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毛泽东在1964年的思虑

毛泽东缘何让军队介入“文革”

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与彭德怀

知情者说：1953年前后的林彪与高岗

周恩来历数高岗的“十大罪行”

1959年对张闻天的批判

1958年，周恩来为什么提出辞职

周恩来与“军管时代”的新华社

被遗忘的转折点——1971，周恩来开启文化重建工程

1973年周恩来“挨批”始末

董必武搬出中南海前后——老警卫员柳志清回忆

刘少奇遭受的一桩无妄之诬

夹边沟“右派”们的生死劫

中南海被冲击的不眠之夜

群众冲进了毛泽东所在的东湖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出笼

毛泽东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

七千人大会上彭真的究责努力

“文革”中“绑架”彭真事件

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陈云

“批”罗瑞卿为何要切断电话

姚文元的“扫黄令”

江青给马烽拍照惹出的风波

陈丕显回忆：一条裙子的话题引出江青的忌讳

“打倒陶铸”的口号让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发脾气

黄永胜秘书“揭发信”事件

清查林彪住地

康生为何搬离钓鱼台？

寻找图片中消失的伟人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

毛泽东在1964年的思虑

“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

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纸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报，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大号字体刊登毛泽东的《诗词十首》，并配发作者的大幅近照。这一前所未有的版面安排，堪称新闻史上的奇迹。

这年1月，毛泽东会见爱德勒等国际友人。其时爱德勒正协助叶君健将毛诗英译，他向毛祝贺新作的发表，话题还涉及中苏两党的论战。毛举重若轻地表示：在这场论战中，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这当然是不无夸张的说法，但是诗词确实成了这位政治家诗人用以“反修”的独特武器。

此外，围绕着《毛主席诗词》出版的一系列宣传，诸如《诗词十首》的超规格版面安排，大幅近照的刊登，新闻报道的及时配合，不妨称之为“组合拳”。这无疑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已成气候并日趋严重的表现。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正当人们欣赏《光明日报》刊登的毛泽东诗词墨迹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后来人们往往称之为“春节座谈会”。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请邓小平谈学制问题，邓小平谈罢，毛泽东说了一大段批评现行考试方法、评分标准的话。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吁，其中文艺和教育成为格外关注的领域。毛泽东召开春节座谈会，成为新一轮“教育革命”的发端。

其实，在1964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言论中，最能体现第二轮“教育革命”特点的，是7月5日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召开主题是“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却在开场白里提到“各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

教育界成为发动“文革”的两大首选领域(另一个是文艺界)，势所必然。

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4年6月5日，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报道出席开幕式的各界人士的长长名单里，江青的名字出现在“有关的负责人”行列的最后一位。看似不显山露水，但因身份特殊，江青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整个会演期间，毛泽东频频到场，先后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嫂》等剧目，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江青册封的“样板戏”。

会演期间，周恩来于6月23日主持召开座谈会，江青作了一个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题为《谈京剧革命》的发言。毛泽东在26日读到会演办公室送江青审定的讲话记录稿，写下“已阅，讲得好”的五字批语。这份记录稿二千字左右，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方向，二是艺术创作。与周恩来讲话时一再表示“不熟悉”、“紧张”、“艺术上我还是外行”的谦虚相比较，江青似咄咄逼人：“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就在称赞江青“讲得好”的次日，毛泽东作出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批示，并发出将会“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政治警告。这样的疾言厉色恐怕与江青质问“艺术家的‘良心’何在”不会全然无关罢。

除了京剧现代戏，对于其他一些艺术形态，毛泽东都予以利用。10月6日，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0月8日，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0月13日，毛泽东在8天之内第三次去剧场，观看歌剧《江姐》。这一系列的举动，向世人发出一个信号：京剧要革命，芭蕾舞要革命，归根到底，人们要革命。革命成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主旋律。

中苏大论战中的小插曲

就在中苏关系剑拔弩张、决眦裂眶的一刻，人们大出意外地在1964年4月1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读到了毛、刘、朱、周联名祝贺赫鲁晓夫70寿辰的电文。电文第一句竟以“亲爱的同志”称呼，并表示“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经验告诉人们，这只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3月17日，也就是审定《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同一天，毛泽东在寓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谈了两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提出电贺赫氏70寿辰。他说，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据吴冷西回忆，10天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常委会上又就电贺赫氏寿辰表示了另一种考虑：赫氏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毛说，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要考虑对赫本人表示一定的友好之意。

4月14日，毛泽东审定贺电，在加写的诸多文句中，最具个性色彩的就是“亲爱的同志”。祝寿电文可以视为大论战中的一个插曲。

这年10月中旬，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不无巧合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与赫氏下台的消息刊登在了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这几乎在同一时刻发生的一上一下的两件震动世界的大事，无疑为毛泽东赢得了极大的威望。毛泽东此刻的心情应该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豺狼”已除，忧的是继承者是否更坏。毛泽东迅速决断，指派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以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为名，与苏共新领导接触，作现场考察。在11月7日的晚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先是向周恩来，接着向贺龙说出了令人吃惊的话：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了我们两国的关系，现在我们已将赫鲁晓夫撤换了，你们也应该撤换毛泽东。周恩来和贺龙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报告和请示中央。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党政代表团应正式向苏共中央提出抗议。随后在两党会谈时，新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道歉，但周恩来未予接受，并强调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结果不欢而散。

11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转载《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历数赫氏执政11年来的12大罪状。毛泽东总结赫氏下台的原因，除社论所说的，还有一条未便公之于世，那就是1965年1月9日在回答斯诺提问时所说的：“赫鲁晓夫的倒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毛泽东对原因的洞察可谓别具只眼。马利诺夫斯基的“酒后吐真言”对于毛的刺激之深是不难想象的。紧接着发生的作出“刘少奇必须下台”的决定，当然是毛多年来反复权衡的结果，但也不能低估毛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教训总结。

“接班人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

从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毛刘分歧固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已开始，但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两人还是步调一致的。即使是社教运动，在1964年春夏之前，也还是基本一致的，在对国内形势的估计上，毋宁说刘比毛更“左”。在笔者看来，引发毛泽东强烈反应的直接原因，还是对“大权旁落”的殷忧。

6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发表讲话，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备战，二是培养接班人。

也许是没有讲稿的即兴发挥，抑或另有深意的旁敲侧击，在谈到高岗问题时，毛除了谴责他“搞阴谋”，同时对他自杀的结局表示遗憾。令与会者意外和震惊的是，毛直言“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在座诸公谁人不晓，高岗当年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刘少奇。毛这番关于接班人讲话的最后，指示“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

这一年，毛泽东在部署和准备接班人上，采取了重要措施。12月28日，正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责难刘少奇的这天，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名单，与上届相较，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林彪成为国务院排序第一的副总理。

1964年的毛泽东，思虑所及，渐由国际反修转入国内反修(社教)，由运动重点之争及于接班人的替换，选择的突破口在文艺和教育两界，而确保既定路线的推进，要端赖对军队的掌控和对个人崇拜的鼓励。这一切被有机地组合在了一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两年之后开通的“文革”之路。

（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文：冯锡刚）

毛泽东缘何让军队介入“文革”

1967年12月3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接见出席海军首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罗瑞卿事件”后，毛泽东表达了对军队既放心又不放心的心理

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乘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了罗瑞卿。

12月8日到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与会人员事前不知情的情况下，批判罗瑞卿。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但后来，毛泽东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在他看来，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于是，毛泽东决定，将本来说得不十分严重的罗瑞卿，也放进了主要批判对象中。5月4日至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6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通知》稿中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毛泽东这种对军队既放心又不放心的状态下开展的。他放心大多数，而不放心上层的“一小撮”，既相信军队不会跟着“造反”，又不相信军队是“真空”和“一片净土”。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一开始，毛泽东并不希望军队和公安来干扰“运动”

从1966年8月20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为，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但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他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说：“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为了从“大乱”达到“大治”，毛泽东默许军队“惹火烧身”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军委和各级军队领导，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他们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深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但他们也始终认为：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但是，这些措施显然与毛泽东的“大乱”方针不符。

1967年元旦一过，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

1月11日，毛泽东出席了由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的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

对于元帅们的担心和抱怨，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他希望“文革”之火也能烧一烧那些有问题的干部。他后来说过：“对于那些有问题的老干部，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

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时，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但后来毛泽东认为贺龙的问题性质变了，就不再保了。

局势混乱超出想象，毛泽东不得不让军队“支左”

随着全面夺权的迅速蔓延，它的灾难性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本地区、本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停职、罢官；各路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纷纷拉帮结派，自立山头，乃至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大量流血事件……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毛泽东考虑到，要让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

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但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1月21日，安徽省造反派在召开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前，要省军区派300到500名士兵来警卫会场秩序，保护现场，以防对立派冲击。

安徽省军区向南京军区请示。南京军区党委当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呈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

同日，毛泽东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

毛泽东1月21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毛泽东的批示打破了军队与已经兴起并且愈演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隔膜，拆除了军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障碍。

毛泽东认为“支左”中“许多搞错了”、“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

然而，军队究竟站在哪一边，支持谁，抵制谁，却是个复杂的问题。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在毛泽东眼中，真正的“左派”应该是服从命令的造反派，按照中央或中央文革指示办事的人。对于广大指战员来说，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绝不会是那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复杂、动机可疑的所谓造反派。对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数占压倒性多数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心与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的革命派。

3月19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

随后，解放军大批人员便投入到“三支两军”中去。

1972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各级“三支两军”办公室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原单位，“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摘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文：尹家民）

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与彭德怀

毛泽东与彭德怀（1953年）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彭德怀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为一个刚直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成定论。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其中的原因却少有论述。1998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东、王承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毛彭斗争的历史真相。

上海会议上，冲突公开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俗话说“功高震主”，毛泽东最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请示不够或不及时，使毛感到彭权重位高，越来越难以驾驭。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彭说的。5月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常委会，当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因“反冒进”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情况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辞职对他表示不满。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噤然无语”。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毛泽东给彭德怀一闷棍

毛泽东召集庐山会议，初衷是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做法，使国民经济不致失控。但是毛有个大前提。“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全国人民干劲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在此基础上纠正偏向。用毛的话说，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也是他给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

既然是摆问题的会议，与会者难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当时已经出现了饥荒的前兆，情况相当严重。彭回到家乡视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他极为焦虑。为了引起毛的重视，他在7月14日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他对“大跃进”的意见。

这封信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毛当时没有表态，只是给信起了个名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人员。彭看后只说了一句：“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也没往深处想。

其实，这是毛即将发起政治斗争的信号。历史上曾有一个案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1936年2月，中央下令红军发起东征，过黄河去山西，名义上说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彭等许多将领不理解，认为红军走了那么多路，再长征怕队伍出问题。彭要毛切实保证部队能回来，毛不高兴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保证不了的。”洋顾问李德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是危险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见书》，让中央留在陕北的负责人猛批李德。彭作为当事人，应该清楚这个过程。但在庐山他却没有察觉到危险，究竟是他政治嗅觉不灵，还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还有，那封信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谁写的。如果是旁人写的，或许毛不会看得多么严重。但彭就不同了，作为军队方面的负责人，却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这么多意见。毛的阶级斗争意识如此敏感，自然会想到一些严重的问题。彭的信下发后，许多干部表示赞同，一些意见反馈到毛那里，引起他的高度关注。

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评“大跃进”的话，和苏联赫鲁晓夫批评我们的话差不多。彭总刚去苏联访问，是不是取了什么经回来？这纯属猜测。1959年6月，彭率领军事代表团到东欧和苏联访问，在阿尔巴尼亚正好与出访的赫鲁晓夫会面。期间有三次外交礼仪性的会见，其实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谈。

还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汇报：“彭在山上拉队伍，人都快被他拉过去了。”这就引起毛的警惕，认为彭是在向他的领导权和权威提出挑战。

出于这些考虑，毛认为彭不是简单的提意见了。但毛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还要最后试探一下。于是，他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去找彭“闲聊”。曾希圣在长征期间是军委2局局长，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曾向彭提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写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气？彭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2.是否出国访问受了影响？彭说，在国外没谈总路线、“大跃进”的事情。3.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彭说：从未想过这种事。

曾希圣受毛之命来对彭做最后的争取。但是彭丝毫不给面子，对三个问题一概否认，就使毛认为彭是一意孤行了。因此，毛下了决心，在7月23日大会上对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庐山会议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并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军委扩大会议专门批判彭德怀

庐山会议由讨论经济工作的工作会议转为八届八中全会，专门解决彭德怀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虽然作出了决议，但彭本人并未认罪。于是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军队师以上干部1061人，列席干部508人。主要对彭德怀和黄克诚进行批判。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始终是秘密进行的。至今很难看到有关的材料。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描述的场面，会议过程中，只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主持正义，在会场上公开为彭总澄清事实，当场被拉出会场，打成“反革命”。其余众多高级将领，众口一词地猛批彭德怀。彭既然是坚持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大多数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风粗暴这个缺点。

在军队干部中，彭的严厉和喜欢骂人是众所周知的。秘书们在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过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边的干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视察弹药库区建设时，看到库区过于暴露，库间距离过密，树木很少时，大发脾气，要追究库区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审批者的责任。他越看火气越大，秘书和陪同的领导都很紧张。就是高级将领，也免不了挨训。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按规定应穿元帅服。彭觉得穿便衣显得随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劝他穿军装，被大骂一顿，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见了。肖立正静听，不予表态。彭骂过之后又觉得自己不对，最后还是着军装去接见。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而是经常。所以彭与同事和下级的关系都很紧张。

林彪在批判彭的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这些话抓住了彭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内心想说的话。

所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帅们群起而攻之，彭显得非常孤立。彭最终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一页。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对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反右倾’斗争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使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不良倾向在党内进一步发展。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给一些说假话、见风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机。这就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良风气，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长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党内的言路。”“它使得党难于防范，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失误。”

（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6期，文：刘统）

知情者说：1953年前后的林彪与高岗

平津战役总前委指挥部合影，左起：黄克诚、谭政、聂荣臻、萧华、罗荣桓、刘亚楼、高岗、林彪

历史上林彪与高岗的渊源很深，从解放战争开始，高岗就和林彪在一起工作，四野大军入关后，高岗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后来还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地位如日中天。

1953年8月，我从北京卫戍区警卫师医院调任林彪卫生员。我到林彪身边前后，正是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时，在这次会议上，高岗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自此之后林彪与高岗之间的关系便微妙起来。

林彪读书，一拿起来就放不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林彪的保健由北京医院负责，有男医生和女护士。林彪天天要打链霉素，他觉得女护士打针不太方便，我到林彪身边后由我接替。我在林彪身边3年。记得那时林彪在看毛泽东的《矛盾论》，前前后后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时还没有做卡片，他在书上写眉批，有的字特别小，有的字特别大。他看过的书，有眉批的都不能扔掉。我收了好多他看过的书，像《反杜林论》《实践论》《自然辩证法》等。林彪看书有个特点，一看就放不下，甚至饭不吃觉不睡。有一次我把早饭端上去说：“首长吃饭吧。”然后我就走了。过半小时我去收碗，一看饭还没有动，来回折腾5次。

林彪对高岗来访挺冷淡

我刚到林彪身边时，林彪住在北京西郊遗光寺。我们外勤警卫员就是轮流坐在林彪门口。那时林彪成天在屋里躺着，胡子半尺长。谁来见林彪，都由我们通报。

在我印象中，有两个人说来就来，从不提前打招呼，一是高岗，二是刘亚楼，就这两个人随便。有一次在青岛海边，大中午的，别人都睡了，就我在树下乘凉。刘亚楼来了，问“在不在”。我以前见过刘亚楼，他穿戴整齐，而这回他戴着大草帽，穿着破衬衣，我没有认出他来，也不知道他问的“谁”在不在。我问：“你是哪的？你找谁？”刘亚楼也不说，只说叫秘书来。秘书赵川来了，大老远就喊“刘司令”，我才知道他是刘亚楼，他是问林彪在不在。

