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一、家世

- 二、家庭状况

- 三、早年之教育

- 四、参加北伐学生敢死队

- 五、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及保定军校

- 六、志愿请求分发至新疆见习

- 七、第一次未去成新疆

- 八、回广西见习

- 九、剿匪与禁烟

- 一、统一广西（一）

- 一、统一广西（二）

- 二、两广统一

- 三、赴湖南劝唐生智参加革命军

- 四、誓师北伐

- 五、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 六、克服杭沪

- 七、龙潭战役前国内政治军事之回顾

- 八、龙潭战役（十六年八月廿六至卅一日）

- 九、西征（一）

- 九、西征（二）

- 十、率师北上

- 一、抗日战前敌我情势之分析（一）

- 一、抗日战前敌我情势之分析（二）

- 二、向编遣会议提出军队实边之建议

- 一、抗日（一）

- 一、抗日（二）

- 一、抗日（三）

- 一、抗日（四）

- 二、淞沪会战

- 三、南京保卫战

- 四、徐州会战（一）

- 四、徐州会战（二）

- 四、徐州会战（三）

- 五、武汉会战（一）

- 五、武汉会战（二）

- 五、武汉会战（三）

- 五、武汉会战（四）

一、家世

我是广西省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人。据白氏族谱所载：“吾族始祖伯笃鲁丁系元朝进士，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住水西门内。至元三年，以廉访副使莅任西粤，迨后致仕回籍，殁后葬金陵南门外，地名夏家凹。公之次孙永龄官名伯龄于明洪武十三年游宦部属，分发出京，又莅任粤西。龄偕兄弟永清、永秀等仍随入粤，因而落籍桂林，惟永秀公后代繁昌，相传明太祖禁止人民用外国姓，乃更伯为白，而白氏之传流自兹始矣!”自伯笃鲁丁公相传，至十五世我太高祖考榕华公，少时家贫，有志向学，乃由南乡进桂林城，到本家白某所开之商店佣工，在铺上半工半读，店主嘉其有志上进，鼓励他去考试，举于清朝乾隆甲午科，赐进士出身。曾任四川开县知县，调署茂州，直隶州知州。后年迈告归，定居桂林山尾村。

时榕华公署茂州，直隶知州，当地人烟稀少，农田害奸甚乡，尤以蚂蝗为最，人畜农作多被啮伤，耕地因而荒芜，蔓草丛生，人民生活非常艰苦。榕华公乃教民掘土造窑以烧石灰而以石灰散播田中，因发高热，蚂蝗蔓草为之烧死，而草灰又可作肥料，农产乃渐有收获，州民感戴不已，特载之于地方志中。此民国二十八年我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驻于重庆时，中国回教协会开县支会之代表数人造访所面告。他们还告诉我：“榕华公笃信回教，于本县知事任内，协助教务甚力。曾题‘认主独一’之匾赠送开县清真寺。至今仍然悬挂寺中，邑人视同珍宝。”

二、家庭状况

榕华公之后裔，白佩、白玉皆科甲出身，或中举人或为秀才。递传至白氏族谱之第十八代，即我先考志书公。公别号友三，卅五岁时与桂林西乡罗锦圩马全记之大女公子结婚，即我先妣马氏，时年廿四。婚后生七男四女，夭折者男三人女一人，长成者男四人，即崇勋、崇伦、崇禧、崇祜，女三人，长女年妹适海，次女德贞适马，三女三妹适傅。

志书公自幼耕读，至十九岁准备应试，师事白石老师。因于书房习作联句所用之音韵与其师不尽相同，受不当之处罚，遂愤而弃儒从商，于桂林西乡苏桥圩开设永泰林商店，经营糖、油、豆、纸等什货，生意尚好。因所雇之账房李瑞芝操守不佳，于志书公患脑病归真后，掌握所有账目，以致债主至门相逼，而我家所放之外债，李氏悉据为私有。我兄弟因年幼不能接管店务，该店遂停止营业。家中变卖房田偿还债务，因而生活日趋困难。

三、早年之教育

清光绪廿四年，我行年五岁，就读于私塾，启蒙老师始为毛庆锡老师，继则为李玉田、白莲洲两老师。启蒙时，老师教我读《三字经》中之“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八句。嗣后，以《三字经》、《五言诗》、《千家诗》、《对子书》、《幼学琼林》、四书、《诗》、《书》、《礼》、《易》、《春秋》、《左传》等为教本。每日晨间须向先生背诵前一日所习之功课；每月初一、十五则须背诵所有教过之功课。背诵若有错误，其处罚方式轻则面斥，重则打手、罚站、罚跪等。我于私塾五年，在读书方面侥幸未受过处罚。

我九岁时，六弟崇祜（宗墨）六岁，共师事白莲洲。在书房中，有同村毛长林者，年十七。于同学中年龄最长，品德最坏，性情暴戾，常欺侮我兄弟二人。每月初一、十五他勒令同学供其金钱、食物，名之为进贡，其座位恰于书房通往厕所之间，同学路经该处，他若不高兴，动辄打人，名之为纳路税。我与六弟向憎恶其暴行。初一、十五既不“进贡”，大小便时绕道而行，避其凶锋。他见我们不屈服，气愤已极，常常责骂我弟兄，或殴打崇祜。我虽恼怒，因年龄幼稚不敢与之斗力，乃于崇祜密商非以智不能取胜。某日下午放学，乘毛下五级高之石阶时，我出其不意，在后用力一推，毛滚滚而下，我乘机踢之两脚，迅速跑开，藏于我家背后之山岩内，叫崇祜回家禀告我的父亲说明毛在书房之恶迹，以及我不得已而报复之经过。毛因面部、膝部受伤，流血甚多，毛之家人向父亲责难。父亲虽不满毛在书房横行无理之行为，但仍愿赔偿其医药费用。父亲对我因受辱而报复之行为则不予深究。毛之家长复向白莲洲老师报告，白虽明察事之起因，为维护纲纪，将我棍责，并告诫毛以后不准再欺侮同窗。此虽是我读书以来，第一次受处罚，然而毛之“纳贡”、“苛捐”亦因而取消，同学称快。

我十岁以后读毕四书五经，其中以《书经》之《洪范篇》最难记忆。某次，我反复诵读，不能熟记，而翌日恰为初一，又要背诵已学过之经书。我读至深夜，犹不能记，急得痛哭，当时母亲在旁做针线相陪，劝我休息，待晨间再早起诵读，必可熟记。翌日拂晓，母亲唤醒我再读，果然很快便能记忆，而旧功课亦一一及时温习完毕。我幼时读书，每当夜间温习，母亲必定相伴，见我有艰难之状，则予以劝慰，虽时隔数十年，昔日之慈颜懿训至今犹历历在目。

父亲见背，■叔志业公以蒙馆管教松弛，欲送我至六塘圩新成立之小学校。他亲自带我至罗锦圩见我八舅父马公小甫，请于送其子马献芝入学之便，连同送我及■姨孃之子白冠贤往六塘接受新式教育。我八舅父嫌贫爱富，只允我于其店中做学徒。■叔当场反对，立即带我回家。约同本村乡老，敦请白莲洲老师主持私塾，我于六弟崇祜就读年余。会吕元甫、吕伯刚、李仲义诸先生创立会仙小学，距我家约三华里，我与崇祜走读两年有余。

我十四岁考入陆军小学校（报名时为符合规定，虚报十五岁），全省报名千余人，只取一百廿名，我名列第六。蔡锷为总办，蔡是同盟会员，宣传革命思想。同学多受其薰陶纷纷剪发，以后于陆军中学中凡无辫者，几尽为广西学生。我入陆军小学不及三月，患恶性疟疾，忽冷忽热。半年过后，因功课旷废甚多，无法参加甄别试。蔡总办见我入学成绩优异未令退学。病延一年，家人以为长期如此殊非良策，不如医愈后再投考学校，于是决心向校方申请退学。

十六岁，我于六弟崇祜投考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当时师范分优初二级），以第二名录取。校长廖道传办学认真，同学莫不慑服。入学后，我因屡次考试名列第一，按照学校规定被选为领班生。

于师范，我与崇祜共宿一室，当时有同学何树信者，系桂林城内人，因成绩不能与我竞争，怀恨在心，常以“乡下人”取笑我与崇祜。我素不理会。一日，他乘我不在，至我室内以恶言詈骂宗墨。适我归来，问之何事？何云：“呸!乡下人!”我不禁大怒，以为大丈夫不可再受辱，狠狠地将何打倒地上，再踢他两脚以示惩罚。此为我做学生以来，第一次打架。何趋告校长，优初两级同学闻之皆来劝我见校长时不可承认打倒何某事，我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未接纳众人之意见，并整理行李，对宗墨说：“若校方决定开除我，我立刻回家，汝务必努力读书。”诸同学因知何之为人，乃推举代表向校长陈情，说明何侮辱我之经过。后经校方调查事由之始末，以为我不该殴人，而何亦不该欺侮同学，我被记一大过了事。

四、参加北伐学生敢死队

在师范年余，辛亥革命爆发。我与陆军小学旧时同学多人，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中长辈闻之纷纷反对，我感于民族革命之大义，毅然随队北伐。家中派人至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欲迫我回家。事为我所知，乃私将武器装具托交同队同学，我穿便衣由西门出城，绕经老人山、溜马山往北门城外与大队会合。

广西北伐学生军系私人志愿组成，不受国家薪饷。学生自备费用由桂林随协统赵恒惕所统领之广西混成协出发，每人发给七九步枪一支、子弹一百五十发、毛毡一张、黑呢外套一件、水壶饭盒杂囊等物。行军至全州、永州因沿途道路坎坷难行，我与多数同学之脚面皆为草鞋磨破，脚底亦为路石所梗伤。幸至永州，改乘民船，押解辎重取水道经湖南之祁阳、衡阳、湘潭等地。至长沙复改乘轮船经洞庭至湖北汉阳附近之蔡甸、梅子山参加南军阵营，与北军相峙。当时南北正酝酿议和，和战未定，故南军警戒前线甚严。我于夜间放哨，因天气寒冷，风雪交加，瞬时变成雪人。但我初上前线，内心兴奋无比，其热诚足以御外迫之寒气。

未几，南北停战。赵恒惕之混成协调驻湖北孝感，我们随之至孝感。学生军出征时因携带银钱衣装有限，战时又无法换洗，以致发蓬面垢，多有生虱者。驻于孝感，每当丽阳和暖之日，即是我们洗澡捉虱之时。后湖北都督黎元洪知我们穷困，特犒送酒肉，津贴每一学生十元银洋。我们为保持不受政府津贴之清誉，仅领其酒肉。此种苦干、硬干、死干之精神，赢得各方之赞佩。

五、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及保定军校

南北议和成功，各省之学生军均奉命解散，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至南京受入伍训练。半年期满，送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该校学科课程与旧制高中相同，军事课程以步兵典范令为主，为期三年。我毕业后，派往北苑卢永祥之第十师入伍半年，其目的要我们了解军营生活。入伍期满，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其间二年乃在训练我们成为青年初级之军官。其学科以战术、筑城、地形、兵器四大教程为主。毕业后，授以上士阶级，分发至部队当见习官半年，然后再升为少尉军官。与今日之制度略有不同。

六、志愿请求分发至新疆见习

保定毕业，我与徐培根、陆权等二十余位同学，自愿请求分发至新疆当见习官。大家想训练一支边疆新军，为巩固边防、增强国防之用。我动身之前，书禀先妣，并与诸兄弟辞别，言此行意在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之壮志。

七、第一次未去成新疆

比及北京，向训练总监部，按章领取旅费国币交通银票五百元。原定由京奉路经东北，转乘西伯利亚火车，沿土西铁路至阿里木铎，然后换公路至迪化报到。恰巧此时苏俄红军于列宁领导下，推翻尼古拉政权，白党谢米诺夫退据西伯利亚，我们无法经过西伯利亚，因而打算由陕甘出玉门关入星星峡。不料陈树藩盘踞陕西与北京政府为敌，不准我们通行。训练总监见无路可至新疆，改分发我们回广西原籍见习。我回广西被派至陆军第一师第三团。此我回广西之始，也是我第一次未实现去新疆之志愿。

（以上第一、二次访问）

八、回广西见习

民国五年，我与五六个同学被派回广西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官。当时，谭浩明为桂省督军，谭是陆荣廷之旧属。广西有新军新一师由陆荣廷之儿子陆裕光任师长，旧军有韦荣昌、林俊廷、韩彩凤、沈鸿英等之部队。这些旧军多半由广西巡防队编成，或由绿林匪帮招安而来者，因陆荣廷是绿林出身，由苏宫保（元春）招抚者，故陆主政广西，他很爱用招安政策。

在见习期间，广西为了护法，与湖南组织湘桂联军，谭浩明为联军总司令，出师援助湖南。部队行至汨罗江以北，被吴佩孚打败，乃退守衡阳、邵阳（宝庆）一带。会第一次直皖战争发生，吴因亟于调兵北上，遂与湘桂军议和，桂军乃回师广西。此后谭甚感桂军缺乏训练，谋求改良，由督军署成立模范营，委马晓军先生为营长，马毕业于日本士官第十四期，知道我们接受过正式教育，遂请求调我们至模范营。我初至模范营时，官职为代理少尉连副，因见习官规定为上士阶级见习半年，升少尉，不久升为中尉连副，再越民国六年晋升为第一连上尉连长。夏威为第二连连长，黄绍竑为第三连连长，张淦为第四连连长，黄旭初为副营长。模范营之学兵以高小初中毕业为主，亦有少数高中毕业或肄业者。训练期间为一年半。以后统一广西，此营之学兵多升为中下级军官，为广西建军之新干部。

九、剿匪与禁烟

广西西南之左江流域，如太平府属之绥渌、扶南、养利、上思、思乐等地，因为该属地瘠民贫，且在十万大山附近，匪患特别猖獗，谭督军知道模范营训练比较精良，特调往剿办。广西之匪势因政府历年惯用招安政策，兵来招安，兵去仍做土匪，故匪患益见严重。因为政府之力量强大时，匪徒即应招抚，相安一时。当匪帮力量强大时，又聚集为匪。此种招安政策不能收彻底之效果，结果变成了鼓励侥幸之徒购枪为匪，结队抢劫，待其势力蔓延，政府即招之出山，编巡防队长。做匪打劫，可以升官，这种鼓励莠民为匪政策，民众受害太深。每当政府派兵前往剿办时，匪徒最多缴土制的步枪即又得一自新证为护符，待官兵一退，匪徒又携密存之好枪横行于地方。古人所谓“宝刀买牛”，广西之情形则是“卖牛买枪”。广西民情剽悍，遍地皆山，匪徒若藏在山洞中，根本很难清剿。所以当时广西被形容为：“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

广西政府对待股匪采用招安政策，始自于陆荣廷做督军时。因陆在清代时，原为龙州县一名清兵，某日购买牛肉，在龙州乘船渡河适与法国领事同渡。所购之牛肉为领馆豢养之犬所吃，陆气愤至极，乃将该犬踢入水中。领事馆人员行文至县府，要求惩办陆荣廷，陆惧罪而逃，遂落入绿林。陆虽为匪，但他专入安南抢劫法国人、安南人，而将所获接济贫苦人家，所以甚得贫穷人民所拥戴，因而势力日益庞大。后陆为苏宫保（元春）所招抚，由队长而管带而边防督办。待辛亥起义，王芝祥以桂督相让，陆遂掌握了广西之军政大权。陆因自己是被招抚而起，所以他一当政，便惯用招安政策。谭浩明于陆为郎舅，而谭之发祥地也在边区，因而陆谭结合最坚固。

模范营既奉命剿匪，鉴于招安政策非长治久安办法，马营长于是开会商讨。我在会中坚决主张剿重于招。会中决议四连分别担任追剿任务，如有应招或俘虏之匪徒皆归我处置。当时我驻在扶南县之渠黎圩，匪招安数约二百以上，择其屡次招安之惯匪如谭鉴章者在苏宫保时即由小匪招安一直到老，约八十余人，实行管训由我负责。我用计将其全部除去。马闻之大惊，深恐陆、谭震怒，我说是我做的，愿负全责。马报告陆、谭，陆、谭见已成事实，幸未加责备。此后太平府所属各县道不拾遗，绥渌居民，为纪念马公剿匪之功，自动为马公建立生祠。从此招抚政策改为进剿政策。这是广西清乡剿匪史上一件大事，由我这一个小小连长创始。

匪、烟、赌是广西三大害。匪既肃清，赌当时我官卑职小无权禁止，但是我严厉推行政府禁烟之命令。

广西谭督军原本严禁种鸦片及吸鸦片。然而滇黔两省允许人民种烟，故运输经广西出广东、香港者为数不少。政府为税收之故，亦不能彻底禁止人民吸食。各地多有“谈话室”，实在便是吸烟室。且民间流传“吸烟可以避瘴气”之谬说，所以边地益发有瘾君子。当时，滇黔两省烟土运入广西之途径以“左右江—浔江—广州”，“龙州—钦廉—广州”两途为主。

人民因吸烟多憔悴不堪。驻扎在百色之巡防队因与烟商勾结，政府禁烟之命令常常形同具文。谭督军鉴于长久如此，将“无可用之兵”。他见模范营剿匪有功，年轻而有朝气，于是调我们至百色驻防。当时之模范营已扩编为团，编归广西陆军第一师，每团下属三个营。部队抵达百色后，马团长召集全团营连长会议，转达谭督军禁烟之意，要大家努力禁烟，为桑梓造福。

我这时还是连长，驻防于通云南之剥隘河流域。上自罗村口，下至禄丰圩为本连防地，我的连部在禄丰，派一排驻罗村口与云南之剥隘圩相对，该处居剥隘上游，为滇省运往广西方面之屯积地。我之一连是原模范营第一连，火力配备很强，有马匹、轻机枪等。

黔省烟土运入之途径，由黄绍竑负责查缉，黄部驻于田西附近之黄蓝逻里一带。黔烟多由驼马千百成群运至百色，换取食盐、棉纱等物。

滇烟之量与质比黔烟多而且好，不少商人向我活动，望我稍予以方便，皆为我回绝。烟商见我不为利所动，转而活动百色道尹黄成槁。黄是武鸣人，因与陆老帅同乡，故颇有声势。黄向马团长游说，马团长向我转达黄之意思，我以本团曾在百色会议中宣布奉谭督军之命禁烟而婉拒之，仍不许滇烟入广西。黄见马团长向我说也无效，乃令其警备队长私带道尹公署封条至云南剥隘由烟商购买之烟土，伪装为道尹公署所查封运回百色。途经罗村口，为我部下早已探听清楚，电告我详情，我知其必经禄丰，途沿河岸架设机枪。待其船至，强迫停船将烟与枪缴收。该队长拿出道尹公署封条，说是他道尹公署警备队长带兵，滇桂边境缉私查获，并非私烟。我说：“这批烟土明明于剥隘所购置，何故谓为查获所得？且云南允许种烟，何能谓之查获？退而言之，百色道尹之警备队长有何权至云南省境内查缉烟土？”该队长知我已悉详情，向我下跪求饶。我没收其烟土，放还其人员枪支，并分电谭督军、马团长、黄道尹说明办理之经过。所以电黄者，为的是减少牵连，因此事若根本揭穿，马团长亦有关系。所没收之烟土由我派专人送至百色，丝毫未动。

因为查缉烟土是一优差，据说历任驻禄丰者未有不满载而归，少者大洋数万，多则十数万。当时广西通用小洋，一元大洋价值于小洋十元或五元者。烟商总是与滇黔所用大洋居多，因此关系，带给我许多麻烦。黄绍竑于桂黔边界又禁之不严，传闻其部属常常受烟商之惠，更增加我治理部队之困难。

我之连为步枪兵三排，另有轻机枪一排，其中有一排是马团长亲至容县他的家乡招募而成，分子甚为复杂，其中土匪出身者数名。他们见我禁烟严厉，无利可图，于是萌有异心，某日禄丰附近所藏匿之匪徒乘我至百色团部开会，与本连住禄训练之新兵一排勾结，以不能做烟土而发财来攻击我，诱惑那些新兵叛变。他们里应外合，连中之新兵被胁迫，枪械以及我最心爱而于全省赛中跑最快黄色马一匹，悉为压迫而去。我的勤务兵韦忠廷逃至百色告诉我兵变之事，我闻之大惊，因为在军队中兵变非同小可，我报告马团长后，星夜调回分散附近查巡之二排兵力赶至禄丰，经三昼夜追至八角山仍不见匪迹，我心中甚为焦急，盘问附近居民皆说曾见如此一批人。我见士兵多有倦容，乃令之休息后再事搜索。我乘此用望远镜向四周瞭望，突见于半山腰发现我所坐之黄马。我知道匪徒一定藏在附近之山谷中。我将二排士兵疏开成战斗队形，吩咐他们见了叛兵不可先开枪，要先高呼“白连长来了”。然后开枪。士兵们照我的命令行事，匪徒听闻我来了，皆仓惶而逃。新兵原来被迫叛变的，自不愿随匪而去。我不但找回所失之部队、枪械与马匹，且获匪之枪支与物品不少。归来后，我电陈马团长请求处分，自以为轻则入监，重则难以想象。幸而马团长待我很好，电报向谭督军说明叛兵是他所招募的，与我无关，并陈述我剿匪之功，治军之严，禁烟之认真，而且我已追回了叛兵，请从轻处罚。不久马团长接奉谭之复电，云“此次兵变，该连长追剿办理妥捷，殊堪嘉奖”等语。我奉电真是喜出望外，真是感谢谭督军之宽厚，马团长之爱护。

兵变后，有人对我说：“黄季宽（绍竑）禁烟很宽，你禁烟太严，这是兵变之主要原因。”劝我不妨从宽。我大不以为然，我说如果因噎废食，则国家、社会岂有安宁之日？我仍然严禁滇烟进入广西。

（以上第三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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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广西（一）

民国十年底，孙大元帅于广州成立大本营，委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许崇智为粤军第二军军长，李烈钧为参谋长，胡展堂为文官长，今“总统”蒋公当时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准备北伐。十一月十五日，总理、胡先生等移节桂林，欲假道湖南出武汉，因赵恒惕倡联省自治反对革命军经过湖南，大本营遂移至韶关委李烈钧为第一军军长统率滇、黔、赣、桂等军，进攻江西兼取鄂东。许崇智之第二军率粤军出岳州攻武汉，此为当时革命之形势。

当大本营移驻桂林时，陈炯明因怀异心，不敢与总理见面，避至南宁，赶走了陆荣廷与谭浩明之势力。大本营遂委马君武先生为广西省省长，马晓军先生之模范团改为田南警备司令部。当时，我已升为模范团第一营营长，黄绍竑为第二营营长，夏威为第三营营长。大本营既改道北伐，粤军悉调回广东。广西境内成为真空状态，省议会复推举陆荣廷为善后督办，谭浩明为边防督办。各地纷纷组织自治军维持治安。马君武先生原是一位没有实力之省长，此时他的职位岌岌可危。自治军中以百色附近之刘日福、陆云桂二人力量最大。我当时仍驻防禄丰，黄、夏之部队则分驻于滇、桂要道，故田南警备司令部之力量非常微弱，自治军时有来扰之虞。

