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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前言 明日世界里的中国（1）

- 中文版前言 明日世界里的中国（2

- 引言 一个多极的世界（1）

- 引言 一个多极的世界（2）

- 引言 一个多极的世界（3）

- 全球化的新面孔（1）

- 历史的回归

- 新的东西方冲突？

- 正在兴起的世界革命（1）

- 正在兴起的世界革命（2）

- 正在兴起的世界革命（3）

- 压力下的全球化（1）

- 压力下的全球化（2）

- 压力下的全球化（3）

- 压力下的全球化（4）

- 两面神标志之下（1）

- 两面神标志之下（2）

- 两面神标志之下（3）

- 帝国的回归（1）

- 伊朗的威胁

- 俄罗斯的复兴运动

- 中国的变数

- 危险在增加

- 狭窄的西方团结之路

- 未来20年的三项使命

- 新的大西洋合作伙伴

- 未来世界法国的位置

- 即将到来的世界

中文版前言 明日世界里的中国（1）

中文版前言 明日世界里的中国

我的著作首次在中国出版，并且是由享有盛名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来出版，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为中文版作序。

本书在法国出版后，又在美国以《即将到来的世界格局：构建新世纪的地缘政治图景》为书名出版。本书旨在阐明冷战结束后的10年过渡期之后，构建21世纪世界的一个新地缘政治格局的到来。随后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事件使得更多人感受到了世界的这种变化。

但是在这种认识之外，本书对作为冲突与和平根源的全球化这种变化的因素和未来世界的特点做了分析：未来世界不是一个由于全球化而变得平坦和统一的世界，不是一个因多极化而变得平衡的世界，而是一个被全球一体化和国家地区分裂相互对立的力量所左右的、以地缘政治和原教旨主义的反常回归和技术与通信革命为特征的、既面临战争危险又充满和平前景的二元的和不稳定的世界。

2007年夏首先影响金融领域，进而影响全球经济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只是强化了揭示时代变化的信号，加速了国家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回归，进一步削弱了西方的领导地位，促使新兴大国的崛起，使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变得日益重要。

某些人所称的“全球化的第一大危机”实际上可以看做我们进入21世纪的强大的加速器，它迫使我们所有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在几年内而不是十年或二十年里适应新的世界格局。

20国集团迅速代替8国集团作为管理全球事务相关的场所表明了历史在加速前进，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新兴大国今后不可或缺的角色，经济、能源、环境和地缘政治问题相互依存，战胜所有全球性挑战必不可少的国际合作。

中国最近30年来的迅速腾飞是本书所分析的变化的核心内容。正是这种腾飞将地缘政治因素重新带入经济领域。中国从前是发展中国家，如今是新兴国家中第一大国，它将再现历史辉煌，正成为本世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中国运用其经济、政治、技术和军事力量的方式决定着21世纪的走向，也许还决定着世界在和谐与冲突之间的走向。

中文版前言 明日世界里的中国（2

今天，中国成功地参与了复兴世界经济的集体努力。解决气候变化、伊朗核扩散蔓延危险、宏观经济不平衡和落后状态等重大挑战也同样需要中国作出贡献。

当然，中国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要求中国有所作为的节奏方面要考虑到这种混合的身份。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分类从某些国际条约角度看仍是中国的主张，与今日的现实已不再相符。

将来，中国会成为一个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世界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巨人之间行将建立的关系。认识到其所具有的影响全球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所带来的担忧，中国应该像美国那样，争做一个“仁慈的帝国”，将国家利益和全球影响力与集体利益统一起来，与欧洲和美国一道建设一个多边的新秩序。

这并不意味着要照搬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模式，更不是要照搬西方的文化和哲学，因为中国有千年历史赋予的财富和传统。但是除了几世纪以来规范国际秩序的主权原则之外，它也意味着接受一整套根本的价值，比如人的神性及所附属的根本权利和自由。

如果不是看重普世的道德标准，如果不是有强大的民主制度的防线，美国在运用自身力量和保卫他们国家利益的时候就不会遇到任何限制。同样，每当全球安全和捍卫自由与美国自身利益不完全一致的时候，美国对全球安全和捍卫自由方面的贡献就有可能更少。

将来中国也会一样，它应该在未来几十年中为这第二次的变革做好准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建设一个开放、进步与和平的21世纪肩负更大责任。

罗朗·柯恩-达努奇

（Laurent Cohen-Tanugi）

2009年7月

引言 一个多极的世界（1）

引言 一个多极的世界

全球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的唯一逻辑，但它今后将在一种复杂的辩证法下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相并存。

◆21世纪一开始，我们就被拖到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

◆我们将要踏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经济巨人运用它们实力的方式，取决于西方民主保持它们活力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致力于共同利益方面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

“铁幕”落下，新的世界曾是充满希望。可是不到15年，21世纪伊始我们就被拖入一个更不确定的世界。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个新的世界，它有时被称作“多极世界”，与前一阶段令人生气的美国单极世界相对照。

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5年以来作为国际关系组织原则的美苏对峙结束了。从多方面看，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紧接其后的苏联帝国的内部崩溃、德国的统一、欧洲大陆的统一，这些都为两极世界和产生一连串动荡的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体制鸣起丧钟。我们所称的后冷战时期与其被看做刚刚开启的世纪的序幕，不如被看做已经逝去的20世纪的尾声，这同严格的日历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作为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象征的20世纪90年代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看起来更像是一段惬意的和充满幻想的插曲，它被2001年“9·11”恐怖袭击突然中断了。

在西方，后冷战时期被烙上了历史终结的乌托邦标记，这种历史的终结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胜利，表现为一系列有利的变化：以互联网革命和新经济为代表的美国模式的胜利、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奥斯陆巴以和平进程、俄罗斯和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新世界秩序”的探索等。2001年“9·11”袭击中断了这一切，其景象已经面目全非，但却更加凄惨，更加持久。这一事件的历史影响仍然是长久的议题，我们这里把它主要作为世界变化的象征性标志。当以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座这挥之不去的画面为代表的历史悲剧打破全球化和技术革命能够为所有人带来繁荣和民主的自由主义幻想的时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革已经降临，并勾勒出21世纪之初的地缘政治轮廓。

首先是极端主义的出现，它是国际秩序的破坏力量，不仅包括恐怖主义、伊斯兰世界中宗教激进主义的发展、巴以和平希望的破灭，还包括少数教徒被地区大国甚或全球大国用来实现其野心。这些状况及其所带来的威胁支配着国际活动议程，使我们的前景暗淡，掩盖了其他更有意义的变化。

引言 一个多极的世界（2）

也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它完美地登上国际舞台，这实际上成了进入21世纪的第二记锣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巨人开始觉醒，获得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巨大反响，在30年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带动了像印度、俄罗斯等其他一些新兴国家的觉醒，以及我们刚刚开始感觉到的战略上的震动。

这些新角色的崛起，有时是令人忧虑的，它正好与西方世界的两大中心对称的衰落相一致，具体的象征是：一方面美国在伊拉克冒险的失败，另一方面2005年春《欧洲宪法条约》遭否决。作为2001年“9·11”恐怖袭击令人争议的后果，美国对伊拉克的武力干预对其在世界上尤其在中东的信誉及行动空间产生了毁灭性效应，影响了大西洋两岸关系和欧洲建设。欧洲政治联合的进程由于法国和荷兰对宪法条约的否决而偏离轨道，这不是深度危机的原因而是其征兆，它减弱了古老欧洲大陆及其成员国在孕育中的新世界的影响力，使作为二战后国际关系主要进展的欧洲计划本身变得脆弱。虽然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可能会加强欧美的领导地位，但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变化的结果却显示了欧美这对盟友在政治上领导国际体系的大西洋时代的终结。2001年9月11日这个日子看来确实象征着本世纪之初国际政治所经历的历史转折，而不是东西方对峙的结束。

与后冷战时期及20世纪70年代末至“铁幕”落下之前的美苏缓和时期相对照，展现在眼前的多极世界不是某些人曾想用以对抗“美利坚帝国”的一个平衡与和谐的体系。世界因此由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与多边主义所主导，这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有利于和平，并弱化了战略主权的作用，它实际上表现为冲突的回归、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的确认、能源竞争以及强权战略等特点。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前一时代的重大变动——经济全球化、技术革命、区域一体化、民主的进步——已经不再起作用。恰恰相反，全球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体系的唯一逻辑，但它今后将在一种复杂的辩证法下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共存。全球化本身在反常的交替之中孕育了这种地缘政治的回归。这些对立的趋势可能会继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双重的世界，在那里必须始终脚踏两条船：一边是经济一体化和多边主义，即“后现代”的自由国际主义，从定义上看是和平的和非战略的；另一边是更加传统甚至是倒退的以恐怖主义、内战和核扩散为背景的国家或地区利益冲突与强权战略。

引言 一个多极的世界（3）

与《纽约时报》著名专栏编辑托马斯·弗里德曼宣称全球化使世界平坦的乐观主义观点不同，这种长久的共存及其出路是没有保障的。一体化和/或碎片化，民族主义和/或多边主义，对话和/ 或文明的冲突，战争和/或和平：我们将要踏入的世界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经济巨人运用它们实力的方式，取决于西方民主保持它们活力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致力于共同利益方面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当前战略变化迅猛，发展势态不确定，本书冒险来预测21世纪，破译其中的重要参数，提供一种指引思考和行动的解释框架。除了地缘政治的影响，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力量的重新划分、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苏醒是否可能搅乱全球的战略平衡和国际社会的运转，甚至威胁到我们的民主和自由？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西方世界如何能够避免这些危险？

21世纪一开始，我们就被拖到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

全球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的唯一逻辑，但它今后将在一种复杂的辩证法下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相并存。

我们将要踏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经济巨人运用它们实力的方式，取决于西方民主保持它们活力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致力于共同利益方面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全球化的新面孔（1）

第一章 全球化的新面孔

全球化的性质已经改变，并带来一系列风险。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全球化间接地搅乱了全球地缘政治，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国际紧张关系，这种混乱反过来又改变了全球化本身的性质。

◆在这个新世界中，地缘政治要素——安全和能源的担忧、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强权战略——在全球化的经济空间重新发挥作用。

◆我们将见证21世纪全球经济的调整使新兴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受益；还将见证全球层面人口重负和财富之间差距明显。

◆全球化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上，国家通常隐藏在新兴世界新资本家的身后，毫不犹豫地操纵经济武器为政治目的服务，反之亦然。

◆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活动的去政治化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信条，但它将越来越遭遇到全球经济空间的地缘政治化的挑战，而这种地缘政治化受文明的对抗与那些巨型国家在战略雄心激励下经济腾飞的影响。

正如美国许多演讲开始时常开玩笑说的那样，21世纪的开端有喜有忧。

喜的是一组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及其他许多国家——开始了盼望已久的经济腾飞，并因此使几亿人脱离贫困状态。经过几十年的停步不前和穷困，全球化和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最终会使广大的“第三世界”走向富裕，这对大多数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类是一个巨大的希望。新兴世界是今后全球增长的发动机，它们的活力直达最贫困的非洲和亚洲国家，同时也为最繁荣的经济体提供了新的机会。

忧的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潜在而持久的冲突风险，具体表现为大规模恐怖主义的来临、“圣战”的号召、在许多传统上温和并亲西方的国家中宗教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发展、伊朗的核威胁、两种文明之间愈演愈烈的哲学—宗教论战。

如果说新的东西方冲突的严重程度不确定的话，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南方大国的经济腾飞却不一样，它一定会在半个世纪时间里改变全球的平衡。这个“好消息”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大有希望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意味着一种挑战，并会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

历史的回归

历史的回归

中国的现代化和伊朗的原教旨主义革命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变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本质上和效果上完全不同。但它们至少有三个共同点，从而解释了它们作为21世纪的标签性身份。首先，它们将非西方的新的重要参与者推到了世界舞台的前沿，同美国、欧洲和其他工业化大国平起平坐。这是19世纪中叶近代开始以后的第一次，而近代历史起先由欧洲主导，随后由大西洋两岸来主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标志着历史的决裂。中国、印度在国际上重新强大起来，更不必说敌视西方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突然出现将我们带回到几个世纪之前，这方面的历史意义就更加值得关注。在1820年工业革命之初，中国经济大约占全球的30%，印度差不多占15%，而欧洲占23%，美国则不到2%。20世纪中叶，亚洲这两个大国合起来才占到世界经济的8.77%，而美国（27.3%）、欧洲（26.3%）则占主导地位。

然而，这两种变化都与全球化密切相关。新兴国家经济增长不需要一一详述，它是全球自由贸易的直接结果。而伊斯兰教的兴盛与全球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很值得怀疑，更不必说国际恐怖主义以反对“美国式全球化”方式出现（这同样应该受谴责）。然而，伊斯兰世界的一些研究专家明显地支持这种联系，对于他们来说，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政治化只是宗教和文化认同方面伊斯兰教觉醒的极端形式。它是由于伊斯兰社会在西方式的全球化中所遭受到的经济和文化“暴力”造成的。我们可以谴责将宗教觉醒和恐怖主义混搅在一起的做法，可以将伊斯兰世界现状归因于其他许多因素而不是全球化。毫无疑问，西方由于全球化而发生的对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的破坏效果自然会以更大的力量作用在伊斯兰土地上。

最后，与全球化相关的这双重历史转折反过来搅乱了国际格局，从20世纪80年代起，甚至在柏林墙倒塌前，直至2001年9月11日，这种国际格局已经取代了冷战形成的两极世界。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市场经济和法治在全球的进展、技术革命、主权主义的退缩、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无可争议的西方领导地位。与当前保护主义诱惑上升可能让人担心的情况相反，从世贸大厦废墟中开始的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并没有对全球化本身起阻碍作用，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相反的有利于新经济强国的形成。世界经济因此在2006年实现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最快的增长，国际贸易继续以每年5%~6%的速度增长。伊斯兰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和南方大国的觉醒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地缘政治要素——安全和能源的担忧、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强权战略——在全球化的经济空间重新发挥作用。这是另一个历史转折点和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它们的所有影响。

