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拜占庭史研究入门（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

作者：陈志强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1

ISBN：978-7-301-19767-7

价格：30.00元

目录

CONTENTS

《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弁言

自序

导言

第一章 拜占庭史概述

一、早期拜占庭帝国史

二、中期拜占庭帝国史

三、晚期拜占庭帝国史

第二章 史料概述

一、主要文献资料

二、文物资料

第三章 研究史概述

一、国外的拜占庭研究

二、我国的拜占庭研究

第四章 重点问题

一、拜占庭史起始年代问题

二、君士坦丁一世研究

三、早期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社会转型

四、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研究

五、查士丁尼时代研究

六、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

七、拜占庭农村问题

八、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研究

九、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特点研究

十、拜占庭宗教与文化研究

十一、拜占庭帝国的对外活动

十二、拜占庭帝国衰落研究

十三、拜占庭帝国灭亡研究

附录一 学术资源

一、工具书

二、原始资料

三、学术期刊

四、网络资源

附录二 关键词

推荐阅读文献

《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弁言

一、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历史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继积极接受社会科学的影响之后，又将其触角伸向了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表现之一，就是相对于以政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传统，诸多新的对象、新的领域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举凡妇女、儿童、市民生活、民间信仰，甚至城市卫生、声音与气味，都可以作为历史书写的中心问题。随着历史学家们领地的扩展，在断代史、国别区域史、事件史等传统专门领域之外，渐次形成思想史、文化史、城市史、妇女史、文明史、书籍史等众多的新兴史学分支。历史学的这一变化，既得益于相关学科理论或方法的启迪，同时，其进展反过来也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将历史学各个专门领域的知识框架、研究传统、核心文献等基本内容精编为一册，随时浏览，便于入门，无论对历史学专业还是其他相关学科的读者来说，均有必要。

二、“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旨在为历史学学科内外的读者群提供基本的专业指南。因此，丛书着重于基本知识、历史脉络、基础理论及经典成果的缕述。一般来说，每种图书介绍某一专门领域，其内容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一）历史概述，让读者的历史想象有所凭借，把握基本的发展脉络；（二）原始文献介绍，史料是历史学的根基，是历史解释的基本依据，应特别重视；（三）学术史概述，通过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梳理，给予读者一幅知识树生长、延展的图景；（四）经典研究的重点研讨；（五）工具书、资料库、学术期刊等必备的学术资源，给初入门的研究者提供指引；（六）关键词，亦即最基本的核心概念和术语。当然，最后还要为读者准备一份进一步扩展阅读的书目。这样的构想看似简单，实则是艰巨的写作任务。

三、丛书遵循短小精悍、简明扼要的编写原则。“入门”不是“手册”，我们这套丛书面对的是学科内外的广大读者，功用在于读而非在于查。列入丛书书目中的各个历史分支都有一定的历史积累，知识含量丰富，“入门”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该领域的重心和走向，不求面面俱到，亦难免挂一漏万。还需要说明的是，各个史学分支虽然同属于历史学领域，但各有自身的特点，内部知识生长的具体情形差异颇大，因此，我们一方面力图遵循一定的撰写体例，另一方面亦不拘泥于此，以在写作中尽量体现各领域的知识重点为要务，而无须削足适履，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

四、根据历史学目前的学科特点，丛书大概分为专题系列、国别系列和人物系列等若干类别，其中专题和国别区域两个系列为目前编写出版的重点。为了给广大读者奉献一套国内一流的史学入门丛书，我们力求以“成熟的选题、最佳的作者”为出版方针，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将丛书规模渐次扩充。在此，我们要恳请国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鼎力襄助。希望本丛书的刊行，能为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陈恒

2009年8月

自序

对拜占庭对于Byzantine，当前学界多译为“拜占庭”或“拜占廷”。本书据《基督教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统一采用“拜占庭”。但对部分以“拜占廷”为名的著作或文章，则保留了原貌。——编按历史与文化的学习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热门领域，而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此项研究在我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成为我国历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此提供一些资料：近30年来，我国学者撰写的拜占庭史研究文章百余篇，比此前30年增加了两倍；撰写或翻译出版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相关书籍三十余部，而此前相关中文书籍仅有2种；在基本的图书资料建设方面，国家和相关学校投入不断增长，《希腊文古籍数据库》（简称TLG）和其他相关教学研究用基本资料数据库已经正式对全国学者开放；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完善，并建立起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的机制；广泛而稳定的对外联系和合作直接促进了我国拜占庭学的高水平发展。随着我国人民对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认知不断扩展，人们对本书这类“入门”书籍的需求更为迫切。

然而，我国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士仍比较少，需要大力进行研究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强后备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吸引相邻研究领域同行参与。“孤学无友”是我们时时感觉不安的原因，本书也是在这种不安的感觉中完成的。由于能力有限，本书作者深知全书存在诸多疏漏和错误，恳请读者留意记录，不吝赐教，直接向笔者提出批评建议（笔者的电子邮箱：markchen@nankai.edu.cn）。在此，我先向读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里还应该对这套丛书的策划者陈恒教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感谢，正是他们的远见卓识使这样一套有助于我国基础学术发展的书籍面世，并直接服务于热心的读者。也是他们的细心策划，使得本丛书以其特殊的体例和大量的学习信息有别于其他同类图书，直接服务于选修此类课程的同学和其他的史学读者。

陈志强

2011年10月22日于南开园

导言

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军队经过近两个月的鏖战，其精锐的禁卫军加尼沙里（Janissary）军团将士突破了由热那亚人把守的科尔克（Korco）城门，蜂拥而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慌乱之中，没有人注意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1449—1453年在位）去了哪里，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uhammed II，1451—1481年在位）遍寻全城也没有找到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时人推测他在巷战中阵亡了。这一事件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最终灭亡。消息传来，整个西欧为之震动，教皇和各国君主忙乎了好一阵子，跃跃欲试地想要发动新的十字军来挽救东方的“基督教弟兄”。这种冲动没有持续很久，十字军没有组织起来，“基督教弟兄”的苦难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称霸东地中海世界的事实逐渐为欧洲人接受，毕竟在那个各国专制王权不断强化的年代，他们为自己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哪里还有精力和心情去关心那个早就变得十分陌生的“希腊人帝国”？拜占庭帝国就这样慢慢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数百年后，什么人又重新关注起这个古代帝国？他们为什么津津乐道于那些久已被历史尘封的希腊文书？事实上，“希腊人”的命运对于其他国家的普通的欧洲人来说几乎无关痛痒。可是对于欧洲的有闲阶级特别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而言，“罗马帝国”的故事就比较熟悉了，但也只不过是饭后茶余闲聊时的话题。那是一种古老的传说，多多少少还散发出神话般的色彩。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自觉是欧洲最文明的民族，他们从来就瞧不起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野蛮人”。当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艰难地推过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又以滑雪般的速度席卷整个欧洲时，具有文化优越感的意大利一度成为西欧和中欧上流社会崇敬的对象，不仅马丁·路德千方百计要到罗马朝拜，莎士比亚构思的戏剧场景也常常不自觉地选在了地中海岸边。然而，当欧洲文化艺术中心从地中海悄然转向巴黎时，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古代文化艺术的大师也从意大利北上英、法、德的那些日益繁华的大都市，达·芬奇不就是带着心爱之作《蒙娜丽莎》客死巴黎的吗？随着这些北上的知识分子而来的，还有大量稀奇古怪的学问。其中有人可以读懂希腊文献，这在当时可是一种了不起的绝活，因为这种与欧洲所有其他文字写法完全不同的文字，在欧洲人看来如同天书一般，以至于今天的英语中还保留着这样的俚语：“That is all Greek to me”（那个我可一窍不通）。也许这些博学多才的意大利人心里很清楚，正是其人文主义前辈们在复兴古代文化艺术的热潮中，或者前往混乱动荡的巴尔干地区搜罗了大量希腊古籍文献和文物；或者拜流亡的希腊学者为师，学习希腊语知识——号称“文学三杰”的但丁、彼得拉克和薄迦丘都在其书信中对各自的希腊语教师赞赏有加。意大利一度出现的学习希腊语的风气也在欧洲其他国家蔓延，能够读懂希腊文古籍成为有学问的标志，连引领欧洲生活时尚的法王路易十四也在凡尔赛宫中用希腊古书烘托高雅气氛，因为仅仅将自己和王族成员按照奥林匹斯诸神的形象画在墙壁上还不足以显示学问。正是在王室自上而下推动的尚古之风中，整理和研究希腊文古籍逐步从“玩古董”转变为“搞学问”。王室资养的一批学者开始整理出版希腊文古籍文献，“巴黎大全”由此诞生。然而，真正将拜占庭文书与古典希腊典籍区分开来的不是天赋艺术气质的法国人，而是天生严谨的德意志学者。他们发现了两种文献的诸多不同，力主在前类文献前面加上定语“拜占庭的”；而且为了表示对浪漫的法国学人的不满，在富格尔（Fuggers）家族的资助下，另起炉灶，开始编辑出版“波恩大全”。

人类的好奇心永远指向未知的世界，富足的生活则成为所有学问的物质基础，而对先人的崇敬总是推动人们在面临现实困境时到老祖宗那里找出路。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问就是出现在18世纪。在那个思想变革风起云涌的启蒙时代，充满睿智的欧洲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理论上卓有创见，而且在知识的各个领域都产生出许多流传后世的杰作，其中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是拜占庭学的代表作。他认为靠人类理性的思考是能够解开罗马帝国衰亡之谜的，他在这本名著的尾声中总结古罗马败亡的原因，就是“在本历史书的前面几卷中我已描述过野蛮主义和宗教的胜利”。这种看法符合当时的思潮，也影响了几代拜占庭历史爱好者和专家们（这种影响至今犹存，特别是在对拜占庭历史比较陌生的我国）。

然而人类的思想活动受制于现实生活。法国大革命后，怀疑主义思潮兴起，启蒙学者提倡的理性主义观念本身也受到了怀疑。清理历史遗产、重写人类历史的呼声促使欧洲学术界重新重视历史研究，对拜占庭历史全盘否定的观点遭到质疑。兰克、蒙森倡导的重视史料挖掘、忠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念对消极的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发起挑战，拜占庭历史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那真是一个拜占庭学专家辈出的时代，法国的查尔斯·迪尔（Ch.Diel）及其高足路易·布莱赫尔（Louis Brehier）、英国的乔治·范莱（G.Finlay）和约翰·伯里（J.B.Bury）、德国的卡尔·霍普夫（Karl Hopf）和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希腊的巴巴利格布罗斯（K.Paparrhegopulos）和斯比利冬·兰布罗斯（Sp.Lampros）、俄国的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jevskij）和乌斯本斯基（Uspenskij）等一流学者在各自国家中独领风骚，组成了国际拜占庭学强大的阵容。他们的弟子或同行更是在欧洲编织起拜占庭研究的国际网络，一大批天才人物充实到拜占庭学家的队伍中，欧洲毫无疑问成为拜占庭研究的国际中心。有关这个时期拜占庭学的发展，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三章找到更多细节。

历史研究的基本依据是史料。随着大批拜占庭历史文献和文物的发现整理，拜占庭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学者们的研究不断精细深入，分科趋势在所难免，而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又为拜占庭学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空间。然而，风水轮流转。欧洲特别是东欧作为国际拜占庭研究中心的地位在二战后发生了动摇，美国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迅速发展，正在逐渐成为与欧洲平起平坐的新中心。在美国，目前有数百名专家教授专门从事拜占庭研究，许多大学开设拜占庭历史和文化课程，并建立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世界一流的拜占庭研究中心有半数集中在美国。

人们会奇怪，美国建国时拜占庭帝国已经灭亡了好几百年，这个与美国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的中古帝国怎么会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关注？读者也许注意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世界文化中心的洲际转移，美国正在取代欧洲的世界文化中心地位，在有些领域甚至已经超越了欧洲。典型例证是欧、美的诺贝尔获奖者数量比例在二战前后发生了倒转。原因其实不难找到。二战最大的获益者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超级大国，这为美国的拜占庭学发展提供了两个宝贵的条件，一是拜占庭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二是发展这门绝学的大国文化心态。美国的很多拜占庭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齐全，研究环境极佳，条件一流，且以优厚的待遇吸引全世界顶尖拜占庭学者参与其合作项目，欧洲各国的拜占庭研究机构都无法望其项背。而更加难得的是，美国实行的公私参与的学术管理体制使拜占庭研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充满了活力，显示出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人类文化所有领域制高点的积极态度。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美国拜占庭学奠基人物经历的话，就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是二战期间和战后移居美国的文化精英。法西斯排犹运动和欧洲战后恢复的艰辛都推动了包括拜占庭学在内的世界文化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洲。这里我们并不否认欧洲和其他地区拜占庭研究的发展，而更强调各自研究形成的特色，其细节在本书相关章节中探讨。

同样的问题也会产生在中国。东欧那个早已逝去的中古帝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拜占庭学在美国的发展反映出这样一个现象，即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人们在物质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在增加。人们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求知欲将有可能逐步得到满足。当他们观察事物的眼界不断扩大时，人类文明遗产的所有领域都将纳入其视野，这种追求最终汇集为对客观真理的不懈求索，如屈原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然，中国历史悠久，古代文明灿烂，中古欧洲地中海世界最璀璨的明珠——君士坦丁堡曾经与东亚最耀眼的珠宝——长安一度在旧大陆两端遥相辉映，照亮着阴暗的中古世界，这两大文明之间的交往和传说至今吸引着全世界的学者，也是拜占庭研究的重要课题。也许我们还能找到其他很多理由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读者而言，最重要的理由莫过于喜好。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爱好者和学习者提供服务。希望读者在选读本书时，能产生某种了解拜占庭文明的享受和喜悦。

本书定位于“入门”，就是突出了其学习指导的性质。根据丛书策划的初衷，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信息量大，有助于读者开展学习或深入探讨。第一章拜占庭史概述并未进入细节，而是突出拜占庭史发展的整体性描述，强调其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这样安排的好处非常明显，使读者不至于一下子就陷入庞杂的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迷宫中，而是按图索骥，逐步展开学习和研究。第二章史料部分则表现出历史学习的特点，因为无论是学习还是研究拜占庭史，都离不开基本的史料依据。文学强调形象的发散思维，哲学主张抽象的逻辑思维，而历史学突出有史料依据的逻辑思维。所谓论从史出、言必有据。拜占庭史料相当丰富，甚至超过了许多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关史料，且新史料不断被整理出来。因此，没有人能够尽览拜占庭史料（包括文物、遗址）。本书提供的信息只能满足一般的学习和研究需要，并通过这一章的阅读使读者建立起广泛掌握史料的意识。第三章研究史概述只是个一般性的陈述，主要描述作为一门学问的拜占庭研究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门学问的产生，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以及国际拜占庭学发展的趋势和最新动态。我们没有细谈拜占庭学各个分支研究领域的发展史，因为那将会使本书的篇幅过长，不利于读者阅读和使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有关中国拜占庭研究史的部分中，笔者花费了更多笔墨，提供了更为详尽的信息，这是考虑到我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初学者调查收集相关信息的困难。在笔者多年的教学中，也注意到这个部分的信息利用率是最高的。第四章重点问题大体上可以说是笔者的学习和研究心得。选题是研究工作的第一要务，选题得当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费力不讨好。这一章提供的信息希望能给读者一个参考。本书最后的附录部分可能对读者最有帮助。这里提供的重要工具书、原始资料、主要期刊、网络资源和主要参考文献都非常有用，不仅能够满足初学和一般性研究的需要，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也打开了门径，由此读者可以开展精深的研究，真正进入拜占庭学的神圣殿堂。

拜占庭学是一门学问，要弄懂它，需要读者付出艰辛的努力、不懈的毅力和大量的精力。当你真的打算进入这个神圣的殿堂时，就一定要提前做好艰苦奋斗的心理准备。这也是笔者的一点体会。

第一章　拜占庭史概述

“拜占庭史”是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简称。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就是从其都城——古城拜占庭正式启用的公元330年开始的，并以这个首都最终于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克且长期占领为结束。

有关拜占庭史的整体叙述，我们能够找到经典书籍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eorge Ostrogorsky）和瓦西列夫（A.A.Vasiliev）的拜占庭通史著作，他们的书尽管完成于半个世纪以前，但是仍然得到了国际拜占庭学者普遍的认可，成为拜占庭史学习和研究的入门书和必读书。（注：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J.Hussey，Oxford，1956，1968.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isconsin，1958.）近年来，由曼格（C.Mango）和特里格尔德（W.T.Treadgold）分别主编或撰写的拜占庭通史也备受瞩目。与其前辈相比，曼格和特里格尔德的书吸收了更多最新的学术信息，无论在历史叙述的手法上还是在理论思维上都有其优长之处（注：Mango（ed.），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Oxford，2002.Treadgold，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coiety，Stanford，1997.），但是就历史学习和研究而言，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和瓦西列夫的著作还是更为厚重一些。奥氏长于叙述的合理性和基本原始史料的完整，瓦氏长于学说史介绍和语言的浅显，曼格长于普及性，而特氏的理论更为新颖。这些拜占庭通史书籍应该配合阅读，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为了使读者更好更快地了解拜占庭历史，我们还要推荐由笔者和徐家玲完成的几本中文书籍作为参考。（注：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2006年；徐家玲：《拜占庭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

拜占庭学界对于拜占庭历史开端和分期存在不同意见，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专题讨论。通常，为便于掌握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学术界将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而我们根据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又对各个时期做了进一步的划分，以便突出拜占庭历史中的重要转折时代。

早期拜占庭帝国史（330—610）包括：

君士坦丁时代（330—518）

查士丁尼时代（518—610）

中期拜占庭帝国史（610—1056）包括：

伊拉克略时代（610—711）

毁坏圣像运动时代（711—867）

“黄金时代”（867—1056）

晚期拜占庭帝国史（1056—1045）包括：

衰落时代（1045—1204）

尼西亚流亡时代（1204—1261）

帕列奥列格时代（1261—1453）

事实上，如何理解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曲折脉络是决定上述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由于拜占庭学者对于拜占庭历史的不同观察、解释，形成了对于拜占庭帝国历史分期的多种看法。这里提供的拜占庭历史分期只是其中的一种，作为入门学习的参考。

一、早期拜占庭帝国史

早期拜占庭帝国经历了君士坦丁王朝（324—363）、塞奥多西（Theodosius）王朝（379—457）、利奥（Leo）王朝（457—518）和查士丁尼（Justinian）王朝（518—582）的统治。尽管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在解决他们各自面临的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但当时皇帝们应对着的却是共同的时代难题，他们努力寻求着使拜占庭帝国走出危机，确保其统治长治久安的出路。在解决共同面对的时代难题时，不同的皇帝因各自的性格不同与水平高低取得不同的政绩，他们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这些王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王朝和查士丁尼王朝，而君士坦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也成为众多皇帝中最杰出的君主。

（一）君士坦丁时代

君士坦丁时代是拜占庭史开始的时代。这个时期之所以如此定名，是因为君士坦丁开始建立和施行王朝统治，特别是君士坦丁一世皇帝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决定了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换言之，君士坦丁一世推行的内政外交国策影响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正因为如此，这个时代也是学习和研究拜占庭历史的重点。

君士坦丁一世时代处于晚期罗马帝国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公元3世纪大危机”使罗马帝国遭到沉重打击，造成整个罗马社会经济全面崩溃，繁荣的古代商品经济彻底瓦解，城市破败，商业凋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农村赤贫。同时，帝国政治剧烈动荡，军阀混战、争权夺地、武装割据、自立为帝。社会各阶层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精神颓废、道德沦丧，宗教盛行，迷信活动遍及国中。危机使帝国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正常秩序混乱不堪，国力迅速下滑，进而无力抵抗来自帝国外部的日耳曼诸民族入侵。如何摆脱帝国迅速衰亡的趋势，逐步走出危机造成的困境，这是当时统治者们面临的时代难题。

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帝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力图解决时代难题。

第一，以君士坦丁一世（306—337年在位）为代表的统治者致力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统一。早在公元3世纪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为解决中央政府指挥不灵的问题，施行“四帝共治制”，任命马克西米安（Maximiannus，286—305年在位）为帝国西部副皇帝，也称“奥古斯都”，两位皇帝再各自统辖一位“恺撒”，即伽勒俐（Galerius）和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分管伊里利亚（Illyricum）、高卢（Gaul）、西班牙（Hispania）、不列颠群岛（Britannia）。所谓罗马帝国东部包括伊利伊里利亚省（Perfecture of Illyricum）和今非洲苏尔特湾（Khalij Surt）以东直到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实际控制区包括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地区，即今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前南斯拉夫部分地区，以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地区。这一制度事实上强化了帝国政治分裂，因为戴克里先这位太上皇一去世，各地军阀便都自立为帝。

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就是各路军阀中的一个，统领高卢大区全部兵马，主持该大区事务。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于305年退位后，君士坦提乌斯便控制了罗马帝国西部地区。君士坦提乌斯于306年病逝时，33岁的君士坦丁正好作为人质被扣押在戴克里先的宫中，他巧妙地从东方大区脱身，返回不列颠，并被部下拥立为皇帝。他深知当时帝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因而着手进行统一帝国的斗争。当时，罗马帝国军阀混战，几个正副皇帝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时而爆发血腥的厮杀。君士坦丁周旋在各派势力之间，先是获得伽勒俐的支持，得到“恺撒”（即副皇帝）的称号，后又与马克西米安结盟，使其皇帝地位得到正式承认，称“奥古斯都”。他联合帝国东部皇帝李锡尼共同进攻帝国西部政敌马克辛迪乌斯，312年彻底击败后者，成为西部唯一的皇帝。在统一了帝国西部地区后，他开始进行统一整个帝国的斗争。他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完善军事建设，在其统治的区域内，轻徭薄赋，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实力。324年，他在帝国东部阿纳多利亚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击败李锡尼，迫使其投降，后将其处死在塞萨洛尼基。这样，君士坦丁就完成了统一帝国的事业。此后，拜占庭帝国（又称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始终坚持帝国统一的原则，并为此展开了不懈的努力，直到查士丁尼时代结束。

第二，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帝们大力推行基督教化政策，使拜占庭帝国从这个时代开始逐渐演变为基督教帝国。作为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君士坦丁皇帝深刻了解基督教的发展，充分认识到势力不断增强的基督教是其实现政治目标的最佳工具。当君士坦丁在约克郡被其父部下拥立为皇帝时，他即开始利用基督教应对自己面临的险恶形势，因为在军阀割据的几大势力中，君士坦丁的实力最为弱小：一则其所辖高卢地区比帝国的伊利里亚、东方和意大利诸大区疆域小，开发得晚而相对落后和贫穷；二则其控制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士兵的素质远不能与训练有素的其他大区军队相比。为了改变不利局面，他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精明策略，在军事上扩充实力；另一方面，在高卢地区推行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他通过多项保护基督徒的法令，明令辖区军政官员在对基督教徒执法中减少流血冲突，争取民众支持，从而揭开了其基督教化政策的序幕。他继位后立即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等辖区取消了前朝皇帝颁布的各项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下令各地军政官吏停止迫害行动，要求他们尊重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他还在各种场合公开斥责因为信仰不同而采取野蛮残暴手段的行径。事实上，君士坦丁之所以采取保护基督教的政策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是纯粹出于虔诚的信仰或因信仰而产生的仁慈，而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总形势使然。当晚期罗马帝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上发生总崩溃的时候，社会精神生活也陷入危机，传统的自然神和多神教信仰失去了吸引力，人们对摆脱现世的困苦感到绝望，各种传统的多神教仪式无法为民众提供思想上的安慰。基督教作为一神教适应了当时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现实，比多神教更充分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因此发展成为跨国界多民族、阶级成分复杂的世界性宗教。

君士坦丁时代的基督教已发展成为具有成熟的信仰和教义、组织严密的教会，其信徒人数众多，并出现了专门的神职人员，形成最初的教阶制度。这个重要的宗教组织在帝国东部势力更为强大，基督教早期历史上出现的五大教区，除罗马教区外，都在帝国东部地区。大批信仰基督教的哥特人进入帝国军队，构成君士坦丁军事力量的重要部分。在此形势下，君士坦丁作为精明的政治家，必定会认识到基督教是可利用的社会力量。他吸取了前任皇帝镇压基督徒失败的教训，在其高卢辖区内实行保护基督徒的政策，使高卢地区在遍及帝国的宗教大迫害中独享安宁，逐渐赢得民众的支持，在群雄并起的割据形势中日益壮大。君士坦丁保护基督教的政策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为其作战的哥特将士的凝聚力。君士坦丁巧妙地利用基督教作为其建立政治联盟、分化政治对手以图各个击破和瓦解敌军、消除分裂割据势力的工具，其基督教政策在统一帝国战争中成为克敌制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12年，君士坦丁进军意大利，他选择李锡尼为盟友，推行支持基督教的政策。次年，双方在米兰共同颁发《米兰赦令》（Edict of Milan），明确宣布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还首次允许基督教会拥有财产。君士坦丁还利用基督教鼓舞士气，统一全军官兵的思想，振奋士兵的精神。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途中，编造了上帝显灵托梦的神话，公开打出带有十字架标志的拉伯兰（Labarum）军旗，进而使其发动的统一帝国的战争具有神圣的色彩，将其劳师远征的战争行为归于天意，以此掩盖其称霸整个帝国的政治野心，以基督教信仰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使普通士兵和广大民众支持这场战争。而后，君士坦丁借口李锡尼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发动进攻，利用基督教作为其最终完成帝国政治统一的工具。君士坦丁在统一帝国战争中合理地利用基督教，扩大消灭分裂割据势力的阵营，按照其统一帝国斗争的政治需要，有步骤地打出支持基督教的旗号，最终达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的目的。在君士坦丁专制皇权统治下，基督教从被利用的工具逐渐变成被控制的对象，成为其维护王朝集权的工具。他利用基督教作为精神统治的工具，维护帝国统一，缓和宗教矛盾，防止发生动乱，强化中央集权。他充分利用基督教教会协助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将1800名主教分派到各行省，其中1000名在东部，800名在西部，主教之下的各级神职人员的活动范围深入到村庄农户，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有效地控制了庞大帝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君士坦丁授予基督教免税权、财产继承权、司法审判权、接受捐赠权等各种特权。他还大肆宣传君权神授理论，宣称其对世界的统治权来自上帝，他本人则成为上帝意志的执行者。新建的君士坦丁堡中心广场上耸立的高大的皇帝雕像右手不仅持有象征统治世界的地球，而且有象征君权神授的十字架。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多神教和基督教信仰并存的时代，君士坦丁从维护统一帝国的政治需要，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无论对基督教正统派，或基督教异端阿利乌派（Arians），还是对多神教派，都给以支持，但前提是要拥护和效忠皇帝。为了减少因神学争论造成的社会分裂，君士坦丁亲自主持召开了尼西亚大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统一教义和神学。尼西亚会议标志着原始基督教的质变，实质上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他还采取多项措施，力图使多神教徒和基督徒之间能融洽相处，在推行宗教政策中力图保持一种没有倾向性的最高仲裁权，在实际行动中极力消除宗教对立。甚至在他宣称皈依基督教之后迟迟没有受洗——这位被后世基督徒尊崇为“第一位基督教的皇帝”直到临终前才接受洗礼，以便保持其超乎所有派别之上的最高仲裁者的特殊地位。

君士坦丁皇帝确立的帝国社会基督教化政策为其后人所继承，特别是在塞奥多西王朝统治时期。该王朝针对欧洲地中海世界从古代向中古社会转变期间，多神教和基督教派别林立的现实，强化对基督教的支持力度，采取了比较坚决的措施清除多神教残余。塞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于388年胜利平息马克西姆（Maximus）叛乱后，亲自参加在米兰召开的元老院会议，说服元老们以多数票否定了以大神朱庇特为主神的多神教崇拜，促使帝国各地贵族和元老脱去祭司的长袍，换上基督教教父的外衣。该王朝颁布的法令确定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多神教徒的反抗。在塞奥多西的公开支持下，各地基督教教士毫不犹豫地成为打、砸、抢、烧、杀的能手，主教们一改斯文仁慈的面孔，亲自率领狂热的教徒冲击多神教神庙，砍伐献祭给古代神祇的月桂树，虐待甚至杀死顽固不化的多神教信徒。东部各省普遍发生了基督教与多神教信徒间流血冲突，帝国政府出动军队帮助基督教取得最后胜利。与此同时，君士坦丁的继承者们还继续坚持了皇帝对教会的“至尊权”，即控制了召集基督教大公会议权、任免高级教士权、教义解释权、宗教事务争端的仲裁权等。

第三，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帝们审时度势，推行了成功的“蛮族”政策。所谓“蛮族”，不过是罗马公民对周边落后民族的蔑称。蛮族入侵是晚期罗马帝国面临的严重外患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公元4世纪末，日耳曼各部落在匈奴人的进攻压力下加快了向西迁徙的速度，拜占庭军队几乎无法阻挡其涌入帝国的浪潮，被迫采取接纳和利用蛮族的政策。君士坦丁一世接受哥特人为帝国的臣民，允许他们在帝国边境地区定居垦荒，交纳赋税，提供劳役和军队，而且大量使用哥特人雇佣兵，在帝国军队中建立哥特人兵团，吸收哥特人担任军官，甚至担任高级军职。哥特人进入拜占庭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哥特人为拜占庭国家经济带来了一种新的方式，即普遍存在于日耳曼各部落的农村公社。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就个体而言，与拜占庭帝国早期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小农经济十分相似。因此，拜占庭政府从一开始就允许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哥特人保持其农村公社制度，让他们继续按照其过去的习俗生活。由于大批哥特人按照约定向拜占庭人交纳赋税，从而缓解了拜占庭国家的财政困难。其次，哥特人为拜占庭军队提供了兵源。一方面，他们作为士兵，以兵团的形式参与拜占庭军队的对外战争，由于他们勇敢尚武、忠诚团结，使拜占庭军队作战能力得到提高。据记载，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有4万哥特士兵，其中一些人还担任罗马军队重要职务。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及其后人大胆任用哥特人担任军中要职，使用哥特御林军代替经常哗变的拜占庭士兵，个别哥特将领甚至进入了元老院。哥特人加入拜占庭军队不仅有助于拜占庭国家抵御外敌，有效地阻止了其他民族对拜占庭的进攻，而且为士气不振的拜占庭军队注入了一些生气，习惯单兵作战的哥特将领也部分地改变了陈旧的罗马兵团式作战的战略战术。

塞奥多西王朝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继续沿袭君士坦丁皇帝的政策，采取安抚利用“蛮族”的策略，一方面允许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进入色雷斯（Thrace）地区定居，另一方面积极招募哥特人加入帝国军队，重用哥特将领。当时，多次侵入帝国的斯科特人（Scythians）、萨克森人（Saxons）、摩尔人（Moors）和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凶猛彪悍、好战尚武，特别是哥特人熟悉罗马军队的战法，因此，拜占庭帝国对于这些难以征服的蛮族只能采取怀柔利用政策，毕竟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是有利可图的。帝国政府分化瓦解了哥特人新首领阿拉里克（Alaric）组织的部落联盟，收编哥特散兵游勇，并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为臣服的哥特人划定定居区，自行安排农牧业生产。皇帝塞奥多西还仿效君士坦丁一世，吸收数万哥特人进入拜占庭军队，组成“同盟者”军团。395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395—410）的率领下发动民族起义，从巴尔干半岛北部向南进攻，侵入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兵锋直指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朝野极为震惊，立即展开外交斡旋，说服阿拉里克改变进攻计划，挥军南下希腊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后转向西方的意大利。剩余的哥特人在400年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动的反哥特人起义中遭到屠杀，哥特人在早期拜占庭国家的军事势力从此被清除，哥特贵族对拜占庭政治军事生活的影响从此逐步消失。5世纪威胁拜占庭国家的东哥特人领袖塞奥多里克（Theodoric the Great，471—493）也是在拜占庭人的劝说下前往意大利，灭亡了奥多亚克（Odoacer，476—493）领导下的西哥特王国。君士坦丁时代的拜占庭帝国因此解决了蛮族入侵的问题，而没有像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最终灭亡。

第四，君士坦丁时代的统治者们大力推行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行政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政策。他们继续强化皇帝专制制度，建立由皇帝控制、只对皇帝个人负责的庞大的官僚机构，通过将地方行政权和军事权分离的方法削弱地方权力，皇帝严格控制对军、政高级官员的任免。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君士坦丁扩大朝廷各部门权力，增加中央官吏的数量，并把许多原来由地方控制的权力收归中央部门管理。他还委派1200名钦差大臣巡视各地，他们成为中央政府加强地方控制的工具，随时将监视地方官员动向的报告提交给皇帝。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军阀割据的现象，他废除了戴克里先曾推行的“四帝共治制”，将包括高卢、意大利、伊里利亚和东方大区在内的整个帝国重新划分为行省，均由中央政府严密控制。君士坦丁改革后行省的数量增加到120个左右。为了强化皇权，君士坦丁一改晚期罗马帝国皇帝任命皇位继承人的拟制血亲制度，抛弃了在位皇帝收养“义子”的传统习俗，建立了血亲世袭的王朝制度，任命其两宫皇后所生的4个儿子为副皇帝，作为其皇权继承人。这一举措可以被看作罗马帝国皇帝继承制度的重要改革。君士坦丁行政改革的方向和成果基本上为其后的皇帝们所坚持，特别是在塞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罗马旧贵族的反抗，削弱元老院的权力，加强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在位时还组织法学家编纂了著名的《塞奥多西法典》，该法典于438年正式颁布，成为6世纪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的蓝本。

君士坦丁时代在强化中央集权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修建东都“新罗马”。这是君士坦丁一世皇帝专制政策的又一重大举措。新都的前身是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拜占庭，该城占据着独特的经济地理和军事战略优势位置。它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小山丘上，南临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北靠“黄金角”海湾，东面扼制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控制赫力斯滂（Hellespont，今达达尼尔）海峡，把守马尔马拉海北向黑海出口，西面居高临下俯瞰色雷斯平原，易守难攻。它还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军事大道埃格南地亚（Egnantia）大道和小亚细亚地区军事公路的汇合点，是通向亚洲的必经之地。同时，由于它控制黑海经由爱琴海进入地中海的水上交通要道，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发布命令兴建“新罗马”，并亲自跑马勘测、圈定城市界标。他调集帝国各地的建筑师和能工巧匠，按照罗马城的样式和规模精心设计，全面建设。大量的奇石异物从各地运到工地，无数古代的建筑和艺术杰作被拆除，强行从罗马、雅典、亚历山大、以弗索（Ephesus）和希腊各地运往拜占庭城，黑海沿岸原始森林的优质原木、爱琴海岛屿出产的各色大理石源源不断运抵黄金角海湾。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他特地调动4万哥特士兵投入建筑工作。经过五年精心施工，新都基本完工，古城拜占庭荡然无存，一座规模宏大、豪华典雅的“新罗马”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新罗马的中心是大皇宫，占地60多万平方米，是全城的制高点。由此向西建设了大量优美的建筑，包括元老院议事大厦、公共学堂、大赛场、剧场、公共和私人浴池、沿街柱廊、谷仓、引水渠、法院、教堂、宫殿和数千所私人豪宅。全城主要街道、广场和建筑物前都布满了精彩绝伦的艺术品。城市最西侧建有君士坦丁城墙，后加修塞奥多西城墙。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一世亲自开启新都，从此，人们又把“新罗马”称为“君士坦丁堡”，意即“君士坦丁的城市”。此后，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新都的地位，使新都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大城。君士坦丁一世曾亲自批准罗马贵族免费迁入新都贵族住宅，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也获得了高于罗马旧元老院的法律地位。君士坦丁还鼓励和命令原罗马城骑士以上的贵族全部迁居新都，这一系列特殊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新都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在数十年内，君士坦丁堡城区居民数达到数十万人，最多时，人口达百万。这里是全帝国的神经中枢和心脏，一切政令都从这里发出，通过遍布帝国的公路网，传送到各地。很快，作为帝国权力核心的新都就迅速吸引了地中海世界的大小政客和文人学者，凸现出它在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特殊地位。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成为东部各教区的首领。由这里推动的尚古之风迅速扩展到全国，学习古希腊语、搜集抄写古籍蔚然成风，研究古代哲学和戏剧、钻研古代文法和修辞也成为知识界的“热门”。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它成为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和其弟子向往的求学之地，来自各国的年轻人和拜占庭学生一同在君士坦丁堡各所学校中接受教育。

恢复经济，发展农业和工商业是君士坦丁时代君主们大力推行的政策。自“3世纪危机”以后，地中海古代经济生活迅速瓦解，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贵金属货币逐渐消失，许多城市的商业活动都倒退至以物易物的状况。当时最显著的经济特征是人口锐减、灌溉系统崩坏、耕地荒芜。晚期罗马帝国的内战使帝国陷入混乱，恶劣的政治环境破坏了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上层军事将领和政客们乘机聚敛财富的行为和国家官吏的普遍贪污腐败不仅侵蚀国家政治和经济机体，而且扩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激化了他们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

正是在普遍的危机中，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帝们大力支持新型的隶农生产形式的发展，推动盛产谷物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地区多种农业经济形态的活动。当地长期存在的诸如永佃制和代耕制等形式的自由小农租种土地的制度使得隶农和自由小农的人数迅速增加。人身的部分解放和农民对相对独立的小农经济利益的追求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活跃了农村经济，从而为拜占庭帝国渡过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帝国工商业兴起，一方面，农业生产为城乡工商业提供了丰富的农副产品和原料，另一方面，城乡经济交流的加强和国内商品市场的形成也为国际商业贸易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使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总之，君士坦丁时代是早期拜占庭国家在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改革，努力探索在困境中求发展，从危机中找出路的历史时期。应该说，这一时期以君士坦丁一世、塞奥多西一世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os）为代表的拜占庭皇帝初步解决了拜占庭国家形成初期面临的各种难题，确定了拜占庭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奠定了中世纪拜占庭社会演化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随着这个时代利奥王朝统治的结束，君士坦丁时代也进入了尾声。

（二）查士丁尼时代

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人物，也是早期拜占庭历史上重要的皇帝之一，因此，后代学者将其所在的历史时期称为“查士丁尼时代”。与君士坦丁时代相比，查士丁尼时代面临的问题略有不同，虽然拜占庭帝国暂时摆脱了危机的困扰，但是以查士丁尼一世为代表的皇帝们仍然需要找到适合拜占庭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模式，查士丁尼就力图在旧体制的框架内解决这一难题。

查士丁尼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他生于乱世，出身低下，其父是巴尔干半岛达尔达尼亚（Dardania）行省贝德里亚纳（Beriadeni）的农民。青年时代因家境贫苦随其舅父从军。从军期间，他充分利用身处君士坦丁堡浓厚的文化氛围的机会，刻苦读书，广泛涉猎，并积极参与帝国上层社会的活动，同时对民情也深有体察。518年7月，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去世，查士丁一世（Justin I，518—527年在位）被部下拥立为帝，他任命其外甥查士丁尼一世为恺撒（副皇帝），辅佐他治理帝国。查士丁尼在任恺撒的9年和任皇帝的38年里推行“清除内患，化解外争”的政策，任人唯贤，唯才是用，尽心竭力建立“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一个帝国”的新秩序，为实现重建昔日罗马大帝国的理想拼命工作，取得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政绩。

按照影响大小的顺序排列其政绩，我们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查士丁尼主持的对《罗马民法大全》的编纂。查士丁尼一世即位之初，为稳定拜占庭帝国动荡不安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上台后，他针对当时成文法律极为混乱的情况，下令组成由著名法学家特里波尼安为首的10人法律编纂委员会，正式启动法典编纂工作。当时，拜占庭法律存在前代立法版本混乱，立法概念和规定相互矛盾，特别是法典内容过于庞杂，部头太大，使用极不方便的问题。新法典的主要特点是删除过时和矛盾的内容，该委员会将按照“人”、“物”等立法主题重新编纂法典。529年，10卷本的《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问世，该法律一经颁布，立即取代其他旧法，成为拜占庭帝国唯一具有权威性的法典。533年，由17名法学家组成的新委员会又完成了50卷本的《法学汇编》（Digestum）。为了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人才，查士丁尼下令编辑了4卷本的《法学总论》（Institutiones），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明确的法学概念简明系统地总结了《法学汇编》的全部内容，并补充了大量前述两部法典未能表明的法学定理和定义。565年，查士丁尼统治末期，他又命令法学家将自己在534年以后颁布的法令编辑成《查士丁尼新法》（Novellae Leges）。这样，《罗马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的编辑工作就顺利完成，它为查士丁尼的改革和整顿工作提供了统一的尺度，为理顺社会各种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它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典，因此它不仅成为拜占庭帝国此后历代皇帝编纂法典的依据和蓝本，而且成为欧洲各国的法律范本。不仅如此，由于这部法典明确地确定了公法和私法的概念，为私有制的商品社会关系提供了法律基础，因此对近现代世界法律史发展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罗马民法大全》通过总结和整理古代立法，对现实的改革做出理论上的规范，反映着查士丁尼重建罗马帝国的原则和思想理念。该法首先强调皇权和国家政权的至高无上，宣扬君主专制思想，提出“君权神授”和“君权神化”的理论，并明确指出皇帝拥有的各项权力，包括立法权，控制国家的最高主权，以及皇帝对国家其他经济、政治、司法、军事、宗教等各方面的权力。其次，该法提出公法优先于私法的原则，它对两者做出明确划分，即“公法是有关罗马帝国政府的法律，私法是有关个人权益的法律”，将私有制的法律内涵做了系统的阐述。这样，公法的所有权就表现为国家对捐税劳役的合理征收使用，而私法权利则表现在对人、物、人权、物权和民事诉讼方面，私法的自由则是免税权。第三，该法肯定了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它不仅拥有主管道德和义务的权力，而且拥有参与国家司法活动的权力，教会法具有民法的效力，教会法庭甚至具有高于世俗法庭的地位。第四，该法继续承认奴隶制，但是规定教、俗各界应释放奴隶，改善奴隶的地位，承认奴隶具有人的地位。根据这部法典，奴隶不再像古代罗马法律规定的那样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而是不具有法人地位的“人”，他们触犯法律将由其主人承担法律责任。第五，该法确定了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力图以法律形式稳定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如工匠的后代只能世代作工，农夫的儿女必须永远务农，隶农则世代固守在土地上，农村的邻里之间负有相互帮助、共同完成国家税收的义务等等。第六，该法还对婚姻、财产继承等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做了法律规定。

第二，查士丁尼继续加强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这一政策是其重建古罗马帝国理想的核心和政治目标。皇帝专制制度是拜占庭帝国核心的政治制度，皇帝拥有血亲世袭皇权、总揽国家所有权力并担当最高立法者和执法者。这种由君士坦丁一世建立的制度在早期拜占庭历史上面临两种势力的威胁，其一是代表大土地贵族和旧王朝贵族势力的复辟力量，其二是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这两种势力在532年的君士坦丁堡大起义中纷纷登台，充当了起义的主要角色，并几乎推翻了查士丁尼的统治，但是最终遭到王朝军队毁灭性的镇压。这次起义爆发于532年，由君士坦丁堡蓝、绿两色“吉莫”（Demes，意为赛区）党人首先发难，而后迅速扩散到各个阶层，形成大规模民众骚乱。民众高呼“尼卡”（Nι′κα，希腊语意为“胜利”）的口号，杀死宫廷宠臣，袭击政府机关，释放监狱囚徒，焚烧市政大厅，引发全城大火。但是，起义最终遭到镇压，贝利撒留（Belisarius）率领伊苏里亚（Isaurians）雇佣兵对被诱骗到大赛场的3万起义骨干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在随后进行的清算中，查士丁尼无情地剪除任何异己势力，包括被起义民众临时推举为皇帝的伊帕迪奥斯（Hypatius）及其家人，许多支持或参与起义、甚至态度犹豫不决的异己贵族也被株连，一时间，君士坦丁堡成为查士丁尼清除异己分子和民众民主活动的行刑场，这一血腥恐怖政策消除了皇权的敌人和威胁王朝统治的隐患。与此同时，他强制推行皇帝崇拜礼仪，要求所有觐见皇帝者对他和皇后行“吻靴”跪拜大礼。

查士丁尼为加强皇权采取的另一项改革是逐步取消君士坦丁时代的行政制度，将数量众多的小行省联合扩大为大省区，并将地方军、政权力重新结合，特别是在东部的亚洲领土上率先推行军政权力的合二为一政策。他还在意大利的拉文纳（Ravenna）和非洲的迦太基（Carthage）试行总督制，使这些边远地区的最高长官能够总揽当地各方面的权力，及时应付紧急情况。这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专制的政策措施确实保证了查士丁尼王朝的统治，稳定了社会秩序，使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皇帝”的君主专制得到强化。为了进一步彰显皇帝的权威，查士丁尼重新修建君士坦丁堡。他在“尼卡起义”中遭到严重损毁的城市中心区大兴土木，聘请当时著名的建筑师伊塞多利（Isidore）和安赦米奥斯（Anthemius）进行规划设计，亲自监督施工。历时5年的工程结束后，君士坦丁堡再放光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是圣索非亚教堂，成为拜占庭建筑风格的代表作，堪称中古世界的一大奇观。

第三，查士丁尼一世的经济改革政策成效主要体现在调整税收制度和发展国内外商业贸易两个方面。拜占庭帝国税收制度是在罗马帝国税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初，拜占庭国家的税收属于“土地人头税”，即在税收中包括耕地、劳动者和劳动工具等诸种因素，在一定期限内，国家对税户进行资产和劳力核算，确定税收额度。中央政府根据各地核算的结果，登记各省区的纳税额度。由于拜占庭帝国地方官吏的腐败，上述核算过程被做了许多手脚，纳税额度掺杂了极大的水分。特别是当时流行的“包税制”严重破坏了拜占庭帝国税制，查士丁尼通过立法废除了包税制，下令全国官吏重新登记各省纳税单位，指示各地税务官员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和最有效的办法促使纳税人完成政府规定的税收，还将普通税从原有的实物形式变为实物和货币混合税。与此同时，他针对逃避国家税收的现象，加大了对等级税的征收，对日益兴起的大土地贵族势力进行打击。查士丁尼取消了贵族地主享有的免税权，要求大地主根据各自土地的多寡和劳动力的人数按时按量完成税收。他还借口大地主在税收问题上的违法行为，对最有势力的地主采取没收地产、强迫捐献和依法惩处的措施。他对教会地产的限制也同样严厉。他坚决清理包括高官显贵在内的全国税户，重新核准确定税收等级，增加新税种，整顿全国税收机构，精简各级官府，裁减官员，严厉整肃税收机构和官僚队伍。他通过法律要求国家官吏必须关心国家利益，保证税收，尽一切可能增加国库收入，特别要按时收缴国家已规定税额的税收。大批钦差大臣被派往各行省，检查税收情况，各地的主教也被委以监督税收的职责。凡被发现犯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官员均受到查处，撤职监禁，财产充公，而为官清廉、办事公道、税收得力的官员则受到奖励和加官晋爵。

发展商业贸易是查士丁尼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东西方商业贸易就已经十分活跃，著名的“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拜占庭帝国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查士丁尼对此并不满足，他希望拜占庭能在对东方的商业活动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当时，来自远东的中国丝绸和印度香料等贵重商品并不是直接到达安条克、亚历山大等拜占庭帝国各口岸城市，中途需经过萨珊波斯控制的陆路和阿拉伯人控制的海路，巨额利润要经过多次瓜分，特别是在拜占庭和波斯两国关系紧张时期，垄断东方货物几乎成了波斯人手中的一张王牌。因此，查士丁尼决心打通新的商路，发展海上势力，建立东西方之间直接的商业往来，打破波斯人的垄断。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拜占庭商人积极投身到开发远东商路的活动中。为了保护拜占庭帝国的商业利益，他发动战争，与波斯人展开了争夺红海贸易的激烈斗争。正是在查士丁尼的支持下，拜占庭人从中国引进育蚕技术，促使拜占庭帝国从此发展起自己的丝织业，在科林斯、伯罗奔尼撒半岛形成了几个丝织业中心，它们又成为中国育蚕丝织技术西传的中继站，而欧洲也从此开始了其丝织业的历史。与丝织业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手工业，贵金属加工、兵器生产、珠宝首饰制作等都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拜占庭民族产业。

第四，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是为建立统一帝国的总目标服务的。早期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神学争论，即4世纪发生的所谓阿利乌派学说之争，5世纪的聂斯托利教义（Nestorianism）之争和6世纪中期激化的“一性论（Monophysites）之争”。这些争论都是围绕着如何解释基督具有的神、人两性进行的，查士丁尼时代面临的主要是一性论的争论。一性论神学主张基督在所谓道成肉身后，其神性和人性合二为一。这种神学思想在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广泛流行，关于它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种思想混乱是查士丁尼一世不能容忍的，因为他认为在一个皇帝统治下的统一帝国只能有一种宗教信仰，他要通过对宗教事务的干预恢复皇帝对教会的绝对权威，强化“至尊权”。553年，查士丁尼召集君士坦丁堡宗教大会，此后他和塞奥多拉（Theodra）在皇宫中举行500名教士和信徒大会，讨论一性论神学。事实上，他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加强皇帝的至尊权。查士丁尼公开宣布自己是正统国教的保护人，大力支持基督教教会，兴建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并授予教会多方面的特权。他一方面强令所有异教徒改信国教，另一方面以高压手段打击不愿屈服的宗教信徒。529年，查士丁尼关闭了被视为古典思想中心和异教学说传播基地的雅典哲学院。同时，他下令所有持非正统教义的信徒限期3个月皈依国教，否则，剥夺其政治和宗教信仰权，并以重税和劳役实行经济上的迫害。548年塞奥多拉病故后，他主持召开第五次基督教大会，决定严厉迫害“一性论派”信徒和所有反对其宗教政策的人士。这些宗教迫害措施激起东部各省的起义。显然，查士丁尼从政治角度处理宗教问题，以高压和武力方式处理宗教问题，或调解各教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或调和各教派之间的矛盾，最终都未能解决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宗教分歧。事实上，围绕“一性论”进行的神学争论不仅是基督教正统和非正统教派间的斗争，而且反映拜占庭帝国各种深刻的社会矛盾，亦即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东部各行省不满于帝国中央政府沉重的剥削，亚洲各被统治民族也对西部贵族的长期政治歧视和压迫心怀仇恨，他们利用宗教问题与朝廷对抗，而查士丁尼的基督教政策强化了这些复杂的矛盾，埋下了这些地区日后脱离帝国统治的祸根。

第五，查士丁尼文治武功最显明的成就表现在对外战争中，在收复失地、恢复帝国领土、重振昔日罗马帝国雄风的追求中，查士丁尼是突出的代表，他发动的多次对外战争完成了“光复帝国”的“伟大事业”。查士丁尼对外战争主要包括“汪达尔战争”、“哥特战争”和“波斯战争”，而贝利撒留这位拜占庭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战争指挥者帮助查士丁尼实现了梦想，为拜占庭帝国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疆域立下赫赫功绩。正是在这些战争中，拜占庭军事技术和战争艺术得到长足发展。查士丁尼为全力进行西地中海战争，首先进行抵抗波斯人入侵的战争，于531年委派贝利撒留率领边防军在东部边界的达拉斯城（Daras）击溃入侵的波斯军队。尔后，查士丁尼全面整顿边防，撤换参战不力的贵族军官，征兵充塞补充边防力量，还向当地豪门地主征集备战资金，使东部边防力量得到增强。此后，贝利撒留乘波斯残余部队南撤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之机，亲率精锐骑兵万余迅速追击，最终挫败了波斯国王侯斯罗埃斯（Chosroes，531—579年在位）夺取西亚的计划。532年，两国订立和约。

最后，查士丁尼利用汪达尔新国王盖利摩尔（Gelimer）推翻老国王希尔德里切（Hilderic）之机发动西地中海战争，任命贝利撒留为最高军事指挥，于533年统领1.8万将士和百余条战舰渡海直取当时控制西地中海的汪达尔王国。此前，拜占庭军队曾两度远征汪达尔王国，均以失败告终，被迫承认其对北非的占领。查士丁尼登基后，将汪达尔人视为眼中钉，他特别不能允许拜占庭帝国在西地中海的利益受到汪达尔人的破坏和剥夺，不能坐失富庶的北非地区。因为北非的谷物、油料和酒在历史上曾对罗马帝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拜占庭帝国时代，北非丰富的农牧业产品对东地中海地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拜占庭帝国带来大量的商业利润，而且构成拜占庭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资。查士丁尼决心以武力征服汪达尔人，消灭汪达尔王国，迫使其或承认拜占庭皇帝的宗主权，或成为帝国的行省。贝利撒留于534年从汪达尔人防务薄弱的卡布特瓦达（Kaputbada）登陆，袭击汪达尔人的右翼，尔后多次击溃汪达尔军队主力，使其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最终在伊彭城（Ippon）迫使盖利摩尔投降。被俘的汪达尔人后来被编为拜占庭军队中的汪达尔人兵团，最终在拜占庭人对外战争中消耗殆尽，这个民族也逐渐从历史中消失了。汪达尔战争胜利后，查士丁尼于535年发动哥特战争，再度派遣贝利撒留率军出征意大利。当时，东哥特王国控制亚平宁半岛数十年，成为查士丁尼一世重建罗马帝国的主要障碍。查士丁尼借口为被杀害的亲拜占庭帝国的东哥特王后复仇，下令贝利撒留领军向西渡海作战。贝利撒留审时度势，诱骗东哥特军队投降。但是，贝利撒留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并没有为他带来荣誉，相反却加深了查士丁尼对他的猜疑，返回君士坦丁堡后，受到皇帝的冷落。这样，查士丁尼重新将地中海变成拜占庭帝国的内海，罗马帝国昔日的疆域似乎重新恢复。查士丁尼的对外战争使拜占庭帝国的领土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地中海沿海地区和海上各大岛被拜占庭帝国所控制，地中海似乎再次成为帝国的内海。拜占庭帝国似乎真正成为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大帝国，西起沟通大西洋和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东至两河流域中上游，北自多瑙河和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南抵尼罗河第二瀑布和马格里布（Maghreb），幅员广阔。

应该说，查士丁尼生前基本上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军事方面，都取得了令其后人羡慕的成就。但是，查士丁尼的成就未能持久，特别是在流行于地中海世界的大瘟疫的打击下，“罗马大帝国”于查士丁尼565年去世后便告瓦解，帝国的“光荣”也很快烟消云散，古罗马帝国的旧梦很快便成为后人的回忆。如果说君士坦丁时代的主要成就是完成了拜占庭国家初步形成的历史任务，那么查士丁尼时代就目睹了早期拜占庭国家试图恢复古罗马帝国的最终失败。

二、中期拜占庭帝国史

中期拜占庭帝国经历了伊拉克略时代（Heraclius，610—711）、毁坏圣像运动时代（Iconoclasm，711—867）、“黄金时代”（867—1056）三个阶段，分别由伊拉克略王朝（610—711）、伊苏里亚王朝（Isaurians，717—802）、阿莫利王朝（Amorian，820—867）和马其顿王朝（867—1056）进行统治。伊拉克略一世开始推行的军区制（Themes）改革使拜占庭帝国全面军事化，解决了当时拜占庭帝国面临的多种危机。这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的社会改革，确立了一种适合拜占庭帝国生存的国家组织制度，因而能够使拜占庭帝国经历大约5个世纪的稳定和强盛。在这个时期最杰出的皇帝，如伊拉克略一世、利奥和瓦西里二世（Basil II，976—1025年在位）的努力下，拜占庭帝国一度进入其“黄金时代”，达到了拜占庭历史发展的顶峰。

（一）伊拉克略时代

伊拉克略王朝（610—711）统治百余年，共经6代皇帝，最杰出的皇帝是伊拉克略一世（610—641年在位）。该王朝统治时期，成功地推行了军区制改革，加快了帝国社会组织的军事化进程。由于拜占庭军事和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小农经济获得了发展，增强了帝国实力。伊拉克略王朝凭借日益增强的国力，对入侵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的波斯军队发动大规模军事远征，彻底击败波斯军队，最终直捣波斯陪都，迫使波斯国王投降。

军区制改革是一场有关军事和行政制度的改革，由于这场改革以解决军事问题为主、且最终实现军区的普遍建立，故被称为军区制改革。拜占庭帝国的军区称为“塞姆”，是由6世纪末拜占庭“总督区”演变而来。查士丁尼时代曾经在迦太基和拉文纳两个地区试行总督区制度，因为这两个总督区是拜占庭中央政府控制西地中海霸权的立足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且远离首都。总督区实行的总督一元化领导管理形式有利于总督统一指挥，应付紧急军务。伊拉克略首先在边防局势严峻的东部小亚细亚地区建立亚美尼亚（Armeniakon）和奥普西金（Opsikion）军区。而后，该王朝其他皇帝又先后建立了基维莱奥冬（Cibyrraeots）、阿纳多利亚（Anatorikon）军区和色雷斯军区。新建立的军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管理机构采取战时体制，不仅军政权力由军区最高首脑“将军”控制，而且军区的各级权力机构也按军事建制设立，行政权力则附属于军事系统；其二是军区制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兵阶层，他们与小农并存，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中坚力量，对于加强拜占庭国力、稳定形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军区制改革加速了拜占庭国家组织的军事化。

拜占庭军区编制保持过去的传统，军区多由2—4个师组成。师由5—7个团组成，其下设有营、队等下级单位。团级单位依据不同兵种人数又有区别，骑兵团人数在50—100人，而步兵团人数在200—400人之间。人数最多的师级单位大约有3000人。军区所辖地区的军事和行政权合一，由“将军”总领。这样，各级军官体系自上而下地取代了地方行政管理系统，过去行省、地区和村社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是向军事序列靠拢，或是被军事机构所取代。地方行政管理的军事化和单一化为军区制提供了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保证。军饷则在此基础上加以确定，最初每隔3年或4年分批发放。为了解决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困难，伊拉克略王朝便采取以田代饷、建立军役地产这一措施，促进农兵阶层的形成。军役土地制是军区制最终形成的关键，因为军役土地制造就了一个农兵阶层，他们成为军区制的基础。不论何种兵种军阶的士兵都把经营军役田产的收入作为他们支付军事开支的经济来源。他们定居在其部队驻守的地区，平时经营田产，军区将军以下各级官兵自给自足、自备兵器装备。战时集中起来作战。在服役期（一般为15年）内，其土地不可剥夺，享有免税权。这种“士兵田产”一旦颁给士兵，即可永久占有，士兵可自由处理，可以买卖，也可以赠送他人，还可以将田产连同军役义务一同转给继承人。拜占庭士兵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履行兵役义务。

军区制改革暂时解决了拜占庭帝国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和财源枯竭的困难，因为这一制度将本国公民作为军队的主要兵源，使军队建立在广泛的本国人力资源基础上，它将成年公民按照军队的编制重新组织起来，屯田于边疆地区，平时垦荒种地，战时应招出征，平时以生产为主，战时以打仗为主，帝国因此既获得了广泛而稳定的兵源，又解决了财源不足的问题。军区制下的农兵占用的军役田产可以世袭，各级官兵均自备所需的武器、装备和粮草，而不依靠国库供给，从而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军区制下军事首脑的一元化领导也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军队的应急能力。军区制的推行扫除了地方管理中的扯皮现象，将权力集中于将军一身，使之能集中处理辖区内一切事务。而行政长官或作为将军的幕僚听命于将军，或被挤出权力机构。地方统治一元化和军事化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特别是应对大规模入侵时，军队指挥机构能立即抽调其他部队前往增援，相对独立地指挥，提高了军队的应急能力，加强了拜占庭帝国的国防力量。现代拜占庭学家高度评价了军区制，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庭帝国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军区制的推行和农兵阶层逐步形成，小农阶层也因而得到发展，这个阶层的兴衰对于拜占庭历史的演化影响深远。拜占庭国家是农民占主体、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农业社会，因此尽管由于其具有特殊地理位置而使拜占庭工商业收入可观，但是农业生产仍然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经济的盛衰决定拜占庭国力的强弱。6世纪后半期，由于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小农大量破产，纷纷逃亡，弃耕荒地日益增加，特别是在战事最频繁的小亚细亚地区，昔日盛产谷物的田地被战祸夷为荒野。军区制为小农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军役土地制实际上造就了一个负有军役义务的小农阶层。当农兵的长子继承其父的军役义务和军事田产后，其他的儿子便补充到负有军役义务但不从军作战的自由小农中。因此农兵和自由小农并肩兴起，两者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异。小农阶层在军区制带来的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经过100年左右的发展，不断壮大。由于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兴起，拜占庭国家税收大幅度增加，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军区制的推行使拜占庭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的疆域逐步稳定，国力有所恢复，不仅在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且迫使已经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臣服，转变为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同时，拜占庭凭借逐步恢复的经济实力和外交活动，实现了与阿瓦尔人等其他民族之间的和平。特别是在抵抗阿拉伯人军事入侵的战争中，军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军区制仍然存在种种深层次问题和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它们成为日后拜占庭社会危机及帝国衰落的基本因素。

伊拉克略王朝对外战争的重要胜利是在与波斯人的战争中体现出来的，因为波斯人入侵是拜占庭帝国面临的最主要威胁。由于拜占庭国家推行军区制增强了军事实力，使伊拉克略皇帝得以以全部精力从事波斯战争。他首先任命两个儿子为共治皇帝，留守君士坦丁堡，并指定其亲戚尼基塔斯（Niketas）为摄政王主持朝政。尔后他在小亚细亚建立兵站，招兵买马，整军备战。622年春夏之交，伊拉克略挥军进攻两河流域源头的波斯军队，拉开了波斯战争的序幕。627年，伊拉克略在古战场尼尼微（Ninevi）附近打败波斯主力，打通了进攻波斯首都泰西封（Ctisphon）的战略要道，取得了最终击败波斯人的决定性胜利。同年底，拜占庭军队攻占了波斯国王陪都泰西封，迫使敌军将领杀死其主起义投降。根据双方订立的和约，波斯人被迫同意割让整个亚美尼亚、交换战俘、赔款，并交还从耶路撒冷抢夺的基督教圣物。波斯战争终以拜占庭军队的胜利结束，困扰拜占庭数百年的波斯入侵问题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此后，波斯国家陷入内乱和无政府状态，不久即被新兴的阿拉伯人消灭。

伊拉克略王朝取得的另一项军事成就是抵抗住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634年，新兴的阿拉伯国家开始大规模军事扩张，其骑兵攻占了拜占庭东部许多边防重镇。这是继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并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后，哈里发国家发动的重大扩张战争。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阿拉伯半岛各游牧民族在争夺草场等生活资源和商业资源的冲突中，将内部矛盾转移到外部世界。由于穆斯林将士习惯于艰苦的沙漠游牧生活，出征作战时仅带若干马匹骆驼，无需大批粮草辎重，故而行动极为迅速，凭借奇袭取得成功。他们大都精于骑射，单兵作战能力极强，而其周边以步兵为主要战斗力的农业民族对此十分陌生，因此阿拉伯骑兵成为无坚不摧的攻击力量。穆斯林将士在“圣战”的旗号下被许可占有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和财产，因而在战斗中人人当先，个个奋勇，战斗力极强。在阿拉伯军队的攻击下，拜占庭帝国失地丧城，军队节节败退，领土迅速缩小。正是在阿拉伯西路军的打击下，拜占庭帝国丧失了其在北非和埃及的领土，它在埃及和北非地区数百年的统治从此宣告结束。655年，阿拉伯舰队首次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重创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641—668年在位）亲自指挥的帝国舰队，切断了帝国首都与外界的水上联系。只是由于倭马亚王朝（Umayyads）争权夺利的内讧才暂时中断了阿拉伯人的进攻，给了拜占庭人喘息的机会。直到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668—685年在位）统治时期，帝国加强军队建设，调整阿拉伯战争的战略方针，并凭借新式武器“希腊火”击溃阿拉伯军队。所谓“希腊火”（Greek fire）是一种以石油为主体、混合了易燃树脂和硫磺等物质的粘稠油脂，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和燃烧，而且容易附着于物体表面。拜占庭士兵们使用管状铜制喷射器将它喷洒向敌人，然后射出带火的弓箭将它点燃，借助风力烧毁敌船。拜占庭守城部队就是依靠这种新式武器消灭了678年夏季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海军，迫使阿拉伯人接受和谈，并订立30年和约，哈里发表示降服，愿意每年向拜占庭帝国进贡。现代历史学家高度评价拜占庭军队在678年夏季取得的胜利，认为这是阿拉伯军事扩张势头正处于强劲时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和阻遏，阿拉伯人征服欧洲的计划因此最终破产。当代著名拜占庭学家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指出，这一胜利使欧洲免遭阿拉伯军队的蹂躏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征服，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胜利本身，它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二）毁坏圣像运动时代

