藏所同，略。

[54] 《蒋介石致俞飞鹏电》（1927年5月2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10100-00008-059-001x。

[55] 《蒋介石致张静江电》（1927年5月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10100-00008-008-001x。

[56]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539、551页。

[57]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3），第1979、1975页。

[58] 《银行周报》第12卷第40期，1928年。

[59] 《银行周报》第12卷第46期，1928年。

[60] 《中国银行条例》第二条：“中国银行因业务上之必要须增加资本时，得有股东总会议决，呈请财政部核准增加之。”《交通银行条例》第五条：“交通银行因业务上之必要须增加资本时，得有股东总会议决，呈请财政部核准之。”见《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539、554页。

[61] 《蒋介石致叶楚伧电》（1935年3月2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200-00033-020。

[62] 蒋介石曾电示孔祥熙：“交通银行唐寿民如对政府能服从，则不必多事更张，此亦安定人心之一法也。”见《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7年3月2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277-031-001a。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亦保留，至1937年4月成立第七届董事会，财政部仍指派胡笔江为董事长。

[63] “中国农民银行股东、股权及代表姓名一览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第35页。

[64] 《蒋介石致郭外峰电》（1935年7月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10200-00087-031-001x。

[65] 《中国农民银行条例》（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四日公布），《中国农民银行》，第332—333页。

[66] 潘恒敏：《各银行信托公司储蓄会二十三年度营业报告统计》，《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9号，1935年，第1893页。

[67] 胡若谷：《先父胡孟嘉事略》，《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3期；《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3），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印，1990，第204页。

[68] 上海市档案馆藏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9-1-59、62、63。

[69] 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通商银行档案：Q281-1-9。

[70] 《钱业月报》第15卷第9号，1935年；《中行月刊》第11卷第3期，1935年。

[71] 孔祥熙曾于1937年3月26日向蒋介石报告：“为四明银行事，弟已派美顾问林枢赴沪，对于董事长总经理人选，正与孙鹤皋（衡甫）俞佐亭接洽，俟得到伊等同意决定后，即发表。至吴启鼎税务署长职，亦已免去。”见《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106-00074-010-002x。蒋介石则要求孔“出国以前农民与四明二总经理须派定发表”。见《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7年3月2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277-031-001a。

[72] 洪葭管：《中国金融通史》第4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第92页。

[73] 《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9页。

[74] 《五十年来的中国经济——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6页。

[75] 《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方案》（1940年3月30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第191页。

[76] 《四联总处三十年度工作报告》，《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7—198页。

[77] 《五十年来的中国经济——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6页。

[7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684—685页。

[7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财政经济》（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605—606页。

[80] 《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藏所下同，略。

[81] 《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8日。

[82] 《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22日。

[83]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642页。

[84] 《财政部关于提高银行缴存普通存款准备金利率令》（1942年7月16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662—663页。

[85] 《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1943年1月7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671—672页。

[86] 《蒋介石关于限制各地公私银行开设的手令》（1943年2月3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674页。

[87] 《蒋介石关于限制钱庄银号设立代电》（1943年3月1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677页。

[88] 《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5年4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200-00033-022-001x、002x。

[89] 《徐堪致蒋介石呈稿》（1941年8月1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5页。

[90]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5页。

[91] 《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汇编》（上），第634—635页。

[92]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9日。

[93]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组织章程》（1939年10月2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70页。

[94] 《四联总处关于1940年分支处组织演变情况的报告》（1940年），《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27页。

[95] 《五十年来的中国经济——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3页。

[96] “历年全国银行类别表”，引自朱斯煌编《民国经济史》下册，银行周报社，1947，第495页。

[97] 《财政部管理银行办法》（1946年4月17日公布），《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汇编》（上），第697—700页。

[98] 见洪葭管《中国金融通史》第4卷，第511页。

[99] 《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1948年8月19日），《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第482—484页。

第十九章 阶级和职业：1930—1940年代上海银行界的政治和经济动态[1]

一 上海银行界研究概论

学界对上海资产阶级的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其中，以讨论与国民政府关系，尤以对所谓“江浙财阀”[2]的研究成果为最多。[3]不过，近年出现了新的趋势。首先，讨论上海资产阶级与国民政府关系于时间上有所延伸，由北伐统一下移至抗日战争，由讨论与国民政府关系转移到与日本或汪精卫政府，甚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与新政权关系。[4]不过，在抗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甚至以后的一段期间里，有关上海资产阶级与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始终不多。其次，由讨论广义的资产阶级细分到对金融、工业等界别的专论，以“企业家”（entrepreneur）和“专业经理”（professional manager）来取代原来“江浙财阀”的统称，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只有“财阀”而没有金融阶级，只有攀附政权的资本家而没有讲求地位独立、专业知识的“银行家”看法。[5]

随着近年包括银行档案的逐步公开和个别银行家个人资料的整理，作为最主要的金融组织——银行的历史重新被学界关注，银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需重新解释。1930年代和1940年代对于上海的银行业来说，可谓极之重要但又错综复杂。第一，在这两个年代里银行业快速发展，达到高峰。第二，随着经济发展，大量服务性企业在上海出现，上海的职员阶层不断扩大，不过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引发了不少劳资纠纷和各种企业内部的人事管理问题。第三，国民政府在此期间积极推行金融改革和经济统制政策，没有银行界的支持，任何措施都不可能顺利推行。第四，中国的内忧外患使政府更容易争取到银行界的支持，有利于推行各种以舒缓政府财政压力为目的的政策，但当合作关系消失，利益上的矛盾便会浮现出来。第五，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加大，美国白银政策直接影响中国金融市场之稳定。处于这样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对银行业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过去学界对上海银行界的研究，多集中讨论资本家而非中下层的职员阶级。正如表19-1所示，“银行家”（banker）与“事务员”（officer）、“雇员”（employee）最大的分别在于前者是经营银行之首脑，后两者是负责执行之事务者，包括经理和一般职员，而职员之中，还可细分行员及雇员。显然，我们对中下层的职员阶级注意较少。[6]

表19-1 银行家和银行职员的定义

本章撰写的目的，首先，处于1930年代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上海银行业的职员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又产生哪些问题？第二，除专业知识外，新的职业伦理又如何建立？第三，面对1940年代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上海银行家和职员阶级又有何种不同反应，与国民党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转变，这种利益和阶级上的矛盾又如何被利用？本章尝试利用各种相关档案和已刊资料，对上述问题逐一解答。

二 1930年代上海银行业职员阶级的形成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它的分行和雇用职员数目仅次于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的成功，除了与被认为是江浙财阀领袖的创办者陈光甫有密切关系外，完善的经营和人事管理制度亦相当重要。

上海银行的人事管理和“服务”精神

陈光甫把上海银行的宗旨定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业，发展外贸”，也为上海银行树立了鲜明的社会形象。1923年，上海银行成立实习学校，6年后改为银行传习所，1931年又改为银行训练班，招收19岁以下高中毕业生，由具经验之银行职员担任教师。据统计，直至1937年，上海银行训练班共招生278人，成为银行一个重要人力资源。从狭义上说，服务社会是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的混合。陈光甫以此大事宣传上海银行的服务，教导行员作为一个优秀银行职员的准则就是“银行是我，我是银行”。很明显，服务社会不仅为上海银行营造正面社会形象，更以此作为训练员工忠心、勤奋的策略。从另一角度看，服务社会亦可视为银行指导员工日常生活的一种企业精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上海银行工作与在中国银行一样，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和一笔收入，它更是一个银行行员身份认同的过程，在企业指导下过着一种新的集体生活。[7]

陈光甫视“服务”为银行从业人员的座右铭，他极之讲求纪律和严明的组织。他认为在银行工作必须抱终身服务之精神，绝不能“见异思迁”，要把行务视为己事，做出完全的奉献。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加入银行之后就犹如失去了自我，因为行方鼓吹的是“只有银行而没有个人”，对于上司和《银行服务守则》，只可义无反顾地服从和遵守。

陈光甫于1915年上海银行开办之初，即任办事董事兼总经理。1929年，上海银行进行组织改革，成立总经理处，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把全行各部门分为业务部和事务部两大部分，分由总经理直接委任部门主管并总其成。1934年上海银行又实行分行管辖制，把全国分行划分为10区，每区设一分区管辖行，由管辖行经理向总行总经理负责，调动区内的人力和财务资源。显然，银行的所有权力归总经理所有，由陈光甫一人独揽。他对职员的要求十分严格，曾在行务计划会议上公开地说：

余意凡分行经理，如只顾自己的事情，只图表面，只知利用自己的地位干与行无益之事，将来终归淘汰。现在分支行处中有无此种经理，余不敢必，但如能训练出一大批良好经理出来终可把不良的经理，减少至最低限度。[8]

上海银行职员的薪酬和升迁阶梯

正如表19-1所示，只有经营银行者称之为银行家，其他的雇用者为职员或行员，都是受薪阶级，其薪金和职位成正比，职级愈高则薪金愈多。从下面表19-2可见，1931年时以最低级的初级试用助员进入上海银行服务，每月可拿30元的薪水。以当时的标准来说，相对于百货公司的练习生每月只可拿3—5元，显然是较优厚的。[9]不过，正如研究英国苏格兰银行薪金制度的学者所指出的，银行职员通常被认为是终身职业，所谓“易进难出”，一个人在银行工作了10年后就很难转职，除非他提早退休。[10]另外，如果把职员的薪金水平和年龄挂钩的话，就可见到每一年龄组别的职员在领取相差无几的薪金，这种情况不容易改变，除非整个组别的薪酬改变。换句话说，银行的薪金结构是“非常等级性”（strongly hierarchical）的，是根据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监督、责任来决定。只有按照银行人事升级的程序，才可获得薪金的调整。[11]

表19-2 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月薪

根据上海银行《行员待遇服务规则》，所有升级和加薪均由总行各部主管人员负责，程序是先由各分支行处经理主任考核成绩，于每年12月呈报总经理核准。一般来说，初级试用助员及试用助员进入银行半年后可按照办事成绩甄别去留及加薪，最优者可晋升为三等三级助员，次优者可获升级和加薪，平常者不获升加；助员一年后最优者晋升两级，次优者得晋升一级，平常者不获晋升，由助员晋升办事员须有出缺并经审查及格后始得补升；办事员一年后最优者可晋升两级，次优者得晋升一级，平常者不获晋升，由办事员晋升职员须有出缺，由总经理遴选补升；职员一年后最优者得晋升两级，次优者晋升一级，平常者不获升级，至一等一级后所获升加均得由总经理决定。[12]每一职员入行后，人事部门都会设立个人专用文档，记录其一切资料，包括家世、出身、学历、经历、婚姻、特长、熟识亲友等，同时也记录今后的职务调动、升迁、功过、奖惩、主管人员对之每年评核考语、请假等。[13]

上海银行对职员的表现，有一个监察和赏罚分明的机制。每年12月，全行职员都会被这一共有24点之多的机制评核。显然，上海银行的工作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但薪酬待遇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上海银行提供优厚的行员福利，例如为未婚职员提供宿舍、退休后给养老金、给予优惠利息以鼓励行员储蓄、以特惠价配售银行增资股份等，这些都不可不说是用以鼓励行员上进的方法。[14]

1939年出版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关于银行职员的待遇有以下的评价，对全上海市约20万的职员阶级来说，银行可以说是待遇最高和最受欢迎的工作，该书同时指出，待遇好会导致反效果，引来腐败的生活：

金融机关的职员，如银行保险公司等，特别是银行，被大家看做很高贵的职业。拿几个大银行来讲，待遇确也很不坏。如中国银行初年的练习生，每月就有三四十元的薪水，可以与小机关的高级职员相比较。行员的住宿，银行又可以低廉的价格供给，甚至每天办公时间

前后，有载客大汽车在行与宿舍间往来接送，行员连车钱都无须耗费。造成的结果，便是行员们一天到晚的勤劳行务，一部分人则过着糜烂的业余生活，多数打牌，少数玩女人。[15]

从事银行业者是否生活糜烂，有时很难加以界定，特别是对于工余寻找休闲、乐趣的职员阶级来说，银行职员和其他上海市民没有太大的分别。有学者指出，最常到上海舞厅消费的一类人便是于商界从事服务性行业的职员，“由于每次跳舞要花费几元钱，对不少职员来讲也是一笔不少的开支，但又不能不跳，于是‘每餐嚼咬两块大饼，走路省几文车钱，拼凑了几块钱，一到晚上，整一整衣冠，梳一梳头发，昂然又走进了舞场’”。[16]虽然银行管理层经常告诫不可有不正当的行为和参与任何被称为不当的娱乐，但是参加工余娱乐活动始终吸引着年轻职员。

三 1930年代上海的投机风气与社会问题

1930年代的上海金融市场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在美国爆发，但对中国并未即时产生影响。[17]根据表19-3所示，中国股市不仅没有崩溃，由政府发行的债券相对于股市，更为吸引投资者。1932年1月日本攻打上海后，公债的指数不跌反升，成为金融市场上最热门的炒卖对象。由于有大额的折让，加上政府强硬推行，一般的商业银行都很难抵抗。

表19-3 上海证券指数

由于公债利润丰厚，上海银行界大量吸收存款，而这些资金绝大多数投放于高额回报的公债市场，而非用于一般企业投资贷款。[18]不仅本国银行，由外国人开办的万国储蓄会及中法储蓄会亦努力从社会吸收存款，无不以有奖储蓄来吸收储户，虽然因管理混乱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但最后亦无法禁止。

从表19-4所见，直到中日战争爆发，上海的生活费指数并没有被推得很高。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发生后的翌年即1930年，上海生活指数约比1926年只增加两成，但在1932年日本攻打上海后便开始下降，直到1935年法币推出后才开始回升，不过相比1926年时仍有一成多的增幅。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生活费指数中，多以先跌后升，或先升后跌，然后再反弹的情况较多，唯独房租一直保持升势，直到1936年才略为下调，可见房地产在上海亦成为投机炒卖的对象。[19]

表19-4 上海生活费指数（1926年=100）

续表

由于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当世界银价出现变动时，上海的金融市场很快就做出反应，上海自然成为游资聚集的地方，即所谓“上海充血，内地贫血”。当全国的热钱都集中上海等待投资机会时，公债、房地产、标金和外汇都会成为投机炒卖的工具。当世界银价下跌时，上海的标金便上升，相反银价上升时，上海的标金便下跌。当世界银价上升时，上海的银货便会流出（见表19-5）。

表19-5 上海金融统计

上海的投机风气

1930年代上海经历过两次战争，社会上投机风气充斥，不过我们的注意力多在1937年后上海出现的所谓“畸形繁荣”。左翼作家对上海的投机风气，提供了大量的写实文学作品，《子夜》和《林家铺子》便是讲述城市大投机家和小商户破产最为家喻户晓的故事。朱璟在他的小说《狂热的投机市场和不出烟的烟囱》中一针见血地道出当时银行的经营问题：

我看周亲家那家银行只有储蓄部还热闹，可是我刚才留心一瞧，储户倒是十元五元的零星小户居多数；他家又不发行钞票，行内用了许多人，开销想来不小，他们怎么还能赚钱呢？……

放出去呢，自然不能到三分，况且近年来百业萧条，也没有稳当的地方可放。他们吸收了存款来，全是拿到交易所去买卖公债的。稳当的做法是套套利息，冒险的，可就投机了。农村破产，又不太平，金钱都逃到上海来。上海的银行家吸进了许多存款，也没处去运用，那不是要胀死么？自然都到交易所去变把戏去了。[20]

1940年，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上海银联”）编辑了一本银行从业员征文集《金融线上》，收录了不少表达银行职员心声的文章，颇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如何讲“派头”：

公共汽车涨了价，于是不得不安步当车。早晨到行，为了时间关系，依然是乘车子的，晚上回家，就一路闲荡着，顺便看看衣铺橱窗里的陈列品……因为不乘车子，鞋子比较容易损坏……然而，价格是贵得可怕了；皮鞋起码十多元，竟有至五十余元的，看来皮鞋是穿不起的了，还是看看鞋子罢……比较便宜的，像橡胶底的跑鞋之类，现在也得二元多：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的确只能穿穿这种鞋子，但，这种鞋子，向来是一般小学生和工人们所常穿的，对于自己这样一位所谓“银行先生”怕不甚合适吧！？自己纵然想下一个决心去买来穿，但穿到行里，被同事们看见了，揶揄讥讽，是在所不免的，而且说不定，那位经理先生还会埋怨我不应该自贬身价哩！[21]

在物质生活压力底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处之泰然的，如上文所述的炽热投机风气，便一直笼罩着整个上海银行界。在银行职员所写的文章里，便曾多次提到这种投机行为的普遍程度：

明明知道买卖股票是一种投机，行市的涨落一定有人操纵，但因为眼看着人家赚钱，不由得也有些心动……结果连佣金在内，一共亏蚀一千多元之巨，每人摊派二百另二元六角九分。正所谓偷鸡不着蚀把米。二百元钱，在看惯了银行账簿的我们，真不算一个了不起的数目，如今要自己平空付出这一笔款子，那就非同小可。[22]

现在总行外汇部已可以允许同人开立户头，来作投机了，虽说在行员规则上载有“禁止同人投机行为”的条文，可是现在这么一来岂不是等于鼓励同人去作投机了吗？……哈哈……不要说这话了。钱，那个不要呢！总行里的×副理，×襄理，×科长，以及××主任等，在“五二”那天，不是都赚了几十万元吗？[23]

在整个1930年代，上海金融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动荡，公债、标金、外汇、房地产都成为炒卖投机的对象。在租界特殊环境的保护下，全国游资涌进上海，[24]使上海的投机火焰更加炽热。在上海从事金融业的无论高、中、低级职员，都被卷入金融投机的巨涡中。

四 上海银行职员的舞弊问题和解决方法

上海银行虽然有迅速的发展，但亦衍生出各种问题。首先，银行不得不推行改革，务求在制度上尽量完善。上海银行于1934年将人事科升格为人事处，并配合施行数种增强行员“向心力”和提高行员福利的措施，包括改良待遇、增进修养、沟通意志、鼓励行员持有银行股份等。上海银行的策略是“使行员生活安定，无后顾之忧，不致见异思迁，舞弊犯法”。[25]为何会出现银行舞弊，曾在银行界服务的李权时有如下评论：

十余年前华商银行规模小，业务简单，数目能够掌握；十余年前华商银行数目少，但现在数目多，存有竞争，必须减省手续，提高效率，减低成本，应付竞争；以前银行职员数目不多，而且都有亲戚关系，且有保人制度保障，不需有严密之稽查制度，但现在行员数量急增，达数百至千人，进来者或凭考试或凭介绍，品流复杂，保人已不可靠，加以人心不古，投机风气盛行，必须有严密之稽查制度，加上防范。[26]

1934年，陈光甫完成了银行的组织改革，成功推行了总经理制、分区管理制和管辖行制，务求对各部门和各分行施行更严密的监察。

上海银行创办初时，由于业务简单，而且规模较小，用人不多，大多聘用曾经于银钱业工作过的人，但后来分行逐渐增多，据说曾试用国内外大学毕业生，结果未能令人满意。[27]据1940年加入上海银行训练班的王廉善回忆，当时从训练班毕业的同人被分派全国各地分行，考试的题目便是“男儿志在四方”。[28]

根据上海银行1935年公布的《本行行员舞弊之研究》，如表19-6所列，1920—1934年，舞弊行员共76人，牵涉金额达881453元。[29]

表19-6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舞弊统计

续表

何谓舞弊？据该调查报告所指，“即凡故意虚造或匿藏过去或现在之事实而侵害关系人之权利者均为舞弊。包括伪造及变造文书、现金及物品之中饱、与顾客共谋诈欺本行款项、偷窃款项”。综观各舞弊案件，多为行员“挪用”、“移挪”、“私挪”、“卷逃”银行款项。

上海银行仅于1934年，即在全国各地增设分支行处凡32处，计天津4处，北平2处，上海本埠、广州、香港、衡阳、吉安、临川、宣城、明光、大通、溱潼、蚌埠、滁县、晌水口、清江浦、泰县、东台、淮北陈家港、溧阳、丹阳、海门、青岛东镇、潍县、石家庄、西安、渭南、河南灵宝等各1处。[30]可以想见，要在一年内对所有新设的分支行处配以适当的人力资源和施行监管，并不容易。上海银行至此设立的机构总数达110个，职员人数达2775人，是当时中国私营银行之冠。[31]当上海银行努力扩展业务，增设分行、支行、办事处的同时，在人事及银行内部管理问题上便出现失控的现象，呆账和舞弊事件层出不穷，已到了不可收拾的严重程度。1934年，上海银行副总经理杨介眉指出，在1932年之前坏账只有70万元，但至1932年时坏账急增至300余万元，1933年亦有200余万元，杨介眉警告“无论何人闻之，均觉可惊可惧……今年市面如此，倘再有坏账，如何得了”。[32]

有关银行过分扩充，失去平衡，以致酿成舞弊事件的问题，早在1928年3月，总行人事科经理伍克家已经向陈光甫提出。他在写给陈光甫的信中说：

因察本行现状已逐渐陷入老大苟安之境，人才缺乏，朝气日就湮灭，对于本行特殊之使命，了解者不多，服膺者更少，中上级行员受社会环境及衣食住之束缚，大都非孳孳为自身利益忙，即意态消沉，尸位素餐，以此人马何能打仗？窃恐地盘愈大，统治愈难，危机亦愈多，即无时局之纠纷，亦应竭力收敛，从事于整理训练，至少使中上级行员了解钧座创办本行之宗旨，信仰服从，捐弃借公众机关谋个人发展之恶根性，消除苟且偷安、敷衍了事之恶态度。[33]

1928年10月陈光甫对上海银行屡次发生行员舞弊事件，十分震惊，但当受别人批评时，又尝试为自己辩护，他对杨介眉说：

今后非努力训练行员，俾可应用。现在各部添人均是临时抱佛脚，毫无准备，所添来之人不免有乌合之众之象……馥荪（指李铭）批评我行，云内中乱七八糟，盖部分太多，人才不齐，馥荪宗旨不在扩充，省开支，全年不过十七八万元，专做几个老主顾，公债票有机会之时购进或卖出，一年可赚四五十万元，毫不吃力。此乃绍兴人之办法，难怪其对我等有此评论也。[34]

为进一步加强行务管理，下级向上级、分行向总行、各部门主管都必须向总经理汇报工作，为此而发、收的文件甚多，包括各种通告、通函、通讯、密字通函、公函、行务会议报告、经理月报等，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此外，每周在总行内举行的大小会议，几乎天天如是，十分惊人。1935年，陈光甫在第二次全行行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银行组织的统制政策，包括统一的营业政策、重复事务之去除、中枢命令之服从、主管人员之负责、办事效率之机械化。他说：“任何组织，欲求其不松懈，必须有纪律，所谓纪律，以服从为第一要义，凡管辖部分所发出之命令，被管辖部分必须服从，并且必须立刻认真做到，必如是方可称组织严密。”[35]

有关上海银行本身对控制舞弊问题恶劣变化的反应，银行屡有改善业务、提高行员服务水平的讨论，例如提高行员之保证金、改善会计方法等，以防舞弊事件之重演。1937年2月11日由上海银行界创刊的《银行生活》杂志出版，直到抗战爆发，共发行9期，它的创刊号广告是这样写的：“异军突起，全国银行行员公余唯一正当刊物”，给人一种拨乱反正的感觉。在《银行生活》创刊号刊登了一封读者来函，函称：

讲到我们银行的行员，一天到晚，埋头苦干，精神贯注在“钞票”、“数字”、“算盘”、“钢笔”上面，到了工作完了以后，当然要找一种正当的娱乐，或者阅读有趣味的刊物，方可调剂日间耗费去的精神和努力……现在有了《银行生活》的创刊，可以弥补了这一个缺点，直接的增进行员银行学识，间接的银行本身基础得以巩固。那末，《银行生活》的使命，是何等的重大啊！[36]

《银行生活》的内容有两点是与银行界息息相关的。第一，讨论行员的修养和业务知识，如潘仰尧《银行员应有之道德修养》、怀素禅《日本青年银行员之不安》（刊于第1卷第1期）、林康侯《怎样利用业余时间》、灵敏社《行员职业谈》（刊于第1卷第2期）。第二，邀请有名气的大银行家接受访问或介绍外国知名银行家的生平事功，以达到树立银行家榜样的目的。有关这一方面的文章计有《英兰银行总裁诺曼传》、《徐寄庼先生访问记》、《王志莘先生访问记》、《林康侯先生访问记》等。

银行管理层为提高工作效率，减低营运成本，提高营运上的安全和保险，对行员施予种种不同的控制手段，例如提供在职训练、经济上的鼓励、讲求赏罚分明的表现评核制度等，而银行认为重要的方法是控制行员的思想和行为，使之服从行方的指挥。但是，纪律式的人事管理方法和完全中央集权的总经理制度，有时会产生相反效果，过分的控制和极端严密的监管只会令行员反感，甚至做出反控制的行为，这是银行高层所始料不及的。与1934年国民政府推动的新生活运动的结果相同，对私人空间的过分干预只会导致排斥和反弹。[37]

1930年代上海的投机风气并未因银行改革或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而减退，相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可谓愈演愈烈。上海真正的通货膨胀是1937年以后出现的，银行职员的收入因物价高涨而不断减少，被卷入投机炒卖旋涡的人不断增多。[38]

1930年代上海银行发生的舞弊事件只是劳资双方关系矛盾的冰山一角，下级职员不满于上级职员滥用职权、以公谋私，更表现于政治立场之取向。对于解决舞弊问题的方法，陈光甫表现出更为积极地施加纪律性的控制。显然，他的目标是有效管治上海银行行员，让他们忠心耿耿地为银行服务。因而，行员训练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1936年，走左翼路线的上海银联成立，一开始便有会员400多人。[39]加上日后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影响，二次大战结束后的行员问题则变得更为复杂，下文将予以讨论。

五 中国共产党对上海银行界的统战

中共对上海银行界的统战，最早可追溯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期，随着政治局势和经济、社会环境之转变，统战的目的和手段亦有所不同。早期统战的目的多为发展中共力量，在金融界培养一批倾向支持自己的人，扩大中共于这一界别的影响，并向苏区、沦陷区输送力量。战后则大为不同，统战的目的变为阻止资方转移银行资产，为日后中共建立政权保留实力，此外，还有配合解放军和平进入上海、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

整体而言，中共对上海银行界的统战可分为三个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大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据统计，抗战前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有270余家中外金融机构，1.5万多名从业人员。1936年，上海银联成立，与当时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有密不可分之关系。由于发展顺利，上海银联由一个原本隶属救国会的银钱业大队逐渐演变为一个独立的联谊会组织，也只不过是短短数月的时间。1936年2月，顾准积极投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工作。1937年11月，中共设立江苏省委员会，顾准出任江苏省委之下的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大力推动由中共领导的职员运动。职员运动委员会与学生运动委员会、工人运动委员会、军事运动委员会等13个委员会并列，可见中共对其的重视。[40]有学者指出，顾准当时并没有借助已有的救国会、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等力量去发展银行、钱庄、保险、百货等行业的职员组织，而是以利用联谊会、俱乐部等新形式去吸引群众，这可以说是顾准独到的策略。后来他虽然受到批评，却成功发展了中共与职员阶级的关系。[41]继上海银联之后，上海陆续出现类似的组织，例如四行二局系统的“六联”、北五行系统的“四行一会同人交谊会”、浙江实业银行的“同人福利会”及新华银行的“同人福利会”等。[42]

1936年10月4日，上海银联正式成立，入会人数达441人，计来自中国通商银行39人、上海市银行27人、交通银行22人、中南银行22人、中国保险公司18人、大陆银行17人、宝丰钱庄14人、中国企业银行13人、大中银行13人、金城银行11人、浙江实业银行11人，还有来自其他58个行庄的200余人。上海银联作为亲中共的地下组织，一方面要隐藏身份，开展地下活动；另一方面则要争取合法社团登记，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组织。因此，如顾准所言，取名为“联谊会”是较为容易为各方面所接受的。

上海银联除了有非政治性的名称外，还积极争取银行界高层的支持，这有利于获得国民政府的合法社团登记。这里所指的银行界高层，包括钱新之、李铭、杜月笙。钱新之出任上海银联第一、二、四届名誉理事，而李铭则为第四届名誉理事及会务指导委员。不过，日本占领租界后，名单上便再也见不到他们二人的名字了。直到战争结束，他们的位置被王志莘、徐寄庼等人所取代。[43]1937年1月，该会机关刊物《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会报》创刊，上海银联竟能邀请到杜月笙为刊名题字，可见其极高的人脉网络动员能力。

上海银联从1936年创办时起，发展得相当顺利。由于上海银联能够吸纳不少会员，到了1938年夏天，中共党内成立了银行总支部，其后陆续在中国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建立起党支部。可以肯定地说，中共势力得以渗透上海的各大银行，上海银联的组织和活动发挥了不少作用。[44]1939年前后，上海金融界的中共党员人数达至100人，而上海银联的会员人数也大为增加，有7200余人，分布于368家不同行庄或公司。[45]

大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时期

1946年，当吴国桢接任上海市市长时，他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便是中共在上海的潜伏和对现政权的威胁。他在口述回忆中提到：“共产党集中在上海的特工（地下人员），也就比其他地方都多。在我任职的三年中，几乎没有一天没有共产党煽动的骚乱或示威。”[46]吴国桢提及的骚乱、示威，还有罢工，大部分是由中共地下党人策动的。

必须指出，大战结束后上海的形势与战前或战时不同。这一时期中共进行地下活动难度更大。首先，国共关系在1946年进入内战后，可谓全面破裂，国民党加紧“围剿”中共党人。其次，上海租界之消失，意味着中共地下活动失去了庇护。继上海银联之后，1946年3月中共又成立包括四行二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六联”。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知道为何要在上海银联之外，另成立一个性质类似的组织，这是否和内部领导问题有关？虽然目前未能提供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共比过去更重视上海银行界，因为在“六联”涵盖的每一个金融机构，中共都设有党支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据说，“六联”成立的目的有数点，其中有两点最值得留意，同时也是与前期统战工作不同的地方。

第一，争取银行高层留沪，不随国民党离开。在这方面对上层银行家工作做得最多的首推中国银行的宋汉章。据“六联”的看法，宋汉章在上海乃至全国金融界有较高的声望，与国民党官僚资本也有一定矛盾。如果能争取宋汉章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在政治影响上和对建立新中国金融事业将是有利的。中行支部负责人胡宣同曾派吴震修去说服宋不要离开上海，但最后并没有成功。

第二，加强调查研究，为将来新政权接管和建立新行做准备。根据“六联”的资料，对这些银行进行调查的内容有：（1）中行本身资财，重要放款对象、投资单位、房地产、仓库地址和堆存重要物资情况，库存金、银、外币、现钞情况，客户寄存的保管品等。（2）描绘中行各大楼的地图，中行仓库中主要物资的堆放位置等。（3）各部门人员情况，如名单、政治身份、历史表现、工作能力等，供人民解放军军代表在接管时遴选协助接管和建行人员时参考。交通银行的地下党员亦做相同的工作，收集交行的股东名册、人事派系、投资去向等资料，为日后接管做准备。[47]由此可见，“六联”对于保存银行资产，无论是实质的或无形的财产，均极重视。据曾任职中央银行的李立侠回忆：“那时我和中共地下党已有联系，遵照党的指示，团结员工，坚守岗位，尽量保存物资，迎接上海解放。”[48]中共针对国有金融机构设立党支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策略。

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局势的转变，国民党对中共的镇压愈为严厉。194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戡乱动员令》，实施《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大举拘捕中共党人。因此，上海的中共地下活动，不得不有所转移，包括中共地下党员，甚至资本家转移香港，香港对于中国来说，称得上是一块“飞地”。[49]

1947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正式成立，分别以方方和尹林平为正副书记，下设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和香港城市委员会（简称“香港城委”）。香港工委属公开性质，分管统战工作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外事组四个分支机构。香港城委走地下秘密路线，领导华南城市和农村地下党组织及武装斗争。[50]1946年10月到194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调配了不少得力的干部来港，包括章汉夫（化名章翰）、夏衍、许涤新（化名许瀚生）、冯乃超、乔冠华、龚澎、潘汉年、胡绳等，可见其对香港统战工作之重视。[51]

中共以上海干部来执行香港的统战工作，除了上述遭受国民党猛烈“围剿”之外，最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统战对象，是从上海来的资本家而非香港本地的商人。据原于上海从事统战工作的许涤新回忆，他认为从上海来的资本家更具吸引力：

开展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对象是指在香港经营工商业的人士。但是，这是不能同对上海商界的代表性人物的统战关系脱节的……这种情况使江浙资本家逐步把资金从上海转移到香港。申新九厂和天利、天厨等厂就是例子。这么一来，就增强了江浙资本家在香港华商资本中的比重……而且有进步的工商界代表性人物，如盛丕华、包达三、篑延芳和章乃器等先后到了香港。这就使我们在香港，对工商界的统战工日益扩展了。[52]

在资本家当中，有不少是来自银行界的。香港工委之下的财经委由许涤新领导，负责的银行家统战对象有金城银行周作民、中汇银行杜月笙、中国银行总行宋汉章、中央信托局骆美奂、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郑铁如。早在被派往香港之前，许涤新就已开始与上海银行家接触。1946年，许涤新便对浙江兴业银行的篑延芳进行过统战工作。[53]据夏衍的引述：“1948年在香港，我（潘汉年）和夏衍同志还去看访过杜月笙，我们离开香港之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安分守己。”[54]这里杜月笙所说的“安分守己”是指不会做与中共敌对的事。

不过，当中共正式建立政权时，这批原来在香港进行统战活动的力量迅即撤退，回到内地投入建设新政权的工作。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命令，要香港分局及各地党委做好四方面的工作：撤退国内民主人士，完成新政协召开；国际宣传；培养干部；与内地游击队接头。“除此以外，不能另有过高企图，以致妨碍大局”。[55]

周作民因受迫于蒋经国，[56]他是所有上海银行家中最早离开上海的，也成为中共在港统战对象的第一人。到底统战用的是什么策略和方法，双方的立场和心理又如何，由于资料的限制，这里未必能够一一解答。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间人”扮演的角色至为重要。

1948年10月，周作民来到香港，他通过《群众》编辑林默涵认识了正在香港进行统战活动的潘汉年和许涤新。[57]上海解放时物资缺乏，许涤新要求周作民从香港输入一批棉纱，可惜因为资金不足而没有成事。不过，当潘汉年要求周协助滞港民主人士回内地时，周指派金城银行国外部经理杨培昌动用行款港币45万元租了一艘“华中”号轮船，成功运送柳亚子夫妇、叶圣陶夫妇、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郑振铎等27人去天津。[58]而周本人并未随船一同返回内地，他先派亲信徐国懋回去了解情况，直到1950年8月，周乘船回天津，成为第一位回国的上海银行家。

周作民迟迟不回内地的原因，据徐国懋说，是因为担心金城银行香港分行资金周转不灵。周曾向中国银行郑铁如商借100万元港币，但未获答允。此事后来得到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帮助，徐国懋在他的回忆录中记道：“他（南汉宸）随即问我，香港金城需要多少透支呢？我回答说，有一百万元港币的透支也就够了。南行长毫不犹豫地表示，他即告香港中国银行拨给金城五百万元港币，作为定期一年的存款。他又说：‘八月份要开全国金融会议，希望周先生能回来参加。’”[59]

新中国成立时期

上海银行家处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中国陷入内战局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因应时局变化的决定。无可否认，上海银行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短短数年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少人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因而撤离上海，他们大多选择去香港。姑勿论国共两党在战后对香港的政策如何布置，上海银行家离开上海后都要面临以下几个相同的问题：首先，如何过渡，在香港、台北、上海之间如何做出抉择，归宿何处？其次，今后事业上的安排，是否继续做银行家？第三，如何应付来自国共两党的统战，应否靠拢？

上海虽于1949年5月解放，但对于国民政府时期遗留下的商业银行，并未及时订出具体的处理办法。1949年10月上海工商局调研室对包括银行家在内的上海资本家曾做一详细的调查。需要指出的是，这份调查报告之目的是与各部门作为情报交换之用，为极度机密，内页上注明：“调查的对象本人在经常变动中，本刊资料又系来自各方面，故仅供参考，不能作为定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倾向支持中共的银行家如徐寄庼、徐国懋、王志莘、孙瑞璜、李立侠、陈朵如等，亦在被调查之列。

根据表19-7，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批上海银行家的政治背景，例如与国民党的关系和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对中共来说他们具有何种统战价值和应施行何种统战方法。以宋汉章为例，由于宋对中国银行内情熟悉，对将来接收中国银行海外资产可以起很大作用。因此，中共对他的统战工作从上海到香港，从未间断。陈光甫虽然不支持中共，但也不支持台湾，由于他对国民党持消极态度，成为中共要争取的对象。周作民可以说是最愿意接近中共的银行家，当然中共亦了解他过去与国民党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至于杜月笙，他既然在上海有钱钟汉为其代理人，则表示出他仍未完全与上海割断关系，这很可能与他在上海的财产和业务有关，甚有与中共谈判对话的余地。

表19-7 上海银行家于上海解放前后的政治背景和动向

续表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3日后，周恩来向香港发出“保护财产，待命接收”的命令，指示收回原内地于香港设立官营机构的财产。当时，香港的中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银行、广东省银行、广西省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保险公司，连同其他航运、贸易机构，总资产估值达2.43亿港元。[60]在这批官营机构中，以中国银行拥有的资产最多，它因此成为日后国共两党争夺的目标，同时也是中共对上海银行家实行统战策略中最下力的机构。

1949年12月31日，曾长期负责地下党工作的罗静宜[61]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汇报有关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最新动态并建议执行适当的政策：

中国银行香港总管理处流动资金除负债及款账外，约净余二千万美元，目前可动用者约一千五百万美元，均存纽约，存款户名总行约四五百万元，国外部约五六百万元，沪行约四五百万元，其余为各分行名义。上述存款项均由纽约州银行派监理官监视，最近反动派屡要支授，均被拒绝，存款签字均由宋汉章、霍宝树、陈长桐、高昌柏中之二人，陈、高已辞职，徐柏圆上台，签字权归徐、宋、霍。

总行管辖的分行，伦敦、纽约、加拿大、东京还没有和我们联系。伦敦分行夏屏方曾与宋子文相好，铁如说这人可争取。星加坡分行最近表示向我靠拢。

郑铁如再保证不让反动政府提取一分钱，但没有交出该行的账册，只口头说港行约有净值三千万港元，均已贷出纱厂，曼谷行也有一千万以上港币，港行最近向荃湾南华铁工厂放款二百万港元，又旧欠贷款一百万港元。

港行管辖的曼谷、西贡两支行，据郑称，西贡鉴法方可短期内承认人民政府，而保大仍然与台湾来往，那时西行可能为反动政府控制。曼谷行吸收到的存款不少，也有此情形，我们要郑阻止两行的改隶。郑在行的地位算已告老，只维持原职原薪，徐柏圆上台，欲挤退郑。我们答应他，假如斗争明朗化，郑起义保全资产，另方面由我们请北京总行委郑港行经理。

港行职员长期处在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下，忧心斗争，忧心将来是否原职原薪，其中稍有正义的计襄理张昌龄、谢启铸，会计主任吴俊麟，办事（司）理赵文□、苏一鹏等人，若掀起斗争风暴，中下级力量还不大可靠，上层分子中比较可争取的有郑铁如、高昌柏、邵增华。顽固的有陈长桐、霍宝树，而宋汉章迄未表示靠拢之意。

为了应付英国承认我们，建议北京总行目前即准备接管的文件、印信、授权书。因为中行是官商合办，那时要重新召开股东会、董事会议产生新董事，在接收中最好能派冀朝鼎来，除港行外，并可到星加坡、伦敦等地去接。这是周同志和郑铁如等的意见。[62]

根据罗的报告，当时对北京来说，最大的优势是英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届时申请香港中行改隶应比目前有较大的胜算，关键遂在于英国于公布承认之前必须稳住中行，不能让任何一方转移中行资产。罗的报告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对宋汉章于中行的地位和实权（具动用外汇的签字权）予以肯定，由于宋尚未表态“靠拢”，对宋之统战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其次，对郑铁如扮演之角色予以保留，因为郑只口头答应尽力而为，既没有交出账册，也未清楚说明中行资产数字。不过，只要郑能够忠心，将来可成为香港中行的负责人。第三，虽然中行能够成功改隶，投向中共，但由于中行有商股董事，将来召开新一届董事会，还需要这批旧商股董事的支持。因此，中共对原是中行董事会成员的银行家之统战，更不能以掉以轻心。

六 1949年后国民党对在港上海银行家的控制[63]

正如前文所述，上海银行家在离开上海之前，各自有不同的经历，但对于国民政府的态度，则甚为一致，都不愿意继续支持，甚至更有利益上的冲突。因此，他们离开上海后都没有选择马上到台湾而留在香港，以便观察两岸局势，好为自己的前途做打算。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这批上海银行家的行动并没有施行特别的政策，在迁台计划中亦没有为商业银行做特别的安排。1949年后，根据台湾的金融条例，省外银行不允许在台经营，使上海银行家对台湾不抱厚望，关系几乎断绝。

国民党对中共的反统战措施

1949年6月，蒋介石派“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携信到港问候滞港的上海银行家，该信谓：“当北伐之时，上海工商界一致拥护赞助，政府得力颇多，此次退出上海，政府未能为工商界安排，闻受损甚大，殊为抱歉，派洪慰问。倘工商界有需政府协助之处，当为办理云云。”不过，蒋的问候信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反应。1949年7月2日，杜月笙在港设宴，招待潘公展、吴开先、石凤祥、王启宇、吴坤生、杨管北、唐星海、刘鸿生、宋汉章、钱新之、周作民、陈光甫、李铭（缺席）。陈光甫在日记中记述：“政府向来予人以‘空心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来一次，未免难受。洪述各点，皆不符于实情。”

1949年7月20日，雷震到香港，准备筹办《香港时报》。不过，他到香港实有多重目的，其中包括监视第三势力在香港的发展情况。雷在当天的日记中谓：

餐毕与希孔访其亲戚，继访王晓籁、钱新之、赵栋华、刘鸿生、杜月笙诸人。王晓籁谓一家四人在香港而三千港纸而不够用，仍在发牢骚。记得某日在广州时，赵栋华约晚餐，潘公展在座，谓大家都为国辛劳，因王晓籁不能离沪，谓走不动，现在即送三千港纸，其他则如何，对此似甚牢骚，而王晓籁则感不满，可见摆平之难也。鸿生拟去肃州看厂，月笙约予等晚餐，谈及上海情形甚多。予此次到港，因王、刘系予邀其离沪而不能返去，心中深感不安，故特去访问也。[64]

为何国民党方面对滞港的上海银行家如此之关注，笔者认为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今后的去向有莫大的关系。当时中国银行25位董事中，有10人身处香港，包括莫德惠、吴鼎昌、陈其采、吴忠信、卞白眉、陈光甫、李铭、张嘉璈、杜月笙和宋汉章，这些银行家在国共两党对中国银行的争夺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中，尤以位居董事长职位的宋汉章最惹人注意。早于上海解放前夕，宋美龄已注意到中行的情况，亲自拍电报给蒋介石，谓：

密（表）介兄鉴：顷闻纽约财政监理官通知，纽约中国银行因上海时局紧急，中行总行仍在上海，恐发生不幸事故，及纽行故有取销营业执照、冻结款项之意，此事关系重要，祈急令总行迁移，宋董事长离沪，免为敌方操纵利用，并令总行通知纽行，以便转机要。妹美沁印[65]

宋美龄提醒蒋介石，“宋董事长离沪，免为敌方操纵利用”。其实，她对滞港的宋汉章，早有令其辞退的打算，而以席德懋代之。不过，席德懋并不同意，宋美龄也没有办法，最后由既不是中行董事会成员，更不是常务董事的徐柏园来代替。[66]1949年12月15日，席德懋写信表明“不愿意接任”：“贱躯多病，早思引退，籍免贻误行务。今蒙兼任董事长职务，全承温谕勉励，益兹感愧，惟因中国银行行务，向有宋董事长主持，尚可维系，若任其引退，不特易使内部解体，且恐供人利用。若德懋属力对外传令，掩护难于转圜，对于行务，决不敢辞劳怨，惟董事各义，万祈俯仍由宋董事长继续担任，于公于私，均属有益。”[67]同月，徐柏园致函席德懋，解释接任中行董事长职位的原因，表示有为时势所迫的意思：

纽约蒋夫人密译，特席德懋兄删电诵悉，宋董事长系自传辞职。值以严重时期，行□不可□人负责。核政府特传兄兼任，因照行章规定，董事长须由常董担任，中行七常董之中，庸之、子文、贝淞荪、郭锦坤暨兄在美，宋汉章、莫德惠在港，宋君既甫经政府准辞，自不便再行相强，就共余六位言，自以由兄以总经理兼任为便，明令既□更张为难，且值与英国特承认伪政权，港府态度暧昧，共匪□尽力攫取政府在港资产之时，中行总经理、副总经理均在国外，旧董事长已辞，新董事长小就，中行在港资产实属□□□宪，徜有差失，责任綦查分，望兄排除万难，负责处理……□皓，替□徐柏园为董事，以郭锦坤君常务□□柏园□充，即由柏园□代兄之董事长。

1949年12月19日，当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黄少谷，催促席德懋赶赴香港抢救中行行产：“夫人特来席德懋君删电□□中国银行董事长，适徐柏园同志自港来台，言中□情形□详经与熟商□觉欲拾救中行在港资产，惟有催席君迅速到港负责，一法除详□纸□呈外并拟覆电核呈核。”两天后，徐柏园从香港拍电回复黄少谷，告之中行董事长职位交接事：

黄少谷先生密，昨抵港即访宋汉章先生，面送总座函，并遵照谕示传达意旨，渠甚表感激。今晨复访，商谈董事长职务交替事，并访各董事及行内高级主管，仰赖总座德威，进行尚称顺利。顷已商定明日下午四时，由汉章先生邀请在港董事监察人及总座鉴察为□。弟徐柏园叩马[68]

国民党无计可施，便想出尽量挖空的办法，把可调动的资金尽快从中国银行提出。黄少谷电告宋子文，请求协助将航空建设委员会原存于中行的86万元港币作为还款尽快调出：

顷接徐柏园同志本月二十三日自港来函称：“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问题，现正积极策划，如能布置完备，当采取明朗办法，撤换主管人员，唯目前有一急待解之问题，拟请转陈总座核示，过去航空建设委员会，拖欠中国总行港币壹百万元，同时存放香港分行港币八十六万元，最近总行拟将此项存款调回总行，扣还欠款，并可转调美国，以策安全，乃香港分行借口须原存款人来电，始允照付，原存款人为宋子文先生，总行曾电纽约请宋先生来电，尚未得覆，此事不宜拖延，最好由总座电饬宋先生速电香港分行，将‘建购记’存款全部划存总行归还欠款，以便外调”等语。鉴核。拟请钧座迅予电嘱宋先生，速电香港分行，将“建购记”存款全部划存总行归还欠款，以便外调，是否有当，敬候示遵。[69]

据统计，当时中国银行有海外资产约2000万美元，其中500万美元为不能动用部分，其余的1500万美元分别为：总行行款400万—500万美元、国外部500万—600万美元、上海分行400万—500万美元，余下的是各分行行款。至于中行港行则有6000万港元资产，另有保存其管辖的曼谷分行资产约1000万港元。[70]郑铁如采取尽量拖延的办法，最后并没有向台湾方面交出中行的资产。首先，他将款项尽量借出，向上海资本家在香港开设的纬纶纺织公司、宝星纺织公司和南华铁工厂等贷出大量款项。[71]此外，又斥巨资以港币374.5万元投得香港中环德辅道中2A号地段，兴建中国银行大厦，刷新了当时香港官地拍卖价的最高纪录。郑铁如的目的极为明显，就是尽量减少中行的流动现金。其次，他称病搬进养和医院暂住，避开所有来访的客人。[72]曾在中行服务多年的姚崧龄，对于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最后落入北京中国银行的控制有如下评论：

迨至英国政府正式承认中共政权后，该处（指中行伦敦经理处——引者注）征询英国法律顾问意见，照常营业，并分电台北总管理处，及北京伪总管理处报告经过。主管人双管齐下，首鼠两端，意存骑墙。结果立场不清，进退失据。不久中共派人赴伦敦接管，原主管人仍无法保全自己地位。[73]

姚崧龄所指的主管人便是伦敦经理处经理夏屏方。由此侧面可见，统战对于当时海外分行归属问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950年4月9日，中国银行新一届董事会在北京召开，陈光甫、李铭、张嘉璈、杜月笙和宋汉章都签了委托书，以郑铁如为代表出席会议。[74]同年6月8日，南汉宸组织香港金融工作团，派项克方、闵一民、庄世平、张锡荣、孙文敏来港进行接收在港中资金融机构工作。[75]中行行产的争夺到此告一段落。据统计，国共两党对中行海外分行的争夺战互有胜负，其中曼谷和悉尼分行始终控制于国民党之手。[76]

上海银行家对中共统战的顾虑

北京中国银行召开新一届董事会，台湾方面有何应对措施？1950年4月20日，雷震的日记中记道：

晚方（治）、谷（正纲）约餐，遇到洪兰友。渠云张公权、陈光甫、李馥荪与宋汉章四人对伪中国银行常务理事开会于上海，确实有书面向伪中行请假，而由四人正式签名盖章。杜月笙系另函，并云已得台北谅解，现台北中行已开会，四人又默认参加此间，杜说愿去疏通。[77]

雷震于这里提及“现台北中行已开会”，表示台北已于当天举行台北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董事会议。会议举行日期比北京中国银行召开董事会迟11天。显然，台湾对中共的反统战措施并不奏效。1950年12月美国因朝鲜战争而冻结中国资产，使北京对上海银行家的统战策略出现变数，本来对北京有好感的银行家不得不考虑他们在美国资产的安全问题。由于台湾是美国的盟友，将来对申请资产解冻肯定会产生影响，这令上海银行家不敢太亲近北京，对来自北京的统战不得不有所顾忌。

1950年10月12日，陈光甫收到一封署名周恩来的信函，内谓：

光甫先生赐鉴：久仰渠范，弥切钦迟。国步维艰，胥凭英杰作中流柱，共挽狂澜，翘首云天，感盼出岫。潘忠尧、张惠农同志因公赴港，特着晋谒崇阶，希予延见，代为致意。伊等拟在港筹设日报一所，惟创办伊始，尚望海外贤达时赐匡助，使此文化事业，俾底于成，党国前途，实深利赖。[78]

信里要求陈协助访者潘忠尧和张惠农在香港办一份报纸，陈觉得莫名其妙，并对这两位自称周恩来代表的人产生怀疑。因为他们来访的目的似非转达周恩来的信函而是询问陈与内地的联系和今后的动向，陈光甫甚至发现，自己与周曾有数面之缘，信中为何会称“久仰渠范”，似是从未见面，陈认为该函极可能是伪造的，而潘忠尧和张惠农二人也可能是台湾派来的特务，用以打听陈与北京是否在进行某些方面的接触。当然，陈是否仍对国民党忠心绝对是这两位冒称周恩来代表的人最为关切的问题。[79]由此可见，上海银行家虽然迁港，但仍摆脱不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影响。

七 国共之争中的上海银行界

过去，把所有支持国民政府的上海资本家统称为江浙财阀，其政治标签的意义至为明显，遮盖了上海资本家原来的面貌，对产生于1930年代的上海银行家和职员阶级，都难以有深入的认识。银行家经营银行，除了要应付政府推行的政策外，在资本、人事、组织管理各方面，都需要有专业的技能，否则难以成功。中国于1930年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金融转折，对内要应付币制、金融改革，对外要克服因世界金融市场动荡所带来的影响，包括银行家和银行职员的上海银行界，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可谓如履薄冰，稍有不慎，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银行的经营者，为了保障银行的利益，无不希望通过不断的改革，对从业者施以最有效的管治，如陈光甫便强调纪律和服务，在使银行工作职业化的同时，无形中把银行管理渗入职员的日常生活中，使之达到充分监管的目的。在陈光甫的眼中，对于正在不断扩充的上海银行，必须有大量的人力资源支持，因此包括银行职员的培训、待遇、工作、升迁、责任等都必须加以制度化。银行职员进入银行工作，绝不可能逃脱这一制度。

最先掌握银行职员阶级问题的是走左翼路线的上海银联，这个本来只有俱乐部性质的组织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的据点，由银行、保险、钱庄等金融机构，逐渐扩展到百货、洋行等整个职员阶层，成为日后支持上海解放和中共建立新政权的重要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银行家和银行职员阶级的矛盾被中共地下组织所利用，亦不为过。

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金融统制，到二次大战结束，上海银行界无不寄予厚望的是国民政府能够大力振兴经济，可是事与愿违，经济不仅没有改善，相反却招来恶性通货膨胀和比以前更严厉的经济统制。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施行统制经济措施，强迫上海银行家交出外汇、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宣告了上海银行家与国民政府关系的逆转。此外，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到台湾，但对商业银行毫无安排，加快了上海银行家与国民党的决裂。毫无疑问，如比较国共两党对上海银行家的政策，中共无疑在国民党之上。[80]

中共对上海银行家统战的重点，由初期针对职员阶级到后期转移到银行家高层，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所保存的中行海外资产有莫大关系，同时成为国民党与之争夺的关键。因而，统战与反统战之间出现了拉扯，王晓籁向雷震声称3000元港币不够他一家人在香港生活，而周作民成功取得香港中行500万元港币贷款，可见统战是可以讲条件的。当然，上海银行家处于国共两党的夹缝中，有时变得进退维谷，如郑铁如在英国公开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努力保护中行资产，尽量减少香港中行存有流动现金；有时亦可说是两面逢源，如陈光甫一面与内地上海银行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又怕被台湾特务监视，影响将来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解冻在美国被冻结资产。

在上海银行家中，能够在香港站住脚，并继续在银行界有所发展的，只有陈光甫和李铭。他们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和他们于大战结束后迅即投资于美国市场，保留银行的外汇有关。1950年，陈光甫和李铭同时分别为上海银行及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向香港政府注册，成为独立于内地的香港公司。

一般来说，我们对1949年上海银行家选择来香港原因的说明，无不在于回避政治。其实，还应该加上一点，即与上海继续保持联系。上海银行家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正如陈光甫所说“人在香港，心在上海”。周作民在离沪后把大部分银行事务交给徐国懋办理，他最后决定返回上海，也与徐的安排有关。杜月笙虽然人在香港，仍能遥控上海的银行业务，因为他的儿子杜维翰一直留在中汇银行工作。至于上海银行与内地的业务虽已大不如前，但仍可以维持，主要因为陈光甫的亲信伍克家、资耀华从中协助。显然，周、杜、陈各人都有他们在上海的代理人。在国共两党统战与反统战的过程中，中间人的角色至为重要，但往往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

[1] 本章由李培德撰写。

[2] “江浙财阀”一般被认为是政治用语，指具经济实力，影响能达全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关系密切，出身江浙的资本家阶级，他们支持蒋介石于1927年策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和“剿共”的中国内战，1935年后开始衰落而被四大家族吸收成为附庸。对江浙财阀最早提出系统说法的，是1929年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出版的《浙江财阀》。此外，山上金男整理了包括上海市商会、各大金融机构和国民政府财金经济委员会的名单，指出成员多由江浙两省人士垄断，且有互相重叠迹象。见山上金男『浙江财阀论—その基本的考察』、日本评论社、1938。

[3] 参见Parks M.Coble，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0）；Joseph Fewsmit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Hon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Andrea L.McElderry，“Robber barons or national capitalists：Shanghai bankers in Republican China，” Republican China，vol.8，no.4（1985），pp.42-67；Marie-Claire Bergè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Cambridge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Marie-Claire Bergère，“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nationalist to communist regime（1948-1952），” in Lee Yungsan & Liu Ts’ui-jung eds.，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Taipei：Academic Sinica，Institute of Economics，1990），pp.515-536.

[4] 参见 Parks M.Coble的系列成果：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Chinese Bankers in the Crossfire，1937-1945，” in C.Y.Y.Chu & R.K.S.Mak eds.，China Reconstructs（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3），pp.161-177；“Chinese Capitalists in Wartime Shanghai，1937-1945：A Case Study of the Rong Family Enterprises，” in Christian Henriot & Wen-hsin Yeh eds.，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46-65；“Zhou Zuomin and the Jincheng Bank，” in Sherman Cochran ed.，The Capitalist Dilemma in the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2014），pp.151-174.另外，Sherman Cochran（高家龙）亦在注意1949年后上海资本家与新政权的关系，见“Capitalists Choosing Communist China：The Liu Family of Shanghai，1948-1956，” in Jeremy Brown & Paul G.Pickowicz eds.，Dilemmas of Victory：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59-385；Sherman Cochran and Andrew Hsieh，The Lius of Shanghai（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Sherman Cochran ed.，The Capitalist Dilemma in the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2014）.

[5] Linsun Cheng（程麟荪），Banking in Modern China：Entrepreneurs，Professional Managers，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nks，1897-1937（Cambridge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6] 参见Wen-hsin Yeh（叶文心），“Corporate Space，Communal Time：Everyday Life in Shanghai Bank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0，no.1（Feb.1995），pp.97-122；“Republican origins of the danwei：the case of Shanghai’s Bank of China，” in Xiaobo Lu & Elizabeth Perry eds.，Danwei：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M.E.Sharpe，1997），pp.60-88；岩间一弘「人事记录にみる近代中国银行员给与·経歴·家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を中心に」、『アジア経済』第47卷第4號、2006年、21—38頁；史瀚波（Brett Sheehan）《民国时期专业银行职员社会及教育背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940—953页。

[7] Yeh Wen-hsin，“Corporate Space，Communal Time：Everyday Life in Shanghai Bank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0，no.1（Feb.1995），pp.97-122.

[8] 《行务计划会议上陈光甫发言摘要》（1935年1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808页。

[9] 上海华联商厦党委、上海永安公司职工运动史编审组编《上海永安公司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10页。

[10] H.M.Boot，“Salaries and Career Earnings in the Bank of Scotland，1730-188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44，no.4（1991），p.635.

[11] 《上海永安公司职工运动史》，第645、651页。

[12] 《总经理人字通告第六号》（1931年4月16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819页。

[13] 沈维经：《银行之人事管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797页。

[14] 根据上海银行对行员服务的规则，为了鼓励行员养成储蓄习惯，凡在职人员自试用助员月薪35元以上者，必须把收入的1/10存入行内开纳之储蓄会户口。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823页。

[15] 胡林阁、朱邦兴、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远东出版社，1939，第633页。另外，据曾服务于上海银行界的孙曜东回忆，打麻将和豪宴成为高级银行家生活的一部分，“银行业大发展，银行界的竞争日趋激烈，银行家的豪宴就更加升级，简直是日新月异，各类美味琼浆，令人眼花缭乱……金城银行上海总行经理吴蕴斋……祖上是大盐商，家里历有吃的传统。他家每天八圈麻将，从下午两点开始，先由他太太陪朋友们打，他从银行回来后就接着上阵。到四五点钟时一定有一道点心招待，七八点留客‘便饭’。那‘便饭’可是值钱的手艺，是真正的淮扬菜”。见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浮世万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6—8页。

[16] 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文汇出版社，2008，第290页。

[17] 李培德：《略论世界大萧条与1930年代中国经济》，《史林》2010年第5期，第156—159页。

[18] 杜岩双：《中国金融业高额纯利之来源》，《申报月刊》第3卷第7号，1934年，第15—18页。

[19] 杜恂诚：《收入、游资与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财经研究》2006年第1期，第31—39页。

[20] 朱璟编《大都市之一：上海》，新生命书局，1935，第45—46页。

[21] 容才：《摘录某行员的日记》，《金融线上——上海金融从业员征文集》，文艺习作社编印，1941，第109—111页。

[22] 容才：《摘录某行员的日记》，《金融线上——上海金融从业员征文集》，第111页。

[23] 沙文：《舞弊是怎样产生的？》，《金融线上——上海金融从业员征文集》，第193—197页。

[24] 李宇平：《1930年代中国的经济恐慌论：分歧与演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6，第26—33页。

[25] 周庆雄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八十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95，第28—29页。

[26] 李耀祖：《我国银行会计制度》，商务印书馆，1938，第11—12页。

[27] 吴相湘：《陈光甫服务社会》，《民国百人传》第4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14页。

[28] 王廉善编著《我的生活浪花》，私人出版，2005，第20—21页。

[29] 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几乎所有在上海的官营或私营银行都有舞弊案的发生，而且牵涉金额都不在小数，银行怕把事情闹大，影响银行声誉，都会尽量低调处理。这里显示的数字，并未收入个别几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重大舞弊案件。对上海银行界的舞弊问题将另文讨论。

[30] 《民国二十三年度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营业报告》，第23页。

[31] 周庆雄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八十年》，第81页。

[32] 《第138次总经理会议记录》（1934年5月16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638页。

[33] 上海市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31页。

[34] 《陈光甫日记》，第69—70页。

[35] 《由松懈而统制——民国二十四年七月第二次全行行务会议致词》，《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银行编印，1970，第247—248页。

[36] 《银行生活》第1卷第1期，1937年，第50页。

[37] 有关公私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可参见李长莉《公私领域及私观念的近代演变》，载刘泽华主编《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18—243页。

[38] 岩间一弘：《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情况》，《史林》2003年第4期，第43页。

[39]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银联”十三年（1936—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6，第2页。

[40]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年8月—1987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1] 岩间一弘：《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情况》，《史林》2003年第4期，第44—45页。

[42] 杨世仪等：《上海金融地下党工作的几点经验》，《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6期，第35页。

[43] 《上海“银联”十三年（1936—1949）》，第209—216页。

[44] 《上海“银联”十三年（1936—1949）》，第38页。

[45] 《上海“银联”十三年（1936—1949）》，第42页。

[46] 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吴修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30页。

[47]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四行二局职工运动史料》，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7，第177—180、73页。

[48] 李立侠：《刘攻芸的最后挣扎》，寿充一、寿乐英编《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76页。

[49] 袁小伦：《战后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运作》，《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26页。

[50]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371—389页。

[51] 李培德：《上海解放前夕的上海银行家》，《社会科学》总第338期，2008年，第172—178页。

[52] 许涤新：《风狂霜峭录》，三联书店，1989，第354—355页。

[53] 杨世仪等：《上海金融地下党工作的几点经验》，《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6期，第37页。

[54]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6，第585页。有关中共在香港执行的统战策略，可参考李培德《1949年前中共在香港的发展及其对本地华商的统战》，载李培德编著《大过渡——时代变局中的中国商人》，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3，第212—232页。

[55] 叶金蓉、陈扬和、许振咏编《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9，第140页。

[56] 李培德：《上海解放前夕的上海银行家》，《社会科学》总第338期，2008年，第172—178页。

[57] 周作民之认识林默涵，是通过金城银行香港分行经理陈伯流。见陈伯流《我所知道的周作民》，载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80页。有关林默涵获周的资助，见王晓吟《林默涵1946—1949年在香港》，《新文化史料》1996年第1期，第40页。

[58] 徐国懋：《八五自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印行，1992，第152页。

[59] 徐国懋：《八五自述》，第155页。

[60] 刘晶芳：《接收香港国民党政府机构和资产述略》，《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1期，第94页。

[61] 目前很难找到有关罗静宜的生平资料，只知道她于1930年代加入中共地下党。她与冀朝鼎有密切关系，后结为夫妇。

[62] 《罗静宜关于港中行问题的报告》（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件汇集（1949.4—1949.12）》，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印行，1989，第420—421页。

[63] 此部分的资料，多采自李培德「统一战线と反统一战线：1940年代末から50年代初めの香 港にわける上海银行家」、日本上海研究会編『建国前后の上海』、東京：研文出版、2009，255—285頁。

[64] 傅正主编《雷震全集·雷震日记》（1），桂冠图书公司，1989，第269页。

[65] 《宋美龄电蒋中正令中国银行总行迁移宋汉章离沪免为敌方操纵利用》（民国38年4月27日），“国史馆”藏《革命文献·政治·政经重要设施（下）》，第167页。以下馆藏略。

[66]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49—1992年）》上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第38页。

[67] 本段及以下两段，见《黄少谷呈蒋中正催席德懋速到港抢救中国银行在港资产》（1949年12月9日），《革命文献·政治·政经重要设施（下）》，第230—231页。

[68] 《徐柏园电黄少谷抵港访宋汉章商谈中国银行董事长交接事宜》（1949年12月21日），《革命文献·政治·政经重要设施（下）》，第233页。

[69] 《宋子文电蒋中正香港中国银行将建购记户存款数划存总行》（民国38年12月29日），《革命文献·政治·政经重要设施（下）》，第247—250页。

[70] 有关的数字引自《罗静宜关于港中行问题的报告》（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件汇集（1949.4—1949.12）》，第420—421页。

[71]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年）》，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第709—710页。

[72] 端木树勋：《中国银行职工的护行纪事》，中国银行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编《中国银行爱国爱行事例选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第54页。

[73] 姚崧龄：《中行服务记》，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第99页。

[74]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年）》，第713页。

[75] 席长庚：《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和创立》，《金融科学：中国金融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第112—117页；邓加荣：《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第335—345页。

[76] 《中国银行行史（1949—1992年）》上卷，第39页。

[77] 傅正主编《雷震全集·雷震日记》（2），第88页。

[78]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手稿及珍本图书馆藏《陈光甫私人文书》第9箱第9号文件夹（1950年11月）。

[79] 《陈光甫日记》，第249—251页。

[80] 杜月笙的景况最能够说明国民政府对上海银行家的态度，如Y.C.Wang讨论蒋介石与杜的关系时所说：“He coddled Tu when he was useful，cast him off when he was no longer needed，and retrieved him again as the Communists approached.”见Y.C.Wang，“Tu Yueh-Sheng（1888-1955）：a Tentative Political Biograph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6，no.3（May 1967），pp.433-455.

第二十章 官僚资本与“官办商行”[1]

一 “官僚资本”溯源

在中国，“官僚资本”虽然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歧义却很多。那么什么是“官僚资本”或“官僚资本主义”呢？据百度百科：“官僚资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统治者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发达的产物”。按照中国史学界的传统解释，官僚资本主义就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直接利用国家政权而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主要表现为与国家政权结合，因而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等基本特征。依照这样的解释，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所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以及官僚私人投资兴办的企业或公司都应属于官僚资本。[2]

“官僚资本”这个名词究竟是什么时候在中国出现的？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名词最早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发明并使用、出现于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的中共机关刊物上。蔡和森认为美国计划在中国大力发展实业，实质上是“表明中国官僚与外国资本家的勾结，又是表明外国经济的侵略主义之另一种方式。外国帝国主义者这种经济侵略的新方式（扶植一班奴性的官僚资本家，如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王正廷等，使之代替外国资本家出面，以掠夺中国的财富），与他们在政治上想扶植沪、汉资本家的新方式是相表里的”。[3]毛泽东则呼吁全国各地的商人“不为曹锐和一班‘官僚资本家’所迷惑”，共同响应和支持上海商人的行动。[4]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家”指的是那些具有官僚身份的资本家。1923年7月，瞿秋白（化名屈维它）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首次提出“官僚资本”这一名词，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书中提到清代官僚于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1936年，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清政府创办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统称为官僚资本。[5]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眼中的所谓官僚资本家，指的是那些具有大官僚背景的资本家；而官僚资本则既是指晚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官办企业，但同时也包括那些具有官僚地位和身份的人所经营的企业。

不管怎么解释，“官僚资本”这个名词在战前其实并不常见，然而到了抗战中期，随着官僚政治的腐化加剧，越来越多主管财经事务大权的官员亦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假公济私、化公为私，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终于引起了大后方人民的强烈不满，报刊舆论亦对此大张挞伐，并将他们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和经营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之为“官僚资本”，其中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长期执掌国家财政金融命脉的大员更成为朝野上下攻击的目标，而“官僚资本”也就成为报刊上频繁出现的词汇了。

二 官僚资本的发生和发展

“官僚资本”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在“官本位”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重农轻商、重本轻末一直是主导整个社会的取向，长期以来商人的地位很低，常居于四民之末。而某些官僚虽趋于利益的诱惑，或是利用权势与商人勾结分取其利润，或是自己私下经商，享受特权，但他们大多隐蔽进行，或是委托代理人经营，或是以假名及堂号入股牟利。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严令高级官员及亲属经商，《大明律》就明文规定公、侯、伯以及四品以上官员及其亲属、仆人不得经商；而且商人的地位低下，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员亦不屑与商人为伍。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纳入世界体系，在洋务运动中开始出现了一批从事近代化生产的大企业，其资本的构成形式大多由官办、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原由官府经营的事业通过招商，改由私人承办，但政府仍能予以严格控制。在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此时经商已并不是什么低下的职业，清政府内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在推行现代化的同时，自己也深深地卷入经济活动之中，在这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中，政府的财产已经同官僚的利益混为一体，难以区分了。在这中间，盛宣怀既是政府主管经济的高级官员，本人又积极参与金融、航运、电讯、铁路、矿山等实业的投资和经营，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算是完成由官僚向商人转变、成为官商合一最为成功的官僚资本家。[6]

民国成立后，由于政府的提倡以及现实的需要，整个社会价值观如对“义”、“利”的判断以及对职业的取向与追求等，都发生重大的变化，因而刺激了一大批士绅投资近代化金融与企业的意欲，甚至连那些军阀和官僚也将以往购置土地房产等传统项目改为投资近代化的工业。有学者专门进行过统计，北京政府时期先后有45名军阀和官僚投资于212家企业和金融机构，包括矿山、建筑、制造、棉纺、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等部门，其中金融或与金融相关的机构最为集中，共有82家。[7]王秋华则专门对直系军阀私人投资进行研究，据他统计，属于直系的军阀投资了包括矿山、纺织、面粉、银行等部门的93家新式企业，其中金融业的投资也是最为显著，共有20家银行，另有不少旧式的银号和当铺。[8]这些军阀和官僚投资的银行和企业，即可以视为北京政府时期官僚资本的代表。

国民政府成立后，官员经商、官商勾结的情形虽然并不罕见，但其现象尚不严重，因此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导致官僚资本在中国急速发展是抗战中后期的事，其原因则与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局势变化有关。

抗战初期，全国军民响应政府号召，不分党派，奋起抵抗，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然而到了广州、武汉失守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一方面由于政府实施战时统制经济体制，凡是对外出口创汇的商品一律实施统购统销，而涉及国计民生的物资则予以垄断专卖，这就给那些经办财政金融事务的官员极大权限；同时，战争对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加上大后方人口迅速增加，导致物资供应极度匮乏，通货膨胀日益加剧。随着政府对外汇实施严格管理，原先投机外汇的资金转而对货物囤积居奇，以至于走私、贪污等各种腐败行径大行其道。

抗战中期以后，由于军事节节失利，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军、公、教人员均感生活困难。政府迭颁紧急法令，管制物价，取缔囤积居奇，但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利用手中职权牟取暴利，尤其是那些掌管国家财政金融大权的高级官员，私事公办，公款私营，他们的亲属则凭借其特殊身份，亦官亦商，视违法乱纪为常事，一班不肖之徒，竞相逢迎，朋比为奸，或假借名义向国家银行贷借巨款，或套购外汇，大做无本生意。于是上行下效，官商勾结，贪污盛行，政治和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国家财政日益困难，全赖发行钞票以应急。而这些贪官污吏和不良奸商，特别是豪门望族的财富则暴增，过着极为奢侈豪华的生活。由于长期以来宋子文、孔祥熙一直执掌国家的财经事务，这些官员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部下，甚至他们对自己的经商活动亦毫不掩饰，孔宋家族早在抗战期间就成为豪门权贵的代表，因此以他们为代表的官僚及其亲属所经营的企业公司就被人们称为“官僚资本”，也有人将其称为“豪门资本”或“权贵资本”。

国民党曾试图限制官僚资本发展

抗战期间，对于大后方囤积物资、物价飞涨，特别是政府官员参与投机牟利的情形，国民政府高层并非毫不知情，蒋介石就曾下令对有关涉案官员严加惩处。他电令四联总处秘书长徐堪：“据报各国营银行及贸易机关职员私做投机买卖，囤积居奇，几成普遍现象，而普通检查仓库，皆早得讯逃逸，国家施行统制管理，甚或反为此辈操纵图利之机会。闻上海方面外汇黑市买卖，亦以四行人员私做为多，坐令金融经济时生波动，国计民生胥受严重影响。此辈利欲熏心，罔知国难，若不设法取缔，严加制裁，物价前途必更趋昂涨，于社会治安、民心向背关系均甚重大。希立核议具体实施办法，呈候核定颁布施行，以期严禁严惩，树之风声，是为至要。”[9]为此蒋介石还屡屡下令设立各种评议机关和物价平准处，企图压抑物价，甚至还以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等罪名，处以成都市市长杨全宇死刑。然而这一切却无法根治腐败，原因就像蒋介石的侍从唐纵所说：“据报成都米价涨至一百四十余元一担，现仍涨风未已（重庆涨至一百八十余元）。城厢内外，陆续发生抢米风潮。查川省去岁丰收，据估计足敷全省人口五年之食。乃入夏以来，各地米价，骎骎上涨，抢米之案层见迭出。有人多疑为共党鼓动，企图暴动，而不知军阀、官僚、资本家故意囤积，致激民变。委座曾令省政府组织物价平准处，稳定价格，孰知评（平）价之人，即系操纵之人，如何能制止风潮，消弭隐患？”[10]

政府官员不仅囤积物资、操纵物价，而且还依仗权势投资经营实业，从中牟利，从而引起大后方民众的强烈不满，就连国民党内部对此也一片责难。1940年7月6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期间，中央委员王漱芳、曾扩情等21人联名提交“严防官僚资本主义之发展，以免影响民生主义”之提案，提案开宗明义指出，抗战以来在中国出现的一种奇怪现象就是“官僚资本主义之长足发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凭借的是“大量之资本、大量之土地、经营之技术与劳工之能力”，而如今中国的官僚资本则“因利乘便、巧取豪夺”，其后果乃“直接影响民生，间接危害抗战”。因此他们提议：“严禁官吏经营商业，最低限度亦不许经营与职务有关商业”；“切实实行战时利得税”，所有具独占性质的企业均“由政府经营之”，“明定统制范围及职责，并严防其弊病”。他们还明确指出必须“严惩官僚资本主义者”。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指的就是那些国民党内大官僚以“政治的地位”、“政治的权力”、“政治的计用”而操控的资本，他们再以这样的资本去大发“国难财”。[11]

1941年3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于重庆召开，刘家树等22名参政员提交提案，请求政府重申前令，严禁官吏利用权位私营商业，操纵物价。[12]其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中，梅公任等14名委员也提出相类似的议案，要求“严禁贪官奸商操纵物价、囤积货物、营私图利，以解除军民痛苦而增加抗战力量”，后经行政院下令，将此议案转发各部。[13]

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裴鸣宇等61名代表提出议案，要求执行五届七中通过的“严防官僚资本主义发展”之提案，并补充办法以挽救经济危机。[14]5月17日通过的六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指出，抗战以来，“政府关于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之政策，既不能相互配合，更未能贯彻发展国家资本及限制私人资本之主张”，以致“令社会财富日趋于畸形之集中，亟应严切注意，力挽颓风”。[15]

尽管政府对于官员经商有所限制，但大后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现象却日益严重，官员利用职权，参与或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情形更是屡见不鲜。对此陈布雷曾十分精辟地形容道：“在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尚有平津、京沪之距离；今者官僚、资本家、买办都在重庆合而为一。”[16]各级政府掌握一定权力者，特别是主管财政经济部门的首脑，甚至军队将领，上行下效，一旦有机会也会置身于内。这种借助权力而形成的官僚资本，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权阶层，其所作所为不仅阻止了市场经济向公平竞争的现代化方向发展，而且将市场经济导向畸形的方向，从而成为腐败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这些特权阶层更是借接收之名大肆掠夺国家财产，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从中牟取暴利，终于引发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愤慨。

战后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扩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秉承孙中山“节制资本”的建国思想，主张发达国家资本，发展国营经济。1930年3月3日，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设之方针案》，强调今后“铁道、水利、造船、制铁、炼钢等伟大建设之事业，依照总理节制资本之义，宜由国家经营之”；规定“煤、铁、油、铜矿之未开发者，均归国家经营”，并计划两年之内由政府筹资建设大规模之制铁炼钢工厂、造船厂和电机制造厂。[17]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全国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和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规定“凡水利、电力及其他国营事业，不属于各部主管者，均建设委员会办理之”。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能则是，统筹国营经济，负责审定投资、审核经费及视察或指导各种计划之实施。[18]1935年，又强行对中国、交通二行实行增资改组，企图完成对全国金融的统制。南京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建立以国家资本为主要成分的经济体系奠定基础，但种种原因，使这一时期国家资本的力量尚未全面完成对国家经济的垄断。

抗战爆发后，随着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资本的力量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工矿、交通、金融以及对外贸易等行业占据重要的地位。虽然过去人们对于国家资本膨胀多持批判的态度，但近年来有学者从战时统制经济的角度，对这一时期金融、工业和贸易三方面国家资本的活动进行研究，并对其作用基本予以肯定。[19]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即宣布：“没收日本在中国工矿事业之资本财产及一切权益，归中国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经营处理之。”因此国家资本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度扩张，其中尤以资源委员会及中国纺织公司最具代表性。

据统计，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接收日伪经营的工矿企业多达2401家，不仅掌控全国主要的钢铁、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电力、化工、机电等企业，还扩展到水泥、造纸、制糖等行业，不包括成品、半成品和原材料等流动资产在内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即达10万亿元。因此，资委会所属企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分别为：煤炭38.8%，电力83.3%，钢90%，水泥51%，而石油、铁砂、钨、锑、锡、铜等有色金属及机制食糖则都超过95%。[20]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成立于抗战胜利之后，是主要以接收原日本在上海、天津、青岛和东北的38家纺织工厂而成立的大型纺织公司。该公司共计拥有纺锭1756480枚，织机38591台，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纺织企业集团，在中国纺织工业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其中纱锭枚数占36%，织布机台数56%，棉纱生产量39%，棉布生产量74%，原棉使用量28%，电力消耗量36%。[21]

有学者对中国的工矿企业、金融和商业的资本及比重做过统计，认为1936年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的比重相差不多，分别为49.21%和50.79%；但1947—1948年国家资本则上升到58.43%，民间资本则相应下降到41.57%。尽管如此，若按1936年的币制计算，不论是国营还是民营，资本总额都有所下跌。[22]

战后在国家资本极度扩张的同时，政府内那些掌管财经事务大权的官僚及其亲属也利用战后接收敌产等特权，抢滩登陆，特别是在经营进出口贸易中大发其财，这和主政者推行的财经政策具有密切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举，国民政府先后制定、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与措施，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由战时的管制外汇到战后初期的开放金融市场，以及由战时对进出口贸易实施严格的统制到战后取消统购统销政策、撤销国营贸易公司，同时鼓励输入、对进口商品采取极度放任的态度。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推行这一措施的初衷，是想借开放外汇市场和出售库存黄金以回收过量发行的货币，通过大量进口国外的商品，解决物资供应不足、物价不断上涨的问题，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制止自抗战中后期爆发且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与当局的意愿截然相反，开放金融市场的后果，导致国库中大量的外汇与黄金外流，而放任外国商品的自由输入，更使得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新政策实施不久，内战即全面展开，紧接着，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又爆发了金融恐慌和经济危机，并迅速波及全国。然而那些官僚及其亲属却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量套购外汇，从美国进口各类奢侈品，大发其财；特别是当国库外汇急剧流失，有关部门修改政策，严格限制进口商品的输入，严禁外汇和黄金的自由买卖之时，他们却能利用特权，仍然轻易取得进口配额并结购大量外汇，赚取超额利润，因而激起众怒，成为朝野和舆论一致攻击的目标。

三 官僚资本成为众矢之的

社会舆论对官僚资本的抨击

抗战中期，由于大后方的物价日益上涨，而孔祥熙等权贵豪门的敛财行径却愈演愈烈，终于引起各界民众的愤怒，1940年前后，在重庆等地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倒孔运动，倒孔的健将当属马寅初、傅斯年等几位知名学者。马寅初抨击说：“有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23]虽然马寅初在文章中并未公开点名，但他所攻击的对象众人皆知，这种情形就连蒋介石的亲信都觉得解气，只是认为蒋身为“一国领袖，忧劳国事，不能获得家庭之安慰，不亦大苦乎？”对其处境深表同情。但是孔祥熙毕竟“为今日之红人，炙手可热，对马自然以去之为快”，站在家族的立场，蒋介石为了维护孔祥熙的名誉和地位，竟“手令卫戍总司令将其押解息烽休养，盖欲以遮阻社会对孔不满之煽动也”。[24]

其后，社会舆论逐渐将官僚、地主与商业资本的结合视为破坏战时经济的重要因素，《大公报》在一篇题为《工业资本与土地资本》的社评中即指出：“大地主与商业资本合流，协力囤积居奇，不仅助长了后方市场的波动，且将牵动整个经济基础。”社评称：“管理物价是管物，要管物必先管人，尤其要先管管人的人。把管人的人管好，则一般的人可望管好，而物价也可望管好。”政府原本即有公务员不得兼营商业的禁令，因此“应该清查一下，若干官吏兼着商业银行或企业公司的董事长经理，或若干商人作了官，对这种官而商、商而官的二重人格的人，应该限令他们辞官或者辞商，专于一门，而不能任其进退自如，左右逢源。政府能做到这一步，则社会视听必为之一新，而官商分离，实际必大有益于物价的管制”。[25]

1944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第二天财政部次长俞鸿钧代表孔祥熙在会上做财政报告，参政员傅斯年带头开炮，强烈要求“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并提出四大问题：孔及其家族经营商业问题，中央银行问题（任用私人，予取予求），美金储蓄券舞弊问题，黄金买卖问题，[26]矛头直指孔祥熙。

抗战胜利后，随着官僚经商的现象日益普遍，特别是他们依仗权势、大肆扩张的行径更加激起社会舆论的不满，因此报刊和讲坛上对于官僚资本的攻击愈加频繁。有学者在报上公开提出：“欲推翻‘学而优则仕’，改革教育，必须铲除官僚资本；欲主持社会正义，整饬吏治，必须铲除官僚资本；欲想理财政，发展经济，必须铲除官僚资本。”[27]马寅初则为官僚资本下了一个通俗的定义，他说：“甚么叫官僚资本？靠做官发财的人所得的资本就叫做官僚资本”；而“中国官僚资本其始大抵皆借为官之搜刮、或侵蚀国营事业之本利而自肥”。[28]在这前后，批判官僚资本的言论几乎遍及所有报刊，为此广州综合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论官僚资本》的小册子，将当时发表在各种报刊上有关论述官僚资本的文章收集在一起，作者包括狄超白、马寅初、周恩来、吴大琨、郑森禹、郑振铎、姜庆湘、赵元浩等著名学者和政治家，他们的言论主要是攻击那些掌控国家资本、负责经营国营企业的大官僚，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拥有大量财富的财阀相结合，通过官商合办、投资渗透或业务代理等形式，巧取豪夺，化公为私，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1947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将当时国家经济危机、民族企业破产归纳为五大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官僚资本的祸害”。该书认为：“官僚资本在抗战时曾扼杀了无数民营工业，胜利后更展其魔手于接收工业，许多敌伪大型工厂都落入官僚资本的手里，破坏法令，逃避关税，垄断原料，控制价格，促成少数人发财，整个民族工业破产。”[29]傅斯年严厉抨击这种丑陋的现象，说国营企业被“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30]他更将孔宋比附为赵高和魏忠贤，并大声疾呼，要想决定中国未来之命运，首先要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31]

如果说战后初期众多从事进口业的商人从政府开放市场的政策中大获其利的话，那么到后来因外汇大批流失，政府不得不更改政策，严格管制外汇和进口配额，致使他们失去赚钱的途径。然而那些具有特殊背景的公司却可以享受种种特权，继续从事利润极大的进口贸易，所以这才引起中外商人的强烈不满。1947年3月13日，上海的美资报纸《大美晚报》披露合众社的一则消息称：目前中国的国营商行购有价值数十万万元的进口货物，绝不受结汇限额及进口条例等限制，如环球贸易公司、中央信托局及中国供应局现大量进口奢侈品，如汽车、无线电机、冰箱及其他政府严禁进口之货物，“此项奢侈品大部分为政府有关之商行所定购，供应私人买户，且传获利以饱私囊”；而“中美商人对于宋子良主持之孚中公司、宋子安之中国建设银公司、孔令侃之扬子建业公司，利用特权，经营商业，尤多指摘”；上述公司的一些头面人物还利用中国外交官的护照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同日《大美晚报》的社评亦称：“从其他方面所得之报道与合众社所称者完全相符，望官方能对此事予以说明”云云。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也亲自致电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令财政、经济二部对此事“遴派要员彻查具报”。[32]

来自体制内的反对声浪

战后官僚资本的极度膨胀不仅在民间引起强烈反弹，就是在国民党内也同样响起一片骂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曾多次发表社论，指出：“官僚资本操纵整个的经济命脉，且官僚资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权力，垄断一切，以妨碍新兴企业的进展”，若不清除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资本，“非仅人民的利益备受损害，抑且工业化的前途，也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建议必须实行大扫除，“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的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33]

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以CC系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对官僚资本进行了严厉的讨伐。在会上，萧铮、赖琏、吴铸人、吴绍澍、郑亦同、刘健群等中央执行委员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对官僚资本大肆抨击。赖琏即将当时经济衰退的原因归结于官僚资本的猖獗，认为凡是利用政治地位，运用公家资金及其他力量，操纵物价，把持国营事业，破坏国家信用，就是官僚资本。他还提出，必须实行官商分开，实行官吏财产登记，绝对不允许官吏经商，以消灭官僚资本。为了表示对官僚资本的愤慨，萧铮等人临时提出动议，要求经济部撤回报告。[34]虽然动议最终因未过半数而遭否决，但得到接近45%与会代表的支持；当然其中不乏国民党党内派系斗争的因素，也说明即使是国民党上层已经认识到官僚资本的危害。

在这之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也提出《严厉清除官僚资本》的议案，提案指出：“官僚资本往往假借发达国家资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论为掩护，欺骗社会，社会虽加攻击，彼等似亦有恃无恐。盖官僚与资本家已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声势浩大，肆无忌惮也，倘我政府不予彻底清除，恐将成为革命之对象。”提案为此还提出若干清除官僚资本的原则，即所有公务员及公营事业人员均不得兼营工商业，凡“利用职权经营工商业者，直接图利或便利工商业机关间接图利者，均应依法加重处罚”。[35]

到了1947年，由于宋子文推行的战后开放外汇黄金以及鼓励进口的政策惨遭失败，他本人也因黄金风潮的爆发而辞去行政院院长的职务，但朝野上下对宋子文仍然予以抨击。4月2日，黄宇人等103人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拟请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方而平民愤”的临时动议，要求追究宋子文、贝祖贻等负责大员的责任，不能以辞职、免职即为了事，因为这些大员“不但运用失宜，且抑有勾串商人、操纵图利之嫌”，因此应“依法提付惩戒”，“从速查明议处，以肃党纪，而彰国法”。临时动议还称，一统公司、孚中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建业公司等“官办商行”“皆有利用‘特权’、结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情事，致普通商人难与争衡，外商并因此屡提抗议”，而且“此类‘官办商行’又大抵为官僚资本之企业机构，其间不乏贪官污吏之财产，尽为搜刮民脂民膏之所得”，因此要求有关部门“彻查此类‘官办商行’之账目”，如果发现其有“勾结贪官污吏之确凿事实者，应即封闭其公司，没收其财产，以肃官方，而平民愤”。[36]由此可见，孔宋家族经营的这些公司业已成为官僚资本的代表，更成为朝野上下一致攻击的目标。

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披露了财政、经济二部调查孚中、扬子公司套购外汇的情形，虽然二部调查的只是政府开放外汇市场政策这一阶段，而且事隔两天该报又刊发更正，称该数字漏填小数点，从而将两公司套购外汇的数额减少为早先数字的零头，但却并不能解除人们的疑虑，这就说明此时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公信力，更反映出朝野上下对于“官办商行”依仗权势套汇、牟取暴利的愤懑之情。[37]而且大量的事实也说明，这些公司确实在管制外汇和进口物资时期，从政府相关部门获得进口配额，并可以官价套购外汇，从而引起中外商人的强烈不满。

中共对官僚资本一词定义的变化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的批判经历了一个过程。抗战期间中共的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与大后方舆论所抨击官僚资本的定义大致相同，基本上泛指国民政府中那些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利用职权搜括民财、垄断工商业而形成的资本。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也只是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38]1946年1月16日，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曾提出要“防止官僚资本发展，严禁官吏用其权势地位，从事投机垄断，逃税走私，利用公款与非法使用交通工具的活动”。[39]上述内容后被列入政协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之中。此时虽然舆论对官僚资本的抨击声势浩大，但所谓官僚资本主要还是用来专指官僚的私人资本以及私人经济活动。

将所有国家资本与官僚私人资本统称为官僚资本是国共两党内战加剧的后果。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便接踵而来。国共两党除了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外，在政治上、舆论上更是互相指责，因而此时中共所谓官僚资本的含义就不再限于官僚私人所拥有的资本，而是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交通、工矿及金融机构等所有企业都包括在内了。1947年陈伯达首先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进而指出：“近代中国所谓‘官僚资本’不是别的，正是代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利益而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利用政治的强制方法，一方面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自由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40]1947年8月31日，西北野战军前委提出“没收战争罪犯、官僚资本、贪官污吏、反动头子、恶霸全部财产”的口号，次日中共中央便复电同意，从此“官僚资本”便成为革命的对象。

此时毛泽东也正式将四大家族连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结合在一起的垄断资本称作“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47年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从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他进而强调：“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41]按照这一理论，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之首。嗣后，“四大家族”这一名词便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所有国营企业、官僚私人的资本和四大家族三者之间似乎也画上了等号，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更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1949年4月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中，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议（最后修正案）》就明确规定：“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依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商店等）及财产，应没收为国家所有”，“凡官僚资本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前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为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不予没收；但其中若干人物，由于犯罪行为，例如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而为人民告发并审查属实者，仍应没收其企业及财产”。[4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也明文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据统计，截至1949年年底，全国被没收接管的“官僚买办资本企业”共计2858个，其中包括资源委员会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所属企业，国民党兵工部及军事后勤系统所办企业，国民政府交通部、粮食部和其他部门所办企业，宋孔家族和其他官僚的“商办企业”，CC系统的“党营”企业，以及各省地方官僚资本系统的企业。[43]

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当他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并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因为那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的脑子里尚不明晰”；但是到了1948年9月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他就毅然提出“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44]由此可见，有关“官僚资本”的定义和内涵是随着国内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升级而不断变化的，并且它还因应新兴政权政治与经济的现实需要，最终从宣传的口号落实到行动上。

四 国家资本抑或官僚资本

对官僚资本传统说法的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述说法一直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没有人敢怀疑它的理论是否科学，它的含义是否清晰。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传统的认识根深蒂固，若用一道公式表示，那就是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四大家族。这种认识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如果没有官僚资本，那我们的革命目标是什么，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岂不是少了一座？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特别是实施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国策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学术界的思想也得到解放，过去长期不敢触动的学术禁区亦逐渐受到挑战，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就是其中一个具代表性的事例。

早在198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围绕“官僚资本”的概念进行讨论，该所杜恂诚即对官僚资本的内涵提出异议，他认为将官僚私人的资本统统看作官僚资本并不能反映其资本的特征，因为这样就会将“国家所有制同私人所有制两种不同所有制形态的资本混为一谈”；尽管他并不否认官僚资本的存在，但提出“解放前中国官僚资本的基本特征应是国家资本”这一结论。[45]丁日初等则对“官僚资本”这一概念提出质疑，但开始时他们还不敢涉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这个敏感问题，研究对象只限于晚清时期的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他们认为，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都是民族资本主义，可以根据资本的所有权将其划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大类，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有着积极的影响，为整个社会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奠定了基础。[46]然而即便如此，他们的这一结论也立即受到同所其他学者的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理据就是“如果洋务企业和北洋企业都不是官僚资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岂不成了从天上掉下来的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了吗”？[47]

1985年在重庆召开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讨论会上有学者正式向“官僚资本”这一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官僚资本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经济概念；使用这种术语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或许有一定道理，但用以研究经济问题则会导致概念上的含混。由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就经济研究而言，还是使用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为宜。[48]

在这之后，关于官僚资本的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就连原先提出并坚持这一概念的学者也承认官僚资本是个通俗名称，原意并不明确，[49]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认为，既然这个名称已为群众所接受，同时又被加载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献之中，因此还是“可以用它来概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一个特定的范畴，即从清政府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到国民党垄断资本这一资本主义体系；而它的实质，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这些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50]然而丁日初等学者却不同意继续使用“官僚资本”这一概念，他们的理由是，虽然这个通俗名称已被群众所接受，并已用于某些政治文献之中，但既然已经发现它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承认它的实质就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为什么就不能更正错误，使用正确的科学概念，将其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呢？至于那些官僚军阀利用枪杆子或政治权势从人民身上搜括来的资本，进而用于投资兴办的企业，则“大部分是民族资本主义的私人资本企业，他们的原始积累的来源并不能决定所办企业就是所谓‘官僚资本’”。[51]杜恂诚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就是特指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只是一个通俗名称，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再加上后来一些学者又把它的内涵不断扩大，把官僚、买办的私人资本也包括进去，并在时间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前推到清政府所创办的企业。由于内涵混乱，时限不清，因而它的外延也就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它的界限已经无法确认了。[52]

其后丁日初还陆续发表文章，对这个问题深入加以探讨。[53]近年来内地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分歧越来越小，除了尚有为数不是太多的学者仍坚持传统观念外，[54]多数学者不同程度地对上述观点加以修正，其中具代表性的《民国社会经济史》的作者即将过去统称为“官僚资本”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控制下的企业与机构改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他们认为，这种资本一般来说应具备以下三方面条件：其一，这一资本集团是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它的资本来自政府，并由政府的官员掌管经营大权；其二，这一资本集团对国民经济的某些方面具有垄断性；其三，这一资本集团对广大人民具有压迫性。而他们对“官僚资本”的定义则与传统说法具有明显的不同，这些区别表现为：（1）这一资本集团的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某一个或多个官僚的私人投资；（2）这一资本集团的经营权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3）掌握这一资本集团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操纵垄断、囤积居奇，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中饱私囊。[55]

在这前后，还有不少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如有学者对北洋政府时期官僚私人的投资及其经营活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认为军阀与官僚的私人投资应有别于洋务派动用国家资金所开办的企业；[56]也有学者以周学熙为研究个案，将官僚资本（bureaucratic capital）与官僚的资本（capital of bureaucrats）加以区别，认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资本”转为“官僚的资本”的过程。[57]陈自芳则统计收集了近代210名官僚（包括军人）私人投资企业的资料，并将其身份归纳为四大类：一是在职官吏投资于企业，其中多数还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二是官吏退职后成为企业的投资者或经理人；三是官吏亲属为投资者或经营者；四是通过捐纳入仕的绅商。其中特别是前三种人，他们多利用职权或在位时留下的基础积聚资本，从事经济活动。[58]

至于国家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则有学者专门对资源委员会这个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重工业机构，也是过去统称为官僚资本的代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认为若用“官僚资本”来概括资源委员会的性质是不恰当的，这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他们的结论是：资源委员会所经营的事业在旧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它说成是一种反动的、落后的事物，既缺乏历史根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国家资本企业经营管理机构”。[59]

虽然目前多数学者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以“国家资本”来代替以往将国营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的概念，因为这一提法内涵比较明确，不会将官僚私人的投资与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资的资本混淆在一起，但这种说法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对军阀官僚（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私人投资的企业做细致的分析。丁日初等人也只是笼统地说，他们所创办的企业“大部分是民族资本主义的私人资本企业”，那么剩下来的小部分企业的创办人又是什么人呢？按常理来分析，这部分人就应该是指“四大家族”了，他们的投资如果不属于民族资本的范畴又是什么性质呢？

官僚资本的形态及其特征

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在近代史上已存之有年，其定义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可商榷之处。如果仅仅是按照资本的来源，区分企业或公司的性质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譬如以投资的国家分类，可以划为外资、华资（民族资本）或中外合资几种类型；若以国内的资本分类，则又可大致分为私人资本、国家资本或官商合资几种；若再细分，则私人投资部分又可分为一般商人投资的民族资本和官僚及其亲属投资的官僚资本。然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在中国长期以来有关官僚资本的定义极为含混，掺杂了许多政治因素，因此有必要对此做一厘清。

什么是资本？按照一般经济学家的解释，资本就是各种以生利为目的的财货，其中货币是最重要的一种形态。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来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按照列宁的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60]因此国家资本（state capital）从其资本的自然属性来说，应为国家投资并拥有的企业或事业，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国家资本亦同样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然而要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国有资产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转化为私有资本，而私有资本也可能因国家以强行参股或改组等方式进行干预，从而改变它的属性。

早在60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就曾对官僚资本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官僚资本应该有三个具体形态：第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形态，第二是官僚使用资本形态，第三是官僚支配资本形态。这三者间的相关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之所以成型的具体内容和条件。这三者之间在某些场合下各自独立，但在某些场合下又是相互结合的，然而若离开了其中之一，则不足以通体了解其他。因此他认为，所谓官僚资本，即使是就其所有形态来说，也不能单从资本为官所有这一事实来评定，还应该从资本在如何的情形下为官所有这一事实来判断。为什么官僚资本被人们诅咒和诟病，那就是因为他们的资本来源和资本活动，都通通与他们的官职发生密切联系。

王亚南指出，官僚资本应是在特殊社会条件下，为官僚所拥有、所运用、所支配的诸种资本之有机结合。它的基本特征是：（1）官僚资本的三个形态，通通都是以官为其发生联系作用的枢纽，没有官的凭借，这种资本的属性就根本无法存在；（2）官僚资本之一极是人的属性的官或官僚，而其对极，却是物的属性的资本，资本捺上官僚的烙印，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官僚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也只能从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中去加以理解；（3）官僚资本的第一形态应是其基本形态，因为对公营资本做自利的运用、对私营资本做自利的控制，无非是想使其所有资本形态迅速扩大，但第二、第三两种资本形态不仅同样重要，甚或更加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两种资本形态，第一资本形态也许根本就不易产生，即使产生，恐怕亦不会形成官僚资本。[61]

官僚资本究竟是官僚占用的资本，官僚运用的资本，抑或是官僚控制的资本？很明显，单凭其归属无以确定其内涵。界定官僚资本的标准应是其生存方式。官僚资本的生存方式有二：其一是其积累的方式，或者毋宁说是其兼并的方式；其二是其获取利润的方式。此二者都和自由资本具有明显的分别。自由资本的积累和利润都是在竞争中实现的，而官僚资本的积累和利润都是在垄断中实现的。操纵二者的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手与手有别，操纵自由资本的是价值规律，而操纵官僚资本的则是被滥用了的公权力。二者的物化环境也不同，自由资本的积累和利润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的，它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一致；而官僚资本的积累和利润是在市场经济之外实现的，它本身是公权力的异化，如果任其发展，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的窒息。

“官商之间”：官僚与财阀的结合

若从资本的来源分析，相对于外国资本来说，官僚资本属于中国资本是毫无疑义的；而相对于国家资本来说，尽管官僚用于投资的资金在原始积累时可能充满着血腥，但它原则上还是应属于私人的资本，这也应该没有问题。然而在认同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具有某些一致性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淫下，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无处不在。“官”居于四民之上，商人的地位则向来很低（士农工商，排在最后），因而必须屈从于朝官的势力。而官却象征着权力，权力则可以衍生资本，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在官本位盛行的专制社会中似乎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官僚资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获得其独占的利益，其一，借公营事业的经营从中渔利；其二，以商股的名义加入享有独占权的半公营事业之中，进而牟利；其三，允许私人经营某些享有特权的企业，官僚再以特殊股份的占有者予以牟利。而所谓官商合办的“官”，其实并不是官员个人，应是“官方”或是公家，而其中的“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他们多与官府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或者本身就是掌握国家经济大权的官僚及其亲属。

虽然官僚对于国有企业或官办事业这类资本经营并没有所有权，却享有运用权。公营事业是由政府任命的官员负责，并不是因为资本由公家所运用，为官方所经营，便成为官僚资本，而是公家的企业经营被掌握在官僚手中，由官僚任意处置，并使其对于官僚所有的资本形态发生或明或暗的内在联系，这也是民众与舆论一致攻击的原因。

至于官僚支配的资本形态指的是那些既非官僚直接保有又非为官僚直接运用，却显然在多方面受着官僚支配控制的私人企业的资本，在经济与政治保有密切联系而又缺少明确的法的权界划分的场合，特别在私人资本必须取得政府各种方式的支持，始能维系的场合，几乎大部分的私人企业或其资本，都不免要在不同的程度，通过不同的方式，变为官僚的“俘虏”，变为官僚任意侵渔和自由游泳的大水池，变为他们所有资本形态扩大汇集的又一来源。

官僚与财阀的结合及其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影响非常重要。从历史上来看，古代中国的官僚统治是以土地为基础，建立在传统的土地经济上，农村和农民的安定或动乱，直接影响到其统治能否维持。古代中国早已存在官办事业，例如盐、铁的专卖，武器、火药的生产就一直由官府控制，严禁民间染指，所以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首先兴办军事工业采用官办形式是很自然的。由于官办事业的腐败尽人皆知，在具有革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多年主张商办企业的呼吁下，直到清季方才有了招商制，即将原由官府经营的事业招商人出资承办，但政府仍能予以严格控制，一时间轮船招商局、矿务招商局、电报招商局便应运而生。

应该注意的是，近代中国是在列强炮舰的威迫下被迫打开大门，是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纳入世界的，因此中国的新式企业，特别是金融业大都具有某种买办性格，同时它们也直接或间接与列强具有不同程度的依存关系，与政府和权贵之间更存在密切的联系。由于近代化企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资金开始向城市流动，出现了一些财团，由于利益的驱动，这些新兴财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其中金融界尤为明显。与此同时，政府为了维持运转需发行内债，这必须要得到金融界的支持，而金融界亦从发行公债中与政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从中赚得巨大利润。由于中国近代化的银行几乎是为国家政权提供资金的唯一工具，这就使得银行家比从事其他行业的资本家更具备向官僚化转变的条件。抗战期间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出现的大批“官办商行”，则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官僚资本提供了最好的范例。

五 “官办商行”的个案研究

何谓“官办商行”？

什么叫“官办商行”？按照字面理解，应该是由政府出面或投资、从事商业经营例如中央信托局、物资供应局那样的机构或公司；但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这个名词却具有特别的含义，它主要是指那些与政府具有特殊关系的豪门资本。表面上看，它们与一般私营公司一样申请注册，收募资本，但实际上公司的股东不是政府内主管财经事务的高级官员或其亲属，就是富甲一方的财阀大亨，因此他们能够利用特权，控制经济，牟取暴利，从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在这些“官办商行”中，由于孔祥熙、宋子文执掌国家财政20余年，其间从未放弃为家族谋利，所以孔宋豪门资本便成为千夫所指的目标。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敌伪产业，同时又改变了战时的统制经济体制，实行开放外汇和黄金市场以及鼓励输入的财经政策，使得经营对外贸易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一时间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公司纷纷注册，而那些官僚及其亲属更是利用特权，抢滩登陆，在经营美国商品进口的贸易中大发其财。然而数月之后，由于国库中外汇的大量流失，进口商品充斥于市，国民政府又不得不修改对外贸易政策，成立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对进口商品实施配额制，同时对结购外汇亦实行严格的管制。[62]这一政策确实卡住了一般商人的发财之路，但对那些具有强大背景的豪门资本来说，这些举措不但没有任何作用，反倒为他们清除了大量竞争对手。就像傅斯年所抨击的那样：“惟有权门、霸户、豪势，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63]这些权贵豪门资本尤以孔宋所经营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孚中实业公司和扬子建业公司最具代表性，也是被舆论攻击为“官办商行”的三大公司。

中国建设银公司

在这几家公司中，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的时间最早，它是1934年宋子文在上海联合国内最大的十多家银行（包括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投资而成立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此时宋子文刚刚辞去财政部长，照他的原话说就是“决计弃官就商，且具做‘中国摩根’意愿”，[64]因此成立这家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引进外资和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两大问题，故“本人经本党同志及银行界友好之赞助，发起组织中国建设银公司，成为吾国第一家真正投资公司”。[65]公司成立后曾一度以国家的名义，积极吸引外资，完成和新建多条铁路，公司本身又同时投资国内的工矿企业，特别是通过改制，将大批国有企业控制在手中。然而抗战后期，随着公司中原属国家银行投资的股份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给私人（主要是包括孔宋家族在内的政府官员和金融大亨），公司的性质及经营方向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名符其实的官僚与财阀结合的典型。[66]由于宋子文长期操纵公司的运作，其弟宋子良和宋子安更相继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因此中国建设银公司一直被认定为宋氏家族的官僚资本。[67]1949年5月上海刚刚解放，中国建设银公司亦即立刻被军管；1950年1月4日，军管会正式宣布，中国建设银公司及其属下的所有企业、公司均以“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名义予以没收，但在此之前公司的资本早已撤出，留下来的只是那座矗立在上海外滩的建设大厦。

孚中实业公司

孚中实业公司是由中国国货银行、交通银行和金城银行三家银行共同投资成立、专门从事进出口业的公司，董事长为钱新之，但实际权力则由总经理宋子良所控制。抗战刚刚胜利，远在大洋彼岸的宋子良就以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的身份，亲笔致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总经理赵棣华和金城银行代总经理戴自牧，提出以三行共同投资成立公司、独家代理美国厂商、专门经营进口贸易的建议，信中称：“兹为促进中美合作，以利建设起见，子良等拟组织孚中公司（Fu Chung Corp.），先在美国注册，资本多寡，容再酌定，但至多国货银行可认半数。其营业范围包含经营国际贸易及兴办实业，特别注重交通工具以及附属业务”。宋子良表示，他已经和“美国著名之Willis-Overland Motors公司Toledo Ohio订立合同，五年为期，订明在中国境内（包括东三省、台湾及香港）独家经销其所有出品，如汽车、货车、军用或农用之奇普车（Jeep）及小型发动机等”。他并且计划，“初步为其代销，次为由美装运机器赴华设厂，制造一部分零件及装配，如获成功，则合资在华设厂，制造全车，并由其技术协助，在各运输要地广设汽车修理供应处”，除此之外，“尚有其他美厂多家（如全世著名之Spark Plug公司、化学医院用品公司等）欲在吾国发展营业，苦无对象为其策划，孚中公司可为效力，裨益建设前途，良非浅鲜。不特此也，一俟国内得设立机构时，即可着手推销国货及农产品于海外市场”。至于股份，则全数来自于国货、交通和金城三行（其中国货银行应占半数），不收外股，但“如荷诸兄个人投资，亦所欢迎”。[68]这封信详细介绍了成立孚中公司的目的、公司经营的范围、资本的来源等重要内容，更充分显示宋子良等人计划战后抢占国内市场的强烈野心，值得深入研究。[69]

扬子建业公司

同孚中实业公司成立的背景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扬子建业公司的老板是孔令侃。抗战爆发时，大学毕业不久、只有20多岁的孔令侃就被其父任命为财政部秘书、中央信托局理事，常驻香港，负责从西方国家购买军火，从中赚取大笔佣金。其后他在美国活动期间，与美国众多金融寡头建立了联系，成为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抗战刚刚胜利，孔令侃就抢先成立扬子建业公司，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扬子公司的总公司设于上海，在汉口、福州、南京、香港、天津等地设立分公司，并在纽约设有联合机构“扬子贸易公司”，公司下设工业、营业、事务、财务、代理进出口、颜料、影片等九个部门。[70]由于公司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如棉花、电器、药品及奢侈品的进口以及从事猪鬃、茶叶等农产品的出口，因此人们将其视为垄断进出口的“孔家资本”是十分自然的，而1948年9、10月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时所牵连的所谓“扬子公司囤积案”，使得这家公司更为世人所知。

这些“官办商行”利用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及其与政府的微妙关系，战后迅速在上海抢滩登陆，一方面独家拥有美国各大厂商的在华经销代理权，垄断汽车、电器、药品、奢侈品等非生产性的物资进口，同时又仗恃特权，套购外汇及申请大量的进口配额，赚取超额利润，加快了国库中外汇和黄金流出的速度，同时它也成为国人攻击的目标。

六 “官办商行”的特点

资本的来源与转变

首先我们对这些公司的资本来源进行分析。

以中国建设银公司为例，公司的创立得到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和国内银行界的广泛支持，公司注册资本为国币1000万元，25名董事和9名监事不是政府主管财政经营的高官（如孔祥熙、张静江、李石曾、陈行、徐堪等），就是以江浙财阀为代表的金融大亨（如胡笔江、周作民、唐寿民、张嘉璈、徐新六、贝淞荪、李铭、陈光甫等），其声势之强大、阵容之鼎盛，可谓一时无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36年以后的中央银行理事会8名常务理事（宋子文、孔祥熙、徐堪、陈行、叶琢堂、张嘉璈、陈光甫、唐寿民）竟一个不差地全部是建设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71]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董事会由政府主管财经事务的高官主事，其成员包揽了中国最大的十几家国家银行与商业银行的首脑，他们与政府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人甚至还担任政府的重要官职，其中有些人“官”与“商”的身份已很难区分。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办是国民政府成立后官僚与财阀结合的一个重要标志。[72]

孚中实业公司在美国注册，注册资本为美金60万元，先付一半，其中中国国货银行占一半股份，其余的股份则分别由交通银行（20万）和金城银行（10万）拥有。其后孚中公司又在重庆申请注册，其资本为国币1800万元（不久又增资为国币3亿元），股份分配的比例也与前者完全一样，但两家公司并无隶属关系，而是一种兄弟公司的平行关系，为了以示区分，前者称作孚中国际公司，后者则为中国孚中实业公司。孔祥熙为公司的名誉董事长，董事长为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其他的董事按比例分别由国货、交通和金城三行负责人出任，而真正执掌公司大权的则是董事总经理宋子良。

扬子建业公司筹备于1945年冬季，1946年1月在上海登记注册，资本为法币1亿元，1947年7月增加为10亿元，分为100万股，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一人就拥有24.9万股，其余的大股东包括杜月笙、范绍增、赵季言、顾心逸、姚文凯等海上闻人，董事长及总经理均由孔令侃一人兼任。[73]

在介绍上述公司资本构成的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国有资产往往可以通过各种所谓合法的方式流入官僚和财阀的手中。抗战爆发前夕，建设委员会属下几个经济效益良好的国营企业如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铁路与煤矿等企业，就是以私有化的形式，让中国建设银公司以低廉的价格取得了它们的经营权，成为民国时期国有企业私营化的典型案例。[74]难怪傅斯年就认为，孔宋等豪门势力具有“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战前即以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名义经营或收买戚墅堰电厂、首都电厂、既济水电公司、淮南煤矿、鄱乐煤矿等国有企业，以致变国营为“宋营”。[75]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初期董监事所占有的股份并非来自个人，其中绝大部分属各股东银行的参股数额；但是到了抗战后期，随着大后方腐败的加剧，这些官僚和财阀却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将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股份转移到个人名下，然后再利用种种特权，操纵市场，买卖外汇，从事各种投机活动。[76]对于这一点公司的高级职员亦承认：“本公司成立之初，其股份大部分属于当地各国家银行及商业银行，私人股份甚少。其后时日变迁，原有股份渐多转移，私人股份亦渐次增多。”[77]这说明，此时国家的资产已与官僚财阀私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而难以区分了。

抗战胜利后经济部次长何廉反对政府接收和经营日本在华纺织工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政府拥有并经营棉纺织业可能导致官僚资本主义。他所认为的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即意味着某些人或团体，通过其在党或政府内的特殊地位，建立起他们的经济权势。虽然纺织厂由政府管制，但这些企业具有非常巨大的引诱力，会使一些个人或单位企图加以操纵和控制，最终落入官僚资本家手中。[78]何廉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实有许多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将国有资产转到个人的名下，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曾提到世界贸易公司（U.T.C）成立的来由，这是因为当年陈光甫赴美借款，“美国人不愿违日本之意作左右袒，故不遂，但以商行名义可贷二千万元，成立U.T.C.。珍珠港事变以后，公开为政府机关，孔、宋二人争欲夺取囊中，以两方不洽，陈光甫乃独立经营，但胜利后又改为私人股，其中组织颇成复杂，但对于书坊所得Commission佣金均交与原购书人云。任嗣达为副经理，正经理美国人，李善述则襄理也”。[79]这也是国有资产如何转移的一个实例。

外汇双轨制和进口贸易配额制

正是由于这些公司的特殊背景，所以它们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譬如说，中国建设银公司就是凭借与政府间的特殊关系，才可能完成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转移过程。除此之外，“官办商行”还通过外汇的双轨制和进口贸易的配额制享受特权，从中牟利。

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实施后的一段时间，法币与美金、英镑等主要外币的比率虽然不断调整，但相对来说尚比较稳定。到了抗战中期，国民政府终于放弃了平衡外汇市场的企图，美元对法币开始固定在1∶20的汇率上。以后随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法币急剧贬值，但官方的外汇比价却从未进行调整，而黑市外汇的比价却不断以数倍乃至数十倍的速度大幅攀升，当时大后方盛传“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汇”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生动写照。由于战时国家对外汇实施严格的管制，因此只要是能与政府高层拉上关系，以官方牌价购得外汇，再在黑市上一倒手，数十倍的利润便唾手可得。

战后国民政府一度开放外汇市场，但外汇的黑市市场依然存在，而且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价日益扩大。当时行政院主管审核外汇工作既无一定机构，又无详细法规，核准时或由行政院行文，或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个人决定，以便条手谕中央银行拨售外汇。经审计部派员审核，未经正式程序、违反规定之处甚多。1946年4月11日，宋子文致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英文条谕称：“宋子良代政府向加拿大政府购买4700吨之船只三艘，价款加币1575000.00元，已电席德懋（纽约中国银行）先付宋子良加币157500.00元，并于准备启运时续付全部，嘱付还席德懋。”中央银行当即与席德懋接洽，结果于4月23日函财政部国库署，请准拨归垫并呈报行政院。计三船共付加币1580028.78元，先垫加币310000.00元，折合国币569272723.60元，于1946年4月23日函请国库署拨还归垫，7月25日再付加币1270028.78元，折合国币2565458135.60元，于7月20日列入财政部欠账内。[80]

抗战胜利后，政府实施开放外汇的政策，将美元与法币的汇率一下子提高到1∶2020的水平，经营进口贸易者趋之若鹜，导致外汇库存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一方面再度贬值法币，同时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对进口商品实施配额制，对外汇则予以严格的审批。然而这些制度对于豪门资本和“官办商行”来说并无妨碍，相反他们却可以依仗特权，优先获得配额，进口管制物资，然后再“合法”套购外汇，从而赚取超额利润。

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后来回忆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来说，这些豪门资本所做的一切确实没有问题，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这是因为“他们有影响力，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做的”。比如，当时没有人能得到外汇（因申请外汇需要审查），“但他们的人，即孔的人是控制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所以就能得到外汇。每个人都得先申请才能进口必要的货物，但他们却有优先进口权。因此，尽管他们的确从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发了大财，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为”。[81]何廉也回忆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没有机会从政府手里买进外汇，在这个当口任何企业肯定都是要覆灭的。可是在1945年到1947年这两年期间，在宋子文的控制下，政府出售外汇时是差别对待的，和宋子文没有联系的企业所有人几乎没有机会从政府手里得到外汇，而与之有关系的人申请外汇就得到照顾。”[82]著名金融家、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对于管理外汇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些外国专家觉得这种方法不错，却不了解中国的官僚政治，“管理外汇，愈管而资金愈逃避”，而“管理正好帮助政府中人方便……好比唱戏人总想唱一出好戏，不知政治经济环境，死硬的做，弄得百姓鸡犬不安，可怕的学说！”[83]“官办商行”正是利用与政府间的特殊关系，“合法”地获得进口配额，再“合法”地套购外汇，从中赚取差价，但同时也激起众怒。

依仗特权，牟取暴利

“官办商行”不仅利用特权申请配额、进口物资、套取外汇，而且还享有其他特权，合众社记者龙特尔即披露：“孚中公司有代表一人，利用中国外交官之护照，现正在美国从事商业上之旅行，而一般有经验之中国商界领袖欲赴美国，则常不能获得准许。”[84]

1947年6月，经监察院调查外交部相关案卷，证实孚中公司现任总经理宋子良曾于1940年7月3日领有外交部D-2067号外交护照，由行政院以派赴美国考察交通专使的名义出国，1946年9月14日又将护照加签赴美，现尚未回国。孚中公司现任协理沈鸿年则于1942年4月20日以当时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随从秘书的身份，领有外交部D-2435号外交护照出国，1946年7月5日加签赴美，目前仍在美国。而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宋子安亦于1941年11月6日以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侍从秘书的身份领有外交部D-2325号外交护照出国，现仍在纽约。[85]很明显，宋子良、宋子安兄弟和沈鸿年当年出国或许确为公务所需而持有外交护照，但战后他们的身份已经完全改变，所持外交护照却仍能加签，从而继续使用这一特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与政府之间所具有的那种密切关系了。

战后从事对外贸易当属进口汽车的利润最大，但经营这一行业必须具备一些先决条件，首先，公司要拥有充足的资本；其次，要与外国汽车公司建立良好的关系；第三，所有经营活动必须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而“官办商行”正具备这些有利条件。《文汇报》记者披露宋子良“曾获得美国对华钢铁输出限额的90%”，而且孚中实业公司“独家经营之威利吉普，进口已达万辆，今年进口之新汽车也达千辆”。[86]扬子建业公司垄断经营奥斯汀、雪佛兰等高价名车，每辆进口成本约合1800美元，公司却可以5000美元一辆在国内市场出售。[87]

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进口客车主要是为有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财阀服务的奢侈品，因此要求严格控制进口。1946年3月4日公布的《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禁止出厂价格在1200美元以上、7座位以下之客车进口。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来吉普车按其性质应属于客车，孚中公司就钻了这个空子，将吉普车列为1吨以下货车，并得到海关的同意，从而堂而皇之地将其大量输入国内。[88]另外该办法规定凡在1946年3月以前所订的各项合同或已购进者“不在此限”，孚中公司又利用这一空隙，拿出与伟力斯公司所签订的包销合同以及已售出的合同向海关交涉，结果批准进口7000辆吉普车，均按当时的官方外汇牌价2020元结汇。这个数字相当庞大，据时任孚中实业公司协理的陆品琹后来回忆，当时在美国购买一辆吉普车的价格不超过400美元，加上运费、关税后，成本至多为800美元，然而运到国内一转手，即可以2400美元的价格售出，利润实在惊人。因此，孚中公司仅从经营汽车进口一项业务中就发了大财。[89]

此后不久，因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向国外购入大批卡车，所以又规定其他商家自1946年4月29日起暂时停止输入卡车，然而孚中公司却于5月以后共进口738辆汽车。该公司之所以能够违背国家法令公开进口汽车，是得到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据海关报单签注，这批汽车中分为5月1日、9日、23日和6月22日共进口189辆，系4月29日以前业已起运在途；而5月23日至1947年1月28日共进口吉普车549辆，则是4月29日以前业已订购并以现款或信用证付结购价，因此海关方按章核准进口云云。但是海关提供的单据只是一份抄件，说是原件已发还。然而经调查公司的结汇账册，仅有1946年4月10日和24日两次订购吉普车200辆，共付定金49000美元，这是属于合法进口的。其余吉普车价款美金767240.68元都是在4月29日以后发生，而且大多是在8月份以后才陆续结汇的。很明显，这与公司及海关的报告内容并不相符，因此“所称四月廿九日以前业已订购一节不无可疑”。[90]

孚中公司还于1946年3—12月凭政府发给之配额，进口旅行汽车101辆，其中74辆为3—9月份额度，获发M.C.11-49号许可证（6月22日发证），指定向中国银行结汇美金54020元，27辆系10—12月份额度，指定向大通银行（Chase Bank）结汇美金38021元，并以M.C.11-101号许可证（9月21日发证）报经海关查验后进口的。[91]

此外，孚中公司还进口其他各类紧俏物资，如进口108箱各类无线电设备，其中无线电收音机60件，内有40件是在1947年1月18日进口的，而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1946年11月17日即公布了《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对已订货而尚未进口的货物限定了起运时间，因此，这40件已经超出了政府公布的限制进口日期。但孚中公司却称，这批货物是代中央航空公司购置的，主要是供飞机航行及机场交通联络之用，而且凭有中央银行外汇审核处签发之第14747号许可证报关进口，已于1946年11月6日将这批货物由纽约运出，所以海关即以“手续尚无不合，似可予以进口”为由予以放行。[92]孚中公司还曾代理美国西屋电器公司（Westing House）进口电机，售予台湾电力公司发电机及水电设备，并为上海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进口全套设备及其他一切零星机器。[93]

孚中公司大量进口汽车牟取暴利之事可算是当时的一大新闻，就连竺可桢也从朋友口中得知孚中、扬子公司“均利用政府，大批购汽车入国，其贪污情形直堪髲指也”。[94]这说明“官办商行”在民众中的形象极为恶劣，已成为舆论攻击的主要目标。

党国与家族

应该说，蒋介石对于贪污腐败的行径还是深恶痛绝的，也曾下令严惩贪官污吏。当他收到有关密报后即命令财政、经济二部秘密调查“官办商行”依仗特权牟取暴利的活动，而且在披阅调查报告后下令：“中央信托局、物资供应局、孚中公司进口汽车中确有超出规定限制，依法应禁输入；又，孚中公司、扬子公司进口之无线电及冰箱，亦有在法令限制输入以后，何以主管机关竟予核发许可证，准予进口？”“孚中实业公司进口之吉普车，其结汇在卅五年四月廿九日以后，依法应停止输入，何以仍准进口并结售外汇？以上各节仍有查究必要”。[95]

已经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点。[96]1947年8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为宋家孚中、孔家扬子等公司，子文违章舞弊，私批外汇□□（不清），令行政院彻查尚未呈覆……余严电财部公布真相，稍息民疑。子文自私误国，殊为可痛，自应严究惩治，以整纪纲。

朝课后，为查究孚中等公司案，令财部与《中央日报》公布改正，必须根究查办，水落石出方妥。

两天之后，蒋介石又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

对孚中、扬子各公司违法外汇，子文私心自用如此，昔以荒唐误国，犹以其愚顽而尚无舞弊之事谅之。今则发现此弊，实不能再恕，故依法行之，以整纪律。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制止官商之间的勾结，又亲自向行政院院长张群下达手令：

目前中外商人对于政府申请外汇、核准进口货物之办法诸多批评，认为唯有与政府密切关系之商家，始能有特殊之待遇。而事实上管理办法是否尽善，亦成问题。查目前核准之外汇有限，而申请之商行则甚多，为免除社会对政府之责难，并防止管理机关徇情偏袒起见，唯有采取公用［开］公告之方式，按月由财政部将结放外汇之数额及准许进口物品之项目，先期登报公告，嘱各行商限期登记申请。至于各商行之名称、董事长、经理之姓名、资本额、申请外汇之数额、进口物品之名称、数量等项，无论核准与否，均由财政部按月登报公告，以昭大信。如有数个商家同样合于申请之规定者，则取抽签式轮流核准之方法，以示公允。倘商家认为财政部核准有不公允者，准予提出申诉。此事简而易行，且将使中外舆论认识我政府确有保障人民合法利益及铲除积弊之决心。此外，凡涉及工商业核准之外汇、进出口贸易、公营事业经费状况等，应由行政院采取公开公告之原则，并尽量鼓励人民检举贪污，提成充奖，以杜流弊。希即照此原则，限本月十五日前拟定实施办法呈核为要。[97]