那时高岗老来，但林彪对他挺冷淡的。有一次高岗来了还没有10分钟，林彪秘书赵川让我去叫首长休息。

我对林彪说“首长休息吧”，林彪说“等一等”。坐在一边的高岗心里明白，马上站起来告辞走了。那一段时间，林彪基本上卧床不起。1953年10月的一天上午，林彪急急忙忙起床，到中南海毛泽东那里去了。下午林彪就赶快出发，到了杭州。林彪去杭州后，我们把家从遗光寺搬到毛家湾。

1953年春，党中央酝酿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八大”，酝酿调整国家体制和中央领导机构。10月28日，高岗专程到杭州来游说林彪。林彪住在浙江省军区保健路一号的老房子中。据记载，高岗借谈政治局开展增产节约和粮食统购两个会议的情况，动员林彪出任国务院总理。

高岗这次来我还在北京留守。12月底，叶群叫我到杭州。我见高岗来访过一次。当时我还有些奇怪，高岗来了，林彪仍躺着不起来。叶群让我告诉高岗，首长睡了，高岗就走了。以后林彪搬到西湖九莲村，高岗就再没有来过，李力群（高岗之妻）来过两次。

林彪给刘亚楼的两封信

1953年10月25日，林彪在杭州回103（刘亚楼）的信，不赞成103提自己担任重要职务。林彪在信中说：“亚楼同志：关于高（岗）所谈机构问题，盼你在粤在汉在京对一切熟的同志均勿谈。高（岗）对我的估计是很高，态度是万分诚恳的。且主席亦重视我，但我自量是胜任不了的，故根本不敢想此问题。因此盼你亦了解此点，在谈话中勿涉及人事问题。林彪。”

1954年2月初，林彪给刘亚楼一封信，说：“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七届四中全会前，高岗曾要林彪出任国务院总理），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刘亚楼立即把林彪的意思转告高岗，并对吴法宪说过。1965年刘亚楼逝世后，吴法宪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这封信。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吴法宪将此信交给林彪，林彪扔进马桶，被叶群拾出。“九·一三”事件后，在（叶群）准备外逃的文件中发现。

1953年11月28日，叶群托李力群给高岗一封信，汇报了林彪的病情，有一点好转。李力群在“九·一三”事件后有揭发材料。此信是从公安部档案中查出来的。

开会忘带老花镜

我记得在杭州3年间，毛泽东来看过林彪。毛泽东到杭州、广州至少五六次。林彪在杭州时毛主席来过两次，一般半小时，四五十分钟。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杭州九莲村，毛主席一进门，林彪、叶群都在，我站在跟前。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报告你们好消息，我最近体重降了两公斤。”1955年林彪在广州，住的是广州军区大院谭政的房子，有一次毛主席有特殊事情，没有来，叫江青代替他来。

林彪在杭州住了一段，坐火车去了广西桂林，住了两晚，又坐火车到了南昌。在南昌住了半个月，记得有一次去看南昌起义的地方，是个四面围墙的营房，有一堵墙塌了一个缺口，林彪对叶群说：“我们就是从这里冲出去的。”

1954年5月中下旬，林彪从江西到了上海，以后又到了青岛。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林彪本不准备参加。他给毛主席去电话，毛主席回电话，“这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选举国家主席，叫他一定要参加”。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前不久的8月17日，高岗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林彪从青岛回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记得选举国家主席有个分组讨论。军队组来了十几个人，朱德、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等都来了。我把茶摆上，听朱德说：“咱们推选个组长吧。”林彪说：“叫小平呗。”邓小平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大伙说“行了，行了”。邓小平说：“咱们就酝酿酝酿主席人选……”我就出去了。

林彪参加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忘记带老花镜，借了何香凝的老花镜看稿子。可能着了点凉，回来发烧39度多。这是我在他那里3年，他病得最重的一次。林彪对我说，这几天你辛苦辛苦，9月27日要选国家主席，争取之前退了烧，我必须到会。

我守着林彪在毛家湾三天三夜没有合眼。9月26日，林彪烧退了。他很高兴，说明天我一定要去参加会。

（摘自2012年6月7日《南方周末》，王汝钦口述，舒云整理）

周恩来历数高岗的“十大罪行”

1949年6月刘少奇同高岗、王稼祥在莫斯科合影

七届四中全会（1954年2月6日~10日）结束后，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下午是高岗问题，上午是饶漱石问题），共开了7次，先后有43人发言。在15日召开的座谈会上，曾经与高岗长期共事的陈云做了重要发言：

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现在应当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在15日和16日的座谈会上，高岗对与会者的揭发批判也进行了一些辩解，认为自己虽然对刘少奇同志有意见，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成是反党。他还承认自己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发展下去就会分裂党。但高岗强调说这个后果是客观的，不是自己主观故意的，也不是现在就有的。

2月17日，愈感孤立的高岗自杀未遂。

“十大罪行”

2月17日当天，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停开。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即2月25日，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为高岗的错误定了性。

发言中，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说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些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资料；同时，又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高岗伪造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所谓“名单”有某无某，污蔑中央领导同志不赞成某同志担任中央某部工作，不支持某同志在某省工作中的正确领导等等，以挑起党内的不和……他利用他已有的权位，寻找矛盾。逢甲说乙，逢丙说丁，或施挑拨，或行拉拢，或两者兼施。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中，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同志们最近的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

周恩来的总结发言是根据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与会者揭发的材料，并经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讨论审核后形成的。下面一段分析高岗罪行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话，基本上是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的发言提纲时亲自加写的：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消极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3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的材料。

东北高干会议

1954年3月25日凌晨，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以及曾经长期跟随高岗、现在国家计委工作的马洪和安志文一道，乘火车离京赴沈阳参加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在来沈阳之前的3月中旬，周恩来曾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和第三副书记张明远召到北京，安排布置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有关事宜。

这次东北高干会议从3月26日召开4月24日结束，历时近一个月。会议由东北局代理书记林枫主持。周恩来在会议的第一天作完报告后，于3月28日返回了北京，罗瑞卿则留下来继续指导会议。

罗瑞卿在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高岗“反党活动”有“两个纲领”：

“他进行活动的口号，或者叫做他的活动纲领，一方面强调‘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所谓‘东北特殊论’、‘东北先进论’和‘东北一贯正确论’，实际上是要拿来和中央竞争领导地位，把东北地区同中央对立起来。另一方面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是他进行篡夺中央权力的障碍，所以拼命反对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高岗反党、反中央，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活动的另一方面的纲领，就是他拼命地反对少奇同志，说少奇同志有一系列的错误，说少奇同志有宗派，说少奇同志支持彭真同志在东北初期的错误等等。”

罗瑞卿在发言中还点了张秀山、张明远的名字。

罗瑞卿的这份发言稿是经中央书记处审核修改过的。4月17日，毛泽东曾对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作如下批示：

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主持会议的林枫做了总结发言。

林枫的发言提纲也是经中央有关领导审阅修改过的。

4月24日，大会通过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同时还通过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这份建议的全文如下：

中央：

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并于5月4日将东北局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及上述两个文件和林枫、罗瑞卿在东北高干会议上的发言批转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军以上党委。

至此，对揭发批判“高饶事件”有重大影响的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全部结束。后来被称为高岗“五虎上将”的“张、张、郭、马、赵”，也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推出。

生命的终结

2月17日，高岗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认识和对高岗其人的管理，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在事件未发生之前，七届四中全会并没有公开点高岗的名字，而且在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月28日，毛泽东在和杨尚昆谈话时，还提出对高岗要坚持正面批评的方针，“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但是，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对此事深感厌恶的毛泽东已经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认为高岗的问题已经不是党内错误，高岗已经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叛党叛国”的罪恶道路，只好“随他去”了。从此，昔日的“高主席”成了失去行动自由的被管教对象。

不过，当时对高岗的管教并不十分严格。管教组的组长是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成员有警卫处处长李叔怀和公安部派来的赵光华，甚至还有高岗的妻子李力群。管教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高岗反省，督促高岗写出检讨材料。管教组直接与周恩来总理联系，周恩来几乎每天都打电话询问高岗的情况，管教组也要一周向周恩来作几次当面汇报。周恩来于1954年4月20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后，中央委托邓小平负责高岗的管教工作。一个月后，管教组的工作又交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责。

自杀不成功，又被管教，高岗的情绪极度低落。特别是看到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后，高岗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昔日的战友及管教人员的耐心开导下，高岗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错误。

4月2日晚上，老战友习仲勋、贾拓夫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到了东交民巷8号，对高岗进行帮助。

4月28日，高岗的交待材料《我的反省》终于写出。高岗决定在送交中央审查之前，先让老战友习仲勋看看。于是，29日，他让秘书赵家梁将《我的反省》送到习仲勋处。

看完后，习仲勋立即派人将《我的反省》送回，并打电话给赵家梁说：

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赵家梁传达完习仲勋的意见后，情绪激动，几近失控。他用双手左右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说：

送走，送走，就这样了。

不过，在秘书的劝说下，高岗逐渐冷静下来，对秘书说：

那就写上吧。

于是，赵家梁提笔在《我的反省》上加写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然而，第二天早上，赵家梁见高岗又把“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句话中的“国家”二字勾掉了。赵家梁不解，高岗解释说：

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要当什么国家主席？就这样送走吧。

见高岗执意不改，管教组只好将这份检讨材料上报了中央。

写完《我的反省》并递交上去后，高岗的心情并未好转。特别是东北高干会议的情况传来后，高岗更是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到了7月份，电台开始陆续广播各地将要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高岗虽然很注意地收听，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平日里喜欢高谈阔论的高岗开始变得少言寡语，经常整夜地坐在床边吸烟，以往从不吃安眠药就可以倒头大睡的高岗开始变得不吃安眠药就无法入睡。8月初，高岗肠胃功能失调，出现了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8月17日凌晨，高岗服过量安眠药身亡。

（摘自《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1959年对张闻天的批判

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在中南海颐年堂前交谈（右起）

1959年9月12日，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事会议上的会议总结发言中说，外交政策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做法，另一条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路线和做法。这里所说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以世界革命为宗旨的革命外交路线，所说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张闻天提倡的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

1959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军队和外事系统立即分别开会，批斗彭德怀、张闻天。全国外事会议同军委扩大会议同时举行，从8月下旬开到9月12日。接着又在外交部展开揭批运动，从10月24日大会动员，一直搞到1960年1月中旬。张闻天挨批期间，我在他身边工作，曾听他说，毛泽东在某次会上问了一句：在国内问题上右倾，在对外问题上怎么样呀？人们感到，这是一个信号。果然这一意向立即落实到了外事会议和外交部的批判上。

外交部一些司长分别就外交上的不同问题做专题发言，还有人做综合性的批判。今天想来，批判者除个别人争当积极分子外，多数也是为运动所裹挟。

批判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

对“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批判，关键是说张闻天只讲和平共处，不讲世界革命。

张闻天确实主张实行和平共处政策。他认为：“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自他1955年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以后，推行和平共处政策可以说是贯穿于他全部工作的红线。

本来，和平共处也曾是中央宣布的政策。周恩来1953年12月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判中提出了五项原则，毛泽东在1954年7月也认同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但是，自1957年毛泽东访苏归来，情况有了变化。在访苏归来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批评苏共的和平共处对外政策总路线，及共产党的对外政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等问题，和平共处开始受到或明或暗的非议。到了1959年，外交上的“左”倾思想终于以张闻天为靶子，开始大举批判和平共处。

但批判张闻天的和平共处思想，有其投鼠忌器的为难之处。因为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提出的，所以批判者不好从理论上公开反对，只能拐弯抹角地做文章。

对张闻天形势估计问题的批判

对张闻天的批判，还集中在形势估计问题上，即对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本来，要批判和平共处，就不能不涉及形势估计：必须证明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才能得出和平共处不可行。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当时批判的重点是说张闻天只讲缓和，不讲要警惕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张闻天也说战争有打起来和打不起来的两种可能性。不同的是，他认为两者的比例不是一半一半，而是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而且“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愈来愈大”，战争愈来愈打不起来。

张闻天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战争有可能完全避免。这就同苏共的看法纠缠在一起了。他先是在1955年8月批评“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是“主观主义的偏向”（用语同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所提“战争不是不可避免”几乎完全一样，时间还早半年），继而说，“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最后说，“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毛泽东说，苏共的观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

张闻天对印尼形势判断不幸言中

同世界革命形势估计紧密相连的，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主义国家应该如何认识、应取何种政策的问题。

张闻天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看，不能再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大部分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后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实行民族改良主义与和平中立政策，具有进步性，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在短时期内，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还不大可能树立起政治上的领导，还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经过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而进入社会主义。因此，不能搬用中国革命的经验。

1957年张闻天到驻印度尼西亚使馆视察，发现不少人觉得印度尼西亚形势大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联合苏加诺，力量强大，乐观情绪弥漫。他则强调，政局如何发展，现在就下结论未免太早。苏加诺如果走得太快，会被人推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离参政还早，离领导政府更远，要安心长期做反对派。他特别强调：不要把中国革命方式搬到印度尼西亚使用。印度尼西亚国内革命力量的发展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要介入，不要受激进华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配。不要在那里搞群众运动，不向驻在国做政治宣传，文化宣传不要过分。我们的计划如偏高了，将来不好收拾。争取让华侨能够长期生存下去，正当的权益得到保护。

张闻天被批判之后仅仅过了6年，就出现了血腥的“九·三○”事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近百万左翼人士人头落地，苏加诺被逼下台，华人华侨横遭池鱼之灾，印度尼西亚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外交关系中断长达23年。张闻天不幸而言中。

张闻天释放美犯主张被批

对于西方世界，张闻天主张接触，争取国际合作，不赞成自我封闭。这些也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表现。毛泽东认为，“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有利。张闻天则认为，“世界局势并不决定于美国一国。它紧张，我们不紧张，也就紧张不起来”。对美国“并不是一点妥协可能也没有”。

这里有一个释放美犯问题。1956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建议并转告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意见，希望中国政府提前释放正在服刑的10名美国罪犯。周恩来觉得可以同意，让驻印度使馆电告国内，要外交部提出意见报中央审批。张闻天和外交部其他副部长也都同意。不料毛泽东大为震怒。他说，美国人一个也不能放，关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愈是印度讲情就愈不放。他还严词质问，你们外交部究竟是北京的外交部还是华盛顿的外交部。张闻天释放美犯的主张被提到了崇美、恐美、亲美、讨好美国、对美国有幻想的高度，当做右倾机会主义的例证而大加批判（其实也就批判了周恩来和外交部其他副部长）。

张闻天认为，外交不单纯是国际斗争，而且还是国际合作。

1959年运动另一个批判重点，是张闻天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态度。

1958年5月中共发动对南共纲领的批判，中南关系骤冷。在中央外事小组的会上，张闻天反对在国际会议场合采取同南斯拉夫对抗的方针，主张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的会议和活动可以让南斯拉夫参加。1959年运动中批判说，这是混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

（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文：萧扬，作者曾任张闻天秘书）

1958年，周恩来为什么提出辞职

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时的周恩来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主席。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周恩来提出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从时间节点上看，周恩来辞职和中央下发《通知》高度相关。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经过改革，国务院的职能弱化，甚至被转移，这是否为周恩来提出辞职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呢？