一日，自治军于拂晓之际，包围司令部，我因公也在司令部，众人虽事先有所警觉，惟缺乏经验，以致刘、陆等人缴了驻防百色之部队的枪械，而又包围司令部。马晓军司令被逮捕。我见形势危急，坠城墙而逃出，而召集夏威之一营与我驻扎禄丰之部队（黄绍竑之一营已全被自治军解决），由逻里旧州、坡脚渡红河至贵州之南龙求援于黔军刘莘园、陆荫楫等人。刘、陆是保定的同学，昔至广西打陆荣廷与我们相处甚欢，后来他们退回贵州时，部队多患恶性疟疾，我们又派兵护送。因为有此关系，所以我们才敢效法申包胥哭师秦廷。

至南龙，刘、陆善待我们，卖烟土相助，又派兵巡守红河，以防自治军渡河追击。我们既得粮饷，又得刘、陆之支持，稍事休息之后，由坡脚渡河攻打西隆。当与自治军隔河相峙时，我于夜间查勤巡战线，行至一山坡上，高约十余丈，在坡脚之北。因对岸是敌机关枪阵地，当晚天雨而黑暗，当到山坡时随从燃手电筒引起对面敌之扫射，因将电筒熄灭，路滑而跌落于山坡之下，折断左腿胫骨，昏迷约十数分钟，醒来不能行动。我感觉部队不能因我受伤而停止攻击，乃将全军交由夏威指挥，不幸部队前进西隆，沿红河之某山顶受挫。我见情势非常不利，不得已第二天卧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进攻。事前我告谕官兵此次重回广西，乃胜败存亡之事，望大家戮力同心。我睡在担架上若攻击失败，我决与之同死不退。官兵甚受感动，一鼓作气，击败刘日福、陆云高等人之自治军，乘胜追至百色。马司令至此方被释放。我因亟须赴广州就医，遂将兵权交给马司令，马统率部队由陆路开往南宁。当时，马君武先生因缺乏支持，征得李宗仁将军（当时李是定桂军旅长）之同意，与我同船至南宁转往广州。行近桂平，李之营长俞作柏欲抢劫船中之枪械、财物，与守船之兵发生枪战，马君武先生之姨太太也中流弹而亡。抵桂平，马晓军司令之营长刁兆柱，见我与马君武同行，以为我与粤方相勾结，软禁我一晚，嗣后查知我是到广州医脚。他未加害而释放我。至广州，住院治疗，照X光相片，始知左腿胫骨折断，因时日过久，已长了假骨，无法再施手术。休养一年后，虽左脚稍短，一生的行动尚称方便。

马晓军司令带领队伍由百色经南宁而至广东之钦州、廉州欲与广州革命军联系，因见行军艰苦，局势复杂，遂将部队交给黄绍竑。以后沈鸿英重回桂林，盘踞平乐、富贺、梧州一带，矿产与物资丰富之地区。沈之秘书黄毅庵是黄季宽之堂兄。黄因此关系被沈委为旅长，驻防梧州。沈之部队长冯葆初亦以一旅人驻于梧州。梧州是广西商业、军事之要点，所以沈以二旅人驻扎该地。粤军第一师李济琛之部队则驻于梧州下流，广东之封川、德庆、肇庆等地。

黄绍竑于梧州因接近广州革命政府，暗中派陈雄（字杰夫，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为代表驻在广州。黄因其部队原是归我指挥，所以常令陈雄与我商讨广西将来发展之途径。我们衡量国内之形势，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合北洋军阀；一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一为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府。北洋军阀是我们所厌恶，联省自治非统一全国之良策。经再三研究，终于决定参加以三民主义建国为号召之广州革命政府。

既经决定，我以全权代表往广州河南士敏土厂谒见孙大元帅，表示广西竭诚请求加入革命行列，并申述广西统一对于革命之重要性。孙公也深以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然。他立即委黄?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我为参谋长。辞别时，孙公以诚挚之态度对我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我说：“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之物质支援，所需者仅是革命之主义信仰而已。”

我持孙公之委任状潜回梧州，将经过告知黄绍竑。革命方向既定，第一步须解决冯葆初之部队。冯之力量甚大，装备优越，我们不敢贸然行事。先与粤军李济琛接洽，李亦接奉广州革命政府之支援指示，答应事发后必派军相助。李部因近梧州，朝发夕至，我们得此外援，声势益壮。

某晚，黄绍竑于梧州河面宴请冯，冯不知有诈，欣然赴约。酒过三巡，黄突拔出手枪对冯，因事起仓促，冯只得俯首被捕。冯部因黄事前派兵分别监视，毫无反抗，一一缴出枪械。此次，我们获得枪支二千余。沈鸿英驻于八步之部队，闻变本想开来梧州，因被粤军牵制不敢移动。冯部被解决后，我们就一面通电广西讨贼军职，一面电请粤军支援。李济琛派徐景唐旅之邓演达步兵团进驻梧州，盘踞蒙江口之平南县之陆云高亦相继被我们解决。

正当我们向广西内地推进之际，驻于广州之广西军独立师师长陈天泰，以援助我们统一广西为名，循西江回师广西。所部有四五千人，其人虽能征惯战，但不学无术。我们虽知其归来必定鱼肉地方，然而其部队庞大，非我们之力量所能抵拒。故外表极示欢迎，内部则积极准备，陈不知我们计划，派其参谋长李澜柱至梧州商洽。我欢宴他于梧州河面之花艇，请梧州与李相识之亲友作陪，他们并打麻将以延宕时间。我吃到一半故意说因另一处有应酬，暂时离席，其实我离席后就乘坐汽艇上戎圩，转乘车赴都城方面指挥部队对陈作战矣。

我们当时之部署：主力由黄绍竑统领防守中路，俞作柏担任右路，我担任左路。另请肇庆之粤军拊击陈之侧背，希望以钳形之势攻其前，粤军蹑其后，一举而歼灭之。我沿西江而下，左路俞作柏迂回敌后。中路夏威部先与陈部接触，为陈部所败，战线仅赖黄绍竑之一营兵力维持，战况危急万分。俞作柏因迂回路程过远，不及赶到，适我率领征讨陆云高时所收编之蔡少平、黄超武部兼程而至，敌我两军因相距甚近，前线官兵已肉搏冲锋，陈天泰手持自来手枪督战，与我相距不及百步，他面上大麻子均看得清楚。我在蔡少平阵地与蔡同站在一处，我两人均向陈开枪并督师前进，战况激烈，战至最后五分钟，陈部始溃。我们乘胜逐北，与左路军相会，围攻陈部，陈天泰被俘，缴得其枪支数千。此役因历时只一日即将陈部缴械，粤军未能参战。陈被俘后与我见面时，我多方安慰他，并送他衣服及旅费，放他由都城乘船回香港转广州。

陈天泰因我之主张纵囚而释放他到香港。不久即返回广州，向大元帅府控告我们，大元帅府拒绝受理。后来黄绍竑至广州，住于东亚酒店，陈众其旧部，包围东亚酒店，黄越楼顶而逃，幸得脱险。不然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纵囚之是非真难论断矣。战胜陈天泰，我们之力量大为增强，统一广西之责任也更为加重。丹竹之卢某，江口之陈先觉，彭化之张春如先后被收编或缴械，其中以解决张春如最为艰苦，因为彭化地形险要，张之碉堡阵地建筑坚固，步兵进不去，子弹又打不穿。后经我使用山炮，张之阵地始被攻破。至此所余之大敌一为陆荣廷，一为沈鸿英。

我们之力量因不足与陆、沈抗衡。欲联合驻于浔州（桂平）之李宗仁旅长。李原是粤军林虎之营长，后林虎回粤，所部由李编为一旅。黄绍竑派我为代表前往劝说参加讨贼军，愿拥他为首领，起初李不愿意。我与李之参谋长黄旭初商议，若李率其所部与讨贼军合作，登高一呼，四方必定归服，其功岂仅在于广西。黄也以为然，经其委婉劝说，李不表示赞成，也不反对。李是陆荣廷之部属，我只身前往劝之反陆，于今想来，颇似入虎穴取虎子。

李考虑多时终与我们合作，但用定桂军名义，我即与之商讨，应先打陆荣廷还是先打沈鸿英。他主张先攻沈，因为沈之部属残暴，罪恶显著；陆有善名，舍恶攻善，不易号召民心。我主张先攻陆，因为第一陆当时驻在桂林，南宁为广西政治中心，防务空虚，易于进攻；第二陆与湖南相通，湖南又得吴佩孚援助，应与其支援未至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三攻打沈鸿英，胜之，陆之势力犹在，广西仍然不能统一；败之，则更不能打陆矣。当时我们之处境如楚汉相争时之韩信，联陆则沈败，联沈则陆败，所以我坚持联弱攻强，避实击虚。讨论三日毫无结果，我以为兵贵在速，对黄旭初说：“无论李旅长是否同意，讨贼军进取南宁，必须假道桂平。”李见无法推却，遂与我们合作，定名为定桂讨贼军共袭南宁。当时陆荣廷与沈鸿英相持于桂林城，南宁城防空虚，不攻而克。陆既被围于桂林，又失南宁之根据地，情势恶劣万分，幸得湘军叶琪、廖磊之援助，始能突围逃入湖南。

我们占领南宁后，于潭浩明公馆宴请诸军将领，当众推李宗仁为定桂讨贼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我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此种安排事先已得李、黄之同意，而李表示我若不做参谋长，他不做总指挥。故宴席间推举，只是一形式而已。事后向广州大元帅府备案，亦为大元帅府所承认。

人事安排既定，俞作柏怂恿黄绍竑以武力解决李宗仁之部队，取而?之。黄对我说，我大以为荒谬。我对黄说：“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哄自毁其事业也。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哄，我不欲见失败之日，原先卸职他去。”幸黄深明大义，不为小人所间，不然广西统一之事业，将毁于俞之手中。

联军成立后，我与李宗仁将军率兵进攻柳州、庆远一带之陆荣廷部韩彩凤、韩彩龙兄弟。韩彩凤素有赵子龙之称，其主要防地于柳城县之上雷镇，韩彩龙则在庆远（宜山）。沈原有一师兵力驻与柳州，师长杨祖德闻联军到达，令所部由柳州撤至雒容，其意无非想保持观望态度。我们洞悉其意，由李监视杨，而我进攻韩部。我与韩彩凤之部队于柳州城上雷镇相遇，韩见我只有二十八岁，夸言童子军不堪一击（因为我的部队都是戴童子军帽），态度甚为骄傲轻敌，殊不知交战后，我军战力雄厚，激战多日，未分胜负。我见韩部剽悍，难以武力取胜，乃改用智取。一日，我诈与驻在雒容之杨祖德通电话，望其某日某时与联军配合进攻韩部，将电报线作长途电话线，故意让韩部接获此项电话。韩因而分上雷之兵力监视杨部。韩前线力量既减，我指挥部队猛然攻击，韩部溃败。我军克服前水镇时获得韩字之大帅旗一面。我乘胜进攻庆远韩彩龙部，未经激战，韩部即败，韩彩龙因足疾行动不便，吞鸦片自杀。得其灰白色骏马一匹，枪二千余支，其残部向桂林逃窜。特准韩彩龙部下护送韩之灵柩回乡里安葬。

一、统一广西（二）

沈鸿英见联军势如破竹，知迟早自己必为攻击之目标，派其总指挥邓瑞澄之侄邓右文师长，以开会会攻陆荣廷残部为名，到浔州（桂平）开会，侦探我们之虚实。邓部驻扎于鹿寨、榴江，他沿柳江而下，见我们之力量分布于梧州、庆远一带，武宣并无甚力量。我根据谍报人员之报告，洞悉邓此行之任务，待其归去后，料其必建议沈鸿英进袭武宣。因为武宣是桂平之门户，而桂平则是邕梧交通之要道。故为敌我必争之地。黄绍竑将军调其驻防梧州之部队由吕焕炎率统由江口出发，经盖岭至武宜；我则率领钟祖培部乘一营火轮拖船，经一昼夜而赶至武宣。我抵武宣之第二天，邓右文即率兵蜂拥而至。我只有一营兵力，不敢作野战，闭城拒敌，待援反攻。敌方炮火很猛烈，我所居之文庙，亦被击中。白日我尚可恃武宣坚固之城墙抵御敌人。晚间敌人则有越墙进攻之虞。每晚我发动团练、县民，携带各种油类、棉纺织物等至城头，装成许多油灯用竹竿伸出城外，照耀四方。敌人见无隙可乘，故不敢爬城。日间若敌人迫近城池，我方出战逆袭，迫敌退却。总之，我之战术使敌人不得靠近城边。如此维持二昼夜，待吕焕炎部队赶到，城内外夹攻，邓瑞澄不支而败遁走黄冕、榴江、鹿寨。此时黄绍竑将军又发动徐景唐、夏威之部向八步、贺县、平乐沈鸿英之老巢进攻。

为了配合黄之攻势，我指挥驻于柳州之部队，进攻桂林。由柳州通往桂林之道路，以蓝马至里定一途为险要，我料沈必驻有重兵，故而选择由永福通往良丰之小路，沈军果然不知。至良丰时，沈之部队犹在众赌，待沈部发现，我已绕过良丰，沈部才仓皇撤退。我军行抵桂林城外之将军桥，我亲自侦察阵地，布置炮兵阵地。沈部与我阵地之前方，也布置了机关枪阵地，双方遂发生激战。我方陈一足被敌人之机关枪射中腿骨。我军得炮兵之掩护，渐迫近桂林城。我集中兵力攻打南门、西门。故意放松北门，不久沈鸿英部即由北门向湖南之永州（零陵）、武冈撤退，我遂占领桂林城。时民国十四年，我与先室马佩璋女士结婚即在此一时期。婚后不久，柳州因唐继虞围攻告急，我派侯仁松留守桂林，自己统率部队驰援柳州。唐继虞何故围攻柳州，实有补叙之必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唐继尧突然就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务，派龙云率三个军出广西下广东，乃弟唐继虞率三个军经贵州、湘西至武汉。当其未出兵之前，我们特派上校参谋孙华佛赴昆明，向唐报告广西人民历经战事，生活艰苦，请其部队勿经广西。唐称此行乃国家之事，兵行在即，不能改变，并委黄绍竑、李宗仁均为旅长，致送烟土一百担作为军饷。据孙回来报告，昆明武华山唐之副元帅府，华丽无比，厅中铺挂悉为黄色绫缎，俨如王宫，其侍卫皆官拜少将，一切全凭唐之喜好，无制度可言。我们分析孙之报告，知唐逞其野心势必出兵，决定于滇桂边界抵抗唐部。当时，沈鸿英、韩彩凤之残部分别于湘桂、黔桂边界窥伺。我们自知力量不足抵抗唐部，乃利用唐杀范石生父亲之仇，派人至广州，与范联络，并允助范回滇为条件。此项建议，范与广州革命政府皆表同意。范部尚未开至广西，而龙云已下南宁，李德邻将军退至宾阳昆仑关。会范部来，李与之会合回攻南宁，龙云善与防守，相持很久。龙向唐继尧请援，唐因部队出广西与出湘西，云南已无可动用之兵，遂令唐继虞由湘西回师助龙。唐继虞由三江、柳城进迫柳州，以图分散我们围攻南宁之兵力。唐之三个军中，以吴学显一军比较杂乱，其余王洁修、张汝骥二军都是惯战之师。黄绍竑除积极于防御工作，驰电要我派兵援助。当时之情况，范部不能援柳，非先击溃唐继虞之师，不能解南宁之围。此即我增援柳州之经过。

我离桂林不久，沈鸿英之子沈荣光率其父之残部又袭击桂林，侯仁松因大意失守，沈部入城，掳掠无所不为，我家中及先岳父家中皆遭其残害。白氏亲戚多以为未受我之利，反而因我而受害。先室马佩璋女士为躲避沈部之残暴行为，藏于桂林德国医院中。我于途中虽闻桂林失守，因柳州危急，也无法回师营救。

柳州战事激烈，李石愚守城身亡。我率部赶至柳州城外，稍事休息，即赴附近高山观察阵地，见敌人主要交通为沙布之浮桥，欲断绝敌人之补给，必先毁其浮桥。我下令炮兵队向浮桥开炮。炮兵连长罗传英报告我，部队中只剩五发炮弹。幸第二炮即命中浮桥，城中守兵闻援兵到达，与我内外夹攻，唐继虞之三个军溃不成军，复因浮桥被毁，无路可逃，被俘虏者不少，我以五六千人之众与唐之三个军相战，未及半日即将之解决。柳州之围既解，黄绍竑重新将所属之部队归我指挥，我入城之后，吕焕炎告诉我，我到达之前一日，城中因情势紧急，有卜问战事者，得卜辞二句：

劝君不用忧强虏，白马将军一箭摧。

众人视之不解其意。翌日见我骑白马至，皆欢喜无比。深信唐军必败。我闻之一笑，以为这是迷信，然而可奇者：我平日所坐之黄色马，因在全州八石山追击沈鸿英时，不幸折断前足，所以我到柳州时，改乘俘虏韩彩龙所骑之白马，而卜辞中即有“白马将军”之语。

唐继虞既败，我挑选俘虏中百余人，由一官长带领，拿着我的名片由柳州至南宁见龙云，名片上大意写着：“南宁鏖战多日，损失必多，待送上云南子弟以作补充。”意图打击龙部之士气。另外我暗中通知李德邻将军，盼其断龙之归路，消歼龙部，以便范石生顺利回云南。李判断龙必经扶南、同正、左县、靖西而入云南，特派纵队长俞作柏防守此一路线。俞为人自私、好利，知龙部入广西时携带许多烟土存于龙州，于是乘龙部回滇之际往龙州抢烟土，而放弃堵截任务，若俞遵守计划，配合范石生之追击，龙部罕有生还之希望。待范追至滇桂边界，唐继尧之援兵也及时赶到，龙云、胡若愚与唐会师，合击范石生，范军大败。广西得范部支援而击退唐之滇军，唯以未能助范回云南为憾事。至此，广西虽解除邻省之患，内部尚有韩彩凤、邓右文之残部盘踞于思恩、宜北一带。

伍廷■奉命率领梁朝玑、苏祖馨（福馥）、徐启明进剿韩彩凤、邓右文残部。伍因宜北、思恩地僻路远，驻于宜山，仅派苏、徐等人前往，韩、邓见伍不进，袭击宜北。宜北虽被攻下，而邓右文亦被苏祖馨所击毙。邓系保定军校第一期之学生，与徐启明是同学又是小同乡。据说邓与徐换过帖，与李德邻将军也换过帖。因此种关系，邓尸得徐运回家乡榴江安葬。邓部解决后，徐启明向三江追击韩彩凤，韩退入湖南。

柳州之唐部解决，我回兵桂林打沈荣光。未经接触，沈部何次三、何品三即退至两江、义宁；沈退至百寿（古化）占领金竹坳、三大炮等险要地区。我率领徐启明、郭凤岗、夏威之部队，渡两江河攻击。我见沿途遍地竹林，敌人行止难以捉摸。遂决定用声东击西诱兵之计。我令徐、夏部队暗中在两江部署，我扬言回师桂林。其实我急行军进攻义宁。沈荣光听闻我回桂林，复入两江抢掠。徐、夏待沈部一入两江即将之包围，我也兼程赶回两江，合力消灭沈部。

陆荣廷、沈鸿英之残部完全消灭后，广西之军政时期方告结束，定桂讨贼军改为督办公署，李德邻将军为督办，我仍当参谋长，黄绍竑将军为行政长，负责全省行政，此民国十四年之事。此后，主要工作为整编队伍，一共成立九旅，分别由夏威、胡宗铎、黄旭初、俞作柏、钟祖培、伍廷■、吕焕炎、刘日福等负责，每一旅辖两个团。

广西虽告统一，但是广东方面因申葆藩占领钦、廉，邓本殷盘踞琼崖，仍是分割之局面。广西之统一，得粤军第一师李济琛之助不少，自然有协助粤军统一广东之义务。我们派胡宗铎攻打申保藩助李济琛统一广东南路，李亲自指挥两广部队在琼崖登陆，广东始告统一。

（以上第四次访问）

二、两广统一

广西协助广东统一南路后，两省各自统一之工作始告完成。然而两省归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则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民国十五年一月廿六日国府派汪兆铭、谭延闿二氏至广西劳军，在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就两广统一问题交换意见。李、黄派我（我当时是参谋长）至广州商谈，期望得一结果。我于二月十九日致电李、黄报告在粤进行之情形，电云：“吾省军政前途，今后纳入革命轨道，前电均已略陈，是为钧座所明悉。如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在理论上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融成一片，直受中央之支配不可。政治关系省内，一如关系全国，自成风气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将财政自理，士兵生活必难解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象，而于政治建设方面，其结果必将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形，将来必为革命之障碍，而国家之命运亦必因此而受坎坷。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财政由中央支配，则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策，由中央统一筹划，互相调剂。则此后对于革命任务，固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给济方面，亦以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已有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坚确决心，历年奋斗，其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禧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西仅抱联合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太小，目光只在粤省，非统一全国机关，对于将来革命之发展，诸多妨碍，以对汪、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长官，以图节省电报来往之时间起见，由汪先生提议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再及其他。各件议决案，由禧携回南宁，请两公认可后，复请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执行。十八日开始讨论，两公有何意见，速电示为禧。”李、黄两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三月廿四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由会拟具两广统一方案。三月廿五日将案提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主要内容有三项：（1）广西政府接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2）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之指挥监督。

三项决议案，立即付之实行，首先实行第二项。三月二十四日，国府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我为参谋长。四月一日将广西原有之第一、二军及各纵队撤销，改纵队为旅。第七军编为九个旅，第一旅至第九旅之旅长为：俞作柏、刘日福、黄旭初、伍廷■、夏威、胡宗铎、钟祖培、吕焕炎以及我。各旅辖两个团。此外有两个独立团，一个入伍生团，炮、工兵各一营，及入伍生一队。

其次实施第一项，关于处理政务之事。六月一日，改组省政府，黄绍竑为省主席。

第三项关于统一两广之财政，其中以军饷最重要。实施起来也比较困难。因为广西于清季为协饷省份，靠湘粤支助；民国成立，中央取消协饷，广西自食其力，因地瘠民贫，财源有限，若军饷照粤省之标准，本身无法筹划，势必依赖粤省补助，而当时之财政部亦困难重重，无暇兼顾广西，因而第三项未能彻底实行。所幸广西军队惯于刻苦耐劳，不在乎军饷是否与粤军一致。

我以全权代表在广州时，国民政府因感于未有帮助广西统一之工作，不便以命令加诸广西令之与广东合作。我为革命前途着想，希望广西加入革命行列后，能唤起他省觉悟，故自动提议两广统一。此项提议不独粤方之同志深表赞同，幸为李、黄二人所接受。两广统一于国民革命史上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北伐军能统一全国，悉赖以两广统一为基础。