然而蒋介石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于贪污腐败深恶痛绝，亦希望通过严刑峻法予以打击，以巩固党国的统治；然而一旦腐败牵连到家族利益，特别是涉及孔氏豪门，蒋介石的态度就变得犹豫不决了，1945年对美金公债舞弊案的处理结果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98]而1948年的扬子公司囤积案的最终处理，又再次证实了这个判断。

1948年9月，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行动中查抄了扬子建业公司囤积的大量物资，此举得到朝野上下的密切注意，监察院亦立即委派监察委员熊在渭、金越光前往上海进行调查，孔令侃立即搬出宋美龄为他说情。10月9日，蒋经国从无锡飞往北平，特地向蒋介石报告上海执行经济管制的情形，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经济本为复杂难理之事，而上海之难，更为全国一切万恶鬼诈荟萃之地，其处理不易可想而知。对于孔令侃问题，反动派更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欲陷其于罪，否则即谓经之包蔽［庇］，尤以宣铁吾机关报攻讦为甚。余严斥其妄，令其自动停刊。”[99]10月18日刚从沈阳督战回到北平的蒋介石又给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发来一电，要他立即制止监察院的行动：

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核查，中以为依法令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则可属令侃聘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与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100]

两天后吴国桢发来回电：

查此案前系由督导处办事处径饬警局办理，奉钧座电后，经与经国兄洽定三项办法：（一）警局即日通知监察委员，检查该公司业务全部超越警局，只能根据违反取缔日用品囤积居奇条例之职权，警局前派会同查勘人员即日撤回；（二）该公司可以无当地行政人员在场为理由，拒绝查账，不必正面与该委员等发生争执；（三）监察委员熊在渭与天翼先生关系极深，职定访天翼先生，请其转达不作超越法律范围之检查。是否有当，敬请示遵。[101]

此时东北战场鏖战正急，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决定中国未来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蒋介石居然万里戎机，特地从前线发来电报，阻止有关部门对扬子公司的调查，这说明此刻党国荣辱与家族利益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面对中共甚至国民党内的抨击，蒋介石却认为“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共匪宣传之阴毒与深入如此，以此为倒蒋手段也”。而且，“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凡卑鄙龌龊足以毁灭余全家之信用与人格之诽谤，皆已竭尽其手段矣。是非不明，人心恶毒至此，如无上帝之恩施与耐心毅力，当已悲愤弃世矣”。[102]

七 官僚资本研究概论

关于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争论延续了多年，虽然目前绝大多数学者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以“国家资本”来代替以往将国营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的概念，因为这一提法内涵比较明确，不会将官僚私人的投资与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资的资本混淆在一起，但是应注意的是，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官僚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官僚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以各种方式将国家资本转化为官僚私人的资本，而且这种转化往往是以“合法”的途径加以实现的。

有学者曾明确指出：“在对资本类型作分类统计或分类研究的场合，‘国家资本’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确有比‘官僚资本’清晰的一面，但‘国家资本’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概括并不完整，在许多场合，‘官僚资本’的概念仍不应被弃用”。“官僚资本”应该是“在中国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官僚利用对资源的控制，利用对信息的独占，利用对企业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和转让权的掌握，牟取私利并损害全社会福利的一种经济和社会形态”。[103]因此，尽管我们认为官僚个人投资的资本仍应属于中国的私有资本，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划为国家资本的范畴，尽管这样的资本在原始积累时可能充满着血腥，但并不能因此而将其划出私人资本的范围，我们在认同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一致性的同时，更应看到两者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差异，特别应注意到官僚与财阀的结合及其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财产已经同官僚私人的利益混为一体、难以区分了。[104]而中国建设银公司、孚中实业公司和扬子建业公司等这些“官办商行”正是民国时期官僚资本的典型代表，因此应该深入进行研究。

我们还应看到，民国时期的官僚资本还具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除了政府高级官员本人直接从事或投资企业之外，往往还采用另一种形式介入国家的商业活动，他们本身不直接出面，而以其亲属（配偶、子女、兄弟等）投资兴办公司，即所谓“裙带资本”（apron-string capital），这些事例在抗战胜利前后表现得格外明显。抗战胜利前后，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步入其一生中仕途的巅峰，他为了表明官员不参与经商而辞去扬子电气、淮南矿路和既济水电三公司董事长的职务。然而就在同时，一大批政府高级官员亲属创办的公司却纷纷出现，前文提及最著名的也是被朝野上下指责为“官办商行”的三大公司——扬子建业公司、孚中公司和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就分别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和宋子文的两个胞弟宋子良、宋子安。

民国成立后，由于军阀混战，政局不稳，中央权威日益下降，使得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也随之减弱，企业家和商人从而可以摆脱政府的某些控制，得到相对的发展；然而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亦日益加强。当新政权成立之初，以江浙财团为代表的中国金融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立即给予援助，他们同时也从经营国债中获得优厚的利润，从而将自己与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是权势与财势便紧密结合，并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从上述几家“官办商行”的发展历史和经营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子文、孔祥熙这些政府主管财政经济事务，同时又以私人名义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亦官亦商的官僚，是如何与张嘉璈、陈光甫、钱新之这些原本是金融大亨，但又与政府具有密切关系甚或担任政府重要职务的亦商亦官的财阀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它也说明，只要具备一定条件，这种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传统政治行为模式是可以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再现的。

[1] 本章由郑会欣撰写。

[2] 关于官僚资本的传统解释，可参见黄逸平《民国经济史研究述评》，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0—11页。譬如有的学者就认为，官僚资本除包括一部分私营企业外，还包括“官办”、“官督商办”、“国营”、“公营”等形式的企业，官僚资本在军事工业、商业、金融业等部门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商业和金融业资本。见全慰天《中国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形成》，载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第349页。

[3] 和森：《美国资本奴隶中国的新谎言》，《向导》第16期，1923年，第126页。

[4] 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第233页。

[5]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0页。

[6] 参见〔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 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8] 王秋华：《直系军阀私人经济活动研究》，河北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6。

[9] 《蒋介石致徐堪电》（1940年6月14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第698—699页。

[10] 《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以下简称《唐纵日记》），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第125页。

[11] 该提案油印件分别藏于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266/1231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以下简称“二档”）经济部档案：四/24587；又载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0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第101—10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财政经济》（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41—43页。

[12] 二档经济部档案：四/24590。

[13] 《行政院训令》（1941年5月31日），二档经济部档案：四/24588。

[14]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案：国防003/3324。

[15]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916页。

[16] 《唐纵日记》，第392页。

[17] 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4日；又载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9辑，第161—162页。

[18] 韩文昌、邵玲主编《民国时期中央国家机关组织概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第226—231页。

[19] 参见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郑会欣《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与贸易研究（1937—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20] 吴兆洪：《我所知道的资源委员会》，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18页。

[21] 金志焕：《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56、1页。

[22] 虞和平：《抗战后国家资本膨胀和垄断问题再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23] 周永林、张廷钰编《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第90页。

[24] 《唐纵日记》，第152、161页。

[25] 重庆《大公报》1941年11月4日。

[26]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1-647；王世杰也在1944年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参政员傅斯年等责问孔部长极厉，并涉及许多私人问题（私人营商，以及滥用公款等等）。”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394—395页。

[27] 赵乃搏：《铲除官僚资本三大理由》，重庆《大公报》1945年11月25日。

[28] 《新华日报》1946年2月5日，载周永林、张廷钰编《马寅初抨官僚资本》，第137页。

[29] 狄超白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47》，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第12页。

[30] 傅斯年：《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观察》第2卷第1期，1947年。

[31]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傅斯年全集》第5册，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317—325页。

[32] 《蒋介石致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代电》（1947年3月19日），二档财政部档案：三（2）/599。

[33] 转引自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85页。

[34] 关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对“官僚资本”的攻击，参见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第82—94页。

[35] 《财政部奉发参政会建议严厉清除官僚资本案》（1946年8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三编 财政经济》（1），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38页。

[36] 临时动议原文见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档案：6.3/89；又见二档经济部档案：四/28233。

[37] 详见郑会欣《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争论及其真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1期，2008年9月。

[38]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第947页。

[39]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

[40]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长江出版社，1947，第1—2页。

[41]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9页。

[42] 武力：《“官僚资本”概念及没收过程中的界定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

[43] 涂克明：《国营经济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的巨大作用》，《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4]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40页。

[45] 杜恂诚：《官僚资本与旧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科学》（上海）1982年第11期。

[46] 丁日初、沈祖炜：《论晚清的国家资本》，《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47] 姜铎：《旧中国有没有官僚买办资本》，《文汇报》1984年10月22日；《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略论北洋官僚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48] 有关这次讨论会的综述文章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49] 如许涤新早年就认为官僚的私人资本是“固有意义的官僚资本”，而“国家资本在实际上就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因此也被划入官僚资本的范畴。见氏著《官僚资本论》，海燕书店，1951，第51、54页。

[50]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总序”，第18页。

[51] 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

[52]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4页。

[53] 如《关于“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张宪文、陈兴唐、郑会欣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关于近代上海资本家评价的札记》，《上海研究论丛》第7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等等。后来他将这些论文收入他的文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54]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文章包括：黄如桐《关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的一些看法》，《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全慰天《中国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形成》，载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清庆瑞《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形成对中国经济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坚持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科学认识》，《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6期及1989年第6期；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5期。

[55] 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第774页。作为该书的作者之一，我自然也是同意这一观点的。

[56] 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57] 李林：《从周学熙集团看官僚资本的转化》，《二十一世纪》总第3期，1991年2月。

[58] 陈自芳：《中国近代官僚私人资本的比较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59] 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3页。

[60]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0页。

[61]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香港生活书店，1947，第252—254页。

[62] 参见郑会欣《从统制经济到开放市场：论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3期，2006年9月。

[63] 傅斯年：《宋子文的失败》，《世纪评论》第1卷第8期，1947年。

[64] 这句话是宋子文亲口对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说的，见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133页。

[65] 宋子文1947年9月18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报告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经过时的讲话，全文见《大公报》1947年9月19、20日。

[66] 参见郑会欣《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67] 譬如陈真、姚洛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0）的副标题就是“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创办和垄断的工业”，该书下卷即将中国建设银公司及其属下的企业列为“宋子文家族官僚资本”；而黄逸峰、姜铎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165页表“四大家族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亦将中国建设银公司列于其中。

[68] 《宋子良等致钱新之等函》（1945年8月18日），二档交通银行档案：三九八（2）/252。

[69] 关于孚中公司的成立经过请参见郑会欣《战后“官办商行”的兴起：以中国孚中实业公司的创立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

[70] 《大公报》1947年9月21日。

[71] 参见刘寿林、万仁元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中央银行职官年表”。

[72] 有关银公司股东及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可参见郑会欣《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官僚与财阀结合的一个实例》，《改革》1999年第2期。

[73] 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1000页。

[74] 郑会欣：《扬子电气、淮南矿路公司的创立与国有企业私营化》，《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5] 傅斯年：《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观察》第2卷第1期，1947年。关于抗战前夕中国建设银公司投资经营建设委员会属下国有企业的经过，可参见郑会欣《扬子电气、淮南矿路公司的创立与国有企业私营化》，《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6] 郑会欣：《关于中国建设银公司股份的演变情形》，《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77] 《暂拟中国建设银公司清理计划草案》（1949年6月14日），二档中国建设银公司档案：二八九（2）/24。

[78] 《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258页。

[79] 《竺可桢日记》，1947年10月4日，《竺可桢全集》第10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第549页。

[80] 监察委员何汉文等：《外汇使用及各公司营业情形调查报告书》（1947年1月1日），二档监察院档案：八/2040。

[81] 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吴修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69页。

[82] 《何廉回忆录》，第280—281页。

[83] 上海市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205页。

[84] 转引自《何汉文等监察委员报告书》（1947年10月1日），二档监察院档案：八/2040。

[85] 《财政、经济两部会查报告书》（1947年6月14日），二档输出入委员会档案：四四七（2）/80；又见《何汉文等监察委员报告书》（1947年10月1日），二档监察院档案：八/2040。

[86] 《工商天地》第1卷第9期，1947年，转引自交通银行总行编《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下），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第1579页。

[87] 宋子昂：《扬子公司的一鳞半爪》，《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217页。

[88] 《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下），第1580—1581页。

[89] 《原孚中公司协理陆品琹访问纪录》（1963年3月），转引自《经济学术资料》1982年第8期，第36页；又见《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下），第1580页。

[90] 《财政、经济两部会查报告书》（1947年6月14日），二档输出入委员会档案：四四七（2）/80。

[91] 《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非限额进口审核处报告》（1947年7月），二档输出入委员会档案：四四七/425。

[92] 《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非限额进口审核处报告》（1947年7月），二档输出入委员会档案：四四七/425；又见《何汉文等监察委员报告书》（1947年10月1日），二档监察院档案：八/2040。

[93] 《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下），第1580页。

[94] 《竺可桢日记》，1947年10月4日，《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549页。

[95] 《蒋介石代电》（1947年6月28日），二档输出入委员会档案：四四七（2）/80。

[96] 蒋介石日记目前暂时保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97]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行政院院长张群手令》（1947年8月5日），“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84100-0005。

[98] 参见郑会欣《美金公债舞弊案的发生及处理经过》，《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99] 《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9日。

[100] 《蒋介石致吴国桢电》（1948年10月18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02080200334070。

[101] 《吴国桢致蒋介石电》（1948年10月20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020080108002015。

[102]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1、12日。

[103] 杜恂诚：《试论近代中国社会阶层排序》，《学术月刊》2004年第1期。

[104] 有关晚清官僚投资经商的史实可参见〔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王笛、张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第二十一章 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的考察[1]

南京政府十年（1927—1937）被喻为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在政治、经济、交通、教育、文化、社会政策、外交和军事等方面有跃升的成就，同时也奠定日后中国全面抗战的根基。从中美关系而言，这段时间国民政府在外交事务上愈来愈向美国靠拢，两国的经济交往也愈为密切，通过中美经济的交往因素，中国愈来愈走向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和经济活动中，确定1949年以前中美经济关系之基本格局。

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经济交往，事实上外交活动的一环，伴随着九一八事变之后，美日关系的不安，以及美国对整体远东利益和安全的考虑而有所转变。在环绕政府层次的中美经济交往中，最重要者莫如棉麦借款、白银问题和币制改革等议题，可见南京政府逐步走向亲美外交的过程，然而美国的态度始终瞻前顾后，一直要到1938年的中美桐油借款，国民政府的联美外交才真正走向乐观局面。因此，中美桐油借款签约时间上虽不属于南京十年范畴，但这项外交活动则是南京政府一连串对美经济和外交活动的结果，而其谈判又紧接币制改革之后，因此，本章亦将其纳入讨论范围。

从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而言，据统计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在1930年达到高峰，即使中日战争期间在日军占领区仍持续运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才急遽滑落。因而，不论就政府层次还是民间层次的中美交往而言，南京政府十年的中美经济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本章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求这一时期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经验。

一 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中美经济关系在近代中美两国交往的历史上有何重要意义，从中国本身而言，诚如白吉尔所言，从一次大战结束到1937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特别是1915—1927年由于一次大战提供的市场机会（欧洲各国卷入大战）、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国家力量的较少介入及其他经济因素，造就一批中国资本家的兴起，这一时期也是国际资本与外国技术热络于中国市场的时期，从而形成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微妙复杂关系。[2]从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而言，一次大战的爆发和同年巴拿马运河的通航，提升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美国政府与民间对中国市场有更大的兴趣。[3]美国最初因未参加大战，美国资本家成立广益投资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简称AIC），借机拓展海外市场的影响力，而中国正是他们亟欲拓展市场的地区之一。为了促进大战时期对华贸易，1915年6月19日，美国在华商人更进一步于上海成立美国中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China，简称 AmCham）。他们和美国亚洲协会（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1898年成立）互通声息，为促进美商在远东的共同利益而发声。一次大战后，美国在华进出口贸易快速成长，在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之前，已成为占中国进出口额首位的国家。

如从近百年中美经济关系的历史脉络而言，更凸显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的跃升意义。19世纪末以前美国对华贸易量占其外贸的比重极其微小，据统计，1841—1845年为1.6%，1861—1865年为2.5%，以后逐年下降，1872—1876年最低，为0.2%，1880年代以后逐渐上升，1897—1901年达到1.0%，1902—1906年为2.0%，此后又下降到1.0%左右，直到一次世界大战后（1916—1920）从1.1%上升到1921—1925年的2.4%，1926—1930年为2.3%，到1931年为4.0%。[4]以各国对华贸易而言，美国对华贸易在1931年以后已高居各国之首，该年占18.85%，1932年为21.16%，1933年为20.80%，1934年再上升为23.34%，超过日本（含台湾，但未含东三省之统计）、英国（不包括香港）和德国。[5]就贸易国别而言，抗日战争前夕的1937年1—3月，美国仍占中国对外贸易的首位，进出口总值达5.47亿元（国币），超过日本的5.07亿元（国币），德国又次之，英国更次之。如与1936年1—3月对照，1937年同期美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值约增加1亿元（国币）。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除占领东北之外，对华北、华中占领区进行经济扩张与垄断，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开始受到影响。[6]

就美国在华投资数量而言，有一资料说法是1930年底，美国在华投资总额为1.968亿美元，1934年为2.7亿美元，到1936年则上升到3.427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在华投资总额虽不及日本和英国，但其增加的速度却要大大超过其他国家。[7]据美国企业史学者Mira Wilkins的研究，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在1930年达到高峰，即使中日战争期间在日军占领区仍持续运作，直到美国参加第二次大战后才急遽滑落。他据不同数据源的估算，1900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约有1750万美元，1914年约4200万美元，1929年约1.138亿美元，1930年再上升至1.551亿美元（一说是1.293亿美元），1936年为9060万美元，1940年陡降为4610万美元，1941年再降为4060万美元，到1949年则有5600万美元。[8]

从美国方面而言，以下几个因素为理解这一时期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脉络。

其一，美国对华贸易法案（China Trade Act）。一次大战结束后，美国联邦政府出于资本扩张以及推广在华商务的利益需要，着手拟定对华贸易法案，并于1922年颁布。这一法案系为在中国营业的美国公司专门设立的，其基本内容是特准美国公民依照这一法案，在美国本土向联邦政府登记在法律上作为美国的国内公司，但是总、分公司都必须设在中国境内，并且在中国境内营业，可享有联邦政府税捐的豁免权。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在对中国贸易和市场投资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922年对华贸易法案实施，到1949年以前约有250家美国公司是在这一法案下组成的，而其间只有4家公司最后解散或因执照过期而被注销，可见该法案的影响力。在此之前，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型态基本上是营运公司，大抵要到对华贸易法案实施后才大量出现独立公司。独立公司是英国1870—1914年海外直接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该法案的制定为美国有意仿照英国在大战以前拓展海外贸易的模式。[9]美国商务参赞阿诺德（Julean Arnold）于1919—1920年为美国商务部编辑《中国工商手册》（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两大册，为提供美商来华贸易之指导；1927年又编辑《在华贸易大要》，两书均由美国政府出版，可见其重要性。[10]

其二，延续1920年代的工矿投资。一次大战后的1920年代，美国大型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实业投资兴趣盎然，美国大公司参与中国的油矿开采、大型铁桥建造、无线电讯和水利、港口等公共工程，尽管这期间在华的投资经验充满挫败，但其信心和企求并未减弱，而这段历程正是作为1930年代参与南京政府公共事业和实业建设的借镜。相关资料亦显示，美国在一次大战后的1919年至1928年在华行号与人数增加快速，其情形如表21-1所示。从英美人数的相较，更可知美国在华利益的快速扩张。

表21-1 美英在华公司数量比较（1919—1928）

其三，美国私人企业的作用。一次大战后美国大企业快速向海外扩张，他们秉持自由贸易的传统信念，加以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政府采取的金元外交为之后盾，一般人咸信这是美国大企业得以成功拓展海外事业的重要因素。1929年美国爆发史无前例的经济大恐慌，美国政府坚持关税壁垒政策以保护国内市场，并实行强力干预利伯维尔场，以解决燃眉之急。然而，多数美国大企业在大萧条时期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他们和美国政府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在1930年以前，美国政府政策和私人企业的目标常是平行发展的，但是在1930年代美国大型财团对市场国际化充满想象，他们主张利伯维尔场的开放，与美国政府的锁绑政策愈来愈不相同。尽管大企业仍试图通过院外集团来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政府亦试图通过私人关系影响大企业的决定，但整体而言，美国政府和大财团的利益愈来愈少互惠，大财团未必配合美国政府的政策。[11]

就中国方面而言，尽管1930年代初期中国亦受到全球性经济恐慌的影响，但相对于欧美工业国家所经历的严重困难，中国在南京政府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各项建设相对稳定。晚近国内外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均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20—1936年中国经济有快速的成长，特别是工矿交通业中的近代生产发展迅速。以铁路为例，1919—1937年共筑铁路10274.56公里，平均每年筑路540.77公里，多于前后的其他时期。货运量则从1920年的89亿吨公里增加为1936年的178亿吨公里。新式交通的迅速增长更突出地表现在公路运输和民用航空事业上，1921年中国公路通车里程只有736英里，到1935年已竣工的公路总长达59900英里，15年间增加近80倍。中国第一家民用航空公司始建于1929年，到1935年15家航空公司设立了10条通达全国的航线，总里程超过168万英里。[12]1929—1930年中国外贸总额保持稳定，在1930—1931年还稳定增长了20%。1929年南京政府制定新的关税制度，使关税收入增长1倍多。此外，1930年后，为了免受国际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南京政府改以黄金而不再以白银收取进口关税。这一政策不仅减少了经常性的收支逆差，而且增加了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在欧洲工业国家经历严重困难的时候，中国却给人一种相对稳定的印象。[13]

南京政府十年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究竟有多少是得利于外资企业的合作，或是中国本身民族工业的发展或是华洋竞合的结果，而其中究竟有多少是美国企业和资本的作用？侯继明早于1960年代中期提出外资有利于中国近代化，最明显的是外资不仅在许多领域凡涉及技术引进者，多有开创性作用，其于铁路、航运和采矿等行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正面影响。侯继明认为外资在几个方面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一是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又刺激了中国发展近代工业的决心；二是有助于建立一种使工业企业可以获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三是承担了许多社会基础的投资，有利于华资企业的发展。侯继明还强调在华的外资企业与华资企业各有优势，并且由于各自的市场不同，外资企业并未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14]

分析这一时期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或许可以分为美国政府与民间企业两个层次来看待。在美国政府方面，美国金元外交消退于经济大恐慌最为严重的1929—1930年。这一时期美国自顾不暇，对中国市场的经济外交大大不如一次大战爆发以后积极。一直到1934年美国经济复苏后，才重振与中国的经济外交，也才有这一时期与中国在棉麦借款和币制改革等政府层次的紧密合作。[15]然而在民间层次，自1922年美国对华贸易法案推动之后，美国企业界在中国市场愈来愈为活络，从跨国公司到一般小规模公司行号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交往日趋密切，各种俱乐部、协会团体和组织欣欣向荣，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商会和侨民在中国的活动才逐渐受到影响，太平洋战争之后不少企业撤离中国，但亦有不少美国企业在日本占领区为谋求利益，以不同方式配合日本政府在沦陷区的经济政策而持续营运。[16]

二 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议题

1928年7月，《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中美关税自主协定》）是美国对国民政府事实承认的开始，也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外交成就。这项关税自主协定表示美国对中国事务愈来愈感兴趣，甚至有意与英国争锋，争取对华政策的主导权。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后续破坏远东秩序的一连串作为，则再度考验美国对华外交的实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美国正处于经济大恐慌的风暴中，为摆脱经济危机，美国在经济和外交上趋向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总统胡佛的首要任务为解决国内的经济危机，由美国的经济大恐慌所引爆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欧洲战债和赔款问题愈为尖锐，中国和远东事务事实上并非美国政府的关注所在。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受到白银集团在国会的操纵，他们利用罗斯福急于实施“新政”法案将美国从经济泥沼中解脱出来的时机，迫使其为解决经济问题而实行大量购买白银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中国白银外流严重，世界银价剧烈上涨，使中国的金融结构日趋紧张，并且削弱了南京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最后迫使中国不得不放弃银本位，并向美国寻求各项金融援助，1933年的棉麦借款和1934年的白银协定，均显示南京政府愈来愈向美国靠拢。

九一八事件之后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却遭到日本外交政策的节节进逼。1935年起日军展开一系列蚕食鲸吞华北的军事行动（一般称为“华北事变”）。从华北事变到八一三淞沪战争，日本欲“现地交涉”，而中国政府则欲将冲突事件“国际化”，让国际社会的参与（例如，向国际联盟申诉，并要求九国公约规范日本的侵略行为）来解决中日冲突。然而，中国在国联会议和布鲁塞尔会议上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不论是对日制裁或中国内部期望的实质性援助均告落空。

经济大恐慌不仅牵动美国的内政，更加深美国孤立主义的氛围。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 of 1935），禁止运送军火至交战国。美国国会其后在1936年、1937年、1939年陆续修订中立法案，直至1941年由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结束了中立政策。在1937年的修订中，国会授权总统有权禁运军火、军械至交战国，或经中立国转运至交战国。总统亦可认定特种商品（如军火原料），交战国若欲采买，必须“现购自运”，即以现金在美国市场采购，并自备运输工具，此外尚有禁止交战国船舶进出或租用美国港口等项规定。同时，1937年中立法也持续禁止贷款给交战国，但总统可以决定普通商业贷款与短期信用借款。尽管美国在中日间并未适用中立法案，但其政策基本依循中立法案之规范。

同一时期，美日贸易关系也相当密切，在美国对外贸易中，日本的地位较中国更为重要。1931—1935年，远东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的19%，其中日本占43%，中国（含香港）只占14%，美国在日投资，更是在华投资的3倍以上。[17]基于以上两大因素考虑，使得美国政府虽不满意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侵略中国东北的行为，但认为其尚未动摇美国远东利益，不愿因此影响美日贸易关系。因此，尽管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10月5日发表“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被外界认为是针对德、日、意等国之侵略行为的，但考虑到国内舆情与美日关系，仍不愿对日采取强硬政策，即便同年12月美国军舰“潘纳”号（Panay，又译“帕奈”）及三艘商船在长江被日军击沉，亦未采取报复行动，而让日本赔偿了事。[18]

关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和抗战初期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经典性的研究有多萝西·博格和入江昭等人的著作。[19]中文方面仇华飞的《中美经济关系研究（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02）为迄今针对中美政府经济交往最完整的综论性著作，该书共分为四部分：修订商约与整理债务；中美商务关系；中美白银问题；币制改革与中美货币协定。值得留意的是这一时期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特别是经济学者的分析，因研究取径与关照面的不同，弥补了政治外交史学家对于经济层面研究的若干缺陷。虽然对于美国白银政策与中国问题的分析，经济学者间仍有歧见，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学和其他跨学科的分析，有助于拓展以政府交往层次为主轴的视角。

中美关税谈判和对南京政府的承认

1928年7月，《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由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美驻华公使马慕瑞（J.A.Macmurray）在北京签字，美国率先有条件承认中国关税自主，这项协定也被视为美国对国民政府的事实承认，为南京政府与美国正式外交关系建立的开始。

关税自主是国家主权独立的表征，关税收入多寡影响国家的财政与发展。晚清以来中国被迫接受列强所定之税则，海关行政权、关税收支与保管等业务均为列强所掌控。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吁不断，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曾向大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要求，其中，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及税率案，列在第一优先（此外并有治外法权、势力范围及租借地的收回等），但并没有得到解决。1925年五卅事件发生后，北京政府于6月24日向华盛顿会议相关国家提出修约照会。美、英、日各国反应略有不同。美国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善尽保护外人之职，愿意就关税问题尽速召开特殊会议，并组成治外法权调查团，依循调查结果将有明确的计划案。不久国务卿凯洛格（F.B.Kellogg）两次会见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时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敦促其他国家尽快召开关税会议，并催促派遣治外法权调查团代表到中国。

1925年10月26日，关税会议于北京召开。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是法国终于在同年8月5日批准华盛顿会议各项条约。按华会之规定关税会议“得自条约生效后，三个月内在中国集会”。[20]当时中国内部反对召开关税会议，直接要求关税自主权，尤其是南方的国民政府，抨击北京特别关税会议“不过使北洋军阀得到巨款，徒增中国之内乱”。[21]受到中国内部的舆论压力，中国政府代表王正廷于关税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具体提出中国关税自主的提案。王正廷甚至向各国记者表示如列国不接受中国关税自主的要求，中国有可能仿照土耳其之先例，废除与列国间一切关税条约。11月19日，关税会议临时办法委员会通过了下列决议：“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之权利，约定中国与各国现存条约中之关税上之限制，一切废除，并允许中国国定税率，将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与施行税率的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声明，裁废厘金。”[22]

受到五卅事件后华南地区日益激进的民族主义威胁，以及省港大罢工等事件的影响，英国有意缓和与南方之关系。1926年12月18日，英国驻京代办欧玛利（O.C.O’Malley）在召开的公使会议上，正式发表英国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即圣诞备忘录），强调不必等待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成立，就应与中国地方政府协调。在这个基本认识下，英国所提关于附加税的具体方案是：“无条件承认华会附加税，不当以在外人监督之下，而以其大部分供偿还无担保借款为要求，应准许其在各处实行征收，其进款之支配储存均由中国主管官厅自行，并根本反对关税会议涉及无担保债款问题。”[23]

国民政府并不欢迎英国的新政策，缘于声明中有关华会附加税方案，对尚未掌握全局的国民政府造成不利态势。12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正式发表宣言，反对英国政府对于附加税之提案，因为英国的新提案将使新税的2/3，归国民政府的政敌使用，而且将使各地商港成为军阀争夺的新目标，尤其是占附加税总数40%的上海，必定成为各派争夺的血战之地。[24]基于实现华盛顿会议协定的考虑，美国政府曾经有意做更大的让步，国务院准备发表一公开的对华政策宣言。1927年1月27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对于2分5厘附加税的实施，表示此为1925年关税会议所决定，但因中国内战导致会议中断，无法签订协定，美国政府始终希望“实施华会所规定的附加税，并增加海关税收，俾在实施关税自主以前，足够维持中国一切需要”，并且说明：

美国政府准备继续谈判治外法权及关税的全盘问题，或由美国进行单独谈判。唯一的问题是和谁去谈判。我已说过假如中国能协议任命能代表本国的人民或当局的代表，我们准备谈判这样的一个新条约……[25]

美国参众两院于1927年初对中国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对美国务院产生强大压力。1927年2月21日，美国众院以262票对4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波特决议案（Porter Resolution）。此案由当时担任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众议员提出，要求柯立芝总统与“中国政府合法授权而能替全中国人民发言的代表”进行商谈，以便修订中美两国间的条约，使今后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讨论过程中显见不少国会议员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表示同情，同时也有一些主张予国民政府承认的呼声。[26]

1928年5月，国民政府派特使伍朝枢赴美活动，希望获得美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上率先允诺及外交之承认。5月28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接见伍朝枢，重申美国政府将不改1927年1月27日对华政策声明的承诺，亦即只要中国能有“代表本国人民或当局之代表”，美国政府愿与中国展开治外法权及关税问题的谈判，对于承认问题仍三缄其口。[27]

1928年6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击败奉军，攻下北京，形式上统一关内。马慕瑞随即建议国务院考虑与中国缔结一个简要的条约，在确保美国贸易不受歧视待遇的条件下，承认中国关税自主。这一看法得到了国务院的赞同，并拟定了条约草本。但是驻华公使与国务院对于中国政局的安定不抱太大希望，最初国务院并未准备立即给予法理承认。

6月27日，凯洛格接见法国公使时，表示国务院将考虑中国政局的演变，采取承认步骤，希望外交承认有助于中国政府表现统治能力，促使中国政局稳定、遣散私人部队、停止内战，且希望与中国商谈关税协定，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还看不出整个中国政治的安定。7月9日，凯洛格与各国驻美使节会面，仍持这一主张。他在给驻华公使的电文中表示，如果北京公使团内提出这一问题，希望表达美国政府欢迎对南京政府的承认，至少是事实承认，如果不做此表示，他相信将危及对华关系；相反，如果表示承认，将有助于中国政治之稳定。11日，凯洛格请示柯立芝总统，希望履行1927年1月27日对华政策之承诺，“不论此一政府是否能演变为稳定的公民政府，但我认为各国给予的鼓励，将有助于它解决内部的重大困难”，希望美国政府能就关税问题与南京尽速谈判。柯立芝总统次日即予批准。驻华公使马慕瑞不赞成中国过早谈判治外法权问题，他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法履行保护外人之义务，主张暂且拖延，凯洛格对此表示同意。[28]

7月25日，宋子文与马慕瑞签署《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该条约主要内容为：中美两国以往条约中有关进出口货物税率、子口税等条款作废，1929年元旦起中国适用关税完全自主的原则；缔约双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并不得向对方人民所运输进出口之货物征收超过本国人民所缴纳的关税及内地税。[29]这是打破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桎梏的一项成绩，写下了中国迈入国际社会新纪元的一页。

中美关税协定签约之后，承认南京政府问题也就顺理成章。所以，凯洛格于8月10日致电马慕瑞表示，关税协定之签订在技术上已表示承认南京政府，但参院批准条约并不能代表承认，不久将以某种外交程序公开确认此事。依美国宪法承认一国政府之权在总统，而不是由参院批准条约之程序。同日，凯洛格对柯立芝总统称：“有关承认南京政府之事总统有绝对的权力”，并表示“我们对南京政府的影响莫甚于此时”。柯立芝总统表示“可将此条约的签订视为对国民政府的承认”。[30]9月11日，国务院致电马慕瑞：“你可声明北京公使馆已授权与南京政府在完全承认的基础上发展正式关系”。[31]南京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乃正式进入法理承认的阶段，嗣后相继与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瑞典、英国、法国、西班牙缔约；1930年5月6日与日本订立最后一个关税自主的协定，困扰中国近百年的协定关税之枷锁始得解脱。因此，中美关税自主协定不仅为百年中国条约史的大事，亦是美国与南京政府建立政府关系的重要开端，更具有代表美国对华事务取得重要影响力的指标意义。然就关税自主的谈判过程而言，早于1925年北京关税会议上列强对1929年1月中国实施关税自主权已有共识原则。北伐统一后，美国率先通过中美关税自主协定，对国民政府表示友好，其政治意义应大于此项经济协定本身。

中美棉麦借款的政治经济效益

1927—1937年，中国共向外国借款14笔，其中属于政治借款的有6种，其他8种为路工借款，在这6笔政治借款中，1931年中美小麦借款、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形式特别，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借款。它是从美国借贷小麦、面粉、棉花运到中国后出售给中外厂商获得款项，其情形类似国际贸易；所获得的款项用于各地建设，发展生产，又具有投资的属性。所以，棉麦借款是介乎贸易和投资之间的特殊形式借款。[32]由于两次借款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特别是1933年棉麦借款发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将其视为政治借款而强烈抨击，致使日美矛盾加深。因此，棉麦借款不论其经济价值如何，都带有政治效应。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挑战，但美国正受经济大萧条困扰，对中日争端基本上采取不介入态度。次年年初，日本侵占东北之最后据点锦州，美国决定予以外交上及道德上之抵制。1月7日，史汀生（H.L.Stimson）同时向中日两国政府提出照会，谓：凡违反条约（指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而订立之条约与协定，及由此而造成之事实上之局面，损害美国条约上之权利，包括中国之主权独立或领土与行政完整以及开放门户政策者，美国政府皆不能承认。此即史汀生之“不承认主义”，亦实时人所谓“史汀生主义”（Stimson Doctrine）。国民政府内部亲英美派人士、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逐渐采取“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政策。

1933年5月，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中美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此次的美国之行是应罗斯福邀请，在参加由罗斯福发起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前赴美商讨双边经济关系，最后达成总额高达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访美之初，中国代表团准备向美国商借用于购买棉花和小麦两笔各500万美元的信贷，以应国内经济和国防之急需。但处在经济萧条中的美国对此有自己的考虑，认为这是倾销国内过剩棉花和小麦的良机，主动把贷款总额提高到5000万美元。一些来自棉麦产区的国会议员出于对国内经济的考虑，积极促成这笔贷款，以期通过倾销过剩产品为经济复苏注入动力。时任农村信贷署署长的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代表这部分人的观点，他说得非常坦率：“即使这笔借款永远不能偿还，然而出售这些棉花将会提高国内棉价，美国国内库存棉花的价值即可以增加1亿美元。”[33]但国务院对此持不同看法，反对借款给中国，理由是中国没有足够的偿还能力，而且这样一笔借款会激怒日本，日本又恰好是美国棉花的大主顾。这是中日在美国经济中的不同地位对美国决策者产生影响的一个例证。最后罗斯福否定了国务院的意见，赞同摩根索的主张。虽然罗斯福此时在远东外交问题上采取不愿有所作为以免刺激日本的态度，但对于此项棉麦借款的选择显然着眼于美国国内的经济因素，而向摩根索和代表棉麦州的国会议员的让步。5月29日，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总经理琼斯（Jesse Jones）正式签订借款合同。合同规定：5000万美元中，4000万美元用于购买美棉，其余1000万美元购买美麦；年息5厘，5年还本。

当宋子文在欧洲频繁活动，倡导建立由欧美国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意见，并请国际联盟加强与华合作时，日本意识到宋子文“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企图，中美棉麦借款也就被视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便开始加以反对了。7月下旬，日本政府公开声称，反对向中国提供借款，“如列国仍继续不变其态度，则日政府为阻止计，固不得不讲求适当手段以应付”。与此同时，日本驻美使馆参赞武富会见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项贝克（S.K.Hornbeck），根据外务省的指示，指责美国向中国提供棉麦借款是针对日本的援华行为，他要求美国应让中国保证借款不被用于政治目的。8月10日，日本驻美大使出渊又向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表示，棉麦借款“会严重影响日本”，美国政府在采取任何会影响日本利益的步骤之前，“应与日本商量”。[34]

9月下旬，装载首批美棉的船只抵达上海。然而，此时恰逢中国棉花丰收，而棉纺织业却因供过于求紧缩生产。于是，中国政府试图向上海的日本纺织厂转售美棉，日本厂商对此颇感兴趣，但日本政府却极力加以阻挠。刚取代内田出任外相的广田弘毅告诉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如果美棉比其他棉花便宜，要劝说日本厂商不去购买确实有困难，但应在“政治上引导”他们，以便在“事实上中止”棉麦借款。显然广田意图破坏这一借款计划。尽管日本厂商不太情愿，但外务省的方针还是得到贯彻，其结果造成美棉大量积压，为这项棉麦借款设置了最后的障碍。1934年2月，中国政府不得不向美国提出，将美棉部分的借款由原来的4000万美元削减为1000万美元。[35]

究竟这项借款对中国产生怎样的效益？中外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同意这项借款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日本学者细谷千博早于1980年发表的论文《30年代中期的美国与东亚——棉麦借款》，认为这笔借款使得美日两国关系的改善更加无望，然而这笔借款并不比白银购买法案对中国有更大的帮助。南京政府企图通过棉麦借款促进中美两国财政合作以抵制日本入侵，其结果却加剧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预，反而给棉麦借款带来更大的困难，这项借款的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36]郑会欣则将中美棉麦借款与国内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宋子文商订棉麦借款包含有广泛向欧美各国寻求财政技术援助、遏制日本侵略的目的，然而在日本的阻挠下，欧美各国最初都不愿触怒日本而采取冷漠态度，进而使得南京政府内部亲日势力抬头，而采取对日妥协态度，致使宋子文计划完全破灭，宋子文也因此被迫于1933年10月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职务。[37]近年陈永祥的研究则指出这项借款正于日本极力谋求改善日美关系之时达成，对于防止日美再次妥协以牺牲中国利益，也起到了抑制作用，“反映宋子文和南京国民政府具有一定的远见”。虽其实效对南京政府的财经帮助并不大，并对国内经济产生消极作用，但对日本侵略者造成一定的压力。[38]

经济大恐慌、中美白银协定与币制改革

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全球金融市场完全处于失序状态，股票暴跌，银行倒闭，信用危机，企业也随之大量破产。经济大恐慌时期美国内部对于美国政府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角色亦多所辩论。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t）主张世界性的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并扩大美国在海外影响力，其和国家主义（nationalism）主张以国内经济的自足自力，并提倡国内贸易保护主义，互相对垒。例如著名的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Beard），否认经济扩张中的自由信念将带来繁荣和平。罗斯福总统受制于两派势力，而无法有一致性政策，直到新政见效，美国逐渐从经济大恐慌的谷底回升始有改变。[39]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并未马上影响中国本土，中国大约到1934年以后才受到影响；然而，在经济大恐慌时期，美国扩大海外贸易及其相关措施，均以解决本土的经济问题为最高目标。就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实行的中美白银协定，以及废两改元和币制改革的政策交涉，均受到美国经济大恐慌的直接冲击，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有些经济学者主张用“金镣铐”（the golden fetters）假说解释1929—1931年的金球大危机。所谓金镣铐是指1870年代到1930年代，流行于世界的金本位制度，实际上可以等同于固定汇率制度，通过金镣铐的机制，商业危机、金融危机、银行恐慌可以迅速传播于世界。朱嘉明以1929—1935年生产水平、贸易平衡、汇率及银价、批发价格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作为理解当时中国经济的四个重要变项，他认为中国因为不是金本位国家，经历了从“得以幸免”甚至受益到深受其害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1929—1931年。中国白银货币体系为中国经济与世界大萧条的防火墙或是“救生艇”。银本位制的贡献在于造成世界大危机的波及时间滞后了两到三年，隔绝和缓冲了大萧条的冲击力度。中国银元贬值使得中国在这波世界经济大恐慌的严重期未受影响，甚至出现繁荣景象。中国以银元为标准的物价，在1929—1931年上升了1/4以上，1931年下半年达最高峰。中国面对的是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成了当时世界上少数物价不跌反涨的国家，经历了一次温和的通货膨胀和温和的增长。第二阶段，1931—1933年。一方面中国仍是白银输入国；另一方面，国际大环境改变，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及于中国。1931年英国迫于美国金融市场的信用危机冲击及德国等停止偿付战债的影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不久与英镑挂钩的国家也纷纷放弃金本位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亦颁布法令停止银行劵与黄金兑换，正式脱离金本位制，实施金汇兑本位制。这次世界性的金本位制度瓦解，金价下降，使得相对于黄金的白银价格上升。就在世界银价上扬的1933年中国实施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制，继续对白银实行自由流入和流出体制。因此购买中国银，再合法地融化成白银，通过国际市场套购，利润空间巨大，刺激了中国银外流。1931年之后，流入上海的白银，不再流入本国市场，而是从上海流失到国外，到了1933年上海已是白银纯输出口岸。中国银根紧缩，负面后果立即出现，对进出口影响至深。第三阶段，1934—1935年。1934年美国实行白银收购法案后，立即刺激世界白银价格上涨，对中国业已严重的白银外流如同火上浇油，引爆1934—1935年的“白银风潮”，中国成为美国白银收购法案最直接和最大的受害者。[40]

关于1930年代中国经济恐慌之性质，是否仍为传统农业恐慌的延续与扩大，或者已延伸发展为整个世界经济大恐慌的一环？李宇平的研究指出早在1932年之前世界经济大恐慌之初，中国即已显现农村经济加速崩溃之势，但自1932年、1933年以后，世界主要国家贬低币值及1934年美国白银收购法案实施后，由于国际市场银价高于国内银货，白银大量外流，中国通货发生严重紧缩，中国经济恐慌的发展始与世界经济大恐慌产生桴鼓相应的关系。他从中国各方面的经济概况，例如货币数量的消长、外贸变动与产业兴衰、金融体系与财政收入的变化、阶层变动与政府的对策等方面，说明1930年代中国经济的恐慌，乃因世界大恐慌的介入，而使原本喧腾多时的农业恐慌，演变成全面性的恐慌。农村经济萧条不只为城市经济恐慌的渊薮，且城乡经济均受外在因素的强烈影响，致中国整体经济陷于恐慌之境地。他认为中国经济在1930年代初期陷入低迷，与深陷于大萧条的西方核心工业国家难脱关系，却也未必全盘源自西方经济的冲击，与亚洲本身，特别是日本的历史发展不无关联。[41]

关于大萧条时期中国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日本学者城山智子所著《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分析了1929—1937年中国在大萧条时期的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她认为中国于1935年才放弃银本位制，而在此前后各国逐渐转向金本位制，数据显示1920年代世界银价的贬值促进了中国贸易，并提供给中国农村和新兴工业崛起的一个机会。然而，1931年后银价在世界市场持续贬值，罗斯福为稳定银价，实施白银收购法案，白银节节上涨，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金融危机。在这波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由于各国都已纷纷摆脱银本位，世界货币体系由金本位主导，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几乎唯一仍采用银本位的国家，因此当世界上其他国家作为商品的白银价格发生波动，便对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生产带来直接的冲击。城山智子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棉纺业、缫丝业在大萧条中的表现具体演示了这种传导效应。最后，国民政府不得不积极地进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这场由政府主导的币制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的挑战。尽管以摆脱银本位为目的的法币改革初时颇见成效，但外汇储备始终不足，对财政金融管控不力，1934—1935年终于爆发上海金融恐慌，其后遗症为中国经济后来更大的混乱埋下伏笔。城山智子从英美政府的档案中发现，1935年中国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中罗斯福的关键性作用不亚于英国财经专家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而过去比较强调英国与李滋罗斯的作用。[42]

综言之，就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并未马上影响中国，中国大约到1934年以后才受到影响。中国在这波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更暴露了原本农村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问题，国内与国外因素的相互激荡加深了中国自身的经济萧条。另一方面，罗斯福总统则急欲从经济大恐慌的泥沼中脱困而出，在这一背景下，1934年以后中国实行的白银政策和币制改革，均与罗斯福对华政策关系密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西方国家相继恢复了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加上技术更新导致白银产量大量增加，世界上出现了金价涨、银价落的现象。为应付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1933年4月罗斯福宣布美国将放弃金本位制，调整美元与黄金的比价等政策，让美元贬值以刺激国内物价景气。同时为稳定世界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8个产银或用银大国，在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不出售1934—1937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但是，一年不到，美国就违背了它所承担的稳定银价的国际义务。为推行拯救经济大危机的新政，罗斯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国会内来自西部产银州的议员集团。这些白银派议员借机对罗斯福总统进行政治关说和敲诈，提出了旨在提高银价的1934年购银法（或译“白银收购法案”），以增加其所在州的经济利益。[43]

美国政府公布白银收购法案是国内白银集团施加压力的结果。美国国内有7个产银州，尽管这7个州都是小州，但在每州两个席位的参议院中共有14名参议员，占表决人数的15%，尤其是其中有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这样重要职务的资深参议员毕德门（Key Pittman），因此在国会中相当有影响力。这些议员的当选取决于他们为白银卖力的程度，而政治家为了获取这些人手中的选票又要取悦于他们。罗斯福竞选时颇受制于白银集团的选票压力，当选后的罗斯福为了推行新政，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法案，更需要这些议员的支持。于是，罗斯福最终屈服于白银集团的压力，推行了新的白银政策。

1934年6月19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白银收购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应收购白银使之数量达到联邦货币准备金的1/4，或者通过收购白银使世界银价上升到每盎司1.29美元的水平。接着，罗斯福根据该法案颁布白银国有令，将美国国内银价定为每盎司0.50美元。随之，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世界银价扶摇直上。

虽然白银政策的制定最初源于美国国内政治，但它导致的世界银价飞涨却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并深刻地影响了远东的国际关系。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仍实行银本位的国家，而且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用银国。世界银价的猛涨拉开了中外银价间的差距，1934年秋国际银价高出中国国内银价1/4，1935年春已达50%，中国成了世界白银市场的低谷。从中国收购白银到国际市场抛售成为一项利润极大的买卖，于是各种投机活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白银外流高潮。按白银议员们的说法，银价的上升会增加中国对外的购买力，扩大中美贸易总量，从而为美国商品开辟一个广阔的市场。但实际上，白银外流使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经济危机：工商业凋敝，金融衰败，进出口减退，农村破产。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此时正向华北大肆扩张，当中国因美国的白银政策身受其害时，日本却乘机大捞利益。通过从中国有组织地大规模地走私白银，日本一方面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削弱了中国的抵抗能力；另一方面则积累了资金，为进一步扩充军备提供了条件。[44]

美国白银政策实行后，国民政府多次请求美国政府放弃该项政策。1934年12月初，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告诉美国政府，由于中外银价差距甚大，中国白银必将以合法或非法方式流向境外，他请求美国政府提供帮助，并提出两项方案供其选择：宣布不以高于每盎司0.45美元的价格从国外购银；向中国提供贷款或合作整理中国币制。[45]虽然美国表示愿意就其购银政策与中国防止白银外流的措施相互协调，但回避了正面的承诺。既然美国拒绝配合，中国遂在美籍顾问杨格（Arthur Young）的建议下，告诉美方中国正在考虑逐步采取金本位，而美国正在购买白银，因此，美国可否同意用美国的黄金来换取中国的白银。但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金银互换不是政府间的事情，中国应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这种买卖。不过，摩根索表示中美两国可以通过中国的中央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委托的美国银行进行售银交易。1934年11月，中国向美国财政部出售了1900万盎司白银。美国购买这批白银后，暂存上海。由于中国政府担心这批白银的外运会加剧金融恐慌，只好从伦敦购买了1700万盎司白银来垫付。而且，中国一再要求推迟交付时间，结果从1935年1月一直推到7月底，最后分几批运到美国。其中只有200万盎司是在1935年11月中国币制改革后从中国运出的。因此，这一交易并无多大经济意义，没有赚到什么外汇，主要目的看来是警告美国白银派议员，中国可能要放弃银本位。[46]

1935年10月下旬，中国请求美国以非公开方式从中国收购1亿盎司白银，所用款项作为中国发行纸币的准备金。企图通过援助的方式来插手中国财政的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对此提议颇为动心，表示可以考虑。11月初，摩根索与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就购银条件进行磋商。但此时中国国内尤其是上海金融危机加剧，国民政府在尚未得到外援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1月4日开始推行法币改革，将白银收回国有。

在此之前的1933年3月1日，南京政府财政部曾发布废两改元令，确立中国银本位货币体制。当时正值经济大恐慌波及中国，国际白银价格节节上涨，而中国此时实施废两改元，并不能有效抑制和化解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从国际情势来看，废两改元不仅可行性研究不充分，且在实施的时候已暴露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47]美国于1934年采取白银收购法案，禁止白银出口、发行银劵、白银收归国有等一系列措施，实施至1935年底，其目的在控制和操纵世界银价，增加银本位国家对美货的购买力。中国实施废两改元不久，美国即推动白银收购法案，导致中国白银外流，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在此情势之下，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实施法币政策。

正是这场经济危机促使中国下决心加速推行酝酿已久的币制改革计划，放弃银本位，建立起现代的、容易管理的货币制度。法币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不得发行，由银本位改为法币；限期收回其他纸币，并且规定一切公私款项必须以法币收付，将市面银元收归国有，以一法币换银元一元。法币改革以信用货币制度替代银本位，是适应国际货币经济潮流的跳跃式进步，使中国进入现代货币经济时代。

在稳定货币以及走向币制改革的努力中，积弱的中国不得不寻求列强的支持。于是，由美国内政造成的白银问题在演变为中国的财政危机之后，又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美、英、日为控制中国的货币财政进行了一场暗中较量。中国币制实行改革后，英国政府反应积极，态度明朗，立即颁布了英王敕令，要求在华英国侨民服从中国的币制改革法令。

1935年9月至次年6月，英国政府派著名经济学家、财政顾问李滋罗斯在中国进行一系列的经济调查，表面上，李滋罗斯使团是一个非官方的团体，实则是英国政府意图通过其使命以达成中日关系的和解来达到中国政治局势的稳定；再者，该代表团的另一任务为通过中国货币的整顿方案——将中国的新币制与英镑联系起来，以拯救英国在中国业已衰弱的地位。李滋罗斯使团最后并没有达到它的主要目的（促成中日缓和以及增进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而美国政府也怀疑英国的政治动机而不愿配合李滋罗斯使团的改革方案。国民政府和李滋罗斯使团接洽的过程中，关于英国计划案中是否有承认伪满洲国的利益交换问题遭到中国舆论的强烈质疑：“任何与日本的合作都将包含有伦敦同意日本在中国的支配地位”。[48]

美国方面在脱离经济大恐慌的低谷后，在对华白银政策和中国币制改革的事务上也逐步调整步调。摩根索部长认为在中国经济复兴的问题上寻求日本的合作无济于事，只会使美国人的信誉压在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上。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N.T.Johnson）则相信只有美国的白银政策才是援助中国货币改革的唯一有效方法。[49]虽然国民政府并没有宣布法币与英镑挂钩，但摩根索一直认为东亚有一场美元、英镑、日元之间的货币战，他当然不愿美国无所作为而让英镑在这场货币战中独占鳌头。摩根索要求调整白银政策的想法立即得到罗斯福的支持。1935年底罗斯福对在国会中通过自己想通过的法案充满信心，不必再为白银议员的投票而捆住自己的手脚了。摩根索拒绝考虑续购的主要原因是他已经决心改变美国的购银政策。12月上旬，摩根索和罗斯福开始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怀疑美国把白银价格控制在每盎司0.65美元的明智性。首先，这会鼓励银本位国家和地区放弃银本位。香港政府已在中国大陆之后放弃了银本位并开始向世界市场抛售，其他国家也可能效仿，而这与1934年白银收购法案维持高银价的初衷相悖。其次，日本从中国的白银走私中获利巨大，从而增加了它在伦敦海军会议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12月9日，摩根索在与罗斯福商量之后，下令改变美国在伦敦市场的购银方式，即由美国开价改为卖主开价。白银投机商立即意识到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美国不再支持世界银价，银价遂开始下跌，40天后，便从每盎司0.65美元降至0.45美元。

这次美国对白银政策的操作对中国又产生了新的不利影响。由于中国的币制改革是以法币自由兑换外币为信用保证的，因此这时银价下跌贬低了法币准备金的价值，削弱了市场对法币的信心，中国只好再向美国寻求稳定银价。这一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白银外交已从寻求稳定银价转为争取美国支持和配合中国币制改革。它首先是想获得美国贷款，继之是希望美国购买中国的白银。美国在考虑中国的要求时，力图在其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摩根索想利用这一机会坚持让法币与美元挂钩，以便扩大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担心日本会利用中国的财政困难进一步扩张，他又不得不支持中国的币制改革。当这两者发生矛盾时，摩根索最终选择了后者。[50]

摩根索表示希望中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或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来华盛顿与他直接讨论中美之间的财政问题，但美国国务院对邀请宋子文来访可能引起日本的过度反应而加速美日间的紧张关系有所顾虑。另一方面，宋子文和孔祥熙则表示在中国财政困难之际，无法离华访美。由于摩根索的助手劳海（Archie Lockhead）原在纽约化学银行工作，与中国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有业务往来，对陈光甫的人品和能力均很尊重。根据他的建议，摩根索希望中方给陈光甫一个财政部高级顾问的身份率团来美。在这一背景下，是以有1936年4月陈光甫赴美的谈判。[51]

1936年4月上旬，陈光甫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与摩根索开始进行谈判。5月14日，中美以换文形式达成《中美白银协定》（中美货币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自1936年6月至1937年1月，美国将分批从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价格根据当时的市价确定，美国可以根据中国的要求支付黄金；[52]中国的售银所得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中国货币储备中至少保持25%的白银；中国扩大白银在艺术和工业中的用途；中国将在美国铸造含银量为72%的1元和半元辅币；中国改变其法币与外汇的报价方式，以避免造成法币与英镑挂钩的印象；以中国存在纽约的5000万盎司白银作抵押，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外汇基金。[53]在协定中，中国保证不与其他货币挂钩，打消了美国原先对英镑与法币关系的担忧，而中国货币准备金的1/4仍用白银，则是摩根索对白银集团的安抚，因此毕德门参议员最终对这个协定表示“完全满意”。这一协定表明美国开始改变原先在远东的消极政策。对美国来说，由于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所得必须存于美国，实际上它控制了中国的外汇基金，并增强了对中国财政金融的影响力，从而在列强的货币战中赢得了优势。对中国来说，美国政府收购中国白银，充实了中国的外汇基金，对稳定法币和确保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936年《中美白银协定》的签订，为1934年白银收购法案引起的“白银风潮”画上了句号。《中美白银协定》是美国支持法币改革的法律保障，标志美国和中国正式实行货币体系的合作，对中国的货币经济影响至深。由于美国的支持，中国政府几乎在一夜之间，没有经过金本位过渡阶段，而使其货币现代化。[54]

在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过程中，英、美、日三国因各有不同政治动机，而采取了不同态度。英国表现得最为支持，然而中国的币制改革使法币与英国货币连接之后，英国既不能利用它的力量来安定中国币制，又不能通过借款解决中国财政和经济上的困难，所以中国在关键时刻改弦更张投入美元集团。日本则竭力反对，因日本在华大规模走私白银再到国际抛售，由此牟取暴利，中国宣布白银国有，使日本的经济利益受到打击。中国放弃银本位后，世界减少白银对中国的输出，削弱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加强了英国的影响，使英国得以利用中国政府对美国白银政策的反对态度来增强伦敦作为世界白银市场的作用。经济实力逐渐强大的美国不愿让中国的货币落入英日等国之手，遂通过与中国进行金银交换，实现控制中国货币发行权的计划，其标志则是1936年5月签订的《中美白银协定》与1937年7月签订《中美金银交换协定》，中国的货币终于与美元发生连锁关系。据统计，从1934年11月到1937年7月10日，国民政府一共向美国政府出售了4批白银，第一批，1934年11月，1900万盎司；第二批，1935年11月，5000万盎司；第三批，1936年5月，7500万盎司，第四批，1937年7月10日，6200万盎司（即将5000万盎司作为借款抵押的白银售与美国政府，另外再加上额外运往美国的1200万盎司的白银）。美国能否大量购买中国白银，增加中国货币发行准备的外汇基金，使国内通货暂时得以稳定，避免一场行将爆发的全国性金融总危机，这是币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没有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主体，这次改革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55]

在国民政府启动币制改革之初，英美政府仅原则上表示支持，承认中国的币制改革有利于改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却没有实质性举动。所以，中国推动币制改革之初，几乎处于孤军奋战和破釜沉舟的境地。但是法币改革需要以外汇为基础，不可能孤立进行，因此必须平衡与英、美、日的金融关系，中国本身仍不得不要求国际的支持。而美、英、日为控制中国的货币财政也暗中较量，中国经过仔细评估后最终寻求美国支持和以美元为联系货币。可以说，1935—1936年中美之间在法币改革方面的合作，美国最后决定购买中国白银支持法币，平衡英镑对中国货币影响力，抑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为中美在二战中全面合作奠定了初步的基础。[56]

美国历史责任的相关论述和争议

全球经济大恐慌约于1933年始波及中国，国际白银价格节节上涨，中国经济困顿全面显现，此时国民政府采取废两改元并不能满足国内货币的需求，更无法化解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国民政府乃不得不废弃银本位制，于1935年11月宣布实行法币改革，以信用货币替代银本位，中国由此进入现代货币经济时代。法币初期与英镑挂钩，可在指定银行无限兑换。193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签署白银协定后，由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换取美元作为法币发行的外汇储备，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挂钩。相比较与英镑的关系，法币与美元的关系更为紧密，很快与美元形成固定汇率。[57]

关于上述美国实施白银政策与中国货币经济的相关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特别在经济史学界关于白银问题曾有重大的争辩，自不可忽略。西方学界的研究重点在美国白银政策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早从1950年代开始，迄今仍受到外交史学者的注意。[58]关于白银政策的掌舵者、美国财长摩根索的研究亦相当丰富，最新研究有2010年出版的Herbert Levy，Henry Morgenthau，Jr.：The Remarkable Life of FDR’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New York，2010），该书运用大量档案资料，以及摩根索个人的信件说明其与罗斯福的关系。在中文著作方面，仇华飞认为将1930年代中美白银问题产生的全部责任归诸美国白银利益集团是不客观的，罗斯福、摩根索等人对白银政策的制定亦需负有相当责任。白银问题对中国而言是经济问题大于政治问题，因先有美国白银抬价，才出现中国白银外流，中国征收白银出口税、平衡税，直至放弃银本位实施法币政策。他同时亦强调“白银问题最终由于它的负面效应走向它的反面，中国进行货币改革，实施法币政策，从根本上改革中国货币制度，使中国货币走向现代化”。

李宇平《银与亚洲国际经济秩序——孟买与上海白银流通动向的比较观察（1933—1935）》一文，环绕以上海为中心的亚洲国际金融秩序发生的变化，强调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冲击，事实上是透过国际银市场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美国实施白银政策期间，纽约、上海、孟买的买卖关系发生了改变，纽约成了银的买方市场，上海、孟买两市场转变为银的卖方市场。她认为美国企图借大力购买白银提升纽约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未能成功地达成预期目标，然这一政策确实产生巨大的威力，影响了跨地域的白银流通动向及地区分布。作者也认为1930年代初期伦敦国际金融霸主的地位仍难以撼动，可由与上海外汇市场呼应密切的欧洲白银投机帮的活动，系以伦敦为核心，进行白银、法郎与英镑的套汇行为看出。相对而言，纽约市场几乎不能对上海外汇牌价发生任何重大影响。

自1989年以来，美国一些经济学者围绕罗斯福担任总统时期，美国实行的白银购买计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1989年劳伦·布朗特（Loren Brandt）和托马斯·莎金特（T.J.Sargent）共同发表《对有关中国与美国白银政策新资料的阐述》，对1930年代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提出新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的白银购买计划，并没有使中国的全面经济活动遭到划时代的、长期的萎缩，没有引起一系列经济恶性事件。中国政府之所以放弃银本位而采用法币本位，是为了从白银升值中获利，以便在未来易于发行低利率的国债。中国政府实行这一措施是主动的，并非美国白银购买政策所致。该文并挑战了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于1963年所著《美国货币史（1867—1960）》的一些说法。1992年弗里德曼撰文《罗斯福、白银与中国》重申《美国货币史》一书的观点，认为1933年美国白银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这一政策剥夺了中国的货币储备，使中国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迫使其放弃银本位，实行法币政策。白银外流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导致战时的严重通货膨胀和战后恶性通胀。而世界经济危机的头几年，中国因采用银本位获利，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使中国原本采用银本位的优势成为最不利的因素，而这不利因素又被美国采购白银购买政策所强化。

中国学者刘佛丁等人认为这两位学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对1930年代前期中国基本经济状况的估计不同。在弗里德曼等人的著作之前，长期以来的主导意见是20世纪早期的中国经济是衰退的，直到罗斯基（T.G.Rawski）于1989年出版《战前中国经济的成长》一书对传统的说法提出挑战，而布朗特和托马斯·莎金特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可说是和罗斯基一路的，同时他们两人亦采取罗斯基对中国战前货币供给一文中的数字为基础进行分析。[59]王玉茹对中国银价波动与进出口物价的问题，针对两方学者的说法又提出不同的见解，她认为弗里德曼夸大了美国白银政策对193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因素（中国本身经济发展的作用，例如货币供应的作用等）；同时她也认为布朗特等人关于美国购买白银政策与中国物价变动、放弃银本位和经济的进一步衰退没有关系的论述，亦难以令人信服。在王玉茹看来，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正是通过价格变动的信号作为媒介，两方学者的说法均有不足之处。[60]

上述经济学上的重大争辩，后续研究须根据更可靠的资料及翔实的考证，始有助于厘清相关问题的讨论。

三 南京政府十年中美经济关系之评析

就近代中美历史发展的轨迹而言，以上所探讨的南京政府十年是一个特别的阶段。首先是通过中美关税协定的签订，予以中国关税自主，并带动各国的跟进政策，使中国摆脱近代以来在关税上任列强宰割的地位，从而增加国民政府的财政自主和收入。其次，南京政府自成立到1937年，中美间的经贸和投资关系愈趋密切，尽管美国对华外交仍受孤立主义影响，又历经1929年经济大恐慌风暴，然而这一时期通过棉麦借款、白银问题和币制改革等重要事项，美国一方面从这些交涉中获益——以挽救国内的经济问题为更高目标，另一方面也以廉价的付出获得了南京政府的友谊。事实上，南京政府从美国手中获得的棉麦借款等获益并不大，而《中美白银协定》对稳定中国法币改革及促成中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其作用影响更大。

美国对华的经济和外交援助，一直到1938年、1939年之交的桐油借款始见到曙光，这一时间点又与日本南进政策的明朗化，美日关系趋于紧张可互为呼应。如同入江昭所指出的，美国政府开始对远东问题的态度由消极转向积极，关键点在1938年以后日本的南进政策，而不是日本的侵略中国。美国因对日本可能破坏其在南太平洋利益的不安，而逐渐转变对华政策。日本的南进政策导致美日关系的紧张，对美国人而言，他们将美英安全视为一体，日本的扩张意味着最后破坏了英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削弱了英国的安全；而南进政策的高峰点——珍珠港事变，终于迫使美国对日宣战，使得美国将亚洲战场与欧洲战场联系起来，为本身的安全体系而战。[61]

美国从传统上对中国的友好特殊关系，在1920年代以后走向更为同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收复国权的运动，上文提到的《中美关税自主协定》即为其一。日本提倡自以为是的亚洲主义及由此发动的挑战英美的“大东亚战争”，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提出史汀生主义，以及在中国向国联控诉日本侵略案的过程中，对中国作为被侵略国表示了同情，但这种同情并未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美伙伴关系始正式形成，两国的经济与外交合作真正迈入新阶段。

从南京政府十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经济和外交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重新认识过去的基础上，找到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更深入地理解中美关系的历史。

[1] 本章由吴翎君撰写。

[2]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78—84页。

[3] 吴翎君：《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联经出版公司，2012，第4—5页。

[4] Peter Schran，“The Minor Significance of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50-1931，” in Ernest R.May & John K.Fairbank eds.，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Respective，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39-240.

[5] 周新：《23年度我国之对外贸易》，《东方杂志》第32卷第12号，1935年，第15页。

[6] 允中：《民国26年第一季贸易概况》，《东方杂志》第34卷第11号，1937年，第85页。

[7] 郑会欣：《改革与困扰——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尝试》，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8，第265页。

[8] Mira Wilkins，“The Impact of America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on American-Chinese Economic Relations，1786-1949，” in Ernest R.May & John K.Fairbank eds.，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Respective，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pp.285-287.威尔金斯是研究美国企业史的大家，但中国市场部分非其最主要的研究成果。1927—1941年是美国在华企业活动的高峰期，但目前相关的具体成果，特别是个案研究事实上并不多，各说数据差别甚大，如以上所引，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还有待深入研究。

[9] 详见美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ita.doc.gov/ooms/ChinaTradeActRCS.pdf，访问日期，2010年1月10日。William J.Hausman，Peter Hertner，Mira Wilkins，Global Electrification：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 the History of Light and Power，1878-200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30-72.

[10] 两部书可于网上下载，http：//catalog.hathitrust.org/Record/006601320.Julean Arnold，Salient Facts in China’s Trade（Washington D.C.Govt.Print Office，1927）.

[11] Emily S.Rosenberg，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1890-1945（New York：Hill and Wang，1982），pp.166-167.

[12] 王玉茹：《论两次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增长、发展与变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研究》，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第2—22页。

[13] Arthur N.Young，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1）.

[14] Hou Chi-ming，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216-217，221.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学界从具体问题的讨论到研究方法的取径均有大幅的修正，此处不赘。详见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15] Emily S.Rosenberg，Financial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Dollar Diplomacy，1900-193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该书探讨美国的宗教性格、政治文化、私人企业和公共政治等因素，论述美国19世纪末金元外交政策的起源，到1927—1930年经历经济大恐慌之后金元外交的没落。

[16] 详见吴翎君《珍珠港事件前美国企业在华北的投资活动——以大来和英美烟公司为例（1939—1941）》，《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10年11月号，第85—114页。

[17] Whitney A.Griswold，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arcourt，Brace & Company，Inc.，1938），pp.468-469.

[18] 详见杨凡逸《美日“帕奈号”（U.S.S.Panay）事件与中美关系（1937—1938）》，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2。

[19] 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Akira Iriye，Across the Pacific：An Inners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67）.Akira Iriy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Ⅲ，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1913-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Akira Iriye & Warren Cohen eds.，American，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Wartime Asia，1931-49（Wilmington，Del.：SR Books，1990）.Ernest R.May & James C.Thomson，Jr.eds.，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A Surve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汪熙主编《150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1823—199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321—329页。

[20] 黄月波、于能模、鲍厘人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第610页。法国因金法郎案争议，迟迟不批准华会条约。1925年4月北京政府让步使得金案解决。法国国会始通过华会各项条约，该条约需至1925年8月5日才正式生效。

[21] 李守孔：《北伐前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之研究》，收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主编《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第24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31页。

[22] 详见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丛书》（8），东大图书公司，1996，第154—158页。

[23] Edmund S.K.Fung，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1924-1931（Hong Ko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91），p.101.

[24] The Chinese Acting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t Hankow to Kellogg，Dec.31，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26，vol.I，pp.935-936.Hereafter cited as FRUS.中文参见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文海出版社翻印，1968，第84—85页。

[25] 美国对华政策重要声明，见Kellogg to the Chargé in China，Jan.25，1927，FRUS，1927，vol.Ⅱ，pp.350-353.

[26] 魏良才：《一九二○年代后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国会、舆论及压力团体的影响》，《美国研究》第10卷第1、2期合刊，中研院美国文化研究所，1978，第160页。

[27] 1927年1月27日美国对华政策重要声明，见Kellogg to the Chargé in China，Jan.25，1927，FRUS，1927，vol.Ⅱ，pp.350-353.

[28] 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第248—249页。

[29] 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474—476页。

[30] Kellogg to Coolidge，Aug.10，1928，Coolidge to Kellogg，Aug.，11，1928，FRUS，1928，vol.Ⅱ，p.193.

[31] Kellogg to Macmurray，Sep.11，1928，FRUS，1928，vol.Ⅱ，p.199.

[32] 美国农业部答应于1931年9月8日正式启动。规定年利息4厘，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为付息日期。麦款分三期偿还，每期付1/3。中美订有8项条件，含购麦数量、装运安排、麦和面粉价格、每次运麦数量、长年利息、利息偿还时间、借款票据、借款用途等。详见仇华飞《中美经济关系研究（1927—1937）》，第316—317页。

[33] John Morton Blum，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9），p.53.

[34] 以上参考胡礼忠、金光耀、顾关林《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第222—226页。

[35] 载汪熙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7），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第75—91页。

[36] 载汪熙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7），第75—91页。

[37] 郑会欣：《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38] 陈永祥：《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协定》，《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此外，李宇平则探讨美国棉麦借款对中国本身政治经济的冲击与意义。李文分析中国对美国棉花的需求，美棉进口的趋势及其对中国棉农、棉商与纱厂的冲击，美麦进口的趋势及其对麦农、麦商与粉厂的冲击，实业界与金融界及国民政府对借款的态度，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对借款的争议。她认为这项棉麦借款的失败，形成了普遍的总体农业危机，并使中国走向以救济农业为目标的社会内在保护主义。见氏著《1930年代美国对华棉麦借款的政治经济分析，1931—1934》，载侯坤宏、林兰芳编《社会经济史的传承与创新——王树槐教授八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09，第219—254页。

[39] Emily S.Rosenberg，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1890-1945，pp.178-180.1934年美国政府颁布互惠贸易协定法（Trade Agreement of Act），希望与外国政府在关税协定上扩大美国的海外贸易，这些协定签订国在二次大战爆发以前主要集中于拉美地区。

[40] 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册，远流出版社，2012，第360—371页。

[41] 李宇平：《1930年代初期东亚区域经济重心的变化——日本扩张输出与中国经济萧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3期，2004年，第57—116页。关于世界经济恐慌与中国经济问题，李宇平有多篇文章：《恐慌之救济与法币政策的形成，1932—1935——货币改革说与贸易平衡说的对立与消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下），1994年，第167—194页；《中国经济恐慌与废两改元》，《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27期，1999年，第93—120页。《一九三○年代中国的救济经济恐慌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7期，1997年，第231—272页。

[42] Tomoko Shiroyama，China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Market，State，and the World Economy，1929-1937（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43] 任东来：《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4] 胡礼忠、金光耀、顾关林：《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第228—229页。

[45] 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p.22.

[46] 任东来：《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7] 长期以来一般人对1933年废两改元的认识不清，甚至将它与后来的法币改革混为一谈。有关废两改元的历史评价，可参见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册，第350—352页。

[48] 〔美〕迈克尔·罗素：《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郑会欣译，收入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研究丛书》（9），第123、127页。

[49] 〔美〕迈克尔·罗素：《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第130—134页；另可参见吴景平《李滋罗斯中国之行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50] 任东来：《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51] 〔美〕迈克尔·罗素：《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第159—160页；任东来：《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52] 这是美国的让步，因为美国原来拒绝向非黄金本位的国家出售黄金。

[53] 详见任东来《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54] 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册，第384—386页。

[55] 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册，第384—385页。

[56] 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册，第386页。

[57] 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册，第350—352页；〔美〕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74—281页。

[58] Allan Seymour Everset，Mongenthau，the New Dear and Silver：A Story of Pressure Political（New York：King’s Crown Press，1950）.〔美〕迈克尔·罗素：《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

[59] 刘佛丁、王玉茹、王利华：《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中国经济——评美国学者近年来关于白银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讨论》，《南开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

[60] 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58—60页。

[61] 详见Akira Iriye，Across the Pacific，An Inners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pp.200-211.

第二十二章 党国体制肇建与商民运动之兴衰[1]

1924年国民党改组完成后，民众运动便成为国共两党扩张党势的重要依靠，同时亦是随后确立的党国体制之下资源汲取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党部与政府的关注重心未必相同，不同的任务需求之间，便常常会发生冲突，从而使党国体制合法性及运行效率大受影响。这一点，从商民运动的发展过程便能清楚看出。尽管在既有国共两党的历史叙述脉络中，商民运动似乎是一种边缘化事件，但是，北伐前后，商民运动曾经是国共两党权力争夺的一个重要平台。对其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革命的局限性及其变化，加深对党国体制肇端之时民众运动实践的理解。

商民运动从1924年开始酝酿，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召开前后，已成为国共两党民众运动领导权竞争的领域。不过，对国民党各政府部门及官员来说，商民运动更多的意义则在于稳定地方秩序及保证财政收入。

目前，有关商民运动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党治压迫论”，一种是“党治失败论”。[2]持前论者，普遍认为国民党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压迫民间商会组织，从而扼杀了“民间自治”与“公共空间”。其手段便是用商民协会来压迫商会，直至将商会消灭，代之以党控的商人团体。这种观点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纯洁性，没有看清国民党首先也是一个利益集团。意识形态对其而言，主要是一种供宣传用的使其自身行为“合法化”的革命话语系统，其政治实践未必一定要按照此种话语来进行，实际的政治运作主要还是看时势发展与利益获取的可能性而定。持“党治失败论”者，则将商民运动视作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想实践。[3]但是，所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在变化的，并无一特定的描述系统，对每种描述的理解不能与特别的时空背景相脱离，更需要注意国民党其实是一个各持己见的多派系的混合体。而且，国民党的革命并不是先构建了一套理论再去动员，而是边做边想，走一段说一段的话，在“摸索”中前进。即使是孙中山的表述，亦是与种种情境分不开的，政治家对公众的演讲往往与其自身的思想实际有相当大的落差。在意识形态上将国民党视为一个整体，是非常不妥的。

在北伐前后党人发动的民众运动中，“运动民众”与“民众运动”实际上是在双向进行着，将党人或者民众的任何一方视为静止的被动接受体，均有不妥。党人在利用农民、工人、商人等厚植政治势力的同时，农民也有利用党人来打倒仇敌、减轻租捐压迫、抢占被打倒的“土豪劣绅”的房产与土地的企图；工人也有利用党人达到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确保饭碗、改善待遇的目的。即使是与民众运动有天然隔膜的商人，偶尔也会利用商民协会的牌子来呼吁政府减税，保障财产利益。所以“民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确有存在。本章将从商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如何应付党人主导的商民运动，这种应变行动如何影响商民运动的发展乃至结局。

一 国民党改组与商民运动的发起

1924年，对于国民党而言，无疑是标志着其“新生”的一年。无论是国民党改组，还是黄埔军校的成立，以及国共合作模式的确立、苏俄顾问对国民党事务的介入，都使得国民党与此前的面貌迥然不同。而在这一年发生的广州商团事变，亦成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与商人关系转折性的事件。

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来说，自清末起，他们便在努力争取海内外商人对其军事政治行动的支持。民国初年，党人这种努力也一直没有放弃过。然而，国民党是一个以代表广泛国民利益为对外宣传口号的政治组织。1924年前，相对于拥有武力的各系军阀，国民党（包括其前身中华革命党）既希望从广泛的民众中获得力量源泉，但在动员革命力量、筹措革命经费这两个目标上，党人无疑又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不能偏废哪一方。然而，依当时的社会认识，工人与商人（特别是工厂主与大的商店店主，即所谓资本家）却是两个处在对立地位的阶级，如何平抑不合理的劳资关系正是五四前后知识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革命党人关注的焦点之一。虽然一些国民党人较早就开始提倡阶级合作，但同时党人中反资本家的思想并不鲜见。[4]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实际上便是后来国民党人有关商人政策理论的源头。它们经常和国民党人实际工作层面的另一对矛盾——革命经费筹措与革命力量动员搅在一起，塑造了复杂多变的党商关系的历史图像。

1923年2月，再起的孙中山虽然得到苏俄经费援助的承诺，但是仍然在设法与港粤商人达成合作计划，双方的关系似乎正处于“蜜月”期中。此时，商人无疑是孙中山政府的重要联合对象。但是在1923年下半年，孙中山与商人的“蜜月”期便因双方利益目标无法达到一致，以及当局对商人沉重的捐税索取而结束。[5]而这时，孙中山与苏俄的联盟关系也正式确立。

1923年10月，苏俄代表鲍罗廷（M.Borodin）抵达广州，开始规划改组国民党。在初期的谈话中，鲍氏即向孙中山强调宣传与民众运动之重要性。[6]但是，商人并未在国民党改组框架中获得与其他职业的民众同等的重视。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Zinovief）在莫斯科接见来访的国民党代表团时，表示希望国民党“不为新的资本家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兴起提供可能。它不应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代表团团长蒋介石即声明“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7]

在国民党一大上，与会的党人对商人多缺乏好感，“以为凡属商人多属不革命反革命的”。[8]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将“商人政府派”言论列为四种空谈救国的主张之一，[9]显示了党人对商人政治力量的警惕。

但是，现实压力使国民党人不得不认真考虑商人问题。在财政极度困难之际，广东政府亟须从商人方面设法，但商界领袖并不愿配合。1923年底，为抵制善后手票发行，广州总商会正副会长相率辞职，拒绝承担责任，[10]给当局计划的执行带来困扰。1924年5月，广东商界为反对统一马路业权办法，发动请愿罢市，并准备以武力为后盾，[11]迫使政府下令取消这一办法，政府借此筹款的打算也落空。1924年2月，汪精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初步提出增设实业部的提议，并在6月16日的会议上获得通过。7月初，实业部正式成立，以汪精卫为部长，其任务主要是从事对商界的调查与宣传，目的在便利联络商界。[12]尽管如此，随着党商冲突的加剧，广州商人愈来愈表现出不与政府合作的意愿，[13]国民党的领袖也不得不设法解决与商人的矛盾。

广州商团事件的爆发是以“扣械案”为导火线，但是，孙中山政府及各系部队与商团间的敌对状态早在1923年底便已出现，其中的重要背景是政府的捐税政策受其掣肘。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加剧了商人对孙中山政府的怀疑。1924年8月初，广东扣械风潮发生，围绕商团枪械处理问题，国共两党及国民党内部各派意见发生分歧。10月3日抵粤的俄国军舰“Vorovsky”号运来大批苏俄支援的军火及款项，[14]使国民党人突然拥有了控制局势的有利资源，视利益为转移的各系军队将领在商团处置问题上，态度也渐趋一致。在10月10日发生商团军与工团军流血冲突后，各方达成以武力制裁商团的决议。14日，孙中山下令解散广州商团，各军联合镇压行动开始，不到24小时，行动取得完全胜利，是为历史上有名的广州商团事变。虽然广州商团力量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其他地方的商团势力仍在。不仅如此，政府捐税及财政仍需要商界的合作。

商团事件后，为了给自己的行动辩护，缩小敌对面，国民党在宣传上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便是开始以“买办阶级”为打击对象。这种分化宣传具有明显的策略性。对买办的攻击，在五卅运动后达到高潮，一个表现便是将反买办制度化。1925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训令，不许现任买办为行政官吏及各社团董事。[15]此后，在国共两党的宣传中，“买办”便与“帝国主义”、“军阀”等一起成为革命的主要敌人。[16]进而，共产党人将买办阶级扩大为“大资产阶级”，认为由银行买办、大商业阶级、大地主及大工业阶级之一部分所构成的“大资产阶级”已表现完全的反动，“附脱于外国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17]

在将“买办阶级”或者“大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敌对面时，广东政府更重要的工作则是争取大多数商人的支持。商团事件之后，努力分化商人，便是控制局面的一个重要举措。[18]还在1924年6月，在政府的支持下，即有人召集各行各街各马路商店代表百余人，讨论组织商业维持会，与广州总商会对抗。[19]而商民运动的真正发动，则是商团事件后开始的。10月20日，广州商团事件的硝烟尚未散尽，经甘乃光提议，国民党中执会决定改实业部为商民部，以伍朝枢为部长。11月，商民部正式成立。[20]从时间及情势上来看，实业部改为商民部，及发起商民协会，实有应付商团事件后果的用意在其中，而不仅仅是“因为实业二个字范围太泛滥”。[21]商民协会之发起，也有重要的即时因素在其中，那就是呼应孙中山及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不过，后来因为国民会议之号召在外界反响并不大，[22]故国民党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商民运动的初期目的，在通过新成立的商民协会组织协助政府，尤其在民意与财政上成为政府可以倚重的力量。但是，进行的结果却并不乐观，即使在广州，由中央党部直接筹建的商民协会也不能获得“商界代言人”的资格。以商民协会代表商界的计划显然无法实现。这使当局发现力量弱小并未得到商界承认的商民协会仍无法动摇总商会及商会联合会等团体的地位。尽管在商团事件中，总商会的态度明显倾向于商团总所及陈廉伯等人，但当局在许多事务上仍需得到有实力的商人团体的配合，无法完全否认其地位，并且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人势力尚未稳定，这点显得尤其重要。

此事过后，广州商界便有了“四商会”并存的局面。在政府推行措施时，往往由四商会组织联席会议商议对策。

商民部除筹组广州商民协会外，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仅在编印宣传品及代合作运动委员会开展合作运动上。商民部下面实际并没有多少可以动员的群众，对于地方上已成立的商民协会，亦无经费补助。商民运动从一开始便面临经费困难的情形。

改组后的国民党（包括跨党的共产党人）虽然意识到发动民众的重要性，但是在1925年初，他们即使在广东也没有多少可以有效控制的区域。商民运动的发起虽然有时势的需要，但要广泛展开却窒碍难行。因此党人不仅要发动民众去推动国民会议运动，争取全国政治话语权；也要借重民众团体的力量来反对广东的滇桂等系军人势力，巩固其革命根据地。不过，在国民党对广东尚无实际控制权前，要想得到商人的合作是比较难的，只有当其在军事与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党商关系才可能有真正的改善可言。

在党军及粤、湘、朱培德部滇军等军队的联合攻击下，6月13日，杨希闵及刘震寰所部滇桂军溃败。蒋介石与陈铭枢等人率党军、粤军占领广州。这是广州首次在国民党军事力量直接控制之下，政府在军事上的胜利为广州党商关系的改善带来契机。

在广东发动对杨刘战事的同时，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6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通电，呼吁“凡我党员应一致援助国民，以与英帝国主义相搏”。[23]随后，支持上海运动的省港大罢工爆发。

为了维持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运作及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广东政府每月要支出30万元，[24]向广州市业主征收租捐便成为罢工经费的重要来源。尽管国民党党报上仍有反对资本家的舆论，但就政府主流意见而言，此时无疑在鼓励工商两界合作，希望在罢工一事上得到商界的支持，解决财政困难。即使曾热衷于农工运动的廖仲恺，此时亦在呼吁“工人和商人相需相助，不可分开界限”。[25]

省港罢工及抵货运动发起后，考虑到商界与工界及学生界可能因利益冲突发生矛盾，[26]9月14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宴请商界领袖以联络感情，由苏兆征主席，出席者包括市商会、总商会、商联会及商民协会领导人。[27]为了维持罢工的持续进行，此时商人的配合实至关重要。

罢工使广东商人获得一定的实际利益。尤其对那些“外向竞争性企业”而言，[28]更是如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理简琴石，省港罢工后被举为广州粮食维持会副会长，为政府承担广州粮食供应保障的任务，他力倡“上下联合协力奋斗，把政府与人民之隔阂，力为疏通”。[29]简后来曾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商民部部长、农工商学联合会主席。南洋公司正是借助于这种关系得到丰厚的利润回报。[30]不过对于大多数商家而言，却要为此付出不少代价。省港罢工在历时一年多后，由广东政府自动中止，而数万罢工工人的善后，仍需向总商会筹借巨款解决。[31]

在获得对杨刘战事的胜利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即决定组织国民政府，并下令由政府直接整理军民财政。[32]在最初的政府机构设置中，曾列入商务部。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在鲍罗廷支持下担任主席。但政府下只设三个部，以许崇智为军事部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部长。不过，在随后的广东省政府中，却首次设置商务厅，以宋子文为厅长，“掌理广东全省地方商务行政，提倡矿业、农产、森林、恳（垦）殖、渔牧、丝茶暨工业制造各事业，并监督农商等实业团体”。[33]

商务厅成立后，曾制定商务行政计划书，拟定一系列发展商务的计划。但在当时的环境中，究竟有多少条款能落实，却十分令人生疑。不过，透过计划书，可以看到国民党人在掌握实际政权后的建设理想，以及他们为改善与商界关系所做的努力。商务厅还打算本“政府与商民合作”之旨，附设一实业研究会，研究各项措施实施办法，希望借此能使政府与商人“日益接近，痛痒相关”。然而这一方案后来也没有实现。

正值此时，外界对广东政府“共产”的传说愈来愈烈。[34]广州反共产派的阵营也已形成，并筹划着惊人的行动。8月20日，身兼政府及党内多项要职、被视为左派领袖的廖仲恺被刺殒命。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即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中正组成特别委员会，以古应芬兼署财政部部长。24日，蒋介石就任广州卫戍司令。同时广州宣布戒严，次日即将涉嫌廖案之粤军军官10余人逮捕。特别委员会决议统一财政，胡汉民出洋。广东政府在驱除杨刘后，权力再次得到加固。

为了加强与商界的关系，“沟通政府与商民间的隔阂”，实行政府统一财政的目标，9月3日，特别委员会宴请广州商界重要人物，国民党党政要员及鲍罗廷均到场致词，向商界通报政府各种情形及计划。鲍氏表示军人与商人、农人、工人、学生五种人民是国民政府赖以成功的基础，五种人应联合起来，造成廉洁政府。[35]负责商民运动的中央商民部在廖案发生后，更以市面“谣言甚多”，努力疏解商人的紧张感。商民部召集广州市商民党员及市商民协会会员大会，否认廖死于“共产”与“反共产”之争，要求商协努力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团结革命商人协助政府。[36]广州商民协会为表示“商人真正之意思”，发表敬告市民书，指出廖仲恺是为广东人民而牺牲。[37]但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党报则批评商人“在国民革命中最不努力”，敦促商人“真心反对帝国主义”，不要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向导”。[38]这种对商人软硬兼施的现象反映了政府内部在商人态度上的不同。

廖仲恺的被刺使得广东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趋紧。许崇智及邓泽如等人，也积极争取商界的支持来控制财政并厚固实力，对抗蒋介石、汪精卫等与苏俄顾问较接近的一派。9月18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令蒋介石全权处理粤局，蒋即派人对在省垣之粤军实施监视。20日，许崇智被迫辞职离粤，蒋终于获得对粤军的支配权，宋子文也接任财政部部长并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政局虽有变动，但当局对商人的绥靖政策仍继续推行，因为在财政上仍需要商界的支持。1925年10月后，广东政府在政治清洗与军事胜利基础上渐渐建立起权威。当局统一财政的目标亦有所实现。对商人而言，财政果能统一，减少军人直接勒索，也未必不是好事。更重要的是，在善于盘算的商人眼里，党政府以前多半是个空招牌，所以他们必须与拥有实际权力的各系军事将领交涉。但当党政府有了实际的权力，商人自然会将目光转移过来。鲍罗廷后来说，每一次与“右派”斗争之后，便有更多的老百姓转到党政府方面，甚至商人也公开对政府表示满意。[39]这其实说明所谓民心向背是要有实力作基础的。党商关系的恢复也是双方利益选择的结果。

对于党人而言，如果能通过对商人团体的控制达到左右商界的目的，无疑是他们最乐意看到的，但是既有的商人团体出于利益考量不会自动受制于人，无奈的党人只有试图创建新的商人团体来“代表”商界，为自己制造一个合作对象。然而，党办的商人团体如何能真正获得商人的拥护并且替代原来商人团体的地位，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一个自发性的商人利益代表团体，不可能接受外界强力的介入和操纵。党办的商人团体虽然能在党政府需要时作为商界的“代表”发表一些支持性的文电，但这种“代表”并不能得到商人的认同，只能是“自代自表”，更难以掌握商界实在的权力与资源。在这种情形下，理论与现实便有了相当大的落差。

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其统治，解决实际问题，仍必须与原来的商人团体交涉合作。后者为避免政府强制性的捐税摊派及制定不利于商界利益的政策，也需要保持与政府对话的渠道。尤其当官办商人团体以及亲政府的商人团体出现后，为保持既有的商界权利不被侵夺，这些原来的商人团体甚至要加强与政府的联络。故商民运动实际上不只是新兴官办商人团体的运动，也是既有的商人团体的运动，广东时期中央商民部的工作对象，其实便包括这两类商人团体。政治与军事情势越紧张，当局便越需要对商人采取绥靖政策。当广东政府因省港大罢工与港英政府关系僵化时，商人便成为政府重要的联盟者，当然，这并不表示党人对商人的怀疑完全消除。

商团事件标志着国民党人及其政府与广东商人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对双方而言，在当时的环境之中，绝交或者完全的镇压都是不可能的。1925年底前，广东情形尚不明朗，国民党人对财政亦未有办法解决，所以对保守商人团体的妥协是现实的策略。这也显示国民党在推行商民运动之时所必须面临的一大难点，即在急需借重民意之时，如何解决党办商人团体的名与实问题，如何处理对旧有商人团体事实上的需要与名义上的疏离、否认的矛盾，或者说，如何解决两种不同的需要——“民众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扮演需要与实际的统治稳定需要。对这个问题国民党似乎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答案。因此，商民运动从一开始便处在一种暧昧的状态中。

二 商民运动与国共势力的竞争

与国民党类似，中共对商人的看法也是与时势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在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的公开言论中，不难找到反商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恒定立场。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表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持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40]但“资本家阶级”包括哪些人，并无具体规定。国共党内合作的政策明定后，对中共来说，国民党与“商人派”的合作似乎成为完成革命必需的步骤。共产党人曾呼吁商人摆脱帝国主义的圈套，一律聚集到国民革命的旗帜下。[41]1923年6月，因直系迫走总统黎元洪，组织摄政内阁，上海总商会通电表示不予承认，中共乃对商人的革命性大力肯定。陈独秀称国民党必须利用国民力量来进行国民运动，在这些力量中，商会被排在第一位。毛泽东更撰文赞扬以总商会为代表的上海商人的政治进步，称“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对全国商人起来革命充满期望，并反对在商人中分出派别。在当时一些中共党人眼中，商人阶级比工农阶级进步得多。[42]这些文章所反映的思想，与当时中共对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及革命阶段性的判断有着一致性。

商团事件发生前，共产党人正在展开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扣械案发生后，中共方面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并将其与同右派的斗争联系起来。[43]尽管商团与“右派”或“中派”有共同阶级利益的说法是一种虚构，但是后来形势的发展让中共中央的强硬意见占了上风。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提出在民众团体基础上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的主张表示赞同。[44]在讨论国民会议问题时，中共领袖意识到必须依靠党的力量，“在可能的范围内”加快组织各种民众团体，商人团体的组织当然也被纳入考虑范围。[45]不过，国民党中央商民部与广州商民协会的初期工作，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共产党人太多的注意。1924年底到1925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在广东、上海等地忙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组织及工人运动的筹划，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是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

五卅运动对中共党人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共产党人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目击了商人力量的显现，亦有过重要的与商人的合作经验。[46]即使在五卅运动沉寂之后，现实使得中共与商人的联络仍在延续。中共在上海与广东的经验使其对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有了许多新的认识。1925年下半年，中共在攻击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的同时，也开始对商人做更复杂分层的尝试。1925年底，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对社会各阶级分层时，特别使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处于“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认为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47]这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定义，后来成为中共革命话语系统中一个经典命题。对商人群体进行更细致一些的分层，于中共来说，既有理论上的意义，也能给政治行动带来许多灵活性，避免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这种新的定义为中共开始重视商人（民族资产阶级）及介入商民运动提供了一个理论背景。

在中共策略转变的同时，广东的商民运动也开始有了一些起色。这主要是由国民党中央商民部的变化及广东省党部成立所带来的。1925年6月30日，甘乃光担任中央商民部部长。甘是国民党商民运动最重要的倡议人之一，也是当时被公认的所谓青年左派领袖。他上任后，中央商民部第一个重要举措便是举办商民运动讲习所。广东省党部成立后亦在大力推动省商民部的工作。

通过中央商民部与省商民部的工作，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商民运动走上了制度化发展的轨道，俨然成为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主持的民众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国民党对商民运动做出全面规定，是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17日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包括前言与8条具体规定。大会并通过《商民协会章程》，就商民协会的性质、会员、组织方法及系统等做了具体的规定。这两个文件对商人的政治看法出现较大变化，为国民党领导的商民运动确立了基本的制度，提升了商民运动在国民党（包括共产党）民众运动中的地位，也意味着国民党将商民运动从区域性民众运动扩大到全国性民众运动的意图。对广东的共产党人来说，此时，他们可能希望尽力将国民党发展成为左派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政党，并在此基础上将革命运动扩大到全国。[48]在这一计划中，商民运动便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决议案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相矛盾及《商民协会章程》的脱离实际，为后来的执行者带来困扰，也造成了国共两党相关政策的分歧。

国民党二大将商民运动摆到与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及青年、妇女运动相同的地位，二大一结束，商民运动便在中央商民部与广东省商民部的工作下进入另一个发展时期。中央商民部的工作主要分部内及部外两部分。部内工作较重要者，一是发动商界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一是发动商民入党运动。部外工作，则是建立特派员制度。为了避免成为“空头的”机关，没有群众可以指导，商民部只有多派人下去组织商民协会，使各地商民“革命化”。[49]在宣传方面，中央商民部出版《商民运动》周刊，“以发表商民运动之理论及材料”。

广东省党部在二大结束后，也在推动省内商民运动的发展。1月底，广东省党部商民部即派员分往各地运动商民，筹组商民协会。[50]在推动运动发展中，省党部商民部表现出激进的色彩。3月中旬，该部发表告全省商民党员书，公开提出“打倒反革命的商人，训练革命的商人”，[51]这在商团事变后尚不多见。广东各地已成立的商民协会亦开始以“有组织的革命商人”自居，[52]对旧商会的攻击开始表面化。如果从商民协会筹备组织的范围及正式成立数目来看，国民党二大后广东的商民运动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商民协会组织的范围从广州、中山等地扩大到宝安、东莞、番禺、台山、新会等23县。

各地商民协会的实际主持者仍极复杂，地方上各派势力也以商民协会的控制与其利益攸关而互相攻讦。1926年7月17日，中央商民部通告各地党部商民部及商民协会，防止不良分子加入商协。号称要统一商运组织的广东全省商民协会自身也因党派关系及利益争夺而陷于分裂。

国民党二大后，广东以外的地方党部也开始设置商民部，并发起商民运动。中央商民部要求各省市党部商民部每月报告商民运动进行情形。商民运动至少在形式上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但并无多少实际的活动。各省市地方党部多认为商运无足轻重，中央商民部迫于环境，对广东以外的商民运动“很难着手指挥”。[53]这种从上到下的发动，根基实际上非常薄弱，民众运动如不是内发的，其维持存在严重问题，甚至最后可能造成形式化的趋向，只见几个党员在一幢建筑物里办公，收发文件，充当中央政策的传声筒，与广大的商人并无关系；或者造成商民运动其表、店员运动其里的局面。

国民党二大后，在鲍罗廷等人的安排下，共产党人占据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将近80%的领导职位。中共权势的上升引起国民党人的侧目。其实，不仅那些因失势而不满的国民党干部有此种怨意，即使当时被视为坚强左派的蒋介石，乃至国民党内一些青年“左派领袖”包括陈公博、甘乃光等人，在苏俄顾问与共产党人的权力光环下也不无压力。三二○事件就在这种充满潜在紧张性的政治气氛中发生。事件发生后，苏俄当局及其在广州的代表布勃诺夫（Bubnov）都清楚事件的根源在于国民党中央权力的归属，为避免“联合战线”的破裂，采取一定的退让政策符合其在中国的整体利益。4月底，莫斯科做出决定，要中共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让步。正是由于这个决定，当蒋介石等人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旨在排除中共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领导权的整理党务案时，中共与会的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等人均表现了“相当合作的态度”。[54]

不过，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组织上向左派让步，不等于在其他方面亦采取全面退却的方针。三二○事件尤其是整理党务案之后，中共党员按规定不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职务，其视线转向下层，故控制下级党部及民众团体遂成为另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55]当中共将视线更加集中于基层，通过民众运动去积蓄力量时，其民众动员策略也需要发生变化，商民运动成为其“抓群众”工作的重要一环。仍然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既然需要以国民党的招牌去发展民众运动，那么在“利益代表”上要表现出一定的广泛性，以争取更多的力量支撑以及合法性基础。这便是中共此后更多介入商民运动的一个重要背景。在商民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商运控制权的争夺也渐趋激烈。

随着策略的转换，中共开始公开表示对商人利益的关注。192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告中国工农阶级及平民书》，号召工人农民和被压迫的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一切劳苦平民联合起来，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及国内军阀、大商绅士阶级等恶势力。[56]中共广东区委在《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农群众利益的党，但同时认为中国商人与智识分子能否解除痛苦，“也有赖于国民革命的成功”，并称如果要商业兴盛，一定要先打倒帝国主义，使实业有发展的机会。因此，商人为自身利益计，必须参加国民革命。[57]这是中共在公开言论中比较少见的谈到商人的革命性问题。此时，中共甚至认为，“小商人及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能与工人、学生等一道参加反帝斗争，共产党也能相应顾及小资产阶级利益。[58]

整理党务案后，中共一方面在商人政策方面有大的转变；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途径发挥对商民运动的影响力，如继续派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商民部的工作，发起组织商民协会并以共产党员担任指导员。除了在商民部、商民协会等方面的工作外，中共在广东的商人运动主要是通过广东农工商学联合会来展开。这个机构无疑完全被掌握在中共手中，[59]中共通过这个机构把商人吸收到统一战线中，以阻止商人“向右转”。192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首次将中国社会势力分为四种：军阀、买办、官僚、新旧士绅，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者，中小商人，资产阶级，并对各种社会势力的趋向做了分析。会议认为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60]此次会议还特别通过《商人运动议决案》，这是中共首次将商人运动列入中央会议议程，并做出决议案。

相较于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中共这个决议案的目的无疑要明确得多，对商人运动的对象、方法、目的、商民协会的会员成分、商人运动对党的意义等均有清楚阐述，从而为中共在各地广泛介入商民运动提供了重要的路线政策依据。

对于1926年下半年的中共来说，联合“中小商人群众”，建立“民权运动（市民运动）的联合战线”是其在广东的一个工作重心。基于此，中共中央认为商民协会的组织“非常重要”。

北伐开始后，随着军事上的进展，民众运动的范围也在迅速扩大。作为民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民运动的发展势头也非常迅猛，商民协会组织在党军所占领的省城、县城甚至乡镇都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从控制权上来看，中共占有绝对的优势。[61]然而，作为北伐军后方基地的广东，由于权力竞争的加剧，中共主导的民众运动在趋向激烈的同时也遭到政府的压抑。广东商民运动因时势的易动而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我们既可以把这些变化看作商民运动制度化的进一步完善，也可以将其视为商民运动中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矛盾的呈现，如店员属性问题的争执，以及省港罢工策略的改变。

为了应付北伐开始后新的政治形势及出现的矛盾，争取民众对北伐战争的支持，10月19—28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及各省市党部联席会议，决定新的政策纲领，商人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从会议最后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商人态度表现得相当缓和，但会议并没有就此问题做出任何决议。这些政纲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在军事行动及党派倾轧之际，事实上也不太可能实施，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商界的姿态，用来争取“民意”。相反，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联席会议的召开并未使广东紧张的工商关系得到缓解，工商矛盾反而因店员工会的成立及联合而急剧恶化。

综合而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成立前，共产党对商民运动基本上没有介入，商民运动也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及因应政治军事时势的工具性过强，没有多大发展。广东省党部成立后，共产党人开始把商运作为争取民众的重要途径，其对象以“小商人”（实际上包括大量的店员）为主，国民党则渐渐失去了对商民运动的主导权。

中共的介入使商民运动的性质发生变化，从运动本身而言，开始有了大步前进，然而，此种前进是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且是在将商界成员划分为不同阶级的前提下取得的，与国民党对运动的认识未必完全相同。而商民运动讲习所、商民运动委员会的成立，国民党二大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商民协会章程》的制定等，均显示国民党主导的商民运动开始从应景式走向制度化。这种变化与国共两党的权力斗争密切相连，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党对商人的重视。

北伐前广东的商民运动相对于其宣扬的目标而言充满了妥协性，需要对商人妥协的不仅是国民党，共产党亦然。对于一个想争取政治利益的党派而言，扩大联盟者的范围是其与对手竞争时的重要策略。各地商民运动的激进与缓和取决于时势的需要，共产党人无疑在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1926年底，上海共产党人在争取商人，建立对抗“军阀”的联合战线；广东共产党人却因国民党保守派势力的抬头，酝酿发动与商界对抗的“反对年初二解雇权运动”，工商对峙、党商对峙达到一个高峰，其间并无一个僵硬的教条在统一各地运动的发展。北伐开始后，由于共产党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发动工人、农民上，对商民运动的兴趣转移了许多，运动的发展有了新的面向。

三 商民运动的发展及其内部问题

商民运动随着北伐战事的推进而发展，运动范围迅速扩大，同时潜在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并制约了其实际成效。

北伐开始后，党军所到省份，商民协会与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协会等民众团体普遍建立，各地国民党党部商民部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负有指导全国商运责任的中央商民部，则由于其特派员工作重心仍在两广，职员又不敷分配，对党军新占省份的商民运动颇有鞭长莫及之感。中央党部北迁后，商民部开始在武汉正式办公，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成为商民运动发展较快的省份。国民革命东路军所到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商民协会陆续建立，但由于这些省份国民党左右派势力斗争激烈，商民协会的组织情形也非常复杂，其主导权未必能掌握在共产党人或国民党左派手中。伴随着各地商民协会的建立，其形态呈现多元化，这与指导者及组织者有关，也受到党人在组织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困难的影响。

据中央商民部特派员的报告，江西、广西等地的商民协会组织，主要是由各军政治部派员指导成立的，其系统和组成分子等并不按商民协会章程办理。而两湖地区的商民协会，地方党部虽然比较主动，实际上仍需建立在既有商界势力之上。如在武汉等中心城市，商民协会尚能处在党部一定程度的监控之下，但到下面各县，商民协会则有由地方商会人士及其他各界发起者，也有由老革命党人趁机发起组织以攘夺地方权力者。商协职员成分相当复杂，既有党部派下来的职员及抱有投机心理的地方士绅，也有别有所图的商界活动分子。往往愈到基层，民众团体愈容易受既有地方势力的支配。由于发起者成分复杂，有时商民协会不但不能受基层党部的监督指导，甚至与党部发生冲突。如果是纯粹由党人控制的商民协会，没有建立在商人的基础上，便可能成为一个空壳。

党部与商民协会的冲突可以从商民协会分会的组织形式上反映出来。从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商民协会的实际情形看，城市商民协会分会多半是按行业而不是按区组织的。这实际上牵涉商民协会受制于党部的程度问题。因为地方基层党部多按区划分，如果商民协会不按区划分，那么其管理便产生问题。商人的组织习惯多是按行业划分，如果按区划分，会使不同行业的商人被划到一个商民协会，资本有大小，营业有区分，难有一致意见，所以商人多反对按区划分商民协会。这样一来，商民协会的组织便容易与原来既有的行业组织合流，多数地方的行业商民协会也确实是由行业公所或者会馆等同业组织改组而来，或换一个招牌，或多挂一个招牌。在这种情形下，党部的控制力便难免要打折扣，对商民协会的监督也往往成为空话。

商民运动发展的情形也与经费问题密切相关。从商民运动发展的过程来看，一直存在经费困难问题。因为经费不足，从中央到地方的商民部，许多工作计划无法落实，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商民协会也多将注意力放在如何“创收”上，其活动与此一利益动机密切相关。中央商民部在迁到武汉后，部中职员曾经就今后工作提出多种建议案，如续办商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商运人才；召集全国商民协会；扩大宣传，多编印商运之宣传品。[62]这些计划多未能实现，原因泰半与经费有关。

按当时各地的办法，县党部经费由原县议会经费抵支，农民协会由原农会经费抵支，[63]新成立的商民协会及工会等团体则没有既有经费可供抵支。工会虽然没有固定经费，但在革命浪潮高涨之际，往往能借助一些激烈革命行动而获得收入，[64]或如广东时期一样，由于中共在背后支持，于各地被没收的逆产分配上占有优势。民众团体中经费最为困难的便属商民协会，尤其是在县市商民协会基础上成立的省商民协会，往往因为经费困难，或者不能成立，或者成立后没有任何活动。到1927年4月，各省商民协会成立者仅广东一省。[65]5月，湖南全省商民协会终于成立，但由于没有经费，“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该会曾要求中央商民部转请湖南省政府拨款补助，但似未成功。后来该商协负责人居然想出一个办法：发一通告给下面各县市商协，称凡愿意来省商协办事的，由地方筹措经费，可以授权驻部办理省商协事务。[66]浙江省商民协会成立后，也一再声称“经费万分竭蹶，一切工作难以推行”。[67]

由于经费无着，各处商民协会成立后，便往往自己设法解决。如武昌商民协会曾擅自收取渔捐，后经湖北省党部发现查处，负责人被停职。[68]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欲请当局同意将商业帮规注册费作为经费弥补，但此项注册费向归市政府征收，难以实现。[69]后来，汉口商协又试图介入商人印花税包销，[70]并为此鼓动商协会员发起大规模请愿。[71]此事也说明商民协会比较投入的活动多半与自身组织的切身利益有关。

在经费缺乏的情形下，商民协会工作便多半为应付各种宣传与动员的需要，即使是最为活跃的汉口商民协会所从事的工作，也主要是宣传性的。[72]一些市县商民协会成立后，便致力于扩充分会规模，以期收取会员规费解决经费困难。此时在表面上可以看到商民协会组织获得大的发展，但这可能仅是数字上的，而没有实质意义。商民协会不可能像工会鼓动工人那样，为商人提供有吸引力的口号。对于商人来说，减轻捐税负担、对付工会压迫，向政府陈情等，都是他们希望商协做的事情，但在当时，商民协会没有实力解决这些问题。

商民运动经费的缺乏与工作的空洞化与国共两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有关。北伐开始后，国共两党的民众运动政策渐渐分离，中共控制的民众团体行动日趋激烈，而国民党在民众运动上的立场则因时势的变化而越来越保守。不过，在商民运动问题上，两党政策实施的结果都是使其愈来愈看不到前途。

在北伐前后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各种民众运动中，商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关系最为紧密。盖工人运动的目标实际上便是商人，劳资冲突即工商冲突。而对于商人而言，加入商民协会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获得组织的力量来对抗工人的集体行动。相对于发展迟缓的商民运动而言，党军所到之处，工人运动却在迅猛发展，如以规模而论，尤以武汉地区为最，造成的影响也最大。

1926年10月，武汉三镇相继被攻下，当地工人运动在军事当局支持下遂有大规模的发展。到年底，武汉工会已增至210余个，号称拥有会员16万人。[73]工会成立后，即向资方提出加薪及改良待遇等经济要求，并相继发动罢工斗争，引起巨大反响。[74]武汉商界亦采取集体应对行动。12月初，汉口总商会召集全埠商民大会，到会各厂主店东据说达万余人。大会要求当局约束工人行动，保护商人营业自由，严禁工人横暴行动，否则将罢市自卫。[75]

当时武汉工商冲突严重，工会与商民协会虽同为“革命民众团体”，也不免发生矛盾与斗争。工会大发展的同时，商民协会地位却非常暧昧，即使共产党人想贯彻“联合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工人也未必能听从指挥。汉口商民协会曾在一次中央宣传会议上诉苦，称经常发生“工会同志把商协同志拿着，戴着假面具游街等事，以致商人都不到会”，使商协会务工作困难。[76]商民协会与工会的冲突，也在会员争夺上表现出来。表面看来，两者会员一为商人，一为工人，不会发生冲突。然而，由于真正的产业工人有限，为了能多收会费及扩充势力，工会往往尽力拉店伙、学徒及小贩入会，甚至所谓中小商人也成为其动员入会的对象。

1926年12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承认共产党没有好的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工农运动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发生恐惧。武汉工商冲突的紧张情势及商界的全面反弹亦引起国民党中央高度重视，7日，国民党中执会在庐山举行会议，决议将工运适当缓和，随后，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表态，声称国民党是代表全民利益的党，要求工人集中在党的领导下，接受指挥，尊重商人的利益。[77]

在对商界表示安慰的同时，国民党中政会湖北分会也拟组织劳资仲裁委员会，“一方面拥护工人利益，一方面顾及企业家前途”。[78]1927年2月，汉口特别市党部会同总政治部、全省总工会、商民协会组织解决工商纠纷委员会，规定凡各工商属于辞就问题发生纠纷不能解决者得提交该会，并制定9条原则，规定除有私人过失者，凡在工会现任职务者不辞；有重大过失者被辞退之店员，工会得另行介绍店员替代。[79]5月16日，在武汉政府提出“退让”政策之际，湖北全省总工会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举行联席会议，22日，会议就15个重要问题做出决议，并经武昌市商民协会与汉阳县商民协会同意，通告各界，作为工商两界处理纠纷的政策依据。[80]对此汉口总商会反应激烈，强烈要求国民党中央取消店员工会，认为商民协会与总工会所定的条件，并没有得到总商会的同意，即使实行，也不能恢复商业。[81]

四一二前后，武汉政府由于内外问题的困扰，财政困难更加严重，政治上也陷入多重危机。这其中的工商冲突，店员问题便是重要原因之一。频繁的工商冲突使商人投资经营信心丧失，工人失业人数剧增，这对武汉乃至两湖地区的工商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进而影响到政府财政及统治合法性，对商人让步成为急迫的需求。到4月下旬，武汉政府已被经济困难逼到了绝境，决定开始采取向商人让步的新经济政策。[82]此举亦得到共产国际及中共的同意。

5月20日，国民党中政会公布训令，告诫各级党部与政府机关及全体党员不宜漠视革命同盟中工商业者之利益，而当充分保护之，使与农工立于同一战线获得一致之利益。到6月中旬，店员问题成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最为重要的议题。邓演达甚至称店员工会不是一个工商冲突的小问题，乃是一个革命能否成功的大问题。政治委员会最后决定一面由总工会、商民协会及总商会用书面详陈意见，一面由中央工人部、商民部，切实调查。[83]中央商民部赴汉口总商会、汉口商民协会、武昌市商民协会、武昌总商会、汉阳商民协会等处调查，广泛征求商人意见。在各处报告中，因店员工会而引起的用人权与营业管理权之争成为商人最感痛苦的问题。在当时，武汉经济困难虽然有多种原因，对于商家而言，外界环境不利时可以减少营业，以免亏蚀，然而，此种自由却由于店员工会的干涉而丧失。而用人权完全操于店员工会后，商家无疑难于继续营业。[84]对于店主而言，外在政治军事形势是无法左右的，也是以前多次遇到的，但是形势不利时，他们不能自由解雇店员，转移资本，却是从未遇到过的情形。此次调查中，除受中共激进政策影响的汉阳商民协会外，其他商会与商民协会所反映的情形相当一致。[85]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重重危机中终于宣布“分共”，此一决定实际上是半年多来的种种冲突与矛盾所酿就。武汉“分共”后，当局先将中央党部及各级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停止工作。中央商民部中被查明身份的共产党人也全部退出。[86]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发生后，国民党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复决定“清共”办法，将所有跨党分子开除党籍，并下令湖北全省民众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听候改组。[87]湘鄂赣三省的商民运动因为共产党人的退出及商民协会的改组而处于停滞状态。

8月中旬，国民党宁、沪、汉各派合作条件基本谈妥，蒋介石宣布辞职，武汉政府决定迁都南京。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委会在南京成立。其发表的宣言指责共产党“阴谋利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之掩护，包办民众运动，勾结地痞流氓，激起各地之骚扰”。[88]

9月27日，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将商民部改为商人部。各方“清共”后，国民党内各派系由于有了可以共同打击的敌人而在对商人的政策上达成默契，以前在处理与商人关系时的紧张感似乎减轻了一些。商民运动仍在以南京为中心的一定区域内继续进行，商人部的主要工作首先是继续处理武汉时期没有了结的店员问题，其次是准备拟定商民运动新的计划，部外工作则是就近派员指导调查江苏与浙江两省的商民运动。

不过，虽然中央商人部一再令各省及特别市党部商人部限期将一切详细工作情形报告来部，为筹建“全国商民协会”做准备，但呈报者仍寥寥。[89]这说明特委会权威的局限性，地方并不太拿中央的命令当回事，地方商民协会实际上已成为地方性的权力与资源争夺的工具。如广东在1927年底仍在推行“商民运动”，但将其工作扩大至大商人，不囿于中小商人，表示以“联合革命战线，力谋全民革命”，[90]实际上是想趁此机会得到既有商会势力的认可。

国民党“清共”之后，工农运动在地方实际上已停止，但商民协会的组织却仍存在。这与其参与者身份的复杂有极大关系，由于商运牵涉商界自身的权力争夺及国民党内部各派的利益关系，加之商民运动没有实质性的威胁，所以各地当局未多加干涉，而是听任其自生自灭。直至1927年12月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国民党中央下令湘、鄂、皖、赣、闽党部暂停活动，江浙党部派员接收，各地民众运动因此更陷于停顿状态。12月28日，中央特别委员会亦宣告结束，国民党的民众运动政策遂改弦更张。

民众运动问题，是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之一，许多议案均涉及于此。蒋介石等人提出民众运动案，强调过去之民运受中共“把持”，后虽经“清党”，但其“余毒窜伏、尚未净除”，因此，为纠正过去民众运动的“错误”，应由中央重新制定民众运动的理论与方略，注重民众实际利益的增进，避免幼稚破坏的动作。大会通过《民众运动方针案》，在原则上承认民众是国民党的基础，强调农民工人与工商业者是国民革命的同盟者，应照顾到各方利益，避免阶级斗争。[91]此一方案的核心是要对民众运动进行整理训练，使之被纳入国民党（蒋介石系为中心）的领导下，避免民众团体失去控制，不赞成破坏性的民众运动。会议也规定在中央未确定整理办法前，所有一切民众运动暂行停止。不过，此时一些地方的商民运动因商会存废问题的争论而趋热，商民协会不但没有停止，且有大规模的积极活动，这其中有地方党部在试图与既有的商界势力争夺资源的因素，也有商界本身权力斗争的色彩。然而这种“商民运动”已多属地方自发，未必在国民党中央的控制之中。

四 商民协会被取消与商民运动的中止

商民运动事实上是以打倒旧商会为目的之一，这从其发起背景及后来国民党二大《商民运动决议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事实上，无论在广东，还是后来在两湖地区或者东南地区，各地绝大多数的旧商会不但未被打倒，政府还再三给予保障其合法地位的宣示。这就使得商民运动陷入一种自我矛盾的境地，商民运动宣称的目标与后来的实践严重脱离。更具有讽刺性的是，最终被取消的并非商会，而是号称“真正革命商人团体”的商民协会。

国共两党对商会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但究其实，不外乎三点：利用、控制与攻击。从当时的史实来看，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商会的策略实际上主要以利用为主。在北伐前的全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要利用商会配合其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在广东地方政治舞台上，国民党则需要利用商会来协助解决财政问题及配合其“反帝”战略。省港大罢工的爆发，更使商会成为国共两党重要的合作对象。对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而言，商会在一定时候也成了中共及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时需要争取的同盟者。北伐开始后，商会又有了另外的意义。对前线的军人而言，有着较完善组织与动员力的各地商会实际上是可以用来快速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团体，也是他们在地方上可以依靠筹措军饷的主要对象。在鲍罗廷及中共以“省民会议”、“县民会议”等提高党权的计划中，商会则是必须利用的“省民团体”、“县民团体”的代表。[92]

当然，不是说党人不想控制商会，但当时这实际难以做到，党人即使有彻底消灭旧商会的打算，现实压力也使得他们必须利用商会。这对于商民运动而言，却是一个最难绕过的关节。商民协会在事实上不能取代商会的位置，也不能从党政府得到根本性的援助，最终自然无法维持下去。这种结局也说明《商民运动决议案》所揭示的目标是脱离现实的，以此为基础的商民运动也往往成为一种空中楼阁。

商会与商民协会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在国民党二大前尚未浮现。在一定程度上，商民协会当时也被看作商会的一种。[93]然而，国民党二大将商民协会与商会视为两种性质决然不同的商人团体，政治立场上有“革命”与“不革命”的区分，利益代表上有“大商人”与“中小商人”的不同。然而，这些纸面上的区分标准难以与现实吻合。政府迫于事实上对商会的需要，又不断给予商会合法性的保证，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的一些所谓区别实际上愈来愈模糊，二者的地位都受到影响，因此各地不断有商民协会与商会上书要求上级机关对二者的区别做一明晰的界定。

对于非商会主导的商民协会来说，为了说明自己的地位，一般喜欢用政治性标准来作为其与商会的分野。由事实层面观察，商民协会成立后，在许多方面也难与商会区分开来。除会费外，商民协会通常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商会则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掌握了商界事务的处理权，并能从中获得一定的报酬。所以商民协会成立后，经常汲汲于此类商界权利的攘夺。在劳资冲突中，究竟谁代表资方，这也是商民协会与商会争执的焦点之一，尤其在劳资冲突频生的时期，更是如此。革命时期，在一些地方党部主导下，拟由其控制的商民协会与工会主宰劳资调解。不过，仅由商民协会代表资方，在事实上障碍难行，其调解结果也未必产生效果。所以一些大的纠纷的仲裁，仍需要商会参与。商民协会成立后，因会址问题，也经常与原有商会发生冲突。由于各地商会会所一般都有较大规模的建筑，因此新成立的商民协会如果不是商会主导者，多半对商会的会所有所企图。

当然，不是所有地方的商民协会都会与商会发生冲突。两者关系如何，取决于商民协会的主导权在谁手中，也与地方党部的控制权有关。如果商民协会是由原商会中人参与成立甚至主导组织，那么此类商协与商会间的关系多比较融洽，[94]甚至两个机构一块牌子。反之，如果商民协会的设立与原商会无关，或者由较激进的党部，或者由当地潜在的商界权力竞争者主导设立，那么双方关系便可能非常紧张，权力与资源之争经常发生。尤其当党部是由较激进的中共党员控制，便可能会发生封闭商会、逮捕商会会长的举动。各地商民协会形态不同，便衍生出不同的商协与商会的关系。

前文已经提到，广州市商民协会的筹备与国民党人对当地商人的分化策略及控制商界的企图分不开。商民运动在一开始便想挑战既有的商界权力，推翻商会权威，造成“一代表商人协助政府之机关”。[95]国共两党在推行民众运动时，一般来说，当新组织的民众团体成立后，便要将原来的民众团体取消。如农民协会成立后，国民党中央颁令将旧农会一律解散。[96]对商人团体，却不能如此操作。商民协会虽然成立，但政府仍需要依靠商会筹款，甚至行政经费有时发不出，也要商会协助。[97]事实上，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后来在湖北、江苏等地，中央政府部门在一些涉及需要确立商界代表的事情上，常有意采取商协与商会平衡的原则。

然而，一些地方在对待商协与商会的态度上，则出现党政分离的情形。由于商民协会按规定由地方党部发起，所以常站在反对商会的立场上。对地方政府而言，更多的考虑则在地方秩序的维护及财政问题的解决，甚至要应付党部权力过大而借地方势力与之竞争。在广东中山县，政府多偏袒商会，不支持商民协会。[98]中央商民部的特派员也承认，许多地方政府在处理和商民有关的问题时，仍“以旧（商）会为宗”，商协没什么重要性。[99]不过，武汉时期，在商会问题上，党政分离实际上反映出国共两党态度的差别。当时担任政府要员的国民党左派首先要考虑财政及经济实际情形，共产党则主要以民众运动为工作重心，重视革命动员的一面，利益目标既然不同，态度便也各异。

即使对党部而言，上层与下层的考虑重心也未必不一样，常因利益诉求不太一致而对商会态度有差异。中央商民部更多地考虑与政府的步调一致，在商会与商协之争中，态度谨慎。1927年4月中央商民部强调要注意“旧商会在经济界、金融界占有优势力”，故必须加以政治运用，同时在表面上不能过分偏向商民协会。[100]但这种两手策略在执行时未必能贯彻。地方党部要发展商民运动，经费困难，因此助商协打商会，争夺地方资源便成为常事，而商会则以政府为依靠，巩固自身团体，以作对抗。

商民运动在广东最初发起时，发动者的动机比较简单，即制造出能够受党政府控制的商人团体，由于力量有限，尚未提出打倒旧商会。但后来随着政府权威的确立，以及国民党内激进势力的影响，对商会的态度也愈来愈趋于严厉。尤其当商民运动的范围扩展到中小城镇时，由于会员及利益资源有限，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似乎势不两立，商民协会成立后商会是否存在，便成为商民运动最为关键的问题了。到国民党二大《商民运动决议案》通过时，虽然对商会存废问题在一个文件中居然出现两种不同的说法，但“打倒旧商会”的口号仍被有心者抓住甚至付诸实施。

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在商会存废问题上实际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虽然在政策上商民部不能与国民党中央的意见相违背，对此问题持慎重态度，但作为商民运动的领导总机关，它非常清楚，不废除商会，其所领导的商民运动便难以有真正的成绩。

192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商人部以商民协会日益增加而旧有商会仍然存在，阻碍工作进行，于是发出通告称，拟于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议案，请求撤销全国旧商会，以商民协会为领导机关，以集中商人力量便于统一指挥，并要求各地商民协会就此征求商人意见。[101]各地党部及商民协会接到通告后多表欢迎，并开始对商会有所行动。而全国各地的商会对此则表示强烈抵制。

12月，各省商会代表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大会，会后发表宣言，其要旨包括：（1）“我国商人向为一体，并无畛域阶级之分”；（2）劳资纠纷为经济界最不幸之现象，请求政府召开经济会议解决；（3）谋求全国和平建设，解除商民痛苦。（4）希望商人对于政治有深切之了解，为积极之参与。[102]为避免外界攻击商会组织不良，按照各省商会代表大会的议决案，各省商联会总事务所饬令各地商会自动改组，为此并拟定改组大纲，呈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批准。[103]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又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缪斌提出所谓“建设的民众运动”一案，建议将旧有工会、农会、商民协会、教育会等一律取消，代之以工业协会、农业协会、商业协会、教育协会等，从事实际的发展实业运动。[104]对此提案，上海总商会首先表示反对，并以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名义致电中央党部执监委会，认为一大、二大会议均决议商会存在，中执监委无权议废，要求遵照以前大会议决，否决缪斌提案。电文指出，虽然缪的提议基于同一商业而分为两种组织，但是商会自有商会历史与成绩，并力辟商会不革命之说。[105]

经过上海总商会及全国商会的力争，撤销商会的拟议后来被打消。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仍未有明晰的区分，各地冲突不断发生。商会与商民协会都催促政府明令公布商会与商协界限，以资遵守。1928年7月1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第157次会议通过《民众团体的组织原则及系统》，其中包括“商人组织的原则及系统”。按其规定，商民协会与商会分立并存，以商会代表大商人，商民协会代表中小商人利益。商会归政府管理，商协归党部管理。商会为国民党经济政策之所在，商协为革命力量之所在。[106]此次会议还通过《商民协会组织条例》，规定商民指商人店员及摊贩而言，商人指有一定店屋或场所以经营商业之主体人或经理人。新的商人组织原则及系统的规定无疑是对国民党二大《商民运动决议案》的重大修正。这一规定虽然真实反映了国民党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但正如二大《商民运动决议案》条文中充满矛盾一样，新规定也是歧义重重，不但不能解决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的冲突，反而两面都不讨好。正因为新规定存在着内在矛盾，商民协会方面为保持其地位，要求取消旧商会，以统一商民运动。各地党部亦不断有此种呼声，使地方层面的党商关系更趋紧张，商民协会与商会的矛盾加剧。

商民协会章程颁布后，从法理而言，商民协会的地位显然得到稳固。但由于新的商人组织原则与系统实际上难以推行，所谓商会与商民协会的性质划分，也说明政府并没有将商会废除的打算，而且从1929年1月底国民政府将商会法草案送立法院审查的事实来看，当局也在想用法律规定商会的合法性。[107]这种情势，使得商民协会与商会间的竞争加剧，其争斗尤以势力雄厚的上海总商会与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为猛。由于国民党三全大会拥有否认前次大会决议案的权力，因此，双方都把三全大会视为消灭对方最重要的机会。[108]

1929年3月15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上海市代表陈德徵、潘公展在大会上提出《请解散各地、各级商会以统一商民运动组织案》，其大意，一曰商会反党反革命；二曰商会组织散漫，小商不能加入；三曰其破坏商运统一。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也向大会提出请愿书，请愿取消商会，统一商民组织，以作声援。[109]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数十团体上书总商会，力驳商会为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盘踞一说，认为所谓商民协会为革命商人，商会为不革命商人，属于有意贬抑，要求总商会据此情形向三全大会请愿。[110]上海商界各团体更召开联席会议，推举代表晋京请愿。

为了制造舆论，加强游说工作，全国商会联合会及各省商会在南京总商会设立临时办事处，专做大会代表工作。3月26日，办事处将全国各处商会所提反对取消商会的意见印成小册子，送到大会散发。小册子的内容包括请速定商会法颁行、商会之革命功绩及维持地方秩序之作用、对外抗争中的贡献等。[111]对此，上海商民协会复以各分会名义发表通电，拥护三全大会代表统一商民组织宣言，对商会宣传册中的观点一一提出反驳，不承认总商会有所谓“革命精神”。[112]双方针锋相对，不共戴天之势已成，但这场争斗没有分出胜负，三全大会在28日闭幕。各地商民协会与商会的斗争则趋向暴力化。

以国民党三全大会的请愿纠纷为导火线，上海商民协会与总商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3月28日，上海商民协会举行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攻击总商会的火药味相当浓烈。[113]此时上海市党部训练部及民众训练委员会正在推动统一商人组织，加速成立商民协会分会，商人团体统一的风声越来越紧，连本来置身斗争之外的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也不断发表声明，反对取消商联会。[114]同时，外部形势似乎对上海市党部中的激进派有利。3月下旬，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打响，国民党中央的注意力皆在此事。27日，与白崇禧有密切关系的桂系上海市市长张定藩去职，4月1日，亲蒋的张群就任上海市市长。上海党政格局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过渡时期。6日，陈德徵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其权力正在上升。[115]由党部控制的旨在打击奸商的市反日会改组为救国会，准备采取积极行动，党商矛盾更加紧张。[116]

上海市党部执委会在扩大反桂运动的同时，对据说与桂系有染的冯少山等人不会放弃打击的机会。在三全大会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总商会没有成功后，他们似乎想用暴力手段来促成某种事实，而上海商民协会及救国会在行动中扮演了先锋作用。4月20日，正值上海总商会召开执委会会议，原借总商会三楼办公的商民协会自行招雇铜匠打开门锁，强借该会常会会场，双方发生冲突。22日，市救国会又将总商会常用之两间会客室破门占用，并将室中器具全部掷出，引起冲突，总商会方面召租界巡捕逮走数人。23日，总商会发布通告，称其处于暴力胁迫之下，无法行使职责，自次日起暂停办公，静候政府依法解决。24日，又有四五百人手持铁棍，不顾总商会已闭门，“破门直入”，占据该会并捣毁房屋器具，殴伤职员，将总商会准备寄发的呼吁广告扣留。[117]同时，市党部也命令上海各报停止登载总商会种种消息及告白，只能发表由其提供的相关消息，[118]试图从舆论上对总商会实施封锁。

5月2日，国民党中执会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组织案》，规定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应即统一组织，所有旧总商会、商民协会、闸北商会、南市商会等商人团体，一律停止办公；并指派虞洽卿等34人为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119]各会随即奉命宣布停止活动。上海商界权力格局及党商关系出现重大变化。除上海外，济南、北平等地均有类似冲突事件发生。各地商界的动荡，使得当局必须对商人团体有一全面的法律解决。

与上海商人团体整理同时进行的是立法院将《商会法》提前通过。《商会法》的颁布也使商民协会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从而被最终取缔。1929年3月9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77次会议议决通过《工厂法》、《商会法》等各法案原则。[120]7月20日，立法院第35次会议议决《商会法》修正通过。[121]9月2日，国民党中央第32次会议临时会议通过商会组织之原则及新商会法运用之方法。该案系戴季陶所拟定并提出。[122]在此次会议上，戴对新的《商会法》中相关之两个重要问题做了解释。首先，新《商会法》没有直接涉及党部之指导，戴认为这是“法律当然之形式”。其次，戴强调商会之所以以商店及同业公会为基础，是根据中国旧有习惯，纠正以前政府颁布之个人自由入会之缺陷，同时也为了解除数年来各地幼稚的商民协会的纠纷。戴认为新《商会法》的制定，其宗旨便是为“保育商业团体及商店等之发育”，遵循“会馆制度之精神”。[123]从戴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已完全抛弃了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对商人的一系列既有说法。

《商会法》颁布后，商民协会便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不过，国民党中央下令商民协会结束的时间，则是与其面临的国内严峻形势相关。1930年1月，金贵银贱风潮席卷全国，对经济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当局在军事告一段落之际，准备努力谋求解救方策，以免影响政治与财政。工商部为此提出一系列“根本救济办法”，包括保障人民财产、促进劳资合作、便利交通运输、免除苛捐、服用国货、设立国际汇兑银行、改定金本位制等。[124]而此时宣布将商民协会结束，也有安慰国内工商界的意义在其中。2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各省党部，通告撤销商民协会的决议。[125]国民政府也告知各直辖机关，通令取消1928年颁布的《商民协会组织条例》，各地商民协会限期结束。[126]

商民协会结束后，商人团体改组工作开始着手进行。但由于牵涉种种利益矛盾，各地情形至为复杂，进度也非常缓慢。1930年6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97次常会通过各地商人团体改组办法，饬令国内大多数地区商人团体改组事宜应在原有商会基础上进行。因此可以说，绵延六七年的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以商会的胜利而告终。

从理论上来讲，商人团体改组应在党部的指导下进行，但实际上，即使是在中央所在地的江苏省，多数县市商人团体的改组工作仍由原商会主导。苏州总商会的改组，便先是向工商部呈请办法，再将办法规则印发各业，敦促其开始按规定改组，该会并向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呈请派员指导。江苏省党部后来只是声明商会不能擅自改组，要遵照人民团体设立程序，依法组织，但实际未多干涉。[127]

各地商会在改组时，其寻求合法性的目的甚为明了，不过有时会遭到地方党部甚至政府的干扰，如浙江临海县商会准备按《商会法》改组时，便受到当地政府的阻挠，政府另外批准一些商人设立改组筹备会。而嵊县县党部更规定改组后的商会，非有党员参加不能开会，所有议决案须送党部审查，并须依其指导方案，按周填报工作等。全国商联会认为此举实为违法。[128]权力争夺在商民协会取消后仍然在继续。

商民协会的结束与各地商人团体改组的展开，实际上宣告了商民运动的终止。尽管此后仍有所谓商人运动，但其实质已与本章所讨论的商民运动大不相同。这种程序化、仪式化的“民众运动”，虽然是国民党党国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但与商人群体的关系已不是太大了。贯穿1920年代的商民运动之所以说它“奇怪”，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民众运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参加者，用来设计指导运动的几份纲领性文件也是充满了矛盾，根本不可能得到切实执行。然而，透过商民运动的发起、演化乃至歧变异化，我们可以看出1920年代下半期由国共两党发动的民众运动的一些复杂面相。从国共两党与商人的关系演化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以政权获取为目标的革命党人在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具体政治实践的矛盾交织中面临的难局。

[1] 本章由冯筱才撰写。

[2] 这可以从相关研究论文中看出，如郭太风《虞洽卿与商会变异（1924—1930）》，《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5期；李天纲《1927：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的终结》，《史林》1998年第1期。

[3] Joseph Fewsmit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p.110.