新的东西方冲突？

新的东西方冲突？

全世界第一次意识到这一时代变化自然是美国的“9·11”事件，当时基地组织的袭击被电视进行全球直播，从而将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那遥远和不真实的混乱与世界上第一强国及在西方之外几十亿人的日常生活不由分说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以决裂方式出现的事件标志着大规模恐怖主义已经由臆想变为现实，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无论多么繁荣强大也无法远离中东和中亚中心地带的混乱和冲突而独善其身，就像1945年以来各大国所做的那样，将它们自身的冲突成功地转移出去。“9·11”恐怖袭击，全球化遭遇战略和安全方面的猛烈冲击。

这一美国本土上史无前例的战争发生五年后，国际恐怖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最大威胁，在这一点上它是伊斯兰激进派与现代性之间冲突的最具体体现。但是，这种冲突是进入21世纪的地缘政治标志之一，其根源比恐怖主义威胁本身更深奥、更复杂。国际政治中的这种冲突可回溯到“9·11”之前，即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通过宗教革命宣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及随后发生的美国人质事件。同年12月，苏联红军入侵邻国阿富汗，促使伊斯兰力量进行抵抗，并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苏联10年后的失败。大家都了解随后发生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什叶派激进主义控制着伊朗，两伊战争和苏联占领阿富汗促使沙特和巴基斯坦支持伊斯兰教逊尼派作为平衡力量采取激进化做法，并得到美国的支持，从而使基地组织得以产生。12年后，苏联解体，还有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使得源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沙特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运动转而反对美国，并试图在那些被他们认为亵渎宗教的阿拉伯国家中夺取政权。

伊斯兰和西方之间新的对抗因此就与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逊尼派内部、原教旨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政治宗教冲突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把以色列、美国和西方视作一体加以揭露难道不是控制伊斯兰教和中东、征服“阿拉伯社区”极为有效的方式？如果伊朗毛拉们夺取政权是伊斯兰世界的个别现象，1979年革命则在伊朗传播了一种宗教激进主义的观点，使那些温和的阿拉伯体制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20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专家认为伊斯兰运动在逊尼派势力范围失利。伊朗革命以来许多阿拉伯国家中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因基地组织崛起及其策划并实施的“9·11”对于美国“大魔鬼”的历史性胜利而得到加强。自从巴以奥斯陆和平进程破灭和美国出兵干涉伊拉克以来，伊斯兰运动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以民主方式在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取得政权，对地中海（摩洛哥）、中东（埃及、沙特）和中亚（巴基斯坦）一些具有战略地位的国家造成威胁，助长那些“破产”国家如阿富汗、索马里、苏丹以及现如今伊拉克的混乱局面。

激进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向国际社会提出多方面挑战：安全面临“新威胁”，攸关地缘政治平衡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家间的稳定和合作，能源供应，以色列的未来，特别是在欧洲与移民和谐共处。原教旨主义思潮的上升实际上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现代性的冲突，而且也加剧了欧洲1500万~2000万穆斯林融入欧洲的困难——这一人数到2025年还可能翻番；深化了伊斯兰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全面对立，对穆罕默德先知的不敬做法引起了大量的有组织的暴力反抗，从而使这种对立更加突出。特别是，今天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爆发全面冲突的危险由于一直以来存在的分散而鲜明的各种冲突交织在一起而增大。

布什在第一任期内对这种“全球化”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向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宣战；很大程度上人为编造基地组织和萨达姆·侯赛因政体的联系，为美国军事干涉伊拉克找借口；将波斯人和什叶派的伊朗与逊尼派统治下的伊拉克这对夙敌放在同一个邪恶轴心名单之中，或甚至提倡那种讲究实际且世界性的“新中东”观念。然而，必须提醒大家，华盛顿总是将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教区别开来，而重新挑起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历史冲突相反地从一开始就是基地组织和国际“圣战”运动的中心战略。一方面是什么国籍都有的“犹太人”、“混血”和其他西方人与他们的阿拉伯帮凶；另一方面是什么信仰都有的巴勒斯坦、伊拉克、沙特、车臣、波斯尼亚或阿富汗等受压迫的穆斯林，他们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画面。目前的演变所伴随的危险是，这种“全球化”已不再仅仅属于政治表演，而是逐渐成为地缘政治现实的一部分。

不久前，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简略地区分涉及西方和伊斯兰区域的五条对抗主线：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迅速扩大到整个西方世界包括俄罗斯的基地组织与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伊拉克抵抗力量与美国占领军间的冲突；伊朗与国际社会之间有关核问题的较量；最后，涉及欧洲——穆?林移民的世俗之地，和比欧洲“旧大陆”更加虔诚又更加自由的美国在伊斯兰和现代性之间意识形态—宗教上的紧张关系。

这些冲突发生了演变，伊斯兰运动成功地将这些冲突作为工具，服务于伊斯兰与西方之间全面对抗的戏剧化战略，在不同矛盾间建立了危险的联系。伊朗支持废除萨达姆·侯赛因逊尼派统治和削弱黎巴嫩的主权，通过安插战斗人员介入伊拉克内战和黎巴嫩冲突，从而加强了其与西方核谈判的地位。伊拉克局势的恶化以及2006年夏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就是伊朗力量加强直接后果的体现。同样，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掌权强化了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与恐怖主义之间原有的联系，并建立了新的团结互助关系。更严重的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变化促使阿拉伯舆论与被国际社会正式宣布为恐怖主义性质的组织（基地组织、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接近，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发展使伊斯兰教激进派与西方文化之间，特别是与比美国社会更加世俗的和非宗教的欧洲社会，出现越来越频繁和尖锐的危机。法国的伊斯兰教面纱事件、丹麦漫画事件、2006年9月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在雷根斯堡演讲引起的国际紧张关系，这些都不禁使人想到那种令人担心的“文明冲突”。对于两个阵营，危险是明显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运动之间、这种或那种事业的政治支持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分界线渐渐模糊了。这种模糊不清有可能使人们普遍持有的全面对抗意识更加坚定。

阿拉伯跨国传媒的运作、“伊斯兰金融”的出现，由于其与原教旨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关系含糊，不可避免地有助于一个单一的伊斯兰世界，在那里至关重要的界线已经被危险地弄模糊了。同从加沙到喀布尔的普遍混乱局面相对，将伊斯兰世界围绕着宗教激进主义的聚合努力的最大受益者是目前决心主宰中东和中亚并有历史抱负要成为地区强国的伊朗。

正在兴起的世界革命（1）

正在兴起的世界革命

“9·11”事件后，当美国及紧随其后的世界正集中力量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与之截然不同且范围更广的现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更有利于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大国的全球经济力量的重组。它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从长远讲将比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更加具有革命性，更具有不稳定性，且如我们希望的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在经历一个半世纪左右——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到20世纪后1/3时间——的落后状态和边缘化后，中国和印度作为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的崛起确实改变了地缘政治的形势，可能会比19世纪德国和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带来更加有意义的结果。由于东欧（俄罗斯）、拉美（巴西、墨西哥），还有韩国或南非等其他新兴大国的飞跃发展，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根据高盛投资银行对“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研究，由于实际增长远高于欧洲和美国，以及它们的宏观经济基础稳固，作为新兴国家领头羊的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将在2050年前超过老工业化国家。更概括地说，新兴世界在2006年大约占全球GDP的30%（比1980年多两倍），占全球人口的80%以上，而到2050年将达到全球GDP的60%。最近几年全球经济的活力同样得益于亚洲和非洲最贫困的国家，它们中的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达到10%，而流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在2005年创纪录地达到近5000亿美元。我们将见证21世纪全球经济的调整使新兴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受益，还将见证全球层面人口重负和财富之间差距明显。

新的世界或地区经济体的快速涌现——中国、印度名列前茅——是全球化的直接结果，是全球化带给全人类的巨大恩惠。贸易和投资流动自由化带来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开放边境的坚定政策、过剩的廉价劳动力，以及长期低利率带来的世界经济充裕的流动性，最终促使这两个亚洲巨人的觉醒。由于中国和印度在20多年里平均保持着大约10%和6%的增长，几千万人因此成为能够消费和储蓄的中产阶级。那种认为贸易自由化只是对富国有利的指责已经出现，这与最近几年反全球化运动的衰弱不无关系。因此，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亚洲现今已经取代美国成为自由的全球化带给古老欧洲社会威胁的化身。欧洲人和美国人逐步认识到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力量和财富在全球范围内朝着有利于拥有廉价劳动力或蕴藏自然资源的人口大国方向进行大规模的再分配，其中中国、印度及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巴西、海湾产油国和南非将是第一批受益国。

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都有一张重要的王牌，并从中产生巨大的潜力：这就是“巨型国家”这张王牌。这四个大国实际拥有的面积堪比一个大洲，仅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就达24亿，俄罗斯、巴西则拥有广阔和宝贵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每个经济体都代表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有能力形成内部增长的基础和吸引国外投资。正是这些王牌使得它们能够增加出口和大量吸收国际资本，从而充分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

这些世界经济新巨人的力量也与一个政治因素有关：这些幅员辽阔的经济体也是具有辉煌历史的国家。从帝国和共产主义双重遗产中诞生的中国和现代俄罗斯，因为它们是统制经济的体制，甚至是“专制”体制，它们想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影响的愿望和民族自豪感就更加容易被其政治领导人调动。此外，对于印度来说，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另外一个遗产是它们的经济大部分是国有化的经济。大多数中国大企业由国家所有或受国家、其他集体或公共机构控制。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将叶利钦曾经私有化的战略性企业，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部门重新国有化，并集中纳入克里姆林宫控制。即使国家不直接控制企业的资本，国家也会为一种完全的政治目标——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崛起——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

成功眷顾有准备者：从国土大小、人口数量和雄心看，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的超级大国。它的工业化可以与二战后欧洲和日本的重建相媲美。以1978年邓小平开始工业、科学技术、农业及国防“四个现代化”为起点，中国巨人的觉醒完全得益于对世界经济的开放、利用非常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以及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作为“世界工厂”——从初级纺织品到高科技军工材料——其制成品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巧，中国经济借助于出口、外国投资近30年以来保持着近10%的年增长速度（中国从2003年起成为国际投资的第一目的地），有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国内储蓄。中国在2005年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它的GDP到2008年将超过德国，2030年前超过它的邻居和对手日本，中国正为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提供资金，而30年后它将超过这个第一世界强国。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助于其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有利于其进入多边体系和接受市场经济规则。

中国的崛起是内部政治体制和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接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坚定战略的产物。拥有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和迅速发展的巨大市场使得中国成为强大的参与者，能够对全球的跨国企业规定技术标准，迫使它们在核工业、电子业或运输业等战略性工业部门进行技术转让。它的出口收入、充裕的外国资本、高出美国5倍及占GDP 50%的国民储蓄率使得中国能够在包括研发在内的所有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经合组织认为，中国在2006年已经成为研发领域全球第二大投资国（1360亿美元），现如今已经超过日本的投入（1300亿美元），远远地高出欧盟主要国家各自的投入（欧盟15国共计投入2300亿美元）。只有美国仍然以3300亿美元居于首位，但是北京方面决心到2020年赶上这一水平。

无论是由于中国的需求造成的石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上升，还是由于中国低工资及廉价的出口产品充斥世界形成国际专业分工，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快速增长率都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贸易的大量盈余和大量的外国投资使中国成为全球外汇第一大持有国，2006年底外汇储备接近1万亿美元。这些外汇又反过来为美国财政赤字和中国在世界的投资提供资金。北京方面在全球各地，特别是在蕴藏丰富能源和原材料的非洲、拉美和中东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立政治经济联系，而这些地区至今一直是欧洲和美国的势力范围。

中国最终得益于占世界1/6人口的规模效应，只要一小部分人口掌握知识和技术就能使其在人力资本方面超越工业化国家。中国从现在起已有1亿网民，中文已经成为英文之后网络空间的第二语言。中国已经成为电子商务的未来乐园，美国网络经济巨人对此投资毫不吝啬

正在兴起的世界革命（2）

从增长的活力来看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仍然大大落后于它的东方大邻国。印度独立后实行的是只依靠本国资源的统制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十年后，印度于1991年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结构调整贷款的框架下，开始了向国际开放和经济自由化。自此印度获得了年均6%的增长（近几年接近8%），虽然不如中国的增长壮观，但是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根据官方估计印度在20年中使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从1977~1978年占人口51%减少到1999~2000年占26%。

与中国一样，印度的增长也依靠出口的发展和外国投资，而且同样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和私人部门的活力。同中国一样，印度次大陆拥有充裕、廉价的劳动力；而不同的是它拥有广泛的中产阶级及受过良好教育的说英语的精英阶层。它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最重要的有竞争力的科学技术摇篮，有利于“光芒四射的印度”融入全球化网络。印度经营西方跨国公司的分包业务，在这方面集中了40%以上的全球业务，此外，印度还在信息技术、大众制药业（它在该领域世界领先）及汽车业方面发展了当地尖端行业。服务业，特别是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业占印度GDP一半以上。在国际舞台上，印度与巴西一样是20国集团的发动机，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它捍卫自己的农业利益，它的企业已经大举进入美国和欧洲。

印度的增长估计到2015年要赶上并超过中国，因为从长远来看中国面临人口老化和发展速度可能减缓的问题。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从现在起到2050年将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及全球第三经济大国。亚洲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拥有全球1/3人口，养育着大约同样百分比的全球就业人口，但只占全球GDP的6%，它们对世界增长的贡献2005年达到了40%。到2050年，这两个国家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大一极，到那个时候它们将拥有超过美国两倍以上的经济实力。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式访问新德里，呼吁两个亚洲经济大国进一步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增进贸易自由化和双边投资。中国和印度贸易迅速增长，经济地位互补，但它们在高科技行业以及在能源供应和国际投资方面相互又是令人生畏的竞争对手。