毁坏圣像运动开始于伊苏里亚王朝（717—802），结束于阿莫利王朝（820—867）。这场运动是中期拜占庭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教、俗统治集团均深陷其中，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足以左右当时的历史发展，因此学者们以这场运动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称这一百余年为“毁坏圣像运动时代”。

伊苏里亚王朝的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年在位）于726年夏季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是毁坏圣像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这场运动的爆发与该王朝的统治有直接关系。当时，拜占庭帝国经历了伊拉克略王朝末期的政治危机的内乱，来自伊苏里亚的将领利奥创立新王朝后恢复稳定。统治之初，利奥为抵抗入侵巴尔干半岛的北方强敌保加尔人（Bulgars）和侵入小亚细亚地区的阿拉伯军队，实行以逸待劳、坚守不出的战略，利用拖延战术令敌军疲惫，而后伺机出击，打垮敌人。他还全力组织君士坦丁堡城防，充分利用“希腊火”的杀伤力，多次瓦解敌军的海上攻势。同时，他命令各军区分头出击，切断敌军的补给线，使孤军深入的阿拉伯人处境日益艰难，军中瘟疫流行，被迫败退。阿拉伯军队的失败迫使奥马尔（Omar）哈里发不得不与拜占庭帝国再次订立和平协议。而后，利奥三世通过建立反阿拉伯同盟，发动反攻。对北方强敌，利奥推行和亲政策，促成了其子君士坦丁与保加尔汗国公主伊琳尼（Irene）的联姻。740年，拜占庭军队在阿克洛伊农（Acroinon）打败阿拉伯主力部队，收复失地。747—750年间，拜占庭人乘阿拉伯阿巴斯王朝（Abassids）取代倭马亚王朝的内战之机，在亚美尼亚、卡帕多利亚（Cappadocia）和阿纳多利亚军区边境地区发动反攻，将东部边界重新推进到两河流域上游。

外部形势的稳定，为伊苏里亚王朝开始毁坏圣像运动创造了条件。利奥三世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后，立即引发首都和各地基督徒的反抗，受命执行拆除圣像的士兵被愤怒的妇女们杀死，希腊和爱琴海地区爆发了民众起义，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日耳曼努斯（Germanus）则成为反对利奥毁坏圣像政策的代表人物。这场有关如何对待圣像的争论迅速地从教堂扩展到社会各个角落。利奥三世于730年召开宗教大会，撤换了反对毁坏圣像的大教长，代之以拥护毁坏圣像的大教长阿纳斯塔西乌斯（Anasthasius），并制定了毁坏圣像的宗教法规，使运动获得了宗教理论上的依据。利奥之子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741—775年在位）继位后，对崇拜圣像派进行大迫害，毁坏圣像运动遂进入新时期。754年的宗教会议重新发布毁坏圣像法规，而后，掀起了新的毁坏圣像高潮，大量圣像艺术品被砸烂焚毁，教堂内的圣像壁画被石灰水覆盖，坚持崇拜圣像的人被毒打、抄家、游街、批斗、投入监狱和没收财产，甚至被处死，一些高级教职人员被流放偏远的山区和荒凉的孤岛，他们所在的修道院则被关闭，财产充公，其修士修女被强迫还俗。在毁坏圣像运动的高潮中，修道院和修道士成为扫荡的主要对象。在小亚细亚，迫害活动达到顶峰，修道院被洗劫，修道士和修女被集中在广场上，强迫他们在服从皇帝并还俗结婚和被刺瞎眼睛并流放塞浦路斯岛之间做出选择。许多人因忍受不了迫害而逃亡，仅意大利卡拉布利亚（Calabria）地区就接受了约5万希腊流亡者，有的人甚至流亡到阿拉伯国家。罗马主教乘机最终摆脱了拜占庭皇帝的控制，在法兰克宫相矮子丕平（Pippin，后任国王）的支持下，建立起教皇国。

君士坦丁六世继位后，毁坏圣像运动发生了重大转折。以摄政皇后伊琳尼为首的崇拜圣像派大举反攻倒算，不仅全面废除了以前历代皇帝毁坏圣像的法令和宗教法规，而且对参加毁坏圣像运动的教俗人士大肆迫害，运动的第一阶段遂告结束。786年，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塔拉西乌斯（Tarasios）在首都召开宗教会议，取消了毁坏圣像立法。伊琳尼则撤换支持毁坏圣像的军队将领，甚至解散了小亚细亚军区。次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通过决议和法规，公开反对毁坏圣像，并为所有因崇拜圣像而受到迫害的教士平反。伊琳尼的内外政策导致朝野上下和武装力量的反对，军事将领尼基弗鲁斯（Nikephorus）发动政变。皇帝利奥五世（Leo V，813—820年在位）继位标志着毁坏圣像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利奥五世重新推行前代毁坏圣像派皇帝颁布的法令，废除787年尼西亚基督教会议的决议，并开始新一轮对崇拜圣像派的迫害。反对毁坏圣像政策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尼基弗鲁斯被撤职，代之以坚定的毁坏圣像派领袖塞奥多杜斯（Theodotos）。这个阶段的毁坏圣像运动比较缓和，特别是阿莫利王朝的几位皇帝并没有采取激烈的措施，拜占庭社会长期的动荡逐渐平息，毁坏圣像运动逐渐结束。842年，皇帝塞奥佛鲁斯（Theophorus，829—842年在位）之子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842—867年在位）继位，皇后塞奥多拉摄政。她虽然颁布反对毁坏圣像的法令，并通过宗教会议肯定崇拜圣像的“尼西亚法规”，但同时实行宗教安抚政策，为在这次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士平反，从而最终结束长达百余年的运动。

毁坏圣像运动的直接起因主要来自宗教争论，关于圣像的争论实际上直接涉及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救赎”理论，它是将晦涩难懂的教义和普通信徒的日常宗教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的教规之争，也是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力图摆脱犹太教神学和古典希腊罗马哲学、并最终形成独立的神学体系的结果。基督教神学一方面以一神论取代多神论，以确立上帝至高无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地位，进而奠定以上帝为最高目的的世界体系哲学的基础。另一方面以三位一体的基本信条克服犹太教绝对一神论的影响，用基督这一人、神同形同性同格的形象在人与神之间建立起“交流”的渠道，从而形成了救赎论的神学基础。这一争论对于普通信徒而言显得难以理解，但是却直接涉及数百年来形成的基督教传统和宗教仪式，使得广大信徒在上层统治集团的争斗中无所适从，公众精神活动因此陷入混乱，社会也因此陷于分裂。从政治层面分析，毁坏圣像运动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产物。发动毁坏圣像运动的皇帝们以宗教争论为契机，力图推行一场旨在抑制教权膨胀的社会改革。他们从一开始就把遏制教会和修道院政治势力的发展作为其宗教政策的出发点，力图恢复皇权对教权的控制，重新确立对皇帝的崇拜，特别是在教会势力迅速发展、直接威胁皇权对全社会统治以及外敌入侵、亟待统一全国力量的时期，这场运动就成为中央集权化的重要步骤。可以说，毁坏圣像运动是拜占庭教、俗统治集团之间政治较量的结果。事实上，在教、俗权力政治较量的背后还存在着经济利益的冲突。毁坏圣像运动开始前，教会通过多种渠道，拥有庞大的地产，教会控制的庄园遍布帝国各地，而教会享有的免税权直接导致国家税户的减少。教会收入的快速增加是与国家收入减少成正比的，这就引起世俗君主的极大担忧，进而招致世俗君主的不满，特别是在国库入不敷出、国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这种不满就显得更加强烈。教会的富有对世俗君主有极大的诱惑力，后者千方百计征用教产，但遭到教会的反对。另外，教会吸引大批青、壮年人出家成为教职人员或修道士，也加剧了国家控制下的劳动力的减少，加剧了拜占庭人力资源短缺的困难。显然，8世纪上半叶开始的毁坏圣像运动是多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结果，是拜占庭教、俗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较量。

这场旷日持久的毁坏圣像运动对拜占庭历史发展影响极大。首先，毁坏圣像运动直接削弱了教会急剧发展的实力，皇权在较量中取得了胜利。这场自上而下的斗争使教会元气大伤，势力迅速下降，此后很难再与皇权对抗。843年的法令确定了崇拜圣像的教义，同时再次明确皇权对教会的控制，使教会一度出现的摆脱皇权控制的趋势被遏止。在拜占庭历史上，东正教教会始终未能像罗马教会那样发展成为凌驾一切的至高权力，其重要原因是毁坏圣像运动对教会势力的致命打击，这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毁坏圣像运动的远期影响。其次，这场运动清除了政治分裂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在整个运动中支持毁坏圣像的皇帝大部分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东部，他们凭借军事权力夺取皇权后，必然与以官僚为主体的西部贵族势力发生冲突。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军事贵族集团利用毁坏圣像运动打击西部势力，对希腊和爱琴海军区的贵族进行残酷镇压。毁坏圣像运动实质上是拜占庭皇帝努力恢复皇权至高地位，在拜占庭教、俗各界重新确立“皇帝崇拜”的举措。同时，毁坏圣像运动以明确的立法和政策支持东部军区毁坏圣像的主张，稳固了军心，安抚了东部将士，进而鼓舞了东部各军区的士气。再者，毁坏圣像运动遏止了教会产业的急剧膨胀，阻止国家人力资源的流失。在毁坏圣像运动中，皇帝们强行收回了许多地产和教会的免税特权，甚至大幅度提高对教会的税收，进而有效地实现了皇帝们从经济上打击教会的目的，大幅度增加了国家的税户，进而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最后，我们还应提到毁坏圣像运动在拜占庭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毁坏圣像运动的高潮中，兴起了世俗艺术的热潮，在石灰水刷掉圣像的墙壁上出现了以皇帝图像和花草动物等自然物景为主的世俗绘画，其中不乏对重大战役、皇家生活、围猎和公众活动，以及赛车竞技等场面的描绘。事实上，正是由于毁坏圣像运动对教会文化的打击，才遏止了5世纪以后教会文化迅速发展的势头，并为世俗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机会，此后，拜占庭教俗文化在不同的领域共同发展，形成了拜占庭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阿莫利王朝统治时期，继续推行军区制改革的政策，建立新军区，引进新移民，并凭借不断增强的国力加强边防建设，抵抗外敌侵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业经济得到发展，农村生活安定繁荣。根据这个时期拜占庭农村普遍使用的《农业法》（Farmer‘s Law），我们了解到拜占庭农村生活是以村庄为基本单位。村庄内以农民住区为中心分布着生活区域和生产区域，前者包括各种生活设施，后者包括多种生产设施，还有羊栏、马厩等家畜区和公共用地。村庄是纳税的基本单位，同在一个村庄的农民们共同承担纳税义务，同时拥有使用弃耕农田的优先权。国家通过立法杜绝土地荒芜，以强制村庄集体完税来保证财税收入。在一定的税收年度期间，政府测定的地方纳税额度是固定的，因此解决弃耕土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耕用荒地。这就是拜占庭农村特有的税收“连保制”。农民以“份地”的形式耕作农田，农民份地之间以“沟渠”为界。公共土地则为村民共有，分散在村庄周围，用于放牧和砍伐生活用材。政府每3年进行一次农村土地清查登记，以确定税收额度。在此期间，村民对变更的土地进行重新划分。这个时期，拜占庭农村中似乎不存在不劳而获的地主和控制依附农民的领主，这种情况显然与同期西欧农村中普遍发展的庄园制和领主制有极大区别。《农业法》在拜占庭农村中被广泛应用，这说明小农生产生活方式在拜占庭帝国中期历史上比较发达，成为拜占庭帝国强盛的基础。

（三）“黄金时代”

拜占庭帝国的“黄金时代”主要指马其顿王朝（867—1056）统治时期。马其顿王朝是由马其顿地区农民之子瓦西里一世（Basil I，867—886年在位）创立的，他出身行伍，凭借军队势力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该王朝统治的近200年期间，拜占庭帝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强盛，被后人视为帝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拜占庭帝国政治稳定，中央集权强盛。在早期和中期拜占庭历史上，包括马其顿王朝在内的8个王朝都是由军人建立的，其中通过政变建立的王朝有4个。可见宫廷政变仍然是拜占庭改朝换代的主要途径，而军队在宫廷政变中的作用依旧十分强大。军事将领在政变后成为皇帝的传统始于古代罗马帝国，特别是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充斥了军阀割据、自立为帝的现象，这对拜占庭帝国政治生活产生了强大深远的影响。而开始于7世纪的军区制改革是以中央政府向地方下放权利为特征的，这项改革有利于拜占庭国家地方组织军事化，进而使军人和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王朝一经建立，血亲继承就成为基本的继承原则，王室血缘也是所有觊觎皇帝宝座的人必须具有的天赋条件。这一点成为朝野共同接受的政治传统。这一传统减少了保持拜占庭中央集权制稳定的成本，换言之，它排除掉许多有能力争夺皇权的野心家，也降低了对最高权力争夺的风险。拜占庭王朝统治时间越来越长，这一历史现象反映出皇权血亲继承的必要性。在血亲继承的总原则下，父死子继、长子继承、兄终弟及、父死女继、姊妹相继等形式同时并存，以此弥补拜占庭基督教婚姻法造成的不足。

皇位继承制度是拜占庭政治生活的核心制度，这一制度经过数百年实践，保证了拜占庭国家中央集权制政权相对稳固，也是拜占庭国家处于鼎盛时期的标志之一。马其顿王朝时期这一传统趋于成熟。以皇帝为核心的政府强化中央集权，限制和打击大贵族，镇压反叛势力，削弱分裂势力。为扩大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瓦西里二世颁布立法，保护农兵和小农。为了使小农摆脱困境，他不顾大贵族的反对，强制推行税收改革，大幅度提高贵族纳税额度，为无力纳税的小农减免税收劳役，使拜占庭国力和军事实力大为加强，也为他进行对外军事征服与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其顿王朝的国内政策是以强化皇权为特点的，因此，历任皇帝都十分注意通过立法加强中央集权。瓦西里一世即位后即编纂大型法典，对查士丁尼一世以来颁布的所有帝国法律进行重编，颁布了40卷的《法律草稿》，其中包括《民法大全》所有的基本概念和刑法的详细目次。他还颁布了60卷本的《法律详解》和40卷本的《法律介绍》，具体规定了皇帝、大教长、各级教俗官员的权力和职责，清楚地阐明了拜占庭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和公共生活的结构。瓦西里一世法典对马其顿王朝后代君主影响极大，并被翻译为斯拉夫民族多种语言，在东欧地区广泛传用。利奥六世在位期间颁布了多部法典，其中60卷《皇帝法律》是最重要的一部，它以《法律草稿》为蓝本，重点解决当时拜占庭社会面临的问题。尼基弗鲁斯二世时期的《市长立法》则是君士坦丁堡社会生活立法书，它详细规定了首都各阶层的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中提到工商业各行各业的行会规则。上述立法活动为建立中央集权控制下的正常社会生活秩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法律规范。仅以马其顿王朝颁布的有关小农的法律为例，可以看到立法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为了削弱日益发展的大土地势力，保护小农及农兵利益，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采取措施限制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一方面保证小农使用土地的优先权，规定小农及其所在村社享有优先购买、租用田产和农舍的权利，要求过去30年期间以任何方式得自于农兵之手的军役土地必须无条件归还其原来的主人。另一方面，严禁大地主以任何方式——包括遗赠、捐赠、购买和承租等——接受贫困小农的田产，996年为此再次颁布法令。当然，这些法令具有瓦解地方分裂主义，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意义。

马其顿王朝强化中央集权、保持内政统治稳固的同时，大力开展强势外交和军事扩张，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当东、西方教会为争夺最高宗教权力发生冲突时，皇帝任命对拉丁教会态度强硬的弗条斯（Photios）进宫担任皇太子的教师，并担任大教长。1054年，两大基督教会因争夺对南意大利教区的管辖权再起争端，互不相让，最终导致互相开除对方教籍，成为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的标志性事件。

鼎盛时期的拜占庭军队还彻底击溃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使称雄一时的保加利亚王国一蹶不振。马其顿王朝统治之初，拜占庭人便对保加利亚王国发动了积极的文化与宗教攻势，并取得巨大进展。当时，保加利亚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社会文化发展极为落后，尚未形成本民族文字，他们在与拜占庭人的接触中，逐步开化，感受到先进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优越性，因而迫切希望引进外来文化，弥补社会精神生活的不足，以适应建立大国和强权的需要。最先接受拜占庭教士传教的是摩拉维亚（Moravia）大公国，而后保加利亚王国也走上了同一道路。862年，著名学者教士君士坦丁（Constantine）及其兄美德多斯（Methodius）受任前往两国传教，使用拜占庭希腊语作为斯拉夫方言拼音文字的基础，创造了一种为斯拉夫人所理解的文字，称为“希利尔（Cyril）文字”。这种语言日后便成为所有其他斯拉夫文字发展的基础。他们及其弟子还从事《新约》等宗教经典和古典文史哲著作的翻译，帮助斯拉夫各民族迅速进入文明化进程。大力支持拜占庭传教士工作的保加利亚国王伯利斯一世（Boris I）也被后人尊为保加利亚文化的奠基人。

拜占庭人与保加利亚人之间的战争是两个国家争夺巴尔干半岛控制权的较量。长期以来，继承罗马帝国传统的拜占庭帝国千方百计强化其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历代拜占庭君主都视巴尔干半岛为其传统疆域，而将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当作自己的臣民。而保加利亚人则在发展中不断增强军事实力，力图摆脱甚至取代拜占庭人的控制，成为该地区的霸主。双方的战争伴随着保加利亚人的崛起越来越频繁，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马其顿王朝统治初期，保加利亚沙皇西蒙（Symon）就曾打败过拜占庭军队，兵抵君士坦丁堡，只是由于拜占庭帝国首都城防坚固难于攻克，西蒙才同意订立合约，结束战争。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军队不顾四面作战的困境，重点打击保加利亚人。重新崛起的保加利亚王国史称“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在沙木埃尔（Samuel）统治时期进入最强盛阶段。其军队一度实际控制巴尔干半岛三分之二地区，并占领了通往意大利的沿海地区，直接威胁拜占庭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瓦西里二世亲临前线，坐镇塞萨洛尼基，整顿防线，制定反击战略，并大败沙木埃尔。鉴于保加利亚人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经常倒戈的现实，他放弃了“以夷治夷”的政策，残酷迫害战俘，以酷刑使所有被俘的保加利亚人致残。1014年夏，双方在瓦拉西察山谷地区决战，拜占庭军队大获全胜，保加利亚军队主力全部被歼灭，瓦西里二世还下令将成千上万的俘虏处以瞽目的酷刑，全部致残，放回保加利亚。沙木埃尔痛心不已，脑血管崩裂，不治身亡。拜占庭军队乘胜追击，挥军横扫罗得比（Rhodope）山脉以西山区，彻底捣毁保加利亚残余力量的根据地，收复全部失地。1018年，保加利亚末代国王再度起兵，在底拉西乌姆（Dyrrachium）战役中阵亡，拜占庭人遂彻底征服保加利亚全境，建立起新军区。

马其顿王朝除了彻底解决保加利亚人入侵的问题外，还击败了入侵的阿拉伯人、罗斯人（Rus）、帕臣涅格人（Pechenegs）等外族。马其顿王朝统治初期，阿拉伯人就开始从北非和西亚两个方面对拜占庭人发动进攻。阿拉伯海军一度占领西西里岛，侵入南意大利沿海地区，这个地区当时是拜占庭帝国属地。只是由于10世纪前半期阿拉伯帝国解体，诸多小王朝相互战争，才缓解了拜占庭帝国东线边境和西部海岛的压力。马其顿王朝统治中期，拜占庭军队发动全面反击，从罗曼努斯一世（Romanus I，920—944年在位）到瓦西里二世时期，拜占庭军队大体上收复了亚洲的失地，著名军事将领约翰·库尔库阿斯（John Kourkougas）在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连续击败阿拉伯军队，将拜占庭帝国东部边界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东岸和耶路撒冷附近。在海上，拜占庭军队也发起强大反攻，收复了东地中海的主要岛屿和西里西亚及西亚（Cilicia）沿海广大区域，特别是塞浦路斯岛的收回对拜占庭人重新建立东地中海控制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征服叙利亚阿拉伯人后订立的和约中，阿拉伯人被迫归还拜占庭帝国领土，同意进入阿拉伯国家的拜占庭商队正常经商，保证修复和重建被战火毁坏的基督教教堂，并取消对基督徒的迫害政策。法提玛王朝（Fatimids）也因此极为注意和拜占庭帝国保持友好关系，两国基本上维持长期和平局面。拜占庭军队击溃阿拉伯军队取得的胜利改变了西亚的政治格局，对其他外部民族政权产生强烈震撼。正是在这一时期，拜占庭人与罗斯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为了解决双方时战时和、关系发展不稳定的问题，马其顿王朝皇帝加强宗教与文化攻势，推进罗斯大公奥尔加（Olga）访问君士坦丁堡，并促使弗拉基米尔（Vladimir）于988年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全体罗斯人受洗信仰基督教。这就保证了双方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友好关系。

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也得到强化。当时，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地包括西西里和伊奥尼亚海（Ionian Sea）诸岛，以及巴里（Bari）、拉文纳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南部和东部沿海的一些城市。由于阿拉伯人占领西西里岛，并经常袭击拜占庭人控制的南意大利城市，拜占庭人遂联合意大利各地势力，联合抵抗阿拉伯海军的扩张。瓦西里一世时期甚至承认新兴的威尼斯人建立独立的圣马可（St.Mark）共和国，并与之进行对等的贸易，企图利用威尼斯的海军力量打击阿拉伯人。同时，瓦西里一世积极推进与路易二世结盟，以共同对付日益猖獗的阿拉伯海上袭击。“神圣罗马帝国”（962—1474）建立后，德意志皇帝积极发展其在意大利的势力，与拜占庭帝国在当地的利益发生冲突，奥托一世对拜占庭帝国的意大利属地发动进攻，彻底破坏了拜占庭人联合西方力量抗击阿拉伯海军入侵的计划。为此，拜占庭帝国皇帝约翰·吉米斯基（John I Tzimiskes，969—976年在位）采取政治联姻措施，主动和亲，将拜占庭公主塞奥发诺（Theophano）嫁给奥托之子奥托二世。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和朗苟巴底亚（Longobardia）两个军区被合并为意大利军区，其统治范围包括亚平宁（Appennino）半岛东、南沿海部分城市和西西里墨西拿（Messina）地区。直到马其顿王朝统治末期，拜占庭帝国借助威尼斯舰队的海军力量阻止了阿拉伯人的海上攻势。

三、晚期拜占庭帝国史

如同世界上所有中古帝国一样，拜占庭帝国也存在深刻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在马其顿王朝统治末期开始暴露，相互冲突交错发展，诸如皇帝专制集权和地方贵族分裂、中央政府和军区权力、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大地产和小地产（包括军役土地）、大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城市和乡村等等因素互相对立，其中一些矛盾逐步发展成为难以克服的社会弊病。例如小农经济衰败和军区制的瓦解，进一步促进大贵族势力兴起，并对中央集权政治造成破坏，一批经济势力强大并在政治上权盛位高的大贵族显赫一时，他们不仅在地方称王称霸，而且积极参与皇室内讧，左右朝政。杜卡斯王朝（Ducas，1059—1081）、科穆宁王朝（Comneni，1081—1185）和安苴鲁斯王朝（Angelus，1185—1204）的相继建立均是大贵族参与宫廷政治的结果。这些问题日益严重，成为晚期拜占庭帝国无法克服的社会痼疾，使拜占庭国家经历了由盛到衰的深刻转变。

（一）衰落时代

拜占庭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是其军事化社会结构的解体和中央集权的衰弱，这是11世纪以后拜占庭社会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而军区制的持续瓦解和大贵族势力的迅速兴起并在政治上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是明显的外在标志。自7世纪开始推行的军区制曾加速了拜占庭帝国社会组织的军事化，使拜占庭军事和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国力得到恢复，有力地促进了以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疆域的稳定。但是，随着军区制在全国的推行，其内在的深层矛盾逐步发展，在以大地产主为核心的军事贵族悄然崛起的同时，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阶层遭到侵害。拜占庭小农经济十分脆弱，难以抵御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打击，特别是随着占有大地产的军事贵族迅速兴起，小农经济瓦解的过程大大加速。大地主利用小农破产之机，以提供庇护权为借口吞并小农土地，并对小农的自由权利实行控制，迫使小农人身依附于大地主。11世纪以后，小农阶层日益沦为大地主的农奴。虽然马其顿王朝的皇帝认识到保护小农对于维持统治的重要意义，也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的扩张，但是，却未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打击大地主，因为皇帝们在发展军区的同时必须借重大军事贵族的政治势力，维护其在地方的统治。打击大军事贵族就意味着削弱军区制，小农经济也难保存。特别是在大地主贵族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对大贵族的真正打击就等于取消军区制，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亦将同归于尽。因此皇帝的立法并未得到贯彻，而皇帝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也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到11世纪，随着军区制的瓦解，拜占庭国有小农几乎完全消失。

军区制是早期拜占庭帝国经历长期动荡，并在拜占庭帝国中期推行的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改革，是拜占庭统治者取得成功的改革成果。但是，军区制从推行之初自身就孕育着深刻的矛盾。拜占庭统治者为了推行军区制以有效应付外敌入侵，就必须依靠和重用军事将领，这就为军事贵族势力壮大创造了条件。随着军区制的发展和军事贵族的兴起，小农土地必遭侵蚀，小农经济必然趋于衰败，从而瓦解军区制存在的经济基础。拜占庭帝国统治者企图通过相对自主的地方管理有效地维护和保证中央集权统治，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扩大地方权力、削弱中央集权和瓦解小农经济基础的后果。他们无法克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裂、大地产和小地产、大地主和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军区制发展的同时也准备了自身毁灭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些深刻矛盾的演化才使军区制这种适合拜占庭帝国统治需要的制度归于衰败，进而造成拜占庭国力的衰落，也促成了拜占庭国家在外敌的连续打击下最终灭亡。

大贵族势力的兴起在政治上对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制造成直接威胁，成为晚期拜占庭社会政治动荡和国家分裂的主要因素。许多地方大贵族参与王室内讧，有些军区大贵族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的倾覆。军事贵族形成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他们之间的较量构成了晚期拜占庭帝国政治生活的主线。为了克服地方分裂势力，10世纪以后的拜占庭皇帝不断采取措施，将原有的军区分划为更多更小的军区。最初在全国建立的6大军区此时被分化为25个，11世纪时，这一数字上升为38个，例如原亚美尼亚军区被分划为10个小军区。同时，中央政府重新委派行政官员分担军区“将军”的行政权力。这种分权措施实际上将军、政权利重新分立，恢复了军区制以前的军政两元化领导体制。至12世纪，军区制被完全取消。由于军区制被破坏，以本国兵源为主体的农兵日益减少，拜占庭帝国被迫大量使用雇佣兵。雇佣兵为金钱而战，极易发生哗变，他们不仅掏空了晚期拜占庭帝国的国库，而且经常反叛，肆虐各地。晚期拜占庭国家涌入大批土耳其人、诺曼人、斯拉夫人、瓦兰吉亚人雇佣兵，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流窜抢劫，进一步加速了拜占庭帝国的衰落。

衰落时期的拜占庭帝国经历了杜卡斯王朝、科穆宁王朝和安苴鲁斯王朝的统治，其中科穆宁王朝统治时期，拜占庭社会变动最为剧烈。该王朝创立者依沙克一世（Issac I，1057—1059年在位）曾经推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大官僚贵族集团的改革措施，包括没收贵族产业，增加官僚贵族的纳税金额，严厉惩罚拖欠国家税收的官吏，削减官吏人数，精兵简政，减少官吏薪俸等改革措施，并对教会贵族也课以重税。这些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官僚贵族的势力，使国家收入明显增多，但也遭到贵族广泛的反对，最终被软禁推翻。依沙克一世的侄子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 I，1081—1118年在位）凭借军事实力和政治手段夺取皇位，逐步强化皇权，恢复了打击大官僚贵族的政策，对所有异己力量，包括独立于科穆宁家族的贵族均采取打击排斥措施，而对效忠皇帝的贵族加以严格控制利用，但是决不委以军权，重用皇族子弟。他还通过调整官职和贵族爵位清除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因素，因此，在他强有力的统治下，几乎没有出现军、政叛乱。同时，他立法取消了教会几个世纪享有的免税权。但是，小亚细亚地区突厥人的兴起改变了东地中海的政治格局。为了对付突厥游牧民族的入侵，阿莱克修斯向教皇发出求援呼吁，希望西欧雇佣军帮助他打击入侵者，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给拜占庭帝国带来长期的灾难性后果。

拜占庭皇帝在塞尔柱突厥人的强劲攻势压力下，被迫向教皇求援。这一求援立即得到教皇的回应，他公开敦促西欧各国封建主和广大信徒参加圣战，帮助东方的基督教兄弟反对异教徒。同年底，他再次号召发动圣战，解放被穆斯林占领的圣地。教皇的鼓动很快在西欧各国引起强烈反响，在法国南部克莱芒市（Clermont）举行的盛大集会上，数以万计的狂热基督徒和数千封建骑士热烈响应教皇的号召，高呼口号，当即立誓出征。由于他们将十字标志缝在各自的服装和旗帜上，所以被称为“十字军战士”，他们所从事的战争也被称为十字军战争。十字军战争的爆发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11世纪时，经历了几百年社会变革与动荡的欧洲社会趋于安定，西欧社会经济生活日益繁荣，人口急剧增加，农业耕地等物质资源不足的问题越发突出，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和物质资源开发的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西欧各国封建世袭领地制曾产生了一批以作战为职业的骑士，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他们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战争机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频生事端，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欧上层封建领主对物质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西欧各地普遍流行的农奴制剥削已经不能满足其需求，因此，迫切希望找到新的财源。而处于社会底层的西欧农奴越来越不能忍受封建领主的压榨，他们也迫切希望改变现状。西欧的商人特别是意大利商人早就觊觎东方贸易的丰厚利润，希望分享东地中海国际贸易的丰厚利润，打破拜占庭帝国在这一区域的商业垄断权。事实上，拥有强大舰队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人早在10世纪时即开始得到了对拜占庭帝国的贸易优惠权，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但是，仅仅建立商业据点、分享国际贸易的利润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要垄断东西方贸易。教皇的算盘是借此掌握基督教世界最高宗教权力。他的号召无疑给西欧社会各阶层提供了机会，带来了希望，贪婪的上层封建主希望在战争中夺取新的土地和无尽的财宝，狡诈的商人计划利用战争建立自己的商业霸权，没落的骑士们幻想在战争中一展身手，重新建立骑士的伟大事业，而深受剥削的农民则希望以此摆脱农奴制的压迫，在新的土地上重建小家园。这些出发点各异的梦想迅速汇集成征服东方的狂潮，形成了延续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

十字军东征的序幕于1096年春季拉开，基督徒十字军骑士抛弃了“以仁爱为本”的所谓基督精神，对穆斯林居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和十分彻底的大洗劫。在十字军征服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城市破败，农田荒芜，昔日繁荣的经济生活完全消失，当地文化遭到彻底破坏。前三次十字军战争不仅对穆斯林世界破坏严重，而且也给拜占庭帝国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因为，往来于拜占庭领土的十字军骑士如同兵匪，使拜占庭帝国惨遭破坏，十字军历次进军经过的地区都被贪婪的西方骑士大肆抢劫，希腊与拉丁民族的矛盾空前激化，这是阿莱克修斯一世始料不及的。进而导致了第四次十字军骑士攻占君士坦丁堡事件的发生。觊觎君士坦丁堡已久的第四次十字军骑士、特别是威尼斯商人以拜占庭王室内讧为借口，趁君士坦丁堡内乱，于1204年占领了这座都城。而后十字军纵兵三日，对这座被誉为“万城之城”、“众城的女王”的城市进行抢劫，高举圣战旗帜的十字军骑士和道貌岸然的随军教士抛弃伪装，展开了抢夺金银财宝的竞赛。君士坦丁堡近900年积聚的文化艺术品和古代图书手稿，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奇珍异宝和各种金银器物都是他们洗劫的对象，教堂、大赛车竞技场、国家图书馆、公共会议厅和私人宅院均被抢劫一空。这场抢劫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其抢劫之残暴、手段之凶狠、洗劫之彻底、赃物数量之多都是没有先例的。十字军抢劫财物，坐地分赃，所有的骑士都因此发了大财。他们把分得的战利品纷纷运回本国，整个西欧被这些从君士坦丁堡抢来的珍宝和艺术品装饰一新，大部分西欧教堂都得到了抢来的宗教圣物，成为它们各自的镇堂之宝。十字军除了抢夺财物外，还对拜占庭帝国土地、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利进行分赃。他们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拉丁帝国、塞萨洛尼基王国（Thessaloniki Kingdom）、雅典公国（Duchy of Athens）、亚该亚侯国（Principality of the Achaea）、安条克王国（Principality of Antioch）、耶路撒冷王国（Kingdom of Jerusalem）等大小封建领地，将拜占庭帝国彻底肢解。

新建立的拉丁帝国（1204—1261）实际上是一个内部关系极为松散的西欧封建领主的联合体，它按照西欧分封制的原则改造拜占庭社会结构。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被一分为二，由鲍尔温和丹德罗分别占有，各自管理。拉丁帝国皇帝鲍尔温（Baldwin I，1024—1025年在位）仅控制色雷斯和小亚细亚西北部分的狭小地区，对其他独立小国仅保持名义上的宗主权。这些小国在理论上附属于皇帝，以皇帝为最高封主，但实际上完全独立。各级封建领主又结成以土地分封为基础、以封建等级义务为纽带的领主与附庸之间的主从关系。君主和各级封建主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下属，并对附庸的土地财产和人身安全提供保障，同时，附庸要向领主宣誓效忠，承担军事、司法和其他若干义务。拉丁帝国在其57年统治期间，不仅没能统一内部，也不能完全征服外部，“帝国”的称号虽然一直存在到14世纪，但是名存实亡。

第四次十字军彻底摧毁了拜占庭统一帝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一方面，它把统一的帝国撕成大小不等的碎片，在原拜占庭帝国版图内分立起各自独立的帝国、王国、公国、专制君主国、骑士领地和自由城市共和国，它们相互攻讦，矛盾错综复杂，很难重新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它把西方封建制度引进拜占庭社会，瓦解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统一的社会基本结构，使晚期拜占庭帝国长期陷入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再也没有能力重新发展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

（二）尼西亚流亡时代

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庭人被迫流亡到小亚细亚地区的尼西亚。科穆宁王朝皇帝的女婿、拉斯卡利斯家族的塞奥多利（Theodore I Laskaris，1205—1221年在位）被大批逃亡贵族高官拥立为皇帝，他们先在布鲁萨（Brusa）城暂避风头，而后得到担心拉丁人势力东扩的突厥苏丹的支持，在尼西亚定居下来。由于拉斯卡利斯王朝的势力发展迅速，并公开宣布继承拜占庭帝国传统，该流亡政权被称为“尼西亚帝国”（Nicaea Empire，1204—1261）。拉斯卡利斯王朝偏居尼西亚，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光复京城、再造帝国为己任，半个多世纪后最终实现了复辟理想。

尼西亚流亡政府建立之初即面临拉丁帝国的追剿攻击。1204年，拉丁帝国骑士出兵小亚细亚，打败过立足未稳的拜占庭军队，并占领比塞尼亚（Bithynian）地区的城镇。塞奥多利利用色雷斯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起义迫使拉丁帝国军队回师的机会，大力扩充实力，并于次年联合保加利亚人全歼拉丁帝国军队，俘虏鲍尔温，击毙路易斯（Lewis）伯爵，拉丁帝国受到致命打击。稳定了根据地后，拉斯卡利斯王朝逐步统一小亚细亚地区各希腊人独立政权，将分散的拜占庭人势力统一起来。而后，拉斯卡利斯王朝致力于恢复拜占庭政治制度，建立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按照拜占庭帝国旧制全面整顿政府各部、教会、军队和法庭。由中央政府控制的东正教大教长职位也得到恢复，米哈伊尔·奥托利亚努斯（Michael Ottolianus）被任命为大教长。这样，尼西亚政府就成为拜占庭人反拉丁帝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1211年，突厥人与拜占庭人反目，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军队对拉斯卡利斯王朝发动进攻，但遭到塞奥多利的反击，苏丹被击毙。这次胜利彻底解除了尼西亚帝国的外部威胁，极大提高了拉斯卡利斯王朝的地位。从此，尼西亚帝国的疆域基本稳定，拉斯卡利斯王朝遂着手进行富国强兵的内政改革。

在拉斯卡利斯王朝的各项改革中，首先全面实施旨在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农牧工商各业的税收，免除过去因天灾人祸拖欠的税款。为了保证边区的安定，他们有步骤地建立军区，恢复早已废弃的军区制。军区制的推行，解决了尼西亚帝国的兵源和财源问题，而社会组织军事化则保证了该帝国有效应对周边的军事入侵压力。朝廷采取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改善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条件，实行优惠政策，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为激励民众生产热情，皇帝们亲自下田耕作，建立皇帝示范农庄，并亲自经营农、牧、渔、园艺业。尼西亚的农牧业迅速恢复繁荣，农民积极投身生产，使尼西亚成为东地中海和小亚细亚地区最富裕的国家。拉斯卡利斯王朝还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坚持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原则，积极发展国内贸易，削减进口，建立关税壁垒，减少过境贸易的不利影响，终止前朝政府授予意大利各航海共和国的商业特权。政府鼓励出口，特别是对贫穷的土耳其国家的农副产品贸易十分活跃，从中获得了巨大利润。为了缓和由于社会贫富不均产生的矛盾，降低社会内部分裂的可能，拉斯卡利斯王朝推行社会公平化政策。一方面限制贵族和官僚的发展，另一方面赈济贫民、扶助农工。政府不仅规定贵族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而且没收了许多违法贵族官吏的地产和浮财。同时，朝廷建立了许多救济院、孤儿院、医院，分配土地帮助农民生产。皇帝们在限制大贵族的同时，毫不吝啬地将土地赏赐给中下级官员和将士，以此培植新的政治势力，削弱大贵族的力量，事实上，拉斯卡利斯王朝的社会公平化政策带有明显的中央集权化目的。

在尼西亚帝国的各项改革措施中，重建军区和恢复军区制是最重要的一项。拜占庭军区制早在12世纪时便废弃不用了，拜占庭国家实力因此大为衰落。尼西亚王朝吸取前朝的教训，在稳定了王朝统治后，立即着手恢复军区制。在重建军区的工作中，中央政府坚持伊拉克略时代的原则，实行军、政权力合一的一元化管理体制，军区中最高首脑“将军”（Strategus）由皇帝亲自任命。各级军事官员和士兵在重新占领和控制的地区按照原军事编制驻扎下来，并以皇帝的名义根据兵种和级别重新分配土地。在色雷斯、马其顿和小亚细亚地区，中央政府都建立起大小不等的军区。军区的农兵以终身服役换取经营小块军役地产（Stratiotika Ktimata）的权利，平时携家带口耕种农田，遇有战事并从军作战。农兵除负担有限的军事劳役，如修桥补路外，还要通过经营土地满足军事方面的各种需求，例如兵器和装备、粮草和马匹都由农兵自备。中央政府还仿照10世纪安置斯拉夫移民的方法，将受到蒙古人入侵打击而大批进入尼西亚帝国的库曼人（Cumans）编成拜占庭军队，驻扎在边境地带。军区制的恢复解决了尼西亚军队的兵源问题，减轻了长期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建立起边境地区的防务体系，对稳定形势起了重要作用。尼西亚帝国正是凭借重新恢复军区制不断发展实力，并最终夺回君士坦丁堡。

尼西亚帝国的经济昌盛为其文化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拉斯卡利斯王朝发展文化事业的活动使尼西亚成为13世纪东欧和东地中海新的文化中心。该王朝统治者把发展文化作为稳固新政权的措施之一。他们邀请分散在原拜占庭帝国各地的学者，特别是被拉丁骑士占领地区的希腊学者到尼西亚帝国，并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从事写作和教育。当时，流亡东地中海地区的拜占庭学者纷纷投靠拉斯卡利斯王朝，各类知识分子云集尼西亚皇宫，他们成为直接推动文化复兴运动的主角，在发展拜占庭文化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尼西亚皇帝们推进文化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为文化和教育发展提供优越的条件，为学者们创造良好的环境。皇帝们亲自过问国立学校的建立，下令在各城市建立公共图书馆，特别是艺术博物馆和科学技术图书馆，派遣学者到各地收集古代书籍，能够购买的不惜重金加以收购，不能买到的则指派博闻强记的学者前往阅读，记录笔记或写下摘要。当时，尼西亚派出的文化“特使”遍布地中海各地。皇帝们将广泛收集到的书籍分发给各所国立图书馆，并允许读者将图书带回家去阅读，开了欧洲公共图书馆借阅制度的先河。正是拉斯卡利斯王朝倡导文化发展的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拜占庭文化的著名学者和作家，他们集聚在皇宫，有的著书立说、有的担任皇家宫廷教师。著名的历史家尼西塔斯（Nicethas）被任命为宫廷史官，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东正教的宝藏》影响极大，流传后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当时社会生活和宗教活动的珍贵资料。更为知名的学者布雷米狄斯（Blemmydes）是当时最博学的作家，曾任皇帝与罗马教廷谈判的顾问，他在皇帝的支持下建立学校和修道院，培养年轻学者，并写作了大量科学和神学教材。他曾接受派遣游历各地，抢救出大量古代手稿和民间流传的图书。他的一些作品至今仍然是希腊、前南斯拉夫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晚祷词。值得一提的是，尼西亚帝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恢复古典文化的特点，当时的学者特别崇尚古典希腊文化，他们不仅在国家的支持下收集和整理古典作家的作品，而且在文学创作和教育活动中研究和使用古代作品。尼西亚帝国的文化繁荣增强了民族复兴的凝聚力，提高了拜占庭人驱逐拉丁人统治、收复拜占庭帝国首都的信心，使该王朝占据了领导复兴帝国斗争的中心地位。

拉斯卡利斯王朝领导的推翻拉丁帝国统治的斗争自拜占庭朝廷流亡时就开始了。该王朝稳固了小亚细亚根据地后，发动肃清小亚细亚拉丁骑士的攻势。1216年他们乘拉丁帝国皇帝亨利（Henry，1206—1216年在位）去世之机，企图通过联姻方式名正言顺地重回君士坦丁堡。但是，皇帝塞奥多利的不幸去世中断了拜占庭人“和平演变”的努力。约翰·瓦塔基斯皇帝（John III Ducas Vatatzes，1221—1254年在位）在加强内部调整和建设的同时，频繁出击，先后攻占了爱琴海主要岛屿，如莱斯伯斯岛（Lesbos）、休斯岛（Chios）、罗得岛（Rhodes）、萨莫斯岛（Samos）和伊卡里亚岛（Icaria），几乎未遇抵抗地占领了色雷斯全境。而后，尼西亚国家推行静观其变、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不参与拜占庭人其他派别的争斗，在巴尔干半岛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退避三舍”，等待其他派别自相残杀、削弱力量，而后坐收渔人之利。1236年，占据伊庇鲁斯（Epirus）山区的另一支拜占庭人势力在专制君主约翰（John of Epirus）的带领下承认尼西亚帝国的宗主权，使得尼西亚军队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此后，尼西亚帝国皇帝约翰三世主动结好西征的蒙古人，利用保加利亚人势力衰落的机会，稳固尼西亚军队对巴尔干半岛的占领。这样，尼西亚拜占庭军队已经做好了夺取君士坦丁堡的一切准备。1261年，尼西亚巡逻部队意外夺取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末代皇帝鲍尔温二世（Baldwin II，1240—1261年在位）乘船仓皇出逃。同年，尼西亚军队司令米哈伊尔（Michael VIII，1259—1282年在位）以皇帝身份举行入城典礼，失陷半个多世纪的君士坦丁堡重新回到拜占庭人手中，拜占庭帝国似乎重新站立起来。

（三）帕列奥列格时代

1261年，拉斯卡利斯王朝末代皇帝约翰即位时年仅7岁，摄政王米哈伊尔兵权在握，斩杀了对立派贵族后，废黜小皇帝，自立为皇帝，建立新王朝。帕列奥列格（Palaeologi）王朝是拜占庭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其统治长达192年，是拜占庭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同时也是最衰弱的王朝。因为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国家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帝国名不副实，政治混乱、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军队瓦解，列强任意欺辱，外敌肆意蹂躏，周旋在强国之间，苟延残喘，只待灭亡。

帕列奥列格王朝控制下的帝国领土仅包括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塞萨洛尼基、莫利亚（Morea）、塞萨利（Thessaly）和靠近色雷斯海岸的利姆诺斯岛（Lemnos）。远在黑海南岸的特拉比仲德（Trebizond）名义上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但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府。而伊庇鲁斯地区一直与中央政府对抗，始终不承认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宗主地位。在这些零散的领土之间，散布着保加利亚、突厥等外族敌对势力。作为拜占庭帝国政治中心的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破败，据当时的旅行家皮罗·塔夫（Pero Tafur）记载，该城完全不像城市，到处种着庄稼，人们只能从农田和菜地空隙中看到坍塌的宫殿、教堂和修道院的废墟。在空旷的城区里，为数不多的居民衣衫褴褛、面露菜色，在痛苦的炼狱中挣扎。政治上的分裂和中央集权的瓦解是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最明显的特征。昔日组织严密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管理体制完全瓦解，中央各部形同虚设，人员很少，政令不出京城。分散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几个小省份大多独立，除了承认君士坦丁堡的宗主地位外，和中央政府没有其他联系，既不纳税也不提供士兵。皇室成员分封土地更加剧了拜占庭国家的政治分裂，第二大城塞萨洛尼基和莫利亚地区都成为皇帝兄弟们的领地，不承担任何义务，拥兵自重、各自为政，相互大打出手，血腥厮杀。

政治混乱加剧了国家经济的崩溃，特别是农业经济在内战和外敌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几乎被完全摧毁，帝国赖以生存的农业税收全部丧失，传统的以谷物和农副产品为主要商品的国内贸易完全消失。尼西亚帝国时期一度恢复的军区制再度瓦解，不仅由于外敌侵蚀，土地资源急剧减少，使国家无地用来屯田；而且由于居民逃亡，人口大量流失，使国家无人用作农兵。一度成为拜占庭帝国谷仓的富庶农业地区，如小亚细亚和色雷斯地区大多沦陷于保加利亚和突厥人之手，大片土地无人耕种，变为荒地。国家直接控制的纳税小农纷纷托庇于大地主和地方贵族，成为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农奴，国家因此几乎没有收入，国库空虚，靠变卖皇家财产、土地和借款度日。约翰五世以3.5万杜卡特（Ducat）金币把扼守海峡入口的泰尼多斯岛（Tenedos）卖给威尼斯人，以及以2.5万杜卡特和几条战船为代价将皇冠抵押给威尼斯人都是这个王朝留给后人的笑柄。朝廷采取杀鸡取卵的政策，增加税收量和新税种，加重对税户的剥削，只能加剧财政危机。14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年收入仅相当于中期拜占庭年收入的2.18%。拜占庭人曾经具有极大优势且获利巨大的国际贸易也因为出让商业贸易特权，几乎全被热那亚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商人夺取。位于君士坦丁堡北郊的加拉大和佩拉商业特区成为热那亚和威尼斯控制拜占庭商业贸易的基地。拜占庭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迅速被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金币所取代。

土地资源的减少和人口的流失直接造成兵源枯竭，军队士兵无以为继。拜占庭朝廷大量使用雇佣兵，使得拜占庭各地游荡着为金钱而战的外国雇佣兵，其中主要包括西班牙卡塔兰人（Catalans）、突厥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瓦兰吉亚人（Varangians）等，他们名为士兵，实为匪徒，在帝国城乡肆意妄为，稍有不满即大动干戈，无情洗劫当地居民。特别是当拜占庭政府无力支付或稍稍拖延支付其高额军饷时，他们的洗劫就更为彻底，抢劫的范围更大。拜占庭人雇用热那亚和威尼斯舰队的代价就是拱手让出其在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的全部商业利益，拜占庭海上霸权彻底丧失。

内外交困的拜占庭帝国陷入剧烈的社会动荡，其原因在于大地主贵族的兴起和农民的破产使贫富差距迅速加大，普遍的形势恶化将农民推入绝境，他们沦为大地主的农奴，处境极为悲惨，成为社会的最底层。与此同时，城市里两极分化的现象也进一步加剧，中等的业主经受不住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下降为工匠，手工业工匠和雇佣工人则沦为贫民，各个城市都充满了流浪汉和乞丐。城乡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官吏和百姓的矛盾冲突极为剧烈，1328年君士坦丁堡人民起义迅速蔓延全国，引发了1341年的全国性人民起义，其中塞萨洛尼基人民运动最具代表性。起义民众洗劫贵族和大商人，杀死民怨最大的城市官员。次年，起义民众在“狂热派”领袖阿莱克修斯（Alexius）和米哈伊尔（Michael）领导下建立了“塞萨洛尼基共和国”，并多次击退皇帝军队的进攻，这次起义延续了9年之久，是拜占庭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人民起义。

对晚期拜占庭帝国损害最大的莫过于帕列奥列格王朝的持续内战，其中主要包括“两安德罗尼库斯之战”、“两约翰之战”和“约翰祖孙之战”。“两安德罗尼库斯之战”是老皇帝与同名孙子之间进行的8年内战。战争的起因是皇位继承人小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 III，1328—1341年在位）因争风吃醋而雇凶杀害胞弟，致使其父、当时的共治皇帝米哈伊尔九世（Michael IX，1294—1320年在位）悲痛过度而亡，老皇帝因此废除了小安德罗尼库斯的太子资格，另立皇帝继承人。这一事件为大贵族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VICantacuzene，1347—1354年在位）所利用，他支持后者反叛，从而揭开了内战的序幕。持续数年的内战，最终以老皇帝失败、被迫退位为结束。这场内战不仅使本来就极为衰弱的中央集权遭到彻底削弱，而且更为危险的是内战双方都投靠或借助某个强大的外国势力，新兴的土耳其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都应拜占庭人的邀请参战，他们在衰败不堪的拜占庭帝国境内大打出手，发展各自的实力。紧接着发生的“两约翰之战”中，大贵族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仍然是主角，他在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后，与以皇后安娜为首的贵族集团争夺摄政权。战争中，双方都积极勾结外国势力，安娜依靠保加利亚军队，约翰则雇佣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军队。后者正是依靠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支持，赢得了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并强迫小皇帝约翰五世（John V Palaeologos，1341—1391年在位）娶其女儿海伦娜（Hellena）为妻，他本人则以共治皇帝身份登基。1351年，已经成年的约翰五世起兵进攻其岳父约翰六世，由此揭开了内战的第二阶段。他勾结塞尔维亚人，约翰六世则依靠奥斯曼土耳其士兵。最终，约翰五世在热那亚海军帮助下，趁首都人民起义之机，推翻约翰六世的统治。此次内战使奥斯曼土耳其军队顺利进入欧洲，并在巴尔干半岛建立了桥头堡和军事基地，他们在此后数百年间将成为欧洲人的劲敌和拜占庭帝国的掘墓人。“约翰祖孙之战”又是一场因废长立幼而引发的皇室内战。但是，这次内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战，而是外国列强打着皇室旗号进行的瓜分拜占庭帝国利益的斗争。靠内战稳固统治的约翰五世在这场内战中依靠威尼斯人，其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和长孙约翰则依靠热那亚人，他们分别代表着争夺拜占庭商业特权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对于拜占庭人而言，内战没有胜利者，因为最终占据上风的威尼斯人摄取了所有贸易利益。

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内外政策使拜占庭实力进一步下降，彻底滑落到巴尔干半岛小国地位。1346年，为了巩固其傀儡皇帝的地位，约翰六世将亲生女儿塞奥多拉（Theodora）许配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乌尔罕（Orkhan）。1371年以后，约翰五世也投靠土耳其苏丹，缴钱纳贡，送交人质，心甘情愿地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属国。皇帝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1391—1425年在位）丧失了自救的信心，完全仰仗西欧国家的援助，他虽然向教皇、法、英、阿拉冈、威尼斯等西欧国家求援，但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同样，皇帝约翰八世（John VIII，1425—1448年在位）也是在游说威尼斯、匈牙利和米兰等国君主中耗费了主要精力，最终空手而归。1438年，拜占庭皇帝亲自率领希腊教会代表团参加教皇主持召开的佛罗伦萨宗教会议，希图以一纸“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换取教皇发动反土耳其人十字军。结果，援兵没有盼来，却因对教皇让步而引发东正教徒的普遍反对。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内外政策对整个形势的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外交活动没有成为强化内部改革的补充，也没有为加强国力提供外部条件，而只是成为他们寻求援助和救护的渠道，该王朝统治的近200年期间，几乎没有施行任何旨在富国强兵的措施，甚至连在尼西亚流亡政府期间成功进行的改革也被废止，从而错过了从内部救亡的时机，堵塞了从内部挽救帝国的可能性，特别是该王朝统治者引狼入室的行为对衰弱的拜占庭帝国是最后的致命打击。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顺利发展并最终成为拜占庭帝国掘墓人与帕列奥列格王朝推行的内外政策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正是末代拜占庭统治者的短见无识造成了土耳其势力的崛起。早在13世纪时，拜占庭人完全有能力清除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隐患，但他们或是未能预见其潜在的威胁，或是忙于内战而任其发展。尔后拜占庭帝国朝野贵族更将凶猛彪悍的土耳其人作为内战和对斯拉夫人作战的主力，使之发展更为迅速。正是由于该王朝的支持和保护，奥斯曼土耳其势力才没有被扼杀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没有像巴尔干半岛各小国那样在相互牵制中难于发展。也是由于该王朝的亲土政策，使土耳其人获得充足的理由和借口大肆扩张，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还是由于该王朝的屈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服扩张活动被合法化。当拜占庭人养虎为患，使土耳其人势力强大后，拜占庭人又唯土耳其人马首是瞻，充当奥斯曼土耳其军事扩张的帮凶。约翰五世作为苟延残喘的弱小国家的皇帝，在位期间完全听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命令。他不仅于1355年与土耳其苏丹乌尔罕订立割让色雷斯地区的条约，而使他们对色雷斯地区的占领合法化，而且还不得不接受土耳其人将其首都从小亚细亚地区的尼西亚迁入欧洲巴尔干地区的亚得里亚堡的事实，继而，他曲意迎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在谈判中处处让步。1374年，约翰五世和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正式承认苏丹的宗主地位，并将次子曼努埃尔送入苏丹宫中作为人质。也是在苏丹的命令下，他将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和孙子约翰的眼睛刺瞎。

纵观帕列奥列格王朝，几乎没有出现“一言以兴邦”的卓越政治家，无论是皇帝亲王，还是高官显贵，或是将军武士，都对东地中海和欧洲形势缺乏必要的理解，对国家的前途缺少应有的洞察力，以致在外交活动中采取了许多短视行为，政策忽左忽右。他们既没有将执政重心放在整顿朝纲和内政改革方面，也没有把外交确立为以富国强兵为基础并使之为加强国力服务。另外，由于他们不能清醒地认识本国国情和周围世界的形势，因此做了不少“不可为之事”，采取了许多愚蠢的外交措施。他们不能正确估计本国民众对罗马天主教反感的情绪和西欧各国内部动荡、无心东顾的局势，因此在争取西方援助的外交努力中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的精力太多、浪费的时间太长，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同样，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判断土耳其人迅速崛起的趋势和其称霸地中海和黑海世界的野心，因此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展扩张的政策。他们认敌为友、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相互厮杀的行径只能自掘坟墓，最终走向灭亡。

尾声：拜占庭帝国的灭亡（1453）

拜占庭帝国的掘墓人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在13世纪小亚细亚原罗姆苏丹国衰落以后，开始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国家和奥斯曼王朝统治的。14世纪前半期，奥斯曼土耳其国家发展迅速，基本完成了对小亚细亚最重要的核心地区的征服。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所以迅猛崛起，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为内在原因：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国家接受了伊斯兰教统治方式，重视军队建设，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军事封建专制制度。从游牧向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教一体化专制权力和彻底的全民军事化使这个新兴的国家生机勃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二为外在原因：奥斯曼土耳其人生逢其时，拥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当时的西亚地区、特别是小亚细亚地区没有强大的敌对势力，能够与之争锋的罗姆苏丹国已经瓦解，阿拔斯王朝也归于灭亡，拜占庭帝国贫弱无力，内外交困无暇东顾，这些使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展顺利，迅速崛起。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土耳其人大举扩张。到14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已经控制了黑海、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沿海的小亚细亚西北地区，奠定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展的基础。1345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将势力扩大到欧洲，并完成了对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和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的占领，控制了这一地区周围各个海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据了原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在这广大的领土上，苏丹迫使其他民族臣服，或称臣纳贡，或送子献女以为人质和妻妾，苏丹以宗主身份对各国君主发号施令，左右各国朝政，决定君主兴废，如有不从和反叛则无情镇压。土耳其人对于具有反叛倾向的波西尼亚（Bosinia）人、瓦兰吉亚人、罗马尼亚（Romania）人和保加利亚人残酷镇压。到15世纪初，苏丹已经为最后攻占君士坦丁堡做好了准备。征服拜占庭帝国的事业是由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完成的，当时的形势对土耳其人极为有利，因为巴尔干半岛各国已经臣服，色雷斯、马其顿、保加利亚和希腊早已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直接统治下，塞尔维亚、波西尼亚、瓦兰吉亚和莫利亚也承认了苏丹的宗主权，缴纳贡赋、提供军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趁西欧各国君主忙于强化各自专制王权、无暇顾及东地中海的时机，发动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攻势。根据著名拜占庭学家仁西曼（Steven Runciman）的分析，奥斯曼土耳其人长期专注于攻取拜占庭首都不仅仅是为灭亡不堪一击的拜占庭帝国，还有更为深远的战略目的，即在欧洲扎根，这一分析为今天的现实所证明。

穆罕默德二世以其政治家的精明和军事家的战略洞察力，通过外交活动，全面孤立拜占庭人，切断了所有援助君士坦丁堡的可能通道。同时，他组织大规模军火生产，特别是用于攻城作战的军事机械，高薪聘请匈牙利火炮制作工匠乌尔班（Urban）指导，铸造出当时世界上最重的巨型火炮，其口径达99厘米，可发射1200磅（相当于448公斤）重的石弹，是攻击君士坦丁堡高大坚固的城墙最有效的武器。他还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处建立鲁米利·希萨尔（Rumeli-Hisar）城堡和炮台，配置强大的火炮，它与海峡对面的阿纳多利·希萨尔（Anatolia-Hisar）城堡隔水相望，有效地封锁海峡，以阻止从海上可能对君士坦丁堡的援助。1453年4月6日，攻城战正式开始。据不同史料记载，参加这次战役的攻城将士达10—20万人，其中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精锐禁卫军上万人和阿纳多利亚军团万余人，各类火炮50多门，战船120艘。而守城的拜占庭将士不足万人，他们凭借陈旧的武器和“希腊火”拼死抵抗，坚持了一个多月。这场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攻防战持续了53天，于5月29日凌晨结束，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据传战死在巷战中。君士坦丁堡陷落了，这标志着拜占庭帝国这个具有千余年历史的国家寿终正寝。

当代著名拜占庭学者在分析拜占庭帝国衰落灭亡的原因时提出过种种假说，发表了许多颇有说服力的意见，学者们从宗教束缚、经济停滞、政治腐败、社会分裂、精神颓废、生产水平低下等各个方面提出根据，得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结论。所有的学者都一致认为，拜占庭文化在中古时代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著名的拜占庭学者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写道：“1453年拜占庭灭亡了，但是其精神永存。其信仰、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概念仍然发挥作用。其影响不仅在曾经是拜占庭领土的那些国家，而且在拜占庭帝国旧疆界以外的国家中仍然存在。”“拜占庭文化在东欧和西欧甚至具有更深远和强大的影响。”（注：G.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J.Hussey，Oxford，1956，1968，pp.508-509.）另一位当代拜占庭学者仁西曼也不无惋惜地写道：“1453年5月29日，一种文化被无情地消灭了。它曾在学术和艺术中留下了光辉的遗产；它使所有的国家摆脱了野蛮，并给予其他国家文化精华；它的力量和智慧几个世纪中一直是基督教世界的保护。君士坦丁堡在11个世纪中始终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注：S.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1933，1959，p.299.）

第二章　史料概述

拜占庭史料极为丰富，有学者称：中国史料第一，拜占庭史料第二。在文献史料中既包括历史著作、宫廷档案、商业文书、旅行杂记、外交报告、公私书信，也包括诗歌词赋、传道散文、各类讲演、小说戏剧、读书随笔等，类似于我国经、史、子、集各部。究其原因在于拜占庭学术和文化传承源于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在千余年间始终以古典文明为其发展的基础；拜占庭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灿烂的地中海古典文明作为继承发扬的主体，将基督教精神与传统文明结合起来，使拜占庭文化成为中世纪地中海和欧洲世界最耀眼的明珠。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拜占庭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其中文献资料是最重要的研究依据。很多历史学家乐于进行史料的归类，分列出“历史著作”或“文学作品”等。这种分类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古代作家在很多情况下的写作是不做这类区分的。例如，6世纪拜占庭作家普罗柯比被后人当做“史家”，其实他本人和当时人称之为“修辞家”，类似于我们今天通称的“作家”或“文学家”。此外，随着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大量的拜占庭文物和音像资料也进入历史研究的史料范围。例如拜占庭铸币特别是金币已成为拜占庭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系统的拜占庭金币研究成果已经奠定了拜占庭经济史最可靠的史料基础。又如无伴奏的东正教唱诗音乐保存了完整的拜占庭音乐历史发展的史料。

一、主要文献资料

拜占庭人十分注意历史记载，这可能是受古典时期希腊作家的影响。拜占庭帝国的许多年代纪史家、编年史家、传记作家等为后人留下大量珍贵的文字。其撰写史书的方式不同于中国古人，而是继承了古希腊历史写作的风格，即在写作中围绕历史事件展开的叙述体例和注重民俗风气的社会文化视角。综观拜占庭历史作品，其共同点在于普遍关注王朝政治斗争和教、俗重大事件。正是这些年代相继不绝的历史作品，使后人能够追寻到拜占庭帝国上千年历史的主要线索，得以了解这个千年帝国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使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人的生活和思想。拜占庭历史文献非常丰富，保留至今的数量极多，在世界范围内是仅次于我国的文献资料“大户”。这些文献资料在拜占庭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学习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进行拜占庭历史研究中，有必要首先对最主要的拜占庭历史作家及其作品做简要介绍。这里所谓“最主要的”历史作品是指那些经文献学研究证明记述可靠、涉及年代相互衔接连贯、并能够为我国大多数读者直接阅读的拜占庭史书。事实上，拜占庭历史作品中最重要的文献大多被翻译为西方主要文字，其中的英文版本可以为我国更多读者所接受。（注：目前，我国引进的希腊文古籍数据库建立在南开大学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其中包括现已整理出来的所有拜占庭文献。本章介绍的拜占庭学原始资料原文均可在该数据库中查询到。）