[4] 沈定一、李汉俊等人此时的观点中便充满反资本家的情绪。见《星期评论》第48、49号，1919年，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377页。1922年底，国民党宁波市党部组织第一消费合作社，亦宣称：“现在虽是以提倡国货，振兴实业为一种目的，在将来定可以成功一个世界主义，什么军阀、财阀、资本家，都可以从此打倒。”见《宁波第一消费合作社的发起》，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771。

[5] 参见〔美〕陈福霖《孙中山廖仲恺与中国革命》，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第61—70页。

[6] 参见〔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113页。

[7]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336—337页。国民党代表团由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等人组成，时称“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8] 《谭平山所作党务总报告》（1926年1月7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1926，第32—33页。

[9] 宣言主张全体平民自己组织代表全体平民利益之政府，不能限于商界，而且其政府必为独立的，不求助于外人。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14—15页。

[10] 《验发枪照展期一个月》、《核定总商会请求无效》、《陈廉仲复任商会长》，《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7、26日，3月6日。

[11] 《罢市虚传与敌党造谣》，《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7日。广州市政厅当时想通过马路业权统一办法收征铺底捐改善财政。

[12] 《商民部半年工作报告》（1925年2月1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0681；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题名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4，第36页。

[13] 7月，财政厅向总商会借款1.5万元，遭到婉拒。总商会会长陈廉仲复函表示上次财厅借5000元，已是“张罗竭蹶”。见《总商会筹商财厅借款》，《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9日。

[14] 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6册，财团法人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第4793—4794页。

[15] 《廖仲恺关于解释买办含义呈及国民政府批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126、127页。

[16] 彭公达：《农民的敌人及敌人的基础》，《中国农民》第3期，1926年，第9页。

[17] 列甫：《斥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派》，《政治生活》第29期，1925年，第2—3页。不过，同时，作者仍将小商人、小地主及知识阶级称作“小资产阶级”，认为其大部分仍是革命的。

[18]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33页。

[19] 《广东扣械潮》第1卷，香港华字日报编印，1924，“事实”，第36页；《五法团劝告商民营业》，《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8日。

[20]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录》，《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7日；《商民部半年工作报告》（1925年2月17日），《中山主义商民必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0681，第4页。

[21] 《中国国民党商民运动之经过》，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0690，第5页。

[22] 武汉一般商人对国民会议毫无兴趣，国民党人在武汉开国民会议促进会，商界无一人参加。见仰山《汉口的商界》，《中国青年》第65期，1925年。

[2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革命文献》第18辑，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1978，总第3279页。

[2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第1371页。截至1926年8月的统计显示，省港大罢工罢工费用共500万元，国内捐25万元、华侨捐113万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面捐款280万元，殷实绅富捐2万元，拍卖仇货40万元，罚款20万元，其他20万元。见《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1926年8月），《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296页。

[25] 廖仲恺著，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862页。

[26] 参见冯筱才《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7] 《罢工会欢宴商界领袖》，《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6日。

[28] 所谓“外向竞争性企业”，指与外国商人在营业上有竞争关系的行业。参见冯筱才《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9] 《总商会今日之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5日。简在1919年曾担任商团副团长，团长为陈廉伯。见陈天杰《我所知道的陈廉伯的几件事》，《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63，第192页。

[30] 〔美〕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樊书华、程麟荪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290—295页。据说简本人后来也加入了中共。

[3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7次政治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3日），转引自刘明宪《省港大罢工、封锁及抵制英货运动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4，第132页。

[32]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第896页。

[33] 此处及下段，分见江苏省商业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第17—25页。

[34] 《特别委员会宴请商界之重要演说词——蒋介石先生之演说词》，《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5日。

[35] 《特别委员会宴会商界之重要演说词——鲍罗廷先生之演说词》，《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4日。

[36] 《中央商民部哀告全国商民》，《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3日。

[37] 《商民部召集商民党员会议详情》、《商民协会为廖案敬告市民》，《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8日。

[38] 何冀：《全民革命与解决罢工——港商业省谋解决罢工之错误》、曙风：《此后之商民与革命政府》，《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14、12日。

[39]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和17日于北京，摘自政治局使团会议速记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16页。

[4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3页，转引自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1] 和森：《国民运动与太上国民运动——告沪上资本家》，《向导》第16期，1923年。

[42] 独秀：《北京政变与国民党》、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孙铎：《北京政变与上海工会之主张》、竞人：《北京政变与劳动阶级》，均载《向导》第31、32合期，1923年。

[43] 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向导》第85期，1924年；记者：《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导》第92期，1924年，第770页。

[44] 述之：《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之解释》，《向导》第93期，1924年，第778页。

[45] 彭述之曾认为“商界联合会”有可能成为全国组织的职业团体，彭所指可能是与上海国民党人及共产党人有关系的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见述之《勖国民会议促成会》，《向导》第95期，1924年，第795—796页。

[46] 关于五卅运动中商人与中共的关系，参见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1925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7]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的相关论述。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2辑，中华书局，1982，第2页。

[49] 张振鹏：《过去一年间在各地工作情形和今后对于商运的意见》（1927年4月23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1849。

[50] 《商民协会成立》、《惠阳各墟商民协会纷纷成立》，《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1、17日。

[51] 《广东省党部商民部为商民运动告全省商民党员书》，《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8日。此文据说由省商民部部长刘中悟所撰。见《刘中悟先生与国民革命之商民运动》，《海南文史资料》第6辑，南海出版公司，1993，第6—14页。

[52] 《各地商民协会慰问罢工工友书》，《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0日。

[53] 张振鹏：《过去一年间在各地工作情形和今后对于商运的意见》（1927年4月23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1849。

[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特字第16号）记录》（1926年4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6—237页。参见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

[5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456页；李超英：《国民革命的趋向》，《浙江党务》第6期，1928年，第7页。

[56] 高熙编《中国农民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8，第67页。

[57] 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262页。

[58] 《中国共产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1928年12月31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印，1957，第481页。

[59] 广东“清党”后，农工商学联合会职员全部逃匿，会务中止，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该机构的性质。见《农工商学联合会之改组》，《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20日。

[60]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第241—243页。

[61] 中共也毫不忌讳自己在民众运动中所拥有的绝对优势。1926年底，中共即自认有“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之嫌。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384页。

[62] 张振鹏：《过去一年间在各地工作情形和今后对于商运的意见》（1927年4月21日）、黄诏年：《我工作商运的概况和今后的意见》（1927年4月）、周从孟：《工作及意见》（1927年4月21日）、《钟澄光报告》（1927年4月21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1849。

[63] 《新组团体之经费问题》，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0938；《浙省暂停民众运动后之办法》，《申报》1928年1月13日；《川沙县党部请拨经费》，《江苏省政府公报》第10期，1927年，第40页。

[64] 湖北省应城县长江埠商民协会就曾呈控应城县总工会驻长江埠办事处向该镇商号挪用7000余元。见《应城县党部呈中央党部商民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商民部》（1927年6月22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6654。

[6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商民部训令》（1927年4月1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0821。

[66] 《中央商民部第九次部务会议记录》（1927年7月22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4289。由原商会改组而来、经济比较宽裕的衡阳商民协会便曾筹400元派两人驻省会办公。见肖伯麟《大革命时期的衡阳商民协会》，《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67] 《浙江省商民协会调查表》，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2346。根据相关档案判断，此表填写时间大概在1927年11月中旬。

[68] 《湖北省党部第十五次常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4日。

[69] 《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呈请中央商民部补助经费函》（1927年5月30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5837。

[70] 《汉市党部第十八次执委会议纪》，《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7日；《汉口市商民协会对于现行征收税法之意见》，《银行杂志》第4卷第17号，1927年。

[71] 《大雨淋漓中之商协大会及请愿》，《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4日；《中央商民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7年4月29日）、《中央商民部呈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召集印花税会议结果请即核议文》（1927年4月29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4921。

[72] 《汉口特别市党部商民部十六年七八九月工作计划》，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0394。

[73] 曾成贵：《中国工人运动史》第3卷《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336、337页；〔苏〕А.В.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札记》，郑厚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4—5页。

[74] 陈达：《民国十五年全国罢工详表》、《武汉最近工潮》，《申报》1926年11月20日；《武汉工潮杂讯》，《申报》1926年12月5日。

[75] 该书编委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6年10—12月）》，“国史馆”，1980，第1088—1092页；《汉商会开商民大会》，《申报》1926年12月9日；〔苏〕А.В.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15—16页；《武汉商民大会感言》，《（国闻周报）评坛、社论、时评》，文海出版社，1985，第499页。

[7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日。

[77]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115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2辑，第212页。

[78] 《武汉工潮杂讯》，《申报》1926年12月5日。

[79] 《解决工商纠纷委员会启事》、《辞退店员原则规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8、13日。

[80] 《工商联席会议宣言》、《工商联席会议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3189；参见〔苏〕А.В.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203—208页。

[81] 《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29次会议记录》（1927年6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1248页。

[82] 参见冯筱才《自杀抑他杀：1927年武汉政府集中现金条例的颁布与实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83] 《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22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72—1277页。

[84] 《中央商民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函，报告调查武汉商业近况于中央》，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2538。

[85] 汉阳商民协会的调查中绝口未提店员问题，只是将倒闭原因归咎于金融停滞、货源断绝、经济封锁。见《汉阳县商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关于汉阳商业情形暨状况答复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2389。

[86] 《中央商民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1927年8月10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2540。

[87] 《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8月8日），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及人书局，1987，第749页。

[88] 《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言》（1927年9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5页。

[89] 《中央令各省及特别市商人部限期呈报详细工作情况》（1927年11月8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2888。全国商民协会组织是上海各省区商民协会代表会议向中央商人部呈请提议的。见《中央批准筹备全国商民协会》，《申报》1927年11月2日；《中央商人部注意各地商运状况》（陈桴航拟，11月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2887。

[90] 《市商协会欢迎市商民部长大会记》，《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7日。

[91]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至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民众训练决议案汇录》，中央训练部民众训练处第三课编审股编印，第3—4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4406；《四次全会之两要案》，《申报》1928年2月7日。

[92] 《欢迎湖北省民会议》，《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7日。

[93] 广州市商民协会成立后，与广州总商会、广州市商会、广东省商会联合会被合称为“四商会”。

[94] 湖北钟祥县石牌镇商会干事李登朝捣毁店员工会并受地方党部检控后，该镇商民协会乃在报纸上刊登启事，为李辩白，以争“公道”。见《石牌商民协会启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95] 克立：《商人与政府》，《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0日。

[96] 《中央党部第四十六次会议纪》，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396。

[97] 《县府托商会筹款之昨讯》，《苏州明报》1928年7月29日。

[98] 《岐海商涛——中山工商经济史专辑》，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1994，第11—12页。

[99] 黄诏年：《我工作商运的概况和今后的意见》（1927年4月21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1849。

[100] 《关于本部商民运动之最近方略》（1927年4月28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10686。

[101] 《中国国民党中央商人部通告》，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4309；冯少山：《商民协会能否代替商会之讨论》，《商会存废问题之讨论》（上海总商会月报临时增刊，1927年12月），第1页。

[102] 《各省商联会对内对外宣言》，《申报》1927年12月31日。

[103] 《各省商联会拟具商会改组大纲》，《申报》1928年3月5日；《河南省政府呈国民政府文》（1929年9月10日），“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200000000A-0121.47/0080.01-01，第150页。

[104]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至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民众训练决议案汇录》，第7—9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五部档：4406。

[105] 《全国商会反对取消商会》、《冯少山等之三重要提案》、《商联会请维护商会地位》，《申报》1928年2月4日，3月11、21日。

[106] 《民众团体的组织原则及系统》，《中央党务月刊》第3期，1928年，“法制”，第36—37页。

[107] 《立法院公报》第1册，南京出版社，1989，第58页。

[108] 按当时的理解，商民协会的地位由二全大会而来，商会也以一大会议宣言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

[109] 《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请愿书》（1929年3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222-1-3，第5页。

[110] 《各团体反对撤消旧商会》、《各省总商会力争取消商会》，《申报》1929年3月22、28日。

[111] 《各省商会之意见》，《申报》1929年3月27日。

[112] 《各商协分会主统一商民组织》，《申报》1929年3月28日。

[113] 《市商民协会临时执委会议》，《申报》1929年3月29日。

[114] 《三区民训会昨开商工两组委员会》、《商总会对统一商界组织宣言》、《上海全市各路商联会对商界统一组织宣言》，《申报》1929年4月1、5日。

[115] 《市教育局新局长陈德徵今日到局视事》，《申报》1929年4月8日。

[116] 《市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议》、《市执委会昨开临时会议》，《申报》1929年4月5、13日。

[117] 《上海特别市总商会公启》（1929年4月25日），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I14-2-611，第5页；《今日起总商会暂停办公》，《申报》1929年4月24日。

[118] 《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快邮代电》（1929年5月1日），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114-2-611，第14页。

[119] 《统一组织商人团体》，《申报》1929年5月4日。

[120] 《立法院公报》第1册，第255页；《行政院长谭延闿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文》（1929年5月2日），“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200000000A-0121.47/0080.01-01，第82—83页。

[121] “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200000000A-0121.47/0080.01-01，第104页。

[122] 《中央第三十二次常务会议》，《中央周报》第67期，1929年，第17页。

[123] 《商会组织之原则及新商法运用方法要点》，《中央周报》第67期，1929年，第23—24页。

[124] 参见源峻《金贵银贱提倡国货》，《江苏党务周刊》第8期，1930年，第19页；胡汉民《金贵银贱的恐慌中大家应有的觉悟》、《工商部列举救济金融根本办法》，《中央周报》第86期，1930年，第25、10页。

[125] 《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1930年2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201-1-626-7。

[126] 《国民政府训令第81号》，“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200000000A-012071/8077，第966—967页；《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通启》（1930年2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201-1-627-18-21；《行政院公报》第126号，训令第606号，1930年2月14日。

[127] 《总商会准备改组》、《商会之改组办法》，《苏州明报》1930年9月10日。

[128] 《全国商联会请维护商运》，《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0，第4—5页。

第二十三章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1]

早在清末民初就有人开始在农村从事普及教育、提倡自治、改良农业、移风易俗的活动，如定县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在其家乡翟城村创办“模范村”，但这些活动不仅时间短，而且规模小，影响不大，没有形成一种社会运动。乡村建设真正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是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

一 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从乡村教育到乡村建设

中国的近代教育，产生于西学东渐之后，尤其是1905年清廷决定自1906年起停废科举制，使中国的近代教育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设立。但那时的新式学堂大多设置在城镇，直至民初，中国并无真正的乡村教育，甚至没有人重视乡村教育。乡村教育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在五四时期。傅葆琛在1934年出版的《乡村教育纲要》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废除科举改设学校之时，无人知乡村教育应当特别研究。乡村教育最初的呼声，始于民国五四运动”。[2]

为什么会在五四时期开始重视乡村教育呢？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民主思想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对广大民众其中包括农民进行教育于实现民主的重要意义。1919年2月，李大钊先后发表《劳动教育》和《青年与农村》两文，指出“Democracy 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的知识要求”。他要求青年和知识阶级到农村去，“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去开发农村，运用教育去解除农民的黑暗。因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而“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同年4月，教育调查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教育宗旨研究案》中，提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的教育。所谓“共和精神”，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发挥民主主义，稗人人知民治为立国根本；其二，养成公民自治习惯，稗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3]

第二，推行义务教育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要实现义务教育的普及就必须重视乡村教育。中国推行义务教育始于清末。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义务教育年限为5年。1906年，清政府学部颁布《强迫教育章程》，规定“幼童7岁须令人学”，否则，“罪其父兄”。这是中国实行强迫义务教育的第一道正式法令。此后，历届政府又颁布了不少有关推行义务教育的法令或规定，但事实上义务教育并未普及。据1916年统计，全国只有小学120103所，学生3843555人。[4]推行义务教育的失败，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不少人认为推行义务教育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以前的教育只注重城市，而忽略了人口占85%以上的乡村。古楳在1939年编纂的《乡村教育》一书中写道：“因为中国以前的教育走错了路，忽略了百万个乡村，直到民国八年，才有些人觉得义务教育的重要，不仅在少数的都市城镇，而尤重在这百万个乡村。由于这样一个觉悟，乃正式的起来提倡乡村教育运动”。[5]

第三，五四时期人们对乡村教育的重视，除上述这两个原因外，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重视乡村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也有密切关系。清末民初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这时纷纷回国，其中不少人学习的是教育学甚至是乡村教育专业，如陶行知、赵叔愚、傅葆琛等，他们回国后便积极提倡乡村教育。同时，中国这时还多次派遣教育代表团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考察教育，不少代表回国后也大力宣传乡村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对乡村教育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全国教育界开始行动起来，“下乡去”成为教育工作者的行动口号，不少大专院校纷纷到农村设立分校或乡村小学，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如江苏省有5所师范学校下乡办农村分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城外设立乡村小学，山西国民师范学校也开办了农村分校，等等。一些从事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的教育家和教育团体，如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会”）和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陶行知等，也开始将办学重点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一时到农村办学蔚然成风，并逐渐汇集成为乡村教育运动。

乡村教育运动形成于1927年前后，但就在乡村教育运动形成不久，乡村教育便开始向乡村建设的方向发展。

乡村教育向乡村建设方向发展的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的衰落，使人们认识到救济乡村的刻不容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经济的好坏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掠夺和天灾人祸的打击，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衰落。随着农村经济衰落程度的加深，人们开始感觉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当时“救济乡村”、“复兴乡村”的呼声特别高涨。这正如孔雪雄在1933年所写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的那样：“最近，在‘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崩溃’的叫嚣呼号声中，‘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而乡村教育的实践表明，要“救济乡村”、“复兴乡村”，仅靠乡村教育还不行，必须进行乡村建设。因为乡村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兴办乡村小学和成人学校，教乡村学龄儿童和成年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读书识字，而不能解决农民的生计、卫生以及组织训练等问题。如平教会在开展乡村教育工作的初期，是以设立平民学校为起点，辅以两三种土产土法的农业改良研究。在劝说农民参加平民学校时，有的农民就提出说：“看见某某人读过书还是没有饭吃”。有的农民甚至说道：“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平教会同人因此意识到，识字教育之外，尤应普及改良农业生产的工作，以增加农民收入。当农业产品增产以后，又发现另一问题，即高利贷剥削。农民因为贫困，每当播种时只有靠高利贷购买种子和其他生产资料，利息高达4分以上，不等收获，就已被高利贷者剥削一空。这又使平教会同人认识到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信用合作社的重要性。平教会同人还发现，不少农民因农村缺医少药，有病得不到治疗，完全丧失了生产能力，或每天只能劳动三四个小时，所以农村急需通过乡村建设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故此，平教会干事长晏阳初指出：“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很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6]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践四在《民众教育》中谈到“为什么有了民众教育、乡村教育，还要有乡村建设”的原因时也写道：“一般办理民众教育、乡村教育者，虽知积极改进乡村，改善农民生活，但终不免枝枝节节的帮忙农民，给他们一点好处，而不知组织农民，训练农民，使他们自觉发生力量，解决自身问题。所以令人不满意而发起乡村建设运动。”[7]具体来说，他认为，在政治上要养成团体意识，培育民众力量；在经济上要解决民生问题，抵制经济侵略，就必须进行乡村建设，或以乡村建设为民众教育、乡村教育的中心工作。

乡村教育向乡村建设的方向发展虽然在乡村教育运动形成不久，但“乡村建设”一词的出现则在1931年。最早使用这一词的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据该院首任院长梁耀祖的解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所以用乡村建设一词，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乡村遭到持续破坏，而全国80%以上的人口住在乡村，因此，“不谈建设而已，欲谈建设，必须注重乡村建设”。[8]“乡村建设”一词使用后，即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采用。如1933年7月14—16日、1934年1月10—12日、1935年10月10—12日连续三年召开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年会出版的会议专集，其书名就叫作《乡村建设实验》。

随着乡村教育向乡村建设的方向发展，原来一些在农村已设立实验区、从事乡村教育的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开始逐渐将工作重心从乡村教育转移到乡村建设上来。据晏阳初报告，平教会在定县实验区的工作，1929年以前主要是开展“广泛的识字教育”，但从1929年开始则“转移到乡村生活的深刻研究方面”，亦即乡村建设方面。[9]另外一些以前没有到农村设立实验区的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大专院校以及个人，这时都纷纷到农村设立实验区。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较为著名的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设立的清河实验区、金陵大学农学院设立的乌江实验区、齐鲁大学乡村服务社设立的龙山实验区、北平中法大学设立的温泉实验区、北平大学农学院设立的罗道庄实验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设立的无锡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立的徐公桥实验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的定县实验区、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办的晓庄学校、中华社会教育社与河南省教育厅及洛阳县政府合作设立的洛阳实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的邹平实验区、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设立的汤山实验区、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设立的祝甸实验区，其中定县实验区、邹平实验区和无锡实验区影响最大，也最有名，号称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大中心。

从实验区到县政建设实验县

1927年，尤其1930年后，各种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但这些实验区大多是由民间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创办的，缺少官方尤其是国民党中央背景，所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引起国民党中央的注意和认可。据梁漱溟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时，山东省政府向国民党中央报告称，在山东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划邹平为实验区。国民党中央同意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同意设立实验区，认为全国除了国民党已故总理孙中山的故乡广东中山县特别划为实验县外，不得再有第二个实验县的名称。但随着乡村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尤其是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三大中心的定县、邹平和无锡实验区影响的日益扩大，国民党中央开始注重乡村建设运动。[10]1931年春，蒋介石邀晏阳初南下，了解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情况。据晏后来说，他和蒋介石夫妇“说了三个下午三个晚上，有一天谈到夜深十二时，蒋先生虽然疲倦上楼休息，还留蒋夫人和我续谈到很晚的时候才得辞出”。[11]蒋对定县的四大教育实验很感兴趣，当即决定自溪口选派人员赴定县训练。晏又应邀对革命军人遗族学校的教职员讲述定县实验，旋即又被请到中央军校高级班演讲，蒋介石不仅亲临会场听讲，而且还于晏讲完后发表了长达45分钟的致词，赞许定县实验是三民主义的基本工作。此后不久，中央军校教官毛应章受蒋介石的派遣赴定县考察。毛应章“居定经月，农村中之实际成绩，周览无遗”。[12]毛回中央军校后，即写成长达近10万言的报告书上呈蒋介石，不久又奉命将考察定县报告摘要呈阅。大约在邀请晏阳初南下同时，蒋介石也通过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带口信，邀请梁漱溟南下武汉见他。后来，梁漱溟因事去南京，通过南京市市长石瑛的安排，与蒋介石见了一面，谈了一个多小时。蒋介石不仅详细询问津浦铁路沿线的水灾情况，而且还询问乡村建设的一些问题。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正积极推行所谓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是乡村建设的内容之一。因此随着对定县、邹平实验了解的增多，内政部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对于地方自治很有帮助。于是，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河北、山东、江苏和安徽各省成立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时，指定晏阳初担任河北省地方自治的指导员，山东地方自治指导员则由梁漱溟担任。梁漱溟后来说，指定晏阳初和他担任地方自治的指导员，是中央看重他们的乡村工作、愿意同他们接近的表现，这给他们扩大工作提供了机会。[13]

1932年12月10—15日，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完成地方自治，整理“匪区”善后，奠定国防基础，统一内务行政。定县平教会的晏阳初、李景汉，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梁耀祖、王怡柯，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高践四等人不仅应邀出席此次内政会议，而且还对“地方自治”、“县政改革”等几个重要议案的起草和通过贡献了意见。据梁漱溟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召开之前，内政部特别先行电约定县和邹平，请这两个地方帮助内政部参酌几个重要提案，如《地方自治案》、《县政改革案》等。在县政改革的提案内，内政部提出的所要设立的实验区，称为“县政实验区”。梁漱溟和晏阳初认为用县政实验区的名义，太注重地方行政了。在他们看来，当真要改革县政，就要从社会方面入手，求社会的改进。而要求社会改进，就必须先从扫除文盲、改良农业、组织合作社、改善人民生活以及提高文化入手，因此这些工作是最根本、最紧要的工作。所以他们建议最好改称为“建设实验区”，以一县为实验的范围。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呈述给内政部。内政部部长黄绍竑认为可以将内政部的意见和晏阳初、梁漱溟的意见调和一下，两个名字同时并用，于是乃决定改用“县政建设实验区”。[14]

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通过的《县政改革案》，于1933年7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批准，下发各省遵照执行。至是年秋，先后有5个县政建设实验县宣告成立，它们是河北的定县，山东的邹平、菏泽，江苏的江宁和浙江的兰溪，统称“五大县政建设实验县”。

从分散走向合作

各地实验区的设立，标志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但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各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相互很少联络，故用力虽大而收效甚少。随着各种实验的逐渐推展，各方都越来越感到相互间有加强联络的必要。职教社镇江黄墟乡村改进实验区首先倡议于1932年1月15日在黄墟召开有关乡村工作会议，并致函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得到20多个单位的复函同意。但临开会前，职教社的江恒源到山东邹平与梁耀祖、梁漱溟等共同商议有关问题，梁耀祖、梁漱溟等认为，召开乡村工作会议的时机还不成熟，还需再做充分准备。此次会议于是没有如期召开。1932年7月，职教社在福州开年会，拟同时召开全国农村改进机关联合会。和拟议中的黄墟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因时间过于仓促，多数团体代表未能到会而没有开成。在同年12月的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期间，梁耀祖、梁漱溟、王怡柯、晏阳初、李景汉、高践四等人就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从事乡村工作的同志有彼此加强联络的必要，“但不必注重组织的形式，而应偏乎精神的团结，所以组织不宜庞大，宜注意运动本身的亲切联络”。[15]会后，梁耀祖、梁漱溟等继续在北平讨论进行办法，并邀中国华洋义赈救济总会的章元善，燕京大学的杨开道、张鸿钧、许仕廉等人参加。讨论结果，遂由王怡柯、李景汉、梁耀祖、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章元善、许仕廉、张鸿钧、杨开道、严慎修等11人联名，发起成立乡村建设协进会，并定于1933年7月召开成立暨第一次会议。随即他们向全国乡村工作者发出开会通知，得到各地乡村工作者的热烈响应。不久，发起同人再次集会，讨论会议的有关问题，决定第一次会议于1933年7月14日在山东邹平举行。

1933年7月14—15日，乡村建设协进会第一次会议如期在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3人，分属35个团体，一些从事乡村建设历史较长、影响较大的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华洋义赈救济总会、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中法大学、金陵大学、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等都派有代表与会。会议推举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和许仕廉为主席团成员，轮流主持大会。会上先后有14人代表所在团体做工作报告，与会代表并就有关乡村建设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达成如下共识：乡村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欲速而不达；乡村工作不能专法欧西，须注意本国国情，因地制宜；乡村建设不能偏重一方面，须以整个社会为对象，才有整个的办法。[16]这三点共识后来成为不少乡村工作者的指导思想。1934年4月，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工作报告经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其中的11篇），取名为《乡村建设实验》（第1集）。

1934年10月10—12日，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年会在定县平教总会所在地举行。出席此次年会的共150人，代表单位76个，分属于11个省市，较邹平第一次年会，到会的人数和单位都增加近1倍。到会者除从事乡村工作的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外，南京国民政府各部会，如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以及青岛市、河北省等地方政府亦有代表参加。这说明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影响在日益扩大，已引起朝野的广泛重视。

和第一次年会一样，此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年会亦主要是交流各地乡建经验，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会议的前两天半是大会发言，27个单位在会上分别报告了各自的工作，晏阳初、梁漱溟、高践四、章元善、陈志潜、孙廉泉等各地乡建运动领袖还分别发表了题为《乡村建设旨趣》、《中国教育改造与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成功之基本条件》、《合作经济与乡村建设》、《乡村卫生实验》、《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的演讲。会议最后半天是小组讨论，分“农民负担”、“自治保卫”、“乡村卫生”、“经济建设”、“合作事业”、“乡村教育”和“人才训练”等7组进行。这次会议后也由中华书局于1935年9月出版了一本《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共收工作报告30篇、附录3篇，约35万字。

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年会于1935年10月10—12日在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举行。出席此次年会的代表达171人，他们来自全国19个省市，代表99个单位，并有美国传教士2人，无论就到会的人数还是代表的单位而言，都超过了前两次年会。根据乡村建设所涉及的内容，会议分政治组、教育组、经济组和其他组4个组，与会者可以自由选择一组参加讨论。由于经济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核心，也是乡村建设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因此，讨论会中的分组会议，每次出席的人数以经济组为最多，讨论的内容也以经济组最丰富。和前两次年会一样，各单位提交给此次年会的工作报告会后也经整理编辑成书，1937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即《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内收工作报告27篇。

无锡第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是该会的最后一次年会。本来，第三次年会闭幕时，曾宣布下一次年会在西安、重庆和广州三地，斟酌大势，择一举行。为此，由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经济学者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联合生活教育社和妇女生活社，针对前三次年会都没有讨论如何抗日救亡这个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起草了一份《本会应以全力使全国乡村工作人员一致团结共赴国难案》，准备提交第四次年会讨论，并得到了广泛热烈的响应，但“年会的召集人在‘救国有罪’的岁月，根本不敢提抗日救国，结果是借口‘事忙’停开了这届年会”。[17]

二 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及成效

兴办教育

乡村建设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兴办教育。这既与从事乡村建设运动者大多来自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兴办教育是他们的本业有关，也和他们受“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无不联系。而教育的目的，是要扫除文盲，尤其是学龄者文盲和青壮年文盲。因此，尽管各实验区的措施、方法和侧重点不完全相同，但都比较重视乡村小学和成人学校的建设工作，这包括设立乡村小学和成人学校，完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教材和教学方法，以及实行征学制，强迫学龄儿童和青年农民就近入乡村小学或成人学校学习等措施。以龙山实验区为例，据齐鲁大学农村服务社龙山服务处向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年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介绍，1933年7月前，该实验区成立平民学校10所，学生200人左右；1934年又兴办乡村小学4所。后鉴于公立学校数量质量逐渐增益，农民对新式教育的认识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齐大龙山服务处乃将3所小学交归地方政府接办，另1所则改为社会中心小学。同时实验区还将原有的4所乡村私塾改良成为平民实习学校。平民实习学校设日校班和夜校班，前者收少年儿童，后者收青壮年农民，日校如普通乡村小学常年开学，而夜校冬春农暇季节开学，秋夏农忙季节停止。夜校开设的课程有千字课、珠算、四书（讲述四书以进行道德教育）、常识、演讲（包括历史名人故事、公民常识等）。日校除开设夜校的全部课程外，另加习字、作文、自然、历史童话和故事等。[18]

各实验区所采取的建设乡村小学和成人学校的措施，对于扫除文盲，尤其青壮年农民文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无锡的黄巷实验区经过3年的实验，到1932年6月，全区非文盲已由1929年的9.23%增至46.5%，而文盲和半文盲则分别由1929年的67.81%和23.96%，降至49%和4.5%。[19]徐公桥实验区的文盲人数1934年比1930年减少了近50%。祝甸实验区未成立之前的1932年，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9.2%，实验区成立后两年（1934年），降至72.9%，成立后3年（1935年），降至53.6%，若就成年文盲而言，减少得更多，1932年时为79.53%，1935年仅为28.19%。[20]定县实验区经过数年努力，到1934年时，全县小学已经普及，成人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文盲人数大幅度减少。据小陈村（小）、西平朱谷（中）和东建阳村（大）3个不同规模自然村的抽样调查，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达到85.1%、85%和89.9%。另据1930年统计，定县总人口为397000人，7岁以上者为330300人，其中文盲为274150人，占83%，12—15岁的青少年有95800人，其中文盲为70890人，占74%。到1934年6月，全县14—25岁的青少年82000人中，文盲32550人，约占40%，比1931年减少34个百分点，其中男青年文盲4406人，约占10%。到1935年，已不再有男性青年文盲。[21]邹平至1937年1月，全县有各类学校（包括乡村小学、乡学高小部、村学儿童部、成人部、妇女部和二部制小学）566所，在校学生21789人，共学处472处，在处学生5468人，总计27257人。[22]当时邹平全县人口约16万，在校学生（包括共学处）几乎占人口总数的1/5。这是一个相当不小的比例。尽管邹平没有对实验区文盲人数的变动做过调查，但就以上数据来看，其文盲人数的比例应该有明显的降低。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兴办教育的过程中，一些乡村建设者还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乡村教育思想。第一，乡村教育必须适合中国国情和乡村需要，既不能照搬欧美教育的模式，也不能再步城市教育的后尘，走“为教育而教育，与社会需要完全脱节”的死路，乡村教育的目的是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以解决农村的基本问题。第二，乡村教育必须与改良农业、发展经济相结合，实行“富教合一主义”，以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因为“衣食足而知礼节”，只有经济得到发展，农民有饭吃了，普及教育才有可能。第三，乡村教育的重点是要扫除文盲尤其是学龄儿童和青壮年农民文盲，因为前者是义务教育的对象，而后者是乡村建设的中坚。

在上述乡村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许多实验区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的方法，如陶行知的“小先生制”，以及脱胎于“小先生制”的“导生传习制”（定县）和“共学制”（邹平）；各种缩短学制、改革教材教法的实验和强迫征学制等，都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当然，在充分肯定乡村建设运动中兴办教育所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不足和缺陷，不能对其成绩估计过高。首先，各实验区成立的乡村小学尤其是成人学校数量虽多，但质量普遍不高，有的甚至有名无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师资极端缺乏，不少成人学校，甚至包括定县的平民学校，其教师多由乡村工作者兼任或由私塾先生代课，而对私塾先生，只有江宁、兰溪和下蜀等少数实验区进行过业务训练。其次，除定县等少数实验区外，多数实验区未能解决成年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从成人学校毕业后的继续教育问题，因此不少农民除文盲不久，又因所学的字长期得不到应用而再度成为文盲。第三，各实验区发展不平衡，如定县、邹平、无锡等实验区的乡村教育工作开展得较好，成立的乡村小学和成人学校也较多，而有的实验区则进展缓慢。第四，尽管经过几年的实验，一些实验区的文盲人数有所下降，甚至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其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大，如定县青年妇女在1934年时仍有73%是文盲。尤其是不少贫雇农子弟，因家庭极端贫困而没有进入学堂，就是乡村教育相对办得较好的定县，1935年统计，全县6—12岁学龄儿童52000人，失学者占60%，其中男童入学者占65%，失学者占35%，女童入学者占16%，失学者84%。[23]邹平1935年时仍有10650名儿童失学，其失学儿童人数比在校儿童人数还多606名。上述情况说明，各实验区距离彻底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改良农业

乡村建设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改良农业。

改良农业的措施之一是改良和推广优良品种。在改良品种方面，不少实验区（县）设有试验农场，进行农作物和家禽家畜品种的改良试验。设有农场的实验区（县）有定县、邹平、无锡的北夏、惠北、徐公桥、鸟江、江宁、兰溪、西善桥、下蜀、万家埠和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实验区等。试验的品种包括稻、麦、棉、蚕、大豆、玉米、高粱、蔬菜、水果以及猪、鸡、羊、牛、兔等家禽家畜。经过反复的试验比较，一些实验区（县）的农场培育出一批有很高经济价值和推广前途的优良品种，如定县农场的“114号中棉”、“平教棉”、“72号白麦”、“38号红麦”和“22号大谷”，邹平农场的杂交猪、杂交鸡等。

培育优良品种的目的是为了推广。各实验区（县）对优良品种的推广工作都非常重视，不仅推广自己农场培育的优良品种，也推广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培育的优良品种，据统计，仅推广的优良稻种、麦种、棉种、蚕种和猪种、鸡种就达数十种之多。在推广优良品种的过程中，不少实验区（县）还摸索和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程序和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凡计划推广的优良品种，一般都要先在实验区农场进行试验，取得成功后，由“表证农家”或“特约农家”小范围种植，表证给附近农民看，待农民对优良品种有了信心后，再在一般农民中大面积推广。第二，推广优良品种之前举办各种技术培训学校（如定县的生计巡回训练学校）、训练班（如邹平的棉蚕训练班）、演讲会（如无锡的养蚕演讲会和清和的农业演讲会），对农民进行训练，使他们懂得并掌握优良品种的栽培养殖技术和方法。第三，利用乡村已有的各种组织形式，推广优良品种。如邹平自始即坚持与合作社联成一气的原则，唯有合作社社员才能领取改良品种，成为表证农家；无锡的惠北实验区为迅速普及改良品种，采用“农业推广保甲制度”，先由保长、甲长依次表证，然后及于普通农民。第四，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合作，充分利用学术研究部门的研究成果和人才力量。当时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合作关系的实验区（县）有定县（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邹平（与齐鲁大学、青岛大学农学院合作）、无锡（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农场和苏州省立稻作试验场、无锡县农业推广所合作）、徐公桥（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乌江（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江宁及兰溪（均与中央大学农学院合作）、龙山（与金陵大学农业推广系和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合作）等。这些程序和方法，对于今天推广优良品种的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改良农业的措施之二是防治病虫害。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农作物病虫害十分严重，经常造成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如1935年的螟害，给各地造成的损失极大，即便灾情较轻的无锡，据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昆虫实验室的调查，平均损失13.18%。无锡作物面积的总数为120万亩，除去其他作物占地20万亩外，水稻种植为100万亩左右。以13.18%的损失计算，就要少收白米263600石，每石市价为法币10元，即损失法币2636000元。[24]因此，各实验区对防治病虫害都很重视，包括预防稻瘟病、黑穗病和防治蝗虫、螟虫等。在防病治虫工作开展得好一些的实验区（如定县、邹平、无锡、徐公桥、江宁等），病虫害造成的损失明显减少。

改良农业的措施之三是提倡副业。农村副业是中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收入的来源之一。据中央研究院调查，无锡36户农家经济来源，平均农产占64%，副业占36%。[25]然而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由于帝国主义廉价商品（包括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冲击，农村副业普遍呈现衰落的趋势，农民收入大幅度减少，生活更加贫困。有鉴于此，不少实验区（县）把提倡副业作为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提倡副业的项目主要有养猪、养羊、养蚕、养蜂和经营手工业。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客观环境以及历史传统的不同，各实验区的具体措施也不完全一致，如同是经营手工业，在无锡是编织美术草地毯，在镇平是改良丝绸和编织草帽草辫，而在徐公桥则是纺织土布。

改良农业的目的，“是为增高农民的收入，间接提高其生活程度”。[26]以推广优良品种而论，其经济效益就十分明显。据统计，在定县，推广的优良麦种每亩平均要比原来土种增产18%—20%，稻增产18%以上，棉花增产56%，白菜增产25%，梨增产24.3%，猪每头多产肉18.6%，鸡每只每年多产蛋60—190个。[27]在邹平，推广的优良棉种不仅每亩要比土种增产20斤以上，而且棉质也要比土种优良，每担能多卖10—16元；猪每头多产肉50斤，按当时最低市价每斤猪肉1角6分计算，同样饲养一头猪，饲养优良猪种的农民可多收入8元；优良鸡种每只每年产蛋是土种鸡的2—3倍。以此计算，1932—1934年邹平共推广优良棉种46364.5亩，可增收棉花927280斤，多收入现金92720—149080元；1933—1934年共推广优良猪12423头，可增产肉621150斤，多收入现金99384元。[28]在无锡，推广优良稻种每亩平均要比土种增产3—6斗，麦种增产1—5斗，蚕种不仅产量比土种高，而且茧价每石要比土种多买20元以上。以此计算，仅黄巷实验区1929—1931年的三年期间，农民从推广优良蚕种上就增加收入3490元。[29]其他实验区（县）推广的各类优良品种，也都比土种有程度不等的增产和增收。另外，如防治病虫害、提倡副业、植树造林、推广新式农具、举办农产品展览会等改良农业的措施，对于减轻病虫害的损失，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进步，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如同评估兴办教育一样，对改良农业的成效及作用的评估也不能过高。童润之在《乡村民众教育机关如何促兴农业生产》一文中就指出，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改良农业存在着四个大的问题：第一，乡村工作者很少是农业专门人才，没有改良农业的经验和知识，因而他们只知道改良农业的重要，而对于农业如何改良知之甚少，缺乏引起农民自动改良农业的力量；第二，一些实验区或乡建团体把改良农业与推广优良种子视为一事，以为优良种子推广以后，农业即可改良，而对于耕种方法是否合理，经营方法是否有利，则漠不关心；第三，不少实验区未能根据实际需要，只知道抄袭他人；第四，未使农民自动改良农业，换句话说，农民对改良农业积极性不高，“未能踊跃参加”。[30]

在上述四大问题中，“未使农民自动改良农业”的问题最为严重。分析起来，造成农民改良农业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主要有四个。

一是土地分配不均。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衰落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土地集中，不少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雇农、佃农或半佃农。而改良农业的必要前提是土地，因此从改良农业中得到好处的只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富农或比较富裕的自耕农，广大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雇农、佃农和半佃农则得不到任何好处。据曾任邹平实验县县长的徐树人回忆，当时邹平为了解决棉粮争地问题，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县政府规定，只能在核定的限度内植棉，超过限度的不提供优良棉种，也不借给贷款。所谓限度，就是除了种粮食够吃外，多余的土地才准种棉。这样不仅无地者没有资格种优质棉，就是有少量土地的半佃农甚至大部分自耕农也没有资格种优质棉，“只有富农和富裕中农才有资格种棉”，其结果“使贫者益贫，富者益富，更加深了农村的阶级矛盾”。[31]广大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雇农、佃农、半佃农甚至部分自耕农既然从改良农业中得不到什么好处，他们也就不会对改良农业产生积极性。用童润之的话说：“农民若是耕种自己的田，田中收获有一分增加，则生活上可有一分的改善，他们是愿意改良农业的；若农民耕种的田是地主的，那田中收获虽多，只能优裕地主的生活，于农民自身毫无帮助，这样他们为何要设法改良农业呢？所以自耕农的数目愈少，则对于改良农业冷淡的农民愈多；耕地的面积愈小，则不谋促兴生产的农民愈众”。[32]

二是农产品价格下跌。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中国农产品价格呈现逐年下跌的趋势，而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使农民增产不能增收，或者增收不多，因为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往往大于因农业改良而增收的幅度。前述推广优良品种使农民增产增收，是比较同年的土种收入而言，实际上与前一年或前几年的优良品种甚至土种相比，许多品种不仅没有增收，相反是减收。以苏州一带的蚕茧价格为例。1930年良种茧每担最高价70元，最低价60元，土种茧每担最高价60元，最低价45元，良种茧每担要比土种茧多收入10—15元。1932年良种茧每担最高价32元，最低价26元，土种茧每担最高价28元，最低价20元，与当年土种茧比较，良种茧每担要多收4—6元；但如果与1930年的蚕茧价格比较，每担良种茧价不仅比1930年的良种茧价减少了38—44元，甚至比土种茧价也减少了28—19元。[33]再如定县1933年各种主要农作物的平均价格都比1930年下跌40%—60%，而优良麦种和稻种每亩只比土种增产18%—20%和18%以上，其增产幅度远远低于价格下跌的幅度。农民增产不能增收，或增收不多，使他们改良农业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中央大学农学院的邹树文在《如何使中国农民改良农业》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农民“一担谷子卖不到两块钱，一担茧子卖不到二十块钱，我们拿他们出产数量与他出产的成本算一算，这种价钱他们还是够本，还是不够本呢？农民终岁辛勤，盼望秋收，收获以后，拿去换钱，本总捞不起来，你想他能够踊跃改良吗？”[34]

三是天灾人祸频仍。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天灾人祸连年不断，而一场大水，或一场大旱，或一场战争，都能使农民一年辛辛苦苦改良农业的成果付之东流。如1931年无锡的黄巷实验区推广优良稻种80亩，但是年长江大水，洪水泛滥，稻田被毁，颗粒无收。也是这一年，乌江实验区大面积推广优质棉种，然不料大水为患，棉种出苗不齐，尽管补种4次，仍是减收十之六七。结果，“农民深觉自然能力大于人力，对于改良农业的态度”，就自然“冷淡”而不积极。[35]

四是农民生活贫困。改良农业需要资金投入。推广优良品种，农民要拿钱购买种子；预防病虫害，农民要拿钱购买农药；提倡副业，农民要拿钱购买材料；而当时农村金融枯竭，农民生活十分贫困，不少农民已负债累累，连最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又哪里有钱买种买药买材料？因此，虽然有的农民知道种植良种比种植土种能增加收益，预防病虫害可减少农作物的损失，但经济困难只能使他们望洋兴叹。

农民尤其是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了改良农业的工作，尽管不少实验区把这一工作作为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取得的实际成绩则很不理想。以推广优良品种为例。据平教会调查，定县约有耕地156.1万亩，1936—1937年共推广优良棉种125473亩，为耕地总面积的8%。无锡的黄巷实验区有耕地360亩，1929—1931年共推广优良稻种153亩，为耕地总面积的42.5%；北夏实验区有耕地430588亩，1933年推广优良稻种79亩，为耕地总面积的0.02%；惠北实验区有耕地28276亩，1934—1935年共推广优良稻种375亩，麦种300亩，为耕地总面积的2.4%。定县、无锡与邹平一起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大中心，是改良农业开展得较好的实验区，其推广优良品种的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都如此之低，就更不用说其他实验区了。至于改良农业的其他措施，如预防病虫害、提倡副业、推广新式农具等，其成绩还不如推广优良品种。

流通金融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由于外贸逆差扩大、白银大量外流和农民现金收入减少，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枯竭。农民无钱使用，只好借高利贷，因此，当时高利贷活动在农村十分猖獗，使本来就十分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有鉴于此，各乡建团体和实验区（县）都非常重视流通金融问题，其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向农民发放贷款，以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除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外，有的实验区还成立了信用庄仓合作社（如邹平）、合作仓库（如无锡）、农村抵押仓库（如江宁）和农产品抵押仓库（如兰溪）等机构，这些机构也从事放贷业务，如江宁的农村抵押仓库，自1933年秋创办到是年11月底，仅两个月时间就押款10余万元；无锡的北夏实验区，仅东周巷和大桥头两个合作仓库1934年就放款780元。[36]

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给农民的贷款，月息一般在1分到1分5厘之间，最少的仅7厘。如邹平的贷款一般为月息8厘，最高不超过1分5厘；无锡的贷款一般为月息1分，有时为9厘；徐公桥的贷款月息仅7厘；乌江的贷款平均是1分5厘。这要比各地高利贷的利息（一般为3—4分）低得多。同时，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的贷款条件也不像高利贷那样苛刻，一般只需要社员负连带责任，或以衣物、粮食、牲口作抵押，而不必以土地、房屋甚至人身作抵押。

在农村金融枯竭的背景下，各实验区组织农民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提供相对来说利息较低的贷款，无疑对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减轻高利贷的剥削程度，发展农业生产，或多或少有所帮助。据统计，1934年度祝甸乡实验区各信用合作社贷款用途为：买肥料占13.8%，买豆饼64.2%，买猪2.3%，买种子5.4%，买工具3.1%，买牲畜3.5%，做生意7.7%。[37]另据清和实验区1933年的统计，信用合作社贷款的71.79%用于生产，28.21%用于非生产，非生产主要包括还债、买牲口、婚丧、续房、租房和典房。[38]乌江信用合作社的贷款，用于还债、买口粮、买种子、买牛、买肥料、买农具、还利息和其他的百分比，分别是41%、29%、14%、8%、3%、2%、2%和1%。[39]其他实验区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的贷款用途，也不外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发展生产和偿还欠债等方面。

当然，对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在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的贷款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借期短，多数在一年左右，有的甚至是半年或几个月。如邹平为一年，只有清还旧贷款才为2—3年，无锡多为半年，最多也没有超过一年的，徐公桥一般以5个月为限，乌江是10个月到一年，其他实验区（县）也多为半年至一年；二是数额小，一般都在50元以下，少的只有几元或十几元，超过100元的甚少。

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贷款的这两个特点与其资金来源有关。借贷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城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或团体的贷款，如无锡借款处的资金主要由江苏省农业银行无锡分行贷给，江宁农民抵押贷款处的资金主要贷自上海银行南京分行。合作信用社的资金从理论上讲由社内和社外两方面供给，社内供给的资金，即为合作社本身的股金、存款和公积金；社外供给的资金，即为合作社向各城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或团体的借款。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败，农民已经没有多余钱缴纳股金，或作为存款储于信用合作社，所以信用合作社的社内资金极为有限，向农民发放贷款主要依靠社外资金。如定县，1935年4月底全县合作社的储蓄总数为5398.76元，借入贷款数为44745.05元，后者是前者的8倍多。[40]无锡实验区附设于信用合作社的储蓄会，其存款余额就少得可怜，1934年度北夏12个储蓄会只有储蓄金258.45元。[41]相对于其他实验区而言，邹平合作社是办得比较好的，1934年该县共有信用合作社21所，社员人数314人，股金总数870元，贷款总数6600元，是股金总数的7倍多。1936年该县的信用合作社发展到48所，社员人数1095人，股金总数3807人，贷款总数23626元，仍是股金总数的6倍多。[42]

借期过短，农民借到钱后，很难将钱用到改进农业生产尤其是见效期较长的项目上。金额过小，根本不能满足农民用钱的需要，解决不了他们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他们还不得不向当地钱庄、典当行和地主、富农及商人借钱，继续受高利贷者的剥削，加上各实验区加入信用合作社的农民只占农民总数的很少一部分（详后），绝大多数未加入信用合作社的农民如果发生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只能向高利贷者借款，因此，高利贷仍是农民借款的主要来源。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12月在江浙陕甘等省进行的全国农民借款来源调查的结果，合作社贷款只占农民现金借款总数的1.3%，亲友借款占8.3%，其他占10.1%，其余80.3%的农民借款来自高利贷者。[43]就此而言，乡村建设运动流通金融的目的并没有实现。

提倡合作

中国的合作事业开始于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在介绍各种社会思想时，将合作思想也介绍了进来，并随着合作思想的介绍，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社。中国农村合作社出现在1920年代初，其迅速发展则在1928年，尤其是1930年以后。如果以1928年全国农村合作社的指数为100，那么1931年为274，1932年为427，1933年为732，1934年为1850，1935年为2811。[44]

1928年尤其是1930年后合作社迅速增多有两个原因，一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缓和农村社会危机，对合作社采取扶植政策，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1930年内务部颁布）、《合作社原则》（1932年9月28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和《合作社法》（1934年3月l日国民政府公布）等法规；二是1927年后随着乡村教育向乡村建设的方向发展而逐渐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以提倡合作、组织农民成立各种合作社为其内容之一，推动了农村合作事业的迅速发展。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名为《十年来的中国》一书，晏阳初在为该书所写的《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突飞猛进，是近十年来的事，与乡村建设运动有密切关系”。[45]表23-1是部分乡村建设实（试）验区（县）的合作社数量统计。

表23-1 部分乡村建设实（试）验区（县）合作社统计

续表

各实验区（县）和乡建团体把提倡合作、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对于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促进农业生产，增加收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首先，给农民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贷款。合作社依其性质而分，有信用合作社、运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购买合作社和兼营合作社等，而信用合作社在当时各类合作社中数量最多。如1935年4月，定县合作社约90个，而信用合作社就有78个；1934年度，无锡北夏实验区有合作社18个，其中12个是信用和信用兼营合作社；这一年乌江36个合作社中，信用合作社占了33个。其他除邹平以外的实验区，信用合作社占合作社总数的比例也多在70%—80%，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各实验区和乡建团体成立信用合作社的目的，如前所述，是为了缓解因金融枯竭而造成的农村资金短缺，给农民提供一定数量的贷款。

其次，部分解决了农产品的运销困难。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由于外国农产品的大量进口，极大地冲击了国内农产品市场，造成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跌落，再加上一些不法奸商压级压价，贱买贵卖，坑害农民，致使农民种田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往往亏本，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实验区组织农民成立运销（或产销）合作社，将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主要是棉花和蚕茧）集中起来，直接卖给用户或厂家，以免除非法奸商对农民的中间剥削。以邹平美棉运销合作社和无锡蚕业运销合作社为例。邹平美棉运销合作社的棉花，1932年每百斤要比市价多卖6.3元，1933年每百斤要多卖3—4元，1934年每百斤要多卖14元。1933—1934年度无锡北夏实验区组织蚕户进行鲜茧运销合作，将所收鲜茧按高出市价4—5元的价格全部卖给丝厂，仅此一项，农民就比自己到市场出售多收入4000多元。

第三，有利于农业改良。1920—1930年代中国农业十分落后，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如兴修水利、防洪抗旱、使用大型新式农具、大面积植树造林、推广优良品种等，都是只有几亩或十几亩土地的农民无法做到的。加上农民又十分贫穷，连最起码的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又哪里有力量改良农业，扩大生产呢？！所以把农民组织起来，由一家一户变成几户或几十户的联合，是改良农业的重要途径。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对此曾有所认识，他指出：“农民散漫的时候，农业推广实不好做。乡村有了组织，大家聚合成一气，农业改良推广的工夫才好做”。[46]

当然，乡村建设运动在提倡合作、组织合作社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严重问题。

问题之一是各类合作社发展极不平衡，信用合作社所占比例过大，而生产、运销合作社所占比例太小，多数实验区不到合作社总数的10%。信用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是办理贷款，其他业务如储蓄、汇兑等没有怎么开展。所以当时有人戏称信用合作社为“信用合借社”。这种情况说明，各实验区和乡建团体提倡合作、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因农村金融枯竭而造成的农民借钱难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改良农业，发展生产。所以除邹平外，其他各实验区最先成立的都是信用合作社，而不是生产或运销合作社。

问题之二是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民（主要是地主、富农和自耕农）入社，绝大多数农民（主要是贫雇农）则被关在了合作社大门之外。如定县人口总数40万，1935年4月合作社社员2814人，为人口总数的0.7%；邹平人口总数16万，1936年底合作社社员8828人，为人口总数的5.5%；无锡北夏和惠北人口总数303369人，1934年度合作社社员1070人，为人口总数的0.3%；徐公桥人口总数3535人，1931年合作社社员467人，为人口总数的13.2%；清和人口总数22500人，1934年合作社社员285人，为人口总数的1.2%。其他实（试）验区（县）的合作社社员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也非常低，一般在人口总数的0.3%—0.5%之间。

绝大多数农民之所以被关在了合作社大门之外，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根据各种合作社法规或章程的规定，社员入社每人至少须认购社股1—2股，每股股金为1—2元。在当时的情况下，广大农民（主要是贫雇农）早已负债累累，连最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又哪里有钱缴纳股金？！因此他们“虽明知合作社之利益，但为股金所限制，不能不趄于合作社之门外”。[47]能成为合作社社员的主要是那些缴得起股金的地主、富农和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据1935年10月调查，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社员中，自耕地在20亩以下的仅占30%，而在20亩以上的占70%还强。[48]二是各种合作社都实行所谓连带保证责任制，即某一社员通过合作社向银行或其他城市金融机构借款，其他社员都要出具保证书，如果借款社员届时无力归还所借款项，同社社员则要承担连带责任，负责归还；如果合作社遭到意外损失，全体社员也都有责任赔偿。由于担心贫雇农连累自己，那些有钱的地主、富农和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歧视甚至反对贫雇农入社。当然，作为新生事物，合作社还不为一些农民所认识，加上各实验区（县）宣传组织工作不十分到位，这也是合作社社员人数占人口总数比例很低的原因之一。

由于合作社社员人数只占农村人口总数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它所起的作用就非常有限，对于广大被关在合作社大门之外的贫雇农来说，他们并没有从乡村建设运动提倡合作、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中得到多少好处。曾主持邹平合作事业的张国维告诉千家驹说：“现在合作社似乎不能解决贫农的痛苦，因为组织合作社的，天然即为中农分子，贫农根本没有资格加入的，他们自然享受不到合作社的利益。”[49]能享受合作社利益的主要是有钱的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比较富裕的自耕农。

问题之三是合作社的领导权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土豪劣绅手里。各实验区和乡建团体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时，非常重视发挥那些能识字读书、家庭富裕、在本地有一定威望（或势力）的“乡村领袖”的作用，让他们担任合作社的理、监事。而这些“乡村领袖”基本上都是地主或富农。“乡村领袖”中虽然不乏热心公益事业之士，但也不容否认，其中土豪劣绅不少，结果有相当一部分合作社的领导权被土豪劣绅所掌握。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章元善在谈到他们举办合作事业的经验和教训时就曾指出：“土豪劣绅是任何乡村都有的。土劣的知识，较一般乡人为高，最好出风头管事。他们骨子里虽然埋藏着自私与险恶，但是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们识大体明大义似的，与公正士绅几乎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办合作的人走到乡村，最先出来接头的就是这辈土劣。因为这种人最善逢迎，会讲话，夸张他们的能力威望，示意你要到乡村办事，非找他们不可。但是事情一到他们的手，便无往而不糟。我们所希望的，本来是好人出来做合作社的中坚分子，但……出头的，反而是以剥削好人为职业的土豪劣绅。”[50]他们“常借名组织合作社，向农民银行借得低利之贷款，用之转借于农民，条件之酷实罕其匹”。[51]

地方自治

中国的地方自治始于清末。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为巩固其统治，拖延自己所许诺的还政于民的期限，继续推行所谓地方自治，并依据孙中山的遗训，确定以县为自治单位，立法院先后制定了《县组织法》、《县组织施行法》、《区自治施行法》、《市组织法》、《乡镇自治施行法》、《乡镇坊自治职员选举及罢免法》、《乡镇间邻选举暂行条例》、《县参议会组织法》及《县参议会选举法》等。对于自治事务，定有户口调查、土地调查等21项。内政部还根据立法院有关规定拟定了一份《训政时期完成县自治实施方案分年进行程次表》，经第207次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行政院颁布，期于6年以内，于1935年完成所定各项自治事业。自治空气一时弥漫全国。

在此背景下，地方自治就很自然地成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之一，不少实验区（县）根据国民党有关自治事务的规定，开展调查户口（如定县、邹平、无锡、徐公桥、清和、镇平、龙山、江宁、兰溪）、测量土地（如邹平、无锡、镇平、江宁、兰溪）、整顿税收（如镇平、江宁、兰溪）、修筑道路（如无锡、徐公桥、镇平、江宁、兰溪）、改革政制（如江宁、兰溪、邹平、菏泽）、编制保甲（如定县、无锡、徐公桥、镇平）、办理民团或警察局（如邹平、徐公桥、镇平、江宁、兰溪）及成立自治团体组织（如东乡的自治会、定县的公民服务团、徐公桥和无锡的乡村改进会、乌江的乌江农会）等工作。

相较于其他地方，由乡建团体所主持的各实验区（县）的自治工作要认真扎实得多。如调查户口，根据国民党的有关要求，这是办理自治最重要也应最先完成的工作。但各地调查户口的情形，“一半凭空询问，一半由臆想估量，草草填就，呈报塞责了事”。更有一些区长、村长，“竟虚空填报，闭户造册”，而县政府也为了应付公事，从不过问下面呈报的户口真实与否。所以各地所谓的户口调查及其得来的数字，“除应付公事、作官样文章外，毫无用处”。[52]与此不同，由乡建团体主持的各实验区（县）的户口调查较为认真。以邹平为例，在调查工作开始之前，实验县于1934年10月10日成立了户口调查委员会，作为全县户口调查之最高机关。调查委员会依照该会规程条文，拟定工作计划大纲，作为进行程序的纲领，并将全县14个乡划为14个巡查区，每区各设巡查员1人，指导员2—8人。巡查区内各设固定向导、联络员若干人。联络员以联庄会会员担任，向导由各区的村长、村理事、闾邻长和村学、村小学教师担任，他们都要听从巡查员、指导员和调查员的调遣，担任领路、介绍、递送文件、传达信息的工作。调查员由训练部的学生担任，他们不仅在乡下实习居住达3个月之久，对乡村情况比较熟悉，而且还接受过户口调查的业务训练，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为了便于调查，全县还不分普通住户、机关、商店、寺院等，一律编贴县政府新印的门牌，并精心设计和制作了大量调查表格。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扎实，调查进行得比较顺利，得到的数据也较为真实。这次调查的结果，后来以《邹平实验县户口调查报告》的书名，由中华书局于1935年冬正式出版，受到国内外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关注。[53]

由乡建团体主持的各实验区（县）的地方自治工作虽然较为认真，但并没有给地方带来自治，农民也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权利，他们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以地方自治组织的建立和改革为例。根据国民党颁布的有关自治法规的规定，县以下各级自治组织的构成人员，或由县署委任，或由地方推举。县署委任以不得罪巨室为原则，故地主土豪当然在被委任之列。至于推举，实际上亦等于地主土豪自举，用周谷城的话说：“原来土豪地主，经济能力本在他人之上；又因垄断教育，智识技能，组织能力，乃（乃至？）统驭才干，均超人一等，贫苦农民经济几等于零，又因未受教育，蠢如鹿豕，对土豪地主，向来尊为神圣”，推举区、镇、乡、村、里、间、邻、保、甲长及其副职，当然只能唯地主土豪马首是瞻，推举他们。[54]梁漱溟1929年在考察山西村政后也认为，村长由村民选举，结果只能是土豪劣绅当选。[55]各实验区（县）也不例外。据对无锡518个村长中的104个村长的经济状况调查，其中91.3%的人为地主，7.7%为富农，1%为小商人；地主中有43.77%的人为中等地主，56.73%为小地主；平均占地44亩的有59人，占地224亩的有45人。[56]村长都是地主豪强占绝对优势，就更不用说乡长、镇长和区长了。所以，尽管各实验区（县）地方自治组织的建立和改革，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因循敷衍，奉行故事”，但无论是江宁、兰溪的废除闾邻制，实行村里制，废除区制，实行县、镇乡二级制，还是邹平的裁区并乡，将全县划为14乡、365个行政村，抑或无锡的保甲编制与实验，镇平的所有区、镇、乡、间、邻正副长官的选举产生，都没有改变作为地方政权机构的所谓自治组织“是地主土豪用以镇压农民剥削农民之工具”这一基本事实，[57]它们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

当然，这并不是说各实验区（县）地方自治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之一毫无意义。实际上如调查户口，使不少实验区（县）的人口数量第一次有了较为精确的统计；修筑道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农民行路难的问题；尤其是定县等的公民教育，对于培养农民的公民和团体意识，激发他们投身乡村建设，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公共卫生

旧中国农村的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严重，农民因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少。本来广大贫苦农民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疾病更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和痛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各实验区（县）都比较重视乡村公共卫生工作。

首先，是设立乡村医院（或卫生所或保健所或医药室），为农民看病治病，其中一些面积较大的实验区（县）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乡村卫生保健制度或组织。如定县县设保健院，区设保健所，村设保健员；邹平县设卫生院，乡设卫生所；无锡的北夏和惠北实验区区设卫生所，分区设卫生分所，各民众学校施教区设特约卫生员；江宁县设卫生院，中心乡镇设卫生所，一般乡镇设卫生分所。鉴于不少农民因生活贫困而无钱看病的情况，一些实验区（县）还实行免费看病制度，对于那些特别困难的农民甚至免收药费。

其次，防治结合，以防为主，为农民布种牛痘和注射预防霍乱、脑膜炎、白喉等传染疾病的预防针。如定县1930—1936年布种牛痘141397人，无锡惠北1934—1937年布种牛痘4355人，注射预防针2644人，徐公桥1931—1932年布种牛痘1161人，注射预防针1800人。

第三，重视学校卫生，宣传卫生常识。据定县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上半年的小学卫生实验统计，该县在42所小学中进行过卫生实验，接受实验的学生有2850人；举办卫生班996次，听讲人数49349人；清洁检查996次，接受检查者49349人；体格检查3008人；治疗沙眼95570人次；治疗头癣26162人次；牙齿检查1529人；矫正牙疾433人；水井改良14口；厕所改良6处。[58]

第四，试行新法接生。鉴于传统的接生方法既不科学，也不卫生，容易引起产妇和新生儿的感染，甚至死亡，不少实验区提倡并试行新法接生。试行新法接生的实验区有定县、邹平、无锡、徐公桥、清和、龙山等。如清和实验区从1932年7月起，聘用助产护士1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包括孕妇婴儿检查、产婆调查、新式接生和助产教育。实验区医院设有产床4张，遇有生产者，助产护士得到通知后，即前往接生。为了推广新法接生，实验区还举办过产婆训练班，凡35岁以上75岁以下的产婆，一律都要接受两个星期的训练，内容包括上课和在助产护士的指导下实习新法接生。[59]

第五，举行清洁运动，如发动农民进行大扫除，清理堆放在路边的垃圾，消灭大道旁的粪坑等。在这方面搞得好的实验区有徐公桥、无锡和清和。无锡的黄巷实验区基本上每月搞一次大扫除，每次都进行清洁评比；徐公桥实验区夏季每周大扫除一次，发动群众打扫屋内和街道。

除以上措施外，有的实验区还经常举办卫生展览，利用宣传挂图，对农民进行卫生常识教育；或组织巡视医疗队，下乡为农民看病治疗。

各实验区（县）对乡村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视，对改变农村落后的卫生状况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乡村医院（或卫生所或保健所或医药室）的设立，使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初步改善，农民生了病能在实验区内得到及时治疗。以定县为例。该县农民医治常见的感冒可以不出村，一般疾病可以不出区，大病可以不出县。在1934年10月至1935年9月的一年内，定县共有189352人次接受治疗或用药。又如，定期为农民布种牛痘和注射预防针，有效地控制了天花、霍乱、脑膜炎、白喉、猩红热等传染病的流行。据各实验区（县）向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年会提交的报告，此项工作开展较好的定县、邹平、无锡、徐公桥、清和等实验区（县），曾肆虐农村、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天花、霍乱，在实验区（县）内已基本绝迹，其他传染病也没有过爆发性的流行情况。另外，各实验区（县）的卫生教育、新法接生和群众性的清洁运动，有助于提高农民尤其是儿童的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改善农村的卫生环境。如邹平在未实行新法接生之前，新生儿的死亡率达50%，实行新法接生之后，降到10%。[60]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实验区在重视乡村公共卫生工作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一些制度和经验，对于今天的农村卫生工作仍有借鉴价值和意义。如定县的村设保健员、区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的三级卫生保健制度，无锡惠北实验区在小园里村实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邹平和徐公桥实行的为贫苦农民免费治疗制度，以及定县的学校和妇婴卫生工作经验，无锡和徐公桥的清洁卫生运动经验，邹平的新法接生经验等，都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除以上6个方面，移风易俗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像定县、邹平、无锡、徐公桥、镇平、江宁、兰溪、清和、龙山、乌江等不少实验区（县）都开展过群众性的移风易俗运动，其措施不外剪发辫、禁缠足、禁吸毒、禁赌博、禁早婚、禁溺女、改革婚丧陋习等，有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禁止和革除旧的风俗习惯，有利于社会改良和进步。所以，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这一内容应该给予充分的评价。当然在禁止和革除旧风俗习惯的过程中，有的实验区（县）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镇平以浪费为由不许农民演戏和看戏，这自然是不妥的，但瑕不掩瑜，各实验区（县）移风易俗的成绩要大于它的失误。

三 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评价

复兴农村经济的失败

前面已经指出，乡村建设运动是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阻止这种衰落，并使之出现复兴，从而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但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不仅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县）经济的衰落程度在乡村建设运动期间有了进一步的加深。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三大中心之一的定县的一组数据。

主要农产品价格：1933年比1930年跌落了40—60个百分点；田地价格：1934年比1928年普通有井田地从每亩120元下跌为50元，普通旱地从每亩55元下跌为25元；农民借债：1931年比1929年借债户数增加了78%，借债次数增加了117%，借债数额增加了133%，1934年借债户达到46000户，占全县总户数的67%；农民生活状况：1929年前定县的乞丐很少，到1933年冬增至3000人，1933年冬定县吃不起盐的约占人口总数的20%，1931年因还不起债而被债主没收家产的不过50户左右，1933年达到2000户之多；农民流离：1930年前每年700人左右，1934年前三个月就超过了15000人。[61]

定县在所有实验区（县）中实验的时间最长（1926—1937），投入的资金和人力最多（据晏阳初报告，仅1933年，平教会的经费就达386422元，职员224人[62]），影响最大，成绩也最突出。定县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实验区（县）了。

乡村建设运动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之所以未能实现，是它没能解决以下三个有着重大影响的问题。

第一，帝国主义农产品的倾销问题。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衰落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帝国主义农产品的大量倾销，造成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跌落，并进而导致了田地价格大幅度下跌和农产的严重萎缩。因此，制止帝国主义农产品的大量倾销，是复兴农村经济的必要前提。制止帝国主义农产品大量倾销的最好办法无非两个：一是取消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种种侵略特权包括关税协定权，由国家根据国际惯例和本国利益，制定合适的农产品进口税税率，以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二是大力发展本国农业，尤其是规模、高效农业，加大科技和资金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增强本国农产品的竞争能力。而这两点都只有在一个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并能独立行使国家主权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显然还不具有这样的资格和能力，它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制止帝国主义农产品的大量倾销，相反还先后与美国达成“美棉借款”和“美棉麦借款”协定，使美国的小麦和棉花通过政治贷款的方式如潮水般地输入中国，从而导致了中国农产品价格的进一步跌落。

各乡建团体在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过程中，虽然也感受到因外国农产品的大量输入所导致的本国农产品价格大幅度跌落给农民带来的危害，如兰溪实验县的乡建工作者就认识到：“第一，手工业无论如何提倡，总敌不了外来货物的倾销，则手工业还有什么前途？第二，外来农产品倾销到农村，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洋米洋面赶出去？如果赶不出去，则改良农业生产，增加收获，岂非更将使农产品价格跌落，农民愈不能维持”。[63]无锡教育学院的俞庆棠也指出：“从事于乡村工作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每亩农作物的田地增加半担以上的收获，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了。如果一旦洋米倾销，或棉花大量进口，每担农作物的价格，立即可以跌到原有价格的半数。”[64]但乡建团体所能采取的措施只是组织农民成立运销合作社，以免除中间商人对农民的坑害，从而使合作社社员的农产品相对于当地市价而言卖一个好价钱，而没有提出任何从根本上解决外国农产品大量倾销的方案，甚至没有向国民党提出建议，要求其采取措施，减少农产品的进口，以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而言，尽管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等人多次被国民党邀请参加有关会议，或与国民党党国要人经常会晤，但都没有向国民党提出过减少外国农产品进口，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的要求，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三次年会也没有讨论这一问题。

第二，土地分配不均问题。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衰落的另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土地高度集中，不少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贫雇农。其结果，一是两极分化更形严重，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更加贫困；二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对改良农业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着农业进步。因此，抑制土地集中，使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是复兴农村经济的又一必要前提。不少乡建工作者尤其是他们的领袖人物不仅对土地分配不均有一定的认识，如号称乡村建设理论家的梁漱溟就认为在土地上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耕地不足，人多地少；二是使用不太经济，没有做到合理使用；三是分配不均，“有的地方且相当严重，或很严重”。[65]晏阳初也承认：“农村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莫如土地问题”。[66]他们还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梁漱溟提出的方案是实行土地公有，他认为：“土地分配不均，是从土地私有制来的流弊；私有土地的结果就难免不均。要想根本免于不均，只有土地全归公”。[67]一位名叫许公鉴的乡建工作者也认为，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政策，“是解决我们土地问题的一种好方法”。[68]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年会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不少与会者赞同“土地国有原则”，并提出“土地分配最好以劳动力为标准，不以两性为界限”。[69]

乡建工作者虽然主张土地国有，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但他们反对以暴力手段剥夺地主土地，并无条件地分配给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如梁漱溟主张通过政府立法形式，“从法律上设为种种限制，裁抑地主，终使其出卖土地”，同时，建立“完整的农业金融系统”，给农民提供长期贷款，鼓励并帮助他们购买土地，从而“达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农业经营的合理化”。[70]李景汉也认为：“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办法实为由土地私有变为土地农有，再由土地农有变为土地国有的和平办法。若能早日实行平均地权，同时亦能节制资本，则土地问题则可彻底解决。”[71]从理论上讲，用政府立法的形式，迫使地主出卖土地和国家通过“照价纳税”及“照价收买”，将土地收归国有，的确不失为解决土地问题的好方法，但从操作上说，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不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农民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这又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也从来没有实行过。因此，直至乡村建设运动结束，各实验区（县）的土地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集中不仅没有缓解，相反呈现出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如无锡每户地主占有的土地，1933年就比1929年扩大160亩，从平均的54.5亩增加到214亩。

第三，农民负担过重问题。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农民负担特别沉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租负担。当时的地租额平均在收获量的50%—80%，有的甚至超过了100%，再加上押租、预租和附加租等种种名目的剥削，佃农的地租负担甚是沉重，要求减租或抗租的事件层出不穷。但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各实验区（县）并没有实行过减租。个别实验区虽然提出过要求，但因地主的反对，最后是不了了之。[72]

二是赋税负担。当时农民除要缴纳高额的田赋外，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赋税负担的苛重是造成农村经济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由于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是中央和省、县三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且只有这三级政府才有权决定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的税额及征收或减免，因此，尽管一些乡建工作者认识到“赋税繁重，民不堪命”；[73]“农民生活愈困，则于农业生产愈无力。所以（农民）负担之重，是农业生产的致命伤，这个问题的解决，则俾益生产者甚大”，[74]也对农民的赋税负担做过一些调查，并在乡村工作讨论会上提出要“改革非法征收”，但他们无权决定赋税的减免，因此，除江宁、兰溪等少数实验区（县）对田赋和捐税的征收进行过整顿外，绝大多数实验区（县）没有涉及过田赋和捐税问题。而江宁、兰溪等少数实验区整顿田赋和捐税征收的主要目的，不是减免农民的赋税负担，而是简化征收手续，革除征收过程中存在的诸如贪污中饱等种种弊端，从而使田赋能如数如期征收归仓。

三是债务负担。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农民因生活困难而借债的现象十分普遍。1933年河北定县借债户就占全县总户数的67%。由于农村金融的枯竭和现代金融业的不发达，农民主要借的是高利贷，而高利贷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利率高，而且多是利滚利。农民一旦借了高利贷，其利息往往使他们不堪重负，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解决债务问题是复兴农村经济的又一必要条件。这应包括三个方面的措施：减轻或取消农民已借高利贷的利息；对今后高利贷利率做出限制；尽量使农民不再向高利贷者借款。就第一、第二方面来看，没有一个实验区（县）实行过减息，也没有一个实验区（县）严格限制过高利贷的利率。第三个方面，各实验区（县）虽然采取过一些流通金融的措施，但向农民提供的贷款十分有限，根本不能满足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的需要，农民仍需向高利贷者借贷，遭受高额利息的剥削。

正因为乡村建设运动没能解决外国农产品的大量倾销、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和农民负担过于沉重这三个问题，其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自然也就无法实现。

“乡村不动”的原因分析

乡建工作者尤其是他们的领袖人物认识到，乡村建设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其关键是要使广大农民起来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并成为其主力。晏阳初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一文中也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识，就是要形成这解决问题的主力。”[75]中华职业教育社所揭示的从事乡村建设的“主旨”，其第一条是：“重在启发本地农民自动，扶植农民自主、自立、自治。”[76]然而，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却出现了梁漱溟称之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他在一篇题为《我们的两大难处》的讲演词中写道：

“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这个话，差不多是一个事实。在无锡我们开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乃至去年在定县的一届年会，都可以看出其间乡村农民的代表差不多没有。放宽点说：即令有，为数也太少；最多的，还是教育界的人。其他如农业家、公共卫生家，这样的技术人才倒有；政府的人也很不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有人出席；可是从乡村来的，代表农民的，甚是凤毛麟角。即此可见乡村之不动。仿佛乡村工作讨论会和乡村没大关系，乡下人漠不关心，只见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不但如此，我们试以乡村工作的几个重要的地方说：头一个定县平教会，在定县人并不欢迎。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和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是彼此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

为什么会出现“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这种难局呢？梁漱溟在同一篇讲演词中对此分析说：“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新……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77]

把“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民“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这显然是皮相之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成功已经证明，农民并不像梁漱溟所说的那样天生就“偏乎静”、“偏乎旧”，他们中间蕴藏着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一旦被动员起来，就能成为埋葬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主力军。15年后，亦即在参加了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后，梁漱溟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只要抓住农民的痛痒而启发之，“他还是要动的”。[78]

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民“从心理上合不来”不是造成“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乡村建设运动在经济上没能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在政治上没能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使农民获得翻身解放。

关于乡村建设运动在经济上没能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的问题，前文已有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乡村建设运动在经济上不仅没能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相反在一些实验区（县）农民的负担因乡村建设运动而有所加重。

乡村建设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投入，而当时各乡建团体的经费，或主要来自国外（如定县），或主要来自政府（邹平），或主要来自自筹（如徐公桥），但无论来自何方，对于大多数乡建团体来说，其经费都比较紧张，就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因得到美国一些大公司和财团的捐助，算得上是财大气粗，然而有时也会捉襟见肘。据晏阳初报告，1932年度平教会的经费预算为38万元，但实际上90%尚未实收，所以他要求平教会职员“不可以为有现款存下，以用完为快”。[79]

一方面是经费有限，另一方面举办乡建事业又要经费投入，为了解决经费的困难，不少实验区（县）便采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措施，向农民摊派乡建经费。如邹平的村学乡学的经费就以地方自筹为主，县政府酌量予以补助。其自筹办法，按各村各乡丁银多少摊收。再如镇平的自治经费也主要依靠摊派来筹集，仅1931年度该县就共向农民摊派小麦7194820斤。乌江实验区有一段时何，因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停止经费供给，农民不得不负担实验区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80]农民负担的苛捐杂税等本来就已相当沉重，现在又加上摊派的乡建经费，无疑雪上加霜，使他们的生活更形困苦。

除负担乡建经费外，一些实验区（县）的农民还要无偿出工出力，为乡村建设运动服务。比如不少实验区（县）成立了民团或保卫团，并且一般都采取瑞士义务征兵制，凡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壮丁都是民团或保卫团团员，有接受抽调训练和执勤的义务。接受抽调训练的时间十几天或几个月不等，其间不仅没有工资，不少实验区（县）还要自带武器和伙食。另外，各实验区（县）的修桥筑路、开挖渠道等建设工程，也都要抽调农民义务工。

如果说乡村建设运动能给广大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带来利益，那么农民为此出钱出力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但事实与此相反，广大贫苦农民从乡村建设运动中得到的利益甚微，得到利益的主要是地主、富农和一部分比较富裕的自耕农。以民团或保卫团为例。一些实验区（县）成立民团或保卫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地方免遭土匪抢劫。但广大贫苦农民已一贫如洗，他们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所以是否成立民团或保卫团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只有有钱的地主、富农和富裕的自耕农才怕土匪抢劫，需要保护。既然除增加负担外，广大贫苦农民从乡村建设运动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那么他们理所当然地也就会对乡村建设运动抱冷淡态度。

和经济上一样，政治上乡村建设运动也没有给广大贫苦农民带来什么好处，他们仍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如前所论及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建立和改革，并没有改变地方政权的性质，各级权力仍然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其他如合作社、借贷处、民团或保卫团、自治团体或乡村组织，其领导权也大多为地主豪绅所掌握。以邹平的村学乡学为例。邹平的村学乡学主要由三种人组成：一是“乡村领袖”，他们充任“学董”、“理事”（又称“常务学董”）和“学长”；二是成年农民，他们充任学众；三是乡建工作人员，他们充任“教员”和“辅导员”。村学乡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学董会”，理事负责日常工作，学长起“监督训导的作用”。所谓“乡村领袖”实际上大多是当地的地主豪绅。所以尽管梁漱溟否认农村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实际上村学乡学的权力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广大贫苦农民，即所谓“学众”只能服从他们的领导。邹平的民团也是如此。根据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县政府的规定，只有高小毕业并有身家财产的人，才有资格被各乡理事推选为民团乡队长的候选人，最终通过考试和训练成为乡队长。在当时乡村教育不普及、广大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能读到高小毕业的人，多数只能是地主、富农的子弟。

实际上，乡村建设运动自始走的就是一条依靠地主阶级推动乡村建设的政治路线。因此，尽管各实验区（县）乡村建设的方法、措施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特别重视发挥“乡村领袖”的作用，力争获得他们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支持。如定县，据晏阳初介绍，无论是从事社会调查，还是成立平民学校，平教会职员都要先与本地“领袖”（村长、村副和德高望重的长老）“接洽”，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出面领导。[81]邹平的村学乡学设立的第一步，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访问各村乡的“领袖”；第二步，是组织学董会，把各村乡的“领袖”纳入学董会之中；第三步，是由学董会推选学长和理事；第四步，是迎接教员；第五步是召开学众大会，宣告村学乡学的成立。广大学众只有到村学乡学成立的那一天，才知道村学乡学是怎么一回事。职教社干事江恒源在介绍徐公桥试验区推进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时承认：“他们是仗着地方诸位领袖，热心帮助，才能使会务（指乡村改进会会务——引者注）进行不懈，略有一些事业可言”。[82]

毋庸否认，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鱼肉乡里的恶霸，“乡村领袖”中也不乏热心公益事业之士，但也必须承认，地主中不少人确实是土豪劣绅，是南霸天、胡汉三式的人物。各实验区（县）依靠他们来推进乡村建设运动，让他们掌握合作社、借贷处、民团或保卫团、自治组织或乡村组织的领导权，这就给他们进一步提供了掠夺、欺压和奴役广大贫苦农民的机会和权力，从而既加重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痛苦，也使乡村建设运动失去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参与和支持。其结果与乡村建设者的初衷相反，依靠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不仅没能推进乡村建设运动，相反导致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局面出现。

“深入民间”的历史意义

乡建工作者尤其是他们的领袖一方面特别强调农民成为其主力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要想取得成功，仅有农民成为主力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外来的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与农民结合，起提倡、辅导和推动乡村建设的作用。晏阳初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有了乡村人为解决问题的主力就够了吗？不够！单是乡村人解决不了乡村问题，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地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们不能了解认识……所以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们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83]因此，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取得过硕士、博士学位的归国留学生，或是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专家学者，抛弃了城市的优厚工作和生活条件，来到各方面都比较艰苦的农村，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仅以平教会为例。1926年到定县的工作人员是66人，以后随着平教会在定县工作的开展而年年增长，1928年，82人；1929年，204人；1932年，224人；到1935年时达到500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仅其研究部和训练部培养的学生，留在实验区工作的就有近千人之多。

毋庸否认，在这成百上千人之中，正如有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有个别或一小部分人投身乡村建设运动，或是因生活所迫，在城市找不到称心的工作，暂以乡建为栖身之所；或是沽名钓誉，想投机取巧。但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理想”，[84]真心实意地想为农民做一点好事。有一位叫徐宝谦的乡建工作者在谈到“深入民间”的问题时就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几千年以来，既然犯了欺压民众的大罪过，现在自然应该忏悔，定志为他们去服务”。[85]

当然，“深入民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到并且做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首先要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使自己逐渐适应农村的艰苦环境。李景汉晚年曾回忆他初到定县时的情况：“从北京到定县现在只需要三个多小时，而那时的火车没个准钟点，要行相当长的时间，有时要二十四小时。记得我坐着敞棚车，天还下着雨，浑身湿透。火车走走停停，一天多才到。到定县后离翟城村（平教会办事处设在该村——引者注）还有三十里路，当夜宿在定县的旅店里。夜里，我虽然十分疲乏，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觉得身上奇痒难耐，我换到桌子上去睡，仍是无法入眠。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臭虫在咬。在去定县之前，我的生活一直比较优越，对农村生活并无体验。来到了定县，无异于是一个极大的变化。第二天雇了一辆大车来到翟城村，平教会在那里已开始工作，办公室宿舍设在几间破旧的草房里，条件尽管很艰苦，但是平教会的同仁们情绪都十分高涨。”[86]那时平教会工作人员和老百姓住一样的房子，只是墙壁上多开了几扇窗户，以便通风，居室内的设备也非常简陋，冬季要洗澡就得跑30多里路到县城的澡堂去洗，因此那些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时已习惯每天或隔天洗一次澡的工作人员，有时一个星期或几个星期才洗得上一次澡。后来随着定县工作的开展，平教会总会迁至定县县城内，洗澡问题才得到解决。由于生活条件过于艰苦，一些工作人员不能适应，因而做了一段时间后离开了。其次要在思想上、作风上以及学术研究的观念及方法土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和突破，使自己逐渐地适应新的工作需要。到农村工作的乡建工作者许多是大学教授或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已习惯于课堂讲授或实验室研究，不是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的，也多是归国留学生或本国大学毕业生，也早已习惯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方法。来到农村后，面对的是自己既不了解甚至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农民生活，一下子感到很难适应，有的人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寻求实际问题；有的人虽然碰到或发现了问题，但不知道如何从农民的实际生活中去研究和解决问题。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办的《乡村建设》杂志曾开辟“乡运者的话”的专栏，专门刊登乡运者的经验报告、工作写述、问题讨论、对于整个乡运或一地工作的主张或批评，及其关于国事与社会的种种意见。

尽管“深入民间”，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十分不易，甚至有不少人或因不能吃苦、过艰苦的生活，或因夫人孩子的不理解、不支持，或因不能适应乡村的工作对象和环境而离开乡建队伍（如平教会就有1/3的工作人员先后离开定县），但仍有很多乡建工作者坚持了下来，并不断有新人充实到乡建队伍之中，“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而喜悦，又为自己艰苦工作中所获得的结果（农村破产）而苦闷，他们在矛盾中生活着，工作着，斗争着”，[87]从而使定县、邹平、无锡等地的乡村建设实验工作坚持达数年或十余年之久，直到1937年因日本的侵略才被迫中止。

在“深入民间”的过程中，晏阳初、陶行知等人还提出过“农民化”的口号，要求乡村工作者从外表到思想，从衣食到语言，都要和农民保持一致。陶行知在介绍晓庄经验时就曾指出：“我们开始就立了一个信念，要化农民，须受农民化。”[88]晏阳初也强调过这个问题。他们还身体力行，为其他乡建工作者的“农民化”起表率作用。如陶行知自晓庄一开办，就脱了西装、马褂，穿起了粗布衣，打起了草鞋。有一次，江宁师范请他去演讲，他天不亮动身，徒步而去，走到镇上饥肠辘辘，便买了油条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吃。该校校长特派学生到镇头迎接，久候不至。迎接的人以为像陶先生那样颇有名气的大教授一定举止阔绰，不曾想他会身着农民衣服，和当地农民一样边走边啃油条。回到学校一看，曾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陶先生、陶教授。[89]陶行知还经常走村串户，和农民交朋友。当地农民有事也喜欢和他商量，讨个主意。无论多忙，只要农民来找他，他都热情接待，耐心听他们叙说一些琐碎小事，并且眯着眼睛笑嘻嘻地给他们以满意的回答。由于陶行知能和农民知心、交心，深得当地农民的尊敬和爱戴，农民在路旁碰见他，无论男女老幼，都要亲热地喊他一声“陶叟”（乡村土语，即“陶先生”）！晏阳初也是如此。他是最早将全家迁移到定县与农民共同生活的平教会领导人之一，也经常骑着小毛驴下乡，深入农家，和农民交朋友。在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影响下，不少乡建工作者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和农民同生活，同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有的甚至到农村安家落户。

知识分子“深入民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这首先是对传统“学而优则仕”观念的超越或否定。几千年来，文人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应试科举，以期一朝登科，拜相封侯。尽管科举制度早在1905年就已被废除，封建王朝也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成为历史，但这种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在不少人的思想中仍根深蒂固。然而和那些“自命为优秀分子的旧士大夫”相反，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深入民间”，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有的人甚至是辞官不做。如平教会卫生教育部主任陈志潜，加入平教会之前，是南京行政院卫生署公共卫生处主任。平教会干事长晏阳初曾多次谢绝当局要他出山做官的邀请，也放弃过不少发大财的机会，安心率领平教会同人身居定县，从事乡村建设实验，过着清苦、简朴的乡间生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能超越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心甘情愿地到农村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其次，知识分子“深入民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有利于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由于农村条件差，生活艰苦，城市知识分子都不愿到农村去工作，就是农村出来的大中专学生毕业后也都想方设法留在城市。其结果，一方面是城市里知识分子成堆，许多人甚至找不到事做；另一方面是农村知识分子尤其科技人才奇缺，农民急需有文化、懂科学的人去帮助。乡村建设运动中，成百上千的城市知识分子来到农村，或当民众学校的教师，为农民上课，扫除文盲；或任农民医院的医生、护士，为农民看病治病，解除他们的痛苦；或在田间地头，指导农民防病治虫，种植优良品种。他们找到了能实现自身价值的用武之地。如参加定县实验的农业工程专家刘拓博士，经过6个月的观察和反复研究实验，发明了一种经济方便、深受农民欢迎的新水车。再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的陆燮钧博士，到定县后负责家畜改良工作。为了寻找优良鸡种，他差不多走遍了全县的村村寨寨，终于在一户农民家里发现了一只好的鸡种。后来他将这只鸡种与国外鸡进行杂交，培育出了定县自己的优良鸡种。他还对猪进行同样的实验，使定县的猪种得到了改良。[90]陆燮钧博士培育出来的优良鸡种和猪种，今天仍是定县农民饲养的主要鸡种和猪种之一。[91]乡村建设运动中知识分子“深入民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所取得的成绩说明，农村确实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分子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总之，乡村建设运动中广大知识分子“深入民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其历史意义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1] 本章由郑大华撰写。

[2] 傅葆琛：《乡村教育纲要》，北平辅仁大学1934年夏令讲习会印，第16页。

[3] 《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教育宗旨研究案》，《教育杂志》第11卷第5号，1919年。

[4] 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第70页。

[5] 古楳：《乡村教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第60页。

[6]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晏阳初全集》（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第246页。

[7] 高践四：《民众教育》，商务印书馆，1934，第40—43页。

[8] 梁代院长仲华讲、晏升东笔记《本院创刊之旨趣——代发刊词》，《乡村院刊》第1卷第1期，1947年。

[9] 《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全集》（1），第257页。

[10] 《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梁漱溟全集》（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12、1013页。

[11] 《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和前瞻》，《晏阳初全集》（2），第295页。

[12] 毛应章：《定县平民教育运动考察记》，南京，1932，“自序”。

[13] 《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梁漱溟全集》（5），第1013页。

[14] 《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梁漱溟全集》（5），第1013页。

[15] 《关于出席乡村建设学会会议等经过情形的报告》，《晏阳初全集》（1），第374页。

[16] 《乡村建设实验》第1集，中华书局，1934，第6页。

[17] 《〈中国农村〉论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3，第271页。

[18] 《乡村建设实验》第1集，第198页；第2集，第138页；第3集，第306页。

[19] 甘导伯：《三年来黄巷试验区》，《教育与民众》第3卷第9、10期合刊，1932年。

[20] 屈凌汉：《祝甸乡试验区第三年》，《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第322页。

[21] 李景汉：《定县社会的各方面》，《民间》第1卷第24期，1935年。

[22] 超然、天培：《对邹平教育现状的巡视》，《乡村建设》第6卷第11期，1937年。

[23] 李景汉：《定县社会的各方面》，《民间》第1卷第24期，1935年。

[24] 童润之：《乡村民众教育机关如何促兴农业生产》，《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4期，1935年。

[25] 徐公鉴：《从挽救农村经济说到民众教育的功能》，《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5期，1934年。

[26] 《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晏阳初全集》（1），第566页。

[27] 李济东主编《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第217—222页；《定县试验区工作概略》，《晏阳初全集》（1），第411—412页。

[28]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概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编印，1934，第59页。

[29] 《江宁县政概况·建设》，江宁实验县县政府编印，1934，第62页。

[30] 童润之：《乡村民众教育机关如何促兴农业生产》，《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4期，1935年。

[31] 徐树人：《我担任邹平实验县县长的前前后后》，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103页。

[32] 童润之：《乡村民众教育机关如何促兴农业生产》，《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4期，1935年。

[33] 吴晓晨：《蚕桑衰落中的吴兴农村》，《东方杂志》第32卷第8号，1935年。

[34] 邹树文：《如何使中国农民改良农业》，《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4期，1935年。

[35] 童润之：《乡村民众教育机关如何促兴农业生产》，《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4期，1935年。

[36] 佚名：《北夏第三年》（上），《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3期，1935年。

[37] 《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第323页。

[38] 《乡村建设实验》第1集，第76—77页。

[39] 蒋杰：《乌江乡村建设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村新报社，1935，第122页。

[40] 《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第253页。

[41] 赵步霞：《北夏第二年》（上），《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6期，1935年。

[42] 柴向清：《邹平乡村建设时期的金融业》，《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第158页。

[43] 骆耕漠：《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中国农村》第1卷第2期，1934年。

[44] 狄超白：《对目前合作运动之评价》，《中国农村》第3卷第2期，1937年。

[45] 《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晏阳初全集》（1），第567页。

[46] 《梁漱溟全集》（2），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426页。

[47] 喻育之：《改进农村合作社的几点意见》，《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3期，1935年。

[48] 《乡村建设》第5卷第16、17期合刊，1936年。

[49] 千家驹：《我所见的邹平》，《中国农村》第3卷第3期，1937年。

[50] 章元善：《中国合作实际问题》，《乡村建设》第6卷第1期，1936年。

[51] 狄超白：《对目前合作运动之评价》，《中国农村》第3卷第2期，1937年。

[52] 周保儒：《推行民众教育培养民众自治能力》，《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4期，1935年。

[53] 田慕周：《我参加邹平实验县户籍工作的情况》，《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第162—166页。

[54] 周谷城：《农村社会新论》，第123—124页，转引自杨翼心《当代中国各种乡村运动在地方自治上之评价》，《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7期，1934年。

[55] 《北游所见记略》，《梁漱溟全集》（4），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897页。

[56] 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经济》第4、5期合刊，1933年。

[57] 周谷城：《农村社会新论》，第123—124页。

[58] 《定县实验区工作概略》，《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第259页。

[59] 张鸿钧：《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和镇社会实验区工作》，《乡村建设实验》第1集，第87—88页。

[60] 《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梁漱溟全集》（5），第1020页。

[61] 李景汉：《定县农村经济现状》、《农村高利贷的调查》、《定县人民出外谋生的调查》，《民间》第1卷第1、14、7期，1934年。

[62] 《晏阳初全集》（1），第200页。

[63] 转引自李紫翔《农村建设运动应有的转变》，《中国农村》第2卷第10期，1936年。

[64] 转引自余霖《乡村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农村》第2卷第1期，1936年。

[65]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2），第530页。

[66] 《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晏阳初全集》（1），第567页。

[67]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2），第530页。

[68] 许公鉴：《从挽救农村经济说到民众教育的功能》，《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5期，1934年。

[69] 《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第45页。

[70]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2），第531—532页。

[71] 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第129页。

[72] 秦柳方：《农村破产现况下民众教育应有之努力》，《教育与民众》第7卷第4期，1935年。

[73]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乡村民众教育实验工作报告》，《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第63页。

[74]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2），第516页。

[75] 《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晏阳初全集》（1），第562页。

[76] 江恒源：《徐公桥》，中华职业教育社，1929，第11页。

[77] 《梁漱溟全集》（2），第574—575、581页。

[78] 《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梁漱溟全集》（6），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873页。

[79] 《在周会上的讲话》，《晏阳初全集》（1），第232页。

[80] 孙友农：《安徽和县乌江乡村建设事业概况》，《乡村建设实验》第1集，第103页。

[81] 《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晏阳初全集》（1），第147—148、314—315页。

[82] 江恒源：《徐公桥》，第11页。

[83] 《晏阳初全集》（1），第562页。

[84] 薛暮桥：《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白区工作问题——给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国农村〉论文选》（上），第23页。

[85] 《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基础》，《乡村建设》第6卷第3期，1936年。

[86] 李景汉：《回忆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调查工作》，《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第447—448页。

[87] 薛暮桥：《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白区工作问题——给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国农村〉论文选》（上），第23页。

[88] 陶行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第一年》，《乡教丛讯》第2卷第5期，1928年。

[89] 见袁振国、张癸编著《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第105—106页。

[90] 《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晏阳初全集》（1），第156—157页。

[91] 见《邵芳致晏阳初》，《河北文史资料》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

第二十四章 寻找富强之路：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观察[1]

一 近代中国教育的演进

晚清末年，新式教育的推行，乃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希望借教育力量臻国家于富强境地，也就是想用新教育来抵制新敌国，创造新中国。[2]至此，以往被视为保守倾向，或仅是文化保存及延续机构的教育行政体系，成为对抗强权国家的利器。但是，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形成了一个只有少数人的统治阶级，及一个有绝大多数人的被统治阶级，这种“单线社会流动”的状况必须改变，才能达到御敌救国的目的。[3]严复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教育，只是造就少数御用人才。他认为西方富强的主因，在于其教育目的是“善群”，也就是要使每一位国民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4]甲午战败后，列强侵华日亟，此时知识分子惊觉西方之强不只是坚船利炮，单在器物技能上模仿西方，似乎仍难达到富强之境；真正致强之道，须在制度上求改变，而教育制度尤为根本之图，他们咸信国家兴衰系于人才的培养，而人才则出自学校教育。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改良教育思想的积极鼓吹与内外情势压迫下，清政府逐渐进行种种新教育的改革，如废止八股取士、停止科举考试、改书院为新式学堂等；迨《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乃开始建立现代化的学制系统和中央教育行政体系，使中国教育走上近代化的途程。此一“教育救国”理念，亦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普遍的信仰。

五四以后，随着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与中央威权的丧失，教育界呈现前所未有的活泼景象，过去集权中央的教育行政体系，开始承受来自地方的挑战，各地方对课程教学以至教育宗旨，均自行试验与厘订。[5]这种衍出于美式教育系统的放任教育，广受国内知识界的热烈支持，但因缺乏共同的目标，随着政局动荡不安，也产生许多流弊。1926年、1927年的教育界，甚至被形容为：好像几个逃荒的难民住在一所墙壁破漏的房子中，外面谁都可以丢块瓦片或伸只手进去；里面无论是谁亦均忙于找寻生路，只不过暂时蹲在一起。[6]在如此紊乱的情况下，学界大都渴望经由政治的统一与安定，来彻底解决沉痾已久的教育问题。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提出平民化、科学化和革命化的教育原则，正迎合了教育界的期盼。

在北伐告成之前，中国教育发展有些畸形的现象，如侧重高等教育，忽视初级教育；侧重普通教育，忽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偏重文、法、商科，轻视理、工、农、医等科；侧重男子教育，忽视女子教育；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尤以边疆教育严重不足。[7]国民政府针对这些弊端，提出因应的措施，以求“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实现。1928年5月，大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确立了三民主义教育政策。此后，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即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激发教育界要求政府调整学校教育系统，以适应战时的需要。当时，教育界议论的主题围绕“平时教育与战时教育”的异同上，进而引发学校教育系统是否值得继续维持的争议。[8]同时，为了因应抗日战争，国民党于1938年3月底到4月初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教育的基本方针与政策。其中《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共提出9大教育方针与17项实施要点，不仅规范了战时各级学校教育目标，对于学制、师资训练、课程教材、教育经费，以及留学政策与学术审议等都有具体的规定。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就曾指出，战时教育亟须解决的是“量”与“质”的问题。[9]

综合上述，观察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经清末的新式教育、民初新思潮的启迪、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以及战时教育的实施等阶段，而每一阶段所围绕的主轴都是求国家富强，即希望借由教育的发展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

事实上，教育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指标，因为教育改革所涉及的层面很广泛，举凡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均与教育保持着互动的关系。一项教育政策（措施），没有政治为后盾，缺乏财政的支持，或不为社会所需求，则难以获得重大的成效。相反，成功的教育改革，适足以反映时代环境的需要，甚至影响尔后政经和社会环境的发展走向。是以，本章即欲以“寻找富强之路”为题，进一步分析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

二 传统与西潮：清朝末年的新教育

传统中国的教育，在儒家“内圣外王”的目标下，形成一种官本位模式，教育的出路仅在于为政治服务。[10]因此古代士子求学的目的，大都为猎取功名，仕途通达；此一价值观念，不但支配士人的言行和社会思潮，而且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结构的强大力量。中国自唐宋以降，学校逐渐衰微，科举考试代之兴起，统治者亦常借科举为工具，来达成其政治上的目的。清入关后，袭取元代教育政策，以科举利禄羁縻汉族，遂行其统治驾驭。但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即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列强的侵略压迫下，无论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均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故以儒学为正宗、以经典为依归的传统教育，已无法因应重大变局，中国近代教育思想乃在西力的冲击下产生。[11]晚清中国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除了被迫放弃天朝观外，且时受割地赔款之辱，在领土、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主权都无法保持完整下，中国社会有了根本而全面的改变。因此，传统封建式的旧教育，已不能因应变迁的社会，中国似乎必须借由教育来寻找富强之路。

鸦片战败后，有识之士深知中国的确有不如外国之处，林则徐、魏源、徐继畬、姚莹等人都已经了解“查访夷情”、“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性。《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的编写，开始动摇传统中国的世界观，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更为晚清新式教育的萌芽提供了理论基础。[12]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清廷创痛尤巨，负责善后的恭亲王奕和文祥等人，深知争端之起，实由于应付不当，故今后必须讲求外交，乃议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办理外交事务。[13]此外，中国军事的失败，肇因于军器、训练不如人，故今后须以制器、练兵为首要，故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奕乃上奏折云：“夫中国之直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14]欲达此一目的，则须培养外语人才，以便妥善办理外交事务及通晓西洋技巧，清政府乃相继设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筹办广方言馆时曾云：

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浅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15]

关于积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当时已有人提出建议，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即云：

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16]

冯桂芬“采西学”、“鉴诸国”的思想，不仅成为早期新式学堂创办的基调，亦描绘出近代文化思想变革的方向和途径。因此，论者谓：冯桂芬不仅是新式学堂的思想奠基者，且是清末新学的启蒙者。[17]

观察以上诸端，皆是在外力冲击下所产生的反应，也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滥觞。但是，此一教育思想的转变并非一蹴即成，于蜕变的过程中，经常受到来自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和抵制，是以，清末教育改革的历程，可说是一个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过程，且是一缓慢的过程。传统旧教育直到甲午战败，才逐渐被新式学堂所取代。在甲午战前所筹设的新式学堂，大多偏重于外语和军事，可知注重“方言”与“军备”教育成了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潮。[18]

李鸿章等人倡导新学、兴办洋务是为了学习西方长技以制夷，彼等认为西方胜于中国的只有船坚炮利，绝不承认西洋文化优于中华文化，甚至只是为了借西法以证明中法。[19]晚清领导洋务运动者，对于西方达到富强之道，并未深入了解，殊不知工艺的发展须有科学为基础，国防建设须与政治相配合。故当时的洋务运动者，只知一味追求“西文”与“西艺”的学习，而未致力于治本之道的政教改革。[20]因此，洋务人士秉持“变器不变道”的态度，其所论新式教育，多属一艺一技之事，所设学堂毫无系统可言。他们咸信透过此一历程，即可将西方的器艺技巧，完全移植中土，实乃一厢情愿的陋见。[21]关于此时期清廷所设的新式学堂，郑观应曾有一段颇为中肯的评论：

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他如水师武备学堂，仅设于通商口岸，为数无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洋认真学习，良以上不重之故，下亦不好。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窭人子下及舆台贱役之子弟入充学生。况督理非人，教习充数，专精研习曾无一人，何得有杰出之士，成非常之才耶？[22]

晚清创办新式学堂效果不彰的原因，除了郑观应所云“督理非人，教习充数”等因素外，根本症结在于传统旧教育的束缚与保守人士的阻挠。试问科举依然举行，八股照旧考试，甚至留美的幼童还须课以《孝经》、《五经》、《国朝律例》，每逢节日且由监督召集学生宣讲《圣喻广训》，并且望着阙门行跪拜礼，在这种情况下，新式教育怎能发展？而守旧派人士也动辄以“尧舜之道”、“孔孟教义”来反对洋务，益使新式教育不能普遍推展。如监察御史张盛藻特别反对“专用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术”。[23]名重一时的理学家大学士倭仁，亦认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24]保守人士群起附和，竞相诟病新学，有志者亦懔于众论而瞻顾不前。是以，清末教育改革的另一要务，即在于“废科举”。

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施行至明清，方法更趋严密，而弊端也层出不穷，其中尤以八股取士之空洞无用，最为人所訾议，顾炎武甚至认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25]当时议论八股文之害者，更不乏其人，尤以郑观应分析最为精辟透彻，他说：

中国文士，专上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功于此者得第，不功于此者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字字之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义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怀柔远人乎？不能也。[26]

明清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确实使聪明智巧之士，消磨于时文、试帖、楷书等无用之事。自鸦片战败后，外患纷至沓来，有识之士纷纷讲求富国强邦之策和经世致用之学，改革科举之声随之四起。魏源曾提议增设水师科云：

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电、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雨沙线，能枪炮有准者，为武行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27]

但是，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新式学堂，却因为朝廷用人进取之途不在于此，而无法吸引士大夫进学堂学习洋务。是以，1874年李鸿章奏请增设算学科；1875年，礼部也奏请开设算学科，以奖掖精通算学者；1884年总理衙门会议以算学取士。[28]至此，清廷终于改革科考内容，增列算学科取士之举，可视为晚清废科举的第一步，而其加速的催化剂便是甲午战争。

甲午战败，外侮日亟，变法思潮高涨，在教育上要求废止科举，广置学校。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曾云：“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29]梁启超也认为：“变法之根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30]盖变法讲求富强之道，而八股取士禁锢士人智慧，其害使天下无才，已无法让清廷振衰起敝。张之洞《劝学篇》进一步提道：

科举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生。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徼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之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习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31]

八股取士不仅无法为国家扶危御侮，梁启超甚且认为，民之愚、国之弱皆由于此。[32]是以，戊戌变法人士的第一要务便是要废八股。1898年4月，康有为奏请废八股改试策论，冀养人才，以为国用。[33]同时，梁启超等人“公车上书”也吁请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34]停止八股取士，是在科举制度不能骤废时的渐进措施，若欲尽弃科举，必先广设学校，务使人才皆由学校出。为了广设学校，1898年5月光绪颁布上谕，将各省书院改建为学堂，是为变科举的先声；9月，因戊戌政变，遂停止各省书院改建学堂之议。[35]戊戌政变使废科举昙花一现，八股取士复苏，直到庚子事变后，废科举之声再起。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给清廷带来巨大的创痛，改革之议再起。两广总督陶模、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安徽巡抚王之春、江西巡抚李兴锐等人，奏请改革科举，递减科举取士名额，逐渐以学堂生员补充。[36]基于此，清廷乃于1901年8月再颁上谕：“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37]有学者对此评论说，此可谓能治其本，深得培养人才之道矣！[38]

事实上，检核各省实况，则大多不奉行，即1901年令谕改书院为学堂颁布后，传统教育仍在观望。[39]晚清科考制度几经改革，未能尽废，致使新教育难以推展。《东方杂志》刊文即明确指出：“科举之毒我中国人者，千有数百年。中国人之迷焉为之，抛弃其真学术，消尽其良性质，而从事于迂腐无用之学，蒙蒙混混，以致有今日之辱（指庚子事变）。呜乎！惨矣！”[40]鉴于“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绝无大兴之望”，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宣、湖南巡抚端方等人，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他们一致认为若能停止科举，将可以“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41]8月，清廷乃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决定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办。学者认为，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治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42]事实上，中国自隋唐起，实行1300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至此宣告终止，更是象征传统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结束。但是，新教育制度的建立，还须依赖完整教育行政机关的筹设。

清廷自19世纪中叶进行教育改革以来，一直缺乏完备的教育行政机关组织。甲午战败后中央虽设有管学大臣，但其一方面要主持京师大学堂，一方面又要管辖全国各学堂，职权混淆。1903年张之洞等奏拟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改管学大臣为总理学务大臣，大学堂另派专员负责管理。《奏定学堂章程》分学务纲要与各式学堂章程，即为近代教育新学制的确立。[43]该学制兼顾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规范完备，清末新式教育即比照此章程施行。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的目的，在使学生“上知爱国，下足立身”，以挽救国势衰微的危机。《全国学堂总要》云：

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正合三代学校选举德行道艺四者并重之意。各省兴办学堂，宜深体此意；从幼童入初等小学堂始，教员者，于讲授功课时，务须随时指导，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一切邪说诐词，严拒力斥。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以立身，始不负。[44]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使举务运动时期盲目、肤浅仿效西方，有如在旧八股外加添点洋八股的情形获得改善。《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炼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其与传统教育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和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应用，也打开了一点门径。尤其1906年清廷正式成立学部，开始有了统辖全国教育行政的正式机关，新式教育的行政制度乃告完备，一定的学制、教育行政组织、教育宗旨，不但使清末教育改革渐趋完善，更奠定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基础，而有其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45]不过，清廷欲借革新教育，来挽救其国祚的目的却未达成，废科举、设学部后不到七年的时间，清朝政府即告灭亡。

三 启蒙与救亡：民国初年的新思潮

学者认为，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启蒙），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救亡），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由“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到“救亡压倒启蒙”。[46]是以，启蒙与救亡乃是民国初年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也是民初教育政策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其中，引进世界各种新思潮，在民初教育发展中最为关键。

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大都移植于外国。[47]民国初年，教育界为了达成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乃向各国取经，开始引进新思潮，俾以建设新中国。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贝乃德曾云：“就一个国家而言，要了解别的国家并不是为了好奇，而是有此必要；研究他国教育，不仅是为了认识别人，更是为了认识自己。”[48]因此，考察民初教育新思潮的引进与发展情形，不仅有助于了解近代各国教育新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也能进一步说明面对启蒙与救亡两大课题时，教育方面如何因应。

民初教育新思潮承续清末，晚清中国教育改革主要受英、美、德、法等国的影响。甲午战败后，中国始知国力远逊于日本，学习的对象由欧美转向日本。以留学生为例，清政府派遣学生去日本留学始于1896年；1898年，因日人矢野文雄倡议，御史杨深秀赞同，清政府令各省选派留日学生，并视之为一固定政策。[49]经庚子事变，变法要求日增，新政用人益切，国内新式学堂设立缓不济用，疆吏之奏新政者，莫不以派遣留学生为重。1901—1906年，留日学生增加到万余人。[50]为了鼓励留日学生，清政府规定：“凡在日本国家大学堂暨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之中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给以翰林出身”；“凡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博士文凭者，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51]在此优厚的条件下，中国的留日学生日增，故其政治、文化发展即受日本的影响，教育政策亦然。[52]

至于学校系统，民初中国以模仿美国为主，美国是在小学校（Elementary School）之上有中等学校（High School，分有Junior High School和Senior High School），中等学校之上有专门学校（College），再上有研究院（Graduate School），任何人都有均等受教育的机会。[53]美国的学校系统属于一种平等主义，而非阶级的；日本的学校系统与美国相似，明治维新的基本精神即在反对江户时代封建的阶级观念；另外在儒教自天子至庶民都可以入学学习的教育观，与佛教的平等观念等思想背景下，明治维新的学校教育彻底的民主化，不计贫富贵贱都可以送子弟到公立学校接受教育。[54]晚清教育方针与目标深受日本明治时代的影响，如重视师资养成的师范教育，张百熙等《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有“办理学堂，首重师范”一语，其目的即在达成“开民智”的理想。

此外，日本明治时代国民思想的训练，原以万世一系的皇统中心思想为最高目标，教育目的在养成忠君爱国的国民；同时，把儒家所主张的忠孝作为教育的中心内容，规定教育根本方针在于培养学生对天皇及帝国之信奉，使之成为忠君爱国、义勇奉公的顺良臣民，驱使学生肝脑涂地地拥护万世一系的天皇。日本各级学校每逢举行典礼，必须对明治天皇御像行最敬礼，并恭读《教育敕语》，甚至当学校发生火灾时，有些教员或校长为保护御像而致牺牲性命。[55]明治时代把整个教育制度都纳入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轨道，这正与清末教育改革者培养“上知爱国，下足以立身”，“出为名臣，处为名儒”人才的目标相契合。[56]

1906年，清政府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其内容更表明受日本明治维新教育制度的影响。清末明定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所谓“忠君”，折中以日本为例云：

日本之图强也，凡其国家危所系之事，皆融会其意于小学读本中，先入为主，少成若性，故人人有急公义洗国耻之志，视君心之休戚为全国之荣辱，视全国之荣辱即一己之祸福，所谓君民一体者也。

因此，清廷要以日本为师，欲将“近年之事变，圣主之忧劳，外患之所由乘，内政之所当亟，捐除忌讳，择要编辑，列入教科；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思”。[57]此乃效法日本教育所表彰之万世一系的皇统。

又如“尚武”一端，折中引日本小学校、师范学校为例，欲寓军国民主义于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中，欲救国民“饷糈之心厚而忠义之气薄，性命之虑重而国家之念轻”的弊病。[58]至于“尚公”强调道德教育，与明治教育注重修身与道德人格的养成，如出一辙。[59]至于“尚实”一端，则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60]故为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

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政府，以忠君尊孔不符共和政体与信教自由，乃删除“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而“尚公”、“尚武”、“尚实”三条，对民初教育发展仍有相当影响。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其中的“注重道德教育”、“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即清末所谓的“尚公”、“尚实”、“尚武”三端，亦是民初盛行的教育思潮。

军国民教育思潮

清同光新政期间，一切教育上的措施均以整军经武为目标，如张之洞《劝学篇》有“兵学”一篇，《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有“兵学”一门。但以当时认识所及，仅限铁甲兵器、陆海新军，尚无所谓军国民主义之思想。直到日本以军国民教育实施成果，于甲午一役打败中国，留日学生受此教育趋势影响，乃有军国民主义的主张。梁启超《新民说》云：“盖强权之世，惟能战者乃能和。”1902年，蔡锷《军国民篇》曾说：“中国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又解释何谓“军国民”云：“军者国民之负债也。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民皆宜具有之。”[61]同一年，蒋百里翻译《军国民之教育》，将军人精神教育分成爱国心、公德心、名誉心及质素与忍耐力四大纲，并订属于学校的军国民教育与属于社会的军国民教育两种方案。[62]清末革命党人亦极力鼓吹“军国民”或“尚武”的教育，其目的不仅在于抗御外侮，还含有以武力推翻封建专制的意义。[63]