苏联在40年时间里曾是全球第二超级大国，将俄罗斯称作新兴国家是有些不同寻常的。但是，苏联从来不是一个经济上成功的范例。分裂15年之后，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不稳定，加上2000年以后的政治专制主义，俄罗斯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仍然非常艰难。俄罗斯的经济总量目前与巴西和印度相当。根据预测，俄罗斯经济到2050年仍将保持与巴西相同的水平，而且只有印度经济的不到1/4水平。

俄罗斯经济的好运气只是最近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俄罗斯储量在全球名列前茅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疯涨。1999~2006年间俄罗斯的GDP增加了四倍多；1995~2000年代的前几年里，由于石油收入和家庭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率从零上升到6%。经过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时代不透明的私有化，普京将石油、天然气行业及其他战略性资本（银行、建筑、航天等）通过政治权力强行收回来，并将其亲信安排到公共大企业的领导岗位，而这些企业现在占到俄罗斯经济的1/3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股市市值在全球居第三位，占俄罗斯GDP的8%，有30万员工，2005年有117亿美元利润，它已经成为俄罗斯企业的象征。它既是经济上的巨人又是政治上的怪物。由于中国和印度的能源需求造成的稀缺以及中东的紧张关系，俄罗斯能源资源就不仅能带来经济上的意外收获；而且还赋予莫斯科以重要的政治优势，对于依赖这些资源的国家，特别是原来的卫星国更是如此。2005年冬乌克兰天然气危机和第二年白俄罗斯石油危机就是明证，这种政治作用还影响到欧盟，欧盟26%的天然气消费要向莫斯科购买。

和中国一样，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也有融入世界经济的雄心。1998年俄罗斯联邦被接纳加入7国集团（成为8国集团），2006年俄罗斯心满意足地担任了主席国，它在这个被公认的世界经济管理机构中是唯一一个非民主国家。但是体制的专制取向，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和既得权利（尤科斯事件，从壳牌及其他西方跨国公司夺取对Sakhalin2项目的控制权

正在兴起的世界革命（3）

再次遭到质疑，腐败，克里姆林宫在能源部门投资方面的互惠要求，均阻碍了其加入世贸组织和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同时也激起了西方社会对俄罗斯投资者的不信任。

至于拉美的巨人巴西，它是新兴大国中的后起之秀。它今天的经济总量相当于印度，但是到2050年它的经济总量将只相当于印度的1/4强，但是将超过德国、英国，将与日本并驾齐驱。经历10年衰退和停滞交替的局面，卢拉领导的巴西通过严格经济管理（降低通胀、减少外债和发展出口）重新获得了3%~4%的增长。它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利用其广袤土地上的自然资源和新技术，最终成为南方国家中食品加工业第一强国。2000~2005年间，现如今被人称为“世界农场”的巴西从世界农产品出口国排名第12位上升到第5位。它在农产品食品加工业中的潜力使得它成为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反对欧盟和美国农业保护主义的领袖之一。

西方国家的补贴和禁止性关税使得巴西发展出一种面向南方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这是巴西经济起飞模式的另一个新颖之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2005年已经吸收了大约一半巴西农产品的出口（15年前为20%），而且这种趋势还将加速。还有，巴西把原材料和不贵的劳动力组合在一起，开展研究和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因而经得住任何形式的竞争，并吸引着北方的跨国公司。新兴世界的腾飞及因此而带来的需求爆炸使得巴西能够成功地避开北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南南贸易方式逐步取代了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奠定巴西经济起飞的基础。作为选择了全球化的石油生产国，巴西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石油民族主义也不同，相反地，它还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可再生的能源，使得它在这个有前途的部门中处于前沿。乙醇在巴西已经占到能源消费量的25%，1/3以上的巴西汽车是双燃料动力型的（乙醇/汽油），然而，生物柴油和乙醇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平均只占燃料销售的1%。

但是，与其他新兴大国相比，巴西的增长率相对较低，特别是它在工业结构、基础设施、教育体制和制度机构等方面的弱点，限制了巴西在可预见的未来崛起成为经济强国。

压力下的全球化（1）

压力下的全球化

一方面，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关系僵硬，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的崛起，都在能源问题上找到了它们地缘政治的汇合点，能源问题已经上升为国际社会担心和紧张的首要问题。北京—德黑兰能源合作的发展——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信号之一。一方面，亚洲经济起飞带来能源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越来越担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安全和持久性：这些就是以气候变暖为基础的新的全球地缘政治的爆炸性要素。

实际上，自“9·11”事件以来，除欧洲之外，能源越来越处于生产和消费大国战略的中心。由于没有办法减少巨大的能源消费，美国希望将仅次于沙特的、拥有全球第二大石油储量的伊拉克改造成与西方亲近的民主国家，其结果则一目了然。反恐斗争、与北京的能源竞争、与莫斯科的对立，是美国加强在中东和中亚军事存在的关键所在。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其他产油国将它们在国际上的崛起建立在能源资源及这些资源带给它们的政治、经济手段的基础上。至于中国，它将把获取继续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能源和原材料资源作为其加强外交和国际合作的主线。印度会走同样的路。欧盟目前55%以上的能源消费取决于第三国，而到2030年欧盟近80%的能源消费将取决于第三国，然而只有欧盟很难实行与其名称相称的共同能源政策，其成员国跟随一个或几个“领头羊”实行各自分散的战略。

除了新兴国家的发展引起的全球经济地图的重新划分之外，中国这个庞然大物通过能源竞争加剧了全球化带来的地缘政治态势。中国及广义而言的亚洲对能源的需求首先导致了能源消费大国之间——美国、中国、欧洲、印度和日本处于前列——在开采新矿床的过程中激烈的竞争以及有利于能源生产国的原油和其他能源价格的飙升，由此造成的竞争和紧张关系因

压力下的全球化（2）

为石油、天然气储藏量的有限以及战略敏感性——石油、天然气多储藏在属于伊斯兰地缘政治的中东、中亚和俄罗斯地区——而得到强化。从那时起，就像殖民时代那样，获取能源资源已经成为大国之间复杂外交战略的焦点，能源消费国领土扩张的动因，能源生产国手中的政治、经济武器。中国石油公司在非洲、中亚和拉美石油和矿产资源蕴藏丰富的国家进行大量投资，而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艾哈迈迪-内贾德领导的伊朗，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或莫拉莱斯领导的玻利维亚毫无顾虑地将能源武器用于政治和经济目的。2005年克里姆林宫中断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这也影响到深冬季节欧洲天然气的供应，这促使欧洲人意识到他们的能源过度依赖俄罗斯以及由此导致的风险。自此以后，克里姆林宫系统地重新掌控国家的能源资源，在俄罗斯资本主义中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普京决心在对外能源投资方面迫使西方接受互惠条件，凡此种种使人觉得它更像是回到了苏联时期，而不像是在向资本主义和民主过渡。

此外，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以及因此而带来的能源价格的上涨造成了财富向能源生产国的大量转移，特别是向俄罗斯或海湾石油君主国中能够利用这种运气的政治—企业家组成的特权阶层转移。原油价格的飙升也是伊朗、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或利比亚这些国家经济复兴和崛起的原因。这种再分配尤其对大多数产油国偿还在条件不像现在这样有利的时候签订的政府外债有积极意义。这种情形也表现为拉美经济民族主义，以及俄罗斯、中东或亚洲寡头和家族组成的少数精英手中财力的大量积聚，其集中程度西方无法匹敌。作为世界新资本主义的主要参与者，全球资金最雄厚的投资基金现如今是阿布扎比投资局、沙特投资基金和科威特投资局，仅此三家的资金就高达近10000亿美元。数量不断增长的世界经济新百万富翁来自新兴国家。中国拥有充裕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支持经济和国际外交的发展。仅仅几年就成为世界钢铁业领头羊的印度米塔尔家族企业和得到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俄罗斯竞争对手俄罗斯谢韦尔钢铁公司，2006年春为了控制欧洲钢铁业传人并拥有数十亿欧元政府资助的阿塞洛钢铁集团所进行的间接战争，或者，更近一点，俄罗斯国家资本不请自来地进入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等事例，比许多说教更好地表明了全球化过程中新兴经济国家及其企业的崛起，而且，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全球化的性质改变以及与之连带的风险。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大家所知的全球化这个代表着财富的词汇。从这时候起，全球化实际上是指原先主要局限于国内的各个经济体国际化过程的加快以及它们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增强，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市场、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产物。它主要是涉及经济方面的强大力量，其居于支配地位的形式是在全球范围普及市场经济和对国内经济开放竞争。由于受美国情形的影响，全球化尤其被看做是对欧洲社会模式和经济组织方式以及第三世界社会经济平衡的一种威胁。但是在世纪之交，全球化有了一张新面孔。它内容明显地改变、份量明显增加：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地缘政治现象。

我们不要低估这种变化所具有的革命性特征。根据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思想的逻辑，全球化传统上被理解为一种非政治性的现象，它的眼中没有边界和国家，只受市场逻辑的驱使，在战略方面是中性的，有利于国际关系的缓和。它的反对者，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甚至把全球化看作是对国家认同的一种威胁，一种压在民主选择上面的不可接受的约束，一种政治生活的腐蚀力量。而全球化的狂热信徒们，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国际主义者，吹嘘作为后国家及真正全球民主与平坦世界的创造者的贸易和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安抚与均衡的功效。但是不论这些人或是那些人都没有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自由化和强权战略、贸易和冲突联系在一起，更不要说战争和恐怖主义了。然而，21世纪初世界地缘政治变革的两种主要力量——伊斯兰激进派的出现和新兴国家的精彩腾飞——以及它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将直至今日仍然明显对立的两个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全球化间接地搅乱了全球地缘政治，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国际紧张关系，这种混乱反过来又改变了全球化本身的性质。

压力下的全球化（3）

这种性质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领域的混乱造成了一些问题。在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已经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企业资本所承担的责任，它对经济的干预要受竞争规则的规制并受预算约束的限制。同样地，市场规律、资本自由流通和投资自由的原则允许金融或工业集团外国所有，甚至由外国控制一国经济的全部部门，而对此，除了数量越来越少的某些战略行业之外，没有一种法律工具或合法的政治因素可以阻止这种行为的发生。经济主义完全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消费者的福利、经济效益、财政业绩，唯有这些是需要操心的，而不顾及任何战略性的思考。但是与此同时，全球化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上，国家通常隐藏在新兴世界新资本家的身后，毫不犹豫地操纵经济武器为政治目的服务，反之亦然。在这里，尤其是民族主义和经济实力的加强，对基础部门所有权的大规模控制都被赋予了战略意义。换句话说，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活动的去政治化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信条，但它将越来越遭遇到全球经济空间的地缘政治化的挑战，而这种地缘政治化受文明的对抗与那些巨型国家在战略雄心激励下经济腾飞的影响。

在新的全球化中，也就是说在民主和市场有可能克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冲突的世界中，这种经济和政治日益增强的相互渗透使得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之间的传统对立不再有效，因为它只有在排除战略因素的经济视野中才有意义（而且，“战略部门”在自由主义经济规则中均构成例外）。这种幻想的终结也许会要求西方政治经济管理部门对原先的学说进行深刻的重估，特别是对影响政治团体安全和独立的资产以及管理那些资产的规则进行重新定义，在这种战略担心和保持世界经济开放、充满生机之间需要一种复杂的和解。在这样的世界中，美国、欧洲靠它们自身不再能拥有最为重要的经济政治力量。大家将会看到，这种和解本身将取决于对全球化带来的新地缘政治的前瞻性分析。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全球化的地缘政治效应并不比它的经济社会影响大，除非遇到重大的冲突，它并不能阻止全球化的进程，也不能对试图抵制全球化提供更好的论据。但是，全球化的地缘政治态势至少能够对全球化加以安全或其他方面的约束，也提请我们要保持更高的警惕，在21世纪的世界里，全球化将伴随着西方民主领导地位的相对衰退。

在这个新世界中，地缘政治要素——安全和能源的担忧、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强权战略——在全球化的经济空间重新发挥作用。

我们将见证21世纪全球经济的调整使新兴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受益；还将见证全球层面人口重负和财富之间差距明显。

全球化的性质已经改变，并带来一系列风险。

压力下的全球化（4）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全球化间接地搅乱了全球地缘政治，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国际紧张关系，这种混乱反过来又改变了全球化本身的性质。

全球化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上，国家通常隐藏在新兴世界新资本家的身后，毫不犹豫地操纵经济武器为政治目的服务，反之亦然。

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活动的去政治化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信条，但它将越来越遭遇到全球经济空间的地缘政治化的挑战，而这种地缘政治化受文明的对抗与那些巨型国家在战略雄心激励下经济腾飞的影响。

两面神标志之下（1）

第二章 全球化的地缘政治

要很好地描绘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世界的形势，多极的概念不具有任何规范或战略的特征，不能构成新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多极的世界有可能就等于混乱。

◆“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两种相互对立的论点从反面说明了国际体制的变化。

◆如果从前的两极世界组织形式完全瓦解了，但我们并不能完全不受与之相关的回忆再现的影响。

◆伊朗只是一个地区强国，但它行动、影响和危及的范围使其身份上升到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重要地位。

◆21世纪初的俄罗斯由于失去了地缘政治空间中的一大部分，以及作为强国愿望的意识形态借口，如今只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比其他国家更多。

◆为了回应对未来中国霸权的担忧，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以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方式崛起。

新世纪之交的惊涛骇浪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全球范围内伊斯兰激进派的觉醒，具有全球规模的新经济大国的出现，西方的相对衰弱？哪个主导原则规定着国际关系的新进程？21世纪的地缘政治是什么模样？回到柏林墙倒塌之时盛行的预测上面可能对回答这些问题有用。

两面神标志之下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我们看到了有关国际关系变化方面两个相互对立的有争议的著名的说法。第一个是弗朗西斯·福山的象征着时代精神的“历史的终结”的论点。根据这个观点，共产主义的失败标志着这个与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相竞争的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从今往后被要求将其恩惠慷慨地赋予整个地球。市场经济的普及，包括前共产党国家，这些国家，甚至俄罗斯，加入北约以及有关“和平红利”的乌托邦式的言论和国际新秩序，曾在一段时间里支持这种乐观主义的观点，很快历史又一步一步地返回到从前，从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到西雅图和热那亚的反全球化示威，从巴尔干的种族清洗到2001年“9·11”事件的悲剧。