（一）教会史

最早的拜占庭历史文献出自恺撒利亚人尤西比乌斯（Eusebios of Caesarea，260—340）之手。他于260年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恺撒利亚城，少年时即师从当地著名的教会学者潘非罗斯（Pamphilos），深受其影响，甚至在后者入狱的两年间继续帮助其师著书立说，直到潘非罗斯被处死，他被迫流亡。他经历了拜占庭帝国初期剧烈的政治宗教动荡，53岁得到平反，当选为家乡的主教，并与皇帝君士坦丁成为好友。他一生著述不断，身后留下大量作品，其中有3部最重要，即《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传》。尤西比乌斯在其多卷本作品中大量使用前代文献，结合他所经历的各种事件，阐明了这样的道理：只有遵循上帝意旨办事才能获得最终胜利，而获得最后胜利的人都是在上帝指引下的，君士坦丁皇帝是杰出的代表。现存10.2万余字的《教会史》的内容涉及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直到324年；而总字数24万余字的《编年史》则从《圣经》传说的亚当一直到3世纪末。这些作品目前均有英文译本，其中比较权威的版本有“劳埃布古典丛书”、“企鹅丛书”、克鲁塞、威廉姆斯、迈克基夫特等译本，其中迈克基夫特译本全文可在“互联网中世纪资料书籍”（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book.html）找到。（注：Eunapius of Sardis，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sorus，Priscus，and Malchus，ed.by R.Blockley，Liverpool，1981-1983.）《教会史》已有中文本。

苏克拉底（Sokrates Scholastikos，379—440）的作品主要涉及4—5世纪的历史。他生于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自幼接受系统的教育，后师从著名的非基督教学者、当时从亚历山大城流亡到京城的阿莫尼欧斯和海拉迪欧斯，成为小有名气的文法家和律师。其代表作品为7卷本的《教会史》，该书第一次问世后曾受到一些同时代作家的质疑，认为其原始资料存在诸多可疑点。为此，苏克拉底重新修改，多年后完成了第二个版本，即是流传至今的版本。《教会史》的内容不局限于基督教事务，而是广泛涉及305—439年间的重要历史事件，特别注重那些对君士坦丁堡政治影响较大的地方性事件，视野比同时期的教会史作品更开阔。该书每卷以一位皇帝在位时间为范围，自戴克里先开始，依次谈及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朱利安、瓦伦斯、塞奥多西一世和塞奥多西二世等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全书现存10.4万字，其权威的英文本为米格奈本。（注：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surnamed Scholasticus，or the Advocate，ed.by Migne，London，1853.）

与苏克拉底同时的作家索卓门诺斯（Sozomenos，约400—450）也是一位教会史家，他出生在加沙附近的贝塞利亚，后在君士坦丁堡学习法律。他深受早期拜占庭作家恺撒利亚人尤西比乌斯的影响，因此写作了《教会史》作为后者作品的续篇。该书从尤西比乌斯《教会史》中断的324年写起，直到443年，内容涉及124年间的历史。索卓门诺斯是皇帝塞奥多西二世的好友，在他写作之初，皇帝就其写作内容提出了要求，以纠正和补充奥林匹多罗斯《历史》中有关其统治期间的历史。据说，后来塞奥多西皇帝仔细阅读了该书，并认可了其内容。全书共9卷，但涉及425—443年的最后一卷散佚，原书最后叙述的443年塞奥多西巡视贝撒尼亚地区一事仅保留在后来其他史家的作品中。《教会史》对苏克拉底作品中关于教义和神迹的批判，以及对基督教在波斯、亚美尼亚、阿拉伯和哥特人中间的传播的叙述凸显了该书重要的史料价值。《教会史》权威的英译本为沃尔富特译本。（注：Sozomeno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Nine Books，from AD 324 to AD 440，trans.by E.Walford，London，1846.）

（二）当代史

撒尔迪斯人尤纳比欧斯（Eunapios of Sardis，345—420）的《历史》也与尤西比乌斯的作品衔接。尤纳比欧斯生在撒尔迪斯，但是在古典文化传统极为强大的雅典接受教育，深受非基督教学术的影响，笃信新柏拉图哲学，并因此成为皇帝“背教者朱利安”的好友。在14卷的《历史》中，他记述了270—414年间大量人物和历史事件，但是全书缺乏连贯性，似乎是人物和事件纪实的汇编。该书散佚较严重，404年以后部分缺损，现存1.6万余字，因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而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英译本中比较权威的有布罗克雷和瑞特的译本。（注：Eunapius of Sardis，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sorus，Priscus，and Malchus，ed.by R.Blockley，Liverpool，1981-1983.）

阿米安努斯·马赛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330—392）出身于安条克的贵族家庭，年轻时即从军，参与多次战争，随皇帝朱利安出征波斯。退役后，他对东地中海沿岸文化重镇如希腊、埃及、罗马等地方进行学术访问，为日后的写作积累资料。其《史绩》涉及96—378年间的历史事件，全书共31卷，包括257年的前13卷目前已经散佚，后18卷的叙述更详细，以亚得里亚堡战役作为全书结尾。该书基本上保持罗马史家的写作风格，尤以塔西佗为榜样，其明显的古代史学倾向表现在对“蛮族”的蔑视和爱国情绪、指责民众暴乱和抨击腐败堕落等方面。在宗教问题上，他作为非基督教作家，特别推崇朱利安皇帝，将其当做英雄和主人公来描写。该作品还涉及大量基督教兴起的资料。（注：Ammianus Maecellinus，The Roman History of Ammianus Maecellinus，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s Constantius，Julian，Jovianus，Valentinianm and Valens，trans.by C.Young，London，1862.）

底比斯人奥林匹多罗斯（Olympidoros of Thebes，约4—5世纪）的生卒确切时间不详，但是根据其作品，人们知道他出生在埃及的底比斯，后来携带能歌善舞的鹦鹉云游地中海各地达20年之久。大约在412年，他随一个使团出访匈牙利，后被怀疑暗算匈牙利王，致使后者突然死亡。此后，他在雅典供职10年，并以希腊语写作了22卷的《历史》一书。该书涉及407年以后20年的拜占庭帝国历史，特别是塞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的重大事件。与当时渐成气候的基督教作家有所不同的是，奥林匹多罗斯崇尚古典希腊文明，不仅拒绝使用拉丁语写作，而且行文模仿古代作家，在历史叙述中使用诗歌和富有哲理的语言。其权威的英译本为布罗克雷译本。（注：Eunapios of Sardis，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sorus，Priscus，and Malchus，ed.by R.Blockley，Liverpool，1981-1983.）

左西莫斯（Zosimos，5世纪）的《新历史》与奥林匹多罗斯的作品相印证，主要涉及410年以前的历史。他的生平至今尚无确切说法，一些学者认为，他与历史上有名的雄辩家加沙人佐西莫斯为同一人。他早年的活动不为人知，但是后来官至圣库伯爵和国库法官。其6卷本《新历史》现存6.2万余字，其第一卷为全书的引言，在介绍了自古希腊到奥古斯都期间的历史后，其他几卷重点分析罗马帝国，特别是4、5世纪拜占庭帝国历史的重大事件，预言君士坦丁堡将成为繁荣的城市。他与其他作家的重要区别在于，不仅客观叙述各个事件，而且点评它们对帝国国势的影响。他被后代拜占庭学家称作“最后的非基督教史家”。他的作品有多种英译本，其中布查南译本和瑞德雷译本比较权威。

塞奥多利特（Theodoret of Cyrrhus，393—466）大概也可以算是上述几位作家的同时代人，生于文化重镇——叙利亚的安条克，自幼遵从父母之命献身教会事业，进入当地的修道院。但是，如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他同时也接受了系统的古典文化教育，对古希腊罗马文史作品十分精通。由于他坚持聂斯脱利安派教义，与亚历山大教区的希利尔派尖锐对立，名声大噪，423年当选为塞鲁斯教区主教。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宣布聂斯脱利安派为异端教派，他因此被罢免，449年被流放。几经沉浮，他最终回到家乡叙利亚，并在此度过了最后的15年。他在激烈的宗教争论中写下的大量神学论文多成为正统教会的禁书，而其《教会史》是最有史料价值的。该书共分5卷，现存7万余字，涉及323—428年间正统基督教对阿里乌派异端斗争的细节，因此为后人提供了大量叙利亚地区宗教和政治史的信息。他留下的数百封书信则广泛地反映了当时拜占庭帝国的社会生活。（注：Theodoret，Ecclesiastical History，Dialogues，Letters of Theodoret，NPNF2-03，pp.3-523，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New York，1892.）

普里斯哥（Priskos，410—472）出生于色雷斯的潘农，早年生平不详，后入仕为官，曾随外交使团出访匈奴王阿提拉，并出使罗马，访问埃及，入朝做官后，官至马尔西安皇帝首相秘书。他的8卷本《拜占庭史》（此名称为近代编辑者所加）仅保留下残部，现存近1.9万字，涉及433—468年间的历史。其作品最重要的价值表现在关于阿提拉的叙述，为后代史家反复引用。但是，他刻意追求语言的华丽和韵律，特别是将其个人好恶加入历史叙述，影响了记述的可靠性。他对匈奴人的看法基本上沿袭了古代的传统，蔑称其他民族为“蛮族”。普里斯哥作品的权威英译本保留在布罗克雷译本和格登的专题著作中。（注：Eunapios of Sardis，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sorus，Priscus，and Malchus，ed.by R.Blockley，Liverpool，1981-1983.C.Gordon，The Age of Attila：Fifth Century Byzantium and the Barbarian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0.）

普罗柯比（Procopios，？—565）是6世纪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历史作家。他出身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恺撒利亚的贵族家庭，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后来赴京城寻求发展，结识了青年军官贝利撒留。当后者因突出的军事才能而跃升为拜占庭帝国东部前线司令时，普罗柯比受聘为他的秘书和法律顾问。自527年以后，普罗柯比随军南北转战，东征西讨，亲身参加了查士丁尼一世发动的各次战争。这些经历对于他后来的写作帮助极大。542年，他受贝利撒留的牵连，被迫回到京城，处于皇帝的直接监督下，此后就没有离开君士坦丁堡，直到去世。他的主要作品有记载3次重大战争的《战史》，歌颂查士丁尼修建京都功德的《建筑》，和抨击时政并对皇帝皇后进行猛烈人身攻击的《秘史》。8卷《战史》详细描述了拜占庭帝国对波斯人、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的战争，不仅对影响战争进程的各次战役进行评述，而且还涉及了相关民族和地区的历史。他对战事胜负原因的分析基本摆脱了神学的影响，但是对于拜占庭军队战胜“蛮族”抱着明显的颂扬的态度。《建筑》中充满了对查士丁尼肉麻的吹捧，有学者认为，作者是在“软禁”期间和查士丁尼淫威下被迫完成的，其价值在于提供了当时君士坦丁堡公共建筑和社会生活的宝贵信息。最有争议的作品是《秘史》，因为作者在书中一反常态，全面否定了查士丁尼时代的各项政策，并对皇帝皇后的人格人品大肆诋毁，语言刻毒粗俗，以至于后代人怀疑普氏不是《秘史》的作者。从书中描写的宫廷秘史和写作风格看，这种怀疑并不成立。唯一的解释是作者后半生遭受的冤屈改变了他原有的思想观点。无论如何，普罗柯比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了查士丁尼时代广阔的历史画卷，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史料，它们涉及查士丁尼开始主政直到552年的历史。其作品被整理问世后，先后被翻译成世界各主要文字，其中数十万字的《战史》篇幅最长，《建筑》现存23万余字，《秘史》现存3.3万余字，其权威的英文译本包括劳埃布古典丛书中的译本、卡迈隆删节本、威廉森译本和阿特沃特译本。（注：Procopios，History of the Wars，Secret History and Building，trans.ed.and abridged A.Cameron，New York，1967.）《秘史》已有中文本，《战史》中文本即将问世。

阿嘎塞阿斯（Agathias，532—580）是普罗柯比同时代人，比后者年轻。他是小亚细亚地区米利纳地方人，早年经历不详，曾是斯米尔纳地方负责公共建筑的官员，后来成为君士坦丁堡有名的法学家和诗人，写过一些六步韵律诗和情诗，以及散文和法学作品，还编辑过一本小有名气的时事讽刺诗集，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上百首诗歌，该书最抢眼之处是他致查士丁尼皇帝的前言，反映当时崇尚古希腊文化的知识阶层的心声。但是，使阿嘎塞阿斯青史留名的作品是其《历史》一书，因为他明确指出其写作目的是续写普罗柯比未完成的历史记叙。在5卷本的《历史》中，他从普罗柯比终断的552年写起，详细描述了此后37年的政治军事事件，刻意追求普罗柯比的写作风格，注重发生在帝国东、西部的各次战争，查士丁尼皇帝晚年的神经质，以及当时拜占庭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而教会的事务被有意或无意地省略或简化了。总字数为6万余字的《历史》最初被收入柏林出版的《拜占庭史籍大全》中，其权威英文译本为富伦多所译，另有卡迈隆删节本可供参考。（注：Agathias，The Histories，trans.by J.D.Frendo，in 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 2A，Berlin，1975；A.Cameron，“Agethias on the Sassanians”，in Dumbarton Oaks Papers，23-24（1969），pp.67-183.）

埃瓦格留斯（Evagrios Scholastikos，536—595）可以算作阿嘎塞阿斯的同代人，他生于叙利亚的埃比发尼亚，曾是拜占庭帝国文化重镇安条克的法学家，可能还担任过地方行政官员。其6卷本《教会史》涉及431—594年的历史事件，时间范围超过阿嘎塞阿斯的《历史》。该书名为教会史，但无论取材还是描述都不局限于教会事务，资料来源广泛，描写生动，语言比较华丽。他是一位持正统教义的作家，但是对其他教派采取宽容态度。他对拜占庭王朝事务的叙述不受信仰的束缚，特别推崇马尔西安、提比略和莫里斯等皇帝的功绩和能力。可能是对安条克更熟悉的原因，他的《教会史》对这个城市倾注了比对君士坦丁堡更多的笔墨。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教会史家并不完全采用传统的教会史写作方法，而是交替使用教会和古典文史写作风格。总字数达到5.6万余字的《教会史》的重要价值还表现在他记载了许多其在安条克亲身经历的事件，以及详细列出的参考书目。（注：Evagrius Scholasticus，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with the Scholia，ed.by J.Bidez and L.Parmentier，London，1898；rp.Amsterdam，1964.）埃瓦格留斯有一位表弟值得一提，他叫约翰（John of Epiphaneia，6—7世纪），是安条克地方的名人，不仅活跃在知识界，而且担任安条克教区大主教乔治的顾问。约翰著有《历史》一部，目的在于续写埃瓦格留斯的《教会史》，但是破损严重，现存1.5万余字。根据目前保留下来的前言等残部，人们了解《历史》的重点在描写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长期的战争，特别是波斯国王与拜占庭皇帝莫里斯对西亚地区的反复争夺。可惜这部书仅有少量篇章传于后代，目前尚无英文译本。

马赛林努斯·戈麦斯（Marcellinus Comes，6世纪）出生在伊里利亚的斯科普杰，属于拉丁人，但却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发展。他在查士丁尼一世任恺撒时就成为这位未来皇帝的亲随，后来授公爵名号，位列贵族。他的《编年纪事》涉及379—534年间的历史，重点在帝国东方事务，提供了许多细节。该书的价值是它为拜占庭帝国史书提供了拉丁作家的旁证，其英文和原文对照本在悉尼问世。（注：Marcellinus，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with a Reproduction of Mommsen‘s Edition of the Text），Sydney，1995.）

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of Byzantium，6世纪）与同时代人曼南德尔（Menander Protector，6世纪）的事情令后人不解，因为两人的作品不仅同名，而且内容几乎相同，前者10卷本的《历史》涉及566—581年的历史，而后者的作品涉及558—582年的事件，时间范围和叙述对象雷同。至今人们难以确定谁是原创者，谁是抄袭者。塞奥发尼斯在该书前言中追述历史到562年，其内容重于外交关系和对外战争，对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相邻民族，如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和高加索地区各民族社会风俗都有记述。该书资料来源独特，为同时代其他历史书籍所未见。例如有关突厥人的资料就极为珍贵，以提比利斯为都的埃伯利安人的资料也是其他同时代作品中缺少的。他对有关中亚僧侣从中国贩运养蚕育桑技术到拜占庭帝国的叙述是关于这一问题史料的原始出处，后经普罗柯比引用，广为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古代文化西传的一段佳话。该书残卷不足千字，但其续编近10万字。曼南德尔生于君士坦丁堡贵族家庭，据他自己说，早年遵从父命，在京都学习法律，因为这是为官的必要条件。后来，他和其他寻求仕途生涯的贵族子弟一样，进入宫廷侍卫队，曾任御林军军官，一度卷入当时流行在君士坦丁堡等大都市的“竞技党”活动。莫里斯皇帝掌权后，他受命写作历史，并负责接待各路学者。由于随和的性格和写作才能，他一直与当朝皇帝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为查士丁尼二世和提比略一世所赏识，而且是莫里斯的好友。这些特殊的经历有助于他了解拜占庭帝国高层事务，接触宫廷文件。他对拜占庭帝国皇帝与波斯国王和其他君主谈判细节的多次描写说明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作家特别注重对不同民族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描述，观察独到细微，记载翔实具体，并注意对叙述对象所在的地理地貌进行准确的描写。他们的作品为后代作家广泛引用。目前该书有两个古代版本，但是两个本子并不完全一致。最好的英文译本为布罗克雷译本。（注：Menander，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trans.by R.Blockley，Liverpool，1985；Theophane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eacorum，IV，ed.C.Muller，Paris，1959.）

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ktos of Simokattes，580—641）的生平不详，后人只知道他出生在埃及，曾任察尔西顿主教的助手。其主要著作为8卷本《历史》，涉及莫里斯皇帝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历史。这部书与曼南德尔的《历史》相接，重点叙述莫里斯时期君士坦丁堡的重要事件。正是由于他观察的重点在首都，特别在朝廷，所以书中有大量有关京城庆典和宫廷仪式的细节描写，这是同时代其他作品中缺乏的内容。他对拜占庭帝国东部地理的记载一直延伸到古代中国，表现出作者对古代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推崇和熟悉。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历史》的前言中采用了拟人式的对话，让历史与哲学各自阐述观点，以突出历史写作的独特风格。全书充满了他对这位皇帝的颂扬，语言夸张，有许多历史年代错误，并很少涉及邻国或其他民族的事务。另外，他在写作中带有强烈的基督教信仰色彩，特别注意描述所谓的神迹和上帝的“奇迹”。塞奥非拉克特作品现存6.5万余字，其英文译本以怀特比译本为最好。（注：Theophylact，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of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trans.by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Oxford，1986.）

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 I Patriarch，750—828）出身于君士坦丁堡的教会贵族家庭，当时毁坏圣像运动正处于高潮，其父因坚持崇拜圣像而被皇帝君士坦丁五世驱逐流放，他随父亲流亡。伊琳妮皇后摄政期间重申崇拜圣像，他才得以返回京城，并得到平反重用，官拜皇帝的秘书。退休后，他周游帝国各地，在小亚细亚建立多所修道院。802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京城，被任命主管首都最大的救济中心，4年后担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达9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不遗余力地以温和手段平抚毁坏圣像派残余势力，积极维护皇帝权威，但是未能成功。当朝廷以强制手段镇压反对派时，他拒绝签署迫害决定，愤然辞职。尼基弗鲁斯一生著述丰硕，留下了多部批驳毁坏圣像派主张的著作和长篇论文。他写作《简史》的目的在于批判毁坏圣像派作家对前代历史的“错误”引用和解释。该书现存1.7万余字，涉及602—769年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从崇拜圣像派的立场叙述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不是按照年代顺序，而是遵循事件发展写作，对涉及的地理地貌有更准确的描写。他还完成了一部《编年史》和一部《教会史》，但前者更像是一部年表，包括自上帝创造万物直到828年间“世界”的统治者年表。《编年史》在当时的影响似乎更大些，被翻译成拉丁语和斯拉夫语，流行于地中海世界。尼基弗鲁斯作品的英文译本由曼戈完成。（注：Nicephorus，Short History，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Cyril Mango，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1990.）

尼基弗鲁斯之后，拜占庭年代纪似乎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作品少的原因是历史家普遍青睐编年史的写作。而接续尼氏《简史》的作家是在他之后近一个世纪才出现的，这位作家就是约瑟夫（Joseph Genesios，912—？）。约瑟夫出生在君士坦丁堡高级官宦之家，自幼接受系统的贵族式教育，学识渊博，与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关系密切，是聚集在后者皇宫中的文人学者圈子里的重要成员，也是“马其顿文艺复兴”热潮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他的《列皇纪》就是根据他在宫廷中接触到的大量文档和书信写成的，涉及813—886年间的多位皇帝，包括利奥五世、米哈伊尔二世、塞奥非鲁斯、米哈伊尔三世和瓦西里一世。该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前代和当代作家完成的编年史和基督教圣徒传记，例如修道士乔治的作品。《列皇纪》的近代版本早在近两百年以前就被德、法学者整理出来，共2.3万余字，最新的权威原文版出现在1973年，其最新原文与德文对照版本出现在1989年。（注：Joseph Genesios，Basileiai，ed.C.Lachmon，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Bonn，1828.）

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位亲自撰写文史书的皇帝是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05—959），他虽然是皇帝利奥六世和贵族出身之宫女邹伊的亲生儿子，但是命运坎坷。其父生前多次结婚，一直希望有男性皇位继承人。君士坦丁是利奥第四次婚姻的结果。由于这次婚姻违反了基督教婚姻法规而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邹伊的皇后地位未能得到教会的承认，君士坦丁也因此被排斥在王朝权力中心之外长达40年。可能是他的这种特殊经历为他提供了生活条件优越而又置身权力斗争之外的环境，也可能是他继承了其父学者的天赋，君士坦丁一生向学，热爱古代文化，大力支持学术，褒奖各种文化活动，吸引大批学者在其周围，推动“马其顿文艺复兴”。客观而言，他算不上杰出的拜占庭皇帝，但却是真正的学者。在其多部关于拜占庭帝国军区、政府、宫廷礼仪的著作之外，他主持编纂的《皇帝历史》属于史籍类。该书共分4卷，共20万余字，涉及813—961年间的王朝政治史。第一卷的内容以813—867年间利奥五世、米哈伊尔二世、塞奥非鲁斯、米哈伊尔三世等皇帝统治事件为主，可能是作为著名编年史家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作品的续写，因此《皇帝历史》有时又被冠以《塞奥发尼斯作品的续篇》的名字。第二卷单独记载君士坦丁的祖父、马其顿王朝的创建人瓦西里一世的生平，极力歌颂这位皇帝的文治武功，肯定军事将领的作用，贬低商贾。第三卷涉及886—948年间6位皇帝在位时期的历史事件。可能直到君士坦丁去世时，该书的编辑工作仍在进行，因此最后一卷是在他死后两年完成的。全书充满了对皇族和福卡斯家族、布林加斯家族、库尔库阿斯等军事贵族的欣赏和崇敬，其视野因而受到限制。目前，该书有德文和原文对照本。（注：Constantine VII，Vom Bauernhof auf den kaiserthron：Leben des Kaisers Basileios，Styria，1981.Nikephoros，Short History，Nikephoro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Text，Translation，and Commentary，trans.by C.Mango，Washington，D.C.1990.Constantino Porirogenito，De thematibus，introduzione，testo critico，commento，a cura di A.Pertusi.Cittàdel Vaticano：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1952.）该书英文本也已问世。

与《皇帝历史》衔接的作品是利奥的《历史》。利奥（Leo the Deacon，950—994）是小亚细亚人，早年受教育于君士坦丁堡，后任宫廷执事，随瓦西里二世出征。利奥的《历史》涉及959—976年间的历史事件，重点叙述王朝政治和对外战争，特别是对保加利亚人的多次战事，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战斗经历。他使用的资料可能来自目前尚未发现的福卡斯家族史，因此他在写作中表现出对出自福卡斯家族的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的敬佩。利奥笃信上帝的力量，确信命运是无法摆脱不能对抗的，而一切成功都体现了神意的肯定，而所有的失败和灾难都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这使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利奥是位尚古作家，他将歌颂的对象比喻为古代的英雄，他们不仅具有古代英雄的人格品行，而且简直就是古代英雄下凡，战无不胜，他笔下的皇帝尼基弗鲁斯成为再世的赫拉克利特，皇帝约翰则变为复生的提丢斯，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被视为阿喀琉斯的后裔。（注：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之子，力大无穷，做出了12件英雄业绩；提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战将，在远征底比斯的战争中阵亡；阿喀琉斯是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使希腊联军取得胜利。）总之，现存约3.5万字的《历史》的文学色彩浓厚，影响了其写作的可靠性。该书的英文译本为塔尔伯特译本。（注：Leo the Deacon，History of Leo the Deacon：Byzantin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Tenth Century，trans.by Alice-Mary Talbot，Washington，D.C.，2005.）

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os，1018—1080）是拜占庭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的《编年史》实为年代纪，是为续写利奥的《历史》而作。他出身于君士坦丁堡中等的殷实之家，其父母极为重视对他的系统教育，师从当时多位学者，教俗知识兼通，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他属于当时思想活跃、学识渊博的学术新星，在首都知识界脱颖而出。他在36岁时因其庇护人退出政坛而被迫进入奥林匹斯山修道院。不久，他重返首都政界，成为宫廷学者，在君士坦丁九世、罗曼努斯四世和米哈伊尔七世统治期间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学术作用，曾任帝国哲学院院长。他晚年失势，在贫穷和失落中去世。普塞罗斯是一位多产作家，其大量作品涉及历史、哲学、神学和法学，还写作了大量韵律诗歌、散文、札记和书信。其《编年史》按照当时流行的传统，首先根据《圣经》的记载对上帝创世以后的历史进行简介，尔后进入正文，主要涉及976—1078年间的政治和军事大事。古希腊历史作家对他的写作产生深刻影响，他在叙述中始终强调大自然的作用，注意从现世事物中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而很少描写神迹。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从神学的角度理解历史事件，因此，在他的书中没有正义和邪恶、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鲜明对立，他笔下的人物和事物几乎都是矛盾的，因为他力图从人性的缺陷中追寻失败的原因。普塞罗斯的作品得益于他丰富的经历，许多关于皇帝和宫廷生活的描写来自其亲身近距离的观察，因而比较可靠，成为后人反复引用的资料来源。《编年史》现存7.8万余字，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其中权威英文版本为邵特尔译本。（注：Michael Psellos，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trans.by E.R.Sewter，N.Y.：Penguin，1966.）

小亚细亚阿塔利亚人米哈伊尔（Michael Attaliates，约1020—1085）是普塞罗斯的同代人，他的《历史》可以与后者《编年史》相互印证。米哈伊尔出身于阿塔利亚的中等家庭，但是自幼聪明，在君士坦丁堡受到的系统教育使他在仕途上发展顺利，曾任法官和元老，主管京都供水工作。这些职位不仅使他跻身拜占庭帝国上层社会，而且为他带来可观的财富。他的作品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包括他根据自己的了解完成的历史作品、个人传记、为他建立的修道院制定的法规制度，以及从罗马共和国到马其顿王朝的法学发展的法书，等等。其中《历史》是其主要的代表作。该书涉及1034—1080年间拜占庭帝国重大历史事件，与普塞罗斯的作品相比，更为客观，没有个人对事件的评论和价值判断，而主要是从第三者角度记述事件的原委，即使在不得不涉及其本人参与的过程时，也绝少自我吹嘘，这在拜占庭历史作家中是不多见的。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表现出对皇帝尼基弗鲁斯三世的青睐，将后者描写成具有帝王的天赋和美德，勇猛果敢，极有军事天才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君士坦丁堡等城市生活，其笔下的人物大多与城市民众活动相联系。由于尼基弗鲁斯皇帝以80岁高龄退位时，《历史》尚未完成，后代学者认为，本书对他的肯定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倾向，而不掺杂阿谀奉承的成分。应该说，《历史》的资料是可靠的。可贵的是作者对大自然产生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诸如大象和长颈鹿做了细致的描写。该书现存约6.2万字，目前有权威的德文和法文本，部分内容的英文译本由邓尼斯完成。（注：Michael Attaliates，Historia，trans.by John D.Polemes，Athens：Ekdoseis Kanake，1997.）

科穆宁王朝的安娜公主的第二个丈夫也是位作家，他的名字叫小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 the Younger Bryennios，1064—1137）。根据他的自传《历史素材》记载，他同名的父亲是米哈伊尔七世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曾任保加利亚地区军队司令和多瑙河下游地区总督，后发动政变推翻了米哈伊尔的统治。尼基弗鲁斯三世登基后，不接受恺撒称号，继续军事反叛，终被阿莱克修斯击败受刑，后得到皇帝的赦免，晚年以失明之身成功指挥对库曼人作战而闻名。小尼基弗鲁斯娶安娜为妻后，成为军事将领，一直希望夺取皇权，并参与了安娜的宫廷政变。他失败后，继续参与指挥帝国军队，曾随约翰二世远征安条克。他的《历史素材》是部未完成的作品，涉及1057—1080年间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外交活动。与安娜不同的是，他特别注重当时几个势力极大的家族为争夺皇权进行的斗争，包括科穆宁、杜卡斯和布雷恩努斯等军事贵族势力集团的政治活动。在表面上歌颂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字里行间，他含蓄地批评和否定这位皇帝的人格，而对其父亲加以肯定。他认为其父具有贵族的一切优秀品行和条件，即高贵的血统、万贯家财、为理想献身的勇气和军事天赋。该书现存3.1万余字，目前只有原文与德文和法文对照本。（注：Nikephoros the Younger，Materials for a History，trans.by Paul Gautier，Brussels，1975.）

在以年代纪和编年史为主要历史编纂体裁的拜占庭帝国，塞萨洛尼基人尤斯塔修斯（Eustathios of Thessalonika，1115—1196）的《塞萨洛尼基陷落记》可谓独树一帜，是记述单一事件的史籍。他生在塞萨洛尼基的贵族家庭，在首都接受系统教育，后进入教会任职，当过大教长米哈伊尔三世的秘书，并升任副执事和教区常务总管，1178年担任塞萨洛尼基大主教。他崇尚古希腊文化，对《荷马史诗》极为精通，曾对这部古典名著做过详细注释。此外，他组织收集整理古希腊文史作品，使一大批古籍得以保存下来。作为一位具有原发性思维的思想家和作家，他在《塞萨洛尼基陷落记》中对皇帝曼努埃尔的政策做出诸多评估，基本上肯定了这位皇帝的所作所为，但同时也大胆指出他试图调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教义等政策上的失误，敢于褒贬时政，公开指责官僚作风和腐败堕落的修道士，公开否定役使奴隶的现象，认为这是邪恶和反自然的制度。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着从低级向文明的高级社会的进步过程，人们之间的关系将日益紧密，其重要性必然超越包括宗教仪式在内的各种外在的公共活动。1185年，作为当时拜占庭帝国第二大商业贸易中心的塞萨洛尼基一度被来自意大利的诺曼人占领。尤斯塔修斯身临其境，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描写，特别是对各种类型的居民在突发灾难面前的表现做了生动的刻画，该作品被后人称作拜占庭人“百态图”。该书近3万字，其英文译本由迈尔维勒—詹尼斯完成。（注：Eustathios of Thessalonika，The Capture of Thessalonica，trans.by J.Melville-Jones，Canberra，1988.）

侯尼雅迪斯（Niketas Choniates，1155—1217）的《记事》也是接续安娜公主的作品。他出生在小亚细亚西部地区，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受其在雅典任主教的兄长影响曾赴黑海地区任地方官员。任满回都后，一度成为宫廷高官。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他随大批贵族官吏逃亡尼西亚。他的《记事》真实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涉及1118—1207年的历史，是有关该时期最重要的史料。他以散文的风格，近距离地观察当时拜占庭帝国各阶层民众，他们是善恶混杂的矛盾体，是历史的主题和最活跃的因素，而上帝则提供了最完美的道德准则。他将皇帝安德罗尼库斯的统治视为残暴、堕落的灾难时期，并歌颂处于困苦环境中的人类尊严、财富和人生乐趣。但是，这次灾难性事件给他带来的心理震撼远远超过了肉体痛苦，反映出当时拜占庭知识阶层中普遍存在的自信心的瓦解。宿命论体现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全书充满了灾难降临的预兆：突如其来的风暴、损失严重的海难、无法控制的火灾、野兽血腥的扑食场面、流行病和瘟疫等都被他赋予神启的含义，冷嘲热讽，脏话满篇，甚至不时开些残酷的玩笑，而在夸大的心理观察中突出了性的描写。这些使《记事》成为拜占庭文史作品中不多见的“颓废”之作。该书现存16.3万余字，其英文译本为马古里亚斯译本。（注：Niketas Choniates，City of Byzantium，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trans.by H.Magoulias，Detroit，1984.）

乔治·阿克罗包利迪斯（George Akropolites，1217—1282）是拜占庭人在尼西亚流亡期间最著名的史家。他出生在被第四次十字军占领下的君士坦丁堡。其父母为原拜占庭贵族，对他施以严格的家教，并在其16岁时将他送往尼西亚宫廷，使他在当时最著名的大学者布莱米迪斯等人门下全面学习古代教俗知识，学业大长。1240年，年仅23岁的阿克罗包利迪斯成为皇子的老师，并以大学士身份主持皇家法庭，以皇帝特使身份从事外交活动。皇子塞奥多利二世即位后，他出任军政要职，监察驻扎在马其顿地区的拜占庭军队。由于他是皇帝米哈伊尔八世的亲戚，君士坦丁堡重新被拜占庭人控制后，他立即被委以重任，负责全面恢复拜占庭皇家教育和学术。作为皇家大学的哲学、几何学、修辞学教授，他培养出许多出色的弟子，有些成为后来的拜占庭文化名人。他的《当代编年史》全面记载了拜占庭人在尼西亚励精图治、艰难奋斗、积聚力量、东山再起的过程，特别对米哈伊尔皇帝充满敬佩甚至吹嘘。该书还广泛涉及当时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历史，其时间范围大约为1203—1261年。这部作品现存近4万字，其英文译本由马格达林诺完成。（注：George Akropolites，Chonike Syngraphe，trans.by R.Macrides，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涉及拜占庭帝国末代王朝的史家有多位，首先应该提到乔治·帕西迈利斯（George Pachymeres，1242—1310）。帕西迈利斯生于尼西亚，其少年时代是在拜占庭帝国流亡政府卧薪尝胆、努力收复京都的氛围中度过的，接受了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系统教育，19岁时随老师阿克罗包利迪斯到君士坦丁堡，后进入教会，不断升迁，成为教俗高级官吏。他的代表作品名为《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米哈伊尔和安德罗尼库斯》，涉及这两位皇帝在位的1260—1308年间的拜占庭帝国历史。由于该书记述的事件大多为其本人的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来自他的观察和体验，所以内容比较可靠。他注重当时引起拜占庭社会分裂的宗教冲突和教义争论，虽然力图不带个人意见、比较客观地叙述历史，但是对米哈伊尔的人品和政策仍提出批评，认为这位皇帝脾气暴躁，虚伪做作，对教会人士粗鲁敌视，这种倾向显然受到其教会立场的影响。他在写作中的尚古倾向得益于其渊博的古典知识和坚实的古希腊学识，大量典故随笔而出，甚至使用古代的名称记载年代和月份，但是这也使他的作品比较难读。他敏锐地感到末代王朝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已经是明日黄花，衰败之象处处显露，因此，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充满忧虑，其悲观主义的历史观体现在上帝决定一切的宿命论叙述中。正因为如此，他十分注意在追寻人物动机和事件原因中表现神意。该书目前只有德文和法文译本。（注：George Pachymeres，De Michaele et Andronico Paleologus，ed.I.Bekker，Bonn，1835；Relationes historicas，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trans.by V.Lautent，Paris，1984.）

哥里高拉斯（Nikephoras Gregoras，1290—1361）撰写的37卷本《罗马史》在涉及的时间跨度上远远超过帕西迈利斯的作品，其内容包括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直到1359年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事件。他幼年丧失双亲，由时任伊拉克略城主教的叔叔约翰养育成人，接受良好的教育，后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师从大学者格雷基斯学逻辑与修辞，跟塞奥多利学习天文和哲学。在王朝内战期间，他支持老皇帝，但是并未因此而得罪与老皇帝作战的小皇帝，后来因学识超群而得到后者的重用。在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统治时期，他成为皇帝心腹重臣坎塔库震努斯（即后来的约翰六世）的死党，并在后来的王朝战争中支持约翰六世。这对他晚年的失势有极大影响，他不仅遭到宗教大会的谴责，而且被当局拘禁在家中，其作品被列入禁书，死后被焚尸，骨灰遍撒京城，让万人践踏。哥里高拉斯多才多艺，完成多种文学、哲学、艺术、史学作品，其中《罗马史》具有最重要的史料价值。他在写作中采用了严格的资料考证方法，对前代史书中记载的事件进行认真考核，特别是将主要的笔墨用于其亲身经历的历史。作为教会领袖，他对教会内的争议和斗争极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他不相信宿命论，更反对以神意解释历史事件，强调人世的邪恶不能归于上帝。《罗马史》是研究14世纪上半期最重要的古籍，该书现存35.3万余字，目前只有原文和德文对照本。（注：Nikephoras Gregoras，Historia Byzantine，ed.L.Schopen and I.Bekker，Bonn，1829-1830；Historia Rhomaike Nikephoros Gregoras，trans.by J.van Dieten，Stuttgart，1973.）

接续哥里高拉斯历史写作的是著名的约翰六世（John Kantakouzenos，1292—1383）。他出身古老世家坎塔库震努斯家族，其父为巴尔干半岛南部伯罗奔尼撒地区总督，故与皇家关系密切。他与后来成为皇帝的安德罗尼库斯同龄，结为终身挚友。当安德罗尼库斯反叛其祖父时，约翰坚定站在好友一边，甚至当后者战场失利时也不惜家财，倾力支持。后来，他成为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的宰相和大将军。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死后，约翰受先帝托孤，成为9岁的约翰五世的监护人，摄政帝国军政。后因遭到外戚贵族集团的排挤，发动内战，并于1347年击败对手，自立为共治皇帝，同时将女儿嫁给约翰五世。他凭借其万贯家财和大地主的支持，以及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人的支持，巩固了统治地位，在位7年，直到被约翰五世推翻，被迫进入修道院。在修道院度过的近30年的后半生成为他潜心写作的时期，其间完成了大量作品。他的代表性作品是4卷本《历史》，该书涉及1320—1357年的历史事件，几乎都是他本人亲身经历的事件，资料来源主要是他的私人日记。他熟练地驾驭历史材料，举凡这个时期的大小事件都在其关注中，无一遗漏。但是，他在写作中将自己放在事件的中心，吹嘘其在位期间政策的英明，自我标榜为运筹帷幄的战略家。尽管如此，由于他身处拜占庭政治生活的核心，其总字数达31.6万的《历史》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是后人了解14世纪上半期拜占庭政治军事宗教史的最重要依据。作为接受过良好系统教育的贵族，他崇尚古希腊文史作家的风格，特别推崇修昔底德，《历史》便深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影响，但是，他与古典作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他笃信上帝决定人的命运，认为他的最后失败不是人为的，而是天意。该书最权威的对照本为德文和原文对照本，而英文译本大多是部分内容的翻译。（注：J.Kantakouzenos，Historiarum，ed.L.Schopen，Bonn，1828-1832；Geschichte，Johannes Kantakuzenos ubersetzt und erlautert，trans.by G.Fatouros and T.Krischer，Stuttgart，1982-1986.）

拜占庭帝国衰亡时期的历史记载是由杜卡斯（Doukas，约1400—1470）完成的。他的生平一直不为后人所知，至今也没有发现有关的资料。但是，人们从其作品中了解到，其祖父是约翰六世的拥护者，内战期间流亡小亚细亚重镇以弗所，托庇于当地土耳其埃米尔。杜卡斯年轻时曾任拜占庭地方高官的秘书，后服务于莱斯伯斯岛大贵族加提鲁修家族，由于他通晓意大利语和土耳其语，故以代表身份多次造访土耳其苏丹国和意大利。杜卡斯的《历史》涉及1341—1462年间拜占庭帝国衰亡史，许多事件为其亲身经历见闻，记述虽然可靠准确，但带有政治倾向。该书不仅使用希腊文资料，而且使用意大利热那亚和土耳其方面资料，因此，比一般拜占庭作家的史书资料更加丰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描写了1416年发生在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农民起义，这在拜占庭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他注意到这次农民起义实行“人人平等”的制度，公开宣称穆斯林和基督徒是平等的兄弟。与大多数同时代作家赞扬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不同，他严厉批评这位拜占庭帝国的“终结者”道德败坏、荒淫无耻、残酷无情，公开主张东正教应与罗马天主教联合，以争取西欧君主的援助，挽救拜占庭帝国。他认为土耳其军队攻占君士坦丁堡是上帝对拜占庭人违背神意和罪孽的惩罚，是人力无法改变的惩罚。《历史》现存7万余字，其英译本由马古里亚斯完成。（注：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trans.by H.Magoulias，Detroit，1975.）

拜占庭帝国衰亡阶段的历史文献还包括大量记载各地地方性事件的史籍。塞萨洛尼基大主教西蒙（Symeon，？—1429）的作品就记载了当时发生在这座拜占庭第二大城市的历史事件，叙述了15世纪20年代塞萨洛尼基城面临来自土耳其和威尼斯人两方面的巨大压力，最终投降威尼斯人的过程。他的长篇《谈话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的心态和宗教情绪，其关于宗教生活的细节描写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提到东正教教士的等级制度、洗礼的过程、圣餐的内容、忏悔的方式、涂油礼和葬礼的要求，等等，甚至具体列举了复活节庆典需要的物品、教堂中家具和圣器摆放的位置、各类参加者出场的顺序的清单。在宗教生活描写细腻方面，大概只有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可以与之媲美。其作品目前只有原文和德文对照本。（注：Symeon，Politico-historical Works of Symeon，Archbishop of Thessalonica，by D.Balfour，Vienna，1979.）类似的作品还有利奥条斯·马克海罗斯（Leontios Makhairos，15世纪）编纂的专门记载当时塞浦路斯历史的《塞浦路斯乐园叙事》（涉及1359—1432年间的事件），约翰·卡诺那斯（John Kanonas，15世纪）的重点叙述1422年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编年纪》，约翰·阿纳哥斯迪斯（John Anagostes，15世纪）记载1430年穆拉德二世击败威尼斯人夺取塞萨洛尼基事件的作品。这些反映拜占庭帝国各地情况的历史极大地丰富了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注：Leontios Makhairos，Recital Concerning the Sweet Land of Cyprus，trans.by R.Dawkins，Oxford，1932.John Kanonas，Chronikon，in Corpus Scriptorium Historiae Byzantinae，by I.Bekker，Bonn，1838.John Anagostes，Sphrantzes，in Corpus Scriptorium Historiae Byzantinae，by I.Bekker，Bonn，1838.）

劳尼哥斯·查克孔迪利斯（Laonikos Chalkokondyles，1423—1490）的10卷本史书以大量有关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苏丹国的外交资料补充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劳尼哥斯为雅典人，青少年时代随父亲流亡希腊，师从隐居米斯特拉的大学者普莱松，后在爱琴海地区从事文化活动。他的《精粹历史》涉及1298—1463年间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关于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等周边民族交往的历史，除了土耳其人，还包括阿拉伯穆斯林、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等，其中来自土耳其文的资料极为重要。劳尼哥斯宣称自己的写作目的就是记载“伟大的希腊帝国的衰亡”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这在自傲的拜占庭历史家中是十分少见的。可能出于他早年受到的古代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精粹历史》带有浓厚的古典风格，例如其中关于其他民族的描写就充分体现出希罗多德的写作风格，而其中大段引用演讲词又有修昔底德的文风，甚至不时使用古代雅典人常用的阿提卡方言。作为历史著作，该书最主要的不足是缺乏年代记载。该书现存10.7万字，其权威版本是德文与原文对照本。（注：Laonikos Chalkokondyles，Europa in XV Jahrhundert von Byzantinern gesehen，Graz，1954.）

乔治·斯弗兰齐斯（George Sphrantzes，1401—1478）是末代王朝的宫廷史家，他还在青年时代就进入上流社会，成为曼努埃尔二世的朝臣，后来又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心腹大臣，特别是作为特使出访土耳其、热那亚、特拉比仲德和爱琴海诸多岛屿。1430年，他被任命为希腊南部帕特拉地方总督，1446年转任米斯特拉总督，1453年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时，他被俘入狱。获释后，他出家修道，游历各地，浪迹天涯，足迹遍及意大利、巴尔干和地中海各岛屿，老死于科孚岛。他的《简明编年史》涉及1413—1477年间的历史，主要依据他本人的日记，其中既有当时重大事件的年代记事，又有其子女生卒日期记录，属于私人回忆录。他在写作中放弃了拜占庭历史作品传统的文言体语言，而使用民间口语，其中夹杂许多土耳其和意大利方言和词汇，这在拜占庭文史作品中也是极少有的。该书现存近2.5万字，其准确的年代记录提高了其使用价值，被后人翻译为多种语言，其中权威的英文和原文对照本为菲力匹底斯本。（注：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trans.by M.Philippides，Amherst，1980.）

塞尔维斯特（Sylvester Syropoulos，约1440—1453）是拜占庭帝国灭亡前夕的著名学者，他的《回忆录》真实记载了发生在1438年前后的宗教和政治事件。他是东正教高级教士，任君士坦丁堡教区总管和大教长的助手。当时拜占庭帝国面临土耳其人的巨大军事压力，灭亡在即。1438年，他作为东正教代表团重要成员，前往意大利参加著名的费拉拉—佛罗伦萨宗教和解大会，并在《东西教会合并法令》上签字。据他本人说，他是在被关押胁迫中不得不签字的。而这一法令在拜占庭帝国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部分教士和信徒都反对两个教会的联合，认为这是罗马教会乘人之危迫使东正教屈服的阴谋。他回国后改变立场，公开支持反对合并派，斥责《东西教会合并法令》。尽管他本人并非朝廷命官，也非宫中常客，但是《回忆录》还是涉及许多宫廷秘史和逸闻趣事，特别是皇帝身边的大量阴谋诡计，是后人了解这一时期拜占庭政治生活的重要史料。该书只有意大利和原文对照本。（注：Sylvester Syropoulos，Les“Memoires”du Grand Ecclesiarche de l’Eglise de Constantinople Sylvestre Syropoulos sur le concile de Florence（1438-39），trans.by V.Laurent，Rome，1971.）除了记载某一重要事件的文献外，还有专门记载某位皇帝的传记，例如米哈伊尔·克利多布鲁斯的《穆罕默德二世传》。

（三）人物传记

《朱利安皇帝传》是专门记载这位有着传奇生涯的皇帝生平的作品，据现代学者研究，该书是由索卓门诺斯（Sozomenos，约400—450）收集整理的各种传说，由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490—574）丰富内容，完成全书。朱利安332年生于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首位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侄子。他5岁时君士坦丁去世，皇家从此陷入血腥的争夺皇权的斗争，其父和其他男性亲属均成为斗争的牺牲品，他则因年幼免遭劫难。他在恐惧中长大成人，先后在皇宫和雅典接受系统教育。幼年的经历使他对基督教心存反感，秘密接受了多神教信仰。当君士坦丁王朝只剩下他一个男性继承人时，他便继承了皇位。他在位仅3年，其间全面恢复了多神教，公开参加崇拜阿波罗的宗教仪式，引起基督徒的反对，最终在远征波斯的进攻战中，被狂热的基督徒暗害，其时年仅31岁。朱利安一直是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拜占庭作家笔下的反面人物，被冠以“背教者”的绰号，因此也没有人愿意冠名为之作传。这部书直到9世纪才被其他史书提及。目前该书被编入劳埃布古典丛书。（注：Julian，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trans.by W.C.Wrigh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科穆宁王朝公主安娜（Anna Komnene，1083—1154）为其父皇阿莱克修斯一世写作的传记《阿莱克修斯传》恰好衔接了米哈伊尔的《历史》。她是皇帝阿莱克修斯的长女，生长在皇宫中，接受全面的皇家教育，后嫁给前朝皇帝米哈伊尔七世·杜卡斯的儿子君士坦丁。这次婚姻实际上是阿莱克修斯加强统治地位的举措，但是她误以为这是自己成为皇后的机会。1118年其父去世其弟即位时，她在母后杜凯纳的支持下阴谋发动宫廷政变，被其弟约翰二世挫败，被迫成为修女。其后半生30余年被软禁在修道院里，这使她有可能撰写《阿莱克修斯传》。该书不仅仅记载了阿莱克修斯的业绩，而且广泛涉及1069—1118年间的拜占庭帝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有关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细节。全书充满了她对父亲的歌颂，开篇就描写了阿莱克修斯的胜利，并从后者的活动中解释这个时期拜占庭人对外战争胜利的原因。作为古典文化的爱好者，安娜不仅在写作中随时引用古希腊诗人的名句，而且对当代基督教狂热思潮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她对古希腊作家的作品和前代拜占庭人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特别对阿莱克修斯治下的社会生活推崇备至，因此对约翰及其后继者曼努埃尔一世的统治持批评态度。由于该作品大部分是其亲身经历事件的记录，因此资料价值极高。她文笔细腻，一些场面的描写生动感人，这在拜占庭作家中是不多见的。该书属于拜占庭历史作品中的上乘之作，总字数约15.2万字，被现代学者翻译为欧洲多种文字，其中英译本有戴维斯和邵特尔两种版本。（注：Anna Komnene，The Alexiad，trans.by E.Dawes，London，1928；trans.by E.Sewter，N.Y.：Penguin，1969.）

约翰·金纳莫斯（John Kinnamos，约1143—1203）的《约翰和曼努埃尔功德纪》在时间上接续了安娜公主的作品，其涉及的历史从1118年到1176年。金纳莫斯的生平不详，从其他同时代作家得知，他曾任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秘书，参加过多次对外战争，在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短暂统治期间，卷入神学争论。其作品原始文本多有破损，书名为后人所加，内容重点叙述科穆宁王朝两位皇帝的事迹。他对曼努埃尔的文治武功极为推崇，特别是对其具有的英雄气质十分欣赏。根据现代学者的观点，曼努埃尔是拜占庭帝国第一位“西欧化”的皇帝，曾长期生活在意大利西西里。因此，金纳莫斯对这位皇帝的肯定表明了作者在思想上倾向于东、西欧联合的“世界帝国”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倾向也决定了他对十字军战争的看法，他认为这场战争有助于基督教世界的联合。金纳莫斯的历史观是上帝决定论，命运和神意决定历史的发展和事件的过程。他还高度评价曼努埃尔的军事组织改革和对改造军事技术的支持。该文献现存6.3万字，英文译本由布兰德完成。（注：J.Kinnamos，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trans.by C.Brand，New York，1976.）

还有两部涉及拜占庭帝国末代王朝的匿名年代纪值得提出，其一是完成于1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大教长和苏丹》，叙述1391—1543年间君士坦丁堡发生的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多位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和东正教大教长，以及占领并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苏丹。另一部书名为《1373—1513年的拜占庭城、欧洲和奥斯曼帝国初期的苏丹》，完成于17世纪，涉及1373—1513年间的历史。这两部书提供的珍贵资料使人们得以了解拜占庭帝国何以未能再次恢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两部书目前都已被翻译为英文，它们的权威版本均由菲力匹底斯完成。（注：Emperors，Patriarchs and Sultans of Constantinople，trans.by M.Philippides，Brookline，1990.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trans.by M.Philippides，Amherst，1980.）

（四）编年史

与上述年代纪相比，编年史在拜占庭文献中的重要性显然差得多，因为，大多数编年史是从《圣经》中选取写作资料，并采取几乎相同的叙述风格。但是，编年史作者在涉及其所在时代历史事件时常常给以更多关注，这就使拜占庭编年史成为年代纪的补充和旁证。因此，我们对拜占庭编年史家及其作品也应加以注意。

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490—574）生于叙利亚，在当地文化重镇安条克接受系统教育，后成为当地官员，530年以后移居君士坦丁堡。其代表作品为18卷《编年史》，从上帝创造万物和亚当开始写起，前14卷大量引用前人作品，并具体注明原作者的姓名，使许多遗失的古代文献得以保存。该书后3卷则仿效修昔底德的文风大量引用演讲词和布道词，并涉及许多其本人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一卷涉及作者所在的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特别对当时的宗教政策提出委婉的批评，表达了作者对受到迫害的“一性论派”的同情。《编年史》一直写到查士丁尼统治结束，后经他人续写到574年。值得注意的是该作品是以通俗希腊民间语写作的，为以阿提卡方言为主要语言的拜占庭文史作家圈带来清新的变化。马拉拉斯的作品对其他民族的巨大影响是在它被翻译为其他语言后逐渐显现出来的，特别是对斯拉夫人和格鲁吉亚人的历史写作产生深刻影响。《编年史》约10万字，其英文译本和原文对照本由杰夫里斯完成。（注：John Malalas，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trans.by Elizabeth Jeffreys，Michael Jeffreys，Roger Scott，et al.，Melbourne，1986.）

埃及尼基乌地方主教约翰（John of Nikiu，7世纪）的生平不详，人们仅知他被任命为主教后，主管埃及教区的修道院和对修道士的管理，但是由于他的严厉和近乎残酷的训练导致修道士的死亡，他也因此被停职。其《编年史》完全承袭拜占庭编年史写作传统，即从上帝造人写起，亚当以后数千年的历史则完全依赖《圣经》的资料，一直写到阿拉伯军队攻占埃及。该书使用希腊语和在埃及流行的科普特语写作，但是原书已经散佚，目前使用的古代版本为埃塞俄比亚本，该文本是17世纪初从阿拉伯文本转译整理而成。据现代学者研究，这个文本与原始文本有一些区别，因为其中有个别脱漏，有的章节标题与内容不符，但是人们仍然不能确定区别在哪里。《编年史》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第一部涉及阿拉伯军事扩张，特别是对埃及征服的记述，比阿拉伯人的相关记载早大约200年。（注：John of Nikiu，The 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ou，trans.by R.Charles，London and Oxford，1916.）

《编年史纪》的作者“忏悔者”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752—818）是7世纪后半期和8世纪前半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其父为掌控爱琴海军区的“将军”，军事贵族家庭背景使他青年时代即成为利奥四世宫中的官员，他不仅结交了一批上层人士，而且与贵族之女结婚。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对过去生活的忏悔，新婚后他和新娘即进入修道院，他还在巴尔干北部西格兰山上建立了迈卡格罗修道院。当时拜占庭帝国正处于毁坏圣像运动的高潮，皇帝更迭导致政策多变。塞奥发尼斯支持主张调和两派的大教长塔拉修斯，反对支持迫害崇拜圣像派的新大教长塞奥多利。他对皇帝毁坏圣像政策的反对使他受到迫害，并客死流放地。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纪》共13.5万多字，是以其前代学者乔治的作品为榜样，后者的《编年史》从亚当写到285年，《编年史纪》则从284年写到813年。该书取材广泛，引用了前代许多年代纪作品，例如普罗柯比、马拉拉斯、塞奥发尼斯、塞奥非拉克特等人的作品。一些现代学者批评他不加考证地大量引用前人作品，这从保存史料的角度看并非缺点，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未加改动的珍贵的旁证材料。他在作品中一再申明，他记载的都是客观事件，其中许多内容虽然与他本人的观点不同，但是他忠实历史，不进行任何改动。由于他的作品是按照严格的年代顺序编写，因此成为后代作家的工具书。《编年史纪》的英文和原文对照本是由图特雷多夫完成的。（注：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trans.by H.Turtledove，Philadelphia，1982.）续写《编年史纪》的是位匿名作家，他在4卷本的《编年史纪续编》第一卷中说明自己只是塞奥发尼斯的继承者，但是在写作体例上不是编年大事记，而是按照一系列皇家人物的传记编排813—963年间的历史事件。第一卷涉及利奥五世、米哈伊尔二世、塞奥非罗斯和米哈伊尔三世，第二卷仅涉及马其顿王朝创立者瓦西里一世，第三卷涉及利奥六世、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七世，最后一卷涉及罗曼努斯一世及其两个儿子、罗曼努斯二世等4位皇帝。全书可能是多位作者的共同作品，其中各卷政治倾向不完全相同，但是，从其从始至终贯穿的对马其顿王朝皇帝的赞誉看，它应该是宫廷组织的编史活动的成果。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君士坦丁七世就组织过这样的工作。该书仅有德文和原文对照本。（注：Scriptores post Theophanem，ed.I.Bekker，Corpus Scriptores Historiae Byzantinae，Berlin，1838.）

拜占庭历史上有许多位教士作家，其中又有修道士作家，修道士乔治（George Hamartolos，9世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生平不详，但是其作品《编年史》非常有名。该书从亚当写起，按编年顺序记述了直到842年的历史事件。其中古代历史的内容主要来自《圣经》，当涉及罗马帝国历史时，则关注教会事务，例如有关恺撒的内容只有20行，而关于“背教者”朱利安的内容仅10行，他对恺撒的叙述还主要与基督诞生相联系。该书大量引用教会文件，特别是主教大会决议和早期教父作品。而涉及拜占庭帝国历史的内容多来自马拉拉斯和塞奥发尼斯的作品。属于他使用的独立资料大多是其经历的事件，然而他在这部分叙述中过多地加入了先入为主的看法，例如他以激烈刻薄的语言公开表达了对毁坏圣像派、伊斯兰教、摩尼教和偶像崇拜行为的憎恨。值得注意的是，他毫不隐讳自己对柏拉图学说的推崇，声称在阐述其哲学时绝无不懂装懂，宁可“磕磕巴巴地复述，也不弄虚作假”。乔治的作品被后人翻译为斯拉夫语和格鲁吉亚语，对相关民族的历史写作产生深刻影响。该书现存12.2万余字，目前只有德文和原文对照本。（注：George Hamartolos，Chronicle，ed.C.Boor，Leipzig，1905.）

10世纪最著名的编年史家是“大官”西蒙（Symeon Logothete，10世纪），其生平不详，从其绰号看，曾任高级官吏。西蒙的《编年史》首先以“绪言”开篇，遵从拜占庭编年史的传统写法，从《圣经》故事中的亚当开始，简略叙述到查士丁尼二世。该书第一部分，大体与乔治的《编年史》相似，按编年顺序叙述7世纪末至842年间的历史事件。第二部分涉及的时间范围从842年到948年，是由几个不同写作风格的部分组成，包括米哈伊尔三世和瓦西里一世的故事，以君士坦丁堡纪年录为基础的利奥六世和亚历山大的故事，只有913—948年间的内容是以作者亲身的经历和亲自观察为基础。西蒙的《编年史》原文数十万字，现存3.5万多字，有多种版本，有的附有续写到963年的续编。该书后来被翻译为其他民族语言，目前的英文和原文对照本就是从古代斯拉夫语转译出来的。（注：Symeon Logothetes，The Chronicle of Symeon Logothetes，trans.by Stephanus Wahlgren，Berlin，Novi Eboraci：W.de Gruyter，2006.）

约翰·斯基利奇斯（John Skylitzes，11世纪）的《简明编年史》与“忏悔者”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纪》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他的生平也不为后人所知，人们只是推测其主要活动年代在11世纪后半期，从其名称上还可以推测他曾担任高级官职。其《简明编年史》的主要内容涉及811—1057年间的大事，被认为是“忏悔者”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纪》的续编。约翰在对比了前代历史家的作品后，赞扬塞奥发尼斯是最值得信赖的历史家。《简明编年史》的资料来源广泛，由于各家观点不一，其结论也多有相互矛盾之处。该书的写作风格多变，前后不统一。有关米哈伊尔四世统治时期的内容是按照塞奥发尼斯的写法处理的，即以年代顺序记述一系列相互并无关联零散的事件，而对君士坦丁九世时期的处理则无任何年代标记，只有大段的叙事，有时是不同年代事件的大汇编。该书最后一部分是作者对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的记录，其中对军事将领褒奖有加。作者对当时拜占庭军队的著名将领卡塔喀隆特别青睐，视其为心目中的英雄。卡塔喀隆是约翰同时代人，贫困家庭出身，从军后因战功卓著而不断升迁，曾胜利完成西西里远征，平息君士坦丁堡暴动，担任多瑙河前线总司令和包括安条克在内的东部几个地区总督，成功击溃罗斯军队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困，因此被人称为“斯基泰人和匈牙利人的克星”。约翰的作品保持了拜占庭编年史的传统，故被后人续写，《简明编年史续编》（又称《斯基利奇斯编年史续编》）即是匿名作家完成的简明《编年史》，涉及1057—1079年间的事件。这两部作品总字数达到15万字，已经被现代学者整理出版。（注：John Skylitzes，Byzanz，wieder ein Weltreich：das Zeitalter der makedonischen Dynastie，trans.by H.Thurn，Graz，1983.）

约翰·仲纳拉斯（John Zonaras，12世纪）的《精粹编年史》是12世纪拜占庭编年史中的代表作品。他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不详，但从其作品看，他曾担任阿莱克修斯一世朝廷高官，后因反对皇帝任人唯亲而被免职，1118年进入圣格雷克利亚修道院，在其后40年的修道士生涯中，他完成了《精粹编年史》。该书的前部与其他编年史一样，以《圣经》为依据，从亚当写起，按照编年体例一直写到1118年。书中大量使用了普塞罗斯的《编年史》和约翰·斯基利奇斯的《简明编年史》的材料，以充实811年以后的内容。关于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期间的历史则主要取材于其本人的经历和见闻，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显然是针对安娜公主颂扬其父的《阿莱克修斯传》。他公开批评阿莱克修斯皇帝将公共的钱财分给皇亲国戚，他们有的因此发了大财，富可敌国，有的竟然拥有几个城市。他还指责这位皇帝过分放纵士兵，造成军纪散乱，将士专横跋扈，特别指责阿莱克修斯的几次远征是对国家物力和人力毫无意义的浪费。该书在150年前就被整理出来，共24万字左右，其英文译本出现在1977年。（注：John Zonaras，Epitome Historiarum，ed.M.Pindar，Corpus Scriptores Historiae Byzantinae，Berlin，1841；English trans.by M.Dimaio，Missouri-Columbia，1977.）