经济背景：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

1955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判断较为乐观。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这一问题后，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当时，毛泽东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却多次讲话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最后，毛泽东针对反冒进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于1958年1月19日晚在南宁作了检讨：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也被免了。

2月18日，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

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极其苦闷。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他想说的话。

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了检讨：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掌管了经济大权。反反冒进的气氛则一直延续到了八大二次会议。

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是毛泽东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的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作自我批评，包括不得不发一些违心之论。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的心情可想而知。风头过后，他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

政治背景：毛泽东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

在经济领域全力开展反反冒进的同时，政治体制也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个改革是毛泽东倡导的。这是周恩来委婉辞职的另一个重要背景。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新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

毛泽东这样安排有他的道理，他在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有意要培养邓小平，因而让邓小平先任中央秘书长，后任书记处总书记。

邓小平于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李富春、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马明方、林枫、杨尚昆、胡乔木。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曾召集过一次秘书长会议，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酝酿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怕不顺。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毛泽东做邓小平和中央同志的工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解释：“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

八大选出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当时52岁。书记处成员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有：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书记处负责党政军核心，彭真协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王稼祥兼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外事；谭震林负责农业；谭政是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军队干部；黄克诚是总参谋长；李雪峰负责工业。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书记处在讨论国务院的工作时，因周恩来要参加，总是就着周恩来的时间。从记录看，副主席只有周恩来出席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成员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反而比一些政治局委员消息更灵通。

中央书记处不同于旧的中央秘书处的另一点，是书记处直接参与国民经济以及党团领导，新的中央书记处下设20多个具体办事机构——中共中央书记处各个办公室，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到候补书记胡乔木，书记处成员基本都兼任具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以后李先念、李富春补选为书记处书记，又为他们具体增设了办公室。这样一来，国务院的一切工作，凡事都要请示书记处才能办理，而书记处也不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党务、政府、军事、民政、文化、财经等一系列领域中之于中央的名副其实的“总参谋部”，特别是1957年之后，书记处几乎取代政治局，成为毛泽东直接指挥之下的统帅机构。

1958年，毛泽东在组织上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4月间，中共中央成立5个领导小组，即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分别任命陈云、彭真、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为组长，小组具体工作归口中央书记处管理。这5个位高权重的小组从组长到一般组员的名单都是毛泽东责成邓小平拟就，稍后，毛泽东除了提出增加谭震林为财经组副组长，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外，无大增减。

提出辞职：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也就是这次改革的两个月后，1958年6月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委婉地提出辞职。

除了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辞职外，会议有没有议定下发《通知》，也没有相关的回忆。由于文献档案解密程度的限制，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个会议的详细情况。

尽管如此，但邓小平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有所顾忌，说自己“一不行，二不顺”。“不行”应该是谦词，“不顺”则是政治家看到了不争的客观事实，这应该是他主张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的原因。

（摘自《党史文苑》，文：阎志峰，2011年9月[上]）

周恩来与“军管时代”的新华社

周恩来与墨西哥《至上报》社长（左三）合影

“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尽快实现大联合”

1967年12月20日夜，我和来自不同单位的十几名解放军干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军副政委张纪之同志的带领下，奉命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大家谁也不知道将要受领什么任务，都以急切的心情翘首等待着。深夜1时35分，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了我们身边，他和大家一一握手，并和蔼地询问了每个同志的情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都知道，总理身上的担子很重。周总理坐下后，语气非常严肃地对我们做了重要指示。他说：“毛主席昨天还问新华社军管去了没有。新华社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宣传通讯机关，它担负着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进行通讯报道和调查研究工作，担负着国际国内通信联络工作，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为了加强对新华社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派你们13位同志组成军管小组，对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主席讲，新华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业务一大堆，工作不能一日中断。你们去了要先抓革命，先搞调查。要依靠新华社自身的力量，多进行正面教育，办好学习班，两派一起学习，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尽快实现大联合。”随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党中央385号文件《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并说军管决定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有些文字毛主席还亲自作了修改，要求我们尽快进驻新华社。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军管小组在张纪之同志的率领下，当夜进驻了新华社。第二天下午召开全社大会，宣读了党中央关于对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受到了全社上下一致热烈的欢迎。

新华社总社当时有3000多人，加上国内外分社共5000多人。由于“文革”的冲击，致使新华社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当时的情况是：

新华社科以上领导，包括社级领导，全部都被“打倒”了，领导班子瘫痪，无法正常工作。

当时两个主要群众组织，“革联”和“公社”互不相让，甚至要武斗。在建立班子、配备干部、外派国外分社干部、执行政策等方面，双方都各持己见，甚至严重对立。这是当时开展各项工作的最大障碍。

秩序混乱，不讲政策，随意批斗人，以致有的老干部要求把自己送到卫戍区监护起来。

宣传报道业务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新闻不能报道，不敢报道。拿国际部来说，每天接收大量的外电外讯，但编辑报道的只有几千字。

国外分社人员大都撤回国内，对外宣传报道、调查研究处于停顿状态。

新华社大门外常有外单位人员静坐，甚至要冲击新华社。为防止不测，军管后，警卫新华社的部队由一个连增至两个连。

“九·一三”事件我们知道得最早

周总理非常重视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五年多的军管期间，重要新闻报道，特别是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新闻报道都要送周总理审批后方能发表，新华社工作人员多要等到凌晨，收到总理的批示方能下班。

1971年9月13日深夜，周总理把张纪之同志叫到人民大会堂，告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行在山海关飞机场乘空军三叉戟飞机向北外逃，要求有关林彪的新闻报道一律扣发，要新华社特别注意苏联和蒙古方面的动向。张纪之回社后，立即召集军管小组和有关部处“一把手”开会，传达了总理指示，要求各有关部处一把手立即上岗值班，严格按总理指示执行，扣发有关林彪的新闻报道。要求电务处增加接收电台，密切注意苏蒙方面的消息，有情况立即报告，军管小组的同志也都分头参与监督执行。新华社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当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坠毁后，周总理又对新华社的新闻报道作了周密细致的布置，内外有别，内紧外松。林彪事件公开前，正值1971年国庆节前夕，林彪是副统帅，又是国防部部长，涉及林彪的新闻特别多，政策性又特别强，报道不报道，用什么标题，放在什么位置等都由总理亲自审定。

关心新华社的对外活动

“文革”初期，新华社的对外活动几乎中断，军管后期对外活动陆续恢复，先后邀请了不少国外新闻代表团及新闻工作者来华访问。周总理很支持这项工作，被邀请的很多代表团他都亲自接见。

墨西哥最大的一家报纸《至上报》的社长1972年来华访问时，下榻北京饭店后，他就哪里也不去，非要见周总理（原计划没有安排），还说如不安排，他马上就回国。经请示，周总理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位社长得知后非常激动，来时的便装马上换成了西装。到了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总理和他合影留念，与他进行了热情交谈，回答了他的很多问题，他非常满意，更加敬佩周总理。周总理的接见和谈话在墨西哥《至上报》头版发表后，受到各方关注，影响很大。

（摘自《纵横》2012年第1期，文：李锦华）

被遗忘的转折点——1971，周恩来开启文化重建工程

1971年10月10日上午，周恩来总理陪着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到上海。这位年迈的皇帝很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决抗击入侵的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气得希特勒曾立誓要割下他头颅上茂密的胡子做一个鞋刷子，用来天天擦拭自己的长统战靴。

塞拉西来的目的之一，是想见一见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想想也对，当今世界上皇帝剩下不多，彼此都会有一份挂念。塞拉西皇帝得知溥仪已在4年前因病去世，笑着点点头，在北京拜会了毛泽东，并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上海来参观。

周恩来一路上心事重重。其实他只比塞拉西皇帝小6岁，也是一位73岁的老人了。这些天，中国正面临着一次历史大转折，而他正承担着这次转折的成败，因此显得那么疲惫和消瘦。

就在二十几天前，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自行飞出国境并失事。

此刻，周恩来成了第二号人物，庞大无比的“烂摊子”，必须由他来领头收拾。这已经够麻烦的，而更麻烦的是，他深知毛泽东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因此，面对“烂摊子”却不能说是“烂摊子”，要收拾也只能轻手轻脚，这实在是难上加难了。据当时的一位副总理纪登奎回忆，周恩来在紧急处理“九·一三事件”之后，曾撇开众人，一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一个房间的窗口，嚎啕大哭一场。

但是，这位政治老人感觉到，极度的危难和极度的机会，神奇地凑在一起了。就在3个月前，他秘密会见了基辛格并发表了震动世界的新闻公报，美国总统即将来访，中美关系即将正常；就在这几天，中国就要重返联合国。总之，1971年10月，中国生死攸关。

这些天，周恩来对外宾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门要开了”。但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想走出封闭，必先走出灾难，哪怕是第一步。

那天到上海已经是中午，晚上有一个欢迎塞拉西的宴会。第二天有两档安排，一是到上海大厦顶楼俯瞰城市全景，二是观看文艺演出，周恩来都要陪同，第三天一早就要离开。因此，周恩来决定，就在第一天下午，召开一个干部会议。

当时上海的干部中有很多是“文革派”，已经从“九·一三事件”和中美交往中敏感地意识到历史的转向，因此来开会时都惶恐不安。没想到周恩来只是平静地布置了一项“业务”工作，他说：“重返联合国之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会与我国建交，我国的外交空间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局面。因此，各大学必须立即复课，以最快速度培养大量年轻的外语人才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全面翻译和掌握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风俗资料。”

这话现在听起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却有很大的突破性。毛泽东在“文革”中只说过“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故意不提文科，表现出明显的取舍。在毛泽东看来，文科的主要课堂是“上山下乡”。就在半年前，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炮制的所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教育。现在，周恩来以无可辩驳的外交需要，对否定提出了否定。他所说的“各国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都属于文科范畴。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周恩来收拾“烂摊子”的一个极佳突破口，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看：既然要全面复课，那么，所有的教师就必须从农村返回学校；既然教师能返回，那么，其他知识分子也能返回；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能够成为正面教材，那么，那些“文革派”的批判专家怎么还忙得过来？

紧接着，周恩来又根据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嘱咐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清理教育科研中的极左思潮，提出要“拔除障碍，拔掉钉子”。在文科领域，他亲自任命顾颉刚教授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又任命谭其骧教授主持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级别的教授前些年都被造反派批判成“反动学术权威”，现在重新出来担任领导，便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策示范。于是，仅仅在上海，迄今被认为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英汉大辞典》（陆谷孙主编）、《汉语大辞典》（罗竹风主编）等等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也逐一展开，每项工程都集中了大量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力整顿，使教育、文化的重建工程有了更大进展。

这一个趋势，使很多“文革派”认清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参与了重建，但也有少数极端分子暗暗在心里认为这是“右倾翻案”。在1971年10月10日下午的干部会上，有人问周恩来：“全面复课，中文系的教材怎么办？”这个问题的针对性在于，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中文系的教材只能用毛泽东诗文和“革命样板戏”剧本。但周恩来回答道：“中文系教材，可以先用鲁迅作品，再慢慢扩大。今年是鲁迅诞辰90周年，逝世35周年，都是大日子。鲁迅的晚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的高校应该带头研究鲁迅，为他写传记。”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为中文系教育寻找的一个很好突破口。因为：一，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永远有资格进入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中文课程；二，借由鲁迅，可以进入小说、散文、诗歌、杂文，也可以进入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三，毛泽东也肯定过鲁迅，这使那些极端主义批判者较难找到攻击的理由。

1971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上海干部会上的讲话，我是1981年读到两个与会者的回忆材料才知道详情的。在这之前，只是约略听说。

知道这个转折点很重要，因为这使我明白了，自1972年初到1975年底全国各高校出现的复课、编教材、办学报等等热潮是由谁启动的，而1976年掀起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是针对着什么。由此我也更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在灾难刚刚过去的1977年，全国急迫地恢复高考的时候，各大学都已经奇迹般地具备了初步的师资和教材，能够迎接那么多新生，顺利地开课。尽管，那时候周恩来已经在一年半前去世，看不到了。

（摘自《美文》2012年第1期，文：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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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周恩来“挨批”始末

周恩来与基辛格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利用“批林整风”运动的机遇，尽力倡导批判极“左”思潮，深得人心。但是，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不可避免地要牵连到江青。而且，如果要认真深入地批判林彪，这就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江青极力阻挠，毛泽东也不能容忍继续批极“左”。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甚为不满，说是“右倾回潮”，要批《人民日报》。12月5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因不同意张姚的做法，致函毛泽东，提出要继续批极“左”。但是毛泽东不同意。12月17日，他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点名批评了王若水，说还是要批极“右”。于是江青集团有恃无恐，寻找机会反击周恩来等老革命的所谓“右倾回潮”。

内参文章惹了祸

1973年6月苏联的勃列日涅夫访美，同尼克松签订了《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美苏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核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13个规定。

6月25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约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表示：“我们对美苏签订核协定等持怀疑的态度。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在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不丧失立场。”26日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后，赞同周恩来的表态，说：“这下腰杆硬，布鲁斯舒服了”。

美苏会谈还在进行之际，周恩来就提醒外长姬鹏飞说，美苏关系问题是个大事，要注意分析、研究，提出看法。

姬鹏飞随即指示美大司司长林平落实，林平召集主管美国的副处长张再和苏欧司主管苏联的处长田曾佩商讨、研究后，由张再写了一篇调研文章，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6月25日刊登在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上。文章简要介绍了美苏会谈的情况并分析和评论了美苏签订协议后的国际形势，认为美苏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文章最后指出，美苏两家欺骗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

《新情况》是外交部新闻司编印、评述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内部刊物，供中央领导和有关外事部门，以及外交部内部参考。

周恩来26日看到153期《新情况》后，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表扬了几句。当时美大司的人还挺高兴的。殊不知已经闯了“大祸”。

当毛泽东看到这期《新情况》后，对文章中提到的“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提法，很不以为然，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

7月3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态度后，立即写信给外交部领导和美大司，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并指示采取补救措施。外长姬鹏飞随即给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7月4日，毛泽东没有批周恩来，却约来张春桥、王洪文等谈判，以非常严厉口气，再次批评153期《新情况》。

在得知毛泽东在这个谈话后，周恩来又在姬鹏飞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加了一句：“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法有关。”

张春桥听到毛泽东的谈话后，当晚就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内容。7月5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责任。

按常例，在供领导参考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调研文章，如有不妥，指出就是。但是这次，一个副处长的一篇调研文章，成了冲击周恩来和外交部的大问题。

为什么毛泽东对一位处级干部写的内部调研文章，竟如此严厉地批评？并且是避开周恩来，而首先找张春桥和王洪文谈这个事。原来，周恩来在美苏关系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同《对尼—勃会谈的初步看法》一文，不仅基本观点相同，而且一些语言表态也相似。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对美苏争夺与勾结问题的看法上是有不同的。但为什么借此来警示周恩来呢？更主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不懈地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某些“文革”错误，感到不满和担心，认为周恩来“右倾”；担心“右倾回潮”，所以要敲一下警钟。

不久，新的更严重的事件又发生了。

误传周恩来对外谈话说错了话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期间，周恩来和基辛格举行了多次会谈。