两广统一后，广州革命政府准备北伐。组织军事委员会，成立国民革命军，当时汪精卫任国府主席，蒋公是委员长。蒋公要找一位参谋长，我以参谋部次长职正好住在广州（李济琛是参谋总长）。承蒋公之邀，要我担任参谋长。我以责任重大不敢接受，蒋公态度诚恳，很难辞谢，我请他与李德邻商谈。李因广西部队须人指挥，不愿我离开，蒋公说只借用数月，待攻下武汉必定归还。我事后揣测蒋公一定要我任参谋长之因不外有二：第一，我是保定毕业之学生，而当时各省带兵之将领多半出身于保定；第二，统一广西时，我有丰富之作战经验。后来攻下武昌，因东路军第一军之第一师王柏龄、第二师刘峙在浙江境内失败，而何敬之将军于福建与周荫人相峙不能及时援助。蒋公征求我的同意，调我至东路军。从此我参与西征东征之役，从未回过第七军。

三、赴湖南劝唐生智参加革命军

如要北伐，必须先打通湖南之一关。湖南为赵恒惕之势力，赵倡联省自治，民国十年，国父想假道湖南北伐，因赵之反对而改道江西。我们如要路经湖南，是不可能之事。湖南之力量，谭组菴率领部分力量至广东组织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程潜也在广东自己成立部队为第六军。赵之第四师唐生智驻湘，因在地理上与广东接近，力量也是四师中最大者，我们利用赵、唐间之冲突策动唐归服国民革命军。赵见大势如此，将省长交唐代理，自己至武汉附和吴佩孚，赵之嫡系部队叶开鑫仍驻在湖南。赵虽离去，唐之态度还是摇摆不定。政府派我与陈铭枢秘密由广州经韶关至长沙，劝唐脱离赵恒惕独立，归向革命政府。唐因吴佩孚委叶开鑫为湖南讨逆军总司令讨伐他，向我提出三点要求：（1）如加入革命政府，革命政府是否愿意在军事上支持他抵抗叶开鑫？（2）谭组菴、程潜曾被他击溃，他如加入革命政府，二、六两军是否会加以报复？是否允许他继续保持在湖南政治上既得之地位？（3）希望二、六两军出江西，不要路经长沙。

我告知唐，如果他表明态度，革命政府自然支持他抵抗吴佩孚。湖南之军政完全由唐负责。关于第三点，革命军之策略是打击吴佩孚，放任孙传芳。孙是江、浙、赣、皖、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势力雄大，二、六两军之任务乃在赣湘边界监视孙之活动，自然不会调入湖南。我向唐保证，如二、六两军有不利于他之行动，第七军将支助他。湘桂是邻省，我与唐又是保定之同学，唐得我之保证，才表明态度归附革命政府。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前，吴佩孚因唐生智附合革命政府，派叶开鑫攻击唐部。唐不能抵抗，退至醴陵、攸县、衡阳、宝庆一带，情形危急。我因对唐有支援之诺言，乃令第七军之钟祖培兼程之叶挺也到湖南，合力击溃叶开鑫，收复长沙、岳州。唐之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四、誓师北伐

唐生智之部队既编为第八军，我们积极准备北伐。北伐前夕，蒋总司令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战斗序列：第一军之第一师第二师出湖南；何敬之将军统领东路军预定由广东之东江、潮梅经福建至浙江，当时福建是周荫人之部队；第二、第三、第六三个军在赣湘边界监视孙传芳；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担任北伐军之正面由湖南攻武昌，第四军在中央，第七、第八两军分别担任右左两翼。黔军袁祖铭、王天培也由常德指向鄂西。

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出师后，有三次会战：即是汩罗河会战、汀泗桥之役、贺胜桥之役。

右翼之第七军进攻汨罗江，第四军在中央由平江挺进，第八军沿武长铁路在汨罗河口。唐之另一部则驻在常德，此役吴佩孚之部队不支而败。汀泗桥之役我们虽然获胜，其激烈之情状不如贺胜桥之役。贺胜桥是武长铁路之要镇，也是进攻武昌必经之途。吴佩孚亲至此地督战。我们的军队经过两战之后，弹药甚为缺乏，每人至多有子弹一百五十发，后方的补给机构也无法筹划。我当时在前线指挥，将领们纷纷打电话向我请援。我答复说：“缺乏子弹只有用刺刀赶快冲锋!革命军之补给靠前方，不能靠后方。打败敌人，敌人之装备，便是我们之补给。何况打下武汉，汉阳之兵工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些话虽是极不合理，当时之情形的确如此，我只好壮他们的气。所幸将士努力，第四军由中央进攻，第七军由右翼迂回敌后，第八军由左翼攻击，连破吴佩孚三道防线。吴虽砍杀退兵枭头示众，也阻不住前线之崩溃。战后我们在吴军中得吴之指挥命令，事前他对击败我们很有信心，称我们为赤军（因为当时尚是联俄容共时期）。贺胜桥既下，大军继续进攻武汉。第四、第七两军攻武昌，第八军由嘉鱼渡长江打汉阳。守武昌的是陈嘉谟、贺对廷、刘玉春等部队。武昌城坚，第四、第七两军占领城外之洪山炮兵阵地，城内外相互发生炮战。我方久攻不下，爬城也不成功，知不可力攻，不然损失太大。请随军之俄国顾问加仑将军，派俄机轰炸城内蛇山之敌人炮兵阵地，及无线电台，但是俄机或借口雨天，或雾天，或有风天，总不肯起飞。我们屡屡催促加仑将军，加仑将军说，红军之飞机在国内都是天之骄子，出外更是不听指挥。当时之俄机，全由俄籍机师驾驶，技术很差，既无仪器指挥，全凭眼睛观察。有一次十余架由广州飞韶关过大庾岭至长沙，有的在宝庆降落，有一架甚至在江西吉安敌人阵地迫降，方本仁、邓如琢等人未见过飞机，用大麻绳系住，恐其飞走。所以北伐时虽有俄机，实未得其助。当时陆空之联络也差，如我攻南昌时，正当我指挥部队渡赣江，突然有几架红军飞机在上空盘旋，以为我们是敌人，猛烈扫射不已，死伤者不少。从此我知红军飞机作战能力差，以后很少依赖他们。

攻武昌，飞机、炮兵无效，步兵爬城又不成功，这时孙传芳之部队与第二、第三、第六等军在江西已发生接触。总司令部由武昌转移江西萍乡、高安。第七军也由武昌城外撤退由鄂州入赣北，指向九江。以后武昌之贺对廷开门投降，陈嘉谟被第四军俘虏，第四军也调入江西。当时第二军在江西樟树与邓如琢对峙，无甚进展。第三军在万寿宫与郑俊彦之北军胶着。第六军与部分第一军，攻入南昌，邓如琢由樟树回师救南昌，第六军措不及防，程潜骑马由生米街渡过赣江，逃至赣江西南整顿。第七军于赣北箬溪，遇孙传芳之劲旅谢鸿勋，谢作战负伤回到上海，不久病逝于上海；于王家铺与陈调元、王普接触，陈、王大败而逃。第七军之原定作战计划是指向九江，李德邻以为九江城坚，沼湖太多，不如乘胜打德安。攻德安，先胜后败，战事很激烈，吕演新、陆受祺等团长相继阵亡。不久第四军、贺耀祖之独立第一师也赶至援助。第七军获得支援，占领德安以北之高地马回岭，德安不战而下。蒋总司令关怀赣北之战事，派我前往视察，李德邻派参谋黄远镇带一排兵至半途接我，等我到达前线，他们已肃清前线。马回岭既下，九江之周凤岐不战而退入浙江，当时周与革命军已有了联络。占领九江，孙传芳在南浔铁路之主力被解决。第四、第七两军在九江的战果，鼓舞了第二、第三、第六等军之士气，继续向南昌反攻。唐福山守南昌，革命军久攻不下。敌人之外援随时可以到达，而第二、第三两军又为敌人所牵制，蒋总司令非常焦急。我判断敌人一定反攻，于是在生米街准备船只、浮桥，撤退围攻南昌之部队，全力肃清南浔铁路之琉璃车站，以孤立南昌。总司令要我指挥第六、第七两军部分兵力，夜攻琉璃车站，我以为晚间敌我不分，不如拂晓进攻。正当此时，万寿宫方面之郑俊彦因失败率领三个军之兵力退至马口。总司令派我为追击司令，带领第七军陶钧之一旅，第二军之第六师，第三军之第七、八两师，星夜追击，此时十四军之赖世璜也由赣?调至赣北，事前我们因未有联络，黑夜中遇刘士毅之一师，双方发生激战，后来从俘虏身上获得用以联络之红白色衣带，才知是自己之部队。我要刘士毅连夜绕过马口，毁掉敌人通往余干之浮桥。郑俊彦见我军追至，只身而走。其下辖之三个军因后无退路，前有追兵，乃派一军使前来投降。我当时有如初生之犊，什么也不惧畏，由军使陪同，亲至敌人阵地视察，敌方之三个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见我突然而至，不胜惊诧。他们要求我不缴枪械。我对三人讲解革命情势后，准许三人携带少量枪支由南浔路回至孙传芳处，其部队则归我指挥。三军长行至九江，我打电报至庐山向蒋总司令报告处理经过。总司令复电不赞成我的处理，说我之行为无异资敌，因为孙传芳仍然是我们之劲敌。要我将三人捕捉送至汉口政治部。当时总政治部之谍报人员金佛庄派至南京工作，被孙传芳之情报人员识破而枪毙。总司令闻之很生气，一面打电报给邓演达，令其于三军长中任挑选二个枪毙，一面打电报给孙传芳说：“我已枪毙你二个军长，如你尚残酷待我工作人员，你还有数万军队在我手中。”我至九江，犹不知蒋总司令生如此大之气。他的机要秘书潘宜之将情形告诉我。我立刻谒见蒋总司令，申述我之意见：“革命军以收揽人心为目的，务使敌人感恩怀德。孙传芳杀金佛庄因为他是谍报人员；我们如杀孙之俘虏，难免不遭受‘白起坑卒’之批评。”蒋总司令不以为然，说电报早已发出。我见事已不可挽回，只好黯然辞出。邓演达接奉电报，枪毙了王良田、杨赓和。多年后，我在陈调元处遇见李彦青，李突然下跪，谢我救命之恩，其实只是他命中注定不该死，与我毫无关系。

（以上第五次访问）

五、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革命军进攻江西孙传芳所部经奉新、高安、樟树、箬溪、王家铺、德安、马回岭诸战役，孙之主力巳被击败，守南昌之孙传芳部队蒋镇臣、唐福山投降革命军后，收编为第十一军，由朱培德总指挥处理。当时南浔路方面之情形，朱培德之第三军在琉璃车站，程潜之第六军在永修，李宗仁之第七军在德安，并指挥第四军一师及贺耀祖之独立第二师。九江之周凤岐部队被李将军击溃后，退入浙江，但是他与革命军间已取得默契。陈调元、王普之部队则由瑞昌退入安徽。郑俊彦、卢香亭也率领残部逃入浙江。南昌未攻下之前，孙传芳在江西之势力较革命军雄厚，南昌攻下后，孙之部队或降或逃。孙的六个方面军除第四方面之周荫人、第六方面之颜景宗外，其余第一方面之邓如琢、第二方面之郑俊彦、第三方面之卢香亭、第五方面之陈调元皆创伤甚重。此时在江西境内之革命军为：第一军之第一、二师，第二军三个师，第三军三个师，第四军二个师，第七军四个旅，与贺耀祖之独立第二师。在江西，名义上我是参谋长，然而蒋总司令偶而也派我领军出战，如至樟树，督饬第二军作战，至德安辅佐李德邻将军，最后任命我为追击指挥官追击郑俊彦部之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三个军，该三军自军长以下均缴械投诚。此为我在江西大致之情形。

攻下武昌后，吴佩孚之势力可谓所存无几；我军占领江西后，孙传芳之势力也损失二分之一以上。革命军在二处之伤亡亦大，亟待补充。这时黄埔第四期之学生刚好毕业送至南昌，蒋总司令即将我前俘虏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三个军所得之枪支分发给该批学生，编为第十三军，任命我兼军长。后来我实在无暇兼顾，改派熊式辉接任。当时各省也时时供应弹药（因山西、四川兵工厂尚未归中央统一）、兵源，其分配之工作，皆由蒋总司令决定。

我们此后之工作，在于筹划如何攻取上海南京。其战斗序列大致如下：

北伐部队分江左军、江右军及东路军。江左军由李将军宗仁指挥，沿长江左岸，由江左之安庆出合肥、蚌埠；程潜将军统率江右军，沿赣北皖南，由芜湖出秣陵关直取南京；东路军由何应钦将军指挥，负责由福建而浙江，攻取上海。江左、江右之分纯以长江为准，面对江河之下流，居左者曰左岸，居右者曰右岸。唐生智之第八军出武胜关入河南。

当时国内之敌军情形大约如下：吴佩孚之残部在河南，奉军入关与之会合攻击南口之冯玉祥，并攻击山西之阎锡山。冯为国民军总司令已与国民革命军有联络，后来他在南口失败，转入西北出潼关至郑州与革命军会合。阎为北方军总司令，后经娘子关出师加入革命军侧击奉军。孙传芳尚保有皖、江、浙三省。褚玉璞、张宗昌之直鲁军则在皖北、鲁南。

东路军以对付孙传芳之残部为主，何敬之将军因为率领第一军之第三师、十四师以及福建张贞之民军进攻福建之周荫人部，何部由潮梅，转战松口大埔，一时不能至浙江，所以出浙江之东路军由刘峙指挥第一军之第一师（王俊）、二师（刘峙）、二十二师（陈继承），第二军之张辉瓒，陈仪之十九军残部以及投降后改为二十六军之周凤岐部队。孙传芳守浙江之部队指挥官为孟昭月。东路军在战略上以攻击浙江之孙部掩护江右军右侧背，然而孟之势力雄厚，东路军于兰溪、桐庐一带，被孟部击败。蒋总司令据报，非常焦急，对我说：“何将军在福建对周荫人部，以判断作战情况非半月后不能调入浙江。东路军在浙江已遭受失败，势不能久等。浙江战事不利，不仅江西大本营根据地受影响，且使江右军也受威胁。东路军非兵力不足，乃系指挥官指挥不当，你我两人须前去一人。”我知道蒋总司令之意思，说道：“总司令是全军之统帅，岂可往局部指挥，如总司令不以我才能浅薄，我愿前往东路服务。”蒋总司令听了我表示愿赴前线，非常高兴，三日之内为我成立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我为前敌总指挥，调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璠为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为政治部主任。指挥部成立前，在名义上颇费周折，因为东路军已有总指挥，为了便于指挥，所以总指挥部下设前敌指挥部，蒋总司令为此事问我有何意见，我回答说为了革命，任何名义我在所不计。李宗仁在九江听闻我要到前线，愿意将第七军拨四团人给我作基本队伍。当时第七军在江西境内一共只有九团人，我认为力量合则坚强，散则脆弱，四团人于我无用，于李则大有帮助，我辞谢他的好意。只请他于第七军选三百人作为我的卫队营，李派黄瑞华为卫队长带了三百余人至南昌候我使用。所以前敌指挥部除此三百余卫队及重新编成之二十一师外，别无其他新的队伍。

我发表为前敌总指挥之后，朱培德、唐生智、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重要将领在南昌为我饯行。我向来不饮酒，当晚因众人热烈招待，我饮了一瓶白兰地，众人大为惊奇。我生平不饮酒，一则因为信奉回教之故；一则因为我八岁时，在私塾读书，孔子圣诞，同学们饮酒庆祝，我喝得酩酊大醉，一晚毫无知觉。事后，先母严厉告诫，从此我滴酒不沾。南昌饯行酒是破了戒。

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妥当，第四日我便出发。出发前，我接悉内子马佩璋夫人将由武昌动身前来南昌，然而前线危急不敢久等。第五日我之眷属抵达南昌时，我已在途中，总司令打电报给我：“兄出发之次日，嫂夫人即前来。夫妇不及相见，此中正之过也。”我因急赴前方，故乃顾不了眷属。

我由南昌出发经上饶、玉山，至浙江常山。我未到常山时，前方败军已有部分散兵退抵常山，我为了虚张声势，沿途拍电至常山，以示大军不日到达，下令常山县政府封两万人的船以备军用。我抵达常山时，县长亲自出外封船未回，县府秘书千秋鉴殷勤招待。他告诉我此行一定打胜仗，我问何以见得，他说，前一夜扶乩得诗一首云：

百万雄兵胸中罗，大纛东来喜气多。

天意也知归党国，皇图一片白山河。

当时连日下雪，大地一片白色，白山河可以作此解释；但我姓白，白山河也可以指我。所以千秋鉴认为得了神谕一定打胜仗。当时浙江民间还有一个谣言，说是杭州之西湖镇压白蛇精之雷峰塔倒了，白蛇出现了。我固然不迷信，然而这些谣言未尝不可作为鼓舞士气之用。

六、克服杭沪

我在常山休息了一晚，第二日至衢州，召集团级以上干部训话，勉励他们努力作战。会二十一师来到，我将二十一师及原先退下之部队由江之左岸调至右岸，故意在白天行军，让孟昭月之谍报人员知道，以为我之重点在右岸，孟之队伍果然向右岸移动。行至兰溪，我秘密将右岸队伍夜间秘密又调回左岸，右岸仅留薛岳一师及李明扬新编之独立团，命令他们若敌人来攻，务必死守，期牵制敌人之军队。后来孟虽知我军之重点转移，已来不及渡江，而我军已向桐庐方面推进。二十一师虽是新成立之部队，战斗力很强。我带领这支队伍在桐庐、浪石铺敌前渡河用强行军连夜经凤山庙进入新登。孟之总部在新登连夜撤退至杭州。我在新登俘虏孟之副官，令其持我的名片往见孟，孟知杭州难守又撤至上海，仅此一战，便占领了杭州。

当我在衢州时，何总指挥电报指示，要我退守仙霞岭之常山、江山，待其解决周荫人后，再会师进攻，以免被敌各个击破。我奉电未有决定，因为南方部队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守则气馁。不久，我又奉到蒋总司令电报：“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兄自决，中不遥制。”何将军要我退守，蒋总司令要我自决，我经慎重考虑后，我不退不守，采取攻势。因薛师在游埠方面牵制敌人，使我亲自督率二十一师在浪石铺敌前渡河成功。杭州顺利克复。

我进入杭州，老百姓箪食壶浆迎接革命军，如有伤患，无不妥善招待。孟昭月退回上海后，张宗昌派他的第八军毕庶澄前来援助。孙传芳打电报给毕说：“漫山遍野所发现的民众大都是赤军（指革命军）之便衣队居多，务必小心。”所谓便衣队实是散布山岭之间欢迎革命军之老百姓。毕不知我们已占领杭州，兼程赶来，甫入浙江境内即被我军击溃，逃至上海。我攻下杭州约半月，何敬之将军才由福建至杭州。我们次一步之作战目标便是上海。

进攻上海之前，何将军在杭州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人员只有我与苏俄顾问蔡巴诺夫及各军师长。蔡巴诺夫主张杭州由少许部队留守，主力绕长兴、宜兴，出武进（常州）、吴县（苏州）、昆山，切断京沪铁路，断绝上海之外援。我除了认为蔡巴诺夫之意见可行外，还主张分一部分力量沿沪杭铁路挺进，因为革命军已占领嘉兴，正准备前进。蔡巴诺夫因为听闻齐燮元与孙传芳相战时，为了渡淞江在淞江相持数月，坚决反对我之意见，何将军很难决定，宣布暂时停会，以便疏导双方意见。我面报何将军：“我知道淞江之障碍，已令铁路局准备铁篷车，前端装置俄制之七六二山野炮；敌方最坚强之阵地，莫如淞江三十四号桥之桥头堡，而此地也是我军必经之途。若铁篷车能抑制敌人桥头堡之机枪阵地，工兵即可破坏敌方防守之铁丝网，我军前进则无问题。”何将军听我有如此部署，始同意我之意见，第一军之第一师、第二师、二十一师及第二十六军归我指挥，沿沪杭铁路前进，第三师、十四师、十四军之两师、十七军之两师以及十九军一部分由何将军统率出长兴。杭州则由陈仪留守。这一计划因为是我建议的，我由炮兵营长蒋璧陪同坐了铁篷车亲至前方督战。所幸敌人之机枪掩体多被我方炮兵摧毁，工兵扫除了所有铁丝网，大军顺利地渡过淞江，占领松江城，毕庶澄沿江防守之部队，因第二师刘峙在淞江下流渡河进攻，毕部被压迫入上海闸北车站。刘峙乘胜追至上海公共租界，租界之外国士兵向天空放枪，阻止革命军前进。我派员告之租界守兵将领：“于今为革命军讨伐军阀之时期，租界原是不平等条约之产物，今姑不论，如果你们阻止革命军前进，必须负一切后果。”租界之守卫人员见我方态度强硬，不敢再横蛮阻挠。毕庶澄退入闸北，以为租界之外籍士兵会阻止革命军，所以我们到闸北时，毕军正在做饭。毕军见我军至仓皇撤退，上海唾手而得。后来毕庶澄因作战不力被张宗昌所枪毙。革命军所以能轻易占领上海，未遭受很大之困难，与钮永建活动上海税警来降有很大之关系。

克复上海，蒋总司令任命我兼任上海警备司令，革命军因纪律良好，故而未发生严重之外交事件。

上海是全国商业、经济中心，世界列强各国于上海多有租界；上海也是黑社会最活跃之地区。所以治理上海是一件相当麻烦之事。

我治军有两项特别规定：第一，严禁赌博；第二，不准携带便衣。因为携带便衣既增加行军之困难，于战争激烈时官兵又容易换便服逃亡。然而租界政府也有特别规定，凡携带枪支，着军服者进入租界一律禁止且遭扣留。我的部属因不谙租界之规定，被租界政府逮捕者不少。我再三交涉无效，乃下令驻守租界边界之中国士兵，凡外籍人士入中国地区者一律扣留，以作报复。租界当局因而不得不与我协调，只要我方人员不携带枪支，无论着何种服装，一律准许入租界。

我不许部下带便服，我自己当然也不穿便服。因为如此，当时还发生一件有趣之事。各国驻上海领事知道我是新任命之警备司令，特由领事团之团长挪威总领事率领至龙华拜会我。我当时很年青，卅二岁，穿的是灰色军服，他们有的初还以为我是下级军官。某次，法领事于法租界设宴招待我，我向法领事说：“我是中华民国之军人，必须穿中华民国之军装；我平日出入都有卫兵保护，入法租界当如此，如勉强我及我的卫兵遵守租界之规定，我绝不赴宴。”法领事同意，我的卫兵携带枪支，除殷勤招待还派兵沿途保护。

我负责上海治安时，绝不理会黑社会之人物。我不许陆军接受黑钱（过去驻防上海之陆海军，分配黑钱之比例大约陆军为三分之二，海军为三分之一），杜月笙至龙华见我，我概不接见。有人对我说，杜曾捐献大洋四万八千元，对革命军有功。言下之意希望我能予以一官半职。我说杜月笙捐了四万八千元，革命军可以还他五万元，名气不可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以上第六次访问）