与仲纳拉斯同为12世纪编年史作家的还有君士坦丁·曼纳萨斯（Constantine Manassas，1130—1187）和米哈伊尔·格雷卡斯（Michael Glykas，12世纪）。曼纳萨斯生于君士坦丁堡的贵族之家，成年后任宫廷高官，是科穆宁王朝的宫廷史家和作家，写过多种颂扬皇帝和大贵族的散文，以及浪漫题材的史诗，其中《简明编年史》对当时人影响深刻。该书的前部以《圣经》历史故事为主线，从亚当写到罗曼努斯四世登基的1081年。他以仲纳拉斯为榜样，以《精粹编年史》为蓝本。就其资料价值而言并无新奇之处，但是，其优美的文笔极具文学价值，他刻意模仿《荷马史诗》，遣词造句注意对仗和韵律，使作品读起来朗朗上口，颇受民间欢迎。可能是他的贵族出身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他尖锐地批评尼基弗鲁斯三世的平民政策，认为其宽容金属匠、木匠、商人和其他手工工匠，而克扣贵族的措施是导致其短命统治的重要原因。格雷卡斯生于希腊西部沿海的科孚岛，曾任宫廷大学士，因卷入推翻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阴谋活动，被捕入狱，受到瞽目惩罚。其12.2万余字的《编年纪事》也是仿效仲纳拉斯的风格，其内容从亚当直到1118年。在这部作品中，他宣泄其反对科穆宁王朝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对该王朝创立者阿莱克修斯一世进行强烈抨击，如同曼纳萨斯指责皇帝是色情狂一样，他攻击曼努埃尔是星相狂。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反对神意决定论，并因此否定除亚里士多德以外的所有崇尚命运的古典文史作家。曼纳萨斯和格雷卡斯的作品可以作为仲纳拉斯的《精粹编年史》的补充和旁证，目前均被整理出版。（注：Constantine Manassas，Breviarun historiae metricum，ed.I.Bekker，Corpus Scriptores Historiae Byzantinae，Bonn，1837.Michael Glykas，Annals，ed.I.Bekker，Corpus Scriptores Historiae Byzantinae，Bonn，1836.）

13世纪的3部重要编年史各有特点。《编年史精要》是由卓埃尔（Joel，13世纪）完成的，前半部是《圣经》年表，后半部主要由一系列君主年表组成，涉及犹太君王、东方君主、罗马君主和拜占庭皇帝，包括他们在位的年代和死因。作者认为，自曼努埃尔一世以后20余年间的6个皇帝统治短暂，并不得善终，完全是上帝对拜占庭人罪恶的正义惩罚。这部书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拜占庭帝国和相关国家君主的准确年表。《编年史》是由塞奥多利·斯库塔留迪斯（Theodore Skoutariotes，1230—1300）完成的。该书内容的时间范围从上帝创造世界到1261年，其资料价值有限，因为它的第一部分来自《圣经》，涉及拜占庭帝国早期历史的第二部分资料几乎完全和仲纳拉斯作品相同，而最后部分的资料来自侯尼雅迪斯和阿克罗包利迪斯的作品。唯一有价值的部分是全书的附录，其中包括某些经济研究的资料。《莫利亚编年史》是匿名作家完成的作品。所谓莫利亚是指伯罗奔尼撒半岛。该书按照年代顺序记载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至1292年间发生在该地区的重大事件，但是对伯罗奔尼撒地区以外的事件或者涉及很少，或者错误百出。从该书混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敌视拜占庭人和东正教的情况分析，作者可能是西欧化的希腊人或是在希腊生长起来的西欧人。这3部作品也早有现代版本。（注：Joel，Chronogrphia Compendia，ed.I.Bekker，Corpus Scriptores Historiae Byzantinae，Bonn，1836.Theodore Skoutariotes，Chronicle，ed.K.Sathas，Paris，1894.）

14、15世纪目睹了拜占庭帝国苟延残喘和最后灭亡的悲惨过程，动荡的局势使学术和文化陷入迷乱的境地，一些学者为躲避战乱移居意大利，不愿意背井离乡的学者无可奈何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历史创作也反映着普遍的颓废心理。这一时期，除了个别地方编年史家外，还出现了许多匿名作品。首先要提到的是来自色雷斯埃诺斯地区的埃弗莱姆（Ephraim Ainios，13世纪初—14世纪初），其生平不详。他的《编年史》采用十二音节诗歌形式写作，涉及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君主帝王编年史，直到1261年帕列奥列格王朝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该编年史还附有基督教自使徒安德列建立教会到1323年大教长伊赛亚即位期间所有教会的主教名单。现代学者推测，伊赛亚可能是作者的同时代人。该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仲纳拉斯、侯尼雅迪斯和阿克罗包利迪斯的作品，其中叙述最详细的部分是西欧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历史。该作品现存5.4万余字。米哈伊尔·潘纳雷多斯（Michael Panaretos，1320—1390）是埃弗莱姆的同时人，出生在黑海南部地区，后来成为特拉比仲德的大科穆宁家族的高官和编年史家。从作品可知，他曾在该家族阿莱克修斯三世军中服役，担任过御林军队长一类的军职，参加过多次战争，并两度到访君士坦丁堡。潘纳雷多斯的《编年史》现存10万余字，是拜占庭古籍中唯一关于特拉比仲德（帝国）历史的文献，涉及1204—1390年的事件。该书前半部记述不详，后半部涉及1340年以后的历史，比较详细，因为其大部分出自作者亲身的经历和见闻。全书重点在描写宫廷生活重大事件，例如婚丧嫁娶和军事远征。他以讲述故事的方式，按照编年体例进行写作，不时以第一人称和事件参加者的角度叙述，语言通俗易懂。由于该书的年代体系不同于其他拜占庭编年史，所以判断其内容的正确年代是很困难的事情。他们两人的作品均由兰普西迪斯整理出版。（注：Ephraim Ainios，Ephraen Aenii Historia chronica，ed.O.Lampsides，Athens，1990.Michael Panaretos，Chronicle，ed.O.Lampsides，Athens，1958.）这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匿名作家的编年史大多简洁精练，篇幅短小，涉及的年代短暂，成为年代纪的补充。（注：Brachea Chronika，ed.S.Lampros&K.Amantos，Athens，1932.）

（五）其他文献资料

除了史学著作外，在拜占庭文献中还有大量政治类和法学类作品，它们也为拜占庭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有关拜占庭官僚制度和官职的文献分散在多种史书中，集中记载的书有几部，《职官录》、《教会职官录》和《君士坦丁堡职官录》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献。《职官录》是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作品，主要是由当时帝国东、西部文臣武将的官职清单组成的。该表的目的可能是为参加重大庆典的各级各类官员确定各自出场的顺序和位置，这种官职表很可能是在旧表基础上根据当时对个别官吏所做的调整修改而成。由于各个王朝甚至许多皇帝对文臣武将官职的调整不同，不同时期的《官职录》也不尽相同。目前相关研究中最出色的成果当属英国学者伯里的《9世纪帝国政府制度》一书，其后附有原始文献的译文。《教会职官录》的数量比《职官录》多，它主要是由东正教教阶官职清单组成的，主要用途也是为宗教仪式服务的。根据目前保存的大量教会职官表，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地位最高，其次是各大教区和大城市的教长，尔后是大主教，主教排在最后。其他教会神职人员则分列在上层教会官职之下。目前发现最早的《教会职官录》是6世纪初完成的，此后陆续问世的教会职官表大约有20部。《君士坦丁堡职官录》主要反映首都各级文武官员的情况。这类职官表的价值在于，它们不仅提供了宫廷和教会活动的许多细节，而且提供反映拜占庭政治状况和经济形势的信息。（注：J.B.Bury，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th Century.The Notitia Dignitatem.Notitiae dignitatum.Corpus notitiarum，N.Y.，1911.）

专门讨论拜占庭官职和宫廷活动的作品首推君士坦丁七世的《帝国政府》，该书十分详细地叙述了拜占庭官僚机构，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职责，以及它们的历史沿革。这本书是君士坦丁皇帝为其后人管理帝国朝廷和各级官员而专门写作的，其中保留了大量前代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次应该提到约翰·莱多斯（John Lydos，490—565）的《论罗马人民的官员》。莱多斯出生在里底亚，20岁以前接受系统教育，后到京都寻求发展，入宫为官40年，对6世纪以前拜占庭帝国官制极为精通，曾受到查士丁尼皇帝的重用。他的作品涉及晚期罗马帝国政府结构和官职的变化，并广泛叙述了查士丁尼时代的政治生活，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它重点讨论从晚期罗马帝国到拜占庭帝国政府的变化，资料价值极高。（注：Constantine VII，De Administrando Imperio，trans.by J.Jenkins，Washington DC.，1967；John Lydos，On the Magistracies of the Roman People，trans.by T.Carney，Lawrence，1971.）类似的史料还有一些，但都不如这两部书。

拜占庭帝国继承罗马帝国的法律传统，历任皇帝均注重法律建设，为后人留下大量法律文献，其中除了近百位皇帝发布的法令外，比较重要的是一系列法典。法典中最著名且最有价值的当属查士丁尼主持下完成的《罗马民法大全》。查士丁尼一世即位之初，首先着手调整帝国社会关系，针对当时成文法律极为混乱的情况，下令组成法律编纂委员会，该委员会汇集了当时最著名的法学家特里波尼安、法律教授狄奥菲鲁斯等十名法学专家。经过十多名法学家一年多努力编成的10卷本《查士丁尼法典》于529年4月正式颁布，其收编范围自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连（117—138年在位）到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历代皇帝颁布的法律。该法典包括前言、法理1卷、私法7卷和刑法1卷，534年修订后又增加公法3卷。该法律颁布后立即取代其他与此矛盾的旧法，成为拜占庭帝国唯一具有权威性的法典。530年，特里波尼再次指导扩大为16人的法学编辑委员会编辑《法学汇编》，并于3年后编成颁布。该书汇集古代法学家的论著，共分50卷，是学者们阅读参考约2000部古书编撰的巨著，共300万行。由于编撰工作十分繁重，时间又相对仓促，这部法律汇编内容比较粗糙，一些古代法律相互矛盾，某些法律条文的注释概念模糊不清，还由于专家们在搜集和审阅此前所有公认的法学家的著作过程中，对古代文献进行摘录、节选、分类和评介，人多手杂，使个别总结性的评语存在明显错误。为了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人才，查士丁尼要求特里波尼安、狄奥菲鲁斯和法律教授多罗塞乌斯完成《法理概要》，并于533年发表，全书分为5卷，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明确的法学概念简明系统地总结《法学汇编》的全部内容。在查士丁尼统治末期，他又将自己在534年以后30年期间颁布的法令编辑成《查士丁尼新律》，以作为补充，系用希腊语完成。除了这部法典外，比较著名的还有438年颁布的《塞奥多西法典》、739年完成的《法律选编》、870年以后颁布的《法律指南》、880年前后修订的《法律手册》、利奥六世颁布的《皇帝法规》、1345年编成的《六书》，以及《农业法》、《士兵法》和《海洋法》等，它们都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注：Justinian，The Digest of Justinian，trans.by Th.Mommsen and P.Krueger，Philadelphia，1985.Justinian，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trans.by A.Thomas，Amsterdam，1975.Justinian，Corpus Jurus Civilis，Codes Justinianus，ed.P.Krueger，Berlin，1895.Justinian，The Civil Law，trans.by Scott，S.P.，The Lawbook Exchange，Ltd.，2001.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Ecloga：A Manuel of Later Roman Law，trans.by E.Freshfield，Cambridge，1927.I.Zepos，Ius Graeco-Romanum，Athens，1931.Leo VI，Basilicorum libri LX，ed.H.Scheltrma and N.vanWal，Groningen，1988.Farmer‘s Law，trans.by W.Ashburner，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32（1912），87-95.Rhodian Sea Law，trans.by E.Freshfield，Cambridge，1927.Leo VI，The Book of the Eparch，trans.by E.Freshfield，Cambridge，1938.）

此外还有大量拜占庭帝国财政档案、纸草文书、合同契约、税收记录、军事论文、圣人传记、旅行札记、神学文章、教会文件、会议决议、布道演讲词、悼词、诗歌集、小说、教会法、战争纪事、修道院制度、书信、请示报告，等等，这些文献都为学习和研究拜占庭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信息。据学者的初步统计，目前已经入选史料总目的文献达到54000种，其中整理完成并正式出版的拜占庭历史文献总计达到22000余种，它们成为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巨大宝藏。这里要提醒读者的是，上述拜占庭史料原文大部分可以在“前荷马至后拜占庭时期希腊文古籍数据库”（TLG）中找到。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书单分享

-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 学习资源分享

二、文物资料

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文物资料数量很多，可以按照文物性质分门别类，其中最为专家学者关注的包括拜占庭建筑、拜占庭圣像、拜占庭珠宝、拜占庭铸币、拜占庭印章等。这些文物资料散布在世界各地，由全世界各国专家整理出版。我们不可能全面介绍有关信息，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比较方便地找到各自需要的信息。这里，我们只是给出拜占庭铸币和拜占庭印章的信息，作为例证。

（一）拜占庭铸币

目前，国际拜占庭古币研究最权威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大量专门著作和工具书中，现择其要者加以介绍。

2002年由哈佛大学顿巴登橡树园研究中心出版的3卷本《拜占庭经济史》包括拜占庭货币经济的历史发展，其中关于拜占庭货币经济和古币发展沿革的4章均由法国古币学家莫里森撰写。但是其关于拜占庭古币的代表性专著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拜占庭货币目录（491—1204）》。（注：Cecile Morrisson，Catalogue des monnaies byzantine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491-1204），Paris 1970.A.Laiou，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From the Sever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3 vols.Washington DC，2002.）该馆因以拜占庭古币收藏丰富和研究精细而著称。莫里森是其前辈法国学者塞巴提耶（J.Sabatier）和施伦伯格（G.Schumberger）的接班人，后两者均有拜占庭古币大全问世。

格里森和梅耶斯的《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古物收藏中的晚期罗马帝国古币目录》是在其前辈贝林杰（A.R.Bellinger）的同名拜占庭古币目录基础上按照新的鉴定标准完成的，代表了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注：P.Grierson and M.Mays，Catalogue of the late Roman Coins in Dumbarton Oaks Collection and in the Whittemore Collection，Washington D.C.，1992.）

罗思的《大英博物馆拜占庭帝国古币目录》出版于1908年，是上世纪60年代以前该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夏鼐先生的研究大多参阅此书。该书虽然已经过时，但是它是最早建立拜占庭古币鉴定原则的书籍，其确定的标准至今大部分有效。（注：W.Wroth，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Byzantine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1908.）

古德克雷的《拜占庭帝国铸币手册》是以大英博物馆的拜占庭古币收藏为主，参考法、美等国收藏而完成的，该书以更新罗思的《英国大全》过时内容而受到重视。（注：N.Goodacre，Handbook of the Coinag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Spink and Son Ltd.，1957.）

希尔的《拜占庭货币及其价值》与古德克雷的《拜占庭帝国铸币手册》具有相同的写作目的，它与后者可以共同代表英国当代拜占庭古币研究的最高水平。（注：D.R.Sear，Byzantine Coins and Their Values，London：Seaby Audley House，1974.）

哈恩的3卷本《拜占庭帝国货币》涉及的拜占庭古币数量最多，该书以维也纳博物馆的收藏为基础，以严谨细致的分类为特点，书后所附图版极为清晰，为国际拜占庭古币学家所推崇。（注：W.Hahn，Moneta Imperii Byzantini Rekonstruktion des Prageaufbaues and Synoptisch-tabellarischer Grundlage，Wien：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edemie der Wissenschafen，1973.）

亨迪的《300—1453年拜占庭货币经济研究》也涉及了拜占庭货币制度的发展，由于该书从制度发展的层面考察拜占庭古币的变化，因此为拜占庭古币学家所重视。（注：M.F.Hendy，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Cambridge，1983.）但是，该书并非拜占庭古币学专著。

怀丁的《拜占庭货币》出版于1973年，作者在其前言中，声称当时是“拜占庭货币研究的革命时代”，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以较多笔墨分析了战后近20年拜占庭古币鉴定原则的变化和该领域新标准的形成。（注：P.D.Whitting，Byzantine Coins，New York：G.P.Putnam’s Sons，1973.）

瓦吉的《罗马帝国货币与历史》分上下两卷，前者为历史叙述，后者为古币研究，它补充了上述拜占庭古币研究书籍大多从5世纪阿纳斯塔修斯一世谈起的不足，使我们得以观察到4世纪君士坦丁一世以后百余年拜占庭古币变化的情况。（注：D.L.Vagi，Coinage and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c.82 B.C.-A.D.480，Chicago：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1999.）

还有一本值得注意的拜占庭古币参考书是法格利耶的《瑞典和丹麦发现的晚期罗马和拜占庭索里得》，它以这两国集中发现的近千枚窖藏拜占庭金币为研究对象，成为上述权威著作的补充性参考书。（注：J.M.Fagerlie，Later Roman and Byzantine Solidi Found in Sweden and Denmark，New York：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1967.）

此外还有一些拜占庭货币专著，如胡梅尔的《拜占庭货币目录》和哈肯斯的《拜占庭货币》等，前者以瑞士国家博物馆收藏为基础，后者以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收藏为基础，但其内容和涉及的拜占庭古币种类均没有超过上述著作。（注：W.Hummel，Katalog der byzantinischen，Münch，1982.）目前，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拜占庭货币网站、牛津大学古币网站和拜占庭金币拍卖网站为相关网站中水平最高者。

（二）拜占庭印章

拜占庭印章的用途大体有二，其一加盖于公私文件，其二用于文件的封口，即所谓封印。最初，拜占庭印章仅为文物收藏家所重视，后来逐渐被用于学术研究。在各国整理出版相关的拜占庭印章图谱的基础上，国际拜占庭学会印章学分会于上世纪80年代末组织召开世界范围相关学者开会，及时通报交流各自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国际拜占庭印章学会议每年都要召开，并出版会议论文集，目前已经正式出版了9期论文集。而每一届会议的论文集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成果。试举一例以作说明。

2002年10月9—10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举行拜占庭印章学国际会议，以纪念著名俄罗斯拜占庭印章学家瓦伦提娜·萨诺伊洛夫娜·商德罗夫斯卡娅80岁寿辰，她自30岁起就在埃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从事相关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资深专家。“正是由于她的长期不懈努力，使这项研究工作在俄罗斯得到复兴，并为国际拜占庭学界所认可。国际拜占庭印章学家们借此机会表达了对她终生致力于此项研究的崇高敬意。会议期间，各国拜占庭印章学家还交流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广泛的主题，它们表明，拜占庭印章学能够为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提供大量宝贵的信息，相当多的信息是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会议主席尤吉尼娅·斯蒂芬诺娃在埃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上做了这样的总结。

让我们看看论文集反映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印章所见的中期拜占庭姓氏问题”（Werner Seibt）、“圣徒与礼拜中心：拜占庭铅封的地理学和管理学考察”（John Cotsonis）、“雅典钱币博物馆收藏中拜占庭铅封上的圣母图案”（Ioanna Koltsida-Makre）、“一枚匿名俄罗斯印章（12—13世纪）：拜占庭和俄罗斯印章学中的圣乔治骑马像”（Valerij Stepanenko）、“拜占庭印章所反映出的官制史考察”（John W.Nesbitt）、“印章学资料所见帕拉顿纳夫的长官”（Ivan Jordanov）、“车绳与拜占庭关系研究：以车绳拜占庭印章为例”（Nikolay Alekseenko）、“隆德雷发现的拜占庭印章”（Jean-Claude Cheynet）、“未面世的马尼亚克家族印章”（Christos Stavrakos）、“爱琴海东部发现的拜占庭封印”（Alexandra-Kyriaki Wassiliou）、“苏达克新发现的拜占庭印章”（Elena Stepanova）、“阿富杨（土耳其）博物馆的拜占庭印章收藏”（Vera Bulgurlu）等。（注：Jean-Claude Cheynet and Claudia Sode edited，Studies in Byzantine Sigillography 8，München：K.G.Saur，2003.）总之，我们仔细阅读这类论文集就会发现，拜占庭印章学国际会议提供了一个及时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

第三章　研究史概述

一、国外的拜占庭研究

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西欧学者们开始注意拜占庭帝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当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坚持其传统的东正教信仰，在统治当局严酷控制下的东正教会长期发挥着团结拜占庭希腊人的作用。此时的拜占庭人大多放弃了“罗马人”的称呼，改为“希腊人”，他们使用希腊语在教堂和教会主办的学校里教育本族子弟。1453年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激发了他们恢复古代文化的热情。这种热情一度转变为收集和翻译整理古代文物文献的文化行动，并迅速地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尚古热潮结合在一起，推动西欧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他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4—445页。）大量的希腊古代手稿因此在这一期间流入西欧，为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文献资料基础。

最早有关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是从16世纪末开始的，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拜占庭研究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早期研究阶段始于15、16世纪，当时，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向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扩展，在全欧洲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德、法两国的学者像其意大利先驱一样，掀起了搜集和整理古代希腊罗马手稿和文物的热潮。附庸风雅的法国专制王朝，不仅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显赫一时的美第奇家族结亲，而且出资支持法国学人广泛收集希腊古物和文献。在收集活动中，许多拜占庭时期的作品，如手稿、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也被当做古典文化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当时，好古者对古典作家和拜占庭作家不加区别，把他们统称为“古代希腊作家”。

16世纪末，德国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秘书、著名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在整理注释拜占庭历史家的手稿时，发现中世纪希腊文献与古典时代的希腊文献有重要区别，他认为从中古希腊文献中可以得出许多有关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知识，呼吁学术界给予足够的注意，并应充分认识拜占庭历史在欧洲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为了区别拜占庭作家和古希腊作家，他给前者的作品冠以“拜占庭的”（the Byzantine）字样，这样，他就成为开创拜占庭研究工作的第一位学者，而拜占庭研究工作也从此开始迅速发展，获得显著成就。在拜占庭研究的早期阶段，德国、法国和希腊等国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拜占庭学者，他们致力于拜占庭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不仅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为拜占庭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准备。沃尔夫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威尔海曼·赫尔兹曼（Wilhelm Holzmann）、大卫·赫施尔（David Hoeschel）和约翰尼斯·伦克拉维乌斯（Johannes Leunclavius）继续进行拜占庭古籍的译注。法国教会学者迪尼斯·比陶（Denis Petau）开始法国的拜占庭研究。荷兰学者沃尔坎努斯（B.Vulcanius）和约翰尼斯·缪尔修斯（Johannes Meursius），以及希腊学者尼古拉斯·阿林曼努斯（Nicolaus Alemannus）和利奥·阿拉丢斯（Leo Allatius）等，都是当时拜占庭研究领域中的杰出代表人物。而16、17世纪的德国尚处于封建诸侯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的政治状态，个别学者对拜占庭文献表现出的兴趣还难以形成广泛的影响。

拜占庭研究的真正兴起是在法国出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1610—1641年在位）和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统治期间，实行开明专制政策，崇尚古典文明，促成了法国文化界研究希腊古代手稿的热潮。王室支持政府广泛收集民间藏书，红衣主教马扎然（Mazarin，1602—1661）和柯尔贝特（Colbert，1619—1683）的私人藏书即以希腊古文书为重要组成部分，移交皇家图书馆后，使法国成为拜占庭历史资料十分集中的国家。王室和政府积极支持并赞助著名的卢浮宫出版机构，组织学者编辑出版拜占庭古籍系列丛书，使过去由学者们自发进行的希腊古籍翻译工作变为有组织的政府行为。1645年，这部丛书的第一册，即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历史》问世，标志着有组织的资料整理工作正式开始。同时，这项计划的实施激发起学者们更大的热情。数年后，法国著名学者拉比（Ph.Labb，1607—1667）等人提出了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的出版计划，邀请全国学者共同合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积极响应，从而奠定了《巴黎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简称《巴黎大全》，Paris Corpus）编辑委员会的组织基础。这套丛书以原文和译文对照、并详加注释的形式出版，学术价值极高，至今仍然是拜占庭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参考书。《巴黎大全》的出版是拜占庭研究工作早期阶段的最重大的成就，也反映出早期研究工作的特点：即广泛搜集历史文献，整理出版重要史籍。

《巴黎大全》出版工作进展十分迅速，特别是由于当时最著名的拜占庭史家西维奥尔·杜康（Du Cange，1610—1688）的加盟而达到其最辉煌的顶峰。杜康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币学家和考古学家，涉猎文学和艺术。他大器晚成，45岁以后才开始发表作品，并积极参与领导《巴黎大全》的编辑工作。他从语言学、系谱学、地形学和古币学角度对拜占庭社会生活、君士坦丁堡地理和地貌以及中世纪希腊语所做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他编纂的中世纪希腊—拉丁语词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可以说，他是当时最杰出的拜占庭学家，代表了这个时期拜占庭研究的最高水平，是拜占庭历史研究工作的奠基人。在杜康之后，一批博学的历史学家继续推进拜占庭历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其中让·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贝尔纳·德·蒙特福松（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米歇尔·勒基安（Michel Lequien，1661—1733）、安塞尔莫·班杜利（Anselmo Banduri，1670—1743）等人是重要代表人物，《巴黎大全》的编辑工作于1819年告一段落。

拜占庭研究工作在18世纪遭受到重大挫折，这是拜占庭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掀起批判宗教神学、提倡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他们把欧洲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认为在这一黑暗时代，欧洲古典文化全面倒退，遭到落后的蛮族和基督教的扼杀，他们还对深受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并以东正教为国教的拜占庭帝国持批判态度。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等思想家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无一不持否定态度。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拜占庭帝国千余年的历史视为罗马帝国长期的衰亡史，并将这一衰亡过程称为“蛮族主义和宗教的胜利”。（注：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ondon，1905-1906，vol.1，p.53.）这些思想对拜占庭历史学研究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这项研究在18世纪初以后百余年内几乎没有获得任何重大发展。尽管如此，吉本的这部名著仍然以其广泛的史料考证和典雅的文学语言享有极高的声誉，特别是英国著名拜占庭学家伯里（J.B.Bury，1861—1927）对该书的注释，使其学术价值保持到今天，成为启蒙运动时代拜占庭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作。（注：吉本的这部名著在我国尚无全译本，由黄宜思和黄雨石翻译的中文节选本已经由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出版。）

同一时期，拜占庭历史和文学资料的编辑整理并没有停止，在德国出版了包括大量拜占庭作品在内的14卷的希腊古文献书目，它提供了完整的拜占庭历史文献索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至今是拜占庭文献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德国学者开始筹划在《巴黎大全》的版本基础上扩大出版拜占庭历史文献丛书。另外，各国学者对拜占庭古代文献分散进行的译注也为此后拜占庭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做了文献资料方面的准备。法国学者在该学科发展最初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带动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投身研究工作，终于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拜占庭学发展的高潮。

拜占庭研究的现代阶段开始于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后，怀疑主义思潮泛起，人们重新审视启蒙学者提倡的理性主义观念，欧洲学术界出现清理历史遗产、重写人类历史的呼声和重视历史研究的风尚，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求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的借鉴。德国学者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等著名作家重视史料挖掘、忠实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念影响和改变了18世纪流行的消极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拜占庭研究工作也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首先，学者们对拜占庭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继续向前推进。1828年，《波恩拜占庭历史作品大全》（简称《波恩大全》，Bonn Corpus）在德国出版问世。这部丛书在《巴黎大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资料的搜索范围，采用原文和拉丁文对照的方式，附带精简的德文注释，具有完整、精确和使用方便的特点。在今天，《波恩大全》和《巴黎大全》一样，是从事拜占庭研究人员必备的原始资料丛书。

这一时期，各国学者不再满足搜集整理拜占庭文献，而是积极从事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全面研究。英、法、德、俄、希腊等国都出现了许多从事拜占庭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出版了一大批各种文字、多种版本的专著，涉及拜占庭研究的各个领域。法国学者施伦伯格（G.Schlumberger，1844—1928）、查尔斯·迪尔（Ch.Diehl，1859—1944）和他的学生路易·布莱赫尔（L.Brehier，1868—1951）最为突出，他们的研究涉及拜占庭帝国军事外交史、王朝政治制度史和物质文明及文化史等拜占庭人生活的主要方面，代表了这个时期法国拜占庭学发展的方向。英国学者乔治·范莱（George Finlay，1799—1875）和约翰·伯里也是拜占庭学研究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在19世纪上半叶震动整个欧洲的希腊革命的影响下，多次访问为推翻土耳其人统治、实现民族独立而不屈不挠进行革命斗争的希腊，先后完成多部拜占庭帝国和希腊通史，被认为是继吉本之后最优秀的历史作家。伯里作为著名的剑桥大学历史教授，主编《剑桥中世纪史》，邀请当时最著名的拜占庭学家参加该书写作，使之代表了当时英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注：Cambridge History of European Economy，Cambridge，1952.）

德国在完成自上而下的统一事业前后，学术活动在国家的支持下非常活跃，而兰克和蒙森等史学大师将注重实证史学的风气注入拜占庭研究工作，使德国的拜占庭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严谨的学术特点。德国学者卡尔·霍普夫（Karl Hopf，1832—1873）和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1856—1909）在拜占庭历史资料的发掘、拜占庭经济史和文献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代表了这一时期德国拜占庭研究的最高水平。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科隆巴赫尔的《从查士丁尼到东罗马帝国末期的拜占庭文献史》内容极为丰富，对当时已经发现的拜占庭作品和作家进行全面述评，是拜占庭文学史和史料学最重要的参考书，至今仍是拜占庭学者必备的案头书（注：K.Krumbacher，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Litteratur von Justinian bis zum ende des ostromischen reiches，Munich，1891，Athens，1974.），该书已被翻译为世界主要语言。科隆巴赫尔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于1892年编辑发行了第一种拜占庭学研究年刊《拜占庭研究》（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这一刊物仍然是当今国际拜占庭学第一流的学术出版物。此外，诸如塔费尔（G.L.F.Tafel，1787—1860）、托马斯（G.M.Thomas，1817—1887）、赫兹伯格（G.F.Hertzberg，1826—1898）和格里高罗维乌斯（F.Gregorovius，1838—1910），以及法尔默赖尔雷尔（J.P.Fallmeraryer，1790—1861）和林根绍尔（K.E.Zacharia von Lingenthal，1812—1894）等一批德国学者也对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希腊学者很早即开始研究拜占庭帝国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在19世纪初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中，爱国学者注重发掘希腊古代中世纪历史文化，以此作为唤起民族自尊心的重要措施。希腊雅典大学教授巴巴利格布罗斯（Paparrigopoulos，1810—1902）和斯比利冬·兰布罗斯（Spiridon Lampros，1851—1919）是希腊拜占庭学家中的佼佼者。前者积三十年的功力完成了5卷本《从远古到近代的希腊民族史》和《希腊文明史》，后者出版了《从远古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图解希腊史》。（注：Παπαρριγοπο′υλο ，Ιστορι′ατουΕλληνικου′εθνου απο′τωναρχαι′οτατωνχρο′νωνμε′χριτωννεω′τερων，Α η′να，1860-1877.Paparrigopoulos，Histoiredelacivilisation hellenique，Par-is，1878.Lampros，Ιστορι′ατη Ελλα′δο .μετεικο′νωναπο′τωναρχαιοτατωνχρο′νωνμε′χριτη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ολε′ω，Athens，1886，1908.）雅典大学教授安德列亚迪斯（A.Andreades，1876—1935）十分注意拜占庭帝国财政经济史研究，其成果至今没有过时。

拜占庭学在俄国的发展值得注意。俄国学者认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拜占庭帝国有密切的联系，同属于东正教信仰，因此对其文明有强烈的认同感。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沙皇时代的御用学者甚至认为，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后，俄国理应成为“第三罗马帝国”，或至少是拜占庭帝国与东正教的正宗继承者。客观的俄国拜占庭历史文化研究是在法、德两国学术界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主要成就集中在拜占庭经济史和教会史研究方面。俄国早期拜占庭学者从最初模仿法、德学者收集整理拜占庭历史资料，逐步开始其研究工作，很快即发展出自己的研究特点，即在经济史和农业史方面颇有创见。俄国学者如皇家科学院院士库尼科（Ernst Kunich，1814—1899）、穆拉尔特（Eduard de Muralt，1809—1895）是俄国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先驱，他们不仅在俄国古代和拜占庭帝国文献资料的收集方面，而且在俄国境内的拜占庭考古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曾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和俄国科学院院士的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ievsky，1838—1899）、康达科夫（N.P.Kondakov，1838—1925）和乌斯本斯基（I.Uspensky，1845—1928）是俄国拜占庭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他们不仅在拜占庭内政和外交问题研究中开创了许多新领域，而且在原始资料的考证方法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批判方面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其独到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对后人影响甚深。

20世纪是拜占庭学发展的春天，各国学者在各自的研究工作中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国际一流水平的著名学者人数迅速增加，他们著述颇丰、硕果累累，研究范围涉及拜占庭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这里，我们不可能尽述所有对当今拜占庭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仅就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介绍一二。

美籍俄国学者瓦西列夫（A.A.Vasiliev）影响最为广泛，他不仅著述极为丰富，而且以通俗易懂的英语出版了《拜占庭帝国史》，使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该书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几乎涉及了直到50年代初拜占庭学全部有争议的问题，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和最新研究成果（注：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isconsin，1958.），堪称拜占庭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总汇，该书因此多次再版，并被译为法、德、俄、希腊等多种语言，中译本也有望于近年面世。

拜占庭学研究工作在巴尔干地区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蓬勃开展使他们在国际拜占庭学界异军突起，保加利亚学者穆塔夫斯耶夫（P.Mutafciev，1884—1943）、兹拉塔斯基（V.Zlatarski，1866—1935）和尼科夫（P.Nikov，1884—1939），前南斯拉夫学者阿纳斯塔修维奇（D.Anastasijevic，1877—1950）、格兰尼奇（F.Granic，1883—1948）、斯塔诺耶维奇（St.Stanojevic，1874—1937）和希西奇（F.Sisic，1869—1940）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而影响力最大者当属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Ostrogorsky），他的《拜占庭国家史》是一部影响深远、被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拜占庭通史著作，书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专章中开辟专门小节分析相关的拜占庭史料和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其严谨的著述方法独树一帜，构成了全书的坚实基础。（注：G.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J.Hussey，Oxford，1956，1968.）在这部名著中，作者注重物质文化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和考察，他对拜占庭经济史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学者。他关于拜占庭帝国农业经济的意见至今保持强大的影响力。他的这部书历经半个多世纪，为学界公认是最好的拜占庭通史书。罗马尼亚学者奥尔佳（N.Iorga）的《拜占庭人生活史，帝国与文明》突破一般的历史书籍的写法，另辟新路，注重考察拜占庭帝国时期社会生活的状况，突出作为整体的拜占庭文明演化的主要线索。该书的重要价值还在于附录了大量的参考书，使读者可以借此进一步深入阅读。（注：N.Iorga，Histoire de la vie byzantine，empire et civilisation，Bucarest，dition de l‘auteur，1934.）

英国学者仁西曼（S.Runciman，1903—2000）可以称为长寿作家，他在经历了多年在土耳其、希腊的外交生涯后，任教于英国多所大学，他的《拜占庭文明》、《皇帝利卡潘努斯罗曼努斯及其统治》、《十字军史》和《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史》在国际拜占庭学界获得普遍的好评，使他成为继伯里之后英国拜占庭学的学科带头人。（注：S.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1933，1959.The Emperor Romanus Lecapenus and His Reign，A Study of Tenth Century，Cambridge，1929.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Cambridge，1951.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London，1930.）俄国学者乌斯本斯基于1914年出版的《拜占庭帝国史》堪称俄国拜占庭历史研究的代表作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书中包括对晚期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史的论述，代表了俄国学术界的研究特点，而且使用大量图片、地图和表格，生动地再现了自4世纪以后1400年的历史（注：Uspensky，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从而形成了该书图文并茂的重要特点，这在当时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历史学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重新解释全部人类历史。在一大批优秀的拜占庭学专家中，列夫臣柯（M.V.Levchenko，1890—1955）是突出的代表人物。他被认为是第一位试图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拜占庭帝国史的学者，他在其《拜占庭》一书中分析了拜占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描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特别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拜占庭社会最终解体的原因做了初步的阐述，从而用拜占庭历史的演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正确性。（注：列夫臣柯：《拜占庭》，三联书店，1962年。）另一位英国作家柏尼斯（N.H.Baynes，1877—1961）也是多产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特别对历史文献、早期政治制度和教会问题有突出的成果，他与莫斯（H.Moss）合作完成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明概论》以专题史的方法描述了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拜占庭专题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注：N.H.Baynes and H.Moss eds.，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Oxford，1948.）德国学者斯坦因（E.Stein，1891—1945）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史专家，他对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生活做了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对拜占庭手工业、丝织业和行会的研究至今仍处于国际一流水平。（注：E.Stein，Geschichte des spatromischen Reiches，Vienna，1928.）

本世纪拜占庭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专题研究取得了快速进展。学者们在拜占庭语言和文献研究领域获得了突出的成就，近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新资料不断补充了科隆巴赫尔一百年前开创的文献研究。前国际拜占庭学学会主席、德国学者贝克（H.G.Beck）的《拜占庭民间文学史》和国际拜占庭学学会前秘书长、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J.Karayannopulos）的《拜占庭历史文献》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代表作品。（注：H.G.Beck，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Volksliteratur，Munich，1971.I.Karayannopulos，Πηγαιτηζβυζαντινηζιστοριαζ，Θεσσαλονικη，1978.）英国学者卡梅隆（Averil Cameron）、美国学者塔尔博特（Alice-Mary M.Talbot）、澳大利亚学者斯科特（Roger Scott）和爱尔兰学者穆雷特（Margaret Mullett）等人在各自主持的拜占庭研究中心致力于拜占庭文献的整理翻译，成效显著。同时出现了一批文物全集，例如许多国家出版了拜占庭古币全书，其中又以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美国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研究中心的作品最为突出。（注：W.Wroth，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Byzantine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1908.A.R.Bellinger，Catalogue of the Byzantine Coins in Dumbarton Oaks Collection and in the Whitte-more Collection，Washington，1966.Cecile Morrisson，Catalogue des monnaies byzantine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491-1204），Paris，1970.I.Tolstoj，Vizantijskie monety，Amsterdam，1968.）

总之，现代拜占庭学迅速发展的标志主要有四：其一，各国拜占庭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起国家或民间的拜占庭研究中心，其中德国、美国、希腊、法国、英国、俄罗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研究中心，在研究水平和组织建设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这些研究中心的工作范围不局限于组织本国学者从事研究活动，而是积极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往来和交流。其二，拜占庭学的研究从欧洲个别国家扩展到全世界。除了希腊、南斯拉夫和俄罗斯外，东欧其他国家也将拜占庭研究视为本国历史研究的一部分，积极发展该项研究，而美国、加拿大等经济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人类文明保护者的姿态积极促进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发展。二战以后拜占庭学迅速成为“热门”学科并不是偶然的，是与上述国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和德、法、俄、希腊等国构成当代拜占庭学发展的主力军。其三，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活跃。自1924年第一届拜占庭学者国际大会召开以来，每五年举行一次会议，至2006年，已经举行了21届大会。会议讨论拜占庭学发展的方向问题，组织国际合作，调整大会机构，并出版会刊和论文集。除此之外，每年还不定期举行世界拜占庭学家恳谈会和各种专题讨论会，随时交流学术成果。其四，拜占庭学成果丰硕，人才辈出。每年新版、再版的拜占庭学图书资料有数百种之多，迄至上世纪末，全世界有近300种学术刊物涉及拜占庭学。这种国际交流极大地推动了拜占庭学的发展。为了培养后备力量，许多国家还在大学中设立拜占庭历史和文化课程。

现代拜占庭学的发展趋势和突出特点首先表现在，学者们对拜占庭文、史资料展开更广泛的搜集和更精确的注释，这项工作不仅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而且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例如学者们根据考古学、印章学和古币学的新成果对上世纪的《巴黎大全》和《波恩大全》重新注释出版。近年来，学者们对所谓“活的拜占庭博物馆”——阿索斯圣山修道院保存的文物手稿进行整理，获得大量经济史资料，这些陆续出版的“阿索斯档案”对拜占庭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雄厚的资料基础。其次，学者们根据不断发现的新史料重写拜占庭通史著作。这里，特别要提到近年来各国出现的拜占庭通史力作。用英文出版的拜占庭通史有布鲁宁（R.Browning）的《拜占庭帝国》、曼格（C.A.Mango）的《拜占庭：新罗马帝国》、奥柏林斯基（D.Obolensky）的《拜占庭帝国：500—1453年的东欧史》。用希腊文出版的通史有卡拉扬诺布鲁斯（I.Karagiannoulos）的《拜占庭国家》和《拜占庭国家史》，用德文和意大利文出版的通史有施莱尼尔（P.Schreiner）的《拜占庭》和卡日丹（A.P.Kazhdan）的《拜占庭人及其文明》。（注：R.Browning，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1980.C.Mango，Byzantium and Its Image，London，1984.D.Obolensky，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Eastern Europe，500-1453，London，1971.I.Karagiannoulos，ΤοΒυζαντινο′νΚρα′το，Θεσσαλονι′κη，1983.I.Karagiannoulos，Ιστορι′αΒυζαντινου′Κρα′του，Θεσσαλουι′κη，1992.P.Schreiner，Byanz，Munich，1986.A.P.Kazdan，Th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s，N.Y.，1985.这些书在我国大都可以找到。）

这个时期学者们特别注意拜占庭历史专题研究，关注拜占庭学的薄弱环节研究。其中专题史研究涉及拜占庭学各个方面，如文化史、经济史、货币史、法律史、政治史、思想史、建筑史、东正教思想和教会史、外交和民族关系史、文学和语言史，等等。仅以政治学为例，优秀作品就包括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的《拜占庭政治理论》、马科斯莫维奇（I.J.Maksimovic）的《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拜占庭省区管理》和法国学者弗里奥纳斯（Sp.Vryonis）的《拜占庭帝国的权威》等。（注：I.Karagiannopoulos，ΗΠολιτικη′Θεωρι′ατωνΒυζαντινω′ν，Θεσσαλονι′κη，1988.I.J.Maksimovic，The Byzantin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Amsterdam，1988.S.Vryonis，Byzantine Imperial Authority，Paris，1982.）这些近年来出现的专著弥补了拜占庭学长期存在的弱项，为多角度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大量拜占庭古物直接促进了拜占庭考古研究的发展，新的拜占庭货币、印章和器物大全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相继出版，其中特别突出的有：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秘书长伊格诺米基斯（N.Oikonomidis）的《拜占庭印章》、洪梅尔（W.Hummel）的《拜占廷货币分类》、哈金斯等人（T.Hackens）的《拜占庭货币》。（注：N.Oikonomidis，Byzantine Lead Seals，Washington D.C.，1985.W.Hummel，Katalog der byzantinischen，Munich，1982.Tony Hackens，Le Monnayage byzantin：émission，usage，message，Louvain-la-Neuve：Séminaire de numismatique Marcel Hoc，Collège Erasme，1984.）

另外，学者们在拜占庭研究工作中使用了新的研究手段和新的研究方法。许多拜占庭学者注意到国际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提出改革拜占庭学研究方法的建议，著名德国学者贝克在1981年举行的国际拜占庭学大会上发出呼吁，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从整体上把握拜占庭历史演化、从全局上系统了解拜占庭学社会变革的新时期，新的宏观研究应该和传统的微观研究一样成为拜占庭学专家们采用的方法。有的学者在第二、三代“年鉴学派”影响下，提出历史研究应以“人”为中心，特别是以普通人，如农民、手工工匠、妇女、士兵等为关注的焦点，他们主张通过对“小人物”和具体个人的生活的考察，再现真实的历史原貌。原苏联学者卡日丹（A.P.Kazhdan）完成的《拜占庭人及其权力》和英国学者卡梅隆的《拜占庭人》即是这种新史学观点的代表作，前者考察了拜占庭社会中各种人的生活，细致具体地描述社会各阶层，包括贵族、农民、手工工匠、妇女的日常生活。后者在关注物质生活的同时，深入探讨了拜占庭人的精神生活。（注：A.P.Kazhdan，People and Power in 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Byzantine Studies，Washington D.C.：Dumbarton Oaks，1991.A.Cameron，The Byzantines，Malden，MA：Blackwell Pub.），2006.目前，以新史学观点指导完成的作品逐步增多，反映着拜占庭学研究工作的新变革。

学者们在研究中使用计算机处理数字统计和目录检索，将统计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拜占庭历史文化研究，这是当代拜占庭学发展的又一个新趋势。使用计算机不仅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而且有助于拜占庭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使这个古老学科向着数据化、模式化的科学方向发展，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辅以定量研究。

总之，当代拜占庭学的发展生机勃勃，方兴未艾。1997年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研究会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将该会主席关于拜占庭学百年来的发展报告作为最重要的文件。该报告指出，拜占庭学发展的重要标志首先在于它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和内部构造，形成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和专题史研究领域，并整理了大量原始资料，出版了系列专著，发行了许多专门学术刊物。其次，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开展拜占庭学教育和培养高级研究后备力量工作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拜占庭学研究从欧洲国家发展到世界各地，拜占庭学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例如，美国拜占庭学研究会正式会员达到300余人。拜占庭学研究国际大会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仅以大会发布的文件为例，第一届大会仅96页，至第十六届大会时达到5489页，其中主要是各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拜占庭学研究的国际化被认为是另一个重要标志，各国学者打破民族、国家、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心理界线，共同致力于拜占庭学的发展，例如冷战时代的苏联拜占庭学发展得到国际拜占庭学界的承认。努力克服国际政治和文化背景差异对拜占庭学研究造成的影响，也是各国拜占庭学家的共同目标。在展望拜占庭学未来发展时，该报告提出了以下内容：第一，各国学者将继续致力于拜占庭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抢救大量受到破坏的拜占庭文物，完善和出版诸如大型拜占庭希腊语词典、百科全书、地图集、年表、文物大全等拜占庭学工具书。第二，各国拜占庭学研究机构将继续支持主要由美国学者发起的将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到拜占庭学研究的计划，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开发的“希腊文古籍数据库”将包括自荷马至后拜占庭帝国时代所有希腊语文献，该数据库的建立无疑将推动拜占庭学研究的发展。而国际和各国拜占庭学研究机构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的网站和开辟的主页，以其快捷准确的信息，为现代拜占庭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注：国际拜占庭学研究机构的网站和主页为：http：//www.sc.edu；http：//www.eie.gr.aieb，各国拜占庭学研究机构的网址和拜占庭学者的电子信箱可从中查询。）第三，各国拜占庭学家将继续在传统研究基础上，积极创新，开拓新兴研究领域，注意对薄弱研究课题的开发。例如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开始受到国际拜占庭学界的关注，特别是中文古籍中有关史料的发掘得到美国、德国和希腊等许多研究机构的注意。（注：我国学者在这一课题上取得的初步成果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国际拜占庭学界的普遍关注，国外一些学术机构分别向我国学者提出合作意向，其中某些项目已经开展。）该报告特别提出拜占庭学研究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问题，呼吁拜占庭学新生代注意克服忽视优秀研究传统的倾向。（注：该报告发表于哥本哈根会议正式文件，笔者已经将其翻译为中文，将另行发表。）

二、我国的拜占庭研究

我国拜占庭研究起步于新中国建立，当时苏联学术界拜占庭研究的成果被陆续引入（注：张联芳、马细谱编译：《世界各国对拜占庭学的研究状况》，《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齐思和：《苏联历史学家对拜占庭研究的卓越贡献》，《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第98页。），例如列夫臣柯的简明拜占庭史书《拜占廷》。在此基础上，我国部分从事世界历史研究工作的高校教师开始涉及这一领域，至1980年代中期，我国各类刊物发表的关于拜占庭史的各类文章共30余篇，其中学术论文10篇左右，其余为翻译作品和介绍性通俗读物。在此期间，我国通用教材中有关拜占庭历史的内容大多采用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的相关部分。除了个别课题，如齐思和先生关于中国和拜占庭帝国之间关系的研究外，我国的拜占庭学研究尚未真正展开。这一时期我国拜占庭史研究的特点表现为偏重理论探讨和关注苏联拜占庭学的动态，齐思和先生将此概括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拜占庭封建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注：齐思和，前引文，第98页。），即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为指导，分析拜占庭社会封建化过程和阶级斗争问题。（注：这类文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许宏杰：《拜占庭封建化过程的几个问题》，《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2期；杨连山：《关于拜占庭封建制起源与封建化问题的探讨——对许宏杰同志〈拜占庭封建化过程的几个问题〉一文的商榷》，《史学月刊》，1959年第1期；陈兆璋：《试论拜占庭帝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郑如霖：《关于东罗马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中的几个问题》，《华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由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理论和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学者在诸如“封建”、“封建制”、“封建社会”、“农民”等问题上始终纠缠不清，加之缺乏必要的史料，致使这一时期我国拜占庭史研究基本上追随苏联拜占庭学者的观点。例如，苏联学术界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导致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的观点对我国学者影响很大，尹曲先生即认为拜占庭灭亡“主要是因为帝国经济的衰落，人民大众的贫困，阶级斗争和封建集团的内讧所造成”。（注：尹曲：《拜占庭帝国是怎样灭亡的》，《历史教学》，1956年第3期，第28页。）

近25年来，我国拜占庭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学科基本建设的速度逐渐加快，科研实力迅速提高，特别是在基本的图书资料购置方面，国家和相关学校投入不断增多（注：国家图书馆每年购置世界各地最新出版的拜占庭学书籍，而“前荷马至后拜占庭时期希腊文古籍数据库”（简称TLG）已经落户南开大学5年以上，并正式对全国学者开放。），各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和人才队伍进一步扩大，培养体系渐趋完善。（注：20年前，我国尚未建立拜占庭学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只有两三所高校开设本科层次的拜占庭史选修课。目前，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可以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更多学校的本科课程表中也都设有拜占庭历史与文化方面的课程。）我国专门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展了积极的对外交流活动，不仅参加相关国际会议，而且与国际一流拜占庭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注：“从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共刊出关于拜占庭史的各类文章35篇，其中译作6篇，我国学者的学术论文11篇，包括转译在内的通讯和综述12篇，常识性文章6篇。从中外学者的17篇论文来看，讨论的问题如下：关于拜占庭封建化问题9篇，关于拜占庭灭亡及其原因3篇，有关考古及中国与拜占庭关系3篇，关于拜占庭文化与生活1篇，关于查士丁尼1篇。此外出版了一本译自俄文的中文本简史，列夫臣柯的《拜占廷》。”郑玮：《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史研究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学人撰写的拜占庭学方面的论文总数百篇左右，一批以拜占庭历史与文化为主题的著作和译作相继出版，将近40多种，研究状况之改善可见一斑。），既初步改变了该领域发展长期滞后于其他学科的状况，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拜占庭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我们将对此做比较详细的叙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重新兴起的我国的拜占庭研究首先从拜占庭文化研究开始。1986年我国世界史学科专业学术刊物《世界历史》刊发了《应该加强对拜占庭历史的研究》一文，其中建议：“着手进行资料建设和人才建设。要同世界有关研究中心建立联系，从各种渠道广泛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取得各方面的信息，在若干年内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拜占庭史资料体系；同时要组织史学工作者到这块处女地上耕耘，挖掘我国古代著述中的有关资料，翻译当代世界有关名著；在大学开设有关课程，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从而拉开了相关研究的序幕。（注：凌强：《应该加强对拜占庭历史的研究》，《世界历史》，1986年第11期。）此后，《历史教学》、《世界史资料》和部分地方刊物相继发表了《拜占庭文化特征初探》、《试论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和东地中海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注：陈志强、徐家玲：《试论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和东地中海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学》，1986年第8期。陈志强：《拜占庭文化特征初探》，《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8期。1996年《天津统一战线》连续登载希腊拜占庭文化方面的文章。），《历史教学》连续6期开辟专栏，以图片和文字说明的形式对拜占庭文化进行介绍。（注：陈志强：《拜占庭历史图片》，《历史教学》，1986年第6—12期。）

应该说，这个时期我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文章大多具有引进外国学术成果的性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论文，其中介绍多于论述，描述多于分析。这与当时我国拜占庭研究的总体水平有限密切相关。当时，该领域研究的局限性不仅表现在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基本史料比较缺乏，可资参考的专著和文章屈指可数；而且当时的研究人员掌握的外语比较单一，即便对相关语言具有初步知识，使用也很不熟练。

经过我国拜占庭学工作者的努力，25年来该研究领域出现了可喜的发展。最明显的变化是有关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举凡拜占庭学的重要方面大体都有涉及，本文上面提到的近年来诸期刊发表的百余篇文章，涉及拜占庭文化特征和历史作用的不足5篇，而涉及拜占庭宗教文化的有13篇，涉及拜占庭物质文化的有30余篇，其中仅关于我国发现的拜占庭（东罗马）货币的文章就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同时，诸如涉及拜占庭经济制度、商业活动、染织艺术、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器物装饰造型风格、拜占庭音乐、圣索非亚教堂建筑、玻璃制造技术、拜占庭式家具、拜占庭式园艺、拜占庭教育、拜占庭史诗文本、拜占庭历法等拜占庭文化具体细节的文章也不时问世，显示出研究兴趣和关注点的多样化（注：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这80多篇文章，所幸，现在多种论文数据库可以为读者提供检索方便。在此仅例举几篇有特色的文章，以帮助我们说明问题。缪良云的《拜占庭染织艺术》（《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2年第3期）细致地讨论了拜占庭帝国的两种主要纹织物；许美琪的《拜占庭文明及其家具》（《家具与室内装饰》，2006年2月19日）详细介绍了拜占庭室内豪华的装饰和家具设计，分析了其脱离写实主义而倾向于抽象的象征性的特点；张煜琼等的《由圣索非亚大教堂看拜占庭建筑与其结构的整合》（《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以建筑工程师的专业眼光具体分析了拜占庭建筑的力学和美学特点；钱俊龙摘编的《锶同位素用来研究早期玻璃生产——来自近东拜占庭和早期伊斯兰玻璃》（《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3年总第15卷）对古代拜占庭玻璃样本进行了化学分析，以确定其制造原料的来源；陈志强的《拜占庭帝国历法特点研究》（《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专门探讨多种拜占庭历法及其现代的计算方法；姜丹翻译的长篇《拜占庭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并非一般性的介绍文章，而是翻译者在维也纳大学音乐系进修学习的成果，其对古代拜占庭音乐文本、旋律等的解读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平。黄坤坊的《拜占庭帝国的档案工作》（《档案与建设》，1995年第7期）、郭健的《拜占庭教育概述》（《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林英的《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庭因素》（《艺术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3辑）、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陈志强：《拜占庭文化与巴尔干火药桶》（《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陈志强：《研究与视角——“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王利华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93—307页）、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辨析》（《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都是就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某个方面做出的专题研究成果。），这是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迈出的极有发展前景的重要步骤，为今后的研究开拓出巨大的空间。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主要是研究理论的变化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大。我国拜占庭学工作者从理论层面上突破了传统的“狭义文化”概念，以“广义文化”的概念界定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范围。众所周知，自19世纪西方人类文化学者提出“文化”的定义后，无论是“生活方式论”，还是“工具制造过程论”，或“人类生活复合体论”，人们大体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后者则专指精神文化而言，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1986年《试论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和东地中海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提出：“所谓拜占庭文化，是指古典的希腊与罗马文化在拜占庭帝国内与基督教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融汇、发展而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学者们理解的拜占庭文化还大体局限于精神文化。（注：陈志强、徐家玲，前引文，第28页。）但是，此后拜占庭文化的概念不断扩大，使我国拜占庭学者的研究视野从拜占庭文学、艺术、雕刻、音乐等方面扩展开来，逐渐关注包括拜占庭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相关制度在内的其他方面。

仅就拜占庭宗教研究而言，不仅研究选题的范围得到极大扩展，而且一些微观研究将一些长期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课题深入到具体的细节。毁坏圣像运动是决定拜占庭东正教发展的重大事件，理所当然受到高度关注，《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的原因》、《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的影响》、《圣像与破坏圣像运动》等文章比较全面地探讨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和历史意义。（注：陈志强：《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的原因》，《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李丽：《试论拜占庭帝国的圣像破坏运动》，《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的影响》，《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毁坏圣像运动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和外交》，《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苑一博：《圣像与破坏圣像运动》，《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3期；祁颍：《再析圣像破坏运动的影响》，《学术交流》，1997年第5期。）有关拜占庭宗教问题的研究涉及的课题非常广泛，例如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拜占庭早期历史上的宗教问题、拜占庭圣像画、拜占庭教堂壁画等，均有专题论文问世。在这些文章中，《世界宗教研究》发表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这一长篇论文分量最重，该文突破了拜占庭史学研究笼统谈论拜占庭宗教及其作用的传统方法，深入探讨遁世修道理念在拜占庭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分析了其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入世主义修道观的特点，明确提出：“西部基督教世界和东方拜占庭帝国在修道理念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把修道手段与教化社会的目标紧密结合，早在6世纪即将修道活动的原初理念——遁世主义理念异化为入世主义修道观；后者则继续以否定尘世生活的方式去追寻上帝，完美地保持和发展了该理念，从而使东部基督教会的修道活动和灵性生活显现出与西部教会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注：吴舒屏：《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又如在拜占庭经济制度研究方面，学者们不仅注意到拜占庭社会主要的发展趋势，还关注关于查士丁尼、朱利安统治时期的经济制度。（注：谭建华：《查士丁尼立法活动的经济原因探析》，《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3年第4期；武鹏：《拜占庭皇帝朱利安宗教政策的经济社会原因分析》，《历史教学》，2005年第6期。）一些文章甚至注意拜占庭人物质交流的某些细节，他们在文章中指出：“4—6世纪间，东方帝国的经济复苏无疑得益于东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帝国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也在经济复苏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拜占庭的农产品和各种精美绝伦的丝绸、布匹、金银制品、雕刻的象牙、细致的玻璃、玛瑙杯子、雕镂的和珐琅的花瓶、镶嵌物、水果、醇美的酒和其他特制的奢侈品运往东西方的重要港口；与此同时，拜占庭人又从阿拉伯和东方商人手中，购买来小亚细亚……各地的珍贵商品：香料、香水、宝石、稀有金属、檀香、麝香与樟脑、生丝与棉花、丝的和精美的羊毛织品……”（注：徐家玲：《论4至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复苏与转轨》，《历史教学》，2000年第4期，第23页；徐家玲：《拜占庭在中世纪地中海商业复兴中的地位》，《求是学刊》，1997年第5期，第101页。）

显然，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变化是近年来我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变化，其引发的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角度的调整彻底突破了我国拜占庭学研究只关注政治经济领域的局限性（注：对这一重要理论问题，陈志强的《研究视角与史料》（《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和《拜占庭文化研究的新动向》（《世界历史》，2007年第6期）做了实证性的探讨。有关1986年前我国拜占庭史研究状况的总结可以参考郑玮前引文章。），使拜占庭学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

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角度的调整要求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针对具体的研究课题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一点是我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动向。首先，实证性的研究得到了加强，使一些过去已经得出结论的课题进一步得到延伸。例如，我国学者早就注意到拜占庭文化对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他们将这一特点称为“传统性”或“尚古性”（注：前引陈志强《拜占庭文化特征初探》和解素蔚的《拜占庭文化及其对西欧文艺复兴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分别进行了探讨。），并具体列举其表现，即热衷于誊写、翻译、收集和整理古希腊罗马的文史哲古籍，并在其文史哲和法律创作及建筑艺术活动中打上古典文明的烙印。但是，从古希腊文化到拜占庭文化之间的数百年发展似乎还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关于东地中海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缺乏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希腊化与拜占庭帝国》一文对该领域的薄弱环节做了补充，提出：“希腊化在东地中海区域维持了长逾数世纪的经济文化繁盛……希腊化影响又曾延伸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段，表征着一定的跨时代的文化超越性，对尔后的罗马帝国，进而通过罗马对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产生了尤为直接、显明的正面作用。”（注：沈坚：《希腊化与拜占庭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沈坚：《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同样，关于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探讨，从比较宏观的理论分析逐步深入到对其细节的实证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例如《拜占庭帝国与拜占庭文化的传统》和《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论述尚显空泛，而《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则举证丰富，实证性较强，《拜占庭基督教传入对罗斯文化具有积极影响解析》实证性论述稍显不足，而《罗斯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痕迹》则着重对基辅罗斯和莫斯科两个时期拜占庭文化影响进行全面细致的实证性论述，这篇论文以俄文写成，如能以中文出版则影响会更大。（注：刘伟冬：《拜占庭帝国与拜占庭文化的传统》，《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乔丹：《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徐家玲：《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河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杨翠红：《拜占庭基督教传入对罗斯文化具有积极影响解析》，《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4期；孔丽娜：《罗斯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痕迹》，《硕士论文文库》，2006年。）

其次，对比和比较研究方法方面的突破也促进了我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学界历来重视对比的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难度也为学者们所公认，研究者不仅需要具有对比和比较研究对象双边甚至多边知识的了解，而且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把握能力。正因为如此，我国老一代世界史学者曾告诫青年学人要慎重地选择这一研究方法。（注：北京大学历史系马克垚先生在2003年8月全国世界史学科武汉会议上的发言如是说，笔者深以为然。）《东西方文化特征在城市布局上的体现——长安城与君士坦丁堡》的作者通过这两个古代都城的比较，提出：“无论从城市布局所遵循的美学原则（对称与非对称）、城市布局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还是城市中心建筑物的位置和类别所反映的君权和中央集权与神权、自由民主的对立，二者所表现出的东西文化的差异都是十分明显的。”（注：唐亦功：《东西方文化特征在城市布局上的体现——长安城与君士坦丁堡》，《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庭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在论述两大文明之间关系史的同时，注意到“这两大文明渊源不同，特色各异”，他们都“在中世纪呈放光彩，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河西五凉文化与拜占庭文化之比较》则将存世一千余年的拜占庭文化与存世百余年的我国河西地区文化进行对比，正如作者所说，这两种文化“时限不齐，地域大小不一，可比基数不同”，所以“干脆抛开理论框架，只比较可比因素”。（注：王三义：《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庭文明的碰撞与融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河西五凉文化与拜占庭文化之比较》，《西北史地》，1994年第2期。）同一作者的两次比较研究不同，前者尚可说得过去，而后者显然比较失败。《拜占庭对西欧文化的影响》是针对《中世纪西欧吸收古希腊文化渠道问题初探》一文的观点，就西欧接受拜占庭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影响所做的对比研究，由于对比得当，参考文献比较丰富，因此说服力较强。（注：吴长春：《中世纪西欧吸收古希腊文化渠道问题初探》，《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陈志强：《拜占庭对西欧文化的影响》，《历史教学》，1991年第2期，该文引用了16种外文专著。）由此可见，拜占庭文化比较研究之难。

计量史学方法在我国历史学界的应用尚不普及，但是在拜占庭文化研究领域的初步尝试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长篇论文《拜占庭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使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拜占庭历史上近百位皇帝的即位情况做了分析，进而概括出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具有的继承方式多样性、继承结果不稳定性和继承过程复杂性等特点，从而以定量分析阐释了对拜占庭皇帝专制制度的定性说明。应该注意的是，计量史学的内容极为丰富，这篇文章只是初步的尝试，其使用的计量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直观的。即便如此，作者的研究仍然以其对大量史料进行基本数据处理为依据。（注：陈志强：《拜占庭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拜占庭皇帝谱牒简表》，《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1—369页。）新的研究方法在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应用之难，在此又得到了证明。