相反的，塞缪尔·亨廷顿首先提出的“文明的冲突”说法则以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对立代替冷战时期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制方面的意识形态较量。亨廷顿的观点比20世纪90年代初惬意的气氛下福山的观点要晚一些，人们指责它将自我实现式预言的危险具体化，正如残暴的种族间战争和伊斯兰—西方间对抗所体现的那样，亨廷顿的论点被认为是过于悲观的观点。

两面神标志之下（2）

两种观点都有不足，第一种观点缺乏现实性，第二种观点具有颠覆性。“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这两种论点从反面来看不断说明了国际体制变化的当代观点。福山的论点，考虑到市场和民主的垄断统治所引起的抵抗而得到了修订和修改。它激发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激发了有利于民主和中东融入世界经济的布什第二任期“转型”外交，也激发了欧盟的扩大政策，更一般地说，激发了对作为和平和发展因素的贸易、全球化、技术、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新信念。这也是西方对其他地区外交的根本点。对于一种信誉扫地的论点，这已经是不错的了。至于亨廷顿，在希望王国他是不受欢迎的人，他在现实王国里却获胜了：后冷战的幻想烟消云散，以伊斯兰和西方紧张关系为特征的21世纪初世界，非西方大国的历史性重新崛起和全球种族—民主的分化，所有这些与“文明的冲突”惊人地相似。

因为没有可能在福山和亨廷顿之间二者选一，他们之间的交汇处，自然是全球化，因为作为世界组织原则的东西方对抗关系实际上只有全球化本身能作为其继任者。在全球范围内有利于新兴国家的经济等级的重新分配，亦即力量的重新分配是从全球化开始展开的。同样反美主义在世界的上升、伊斯兰的激进化及其与西方的较量均可归因于全球化，至少部分地归因于全球化。全球化在地缘政治领域产生了三种矛盾的效果：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和均一化，减少了冲突——这是继承传统自由主义的“地球是平的”的理论；与之相对，身份认同上的抵触和激进主义，是由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和文化的均一化运动造成的，是分裂和冲突的源泉；最后，现存经济等级的重新分配，它同样是不稳定和冲突的源泉。这些相反力量的汇合产生了一个双重的世界，这种世界既处于一体化当中又处于分裂当中，我们有时又称之为“多极”世界。这一概念实际上使人们意识到全球化地缘政治影响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双重性：力量在多极中心之间传播，这个多极中心在“全球化的”和紧密相连的同一个世界中可能是同质的，或者相反可能是冲突的。但是，如果要很好地描绘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世界的形势，多极的概念不具有任何规范或战略的特征，并不能构成新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多极的世界有可能就等于混乱。国际关系的理论家对多级体制、两极体制或单极体制的各自优点还远没有达成一致。必须看到，两次世界大战是在多极背景下出现的，而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以及随后的后冷战时期的单极世界都避免了冲突的国际化，确保了某种程度的稳定。

实际上，21世纪初的地缘政治是对立的两种力量杂乱无章的结果：一方面，围绕着国家、领土、种族、宗教或文化裂痕日渐增多的分裂和冲突；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驱魔”方法，一种艰难地推动“不正常的”国家融入多边体制和全球化进而促进民主的外交。即使美国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这方面的措辞比欧洲更加严谨，但这种外交首先是西方的外交，欧洲和美国合在一起的外交。融入国际体制的说法自然被有关国家所采纳，这有两方面原因：这种融入首先合乎情理地迎合了它们对强大的兴趣，而这种融入的承诺使它们能够争取时间，转移西方对它们建设经济或军事强国的注意力，而对此“国际社会”将很快失去应对的办法。这明显是伊朗的战略，它紧跟朝鲜的步伐，试图使核武能力的发展成为一种既成事实。而且这也是中国的战略，在经济领域中，中国雄心勃勃要在半个世纪内使国家成为世界强国。

看法因人而异，从那时起，外交开始与时间赛跑、拿未来下赌注或玩起骗人的游戏。对于乐观主义者，主要是要尽快控制对国际体制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以使它不再会将其力量用于挑衅性的目的。挥舞胡萝卜和大棒，以权力产生义务的观念为基础，按美国的说法，这种传统的“接触”政策的目的是要将对有关国家崛起的官方承认与在经济、外交、军事甚至生态方面采取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做法联系在一起。这种政策致使西方民主国家1996年接受俄罗斯加入欧洲委员会，1998年加入8国集团；2001年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寻求核武道路上的朝鲜和伊朗谈判。从那些“不平常”国家打算永远属于国际社会并稍许同意游戏规则的时候开始，这种激励和责任化的政策始终是西方对待这些国家的外交基石。

两面神标志之下（3）

相反，对于悲观主义者，真实或虚假地融入国际体系对于有关国家而言只是为强权战略服务的工具：时间必然对西方不利，短期看有伊朗取得核武能力，更长时期看有中国崛起。这种怀疑主义建立在变通政策由于缺乏权力平衡而常常失败的基础上：难道不是美国的优越地位最终促使苏联解体，西方的坚定立场迫使利比亚卡扎菲放弃恐怖主义吗？近期的其他教训也是同样的情形。经济发展的那些民主美德遭到了中国或俄罗斯发展模式的否定。同样，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激进派的发展、美国在伊拉克的挫折都损害了对民主化和平效果的信仰，使美国“新中东”之梦失去声誉。当然，民主并不只是举行自由选举，也不只是以两位数增长的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道德效果和民主化自动性的信仰已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帝国的回归（1）

帝国的回归

在这种背景下，在小心避免过度幼稚和偏执的并行陷阱的同时，我们对新的国际体制该作何种解读？首先应指出曾经作为10年后冷战时期特征的对地缘政治标记的干扰现在已经消失。叶利钦时代美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回到了更加冲突、有时令人想起冷战的一种关系。俄罗斯经济重返统制经济，普京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以及克里姆林宫对外能源政策的挑衅性使美国和俄罗斯有理由在反恐斗争上面利益趋同。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变得紧张起来。这种紧张关系由于欧洲在地理上的接近、能源上的依赖以及欧洲对位于其东部边境上的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吸引力而加剧。同样，中美关系也有紧张加剧的区域。从北京的贸易和货币政策到对矿产、能源的需求，从在东亚争取影响力的斗争到中国在非洲和中东的经济和外交行动的影响，西方在使俄罗斯和中国同意安理会惩罚伊朗和朝鲜的决议所遇到的困难又让人想起东西方对峙的时候了。

如果从前的两极世界组织形式完全瓦解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不受与之相关的回忆再现的影响。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公开表明要在前苏联周边及其势力范围内以及在国际舞台的更大范围内恢复苏联（以前沙皇俄国）曾经拥有的威信和实力。这样一种雄心必然会导致与已经成为唯一世界超级大国的昔日敌人的冲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与欧盟的冲突关系。对于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及其他仍被莫斯科称为其近邻的国家来说，欧盟是比克里姆林宫更有吸引力的竞争者。至于中国，它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在力量上是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的潜在对手，并且在全球化过程中将很快成为它们经济上的主要竞争者，正积蓄力量准备在几十年后与美国分享在世界战略领域的领导地位。因此，所有这些就好像原来世界的两个中心拿它们破产的经济体制来换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以便更起劲地与它们历史性大对手重新展开竞争。

除了这种重新回到冷战主要角色之间一种潜在的对峙上面之外，21世纪初的地缘政治与1950~1989年间的地缘政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经历20世纪90年代以胜利者美国为主导的这段单极世界的插曲之后，我们迎来了以亚洲、拉美，还有欧盟的新经济和政治强国的出现为特征的一个多极世界。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大多数这些新的力量中心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并没有对国际安全或对西方构成威胁，像印度——美国刚与之在民用核能领域开展了革命性的合作，还有韩国、巴西、墨西哥或南非等国家，即使它们政治、经济的分量在国际社会不断增长，如在20国集团和世贸组织中发挥作用，或者它们中的一些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候选国所表明的那样，由于其民主特征、历史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而明显地属于这一类国家。面对查韦斯和其极端主义盟国挑衅性的反美民族主义，巴西、印度和南非在国际社会建立和代表南部民主和全球化一极的努力，甚至开创了积极的可供选择的道路。伊朗、俄罗斯，特别是中国作为国际大国的重新崛起显然具有决定21世纪地缘政治的战略影响。

与前面提及的国家相比，这三个大国都是具有辉煌历史的古老帝国，它们抱有特别的感情和强烈的民族雄心，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全部被动员起来致力于重新获得世界大国地位。这些国家也是有专制传统的国家，它们过去是专制国家，与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化相异，甚至与这种文化处于明显的割裂状态，由于历史和强国的雄心而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处于结构性的冲突关系状态。这三个国家都努力使它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披上意识形态或宗教的救世学说外衣来确立它们的国际影响。同时这三个国家面对它们的地理环境和强大的美国都有一种脆弱感，这使得它们具有挑衅性。这些共同的特征使得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腾飞虽形态各异，但都具有同样的战略影响。

伊朗的威胁

伊朗的威胁

由于伊朗不愿承认的但却是明显的寻求核武能力的决心，使伊朗最近几年来成为国际社会忧虑的中心。这种担忧由于2005年选举上台的政权反西方、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的激进化做法而得到加强。伊朗1987年以来一直在秘密进行核计划，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这些年来，这个核计划经历艰难的谈判，甚至多次与国际社会中断谈判。伊朗的强硬做法最终促使联合国以最后通牒形式在2006年7月31日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开启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之路，为此各大国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最终达成一致。

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威胁一般表现为恐怖主义、武装民兵或者政治宗教的好战精神等非国家的形式，自1979年革命诞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国际伊斯兰运动的先驱，如今对西方来说是唯一源自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威胁。当然，伊朗只是一个地区强国，但是，它行动、影响和危及的范围——中东和中亚——包括几十年来对西方利益而言非常敏感和极其重要的地区，以至于伊朗这种地区身份上升到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重要地位。1979年伊斯兰革命在近30年里所造成的深入西方世界中心的连锁反应足以说明这次革命的地缘政治意义。

伊朗问题至少在四个方面攸关全球安全，而德黑兰获取核能力的做法则使全球安全陷于危险境地。第一方面自然是由于世界能源储备的大部分集中在中东和中亚地区这个原因（伊朗本身拥有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10%~15%），这使得该地区自殖民时代起就成为各大国追逐的对象，而今天则是全球核武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还有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允许德黑兰以能源来对核问题进行讨价还价以及因此损害了稳定的能源供应对西方、俄罗斯和今后的中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风险。这种风险比问题的第二方面——即几十年来伊朗希望扮演地区强国的角色，特别是希望在波斯湾和中东拥有支配的力量——更加严重。在巴列维王朝时代情况就已经是这样了，巴列维王朝在欧洲人的帮助下开启了伊朗核计划，在1979年革命和与伊拉克战争之后情况更是如此。自从美国推翻了逊尼派在伊拉克的统治以及伊斯兰运动使得阿拉伯体制变得日益脆弱以来，伊朗在伊斯兰世界里就不再有真正的对手。它的地区霸权意味着波斯什叶派对中亚的操纵，也就是说整个这一地区的激进化和伊斯兰内部冲突的长期化，不利于伊斯兰世界长期的稳定，为此西方越来越直接尝到苦果。这就是为什么信奉逊尼教派的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与美国和欧洲一样惧怕“什叶派弧弯”形成以及伊斯兰共和国上升到核强国的行列。第三方面，这种上升敲响了“核不扩散条约”的丧钟，该条约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但是却已经被朝鲜2006年秋的核试验弄得很尴尬。同样，朝鲜的威胁和中国的崛起有可能使日本开始寻求包括核武在内的重新武装，同样德黑兰获得原子弹将促使沙特阿拉伯、埃及、海湾国家甚至还有土耳其也去寻求拥有核能力，“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署则对此无能为力。最后，拥有核武的伊朗将比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对以色列威胁更大。消灭以色列则是德黑兰现政权不断重申的目标之一。这样一种威胁也是西方和以色列人所不能接受的。

伊朗政权极好地运用了这些不同的有利条件。除了宗教和种族的差异之外，它利用对以色列的敌视将国际伊斯兰运动和“阿拉伯街头”行动统一起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也作为对西方决心制止它的核野心的考验。2006年7月由什叶派真主党挑起、受伊朗和叙利亚积极支持的黎巴嫩战争非常符合这种战略，无论以色列还是国际社会对此都没有弄错。然而，真主党面对以色列进攻的抵抗却很大程度上为德黑兰目标提供了服务：将黎巴嫩什叶派民兵和它的领袖打造成伊斯兰激进派的新英雄，使黎巴嫩政治结构变得脆弱，增强伊朗在与国际社会进行核谈判中的地位。

但是，这种战术的胜利常常会变成战略的失败。通过真主党的介入，德黑兰展示能力的做法，比如插手中东的冲突、影响黎巴嫩的命运，甚至保护它的竞争者基地组织，不仅使其他阿拉伯国家还使安理会中它的传统支持者俄罗斯和中国大为担忧。国际社会反对伊朗核计划的决

俄罗斯的复兴运动

心与艾哈迈德—内贾德总统不断的挑衅都变得更加强烈。但是，这种危机并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之道，这是在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对国际社会应对核扩散能力的考验。伊朗核计划由于民族自豪感和国防安全的原因而受到伊朗舆论支持，面对德黑兰现政权核武装的决心，国际社会只有同样下决心采取经济制裁来阻碍伊朗希望成为强国的历史野心并因此使现政权变得脆弱，才是有效的。在这种乐观主义的设想中，德黑兰在合适的时候将选择经济起飞、政治缓和化和与西方合作用以换取西方对其地区强国天然使命的承认。另一个极端，悲观主义的想法将迫使国际社会或者更可能由美国、以色列加上一些欧洲国家及几个受到德黑兰威胁的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盟采取军事干预以阻止更加危险的事件发生：一个极端主义制度在中东的心脏地带拥有原子武器。