七、龙潭战役前国内政治军事之回顾

龙潭战役在北伐战史上是最重要之一仗。孙传芳为何敢发动龙潭之役？是役之前，我方之军事部署如何？当时国内之政治情状若何？皆有一一说明之必要。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于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占领杭州，三月二十二日占领上海，何将军指挥东路军之主力协助程潜之江右军于三月二十三日占领南京。陈调元、王普等系孙传芳之将领见革命军势力强大，也于三月四日投诚革命军。因而浙、皖等地全为革命军所掌握。蒋总司令三月二十六日至上海指示决心清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在上海莫利爱路总理遗宅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当时决议咨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推行清党运动。

革命军占领南京之后，十六年四月八日，蒋公至南京召开会议，根据总理曾经说过南京是可以建设为首都诸地方之一（其他地方如武汉、北平、西安、兰州等），建议定都南京，欢迎武汉之中央委员至南京共赴国难，并有专电致汪精卫。四月十二日上海清党后，各地紧随清党。嗣后，鲍罗廷由西北回国，加仑将军因我之保证，经上海回国。

加仑将军原名布鲁歇，为俄国白军之将军，后投效红军。曾受高等教育，待人和善，学问渊博。他因为是革命军军事总顾问，我是总司令部幕僚长，两人经常接触，所以我知之甚深。平日行军，他素不坐轿，好骑马；我从小即有骑马之嗜好，人马总是形影不离。每次作战，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加仑将军必定提出数个方案以供参考，其胸怀甚为宽大，无论是否采纳，全不在意。大体上言，自北伐以来，加仑将军与我们相处非常融洽，蒋公待之殊厚。他回国后，一度任苏联远东军司令，后因军事机密为日本间谍所窃，被斯大林治以死罪。蒋公接得驻苏大使杨杰之报告，想保其性命，乘孙科因外交问题以特使身份赴苏时，嘱其转达斯大林，请派加仑至中国做他的私人顾问。斯大林告诉孙，加仑已被枪决。

我们当时最接近之敌人，在江北有孙传芳，在皖北有张宗昌、褚玉璞。孙号称有十一个师一个混成旅，总数约五万人；张宗昌之直鲁军号称十一个军、二个师、二个旅，褚玉璞号称四个师、五个旅。张、褚之军队虽多数只有番号，但合计不会少于十万人。是时，奉军已入关，对我们也是一大威胁。在第二路军渡江北伐之前，蒋总司令曾有一计划准备分四路北伐。

第一路，以已渡江北上在津浦路作战之原江右军程潜、鲁涤平等部为第一路军，沿铁路北进。

第二路，以已在皖北之原江左军李宗仁、陈调元等部为第二路军，由皖北指向陇海路西段包围徐州。

第三路，以武汉唐生智及刘佐龙部为第三路军，由旧京汉路北上。

第四路，以何应钦所率之原东路军部队为第四路军，由镇江渡江攻淮阴直出海州、陇海路东段。

这个计划还未实现，而宁汉两方即告破裂。预定之第三路军唐生智等部，已成同舟之敌；第一路军之程潜、鲁涤平两部，也放弃前进计划而投向武汉。李宗仁、陈调元之第二路军受其影响，不得已退保芜湖、大通。何将军之第四路军也因局势改变，将占领扬州之部队撤至江南，唐生智一面勾结奉军，一面与孙传芳互通声息，目的在谋南京。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蒋总司令有电报给我们三位总指挥说：“……唐孟潇托杨丙与奉方妥协似有头绪，故奉方拟移河南部队来津浦路助张、褚攻宁。此息甚确，情势严重，各方已有协以谋我之势。如我不能将孙、张两逆于最短期间肃清，则以后更难应付。务望督促前敌将士共赴同仇……”龙潭之役后，我们于孙部中也查获孙、唐勾结之证据。孙之作战命令中有云友军唐某所部已到达某线云云。

四路北伐之计划虽因唐生智与程潜受挫，但是革命事业绝不因此受阻。蒋总司令决定继续北伐，改战斗序列为三路：

第一路总指挥何敬之将军，下辖第一军、第十八军（由杨杰之第六军改编）、第十四军（赖世璜）、第十七军（曹万顺）、第二十六军（周凤岐）、第十军（王天培）及三十一军（李明扬）。

第二路总指挥蒋总司令自兼，由我代理，前敌总指挥陈调元、下辖三十三军（柏文蔚）、三十七军（陈调元）、新编第十军（夏斗寅）以及暂编第十一军。

第三路总指挥李德邻，下辖第七军（夏威）、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由刘佐龙之第十五军改编）、四十军（毛炳文由湘军第一师贺耀祖部扩编）以及叶开鑫之四十四军。

第一路由镇江、扬州，沿运河向宝应、淮阴压迫孙传芳部，孙部节节后退，第一路占领池水、海州、莒县等地。

第二路军分三个纵队渡江。第一纵队指挥官贺耀祖率领第四十军，由南京之大胜关渡江至津浦路西侧之汤泉、乌衣镇、滁县等地，向张宗昌进击。第二纵队指挥官杨杰率领第一军之第一、第三两师及第六军（欠第十九师），由乌江镇戍守在滁县与第一纵队合师后占领张八岭。第三纵队指挥官陈调元率领第三十七军，出东西梁山，经和县移向津浦路。第三路军由皖北，经蚌埠宿县等地指向徐州。

我指挥第二路军攻郯城、红花埠、临沂等地。宁宜城坚由方永昌防守。方发誓与城同存亡，城内屯粮丰富并准备各种燃料以防我军偷城。时逢雨季，攻城益发艰苦。我调三十七军之野炮队前来参战，因道路泥泞，马队无法运炮，特征集附近农家之水牛，经千辛万苦，才将野炮运至临沂城附近。原定计划希望用炮轰崩临沂城之一角，无奈后援不继，炮弹缺乏以致不能达成。正当我苦攻不下之际，奉蒋总司令电报，要我留少许部队监视临沂，其余回师会攻徐州。我行近八义集，即与敌接触，敌人蜂拥而来，而徐州城又不闻枪炮声。当时之可能有二：第一，我军已入徐州，但是敌人不应该愈打愈多；第二，我军可能已撤退，但是总司令部并未有命令给我。我军虽然时时破毁敌方运兵之列车，然而敌人援兵还是不绝于途。如此相持二天，第三日第二路参谋长兼上海市长张定璠转来总部撤退命令。徐州撤退之最大原因，便是李德邻先生指挥之第七军为了预防唐生智，止于芜湖安庆不能前至。我既奉命，开始撤退。为了节约时间，我不顾白昼撤退之危险性，令部队沿运河两岸往南退。陈调元部队原是后卫部队，因被敌方骑兵冲断，不能及时赶至八义集，但是杨杰之部队还未通过，如我先杨杰而去，杨很可能被敌军包围。我于是统率数百广西籍之卫队，担任后卫之任务，待杨部到达，占稳阵地，我才离去。部队路经骆马湖、宿迁等地，遇土匪骚扰，我命令部队，只要无人员伤亡，勿予理会，因为我们须兼程赶回江南，不然，随时有被敌人截击之危险。

第二路军撤回江南，第一路军也相继沿运河向江南撤。第一路军在江北浦口以北，和县一带曾留守一短时期，后因蒋先生下野，我们为保存实力以待第二次渡江，所以决定将第一路军完全撤回长江以南防守。

蒋总司令下野后，张学良派代表与张宗昌会晤，愿助其打南京。孙传芳又得唐生智之支持，所以敢发动龙潭之役。

（以上第七次访问）

八、龙潭战役（十六年八月廿六至卅一日）

第一次渡江北伐因徐州之役受挫后，各军实力略损，士气尤为消沉。高邮、宝应一带的敌人，逐渐向南京压迫而来，武汉方面又内忧不已。蒋总司令见党国危机四伏，为促使本党同志觉悟，北伐大业不坠，在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辞去总司令职务，避开武汉攻击之目标，回到浙江奉化。他临去之前，召集我们三位总指挥谈话（我已为第二路总指挥）说明他必须离去之苦衷，望我们本同舟共济之心，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我们三人虽然挽留他，也不能改变他的去志。蒋先生下野后，军事上之遣调悉由军委会处理，实际上军委会由我们三人负责，一切命令由我们副署发布。当时军委会通令各军：“此次蒋总司令辞职，中央已议决挽留，在蒋总司令未回任以前，一切军政军令即由本委员会负责处理，各部队仍隶本委员会统一指挥，应努力革命工作，胜利终属吾党，此后无论何部调遣悉听本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移动。”同时还下达一道防守命令：

第一，南侵之敌人，孙传芳所部之先头部队，于津浦路方面已到达浦口，于运河方面已逾宝应。西侵之敌人为张宗昌之部队，与国民革命军鹿钟麟之步兵及郑大章之骑兵在砀山、巨野等处接触。

第二，我军为得时间之余裕，以便联合革命军全体势力及西北军北方军一致出师，大举北伐起见，拟暂利用长江天堑扼要防守。

第三，防御部署。第一路军担任乌龙山（不含）以东长江下游一带之防务。第二路军除以第三十三军担任合肥六安间之防务外，其余各军应担任东西梁山（不含）以西长江上游之防务，但第三十七军应位置于芜湖。第三路军，应担任乌龙山以西，东西梁山以东（均含该地）长江中段之防务，着以第四十军先位置于含山、和县然后向当涂采石镇移动。第四十四军位置于慈湖镇及铜井镇等处扼要防守。

海军除以主力任南京江阴间之警戒外，应各以一部游弋长江上下游严密警戒。航空队侦察长江以北之敌情为主。

以上之防御区分，系以第二路军位置皖省以应付皖北之敌人，并对长江上游警戒；而以第三路军位于南京附近，应付津浦方面之敌人，以第一路军位于京沪一带以应付运河方面之敌人。所以与龙潭之役最有关联的是一、三两路军，但是我因为赴上海筹款，回程中行至无锡车站接镇江十四师卫师长立煌电话始知龙潭战事爆发。我就近指挥第一路军在杭州淞沪整顿之部队。而何将军则指挥第七、十七两军及第一军之廿一师、廿二师、警备师，当时京沪有线电报电话已断，我与何将军毫无联系，但是大家在战略上仍能配合一致，形成夹攻，这完全是精神协同之故。第三路军主要防守长江以南之地，其防御配备：

四十军担任慈湖镇（不含）至大信镇之线。

四十四军担汪江宁镇（不含）至慈湖镇之线。

十九军担任由新河镇西南端二道桥（不含）至江宁镇之线。

第七军第二、三两师担任由乌龙山炮台至新河镇西南端二道桥之线警戒。第一师位置于雨花台附近，各独立团位置南京城内。

第一路军何将军根据军委会之指示，再区分其部队之防御配备如下：

第一路军担任沪宁间由乌龙山至吴淞一带之防务，拟暂取攻势防御，沿长江配备警戒，而以主力位置丹阳附近待机出击。

以上是我方之部署。敌人之情势又如何？孙传芳之军队由运河两岸向镇江南京压迫，张宗昌、褚玉璞主力向徐州以西，直鲁军铁甲车队沿津浦路向浦口，唐生智、张发奎之部队也循江而下，图谋南京。何键之江左军至安庆时，被唐任命为皖省主席；刘兴之江右军至芜湖时，被任命为江苏省主席。张发奎兵发之后，行至九江，汪精卫见国内政治环境复杂，策动张改道回广东，谋取根据地。张于是由南浔路而下，取道韶关回广东。张部抵南昌时，贺龙、叶挺起义。贺、叶率领二万人，经赣南赶回广东潮梅，想占领海口，以便接受苏联军援。张部既回广东，南京之压力稍为减轻。

蒋公下野，除了三军无主，军饷也是一大问题。因广东短时接济不上，财政部向上海银行界借大洋一百万，当时上海之银行以交通、中国两银行最大；但是这两家银行不愿大量借钱给政府。他们又在租界内，财政部对之莫可奈何。何、李两将军嘱我至上海代财政部向银行界交涉。他们所以要我去，因为过去凡当上海警备司令，只要不认真查禁烟、赌，就有奸商按月送相当贿赂分给驻沪的陆海军，但是我负责上海警备时，不许陆军接受贿赂，不许军队坐覇王船，不许部队利用商船携带私货，尤其清党之役，上海之商人对我很感激。我在东前总指挥时，供衢州军饷一时不能拨到，我与衢州商会商量，用我的官章发行五十万大洋票。后来我接到军饷，立刻不折不扣将军票赎回，所以上海之商界对我的印象很好。我到上海，上海人心惶惶，多数人家准备五色旗欢迎孙传芳，但是上海之银行团经我再三交涉，还是借了六十万元。

交涉完毕后，我由上海回南京（八月廿五日），行至无锡车站，据报告前行之快车因铁道被孙传芳部队破坏，全车倾覆。我心想一定是敌人有计划破坏铁路，为了安全，我命铁甲车先行保护，行至奔牛镇，铁甲车又翻了，我知事态严重，打电话至镇江问卫立煌。卫告诉我，孙传芳已占领龙潭，敌军正由金山、焦山乘船渡江，此刻正堵击中，要我迅速调兵援助。当时与我同车的人只有胡宗铎、宋子文（政府请他至南京主持财政部），以及数百卫队，通南京之有线电话已被破坏，无线电器材因笨重拙劣无比，我们随身又未携带，如果打电话到上海，要用无线电转南京。我在无锡车站就地取材用车站电话指挥沪杭一带第一路军之第二、三师，及十四军。我当时是兼通信兵，兼补给司令，兼指挥官，如此不休不眠之生活经过六天六夜。我指挥第一路军之部队参加该战役。

孙传芳部队向镇江方面渡江的是佯渡部队，主渡河点是大河口、划子口。孙之主力曾占领乌龙山炮台、青龙山、黄龙山及南京城郊之尧化门外、龙潭车站和水泥厂。龙潭之役以黄龙山之战事最激烈，其他地方也是几得几失。

长江天险，孙部能安然渡江与海军之暧昧态度很有关。我接获密报，得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态度不明，乃由无锡打电话给杨，告之敌人已占领龙潭，要他开出舰队守住渡江口，切断敌人之后援。我向杨强调，孙之势力终被歼灭，海军如不努力，将来一定要追究责任。杨树庄说舰队绝无不尽责之事，他派通济军舰至镇江，我还记得舰长是李世甲。我和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带了一排宪兵上通济舰至前线作战，炮击渡河敌兵，其他军舰见通济舰已表明态度，纷纷向敌方开炮。海军参战后，阻止孙部之后援，敌军炮兵因见我舰队开炮，彼亦炮击我兵舰，适有英舰经过江中忽被炮击，英舰不知是何方发炮，为泄愤计，乃猛烈地炮击黄龙山，敌军阵地多半被毁，我第七军才能乘势冲上黄龙山。龙潭之役的第六日（十六年八月卅一日），刘峙、卫立煌占领士敏土厂。我在该处遇到何将军，两人相见，亲切逾常，一则因为内心激动无比，二则大家预料战争必定胜利，心情愉快万分。我与何将军虽然在数日内未完全联系，但是两人攻击敌人之部署，恰巧是腹背夹攻。所以后来何将军每谈到龙潭之役，认为完全是精神协同，才能获得胜利。

龙潭之役，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只要尽量抽调后方之兵使之开赴前线拼命，全是打硬仗，所凭借的只是士气而已。譬如我在镇江时，刘峙虽撞车受伤，还是与何竞武到前方指挥作战。当时很多败兵从前线退下来，我带了百余卫队前往夏蜀山押阵督战，途中与自前线退下之五十八独立团相遇，团长是桂永清。我告之夏蜀山地势重要，要他重回去坚守阵地，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桂永清。后来桂做了参谋总长，还与我谈起此事。

孙传芳在渡江之前，曾有万全之准备。他在江北利用密布如网之运河支流，操演船只。孙传芳认为过去在福建、江西、浙江之挫折悉因缺乏破釜沉舟之决心，所以龙潭之役他不但亲至水泥厂督战，凡运兵完毕之船只一律调回长江北岸由大刀队看管，颇有济河楚舟背水一战之壮志。因此龙潭之役后，孙本人固然逃回江北，其部属几全被俘虏，不过孙部被俘之高级干部，于押运至南京途中，被逃脱者不少。

龙潭之役前，我方曾接获敌人准备渡江之情报。我方当时之策略是采取后退配备，第一线沿江布置少许部队，主力挫制后方机动地点，若敌人果然敢渡江，准备半渡而击之。不过海军初期之态度，确出乎我们预料之外，以致孙部能迅速渡江。

总观龙潭之战，孙传芳除了利用最有利之时机：蒋先生下野，唐生智有二心，革命军徐州受挫。他选择大河口、划子口等地渡江也是最有利之地点。划子口对岸便是栖霞山、乌龙山炮台。占领该等山地，一则可以掩护登陆之部队，二则可以威胁南京。南京一旦被占，革命军之政治力量将被瓦解。而且京沪铁路以东之地区，田坎皆为南北方向，登陆部队即可用作天然进攻之掩体。

龙潭之役，孙传芳既得绝好之机会，何以会失败呢？孙之失败不是指挥错误，也不是战斗力不强，主要原因有三：（1）参加龙潭之役之革命军以一、七两军为主。一、七两军都是国民革命军之主力，对三民主义有信仰，有信仰便有力量；（2）我由沪回宁，在无锡指挥第一路军，与何将军无形中造成夹攻之形势；（3）孙部渡江后，渡口被革命军所抄袭，后援不继，加以海军态度明朗，孙部之补给可说完全断绝。反之，沪宁之间补给方便。双方经六昼夜之苦战，有无补给自然成为决定胜负之重要因素。

是役，双方死亡很重，我与何将军在士敏土厂会师后，肃清残敌，清理战场，当时敌我两方真是尸体遍地，骸骨盈野。我们发动士敏土厂工人及红十字会收尸，结果收不胜收，据说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尸臭仍然逼人。抗战胜利还都后，卅六年我在国防部长任内，为纪念龙潭战役之阵亡将士，特命本部工兵署长黄显灏设计建筑会师亭于龙潭之山上，为文以记其事，刻石以志纪念。落成以后，因请何上将约同当年参与龙潭战役之将领到会师亭向烈士默哀致敬。

回忆龙潭战事结束后，我们打电?至奉化向蒋公报告战事之经过。蒋公甚为嘉勉。行政院长谭组菴先生当时因奔走宁汉之间的和平，也在南京，他设宴慰劳作战之将领，席间亲笔写一副对联送给我。云：“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龙潭之役在北伐大业中是最重要一仗，因为胜利了才能西征消灭唐生智之反动力量；迁都南京稳定国内之政治局面；促使徘徊观望之友军加入革命行列——如阎锡山之北方军在龙潭战役前便与革命军有联络，但畏于奉军迟迟不敢明白表示态度。龙潭战役之胜利对奉军是一大威胁，阎鉴于革命之趋势，很快便附和了革命军。如果龙潭之役失败，不但江、浙、闽、赣、皖五省重归孙传芳，唐生智之势力一定高涨，其他抱游离态度之友军，更远离革命军。如此，革命军能否再回广东重整旗鼓，便是一大问题。所以说龙潭之役是北伐大业成败极大之关键。

（以上第八次访问）

九、西征（一）

西征是北伐期间不幸之事，是革命阵营受挑拨而自行分裂之结果。西征之前，自北伐誓师以至龙潭之役，革命军之进展异常神速，两广、湘、赣、闽、江、浙、皖等省都在短期内为革命军所占领。我记出下列革命军发展之几个重要日期，以证明革命军发展之迅速。

革命军于十五年七月九日在广州誓师北伐，因有三民主义之号召，蒋总司令之领导，所以民众倾心，三军用命；当时义旗所指，有如拉朽摧枯。七月十一日进驻长沙，安定湖南（实际上誓师之前，革命军已经开始支援湖南唐生智部队）。九月一日围攻武昌，六日占领汉阳，七日克汉口，十月十日下武昌，直趋武胜关，湖北因而底定。十一月七日占南昌，十二月九日入福州。这不过是半年内之事。十六年二月十八日攻占杭州，三月廿二日占领上海，廿三日克复南京。所以出师以来未及一年，平定两湖、闽、赣、皖、浙、以及江苏局部，其进展之速度不可谓不惊人。龙潭战役之后，革命军本可乘胜逐北，西联冯玉祥，北联阎锡山，会师北平，讨伐张作霖，平定东北，如此北伐大业一定可以提前完成。不幸在此期间，唐生智叛变，革命军遂不得不分兵西征。

唐生智之野心甚大，政治欲望很高，加以鲍罗廷、汪精卫之煽动，其气焰更是不可一世，想以武汉为根据地与蒋总司令分庭抗礼。唐一面派代表杨丙至奉天与张作霖商谈合作，张学良也曾在蚌埠会晤张宗昌、褚玉璞准备会攻南京，阎锡山与冯玉祥则由奉军监视，所以唐生智敢自豫东撤下第八、三十五、三十六等军东犯长江下游，这是杨宇霆之私人代表亲向我们说的。此外唐另派蒋百里至徐州见孙传芳，孙也派代表至汉口与唐会谈。唐这种叛逆革命军之行为，我们在龙潭之役于孙之部队中也获得有力之证据。唐反复无常之态度固然导致革命军徐州之役的失败，导致龙潭战役之爆发，也因为有龙潭之役，我们才得消来孙传芳之主力。

龙潭战役爆发时，唐生智派何键率第三十五军主力盘据安庆，一部分驻合肥、和县，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率主力盘据芜湖附近，一部进至大通，唐军每至一地则撤换当地之行政首长，安置自己之心腹。当时唐发表何键为安徽省主席，刘兴为江苏省主席。我们为了避免腹背两面作战，尽量不与唐部发生冲突。

龙潭战役之后，一般情况如下：唐部在皖北，张发奎之第一方面军回广东，冯玉祥与奉军及直鲁军在豫皖边界相持，阎锡山观望未定。中央为收战后追击效果，铲除心腹之患，一面令何敬之将军统率第一路军二次渡江北伐，一面决定下讨伐令西征唐生智。西征军的战斗序列如下：

西征军总指挥程潜，副总指挥李宗仁。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宗仁兼，下辖第七、十九、三十、三十七等军，分布在长江北岸；第四路军总指挥程潜兼，下辖第六、十三、四十四等军分布在长江南岸；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下辖第三、九等军，分布在赣西北之修水、铜鼓、萍乡等地；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琛，下辖方鼎英、李福林、黄绍竑、范石生诸军，在广东之韶关，广西之全州一带；鄂西有第九方面军之鲁涤平之第二军，李燊之新编四十三军，方振武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则驻在襄阳；豫南有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统率豫军名部队。此外，海军第一舰队（江防舰队）司令陈绍宽率领大小各型舰艇，空军司令张静愚统领航空第一队、航空第二队、水上飞机队，皆参加西征之战斗序列。

以上之战斗序列，或有人怀疑何以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龙潭战役爆发前，程曾脱离革命军投向武汉方面。但是清党后，程察觉国内革命之趋势，加以龙潭之胜利，程于是又重回革命军之阵营。程是三湘人士，而唐生智之根据地又在两湖，所以军事委员会任命程为西征军总指挥。