最后，我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新方法的应用推进了拜占庭史料学的发展，以文本为主、以文物和遗址为辅的史料观念正在形成。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史料在研究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目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因此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对于该领域研究的深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前文提及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还是以文本为主要依据，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以拜占庭文化遗址和古代器物为主要研究依据的新现象。（注：郑玮的博士论文《雅典的基督教化（公元267—582年）》（2005）即是以拜占庭早期历史文献和雅典保存的拜占庭教堂遗址为研究对象，该论文已经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目前，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中最为国际拜占庭学界关注的是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文化交往，这一课题能够跻身国际拜占庭学前沿的重要原因，是我国具有世界首屈一指的悠久文化传统和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对于拜占庭文化研究有着直接关系的是大量的古籍文献和考古发掘器物。就古籍文献而言，中西方学者曾进行过长期深入的整理，中文古籍中有关拜占庭文化的史料虽然得到初步的研究，但是，其研究水平大体局限于部分文献的解读和古代人名、地名、物产名的考证，涌现了诸如伯希和、夏德、亨利·裕尔、白鸟库吉、冯承均、张星烺、向达、沙畹等一批著名学者。然而，由于语言和资料交流方面存在的障碍，这方面的研究水平长期停滞在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其间偶尔问世的一些作品大多难以达到前人的水准。（注：有关研究状况，林英在其长篇文章《20世纪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综述》（《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中做了系统全面的回顾。）正因为如此，国际拜占庭学界大力开展和推进这一领域的合作研究工作，希望能借助现代技术加快相关中文文本资料的国际化。在此背景下，我国拜占庭学者相继出访国际著名拜占庭研究机构，从事合作研究，参加相关专题国际会议，并在国际拜占庭学刊物上以多种文字发表了一系列成果。（注：张绪山：《从中国到拜占庭》（系其博士论文，原名为《6至9世纪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研究》），雅典，1998年。陈志强：《中文史料关于拜占庭记载的初步报告》（“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Chinese Sources about the Byzantine State”），《拜占庭研究》（Buzantiaka），1992年总第2期；《中文史书中关于罗马希腊世界地理资料的辨析》（“The Analysis of Geographical Sources on the Roman-Greek World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ese Books”），《历史地理》（Istorikogewgrafika），1992年总第5期；《中文古籍中的“大秦”概念》（“The Conception of Ta-tsin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ese Books”），《拜占庭研究》（Buzantiaka），1993年总第13期；《中国与拜占庭之间的路道交通》（“ΟιΧερσαι′οιδρο′μοιΕηικιυωνι′αμεταξυ′Κι′να καιΒυζαντι′ου”），《历史地理》（Istorikogewgrafika），1994年第7期；《中文史书中关于罗马希腊世界的资料研究》（“The Sources on the Roman-Greek World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ese Books”），《历史地理》（Istorikogewgrafika），2005年总第13期；《中国与拜占庭之间交通的考察——陆、海商路研究》（“Μελε′θτηsΕπικινωνι′αsμεταξυ′τηsκι′ναsκαιτουΒυζαντι′ου—Εμπορικοι′δρο′μοιαπο′χε′ρακαιθα′λασσα”），《拜占庭研究》（Buzantiaka），1995年总第15期。）就考古发掘器物分析，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属币成为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和钱币学界的“热门”，不仅发表了一大批拜占庭钱币发掘报告，而且在相关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我国学术界对这些金属币的系统研究始于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近年来又有宿白、徐苹芳、罗丰、康柳硕、羽离子、陈志强、林英、张绪山、李一全、金德方、郭云艳等人涉及，他们的研究文章或总结报告多有新意，特别是学者们对于截止到2006年在我国发现的近百枚拜占庭钱币的研究，对于我国钱币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引起国际拜占庭学界的高度重视，为拜占庭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往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物质证据。（注：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1995年第1期；陈志强：《我国所见拜占庭铸币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中，郭云艳博士的长篇博士论文《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研究》（南开大学，2006年）对这方面的情况所做的探讨最为深入详细，文后所附总表提供了我国发现的近百枚拜占庭钱币的详细信息。希望该论文能够尽早出版。）

总之，近年来我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更加突出的实证性和多样性，不仅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且在一些课题上真正进入国际前沿水平，特别是在拜占庭与古代中国之间文化关系研究上，对国际拜占庭学发展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我国拜占庭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在这一领域还存在着大量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因此理论探讨和宏观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具体和微观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否则就必然陷入空泛的论说，得出的结论必然经不住推敲。人们欣慰地发现，近年来我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更加注意从原始文献和一手史料入手，研究水平获得实质性的提升。

一般而言，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选题宜小不宜大，研究对象越具体越好，因为过于宽泛的课题不仅增加了研究工作中收集原始文献的难度，而且由于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得对史料的选择带有更明显的主观色彩，进而很难得出合情合理的客观结论。《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一文堪称标杆之作，该文的主题非常集中，主要研究6世纪前半期至659年唐军消灭西突厥期间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文化联系，而使用的中文原始文献包括《后汉书·西域传》、《梁书》、《周书·突厥传》，西文原始资料包括亨利·裕尔的《东域纪程录》（该书虽为现代学者所著，但其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原始文献）、科斯马斯的《基督教风土志》、普罗柯比的《战史》、侯拉尼的《阿拉伯航海》、弥南德的《希腊史残卷》、塞奥凡尼斯的《历史》；还有相关的重要史料集，如《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和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尽管个别中亚文字资料尚未被作者注意到，但是可以说，该文基本上穷尽了这一选题应该使用的中外文原始资料。（注：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同样，《拜占庭〈农业法〉研究》一文也是如此，该文属于拜占庭文献研究，集中探讨《农业法》及其相关问题，因而其使用的相关原始文献比较完整，有关资料几乎被一网打尽，包括法律文本《六书》、《皇帝法律选编》、《法律选编》、《农业法》原文、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泽波斯的《希腊罗马法》和《罗斯法典》，而涉及该法的拜占庭史书如塞奥发尼的《编年史》、尼基弗鲁斯的《简史》、《往年纪事》（俄罗斯最早的史书）和相关的原始文献如《圣经》和菲洛塞奥斯的《官职表》也受到应有的重视。（注：陈志强：《拜占庭〈农业法〉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地中海首次鼠疫研究》的史料调查和运用更为用心，作者不仅充分注意到国际拜占庭学界大多数学者通常使用的3种基本史料，即普罗柯比、埃瓦格留斯、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载，而且在扩大调查范围的工作中将基本史料增加到十余种，其中很多是国内外学者此前未曾注意到的，包括阿加塞阿斯的《五卷本历史》、约翰·马拉拉斯的《编年史》、匿名作家的《复活节编年史（284—628）》、《阿贝拉编年史》、安娜·科穆宁娜的《阿莱克修斯传》、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尼基弗鲁斯的《当代编年纪》和尼基乌主教约翰的《编年史》。（注：陈志强：《地中海首次鼠疫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新发现的史料对于“查士丁尼瘟疫”研究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依据，因而拉近了我国与外国拜占庭学发展的距离。

在原始文献收集和使用方面同样极有功力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和《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两篇文章，因为选题比较宽泛，虽然原始资料比较丰富，但仍然略显庞杂。（注：吴舒屏：前引文；陈志强：《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就《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使用的原始材料分析，其包括的塞奥尼修斯的《书信》、圣瓦西里的《隐修者的典范》和《书信》、瓦西里的《小修道院规定》和《大修道院规定》、《盖利斯奥斯山拉兹鲁斯修道院遗嘱》、尤西比乌斯的《基督教会史》、查士丁尼的《新律》、《（917年）尤西米奥为斯帕萨玛夏修道院和阿加留修道院所写的遗嘱》，还有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一书的奥利金的《第一原则》，和转引自基纳勾普洛斯的《拜占庭教会、社会与文明》一书的大教长约翰的《论修道院的纪律以及修道院缘何要转交世俗人》、塞奥多利的《826年修道改革规范》、阿塔纳修斯的《安东尼生平》、格列高利的《摩西生平》。而《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一文使用的拜占庭作家的作品包括：君士坦丁七世的《论军区》和《礼义书》、雅尼的《教会史》、塞奥发尼的《编年史》、阿加塞阿斯的《五卷本历史》、雅尼斯的《编年史》、利奥的《法令》格力高拉斯的《罗马史》、泽波斯的《希腊罗马法》，以及考古资料集《色雷斯的拜占庭铭文集》和《汪达尔和拜占庭时期迦太基考古》等。毋庸讳言，就这两篇文章的题目而言，所用原始资料并未被穷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前述《拜占庭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一文中。（注：该文使用了拜占庭作家尤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大帝传》、马拉拉斯的《编年史》、格力高拉斯的《罗马史》、颇塞留斯的《编年史》、劳尼西的《当代史》、塞奥发尼的《编年史》、侯尼亚迪斯的《历史》、司基里兹的《当代史》和查士丁尼《法典》。）

上述这几篇文章是真正反映我国拜占庭研究质量水平获得实质性提升的代表作。还有许多作品，虽然不能穷尽各自研究应涉及的原始资料，但是研究者已经有意识地尽可能全面地采用与课题相关的专题著作，并初步使用部分原始史料。例如《论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使用了17种外文参考书，其中包括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拜占庭作家安娜·科穆宁的《阿莱克修斯传》、侯尼亚迪斯的《历史》和左纳拉斯的《当代史》。而《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研究》外文专著参考书目24种，其中包括拜占庭作家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的《历史》、《米哈伊尔八世自传》、杜卡斯的《拜占庭城的历史》、格利高拉斯的《书信集》和帕西麦利斯的《历史》。（注：李秀玲：《论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政治体制改革》，《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陈志强：《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研究》，《南开学报》，1997年第1期。）《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和《7—9世纪拜占庭帝国乡村和小农勃兴的原因分析》虽然文章不长，但是引用的外文专著丰富，前者有16种，后者有11种，并且都使用了拜占庭作家普罗柯比的《战史》和《秘史》。（注：崔艳红：《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郑玮：《7—9世纪拜占庭帝国乡村和小农勃兴的原因分析》，《历史教学》，2004年第6期。）这位6世纪拜占庭著名作家的作品显然得到我国研究者的普遍重视，《早期拜占庭的政教关系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中国丝织技术西传考》等文章和《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一书都以之作为主要的史料依据。（注：徐家玲：《早期拜占庭的政教关系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中国丝织技术西传考》，《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其中使用的其他原始材料如尤西比乌斯的《基督教会史》和《塞奥多西法典》都转引自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原因》和《论古代埃及基督教的变迁》，前者使用了包括参与十字军战争的维利哈顿的《十字军回忆录》在内的9种外文参考书，后者则使用了包括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在内的10种外文参考书。（注：赵法欣：《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原因》，《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田明：《论古代埃及基督教的变迁》，《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及《君士坦丁大帝传》也被陈志强和马巍合写的《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分析》（《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所引用。）显然，对原始资料和外文专题著作的重视程度在我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中不断提高，因而促进了研究水平的提高。

由于我国拜占庭学尚在初期发展阶段，资料建设还不完善，许多研究者既无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也难以接触到原始文献。在很多地方，甚至很少能够找到的外文专题著作。即便在如此艰苦的科研环境中，我国学者仍然注意尽可能多地采用外文资料，以充实研究成果的资料基础。这里应该提到这类文章中比较突出的作品，它们使用的外文参考书多在10种左右，其中包括《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欧洲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发展的贡献》、《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败原因初探》、《早期拜占庭帝国执事官的政治地位及影响》。（注：厉以宁：《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肖牛：《欧洲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发展的贡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郭云艳：《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败原因初探》，《历史教学》，2005年第11期；黄良军：《早期拜占庭帝国执事官的政治地位及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领域的新军中开始增加了使用俄语进行研究的人才，《罗斯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痕迹》的作者就是俄语专业出身，而《罗斯引进拜占庭基督教原因探微》一文更是将俄文专题著作作为主要资料依据。（注：杨翠红：《罗斯引进拜占庭基督教原因探微》，《北方论丛》，2006年第6期。）

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化学术资源的普及，我国拜占庭研究也逐渐开始使用网络数据库提供的资料。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君士坦丁军事改革刍议》一文就大量引用网络资源提供的史料，其中使用的学术网站地址至少有6个。（注：张晓校：《君士坦丁军事改革刍议》，《北方论丛》，2004年第5期，其不足之处在于未能提供引用的时间。）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一新的研究方式时应格外慎重，网络的虚拟性和时效性的弱点需要传统的纸质史料加以补充。

综上所述，我国拜占庭研究出现的理论思维和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注重从解读原始文献和使用第一手材料开展研究等新的动向，都反映了该领域近年来的发展与提高。本文提到的研究成果成为此间问世的一批相关专著和教材的写作基础。（注：为方便读者，特此将近年出版的相关书籍按照问世先后排列在此。陈志强：《君士坦丁堡陷落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绪山：《从中国到拜占庭》，雅典，1998年。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志强：《独特的拜占庭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拜占庭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拜占庭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徐家玲：《拜占庭文明》，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李铁生编著：《古希腊罗马币鉴赏》，北京出版社，2001年。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2006年。林英：《金钱之旅——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徐家玲：《拜占庭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崔艳红：《古战争——普罗柯比〈战史〉研究》，时事出版社，2007年。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2006年。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年。田明：《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王其钧编著：《拜占庭的故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还有若干翻译作品，如：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商务印书馆，2001年。弗·洛斯基著，杨德友译，吴伯凡审译：《东正教神学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玛丽·坎宁安著，李志雨译：《拜占廷的信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庭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普罗柯比著，崔艳红译：《拜占庭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优西比乌著，保罗·梅尔英译，瞿旭彤译：《教会史》，三联书店，2009年。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普罗柯比著，崔艳红译，陈志强审校注释：《战史》，上海大象出版社，2010年。）人们有理由相信，我国拜占庭学以此为起点，在未来会继续大踏步地前进。

第四章　重点问题

拜占庭历史与文化问题多多，而可资借鉴的史料相当丰富，故可以进行专题研究的问题俯拾皆是。近年来，随着拜占庭学界研究理论的创新和研究角度的增加，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然而，在理解拜占庭历史与文化发展时，还是有些重要问题应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换言之，有些问题涉及其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转折点，并深刻影响着拜占庭历史的走向和拜占庭文化特征，是理解拜占庭帝国兴盛衰亡与发展趋势的关键环节和要点，在全面解读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现象时更是无法回避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主张紧跟国际拜占庭学的潮流，因为近年来很多国家的拜占庭研究出现了“细化”的特点，一些国外学者甚至以毕生精力专攻某个教堂某一幅壁画的研究，走入了“技术化”的死胡同。这样的研究对于理解该教堂所在地区的拜占庭壁画艺术也许会有帮助，但是对于全面认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拜占庭圣像就微不足道了。我们不否认对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细节进行具体研究，也充分肯定微观研究的成果，但是，拜占庭学在我国的发展还要体现中国特色。如何将有限的物力人力资源用在理解拜占庭历史与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上，是我们确定“重点问题”的另一个考虑。下面仅就我们比较重视的问题做简要介绍。

一、拜占庭史起始年代问题

研究拜占庭历史与文化问题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拜占庭史的起始年代。自16、17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拜占庭史的研究工作逐步开展，参与相关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对于“拜占庭史起始年代”这一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3世纪说”。德国著名拜占庭学者斯坦因（E.Stein）认为，应把拜占庭史的上限确定在284年，即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登基之年。（注：E.Stein，Histoire du Bas-Empire，Chp.1，Paris，1949.）

第二，“君士坦丁一世说”，主要代表包括美籍俄裔拜占庭学家瓦西列夫（注：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Vol.1，Ch.1，Wisconsin，1958.）、南斯拉夫学者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注：G.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Ch.1，tr.J.Hussey，Oxford，1956.）、希腊拜占庭学家卡拉扬诺布鲁斯教授（注：I.Karagiannoulos，ΤοΒυζαντινο′νΚρα′το，Θεσσαλονι′κη，1983，vol.1，pp.27-31.）、赫里斯托菲洛布鲁（注：A.Christophilopoulou，Byzantine History，trans by W.W.Phelps，Amsterdam：Adolf Hakkert Publisher，1986，p.97.）和法国学者基鲁（注：A.Guillou，La civilisation byzantine，Paris，1974，p.19.我国学者中也有类似观点的，见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他们认为拜占庭史起始年代当在君士坦丁一世击败其政治对手、成为帝国唯一皇帝之时，即324年。

第三，“启用新都说”，即以330年作为拜占庭史的上限年代。持此种意见的有英国拜占庭学家仁西曼（注：S.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1933，1959，pp.14-30.）、《剑桥中世纪史》（注：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4，A，chp.1，ed.by J.M.Hussey，Cambridge，1978.）、《最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注：《最新不列颠百科全书》，Chicago，1982，第3卷，第547—572页。）、《大美百科全书》（注：《大美百科全书》，Washington，DC.，1980，第5卷，第100页。）、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注：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3卷，上册，第86页。）、《世界文明史》作者杜兰（注：杜兰著、孙兴民等译：《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4卷，上册，第1章。）和《世界文明史》作者伯恩斯等人。（注：伯恩斯等著，罗经国等译：《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1卷，第423页。）这种意见认为，一旦政治经济中心产生，拜占庭国家就出现了，这时才能谈到拜占庭帝国的专史问题。

第四，“塞奥多西一世说”，即认为从395年塞奥多西一世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传给两个儿子的时候起，拜占庭史才正式开始。其主要代表有美国学者汤普逊（注：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上册，第195页。）、法国著名拜占庭学家布莱赫尔。（注：L.Brehier，Vie ed mort de Byzance，Paris，1946，Oxford，1977，ch.1.）这种意见在我国也很普遍，例如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朱寰先生主编的《世界中古史》、孙秉莹先生等主编的《世界通史纲要》、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马克垚先生主编的《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和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等均持此说。（注：朱寰主编：《世界中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3页；《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451页；马克垚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页；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古代史”下卷，第156页。）

第五，“5世纪说”。这一观点反映在英国史学家韦尔斯（注：韦尔斯：《世界史纲》，北京，1982年。）和法国史学家布瓦松纳（注：布瓦松纳著，潘源来译：《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的著作中，他们在叙述拜占庭史时，是从5世纪开始的，即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线。我国有些通史教材也采取此种划分。

第六，“6世纪说”。其重要代表是科隆巴赫尔，这位德国拜占庭学家在拜占庭文献方面虽然影响深远，但是他以527年查士丁尼一世登基的年代或以529年雅典学院被关闭的年代作为拜占庭历史上限的意见（注：K.Krumbacher，Ιστορι′αΒυζαντιυη′ζΛογοτεχνι′α，Athens，1974，vol.1.）却很少为人接受。《世界史编年手册》的编纂者兰格（注：Langer ed.，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London，1972，p.131.）、《世界史》的作者海斯、穆恩等（注：海斯、穆恩著：《世界史》，北京，1975年，第2卷。），以及《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作者海斯、科拉克（注：Carlton Hayes and Frederick Clark，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N.Y.，1966，p.45.）都在其作品中采用这一分期，但是，他们均是世界通史作家，而非拜占庭学家。

第七，“7世纪说”。该派代表是日本拜占庭学家井上浩一，他的《拜占庭帝国》在日本学界颇有影响，其中关于拜占庭帝国历史的开端被确定在7世纪，他还提出四条理由支持这一意见。（注：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第60页。）

第八，“8世纪说”。这种意见偶见于某些西方史书，但其作者一般不是拜占庭史专家，仅作为一种意见可供参考。例如美国出版的《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即持此说。（注：L.S.Stavrianos，A Global History：The World to 1500，London，1970，Vol.1，p.288.）

对拜占庭史起始年代问题存在多种意见的原因主要是拜占庭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所致。拜占庭国家是在罗马帝国陷入危机和分崩离析的时代产生的，它既与罗马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却又是一个与罗马帝国有极大区别的国家。在许多方面，拜占庭帝国都表现了与罗马帝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点，这无疑增加了人民了解拜占庭历史的难度。而学者们、特别是非拜占庭研究领域的专家在各自的研究工作中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更加深了分歧。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它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早已不复存在，在原拜占庭帝国疆域内出现了许多新国家，以至于今天的学者们很难把拜占庭历史归并于某个国家的历史中。希腊、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塞浦路斯、突尼斯和南意大利所在的地区，在历史上都曾是拜占庭帝国的辖区，这些国家的学者在其拜占庭史研究中所持的态度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互有区别，造成对同一问题的多种意见。学者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提出的理由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

其一，以疆域变化为依据。布莱赫尔在其《拜占庭兴衰史》导言中明确提出他对“地理结构”的重视，认为地理核心的扩大和缩小构成了拜占庭历史的真正分界线。（注：L.Brehier，Vie ed mort de Byzance，Paris，1946，Oxford，1977，p.7.）

其二，以民族成分为依据。无论是井上浩一还是斯塔夫里阿诺斯都很重视拜占庭国家的民族构成，他们均认为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地区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改变了拜占庭人最初以希腊人和希腊化人为主的民族成分，这应成为确定拜占庭国家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其三，以政治制度为依据。本文列举的各位拜占庭学家大都注意到这一理由，而斯迪恩则把这一点作为首要的标准，认为只是从戴克里先改革以后，拜占庭国家才奠定了其政治基础，此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就沿着戴克里先确定的路线发展。还有的学者认为查士丁尼一世的改革对拜占庭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故而主张以查士丁尼一世登基为拜占庭史的起点。

其四，以文化、宗教的变化为依据。这种观点最为突出的代表当属《全球通史》和《世界文明史》（伯恩斯等著）。这些作者明确将东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加以区分，认为只有以希腊语为官方语、以东正教为国教的希腊人帝国才能被称为拜占庭帝国。

其五，以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为依据。上述拜占庭学家大都论及此点，但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有的突出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经济和阶级关系转化，有的则从农民和地主的法权关系上着眼，还有的注意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

其六，是为了叙述世界通史的便利。这在国内外几部有代表性的通史中都可以看到。西罗马帝国史的叙述一般到476年结束，如果将拜占庭帝国史的起点提前到君士坦丁一世，则在叙述中自然有重复之嫌。

其七，以拜占庭国家形成为依据。持“君士坦丁一世说”和“启用新都说”的作家大都强调这一理由，他们认为拜占庭史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具有多方面可变的内容，在讨论其起始年代时，绝不应该只注意某个侧面，而要做综合性的全面分析，找出能够全面反映拜占庭帝国有别于罗马帝国的最初标志性事件。

正是由于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使学者们站在不同立场、从不同侧面观察问题，得出多种结论。这种情况显然对拜占庭历史研究、特别是给初学者造成一定困难。笔者认为拜占庭历史的起始年代应当确定在公元330年。（注：陈志强：《关于拜占庭史起始年代问题》，《南开学报》，1987年第4期，该文详细阐述了作者对此问题的观点，另见《拜占庭历史起始年代新观点》，《新华文摘》，1988年第1期。）综观各派学者的意见，虽然在早期拜占庭的起始与结束时间上有分歧，但都认为公元4—6世纪是罗马帝国向拜占庭帝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此外，关于晚期罗马帝国和晚期古代世界的研究也与早期拜占庭时期有交叉和重合。现代学者中，晚期罗马帝国研究的代表人物有琼斯、布朗、卡梅伦，我国学者叶民在其著作中对晚期罗马帝国研究和晚期古典时代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综述。（注：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Oxford：Basil Blackwell，1964.P.R.Brown，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AD 150-750），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1971.A.Camero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60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叶民：《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18页。）

二、君士坦丁一世研究

由于对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起始时间有不同意见，君士坦丁一世是否为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学术界意见不同。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位30余年，期间推行多项旨在统一和强化帝国统治的改革措施，其基督教政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后人对此评价不一。这位被称为“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皇帝”（注：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surnamed Scholasticus，or the Advocate，ed.by Migne，London，1853.），和被评价为“完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与社会革命”的皇帝，使“多神信仰的旧帝国逐渐地演变为基督教帝国”（注：Thresa Urbainczyk，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Historian of Church and Stat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因此成为众多学者长期研究的热门人物。

有关君士坦丁大帝研究的参考文献比较多，其中重要者如下：

苏克拉底的《教会史》。（注：Socrates，The Armenian Adapt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translation of the Armenian text and commentary by Robert W.Thomson，Leuven：Belgium Sterling，2001.）目前最权威的英文译本是由泽诺斯（A.C.Zenos）所译版本，收入《尼西亚与后尼西亚基督教会教父文集》（注：Thresa Urbainczyk，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Historian of Church and Stat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另有罗伯特·汤姆逊的英译本。（注：Socrates，The Armenian Adapt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translation of the Armenian text and commentary by Robert W.Thomson，Leuven：Belgium Sterling，2001.）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君士坦丁大帝传》、索佐门的《教会史》、塞奥多里特的《教会史》、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菲洛斯特吉乌斯（Philostorgius）的《教会史》以及“忏悔者”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纪》，均可在“基督教经典图书馆”网站找到。（注：http：//www.ccel.org/p/pearse/morefathers/philostorgius.htm.）非基督徒的历史著作包括阿米安努斯·马赛林努斯的《罗马史》、左西莫斯的《新历史》以及尤特罗匹乌斯（Eutropius）的《简要罗马史》（Historiae Romanae Breviarium），也可在该网站找到。（注：David Rohrbacher，The Historians of Late Antiquity，London，NY.：Routledge，2002.）

此外，还有4至5世纪的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们留下的大量的信件、演讲词和论文等，它们是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的重要材料，如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约250—325）、阿塔那修斯（Athanasius，约296—373）、恺撒里亚的瓦西里（Basil of Caesarea，约329—379）、纳西盎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约325—389）、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生年不详，约逝世于385或386年之后）、“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约347—407）、安布罗斯（Ambrose，约339—397）、杰罗姆（Jerome，约349—420）、昔兰尼的西内西乌斯（Synesius of Cyrene，约逝世于414年）、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约354—430）的著作，叙利亚安条克学者利巴尼乌斯（Libanius，约314—393），皇帝朱利安以及4世纪末5世纪初的诗人克劳迪安（Claudian）留存的作品，多在“劳埃布古典丛书”中可以找到。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尼布尔主持编辑的《拜占庭历史铭文集》和由蒙森支持出版的《日耳曼历史铭文集》（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e）也十分重要。（注：叶民：《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由博克（A.Boeck）编撰的《希腊铭文大全》（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中收集了当时已知的所有同基督教和拜占庭有关的铭文（注：A.Christophilopoulou，Byzantine History，trans.by W.W.Phelps，Amsterdam：Adolf Hakkert Publisher，1986.），由李（A.D.Lee）编辑的《晚期古代的多神教徒和基督教徒：资料丛书》值得注意，而亨特（A.S.Hunt）与埃德加（C.C.Edgar）的《纸草文书选本》（Select Papyri）收录于“劳埃布古典丛书”。（注：关于现存纸草文书收集情况和研究现状更详细的介绍，参见A.Christophilopoulou，Byzantine History，trans.by W.W.Phelps，Amsterdam：Adolf Hakkert Publisher，1986，Vol.Ⅰ，pp.33-36。）

基督教会文献包括宗教会议制定的决议和教会法规，如325年尼西亚会议、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以及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314年的安奇拉（Ancyra）会议、315年的新恺撒里亚（Neocaesarea）会议、325—381年之间召开的冈拉（Gangra）会议、341年的安条克（Antioch）会议、343—381年之间召开的劳迪西亚（Laodicea）会议。“基督教经典图书馆”网站上均提供了全文在线阅读与下载。（注：网址为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14.html。）

《塞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和《职官表》（Notitia Dignitatum）则是有关该时期政府机构组成的重要原始文献，为我们提供了4世纪后期至5世纪前期帝国行政机构和军队编制概况，但有关这份文件编纂的时间及其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学者们颇有争议（有关文献参见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ource/notitiadignitatum.html）。（注：J.B.Bury，“The Notitia Dignitatum”，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X，1920，pp.131-154；F.S.Salisbury，“On the Date of the Notitia Dignitatum”，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1927（17），pp.102-106；F.S.Salisbury，“The Notitia Dignitatum and the Western Mints”，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1933（23），pp.217-220；Denis van Brechem，“On Some Chapters of the Notitia Dignitatum Relating to the Defense of Gaul and Britain”，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1955（76），No.2，pp.138-147；T.D.Barnes，“Claudian and the‘Notitia Dignitatum’”，Phoenix，1978（32），pp.81-82；J.C.Mann，“The Notitia Dignitatum-Dating and Survival”，Britannia，1991（22），pp.215-219.以上论文均出自JSTOR西文过刊全文数据库http：//www.jstor.org/。）

首先是关于君士坦丁统一帝国的政治军事活动研究。306年，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约250—306）去世后，他在约克郡被其父部下拥立为帝。君士坦丁登基后面临着险恶的政治形势，一系列紧迫问题亟待解决，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此消彼长，他在高卢地区的权力随时受到东方统治者的威胁，其帝位兴废系于毫发。当时，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爆发的全面危机，使整个帝国经济衰退、政治混乱、精神颓废，中央集权陷入瘫痪状态，群雄崛起，逐鹿地中海世界，武装割据日益加剧，出现了所谓“三十僭主”并存的政治局面。284年，铁腕人物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登上皇位，推行多项改革，实行“四帝共治”。（注：前文已述及，戴克里先皇帝实行的行政改革措施，即在皇帝之下设立副皇帝一人和恺撒两人，协助皇帝分别治理帝国四个大行政区。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Oxford：Basil Blackwell，1964，Vol.1，pp.43-51.）其中，君士坦丁家族是马克西米安（293—305年在位）、伽勒俐（Galerius）等副皇帝中势力最弱的。君士坦丁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其政治地位相当脆弱，因此巩固称帝的成果、加强称帝后的政治地位是君士坦丁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君士坦丁采取了精明的外交手段。一方面争取合法皇帝伽勒俐承认其地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退位皇帝马克西米安的联盟关系，争取其在帝国东部部分省区和意大利的强大势力的支持，甚至娶马克西米安之女福斯达为妻，通过政治联姻扩大实力。（注：Zosimus，New History，trans.and commentary by Ronald T.Ridley，Canberra，1982，I，pp.ii，79-80.）同时，他积极加强军队建设和在高卢地区推行富国强兵措施，通过多项保护基督徒的法令，争取民众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重用哥特军团，支持基督教发展，到286年，基督徒士兵已经构成帝国东部西班牙兵团的主要成分。（注：杨真：《基督教史纲》，三联书店，1979年，第78页。）这一政策与马克西米安迫害基督徒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后者仅在其塞比安人军团中就处死6000名基督徒士兵，几乎引发大规模兵变。（注：Eusebios of Caesarea，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trans.by G.Williamson，New York：Penguin，1965，VIII，pp.iv-vii.）

通过精明的外交活动，310年，君士坦丁被合法皇帝大伽勒俐确认为西部皇帝。311年大伽勒俐去世，小伽勒俐立即出兵占领东方大部地区，而李锡尼则控制巴尔干半岛的伊利里亚地区，君士坦丁继续辖制帝国西部的高卢大区，而马克辛迪乌斯则统治意大利。君士坦丁选择马克辛迪乌斯作为统一帝国的突破口，首先强化与李锡尼的联盟，将其妹妹君士坦提亚嫁给李锡尼，并与后者共同采取保护和支持基督教的措施，从而对马克辛迪乌斯构成两面夹击之势。君士坦丁于313年在米兰会晤李锡尼，共同颁发《米兰赦令》（注：Eusebios，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X，p.v.），尔后联手击败马克辛迪乌斯。接着，君士坦丁联合李锡尼以9万步兵和8千骑兵在罗马城附近的米尔万桥战胜马克辛迪乌斯，迫使后者客死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清除了帝国西部的割据势力（注：Zosimus，New History，trans.and commentary by Ronald T.Ridley，Canberra，1982，I，pp.ii，86-88.），标志着其统一帝国第一阶段目标的实现。此后，君士坦丁开始进行统一帝国的第二阶段战争。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之间爆发了战争，他等待时机，借口李锡尼迫害基督教，发动最后攻势。君士坦丁以惩罚“强迫基督徒献祭的人”为口号向李锡尼宣战（注：T.D.Barnes，Constantine and Eusebiu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70-71.），323年挥师东进，在亚得里亚堡战役中大败李锡尼，同时派遣其长子克里斯普斯在海战中全歼李锡尼水师。而后，君士坦丁继续追击李锡尼，在东方大区阿纳托利亚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战役中彻底打败李锡尼。次年后者被迫投降，后被处死于塞萨洛尼基城。

其次是关于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君士坦丁一世基督教政策的研究偏重于信仰和神学，一些史学家和神学家认为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是出于虔诚的信仰，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甚至连当代著名的罗马史专家琼斯也相信君士坦丁同时代作家尤西比乌斯有关这位皇帝在神迹指引下信奉基督教的记载。（注：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Oxford：Basil Blackwell，1964，Vol.1，p.80.）一些学者指出，在基督徒为数尚少、且没有发挥任何政治作用的情况下，君士坦丁能够皈依基督教应该是由于自身的信仰，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仅仅把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原因归于信仰问题就很难解释他的许多“反常”行为，比如他在保护基督教的同时，一直未放弃多神教“大祭祀长”的头衔，并在其发行的钱币和使用的印章上留下多神教信仰的标记，又如他利用尼西亚宗教会议宣判阿利乌派为异端并加以迫害后不久又重新支持该派，这种政策上的出尔反尔似乎与“信仰论”有所抵触。君士坦丁作为拜占庭帝国早期历史上杰出精明的政治家，在推行其各项政策时必然首先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必然以是否对其统治有利为取舍的原则。有些学者也认识到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因素，如德国学者布克哈特、神学家哈纳克和路瑞认为，君士坦丁的政策主要出于其政治需要，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其世俗利益服务的。（注：布克哈特认为君士坦丁的一切努力“都是为增加其个人的权力”，哈纳克也认为像君士坦丁这样精明的政治家必定关注基督教事务，他们的意见在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中有比较全面的总结，参见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isconsin，1958，vol.1，pp.47-48。）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也断言：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最根本的动机还是从国家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注：罗斯托夫采夫著，马雍等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95页。）由于君士坦丁的政策对拜占庭帝国长期基督教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因此，不弄清其推行基督教政策的原因，就无法清楚地了解拜占庭帝国社会从上古向中古社会转型的历史事实，也无法深刻把握欧洲历史这一极为重要的转变时期的发展脉络。

君士坦丁被后世称为“第一位基督教皇帝”缘于他继位后立即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等辖区解除了前朝皇帝颁布的各项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下令各地军政官吏停止迫害行动，要求人们尊重基督徒的信仰自由。“在君士坦丁对这几个高卢省份实行有限统治的时期，他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这位君王的权威和他所制定的法律的保护。”（注：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卷，第436页。）事实上，君士坦丁之所以采取保护基督教的政策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是纯粹出于虔诚的信仰或因信仰而产生的仁慈，而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总形势使然。当时，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精神生活陷入危机，传统的自然神和多神教信仰失去了吸引力，人们对摆脱现世的困苦感到完全绝望，各种传统的多神教仪式无法为民众提供思想上的安慰，“在各种宗教团体中，基督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有助于精神上的安慰，而且还对实际生活的灾难许以援助和给予真正的帮助”（注：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Oxford：Basil Blackwell，1964，vol.1，pp.694-695.），这成为基督教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3世纪末，基督教已具有成熟的信仰和教义，有组织严密的教会，信徒人数众多。仅据249—251年间的统计，罗马教会主教就控制着46名长老、7名会吏、7名副会吏和42名低级神职人员。（注：Eusebios of Caesarea，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trans.by G.Williamson，New York：Penguin，1965，VI，lx，11.）在帝国的东部，基督教的势力更为强大，基督教早期历史上出现的5个大教区，除了罗马教区外，都在帝国东部地区，在帝国千余个行省中分散着数千名高级教士。（注：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卷，第470—471页。）在此形势下，君士坦丁作为精明的政治家，必定会敏感地注意到基督教是可利用的社会力量，必定会经过反复权衡，确定将基督教作为其政治斗争的重要筹码。君士坦丁即位前后采取对包括保护基督教在内的所有信仰的宗教宽容政策，目的在于争取民心军心，实现其巩固皇帝地位、扩大割据势力的政治目标。这一政策在其后清除割据分裂势力、统一帝国的第二阶段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在统一帝国战争中成为克敌制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进军意大利途中，编造了上帝显灵托梦的神话（注：这个神话描述了他在夕阳下看到天空中上帝显灵的十字架和当夜上帝再度托梦给他的详细情节，这使我们联想到陈胜、吴广在发动农民起义前精心编造的神迹。参见Eusebius，Church History，Life of Constantine，Oration in Praise of Constatine，ed.by P.Schaff，New York：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1890，I，pp.28-30。），公开打出拉伯兰军旗，以基督教信仰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使其发动的统一帝国的战争具有神圣的色彩，将其劳师远征的战争行为归于天意，以此掩盖其称霸整个帝国的政治野心，使普通士兵和广大民众支持这场战争。（注：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ed.by J.M.Hussey，Cambridge，1978，Vol.1，p.4.）君士坦丁还利用基督教拉拢上层贵族官吏。事实上，普通基督教和多神教信徒并不赞成官方残酷的迫害行动，他们不愿破坏原有的平静的宗教生活，反对暴力流血事件。（注：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等译，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73页。）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7页。君士坦丁重用宫廷中信奉基督教的官员，例如神学家拉克坦提乌斯担任君士坦丁长子克里斯普斯的家庭教师，并成为君士坦丁身边无话不谈的密友。（注：T.D.Barnes，Constantine and Eusebiu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74.）在君士坦丁专制皇权统治下，基督教从被利用的工具逐渐变成被控制的对象，成为其维护王朝集权的工具。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虽然灵活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为其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目的服务。纵观其政治生涯，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执行不同的宗教政策，但是，所有的这些政策都紧紧围绕其不同的政治目标而展开。在其登基前后，为了减少政治威胁，稳定其脆弱的政治地位，他宽容基督教；在统一帝国的内战时期，为了扩大政治联盟，瓦解敌人，他支持基督教；在帝国实现统一、他成为独一皇帝时，为了缓和各种矛盾，强化专制皇权的精神统治，维护君士坦丁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控制基督教，使之成为其专制皇权统治的工具。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当做能使“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1975、1985年，第19卷，第328页。）

最后是关于君士坦丁强化专制皇权的政策。在完成帝国统一并建立王朝专制统治后，君士坦丁致力于实现其“家天下”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野心。早在317年5月，他就凭借强大的军政实力，不顾李锡尼的抱怨，任命两个儿子为恺撒，尔后又任命另两个儿子为恺撒。（注：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Oxford：Basil Blackwell，1964，Vol.1，pp.110-115.）他成为帝国唯一的专制皇帝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强化其皇权。（注：R.MacMullen，Constantine I，London，1970，p.165.该书作者还正确地指出：“他必须关心其良好治下的6000万或8000万臣民对基督的崇拜。”见第169页。）他积极地利用基督教教会协助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将1800名主教分派到1120个行省，其中1000名在东部，800名在西部，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从而使“一种新的永久性的，始终受人尊敬但有时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便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注：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60页。）为了强化皇帝专制，他将首都从古典传统深厚的罗马迁移到东方的拜占庭，重新营造专制皇权统治的外部环境。他亲自将“新罗马”的城址确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古城，还跑马圈定新城城址。为使其大兴土木建立新都的行为蒙上神圣的色彩，他对大批随从官员宣布他是跟从“在我前面引路的不可见的神灵（上帝）”（注：R.MacMullen，Constantine I，London，1970，p.149；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isconsin，1958，Vol.1，p.59.都描写了有关的事件。），称他本人是在执行上帝的意志。新建的君士坦丁堡中心广场上耸立的高大的皇帝雕像右手不仅持有象征统治世界的地球，而且有象征君权神授的十字架。不少西方学者对其大肆吹捧，认为是他确定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这实在是带有宗教偏见的误导。事实是，他从维护统一帝国的政治需要出发，加强对基督教的控制和利用，无论是主张三位一体信条的基督教正统派，还是主张基督神性高于人性的阿利乌派，甚至多神教徒，只要拥护君士坦丁王朝统治，只要效忠皇帝本人，都将获得他的保护和重用。君士坦丁还从其政治需要出发处理基督教神学争论，为了缓和神学争论引发的教派对立和社会矛盾，他取消教派争论，将被基督教教士视为命根子的神学教义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成为帝国唯一皇帝后一直强调宗教中立，不使自己成为任何一派的教徒，而是超乎所有派别的最高仲裁者，对他们进行总体控制。君士坦丁一直推迟到临终才受洗是为了保证世俗政权的独立性和统治权的完整。（注：相关的研究很多，主要可以参见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等译，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等译，朱代强校：《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罗德尼·斯塔克著，黄剑波、高民贵译：《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C.N.Cochrane，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A Galaxy Book，1957，p.180.T.D.Barnes，Constantine and Eusebiu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1.J.W.Barker，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7，p.18.）

三、早期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社会转型

（注：南开大学董晓佳博士的学位论文对这一时期的拜占庭社会转型问题有更全面、深入的讨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相关部分。董晓佳：《帝国秩序的重建——苏格拉底〈教会史〉中的拜占廷世界》，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自192年康茂德皇帝遇刺至284年戴克里先上台，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这场被称为“3世纪大危机”的巨变是地中海世界奴隶制生产方式衰落的标志，是此前不断积累的各种危机因素的总爆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地中海世界面临着秩序重建的问题。现代历史学者一般认为，此时地中海世界经历了社会转型的过程，其间，东罗马帝国逐渐形成了后世所称的“拜占庭帝国”，诚如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所指出，“拜占庭历史只是罗马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正如拜占庭国家只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延续”，“正是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融合统一在罗马帝国的政治框架内，才出现了我们称之为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现象”。（注：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廷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但是，无论“拜占庭帝国”还是“社会转型”都同样是后世学者对当时历史特征所进行的概括。对当时的皇帝、官员、学者或民众而言，他们思考的乃是帝国秩序的重建，因为，其迫在眉睫的挑战是将两股威胁现存秩序的力量纳入现有体制之中。这两股力量分别是产生于帝国内部的基督教与来自帝国外部的日耳曼人入侵。在秩序重建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影响，罗马的政治观念、希腊的文化传统和基督教信仰在帝国东部地区结合起来，并“不断地远离罗马世界原有的特征”，最终形成“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政治实体和管理体系”。早期拜占庭的历史正是由罗马帝国向拜占庭帝国过渡阶段的历史。在这一过程的最初阶段，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基督教取得帝国国教地位以及帝国政治中心迁移到东部地区。此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从罗马帝国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它虽然与罗马帝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政治、宗教等各方面却形成了独立的特征。在宗教方面，325—431年间，先后召开了三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注：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oecumenical council），oecumenical源于希腊单词Οικουμε′νη，意为“有人居住的世界”。简单而言，大公会议是指其决议得到全世界各地教会普遍承认的会议。参见：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NPNF 2-14，ed.by Henry R.Percival，Edinburgh repr.，1988，p.8。），一方面在内部就教义问题进行激烈争论，形成了阿里乌派（Arianism）、阿波利拿里派（Apollinarianism）、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注：聂斯托利派教会后来在波斯帝国境内发展，于唐朝贞观年间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传世。参见：雷海宗：《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历史教学》，1957年第1期，第22页。）等异端，另一方面在外部与多神教进行斗争。由君士坦丁一世开创的血亲继承制度得到巩固，同时，东部皇帝们更加关注东部地区事务。这一时期的帝国先后面对哥特人和匈奴人等“蛮族”的入侵，并与萨珊波斯进行时断时续的战争，最终摆脱困境。与西部地区相比，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在5世纪初相对稳定，而这一稳定局面的成果体现在塞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时期。这是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注：Glenn F.Chesnut，The First Christian Histories：Eusebius，Socrates，Sozomen，Theodoret，and Evagrius，Macon，GA：Mercer University Press，c.1986，p.204.）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皇室奖掖文学，于425年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并发展成为帝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此外，经过8年努力，《塞奥多西法典》于438年正式颁布，为此后一个世纪的司法和立法奠定了基础，成为查士丁尼编纂法典的蓝本，被称为“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出现以前最重要的法律典籍”。（注：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廷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页。）但与此同时，在稳定的表象之下暗潮汹涌，政治、军事和宗教等各方面潜伏着重重危机，秩序虽暂时得以重建，但并不稳固，内外压力考验着以“新罗马”为都的统治者和民众，罗马帝国向拜占庭帝国的过渡尚待完成。

有关这一课题研究的基本资料大体与君士坦丁研究相似，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苏克拉底的《教会史》（注：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surnamed Scholasticus，or the Advocate，ed.by Migne，London，1853，p.17.）、恺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传》（注：在君士坦丁一世去世后，尤西比乌斯撰写了《君士坦丁传》作为对已故皇帝的颂词，在其中描写了尼西亚会议的进行情况。至于他为何不把这一事件放在《教会史》中，学者们则各有猜测。），阿米安努斯·马赛林努斯的《罗马史》、左西莫斯的《新历史》、索佐门的《教会史》、塞奥多里特的5卷本《教会史》（注：Glenn F.Chesnut，The First Christian Histories：Eusebius，Socrates，Sozomen，Theodoret，and Evagrius，Macon，GA：Mercer University Press，c.1986，pp.175，193.）、对于研究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都十分重要，对于探讨君士坦丁一世到塞奥多西二世时代拜占庭帝国的秩序重建问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今人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因为4—5世纪的地中海世界是晚期罗马帝国、晚期古代、早期拜占庭研究和早期中世纪研究的交汇点。与这一历史阶段有关的研究成果很多，伯里的《晚期罗马帝国》极为重要，琼斯的《晚期罗马帝国（284—602年）》（注：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vol.I.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58.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Oxford：Basil Blackwell，1964.）对3—7世纪的帝国政府管理机构的组成、司法、军队、教会、财政、农业、手工业、贸易和交通运输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布朗的《晚期古代的世界（150—750）》主要着眼于论述地中海世界的社会和文化转型，而卡梅隆的《晚期罗马帝国（284—430）》和《晚期古代的地中海世界（395—600）》（注：Peter Brown，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AD 150-750，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9.Averil Cameron，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284-43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从宏观角度将地中海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加以关注，同时介绍了地中海东、西部不同的发展道路。费瑞尔的《罗马帝国的衰落：军事解释》（注：Arthur Ferrill，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Military Explanation，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1986.）从帝国经济资源的缩减与军事力量需求的增加引起的紧张这一角度为4—5世纪的事件寻求答案，由布朗等人主编的《解释晚期古代：关于晚期古代世界的论文》以及米切里·布朗等人主编的《晚期古代世界的转型》（注：Peter Brown，G.W.Bowersock，Oleg Grebar ed.，Interpreting Late Antiquity：Essays on the Postclassical World，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2001.Philip Rousseau，Manolis Papoutsakis and M.Brown ed.，Transformations of Late Antiquity：Essays for Peter Brown，Burlington，Vt.：Ashgate，c.2009.）是两本有关晚期古代世界的论文合集，收录了论述当时社会、文化、经济、军事转型等方面的论文。杰克·林德赛的《拜占庭进入欧洲》（注：Jack Lindsay，Byzantium into Europe，London：The Bodley Head，1952.）除了对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概要介绍之外，着眼于探讨拜占庭帝国在欧洲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论述了拜占庭东方与拉丁西方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迈克尔·格兰特的《罗马帝国的衰落》和《从罗马到拜占庭：公元5世纪》（注：Michael Grant，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0.Michael Grant，From Rome to Byzantium：The Fifth Century A.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Michael Grant，The Collapse and Recovery of the Roman Empi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着重于叙述西罗马的垮台和拜占庭帝国的幸存。利贝舒尔茨的《从戴克里先到阿拉伯人征服：晚期罗马帝国的改变》（注：J.H.G.W.Liebeschuetz，From Diocletian to the Arab Conquest：Change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Aldershot：Variorum，1990.）是作者本人的论文集，主要涉及该时期地中海世界东部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以及东、西部关系等方面。罗杰·柯林斯的《早期中世纪欧洲（300—1000）》、柯尼希贝尔格尔的《中世纪欧洲（400—1500）》与莫斯的《中世纪的诞生：395—814年》（注：Roger Collins，Early Medieval Europe，300-1000，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H.G.Koenigsberger，Medieval Europe，400-1500，Harlow：Longman，1987.H.St.L.B.Moss，The Birth of the Middle Ages：395-814，London，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则站在传统的西欧角度对4—5世纪的地中海世界进行了描述。还有一些专题著作值得注意，如特里奥戈尔德的《拜占庭及其军队（284—1081）》、桑森等著的《晚期罗马军队》、伊萨克的《帝国的局限：在东方的罗马军队》、麦克乔治的《晚期罗马军阀》、仁西曼的《拜占庭神权政治》、伯恩斯主编的《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350—1450）》、约瑟夫·坎宁的《中世纪政治思想史（300—1450）》、瓦尔特·乌尔曼的《中世纪政治思想》、乔治·霍兰·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都是重要的参考书。（注：Warren Treadgold，Byzantium and Its Army，284-108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at Southern，Karen Dixon，The Late Roman Army，New York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Benjamin Issac，The Limits of Empire：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enny MacGeorge，Later Roman Warlor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Steven Runciman，The Byzantine The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J.H.Burn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c.350-c.14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JosephCanning，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300-145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Walter Ullmann，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Penguin Books，1979.）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波斯坦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亨迪的《拜占庭货币经济研究（300—1450）》以及哈尔的《罗马经济中的钱币（公元前300—公元700）》、巴纳吉的《晚期古代的农业转变：黄金、劳动力和贵族统治》、利贝舒尔茨的《罗马城市的衰亡》、芬利编辑的论文集《罗马财富研究》和《古代社会研究》、伯恩斯等编辑的《晚期古代的城市中心和农业环境》、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对这一时期经济生活多有涉及。（注：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商务印书馆，1997年。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66.M.F.Hendy，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Cambridge，1985.Kenneth W.Harl，Coinage in the Roman Economy，300 B.C.to A.D.700，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J.Banaji，Agrarian Change in Late Antiquity：Gold，Labour，and Aristocratic Dominance，Oxford，2007.J.H.W.G.Liebeschuetz，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City，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M.I.Finley，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London，New York，Melbour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M.I.Finley，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London，1974.Thomas Burns，and John W.Eadie，eds.，Urban Centers and Rural Contexts in Late Antiquity，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M.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Oxford：Clarendon Press，1957.）马蒂森主编的《晚期古代的法律、社会和权威》、吉尔·哈里斯等编的《塞奥多西法典：晚期古代帝国法律研究》、伯恩斯的《罗马和蛮族，公元前100—公元400年》、赫赛尔撰述的《4世纪的哥特人》和《哥特人和罗马人，332—489》、卡梅隆等著的《阿尔卡迪乌斯宫廷中的蛮族和政治》、利贝舒尔茨的《蛮族和主教们：阿尔卡迪乌斯和克里索斯托姆时代的军队、教会和国家》、李的《信息和边疆：晚期古代中罗马人的对外关系》、巴格纳尔的《晚期古代的埃及》、哈尔的《罗马的贝鲁图斯：晚期古代的贝鲁特》对于当时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情况都有描述。（注：Ralph.W.Mathisen，Law，Society and Authority in Late Antiqu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Jill Harries and Ian Wood eds.，The Theodosian Code：Studies in the Imperial Law of Late Antiquity，London：Duckworth，1993.Thomas S.Burns，Rome and the Barbarians，100 B.C-A.D.400，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Peter Heather，The Goths in the 4th Century，Oxford：Blackwell Pubishers，1996.Peter Heather，Goths and Romans 332-489，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J.H.G.W.Liebeschuetz，Barbarians and Bishops：Army，Church 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sto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Roger S.Bagnall，Egypt in Late Antiqu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Linda Jones Hall，Roman Berytus：Beirut in Late Antiqu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

四、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研究

（注：南开大学张日元博士的学位论文对这一时期的拜占庭社会转型问题有更全面、深入的讨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相关部分。张日元：《公元4至9世纪拜占廷帝国基督教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田明教授的博士论文则从埃及地区个案研究入手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在此予以引用。田明：《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另见田明：《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问题历来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认为，“罗马的政治观念、希腊的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决定拜占庭帝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没有这三种因素，拜占庭的生活方式就是无法想象的。正是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融合统一在罗马帝国的政治框架内，才出现了我们称之为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现象”，并提出“基督教取得胜利和帝国政治中心最终迁移至希腊化的东方地区，这两大事件标志着拜占庭时代的开始”。（注：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廷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伯里在其名著《晚期罗马帝国史》和《东罗马帝国史》中第一次提出拜占庭史是罗马历史延续的观点，同时也承认在4世纪帝国出现了新的社会转型，而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注：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London，1923，pp.1-2.）吉本在18世纪就明确提出：“对于基督教的成长和确立的过程进行一番公正而又合理的探索，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史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注：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3、398页。）

事实上，基督教于313年《米兰敕令》后便在地中海世界迅速传播。4世纪初时，拜占庭帝国的基督徒人数达五百万，大约占帝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到了5世纪初，基督徒人数达到帝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9世纪时，帝国就完成了宗教信仰上的转型。（注：R.MacMullen，Christianity and Paganism in the Fourth to Eighth Centuri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pp.32，72.）查士丁尼时代，基督教融入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形成了“教俗一体”的政体、强大的教会经济、基督教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伦理，以及独特的基督教文化。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化进程的深入，对帝国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726—843年间发生的圣像毁坏运动是其突出表现。

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文献依据主要来自当时人撰写的教会史。第一部教会史出自恺撒利亚主教尤西比乌斯之手，这部10卷本的《教会史》（注：Eusebios of Caesarea，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trans.by G.Williamson，New York：Penguin，1965.）记载了基督教自诞生至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发展历程。该书含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作者自身经历的记载，是我们了解拜占庭帝国初期基督教发展情况的珍贵资料。继尤西比乌斯之后，苏克拉底的《教会史》（注：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surnamed Scholasticus，or the Advocate，ed.by Migne，London，1853.）、索卓门诺斯的《教会史》（注：Sozomeno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Nine Books，from AD 324 to AD 440，trans.by E.Walford，London，1846.）和塞奥多利特的《教会史》（注：Theodoret，Jerome，Gennadius&Rufinus，Historical Writings，edit.by P.Schaff，New York：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1892.In：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03.html.）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苏克拉底的《教会史》更像是尤西比乌斯《教会史》的续编，该书内容始于君士坦丁继承帝位至439年，主要叙述了帝国东部教会的发展，涉及前三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和各种基督教派及其异端的兴起。塞奥多利特《教会史》从阿里乌派的兴起写起，结束于429年，书中记叙了大量正统基督教对该异端派别斗争的细节。索卓门诺斯的《教会史》从323年君士坦丁大帝打败李锡尼写到皇帝霍诺留去世的423年。该书提到了基督教在波斯、亚美尼亚、阿拉伯人和哥特人中间的传播。6世纪的重要教会史著作是埃瓦格留斯的《教会史》（注：Evagrios Scholastiko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from A.D.431 to A.D.594，A New Translation from the Greek：with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His Writings，trans.by E.Wlaford，London，1854.），涉及431—594年间拜占庭帝国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有许多内容与教会事务无关，却是我们了解5、6世纪拜占庭帝国教会发展的重要文献。除教会史外，圣徒传记也为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圣徒传记这一新型传记题材的开创者是阿塔纳修斯，他写的《圣安东尼传》（注：Athanasius，The Life of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trans.by Gregg，New York，1980.）关注的不再是传统的传记细节，而是安东尼通过苦行来达到完美基督徒生活的努力，该书一经面世就被广泛地阅读与仿效。此后，拜占庭帝国出现了大量圣徒传记，其中5世纪圣徒传记的代表作为《柱顶圣徒丹尼尔》、6世纪的《塞奥多利传》、7世纪的《施济者约翰传》。（注：Three Byzantine Saints，trans.by Dawes and Baynes，Stvladimir’s Seminary Press，1977.）这些圣徒传记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可靠的历史作品本身。

此外，拜占庭帝国早期出现的两部重要法典也提供了重要信息。其一是《塞奥多西法典》（注：Theodosios，Codex Theodosianus：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trans.by C.Pharr and T.Davdson，Princeton，1952.），该法典于438年在帝国东、西部以塞奥多西二世和瓦伦提年三世两个皇帝的名义同时颁布，是查士丁尼的《罗马民法大全》出现以前最重要的法律典籍，法典汇纂了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至438年间所有皇帝的法令。其二是《罗马民法大全》（注：Justinian，The Civil Law，trans.by Scott，S.P.，The Lawbook Exchange，Ltd.，2001.），该法典汇集了自哈德良皇帝以后所有通行的皇帝立法，并大量借鉴了更早的《塞奥多西法典》和戴克里先时代的私人法律汇编《格里高利法典》和《赫尔莫根尼安法典》。法典颁布后，成为拜占庭帝国唯一具有权威性的法典。拜占庭帝国早期的基督教化促使社会生活变动，如何处理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当时君主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上述两部法典中有许多法律条款涉及到这一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学者吉纳勾布鲁斯编纂的《当代人眼中的拜占庭教会、社会与文明》（注：D.J.Geanakoplos，Byzantium Church，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Chicago，London，1984.）一书也对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该书是一部按专题分类的拜占庭原始文献汇编，“教会”是其中的三大主题之一。

现代学者的研究大多是从神学的角度进行，读者很容易找到近年来我国引进的相关成果（注：多数教会史往往属于此类著作，如：奥尔森著，吴瑞诚、徐成德译：《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伯克富著，赵中辉译：《基督教义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法兰克·卡尔蒂尼编著，张海虹译：《基督教历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穆尔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罗德尼·斯塔克著，黄剑波、高民贵译：《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等译，朱代强校：《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雪莱的《基督教会史》就是一部典型代表作。（注：布鲁斯·雪莱著，刘平译：《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著名基督家哲学家和神学家蒂利希的《基督教思想史：从其犹太和希腊发端到存在主义》主要叙述了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对社会及政治思想则很少涉及。（注：保罗·蒂利希著，尹大贻译：《基督教思想史：从其犹太和希腊发端到存在主义》，东方出版社，2008年。）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化也是基督教迅速发展的过程。吉本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对基督教发展的原因提出5点意见，值得关注。（注：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4—235页。）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外学者注意借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解读基督教的兴起，例如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和比较宗教学教授斯塔克的《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考》（注：罗德尼·斯塔克著，黄剑波、高民贵译：《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和布朗的《晚期古代社会》（注：P.R.Brown，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AD 150-750），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1971，Preface，p.7.），遗憾的是后者只是对晚期古代世界社会转型做了宏观考察，所以对基督教发展的细节未能深入探讨，对中古晚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也鲜有提及。

个案研究是国外学者对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研究的另一亮点，如贝恩斯的《君士坦丁大帝与尤西比乌斯》（注：T.D.Barnes，Constantine and Eusebiu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金的《塞奥多西皇帝与基督教的确立》（注：N.Q.King，The Emperor Theodosiu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ity，Westminster Press，1960.）、赫茨菲尔德的《圣像与认同：在乡村克里特地区的正统宗教信仰与社会仪式》（注：M.Herzfeld，“Icons and Identity：Religious Orthodoxy and Social Practice in Rural Crete”，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Vol.63，No.3（Jul.，1990），pp.109-121.）、弗朗斯的《雅典庙宇中的异教到基督教》（注：A.Frantz，“From Paganism to Christianity in the Temples of Athens”，Dumbarton Oaks Papers，xix（1965），pp.185-206.）和肯纳的《理论与实践中的圣像：一个正统基督教典范》（注：Margaret E.Kenna，“Ic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An Orthodox Christian Example”，History of Religions，vol.24，No.4（May，1985），pp.345-368.）等。此外，国外学者在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研究中注意开展对圣徒传记的研究，因为考察基督教个体有助于了解其整体的发展变化。布朗的《古代晚期圣者的兴起与功能》（注：P.Brown，“The Rise and Function of the Holy Man in Late Antiquity”，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61（1971），pp.80-101.）、霍华德—约翰斯顿等主编的《古代晚期与中世纪的圣徒崇拜》（注：J.Johnston and Hayward，ed.，The Cult of Saints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都有典型意义。林格罗斯的博士论文《圣徒、圣者与拜占庭社会》（注：K.M.Ringrose，Saints，Holy Men and Byzantine Society，726 to 843，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Ph.D.，1976，p.194.）、科马克的《基督教与古典文化：从奥古斯都到奥古斯丁时代的思想和行为研究》（注：C.N.Cochrane，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A Galaxy Book，1957.）、绍蒂的《基督徒与罗马帝国》（注：M.Sordi，The Christians and the Roman Empire，London，1983.）、仁西曼的《拜占庭神权》（注：S.Runciman，The Byzantine The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Introduction，p.1.）都很有参考价值。

关于这段时期宗教问题的研究，查德威克于2001年出版了《古代社会的教会：从加利利到大格里高利》叙述了1至6世纪教会的发展，以及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个受迫害的宗派转变为世界宗教的过程，作者指出，3世纪后期和6世纪期间，基督徒已成为罗马帝国秩序和法律的支持者，但是，基督教内部充满教义争论，作者对这些争论尤其是阿里乌派、聂斯托利派和一性论争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全书共61节，其中第27至52节直接与苏克拉底《教会史》中记载的时代相关，包括阿里乌派争端、朱利安皇帝的复兴多神教、修道制度的出现与发展、奥利金争论、金口约翰争端、聂斯托利派争端等重要历史事件，其中穿插对这一时期重要人物如君士坦丁一世、阿里乌斯、阿塔那修斯、恺撒里亚的瓦西里、安布罗斯、杰罗姆、奥古斯丁、金口约翰等的介绍和评论。麦克穆伦的《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进程（100—400）》以及《4至8世纪的基督教和多神教》是研究罗马帝国早期基督教发展以及基督教和多神教关系的重要著作。麦克穆伦从社会史的角度对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进行了解释，指出多神教在君士坦丁一世时代之后仍很活跃，并渗入基督教中，他认为对奇迹的宣传在引导人们皈依基督教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晚期古代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迷信而更少理性，同时指出随着基督徒在与多神教徒的竞争中优势日益明显，基督徒就更具有侵略性，更倾向于用暴力和迫害的方式打击多神教徒。格弗肯的《希腊—罗马多神教的最后时日》主要对3至5世纪罗马帝国的多神教进行了研究分析。美国社会学家斯塔克在《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考》中用社会学理论对基督教的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是对基督教崛起的顺应，其个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有限，尤西比乌斯以后的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夸大，特别是早期基督徒中既包括身份低下者，也包括特权阶层，“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激发并保持了有魅力的、解放性的、高效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并使基督教得以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宗教组织。（注：罗德尼·斯塔克著，黄剑波、高民贵译：《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康斯坦特奥斯在《基督教希腊文化：关于延续与转变的论文和研究》中认为基督教把希腊化历史分为多神教希腊文化和基督教希腊文化两个时期，作为希腊—罗马世界学术与文化价值的继承者，拜占庭成为一个竞技场，旧哲学与新宗教长期较量，最终使两者的冲突得以解决。沃尔克的《基督教会史》对这一时期教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美国学者奥尔森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分析了当时的神学争论。