但是不管怎样，伊朗都将是有影响的地区强国。积极还是消极利用这种力量从短期讲取决于它与国际社会在核武方面的对抗方式及其解决的途径；从长期讲取决于伊朗市民社会的变化——现代化和西方化，它的国内政策和外交的变化以及该地区整体的变化。德黑兰可以选择在经济上追赶新兴大国，与西方合作，甚至最终选择在战略上靠近华盛顿；或者相反的，试图带领伊斯兰世界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欧洲。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火药库的中东地区的未来取决于这样的选择和它的结果。

俄罗斯的复兴运动

俄罗斯重返国际舞台有不同的意义。自从苏联帝国垮台之后，20世纪90年代首先表现为自由化和改革，随之而来的则是出现普遍的贪污现象、金融危机和内部政治混乱，以及世界外交活动中的无所作为。2000年普京上台重新开始了克里姆林宫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专权，对于其周边地区和重大的国际问题时常充满挑衅性地重申俄罗斯力量。不论对内还是对外方面，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与其说在实施民主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倒不如说是在向前苏联倒退。这种偏差造成了与美国和欧洲日益紧张的关系。无论从体制本身的变化来说，还是从能源问题和克里姆林宫对西方周边地区的政策来说，都使人想起了冷战。

但是，21世纪初的俄罗斯与世界前第二超级大国的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由于失去了它地缘政治空间中的一大部分以及作为强国愿望的意识形态借口，俄罗斯现如今只是一个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与巴西相当。它比其他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更多，还将长期落后于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它深受人口缩减之苦——每年人口减少70万，人口预期寿命缩短，到2050年其人口可能下降至1亿人左右，大大少于其他大国。至于它的军事能力，它现在与美国已经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了。

这完全是由于看到了地位丧失以及地位丧失代表的屈辱，复兴的愿望受到重视，这种复兴的愿望激励着克里姆林宫，它也是普京知名度的源泉。总的目标是要重新与西方，特别是与强大的对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平起平坐，在周边的近邻（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甚至在已经加入欧盟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中重新获得曾经丧失的一部分影响力。复兴的方法是经济和政治并用：组成由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国家能源和工业龙头企业，与人口下降作斗争和重整军备，利用能源武器对依赖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供应的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地区国家和欧盟）进行政治操纵，为本国经济的供求方国家，通常是以前的经济伙伴以及苏联的政治盟友（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提供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以影响有关国际危机（伊朗、朝鲜……）的决议，特别是在中东和亚洲鼓动反美言论和结成反美联盟。对于欧盟，莫斯科实行一种矛盾和机会主义的政策，依靠主要贸易伙伴欧盟来制衡华盛顿，在能源方面玩弄区别对待政策，对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挫折幸灾乐祸，而欧盟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吸引力使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力大打折扣。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日益增强——2015年将占其消费量的30%——因此赋予莫斯科一种强大的手段。

它的地理位置、能源储藏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以及苏联的辉煌历史确保俄罗斯在真正的战略区域即欧亚大陆中心充当关键角色。因此，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仍然具有超出其经济和军事能力的政治影响力。它对欧盟日益增强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它的人口下降、中国在东方和伊斯兰在南部边界的压力有可能最终促使俄罗斯以雄心勃勃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形式与欧洲接近，这对国际稳定是有利的。这必须以结束40年冷战所遗留的相互间不信任为前提条件，特别是对新加入欧盟的国家：普京新近的政策并没有走这条路。有一种更加悲观的想法可能会看到莫斯科重申它的“欧亚使命”，接近北京、德黑兰和中亚而不是西方民主国家。但是不管怎样，俄罗斯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已经不再可能独自威胁全球地缘政治的平衡。

中国的变数

中国的变数

中国在这方面表现为最复杂和最反常的情形：与伊朗不同，与俄罗斯也有些不同，中国不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公开对抗，自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的北京之行促成中美接近以来甚至不与美国对抗。恰恰相反，中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实行一种融入国际体系的政策，努力缓和与邻国，尤其是印度的争端。但是，由于它的人口、经济潜力以及军事发展的关系，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刚刚开始的世纪里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国家，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改变自1945年来占主导的全球战略态势。同伊朗和俄罗斯一样，中国希望从19世纪西方通过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以及中日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和随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衰退带给中国的屈辱当中合法地恢复其历史上的千年辉煌和强大地位。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经济蓬勃发展，这种雄心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似乎是可以实现的。这种前景引起了华盛顿和东京的担忧，它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千年焦虑。

为了回应这种不断出现的对未来中国霸权的担忧，中国努力提出了一种“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学说，也就是说以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方式崛起，主要目的是在尊重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实现15亿人口的福祉。与德国和日本20世纪前20年崛起时所呈现的挑衅性、掠夺性和霸权主义的态度和其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覆灭正好相反，甚至也与冷战时期全球意识形态较量不同，中国的崛起声称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分野——它在这方面很出众，要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国际合作。即使西方式民主并没有在这里实现，它的模式更确切地说是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和平复兴。

这种说法无疑是有坚实的基础的。首先北京当前的目标完全是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是很清楚的。中国的领导人总是有正当理由指出，考虑到国土规模、人口负担以及自然资源的匮乏，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意味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中国的经济只相当于美国经济的1/7、日本经济的1/3。国家经济发展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主线。

另一方面，这种经济的腾飞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伴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国际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过程（加入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亚洲地区组织，2001年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经历了签署某些国际裁军条约，与邻国印度和越南缓和边界冲突，只是在中国邻海的石油、天然气储藏方面以及其他海洋争端方面将日本明显地排除在外。除了人权和政治制度性质的问题之外，中国在传统的主权主义方面已经有所松动。

无论如何对西方来说对中国崛起可能的影响提出质疑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完全必要的，欧洲和美国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第一个理由是任何政治和军事的统治地位都取决于经济实力，相反，历史表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更不用说有帝国规模的国家——其经济实力不会扩展到战略和军事方面。北京目前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是相一致的。就像20世纪美国的情形一样，这种战略目标自然来自于它所期待的世界经济超级大国身份。竭力地寻求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和矿产供应导致全球范围的竞争和机会主义的外交，特别是在对待伊朗、苏丹或委内瑞拉等国家问题上，与西方政策、价值观和利益通常相反。在2006年，北京方面开展了史无前例的高强度的和其他大国包括美国都无法比拟的全球外交行动。对华盛顿、新德里、伊斯兰堡和许多非洲、中亚、拉美和中东国家的正式访问，亚洲地区峰会和反美的论坛都使得中国有机会显示它的全球超级大国新身份。这种国际行动的目的首先是保障碳氢化合物（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安全，而且也是为了在远东以外地区通过多种形式的不带先决条件和不干涉受益国政府实践或政策的合作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区域和经济实力。2006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汇聚非洲48国领导人的历史性峰会使西方人意识到了中国在非洲影响力发展的地缘政治的意义，它完全超出了对石油和原材料竞争的范围。此外，在国际组织中许多非洲国家的支持票有助于北京方面在国际组织的关键岗位上推荐自己的代表。除了用原材料交换廉价产品之外，发展基础设施，为项目提供资金、技术援助不久将使中国成为非洲新的影响力大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不随声附和其他大国的外交定位在这里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此外，北京方面并没有掩盖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合情合理的抱负，这在处理朝鲜和伊朗核危机中已经表现出来。此外，为保证中东石油供应的安全以及避免在东亚与美国的直接对抗，中国对现状的担忧最终使北京方面在首先捍卫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转而支持西方的立场。在中国的亚洲邻国眼里，中国的发展代表着战略的重大变化，是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忧虑所在，促使其他亚洲国家在本地区竞争性大国（美国、日本?中国、印度和俄罗斯）间开展平衡外交。

因为这种崛起并不排除军事领域，所以这些担心就更加有理由了。中国的国防预算从实行现代化政策之初就不断增长，而且自1990年起每年按两位数增长。美国军事专家估计中国军事预算超过1400亿美元（官方公布的数字为450亿美元），它今天可能在美国和俄罗斯之后处于第三位。因此，2005年五角大楼对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认为中国仍然是该地区第一军事大国，它提请注意北京方面军事能力的加强，认为这是对台湾地区、日本、印度，甚至对美国本身的威胁。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首先是为了给台湾施压，遏制“台独”势力；其次是为了保障能源供应通道的安全，这对其发展是生死攸关的。为了保障能源供应的安全，中国海军加强在印度洋上的力量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中国军事能力的现代化也扩展到发展能够达到太平洋以外目标的战略导弹，以及雄心勃勃的具有无可争议的军事影响的太空和卫星计划。如果五角大楼鹰派面对“中国威胁”的祈祷中仍然处于少数，中国军事上的觉醒今后将吸引大多数西方专家的注意力。

然而，某些想法要求我们要相对地看待中国军事崛起的影响和所谓的北京的“霸权”倾向的假设。第一个想法是让历史来说明问题：即使在救世主毛泽东时期以及在冷战的最恶劣时期，北京也只是介入过有限的边界争端，相反，在台海对峙中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过去的重负，特别是西方在19世纪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和日本侵略的记忆，以及对于美国的一种强烈的脆弱感——美国年度军事预算超出中国10倍——相反地形成某种偏执，这种偏执赋予中国在重新武装自己时相对于其他地区大国，特别是相对于美国至少带有某些防御的性质。即使军事上强大了，中国也未必因此就有霸权和侵略的想法，也没有办法在军事上赶超美国。

第二个论据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脆弱性有关，中国军事力量长期看取决于经济力量的发展。这种脆弱性尤其源自于人口因素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中国城市和工业与中国农村之间的二元性、环境风险以及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速度有关的其他许多不确定性。即使不会解体，中国至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很有可能不会成为像许多分析家所预言那样的经济超级大国。经济方面的这种失望必然会对它的军事能力以及北京使用这种军事能力的意愿起缓和的作用。

最后，甚至在中国已经成为与美国相当的经济强国假设当中最有说服力的立论是，提出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和平特征，特别是，指出了世界地缘政治未来的两个巨人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优先发展经济使得北京重视国际社会的稳定，避免与美国、日本发生严重的对抗，以及台海冲突。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腾飞、作为腾飞基础的国际开放以及能源供应造成了中国对外部的强烈依赖，并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的良好愿望。相反，美国经济在进口、投资收益和为巨额赤字提供资金方面，越来越依赖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因此，华盛顿不会真正地去损害中国经济的腾飞，相反的，这种经济腾飞可能会与美国发生真实的冲突。在战略方面，华盛顿不管对不对都在担心中国的腾飞，而北京则可能怀疑具备能力的美国会试图阻碍它的经济发展。中国非常明白，它的利益在于与美国的合作。相应的，华盛顿在反恐和反核扩散的斗争、解决朝鲜和伊朗危机、确保伊拉克和中东稳定当中越来越需要北京的支持。

因此完全可以设想，21世纪的中美关系在利益共享和北京不断增强的责任感基础上正朝着全面伙伴关系方向发展，这是国际体系稳定的坚实基础。但是，人们并不能因此不考虑，这种客观的联盟只是在长长的过渡期内持续，一旦过渡期结束，美国就必须与中国分享世界超级大国的身份。总之，今天预见美国与中国在未来的冲突比20世纪初预见纳粹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之间可能的对立难道不是更加容易吗？中国的崛起同样可能激起，除了美国本身外，日本、俄罗斯或印度等其他大国防御性的反应，其影响将难以控制。面对中国具有优势和弱势的双重性，西方应对中国翻天覆地的觉醒的政策应该继续一方面积极支持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保持警惕和保留最终的战略上的绝对优势。如果在未来几十年间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可能挑战美国的战略领导地位，莫斯科、北京、德黑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结成联盟挑战美国和大西洋联盟统治却已经是言辞上和政治上的现实，那么，这样一种两手做法就更加必要。

“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雄心从莫斯科经德黑兰到北京，一路经历不同程度的衰减，但“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则是这三个国家外交不变的主题。经北京提议于1996年建立的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聚集了中国、俄罗斯和能源蕴藏丰富的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共和国。在国际上对伊朗核问题激烈较量之时以及在真主党进攻以色列的前夜，2006年6月该组织邀请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接纳伊朗为观察员国家，从而使这种联盟具体化。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合作在能源和外交领域已经很活跃，具有战略的态势，它加剧了西方与通过中俄新伙伴关系联合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中国与在中东占优势地位的伊朗，或者与巴基斯坦的接近，都很令人担忧安全和和平问题。

即使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形中，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莫斯科与北京都有雄心，在它们的周围，在美国传统的或临时的盟国像印度、韩国或巴基斯坦的协助下，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组成与大西洋共同体竞争的一极，而这样一种目标对它们来说已经是可以企及的了。

从那时起，全球化的地缘政治使美国、欧洲和西方民主必须面对以挑战形式出现的三种疑问。美国如何能够处理好中国的崛起？民主的西方面对无论何种潜在的极权式的霸权如何能够保持最终的战略优势，特别是如何能够保持它们的政治领导地位，防止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欧洲在由美国和亚洲所架构的世界中如何能够避免被边缘化？

“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两种相互对立的论点从反面说明了国际体制的变化。

要很好地描绘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世界的形势，多极的概念不具有任何规范或战略的特征，不能构成新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多极的世界有可能就等于混乱。

如果从前的两极世界组织形式完全瓦解了，但我们并不能完全不受与之相关的回忆再现的影响。

伊朗只是一个地区强国，但它行动、影响和危及的范围使其身份上升到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重要地位。

21世纪初的俄罗斯由于失去了地缘政治空间中的一大部分，以及作为强国愿望的意识形态借口，如今只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比其他国家更多。

为了回应对未来中国霸权的担忧，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以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方式崛起。

第五章

和平的武器

避免战争取决于大国的责任感；取决于它们约束民族主义，遏制宗教、种族及领土敌对行为，缓和伊斯兰世界与现代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集体能力；取决于反核扩散和反恐斗争的胜利。

◆环境和人道主义的挑战也成了一触即发的地缘政治问题。

◆一种纯粹防御性的团结互助将有助于出现新的南北对抗的风险，也可能会直接导致民主制度的涣散。

◆一个分割的和危险的多极世界的到来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复兴以联合国为基石的合法而有效的多边体制。