当时，唐生智号称百团，如一团以一千五百人计，也有十五万人。其实可供指挥的，只有第八、三十五、三十六及湖北省防务军，余皆乌合之众，临时拼凑而成，战斗实力下大。所以敌我比较，我方势力优厚得多。唐师出无名，精神上不足号召军民。两湖又被革命军所包围，完全处在内线作战之劣势。所以其失败乃是注定之事。

龙潭战役后，唐生智知道革命军对他一定有所行动，而且孙传芳之力量被消灭，唐在军事上所受之压力愈来愈重，遂自芜湖、安庆等地撤退至皖鄂边界。唐之策略是在罗田、黄梅、广济、田家镇、武穴等地陈兵防守，意图革命军追入鄂境，则个别击破；在鄂西对付鲁涤平则采取攻势，调第八军吴尚之第二师、熊震之独立第一师、程汝怀之鄂省第一师袭击鲁军。鲁因公不在鄂西，部队由张辉瓒代理军长，张派三师人守荆门，唐部屡攻不下。俟方振武之二师援兵抵达荆门，唐军不支而败。革命军第三路军占领安庆时得知唐部撤往鄂东，准备集中部队调至长江北岸与三路军一战。于是三路军调第三十七、四十四两军为总预备?，由胡宗铎之第十九军居右翼，李总指挥德邻自己率领第七军居中央，左翼由叶开鑫之四十四军防守。陈调元之炮兵队也调至中央归第七军指挥。炮兵队与总预备队尚未参战，唐部便在宿松、太湖遭遇失败而退守罗田、广济之线。唐之三十五军首先在桐城被三路军之第十九军击溃，退至广济时已毫无斗志；三十六军在田家镇虽然凭险防守，经三日之激战，也被四十四军打败。三十五与三十六两军是唐之精锐，既先后溃败，其他部队不得不退却。四路军因长江南岸敌人较少，战事不多，故调二军兵力至北岸援助三路军，自己仅留第六与十三两军防守。

朱培德之第五路军原定出修水、铜鼓向岳州、通城、武长铁路推进，未及出江西，唐部便被解决。第八路军原已向衡阳、永州推进，后因广州张（发奎）黄（琪翔）事变，撤回解决内部问题，与第四军在东江潭下相遇，发生激战，双方损失甚重，第四军之许志锐师长也在是役阵亡。后来张发奎因军事失利而下野，将部队交缪培南指挥。缪率部逃入江西，后为中央所收编。

唐生智因广济、武穴之军事失败，在汉口召集高级将领开会，提出三条意见：（1）用全力打通河南，与奉张联络再行反攻；（2）集中兵力死守武汉；（3）个人下野，保存实力以便将来再起。结果第三条为多数所同意，唐生智不得已于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通电下野，并以巨金买日本兵轮东驶出国。所部由李品仙指挥，分别向鄂西岳州撤退，至是盘踞武汉之唐生智军全被肃清。

以上所说全是陆军之行动，但是在西征战役中，海空军之帮助很大。海军虽是江防舰队，船只不多，然而力量很大：一可以掩护登陆，二可以截击敌人渡江，沿江扰乱敌人之阵线。海军之行动经常较陆军为先，每当陆军出击敌人之前，海军或绕至敌后破坏敌方之补给线，或敌前摧毁敌方之阵地。因为我们之无线电不灵，有线电架设不容易，海军常担任通讯工作。如占领安庆后我们特在安庆留军舰一艘以作传达命令之用。此外，海军输送粮饷军械之功也不小，如果没有海军之协助，唐生智之海军力量虽然不大（如决川号等），对我方军事将是一威胁。

西征之役得空军之助不少。北伐期间空军力量虽然不大，作战力很弱，既不能盲目飞行，装备又非常简陋。尤其在容共时期，红军之飞机极难于指挥。清党之后，我们曾向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处订购水陆各型飞机，虽然指挥听命，因为数量太少，只能作侦察敌情，传递情报之用，是陆军极好之耳目，偶尔也能收扰乱敌人之效果。当时国内除革命军之外，只是奉张有飞机，但是我机从未与之发生过空战。

西征之军事大抵可以分二阶段：进攻武汉，肃清湖北由程、李两位总指挥负责；底定三湘则由我负责。我当时仍然是二路军之总指挥，唐军退回湖南后，李品仙、何键、刘兴曾联名打电报至汉口，要求和平解决，并派代表至汉口商谈。正当和平有望之际，不幸十一月十七日广州发生张黄事变。李、何等人以为中央又多一敌人，兵力一定分散；而第八军因亟于解决内部问题，又撤回指向永州、衡阳之部队，加以党内左派人士如汪精卫之煽动，于是认为有机可乘，改变求和之初衷，暗中积极部署。中央见此非用军事解决不可，不然终成肘腋之患。十七年一月初，我奉军委会之命至汉口主持征湘计划。当时，敌人之力量计李品仙、何键、刘兴、廖磊、熊震、周荣光、罗震等部约三十三团，驻在湘鄂边境之岳州、湘西一带，归李品仙指挥。其余门炳岳、危宿钟、何宣、戴斗垣、周斓、陈汉章等部约十七团驻在常德一带由叶琪指挥，有采取中立态度之模样。敌人之主力位于平江附近，一部沿汨罗江南岸配置；左翼依托于洞庭湖，其计划是等我军进至相当地点后，即由右翼转取攻势以压迫我军至汨罗江畔，会合原驻防于汨罗江岸之力量夹击我军。

九、西征（二）

后来根据探报，得知敌人之部署是以李品仙之第八军，及独立第一师位置于白雨湖、花园沙瑕一带；以第三十六军及第十七军位于张家碑、澄潭、鲁肃山至横槎一带；另以第三十五军为江北军经藕池口进攻新堤。程总指挥为了应付敌人之军事行动，在我未至汉口主持攻湘军事前，曾部署如下：（1）以第三路军沿长江两岸前进，集中新堤准备向临湘及岳阳进攻；（2）以第四路军沿武长铁路两侧前进，集中蒲圻崇阳，由羊楼司、通城截断长岳，进攻湘阴、长沙；（3）以第五路军集中铜鼓、萍乡，准备向浏阳、醴陵进攻，威胁长沙侧背；（4）以第四十三军李燊部队集中石首、公安，准备向常德前进，截断敌退湘西之路，并乘机进攻长沙。

我到汉口后，深感第三路是西征军之主力，不应陷在长江两岸敌人力量薄弱之地，即与程总指挥商定变更部署，以第三路军使用于通城、平江方面，进攻金井、长沙。这项部署的改变，与以后之军事发展有密切之关系。

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我方正面各军开始攻击岳州；二十一日全线实行总攻击。我军之主力由通城出平江，压迫敌军于汨罗江畔，意图一鼓歼灭敌人。

在此以前，各部队已开始行动，一月十二日第四路之四十四军在乌口附近；第六军于新店镇羊楼司附近；第十三军于羊楼司大河坪市附近；第三路之第七军、第十九军于通城附近，全部集中完毕，向目标前进。海军也炮击岳州，空军出动担任侦察任务，前线之敌人因士气不振，于一月十七日放弃城陵矶、岳州向汨罗江溃退。

稍后，程总指挥到达岳州，我也到了通城准备指挥全线于廿一日拂晓攻击，不意廿日晚右翼叶开鑫之四十四军忽然叛变，由黄沙街向左翼第六军之侧背猛烈袭击。第六军猝不及防，损失很大，而对面之敌人廖磊，与刘兴之部队又乘机渡至北岸，情况十分危急。此时程总指挥已退回武昌，他打电报给我，说是第六军损失惨重，要我退守蒲（圻）通（城）再图挽救。但是当时之情形：叶开鑫已叛变，敌人廖磊、刘兴之部队已开始渡江，而我们之计划是廿一日拂晓才发动总攻击。如果遵照程总指挥之命令退却，可能全面溃退，观望之友军将变为敌人。所幸第三路军因部署变动，第七、十九两军被调至汨罗江北岸，未受四十四军叛变之波及，我乃召集夏威、胡宗铎二位军长，告以程总指挥之意思，并表示我决心继续渡江。第十四军军长陈嘉佑因与第六军为邻，所以也知道程给我之退却电报，我原是不想让他知道的，我回电给程，请他坚守武汉，其他地区必要时，任其放弃，而我将照原计划而行。廿一日拂晓，第七、十九两军由汨罗河涉水渡江成功。我军渡江时，与李品仙之部队相遇在江边发生激战，李部大败。第七军乘胜逐北至金井（李之总部所在地）、长沙。李部既败，刘兴、廖磊已渡至江北之部队也被我军切断，缺乏后援而失败。这一仗无战术可言，主要是我有决心，与三军用命。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往往胜负便决定在转瞬一念之间。昔桂永清任驻德武官时，因仰慕兴登堡之参谋长鲁敦道夫之名，多方托人介绍，望能趋前求教。后如愿以偿，桂请教为将之道，鲁敦道夫沉吟片刻答道：“决心!”桂再问是否尚有其他，鲁不答而言其他。后来桂奉召回国，因嫌鲁敦道夫解释为将之道过于简约，临行请求再晤见一次，鲁仍然答复为将之道“决心”二字而已。这是桂回国后亲自告诉我的。我想西征之所以胜利，“决心”二字最为重要。

这一仗之后，李品仙等之部队纷纷往湘西逃去。湘西李燊之部队虽向常德而来，但是毫无战斗意志。我们在长沙按照追击计划进行，我由湘潭至宝庆。当时蒋总司令已复职（十七年一月五日），连续打电报给我，要我尽快结束西征率兵北上参加北伐。是时，冯玉祥与阎锡山在平汉平绥线与奉军对峙，奉军因阎之态度不明，恐其骚扰后路，不敢长驱直入。阎一面受奉军强大力量之压迫；一面因为玉祥撤退，右翼完全暴露，再三向蒋总司令请援，说是他有四百门以上之重炮在平型关、娘子关以外，如不及早援助，将会全部损失，所以蒋总司令一再催我北上，甚至指示如果部队不及运输，要我先至北方，安定军心。冯阎的代表，也纷纷南来望我早日成行。我于是派张参议震欧为代表，由宝庆至溆浦追踪李品仙，盼他们就地停止逃逸，接受收编，即日结束战争。打了胜仗而向敌人请和，这是北伐战史中一大笑话，但是实际情形非如此不可。因我与李品仙、廖磊、叶琪等人是同学同乡一见如故，而且彼此之间本来无所芥蒂，只是在唐生智之指挥下不得不作战耳。李等欣然接受我们之意见，分别改编为三个军（李品仙是第八军，叶琪是十二军，廖磊是三十六军），由百余列车装载，浩浩荡荡经粤汉路转平汉路北上。我遂遵照蒋总司令之意旨，先行北上。

西征时，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我们占领武汉，湖北省没有省政府，执行全省行政的是政务委员会。湖南还是有省政府，主席原是由唐生智兼，唐下野后，改由周斓代。

西征之前，我和李德邻将军在南京便商定好了，克服武汉后，湖北省主席一职，由张知本先生担任。一则张原是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之一，专负责民政；二则他的道德学问皆是为众人之模范。当时除张之外，湖北人当中胡宗铎也是一位人才，他打仗打得好，我们不愿他去任行政工作而埋没了他的军事才能，而且占领湖北后，清乡也是一重要工作。所以在南京时，我们便内定向中央保荐张知本为省主席，胡宗铎为清乡督办。张胡二位配合得很好，一年之内，不但地方治安安定，税收也大增加，据说张移交时剩余二千余万元。

第二件，西征军胜利后，我回到长沙，正准备收编部队北上，六弟崇祜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张难先发表他为武汉统税局局长，我事前毫不知悉，他就职后写信告诉我。当时我听说很多亲友因六弟就了新职，纷纷由桂林赶到武汉谋职。我很担忧，因为第一点，六弟自三岁时过继给志业公■叔，我的■婶系肺痨病，他从小染上肺疾，他曾在桂林师范学校毕业，黄绍竑当广西省主席时委他做过广西梧州中关统税局长，但是病一直未痊愈。武汉税务局业务繁重，他的身体一定难以支持。第二点，武汉税务局的业务很广，又是富有的机构，亲友到武汉求职，他不能不安置，如果有了差池，不但他免不了受牵连，就是我也免不了受人评论。我自从参加北伐，每到一处，绝不安插私人，譬如占领上海偌大的地方，我未利用一个人做财务或经济职务。我为人如此，当然不愿因胞弟受累，也不愿见他受累。所以我一面写信给张难先谢谢他栽培六弟之盛意，说明六弟身体很差，望他另选贤能；一面写信给崇祜，望他至庐山休息，我愿负担一切费用，结果他去上海休养，未及一年便在上海病故。

十、率师北上

我奉命北上，路经河南新乡，因冯玉祥驻在该处，特下车拜会冯，不意冯亲率领文武官员在车站欢迎，执礼甚恭，令我非常过意不去。我第一次会见冯是在徐州开会，这是第二次与冯相遇。

我的目的是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阎是日本士官六期学生，在我想像中他一定具有士官学生矫健、精干之精神，因为我所见之士官学生如蔡锷、蒋百里、程潜、赵恒惕等人都是这一类型。孰知我见了阎，全不是想像中之人物，他穿一袭棉裤、棉鞋，留两撇小胡子，显得非常衰老。他是五台人，一口方言很难懂，声音又很小。我转达蒋总司令要我北上之意，告诉他我的部队将陆续运到，他非常高兴。他对我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云：“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不会着急的。”

不久，第一列车运来了门炳岳的一师人。门部在正定下车，不料戢翼翘的骑兵军已迂回至正定后方，门部一下车便与戢部发生激战。后来奉军之侦察机发现我方之援军有百余列车，才退回关外，因而发生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之事情。

奉张出关后，我与阎锡山同车至北平。奉军退出北平时，驻华公使团要求奉军之鲍毓麟一旅人留下维持治安，并保证待革命军交替完毕送他出关。不意冯玉祥派韩复榘之骑兵星夜赶至北平近郊之南苑，不顾公使团之保证，将鲍所部一旅全部缴械。

平津作战第三集团军之损失很大；而且第三集团军对阻止奉军南下之功也很大。蒋总司令论功行赏，所以克服平津后，发表阎锡山为平津卫戍总司令，委以治安重任。阎发表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冯玉祥写信给我要我向蒋总司令推荐何其巩为北平市长。我因为是中间人不得不转达这封信，我亲自将原函转呈蒋总司令，蒋总司令笑而不置可否。当奉军将关内之军队撤出关外时，冯竭力反对，他的理由是：奉军出关后，既得地势之利，又有日本人支持，不容易消灭。他的想法固然很对，但是济南惨案发生后，我们不能用津浦路运兵，既无兵援，又无粮援，如何与奉军作战？而且奉军撤出关外，是自动地，是为了保存实力，并非与革命军有所默契。所以冯之主张在原则上不错，可是实际上颇难做到。

（以上第十次访问）

一、抗日战前敌我情势之分析（一）

（一）抗战前敌方之情形

1. 日本侵华之历史性

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大将丰臣秀吉已有征韩侵华之野心。万历十八年，丰臣秀吉要求假道朝鲜进攻中国，并要求朝鲜为先锋，几经磋商朝鲜未允日本所请，因而发生冲突。朝鲜是中国之藩属，当明廷得知日本进兵之消息，亦派兵相援，战争结果互有胜负，嗣后丰臣秀吉病逝，日兵才自朝鲜撤兵，但其侵略朝鲜之野心并未因此抑止且仍继续不已。

公元一八六七年距今之六十九年前，日本新君明治天皇主张维新改革。在此以前，日本为幕府政治，大权操之于地方。自明治起结束地方割据之局面，中央统一，打破封建制度。明治天皇为人英武，野心勃勃，对外侵略更加积极。时国内分北进、南进二派，北进派亦即大陆政策派，以中国为侵略之目标，此政策为陆军所支持；南进派即海洋政策派，主张向南洋、澳洲扩张，此派为海军所支持。两派人物多是野心之士，争执不已，结果以大陆政策派胜利。从此，日本政府便以北进政策为国策。实行这种政策之具体行动，便是甲午战争前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之事。甲午之役更是日本政府执行这种政策之表示。是役，中国大败，虽然中国海军之吨位倍于日本，但是渤海一役，大小舰队几全部覆没，陆军复败于朝鲜境内，结果赔款割地（台湾、澎湖）了事。一九○四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旅顺、大连，进而吞并朝鲜。这些事实都是明治天皇时代日本推行北进政策之结果。

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有一秘密之奏章，其中要点可以摘要记录如下：

（1）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2）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东三省）蒙（内蒙之热、察、绥）。

（3）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

自“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政策变本加厉之后，其势力随之发展——由满蒙之特殊地位扩大为东亚门罗主义，东亚共荣圈，欲独占中国。

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参谋本部之参谋长金谷范三所拟定之日本国防作战计划预定步骤中，有四点：

（1）为了巩固日本本身之国防，应确保满蒙之安全，因此必须占领中国黄河以北之地区。

（2）利用华民为日本耕作，利用中国市场倾销日货。为了充裕战时之物资，满蒙有无数之马匹可供征用，粮秣尽量征收；必要时可夺取华民之牲畜，杀伤其农民以利日之军事。

（3）华北产业丰富，田地生产富庶，战时须纳入日本之军政范围之内。日本在该等地区应扩大贸易，设金融机构，发行军用票，委托当地官厅收税，以作铁道建筑费用。

（4）为求战时制胜俄国，须迅速占领海参崴、北库页岛等沿海之地区与岛屿，使日本国防无后顾之忧。此外，中东铁路之运输，须向贝加尔湖方面发展。

以上是金谷范三预定计划中的四点，只有第四点与侵华战争无直接关系。

2. 日侵华之步骤

北进政策既定，其侵略之步骤如下：当日未吞并朝鲜前，国内舆论，朝野上下，一致都说该地是日本国防之第一线；待吞并朝鲜后，又倡言满蒙是其生命线；九一八事变后，突然占领东三省、热河，组织伪满洲国，日本国内之舆论又提出一种谬论，以为东北与华北相邻，常受华北之威胁，华北军备必解除武装，政治特殊化，如此日本之国防才能安全。这种步骤之发展由东北而华北、而黄河、而长江、而珠江以至全中国。总之，日本占领中国后，方感其国防安全。其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之心理宛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3. 日本对华外交之横蛮

日本对华外交素来不讲国际公法之条规，惯用强暴手段，违背外交常轨。欧美各团在我国只有经济之利益与商业之企图，犹有理可喻；日本在我国，因有领土之野心，故其外交人员极其横蛮；而且外交人员多半由驻华之军政人员兼代，所以交涉对象亦以我国地方之军政首长为主，其旨在分化中国内部，制造猜疑之心理。日本政府煽动中国内部分化无所不用其极，如民国初年因利用袁世凯做皇帝之心理与北方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约，待袁世凯洪宪登基之后，又帮助蔡锷反袁。当时日本在天津办有《顺天时报》，梁启超为反对袁氏帝制曾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投向该报，事前为袁氏所知，曾以二十万银元为条件，请该报勿登梁文，该报既收了袁之金钱，翌日照登不误。站在南方政府的立场，当然欢迎《顺天时报》尽量登载不利于袁世凯之文字，但是由此可见日本政府惟恐中国内部不乱，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4. 日本侵华的藉口

日本向国内外宣传，因人口膨胀，三岛之面积不能容纳，生产有限，而消费无穷，故亟须向外扩展。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因为科学进步，医药发达，人口骤增，每年约增加一百四十万人。抗战时期据调查日本三岛之人口约为六千五百万?韩国约二千万，台湾约七百万，共计约一亿人口。日本因此藉人口过剩向满蒙移民，其实是侵略满蒙。因为满蒙不但有广大的地区与丰富的出产，尤其是地下资源为日本之新兴工业所必需。

5. 日本平时与战时之兵力

据抗战时调查，日本平时兵源之补给陆军约有十七个师团（一师团有二个旅团），四个独立骑兵旅，二个独立炮兵团，三个独立重炮团，每一步兵师团中至少尚有一个炮兵团；台湾为守备之用特编有混成旅；满铁有兵力六个大队，所以平时兵力总计约二十四万五千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调四至五个师团至东北，动员约十万人，故陆军增加为三十四万。

日本实行征兵制，战时若自二十岁至四十岁征调可动员三百万人；若年龄上提至十八岁，下延至四十五岁，可得五百万人。海军平时之吨位约八十万吨，战时增加至一百二十万吨。海军人员动员五十万。空军当时属于陆、海军，尚未独立，平时约一千五百架，战时七千架。驾驶员约九千八百人。

6. 日本之教育

日本之教育本着国防方针而拟定，完全是军国民教育。小学教课书中便记载我国产物、资源如何之丰富，旨在从小加强他们的印象，引诱并鼓励他们向中国发展。日本国民豪侠好义，忠君爱国的精神受武士道的影响很大，学校教育中，不仅传授科学知识，还要训练学生好勇斗狠。日本国民这种坚强之性格，若不是日本政府驱使向外侵略，将是世界上了不起之第一等民族。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内舆论以为能战胜俄国全赖日皇之英明领导，或某些人作战之功劳，惟独日皇以为应归功于小学教员。因为日俄战争以前，日本屡受俄国之欺凌，小学教员剀切教诲学生，应立志为民族，为国家雪耻，所以培养了敌忾同仇的心理，故能于一九○四年一战击败俄国。由此可见教育乃国家的根本，此种力量国家之执行者，可以使之为善，亦可使之为恶。

民国十三年国父北上，路经日本时以“大亚细亚主义”为题，发表演说：“今后日本有二途可供发展，一是王道主义，一是覇道主义。日本若从王道主义，中日两国乃兄弟之邦，先进的应该提携后进，共存共荣；若从覇道主义，则是侵略他国。”最后结论，国父希望日本能慎重选择，并厚望日本能行王道而绝覇道。日本的元老派中，如犬养毅，西园寺公望都是反对侵华政策的人物，尤其西园寺公望具有远见，又日本币原外相说吞并中国之东北，宛如吞食炸弹。自犬养被刺，日本少壮派军人更是蛮横嚣张，待军人内阁兴起，议会中的元老与朝廷里的重臣益发噤若寒蝉。以后，南进派的军人见北进派侵华大有收获，野心勃勃偷袭珍珠港，触发太平洋战争。若不因此导致美国中途参战，我们抗战的情况更加艰苦。

日俄战争以后之日本与德国同为远东与欧洲之支柱，两者若不是穷兵黩武而遭受崩溃，苏俄绝不能于欧亚两洲有所发展。可惜两国执政人物导民于战，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此不独小国之不幸，日德之不幸，尤为世界之不幸也。

一、抗日战前敌我情势之分析（二）

（二）抗战前我方之情形

全国人无论军心、民心、精神上、心理上，都一致认定“日本是敌人”。众人看清了日本攫取东北，要求华北特殊化，其阴谋乃是逼近长江沿岸，占据中国。二十五年双十二事变后，蒋委员长回南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之抗日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政府抗日。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政府知道如果再不抗日，将丧失全国之军心与民心，乃毅然决然宣布抗战。当时我方之力量约有二百七十个师。