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周恩来都是按照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方针和口径谈话的，没有越雷池一步。但是，即使如此，仍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1月14日凌晨，周恩来、叶剑英同基辛格举行了第4次正式会谈，商定了“会谈公报”的措辞。结束会谈前，基辛格试探性地问道：如果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加以摧毁的行动，中国希望美国做些什么？周恩来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至此，会谈已经结束，基辛格将在15日上午离华回国。然而，基辛格却在离开前几个小时，突然提出要拜会周恩来。这时，周恩来刚刚入睡不久，被工作人员叫醒后，他考虑不见不好。于是，他想用电话请示毛泽东，是否应基辛格的要求会见？他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询问毛泽东是否已经入睡。对方回答：“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觉的，说什么现在也不能叫醒主席。”所以，周恩来没有叫醒毛泽东，决定按照毛泽东已经同意过的会谈口径，应邀会见基辛格。会见时，基辛格再次提出上述那个问题。周恩来则按照原定的会谈口径回答：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并强调一切需请示毛主席再作决定。这是周恩来一贯遵循的原则。周恩来的上述回答在《基辛格秘录》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书中的“会谈备忘录”一节写道：“周恩来：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同你方协商之前，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不知出于何种缘由，参与会谈的两名工作人员却认为，周恩来在会谈时说错了话，右了。毛泽东听了她们的汇报后，抱着对周恩来的某种错误的成见，听信了这种误传。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犯了错误，要求批评他们对美外交的右倾错误。

11月17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召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对这次中美会谈提出批评意见。他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批评周、叶。

当天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这次中美会谈的批评意见，并介绍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自以为“倒周”时机已到，攻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会后，1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表示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但是，毛泽东进一步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右倾错误”。就这样，政治局的会议从11月21日到12月初，每天晚上，持续开了十几天。会上，江青、姚文元攻击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他们还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会议的末了，江青竟提出，要求会议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报毛泽东。

这次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政治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与会人员都不得不发言表态。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连政治局成员都不是，只是一个列席会议身份。在会上，他一直沉默，没有发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发了言之后，到了最后一两天，他发了一次言。发言一开始，他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一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周恩来。但寥寥数语之后，他即把话锋一转，开始讲怎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持续开到12月初的时候，毛泽东似乎也感受到江青一伙要乘机“倒周”的用心。这显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他对周恩来的方针是：“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

于是，毛泽东决定制止江青一伙的借题发挥。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外宾之后，先后与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他说：“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江青提出要把她和姚文元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明确指出：“增补常委，不要！”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他既不能容忍周恩来持续批极“左”，也不容许江青一伙“倒周”。

至此，这场颇为惊心动魄的风波渐趋平息，周恩来终于又度过了一场劫波。

（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文：金伯雄）

董必武搬出中南海前后——老警卫员柳志清回忆

董必武夫妇在中南海（1962年）

“你要给我在玉泉山盖上小楼，我是不会来住的”

1949年2月，董必武率领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华北人民政府，从石家庄进驻北平。他的全家随即搬进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的一座四合院。

董老和夫人何连芝、三个孩子，还有两个侄儿（革命烈士遗孤）住在北院。秘书李一清、卫士长张文健、警卫员柳志清等一些工作人员住在南院。两个院相隔一条胡同。

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多次劝他换一个环境好一些的住所，董老总是说：“这里挺好，不用换。”

周总理特意说：“董老，给你在玉泉山盖个小楼吧，你是我们党的元老，应该享受享受。”

“你要给我在玉泉山盖上小楼，我是不会来住的。”董老语气坚定地回绝了。

“中央定了，我搬”

1952年秋天，周总理又一次来到董老家，查看了南北两个小院，郑重地对董老说：“董老，中央作了决定，请你搬到小石桥胡同16号。你在艰苦的环境中已经度过大半辈子，年近七十啦，换个舒适的环境吧。”

董老有些激动地说：“中央定了，我搬。”

第二天，周总理派专人来请董老去看房子。柳志清跟随董老乘坐苏制“吉斯”轿车，来到小石桥胡同16号（现为24号，已改建为竹园宾馆）。

这是一座建于清朝末年的古老院落，原是曾任晚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私邸。民国时期的民政部长马汉三等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董老发现走廊里铺着崭新的地毯，就问：“为什么要铺新地毯？”陪同的中办同志默不作声。

“立即把地毯撤掉！”董老指着地毯挥了一下手，重重地跺了一脚。“照办。”中办同志当场表态。

董老又到后花园和工作人员住的地方看了看，临走前站在院子里，把左手撩起衣角插进裤腰里，肘部微微向后用力动了几下（习惯动作），疾首蹙额：“我们是老百姓的勤务员，绝不可以因为进了城市，就贪图享乐舒适搞特殊，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

时隔不久，董老全家搬进了这个幽静的院落。

柳志清等7名内勤、外勤工作人员，秘书、司机、厨师，还有30多人的警卫排，都住进了院内一座仿古楼里。

董老自从住进这个院里，常常念叨说：“工作人员太多了，太浪费了。”他首先辞退了花匠，要求儿女们和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养花、打扫卫生。

1955年10月的一天，董老把卫士长张文健和柳志清等5名随身警卫员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集体谈话。

董老神色俨然：“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落后，老百姓的日子还很苦。怎么办呢？党中央号召要增产节约。增产要从挖掘潜力着手，节约要从消除浪费开始。什么是浪费？我的意见，可花可不花的钱花了，就是浪费；可办可不办的事办了，就叫浪费。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可多可少，如果多了，就是浪费人才。我向总理报告了，为了给国家节约开支，我带头精简工作人员。我身边一共有7个内勤和外勤工作人员，留下两个就够了。你们5位同志在我身边工作多年了，不能老跟着我当一辈子警卫员。”

“我愿意。”柳志清等表示自己舍不得离开董老。

“你们愿意，我可要为你们的前途着想。你们5人都去上海。”董老一锤定音，“公安部在上海办了一个公安学校，你们都去那里学习。学两年，合格了，正式毕业才能分配工作。”

董老带头精减工作人员，引起了中央重视。中央决定，精简一批中央首长的警卫员。当时，一次就精简下来200多位，全部都安排到上海公安学校学习培训。周总理赞扬说：“董老带了个好头。”

柳志清理解董老的良苦用心，学成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1960年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才调回北京。

搬进中南海的原因

1957年，董老一家迁进中南海，住在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子。柳志清从上海回京探亲，来到中南海董老的住所。在和董老交谈中，柳志清问：“为什么搬到中南海？小石桥的院子环境多好，全北京也没有几个那么好的院子。”

董老笑呵呵地说，“那个院里的房子宽敞明亮，院子很大，花园漂亮。我七十多岁，有冠心病、肺气肿、高血压。在那儿住对我修心养性确实好，可我住在那里心里很不安。”

说着，董老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住在小石桥，第一，为了我一个人，要一个警卫排30多名战士站岗，要烧锅炉，要买煤炭，经常有专人跑很远的路为我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警卫工作统一管，警卫排的30多名战士可以全部撤掉。锅炉也是统一烧。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还不该搬吗？该搬。”

说着，他拨开中指讲：“第二，从小石桥到高院上班（当时高院在东交民巷27号）路很远……搬进中南海，再到高院去上班，近了一半的路程，就节约了一半的汽油。我们的国家还穷，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富裕，大手大脚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我心不安啊！我写的一首诗里有两句：‘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我是党内最老的共产党员，时时事事都要为党的事业着想。说到就一定要做到。”

被迫搬出中南海

在“文革”疯狂年代，厄运降临到董老头上：他的小儿子董良翮突然被逮捕了，他的乒乓球室的大门被人用木板钉死了。身边的一位警卫员居然检举揭发他的所谓问题。

1968年初春，董老一家被迫搬出中南海，迁到六部口的翠花湾。尽管董老仍然是高层领导人之一，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既不打听也不传说。只是默默地为许多老干部写证明材料，使他们免遭诬陷和迫害。当时，几个孩子都需要安排工作，他不说一句话，不写一个字，反复教育他们要甘愿跑“龙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当一辈子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

事隔不久，董良翮刚出狱，第二次又莫名其妙地被抓走了。董老对小儿子两次被囚，不托人说情，也不询问原因。

1968年10月，周总理得知此事，亲自过问，董良翮才被放回了家。董老随即安排小儿子上山下乡，到河北晋县周头公社当了农民。

有一次，柳志清看望董老，要告辞时，董老遽然冒出一句话：“八大发言。”

“八大发言”，柳志清知道，是董老1956年9月19日在中共八大的发言。董老在八大发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办事的思想，并提出了“八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柳志清心里陡然一惊。此时此地，董老是在用这八个字，表明埋在心里的疑惑。

（摘自《百年潮》2011年第10期，文：石俊美）

刘少奇遭受的一桩无妄之诬

最近淘到一期“文革”期间新华社红卫兵组织出版的报纸《新闻战线》，报纸为八开，对开四版，我买的是1967年5月13日出版的第四期。所以解囊买下它，是因为二版上一篇题为“彻底清算刘少奇要新华社改为‘民办’的黑指示”的文章吸引了我——刘少奇果真能说出这样的话吗？看罢全文，原来所谓的这个“黑指示”，不过是那个年代常见的上纲上线做法下的一个无妄之诬罢了。

文中说，1956年，刘少奇在给新华社的“黑指示”中说，“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又说，“新华社是官办还是民办？这不是重要问题，主要是不要时时强调自己是官办的”。这些话，就是这篇署名为“红色造反团战士”的文章认为的刘少奇主张把新华社改为民办的证据。

为了完整地了解刘少奇的这番话，我查了些资料，找到了这番话的语境。

1956年5月与6月，刘少奇连续两次就新华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等问题对新华社当时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刘少奇站在执政党与政府的角度，对新华社的工作极为重视，对许多问题大如国际报道，小如器材设备等细节问题，做了非常细致的部署，断乎不可能有让新华社改为民办的想法。两次谈话，除了一次以设问句突兀地提出“新华社是官办还是民办？”这一问题，并随之答以“这不是主要问题”外，再没有涉及官办还是民办这一话题，因此可以推断，这一问题并非刘少奇自己主动提出，而是在回答别人的问题。而对此他看法很明确，“主要是不要时时强调自己是官办的”，意思明显，应该官办，只是不需要时时强调这一事实而已。

相反，关于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倒是刘少奇原创的一个很有趣的命题。这段话的原文是：“你们要认真地讨论一下：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新华社干部不作为国家干部，不受行政级别限制，记者的薪水也可以比毛主席的薪水高。新华社的评论、新华社记者的评论，不是代表国家发言。新华社也不要学习塔斯社那样代表政府辟谣。新华社如果当了老百姓，不搞国家通讯社，国务院可以成立新闻处，发公报、新闻、声明、辟谣由它来做”。在此，就新华社的角色与定位，刘少奇不但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而且给了颇值得玩味的答案。

按照刘少奇的想法，“当老百姓”的新华社有3个特点：干部不作为国家干部，用今天的话说应该就是“去行政化”；记者高薪；新华社的评论只代表新华社，不代表国家。如果新华社真的“当老百姓”了，新华社的性质会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一家国有的普通新闻机构吧。这真是十足大胆而有趣的情形。

刘少奇对新闻的一些看法今天看来也仍有意义。他有一些见解非常大胆，比如关于国际报道，他说：“周恩来总理骂了美国，有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就刊登出来。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我们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我们的新闻报道，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呢？我们应该让人民知道世界真实情况，让人民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几派人，有骂我们的人。”比如：“现在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只有一面：骂美国的，说我们好的。这种片面性的报道，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义。”关于问题性的国内报道，他说：“对某些问题要及时报道，一定要问题解决了才报道，是不好的”。

（摘自2011年7月11日《经济观察报》，文：张修智）

夹边沟“右派”们的生死劫

杨显惠与他的作品《夹边沟记事》

夹边沟“右派”绝大多数被饿死

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县。

夹边沟本是村名。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人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1954年，甘肃省劳改总局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开办国营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农场。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改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在此后的3年中，夹边沟农场成为接纳甘肃省“右派”的劳教农场。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大规模“反右”斗争。

1958年春节刚过，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报告大谈“整风运动”。他说：自1957年6月“反右”整风以来，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甘肃省何以将大批“右派”送往贫瘠而寒冷的夹边沟？《经历——我的1957年》作者和凤鸣认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右派”在夹边沟的劳动究竟是何种强度？夹边沟是严重盐碱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须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碱沟。碱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大冬天“右派”们站在碱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当于现在大型五六十吨的车，劳动强度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右派”们刚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后来又降为20斤，最少的时候降到 15斤。

《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插翅难逃

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分子最为严厉的方式。

作为一种惩罚性的政治处置手段，劳教制度在“反右”前已成雏形。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公开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暨南大学“右派”问题学者黄勇认为，《决定》在劳教期限和审批程序等问题上都缺乏明确的成文规定，因此劳教在实际操作时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劳教人员往往被当成专政对象来对待。

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劳改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得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密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

每晚还要开小队会学习，十人围坐煤油灯下，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

同为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里再被检举揭发。

夹边沟易守难逃。尽管这里并没有重兵把守，但多数人仍没有能力从茫茫荒漠中逃脱。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有人跑出去两天，又自己回来了。因为他跑不出盐碱地戈壁滩，认着自己的脚印又走回来。也有人成功跑出去，到省里、北京“反映问题”。但有人这样跑出去9次，都被送回来了。

噩梦终结

1959年，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劳动停止了，所有人在夹边沟存在的唯一意义，只在于活下去。人们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鼓胀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开肠破肚掏出内脏，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中记载，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装货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

1960年9月初，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将2000余人转移到高台县的明水大河农场。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1960年11月3日，中央派出以钱瑛（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为首的检查团来夹边沟调查情况。

11月中旬，执行中央工作检查团的指示，明水大河农场和夹边沟农场开始抢救人命，遣返劳教人员。

曾在农场搞宣传工作的“右派”司继才后来回忆：夹边沟农场送去了大约3200人，他在1959年冬季发衣裳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但是，从明水活着回来的人超不过300人。

（摘自《南都周刊》2010年第45期，文：张雄、郑文）

中南海被冲击的不眠之夜

1967年1月7日深夜，从农林口、教育口和外地到北京请愿及串连来的红卫兵、学生、工友、教师、干部约3000多人，有组织地分别集结在中南海大西门、西北门、南门（新华门）三个大门外，毫不顾忌地摆出了一副要向里面冲的架势。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就这样开始了。

两扇几吨重的大铁门来回晃动

到了现场，我（当时任职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就被眼前的险情惊呆了：两扇几吨重的大铁门虽已合拢，还有数十名干部、战士排起人墙顶着，但因外面人多势众，撞击力大，铁门还是在不断地来回晃动，并发出可怕的巨响。尤其让人揪心的是，在大门3米以上铁栏杆之间的狭窄空间内，骑满了从外面爬上来的红卫兵，他们不顾零度下的严寒，纷纷脱掉棉外衣，一个接一个地向里面跳下来，因此更加剧了铁门的晃动幅度，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周总理赶到了，他老人家沉着冷静，首先劝说骑在门上的人不要急于往下跳，一定要慢慢下滑，并指示干部、战士在下边做好接应的准备。转身又告诉已经冲进来的人，必须立即撤出，这是最高纪律，没有任何申辩、讨论的余地。冲击者被周总理的突然出现和威严有力的讲话镇住了，加上周围众多严阵以待的部队，他们连声回答：“是，是。”就出去了。

“文化大革命”以来，红卫兵也好，“革命群众”也好，上访请愿者也好，曾4次冲进中南海，但多数属于孤立事件，个别行为，人数较少。而这次就完全不同了，这一次规模大、人数多、有组织领导、行动集中统一，并且攻击目标清楚。

周恩来仍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同志”