◆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西方社会内部因全球化而变得虚弱的民主的压力迟早将导致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和平。

在最近两个世纪里，西方始终主导并统治着世界，直至发生全球的动乱：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内部对抗的延伸。作为世界变化的标志，假如一场世界性的新冲突会在21世纪出现，很有可能它的源头就是亚洲或中东。但是，就像20世纪一样，保护民主价值和维护世界的稳定将要求美国和欧洲能够赢得这场冲突。更意味深长地看，避免冲突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也掌握在它们的手中。

危险在增加

危险在增加

世纪之初影响和平的风险首先是地缘政治性质的，并且围绕着三个主轴：中国再次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以及这种历史性变化对亚洲大陆和亚洲以外地区的影响；伊斯兰世界的萧条和伊斯兰内部为了争夺中东统治权的对抗；原来的强国与新兴的强国之间为获得和维持强国地位必不可少的能源竞争。通过全球化、能源和宗教激进主义之间多层次的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的这三个爆炸性问题当中，核扩散和恐怖主义是危险的导火索。

地区或全球冲突源于亚洲的假设并不必然需要来自北京方面的所谓“霸权”愿望；它只需制造台海紧张局势，只需日本军国主义和受中国腾飞所激化的中日紧张关系的再度出现——这也牵涉美国，或者只需一个影响朝鲜半岛的事件，甚至不用提及中国与印度历史上的敌对情形，或者只需重新出现冷战时期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曾占主导的敌对情形。再往西看，两个地区核大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地会对中东和东亚产生影响，并重新将华盛顿、北京，也许还有莫斯科再次牵扯进来。这样一个受民族主义左右和高度核武化的地区，它的安宁取决于中国的节制，取决于中国与美国关系的质量，取决于美国的外交。

中东和平受巴以冲突——既有象征意义又是悲剧性的——或者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紧张关系威胁要小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冲突以及作为能源大国和潜在核大国的激进主义伊朗对于海湾国家和伊拉克的地区野心。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未来以及它们必不可少的石油储藏量、以色列的安全、在埃及或其他地方伊斯兰极端分子上台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是地区甚至全球动乱的根源。由于历史、地理和能源的原因，欧洲人在这些问题上很快与美国牵连在一起。高加索地区、中亚和非洲之角在当地或地区种族与宗教冲突背景下是中国、美国、俄罗斯、伊朗等能源消费大国与生产大国之间潜在冲突的第三舞台。从阿富汗到索马里、达尔富尔、乍得，混乱和暴力正极其危险地向非洲中心扩散。

避免战争的机会取决于大国的责任感；取决于它们约束民族主义，遏制宗教、种族及领土敌对行为，缓和伊斯兰世界与现代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集体能力；取决于反核扩散和反恐斗争的胜利。因此，伊朗迈入核大国之列将在原本就危机四伏的地区导致它的邻国（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新一轮军备竞赛。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统计，四十余个国家已经掌握生产原子武器所需的技术。

在这些战略风险增加的同时，还有一些真正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人类的全球性挑战：气候变暖带来的生态威胁、水资源的匮乏、营养不良、新的流行病……这些灾难时至今日还主要从人道主义方面被加以考虑。但是，在意识到这些灾难对那些最优越国家和世界稳定的影响之后，今天的情形已完全不同。除了生态层面之外，气候变暖问题如今已经与经济增长、发展以及能源问题密不可分。同样，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贫困和不平等为内战、大规模移民、种族冲突、国家的瓦解、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提供了条件。环境和人道主义的挑战也成了一触即发的地缘政治问题。

气候变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我们可以减缓它却不能消除它，因为发达国家减少污染的努力将完全被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所抵消。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温室气体在空气中的分解需要数十年时间，从现在到203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增加50%，由于能源消费的预期增长，到2050年则可能翻番。因此，联合国的最新预测显示从现在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将增加2℃~ 4.5℃。

气候变暖的恶果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环境的改变，砍伐森林和沙漠化，污染和对健康有害的城市环境，水供应的紧张状态，卫生状况和食品安全的恶化。气候变化因此加剧了全球的其他苦难：具有毁灭性影响的新的重大流行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禽流感、艾滋病……）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居民的预期寿命和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尽管全球食品供应增加，但8.15亿人口仍营养不足；超过10亿人存在饮用水不洁问题，造成了每天2.5万人死亡，其中一半是儿童。

非洲是这些灾祸的第一个受害者，尤其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形势日益恶化。非洲经济增长2005年接近5%，2006年估计为5.8%，2007年为5.5%，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得归功于石油和其他原材料出口国利用了价格飙升的机会。其余的大部分国家则面对严重的问题：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悲剧，津巴布韦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水灾，东非、西非和南部非洲许多地区严峻的食品形势，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和尼日尔三角洲产油的富裕地区的冲突和政治动乱。这样，只有六个国家，大多数位于北非，将有可能达到千年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使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数量减少一半。

狭窄的西方团结之路

狭窄的西方团结之路

大西洋地区周围这种不稳定性的上升首先会促使西方基于共同的挑战、利益和价值加强防御性的团结，并有必要汇聚美国和欧洲经济、人力资源、外交和军事能力来应对这种局面，包括在未来面对中国和印度时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反对恐怖主义、核扩散和跨境犯罪的需要已经促使欧盟和美国加强了跨大西洋的司法合作，即真正国家权力领域合作，包括在欧洲空间内部的合作。在非法移民方面，大西洋两岸同样面临着越来越相似和复杂的政治和人道主义挑战，因此，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协商关系以便试图从政治和人道上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根据联合国的估计，今天国际移民流动涉及近2亿人——一项人类历史新纪录，而且尽管各国在强化边境控制，这种情形还在进一步加剧。这些移民人口来自非洲、拉美和亚洲，他们中的40%到了欧洲或美国。由于他们生育率高，这些移民在欧洲和美国的年轻人当中所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大。在美国，非法移民的数量估计在1100万~2000万之间，而合法移民的人数则为1100万。欧洲合法接收了大约2000万移民，但是由于取消了欧盟内部的边界检查，要估计非法移民数量就非常困难。由于美国传统上比欧洲更加欢迎移民，如同对待安全和恐怖主义问题一样，美国今天同样担心如何维护国家的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感。至于欧盟，它被来自非洲和东部边境的移民潮弄得不知所措，而且在一体化的模式方面又遭遇了挫折，它在看待美国的经验时就会比从前少一分高傲。为了减轻移民的压力，大西洋两岸帮助移民来源国发展经济似乎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考虑到人口的老龄化，移民带来的劳动力对增长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在经济领域，跨大西洋的影响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跟欧洲单一市场发生竞争。许多欧洲旧大陆的跨国企业与美国同行联合或合并来增强自己在美国的实力，建立全球规模的集团公司——维旺迪环球、戴姆勒—克莱斯勒、阿尔卡特—朗讯等等，而不是寻求组成“欧洲龙头企业”。此外，新兴国家的企业本身经常或多或少会受某些国家或法人的控制。这些新兴国家的企业“恶意”收购控制企业，甚至控制整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对这样的前景需要大西洋两岸进行共同的思考。美国长期以来对经济活动的战略意义更加敏感，因此美国比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更好的手段，而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影响国家或欧洲安全或独立的领域却没有任何法律手段来反对不合时宜的收购与控制，比如能源、医疗卫生、金融和电信。今天欧洲当局在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开放的全球化的经济的名义下认为这种担心是异端的。这等于不了解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的变化，不了解在大多数经济强国存在明确的或变相的控制战略部门外国投资的部署，特别是美国的“埃克森-佛罗里奥”条款。将这类保持单一市场凝聚力的措施安排在共同体层次上而不是在国家层次上自然是更加可取的，这意味着，一个政治欧洲的前景仍然是现实可行的。在此期间，布鲁塞尔可以让欧盟成员国在合理的限度内更加自由地监督由欧盟以外资本实施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兼并计划。

亚洲巨大经济空间日益增强的竞争同样会促使欧洲和美国在制度和管理方面更大程度地组织跨大西洋两岸的经济，以增强它们的优势和一致性。为事实上已经存在的“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设立一个正式机构似乎不如进行标准的统一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更加切中问题的要害。正是2006年10月在香港和上海市场发生了历史上市值最高的上市，即中国工商银行的上市，其市值高达220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泛欧洲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合并就特别引人注目。在航空自由化之后的明天，能源安全方面的共同担忧可能会促使大西洋伙伴在危机时以互助的方式保障它们的能源供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最后，且特别是在政治和道德方面，美国和欧洲以各自的方式充当“自由的哨兵”：世界上民主发展的主要保障者，维持一种建立在法律和宽容基础上为人类价值服务的国际体制的主要保障者。然而，在今后多极世界中秉持这些价值的国家和政治共同体在人口、数量和力量方面将越来越占少数。另外，正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今日一部分伊斯兰世界的情形那样，推动那种简单地以“自由”选举为代表的形式民主则有可能——至少暂时地——反过来变成反对民主价值力量。

这些风险，甚至危险很好地反映出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而言一种纯粹防御性的团结互助的局限性。首先这样一种态度将有助于出现新的南北对抗的风险。拉美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激进派的“反帝国主义”联盟趁美国外交政策最近受挫之机已经在极力挑起这种对抗。最近一次非洲联盟峰会上三位明星嘉宾中的两位——查韦斯和艾哈迈迪-内贾德先生应邀到场就令人担扰。从一种明显更加建设性的角度看，在努力追赶北方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像印度或巴西这些新兴经济大国的外交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以及其他多边论坛中本着某种南方国家的团结互助原则而组织起来是完全自然的。

此外，不管西方能保持什么样的实力，一种纯粹防御性的态度，由于地球其他地方在数量和人口上的优势，可能会直接导致民主制度的一种涣散形态。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明和世界几乎没有机会获得一个完满的结局。对寻求生存的移民人口关闭边界，特别情形除外而将新兴国家跨国公司排除在西方企业掌控的市场之外，防预性的过度武装和强迫安全，所有这些都违背了那些定义启蒙运动文明并确保这种文明在现代处于优越地位的原则和价值。为了避免文明冲突的幽灵，民主的西方因此应该继续尽可能地将开放、流动性和世界的团结放在优先地位，为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服务，加强整个大西洋集团的防御只是为了支持这个目标以及在失败时候作为最后的保障措施。这并不意味着，在长久的历史和外交传统的延续中，应该放弃美国所倡导的以及欧盟在其东扩政策的框架下所倡导的民主议程。是否属于西方文明或民主社会不能作为划分国际社会的最终界线：就像在市民社会那样，真正的分界线是在国家之间那条区分温和与极端、宽容与恐怖主义、文明与野蛮的界线。

因为只有革新后的欧美伙伴关系可以去掉那个使未来变得暗淡及威胁和平的定时炸弹导火索——混乱地区的增加、全球化对多边主义的蚕食、伊斯兰世界中孤立的激进主义分子、全球生态和人道主义挑战，所以这种双重战略，即防御性的团结和对世界开放之间的狭窄道路，就更加必不可少了。国际社会在未来的20年里，也就是说，西方世界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仍将在经济财富、金融实力、外交影响、制度经验以及科技专长方面保持领先地位的时间段内，必须致力于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这种历史的优势既赋予西方世界以责任，也赋予其机会，根据和平、自由、开放、民主和进步这些描述世界的价值观采取措施重新组织世界。同样通过这种方式，为了共同利益坚定地走这条道路，美国和欧洲将重新找回维持它们领导地位所必需的合法性及威望。

实际上只有整个国际社会的齐心协力，这项事业才能成功，但是国际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却完全在不同的境遇下从事着这项事业。非洲和亚洲最落后的国家是全球混乱的主要受害者，除了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改善其政治、经济治理状况并使它们的民众切实享受到全球化和富国援助的好处之外，它们并不能有什么大的作为。新兴经济国家，特别是未来的经济大国，如中国、印度、俄罗斯或巴西，在建立国际新秩序过程中，尤其是在生态和发展援助领域，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但是它们不会带头采取行动。实际上，从定义上看它们处在经济和政治上追赶老工业化国家的阶段，将在今后几十年中继续作为现存国际体制的不确定因素。此外，它们还要，甚至在它们内部，以巨大的规模，迎接威胁地球的人道主义、社会和环境的挑战，并且有理由认为西方并不会通过抑制它们的发展的方式来解决主要由工业化遗留下来的和最近15年富国统治带来的问题。因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腾飞改善了几亿人的命运，而美国和欧洲则远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气候变暖以及最贫穷国家的食品和医疗卫生问题，那种论点就更加难以反驳了。此外，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完全有理由演奏它们自己的曲子，以便在西方阵营面前显示大国地位。新兴经济国家在维护全球公共财产和重建国际秩序中的必不可少的贡献只能来自于压力和民主的西方今天所显示的榜样作用。

未来20年的三项使命

未来20年的三项使命

未来20年跨大西洋议程的首要问题应该是使国际体制适应全球化和冲突激烈化的新形势，以避免这两种浪潮将最近60年积极的遗产完全冲走。一个分割的和危险的多极世界的到来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复兴以联合国为基石的合法而有效的多边体制。国际机构的使命应该重新调整到新的全球性挑战以及改革后的机构的治理上面，以便更好地反映这些问题的一般本质和相互依存关系以及新兴经济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腾飞，同时要避免这种开放使它们瘫痪或变质。

安理会组成的改革计划，讨论多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确实表明了这项工作的难度。在国际社会中占多数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指责大国垄断安理会，并利用联合国大会作为消极的平衡力量，这使得这个多边体系的灯塔般的机构信誉扫地。要增加具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五个战胜国——就很难避免出现瘫痪的风险，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新兴大国实际上代表着与西方对立的思潮和利益，它们自一开始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另一方面，接纳没有否决权的新常任理事国和改革非常任理事国制度将赋予德国、日本、印度、巴西或南非等国家新的国际责任。此外，作为一般规则，在联合国制度体系中领导职位的获得应该严格地与完全负责任的和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与目标的行为相联系，正如宪章第23条在涉及接纳安理会新成员方面所规定的那样。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候选国身份，或者经常嘲弄人权的国家加入那些被认为要促进人权的委员会，这些显然与宪章的原则背道而驰，会影响整个体系的信誉。联合国应该并且也能够应对新的混乱：大规模恐怖主义和核扩散——提出预防性的战争问题；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要求对犯罪的国家实施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力。