中央既决定抗战，八月二日奉蒋委员长电召我，命我入京共赴国难。我与李德邻先生、李品仙、夏威、廖磊、黄旭初等人商量，众人皆反对我入京，惟恐中央对我不利。我回家与先室马佩璋女士商量，她平日虽不过问政治，但了解国家大事，要我自己决定，可说当时只有她一人不反对我入京，给我精神上不少鼓励。我自己认为：“抗日是两广素来的主张，也是国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所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遂力排众议，毅然入京。我决定后，立刻复电蒋委员长表示愿到南京。蒋委员长派其水陆两用座机由德籍驾驶员驾驶至桂林接我。四日下午我由桂林起飞，同行的有潘宜之、黄季陆、刘斐等人。道经南昌，本想着陆休息，因大风雨，机场积水很深不能下降，遂直飞南京，原定在下关机场降落，也因积水而改在南京下关水上机场降落。飞抵南京大约是下午三时，在机场迎接之老友计有张岳军、何敬之、程颂云、朱一民、张文白、谷纪常诸先生。当晚蒋委员长在军官学校召见，并以晚餐招待。后来据他人说我抵南京之第二日，日本报纸报导我入京冠以大标题：“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抵京不久，蒋委员长发表我为副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是总长（以后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我奉命以副参谋总长兼任部长职）。

中央为全面抗战，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会议，冯玉祥、阎锡山、刘湘都参加，刘湘在会议席上表示决心抗日，愿出兵五百万。有人说冯、阎、刘肯参加会议与我入京有关，我想未必然，因为抗日已是全国一致之要求。

（以上第十一次访问）

二、向编遣会议提出军队实边之建议

北伐完成后，全国舆论有裁兵建国、裁兵救国之呼吁。这也是事实上之需要，因为当时全国的军队约有一百五十万人，而国家之总岁收只有五亿元左右，中央之财政不胜负担，非裁兵不能谈建设。十八年一月，中央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开编遣会议。北伐完成后，我因奉命率领第四集团军在北平之一部到新疆充实边防，未有参加该会，但是我有一个建议请李济琛出名代为提出。因他当时是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绥靖主任，不在四个集团军之内，其地位较为适宜，我的建议因原稿已失，今只能说其大概。这个建议案可分案由与实施要点两部分：

（一）案由

自民国十七年九月廿三日滦州会战消灭直鲁军以后，全国可说已没有抵抗力量之军阀；十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张学良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后，全国完成统一。根据总理之建国大纲，北伐完成应该结束军政时期，开始训政时期。训政时期当以建设人民之心理，使之了解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为主。若要维持百万大军当然没有力量从事政治、经济、文化之建设。要是裁兵，若处置不当，纠纷立起，也不是国家之福。因为，各集团军的部队少则十万八万，多则一二十万，而且士兵与将领之间经多年相处都有深厚之情感，再以区域关系，而想各将领脱离他们的部队不是容易的事。“裁兵不难裁将难”，自古都是如此。因为有鉴于此，所以我本着良知而有实边之建议。

（二）实施要点

全国分中央、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及东北六大军区。第一军区管辖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北平、西安、郑州等重要地区；宁、青、甘、陕等西北四省属第二军区；察、热、晋三省属第三军区；川、康、滇、藏等西南四省属第四军区；东三省属于第五军区，或称为东北军区。各军区所不管辖之地区统统属中央军区。全国之海、空军也归中央军区指挥。我在建议中指出，如果中央能制定一种法规，令各军区共同遵守，各军区之编制，人事任命，政治训练，军事教育，如果能够统一，先建立各军区间之互信，然后树立共信，则部队一定可以国家化。我还建议，各军区之军需统一，军队不得干涉地方行政，军饷由中央直接发放，不可截留地方税收，废除军以上之方面军，军是战略单位，海军下辖三个师，每师下辖三个团。各军区成立后由军事委员会召集各军区人员成立点验委员会，监督枪械、马匹。如此，中央既不失监督各军区之权，而各军区一定乐于在中央指挥之下从事发展边区。

我在建议中避免用“裁兵”二字，因为我的建议不重在裁兵而重在实边。实施总理之兵工政策是本建议之主要精神所在。边疆地区有许多宝藏，只因为交通不发达未有开发，如果成立军区让各部队从事开发工作，不但解决了国家财政之困难，也安置了北伐期间有功勋之将领；不仅给他们以地位，而付以建设之重任。这个建议我想可以行得通的，因为今日在台湾的荣民在蒋经国将军领导下从事各项建设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的建议案李济琛是否提出，提出后是否讨论我不得而知。因为武汉事件发生后，我便匆忙地离开北平回到广西，以后见了李济琛也未提过此事。不过，当时我据闻中央有意委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冯、阎因不满中央之措施，编遣会议开幕不久便各回到自己防地了。

至今，我深信北伐之后，中央如使各集团军间之心理、教育先统一起来，划清各军间之职权，在三民主义之旗帜下建立互信、共信，军队一定可以国家化，以后之陇海路战事也不会发生。

（以上第十四次访问）

一、抗日（一）

（一）抗日战争之近因

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六日，日本军阀按照侵华预定计划将驻屯平津之河边旅团，集中于北平近郊之丰台。七月七日晚，日军在宛平县卢沟桥演习，藉口搜索失踪之士兵，袭击宛平县城，我方驻军宋哲元之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之吉星文团因守土有责，奋起抵抗，遂发生了卢沟桥事变。这次事变乃日军按计划而行，并非偶然。何以言之？因为当时日本无论在外交或舆论方面都直接或间接表示要扩大《 塘沽协定 》之范围，扩大冀东殷汝耕之伪组织，撤退驻防北平附近之第二十九军。日方此类要求或见诸报章，或出诸广播，其目的不外乎在鼓舞其国内之野心人士。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蒋委员长在庐山向中外发表严正之表示，其要旨如下：“中华民族乃一爱好和平之民族，国民政府之外交政策本此精神对内要求自存，对外要求共存；因而切望中日两国之纠纷与问题能纳入外交正轨，得以和平解决。”蒋委员长并分析过去我国所以一再对日本忍让之态度说：“……我国羸弱，国人对自己之国力、地位要有明确之认识，对自己之力量要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必须先求和平；过去数年对日外交所以要委屈忍痛，原本此道理。”蒋委员长并提出二十四年时国民党五全大会中所表示之对外政策“和平未至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为对日基本国策。所谓最后关头，乃指全民为求国家民族之生存而牺牲生命财产之时，绝无中途妥协之理。妥协即是灭亡，为求最后胜利，全民务必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委员长这种真诚之呼吁，卓越之见解，旨在提醒日本军阀之觉悟。无奈日本军阀迷信于武力，仍按原定计划，进行武力侵华之政策。自二十六年七月上旬至八月上旬一月之间，日本除驻天津附近之河边旅团外陆续调入华北之陆军计有：驻屯东北之关东军、骑兵，自国内调来之第五师团，二十二师团之第二旅团，酒井旅团（独立旅）及伪满军约共十万人以上。

七七事变后，日军分三路进攻北平，宋哲元（时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因军队驻地分散，虽在丰台附近抵抗，因形势不利，遂于八月四日放弃北平，但天津之保安队也曾予日军重大创伤。自此之后，日军在各地挑衅，二十六年八月九日日军武装部队侵入上海虹桥机场，冲入警戒线滋生事端，我方驻军不得不加以干涉。日方以此为藉口，集中军舰派陆战队登陆上海，要求撤退驻沪之保安队，经我方严词拒绝，八月十三日，日方集合驻沪之陆军、海军陆战队约一万人进袭上海保安队，遂发生了震惊中外之淞沪战事，而中日全面战争因此掀开了序幕。

一、抗日（二）

（二）对日战争之指导

1. 作战要领

禧于廿六年八月二日奉委员长蒋公电召于八月四日飞抵南京，对抗日战争我方之作战计划奉命参与。大本营之对日军作战指导原则，即为以后各战区所根据之作战要领，今特简述如下：

日本之侵华政策订自于明朝，历代相沿，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更为积极。中央有感于中日战争终不可免，为未雨绸缪计，亟力备战。

第一，战争指导方针。我们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争取民族自由、生存，建立三民主义富强康乐之国家为目的。对日之凌辱一再忍让，原望争取时间，俾积极建设国防，充实军备，增进国力。待和平绝望之时，举全国力量对敌进行持久消耗战，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奋斗到底，以求最后胜利”。

第二，备战时期之指导大纲。对日战争必须有充分之准备而行之。对日之挑衅，一本委员长之指示“和平未至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作基本国策，委屈求全，所求者为宕延战争爆发之时间，以便于备战时期增进国力，充实军备，整编国军，充实国防，整理交通通讯，开发资源，发展军需工业，实行征兵制度，普及国民军训，策定整军五年计划（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完成）。

第三，军事。整顿军事教育，举办庐山训练，提高军队素质与军队技能，促进精神团结，增进国军战力。备战未完成以前，对敌之挑衅，务求限于地方性，以免爆发全面战争。

第四，政治。全力贯彻攘外必先安内之主张，先肃清国内动乱，绥靖地方，安抚边疆，使内部安定然后方可一致攘外。

第五，外交。向世界各国揭发日本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阴谋。提醒英美之警觉，使全世界皆知日本是破坏集体安全之祸首，期藉此获得国际对我之同情与支援。

第六，财政。稳定金融以利我战事之进行，宣布法币政策，对战时所需要之财力、物力，粮食、日用品、军需等物品，谋求自给自足。

2. 指导大纲

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运用全国之人力、物力与敌人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纵令情况艰险也不中途妥协。指导大纲因时机之不同而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为消耗战。敌人以优越之装备，期于短时间内消灭我野战军，进攻我军之重要据点，迫使我作城下之盟，达成速战速决之目的。我洞悉敌人之阴谋，此时期内之战略指导：以空间换取时间，为保持实力避免与敌人决战，除部分兵力重叠配备于平汉、津浦、平绥各线，牵制敌人，消耗敌军实力外，主力分布于长江流域，诱敌入山岳地带，使其优越之装备不能发挥效力，以奠定我长期抗战之基础。

第二期为持久战。武汉会战之后，我方主力退守于西南山岳地带，扩大战场。敌人因兵力不足分配于偌大中国之战场，为准备战争长期化，变更速战速决之战略为以战养战，因而由攻势转为守势。我方鉴于敌人战略之改变，更改战略指导大纲为积小胜为大胜。一面在前线发动有限攻势，与在敌后发动广泛之游击战，消耗敌人之实力，并加强沦陷区之管制，尽全力阻止资助敌人之物质，迫使敌人困守点、线，破坏其以战养战之策略。民国三十年底，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与盟军并肩作战，战略指导由持久抵抗转为攻势防御。我军在大陆牵制敌人兵力约一百二十万，同时派遣远征军赴缅甸与英美共同作战，打通中印公路争取外援，获得新式装备，支援太平洋盟军之海上攻势。当时国内之战事进展：光复广西之桂（林）柳（州），肃清桂省之敌人，转而进攻雷州半岛，进出广州，收复广东以为反攻之基地。

第三期为反攻时期。国军之战斗力充实后，决定以全力配合盟军作战，发动大规模之攻势，消灭当前之敌人，收复已失之土地。正当我肃清桂省敌人，拟向广东进攻之际，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两枚原子弹，日皇召开御前会议，以为无法抵抗此种科学利器，遂决定无条件投降，我向广东进攻之计划因而中止。不久，日在华之军队分别投降，我全面抗战，经过八年之艰苦奋斗终获得最后胜利。

一、抗日（三）

（三）对日作战之准备

1. 整编军队

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知日本侵华乃不可避免之事，于二十一年拟定第一期国防计划，准备至二十七年止，整编六十个调整师。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发生，紧随着爆发八二二淞沪抗战，我方未及完成该计划（按该计划原定自二十三年开始征兵，二十五年起至二十七年止，每年整编二十个师），中日战争便全面爆发。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固然依赖蒋委员长英明之领导，与全国军民之同心协力，然而此一国防计划，使战前有所准备，于最后胜利不可谓之无关。二十三年以前，国军装备不一，枪支配备或多或少，武器种类繁多；战术思想，战斗动作极不一致，或学德、日，或效英、美，而纷杂不一；编制有一军由二师编成者，有三师编成者，或一师有二旅者，或三团者不等；再加以地方色彩，个人主义弥漫于军队之中。中央见兵多而不能作战，将多而不能听命，为应对日本侵华之骤变，在二十三年开始整编军队，其所以选择二十三年者，因为自这一年起至抗战军兴，是国家安定而统一的时期。整军的步骤可以分下列数点：

（1）国军之整备。统一编制，各军、师、旅、团中之编制务必一致。

（2）充实装备。在此之前，国军之装备甚为复杂，本国所制之枪械有汉阳、上海、太原、沈阳、洛阳、巩县等兵工厂之出品，与各省土制的枪支及日制之村田式。经此次整军，各部队使用之枪支多能配合，并有一定之制式。

（3）精兵主义。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过去番号多，但是兵源不足，结果一师人，缺额有一千或二千不等。实行精兵主义，充实小单位，预定廿五年至廿七年装备六十个调整师为基础，另建立特种部队，尤其机械化部队等。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六十个调整师虽尚未完成，然而规模已具，此外尚有骑兵十师，轻炮兵三十团，重炮五团，高射炮七团，战车二团，装甲汽车二团，工兵三团，化学兵五团，通信兵五团，交通兵四团，铁道兵一团，铁甲车五个大队等。

2. 实行征兵制度

征兵制度为现代国家国防所必须，也是促进全国皆兵之优良制度。中国古代所谓文武合一，兵民不分，孔子以六艺教学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的射、御便是对学生讲求军事训练。征兵制度之优点乃在于平时国家勿需负担巨额之军备，战时全国皆是兵源。现代之科学战争，因为武器厉害，兵不只要多，还更要精，如果要达成这项目的，便只有实行征兵制度。我国至宋代，因宋太祖重文轻武，中央集权，内重外轻，杯酒释兵权解除了边疆将领的兵权，而且废除了征兵制度，以致金兵入侵，不能抵抗，可见征兵制对国防之重要性。

北伐完成以后，中央见募兵制度所召集之兵员良莠不齐，不能适应现代战争之需要，遂于二十二年公布兵役法（广西于二十三年便遵照兵役法实施征兵制度），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开始征调。预定自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五年当中，全国设置调整师师管区六十个，各配一调整师。

3. 建筑国防工事

于全国重要战略要点建筑国防工事，加强力量，中央组织国防工事建筑委员会指导在沿海建立要点与要塞。

4. 江防要塞

整理南京、镇江、江阴、福州、厦门、虎门等江防要塞，设置炮位，重修要塞之建筑物。

5. 实行国民军训

（1）壮丁训练。派军官至各县召集壮丁，以备兵源补充，因为征兵制度实施不久，尚不敷实际之需要。

（2）学校军训。征兵制度实施后，军队编制扩大，各军官学校毕业生派充军队之基层干部，不敷应用，乃实施学校军训，以补军事学校训练之不足。

6. 军需工业

扩充兵工厂之设备。当时，国内之兵工厂能大量制造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山野炮，一千公斤以内之炸弹，各种信管与化学防毒面具等。

7. 经济动员准备

详细调查工、农、矿各业之状况，以制定战争时期发展经济之计划。

8. 交通、通讯之整建

建立东南、西南、西北各省之交通线与通讯网，与各省之长途电话线，以利作战时之指挥。计划中所以不包括华北省，因为该地已为日方势力所控制。

9. 防空建设

成立防空学校，训练防空人才，购置高射炮、照明器材。当时防空学校校长为黄镇球将军，黄将军曾留学德国，专攻防空。抗战时期，他批评全国之防空设备，以广西为第一。这是因为，第一，广西各乡镇间设有通讯网，传达消息方便，各乡镇长受过军事训练富有防空常识；第二，空、地联络良好；第三，我购置德制七五口径之高射炮。当时，全国划分九个防空区，组织防空情报网，至二十六年春各区情报网可以相互衔接。

一、抗日（四）

（四）战时中日两国兵力之比较

1. 日本战时之兵力

日本之现役兵有三十八万人，预备役兵有七十三万八千人，后备役兵有八十七万九千人，第一补充兵役有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人，第二补充兵役有九十万五千人，各种兵役共计四百四十八万零一千人。战斗兵属于现役、预备役、后备役者共计约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人，此外皆是后勤兵役与补充兵役。日本陆军有十七个师团，海军有各种舰艇一百九十万吨，空军共有飞机二千七百架，其中属于陆军者有一千四百八十架，属于海军者有一千二百二十架，预备机与补充机，皆包含于此数目中。

2. 中国战时之兵力

（1） 陆军。我国现役兵共有一百八十万。我国于二十五年方实施征兵制度，故兵力远不如日本。我国除一百八十万现役兵之外，预备兵役、后备兵役一无所有。二十五年为应付时局训练壮丁得五千人，待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揭示训练一百万壮丁之目标，因准备未周，不能普遍，未能到达目标，亦仅理想而已。至于学校军训至二十五年底止，高中与同等学校学生合格为预备军士者约有一万七千九百五十四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合格为预备军官者仅八百八十人。当时我国兵力，陆军部队计步兵一百八十二师、四十六独立旅，骑兵九师、六独立旅，炮兵四旅与二十独立团，工兵三团，化学兵五团，防空兵及高射炮兵七团，通信兵三团，交通兵四团，铁道兵一团，保护铁道之铁甲车五大队。我国因版图辽阔，战时预定使用于第一线之兵力约有步兵八十师、九独立旅，九骑兵师，炮兵二旅与十六个独立团，工兵、通信兵及特殊部队亦配合使用。所余之一百多师兵力尚需驻防各地，维护治安，担任镇守之职责。日本为战时体制，乃一征兵制之国家，备战工作甚为完善。我方仅有一百八十二个师，既无预备役，又无补充役，若战时部队有所伤亡，补充困难，如淞沪之役，士兵伤亡之数字达参与会战之兵力之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因备战仓促，故部队皆不足言补充，这是抗战期中我不如敌人之处。由此可见，非征兵制国家从事国际战争困难极多。我国当时为了保卫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尊严，不得不奋起抗敌，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若以准备工作而言则差之远矣。我国自二十五年起开始征兵，但不普遍，无奈所征之兵源未及训练便开赴前线，我在前线常看见未经训练而开赴战场之士兵，无论就作战技术或作战精神皆不能称之为战斗员，仅是备员而已。所以，抗日战争我国依凭民心士气，与敌作战八年，实完全出乎日人之意料。

（2）海军。我国海军有第一、二、三舰队，巡防舰队、练习舰队、测量队、直辖舰队等约五万九千吨，无论号位、速度、火力、装甲均不如敌人。

（3）空军。我国空军有轰炸机三大队，驱逐机三大队，侦察机二大队，攻击机一大队，直辖机四中队，合计三百一十四架，与日本二千七百架之数目简直不能比较。我国不能自制飞机，全赖向外购买，所以种类复杂。空军作战因为速战速决，伤亡率大，不但需有第一线之飞机与停留机场应战之第二线之飞机，工厂中还需随时制造供应，但是我方除三百一十四架飞机外，一无所有。

（以上第十五次访问）

二、淞沪会战

（一）淞沪会战之经过

二十六年八月四日我奉委员长电召飞抵南京，委我任副参谋总长职。当时情形日日紧急，日本在河北、绥远、平津一带挑衅不已。我最高当局知日为贯彻其大陆政策，必不会停止侵华之行动，于南京召集全国将领开会，表示决心抗战。各将领归去后，秣马厉兵动员调遣待命抗敌。八月九日，敌武装官兵侵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滋生事端，与我方保安队发生冲突，藉此集中多艘兵舰，并以陆战队登陆，要求我撤退驻沪保安队，我严词拒绝。八月十三日，敌遂集结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约万余人，向我保安队进攻，淞沪战事即告发生。我为应付事变，命张治中部三个师向上海增援，初期我以优越之兵力一度进展至汇山码头，八月二十二日晚，敌军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及第八师团之第四旅团，第一师团之第一旅团于川沙、狮子林、宝山等地同时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之线南犯，我方续以陈诚部增援，二十四日起开始反攻。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我军反攻因而未能奏效。后以敌人之增援部队陆续增加，敌以主力进攻罗店。十九日罗店陷，我军退守闸北、江湾、庙行、王庙、双草墩一线。九月中旬，第三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将军（司令官原为冯玉祥，冯调任第六战区司令官后，由委员长兼任），指挥张发奎、朱绍良、薛岳、罗卓英、刘湘（本人未至前线）、廖磊（松沪战事发生后月余始到达上海）等之集团军与敌对峙于北站、刘行、浏河之线，当时我军力若每一集团军以三军计算，共十八个军，若海军以三师计，共五十四个师。敌人之兵力至九月底共聚集二十万人，并与强大之海、空军力量配合，故以优越之势，突破我庙行、江湾之防线，我军乃向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我军转至新防地续与敌相持，战斗激烈。我军因乏现代化之武器，全赖血肉之躯与之相抗，所以伤亡甚重。后因敌人火力猛烈，我军被迫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之线撤退。此时，我方兵力分中央、左、右翼三路兵团。中央兵团向小南翔撤退，因制空权操之敌手，敌机日夜侵扰，遂与左翼兵团续退至青浦、白鹤港。当时因联络困难，下达命令较迟，各部准备不周，撤退秩序甚为混乱，是以青浦、白鹤港之线不守，乃向吴福线之既设阵地撤退。当时以受敌机日夜跟踪之威胁，各部队撤退秩序更为紊乱，以致吴福线又告不守，而续退向锡澄线。十一月九日敌迫近锡澄，中央见部队伤亡重大，于敌人强大空军之威胁下又无法作战，乃下令撤退淞沪战场，部队主力向浙、皖、赣边境撤退，一部沿京沪大道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上海抗战至此告一结束，历时二个月又二十六日。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故有既设阵地如吴福线、锡澄线，后因敌人掌握空权，行军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

（二）双方战斗序列

以上是淞沪战役之大概，今列敌我双方之战斗序列如下：

1. 日本之战斗序列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第三师团师团长：藤田进

第六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

第九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

第十一师团师团长：不明

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

第十六师团师团长：藤江惠辅

第十八师团师团长：林茂清

第一○一师团师团长：齐藤弥平太

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末松茂治

第一后备兵团、重藤支队、冈畸支队、伪靖安军一旅、李春山旅、于芷山旅共二十万人以上，飞机二百余架与优势之海军。

2. 国军之战斗序列

第三战区长官司令：冯玉祥（后调第六战区，蒋委员长兼长官司令）

副长官司令：顾祝同

前敌总指挥：陈诚

作战部队：张发奎集团军、朱绍良集团军、廖磊集团军、薛岳集团军、罗卓英集团军、唐式遵集团军

（三）淞沪战役之检讨

1. 对日军之检讨

（1）敌人利用淞沪沿海之形势，发挥陆、海、空三军种联合作战之威力，以装备之优良，训练之纯熟，发挥各兵种在战场上之战力，予我军创伤甚重。

（2）日军官兵在战场上均能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有武士道与大和魂之精神，深值钦佩，彼虽为我之敌人，亦应取其所长而效法之。