过了半个多小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内，宽敞明亮的主席台上，坐着周总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央文革的人。周总理根据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结论和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高超地回答了有关批评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3人的称谓问题。前者被点名的是：主持农林战线工作的谭震林同志；主持财经战线工作的李先念同志；主持党的常务和计划工作的李富春同志；主持外交方面工作的陈毅同志；主持计划工作，又兼大小三线工作的余秋里同志等。周总理说：“这些同志都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围做实际工作的，都是非常繁忙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际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这些同志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在某一方面，某一个时候说了一些错话，也可能做了一些错事，写了一些错误的文章，犯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但是，我应该告诉你们，这些同志的错误是属于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段时间犯的错误。有的已经作过检查，有的正在准备进行检查，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时间来进行准备。应该说他们的错误不同于那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像已经讲过的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也不同于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同志，应该有区别。所以我们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一定要辨别方向，不要把方向搞错了。”在这里，周总理除了讲路线问题外，还在每个人的姓名后面逐一强调了“同志”二字，其含义之深刻，令多少人深感宽慰和亲切。

“如果你们不顾一切地冲击中南海，我们誓死保卫！”

周总理一方面竭力保护老同志，另一方面也在耐心地开导着“革命群众”，他说道：“同志们，你们要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要批判陶铸同志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都是对的。但是，你们现在要到中南海揪他们，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劝大家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你们一天从早到晚喇叭直对中南海，使我们伟大领袖和在他领导下做工作的人很难进行安静的工作。所以，我请求在座的同志们向北京市的同学们、广大的劳动人民说清楚这个问题，你们看好不好？”周总理顿了顿，严肃地表示：“如果你们定要不顾一切地冲击中南海，我们就会挺身而出，誓死保卫，希望大家都遵守这条最高纪律！”

江青的表态让陈伯达等人听了非常高兴

实际上，这次策划冲击中南海的总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小组以江青、陈伯达等为代表的当权人物。当天在会上，江青这样表态：“可能也有个别分子是假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以及其他有关重要的党和政府部门是应该保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有这个职责的，北京的红卫兵也说他们要保卫。因此，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激动就冲进去。这样，以后就不好办事了。你们说对不对？”关于接见多与少的问题，江青就对上访群众解释说：“你们会说‘为什么不接见我们’？不是不接见你们，我们最近差不多都工作到通宵，就是要看着全国的事情，不停地进行接见、座谈。有些事情我们排得很满，这要请同志们原谅。”

总之，那天晚上江青的表态讲话，组长陈伯达和其他几个成员听了非常高兴，不时地带头鼓掌。在他们看来，大造“革命声势”，攻击“老家伙”（老干部）的目的达到了，至于是对是错，是深是浅，则无关紧要。

（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3期，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

群众冲进了毛泽东所在的东湖

1967年7月毛主席南巡时，在长沙大托铺火车站与杨成武、余立金等谈话

1967年春夏，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的发生。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来到武汉解决两派组织的问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亲自听取汇报，协调两派的关系，使问题逐步走向解决。

7月18日晚，周恩来因要事离开武汉返京。作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谢富治乘周恩来离开之机，违反毛泽东及周恩来的指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王力还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王力等讲话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这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7月20日6时，杨成武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有人叫他：“杨代总长，出事了！‘百万雄师’要抓王力，他们在围攻谢富治……”

情况很快弄清楚了。王力的讲话发表以后，被激怒了的湖北省直机关干部和一部分部队的人来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和王力接见。这时闻讯赶来的“百万雄师”的人也涌进了军区大院。王力不见，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百万雄师”的队伍开进了武汉东湖宾馆。

武汉东湖的面积有181平方公里，仅水面就有33平方公里。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在丛林深处，所以当人们冲到东湖的时候，毛泽东住处还和平常一样安静。只是知道外面情况的一些人在着急，担心他们会冲到这里来，因而做了应急的准备。

“百万雄师”的代表冲进了谢富治和陈再道所在的房间，要王力出来和他们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陈再道耐着性子劝他们到客厅去谈。这时，王力就在隔壁房间里，他不出来和这些代表见面。

曾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上将

谢富治和陈再道与“百万雄师”的代表谈得很是融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百万雄师”的代表。王力看情况有变，就出来和这些代表见了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批群众和一部分部队的战士冲了进来。他们叫着要抓王力，王力一看形势不妙，就往另外一间房子里跑。

跟随王力来的北航“红旗”的人马上站出来，要保卫中央文革，于是就发生了冲突。群众和战士要揪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和群众说清楚，王力坚决不去，在一片争吵中，王力被抓上了汽车。

这就是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的王力被抓事件。

王力被抓走的时候，谢富治跑到了杨成武所在的百花一号。

杨问谢富治：“你们到外面讲了什么话？”

谢富治简单说了说他们讲话的内容。

“你们事先请示了总理没有？”“没有。”“报告主席了吗？”“也没有。”“你们捅了大乱子了！”

可说别的已经没有用处，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们和汪东兴等人立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群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谁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情？

杨成武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说：“你们可视情况，将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打完电话，杨成武立即往主席的住处赶。他看到警卫战士正在做最坏的准备。连一些机要人员也行动起来了。

就在他们紧张准备的时候，武汉街头的大示威已经开始……

当晚，周恩来飞抵武汉。

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准备马上离开武汉，是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使他下了决心。

武汉的情况很快汇报到了林彪那里，也很快到了江青那里。

据陈再道生前讲，7月20日上午林彪叫秘书给他起草了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叶群叫秘书把这封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让秘书转告戚本禹，说这是林彪的意思。

戚本禹不敢怠慢，马上找了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不知为什么，这封信的落款处，竟签上了江青的名字。

经过周密策划，林彪江青决定派邱会作飞往武汉。据说临行前，江青跟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下午2点10分，邱会作赶到了武汉。

杨成武看到那封写有“亲启”字样的信，立即呈送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过信后，马上叫来了杨成武、汪东兴等人。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毛泽东的话有些生硬。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这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此时的空军机场，气氛十分紧张。

杨成武走下汽车，直奔飞机，对他们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当时毛泽东就在车上，杨成武也急了：“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无奈那些战士根本不听，他们也不认识杨成武。

这时，毛泽东已经从汽车上走了下来，他是不等的，就朝飞机走来了。

杨成武说：“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那些战士这才放行。

毛泽东刚刚坐上飞机，机长过来问：“首长，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毛泽东操着他那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

毛泽东问杨成武：“我们现在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说：“还在武汉上空。”

毛泽东示意告诉机长：“往东飞，去上海。”

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对于怎么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设想了好几个方案。他对杨成武说：“是宜快还是宜慢？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再道不好，错了。快，总要准备一下，要进行动员。计划一个礼拜的时间。慢一点就是暂时先不动。”

说着说着毛泽东把他的怀疑说了出来：如果这件事就是所说的那样，会不会在决策时有哪个老帅参加？

这当然是毛泽东的怀疑了。林彪、江青就是要造成毛泽东的这种怀疑。

武汉和北京的消息不断传来。到了中午12点半，毛泽东把杨成武、余立金、张春桥、汪东兴找来。

毛泽东说：“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要谈去北京谈。”

毛泽东的看法是：三方面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这是一。其次，现在看来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头头，还未最后下决心。他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好。

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好像很多，也好像不很固定。他说：“三方面一起谈可能谈不成，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什么条件？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毛泽东又说：“如不去北京，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

王力等人飞回北京的当晚，林彪召集会议，中央文革的全体人马参加，林彪一开口就定下了调子：“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林彪这么做，有他的用心。

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把毛泽东欺骗了。

但毛泽东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晚年充满了怀疑，特别是怀疑那些带过兵打过仗的人。他对陈再道的态度与林彪、中央文革的意见相左，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上海向杨成武交代任务时，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对话：

“你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以前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也是建国以后才认识这位放牛娃出身的陈再道。那时，他是河南军区的司令员。后来，毛泽东每次到武汉，都见到他。他给毛泽东的印象是文化水平不高，但很能打仗……

“你对武汉的事情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军队里的老同志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呀。”

事情虽然过去了好几天，毛泽东还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杨成武带着毛泽东的指示，飞回北京。

后来杨成武将军回忆起来，还感叹地说：“如果没有这三句话，陈再道还不知被整成个什么样子。”

（摘自《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董保存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出笼

陈伯达宣布接管人民日报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宣布，从现在起，以他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他明确地说，工作组从今天晚上起接手编辑部和报社的领导事务，报社领导不得插手。

陈伯达说，现在工作组马上开始工作，而在座的各位，“各安其位，各司其事，全靠自己救自己”。

这时，坐在他身边的吴冷西要求讲话，刚开口就被陈伯达制止。会议很快结束，陈伯达离开报社。他在这天上午已经把起草当晚上版的社论草稿的任务交给了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等人。

时任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的钱抵千是抗日战争时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中、英文俱佳。建国以后，钱抵千长期工作在军队文宣部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钓鱼台”写作班子，参与过“九评”系列文章的起草，对“反修防修”的理论，已经烂熟于胸，眼下起草社论，许多句子甚至段落称得上出口成章。

朱悦鹏和尚力科也是笔头子硬朗的行家，都是从战火中闯出来的新闻记者，解放军报的干部。

当天晚上大约9时过后，社论草稿基本完成。

吴冷西让出办公室

参加了陈伯达的“夺权”会，吴冷西原本还想陈伯达会到他的办公室来，对工作有所交接。等了一会儿他就知道等不来了，也没有必要再等。吴冷西吩咐秘书刘振祥说：“今晚陈伯达来了，让他在我办公室工作，我不来了。”

晚上7时，人民日报举行了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副总编辑胡绩伟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决定，派以陈伯达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到我们人民日报，来帮助我们把报纸办好，今天晚上就进驻。”

接下来，胡绩伟传达了邓小平在下午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大意是人民日报一直是一面红旗，在“反修斗争”中更是一面红旗，但是近半年来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吴冷西造成的。对吴冷西同志，要内批外帮。吴冷西同志也要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

陈伯达改定社论

大约晚间9时过后，陈伯达带着王力、关锋两位大员及工作组其他成员如穆欣来到报社。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解放军报的代总编辑唐平铸和副总编辑胡痴也随后来到人民日报。钱抵千带着朱悦鹏和尚力科，携明日社论草稿与他们会合。

刘振祥把他们领进了吴冷西办公室。这是报社最大的一间办公室，约40多平方米，宽敞明亮，窗前摆放着吴冷西喜爱使用的镶有大理石桌面的红木办公桌。陈伯达进屋后走到办公桌前停了片刻，又环视了一下房间，对刘振祥说：“这么大的办公室，我不要。”说罢扭头走出屋子。

刘振祥只好把陈伯达等人领向同一楼层副总编辑胡绩伟的办公室。胡绩伟的办公室小一些，有一张办公桌，还有两张方桌对拼起来组合成一个长会议桌。陈伯达到这里看了一眼，马上认同，说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办公了。

陈伯达和几位大员传看了钱抵千带来的社论稿，很快吩咐发排。社论草稿排出了清样，印在留出了大块空白的新闻纸上，交陈伯达审定。陈伯达不时地要别人翻出马、列著作中的哪一卷、哪一章、哪一段话，作为行文的立论和依据，显然他对这些文章或著作相当熟悉，修改这篇马上就要发排的社论也是胸有成竹。

时针指向午夜，社论稿很快修改出来。陈伯达作了最后的几个修改，关键的修改是题目。原稿题目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将它改定为气势汹汹而且比较简短上口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陈伯达在“文革”后也承认，这篇社论由他授意、修改和审定，而且是终审者，没有送邓小平、刘少奇和毛泽东审阅。当时，人民日报日发行量约为180万份，6月1日这天的报纸加印了13.7万份。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文革”史上产生了极为黑暗和恶劣的影响。在这篇社论煽动下，“文革”风暴在很短时间里席卷全国，造成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摘自《世纪》2011年第4期，文：钱江）

毛泽东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

1954年国庆，彭真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上纲上线高，帽子扣得大，一时间学术界、文化界人人自危，连郭沫若都慌了，向中央提出了辞职申请。

当时，党内主管思想文化领域的机构是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当时还是想稳定局势，让中国学术界维持正常的文化秩序，于是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起草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于1966年2月8日到武汉东湖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于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出。这就是有名的“二月提纲”。提纲谈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学阀自居，以势压人。当时，随提纲还向毛泽东报送了7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涉及戚本禹，两个材料涉及关锋。提到关锋在1962年也写过影射现实的杂文，戚本禹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说丛书也撰写过一本《孙承宗》，而孙承宗是明朝的一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在当时的学术批判中，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一样，都是响当当的左派。据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回忆，许立群说，把这个材料送给中央，要中央了解，当年他们也说过这样的话。龚育之还分析，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你们现在批评别人，上这么高的纲，你们自己过去也讲过，还是要自己做点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留点分寸为好。

这些关于关锋、戚本禹的材料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王力反思录》透露：“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二月提纲’，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砝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和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俩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彭真的补救措施已经晚了一步。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是要重用左派笔杆子，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打开政治大革命的突破口。他不但决定收回“二月提纲”，而且主持起草、亲笔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怒斥“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彭真被打倒了，许立群在批斗中被打坏了耳朵，姚溱自杀了。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在“文革”初期风靡一时，成了人们效仿的样板，深深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风。然而，关锋、戚本禹的风光未能持久。1967年秋天，毛泽东心中的战略部署发生变化，重点要从天下大乱转向天下大治，于是关锋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次年初，戚本禹也倒了台。他给彭真的信也被翻了出来，成为罪状之一。

（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文：丁东）

七千人大会上彭真的究责努力

毛泽东与彭真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期间，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彭真有相当的政治勇气，他认为，过去几年工作重大失误的责任应该由中央领导人来承担。因此，在1962年1月18日起草委员会讨论时，正是彭真第一个提出来责任承担者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问题。

彭真是主张毛泽东应该承担责任的，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浅显但没有人如此公开讲出来的道理：“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从事后看，彭真的这番讲话成为最后迫使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承担责任的主要压力之一。尽管在这之前，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原则性地谈到过自己要对一些失误承担责任的话，但是，在彭真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公开或非公开压力下面对七千各级党政干部说出自己要为经济困难承担责任的话，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愿。

从1959年夏到1962年初的两年半时间里，党内并没有发生或出现能够促使毛泽东转而主动承担政治责任的事件或趋势。所以，彭真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这被看成是前所未有的逼宫之举。实际结果也是如此，在这之前，党内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与党中央及毛泽东是否应该担责相对应的是，彭真还提出了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是否应该担责的问题。他说：“省市委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这又与毛泽东在前些天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责任在中央和省这两级的说法相冲突。这与毛泽东对地方领导人的辩护在政治上是大相径庭的。如果彭真的主张被接纳的话，在“大跃进”失误的政治责任分担方面，就出现了巨大断裂。上有毛泽东及中央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下有狂热执行“大跃进”各项政策的城乡基层干部，而无积极传达、部署和大力推进“大跃进”指令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的责任。这显然有失于政治责任的全面追究。也是对中央集权制度框架下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作为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在各地方第一级代理人的巨大政治作用的忽视。彭真这番主张客观上凸显了党中央及毛泽东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之重大。于是，先有周恩来出面对此表示异议。

早在这之前，周恩来就对政治责任问题的敏感性很有觉察，他在谴责各种分散主义现象时已经有揽责任于自身的发言。周恩来的此刻表态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却长期以来在官方历史书里不被提及。周恩来更明白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权力的不可动摇性和不可挑战性。其实，中央书记处会前给毛泽东的报告，已经有意识地回避了党中央及毛泽东的责任问题。如今的史书上都无一例外地载明并指责1962年1月29日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他的讲话是：“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少得多。”

其实，这种为毛泽东直接而绝对地开脱政治责任的说法，最早是在1月18日的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上由周恩来说出来的，比林彪的讲话要早11天。周恩来明确质疑彭真的政治责任追究立场。他说：“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一些。”