加强联合国体系的效率和信誉应该也涉及负责当前全球性重大问题的组织——核扩散（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共卫生（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和水（联合国粮农组织）——还应该加上致力于能源和环境问题新的多边机构。就是说，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到世界卫生组织，其中还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等这些不同机构的整个结构，即整个世界的治理体制，我们今天都应该重新对之加以思考。经过50多年来的增长，专门机构相互间参差重叠，造成了高昂的协调费用。只举一个例子，今天有三个机构在罗马负责食品安全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食品计划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而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在致力于保护全球主要的公共财产，即环境。像人们经常设想的那样，建立一个世界环境组织可能标志着重大的进展，但条件是要意识到一种体系分割所造成的缺乏效率，并重新思考这个体系的整体结构。

在经济领域，决定未来数十年世界范围增长和发展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决策程序中采用法定多数，成为行动重点，跟随其后的还有——2006年9月在新加坡开始的——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适应国际货币、金融和经济体系变化的尝试。

更广泛地说，全球化和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点的问题要求多边体制向更有效的治理模式转变。大多数大型的国际组织今天仍然受16世纪发明的、以国家绝对主权和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为基础的传统国际法规则管理。因此，它们服从本质上的政府间逻辑，其缺乏效率，欧洲一体化建设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一体化的进程受联盟主义色彩浓郁的复合治理体系驱动。然而，成员国数量为15或27个的机构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有150或近200个成员的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如果欧洲建设所包含的一体化治理的制度形式真的不能迅速地移植到全球的话，那么，我们确实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先从区域一体化组织比如南方共同市场、非洲联盟或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层次开始，然后再扩展到整个多边体系的内部。这就要求在国际组织中分量日益增强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出负责任的精神，因为持久的南北对峙长期看只会导致多边主义的衰弱。

未来数十年第二个迫切的问题毫无疑问是伊斯兰世界融入现代经济和政治，也就是说融入全球化和民主世界的问题。布什第一任期政府为伊拉克战争辩护所援引的别有用心的动机和由此带来的混乱不幸地使美国的中东“民主化”议程失去信誉。无论如何，伊斯兰世界以何种形式享受全球化和政治自由的好处对于世界是否稳定是绝对必要的；从长远看，也是最好的应对宗教激进组织兴起的措施。其中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而且是相互支持的：针对恐怖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采取行动；缓和西方与拥有12亿人口即相当于中国人口的伊斯兰世界之间不断上升的对立；保障全球经济所必需的能源供应的安全；在以色列与那些始终希望其失败的国家之间，还有在激进的与温和的穆斯林之间，什叶派与逊尼派穆斯林之间，在地区强国的雄心之间，有必要缩小这种地区内部的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想象一下在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或在拥有全球石油储量第一的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政党夺取政权的后果……

然而，伊拉克、伊朗、巴勒斯坦或埃及最近几年的发展表明，以武力消灭独裁制度以及举行“自由”选举远不足以建立民主制度，反而有利于原教旨主义政党以及种族—宗教的对立。在欧洲和在当地广受抨击的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由于伊拉克战争、支持伊朗反对派以及面对巴以冲突恶化的无能为力而变得黯然失色。但是，欧洲很不幸，其并没有去填补美国的空缺。2004年5月欧盟在接受中东欧10个新成员国时提出了新“周边政策”，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欧洲方法被纳入这个“周边政策”框架中。这一政策旨在通过援助和合作计划使扩大后的欧盟东边和南边的国家（特别是北非和近东）保持稳定。但前提条件是这些国家必须进行政治、经济和司法改革。在距今十几年前的1995年，欧盟开始所谓的“巴塞罗那”进程，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为基础的欧洲—地中海共同体。

然而，不得不指出，这种使伊斯兰世界中最西化的部分实现现代化的行政方法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成果。尤其是人们指责它带有过分专家治国的特点，在执行援助条件方面有些宽松，改革的激励措施薄弱，特别是对当地的改革运动缺乏有组织的支持。归根结底，在开始实施就广受争议的美国关于伊斯兰世界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观点，却比欧洲官僚主义的拼凑物更恰当和有动员能力。

对于了解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黎巴嫩、土耳其或突尼斯的人来说，伊斯兰同现代性和民主的“一致性”问题的当代争论没有现实基础。与哈比卜·布尔吉巴提倡的追求现代化的民族主义时期相比，在专制和腐败体制、人口爆炸、尽管有难以置信的石油财富却没有办法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好处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倒退了。原教旨主义运动只是出于政治—宗教目的利用了这种失败，方法是缓解贫困和不公，利用对以色列、美国，以及对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的不满。

要停止这种倒退的趋势意味着要超越那种在维护现状与伊斯兰运动的发展之间糟糕的抉择。第三条必须采取的道路是对相关国家内部的温和的改革派的政党和运动给予积极和有组织的支持，同时附带一个与马歇尔计划规模相当的、以严格实施政治和经济改革为条件的援助计划。这种支持需要伊斯兰教温和派中政治、经济和知识领袖们必不可少的积极参与，以反对伊斯兰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战争机器。然而，在协助恢复伊拉克、近东和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遏止伊朗的野心的同时，这样一种计划的成功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在该地区恢复信任和威望。

但是，如果经济和社会问题是解释原教旨主义兴起的基本因素，那么，低估在伊斯兰土地上宗教觉醒的身份认同因素是错误的。这种宗教觉醒在所有地方和宗教里面，包括在美国和世俗的欧洲，均属于净化自己和追求悟性的深层次活动，必须对之采取和解的做法。无论在何处，应该在温和派与极端分子之间、伊斯兰教与伊斯兰运动之间划分界线，而不是在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进行划分。提高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维护政教分离的原则和教育是这场战斗的中心问题。

第三个迫切问题涉及全球公共财产的保护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拯救。非洲大陆受环境灾害、卫生灾害和食品灾害反常的相互作用而不堪重负，其人均收入1964年以来实际上每年只增长0.3%。联合国制定的有关2015年蓝图的八项千年发展计划中的每一项——从减少一半极度贫困人口到人人享有初级教育，还涉及阻止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提高妇女平等和自主地位，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指标显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观点，要达到上述目标，富国2006年起应该提供1210亿美元资金支持南方国家的努力，到2015年应该达到1850亿美元，即占它们GDP的0.54%，而今天这个比例为0.25%。

然而，国际组织从针对这些不同的灾害所做的工作中获得了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可以用来动员国际社会和指导它的行动。第一条涉及增长和发展、能源、环境、全球人道主义挑战等问题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富国、新兴世界、最贫穷国家之间面对这些挑战现存的事实上的连带关系。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增长扩大了能源的需求和消费，带来了对生态平衡和全球地缘政治双重的负面影响以及不利于全球最弱势人口的滞后效应。增长、环境和地缘政治之间联系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寻求清洁能源有利于重新推进民用核工业的发展，包括在新兴国家，其结果会衍生出军事用途的风险。

第二个应汲取的教训是没有办法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或公众健康之间做裁决，因为环境和公众健康的恶化产生高额的经济成本。2006年秋天出版的《斯特恩报告》的一个作用就是解释了这种关系，它将生态上的担忧转化成了经济政策上的选择。根据这份报告，气候变暖5℃~6℃——21世纪的实际可能性——可能意味着全球GDP平均下降5%~6%，对于最贫困的国家损失可能超过10%。目前，与失控的工业化相关的污染和环境恶化已经使中国付出了GDP的10%的损失。作为对照，一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严肃计划从现在到2050年要花费大约全球年度GDP的1%。因此，不仅经济发展与针对气候变暖的斗争存在一致性，而且这种斗争具有明显的经济上的必要性。对于其他人道主义的灾害，可以适用相似的推理方法，即使节约卫生或食品方面的经济成本，对富国和新兴国家造成的直接影响也比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最贫穷国家小。艾滋病造成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一大批农业就业人口的死亡，这加剧了当地人的营养不良。

第三个教训可能最重要：解决每一个这样的全球性大问题并非遥不可及。这通常取决于技术革新，而且对全球经济范围内要求相对少的资金。在环境方面，一般来说解决的办法是减少经济增长对矿石能源的依赖性。因此，欧洲选择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建立排放权交易为基础的多边主义道路。但是它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入就很不够。美国认为《京都议定书》对发展约束太大，因此不赞同《京都议定书》的措施，但近来在地区和地方层次上美国正逐步向其靠拢，特别是在清洁能源方面实施了一种激励科技创新的国家政策，似乎更好地调和了生态和发展的双重要求。美国因此大量投资于核能、燃料电池和其他新能源领域。富国向二氧化碳低排放水平经济的过渡和向新兴国家——它们到2050年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将占一半——迅速转让能够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技术似乎是与气候变暖及其后果作斗争的两大支柱。最后，只有中美自我限制式的新安排和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技术合作才可能是地球生态未来的出路。

在卫生领域，解决方法在于改善最贫穷国家食品的状况、改善饮用水以及一般药物的供应，还要解决极大地影响着六十几个最贫穷国家医疗卫生条件的合格医务人员短缺问题。同样，在食品方面，专家们一致认为，“地球有能力养活所有人”。尽管土壤退化以及到2025年世界人口每年增加7000万，但全球的食品安全应该不会受到威胁。8.15亿人长期营养不足的解决方法也一样，也要通过技术革新（通过基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改善植物品种，运用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和全球范围内农业生产更合理的分工来解决。欧洲和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激烈的农业竞争增加了这些国家在食品上对全球市场的依赖，一些国家需求的增加将国际粮食贸易逼到了窘境，从而使粮食产品价格上扬。

新的大西洋合作伙伴

新的大西洋合作伙伴

这些结论集中起来形成这样一个总体看法：解决21世纪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首先是政治愿望的问题，而且其由于问题和解决方法的全球性特点而变得更加尖锐。由于缺乏真正的“全球治理”，这一政治愿望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来表达，实现这种政治愿望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即富国和新兴国家、国家参与者和地方参与者、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和协会在一个整体计划框架下积极活动。美国和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农业、技术、药品、金融问题以及政治问题的钥匙，为了共同利益它们需要主动提出全球的这种新安排，与新兴国家进行谈判。

西方世界两大中心共同推动所需的国际合作的能力首先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成功地对它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改革。如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国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欧洲和美国应该做的就是要强迫自己进行全球化条件下的真正的结构调整计划。在内部改革方面，重点是要减少全球的能源消费，特别是美国，减少对进口的化石燃料的依赖，这是生态和地缘政治两方面所必需的。接着是全球农业贸易的自由化，欧洲和美国的过度保护阻碍了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圆满的结局，从而也使西方经济体丧失进入新兴国家服务业市场的机会。紧接着，为了应对新兴国家的竞争而不大量求助于保护主义的做法，就需要将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结构性改革纳入工作的重点。在美国，特别要关注家庭储蓄率不足和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学问题；在欧洲，要关注影响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税收、劳动力和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

如果不进行这些结构性改革，西方社会内部因全球化而变得虚弱的民主的压力迟早将导致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而且随着弱势阶层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恶化，也将导致与中国，甚至与印度日益增强的对抗，因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与和平。随着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的增大，对中国的敌视在美国，特别是在民主党人中已经有所蔓延。相反的，在大西洋范围内实施这种结构性调整将把欧美双驾马车置于强势地位，同北京（将来与新德里）就能源、环境、货币政策和恢复贸易平衡进行谈判。

同样，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和欧洲应该首先共同努力来稳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局势，限制伊朗的野心，这是它们的信誉和世界安全的条件。这种必要性在阿富汗和伊朗问题上美欧达成了一致，在那里，欧洲人在第一线；但是伴随美英两国出兵干预及此后的惨败而来的跨大西洋两岸分裂阻止了在伊拉克问题上出现同样的情况。然而，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在这个阶段对于整个西方社会面对伊斯兰世界可能是一个严重的挫折，在中东的中心地带造成了比2001年塔利班统治阿富汗的时候更加危险的形势。多国联合部队的过早撤离实际上可能加剧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内战，加剧国家的四分五裂，从而有利于伊朗的地区野心和基地组织的野心。美国所承受的日益强大的支持撤兵的压力，应该最终促使欧洲人和整个国际社会迅速行动起来，为了共同利益努力稳定伊拉克的局面。

从更长远角度看，西方社会的两大中心应该致力于在互补和相互承认的基础上重建大西洋的伙伴关系。最近几年的地缘政治现实很大程度地证明了这样一种互补性的真实性。在战略和军事领域，欧洲没有能力，实际上也没有野心要摆脱美国的绝对优势，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框架内或者在特别的联盟内部广义上说仍然是西方利益和世界稳定的捍卫者。在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外部伙伴的支持下，欧美在2006年12月北约里加峰会上的妥协扩大了北约在它的传统领地之外按照请求和根据需要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欧盟仍应该继续发展自己的军事能力以便在周边地区采取行动，协助维护欧盟之外热点地区的稳定，就像它在阿富汗、黎巴嫩、巴尔干地区或非洲所做的那样。

在软实力方面，美国在信誉、合法性和外交行动余地方面的损失使欧洲有机会发扬它自己的优势，在国际舞台显示它的作用，如同最近几年它在伊朗核问题谈判方面所做的那样。比如在欧洲已经大幅介入的阿富汗，面对塔利班卷土重来，维护国家的稳定要求在实地的军事行动之外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行动作为补充。欧美的互补性还表现在它们对各自地缘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了解方面：由于比欧洲人更加熟悉亚洲，美国人就完全有兴趣与欧洲人在伊斯兰世界和欧盟东部边界地区，甚至在拉美进行密切合作。然而，如果欧洲不能从目前水平上提升它的战略和外交贡献，特别是在中东地区，这样一种任务的分工并不能消除几年前由罗伯特·卡根所宣扬的火星与金星之间夸张的对比。同样，就普遍意义而言，欧洲的优势也不能使美国免除重塑它的国际信誉的工作，特别是在伊斯兰土地上。