（3）敌人之纪律太差，对民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军虽装备不如敌人，因日军之行为所激起同仇敌忾之心理，却为抗日战事中激发精神之利器。

2. 对国军之检讨

（1）国军官兵深具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于淞沪战场虽制空、制海权操之于敌手，而我方之装备训练亦远不如敌，然我军悉能以血肉之躯与日军相抗，其视死如归之精神可歌可泣。

（2?我军以劣势之陆军装备，抵抗敌军海陆空联合作战之优势，所凭藉的全是爱国精神。自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九日将及三个月我军伤亡虽重，但敌人损失也不少，打破日军阀三月征服之迷梦。

（3）我军因无空军掩护，炮兵又少，攻坚非常困难，抗战期间，我军攻陷敌人坚固阵地之战役，固不乏其例，如昆仑关与密支那两战役，但终为少数，考其原因乃在于武器不如敌人。

（4）日军炮火猛烈，又有空军掩护，我军进攻效果很小。

（5）我军训练远不如敌人，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亦远逊于敌人，步兵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发挥较大之威力。

我军在淞沪作战，装备虽居于绝对劣势，因为英勇抵抗，赢得国际间一致之赞誉，今列举数条如下：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伦敦海通电云：此间各报对上海前线华军于猛烈抵抗后，能按照预定计划，作最有秩序之撤退至业经布置妥当之防线，一致表示钦佩。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特别提出华军之英勇抵抗，并称日军尚未获得其摧毁中国军队之主要目的，即此次两军作战，双方伤亡惨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前所未闻者，须知若干华军器械，犹未充分，但一般所认为不能保持一日之地，彼等竟守至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之抵抗，对于整个中国均有极大之影响。

十一月二十八日伦敦路透社电云：《泰晤士报》同日社论，对淞沪战事之最近一幕有所评论，先论本报对于此次上海作战中国部队之英勇智谋表示最大敬意，继谓日军欲使沪华军当局部之有计划退却变为总溃散，殆将感力尽精疲之苦。日军之最大与唯一目的，在摧毁中国陆军，使之不复有坚强有效之战斗力，苟无以达此目的，则土地纵有所得，亦无多大关系。日军纵谓杀死华兵甚多，纵谓上海战事此后不必再延长，然实则未必如是，上海十周血战，将有一日证明中国已安置从来未有的兵力之基础矣。华军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虽华军大部系现犹训练未充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量购置雨衣，携雨伞（指川军）与俱，虽如此犹能抵抗现代化之武器，作有秩序之撤退，此种精神将在中国各处发生影响。

十一月二十八日路透社伦敦电云：《新闻记事报》同日社论称，华军在沪抵抗日军攻击之战绩，实为历史中最英勇光荣的一页，沪地华军之忠勇抗战，当可感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之诸代表，为维护国际法起见，同取均势之坚决立场，各国有较中国所有更强之武器，力能发起对日之国际抵制，此举可使日本早日屈膝，而迫令放弃侵略之狂暴行为。

以上是英国报纸对沪战之批评与推崇。这种国际间之同情，与国内人民抗日情绪得到安慰，全是三月来淞沪抗战牺牲三十万部队之悲惨结果。

上海战场撤退之后，蒋委员长对战地之转移，有下列之训示：

（1）此次淞沪战争已给日人绝大之打击，充分表示我们军人为国家为主义决死抗敌的精神；

（2）纪念光荣战死之官兵，就要继续他们牺牲的精神，完成他们的遗志；

（3）高级将领应加倍勤劳，认真研究，改进部队的缺点，讲求有效的战术，以减少官兵的伤亡，增大战斗的力量；

（4）今后作战注重之要点：此次上海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誓死固守，与上海共存亡。

（四）战场杂记

抗战时期因为制空权操于敌人，我方之陆、海军之活动完全受了限制。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只能在夜间出袭。陆军若是白日行动，因无空军之掩护常受敌机轰炸骚扰而前进困难。当时之情形，在白天不但陆、海军缺乏空军之掩护活动极难，就是战场指挥官也在白日行动甚为不便，因为敌机只要见有车辆活动便盲目扫射。我印象最深刻之一次是我奉蒋委员长之命赴第三战区视察。汽车由南京出发，行至昆山附近时天刚拂晓，为预防敌机袭击，我们取下吉普车车篷，我监视顶前上空，其他随从人员监视左、右、后上空。突然有敌机数架由云层中急降而下，幸而我们事先有所准备，立即跳车，快步藏于公路两旁之稻田或树林中。刚一离车，车身便被敌机机枪扫射命中，损害不重，待敌机过去，我们才继续向上海前进。

淞沪抗战时，我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常奉命至前线视察战况。是时，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是副司令长官。我第一次抵达前线时，礼貌上先拜会战区长官，冯不在，我以为冯外出巡并不在意，与顾副长官讨论战况、敌情后而至前线视察。第二次奉命又到前线视察，我照例拜会冯玉祥，他还是不在。此次，我忍不住向顾副长官说：“委员长要我前来慰劳他，并听取他的意见，何故两次不见？”顾说冯因为怕空袭，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住在离上海约一百五十里路之宜兴张公洞，除偶尔夜间到战区长官部，白天从未来过，私章交给顾副长官，公事由顾处理。顾告知我，如要见冯，非至宜兴不可。遂乘汽车专程至宜兴见冯，车行约二小时抵张公洞与冯相见。张公洞是石岩洞，面积甚大，可容纳一二千人。我转告委员长慰劳之意后，冯未有何表示，我当时心中忖度，是否第三战区之部队都是中央部队与西南部队，冯指挥不灵而不到战区？我回至南京与何总长（应钦）商量，我以为西北部队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有爱国之热诚又是冯一手造成之部队，他们对程潜之指挥素来不大接受。不如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一新战区——第六战区，由冯负责，兵力若连同韩复榘部至少有十五万人以上。何总长同意我的说法，我们遂向蒋委员长建议，也蒙采纳。我征求冯之意见，冯亦很高兴。讵料命令发表不久，冯刚乘津浦路北上，韩复榘即有电到中央反对此事，宁愿隶属第五战区（战区司令官李宗仁）。中央之命令已经发表，而韩复榘又表示反对，只好将韩之一部不纳入第六战区。给韩以山东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冯就职不久，宋、石等西北军纷纷向中央密电反对，过去宋、石等在程潜之指挥下虽不太受命，然情况尚称良好，如今对冯甚畏惧而不信任，则事态更形严重。宋、石等为冯旧部，所以反对他有其道理，譬如冯畏敌机轰袭，指挥所每日换地点二三处，每当换一次地点，全军的通讯网便需变更，所以各军常与指挥所失掉联络而无法报告军情。由此可见他怕飞机是事实，在第三战区时如此，到了第六战区还是如此。

各方反冯之密报皆直接上达委员长，委员长衡量如此发展下去，影响很大。一日召见我，告诉我各方之反应，委员长说：“解铃还是系铃人。”要我打电报请冯回京。冯回到南京，委员长授意我向他转达他的部下不信任之意，希望他辞职，当我转告冯，幸而他无异议接受，可见冯在第六战区一定遭受困难，才肯辞战区司令官之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冯解职后，第六战区之部队分散至各战区中，当时之各战区计有：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官委员长兼），第四战区（司令官原是何应钦将军，后改为张发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以后，第六战区改设在武汉。

淞沪会战时，军队高度表现了大无畏之精神，人民所表现的也是慷慨捐输。凡部队所需要的无论食物，或是防御用品如麻袋、沙包、铁丝网等无不是无条件贡献，这种爱国热诚无形中鼓舞士气不少，至今犹令我深为感动。

（以上第十六次访问）

三、南京保卫战

（一）军事防守会

淞沪会战转移阵地之前，对南京防守事宜，蒋委员长曾经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出席之高级将领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第一部副部长王俊将军与我等人。委员长在会场宣称南京是我们之首都，国父陵寝之所在地，必须防守。会中询问谁愿担任防守责任，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任防守责任与城共存亡。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甫由淞沪战场撤下，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敝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的最大原因。

（二）南京弃守

十一月二十六日，锡澄线失守后，在吴锡线节节抵抗之既定计划，因退兵秩序太坏而无法进行。当时我军之主力向浙赣皖边境撤退，一部分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此时，我空军得苏联之飞机援助（苏联援助之飞机计有E15单型、E16双翼型之驱逐机，与SB、DB两种轻重轰炸机），力量大增，彼此曾发生激烈之空战。但是空军并非万能，必须要陆军与之配合才能发生大的威力，所以空军力量之增加，只能振奋国人之精神，不能挽回战局之颓势。十二月四日，敌人以主力沿京芜路，一部京杭路，出现于秣陵关及句容之南京外围二据点附近，是晚两地相继失陷。十二月五日，敌人以主力攻淳化镇、汤山，激战数日，汤山、淳化、龙潭相继失守。十二日晚雨花台失守，中央遂下令放弃南京。十三日敌人入占南京城，城中之部队多被敌人缴械或壮烈牺牲，能退出城者不多。自十二月四日至十三日敌人入城，南京城共守九日。

敌人占据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将我无辜的民众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绳索捆绑，每百人或数百人连结一团，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日方军官率领士兵，到处放火，并藉搜索为名，挨户侵入民家及各机关内，将所有贵重物品及艺术品载运而去，妇女被奸淫无数，民众被残杀总在三十万人以上。据当时在南京之外国传教士说，这种野蛮残暴之行为是现代史上破天荒之记录。

（三）蒋委员长之训示

南京陷落，我方野战军损失颇重，举国震惊。日本军阀以为我国之抗战已至土崩瓦解之阶段。但是，蒋委员长高瞻远瞩，认为目前之形势，无论如何艰难恶劣，唯有向前迈进，如果中途屈服，即是自趋灭亡，与其屈服而亡，永无复兴之望，毋宁抗战而败，终必有转败为胜之时。基此信念，十二月十七日，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其要旨如下：

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牺牲之重，实为中国有史以来抵御外侮所罕见。……敌人侵略中国，本有两途，一曰鲸吞，一曰蚕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继此必益张凶焰，遂行其整个征服中国之野心，对于中国为鲸吞，而非蚕食，已由事实证明。……鲸吞之祸，显而易见，蚕食之祸，缓而难察。敌苟恃慢性之蚕食政策，浸润浸蚀以亡我于不知不觉之间，则难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懈其敌忾同仇之义。……今大祸当前，不容反头……若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

中国地大物博，非日本所能鲸吞，而抗日之胜负不决定在南京之失守，或任何一乡镇之失守，只有我们全民之心理为抗日，日本无力量，也不可能枪杀我所有同胞，占据我所有领土。由此可见蒋委员长坚强之信心。“抗战到底”是一至理名言，因为我以劣势之装备对敌优势之装备，只有利用所长——广大之土地与坚强之心理。所以蒋委员长之训示不单为南京撤退而发，若要长期抗战便非如此不可。

（四）检讨

1. 防守南京之目的

防守之目的，就战略上言，或望以劣势装备，凭据险要之地形，增强抵抗，以求宕延时间；或以守待援；或待机反攻。

2. 南京不设防之建议

当委员长召集南京防守会议时，我因为常至前线视察深知淞沪会战撤下之部队残缺不齐，疲惫万分，本有一建议。其大意：“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至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第五战区），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待会议席上，我见委员长首先宣布防守南京，唯恐扰乱最高统帅之决心，建议案便未提出。事后回忆，心有未安，虽委员长已有决定也应提出，以供参考，才算尽了部属之责任。

（五）南京之形势

南京城内有天堡城、雨花台，居高临下是全城之要点，城东、北两面环绕长江；西、南面有秣陵关与句容为屏障。汤山、龙潭、栖霞山、乌龙山、尧化门皆是军事要地，所以金陵古称为龙蟠虎踞之地。委员长有此认识所以决定防守南京，所不幸者，守城部队多是淞沪战场退下的疲惫之师，未经整顿即参加守城任务。虽有十余师，而力量实未及一半，曹刿论战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参加淞沪作战之部队，已是衰竭不堪，所以调至南京防守仅守八天，便丧失雨花台居高临下威胁城内。

如果“八二二”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待，只作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其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必更大。这虽是事后之明，也几近纸上谈兵，不过以一得之愚，供后世兵学家之参考耳。

（六）南京保卫战敌我兵力之比较

1. 我军兵力

第七十二军步兵一师

第七十八军步兵二师

第二军团步兵二师

第六十六军步兵二师

第七十一军步兵一师

第七十四军步兵二师

第八十三军步兵二师

首都警备司令步兵一师，宪兵、教导团各一师。

至二十六年十二月止，我方兵力约计步兵十五个师。

2. 敌军兵力

（１）第十军（军长：柳川平助）、第六师团、第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冈崎支队。

（２）上海派遣军计四个师团。

（3）敌方空军及海军兵力在外。

（七）战场杂记

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南京防守之重责，委员长令我协助唐侦察南京城内外之地形，时值冬令，白雪飘飞，唐率领参谋人员，我亦与唐同坐汽车先至城外汤山、栖霞、乌龙炮台、秣陵等地视察阵地；翌日继续巡视城内之蒋山、雨花台、天堡城等地。两天之视察，我发现唐之身体羸弱不堪，身着重裘，至平地犹可下车看看；爬高山，便托我代为侦察。寒风白雪之中，我见他虚弱之身体不禁为南京之防守担心，为他自己担心。

南京守城之部队共有十五个师以及炮兵、宪兵数团。粮、弹、金钱之准备可供守城三月之久。惟恐敌机轰炸，特安置于坚固之山岩中。不幸仅守八日，一切屯备之物质悉归敌人所有。

二十六年，战区之划分以第五战区守备淮河流域，廖磊、李品仙两集团固守津浦路，防止敌人南下。李系唐生智之旧属，所以当唐自告奋勇承担南京之防守责任后，曾有电报给李，要其派火车一列，士兵一连至浦口候命，以备南京不守时撤退之用。我为证实此事，近日曾问及李品仙，李告知确有其事。但是，南京失守后，唐并未乘火车而去，据李分析唐可能乘船离京而去，或乘汽车由长江上游而去。

南京失守后，曾有人纷纷责难唐氏，平心而论，以残缺疲敝之师是不能与优势战胜之敌人相抗的。唐之错误在于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详细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虽勇气可嘉，终不免受全国舆论之指责，则殊为不值矣。

（以上第十七次访问）

四、徐州会战（一）

徐州居于津浦陇海两路交会之要点，于战略之运用关系甚大，为敌我必争之地。敌人自从攫取淞沪，攻陷南京后，图打通津浦全线，及陇海线东段，必先攻取徐州方能达此目的，故而形成徐州大会战。

（一）敌我兵力之分析

敌人每一师团辖二旅团，每旅团辖二联队，战斗兵约一万三千人，非战斗兵约六七千人。每一师团配有炮兵一团，每团有一二营，每营有三连，每连计有炮四门，其他直属炮兵部队尚不计算在内。敌人用在徐州会战之兵力共有八个半师团，约二十万人，每师约以三十六门炮计，共有二百门以上之炮，此外尚有飞机、战车、直属炮兵。

我军参加徐州会战之兵力虽有六十个师，然而战斗单位（连）之火力远不如敌。敌人每连配备轻机枪九挺，我军少数调整之师、连或有此数目，其他或六挺、或三挺，甚至无有者。战术单位（营）火力也不如敌人，敌人每营有重机枪、迫击炮等，我军是团单位中始有重机枪。战略单位（师）更不如敌。现代战争所凭藉者有三：一为火力，二为装备，三为通讯。经此分析，可知我军番号虽多，火力实不能与敌相比。

（二）敌我之战斗序列

1. 敌人之战斗序列

（1）华北派遣军

津浦北段指挥官：西尾寿造

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

第十师团：矶谷廉介

第一一○师团：健川美次

第一一四师团：末松茂洽

第一一一师团之一旅团：山本旅团

第一一三师团一○五旅团：木川省三

第二八师团之一旅团：坂田旅团

山下兵团主力：酒井兵团一部、第二一○师团一部

以上共计七个师团，炮兵空军在外。

（2）华中派遣军

津浦路南段指挥官：畑俊六

近卫师团：板田贞固

第三师团一部

第十一师团一部

第九师团主力：吉住良辅

第一一六师团之一旅：佐藤

第一○一师团之一部

第一○六师团之柳河旅团

以上共计五个师团。

2. 国军之战斗序列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李品仙、韩复榘

参谋长：徐祖诒；副参谋长：黎行恕

第二集团军：孙连仲

第三十军：田镇南第三十一师：池峰城

第四十二军：冯安邦

第三集团军：孙桐萱

第十二军：孙桐萱（兼）

第五十五军：曹福林

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兼）

第三十一军：韦云淞

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

第七军：周祖晃

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

第四十一军：孙震（兼）第一二二师：王铭章

第四十五军：陈鼎勋

第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

第五十七军：缪澄流

第八十九军：韩德勤（兼）

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

第十军：徐源泉（兼）

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

第三军团：庞炳勋

第十九军团：冯治安

第七十七军：冯治安（兼）

第二○军团：汤恩伯

第五十二军：关麟澄

第八十五军：王仲廉

第二十七军团：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张自忠（兼）

第二军：李延年

第二十二军：谭道源

第四十六军：樊崧甫

第五十一军：于学忠

第六十军：卢汉

第六十八军：刘汝明

第六十九军：石友三

第七十五军：周碞

以外炮兵五团，飞机约四、五十架。

四、徐州会战（二）

（三）会战经过概述

1. 津浦南段之战争

敌自攻陷南京，即向江北推进，企图打通津浦路，贯通南北战场。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敌第十一、十三师团各一部渡长江攻取扬州（江都）与浦口以北之滁县。第五战区司令部檄调驻防济南之第三集团军（韩复榘），青岛之海军陆战队（沈鸿烈）与临邑之第三军团（庞炳勋），守备黄河沿岸与东海沿岸主要地，并自青岛调遣于学忠之第五一军防守蚌埠阻止敌人由滁县北上。二十七年一月下旬，敌军第十三师团自滁县以北向我三十一军之防地明光、池河等处推进，我军力量微薄被迫放弃向西退守定远、凤阳。二月三日，敌人占领定远、凤阳、临淮关、蚌埠等地，五十一军于学忠被迫自淮河南岸退守淮河北岸，于是敌乘势渡淮，五十一军与敌搏斗后，退至浍河、涡河沿岸。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战事不利，复调张自忠之五十九军增援于学忠，另以新到之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第七军，及韦云淞之三十一军向定远一带侧击敌人，敌第十三师团之主力侧背受敌，退而增援淮南之战场。五十九军乘势收复淮河北岸之阵地。旋以津浦北段战事吃紧，五十九军奉命北调滕县，防地由五十一军固守，津浦南段之战事，因敌被我廖磊集团军与李品仙集团军牵制，不能北上参加台儿庄战事，形成对峙之势。敌为指挥统一，化华中方面军与上海派遣军为华中派遣军。敌人原定沿津浦线北上，会合由津浦路南下，胶济路西进会攻徐州之计划一时为之受阻。

2. 津浦路北段之战事

敌人因鉴于战事之全面性与持久性，于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设立大本营，华北派遣军遵照大本营之计划攻略胶济路、济宁以东之黄河沿岸地区。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敌第二军之第十师团矶谷廉介因济南城之黄河桥炸断，为执行大本营之命令遂在青城、济阳间南渡黄河。二十七日敌下济南，三十一日陷泰安。二十七年一月七日，敌连下蒙阴、邹县、济南、大汶口等地。敌所以能长驱直入，与韩复榘之避战态度有直接关系。

韩复榘以第五战区副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主席等职，为保全实力，令所部放弃济南，擅离作战地境，退至鲁西单县、城武、曹县一带，仅留少数部队于黄河沿岸与敌相峙。军委会原有令给各战区云：“各战区守土有责，不能退入其他战区。”待韩部退出泰安，军委会复有令给李长官与韩复榘，令韩重入泰安并以泰山为根据地指挥地方团队游击敌人。韩接奉命令后，仍然将公私辎重物品由津浦、陇海路转平汉路停于漯河，李长官劝其重入泰安，且不可违背军委会之命令擅入第一战区之防地。韩非独不理竟复电云：“南京失守，何有于泰安？”又云：“全面抗战，何分彼此？”言下之意以为入第一战区之防地为理所当然。李长官见其执迷不悟，将其态度转报军委会。蒋委员长接获此项报告甚为重视，曾召集军委会高级幕僚开会，出席者计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政治部长陈辞修将军与我（时任副参谋总长），众皆以为若让韩部自由进退而不加以制裁，则军纪荡然，民心丧失，如此不独参加抗战之一百八十余师及四十余旅丧失信心，全面战争亦无法指挥，故一致主张严办，以振纪纲。委员长亦有此决心。于是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凡第一、第五战区之高级将领（军长以上）无作战任务者一律参加，会前委员长乘个别召见之机，将韩逮捕，当时韩部有四五万人，恐其有变，特派陈调元前往宣慰，晓以大义，幸未发生变故。韩是冯玉祥之旧部，时冯为军委会副委员长，冯平日带兵重视爱国教育，唯韩与之关系密切，恐其泄漏，故事前并未就捕韩一事与之商量。韩被捕后送往武汉，经军事审判明正典刑。军委会任命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为副总司令。于因故未到职，改以孙为总司令。

当韩未逮捕之前，据闻韩部集中于鲁西，欲退往汉中，与西北马部相连结。因他丧失信心以为抗战必败，欲效清末刘坤一之东南自保以保存实力。传说此计划，出自其秘书长之手。西北两马所部将领深明大义，绝不会附和韩之中立计划。

韩既正法，纲纪树立，各战区官兵为之振奋，全国舆论一致支持，即韩之原部第三集团在孙桐萱之指挥下奋勇与敌作战。在此以前，黄河以北作战部队轻于进退，军委会之命令各部阳奉阴违很难贯彻，经此整肃无不遵守者。惩办韩复榘是抗战期间整顿纪纲之一大事，幸赖委员长乾纲独断，杀一儆百，藉此树立纲纪，因而士气振作，民心奋发，且树抗战胜利之先声，维护军中之命脉也。

自后矶谷廉介攻下泰安，李长官檄调二十二集团军由孙震指挥，至徐州，转向临城、滕县拒敌南下。另以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留少数于蚌埠监视敌人外，主力调至陇海路之黄口、砀山警戒并支援鲁西作战之第三集团军。军委会为巩固徐州，诱敌于津浦路作战，以便武汉有充裕之时间备战，以及疏散屯集之物资，命令江南之第二十一集团（廖磊）及平汉线之第五十九军（张自忠）统归第五战区指挥。另以汤恩伯之第二十军团控制归德、德州，巩固第五战区之后方。此时，第五战区重新部署以二十六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由合肥、老人仓、洛河一带侧击津浦路南段之敌人，图牵制敌于淮河以南，阻其北上妨碍徐州会战；第三军团，海军陆战队防守鲁西、鲁南，并使用地方团队发动游击战。山东百余县，地方武力颇大，至抗战胜利，犹有七十余县城或部分或全部为游击队力量所控制，胜利后，政府因遣裁游击队，彼等参加抗战八年，一旦裁撤生活无着，铤而走险，以致投向共产党者甚多，抚今思昔，诚不胜感慨万千矣。