1919年欧战结束，国际和平气氛弥漫，教育调查会以军国民教育不合民主本意、不合世界潮流，主张废除。但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未获正当解决，各国间又貌合神离，钩心斗角，世界和平渺不可及。教育界人士，虽讳言军国民教育，但军国民教育的内容、目标仍为教育界所承续。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军国民教育思想再度复苏，注重普及军事训练于各种学校。可见清末以来，中国只要一受刺激，军国民教育的呼声便一振。盖教育者深信学校实施军事教育，在政治上可以御外侮、定内乱；在教育上可以强身体、饬学风。

实利主义教育思潮

传统中国的儒生对农、工、商采较鄙视的态度，鸦片战争后，传统经济与生产技术的落后，已无法应付变局；尤以战败后条约的束缚，更使中国近代通商体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基于此，朝野人士乃自觉到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才不致步印度、缅甸后尘，沦为异族统治。这个经验与认识成为同光年间洋务运动的主动力。[64]因此，清末新教育实施时，即偏重与国防有关之西艺学堂的设立；甲午战后，转而日渐注重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业学堂之设立。清末钦定教育宗旨，对于“尚实”教育的教材及教学法都有具体指示，即以躬行实践为方法，开发实业为目标，使士人不仅为士，且成可农可工可商之才，以益民生而裨国计。对当时八股之余毒犹存，人尚虚伪，士习浮夸的情形，“尚实”教育，确为对症之良剂。[65]这种类型的学校教育为民初政府与教育界所倡行。实利教育提倡最力者，首推陆费逵，其《民国教育当采实利主义》一文中，说明实利主义教育不仅在开发实业，使民有智，而且可以养成人能勤俭、耐劳、自立、自营的美德，促进社会国家同时进步。[66]

民国初年的教育与实际生活相隔绝，学生受教育不能增进生活技能，反而失掉生活的能力，实利主义教育即在去除此种弊端。[67]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通过《实业教育进行计划案》；[68]1919年，北京政府教育部训令实业教育之主旨：在使学生毕业后，得应用所学，图地方生产事业之改进。今各省区实业学校所设学科、所取教材应适应地方之需要，配合地方情形，以学术助实业发达。[69]

民初职业教育，虽源于清末的“尚实”教育，但蔚为思潮的主因，则来自美国的影响。20世纪以前，教育与经济之密切关系，尚不为教育人士所了解；属于农业或工商性质之职业教育，尚不包含于国家教育制度之内。直至进入20世纪，各国政府开始支出巨额经费于职业教育时，职业学校才得纳于一种制度，对于普通教育有多少的独立性质。职业教育可能源自中世纪欧洲的“学徒制度”，近代的职业教育是伴随着近代大工业而产生，而在西方各国首先发展，它的兴起反映了大规模机器生产对劳动力在质量和数量上的新需求，最初盛行于欧洲各国，后渐推于美国。[70]

中国的职业教育思想，主要是受到美国的影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更坦言是受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影响。1915年，黄炎培曾随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参观考察，相继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对美国连续颁布的几个职业教育法案与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情形，如职工教育问题、补习方法、工厂中的效能工程师等，均有极详细的说明。黄氏并云：“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71]

自欧战爆发以后，中国教育界承续以往实利主义教育的内涵与目标，又受欧美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转而提倡职业教育。1917年5月，黄炎培等人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于上海，成立宣言中说明中国教育之最大危机在于毕业者失业，就业者所学亦不能适于用。中华职教育社的章程揭示其成立之目的在于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俾为适于生活之准备。[72]此后，中国的职业教育思想乃有一专门机构以资策励，1918年以后职业教育的目的更由“谋生”而推广至“做人”，即中华职业教育社所揭橥的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加生产能力等三大目标。[73]在中华职教社的努力下，1922年新学制颁布时，确定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上与法制上的地位。[74]但因中国内战争频仍，经济艰困，且过去职业教育与社会脱节，虽有教育人士尽力而为，仍距理想甚远。黄炎培乃于《教育与职业》撰文，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强调职业教育界须与一切教育界、职业界联络沟通，积极参加社会运动。[75]黄炎培的这一主张，让民初的实利教育由强调国家的富强，开始转向个人技能养成的关怀。

平民主义教育思潮

民初受美国影响的另一股教育思潮，即为平民主义教育思潮。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赴参议院宣布政见时，提及教育方针应分为二：普通与专门。在普通教育方面，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方面，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所谓“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即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方法。[76]这种以儿童为本位，注重个性的教育，即为民初平民主义教育的先声。1919年欧战结束，民主思想盛行，平民主义教育的要求亦告急切，适于此时，平民主义教育倡导者杜威来华讲学，经胡适、陶行知等介绍其学说，遂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股教育思潮。[77]

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主张，详见于《民本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其教育思想信念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特别重视经验与教育的关系，他曾说，教育即经验的重组或改造，以便增加经验的意义并增进尔后指导经验或控制经验的能力。有关杜威平民主义教育的内涵，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说明得最为具体，大意为：现代的世界是平民政治的世界，阶级制度根本不能成立。杜威主张平民主义教育须有两大条件，即须养成智能的个性（intellectual individuality），和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与习惯（co-operation in activity），即杜威的新教育理论，只是要打破从前的阶级教育，归到平民主义的教育。[78]所以平民主义教育，是由近代政治思想的转变而产生的。它具备了几个要件：反封建的，反阶级的，科学的，大众的。[79]平民教育思潮输入中国后，教育界受其影响至深且巨，举其荦荦大者如：1919年废除旧教育宗旨，议定“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本义；教育行政与学校行政，由中央集权制而变为地方分权制；课程编制原则改变，由平板而趋向活动且与各地方实情相配合；研究与改进教学法，注重实验；各级学校开放女禁，男女教育机会平等；教育研究盛行，许多教育刊物出版；进行教育实验，产生许多试验学校；平民主义教育推行于全国，且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组织；学生实行自治，有学生自治团体的组织，学生在校内权力加大，在校外参加政治运动。[80]

欧战结束后，风行于中国的职业教育思潮、平民主义教育思潮或科学教育思潮等均深受美国的影响。其主因乃清末以来，中央政府对教育未加重视，教育领导地位转入私人教育家之手，其中尤以留美者（大都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者）居多。[81]除了教育新思潮涌入中国外，1922年公布的新学制系统，即仿效美国学制。可知中国的教育政策，已由清末的以日为师，到了民初转而向美国学习，而中国的学制系统，从此即无重大改变。此外，从上述各种新思潮的引进中国，可知救亡与启蒙确实为此时期之重大课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后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在教育上，则从晚清重视国家富强中，开始注意个人技能养成的关怀与思考。

四 控制与建设：抗战前的党化教育

民国建立以来，北京教育部几为腐败官僚植营党私的场所；是以，国民政府建立后，乃舍教育部之名改设大学院，为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82]大学院制之精神，虽仿自法国却非全盘移植，其含有专门学术研究系用英国制，其兼重社会教育系用美国制，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系用德国制。可见大学院除了袭取法国的精神外，还撷取英、美、德诸国优良的教育制度，被视为“一个完美的教育制度”。[83]

大学院制的设立源于1922年的教育独立思潮，李石岑在《教育独立建议》一文中，主张废除中央教育部、地方教育厅，旨在使教育超乎政府管辖之外，免受政潮波及。[84]蔡元培也极力主张教育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如何可以实行超然的教育，蔡元培提出一个办法，即“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选举。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互相关系的事务”。[85]秉此理想，国民政府乃于1928年设立大学院制。但是，大学院制试行不到一年即告取消，其原因在于，与训政精神不合、学界派系倾轧、经费的困难及主持者的不合等。[86]其中与训政精神不合系为主因，其他如学界派系倾轧、教育经费困难等皆为民国教育界常有的现象。

大学院设立后，蔡元培即致力于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相继组织教育经费计划委员会，计划全国教育经费；会同财政部向国府提议保障教育经费独立；筹设教育储蓄银行、庚款兴学委员会；指拨锡箔捐及注册税充全国教育经费、附加煤油特税充中央及地方教育经费等。[87]然因当时国家财政紧张，且庚款又转拨筑路、水利及电气事业之用，教育经费要独立，实为困难；而大学院制又要求人事、立法独立，与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精神相违背。[88]教育政策制定权的冲突，使大学院终被取消，蔡元培亦以“老腐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为由，辞却本兼各职。[89]

大学院试行失败后，民族本位教育昌行，教育界对各国教育思潮仍积极倡导，如《教育研究》于第22期（1930年10月）出版“欧美新教育运动专号”，《教育杂志》亦于第22卷第6、7两期（1930年6、7月）出版“现代世界教育专号（上、下）”，庄泽宣亦相继出版《各国教育比较论》、《各国教育新趋势》，常导之编著《各国教育制度》等。可见，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政策仍受各国教育思潮影响，尤以苏俄及德意等国为深。[90]

在俄、德、意等国独裁集权的教育思潮下，中国国民党亦希望根据三民主义，以养成党治下健全的国民，[91]尤其北伐完成后，在内忧外患的交迫下，更期望用“三民主义教育”来救中国。[92]此外，国民党党政要员也相继在《中央党务月刊》发表有关教育的论述，其中胡汉民于《建设与教育》一文中即论述道：

今后我们在惟一主义的民族，惟一主义的国家，惟一主义的政治之下，必不须教育独异于此惟一的主义……今后三民主义如果连在教育中，都没有肯定的惟一地位，那还说什么训导全国以求实现，推行世界以进大同！那样教育所造就的人才，有何补于训政与建设！[93]

北伐后，政治上主张“首领集权制”，[94]教育则须受三民主义指导，正是俄、德、意等国极权独裁的影响所致。可以说，抗战前的中国教育，实施了符合国民党训政的三民主义教育亦即党化教育。

抗战前国民党实施党化教育，着重于对教育的控制，引发了学界的争论。早于民国肇立时，蔡元培曾主张，在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他特别强调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的教育不同，因为君主时代的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只是用一个人主义或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的主义。民国时代的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95]为实现其超轶乎政治的民国教育，不使教育沦为一己一私或一党一派的工具，驱使受教育者迁就其主义，蔡元培特别打破政党的藩篱，请不同党派的范源濂任教育部次长。[96]

基于共和时代教育应当立在政潮之外、脱离政党而独立的理念，1922年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力陈“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及各派教会的影响”的主张，他认为，若把教育权交与政党，两党更迭时，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力量。[97]蔡元培“独立教育制度”的主张，曾于1927—1929年大学区制的试行中获得实现。但大学区制试行未及一年，中央大学区（江苏）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呈请南京国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变更大学区制。呈文中列举大学区之重大弊害有：易受政潮之牵涉；经费分配不公；行政效率之减低；学风之影响；酿成学阀把持之势力。[98]基于此，国民政府于1929年6月依据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决议，把试行两年的大学区制停止，使教育与学术打成一片的原则没有实现。[99]取消大学院改设教育部，与大学区试行的停止，使蔡元培教育独立的理想犹如昙花一现。

蔡元培所谓超轶政治的共和时代教育，确实是难以实现的理想，正如周谷城在《教育杂志》撰文指出，教育无时无处不与政治相关，解决中国教育上的几种病态，必须运用政治力量始能奏效，教育问题，必须政治问题彻底解决时，始能有彻底之解决。[100]抗战前国民党基于党治和训政的需要，尤须控制教育，作为宣传的重要工具。在广州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致函广东大学校长邹鲁称：本会决议凡教育机关人员及学校教职员均须一律入党，请贵校长查照。该决议并规定：所有广州市教育局职员，均劝令一个月内加入本党，逾期不入者须提出正当理由。如有决意反对本党主义者，应分别撤换停职。广州国民政府亟思控制教育，谋使“学校为整个的党部，教育为整个党务，师生为整个党团”。[101]

几乎同一时间，主张国家主义教育的余家菊、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39人也正式成立国家教育协会，以拥护国权、发扬国光、陶铸国魂、燮和国民为宗旨。国家主义教育者认为，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教育是一种“国家事业”，教育是一种国家工具，教育是一种国家制度。所以必须养成以国家为前提的爱国国民教育，建设教育的国家制度，才能运用教育的国家工具，完成教育的国家职能，保持教育的国家主权。[102]1923年，余家菊、李璜合著《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使国家主义教育，受到教育界的注意；五卅惨案后，国家主义教育更是风靡了整个中国教育界。[103]但是，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国家主义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前身，又违反国民党党治原则，遂遭到国民政府的压制和禁止。但余家菊等人依旧坚持国家主义教育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北伐前后，除了国家主义派反对党化教育外，1925年1月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被北京执政政府教育部免职，因汪精卫、吴稚晖的介入，也曾引起一场反对党化教育的风潮。东南大学教授发表通告云：“教育之不应为政潮所左右，中外公认，今偶因政治上之得势，实行党化教育之运动，是则从事教育者失其自由，不党者无以自存，纷乱社会，摧残教育，莫此为甚。”[104]针对东南大学事件，陶知行也发表《国家教育与党化运动》一文，认为：“教育是国家万年之计应当超然，应当纯粹，应当除去政党的色彩，应当保持独立的精神，全体国民党人与非党人，都应当站在教育精神独立的旗帜之下”。[105]

陶文引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批驳，1月26日该报刊登《党化教育的意义》一文，称国民党的运动是全民运动，党化的目标，不单在教育；是民众的场所，就是国民党征求同志的场所。国民党主张党化各阶级民众。[106]针对《民国日报》的批驳，陶知行于29日又发表《一封致国民党机关报的公开信》，特别强调赞成用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方法，去宣传党纲政见，入党与否，一听人民自决，但不能用勉强的方法，去逼迫不受同化的人。[107]张奚若则在《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一文中，直指郭秉文被免职，纯是因为郭本身的种种“劣迹”，如推翻评议会、取消工科、擅改校章、联合齐燮元等，与一般人所谓的“党化”无关。[108]

郭秉文免职案，引发1925年的东南大学学潮，正是党化教育者与江苏省教育会之间的角力，在拥郭派与反郭派的争持下，导致校外谣言不断，校内则剑拔弩张，并于3月发生东大“奇变”，胡敦复被学生饱以老拳及胁迫签具“永不就东大校长职”甘结。[109]可见，在国民党党治原则下，其势力所及，凡在政治上、教育上、社会上，均要求完全党化。任何机关团体，无不以国民党之主义是从，苟有反对国民党主义，或反对国民党主义之赞同者，似不许其存在。[110]东南大学免郭案，或许正寓含此意。

党化教育运动，虽然受到部分人士的反对，但在北伐期间仍深受各界欢迎。有学者分析其因，认为是五四时期，革命党人对新思潮的响应，落实到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充实了改组的内涵，振兴了国民党，促成了革命的再起。[111]不过，北伐期间国民党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也遭到自由主义学者的批评。1929年底，胡适针对叶楚伧《由党的力量来挽回颓风》一文，在《新月》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抨击国民党打着“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封建思想”的旗帜，党内重要人物却发表维护传统文化的思想。胡适认为，国民党的运动根本上是种极端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含有传统文化的成分。[112]事实上，国民党对传统文化与新思潮的把握，有其一定的原则。[113]对文化思想、青年学生的恶化和腐化，也均有剀切的宣示。

除了文化上保守与进取的争议外，最大的争论来自对国民党训政的质疑。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决议训政时期为6年，至1935年完成。训政，本是革命过程之一，作用在于训练人民行使政权，以便在民主政治中，能正确实行民主宪政。但若借训政为名，以求政权垄断，则难以普遍得到国人的赞成。因此三届二中全会通过训政时期规定案后，胡适马上在《新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不相信“无宪法可以训政，认为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114]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朝野已频有“提前结束训政”，“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决定颁布日期”的呼声。[115]不过，反对提前结束训政的朱经农，在参加国难会议后，则写了一篇《结束训政的时间问题》，申明其反对提前结束训政的理由，他认为：“民国十二年以前中国宪政的失败，根本原因就在民众缺乏训练”，如果希望宪政早日实现，“也应该容许政府有一些训练民众的时间”。[116]

因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与对国民党训政理论的争议，乃有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民主论者认为国难时期应行也能行民主宪政，主张开放党禁、政治统一与结束训政；独裁论者则认为为统一、建国应行专制独裁，主张武力统一、维持党禁与个人专制。[117]随着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党化教育的施行亦遭波及，引起各界的批评与质疑。

北伐期间国民党实施的党化教育，曾遭到余家菊、陈启天和陶行知等人的反对与批评。1928年，大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时，议决通过废除党化教育代以三民主义教育的议案，其实党化教育政策并未改变。在大学院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时，天津《大公报》的社评，曾针对几年来的党化教育提出抨击道：“南方近年标榜党化教育，略师苏俄之宣传训练，而轻视学术，并有束缚思想自由之憾。”文中提及学生运动说：

承多年党化教育政策之后，欲纵之欤，则流弊已多；欲抑之欤，又自相矛盾。且即撇开过去关系与中国特殊情形，而从纯理论上解决此事，亦属不易。换言之，“学生与政治”，其关系应如何安排，方为恰当，实一难题也。吾人所见，至少愿有消极的两前提：其一，学生运动，应在不荒废学科范围之内；其二，学生思想自由，不宜束缚之。故不应以狭义的党义笼盖全体学生。易言之，应放弃过去之党化政策。[118]

周谷城在《教育界之党派观》一文中更直谓：“民族生命在过去数年并未受教育之赐，甚且反遭其恶劣影响，其最大原因乃教育界之党派是也。”[119]虽有上述反对声浪，国民政府仍于1929年3月通过《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120]国民党要员甚至认为学潮纷扰，是因为缺乏统一思想，故要继续加强党义的灌输，所谓“舍三民主义无可统一”；而反对者则认为学潮频仍，实因党化教育政策之故。针对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整顿学风令》，《大公报》于1930年12月8日发表社评云：

政治之派别分歧，引诱之法术无穷，学校在学之学生，变为政争之货品，由互争而互斗而互杀……今既整顿学风，自宜将学生运动引入正轨，速令各校学生会依据新章，如法自治，在学青年参兴党务，宜有限制……今欲整顿学风，宜将青年党员在学校之地位与参与党务之程度规定明白。

而国民政府积极实施党义教育的结果，非但不能消弭学潮，反而使得学潮愈演愈烈。马超俊乃重申：要避免青年学生受反动派或共产党“蛊惑”，只有再积极实施党义教育，并对12—18岁的青少年施以党义教育的训练，然后党的力量才能雄厚，基础才能巩固。[121]但其解决学潮的成效并不见著。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教育政策有所转向，开始强调民族主义精神教育与生产教育，希望用教育来救国等。但其一贯的党化教育政策亦因民主与独裁论战而遭到批评，任鸿隽在《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中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与党的目的在信徒的造成不同，是以党化与教育不能并立，有了党化便没教育，要教育须先取消党化。任鸿隽以为宣传党义的最好方法，是把党义放在一个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党义放在特殊位置上，使其丧失自由竞争机会，进而渐渐失去向上改进的本能。所以国民政府应该对全国教育负责，它的义务应该先发展教育，再谈党义。[122]

任鸿隽在训政时期党治原则下，直接论述党义教育政策的错误与完全失败，真可谓“大胆”。在《再论党义教育》一文中任鸿隽借答复范云龙疑问重申：根据党义教育的事实，党义教育已完全失败。[123]而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徐炳昶，更在《独立评论》连续发表六篇《教育罪言》，从学生受课情形及成绩、学校管理、功课的编制、学校经费的支配等方面论述，除了对1928年以来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提出检讨外，也反映出当时教育界的种种病态。[124]

不过，抗战前的教育也有较为长足的进步，其具体的建设约有下列几方面。

一是国民自治能力的培养。在训政时期，首先必须训练民众运用政权，厉行地方自治，也就是要培养国民的自治能力，这是抗战前三民主义教育所达成的第一个目标。要培养国民自治能力，必先扫除全国近3.2亿人口的文盲，为此，国民政府分别从民众教育和普及义务教育着手。在民众教育方面，其积极方法在广设民众学校以及推行识字运动。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办法大纲》，规定全国超过义务教育年龄之失学民众，在6年期限内应一律入民众学校。[125]其实施的结果，据教育部统计，1936—1937年扫除文盲总数，当在2000万人以上。[126]又根据傅葆琛的估计，当时办理民众教育一年，约可减少文盲13.5%。[127]因此，在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报告书中，对中国教育感到最满意的便是“成人教育”。[128]而实施民众失学补习教育，不但能扫除文盲，也能劝诱成人使其子女接受较良好的教育，并感化成人使之赞助教育运动的推广，对于国民自治能力的培养，确有莫大帮助。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鉴于国家财政无法负荷过巨的经费，国民政府采用二部制，使一校可抵两校使用，在学校数增加率只有50.71%的情况下，学生增长率达到106.76%。若以学童占全国学龄儿童百分比而论，则从1929年的17.10%增加至1936年的37.17%。[129]这都是抗战前10年，国民政府在国事蜩螗之际，仍致力于培养国民自治能力的明证。

二是国民生产技能的训练。传统中国教育过度侧重文字教育而轻视实用教育，使文法科学生过剩。如前所述，民国成立后，教育界为厚植国家的物质基础，虽不再使用实业教育之名，却转而提倡职业教育，以唤起政府更自觉地发展与国家物质建设息息相关的课程及学校类型。

抗战前中国正面临生产落后、经济枯竭的危机，亟须实科人才以从事国家建设和改善民生。国民政府为致力于国民生产能力的训练，曾下令各小学多注意生产教育；各中等学校多提倡职业训练，并广设职业学校；高等教育则着重于实用课程，并限制招收文科新生人数。例如“高级中学分设普通、师范、农业、工业、商业、家事各科”。此外，高等教育必须注重与国家物质建设相关的实用科学，大学教育也注重实用科学之原则，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商医各学院之一。[130]其目的在纠正以往过分偏重文法政科之弊。经过10年的努力，中等职业学校由1928年的149所，至1936年已达494所，学生人数亦达5.6万余人。高等教育，自1935年度起，实类新生已超越文类新生。而出国留学生人数中，实科人数比例亦从1929年的36.08%，至1937年增至62.30%。[131]可知战前国民政府坚持推展生产教育，积极训练国民生产技能，提供了日后八年抗战期间，从事各项建设所需的人才。

三是国家民族意识的恢复。中国自鸦片战以争以降，帝国主义侵略，纷至沓来，使中国濒临灭亡的边缘，种种应运而生的教育思想，无不直接或间接以复兴民族为目的。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为恢复民族自信心，达到完全的民族独立，特别提倡民族精神教育。尤其自九一八事变后，为挽救国难，国民政府分别从军事教育、体育训练、国语文教育以及国民道德教育等方向努力，一方面加强推行军事教育配合体育训练，以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操；另一方面积极推展国语文教育并佐以国民道德教育，以促进民族同化与恢复民族地位。国民政府经过10年的努力，不但培育了国民精神战力，并且奠定后来对日长期抗战的基础。

四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努力。国民政府除积极推广普及教育，以增进教育机会均等外，又特别重视女子教育与边疆教育，尤其是职业学校的推广，1922年女学生占全部学生人数的7.13%，1929年增至26.27%，人数由1452人增为7003人。而全国大学女生占全部学生人数的比例，由1928年的8.59%，到1936年增为15.21%，人数由1485人激增至6375人。此外，为了发展边疆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0年筹备成立蒙藏教育司，专辖蒙藏教育事宜，并颁行《待遇蒙藏学生章程》，优惠蒙藏学生受学。尔后《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使新疆、西康、宁夏、青海、甘肃等边地，亦适用该优惠待遇。在国民政府发展边地教育方针下，至抗战初期边疆小学计有3374所，对边地儿童基础教育的养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却也是边疆民族逐渐中央化的具体呈现。

五是教育权的统一与划分。抗战前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力求实践三民主义教育宗旨。鉴于清末以来，国家教育行政因学制的屡次变动、教育法令的颁而不行、教育事权的不统一等因素，呈现颇为紊乱的现象，为使三民主义教育政策能具体可行，国民政府亦整顿相关的教育行政问题。在教育权的统一与划分方面，国民政府为了强化国家教育权的统一，首先便赓续了民国初年教育界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相继制定了《私立学校立案规程》、《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私立中等学校及小学立案条例》、《私立学校规程》以及《取缔宗教团体私立各学校办法》等法令，以规范教会学校，使其纳入中国教育体制。在国民政府或令停止招生、或令饬停办、或令封闭学校等措施下，国家教育权逐渐统一。其次，有关教育行政事权的划分，鉴于北洋政府放任主义的流弊，国民政府拟采用集权中央的原则，以配合训政时期党治的遂行；但因中国幅员辽廓，教育行政事权采用集权制度，每因中央与地方隔阂而发生扞格不入情事，为谋因地制宜，以促进教育的进行，乃改采中央与地方合作的“均权制度”，使教育能适应各地方需要，又不失整齐划一的要求。[132]

六是教育经费与人事安定。抗战前国民政府实施三民主义教育政策能有较受肯定的成效，除了对相关教育行政问题的整顿与改革外，还有两项因素：一是人事的安定；二是经费问题的解决。就人事安定而言，民国建立至北伐统一前（1928年），中央教育长官共经历44人次，平均每年要更换2.75位教育总长。而抗战前10年，中央教育长官共经历10人次，平均每年只要更换1位，尤其后5年教育部部长为王世杰，连政务次长（段锡朋）、常务次长（钱昌照）也没有更换。人事的稳定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其决定性的影响。再就教育经费而言，抗战前10年来，岁出教育文化费虽只占中央岁出总额的5%左右，但其经费额由1931年的18658536元至1936年增至44339962元，增长率高达238%。且因中央与地方教育经费的筹措与分配得宜，几乎从未发生拖欠教费情事。基于上述，教育行政稳定，教育经费不拖欠，教授生活安定，为民国成立以来20余年所仅见。因此，抗战前10年，虽然党化教育引发各界争议，仍然被誉为“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133]

五 坚持与对抗：战时教育及其争论

1935年底，华北局势危急，国势日蹙；翌年1月，国民政府宣布《国难时期教育宗旨》，强调拥护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并尽力实施切合国难时期需要之教育，即着重于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教育方针。[134]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8月27日，教育部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再度重申维持正规教育的意旨。[135]

1938年4月，国民党于武昌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抗战建国纲领》时，有关教育方面提出4项纲领，分别是：（1）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2）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之需要；（3）注重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4）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基于此，国民党乃提出战时各级教育方案纲要，规定9大教育方针17项实施要点。其中9大教育实施方针分别为：（1）三育并重；（2）文武合一；（3）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4）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5）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6）对于吾国固有文化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7）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8）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加以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国情；（9）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136]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与方针，主要就是根据上述方案实施，亦即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教育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教育该如何因应，舆论主张着重在培养民族的力量，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纠正现存的缺点，负起抗战的责任。因此，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教育该如何应变成为当务之急，尤其位处前线地区（如平津）的学校，更是当时教育行政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1937年8月11—14日，《中央日报》连载《抗战期中教育之应变措施》一文，提出了10种应变办法，分别是：（1）依人口、交通、经济、物产及文化情形，划分全国为7个学术中心区，即陕甘区、湘鄂区、四川区、滇黔区、粤桂区、京沪区和平津区等；（2）平津各大学学生，应准其免试转入其他各大学院系相同之原年级上课；（3）平津各国立大学，如因事实之需要，得行合并，托一二私立大学代办；（4）平津各国立大学，本学期停止上课，统迁至内地合并设立；（5）大学教授可自动成立研究团体，分组商讨金融、外交、交通、工业、粮食、治安及文艺等与作战有关之各种问题，以贡献结论于政府，或实际参加工作，或自行发展，以期集思广益，充实抗战之力量；（6）平津区域及其他作战区域之中小学，暂维现状，其学生欲转学，与教职员之欲辞职者，悉听自由；（7）全国各地中小学，其因学生人数骤增者，采用半日制以资补救，其余学校之教材分量与教学时期，概缩减1/5—1/3；（8）中小学教员与高年级学生，均于课暇受短期训练以便参加后方工作，且宜为有组织有团体的活动；（9）大学学生成立后方团体，或参加当地其他民众团体，担任救护、慰劳、运输、维持秩序、调查户口、清除汉奸等工作，其四五年级学生，奉调时应至军政机关服役；（10）社会教育为比较接近民众之教育机关，今后应求确实利用，发挥教育之更大权益。

观察这10项应变措施的内容，可知平津地区大学的内迁与学生的安置，成为战时教育政策的重点，而负责其事者即为教育部部长陈立夫。1938年1月，陈立夫接任教育部部长，直到1944年12月去职，主持战时教育行政计7年，其任期几乎与抗日战争相终始。陈立夫晚年回忆战时主持教育行政工作时曾经提道：“在此7年之中，抚辑流亡学生，重振后方弦歌，扩展各级教育，改革并建立制度，发扬民族文化，训练并征调学生直接参加抗战工作，实在做了不少事。”[137]其中，有两项具体内容值得记述。

其一，大学的内迁与发展。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饱受日军摧残，但诚如学者所云：“各高等院校的广大师生，并没有屈从于日寇的铁蹄。他们纷纷内迁大后方，团结奋进，与神圣的反侵略战争相始终。在敌人炮火的威胁下，中国的大学教育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此时期中国大学的内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8月至1939年初，此为日军战略进攻阶段，东南沿海各大学中，除部分教会大学在英美等国保护之下，及少数大学就近迁入租界外，其余绝大多数高校迁往西南、西北，或迁往附近山区，战时维持弦歌不辍。第二阶段，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此时期英美与日本关系日趋紧张，致使上海租界与香港等地沦为日军统治，华南地区岌岌可危，许多教会大学和原迁入租界或暂时避居华东、华南山区的高等院校，乃向西南大后方迁移。第三阶段，自1944年至1945年，此一时期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和黔南战役，又使原本迁移至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地的高校，被迫再度迁往四川境内。[138]

抗战时期，中国高等院校内迁最具代表性的应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的西南联合大学。平津沦陷后，教育部命平津两地6所大学分别内迁到长沙、西安，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安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即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1937年8月成立筹备委员会，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为筹备委员，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2月，南京沦陷，华北及长江一带遭到日军步步进逼，情势异常危急，1938年1月，教育部下令长沙临大迁往昆明。2月19日，长沙临大师生开始西迁，历经68天，长途跋涉1600余公里，于4月底抵达云南昆明，这段历程被称为联大的“长征”。学者认为，从长沙到昆明的长征，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旅行团”团员的工作，而是这所大学的学风；这次长征之旅，成为苦难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表征，更是中国高等教育与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139]

西南联大到昆明之后，拥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和1个先修班，约有170余位教师、3000名学生，是战时中国最大最全面的综合性大学。易社强在撰写《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时，以100多页的篇幅来描述西南联大各学院的发展情形，对联大教授坚持学术的毅力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西南联大创造了“区域性的文艺复兴”。而西南联大对云南地区的文化教育更是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最初的文化冲突，到促进云南全省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联大确实对云南贡献巨大。[140]

其二，青年的贷金制救济。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努力维持学校系统，不仅迁移学校，还根据需要增设了学校，故学校数量不减反增，因此须以庞大的教育经费来维持，且为了救济学生使之能安心在校求学，国库得支出大笔贷金。抗日战争时期，教育经费的支出仅次于军费。[141]战时庞大的教育经费支出中，有一项对青年学生影响最巨者，即为青年的贷金制救济。1938年2月，教育部颁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11条，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救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1940年5月，教育部以学生营养不足，影响健康甚巨，乃通过《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行办法》，提高了学生膳食贷金，以保障各地学生获得营养必须条件为限。[142]1943年，教育部取消贷金制度，改为公费制。

抗战时期，大多数公立高校的青年学子，是依靠贷金和公费制度完成学业的；此外，因政府的补助，使得私立大学的学生也可以享受贷金或免收学费的优惠。战时的贷金制度，不仅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学生继续求学，并且扭转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贵族化的倾向。一些家境清寒的学生，也可以透过自身的努力，依靠政府的贷金救济享受高等教育。根据统计，战时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获得贷金或公费者，每年有5万—7万人，约占在校生的80%。[143]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回忆战时从事教育行政时，特别提道：

据统计，战时由中学以致大专学校毕业，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以完成学业者，共达十二万八千余人之多。此等皆是国家不可少之人才。凡是现在国内五十岁以上之社会中坚分子，几无人未受贷金或公费之惠。如无贷金及公费制度，不知道有多少人失学，将为国家一大损失。[144]

抗战时期，因为教育部坚持实施大专院校内迁与青年贷金救济政策，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得以继续维持、恢复与发展。不过，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也引发了两场较大规模的争论与对抗，其对战时教育发展产生了影响。兹分述如后。

一是关于平时教育与战时教育的争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国教育界曾经有一场“平时教育与战时教育异同”的论辩。随着日本侵华日亟，教育界对于现行教育系统的救国价值产生怀疑，学者甚至主张废除学校教育制度。[145]当时教育界有关这方面所发表的言论，或被归类为彻底改造派、维持原状派和调和折中派等三派，或被分为战时教育无用论、战时教育应维持原状论及战时教育应摒弃原有之正规教育而专办应付战时需要之短期训练论等。[146]

根据学者观察，可将当时教育界讨论因应战争时期的教育改革言论划分为两种：主张发展学校制度以外的教育形态作为推行战时教育的主体；主张将学校的教育内容及方式做适度调整，仍以学校制度作为战时教育的主体。[147]前者认为：“凡是中华民国国民，不分种族、不分职业、不分贫富、不分阶层、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有受战时教育的机会。”“我们过去的教育是贵族化、特殊化……大多数贫苦的子弟，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普及教育、教育平等这句话，完全成了空头支票。”[148]现行教育系统在平时已无法达成普及教育功能，其在战时校舍又遭日本摧毁情况下，更难利用学校来普及迫切需要的战时教育。因此，他们主张采用“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或工农商学兵团制度）以及“函授自修”（或自学制度）等方式，作为战时教育的方法。[149]

另一派则主张仍维持学校制度作为推行战时教育的主体，他们认为：

全面抗战，不只是就地区而言，乃是就发动全国国力而言。作战的时候，不是叫在作各项事业的人，一起停顿下来，都去当兵。全国总动员的意义，是国家作战的时候，前方的人打仗，后方的人也打仗……若是一开仗了，国内的百项事业，都告停顿，这个不叫“总动员”，这叫“总休息”。若是一开仗了，大家把本分的事都不问，勇敢地以乌合之众涌上前线，狂热地叫号奔走，反而妨碍他人的职务，这个也不叫“总动员”，这叫“乱动员”。“总休息”固然是待亡之道，“乱动员”也是必败之道。[150]

有鉴于此，此派学者主张现行的学校教育制度及措施仍须加以维持，且应就现行学校系统的组织、课程及运作方式做调整，以应当时国家之急需，其重点有：（1）学校组织的调整，着重在增设临时机构及调整修业年限；（2）相关课程科目及教材的调整，着重在删减不合时宜课程及补充战时的教材，如军训及护理等；（3）师生活动方式的调整，着重在由校内走向校外与切实把学生组织成集体的力量等。[151]

两派的争论于高等教育更为分歧，张治中与陈诚即持不同观点。张治中在一场演讲中，对着大专青年说道：际此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嘛？陈诚则把大学生喻为国宝，指出国家虽在危难之中，但青年完成学业仍然极为重要。[152]蒋介石也认为，战时教育的目的，不仅是民族存亡的需要，也是战后建国的需要。因此，国民政府确立了“维持学校系统正常运作，并对其平时教育措施作最大弹性调整的政策”，即实施“平时教育与战时教育”二元并重的政策，如陈立夫所云：“一方面固在力维教育之系统于不坠，其他方面亦在将过去之弊端，切实纠正，双方同时重要，不容偏废也。”[153]

二是昆明与重庆的对抗。抗战时期另一场对抗是指昆明西南联大与重庆中央政府的对抗，易社强认为：“外在的威胁迫使联大同仁团结一致，重庆中央政府的控制是这种胁迫势力之一。”自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后，国民政府对于各级教育，即试图实行政治控制，曾引发党化教育的论争。1935年以后，大学成为学潮的策源地，学生反对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屈膝妥协的政策，黄埔系和CC系成为追求自由的大学的死对头，并强力反对陈果夫于战前停办10年文法科的提议。[154]延续此一历史脉络，抗战时期的重庆政府及其教育部（部长即为CC系的陈立夫），仍试图透过课程标准化，尤其是训育、军训等课程的实施，再由学校三大行政机构之一的训导处（另两个为教务处和总务处）来达到控制的目的。

在课程标准方面，1938年2月，教育部把大学课程加以整理，并定整理原则如下：（1）统一标准，不许各校自行规定，先从规定必修科目入手，选科暂不完全确定，以其与国家文化及建设之政策相吻合。（2）注重基本训练，分系不得过早，对于一般学术的基本训练，必须深厚以便深造；将文、理、化各最基本学科，如国文、外国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定为共同必修科。（3）注重精要科目，力避过去庞杂繁琐的弊病，使青年得到一门专长。[155]9月，大学课程会议中通过了统一的院校课程表，教育部随即颁布，规定所有大学照此执行。1939年6月，教育部就文、理、法、商四个学院再度召开课程会议，删减了大批课程。教育部的这些措施使大学课程职业化倾向更为明显，乃引发了学界的质疑，梅贻琦就曾直言，大学教育“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并敬告蒋介石、陈立夫，教育部为了实用而牺牲人文学科的做法是错误的，要求政府允许学校执行这些规章时有“回旋之自由”。[156]

除了课程表标准化的对抗外，西南联大学生对于毕业统一会考制度亦持反对的态度，1939年、1940年这两年的毕业统一会考中，联大是唯一一所学生拒绝参加考试的学校；教育部乃要挟拒发给毕业证书，但联大依然不为所动，最后教育部让步，只要求联大学生参加毕业会考，可自动全部及格且联大不用上报成绩。但自1941年度起，联大依然不理会教育部的毕业会考制度。再者，联大学生对训育、军训等课程也持反对态度。教育部规定必修的训育课，其实是延续抗战前的党化教育，这一官方宣传灌输的教育观，恰好与联大重视学术自由的理念相悖。西南联大虽然被迫开设三民主义课程，但是选读同学不多，其实际效果有限。军训课程亦然，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子坚对联大军训课的评语为：“一个笑柄”。

联大对于教育部的最大对抗是“训导与控制”。大学训导处的主要职责，在于控制学生思想和行动，同时配合党和政府开展工作，即训导处的任务是“学生思想之训导”、“社会服务之策划”、“学生团体登记与指导”，以及“军事管理之监督”；尤其在发放贷金与奖学金方面，训导处握有重大权限，同时还负责登记、审核学生社团及活动。不过，联大的训导处虽然对学生社团活动的管理毫不放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很有分寸的，而且几乎找不到用经济权惩罚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例。[157]揆其原因，一为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完全不是儒家式的家长权威拥护者，更重要的因素则为联大的自由学风，足以对抗来自重庆教育部的层层压力。基于上述，在昆明与重庆的对抗中，昆明较处于上风，重庆教育部的管辖权似乎不及昆明的联大。

吾人观察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从清末新式教育的实施、民初新思潮的引进、抗战前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到抗战时期的战时教育方案等，每一个阶段都环绕着一个主轴，就是如何透过教育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教育，成为执政者迈向富强的锁钥。但是，近百年中国教育的改革，似乎都只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某种目的。清末为了因应外力，盲目仿效西方设立的新式学堂，北伐前后为了扫除革命障碍，所积极灌输的党义，战前所实施的三民主义教育，在在都只是与政治结合，专为政治服务。近百年中国的教育迷思于追求国家富强，却欠缺以教育为主体的思考，教育自主地位被抹煞，而沦为政治的工具。其因应内外情势演变，而决定教育改革，容易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窘境。

观察近百年中国教育发展，可以说，惟有教育独立自主地位获得保障，教育事业才有前途可言。

[1] 本章由陈进金撰写。

[2] 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第25—27页。

[3] 李弘祺：《公正、平等与开放》，载氏著《宋代教育散论》，东升出版公司，1980，第33页。

[4] 振甫：《严复的中西文化观》，《东方杂志》第34卷第1期，1937年，第295页。

[5] 舒新城：《中国教育建设方针》，《教育杂志》第20卷第5期，1928年，总第31205—31211页。

[6] 刘熏宇：《中国教育的危机》，《教育杂志》第19卷第1期，1927年，总第28947页。

[7]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东华书局，1983，第484页。

[8] 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0）》，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第345页。

[9] 陈立夫：《战时教育行政回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第10—12页；《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第242页。

[10] 高瑞泉：《民族思维定势与传统教育模式》，载丁钢主编《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34—35页。

[11] 苏云峰：《近代中国教育思想之演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期，1981年，第1—5页。

[12] 乐正：《从学堂看清末新学的兴起》，载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华书局，1989，第151—152页。

[13]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第112页。

[1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册，国风出版社影印版，1963，总第1127页。

[15] 李鸿章：《李文忠公集·奏稿》卷3，第11—13页。

[16]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人民出版社，1953，第28页。

[17] 乐正：《从学堂看清末新学的兴起》，载《中国近代文化问题》，第153页。

[18]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第557页。

[19] 〔日〕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思想研究》，林明德、黄福庆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第8页。

[20]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第80—82页。

[21] 瞿立鹤：《清末教育思潮》，中国学术著作协会，1971，第86—87页。

[22] 郑观应：《西学》，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1册，文海出版社，1966，第33—35页。

[23]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中云：“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1，第28—29页。

[24]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倭仁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38页。

[25]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16卷，转引自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台湾学生书局，1982，第268页。

[26] 郑观应：《盛事危言》，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第9页。

[27] 魏源：《海国图志》，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料》第1辑（下），第1页。

[28]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光绪元年正月礼部奏请考试算学折》、《光绪十三年十月总理衙门会议算学取士》，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第17、18—20、29—30页。

[29] 严复：《救亡决论》，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第38页。

[30]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3，文海出版社，1964，第177页。

[31] 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6册，文海出版社，1963，总第3735页。

[32]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1，第52页。

[33]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第75—79页。

[34]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第79—82页。

[35]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7页。

[36]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第117—126页。

[37] 《清德宗（光绪）皇帝实录》卷486，华联书局，1964，第2页。

[38]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中华书局，1934，第236页。

[39]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第402页；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中国出版社，1973，第37—40页。

[40] 《论科举误人之深》，《东方杂志》第1卷第8期，190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版，总第1890—1892页。

[41] 《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册，中华书局，1933，第124—128页。

[42]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8—9页。

[43] 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篇》，文海出版社，1976，第208—408页。

[44] 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篇》，第209页。

[45]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143—151页。

[46]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氏著《中国现代史想史论》，三民书局，1996，第3—46页。

[47] James S.Coleman，Education and Ploitical Development（New Jersey：Prins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5.

[48] George Z.F.Bereday，Comparative Method in Education（New York：Halt，Rinhart & Winston，Inc.，1964），p.5，转引自吕俊甫《美国教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第1页。

[49]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21—24页。

[50]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46—47页。张之洞认为游学日本有五大优点：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中东（日）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参阅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6册，总第3726—3727页。

[51] 《约章成案汇览》第32卷（上），转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180—181页。

[52] Sally Borthwick，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Era（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1983），pp.66-68.

[53] 常导之：《各国教育制度》下卷，中华书局，1936，第181—182页。

[54] 吉田熊次：《近代日本教育之文化史的考察》，陈竺同译，《教育杂志》第22卷第12期，1930年，总第35978页。

[55] 金嵘轩：《现代日本教育思想的变迁和派别》，《教育杂志》第22卷第7期，1930年，总第35255页。

[56] Sally Borthwick，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Era，pp.65-86.

[57]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18页。

[58]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20页。

[59] 孙百刚：《近六十年来日本教育之演进及其学制之研究》，第51—52页；《日俄战争与日本修身教育》，《教育杂志》第1卷第1期，1909年，总第00081页。

[60]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20页。

[61] 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艺文印书馆影印版，1966，第80—81页。

[62] 百里：《军国民之教育》，《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第35—40页。属于学校的军国民教育方案，最重要的是扩充教育于学校，使军队与学校联络，变学校为军队；属于社会的军国民教育方案，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军队化，社会风俗勤苦化，并以新闻、演剧、美术等引起国民激昂慷慨的精神。

[63] 如庚子事变后，留日学生曾组织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留日学生又组成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操练，准备开往东北；又如革命党人蔡元培、章太炎等在爱国学社，秋瑾、徐锡麟等在大通学校，都利用学校学习军操、组织义勇军，从事革命活动。

[64] 王业键：《传统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思与言》第15卷第5期，1978年，第1页。

[65] 孙百刚：《各国教育制度及概况》，附录2，第31页。

[66] 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第341—342页。

[67] 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庄俞：《采用实用主义》，《教育杂志》第5卷第7期，1913年，总第5639—5666、5537—5545页。这两篇文章对民初教育现状之缺失描述颇为尽致，均积极提倡实利主义以救教育之弊。

[68]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68页。

[69]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第8页。

[70] Nicholas A.Hans，Th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Policy，李之鶠译，载《各国教育政策之综合研究》，第118、123—126页。

[71] 黄炎培：《旅美随笔》，《教育杂志》第7卷第8、10、11期连载，1915年，总第9081—9084、9350—9353、9481—9486页；《黄炎培君调查美国教育报告》，《教育杂志》第8卷第4、6期连载，1916年，总第10239—10246、10528—10533页。

[72] 许汉三：《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38页；《教育杂志》第9卷第7期，1917年，总第12304页。

[73] 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第349—350页。

[74] 1922年中国颁布新学制系统，对职业教育的设计为：初等教育规定：小学课程得于较高年级斟酌地方情形，增置职业准备之教育，初级小学修了后，得以相当年期之补习教育，对于年长失学者宜设补习学校。中等教育规定：初级中学施行普通教育，但得视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高级中学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单设一科或兼设数科，依旧制设立之甲种实业学校酌改为职业学校或高级中学农工商等科；各地方得设中等程度之补习学校或补习科，其补习之种类及年限视地方情形定之；职业学校之期限及程度得酌量各地方实际需要情形定之，依旧制设立之乙种实业学校酌改为职业学校，收受高级小学毕业生，但依地方情形亦得收受相当年龄之初级小学毕业生。高等教育规定：因学科及地方特别情形得设专门学校，高级中学毕业生入之，修业年限三年以上。年限与大学同者，待遇亦同。依旧制设立之专门学校应于相当时期内，提高程度，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大学校及专门学校得附设专修科，修业年限不等，凡志愿修习某种学术或职业而有相当程度者入之。参阅《教育杂志》第14卷第10期，1922年，总第20619—20621页。

[75] 许汉三：《黄炎培年谱》，第66页。

[76] 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上册，第312、329页。

[77] 陈启天：《近代中国教育史》，中华书局，1969，第208页。

[78] 陈启天：《近代中国教育史》，第209—210页。

[79] 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第361页。

[80] 陈启天：《近代中国教育史》，第210页。

[81] Y.C.W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梅寅生译，载《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久大文化公司，1991，第67页。此期民间教育团体的领导者以留美者居多。

[82] 蔡元培：《〈大学院公报〉发刊词》，《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1928年，第11—13页。

[83] 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第94—95页。

[84] 《教育杂志》第14卷第2期，1922年，总第19365—19373页。

[85] 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上册，第587、588页。

[86] 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第180—195页。

[87] 《大学院之工作报告与决算》，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印，1928，第10—11页。

[88] 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第184、195—196页；Allen B.Linden，“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1927-1928，”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6，no.4（August 1968）：p.224.

[89] 《大专院校教职员任免案——大学院》，“国史馆”藏档：02000.0323.20/4050。蔡元培曾分别于1928年8月17日，9月3、15日，10月1日四次呈函国民政府辞却本兼各职（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部长、国民政府委员、政治会议委员）。

[90] 陈进金：《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国17年至26年）》，近代中国出版社，1997，第43—45页。

[91] 张九如：《党化教育下各科教学法纲要》，新时代教育社，1927，第6页。

[92] 朱家骅：《今后要加紧教育工作》（1930年11月10日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演讲词），《中央党务月刊》第29期，1930年，第226页。

[93] 胡汉民：《建设与教育》，《中央党务月刊》第15期，1929年，第248—249页。

[94] 程天放：《民主与独裁》，《中央党务月刊》第79期，1935年，第162—163页。

[95]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对于教育宗旨案之说明》，载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上册，第275、325页。

[96] 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1962年，第13—14页。

[97]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载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第587—588页。

[98] 《教育杂志》第20卷第7期，1928年，总第31597—31599页。《申报》亦报道该会说明大学区制之弊端有：一为经费分配不均，大学成畸形之发展；二为政潮起伏，各级学校均有横被牵连之危险；三为评议会之组织，侧重大学而忽视中学，且仍受校长之操纵；四为校长处长对于校务政务不能兼顾，且各校公文往往延至三月尚未批答；五为大学屡起风潮，延及中学。见《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8期，1928年，第45—48页。

[99] 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1897—1931）之中国教育》，龙门书店影印版，1969，第116页。

[100] 周谷城：《教育新论》，《教育杂志》第20卷第1期，1928年，总第30583—30596页。

[101] 《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1949）》，第95页；张九如：《三民主义教育学》，商务印书馆，1928，第72页。

[102] 陈启天：《近代中国教育史》，第212—213页。

[103] 余家菊、李璜：《国家主义的教育》，冬青出版社影印版，1974。原书付梓于1923年，多为余、李二氏在巴黎主张国家主义教育的文稿。

[104] 《时事新报》1929年1月18日，“国史馆”藏缩微卷。

[105] 陶知行：《国家教育与党化运动》，《时事新报》1925年1月19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剪报资料。陶知行，即陶行知。

[106] 《党化教育的意义》，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月26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剪报资料。

[107] 陶知行：《一封致国民党机关报的公开信》，《时事新报》1925年1月29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剪报资料。

[108] 张奚若：《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剪报资料。

[109] 吕芳上：《民国十四年的东南大学学潮》，载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册，第144—145页。

[110] 陈味凉：《中国国民党之沿革与组织》，世界书局，1927，第95页。

[111]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响应（1914—192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560页；美国学者韦慕庭（C.Martin Wilbur）称之为“国民党的再生”（Rejunvenating the Kuomintang），见C.Martin 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1923-192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8.

[112] 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3册，联经出版公司，1984，第803—804页。

[113]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第549—560页。

[114] 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795页。

[115] 陈进金：《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国17年至26年）》，第136—137页。

[116] 经农：《结束训政的时间问题》，《独立评论》第7号，1932年，第18页。

[117] 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以《独立评论》为主要战场，参阅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联经出版公司，1989，第3章。

[118] 《大公报》1928年5月22日。

[119] 《教育杂志》第20卷第7期，1928年，总第31475—31479页。

[120] 《革命文献》第76辑，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1978，第110页。

[121] 马超俊：《实施党义教育之重要》，《中央党务月刊》第32期，1931年，第683—685页。

[122] 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第10—15页。

[123] 叔永：《再论党化教育》，《独立评论》第8号，1932年，第10—12页。

[124] 徐炳昶发表的《教育罪言》，分别载于《独立评论》第25、27、30、33、34、37、38号，1932、1933年。

[125] 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下），第285—287页。各省市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情形，可参阅《各省市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计划汇编》，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1937。

[126] 《中国社会教育概况》，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1939，第2—3页。

[127] 傅葆琛：《文盲与非文盲的研究》，《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10期，转引自黄裳《文盲研究》，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1935，第34页。

[128] 《中国教育之改进——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宗青图书出版公司影印版，1990，第248页。

[129] 陈进金：《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国17年至26年）》，第191页。

[130] 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中），第483—484、586页。

[131] 陈进金：《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国17年至26年）》，第201—202、197—199页。

[132] 以上几段，分见陈进金《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国17年至26年）》，第205—219、223—224、226—232、258—275页。

[13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南天书局，1980，第670页。

[134] 《申报》1936年1月30日。

[135] 申晓云：《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236—237页。

[136] “教育部”编《教育方针与政策资料》，中央文物供应社，1951，第125页。

[137]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235页。

[138]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226、232—233页。

[139] 〔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第33—64页。

[140] 参见〔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104、161—277页。

[141]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242页；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第393页。

[142] 《教育通讯》第3期，1938年，第6—7页；第21期，1940年6月，第7页。

[143]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第261—264页。

[144]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288—289页。

[145] 《教育杂志》第25卷第1号，1935年，总第38592页。

[146] 吴景宏：《战时高等教育问题论战的总检讨》，《教育杂志》第30卷第1号，1940年，第1—12页；陈礼江：《论战时教育》，《教育通讯周刊》第7期，1938年，第1页。

[147] 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第348—349页。

[148] 李公朴：《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第16页。

[149] 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第349—360页。

[150] 《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个性》，载该书编辑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等，1976，第586—587页。

[151] 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第360—377页。

[152]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第250—252页。

[153] 陈立夫：《抗战一年来之教育》，《教育杂志》第29卷第9号，1938年，总第46431页。

[154] 〔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105—106页。有关陈果夫《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及其争论情形，可参阅陈进金《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国17年至26年）》，第363—371页。

[155] 朱子爽：《中国国民党教育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第205—206页。

[156] 〔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108—109页。

[157] 本段及以上段，分见〔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113—115、117—118页。

第二十五章 由“学战”到“思想战”：民国时期的思想与学术[1]

审视民国时期的思想与学术，首先面临“写法”的难题。如何确立相应的时段，以及所书写的具体内容，这些看似清晰的问题，皆有必要细加推敲。对此略加说明，显然是必要的。将近代中国历史区分为晚清、民国两个时段，是习见的做法，然而检讨民国时期的思想与学术，却有必要说明，打通“晚清”与“民国”这两个被“政治史”所分割的时段早已是学界努力的方向，“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见解，也产生了广泛影响。[2]基于此，多少可以从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识近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演进。梁启超与胡适针对近代中国思想演化进行分期工作，亦是结合这两个时段展开。1923年梁撰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即是将“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段时间界定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演化之“第二期”。[3]10年以后，胡适以1923年为界将现代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所指即为“从梁任公到《新青年》”这一时期。[4]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渐成共识的同时，选择怎样的视野把握近代中国思想学术的演进，也在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转型年代”成为热门话题，即展现出对此的把握，渐渐摆脱以人物与著作为重心的论述，聚焦新型传播媒介所催生的变革。[5]张灏曾揭示了，1895年至1920年前后大约25年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年代，主要变化有二：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是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6]杨国强也强调晚清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言论界”，由此“思想、学理、意见、愿望都能借助于文字而化作横议”。[7]李孝悌在研究中则贯穿了“向下视野”，展现出伴随白话报刊的成长而兴起的“阅报社”及“宣讲、讲报与演说”等活动。[8]

从更为“长程的时段”，并且基于新型传播媒介把握晚清以降思想学术的演进，是难以回避的选择。聚焦于此，或许也才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对民国时期的思想与学术略加梳理。为此，本章所选择的角度，也配合着此展开。依拙见，由“学战”到“思想战”，或可作为审视民国时期思想学术发展的切入点。研究者已揭示了，逐渐认识到中西竞争最终是一场“学战”，是晚清自觉重视这场文化竞争的体现。[9]不过，明显由“商战”发展而来的“学战”，传递的是对技艺背后之“学”的重视；“思想战”主张的浮现则上升为对社会变动的思考，其中的差异也至为明显。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思想界”构成此一时期思想学术演进的“舞台”，具体表现在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构成推动晚清社会转型的重要象征；民国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大学”（包括研究机构），也显示此一时期思想学术发展新的气象；而伴随报章、书局、大学等思想学术园地的成长，读书人的基本生活形态也因此产生重大变化，写作方式乃至谋生手段，也烙上新时代的特质。围绕着上述问题略做申论，既试图从新的视野发掘问题，也期望从新的角度认识民国时期的思想与学术。

一 由“学战”到“思想战”：“思想界”具有的象征意义

聚焦于新型传播媒介以审视近代中国思想学术的演进，旨在说明思想学术成长的环境，已迥异于往昔。实际上，新型传播媒介对推进人类社会演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早为学界所重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也成为常被引用的范例。哈贝马斯揭示了在近世西欧社会，资产阶级的报刊、俱乐部、咖啡馆等场所催生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供人们讨论和争论公众事务，报刊乃“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10]安德森则致力于探讨“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如何影响民族概念的散布与流传，阐明没有什么东西比印刷资本主义更能加快这个追寻的脚步。[11]而如何开展印刷书籍、报刊等新型传播媒介的研究，不乏研究者进行了有益尝试，构成“新文化史”重点关注的领域。受此影响，探究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中国研究的热门话题。作为新型传播媒介的报章，滥觞于晚清，到民国时期则有了新的景象。因此，首先有必要结合新型传播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略加辨析。当然，其中包含的内容甚为广泛，不是这里所能周全的，所能关注的主要是与读书人密切相关的那部分。一方面试图说明新式媒介经历晚清的发展到民国有什么新的变化，以检讨民国时期由新型传播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有怎样的特征。另一方面则试图结合读书人与此的互动，尤其是身处大学校园的读书人与之的关联，审视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呈现哪些新的特性。无论什么时候，读书人总有展现其身份意义的象征，民国时期的读书人也不例外，透过报章、书局、大学等新型传播媒介与读书人的互动，可以更好说明思想环境如何影响到对读书人的塑造。

新型传播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界”

作为新型传播媒介主要代表的“新闻纸”，是传教士带入中国的新的出版形式，由于改变了帝制时代信息传播的机制，引起种种纷争自是可以想见的。不单是形式问题，是否接受报章，往往还纠缠着所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的古训。说起来，在皇权架构下并非没有信息发布方式，只是“邸报”、“京报”等形式，作为联系上下的沟通管道，成为帝制时代权力的体现。近代报章改变这样的信息传播方式，也意味着动摇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1927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发达史》一书，即以这样的方式加以总结：“近代报纸的时质，代表舆论，古代报纸的时质，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旨的，是专为官场说话的。”[12]姚公鹤更是强调：“报纸滥觞于邸钞，邸钞原始于时政记及起居注，为专门政治上传达消息之用，与书籍自印板而后，公诸社会，其效用尤各别也。”[13]这些都揭示新型出版物对于推进社会变革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士人介入新式书局及报章之创办，肇端于晚清，新型出版物也成为“合群”的最大助力，并且与学校、学会等相配合共同构成推进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其中值得重视的是，新书出版实际与杂志发行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出版机构广泛发行杂志，杂志社也印行图书。此外，构成西方近代印刷业三大要素的石印法、铅印法、蒸汽机印刷等新式印刷技术在晚清传入中国，也构成对新式出版业的推动与促进。经历这样的洗礼，当时的读书人对于新型出版物所具有的作用，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对于民国史来说，1911年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年份，《时报》刊发的几篇文字对出版业就表达了不少期许。一篇文章提出：“今夫文野程度，全视印刷物之多寡以为衡。欧美各国近数十年内所以进步如此之速者，皆由印刷物导之先河。”“未有印刷物不发达，而文明程度可以增进者”。[14]另一篇文字则从“出版自由”立论：“文明国三大自由，出版居其一，是出版而得自由，固文明国之所应有也。”其真谛即体现在“有以表著其高尚优美之学说，发挥道德思想，阐扬政治精神，使一国士民之德行才艺，俱跃然于印刷品之行间”。[15]还有一篇文字集中说明：“书业之盛，此足以谂教育之普及与学术之振兴”，“俾其文物声名为大地所仰企也”。[16]在将出版业与“文野程度”相联系的同时，这些文字对中国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也多有检讨，反复追问“吾国每岁出版之物有几何”？

通过《时报》登载的上述文字不难看出，经历晚清的发展，对于新型传播媒介所具有的指标意义，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以辛亥年发表的言论作为开篇，正可以映射出到民国时期的发展情况。这其中，隐然已在的“思想界”将这一特质清晰地呈现出来。

“思想界”在今日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字眼，针对古代中国，就不乏“某朝（代）思想界”的提法。很显然，以往对历朝历代“思想界”的表述，皆来自后世的总结，作为汉语新词在中文世界的表述，是在晚清完成的。就其意义来说，并非无关宏旨，既和近代中国形成国家与社会新的对应关系密切关联，也体现了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求。换言之，“思想界”除与读书人的角色联系在一起，还与报章杂志、新式出版业及大学等“载体”密不可分。正是在由这些媒介所营造的“舞台”上，展现出读书人基本的生活形态。[17]

透过广义的“～～界”，或能更好把握“思想界”形成具有的特殊意义。所谓“～～界”，表达的是“社会”的含义，并构成中国社会转型的写照，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即是表达社会身份的新方式随之出现。论者注意到，通常被翻译成集团或团体的汉语新词汇“界”，如“政界”、“商界”等，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和其他事务性报道中不断出现，表明一个易于识别但外表相当松散的多中心的亚文化圈世界（界）的形成。[18]不过，这里也提示我们关注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界”的内涵，未必都很清楚。大致说来，基于社会活动领域或职业命名的“界别”，多少让人清楚其所指；关乎研究领域或体裁的“界别”，也还算比较明确。然而，所谓“思想界”（包括“学界”）其内涵却并不那么清晰，无论是以职业来指称，还是用研究领域涵盖，都显得不是那么回事；诸如“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报界”、“出版界”等的表述，也难以与“思想界”截然分开。不能简单说“思想界”即是“思想人物”活动的舞台，活跃于此的实际包括各个业别的人士（当然主要是读书人）。

重要的是表达的载体与人，“思想界”除与读书人的角色联系在一起，还与表达的“载体”密不可分，离开“出版物”，所谓“思想界”是难于把握的。高长虹在一篇文字中讨论到“出版界”，就颇有意思地谈到，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文坛”、“思想界”，仔细一考较，即可发现都是“妄言妄听”，所谓“文坛”，实则说的只是这本诗集、那本小说之类；所谓“思想界”，其实也只是几本书或几种定期刊物，“此外便什么也没有”。[19]这倒是值得重视的提示，可以换一个角度关注“思想界”如何由隐避走向前台。事实上，浮现于晚清的“思想界”，到民国以后才呈现较为清晰的图景，“思想界”作用于社会与个人的方式，有了全新面貌。

经历晚清的发展，至民初时对报刊的定位已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1912年归国后在一次演讲中，联系自己18年前之投身报业，不免感触良多：“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日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崇论闳议，家喻户晓，岂复鄙人所能望其肩背。”[20]事实亦然，就在该年12月梁创办的《庸言》杂志，即有不俗的成绩，在一通家信中梁就报告说：“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21]由此亦可推断进入民国以后的舆论环境及出版市场的情形。被尊为中国新闻界“开山祖”的徐宝璜甚至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民智开通之国的英美，有不看书者，无不看报者。新闻纸之有用于人，几若菽粟水火之不可一日无。其势力实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而上之。”[22]同时，在当时的言说中更加明确将报刊与“思想界”结合起来。郑振铎便表示：“我对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的成绩，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乐观的是定期出版物的发达，悲观的是大多数的文人，还是如此没有觉悟；中国的思想界，还是如此不长进。”[23]既如此，也有必要勾画从晚清到民国由报章所营造的“思想版图”呈现怎样的格局，以此审视报章作用于社会及个人的方式。

报刊所呈现的“思想版图”

所谓“思想版图”，指的是报章的出版与发行所呈现的空间格局。揭示这样的“思想版图”可以基于近代中国的背景了解报章出版的情况，也便于评估报章作用于社会及个人的方式。不可否认，通过报刊的发展以呈现民国时期的“思想版图”，是颇为困难的一项工作。1919年罗家伦欲批评当日中国之“杂志界”，即生发这样的感叹：“（一）中国近年来杂志太多，不能全看；（二）这班杂志，忽生忽灭，不知上年出版的今年是否继续出版。”[24]这里所道出的亦属实情，一个时期的“杂志界”已难以把握，范围扩大为民国时期，则更遭遇诸多困难。

民国肇建后中国报刊发展的情况，目前可依据的是俄罗斯人波列伏依1913年发表在海参崴《东方学院丛刊》第47辑上的中文报刊目录，该目录以1911—1912年为断，记录了中国本土和境外重要城市出版的487种中文报刊名录，其中不足200种是民国以前所出，约300种是民国初年创办。遗憾的是，这一目录长期未能被利用，对民初报刊发行情况的判断，多援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和赖光临的《七十年中国报业史》，然此二书所记录的报刊情况，远少于俄罗斯人的记录。[25]戈公振研究中国报学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自是值得重视的资料。该书援引了当时的两份资料大致给出了“报界之现状”：一是“第二届全国报界大会纪事录”载明1921年全国共有报纸1134种；一是“中外报章类纂社”调查出最近两年华文报纸之每日发行者共628种。[26]中文出版的“年鉴”，也能说明一些问题。1924年阮湘等编《第一回中国年鉴》，算得上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中文版“中国年鉴”，在“报纸”一栏，列出有“中国各地著名报纸表”。[27]这份资料也是极不完整的，有的按“省份”，有的按“城市”，这样的统计更不足取。不过，因为涉及不少小城市的资料，倒是揭示出报章在中国的流行情况。

民国时期报章的情况之所以难以把握，原因必多。不难理解的是，政治上的混乱带来的是治理上的无能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加强了对报章的管理，报章发行往往需要登记备案，《申报年鉴》主要依据这些统计资料，也大体能反映1930年代以后报章发行的情况。第一次出版之《申报年鉴》便列有“出版”一节，统计出17省7市大报261种，三日刊32种，五日刊4种，周报14种，小报32种，通信社163家。这同样是不足说明问题的数字。《年鉴》说明“本表所列各省市新闻纸、杂志种数系就业经依法核准登记者查明填制”，因此，该数字只能说明向“宣传部”登记的报章实在微不足道，官方也并未能实施有效管理。且不说那些完全没有提供资料的省市，即便提供的数字，也未必说明问题。[28]此外，尚可根据西文、日文的资料了解报章发行的情况。1923年出版的《中华年鉴》（China Year Book）根据邮政总局截止1921年12月31日的资料，得出出版报刊总计951种，另有英文杂志54种。[29]日文方面的资料，据《支那新闻一览表》说明，1926年有69个市县（云南省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统计）创立了新闻业（包括开设报馆、通讯社或设立通讯员），计有汉文报章296种，日文36种，英文27种，俄文11种，法文3种，其他文字3种，合计报刊376种，通讯社111家。[30]

毋庸讳言，上述数字并不足以完整呈现民国时期由报刊所呈现的“思想版图”。值得深思的是，报章杂志能否涵盖中国社会的“中心”与“边缘”，固然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标，能否将相关数据完整呈现，也是政府“社会控制力”的具体体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力，然而从《申报年鉴》等资料展现的情况看，对报章之管理是难以令人满意的。而且，关心报章所营造的“思想版图”，各地出版的报章自是重要的一方面，同样重要的还包括发行的情况，边陲之地是否能够接收到中心城市出版的报章，也是重要的信息。这在官方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完全没有反映，有赖通过各书局、报馆所提供的资料去复原。

总结说来，由于统计时段选择不同，对象各异，上述数字只具参考意义。这里也无意从量上全面审视民国时期报章的发展；即便数字可靠，每个报刊还存在发行时间、地点及量的区别，也难以获取对等的信息。譬如，《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与那些发行量有限，或仅出一二期的报刊相比，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相提并论，但在统计时却只能以一个计量单位计算。可以说，依据量化资料勾画民国时期报刊之“思想版图”，几乎做不到。而且，所谓“思想版图”，并非仅仅是量的概念，还包含报纸杂志所营造的空间结构，即在各地出版、发行的情况，以及从业者的情况，由这些要素勾画刊物的发展，或许才具备“思想版图”的意义。

尽管在数量上难以判明民国时期报章发展的具体情形，但勾画报刊的结构性转变，还是可能的。值得重视的正是报刊在格局上呈现的新气象。其一是新建政权的各级机关报取代前清官报大量出版（名称多由清末之“官报”而改称“公报”）。1899—1919年出版的各种“公报”113种，其中辛亥以前出版的49种，辛亥以后出版的64种。其二是承袭晚清以来的兴学潮，涌现许多教育类报刊。辛亥前后各地发行的教育期刊达到118种，其中1911年以前出版的有27种，1912—1919年创刊97种。[31]其三则是服务于政党的报刊大量出现。据调查，民初有312个政治性的党会，刊布报纸杂志也成为各政党最普遍的宣传方法。[32]上述报刊的出现，皆是因应于民国创建后的政治形势，有助于了解民国时期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版图”。

不仅如此，伴随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刊物作为主要的动员方式也颇为引人瞩目。最突出的是刊物的栏目多按“界别”来组织文章；直接以“界”作为杂志名称的，亦复不少。这是基于传达某一社会阶层的诉求，或针对特定的“阅读公众”。商务印书馆自1897年创办以后，陆续出版了不少刊物，所针对的受众，涵盖不同的社会阶层，包括性别、年龄及职业的区分，明显是针对不同的“界别”争取受众。[33]民初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八大杂志《大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学生界》、《中华妇女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儿童画报》，也醒目突出了“界”的色彩。总体来看，这其中既有针对诸如女性、学生等特定社会群体的报刊，也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佛教方面的报刊大量涌现，即为明证。至于伴随着报刊的流行，催生出诸多白话报刊，更体现出报刊深入“下层社会”的努力。凡此种种，皆说明报刊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标识，吕思勉在检讨“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的一篇文字中即言及“三十年来撼动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34]

由于报刊受创刊年限与发行范围及数量的影响甚巨，因而要通过某种方式呈现其图景，无疑是困难的。不过，通过以上的梳理，对于民国时期由报刊营造的“思想版图”，还是可以获得基本的认知，这一“思想版图”若置于地理版图，或还不足以展示报刊的“星罗棋布”，然经历晚清以后的发展，报刊已不再局限于少数大城市或沿海城市，也并非由少数社会阶层所操控。当然，若要审视民国时期由报刊所勾画的“思想版图”，当重视什么因素主导了报刊之兴起，报刊的发展又呈现了“思想界”怎样的趋向。这是接下来所要重点探讨的。

由“学战”到“思想战”

杜亚泉在1915年的一篇文字中曾集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今之时代，为思想战之时代”；并指明18世纪民权思想之普及，19世纪民族思想之发达，“波及吾国，而有辛亥之役”，因此，“吾国之思想战，盖以此为著矣”。[35]这里所说的“思想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所谓的“学战”，然而其语境与晚清却不能相提并论；“思想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被提出，无疑揭示出此一时期“思想界”颇耐人寻味的一幕，突出“思想”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构成论述的中心。

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的黄远生，在其撰写的一系列文字中，就将问题的症结引向对“思想界”的思考。还在1916年初，黄在《东方杂志》发表的《国人之公毒》一文，就明确表示“搜求公毒为救国之第一义”，而所谓“公毒”，“一言蔽之曰，思想界之笼统而已”。“中国今日之输入外国制度与学术也，一切皆以笼统主义笼统之。”在下一期《东方杂志》，黄又发表《新旧思想之冲突》一文，强调“新旧异同，其要点本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本源所在，在其思想。夫思想者，乃凡百事物所从出之原也”。[36]这里对“思想”的重要性，也表达了特别的看法。按照汪敬熙稍后的总结，自《国人之公毒》发表后，“有许多人都同声说，我们中国各种坏处的根原就是思想界，并且又说，如想改革中国，第一步就须改革思想”。[37]罗家伦在《新潮》即撰文指明政治运动当与思想运动互相促进，“我们这次运动的失败，也是由于文化运动基础太薄弱的缘故。因为思想的来源，是一切运动的原动力；没有思想未曾改变而行动可以改变的”。故此未来的文化运动当“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38]《时事新报》刊登的一篇讨论思想界两大潮流的文字更是强调：“诸君大概都知道改革社会，是要改造思想的”。不仅把“思想”之优先性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还进一步说明，思想是一切社会、政治、学术的源头，“思想变了，那学术社会政治一定跟着变”。[39]

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也在转变着论述的重心，他为《建设》杂志撰写的发刊辞，就将中国社会出现之乱象归于“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40]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孙更是深切感受到由热心青年所办之各种出版物，使社会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受此感召，孙也相信“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并肯定国民党创办《建设》、《星期评论》颇有功于“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41]可以说，“思想”之优先性，也得到行动者积极回应。廖仲恺甚至致信胡适表示：“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42]

强调“思想”的“优先性”，或可看作强调“学高于政”的传统思想模式的影响，可谓渊源有自，然而勾画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互动，却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其关键便在于报刊媒介展示了独特的作用。报刊之所以吸引各方人士投身其中，是看重这一传媒样式的作用；而既投身于报刊，则不免为其正当性加以辩护，“思想革命”话语由此流行开来，自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可以说，要解释五四时期“话语”的流行，或不能忽视报刊媒介构成读书人主要的发言平台。而且，“思想革命”的观念不仅流行于五四时期，后五四时期仍延续着同样的思路。论者提出“五四记忆”问题，内中即揭示出“思想革命”的观念如何延续下去。[43]

二 书局·报章与大学：思想学术的载体

报章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版图”，显示出报章作为制度性传播媒介重新定位了民国时期的思想学术环境，思想学术展现的舞台也因此而改变。尚需注意的是，报章作为“合群”的助力，还推动着其他媒介的整合，晚清时主要透过报章、学校、学会的整合，民国时期则更突出展现在报章与书局、大学的结合，因此，还有必要结合作为思想学术基本载体的书局、报章与大学做进一步的申论。而这一切又构成晚清以降读书人基本的生活形态，不可不察。乍看起来，报章、书局与大学自然与“学”及“学人”有着密切的关联，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结合往往还透过大学这一渠道。相应的，大学与书局、报章之结合，以及读书人游走于这些场所，也成为把握民国时期思想学术发展不可忽视的环节。

《新青年》与北京大学

大学作为思想学术的载体，在民国时期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也许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以分科为标识的现代学术，原本依赖于这样的制度性建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即揭示了，19世纪后半叶主要有三种方法促成了学科的制度化：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系统。[44]这里所要检讨的是，大学与书局、报章的结合，使民国思想界呈现出有别于晚清的图景，尤其还决定着读书人学术成果的发表机制。《新青年》的走向，即展现了一本杂志如何与北京大学结合在一起，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创办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与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结缘，是由蔡元培一手促成的。最高学府与一本杂志走到一起，本身即是耐人寻味的。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蔡是这样表示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并反复告诫学生，大学不同于专门学校，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如果欲达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另有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45]既将大学定位于“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相应的，也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北大网罗不少专心向学且学有所长之士，使其很快成为中国学术之重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独秀与《新青年》一起被带到北大，并产生了特别的回响。

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最初汇聚的主要是皖籍读书人，影响也有限。据张国焘说，《新青年》最初发行时，“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直到1917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才能在学校和书摊上买到。[46]周作人也提及，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引述他人的意见表示“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他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也就是一个普通刊物，“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新青年》1917年后有了新的气象，关键即在陈独秀当上了北大文科学长，胡适、刘半农等人进了北大，“这与北大也就发生不可分的关系了”。[47]从出版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据汪原放所忆，陈独秀1913年到上海，向汪孟邹表达了出一本杂志的想法，表示“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当时亚东正在印行《甲寅》杂志，没有力量做，于是将其介绍给群益书社。《新青年》最初每期印1000本，只发行了6号，就停刊了半年。[48]对此，陈颇为沮丧，“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49]

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也成为“敲门砖”。蔡后来回顾了这一过程，1916年冬天，还在法国的蔡元培接到教育部电，促其回国出长北大。到北京后，他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汤表示：“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蔡也有这样的看法，“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听汤君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有意思的是，对于蔡的相邀，陈独秀起初断然回绝，“因为正在办杂志”。蔡则表示：“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50]这样《新青年》也伴随陈独秀走进北大。获悉陈被任命为北大文科学长，汪原放诸人不禁议论道：“陈仲翁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好得多了，比搞一个大书店，实在好得多。”“学堂、报馆、书店都要紧，我看，学堂更要紧。”[51]这是在议论大学、报馆、书店哪个更重要，殊未料彼此之间还有关系。陈主持北大文科后发行的《新青年》第3卷，其撰稿人则几尽是北大教员和学生，《新青年》迅即成为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陈独秀也不再独自控制这一刊物，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以及周氏兄弟，成为刊物之要角。

较之晚清，民国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主要是刊物创办者往往兼有大学教授的身份，不单教授们在办刊物，许多学生也投身到刊物的创办中。《新潮》杂志发刊时，傅斯年就不无意味地表示：“北京大学之生命，已历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以其所见，“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52]张国焘也描绘了那个年代读书人之选择办刊物，差不多成为“行动的第一步”：“要救国，就要组织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都想借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53]

要完整梳理身处大学校园的读书人介入创办刊物的情况，无疑是困难的，这里可根据北大的情况略加说明。据《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提供的资料，北大之“定期出版品”（除纯属本校出版者外，与本校关系较深者亦陈列）包括《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潮》、《数理杂志》、《音乐杂志》、《绘学杂志》、《批评半月刊》、《评论之评论》，“其现在暂行停刊者为《国故》月刊、《奋斗》周刊，曾经拟议尚未实现者，有史学系之《史学杂志》与地质研究会之《地质杂志》”。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对北大师生介入创办杂志的情况可以有大致了解。由此亦不难看出，这一时期读书人的学术成绩主要体现在创办的杂志上，其他出版物实在有限，只列出“北京大学丛书”、“新潮丛书”、“世界丛书”。尽管编者解释北大师生“在外间出版者无从调查”，但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格局。[54]

对此状况北大教员也是颇有看法的。1920年北大开学典礼上胡适就表示，北大这些年总算挂着“新思潮的先驱”、“新文化中心”的招牌，但面对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面对自己在智识学问上的贫乏，应该感到惭愧；以目前整个学校两年间只能出版5期月刊、5种著作、1种译著所体现的学术水准，远没有资格谈“普及”。[55]到1922年北大25周年校庆，胡适也再三痛陈北大“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认为号称最高学府就应该有与其名声相当的具有世界性贡献的学术，但实际依旧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56]这也构成评价北大的主要基调，王世杰就表示：“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57]鲁迅则有言：“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58]皆肯定北大在思想革命方面的作用，而不及于学术。

这一状况的造成，自有其原因。除了报刊媒介自身属性催生“急就章”，最基本的是读书人所依托的“学术期刊”此时尚处萌芽中，要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逐渐成形；当时的大学对于教员的成果发表也没有明确要求。不管怎样，民国时期读书人表达的载体主要还是各种期刊。1918年张申府在一篇短文中，甚至指出“中国旧无杂志，与之不相习，故罕能利用之”。在他看来，“西土学者著作之方今古已有不同。古之学者毕一生之力，汇其所学，成一大典，以为不朽之业。今之学者学有所得，常即发为演讲，布诸杂志，以相讨论，以求增益。一二年所得，罕有刊成书册者。治一学，而欲知新，而欲与时偕进，乃非读其学之杂志不可”。[59]后来，张在一篇文字中列出了其撰写的主要文章，从这个清单便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读书人和期刊的关系是何等密切，投稿报刊构成了基本的生活形态。[60]即便是“单行本书及小册子”，也主要汇集发表于期刊的文字，我们所熟悉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便是如此。

大学教员卷入报章之创办，只是问题的一面，影响所及，社会层面所出版的诸多杂志，也同样具有鲜明的“学”的色彩，基于“分科”组织杂志的文章，也构成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创办刊物的普遍情形。《解放与改造》在一则《本刊启事》中，就说明“凡关于哲学、心理、社会、伦理、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生物、文学等著述”，“皆所欢迎”。[61]《申报年鉴》曾列出全国杂志分类统计表，由此亦可看出当时出版的杂志，较为重视“学”。[62]上海市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上海市年鉴》（1935年），也这样来总结“一年来出版界之趋势”：“杂志方面，可谓极其发达，除《东方杂志》、《新中华》、《申报月刊》、《人文》、《现代》、《文学》等著名之杂志，于编制印刷方面均有所改进外，其它各学术团体所刊行之杂志，及一般文艺刊物，纷纷出版，数量颇多。”[63]

推而论之，整个新文化运动即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蒋梦麟1932年为其所著《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撰写的引言，即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回溯民七至民十一年之间，从文字上而使吾国思想界生转变者，有《新青年》，其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鼓动，影响青年最大。其后北京之《每周评论》，上海之《星期评论》，和其它的刊物，亦不无相当之势力。”[64]时人对出版界的分析，也指出了这一点：“中国新文化的勃兴，可说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举凡革命主张的鼓吹，世界思潮的介绍，现代文学的提倡，新兴艺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展开，哲学理论的探讨……其所持的工具，莫非为报章、杂志、书籍，凡此无一不属于出版事业。”而且，“不但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其它各国也莫不如此。盖因近代印刷术的发达，差不多成了压倒其它一切的文化流传的工具，所以出版事业也成了促进文化的主要动力”。[65]

商务印书馆与读书人

作为新型传播媒介的报章走向与大学的合作，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新式书局也走向与学界的合作，我们所熟悉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正崛起于这样的背景。值得稍加补充的是，晚清以降“采西学”的诉求，新式学堂的开办，都意味着对新式出版物的需要颇为急迫，只是，尽管对新书的需求甚大，但就整个书业来说，远谈不上发达。《东方杂志》刊登的《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一文，对于中国书报发行的情况就有所检讨：“新书报纸，不能大行于中国者，其原因至为繁赜，而民智不开铁轨未通之说无当焉。抉其病根，半在社会，半在主持书报者。”[66]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一篇《敬告新书业家》的文章，就指明面对“读者的信用益失，新书的销路呆滞”，中国新书业家当“蠲除相互的意见，大家联合起来，以文化事业为前提，为中国的读书界谋一点幸福！”[67]书局与“学界”的合作，正推动着这一局面的改观，商务印书馆即是值得重点解读的例证。

茅盾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颇为感慨地表示：“在中国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68]张元济之所以能带领商务有更好发展，突出的一环正体现在努力开掘学界资源。张之所以重视与学界的合作，也是时势使然。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后，商务也受到很大冲击。1918年张在日记中就有如下记载：“拟将《东方杂志》大减。一面抵制《青年》、《进步》及其他同等之杂志，一面推广印，借以招徕广告。今日见北京大学又办有《新潮》一种。梦又言减价事，又应斟酌。”[69]可见伴随《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影响力的拓展，原来的杂志格局也被打破。除商务受到冲击，中华原来所办杂志，这个时期停刊的也不少。传言中华将杂志“停去六种”，张于是要求“通告分馆，尽力推销，勿失机会”。[70]商务所出杂志受到的冲击，直接反映在杂志的销售额从1917年的14.6万元减少到1918年11.1万元；到1919年时，积压的杂志竟有11万余册。[71]《东方杂志》受到质疑最多，“只能维持现状”的主编杜亚泉，也只有让位于陶保霖（陶死后由钱智修接任主编）。其他杂志的编辑人员也纷纷做了调整：《教育杂志》改由李石岑编辑（实际由周予同负责），《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郑振铎主持，《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也分别改为杨贤江、章锡琛编辑。

商务与读书人的沟通，很快推进到与大学的合作上。1918年7月张元济在北京期间，就不乏这方面的沟通。蔡元培来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大学教员拟就现有教科书先行改良，问商务能否接受照改，张元济当即表示：“极所欣盼，即酬报一层，将来亦应致送，虽不能丰，亦应尽所当为。”[72]第二天，张即赴北京大学会晤蔡元培、陈独秀等人，谈及不少图书出版的事，后又参加《北京大学丛书》的编译茶话会，商议已成稿之三种书的出版。蔡元培还表示，大学须办月刊，将来拟归商务印刷，张也答应了。[73]

在此过程中，张元济与学界代表性人物的联系，颇值得一说。希望胡适加入商务一事，即反映出这一点。1921年4月，高梦旦受张元济委托赴北京，力劝胡适辞去北大教职，来沪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为此，胡适也明确表示：“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74]但胡适最终婉谢了这一邀请，力荐王云五来主持。王进入商务以后，首先改组了编译所，“就编译所原设各部酌予调整，俾更合于学术分科性质。同时极力罗致国内专家学者，分别主持新设各部，或任所内编辑”。[75]张元济不单对胡适等人礼遇有加，与梁启超一方的合作，也颇为密切。1920年张在日记中写道：“任公言，拟集同志编辑新书及中学教科书。约梦旦、叔通细谈，拟拨二万元预垫版税，先行试办一年。胡适之一面，亦如此数，嘱任公不必约彼。”[76]出版之外，共学社延聘欧美学者来华讲学事，也得到商务不少支持：“所有演讲稿由敝馆出版各节，已与同人商定，均遵照尊意办理。自十年分起，每年岁助讲学社（即共学社）五千元，专为聘员来华演讲之用，三年为限，以后再另作计议。”[77]

研究者注意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期刊丛生，出版者与大学教师之间的联系趋向紧密：此时商务印书馆开始发行由高等教育机构或学术团体所编辑的杂志，从而扩展并补足了它的业务范围。”[78]确实，商务构成的“文化帝国”，最值得注意的即是其开展的出版活动，均经由通过与学界的合作而实现，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不单商务如此，中华书局崛起后，也致力于与学界的合作，1915年所发行之《大中华》杂志，就与梁启超订立三年契约，请其担任总撰述，中华书局此时还有发起时局小丛书的计划，也请梁主编。[79]可以说，读书人与书局的合作逐渐形成了差不多固定的模式，这既是书局的“生意”，也未尝不是读书人的“生意”。

三 游走于新式传播媒介：读书人的“生意经”

报章、书局与大学的整合，构成民国时期思想与学术成长的基本载体，并且，这些载体也成为晚清以降读书人新的安身立命之场所。1905年废除科举，是一段历史的终结，读书人因此受到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余英时提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部分即是基于此的考虑。[80]然而，冲击并非单向度发生，在“旧社会”瓦解之际，“新社会”也在成长中，报章媒介、新型书局以及大学的兴起，就成为读书人联系社会新的渠道，其身份的意义也可能得以重新确立。这样的角色身份，也使读书人获得新的“晋升的阶梯”；同时，“以文字谋生”，成为读书人可能的抉择。1923年《晨报副镌》刊载的一篇文字，就颇有意味地讲到了古今读书人写作之区别，作者甚至愤愤表示：“我国古哲著书，专讲究藏之名山，以待来者。窥其书之内容，不是对于学术有特别发挥，就是对于世道有针砭公用。今日则不然。社会喜讲恋爱，就千篇一律皆在作恋爱小说，并不注意人心世道的转移。社会喜谈社会主义，就报纸杂志皆言社会主义，毫不计较国家社会的经济状况。所以然者，古人著书为传世，今人著书为卖钱。”[81]对此略加分析，或有俾更好认知新型媒介的影响，也有助于检讨20世纪的读书人。

报章作为晋升的阶梯

报章所展现的民国时期的“思想版图”，已经说明报刊的影响无处不在；读报章也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至于读书人在学业养成阶段受到所读报章的影响，更有诸多例证。李欧梵尝试为五四一代做一个“集体素描”，即突出了读报章这一环节。[82]不宁唯是，在读书人的自觉中，还把创办刊物明确定位于与“国家”、“社会”发生关系之始。梁启超在一次演说中就明确表示：“鄙人最初与国家发生关系，即自经营报事始。”[83]瞿秋白也将参与组织《新社会》旬刊，视作其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84]这里也略可说明报章如何影响读书人的生活，尤其是如何构成读书人“晋升的阶梯”。

用不着特别指明，隋唐以后绵延一千多年的科考制度，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的主要管道。流动包括空间上的，也包括身份上的。民国时期读书人的成长轨迹，也显示了新式传播媒介如何使个人与社会建立关联，并仰赖此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换言之，新式传播媒介构成了读书人晋升的阶梯（当然只是阶梯之一）。只是游走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借助于报章敲开大学之门，有的则是身处大学通过创办报章与社会发生联系。

吴虞通过报章走向大学即是一典型事例。其民初那段时间的日记，将此一过程有形象的展现，昭示出那个年代的读书人，阅读报章已构成基本的生活形态。当吴虞尝试办杂志的时候，其所读杂志便起到示范作用。1914年吴与几位同道商定拟办报刊的内容，要模仿的对象是《新民丛报》，“拟仿之分政治时评、教育时评、社会时评三门也”；稍后又提出：“文学之书当以《国粹学报》学篇文篇为依据，择善而从，庶无泛滥之敝。”[85]1915年吴为自己发表的文字做了一份清单，涉及杂志有25种之多，除省内的成都、重庆等地，还远涉上海、东京。1920年的一则日记则说明其定购的杂志达12种之多。[86]这些都显示一位读书人如何通过报章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阅读报刊的过程也是选择同道的过程。凡觉得思想相近者，吴虞便致函相关编辑人员，并奉上自己的文稿，其与《甲寅》、《新青年》的关系，即由此肇端。他也希图自己的思想得播于天下，知悉其文稿将刊于《新青年》，他在日记中便写道：“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87]与《甲寅》、《新青年》的关系也成为吴虞晋升之路的重要一环。先是吴虞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将其文字依次录上，“以求印证”。陈的回信则表示：“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88]日记中这方面的例证颇多，显示出读书人与刊物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发生的。1919年吴虞在《时事新报》读到朱谦之的《新旧之相反相成》，内中提到“蜀中有吴虞先生者，好为排孔之论，实于新旧递嬗中为尤有功”。为此，吴马上将《进步》杂志所登其关于李卓吾的文字检出寄给朱。两个月后，朱谦之也自北京来函，“请作《李卓吾学记》”。[89]

通过报刊发表的文字，吴虞的影响力逐渐扩大，1917年，主持南社的柳亚子致函吴虞：“前从《民国日报》传读大著，知为今世之能倡唐风者，无任佩服”，“窃幸吾道不孤，私以入社为请，甚以先生不弃鄙陋，惠然肯来，则拔帜树帜，可以助我张目”。吴也欣然接受，“将社书填就，即以柳亚子、谢无量为绍介人”。不惟如此，因为在报刊上读其文字而致函吴虞表示敬佩之意的，既有“僻处鄂西”的陈彦徵，复有来自日本的青木正儿。其影响并不限于舆论界，北京大学的大门也为之打开。1917年其堂弟吴君毅来信言及“日前章行严、胡适之过谈，盛称兄学术思想不似多读旧书者，弟拟荐兄主讲中国文学于北京大学”。1921年夏天吴正式受聘于北大，因获得胡适等人佳评，他也不无骄傲地表示：“予之著作，在四川前数年，真有‘蜀犬吠日’的景象。近来同调虽多，而‘诧异惊奇’的人，委实还是不少。可是一到了人文荟萃的北京，简直欢迎到这种地步，足见社会文化程度上的差异了。”[90]

无论什么时候，读书人皆有展现其身份意义的象征（其他社会阶层也是如此），变化的主要是表达身份的载体。报章之于民国时期的读书人，正构成其联结社会的“中间环节”。这里并无意说明读书人依托报章形成了单一的角色身份，事实上，民国区别于晚清的主要所在，正在于投身报界的读书人，有着多重身份。重要的还在于，新式传播媒介作为“晋升的阶梯”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与此相应的，“以文字谋生”也成为读书人可能的选择。

“以文字谋生”

读书人阅读报章以及为报章撰文，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内中涉及“生意”层面的关系不可忽略。报章之经营，本有其“生意经”，促成部分读书人“卖文为生”，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环。按照陆费逵的揭示，从清末到民国，上海图书市场已逐渐形成一个通用的稿费标准，为每千字2—4元，5—6元的很少，小书坊甚至收每千字5角至1元的书稿。[91]很显然，这是伴随报业及新书出版业竞争的加剧发展而来。当文字可以卖钱渐渐成为风气，则不乏读书人将此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在包天笑、张静庐等人的回忆中，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对此略加分析，可窥见其中所发生的转变。

包天笑最初创办杂志时，还谈不到稿费一层。其最初的卖文生涯，是将翻译的两部小说售给了上海文明书局，获得100元稿费。这可不是小数字，除了到上海的旅费，还“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真是“何乐而不为”。当包天笑略有薄名，别的报章招其加入，就涉及薪资待遇问题。《时报》招其加入，给出的条件是，“每月要我写论说六篇，其余还是写小说，每月送我薪水八十元”。这还不算，后来包又接受了《小说林》的聘任，每月有40元的收入，“每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固定收入，而我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余裕吗？”“况且我还有写小说的额外收入呢”。[92]

在张静庐的自传中，有一节专门描绘“从酒保到编辑”的经历。他最初充当一家小店的“外账房”，每月薪水4块钱，约在16岁那年开始接触报刊，并进入写作的尝试阶段，刊登最多的是上海《中外日报》的副刊，却未料在天津出版的《公民日报》，居然不打招呼就刊载了其小说，当他去信质询，该报回信表示：“本报即将扩充篇幅，如先生不惮跋涉，愿聘先生为副刊编辑”，还特别说明：“因社中经费支绌，请半尽义务，月致车费四十金。”张这样描绘当时的心境：“天呀！这是做梦么？‘四十元’，这在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93]

这样的故事，实际成为民国时期读书人的常态。恽代英的日记就显示一个在校学生与报刊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成为谋生的重要手段。养家负担甚重的恽代英，向报刊投稿换取现金与赠书券，是支撑家庭生活和学习生活主要的倚靠。日记中记录了其投稿各杂志的情况，具体收益也详细登录，整个1917年，共得现洋109元，书券35元2角。[94]茅盾在回忆文章中也谈及其收入情况，从1918年末始，《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及《解放与改造》半月刊，都陆续约其写稿，这样收入自然增加不少，而在商务的月薪已增至50元，在《学生杂志》上所写稿件还不算在内，“向各处投稿的收入，平均每月也有四十元左右”。[95]

要说读书人的“生意”，最突出的还是依托于大的书局、报馆。商务在这方面可谓做得非常到位，也可谓给足了读书人体面。张元济日记中记录了不少与读书人的交往，梁启超与商务的合作，就构成改善生计的重大转机。1922年张元济在致梁启超的一通信函中写道：“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弟等之意，仍以按月致送为宜。文兴浓时，可以多做，反是则减少。”他还特别强调“千字二十元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96]1925年8月3日，梁启超在家信中提到该年收入，就说明“商务印书馆售书费两节共收到将五千元”。[97]这样的收入，自然不是小数字。梁启超未必具有代表性，但读书人依托于书局与报章却是颇为普遍情形，所谓“以文字谋生”，自也构成民国时期读书人基本的生活形态。

四 政治·思想·学术

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界”展现了民国时期读书人生活形态的一些面相，重要的还不仅是读书人建立起与报刊、新式书局密切的关联，新型传播媒介的流行还另有枢机所在，深刻影响着读书人的“话语”（discourse）。既如此，也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新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民国时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勾画民国时期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互动，也可以让我们注意到政治因素对思想学术发展的影响，成为不可忽略的问题。这里的关键便在于报刊媒介展示了独特的作用，报刊之所以吸引各方人士投身其中，是看重传媒的作用；既投身于报刊，则不免为其正当性加以辩护，“思想革命”话语由此流行开来，自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可以说，要解释五四时期“话语”的流行，不可忽略的还在于报章成为表达政治的重要工具。

“不谈政治”的选择

这里不能不提到王朝崩溃所产生的冲击，它所造成的整体性危机，民国成立后很快就反映出来。还没有从旧王朝覆灭的“震惊”中走出，热闹非凡的民主宪政很快如昙花一现。鲁迅就深有感触地说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98]鲁迅上述常被人征引的话，道出了民国成立后的景象距离人们的期望甚远。论者以“共和幻象”（phantom republic）描绘革命光辉的式微，正揭示出甫经成立的民国并未能重建社会秩序。[99]这也难怪，一个古老帝国以往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失去效应后，要在较短的时间里重建社会秩序，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即可视作读书人对政治秩序极度失望的结果。当时组织的很多团体，往往竞相标榜“不党”、不涉及“政界”，只是这样的选择无补于政治秩序的改善，也显而易见。然而，这样的政治走向于报刊的影响颇大，最初是政治热情左右着报刊之沉浮；紧接着展开的，既以新文化运动为标识，则杂志的走向也受思想文化因素的主导。

就新文化一代来说，他们之登上思想文化的舞台，祭起的便是“不谈政治”的戒约。1915年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就明确告白“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陈1916年的一篇文字，还将明中叶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区分为七期，第七期乃是指“民国宪政实行时代”，强调“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原因在于，“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并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00]胡适归国后的选择，也颇有代表性。在留学时期撰写的文章中，他就严厉批评中国留学政策偏重实业而轻视文科是“忘本而逐末”。他反诘道：“晚近革命之功，成于言论家理想家乎？抑成于工程之师机械之匠乎？”[101]这也规划了其自我角色的方向，归国以后做出相应选择，也便顺理成章：“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02]

对于“不谈政治”的标榜，需要加以辨析，这些言辞并非意味着新文化一代对政治冷漠，而是在政治与思想之间确立了新的路径。《新青年》致力于思想文化，也只是为澄清政治的迷雾；况且该杂志未必就真的“不谈政治”。于新文化一代来说，创办刊物并非意味着远离政治，而是确立了思想具有超越政治的优先性。不单是胡适标榜“二十年不谈政治”，这也代表着民初各方人士共同的见解，1913年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等聚谈时就有这样的相同感受：“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103]

可以说，“思想界”之浮出水面，由于与报章媒介密切相关，从一开始就充满“政治”的考量，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学术相标榜的读书人，尽管常常祭起“不谈政治”的戒约，还是难免卷入“思想冲突”中；更何况“思想界”也有“主义”，试图主导现实政治的发展，规划未来的方向；与之相应的，政治势力也会借重于“思想界”。凡此种种，皆说明了“思想界”与政治的关联，也意味着民国时期思想学术的发展与政治的密切关联。

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分化”以及所发生的“思想冲突”，当时即已成为问题。1920年瞿秋白注意到“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原因在于，“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104]《每周评论》附录的“新旧思想冲突平议”，更展示其中发生的激烈交锋。一篇文章就注意到“近数日来，京城思想界陡起冲突，谣诼丛生，不可捉摸”，还特别说明“新派之主张，多散见于新闻杂志之间；旧派之主张，亦但见诸书函之内”。[105]这里也揭示出在“思想冲突”中，报章杂志作为媒介实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此，展示于外界的即是“思想界”的派别之争亦越演越烈。

“我们”与“他们”：思想界的联合战线

1922年周作人在《晨报》发表的《思想界的倾向》，流露出这样的看法：“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106]胡适却以为“这种悲观的猜测，似乎错了”，尤其是“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在他看来，“现在那些‘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的人，难道真是‘思想界’中人吗？……这样的笨伯也当得起‘思想界’的雅号吗？”[107]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提法。胡适指出“思想界”并非谁都当得起，实际涉及划分“思想界”的标准问题。“思想界”既有不同思想派别的对垒，也会有思想派别之间的联合。五四时期激烈的思想交锋，就明显区分出“我们”与“他们”。

约在1921年初，也正是《新青年》杂志闹分裂的时候，胡适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给陈独秀。信中即将“我们”与“他们”的畛域悉数道出：“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108]胡适颇有些责怪陈不能区分“我们”与“他们”，足证他牢固树立了这种意识。后来鲁迅、周作人与陈源之间发生笔战，胡适也致函称：“‘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开始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子小猜疑呢？”言下之意，也努力强调“我们”“横竖是水，可以相通”。[109]

同样的，作为“他们”的一方，也透过所形成的发言台以阐明共同的主张。梁启超欧游归来后，颇有在学术上再出发之势头。《改造》出刊时，即标榜“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并明确主张：“本刊所鼓吹在使新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110]这里的要害是所谓“实际的方面”，试图划出彼此的界限。因此，尽管“东方文化派”来自对手的涂抹，但作为同一营垒，其同道与对手，在他们的言论中还是略有交代。梁漱溟就批评“所谓《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观都不能让我们满意”。[11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蒋百里致梁启超信中，不仅称道该书乃“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还说明其“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112]

无论称为什么派，展现于“思想界”的，则是“联合战线”问题很快就提了出来。尤其是《新青年》同人分化后所产生的联合主张，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质，是基于文化立场思考“思想界的联合战线”。1923年陈独秀就提出了思想界联合战线问题，认为“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相信“唯物史观”和相信“实验主义”的，应结成“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113]他还将高唱“精神生活”、“东方文化”之论调，归为吴稚晖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他点到了张君劢、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以深文周纳的方式指出：“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114]

思想界联合战线之议，显示共产党人也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更说明当时思想界营垒的划分，主要依据文化立场而非政治立场。1923年邓中夏对思想界进行划分，明确分出“新兴反动派”（即“东方文化派”），又将分了家的新文化运动者区分为“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认为后两派应该“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115]当陈独秀提出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邓也接过话题，同样强调“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116]萧楚女也曾撰文指出，在革命的呼声下，尚有几派，还“没有肯把人类和时代合起来去着想”。这里所指的也是“无政府派”、“东方文化派”（含“精神文明派”、“农村立国派”）和“国家主义派”。[117]

上述种种，大概可以留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所谓“思想界的联合战线”在组织上未必有什么具体形式，但各自所表达的主张，似乎又隐约存在着这样的“联合战线”。最突出的是，双方均将敌对的一方，纳入相应的谱系中。这表明2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思想界，识别思想派别的主要因素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文化的理由，构成思想界识别的重要基础。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很快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就有了不同的意味；很快的，崛起的“创造社”一群，又在他们与五四一代之间竖起一道屏障，同样将五四一代归入落伍者的行列。而且，进一步的“清算”，还提升到政治层面，将胡适等人归到反动的营垒。

略为勾画五四及后五四时期思想冲突的加剧，大致可以看出“思想界”是以何种方式呈现的。这样的景观，也为当时的研究者所注意到。陆懋德1925年就指出中国今日之思想界，大致可区分这样一些派别：一为民主派与非民主派；二为功利派与非功利派；三为宗教派与非宗教派；四为新文化派与非新文化派；五为社会派与非社会派。[118]陶希圣也指出“今日中国的思想界，依然可大别为三大阵营”：“其一为封建社会的回想的阵营，其二为资本主义的模仿的壁垒，其三为社会主义的悬想的阵线。”[119]曹亮所著《晚近中国思想界的剖视》，也基于所谓的“新兴的思想”，以及反对这种“新兴思想”的两派加以区分。[120]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思想界”，逐渐成为“思潮”展演的舞台，同时“思想界”所存在的“两派”之争，无论称之为“新”与“旧”，还是自我区分为“我们”与“他们”，皆说明了斗争的复杂性。

“思想界”的“主义”

“思想界”成为此起彼伏的“思潮”表演的舞台，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思潮”的纷争因何而起？与各种“思潮”息息相关，甚至可视作更极端化的表现，即是这里要进一步检讨的“主义”。原因在于，无论何种“思潮”，问题的症结往往还落在“学术”与“社会”层面，而“主义”却烙上政治的印痕。研究者已指明1920年代新主义崛起之后，堪称形成了一个“主义时代”，“希望以某种主义去指导、规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活动”。[121]对“思想界”的审察，也难以回避“主义”。不可否认的是，在“思想纷争”的背后，往往都牵涉对“主义”的不同选择，甚而不乏刊物自主选择成为某种“主义”的传声筒，思想与政治，由此也更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五四这个“趋新”的大舞台，各种“主义”也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景象，而且更加明确地与政治立场及政治选择结合在一起。

施存统1920年的一篇短文即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不要存一个‘以一个主义支配世界底野心’。”[122]显然，施所批评的，是实存的“有”，对应着五四时代的不少思想与不少的人。马君武也曾痛批流行的“主义癖”：“无论何种主张，皆安上主义二字。其中每每有不通可笑的，又有自相冲突的”；如“nationalism”，孙中山称为民族主义，“醒狮”同人则叫作国家主义，却未料以民族主义相号召的国民党，认尊奉国家主义的青年党为仇敌。[123]沈定一则将这样的行径形容为“传播主义，维持生活”，并且愤愤写道：“只是借传播主义来维持生活，就活现一个择肥而噬的拆白党。”[124]这些都点出“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具体表现。

五四时期“主义”的流行，确有上述所指陈的问题，不过，“主义”成为政治选择的象征，却也不能回避，透过李大钊、陈独秀的论述，则大体可了解“主义”是如何被界定的，成为推动“多数人的共同运动”的重要环节。李大钊就直截了当说明“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原因在于，“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125]陈独秀则把“主义”比作行船：“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126]李、陈的见解，多少说明成长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以“主义”作为政治努力的方向。

胡适“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议论，显然是有感而发。就是“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也不免对“主义”可能产生的“误导”有所提醒。陈独秀就感叹于“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你说要鼓吹主义，他就迷信了主义底名词万能。你说要注重问题，他就想出许多不成问题的问题来讨论”。[127]李大钊则担心“主义”是否有大家都明白的蕴含，“世间有一种人物、主义、或是货品流行，就有混充他的牌号的纷纷四起”。“社会主义”流行，就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的出现，“这都是‘混充牌号’”。[128]

因此，在“主义”流行的背后，所昭示的是政治的选择，是报章媒介作用于政治的具体体现。分析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论辩，以及《新青年》群体的分裂，即可说明，其背后的作用力主要还是政治。这其中的区别主要在于，陈独秀毫不讳言要“谈政治”，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理想”与“主义”。胡适也未必忌讳“谈政治”，《星期评论》出版后，他就表示：“如果要使思想革新的运动能收实地的功效，非有一贯的团体主张不可”。只是胡尚未形成具体的“理想”与“主义”，故仍守护于“谈政治”要基于“研究的结果”。[129]

“主义”代表的是思想的立场，也是政治选择的标识，“思想界”成为“主义”竞逐的战场，也映射出近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同样受到的“主义”的束缚，不单政治势力会贴上“主义”的标签，一份刊物，尤其是政论性的刊物，也难免会烙上这一“印痕”。以此也不难理解，报章之于近代中国有其“政治性”的一面，则思想与学术的成长同样难以避免。

五 民国思想与学术流变之余论

基于“学战”到“思想战”转变，对于民国时期思想与学术的成长，只能做片段的呈现。在有限的篇幅下，这样的“书写”，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必须说明的是，民国时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自也展现出多姿多彩性。如钱穆指明的，“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130]所谓客观标准，指的即是相关的学术机构与学科共同体建立起来，学术有了新的评价体系，大学的逐步成熟、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成立，皆是重要的标志。尤有甚者，学术的发展是以知识分科表现的，这其中既有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成长为现代学科的一面，更有政治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的“援西入中”。前面讨论到的不少读书人，往往也都在各学科领域有卓越的表现，成为其身份的重要标识。要具体讨论各学科的成长，显然不可能，只能选择以“外史”的方式展现思想与学术的某些面相。民国时期“思想界”所展示的上述特质，自也是思想与学术发展的写照，其留下的诸多问题，也映射出思想与学术发展所经历的诸多曲折。在本章的最后，不妨也对此略加说明。

还在民元时，黄远生即在感叹报馆数量之多“足令人惊骇”，“观此不能不为人物经济及社会经济惜也”。[131]到1920年，陈独秀也阐明：“出版物是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文化运动底全体。出版物以外，我们急于要做的、实在的事业很多，为什么大家都只走这一条路？”[132]类似的批评声音所在多有。恽代英更是将“杂志狂”与“新文化潮流”联系在一起，令人叹息的是，在这“学术荒废”的时代，读一两本欧美书报，引用上几句，“亦便足令这些少见多怪的国民，诧为博学多闻”。[133]罗家伦还具体指出中国学问之零落，思想界的破产，部分即在于大家都热衷读杂志的文章，不去系统阅读专门的著述，“西洋大部头有系统的著述，应当从速翻译介绍了！……中国人看西洋的学说，实在可怜得很，可以说是除了杂志而外，其余简直没有几个看过成部的著作，那能有成熟的学说发现呢？”[134]这样的观察，颇耐人寻味，可以说对于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出的思想与学术，读书人也不无反省。

上述批评，都揭示出杂志流行后暴露的种种弊端。事实上，自报刊流行，其特有的表达方式，即招来种种质疑的声音。严复1902年的一篇文字就表示：“今世学者，为西人政论易，为西人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135]王国维1905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更明确指出晚清报刊文字“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而不知学问为何物：“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有学术上之议论，不过剽窃灭裂而已。”[136]张奚若在美国读到《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更是感触良多：“盖自国中顽固不进步的一方想起来便觉可喜，便觉应该赞成；然转念想到真正建设的手续上，又觉这些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137]读书人也在进行自我反省。傅斯年在俗世声名如日中天之际选择出国，多少即是身陷于报刊营造的热闹声，愈发感到知识的匮乏。他把学术作为支撑大学理想的重要环节，还冀望其同道“切实的求学”，“毕业后再到外国去”，“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138]傅斯年的选择，也构成《新潮》社成员的缩影。

这里的意味是，经历短暂的热闹之后，曾经介入报刊媒介之读书人对于报刊的负面效果，也逐渐有所体认。重拾学术理想，即可视作读书人为此所做的调整。正因为此，也奠定了民国时期思想与学术发展的基调。这其中既有热衷为报刊撰文的读书人，也不乏读书人依托于大学校园，“躲进小楼成一统”，守望于“知识的庄严”。不必轻率评价不同选择的得与失，但民国时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由此呈现多元的色彩，却是书写这段历史尤其值得重视的。

[1] 本章由章清撰写。

[2] 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第219—337页。后来又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作为其所撰《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导言。实际上，还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论著中，张灏已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认为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见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第218页。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中华书局，1989。

[4]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33年12月22日，远流出版公司，1990。

[5] 对“新型媒介”的称呼用到“新闻纸”、“报章”、“杂志”、“报刊”、“期刊”等不同的提法，系因为在不同时期对此的认知即是如此，并未严格加以区分。

[6]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总第52期，1999年。

[7] 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载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第207页。

[8]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240—241页。

[9] 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98—322页；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载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8—81页。

[10]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第218页。

[11] 〔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2—33页。

[12] 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第12—13页。

[13] 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1917年，第196页。

[14] 孤愤：《论印刷物可觇文明程度之高下》，《时报》1911年3月9日。

[15] 指严：《论吾国之出版自由》，《时报》1911年3月16日。

[16] 惜诵：《论上海书业之变迁》，《时报》1911年7月31日。

[17] 这里无法展开讨论，参见笔者围绕“思想界”讨论的两篇文章：《晚清中国“思想界”的形成与知识分子新的角色探求》，《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203—234页；《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25页。

[18] 〔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14页。

[19] 高长虹：《1926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走到出版界》，泰东图书局，1929，第84页。

[20]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

[21] 梁启超：《与娴儿书》（民国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661页。

[22] 徐宝璜：《发刊词》，《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21日。

[23] 郑振铎：《一九一九年中国的出版界》，《新社会》第71期，1920年。

[24]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

[25] 周振鹤：《一九一三年俄人波列伏依的中文报刊目录》，《出版史料》1993年第2期。

[2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第358—359页。

[27] 阮湘等编《第一回中国年鉴》，商务印书馆，1924，第1966—1970页。

[28] 《一年来之上海出版界》，《申报年鉴》，申报年鉴社，1933，第R4、R8页。

[29] H.G.W.Woodhead ed.，The China Year Book，1923（The Tientsin Press，Ltd.，1923），pp.152-199.

[30] 《支那新闻一览表——附北京上海通讯社》，该书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北京公所研究室1926年出版，此据王润泽《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30—33页。

[31] 陈新段、史复洋：《近代公报类期刊简介》，张小平、陈新段、史复洋：《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期刊简介》，均载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人民出版社，1987，第579—602、547—578页。

[32]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第35、178、203页。

[33] 商务印书馆的定期刊物，其内部资料有大致说明，见《商务印书馆志略》，商务印书馆，1929，第32页。

[34] 《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87页。

[35] 杜亚泉：《论思想战》，《东方杂志》第12卷第3号，1915年。

[36] 远生：《国人之公毒》、《新旧思想之冲突》，《东方杂志》第13卷第1、2号，1916年。

[37] 汪敬熙：《什么是思想？》，《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

[38]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

[39] 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年4月29日。

[40] 孙中山：《〈建设〉发刊辞》，《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

[41] 《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5，第207—212页。

[42] 廖仲恺：《致胡适》（1919年7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64页。

[43] 微拉·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等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51页。

[44] 〔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译，三联书店，1999，第213—226页。

[45]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5—7页。

[4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第37页。

[47]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公司，1980，第333—334、355页。

[48]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第37、33页。

[49] 陈独秀：《答陈恨我》，《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

[50]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75页。

[51]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7页。

[52]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1卷第1号、第2卷第1号，1919年。

[53]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第43页。

[54] 《出版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7日。

[55] 胡适：《提高和普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8日。

[56] 胡适：《回顾与反省》，《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17日。

[57] 王世杰：《追忆蔡元培》，载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第80页。

[58] 《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157—158页。

[59] 张嵩年（申府）：《劝读杂志》，《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

[60] 《所忆》，《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565—607页。

[61] 《本刊启事一》，《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

[62] 《申报年鉴》，上海申报馆，1933，第R1—R2页。

[63] 上海市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上海市年鉴》（1935年），上海市通志馆，1935，第T12—T17页。

[64] 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2，“引言”，第3页。

[65] 杨涛清：《中国出版界简史》，永祥印书馆，1946，附录《对于中国出版界之批判与希望》，第75页。

[66] 鹤谷：《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东方杂志》第2卷第1号，1905年。

[67] 羚郎：《敬告新书业家》，《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3期，1931年。

[68]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第147—48页。

[69] 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1918年12月25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670页。

[70] 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1917年1月12日，第204页。

[71] 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1918年12月26日，第671页。

[72] 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1918年7月8日，第556页。

[73] 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1918年7月9日，第556—558页。所议论的书稿即是后来由商务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月刊则为《北京大学月刊》。

[74]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册，1921年4月27日。

[75]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第79、119页。

[76] 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下册，1920年3月13日，第961页。

[77] 张元济：《致任公吾兄书》（民国九年十二月九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6页。

[78] 〔法〕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李桐实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109—110、112页。

[79] 《中华书局启事》，《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

[80]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总第6期，1991年。

[81] 臧启芳：《出版与文化》，《晨报副镌》1923年8月9日。

[82] 李欧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五四与中国》，时报出版公司，1980，第296—297页。

[83] 《梁任公对报界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1917年。

[84]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26页。

[85]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121、122页。

[86] 《吴虞日记》上册，第230—231、561页。

[87] 《吴虞日记》上册，第295页。

[88] 陈独秀：《答吴又陵》，《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

[89] 《吴虞日记》上册，第462、473页。

[90] 《吴虞日记》上册，第361、621页。

[91]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载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第281页。

[92]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1971，第173—174、317、324页。

[93] 《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上海杂志公司，1938，第49—50、54—55页。

[94] 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211、219—221页。

[95]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77页。

[96] 张元济：《致梁启超书》（1922年10月12日），张人凤、柳和成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第662页。

[97] 梁启超：《给孩子们书》（民国十四年八月三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49—1050页。

[98] 《〈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

[99] 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dge，Mass.：M.I.T.Press，1968）.