国外关于君士坦丁一世及其政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目前收集到的有布克哈特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琼斯的《君士坦丁与欧洲的皈依》、考斯拉斯的《君士坦丁大帝的生平和时代》、德拉克的《君士坦丁与众主教：不宽容的政治》。（注：Jacob Burckhardt，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translated by Moses Hada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A.H.M.Jones，Constantine and the Conversion of Europ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1.D.G.Kousoulas，The Life and Times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The First Christian Emperor，Second Edition，Rutledge Books Inc.，1997.H.A.Drake，Constantine and the Bishops：The Politics of Intolerance，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关于基督教修道制度的著作，比较重要的有汉纳伊的《基督教修道主义的精神与起源》、汉纳的《基督教修道主义：历史中的伟大力量》、宾斯的《基督的禁欲者与大使：巴勒斯坦的修道院（314—631）》、杜恩的《修道主义的兴起：从沙漠教父到早期中世纪》、斯特克的《弃绝世界，领导教会：晚期古代的修道士—主教》等。（注：James O.Hannay，The Spirit and Origin of Christian Monasticism，London：Methuen&CO.，1903.Ian C.Hannah，Christian Monasticism：A Great Force in Histo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5.John Binns，Ascetics and Ambassadors of Christ：The Monasteries of Palestine，314-631，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Marilyn Dunn，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From the Desert Fathers to the Early Middle Age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3.Andrea Sterk，Renouncing the World yet Leading the Church：The Monk-Bishop in Late Antiqu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我国学者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还不系统，亟待深入。雷海宗和刘家和于上世纪50年代分别在《历史教学》发表文章（注：雷海宗：《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历史教学》，1957年第1期；刘家和：《基督教的起源及其早期历史的演变》，《历史教学》，1959年第12期。），而杨真的《基督教史纲》（上）是我国基督教史的开创之作。（注：杨真：《基督教史纲》（上），三联书店，1979年，前言第2页。）此后，一系列介绍性的著作相继出版（注：代表性的此类著作有：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年。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001年。张绥：《基督教史》，三联书店，1992年。卓新平：《世界宗教与宗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王美秀等著：《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其中张绥的《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和乐峰的《东正教史》涉及东正教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有10多篇专题文章论及相关问题。（注：代表性论文如下：陈志强、马巍：《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分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兰奇光：《君士坦丁宗教政策动机初探》，《求索》，2002年第3期；兰奇光：《君士坦丁与基督教》，《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王令云：《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宗教政策的政治动因》，《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郭苏星：《君士坦丁一世与基督教》，《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郭苏星：《君士坦丁一世宗教政策评析》，《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刘爱兰：《从“米兰敕令”看君士坦丁皇帝的基督教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此外还有一篇硕士论文：郭苏星的《君士坦丁一世与早期基督教》，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内蒙古大学，2005年。）此外，郑玮博士的《雅典的基督教化（267—582）》（注：郑玮：《雅典的基督教化（267—58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王晓朝的《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注：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和文章《“宗教”如何“解构”“哲学”——论古代基督教对希腊哲学的“接纳”及其后果》、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注：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美秀等的《基督教史》、田明教授的《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注：田明：《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吴舒屏博士的《东正教对拜占廷人精神气质的影响》（注：吴舒屏：《东正教对拜占廷人精神气质的影响》，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7页。）都从不同侧面深入探讨了相关问题。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田明教授的《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该成果重点研究埃及基督教史，提供了解读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的成功案例，因为埃及在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根据作者的研究，古代埃及保存下来了许多不同材质的原始文献，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金字塔文、棺文、亡灵书以及大量的纸草文献。所谓“金字塔文”，是指铭刻在金字塔墙壁上的咒语经文，“棺文”是指铭刻在石棺或木棺上的咒语文字（注：R.O.Faulkner，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Warminster Aris&Phillips，1973-1978.），以及类似“棺文”的《亡灵书》。（注：Raymond O.Faulkner，Book of the Dead，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0，1993.）盖洛的《希腊拉丁纸草》（注：Italo Gallo，Greek and Latin Papyrology，London：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86.）、李希特姆（Lichtheim）的3卷本《古代埃及文学》（注：Miriam 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布雷斯坦德的5卷本《古代埃及文献》（注：James Henry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New York：Russell&Russell，1962.）等都成为研究罗马—拜占庭时代埃及历史的主要原始资料，其中包含了埃及基督教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些所谓教父的作品和古代教会史著作也成为研究埃及基督教的第一手资料。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的“三部曲”（《劝勉希腊人》、《导师》、《杂记》）、奥立金的《约翰福音诠注》、《马太福音诠注》、《罗马书诠注》、阿塔纳修斯的《致各教会的公开信》、《反阿里乌主义者护教书》、《驳阿里乌主义者的第四次演讲稿》和《阿里乌主义者的历史》等都补充了原始资料的不足，他们的作品可以从互联网找到。（注：关于他们的作品，均见：http：//www.newadvent.org/fathers/中的相关部分。）埃及是基督教修道生活的滥觞地，当地保存的圣徒传记史料价值极高，如集体修道院创始人帕克米乌斯的弟子布哈里克为他写的传记和贝萨为修道院领袖舍努特写的传记。（注：Birger A.Peason，Life of Pachomius：vita prima Graeca，trans.by A.N.Athanassakis，Missoula，Mont.：Scholars Press for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c1975.Besa，Life of Shenoute，trans.by David N.Bell，Kalamazoo，Mich.：Cistercian Publications，1983，introduction.）这些史料与拜占庭基督教化研究的其他史料为今天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基础。

五、查士丁尼时代研究

查士丁尼时代仍然是拜占庭社会的转型时期，有关的研究课题相当广泛，原因在于这个“强盛”时期的史料非常多。

在所有相关史料中，普罗柯比的记载价值最为重要。作为查士丁尼的同代人，他身居高位，其记述主要依据其亲身经历，故而所记翔实生动、感性直观。（注：Procopios，History of the Wars，Secret History and Building，trans.，ed.，and abridged by A.Cameron，New York，1967.本节以下涉及的原始资料部分，参考了武鹏博士的毕业论文前言部分：武鹏：《奠基与转型时代——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中的拜占庭帝国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注：Evagrius Scholasticus，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with the Scholia，ed.by J.Bidez and L.Parmentier，London，1898；rp.Amsterdam，1964，pp.v-viii.）涉及教会史的原始资料包括前述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及《君士坦丁传》和《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文集》（注：Eusebi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2 Vols.Eusebius Pamphilus，Church History；Lif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Oration in Praise of Constantine，NPNF2-01，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New York，1890.）、苏克拉底的《教会史》、索卓门的《教会史》、塞奥多利特的《教会史》。（注：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surnamed Scholasticus，or the Advocate，ed.by Migne，London，1853，pp.2-281.Sozomen，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translated by Chester D.Hartranft，New York：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1890，in 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02.html，pp.282-613.Theodoret，Ecclesiastical History，Dialogues，Letters of Theodoret，NPNF2-03，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New York，1892，pp.3-523.）此后，《教会史》写作中断了一段时间，直到5世纪的扎卡里亚的《教会史》（注：P.Allen，“Zachariah Scholasticus and the Historia Ecclesiatica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Jou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Vol.XXXI，p.472.），以及12卷本《叙利亚编年史》面世。（注：Zachariah Rhetor，The Syriac Chronicke Known as that of Zachariah of Mitylene，trans.F.J.Hamilton and E.W.Brooks，London，1899.）6世纪，除了埃瓦格里乌斯的作品外，还有以弗所主教约翰的《教会史》。（注：John of Ephesus，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Bishop of Ephesus，trans.，R.Payne Smith，Oxford，1860.）目前学术界整理出许多教父文集和书信集，包括阿塔纳修斯的作品（注：Athanasius，Select Works and Letters，NPNF2-08，edit by Philip Schaff，New York，1892.）、米兰主教安布罗斯的作品（注：Ambrose，Selected Works and Letters，NPNF2-10，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Edinburgh repr.，1988.）、被称作“卡帕多西亚三杰”的三位著名的希腊教父——瓦西里、尼萨的格里高利以及纳西盎的格里高利的作品。（注：Basil the Great，Letters and Select Works，NPNF2-10，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Edinburgh，1895.Basil I，The Procheiros Nomos，trans.by E.Freshfield，Cambridge，1928，pp.299-709.Gregory of Nyssa，Dogmatic Treatises；Select Writings and Letters，NPNF2-05，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New York，1892.）其后，被称作“金口”的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的6卷作品最有意义（注：John Chrysostom，On the Priesthood，Ascetic Treatises，Select Homilies and Letters，Homilies on the Statutes，NPNF1-09，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New York，1886.），还有聂斯托利的神学论文和书信（注：Nestorius，2nd and 3rd Letters to Pope Celestine，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亚历山大主教西里尔的5卷本《斥聂斯托利书》（注：Cyril of Alexandria，Five Tomes Against Nestorius，Introduction by P.E&E.B.Pusey，Oxford，1881.），以及罗马主教利奥的作品（注：Leo the Great，Letters and Sermons of Leo the Great，NPNF2-12，pp.2-337，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Edinburgh repr.，1988.）、君士坦丁堡主教阿卡基乌斯和亚历山大主教彼得、安条克主教塞维鲁的部分信件都被现代学者翻译成英文（注：F.C.Conybeare，“Anecdota Monophysitarum：the Correspondence of Peter Mongus，Patriarch of Alexandria，and Acacius，Patriach of Constantinople，together with the Henoticon of the Emperor Zeno and the Rescript of the Emperor Anastasius，Now First Translated from the Old Armenian Texts”，American Jouranl of Theology 9（1905），pp.719-40.Severus of Antioch，A Collection of Letters from Numerous Syriac Manuscript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E.W.Brooks，London，1915.），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圣徒传记的数量也相当多，难以一一尽数，此处仅列举一二。如塞奥多利特等人所著的3篇西蒙传、高柱修士丹尼尔和塞奥多利传、以弗所主教约翰所著的《东方圣徒传记》、安条克主教塞维鲁传均为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注：The Lives of Simeon Stylites，trans.with introduction with Robert Doran，Kalamazoo，1992.Three Byzantine Saints，trans.by Dawes and Baynes，Stvladimir‘s Seminary Press，1977.Holy Women of Byzantium，Ten Saints’Liv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ed.by Alice-Mary Talbot，Washington，D.C.1996.John of Ephesus，Lives of the Eastern Saint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rooks，Patrologia Orientalis 17-19，Paris，1923-25.Zachariah Scholasticus，Vie de Severe，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Kugener，Patrologia Orientalis，Vol.II，Parisk，1904，pp.5-115.）这些作品目前都作为公益性学术资源公布在网络数据库上，读者通过搜索引擎非常容易找到。

除了上述宗教性文献外，还有法典、诏令、宗教会议记录与政治文献、史书等世俗文献可以利用，如原文为拉丁文、现有菲尔译注英文本的《塞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主持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诺顿编译的3卷《罗马国家和基督教会：法律文献汇编》、重要宗教会议的会议记录英文译本、斯蒂文森编译的《信经、会议与宗教争端》、吕底亚的约翰所著《职官录》等。（注：Theodosios，Codex Theodosianus：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trans.by C.Pharr and T.Davdson，Princeton，1952.Justinian，The Digest of Justinian，trans.by Th.Mommsen and P.Krueger，Philadelphia，1985.Justinian，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trans.by A.Thomas，Amsterdam，1975.Justinian，Corpus Jurus Civilis，Codes Justinianus，ed.P.Krueger，Berlin，1895.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NPNF2-14，ed.by Henry R.Percival，Edinburgh repr.，1988.Creeds，Councils and Controversies：Doco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AD.337-461，ed.by J.Stevenson，New York，1966.John Lydos，On the Magistracies of the Roman People，trans.by T.Carney，Lawrence，1971.）世俗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史书，其中最重要者包括马赛林努斯的《历史》、左西莫斯的6卷本《新历史》、尤纳皮乌斯的14卷《历史》、阿加塞阿斯的5卷本《历史》、米南德的《历史》、埃比法尼亚的约翰的《历史》和塞奥菲拉克特的8卷本《历史》，以及奥林匹奥多罗斯和普里斯库的作品。（注：Marcellinus，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with a Reproduction of Mommsen‘s Edition of the Text），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Brian Croke，Sydney，1995.Eunapios of Sardis，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sorus，Priscus，and Malchus，ed.by R.Blockley，Liverpool，1981-83.Zosimus，New History，trans.and commentary by Ronald T.Ridley，Canberra，1982.Agathias，The Histories，trans.by J.D.Frendo，in 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 2A，Berlin，1975；A.Cameron，“Agethias on the Sassanians”，Dumbarton Oaks Papers 23-24（1969），pp.67-183.Menander，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trans.by R.Blockley，Liverpool，1985.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4，ed.by C.Müller，Paris，1851-70.Theophylact，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of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trans.by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Oxford，1986.）编年史的价值在于为上述当代史书的记载提供佐证和旁证材料。比较重要的作品包括马拉拉斯的《编年史》、约书亚的《编年史》、马赛林努斯的《编年史》、6世纪的《艾德萨编年史》、7世纪的《复活节编年史》、尼基乌主教约翰的《编年史》、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叙利亚地区主教米哈伊尔的《编年史》。（注：John Malalas，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trans.by Elizabeth Jeffreys，Michael Jeffreys，Roger Scott，et al.，Melbourne，1986.Joshua the Stylite，The Chronicle of Joshua the Stylite，English trans.W.Wright，Cambridge，1882.Marcellinus，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with a Reproduction of Mommsen’s Edition of the Text），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Brian Croke，Sydney，1995.Anon，“The Chronicle of Edessa”，trans.by Harris Cowper，The Journal of Sacred Literature，Series 4，vol.5（1864），pp.28-45.Anon，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Liverpool，1989.John of Nikiu，The 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ou，trans.by R.Charles，London and Oxford，1916.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trans.by H.Turtledove，Philadelphia，1982.Michael the Syrian，Chronique de Michel le Syrien，Patriarche Jacobite d‘Antiche（1166-1199），trans.by Jean-Baptiste Chabot，Paris，1960，Reprint，5 vols.）

我们不惜篇幅列举原始资料书目，目的在于方便读者查阅。因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在史料，研究者只有在认真考证史料、准确解读史料、合理运用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对历史问题得出相对客观正确的结论。有了这些史料，读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确定研究命题。由于人们考察问题的角度和眼光不同，他们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在面对浩繁的史料时，他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根据研究课题选择史料，不同研究重心的确定必然会使研究人员对史料采取不同的态度。

以“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为例，今人的研究成果多有不同。其一是对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不予关注，在讨论查士丁尼时代重大事件时甚至加以回避，其代表性的知名学者包括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查尔斯·迪尔、瓦西列夫。（注：G.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J.Hussey，Oxford，1956，1968，p.72.N.H.Baynes and H.Moss eds.，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Oxford，1948，pp.8-9.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isconsin，1958，vol.1，p.169.）至今，我们在大量有关拜占庭帝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等的专门著作中，还找不到关于拜占庭人疾病史的系统研究成果和“查士丁尼瘟疫”的专题研究。（注：参见拜占庭学最重要刊物《拜占庭研究》（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提供的专著论文索引。）其二是简单陈述，不做深究。典型代表包括琼斯、布莱赫尔、特里格尔德、吉本等，后者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以660页的篇幅详细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所有历史细节，但涉及“鼠疫”的内容不足5页，只置于这段历史描写的最后部分。（注：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Oxford，1964，pp.288-289，300.琼斯确定君士坦丁堡爆发瘟疫的时间为543年，比大多数作家确定的时间晚了一年。L.Brehier，Vie ed mort de Byzance，Paris，1946，Oxford，1977，p.21.他的另外两部著作是L.Brehier，Les institutions de l’Empire byzantin，Paris，1946；和L.Brehier，La civilisation byzantine，Paris，1946。W.T.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coiety，Stanford，1997，p.248.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0页。）其三能准确还原历史，且对史实的内在价值有深刻认知。其重要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拜占庭史家伯里和《牛津拜占庭史》的主编曼格，前者甚至认为“公元542年的大瘟疫恰好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如果我们要谈到历史的分水岭，那么这次鼠疫就是我们称之为古代和中世纪之间的分水岭”。（注：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London，1923，p.399.C.Mango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Oxford，2002，p.49.）显然，有关这一命题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不仅相关文献尚待进一步挖掘，而且更为有力的考古学证据也有待发现，特别是，此后持续爆发的鼠疫在缺乏抵御经验的地中海和欧洲世界造成了何种长期影响，其对农业经济和城市生活的破坏如何，以及瘟疫如何影响欧洲人口下降和劳力短缺，并引起欧洲民族构成和经济发展的机构性变化，尤其是“查士丁尼瘟疫”与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之间的联系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

六、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

拜占庭军区制又称塞姆制，是7至12世纪在拜占庭帝国境内推行的军事和行政制度，这种军政兼容、兵农合一的制度促使拜占庭农兵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对加强拜占庭国防力量、稳定社会经济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军区制的起源、推行，特别是影响问题，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样。

可供参考的图书资料不是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君士坦丁七世的《论军区》，是关于这一课题记载最为系统的原始资料，他的另一部作品《礼仪书》也提供了比较准确的信息。（注：Constantino VII，De thematibus，by A.Pertusi，Citta del Vaticano：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1952.Constantin VII Porphyrogenete，Le livre des ceremonies，texte etabli et traduit，Paris，1935-1940.）另外，雅尼的《教会史》、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阿加塞阿斯的5卷本《历史》、雅尼斯的《编年史》、格利高里的《罗马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注：Sozomeno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Nine Books，from AD 324 to AD 440，trans.by E.Walford，London，1846，I，3.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trans.by H.Turtledove，Philadelphia，1982，II，89.Agathias，The Histories，trans.by J.D.Frendo，in 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 2A，Berlin，1975.A.Cameron，“Agethias on the Sassanians”，Dumbarton Oaks Papers 23-24（1969），67-183，V，13.John of Nikiu，The 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ou，trans.by R.Charles，London and Oxford，1916，pp.417-420.Nikephoras Gregoras，Historia Byzantine，ed.L.Schopen and I.Bekker，Bonn，1829-1830；Historia Rhomaike Nikephoros Gregoras，trans.by J.van Dieten，Stuttgart，1973，I，p.317.）值得注意的是，《农业法》、利奥的《法令》、泽波斯编辑的《希腊罗马法》提供了重要法律证据（注：Farmer‘s Law，trans.by W.Ashburner，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32（1912），pp.87-95.Λε′οτο Βασιλικα′，Αθη′να，1910，XI，2.I.I.Zepos，Ius Graeco-Romanum，Athens，1931，vol.2，p.209.），而阿斯德拉哈等编辑的《色雷斯的拜占庭铭文集》和汉佛雷的《汪达尔和拜占庭时期迦太基考古》提供了考古学证据。（注：J.H.Humphrey，The Archaeology of Vandal and Byzantine Carthage，in J.Pedley，New Light of Ancient Carthage，Anabul，1980，pp.85-120.）

今人关于军区制的起源的问题，最重要的成果当属前国际拜占庭学会秘书长伊科诺米基斯的《“塞姆”词源》，他根据《论军区》一书中指出“塞姆”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观点认为，该词来源于希腊语Θεδη，其原意为“花名册”或“士兵名册”。（注：Oikonomides，“The Etymology of Theme，in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Etudes Byzantines”，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Byzantinologists，（16）1975，pp.5-6.）但是，还有的学者认为“塞姆”（Θεμα）一词源于阿尔泰语“杜曼”（Tuman），意为“万人”。（注：A.Moffatt，Classical，Byzantine and Renaissance Studies，Canberra，1984，pp.189-197.）对此，反驳的意见提出，阿尔泰语对希腊语的影响是从8世纪以后开始的，而军区制在7世纪末已经在拜占庭境内全面推行。作为一种制度的军区制是由7世纪末拜占庭帝国设立在迦太基和拉文纳的“总督区”（exarchates）演变而来，这种意见的提出参考了同一时期的拉丁文档案，因而为大多数拜占庭学者所认可。（注：Markus，“Ravenna and Rome”，in Byzantina，（51）1981，pp.566-578.A.Guillou，Regionalisme et independance dans l’Empire byzantin au VIIe siecle，Roma，1969，ch.2.）

至于军区制为何在7世纪被迅速推广，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了当时拜占庭帝国面临的严重形势。卡拉扬诺布鲁斯的《拜占庭国家史》根据雅尼的《教会史》等原始文献，认为军事压力是主要的原因，换言之，军区制改革是迫不得已的国家行为。（注：I.Karagiannoulos，Ιστορι′αΒυζαντινου′Κρα′του，Θεσσαλονι′κη，1992，vol.2，pp.20-35.）亨迪的《拜占庭货币经济史研究》则从物质生活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军区制改革不仅是军事政治改革，更是经济制度改革，因为兵员与财源不足的压力直接导致拜占庭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注：M.F.Hendy，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Cambridge，1985，pp.619-620.）关于军区制的具体内容，学者们依据《论军区》等原始资料提供的信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亨迪、阿斯德拉哈、阿尔维勒、哈尔顿、琼斯等人的作品都提供了相当多的细节。（注：M.F.Hendy，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pp.178-179.H.Ahrweiler，Byzance et la mer：La marine de guerre，la politique et les institutions maritines de Byzance aux VIIe-Xve，Paris，1966，pp.81-85，131-135.J.F.Haldon，Byzantine Praetorians.An Administrative，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urvey of the Opsikion and Tagnata，Bonn，1984，pp.172，276.）军区制的推行使拜占庭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的疆域逐步稳定，国力有所恢复，不仅在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且迫使已经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臣服，边境形势全面改善。军区制的作用因此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根据阿加塞阿斯和塞奥发尼斯等拜占庭作家提供的证据，提出拜占庭社会军事化解决了帝国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和财源枯竭的困难，拜占庭军队人数和国库收入都得到增加，军队战斗力大为增强，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故而可以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庭帝国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注：I.Karagiannoulos，Ιστορι′αΒυζαντινου′Κρα′του，Θεσσαλονι′κη，vol.2，pp.638-639.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Oxford，1964，pp.607-686.S.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1933，1959，p.96.G.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J.Hussey，Oxford，1956，1968，p.86.）奥斯特洛格尔斯基从农兵和小农经济的复兴角度，对军区制改革的深远影响进行探讨，得出的结论极具说服力，直接影响了欧洲学术界。（注：G.Ostrogorsky，Quelques problemes d‘histoire de la paysannerie byzantine，Bruxelles，1956，ch.3.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ed.by J.M.Hussey，Cambridge，1978，vol.1，p.208.N.H.Baynes and H.Moss eds.，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Oxford，1948，p.303.R.Browning，Byzantium and Bulgatia，Berkeley，1975，pp.355-360.C.W.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1924，ch.5.）

有关军区制瓦解及其严重的影响，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依据《农业法》、利奥的《法令》和《希腊罗马法》等提供的证据，认为以军区制下兴起的农兵为主体，包括自由小农在内的小土地占有经济在9、10世纪之交达到其发展的最高阶段，财政状况获根本好转。但自10世纪起，即出现了一大批“权贵者”（Δυνατο），他们以大地产为后盾，侵害小农经济利益，形成了新的军事贵族阶层。而小农日益丧失独立性，迅速沦为大地主的农奴。到12世纪，军区制彻底瓦解。（注：D.M.Nicol，The Byzantine Family of Kantakouzenos，Washington，1968，pp.35-103.S.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1933，1959，p.96.G.Ostrogorsky，Quelques problemes d’histoire de la paysannerie byzantine，Bruxelles，1956，ch.4.Καραγιαννοπουλοζ，ΧαρταιμεοσηζΒυζαντινηζΠεριοδου，Θεσσαλονικη，1976，p.30.J.V.Fine，“Basil II and the Decline of the Theme System”，in Studies of Slav，Byzantium and Medieval Europe，（24）1989，I，pp.44-47.）军区制衰败之后，拜占庭军队一蹶不振，以本国兵源为主体的农兵日益减少，代之而起的是罗斯人和诺曼人雇佣兵。（注：P.Aube，Les Empires nomands d‘Orient，XI-XIIIe siecle，Paris，1983，ch.4，5.M.M.Postan，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vol.2，p.132.）而雇佣兵取代拜占庭本土军队是拜占庭帝国最终灭亡的直接原因。

笔者同意上述学者的意见，认为军区制是拜占庭帝国经历其早期历史中的长期动荡，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演化的结果，是拜占庭统治阶级通过种种尝试而渐臻成熟的成功改革。由于军区制适应当时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缓解了外敌入侵引发的困境，因此成为推行于全国的管理方式。特别重要的是，军区制促进了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的复兴，从而为军区的发展和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军区制的发展也有助于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的产生，这种侵蚀小农经济、与中央集权相对抗的武装割据势力的兴起是推行军区制的必然副产品。军区制从其形成之初自身内就孕育着深刻的矛盾。拜占庭统治者既然要通过推行军区制有效地应付外敌入侵，就不能不依靠和重用军事贵族，这就为军事贵族势力的壮大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军区制的演化和军事贵族的发展，小农土地必遭吞并，小农经济必然趋于衰败，从而瓦解了军区制存在的经济基础。拜占庭统治阶级越是企图通过相对自主的地方管理有效地保证中央集权统治，就越是不可避免地产生扩大地方权力、削弱中央集权和瓦解小农经济基础的后果。拜占庭统治者无法克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裂、大地产和小地产、大地主和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军区制发展的同时也准备了自身毁灭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些深刻矛盾的演化，才使军区制这种适合拜占庭帝国统治需要的制度归于衰败，进而也促成了拜占庭国家的灭亡。

七、拜占庭农村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拜占庭学界受苏联拜占庭学家的影响，十分重视所谓的拜占庭封建化问题。部分苏联学者总是力图以西欧历史发展理论解释拜占庭历史，千方百计地将西欧封建制度发展模式套用在拜占庭社会上，尤其在拜占庭社会封建化问题上纠缠不休。这从1950、1960年代我国翻译的有关论著即可见一斑。这种解释体系的代表人物是列夫臣柯，苏联学界的主流观点也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拜占廷》中。我国学术界深受其影响，反映在许多世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现在我们认为，拜占庭封建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封建化概念本身即是一个聚讼不休的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在拜占庭是否和何时出现封建社会、“封建”一词究竟是否应该或能够用于拜占庭历史、拜占庭社会哪些部分出现了封建化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多种意见，而问题的关键又在于，究竟应以什么标准衡量拜占庭社会。依据拜占庭隶农、自由小农和农村公社成员向农奴转化为标准的学者就提出过拜占庭在3、7、10世纪封建化说，而以大地产主摄取公共权利和社会权力为标准的学者则把这一时间确定在14、15世纪。还有的学者将统治集团成员之间的主从等级关系作为标准，认为拜占庭贵族中不存在这种关系，因此，把这种西欧特有的封建概念生硬地套用于拜占庭就显得十分牵强。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思维方法，已经将拜占庭农业发展史研究导入了死胡同，应该改变研究思路，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研究拜占庭农村问题。

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基本史料包括法律文书和史书记载。《农业法》是最具体详细的史料依据，因为其中涉及的内容比较翔实。《六书》、《皇帝法律选编》、《希腊罗马法律手稿史》、《法律选编》、《法学汇纂》、菲洛塞奥斯的《职官表》、《摩诺马赫法规》、《罗斯法典》、《往年纪事》、《希腊罗马法》都提供了相关的法律文献，这些原始史料是该课题研究最可靠的证据。（注：《六书》传于后世的手抄本共有70余部，19世纪中期经德国法律史专家G.E.海姆巴赫整理出版，百余年后希腊拜占廷学者K.G.比察基斯重作整理注释出版。见F.Dolger，Harmenoplos und der Nomos Georgikos，Thessaloniki，1951。《皇帝法律选编》是由无名氏法学家于1142年编辑的，其资料来源为更早的《皇帝立法》，从其注释中反映，选编者的目的是对《皇帝立法》60卷进行全文整理，但是，其主要内容只包括《皇帝立法》前10卷的内容。见Zacharia von Lingenthal，Geschichte des griechish-romischen Rechts，Berlin，1892，p.32。Leo VI，Basilicorum libri LX，ed.H.Scheltrma and N.vanWal，Groningen，1988.此外，《皇帝法律选编》对《皇帝立法》其他内容做了意译，并选编了6—11世纪的一些法律，选编的方式为意译、举例和简短介绍，其中对司法程序的举例最为详细。《法律选编》为伊苏里亚王朝皇帝颁布的法典，全书共分18章，主要包括适用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前代皇帝的法律，在离婚、战利品分配和刑法方面做出新的规定，其对拜占庭帝国司法活动的强大影响持续了约200年。见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Ecloga：A Manuel of Later Roman Law，trans.by E.Freshfield，Cambridge，1927。《法学汇纂》该文本现保存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巴黎·希腊手稿·1384号。见Farmer’s Law，trans.by W.Ashburner，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32（1912），87-95。Notitiae dignitatum（ed.O.Seeck，Berlin，1876）完成于9世纪，是研究此期数百年拜占廷帝国行政管理问题的最重要的资料，目前有多种文本行世，见I.Zepos，Ius Graeco-Romanum，Athens，1931。《摩诺马赫法规》第70条规定了“维尔福”在其成员犯罪时的连带责任，而《罗斯法典》以罚款作为处理几乎所有犯罪行为的办法，见《〈罗斯法典〉译注》，王钺译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涅斯托尔著，王钺译注：《〈往年纪事〉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另见涅斯托尔著，朱寰、胡敦伟译注：《〈往年纪事〉——古罗斯第一部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前述塞奥发尼的《编年史》和尼基弗鲁斯的《简史》则包含了许多研究拜占庭农村问题的背景性材料。（注：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trans.by H.Turtledove，Philadelphia，1982.Nicephorus，Short History，translation，and commentary by Cyril Mango，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1990.）林根绍尔的《希腊罗马帝国史》、道格尔的《哈门诺布罗斯及〈农业法〉》则是现代拜占庭学家的专题著作，在众多成果中比较突出。（注：Zacharia von Lingenthal，Geschichte des griechish-romischen Rechts，Berlin，1892，p.32.Leo VI，Basilicorum libri LX，ed.H.Scheltrma and N.van Wal，Groningen，1988，p.249.F.Dolger，Harmenoplos und der Nomos Georgikos，Thessaloniki，1951，pp.151-161.）

拜占庭研究的一般结论认为，7—8世纪是拜占庭农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拜占庭帝国统治者放弃了查士丁尼一世致力于在古罗马帝国旧体制内重建帝国的经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军区制，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对拜占庭帝国生存极为重要的小农经济的发展，并奠定了拜占庭帝国此后数百年强盛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一时期拜占庭农业经济发生的变化却没有留下足够资料可供后人研究，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均比较零散，而伊拉克略、伊苏里亚和阿莫利诸王朝的皇帝立法在涉及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方面也不系统。正因为如此，《农业法》的资料价值就显得更为突出，可以说，要考察拜占庭农业问题必须了解《农业法》，不研究这部农业法就无法研究拜占庭农业史。

拜占庭学者首先围绕《农业法》的版本、成书年代开展了一系列学术争论。最先从事《农业法》研究的德国学者扎哈利亚·冯·林根绍尔在追踪《农业法》成书时代问题上获得突破性进展，他在其著名的《希腊罗马法律手稿史》中提出，《农业法》是由哈门诺布罗斯大法官本人根据前代立法编入《六书》选编，而非其后人杜撰。他同时根据对12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法律选编》一书的研究，认为哈门诺布罗斯不是《农业法》的作者，他编入《六书》中的《农业法》来自更早的法典，因为其部分条款早在8世纪就已经被编入当时的《法律选编》中。林根绍尔的观点得到大多数拜占庭学家的赞同，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农业法》成书于8世纪末或9世纪初，理由是该法律的文本风格与这个时期的立法和当时使用的语言相符。但是，林根绍尔在数十年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农业法》的内容和行文更多涉及查士丁尼一世以后斯拉夫人大举迁徙进巴尔干半岛时代的农村社会，更接近拜占庭皇帝利奥（717—741年在位）和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时期颁布的《法律选编》的内容，并因此推断《农业法》是这两位皇帝在位时期，即8世纪中期成文的。（注：Zacharia von Lingenthal，Geschichte des griechish-romischen Rechts，Berlin，1892，p.32.Leo VI，Basilicorum libri LX，ed.H.Scheltrma and N.van Wal，Groningen，1988，p.249.）这一观点引起很大争论，并激发学者们就有关问题进行多方面探索，此后，几乎所有拜占庭学家都在这个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对《农业法》提出的各种观点因此各不相同，特别是均未能对《农业法》文本不一的原因给出合理的解释。林根绍尔对《农业法》成书年代的观点影响极大，至今依然存在，但是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引导拜占庭学术界注意发掘《农业法》原始文本。对于《农业法》汇编时代的问题，笔者倾向于林根绍尔的伊苏里亚王朝说，并同意林氏提出的理由。笔者还认为，在没有发现新的历史资料之前，对《农业法》成书问题的讨论不再会产生学术上的突破，对该法汇编者的考证充其量也仅是一种推测，缺乏学术意义，特别是一些学者为该法成文时间发生的争论仅涉及几年或十几年的短时段，并不影响我们考察拜占庭农村。（注：陈志强：《拜占庭“农业法”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另外，包括乌斯本斯基、瓦西列夫斯基、鲁达柯夫、瓦尔纳德斯基等在内的部分东欧斯拉夫学者提出“斯拉夫农村公社说”，认为拜占庭农村生活完全受斯拉夫农村公社的影响，这种看法缺乏必要的根据。拜占庭农村生活方式是拜占庭社会自身长期发展的结果，在其发展过程中，斯拉夫移民曾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对这种影响估计过高。

关于拜占庭农村组织、土地利用、农民权益、居民身份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学者也从多方面做了研究，其中勒梅勒、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斯坦因、瓦西列夫、卡拉扬诺布鲁斯、乌斯本斯基等都对此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意见。（注：P.Lemerle，The Agrarian History of Byzantium，Galway University Press，1979，p.34.G.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J.Hussey，Oxford，1956，1968，p.82.E.Stein，“Vom Altertum im Mittelalter.Zur 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Finanzverwaltung”，in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41）1931，p.355.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isconsin，1958，vol.1，p.245.I.Karagiannoulos，To Buzantinon Krato V，Qessalonikh，1983，pp.90-99.J.B.Bury，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e Century，N.Y.，1911，pp.131-179所附原文本。）有关这一问题，苏联学者的见解自成体系，其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倾向被国际同行当做一家之言。（注：列夫臣柯：《拜占廷》，三联书店，1962年，第155页。乌达里曹娃：《论十五世纪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内在原因》，《史学译丛》，1955年第1期，第100页。）学者们大体上认为，拜占庭农村组织是国家的基本纳税单位。国家通过立法杜绝土地荒芜，以强制村庄集体完税来保证财税收入。国家通过行省政府实现对地方的管理，地方政府则主要以派遣巡回法官和税收官吏控制农村居民。土地以及菜园、果园、葡萄园和种植橄榄的林地也以份地的形式分配给农民使用，采取敞开式耕种外，园地则以栅栏和壕沟围起来。分散在村庄核心区的农民生活住区和村庄周围地带的公共土地包括放牧用的草场、砍伐生活用材的树林、河流经过的河畔等。由政府派遣的官吏主持进行的土地划分具有决定意义，每3年进行一次农村土地清查登记。在正式土地划分期间，税务官和法官将进行土地税收清查。目前尚无证据说明拜占庭帝国是否禁止土地买卖。农村居民包括什一分成租佃制和对分租佃制的承租人和租佃人、领取工钱的雇工、收取定金的代耕者、破产逃亡农民、牧牛人、园林看管人、奴隶主、磨坊主、牧羊人等，可见农民是指在农村生活劳动的居民，他们中既有以种植土地为生的农业劳动者，也有以经营畜牧业为生的牧民，贫富不同，生产劳动形式有别，但是，其地位平等，享有同等权利。农民均拥有独立财产和自由支配权，享有自由迁徙移居权，均有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权利，这种情况显然与同期西欧农村中普遍发展的庄园制和领主制有极大区别。

八、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研究

毁坏圣像运动是8、9世纪拜占庭教、俗统治集团发动的禁止使用和崇拜圣像的宗教政治斗争，这场运动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演变成为长期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以皇帝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于726年夏季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为开端，至843年幼帝米哈伊尔三世（842—867年在位）统治时期，摄政皇后塞奥多拉颁布反对毁坏圣像的《尼西亚法规》为止，持续了117年。学者们以这场运动标志当时的历史，称运动发生的百余年为“毁坏圣像运动时代”。

由于毁坏圣像派最终失败，有关毁坏圣像运动的资料遭到清除，当时皇帝们发布的法令、宗教会议法规和神学论文多被对立双方销毁，仅存残部，因此保留至今的史料非常有限。大马士革人约翰的《斥毁坏圣像者书》是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其他相关材料可以从沙夫编辑的《基督教教父文献选》、《塞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法令新编》）、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普罗柯比和尤西比乌斯的作品、约翰的《演讲录》等原始文件中找到。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学者们注意开展圣徒传记的研究，从中发现了大量有关毁坏圣像运动的材料，例如哈佛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在其公益网站上及时公布了他们整理的相关材料，可以部分弥补该课题研究史料的不足。（注：Ιωα′ννηζΔαμασκηνο′，Λο′γοι，τρει′ ομιλι′αικατα′τωνεικονομα′χων，by Andrew Louth，New York：St.Vladimir‘s Seminary Press，2003.P.Scaff，A Select Library of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in 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02.html，XIII，23.Theodosios，Codex Theodosianus：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trans.by C.Pharr and T.Davdson，Princeton，1952，XI，16、18.The Civil Law，Novellae，XXVIII，1-3.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284-813，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p.410.Procopios，The Secret History，trans.by G.Williamson，Harmondsworth，1981，IV，31.Eusebios of Caesarea，A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o the Twentieth Year of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trans.by C.Cruse，London，1847，VII，viii，4.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Series graeca，ed J.P.Migne，Paris，1857-1866，vol.67，507，42-43.Alice-Mary Talbot ed.，Byzantine Defenders of Images-Eight Saints’Liv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edited by Da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Washington D.C.，1998（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ource/cncl754.html，2005-3-14）.）

毁坏圣像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从726年到812年为第一阶段，其间，利奥三世发起的毁坏圣像运动引发了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有关如何对待圣像的争论。730年，利奥三世召开宗教大会，撤换了反对毁坏圣像的大教长日耳曼努斯，代之以拥护毁坏圣像的大教长阿纳斯塔西乌斯，并制定了有关的宗教法规，为毁坏圣像运动提供了宗教理论上的依据。利奥三世死后，其子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继位，毁坏圣像运动遂进入新时期。君士坦丁五世使这场运动的教义之争演化为对崇拜圣像者的迫害，引起全社会的动荡。他下令人人宣誓不崇拜偶像，焚毁大量圣像艺术品，并且使用石灰水清除教堂内的圣像壁画，还处死反对派高级教职人员，关闭由他们控制的修道院，没收其财产，强迫修士修女还俗。这一新的发展也促使罗马教皇最终摆脱了拜占庭皇帝的控制，在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的支持下，建立起教皇国。毁坏圣像运动至君士坦丁六世（780—797年在位）继位之初发生了重大转折。以摄政皇后伊琳妮为首的反对毁坏圣像者大举反攻倒算，不仅全面废除了以前历代皇帝毁坏圣像的法令和宗教法规，而且对参加毁坏圣像运动的教俗人士大肆迫害。787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公开反对毁坏圣像，下令人人崇拜偶像，并规定世俗君主无权干涉教务。毁坏圣像派的势力一度销声匿迹，直至米哈伊尔一世（811—813年在位）退位。皇帝利奥五世（813—820年在位）继位标志着毁坏圣像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利奥是毁坏圣像派的坚定支持者，他以君士坦丁五世为榜样，重新推行前代毁坏圣像派皇帝颁布的法令，废除787年尼西亚基督教会议的决议，并开始新一轮对反毁坏圣像者的迫害。大批主教和教职人员被解除教职，或被监禁和流放。这种迫害至塞奥弗鲁斯一世（829—842年在位）统治时期进一步升级，反对派教士被施以酷刑。直至塞奥弗鲁斯之子、年仅6岁的米哈伊尔三世继位时，摄政皇后塞奥多拉重申崇拜圣像教义，全面复辟，重新颁布反对毁坏圣像的《尼西亚法规》，同时她再次确立皇权对教权的控制和对教会事务的干涉权。为了平息因毁坏圣像运动引起的社会动荡，她实行宗教安抚政策，为过去因这一运动受到迫害的教俗人士平反，从而最终结束了毁坏圣像运动。

学者们对这场运动的起因、进展过程、两次转折的细节、影响和性质都提出过多种意见，但是，大多不够全面系统或有失偏颇，其重要原因在于学者们使用的历史资料非常有限且各不相同。瓦西列夫、曼格、亚历山大、伦巴德、斯坦因、格瓦特金、卢夫思、彼得森、埃顿、贝尼斯、海费利、哈尔顿、吉纳科普洛斯、理查德、格里斯、布里连托夫、布雷尔、琼斯、基罗、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布莱赫尔、伯里、卡拉扬诺布鲁斯等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值得关注，特别是其中专门从事该课题研究的伦巴德、斯坦因、哈尔顿、基罗的作品值得细读。（注：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isconsin，1958，vol.1，p.252.C.Mango，Byzantium and Its Image，London，1984，ch.2.P.J.Alexander，The Patriarch Nicephorus of Constantinople，Oxford，1958，pp.6-22.A.Lombard，Constantin V，empereur des Romains（740-775），Paris，1902，pp.127-128.E.Stein，Der Beginn des byzantinischen Bilderstreites und seine Entwicklung，Muenchen，1980，ch.1.H.M.Gwatkin，Studies of Arianism，Cambridge，1900，ch.2.F.Loofs，Nestorius and Hi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New York，1914，pp.5-25.E.Peterson，Der Monotheismus als politisches Problem，Leipzig，1939，ch.2，3.G.Idem，“Byzantinism and Hellenism”，in Balkan Studies，1968，IX，pp.101-126.N.H.Baynes，“Alexandria and Constantinople：A Study in Ecclesiastical Diplomacy”，in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12）1926，p.49.K.J.Hefele，A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London，1896，vol.5，pp.95-96.Παπαρριγοπου′λο，Ιστορι′ατουΕλληνικου′εθνου′ απο′τωναρχαι′οτατωνχρο′νωνμε′χριτωννεω′τερων，Αη′να，1860-1877，vol.3，pp.45-80.Harrton，“The Policy of Iconoclasm”，in Byzantine Studies，（38）1977，pp.161-184.Geanakoplos，“Church and State in the Byzantine Empire：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roblem of Caesaropapism”，in Church History，1969，III，pp.381-403.B.Richards，The Popes and the Papac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London，1979，pp.186-191.Evagrius Scholasticus，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with the Scholia，ed.by J.Bidez and L.Parmentier，London，1898；rp.Amsterdam，1964，III，xiv.Le Dictionnaire de theologie catholique，X，pp.2307，2323.B.Richards，Consul of God：the Life and Times of Gregory the Great，London，1980，p.105.F.Gorres，“Justinian II und das romische Papsttum”，in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18）1908，pp.440-450.A.Brilliantov，Emperor Comstantine the Great and the Edict of Milan，London，1937，pp.157.M.F.Hendy，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Cambridge，1985，p.214.A.Bryer，“Byzantine Monasteries”，in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16）1979，p.219.Q.Cataudella，“La cultura bizantina in Sicilia”，in History of Sicily，Napoli，1980，p.56.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Oxford：Basil Blackwell，1964，pp.607-686.S.Gero，Byzantine Iconoclasm during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V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Oriental Sources，Louvain，1977，ch.1.J.F.Harrton，“The Policy of Iconoclasm”，in Byzantine Studies，（38）1977，pp.161-184.G.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J.Hussey，Oxford，1956，1968，p.149.L.Brehier，Vie ed mort de Byzance，Paris，1946，Oxford，1977，p.59.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Amsterdam：Adolf M.Hakkert，1966，p.216.I.Karagiannoulos，Ιστορι′αΒυζαντινου′Κρα′του，Θεσσαλονι′κη，1992，vol.2，pp.50-51.）一般认为，毁坏圣像运动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宗教文化方面的，也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它于8世纪爆发并非偶然，是拜占庭教会、世俗最高权力集团长期斗争、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拜占庭社会不同族群利益博弈的过程，因此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罕见。

这场旷日持久的毁坏圣像运动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因而引起拜占庭学界广泛的注意。毁坏圣像运动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它对于刚刚建立统治的伊苏里亚王朝稳定权力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与皇权抗衡的教会势力，世俗权力借此进行彻底的打压，皇权就是通过这场斗争恢复了对教会的控制。拜占庭世俗统治集团借助毁坏圣像运动这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斗争，大张旗鼓地打击反对派教士，瓦解了教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从而使世俗统治集团占了上风。在拜占庭历史上，教会始终未能像罗马教会那样发展成为凌驾世俗权力的至高权力，其重要原因显然是毁坏圣像运动对教会势力的致命打击，这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毁坏圣像运动的长远影响。清除政治分裂势力和强化中央集权是毁坏圣像运动的重要结果，对拜占庭政治生活的影响非常深刻。毁坏圣像运动还在拜占庭军队建设方面产生直接影响，它鼓舞了拜占庭军队主力战区东部各军区的士气，稳定了边境局势。而军事政治局势的稳定又有效地促进了皇帝们从经济上打击教会的目的的实现，大幅度增加了国家的税户和收入。最后，毁坏圣像运动在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运动中两派都对教会文化进行打击，遏止了自5世纪开始的教会文化迅速发展的势头，并为世俗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机会，最终使拜占庭教、俗文化在不同领域共同发展，形成了拜占庭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九、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特点研究

拜占庭帝国1120余年历史中在位皇帝共有93人，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50年，最短的几个月。他们作为拜占庭帝国最高权力的象征和主宰，对拜占庭历史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拜占庭帝国是欧洲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专制君主国家，从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建立君士坦丁王朝开始，拜占庭帝国历史就揭开了“家天下”政治的篇章，从此，拜占庭皇帝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宗教等各种社会权力集于一身，通过庞大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控制帝国的内政外交。拜占庭皇帝的至高权力是拜占庭帝国复杂政治生活的核心，而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则构成拜占庭帝国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要了解拜占庭政治制度的演化，就必须研究其皇帝继承问题。而有关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的特点研究最主要的是改变传统的注重个别皇帝的细节研究方法，进行宏观研究的理论突破。就此而言，美籍拜占庭学家德沃尔尼克的《早期基督教和拜占庭政治哲学》和希腊籍拜占庭学家卡拉扬诺布鲁斯的《拜占庭政治理论》可视为典型之作。（注：F.Dvornik，Early Christian and Byzantine Political Philosophy，2 vols，Washington DC，1966；I.Karagiannopoulos，ΗΠολιτικη′Θεωριατω′νΒυζαντινω′ν，Θεσσαλονι′κη，1988.对拜占廷全部皇帝的个体研究论文也很多，这些微观研究的成果对宏观考察帮助极大。陈志强：《拜占廷皇帝谱牒简表》，载《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1—369页。H.Hunger ed.，Das Byzantinische Herrscherbild，Darmstadt，1975.）由于相关研究涉及拜占庭历史的史料较多，这里不再详细例举。

与古代世界其他专制君主制国家相比（注：赵锡元在其《论商代的继承制度》一文中论证了商代王位继承制度的实质是父子继承，特别指出兄终弟及的现象不过是传子制中必要的补充形式，见《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辜燮高先生认为，兄终弟及制度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是父死子继制度形成的必经阶段，辜燮高：《苏格兰、日本、英格兰和中国的兄终弟及制》，《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从继承制看马克白斯在苏格兰历史上的地位》，《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杨升南在其《是幼子继承制，还是长子继承制？》一文中对幼子继承制提出异议，不仅对周公以前实行幼子继承制的意见表示否定，而且对是否存在这种继承制度表示怀疑。本文作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幼子继承制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杨文见《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拜占庭皇帝继承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有的学者认为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是原始社会母权制残余的反映，是长子继承制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在拜占庭帝国，这一继承方式则成为父死子继的补充，它不仅体现了男性继承的原则，而且维护长子继承原则，因为它是在父死子继和长子继承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发挥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拜占庭皇帝继承方式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在多样的继承形式中缺乏主从关系，事实上，父死子继是各种继承形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制度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在位皇帝必须有男性继承人，如果缺乏这一条件，父死子继制度就要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血亲继承和不使皇权旁落，其他继承形式即成为必不可少的辅助形式。其中包括女儿继承、姐妹继承、遗孀继承等，继承的顺序也基本符合拜占庭继承法原则。这种制度的形成和实施需要有必要的外部条件为前提，或者说，由于外部条件的差异，父死子继制度在古代世界各国的表现有所不同。拜占庭帝国传统的婚姻制度和保守的基督教婚姻法制约其父死子继制度的正常推行，同时也产生出多种补充形式辅助这种主要的继承方式。

多样性的继承方式确实从表面上维系了拜占庭王朝的延续，但是仍然不能解决皇室缺乏继承人的根本问题，因此，皇权继承的结果表现出不稳固性。高度集中的权力使得拜占庭帝国所有具备了皇位继承权的势力都千方百计地参与争权夺利的血腥较量。笔者认为，除了许多外在的因素外，拜占庭皇室男性继承人少是最重要的内在因素。而拜占庭婚姻制度又是造成皇室缺少男性继承人的决定性因素，对皇权继承具有深刻影响。拜占庭历史上有近三分之一的皇帝由于没有结婚或无子而无法进行正常的皇位传承，这就使以父死子继为主要继承方式的多样性的皇权继承难以维持，进而导致频繁激烈的皇权继承斗争。拜占庭传统婚姻制度对皇权继承的消极影响直接造成婚龄滞后和未成年皇帝继承人数量增多，而处于未成年皇帝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与缺少继承人的拜占庭帝国一样成为争夺皇权的斗争旋涡。这种斗争表现为继承过程的凶险和斗争的残酷。拜占廷帝国皇帝中有半数以上使用非法的暴力手段登基，其中既有军事兵变，也有宫廷政变，至于兄弟姐妹、叔侄甥舅和君臣将帅之间大动干戈、勾心斗角的夺权斗争更是层出不穷，拜占庭帝国皇权斗争的激烈和残酷为世界古代各国王室所罕见。孟德斯鸠（1689—1755）曾以鄙视的态度写道：“希腊帝国的历史除了连篇累牍的叛乱、暴动和背信弃义别无其他内容。”（注：Montesquieu，Conside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rnains et de leur decadence，New York，1882，p.437.）孟德斯鸠的意见虽然代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代对拜占庭历史的看法，失之偏激，但却形象地总结了拜占庭皇权继承斗争的激烈状况。客观分析拜占庭皇权斗争异常残酷激烈的原因，显然在于皇权的高度专制集中、皇位继承人的不确定和继承权力的分散。

十、拜占庭宗教与文化研究

拜占庭宗教问题研究一直是史学界和宗教学界高度关注的研究课题，而相关资料目前基本实现了电子化，以公益网站的形式提供给全世界读者免费下载。例如多种基督教文献网上数据库、中世纪史文献资料数据库，同时OCLC-NewFirstSearch文献检索系统、PQDD（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即“数字化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人文社科版）文献检索系统、Uncover数据库、CSA数据库、Ebsco数据库、以及剑桥科学文摘数据库等大型检索查询系统也提供了诸多方便。仅以有关拜占庭教会和文化的著作为例，检索结果包括OCLC检索系统提供的近10年来出版的专著60部和论文517篇，Ebsco检索系统提供的著作与论文共31个条目，而PQDD系统提供了自1985年以来有关的博士及硕士论文共有9篇。（注：南开大学吴舒萍和张俊芳博士的学位论文对这一时期的宗教与文化问题有更全面、深入的讨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相关部分。吴舒萍：《东正教对拜占廷人精神气质的影响》，南开大学，2003年。张俊芳：《14—16世纪拜占廷学者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研究》，南开大学，2007年。）例如其中从总体上把握东正教与文化的专著有瑞雅的《拜占庭教会与文化》、尤森科的《拜占庭世界的意识形态、文字和文化》、卡瓦罗的《拜占庭人》，它们论及东正教对拜占庭艺术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的影响，后者按照穷人、农民、士兵、教师、妇女、商人、主教、职员、皇帝、圣徒等分类对拜占庭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进行了描述。（注：Joseph Raya，Byzantine Church and Culture，Alleluia Press，1992.Ihorcenko，Ideology，Letters and Culture in the Byzantine World，London，1982.G.Cavallo，The Byzantines，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7.）

目前关于拜占庭文化研究的切入点颇为多样化。其一，关于拜占庭文化的各种具体形态的研究非常细致，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可分成圣像、宫廷、园林、钱币以及绘画等诸多方面。这一类著作一般会涉及某一具体文化形态的特征、产生原因及其历史作用，其间不乏教会与某类文化形态之间的联系。例如马格瑞的《829—1204年拜占庭的宫廷文化》讨论拜占庭宫廷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宫廷的人员构成、礼仪、艺术和建筑等诸多领域。其二，拜占庭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涉及与俄罗斯文化、西方的文艺复兴、东欧的巴洛克文化以及同阿拉伯文化的联系，例如乔格颇罗的《中古后期的克里特和威尼斯：一种对拜占庭遗产的盗用》一文探讨拜占庭文化对威尼斯艺术的影响及渠道。其三，关于拜占庭文化的阶段性研究比较侧重三个时期，即7世纪前后的转型期、9—12世纪的繁荣期和12世纪的转型期、科穆宁王朝时期的文化转型。哈尔顿的《7世纪的拜占庭：一种文化的转型》一书探讨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背景，如政治、城市、财政与军事管理、法律、政府等，霍斯顿的《东正教福音遗产的复活》和克里索斯托姆的《东正教的神秘主义神学：对普遍基础的注释》对拜占庭人的精神活动进行了探讨。（注：H.Maguire，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London，1997.Maria Georgopoulou，“Late Medieval Crete and Venice：An Appropriation of Byzantine Heritage”，in Art Bulletin，Sep.1995，Vol.77.J.F.Haldon，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Cambridge，1990.S.Houston，“Orthodox Rekindle Evangelistic Heritage”，in Christianity Today，Oct.97，Vol.41.Chrysostomos，“Jung and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Comments on Common Ground”，in Pastoral Psychology，Sum.1990，Vol.38.）

国外史学界和宗教学界对拜占庭东正教史研究也取得很多成果，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胡塞的《拜占庭帝国史》、贝尼斯的《拜占庭帝国》、尼克尔的《拜占庭最后世纪的教会与国家》。（注：J.M.Hussey，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e Byzantine Empire，Oxford，1986.N.H.Baynes and H.Moss eds.，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Oxford，1948.D.M.Nicol，Church and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y of Byzantuim，Cambridge，1979，1993.）我国宗教学界关于东正教的研究始于建国以前，早在1941年罗金声就撰写了《东方教会史》，80年代以后，乐峰的《东正教史》、张百春的《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书籍的某些部分涉及拜占庭宗教问题。（注：罗金声：《东方教会史》，上海书店，1996年。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俄罗斯东正教神学》。陈志强：《独特的拜占廷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总体看来，学者们认为，拜占庭神学的主要来源是古典希腊哲学和犹太宗教的神秘思想。拜占庭帝国的主要疆域为希腊和希腊化地区，古代希腊哲学在这里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柏拉图哲学中独立于人的心灵并与人的知识相对应的“理念”，和独立于人的肉体并有别于人的感性世界的“灵魂”学说对拜占庭神学影响至深。按照柏拉图主义的说法，理念世界是完美的、永恒的和真实的，由理性、激情和欲望构成的灵魂就生活在理念世界中，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不幸的灵魂与肉体结合而堕落，其纯正的特性因此被干扰；不朽的灵魂需要通过学习，回忆知识，返璞归真，重归理念世界。这套学说通过基督教早期神学家之手演变为拜占庭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世界体系原则和灵魂等级学说对拜占庭神学也有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等级依照世界万物的等级而排列，最低等级的灵魂是植物灵魂，其次是动物灵魂，人类的理性灵魂是高级灵魂（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第10卷中对灵魂、理想等问题做了透彻的阐述，参见柏拉图著，郭斌和等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87—426页。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论灵魂》（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全面反映了亚氏的灵魂等级理论。），“如同整个自然之中的每一种存在物里都有一种潜在的原则和一个把它们带入存在的动力因”。（注：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页。）这里，一个等级不同的世界体系和每个等级灵魂寻求最高原则的动因的学说就为拜占庭神学提供了外在的理论轮廓。当柏拉图的“理念”变为支配自然的“逻各斯”，斯多噶派哲学中理性心灵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哲学时，禁欲节制、服从忍让、仁爱慈善就逐渐成为基督教伦理的核心，也奠定了拜占庭基督教的伦理基础。1世纪初前后的犹太哲学家菲洛将古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宗教思想相结合，认为只有具有灵性的人才能了解上帝，逻各斯是神、人中介的“灵”，现世的人唯有靠逻各斯才能摆脱罪恶和堕落，这些思想成为基督教“道成肉身”和“基督救赎”等主要信条的来源，也是拜占庭神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关于拜占庭文化的研究，大多涉及具体作家和作品。例如早期拜占庭作家的代表人物尤西比乌斯的个案研究，涉及其撰写的《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所展示出的古典文学和基督教文风，或者涉及其思想倾向和文化贡献，而历史学界更为关注其作品提供的史实信息。（注：Eusebius，Church History，Life of Constantine，Oration in Praise of Constantine，edited by Schaff，P.，New York：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1890.Eusebios of Caesarea，Ecclesiastical History，trans.by K.Lake and J.Oulton，Loeb Classical Library，2 Vols，London，1997.Eusebios of Caesarea，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trans.by G.Williamson，New York：Penguin，1965.）又如关于5、6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左西莫斯和普罗柯比的研究偏重探讨他们在历史编纂中保持古希腊史家的文风和开创教会史和传记文学的贡献。（注：F.Paschoud，Cinq etudes sur Zosime，Paris，1975，p.28.Zosime，Histoire nouvelle.德国学者整理的版本为1887年版，后以《国库伯爵和法官左西莫斯的新历史》（Zosimi comitis et exadvocati fisci historia nova）之名重印，最新版为英文版：Zosimos，The History of Count Zosimus，Sometime Advocate and Chancellor of the Roman Empire，trans.by J.Buchanan and H.Davies，San Antonio TX，1967；trans.by R.Ridley，Canberra，1982。普罗柯比传世之作颇多，代表作主要有《战记》、《秘史》和《建筑》，目前均有英文译本。）拜占庭学界注意到，7—9世纪期间，拜占庭帝国既没有名垂青史的作家，也缺少不朽的作品，因为当时的帝国面临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入侵，大片领土丧失于入侵者，战争需要武器而忽视文学，拜占庭文学在此背景下难以发展。直到9世纪以后，以弗条斯和普塞罗斯等大学者为代表的拜占庭知识界掀起了文化复兴运动，促进了所谓“马其顿文化复兴运动”的兴起。拜占庭学界侧重研究他们的文化贡献和不朽的文化地位。（注：弗条斯传世代表作主要有《书信集》、《演讲录》和《书目》，目前已被翻译为多种文本，参见Δ.Ζακυ η′νο，Βυζαντιυη′κει′μενα，Α η′να，1960.Michael Psellos，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trans.by E.R.Sewter，N.Y.：Penguin，1966；和Michael Psellos，The History of Psellus，ed.J.B.Bury，London，1899。）至于拜占庭艺术和诗歌的研究，则大多属于技术层面的探讨，例如诗歌素材是如何既歌颂上帝和圣徒，也颂扬人类美德，作者是采用何种形式抨击时弊，如何模仿古代希腊作品，讽刺的对象涉及哪些政客的虚伪和道德的堕落，抒情浪漫诗歌是如何表现传奇爱情故事，等等。而对戏剧、音乐的研究，技术性更为突出，例如两重唱的音乐形式是如何从应答对唱的诗歌形式中发展出的，韵律诗歌对12音阶和15音阶的形成起了何种促进作用，重音、和声、对位等音乐形式是如何形成的等等。（注：E.Wellesz，A History of Byzantine Music and Hymnography，Oxford，1961.）这样的题材非常丰富，特别是近年来现代技术手段为拜占庭艺术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工具，极大推进了相关研究的发展。我们可以用“绚丽多彩”和“眼花缭乱”来形容大量涌现的成果。

拜占庭文化是欧洲中古文化的明珠，是人类文化宝库的珍贵遗产，它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拜占庭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游牧民族普遍冲击农耕民族的时代，保护古典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免遭灭亡，使古典文化能够传于后世。同时，拜占庭人使古典文化适合于中古社会生活，形成古典文化的特殊形式。拜占庭文化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在文化发展缓慢的中古欧洲发挥积极作用，直接促进斯拉夫世界的文明化，加速斯拉夫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并形成以东正教为核心的东欧世界。拜占庭文化还对包括伊斯兰文化在内的周围其他民族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中古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拜占庭文化为中古晚期的西欧提供有利于未来发展的进步因素，在学术和艺术领域留下的宝贵遗产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世界。对于拜占庭文化的历史地位，学界没有争论。学者们在拜占庭文化影响的细节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其中关于拜占庭文化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热点。

学者们普遍认为，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军事征服时期的拜占庭学者，在流亡西地中海世界期间，直接带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他们在意大利古典文化的复兴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他们以深厚的古典文化、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素养，有利地推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耶鲁大学的金纳考普洛斯教授认为，在复兴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正是拜占庭流亡学者，因为他们对于拓宽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学者的眼界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他特别以克利索罗拉斯、普莱松、贝萨隆、加扎、特雷庇隆的乔治、姆修拉斯和考里尔基斯等拜占庭知名学者为例，说明这一观点。金纳考普洛斯认为，拜占庭学者加扎和阿基罗保罗斯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贡献最大，前者通过翻译希腊作品使西方人认识了许多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希腊作家和拜占庭作家，后者使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兴趣由修辞学转向抽象哲学。瓦西里耶夫《拜占庭帝国史》除了全面涉及上述拜占庭学者在意大利的活动，还特别指出不是拜占庭流亡学者引发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而是意大利社会发展导致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唤起了意大利人对古典文化的兴趣。维尔森的《从拜占庭到意大利》论述了拜占庭人保存的古典文化如何在意大利得到复兴，详细分析了古希腊文化复兴中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拜占庭学者之间的关系。汤姆森认为拜占庭学者克利索罗拉斯在意大利的教学活动不仅传播了希腊知识，而且提供了唤醒处于长期睡眠状态的意大利学术所必需的精神。森迪斯、尼科尔、弗莱迪等都在这一领域的宏观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注：D.J.Geanakoplos，Greek Scholars in Venice：Studie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Greek Learning from Byzantium to Western Europ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D.J.Geanakoplos，Constantinople and the West.Essays on the Late Byzantine（Palaeologan）and Italian Renaissances and the Byzantine and Roman Churches，Medina，1989.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isconsin，1958，vol.II.N.G.Wilson，Scholars of Byzantium，London，1996.N.G.Wilson，From Byzantium to Italy，London：Duckworth，1992.I.Thomsom，“Manuel Chrysoloras and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Vol.7，No.1，1966.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Bristol：Thoemmes Press，1998.D.Nicol，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Seaby Ltd.，1991.E.Fryde，The Early Palaeologan Renaissance（1261-1360），Leiden，2000.）

在这一课题中的个案研究成果更值得注意。布鲁克尔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专门研究这个文艺复兴的重镇，金纳考普洛斯则考察了手稿抄写匠米歇尔·阿堡斯陶利斯在意大利的实际生活，科勒和汉克伊斯研究的重点在拜占庭著名学者普莱松，蒙法萨尼重新考察了贝萨隆，哈伊则探讨彼特拉克和薄迦丘如何学习希腊语的。（注：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Deno John Geanakoplos，“A Byzantine Looks at the Renaissance”，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Vol.1，No.2，1958.A.G.Keller，“Two Byzantine Scholars and Their Reception in Italy”，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20），1957，p.23.James Hankins，Plato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Vol.1，Leiden﹠New York﹠Koln：E.J.Brill，1994，vol.1，pp.220-222.JohnMonfasani，Byzantine Scholars in Renaissance Italy，Hampshire﹠Vermon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5.哈伊·丹尼斯著，李玉成译：《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是以地域或专题为重点的。林塞从艺术、戏剧、音乐和文学方面论述了拜占庭文化在欧洲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怀特通过拜占庭移民研究追寻拜占庭文化西传的轨迹，布朗宁研究的重点是拜占庭抄写匠的作用，克利斯特勒和汉克斯则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意大利的影响，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涉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细节的变化，金纳考普洛斯以威尼斯为研究的中心，哈斯金斯分析了阿拉伯人翻译运动的特殊作用，等等，难以尽述。（注：Jack Lindsay，Byzantium into Europe，London：The Bodley Head，1952，p.11.Jr.Lynn White，“The Byzantinization of Sicil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2，No.1，1936.p.1.R.Browning，“Byzantine Scholarship”，Past and Present，No.28，Jul.1964，p.3.Paul Oskar 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 and Its Sourc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等译，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D.J.Geanakoplos，Greek Scholars in Venice：Studie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Greek Learning from Byzantium to Western Europ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3.H.Haskins，“The Greek Element in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1920，p.603.D.J.Geanakoplos，Constantinople and the West.Essays on the Late Byzantine（Palaeologan）and Italian Renaissances and the Byzantine and Roman Churches，Medina，1989.D.J.Geanakoplos，Byzantium.Church，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Chicago-London，1984.Deno John Geanakoplos，Medieval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Byzantine and Islamic Worlds：Interaction of Three Cultures，Lexington，Mass.：D.C.Heath，1979.B.M.Nicol，Byzantium and Venice.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Cambridge，1988.C.M.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1180-1204，Cambridge，Mass.，1968.J.R.Smith，“Government in Latin Syria and the Commercial Privileges of Foreign Merchants”，in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Middle Ages，Derek Baker ed.，Edinburgh：R.﹠R.Clark Ltd.，1973，p.109.Nancy Bisaha，“Petrarch‘s Vision of the Muslin and Byzantine East”，Speculum，Vol.76，No.2，April，2001，p.284.Ch.Diehl，Byzantine.Grandeur et decadence，Paris，1920，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Naomi Walford，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7.Adelbert Davids，The Empress Thophano：Byzantium and the West at the Turn of the First Millenniu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在这些学者中，布克哈特和金纳考普洛斯的成果，因质量很高，值得读者特别注意。