彭真的究责努力得到的支持来自刘少奇。邓小平只是巧妙地引用毛泽东本人讲过的话来委婉地表明毛泽东并不是不犯错误的圣人：“错误缺点都有。”而刘少奇则利用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的便利，公开道出了他在政治究责问题上的立场。在1月27日下午，他发表了长达3个小时的讲话，其中提到了“大跃进”时期失误的政治责任问题，他对彭真与周恩来等人的观点进行了综合，尽管他只字不提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责任，但是，他采纳了彭真关于中央要负责任的看法，公开承认中央要对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首先担负责任，并进行了细化的论述。他说：“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和缺点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一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当负起责任。”这样的说法是建国以来空前的，尤其直接点到了中央政治局层级的政治责任。这是政治究责意识萌发的标志。但是，刘少奇的讲话得出的是责任分散的结论：中央、省市自治区以及地方单位各有责任。他把首要的责任归为中央、中央政治局。他没有应和彭真提出的“书记处负责”的说法，而是直指中央政治局应该承担责任。刘少奇完全不接受周恩来、林彪等为毛泽东解脱责任的立场。刘少奇与周恩来、林彪等人的立场表面上是对立的，但实际上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他认为，经济困难的责任不在于下面或基层乱办事，首先在于中央的决策错误，他未必敢于直接将责任归于毛泽东个人身上。所以，在刘少奇这番讲话之后，也不可能建立起政治责任追究机制。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无法回避责任问题，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是毛泽东建政以后少有的公开表态承担责任的讲话。但毛泽东的担责，实际上是虚悬起真正的政治责任，而将责任推卸给各级领导人。

毛泽东公开承认责任以后，也迫使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进行检讨、承担责任。当时，其中的基本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些层级的领导人无人对“大跃进”中央的全局性失误来向中央进行政治问责，更何谈向毛泽东问责。其实，他们未必不明白，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的责任并不是一省一市一区或一部一委能够承担得起来的，所以，他们的检讨和担责，实际上也是在仿效毛泽东的责任虚悬的做法。

（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文：王聿文）

“文革”中“绑架”彭真事件

作为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凌孜）在“文革”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她策划组织了1966年12月“绑架”彭真事件，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但在随后，她也经历了身世浮沉。

1966年“文革”爆发，那年我25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我亦难抵造反激情。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

父亲这时候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但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学生都这样，指哪儿打哪儿，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我们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就认为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我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我们抓了彭、罗、陆三个人，除了杨尚昆，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儿。这件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父亲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父亲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

“九一三事件”后，父亲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

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由于周总理的提醒，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我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时间最长的一个。

（摘自《看历史》2010年第10期，叶向真口述、周海滨整理）

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陈云

建国初期的陈云

1985年6月29日，陈云同离任的秘书话别时说：“我有过中央根据地失败的经验，因此，1945年到东北后，兢兢业业工作……但我也有硬的一面。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何以婉拒毛泽东，不肯讲话呢？

反冒进：被迫检讨

事情得追溯到1956年，在1955年秋冬掀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胜券在握，毛泽东的注意力迅速转向工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于是在1956年初春，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都急于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和规模，导致人、财、物的全面紧张。处于经济建设领导第一线的周恩来和陈云，不得不出来“救火”，指出投资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基本建设所需的人、财、物要进行综合平衡，被称为“反冒进”。对此，毛泽东当时是不满意的。到1957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尤其是1958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调子越来越尖锐，上纲越来越高。他直接点名批评周恩来，而对综合平衡思想的批评，指的显然是陈云。

陈云在1958年的中央会议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迫多次检讨。

“大跃进”：惹不起，躲得起

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中说：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当年陈云为何没有讲话？除如上所述因“反冒进”被迫检讨外，还有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过程中一路放话，说“要警惕党内的观潮派、算账派，秋后出来算账”，同时告诫“要准备党内分裂”。

1959年6月8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前一段心脏病发作后，躺了两个星期，现已能坐起来，但说话仍感吃力。医生说要使心脏功能恢复需要3个月，故拟离京休息一段时间。毛泽东批示：“我认为首先应坚决易地完全休息三个月，然后看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工作。”还批示：“放心休养，不要顾虑。”此后，陈云先后到江苏的无锡、苏州，山东的曲阜、济南、青岛等地疗养。

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神仙会”，毛对当前形势作出的估计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7月14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看法。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建议将原来各大区小组重新编组，以便广博见闻。另一封信是要刘少奇等通知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上庐山开会；并征询在大连休养的陈云的意见，“能来则来，不能来则不来”。

《陈云传》（金冲及、陈群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对陈云未上庐山参会的情节作了如下叙述：“陈云是在大连疗养期间阅读庐山会议文件，了解到庐山会议情况的。鉴于毛泽东把右倾思想同反冒进联系起来，多次点到反冒进的错误，对庐山会议作出的‘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各项决议，病中的陈云不便也不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同时，劝同在大连养病的邓子恢也不要去庐山。可见，陈云的态度是，在当时的大形势下，既不能直诉己见，又不愿违心表态，采取回避就是上上策了。

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

早在“七千人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就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都以“在作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毛泽东问他哪一年可以讲，他说过半年以后。后来，陈云回忆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那么，陈云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究竟如何呢？在当年2月21日至 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俗称“西楼会议”）上，陈云终于开口了。《陈云传》中写道：2月23日，陈云经过反复考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他直率地毫不含糊地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据此，他提出克服困难的6条重要措施。

在刘少奇的建议下，2月26日，陈云在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作《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陈云传》作者对陈云未应毛泽东之邀在大会上讲话的主要原因，引用陈云的话说，是他感到“对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笔者认为，从事后的发展看，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就在“七千人大会”后，陈云心里仍在盘算着克服困难的办法，怎样解救缺粮的农民，怎样加快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

对如何能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陈云更主张“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当面向毛泽东提议。1962年五六月间，毛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作农村调查后，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到农民和农村干部提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要求。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田将这个调查报告送给陈云，陈读后说：“观点鲜明”，并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提分田到户。”他认为：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于是，陈云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6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他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先后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交换意见。刘表示同意，林彪也同意。邓说这是其中一种方式，还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周恩来第一天听后说要考虑一下，到第三天说耕牛农具等已经合了，不应再散。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恢复农业，群众中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7月6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讲自己对恢复农业生产有一些意见，希望当面与毛谈谈。毛即约陈谈了一个多小时。毛当时没有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很是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于若木回忆说：“他不沮丧，不生气，只是对我说了一句：不以成败论英雄，以此表明自己的心境。”

从7月25日至9月27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并严厉批判了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指对困难形势的估计、主张包产到户、为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其中涉及陈云的就有两风——“黑暗风”和“单干风”。

学者张素华在《变局》中分析，陈云不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因有三，其中第三条说：“还是心有余悸。从个人而言，他担心弄得不好，当了秋后算账派，引起毛泽东不快，万一如庐山会议一样，大会改变了方向，这也是难以预料的。”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这恰恰反映了陈云“硬”的一面里又藏着“谨慎”的一面。这正是陈云“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辩证法。

（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文：林蕴晖）

“批”罗瑞卿为何要切断电话

1964年，罗瑞卿到成都、昆明军区视察工作。图为罗瑞卿在观看昆明部队表演分队的炸药模型

叶群去杭州告状，罗瑞卿被软禁

1965年11月29日，在苏州“养病”的林彪，叫叶群打电话给在北京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要吴派一架飞机送她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叶关照吴，就从上海派，不要从北京派。她特别向吴交代：“此事绝对不能报告罗总长。”

11月30日，叶群携带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11份材料乘“里二”型飞机秘密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

汇报的情况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但从几天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到林彪对罗瑞卿的诬陷内容至少包括：（1）所谓罗瑞卿要夺取军权；（2）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3）罗瑞卿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4）罗瑞卿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

叶群汇报完后，毛泽东收下了她送来的材料，吩咐她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苏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她回去，以防“不测”。

当时，罗瑞卿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尤其是后三个职务，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军队和国家安全的领导大权。

对于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军中大将，叶群单独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他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活动。更为反常的是，假若就算是罗瑞卿真的有问题，这样大的事情，林彪为什么不亲自去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堂堂正正地摆到桌面上谈，为什么让自己的老婆插手搅和？

12月初，毛泽东从杭州乘专列到了上海。他决定在这里解决罗瑞卿的问题。12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叶群鼓其如簧之舌，对罗瑞卿进行造谣诬陷。

而此时，罗瑞卿还被蒙在鼓里，他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祖国西南的边防线上，深入部队视察工作。12月9日下午，罗瑞卿来到昆明。10日，罗瑞卿由昆明军区和云南省负责人周兴和阎红彦陪同接见了军区的干部并做了报告。这时，上海会议已经开了3天。当天晚上，罗瑞卿接到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要他在11日赶到上海开会，内容电话上不好讲。

12月11日，罗瑞卿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心里就有点嘀咕：按往常一般习惯，接到周总理或毛主席的通知，总是要说明开什么会，或有什么事情要谈，以便有个思想准备，奇怪的是，为何这次什么都没有说呢？

在机场停机坪旁边，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等候。罗瑞卿一下飞机就感觉到不对劲，接他的人表情严肃，没有像往常那样的微笑、热情。

罗瑞卿由陈丕显陪同乘一辆车。上车后，罗即问开什么会。陈已经奉命不得同罗谈开会的事，便有一搭无一搭地谈天气，显得颇不自然。途中陈告诉罗，锦江饭店已住满了人，只好安排另住一处。汽车很快开进建国西路618号院内一座两层小楼前。陈丕显告诉罗瑞卿，周总理和邓小平正在等着他。停车后，只见楼房周围、门厅、楼梯口都布置了警卫。实际上罗瑞卿是被隔离软禁了。

总参作战部电话被全部切断

与此同时，在北京也出现了异常现象。当天上午7时50分，总参作战部的工作人员进入办公室后，发现各房间的所有电话全部被切断。切断作战部的电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军暂时失去了指挥。

从几位副部长（王尚荣部长两天前到上海去开会）、处长到每个参谋人员，顿时感到困惑不安。这样的事，在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机关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家心里明白，一定是出了什么非常事件。

那么，是谁下令切断作战部电话的呢？

罗瑞卿被批判的事情，是过了几天后才听说的。接着，又传达了有关文件，这件事算是弄明白了。下令切断作战部电话的人，很可能就是林彪。

周恩来的灵活调整

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是不同意批斗罗瑞卿同志的。当然，他也没有办法改变，只能在事后处理时做一些灵活调整。

1966年1月31日，周恩来就中央批发关于批判罗瑞卿问题的三个文件一事，致信邓小平、彭真，建议“改由总政直接发下，作为内部文件，还可稍留余地”。

周恩来同志这个灵活处理很重要，一个由中共中央文件改为总政治部文件，文件降格了，等于把罗瑞卿问题的严重性降低了；二是作为内部文件，可缩小影响面，减轻对罗瑞卿的压力。

与此同时，周恩来让秘书查：“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同等重要”、“军事政治要轮流突出”三句话的出处。这三句话，是林彪强加给罗瑞卿的罪名之一。

正因为周恩来相信罗瑞卿不会这样说，他怀疑是林彪捏造诬陷，所以他才让秘书去查。秘书查明后报告周恩来：经查问总政刘志坚副主任，这三句话是林彪概括提出的，罗瑞卿在若干次讲话中，讲过这一类的话，但是没有这样概括的说法。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批判罗瑞卿，一是反对，二是怀疑林彪在背后搞鬼。

朱德的叹息

据朱德夫人康克清回忆：

上海会议后，她发现朱老总情绪不好，常常独自一人叹气，于是她关心地问：“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朱老总说话时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康克清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朱老总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过了一会儿，朱老总的秘书悄悄对康克清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

康克清又问朱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过了一会儿，朱老总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摘自《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张民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姚文元的“扫黄令”

1975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归来》（后更名为《第二次握手》出版），紧跟其后的是《少女之心》和《一双绣花鞋》等。

这一年1月7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湖南大围山插队的知青张扬被抓捕后还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握手，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只握了两次，怎么就成了黄色小说呢？

姚文元是在1974年10月的一份“内参”上看到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消息的。他找来这本书看了一遍后，感到问题很严重：“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的坏。”在他看来，《第二次握手》尤其反动，里面不仅宣扬资产阶级，宣扬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是爱国的，它还歌颂了周恩来！这本书是一定要彻底追查并销毁的。但是又不能打着政治反动的旗号来追查，那就等于挑明要反对周恩来。于是，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就成为追查理由，将其定为黄色书籍，在全国以扫黄的名义追查，这样就明正言顺了。

《第二次握手》当然是一本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手抄本，而《少女之心》可说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摊开来写的“书”。在阶级斗争挂帅的禁欲中国，《少女之心》算是“文革”时期仅有的一部没涉及意识形态的读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为了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毒草”。

1975年的法庭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指控包括：“你这个《归来》，本质上与《少女之心》是一样的，”“《少女之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

（摘自《看历史》2010年第11期，文：杨东晓）

江青给马烽拍照惹出的风波

马烽与陈永贵（右）

马烽有幸抑或不幸，有一张江青为他拍摄的单人巨幅照片。

1976年，那时候马烽还住在一个小院的平房，在他家会客室的墙上，赫然挂着一幅16开杂志大小的彩色照片：背景是莽莽苍苍的原野，隐隐约约似乎是一片花椒地，马烽一脸沧桑神情复杂地望着前方。当年的普通百姓还没见过彩照，在一片“黑白天地”的影像里，这幅大彩照就显得分外耀眼醒目。

那时候，我正借调在新恢复的山西省文联编辑《汾水》杂志（《山西文学》的前身），有人不无神秘地对我说：“见那张照片了吗？是江青亲手给马烽拍的。”

后来，马烽讲述过这张照片的来历：

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大寨召开，开会之前，江青把马烽、孙谦等一批文艺工作者召到大寨，准备安排马烽和张永枚写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新电影。“正事”之余，就节外生枝地生出这么一个“照片”的花絮。

马烽说：“有一天，江青提了个小竹篮，让大家和她一起参加劳动，摘花椒。那天江青显得兴致很高，她对我俩说，来，我给你们拍张单人照吧，这地方有纪念意义。说着，江青让我站在一个地方，她用两只手的大拇指、食指搭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框，看了看，让我往旁边移动了半步，说，这地方很好。话音刚落，摄影师就把带三角架的照相机架好了。接着她用测光表在我脸前晃了晃说，他脸的颜色重，需要补光，不然没有立体感。摄影师立即就从手提箱中拿出了充电照明灯，向我照射。江青说不行，需要站高点。但山上既无梯子，又无凳子。摄影师就让《山西日报》摄影记者骑到马上去打光。江青一连拍了两张，然后就换了个地方，又给孙谦拍照。后来见她给凡是调来大寨的作家、演员、导演都拍了单人照。她随口说，我要把它们都放大送给主席看看。我猜想是要向毛主席显示她已团结了一批作家、艺术家。后来她还送了每人一张集体照、一张单人照，都是彩色的。”

这在当年，无疑是一份荣耀，可以成为一份炙手可热的政治资本。客观地说，马烽当年对这件事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马烽讲到过一个江青挽他手的细节：也许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平易近人，有一次，江青一出门就用右手挽住了马烽的左胳膊。马烽说：“我立时感到头有点大了，精神也十分紧张；当时我是被打翻在地，刚刚坐起来的小萝卜头。真有点受宠若惊。我既不敢甩脱她的手，又不敢靠近，只好随着她往前走。”马烽还说：“从和江青的接触中，虽然她显得很热情，但我们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在当年那种诡谲多变的政治风云中，马烽把这张照片挂于大堂之上，我相信，以马烽的人品人格，决没有攀龙附凤的意图。马烽大概仅仅把照片当作自我保护的一张“护身符”。从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大概都不难理解饱经沧桑文化人的这一心理心态。而马烽日后的所作所为，也证实了这一点。