[100]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

[101] 《非留学篇》，周质平主编《胡适早年文存》，远流出版公司，1995，第361、368页。

[102]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第7号，1922年。

[103] 《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文星书店，1967，第221页。

[104]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9页。

[105] “隐尘”：《新旧思想冲突平议》（一），《每周评论》第17号，1919年。

[106] 仲密（周作人）：《思想界的倾向》，《晨报》1922年4月23日。

[107] 胡适：《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晨报》1922年4月27日。

[108] 胡适：《致陈独秀》（约1921年初），《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19—120页。

[109] 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7—380页。

[110] 《改造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

[111] 梁漱溟：《合理的人生态度》，《漱溟卅前文录》，商务印书馆，1926，第193—199页。

[112] 蒋方震：《与任师书》（1921年11月26日），赵丰田、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41页。

[113] 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第1期，1923年。

[114] 陈独秀：《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前锋》第3期，1924年。

[115]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

[116] 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

[117] 萧初遇（萧楚女）：《国民党与最近中国思想界》，《新建设》第2卷第2期，1924年。

[118] 陆懋德：《中国今日之思想界》，《清华周刊》第24卷第2号，1925年。

[119] 陶希圣：《中国最近之思想界》，《四十年代》第6卷第3期，1935年。

[120] 曹亮：《晚近中国思想界的剖视》，青年协会书局，1934，第1—2页。

[121] 王汎森：《“主义”与“学问”——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载刘翠溶主编《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上册，允晨文化公司，2006，第123—170页。

[122] 施存统：《我们底大敌，究竟是谁呢？》，《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1月7日。

[123] 马君武：《读书与救国——在上海大厦大学师生恳亲会演说》，《晨报副刊》1926年11月20日。

[124] 沈定一：《告青年》，《劳动与妇女》第2期，1921年，此据陶水木编《沈定一集》下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445页。

[125]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

[126] 陈独秀：《主义与努力》，《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

[127] 陈独秀：《青年底误会》，《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

[128] 李大钊：《混充牌号》，《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

[129] 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

[130]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载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15页。

[131] 黄远庸：《北京之党会与报馆》，林志钧编《远生遗著》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第163页。

[132] 独秀：《新出版物》，《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

[133] 《怎样创造少年中国？》，《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05页。

[134]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

[135] 《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564—565页。

[136] 《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36—37页。

[137] 张奚若：《致胡适》（1919年3月1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31页。

[138] 傅斯年：《〈新潮〉发刊趣旨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

第二十六章 信仰与社会：民国时期的宗教变动[1]

民国时期社会变动的影响也体现在宗教自身的变化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看到不同宗教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联系，他们对宗教的质疑最后都转化到国家、政党与宗教关系上。公众话语和对宗教的政治管理确实有了深刻的变化。宗教自身出于现代性的需要也在变。不过，在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形势下，尤其是不同宗教自身条件的差异使改革的热情和能力也各不相同，最后形成了民国宗教多元化、影响差序化的局面。

一 民国初期的宗教格局

民国初年，就制度化的宗教而言，中国已经形成被官方认可的传统宗教和外来新宗教并存的格局。除了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仍是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宗教外，有悠久历史的儒释道继续影响着民众的精神生活。清末时据估计获得秀才以上功名的儒家知识分子约有500万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当老师，有一些人提供准宗教的诸如主持家族的婚礼丧仪、祭祖及向神献祭牲畜的礼仪。尽管儒学是否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一直有争议，但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准宗教的色彩显然是非常浓重的，[2]以致民初立孔教为国教的呼声几度甚嚣尘上。

佛道两大宗教依然是有合法地位的宗教，但自清代以来，佛道教在历史上曾经的黄金岁月一去不再，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日渐边缘化。在20世纪初，佛教僧尼约有100万人，绝大多数人是独身的吃素的和尚和尼姑，少部分人住在著名寺庙里，大部分受雇于地方的庙宇。道教的神职人员中正一派道士可以娶妻生子不必出家，全真派道士实行出家制度不可婚娶。他们的人数要比僧人少一些。佛道神职人员通过自己的神学技能为民众服务。因此在与上层社会距离拉大的同时，佛道宗教更深入民间，在普通人民生活中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在清末直到20世纪，除了神职人员和非常虔诚的人，只有很少的平信徒会把自己归之于佛教徒、道教徒或儒教徒，但大多数人至少会偶尔涉足各种宗教仪式。例如，多数人尽管不认为自己是道教徒或佛教徒，但会很自然地去邀请和尚或道士主持丧仪，地方社会的精英还会请他们来负责社团生活中如庙宇维修一类的大事，应对自然灾害如瘟疫或蝗灾造成危机形势，或者是不明原因疾病需要神灵的帮助等等大事。[3]

事实上，唐宋以来儒释道已经完成了理论上的互相吸收，甚至某些仪式上的通借，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民国。在民间社会常常可以看到既念阿弥陀佛，也请张天师捉鬼，急来什么神都拜的宗教行为。因此，儒释道在普通中国人的思想中确实早已进到了“三教合一”的境界。三教被看成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4]例如，这样的事情不足为奇的：有钱人家会同时邀请和尚、道士和儒生来做法事，各自按自己的规矩做事而并行不悖。但在功能上的不同仍是存在的，儒家在祭祖和婚礼方面有特别的作用，道教仪式在村庙举行的共享仪式上起主要作用，佛教则是丧仪的首选。[5]

另一方面，儒释道支配中国人宗教世界的局面，在19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被彻底打破。[6]来自欧美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骑着炮弹”进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的支持下广泛传播。虽然这一新来却颇为强悍的宗教，在政治与宗教文化的层面遭到中国人的反抗，也激起无数的教案，但作为一种被政府承认的制度化宗教，最终还是在中国社会牢牢扎下根来，给中国的宗教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新东西。

例如宗教体制就大不相同。天主教有统一的组织，梵蒂冈的罗马教廷通过教廷传信部监督和协调全世界各修会和教派的活动。在中国，传信部通过称为教皇代牧区的行政区进行活动，每个行政区由教皇代牧领导，代牧在教阶体制中属主教一级。一般说来，教皇代牧区以省为单位，每区委托给一个修会负责。在19世纪中叶，中国各省区大致被由西班牙的多明我会、耶稣会、遣使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19世纪70年代以后又增加了德国圣言会。所有天主教传教士信仰和宣讲同样的教义，承认和实行同样的圣礼，遵守同样的戒律，服从同一个权威。整个天主教无形中有某种一体化的特点。在经济上天主教依靠罗马和欧洲的财政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在中国经营土地的收入支持传教事业。[7]在传教方式上，天主教倾向于使整个村子皈依教会，在一些被称为天主教村里，形成关系密切的社团，渡过了清代不时发生的冲突危机。

新教不像天主教那样有严密的系统，各国各派的新教团体各自为政，每个差会都有自己的组织、财源和关于基督教真义的信念。[8]但在基本信仰一致的基础上，它们也组成了以宗派或以地域划分的各类委员会，经常召开大会小会，以协调和推动在华传教。新教传教士的财源主要来自本国社会各界信众的捐款，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保证了在华传教士的财政需求，他们通常不靠中国信徒钱袋来生活，反而为了传教的目的大规模地兴办学校和医院，有时还资助信徒就学求医、建立教堂、开办教会。相比天主教的传教方式，新教传教士的皈依对象是个人，并在文化教育和医疗事业的投入上远远胜过前者。除了传教体制的不同，基督宗教与信徒的关系也与佛道宗教明显不同。基督教是有强烈排他性的宗教，体现了中国中庸文化特征的“三教合一”式的宗教融合，不太可能在基督教与三教之间发生。它绝对要求基督教必须是信徒的唯一宗教，而不能同时接受其他“异教”。基督教的传教方法也与佛道教不同，《新约圣经》中耶稣要求门徒走遍天涯海角“作我的见证”，这使得虔诚的信徒不仅自己要信奉，而且还有向别人传播这种宗教的义务与使命。传统宗教在文化心理上对民众的影响方面有自己的历史优势，但守在寺庙道观中坐待信徒上门，和基督教积极发展信徒大不相同。基督教还是一种社区宗教，教会组织延伸到社会基层，耸立在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的各色教堂按时举行集体宗教活动，教会与信徒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9]基督教还被称为“说的最多”、“唱的最多的”的宗教，布道读经唱诗等活动反复强化信徒的宗教意识，从而也对信徒的社会生活发挥经常性的影响。如果说除了佛道神职人员外，很难在世俗社会的基层发现明确的佛道教徒团体外，那么那里的天主教和新教的社团则是一目了然的。总之，基督宗教带来的信徒的群体性、凝聚性和社会性在中国宗教史上是全新的现象，在没有这种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有西洋背景的基督教团体与中国社会的磨合和为社会接受就会有更多的坎坷。

另外，基督教来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它宣扬的价值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英国新教传教士一般出身于中等阶级，少数进过大学。美国传教士大体来自小城市和穷乡僻壤，男传教士通常是教派大学的毕业生。因其文化教育背景中的现代性因素，在近代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早期过程中，基督宗教特别是新教参与了这种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作为传布福音的人来到中国的，但却因偶然机会”，后来变成了传教士医生和教育家。在晚清社会改革运动中，传教士介绍的西学曾经发生过重要影响，但随着民国年间留学运动的发展，传教士作为西学传人的重要性在日益下降。[10]

因此，尽管到1949年中国基督徒的绝对数量仍然有限，天主教徒大约300万人，新教徒大约不到80万人，但因其相对集中在城市，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仍非其他宗教可比。[11]在一个宗教向来被局限于寺庙宫观的社会中，基督教在世俗社会中影响的上升，总是被看成对正统中华文化的一种威胁或者竞争。特别是基督教的传播是和不平等条约纠缠在一起的，伴随着基督教事业兴起的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沉沦，基督教一直被看成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一部分，出于各种原因的反基督教冲突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不绝如缕。[12]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标志着旧式反教斗争最后悲壮的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冲突的终结，将要兴起的则是新形势下更猛烈的冲击。

二 从神道设教到信仰自由

与前清相比，民国是一个政教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中，“宗教一直支持政府，给统治集团以神圣的合法性，并且是加强传统价值的工具，以维持伦理道德秩序。而中国政府为保证从宗教那里得到需要的支持，同时也想减低宗教机构对政治权力的竞争，则对宗教信仰和机构加以严格的控制”。[13]清王朝在处理宗教问题方面延续了历代封建王朝的老办法，在“神道设教”思想的指导下，尊“圣教”，崇“正学”，继续奉行敬天法祖祀孔的古代准宗教传统，限制和利用佛教道教这样的“异端”，严厉禁止和打击以民间宗教形式出现的“邪教”。[14]但对待背后有列强支持的基督宗教，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步步退却，从最初的“阳遵条约，阴拒教士”，到最后不得不放任传教士按西方宗教传统在中国自由活动。显然，清王朝的宗教政策还是前现代国家的宗教政策。它继承中国历朝历代的经验与传统，没有国家定于一尊的宗教，允许多元宗教信仰存在，形成有条件的“宗教宽容”。国家并未陷入因宗教而引起的社会动荡，这是其政策有成效的一面。但信仰宗教对国家来说，从未被看成人民的一种感情和精神的需要，更不用说是一种“天赋”的权利，而只是因为“神鬼之说”有补充“王道”不足的“功能”。在宗教管理体制方面，清朝中枢一向高度警觉，地方政府则负有重责。晚清最后十年，经义和团一役创巨痛深，官方和各派宗教都有深刻教训。因此民国建立之前的几年，宗教问题包括基督教引起的教案和本土民间宗教引发的冲突都处于低谷时期。

中国新知识分子追求现代国家的努力中，也接触到宗教自由的思想。梁启超戊戌后流亡日本，接受日本关于国家和宗教问题的新理论，认识并宣传政教分离、信教自由这一基本原则。[15]梁启超的论述对于扩大信教自由在公共思想界的影响及其作为公民权利的政治含义具有重要意义。1910年冬清政府准备实行宪政，许子玉、诚静怡、俞国桢、刘芳等人在北京发起宗教自由请愿会。[16]这一请愿活动虽因清廷垮台未见成果，却影响了民国立法。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第一次以立法形式，引入现代国家在宗教上关于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两大基本原则。[17]1912年3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六条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18]其后孙中山对政教分离也做过阐述，他说：“查近代世界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与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中国历来有宗教多元化的传统，但承认信仰宗教是人民的一种自由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表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巨大历史进步。同时基于对世界历史经验的认识，孙中山对宗教干预政治的弊端也明确要在法制上严加防范。不仅如此，中国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孙中山针对清代的民族歧视和宗教歧视宣布“今日之中华民国，乃五族合力造成。国家政体既经改良，不惟五族平等，即宗教亦均平等”。这种宣布各宗教一律平等，对在清代屡受镇压的中国伊斯兰教具有特别意义。孙中山对基督教的地位也发表看法，认为清末基督教的传播是清政府在条约束缚下不得已的选择，但在民国基督教则享有“完全独立、自由信仰”。[19]

孙中山虽然强调宗教不得干预政治，但他认为宗教可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宗教与政治，有连带之关系。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兄弟希望大众以宗教上之道德，补政治所不及，则中华民国万年巩固”。他在对基督徒的演讲说中称：“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孙中山还强调宗教徒要发扬爱国思想。他在对伊斯兰教徒演讲时说道：“现宜以宗教感情，联络全国回教中人，发其爱国思想，扩充回教势力，回复回教状态。”在对基督徒的演说中称：“更愿诸君同发爱国心，对于民国各尽应尽之责任，有厚望焉云。”[20]

孙中山在宗教问题上也受到个人经验的局限，认为中国“偶像遍地，异端尚盛，未能一律崇奉一尊之宗教。今幸有西方教士为先觉，以（基督教）开导吾国”。[21]但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虽然对基督教有特殊感情，在宗教政策上则真正信奉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他将这一思想载入约法，为此后历届政府关于宗教的大纲大法奠定了基础。从此，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深入国人之心，袁世凯时代虽有立孔教为国教的喧嚣，但终究无法公然否定这一思想和政策。从近代西方信教自由从思想舆论进入国家宪法经历过数百年腥风血雨的洗涤来看，信教自由进入民国宪法似乎来得太容易了。因此，这种所谓的宗教自由有两个先天不足，一是没有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二是缺乏官民公认的现代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依托和保护。后来的历史将证明在中国实现真正信教自由仍是来日方长。[22]

不过，民国约法还是开启了宗教活动的新阶段。1920年一个全国性的调查表明各省纷纷建立宗教组织开展活动的情况，除了制度化的儒释道外，民间信仰也相当活跃。[23]自然，从民初的信仰自由中得益最多的还是基督教。但是，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受益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同时，很快受到来自西方新思想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的挑战。

三 新思潮与宗教：非宗教运动与非基运动

新文化运动转向对宗教的批评，最初起源于反对康有为等倡导的立孔教为国教的运动。辛亥革命后不久，严复、陈焕章及其他一些知识界名流，纷纷鼓吹建立孔教会，把儒学作为国家学说。[24]康有为联合梁启超和其他进步党成员要求在宪法中承认儒学为国教，在呈送国会的请愿书中说：“国家之基在于道德、道德之基在于宗教。”康有为和陈焕章认为，正像基督教赋予西方国家鲜明特征一样，儒学是集中体现中国特点的国粹。不过，尽管康有为主张立孔教为国教，他的目的还是落在政治和伦理方面，并不关心超自然的神学。在他的解释中，儒学与中国人渴望的科学和工业化是并行不悖的。陈焕章还参考比利时、意大利、丹麦、土耳其等国宪法，以证明国教与信仰自由并不冲突。[25]掌权的袁世凯出于政治目的，也认为立孔教为国教并不侵犯宗教自由。[26]但他在表示支持孔教会的同时，也做出支持基督教的姿态，1914年特许美国奋兴运动布道家艾迪（G.S.Eddy）在紫禁城开布道大会。但建立孔教的提议还是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基督教会和国会中的国民党成员最积极。基督教在北京发起成立反孔教会，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参与其中。为抵消孔教会的请愿信的影响，他们在宗教和世俗报刊中连篇累牍地表达反对的意愿。[27]在袁世凯否定修宪提议后，立孔教为国教的希望成空，这次运动才告平息。但以后袁世凯称帝过程中又意欲立孔教为国教，再次遭到反对。[28]袁死后修宪之议再起，立孔教之议也重新被提出并得到19位北洋将军的支持。天主教与基督教只得再次联手向国会请愿反对设立国教。各界成立宗教自由大会，以徐谦为主席，马相伯、诚静怡分别代表天主教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及其他宗教代表纷纷参与。[29]国会收到数以万计的通电和联名信，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在宪法修订时宗教自由条款得以通过。[30]

尽管国教之争以孔教的失败告终，但对儒学的批评方兴未艾。《新青年》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它只改变了政治形式，而没有抛弃作为这种政治形式的社会和哲学基础的儒学。陈独秀、吴虞、鲁迅等以各种形式继续对儒教的批评。这股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浪潮，很快也把基督教纳入批判视野。《新青年》编辑钱玄同最早提出为什么只批评孔教而放过了西方宗教。另一位编辑刘复则提出，任何宗教的价值，都要在对社会有用还是有害的前提下进行重估。中国新知识界的讨论终于指向对所有宗教的批判。恽代英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信仰与知识”是冲突的，以信仰而不是知识来决定接受某种理念是愚蠢的。蔡元培则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的是对超自然神的怀疑思想和对宗教评判必须以社会价值为标准。基督教在反对立孔教为国教运动中奋起抗议引人注目，这反过来使人们质疑有外国背景的基督教是否有资格代表中国人说话。

少年中国学会在这场批判宗教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尽管这个团体在1920年代初尚不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特征，但它的成员大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确信科学是救国的必要工具。其中一些领导人熟悉西方无政府主义的作品，并有在法国留学的背景，深受法国战斗的无神论思想的影响。讨论宗教的直接起因是少年中国学会法国支部提议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会，学会执委会通过这一提议，引起一些人的抗议。在日本留学的田汉提出异议，要求学会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他认为宗教自由是宪法权利，即使不接受耶稣是上帝之子的观念，耶稣和圣经的教诲仍有价值。[31]少年中国学会随即组织“宗教问题”的演讲，翻译西方的圣经批判论著。1920年以后《少年中国》杂志接连出“宗教问题专号”专门讨论宗教问题。[32]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最具影响的基督教成了这次宗教讨论的重点。罗素1920—1921年正访问中国，作为一个西方名人，他对宗教的批评更鼓舞了中国的非宗教运动。[33]由于基督教在近代社会中的强势地位及其西方背景，非宗教运动的矛头逻辑地指向了基督宗教，几乎所有文章都旨在揭示基督教的负面形象，进而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下从思想批判演变为政治的非基督教运动。

非基运动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动的政治运动之一，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在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俄共代表在中国传播俄国革命经验之初，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正是在这个阶层中，他们注意到了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青年学生中的广泛影响，并且有一部分“民主派”学生企图利用美国“非侵略性资本”来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这显然是要使中国走上美国式的道路，而不是俄国革命的道路。因此，俄共代表认为这种思想具有“空想性质”，要发动“激进”的学生和这种思想展开斗争。[34]处于发展全盛期的在华基督教，正大肆张扬地在清华学校召开世界基督教青年学生同盟大会，正好成为一个适当的斗争靶子。对宗教的思想批判运动一变成为反基督教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

广义上的非基督教运动从1922年3月爆发，其间经五卅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激荡形成几次高潮，一直延续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虽然运动最迫切的目标是通过非基督教运动来揭露英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削弱这些西方国家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动员青年投身革命，但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的对基督教乃至宗教的一些重要看法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1922年3月9日标志非基运动开端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把矛头对准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联系，它指出基督教不仅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还是外国侵略的一种势力。1923年7月，瞿秋白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提出著名的“文化侵略”说，认为文化侵略就是通过兴办各种留学及教会教育事业来“驯养”和“改制”中国人的“心肺”，造成“亲美派”势力。美国则是最有“能力”搞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35]1926年6月恽代英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则把文化侵略的指控集中到基督教会及其教育活动上来，指出其宣传天堂地狱的迷信，使弱小民族不注意眼前所受的切身痛苦；宣传片面的博爱平等，软化弱小民族的反抗。实际上，非基运动中流行起来的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些论断，形成了当时革命者思想中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认识宗教的思想基础。[36]值得一提的是恽代英在大声疾呼反对文化侵略的同时，仍保持着一种对欧美文化和宗教的客观态度。他认为反对文化侵略“并不是说反对欧美的文化”，反对宗教“并不要将基督教的地位一概抹煞”，并且提倡赞助教会的自立运动。他对基督教及其教育活动的积极意义也有所肯定。[37]不过，这种对基督教及其事业辩证的认识在反帝斗争压倒一切的岁月中逐渐被人淡忘，中国革命民族主义者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侵华势力的冲突还刚拉开序幕。

从基督教一方来讲，非基运动激活了中国信徒的民族主义思想。教会中人罗运炎曾说：“从此国人对于国家之观念大非昔比。”[38]另一教会人士翟从圣认为英美人士中也有“文化侵略”者，因此就“文化侵略”言，不能不收回教育权。[39]不仅如此，非基运动对西方在华教会事业形成了民族主义的压力，成为迫使这些事业中的中西人士发动内部改革的动力，以求得教会事业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司徒雷登（J.L.Stuart）在推动燕京大学中国化的改革时表示了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对他的影响，他说：“我们认为这些（教会）大学以这样的方式加强中国学的研究，是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取得更好的一致立场的最佳途径。”[40]运动还推动在华基督教会的改革趋势。中华基督教会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大运动宣言，声明中华基督教会与列强不平等条约脱离关系，并联合各界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41]这些要求虽然不能完全实现，但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终于被提上日程，并且也取得些许进展。

当然，宗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依然存在。在非基运动平息不久，就有宗教界人士担心“至宗教在将来的中国，要占什么地位？基督教在中国能不能存在？这完全要看我们信仰宗教的人们，以后怎样去努力了”。[42]显然，宗教的前景在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不确定的。

四 政党与宗教

国民党的宗教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其宗教政策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在大原则上是奉行民初以来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基本政策；二是一部分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认为传统宗教过于迷信，西洋宗教则是文化侵略的产物，不利于党化教育。作为新执政者迫切希望在一切可能影响大众思想的领域中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因此在国民党执政之初，一度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抑制宗教，以三民主义来取代宗教，但在实际中对佛道教的做法遭到宗教界的抵制，对基督教的政策则受到国民政府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制约。因此，这两方面都逐步从一相情愿的政策演变为妥协的做法。

基督教问题是国民党宗教政策的重点。大革命时期在反帝旗帜下，北伐军所到之处教会备受冲击，以震惊世界的南京事件达到顶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中国基督教会中头面人物中国耶稣教自立会领袖俞国桢、余日章等向国民政府呈请通饬各省保护宗教团体，国民政府颁布告示称反帝并非反教和排外，下令保护教会。[43]不过，当时国民党内反对英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依然高涨，一部分国民党人仍坚持打击教会、反对教会在华兴办和控制文化教育的立场。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也要对教会教育机构实施控制。[44]所有这些都使国民党一方面力图压制体制外的学生反基督教运动，一方面则由通过政府法令来实施反对“文化侵略”运动中提出的要求。[45]

所以国民党对基督教政策主要在政治主权方面。国民政府曾发布一系列关于基督教会的政府法令，其中有“严令教会学校应服从中国法令”、“教会医院医师应服从中国法令”，1929年4月教育部颁布“宗教团体兴办教育事业办法”，1930年禁止金陵大学办理宗教系，1930年6月严令燕京大学撤销宗教科目。[46]1931年2月，为指导基督教团体，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拟定《指导基督教团体办法》，6月，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审议，改名为《指导外人传教团办法》。按规定，各地外人传教团体应受党部指导、政府监督，各团体如违反该法规定，由政府依法取缔。

不过，在国民党从在野到在朝的地位转化过程中，随着与英美关系日益密切，形势向有利基督教一方倾斜。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上海受洗入教。蒋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而加入教会，其影响显然不能低估。[47]其他党国高层信仰基督教者不胜枚举，如四大家族中的三家（蒋、宋、孔）及冯玉祥、张群、何应钦等。此后，国民党高层中基督教徒积极推进“党教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先前基于政治原因的反对，现在则是基于政治原因对基督教的延纳。不仅基督教方面，天主教方面也与国民政府互相联络。[48]大致可以说自1930年代初，反对文化侵略和反对基督教逐渐淡出国民党的舆论宣传。九一八事变后，这种针对英美在华教会事业的民族主义运动被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取代了。国民党与基督教的关系日趋融洽，基督教在乡村建设运动及新生活运动中积极与国民党合作，部分实现了所谓的“党教合作”。

但这不等于说国民党对基督教及其在华事业完全放任。作为执政党，它力图把基督教纳入国民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一方面用“宗教信仰自由”、“反帝不等于反教”来限制民众运动；另一方面，也严厉推行教会学校注册的规定，使得在北洋政府时期提出的这项政策，在1930年代大致得以实行。对地方上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一些违法行为，国民政府也予以关注和限制。除了在行政上对教会实施管理外，国民政府对教会的一些要求审慎应对。1935年6月，罗马天主教廷驻华宗主教蔡宁，在给中国官方备忘录中提出三项要求，一是请求在中国宪法上有信仰宗教绝对自由之规定。蔡请求将中国民国宪法草案第十五条“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中“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删除，因与信仰自由似有矛盾。二是请求教育自由权。蔡认为公教学校固当遵照教育部章程办理，然公教学校对公教学生当有教授教理之自由权，至于外教学生自愿研究教理者，亦当悉听其便。三是请求公教有置产权。所有这些要求均被驳回。[49]民国政府未能完全废除在宗教方面的不平等条约，但它对基督教及其事业的管治较之前清和北洋政府时期是大大加强了。

在对待传统宗教方面，国民政府并无多少新的举措。但在教育界主张庙产兴学与宗教界力争保护庙产的冲突中，国民政府显然忽视佛道宗教的权利。1929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寺庙管理条例》规定寺庙财产要由地方公共团体与寺庙僧道共同管理，并且硬性规定寺庙办理地方公益事业。[50]这引起佛道界的不满及许多庙产纠纷。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1月30日废止前条，重新颁布《监督寺庙条例》。这一条例与此后国民政府内政部和司法院的解释成为国民党对汉传佛教及道教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中，国民政府承认除已被荒废的寺庙，寺庙道观财产属宗教团体所有，地方政府无权处置。但为防止庙产被盗和流失，地方政府有全面监督寺庙财产的权力。国民政府同时规定兴办慈善事业为寺庙的义务，这不仅成为寺庙的沉重负担，而且便利了政府干预。另外政府还规定，佛道教不得兴办与“公益无关”的“佛道教之学校”，这显然不利于汉传佛教、道教培养有文化的神职人员，不利于这些宗教的近代化进程。不过，国民政府虽然保留了相当大的监督权力，但并不主张介入寺庙内部事务，它比较重视佛教、道教界的自我管理，规定：“凡和尚之寺庙，均应属于佛教会，道士观宇均应属于道教会”，从而将佛道两教的众多寺庙纳入教会系统，便于统一管理。1931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不准侵占庙产的法令。

藏传佛教有关方面的事务，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负责。蒙藏委员会为调查各地喇嘛状况以便于管理，特制定《喇嘛登记办法》。该办法要求，除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外，各地喇嘛均须向蒙藏委员会声明登记。职衔喇嘛未经合法登记，不得享受职衔喇嘛权利；非职衔喇嘛未经合法登记，查出后勒令还俗。这一办法试图建立一个完善的登记管理制度，但在当时动荡的政局下事实上难以实行。1934年1月，国民政府制定《边疆宗教领袖来京展觐办法》，仿照清朝举措，规定“凡蒙藏及其它各地之呼图克图、诺们汗、绰尔济、班第达呼毕勒罕”等藏传佛教领袖，“分为六班，每年召集一班来京展觐”，以“报告边地宗教情形”。1935年12月，国民政府制定《管理喇嘛寺庙条例》，次年1月，又公布《喇嘛奖惩办法》，这两条法规，借鉴清代管理经验，规定颇为详细，但由于藏传佛教主体不在国民政府有效控制范围之内，显然作用有限。

国民政府在举步维艰的环境中，迫令基督教会学校向政府立案，维护了国家主权。它努力将宗教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以宗教法规的行政手段促进宗教改良，佛道教近代化有一定进展。但就佛道而言，这一政策的性质是相当复杂的。国民政府以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是否有益于社会为标准，来衡量宗教的进步程度，从理论上说，这有悖于信仰自由的原则，从宗教政策的继承性上来看，反映了其与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形成

从土地革命时期起，中共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前对宗教只是居于言者的地位，有了政权之后就面临着如何在实际社会生活层面上与宗教打交道了。其较早的政策性文献是1930年代初红军在江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之后形成的。1931年11月5日中共中央给中央苏区指示的“宪法原则要点”中第十三条规定：“保证劳苦民众有真正信教自由的实际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在随后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进一步对上述原则做了阐述：一是中国苏维埃政权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二是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三是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政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费用；四是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的自由；五是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允许其存在。[51]这个宪法大纲肯定了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教关系基本原则，但它将信教自由的权利只限于工农劳苦群众，所谓信仰自由就有了阶级身份的限制。明确声明政府不保护宗教的条文也与保障信教自由自相矛盾。另外，强调反宗教宣传的自由多少会被理解为政府对宗教的倾向性。显然，这一政策表现了年轻的革命政权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年代处理宗教问题方面的激进性和某种不成熟性。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无神论思想与宗教的有神论思想的冲突成为这种政策的思想根源外，这里可能也有自1920年代以来苏联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对中国革命的某种影响。这一政策在政治上显然有利也有弊，它在打击国民党利用宗教反对共产党的同时，也在社会上不利于驳斥反共势力张扬的所谓共产党“消灭宗教”，不利于消除宗教对中共作为无神论者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猜疑和不信任。

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中共的宗教政策开始转变。促成变化的原因既有实际斗争的推动也有理论上的思考。首先，是建立国际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在日军侵华大敌当前的局势下，必须团结和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与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有广泛联系的各教各派宗教团体应当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其次，一些红军将领在实际斗争中与宗教界有所接触，对宗教问题有了新的实际经验，例如萧克在与传教士薄复礼的接触中，逐渐认识到寻找“各国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共同点”的重要性。[52]最后，这一时期中共在理论上对宗教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37年李达发表《社会学大纲》，对原始宗教的世界观、观念论与宗教的关系、宗教的起源及其形态、古代宗教的特征及基督教的起源、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与宗教的斗争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1938年毛泽东在读李著中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时，对宗教产生的根源及宗教在阶级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做了深刻的论述。[53]

另外，在抗击日本侵略及与国民党的政治较量中，中共更加意识到宗教的重要性。日本在扩大对华战争时，除使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外，还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宗教力量，破坏中国的国际和国内抗日统一战线。比如，在佛教广泛流传的东南亚各国，日本大肆宣扬“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把自己的侵略战争美化为“弘扬佛教的圣战”，甚至欺骗东亚的佛教界，鼓吹通过战争在中国建立佛教的“新摩揭陀帝国”，以此来破坏东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也利用宗教反共。如1943年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制定的反共计划书就指出：“运用基督教民，向在当地之外国教师宣传中共之一切暴行，取得国际间之明了与同情。”[54]因此，提出一种符合实际的对宗教的方针就成为事关统一战线的重要问题，这就在理论和实际上要求中共在宗教问题上提出新的政策。

最早表现出这种政策灵活性的是1936年中共中央创立全国各党各派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表示“不分主张与信仰……共赴国难”。[55]这就把宗教界纳入了人民阵线的范畴。中共更明确的转变体现在对基督教的政策上。1936年7月斯诺（Edgar Snow）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问道：“苏维埃对外国传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将承认他们财产权？他们是否将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毛泽东除了将日本传教士排除在外，都做了肯定的回答。[56]此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允许外国人在尊重中国主权遵守边区政府法令的前提下，可以到边区进行“宗教的活动”。[57]此后，中共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相当重视发挥基督教在抗战中的作用。在基督教受到质疑时，《新华日报》以《抗战与基督教徒》为题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徒，都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者”，还特别提出“基督教青年会团结了许多青年，成为中国青年中一种很重要的组织”。[58]1942年2月2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在信教自由的旗帜下》，对抗战以来各宗教团体在战争中的贡献，特别对基督教会的活动予以充分肯定。社论还认为不仅在抗战中，而且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基督教会也将发挥作用。显然，在中共的宗教政策中，基督教因其特有的组织性和对外联系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抗战时期的宗教政策当然不仅涉及基督教，也是对过去宗教政策的全面修订。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就指出：“边区政府应扶植民众团体之组织，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宗教、信仰等自由。”[59]1939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进一步规定：“在不损害边区主权和原则下，保护一切同情中国抗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者、教民，在边区生产、经营与文化事业方面的活动。”[60]1941年5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调：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信仰自由权，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61]边区政府在对这一条例进行解释时还说明，这里的宗教是指“回教、喇嘛教、天主教等”。“弱小民族、信宗教的，都一样有权利，谁也不能限制谁”。[62]1942年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就规定：“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它教派的土地），均不变动。”[63]从没收宗教土地到暂不“变动”宗教土地，这一调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处理宗教问题的娴熟。比较江西时期的宗教政策，这些新规定包含着新的内容。第一，对宗教信仰自由做了充分的肯定，取消了对宗教自由的阶级限制；第二，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权利；第三，取消了对反宗教自由的强调。这一政策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体现了对宗教信仰作为公民权利的尊重。在宗教问题上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更多地要服从作为国家政权的政治需要。

不仅如此，中共还在理论上向社会各界阐明对宗教的态度。1942年2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驳斥日本人和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是宗教的敌人和共产党反对宗教自由的说法。社论承认共产党是信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但是共产党“主张国家与宗教分离”，国家不偏袒任何宗教，但不强迫别人遵从共产主义的信仰，各人有各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社论指出：“共产党这种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正确立场，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这种政策并不是抗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根本方针。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发表的社论指出：“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64]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它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予保护。”[65]

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共与宗教界的关系。中共与西方传教士也有接触和交往。周恩来抗战初期到武汉开展工作，汉口公会大主教美国人吴德施（L.H.Roots）积极参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活动，周恩来通过他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66]在抗战期间到过延安的西方传教士为数不少。1941年到延安的加拿大传教士罗天乐（Stanton Lautenschlager）后来写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一起》，向世界介绍中共领导对宗教问题的新看法。1938年曾由平凉到庆阳视察教务的西班牙天主教主教高金监（Bishop Ignacio Gregorio Larrañaga Lasa），1944年11月再到边区庆阳时，对中共掌管下边区“人民信仰自由、政治民主”颇为赞叹。[67]外国传教人员在边区的亲身经历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使当时盛传的“共产党消灭宗教”的谣言不攻自破，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誉。

中共还同一些宗教界知名人士建立联系。1939年5月，周恩来在汉口专程拜访基督教人士吴耀宗，向他表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68]1941年12月和1943年5月，周恩来又两次会见吴耀宗，详细阐述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并对宗教界人士为抗战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1939年4月6日，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百岁诞辰时，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1940年9月，彭德怀在中共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与教会“建立了一些友谊关系”。[69]

除了基督宗教，中共领导与传统佛道教上层人士也多有往来。1939年4月，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南岳会见祝圣寺法师暮笳、演文、巨赞等人，和他们一起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在暮笳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在佛教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巨赞法师同暮笳法师率南岳僧侣200多人，发起组织“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叶剑英知道后建议改称“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以体现“佛教救苦救难”的宗旨，团结更多的和尚、尼姑和道教徒一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对少数民族宗教，中共也高度重视。1940年11月，延安召开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回教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为争取广大伊斯兰教徒抗日，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赴会并发表讲话。共产党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调动了宗教界抗敌的积极性，也消除了宗教界对共产党的不少顾虑。

不过，中共宗教政策的转变，最基本的着眼点还是在于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了统一战线而与曾被看成“鸦片”和“文化侵略”工具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在中共的观念中宗教是鸦片的思想更深入人心。因此正如中共文件中所指出的，各级干部中存在着“轻视教徒的偏向和反迷信的急躁简单心理”。[70]即使在陕甘宁边区，由于历史原因和认识原因，执行政策中往往还有“左”的做法，占用宗教场所和财产的事情在边区和根据地多有发生。[71]这表明制定和执行成熟的宗教政策，对正在探索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五 宗教自身的变革

20世纪上半叶对宗教来说也是不平常的年月，剧变的形势向宗教提出挑战，各宗教都实行过一些改革计划和措施，但各教改革力度不同，结果也有参差。

佛教的改革

这一时期佛教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佛教弘法的手段得到更新和扩展，各种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引入使讲经弘法更具现代色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佛教报刊的创办。最早的是1912年狄楚卿在上海创办的《佛学丛报》和1913年太虚在上海发行的《佛教月报》，而历史悠久、影响最大的是太虚1920年创刊的《海潮音》，学术价值最高的则是欧阳渐1923年开始在南京刊行的《内学》。其他或长或短、宗旨不一、遍布全国的佛教佛学报刊不胜枚举。[72]佛教弘传的中心逐渐从山林转向城市，社会基础从地主、农民渐渐向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倾斜，教团结构从寺僧中心、僧主俗从转向僧俗结合。居士在佛教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佛教宗旨从厌弃人生的彼岸走向利乐人生、庄严国土。佛教的社会功能也从荐亡超度、满足部分厌世阶层的宗教需要转向服务社会甚至救国救世等世俗层面。[73]

佛教传统僧团制度的腐化以及拘囿于寺院与社会隔离的狭隘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晚清末年受庙产兴学风潮所刺激的各地寺庙住持就纷纷组织僧教育会，成为近代佛教组织化的雏形。入民国后各类佛教组织层出不穷，各省及地区性的寺院有联络协调的组织、讲经会和佛学研究团体、居士修行和弘法团体、救济和慈善组织等，[74]甚至有模仿基督教青年会的佛化新青年会之组织。

各类性质不一的地区性组织还谋求建立全国性的佛教团体以维护佛教界的利益。民初乱局中佛教界备受压力、教产屡被侵夺，激发各地名僧创立全国性组织。如1912年立孔教为国教的争议推动欧阳渐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1912年4月敬安以原有各省僧教育会为支部，以统一佛教、弘扬佛法为宗旨，在上海创建全国性佛教团体中华佛教总会。尽管对外宣称是推动教育发展，但其初衷是出于保护庙产的目的。总会存在的短短几年中主要精力都耗费在与袁世凯政府打压佛教的政策博弈上。敬安1912年北上谋求总会登记备案和合法化，在与北京政府的交涉中受辱悲愤而逝，全国震惊。后经熊希龄斡旋，袁世凯为免众怒而对之予以核准。总会1913年在上海静安寺重开成立大会，但因内部新旧两派意见不合只能勉强维持。随着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对寺院加强控制，总会的抗争失败，终在1918年遭段祺瑞政府取缔。总会结束之后，佛教界谋设全国性组织的尝试并未停歇，但多以失败告终。直到1929年随着第二波庙产兴学风潮的兴起，创建全国性组织以团结抗争更形迫切，终于在上海召开17省佛教徒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选举圆瑛为主席，并获蒋介石核准备案，成为合法性团体，促使国民政府对寺庙管理变得温和起来。但外在压力减轻后，中国佛教会内部企图依靠这个全国性组织保护教产的保守派和想借此改革全国佛教的革新派斗争趋于白热化，导致领导层分裂。特别是圆瑛和太虚的矛盾加剧，太虚辞职，圆瑛继续领导中佛会。后由国民政府介入调停及在团结抗战的大局下纷争暂时停歇。南京陷落后，以圆瑛为代表驻留上海和以太虚为核心西迁重庆的两派再起纷争。因战争阻隔两派实际上只能在影响所及范围内各行其是。太虚领导下的重庆中佛会临时办事处在战时伤病救护及灾区救济方面贡献卓著，发挥了团结佛教界抗日的作用。1940年圆瑛辞职后太虚派得以执掌中佛会，继续为佛教的权益与政府抗争，战后则负责接收日伪佛教的事宜，直到1949年解散。[75]这个佛教的全国性组织实际上是松散的，要将派别分殊的寺庙结合到一起并非易事。

佛教教育在民国时期继续发展。清末大规模庙产兴学使佛教界认识到与其让佛教产业遭遇没收，还不如自己起来开办教育事业，新式的学校化僧教育随之出现。1906年经敬安抗争获得清政府自办学校的许可后，寺院开办的新式佛学堂在各地涌现，多为兼顾僧俗的中小学校。影响最大、真正成为近代佛学教育开端的是1908年居士杨文会汲取基督教和日本佛教的经验创办的祗洹精舍。该校兼重僧俗，设内外班，内班为僧教育以提高僧尼素质，外班为社会教育以扩大佛教影响。精舍开办不到两年因经费不继停办，但从中走出大批佛教人才，成为民国佛教革新的前驱和中坚，其中最著名的是太虚和欧阳渐。[76]在此基础上，民初佛教新式学校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月霞1913年在上海由哈同夫人支持创办的华严大学。受基督教兼重神学教育和世俗教育的影响，佛教也力图将僧尼教育和社会教育并举。但实际上，在社会教育上佛教大都停留在兴办小学等基础教育上，部分甚至带有一定的慈善救济性质，与体系化的基督教教育不能相提并论。[77]

但在僧尼宗教人才的培养方面，民国佛教界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1922年欧阳渐在南京建立的支那内学院和同年太虚所设的武昌佛学院则成为佛教教育的标杆。两院都借鉴普通教育制度设立了从初级到研究的正规学制，学科设中学、大学（又分补习科、预科、特科、本科，本科又分设法相、法性、真言三门）、研究（又设正班和试学班）、游学。这是一套完整的学制设施，这是近代佛教教育在学制上的一大改变。这套制度都呈报内务部、教育部备案。[78]兼授佛教和其他人文自然科学知识，但由于师资限制，实际上只能保证佛学的正常或系统教授。欧阳渐的内院重在设置居士道场以培养佛学研究专门人才，它改变传统的注入式方法，“教授以诱进阅藏、开启心思为鹄的”，求学者数以千计，培养出了吕澂、汤用彤、熊十力等一代学术大师，成为民国佛学研究的主要基地，后因抗战迁蜀通称蜀院，1943年欧阳渐逝世后由吕澂继任，直至1952年停办，成为延续时间最长的佛院之一。但这种拘囿于居士佛学的办学模式及其对僧界的挑战遭到批评。太虚曾撰文指出其狭隘，与造就新式僧才的愿望大相径庭。太虚在武昌因著名居士李隐尘、陈元白等人的支持而创办武院。武院的办学模式凝聚了太虚的僧教育思想，积极汲取传统和现代教育的精华，吸收杨文会和日本佛教的教育理念，僧俗并重，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太虚集中于培养一代僧才的坚持因与支持其办学的居士希望学僧和居士并重的愿望相左，武院的实践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太虚本人最终挂职而去。其后太虚及弟子兴办的佛学院不下四五十所，但直到1946年去世，太虚将传统丛林教育和近代新式教育相结合，培养德才兼备的新式僧才以承担起现代佛教改革的目标还远未实现。一些接受新式僧教育的学僧不忍甘苦淡泊的持戒生活，以致丧失对佛教的信仰而还俗，凭借所学而另谋他途。除欧阳渐和太虚外，圆瑛、虚云等高僧也创办一些高质量的佛院。

太虚的人间佛教是民国佛教改革的一个高峰。太虚早年出家，在遍访佛教名山名师的同时受到维新派革命党及西方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佛教革命的旗帜下，他致力于创设全国性佛教组织，推动面向整个佛教的改革。1912年他与仁山拟建佛教协进会，试图以镇江金山寺为基地推动佛教改革，但其激进的变革遭遇保守派反抗而失败。1913年在上海佛教界举行敬安追悼大会上，他在演讲中再次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倡导三大革命：教制革命，以僧伽制度改革为先导，废除传统剃度制和子孙住持制，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住持；教产革命，化寺院财产住持私有为佛教公有，转换庙产功能，兴办佛教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教理革命，祛除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工具的迷信，从重死后转向厚现实，以佛教研究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与人类。[79]但这种激进主义并没有得到佛教界广泛认同，太虚从教界宠儿逐渐成为避之不及的弃儿。失败后太虚在普陀山闭关三载，总结改革教训，1917年出关，随同出关的还有他著名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以提高僧伽的学养和能力为出发点，提出改革僧伽的构想，此书后来一再完善成为其改教思想的精华。但其中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使其就像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样无法有完整实践的机会。

不过，太虚受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广泛影响的刺激和启发，较早认识到佛教必须走进人间发挥社会功能。1928年太虚首次演讲人生佛教，1934年发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其人间佛教思想逐步走向成熟和系统化。人间佛教以净化社会、建设人间净土为宗旨，强调佛教必须适应现代社会，关怀社会，进而提升社会。[80]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在1930年代一度勃兴，为佛教转向世俗化、人间化和生活化推波助澜。当然太虚也明了世俗化的限度，世俗化不能以神圣性的丧失为代价，关键在拿捏好神圣与世俗的界限。但人间佛教的进程被随后的战争所打断，在太虚生前实践的成效不大，最终在其身后于大陆和台湾分别开花结果，成为现代佛教的潮流。他现在被世界所有大的佛教组织领袖称为改革之祖。

道教：本土宗教的衰微

民国道教仍延续正一和全真两派并立的格局。正一派以江西龙虎山上清宫为中心，奉天师为教主，以“祈祷”（求福消灾）为宗旨。全真派以北京白云观为中心，奉丘处机为教主，以“修养”（长生不老）为宗旨。但实际上全真派也多兼行斋醮祈禳，与正一派的差别日益缩小。与佛教、伊斯兰教的宗教复兴相反，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在民国时期继续走向衰微。中国思想界对道教的批评一直非常猛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对旧宗教、偶像崇拜、关帝、吕祖、九天玄女等道教神仙进行抨击。

中国政治变动屡屡波及道教。南方正一派中心龙虎山首当其冲。1912年江西都督李烈钧借破除迷信取消张天师的封号及封地，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仓惶逃往上海。后经张勋斡旋，在袁世凯治下得以重获封号并发还田产。[81]1927年北伐军到江西后，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方志敏、邵式平等发动农民运动打砸天师府，活捉张恩溥，收缴天师玉印宝剑，破毁天师关押妖魔之处。尽管在国共分裂后天师被释，但经此变故威信扫地。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在被废止的神祠中，如岳飞、关帝、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三官、天师、龙王、城隍、文昌、送子娘娘等皆属道教。尽管这一决定未能彻底实行，许多寺庙观庵还是被废除。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反迷信斗争也波及道教及其宫观。1935年，天师张恩溥曾要求国民政府请赐封印遭到拒绝。张本人缺乏修行的精神造诣，在道教的革新上并无多少建树，不能承担起道教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尽管天师称号仍按教内传统传承，但在教内也遭遇冷落。他数次企图以组建道教全国性组织的方式重建权威，但成效甚微，1949年他悄然离开大陆迁往台湾。

在南方正一派中心龙虎山权威失落时，北方的全真道祖庭北京白云观尚能正常运转。白云观在陈明霦（1911—1936为住持）时代确有振兴的迹象，1912年他发起成立中央道教总会，在宣言书中声称道教为中国国教，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为救国救世之不二法门，但成效不大。[82]此后他多次开坛传戒，举办祈祷法会，修缮白云观，重印道藏，著书立说，交好北洋政要，成为一代名道。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30年白云观因没有遵守北平社会局的登记令而发生第一次住持危机，陈明霦被革职，后在被迫认捐后复职。但1936年陈病卒后，白云观围绕安世霖的住持资格陷入第二次住持危机，社会局在调查后发现安的继任违背道教诸山推举的惯例，且在呈报中有蒙蔽之嫌，遂反对安继任，但因寺庙登记任务的迫切，或有权势人物的插手，社会局转变态度同意安以监院身份暂代住持，但其权威和合法性的不足成为后来的悲剧根源。[83]1946年安世霖等人被反对派依据太上清规以火刑处死。惨案发生后，反对派遭遇法律的惩处，白云观也被当局查封，后北平道教整理委员会成立白云观临时保管委员会代管，并于1947年邀请沈阳太清宫赵诚藩为监院，住持一职则一直阙如。[84]

民国道教也有组织化的努力。1912年，以北京白云观为中心的18所全真派道观代表在北京联合成立中央道教总会，并向袁政府登记获准，道教第一次有了合法性的全国性组织，但局限在全真道范围。其分会中影响较大的是1913年成立的四川道教总分会。正一派在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以上海为总机关部，以龙虎山为本部，以北京为总部，但除其上海总机关部稍有活动外，并未在全国层面开展事务。这两个名为全国性的道教组织充斥宗派之见，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全国道教的团体，并且因为领导、组织及经济支持的匮乏，也缺乏应有的力量与权威，因此超越宗派的联合是大势所趋。1936年两派合作，在上海成立中华道教会，惜尔后因时局巨变而终止。直到1947年两派才重新联合，创设上海市道教会，并拟以此为基础谋设全国性组织中国道教会，但因正一派代表张恩溥和全真派代表李理山意见不合，结果不了了之。[85]民国道教组织化程度与其他宗教相比相形见绌。

道教的振兴虽然举步维艰，但在理论上也有革新的努力。其代表是居士出身的陈撄宁。陈氏有感于基督教的冲击和道教的颓势，强调道教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呼吁把道教从出世的狭隘中解放出来，承担起救国救世的责任。他提倡道教生活化、普及化，将以往秘而不传的道教炼养学转化为普适性很强的修炼养生学。陈对道教与时俱进的重要贡献是将历来主要被包容在道教思想中的修炼养生内容，明确地概括到“仙学”的旗帜之下，并主张仙学脱离儒释道三教而独立，只讲道教的炼养学说而反对符箓派的低俗迷信，以提高道教的文明程度，避免遭遇科学的诘难而被淘汰。他积极进行仙学和科学的现代调适，将仙学和人体探秘及中医结合起来，在将仙学纳入科学轨道的同时强调仙学优于科学。陈撄宁还开展重振道教的实践活动，他收授门徒，烧炼外丹10年。失败后转向内修，并借助办刊、办学等现代手段弘扬仙道。他也积极参与道教全国性组织的创建，为道教的统一而努力。尽管陈没能进入中华道教会及上海市道教会的领导层，但是两会最重要的文献《中华全国道教会缘起》、《复兴道教计划书》都出自陈之手。后者提出“讲经、道学研究、报刊、图书、道书、救济、修养、农林、科仪”九方面的道教复兴计划，是道教走向现代化的一份纲领性文件，陈事实上成为两会的精神领袖和文化旗手。[86]陈氏对道教的创造性转化有重要贡献，被誉为与佛教太虚、儒家冯友兰齐名的一代道教大师。[87]

另外，道教在政界和知识分子中遭遇冷落，却在民间获得了发展。各种通俗形式的道教活动在民间越发活跃。关帝、文昌等道教神祇仍为广大民众所敬拜，并对各种民间秘密宗教产生极大的影响。[88]正因下层百姓的需求，民国年间仅上海新建、重修或改建的全真派道观达10所，而正一派道观则多达17所。1912—1937年仅本、苏、锡、宁四大帮道院、道房就达74处，其他客帮尚未统计在内，以致“路路见道堂，处处有道房”。[89]

内地伊斯兰教的文化复兴

晚清时期伊斯兰教因受政治“叛乱”的牵连而命运多舛。民国年间伊斯兰教终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改变了清代那种自我封闭的落后状态，最终实现了内地伊斯兰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复兴，[90]被顾颉刚称为“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内地穆斯林的教派观念相对淡漠，这促使他们能免除教派纷争而相对团结地迈向现代。

教育成为伊斯兰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一是在延续明清以来培养阿訇为目的的纯宗教的经堂教育同时，兴办中小学和师范学校。[91]在北京、济南、上海、杭州、昆明等地都有一批比较成功的中小学和师范学校。二是赴海外留学。不同于基督教的走向欧美，阿拉伯国家成为他们留学的圣地。早期多为个体行为。1930年代后，随着一些伊斯兰教新式学校的建立，开始有计划、有组织、成批量的派遣学生赴外深造。先后有6批30多名留学生赴埃及深造，埃及著名的宗教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成为接纳他们的摇篮。[92]这些留学生通过深造不仅开阔了眼界，把阿拉伯国家优秀的文化带回中国，其本身也成为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许多人回国后，成长为中国著名的伊斯兰领袖、学者，像马坚、庞士谦、纳训、纳忠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三是创办刊物。1908年留日伊斯兰教徒创办的刊物《醒回篇》以强烈的民族、国家、社会和宗教的关怀为民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入民国以后，各种伊斯兰教报刊先后诞生。这些宗旨不一的刊物在教育、学术、宗教、救国方面充当广大伊斯兰教徒的喉舌，引导他们走向现代和强化他们的国家意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9年马福祥、唐柯三、马松亭等在北平创办发行长达20年的内容丰富的《月华》，刊物远销国外10多个国家。伊斯兰教徒还兴办出版机构，影响较大的有1930年买俊三创办的上海中国回教经书局等，推动了伊斯兰文化的繁荣。[93]

伊斯兰教文化复兴推动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近代以来以清真寺为中心带有区域性和独立性的教坊制组织显现出分散性的弱点。晚清时期伊斯兰教已有因教育或政治等目的而组成的特定社团。[94]民国元年王宽在北京发起中国回教促进会，以“联合国内回民，发扬回教教义，提高回民知识，增进回民福利”为宗旨，延请王静斋等阿訇翻译《古兰经》，设立清真中小学及阿拉伯文专科学校，普及回民教育，设立讲演社，刊行《穆光》，倡设男女工艺厂并力谋改进回民生计，发展慈善事业，调解回民内部意见冲突及教条之争议，维护回民信教自由等。之后又有学术社团出现，1913年和1917年先后在北京成立清真学会和清真学社，但影响最大的是1925年哈德成等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性的中国回教学会。

伊斯兰教还成立一些救国团体。影响最大的是1937王静斋、时子周在河南发起成立的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1938年迁武汉后改名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唐柯三、孙绳武等政府官员加入后，其性质由民办变为官办。1939年更名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随后迁重庆。1946年改名中国回教协会，迁往南京，白崇禧出任理事长。1949年随国民党迁台。该会以“兴教建国”为宗旨，以提高穆斯林知识水准、增强经济能力为己任，出版刊物，宣传抗日，组织对外访问和朝觐团向阿拉伯国家揭露日本罪行，在伊斯兰教界曾产生一定影响。[95]

西北伊斯兰教的新教派运动

中国伊斯兰教从宗派上来讲除极少数什叶派外多属于逊尼派，在明清之际，形成门宦教派。门宦教派是苏菲派神秘主义在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与非门宦教派间的根本区别在修道与否，门宦并神化崇拜教主，信仰拱北（教主先贤的陵墓等建筑），掌教多采世袭制。在这一教派中，逐渐形成虎非耶、哲赫忍耶、嘎迪忍耶和库布忍耶四大门宦及几十个门宦支派。民国时期，从清末开始的门宦分化继续发展。

伊赫瓦尼派的兴起 伊赫瓦尼意为“同教兄弟”，是清末民初由甘肃河州马万福（1853—1934）创建的一个新兴伊斯兰教派。马万福本是北庄门宦下的阿訇，1888年赴麦加朝觐后，认为中国伊斯兰教受汉文化太多影响而有正本清源的必要，他还受到阿拉伯瓦哈比耶学说的影响，因而成为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维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退出北庄门宦，并联合十大阿訇宣传伊赫瓦尼的主张，以“凭经行教”、“遵经革俗”为号召，颁布十大纲领。这些主张主要是反对门宦及伊斯兰的汉化，意在清理中国伊斯兰教中流行已久的不符合经训原则的习俗，还伊斯兰教以本来面目，带有原教旨主义的倾向。经过马万福等人的传播，伊赫瓦尼逐渐获得广大穆斯林的拥护和支持，但因其明确反对门宦，公开批判教主和老派，遭到许多门宦及格底目抵制，后被迫离甘赴陕。辛亥革命后马万福重回甘肃临夏，继续宣扬伊赫瓦尼教义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教派冲突中获西宁提督马麒支持，遂以西宁为根据地，推行伊赫瓦尼教义。[96]1922年，马麒兄弟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伊赫瓦尼教义，因而引发多起教派间的流血性事件，但其以武力推行伊赫瓦尼的计划并没能成功。在宁夏，伊赫瓦尼因受到省主席马鸿逵的支持，逐渐成为一个在政治上占优势的教派，后者也仿效青马，打出伊赫瓦尼旗号，借以维护其割据统治。[97]到1940年代中后期，伊赫瓦尼不仅在青海、甘肃两省的伊斯兰教中占主导地位，也在马鸿逵的支持下在宁夏渐趋优势，并在全国其他地区的回族伊斯兰教徒中有广泛的影响。[98]

西道堂 西道堂是清末民初伊斯兰内部兴起的一个特殊的新式宗教社团。由马启西（1857—1914）1903年正式建立于甘肃临潭，他奉明清著名伊斯兰学者刘智著作等为经典，注重伊斯兰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借重汉文伊斯兰经典宣传伊斯兰教义，因此被称为汉学派。顾颉刚曾高度评价马启西为“利教化民为天下法，以身殉道做百世师”。[99]他顺应时代发展，赞成男子剪辫，反对女子裹足；教义上以“五件天命”课为全功，注重品德信义，不送钱财于阿訇教长；教育上注重新式教育，不强制孩童念经；经济上重视经商务农，以道堂为家，过集体生活。他主张实行教主终身制及集权制，其中能清晰看到门宦的影子，但非世袭，以社团制为管理方式。西道堂成立后，很快遭到其他门宦教派的反对，成为宗教派别、军事纷争的牺牲品，最终导致马启西于1914年被害。随后第二任教主丁全功也遇难。在1917年第三任教主马明仁继任后，汲取教训，在发展教务的同时从事商业活动，积聚经济力量，并结交白崇禧和西北诸马等权贵作为教务的保护伞。马明仁等甚至受到蒋介石接见，被授参议院参议，促使西道堂在马明仁时代达到鼎盛，到1949年已兴建7座宏伟的清真寺，以集体分工合作的方式从事商农林牧各业，开办商号10个，兴建农场13个、林场13处、牧场3个，在经济上积累了大量财富。随着经济势力的增强，西道堂逐渐由原先地方官吏随意打压变为争取合作的对象，宗教上也由原先的不被承认变为得到认可。

西道堂另一个特色是注重教育，并凭借优厚的经济实力支撑兴办了几所小学和一所中学。但在1946年马明仁去世后，西道堂因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及受部分中上层累积私财的冲击，开始衰落，但直到今天，它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派。[100]它是近代伊斯兰在中国化道路上走得较远的一个，也可视为伊斯兰走向现代的一种努力，但其中各种传统与现代因素的矛盾结合又使其现代之路充满曲折。

基督教：中国化的趋势

从民初到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之前，基督教在中国有过一段“黄金时期”。有讽刺意味的是，义和团运动中传教士的死亡并未阻吓西方人的传教热情，例如在保定传教士耶鲁大学毕业生毕德金（H.F.Pitkin）被杀之后，居然刺激了美国东海岸一些大学生报名来华传教，而专门以中国为目的地的耶鲁中国差会也因此而建立。1905年来华传教士3500人，1915年为5500人，到1920年代最高潮时超过8000人。中国新教徒也从1900年的10万人，到1922年增长到了50万人。最初的信徒大多来自乡村的穷苦农民，但教会学校为一部分信徒家庭的年轻人提供了在社会中上升的通道，在几个沿海城市形成了一些富裕信徒的群体。[101]传教士对自己事业的自信满满反映在1922年出版的大型在华传教事业统计书中，该书居然以《中华归主》为名激起很多中国人的反感，随之而来的反教事件最终成为传教运动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晚清时代中国教徒被称为“教民”以区别于一般平民，他们也没有合法权利以自己的名义去建设和拥有教会。但到民国时代，中国信徒同样被称为“国民”，可以注册和拥有自己的教产和教会。上海的俞国桢成立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天津和北京的基督徒组建了中国基督教会。山东济南也建立了山东基督教自立会。早期的自立教会并不是特别反对传教士的。它们的牧师多数受过差会神学院教育，少数在西方受过训练。来自长老会、公理会或者浸礼会的自立教会的中国信徒，在组织上与老差会还有某种联系，在神学上基本也无区别，因此并没有对传教士领导的在华新教运动形成威胁。但当时传教士对此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心存疑虑。[102]

基督教在世俗事业领域的活动也同样引人注目。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民族危机促使一些中西教会人士关注现实生活。在风行于西方的社会福音理论影响下，一部分传教士主张福音不仅要救个人，同时要救国救社会，教会要承担起社会改造的责任。这促使基督教劳工事业、乡村建设、青年事业次第兴起。晚清以来的医疗、教育、社会救济、慈善事业在民国时期都获得进一步发展，其中教育事业的进展最为突出。

基督教创办的西式教育无疑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驱，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科举制的废除，中国自身的新式教育迅速拓展，教会教育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以往的垄断地位。基督教教会企图主导中国教育航向的雄心壮志慢慢消退。[103]他们开始强调如何提高教会学校办学质量和寻求中国政府对教会学校毕业生的承认。[104]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各国在华基督教团体联合办学成为一股潮流，逐渐形成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普通教育体制，外加幼稚园、神学教育、职业教育、盲童聋哑教育等特殊教育在内的完备的教育系统。这个系统的顶尖是东吴、齐鲁、沪江、华西协和、金陵、之江、金陵女子、福建协和、燕京、华中、岭南、圣约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一系列教会大学。其中燕京大学等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105]这个在基督教差会管控之下的教育体系，从二三十年代起，除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外，都按照要求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门注册登记，至少在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的监管，成为中国国家教育资源的组成部分。这些学校不仅培养教会人才和吸纳基督徒，也面向非基督徒，培养世俗人才。其培养的新式人才在中国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以教会或教会学校为桥梁得以留学欧美的众多的留学生，他们归国后往往成为中国各界的精英，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中国基督徒在社会和政治改革活动中相当活跃。[106]

随着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有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增加，在华基督新教运动的权力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诚静怡1910年在爱丁堡国际基督教大会上要求西方人从中国人立场看中国教会的发言引起关注，中国基督徒精英被吸收进在华传教运动中，逐渐形成了由有影响力传教士主导的中外合作的新教领导机制，其中有诚静怡、余日章、王正廷、刘廷芳、赵紫宸、洪业、吴雷川等。这些人除了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外，基本上是燕京大学的教师。这个机制的意见和计划对倾向于社会福音派的新教运动走向发挥了重要影响。[107]

基督教在民国的政治遭遇是不停变换的悲喜交集。基督教界曾经对身为基督徒的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对在中国的前途充满憧憬。但在中国仍戴着不平等条约枷锁的情况下，起源于西方差会传教的在华基督教会，在政治上一直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1920年代以后就不断遭到反帝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打击。1927年的南京事件中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J.E.Williams）等传教士被杀后，约7500名传教士返回西方，从此在华传教士人数再也没有达到此前的峰值了。随着蒋宋联姻和蒋介石在1930年受洗入教，国民政府与基督教关系大为改善。基督教会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有的是教会自发进行的，如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实验，山东齐鲁大学在龙山的实验以及金陵神学院毕范宇（F.W.Price）在江宁淳化镇的实验。有的则是应政府要求开展的，如牧恩波（G.W.Shepherd）江西黎川实验区的工作以及参与新生活运动。但是由于这些基督教改革者无意也没有力量触动乡村中的地主势力和城市工商资本家的利益，其改革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成效几乎等于零。[108]

民国时期的基督教还有一个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外国传教运动在中国进入了“走向成熟、蓬勃发展，接着是衰老和死亡”的阶段。传教运动在1877年、1890年及1907年在来华新教传教士全国大会上曾经有过的尽管有宗派差异，但还能保持“意见一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保守的基要派传教士和主张适应时代的自由派或者现代派传教士的关系日趋紧张。1932年刚刚获得普利策奖的赛珍珠（P.S.Buck），因为在纽约的演讲中批评了传教士的无知与傲慢而被保守派要求辞去在美国南浸信会董事会的职务。差不多同时由哈佛大学教授霍金（W.E.Hocking）主持对传教运动的评估报告，以自由主义神学思想表达了对基督教的排他性和传教运动的合法性的质疑，也引起以中国圣经公会成员为主的保守派与中外新教合作机制聚拢的自由派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1930年代中期，整个中国的新教教会大致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是中华基督教会、基督教协进会相关的教会组织，中外合作新教建制中人在其中依然活跃，他们支配着主流教会的议程和做出相关的决定，其社会特点是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和积极参与社会改良运动。第二类是一些比较保守的差会群体和教会，他们脱离或者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中华基督教会，不赞成后者的自由主义神学和追求社会改革。它们可能是中国圣经公会的成员，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内地会，但也包括基督徒和传教士联盟，如美国南长老会和圣公会、路德会、美国自由卫理公会、拿撒勒会、神召会及几个较小的五旬节会，还有就是10多个很小的差会，有的是只有一个人的信心差会。这些派别更强调个人而不是社会的皈依和重生，大多数这么做的人某种程度上是坚信前千禧年观念，相信基督不久会再临人间。随之而来的是像新约启示录中所说的那样末日审判，因此时间紧迫，要向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传播福音。他们并非没有爱国心，但他们没有把国家建设和改造社会放在传福音、救灵魂那样优先的地位。第三类是民国以后出现的新教会，尽管这些运动的领导人在其个人成长的早期都受到过外国基督徒的影响，但他们组织教会则完全独立于外国差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以及在福州、上海围绕着倪柝声的教会组织，它被称之为聚会处、小群，或者干脆叫地方教会。

1937年抗战爆发，这使基督教会有了展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机会，因为这次反对的是与基督教没有任何瓜葛的日本帝国主义。大部分基督教大学也像国立大学一样西迁，在困难的局面下继续发挥培养知识精英的作用。中华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协进会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大后方，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继续活动。整个抗战期间教会领导架构在人员和财力都大受影响的情况下继续发挥有限的作用，加入中华基督教会和协进会的教会组织也没有增加，其信徒总数一直没有达到整个中国新教徒数目的一半。它们发起的西藏、云南、贵州等边疆地区的传教运动到抗战结束时并没有多大的进展。而那些鼓吹末世论和前千禧年的教派如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和小群却在战争灾难的局面下有了很大的发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西方国家成为日本的交战国。相当数量来不及撤离中国的传教士被日本人关进了在山东潍坊和上海近郊的集中营而受尽磨难。1941年日本军方为了控制华北地区的基督教会，成立所谓的华北基督教团。除了王明道的北京基督徒会堂外，所有华北的基督教团体都被迫参与其中。但对耶稣家庭以及在乡间活动的基督教组织，日本人的控制仍是鞭长莫及。

抗战胜利后，中华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协进会迁回上海，大批传教士也返回中国。由于离开传教现场八年之久，一些差会的传教士小心翼翼地与中国同事重新相处，而另一些特别是新近来华的传教士则忘掉了过去模式的不平等，认为理所当然应该由自己负责这里的教会，因此重新引起差会与教会关系的紧张。特别是当以美国为基础的教会大学董事会要合并或者缩小教会大学规模时，遭到这些大学中方领导的顽强抵制。[109]

内战爆发以后，新教教会又面临一次历史选择。尽管蒋介石本人是基督徒，还是有一批教会人士极其厌恶国民党政府的贪腐与无能。中华基督教会的《协进》和独立的《天风》杂志表达了基督教中自由主义甚至是激进主义的观点。《天风》后来成为1950年代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官方刊物。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吴耀宗和青年会的江文汉不仅同情而且表现出盼望共产党的胜利。在第一次政协会议上，宗教界代表7人，其中基督新教代表占5人，成为最为靠近中共的宗教。1949年年初共产党在内战中胜出的大局已定，传教士和中国教会领袖面临着离开还是留在大陆的选择，尽管许多新教徒、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对教会的未来感到忧虑，但还是有许多人对中外合作的新教事业能够在共产党政权下存在下去，并为“新中国”做出基督教的贡献抱有希望。

天主教的本土化运动

义和团运动中在华天主教受到重创，运动之后它修改过去咄咄逼人的政策，换来与中国官民关系的缓和；同时一次大战后罗马教廷为弱化在华法国天主教势力在保教权问题上的坚持，派遣美国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美国天主教支持在华传教给天主教带来新的动力，使天主教在华事业获得较大进展。[110]与新教主要在城市发展和致力高等教育事业相比，天主教主要在农村活动，对高等教育等世俗事业关注较少。但天主教和新教同样面临如何改变洋教形象的问题。由于天主教教阶制度更多体现为自上而下的体制变动，同时由于天主教传统势力的保守性，改革的过程漫长而且成效甚微。

天主教制度变动最初集中在废除法国对在华天主教的保教权上。法国在19世纪中期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天主教在华的保教权，即由法国承担保护各国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教徒权益之责，实际上是其通过保教谋求自身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的麻烦，中国自晚清以来一直谋求与梵蒂冈建立直接联系，取消法国保教权，都因法国从中作梗和教廷的顾虑瞻盼而未果。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确立，使保教权更多成为传教的障碍，与教廷着眼宗教利益的目标冲突加剧，在部分非法籍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中取消保教权的呼声日高。[111]

1912年天津代牧区成立后，法国遣使会传教士杜保禄（Dumond）成为首任代牧，比利时传教士雷鸣远被杜提升为天津教区副主教。雷在1901年18岁时，开始来华传教，他在天津传教一段时间，与天主教平信徒《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和上海天主教震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等成为朋友，对中国天主教徒的想法有更多的了解。其后雷一力提倡本土化策略，主张要和中国神父分享教会管理权，注重中国神职人员的培养，鼓励教徒爱国，并力倡废除保教权，让中国信徒与非信徒平民一样完全在中国的法律管辖之下，并且要有中国人担任主教。保教权因此开始与本土化问题联系在一起。1916年杜保禄在天津法租界兴建主教座堂的尝试遭到雷鸣远等人的反对后，决心在邻近法租界的老西开建堂。教堂竣工后，法国借口保教权试图强占老西开地区，遭到中国民众及雷鸣远的强烈反对，并促使传教士内部的争论公开化。这就是著名的老西开事件。

老西开事件后，教廷1918年与中国建交的尝试因法国的干预而再次失败。1919年11月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牧函，以传扬福音为要旨，要求各传教区的修会摒弃门户之见，并尽力陶成本土神职人员。牧函并非仅针对中国传教区，而是整个天主教世界，但无疑吸收了雷鸣远等在华宗教代牧的报告或备忘录，并对天主教在华发展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它明确提出以建立本地传教区为目标，传教士必须掌握本地语言，将本籍神职的培养和祝圣提上日程，强调教会要严防帝国主义的玷污和物质主义的侵蚀，而以教廷的福音目标为中心。1922年11月教廷第一任宗坐代表刚恒毅秘密抵达香港，并巡视中国各地教区，最后为摆脱京沪法国传教士干扰驻节汉口，1923年在助手中国神父赵怀义的建议下移座北京。[112]

与此同时，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巨大压力，迫使刚恒毅为应对中国民族主义挑战，推行以本土神职人员为基础成立本地教会，重视适应化策略和学术文化传教，并借平信徒协助传教，共同促进教会的复兴和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传教模式。1926年教廷特意针对非基运动发布《自吾登基以来》牧函，重申以本土神职代替传教士的宗旨，并嘱传教士应专注传道而不得涉足政治。这双重因素使本土化再次向前迈进，刚恒毅又先后成立4个本籍代牧区。同年10月罗马教皇亲自为随同刚恒毅而来的6位中国主教祝圣，这是自清初罗文藻担任主教200多年以后再次由中国信徒担任主教，在教内外产生巨大影响。[113]在刚恒毅积极本土化策略下，到1935年中国本籍主教区从无到有共达23个，占全国总数的1/5弱。经有意识的培训和提拔，中国籍神父到1933年达1600人，而修女则增加到3600人，本土神职人员的培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14]在其主持下，许多培养平信徒的组织如全国公教进行会、公教教育联合会、中国公教青年总会等先后成立，为发挥平信徒的潜力和提高天主教在公众层面的影响提供了组织路径，天主教教育机构的进一步拓展如辅仁大学的创设等也是其注重学术文化传教的体现。1933年刚恒毅离华后积极本土化进程放缓。抗战爆发对本土化形成新的障碍，而陷入日本侵华和伪满问题的纠葛中。

抗战胜利后，庇护十二给中国天主教的指示是“更加中国化”，开始酝酿祝圣中国枢机主教，1945年青岛教区主教田耕莘被教宗任命为远东第一位枢机主教，并赴梵蒂冈行加冠礼，向教宗建言早日在华设置圣统制。1946年4月11日，庇护十二发布谕旨，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将全国分为20个教省（每省设立一个总主教座）、79个主教区和38个教区，共137教区。[115]中国圣统制的建立使教内统序由代牧制转化为通常的主教制，使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这并不足以完全改变天主教受传教士主导的附属地位，在20名总主教中华人只有3位，其中田耕莘枢机出任北京总主教，于斌出任南京总主教，周济世出任南昌总主教，而在全国137名主教中，传教士占了110名。[116]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之路仍然有待来日。

民间宗教的裂变

民间宗教称谓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民间秘密宗教、秘密宗教结社、秘密教派、秘密教门、新兴民间宗教、下层宗教等。入民国以后，中央权威的不足减轻了对民间宗教的政治压力，而社会的动荡与民生的凋敝又为其赢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思想资源除援引儒释道三教与现代科学之外，又从耶回两教中汲取新的营养，在延续传统组织形态的同时借用近代社团的机构形式，在新时代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在政治上，维护封建专制体制，个别甚至梦想登基称帝，反对民主共和；在思想上，维护旧的伦理道德，反对新思想、新道德；在教义上，更多增添了巫术、气功等内容；在活动状态上，渐渐由秘密转为半公开、公开。这四个特征，标志着秘密宗教完成了向会道门的转变。[117]但部分民间宗教团体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在慈善救济和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民国因法律上规定了宗教自由，诸多以会、道、门命名的民间秘密教派一变而为合法组织，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北洋时期是会道门蓬勃发展的高潮期，众多军阀官僚成为其背后的支撑，大致分三部分：明清秘密教门的延续，可称旧式会道门，影响较大的有一贯道、先天道、九宫道、圣贤道、黄天道、大乘教、无为教等，多未向政府登记，在民间悄然流行；二是在民国创立或变更名色的新式会道门，多向政府注册，被定为宗教、慈善或公益团体，如同善社、道院、万国道德会、道德学社、中华理教会等；三是武装型的会道门，比如红枪会、大刀会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秘密宗教结社的控制，规定各类社团组织按规定注册，成为合法团体。会道门多向政府注册，登记为宗教、慈善或公益团体。如一贯道、万国道德会等为宗教团体，世界红万字会为慈善团体，理教会、联庄会、民团等为公益团体，而分子复杂、良莠不济的被强令解散或改编。[118]

民间信仰的衰微

存在于民众中最普遍的民间信仰是祭祖的思想与行为。[119]民国时期祭祖仍然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有准宗教色彩的仪式。人们相信祭祖是因为他们认为死者需要活人的供品，先人的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后人的祭祀是很不快慰的，甚至会备受折磨。他们还相信先人能够保佑或惩罚其后人。祭祖后面有深厚的社会感情，这种感情把祭祖与现实的道德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人们乐意保留这种特殊形式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普遍遵行各种祭祖的礼节来表达这种感情。

万物有灵论（亦称泛灵论）在民众中也有广泛的影响。一方面是人们认为自然现象都像人一样具有生命，并且能够帮助他满足要求或者反对他的要求。人们设想自己是周围自然力量的一种，可以借助魔法得到“善”的福佑并战胜“恶”。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世界充满了包括死人灵魂以及由各种原因产生的神灵。这些神灵在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各司其事，财产、子嗣、寿命、消灾祛病、现实社会秩序和生活等，全取决于这些神灵。人们一般是在庙里供奉神灵，向他们祈求个人、家庭或社会集团的各种需要。对神灵的崇拜具有地方性，各地有各地的神灵，但也有全国公认的神灵。地方神灵因与地方关系密切而更为当地人所崇拜。祈求神灵多半是为了求雨、防洪、驱魔祛病，因为人们面临灾害和死亡，找不到解脱办法，只能这样来缓解受灾害恐吓的情绪，用集体祈求的方式来坚定人们的希望，使人们冷静地面对现实。[120]

1922年《教务杂志》曾经在中国的9个省份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内容是关于个人的信仰及其崇拜的形式，关于原罪、得救、神、邪灵、灵魂的本质和死后的生活。调查对象中包括商人、职员、农民、裁缝、苦力、无职业者、教师、学生、做鞋的、医生、铁匠、木匠、小官吏、厨师或者看庙的人。结果表明中国民间被无数的信仰行为所束缚，这些行为影响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每一个阶段。在出生、结婚和死亡时都有宗教仪式。人们用数以百计的纸符，以求带来富裕、驱赶恶鬼、治愈疾病和获得向往的幸福。实际上，每家都有贴在墙上的灶王爷，许多人家还有贴在大门上的门神。每一座坟墓、每一条道路、每一栋房子的位置都要按风水师的指点来安排，这样就不会因为位置不对而使神灵给人们带来灾难。一年中的宴会也有宗教的意味。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乐于朝圣，或者到附近的庙宇，或者到远处的庙宇和圣山。[121]

这种民间信仰的风习一直被维持下来。1939年的社会调查中指出“祖先的崇拜，是我国很普遍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在华南一带，此种风习尤为普遍”。[122]华北农村的情况也如此，大量材料显示人们的宗教信仰及行为是极其广泛的。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执着而强烈的宗教信仰依然在整个家庭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普遍意义。[123]一般民众，尤其是老年人和妇女差不多都崇拜偶像，他们以为一生祸福都寄在鬼神身上，一切疑难只靠诚意祈求而已，就是一般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遇有疾病或困难时，亦照例烧香拜神，迷信之深，可以想见。[124]

朝圣的传统也是如此。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m）在游览泰山时看到的是“在特殊的进香季节，每条道路上都活跃着无数香客。泰山上的神多极了。人们往往从远处前来，或是为了还愿，或是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崇敬”。[125]1947年9月5日的《申报》报道说：“阴历七月是一个人为鬼忙的季节，杭城西北的东岳庙，这半月来已成了神秘的鬼世界，上千上万的善男信女，都来到这里来烧香。”

不过，民国时期破除迷信、改造乡村的呼声不断，国民政府严格禁止“淫祠杂祀”。新思想和科学知识的传播也在削弱这种思想的影响。[126]这些民间信仰传统受到各种力量的挑战。个性解放的急剧发展冲击着传统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个人在五伦中有了更高的地位。家庭的权力减弱了。农村中的氏族制度和大家庭体制甚至在崩溃，变化更为迅速。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个人自由的增加，祭祖活动的性质从祖先与后代之间的神秘关系转变成一种道德关系。“传统的祭祖仪式还可能存在若干年，但那种愚蠢的迷信形式将被摒弃而代之以含有道德目的的仪式。”万物有灵论的影响也在削弱之中。“近年来很多神像被抛弃了，被遗忘了。文人们的神很快就消失了。祭祀神农氏的先农坛已改为农业实验站。皇帝祈求丰收的祈年殿也成了公园的一部分。文昌帝君和魁星原是科举之神，现在也消失了。一些其他的神在新时代也失去了意义。由于种了牛痘，痘神娘娘庙也被废弃了。甚至迎神赛会也变成了宣传卫生的游行队伍。铁路、学校、新文化运动和教会的宣传工作破坏了人们对偶像的信仰。各种消息都告诉我们万物有灵论在人们心目的地位大大降低了。”[127]

六 宗教的社会影响

民国时期的宗教自身变动归根到底为的是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维护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所有制度化宗教都曾有过努力，但到新中国成立前各宗教的局面各不相同。

民初尽管有孔教会、佛教会及道教会等组织希望振兴这些宗教，但结果并未如愿。传统活动方式的局限性、组织的涣散，加上国民政府对传统宗教不时的限制政策，使它们始终没有真正振兴起来。卫礼贤在山东传教时多次到过泰山，他在最后一次的观感中说：“寺院庙宇的墙壁和所有的历史古迹都更加残破，还有个别的庙宇烧毁了，只剩下铜塑的神像立在庭院的大树下。”[128]与宗教建筑的颓败互为表里的是宗教精神的失落。1913年3—4月间，北洋大学地质考察队游岱庙时见到：“善男信女，随地祷拜，有道士持木椎，见人拜，即击磬，复击地，令拜者施香火钱。每人约掷一、二文于席上。道士即指手划脚，向壁上所绘之仙女乱猩。”[129]抗战前冯玉祥寓居泰山赋诗描绘和尚诵经时说：“破佛堂，一炉香，五个和尚背金刚，锣鼓家伙响叮当。圆领大袖落拓相，愁眉苦脸喊高腔。”[130]在山东不完全的统计资料中也反映出在宗教舞台上各派力量的消长。1940年代在八路军控制的66县的宗教调查中，和所有的本土宗教相比，基督教是唯一处于上升趋势中的宗教。[131]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生。李世瑜1947年去察南万全县调查，该县“92个村中有佛道庙宇570个，但只有四五个庙中有一个和尚或道士，而这些人常常是白痴，甚至不知道他所看守的庙中的神名”。[132]

基督宗教同样经历革命运动的震荡和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但由于有西方差会基础及支持，以及蒋介石夫妇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事业是其他任何宗教望尘莫及的。以1950年基督教新教的全国性统计资料来看，新教在全国各地有大学13所，中学240所，医院诊所312所。各种刊物89种，8个全国性社会福利救济机构，连中国国际工业合作协会、中国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难民组织、国际儿童紧急基金等组织都是基督教的附属机构。基督教宗教团体的社会化程度也是最高的，除了全国性的基督教协会外，还有各种地区性的协会。[133]

在有基督教社团的乡村地区，基督教也成为传统宗教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民国时期有一些传统宗教的精英流向了基督教会，一些民间宗教社团信徒如金丹道、离卦教的信徒转变为基督教徒，庙宇被改建为教堂。[134]

其实，处于同样的社会环境中，基督宗教也面临种种挑战。教会领袖曾经综合各方面的批评，其中包括：“1.对于现实社会罪恶太屈服，不能左右人心，不能左右政局，不能挽回社会风气。2.不能领导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不能帮助国家建立新道德文化基础。3.多数教友‘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不问国事，不知民间疾苦，不能实行耶稣基督的教训，‘能说不能行’。4.教会中人或信仰不坚，常有投机、变节、腐化事实，致有人乘隙利用基督教，出卖基督教。5.对于青年失去号召作用，对于时代失去挑战作用，尤其对于热心国事的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有力的指导。6.多数教友宗教生活松懈，灵性生活空虚，甚或不礼拜，不读经，不祈祷，不灵修等。7.大部分牧师（尤以乡间为然）墨守成规，不读书，不进步，无胆识，无灵力。8.有一部分教友只知个人得救，不管民生疾苦，不顾社会沦亡。总之，今日中国教会是患了‘贫血症’，往者已矣，目前又无杰出的人才和领袖，又乏新进的有学识的热心青年教友，无怪基督教阵容散漫，难有活泼魄力和生气。”[135]

此外，传教士的调查报告认为，中国人关于宗教生活最主要的思想可以归结如下。中国人从来就不是宗教性的，至少他们对任何宗教都不是非常认真看待的。他们经常把宗教混同于伦理。他们相信与人相处要远比与那些看不见的力量相处来得重要。[136]传教士还强调，中国有很大一批人的宗教生活几乎是零。从5%到25%的人或者说2000万到1亿的人，他们没有宗教，从不到庙里崇拜，到庙里的唯一目的是看集市或看戏，从不使用神职人员，从不在庙里或家里祈祷，甚至不对祖先祈祷；从不出钱修造庙宇，从不花钱在宗教上，不在家里也不到祖先的坟前祈祷，不知道有宗教书的存在，说行善和作恶都没有后果，说人没有灵魂。[137]

由于缺乏系统的统计，很难对民国宗教的各个方面在量化基础上描述其精确的发展趋势，传教士上面的统计虽然涉及多个省份，但样板太少，数字的误差肯定会比较大，传教士的看法，由于来自很不相同的宗教背景，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弊病，大致可以说，尽管制度化宗教都有程度不同的改革举措，但都远离各自设定的目标。同时，民国时期信仰制度化宗教的民众仍然是少数群体，而弥散性宗教的影响要广泛得多，但总的来说，宗教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是非常边缘性的。

[1] 本章由陶飞亚、杨卫华撰写。

[2] 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3] Vincent Goossaert，“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David A.Palmer，Glenn Shive，and Philip L.Wickeri eds.，Chinese Religious Lif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73-174.

[4] 刘锷：《老残游记》，陈翔鹤校、戴鸿森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82页。

[5] Vincent Goossaert，“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David A.Palmer，Glenn Shive，and Philip L.Wickeri eds.，Chinese Religious Life，p.174.

[6]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第54、62、88、95、107页。

[7] 参见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第121—188页。

[8] 参见段琦、陈东风、文庸《基督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第55—64页。

[9] 参见〔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第467—490页。

[10] 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第285—320页。

[11]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第194—195页；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中福出版公司，1997，第60页。

[12] 参见赵树好《教案与晚清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13] C.K.Young，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ly，1961），p.105.何光沪：《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载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第176—202页；黄心川：《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第1—9页；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32—255页。

[14]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62—72页。

[15] 〔法〕巴斯蒂：《梁启超与宗教问题》，载〔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438页。

[16] 《发起宗教自由请愿会缘起》，《圣教会报》第4册第4号，1911年，第38页。

[17] 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18]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二辑 南京临时政府》，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第106—107页。

[19]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第277、477、361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7、361、477、568—569页。

[21]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68—569页。

[22] 刘义：《基督教会与民初宪法上的信教自由——以定孔教为国教之争为中心（1912—1917）》，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22页。

[23]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蔡咏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07—118页。

[24] 韩达编《评孔纪年（1911—1949）》，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第5页。

[25] 《孔教会请愿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正编第50辑（498），文海出版社，1966，第5120—5127页。

[26] 《大总统发布尊崇孔圣命令》（1913年6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三辑 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1—2页。

[27] Cheng Ching Yi，“Translation of Protest against the Movement in Favor of Making Confucianism a State Religio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XLIV，no.11（November 1913），pp.687-688.参见《中华民国定国教意见书》，《大公报》1913年11月7—9日。

[28] 《教团之置疑》，《中华圣公会报》第7册第3号，1914年，第42—43页。

[29] 《信教自由会宣言书·约言》，《圣教杂志》1917年第2期，第80—81页。

[30] 《近事·本国之部》，《圣教杂志》1917年第6期，第266—269页。

[31] 田汉：《少年中国与宗教问题》，《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0年，第57—61页。

[32] 见《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0年）、11期（1921年）及第3卷第1期（1921年）“宗教问题专号”。

[33] 《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0年。

[34]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于伊尔库茨克），《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54页。

[35]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1923年5月26日），《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8，第70—80页。

[36] 《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823—826页。

[37] 《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在岭南大学的演说词》，《恽代英文集》下卷，第815页。

[38] 《罗运炎论道文选》，上海广学会，1931，第24—25页。

[39] 翟从圣：《收回教育权的我见和今后外国信徒办学应取的态度》，《真光》第25卷第2号，1926年，第36页。

[40] 《司徒雷登致燕京大学托事部信》，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缩微胶卷第334卷5116部分，第112页。

[41] 《中华基督教会废除不平等条约大运动宣言》，《真光》第25卷第456号，1926年，第179页。

[42] 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研究参考资料》，京华印书局，1927，第4页。

[4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文化》（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1096、1097页。

[44] 张振振：《我的宗教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8年2月18日。

[45]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刘寅生等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第434页。

[46]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刘寅生等编校《何炳松论文集》，第435页。

[47] 杨卫华：《蒋介石基督徒身份的建构与民国基督徒的政治认同》，《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27—37页。

[4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文化》（2），第1117、1141页。

[4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文化》（2），第1121—1123、1133、1144页。

[5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文化》（2），第1017—1019页。

[5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462、467页。

[52] 〔瑞士〕薄复礼：《一个被拘传教士的自述》，张国琦译，昆仑出版社，1989，第8、6页。

[53] 加润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历史、成就和经验》，《宗教与世界》2012年4月号，http：//www.fjnet.com/fjlw/201204/t20120413_192410.htm。

[54]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1979，第303页。

[5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第8页。

[56]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94页。

[5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44页。

[58] 《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

[59]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第296页。

[60] 《新中华报》1939年2月20日。

[61]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4、337页。

[62] 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19、225页。

[6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第18页。

[6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33页。

[65]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66、90页。

[66] 《人民日报》1993年9月12日。

[67] 《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日。

[68]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文汇报》1979年3月5日。

[69]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10页。

[70]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7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第114—116页。

[71]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8页；齐心等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50周年论文选编》，三秦出版社，1988，第242—243页。

[72] 温金玉：《中国社会的巨变与近现代佛教的转型》，觉醒主编《佛教与现代化》（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第74页。

[73]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第26页。

[74]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198—199页。

[75]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第35—55页。

[76]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第108—110页。

[77]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第99—100页。

[78] 耿敬：《中国近代佛教教育的兴起和发展》，http：//read.goodweb.cn/news/news_view.asp？newsid=47728。

[79]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第148—149页。

[80]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第205、218页。

[81]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068—1069页。

[82] 唐大潮编著《中国道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第353—354、382页。

[83] 付海晏：《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83—108页。

[84] 付海晏：《安世霖的悲剧：1946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第43—86页。

[85] 唐大潮编著《中国道教简史》，第381—388页。

[86] 参见刘延刚《陈撄宁与道教文化的现代转型》，巴蜀书社，2006。

[87] 刘延刚：《太虚、陈撄宁与佛道两家的现代化》，《中州学刊》2004年第5期，第158—160页；《陈撄宁仙学思想的现代性特点》，《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70—72页。

[88]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4），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225页。

[89] 《陈莲笙文集》（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265—277页。

[90] 傅统先：《中国回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149页。

[91] 马景：《民国穆斯林精英与经堂教育改良思想》，丁士任主编《伊斯兰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第212—224页。

[92] 秦惠彬：《伊斯兰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68—172页。

[93] 马明良：《简明伊斯兰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第619—625页。

[94] 周燮藩、沙秋真：《伊斯兰教在中国》，华文出版社，2002，第157—163页。

[95] 马明良：《简明伊斯兰史》，第598—602页。

[96]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第133、97—100页。

[97] 秦惠彬：《伊斯兰教志》，第245—250页。

[98] 吴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第338页。

[99] 《三元集——冯今源宗教学术论著文选》（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第242页。

[100]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第113—151页。

[101] Daniel H.Bays，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Wiley-Blackwell，2011），p.94.

[102] Daniel H.Bays，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p.97.

[103]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48页。

[104] 在这种努力下，教育传教士的人数稳步增加，到1914年，教会学校达4100余所，学生1906年为57683人，1912年138937人，到1916年达184646人。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205页。

[105] Jessie G.Lutz，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6），pp.531-533.

[106] 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06—123页。

[107] Daniel H.Bays，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pp.101-103.

[108]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第263—264页；Daniel H.Bays，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pp.125-127.

[109] Liu Jiafeng，“Same Bed，Different Dreams：The American Postwar Plan for China’s Christian Collegs，1943-1946，” in Daniel H.Bays and Ellen Widmer eds.，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1900-1950（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81-240.

[110] 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4—20页。

[111] 陈聪铭：《1920年代末梵、法在华保教权之争——以教宗驻华代表刚恒毅为中心的讨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2009年，第54—57页。

[112] 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第246—279页。

[113] 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第292—309页。

[114]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150—152页。

[115]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512—513页。

[116]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180页。

[117] 刘平：《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28页。

[118] 刘平：《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第128—131页。

[119] 〔美〕J.L.斯图尔特：《中国的文化与宗教》，闵甲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第129页。

[120]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第107—108页。

[121] Albert George Parker，“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the Common Chinese People，” The Chinese Recorder，Aug.1922，p.504.

[122] 湖南省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第一二五班编《新宁白杨乡社会概况调查》（1939年），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第2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第982页。

[123] 傅建成：《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农家的宗教信仰》，《历史教学》1995年第2期，第7页。

[124] 湖南省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第一二五班编《新宁白杨乡社会概况调查》（1939年），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第2编乡村社会卷，第982页。

[125] 〔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91页。

[126] 马莉：《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第113页；《申报》1941年5月11日。

[127]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第107—109页。

[128] 〔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第97页。

[129] 梁宗鼎：《山东地质实习记》，《东方杂志》第10卷第8号，1914年；参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第127页。

[130] 《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宗教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351页。

[131] 《山东老区宗教变化情况》，山东省档案馆藏宗教档案：A-04，第4、5页。

[132]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0，第7页。

[133] 刘家峰：《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两种》，未刊稿，第252—362页。

[134]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第129—133页。

[135] 方贶予：《基督教的复习和前进运动》，《恩友》复刊第2期，1947年，转引自段琦《奋进的历史——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2004，第501—502页。

[136] What “Religion” means in China，CR，Nov.1927，p.704.

[137] Albert George Parker，“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the Common Chinese People，” The Chinese Recorder，Aug.1922，p.584.

第二十七章 现代性与民国城市日常生活[1]

一 城市日常生活的现代意义

城市生活是区别于乡村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民国时期的城里人和乡下人来说，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民国城市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多大程度上、怎样与过去相区别以及与乡村相区别？民国城市是否让生活更美好？

近代以来，受到工业革命的驱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城市化运动。城市化运动首先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以至于农村和城市的人口比例呈现明显的消长关系，其结果是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膨胀；其次也意味着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为基础的从乡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伴随这种转变的是城市设施和管理方式的近代化，其结果就是城市更像是“城市”。

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也同样发生了类似西方的城市化运动。但受制于战乱及工业发展水平低下等诸多因素，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根据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定量分析，1843年中国超过2000人的城镇有1653个，城镇人口为2072万人，占总人口的5.1%。到1894年，中国城镇人口增至2351万，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至6%。至1949年，城镇人口增至5765万，所占比重增至10.6%。也就是说，在一百余年的近代史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率只增长了5.5个百分点。[2]从世界范围来看，1875年印度的城市化率，仅比中国高出约3个百分点，但1951年达到17.6%，比中国1949年的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185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为4.4%，低于中国水平，但到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16.7%，高出中国约6个百分点。18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落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5个百分点，1950年，差距扩大到约42个百分点。可见，单从人口比例的角度看，近代中国城市化呈现一种缓慢发展的态势。[3]

在近代中国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城市学家顾朝林从近代中国城市中抽取了61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大陆城市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在这61个城市中，属增长型的有30个，停滞型24个，衰落型7个。[4]宝鸡原为陕西西部的一个小县城，陇海铁路的开通使得宝鸡在抗战后成为大西北的交通枢纽，人口由六七千一度膨胀式发展到10万以上。而西安在近代则经历了一场典型的大衰退，只是由于抗日战争的机缘，才得以复兴。曹聚仁《闲话扬州》中有一段文字谈到了扬州的衰落：

友人窳君家雇用一扬州女佣，她和乡伴闲谈，指我们这些湘赣浙闽的人，说是南蛮子怎样怎样，我不禁为之讶然。在另一场合，我在讲授《中国文化史》，问在座的同学：“百五十年以前，黄浦江两岸蒲苇遍地，田野间偶见村落，很少的人知道有所谓上海。诸位试想想那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是什么地方？”同学们有的说是北京，有的说是洛阳，有的说是南京，没有人说到扬州。自吴晋以来，占据中国经济中心，为诗人骚客所讴歌的扬州，在这短短百年间，已踢出于一般人记忆之外，让上海代替了她的地位；这在有过光荣历史养成那么自尊心的扬州人看来，那是多么悲凉的事！我曾笑语窳君：“现在扬州人到上海来，上海人会把他们当作阿木林，从前我们南蛮子到扬州去，扬州人也会把我们当作阿木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是天字第一号瘟生。”窳君亦以为然。[5]

一个城市的衰落，使得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也被人轻视和嘲笑。那个扬州女仆，因为称湘赣浙闽的人为南蛮子，而遭到了曹聚仁的奚落。

改变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格局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以对外贸易为支撑的沿江沿海尤其是条约开放口岸城市出现了畸形的繁荣。上海、天津、青岛等沿海城市都呈现典型的半殖民地特征，武汉、九江、重庆等沿江城市也无不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

尽管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且发展不平衡，但这终归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近代化过程。我们从城市日常生活的角度也可以看出，民国城市在一步一步地与传统背向而去。城市设施和管理的近代化呈现为一个逐渐被市民接受为常识和习惯的过程。电灯的普及，让许多人无法再忍受油灯的昏暗。一旦自来水的饮用成为习惯，饮用河水就变成了肮脏的、不卫生的、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由于社会精英的不断启蒙，“现代性”越来越多地影响、改变甚至重新规范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就民国城市日常生活而言，不仅城市内部存在多元与分层，不同城市之间地域差异和类型差异也极大。但是，随着现代性的持续渗透，民国城市也具有明显区别于传统的现代性。进而借助现代性这个概念来看，民国城市具有明显区别于乡村的城市性。因此，尽管其自身存在巨大的时空差异和功能区别，仍然可以进行整体观照。

事实上，城市史的研究者也已注意到现代性在塑造近代中国城市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因素。他们追问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现代性在塑造民族国家的同时，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改变和重建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的？

日常生活尽管更经验、更表象，但因为琐碎和司空见惯，反倒不容易进入历史。相对于现代性的光彩夺目，日常生活往往显得暗淡无光；相对于现代性连贯的逻辑叙事，日常生活叙事显得支离破碎。那么，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又是如何与现代性相关联的呢？历史学界通常认为，日常生活如果不与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事件相关联，就无非是鸡毛蒜皮。如何避免这些历史碎片成为鸡毛蒜皮，王笛的《茶馆》（中译本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便是一个成功的尝试。作者从一个小小场所里的日常生活揭示了成都民间的微观政治，换句话说，也即反映了国家权力和话语对下层市民日常生活的渗透。但茶馆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公共领域，容易展现人们的交往与关系。如果把场景切换到石库门，情况又会怎样？上海的石库门被隔成“鸽子笼”后，能容纳多家住户，沪剧《七十二家房客》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使再小到石库门里共用的厨房，也能反映邻里之间微妙的日常关系和城市社会生活的众生相，进而反映一个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城市精神。卢汉超和李欧梵对石库门的描述和阐释，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6]

现代性作为一种精英话语，往往在报刊上表现得轰轰烈烈，但它对日常生活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渗透，则又是另一回事。举例说，学界通常认为，在清末民初的制度转型过程中，西压倒了中，新压倒了旧。梁启超在1904年更是指出：“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论革命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7]但1913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一份招生试卷，展现的是另一幅图景。校长杨月如令考生举出各自崇拜的人物，以表示其景仰之诚。结果应考的300余个中小学生中，崇拜孔子的有157人，孟子61人，孙文17人，颜渊11人，诸葛亮、范文正8人，岳飞7人，王守仁、黎元洪6人，大禹、陶侃、朱熹、华盛顿4人，程德全3人，苏轼、康有为、袁世凯、屠元博2人，其余学生各自崇拜的对象也大都是中国古代的杰出人物。[8]这表明，在清末民初看似新学兴盛、革命最有力，但真正深入人心的还是既不新更谈不上革命的孔孟二圣。

再举一个婚姻的例子。五四运动倡导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观念在思想史上得到过大量表述，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以五四后10年为例，当时有不少针对学生的婚姻调查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一方面无论是已婚、订婚还是未婚的在校学生，对婚姻自由的支持度都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但另一方面，整个1920年代，多数学生中已婚和订婚者的婚约是由父母指定的。如1921年陈鹤琴对全国631位大学生所做的婚姻调查问卷显示，在被调查的184位已婚者中，自订婚姻的只有6人。而与此同时，在对代订婚姻做出表态的145人中，愿代订的为56人，不愿代订的则为89人。[9]1921年距离五四太近，不排除大量被调查者在五四前便已结婚的可能，因此观念与事实的落差在数字中遭到夸大。但此后10余年一系列的调查问卷都反映了婚姻自主意愿与婚姻自主权之间的落差。

上述两个案例说明，由现代性主导的历史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历史事实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

在民国的现代性启蒙话语中，人力车夫作为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而受到知识分子的同情，甚至有人将人力车业视为一种有悖道德伦理的行业而呼吁取缔。那么，人力车夫自身的社会态度又是怎样的呢？1930年《社会学界》发表了黄公度《对于无产阶级社会态度的一个小小测验》。这个测验如今看起来非常有趣。它是针对北平市的100个人力车夫进行的。据黄公度自称：

我们的社会思想只是智识阶级的社会思想。我们平日从书本中得来的一些社会思想材料，也只是智识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社会思想。可是我们智识阶级或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只占一小部分，换言之，我们现时所有的、所知道的社会思想，只是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的社会思想。我们对于社会中大多数的人们的社会思想或社会观念毫不知道。[10]

黄公度从社会、家庭、娱乐、政治和教育5个方面提问。其中政治方面包括什么是革命的问题。那么，这100位人力车夫给出的答案包括男女平权、谁也不准做皇帝、打倒土豪劣绅、东征西讨、打倒共产党、谋幸福、民生主义、一统江山、入党做官、打倒一切、设立工会、打倒外国人、造反、打倒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捣乱、孙中山打张作霖、乱世、打倒贪官污吏、天下不太平、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打仗、打倒日本等。从“东征西讨”和“一统江山”可知这是听说书得来的印象。打倒外国人、帝国主义、日本、军阀和共产党等答案，正是当时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映。而像“乱世”、“入党做官”等回答，显然是一种朴素的认识了。

从这些答案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民国以民族国家建构为核心的现代性，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已经渗透到人力车夫这个底层群体当中，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一定程度上已经与智识阶级形成了同构的关系；另一方面底层群体的知识来源和结构呈现多元化倾向，其中传统与现代的并存尤其明显，这正是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居民精神世界的普遍状态。

二 民国市政的近代化

在传统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不大。人们对城市没有什么向往之情。但晚清以来启动的城市近代化进程，让一些人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便利。他们开始相信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到了民国，城市建设成为许多人的一种自觉。正如有作者声称的：“城市为文化之母，文化为城市之花，凡一国无建设城市之能力者，其文化必难十分发达，无文化之国家不能生存于今日竞争时代也，欧美各国十九世纪以还，即重视市政，缘文化之表现，在城市也。”[11]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政治的不稳和投资的不足，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步伐相当缓慢。

城市化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城市地理空间的拓展；城市设施的近代化；城市管理的近代化。本章只谈论与城市生活直接相关的城市设施和管理的近代化。

城市近代化最明显的外在特征，是其近代城市设施从无到有、从租界到华界、从小众到大众的发展。这些设施包括水、电、煤气、通信、马路、广场、电车、公园、菜市场、医院、百货商场、电影院、跑马场、图书馆、博物馆等。1996年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周锡瑞在加州大学主持召开了题为“上海之外：勾画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的学术会议，会上提交的论文对民国时期城市市政问题如此设问：“全中国城市的市政改革家如何试图按照民国时期被承认为‘近代’的方式整顿城市空间，训化百姓？如果说，为中华帝国城市提供了直线方城型规划模式（比较而言）的传统智能创建了城市空间的话，那么我们如何理解20世纪的城市精英显然关注于重整被他们认为是极为混乱之地？各个城市的领导者和居民如何将他们城市的经历与上海的榜样联系在一起？”[12]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市政建设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即使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休闲场所也参与划定和规范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便指出：

普通的社会，每多茶肆酒店，烟馆赌场，多数的平民，没有不借此以解闷。何以故？因为现在的平民，智识既薄，也无正当的消遣，其以为消遣者，不是集人作赌，便在酒馆狂饮；不是荡马路，逛游戏场，便入花丛间解闷。至若远足、音乐、打球等等，在他们固视为常事，也不屑的借为消遣。因此当消遣者不以为消遣，不当消遣者以为消遣，也何怪趋入歧途呢？[13]

作者当然希望人们获得有益的消遣。在民国，一大批留学归国的市政专家走上了市政建设的领导岗位，将其市政理念付诸实践，塑造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实际上，城市公共空间与民国历史变迁有重大关联。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力量向社会的渗透日益强化，政府在市政规划与建设中重新安排城市空间布局。其空间策略成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技术手段。近年来，国内学界也越来越提倡从空间角度来观察城市生活。如陈蕴茜对近代中国城市空间转型中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从晚清到民国，城市中出现了大量公共空间，博物馆、图书馆、公共体育场、公园、新式剧院等，生活于城市中的人，无处不在地被空间规训着，公共空间成为国家和精英规训、引导大众文化的场域”。[14]反过来，空间也有一个被塑造的过程。许纪霖便从都市史的角度来探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构建知识分子共同体和社会公共空间。

在晚清和民国，公园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公共设施，被赋予了更多的教化功能，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私家花园，其性质尤其是背后的意蕴之别在于现代性和公共性的塑造。民国时期，中国各地的许多城市建立了公园，如新乡这个因铁路而新兴的内陆城市即有修建。1927年7月，冯玉祥所属的吉鸿昌部驻扎新乡，成立了禁烟局，用禁毒罚款在火车站建成了道清花园。后来当地的报刊夸耀其清凉袭人胜过北平的中山公园，并提到其间的花圃设计为一个党徽图案。此处的“中山公园”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公园应用最多的命名，政府意在以此加强意识形态的渗透。花圃中的党徽图案也是这样一种功能。

公园只是城市设施近代化的一个缩影。民国时期，不仅上海、广州、大连、福州、厦门等沿海口岸城市建立了一系列近代化的城市设施，即如沿海的小城镇，也不无创设。如江苏省如皋便在1918年由沙元炳、沙元榘等人创设了皋明电灯公司，购买了两台柴油发电机，向城区供电照明，后又扩股10万元将公司改名为耀如电气公司，在如皋城东门外再购地7亩，修建厂房，增加设备，业务逐步发展，公司一直经营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5]如皋的现代化并非个例，像实业家张謇的故乡南通起步就更早了。

北京在近代拥有特殊地位，但进入20世纪后，城市设施非常落后。“当时大多数北京居民饮用的是味道刺鼻的苦水，点煤油灯照明，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公共空间，有事外出主要是步行或坐畜力车。只有权贵之家才能用煤气灯，饮用清洁的泉水，出门乘坐轿子，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尽情享乐。”而在进入20世纪后的二三十年里，北京得到了比较好的改造，包括道路的铺设，沟渠的重建，电力的使用，自来水的引进，铁路和电车交通网的修建等，使古老的北京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大都市。这种变化之大，以至于若干年后重访北京的游客感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简直无法把北京与昔日的那个老城市联系在一起”。[16]

西安是内陆大城市的代表。它在近代本已趋向衰落，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将西安改名为西京，定为陪都，刺激了它的发展。陈赓雅在《西北视察记》中叙述了西京新市商业的繁荣景象：“年来机关增多，交通发达日呈繁荣之象。如中山大街（东大街）、竹笆市、民众大街（南院门）一带，均为百货、绸缎、皮货、纸庄等商店，装潢尚不少新式者。旅馆饭店，如中山大街之西京饭店及西北饭店，建筑设备，在西北尚属难得。街道亦甚宽阔，人车分行，可免杂沓。两旁新植槐、柳，市容突增美观。”[17]

内陆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也取得进步。以湖南常德为例，1917年9月，胡鼎珊和罗北鼎等人创办朗朗电灯公司。电话在常德出现始于1925年。商民王新民、曾显庭等发起创办的常敏电话公司是全省第一家市话股份有限公司。1928年常德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光华电影院落成，有座位1000个。至抗战爆发之前，常德地区先后有私营电影院5家，兼放电影的戏院3家。[18]

民国城市设施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不妨以北京的电车为例。上海在晚清已经通行了电车，而北京直到1921年夏天，才成立了北京电车公司。该公司在筹建过程中，遭到各界的强烈反对。从购置设备材料到路轨的铺建以及电厂的筹建屡屡受阻。据1923年6月《电车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报告书》记载：“京城初次设立电车，谣疑迭起，困难滋多。本公司以事属公众交通，一切建设力求美备，与各方往返商榷，不厌精详。从电杆电线的安装，路轨的铺设，到挪移水管等诸多事项无不受阻，乃至‘文书盈箧’，颇费时日。”[19]京师总商会便是电车的阻力之一，它认为“京师并非通商口岸，而民房、商店又栉比繁多……若势必兴办，定需拆毁民房。一则多数商家因被拆歇业直接蒙害者既巨；二则影响所及，致起营业之纠葛，发生诉讼，间接损失者更在在皆是。是交通事业未蒙有发达之利益，而京师社会先受经济上重大之损失，利不敌害，益少损多，名为便民，实则害民”。[20]

当然，真正阻碍民国城市设施近代化的，不是观念和利害冲突，而是投资和生产力的严重不足。上海作为民国时期最繁华的大都市，其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计划”也主要因资金问题而未能按计划完成。实际上，民国城市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无法保障大多数市民享用其成果和便利。那些生活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简易棚户区的住户，连自来水饮用都成问题。

再来看民国的城市管理。城市管理的近代化，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会结构复杂，人口基数大，密度大，专业分工复杂。如果没有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城市便无法运行。近代的城市管理逐渐扩散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工厂公司，小到小商小贩，都有相应的管理办法。举例而言，在传统社会，小贩沿街卖菜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上海，租界率先建立了专门的菜市场，著名的三角地菜场一度是远东最大的菜场。菜贩在缴纳费用后到菜市场营业，这对于市容市貌的整饬无疑具有重要意义。[21]

市政管理在民国得到了不少国人的重视，诚如一篇文章中写道：

目前国内各市区，尤有严密管理的必要。尤其是日趋繁盛的大商埠大城市，倘管理不严，则百废莫举，百弊丛生，不但阻碍市政的发展，亦且关系国家的文明。所以李谟先生曾经说过：“都市愈热闹，都市行政益发达，而管理方法，益应缜密也。”实是至理名言，否则市政的物质虽然达于至善至美的地步，而管理的方法不完密，精神建设失了凭依，仍算不得良好的市政，只有日趋于腐恶凋敝的地位。若管理得法，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同时并进，这是很容易达于优良地步的，文化自然发扬，实业自易振兴，文明的程度，亦易增高，国家的富强，亦指日可待。[22]

公共卫生是城市市政管理中的重要部分。上海医界名士陈邦贤在谈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时说道：“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交通、甚至没有警察，都可以支持两三天，可是一天不排除污秽，马上便发生很大的危险了。”[23]正如何小莲指出的，由于“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公共卫生作为世界性问题，主要是城市问题，是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4]1920年代，出现了很多呼吁成立公共卫生机关的言论，胡宣明就曾大声呼吁进行卫生建设，称：

我国之公共卫生缺点极多，待解决的问题复杂异常。当局无卫生行政之经验，人民无卫生之常识。以视中古之欧人，相去不远也。正宜急起直追，竭力求学，搜罗世界数百年来所积之学术，调查国内公共卫生之实况，研究合乎国情之办法。[25]

何小莲说：“除了上海先行以外，到民国年间，大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或卫生处，市政设施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公共卫生事业都有所发展。”[26]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立卫生部，全国范围内的卫生系统逐渐完善。卫生部门将其职能渗透到社会的许多角落，制定了大量的条文，用以加强公共卫生的管理。下面是1929年营口市政筹备处根据民政厅制定的卫生规则所颁发的布告：（1）保持身体健康；（2）注重清洁；（3）扑灭蚊蝇；（4）厕所应洒石灰或石碳酸；（5）不可随地吐痰；（6）勿饮凉水冰糕暨禁用瓜果；（7）衣服宜常洗濯；（8）须隔离时令病；（9）病人用物应随时消毒；（10）扫除秽物。[27]

我们分别从北平的理发馆和奉天的公共浴池两个例子来看一看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管理。1930年代《北平市取缔理发馆规则》对理发馆房屋、器械以及服务匠役的卫生状况做了明确规定。关于理发馆房屋设施方面，要求室内必须“保持适当温度”；室内必须安设“通气管或通气天窗”；理发馆的盥洗处必须设有排泄秽水的暗沟。关于理发所用的器械等也明确规定：刀剪、梳篦、毛刷等，每次用后必须进行消毒，才可以再次使用；洗面盆每次用后，必须用沸水和碱皂洗刷一次；面巾每次用完，必须消毒后，才可以再次使用；围布每日至少须洗涤一次；理发室内必须设置痰盂，随时洒扫清洁，剪下的碎发必须随时装贮，逐日清除。对理发馆所用的匠役要求身体健康，禁止雇用“患有秃疮、砂眼、肺疥及花柳病者”，患有急性感冒者也必须临时停止工作。规则还要求匠役在工作时注意清洁卫生，必须戴口罩，穿着白布衣衫或白布围裙，口罩、白布衣衫和白布围裙必须时常洗涤，保持清洁，理发前，必须用热水、碱皂洗手一次。[28]

再来看1920年代初奉天对公共浴池的规定。据《盛京时报》报道，警察厅厅长陶菊溪认为澡塘为公共浴场，卫生清洁关系重要。但“近查城关各澡塘讲求卫生，注意清洁，固不乏人，而污秽不堪者亦所在皆是，如不严加取缔，殊非慎重公共卫生之道”。因此制定了取缔办法13条，大致内容包括“须修暗沟以放秽水，不得汜滥，街巷窗户启闭规定时间，以通空气，每日池塘务要刷洗，以资清洁，多设痰筒，不时倾倒，俾重卫生，塘布手巾按日洗濯，免带秽气，官盆按次刷洗，不得疏漏，使用人役务要清洁，不得雇用有病之人，院内厕所按时清除，布石灰以上，各种澡塘如有违者，即严加惩罚”。另外还有限制浴客入浴者5条：一是身带疮疾易于传染者不得入浴；二是病体较重不能支持者不得入浴；三是饮酒过量者不得入浴；四是素有癫痫症者不得入浴；五是年纪过老身体衰弱者不得入浴。[29]

对娱乐业的管理也是城市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民国时期，娱乐与风化及政治息息相关。南京作为首善之地，其娱乐管理自然引人注目。据南京特别市政府管理公共娱乐场所规则介绍：

本市旧日娱乐场所，以秦淮河畔为最繁华，夏秋良辰，河面画舫如织，旅客游人，多于此时，征歌选色，而淮清桥、钓鱼巷一带，娼寮林立，尤为浪荡者纵乐之场，自国民政府奠都后刷新庶政，与民更始，废娼文告，三令五申，秦淮风月，顿改旧观，虽艺员登记，仍照常进行，而已登记之艺员，往往托名业艺，私行卖淫。[30]

因此市政府重新颁布规则，规定了娱乐场所和艺员的登记办法，并规定违背“本党主义”者、宣传反动思想者、有伤风化者、有危险性者以及有悖人道者等项目，均不准表演。

舞厅是在1920年代后期兴盛起来的。因其涉嫌伤害风化，常引起政府的关注。以北平为例，《北平市警察局管理舞厅规则》对舞厅的经营时间和项目都有规定。对于屡犯规定、利用舞女以色相招引顾客的舞厅，市府即予以停业惩罚。但多数舞厅对管理规则置若罔闻，致使北平所有的舞厅一度都被勒令停办。政府对戏院也规定了具体管理办法。一般剧本及演出内容是重点审查对象，但有时演员的服装也在检查之列。著名演员白玉霜在一出戏中因涉嫌穿着不当，而遭到社会局的通报：

后半部剧情，系三个女性苍蝇精，迷惑两男性青年，由白伶及两女伶分饰苍蝇精，着白色卫生衣裤，长筒丝袜、红色兜肚，裤长不及膝，紧裹其身，外披翼形氅衣，由苍蝇成精起至被天兵捉拿止，除生子一幕着衣裙外，其余各场，均着上述衣饰。且全场电灯熄灭，用五色电光，照耀台上，该伶等且歌且舞，宛如裸体，剧情及唱词，亦均极猥亵，实有审查章程第五条乙项第二款情事。[31]

接到社会局通告，警察局遂对白玉霜戏班进行了处罚，要求白玉霜今后在任何戏园都不得演唱此剧。

对娼妓的管理在民国是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同时也是关于民国现代性研究的重要案例。民国对娼妓的管理和言说，体现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雷莎蓓将民国时期地方政权的治娼模式主要分为四种类型：（1）政府向公娼颁发营业执照，象征性地征收捐税而较少介入娼业的具体经营；（2）政府实行全面禁娼或分期抽废的治娼模式，与之相应，为废娼谋求其他出路或将她们逐出当地；（3）政府对娼业实行重税政策，所征妓捐不但用于发展济良所、公娼检验所等与治娼相联系的机构，而且用于学校、道路、医院等其他项目的建设发展；（4）政府垄断娼业运营，将娼妓分类集中在与外界隔离的区域营业，对妓院院主和妓女统一监管并从中抽取一定税收。[32]

电影业在民国时期迅速发展，全国许多城市都相继建立了电影院。上海的电影院尤其发达，可与传统的戏院并驾齐驱。民国政府对电影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据汪朝光的研究，民国时期国民党当局对于具有广泛大众影响力的电影一直颇为重视，通过制定规章和建立机构来加强管理。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制度的脉络从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到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再到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逐步得以完善。如汪朝光所论，电影检查制度本就具有一定的保守特质，加以“中央电检会的成立，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建立之后，其电影政策在左翼电影勃兴的现实威胁下，由于代表其党内右翼之党务、宣传系统推动压迫的产物，故就其组成人员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组织构成和检查方式的改变、对相关检查法规条文解释尺度的收紧等方面而论，自较其前任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更趋保守”。[33]电影在民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国民党对它的集中管理与控制，对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由于城市交通压力的增大，交通管理也成为城市管理的一项内容。在上海，1920年代末开始利用红绿交通灯指挥交通。有研究者根据档案材料，详细介绍了北平的交通管理。1933年公安局认为“本市近来交通日繁，车辆尤夥，所有前订指挥交通规则，时殊势异，亟应详加改订”。据此于1934年6月2日颁布《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管理交通规则》，对市内各种车辆的行驶和行人应遵守的规范以及交通指挥的基本手势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三 民国城市日常消费

民国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民国大小城市数以千百计，分布在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沿海与内地、江南与华北，其生活方式迥然不同。此外，民国自1912年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将近40年的历史，随着城市化的进展，以及各种社会变革和政治动荡带来的兴衰，城市生活必定经历一个变迁的过程。在此，我们仅以几个城市为个案，分别从经验感知和田野调查两个角度来管窥。日常生活包罗万象，在此我们淡化市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将目光聚焦在衣食住行用等最具日常性的消费方面。

消费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行为，往往是决定个人身份的关键所在。有学者曾以《申报》广告为例，揭示时人对“上等社会”的建构：“翻开《申报》，我们注意到，在香烟、饮料、服饰、汽车、住宅等广告中，到处充斥着‘上等人’、‘上等社会’、‘上等人士’、‘上等士女’、‘上流社会’、‘高雅人士’等词语。那些含有此类词语的广告，成功地为人们虚拟了一个‘上等社会’，并描绘了‘上等社会’的生活模式……倘若你自认是‘上等社会’的一员，你就必须按照广告开出的清单去消费，离开了这些具有标签作用的商品，你就无法证明你属于‘上等社会’。”[34]无疑，这个经由大量商品广告的引导所建构起来的“上等社会”，对非“上等人士”的诱惑力可能更大。它不仅促成了近代上海“消费革命”的发生，而且为人们的生活树立了价值和目标。1912年《申报》“自由谈”栏目刊发一篇名为《做上海人安得不穷》的随笔。该文列举了10余个例子，来说明上海人生活费用的高涨。其中一条称：“从前家中陈设，不过榆树器具，及瓷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之极。一定要铁床皮椅电灯风扇才觉得适意，做上海人安得不穷。”[35]显然，作者不是在讲物价上涨导致上海人变穷，而是在说消费规格的提升，导致上海人必须支付更多的货币。作者所谓的“做上海人”提示我们，一个“上海人”的身份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通过特定的消费行为来实现的。

毫无疑问，城市化给那些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富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舒适和便利。老舍的短篇小说《且说屋里》开头写道：

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能享受与占有的，包善卿已经都享受和占有过，现在还享受与占有着。他有钱，有洋楼，有汽车，有儿女，有姨太太，有古玩，有可作摆设用的书籍，有名望，有身分，有一串可以印在名片上与讣闻上的官衔，有各色的朋友，有电灯、电话、电铃、电扇，有寿数，有胖胖的身体和各种补药。[36]

老舍描写的是一个中国富人典型的日常生活。洋楼、汽车、电灯、电话等现代城市设施让他的衣食住行显得既舒适又便利，但这是普通市民无法企及的。在民国，汽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普通市民根本无法将乘汽车作为日常消费，也正因此，偶一为之就成了一种隆重而体面的行为。

大体可以说，民国城市的整体生活水平比老舍小说里的包善卿要糟得多。192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李景汉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北京大多数家庭的生存状态：“总体来说，北京大多数的家庭是住在一两间屋子里的。平均每家四五口人。平均计算每人每月的饮食费不到二元半，每年全家衣服费不到二十元，每月房费不到三元，燃料费不到一元半。衣食住外他项杂费不到总支出的百分之五。彼等都在最低健康的生活标准以下活着。”[37]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一书中曾引用《申报》编辑部主要人物雷缙的记述，称：

吾辈起居办事之室，方广不逾寻丈，光线甚暗。而寝处饮食便溺，悉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最难堪者，臭虫生殖之繁，到处蠕蠕，大堪惊异，往往终夜被扰，不能睡眠。薪水按西历发给，至半月不过银币四十元，余则以次递降，最低之数，只有十余元。而饭食、茗点、茶水、洗衣、剃发与夫笔墨等等，无不取给于中，生涯之落寞，盖无有甚于此者。[38]

实际上，半个月40元的收入对当时大部分上海人来说已经相当可观，雷缙却仍感觉到生活质量的低下和人生的落寞。那么，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以住房为例，有人这样评论上海的居住问题：“上海一隅为濒海之处，素来荒芜不治，城外皆系田亩，绝少居人。自通商开埠以来，城外为租界，经西人整理修葺，然后成为一大都会而居亦众，地亦因之益贵，是亦必然之势也。”[39]为了减少住房开支，石库门的房间被隔成鸽子笼，五六家共用一个厨房成为常态。马桶无处摆放，也只好放在厨房里。卧室被床占去大部分空间，家里来了客人几乎无处立脚。[40]上海居住困难，当然有人口密集的原因，但居住条件恶劣是整个民国城市都存在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民国生产力和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西化。民初《申报》曾以讽刺的口吻描绘了机关工作人员的西化程度，说他们“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菜，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以至台灯、毡毯、面盒、手巾、痰盂、便桶无一非外国货，算来衣食住处处仿效外国人”。[41]这种生活方式跟富人的一样，并非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层面，虽有城市居民吃西餐、喝咖啡、穿西装，但人们的衣与食中，传统还是占据着优势，即使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穿西装的中国人也属于百不有一。当然，对于服装一项要具体分析，严昌洪谈到北京二三十年代的着装时说，经过对中国传统服装和西式服装都进行改良和选择以后，男子的大襟长衫、对襟唐装、折腰长裤和女子的斧口衫、大襟短衫都成了常服式样；在满装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后的长袍马褂和旗袍又流行起来；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没有得到普及，但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却渐渐得到推广。[42]也就是说，北京人在民国时期的着装实际上是中西合璧的。这大体上能够反映整个中国城市的情况。至于食物，其惰性和惯性要明显强过衣服。总体上说，中国城市市民的饮食结构大体上是传统的延续。虽然啤酒、汽水和面包早已传入中国，但它们很难进入普通市民家庭。

192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调查开始兴起，其中有不少是针对城市居民生活程度（即生活水平）的调查。这些调查显然比人们的经验感知多了一些实证性。下文根据这些调查，选取北京、天津、上海、成都、昆明等几个城市，借以了解当时中国一些重要城市的生活状况。

1920年代的北京。1926—1927年，北京社会调查部对该市的48户家庭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调查。根据1926年底警察厅的调查，北京的住户按贫富分为5类，分别为极贫户、次贫户、下户、中户、上户。由于分类标准不明确，只能大体确定这48户家庭中约半数属于下户，其余则属于次贫户。我们抽取他们的饮食和家庭用具两项来管窥其日常生活情况。

在所调查的48户家庭中，小米、玉米面、小米面、白面、白菜、腌萝卜、菠菜、豆腐、葱、香油、黄酱、盐、醋及羊肉等物，为全体家庭所购食，故也可认为是他们的“标准食品”。“大米非北方人常用食品，且售价较昂，故仅偶尔用以煮粥”。在北京吃羊肉的人比吃猪肉的人多。各家饮食费，用于米面的占80%。“各家庭既少食肉及其他精美品，只可以咸辣及富于刺激性者为佐食之资”。[43]

这个调查报告还展示了两个家庭衣服用具的清单。调查表首先以公用物品和个人用品分类，公用物品分家具什物、杂物、厨房用具、梳妆用具和杂类几项，个人物品主要指衣饰和被褥。如其中一户家庭的家具什物为：抽屉桌1张、长凳1条、纸箱2个、茶壶1盏、茶碗2盏、伞1把、灯1盏、剪刀1把、针线簸箩1个、尺1把、铜顶针2个、扫帚2把、簸箕1个、布门帘1个、铁锨1把、炕席1张、草荐1张、花盆4个、画2幅。以上用品购买时的价格计14.94元。那么这户家庭的全部家当值多少呢？用品购买时的价格为104.28元，调查时折价51.32元。由此可见这户家庭之贫穷了。而这户家庭在所调查的48户家庭中已经算是中等之家了。

1920年代的天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在1927—1928年对天津132家手艺工人的家庭生活进行了调查分析。我们不妨截取两个片段。一是照明情况，“点灯以煤油为主，冬日夜长，夏日夜短，所费自有伸缩。至贫之家每至夏夜即不举火，晚餐以后，即在室外纳凉，倦而后息，无用灯为。更有在冬夜亦不点灯，即于黑暗中度过漫漫之长夜者。”二是对天津、北平和上海三地的杂用费比较：杂用费占全部生活费用的支出比例，天津为5.33%，北平3.12%，上海20.60%，上海杨树浦25.36%，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21.29%，上海邮工23.73%。杂用项目包括宗教、教育、嗜好、娱乐、卫生、交通、家具、装饰、交际、婚事、丧事、利息、税捐、家用、其他。杂用费的分配，北平与天津相近，与上海的工人在嗜好、卫生和交际三方面差距很大，也体现出生活现代化程度的差距。

1920年代的上海。1920年代末，北平调查所以上海最重要的棉纺工业为调查范围，以纱厂工人居住最多的西区曹家渡为调查区域，以230个工人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记账本的方式，对上述工人家庭的收入支出进行统计分析，截取时间为1927年11月—1928年10月。这230户家庭的基本情况是：“共有人口1097人，其中男子587人，女子510人。男子做工者319人中有267人做纱厂工作，其余52人做其他工作。女子做工者219人中有203人做纺厂工，其余16人做其他工作。”这些纱厂工人的平均日工作时间为10.40小时，平均每日工资，普通工人男0.51元，女0.47元。平均每家每月的总收入为32.89元，工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95.5%。平均每月生活费约为32.5元，其中食品为18.21元，衣服3.06元，房租2.09元，燃料2.45元，杂类6.70元。食品占据了总消费的56%。

据调查报告称：“棉纺业男工的工资在上海各工业中算是极低的，棉纺业女工的平均月入比较全体工厂女工的平均月入却所差甚微，棉纺业童工的平均月入亦略低于各业全体童工的平均月入。棉纺业的工资在上海各业中既偏于低的一面，这次调查所得的生活程度也许是上海全体工厂工人的生活程度中偏于低的一面。”不过此次调查显示“上海工人的生活费与北平、天津、塘沽各地有技能工人的生活费比较，在实数上上海工人高于其余各地的工人，在食品费的百分数上则四处都逼近于一个数字，就是56%”。上海工人的膳食也“比北平工人稍好一点，因为食物的内容较为复杂，肉和鱼也多吃一点，米面类费用占全食品费的百分比（53.2%）也比北平工人低得多（80%）”。因此总的来看，上海棉纺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虽然在上海工人中是比较低的，但在国内来说还是稍微好一些。由此反映出上海市民的总体生活在国内属于高水平，这也是上海能持续吸引大量移民的缘故。当然，从绝对生活水平而言，上海工人生活也是比较艰难的。在另一份针对上海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中，蔡正雅在序中称：

工人家庭，平均说来，年年亏损，故不惜重利举债，备受剥削压制之苦。近年以来，工商凋敝，百业衰微，工人生活的艰难，自必更深一层。入不敷出，陷于不拔之境，此不可不为深思者一。工人住屋，湫碍拥挤，有碍卫生，而屋租却又甚高。近虽物价低落，而房租迄未下降，将使工人阶级无以负此重任，而愈趋于拥挤湫碍之境，此不可不为深思者又一。

战时的成都。成都是中国西南的一个重要城市，尤其随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地区的地位一时攀升，成都也受到关注。我们从战时一份关于成都生活指数的调查中抽取了两个片段。一是成都的娱乐。“成都公共游戏场所，颇感缺乏。所谓娱乐，不过电影、京戏、川戏、说书、坐茶馆而已。电影、京戏、川戏，收费昂贵，大半是有资阶级出入的地方，不能供一般平民普遍欣赏。一般贫乏阶级，多以坐茶馆摆‘龙门阵’（闲话之俗语）为其最经济最普遍之娱乐。但在平日，也只限于家庭中的生产者，家庭中其他分子很少有享受的机会。”

二是成都的疾病。报告称，虽然“因病而求医服药，不论贫富，是不可免的”，但“以收入之大小而观医药费多寡，知收入小，医药费亦少；收入增，医药费亦有增加之势”。“大富之家偶尔染病，一切医药设备，皆取上等，每日数元数十元不等；小康之家入院就医，挂普通号，住普通病房所费也有限；穷乏之家，或就中医，服中药，可省住院之费，或用土方，抓草药，所费更微；赤贫之家不幸患病，往往依仗平日抗病的能力，略事休养或竟力疾而作，希望自然复元，也有往慈善机关施诊施药之处，就诊乞药可免费用。”考虑到贫困问题的普遍性，可推知广大民众在疾病治疗上面临的窘况。

最后重点介绍一下战后的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孙蕙君的一篇毕业论文调查了战后昆明市家庭生活情形。调查分为贫户5家，大致入不敷出衣食住等情形均感不足者；普通户12家，出入大致相抵饱粗食暖粗衣者；小康户5家，稍有盈余衣食住情形较普通户为优者；富户5家，颇有储蓄丰衣足食有能力享用奢侈品者。

5家贫户全赖工作为生，若一日不做工则一日不能维持生活。平均收入为708元。食品占全年总支出的80.69%。食品中以米面类用钱最多，调味品次之，蔬菜类又次之，豆及豆制品更次之，其余如肉、鱼、蛋类、果实类、糖类及其他食品，在5家贫户中根本无此支出。食品中调味品的消费额比蔬菜还要高，是因为蔬菜消费少，而油盐则是必需品，且价格比蔬菜贵。化妆、医药、茶叶、应酬、教育、交通、捐税都是零消费。每日两餐，上午9点左右吃早餐，下午5点左右吃晚饭。菜蔬多半是咸菜，如腌菜、酱豆腐、咸辣椒。衣服都是布衣，身上所穿的衣服大都是补过的，甚至补了又补，不常洗换，每件衣服都穿好几年，不破的衣服平日舍不得穿。大都不穿袜子。衣服的样式大都为短衣，便于做工，很少有穿长衣者，能保持温暖已非易事，更谈不到美观、卫生、实用。被褥是十几年前的，破破烂烂补了又补，勉强可以掩体。房屋多为租赁，无一家自备房屋者。各家所住房屋地方狭小，光线幽暗，一家大小集居一室，亦有将一室用破席子隔开的。住房开支仅占总数的0.75%。厕所是公用的，一个露天的坑，用一睹矮墙或破篱笆挡着，“臭气逼人，肮脏异常”。在一年的调查时间中，只有一家买了两个碗，其他家具都无添置。5家都无牙刷牙膏。男性往澡堂洗澡，平均一年洗6次，每次2角，女性在家洗，次数更少。无医药开支，并非不生病，因无钱就医，所以遇到疾病，只好听天由命。男子的消闲方式是去茶馆喝茶，女子是和家长或去邻居家聊天，小孩儿跳房子、打地螺、踢毽子、跳绳、拍皮球、滚铁环、捉迷藏。

普通人家的情况是，“男女老幼全体动员，为衣为食，终日辛劳，每年收入除开支外，尚余微数”。被调查者包括兵工厂工人、洗衣工、警卫、校役、造香工、制鞋工、店伙计、缝衣工、修笔工、机车匠工、篾匠、轿夫、佣工、科员等。全年平均收入1500元以上，食品开支占总支出的72.69%。每日两餐，分别为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5点左右。在典型的早饭或晚饭中有饭、烧白菜或炒白菜、炒菠菜、炒豆芽、烧萝卜、炒茴香菜、炒韭菜，青菜里有时加少许肉丝或辣椒、葱蒜，另有汤一碗，如豆腐肉丝汤、白菜豆腐汤或菠菜豆腐汤等，间或有一次烧肉或肉汤。

小康家庭平均年收入5468元，支出4711元，食品开支44.30%，被褥四五年换一次棉花，平均每人两条被子一条褥子。房屋为自建。室内的陈设概为大床一张，或再设小床一张及衣箱、衣柜、方桌、木桌、方凳、茶几、梳妆台等。家具的质料尚好。墙壁上悬挂着对联、图画、相片，桌子上陈列着时钟、花瓶、文具、茶壶、茶杯、食物罐等。梳妆台上放着化妆品、洗脸盆、漱口杯、肥皂盒等。