但是，在新的基础上重塑大西?共同体，除了利用制度化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这些互补性之外，还有更多的要求：它意味着真正相互承认对方的贡献。欧洲人应该接受在战略上对美国的依赖，在大西洋联盟和西方社会内部承认与华盛顿团结一致：这绝不是不允许批评和意见分歧，但是这并不太允许欧盟——或其成员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美国的平衡力量出现。相反的，美国应该恰如其分地承认欧盟在其内部及周围地区对和平、民主和繁荣的促进作用和对国际危机管理的贡献，应该在整个国际社会的面前恰当地承认欧盟治理模式和区域一体化的风采。欧洲建设，从开始时的六个国家的共同体，扩展到南部及随后扩大到东部，其吸引力直至亚洲，就像是一台完美的机器，它以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长久地代替独裁和落后状态，甚至通过这些方式在几乎整个欧洲大陆获得了和平与繁荣。

当然，美国始终是欧盟扩大政策的捍卫者，它有理由认为这个政策是欧盟重要成果之一。但是美国在跨大西洋的战略对话中并没有给予欧洲全部的政治信任，而欧盟理应得到这种信任，因为它对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稳定作出了贡献。再者，华盛顿继续推进欧盟向土耳其、巴尔干地区以及更远地方的扩大，而不太关心这种无限的扩大对欧洲建设效率和欧洲建设在其公民眼中吸引力的负面影响。

在这方面，欧洲今天面临着进退两难的严峻窘境。继续扩大既不是大家所希望的，也不是在制度阻碍和公众舆论反对的现状下可以实现的。但是，与此同时，欧盟东部和南部边界地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欧盟扩大的过程中曾经受考验的有关现代化、稳定化和民主化方面的技术。除非欧洲建设得到加强而发展成一个真正的联邦制，或者相反的，松散化成为一个简单的国际组织，否则，在可预见时间内就无法再考虑新成员国加入的情形。因此，今后欧盟对外政策的努力方向是改革周边政策，如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创新的模式及介乎于合作与加入之间的与加入一样对受益国具有激励作用的其他制度形式。

为了使这种艰难的外交实践获得成功，欧洲应该从华盛顿那里得到它应得的所有的支持和政治信任。当伊拉克的挫败和欧盟扩大的遭拒有可能将美国和欧洲自我封闭起来的时候，欧洲和美国双方都应该一起来寻找新的道路，以便继续在全球推广民主的价值。

避免战争取决于大国的责任感；取决于它们约束民族主义，遏制宗教、种族及领土敌对行为，缓和伊斯兰世界与现代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集体能力；取决于反核扩散和反恐斗争的胜利。

环境和人道主义的挑战也成了一触即发的地缘政治问题。

一种纯粹防御性的团结互助将有助于出现新的南北对抗的风险，也可能会直接导致民主制度的涣散。

一个分割的和危险的多极世界的到来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复兴以联合国为基石的合法而有效的多边体制。

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西方社会内部因全球化而变得虚弱的民主的压力迟早将导致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和平。

未来世界法国的位置

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西方社会内部因全球化而变得虚弱的民主的压力迟早将导致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和平。

结论

不高举欧洲的旗帜，欧洲旧大陆国家就不可能发挥世界影响；如果不实行真正的联邦主义，欧洲本身也不会有国际影响。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西方面临双重挑战：试图影响未来的世界，但缺乏持续掌控全球的能力；同时又要学习和其他国家分享全球的权力。

未来世界法国的位置

读者肯定会注意到在前面的章节中几乎未提到这个问题，就像也没有提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一样：如果需要的话，就简单地说明一下，在全球化以及在巨型国家的时代，只有欧盟这样的规模可以让古老欧洲的主要国家在国际舞台继续发挥作用。但是这种认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欧盟本身的效率问题，此外，我们还应该问自己，法国的对外政策是否与世界的变化相一致，这是我们发挥直接或间接影响力的条件。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已经两度改变模式，先是在1990年，然后是在2001年；与此相比，法国外交自从戴高乐主义确定了基调以来，现如今已经40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这种墨守成规的做法已经开始让我们付出代价。

自第五共和国重新确定对外政策以来，法国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如下一些根本原则之上：以核威慑能力为保障和以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为代表的国家独立；随着政治欧洲建设而得到强化的，但与国家独立的主权主义信条并非没有抵触的欧洲义务；对大西洋联盟和在国际舞台上既是对手又是盟友的美国的更加明显的双重性，而我们的独立也由于针对美国才特别地显现出来；最后，作为前面的必然结果，与世界上其他大国——已经和俄罗斯、中国——寻求建立特殊的关系，甚至建立同盟关系，以及在从前两极世界的两个集团之间寻找一种第三条道路，即第三世界道路，体现法国在全球联合中的特色，维护它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特别是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冷战的结束淡化了第三世界，使得它不需要经历从殖民化到两极时代的冰期这种过渡，因而自然就动摇了上述根本原则的最后一个方面——法国外交真正的标志。共产主义的分裂以及美国力量连续的胜利只是加剧了与华盛顿的对立，因为苏联的威胁已经消失，欧盟表现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垄断地位的可靠的“平衡力量”。雅克·希拉克的政策正是在这方面而不是别的方面更多地继承了戴高乐主义，因此经历密特朗第二任期在欧洲和大西洋问题上的曲折，雅克·希拉克的政策将法国的外交带回到传统的基础之上：赞成一个以国家为基础的理性欧洲；新第三世界主义和迷恋大国的现实政治与文化主义以及力量平衡政策；推动受国际法规范的多极世界用以反对美国的霸权。

2001年9月11日结束的后冷战时期最终损害了为与东西方对抗完全不同的世界设计的外交。20世纪90年代赋予“欧洲国家的欧洲”的优先地位使欧盟陷入了深重的和持久的危机之中。与华盛顿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对抗使得法美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与此同时，国际恐怖主义、阿拉伯世界的失望和我们在非洲的失望、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将法国的“阿拉伯政策”、非洲政策及其提倡的多极世界置于危险境地。

对于大多数这些变迁，巴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今天正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不仅使欧洲深陷危机，而且它还剥夺了法国对外政策核心的东西以及五十多年里法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自此，欧洲几乎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相对应地，我们在扩大后的欧盟中的存在也越来越少。法国同样在非洲失去了影响力，使没有经历殖民史的美国受益，也使廉价产品、资金、劳动力提供者中国受益。在中东，法国传统的阿拉伯政策并不能使它在一个激烈变化的地区保持一种真正的影响力。至于亚洲，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我们长久以来在那里都缺乏外交作为。从各种民意调查看，法国舆论再次确认了他们对市场经济、欧洲建设、美国和全球化等等的不信任。

当国家并没有面临任何威胁的时候，面对这种情形政治阶层和舆论在对外政策方面长久的一致至少是出人意料的。民主程序的无能部分地解释这种情况：将对外事务神圣化为共和国总统的“专属领地”，在政治行政机构的内部或外部事实上不允许任何讨论、批评或严肃的争论。此外，其他的理由还包括议会作用微弱，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智库，以及民众赞成这样一种毕竟由第五共和国缔造者设计的外交，它旨在将中等强国法国的地位提升至与其国际抱负相一致的水平；在这种外交当中，象征意义和道德意义最终比政治现实和具体的结果更重要。在伊拉克问题上借国际法名义与美国唱对台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伊拉克陷入内战后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对抗最终几乎没有给法国，包括在中东地区，带来什么好处，却使法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了解了这种看法以后，如果大家赞同前面所提及的有关世界变化的观点，那么现在或许就是重新检讨我们对外政策基础的时候了。此外，这种重新审视更像是要让我们的行动、思想和政治言论与我们的利益相一致，而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

第一行动方向涉及欧洲的未来。正如全球化地缘政治的新面孔所确认的那样，不高举欧洲的旗帜，欧洲旧大陆国家就不可能发挥世界影响；同样如果不实行真正的联邦主义，欧洲本身也不会有国际影响。国家—民族的联邦，没错，但在作为未来欧洲存在理由的主权领域里，如同今天在贸易和货币领域那样，具备能够决策和行动的共同机构。法国在这方面必须放弃传统的双重性，以便在布鲁塞尔和在巴黎打好欧洲牌。

相对于戴高乐遗产的第二个变化：一个强大的欧洲和“欧洲人”的欧洲与美国建立牢固的政治、军事联盟并不冲突（或者说不再冲突）。相反的，它们之间关系还变得更加牢固。经过一段新保守主义之后，美国及时发现了欧洲，承认欧盟的现状，以及它对安全、和平和民主的作用。在21世纪的世界里，在革新后的大西洋共同体中，华盛顿将越来越需要一个团结和强大的欧洲作为一个有效率的合作伙伴和真正的盟友：这是欧洲旧大陆的一个机会。

在世界定位的这两个根本的行动方向上，法国拥有所有的优势。以德国为首的欧盟伙伴们急切盼望法国回到欧洲的怀抱，这是重新推动共同体前进的先决条件。至于美国，尽管2002~2003年法美曾出现紧张关系，但其仍有正当理由视法国为可靠的和深思熟虑的历史盟友，视法国为欧洲的中坚力量，这也归功于我们对美国的外交努力。

第三个变化：让利益和价值上的根本团结、行动的实用主义胜过强权政治、领导人之间个人关系、鼠目寸光的拉拢手段和重商主义、免费的自我推销，或花言巧语式的和解等过时的幻想。只要想象一下在一个强大的和有影响力的欧洲内部，面对未来几十年的三大挑战，一个积极行动的法国可能带给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贡献：改善国际治理、伊斯兰世界的一体化、同全球灾害和非洲落后状态作斗争。作为人道主义和普世主义核心观点的这三个挑战是法国在世界的标志，法国捍卫着这些观点，但效果大打折扣。只要法国在行动上与全球化步调一致，法国对发展中世界的经验就能给这三个领域带来很大贡献。

针对不合时宜的自我退缩的观点，这种现代化观点呼吁进行世界变化的教育，这是几十年来烙在国家意识中的思想方法的改变的先决条件。希望本书能够对此贡献一份力量。

即将到来的世界

即将到来的世界

2006年夏天，当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意强调并且将其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变化已经显著加速了，这些变化连同日益加强的公共福利上的利益一起将我们带进一个新的但却绝非平坦的世界。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内经济不景气以及国际金融的混乱结束了美国二十年来的反常规的金融创新和毫无节制的市场创新。这些尚未确知其后果的发展对于全球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以及政府重返世界经济舞台都将产生促进作用。

全球粮价的持续攀高正在威胁到非洲和亚洲的最贫苦人群，与此同时，它还将导致通货膨胀重返西方。

在那些发出令人担忧的警告的专家报告中，气候变化已经占据了世界公共话题的核心位置，而且主导了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日程。从另外一个立场看，屡创新高的油价加强了能源的战略角色，使它在平衡世界经济力量以及塑造21世纪的地缘政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所称的世界能源革命正日益变为现实。中国、印度、俄罗斯、海湾地区国家以及许多其他以前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正日益提高其在全球舞台的话语权，在从商业、金融到外交，从能源到信息和文化等多个领域让西方有了危机感。引人注目的是，仅仅在2007年的最后两个月，来自新加坡、阿联酋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就向西方（主要是美国）的金融大鳄注入了大约300亿美元，这些金融大鳄受到了由于显著缺乏公正的交易所带来的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按照购买力计算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这仅仅只是开始。事实上，非西方的力量将在世界事务的各方面产生日益上升的影响力。最终，它们还将会影响到西方世界的内部事务。

在本书的更为广义的发展定义下，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西方面临双重挑战：试图影响未来的世界，但缺乏持续掌控全球的能力；同时又要学习和其他国家——非西方的，有时是非民主的，通常是君主的国家——分享全球的权力。

权力共享的过程对于美国比欧盟更困难，前者曾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后者最显著的特征是其软实力，在国家内外关系上实行共享主权和多边治理。在多极世界中居于主导地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深远意义，决定了它对多边主义、国际机构以及全球重大问题，如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和国际软实力回归的态度。

西方影响未来世界的能力取决于跨大西洋联盟的稳固程度和美国以及欧盟的领导力。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跨大西洋关系自从德国和法国更换领导人以来已经得到明显改善，其倡导的一个长期的、紧密的欧美经济和战略关系近来有了长足的进展。新兴国家崛起成为世界重要力量似乎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团结，使其免于陷入“西方对抗世界”的陷阱。

然而，美国和欧洲都面临各自不同的内部挑战，这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团结。而且，一起在世界舞台发挥有效的影响力，或者回应新兴力量的崛起，需要它们克服各自当前的政治定式。美国这样做比欧洲处于更有利的位置，美国必须停止关注“反恐战争”，不要将伊拉克惨败、特殊的道德和宗教争论作为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基石，要从更广阔的意思上把握21世纪地缘政治，塑造迎接新挑战的伟大的政治领袖。上层的变化要求美国密切和世界的其他地区的联系并担负起全球的责任，而不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进一步疏远国际社会。

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欧洲必须决定是否要保持同未来世界的联系——政治的，甚至经济的，如果要保持联系，要采取切实措施成为真正的全球参与者，首先要做到未雨绸缪。

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已经展示出战略远见和领导才能，虽然在民主方面都有别于西方，但它们可以给国家带来变化，可以运用全球化恢复国家实力和领导力，这正是西方世界的不足之处。

民主政府比独裁机制的长久优势在于可以营造稳定、平等、生机勃勃的社会，这需要政治上的远见卓识、领导智慧、扎实工作和道德声望。前面的路还很长。

不高举欧洲的旗帜，欧洲旧大陆国家就不可能发挥世界影响；如果不实行真正的联邦主义，欧洲本身也不会有国际影响。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西方面临双重挑战：试图影响未来的世界，但缺乏持续掌控全球的能力；同时又要学习和其他国家分享全球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