马烽的司机兼秘书吴孝仁，写过一篇文章谈到马烽与江青这段交往，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2001年初，马老在《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了一篇回忆录，题目叫《大寨奇遇记》，文章问世后，多家报刊转载，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一天，马老让我找一份转载《大寨奇遇记》的省内某报。我很快就找到了，发现这家报纸把题目改成了《目睹江青的丑恶嘴脸》。马老说：“怪不得有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写了一篇《目睹江青的丑恶嘴脸》，我还以为人家弄错了，说我没有写过那样的文章啊。原来是这家报纸把《大寨奇遇记》给改成这名字了。名字一改，可就跟我原来的文章立意不一样了。我本来是要把那一段经历如实地记录下来，现在改成这样的名字，就有了感情色彩了。回忆录应当是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不要从人格上侮辱人，尽管江青后来成了反党集团骨干，也不能故意丑化。”

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落井下石，从这个细节，很能看出马烽一贯坚守的做人底线。

江青给马烽拍摄的这张照片，就这样一直悬挂着。马烽夫人段杏绵毫不遮掩也不避讳，坦然地对我说：“这张照就是江青照的。啥是啥，江青的拍照水平还是挺好的。”

然而，令马烽始料不及的是，就是这张照片竟引出马烽人生中的一场轩然大波，几乎改变了马烽的命运。

马烽是这样向我澄清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马烽说：“全国第四次作代会，这个会先后筹备了有七八个月之久，难产的主要原因是人事安排。据说，最早的副主席名单上有我，是巴金、冰心和丁玲三个人提名的。但到大会正式选举时，我的名字被划掉了。有人抱不平，去问组织部。回答说：马烽与‘四人帮’的事没有审查清楚，现在有人告状。原来还有人拿我那年在大寨与江青的那点事做文章。……这是原则问题：党代表我可以不当，政治黑锅决不能背！我不得不开始了自卫反击……”

于是，马烽由此开始了一场马拉松申辩之途。

马烽的申诉信很快转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手上。胡即将此信批转中共中央组织部，交由部长宋任穷处理。宋任穷部长也是雷厉风行，让秘书直接打电话告知马烽，此事已批转山西省委查处。当时的省委不敢再拖，即责成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专案组，正式立案查处此事。专案组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1983年11月30日，它以《关于处理某某、某某等人诬告马烽同志的请示报告》为题，向山西省委正式做出交代。而且这个交代非同寻常，是以“中共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晋纪〔1983〕37号”的“红头文件”发出的。《请示报告》说：“……他和‘四人帮’有牵连的问题，已查清，不是事实，属于诬告，对诬告者已作了处理决定。”

但不知何故，处分决定并没有很快兑现。一直拖到又一次省委换届，马烽不得不再次拿起写小说的笔写上诉书。

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大作家，在被无情剥夺去十年宝贵光阴之后，复出后竟又将几年的生命空耗在这种事情上，真正让人唏吁感叹。透过这张照片，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内容。

（摘自《闲话》第八辑，文：陈为人）

陈丕显回忆：一条裙子的话题引出江青的忌讳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我妻子谢志成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我灌输革命道理。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我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你那个同学叫什么？”“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黄赤波、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王芳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

这件事在我和志成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和难以忘却的印象。江青在“文革”中整了无数的人，其中不少是知其劣迹的人。我想，后来江青、张春桥一伙对我残酷迫害，非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老反革命”，置于死地，大概这也是重要原因之—。

（摘自《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打倒陶铸”的口号让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发脾气

周恩来和陶铸（右一）、陈毅（右三）、贺龙（右四）在批斗大会上（1966年12月）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陶铸从中南局第一书记的位置上调中央，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且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陶铸到中央以后，因他与刘少奇和邓小平只是一般工作关系，加之他敢放炮的性格，中央文革对他是持欢迎态度的，想日后利用他向刘邓开炮。但陶铸与他们格格不入，还是站在许多老干部一边，与江青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

陶铸被“打倒”起因是王任重

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很得毛泽东的赏识，因此成立中央文革时，他被调到北京，任文革副组长、北京市文革顾问。但王任重来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与文革小组其他几个人合不来。江青他们指责王任重架子大，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很难合作下去。王任重因肝病天天发低烧，不得不去广州养病。就在这时，武汉的造反派从王任重儿子那里发现了王任重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造反派抓住这一点，大骂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在武汉三镇大闹起来。中央文革不失时机地介入此事，煽风点火，围攻王任重。陶铸见状十分着急，为解脱王任重的困境，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首要的是让他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小组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找来了，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文革小组成员向王任重提了一些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全部对准了陶铸。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主攻，最后由江青、陈伯达、康生出马，重点批判陶铸。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执行的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是他们的代理人等等。政治局委员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李富春最后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

但毛泽东还是保了陶铸。只隔了一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毛泽东就问：“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

坐下后，毛泽东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方向路线错误，随便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毛泽东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很随和：“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毛泽东同时批评了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特别是对下去视察的事，毛泽东多少有些不满：“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陶铸解释说：“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

“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毛泽东说完话，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人，指示陶铸说：“这些同志烧还是要烧，但是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毛泽东还特意提到受到一些造反派批判的陶铸的两本书：“你的那两本书，曾志（陶铸夫人）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看来毛泽东并不赞同陶铸的说法，毛泽东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陶铸天真地以为，毛泽东出面保自己，江青等将奈何不了。很快事情就起了变化。就在毛泽东保了陶铸的第二天，“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一到北京，就通过《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关锋，与中央文革取得了密切联系，随后在晚上10点钟强迫陶铸接见，原本说好第二天接见的，但他们下了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陶铸只好答应。陶铸本来就是个性格刚烈的人，一点就着。在双方僵持不下，又强迫陶铸回答问题时，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的话被录了音，被说成是用武力镇压群众。而在“文革”中，“镇压群众”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同等的罪名，谁镇压群众谁就会被打倒。

1967年1月4日下午5点，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学生们回来后扬言要把陶铸揪出来。到晚上9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铸！”并且宣读了文革小组接见的讲话内容：

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

那天晚上陶铸12点多才回到家里，外面发生的事他并不知道，虽然中央文革就在他隔壁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他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也不知道，凌晨2点多，周恩来来电话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

周恩来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过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也就再没讲什么了。”最后，周恩来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然而从这一天起，陶铸就失去了自由。

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严厉批评道：“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12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6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

但陶铸最后还是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被“打倒”。

（摘自《红墙知情录（一）》，文：尹家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黄永胜秘书“揭发信”事件

1981年黄永胜出庭受审

李必达自知凶多吉少

1967年11月，李必达被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当秘书，10天后，他就被调到了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身边。第二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经林彪提议，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当了总参谋长，李必达随黄永胜进京，被调到军委办公厅，继续当黄永胜的秘书，那年他27岁。

过了没多久，李必达就发现自己跌进了是非的漩涡。江青和林彪两大集团，为了共同的夺权利益，时而勾结，时而对抗，搅得鸡犬不宁。在李必达眼里，其所作所为许多都是违背党章和军队纪律的。但是作为秘书，首长交待的事情又不能不办，想脱身都难。李必达觉得此处不能久留。有一次，李必达向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提出：“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基层待的时间太短了，别说懂得作战，就是带部队我也不懂，我当不了总长的秘书，是不是把我下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个时期？”

李必达想以此借口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项辉芳说：“你下放锻炼的要求我同意。但你要听首长的安排，可以到北京卫戍区作战值班室去锻炼，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向首长报告。”

很明显，这是要把李必达作为一个钉子安插在卫戍司令温玉成的身边。想到这一层，李必达心里的话脱口而出：“北京卫戍区是警卫毛主席党中央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我不能去，去了是要犯大错误的。”

项辉芳安慰道：“你不要担心，我找人把你安排好。”

尽管项辉芳三番五次地动员李必达去，但还是被李必达拒绝了。几个回合下来，项辉芳的脸色变了，觉得这个李必达对他们不忠，开始找茬整他，以对知识分子再教育为名，让李必达去烧锅炉，和警卫战士一同吃睡。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所见所闻，李必达知道自己凶多吉少，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会被人突然拉走，或者就从烟囱中化为乌有……他警觉地生活着，做着最坏的打算。

温玉成将军在晚年常说：“我对不起李必达秘书！”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温玉成将军。

温玉成原为黄永胜的副手，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他是先于黄永胜调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的，“杨、余、傅事件”后，又兼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黄永胜及其夫人把温玉成称之为黄永胜的先遣部队，是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重要一着棋。温玉成进京以后，周恩来总理从大局出发，非常重视温玉成，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都让温玉成出面。而江青从她的个人野心出发，对温玉成也抓得很紧，把中央样板剧团交给温玉成去管。特别是1968年中央安排黄永胜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坚决反对，要温玉成替代黄永胜访阿，并亲自提议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参加军委办事组的领导工作，这极大地引起了林彪、黄永胜的警觉。这时项辉芳利用过去的老关系，以各种借口不停地找温玉成的秘书打听温的情况，而且也对李必达动起脑筋，便有了上面提到的安插李到卫戍区的打算。

李必达不肯就范，就被罚去烧锅炉。党的九大前后，他又被安排到北京针织总厂去劳动锻炼。他从各种渠道获知的消息令他吃惊：林彪在九大选举期间，大肆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要一些代表投这个的票，不投那个的票，连周总理得到的选票还不如林彪“四大金刚”得到的多，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老帅得到的选票刚刚超过半数。他担心他们会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进行这种分裂活动，所以在4月26日召开九大的当晚，写好给毛主席的信，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分裂党的活动，希望党中央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这种事情的继续发生。

但是李必达毕竟太年轻，过于天真，他以为黄永胜与温玉成之间有矛盾，所以信写好后，径直去找温玉成将军。

北京4月的夜晚还有些春寒料峭，再加上事情重大，李必达走到温玉成在总参三座门招待所临时居处时紧张得都有些浑身战栗。温玉成已经躺下，陶秘书上楼通报说：“黄总长的李秘书有重要事情找首长。”

“什么事？深更半夜的。”温将军有些不耐烦。

“他说有一封信想请您转交主席。”陶秘书小心翼翼地回答，又补充了一句，“李秘书在楼下会客厅等着，他说这封信要亲自交到您手里他才放心。”

温玉成考虑了一下，对秘书说：“你告诉他，这事我办不了。”

陶秘书遵嘱下楼去跟李必达传达，不一会儿又跑上楼来报告：“李秘书说首长不收下这封信，他今晚就不走了。”

“好吧，叫他上来吧。”温玉成只好同意。

走进温玉成的卧室，李必达就把信交给他。温玉成看完信，神色有些紧张，急忙把信压到他的枕头底下。他又转脸对李必达说：“你依靠组织反映你所了解的情况是对的，但我比你更了解黄总长。我知道林副主席对我有些误解，你这封信我交不交，交给谁，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遗憾的是，李必达于4月27日凌晨把信交给了温副总长，林彪28日就收到这封信，29日李必达就遭到抓捕。

这件事的结果是，温玉成既失去了林彪集团的信任，又得罪了江青集团，受到两大集团的夹板气。在九届一中全会的选举中，以他当时的职位理应成为政治局委员，可选举结果却唯独没有他。后来，他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再后来，他被关了起来，一关就是6年。奇怪的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集团垮台了，温玉成的事没人提起，有人把他算成林彪的人；打倒“四人帮”后，依然无人过问他的事，又有人把他算成江青的人。哪里知道他虽受过这两大集团的重用，但后来又都被弃用了。直到后来才有了一个结论：“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所以晚年居住在南京家中的他，对亲友们每忆及此事，总要感叹不已：“我对不起李必达秘书……”

李必达“揭发信事件”成了温玉成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黄永胜、江青一口咬定“李必达不是好人”

林彪接到这封信，交由叶群去处理。

1969年4月30日，林彪集团派了一架专机，谎称被押的人是陈毅元帅的儿子，是个“五一六”分子，要送到广州。就这样，李必达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李必达才得以重见天日，从广州回到北京。但林彪反党集团给他捏造的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还戴在他的头上，即使黄永胜在1981年特别法庭上受审时他仍坚持：李必达是个坏人。

“九·一三”以后，李必达虽被接回北京，但仍和林彪反党集团“四大金刚”的秘书们关在一起，仍没有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讲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经过调查核实，才被安排到总参谋部干部招待所，受到公安部部长于桑和副总参谋长张才千的接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他的身体渐渐复元，组织上也作了书面结论，为他平反。

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等领导批示后，李必达被安排在总参军训部当参谋。

事情还没有完。

1973年“批林批孔”时，江青把矛头暗指周恩来，一有机会就要射出明枪暗箭。她在一份报告材料中批示：“李必达不是好人。”

值得庆幸的是，总参谋部代总长张才千将军了解事情的全过程，军训部部长金冶也了解李的为人，没有理睬江青的恶意批示，李必达才没有再遭厄运。

（摘自《红墙知情录》，尹家民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清查林彪住地

1971年9月14日下午5点多钟，我正在中南海参与紧急战备值班，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他要我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去一趟。见面后，他跟我说：林彪他们已在外蒙古摔死了，总理交代要保护好林立衡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余党乘机搞暗害等报复活动。目前先住在北戴河，以后有什么变动听通知，你现在就收拾一下速去北戴河。

参与清查林彪在北戴河和毛家湾的文件

我们一行3人是1971年9月15日到达北戴河的。当时，林彪处的工作人员已集中到另外地方学习，我们没有找他们接头，是由主管那里警卫的姜作寿大队长带我们到林彪住地96号楼的。

我们进入室内，仔细察看了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值班室等处。有些地方显得相当凌乱，门窗橱柜有的半开半关，书、报、杂志、信件等到处堆放，有些纸张、办公用品散落在地毯上、墙角边。可以想象，林彪在叛逃时是多么慌乱。

面对眼前这样杂乱的情况，我们开始确定与文件有关的物品，以秘书值班室为中心，逐屋先搜罗集中起来。我们从林彪、叶群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地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

就在我们进入96号楼的第二天，我们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有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八.”。我们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

接着，我们又把值班电话记录和近期对外来往的书信函件以及与现实斗争有关的材料，一批批送回北京。我们还在叶群用的保险柜里发现军队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等绝密文件。后来从工作人员那里知道，这几份绝密文件是叶群在9月11日从毛家湾调来北戴河准备带走的。

林彪在北戴河的文件材料，经我们十多天的清查后，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派人全部接回北京保管。

我们回到北京，又赶到毛家湾林家大院进行清查。

这时，在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林彪专案组已经成立，专案组办公室的负责人是纪登奎和汪东兴，他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办公。我们拣选出来的文件，开始时一件件地送到专案组，后来改成一批三五件地送给他们。

清查处理林彪毛家湾的物品

1973年2月，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办公室的纪登奎、汪东兴提议，由专人清查处理林彪在毛家湾的物品。

林彪喜欢清朝宫廷里遗留下来的乐器八音琴（俗称八音盒）。在林彪的卧室里放着一只雕花箱子，打开箱盖，启动开关，八音琴就会奏出古老而悠扬的音乐。除卧室外，在会客室、书房等处都放有八音琴。我们清点了一下，林彪、叶群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大小造型不同的八音琴有8只。

在林彪书房中间，还陈放着一只大的蓝花瓷缸，里面摆满了一卷卷字画，就在我们移交前，工作人员还把字画放到书房的长地毯上展开，近距离地观赏数次，大饱眼福，尤其是对《清明上河图》更是难以忘怀。