富户平均年收入212880元，其中以田产为主，薪金次之，红利次之，房金又次之。从消费的角度讲，富户大致可分为三类，前两类代表了两种极端。“有些人家虽富而不奢，甚至有钱不用，克苦度日，在表面上看来与普通户或小康户差不多，但在实际上腰缠十万贯，这类的富户一般人呼之为土财主。又有些人家富而奢……他们吸鸦片、喝咖啡、看电影、坐汽车，享尽人间幸福，用尽各种方法消费。”作者推崇的是第三类富户，即所谓“标准的富户”，他们“是富贵全收，同时家庭教育非常注重，子女媳孙各有正业，粗茶淡饭，布衣裳，整洁大方，有礼貌，有品德，当用的钱一定用，不当用的就绝对不用，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安分守己，可敬可钦”。

四 民国的城市社会问题

城市化一方面为人们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其先进的城市设施也让市民的生活更舒适便利，但是伴随城市化而来的，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穷、犯罪、自杀和娼妓等。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以民国时期城市化程度最高的上海为例。上海的城市化为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吸引了大量的移民，使上海从开埠之初的20余万人，发展到1949年的500余万人。但上海在城市化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谓的“城市病”在上海也有清晰的体现。笔者曾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认为：“20—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转型社会，在这个旧社会逐渐解体、新社会萌生发展的过渡时期，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群体和不同的利益集团，上海发展带来的利益与痛苦分别由这些人们所享用和分担，由此产生出一系列以社会抗拒为主题的社会问题……新一代上海人在享受所创造的新的社会生活和现代化成果赋予的恩惠的同时，也不得不咀嚼现代化代价所带来的苦果。”应该看到，社会问题的存在“表明了社会未能有效地带领全体成员有序地步入现代化轨道之中。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这种不安定因素已经成为上海社会发展的巨大阻力。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上海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与缓滞、前进与代价、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交织的两元结构的巨大势差”。[44]诚然，社会问题是近代上海城市化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重障碍。

在大量城市社会问题中，失业是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理想的社会自然要以各安其业为前提，失业率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当失业率达到一定高度，就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又引发贫穷、自杀、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失业是民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936年，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武昌、汉口、汉阳、重庆、北平、天津、青岛、杭州、长沙及广州等14座工商大埠失业人数达2655818人。单以上海为例，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1929年，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对全市职工失业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仅各行业工会会员失业者就达10009人，占全市工会会员总数的6.45%。[45]考虑到大量的人并未加入工会，可以说当时上海失业人口要远远多于此数。据1929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的户口统计，在华界的150万市民当中，无职业者竟有25.7万多人。据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估计，如果再将租界算在其中，全市总人口约有270万人，无职业者大概在45万人。[46]虽然无职业者不一定就是失业者，但失业者无疑占其中的绝大多数。1934年和1935年的失业情况更是持续恶化。

贫穷与失业无疑是息息相关的。民国城市工人靠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已属不易，一旦失业，收入来源顿失，其生活状况自然雪上加霜。贫穷问题在民国城市是相当突出的。1929年，有人惊叹天津的贫民人数多至近36万人，而根据1928年的统计，天津市城乡（包括5个区、3个特别区、5国租界及郊区）人口总数为154万人，而贫民人数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20%。如果只计算市区，贫民人口所占比例也高达10%，1930年更上升到16%。与天津相邻的北京情况也大体相近。据1926年警察厅的调查，北京城内外的254382户家庭中，次贫户达到23620户，极贫户达到42982户。两者分别占总户数的9.29%和16.9%，两者相加则占了总户数的1/4强，可见北京贫穷问题之严重。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均有大量贫困人口长期生活在生存条件恶劣的棚户区中。

乞丐也因贫穷而生，是民国城市一个常见的社会群体。有人专门对上海的700户乞丐进行了调查，将其分为25种，包括告地状、跟车、拉车、顶狗或钉把、走街丐、玩青龙、三脚蛤蟆、开天窗、水碗流心（星）、不开口、顶香炉、念三官经、三老江湖、凤阳婆、僧侣、残疾丐、拍胸、送财神、念春歌、赶节日、倒冷饭、拾荒、拾烟头、开汽车门、码头丐等。[47]上海乞丐种类的多样化，倒不失为其社会分工发达的一个侧面写照。

自杀的大量存在，既是社会问题的反映，本身也是一种社会问题，据统计，1929—1934年，上海自杀事件高达10103起，平均每年超过2000起。自杀人数逐年上升，1929年为1989人；1934年2325人，其中男1122人，女1203人。1935年仅头四个月就多达901人，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7%。自杀事件的频频发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海所遭遇的社会危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失业者自杀成为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报纸对此常有记载。此外，自晚清以来的吸毒问题也常导致自杀事件的发生。以1942年在天安门自杀的林李氏一案为例。林李氏获救后写了如下供词：

我系山东人，年三十三岁，无住址。情因我由前年染有白面嗜好，我夫在今年二月间死了，我也无法生活，并无住址，家中衣服等典卖一空，我就在各白面房住宿。现在生活实无着落，又兼染有不良嗜好，被逼无法，是以今日在天安门前投河自杀。[48]

面对贫穷的困境，一部分固然以自杀解脱，另一部分则通过犯罪手段来获得财富。下面两则例子，都是因贫穷而犯罪的案件。无锡人陈大郎因失业负债，难以维持生计，1936年5月19日午时，书写恐吓信，向摆设牛肉摊的浦东妇人徐陈氏借款200元，要求“将法币用纸包就藏于里中门首一垃圾桶中，墙上贴一红纸为标记”。陈被捕后供称“实因经济困难，出此下策”。杭州人孙子嘉“从前经营商业。后来失业赋闲，困于生活，流入匪类”，先后做劫案3起。[49]

上海可作为城市犯罪问题的典型地域，它的“三国四方”行政划分和人口流动性极强的“五方杂处”等特点，导致社会治安问题严峻，各种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以至于许多人将上海看作罪恶的渊薮。据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犯罪案件分类表，共开列5大类61种罪名。第一类是侵害人身之重大罪案，包括谋杀、强奸、堕胎、投药、武装绑票、拐诱、贩卖妇女和恐吓信等13种，当年犯罪443起。第二类是侵害人身及财产或只侵害财产之重大罪案，包括武装抢劫、武装拦路抢劫、徒手抢劫、暴动、放火、伪造和棍骗或欺诈等15种，当年犯罪2626起。第三类是侵害人身之轻微罪，包括非法拘留、勒案、虐待幼童、诬告、恐吓贿赂、奸淫等10种，当年发案742起。第四类是侵害财产之轻微罪案，包括攫抢、窃盗和徘徊欲图行窃等7种，当年案发9039起。第五类是杂项罪案，包括私铸伪币、煽惑文字、赌博、私运食盐等16种，当年案发1725起。[50]

在社会转型急剧的1930年代，上海犯罪案发率呈持续增多的势态。1932年月均52.5件；1933年月均110.3件；1934年月均112.8件。据上海市公安局1936年1月统计，该月仅大案、命案、盗案共发生134件。而租界的案发率更高，1930—1936年工部局司法机关仅因民、刑事案而定罪者共计49719人，平均每年达8286.5人，占1933年公共租界人口的5%。[51]这样一个高犯罪比例，与近代上海独特的城市社会结构是密切相关的。从魏斐德的《上海歹土》可知，抗战时期的上海犯罪更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其猖獗程度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最后重点提及一个人力车的案例。在民国，人力车也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正如一份社会调查所说：“人力车之问题不仅为个人或国民经济之问题，实为极重要之社会问题。此种职业乃剥削国民之精力，防害人民之健康，甚且遗害及于后代。此恶不除，全社会之生活被其影响，至于无穷，非过言也。”[52]有人还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指出人力车问题：“夫洋车之使用，富者坐之，贫者拉之，同为人类，同为同胞，只因贫富之相差，遂即判若人畜。”[53]

人力车在晚清从日本传到上海，随后又传到中国各地。因来自日本，又名东洋车，又因一些人力车公司将注册的人力车涂成黄色，所以在一些地区又称黄包车。人力车是清末和民国城市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成都，人力车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我们且以上海外白渡桥的晚清和民国交通工具变化为例来看一下人力车的地位。从表27-1可知，人力车在上海是唯一从晚清沿用到民国的交通工具，其生存能力之强可见一斑。

表27-1 上海外白渡桥通行交通工具变化情况

人力车夫的来源多半是乡村的破产农民和城市落魄的市民。“穷苦百姓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没有事干，大半去做车夫。”[54]大量的民国文献将人力车夫作为一个底层劳动群体加以渲染。民国一本《天津指南》这样评论人力车夫：“凡人力车夫为劳动界最苦者，且毫无知识又无团体，偶有小失常为警察所毒打，见者无不伤心。”[55]老舍在其名作《骆驼祥子》中不无夸张地描述道：“他们设尽了办法，用尽了力气，死曳活曳的把车拉到了地方，为几个铜子得破出一条命……冬天，他们整个地是在地狱里，比鬼多一口活气，而没有鬼那样清闲自在，鬼没有他们这么多的吃累！像条狗似的死在街头，是他们最大的平安自在；冻死鬼，据说，脸上有些笑容。”[56]

以天津的人力车夫为例，其工作时间每日两班，第一班从凌晨5点至下午3点，第二班从下午3点至第二天凌晨2点，各工作10小时和11小时，[57]不但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也大。

人力车夫的居住状况也异常窘迫。有作者这样描述一个人力车夫家庭：“他们所住的，不过是几间拿苇草做成的泥房，土台子当作桌子，炕沿算是椅子，飞边炸翅的炕席中间，又加八个大窟窿；父母儿女妻子六口，通腿睡觉，中间搭着一个上下够不着的破被，或者连破被都没有。在天津卫有着这么一句俗语谓，‘一间屋子半拉炕’就是这个情形。”[58]

在上海，收入微薄、劳动条件艰苦的人力车夫群体是棚户区最常见的住户。1930年代的一份调查显示，在上海租界的10万名人力车夫中，大约有4万人是有家眷的，其中“约有2万以上是过着草棚生活的，他们在沪西越界筑路一带空地上花费一二十元，有的每月还要付几角钱的地租（有的没有地租），搭一间简陋的棚舍，勉强作为栖身之所”。[59]

陶孟和在对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人力车夫的工作也不合卫生：“盖其佝偻驰驱之态防阻胸部之发展。其急迫之呼吸，所吸又为通衢上污浊之尘芥，实有害于肺部之健康。而其身体终日着汗垢所渍之衣服，尤易染受各种疾病。”陶孟和在调查中发现，人力车夫并没有注意到自身的卫生问题，所以他断定“车夫眼光中之所谓洁净、卫生、安静等语，未必与吾人所有之观念确相合”。接着他给出证据：“关于人力车夫曾有疾病否，知有医院或施医处否诸问题填入答语者甚少，而其填入答语者则又皆言无病，或不往医院诊治。因此使人疑及人力车夫虽罹疾病，未必果确知其有疾病或已有疾病之危险。愚者或且惯居于产生疾病状况之下，或抱病经年，而仍生存滋息，亦非不可能之情形。必待医生诊查，告以有病，人力车夫始知其有病也。”“人力车夫所常患之疾病，余闻医者言，为腿痛，冬日之冻手、冻脚，喉疾，盲肠炎，及花柳病等”。[60]

人力车夫不但工作、生存条件恶劣，其社会地位也非常低下，尤其是经常受到警察的“关照”。“一般以拉车过活的人……没有一个不遭遇着很悲惨很残酷的命运，他们的冻毙、热毙，他们的被警棍痛打、撬照会、拿坐垫、拳打、足踢，已成为普遍的现象。”[61]

正因看到如此种种惨象，陶孟和对人力车夫这个行业提出质疑：

吾人若以马车或公用电车代人力车，则价廉而速度高，自社会之方面观之亦更为经济。吾人有轻便良善之运输法，如马车电车之类，而不能用，乃必使一般人终日绞血汗以从事不卫生不经济之人力车业，实社会之一大消耗也。设人力车业果能尽行废止，人力车夫皆能改操新式之运输业，则其工作较为简易，更可以其余之精力，从事于劳动以上简单物质生活以上之事业（如消遣、娱乐、文化之教育等），岂不善哉？[62]

毫无疑问，在民国那样一个大环境下，陶孟和的建议不过是纸上谈兵。拉人力车毕竟是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人力车夫的生活虽苦，但不少人还是欲拉人力车而不可得。进入公司拉车是一个需要争取的就业机会，如果拥有一辆自己的人力车那更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了。

五 民国城市的精神世界

民国时期市民的精神世界受到现代性话语不同程度的浸染，已经距离传统愈行愈远。1913年的时候，孔子和孟子在一般读书人的心目中还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仅仅10年之后，在1923年底北京大学25周年校庆时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当问及“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位”时，得到的答案已经完全不同。在国内人物中，10年前排名第一的孔子此时仅有1票，其他如庄周、王阳明等也各只有1票。孙文是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得票多很正常，连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得票，都远远超过孔孟等硕儒。国外偶像中列宁227票高居榜首，美国总统威尔逊51票，罗素24票，泰戈尔17票，马克思6票。[63]这个结果表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冲击力，儒学独尊的地位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被严重动摇了。而列宁高居国外偶像的榜首，则说明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时尚。[64]

当然，现代性的势力范围总有其边界。黄公度对北平人力车夫的调查显示，在以革命为时尚的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这些生活在底层的无产者居然有半数不赞成革命。而他们正是革命要解放的对象。

另外一个例子是1932年有人撰文指出的：“如果我们不从统计上去考察，而仅就报纸新闻栏中的地位分配看去，那便会觉得婚姻与恋爱纠纷的数量，是占到所有社会纠纷的半部以上。”[65]由此固然可以推测出，在二三十年代，婚姻和恋爱纠纷已成为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但如果从统计上去考察，情况就又不一样了。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当然要挖掘一些社会事件作为新闻，以致显得问题很严重。

再举一个例子，现代性崇尚科学，与科学格格不入的一些民间信仰自然也就被打入迷信一类。民国政府多次禁止包括迎神赛会在内的迷信活动。叶圣陶在小说《倪焕之》中描述过江南地区一次寻常规模的迎神赛会，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的了解之同情：

一般人为了生活，皱着眉头，耐着性儿，使着力气，流着血汗，偶尔能得笑一笑、乐一乐，正是精神上的一服补剂。因为有这服补剂，才觉得继续努力下去还有意思，还有兴致。否则只作肚子的奴隶，即使不至于悲观厌世，也必感到人生的空虚。有些人说，乡村间的迎神演戏是迷信又糜费的事情，应该取缔。这是单看了一面的说法，照这个说法，似乎农民只该劳苦又劳苦，一刻不息，直到埋入坟墓为止。要知道迎一回神，演一场戏，可以唤回农民不知多少新鲜的精神，因而使他们再高兴地举起锄头。迷信，果然；但不迷信而有同等功效的可以作为代替的娱乐又在哪里？[66]

实际上，迎神赛会不仅“可以唤回农民不知多少新鲜的精神”，对城市市民亦然。从社会调查可知，城市市民用于迷信的消费占其杂费不小的比例，说明传统民间信仰与风俗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普通市民的头脑和日常生活中，因此即使在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迎神赛会仍然屡禁不止。[67]

风俗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文化和价值观，“处在人类一般精神生活的基础层”，[68]往往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才形成的。其形成不易，变迁也难。但是在近代中国，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社会的转型，以及政府和知识界对移风易俗的鼓吹和倡导，民国城市居民的风俗也在变革。变政与变俗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关联。[69]一些旧的习俗淡出了，一些新的习俗形成了。同时，在新旧交替和冲突中，更产生了许多变体。由于国家政权和知识精英主要集中在城市，民国城市的民风民俗变迁速度大大超过了乡村，从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知识、文化和价值观诸多方面的断裂，结果使得“城里人”和“乡下人”两种认同逐渐得到了确立。

撇开城乡差异不谈，城市市民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既冲突又并存的世界。下面我们通过性、爱情与婚姻这一串主题来展现近代城市中传统与现代的纠葛。

在近代中国，关于性的话题大都与女性直接关联。这些话题包括了她们的衣着、身体、职业和社交活动。在这里，不妨从摩登女郎来谈起。1930年代的 《玲珑》杂志曾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为《真正摩登女子》，向人们描述摩登女郎常用的标准：一是有相当的学问；二是在交际中能酬对，大方而不讨人厌；三是稍懂一点舞蹈；四是能管理家务。实际上这并不是当时主流视野中的摩登女郎，而更像是对女性的一种规范。就像电影《三个摩登女子》一样，导演意在重新为“摩登”定义，将爱国主义塞入其中，但这些努力并不成功。在二三十年代主流观念中的摩登女郎，一个重要表征就是衣着的裸露。1936年，一幅《未来的上海风光的狂测》的漫画以戏剧化手法描画、想象了未来女性成为上海统治力量的状况，她们将“从裸腿露肩的装扮进化到全体公开”，只是在“重要部分”系了一丝细带，而男性却仍然穿着传统的裤子，被解放了的她们称作“封建余孽”。[70]难怪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特地对摩登女郎的穿着做了规定。

实际上，摩登并非是阔太太和富家千金的专利，就连都市中的年轻女工也开始崇尚这种 摩登生活，“一般年轻的女工，天刚亮就坐了车子去做工，一直到日落回来，生活尽管劳苦，可是姑娘们是喜欢效尤新装，夸奇斗胜，总不惜汗血去换一个表面”。城市女性的摩登化从学校女学生的变化也可见一斑，“与20世纪初期女校朴素踏实的校风不尽相同，二三十年代的女学生开始崇尚趋势和奢华了”。那么，这种时尚是如何形成的呢？广告的引导作用显而易见。重庆的《商务日报》就用广告文字描述了当时流行的女性装扮，如商业场华盛百货公司一份题为《妇女剪发之后》的广告称：

妇女剪发之后，须用头油头水梳光，再加压发圈压平然后美观，装束上也要考究才能配合，适会天气，正穿花样雅致、材料轻软、式样适体的短旗袍，至于跳舞长袜、高跟皮鞋也是不可少的，商业场华盛百货公司近到的各种化妆品、时新衣料及鞋袜等极合现时需要，欢迎赐顾参观。[71]

实际上“女性符合美的每一个身体部位以及体现肉体美的装束，无一不靠消费来实现”。理想的女性是工商资产阶级“情欲的对象和商业利润实现的工具”。[72]

再来看一看跳舞和舞厅问题。跳舞在1920年代末兴起，像穆时英这样的民国上海文人就经常流连于舞厅，并进行相关主题的文学创作。1928年，某报如此评述上海跳舞热潮：“今年上海人的跳舞热，已达沸点，跳舞场之设立，亦如雨后之春笋，滋茁不已。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73]但跳舞也是一种涉性的东西，早在清末西舞输入中国时，孙宝瑄就曾从性的角度来观察它：

西国有跳舞之俗，类皆一男一女相抱而舞，我国人鄙之，以为蛮野，不知彼盖有深意存焉。男女相悦，乃发乎自然之感情，不可制也。而既非夫妇，则不能各遂其欲，必有郁结不能发纤者焉。惟听其行跳舞之仪，使凡爱慕于中者，皆得身相接，形相依，于以畅其情，达其欲，而不及于乱，岂非至道之极则乎？奈何薄之？[74]

但孙宝瑄的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化。实际情况是，那些舞厅的经营者往往要强化跳舞的色情一面。从下面这则上海歌舞厅广告即可知：“浓歌腻舞，现代的，艺术的，空前的，诱人的，自有真价，毋待吹嘘。群雌颜如玉，裸而歌，裸而舞，裸而撩拨人们的青春，妙乐似仙音，荡人魂，销人魄，感人的心，醉人的意。”[75]措辞极尽诱惑之所能。这正是舞厅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跳舞和舞厅之所以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其专业舞女的色情行为，也是因为跳舞中的男女接触引发了对“有伤风化”的担忧。1927年在天津曾经发生一起社会名流反对跳舞的事件。先是12位社会名流联名致函福禄林饭店股东，将跳舞与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女子再嫁、社交公开等新潮联系起来，指责跳舞是新思潮之体现，是“毁坏名节，伤风败俗”之举，故坚决主张禁止。他们责骂跳舞是“于大庭广场中，男女偎抱，旋转蹲踢，两体只隔一丝，而汗液浸淫，热度之射激，其视野合之翻云覆雨，相去几何”；又说它“始犹借资游观，继则引诱中国青年女子，随波逐澜，是干柴烈火，大启自由之渐，遂开诲淫之门”。[76]但报界很快就响起反对禁舞的声音。有人撰文将这些人讥讽为“遗老”。《大公报》发表题为《跳舞与礼教》的社评，对天津流行跳舞之风给予肯定，并指出跳舞与禁舞是一个社会问题。社评说：“天津今年忽流行跳舞。因而惹起反对，遂有福禄林饭店废止跳舞之事。然废者自废，兴者自兴，究竟跳舞应否禁废，礼教观念，如何维持，乃一种有兴味之社会问题，不仅天津所关已也。”[77]

所谓的“礼教观念”，在这里实际上就是一种性观念，也正因为舞厅与色情的过分结合，在民国的确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时常成为被官方取缔的对象。官方的管理和禁止固然没有收到规范和禁绝的效果，但从郭卫东对瞽姬的研究案例可知，政府的干预如何影响人们的性观念和性行为选择。瞽姬多指旧时从事演艺特别是在风月场中卖唱卖笑乃至卖身的青年盲女。此行当在旧时的广州等地兴盛一时，但也逐渐遭到各界抵制，在1930年代终至出现世风转移，部分盲女从此类行当中退出，“瞽姬”的名称也成为历史。但由于社会措施未能普适，部分盲女非但没有改变命运，反而因为中上阶层“公众兴趣”的转移而更加堕入“今不如昔”的境地。[78]

性与恋爱在民国是一对纠缠不清的问题。五四后，自由恋爱观开始风行，而受西方影响，青年在处理恋爱与性的关系时，信奉灵与肉的结合。据苏雪林叙述：

五四后，男学生都想交结一个女朋友，那怕那个男生家中已有妻儿，也非交一个女朋友不可。初说彼此通信，用以切磋学问，调剂感情，乃是极纯洁的友谊，不过久而久之，友谊便不免变为恋爱了……贞操既属封建，应该打倒，男女同学随意乱来，班上女同学，多大肚罗汉现身，也无人以为耻。[79]

据卢剑波说，吴稚晖曾讲过一个更极端的故事：“武汉某大集会上，男女杂众，突有一青年男子向一女郎的肩上一拍，说，‘我们交媾去’，迩时彼女郎面赧欲怒。青年男子便说，‘你思想落后了。’女郎闻之回嗔作喜，与青年男子携手而去。”在卢剑波本人看来，“假如当时男子确有性的切实要求而扳出道德面孔，加以抑遏，真是思想落后；受拍女郎尔时果自己有性的切实要求，或被引起了切实的性的要求，反而扳出贞洁面孔，加以抑遏，也是思想落后”。卢氏虽在文末声称“不主张过度性质的纵欲”，但其基本倾向已显而易见。[80]

1928年，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马振华和汪世昌事件”。汪世昌是名军人，因对素不相识的马振华一见倾心，便写情书给她。马也对汪大为欣赏，称之“才貌兼全之奇男子”。两人诗文往来，大有古代才子佳人的意味，并在认识三个多月后发生了肉体关系。后来汪世昌怀疑马振华已非处女，竟退还情书，表示决裂。马振华认为苦守的节操已被破坏，爱人又不再爱她，于是投水自杀。

事件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马振华的婚前性行为是舆论界讨论的话题之一。有作者如此评价：“她的道德并没有坏，倘若社会不过因为她的被骗失身，就把失了贞操的罪名加上去，这就是错误的贞操观念；马女士受了骗，觉得无颜生存而自杀，也受了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81]作者从反对贞操观的角度出发间接支持了马振华的婚前性行为。但邹韬奋则表达了审慎的态度，说：“在女子方面，只要看所交的男友有不合理的生理上的要求，就是他百般言爱，但未有澈底了解而且正式结婚之前，遽有此要求，便是很危险的途径，应拿定主意，毅然拒绝。这一点如拿得定，就是发现对方靠不住，顾而之他，也不至于有何凄惨的结果……马振华女士之死于汪某，也是这一点没有拿得定所致。”[82]邹韬奋的这一观念在当时拥有广泛的支持者。1930年的“叶冀熊劫杀孤孀案”进一步说明，传统伦理道德依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以“非婚”为归宿的自由恋爱和性行为并不能得到社会认可。[83]

针对五四后流行的自由恋爱中的性行为问题，蔡元培曾经撰文指出：

尽世界人类而爱之，此普通之爱，纯然为伦理学性质者也，而又有特别之爱专行于男女间者，谓之爱情，则以伦理之爱而兼生理之爱者也；生理之爱，常因人而有专泛久暂之殊，自有夫妇之制，而爱情乃贞固：此以伦理之爱，范围生理之爱，而始有纯洁之爱情也。

纯洁之爱情何必限于夫妇？曰既有所爱，则必为所爱者保其健康，宁其心情，完其品格，芳其闻誉，而准备其未来之幸福。凡此诸端，准今日社会之制度，惟夫妇足以当之。若夫夫妇关系以外，纵生理之爱，而于所爱者之运命，忍然不顾，是不得谓之爱情，而谓之淫欲。[84]

蔡元培对“爱情”与“淫欲”的区分，符合当时社会的一般尺度。1932年发生的哲学家李石岑与其学生童蕴珍的情变事件便是一个例证。李石岑在苏州有妻室，此前已三番五次与其女弟子上演始乱终弃的闹剧。此次童某与其撕破面皮，对簿公堂，要求法庭对李定引诱少女之罪。此事引起了《生活》读者的热议和批评。不少读者斥责李某“纵欲”、“私利”、“残忍”，为人虚伪。“有蹂躏女子之实，却冒名为‘求人格之充实’，‘新浪漫主义’以及‘伟大’的美名。”

作为自由恋爱的一事之两面，五四之后，婚姻自由观念也在青年中同步流行。二三十年代，时常有人以学生为对象，调查他们对婚姻问题的看法。1929年《广州民国日报》的一篇研究报告，在调查的181名已婚学生中，自己做主订婚的比父母代订的要多。被调查者中，凡自己做主或自己同意的婚事，婚后都比较满意；由父母或他人代定的婚事大半不令人满意。对于婚事不满意而想离婚的，占44.3%。[85]总之五四以后，婚姻自由观念已深入青年一代的人心，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自主权也越来越大。

不应忽视的是，婚姻自由观念存在着明显的代沟，其结果是大批的男性知识青年无法接受已成事实的包办婚姻，转而渴望通过自由恋爱获得理想伴侣。诸如鲁迅、胡适、蒋介石、毛泽东等人都遭遇到类似的问题。1923年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著名社会活动家陈望道述说了自己的婚姻历程：

我是一个曾经历过旧式婚姻痛苦的人。当我十五岁时，便被强迫结婚。因此，我十六岁入学校读书——以前是请人在家里教读——常住校中，不愿回家，校中教员、同学都以为我是一个极端用功的学生，其实不然，后来我觉得这样还不是根本的解决，非再走远一点，直到外国去不可。就一直在外国住了十年，除了父母生病及别的紧急不曾回家一次，他们以为我是用心求学，其实一半便是逃婚罢了。[86]

婚姻自由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离婚自由。1921年在湖南任教的谢觉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男女解放之声浪盛，少年婚姻间所产生的苦痛益多，因知识之差异而害及感情，又以感情之无以维系而变生俄顷。此虽过渡时不免之现象，要亦当思救济之方，或顿变其主观而欢戚自异，或改良其客观而慰借自来也。”[87]实际上民国时期的离婚问题得到不少的关注，其中离婚的原因受到了重点关注。上海市离婚率居民国各大城市之冠。上海市社会局发表的离婚统计材料表明，该市仅1928年8月至1930年12月两年半中，共有近2000件离婚案件，离婚原因首先以意见不合占大多数，行为不端为其次，在这些离婚案中，双方同意者占大多数，女方主动者有一部分，男方主动者不过百分之一二。

据天津《大公报》统计分析：“本埠最近三年来离婚之案件，原因不一，而大多数不外两种：一为逼娼，一为虐待。从此可推知社会经济之影响，不仅波及于物质界，并精神界而占有矣。不仅男子之劳力等于商品之供给，即女性亦成为商品矣。夫女子再为男子所支配，女子既失其支配自身之能力，社会又不能充分收容女子为相当之服务，其结果遂流于卖性。而其最大原因，实由于女子教育之不普及，知识能力之薄弱，依赖性之养成。”[88]

1939年萧鼎瑛发表的《成都离婚案之分析》一文，对成都市1937—1938年计70件离婚案进行了系统研究。根据法院判决书中所载，其中80%为妻子主动提出离婚的。

民国时期的许多社会调查表明，从观念层面言之，离婚已经被普遍接受。1928年《大公报》曾刊登关锡斌关于《婚姻问题调查的答案》，32位受访青年男女中仅有2人明确表示无法接受离婚，其他人则表示认同。如天津一名19岁的男性在调查问卷上写道：“我的婚姻是旧式婚姻，感情不和，毫无爱情，是不满意的，仇人似的，一点快乐也没有！婚姻是我们一生最有关系的，不应当拿金钱结合，不应当拿欺诈手段来结合！更不应当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结合！我们应当拿纯粹的爱情来结合！因为我们各自的终身快乐起见，一定要离婚。”一位22岁的男子说：“我对离婚很赞成，夫妻情投意合当然没有离婚的观念，若是不和睦，整天里不是相骂就是相打，你视我为眼中钉，我看你不顺眼，夫妻变成仇敌，不如各寻山头的好。”[89]

随着离婚案例的增多，有些人将其视为一种社会问题，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予以肯定。如《盛京时报》刊发的一篇文章称：离婚是“国人思想发展之结果，婚姻关系人一生之苦乐，形式上虽注重在伦理上之结合，而实际上尤须赖理性之调适，徒有伦理上死板生捱，生拉硬扯，未有不发生问题者。今则科学昌明，神权日衰，思想解放之花大开。离婚案件之增加，除非我们认为人类思想发展是不好事，因此非但不容反对，还当原谅，还当援助”。[90]陈剑华在《大公报》“妇女与家庭”专栏发表《婚姻问题》一文指出：“你若不满意对方，实在没有再商量的余地，不如索性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宗旨离婚，这如快刀斩乱麻一般，是最痛快的法子。”[91]

如上所论，城市生活史实际就是发生在城市这一特定空间里的社会生活史。就如社会生活史是社会史的延伸一样，城市生活史也是城市史的延伸。相比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眼光更加下移，更具有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倾向，更关注社会的日常生活层面。城市生活史也是如此。相比城市史研究，城市生活史更关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从日常生活层面出发探讨城市与居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近年来，得益于社会史的兴盛和城市史的发展，城市生活史研究正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即如本章所论之民国城市日常生活而言，可以使我们看到民国社会的多重面相，由此亦可认知民国时代社会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这方面的研究仍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

[1] 本章由忻平撰写。

[2] 参见〔美〕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载氏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

[3] 参见黄士诚《城市建设经济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

[4] 参见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6。

[5] 曹聚仁：《闲话扬州》，载《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11集散文集（2），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第230页。

[6] 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第46-48合号，1904年。

[8] 《考师范之笑话》，《时报》1913年7月1日。

[9] 李文海主编《民国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第15—17页。

[10]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1283页。

[11] 王晋伯：《举办市政之根本策略》，《市政评论》第2卷第11期，1935年。

[12] 参见美国城市史学会会刊《城墙与市场：中国城市史研究通讯》第1卷第2期，1996年秋，转引自涂文学《“市政改革”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3] 杨流云：《日常所忽略的几件事》，《生活周刊》1927年1月，第136页。

[14] 陈蕴茜：《空间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15] 参见孙红兵、黄翠红《从如皋看江苏沿海城镇的近代化历程》，《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3期。

[16]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15页。

[17]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第293页。

[18] 管宏平：《常德城市现代化进程研究（1840—1949）》，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9]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电车公司档案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第44页。

[20]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电车公司档案史料》，第104页。

[21] 当然，城市管理的引进也影响到市民的固有生活方式，形成“改革的阵痛”。晚清的一份画报曾绘制一幅《沿街小贩被巡捕驱逐之慌张》的图画。其解说文字称：“租界定章，凡肩挑步担之小贩人等，只准在小菜场贸易，不准沿街设摊歇担。如违拘罚不贷。禁令极严，盖为清除街道起见，固应尔也。乃各小贩只图觅利，每多阳奉阴违。于是倘为巡捕所见，必加驱逐。若辈很命奔逃，迟恐被拘。且虑摊担等为捕掀翻转致费事，其情可恶，其状亦复可怜。因作是图。”见《沿街小贩被巡捕驱逐之慌张》，《图画日报》第162号，1910年，第7页。

[22] 刘郁樱：《谈市政管理》，《道路月刊》第32卷第1号，1932年。

[23] 陈邦贤：《日常清洁扫除与新生活运动》，《卫生教育周刊选辑》，第10—11页。

[24] 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25] 胡宣明：《中国公共卫生之建设》，东亚图书馆，1928，“自序”。

[26] 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27] 《市政处标语卫生》，《盛京时报》1929年7月24日。

[28] 参见杜丽红《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城市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第64页。

[29] 《取缔澡塘》，《盛京时报》1923年5月29日。

[30] 《南京社会特刊》第3册，载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700），大象出版社，2009，第220页。

[31]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2-3-102，转引自李少兵《1927—1937年的北京娱乐文化——官方、民间因素与新时尚的形成》，《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

[32] 转引自罗衍军《民国时期的娼妓书写与治理——以杭州（1927—1937）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33] 汪朝光：《影艺的政治：一九三○年代中期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4] 许纪霖、王儒年：《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建——20世纪20—30年代〈申报〉广告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35] 《做上海人安得不穷》，《申报》1912年8月9日。

[36] 老舍：《且说屋里》，《月牙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170页。

[37] 李景汉：《北京的穷相》，《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第76页。

[38] 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116页。

[39] 〔美〕霍塞：《出卖上海滩》，越裔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40页。

[40] 《鸽子笼中的游记》，《申报》1923年11月4日。

[41] 《中华民国国务员之衣食住》，《申报》1912年5月7日。

[42] 严昌洪：《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第160页。

[43] 本段及以下几段，分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第481、297、296、298、3388、108、129、132、157页。

[44] 忻平：《无奈与抗拒：20—30年代上海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学术月刊》1998年第12期。

[45] 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上海特别市职工失业统计之试编》，《社会月刊》第2卷第2号，1936年。

[46] 参见徐直《上海市失业问题及其救济办法》，《社会月刊》第2卷第2号，1936年。

[47] 吴元淑，蒋思壹：《上海七百个乞丐的社会调查》（未刊稿），1933；陈冷僧：《上海乞丐问题的探讨》，《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6期，1926年。

[48] 《北平市警察局·内六区警察署关于林李氏自杀未遂请安置的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181-31-4572。

[49] 《申报》1936年5月26日、1933年2月21日。

[50] 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上海，1932，第123页。

[51] 忻平：《无奈与抗拒：20—30年代上海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学术月刊》1998年第12期。

[52]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1146页。

[53] 冯秉坤：《废除平市独轮手车之我见》，《市政评论》第3卷第17期，1936年，第3页。

[54] 《长沙社会面面观》（社会调查），《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

[55] 孙学谦：《天津指南》，中华书局，1924，第64页。

[56] 老舍：《骆驼祥子·离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第73—74页。

[57] 房福安：《中国的人力车业》，莫若强译，《社会月刊》第2卷第7期，1931年，第4—5页。人力车夫的工作时间：上海为14小时和10小时，杭州为12小时，北平为9小时，其他城市如南京、武昌、汉口、汉阳、成都、广州、福州都在8小时以内。

[58] 吴平：《农工衰败与人力车夫》，《劳工月刊》第5卷第2—3期合刊，1936年，第127—128页。

[59]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史资料丛刊），第676页。

[60]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1145—1147页。

[61] 《读者来信》，《华年周刊》第4卷第2期，1934年。

[62]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第1146页。

[63] 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5日。

[64] 1923年4月，北京中国大学10周年纪念日进行的公民常识测验中，曾就中国的社会走向测问“你欢迎社会主义吗”和“你欢迎资本主义吗”？答案显示：欢迎社会主义者为2096票，不欢迎者为654票；欢迎资本主义者为736票，不欢迎者为1991票。参见江沛《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变动评析》，《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65] 孟如：《目前中国之婚姻纠纷》，《东方杂志》第29卷第4期，1932年。

[66] 叶圣陶：《倪焕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96页。

[67] 艾萍：《变俗与变政：上海市政府民俗变革研究（1927—1937）》，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68] 陈勤建：《民俗——日常情景中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

[69] 参见艾萍《变俗与变政：上海市政府民俗变革研究（1927—1937）》。

[70] 张文元：《未来的上海风光的狂测》，《时代漫画》第30期，1936年。

[71] 《妇女剪发之后》，《商务日报》1929年6月17日。

[72] 许纪霖、王儒年：《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建构——20世纪20—30年代〈申报〉广告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73] 《小日报》1928年5月3日。

[7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964页。

[75] 廖沫沙：《广告摘要》，《申报》1933年4月20日。

[76] 我迂：《从跳舞扯到名流笔下的“干柴烈火”》，《大公报》1927年5月21日。

[77] 《大公报》1927年5月23日。

[78] 郭卫东：《瞽姬的命运：民国年间广州世风丕变的一个缩影》，《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79] 苏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三民书局，1991，第45页。

[80] 卢剑波编《恋爱破灭论》，泰东书局，1928，第56—57页。

[81] 落霞：《打破错误的贞操观念》，《生活周刊》第3卷第21期，1928年。

[82] 编者：《新女子最易上当的一件事》，《生活周刊》第4卷第10期，1929年。

[83] 赵秀丽：《试论近代社会对自由恋爱的接受——以“叶冀熊劫杀孤孀案”为例》，《三峡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84]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第122页。

[85] 确士：《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1月11日。

[86] 陈望道：《妇女问题》（续），《妇女周报》1924年第48期。

[87]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第26页。

[88] 《离婚案件之统计》，《大公报》1929年2月10日。

[89] 《大公报》1928年3月29日。

[90] 《离婚之刍议》，《盛京时报》1923年11月4日。

[91] 《大公报》1928年9月13日。

第二十八章 民国时期的边海疆交涉[1]

一 辛亥革命与多民族国民国家的认同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化国民国家转型的历程。过去，学者关注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定位，到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的主张，再到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的探讨，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政治关怀。但在分析辛亥革命性质时，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辛亥革命的双重性和复杂性，在这场革命中，汉人反满民族革命（即同盟会所标榜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政治目标）和各族先进分子反封建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制度）这两个目标共存。在历经维新运动和预备立宪运动失败后，以商会、商团和新式知识阶层为基础的立宪派势力逐渐发展，与此同时，经过湘、淮、北洋各系传承，以袁世凯为核心的汉族官僚力量也在发展。当同盟会于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动起义后，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所以说，辛亥革命是由革命派、立宪派和汉族官僚合力发动并完成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采行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共和政体的现代国家。

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在革命党人之前就意识到“满人不是中国人，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的想法太过激进与不当。[2]1902年，康有为在《辩革命书》中就指出满族或蒙古族，“皆吾同种”，满洲人也是中国人，盲目地排满反满，使中国有分裂的危险。梁启超明确提出了“大、小民族主义观”，亦即“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提倡要摈弃“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3]并首创“中华民族”一词。可见，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中包括了满、蒙、回、藏、苗等诸多少数民族。

孙中山在革命的实践中发现革命队伍中的排满反满宣传过于偏激，认为需要向全国人民表明革命的目的乃是推翻专制，而不是“种族复仇”，因为“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假如我们去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残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4]而章太炎等革命党人亦重新承认中国境内的满、蒙、回、藏等多民族同为中华民族，使得“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5]的口号广泛传播。

因此，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政府即提出“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6]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议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即所谓“五族共和”。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7]

提出建立以“五族共和”为主体的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体现了孙中山、宋教仁等人的国家观。这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在颁布“退位诏书”时，就提出“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同时在“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内明确提出“与汉人平等”。[8]这表明“五族共和”也得到了清皇室的认同。

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将“五族共和”的思想法律化，其第一章“总纲”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第二章“人民”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三章“参议院”第十八条规定：“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有一表决权”。[9]

至此，民国政府在新政权成立之初，即确立了“五族共和”的国策，更在法律范围内肯定了蒙藏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蒙藏人民对国家事务拥有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利。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蒙藏地位问题上，沿袭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政策和《临时约法》的民族政策。3月25日，袁世凯发布《劝谕蒙藏令》，分别致电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称：“凡我蒙藏人民，率循旧俗，作西北屏藩，安心内向……现在政体改革，连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本大总统坚心毅力，誓将一切旧日专制弊政悉行禁革。蒙藏地方，尤应体察舆情，保守治安”。为实现蒙藏地区的稳定，袁劝谕蒙藏上层僧俗“于中央大政及各该地方应兴应革事宜，各抒所见，随时报告，用备采择。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以期大同而享幸福”。[10]

4月13日袁世凯发布《废除汉、满、蒙、回、藏通婚禁令》。

4月22日，袁世凯重申：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11]

1914年5月1日，北京政府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其第一章“国家”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第二章“人民”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第十章“附则”第六十五条规定“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所宣布之……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永不变更其效力”。[12]

中华民国实行“五族共和”主张，既是对中国多民族国体的确认和声张，更表现出对清代疆域等遗产的继承和接受，显然有别于欧洲单一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当然，对地域广袤却国力羸弱的中国来说，要想建立一个包括蒙、藏、回、满等在内的“五族共和”的现代国家，路程注定是不平坦的。

二 北京政府维系疆域的艰难努力

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国际环境对民国政府十分不利，英、俄、日等国在承认北京政府问题上所提出的严苛条件以及向袁世凯施加的外交压力，几乎使新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尽管美国和德国相继承认民国政府打破了列强间的一致，但中国政府在外蒙古和西藏问题上向俄英的妥协，导致边疆不断出现少数民族的分离、暴乱和界务危机，并始终为其所困扰。

外蒙古的失而复得与得而复失

沙俄对外蒙古的领土野心由来已久。从1910年开始，俄国政府便怂恿外蒙古王公密议独立之事。1911年7月，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等密赴彼得堡，乞求俄国派军队支援外蒙古独立。武昌起义爆发后，俄国于11月底派军队护送杭达多尔济等人返回库伦。11月30日晚，杭达亲王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名义向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递交最后通牒，宣称外蒙古“独立”，推哲布尊丹巴为“大蒙古独立国大皇帝”，并将中央政府官员全数驱逐出境。三多及部属均避居俄国领事馆，并于12月5日由俄国军队“护送”到恰克图，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天津。12月16日，“大蒙古国”正式成立，以哲布尊丹巴为“皇帝”。[13]外蒙独立完全是由沙俄一手操纵的，正如三多所指出的，“在外蒙古一带，俄国势力业已根深蒂固，牢不可拔，事实上只能承认该地区已为俄国所有”。[14]

对于外蒙古的所谓独立，北京临时政府不予承认，并于1912年6月30日任命那彦图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兼理土谢图和车臣两汗部事务。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还于8月接连致电哲布尊丹巴，晓之以理，劝其“熟观时局，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体”，并拟派专员前往库伦“面商一切”，但哲布尊丹巴复电称“与其派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公然拒绝同中央政府直接商谈。[15]由于民国政府尚需得到列强的承认，国内政局亦没有安定下来，无法以武力收复外蒙古，只好一面派员劝说外蒙取消独立，一面同沙俄政府进行交涉。

俄政府内部对外蒙古独立也存有不同的观点，除了害怕强行并吞外蒙会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弹外，经济上的因素也不可忽略。沙俄外交大臣就认为外蒙古如独立，将加重俄国的财政负担，于是决定先使外蒙古自治，让中国保证对外蒙不移民、不驻军、不干涉其政治。这种政策将使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均处于有利的地位。

基于这种政策，俄国政府拒绝了库伦当局要俄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并以兵力援助其“收复”内蒙古的要求，而于1912年11月3日同外蒙古当局签订了《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约》，条约的签订实际上确立了俄国对外蒙古的统治。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梁如浩向沙俄驻华公使提出照会，声明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概不承认”俄国同外蒙古所订立的任何条约。但俄国公使态度强硬，以不承认北京政府相要挟。中国当时既无外援，又无反抗能力，“惟有哀恳俄使，求其由俄提议，另订《中俄协约》，以谋代《俄蒙协约》而已”。[16]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在恰克图签订。该约主要内容可归纳为：第一，中国在名义上获得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协约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古公事文件使用民国年历，兼用蒙古干支纪年。第二，中国丧失了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而俄国则确认了其在外蒙古的各项侵略权益。协约规定中俄承认外蒙古有办理一切内政及与各外国订立关于工商事宜的国际条约的专权；中俄不干涉外蒙古现有内政制度；《俄蒙商务专条》继续有效；中俄在外蒙古派驻基本同等数量之卫队，中国驻库伦大员和俄国驻库伦代表同样享有独见哲布尊丹巴之权；中国与外蒙古的正式划界应由中俄两国和外蒙古代表会同办理。[17]

1917年沙俄政府倒台后，俄国陷入内战。红白两党战事的骚扰和日本对外蒙古的垂涎，使外蒙古的王公贵族人人自危，遂于1919年11月向北京中央政府提出撤销外蒙古自治的请求。北京政府接到请愿书后，于11月22日以大总统令的形式，正式颁布外蒙古撤销自治的命令，声明“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应受之尊崇与四盟沙毕等应享之利益，一如旧制”，[18]同时，徐树铮亦率领边防军开入外蒙古各地。这样，中国中央政府正式收回了外蒙古主权。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边防军主力调回北京，库伦守军只有2000余人，且久欠军饷，已是军心涣散。原俄国白党将军恩琴（Ром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Унгерн фон Штернберг）在日本援助下，于1921年2月初率领俄蒙军队近5000人攻占库伦。在白俄军队的控制下，哲布尊丹巴于2月9日再度宣布外蒙古独立，并封恩琴为双亲王，组织政府。恩琴部队随后占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外蒙古全境落入恩琴控制下。

苏俄对外蒙古也有所图。早在1919年8月3日，苏俄政府在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的宣言中就声称“蒙古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恩琴率部攻占库伦后，苏俄远东共和国政府立即于3月13日在恰克图成立临时蒙古革命政府，准备派军协助蒙古人民革命党夺取外蒙古政权。同年5月，恩琴率部由外蒙古进攻苏俄远东共和国。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Chicherin）于6月15日照会北京政府，称苏俄决定出兵外蒙古，消灭白卫军恩琴部，“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19]尽管北京政府严词拒绝，但苏俄红军仍于7月6日进占库伦，恩琴被俘。7月12日，苏俄帮助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库伦成立蒙古国民政府。同年11月5日，苏俄政府同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莫斯科订立《俄蒙修好条约》，苏俄承认外蒙古为完全独立国。此后，苏俄军队驻扎在外蒙古各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西藏同中央政府的疏离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西藏遂成为英国在华侵略利益的核心地区。

早在1912年3月，印度总督哈定（Lord Charles Hardinge）就向英国政府提出：“英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应以中国同意解决西藏问题为前提”。[20]这就表明，承认英国在西藏拥有特殊利益成为英国承认中国民国政府的先决条件。

同年8月17日，朱尔典（J.N.Jordan）向中国外交部递交节略，正式声明英国的西藏政策，可归纳为以下5点：（1）“英政府虽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确有上邦之权，然不能承认中国有干涉西藏内政之权”。（2）“英政府对于中国官员近两年在藏占夺行政权限之事，概不承认。即袁大总统4月21日所发命令，谓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又谓西藏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各语，均不能承认”。（3）英政府不能承认中国在拉萨或西藏无限制驻兵权。（4）“英政府力请将上言各节，订成条约。此条约成立之后，方能承认中华民国”。（5）在此项条约订立之前，英国将“现时印藏之交通，对于华人应做切实断绝”。[21]

英国的真正目的是要压迫中华民国政府在上述照会的基础上，就西藏问题同英国签订新的条约，“使西藏处于绝对依赖印度政府的地位……将中国和俄国都排挤出去”。[22]

1912年康藏战事爆发，民国政府电令四川总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军西征，“迅拨得力军队，联合进藏，竭力镇抚”。[23]由于川滇军西征势如破竹，战事对中央政府极为有利，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极为震惊。英国见势遂出面干涉，袁世凯迫于压力，下令川滇军停止入藏，希望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是年10月中旬，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新疆都督袁大化，向北京民国政府提出西藏与中央政府恢复关系的条件五款：“（1）西藏人保有与华（汉）人同一之权利。（2）中央政府每年补助西藏500万元。（3）西藏有权许可他国之民采掘矿山，但西藏与英国所结条约当遵守之。（4）西藏有自由训练军队之权，中央政府驻藏军队，其数不得超过1500名以上。（5）西藏官制，由中央政府制定之，但西藏政府之官吏，应以西藏人任之。”[24]这表明十三世达赖喇嘛已萌发与中央政府和谈的愿望，双方有实现和谈的可能性。

自英国向北京政府递交照会后，立即禁止汉人通过印度进入西藏。10月28日，民国政府明令恢复达赖喇嘛被前清政府革去的“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名号，并派马吉符、姚宝来为册封使，拟取道印度大吉岭，前往拉萨举行册封典礼，但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

1月上旬，“俄煽惑哲布宗丹巴，英怂恿达赖……于库伦秘密议定蒙藏协约”，其主要内容有：“（1）达赖喇嘛承认蒙古之实权，并承认辛亥十一月九日宣言，为黄教主活佛之独立国。（2）蒙古政府承认西藏为自治国，达赖喇嘛为宗教主。（3）两国为互图黄教昌明起见，当执行一切之处治。（4）两国政府危急存亡之秋，宜永久互相援助。”[25]所谓“蒙藏协约”的签署虽是事实，但是，这个协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事后没有一方正式发表过这个协约，就连达赖喇嘛和西藏的官员也否认曾经授权其代表与外蒙古缔结这样的条约，西藏地方政府更是没有批准过这样的协约。所以这个协约得不到国际上的承认，它的披露遭到北京政府的严重谴责和抗议。

在英国政府的威逼下，民国政府终于派陈贻范等前往西姆拉参加中央与西藏及英国三方会议，由于中国中央代表绕道印度，耽误了行程，原定10月6日开议的会议延期至13日才开会。

会议当天，西藏地方代表伦钦夏扎就在英国顾问柏尔（C.A.Bell）的指使下，提出《1913年西藏要求书》，提出西藏“独立”、划定“中国与西藏国界”、1893年与1908年的通商章程“由英藏政府双方磋商允洽酌改”、不准驻藏大臣等入藏等6项苛刻要求。[26]陈贻范则提出《中国对西藏要求书之驳复书》，指出西藏自元以来即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明清两朝亦属中国领土，同时提出7条主张作为会议商议藏案的基础。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双方提出的条款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西藏“独立”问题和西藏地区范围的划分。中国政府代表要求将西藏地位问题作为会议主题，而英国代表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中文名马麦含）却建议会议先讨论解决“西藏划界”问题。

麦克马洪在会上提出《英国关于西藏界务声明》，并以一份地图来说明。英国声明：（1）西藏之历史界限即为其“简明地图中所划之红线”。（2）将“自昔至今”中国在西藏的权力划分为“中国权力有时偶及之范围”和“中国仅能颁布命令空文之范围”。“此二范围之区划，即为图上所画之蓝线。本专员今拟将该两范围名曰内西藏与外西藏”，即红蓝线之间为内西藏，蓝线之西为外西藏。[27]这就是麦克马洪于会上正式提出将西藏划分为内藏和外藏的计划。在英国的计划中，内藏线自昆仑山脉起，东北行，至阿尔丁山（Altyn Tagh），绕西宁、青海，折而南，经金川地、打箭炉、雅砻江至梯拉拉止；外藏线也从昆仑山脉起，东经亚克岭至白康普陀岭，折而南，经德格、甘孜、瞻对，复折而西，至乍丫，又南经江卡、德亚寺、门工，再至梯拉拉止。[28]他还提出了一条划分藏区与内地的红线，这条红线从念青唐古拉山起，包括青海、甘肃南部到四川西部，最后又从云南与缅甸交界的尖高山折向不丹与西藏交界处，而从滇缅边境到不丹西藏交界这一段实际上就是后来麦克马洪与伦钦夏扎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秘密交易的麦克马洪线。

中国政府最终决定拒签《西姆拉条约》。1914年7月3日上午，第八次正式会议在西姆拉举行。陈贻范“接到政府训令，明确指示他拒签三方条约”。当伦钦夏扎表示要签字时，陈贻范当即声明：“前奉本国政府训令，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签之条约或类似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陈贻范旋即退出会场。[29]7月6日，中国政府正式声明：“英藏签押，我自不能补签……中国政府不能擅让领土，致不能同意签押，并不能承认中国未经承诺之英藏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牍”。[30]由于中国政府声明否认，那个未经中国代表正式签字的《西姆拉条约》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西姆拉会议后，英国仍然试图继续压迫中国政府承认《西姆拉条约》，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爆发，英国无力顾及其东方利益，不得不将此议题暂时搁置。而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中藏印会议”，中英代表对于两国在藏地位虽经商议达成一致，但在西藏自治、“汉藏划界”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中国政府未能同意，陈贻范擅自画稿，中国政府声明予以否认，并撤回专员。因此，会议所商定之《西姆拉条约》，既未成立，亦不生效。

英国分离西藏图谋的破产

在中国政府拒绝让步的情况下，英国采取了支持西藏当局进攻川康地区的手法。1917年9月，驻扎藏东类乌齐河的藏军士兵2人越界割草，为边界汉军拿获，解送昌都，藏方乞请昌都统领彭日升将藏兵交还，彭日升反将2人斩首，送还首级，引起藏人愤怒，举兵攻打恩达、类乌齐等地。西藏此次发动战争，系有备而来。英印政府此前接济藏军步枪5000枝，子弹500万发，藏军实力增强，而内地军阀混战，无论是北京政府或是川滇军阀均无力援助彭部，加以大小军阀统治引起藏人不满，“一时各县番民背汉投藏者数不下十万，势甚猖獗”；而“边军久戍，饷械匮乏，军无斗志，又因分防多处，兵力益单，衅端一开，遂难据守”。至1918年2月，藏军先后攻占类乌齐、恩达等地，并包围了昌都和察雅。4月，彭日升及其部下缴械投降，昌都和察雅失陷。藏军势如破竹，又接连攻克宁静（今属芒康）、贡觉、同普、德格、白玉、邓柯、石渠、瞻化、武城等9县，“亡边军八营、兵二千，知事、营长、员弁被俘者都数十员”，甘孜、巴塘等地危在旦夕。[31]

由于川藏战事重开，朱尔典遂多次往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请求解决藏案，并不顾中国外交部的反对，于7月5日强行要求谒见国务总理段祺瑞，申明续议藏约之意。从1918年2月至1919年5月，英方到中国外交部催促共有11次之多，均被婉拒。1919年5月30日，朱尔典再晤代理外交总长陈箓，催请中国政府解决“汉藏界务”问题。7月5日，英国副领事台克满（Eric Teichman）莅外交部，要求中国速将“中英关于西藏事件之实情宣布”，称“西藏案件速了为善”。外交部佥事史悠明则表示：“最好从缓。因国民对于山东问题之风潮，尚未尽息，况某国借报纸宣传谣言，蛊惑人心，深恐人民不明真相，反对贵国，徒伤感情也。”[32]明确表达了缓议西藏问题的立场。

8月13日，朱尔典又面见陈箓，称“内外藏名称系在印度会议时所定，且为权宜之计，既无根据，又无界限，将来必多障碍”，建议将内外藏名称取消，仍用“中国西藏旧名”。而“原议内藏之地，一半划归中国，一半划归西藏”。[33]

9月4日，朱尔典谒见大总统徐世昌，坚请继续开议，但刚经历过五四风潮的徐世昌自然不敢答应。他对朱尔典说道：“现在事势与四年前大不相同，倘贵国政府于四年前允照该项办法解决此事，当无困难之处。但现在情形已变。盖因欧战之结果造成社会上一种新思想，此种思想最易激动而发生风潮。故本国政府对于此种交涉事件务须戒慎将事，且必筹画妥善之方法，以预防此种风潮发生。”徐世昌指出，中英商谈西藏问题必须做到三点：“须电四川川边派员来京接洽，以免外省反对”；“前后情形应由政府陆续详细公布，以免人民误会”；“条文须经国会通过，方能签字”。[34]

对于中国政府拒绝续议藏事的态度，英国政府十分恼火，英国外交部于同年11月约见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威胁中国政府若继续拖延不解决藏事，英国今后将拒绝在中日事件上为中国出力。[35]

外交部则致电施肇基，请其转告英国政府目前不宜续议藏事理由：

藏事不愿即行解决，正为顾全中英邦交起见。盖全国人民视藏案较山东问题尤重，现因山东问题已激起排斥日货风潮，若同时提议藏事，必又激起反对。前此与朱使不正式接洽，各方面已纷电诘责，可见一斑……况西藏情形与外蒙古相类，现外蒙古已自请取消自治。对于藏事，政府方在与英议订条约，尤难邀国民谅解。[36]

12月3日，朱尔典同陈箓再次会晤，陈箓明确指出：“现本国人民视西藏问题较青岛尤为重大，且目前民众易趋激昂，对于此事之反对，必甚剧烈，不易应付……若本部径于开议，恐情势愈趋愈坏，或致惹起本国人民对于贵国之恶感而影响中英邦交与商务”。[37]

是日，为了消除北京政府的顾虑，朱尔典就西藏问题公开发表5点声明：（1）英国无侵略西藏野心；（2）英国绝无供给西藏军火之事；（3）尊重中国为五族共建之国家；（4）藏界问题以维持印度之完全为目的，其他并无奢望；（5）将来双方商议此事，英政府必可酌量让步。[38]英国政府以为发表了上述声明，中国政府和民众就会同意续议藏事。

1920年1月20日，朱尔典面晤陈箓，称其接到外交大臣训令，“中国方面提议在拉萨开议，可以照办”，并称自己因办事不力，将调离回国。但陈箓以“现在决非商议藏案之时，时机未成熟，徒劳唇舌”而再次予以拒绝。[39]

1921年8月26日和31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G.N.Curzon）和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B.F.Alston）分别在伦敦和北京向中国新任驻英公使顾维钧及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递交了英国政府的节略。艾斯敦并向颜惠庆声明：

（1）若贵国政府不能于一个月内开始续议此案，以期三方了结，则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西藏为自治之邦，以后即与自治之西藏直接商定协约，增进英藏关系，委派印度官员前往拉萨，并为西藏谋普通之发展与疆域之保卫。

（2）如中国政府允于期内开议，则事后英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所请在印度设领一节愿意从优考量。

颜惠庆答以“华盛顿会议开始在即，无暇顾及，俟该会议结束后再进行”。[40]

9月10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公使馆递交节略，正式答复英国政府，藏案“俟太平洋会议后必设法及早开议”。[41]

英国政府之所以如此急于要求中国续议西藏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英国迫切希望尽快通过三方会谈，以法律形式将西藏的地位确定下来。西姆拉会议由于中国撤出议约专员、拒签条约而流产，一战的爆发也令英国不得不暂时放弃对中国施加压力。一战结束后，英国之所以在山东问题上支持日本，隐藏在后面的险恶用心，就是试图援例压迫中国政府让出在西藏的主权和权益。但中国因巴黎和会而爆发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使得北京政府不敢再在西藏问题上向英国让步。

一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对于英国图谋控制西藏的野心不利。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布尔什维克主义席卷中亚，苏俄支持阿富汗反抗英印入侵的战争，同时苏俄红军以追剿恩琴白匪军为名侵入外蒙古，19世纪末英俄争夺中亚的局面似乎又形成，引起英国的不安。作为英国防止苏俄向印度扩张缓冲地的西藏，再次引起英国的重视。

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美国向来标榜“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机会均等主义，美国国会否决凡尔赛和约以及华盛顿会议将解决日本在满洲、蒙古、山东特殊地位问题列入议题，预示着英国要在华盛顿会议以后依照《西姆拉条约》范式同中国就西藏问题达成协议几无可能。

中国政府当然不会顺应英国的政策贸然行事，故希望利用华盛顿会议解决青岛问题，以图将来时机成熟时再行谈判解决藏事。因此，自华盛顿会议结束，英国政府也不再与中国政府重提藏事谈判。英国方面基本放弃了《西姆拉条约》，从此采取控制西藏、武装西藏同中国中央政府抗衡的战略。

三 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动荡与危机

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契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北伐战争于次年开始。国民革命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由于日本自华盛顿会议后对中国采取币原外相的不干涉政策，英国成为主要打击对象。随着北伐军攻城略地，最终攻下杭州、南京和上海，推进到最富裕的长江三角洲流域，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亦愈加明显。

南京事件的发生使西方列强干预国民革命的可能性倍增，同时也加剧了国民政府的分裂。随着四一二“清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武汉国民政府七一五分共，标志着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开始衰退。

日本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最大赢家。南京事件发生后，尽管日本官民在南京遭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但日本拒绝参与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的联合军事行动。同时，日本努力说服英美不要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坚持认为南京事件是武汉政府内的过激派策动的，其目的是要“使蒋陷入困境，促使蒋下台”。币原向英美保证蒋介石会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颜面”。[42]

日本的支持使蒋介石一度对其抱有高度信任感，为此，他于1927年11月5日在东京拜会田中义一，希望日本对国民革命军的继续北伐给予支持。但田中义一明确告诉蒋介石“应该专心致志于南方一带的统一”，“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43]1928年发生的济南惨案彻底击碎了蒋介石对日本的幻想。二次北伐期间，由于国民革命军仍然存在危害欧美侨民生命和财产的“暴行”，欧美列强不仅在济南惨案事件的态度上倾向日本，最终还与日本取得协调：张作霖军队撤回关外，阎锡山率部进驻京津地区，而将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军队拒之门外。

1928年6月20日，杨增新宣布新疆易帜，服从国民政府。12月29日，张学良亦宣布东北易帜，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同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主动派遣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到南京谒见蒋介石，对新建立的国民政府表示祝贺，同时也试探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然而，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使得中国建立多民族国民国家的努力再次遭遇挫折。

日本侵华与中华民族的亡国危机

日本一直将南满视为其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染指，十月革命以后，随着沙俄影响力在北满的消亡，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野心充分显露。济南惨案发生后，田中义一通过殷汝耕向蒋介石明确转达了日本不允许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信息：“张作霖不久必处决，请注意勿使满洲化为战区，否则日方舆论颇难抑制”。[44]在蒋介石通过鼓励张学良易帜而间接取得对东北的控制权后，日本政府遂利用中东路冲突事件和中原大战爆发的机会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将东北三省全部鲸吞，接着又侵占热河，发动对长城各口隘的进攻，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使得中国陷入空前的亡国危机。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以“国际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与外交实践，这在华北事变和抗战前夕尤显突出。国民政府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联盟的活动，力图通过国际联盟的压力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亦在进行抗日战争的经济和军事准备，整军备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军方断定可以在三个月内摧毁中国政府、军队和民众的抗战意志与能力，但由于中国人民坚毅的抗日决心，加之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德国和苏联的军事援助，中国军民独自抗击日本达三年零五个月之久，并赢得西方的尊重。

坚持中国对西藏之主权

同北京政府一样，国民政府坚持中国对西藏的固有主权。蒋介石于1929年1月复函十三世达赖喇嘛，指出：“西藏为我中华民族之一，政府现正督饬蒙藏委员会调查实际，用资建设……借悉法座高瞻远瞩，倾诚党国之决心，遥望西陲，至为佩慰”；并表示“此后愈当并力一心，修内政而御外侮，自不难相与造成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国屹立于世界”。[45]这是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第一次正式联络。国民政府向达赖喇嘛发出了和平信号。

达赖喇嘛委派的贡觉仲尼等三位代表于同年8月从北京出发，在太原拜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代表达赖喇嘛声明三点：

（1）达赖并无联英之事，其与英国发生关系，不过系因英藏壤地毗连，不能不与之略事敷衍；

（2）达赖仇华亦属误解，民六、民九、民十三达赖均有派员来华，并发有护照，内中言明中藏亲睦，现有护照可证；

（3）达赖与班禅感情素惬，其始之发生误会系因班禅部下行为不法，达赖逮捕数人，班禅遂惧而出走，非达赖所逼。[46]

随后，贡觉仲尼等人到达南京，9月10日谒见蒋介石，“贡等声明达赖不亲英、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蒋介石则表示“中央应本总理宽大之主义，许藏人完成自治”。[47]

1931年初因大金白利纠纷而造成的第三次康藏军事冲突使得中央政府与达赖的联系中断，尤其是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丧失了进一步沟通的良机。1934年2月，年仅24岁的热振活佛被推为西藏摄政。自此，中央政府同西藏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首先，西藏司伦噶厦致电驻京办事处将由热振出任摄政一事呈报中央。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月31日致电噶厦等，核准热振活佛出任摄政。[48]而热振担任摄政期间，致力于西藏地方同中央政府间的密切联系。尽管1934年下半年在拉萨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期间未能同噶厦就解决汉藏关系，尤其是界务问题达成一致，但西藏地方当局明确承认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说明西藏地方并没有决定彻底背离中央。[49]同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离藏前，将中央政府官员留驻拉萨，对抵制英国势力入侵西藏和对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破坏均具有积极意义。

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自始至终主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确立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等事宜，并向西藏噶厦拨款40万元。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1940年1—4月在拉萨的一系列活动，不仅充分宣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亦对英印政府控制西藏并策动其独立的阴谋予以有力反击。

然而，英国在此一时期亦利用其在西藏的影响力，百般阻挠国民政府切实行使在西藏的主权。

其一，阻挠中央政府派军队护送九世班禅返回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九世班禅强烈要求中央政府派卫队护送其返回扎什伦布寺。由于担心中央政府的威信随着九世班禅的返藏而树立，使英印当局控制西藏地方政府、侵蚀西藏领土的活动暴露，英国唆使噶厦内亲英派出面反对之，同时亦由英国外交部和驻华使节出面交涉。后由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不得不下令九世班禅暂缓返藏。

其二，利用日本对华侵略之机，落井下石，挑起中印边界争端，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公之于世，向西藏当局索要属于西藏管辖的门隅、珞隅和察隅大片领土，并从1938年起不断派部队侵入该地区，先后占领了达旺、瓦弄等，这种蚕食一直持续到战后。

其三，扶持西藏亲英集团。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后，英印政府鼓动西藏亲英集团对热振横加指摘，甚至以生活作风问题为突破口，迫使热振辞职。继任摄政达扎上任后，很快成为亲英集团的领袖，有意疏远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如阻挠国民政府修筑通过西藏的中印公路，擅自成立“外交局”，甚至利用外国干涉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其四，战后继续支持达扎集团，唆使其以“独立国”的身份参加亚洲会议，怂恿西藏商务代表团赴美英访问，其中最阴狠的一招，是向达扎密告热振活佛“勾结”中央政府，试图夺取摄政职位，最终导致热振被捕，被毒死在监狱里。

不过，由于美国坚持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英国分裂西藏的图谋最终未能得逞。

苏联与新疆乱局

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于国民政府来讲影响巨大。1927年蒋介石奉行的反苏反共政策导致中东路事件发生，但国民政府的反苏政策并没有得到西方阵营的支持和回报，相反造成严重的边疆民族危机。在东北，中苏的军事冲突使日本人渔利，日本关东军乘机侵占了东三省，并将苏联利益排挤出去。

在外蒙古，苏联军事支持下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权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

在新疆，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国际政治背景，使得国民政府无力真正控制那里的局面，苏联、英国、日本的插手导致新疆在政治上陷入混乱。

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十月革命后苏俄要应付西方的干预和平息国内白党的反叛，加上杨增新本人注重同苏俄当局的关系，不允许白俄分子以新疆作为颠覆苏联的基地，总体上局势稳定。但从1928年6月新疆易帜以后就陷入持续的动乱中：1928年7月7日樊耀南刺杀杨增新，金树仁旋即平叛就任新疆省主席；1930年11月哈密发生回民暴动，甘肃回民领袖马仲英率部入疆向金树仁开战；1933年4月12日青年军官陈中等发动政变推翻金树仁，而推金的参谋长盛世才为新疆临时边防督办。

新疆从此陷入混战，东有马仲英，北有张培元，南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过去的说法是日本支持马仲英，英国支持沙比提大毛拉，国民政府支持张培元，但由于苏联最终支持盛世才，派苏联红军入疆作战，先后打败了张培元（1934年1月）、马仲英（1934年2月）。然令人费解的是，马仲英部败退到南疆时“顺便”消灭了“东突”政权，随即由苏联驻喀什领事馆官员陪同，率280余人进入苏联，最后不知所终；而南疆的“东突”政权垮台后，其“总统”霍加尼牙孜和“总理”麻木提从苏联返回莎车，将沙比提大毛拉逮捕，交由苏联人转给盛世才。

苏联选择支持盛世才的原因十分明显：（1）遏制日本侵略势力由东北延伸到新疆；（2）阻止英国侵略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影响；（3）防止国民政府强化在新疆的统治；（4）建立一个亲苏的地方政权，有利于苏联同中共的联系，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可使陕甘宁边区与新疆打成一片。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盛世才致函蒋介石，“决心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三民主义，誓愿竭诚拥护中央，忠实钧座”。[50]1942年9月，盛世才在新疆全面“清共”，并下令驱逐在新疆的所有苏联顾问、专家及在星星峡的驻军。这为国民政府收复新疆打下坚实基础。1943年9月，第十八混成旅进驻哈密；1944年5月，第二十九集团军分别进驻伊犁、迪化一线。

盛世才的“背叛”让斯大林得出一个教训，即无论是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还是少数民族领袖，均不可靠，于是苏联转而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训练基地，培养新疆少数民族革命者和反政府人士，为在新疆地区策划武装暴动提供军事干部。

随着苏联在对德战场局势的好转，斯大林可以腾出手来在新疆制造事端。

1944年4月，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策动下，“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主席为艾力汗·吐烈，其成员大多为宗教上层人士、少数民族富商、地主和牧主。11月7日，苏联正规军或化装入境支援，或直接参加作战，会同当地游击队进攻伊宁政府机关和军队驻地，国民党军退出伊宁城。11月12日，该组织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1945年4月8日，三区游击队改编成民族军。苏联军官团团长帕里诺夫任总指挥授中将衔。民族军兵力有6个团又3个营，约1.5万人。6月初，在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下，民族军制定了北线解放塔城、阿山两专区；中线以精河、乌苏为目标，进而向迪化挺进；南线至南疆开展游击战，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至9月中旬，民族军先后占领塔城、承化、乌苏、精河，驻守乌苏和精河的第四十五师全军覆没，师长郭岐被俘。

蒋介石认识到：“十五年以来，新疆几乎已等于第二之东三省，完全成为俄国囊中之物……然而该省政权虽已统一于中央，而伊犁、伊宁则已为俄匪占领，今后新疆之动乱必多。应对俄速定具体之方针也。”[51]

四 雅尔塔密约与战后中国版图的确定

早在1941年8月2日，蒋介石就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令国际问题讨论会“秘密研究”战后“收回外蒙、新疆、西藏之计划”。[52]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依然想利用国际力量来制衡苏联、制约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此时的中国虽然是四强之一，但这并非真正的国际地位。雅尔塔协定则体现出中国国家利益再次被出卖的窘境。

按照斯大林和罗斯福的约定，“何时通知中国知晓《雅尔塔密约》内容，由苏联决定”。因此，罗斯福回到美国后将该密约一直锁在白宫的保险柜里，连副总统杜鲁门也不知道。[53]但中国政府也耳闻三国瞒着中国达成了某种协议，蒋介石估计协议内容涉及东三省，因此非常担心。白宫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1942年8月在重庆曾告知蒋介石：“华盛顿一部分人之感想，以为中国东北应作为战后日俄两国间之缓冲国，盖华盛顿之印象，已有不将中国东北认为中国一部分者”。[54]1945年4月15日，宋子文在华盛顿同白宫特别助理霍普金斯（H.L.Hopkins）谈话后，报告蒋介石：“关于苏联问题，霍谓在雅尔塔会议，史达林从未对东三省有何要求，仅对旅顺及中东路恢复苏联权益二点，盼与我方商定办法。外传苏联欲得东三省，实无其事。”[55]

最先将雅尔塔协定内容透露给中国政府的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赫尔利于4月29日和5月21日两次以私人谈话的形式向蒋介石详述了密约内容。6月9日，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接见宋子文时，向其宣读了雅尔塔协定，并告诉宋子文，已电令赫尔利大使将协定文本面陈蒋介石。杜鲁门同时要求宋子文“在七月一日以前”必须到达苏联。[56]

在美国政府的坚持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终同意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外蒙古、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的安排，立即同苏联就签订友好同盟条约进行谈判。6月3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一行飞抵莫斯科，旋即就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相关事宜同斯大林、莫洛托夫（V.M.Molotov）等举行会谈。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与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加入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要维持中国外蒙古“独立”现状，这是其核心利益。而国民政府最关心的是东三省与新疆问题。7月6日，蒋介石电示在苏联谈判的宋子文：“东北与新疆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方针必须抓紧，且须有确实保障”。[57]

关于东北问题，蒋介石原本不打算在向苏联开放旅顺军港、大连商港等问题上让步，并期待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但美国大使赫尔利在莫斯科告诉宋子文：“美国对旅顺问题态度有特殊困难，因美既拟永久占领日本附近海岛，无法拒绝苏联使用旅顺，故罗总统有如此让步。如中国坚持旅顺管理权属中国，则苏联无从建筑炮台及其他军事设备，不能保障旅顺防卫之安全，彼认为中国提议后必须让步。”美方还警告说：“如中国此次不能与苏联洽成协定，则结果对中国必更不利。因如此苏联进兵东三省，将无所约束”。[58]

7月9日下午斯大林与宋子文在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会谈，宋子文宣读了蒋介石致苏方的电文，蒋介石表示：“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予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1）“满洲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关系此点，史太林统帅业已表示尊重此项原则，吾人甚表感谢。”（2）“新疆在最近一年间发生叛乱，以致中苏交通隔断，商业贸易无法维持，吾人切盼苏联能依照以前约定，协同消灭此种叛乱，俾贸易交通可以恢复。至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3）中共问题。“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蒋介石表示“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之独立”。斯大林当即答以“承认中国在满洲之完全主权”；对中共则表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关于新疆问题，斯大林闪烁其词，不正面回答，最后希望中国政府“能觅得一政治解决，必将不恶”。[59]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24日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最高国防会议批准通过。

此时，三区革命的地位已降至苏联要挟国民党政府允许外蒙古独立的一个交换筹码。条约换文中有“关于最近新疆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云，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字样。9月15日，在伦敦出席五国外长会议的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就“新疆伊宁事件”进行磋商，莫洛托夫表示，此事件为“过渡现象”，请中国政府“放心勿重视”。[60]

同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A.A.Petrov）拜会中国外交部次长甘乃光，谓：“苏联驻伊宁领事报告苏联政府，称有回民数人自称新疆暴动之人民代表，向该领事声请并暗示，希望俄人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解彼等与中国当局间所发生之冲突。该代表等并声明，暴动之人民并无主张脱离中国之意。其宗旨：凡回民在新疆显占多数之各地，如伊宁、塔尔巴喀台、阿尔泰、卡什喀尔，各区均求达到自治之目的”。彼得罗夫指出：“苏联政府因关心安定在其与新疆接连边界上之安宁与秩序，若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整新疆已造成之局势。”外交部不久答复：苏联政府愿意协助我政府，甚为感谢，请苏联驻伊宁领事通知“事变分子”派代表到迪化晋谒张治中部长，商洽和平解决之办法。[61]

得到苏联的保证后，蒋介石在10月10日的广播讲话中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于是，苏联对待三区革命的政策由全力支持新疆少数民族革命者、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人士，转变为在维护国民政府对新疆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取消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进而促成其与中央政府的谈判。

10月14日，张治中赴迪化，随行人员有梁寒操、屈武等，代表南京政府同三区政府谈判。三区代表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赖希木江·沙比里、阿布都哈依尔·吐烈。经过三个月谈判，1946年1月2日，双方签订《和平条款》（11项）和附文一（省组织和部队改编）。4—6月，张治中又与三区代表举行第二轮谈判，主要是关于部队改编问题，6月6日达成附文二。和平谈判终于有了结果。

在苏联直接干预下，三区临时政府高层中部分封建势力、宗教人士和泛突厥人士被清除出领导层，原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于6月6日晚莅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参加联谊会时被扣押，并被秘密送到阿拉木图。三区政府首脑由拥护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担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名称被取消，改称为新疆伊犁专区政府。

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订立后，蒋介石于同年9月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指出外蒙古政府应在最短期内举行公民投票，并由中国政府派代表观察。9月19日，苏联外交部向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转交了外蒙古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乔巴山（K.Choibarson）就独立举行公民投票致苏联的信函副本。乔巴山在信函中请苏联政府将下列几点通知中国政府：

（1）蒙古人民多年来为本身的独立奋斗，1921年就根据民主基础组成独立国家；蒙古人民为保卫其革命成就，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再予以武力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向蒙古人民询问其愿意独立否，系属多余。

（2）惟顾及1945年8月14日蒙古政府致苏联政府照会中所表示之愿望，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举行公民投票，俾重向全世界表示蒙古人民独立之意志与愿望。公民投票将于1945年10月10日至20日间举行。

（3）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参观公民投票，但不得干涉公民投票实施程序。惟此项手续太繁，无法派出政府代表团于1945年10月10日赴重庆向中国政府说明公民投票之结果。

（4）如中国政府愿直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得知公民投票结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当于本年11月初派代表赴重庆说明投票之结果。[62]

10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第一七二次会议联席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参观[63]外蒙公民投票，并决定：（1）外蒙边界问题不必在外蒙交涉，亦不必先提备忘录，如其投票区域超出现在之边界地区之外时，则我可在当地发表声明并向苏联、外蒙对边界问题提出保留备忘录，但亦可携带我国标准外蒙疆界图，以备随时参考。（2）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为代表亦可。（3）承认外蒙独立之时期必须待外蒙代表团到渝订约等交涉完妥后，不可太早。[64]

国民政府认为此次外蒙古公民投票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10月20日是外蒙古独立投票日，代表团人员分成两组观察公民投票情形，其中雷法章、楚明善、马瑞图、简朴、许正直、刘剑等6人观察库伦市区。

依据蒙古政府的统计，登记的投票人数为494960人，因故未能投票者7551人，实际参加投票者487409人，占登记投票总人数的98.4%。投票赞成外蒙古独立者为487409人，赞成率为100%，无人投反对票。[65]

1945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就外蒙古独立一案通过决议：（1）1946年1月15日以前完成承认手续；（2）1946年1月15日左右承认外蒙独立，并希望现在内蒙境内的外蒙军队于承认前完全撤回外蒙境内。[66]

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公告于1946年1月4日由外交部部长王世杰面交国民政府文官处，“并嘱务于一月五日正午十二时送中央社发表”。原文如下：

外蒙古人民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67]

1月6日，全国各大报纸均在头版刊登了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公告，外蒙古的独立遂正式完成了国际法上所需的手续。

五 中缅边境交涉

1886年1月1日，英国政府宣布合并上缅甸（Upper Burma），缅甸灭亡。清出使英法俄钦差大臣曾纪泽于1月2日向英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并为存祀及朝贡事宜进行交涉，三个月内先后折冲10次，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Marquess of Salisbury）“允许另立新王管教，照旧贡献中国，政务由英统摄；但求商务对英尺度放宽”。后因英国内阁改组，“英复咨不肯践言”，但“仍议每十年由缅督备前缅王应贡之物，派员进贡。八幕亦不允归我；但允于大盈江北让一股归我，使我得到伊江，且得通于海”。[68]2月22日，英军进驻新街、蛮春，土司□祚、钟文源先后向清政府乞援。4月初，曾纪泽回京供职，行前与英国外交部官员克蕾（E.Crey）“商定有关缅甸协议，互书节略存卷”。根据该节略，英方同意：（1）普洱西南边外之掸人、南掌各地，均归中国；（2）大金沙江上立一中国码头；（3）大金沙江为两国公用之江；（4）野人山地在二十四度以北者，昔时本非缅地，应俟滇缅划界之后，另由中英国会勘划分。[69]

自此，中缅边界问题凸显。

片马事件

1911年1月19日，“英军二千，马二千五百匹，由密支那开抵片马。宣言‘高黎贡山以西为英国固有领土’。”22日，云贵总督李经羲致电清政府外务部，请再向英使交涉退兵勘界，倘英使拒绝，不惜兵戎相见。清廷于27日电令李经羲“不可轻易言战”，“以免牵动全局，无以收拾”；同时电令驻英公使刘玉麟向英国政府交涉。[70]

1月30日，刘玉麟前往英国外交部诘问英兵强占片马，并请其撤兵勘界。英国外交大臣却指责“中国官吏于光绪三十二年以来，侵犯英国所指之边界，不止一次”，并称“英政府即实行萨使1906年预告，已遣兵至片马”。同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照会清廷外务部，谓“此时所有分水岭以西之地，业由英官和平治理”。2月28日，朱尔典莅外务部面称：“请确定以高黎贡山为界，再行撤兵会勘”。外务部于3月11日复照英使，同意以高黎贡山为分水岭，但坚持要求英国先撤兵。4月2日，英国外交部突然告知刘玉麟：“英军将于”4月10日以后陆续自片马撤退。但4月10日，朱尔典到外务部谈片马事宜，谓“本国所注重者，并不在于土地。实因查得高黎贡山为天然界线，应以此作为滇缅界线”；并照会中国外务部，强调英国绝不承认中国政府“除片马、康方、古浪三处各寨外”，要道是“中国属地”的说法。英军不仅没有撤退，反而在茨竹垭口等地私立界桩，强收户税，“既霸占小江以南十八寨，又侵入小江西浪速地”。[71]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英关于片马的交涉遂行停顿。英国利用中国政局未稳，不仅占据片马地区不退，反而加紧在滇缅边境的侵略与扩张。据云南迤西道尹多次呈报：1912年8月，“英人在搬弄垭口、明光外大垭口私立界桩，由明光河头沿高黎贡山顶，直至上帕为止；又在他戛建造营房，购粮运械，以备久戍；由片马经俅夷通西藏道路，也正加工兴修”。民国政府外交部抗议，英国政府置之不理。

1913年2月，“英军挟喇嘛、汉奸及阿普头目，分路侵入云南境内的纳采、茶谷河等处，筑舍扼险把守。又有两股溯狄满江行进，似入西藏”。11月，据菖蒲行政委员报告：“英人侵犯驼洛主权”，发给驼洛江狄头英文执照，“该处贡项，恐难收获”。12月，云南都督唐继尧报告：“片马英兵分路出发，一由帕跌河、卯照、老窝（老挝）之称戛；一由上片马过古炭河、鲁掌、登梗入六库；一由明光出腾越，窥察我边疆”。[72]

1914年3月，“英人三名带土人六十名，侵入拉打阁，掳走狄头松袜，勒令交出中国发给的凭照，才给放回”。唐继尧以英兵屡侵华界，据情电告外交部。7月2日，中国外交部向英使朱尔典提出抗议。

7月8日朱尔典复照称：“滇缅边界，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应循厄勒瓦谛江（即伊洛瓦底江——引者注）及龙江分水岭脊，至过龙江上游各溪，再循潞江及厄勒瓦谛江之分水岭脊，顺至西藏边界之处。”他声称：“达拉阁地方在厄勒瓦谛江、潞江分水岭脊之西……不特未表明本国侵犯交界之情，反似系贵国私越疆界之证。”英方指责中国政府的行为“恐启边界之衅”，警告中国“若不愿按照所拟各节允诺，则本国仍令缅甸政府驻守该处，治理一切，无须再行议商”。[73]

中国外交部于7月14日照复朱尔典，指出“滇缅边界，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界线，至今并未经双方同意划定”，指斥“英人于未经划界之地，擒去向归中国管辖之狄头，索获华官颁给之执照，殊非敦睦之道”；同时郑重声明“此次界务，非照中英滇缅条约第四条办理，永无解决之日”。[74]

8月，由于欧战爆发，英国撤走片马驻军。据维西县知事后来调查，英国在俅江方面修筑了5条道路，可以通达怒江和俅江之间山顶。[75]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缅当局继续加强对片马地区的侵犯。1922年夏，“英人再占片马九角塘河与小江会口以西地方”；又在“距片马三十英里向归我明光土司所辖拖角地方，设立厅治，征收户税，建造衙署，私立界桩。复于扒拉大山东麓，修坚固营垒二，跟厅署对立。更在小江流域东南端上片马地方，安置营盘。自密支那向东，马路修拓经搬瓦北达拖角政厅，复由板厂山西浪速管区北上。兰州土司所属俅夷和浪速以北的乐裕，都成为它羁捞的对象”。[76]

中国驻仰光领事张国威得悉此事，立即报告中央政府，并经腾越道尹查证确实。同年12月，唐继尧质问英国驻昆明领事，要求其撤销拖角厅治。英国领事后来复照唐继尧，称英缅政府“并无片马设县之意”。

江心坡事件

江心坡，土名卡苦戛，又名麻里，一名江土地，汉人称为江心坡。江心坡面积约27000平方公里，即“纵行约三十余日，横阔约十二三日。以此计之，则其地长度当在二千里左右，而阔亦不下四五百里”。江心坡地区居民以濮曼、浪速族为主，间有傈僳族。“濮曼是汉朝种，随诸葛孔明征蛮而来，故大家都是汉姓”。坡内“村落总计有数千之多，每村落或数户、或数十户、或百余户不等……每村落间隔约有一天行程、或三四十里、或一二十里者亦有之”。坡内山官首领凡十九寨，各据一方，权力优越。每寨分辖村落数十百计不等。十九寨首领“以格兰多及安那拉为最著”。[77]

1920年，英国政府派缅甸籍测绘人员孟沛“携带枪支礼品，入江心坡结纳土人，沿途调查实测”，迄1922年告一段落。“土人不识其阴谋，故未加以制止”。[78]

1926年，英缅当局“多方设法诱致山官头目，游历仰光，赐衣赐食，劝他们降附”。[79]同年夏，英官又在英属密支那“戛摆”，[80]以重金贿买十九寨山官，并让他们释放“拌当”，[81]遭到拒绝。同年秋，“英人遣派军队约三百名，侵入坡内。各山官愤之，伏人于途间，窃杀英兵官一人。于是激怒英人，大肆横暴。任意焚毁坡内大小寨棚十余所，土民先后伤亡一百余人，并被捕去山官五人、要员六人”。次年秋冬之际，英再次派兵千余人，分三路进占江心坡，以后往往是“至翌年雨水将落之际，英人因各种不便，则又行退出，及秋复至，迄今未绝”。[82]

1928年9月8日，江心坡山官推全权代表董卡诺、张藻札二人到腾越，奉石旦睹[83]所进信物龙头宝，以示人民誓属中国，要求政府向英交涉索回被掳山官要员。

1929年1月，云南交涉署照会驻滇英国总领事，抗议英军强占江心坡，指出：“查尖高山以北，为片马、拖角、江心坡，以迄于怒夷、俅夷各地，均为滇缅未定国界。必须将来经中英两国派出大员会勘定后，树立界桩，始足以昭信守……在未勘定界址以前，双方均不能私立界桩，肆意经营”。[84]照会要求英国撤兵放人，并将尖高山以北各地私立界桩撤去，静候两国派员会勘。但英国领事借口高黎贡山分水岭为中缅分界线，说江心坡在边界以西，“显系英属领土，毫无疑义”。同年夏，国民政府外交部成立滇缅界务研究委员会，10月12日由内政、外交两部会派尹明德为滇缅界务调查专员，负责主持有关调查工作。[85]

至1929年底，英国总督巴那（J.H.Barnard）“由密支那派遣哥尔卡兵三百名，运输辎重牲口一千五百头，分三路进兵：一由石灰卡经恩买卡，一由归叨经大金沙江，一由林麻进大金沙江。此外在拖角、片马、昔董、拱路、瓦坎底分驻防军百人，林麻、归叨、崩弄蚌、木疏足等地，分驻援军各五十人”。为了断绝当地居民同云南省政府的联系，英缅当局在江心坡“实施封锁政策，禁止坡内外人往来。设县治于格仔，置行政委员二人主之，扎营盘一，屯兵二百。另在木勺戛设县佐，置行政委员二人佐之，立营盘，置兵百名。复以兵舰巡弋于归叨、崩弄蚌两江，借资示威”。[86]

1930年5月起，尹明德组织了6个调查组，化装成小商贩，分途进入北段未定界的茶山、里麻、孟养等中国旧属的土司地及浪速、俅夷各地，进行侦察，到1931年春侦察完毕，遂提议“今后交涉北段界务，应整个的根据条约，另拟界线”，即“由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尖高山起，循石峨河（深沟卡）西去，沿恩梅开江顺流而下，至与迈立开江交会处，再向西。经盘栾循户拱南界，至拿戛（Naga Tribe）及曼尼坡（Manipur）与阿萨密（Assam）交界处，然后沿户拱、坎底与阿萨密交界之巴开山、龙岗多山，直上西康，与阿萨密交界处止。包括户拱、坎底、野人山、江心坡、俅夷、浪速、茶山各部在内，以遏阻英人由缅北入康藏之企图”。[87]

班洪事件

获悉云南省政府有意在葫芦王地开采银矿后，印度总督于1933年10月让曾于1908年进入卡瓦山区布道的基督教传教士永伟里（W.M.Young）携带矿物标本前往印度，咨询占据班洪的方略。12月14日，英缅政府在班弄秘密开会部署，英军于19日率先侵入班洪。1934年1月，“英国开矿队2000余名，进抵炉房驻扎。并在滚弄、户板、个怕谷至炉房沿途驻屯英兵；又督工在滇人吴尚贤所开茂隆银厂旧址，开采矿砂，运英国人在腊戍西北邦海所组邦海银矿公司班弄波龙老厂熔炼”。[88]滇缅南段未定界纠纷就此触发。

澜沧县民众救国分会致电云南省政府：“本县边境班洪地方上年十二月十四日突有英人七八名，到达该地，召集土人开秘密会议。继于十九日发现英军约二千余人，各持器械工具，开筑汽车路，现在修筑班洪铁路。”请省政府“严重交涉”。[89]

班洪土司胡玉山以英军迫采，“调卡瓦兵千余抗拒”。2月10日，英人联络班弄、户板、永班各地土民，加上英兵约计2000余人，“以机枪大炮，直向班洪进攻”。胡玉山等退守班老义口寨。3月11日，“英军复进攻班老，犇（奔）夺下城。十二日毁下城，十三、四日，并班老、上城均焚却。复向猛角、猛董土司进攻”。3月18日，班洪、猛角、猛董各土司代表齐集昆明，拜谒云南省主席龙云。云南省政府派外交部云南特派员王占祺向英国驻滇领事哈定（Harding）质问，“并将冲突情形，电告中央”。[90]

哈定承认“冲突实有其事，烧毁约四、五村寨”，但辩称“探矿队决不至逾过去中国所指黄线”，“护送队不到百人左右，不至有二千之多”。英方称“炉房在刘镇、陈道所拟黄线西南一公里半，并未越过此线”；3月13日英军“与土人小有冲突，但系在英界以内”。而根据李白垓2月17日和3月5日的电报，可以断定英国军人到达班洪确是事实，“携有机枪大炮”，且“唔助永班、班弄土民，强压人民投降”。3月2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国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并照会英国政府在“问题未切实解决以前，不再有任何行动，以免益滋误会”，但英国公使竟以“滇缅土人相争，无关大局”作答。

中英会同勘界

1935年4月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同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A.C.M.Cadogan）互换照会，成立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委员会“以委员五人组成之：由每方各派二人，并由国际联合会行政院主席选派中立委员一人。该中立委员即为该委员会之委员长，如遇其他委员意见歧异其数相等时，该中立委员有最后之票决权”。[91]

界务委员会于同年7月成立。中国委员为梁宇皋、尹明德（辞职后由张祖荫代）；英方委员为柯雷阁（J.Clague）、葛若思（F.S.Grose）。柯雷阁辞职后由英国驻腾越领事陶乐尔（W.S.Toller）代理。中立委员由国联行政院指派瑞士人伊士林（F.Iselin）上校担任，伊士林曾任国联派驻伊拉克与叙利亚调查及划界委员会主席。委员会于12月1日始在户算上界勘察，随后又陆续在金厂坝（炉房）、刚猛（班洪附近）、猛角、猛董、拉坝等地进行实地勘察，1936年4月5日，至老厂，前后开会67次，因清明后雨季来临勘察工作停止。[92]

11月30日，中英勘界委员离开昆明前往边界续勘。12月2日，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在中国营地举行第一次会议，次年1月19日在英方营地开会。4月调查结束，17日委员会在缅甸境内的爽廊举行会议，24日双方签署调查报告书。根据建议线，争议地区约3/5归属中国，包括班洪和猛梭。[93]

1938年6月18日，滇缅南段国界线正式换文确定，但“划界手续，迄未完成”。因为国民政府当时拟将滇缅北段未定界也予以勘定，但照会英国政府，未获答复。

战后中英关于滇缅北段未定界区的交涉

1942年1月19日，日军进攻缅甸，至5月底，日军先后攻占仰光、曼德勒、八莫、密支那。盘踞江心坡的英军退守缅甸北部的孙布拉蚌。1943年10月下旬，中国驻印军会同美军由雷多向富康河谷发动攻势，至1944年5月中旬围攻密支那，6月下旬攻克孟拱，8月5日收复密支那，12月18日克复八莫。东线方面，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5月11日强渡怒江，21日进抵高黎贡山的顶南、北斋公房附近。

当中国远征军在滇西缅北同日军激战之时，龟缩于滇缅未定界区的英方军政人员却率部队对进出片马、拖角的滇康缅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郑坡部多次发动袭击。6月23日，郑部行李队在浪漾附近遇袭，“死我官一兵二”。6月28日，郑部挺进支队第一大队11人“于片马押饷款十五万元及夏服食盐等赴拖角”，途中遇英缅军六七十人突袭，除参谋长张英杰负伤归队外，大队长吴若龙以下10人全部被害。9月7日，英军上尉沃伦（E.Warren）鼓动“夷民约千余人，在五宗河、古浪、渔洞、三克河”发动大规模袭击，滇康缅特别游击区部队“官兵死亡四十有九、伤五员名……为避免影响盟军感情，奉命南撤”。[94]

1944年冬，英国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A.C.Wiart）致函蒋介石，称“奉到东南亚盟军总司令11月11日电一通”，电报通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缅北战境“现已稍有变动”，“在伊洛瓦底江东向沿恩梅开闸兰至扫我班一线以北地区，划定为‘交通线地区’”，“此为北战场之北界限，业已获得索尔登（Daniel Sultan）之同意”。东南亚盟军总司令兼缅甸行政长官“拟将此区，及以东至缅甸未定界一区域中之行政权，交付该军区司令赫尔兹（Hirtz）指挥”。电报称：“据报该区有若干非正式之中国队伍，请转询该队是否听委座管辖？若然应向委座请求将该部队撤回，因其无裨作战，且易生纠纷也！”

1945年7月1日，中国政府以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名义复函魏亚特，称：“根据目前缅境盟敌之态势，阁下所建议设立缅北交通线区一节，事实上已无必要。该区因属中缅未定界区域，其行政主权自应俟中英双方以外交方式解决。故目前中英双方，皆不得在该区驻留军队，该区内民政官员，亦应由中英双方共同派遣。”

英国方面对此未予答复。中国政府当即派尹明德任中缅未定界区行政官，准备进入。中国政府再次致送备忘录给魏亚特，除了重申7月1日复函内容外，还敦请英国方面立即停止“情报人员”在片马地区“积极组训当地居民”的活动。

对于中国政府的备忘录，英国方面仍然不予回复。抗战结束后，中印公路沿线的中国军队撤离，中英共同管理滇缅北段未定界区的要求等于放弃。

至1947年，英人在滇缅北段未定界区活动频繁。在孙布拉蚌和瓦榜间驻扎的特务头子为爱迪·文森（Eddy Vinson），他在此活动已有40余年，1926年将英军引入江心坡的就是此人，诨名“老将军”。在拖角、片马附近指挥的是沃伦，他住在孔东北12里的峨泽，有电台1座，3名印度人专门负责通信联络。英人在拖角、王克河、片马、于坤、葡萄、弄海、孙布拉蚌等地都设有小学校，教材多有排华亲英思想。英国人还在尖高山以北擅自设立水泥制作的第40—46号界桩，其中第43号界桩被中国滇康缅特别游击区部队摧毁。

六 南海诸岛主权之回归

东沙群岛之交涉

东沙群岛原名大东沙，因“在万山东，故呼东沙”。[95]1907年，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派飞鹰舰管带黄钟英率舰两艘前往东沙群岛实地勘察，证实“该岛上昔有我国渔民所居住，并建有天后庙、大王庙；常年住岛者，有新泗和渔船船主梁应元，率有我国渔户、渔船捕鱼为业”。同年8月8日，日本商人西泽吉次乘“四国丸”驶向东沙群岛，8月11日登岛，“树立日旗，建筑宿舍，开采鸟粪”，更将该岛命名为“西泽岛”。时任两江总督端方闻讯后即致电外务部，并同时电告两广总督张人骏，指出“东沙确属我国”。[96]

1909年3月20日，张人骏照会日本驻广州领事，“请致西泽撤退”。日本领事来到两广总督署，承认“该岛原不属日，彼政府亦无占领之意，惟当认为无主荒岛；倘中国认该岛为辖境，须有地方志书及该岛应归何官何署管辖确据……至西泽经营该岛，本系商人合例营业，已费颇巨；政府亦曾预闻，应有保护之责”。张人骏当即指出：“东沙系粤辖境，闽粤渔船前往捕鱼停泊历有年所，岛内建有海神庙一座，为渔户屯粮圣集之处；西泽到后将庙拆毁，基石虽被挪移，而挪去石块及庙宇原地尚可指出该岛应属粤辖，此为最确证据，岂为无主荒境？”[97]同时，清外务部亦电令驻日公使胡惟德向日本政府据理交涉，“以收回该岛为宗旨”。最终日本政府指令日本公使同“粤督和平商结”，并请胡惟德留意：“西泽到该岛创始营业，全系善意，此事结局纵定为中国领地，而对于该商平善事业应加相当之保护”。同年5月，粤督同日领事会商东沙岛事宜。日本提出“西泽经营该岛费资甚巨，欲求收回本息”，试图为其长期占据东沙岛制造借口。中方则提出先由西泽将东沙交换。岛上西泽“安设各物业，应由两国派员公平估值，由我国收买”。至于“岛上庙宇被毁及沿海渔民被逐，历年损失利益，亦由两国派员公平估值，由西泽赔偿”。西泽在岛上“所采岛产、海产应补纳我国正半各税”。但日方随即提出：“非中国收买该岛业务之价额确定”，不能办理“交还该岛”，而对西泽“赔偿损失、补纳税项各节多不认允”。[98]

据张人骏1909年3月11日的调查报告：“岛南有木码头，岛上设小铁轨、德律风、吸水管等物……经已安有制淡水机厂……日本式房屋约二三十座，皆草率成工者。日人竖旗，并立木桩一柱，书明治四十年八月，背面书西泽岛字样。办公所一区，事务人名浅沼彦之亟暨两医生员弁等。与之问答，据称：系受台湾西泽吉治委任在此经商，并非公司，系个人生理，亦未知日政府曾否与闻。惟去年夏台督曾派官吏六人至此。现在计有日本男女大小一百零一人，又由台招来工人三十三名住此。”[99]

6月11日，日领事致函粤督，拟订了妥结办法：（1）两国列算估值西泽事业以估收买之价；（2）查核庙宇存在之时；（3）渔民被西泽驱逐之事，实有其事，则须调查西泽赔偿额。所余出口税一事，并允存其名义，由政府收买价额内割一小额支出。谈判结果，除派舰前往做实地勘估外，延至10月9日才由双方签订合约。[100]

10月11日，收回东沙条款最终确定并画押：（1）中国收买在东沙岛西泽物业之价定为广东毫银16万元；（2）所有西泽交还渔船庙宇税额等款定为广东毫银3万元；（3）中国收买物业定价，西泽将该物业及现在挖出鸟粪照从前勘验清单逐一点交中国委员之后，于半月内在广东交付日本领事。[101]此为日本人西泽侵占东沙岛及中国政府同日本政府交涉并收回经过。1926年，广东省政府又投资20万元，在岛上建立无线电台、气象情报台、灯塔等设施，还设置了可与近海船舶以及越南、吕宋、香港、广州、海南岛联络的小型电台。抗战爆发后该岛为日军占领，1946年底东沙群岛为中国政府接收。1947年末，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核定南海中属于中国领土之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各岛屿和岛礁名称，并宣告中外。[102]

西沙群岛之交涉

中国人对西沙群岛的称呼多种多样，唐贞元五年（789）曾以琼为督府，“下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床”；宋代称之为“长沙石塘”；元明时多称之为“万里石塘”、“七洋洲”或“七洲万里石塘”；清代多以“千里石塘”称之，亦有西人采用这一名称，即称为“Chienli Rocks”。[103]

西沙群岛很早就划入中国版图之内，但是由于在中法、中日战争中的失败，中国面临各帝国主义的瓜分割地狂潮，南海诸岛也成为其掠夺的对象。

1907年8月日人西泽私登东沙岛后，两广总督张人骏即派副将吴敬荣前往西沙群岛查勘，并于1909年5月“设局筹办经营”；5月19日，派水师提督李准为总指挥，率海军士兵170余人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舰艇，前往西沙群岛查勘，并在伏波岛插黄龙旗，立碑志记。[104]

日人开采鸟粪 民国时期，中国商人开发西沙群岛的计划均未得到广东省政府的批准，如1917年何承恩、1919年邓士瀛、1921年港商梁国之等的计划。唯有西沙群岛实业有限公司于1921年12月、1923年4月先后两次申请筹办获准，该公司名义上的老板为何瑞年，但实际权力操控于日本人手中。1921年，该公司在永兴岛又组建南兴实业公司。以往海南的渔民“一年两次往返”该岛，主要是捕鱼，南兴公司则在岛上兴建码头、铁路、仓库和工厂，并从台湾、琉球运来大批工人开采鸟粪，运往大阪制造肥料。广东沿海渔民和绅商不断向中国政府告状，称他们传统的捕鱼及海产品采集地为日人侵占。1926年6月沙基惨案发生后，该岛日本人出于恐惧，7月间大部分乘“恭阳丸”离岛返日，但仍有少数工人继续开采。1927年，广东省政府实业厅吊销西沙群岛实业公司执照，并于1928年5月22日派“海瑞”号军舰前往西沙的永兴等岛查勘。自此，日人停止了开采作业。[105]

当时广东省各机关亦派员随“海瑞”号前往西沙群岛，中山大学还组织了调查团，进行日人经营情况、西沙地理等调查，并开展西沙群岛的测量与制图工作。当时永兴岛上日人经营的码头、仓库等完好如初。此次查勘工作还确定，永兴岛上的孤魂庙“亦屹然留存”，西沙的其他岛屿没有日本人的建筑。该调查团回到广州后，于1928年6月出版了由沈鹏飞编写的《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广东省政府当即“特准西沙群岛磷矿归中山大学，为实验制造肥料之用”。

华商在西沙群岛的开发活动 自1929年，广东省政府先后批准三家华资公司参与西沙群岛的开发。1929年7月13日，协济公司宋锡权的申请获批，赴西沙群岛承办开采；1931年4月3日，商人严景枝获准成立西沙群岛鸟粪磷矿国产田料公司，从事鸟粪开采；1932年3月1日，苏子江的中华国产田料公司获准在岛上从事鸟粪开采。[106]

法国强占西沙群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法国安南殖民当局乘机先行占领南沙群岛的六座岛礁。12月4日，法国政府外交部向中国驻法使馆递交节略，提出法国对西沙群岛有先占权。节略称：七洲岛（Iles Paracels）“及附近礁石等距安南海岸一百五十英里，间有捕鳖渔人居住，向属安南王国”。“但近来中国方面对于安南在该岛之主权有所怀疑，并以该岛为中国所辖领，因此本部应请贵国使馆注意安南对七洲岛之先有权，并查照一八一六年嘉隆（Gia Long）王正式占据该岛之事实，甚望贵国政府以最友谊之精神与法政府共同解决此项法律问题”。[107]

中国外交部接法方节略后，立即分别咨请内政部、海军部、参谋本部、广东及广西两省政府以及琼崖特别区长官公署，请其证明七洲岛是否即系西沙群岛，并请将有关史乘暨图籍抄示，以凭交涉。外交部嗣后接获各方报告，“且得若干有力证据，足以证明该七洲岛即西沙群岛，确属我国管辖”。[108]

次年9月29日，中国驻法使馆遵令照会法国外交部，提出严重驳复：“查七洲岛洋名Iles Paracels，华名西沙群岛，亦称七洲洋，其东北有东沙群岛遥相对峙，为我国广东省领海South China Sea二大群岛之一。按诸十七年西沙群岛调查委员会主席、番禺沈鹏飞所编《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及广东实业厅编印之《西沙岛成案汇编》二书所载，该岛当东经一百一十度十三分至一百十二度四十七分，包括大小岛屿共二十多座，大部为平沙不毛之地，计为滩为礁者约十余处，其为岛者计八处，分东西两群。”照会指出：“查一八八七年中法越南续议界务专条第三款所载：‘广东界务现经两国勘界大臣勘定，边界之外，芒街以东及东北一带，所有商论未定之处，均归中国管辖。至于海中各岛，照两国勘定大臣所划红线，向南接划，此线正过茶古社东边山头，即以该线为界；该线以东海中各岛归中国，该线以西海中九头山及小岛归越南。’查安南与广东交界之处，系以竹山地方为起点，约在北纬二十一度三十分，东经一百零八度二分，安南海岸且在竹山迤西。按照上述专条所载，由此遵海而南，无论如何接划，西沙远在该线之东，中间尚隔琼崖大岛，应归何国，一览便知。”

对于法国节略中所称“1835年明命王复遣人至该岛建塔及石碑”一节，照会驳斥道：“历来仅有琼崖人在此采矿捕鱼为业，从未闻有安南人来此居留。安南各王凭何特殊关系来此树碑建塔？法方摭拾安南一二遗史牵强附会，据为口实，殊不知百年前安南系我藩属，于宗主国之领土境内私谋独立占据之行为，当为事理所必无。法方所称树碑建塔，究在何岛？”照会指出：“我民国十年以来，商人承垦该岛而经广东省当局批准者先后已达五次（第一次十年十二月六日，第二次十二年四月七日，均由省署批准，何瑞年承办；第三次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协济公司宋锡权承办；第四次二十年四月三日西沙群岛鸟粪磷矿国产田料公司严景枝承办；第五次二十一年三月一日中华国产田料公司苏子江承办），案牍俱在，历历可考。法方不于十余年前提出异议，忽于此时表示怀疑，殊深讶异。”

照会明确向法方表示：“远距大陆之岛屿，按照国际公法及惯例，以切实先占为取得领土主权之先决条件。换言之，何国人民首先占领与继续不断的居住其地，即为何国之领土。琼人散处西沙，筑庐而居，置舟而渔，有悠久之历史。前清政府因东沙岛案，曾于宣统二年，即西历一九○九年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舰勘量，以图开发，曾耗国币四十余万，并在东岛、林岛竖旗鸣炮，公告中外，从未闻法方有何异议。又宣统元年关于西沙建设灯塔，以保航行安全一案，成为国际问题。嗣经海关转据航业关系者之请求，呈请我政府建设灯塔，此乃追证较远之事实。前年四月间，香港召集远东观象会议，安南观象台台长法人勃鲁逊（E.Bruzon）及上海徐家汇法国观象台主任劳积逊（L.Froc）亦皆与会，曾共同建议我国代表在西沙建设观象台，是不特国际间早认西沙属我领土，即法人自身亦有同样之表示。”

照会指出：“遍查条约卷籍，西沙既经划定为我国领土之一部，事实上复为华人久居之地，除条约明文具在，未由置辩外；揆诸国际公法先占与时效之原则，其为我国领土，他国不得主张权利。”[109]

1933年9月27日，法国复照，一方面称中国“出席一九三○年海牙国际公法编纂会议代表既同意采纳‘三海里原则’以划领海，则该岛不能认为贵国领土”；另一方面又称“一八一六年，安南嘉隆王正式管领该岛”。[110]1934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再次驳复法国政府：（1）“此案与‘三海里原则’毫无关系，盖本国代表在一九三零年编纂国际法典会议同意采纳‘三海里原则’固属实在，但其采纳此项原则之意在承认国家领海范围以三海里为限，而不在限制本国之海疆。准是以观，上述三海里范围适用于我国时，自应以我国近海各处领土之边疆为起点，而不限于琼崖。法方以我国承认‘三海里原则’而即断定我国南部海疆应以琼崖为限，不知有何所依据？果如法外部所言，则法国在海外二殖民地，其距离法国本部有远过一百四十五海里者，若均视为非法国领土，法国政府可以予以承认乎？法方提出三海里问题，似系对于我方去文第一节为故意之误解。”（2）“查一八八七年中法越南续议界务专条第三款除划清芒街（Moncoy）区域之中越界线外，对于海中岛屿之领土主权尚有明确之规定。该款中段所指‘两国勘界大臣所划之红线’，原为规定海中岛屿之领土主权而设。该款明白规定‘红线以东海中各岛归中国’。”（3）“一八一六年安南尚隶属中国，在势在理，均无侵占中国领土之可能。且中国历史及书籍中，亦均无该岛为属国安南占领之记载。……至一九○九年李准之竖旗鸣炮，当系重定岛名之一种纪念仪式。若夫该岛之为中国所占有，已远在汉代马伏波（马援）将军征南之前，此证诸中国历史，班班可考者。即以最近事实而论，凡商人之欲承垦该岛者，均须经过广东省当局之批准，此民国十年以来之一贯办法，至今行之无间。益证该岛之为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始终握有管理实权。”[111]

1936年11月23日，法国外交部照会中国驻法使馆，表示对于西沙群岛问题，“切愿中法两国政府能于最短期间获得友好之解决”。1937年初，法国政府获悉广东省琼州当局“拟派员赴西沙岛调查，以备进行开发”，于2月18日复照中国驻法使馆，称“此项办理如果证实，似出武断，对于现时双方进行法律讨论之结果，殊非所宜”。照会同时表示，法国政府“希望即在巴黎或南京开直接谈判，俾以悬案于原则上得一解决”，“法国政府对于此案双方友好之妥协极为重视，倘所勉力未能成功，则不得不提议付之仲裁之途径”。[112]同年6月，国民政府同意广东省政府派“海周”舰前往西沙群岛巡视。

全面抗战爆发后，法国趁火打劫，于1938年7月初派兵占领西沙群岛。国民政府外交部指令驻法大使顾维钧向法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顾于7月6日拜访法国外交部部长，“询以报载越兵占据西沙群岛事，并谓我于决定态度以前，愿知法方在该岛处置实情”。法国外长声称“并非占据，该岛主权素属安南”，并称“最近为防海盗侵犯渔民，越政府复派少数警察驻该岛，以维持治安，实非占领之举”。顾维钧明确表示：“该岛主权问题系属多年悬案，我国一再提出证据，证明主权实属中国”，并指出前年（1936年）法政府还表明“双方不宜有何积极动作，请我暂将在该岛建设观象台之原议搁置，并静候交涉”之立场，“此次派警驻岛，究系如何用意？是否于双方法律上之立场并无丝毫变更？”法方声称：“此案将来仍须交涉解决，此时中国政府可再声明立场，保留一切权利。”[113]7月18日，顾维钧具节略交法外部，“声明该岛主权属我，并保留一切权利”。据法亚洲司口头答称：彼此主权问题可请放心，将来自应友谊解决。日兵舰仍常巡行群岛，渔人日渐增加，颇有觊觎之意，法不派警将为日占。[114]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旋即占据西沙和南沙群岛，将岛上法国人及其雇用人员全部驱离，并将西沙和南沙合并为新南群岛，隶属高雄州高雄市管辖。[115]

西沙群岛主权之回归 抗战胜利后，日军退出西沙和南沙群岛。国民政府行政院立即命令内政、军政等部和海军总司令部派员，会同广东省政府前往接收。广东省政府派萧次尹为接收西沙群岛专员，于1946年11月5日晚10时乘“太平”、“永兴”、“中建”、“中业”等四艘军舰前往，11月28日接收西沙，并在西沙之永兴岛立碑及派兵驻守，西沙仍由广东省政府管辖。1947年3月15日，国民政府准许内政部的请求，由海军代管西沙群岛。1949年4月1日海南特别行政区成立，西沙和南沙群岛同时隶属海南行政区。[116]

与此同时，法国又占据了西沙群岛中的甘泉岛（Robert Island），并在岛上设置电台。中国政府多次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但其置之不理。

南沙群岛交涉

南沙群岛位于南海最南端，中国海南渔民在此居住了数百年。1933年9月，法国出版的《世界著名之殖民小岛——中国海的小岛屿》（Le Monde Coloniale Illusta Vivielle：Lee IloteDesmers de Chine）一书写道：

九岛之中，惟有华人（海南人）居住，华人以外，并无其他国人。当时西南岛（今北子岛——引者注，下同）上计有居民七人，中有孩童二人。帝都岛（今中业岛）上计有居民五人。斯拍拉岛（今南威岛）计有居民四人，较一九三○年且增一人。罗湾岛（今南钥岛）上有华人所留之神座、茅屋、水井。伊都阿巴岛（今太平岛，又称长岛、大岛）虽不见人迹，而发现有中国字碑，大意谓运粮至此，觅不见人因留藏于铁皮之下。[117]

这是外国人所记述的中国人在南沙群岛世代居住的铁证。实际上，南沙的中业岛、太平岛上“均有一座土地庙……用几块宽大石板所架成，三尺来高，二尺多宽，中供奉石质之土地神像……南威、南钥、西月各岛均有类似小庙。尤其每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鱼汛期，海南岛渔民结队至太平岛，补给淡水，修理船只”。这足以证明“此块土地系彼等传统之渔区与休息地”。[118]

日本染指南沙群岛 1917年，在日本政府“水产南进”政策的引导下，日本歌山县宫崎乘船南下，占据南沙群岛中的若干岛屿，回到日本后大肆宣传，引得日本人纷纷组团南下，侵占中国南海各岛。同年，平田末治组团前往南沙的太平岛、双子礁等处调查矿产。1918年，日本海军退役中佐小仓何之助应日本拉萨磷矿有限公司之邀请，率12人至南沙群岛，先后登上北子岛、南子岛、西月岛、三角岛、太平岛等5个主要岛屿。他们当时在南子岛上就碰上了3位携带罗盘、地图进行捕鱼作业的中国渔民。小仓何之助后来写道：“中国渔民每年十一月至翌年一月前往捕鱼，并将所捕之海产运回中国；三月至四月间复来一次，载人前来接替”。[119]这再次证明南沙群岛是中国海南渔民的传统渔场。

1919年，日本人开始在太平岛修建码头、轻轨铁路、房屋等，准备大规模开采磷矿。1921年，拉萨磷矿公司在太平岛正式出矿，产品运回日本销售。至1929年，拉萨公司在该岛连续生产了8年，最繁忙时工作人员达300余人，将太平岛的磷矿几乎开采殆尽，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该公司于同年停止生产，人员撤回日本，只有开洋株式会社的部分员工在岛上继续进行小规模经营。在此期间，中国渔民仍然经常来太平岛捕鱼。对于日本商人在太平岛上的采矿作业，北京政府曾有过交涉。[120]

法国占领南沙九岛 法国殖民当局对南沙群岛主要岛屿垂涎已久，早在1867年，法国水路调查船“芙蓉尔满”号就曾到群岛北区测量制图。法国殖民当局占领南沙群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法国炮舰“玛利休兹”号于1930年占领了丹伯特岛（即南威岛）。第二阶段，法国政府从1933年开始大规模侵占南沙群岛。同年4月，法国军舰“阿斯托洛拉巴”号、“亚列尔特”号与“调达勒逊”号停泊丹伯特岛（南威岛），并在岛上升起法国国旗。当时南威岛上“住有华人三名”。4月7日，“阿斯托洛拉巴”号占领安布哇岛（又称安波那岛，即安波那沙洲）；4月10日占据地萨尔（即郑和群礁）与依秋伯（即太平岛）；4月10日占据洛依塔（即南钥岛，又称罗湾礁）；4月12日占据西杜（即中业岛）与多几尔（即双子礁，包含北子礁和南子礁）两岛。1933年7月25日，法国政府公报上登载一则通告，称：“谓法属印度支那菲律宾西北方中国海内之九小岛，现属于法国主权之下。各该小岛于本年四月上半月，先后由法国军舰竖立法国之旗，作为占领”。[121]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法国占领中国南海九岛事件。后来，法国公使韦礼德（H.A.Wilden）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只有七个岛名，即安波那沙洲、南威岛、太平岛、郑和群礁、罗湾礁、中业岛和双子礁。这是由于罗湾礁由南钥岛和兰家岛（即扬信沙洲）两小岛组成，双子礁由北子礁和南子礁组成，故有九座小岛。

法国占领南海九岛的消息于1933年7月14日被法国媒体披露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即电令驻法公使馆、驻马尼拉总领事馆和海军部调查核实。此后，中国政府亦屡次向法国政府提出交涉，强调这些群岛“为华人居住和历代属我”的史实。但由于法方的拖延和后来抗战的爆发，致使交涉停顿。1939年3月1日，日军侵占南沙群岛，驱离法国人，4月9日宣布占领，更名为新南群岛。日占时期，南沙群岛成为日军向东南亚侵犯的前进基地，日军在岛上修建了潜艇基地、飞机场、电台、气象台、灯塔、浮标、修理厂等军事设施。太平洋战争后期，盟军空军数度对南沙群岛实施空袭，岛上所有建筑和设施都被摧毁。

南沙群岛主权之回归 抗战胜利后，日军于1945年8月接受中国政府命令，撤至榆林港集中，候命遣返回日。8月26日，日人完全退出南沙群岛。但法属安南当局乘机派少数法军与越南人员占领南沙一些岛屿，西沙和南沙群岛外围海面上常有法国军舰巡逻。国民政府遂于1946年命令内政部会同海军、联勤各总部以及广东省政府派员前往三沙群岛接收，行使主权。同年10月2日，接收官员乘海军舰船从南京出发，12月12日接收完毕，国民政府派海军驻守西沙之永兴岛、南沙之太平岛；内政部分别在西沙、南沙群岛的各重要岛屿重建国碑，测绘详图，其行政仍归属广东省政府管辖。1947年12月1日，内政部正式公布各该岛所属岛屿滩礁全部名称，并刊载于当时的国内外报刊，昭告世人。从此，南海诸岛之权正式回归中国政府。

在得知中国政府派海军前往南沙群岛接收的情报后，法国安南殖民当局抢先派军舰“西福维”号（F.S.Chevreud）于10月4日和5日先后侵入南威岛和太平岛，舰上人员5日登上太平岛，并在日军竖立的石碑上写下一行法文：“法属伊都阿巴岛。法舰阿斯托洛拉巴号于1933年4月10日、西福维号于1946年10月5日抵此”［France，Francaise Ile Itu Aba.Astrolabe（4-10-33），Chevreud（5-10-1946）］。[122]

为维护中国在南海主权，国民政府先后于1946年10月、1947年1—4月同法国政府数度谈判。接触与谈判相持一年之久，法国因提不出主权证据，更由于越南战争局势紧张，最终自动放弃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

[1] 本章由陈谦平撰写。

[2] 葛志毅：《小议戊戌前后康、梁的民族观》，《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第74—76页。

[4]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第325页。

[5] 《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第520页。

[6] 南京临时政府内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宋教仁和陈其美。

[7]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壹），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1，第85—86页。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二辑 南京临时政府》，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第5—6页。

[9] 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336—367页。

[10] 《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1912年。

[11] 《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1912年。

[12] 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下册，第381页。

[13] 张忠绂编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1943，第78—79页。

[14]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136—139页。

[15] 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1—191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86—88页。

[16] 蒋恭晟：《国耻史》，中华书局，1929，第129页。

[17] 参见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1—1919）》，第123—126、119—122页；吕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成文出版社，1976，第114、117页；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347—349页。

[18] 《大总统令》（1919年11月22日），《政府公报》第1363号，1919年11月23日。

[19] 李嘉谷：《中苏关系史（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138、140页。

[20] 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第128页。

[21]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6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385—2386页。朱尔典节略英文件参见国界问题研究丛书《中印国界研究》，“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1977，附件5，第125页。

[22]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New York，1969）p.46.