由于学者们使用的文献不同，他们在拜占庭文化西传问题上的意见有别，特别是关于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历史作用看法不一。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拜占庭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早于伊斯兰教的兴起，但是，两种文化的频繁交往是在7世纪中期伊斯兰教兴起以后。随着阿拉伯军队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伊斯兰文化与被征服地区和交战民族进行广泛的接触，并吸收其他文化因素，拜占庭文化是早期伊斯兰文化学习的对象。在阿拉伯军队占领的原拜占庭帝国领土上存在许多拜占庭文化中心，例如叙利亚的安条克、巴勒斯坦的恺撒利亚和加沙等，其中埃及亚历山大最为重要。伊斯兰文化正是在波斯、小亚细亚、拜占庭和印度诸种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无论在古籍整理、科学技术、建筑艺术、文学诗歌、教育学术等精神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官僚机构、职官名称、货币铸造等物质生活方面都广泛吸收了其他文化特别是拜占庭文化的要素。但是学者们在两者对西欧文化的影响上存在分歧，为数不少的学者存在忽视拜占庭文化重要影响的倾向。他们或者避而不谈拜占庭文化的重要性，或者贬低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在许多相关论文和专著中，拜占庭文化都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部分学者在文化传播史的考察中，忽视了拜占庭文化传播的持久性和阶段性，没能注意拜占庭文化在千余年间不间断的对外交流，更不了解拜占庭文化在传播中出现的多次高潮，而只是片面地就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进行考察，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还有一些学者简单地认为，中古欧洲完全陷入文化衰落，是阿拉伯人担负起继承和传递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历史责任。他们没有认识到，在14世纪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欧只是被动地、零散地接受少量的外来文化，包括阿拉伯人在西西里和西班牙向西欧介绍的个别学科或个别作家的成果，因为西欧缺乏必要的文化需求。只是当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社会逐步取代封建主义的农本社会时，早期资产阶级才在其物质财富大量积累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的文化需求，以提高生活质量。他们借助古代文化冲击旧社会精神桎梏，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于是，一个积极主动全面接受古代文化的时代才真正到来。恰在此时，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和大批拜占庭学者的西迁，为西欧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提供了机会。因此，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据具体的史实，将考察的对象置于各个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得出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

十一、拜占庭帝国的对外活动

拜占庭地处欧、亚、非三大陆结合部，这一地区在东西贸易和文化交往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同时也是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地。因此，拜占庭长期处于外部民族的入侵威胁之中，随时处于临战状态，时刻准备抵抗敌人的入侵。然而，对于外部入侵，仅靠战争方式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拜占庭国家还必须通过“外交”手段达到抵御外敌的目的。“外交”和“对外关系”等概念在拜占庭帝国时代和我们今天有极大的不同，正如卡拉扬诺布鲁斯教授所说：“不能用我们今天对外交使节和外交官员的概念去理解拜占庭帝国时代的有关问题，否则只能将我们引入误区，因为拜占庭帝国不存在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外交官。”拜尼斯也认为：“我们不能以现代概念去认识拜占庭帝国的外交大臣。”（注：I.Karagiannoulos，ΤοΒυζαντινο′νΚρα′το，Θεσσαλονι′κη，1983，p.81.N.H.Baynes and H.Moss eds.，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Oxford，1948，p.306.）近代以前的欧洲，民族国家尚处于形成的过程，国家的概念十分淡漠，诸如日耳曼、斯拉夫等不同族群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既无固定明确的疆界，也无稳定的都城。因此，除了像波斯王国和阿拉伯帝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外，拜占庭帝国所要面对的民族和要处理的对外关系都与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不同，所谓“对外活动”主要是指用以寻求缓和外敌入侵威胁，维持和平关系的经贸文化交往行动，是作为军事对抗和武装冲突的补充手段。

拜占庭—罗斯关系研究是本领域最重要的课题。因为斯拉夫人是对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影响最深远的外来民族，而拜占庭帝国与古罗斯人的关系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两者的历史联系极为深远，关于它们的研究可以相互补充。有关拜占庭与罗斯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东欧史的发展脉络，还对理解中世纪欧洲史和东正教史大有助益。（注：南开大学国春雷博士的学位论文对这一时期拜占庭与俄罗斯的文化联系问题有更全面、深入的讨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相关部分。国春雷：《拜占廷—罗斯关系研究》，南开大学，2007年。由于笔者不通俄语，故相关史料均引自国春雷的博士论文。另见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5页。苏联著名史学家М.В.列夫臣柯曾明确指出拜占庭—罗斯关系研究对于罗斯历史研究的重要性。ЛевченкоМ.В.，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византийскихотношений，М：изд.Академиинаук.СССР.1956.с.3.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20页。有关的俄文参考书目在此不一一列举。）

相关研究依据的资料包括编年史、传记、论文与训诫、法律文献、条约与协议、公文、信函与文学作品等，如《费奥凡的继承者》着重讲述813—961年间的历史，拜占庭帝国高官克德林的《历史述论》保留了许多811—1057年间的手稿，阿达里阿特的《历史》讲述了1034—1079年间的历史（注：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византийскихцарей，ПродолжательФеофан，пер.статьи.комментарии，ЛюбарсковоЯ.Н.，СПБ：Наука，1992.Ioannis Scylitzae Synopsis historiarum，ed.J.Thurn，Berlin，New York，1973.МихаилАтталиат，История，пер.ВасильевскийВ.Г.，См.Васильевский，В.Г.，Труды，т.I，СПБ：1908.），左纳拉斯的世界编年史《简史》中最珍贵的部分是关于11—12世纪的历史记载，侯尼雅迪斯的《编年史》从创世写到1206年，是唯一记载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的编年史（注：Zosimos，The History of Count Zosimus，Sometime Advocate and Chancellor of the Roman Empire，trans.by J.Buchanan and H.Davies，San Antonio TX，1967，trans.by R.Ridley，Canberra，1982.Niketas Choniates，City of Byzantium，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trans.by H.Magoulias，Detroit，1984.НикитаХониат，История，пер.ЗабороваМ.А.，См.ИсториякрестовыхпоходоввдокументахиматериалахМ：1975.），阿克罗包利迪斯的《当代编年史》记载了1203—1261年间的历史，帕西迈利斯关于帕列奥列格王朝前两帝的《历史》对1308年事件有详细描述，《斯弗兰齐斯编年史》讲述了1402—1477年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注：ГеоргийАкрополит，ЛетописьвеликогологофетаГеоргияАкрополита，пер.ТройцкийИ.Е.，Сакт-петербург：1863.ГеоргийПахимер，ИсторияоМихаилеиАндроникеПалеологах，переводподредакциеюпрофессораВ.Н.Карпов，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862.ГеоргийСфрандзи，Большаяхроника，пер.ВеселаготЕ.Б.Византийскийвременник，том3，Москва：Наука，1953.），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通史《往年纪事》深受拜占庭史学家马马拉、阿玛尔托尔、玛纳斯、佐纳拉等人的影响。《俄罗斯编年史全集》是基辅罗斯分裂后各个罗斯公国编撰的编年史合集，该书可以补充、矫正《往年纪事》的内容，还提供了《往年纪事》以后的资料信息。（注：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РусскиЛетописей，Москва：изд.Язык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1990.Нестор，подготовкатекста，перевод，статьиикомментарии，Повестьвременныхлет，Д.С.Лихачева，Санкт-Петкрбург：Наука，1996.）这些编年史大多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也往往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一些文学作品也能作为重要史料。现代专著主要包括乌斯片斯基的《10世纪的罗斯与拜占庭》、瓦西里耶夫的《860年罗斯对君士坦丁堡的远征》、列夫臣柯的《俄罗斯与拜占庭关系简史》、迈恩多夫的《拜占庭与莫斯科罗斯：14世纪教会与文化交流史概论》、阿瓦的《莫斯科沙皇与拜占庭皇帝》。（注：Ф.И.Успенский，РусьиВизантиявXвеке，Одесса：1888.A.A.Vasiliev，The First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 in 860-861，Cambridge，Mass.，1946.М.В.Левченко，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византийскихотношений，Москва：СССР，1956.ИоаннМейендорф，ВизантияиМосковскаяРусь，ОчеркпоисториицерковныхикультурныхсвязейвXIVвеке，Paris：YMCA-PRESS，1990.В.Савва，Москоскиецариивизантийскиевасилевсы，Харьков：1901.）有关论文数量众多，基本上分布在学术期刊及论文集中，比较重要的学术刊物有《拜占庭学报》、《国民教育部期刊》、《古代史通报》、《历史问题》、《皇家科学院论丛》、《世界文化史通报》、《历史杂志》、《古代希腊罗马与中世纪》、《拜占庭研究》（德）和《敦巴顿橡树园学报》（美）等，而重要的论文集主要包括《拜占庭论文集》、《拜占庭汇编》和卡尔波夫主编的《中世纪的黑海沿岸》等。（注：Византийскийвременник.ЖурналМинистерстваНародногоПросвещения.Вестникдревнейистории.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Вестникисториимировойкультуры.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журнал.Античнаядревностьисредниевека.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Dumbarton Oaks Papers.Византийскиеочерк.Причерноморьявсредниевека，подред.С.П.Карпова，Москва：Изд.Московск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拜占庭与古代罗斯关系研究存在争论的问题是早期罗斯人是如何接受拜占庭宗教文化影响的，达基采夫（1686—1750）、米哈伊尔·舍尔巴多夫（1733—1790）、卡拉姆津（1766—1826）等致力于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沙皇俄国时代俄罗斯科学院编辑的《俄国史》也涉及这一问题，俄罗斯科学院遂聘请的外国学者如德国的巴耶尔、施特利捷尔、克鲁格等参与了研究工作。莱蒙诺索夫的《俄罗斯古代史》也加入争论。（注：М.Ю.Лермонтов，Древняя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СПБ：1766.）俄罗斯拜占庭学奠基人瓦西里耶夫斯基为拜占庭—罗斯关系研究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具体研究了《苏洛什的圣斯特凡传记》、《阿玛斯特利达的圣格奥尔吉传记》、《希腊军事长官报告》、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七世的两封联姻信、为拜占庭皇帝服务的瓦里亚格—罗斯人卫队的历史、与“罗斯受洗”相关联的历史事件。拉夫罗夫斯基、格杰奥诺夫、季米特里乌分别著文论证了907年、911年条约的真实性，乌斯片斯基、兰博、拉斯金、伯里等人对君士坦丁七世《论帝国的管理》中关于罗斯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切尔科夫、德里诺夫和兹诺伊科对约翰一世与斯维亚托斯拉夫之间的战争进行了研究。孔达科夫院士与托尔斯泰在《俄国的宝藏》里用大量古墓资料证实蒙古统治以前拜占庭与罗斯在艺术、技术领域内的密切联系。（注：Н.П.Кондаков，ТолстойИ.И.Русскиеклады：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древностейвеликокняжескогопериода，СПБ：1896.）波尔菲里·乌斯片斯基（1804—1885）的《阿丰史》讲述了古罗斯与阿索斯圣山修道院的联系（注：ПорфирийУспенский，ИсторияАфона，ТрудыКД.А，1871，кн.8.），巴尔索夫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及其对俄罗斯与教会的权力》研究了13—15世纪拜占庭教会与罗斯教会间的关系，戈卢宾斯基的《俄罗斯教会史》详尽地阐述了俄罗斯教会的历史，涉及与拜占庭教会的关系。（注：Т.Барсов，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скийпатриархиеговластьнадрусскойцерковью，СПБ：1878.Е.Е.Голубинский，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церкви，Москва：1900.）在拜占庭和罗斯古代文化相互影响问题上，学术界也存在激烈的争辩。德国的焦里格尔、比利时的格列古阿尔、法国的布雷耶、利梅尔里和希腊的卡拉杨诺布鲁斯等强调东南欧斯拉夫民族在接受拜占庭文化影响的被动性，对此苏联学者持反对意见。列夫臣柯的《俄罗斯拜占庭关系简史》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系统地解释了拜占庭—罗斯关系史，季霍米罗夫的《俄罗斯民族与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联系》、卡累什科夫斯基的《在拜占庭历史文学中的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巴尔干战争》、夏波夫的《10至13世纪古罗斯的国家与教会》与保加利亚学者姆达夫齐耶夫的《在斯维亚托斯拉夫时期的俄罗斯—保加利亚关系》都属于一流的研究成果。（注：М.В.Левченко，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византийскихотношений，Москва：изд.Академиинаук.СССР，1956.М.Н.Тихомиров，ИсторическиесвязиРоссиисославянскимистранамииВизантией，М：1969.П.О.Карышковский，БолканскиевойныСвятослававвизантийскойисториче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е，ВВ.1953.с.62-71.Я.Н.Щапов，ГосударствоицерковьДревнейРусьX-XIIIвв，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9.П.Мутафчиев，Русско-болгар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приСвятославе，Seminarium Kondakovianum，IV，Prague，1931，pp.78-89.）利塔夫林院士在《9—12世纪初期的拜占庭、保加利亚、古罗斯》、《10世纪古罗斯人在拜占庭的法律地位》中对各种身份的罗斯人在拜占庭的状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波格丹诺娃的《10—15世纪的赫尔松教会》介绍了13世纪克里木各教区的发展及纷争，同时分析了拜占庭教会在这场纠纷中所起的作用（注：Г.Г.Литаврин，Византия，Болгария，ДревняяРусь（IX-началоXIIв.），СПБ：Алетейя，2000.Г.Г.Литаврин，егоже.ОюридическомстатуседревнихрусоввВизантиивХстолетии，Византийскиеочерки.М：1991.с.60-82.Н.М.Богданова，ХерсонвX-XVвв.Проблемыисториивизантийскогогорода，Причерноморьевсредниевека，М：1991.），巴拉巴诺夫的《14世纪初期的拜占庭与罗斯》对14世纪初期拜占庭与罗斯的教会关系进行了独立研究，其在2000年出版的《库里科沃战役时期的罗斯与拜占庭》对彼得都主教以后的拜占庭罗斯关系进行了研究，米洛夫的《拜占庭的法律汇编与详细冗长的俄罗斯法典（袭用问题）》、《拜占庭的法律汇编和亚洛斯拉夫法典“袭用拜占庭法律到罗斯”》对拜占庭对罗斯法律方面的影响做了细致的研究，萨摩杜罗娃的《7—12世纪拜占庭学校教育在帝国周边国家教育体系组织中的作用》比较系统地研究了10—12世纪拜占庭学校教育对古罗斯教育的影响。（注：Н.Д.Барабанов，ВизантияиРусьвначалеXIVв.См.Византийскийочерки，М：Наука，1991.Г.М.Прохоров，РусьиВизантиявэпохуКуликовскойбитвы，Статья，СПБ：Алетейя，2000.Л.В.Милов，ВизантийскаяЭклогаиПространнаяРусскаяПравда（проблемырецепции），Древнееправо，1999，Nо1.с.113-119.З.Г.Самодурова，РольвизантийскойшколыворганизациисистемыобучениявокружающихимпериюстранахвVII-XIIвв，ВизантиямеждуЗападомиВостоком，отв.ред.ЛитавринГ.Г.，Санк-Петербург：Алетейя，1999.）

近年来，我国学者比较关注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交往，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亟须深入研究。围绕着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铸币，夏鼐、宿白、徐苹芳、罗丰、康柳硕、羽离子、陈志强、林英、张绪山、李一全、金德方、郭云艳等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也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争议，尤其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币学、文献学、收藏界的学科交叉就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不同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各自的研究成果缺乏交流，对国际最新学术动态缺乏了解，这“三缺乏”造成许多研究“误区”和“误解”，使工作总体水平提升迟缓，难以与国际同行对话。（注：陈志强：《我国所见拜占庭铸币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由于我国发现拜占庭金属货币的历史学意义大于古币学意义，因此笔者认为不可能根据这些货币总结出关于拜占庭货币体系的知识，但却有可能从这些货币及其仿制品的发现地点、使用状况、出土时间、铸造年代等信息中探索其中的历史学信息。换言之，我国发现的拜占庭古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附加的信息（如出土时间、发现状况、发掘地点等）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珍贵的历史学证据，而缺乏此类附加信息的拜占庭古币尚难构成关于古币本身的系统知识。郭云艳博士在其长篇博士论文《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研究》中提到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铸币及其仿制品百余枚（不包括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捐赠品），笔者认为其中半数缺少研究必需的附加价值。目前问世的许多“成果”自说自话，硬伤很多，远离国际同行，也难以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可靠而有益的帮助。

十二、拜占庭帝国衰落研究

拜占庭帝国何时开始其衰落过程的？这个千年帝国何以会从辉煌走向灭亡？其衰落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拜占庭学者。早在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时，人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数百年来，每一代学者都给出各自的答案。如果我们客观地考察拜占庭历史，就会发现衰落和灭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当思考者将两者混淆起来，问题就显得格外复杂。事实上，衰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灭亡，而灭亡一定是从衰落开始的。两者各有其内在的原因，应该加以分别的探究。具体到拜占庭帝国，其衰落自马其顿王朝统治末期开始，而其灭亡则在15世纪的半个世纪。前者大约经历了350年，后者仅50年左右。吉本曾经将拜占庭帝国经历的上千年历史都看做是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因此将他的那本名著起名为《罗马帝国衰亡史》，这种看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笔者认为，甚至到15世纪初年，当蒙古西侵大军一举击溃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并生擒苏丹巴耶扎德、导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解体时，拜占庭人仍是有机会东山再起、扭转衰败局面的。可惜拜占庭人没有抓住命运之神给他们的机遇，在几乎两代人的时间里碌碌无为，个别有为的君主政治家也生不逢时，历史的偶然性最终将拜占庭帝国的衰落演变为灭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西方学者是有区别的，我们主张对拜占庭帝国的衰落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注：南开大学的邹薇、罗春梅、李秀玲三位博士专攻这一课题，这里引用其博士论文前言的相关内容。参见邹薇：《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记事〉研究》，南开大学，2009年；罗春梅：《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研究》，南开大学，2009年；李秀玲：《安娜·科穆斯宁娜及其笔下的拜占廷帝国——〈阿莱克休斯传〉研究》，南开大学，2008年。）

有关这个课题的研究资料比较丰富，包括拜占庭作家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拜占庭城：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的年代记》、安娜·科穆宁的《阿莱克修斯传》、约翰·金纳莫斯的《约翰和曼努埃尔功德纪》、米哈伊尔·普塞罗斯的《编年史》，还包括拉丁作家法国骑士威利哈冬的《君士坦丁堡征服记》、罗伯特的《君士坦丁堡征服记》、匿名作者的《君士坦丁堡的毁坏》、休伯爵的书信、英诺森三世的书信、匿名作者的《英诺森三世功德纪》、艮舍尔的《君士坦丁堡占领记》、匿名作者的《关于耶路撒冷圣地和圣物由君士坦丁堡城运到这一教堂的途径》、匿名作者的《哈尔贝施塔特诸主教功德纪》，以及现代学者阿尔弗雷德·安德里亚编辑的其他原始资料和《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注：Niketas Choniates，City of Byzantium，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trans.by H.Magoulias，Detroit，1984.Anna Komnene，The Alexiad，trans.by E.Dawes，London，1928；trans.by E.Sewter，N.Y.：Penguin，1969.J.Kinnamos，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trans.by C.Brand，New York，1976.Michael Psellos，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trans.by E.R.Sewter，N.Y.：Penguin，1966.Robert of Clari，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translated from the old French by Edgar Holmes McNea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6.Anon，“Devastatio Constantinopolitana”，“Count Hugh of Saint Pol’s Report to the West”和“The Registers of Innocent III”，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ed.and trans.Alfred J.Andrea，Leiden，Boston，K（我是希腊字母）ln：Brill，2000.Gunther of Pairis，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the Hystoria Constantinopolitana of Gunther of Pairis，ed.and trans.Alfred J.Andre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Concerning the Land of Jerusalem and the Means by Which Relics Were Carried to this Church from the City of Constantinople”和“The Deeds of the Bishops of Halberstadt”，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Leiden，Boston，K（我是希腊字母）ln：Brill，2000（http：//faculty.washington.edu/dwaugh/rus/texts/MF1914.pdf）.）

这些史料出自不同作家之手，由于他们各自经历不同、观察事物的角度有别，特别是其立场观点各异，因此记载的史实也千差万别。例如有的材料指责西欧十字军心怀鬼胎、抢夺君士坦丁堡财宝、圣物的卑鄙行为；有的则认为拜占庭人背信弃义、怯懦，认为征服君士坦丁堡合乎道义；有的反映下层十字军士兵对其首领们在分发战利品时的欺骗行为的不满，指责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灾难是十字军首领们的傲慢造成的；但有的材料则为自己参与抢夺君士坦丁堡圣物的行为做辩护，甚至为十字军卷入拜占庭帝国内部事务辩护，为威尼斯总督和英诺森三世进行辩护，认为他们并不赞成十字军转而攻击君士坦丁堡，只是后来失去了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控制。更有的十字军专家认为，征服君士坦丁堡是代表了上帝的意志，因为“希腊人不配拥有这些圣物”，他们把抢夺的圣物带到西欧献给各自所在的修道院，其行为是正当的。总之，这些历史文献虽然立场观点各异，但是却提供了中世纪欧洲宗教文化和十字军东征的社会心理背景。有些文献的具体个案记载特别有价值，能够真实而具体地反映出拜占庭帝国在数百年衰落期的最初阶段的情况，例如科穆宁家族成员不断叛乱不惜引狼入室、海军衰落、拜占庭人与拉丁人之间的冲突等具体进程。

拜占庭帝国衰落的原因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取得了相当重要的结论。苏联著名拜占庭学者乌达里曹娃曾全面讨论了有关的原始资料和学术观点，她指出，不能把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简单归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应从广泛的历史中去寻找内在原因，必须研究晚期拜占庭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她对拜占庭帝国晚期历史中经济生活的分析为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她的分析仅限于从理论上阐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必然引起社会革命的原理，而未能深入指出拜占庭经济衰败的内在原因，使人难以了解当时经济衰败产生的具体而深刻的影响。这一缺陷也使她的见解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色彩。另一位著名苏联拜占庭学家列夫臣柯所著《拜占廷》一书也有类似倾向，区别仅在于他要说明的是有关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原理。（注：乌达里曹娃：《论十五世纪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内在原因》，《史学译丛》，1955年第1期，第100页。列夫臣柯：《拜占廷》，第346页。）

西方拜占庭学界长期注重政治、军事和文化史研究，近十几年来开始对拜占庭帝国灭亡的经济原因展开全面探讨。西方学者卡兰尼斯首先注意到以农兵为主的小农兴衰对拜占庭帝国存亡的深刻影响，并将城市经济的萎缩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些见解均很中肯，但是，它们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说明和具体的分析，因而显得缺乏说服力。（注：P.Charanis，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fe in the Byzantine Empire，Collected Studies，London，1973，pp.412-424.）笔者认为，军区制管理下的小农经济的瓦解和彻底破坏是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基本经济因素。小农经济的发展兴起为拜占庭国家逐步强盛奠定了坚实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小农经济的衰败则导致拜占庭国势日衰，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从而加速了拜占庭国家的衰落。军区制改革并没有解决大土地占有制与小规模个体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拜占庭帝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导致了其后来的衰落。军区制一方面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大土地贵族兴起提供了机会，它在加强地方军事贵族权力的过程中增强了大地产主的势力。另一方面，军区制没有、也不可能使小农利益得到彻底的保护，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没有真正得到克服，其暂时复兴获得的有利地位也未能长久巩固，因为小农经济独立发展所必需的安定环境是通过强化地方军事贵族权力得以实现的，后者必然在自身实力的扩张中侵害小农利益。大贵族利用手中的权力控制辖区内小农的发展，而大地产主的发展必然以牺牲小农利益为代价，导致小农经济的破产。9世纪以后，大地主军事贵族悄然兴起，至10世纪，其势力已经坐大，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对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构成直接威胁。10世纪前期，拜占庭皇帝们颁布的法令便成为中央政府限制地方军事权贵斗争的开端。笔者因此同意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意见，军区制的瓦解“不仅决定了农业状况嗣后的变化，而且决定了拜占庭帝国的命运”。（注：G.Ostrogorsky，“Agrarian Conditions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Middle Ages”，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66，vol.1，p.216.）这场斗争以军事贵族的胜利为结束，小农经济的衰落势成必然，无可挽回，拜占庭国家经济基础也因此逐渐瓦解，演变为大地产经济占主导地位，而拜占庭帝国衰落的直接表现便是其在小亚细亚、南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统治的瓦解，13世纪初第四次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和拉丁帝国在拜占庭国家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只是加速了拜占庭帝国衰亡的过程。（注：绝大多数学者认为1204年前的拜占庭已经衰落，如以奥斯特洛格尔斯基、陈志强、徐家玲为代表的国内外学者认为拜占庭的衰落始于11世纪军区制的瓦解，特里格尔德（Treadgold）认为1025年至1204年的拜占廷在逐渐衰落，雷米尔雷（Lemerle）和布鲁宁（Browning）认为1081年阿莱克修斯一世上台后拜占庭开始衰落，安格尔德（Angold）认为衰落始于曼努埃尔一世，马格达林诺（Magdalino）和斯提芬森（Stephenson）否认衰落始于曼努埃尔一世，他们认为曼努埃尔一世的政策合理且大部分有效，后者认为1180年后拜占庭命运迅速恶化，哈维（Harvey）认为11世纪12世纪拜占庭经济繁荣，但1180年后拜占庭政府衰弱。见G.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J.Hussey，Oxford，1956，1968，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2006年，第269—272页。陈志强：《拜占廷灭亡原因的经济分析》，《世界历史》，1990年第4期。徐家玲、崔艳红：《论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原因》，《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W.T.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coiety，Stanford，1997.P.Lemerle，Cinq etudes sur le Xle siècle byzantin，Paris，1977，p.309.R.Browning，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1980，p.208.M.Angold，The Byzantine Empire，1025-1204：A Political History，London，1997.Paul Magdalino，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1143-1180，Cambridge，1993.Paul Stephenson，Byzantium‘s Balkan Frontier：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Northern Balkans，900-1204，Cambridge，2008.A.Harvey，Economic Expansion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900-1200，Cambridge，1989，1990.）

现代拜占庭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集中在科穆宁王朝的统治政策、十字军东征和第四次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等具体问题上，而对11、12世纪拜占庭帝国衰落的总体研究不足。有些涉及拜占庭社会状况的专著提供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背景资料，如安戈尔德是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代表，其主要著作《拜占庭帝国（1025—1204）：政治史》分析了11世纪和科穆宁王朝统治下拜占庭社会的转变，同一作者的《科穆宁王朝统治下的教会和社会，1081—1261》论述了11—13世纪拜占庭的教会和修道院与世俗社会的相互关系，其论文集《9—13世纪的拜占庭贵族》涉及贵族的理想形象、阶层标志、贵族家族的构成与谱系、贵族对宗教建筑和文学艺术的赞助，南意大利地方行省贵族的个案分析等，是目前研究拜占庭衰落时期社会生活的代表作。（注：M.Angold，The Byzantine Empire，1025-1204：A Political History，London，1997.M.Angold，Church and Society in Byzantium Under Comneni，1081-126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M.Angold，The Byzantine Aristocracy IX to XIII Centuries，Oxford：BAR International Series，1984.）卡日丹和伊普斯坦合著的《11—12世纪拜占庭文化的转变》对拜占庭帝国在这段时期的思想和文化转变及特点进行了分析。莫里斯的《拜占庭的僧侣和俗人，843—1118》主要研究了9—12世纪的拜占庭僧侣与世俗社会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哈尔东的《拜占庭世界的战争、国家和社会，565—1204》分析了战争在拜占庭帝国的地位和影响。伯尔克梅尔的《科穆宁王朝军队的发展：1081—1180》是研究这一时期拜占庭军队的最新力作，主要着眼于在科穆宁王朝皇帝统治期间，帝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人员构成、战略战术等方面的演变。（注：A.P.Kazhdan，Change in Byzantine Culture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1985.J.F.Haldon，Warfare，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Byzantine World，565-1204，London，1999.J.Birkenmei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Komnenian Army：1081-1180，Boston：Brill，2002.）

有关十字军东征和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学者们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君士坦丁堡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大体形成了如下看法：“偶然事件论”，其代表人物包括赫特、瑞让、拉特雷、达鲁、泰西埃等，此其一。（注：Friedrich Hurter，Geschichte Papst Innocenz III und seiner Zeitgenossen，I，1st ed.1835；2nd rev.ed.Hamburg，1836，pp.441-443.Pierre Daru，Histore de la République de Venise，1st ed.1819；4th ed.Paris，1853.Donald E.Queller and S.J.Stratton，“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on the Fourth Crusade”，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6（1969），p.238，n.1.Jules Tessier，La quatrième croisade：La diversion sur Zara et Constantinople.Paris：E.Leroux，1884，pp.167-169.Heinrich Kretschmayr，Geschichte von Venedig，Gotha：Neudruck，1905.H.Vriens，“De kwestie van den vierden kruistocht”，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37（1922），pp.50-82.Edmond Faral，“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La question de sa sincérité”，Revue historique，176（1936），pp.530-582.Donald E.Queller el，“The Fourth Crusade：The Neglected Majority”，Speculum，49（1974），pp.441-465.Donald E.Queller and Thomas F.Madden，The Fourth Crusade：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Donald E.Queller，“Attitudes towards the Venetians in the Fourth Crusade：The Western Sources”，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4（1982），pp.1-36.）“阴谋论”为其二，代表人物有霍普夫、哈诺托克斯、斯特瑞特等。（注：Mas Latrie，Histoire de l’le de Chypre sous le règne des princes de la maison de Lusignan，3 vols.Paris，1852-1861，v.3，I，pp.161-164.Paul Riant，“Innocent III，Philippe de Souabe et Boniface de Montferrat”，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17（1875），pp.328，362-363.A.J.Andrea认为厄努尔编年史在转向问题上不可信，见Alfred J.Andrea，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Leiden，Boston，K（我是希腊字母）ln：Brill，2000（http：//faculty.washington.edu/dwaugh/rus/texts/MF1914.pdf）.Donald E.Queller and Thomas F.Madden，The Fourth Crusade：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p.312.Gabriel Hanotaux，“Les Vénitiens ont-ils trahi la chrétientéen 1202？”，Revue Historique，4（1877），pp.74-102.Ludwig Streit对威尼斯阴谋做出了详细的论证，见Ludwig Streit，Venedig und die Wendung des vierten Kreuzzugs gegen Konstantinopel，Anklam：Richard Poettcke，1877.Edwin Pears，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Being the Story of the Fourth Crusade，London，1885，pp.263-67.Gabriel Hanotaux，“Les Vénitiens ont-ils trahi la chrétientéen 1202？”，Revue Historique，4（1877），pp.74-102.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isconsin，1958，pp.452-453，458-459.C.M.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1180-1204，Cambridge，Mass.，1968，pp.195-206.John Godfrey，1204，The Unholy Crusa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71-74，125，136.B.M.Nicol，Byzantium and Venice.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Cambridge，1988，pp.133-34.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Vintage Books，1989，pp.125-141.W.B.Bartlett，An Ungodly War：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Fourth Crusade，Stroud，Gloucestershire：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2000.）还有一种意见可称之为“多因素论”，代表人物为诺登、安戈尔德、金德利曼恩、迈格达里诺等。（注：Walter Norden，Der Vierte Kreuzzug im Rahmen der Beziehungen des Abendlandes zu Byzanz.Berlin：E.Beck，1898.Edgar McNeal and Robert Lee Wolff，“The Fourth Crusade”，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II，ed.Kenneth M.Sett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2，pp.153-185.Sibyll Kindlimann，Die Eroberung von Konstantinopel als politische Forderung des Westens im Hochmittelalter，Zurich：Fretz and Wasmuth，1969.Donald E.Queller and Thomas F.Madden，The Fourth Crusade：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pp.322-323.M.Angold，The Byzantine Empire，1025-1204：A Political History，London，1997，pp.284-295.Michael Angold，The Fourth Crusade：Event and Context.Harlow：Pearson/Longman，2003，p.258.P.Magdalino，“The Byzantine Empire，1118-1204”，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IV，Part II，ed.by David Luscombe and Johnathan Riley-Smi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633.J.Phillips，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London：Jonathan Cape，2004.William Daly，“Christian Fraternity，the Crusades，and the Security of Constantinople，1097-1204：The Precarious Survival of an Ideal”，Medieval Studies，23（1960），p.78.John Godfrey，1204，The Unholy Crusa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Vintage Books，1989.S.Runciman，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Cambridge，1951，pp.112-116.S.Runciman，The Eastern Schism，Cambridge，1955.S.Runciman，“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The Meeting of two Worlds，edited by Vladimir P.Goss，Mediev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1986.Charles Diehl，“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Latin Empire”，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IV，planned by J.B.Bury，ed.by J.R.Tanner，C.W.Previté-Orton，and Z.N.Brooke.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3，pp.416-417.C.M.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1180-1204.Cambridge，Mass.，1968，pp.14-31，155-156，195-206.Horatio Brown，“The 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 Close of the Twelfth Century”，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40（1920）.pp.68-88.Louis Halphen，“Le rle des‘Latins’dans l‘histoire intérieure de Constantinopleàla fin du XIIe siècle”，Mélanges Charles Diehl.V.I.Paris：E.Leroux，1930.D.M.Nicol，“The Byzantine View of Western Europe”，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8（1967），pp.315，329.Jonathan Harris，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Hambledon and London，2003，pp.xvii，22-32，184.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廷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9—340页。）

十三、拜占庭帝国灭亡研究

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十分复杂，可以肯定地说，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造成的。学术界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进行多学科观察，并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因此，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是个历史之谜，有关的研究尚无最终结论，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研究成果都为寻找这个历史之谜的答案做出了贡献。

这里试举几例。吉本曾明确指出，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因素是基督教的胜利和蛮族入侵，这一看法影响了几代人。笔者认为，小农经济的衰落和军区制的瓦解成为拜占庭帝国最终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点连皇帝君士坦丁七世都认识到了：“农兵对于国家恰如头颅对于身体一样……谁忽视了它即忽视了国家的安全。”（注：I.Zepos，Ius Graeco-Romanum，Athens，1931，Vol.3，p.262.）军区制的瓦解刺激雇佣兵制迅速确立，而雇佣兵取代农兵一方面加速了拜占庭国家经济崩溃，另一方面彻底摧毁了拜占庭帝国的防御体系，特别是为钱而战的雇佣兵成为拜占庭帝国衰老躯体上的毒瘤，在十字军和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紧要关头，或者拒绝作战，或者内讧火并，或者放弃职守，直接导致拜占庭帝国的灭亡。

还有的学者认为，拜占庭大土地军事贵族的兴起导致地方分裂势力瓦解中央集权，致使拜占庭国家政治分裂、皇权不出皇城，皇亲国戚各霸一方。甚至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动最后的攻城战期间，各地拜占庭军队只是静观其变，不予勤王，而被围在首都内的大贵族不肯捐款助战。君士坦丁堡失陷后，大贵族仍然置灭族、灭国之灾于不顾，在莫利亚和特拉比仲德等地激烈争斗，相互厮杀，直至全部沦为土耳其人的奴隶。

还有的学者重视拜占庭商贸经济结构的破坏，认为科穆宁王朝皇帝向意大利商人出让拜占庭帝国贸易特权以换取后者海军支援的政策使拜占庭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正是意大利各航海商业国家成为拜占庭人的竞争者和掘墓人之一，他们不仅于1204年占领君士坦丁堡，而且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拜占庭帝国时狼狈为奸，协助后者取得攻城战的胜利。

有些学者注意到拜占庭统治者个性因素，认为末代王朝几乎没有出现“一言以兴邦”的卓越政治家，无论是皇帝还是高官显贵，或是将军、武士，都对东地中海和欧洲形势缺乏必要的理解，对国家的前途缺少应有的洞察力，以致采取了许多短视自杀行为，政策忽左忽右，他们既不能抓住有利时机重整国力，也不能有效地利用西亚、欧洲的国际环境图强自救，而是单纯地乞求和等待国际援助，为此甚至出卖宗教权益，造成内部思想分裂，一错再错，促使形势更加恶化，丧失了多次救亡的机会，最终走向灭亡。

附录一　学术资源

一、工具书

目前涉及拜占庭研究的工具书非常多，大多可以在网络资源中查寻到，其中一部分已经升级为公益性网络版，读者可以随意免费使用。这里仅提供最重要的几部工具书名单。

Le Dictionnaire de theologie catholique，Paris，1922.

Dictionnaire d’archeologie chretienne et de liturgie，Paris，1903.

Dictionnaire de droit canonique，7 vols，Paris，1935-1965.

Dictionnaire d‘histoire et de geographie ecclesiastiques，Paris，1912.

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e，Paris，1932.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13 vols，New York，1982-1989.

Encyclopaedia of Islam，Leiden-London，1960-2001.

Lexikon der christlichen Ikonographie，8 vols，Rome-Freiburg-Basel-Vienna，1968-1976.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4 vols，Munich，1977-1989.

La paleographie grecque et byzantine，Paris，1977-.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3 vols.，New York and Oxford，1991.

Reallexikon fur Antike und Christentum，Stuttgart，1950-.

Reallexikon der Byzantinistik，6 fascx，Amsterdam，1968-1976.

二、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原本是不能分类的，因为它们风格不同，相互渗透、互相印证，在研究中万不可以类取证。如果一定要把它们分类，可能只有年代分类最科学。但那样的分类又没有什么意义。因此，这里给出的分类只是按照作品本身的写作风格做出的，一方面与本丛书的体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希望有助于初学者的阅读。

（一）教会史

教会史是拜占庭史学家的创造。这种始于尤西比乌斯（Eusebios of Caesarea）的历史写作形式一直受到拜占庭教会作家的重视。保存至今大量的教会史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Creeds，Councils and Controversies：Doco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AD.337-461，ed.by J.Stevenson，New York，1966.

Cyril of Alexandria，Five Tomes Against Nestorius，Introduction by P.E&E.B.Pusey，Oxford，1881.

Cyril of Alexandria，Cyril of Alexandria，trans.by Russel，New York，2000.

Eusebios of Caesarea，Ecclesiastical History，trans.by K.Lake and J.Oulton，Loeb Classical Library，2 Vols，London，1997.

Eusebius，Church History，Life of Constantine，Oration in Praise of Constantine，edit.by Schaff，P.，New York：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1890.

Eusebios of Caesarea，A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o the Twentieth Year of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trans.by C.Cruse，London，1847.

Eusebios of Caesarea，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trans.by G.Williamson，New York：Penguin，1965.

Eusebius of Caesarea，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Kirsopp Lake and J.E.I Oulton，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1926-1932，2 Vols.

Eusebius Pamphilus，Church History；Lif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Oration in Praise of Constantine，NPNF2-01，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New York，1890

Evagrios Scholastiko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from A.D.431 to A.D.594，A New Translation from the Greek：with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His Writings，trans.by E.Wlaford，London，1854.

Evagrius Scholasticus，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with the Scholia，ed.by J.Bidez and L.Parmentier，London，1898；rp.Amsterdam，1964.

Gregory of Nyssa，Dogmatic Treatises；Select Writings and Letters，NPNF2-05，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New York，1892.

John Chrysostom，On the Priesthood，Ascetic Treatises，Select Homilies and Letters，Homilies on the Statutes，NPNF1-09，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New York，1886.

ΙωαννηζΔαμασκηνοζ，Λογοι，τρειζομιλιαικατατωνεικονομαχων，by Andrew Louth，New York：St.Vladimir’s Seminary Press，2003.

John of Ephesus，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Bishop of Ephesus，trans.，R.Payne Smith，Oxford，1860.

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ed.by Philip Schaff，Edinburgh：T&T Clark，in 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14.html.

Roman State and Christian Church：A Collection of Legal Documents to AD.535，ed.，by P.R.Coleman-Norton，London，1966.

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NPNF2-14，ed.by Henry R.Percival，Edinburgh repr.，1988.

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Surnamed Scholasticus，or the Advocate，ed.by Migne，London，1853.

Scorates，Scorates and Sozomenus Ecclesiastical Histories，edit.by Schaff，P.，New York：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1886.In：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02.html.

Sozomeno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Nine Books，from AD 324 to AD 440，trans.by E.Walford，London，1846.

Sozomen，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translated by Chester D.Hartranft，New York：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1890，in 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02.html.

Sylvester Syropoulos，Les“Memoires”du Grand Ecclesiarche de l‘Eglise de Constantinople Sylvestre Syropoulos sur le concile de Florence（1438-39），trans.by V.Laurent，Rome，1971.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Dialogues and Letters of Theodoret”，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New York，1893.

Theodoret of Cyrrhus，A History of the Church，in Five Books from AD 322 to the Death of Theodore of Mopsuestia，AD 427，London，1843.

Theodoret，Ecclesiastical History，Dialogues，Letters of Theodoret，NPNF2-03，pp3-523，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New York，1892.

（二）当代史

当代史是指主要内容为作者亲历或所在时代的历史事件的作品。这类作品因涉及面广、信息可靠而受到后世研究者们的注意，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依据。

Agathias，The Histories，trans.by J.D.Frendo，in 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 2A，Berlin，1975；A.Cameron，“Agethias on the Sassanians”，Dumbarton Oaks Papers 23-24（1969），67-183.

J.H.Bre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5 Vols，New York，1962.

Constantine Manassas，Breviarun historiae metricum，ed.I.Bekker，Corpus Scriptores Historiae Byzantinae，Bonn，1837.

Emperors，Patriarchs and Sultans of Constantinople，trans.by M.Philippides，Brookline，1990.

Eunapios of Sardis，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sorus，Priscus，and Malchus，ed.by R.Blockley，Liverpool，1981-1983.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4，ed.by C.Müller，Paris，1851-1870.

Relationes historicas，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trans.by V.Lautent，Paris，1984.

Ioannis Scylizes Continuatus，ed.E.Tsolakes，Thessalonica，1968.

John Anagostes，Sphrantzes，in Corpus Scriptorium Historiae Byzantinae，by I.Bekker，Bonn，1838.

John Skylitzes，Byzanz，wieder ein Weltreich：das Zeitalter der makedonischen Dynastie，trans.by H.Thurn，Graz，1983.

John Zonaras，Epitome Historiarum，ed.M.Pindar，Corpus Scriptores Historiae Byzantinae，Berlin，1841；English trans.by M.Dimaio，Missouri-Columbia，1977.

Joseph Genesios，Byzanz am Vorabend neuer Grosse：Uberwindung des Bilderstreites und der innenpolitischen Schwache（813-886），Vienna，1989.

J.Kantakouzenos，Historiarum，ed.L.Schopen，Bonn，1828-1832；Geschichte，Johannes Kantakuzenos ubersetzt und erlautert，trans.by G.Fatouros and T.Krischer，Stuttgart，1982-1986.

Laonikos Chalkokondyles，Europa in XV Jahrhundert von Byzantinern gesehen，Graz，1954.

Leo the Deacon，History of Leo the Deacon：Byzantin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Tenth Century，trans.by Alice-Mary Talbot，Washington，D.C.，2005.

Ammianus Marcellinus，Res Gestae，ed.and English translation，J.C.Rolfe，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1935-1939，3 Vols.

Ammianus Maecellinus，The Roman History of Ammianus Maecellinus，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s Constantius，Julian，Jovianus，Valentinianm and Valens，trans.by C.Young，London，1862.

Menander，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trans.by R.Blockley，Liverpool，1985.

Michael Attaliates，Historia，trans.by John D.Polemes，Athens：Ekdoseis Kanake，1997.

Michael Psellos，The History of Psellus，ed.J.B.Bury，London，1899.

Nicephorus，Short History，translation，and commentary by Cyril Mango，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1990.

Niketas Choniates，City of Byzantium，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trans.by H.Magoulias，Detroit，1984.

Nikephoros the Younger，Materials for a History，trans.by Paul Gautier，Brussels，1975.

Nikephoras Gregoras，Historia Byzantine，eds.L.Schopen and I.Bekker，Bonn，1829-1830；Historia Rhomaike Nikephoros Gregoras，trans.by J.van Dieten，Stuttgart，1973.

Olympiosorus，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sorus，Priscus，and Malchus，by R.C.Blockley，Liverpool，Great Britain：F.Cairns，1981-1983.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Series graeca，ed.J.P.Migne，Paris，1857-1866.

Priscus，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sorus，Priscus，and Malchus；C.Gordon，The Age of Attila：Fifth Century Byzantium and the Barbarian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0.

Procopios，The Wars，the Buildings，the Secret History，trans.by H.Dewing，London，Loeb Classical Library，1914-1935.

Procopios，History of the Wars，Secret History and Building，trans.，ed.，and abridged，A.Cameron，New York，1967.

Procopios，The Secret History，trans.by G.Williamson，Harmondsworth，1981.

Procopios，The Secret History，trans.by R.Atwater，N.Y.，1927.

Roman State and Christian Church：A Collection of Legal Documents to AD.535，ed.，by P.R.Coleman-Norton，London，1966.

Symeon，Politico-historical Works of Symeon，Archbishop of Thessalonica，by D.Balfour，Vienna，1979.

Theophane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eacorum，IV，ed.C.Muller，Paris，1959.

Theophylact，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of Simocatta：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trans.by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Oxford，1986.

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by Joinville and Villehardouin；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R.B.Shaw，Dorset Press，1985.

Zosimos，The History of Count Zosimus，Sometime Advocate and Chancellor of the Roman Empire，trans.by J.Buchanan and H.Davies，San Antonio TX，1967；trans.by R.Ridley，Canberra，1982.

Zosimus，New History，trans.and commentary by Ronald T.Ridley，Canberra，1982.

（三）编年史

拜占庭编年史的写作格式和风格大体相似，但是一些作者还是在规范的写作中，突出了对各自所在时代历史的描写，因此，这类作品包含了大量有用的历史信息。

Brachea Chronika，ed.S.Lampros&K.Amantos，Athens，1932.

Anon，“The Chronicle of Edessa”，trans.by Harris Cowper，The Journal of Sacred Literature，Series 4，vol.5（1864），pp.28-45.

Anon，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Liverpool，1989.

Crusaders as Conquerors：The Chronicle of Morea，trans.by H.Lurier，New York，1964.

Ephraim Ainios，Ephraen Aenii Historia chronica，ed.O.Lampsides，Athens，1990.

George Akropolites，Chonike Syngraphe，trans.by R.Macrides，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Georgii Syncelli Ecloga Chronographica，ed.A.Mosshammer，Leipzig，1984.

George Hamartolos，Chronicle，ed.C.Boor，Leipzig，1905.

Joel，Chronogrphia Compendia，ed.I.Bekker，Corpus Scriptores Historiae Byzantinae，Bonn，1836.

John Kanonas，Chronikon，in Corpus Scriptorium Historiae Byzantinae，by I.Bekker，Bonn，1838.

John Malalas，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trans.by Elizabeth Jeffreys，Michael Jeffreys，Roger Scott，et al.，Melbourne，1986

John of Nikiu，The 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ou，trans.by R.Charles，London and Oxford，1916.

Joshua the Stylite，The Chronicle of Joshua the Stylite，English trans.W.Wright，Cambridge，1882.

Marcellinus，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with a Reproduction of Mommsen‘s Edition of the Text，Sydney，1995.

Marcellinus Comes，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Brian Croke，Sydney，1995.

Michael Glykas，Annals，ed.I.Bekker，Corpus Scriptores Historiae Byzantinae，Bonn，1836.

Michael Panaretos，Chronicle，ed.O.Lampsides，Athens，1958.

Michael the Syrian，Chronique de Michel le Syrien，Patriarche Jacobite d’Antiche（1166-1199），trans.by Jean-Baptiste Chabot，Paris，1960；reprint，5 vols.

Symeon Logothetes，The Chronicle of Symeon Logothetes，trans.by Stephanus Wahlgren，Berlin；Novi Eboraci：W.de Gruyter，2006.

“The Short Chronicle of Lesbos 1355-1428”，Lesbiaca 5（1966），pp.123-144.

Theodore Skoutariotes，Chronicle，ed.K.Sathas，Paris，1894.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trans.by H.Turtledove，Philadelphia，1982.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

Zachariah Scholasticus，Vie de Severe，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Kugener，Patrologia Orientalis，Vol.II，Paris，1904，pp.5-115.

Zachariah Rhetor，The Syriac Chronicke Known as That of Zachariah of Mitylene，trans F.J.Hamilton and E.W.Brooks，London，1899.

（四）典章制度

拜占庭帝国是欧洲—地中海历史上少有的专制皇权国家，其完善而庞大的官僚系统十分著名，而与之相符的各种法律、官制、规章、制度也非常完善。这些典章制度也承载着大量历史信息，成为后世研究者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依据。

Basil I，The Procheiros Nomos，trans.by E.Freshfield，Cambridge，1928.

J.B.Bury，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e Century，London，1911.

Constantin VII Porphyrogenete，Le livre des ceremonies，texte etabli et traduit，Paris，1935-1940.

Constantino Porirogenito，De thematibus，introduzione，testo critico，commento，a cura di A.Pertusi，Cittàdel Vaticano：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1952.

Constantine VII，Vom Bauernhof auf den kaiserthron：Leben des Kaisers Basileios Nikephoros，Short History，Nikephoro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Text，Translation，and Commentary，trans.by C.Mango，Washington，D.C.，1990.

ConstantineVII，Vom Bauernhof auf den Kaiserthron：Leben des Kaisers Basileios I，übersetzt，eingeleitet und erklrt von Porphyrogennetos；Leopold Breyer，Graz：Styria，c1981.

Constantine VII，De Administrando Imperio，trans.by J.Jenkins，Washington DC.，1967.

Corpus notitiarum episcopatuum Ecclesiae Orientalis Graecae，ed.E.Gerland，Istanbul，1931.

Farmer‘s Law，trans.by W.Ashburner，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32（1912），pp.87-95.

John Lydos，On the Magistracies of the Roman People，trans.by T.Carney，Lawrence，1971.

Joseph Genesios，Basileiai，ed.C.Lachmon，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Bonn，1828.

Justinian，The Digest of Justinian，trans.by Th.Mommsen and P.Krueger，Philadelphia，1985.

Justinian，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trans.by A.Thomas，Amsterdam，1975.

Justinian，Corpus Jurus Civilis，Codes Justinianus，ed.P.Krueger，Berlin，1895.

Justinian，Corpus iuris civilis.The Civil Law，Including the Enactments of Justinian and the Constitutions of Leo，trans.by S.Scott，Cincinnati，1932.

Justinian，The Civil Law，trans.by Scott，S.P.，The Lawbook Exchange，Ltd.，2001.

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Ecloga：A Manuel of Later Roman Law，trans.by E.Freshfield，Cambridge，1927.

Leo VI，Basilicorum libri LX，ed.H.Scheltrma and N.van Wal，Groningen，1988.

Leo VI，The Book of the Eparch，trans.by E.Freshfield，Cambridge，1938.

Λεοντοζ，Βασιλικα，Α ηνα，1910.

Notitiae dignitatum，ed.O.Seeck，Berlin，1876.

Rhodian Sea Law，trans.by E.Freshfield，Cambridge，1927.

The Notitia Dignitatem or Register of Dignites，trans.by W.Fairley，Philadelphia，1899.

Theodosios，Codex Theodosianus：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trans.by C.Pharr and T.Davdson，Princeton，1952.

I.Zepos，Ius Graeco-Romanum，Athens，1931.

（五）人物传记

拜占庭史料的各种传记浩如烟海，从皇帝贵族到圣徒修士，尤其是近年来基督教教堂或修道院不断发现的修士、隐士传记都成为学者重视的材料。这类作品能够从细节方面提供拜占庭社会史研究的史料。

Athanasius，The Life of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trans.by Gregg，New York，1980.

Besa，Life of Shenoute，trans.by Bell，Kalamazoo：Cistercian Publications，1983.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dorus，Priscus，and Malchus，ed.，R.C.Blockley，Liverpool，1981-1983，2 Vols.

Bohairic，Life of Pachomius，trans.by Veilleux，Kalamazoo：Cistercian Publications，1980.

Anon，Byzantium，Europe and the Early Ottoman Sultans，1373-1513：an Anonymous Greek Chronic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rans.by M.Philippides，New Rochelle，New York，1990.

George Pachymeres，De Michaele et Andronico Paleologus，ed.I.Bekker，Bonn，1835.

Holy Women of Byzantium，Ten Saints’Liv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ed.by Alice-Mary Talbot，Washington，D.C.，1996.

John of Ephesus，Lives of the Eastern Saint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rooks，Patrologia Orientalis 17-19，Paris，1923-25

J.Kinnamos，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trans.by C.Brand，New York，1976.

Anna Komnene，The Alexiad，trans.by E.Dawes，London，1928；trans.by E.Sewter，N.Y.：Penguin，1969.

The Lives of Simeon Stylites，trans.with introduction with Robert Doran，Kalamazoo，1992.

Michael Psellos，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trans.by E.R.Sewter，N.Y.：Penguin，1966.

Philostratus and Eunapius，The Lives of the Sophists，trans.by W.Wright，Loeb Classical Library，London，1922.

P.Scaff，A Select Library of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in 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02.html.

Sozomenos，The World of the Emperor Julian，trans.by W.Wright，London，1913-1923.

Three Byzantine Saints：Contemporary Biographies 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trans.，Elizabeth Dawes and Norman H.Baynes，Crestwood，1977.

Three Byzantine Saints，trans.by Dawes and Baynes，Stvladimir‘s Seminary Press，1977.

（六）书信札记

拜占庭社会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其知识分子大多受过系统的贵族教育，因此通信频繁，乐于札记，留下了大量书信，以及各种文体的札记。这类作品因其承载的历史信息比较可靠，其史料价值一直受到后世研究者的重视。

Ambrose，Selected Works and Letters，NPNF2-10，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Edinburgh repr.，1988.

Ambrose，The Letters of S.Ambrose，Bishop of Milan，trasnlated with notes and indices by James Parker and co.，Oxford，1881.

Athanasius，Select Works and Letters，NPNF2-08，edit by Philip Schaff，New York，1892.

“An Important Short Chronicl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Byzantion 13（1938），pp.335-362.

Basil the Great，Letters and Select Works，NPNF2-10，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Edinburgh，1895.

F.C.Conybeare，“Anecdota Monophysitarum：the Correspondence of Peter Mongus，Patriarch of Alexandria，and Acacius，Patriach of Constantinople，together with the Henoticon of the Emperor Zeno and the Rescript of the Emperor Anastasius，Now First Translated from the Old Armenian Texts”，American Jouranl of Theology 9（1905），pp.719-740.

Cosmas，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Cambridge，1909.

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trans.by H.Magoulias，Detroit，1975.

Eustathios of Thessalonika，The Capture of Thessalonica，trans.by J.Melville-Jones，Canberra，1988.

R.O.Faulkner，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Warminster，1973.

R.O.Faulkner，Book of the Dead，New York，1972.

I.Gallo，Greek and Latin Papyrology，trans.by Falivence and March，University of London，1986.

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trans.by M.Philippides，Amherst，1980.

Gregory of Nazianzen，Select Orations，Sermons，Letters；Dogmatic Treatises，NPNF2-07，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New York，1893，pp.299-709.

Gunther of Pairis，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the Hystoria Constantinopolitana of Gunther of Pairis，ed.and trans.Alfred J.Andre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

Julian，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trans.by W.C.Wrigh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Leo the Great，Letters and Sermons of Leo the Great，NPNF2-12，pp2-337，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Edinburgh repr.，1988.

Leontios Makhairos，Recital Concerning the Sweet Land of Cyprus，trans.by R.Dawkins，Oxford，1932.

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3 Vols），California，1974.

Nestorius，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translated from the Syriac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notes&appendices by G.R.Driver and Leonard Hodgson，Oxford，1925.

Nestorius，2nd and 3rd Letters to Pope Celestine，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

Scriptores post Theophanem，ed.I.Bekker，Corpus Scriptores Historiae Byzantinae，Berlin，1838.

Select Papyri，ed.by Hunt and Edgar，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1995.

Severus of Antioch，A Collection of Letters from Numerous Syriac Manuscript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E.W.Brooks，London，1915.

Theodoret，Jerome，Gennadius，&Rufinus，Historical Writings，edit.By Schaff，P.，New York：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1892.In：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03.html.