走进叶群的卧室，就好像走进了一个暴发户的储藏室。左边靠墙是一长排红木制作的橱柜，里面摆满了珍贵的文物古玩。有青铜器皿，有古瓷瓶壶，有玛瑙翡翠，有象牙雕件。在右边和中间的墙上，挂满了国画，有仕女，有山水。当然文物的数量远不止这些，在林家大院后进，有一条二三十米的长廊，密密麻麻地陈放着字、画、古玩等，总计有1000多件。在这批国宝的旁边同时摆放着一张字据：一张“文革”初期由林彪、叶群派人以“101”的代号开给故宫博物院的“借条”。

林立果的房间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一架进口高级照相机，装着一个望远镜镜头，从取景框里看出去，1000米以外的树木、房屋等，清清楚楚地移到了眼前。

在林立果的房间里，放着4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打开A箱，里面是一部录音电话机。到了一处地方，插上线头，就可以通话。万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联合舰队”或“分舰队”的成员仍然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重要内容都可以录在录音带上。林立果回来后，一按键，就可以听到全部来电录音。另一只B箱，是专门用来偷听偷录他人电话的。像这类电话机，在海外早已有之，但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却是新鲜事物，所以类似这样的物件，后来都移交公安部技术部门做参考去了。

林立果很少来毛家湾睡觉，即使人在北京，也经常待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和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他回到毛家湾，行动非常诡秘，为了不让人发觉他的出入规律，他很少走前门，而是经常坐着毫不引人注目的北京吉普，从后边的小胡同拐进后门。他的房间紧贴着后门，一走出天井就可以上下车。

清查处理小组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如下处理原则：凡属林彪的礼服、勋章、奖状及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重要物件，一律转送党中央有关机关存储；凡是“借”来的文物古玩等均查清来源，完好地归还原主；凡搞不清来源底细的各种高档字画、古玩等物件，均移交故宫博物院酌处；有价值的唱片与音乐磁带以及林立果搞来的各种各样的新技术产品，分别移交中央有关部门如文化部、公安部等单位参考使用；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废品杂物统由机关事务部门处置。

经过分门别类、登记造册、严格手续、亲自交接等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在1974年的春天办完了这件事情。事后，我们给汪东兴同志写了报告，汪看后又送请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最后批交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传阅。

1977年3月，毛家湾林彪住地移交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使用。

（摘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12期，文：武健华，作者原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

康生为何搬离钓鱼台？

1971年，林彪折戟后，康生忽然搬出了钓鱼台。虽说那里的8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此人堪称老奸巨猾。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21岁，比周恩来小16岁，比康生也小16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毛泽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所载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道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人民日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3月26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共党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的。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因此，康生不得不“知难”而退。

（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寻找图片中消失的伟人

图①

图②

30多年前，在黑龙江鸡西，张大力的父亲往家里拿回来一张图片（图①）。这张图片上，周恩来居于画面中央，手里捧着玫瑰和马蹄莲的花束，而毛泽东和朱德分别立于周恩来的两侧。在他们的身后，一架绘有“八一”字样的中国包机停靠在跑道上，一名工作人员正从机舱里往外搬运行李。

图片是根据照片制作而成的，而照片的内容显然是周恩来的同事们欢迎他出访归来。尽管高级干部之间这种迎来送往的场合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照片却抓取了一个亲切的瞬间，人物的表情相当传神：周恩来面朝毛泽东，似乎正在和毛泽东打招呼；他看上去精神良好，丝毫没有长途旅行后的倦怠。毛泽东居于画面右侧，双手交叉，神态从容，注视着周恩来的眼睛，而朱德站在周恩来左侧身后。他们似乎刚刚谈起某件趣事，画面上的人物都流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事实上，和图片上三位人物的轻松神态相比，照片的背景非常沉重：1964年11月，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坚决回击了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党的恶毒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受到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以及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

张大力回忆不起父亲将图片带回家的具体时间。他能够确定的是，当时“文革”已结束。

父亲准备张贴这张图片。他们打开它，端详许久，父亲颇为迷惑地对张大力说：

“图片上少了一个人。”

一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仍然是中国政治最微妙、最紧张的时刻。即便是最底层的中国人，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的洗礼后，也掌握了一套完整的解读政治动向的理论。那些富有仪式感的事物：党报报道中出现的名字、高级干部的排名顺序、照片、画报、在电影正式开演之前放映的《新闻简报》等等，都受到高度的注意。人们从中揣测高层人事的变动，以及中央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因此，这张1964年的照片重新被制作成图片发行，不由得不让人们顽固地相信，周恩来重新出现在画面中央，并且以如此亲切放松的状态站在他的战友之间，必定有某种原因。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很难得到验证。高层级的政治生活一直隐藏在文字和影像的迷雾背后。1949年以来，人们见识了太多诡谲的政治变动：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突然上升到高位，接受群众的欢呼和拥戴，然后以更快的速度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受到谴责和践踏。受到公开或不公开批判的高级干部，不得不离开权力中心，但其中极少数人也有可能获得谅解，从而重新掌握权力——邓小平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高层政治起伏不定的波澜中，周恩来的稳固地位是很罕见的。但稳固的地位并不意味着顺遂的政治处境，他受到江青等继起的政治人物的挤兑，其困难处境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传到民间。1976年他因为疾病和积劳而死，死后引发了群众大规模的自发悼念。

在生命的晚年，毛泽东陷入了反复的自我否定。他开始怀疑王洪文是否具备接班的资历和实力。悼念周恩来的群众集会，实际上是对可能的权力安排的无声抗议（一直有传闻说，张春桥将接替周恩来的位置，出任国务院总理）。所以，当1976年清明节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人们并不感到出人意料。

所幸，随着毛泽东在几个月后去世，“四人帮”被捕，华国锋叫停了清查运动。悼念活动得到了有关部门肯定，被看作是要求推翻“四人帮”的民意表达。

发生在周恩来死后的事件，帮助周恩来最后一次从争议的漩涡中脱身出来。他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得到了维护，人们真心地怀念他——这一切都表现在了张大力的父亲带回家的那张图片里。

然而，到底谁从图片上消失了呢？

二

“图片上少了一个人”——这个迷惑的句子回到张大力的脑海，让他重新思考中国当代历史，是他成为职业艺术家很久之后的事情。

2003年的一天，张大力决定找到他。没有费多少时间，他就发现了那个不翼而飞的人：刘少奇。

1964年迎接周恩来访苏回国的欢迎仪式规格很高。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悉数出席。在记者当年拍下的照片里（图②），刘少奇站在毛泽东的左侧，位于画面最右边。和朱德一样，刘少奇戴着一顶便帽，面露笑容。尽管毛泽东的眼光近距离地直视周恩来的眼睛，但在摄影师摁下快门的一刹那，周恩来其实在看着刘少奇。

在公开场合，人们都将刘少奇看作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二人的关系在延安时期就十分紧密。刘少奇是革命的理论家。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新说法，将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提升到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位置。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国家主席，刘少奇是第二届国家主席，毛泽东多次表示，自己从党中央主席的位置上退居二线之后，接替他的将是刘少奇。

但这些承诺最后没有兑现。

三

从刘少奇被打倒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形象就被丑化成漫画中的小丑，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焚烧他的头像画报。新闻照片被篡改，在暗房中，有人精心地将他的形象从合影里剔除出去。根据新照片制作的报刊和宣传画上，刘少奇严肃的面孔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尤其是那些本来用于反映刘少奇和毛泽东亲密关系的照片，后来变得极度不合时宜，删削就成了一项迫切的工作。

沿着这条线索，张大力开始寻找那些照片上的失踪者。1959年4月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会后他与毛泽东并肩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后院里接见了全国人大代表。照片上的毛泽东开怀大笑，大步向前，刘少奇则略显拘谨，落后毛泽东半步——几年之后，照片上只剩下了毛泽东孤独的身形。

另一张迎接周恩来访苏归来的照片拍摄于1961年，画面上有三个人：周恩来位于左侧，面向右侧的毛泽东，两人紧紧握手，而刘少奇站在二人中间——这张照片刊登在1964年1月号的《民族画报》上，而在197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画册里，刘少奇消失了。

不止是照片，其他视觉形象也不例外。油画《开国大典》中，刘少奇站在毛泽东身后，这幅画也被交付给作者董希文，要求修改。这是《开国大典》的第二次修改。在第一次修改时，画家去掉了中央政府副主席高岗的形象——1954年，高岗被指控从事分裂党的活动，被打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首犯。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他当时试图挑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才招致大祸。高岗于1954年自杀身亡，他的形象随即从《开国大典》上消失了。

四

删除照片上原有的人物是最常见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抠去刘少奇的影像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出于同样的理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从毛泽东身边消失了。1958年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的照片（图③）中，彭真本来和毛并肩而立。彭真被打倒后，他在照片中的位置被一个工作人员的背影所取代（图④）。

图③

图④

1978年出版的画册《纪念周恩来》中使用了1938年10月的一张合影，周恩来的右边站着朱德，左边则是一片可疑的空白。12年后，另一本画册再次使用这张照片，空白消失了，彭德怀赫然出现在那里。

有一些修改是为了突出主要人物。1943年毛泽东与陈云、林伯渠等人的合影被修改成一张单人照；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读中央政府成立的公告时，董必武站在他的身后，为了使这张照片上的毛泽东更加醒目，董必武常常被修掉，取而代之的是天安门城楼上的窗户。类似的做法不计其数。有时候是为了构图上的单纯，有时候是为了突出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比如在毛泽东检阅八路军的照片中修掉陪同人员，甚至单纯为了美化人物的形象——在延安庆祝朱德六十大寿的宴席上抓拍的一张照片中，毛泽东不巧闭着眼睛，摄影师在暗房中施以巧手，最终的照片上，毛泽东的眼睛睁开了，摄影师还顺带修掉了毛泽东嘴角的两缕髭须。

有些修改兼有突出主要人物和政治的双重原因。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同时出现在第一届全军运动会的主席台上时，天正在下雨，两名工作人员从身后给毛周二人撑起了伞，唯独朱德表现出军人的本色，冒雨站在台上。1977年的《人民画报》发表这张照片时，制作人员对照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不仅修掉了可能被非议为特殊化的伞，还删掉了三位主角背后所有工作人员，增加了原图片没有拍到的LOGO和代表军队历史的年份数字。

五

要理解中国的变化，需要对历史有同情和理解，还要有一点特别的幽默感。

张大力由衷地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么有趣的一个时代。”

这个有趣的时代的确有过一个严酷的母亲，那些被修改过的照片就是证明。张大力觉得，照片上的历史是第二历史——“在近60年的时间里”，“差不多一直指导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以及家庭观念”的照片，是历史本体的影子，它们“可长可短，可虚可实”，取决于利用它们的人。

（摘自《新民周刊》2011年第27期，文：汪伟）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在《文史参考》杂志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讲座第六期，回顾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画卷。讲座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本文为此次讲座的部分内容。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我认为，这个话说不通。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那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他到底错在哪里？

毛泽东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邓小平跟法拉奇的谈话里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

为什么毛泽东那时候提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在他头脑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央领导层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包产到户。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的还不仅仅是包产到户，提的是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所有制不改变，是管理制度的变化。而分田到户，就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了。当然提出来的同志也是好心，是作为权宜的临时措施。但这对毛泽东来讲，就严重到不得了。当时国民经济比较快地恢复了，毛泽东就感到有些人对困难估计得太严重了。另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这些黑暗面要被作为一个阶级来打倒。他批在什么地方呢？是当时农业机械部的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一次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蹲点，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利用自己的特权为所欲为。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可能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薄一波在信上批，这是个问题。它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就在这个上面批，“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打倒。”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彭德怀的再次上书，他认为是“翻案风”。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是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文革”开始那一年，他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和几个人讲，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出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还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有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

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四清”的时候，已经搞过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认为，这些办法只是枝节，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但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是他把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做了错误判断。

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认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的“五一六通知”里面提到，“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估计，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是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那时候的真正特权者人数很有限，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一定特权的，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好了，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这种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通过发动群众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了，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导致全民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潘多拉的盒子”，毛泽东关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别人的来信、报告，附件也都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的是相反的。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文革”会延长十年之久，但一旦开了头，只能按照局势的发展一步步走下去了。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而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就愈演愈烈了。

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

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已经很难有足够的精力来收拾当时的困难局面了。

（摘自2011年5月25日人民网·文史频道，文：金冲及）

索引

毛泽东在1964年的思虑（《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期总第185期）

毛泽东缘何让军队介入“文革”（《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5期总第189期）

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与彭德怀（《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0期总第194期）

知情者说：1953年前后的林彪与高岗（《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7期总第203期）

周恩来历数高岗的“十大罪行”（《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7期总第191期）

1959年对张闻天的批判（《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2期总第196期）

周恩来与“军管时代”的新华社（《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3期总第199期）

被遗忘的转折点——1971，周恩来开启文化重建工程（《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2期总第198期）

1973年周恩来“挨批”始末（《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3期总第199期）

董必武搬出中南海前后——老警卫员柳志清回忆（《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2期总第196期）

刘少奇遭受的一桩无妄之诬（《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9期总第193期）

夹边沟“右派”们的生死劫（《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3期总第187期）

中南海被冲击的不眠之夜（《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5期总第189期）

群众冲进了毛泽东所在的东湖（《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期总第185期）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出笼（《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0期总第194期）

毛泽东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4期总第188期）

七千人大会上彭真的究责努力（《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5期总第201期）

“文革”中“绑架”彭真事件（《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3期总第187期）

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陈云（《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2期总第196期）

“批”罗瑞卿为何要切断电话（《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2期总第186期）

姚文元的“扫黄令”（《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期总第185期）

江青给马烽拍照惹出的风波（《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4期总第188期）

陈丕显回忆：一条裙子的话题引出江青的忌讳（《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10期总第206期）

“打倒陶铸”的口号让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发脾气（《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8期总第204期）

黄永胜秘书“揭发信”事件（《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12期总第208期）

清查林彪住地（《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2期总第198期）

康生为何搬离钓鱼台？（《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3期总第187期）

寻找图片中消失的伟人（《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0期总第194期）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8期总第192期）

版权信息

“阳谋”与“阴谋”——揭秘建国初党争内幕

作者：戴茂林、尹家民等

出品方：作家出版社&中作华文

品牌：中作华文

本书内容由《作家文摘》授权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投稿及出版事务请发邮件至：history@zuojia.net.cn）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毛泽东在1964年的思虑

毛泽东缘何让军队介入“文革”

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与彭德怀

知情者说：1953年前后的林彪与高岗

周恩来历数高岗的“十大罪行”

1959年对张闻天的批判

1958年，周恩来为什么提出辞职

周恩来与“军管时代”的新华社

被遗忘的转折点——1971，周恩来开启文化重建工程

1973年周恩来“挨批”始末

董必武搬出中南海前后——老警卫员柳志清回忆

刘少奇遭受的一桩无妄之诬

夹边沟“右派”们的生死劫

中南海被冲击的不眠之夜

群众冲进了毛泽东所在的东湖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出笼

毛泽东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

七千人大会上彭真的究责努力

“文革”中“绑架”彭真事件

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陈云

“批”罗瑞卿为何要切断电话

姚文元的“扫黄令”

江青给马烽拍照惹出的风波

陈丕显回忆：一条裙子的话题引出江青的忌讳

“打倒陶铸”的口号让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发脾气

黄永胜秘书“揭发信”事件

清查林彪住地

康生为何搬离钓鱼台？

寻找图片中消失的伟人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