[23] 忧患余生等：《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第11页。

[24]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第39—40页。

[25]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第43—44页。

[26] 《中印国界研究》，附件6，第127—128页。

[27] 《中印国界研究》，附件10，第149页。英文本参见PROCEEDINGS of the 4th meeting of the Tibet Conference held at Delhi on the 17th February 1914，西姆拉会议（1913年10月4日—1914年3月17日），“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案：144/730。

[28] 《中印国界研究》，第90页。

[29] PROCEEDINGS of the 8th meeting of the Tibet Conference held at Simla on the 3rd July 1914，《中印国界研究》，附件21，第94、191—192页；《汇编》第6册，第2422页。

[30] 参见《汇编》第6册，第2420—2422页；《中印国界研究》，第94页。

[31] 参见《汇编》第6册，第2440—2441页；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第262—264页。

[32] 《英馆台副领事来部会晤史佥事问答》（1919年7月5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西藏档案·会晤问答（3）》：03-28/24-（4），第18—19页。以下所引西藏档案馆藏同，略。

[33] 《收陈部长十三日会晤英朱使问答》（1919年8月15日），《外交部西藏档案·会晤问答（3）》：03-28/24-（4），第20—24页。

[34] 《大总统接见英朱使问答》（1919年9月4日），《外交部西藏档案·会晤问答（3）》：03-28/24-（4），第35—37页。

[35] 《施肇基致外交部电》（1919年11月26日），《汇编》第6册，第2452页。

[36] 《外交部复施肇基电》（1919年12月3日），《汇编》第6册，第2453页。

[37] 《收陈部长三日会晤英朱使问答》（1919年12月3日），《外交部西藏档案·会晤问答（3）》：03-28/24-（4），第47—50页。

[38] 《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1920年，第143页。

[39] 《收陈部长会晤英使问答》（1920年1月20日），《外交部西藏档案·会晤问答（4）》：03-28/24-（5），第3—4页。

[40] 《颜总长八月三十一日会晤英艾使问答》（1921年9月5日），《外交部西藏档案·会晤问答（4）》：03-28/24-（5），第22—23页；《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21年8月26日），《汇编》第6册，第2460页。

[41] 《外交部为答复英使缓议节略内容致英使馆电》（1921年9月10日），《汇编》第6册，第2464页。

[42]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第1部第1巻（昭和2年）、東京：外務省、1989、529—530頁。

[43]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李华译，《近代史资料》总第45号，1981，第218—224页。

[44] 《殷汝耕致蒋介石电》（1928年5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黄郛档案，第2盒。

[45] 《汇编》第6册，第2487—2488页。该信系1929年1月托大堪布罗桑巴桑携往拉萨。

[46]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2336—141。

[47] 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78页。

[48] 《噶厦为热振出任摄政暨司伦等照旧奉职事循例呈报中央政府致西藏办事处电》、《行政院为核准热振代摄达赖喇嘛职权复西藏驻京办事处转司伦噶厦等电》（1934年1月31日），《汇编》第6册，第2695、2696页。

[4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第43—44页。

[50] 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第361页。

[51] 《事略稿本》，民国34年1月7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00000647A。以下所引该档案馆藏同，略。

[52] 《蒋中正令饬国际问题讨论会研究收回外蒙新疆西藏之计划》（1941年8月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交拟稿件》：002-020300-00048-048。

[53] 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东大图书公司，2003，第74页。

[54] 《事略稿本》，民国31年8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60100-00167-003。

[55] 《宋子文呈蒋委员长删电》（1945年4月1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雅尔塔密约有关交涉及中苏协定》：002-020300-00048-008。

[56] 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第81、83、86页。

[57] 《蒋中正电宋子文东北与新疆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方针须抓紧》（1945年7月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雅尔塔密约有关交涉及中苏协定》：002-020300-00048-048。

[58] 《宋子文电蒋中正与美赫尔利就东北问题谈话时彼所表示之意见》（1945年7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雅尔塔密约有关交涉及中苏协定》：002-020300-00048-063。

[59] 《宋子文电蒋中正见史达林谈新疆等》（1945年7月），《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雅尔塔密约有关交涉及中苏协定》：002-020300-00048-064。

[60]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第733页。

[61] 《甘乃光呈蒋中正苏联拟令驻伊宁领事调停新疆变乱应如何答复》（1945年9月1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政治：边务（一）》：002000000443A。

[62] 《驻苏大使电部关于蒙古公民投票事》（1945年9月19日），《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2册中苏关系卷，“外交部”编印，台北，2001，第157—158页。

[63] “参观”两字系根据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电报的汉译而定。根据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的说法，“参观”俄文为“出席”之意。

[6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第一七二次会议联席会议决议》（1945年10月9日），“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外蒙公民投票与外蒙独立》：0500.02/2344.01-01。

[65] 参见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布麻庆岱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电》（1945年11月1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政治：边务（二）》：002-020400-00040-126。

[66]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密函》（1945年12月19日），“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外蒙公民投票与外蒙独立》：0500.02/2344.01-01。

[67] 《国民政府公告》（1946年1月5日），“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外蒙公民投票与外蒙独立》：0500.02/2344.01-01。

[68] 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1977，第128页。

[69] 薛福成：《出使公牍·滇缅界务书》卷34，转引自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52页。

[70] 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37页。

[71] 本段及下段，分见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38、139页。萨使，即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 Satow），1900—1906年任驻华公使。

[72] 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39页。

[73] 达拉阁文件，参见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368—369页。达拉阁亦称拉打阁。

[74] 达拉阁文件，参见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369页。查《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第四条：“今议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参见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310页。

[75] 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40页。

[76] 本段及下段，均见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40页。乐裕，即藏东南的珞隅地区。

[77] 《滇缅界务研究会为英人进兵江心坡事上外交部呈文》（1929年3月17日），转引自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369—371页。濮曼族即布朗族，浪速族即景颇族。

[78] 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40页。

[79] 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40页。

[80] 戛摆，缅语，意为欢宴作乐，杂以歌舞戏耍。

[81] 拌当为各山官的家奴，多系土人，亦有少数缅、汉人，平时操作农事家务，战时为兵役。

[82] 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373页。

[83] 为十九寨山官之一。

[84] 《云南交涉署与驻昆明英国总领事往复抗辩照会》（1929年1月），转引自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374页。

[85] 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41页。

[86] 《云南外交问题》（第104、105回），转引自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61—162页。

[87] 尹明德：《滇缅界务北段报告善后意见书（要旨）》（1931年4月），转引自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377页。

[88] 根据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第十八章“班洪事件”记载：英国人于1890年到邦海组织邦海银公司，开采班弄的波龙老厂银矿。参见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225页。

[89] 《云南民国日报》1934年1月27日。

[90] 本段及下段，分见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41、142页。

[91] 《英公使贾德干致汪兼署部长照会》（1935年4月9日），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383页。

[92] 参见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42页。

[93] 本段及下段，均见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42页。

[94] 本段及以下几段，分见柳长勋编著《中缅疆界研究》，第143、144页。

[95] 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记、冯承钧校注《海录注》中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第59页。

[96] 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58、159页。

[97] 王彦威辑《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1932，第39—40页。

[98] 王彦威辑《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3，第25—26页。

[99] 王彦威辑《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第6—7页。

[100] 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61页。

[101] 王彦威辑《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9，第39—40页。

[102] 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62页。

[103] 参见《诸蕃志》卷下，嘉靖十四年重校万卷楼本，第15—16页；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三合流条；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65—167页。

[104] 参见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70页；《中华民国南海四大群岛节略》（油印本），“内政部地政司”，1974。

[105] 本段及下段，分见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70、171页。

[106] 《西沙群岛交涉及法占九岛事》，《外交部公报》第6卷第3号，1933年7—9月，第209—210页。

[107]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南沙群岛（中越部分）》（1956年6月9—1959年11月12日）：11-EPA-04141（以下简称《外交部档案·南沙群岛》），第200019页。

[108] 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72页。

[109] 《外交部长罗文幹致驻法使馆训令》（1932年7月26日），《外交部档案·南沙群岛》，第200022页。

[110] 《顾维钧呈外交部公函》（1933年10月27日），《外交部档案·南沙群岛》，第200025页。

[111] 《兼署外交部长汪精卫致驻法使馆指令》（1934年3月20日），《外交部档案·南沙群岛》，第200028页。

[112] 《中国驻法使馆致外交部呈》（1937年3月17日），《外交部档案·南沙群岛》，第200043页。

[113] 《顾维钧致汉口外交部呈》（1937年7月6日），《外交部档案·南沙群岛》，第200050—200051页。

[114] 《顾维钧致汉口外交部呈》（1937年7月19日），《外交部档案·南沙群岛》，第200056页。

[115] 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74页。

[116] 参见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74页。

[117] 《中华民国南海四大群岛节略》，“内政部地政司”油印，1974，南沙群岛节，转引自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87页。

[118] 张振国：《南沙行》，转引自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87页。

[119] 〔日〕小仓何之助：《暴风之岛》，转引自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88页。

[120] 参见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87—188页。

[121] 徐公肃：《法国占领九小岛事件》，《外交评论》第2卷第9期，1933年。

[122] 以上两段，分见张大军编著《中越国界研究》，第194—195页。

第二十九章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双重奏[1]

——以云南为例

一 云南与中央关系的演进

长期以来，中国由于幅员广大，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易调适得宜。一般而言，自秦统一天下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多采集权中央政策，并压抑地方势力，以免尾大不掉；然而，一旦中央权力衰微，地方势力即趁势而起，进而割据一方，如东汉末年的州牧及唐中叶后的藩镇。此种政治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拉拒的结果，往往造成中国政局的动荡不安。因此，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考验着历代主政者的政治智慧。自清中叶太平军兴后，中央权威开始衰弱，随着地方督抚陆续取得政治、军事、财政等项资源，权力大张，地区性军政权力中心开始出现，地方主义抬头，形成“外重内轻”现象。[2]及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独立各省多由本省军人出任都督，更加速政权的地方化及地方政权的军事化，这是民初军阀政治出现的重要因素。[3]民国肇建后，基本上延续清季以来的政治结构，甚至演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袁世凯曾力谋扩大中央权力，扭转“外重内轻”局面，并得到短暂的统一，最后却因称帝引发护国战争而告失败。在当日体制崩解、政象混乱之际，军人凭借其手上军力快速崛起。自1916年护国之役结束，至1928年北伐军统一全国止，这段时期中国无论南北均笼罩在军人统治的阴影下，形成史家所谓“军阀统治时期”。

在当日混沌的政局中，虽有部分人士鉴于统一暂时无望，主张联省自治的呼声甚嚣尘上，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仍不放弃国家统一的希望，积极推动护法及北伐。1925年7月，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在广州成立，承继孙中山统一遗志，掀起打倒军阀的狂潮。1928年北伐完成后，国府虽在形式上统一全国，结束军阀统治，但仍残存许多地方势力，依旧拥兵自重，割据称雄。[4]抗战前十年（1928—1937），南京国民政府从事国家再统一运动时，即不时遭遇来自地方势力的抗拒，1930年中原大战以后，国内的兵连祸结，实不脱中央与地方权力争斗的轨迹。经多年努力，国府在抗战前夕，已能有效管辖中国内地的多数省份，并控制2/3的人口，中央权威日趋巩固。[5]然而，随着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半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省市相继沦陷，国府失去战前最重要的立足之地，被迫退入控制力薄弱的西南、西北，必须寻求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中央领导地位及权威遭受地方势力的牵制。另一方面，基于战事不断扩大，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诉求下，国府中央必须有效统整地方，并掌握更多的政治、军事、经济资源，以因应战争所需。如此一来，不论是考虑中央政权的稳定，抑或是因应战事之需求，国府既须倚重地方，又要裁抑地方势力，而在抗战民族大义下，地方当局既要支持中央，又需防范中央兼并，中央与地方关系遂发生急剧的变化。此种“既联合、又冲突”的现象，就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旋律。正因如此，中央与地方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以致地方派系在面对国共内战最后关头时，多选择倒向共方，从而结束与中央长年的恩怨情仇。

在民国时期（1912—1949）的地方势力中，云南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地区。由于滇省僻处西南，地势阻隔，其历史发展一直异于内地各省。最显著的就是在政治发展上，云南经常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中央政府的力量很难渗入，塑造了云南较独立自主的政治格局。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从云南先后几位主政者如唐继尧、龙云、卢汉等人的作为中即可看出。此种中央与地方关系“既联合、又冲突”的双重奏，不仅见于民国时期的云南，更是中国当时政局的主流现象。有鉴于此，本章拟就民国时期云南与中央关系进行个案研究，并聚焦于政治分合及财政梳理等状况，以探讨当日地方与中央既联合又冲突的关系演变。由于民国时期云南省政主要历经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四人治理，因此，本章将下分四节，以究明各个阶段云南与中央关系的转变。

二 翊赞中央：蔡锷时期（1911—1913）

政治拥护中央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风声所播，全国震动，以蔡锷为首的云南新军军官也亟谋响应，并于10月30日晚发动“重九起义”，经一昼夜激战，终于推翻云南清政权，宣告独立，成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6]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制定政纲七条，规定：

一、定国名曰：中华国。二、定国体为民主共和国体。三、定本军都督府印曰：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之印。四、军都督府内设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五、定国旗为赤旗，心用白色中字（后奉中央政府命令改用五色旗）。六、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七、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以上七条，系本军都督府规定大纲，将来全国统一政府成立，须照政府统一之命令办理。[7]

在政纲中，云南军都督府标举要建设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体，并将循军政、约法而递进至宪政（与孙中山强调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建国程序相同，显然受孙的影响），开启云南历史的新页。

在民初政局中，蔡锷向来主张强化国权。他认为中国由于国势太弱，国家因此衰微，所以，“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非所恤。国权大张，何患人权不伸！……故欲谋人民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国权为维护人权之保障”。[8]甚至为了维护国权，不惜主张削弱省权。1911年11月18日，就在辛亥革命后不久，蔡锷即致电起义各省都督，倡议组织中央政府，并提出三点意见：“（一）定名为中华（国），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二）建设一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俟军政撤消，方为完全立宪；（三）扩张国防辖境，缩小行政区域，以期消融疆界。”[9]次年2月9日，蔡锷致电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建议亟图统一之方，先将用人、财政、军事等重要权力收归中央，以免纷歧。[10]及至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蔡锷又于同年5月30日上书主张破除行省制度，缩小行政区划。[11]蔡锷反复强调：“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夫咸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12]蔡锷对于国家事务，极力主张维护国权，强化中央权力，并在几次全国性政治争议中，采取支持中央的立场。

这些争议，首先是爆发于1912年的建都问题。当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推荐袁世凯替代时，曾力主建都南京，但袁则坚持建都北京，遂引起两派之争。蔡锷从国防形势着眼，于3月6日通电各省，赞同国都应设于北京，他认为，若“建都南京后，北边形势当为之一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据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膻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9天后，蔡锷再电各省，以“共和成立，南北一致。惟建都之议未定，内则人心摇惑，外则强邻窥视，岌岌可危”，再次呼吁各方速定大计，建都北京。[13]最后因北京发生兵变，北方情势不稳，需袁世凯坐镇，南京临时参议院乃允许袁在北京组织政府，结束了这场建都之争。

建都问题之后，接着是借款问题。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为筹措军费，曾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磋商，四国银行团允于南北统一后提供，并应袁的要求，先行垫付若干，附带条件为此后垫款及善后大借款，须由四国银行团优先承担。[14]及至唐绍仪内阁成立后，再请垫款，四国银行团又要求借款开支须经其批准，遣散军队须由外国武官监督，唐绍仪不接受。袁世凯对唐绍仪早已不满，改命与唐不睦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借款虽仍未商定，垫款则已成交。当《暂时垫款合同》公布后，南京留守黄兴连电责熊，要求废约，以提倡国民捐等办法代替借款。[15]共和党及统一党则支持借款，并以此为借口倒唐，欲拥立张謇（身兼共和、统一两党理事）组阁。蔡锷对此则采调和折中的态度，于1913年5月拍发多封通电，认为中国因赔款、外债积欠甚巨，“舍借债还债外，别无急则治标之方。政府此举，凡在内外，当与宽谅”；“借款系政府目前万不得已之举，且条件已经前参议院通过，并非政府违法，无反对理由”。[16]显见蔡锷对北京中央的支持。

借款问题之后，乃有二次革命。1913年7月，江西、南京等地宣布独立，起兵讨袁，是为二次革命。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在重庆起兵响应。袁世凯命滇黔两省合组滇黔联军，并以贵州都督唐继尧为联军总司令，入川讨熊。[17]蔡锷奉命后，立即编组一混成旅，准备入川，并于8月17日电告袁世凯：“查滇军会剿戡乱，已遵奉大总统命令，当饬军队进发”。26日，蔡锷再电北京报告滇军行止：“查滇军混成旅前队已过宣威，当饬冒雨兼程并进，并拨江防两营星夜入叙，以为泸防声援。俟滇师抵泸，即会同周军由泸袭渝，与顺庆之军南北夹击，渝乱当可速平。”[18]此时独立各省已纷告失败，熊克武孤掌难鸣，滇黔联军入川后径赴重庆，熊氏败走，川中讨袁之役遂告结束。

经过这几次事件的表现，蔡锷在某些程度上获得北京中央的信任，并于1913年9月内调中央，结束两年的主滇岁月。

财政仰赖中央

蔡锷主政期间，云南除政治上支持中央外，财政方面也是高度仰赖中央。滇省远居边徼，山多地少，加以开发较晚，人口较少，农业产值不高；虽有丰富矿产，但因交通不便，出口不易，故向为财政贫瘠之区。又因其与英属缅甸、法属越南为邻，国防形势突出，自清季以来，边、巡各防至关紧要，并筹议编练两镇新军。由于云南地瘠民贫，所需款项多不能自筹，除由户部部库拨款外，其常年饷项向来由中央指拨四川、湖北、湖南等省筹解，称为“协饷”。滇省每年由中央及各省协济的款项颇可观，为数约银160余万两。此外，清季云南因编练新军，协饷又有增加。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滇省新军开办经费除自筹外，由中央指拨各省筹解银250万两；至于云南新军常年经费除自筹外，每年指拨协款96.7万两。[19]由于历年经费多须仰赖中央及他省协济，滇省财政对中央有很高的依赖性。

辛亥革命后，各省协饷骤停，云南财政立即陷入困境。蔡锷为解决滇省财政问题，除厘剔冗费、极力樽节外，并多方筹措财源，甚至利用滇盐侵销黔岸，以扩大滇盐销路。贵州历来均系川盐主要销岸，民初因滇军将领唐继尧率云南北伐军入主贵阳，担任贵州都督，滇黔形成一体。[20]缘此，滇盐遂能打开贵州市场，云南并对贵州烟土抽收过境税，对其财政帮助甚大。[21]惟滇省财政实难以自足，只有依赖中央协济。为此，蔡锷乃迭电中央，说明滇省财政困难：“民国二年云南预算案，经常、临时两项岁出至不敷七百余万，迭经痛加核减，于应行政务之中，亦力求节裁之法，尚不敷三百余万元。凡此皆属行政、司法、军事、教育必需之费，实已减无可减”，[22]吁请国务院拨济协款。然此际北京政府亦自顾不暇，乃复电云南，以中央财政艰窘，在对外借款未成立前，实难拨济。蔡锷本不赞同举借外债，曾建议募集国民捐、爱国公债、华侨公债以替代外债。但因国民捐、爱国公债等金额既少，且缓不济急，其对举借外债态度开始有了转变。

1913年1月，北京工商部召集各省代表开工商会议，云南特派实业司参事华封祝与会，并“提议请由六国借款（即后来的善后大借款）项内拨济滇省开矿经费若干万元，分期归款”。[23]蔡锷在致财政部的电文中复补充说明：

该代表所请拨济一千万元，系恐此项借款不敷分配，第就最少者言之。然得此一千万元，以为张本，逐渐扩充后当较易。敬祈贵部俯念国计维艰，滇省生计维艰，核准照数拨济。[24]

正因云南财政须仰赖中央，蔡锷不但不再反对中央举借外债，甚至在1913年5月善后大借款争议爆发时，采取支持北京中央的立场。而前清同为受协省份的贵州，也与云南采同一政策。盖因贵州都督唐继尧曾以黔省财政困难，然议举各种内外债皆无所成，只有依靠中央拨济，除支持中央大借款外，并致电北京袁大总统“于借款成立，迅赐拨银三百万两，以济黔急”。[25]足见袁世凯北京政府善后大借款告成，对地方当局政治动向的影响。

在民初政局中，蔡锷主政下的云南大体上采拥护中央立场，其原因虽多，但财政因素当是一重要考虑。由于滇省与中央关系良好，后来北京政府乃应允将滇省应行解部的盐税，拨为滇军协饷。当时云南全省陆军经常费月支18.5万元，即由此盐税项下提拨支付，总计一年共222万元。后来此项费用逐年增加，1914年追加至月支25万元，嗣后增支至30万元，岁计共360万元。[26]军务费用向来是云南财政支出的最大宗，如今得到北京中央协济，裨益滇省财政匪浅，其与中央关系日趋紧密。

三 独立竞逐：唐继尧时期（1913—1927）

支持中央：政治关系的延续

1913年9月28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云南都督蔡锷，因病请假，酌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27]10月，蔡锷解职入京，并推荐贵州都督唐继尧继任。自1912年3月唐率云南北伐军入主黔政以来，在政事上即以蔡锷马首是瞻，双方密切合作，滇黔形同一体。由于受蔡锷影响，唐继尧主黔期间，也多采支持中央立场；袁世凯对唐氏早有印象，故对滇督继任人选立即批可，云南遂进入唐继尧主政阶段。[28]

自从蔡锷以湘人督滇，虽悉心图治，但难免引起云南地方主义者的排斥，尤其是滇军第一师师长李鸿祥（驻昆明）及第二师师长谢汝翼（驻蒙自），均有取蔡而代之的企图。当李鸿祥获悉蔡锷打算推荐唐继尧回任滇督时，即往见蔡锷，反对唐继尧回滇，认为滇省贫瘠，滇军只有向外发展；唐在贵州很有前途，若带兵回来则会增加云南困难。话虽婉转，意思却很清楚，即是对唐继尧挡驾，以便自取滇督。蔡锷知道李的用意，遂严词批评，两人几至发生冲突。[29]

1913年10月，蔡锷离滇，临行前将都督事交谢汝翼代理，民政长由李鸿祥代理，拒唐与迎唐之争开始明显化。拒唐派是由三迤总会会长、司法司司长黄玉田领导，其中包括王秉钧、李修家等中级军官；迎唐派没有公开的组织，主要由张子贞、刘祖武、孙永安等中级军官组成。拒唐派每晚都在黄玉田家里开会商讨对策，并打电报、写信给唐继尧，劝他向外发展，勿庸回来；而迎唐派则暗中与唐通风报信，极力主张唐氏回滇。[30]唐继尧接奉中央督滇命令后，因得知李鸿祥、谢汝翼有反对之意，最初还有些踌躇，经云南将校张子贞、孙永安等人连电表示欢迎，遂于11月初动身返滇。[31]返滇途中，唐继尧戒备森严，除带回滇籍军政人员外，并率兵一旅回滇。12月初，唐氏安抵昆明，正式就任云南都督。[32]

此次唐继尧能够排除拒唐派的威胁，顺利就职，除了迎唐派拥立之功外，最重要的是唐乃北京中央明令发布的云南都督，李鸿祥、谢汝翼等人若真敢抗拒，实际上就是抗拒袁世凯的权威。在二次革命后袁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抗拒袁氏权威，似乎是件不可思议之事，这或许是李、谢二人真正计虑所在。此时，北京中央仍是全国合法违法、有道无道的最高裁判所，这种情形一直要到袁世凯帝制自为后才有所改变。[33]因此，唐继尧返滇之初，勉力配合中央政策，除奉令将都督改称将军、另立巡按使以分其民政外，并遵奉中央号令裁撤军队、缩减军费。滇军几经裁编，仅有陆军两师一混成旅，且因其编制较小，每师2旅，每旅2团，每团仅辖2营，每营4连，每连百人，一师仅3200人，尚不及北洋军的1/3。故滇军正规兵力虽号称两师一混成旅，但实际仅万人左右。[34]在军费方面，1914年度滇省预算每月为32万余元，1915年度却锐减为24万余元，削减幅度高达1/4，[35]足见此时中央权威犹在，控制堪称严密。

护国讨袁：政治关系的转变

1915年12月爆发的护国战争，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剧变的转折点。民初云南虽由蔡锷及唐继尧相继主政，但支持中央的态度始终不变，除因蔡、唐均抱持国权主义及云南财政须仰赖中央外，北京政府的法统地位尤为关键。在护国战争之前，北京政府是唯一的正统所在。所以当二次革命爆发，北京中央正统地位并未动摇，滇黔联军奉中央号令入川“平乱”，是为“合法”行为。直到袁世凯私心自为，背叛民国，妄图称帝，其本身就已背离合法性与道德性，不再具有“合法有道”最高裁判所的地位，而云南标举护国旗帜起兵讨袁，遂得以师出有名。

洪宪帝制是民国成立后一大政治危机，其原因不外乎时代背景、袁世凯个人意图、野心政客推波助澜，以及国际情势的变化等。1915年帝制运动达到高潮，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所谓“推戴书”，承认帝位，并预备于1916年元旦登基践祚。就在洪宪帝制进入紧锣密鼓时，各方反袁势力已逐渐成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云南护国军。

自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势力深入南方，虽然一时无法囊括整个西南，但却借种种手段削弱西南各省势力，以利其武力统一之意图。1915年4月，陈宧率北洋军三旅入川，象征北京中央势力伸入四川，陈并于6月出任四川将军，成为袁武力统一西南的执行者。袁世凯后来告知亲信曹汝霖，派陈宧入川是因“川滇等省，向无中央军，故派曹锟、张敬尧率师驻川边，以备不虞。今又派陈二庵（宧）率三旅入川，西南军力薄弱，有此劲旅，不足为虑”。[36]可见袁处心积虑图谋西南。而“自陈宧率军入川后，云南全省大为震动，人们知道云南已成为袁氏的眼中钉、俎上肉，危险万状，因此群情鼎沸，军队反袁的情绪更高”。[37]当时滇军上级军官多为留日士官生，中下级军官则以云南讲武堂毕业生为主，他们大多原隶属同盟会、国民党，颇有革命倾向，加以滇军经历辛亥革命洗礼，有浓厚的爱国热忱，不容艰苦缔造的民国断送在袁手中。[38]当筹安会成立的消息传到云南，滇军军官对袁帝制自为群情激愤，自行组成若干小组，无日不在秘密筹议之中，并推派代表伺机向唐建言。[39]蔡锷致书其师梁启超也说：“滇中级军官健者，为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自筹安会发生后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督（唐继尧），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40]因此，唐继尧的态度，即为云南讨袁成败之关键。

唐继尧早年留日时，曾参加同盟会，受革命熏陶，返国后又参与云南起事，推翻清廷，创建共和，其立身出处，当然自有打算。当时袁世凯对云南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对唐继尧大力拉拢，唐氏生辰时了大礼，又特给云南一部分款项，以表示对唐继尧的关注，[41]随后更派其侍从何国华来滇，特授唐继尧开武将军证书，并封一等开武侯，每月津贴3万元，其余各将领均分封爵位。何氏并携袁致唐亲笔信，文长千余字，极尽笼络敷衍之能事。[42]但另一方面，袁世凯也严密注意唐的动向，除在川湘部署重兵外，还委派密探入滇，充作中央耳目，暗中监视唐的一举一动。唐继尧对袁早有戒心，在回滇主政之初就曾表示：“如果袁世凯做皇帝，那是重害吾民，我们只有坚决反对。”[43]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各省将军几乎一致遵从袁世凯命令“严防乱党借端破坏”，“静候中央解决”，而唐继尧却在2月25日致电粤桂等六省，建议互相提挈，整理军备，一旦中日交涉破裂，则秣马厉兵，以抗日本侵略，只字不提袁所谓“严防乱党破坏”一事，说明唐并非全然同意袁的作为。[44]

及至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唐继尧反袁之心更为坚定。曾任护国一军梯团长的刘云峰回忆，自筹安会成立，滇军将领莫不义愤填膺，时常集议，咸欲举兵讨此叛逆。“会议后，即数陈于唐公，唐公也甚赞成，惟顾及云南以一省之力，贫瘠之区，且止一师一旅兵力，而抗袁氏全国之师，众寡悬殊，实有以卵击石之虑。”[45]但因军中反袁思潮波涛汹涌，官兵反袁情绪激昂，唐若再不表明反袁心意，滇军很可能生变，于是决定将长久郁积心中的意念表明出来。据前同盟会云南支部长吕志伊回忆说：“唐一日嘱赵直斋约余前往磋商，谓反对帝制，早具决心，以云南仅有两师兵力，尚不及北洋十分之一，宜联络各省，多有响应者，始不致失败。”[46]唐氏甚至还向驻省城连长以上军官表示，对于国家大事，时机成熟自有决定；一旦国家有事，使用军队，“最低限度如投石入水，要激起一个波浪”，并要他们“好好练兵，好好掌握部队”。[47]此后，军中情绪逐渐稳定，讨袁事宜则紧锣密鼓地进行。

1915年12月19日，蔡锷自北京辗转抵达昆明，滇省士气大振。22日夜，唐继尧、蔡锷召集外来同志、滇军上校以上军官及云南各机关长官，举行宣誓。23日，唐继尧与巡按使任可澄联衔致电袁世凯，请其取消帝制，惩办元凶，并限25日上午10时以前答复，否则武力解决。电去后，袁氏期满无覆，唐、蔡诸人乃于12月25日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布云南独立。[48]27日，唐继尧亲到云南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宣布独立，同时通告外交团，声明维护共和宗旨，于是各国取善意中立，护国之役遂以展开。[49]

护国起义后，蔡锷、李烈钧率护国军分入川桂，与北洋军鏖战，战事胶着，及至贵州、广西相继宣告独立，护国讨袁声势日大。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内外情势交迫下，正式宣布撤销帝制，复称总统，想谋妥协。但唐继尧认为：“今日正当办法，惟有三事：（一）袁氏即日退位，听候组织特别法庭裁判。（二）援照约法，要请副总统黎公继承大总统。（三）从速召集袁氏非法解散之国会议员，重谋建设。”[50]非要袁退位不可。随后，广东、浙江也宣告独立，反袁情势愈演愈烈。5月8日，滇、黔、桂、粤独立省份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军务院成立后，以袁世凯背叛民国，宣布否认袁的总统地位，要求依临时约法由副总统继任；但此时副总统黎元洪身陷北京，无法行使总统职权，乃暂设军务院统筹全局，并规定军务院至国务院依法成立时撤销。其实，这就是根本否认袁政府正统性，为护国军争取了“合法有道”地位，使其师出有名。军务院成立后，中国实际上分裂成两个政府，这也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次的南北分裂。因此，尽管军务院在护国之役未起积极作用，但对国际视听及国内反袁情势仍有影响。此后，陕、川、湘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下，于6月6日一病不起。次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战事停止。7月14日，唐继尧以军务院抚军长的名义，通电宣布撤销军务院，护国战事告一段落，中国再度恢复统一。

南北对立下的自主地位

1916年护国运动虽告结束，但不到一年，北方各种政潮潜生暗滋，终因对德宣战案引发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段氏虽被免职，但亲段军人组织“督军团”抵制中央，最后酿成1917年7月复辟事件。当督军团叛变时，唐继尧即迭电各方，呼吁维持共和，谓：“如有甘心破坏，危及元首国家者，义不共戴，惟有整率三军，厉秣敬待。”[51]及至复辟事起，唐继尧闻讯后，随即集中所部，宣布讨伐复辟叛逆。复辟很快就被段祺瑞敉平，段重任总理，却借口民国已被推翻，坚持不恢复旧国会，决意召集临时参议院以代行国会立法权。此举遭到孙中山强烈反对，指责段破坏约法，乃以护法为号召，率海军及国会议员南下，在广州另立军政府，政局再次分裂。唐继尧与孙中山取同一步骤，于8月11日通电拥护约法，开西南护法之先声。不仅如此，唐更反对段祺瑞内阁，宣称“自复辟事起以后，合法内阁未成立以前，所有非法内阁一切命令，概视为无效”，[52]否认北京中央权威。此后，唐继尧结好贵州、进图四川，川省遂成为西南护法的主战场。

关于四川战场，当护国之役结束后，入川北洋军陆续撤离，但滇军不但未撤，反而有长驻打算。唐继尧做此决定最主要因素，可能是财政问题。护国一役滇军扩军太速，一度扩编至8个军。战事结束后，云南筹办善后共需银841万余元，而北京政府仅给予40万元，加上滇省自1915年12月至1916年6月，共支出军费七八百万元，云南财政困难已达极点。[53]滇军只好向外发展，以邻为壑，就食外省。当然，这也符合唐继尧及一般滇军将领向外扩张的心理。唐继尧向怀大志，自号“东大陆主人”，讨袁成功更使其自我膨胀，从此屡次争衡天下，滇军扩张也达到顶点。不过，由于滇军以邻为壑，长期霸占四川地盘，激起川军仇恨。滇军虽称精练，但因师出无名，在与川军长年鏖战中渐居下风。入川滇军久戍思乡，军心分裂，士气低落，将领则对唐继尧怨恨日深，遂有1921年顾品珍回师倒唐之举。唐氏被迫出走香江，踏上流亡之途。

1922年3月，唐继尧纠合旧部，击败顾品珍，重掌滇政，是为唐的“二次回滇”。唐氏返滇之初，一方面由于滇军经历多次分裂，实力耗损太多，亟须休养生息；另一方面此时贵州由立场亲北的袁祖铭主政，而四川各军则借自治之名分占防区，很难再插手其中。唐乃采收缩政策，通电响应当时盛行的联省自治运动，借推动省自治巩固在滇地位。及至唐自觉实力已丰，又开始对黔川扩张，并于1924年借响应孙中山讨伐曹锟贿选，大兴北伐之师。无如四川战事并不顺利，而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败，曹锟下台，也使唐继尧失去北伐借口。唐于是命滇军转向广西，并趁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北京，通电就广州政府副元帅职，企图递补孙大元帅的缺位。但广州政府不但谴责唐的行径，并通电讨伐。唐继尧合法入主粤省的企图失败，入桂滇军又屡遭败绩，最后败退回滇，造成滇军将领的离心，引发唐的统治危机。1927年2月，龙云、胡若愚等四镇守使发动倒唐政变，唐继尧被迫下台，结束其对云南14年的统治。

财政独立地位的建立

1913年唐继尧接掌滇政后，不改蔡锷成规，樽节开支，复整顿矿业，开拓财源，故执政初期财政收支大致尚能平衡。[54]此时滇锡出口极为重要，锡始终居云南出口货品第一位，年均输出约占出口总额80%；在全国出口锡中，滇锡更占93%以上。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滇锡出口由原先7万余担（每担为100斤）增至102446担，此后以迄抗战爆发，除1911年外，滇锡出口量一直保持在年10万担以上。[55]由于滇锡出口增加，先前云南每年都是入超，但1910年以后转为出超，迄至1918年，除1914年外，均为贸易出超省。[56]如此一来，不仅云南财政收入增加，金融亦甚稳定。清季云南流通货币为银锭及银元，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府一切收支改两为元，市面流通的银锭由税收机关收集，转交省造币厂鼓铸银元，省内银元颇为充裕。当时云南当局以协饷停止，省库支绌，乃筹资500万元，于1912年创设富滇银行，并发行纸币100万元。由于富滇银行基金充裕，采十足兑现，且纸币便于携带，商人颇为乐用，信用很快就建立巩固。加以1919年以前，云南对外贸易尚属以货易货性质，滇锡运香港销售后，多购银锭或银币回省，省内白银量足，金融更为稳定。[57]至护国之役前夕，云南在唐继尧力加整顿下，财政日趋自足，金融根基稳固，对于日后掀起护国运动狂潮，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

1915年护国军兴后，饷糈浩繁，如何筹措充足军饷以支应战事所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滇省于举事之初，除裁并闲冗机关、提取各机关存款外，并与云南盐务稽核分所协商，获准截留应解中央盐款，另将云南中国银行银币200万元提作各军军费，护国军初期饷糈多赖于此。[58]随后唐继尧特别成立筹饷局，以劝募、彩票及抽收烟厘三途筹集军费，其中尤以收取烟土厘金为大宗。[59]透过上述方法，且护国军入川后多就地筹饷，负担不大，云南财政尚称稳定，使其得以在较长时期与北京中央对抗。

护法战争爆发后，唐继尧多次向外用兵，以致军用浩繁，支出骤增。然因战争主要在省外进行，出征滇军又就食邻省，云南财政负担不算太大。加以唐继尧与贵州刘显世关系良好，乃扩大滇盐在黔销路，对云南财政及省民生计颇有帮助，而且此际正值欧战爆发，国际市场对锡矿需求甚殷，滇锡出口大增。如此一来，云南不但财源扩大，税收增长，锡商在香港贩锡后又多购银锭、银条回滇，省内白银充斥，财政金融堪称稳定。缘此，唐继尧才能施展其大云南主义，向外扩张，争衡天下。

但自1922年3月唐继尧二次回滇后，云南财政状况变化甚大。首先是四川地盘的丢失，使滇军无法再像先前那样就食邻省，庞大的军费全须自筹，成为云南财政沉重负担。其次是向来支持唐的贵州督军刘显世，也因1920年黔军政变被迫出亡，袁祖铭出长黔政，结束“滇黔一体”的密切关系，滇盐销黔数量锐减。[60]加以此时欧战告终，锡价惨跌，出口滞销，不但使云南财政更为恶化，其对外贸易也从出超转为入超，且每年逆差平均达银500万两以上。[61]云南财政既已入不敷出，而唐继尧此际又多次对外用兵，为筹措庞大军费，除大开烟禁外，并滥发富滇银行钞票。截至1927年2月唐继尧倒台为止，据统计唐滥发不兑现的滇币5000万余元，滇币币值由原先与国币对等，跌落至每10元只抵国币1元。[62]由于唐继尧始终无法解决云南财政危机，不仅使后期对外争战屡遭挫败，甚至埋下败亡之机，其影响深远。

四 羁縻控制：龙云时期（1928—1945）

羁縻关系的建立

1928年春，龙云在云南内战中取得胜利，国民政府正式委任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中央与云南关系进入另一新阶段。由于滇省自护国运动以后连年征战，再加上云南内战影响，以致财政贫乏、民生凋敝，龙云乃于年8月派滇省耆老周锺岳赴京通款，请求国府协助解决云南财政金融等问题。9月23日，周锺岳进谒蒋介石，告以滇省军事收束、整理内政及龙云始终拥护之意，蒋态度甚殷勤，谓所提诸事皆可商办，双方关系有了好的开始。28日，周致函龙云建议滇省今后方向：

中央局势似已团结，而内面裂痕甚多……现桂方内则拉元老派、太子派、西山会议派以扶植政治势力，外则统辖粤桂湘鄂，并以白崇禧军进踞平津，以扶植军事势力，其用意殊未可测。而蒋则因北伐勋望，总揽中枢，颇得一般人心，又为各国重视。且其人力才力之精干，思想之周密，亦足以防制反动之力而有余。故现在双方布置，旗鼓相当，针锋相对，毫不回护也。吾滇处此，以国家大计论，则当拥蒋；以地方利害论，则当联桂。故弟意仍宜双方兼顾，不宜忽略。[63]

龙云对于周所提意见甚为重视，乃派其内弟李培天为云南驻京办事处处长，经多方活动，得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与中央联系。[64]此外，为兼顾地方利益，龙云曾先后派人至广西联络，表示西南邻省唇齿相依，约定滇桂互相支持，以稳定西南局势。[65]然而，此一兼顾之策却因桂系与中央反目决裂而告结束，龙云经与部属详商，并多方考虑，最后为顾全大局及本身利益，决定全力拥蒋。所以抗战前，龙云在国内政治纷争中，始终秉持拥护中央的立场。而此时南京国府困于内忧外患交相逼迫，自顾不暇，只要滇省服从中央，即对其不加过问，基本上双方维持一种羁縻关系。但因龙云始终拥护中央，蒋也对其寄予相当信任，除云南省主席本职外，复加委滇黔绥靖公署主任等要职以笼络之。是以在抗战前，龙云与中央关系堪称密切。

1935年蒋介石来滇

云南自1928年龙云主政以后，即与中央维持良好关系，并屡次奉命兴讨桂之师，故蒋介石也刻意结好笼络龙云。如1935年1月31日，蒋介石在中央军进入贵州追剿红军之初，即嘱令追剿军总指挥薛岳速与龙云切实联系，事事表示敬意，受其指导为要。2月9日，蒋介石派黄实赴云南联络龙云。4月5日，为贵州军政改组蒋致电黄实，要其转达龙云“如有得力人员，请其先行密示，以便保任省府委员，以资滇黔联络，俾得切实合作”，[66]显见其对龙云笼络之用心。不久蒋介石就有云南之行。

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黔飞滇，龙云与其妻顾映秋亲赴巫家坝机场候迎，到场欢迎者尚有云南省政府各省委厅长、各指委及各机关首长，以及驻滇各国领事等。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来滇，也是中央领袖首度莅临云南，故云南省府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据《大公报》记者报道：

学生民众往欢迎者，由三元街到巫家坝列队约十里之长，市内欢迎民众塞满街巷，家家张灯结彩，国旗飘扬，彩亭牌坊，奂美异常，欢声雷动，为滇中从来所未有……由机场至城中沿途有军警、童子军及男女学生列队欢迎。城中悬旗结彩，并张挂大红灯多盏，街上扎有五色牌楼多座，人民均欲一瞻蒋氏丰采，城中几万人空巷，为昆明空前盛况。[67]

此情此景，令蒋留下深刻印象。翌日，《大公报》以《蒋委员长抵昆明》为题发表社评，称“政府领袖入滇，此为第一次，象征统一之完成，鼓舞边省之进步，甚盛事也”。当晚，云南省府举行盛大欢宴，蒋介石致答词时特别强调：“云南是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历史上是至有光彩的，中正久想来观光，未能如愿，今能与各同志见面，快乐心情不可以言语形容。中央与云南，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中正个人与龙主席，亦是共甘苦、同患难，自从中正在中央负责以来，龙主席亦在云南主持省政，中正与龙主席可说是同一个时代，共同担负总理所遗交下来的革命责任。”[68]蒋此席话极尽揄扬之能事，对龙云颇收笼络之效。

蒋介石来滇后，曾与龙云多次晤谈，深入了解云南省政及工业推动成效。经多日相处，蒋对龙云印象甚佳，谓“志舟明达精干，深沈识时之人，而非骄矜放肆之流”。蒋介石于5月21日离滇飞黔，对此行甚为满意：“滇行完成，实关乎国家之统一，剿匪之前途与个人之历史，皆有莫大之益也。”[69]6月1日，龙云在致李宗仁电文中称：“介公在滇时，对于时局有所垂询。盱衡大势，国家地位危险如此，再不亟谋统一，结果国即灭亡；若不互见以诚，统一亦终难实现。沥陈之余，介公颇为动容，有极诚恳之表示。”[70]显见蒋介石人身领导有其一定功效。由于蒋刻意结好龙云、争取云南支持，遂使中央得以在西南建立较稳定的基础及支持力量，这是蒋此行最大的收获之一。

云南出兵抗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举国一致的抗日声中，蒋介石决定召开国防会议，商讨抗战大计，龙云亦奉召前往。[71]8月9日，龙云抵达南京，在机场受到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的迎接，随即下榻北极阁前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寓。[72]龙云出长滇政将近十年，从未到过南京。此时，毅然赴京共赴国难，实为其对抗战决策热诚拥护的表现。[73]由于此次系龙云初次入京，故中央要人颇为重视。当时蒋介石因公外出，龙乃于10日先晋谒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双方畅谈甚欢。由于龙、汪系属初见，二人叙谈达一小时之久。汪精卫对于龙云治滇政绩极表钦佩，亦曾论及滇缅勘界等事。11日晨，龙云列席中央政治会议，受到汪精卫及与会诸人热烈欢迎。会后返邸，汪复回拜访谈半小时。[74]适蒋介石于11日返抵南京，当此军情紧张之际，蒋为欢迎龙云到来，即于当晚邀宴龙氏，并由汪精卫、冯玉祥等要员作陪，足见其对龙之礼遇。及至淞沪战役爆发，日机开始空袭南京，蒋介石以北极阁目标太大，恐遭敌机轰炸，乃要龙云迁往城外汤山暂住。待龙云复返南京，蒋亲往探望，与其交谈甚久，并希望云南出兵两军抗日。龙云允诺云南可先出一军，若战事需要可再出一军，蒋甚表满意，双方关系颇为融洽。[75]及至龙云结束在京公干，束装返滇时，蒋介石复亲至机场送行，其礼遇不可谓不重。

8月22日返抵昆明后，龙云随即召集军政人员会议，传达中央号令，并迅速编组军队，准备出师抗战。滇军经历年整编，迄抗战爆发前夕，共编成6个步兵旅、2个直属大队、6个直属团、4个独立营及1个航空处，总兵力约3.6万余人，[76]加上各县常备队统编的21个保安营，合计约4万人，兵员不虞匮乏。[77]同时龙云在战前曾拨款国币5000万元，向法国、比利时、捷克等国购买大批军火，主要多为步兵用轻武器，计有七九步枪、各式轻重机枪，八二迫击炮、六○小炮及高射机枪等，数量足够装备40个步兵团。[78]滇军每个步兵团编制9个步兵连、3个重机枪连、1个迫击炮连及1个高射机枪连。而每个步兵连配备七九步枪60支、轻机枪6挺；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4挺；迫击炮连配备八二、六○炮各2门；高射机枪连则有双管高射机枪2挺，武器装备堪称精良。[79]

龙云先前在京时，已与中央商定，将云南现有军队编为一个军，出滇参加抗战。惟龙云同时也要求出征部队的指挥、人事、经理等权仍要由其掌握，且部队出去后，仍准云南继续编练新军。蒋介石为嘉勉云南出兵，对此一概应允，并下令滇军出征部队自1937年8月起，其经费改归军政部发给。龙云返滇后，命卢汉从速筹备出征军部，并按照中央军编制，就云南原有6个步兵旅着手整编。[80]整编就绪后，国府发布番号，编为陆军第六十军，军长卢汉，下辖第一八二、第一八三、第一八四师3个师。9月9日，第六十军在昆明巫家坝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各界人民献旗欢送，场面热烈异常。9月底，第六十军全部整编完成，待命出动。10月5日，第六十军举行大校阅，军长卢汉代表官兵宣誓杀敌；各界盛会欢送六十军出征，并纷纷献旗赠刀、赠送药品等，以壮军威。[81]10月8日起，部队开始出发，揭开滇军出师抗日之序幕。

第六十军出征后，于1938年4月下旬参加徐州会战第二阶段战事，以惨重牺牲坚守运河线，并掩护大军撤离徐州。7月，六十军奉命参加武汉保卫战。随后，云南又新编成第五十八军及新三军，同时开赴前线。滇军随即改编为第三十军团，卢汉升任军团长，下辖第六十军、五十八军及新三军。12月，第三十军团奉令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原由龙云兼，后由卢汉升任，仍下辖第六十军、五十八军、新三军，总兵力近10万人。此外，云南还征送其他中央杂项部队兵员约5万人。抗战初期，云南出兵10余万人开赴前线，而且装备、给养大半由地方自筹，这是滇省对抗战的重大贡献，龙云也因此仍与中央维持密切关系。

冲突加剧

自1937年底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其重要性与日俱增，但为争取龙云支持，中央一直未派军入驻。云南先后派出三个军开赴前线，蒋介石则允诺滇省可编练新军，故龙云仍维持相当的军事实力。1939年，日军开始加紧在华南的行动，屡有进犯云南的企图。有鉴于此，蒋乃向龙云表示希望抽调中央军入滇，为减低龙的不安，特成立昆明行营，委龙云为行营主任，统辖所有在滇部队。[82]及至1940年9月日军进占越北，西南震动，龙云始同意中央军入滇。不过，随着中央力量进入云南，威胁龙云独占地位，其与中央关系开始疏远，最后甚至冲突迭生。

蒋介石对龙云的疑虑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自重庆出走，道经昆明，停留一夜，转赴越南，次年更转往上海、南京，与日人接触，建立傀儡政权，是为汪精卫出走事件。由于汪出走时途经云南，外界皆不得其详，遂使中央对龙云的态度有些疑虑。12月22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汪来滇及出走经过，多少消除一些蒋的疑虑。蒋介石认为，龙云态度“关系重大，今日抗战，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惟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83]可见当时蒋介石对云南和龙云的看重。因龙云态度攸关抗战大局，蒋介石特派与滇省素有渊源的李烈钧、唐生智等到云南，借此联络龙云。[84]1939年4月13日，龙云主动致函蒋介石，明确表示“与汪氏素无往还，此次短期接触，已稔知其为人，既不磊落光明，又不忠厚安分……滇省与我公同一命运，在此敌人力图分化，汪氏被敌利用之时，吾辈军人，不论何种职责，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恪遵既定国策”。[85]龙云既表明了自己的抗战立场及对蒋的尊重，蒋对龙云似也释怀，予以关心。及至1940年，大量中央军进入云南布防，滇局稳定，蒋介石也比较放心。但因为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蒋介石在实际上对龙云仍然很不满意，这是他日后决定以武力解决龙云的重要出发点。

龙云结交中共与民盟 战前龙云与中共毫无关系，甚至为巩固其统治基础，曾大力肃清云南境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及至1937年8月入京期间，龙云始透过云南讲武堂同学朱德与中共取得联系，朱德并交予密码本一本，龙云返滇后即与延安开始联络。[86]随后中共开始注意云南情势的发展，除重建地下党组织，成立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滇工委”）外，并力图争取龙云的支持。[87]龙云此时因与中央产生矛盾，亦有意利用中共对抗中央，乃于1943年透过西南联大教授罗隆基向中共提议，希望周恩来能赴昆晤面。后来双方在重庆见面，周更派代表华岗赴滇，专门做云南高层的工作。抵滇后，华岗以云南大学教授身份作掩护，透过罗隆基拜会龙云，龙云建议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可在云南设立电台，以便华岗及龙云与延安中共中央保持联系。随后此电台就设在滇黔绥靖公署，使昆明与延安、重庆中共南方局皆能直接联系，此无异公开掩护中共在滇活动。[88]

与此同时，龙云为巩固其权位，也利用昆明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及左倾知识分子的力量牵制中央。1943年5月，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昆明支部成立，由罗隆基担任主任委员，创办机关报《民主周刊》，积极发展民盟组织，费孝通、吴晗、闻一多、李公朴等知名教授陆续加入，声势渐大。罗隆基并以昆明民盟负责人身份，与龙云及滇省上层人士时相往来。由于云南与中央发生摩擦，龙云对民盟批评国府腐败、蒋介石独裁等言论持同情态度，不仅出钱出力支持民盟发展，甚至在民盟主席张澜的介绍下，于1944年底秘密加入民盟，成为民盟秘密盟员，龙云长子龙绳武及亲信缪嘉铭亦秘密入盟。[89]龙云虽不参加民盟公开活动，也不出席会议，但在经济上予民盟很大的支持，人事上也给民盟相当的便利，并明令保障云南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允许学生游行示威。[90]同时，龙云还凭借其昆明行营主任身份，不准中央特工在昆明活动，昆明因政治空气较自由，批评政府之风较盛，遂有后方“民主堡垒”之称。[91]龙云与中共、民盟的往来，以及其种种作为，当然引发蒋的关注与不满，双方关系持续恶化。

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争议 1944年底，为配合盟军反攻作战，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由何应钦任总司令，并将卢汉所部滇军纳入，扩编为第一方面军，不料却引起龙云不满。蒋介石认为：“龙云对敬之在昆明组织总司令部不予助理，反动分子公开诋毁中央不予制止，龙之叛迹益显矣。”[92]龙与何原属旧识，一直维持不错的交情，此际却因龙云怀疑何意图并编滇军，且担心其驻滇对己不利，对何异常冷淡。何应钦在昆明就职时，龙云甚至禁止云南军政人员往贺，龙、何之间产生矛盾。[93]龙云甚至公开说：“究竟是陆军总司令大，还是我这位行营主任大；行营主任可以代表委员长，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委员长指挥，因此也要受我指挥。”云南当地报纸也针对陆军总司令和行营主任问题发表评论，何应钦乃将此一问题反映中央。此时云南适发生陆总部卫生组上校组长着军服在昆明被害事，系龙云特务所为，尸体并弃置在陆总部前的水沟里，目的是给中央一个下马威，显见问题严重性。[94]因此，蒋介石乃请托考试院副院长周锺岳返滇调解。周锺岳系滇省宿儒，曾任蔡锷及唐继尧秘书长，在云南政界辈分极高，其后被中央延揽入京，历任内政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实为调解龙、何矛盾的最佳人选。行前周氏向蒋建议任龙云为陆军副总司令，并携蒋致龙亲笔函返滇。[95]

周锺岳此次返滇调解堪称顺利，最后龙云接受陆军副总司令一职，满天阴霾，一时化去。然好景不长，不久龙云又因昆明、滇西设立防守及警备司令部与中央爆发冲突。当时云南大军云集，加上中印公路通车，中央乃于昆明、滇西分设防守及警备司令部，由中央军将领出任司令，龙云认为侵犯其职权。尤其昆明既有行营、滇黔绥靖公署、省政府及陆军总司令部，尽可维持治安，今又命杜聿明出任昆明防守司令，所部第五军分驻昆明附近，意将何为？且滇西警备司令部名为防护新修筑之中印公路，但其管辖区域竟至昆明城郊西南30公里的安宁，龙云怀疑中央对其不信任，乃要周锺岳面陈蒋介石。[96]5月初，当周锺岳由滇飞渝复命，并于6月12日向蒋介石报告返滇调解龙云与何应钦之间摩擦经过时，发现蒋对龙云已失去耐心，并厉辞指斥龙之种种行径。周虽于其间力事弥缝，但双方积疑愈隔愈深，倒龙行动势不可免。

云南财政自主争议 龙云自1927年主政后，有鉴于唐继尧统治时期的弊端，在省内进行一系列的整顿、改革，其中尤以经济改革最具成效。由于先前唐继尧屡次向外争战，军费浩繁，加以滥发纸钞，云南财政已濒临破产边缘。龙云上台后，花费极大心力加以改革，使滇省财政逐渐得以自足。不论是滇锡精炼技术的提升、鸦片贸易收归省府掌控、征收特种消费税以扩大财源、创办富滇新银行发行新滇币，抑或是推动云南工业建设，俱可见其财经改革之苦心，也有效地巩固了其统治基础。[97]据统计，1937年云南地方企业收入已占全省总预算的35%，工业收入逐渐取代鸦片收入，健全云南财经发展，这是滇省能在较长时期保持相对独立的重要因素之一。[98]及至抗战爆发，中央力量进入西南，云南财政半独立地位开始受到冲击，尤其是货币发行权。

1935年11月，国府施行法币政策，采“集中发行”方式，规定法币为通行全国唯一合法货币，取消地方发行特权，此不啻截断地方经济命脉。过去地方势力得以维持半独立地位，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故各省都有自己的货币，如云南即通行新滇币。今法币“集中发行”之原则，适足以致地方势力于死地。故法币政策催生者、财政部政务次长徐堪称：“法币实施后，其显著之效果为达成国内政治上之真正统一与确定财政、经济上之基础。”[99]云南虽在1937年5月开始使用法币，但一方面滇省法币流通系以一元以下小票为限，故发行总额不大；另一方面新滇币以法币辅币身份继续流通，故其在滇仍拥有绝对地位。及至抗战军兴，中央银行于1937年12月在昆明设立分行，并于次年开始在滇发行法币，这就严重威胁云南财政的独立地位。本来在举国对日抗战情势下，云南经济并入战时国家经济体系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龙云深恐此举将影响其独占地位，乃多方设法制止法币流通。富滇新银行设法操纵对法币的兑换率，甚至一度完全拒绝接受法币。不过这项企图最后还是失败，随着中央机构、军队、人员大量进入云南，加以中国、交通、农民三家国家银行于1938年在昆明成立分行，发行法币，代表国家财政力量的法币，至1939年底已在云南取得绝对优势。富滇新银行乃持续暗中大量增发新滇币，以与中央争夺通货膨胀的利益。由于中央与地方竞相增发货币，通货恶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造成云南严重的经济问题。1942年7月，财政部更废除云南富滇新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利，颁布《接收省钞办法》，要求滇省于两年内将新滇币收回，并将发行保证金交中央银行保管。此举对云南财政独立地位打击甚大，龙云不甘坐以待毙，于是一方面筹组云南企业局，将历年积存之现款、金银、外汇等拨入企业局，以逃避中央监督；另一方面则迟迟不进行新滇币收兑，一直到1945年龙云下台后，收兑工作才真正展开。[100]此外，在银行设立及外贸管制上，云南与中央也发生摩擦，虽然最后大多是在国府以巨额津贴补偿云南财政损失下而平息，但云南已逐步纳入战时国家财经系统，丧失其经济独立自主的基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与中央之间都不可能有太好的感受。

改组滇府

1945年3月4日，蒋介石认为云南省政应设法解决，并研究解决之道：“甲、人选，乙、时期，丙、部署，丁、宣传，戊、心理与社会关系，不能不密切注意”。显见其已决心改组云南省政。20日，为一探滇省虚实，蒋与吴稚晖飞云南巡视，留滇五日。蒋此行对龙云印象颇恶，明言“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象所能及，猡猡之终为猡猡，夜郎自大，乃意中事，无足为奇。彼行态实已自知其末日将至，横竖终为时代所淘汰，故毫不有所顾忌，时时与中央以难堪，无论整编军队，或中央政策，彼必持反对态势，特使外国军官知中央不能统御地方，以丧失国家威信为得计，盖彼于此时只要中央动摇，抗战失败，使内外交迫，无法维持革命政权时，彼乃可以自保也”。[101]4月初，蒋召见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告以决定解决龙云，令其回昆妥善布置。

龙云问题令蒋介石烦忧不止，6月30日，蒋曰：“今晨醒后，思及云南龙云跋扈不法夜郎之徒恐无法使之就范矣。”7月以后，随着日军败局已定，战局日趋明朗，为稳定战后局势，蒋解决龙云的念头愈发急切。7月19日，蒋认为“滇龙之处置不可再缓，应速决定步骤”。21日，蒋约见滇籍国民党中央委员李宗黄谈滇龙事，责以桑梓为念，准备回滇整理滇政。[102]27日晚，蒋再与杜聿明谈滇事。8月2日，蒋称：“滇龙处置腹案，所部不慎，犹豫不决，又恐夜长梦多。”11日，蒋与杜聿明商讨昆明防范计划，因抗战胜利之故，蒋认为解决龙云“又恐延迟时间”。15日，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高荫槐函呈蒋介石，谓：“龙云八年以来，国难愈严，则彼愈为欣喜。局势每有好转，则彼反多愤怒，无时无处莫不表现其叛党误国之态度。其与朱德早有往还，曾由罗炳辉、李日基二人代通消息，绥署取消，彼实不甘心，为以后军队不易借名保存其地方系统也。近由卢玉书（视察室主任）持函促职返滇，饵以保安等职，语次得知其扩张势力，事属必然。”[103]此函对已严峻的中央与云南关系，更为雪上加霜，蒋决定趁抗战胜利之机解决龙云，免贻后患。

1945年9月，杜聿明部署妥当，而卢汉所部滇军又奉调入越受降，内方空虚，蒋介石决定实施解决龙云计划。当时重庆正举行国共会谈，各方人士齐集，蒋为避免政务缠身，乃决定以位处成都、重庆、昆明之间的寂静山城西昌为指挥部，并以短期休养为由，嘱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预做准备。25日，张笃伦协同侍从室先遣人员由重庆飞抵西昌，并载来载波机一架，督令电报局漏夜安装，以便蒋至西昌后与各地长途通话之用。[104]27日，蒋介石夫妇飞抵西昌，解决龙云进入倒计时阶段。同日，蒋命空军第五路指挥部副司令王叔铭飞昆明，携蒋亲笔函密交杜聿明，说明日内即将内调龙云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要杜以长官之礼相待，照命令限期送龙云到重庆。蒋强调最好一枪不发，并绝对保证龙云生命安全，但若龙不接受命令，即以武力解决。[105]

9月30日，蒋手书致陈诚、杜聿明、宋子文、蒋经国各函，指示准备处理要领。[106]蒋致陈诚手谕称：“川军整编既毕，云南问题应做第一步改造计划，请参照致子文院长之函并与其面商一切，如期下令实施勿误。至于云南当地布置与准备，克已完成，大体无容系虑，并望于二日上午仍派王叔铭同志飞来详报为盼。但此时应极端机密。子文院长之函，最好于一日戌刻面交协商后，从速办理一切手续为要！”至于蒋致宋子文函则云：

子文吾兄勋鉴：近日休养西昌，静念国事，不胜忧虑，今后统一中国，必先以统一西南为本，而且非先巩固云南不可，否则建设将无从着手也。龙云八年以来，违抗法令，破坏抗战之事，实中外皆知，毋庸赘述。若长令其再驻滇中任职，不唯统一无望，而且胜利难保。其将何以对抗战阵亡军民之英灵！但吾人不能不本待人以宽厚之旨，自不愿追咎既往。而且其在抗战以前，对于拥护中央反对西南之非法组织，不无微勋，故仍令其供职中央，使之仍有保持晚节，予以自处之道。兹将处置如后：

一、云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保安司令、军管区司令、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龙云另有任用，着即免除本兼各职；

二、特派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

三、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琛，准免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四、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陆崇仁，准免本兼各职；

五、委员李宗黄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

六、云南省政府委员卢汉，着兼省政府主席；

七、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未到任以前，着派民政厅厅长李宗黄兼代主席。

以上为云南省政府人员之调动令稿，惟龙云兼职或不止此，尚希详查补叙，凡其所兼职务，一律明令免除。又云南保安司令与军管区司令是否为龙云所兼任？亦请查明，如其未兼，则令稿内不必叙入为要。下令时期拟定十月三日晨见报，但事前应极端秘密，亦不必提出行政会议也。发表之时，兄如可以私人名义专函龙云，令其立即遵令交代，并述明中拟派专机接其来渝，就军事参议院院长新职，则不仅可保其生命与过去之功业，而且可保全其一切财产无恙。但必须限其于十月五日以前到渝就职也。此事若非从速解决，不唯不能保证抗战之胜利，而且统一建国亦无从开始也。请兄同下决心，如期办理勿延，为盼。[107]

此函中所示各点，即为日后处理云南政局的原则。至于蒋要宋子文“同下决心，如期办理”，系因宋与龙云向来交好，蒋恐其以私谊延误大局。

10月1日，蒋介石手书致龙云函。2日，宋子文由重庆飞来，拟对撤换龙云做最后努力，希望能有所转圜，并主张暂缓发布命令，恐美国借款因之不成。但蒋称：“余决心已定，若不于此时撤龙，则今后共毛如回延安叛变，或东北问题接收不顺时，则更难撤换矣。要在乘此内政渐安时，先将西南基础奠定，而后建国平乱、对内对外，皆有运用余地。至于美国借款之事，与此相较，实不值一计，舍本图末，非谋国之道。此事纵有危机，亦不能不冒险也。”[108]下午，蒋派遣王叔铭、李宗黄、关麟征等人飞昆明，面授军政处置机宜。是日，国民政府明令，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与此同时，蒋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表命令，撤销昆明行营，调行营主任龙云为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解决龙云进入紧锣密鼓阶段。

10月3日凌晨，杜聿明所部第五军开始行动，一时枪炮声大作。当时滇军几乎全数随卢汉赴越受降，仅龙云次子龙绳祖暂编第二十四师留守昆明，其中一团放假离营，另一团驻北校场，装备虽好，但缺乏战斗经验。另有警卫营三个连，一连放假，仅有两连驻守五华山省政府。其他还有云南宪兵一团、警察数百人，均无战斗经验。故中央军与其稍一接火，迅即取得优势。[109]稍后，除五华山仍有战事外，第五军已控制整个昆明，并宣布戒严。蒋对滇事极为关注，命杜“不可使龙离开昆明城”，同时，特电河内卢汉：“本日政府已明令改组云南省政府，调志舟兄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以兄为省政府主席，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其余各厅委照旧。在兄未到任以前，派李宗黄代理主席，余属王叔铭副主任明日持函飞河内面达一切。”[110]以安卢汉及滇军军心。

就在杜聿明发动军事行动之际，龙云惊觉大事不妙，乃由一名副官扈从，由住宅后门出走。龙云身着普通长衫，头戴呢帽，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穿过复杂巷弄，突破第五军封锁线，脱身上了五华山省政府。[111]随后龙云亲信张冲及次子龙绳祖也突围来到五华山，指挥警卫部队坚决抵抗，并发出“戡乱”电报，以杜聿明“称兵叛乱”，命卢汉率部回攻。[112]由于龙云负隅顽抗，滇事无法顺利解决，如何收拾残局顿成问题。

10月3日，宋子文电呈蒋介石：“职今晨抵渝，即邀周惺甫于本日午后详谈。据云，龙去无问题，惟李宗黄代理似未妥，暂不允行，嗣派昆明中国银行经理于四时持函前往，但中航公司得讯昆明地方军与中央军发生冲突，客机停驶，故尚未成行。”4日，宋再电蒋曰：“滇局已定，应否再派人持函前往，催龙来渝就职，乞电示遵。”宋子文来电为滇局和平解决绽放一道曙光，蒋批示：“复请兄派员持函或由兄亲飞滇接其来渝就职，保证其安全，使其安心也，中约下午回渝。”宋子文得蒋电令，以义不容辞，乃于5日携周锺岳函飞滇，只身驱车上五华山，敦促龙云赴渝就职。为打开僵局，蒋亦电何应钦：“到昆时，希即约志舟兄同机来渝，以正视听，免除中央同志误会，为志舟计，万不可稍事迁徙，其行营职务，应即遵命移交杜总司令接管，是为至要。”[113]在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努力下，龙云最终接受中央命令，并在宋、何等人陪同下赴渝。至此，昆明事件终告和平收场，而龙云在云南的18年统治亦风流云散。

五 决裂终结：卢汉时期（1945—1949）

当“十月三日事件”爆发之初，龙云本要卢汉回师“勤王”，但中央早有防范，驻越中央军对入越滇军形成监视防堵的态势，并在数量上占优势，卢汉归路已断。而且，1945年10月1—5日，何应钦以视察受降为名亲抵河内，卢汉随侍左右，未得动弹。加以中央对卢汉也刻意笼络，10月3日事变当天，蒋介石派王叔铭持其亲笔函飞河内，委卢汉为云南省主席，“盼晓谕所属，以安众心。并望在越受降事竣，来渝一叙”。因此，卢汉遂按兵不动，中央军乃得顺利解决龙云。此后，卢汉对入越滇军加以整顿，撤换亲龙将领，巩固对滇军的掌控。同年11月，卢汉赴重庆出席复员整军会议，向中央深明一己之忠悃，允诺将滇军调防北方；而中央为嘉勉卢汉，亦畀其主滇实权，卢汉仍享有对滇军的人事权，并设立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归其指挥。12月1日，卢汉返滇就省主席职，并提出“保境安民”施政方针，宣称目前最重要的工作，“首在如何维持地方治安，力求社会安定，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揭开治滇序幕。[114]至于所部滇军则于1946年春开赴东北，参加国共内战。

抗战后各地方势力均大为削弱，云南因滇军外调、龙云被解决，情况尤为严重。卢汉虽出任民国时期滇省最后一任省主席，但手上无兵无财，且其主政仅短短四年，颇难有所兴替。加以国共内战瞬即爆发，胜负难定，政治情势混沌不明，在在影响卢汉的政治判断与作为。自卢汉出任云南省主席后，颇受中央在滇人员掣肘。先是抗战中期以后，中央军云集滇省，蒋介石特别成立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由中央军将领担任总司令，以钳制地方势力。1946年6月，卢汉虽成立云南省保安司令部，以省主席身份兼任保安司令，但中央仍保留警备总司令部（当时全国仅云南及新疆设此机构），处处侵夺卢汉权力。[115]同年7月，云南警备司令部又制造“李、闻惨案”（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事件），激发昆明学潮，带给卢汉极大困扰。而东北滇军第六十军所辖第一八四师，于当年5月底在辽宁海城投降中共，此为东北战场政府军投共首例，予卢汉刺激颇深。1947年10月，卢汉奉命至东北抚慰滇军，见军心涣散，东北局势已难维持，更觉前途险恶。1948年12月，遭中央软禁三年的龙云由南京出走香港，寓居香江期间，屡派旧属返滇联系，要卢汉反蒋投共，也造成卢很大的困扰。[116]此时政府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皆告惨败，蒋介石于1949年初自总统职引退，由与卢汉宿怨颇深的代总统李宗仁继任，卢汉益觉无可作为，乃萌携贰之心，开始与中共接触。同年4月20日，国共谈判破裂，中共军队渡江，南京于三天后政权易平，大局似已无可逆转。7月，卢汉派代表赴北平，谋与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12月9日，卢汉扣押在昆明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等军政要员，宣布云南起义，从而结束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势力的统治阶段，中央与地方关系将进入另一新局。[117]

六 云南所见之央地关系的意义

民国时期云南先后由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四人治理，就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也历经几个不同阶段的发展。在蔡锷及唐继尧主政初期，一方面北京中央拥有正统性，也是全国“合法有道”的最高裁判所，云南作为其辖下一省，自然服膺中央号令；另一方面，由于辛亥以后协饷停止，滇省财政困窘，急需中央掖助，这也是其拥护北京的重要因素。及至帝制事起，袁世凯自毁法统，云南护国军兴，否认北京中央正统地位，中央地方关系发生急剧变化。此后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南北正式分裂，唐继尧遂得以居间用权，以南制北，向外扩张；而此际云南因锡矿出口旺盛，财政状况良好，遂使其得以独立自主发展。但至唐氏统治后期，情势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唐继尧始终反对北洋政府，但对南方广州政府又若即若离，一心想维持其独立自主地位，结果反自外于南北政府，莫所依归，造成其统治危机；加以滇锡出口锐减，省外地盘尽失，云南财政艰窘，乃伏下唐氏败亡之机。

事实上，地方势力若欲长期存续、壮大发展，必须植基于军队、财政及人才三项础石之上；而三者之中，尤以财政为枢纽，因其为养军之资源，亦为招揽人才的凭借。所以龙云接掌滇政后，耗费极大心力整理财政，并获致丰硕成果，从而巩固统治基础，维持其独立自主地位。另外，此际国民政府因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自顾尚且不暇，实无心于云南，故对其采羁縻政策，战前龙云亦秉持拥护中央之立场，双方得以维持不错的关系。但抗战爆发后，因国府内迁重庆，云南成为后方要地，中央力量开始进入，影响龙云独占地位，双方关系生变。此后冲突越演越烈，终至中央以武力结束龙云政权。最后卢汉主政期间，情势最为恶劣，无兵无权，很难有所作为。而国共内战的发展，亦使卢汉必须在两个政权之中做一抉择。1949年底卢汉投向中共，彻底断绝与国民党中央关系，而其对云南地方统治亦已近尾声。综言之，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势力与中央始终处于既合作又对抗的局面，这种中央地方关系的双重奏不仅见诸云南，亦为当日中国政局普遍之现象。

究其实，中央与地方是国家政治组成的两大部分，其关系乃“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或谓“和则两利，争则两害”。然而不幸的是，自民国肇建，除了袁世凯主政的短暂时间之外，中国政局始终是分裂多、统一少，地方与中央关系亦为对抗多而合作少。至于中央政府始终无法调和地方的因素，其根源在于权力结构。所谓权力结构，系指中央与地方无法在彼此权力冲突时，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点。政治的本质不外乎是对权力、资源的分配，而权力的争夺是排他性的，中央多一分，则地方少一点，反之亦然。欲求中央与地方权限之合理，唯有诉诸国民公意，并以宪法来规范。辛亥革命后，中国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经由宪法的制定与运作，将中央与地方关系纳入正轨：一为袁世凯当政时期，惜因国会议员囿于党派私见，加以袁对共和制度大肆摧残而未果；二为北伐完成之际，然因国民党人坚持以党治国，施行训政，遂坐失良机；三为抗战胜利之后，国人既望治心切，各党派复有实施宪政的共识，不幸国共内战瞬即爆发，一切均成幻影。由于国家根本大法未立，国人共识难存，加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中央与地方亦只有交相侵逼了。

实则宪法的制定不仅可彻底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更能达到军队国家化之目的，减少政治的纷争。近代中国的动荡不安，大半因素与晚清太平军兴以后，军队的地方化、私人化有密切关系。统一观念之所以成为主导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思想，除了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外，更与“统一带来安定，分裂衍生战乱”的历史现象有关。两千年前孟子呼吁“定于一”的思想背景亦在于此，且其更强调的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和平统一。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带给黎民极大的痛苦，这是息兵、统一呼声不断的主要因素。国民政府承继此种思潮，厉行武力统一政策，不料却激起地方反抗，双方兵戎相见，这是民国时期兵连祸结的主要原因。是以宪法若能顺利实施，军队真能国家化，中央与地方纵有权力冲突，亦能经由释宪等和平途径解决，或不致战乱连年。

[1] 本章由杨维真撰写。

[2] 罗尔纲首先以“督抚专政”说明此种现象。见罗尔纲《湘军新志》，“国防研究院”，1951，第328—372页。刘广京虽认为此情形主要是因为勇营及厘金的出现，但并不否认清末地方势力的成长。见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清华学报》新10卷第2期，1974，第193页。

[3] 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东华书局，1988，第143页。

[4] 美国学者薛立敦（James E.Sheridan）乃以“残余的军阀主义”（residual warlordism）指称这些地方势力。见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14-16.

[5] Lloyd E.Eastman，“Regional Politic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Yunnan and Chungking，” in Paul K.T.Sih 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Hicksville，New York：Exposition Press，1977），p.329.

[6] 详见杨维真《唐继尧与西南政局》，台湾学生书局，1994，第32—42页。此次举事适逢农历九月初九，又名重九，故称“重九起义”。

[7] 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编《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第130—131页。

[8] 蔡锷：《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成立会上的演说词》，《华南新报》1912年5月6日，转引自《云南辛亥革命史》，第159—160页。蔡锷强化国权的主张，应受乃师梁启超影响，此外，蔡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在日本接受完整的军事教育，日本军事教育素重“忠君爱国”，并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中国留日士官生受此思想熏陶，国家主义观念特重，蔡锷亦不例外，这也是他后来推动辛亥革命和护国之役的思想根源所在。

[9] 蔡锷：《致各省都督电》（1911年11月18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83页。

[10] 蔡锷：《致孙大总统及各省电》（1912年2月9日），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06页。

[11] 蔡锷：《为军民分权事再通电》（1912年5月30日），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95页。

[12] 蔡锷：《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4月26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436页。

[13] 蔡锷：《致各省电》（1912年3月6日）、《通电各省》（1912年3月15日），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36、146页。

[14]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第429页。

[15] 参见杨维真《唐继尧与西南政局》，第78页。

[16] 蔡锷：《致参议院众议院等电》（1913年5月6日）、《致参众两院及各都督各党会电》（1913年5月17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684、696页。

[17] 参见杨维真《唐继尧与西南政局》，第79—80页。

[18] 蔡锷：《致袁世凯暨参谋部陆军部电》（1913年8月17日）、《致袁世凯暨参谋部陆军部电》（1913年8月26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738、740页。

[19] 云南省通志馆编《新纂云南通志》卷153《财政考四·岁入四》，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8—1989，第22、25—26页。

[20] 杨维真：《唐继尧与西南政局》，第68—72页。

[21] 《政务会议纪录》（1912年5月11日记事），谢本书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44页。

[22] 蔡锷：《呈袁世凯文》（1912年12月），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634页。

[23] 蔡锷：《致财政部电》（1913年1月11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642页。

[24] 蔡锷：《致财政部电》（1913年1月11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642页。

[25] 唐继尧：《呈覆大总统请拨款偿还商款并准备银行各款电》，《会泽督黔文牍·电报》，云南督军署秘书厅编印，1920，第13页。

[26] 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44《财政二·地方岁出三·军务费》，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第636页。

[27] 《政府公报》第504期，1913年。

[28] 参见杨维真《唐继尧与西南政局》，第72—80页。

[29] 赵锺奇口述、张公达笔记《云南护国前后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昆明，1979，第107页。

[30] 詹秉忠：《护国战役前后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61页。

[31] 孙永安口述、张公达笔记《云南护国起义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55页。

[32] 参见杨维真《唐继尧与西南政局》，第89页。

[33] “合法有道”是陈志让检视民初军阀政治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个观念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统论”有相似处，而中央政府往往是“合法有道”的最高裁判所。详见〔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

[34] 沈云龙访问《戢翼翘先生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26页。

[35] 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云南图书馆，1917，第133页。

[36]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再版，第120页。

[37] 孙永安口述、张公达笔记《云南护国起义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56页。

[38] 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第116页。

[39] 李曰垓：《客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第677页。

[40] 蔡锷：《致梁新会函》，《松坡军中遗墨》，文海出版社，无出版时间，第5—6页。

[41] 孙永安口述、张公达笔记《云南护国起义的回忆》，第56页。

[42] 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詹秉忠、孙天霖：《护国之役中的唐继尧及其与蔡锷的关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258、339页。

[43] 孙永安口述、张公达笔记《云南护国起义的回忆》，第56、55页。

[44] 唐继尧致西南各省密电，见《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云南省档案馆编印，1983，第1页。

[45] 刘云峰：《护国军纪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87—88页。

[46] 何慧青：《云南起义与国民党之关系》，《南强月刊》第1卷第3期（云南起义纪念专号），1936年，第22页。

[47] 杨如轩口述、胡彦笔记《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50页。

[48] 《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通告全国宣布独立请同申义举电》，《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18—19页。

[49] 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1946，第6页。

[50] 唐继尧：《为袁逆取消帝制致各省通电》，《会泽首义文牍·电报》，前云南都督府秘书厅编印，1917，第40—41页。

[51] 唐继尧：《呈北京大总统并分劝皖鲁各省筹议解决电》，《会泽靖国文牍》第1卷，前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厅编印，1923，第9页。

[52] 唐继尧：《再以反对非法内阁通告京内外电》，《会泽靖国文牍》第1卷，第39页。

[53] 由云龙：《护国史稿》，存萃学社编《护国运动》，香港崇文书店，1973，第111—112页。

[54] 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新云南丛书社，1946，第183页。

[55] 《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5《商业二·主要出口货锡》下册，第600—605页。

[56] 《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4《商业一·市场及贸易》下册，第574页。

[57] 方际熙：《解放前云南金融变迁概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1页。

[58] 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39—142页。

[59] 李子辉：《云南禁烟概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63，第74页。民初云南曾厉行禁烟，但重点在禁止农民种烟及无业游民开设烟馆两项，对于运售等项则未注意，是以此际方能抽取烟土厘金。然厘金票面上仍不写烟土名称，而以三七、虫草、黄连等药材名目代填。

[60] 林建曾：《试论盐务与川、滇、黔军阀形成发展的关系》，《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第66页。滇盐在贵州的销量至1929年仅为49万担，较最盛时期锐减35万担。1931年，黔西停止配属滇盐，及至1936年，滇盐在贵州完全绝迹。

[61] 《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4《商业一·市场及贸易》下册，第575页。

[62] 龚自知：《抗日战争前龙云在云南的统治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42页。

[63] 《周锺岳陈述会见蒋介石经过及奉商云南军事财政等情况函》（1928年9月8日），《云南档案史料》1988年第4期，第48—49页。

[64] 《周锺岳已由京赴沪电》（1928年12月26日），《云南档案史料》1988年第4期，第52页。

[65] 赵振銮：《龙云与蒋介石的合与分之我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第38页。

[66]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国史馆”，2008，第343—344页。

[67] 《大公报》1935年5月11日。

[68] 《大公报》1935年5月14日。

[69]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册，“国史馆”，2008，第63、180页。

[70] 《龙云为蒋介石在滇有极谋统一的表示征询意见电》（1935年6月1日），云南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云南部分）》，档案出版社，1987，第588—589页。

[71] 蒋介石于1937年8月7日邀集军事各部会首长及奉召来京将领开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日方针，此即著名的“八七会议”。龙云抵京时已是8月9日，未及参加8月7日当天会议。

[72]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第53页。

[73] 谢本书：《龙云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第144—145页。

[74] 《申报》1937年8月11、12日。

[75]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54、55页。

[76] 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1页。

[77] 龚自知：《抗日战争前龙云在云南的统治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40页。

[78] 该书编写组：《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429页。

[79] 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1页。

[80] 白肇学：《六十军的编成和参加鲁南抗日战役述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昆明，1963，第161、162页；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2页。

[81]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事记》，《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昆明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6，第179、180页。

[82]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事记》，《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01页。

[83]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册，“国史馆”，2011，第649页。

[84] 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国史馆”，2000，第185—188页。

[8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六编 傀儡组织》（3），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115—116页。

[86]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54—55页。

[87] 李群杰：《关于抗战时期对云南地方实力派部分统战工作的回忆》，《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第49页。

[88] 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第32页。

[89] 楚图南：《抗战期间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活动》，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西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89页。

[90] 《黎明前后——冯素陶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45—46页。

[91] 孙季康：《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62，第26页。

[92] 叶蕙芬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9册，“国史馆”，2011，第352页。

[93] 范承枢：《卢汉任云南省主席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再版，第29页。

[94] 刘凤翰、何智霖、陈亦荣访问，何智霖、陈亦荣纪录整理《汪敬煦先生访谈录》，“国史馆”，1993，第14页。汪敬煦时任何应钦侍从参谋。

[95] 周锺岳：《惺庵回顾录四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63—165页。

[96] 周锺岳：《惺庵回顾录四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66页。

[97] 参见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第76—90页。

[98] 参见谢本书《龙云传》，第108页。

[99] 徐堪：《徐可亭先生文存》，四川文献社，1970，第7页。

[100] 参见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第199—201页。

[101]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0册，“国史馆”，2011，第18、157—158页。

[102]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1册，“国史馆”，2011，第239、580、585页。

[103]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国史馆”，2011，第19、79、196—197页。

[104] 参见谢本书《龙云传》，第196页。

[105]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41页。

[106]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第732页。

[107] 《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国史馆”，2004，第208—210页。

[108] 蔡盛琦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3册，“国史馆”，2012，第13页。

[109] 孙季康：《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7页。

[110] 蔡盛琦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3册，第17页。

[111] 孙季康：《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30页。

[112] 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第29页。

[113] 蔡盛琦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3册，第21—22、35、41页。

[114] 范承枢：《卢汉任云南省主席经过》，第28、32页；谢本书、牛鸿宾：《卢汉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第123页。

[115] 参见谢本书、牛鸿宾《卢汉传》，第124页。

[116] 参见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第286—290页。

[117] 卢汉于1929年与张群结识后，向来视其为在中央的靠山，而张群也尽力维护卢汉，两人维持相当好的交情。此际张群虽被扣留，但最后卢汉还是因彼此私交，释其离去。见林毓棠《云南起义经过纪实》，《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第95页。

第三十章 祖国去来：日本统治与光复初期台湾人的两岸往来[1]

一 台湾人往来两岸的历史背景

台湾在1895年依《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此后半世纪的殖民统治（1895—1945）造成台湾与大陆在政经环境、文化思想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分隔。依殖民政府规定两年的国籍选择期限，至1897年5月8日止，台湾地区居民必须决定国籍，可以选择留下来成为殖民地子民或回归清国。有些人在1895乙未之役时到大陆避难，待时局稳定后回台；亦有最终选择回归清国者。从统计数据来看，当时台湾人口约280万人，迁移的仅有5460人，实为九牛之一毛。[2]虽然如此，游移于两岸间的台湾人并没有完全断绝，甚至，某些有着“祖国经验”人物的故事，为两岸关系谱出复杂的历史乐章。

20世纪上半叶在大陆各地的台湾人数字统计并不全面，但提供了台湾人分布的地区与时段的梗概，有助我们察知台湾人在大陆活动的轮廓。日本统治时期住居在台湾以外，特别是在对岸的福建、广东、上海、北京、东北或东南亚等地，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泛称为“台湾籍民”。[3]据日本官方统计，仅1910年于日本各地领事馆登记的台湾籍民，华南一带就有2000多人；未登记者，连同其家族在内，推测不少于6000人。这些人中有不少趁日本接管台湾户籍未完备之际，陆续取得了日本籍。据报道，厦门的台湾籍民仅1905—1910年便激增两倍。[4]这主要是因为厦门和台湾的关系亲近，除了地缘关系外，台湾人祖先大多来自漳州、泉州；而贸易关系亦密切，台湾向华南输出总额中，有一半经过厦门港。1929年便有观察者提到两者关系密切，当时在厦门的台湾籍民已近万人，其中有不少因躲避战乱至此而拥有双重国籍的富裕人士，但一般说来住在厦门的部分台湾人因其劣迹斑斑而“人缘很差”。[5]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到大陆的人数，约略来说，至1935年为止，登记有案者总数已经突破万人。虽然各时期统计有着标准不统一、未登记及冒籍者多等诸多问题，仍可概略归纳出前往福建者占台湾人出境总数的七成。[6]到了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中期的战争时期，在大陆各地的台湾人都有大幅增加。这是因为战争需要，日本从台湾征调了大批军属、工员、志愿兵及医疗护理人员前往大陆战场，亦即战争期间增加的台湾人绝大多数并非一般百姓。[7]为了战事需要，被日本政府动员到大陆的台湾人之具体例证，在各式历史记录及口述访问中被普遍地提及。[8]而日本的另一个占领地中国东北，则同样也是许多台湾人前往的地点，这里吸引台湾人之处在于工作机会多，薪水又比在台湾高得多。[9]去东北做生意、前往培育伪满洲国官员的“建国大学”及医学校就读的台湾人也有不少。[10]归结来说，20世纪上半叶在大陆的台湾人有持续增加的趋势，但进入日本统治中期及接下来的战争期，台湾人在大陆活动的性质及目的与前期完全不同。

20世纪上半叶前期在大陆台湾人的故事，主要与日本殖民统治开始之后持日本国籍的台湾籍民在对岸造成治安的问题有所纠葛；而后半期则是浸淫于各种新思想的新世代台湾知识分子在海外留学、工作，回台后影响了岛上的政治生态与社会风气，其中又有某些人随着国民政府的脚步，在战争结束后接收台湾，进一步对台湾既有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产生冲击。台湾与大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这百年来牵动两岸人民纠结情绪的关键。

以往对于日本统治下台湾历史的研究，强调在政治上殖民者与殖民地百姓之间颉颃的关系，强调民族性或阶级性的视角，以及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架构。但随着历史观察的角度日趋多元，官方文献以外的文学作品、日记、报刊、回忆录与口述访问等民间各式文书不断面世，这些更为庶民化的材料不但提供了不少台面下的重要信息，更是近年来众多具有相当学术贡献的新颖研究的主题。对于本章而言，这些材料显现了殖民的历史不是只有压制与反抗，台湾的历史也不仅仅只是关系到台湾人自己的历史而已。

随着两岸分隔日久，尤其当完全没有祖国经验的第一代殖民地世代成长以后，对中国的想象与知识的传播，变成了他们心中一个既亲近却又遥远的存在，这样的距离感甚至可以成为抵御殖民压迫的精神寄托，此一现象在愈来愈多的非官方材料中愈来愈明显。固然，殖民地的近代化建设、新世代的成长、新观念的繁衍及海外留学与全球体验的增加，使得台湾人的集体经验与记忆，与大陆同胞之间，在不同的社会发展脉络下愈显分歧，埋下了认同殊异的种子。然而，新时代的到来与新思潮的影响，并不限于殖民地台湾，而是举世皆然，甚至有不少乃透过在大陆活动的推波助澜，而启迪了台湾精英发动政治抵抗与自决行动的动机。

本章讨论殖民体验与祖国想象如何刺激不少台湾青年到大陆去，他们在大陆的体验与领悟，克服了想象与实际的差距，进一步将思想化为行动，刺激某些人参与革命、抗战，甚至促使某些人趋近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理念并为之而奋斗；也有一部分文化人在接受了祖国文化、生活方式、他乡体验之后，回到台湾来发挥文化上的影响力。待战争结束，部分来大陆的台湾知识分子，随着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而返台，被称为“半山”，在政治舞台上成为当局倚赖的重要角色，却与当时台湾的领导阶层与社会产生矛盾。在战后初期的复员与接收过程，及稍后的二二八事件，甚至到1950—196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政治变成了少数人的舞台。台湾虽然重回祖国的怀抱，但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本章尝试描绘这些日本统治时期往来两岸台湾人的故事，透过对他们生命历程之探索，以便了解其祖国经验如何影响台湾的历史发展。

二 殖民体验与祖国想象

日本统治台湾初期，当乙未武装抗日的余绪渐告平息后，统治架构与近代化建设逐步确立，而地方社会与新统治者之间的磨合也渐趋稳定。1920年代中期岛上开始出现了要求政治权利的呼声，以及要求自治、农民权益等改革运动，考其背景，乃肇基于1910年代末起以启蒙思想和争取近代政治权利的政治运动的风潮；日本本土的大正民主运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民主主义的昂扬，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大力提倡的民族自决主张在全世界的风行，使得众多殖民地起而要求独立自决。台湾岛内政治生态也开始发生变化，造成了台湾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11]殖民地内部政治生态的变化，是促使许多青年选择走向岛外，尤其是到大陆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台湾人与中国情感上的联系。1910年代的断发风潮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台湾人心目中的中国如何在他们的情感中生根。抗战时期成为台湾人参与抗战要角的张深切在自传《里程碑》中提到幼年（1913）和兄弟一起断发时的生动情状：

在要剃发当儿，我们一家人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忏悔子孙不肖，未能尽节，今且剃头受日本教育，权做日本国民，但愿将来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发以报祖宗之灵。

跪拜后，仍跪着候剪，母亲不忍下手，还是父亲比较勇敢，横着心肠，咬牙切齿，抓起我的辫子，使劲地付之并州一剪，我感觉脑袋一轻，知道发已离头，哇地一声哭了，如丧考妣地哭得很惨。

父亲好像杀了人，茫然自失，挥泪走出外面，母亲代为料理“后事”……[12]

张深切家庭的例子显示出一般台湾人认为改变长久以来习惯的外表服制，象征着失节与不孝，是对数百年来惯习价值观之违悖，有如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般感到怅然失落。他们心中的懊悔，必须以跪对祖先牌位告罪的方式，才能稍加缓解，而这一现象并非张深切家庭所独有。[13]一般台湾百姓真正在乎的或许不完全是国族认同，因为这个巨大改变究竟是基于身份认同抑或是对文明、进步、卫生的呼应，并不容易区辨，而台湾人在经历二百余年的清代统治之后，在日本统治期间虽也经历了最终目标朝向同化成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但殖民的本质足以让台湾人意识到日本人实“非我族类”，相较之下，毋宁保有与中国大陆相近的汉民族文化认同。在统治体制分隔的状态下，不少台湾人对祖国固然怀抱着浪漫、纯真、孺慕的亲近情感，但与其说是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不如说是基于原乡文化认同而产生的民族热情。[14]这样的情感牵系使大陆成为许多台湾人往外一展抱负的首选之地。

在殖民地生活

世界局势的变化使台湾人的思想为之激荡，特别是受殖民地教育成长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比起他们的祖父辈，更有机会出外生活、留学、工作、旅游，返回后也往往是殖民地社会的领袖人物，192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集结的政治行动以外出学生为主力，先是在东京的留学生，继之为前往大陆读书或就业的台湾人，即可见其一端。

据《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载，台湾人到日本留学的风气可以追溯至1901年，1908年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有60名，到1915年已达300多名，1922年再激增到2400余名。[15]台湾留学生数目的增加与他们在台湾殖民地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强度成正比。1918年起东京的台湾留学生首先发起推动废除台湾总督府据之以差别（歧视）原则统治台湾的“六三法”[16]之运动。1920年在日本的台湾人成立“新民会”，由具有全台声望的雾峰林家家长林献堂担任会长，后来演变成1921—1934年推动建立属于台湾人议会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7]

除了海外东京的运动外，在岛内则以1921年10月在台北成立的文化协会最为重要，参加者以知识阶层为主，也有一些当时被称为御用绅士者加入。由于主要的倡导者蒋渭水等人的努力，请林献堂担任协会的总理至1927年为止。同年文化协会分裂后，旧干部几乎全部脱离，协会被无产阶级青年派占据，而脱离的旧干部则另组台湾民众党。然而，一直到1927年，台湾所有运动的源头，几乎都可追溯到文化协会。[18]

相对于此股岛内政治理念较为右翼的地方精英推动的体制内政治改革，左翼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无产、集体、支持弱小和工农、全面改革的诉求席卷了全世界，也冲击了台湾的知识分子，造成反殖民运动蜂起。但台湾知识分子对种种运动的目标也在“同化”（变成日本人，享受与日本国民相同的待遇）与“特殊性”（强调台湾人的旧惯、特殊，以便要求自治权）的两端游移，除此之外，当然也有完全不在这两端脉络之内的社会主义运动。[19]

总的来说，虽然台湾岛上的政治运动风潮始于东京的留学生，但他们的思绪却往往与中国联系在一起。据叶荣钟所述，在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包括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以及岛内的知识分子中，都有一群被泛称为“祖国派”的人，他们受到辛亥革命的激励，把个人的出路和同胞的解放寄托在祖国的未来之上，他们的共同想法是，如果中国强盛起来，就能解决殖民地台湾的问题，因此主张毕业后投向祖国怀抱，为中华民国的建设出力。[20]

叶荣钟的说法，言简意赅地指出一部分台湾知识分子的理想与作为如何与中国连在一起，他也特别举了雾峰林家的林季商（林朝栋子、林文察孙）与清水人蔡惠如为例，说明祖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流行起来的新自由主义与民族自决精神，尤其受到热烈欢迎。也就是说，祖国派的兴起与1910年代末至1920年代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脱不了关系。此时亦可见台湾人到大陆求学的人数快速增加，由1920年全岛19名至1923年增加到273名，以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的看法做归结，此一现象最大的原因乃“文化协会活动的结果，影响了民族的觉醒，使他们（指台湾人——引者注）思慕中国，将之化为民族的祖国，以中国四千年之文化传统为傲，且对之憧憬，期待文化协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之发展与成功，并且普遍弥漫着台湾脱离日本统治之日将为期不远的见解。此一情势征诸彼等之言动甚为明显，而此风气之抬头为其最有力之原因”。[21]

岛内知识分子到大陆的游历报道，在报刊等新兴大众媒体上传播后，也助长了台湾人对祖国的想象与期待，不但鼓舞了愈来愈多岛上青年到大陆去，并让台湾读者有机会反观自身的殖民地处境。谢春木于1929年到大陆一行的记录，指出了殖民地青年的困境：

在没有这些发展机会的台湾，过着是死是活弄不清楚的台湾青年，真是可怜！盼望工作、渴望工作的台湾青年，在台湾却得不到工作。其悲哀和痛苦，不是台湾青年是难以体会的。有志气的台湾青年纷纷跑到大陆。中国人或者台湾鲈鳗（流氓——引者注）即使排斥他们，但有抱负的青年仍然活跃在各个方面。不用说，他们在多数场合下，不能告诉他人自己是台湾人。如果自报家门，就很可能被日本政府拘捕，或被中国人排挤出来……由于中国人对台匪的憎恶，自然会转嫁为对台湾人的憎恶，这种憎恨之情又是相当根深柢固的。[22]

另外，谢春木在1930年讨论殖民地政治时，提到1921年向帝国议会提出设立台湾议会的诉求，开始了持续十余年的台籍人士要求和平政治改革的运动，这种争取权益运动，反映了台湾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它不但是台湾人要求改革殖民地不平等待遇的一个出口，也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谢春木指出，台湾议会的请求让台湾官方吃惊，“因为总督府一直是以怀柔土著资产阶级作为其对土著人民政策的基础；而土著资产阶级却改变态度，和新兴知识阶级联合了起来。这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进入运动圈子。无产阶级的崛起使台湾议会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谢春木指出，先是新兴知识阶级居然联合官方以往成功怀柔的土著资产阶级，接着是无产阶级的势力崛起，使官方不得不正视统治基础被挑战一事，进而造成192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总督府对台湾岛内左右翼的政治社会运动强力收编与镇压的情势。在这种状况下，台湾的抗日运动必须走向实际行动。[23]他的说法标示出台湾抗日运动由合法运动走向地下活动，或转移为由岛外“间接射击”的转折点，足以让我们明了为何台湾的抗日运动会转向大陆，甚至吸引许多左翼台湾人在二二八事件后投入中共政权。[24]

殖民地的经济不景气，投射到对大陆充满“机会”的憧憬，加上年轻人开始思考殖民地的被压抑处境，是促使殖民地年轻人走出台湾的重要导因。台湾政治运动分子和大陆的接触日益密切，不论想要在岛外发展运动实力，或是想借助大陆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力，大抵是基于一种想要突破重围的心态。

新思想的刺激

1920年代台湾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风潮对年轻人的冲击有多大？被誉为台湾人喉舌的《台湾民报》于1925年3月21日社论中指出：

原来时代的潮流是一种很普遍很伟大的东西，无论什么山间僻处海外孤岛，时潮的势力都普及得到……台湾虽是孤悬海外的小岛，难道解放的钟声就唤不醒岛人的迷梦吗？所以这几年来，受潮流的激动，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等也渐渐发生起来了。[25]

作家吴浊流在自传体的《台湾连翘》一书中便提到他开始到新竹乡下的学校教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潮澎湃，也涌到这个孤岛，使本岛的知识分子的血液沸腾起来。在东京，有了《台湾青年》杂志的发刊，也寄到我所在的分校来。我读了之后，有不少的内容，颇引起我的共鸣，意识到所谓六三问题的无理，对差别待遇、不平等的意识尤其强烈”。[26]

新思潮无远弗届地流布到台湾各个角落，使得即使不是种种政治运动中心人物的一般知识分子，即便在台湾的穷乡僻壤，也可以感受到新思潮风靡的魅力。领导台湾共产党的谢雪红的境遇，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如她一般贫困出身、饱受命运捉弄的文盲，如何被这样的旋风改变了一生。

谢雪红在自述中描述，在接受新思想洗礼之前，自幼辛苦劳动，贫穷困苦，又是身份卑微的童养媳，虽然后来离开养父母，却再度落入为人做妾的境地。奴隶般的工作及永不见天日的绝望，曾让她两度自杀未遂。她长期受限于“没有文化”，特别是不识字，即使有学习动机，也往往因为没有闲钱与余力而不得不放弃。一直要到她学习裁缝，成为新时代职业妇女，并能稍有积蓄后，才开始有了改变。她在悲怜自己身世与殖民地的不平等待遇的同时，有机会到日本及大陆游历，开了眼界，激发了革命思想，此后改变了一生。谢雪红初次到大陆，乃出于偶然，却因在异乡吸收到新的想法，使自己乖舛的命运得以扭转，终于燃起了一线希望。她想尽办法在1924年和后来同为台湾共产党重要干部的林木顺等人再度一起到了上海，随后转往莫斯科，开始了她与同伴组织台湾共产党的路途，也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人生。[27]

想象中的祖国

台湾的殖民地青年与对岸的中国大陆虽然有着空间与统治体制的隔阂，但对于其实况并非毫无所悉。孺慕之情的浪漫情怀与其他已经前去的亲朋好友的网络是驱使许多青年前往寻梦的动因。

吴浊流的自述足资说明一个殖民地知识分子如何想象祖国。吴浊流为新竹县新埔的客家人，毕业于台北的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随后在家乡附近的公学校分校场（即小学分校）担任主任。他说：“眼不能见的祖国爱，固然只是观念，但是却非常微妙，经常像引力一样吸引着我的心。正如离开了父母的孤儿思慕并不认识的父母一样，那父母是怎样的父母，是不去计较的。只是以怀恋的心情爱慕着，而自以为只要在父母的肢下便能过温暖的生活。以一种近似本能的感情，爱恋着祖国，思慕着祖国。这种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过外族的统治的殖民地人民，是无法了解的。”[28]随着战事进行，台湾各地食米配给的供米运动使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在不满情绪发酵下，吴浊流在1941年某次体育活动中与日籍督学发生冲突后便愤辞教职，下定决心前往大陆。[29]

吴浊流并未漠视大陆与台湾社会间的巨大差别，却因为对祖国的情感，而对其保持同情之理解。其记述中亲眼见证的大陆，往往在与台湾相互比较时，在理智上认同日本代表的文明进步，在情感上却向血缘文化接近的祖国靠拢。在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下，吴浊流等人对中国大陆的记述与其说呈现当时中国的实况，还不如说是被殖民的台湾人投射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结之发酵。[30]

因此，叶荣钟在光复后才会说出：“我们对于祖国只有观念而没有实感……我们观念上的祖国，到底是怎样的国家，我们对祖国的观念，由历史文字而构成的，当然占有相当的分量，但还不及由日本人的言动逼迫出来的切实。当我们抵抗日人的压迫时，日人一句共通的恫喝就是‘你们若不愿意做日本国民，返回支那去好了。’缘此日人的压迫力愈大，台人孺慕祖国的感情也就愈深切。”[31]他的感叹是一种失落感的表现，是一种认知与经验落差的哀悼。台湾岛上知识分子向往祖国生活，期待于异地大展宏图的台湾青年仍不绝如缕地往大陆前进。

三 来去祖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与体悟

1910年代至1920年代中期，正值大正民主时期，对台湾来说，也是社会风气相对活泼、自由的年代。年轻人不畏风险，加上学识游历与经验的增长，有不少人萌生往外发展的企图。到了1930年代初期，经济的变化、不景气的冲击，加上几十年和平的日子、突然爆发的雾社事件，[32]再度提醒了安逸生活之下异民族统治桎梏的存在，也连带影响到殖民统治开始后成长的新世代的想法。往中国大陆发展，依然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吴浊流的回忆中提到了这个现象：

1931年9月18日，满洲事件爆发了。之后满洲国成立了，新竹人谢介石做了外务大臣。这对台湾人的海外发展投下了一块石头。当时非常不景气，失业的人到处都是，台湾青年只求出国，不论好坏，总想从台湾跳出去。[33]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军阀的气焰直线上升，自由的气氛受到打击，而日本一跃而成世界上的强大国家之一，日本人更加自负骄傲起来，开始做起征服世界的美梦。[34]1920年代末，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不景气，海外发展成为许多台湾人的选择之一，前往大陆的人数也大增。[35]对台湾青年来说，东北虽然相距更远，但也成为梦想之土。[36]

想象与实际的差距

到大陆发展的台湾知识分子很快便发现，想象中的新天地与他们的期待或多或少出现了落差，不仅在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也同时表现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如何以台湾人身份在大陆生活的矛盾处境上。

担任台湾第一个政党台湾民众党第一任秘书长的谢春木，于1929年代表该党参加孙文改葬南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在旅途中对大陆现况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对其后来改名“谢南光”，远走大陆发展，成为战时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团体台湾革命同盟会主要领导人物的人生转变，产生深远的影响。[37]谢春木1929年大陆一行的所见所闻，记载于《新兴中国见闻记》一文，向台湾同胞讲述了北伐后统一的新中国的状况，据说在当时广为流传。[38]文中提到，虽然前往大陆之前便经常听闻绑票、拐骗等令人不寒而栗的传闻，并非完全子虚乌有，也认为大陆在各方面都有未尽如人意之处。然而，他却经常透过个人经验及与人交往谈话的小故事，平实地进行台湾、日本、中国大陆三地的比较，既能贴近人心，又能从旅游生活的日常中论及对民族、殖民及资本主义等问题的看法。他举出不少例子，说明不心存偏见的话，在大陆通行的方式，未尝不是反能为人接受的结果。[39]

谢春木在大连行旅途中的记录，对于夹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谋生的台湾同胞的观察十分敏锐，尤其可以说明前往大陆的台湾人对祖国的想象与实际落地生活后的落差所在。他说：

在中国谋生的台湾同胞，事实上陷入悲惨的境地。华人骂他们是日本人的走狗，即使没被骂，但一旦当利害关系发生冲突时，昨天还是亲友，今天便成了日本的走狗，因此加以排挤。多年的辛劳被一槌子推翻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在中国的台湾同胞今天面临着十字路口的抉择，改变日本国籍成为中国人？那妻子儿女及祖先的坟墓均在台湾又如何是好？或作为日本臣民要求彻底的保护？事实上那也是非常困难的。对居住在海外的台湾同胞，日本政府是或利用或监视。在外台侨对此均深有体会。[40]

比起谢春木同情在大陆生活的台湾人处境，吴浊流除了描述他对神州风土人情的憧憬外，更进一步提到，他未曾想到在大陆也会像在台湾一样，“也闻不到些微的自由气息”，而他造访的上海、南京等地，也充满了战争破坏的阴影。前往大陆发展的吴浊流，在落地一开始便为与想象的落差及身份认同上的矛盾所苦，他以文学家的生花妙笔写下深刻的感受：

我以为只要能够走出台湾，就和飞出笼中的鸟一样自由，可是现在的大陆，竟和台湾一样，背后有日本宪兵的眼睛在闪烁。同时，在中国人这一边，又把台湾人视为日本间谍而不予信赖，处在这种境遇之下的台湾人，决不愿把自己的身份表露出来，往往说自己是福建人或广东人，而在台湾人同志之间却用“蕃薯仔”这隐语。

他进一步说明：

现在的台湾人，和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在重庆这一边也好，汪氏政权这一边也好，都同样被视为“异己分子”，不仅不信赖台湾人，甚至视为间谍。这可以说是日本离间政策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台湾总督府的高等政策上，把台湾的“鲈鳗”放在后门，仗恃着治外法权，保护那些无赖流氓，干些走私、经营鸦片馆、赌场等勾当。于是日本军阀就把他们当做有利用价值的间谍而驱使他们在大肆活跃。

由于这批人存在的缘故，祖国的人们对一般台湾人也就有了成见，成为憎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人就不能不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

吴浊流以自身的经验，把台湾比成孤儿，用以形容台湾人面临犹如失去父母依靠的困境。他在南京度过一年又三个月，在1941年底美国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全球之际，眼看局势愈来愈复杂，吴浊流决定于1942年3月回台。[41]吴浊流在战事逼近的当下，或许能果断抽身，然而，有愈来愈多的台湾人在战争动员及视危机为机会等种种因素驱使之下，卷入了更加复杂的两岸情势。

参与革命、抗战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些台籍人士跟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陆续成立抗日团体。如前文述及的诸多统计观察都指出，有愈来愈多的台湾人加入了战事，既有翼赞日本阵营者，也有参与抗日一方者。台湾此仆彼起的各式政治运动，与在大陆的台湾人参与的对日抗战，看似没有交集，然而时间愈往后，两地的发展愈形密切关系。对国民党的抗日活动而言，台湾人的组织或许并非攸关大局的关键角色，但观察上述各组织的运作、人事与活动，都不难发现中国国民党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在中国整体抗日运动中台湾作为殖民地所发展的策略性抗日运动的地位，也对此后全国政治局势的演变与台湾的未来有着历史性的意义。[42]

台湾人的抗日组织中，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李友邦带领的台湾义勇队。它是在大陆的台湾人抗战四大组织——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分团部、台湾革命同盟会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台湾义勇队——之一，具有单独建制、军事化管理的性质，不但在四者中成立时间最早，参与的人数也是最多的，约有400多人。相较于更为人知的武装游击斗争，台湾义勇队其实是以政治工作、对敌宣传及医务诊疗为更重要的内容，其成立的目的在于“保卫祖国，收复台湾”。[43]

台湾义勇队的成立与队长李友邦的坚持有密切关系。李友邦为台北芦洲人，1918年进入台北师范学校就读，后来参与台湾文化协会，结识林木顺、谢雪红等人后，1924年一起由高雄偷渡到上海，各自展开在大陆的精彩人生。李友邦进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林木顺和谢雪红则转往苏联求学。[44]1927年，李友邦参与创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创办《台湾先锋》杂志，并与他人联名要求筹组国民党台湾总支部。[45]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会在1939年初成立于浙江省金华县，然而到1940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才正式批准其成立，据说是因为国民政府怀疑李友邦的台湾义勇队为共产党所渗透。李友邦在战后曾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支团部干事长、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然而，正是因为与共产党之间模糊的关系，1951年其妻严秀峰以“匪谍罪”嫌被捕，判刑15年，李友邦也随后被捕，并于次年遭枪杀，得年46岁。[46]

台湾作为殖民地的角色，在这场中日持久战中，被许多台籍抗日知识分子类同于大陆，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与殖民统治压迫的一方，因而把中国的前途视为台湾命运羁系所在。1941年2月成立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前身之一的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1940年3月），其成立宣言中即明白宣示：中国抗战与台湾革命乃一体两面。[47]台湾革命同盟会之领袖张深切是将台湾的独立自主寄托于中国抗日成败的一个例子。他在少年时代便受到林献堂赏识，在其协助之下，至日本留学，1923年转往上海求学，1924年起在大陆各地参与抗日运动，组织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并曾因此入狱服刑。1930年起张深切转向文化运动，组织台湾演剧研究会，1934年担任台湾文艺联盟委员长，发行《台湾文艺》。1945年返台后张就任台中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因为被视为共产党首脑而于山中避难，后虽证实无辜，然已无意仕宦，此后遂致力于著述。[48]

1920年代初期，张深切在日本留学时，便主张“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及“台湾人应该争取独立自由”。[49]他倡导台湾独立的政治主张，与他在大陆各地参与抗日的行动，其实并不矛盾，他在《在广东发动的台湾革命运动史略》中回忆道：

因为当时的革命同志，目睹祖国的革命尚未成功，做梦也想不到中国会战胜日本而收复台湾。所以一般的革命同志提出这句口号（指《台湾先锋》第一期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口号——引者注）的目的，第一是要顺应民族自决的时潮，希求全世界的同情；第二是表示台湾人绝对不服从日本的统治，无论如何绝对要争取到台湾复归于台湾人的台湾而后已。[50]

在大陆参与抗战的台湾人士中，林祖密、翁俊明、柯台山、宋斐如、谢南光（即谢春木）、李友邦、张深切、张邦杰等人为主要的领导者。他们大部分在战后回台参与接收、复员，并被泛称为“半山”，然而其内部的不合成为战后在台“半山”集团之间派系斗争的重要导因。[51]他们之间除了在人事任命、资金分配、组织统属上有纷争外，在思想上也有对立。近似上述谢南光的主张，同为台湾革命同盟会成员的李友邦与宋斐如，便带有较强的社会主义思想，强调殖民地解放及自治的主张；而任职于国民党台湾党部的刘启光、林忠、谢东闵等人，则支持以党领政的中央集权政体，反对前者几近“台人治台”的自治想法。由于后来国民政府到台以后采用后者主张，而抱持殖民地解放理念的谢南光则不见容于当局，宋斐如与李友邦更各丧命于二二八事件与“匪谍罪”嫌。[52]

战争时期除上述直接参加抗战、与主政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人士亲近的一批台湾人外，也有另外一群身处日方阵营的台湾人士，到了战后，命运迥然不同。1921年出生于屏东的蓝敏，为清初名士蓝鼎元之后，其父蓝高川为屏东大地主，与板桥林家的林熊征以及鹿港出身的辜显荣曾同时受明治天皇赠勋，之后曾任台湾总督府评议会评议员。蓝敏的二哥蓝家精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后于上海的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任职，官拜中将，地位很高，成为当时在上海的台湾人必访之人物。然而，1940年蓝敏在上海时，接触了来自重庆的国府人士，与其兄蓝家精为日本工作的立场对立，导致兄妹间发生诸多冲突。然而，蓝敏仍旧一心向往她心中的圣地重庆，甚至逃婚。在江西泰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台湾特别党部筹备处，蓝敏终于见到了主任翁俊明，透过他和重庆方面联络，联系上戴笠，经过年余，1944年再度回上海，随后搭乘其二兄专机回台。[53]由于中日双方敌对的立场，使得与大陆有血缘文化关系，却是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在中日交战的中国战场上成为特殊的存在，也时时遭受其可能是日本间谍的身份及其忠诚对象究竟为谁的质疑。蓝敏的口述记录透露出在战时中国敌友难辨的状况。随着战争结束，蓝敏及其家族因此而陷入多次政治生态丕变带来的危难。

台湾共产运动

1910年代起随着国际政治权益思潮的风起云涌，海外台湾人组织起种种争取政治权益的运动，并对岛内政治生态产生冲击。对心生不满的年轻人及社会中较为下层的百姓而言，其中尤为深入人心的是左翼政治运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与1919年共产国际的成立，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民族自决的风潮、日本的大正民主与中国的国共合作及国民革命，加上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及日本的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社会主义思潮与组织化的共产势力的冲击，成为台湾的社会主义思想兴起的背景。[54]

在台湾的左翼政治运动之中，以台湾共产党（1928—1931）最为引人瞩目，影响台湾共产党的关键人物是出生于彰化的谢雪红。她与林木顺1924年在上海期间，受到列宁影响，萌发在莫斯科第三国际指导下进行殖民地革命与殖民地独立的主张，以在台湾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为目标。[55]谢雪红和林木顺于上海大学短暂就读后，前往莫斯科，进入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读两年。1927年毕业后，共产国际决定让两人筹办台湾共产党，受日共指导，为此，他们回到上海短暂停留后前往东京，研拟台湾共产党成立的总纲领及各种运动的提纲。1928年4月他们回到上海法租界，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然而，才不过10天，便被日本警察查获，被捕者出狱后皆陆续回台。随后他们转入地下工作，并以在台北开设书店、经售进步书刊作掩护。[56]

因为台共并非合法组织，此后以依附于其他政治团体的方式活动。[57]如前所述，左翼分子的渗入加深了台湾原有最大政治、文化运动组织文化协会的分裂，而诸多政治运动组织的人事关系也变得愈来愈复杂。依路线、主张与激进程度的不同，在日本统治时期的反殖民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中，右翼路线与左翼阵营不断分裂，由主张立即革命的最左的激进派，到走议会路线的极右派，苏新、谢雪红、连温卿、蒋渭水、蔡培火等，各占有代表性地位。

台共与第三国际、日共、中共之间纠结的指导关系，亦使其发展变得复杂。初期依据国别发展共产党组织的原则，第三国际透过日共来指导台共，但因日共在其国内遭到肃清，后来变成中共透过第三国际指挥台共，进而造成台共内部的分裂。1930年谢雪红面临着党内加剧的派系斗争，具有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共产党双重党籍的翁泽生和第三国际积极联系，将谢雪红孤立起来。[58]到了1930—1931年，共产国际确认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是最重要的任务后，对亚洲的各殖民地采取了更激进的态度与策略。台共虽于1931年重组，但党内反谢雪红的势力已经团结壮大，显然也未能成功带领台共抵御外来的压力，就在台共临时代表大会召开后，随即为日本当局侦知并被完全摧毁。[59]台湾共产党的历史虽然短暂，但主要参与者都是在台湾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持续发挥影响几十年的重要人物。

台共的理念受第三国际的影响甚深，他们将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控制和破坏殖民地可以解放亚洲两件事，反映在自己的政治纲领中，并具体地表现在主张殖民地独立的原则上，强调台湾人民的独立以及建立“台湾共和国”。[60]如果不考虑1895年为了反对台湾割日而短暂出现的台湾民主国的话，1920年代台湾政治运动领袖要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及殖民地解放，进而独立的主张，就台湾的历史来说，具有由台湾人开始倡议的意义。[61]

文化人的活动

自1920年代始，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前往日本东京、京都留学，到大陆的上海、北京各大都市落脚的台湾人也络绎不绝，其中包括不少受过近代新式教育的艺术家、文化人与学者等。到了战争期间，除了与军队及殖民地机构有关的台湾人外，华北地区尤其是文化、新闻、教育事业及音乐、文学创作领域的台湾人的主要聚集地，[62]包括吴三连、杨肇嘉、张深切、张我军、洪炎秋、苏芗雨、江文也等人都活跃于此时，也常见其日记、信函中提及他们的活动。当时台湾人的交往图谱，到了战后仍然在台湾的文化及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受到日本政府的战争动员而去大陆的，而是在1930年代战前便已自行前往，同国民政府也较少关系，与跟随国民政府抗战的台湾人，或者是为日军工作的台籍人士相比较，各自在战后有着明显不同的发展。

在1920年代便前往大陆的台湾文化人中，在上海的陈澄波（1895—1947）堪称代表。出身嘉义的陈澄波，其父为前清秀才，他13岁才上学，后来考入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科，在那里萌生了对现代美术的兴趣，毕业后回乡教了几年小学，便毅然前往东京学习美术，主攻油画。他是台湾现代画家中第一位以西洋（油）画入选日本帝国美术展览会（通称“帝展”）的画家（1926年第七回），当时他尚在东京美术学校就读，年龄也已届32岁。1927年他的作品第二度入选“帝展”，1929年毕业后，应上海著名画家王济远之邀，前往上海新华艺专担任西画科主任。陈澄波在上海生活与工作期间，其名片上特别印有“福建漳州”的籍贯，但实际上却是日本的台湾籍民。1929年在上海期间描绘西湖景致的《早春》画作，让他第三度入选日本“帝展”。1931年上海市以纪念“训政”为名举办全国美展，陈澄波担任审查委员，同时获选为当时中国十二位代表画家之一，其描绘西湖断桥的作品《清流》代表中国参加了芝加哥博览会。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氛围下，陈澄波的台湾籍民身份为他带来不少困扰，他只好先将妻儿送回台湾，1933年6月他本人也返台定居。[63]陈澄波的创作灵感与得奖经历，与他在台湾、日本、中国大陆的生活体验密切相关，但艺术与政治之间的纠结也影响了他后来从政的选择及身份认同。

和陈澄波的经历类似，但稍晚几年到大陆发展的著名作曲家与声乐家江文也的生命历程，因为更接近战时，更与台湾、日本、中国大陆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展现了一名台湾出身的文化人处在复杂的局势中遭遇的困境。他生于台北州淡水郡三芝庄，据说其家族从事航运与对外贸易，家境优渥，1916年即随父母举家移居厦门，就读台湾总督府在厦门创办的旭瀛书院，13岁赴日求学。江文也虽然在音乐领域大放光彩，但他并非音乐科班出身，在学校专攻的是电机，而音乐是经由自学及拜师训练而成，他参与各式声乐与作曲竞赛，1932年开始获奖，在日本崭露头角，1936年便以管弦乐曲《台湾舞曲》成名，被誉为“用奖杯打下江山”。但在日本声誉扶摇直上之际，他却毅然离开熟悉的环境、家人，于1938年前往北平，于日本人控制下的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教授作曲与声乐，开始了另一段人生历程。到北平以后的江文也，创作力十分旺盛，视北平为创作的源泉。然而，在其生产最丰盛的年代，也同样是战争发展到最高潮的时点，江文也的北平教职突然不获续聘，加上他在战时的举动，使其卷入政治旋涡，导致了后半生的不幸。[64]虽然战后他在北平艺专获聘教职，1949年以后又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但在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时下放劳改，饱受折磨与屈辱。[65]

研究者对江文也离开日本到中国大陆定居的动机与选择有种种臆测，至今尚无定见，有人认为江文也决定回归祖国怀抱的浪漫决定，导致他晚年饱受折磨的命运。[66]无可讳言，江文也的创作能量与种种才能令人印象深刻，与一般作曲家“由简而繁、由本土而国际”的转变背道而驰，江文也的音乐创作生命可以1938年作为分界，他放弃了国际性的作曲风格，转向中国音乐传统曲风，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而将自己改造为较通俗温和的作曲家，但反之亦能说明江文也个人对文化认同的探索。[67]在音乐之外，江文也出色的文采及诗人的心灵，也同样展现了在复杂局势中摸索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68]然而，更不应该忽视的是战争时局的波澜，可能反而是刺激作曲家表现及促使作品走向圆熟的一个转折点，若硬要辨明其政治立场，可能会以后见之明误解了创作者的初衷。[69]

四 重回祖国怀抱：期待、实践与挫折

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中将，率领幕僚一行80余人飞抵台北，在整整50天里台湾出现了政治上的真空。由于盟军采跳板战略，从菲律宾直跳冲绳登陆，台湾岛上准备应战的日军，武力丝毫未损，战后失去集中统制又心理失衡的日本军人以及台人此际是否会报复以往欺侮他们的日人的种种不安，使得岛上治安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但这些令人惶惶不安的结果终究并未发生。一方面，台湾的日本殖民地当局准备在维持治安的前提下移交；另一方面，叶荣钟也提到，林献堂等人领导的民间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及三民主义青年团，或发挥一些作用，使得治安仍得以维持。9月初确定由林献堂、罗万俥、林呈禄、陈炘、蔡培火、苏维梁等6人到南京参加受降典礼的消息，让一般人理解为祖国已经在欢迎台湾，正因为这些组织是由过去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组成，“使台湾民众得到一种欣慰，而提高其返本归宗的情绪”。[70]除此之外，1946年3月由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执委及监察委员丘念台组成台湾光复致敬团，邀集林献堂等台湾重要士绅参与，一方面意在向中央表达将台湾“光复”的谢意，一方面也为了消弭台湾与中央两方日益加深的隔阂。参与者有林献堂、李建兴、叶荣钟、陈逸松、陈炘等10人，并筹集了5000万元汇票，9月30日林献堂与丘念台面见蒋介石，简短地表达了台湾同胞光复以来的状况。[71]虽然对林献堂等人而言，可能并未达到原本的目的，但作为台籍本岛士绅与国民政府中央在光复初期少有的几次正式接触中，仍然具有表达台人想法的象征性意义。

对于大多数台湾人而言，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心中虽然有着未知茫然，但应该还是欣喜的。他们把矫正半个世纪以来殖民地不公作为的种种期待，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著名律师陈逸松回想起1945年10月17日首批国府军队乘坐美国运输舰队由基隆登陆时，他们一群人为迎王师，聚在台北朋友餐厅的三楼俯看行进队伍时的情景，众人因光复的喜悦而无视穿着简陋的军队，心中满怀希望。陈逸松说：“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一幕，我就觉得羞愧。我们台湾人实在是太天真、太无知了，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们所期待的那个‘祖国’根本还没有诞生，也不知道与事实上存在的这个‘祖国’有那样大的差距，才会产生这样荒腔走板的想法，抚今思昔泪自横流。”[72]

陈逸松的感叹是基于台湾重回祖国怀抱时的雀跃之情，却在战后几年国民政府接收、复员及1949年国共对峙战败撤退来台后，发生的种种令人惆怅之事之间的巨大落差。导致这样的结果，与战后政府如何进行接收与复员有直接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被泛称为“半山”的一群人，他们被认为是战争的受益者，而其素质参差不齐，如吴浊流评论说，在日本时代失踪，跑到大陆去的人，在战后都接踵回台，但“这些人是否参加过抗日战线，无从知道，不过一律当做民族英雄来欢迎”。[73]

上述战后初期在台湾统治当局中担当要角的台湾人，多为在抗战时期参加重庆政府各项工作，而于1945年随国民政府回台，进入各公务部门者，被泛称为“半山”，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国经验对一般台湾人而言有如“半个唐山（指中国）人”之故。由于许多“半山”负有接收的任务，加上其中很多人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来台时，直接接收了战前日本人的公私财产与职位，让一般希望殖民统治时期不正当压迫能得以纾解的台人心愿转眼落空，因此对“半山”之称呼，多半有着负面的意涵。[74]对于接下来的苦难，历史评判也普遍把“半山”视为矛头之一。

戴国辉将“半山”分成三种类型：一是重庆方面回来的，他们或与国民党CC派有关，或与情治系统的军统有关，或者有国民政府背景；二是从沦陷区回来的，如吴三连在天津、杨肇嘉在上海、张我军及洪炎秋在北平，他们虽非真正和日本人合作，但为了生存，多多少少还是与日本侵华势力有过瓜葛；第三种类型则是在日本占领区特别是闽粤两地假借日本淫威，作恶多端的“台湾歹狗”。[75]戴国辉的分类广义地把具有战时大陆经验的台湾人都视为“半山”，而吴浊流也认为“半山”各有系统，非常复杂，并将二二八事件前包含“半山”在内的台湾民间政治团体更进一步地就其政治归属分为三类，并将“半山”局限为第一类：宪政协进会是所谓“半山”的集团，在日据时代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拥护陈仪；政治建设协会是民众党和地方自治联盟联合而成，对长官公署极为反感；政治研究会则是资本家和地主的集团，以林献堂、罗万俥、杜聪明、陈逸松等人为首。[76]

在上述人等之中，可以看出依其在大陆经验的脉络，有的成为接收大员，分享战争胜利的成果，后来和外省官僚合作统治台湾，如谢东闵、黄朝琴及连震东等人；有些人回台后在地方行政系统工作，推动台湾的地方自治，如杨肇嘉、吴三连、李万居等。然而，还有另一群台湾人，同样具有大陆经验，却是抗战期间在日本的种种军事、占领、统治机构中任职的，在战争结束后，台湾主权的转换，使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曾被视为“汉奸”，成为“战犯”。

复员与接收

国民政府对于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置台湾并非毫无构想。早在1940年10月，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立中央设计局，专门负责战后各项制度与计划的设计。然而，一直到1943年12月中美英开罗会议宣布台湾、澎湖群岛战后应归还中国后，有关收复台澎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才开始被认真对待。1944年4月，中央设计局正式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负责准备接收台湾的全盘工作，并选派对台湾事务有了解、曾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担任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该会成立后陆续罗致多名台籍人士，李友邦、李万居、谢南光、刘启光、宋斐如、丘念台、黄朝琴、柯台山、游弥坚、连震东等人被聘为调查委员会的委员或专、兼任专员。[77]由于抗战时期“收复台湾”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从酝酿、鼓吹到高潮，大致是由居留大陆的台籍人士及上述各种抗日团体所发动，到了真正实践“光复台湾”之时，这群人便成为国民政府倚重的要角。[78]然而，台湾调查委员会由陈仪及政学系主掌，到此时在国民政府中负责台湾工作的机关便不再是抗战时期台湾人主要活动的台湾党部或台湾革命同盟会了。[79]

因此之故，不在台湾调查委员会内的台籍人士所提出的台湾善后对策，往往无法被接纳。即使在台湾调查委员会内，其人事派系亦可以明显分为陈仪集团与台籍人士，而台籍人士的要求与陈仪集团拟定的治台政策有所差距，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只有统治政策如何制定的问题，而不考虑后者最为关心的殖民地解放的问题。[80]陈仪带领的行政长官公署，在接收之后，对各级的人事任用及对台籍人士政治上的歧视十分明显。到了1946年，台湾社会随着统治的危机开始有愈来愈多不满，台湾也有人提出各种调整的方案。然而，战后初期这一段的“祖国体验”却让台湾人再度忆起被日本殖民与差别待遇的感受，反而激发了台湾人共同体意识的凝聚。[81]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军政一元化的统治体制，进行全面性经济统制，歧视台湾省籍的用人做法，造成台湾人认为国民党治台简直和台湾总督府无异，形同另一个外来政权和殖民统治。[82]更严重的是，抱持这种想法者并不在少数。[83]