三、学术期刊

ABMEArcheion ton Byzantinon Mnemeion tes Hellados，Athens，年刊，1935年创刊。

AHR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Washington，季刊，1895年创刊。

AIHS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des sciences，Wiesbaden，半年刊，1947年创刊。

AJA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New York，季刊，1900年创刊。

AntClLa Antiquite classique，Bruxelles，半年刊，1932年创刊。

AnthGrAnthologia graeca，Dublin，月刊，1793年创刊。

ArchOttArchivum Ottomanicum，The Hague：Mouton，年刊，1969年创刊。

BalkStBalkan Studies，Thessaloniki，年刊，1960年创刊。

BAR int.Ser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International Series，Oxford，年刊，1974年创刊。

BBABerliner byzantinishe Arbeiten，Berlin，年刊，1956年创刊。

BbulgByzantinobulgarica，Sofia，年刊，1962年创刊。

BEOBulletin d‘Etudes Orientales de l’Institut Francais de Damas，Danas，年刊，1931年创刊。

BHGBiblitheca hagiographica graeca，Brussels，不定期，1984年创刊。

BMGS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Oxford，年刊，1975年创刊。

BHOBibliotheque hagiographique Orientate，Paris，1833-1838年。

BHRBulgarian Historical Review，Sofia，季刊，1973年创刊。

BSByzantinoslavica，Prague，年刊，1929年创刊。

BS/EBByzantine Studies/Etudes Byzantines，Saint Cloud，France，年刊，1943年创刊。

ByzAusByzantina Australiensia，Canberra，不定期，1981年创刊。

ByzMetabyzByzantina Metabyzantina，New York，不定期，1945年创刊。

BZ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Stuttgart，一年两期，1892年创刊。

BzByzantina，Thessaloniki，年刊，1969年创刊。

CEB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Etudes Byzantines，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Byzantinologists，不定期，1920年创刊。

ChHistChurch History，Chicago，季刊，1932年创刊。

ClMedClassica et mediaevalia，Copenhague，半年刊，1938年创刊。

CLRewClassical Review，London，月刊，1887年，1973年。

CQClassical Quarterly，Oxford，半年刊，1907年创刊。

DOPDumbarton Oaks Papers，Washington，D.C.，年刊，1941年创刊。

EChREastern Churches Review，Oxford，半年刊，1966年创刊。

HER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Harlow，England，一年五期，1886年创刊。

EtBalkEtudes balkaniques，Sofia，季刊，1964年创刊。

GRBS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Cambridge，一年两期，1959年创刊。

HisZHistorische Zeitschrift，Munchen，半月刊，1859年创刊。

JAO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New Haven，刊期不定，1843年创刊。

JBAAJournal of the British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London，季刊，1845年创刊。

JEH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London，半年刊，1950年创刊。

JEA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London，半年刊，1914年创刊。

JH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London，半年刊，1880年创刊。

JR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London，年刊，1911年创刊。

MAMAMonumenta Asiae Minoris antique，Thessaloniki，年刊，1974年创刊。

MedStMedieval Studies，London，刊期不定，1905年创刊。

NChronNumismatic Chronicle，London，年刊，1966年创刊。

OCOrientalia Christiana，Roma，年刊，1923年创刊。

OSPOxford Slavonic Papers，Oxford，年刊，1950年创刊

PBRPatristic and Byzantine Review，Kingston，N.Y.，一年三期，1982年创刊。

REBRevue des etudes byzantines，Paris，年刊，1946年创刊。

REGrRevue des etudes grecques，Paris，季刊，1888年创刊。

RMRussia Mediaevalis，Munchen，年刊，1973年创刊。

SBNStudi bizantini e neoellenici，Roma，不定期，1931年创刊。

YCSYale Classical Studies，New Haven，不定期，1928年创刊。

四、网络资源

在当今这个网络技术流行的时代，类似于google、yahoo、baidu这样的网站提供了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并按照各个网址的相关度排列信息，读者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许多自己需要的网上信息。读者面临的难点可能是在海量的网址中寻找到自己最需要的信息，因为目前这类网站都有各自的学术重点，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它们在成千上万的相关网址中各有“分工”，并无高下好坏之分。我们权且在此例举一二，以便读者参考。

拜占庭学和中世纪研究网络链接索引

该索引为佛德罕姆大学“中世纪研究网站”提供，包括了世界范围有关拜占庭研究和学习的各类网址，起名为“Byzantine&Medieval Links Index”，读者可以在该网站“拜占庭研究”最后部分找到，其网址为：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yzantium/。由于网上信息变化较快，该索引声明它并不能保证其包括的所有网址都有效工作。但是，由于该大学学者和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该索引声称它可以提供全球所有拜占庭学网上资源和中世纪研究的全部重要信息。建议读者对该索引的声明进行阅读，从中可见其严肃性和学术性。

中世纪研究网络资源

为佛德罕姆大学“中世纪研究网站”提供，包括相关领域教学和研究使用的基本资源信息，网址为：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yzantium/。该网络资源为公益性资源，按照拜占庭历史与文化发展的阶段和专题，选择了重要的英文版原始文献，公布出来，供人们免费下载。这些资料大体可以满足初学者学习之用，但对研究者而言，则略显不足。为了解决读者深入探讨面临的资料困难，该网络资源提供了大量的链接，方便读者进入专业网站。

顿巴登橡树园拜占庭研究资源

由哈佛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办，网址为：http：//www.doaks.org/。该中心是目前世界上研究水平最高的著名学术机构，自二战后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建设了一流的拜占庭学图书资料中心，并组织协调全球拜占庭学者参与其研究，领军于国际拜占庭研究。该中心的网上图书馆地址为：http：//www.doaks.org/libraryonline.html，该图书馆以哈佛大学图书馆为依托，能够满足任何专题研究。

拜占庭研究网（BSC）

设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网址为：http：//www.sc.edu/bsc/index.html/。该网站是国际拜占庭学家的公共平台，同时也是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所在地，及时提供所有学术活动信息，特别是关于各国举办的有关拜占庭教学与科研的学术研讨会的信息。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网站是设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促进拜占庭学发展学会网”，提供了大量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信息，网址为：http：//www.kcl.ac.uk/cch/SPBS。

希腊文古籍数据库（TLG）

由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自1972年开发，全称为“希腊古籍文献（自前荷马至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数据库”（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from Homer to the Fall of Byzantium in AD 1453]，简称TLG）。目前，该数据库开通了即时更新功能和网上检索功能（http：//www.tlg.uci.edu），不断补充最新整理出来的希腊古籍文献。该数据库提供了已经正式整理出版的全部希腊古籍文献，不仅可以进行词语检索，而且提供了在线即时翻译工具和文献统计工具，使阅读英文的读者可以直接阅读希腊古籍原文文本，并根据需要了解文献学信息。南开大学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自2004年起，即订阅了该数据库的光盘版，并开通了网络版（http：//stephanus.tlg.uci.edu/）。

拜占庭研究服务网

由Edward Choh在新加坡开通，网址为：http：//www.serve.com/byzance。该网站是为拜占庭普通爱好者开设的平台，提供了拜占庭帝国历史与文化的多种信息，涉及通史、宗教和军事问题、建筑艺术和地理学知识，该服务网也引起了专业拜占庭学家的注意，因为它提供的拜占庭历史故事和拜占庭皇帝传都是依据真实的史料。

过刊数据库（JSTOR）

该数据库最初是作为梅隆基金会（The Andrew W.Mellon Foundation）的一个项目，重点解决图书馆在长期积累学术期刊资料积累时面临的问题。该数据库由非盈利性组织开发，肩负着创建并维护可信的重要学术期刊的存档，使尽可能广泛的用户可以访问这些期刊的重任。其网址为：http：//www.jstor.org/about/collection.list.html。JSTOR涉及文、理、农、工、商、医、艺等所有学科。目前，该数据库在国内各主要院校已经普遍使用，其囊括的上千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包括了国际上出版发行的拜占庭学、古典学和现代希腊研究的主要学术刊物。该数据库为全文检索数据库，其词语检索功能按照相关度提供论文，并依各自的重要程度排列。付费用户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订阅相关部分，大学订阅用户可以进行全文下载，网站为：http：//www.jstor.org。

古代晚期和拜占庭研究网站（LABS）

该网站由牛津大学开设，网址为：http：//www.history.ox.ac.uk/byzstud/index.htm。由于“古代晚期和拜占庭研究”基金会的努力，牛津大学汇集了一批国际一流拜占庭学者，建立了完善的人才培养体制，开发了学术研究的网络平台。通过该网站，可以及时了解到全球拜占庭研究的最新动态和信息，以及多种用于研究的学术资源。

附录二　关键词

阿波利拿里派（Apollinarianism）　信奉阿波利拿里教义的教派，由叙利亚老底嘉主教阿波利拿里（约310—390）首先提倡。他是坚定的反阿里乌派神学家，强调基督的神性，认为人是由灵、魂、体三者构成的，基督只有其中后两者而无人的心灵，因此具有不完全的人性，其心灵则是神性的逻各斯。这种理论与阿里乌派强调基督人性的理论相对立，但也不符合正统的神学理论，故遭到罗马教会的谴责。拥护阿波利拿里学说的信徒明确提出，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合二为一，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不完全的人性，因此基督没有道德上的成长过程，其与生俱来的神性决定其完美的道德。在4世纪的教义争论中，该派处于劣势，在381年的宗教会议上被确定为异端。

阿里乌派（Arians）　以该派首倡者阿里乌的名字命名的基督教派别。阿里乌公开主张圣子低于圣父，由圣母玛利亚所生，不是上帝，不与圣父同性同体，而是被造者，从属于圣父，而圣灵比圣子地位更低。这一观点与“三位一体”的正统信条相悖，在325年尼西亚宗教大会上被定为异端，他本人被流放，后来病死在君士坦丁堡。其理论赢得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很多信徒的拥护，该派仇视教会上层，反对教会占有大量财富和田地，故在下层民众和地位低微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中很受欢迎。

拜占庭海军指挥官（Archontes cometes）　又称管理机构总长。来源于罗马帝国时期“长官”一词，拜占庭帝国时期继续沿用，泛指所有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后来逐渐专指“海军指挥官”。

拜占庭皇帝（Imperator，αυτοκρατωρ）　历史文献中可以发现，拜占庭皇帝还有其他两种称呼，即Βασι′λευ和Σεβαστο′。Βασι′λευ是对皇帝最常见的称呼，来源于古代希腊人对国王的称呼，并在古希腊文献和当地人的日常用语中常用不衰，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为强化君主政治的合法性，利用基督教神学和希腊政治哲学来加强皇帝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Βασι′λευ也因此被广泛使用，取代其他名字成为皇帝的主要称呼。Βασι′λευ在希腊人中泛指所有的国王，但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东地中海时期，这个名称常指大国君主，例如波斯国王可以称为Βασι′λευ，而小国君主则被称为rex，当然，它们之间用法上的区别是微小的，不是非常明确。αυτοκρα′τωρ是皇帝的拉丁语称谓imperator正规的希腊语翻译，它具有突出的军事首脑的意义，它与Βασι′λευ混用反映出皇帝专制制度发展的现实。Σεβαστο′这个称呼始见于1、2世纪希腊文献，用以翻译皇帝的拉丁名字奥古斯都（augustus）。通常只有熟悉古希腊语的作家才在写作中使用它，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和司法含义。

拜占庭军队司令官（Magister Militum，复数形式Magistri Militum）　拜占庭帝国军队最初沿袭罗马军队旧制，其司令官也继续使用过去的称呼Magister Militum。君士坦丁一世为了防止地方分裂势力发展，将大政区总督的军事指挥权力转移给禁卫军团长官，并将骑兵和步兵分为两种部队。事实上，骑兵和步兵的区别只是理论上的，实践中它们相互混编。君士坦丁二世时期，确定东方、加利亚和伊里利亚三军设立司令官。此后，直到6世纪，司令官人数几经增减。由于4、5世纪日耳曼各部落大举迁徙进入原罗马帝国境内，军队的成分发生变化。特别是君士坦丁一世起用许多日耳曼将领的政策使拜占庭军事将领多来自下层和日耳曼人。5世纪以后大贵族势力一度崛起，司令官也以名门望族和传统军事世家子弟为主。查士丁尼任用军政官员时不注重出身，而重能力和忠诚的程度。他除了在主要的防御地区设立军队司令官外，还任命远征军司令官。各大政区军队司令官只拥有对其辖区内的军事指挥权，他们还被授予征兵权和对属下将士的司法权。自查士丁尼开始，军队司令官的数量再度增加，其作用也逐渐降低。后军区最高首脑“将军”逐渐取代了司令官。

拜占庭陆军（Comitatenses）　来源于罗马帝国的“野战军团”。拜占庭帝国继承了罗马时代的军事建制，保留了野战部队，也称为“机动部队”，由皇帝或最高司令长官亲自指挥。

拜占庭钱币（Nomisma）　拜占庭帝国不仅在政治上继承罗马帝国的传统，而且在经济上沿袭旧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拜占庭货币保持罗马帝国时代铸币传统。表现有三：一是标准金币重量为1/60镑，二是货币正面图案为皇帝胸像，三是铭文和图案制作精细，四周有点状边缘装饰。一种名为Aureus的金币在309—324年被君士坦丁一世改革，首先将每枚金币的重量降低为1/72镑，改称Solidus（我国通译为“索里得”），大小20毫米左右，约重4.4克。同时发行相当于索里得一半重量的Semissis（音译为“塞米西斯”），大小17毫米左右，约重2.2克。380年以后，铸造相当于1/3索里得重量的Tremissis（音译为“翠米西斯”），大小14毫米左右，约重1.45克。至君士坦提乌斯时，每镑白银可铸144枚银币，其个体重量相当于塞米西斯。铜币也由传统的大Nummus（直径27—31毫米）缩小一半。这种制式此后数百年成为拜占庭帝国皇帝发行货币的标准制式。

保护权（Patronoate）　拜占庭贵族或权势阶层为普通人提供的保护，或主人提供的庇护，该权力可以用于一座教堂、一个人或一块土地。

保罗派（Paulicians）　5世纪产生于拜占庭帝国东部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地区的教派，主张二元论神学。其领袖为小亚细亚的保罗，提出类似摩尼教信仰的基督教神学理论。摩尼教又称“明教”，以祆教二元论教义为基础，结合基督教和佛教等理论，形成独特信仰，主张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对立，认为宇宙间有善神和恶神，善神或称光明神创造世界，恶神或称黑暗神不断腐蚀善神完美的创造。摩尼教的善恶之争学说影响广泛。保罗派接受其理论，提出基督教善恶二元论，认为上帝代表善和秩序，撒旦代表恶和混乱。这种理论受到正统教会的否定，但是受到处境艰难的广大贫苦民众的拥护，认为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肉体都来自罪恶的撒旦，纸醉金迷的贵族和道貌岸然的教会上层是撒旦的代表，他们反对正统教会的教阶制度，要求信徒平等，要求用清洁神秘的宗教仪式驱除罪恶，使信徒得到解救。该派在下层民众中有广大的支持者，流传甚广，至10世纪在保加利亚地区形成鲍格米勒派。

鲍格米勒派（Bogomili）　受保罗派影响形成的基督教教派，流行于10—15世纪的保加利亚地区。“鲍格米勒”为古代斯拉夫语，意为“爱上帝的人”。该派在保罗派影响下，提出二元论宗教理论，认为基督和撒旦都是上帝之子，基督是人世善的代表，撒旦是恶的代表，基督不是真实的人，而是具有人的幻影的神。善恶对立，相互斗争，一切压迫和残暴行为都是恶的产物，遭到善的反对，善最终将获得胜利。鲍格米勒派是受压迫民族和下层人民的宗教派别，他们反对教会的特权和拜占庭政府的剥削，反对压迫，反对国王和贵族，主张没收教会财产，废除教会等级制度，取消除婚礼之外的所有宗教仪式等。

边防军（Akritai）　公元10、11世纪，拜占庭军队驻扎在边境地区的巡逻部队。特指驻扎在某个最偏远的边防地区的部队。

财政年（Indiction）　拜占廷帝国采取土地人头税收制度，国库官员每隔15年确定税收额度，并更新注册登记。戴克里先皇帝首次确定不定期实物税，以满足皇帝的特殊需求，后来，又由君士坦丁皇帝确定为定期税收。由于这一时间的确定性，拜占庭人也常用它作为编年纪时的时间单位。

菜地（Mensa）　拜占庭教会或修道院地产的一部分，用以提供修道院或教团的膳食，由土地或土地收益等构成。

长方教堂（Basilica）　拜占庭最初的教堂仿照罗马或波斯统治者接见大厅模式建造，此类建筑物因高大宏伟而常被用于法庭和宗教崇拜场所。后来，拜占庭教堂在长方教堂的基础上发展出十字架形制的教堂。另外一种意思是指查士丁尼以后的拜占庭皇帝颁布的法律、成文法典。

大教长（Patriarch）　指在基督教兴起之初出现的地方主教头衔，原则上只用于那些对发展基督教信仰或神学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城市，其教区主教使用该头衔以标志其较高的地位。

佛里斯（Follis）　拜占庭帝国长期流行的低值铜币。该名称来源于拉丁语，意指“钱币袋”，后用于拜占庭帝国的铜币，其兑换银币的比值常有变动，并不固定。

公民餐（Politikoi）　拜占庭帝国继承罗马帝国的传统，向城市居民免费发放食物。该词特指拜占庭当局分发给城市民众的大块烤过的食物。

宫廷侍卫队（Excubitores）　“禁卫军”最初的称谓，通常由色雷斯人、伊里利亚人和伊苏里亚人组成，以保证其可靠性。

海军军区司令（Drongarios）　为了称霸东地中海，拜占庭帝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强大的海军，海军军区司令即为其最高长官。该名称后来用于指代帝国舰队司令。

行会（Guild）　拜占庭政府对工商业的实际控制是通过行会实行的。拜占庭行会具有官方行会性质，称为“公共行会”，其成员最初是固定职业的行会成员的后裔。行会分别管理官办工商业和私人工商业。按照官办工商业行会习惯法，拜占庭行会成员世代从事同种职业，不许退出行会，其后代子孙和家产（主要指动产）永远归属行会。这种规定显然是防止行会生产技术水平降低和从国家作坊流传到民间，进而维持国家对工商业的垄断。行会禁止未成年人或手艺尚未成熟的人进入，并同时将“等额顶替”作为行会成员子弟入会的重要条件。行会手艺一般是在家庭成员内世代相传，保持较高的水平，很少有将手艺外传的例子。这样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行会成员享受较高的待遇，他们被视为拜占庭工匠中的贵族。学徒工资很低，学徒期为两年。违约终止学徒的任何一方都将受到所在行会的惩罚。

宦官（Eunuchs）　专制皇权统治下的产物。宦官从少年时便被阉割，进入宫廷后，虽然出身低下，但是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宦官不仅参与宫闱秘事，而且代表皇帝执行抄没家产的使命，并受到皇帝宠幸而得到赏赐。拜占庭帝国历史上，宦官担任过许多重要职位，如大教长、军队司令官等。诸如“宫廷大管家”和“同寝人”之类的高级内宫官员在许多世纪里都是由宦官担任。宦官与效忠于皇帝的官僚机构同步发展起来，成为拜占庭专制皇权统治的重要标志之一。科穆宁王朝以后，拜占庭宦官制度衰落。

皇家贵族（Porphyrogenitos）　由于紫色是拜占庭皇家专用颜色，特别是在皇宫中更是普遍使用紫色织物，因此该词字面意义为出生在拜占庭皇家的“紫色宫殿”中，特指出生于其父在位时期的合法皇太子。

黄金敕令（Chrysoboulioi）　通常指由皇帝颁布的拜占庭帝国法令，因加盖皇帝金色玺印而得名。

毁坏圣像派（Iconoclasts）　与崇拜圣像派相对立，均产生于毁坏圣像运动，该运动是中期拜占庭历史的重大事件，是拜占庭教、俗统治集团于8、9世纪发动的禁止使用和崇拜圣像的社会斗争。这场运动涉及面广，影响极大。学者们以这场运动标志当时的历史，称运动发生的一百余年为“毁坏圣像运动时代”。这场运动以皇帝利奥三世于726年夏季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为开端，至843年幼帝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时期，摄政皇后塞奥多拉颁布反对毁坏圣像的《尼西亚法规》为止，持续了117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毁坏圣像运动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不仅加强了皇权专制统治，而且迫使东正教教会未能像罗马教会那样发展成为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权力。

基督一志论派（Monothelitism）　支持基督一志论的教派。这一理论是拜占庭皇帝伊拉克略一世为平息基督教教义争论、推行思想统一而构思出来的。它公开宣称，无论基督神、人两性关系如何，其本体只有上帝的一种意志，决定基督的其他方面。伊拉克略以行政手段强制要求民众信仰基督一志论，最终遭到失败，680年宗教大会将该说判定为异端。

禁卫军（Scholai）　伴随着拜占庭帝国皇帝专制统治制度的发展而变化。皇帝及其家族为强化在争权夺利斗争中的安全，加强禁卫军建设。君士坦丁一世完成统一帝国的事业后，首先在帝国西部宫廷设立5个禁卫队，在帝国东部设立7个禁卫队，每队编制为500人。他们主要以法兰克人和其他日耳曼人为主力。4世纪后期法律规定禁卫军将士必须信仰基督教。由于禁卫军与皇帝保持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它成为贵族子弟升迁的必要阶梯，许多贵族子弟通过购买方式进入禁卫军，使禁卫军在频繁的宫廷斗争中成为各方争夺的力量。查士丁尼增设4个禁卫队，还派遣禁卫军士兵参加远征。7世纪以后的禁卫军逐步丧失了原有的军事作用，成为礼仪兵，其保卫皇帝人身安全的职能也转移给由300人组成的宫廷侍卫队。禁卫军将士还享有某些特殊的司法权。

竞技党（Demes）　最初产生于君士坦丁堡经常举行的战车竞技，依据蓝、绿、红、白色坐区组成赛区“车迷协会”，后来发展成为“吉莫”（意为赛区）党，不仅组织本区民众，而且表达政治意见。其中，蓝党代表元老院贵族和上层居民的利益，绿党则代表商人和富裕居民的要求，而红、白两派因势力较弱附属于蓝、绿两党。各党民众经常利用赛场表达政治意愿、发泄对当局政策的不满。蓝党代表在宗教方面代表《尼西亚信经》的信众，而绿党代表“一性论派”信徒。

卷轴文书（Rotulus）　首尾相接缝起来的羊皮纸文件，通常卷为一两轴，作为古代的“书籍”。后来，拜占庭流行对折书籍，但这种卷轴形式的书籍继续用于某些礼拜仪式文件或法律文书。

军区（Theme）　来源于希腊语Θε′δη一词，据著名的拜占庭学者伊科诺米基斯考证，该词原意为“花名册”或“士兵名册”。拜占庭军区制则产生于7世纪开始的军事和行政制度的改革，由于这场改革以解决军事问题为主，且最终普遍建立军区，故被称为军区制改革，新制度则被称为军区制。拜占庭军区制首先在其亚洲属地推行，先后建立了亚美尼亚、奥普西金、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军区和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军区。后在全境实行，将全国划分为大小不等的军区。军区的最高首脑是“将军”（strategos），军区内按照军事序列建制，取代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使过去行省、地区和村社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是向军事序列靠拢，或是被军事机构所取代。地方行政管理的军事化和单一化为军区制提供了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保证。军区下级将士平时经营军役地产，即以服兵役为条件获得的农兵土地。农兵阶层的形成是军区制最终形成的关键，他们成为军区制的基础。农兵经营土地的所得，用于养家糊口和维持农兵的武器装备和作战供给。自8世纪以后，皇帝在控制各地军区的同时，还直接指挥被称为“守备部队”（Tagmata）的武装力量，后者常驻首都君士坦丁堡。军区制到12世纪瓦解消失。

军役地产（Στρατιω′τικακτη′ματα）　军区制下农兵以服兵役为条件获得土地使用权，该地产一旦颁给士兵，即可永久占有，士兵可自由处理，可以买卖，也可以赠送他人，还可以将田产连同军役义务一同转给继承人。履行兵役土地义务可以采取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服役，即由经营田产的士兵亲自服役，或参加边境防御战和军事远征，或修筑军事要塞，架桥修路，营造舰船。第二种是间接服役，即由一户或几户提供足够维持一个士兵的给养。这种形式的军役义务与前一种一样，在文献中被称为Στρατει。经营军役田产的农兵仍然保持军队编制，随时听从军区将军的命令，随时集中，从事军事工程劳役或随军作战。

苦修者（Stylite）　多指居住在石柱上的苦修者，终生冥思苦想。

连保制（Allelengyon）　拜占庭帝国在农村推行的一种税收制度，即由小农组成的村庄集体承担缴纳国家税收的义务。国家通过这一制度杜绝土地荒芜，以强制村庄集体完税来保证财税收入。在一定的税收年度期间，政府测定地方纳税额度，使村庄内的农民尽量占用弃耕土地，以避免因抛耕农田而增加自身的税收量，降低单位耕地的平均税收量。该制度意味着税收义务不是确定在农民身上，而是承负在田地上，当一块田地成为弃耕田后，该田地原来承担的国家税收义务并不因为原主人的消失而消失。国家为确保农民完成土地税收而要求由农民构成的村庄集体担负逃亡农民的弃耕土地税收，而后者所在村庄的其他农民以完成该土地税收的责任和义务换取使用弃耕田地优先权。这一制度于11世纪中期被废除。

马其顿尼派（Macedonius）　支持君士坦丁堡主教马其顿尼观点的派别。他于342年任君士坦丁堡主教，因与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等拜占庭帝国东部教会观点不同发生激烈争论，进而演变为人身攻击，一度被迫辞职。他与正统神学的争论在于对圣灵的解释，他认为圣灵不是上帝，而是受造者，介于上帝和圣子基督之间。这一观点与阿里乌的理论比较接近，只在少数教士中得到承认。

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　基督教的小派别，首倡者为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利（约380—451）。他曾在修道院研究“三位一体”神学，担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后公开反对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合二为一的“本体”论，提出“二性二位”说，即认为基督为玛利亚所生，而玛利亚是人不是神，因此基督的神性依附于其人性本体上，基督具有两种不同的位格。这一二元论神学在431年宗教大会上被定为异端，他本人也被免职流放。当时许多信奉其理论的信徒形成独立教派，因逃避迫害和镇压而流亡各地，其中向东流亡者在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地区扩大了势力，并在波斯受到保护，因而发展迅速。该派流传至今，于唐代初期传入我国。

农兵（Stratiote）　拜占庭农兵阶层的形成是军区制最终形成的关键，他们是军区制的基础。农兵经营军役土地，其所得用于养家糊口和维持自己的武器装备和作战供给。自8世纪以后，皇帝在控制各地军区的同时，还直接指挥被称为“守备部队”（Tagmata）的武装力量，后者常驻首都君士坦丁堡。随着地主贵族的兴起，拜占庭农兵逐渐消失。

《农业法》（Farmer‘s Law，Νο′μοsγεωργικο′s）　英文又译作Rural Code，是拜占庭农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立法文件。拜占庭学者研究的一般结论认为，7—8世纪期间是拜占庭农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拜占庭帝国统治者放弃了查士丁尼一世致力于在罗马帝国旧体制内重建经济秩序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军区制，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对拜占庭帝国生存极为重要的小农经济的发展，并奠定了拜占庭帝国此后数百年强盛的物质基础。《农业法》共有85条，涉及拜占庭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后人了解中期拜占庭农村、农业和农民情况的主要依据。

散地（Klasmata）　特指被农民遗弃的耕地，进而流散到国家税收体系控制之外。10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为遏制国家税收土地的流失，多次颁发法令，允许耕种该土地30年的农民重新收回并优先分到该小块土地。

首席通讯官（Protonotary）　拜占庭帝国中央政府负责特派信使和主管官方通讯的官员。

授地农（Pronoia）　字面意思为“赠与”，即将国有土地赠与个人以换取其服兵役，后来演变为大土地贵族的一种权力。最初，获得耕地经营权（pronoiar）的农民被允许获得经营全部所得，而国家仍然拥有土地所有权。但是，10—11世纪实行的“优先权制”（Protimesis）允许土地买卖，目的虽是阻止大土地的形成，却最终促使地方土地贵族势力发展。拜占庭社会逐渐出现了无权无势的“穷人”（Ptochoi）和有权有势的“贵族”（Dynatoi）。大地主不断进行土地兼并，导致拜占庭农民的普遍破产，进而以土地所有权为代价换取大地主的保护，成为租佃农民（Colonus），13世纪进一步成为“拜占庭农奴”（Paroikoi），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原有的人身自由。

文件集（Polyptych）　该词常用于外交领域，字面意义最初为书页的汇编。后来，该词更明确专指6—10世纪期间，地主、特别是教会和修道院起草的财产清单和税额。

希腊火（Greek Fire，υ′γρονπυρ）　君士坦丁四世统治时期，由佳利尼科斯发明配制方法，首次用于678年抵御阿拉伯海军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希腊火是一种以石油为主体、混合了易燃树脂和硫磺等物质的黏稠油脂。它容易点燃，但不具备爆炸力，因此便于携带和运输。其性状如油，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和燃烧，而且容易附着于物体表面。经过配制的希腊火一般被装入木桶，运送到前方供守城将士使用。士兵们通常使用管状铜制喷射器将它喷洒向敌人，然后射出带火的弓箭将它点燃，有效烧毁敌船，杀伤敌人。拜占庭人对与之有关的一切事情特别是这种新式火器的配方和制作过程严格保密，甚至不许用文字记载下来，因此，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在浩繁的拜占庭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人们只能从阿拉伯文献中略知一二。

希利尔文字（Cyrillic，Glagolitic）　古斯拉夫文字。由拜占庭传教士君士坦丁（也称希利尔）发明。他和他的弟子应摩拉维亚大公拉斯迪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国王伯利斯邀请，受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三世派遣，于862年前往两地用斯拉夫语言传教。当时，各斯拉夫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君士坦丁和其兄美德多斯在传教过程中，使用希腊字母为斯拉夫方言拼音，创造出为斯拉夫人所理解的文字，称为“希利尔文字”，这种文字日后成为所有斯拉夫文字的基础。他们还用这种文字从事《新约》等宗教经典著作的翻译。此后，伯利斯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并邀请君士坦丁的大弟子克莱蒙特到保加利亚传授拜占庭文化，支持他建立独立教会和发展文化的活动。君士坦丁因此被后人尊为斯拉夫文化的奠基人。

小群（Lavra，Laura）　拜占庭修道生活中的一种制度，即持虔诚宗教信仰的男女信徒，追随东正教祭司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在周末集中起来共同祈祷礼拜。这种最初始的集体修道生活方式与单独隐居修道有区别，但更有效，因此逐渐流行开来，成为一种制度。

一性论派（Monophysites）　信奉基督一性论的教派，主张基督的人性完全结合进其神性中，因此他只有神性而无人性，并反对当时正统教会关于基督之神、人两性联合而不混淆的理论。这种神学主张明确反对聂斯托利的二元论神学理论，驳斥基督神、人二本体说，认为二元论神学只是阐述了基督早期的性质，而当其两性结合之后，基督就只有神性而无人性，只有一个神性的本体。该派在448年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但次年被以弗所宗教会议平反，最终在451年的察尔西顿大会上被确定为异端。一性论派在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地盛行，并在查士丁尼时代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由于该派信徒遭到长期的歧视和迫害，拜占庭帝国东部省区持一性论的教会逐渐与正统派分裂，形成独立的科普特教会，保持至今。

邮驿部（Dromos）　该称呼源自“公路”一词，后特指拜占廷信使机构，同时也负责治安和外交关系事务，该机构首脑为邮政大臣，在拜占廷宫廷中发挥关键作用。

御前会议（Silention，silentiaries）　拜占庭皇帝的顾问会议，或其成员。这些成员主要由高级贵族和官吏组成。

元老（Senators）　罗马帝国时代，元老院是权力最大、声誉最高的议事会和咨询机构，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在晚期罗马帝国政治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拜占庭人仍然在名义上沿袭旧制，但皇帝们在强化专制权力中，采取多项措施限制元老的权力，剥夺元老院大部分行政功能。君士坦丁一世加强了元老院参与市政工作的措施，他不仅保留了罗马城的元老院，而且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新的元老院，指令他们在城市金库收支计划、城市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供应和城市建筑的规划方面协助市长。9世纪期间，元老院的立法权被取消。元老院的成员元老逐渐成为荣誉头衔。他们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势力，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成为拜占庭等级社会中的最高等级。后来，元老头衔被正式划分为“杰出者”（Illustris）、“显赫者”（Spectabiles）和“辉煌者”（Clarissimus），他们在《礼仪指南》中的位置依此排列。其中地位最高的“杰出者”只授予大政区总督、执政官、首都市长、总理大臣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但是，随着元老名号的大量授出和元老人数的增加，上述头衔逐渐贬值，只有“杰出者”一直被用于元老，并采用了新的拉丁语形式Magnifiei，到6世纪时又改称为“荣耀者”（Gloriosus），获得者除了上述达官显贵外，增加了陆军司令、司法大臣和皇宫宦官大总管，而贬值了的Magnifiei则授予下一级别的各部门或省区伯爵。元老具有特殊地位，其财产不受侵犯，他们随时可以进宫觐见皇帝，享有政治上的特权。

战舰（Dromon）　拜占庭人自古代沿袭而来一种有桨帆船式样的战舰。

长官（Logothete）　拜占庭官府衙门首脑。该名称最初的来源不清，公元9—10世纪以后，朝廷各部门的负责人通常都使用这个名称。

执政官（Consul，′Yπατο）　产生于罗马共和国时期，在晚期罗马帝国时失去行政职能，逐渐转变为荣誉称号。拜占庭帝国时期，执政官头衔继续保留，其拉丁文形式为Consul，希腊文形式为′Yπατο。执政官是一种荣誉头衔，通常由皇帝提名任命。其主要来源是富有的贵族，因为这个头衔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为后盾。执政官必须负责出资安排大型公共欢宴，向穷苦市民发放救济，在大竞技场组织赛车活动，并向市民免费提供观礼票。拜占庭社会上层认可执政官的荣誉地位。6世纪前后，执政官中增加了许多并非出自大户名门的新贵，使得这一头衔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特殊社会地位的象征。由于执政官的传统义务使它花费巨大，这一头衔逐渐失去了吸引力。拜占庭文献中有关执政官的记载到7世纪上半期即消失了，执政官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总督区（Exarchates）　拜占庭帝国仅有迦太基和拉文纳两个总督区，由拜占庭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其管理上的特征是军、政权力合一，由总督区首脑“总督”控制。这种体制有别于拜占庭地方军政权力分离的省区管理。总督区采取的总督一元化领导管理形式使总督能够统一指挥，便于应付战时的紧急军务。这种管理方式后来成为军区制的基础。

总理大臣（Magistre officiorum）　“执事长官”的拉丁文形式，其希腊文形式为Μαγι′στρο τωνοφφικιω′ν。这一官职最早见于320年的文献，是由君士坦丁一世设立的，目的在于制衡大政区总督权力的发展。最初，该官职是半军事性质的，负责行政事务后，大政区总督的部分权利转移给总理大臣。他参与重大国事的决策，与大政区总督、军队司令和司法大臣等一样成为御前会议伯爵。查士丁尼时代，总理大臣仍然是朝廷最重要的高级官吏。7世纪初以前，总理大臣的职权包括：指挥禁军团，检查巡视东方边境部队，派遣稽查使全面监督各级官员，监管全国各级公路和驿站，签发通关文牍，主持外交活动，参与对外谈判和缔结条约，安排外宾接待，掌管宫廷庆典仪式，参与审理重大案件，控制宫廷日常事务，管理皇宫内外全部照明事务。

租佃农民（Colonus）　原则上为自由人，但负有经济或军事义务。在拜占庭帝国晚期，租佃农下降到依附权势阶层的地位，逐渐丧失了人身自由。租佃农民占据的租佃土地称Colonic，后来可被用来指多块分散的土地使用情况。

推荐阅读文献

一、通史、断代史

H.Ahrweiler，Byzance et la mer：La marine de guerre，la politique et les institutions maritines de Byzance aux VIIe-Xve，Paris，1966.

ΚονσταντινεΑμαντοζ，ΙστοριατουΒυζαντινουΚρατουζ，Α ημα，1939-1947.

M.Angold，The Byzantine Empire，1025-1204：A Political History，London，1997.

N.H.Baynes and H.Moss eds.，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Oxford，1948.

H.G.Beck，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Volksliteratur，Munich，1971.

S.Borsari，Venezia e Bisanzio nel XII secolo，Venice，1988.

L.Brehier，Vie ed mort de Byzance，Paris，1946，Oxford，1977.

L.Brehier，Les institutions de l’Empire byzantin，Paris，1946.

R.Browning，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1980.

R.Byron，The Byzantine Achievement：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London，1929.

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London，1923.

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Amsterdam：Adolf M.Hakkert，1966.

J.B.Bury，The Constitution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Cambridge，1910.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ed.by J.M.Hussey，Cambridge，1978.

A.Cameron，The Later Roman Empire，London，1993.

A.Camero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60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A.Cameron，The Byzantines，Malden，MA：Blackwell Pub.，2006.

G.Cavallo，The Byzantines，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7.

A.Christophilopoulou，Byzantine History，trans.by W.W.Phelps，Amsterdam：Adolf Hakkert Publisher，1986.

P.Collinet，L‘ecole de droit de Beyrouth，Paris，1925.

R.Collins，Early Medieval Europe，London，1991.

Pierre Daru，Histore de la République de Venise，1st ed.1819；4th ed.Paris，1853.

Ch.Diehl，Byzantine.Grandeur et decadence，Paris，1920，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Naomi Walford，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7.

Ch.Diehl，Histoire de l’empire byzantin，Paris，1930.

G.Downey，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Princeton，1961.

J.Fine，The Early Medieval Balkans：A Critical Survey from the Late Sixth to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Ann Arbor，1983.

George Finlay，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Time，London，1877.

S.Franklin and J.Shepard，The Emergence of Rus，750-1200，London，1996.

D.J.Geanakoplos，Byzantium.Church，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Chicago-London，1984.

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ondon，1905-1906.

C.Gordon，The Age of Attila：Fifth Century Byzantium and the Barbarian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0.

V.Grumel，La Chronologie，Paris，1958.

W.Hahn，Moneta Imperii Byzantini，Rekonstruktion des Prageaufbaues auf Synoptisch-tabellarischer Grundlage，Wien：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73.

J.F.Haldon，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Cambridge，1990.

Carlton Hayes and Frederick Clark，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N.Y.，1966.

G.F.Hertzberg，Geschichte der Byzantiner und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bis gegen ende des 16.Jahrhunderts，Berlin，1883.

Karl Hopf，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vom Beginne des Mittelalters bis auf die neuere Zeit，Leipizig，1867.

C.Imber，The Ottoman Empire，1300-1481，Istanbul，1990.

N.Iorga，Histoire de la vie byzantine，empire et civilisation，Bucarest，dition de l‘auteur，1934.

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Oxford，1964.

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Oxford：Basil Blackwell，1964

I.Karagiannoulos，ΤοΒυζαντι′νονΚρα′το，Θεσσαλονι′κη，1983.

I.Karagiannoulos，Ιστορι′αΒυζαντι′νουΚρα′του，Θεσσαλονι′κη，1992.

A.P.Kazdan，Th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s，N.Y.，1985.

A.P.Kazdan，People and Power in 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Byzantine Studies，Washington D.C.：Dumbarton Oaks，1991.

Heinrich Kretschmayr，Geschichte von Venedig，Gotha：Neudruck，1905.

S.Lampros，Ιστορι′ατη Ελλα′δο μετεικο′νωναπο′τωναρχαιοτατωνχρο′νωνμε′χριτη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ολεω，Athens，1886，1908.

A.Lanb，L’Empire grec au dixième siècle，Paris，1870.

Mas Latrie，Histoire de l‘le de Chypre sous le règne des princes de la maison de Lusignan，3 vols.Paris，1852-1861.

P.Lemerle，Histoire du Byzance，Paris，1948.

P.Lemerle，Cinq etudes sur le Xle siècle byzantin，Paris，1977.

R.J.Lilie，Handel und Polotok zwischen dem byzantinischen Reich und den italienischen Kommunen Venedig Pisa und Genua in der Epoche der Komnenen und der Angeloi，Amsterdam，1984.

Jack Lindsay，Byzantium into Europe，p.11.White，Jr.Lynn，“The Byzantinization of Sicil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2，No.1，1936.

Zacharia von Lingenthal，Geschichte des griechish-romischen Rechts，Berlin，1892.

F.Malngkoudhs，ΟιΣλα′βοιστηνΜεσαιωνικη′Ελλα′δα，Α η′να，1988.

B.Mango，Byzantium：The Empire of New Rome，London，1980.

B.N.Neranth-Barmazh，ΤοΒυζα′ντιοκαιηΔυ′ση（1354-1369），

Θεσσαλονι′κη，1982.

B.M.Nicol，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1261-453，London，1972，Cambridge，1993.

B.M.Nicol，Studies in Later Byzantine History and Prosopography，Cambridge，1985.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Vintage Books，1989.

C.W.Oman，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1892.

G.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J.Hussey，Oxford，1956，1968.

Παπαρριγοπουλοζ，Ιστορι′ατουΕλληνικου′εθνουζαπο′τωναρχαιο′τατωνχρο′νωνμε′χριτωννεω′τερων，Α η′να，1860-1877.

Paparrigopoulos，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hellenique，Paris，1878.

Robert of Clari，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translated from the old French by Edgar Holmes McNea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6.

David Rohrbacher，The Historians of Late Antiquit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2.

B.Roth，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Leipzig，1904.

S.Runciman，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Cambridge，1965.

G.Schlumberger，Epopee byzantine，Paris，1911.

P.Schreiner，Byanz，Munich，1986.

L.S.Stavrianos，A Global History：The World to 1500，London，1970.

A.Stein，Preliminary Report on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1901.

E.Stein，Geschichte des spatromischen Reiches，Vienna，1928.

E.Stein，Der Beginn des byzantinischen Bilderstreites und seine Entwicklung，Munchen，1980.

E.Stein，Histoire du Bas-Empire，Paris，1949.

A.Stratos，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5 vols，Amsterdam，1968-80.

W.T.Treadgold，The Byzantine Revival，780-842，Stanford，1988.

W.T.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coiety，Stanford，1997.

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isconsin，1958.

Voltaire，Le pyrrhonisme de l’histoire，Paris，1930.

S.Vryonis，The Decline of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71.

R.L.Wolff，Studies in the Lati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London，1976.

Αικ.Χριστοιλοπου′λου，Βυζαντινη′Ιστορι′α，Α η′να，1988.

Αικ.Χριστοφυλοπου′λου，ΗΣυγκλε′το στοΒυζαντι′νονΚρα′το，

Α ηνα，1949.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廷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伯恩斯等著，罗经国等译：《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55年。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等译，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陈志强：《君士坦丁堡陷落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2006年。

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年。

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

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海斯、穆恩著：《世界史》，北京，1975年。

列夫臣柯：《拜占廷》，三联书店，1962年。

马克垚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北京，1985年。

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北京，1961年。

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

汤普逊著，徐家玲等译：《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

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

沃伦·特里高德著，崔艳红译：《拜占庭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

韦尔斯：《世界史纲》，北京，1982年。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

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

徐家玲：《早期拜占廷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徐家玲：《拜占庭文明》，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徐家玲：《拜占庭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

叶民：《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朱寰主编：《世界中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二、政治、军事、外交

Alfred J.Andrea，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Leiden，Boston，K（我是希腊字母）ln：Brill，2000（http：//faculty.washington.edu/dwaugh/rus/texts/MF1914.pdf）.

M.Angold，A Byzantine Government in Exile：Government and Society under the Laskarids of Nicaea（1204-1261），Oxford，1975.

M.Angold，The Byzantine Aristocracy IX to XIII Centuries，Oxford：BAR International Series，1984.

Michael Angold，The Fourth Crusade：Event and Context.Harlow：Pearson/Longman，2003.

Anon，“Devastatio Constantinopolitana”，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ed.and trans.Alfred J.Andrea，Leiden，Boston，K（我是希腊字母）ln：Brill，2000.

A.Arnakys，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Ottomans，Athens，1947.

P.Aube，Les Empires nomands d‘Orient，XI-XIIIe siecle，Paris，1983.

M.T.W.Arnheim，The Senatorial Aristocracy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Oxford，1972.

W.B.Bartlett，An Ungodly War：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Fourth Crusade，Stroud，Gloucestershire：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2000.

M.Bartusis，The Late Byzantine Army：Arms and Society，1204-1453，Philadelphia，1992.

J.Birkenmei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Komnenian Army：1081-1180，Boston：Brill，2002.

A.E.R.Boak，J.E.Dunlop，Two Studies in Later Roman and Byzantine Administration，N.Y.，1924.

C.M.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1180-1204，Cambridge，Mass.，1968.

R.Browning，Byzantium and Bulgatia，Berkeley，1975.

J.B.Bury，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e Century，N.Y.，1911.

C.Cahen，The Formation of Turkey：The Seljukid Sultanate of Rum，Eleventh to Fourteenth Century，tr.and ed.P.M.Holt，Harlow，2001.

Glenn F.Chesnut，The First Christian Histories：Eusebius，Socrates，Sozomen，Theodoret，and Evagrius，Macon：Mercer Universtiy Press，1986.

M.Clauss，Des magistor officiorum in der Spatantike，Munich，1980.

F.Dolger，Das Kaiserjahr der Byzantiner，Munich，1949.

J.A.S.Evans，The Age of Justinian：The Circumstances of Imperial Power，London，1996.

F.Gabrieli，Arag Historians of the Crusades，London，1984.

D.J.Geanakoplos，Constantinople and the West.Essays on the Late Byzantine（Palaeologan）and Italian Renaissances and the Byzantine and Roman Churches，Medina，1989.

Maria Georgopoulou，“Late Medieval Crete and Venice：An Appropriation of Byzantine Heritage”，In Art Bulletin，Sep.1995，and Vol.77.

J.Gill，Byzantium and the Papacy，1198-1400，New Brunswich，NJ，1979.

John Godfrey，1204，The Unholy Crusa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A.Guillou，Regionalisme et independance dans l’Empire byzantin au VIIe siecle，Roma，1969.

Gunther of Pairis，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the Hystoria Constantinopolitana of Gunther of Pairis，ed.and trans.Alfred J.Andre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

Tony Hackens，Le Monnayage byzantin：émission，usage，message，Louvain-la-Neuve：Séminaire de numismatique Marcel Hoc，Collège Erasme，1984.

J.F.Haldon，Byzantine Praetorians.An Administrative，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urvey of the Opsikion and Tagnata，Bonn，1984.

J.F.Haldon，Warfare，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Byzantine World，565-1204，London，1999.

Jonathan Harris，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Hambledon and London，2003.

J.H.Humphrey，The Archaeology of Vandal and Byzantine Carthage，New Light of Ancient Carthage，ed.J.Pedley，Annapolis，1980.

H.Hunger ed.，Das Byzantinische Herrscherbild，Darmstadt，1975.

W.Kaegi，Byzantine Military Unrest，471-843：An Interpretation，Amsterdam，1981.

I.E.Karayannopoulos，Les Slaves en Macedoine，Athens，1989.

A.P.Kazdan and A.Cutler，“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in Byzantine History”，Byzantion 52（1982），pp.429-78.

B.Z.Kedar，Crusade and Mission：European Approaches toward the Muslims，Princeton，1984.

Th.K.Korres，〈Ugron pur〉，′Εναο′πλοτη′ Βυζαντινη′ ναυτικη′ τακτικη′，Θεσσαλονι′κη，1985.

A.Laiou，Constantionople and the Latins：The Foreign Policy of Andronikos II，1282-1328，Cambridge，Mass.，1972.

A.Laiou and D.Simon eds.，Law and Society in Byzantium：Ninth-Twelfth Centuries，Washington DC，1994.

J.H.W.C.Liebeschuetz，Antioch：City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Oxford，1972.

J.H.W.C.Liebeschuetz，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City，Oxford，2001.

P.Lock，The Franks in the Aegean，1204-1500，London and New York，1995.

A.Maalouf，The Crusades through Arab Eyes，London，1984.

I.J.Maksimovic，The Byzantin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Amsterdam，1988.

J.Meyendorff，Byzantium and the Rise of Russia.A Study of Byzantine-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Cambridge，1981.

J.P.Migne，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Series graeca，Paris，1857-1866.

Montesquieu，Conside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ecadence，New York，1882.

B.M.Nicol，Byzantium and Venice.A Study in Diplomz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Cambridge，1988.

W.Norden，Das Papsttum und Byzanz，Berlin，1903.

D.Obolensky，Byzantium and the Slavs，New York，1994.

D.Obolensky，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Eastern Europe，500-1453，London，1971.

C.W.Oman，The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London，1898.

C.W.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1924.

N.Oikonomides，“The Etymology of Theme”，Byzantina，1975，XVI.

J.R.Partington，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der，Cambridge，1960.

Edwin Pears，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Being the Story of the Fourth Crusade，London，1885.

J.Phillips，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London：Jonathan Cape，2004.

B.Prawer，Crusader Institutions，New York，1980.

Donald E.Queller and Thomas F.Madden，The Fourth Crusade：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

J.Riley，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Idea of Crusading，London，1986.

S.Runciman，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Cambridge，1951.

S.Runciman，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London，1930.

S.Runciman，“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The Meeting of two Worlds，edited by Vladimir P.Goss，Mediev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1986.

Shahid，Byzantium and the Arabs in the Fourth Century，Washington DC，1984，1995.

J.Shereshevski，Byzantine Urban Settlements in the Negev Desert，Beer-Sheva，1991.

E.Siberry，Criticism of Crusading，Oxford，1985.

L.Simeonova，Diplomacy of the Letter and the Cross：Photios，Bulgaria and the Papacy，860‘s-880’s，Amsterdam，1998.

G.C.Soulis，The Serbs and Byzantium during the Reigh of Tsar Stephen Dusan（1331-1355）and His Successors，Washington DC，1984，1985.

P.Stephenson，Byzantium‘s Balkan Frontier：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Northern Balkans，900-1204，Cambridge，2000.

Ludwig Streit，Venedig und die Wendung des vierten Kreuzzugs gegen Konstantinopel，Anklam：Richard Poettcke，1877.

Jules Tessier，La quatrième croisade：La diversion sur Zara et Constantinople，Paris：E.Leroux，1884.

W.T.Treadgold，Byzantum and its Army，284-1081，Stanford，1995.

S.Vryonis，Byzantine Imperial Authority，Paris，1982.

E.A.Zachariadou，Trade and Crusade，Venetian Crete and the Emirates of Menteshe and Aydin（1300-1415），Venedig，1983.

陈志强：《拜占廷职官考辨》，载《西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陈志强：《拜占廷皇帝继承制度特点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崔艳红：《古战争》，时事出版社，2007年。

盖尤斯著，黄风译：《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2006年。

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沃森著，李静兵等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朱塞佩著，黄风译：《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张绪山：《从中国到拜占廷》，雅典，1998年。

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

三、经济技术

M.Bejannins，Studies of History of Ancient Roman Economy and Administration，Oxford，1974.

A.R.Bellinger，Catalogue of the Byzantine Coins in Dumbarton Oaks Collection and in the Whittemore Collection，Washington，1966.

P.R.Brown，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AD150-750），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1971.

Cambridge History of European Economy，Cambridge，1952.

P.Charanis，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fe in the Byzantine Empire，Collected Studies，London，1973.

P.Charanis，Studies in the Dem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1972.

R.Chevallier，Roman Roads，Los Angeles，1976.

P.Crone，Meccan Trade and the Rise of Islam，Oxford，1987.

A.Cutler，The Hand of the Master：Craftsmanship，Ivory and Society in Byzantium 9th–11th Centuries，Princeton，1994.

J.M.Fagerlie，Later Roman and Byzantine Solidi Found in Sweden and Denmark，New York：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1967.

C.Foss，Byzantine and Turkish Sardis，Cambridge，Mass.，1976.

C.Foss，Cities，Fortresses and Villages of Byzantine Asia Minor，Aldershot，1996.

N.Goodacre，Handbook of the Coinag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Spink and Son Ltd.，1957.

M.Γρηγορι′ου-Ιωαννι′δου，Στρατολο′γιακαιεγγει′αστρατιω′τικη

ιδιοκτησι′αστοΒυζα′ντιο，Θεσσαλονι′κη，1989.

P.Grierson and M.Mays，Catalogue of the Late Roman Coins in Dumbarton Oaks Collection and in the Whittemore Collection，Washington D.C.，1992.

A.Harvey，Economic Expansion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900-1200，Cambridge，1989，1990.

M.F.Hendy，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Cambridge，1985.

W.Hummel，Katalog der byzantinischen，Munich，1982.

Book 7of the Collection，ed.A.Jomes，N.Y.，1986.

A.H.M.Jones，Cities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London，1971.

Sibyll Kindlimann，Die Eroberung von Konstantinopel als politische Forderung des Westens im Hochmittelalter，Zurich：Fretz and Wasmuth，1969.

A.Laiou，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From the Sever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3 vols.，Washington DC，2002.

A.Laiou，Peasant Society in the Late Byzantine Empire：A Social and Demographic Study，Princeton，NJ，1977.

P.Lemerle，The Agrarian History of Byzantium，Galway University Press，1979.

R.S.Lopes，The Byzantine Econom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London，1978.

M.McCormick，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AD 300-900，Cambridge，2001.

G.P.Mojeska，Russian Travelers to Constantinople in the Fourteenth Dentury，Washington，1984.

Cecile Morrisson，Catalogue des monnaies byzantine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491-1204，Paris，1970.

G.Ostrogorsky，Quelques problemes d’histoire de la paysannerie byzantine，Bruxelles，1956.

R.D.Qeocarhs，Αρχαι′ακαιΒυζαντινη′Οικονομικη′Ιστορι′α，Α η′να，1983.

D.R.Sear，Byzantine Coins and Their Values，London：Seaby Audley House，1974.

I.Tolstoj，Vizantijskie monety，Amsterdam，1968.

W.T.Treadgold，The Byzantine State Finances in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ies，N.Y.，1982.

D.L.Vagi，Coinage and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c.82 B.C.–A.D.480，Chicago：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1999.

W.Wroth，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Byzantine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1908.

布瓦松纳著，潘源来译：《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

陈志强：《拜占廷军区制和农兵》，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罗斯托夫采夫著，马雍等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

李铁生编著：《古希腊罗马币鉴赏》，北京出版社，2001年。

林英：《金钱之旅——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

朱寰主编：《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1996年。

四、宗教文化

A.Αγχιορι′τη，Holy Mountain，Thessaloniki，1981.

Aggelopoulos，Εκκλησιαστικη′Ιστορι′α，Θεσσαλονι′κη，1987.

P.J.Alexander，The Patriarch Nicephorus of Constantinople，Oxford，1958.

Alice-Mary Talbot ed.，Byzantine Defenders of Images-Eight Saints‘Liv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edited by Da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Washington，D.C.，1998.

M.Angold，Church and Society in Byzantium under Comneni，1081-126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A.Andreades，Ιστορι′ατη ελληνικη′ δημο′σια οικονομι′α，Α η′να，1918.

L.Brehier，La civilisation byzantine，Paris，1946.

P.R.Brown，Society and the Holy in Late Antiquity，London，1982.

A.Bryer and J.Herrin eds.，Iconoclasm，Birmingham，1977.

H.Buchthal，Miniature Painting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Oxford，1957.

Chrysostomos，Jung and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Comments on Common Ground，in Pastoral Psychology，Sum.1990，and Vol.38.

C.N.Cochrane，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A Galaxy Book，1957.

O.Demus，Byzantine Art and the West，New York，1970.

F.Dvornik，Byzantine Missions among the Slavs，New Brunswick，N.J.，1970.

F.Dolger，Harmenoplos und der Nomos Georgikos，Thessaloniki，1951.

F.Dvornik，Byzantine Missions among the Slavs，New Jersey，1970.

F.Dvornik，Early Christian and Byzantine Political Philosophy，2 vols，Washington DC，1966.

S.B.Fletcher，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London，1975.

R.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London，1986.

E.Fryde，The Early Palaeologan Renaissance（1261-1360），Leiden，2000.

Deno John Geanakoplos，Medieval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Byzantine and Islamic Worlds：Interaction of Three Cultures，Lexington，Mass.：D.C.Heath，1979.

S.Gero，Byzantine Iconoclasm during the Reign of Leo III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Oriental Sources，Louvain，1973.

S.Gero，Byzantine Iconoclasm during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V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Oriental Sources，Louvain，1977.

A.Guillou，La civilisation byzantine，Paris，1974.

H.M.Gwatkin，Studies of Arianism，Cambridge，1900.

K.J.Hefele，A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London，1896.

S.Houston，“Orthodox Rekindle Evangelistic Heritage”，in Christianity Today，Oct.97，and Vol.41.

J.Howard-Johnston and P.Hayward eds.，The Cult of Saints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Oxford，1999.

J.M.Hussey，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e Byzantine Empire，Oxford，1986.

J.Johnston，and Hayward，ed.，The Cult of Saints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A.H.M.Jones，Constantine and the Conversion of Europe，London，1948.

I.Karagiannopoulos，ΗΠολιτικηΘεωριατωνΒυζαντινων，Θεσσαλονικη，1988.

G.A.Kennedy，Greek Rhetoric under Christian Emperors，Princeton，1983.

R.R.Khawam，L’univers culturel des chretiens d‘Orient，Paris，1987.

N.Q.King，The Emperor Theodosiu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ity，Westminster Press，1960.

J.S.Kortes，Church and State in Russia，N.Y.，1940.

Paul Oskar 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 and Its Sourc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K.Krumbacher，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Litteratur von Justinian bis zum ende des ostromischen reiches，Munich，1891，Athens，1974.

J.H.W.C.Liebeschuetz，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oman Religion，London，1979.

Zacharia von Lingenthal，Historiae jus graeco-romanum，Leipzig，1856-1884.

Zacharia von Lingenthal，Historiae juris griechish-romischen delineatio，Heidelberg，1839.

F.Loofs，Nestorius and Hi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New York，1914.

L.Mackinney，Medical Illustrations in Medieval Manuscripts，Los Angeles，1965.

R.MacMullen，Christianzing the Roman Empire，New Haven，1984.

R.MacMullen，Christianity and Paganism in the Fourth to Eighth Centuri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H.Maguire，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London，1997.

C.Mango，Byzantium and Its Image，London，1984.

C.Mango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Oxford，2002.

N.P.Matshs，Βυζαντινονδικαιον，Α ηνα，1983.

R.McKitterick ed.，Carolingian Culture：Emulation and Innovation，Cambridge，1994.

A.Moffatt，Classical，Byzantine and Renaissance Studies，Canberra，1984.

A.Momigliano ed.，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Oxford，1963.

JohnMonfasani，Byzantine Scholars in Renaissance Italy，Hampshire﹠Vermon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5.

J.M.Mussey，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e Byzantine Empire，Oxford，1986.

D.M.Nicol，Church and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y of Byzantuim，Cambridge，1979，1993.

Walter Norden，Der Vierte Kreuzzug im Rahmen der Beziehungen des Abendlandes zu Byzanz，Berlin：E.Beck，1898.

P.J.Nordhagen，Mosaics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London，1966.

D.Obolensky，The Bogomils，Cambridge，1948.

E.Peterson，Der Monotheismus als politisches Problem，Liepzig，1939.

H.Pohlsander，“Crispus：Brilliant Career and Tragic End”，History，33（1984），pp.79-106.

Joseph Raya，Byzantine Church and Culture，Alleluia Press，1992.

L.D.Reynolds and N.G.Wilson，Scribes and Scholars：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Oxford，1991.

D.T.Rice，Art of the Byzantine Era，London，1963.

T.Rice，Everyday Life in Byzatium，London，1967.

B.Richards，The Popes and the Papac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London，1979.

K.M.Ringrose，Saints，Holy Men and Byzantine Society，726 to 843，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Ph.D.，1976.

B.Roth，Sozial und Kultur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Berlin，1913.

S.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1933，1959.

S.Runciman，The Medieval Manichee，Cambridge，1955.

S.Runciman，The Last Byzantine Renaissance，Cambridge，1970.

S.Runciman，The Byzantine The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S.Runciman，The Eastern Schism，Cambridge，1955.

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Bristol：Thoemmes Press，1998

F.Schulz，History of Roman Legal Science，Oxford，1953.

I.Sevcenko，Society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Late Byzantium，London，1981.

M.Sordi，The Christians and the Roman Empire，London，1983.

A.Σταυρι′δου-Ζα′ρακα，ΗΣυναντησηΣυμε′ονκαιΝικοα′ουΜυστικου′，Θεσσαλονι′κη，1972.

J.H.Stubblebine，“Byzantine Influence in Thirteenth-Century Italian Panel Painting”，Dumbarton Oaks Papers，20（1966），pp.85-101.

J.Ph.Thomas，Private Religious Foundations in the Byzantine Empire，Washington，1987.

W.T.Treadgold，Renaissances before the Renaissance，Stanford，1984.

Ihorcenko，Ideology，Letters and Culture in the Byzantine World，London，1982.

V.Vavrinek and B.Zasterova，“Byzantium’s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Great Moravian Culture”，Byzantinoslavica 43（1982），pp.161-188.

A.P.Vlasto，The Entry of the Slavs into Christendom：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Slavs，Cambridge，1970.

E.Wellesz，A History of Byzantine Music and Hymnography，Oxford，1961.

M.Whittow，The Making of Orthodox Byzantium，600-1025，London，1996.

N.G.Wilson，Scholars of Byzantium，London，1996.

N.G.Wilson，From Byzantium to Italy，London：Duckworth，1992.

I.Zepos，Ius Graeco-Romanum，Athens，1931.

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商务印书馆，2001年。

查士丁尼著，张企泰译：《法学总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查士丁尼著，徐国栋译：《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志强：《独特的拜占廷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陈志强：《拜占廷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哈伊·丹尼斯著，李玉成译：《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丁枚：《罗马法契约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杜兰著，孙兴民等译：《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

范明生：《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哈全安：《古典的伊斯兰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法兰克·卡尔蒂尼编著，张海虹译：《基督教历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玛丽·坎宁安著，李志雨译：《拜占廷的信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雷诺兹等著，钱乘旦等译：《剑桥艺术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

罗竹风主编：《宗教经籍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弗·洛斯基著，杨德友译，吴伯凡审译，《东正教神学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麦克曼勒斯主编，张景龙等译：《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穆尔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

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孙津：《基督教与美学》，重庆出版社，1997年。

罗德尼·斯塔克著，黄剑波、高民贵译：《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罗金声：《东方教会史》，上海广学会，1941年。

田明：《罗马拜占廷时代的埃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保罗·蒂利希著，尹大贻译：《基督教思想史：从其犹太和希腊发端到存在主义》，东方出版社，2008年。

王其钧编著：《拜占廷的故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王美秀等著：《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等译，朱代强校：《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布鲁斯·雪莱著，刘平译：《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杨真：《基督教史纲》，三联书店，1979年。

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2001年。

优西比乌著，保罗·梅尔英译，瞿旭彤译：《教会史》，三联书店，2009年。

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年。

张绥：《基督教史》，三联书店，1992年。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5年。

郑玮：《雅典的基督教化（267—58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卓新平：《世界宗教与宗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五、人物传记

P.J.Alexander，The Patriarch Nicephorus of Constantinople，Oxford，1958.

Anon，The Deeds of Pope Innocent III，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ames M.Powell，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04.

Athanasius，The Life of Antony and the Letter to Marcellinus，ed.by R.C.Gregg，N.Y.，1980.

J.Barker，Manuel II Palaeologus 1391-1425：A Study in Late Byzantine Statesmanship，New Brunswich，NJ，1969，1979.

J.W.Barker，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7.

T.D.Barnes，Constantine and Eusebiu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A.Brilliantov，Emperor Comstantine the Great and the Edict of Milan，London，1937.

G.Bowersock，Julian the Apostate，London，1978.

J.Burchhardt，The Day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California，1983.

C.Chapman，Michael Paleologue restaurateur de l‘empire byzantin 1261-1282，Paris，1926.

M.Cook，Muhammad，Oxford，1983.

Adelbert Davids，The Empress Thophano：Byzantium and the West at the Turn of the First Millenniu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M.M.Fox，The Life and Times of Basil the Great as Revealed in His Works，Washington D.C.，1939.

D.Geanakoplos，Emperor Michael Palaeologus and the West，Cambridge，1959.

D.J.Geanakoplos，Greek Scholars In Venice：Studie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Greek Learning from Byzantium to Western Europ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C.Gordon，The Age of Attila：Fifth Century Byzantium and the Barbarian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0.

James Hankins，Plato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Vol.1，Leiden﹠New York﹠Koln：E.J.Brill，1994.

B.Hill，Imperial Women in Byzantium，1025-1204：Power，Patronage and Ideology，London，1999.

Friedrich Hurter，Geschichte Papst Innocenz III und seiner Zeitgenossen，I，1st ed.1835；2nd rev.ed.Hamburg，1836.

John Kinnamos，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trans.by Charles M.Bran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A.Lombard，Constantin V，empereur des Romains（740-775），Paris，1902.

R.MacMullen，Constantine I，London，1970.

Paul Magdalino，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1143-1180，Cambridge，1993.

P.E.Niavis，The Reign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Nicephorus I，Athens，1987.

B.M.Nicol，The Immortal Emperor，Cambridge，1992.

D.M.Nicol，The Byzantine Family of Kantakouzenos，Washington，1968.

B.M.Nicol，The Despotate of Epiros，1267-1479，Cambridge，1984.

D.Nicol，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Seaby Ltd.，1991.

B.Richards，Consul of God：the Life and Times of Gregory the Great，London，1980.

K.M.Ringrose，Saints，Holy Men and Byzantine Society，726 to 843，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Ph.D.，1976.

S.Runciman，The Emperor Romanus Lecapenus and His Reign.A Study of Tenth Century，Cambridge，1929.

I.Thomsom，“Manuel Chrysoloras and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Vol.7，No.1，1966.

Theresa Urbainczyk，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Historian of Church and State，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奥尔森著，吴瑞诚、徐成德译：《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伯克富著，赵中辉译：《基督教义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49页。

六、其他

Jean-Claude Cheynet and Claudia Sode edited，Studies in Byzantine Sigillography 8，München：K.G.Saur，2003.

I.Karayannopulos，Πηγαι′τη βυζαντινη′ ιστορι′α，Θεσσαλονι′κη，1978.

I.Καραγιαννο′πουλο，Χα′ρταιμε′ση Βυζαντινη′ Περιο′δου，

Θεσσαλονι′κη，1976.

D.Obolensky，Six Byzantine Portraits，Oxford，1988.

N.Oikonomidis，Byzantine Lead Seals，Washington D.C.，1985.

H.W.Parke，Greek Oracles，London，1967.

F.Paschoud，Cinq etudes sur Zosime，Paris，1975.

G.Schlumberger，Sigillographie de l’Empire byzantin，Paris，1884.

W.T.Treadgold，“The Break in Byzantium and the Gap in Byzantine Studies”，Byzantinische Forshungen，15（1990），pp.289-316.

Sp.N.Trwiano，Οιπηγε′τουβυζαντινου′δικαι′ου，Α η′να，1986.

P.D.Whitting，Byzantine Coins，New York：G.P.Putnam‘s Sons，1973.

Δ.Ζακυ ηνοζ，Βυζαντινη′κει′μενα，Α η′να，1960.

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7年。

柏拉图著，郭斌和等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

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

戈岱司著，耿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

《后汉书·西域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旧唐书·西戎传》2卷一九八至一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凯撒著，任炳湘译：《高卢战记》，商务印书馆，1997年。

《〈罗斯法典〉译注》，王钺译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1975年，1985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基雅维里著，李活译：《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

孟德斯鸠著，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普罗柯比著，吴舒屏、吕丽蓉译，陈志强审校注释：《秘史》，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三国志·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1994年。

斯奇巴尼选编，张洪礼译：《民法大全选译·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斯奇巴尼选编，黄风译：《民法大全选译·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斯奇巴尼选编，丁枚译：《契约之债与准契约之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斯奇巴尼选编，费安玲译：《家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斯奇巴尼选编，费安玲译：《遗产继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斯奇巴尼选编，黄风译：《民法大全选译·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斯奇巴尼选编，黄风译：《司法管辖权审判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斯奇巴尼选编，黄风译：《正义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斯奇巴尼选编，米健译：《债·私犯之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斯奇巴尼选编，范怀俊译：《物与物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斯奇巴尼选编，徐国栋译：《债·私犯之债（II）和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隋书·食货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塔西佗著，王以铸等译：《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

塔西佗著，王以铸等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

塔西佗著，马雍译：《阿古利可拉传》，商务印书馆，1997年。

汤普逊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

《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卷九，《西戎》五。

《〈往年纪事〉译注》，王钺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

西塞罗著，徐奕春译：《西塞罗三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

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义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目录

《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弁言

自序

导言

第一章 拜占庭史概述

一、早期拜占庭帝国史

二、中期拜占庭帝国史

三、晚期拜占庭帝国史

第二章 史料概述

一、主要文献资料

二、文物资料

第三章 研究史概述

一、国外的拜占庭研究

二、我国的拜占庭研究

第四章 重点问题

一、拜占庭史起始年代问题

二、君士坦丁一世研究

三、早期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社会转型

四、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研究

五、查士丁尼时代研究

六、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

七、拜占庭农村问题

八、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研究

九、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特点研究

十、拜占庭宗教与文化研究

十一、拜占庭帝国的对外活动

十二、拜占庭帝国衰落研究

十三、拜占庭帝国灭亡研究

附录一 学术资源

一、工具书

二、原始资料

三、学术期刊

四、网络资源

附录二 关键词

推荐阅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