战后接收台湾的设计与复杂的人事派系纠结，造成了接收台湾时的混乱状况。另一个具有迫切处理需求的则是台湾人定位问题。战争结束后，滞留在大陆各地的台湾人马上面临着处境上的困难，亦不局限于名望人士而已。在大陆的台湾人被政府及百姓视为汉奸者为数众多，他们或被逮捕，或遭抢劫殴辱，一时之间亲仇莫辨。[84]甚至，也有因岛内政治斗争而使得在大陆的台湾人要角蒙受汉奸罪名而被捕的例子。[85]随国民政府军入广州接收、负责处置广州一带居留台胞的台湾党部粤东工作团广州办事处的团长丘念台便明白地指出，一般人咸认为被日本人征用的“台侨”皆为汉奸，使得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而政府一时之间亦无适当处置办法。[86]即使日本战败后，依1943年12月3日公布的开罗宣言，东北与台湾、澎湖归还中国，日本因无统治管辖台湾及台湾人的权利，而数千滞留的台湾人则形同被遗弃，一时间不知如何处理，他们的心情也必定茫然而不知所措。

1945年战争结束至8月底，国民政府方面也陆续收到谢东闵、丘念台等在大陆发展的台籍人士，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等场合提出的治台建议，并要求尽速确定台湾法律地位与正视台湾人权益的提案。他们主张对于在沦陷区约25万以上的台湾人，应妥善处理，应谅解之，并勿视为日俘及应多聘用台人等。[87]自1945年9月28日参政会对有关处置傀儡政权相关人员草拟13点原则以作论罪标准起，国民政府方面持续地修订关于汉奸如何界定及惩治的标准，对台湾人是否适用则一直有争议，亦有认为应另行集中管理者。次年1月25日司法院做出解释，台湾人民终于不适用于惩治汉奸条例。[88]几乎同时，台湾人的国籍的法律根据于1946年1月12日经行政院训令明定：“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以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然而，此距离日本投降，已经有整整5个月。而到1946年11月国民政府正式通令对于战时被日人征用的台胞，不能治以汉奸之罪，距离战争结束，已经15个月了。[89]

此期间在柯台山建议下，在上海的杨肇嘉、吴三连成立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处理有关台湾人财产的处置及等待返台人士的集中、救济等事项，以便妥善处置善后事宜。1946年3月底，柯台山筹组重建协会台湾分会。在民间团体的主动斡旋下，在华北的台湾人最早回台，接着的则是广东、海南岛等地的台湾人。而当时台湾的最高行政机构行政长官公署对其行政建置、各项接收事宜，并未介入太多，却对柯台山、丘念台等人协助台胞回台一事，要求他们不要插手，并称长官公署会注意。[90]

可以想见的是，行政长官公署处置台胞回台一事十分消极，致使在大陆的台湾人在这期间所受的痛苦难以言喻。在伪满洲国任职的吴左金便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的名义扣留，在济南的监狱待了近10个月后，1946年底才以不起诉处分无罪开释。[91]蓝敏的哥哥蓝家精亦是如此，在危机四伏的处境中，只能四处躲藏，甚而远赴南京，终于在二二八事件后，在与魏道明省主席交好的陆军大学校长，亦是蓝敏公公的徐永昌排解下，解除战犯通缉令。即使如此，在台湾愈来愈险峻的情势下，1950年蓝家精再次选择由屏东里港偷渡日本，到1960年才回台，最后在1980年赴日期间病逝。[92]

相较于战犯的头号目标蓝家精，对一般在大陆日资企业、日本占领区伪政府机构及各式军事设施工作的台湾人来说，“光复”并没有让他们好过一点。在东北、华北一带工作的台中清水人杨基振，自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先在满铁（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战争期间则于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任职，战后返台，1947年起任职于台湾省政府，直到退休。据其日记所载，杨基振战后滞留华北一年，陷入家财尽失、被指为汉奸、元配又病逝的困境，因而决定举家返台。[93]在日记中，杨基振记载着：“啊！当中国人竟是如此悲惨。想到光复时还欢天喜地成为中国人，更毋宁令人觉得可笑又疯狂。成为中国人所带来的现实苦恼，竟是如此深痛。”[94]

杨基振发出如此悲鸣，自然与战后台湾自日本统治转变为中华民国政府治理的变化有关，台湾人的国籍，从与中国交战的日本人变成中华民国国民，然而战前中日敌对的状态却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到战后，并深刻地影响了台湾人的生活。如杨基振的例子所示，“成为中国人所带来的现实苦恼”指的是因为他在日资企业工作而被视为汉奸，企业资产在战后充公，个人私产也以敌伪产业办法被接收保管，使其遭受莫大损失。

此期间复员与接收的诸多不公义作为，使复员复的是战后中国大陆来台人士，而接收则为政府及外省籍官员接收了日产。台湾百姓期待的落空，新政治局势下权力、利益分赃的戏码，以及愈来愈紧张的经济局势，导致新移民与台湾人之间无法弥平的隔阂。据梅贻琦的日记，他在1957年10月12日记载着当日和友人与许振干、黄旺成等新竹要人聚餐，饭后“请黄旺成君讲述光复前后之经历。黄君语多涵蓄，然亦可见战后来台接收人员之轻浮躁进，偾事甚多矣”。[95]梅贻琦的感叹呼应了蓝敏的指责，她直指某些“半山”在此时期分赃的作为，是使来台的外省人有样学样，进而导致二二八事件的原因。[96]

无可奈何花落去

战后台湾人对于接收以来积累的不满情绪在1947年2月27及28两日的二二八事件爆发，从查缉私烟的警民冲突血案开始引爆，蔓延成全台的大型动乱，经历3月8日国府军队增援，到5月15日清乡工作结束，是台湾战后史上冲突最严重、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事件。台湾人原来期待接替日本殖民政府统治台湾的国民政府，会以同文同种之亲及反抗日本的立场，趁机为台湾同胞拨乱反正，但是，国民政府期待的却是让台湾扮演支持国共斗争的角色，加上对被日本统治五十年的台湾人（被“奴化”）的不完全信任，两方面期待的落差，使得台湾人对于“祖国”的态度，开始由欢迎转向不满甚至敌视。[97]一谈到二二八为何爆发，一般都认为是战后接收以来政府不公造成的，许多人甚至归咎于行政长官公署及其长官陈仪的处置不当。[98]二二八前夕，柯台山在上海所写的《重建之路》（1947年3月）便已经就自己的经验说明他在台湾一年间（1946.3—1947.3）遇到各式各样不合理的状况，并提到台湾百姓很明显地从积极提供治台建议，转变为怀疑、消沉，到绝望。[99]

陈澄波的例子说明了一名具有祖国经验的优秀文化人在战后台湾与大陆的磨擦之间无奈牺牲的悲剧。陈澄波于1933年返台后，除了继续绘画创作之外，基于对艺术、乡土与家国的热情关爱，致力于与画友筹组美术绘画团体，最著名的是1934年成立的台阳美术协会。光复初期，陈澄波以画家身份参与社会各界组织的欢迎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由于他能讲“国语”（普通话）而被推举为副委员长；不久，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当选为嘉义市第一届参议会议员，并且向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申请入党，其心向祖国的热切心情可见一斑。他在1946年撰写的一份建言书中，回顾日据时期台湾美术发展的概况，希望政府尽快设立美术团体与美术学校，其中写道：“我不幸生于前清，而今能死于汉室，实是我平生最感欣慰的事啊！”[100]然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3月初嘉义地区军民之间冲突剧烈，3月12日陈澄波被嘉义市参议会委派为民间八位和平代表之一，前往水上机场与军方沟通，希望和平解决，减少伤亡，却反遭军方扣押，3月25日被绑赴嘉义市区游街后当众枪杀。[101]类似陈澄波的台湾精英在二二八事件期间死于非命者为数不少，对台湾社会心理造成重大而长久的冲击与伤害，对比日本统治时期及战后初期台湾人对祖国寄予“解放”角色的期待，反差太大。自此之后，台湾人心目中的祖国印象再一次翻转。[102]

省籍间的不平等一般咸被认为是二二八事件导因之一。在战后凋敝的台湾，原来日本对台湾歧视与压榨的不平没有得到平反，新统治政权反而加重了不公平的状况，造成了人心的浮动与怨怼的情绪。曾目睹当时查缉私烟专员与中年妇女争执，导致本省与外省人此后严重冲突的蓝敏，便在回忆中将愈演愈烈的、蔓延日广的抗争事件的原因归结为：“1945年8月15日后，大批自大陆来台的外省人与台湾人，把台湾人辛辛苦苦经营的成果当成敌产强制接收、强行霸占，民怨郁积至今已十六个月，台湾人再也无法忍耐，遂因此事件而爆发出来。所以这次事件，是台湾人和外省人冲突后必然的结果，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天发生而已；同时，这次事件完全不是计划性或是有什么阴谋，也不是躲在阿里山上日本军人的煽动，这些理由都是后来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过而编出来的故事。”[103]

台湾民众情绪的不满，导致了二二八事件，成为此后台湾人思想与社会转向的一个分界点。二二八事件后，为处置各地动乱而由民意代表组织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初以善后协调的角色存在，后来则逐渐发展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团体，终于引起长官公署及国民政府的反感，而要求解散，3月中旬国府军队已经驻防全台各县市，至5月15日国民政府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由魏道明接替陈仪成为省主席，一直到1949年1月5日再由陈诚继任，其间军队的镇压已经造成许多伤亡。[104]为了处置二二八之后的台湾民心及政局不稳的情势，长官公署撤废，设立台湾省政府，并开始由部分具有声望的台湾人任职省政府机关。[105]即便如此，二二八的伤害已经造成，种种弥补的措施能够修复受伤的人心的效果有限。

对于台湾人心向背而言，二二八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1951年台湾开始实施地方自治之前新体制与旧环境交替过渡的时期中，二二八之前台湾领袖参与选举及自治活动十分踊跃，这是因为对祖国政治抱持着期待所致；而民意代表剧烈的流动性显示了初期政治体制仍在缓步调适；另外，“半山”与本地民间领袖之间则出现对峙的端倪，无疑为大陆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与台湾本地的地方政治文化两者之间的调和过程。[106]然而，等到二二八事件处置时，据说有台籍特权人士为求保全权位，与外省官僚设计构陷民众暴动，并将二二八事件后被逮捕的数百名台湾人黑名单拟具之责归咎某些“半山”身上。虽然事实的真假仍然莫衷一是，台湾人在遭遇此事后，开始对国民党政府持排拒态度，对“半山”亦无法谅解。对比日本统治中期至战争结束初期对祖国的期待，这种情感上的伤害使台湾人对政治抱持退缩，对祖国的期待也不复先前。[107]最具体的转变是在战后短短四年期间，当时台湾与大陆的国民党统治体制磨合关键时期所发生的种种令人不尽满意的现象，在形塑台湾人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上起了重要的负面影响，即从怀抱“中国意识”变成了“台湾意识”。[108]对台湾而言，二二八事件更加深刻的负面影响是一个世代重要精英的消逝。在二二八事件中消失的台湾社会精英，暗示了二二八事件如何使得台湾社会领导阶层出现断层。[109]

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间，也正好是清末转向民国建立的主轴时期，台湾人在大陆的发展，有同文同种之亲，也有语言文化相近的便利，但是，在政治与认同上却难以逃脱国籍他属与身份认同的隔阂，对于有心为祖国尽心力或者在大陆开创事业、大展宏图的有志之士来说，不啻是一大挑战。即使如此，我们仍看到为数不少的台湾青年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有的为了就学，有的为了工作，也有为了实现理想而去。这些在大陆奋斗的台湾人的经验，从中可以约略看出台湾人对祖国的情感与认知，从1895年的国家分离，到为求殖民地解放而产生了反日与抗日的共同目标，一度提升台湾人对祖国大陆的孺慕之情，光复初期对重回祖国的高度兴奋与期待，乃至二二八事件造成的省籍情结与祖国认同的中挫，这期间的台湾人随着其政治主张的不同、归属团体的你消我长，在回台后各有不同的命运，也影响了一般台湾人对祖国的重新认知与想象。

或可稍微粗略的总结，日本统治台湾的早期，在福州、厦门一带，不少台湾人因利用台湾籍民的身份为恶，导致在这些地方台湾人的名声相当不好。而随着民智渐开、西方思潮涌现，岛上青年受到启发后，前往东京、上海、北京等地求学、就业的人数渐渐增加。1920年代之后中国的政治局势随着共产势力崛起，以及1930年代之后与日本之间的战事纠结，大量台湾人除了被日本政府动员到中国战场之外，为了逃避本岛的经济萧条及实践梦想，前往大陆谋求生路及就学者，人数直线上升。在东北，同样以殖民地之故，有许多台湾人在该地营生，事业相当成功，其中多为医生，也有商人或记者。[110]在北平、天津一带，台湾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众多，也大致是1920年代以后之事。在上海，则特别多从事政治运动的台湾人，尤其是具有左翼倾向的活动组织在此陆续建立。[111]

从日本统治时代起被泛称为“祖国派”——既熟悉也乐意为祖国建设出力，并将台湾的前途寄托在祖国强大之上——的人士，台湾人将其中曾在大陆参与抗战、战后随国民政府回台接收的台籍人士，泛称为“半山”，台湾社会对于他们的批判与历史评价多半并不宽容，这是因为其中有些人被认为以不公义的做法介入了战后复员与接收的过程，造成台湾人对祖国期待的落空。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冲击下，一方面，自大陆归来的台籍人士即使原本不在战后台湾政治权力核心中的人，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半山”变成蔑称之词时，也遭受池鱼之殃；另一方面，在战后大陆的国民党统治架构与台湾社会磨合过程中，更加深刻的影响是造成了此后台湾人对于祖国观感的转变，使台湾人之中怀抱“祖国意识”者渐减，而“台湾意识”者则日渐凝聚，这个结果可谓始料未及，也埋下了台湾社会中反抗威权压制及要求民主化的种子，并部分演化成为“台湾（主体意识）认同”与“中国（中华民族）认同”纠葛的长期对立，和主张“台湾民族”与“独立建国”的声音始终或隐或显的存在。

厘清“祖国”与台湾在20世纪前半期历史互动的历程，并进而理解台湾人的中国想象与歧异认同的根源及其转折，将是两岸人民彼此之间进一步相处的重要课题。

[1] 本章由谢国兴、林欣宜撰写。

[2] 中村孝志分析，决定迁回中国大陆的台湾人人数不多，也几乎没有因政治因素而选择回归者。然而，因为离去者多为在中国内地置产的富裕台湾人，影响不可谓不大，后来台湾总督府奖励住居中国大陆且有财势的台湾人为日本效力，导致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籍民的活动变成复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见〔日〕中村孝志《“台湾籍民”诸问题》，《中村孝志教授论文集——日本南进政策与台湾》，卞凤奎译，稻乡出版社，2002，第79页。另外，有些1897年5月未回台湾的原籍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时期申请恢复台籍；也有些人则以“华侨”身份在台湾从事营商等活动。回大陆的台湾人人数不多是事实，但中村孝志分析说“也几乎没有因政治因素而选择回归者”，虽有其理，但回归者也有一些是求取科举功名者，或已有功名者（如进士），这正是清廷使台湾“内地化”的两样法宝之一的科举制度所造成的。

[3]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国籍问题的讨论与政策的制定，可参考栗原纯《台湾籍民与国籍问题》，钟淑敏译，《台湾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0，同时收录中文版（第423—450页）与日文版（第451—476页）。作者指出，是否给予殖民地住民本国国籍，为殖民统治的一大课题。台湾住民之所以适用日本国籍法，是日本政府为了区别日本籍及“清国人”的考虑所致，并非完全依《马关条约》进行国籍选择的自然结果，因为日本的国籍法为1899年才制定，亦即至1897年台湾人国籍选择期限后，才正式宣布台湾也施行国籍法；而清政府直到1909年才开始实施父系血统主义的国籍法，由于其施行细则第四条规定：实施国籍法以前未经许可而取得外国籍，但在清朝内地享有居住、营业或继承拥有不动产等清国民特有之权利者，视同有清国籍。居住在大陆、土生土长而又保有土地屋舍的台湾人中，有不少得以便宜获取日本国籍，最后演变成令清政府头痛的台湾籍民问题。

[4] 取得台湾籍民身份者有部分是为了免税、免厘金（只纳子口税）、出租身份及身家财产受领事裁判权保护等好处，他们通过贿赂取得台湾人在大陆活动时的身份证明“旅券”，或以非法手段渡台取得日本国籍后再回大陆，又或者利用各种关系补办入籍台湾手续等。因为有种种好处，1909年起假冒的台湾籍民开始急速增加。见〔日〕中村孝志《“台湾籍民”诸问题》，《中村孝志教授论文集——日本南进政策与台湾》，第75、79—87页。

[5] 谢南光著、郭平坦校订《第二编 新兴中国见闻记》（1929年发表于《民报》），载《谢南光著作选》（上），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第255页。

[6] 钟淑敏：《日治时期台湾人在厦门的活动及其相关问题》，走向近代编辑小组编《走向近代：国史发展与区域动向》，东华书局，2004，第410页。

[7] 据林德政对1928—1937年广州、汕头台湾籍民统计的整理，中日战争开始的1937年，两地各居147人及605人。然而，到了1942年，两地人数分别暴增至4149人及1749人；到1945年则再略增为4510人及1282人。见林德政《光复前台籍抗日志士在闽粤的活动》，复文图书出版社，1995，第223—226页。

[8] 许雪姬访问、蔡说丽纪录《李太平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5）日据时期台湾人赴大陆经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4，第87—94页。

[9] 许雪姬访问、吴美慧、曾金兰纪录《杨兰洲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5）日据时期台湾人赴大陆经验》，第146页。

[10] 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吴左金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5）日据时期台湾人赴大陆经验》，第95—120页。

[11] 周婉窈：《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自立报系文化出版社，1989，第10—11页。

[12] 陈芳明等编《张深切全集》第1卷《里程碑》（上），文经出版社，1998，第84页。

[13] 类似的例子还可见台中潭子栎社要员傅锡祺的记载，当他的儿子们要断发时，傅妻“终夜涕泣”；而其弟之断发，甚至引起“弟媳愤谋饮毒”之举。见廖振富《〈傅锡祺日记〉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以文学与文化议题为讨论范围》，《台湾史研究》第18卷第4期，2011年，第222—223页。另外，吴文星的《日治时期台湾的社会领导阶层》（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第五章“社会领导阶层与社会文化变迁——以放足断发运动为例”，将蓄发与缠足这两项台湾社会根深砥固的风俗习惯自1910年代中期起的改变做了宏观的梳理。

[14] 谢国兴：《府城绅士：辛文炳和他的志业（1912—1999）》，南天书局，2000，第239页。

[15]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中卷，南天书局，1995，第23—24页。

[16] 系指1896年3月底经帝国议会通过之法律第63号《有关应施行于台湾之法令之件》，简称为“六三法”，为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总督所制定施行于台湾的法律。该法最主要特色为委任立法，由帝国议会将其对台湾的立法权力委托给台湾总督得以制定具有与帝国议会之“法律”同等效力的“命令”，称为“律令”。因此台湾成为日本帝国领域的一个特别法域。而此一殖民地特别法一直施行至1921年，接续的是1922年施行以内地延长主义为原则的“法三号”。见王泰升《台湾日治时期的法律改革》，联经出版公司，1999，第68—69、85—86页。

[17] 周婉窈：《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第27—68页。周婉窈认为该运动的重要性在于：（1）台湾武力抗日运动转变为近代政治运动的首次运动；（2）台湾民众突破殖民地统治困局的一项自发性尝试；（3）典型的以启蒙思想与争取政治权利为宗旨的近代政治运动；（4）日本统治期间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政治运动。（第9页）

[18] 谢南光著、郭平坦校订《台湾人的要求》（1930年著），《谢南光著作选》（下），第291—292、306页。

[19] 见〔日〕若林正丈《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台湾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读会译，播种者，2007，第15—167页。

[20] 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的铺路人——蔡惠如》（原刊于1975），载李南衡编《台湾人物群像》，帕米尔出版社，1985，第81—82页。

[21] 《台湾统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第174页。

[22] 谢南光著、郭平坦校订《第二编 新兴中国见闻记》，《谢南光著作选》（上），第262页。

[23] 谢南光著、郭平坦校订《台湾人的要求》，《谢南光著作选》（上），第289、296—298页。

[24] 何义麟：《被遗忘的半山——谢南光（上）》，《台湾史料研究》第3期，1994年，第154—158页。

[25] 《不但共鸣更要合作才是》（社论），《台湾民报》第3卷第9号，1925年，载吴密察、吴瑞云编译《台湾民报社论》，稻乡出版社，1992，第197—198页。

[26] 吴浊流：《台湾连翘》（1974完稿），钟肇政译，台湾文艺，1987，第58—59页。

[27] 谢雪红生平见谢雪红口述（约成于1970年）、杨克煌笔录、杨翠华编《我的半生记》，杨翠华出版，1997，第13—230页。杨克煌与谢雪红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一同远走大陆。编者为杨克煌之女，于1992年获得其父为谢雪红整理之口述遗稿后编辑付梓。

[28] 吴浊流：《无花果》，前卫出版社，1988，第40页。

[29] 吴浊流：《台湾连翘》，第39—40页。

[30] 见陈翠莲利用谢春木、黄旺成、吴浊流与钟理和四人的游记及文学作品所做之分析。陈翠莲：《台湾人的抵抗与认同（1920—1950）》，远流出版公司、曹永和文教基金会，2008，第220—221页。

[31] 引自叶荣钟《台湾省光复前后的回忆》（原刊于1967年），收入氏著《台湾人物群像》，第290—291页。

[32] 雾社事件为1930年10月塞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趁举行联合运动会时，号召发起反抗台湾中部雾社地区的日本人之役，计有六个部落参与，攻击日警驻在所、邮便局、日人宿舍等，并夺取雾社分社弹药库的弹药。事件爆发后台湾总督府下令调派各地警察队及台湾军司令部所属军队前往集结，最后以离间方式“以夷制夷”，导致蕃社间自相残杀。长久以来和平、顺从的原住民的反抗震撼了全台及日本，使得台湾总督府的统治机制遭到挑战，蕃务行政更新成为当务之急，开始实施蕃社集团移住及教化种种措施，彻底改变了原住民原有的生产模式与社会结构等，警察机关得以更有效率地控制山地，而原住民变成了劳动力的来源，战争时期则成为志愿兵的主要来源。见邓相扬《雾社事件》，玉山社出版公司，1998，第68—87页；近藤正己《雾社事件后的“理番”政策》，《当代》第30期，1988年，第40—55页。

[33] 吴浊流：《台湾连翘》，第99页。

[34] 吴浊流：《台湾连翘》，第107页。

[35] 据钟淑敏的统计，1930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撤侨为止，前往上海的台湾人突破万人。见钟淑敏《日治时期台湾人在厦门的活动及其相关问题》，第416页。

[36] 许雪姬认为，台湾人为了求职、求学等，随日本人的脚步前往东北发展，新竹人谢介石以伪满洲国第一任外交部总长的身份，活跃于东北，“起了指标性作用，使台湾青年兴起‘有为者亦若是’之慨，陆续前往满洲”。见许雪姬《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序”，第i页。

[37] 谢春木为彰化人，1925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进入高等科后，未毕业即回台参加文化协会，并担任《台湾民报》编辑。他曾辅佐蒋渭水，创立台湾民众党，并著有《台湾人如是观》（1930）、《台湾人之要求》（1931），争取台湾民众权益。据谢的女儿说，1931年后由于日方对参与民族解放运动者拘捕日严，身为倡导者，又在报上揭露总督贪污丑闻的谢春木，只好远走大陆。1932—1936年，他在上海组织华联通讯社，以抗日讯息之发布为宗旨。由于派系斗争之故，战后谢南光未回台湾，而被派至东京担任盟军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因他1952年后选择前往北京，于1969年病逝，他的事迹在台湾几乎被抹消。见王晓波《出版前言》，载《谢南光著作选》（上），第1—2页；谢秋涵《我的父亲谢南光》，载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不能遗忘的名单——台湾抗日英雄榜》，海峡学术出版社，2001，第85—87页；何义麟《被遗忘的半山——谢南光》（上），第152—156页。

[38] 谢秋涵：《我的父亲谢南光》，载《不能遗忘的名单——台湾抗日英雄榜》，第85页。

[39] 谢南光著，郭平坦校订《第二编 新兴中国见闻记》，《谢南光著作选》（上），第163—164页。

[40] 谢南光著，郭平坦校订《第二编 新兴中国见闻记》，《谢南光著作选》（上），第235—236页。

[41] 以上分见吴浊流《台湾连翘》，第120—121、123、133—134页。

[42] 林德政：《战时中国大陆台湾人的认同与纷争：以亲重庆国民政府的台湾人为例》，台湾人的海外活动学术研讨会论文，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1年8月，第25页。

[43] 楼子芳：《抗日烽火中的台湾义勇队》，世界综合出版社，2003，第5—7页。

[44] 李友邦生平可参考严秀峰《台湾义勇队与抗战》，载氏编《纪念李友邦先生论文集》，世界综合出版社，2003，第165—176页；王政文《台湾义勇队：台湾抗日团体在大陆的活动（1937—1945）》，台湾古籍出版社，2007，第30—35页。

[45] 楼子芳：《抗日烽火中的台湾义勇队》，第25页。

[46] 王政文：《台湾义勇队：台湾抗日团体在大陆的活动（1937—1945）》，第45—51、67、70页；李筱峰：《半山中的孤臣孽子——李友邦》，载张炎宪、李筱峰、庄永明编《台湾近代名人志》第5册，自立晚报社，1990，第288—292页。

[47] 林德政：《战时中国大陆台湾人的认同与纷争：以亲重庆国民政府的台湾人为例》，第1—2页。

[48] 见陈芳明等编《张深切全集》第1卷《里程碑》（上），巫永福、张孙煜及黄英哲序，第15—46页。

[49] 萧开元：《张深切在中国》，载林庆彰主编《日治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在中国》，台北市文献委员会，2004，第158页。另外，吴叡人分析1920年代台湾出现的种种抗日的反殖民政治斗争，发现此时期的台湾民族论述有一个共识，即台湾人或台湾民族是拥有民族自决权的被压迫民族或弱小民族，这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自1920年代起被普遍接受的背景。见氏著《台湾非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可——反殖民斗争与台湾人民族国家的论述（1919—1931）》，载林佳龙、郑永年主编《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新自然主义出版社，2001，第43—110页。

[50] 《张深切全集》第4卷《在广东发动的台湾革命运动史略》，第95页。

[51] 林德政举出不少关于翁俊明和柯台山、李友邦之间纷争的事例，见氏著《战时中国大陆台湾人的认同与纷争：以亲重庆国民政府的台湾人为例》，第14—22页。

[52] 何义麟：《被遗忘的半山——谢南光（上）》，第164—165页。

[53] 蓝敏在台北第一高等女学校毕业后，1939年前往日本升学，1940年转赴上海，在圣约翰大学就读，与戴笠关系良好，后嫁给徐永昌将军次子，战后回台从商，成绩傲人。见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蓝敏女士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5）日据时期台湾人赴大陆经验》，第13—44页。

[54]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第312页。

[55] 陈芳明：《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论》，麦田出版社，2006，第54页。

[56] 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杨翠华编《我的半生记》，第221—230、236、249—267、277页。

[57]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前卫出版社，1990，陈芳明序，第10—11页。

[58] 郭杰、白安娜：《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李随安、陈进盛译，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第141—203页。

[59]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第150—151页。中共的重要成员中，林木顺后来成为红军政委，在瑞金保卫战中牺牲，而谢雪红、王万得、苏新等人在二二八事件失败后，远走大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见林江《怀念父亲翁泽生》，载《不能遗忘的名单——台湾抗日英雄榜》，第99页。二二八事件后，谢雪红和苏新、杨克煌在香港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任主席，同盟于1948年正式成立。1949年谢参与中共主导的政治协商会议。谢雪红与台共在战后的变化见陈芳明《谢雪红评传》，前卫出版社，1996，第279—445页。

[60]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第145—199页。

[61] 1895年短暂出现的台湾民主国，本质上是由清代省级大员与在台官员联合以外交手段试图阻挡台湾割日的尝试。见吴密察《一八九五年“台湾民主国”的成立经过》，《台湾近代史研究》，稻乡出版社，1990，第1—51页。

[62] 参见许雪姬《1937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台湾人》，《长庚人文社会学报》第1卷第1期，2008年，第33—84页。

[63] 林育淳：《油彩·热情·陈澄波》，雄狮图书公司，1998，第1—82页；谢里法：《学院中的素人画家·陈澄波》，《雄狮美术》第106期，1979年，第16—33页。

[64] 张己任：《江文也——荆棘中的孤挺花》，传艺中心，2002，第14—60页。

[65] 张稳苹：《江文也在中国》，载林庆彰主编《日治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在中国》，第73—78页。

[66] 张己任在《江文也——荆棘中的孤挺花》一书的前言“这只能算是略传”中，详细地说明了江文也的地位与评价之所以受争议的原因。

[67] 张己任：《江文也音乐创作的历程——一个文化认同的探索》，江文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3年10月，第1—14页。

[68] 周婉窈：《想象的民族风——试论江文也文字作品中的台湾与中国》，《台大历史学报》第35期，2005年，第127—180页；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江文也的音乐与诗歌》，《台湾文学研究集刊》第3期，2007年，第1—50页。

[69] 刘麟玉：《日本战时体制下的江文也之初探——以1937—45年间江文也音乐作品与时局关系为中心》，江文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第9—11页。

[70] 叶荣钟：《台湾省光复前后的回忆》，第281—282页；亦可参见陈逸松口述、吴君莹记录、林忠胜撰述《陈逸松回忆录》，第300、304页；吴浊流《台湾连翘》，第169页。

[71] 许雪姬：《“台湾光复致敬团”的任务及其影响》，《台湾史研究》第18卷第2期，2011年，第97—145页。

[72] 陈逸松口述、吴君莹记录、林忠胜撰述《陈逸松回忆录》，第306—309页。

[73] 吴浊流：《台湾连翘》，第173页。

[74] 关于“半山”一词的解释、源流及转变，请参考J.Bruce Jacobs，“Taiwanese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1937-1945：The Origins of Taiwan’s ‘Half-Mountain People’（Banshan ren），” Modern China，vol.16，no.1，1994，pp.84-118.

[75] 戴国辉、叶芸芸：《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远流出版公司，1998，第23页。

[76] 吴浊流：《台湾连翘》，第205—206页。

[77] 《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一年来工作大事记》，张瑞成编《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0，第44—47页。

[78] 见郑梓《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台湾现代史研究论集》，新化图书公司，1994，第28页。

[79] 王政文：《台湾义勇队：台湾抗日团体在大陆的活动（1937—1945）》，第149页。

[80] 何义麟：《被遗忘的半山——谢南光（下）》，第120—123页。

[81] 参见陈翠莲《台湾人的抵抗与认同（1920—1950）》，第333—386页。

[82] 郑梓：《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台湾现代史研究论集》，第225页。

[83] 可参考台南人国策顾问辛文炳及“台独理论家”廖文奎从祖国派转变为主张台湾自决的例子。见谢国兴《府城绅士：辛文炳和他的志业（1912—1999）》，第245—246、251—252页。

[84] 柯台山提到他在上海便听到了这样的例子，他尤其对台湾自治运动要角杨肇嘉在上海于1946年9月以战犯罪名被逮捕感到震惊。见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柯台山先生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第63页。

[85] 如杨肇嘉之被捕乃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主使。见许雪姬《“台湾光复致敬团”的任务及其影响》，《台湾史研究》第18卷第2期，2011年，第121、133页。

[86] 丘念台：《岭海微飙》，中华日报社，1962，第242页。

[87] 张瑞成编《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0，第401—405页。

[88] 许雪姬：《“台湾光复致敬团”的任务及其影响》，《台湾史研究》第18卷第2期，2011年，第121—122页。

[89] 林德政：《光复前台籍抗日志士在闽粤的活动》，第230—234页。

[90] 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柯台山先生访问纪录》，第60、67、68页；杨肇嘉在回忆录中也提及了战争结束，他在上海及其他朋友组织同乡会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协助台胞回台，并提出治台建议的情形。见《杨肇嘉回忆录》（1968年），三民书局，2004，第339—349页；还可参见吴三连口述、吴丰山撰记《吴三连回忆录》，自立晚报社，1991，第102—108页。

[91] 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吴左金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5）日据时期台湾人赴大陆经验》，第116—117页。

[92] 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蓝敏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5）日据日期台湾人赴大陆经验》，第85—106页。

[93] 杨基振履历整理自黄英哲《杨基振日记的史料价值》，载许雪姬总编辑《日记与台湾史研究：林献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08，第89—122页。

[94] 见杨基振回顾1946年的日记内文，载黄英哲、许时嘉编译《杨基振日记：附书简·诗文》（上），“国史馆”，2007，第241—246页。

[95] 杨儒宾、陈华主编《梅贻琦文集2·日记（1958—1960）》，新竹清华大学，2007，第253页。

[96] 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蓝敏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5）日据时期台湾人赴大陆经验》，第117页。

[97] 二二八事件的发生经过及原因分析，可参见陈翠莲《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第133—207页；赖泽涵总主笔、黄富三等执笔《“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时报出版社，1994；赖泽涵、马若孟、魏萼《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罗珞珈译，时报出版社，1993）则深入讨论普遍被视为此事件导因的七种解释及其重要性。见该书第16—36页。

[98] 二二八事件后，柯台山与杨肇嘉在南京会见国民党吴铁城秘书长时，便提到陈仪一定要撤换，因为他被认为是使国民政府在光复台湾后无法收复民心的重要因素。见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柯台山先生访问纪录》，第73—74页。

[99] 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柯台山先生访问纪录》，附录柯台山《重建之路》（1947年3月），第209页。

[100] 陈澄波：《日据时代台湾艺术之回顾》，《雄狮美术》第106期，1979年，第69—72页。

[101] 许雪姬、江淑玲访问《陈重光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4）二二八事件专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3，第317—319页。

[102] 对双方期待的落差之分析，见赖泽涵、马若孟、魏萼《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第281—320页。

[103] 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蓝敏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5）日据时期台湾人赴大陆经验》，第114—115页。

[104] 李筱峰：《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自立晚报社，1986，第181—238、278—279页。

[105] 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柯台山先生访问纪录》，第76—77页。

[106] 李筱峰：《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第271—280页。

[107] 陈翠莲：《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第282—283页。

[108] 谢国兴：《府城绅士：辛文炳和他的志业（1912—1999）》，第251页。

[109] 参考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自立晚报社，1990。

[110] 谢南光著、郭平坦校订《第二编 新兴中国见闻记》，《谢南光著作选》（上），第236页。

[111] 亦可参考杨肇嘉回忆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的活动情形，他描述了在上海、北平及广东等地活动的台湾人及其组织。见《杨肇嘉回忆录》，第188—19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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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北京

《大刚报》，郑州、衡阳、汉口、南京

《大公报》，天津、汉口、重庆、上海

《大晚报》，上海

《民国日报》，上海、广州、长沙、汉口、南昌、昆明

《华商报》，香港

《江西日报》，南昌

《解放日报》，上海

《民立报》，上海

《人民日报》，北京

《申报》，上海

《盛京时报》，奉天（沈阳）

《时报》，上海

《时事新报》，上海、重庆

《世界日报》，洛杉矶

《顺天时报》，北京

《文汇报》，上海、香港

《新华日报》，汉口、重庆

《新中华报》，延安

《益世报》，天津

《中央日报》，南京、汉口、重庆、上海、台北

三 期刊（以期刊名拼音排序）

《北京大学日刊》，北京

《财经研究》，上海

《晨报副镌》，北京

《出版史料》，北京

《传记文学》，台北

《春秋》，香港

《大学院公报》，南京

《大中华》，上海

《当代》，台北

《档案与历史》，上海

《道路月刊》，上海

《东方杂志》，上海、重庆

《斗争》，瑞金、上海、延安

《独立评论》，北平

《二十一世纪》，香港

《福建县政》，福州

《妇女周报》，上海

《改造》，上海

《赣县县政府公报》，赣州

《革命文献丛刊》，重庆、南京

《工商半月刊》，南京

《观察》，上海

《广东社会科学》，广州

《广州大学学报》，广州

《国父纪念馆馆刊》，台北

《国民报》，东京

《国民政府公报》，南京、汉口、重庆

《国史馆馆刊》，台北

《国史馆学术集刊》，台北

《国闻周报》，上海

《汗血月刊》，上海

《行政院公报》，南京、汉口、重庆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新乡

《黑龙江社会科学》，哈尔滨

《红色中华》，瑞金、延安

《华南新报》，昆明

《华年周刊》，上海

《建设》，上海

《江汉论坛》，武汉

《江苏党务周刊》，镇江

《江苏省政府公报》，镇江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南昌

《江西教育》，南昌

《江西教育旬刊》，南昌

《江西社会科学》，南昌

《教学与研究》，北京

《教育部公报》，南京、汉口、重庆

《教育通讯》，上海

《教育通讯周刊》，上海

《教育与民众》，苏州、无锡

《教育杂志》，上海

《解放与改造》，上海

《金融科学：中国金融学院学报》，北京

《近代史研究》，北京

《近代史资料》，北京

《近代中国》，台北

《经济汇报》，上海、重庆

《经济研究》，北京

《军事历史研究》，南京

《军事杂志》，南京

《军需学校第七期学生班通讯》，南京

《军政旬刊》，南昌

《抗日战争研究》，北京

《劳工月刊》，南京

《历史档案》，北京

《历史研究》，北京

《立法院公报》，南京、汉口、重庆

《临时政府公报》，南京

《每周评论》，北京

《美国研究》，北京

《民报》，东京

《民国档案》，南京

《民国研究》，北京

《民间》，北京

《民俗研究》，北京

《南方局党史资料》，重庆

《南京社会科学》，南京

《南开经济研究》，天津

《南强月刊》，南京

《内政调查统计表》，南京

《农情报告》，南京

《努力周报》，北京

《前锋》，上海

《钱业月报》，上海

《清华学报》，新竹

《清华周刊》，北京

《人间世》，上海

《三民主义月刊》，广州

《三峡大学学报》，宜昌

《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太原

《山西师大学报》，临汾

《商务日报》，重庆

《上海党史资料通讯》，上海

《少年中国》，北京

《社会半月刊》，上海

《社会科学》，上海

《社会科学研究》，成都

《社会新闻》，上海

《社会月刊》，上海

《申报月刊》，上海

《生活周刊》，上海

《圣教会报》，上海

《圣教杂志》，上海

《时代漫画》，上海

《史林》，上海

《史学理论研究》，北京

《史学月刊》，开封

《史学杂志》，南京、重庆

《世纪评论》，南京

《世界宗教研究》，北京

《市政评论》，上海

《书摘》，北京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北京

《思与言》，台北

《四川大学学报》，成都

《四十年代》，上海

《苏州明报》，苏州

《台大历史学报》，台北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台北

《台湾史料研究》，出版地不明

《台湾史研究》，台北

《台湾文学研究集刊》，台北

《谈盐丛报》，上海

《统计月刊》，出版地不明

《图画日报》，上海

《土改通讯》，出版地不明

《外交部公报》，南京、汉口、重庆

《外交评论》，南京

《现代评论》，北京

《乡村建设》，济南

《乡村院刊》，出版地不明

《乡教丛讯》，南京

《向导》，上海

《小日报》，上海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武汉

《新潮》，北京

《新建设》，北京

《新民丛报》，横滨

《新青年》，北京、上海

《新社会》，出版地不明

《新史学》，台北

《新文化史料》，北京

《新中华杂志》，上海

《雄狮美术》，台北

《学人》，南京

《学术月刊》，上海

《银行生活》，上海

《银行杂志》，上海

《银行周报》，上海

《庸言》，天津

《云南档案史料》，昆明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昆明

《长庚人文社会学报》，新北

《浙江党务》，杭州

《真光》，上海

《震旦》，上海

《政府公报》，北京、南京、汉口、重庆

《政友》，出版地不明

《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

《政治生活》，北京

《知识分子论丛》，南京

《中共党史研究》，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地不明

《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

《中国农村》，上海

《中国农民》，广州

《中国青年》，上海

《中国社会科学》，北京

《中国新书月报》，上海

《中国学术》，北京

《中行月刊》，上海

《中华教育界》，上海

《中华军史学会会刊》，台北

《中华圣公会报》，武昌

《中南土改简报》，武汉

《中央半月刊》，上海

《中央党务月刊》，南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

《中央银行月报》，上海

《中央周报》，南京

《中州学刊》，郑州

《总统府公报》，南京

四 外文期刊（以期刊名字母排序）

『アジア経済』，千葉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Bloomington

Asia Quarterly，Cambridge，Bost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Cambridge，England

China Quarterly，Lond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Jersey

Modern China，California

Republican China，Columbus，Ohio

The Chinese Recorder，Shanha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Cambridge，England

五 资料、论著（以资料、论著名拼音排序）

《150年中美关系史著作目录（1923—1990）》，汪熙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咏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911：辛亥》，陆建国著，知识出版社，2011

《1930年代中国的经济恐慌论：分歧与演变》，李宇平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6

《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汪朝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城市管理》，杜丽红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

《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李学昌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戴国辉、叶芸芸著，远流出版公司，1998

《安徽早期党团组织史料选》，中共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省档案馆编印，1987

《八年抗战之经过》，何应钦编著，黎明文化有限公司，1970

《八五自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徐国懋著，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印行，1992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廖敏淑著，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8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贾廷诗等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蒋永敬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

《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美〕丹尼尔·雅各布斯著，殷罡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赖泽涵、马若孟、魏萼著，罗珞珈译，时报出版社，1993

《北大岁月》，罗荣渠著，商务印书馆，2006

《北伐前的黄埔军校》，王肇宏著，东大途图书公司，1987

《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李恩涵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蒋永敬编，正中书局，1981

《北京电车公司档案史料》，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

《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印，1991

《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3），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印，1990

《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唐启华著，东大图书公司，1998

《北洋军阀史话》，丁中江著，中国友谊出版社，1996

《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王润泽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黄自进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唐启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8

《变俗与变政：上海市政府民俗变革研究（1927—1937）》，艾萍著，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不可忽视的战场：抗战时期的军统局》，吴淑凤等编，“国史馆”，2012

《不能遗忘的名单——台湾抗日英雄榜》，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海峡学术出版社，2001

《财政金融资料辑要》，“财政部”编印，1952

《财政年鉴续编》，财政部年鉴编纂处编，商务印书馆，1943

《蔡成勋祸赣痛史》，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编印，1924

《蔡松坡集》，曾业英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蔡元培教育论集》，高平叔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蔡元培全集》，高叔平编，中华书局，1984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再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常德城市现代化进程研究（1840—1949）》，管宏平著，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潮流与点滴》，陶希圣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东南印务出版社承印，时间不详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国史馆”，2005

《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国史馆”，2005

《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国史馆”，2004

《陈诚先生书信集》，“国史馆”，2006

《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陈光甫日记》，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陈光甫先生传略》，张寿贤著，上海银行，1977

《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银行编印，1970

《陈莲笙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陈逆公博罪行录》，时事新报出版部，1946

《陈撄宁与道教文化的现代转型》，刘延刚著，巴蜀书社，2006

《陈垣全集》，陈智超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陈立夫著，正中书局，1994

《城市建设经济学》，黄士诚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

《程天固回忆录》，龙文出版社，1993

《重游赣南记》，王澄霄著，广州宏艺公司印行，192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国风出版社影印版，1963

《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张静庐著，上海杂志公司，1938

《出卖上海滩》，〔美〕霍塞著，越裔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邓子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钏影楼回忆录》，包天笑著，大华出版社，1971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

《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杨维真著，“国史馆”，2000

《从军报国记》，邓文仪著，学生书局，1979

《从容共到清党》，李云汉著，东吴大学，1966；及人书局，1987

《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吴修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郑会欣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

《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胡礼忠、金光耀、顾关林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朱嘉明著，远流出版社，2012

《大东亚战争全史》，〔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军事译粹社，1978

《大都市之一：上海》，朱璟编，新生命书局，1935

《大革命时期长沙农民运动》，中共长沙县委党史办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大过渡——时代变局中的中国商人》，李培德编著，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3

《大学院之工作报告与决算》，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印，1928

《大战与中立国》，〔英〕阿诺德·托因比等编，上海电机厂职工大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陈天锡著，文海出版社，1967

《戴笠传》，良雄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国史馆”，2011

《戴笠与抗战》，张霈芝著，“国史馆”，1999

《弹火余生录》第2册，张赣萍著，香港文史出版社，1968

《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赵天恩、庄婉芳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

《党化教育下各科教学法纲要》，张九如著，新时代教育社，1927

《党史概要》，张其昀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王奇生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修订增补本，华文出版社，2011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英〕温斯顿·丘吉尔著，斯祝等译，商务出版社，1995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吴相湘著，综合月刊社，1974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秘书处编，学海出版社影印版，1971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人民出版社，198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曾宪林、谭克绳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第一回中国年鉴》，阮湘等编，商务印书馆，1924

《第一届国民大会实录》，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印，1947

《定县平民教育运动考察记》，毛应章著，南京，1932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东京审判》（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杨夏鸣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申晓云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动员农民：广东农民运动之研究（1922—1927）》，郑建生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学位论文，1992

《〈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陈仪深著，联经出版公司，1989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等编印，1986

《鄂州血史》，蔡寄鸥著，龙门联合书局，1958

《“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赖泽涵总主笔，黄富三等执笔，时报出版社，1994

《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李筱峰著，自立晚报社，1990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陈兵、邓子美著，民族出版社，2000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991

《翻身》，〔美〕韩丁著，北京出版社，1980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1955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上海新华书局，1991

《奋进的历史——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段琦著，商务印书馆，2004

《风狂霜峭录》，许涤新著，三联书店，1989

《奉直战云录》，陈冠雄著，中华书局，2007

《佛教与现代化》，觉醒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苏雪林著，三民书局，1991

《浮世万象》，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编印，1986

《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府城绅士：辛文炳和他的志业（1912—1999）》，谢国兴著，南天书局，2000

《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沈云龙、谢文孙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傅孟真先生集》，傅孟真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印，1952

《傅斯年全集》，联经出版公司，1980

《富国岛留越国军——史料汇编（3）》，“国史馆”，2007

《改革与困扰——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尝试》，郑会欣著，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8

《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李柳溪著，江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印行，1941

《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刘国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高翔文存》，川康渝文物馆，1983

《革命军》，邹容著，华夏出版社，2002

《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党史会，陆续出版

《革命逸史》，冯自由著，中华书局，1981

《革命与血缘、地缘：由纠葛到消解》，何朝银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吕芳上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美〕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各国教育制度》，常导之著，中华书局，1936

《各省市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计划汇编》，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1937

《各苏区土地问题——1944年3月在延安杨家岭学习会上的报告》，李六如著，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时间不详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刘泽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龚德柏回忆录》，龙文出版社，1989

《共产革命七十年：从革命夺权到告别革命》，陈永发著，联经出版公司，1988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5

《关山夺路》，王鼎钧著，尔雅出版社，2005

《关于汪精卫叛国》，新新出版社，1939

《官僚资本论》，许涤新著，海燕书店，1951

《光复前台籍抗日志士在闽粤的活动》，林德政著，复文图书出版社，1995

《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0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

《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学部总务司编，中国出版社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1982，

《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人民出版社，1987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广东书院制度》，刘伯骥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人民出版社，1987

《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广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1963

《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国耻史》，蒋恭晟著，中华书局，1929

《国防部情报局史要汇编》，“国防部情报局”编印，1962

《国父全集》，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3

《国共内战中的东北战场》，程嘉文著，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7

《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美〕威尔逊著，熊希龄、吕德本译，商务印书馆，1989

《国际关系史》，王绳组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译制，1932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编者出版，1961

《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编者出版，1959

《国家图书馆藏民国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

《国家主义的教育》，余家菊、李璜著，冬青出版社，1974

《国军后勤史》，“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91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金以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云南部分）》，云南省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7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孔庆泰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三军大学”编，“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

《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许师慎编，“国史馆”，1984

《国民政府考试院研究》，肖如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国民政府外交史》，洪钧培著，华通书局，1930；文海出版社翻印，1968

《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与贸易研究（1937—1945）》，郑会欣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国民政府之建立与初期成就》，王正华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刘维开著，“国史馆”，1995

《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研究参考资料》，张钦士选辑，京华印书局，1927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994

《（国闻周报）评坛、社论、时评》，文海出版社，1985

《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蒋梦麟著，商务印书馆，1932

《海陆丰革命史料（1920—1927）》第1辑，中共海丰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海录注》，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记、冯承钧校注，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

《海南文史资料》第6辑，南海出版公司，1993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熊式辉著，明镜出版社，2008

《韩战救台湾？解读美国对台政策》，张淑雅著，卫城出版社，2011

《寒风集》，陈公博著，地方行政社，1945

《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天下出版社，2011

《何炳松论文集》，刘寅生等编校，商务印书馆，1990

《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纂委员会编，黎明文化，1984

《河北文史资料》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

《河内汪案始末》，陈恭澍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贺昌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9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张蓉初译，三联书店，1957

《胡适的日记》，远流出版公司，1990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7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胡适秘藏书信选》，梁锡华选注，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78

《胡适文集》第3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胡适早年文存》，周质平主编，远流出版公司，1995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胡颂平编，联经出版公司，1984

《湖北革命知之录》，张难先著，商务印书馆，1946

《湖南大公报十稘纪念册》，湖南大公报编辑部辑印，1925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人民出版社，1988

《湖南文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1983

《护国文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护国运动》，存萃学社编，香港崇文书店，1973

《护国运动史》，谢本书等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沪上往事》，万墨林著，中外杂志社，1977

《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美〕李怀印著，岁有生、王士皓译，中华书局，2008

《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淮海战役亲历记》，淮海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8

《黄河青山》，黄仁宇著，张逸安译，三联书店，2001

《黄麻起义》，郭家齐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黄埔建校六十周年论文集》，“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4

《黄埔军校史丛书》，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起陆续出版

《黄埔军校之成立其初期发展》，黄振凉著，正中书局，1993

《黄兴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书局，1981

《黄炎培年谱》，许汉三著，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沈云龙编，联经出版公司，1976

《回顾录》，邹鲁著，三民书局，1976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著，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回忆辛亥革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会昌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

《会泽督黔文牍·电报》，云南督军署秘书厅编印，1920

《会泽靖国文牍》，前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厅编印，1923

《会泽首义文牍·电报》，前云南都督府秘书厅编印，1917

《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陶飞亚、刘天路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基督教会与民初宪法上的信教自由——以定孔教为国教之争为中心（1912—1917）》，刘义著，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赵晓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基督教学》，段琦、陈东风、文庸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戢翼翘先生访问纪录》，沈云龙访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纪念李友邦先生论文集》，严秀峰编，世界综合出版社，2003

《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史馆”编印，1998

《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历史学会等，1997

《艰苦建国的十年》，薛光前编，正中书局，1971

《简明伊斯兰史》，马明良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建宁县志》，新华出版社，1995

《江村经济》，费孝通著，戴可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江宁县政概况·建设》，江宁实验县县政府编印，1934

《江苏省农村调查》，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商务印书馆，1935

《江文也——荆棘中的孤挺花》，张己任著，传艺中心，2002

《江文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3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印，1987

《江西省粮食志资料长编》，江西省粮食局编印，1991

《江西省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编》，江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1954

《江西田赋问题》，熊漱冰著，新记合群印刷公司印制，1932

《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

《蒋介石大传》，刘红著，团结出版社，2001

《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吕芳上策划，时报出版公司，2011

《蒋介石的人际网络》，汪朝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2

《蒋介石评传》，汪荣祖、李敖著，商周文化出版社，1995

《蒋介石全传》上册，张宪文、方庆秋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

《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

《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上册，吕芳上主编，世界大同出版社，2011

《蒋中正先生对日言论选集》，黄自进主编，中正文教基金会，2004

《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黄自进编，稻香出版社，2006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国史馆”，陆续出版

《蒋中正总统五记》，黄自进、潘光哲编辑，“国史馆”，2011

《蒋总统传》，董显光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

《蒋总统秘录》，〔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8

《交通银行史料》，交通银行总行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教案与晚清社会》，赵树好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教育方针与政策资料》，“教育部”编，中央文物供应社，1951

《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金城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金融法规汇编》，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商务印书馆，1937

《金融线上——上海金融从业员征文集》，文艺习作社编，文艺习作社，1941

《金三角血泪史》，覃怡辉著，联经出版公司，2009

《金圆券币史》，季常佑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近代稗海》，荣孟源等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金以林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王玉茹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近代中国教育史》，陈启天著，中华书局，1969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舒新城编，中华书局，1933

《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篇》，多贺秋五郎编，文海出版社，1976

《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3

《近代中国立法史》，杨幼炯著，商务印书馆，1936

《近代中国民间武器》，邱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张玉法著，东大图书公司，1999

《近代中国史纲》，郭廷以著，南天书局，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晓园出版社，1994

《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程道德主编，现代出版社，1993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战争——第三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正文教基金会，2011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裳译，商务印书馆，1992

《旧中国的买办阶级》，黄逸峰、姜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杨培新著，上海三联书店，1963

《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加〕陈志让著，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三联书店，1980

《军事教育会议纪录》，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印，1939

《军政十五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1

《军政十五年》，何应钦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邓加荣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开罗会议与中国》，梁敬錞著，香港亚洲出版公司，1962

《康泽自述》，团结出版社，2012

《抗日烽火中的台湾义勇队》，楼子芳著，世界综合出版社，2003

《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西南》，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抗日战争》，章伯锋、庄建平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张宪文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记事（1931.9—1945.9）》，黄修荣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抗战时期政府财经战略研究组编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

《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强重华编，北京出版社，1997

《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2005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李公朴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

《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陈进金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7

《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卓遵宏编，“国史馆”，1985

《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张瑞德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林美莉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

《抗战文选》，清岑编，拔提书局，1938

《柯台山先生访问纪录》，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孔祥熙》，瑜亮著，台湾省政府，1958

《孔祥熙其人其事》，寿充一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口述历史（4）二二八事件专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口述历史（5）日据时期台湾人赴大陆经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昆明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6

《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干国勋等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懒寻旧梦录》，夏衍著，三联书店，1986

《老残游记》，刘锷著，陈翔鹤校、戴鸿森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老圃遗文辑》，杨荫杭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了了人生》，廖明哲著，文史哲出版社，2002

《雷震全集·雷震日记》，傅正主编，桂冠图书公司，1989

《李品仙回忆录》，中外图书出版社，无出版时间

《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南粤出版社，1987

《李宗仁先生晚年》，程思远著，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谢幼田著，集成图书有限公司，200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恋爱破灭论》，卢剑波编，泰东书局，1928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日〕狭间直树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美〕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993

《梁漱溟问答录》，汪东林著，香港三联书店，1998

《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5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

《岭海微飙》，丘念台著，中华日报社，1962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龙岩之土地问题》，林诗旦、屠剑臣著，龙岩县政府编印，1943

《龙岩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

《龙云传》，谢本书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台北，1964

《卢汉传》，谢本书、牛鸿宾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陆海空军校阅手簿》，军事委员会校阅委员会编，出版时地不详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罗志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论语译注》，杨伯峻著，明伦出版社，1971

《罗家伦先生文存》，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等，1976

《罗斯福选集》，关在汉译，商务印书馆，1982

《罗运炎论道文选》，上海广学会，1931

《骆宝善点评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

《骆驼祥子·离婚》，老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李玉贞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梁敬錞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马寅初抨官僚资本》，周永林、张廷钰编，重庆出版社，1983

《马寅初演讲集》，北京晨报社，1926

《马占山将军抗日战》，徐棻葆编，出版者不详，1933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1996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梅贻琦文集2·日记（1958—1960）》，杨儒宾、陈华主编，（新竹）清华大学，2007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新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吴翎君著，联经出版公司，2012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著，重庆出版社，1987

《美国教育》，吕俊甫著，商务印书馆，1967

《美国外交文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美日“帕奈号”事件与中美关系（1937—1938）》，杨凡逸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2

《民初列强对华贷款之联合控制——两次善后大借款之研究》，王纲领著，东吴大学，1982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朱宗震、杨光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民初之国会》，李守孔著，正中书局，1977

《民国百人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民国财政经济史》，董长芝、马东玉编，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民国财政史续编》，贾士毅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

《民国初年的政党》，张玉法著，岳麓书社，2004

《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张宪文、陈兴唐、郑会欣编，档案出版社，1988

《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萧铮主编，成文出版社，1977

《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蒋永敬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民国经济史》，朱斯煌编，银行周报社，1947

《民国社会经济史》，陆仰渊、方庆秋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毛思诚编，龙门书局，1965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民国时期中央国家机关组织概述》，韩文昌、邵玲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民国史料丛刊》，张研、孙燕京主编，大象出版社，2009

《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沈云龙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民国四十年来之财政》，关吉玉著，经济研究社，1976

《民国新疆史》，陈慧生、陈超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研究》，马莉著，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民国政史拾遗》，刘以芬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民国职官年表》，刘寿林、万仁元等编，中华书局，1995

《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忧患余生等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民众教育》，高践四著，商务印书馆，1934

《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林佳龙、郑永年主编，新自然主义出版社，2001

《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杜恂诚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印，1981

《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硏究：中山先生辞让临时大总统的金钱因素》，朱志骞著，知音出版社，1992

《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2011

《南京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制（一九二七—一九三七）》，王正华著，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部博士学位论文，1997

《南康县志》，1936

《倪焕之》，叶圣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卢汉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农村调查资料之一·奉天屯的调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编印，1947

《欧美政教关系研究》，张训谋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陈翠莲著，时报文化，1995

《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李元平著，中国出版社，1988

《评孔纪年（1911—1949）》，韩达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岐海商涛——中山工商经济史专辑》，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1994

《迁台初期的蒋中正》，黄克武编，中正纪念堂，2011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钱穆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杨端六著，三联书店，1962

《清德宗（光绪）皇帝实录》，华联书局，1964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9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李孝悌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清末教育思潮》，瞿立鹤著，中国学术著作协会，1971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

《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美〕陈锦江著，王笛、张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清实录·宣统政纪》，中华书局，1986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王彦威辑，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1932

《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6

《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8

《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罗志田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全国经济会议专刊》，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学海出版社，1972

《任弼时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华书局，198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邹念之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日本之动乱》，〔日〕重光葵著，徐义宗、邵友保译，南风出版社，1954

《日记与台湾史研究：林献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论文集》，许雪姬总编辑，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08

《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周婉窈著，自立报系文化出版社，1989

《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卢修一著，前卫出版社，1990

《日治时期台湾的社会领导阶层》，吴文星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

《日治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在中国》，林庆彰主编，台北市文献委员会，2004

《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许雪姬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戎马琐忆》，谭继禹著，出版时地不详

《儒教问题争论集》，任继愈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瑞金县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三民主义教育学》，张九如著，商务印书馆，1928

《三十年来党政军关系之回顾》，张群讲著，革命实践研究院，1954

《三元集——冯今源宗教学术论著文选》（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馆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

《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宗教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概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编印，1934

《陕甘宁边区成立50周年论文选编》，齐心等编，三秦出版社，1988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

《商务印书馆志略》，商务印书馆，1929

《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王尔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上海“银联”十三年（1936—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1986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胡林阁、朱邦兴、徐声合编，远东出版社，1939

《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楼嘉军著，文汇出版社，2008

《上海春秋》，曹聚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李欧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上海七百个乞丐的社会调查》（未刊稿），吴元淑、蒋思壹著，1933

《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法〕戴仁著，李桐实译，商务印书馆，2000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八十年》，周庆雄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95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上海市年鉴》（1935年），上海市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上海市通志馆，1935

《上海四行二局职工运动史料》，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1987

《上海文史资料》第6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上海永安公司职工运动史》，上海华联商厦党委、上海永安公司职工运动史编审组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上杭人民革命史》，中共上杭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邵元冲日记》，王仰清、许映湖标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社会经济史的传承与创新——王树槐教授八秩荣庆祝寿论文集》，侯坤宏、林兰芳编，稻乡出版社，2009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赵鼎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申报年鉴》，上海申报馆，1933

《沈定一集》，陶水木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省港大罢工、封锁及抵制英货运动之研究》，刘明宪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4

《圣谕广训》，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使德回忆录》，程天放著，正中书局，1979

《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吴承明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市政改革”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为中心》，涂文学著，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漱溟卅前文录》，梁漱溟著，商务印书馆，1926

《双清文集》，廖仲恺著，尚明轩、余炎光编，人民出版社，1985

《司徒雷登回忆录》，李宜培等译，中央日报社，1955

《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美〕罗伯特·柯白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上册，刘翠溶主编，允晨文化公司，2006

《四联总处史料》，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档案出版社，1993

《松坡军中遗墨》，文海出版社，无出版时间

《宋教仁集》，陈旭麓主编，中华书局，1981

《苏俄在中国》，蒋中正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

《粟裕军事文集》，粟裕军事文集编写组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

《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段云章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黄彦、李伯新编，中华书局，1986

《孙中山集外集》，陈旭麓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郝盛潮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孙中山廖仲恺与中国革命》，〔美〕陈福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孙中山全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中华书局，1981—1986

《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人民出版社，1986

《孙中山与共产国际》，李玉贞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0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郭杰、白安娜著，李随安、陈进盛译，中研院台湾史研究史所，2010

《台湾光复前后史料概述》，林忠著，皇极出版社，1983

《台湾近代名人志》，张炎宪、李筱峰、庄永明编，自立晚报社，1990

《台湾近代史研究》，稻乡出版社，1990

《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日〕若林正丈著，台湾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读会译，播种者，2007

《台湾连翘》，吴浊流著，钟肇政译，台湾文艺，1987

《台湾民报社论》，吴密察、吴瑞云编译，稻乡出版社，1992

《台湾人的抵抗与认同（1920—1950）》，陈翠莲著，远流出版公司、曹永和文教基金会，2008

《台湾人的海外活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1

《台湾人物群像》，李南衡编，帕米尔出版社，1985

《台湾日治时期的法律改革》，王泰升著，联经出版公司，1999

《台湾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2000

《台湾义勇队：台湾抗日团体在大陆的活动（1937—1945）》，王政文著，台湾古籍出版社，2007

《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李筱峰著，自立晚报社，1986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南天书局，1995

《汤恩伯先生纪念集》，汤故上将恩伯逝世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印，1964

《唐继尧与西南政局》，杨维真著，台湾学生书局，1994

《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

《滕杰先生访问记录》，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天津指南》，孙学谦著，中华书局，1924

《通货膨胀论》，王璧岑著，商务印书馆，1948

《通货外汇与物价》，赵兰坪著，作者自印，1944

《统计表中之上海》，罗志如著，上海，1932

《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外交部”编印，2001

《晚近中国思想界的剖视》，曹亮著，青年协会书局，1934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

《晚清三十五年来（1897—1931）之中国教育》，蔡元培等著，龙门书店影印版，1969

《晚清学部研究》，关晓红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晚清政治思想研究》，〔日〕小野川秀美著，林明德、黄福庆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

《万安军事会议要录》，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编印，出版时间不详

《万耀煌将军日记》，湖北文献社，1978

《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人民出版社，1985

《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汪精卫集》第3卷，光明书局，1930

《汪精卫集团投敌》，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汪精卫骂汪兆铭》，徐达人著，岭南出版社，1939

《汪精卫评传》，蔡德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汪精卫生平纪事》，蔡德金、王升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蔡德金、李惠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汪敬煦先生访谈录》，刘凤翰、何智霖、陈亦荣访问，何智霖、陈亦荣纪录整理，“国史馆”，1993

《汪日密约》，汪大义编撰，岭南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汪伪十汉奸》，黄美真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汪伪政权全史》，余子道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汪伪政权与日本关系之研究》，吴学诚著，中国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1980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朱子家著，春秋杂志社，1960

《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中央电讯社编印，1944

《王宠惠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

《王宠惠与近代中国》，余伟雄著，台北，1987

《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王世杰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王子壮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忘山庐日记》，孙宝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袁振国、张癸编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刘熙明著，稻乡出版社，1992

《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丁钢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中国文史出版社，陆续出版

《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章裕昆著，三联书店，1952

《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

《我的半生记》，杨克煌笔录、杨翠华编，杨翠华出版，1997

《我的父亲》，蒋经国著，正中书局，1988

《我的回忆》，张国焘著，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东方出版社，2004

《我的生活浪花》，王廉善编著，私人出版，2005

《我国银行会计制度》，李耀祖著，商务印书馆，1938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新潮社文化事业公司，2012

《我所知道的汤恩伯》，文强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乌江乡村建设研究》，蒋杰著，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村新报社，1935

《无花果》，吴浊流著，前卫出版社，1988

《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吴稚晖著，文星书店，1967

《吴三连回忆录》，吴三连口述、吴丰山撰记，自立晚报社，1991

《吴铁城回忆录》，三民书局，1968

《吴虞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五卅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国通商银行编印，1947

《五四与中国》，周策纵等著，时报出版公司，1980

《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政治大学文学院编印，1999

《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武昌革命真史》，曹亚伯著，中华书局，1930

《武昌开国实录》，胡祖舜著，武昌久华印书馆，1948

《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出版社，2005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著，文海出版社，1964

《雾社事件》，邓相扬著，玉山社出版公司，1998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杨奎松著，东大图书公司，1995

《西北视察记》，陈赓雅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黄玉生等编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朱绣著，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

《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傅伟勋、周阳山主编，正中书局，1993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严昌洪著，湖南出版社，1991

《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华书局，1989

《细说中统与军统》，徐恩曾等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2

《先总统蒋公全集》，中国文化大学等编，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先总统蒋公全集》，张其昀编，中国文化大学，1984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

《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李世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0

《现代中国货币制度》，赵兰坪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5

《现代中国政府》，陈瑞云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杨琥编，法律出版社，2004

《乡村建设实验》，章元善等编，中华书局，1934—1937

《乡村教育》，古楳著，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

《乡村教育纲要》，北平辅仁大学1934年夏令讲习会印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人民出版社，1985

《湘军新志》，罗尔纲著，“国防研究院”，1951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美〕安德森著，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

《谢南光著作选》，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

《谢雪红评传》，陈芳明著，前卫出版社，1996

《辛亥革命货币》，吴筹中等编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陈旭麓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丁守和主编，人民出版社，1987

《辛亥革命史料》，张国淦编，龙门联合书局，1958

《辛亥革命始末记》，渤海寿臣辑，五族民报社，1912

《辛亥革命首义记》，李廉方著，湖北通志馆，1947

《辛亥革命先著记》，杨玉茹著，科学出版社，1958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1961

《新货币政府实录》，王世鼎著，财政建设学会，1937

《新区土地改革前的农村》，人民日报编辑部编，人民出版社，1951

《新纂云南通志》，云南省通志馆编，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1989

《熊希龄先生遗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岫庐八十自述》，王云五著，商务印书馆，1967

《徐公桥》，江恒源著，中华职业教育社，1929.

《徐可亭先生文存》，徐堪著，四川文献社，1970

《徐永昌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学科·知识·权力》，〔美〕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译，三联书店，1999

《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美〕萧邦奇著，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血战余生》，张晴光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衙前农民运动》，中共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王永祥著，东大图书公司，2003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汪原放著，学林出版社，2006

《严复集》，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

《晏阳初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李济东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杨度集》，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杨基振日记》，黄英哲、许时嘉编译，“国史馆”，2007

《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杨肇嘉回忆录》，三民书局，2004

《一个被拘传教士的自述》，〔瑞士〕薄复礼著，张国琦译，昆仑出版社，1989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著，除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邱士杰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一战时期河南农民运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伊斯兰教在中国》，周燮藩、沙秋真著，华文出版社，2002

《伊斯兰教志》，秦惠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伊斯兰文化》，丁士任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以军令兴内政——征兵制与国府建国之策略与实际》，汪正晟著，台湾大学文学院，2007

《义和团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59

《议会制度》，邱昌渭著，上海书店出版社据世界书局1933本影印

《亦云回忆》，沈亦云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89

《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吕昭义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4

《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徐蓝著，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

《油彩·热情·陈澄波》，林育淳著，雄狮图书公司，1998

《于达先生访问纪录》，张朋园、林泉、张俊宏等访问，张俊宏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狱中人语》，罗文幹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6册，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袁世凯家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

《远生遗著》，林志钧编，商务印书馆，1984

《月牙集》，老舍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

《云南对外贸易概观》，万湘澄著，新云南丛书社，1946

《云南护国简史》，白之瀚著，新云南丛书社，1946

《云南近代史》，《云南近代史》编写组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云南抗日战争史》，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

《云南辛亥革命资料》，谢本书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恽代英日记》，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唐纵著，群众出版社，1991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台湾现代史研究论集》，郑梓著，新化图书公司，1994

《战时教育行政回忆》，陈立夫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张国淦文集》，杜春和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中华书局，1931

《张謇传记》，刘厚生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黄道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张申府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张深切全集》，陈芳明等编，文经出版社，1998

《张文襄公全集》，文海出版社，1963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张元济年谱长编》，张人凤、柳和成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张元济日记》，张人凤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

《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苏云峰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

《章太炎书信集》，马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

《长汀县志》，三联书店，1993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杨天石著，香港三联书店，2008

《政坛回忆》，程思远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知堂回想录》，周作人著，三育图书公司，1980

《直系军阀私人经济活动研究》，王秋华著，河北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6

《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论》，陈芳明著，麦田出版，2006

《中村孝志教授论文集——日本南进政策与台湾》，〔日〕中村孝志著，卞凤奎译，稻乡出版社，2002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吕秋文著，成文出版社，1976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1979

《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司马璐编著，翻印本，时地不详

《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张廷贵、袁伟、陈浩良著，解放军出版社，1990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198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叶金蓉、陈扬和、许振咏编，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9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1

《〈中国农村〉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三联书店，1955

《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顾朝林著，商务印书馆，1996

《中国出版界简史》，杨涛清著，永祥印书馆，1946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1957

《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札记》，〔苏〕А.В.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中国道教简史》，唐大潮编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中国道教史》，卿希泰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美〕高家龙著，樊书华、程麟荪译，商务印书馆，2001

《中国的文化与宗教》，〔美〕J.L.斯图尔特著，闵甲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金志焕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革命史》，苏生著，出版者不详，辛亥年九月

《中国工人运动史》，曾成贵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中国公共卫生之建设》，胡宣明著，东亚图书馆，1928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出版，1993

《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集（增订本）》，萧继宗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6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1926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纪录汇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1954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时间不详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中国国民党教育政策》，朱子爽著，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荣孟源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编》，中国国民党中执会训委会编印，1941

《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决议案汇编》，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

《中国国民党历届历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9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林泉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1

《中国国民党史述》，李云汉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4

《中国国民党题名录》，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4

《中国国民党之沿革与组织》，陈昧凉著，世界书局，1927

《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4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回教史》，傅统先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回忆录》，〔苏〕达林著，侯均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货币金融史略》，石毓符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中国教育史》，陈青之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

《中国教育思想史》，任时先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中国教育之改进——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宗青图书出版公司影印版，1990

《中国金融旧事》，朱镇华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中国金融年鉴》，沈雷春著，文海出版社，1979

《中国金融史》，洪葭管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金融通史》，张国辉、洪葭管等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2008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李剑农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97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陈真、姚洛主编，三联书店，1960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书局，1964、1986

《中国近代教育史》，陈景磐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熊月之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中国史学会编，人民出版社，196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中国史学会编，人民出版社，195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华书局，1989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第24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主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中国经济年鉴·1947》，狄超白主编，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

《中国经济史论文集》，孙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中国经济研究》，方显廷著，商务印书馆，1938

《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著，香港生活书店，1947

《中国军事史》，中国军事史编纂组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

《中国军用钞票史略》，丁张弓良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吴振贵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立宪史》，荆知仁著，联经出版公司，1984

《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刘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民主社会党》，方庆秋编，档案出版社，1988

《中国农村问题》，李景汉著，商务印书馆，1937

《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中国农民运动纪事》，高熙编，求实出版社，1988

《中国农民运动近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编印，1926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印，1957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中国社会教育概况》，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1939

《中国书院制度》，盛朗西著，中华书局，1934

《中国四大家族》，陈伯达著，长江出版社，1947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顾卫民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中国天主教简史》，晏可佳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中国通商银行》，谢俊美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张玉法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1949）》，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著，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中国现代史》，张玉法著，东华书局，1983

《中国现代史丛书8》，张玉法主编，东大图书公司，1996

《中国现代史想史论》，李泽厚著，三民书局，1996

《中国现代史学会30周年庆典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2010

《中国现代政治史论》，张玉法著，东华书局，1988

《中国宪法类编》，陈荷夫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中国心灵》，〔德〕卫礼贤著，王宇洁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中国新货币政策》，余捷琼著，商务印书馆，1937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著，上海世界书局，1927

《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马通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银行爱国爱行事例选编》，中国银行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年）》，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中国银行行史（1949—1992年）》，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档案出版社，1991

《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顾卫民著，东方出版社，2000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军投降文件汇编》，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印，1945

《中国政府》，陈之迈著，商务印书馆，1945

《中国政府》，董霖著，世界书局，1941

《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汪一驹著，枫城出版社，1978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1990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宗教通史》，牟钟鉴、张践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中行服务记》，姚崧龄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陈哲三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

《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罗刚编著，财团法人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991

《中华民国建国史》，“教育部建国史编委会”主编，“国立编译馆”，1990

《中华民国教育史》，熊明安著，重庆出版社，1990

《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0）》，吴家莹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档案出版社，1989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秦孝仪主编，近代中国社，1983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冯自由著，世界书局，1971

《中华民国开国史》，谷钟秀著，文星书店，1962

《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三军大学”，1990

《中华民国名人传》，近代中国社，1988

《中华民国南海四大群岛节略》，“内政部地政司”，1974

《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江苏省商业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祝启源、喜饶尼玛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中华民国史》，张宪文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中华民国史稿》，张玉法著，联经出版公司，199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馆”，陆续出版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郭廷以编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1984

《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曾景忠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秘书处编，“国史馆”，1994、1996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79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2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2

《中华民国外交史》，张忠绂编著，正中书局，1943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程道德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988

《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叶惠芬编，“国史馆”，2001

《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秦孝仪主编，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林炯如、傅绍昌、虞宝棠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秦孝仪主编，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杨奎松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7》，汪熙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1960

《中美经济关系研究（1927—1937）》，仇华飞著，人民出版社，2002

《中缅疆界研究》，柳长勋编著，“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1977

《中山先生墨迹选萃》，香港中原出版社，1986

《中苏关系》，孙科著，中华书局，1946

《中苏关系史（1917—1926）》，李嘉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薛衔天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三联书店，1982

《中外条约汇编》，黄月波、于能模、鲍厘人编，商务印书馆，1935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省档案馆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编印，1936

《中央银行史话》，寿充一、寿乐英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中印国界研究》，“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编印，1977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周佛海日记》，蔡德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周作民与金城银行》，许家骏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

《诸蕃志》，嘉靖十四年重校万卷楼本

《竺可桢全集（10）· 竺可桢日记》，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4

《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金冲及著，三联书店，2002

《追忆蔡元培》，陈平原、郑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宗教社会学》，戴康生、彭耀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总编纂，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编，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走到出版界》，高长虹著，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

《走向近代：国史发展与区域动向》，“走向近代”编辑小组编，东华书局，2004

《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史明正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李剑农著，太平洋书局，1931

六 外文资料、论著

1.日文（以资料、论著名汉字拼音排序）

『ソビエト外交史』、尾上正男著、東京：有信堂、1969

『北一輝著作集』、北輝次郎編、東京：みすず書房、1968

『北支の治安戦』、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著、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

『変動期にわける東アヅアと日本：その史的考察』、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東京：有斐閣、1980

『大東亜戦争全史』、服部卓四郎著、東京：原書房、1996

『東アヅア政治史研究』、衛藤瀋吉著、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

『福澤諭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0

『橘樸と中国』、山本秀夫編、東京：勁草書房、1990

『立憲政友會史』、菊池悟郎著、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0

『満州事変作戦経過の概要·満州事変史』、参謀本部編、稲葉正夫解説、巌南堂、1972

《秘録土肥原賢二》、土肥原賢二刊行会、東京：芙蓉書房、1972

『慶應の政治學：地域研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著、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社、2008

『日本外交年表主要文書（1840—1945）』、外務省編、原書房、2007

『日本外交史〈24〉大東亜戦争·戦時外交』、鹿島平和研究所編、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74

『日本外交史概说（増补版）』、池井优著、東京：庆応通信、1982

『日本外交文書』、外務省編、東京：外務省、陆续出版

『日本政治史：外交と権力』、北岡伸一著、東京：日本放送出版會、1990

『上海テロ工作76號』、晴氣慶胤著、東京：每日新聞社、1980

『我は苦难の道行く：汪兆铭の真实』、上坂冬子著、東京：講談社、1999

『現代史資料』（13）日中戦争（5）、臼井勝美編、東京：みすず書 房、1966

『現代史資料7·満州事変』、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みすず書 房、1964

『扬子江は今もれている』、犬養健著、東京：中央公論社、1984

『昭和の動乱』、重光葵著、中央公論社、1952

『浙江财阀论—その基本的考察』、山上金男著、東京：日本评论社、1938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著、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1983

『支那事變戦爭指導史』、崛場一雄著、東京：時事通信社、1962

『中華民国幣制と金融』、財団法人金融研究会著、東京：金融研究会、1936

2.西文（以作者姓氏西文字母排序，无作者的以资料、论著名西文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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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索引[1]

A

阿布都哈依尔·吐烈 1059

阿部信行 496，513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 1059～1060

阿南惟畿 417，425

阿旺坚赞 471

艾迪（G.S.Eddy） 961

艾力汗·吐烈 1056，1060

艾森豪威尔（D.D.Eisenhower） 557

艾斯敦（B.F.Alston） 1049

安格联（F.A.Aglen） 116

安世霖 979

安藤利吉 430

B

巴大维（David Barr） 558

巴尔穆（Palmar） 622，625

巴库林（A.B.Bakulin） 469，824～826

巴那（J.H.Barnard） 1066

白崇禧 188～190，206，226～227，244～245，391，412，486，516，520，524，538～539，548，550，560，565，589，835，982，984，1098

白川义则 401

白玉霜 1011

柏尔（C.A.Bell） 431，1045

柏文蔚 77，621

班禅额尔德尼 1039

班镇中 581

板垣征四郎 396，486，493

包达三 719，721

包天笑 942～943

薄复礼（R.A.B.Piaget） 969

鲍格莫洛夫（D.Bogomoloff） 439

鲍罗廷（M.Borodin） 173～176，326～330，332，334，374，805，810～812，817，830

鲍明钤 53

鲍文霈 508

贝祖贻（贝淞荪） 634，652，728，747，761，764

本庄繁 396，399

彼得罗夫（A.A.Petrov） 1059

币原喜重郎 369，373～374

毕德金（H.F.Pikin） 985

毕德门（Key Pittman） 792，797

毕范宇（F.W.Price） 987

卞白眉 727

别廷芳 214

滨本喜三郎 398

C

蔡锷 91，895，1044，1084～1094，1096，1105，1113

蔡和森 735

蔡惠如 1122～1123

蔡宁 967

蔡培火 1135，1139

蔡廷幹 622～623

蔡廷锴 241，401

蔡元培 38，69，126，130，135，168，184，187，391，895，898，900～903，932～933，935，938，946，962，1027，1033

蔡正雅 1018

曹福林 226

曹聚仁 1000～1001，1014～1015

曹锟 49～54，59，64，74～76，82，629，948，1091，1095

曹汝霖 5，735，1091～1092

曹圣芬 577

曹万顺 305

曹志宏 581

曾纪泽 1062

曾扩情 196，739

曾显庭 1007

曾醒 481

曾毓隽 64

曾仲鸣 485，487，511

查良钊 918

昌彼得 580～581

车林齐密特 1040

车向忱 397

陈邦贤 1009

陈璧君 481，484，487，492，502，504，511～512

陈伯达 748

陈布雷 172，202，405，448，478，491，740

陈诚 172，198，200，212～213，226～227，232，297，312，320～321，406，412，416，562，574，577，589，591～596，917，1109，1110，1147

陈澄波 1136～1137，1146

陈德徵 834～835

陈独秀 73，81，84～85，177，252～254，256，261，326，364，813～814，818，825，932～934，938，941，945，947～948，950～952，962，978，1027

陈敦正 199

陈朵如 722

陈皋 508

陈公博 171，174，178～181，183，189，190，205，484，490，495，498，500，502～508，512，817

陈恭澍 487

陈光甫 646，652，660，672，701，702，710，712～713，715，722，726～727，730～733，761，763～765，772，797

陈果夫 130，172，187，592，748，917

陈行 634，647，761

陈衡 586

陈宦 70

陈焕章 961

陈济棠 182～183，185，188，189，192～194，241

陈骥 586

陈家鼎 59

陈介 446

陈锦涛 37

陈炯明 80～81，120，170，177，179，209，266

陈君慧 508

陈克非 564

陈立夫 172，199～201，203，206，523，525，556，561～562，570，592，748，884，913～915，917～918

陈廉伯 808，810

陈箓 1047～1049

陈明霦 979

陈明仁 231

陈铭枢 133，182，188～189，194，241，809

陈纳德 424，453～454

陈其采 727

陈其美 16～17，20，27，30～31，169～170，203，362，561，601，1038

陈其瑗 171

陈启天 898～899，903，906

陈融 184

陈少白 25

陈绍宽 205

陈叔通 721

陈树藩 70

陈望道 1034

陈炘 1139

陈雪屏 581

陈彦徵 941

陈仪 205，363，384，430，906，1140～1142，1145，1147

陈贻范 1045～1046

陈宧 1091～1092

陈逸松 1139～1141

陈毅 539～541，544～545，547

陈英士 44～45

陈撄宁 980～981

陈友仁 94，115，184，783

陈元白 977

陈源 947

陈肇英 193

陈志潜 847，880

陈志让 168，1090

陈中 1055

陈祖康 507

成刚 589

诚静怡 959，962，986

程璧光 58

程德全 16～17，20～21，27，37，62，1002

程克祥 502

程潜 193，374～375，523～524

程天放 438，902

程天固 181

程正瀛 4～5，181

储安平 537

储连甲 580～581

楚明善 1061

褚民谊 204，493，497，502，504，506

川越茂 406

慈禧（西太后） 6，9～10

D

达赖 968，1039，1044，1047，1051～1054

大川周明 432

大和久 370

大河平隆则 624

大田宇之助 489

戴安澜 244，424

戴高乐（de Gaulle） 457

戴季陶（戴传贤） 126，130，133，135，160，172，174～175，181，187，196，203，328，371，516，561，837，965，1053

戴笠 172，200～201，241，485，487，502～504，508～509，651，723，1134

戴自牧 759

丹尼斯 451～452

德穆楚克栋鲁普 421

邓本殷 369

邓铿 170，172，175

邓士瀛 1073

邓寿荃 262

邓泰中 1092

邓铁梅 397

邓文仪 199，213，593

邓锡侯 241

邓小平 540～541，544～545，547

邓演达 87，179，213，370，375，826

邓颖超 243

邓元忠 198～200

邓泽如 10，170，184，812

邓召荫 184

邓中夏 261，809，948

狄超白 744，858，863

狄楚卿 974

狄克逊（H.Dirksen） 438

丁超 399

丁默邨 201，490，502，509

丁全功 984

丁日昌 664

丁汝昌 664

丁惟汾 171

丁治磐 239

东条英机 422，431～432

董必武 243，349，429

董道宁 483

董鸿勋 1092

董卡诺 1066

董同龢 580～581

杜保禄（Dumond） 990

杜聪明 1141

杜鲁门（H.S.Truman） 349～351，354，557，563，1057

杜任之 565

杜威（John Dewey） 897～899

杜维屏 529

杜亚泉 929～930，938

杜聿明 226～227，244，538，547～552，561，565，1106，1108～1109，1111

杜月笙 491～492，529～530，687，717，719～720，722～723，726～727，730，732～733，761

端方 890，1071

段祺瑞 23，38，48，52，58～61，64～65，70～72，74～76，81，83，91～92，96，103，114，623，629，975，1047，1094～1095

段锡朋 911

多田骏 405，486

E

鄂森 431

恩琴 1042～1043，1050

F

樊耀南 1055

范绍增 761

范宣德（J.C.Vincent） 443

范源濂 80，902

方君瑛 481

方志敏 978

费孝通 295，1104

费正清 557，570

冯耿光 20

冯国璋 12，23，70～71，73，76，92

冯乃超 719

冯懿同 18

冯友兰 981

冯玉祥 76，81，128，130，167，185～188，190～191，193～194，231，235，241，336～337，384，391，404，485，814，966，996，1006，1051，1101

冯占海 397，403

冯治安 226，538，541，564

冯自由 168，329～330，481

伏罗希洛夫（K.Voroshilov） 440

福克斯（A.M.Fox） 652

福泽谕吉 394

傅葆琛 839，841，908

傅秉常 94，166，170，175，184，192～193，1060～1061

傅冬菊 565

傅磊斯 21

傅汝霖 686

傅斯年 154，568，578～579，581～582，644，743～745，758，762，934，953

傅筱庵 686

傅作义 244，381，391，406，522，564～565，644

G

甘地（M.K.Gandi） 458

甘末尔（E.W.Kemmerer） 633

甘乃光 204，808，815，817，1059

冈村宁次 414～415，428，430，433，508，554

冈田启介 383～384

刚恒毅 990～991

高桂滋 391

高践四 842，844，846～847，870

高金监 972

高梦旦 938

高仁俊 580～581

高尾亨 372

高文彬 397

高一涵 934

高荫槐 1108

高长虹 925

高洲太助 624

高宗武 421，477～478，483～484，486～487，491～492，512

戈公振 926～927

葛福（Herbert Goffe） 14

葛敬恩 363，1138

葛若思（F.S.Grose） 1068

葛武启 199

耿继周 397

龚德柏 185

龚澎 719

贡觉仲尼 1051～1053

辜显荣 1133

古德诺（F.J.Goodnow） 47

古楳 840

古应芬 170，175，184，189，192，811

谷荻那华雄 498

谷正鼎 486

谷正纲 592～593

谷正之 502，507

谷钟秀 34

顾鳌 47

顾敦鍒 82

顾颉刚 981，984

顾孟馀 180，205，258

顾品珍 1095

顾维钧 94～95，97，101～103，115，202，400，410，433，615～616，1049，1076～1077

顾心逸 761

顾诒毂 687

顾映秋 1099

顾祝同 172，251，507，538，546～547，562

顾准 716

关麟征 226～227，1111

关锡斌 1035

关致中 509

广田弘毅 404～405，788

桂永清 197，581，587，594，596

桂裕 431

郭秉文 904

郭棣活 530

郭岐 1056

郭汝瑰 243，545，565

郭松龄 244

郭泰祺 94，401，451，650

H

哈定（W.G.Harding） 97，1043，1068

韩复榘 167，381，391，412，561，644

韩练成 243

杭达多尔济 1040

杭立武 578～582

郝梦龄 412

何承恩 1073

何国华 1092

何基沣 244，541，564～565

何键 188，194，241

何廉 202，204，762，764

何香凝 170

何应钦 130，187，193，197～198，205，206，211，247，249，251，344，363，370，384，403～405，412，430，445，478～479，508，554，577，595，660，966，1101，1105～1106，1112

和知鹰二 478～479

河野岩男 623

荷马李（Homer Lea） 34

贺尔飞 605～606

贺彦次郎 488，490，498

贺耀祖 363，374

贺衷寒 196～197，199～200

赫尔（Cordell.Hull） 112，350，787，794，1057～1058，1070

赫尔利（P.J.Hurley） 350，1057～1058

赫尔兹（Hirtz） 1070

洪兰友 581，726，730

洪炎秋 1136，1140

洪业 986

胡笔江 634，672，685，761

胡鼎珊 1007

胡敦复 904

胡国梁 529

胡汉民 10，13，31～32，34，77，123～128，130，133～135，144～145，147，167～168，170～171，173～175，177～180，182～183，185，187～189，191～196，203～204，328～329，337，384，481～482，485，562，603～604，621，810～811，837，901

胡景翼 81

胡霖 478

胡孟嘉 686

胡若愚 1096

胡绳 719

胡适 79，81，84，154，194，338，444，449～450，452，482～483，512～513，521～522，524，561，569，581，898～899，905，920，931，933～936，938，942，945，947，949，951，953，1027，1034

胡惟德 1071

胡宣明 1009

胡瑛 16

胡玉山 1067

胡毓棻 665

胡宗南 172，196，200，227，242，245，470，565，588

华岗 1104

华封祝 1088

怀素禅 714

荒木贞夫 383～384

黄实 1099

黄百韬 538～547，550

黄保德 586

黄朝琴 1141

黄大伟 170

黄郛（黄膺白） 73，172，202～205，375，382，384，403～404，561，1051

黄复生 481

黄公度 1003，1027

黄光华 403

黄杰 566，589～590

黄居祥 580～581

黄凯 94

黄慕松 1053

黄琪翔 181，412

黄仁宇 194，234～236，239，320

黄少谷 593，727～728

黄绍竑 181，188，190，206，226，845

黄溯初 491～492

黄旺成 1126，1145

黄维 538，542～551，566

黄显声 397

黄兴 13，16～17，20，31，34，37，44～45，62，66，168～169，481，598，600～602，994，1086

黄炎培 154，723，841，846，896～898

黄奕住 672

黄永社 1092

黄玉田 1090

黄远生 930，952

黄钟英 37，1071

霍宝树 573，724～725

霍伯器（E.L.Hall-Patch） 652

霍加尼牙孜 1055

霍金（W.E.Hocking） 987

霍普金斯（H.L.Hopkings） 1057

J

矶谷廉介 384

吉鸿昌 404，1006

季米特洛夫（G.M.Dimitrov） 390

季诺维也夫（Zinovief） 805

季山嘉（N.V.Kuibyshev） 331，368

加拉罕（L.M.Karakhan） 110～111，173，175

加伦（V.K.Galens〔Blucher〕） 368，579～ 580

加藤高明 90

迦纳（J.N.Garner） 641

嘉乐恒（W.J.Calhoun） 615～616

贾存德 478

贾德干（A.C.M.Cadogan） 1068

简朴 880，1061

简琴石 810

建川美次 396

江恒源 845～846，873，876～877

江伟藩 329

江文汉 989

江文也 1136～1138

姜豪 494

姜庆湘 744

蒋当翊 589

蒋鼎文 172，214

蒋复璁 579，582

蒋光鼐 241，391

蒋介石 87，116，126，128，130～131，133～135，137，147～151，155～156，158～161，163，165～167，169～217，221～227，238，240～241，244，246～251，304，311，325，329～333，337～339，342～347，349～358，360～371，375～381，383～386，388～392，395，399～400，403，405～415，421～422，426～428，433，439～440，442，444～448，450～451，454～458，461，463～472，474～480，484～488，491～492，502～503，508，511～512，515～517，520～528，530～536，538，542，544～545，547～550，553～562，564，566，568～571，573～579，582～589，592～593，595～596，636，639～641，646，648～649，652，654，656，659～660，682，684～685，687，689～692，698，723，726～727，732，738，743，745，748，768～771，806，809，811～812，817～818，825，827～829，835～836，844，917～918，966，975，984，987，989，996，1034，1050～1060，1069，1098～1106，1108～1113，1139

蒋经国 251，312，429，528～534，537，560，564，569，573，576～577，586～587，589，594，596，720，722～723，732，760，769～770，1109

蒋梦麟 98，154，156，913，936

蒋廷黻 90，202，204～206，338

蒋渭川 595

蒋渭水 1122，1128，1135

蒋雁行 50

蒋作宾 204，402，405

今井武夫 204，402，405，421，484，489，494，508

金井章次 475

金树仁 1055

金雄白 488，492，501～502，504，513

金越光 769

金兆龙 4～5

近卫文麿 483，486，495，499

靳云鹏 477

井仓松 400

景耀月 31，34～35

敬信 665

居里（Laughlin Currie） 653～654，1057

居正 44，64，160，193，328，522，562

巨赞 973

K

凯洛格（F.B.Kellogg） 782～785

凯特尔（G.Keitel） 447

康德（A.M.R.Conty） 607，609，613～614

康有为 9，882，889，961，978，1002，1037

康泽 196，200，206

柯克（Charles Cooke） 587，654

柯克朗（H.M.Cochran） 654

柯莱（Giuliano Cora） 477，483

柯雷阁（J.Clague） 1068

柯立芝（J.C.Coolidge） 784～785

柯台山 1133，1141～1143，1145～1147

克蕾（E.Crey） 1062

孔令侃 531～533，536，745，760～761，769～770，772

孔庆宗 470

孔祥熙 204～206，444～479，531，637～643，646，648～653，660，685，687，690～692，735，737，742～744，748，757，761，766，772，793，796～797

孔雪雄 841

寇松（G.N.Curzon） 1049

篑延芳 719～720

L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467

来栖三郎 421

赖琏 746

赖希木江·沙比里 1059

蓝高川 1133

蓝家精 1133，1144

蓝敏 1133～1134，1144～1147

蓝普森（M.W.Lampson） 115～116

蓝钦（K L.Rankin） 591

劳海（Archie Lockhead） 797

老舍 1014，1025

雷法章 1061

雷奋 15，27

雷鸣远 990～991

雷嗣尚 478

雷震 533～534，560，596，726，730～731，733

冷欣 508

黎玉玺 587

黎元洪 2，13，15，17，25，29，31，34，36，48～49，53，57，68，71，91，597，601，814，1002，1094

黎仲实 481

李弥 538～539，542～545，548～552，590～591，1113

李白垓 1068

李秉纲 589

李纯华 397

李达 735，970

李大钊 840，934，950～951，1027

李德立 15，18

李杜 397，399

李顿（V.B.Lytton） 401～402

李福林 176，193，211

李公朴 916，1104，1113

李宏达 586

李鸿祥 1090

李璜 154，903

李济 578～579

李济深 130，135，172～176，181，186～189，193，211，241，391

李嘉隆 686

李建兴 1139

李剑农 58，77，165，885

李经羲 1063

李景汉 844，846，849～850，869，871，878，1014

李景林 82

李理山 980

李立侠 718，722

李励庄 503，508

李烈钧 77，82，621，978，1094，1103

李霖灿 580～581

李六如 315～316

李弥 538～539，542～545，548～552，590～591，1113

李明瑞 190

李铭 527，672，685，713，717，723，726～272，730，733，761

李培基 562

李培天 1098

李品仙 188，190，503

李日基 1108

李善述 763

李石岑 900，938，1033

李石曾 761，946

李士群 500，502

李守信 403

李书诚 80

李铁军 586

李万居 1141

李维汉 253，262～263，276～277

李文范 184

李修家 1090

李延年 542～548，550

李隐尘 977

李友邦 1131～1133，1141

李玉堂 586

李云书 669

李卓吾 941

李滋罗斯（F.Leith-Ross） 460～643，792，795～796

李宗黄 1108，1110～1111

李宗仁 86～87，130，161，166～167，172～173，176，180～181，184～191，193～194，206，226，336，358，391，411～412，416，522～525，560，562，564，578，584，658，835，1100，1113

里宾特洛甫（J.Ribbentrop） 421

连温卿 1135

连震东 1141

梁国之 1073

梁寒操 184，193，682，1059

梁鸿楷 172

梁鸿志 421，476，492～493，495

梁启超 8～9，48，54，56，62～64，91～92，625，628，630，882，889，895，920，925，938～940，943～944，947～948，959，961，1002，1037～1038，1085，1092

梁如浩 1041

梁士诒 23，62，99，623，735

梁漱溟 154，560，843～847，854，858，861，865，868，870～874，876，947～948

梁廷炜 580～581

梁耀祖 842，844～846

梁宇皋 1068

廖磊 188

廖耀湘 244，564

廖运周 244，546

廖仲恺 13，32，170，175，177～178，209，328～329，805，807，809～812，931

列宁（V.L.Lenin） 25～26，60，88，325，332，334，754，1027，1134

林柏生 485，490，499，502～503，506，508

林彪 227，244，246

林伯渠 368，818

林呈禄 1139

林崇镛 576

林季商 1123

林康侯 714

林默涵 720

林木顺 1125，1131，1134～1135

林森 64，130，133～134，151，177～179，194～195，328～329，493，642

林枢（F.B.Fynth） 640，687

林蔚 241，451，577

林蔚文 577

林铣十郎 396

林献堂 1121～1122，1132，1139，1141

林熊征 1133

林忠 464，1133，1139

林祖密 1133

铃木卓尔 494

凌霄 508

刘拓 881

刘安祺 585～586

刘半农 933～934

刘伯承 227，539～541，544～545，547

刘伯堇 368

刘范吾 589

刘芳 959

刘斐 243，561

刘复 962

刘复基 4

刘公 4

刘攻芸 576，718

刘鸿生 634，726

刘晦之 686

刘纪文 363

刘家树 739

刘嘉树 589

刘剑 1061

刘健群 197～198，200，746

刘启光 1133，1141

刘汝明 226，239，538，542～548，550

刘少奇 287～288

刘廷芳 986

刘同 4

刘显世 1093，1097

刘湘 80，167，194，241，391

刘以芬 61～62

刘玉麟 605，612，624，1063

刘郁芬 495

刘云峰 1093

刘云翼 565

刘震寰 121，177，369，809

刘镇华 81，205

刘之洁 34

刘峙 172，538～539，542，544，546，548，565

刘智 984

刘祖武 1090

柳川平助 384

柳亚子 721，941

龙绳武 1104

龙天武 564

龙云 167，194，241，486，1067，1084，1096～1114

隆裕 15，22

卢广绩 397

卢汉 233，245，564，590，1002，1084，1102，1105，1109～1114

卢剑波 1032

卢永祥 51

卢玉书 1108

鲁涤平 189，374

鲁迅 933，935，944，947，962，978，1034

陆费逵 896，942

陆懋德 949

陆品琹 766

陆荣廷 71

陆征祥 90～91，94～95，100，603，608～609，614～615，617～623，1047

路友于 171

伦钦夏扎 1045～1046

罗北鼎 1007

罗炳辉 1108

罗广文 564

罗家伦 187，481，916，926，930，952

罗杰斯（Cyril Rogers） 650～651

罗静宜 724～725，729

罗隆基 1104

罗茄觉夫（V.P.Rogachev） 368

罗荣渠 531

罗斯福（F.D.Roosevelt） 354，422，426～427，433，442～444，449，452～454，456～458，461，466，468，554，636～637，649，653，655，779～780，786～787，789，791～793，796，799～800，1056～1057

罗天乐 972

罗万俥 1139，1141

罗文幹 45，54～55，70，72，78，85～86，154，1076

罗文藻 991

罗运炎 964

罗泽闿 561

罗卓英 226，414

洛克哈托（O.C.Lookhart） 640

骆美奂 720

吕澂 976～977

吕思勉 929

吕志伊 1093

M

麻克类（J.R.Macleay） 102

马伯援 31，478

马步青 470

马超俊 166，907

马福祥 982

马格鲁德（J.Magruder） 454

马吉符 1044

马坚 981

马君武 27，31～33，44，154，950

马林（G.Maring） 326

马明仁 984

马慕瑞（J.A.Macmurray） 781，784～785

马麒 983

马启西 984

马瑞图 1061

马松亭 982

马素 329

马万福 983

马相伯 962，973，990

马歇尔（G.C.Marshall） 238，353～356，434，557～558，562～563，656

马寅初 631，721，743～744

马占山 391，397～399，463

马振华 1032～1033

马仲英 1055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430～432，557

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 1045～1046，1054

毛邦初 596

毛起鹒 565，589～590

毛人凤 564，587

毛应章 844

毛泽东 154，250，252，269～271，276，278～279，282，284，290～292，298，302～303，318～319，321，340～341，343，345～347，349～354，356～357，360，368，391，539～540，544，547，551～552，559，563，567，735，747～749，751，814～815，818，970～972，1034

梅津美治郎 404，430

梅利尔（Frank Merrill） 590

梅汝璈 431

梅思平 421，484，490，493，502，505～506，512

梅贻琦 913，918，1145

孟沛 1065

米迪刚 839

米鉴三 839

闵一民 730

缪斌 503，507，510，833

缪澄流 463

缪嘉铭 1104～1105

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787，794～797，799

莫德惠 523，727～728

莫福如 586

莫国康 508

莫理循（G.E.Morrison） 3，18

莫洛托夫（V.M.Molotov） 429，1057，1059

牧恩波（G.W.Shepherd） 987

暮笳 973

穆时英 1030

N

那彦图 1041

那志良 578，580～581

纳训 981

纳忠 981

南汉宸 315，721，730

内田五郎 369

倪嗣冲 672

倪柝声 988

倪征燠 431

牛拉特（B.K.Neurath） 438

钮永建 18

O

欧庚祥 18

欧玛利（O.C.O’Malley） 782

欧阳渐 974～977

欧阳振声 80

P

帕里诺夫 1056

潘公展 726，834，1021

潘汉年 719～720

潘仰尧 714

潘裕昆 564

潘忠尧 731

庞炳勋 509

庞士谦 981

裴鸣宇 739

彭楚藩 4

彭德怀 227，973

彭汉遗 59

彭孟缉 594

彭湃 80，255～257，264～266，268～269，283～285

彭日升 1046～1047

彭学沛 204，483

彭佐熙 589

溥仪 400

Q

齐亚诺（G.G.Ciano） 422

契切林（G.Chicherin） 1043

钱昌照 202，204，911

钱大钧 568

钱新之 678，717，723，726，759～761，772

钱玄同 934，962，978

钱永铭 692

钱智修 938

乔巴山（K.Choibarsan） 1060

乔辅三 478

乔冠华 719

秦德纯 404，563，565

青木正儿 941

清濑一郎 431

清水董三 488，492

清水亨 369

晴气庆胤 498

琼斯（J.Jones） 787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352，354，457～458，554

丘念台 1139，1141～1143

邱清泉 226，244，538～539，542～546，548，549～552，565

秋瑾 168，895

屈武 1059

瞿秋白 735，940，946，964

犬养健 488～490，492～493，499

犬养毅 380，383

阙汉骞 234～236，239，586

R

热振 1053～1054

仁山 977

任鸿隽 907

任简 580～581

任可澄 1093

任嗣达 763

任援道 509

荣鸿元 529

容有略 586

柔克义（W.W.Rockhill） 56

芮逸夫 579

瑞澂 4～5

若槻礼次郎 376

S

萨镇冰 1071

赛珍珠（P.S.Buck） 987

三多 1040～1041

森田宽藏 370

沙比提 1055

沙元炳 1006

沙元榘 1006

山本条太郎 364，371

山田乙三 430

杉本久太郎 625

商震 188，381，403，451～452

邵瑞彭 49，51

邵式平 978

邵元冲 174～175

神尾茂 479，488

沈安娜 243

沈定一 255～256，264～266，805～806，924，950

沈鸿年 765

沈钧儒 154

沈雁冰（茅盾） 937，938，943

沈尹默 934

盛世才 194，469～470，1055

盛世骐 469

盛宣怀 9，19，666～667，696，736

施存统 950

施履本 622

施愚 47

施肇基 94～95，97，154，782，794，1048

石瑛 844

石凤祥 726

石觉 565，586～587

石友三 190，241

石原莞尔 396

时子周 982

史迪威（J.W.Stilwell） 222，238，240，424，426

史汀生（H.L.Stimson） 786，802

矢田七太郎 374～375

矢野征记 488，490

司徒雷登（J.L.Stuart） 494，524，561，563，569，573，964～965

斯大林（J.V.Stalin） 332～334，351～352，355，429，440，444，448，468，554，805，1055～1058

斯笰尔扎（C.C.Sforza） 613

斯诺（Edgar Snow） 294，970

松冈洋右 402，432，448，486

松元重治 478，488

宋斐如 1133，1141

宋汉章 676～677，682，685，718，720，722，724～728，730

宋教仁 16～17，37，44，56，63～65，168～169，1038

宋美龄 532，556，727，769，1099

宋庆龄 391

宋希濂 548，550

宋锡权 1074～1075

宋哲元 184，226，344，383，391，405，644

宋子安 745，765，772

宋子良 494，745，758～761，764～766，772

宋子文 184～185，403，429，449，454，466，471，525，568，571～573，634，636，638～639，644，648～652，685，692，722，724，728～729，735，737，742，745～746，748，757～759，761，763～765，772，781，785～788，796～797，810，812，1057～1058，1101，1109～1112

苏炳文 397，399

苏维梁 1139

苏芗雨 1136

苏新 111，1135

苏雪林 1032

苏莹辉 580～581

苏兆征 810

粟裕 227，418，539～541，543，547，549，551

孙宝瑄 1030

孙传芳 75，81

孙殿英 403，509

孙凤鸣 503，505

孙衡甫 686

孙洪伊 71

孙蕙君 1019

孙科 123～125，130，133，135，144～145，152，160，175，179～180，184～185，191～193，195，391，439，445～447，511，519，523～524，535，562，576，578，584，682

孙立人 226，251，424，565，594～596

孙连仲 226，239

孙廉泉 847

孙良诚 509

孙瑞璜 722

孙绳武 982

孙桐萱 226

孙文敏 730

孙永安 1090，1092

孙元良 538，542，544～546，548～551

孙中山 2，5，7～8，10～11，13，15，20，23～25，29～41，43～44，48，53，55，58，61，63，65～67，69，80～82，86，89，91～92，97，99，110，112～114，120～123，125，129，143，152，161，163～172，175～180，182～185，195，203～204，208～211，270，322～324，326～330，341，346，358～359，362～367，369，435，474，477，480～481，485，562，597，600，621，632～633，635，642，673，679，740，804～805，807～808，814，843，863，871，930～931，950，959～960，987，1003，1038～1039，1083，1085～1086，1095～1096，1114

索予明 580～581

索尔登（Daniel Sultan）1069～1070

索尔兹伯里（Marquess of Salisbury） 1026，1063

T

台克满（Eric Teichman） 1047

太虚 974～978，981

谈荔孙 672

覃振 193，329

谭平山 174，329～330，368，806，818

谭人凤 16，27，45，169

谭延闿 80，123，126，130～131，135，173，186，191，193，203，211，368，375，602，836

谭震林 541

汤恩伯 172，214，226，233，561，568，577，585～587

汤尔和 34，933

汤化龙 56，65～66

汤寿潜 16～17，20，27，37～38

汤芗铭 71

汤用彤 976

汤玉麟 403

唐继尧 71，1063～1065，1084，1086～1097，1105～1106，1113～1114

唐聚五 397

唐柯三 982

唐绍仪 15～16，18～24，33～34，38，63，78，94，184，477，597，600～602，611，625，1086

唐生智 86，166，181，188～190，193，241，261～263，281，283，375，409，562，1103

唐寿民 685，761

唐廷枢 664

唐星海 726

唐英（Frank Dorn） 590

陶保霖 938

陶成章 168～169

陶德曼（O.P.Trautmann） 410，477，479，483，487

陶行知 841，850，879～880，898，906

陶菊溪 1010

陶乐尔（W.S.Toller） 1068

陶孟和 202，235，237，239，934，1025～ 1026

陶孟三

陶启胜 4～5

陶希圣 154，484，490～492，510，512～513，949

滕杰 196～197，200

鹈泽总明 431

天羽英二 404

田耕莘 991～992

田尻爱义 496

田培林 579

田中隆吉 400

田中义一 364，376，395，1051

佟麟阁 412

童冠贤 562

童蕴珍 1033

土肥原贤二 404～405

W

万福麟 400，403，463

万墨林 491～492，530

汪大燮 598

汪德昭 565

汪建刚 50

汪精卫（汪兆铭） 14，18，20，44，128，133，147～149，155～156，166～167，170～171，173～175，177～185，190～196，204，328～329，331，335，337，345，367～370，375，421，474，476，477～508，510～513，562，581，336，699，806，810～812，904，946，1068，1076，1101，1103～1104

汪敬熙 930

汪孟邹 933

汪世昌 1032

汪文彬 504

汪文悌 504

汪文惺 504

汪原放 933～934

王秉钧 1090

王超北 243

王承斌 82

王澄霄 308

王宠惠 18，34，37，46，53～54，97，102，126，130，135，187，189，405，437，439，445～446，457，1056

王德林 397

王抚洲 573

王济远 1137

王静斋 982

王克俊 564

王克敏 421，475～476，492～493，495，504，509，674

王宽 982

王昆仑 166

王廉善 710

王启宇 726

王士珍 68，70～71

王世鼎 647

王世杰 120～121，131，147，149～150，153～154，157～158，202，205～206，445，449～450，161，527，578～579，581～582，744，911，935，1057，1059，1061

王叔岷 580～581

王叔铭 561，587，594，1109，1111～1112

王树德 576

王漱芳 739

王铁汉 396

王相义 588

王晓籁 726，733

王新民 1007

王揖唐 64，476，495

王怡柯 844，846

王荫泰 116，507

王有兰 31～34

王云五 461，526～527，535，575，938

王占祺 1067

王占元 80

王正廷 16～17，27，32，38，64，94～95，117，620～621，735，782，986

王之佑 399

王志莘 714，717

王郅隆 672

威尔基（W.L.Willkie） 655

威尔逊（T.W.Wilson） 60，73，88，95，101，117，618，1027，1120

韦伯（W.F.Webb） 431

韦伯祥 529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994～996

卫立煌 172，227，243，411，561，564～565

魏宸组 19，94～95

魏道明 468，595，1144，1147

魏德迈（A.C.Wedemeryer） 222，240，426，557～558，632

魏亚特（A.C.Wiart） 1069～1070

温毓庆 240

温宗尧 18，476，495

文怀恩（J.E.Williams） 373，987

文森（Eddy Vinson） 1070

闻一多 1104，1113

翁俊明 1133～1134

翁文灏 202，204～207，526～527，534～535，571，575，578～579，581～582

翁泽生 1135

沃伦（E.Warren） 1069～1070

吴大琨 744

吴德施 972

吴鼎昌 202，205～207，672～673，722～723，727

吴凤培 580～581

吴国桢 532，537，560，595～596，717，764，770

吴晗 1104

吴化文 509，566

吴景濂 49，51，64

吴敬荣 1073

吴君毅 941～942

吴开先 726

吴坤生 726

吴雷川 986

吴敏登（U Myint Thein） 590

吴佩孚 51，74～76，80，99，334，477，948

吴启鼎 686～687

吴若龙 1069

吴三连 1136，1140～1141，1143

吴尚鹰 184，193

吴绍澍 746

吴思豫 363

吴嵩庆 576，578

吴铁城 175，205，400，516，576，1145

吴学义 431

吴耀宗 973，989

吴永生 170

吴虞 940～942，962

吴玉璋 580，581

吴稚晖（吴敬恒） 135，184，189，191，481，904，946，948，1032，1108

吴忠信 470，561，727，1053

吴铸人 746

吴浊流 1125～1130，1139～1141

吴宗濂 604～605

吴左金 1118，1144

伍朝枢 94，97，116，133，175，784，808

伍大光 94

伍克家 712，733

伍廷芳 14～18，20，22～24，34，37

X

西尾寿造 494

西义显 478

西泽 1071～1073

席德懋 576，652，727～728，764

夏斗寅 80

夏衍 719，720

向哲浚 431

项贝克（S.K.Hornbeck） 787

项克方 730

项英 347

萧楚女 948

萧鼎瑛 1035

萧克 382，969

萧叔宣 384

萧同兹 492

萧振瀛 478～479

萧铮 296，303～308，746

小仓何之助 1079

小川哲雄 508

小矶国昭 428，507

小泉土之丞 625

谢持 177，179，193，328～329

谢东闵 1133，1141，1143

谢觉哉 276，1034

谢介石 1127～1128

谢晋元 409，412

谢珂 397

谢南光（谢春木） 1117，1122～1124，1126，1128～1129，1133，1141～1142，1149

谢汝翼 1090

谢无量 941

谢雪红 1125，1131，1134～1135

熊克武 80，193，1087

熊十力 976

熊式辉 203，207，213，565～566

熊希龄 16，60，63，80，597～598，600～604，606，610～611，625，975，1086

熊向晖 243，565

熊在渭 769～770

须贺彦次郎 488，490，498

须磨弥吉郎 384

虚云 977

徐柏园 573，727～728

徐宝璜 925～926

徐炳昶 907～908

徐采丞 491

徐恩曾 172，200～201

徐傅霖 523～524

徐国懋 721，733

徐鸿宝 579，581

徐寄庼 714，717，721

徐堪 576，640，643，648，691，738，761，1107

徐谦 154，375，962

徐世昌 12，22，48，68，73～74，76，83，95，629，1047～1048

徐淑希 465

徐树铮 71，1042

徐锡麟 168，895

徐新六 672，761

徐永昌 412，430，446，531，533，563，565～566，1134，1144

许崇智 170，172，177～179，193，329，369，810～812

许涤新 719～720，735，751

许鼎霖 18

许公鉴 771

许冠尧 31

许仕廉 846

许振干 1145

许正直 1061

许子玉 959

宣铁吾 532，770

萱野长知 478

薛穆（H.J.Seymour） 458，471

薛岳 226，415，417，586，1099

薛仲述 586

Y

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 424

严复 47，882，889，953，961

严景枝 1074～1075

严慎修 846

严修 73

严秀峰 1131～1132

阎宝航 397

阎锡山 9，71，128，130，166～167，184～191，193～194，241，336，348，363，381，391，411，559，1051～1052

颜惠庆 154，202，603，1049

演文 973

晏阳初 154，841～847，852，859，869～871，873～881，987

杨度 11，14，47

杨格（A.N.Young） 638，640，643，660，794，799

杨赓陶 154

杨管北 726

杨洪胜 4

杨虎城 337，342，391，407

杨基振 1144

杨杰 384，440

杨开道 846

杨培昌 720

杨师庚 579

杨士琦 18，23

杨树庄 130，187

杨希闵 177，369，809

杨贤江 938

杨荫杭 48，71～72，78，85

杨永泰 202～205，381～382，384

杨月如 1002

杨云竹 465

杨增新 110，1051，1055

杨肇嘉 1136，1140～1143，1145，1149

杨蓁 1092

姚宝来 1044

姚从吾 581

姚崧龄 729～730，758

姚文凯 761

叶楚伧 174～175，640，685，905

叶德辉 276

叶冀熊 1033

叶剑英 243，973

叶琪 188

叶荣钟 1122，1126～1127，1139

叶圣陶 721，1028

叶挺 347，418，421

叶琢堂 686，761

伊集院彦吉 600，609～610，614～615，623

伊士林（F.Iselin） 1068

伊藤芳男 478，501

奕 665，885

奕劻 21～22

荫昌 12～13，20

殷汝耕 475，1051

尹昌衡 1044

尹明德 1066～1068，1070

英敛之 990

影佐祯昭 421，484，486～490，493，496，498～500

永野修身 432

永伟里（W.M.Young） 1067

游弥坚 1141

有吉明 384，788

于斌 992

于树德 171

于学忠 391

于右任 25，133，160，523，577

余程万 590，1113

余家菊 903，906

余启佑 589

余日章 98，966，986

俞国桢 959，966，985

俞鸿钧 527～528，573，575～576，578，595，743，745

俞济时 586

俞庆棠 870

俞作柏 190

虞洽卿 172，669，682，803，836

喻云纪 481

袁大化 1044

袁克定 14，23

袁世凯 2～3，9，11～14，16，18～24，28，31～33，38～39，44，46～48，53，55，57，62～71，73，76～79，89～91，100，169，191，346，363，597～601，612～613，619～621，625，629～630，673，676，890，944，960～962，975，978，1002，1037～1041，1044，1083，1085～1094，1114～1115

袁希洛 34

袁祖铭 1095，1097

圆瑛 975，977

约翰逊（N.T.Johnson） 640，647，796

月霞 976

越飞（A.Joffe） 209，326

恽代英 78，256，943，952，962，964

Z

臧式毅 496

斋藤实 383～384

翟从圣 964

詹沛霖 529

张邦杰 1133

张彪 5

张伯苓 154，913

张超 530

张冲 440，445，1111

张道藩 581，592

张德恒 580～581

张东荪 154

张笃伦 1109

张恩溥 978～980

张发奎 166，181，188，190，193，216，226，587

张国淦 12～13，15，19，24，47～48，62

张国焘 173～176，325，933～934

张国威 1065

张海鹏 398

张海天 397

张鸿钧 846，867

张惠农 731

张季鸾 479

张继 56，133，620～621

张嘉璈（张公权） 202，205～206，655，674，676～677，685，722～723，727，730，758，761，772

张謇 9，16～17，19～21，23，37～38，62，100，600，678，1006，1086

张敬尧 80，1091

张静江 44，135，172～175，183，203，368，682，761

张静庐 942～943

张君劢 52，77，154，156，518，948

张克侠 244，541，564～565

张岚峰 509

张澜 1104

张厉生 573

张灵甫 565

张露萍 243

张培元 1055

张其中 586

张群 150～151，160，203～207，363，382，406，445～446，478，522，561，722～723，769，835，966，1113

张人骏 1071，1073

张润苍 557

张绍曾 47

张深切 1120，1132～1133，1136

张斯麐 110

张我军 1136，1140

张奚若 904，953

张锡荣 730

张学良 90，128，130，167，186～188，191，206，337，342，390～391，395～398，400，403，407，475，1051

张勋 48，53，71，76，91～92，944，978

张耀曾 47，52，154

张一麐 65

张翼鹏 262

张英杰 1069

张元济 937～939，943～944

张元旭 978

张藻札 1066

张振勋 667

张震 587～588

张镇芳 672

张治中 200，212，401，406，561，917，1059

张仲炘 665

张子贞 1090

张自忠 226，381，416

张宗昌 82，188

张祖荫 1068

张作霖 51，54，71，76，82，90，111，113，115～116，191，377，395，629，631，1003，1051

章汉夫 719

章士钊 25，62，72～73，78～79，948

章太炎 16～17，37，46，62，66，69，169，329，895，1038

章锡琛 938

章元善 846～847，863

长谷川清 408

赵秉钧 62，607，619，622

赵诚藩 979

赵椿年 18

赵棣华 759

赵凤昌 16，19～20，602

赵恒惕 80，86，261

赵怀义 991

赵季言 761

赵琳 586

赵叔愚 841

赵毓松 495

赵元浩 744

赵正平 495

赵紫宸 986

哲布尊丹巴 968，1039～1042

真崎甚三郎 383

郑桂林 397

郑介民 241，571，1070

郑苹如 490

郑坡 1069

郑森禹 744

郑铁如 720～721，724～725，729～730，733

郑延禧 605～606，611～612

郑亦同 746

郑永昌 623～624

郑振铎 721，744，926，938

植田谦吉 401

中村豊一 478

钟天心 166

重光葵 395，401，430，496，498，503，513

周恩来 208，243，407，412，723，731，744，972～973，1104

周法高 580～581

周凤森 580～581

周佛海 478，483～484，489～490，492～493，496，499～508，511～513

周鲠生 461

周谷城 865，903，906

周宏涛 533，576～577

周济世 992

周隆庠 478，499，508

周守良 686

周廷弼 669

周学熙 597，604，607～608，613～615，617～619，621～622，624～625，752～753

周嵒 587

周予同 938

周至柔 591，594

周锺岳 1098，1105～1106，1112

周自齐 91，735

周作民 672，719～723，726，733，761

周作人 933，946～947

朱德 319，350，1104，1108

朱尔典（J.N.Jordan） 12，14，16，21，605，612～613，617，1043，1047～1048，1063～1064

朱家骅 184～185，199，205，445～447，572，578～579，581～582，901

朱经农 844，905

朱璟 708

朱培德 193，211，809

朱启钤 62

朱谦之 941

朱庆澜 397

朱绍良 469～470

朱执信 170，175

诸青来 495

竺可桢 536～537，763，767～768

庄世平 730

庄思缄 34

庄泽宣 901

资耀华 642，733

邹鲁 177～180，184，329，903

邹树文 855

邹韬奋 1033

邹作华 463

左舜生 154，156，903

[1] 本索引收入书中出现的人名，中国、日本、朝鲜等人名以其汉字的音序排列，其他国家的人名以其译音汉字的音序排列，并附其原文，少数不知原文者暂付阙如。

后记

晚近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时段，包含着多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更因其与现实密切关联，而引起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代史研究一向是中国史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自193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及开展相关研究，至今已近百年，其间有关研究成果数量丰硕，涉及的主题包括了中国近代史的方方面面，成绩斐然。198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过去深藏不露的档案文献的开放，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及学术潮流的衍变，随着学术交流的广泛进行和研究的深入及认知的变化，海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亦在不断发展、深化、创新，成果迭出。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促进海峡两岸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共同研究，201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约请大陆及海峡对岸的台湾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同仁共同参与，并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其后，该项计划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其研究宗旨为：

1.以专题研究的框架，展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尤其着重展现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史料运用、研究方法、个案解读、历史诠释等方面的新进展与新趋向，注重其学术性与前沿性。

2.面向学界同行，具有国际视野，体现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新特点。同时，亦考虑到大学本科以上学生及社会大众读者的学习需要和阅读兴趣，力求有更广大的读者面。

3.在注重学界过往比较重视的政治、经济、外交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体现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趋向，在思想、文化、社会史研究等方面，亦有充分的写作与讨论空间。

4.各章节以专题和专论为中心，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有感而发，内容详略得当，文字通畅可读，书后附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

考虑到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特性，以及本研究计划的参加者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机构，具有或同或异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历，我们不要求以同一视角和话语系统从事研究与写作，而是充分尊重作者个人的研究兴趣、学术见解与表述方式，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在自由讨论切磋的基础上，以客观真实、实事求是为本，既凸显学术共识，又保留表述差异，最终形成在中国近代史各个不同论述主题之下的异彩纷呈的学术研究精品。

参加本研究计划的学者共有57位，其中大陆学者34位、台湾学者21位、香港学者2位，每位学者就其所擅长之研究主题各撰写一章。北京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统筹主持研究计划，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时任所长黄克武研究员在联络台湾学者参与研究并提出撰写意见方面贡献良多。王建朗、黄克武研究员慨允共同主编本书并为序。

自2013年起，本书作者陆续完成并提交了书稿初稿。2013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书稿讨论会，参加者有北京近代史所王建朗、汪朝光、金以林、杜继东研究员，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台北近代史所黄克武研究员，台湾东海大学唐启华教授，以及本书出版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杨群、徐思彦编审。本次会议讨论了书稿审阅定稿过程中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了书名，并对全书的体例统一、章节安排、参考文献、文字表述等技术性问题，明确了修改原则。会后，我们将书稿先行发给相关主题的作者互审，收获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自2015年起，我们又集中对书稿进行了统一审阅和编辑校订，汪朝光研究员承担了其中不少工作。前后历时五年，终竟全功。

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撰写、编辑、定稿的全过程中，我们得到各位作者包括大陆和台湾诸多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对学术的认真负责及对我们工作的宽厚包容！

本研究自最初发端到完成出版，始终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近代史编辑室宋荣欣、赵薇、李丽丽等编辑，在书稿编辑出版过程中尽心尽力，排忧解难，为书稿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贡献多多。我们亦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多年来对学术研究和出版的无私支持！

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不仅在于学者自身的努力，也在于有关各方的关心支持，形成良好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式的研究氛围，以有利于真正优秀的科研成果脱颖而出。本研究进行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领导及“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出版经费支持，我们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学术研究和成果出版创造的良好环境！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完成出版，是两岸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良好开端，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未来两岸合作研究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我们期待两岸学者有更多的合作，在全球化的时代，建立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主体性诠释，留下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学术印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一六年四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全2册/王建朗，黄克武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097-8198-2

Ⅰ.①两… Ⅱ.①王…②黄… Ⅲ.①中国历史-研究-民国 Ⅳ.①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0667号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下）

主编/王建朗 黄克武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荣欣

责任编辑/宋荣欣 赵薇 李丽丽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79.25 字数：1251千字

版次/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8198-2

定价/268.00元（上、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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