二十七年二月四日，军委会令第五战区向津浦北段之敌人反攻。司令部乃使用第三集团军于二月十二日夜袭济宁、汶上，一部曾攻入济宁，激战多时，待敌军援军至始退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占领阵地，并以一部对沿津浦线南下之敌施行侧击。

二月十四日第二十二集团军向邹县敌军进攻，未有奏效，成对峙之局面。二月二十六日第三军团（庞炳勋）、海军陆战队向新泰、泗水、蒙阴等地袭击，曾收复蒙阴。我军缺少炮兵，又无空军掩护，制空权操之敌手，进攻往往鲜能奏效，盖炮兵为军中之骨干，我军只有五团，空军白日又不敢出动，以致陆空不能配合收获更大之战果。

3. 胶济路之战况

敌人第五师团板垣征四即于二十七年一月上旬沿胶济路东进，八日通过潍县，一部分于一月中旬至青岛与海军会师。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及保安团队奉命退至诸城、沂水等处，扩大游击战，打击鲁东之敌人。二月初，敌人第五师团继续南进占领蒙阴、沂水、莒县、日照等地。我为增强鲁南兵力，乃令庞炳勋之第三军团迅速向临沂推进，协助沈鸿烈抗敌。二月下旬，庞军退守临沂占领阵地，与敌激战。临沂城墙又高且很坚固，北伐时我曾于此地率部进攻张宗昌之鲁军方永昌，虽野炮亦不能穿城壁，庞军凭城与敌相峙，军委会恐城失陷，令五十九军张自忠由滕县增援临沂，三月十二日，张部开抵临沂北郊。庞原为国民三军孙岳之大将，能征惯战，体恤士卒，视下属如子弟，故深得部属拥戴，且练兵严肃，部队所至之处秋毫无犯。张原是国民一军冯玉祥之悍将，二人配合当如虎添翼。但庞张二人之身份皆为军团长，论兵力张部大，论守城庞有功，李长官唯恐二人失调，特派参谋长徐祖诒随张至临沂，以李长官名义指挥两军。张部抵临沂不久，即与庞部内外夹攻，血战五昼夜，击溃板垣师团之一旅，敌死伤过半。三月十七日晚，敌向沂水退却，庞、张二部紧追不舍，沿途斩获不少。三月二十三日，敌配合援兵开始反攻，我军复退守临沂与敌对峙。敌欲沿胶济路向徐州推进之计划，经庞、张二部奋勇之抵抗且受挫折。

（以上第十八次访问）

4. 敌图进攻徐州

自三月以来，敌人第十师团，配战车百余辆，向邹县结集与第五师团相互呼应，攻徐州之意图更为明显。军委会获悉此项敌情后，令第二十军团汤恩伯自归德向徐州增援，另自晋南调孙连仲部至徐州归第五战区指挥。三月十四日敌人第十师团进至界河，十五日进攻滕县，我守城之部队为第二十二集团军之第二二一师，师长王铭章凭城固守，等待汤部援助。汤之主力王仲廉部因行程遥远，未能及时赶到，十七日敌配合猛烈之炮火攻陷滕县，守城将领王师长铭章壮烈殉国，所部牺牲殆尽。旋官桥阵地亦告失陷，我关鳞征军先头师之一旅，在沙沟占领阵地拒敌前进。关军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在韩庄沿运河南岸布防，并以王仲廉之八十五军向东转进，占领峄县之高地，另派一一○师接防运河阵地。及五十二军向峄县东进，包围敌人左侧。三月十七日，敌人第十师团开始进攻峄县、关桥，十八日占领沙沟，一部分占领韩庄，主力攻陷峄县，王仲廉之二十三团团长某君壮烈殉国，全团官兵伤亡惨重。

敌人攻陷峄县后，濑谷旅团沿台（儿庄）、枣（庄）线向台儿庄突进，适第二集团孙连仲部抵达台儿庄东西线占领阵地，奋勇拒敌，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也在峰枣线以东与敌激战对峙。二十四日，蒋委员长抵徐州、台儿庄一带视察，禧奉命随行，事后，委员长令我暂留台儿庄协助李长官宗仁指挥军事。

自三月二十四日起至四月三日止，敌人主力逐次加入台儿庄阵地，敌人藉飞机、重炮（野炮七十余门）、战车（五十余辆）之支援，向孙连仲部猛烈围攻，曾一度攻入台儿庄，我守军孙部之三十一师（池峰城师）有与台儿庄共存亡之决心，奋勇抵抗，反复肉搏，台儿庄虽被敌占去四分之三，守军屹然未动。敌我激战之间，禧常乘车直到前线代表委员长慰问，听取战情，鼓舞士气。

敌人矶谷师团主力被孙连仲部吸于台儿庄附近，峄枣方面仅存一部，汤恩伯军团故能将敌包围，二月二十六日汤军团向峄枣之敌猛攻，歼敌大半，敌复由临城方面增援，军委会乃命令汤军团放弃攻击峰枣之计划，而以主力向台儿庄北侧之敌猛攻，旨在减轻徐州之压力，巩固指挥基地。三月三十一日，敌在台儿庄之部队已完全陷于包围内，是时临沂之板垣师团及一○五师团所编之沂州支队，再攻临沂，经我庞（炳勋）张（自忠）两军浴血力战，未能得呈。敌以台儿庄正面万分危急之际，乃将临沂方面之板本旅团沂州支队放弃攻击临沂之计划，星夜转运至爱曲，攻我汤军团之侧背，企图解矶谷之围，汤军团乃迅速以关麟征部抵抗敌之攻击，复以周碞军加入战场，一鼓将该敌击破，仍回师围攻台儿庄之敌人。四月六日晚间，歼灭敌第十师团大部，第五师团及徐州支队一部，残敌万余人向北溃退，我军跟踪追击，获敌战车、重炮及装备甚多。敌退至向城、税郭、枣庄，峄县、九里山一带，负隅固守待援，我军屡攻无效。敌人以溃败之师，犹能立定阵地顽强抵抗，确实难能可贵。旋敌以华北军二师团来援，我军始停止攻击，五月十三日以前，敌军第十、第一○三、一○五、一一○师团各一部及山下兵团、酒井兵团各一部与孙连仲、汤恩伯两军对峙于杨家集、艾山、台儿庄及其西之线。

四月下旬以来，晋、绥、苏、皖各战场之敌，陆续向津浦南北二段转移，援助与汤、孙二军相峙之敌，企图包围徐州。五月上旬，敌一部犯合肥牵制廖磊集团与李品仙集团，更以第二十九师团及井关机械化部队等沿涡河出蒙城；而阜宁、淮阴方面之敌人亦调动第三、第一○一、一一六等师团各一部。五月九日敌下蒙城，十二日占永城，直趋归德，欲切断陇海路，更以一部犯徐州，此时蚌埠附近之敌人第一○二师团、一○七师团、一一九师团各一部迫近宿县，廖磊部遂向西移转。同时津浦北段，济宁之敌一一○、一一一师团各一部由济宁向南进犯。军委会接获上项敌情，综合全般情况，知敌将由华北、华中调兵至津浦线企图包围徐州，决心增强第五战区之战斗力，使之能持久作战，一面为消耗敌人之力量，一面为吸引敌人之主力于徐州，以便武汉有备战之余裕，所以使用于徐州会战之兵力有步兵六十三个师、骑兵一师及一旅、炮兵五团、飞机近五十架。我军之力量北之淞沪战场犹为坚强。军委会更调李汉魂、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至豫东归德、兰封河南以东之陇海线上，巩固第五战区之后方，预期与敌作更大之消耗，争取更多之时间，以利整个战局。另派军令部次长林蔚率领参谋团至徐州，一本上述之意志，担任督导联络之责任，特别注意豫李、黄等之各兵团不得调至徐州以西地区，避免参加徐州会战，因为徐州会战是有限战事，李、黄等兵团乃固守后方之用，第五战区仅以现作战之六十三个师与敌周旋。

四月中旬敌对临沂采取攻势，我庞（炳勋）、张（自忠）虽奋勇抵抗，因所部每次激战之后牺牲太多而无法补充，所以战斗力远不如日军，且奉命自晋南调至临沂增援之李仙洲部路经向城时被敌切断一时不能到达临沂，因此庞、张部被迫放弃临沂退守郯城、马头镇、陇海一线与九十二军相呼应牵制敌人，阻其加入台儿庄战事，妨碍我主力作战。四月二十日军委会自武汉檄调卢汉之六十军，樊崧甫之四十六军参加台儿庄之役，敌人亦自津浦北段向台儿庄增援，努力反攻，与我军相战激烈。四月二十四日，敌攻陷郯城，庞炳勋之三军团因伤亡过多，调至邳县整补；另由河北调石友三之部队经郯城向临沂挺进，攻扰敌人后方，此外调六十八军刘汝明部至徐州作预备队。四月上旬，当敌人第十师团于台儿庄惨败之后，敌方大本营决定以华北华中之兵力围攻徐州，欲消灭我第五战区之主力。敌一面阻留我军于徐州地区，一面自华北、华中两区调集兵力向津浦南北段增援，敌人增加之兵力约有三个师团，向归德、永城一线进攻。敌之第十四师团由鲁西渡黄河向兰封以东之陇海线集结，另由华中派遣两个师团向蚌埠、怀远进击，至此敌人夹击徐州之企图至为明显。五月九日蒙城失陷，十二日敌人占领永城，一部向砀山推进，主力攻萧县。津浦北段之敌人第一一○师于五月十一日进占郓城，策应第一一四师团，由济宁渡运河，十四日占领金乡；同时，台儿庄之敌人亦转移攻势，第五战区司令部为避免与敌人在不利之情况下作战，奉准作战略上之撤退，放弃徐州，以一部兵力占领徐州之外围据点牵制敌军前进，主力向徐州西南撤退。五月下旬第五战区之各部队退结于皖西、豫南，撤退时秩序严整，远较淞沪战场之撤退为佳，考其原因有二：（1）徐州会战未待败溃适合时机先行撤退，故部队相当完整；（2）军委会对徐州会战之撤退有完整周密之部署，故部队能从容撤退，避免敌机之轰炸。

徐州会战我军与敌周旋数月，并屡传捷报，各地民心士气大为兴奋，武汉居民特举行大游行以示庆祝，游行队伍中高举李宗仁与白崇禧之巨幅相片作为先导。其实，是役全是李长官镇定指挥之功，尤以其参谋长徐祖诒运筹帷幄熟娴兵略，为一不可多得之幕僚长。崇禧不过奉命留在长官部供李将军咨询耳，不敢贪天之功也。

四、徐州会战（三）

（四）徐州会战之检讨

1. 我军之检讨

（1） 军委会有滞阻敌军主力于徐州之计划，令第五战区采取攻势防御，以得时间之余裕，随即令汤恩伯、孙连仲、张自忠、廖磊、李品仙、庞炳勋等有战斗力量之部队赶迎徐州准备会战。此是最高统帅明智之决策，为台儿庄胜利之基础。

（2）徐州会战前最高统帅曾借开封会议逮捕违抗命令、擅自退却之韩复榘，使战时纪律得以树立，士气为之振奋，中央命令因而可贯彻于各战区之间，此为台儿庄胜利之基本条件。

（3）各战区调至徐州参战之部队，均能协同一致，在李宗仁长官指挥之下奋勇杀敌，战斗精神极为旺盛。

（4）孙连仲部克尽职守，沉着应战，固守台儿庄，尤以池峰城师伤亡过半，仍能占据台儿庄三分之一之阵地与敌浴血苦斗，吸引敌之主力，使汤恩伯攻击军团易于奏功。

（5）汤恩伯司令用兵适宜，当敌攻击台儿庄之际，迅速抽调进攻峄县而逞胶着状态之兵力，反包围台儿庄之敌人与孙连仲部相呼应。同时，并调关麟征、周碞二部击破敌人由临沂派来解围台儿庄之沂州支队，于任务完成后，仍回师台儿庄，此为其用兵灵活、合宜之处。

以上诸点均为台儿庄胜利之要件。

（6）国军因战车与大炮均太少，故每次攻坚难收预期效果。如峄县之敌人凭险固守，汤恩伯军团便久攻不下。

（7）徐州撤退恰合机宜，早则未能达成消耗敌兵力之目的，迟则将受围于敌。国军之完整撤退，未蒙任何重大损失，此为我亲在徐州所目睹之事实。

（8）国军缺少飞机，失却制空权，故每每发动攻击不能收传统武器步、炮、空联合作战之效果，因而于有形无形间力量大逊于敌人。

（9）此次会战国军之攻、防两方主力计有孙连仲指挥之三个半师，汤恩伯指挥之七个师与孙震指挥之四个师，共计十四个师强。敌人之兵力用于台儿庄战场者为第五、第十师团之支队。我军番号虽十余倍于敌，实力则差之远矣。因为我军于参加徐州会战之前，多数曾参加上海会战或北方之战役，损失重多而未能及时整补，若我军于参加徐州会战时，每师平均尚有战斗兵三千人，十余师不过三万人左右而已，然而敌人一个师团即有战斗兵二万三千人，且其一师团之火力比我十个师之火力犹大，故我军番号虽多而火力不足，尤其于无制空权之情况下倍感作战艰困。我军虽居于劣势，然而庞炳勋与张自忠能各以二师之力量（张另有一骑兵旅及一骑兵团）击破敌人进攻临沂之一旅团。孙（连仲）、汤（恩伯）二部亦于台儿庄溃败敌一师团及一支队，此我军以精神力量胜敌也。

2. 敌军之检讨

自平津沦陷，淞沪失守，南京陷落，国军损失重大，民心惶惑，士气消沉。敌人因军事著著顺利，因而骄狂至极，徐州为战略要点，敌我必争之地，而敌人仅以矶谷廉介之第十师团由津浦北段南下，华中派遣军以第十、十一、十三等师团各以一部北渡长江，攻涂县、江都指向徐州，另以第五师团攻临沂，此为敌人攻徐州之原定计划。第五战区司令部洞悉敌人之阴谋，以于学忠部向蚌埠，廖磊、李品仙部在定远、合肥方面侧击敌人，牵制津浦南段之敌人使之不能北上参加徐州会战。另外，敌之第五师团在临沂被庞炳勋、张自忠击溃，故进攻台儿庄之敌，只剩矶谷廉介一师团。该师团在台儿庄遇孙连仲部之坚强抵抗，汤恩伯之勇敢包围，全师溃败，损失惨重，此敌以一师团对我十师轻敌之结果。我军自二十六年七月抗战军兴至二十七年一月，半年期间在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大小数十战或败或溃，民心士气非常颓丧，幸而台儿庄、临沂二役大捷，民心士气为之一振，关系抗战前途甚大。检讨八年抗战战役，我军真胜利者不多，而抗战甫及半年便有此二次大捷，考其原因，我出哀兵、敌出骄兵，兵法云：“二兵相交哀其胜也。”故我能胜敌。是役若敌军待部队集中后方进攻，我军是否能取胜便未可逆料。

敌人第五师团被击溃后，稍事整理又反攻临沂，第十师团于台儿庄击溃后，退至峄、枣犹能稳定阵势，凭险待援，我军屡攻不下，待敌人援军至，我方更是无能为力，这是敌军实施征兵制度，战斗力坚强，训练有素之故。

敌人虽两次大败于台儿庄与临祈，伤亡过万，然而甚少被俘，可见其精神教育成功，战斗训练良好。其能征惯战之精神为世界各国陆军首屈一指，可惜为穷兵黩武之军阀所驱使，用于侵略，结果一败涂地。

（五）战场杂记

徐州会战之前，最高统帅有鉴于韩复榘自由进退公然反抗政府命令，以致影响于某些战区间中央命令不能彻底贯彻，为树立战时军纪，特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出席者皆为第一、五两战区军长以上之人员，会议期间将韩拿办。会议之前（二十七年一月间），委员长由武汉飞开封，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与我等奉命随行。至武汉机场，委员长对我云：“最好二人各乘一机。”我了解委员长恐遭遇敌机，故有此深谋远虑，我愿乘机先行。当日委员长之座机为美龄号，我则坐C-46之运输机，当日下午约三、四时抵开封机场上空。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闻委员长将至开封主持军事会议，特坐镇开封指挥布置。彼为保护委员长计，通知防空司令部发放警报，城内外居民闻警报纷纷躲避，道路门然清除。然而事前未通知机场高射炮部队，致闻警而又不知为戒严而发，紧急进入射击状况。待我座机飞临机场上空时，高射炮队以为是敌机临空纷纷发炮射击，我在机中犹懵然不知，俟飞机徐徐降落，高炮部队见机身涂有我国国徽方停止射击。我下机后，刘峙趋前欢迎道歉不已，惊惶万状，要求我勿报告委员长。我说：“幸而高射炮兵训演不精，不然命中机身矣！若是命中，我不能向委员长报告；既未命中，我无报告之必要。”数十年来，我为遵守信诺，未轻对人言。刘峙为保护委员长，故有此措施，实际上保护之道甚多，为维护政府之信誉，实不必采取此种“举烽火以戏诸侯”之方式。

临沂大捷庞炳勋军团长与张自忠军长功不可没。二人一出身国民一军，一出身国民三军，资望相当，李宗仁长官因难于决定谁负指挥战场之责，当张自忠奉命至临沂赴援时，特派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字燕谋，日本陆军大学毕业）随队前往，以李长官之名义指挥，故庞、张两部合作无间，是役之胜利，庞张固居大功，而徐参谋指挥协调之功更不可没。徐之为人精干沉着，我曾见其拟定之作战计划，其战术修养优越，指挥军队迅速，为一不可多得之幕僚长。日后，曾任华中剿共总司令部之参谋长、副总司令之职。庞、张二部作战有功，均升为军团长，然实力并未扩充，此非政府不为也，实无能为力也。

徐州撤退因无空军掩护，为避免敌机之骚扰，战车、骑兵之追击，白日不敢活动，晚间开始行军，但是白日还是要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以防敌人来侵，所以每当晚间行军，部队疲惫不堪。某晚，我骑马与李长官、林蔚文等同行，因过分疲倦，盹睡中自马背坠入麦田中，幸无损伤。记幼时读庄子云：“醉者之坠车而不伤者，其神全也。”我亲身为之印证，其言确富有哲理。

台儿庄会战，我常至战地视察，与各军、各师之高级将领联络，并代表武汉大本营蒋委员长面致慰问。当我在台儿庄时，敌我战事非常激烈。敌人第十师团之主力配合战车四五十辆，重炮十余门，野炮六七十门，于步、炮、空协同下猛攻台儿庄，占领该地几达四分之三，守将池峰城有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努力支持，敌受创甚重，伤亡过半。某日，我至孙连仲总司令部，该部设在台儿庄以南某一村庄中，孙正与池通电话，池报告部队（共三团）全已用罄，请求增兵支援，孙问池尚有直属部队你应当率领参加。孙意要池自己负责，非战至与阵地共存亡不可，池在电话中诺诺遵命。孙指挥部队坚决严肃毫不宽假，部下都有能死之精神，如池峰城受重敌所迫仍然挣扎抵抗。若论功行赏，汤恩伯进攻机动，包围迅速，孙连仲部坚强防守，奋勇杀敌，皆战守同功。

台儿庄大捷之消息传遍国内外，国内外舆论皆有好评。国内民心士气大为振奋，各地举行祝捷会。武汉行都狂热庆祝，据报载游行人数超过十万以上，并用卡车载李宗仁长官与白崇禧之巨幅相片为先导。实际台儿庄胜利全赖最高统帅之贤明领导，将能战之兵迅速调至战场与敌消耗，以及李长官之能用兵与各军将士之能听命，我于战场中不过备员一名，实不敢贪天之功。

（以上第十九次访问）

五、武汉会战（一）

（一）会战形势

武汉居长江中流为平汉、粤汉两铁路之交会点，乃军事、交通之中心。自京沪、徐州陷落，形势日显重要，据我方之判断，敌人必定进攻武汉，破坏我全国抗战之中心，使军事、运输、联系均感困难，以达成其军事侵略之计划。军委会以当时之情况判断，敌人进攻武汉使用之陆、海、空兵力据估计：陆军十个师团，海军一万吨以下之兵舰约一百艘（万吨以上之兵舰不能驶入武汉），并配有陆战队，空军至少四百架。敌人进攻武汉之方略据判断，主力将循江而上，分进合击，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部经商城、罗山、信阳威胁汉口以北之地，再以一部占领九江，向阳新、大冶进出，攻击武昌之侧背，企图包围武汉，消灭我野战军之主力。

军委会之作战指导方针，以各军之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巩固武汉之核心。更利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预筑坚固阵地，及沿长江两岸鄱阳、大冶等沼泽地带，及田家镇、马垱两岸构筑江防要塞与敌作战略上之持久战，并保持重点于外翼，争取机动。大本营为指导全国作战，命令其他战区亦应保持现有阵地，大规模发动游击战，牵制敌人以达成消耗战之目的。

敌我两军之战斗序列（二十七年七月上旬）：

武汉会战敌军之战斗序列表：

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

第十一军：冈村宁次中将

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第六师团、第九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台湾旅团，共计五个半师团。

第二军：稔彦王

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另派遣军直辖师团计第十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十五师团、第十七师团。

海军：万吨以下之兵舰一百二十艘，飞机四百余架

武汉会战我军之序列表：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病白崇禧代　 副长官：李品仙

第三兵团：孙连仲第二集团：孙兼

第三十军：田镇南第四十二军：冯安邦

第二十六军：萧之楚 第五十五军：曹福林

第八十七军：刘膺古

第四兵团：李品仙兼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

第四四军：彭诚孚

第六七军：许绍宗

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兼 第八四军：覃连芳

第四八军：张义纯

第六九军：刘汝明

第八六军：何知重

第二六集团军：徐源泉第十军：徐兼

第二一集团军：廖磊第三一军：韦云淞

第二四集团军：韩德勤 第五七军：缪澄流

第八九军：韩兼

第二七集团军：杨森第二十军：杨兼

第十九军团：冯治安每七七军：冯兼

第五一军：于学忠第七一军：宋希濂

第二七军团：张自忠

第五九军张兼 　配属有骑兵旅及第四五军陈鼎勋

军委会对武汉会战有关之战区与海、空军颁发训令并赋予任务：

第五战区对敌逐次抵抗后，淮北孙连仲兵团应集结在商城预备侧击向西前进之敌人。另淮南兵团集结至桐城、霍山、六安等地阻止敌人西进，并固守安庆、无为、庐江等地准备侧击由长江西进之敌人，无论状况如何变化，须固守大别山脉为根据地。韩德勤之第二四集团军应确保苏北，向津浦路南段游击。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按当时第九战区尚未成立，武汉外围部队悉归陈诚卫戍总司令指挥）以主力在广济、平靖关一线占领阵地，置重点于武胜关、麻城、广济待机转移攻势，并派一部于信阳、罗田、宿松等要点协助第五战区制敌西进。薛岳部之刘兴军共六师担任江防，重点移至马垱，马垱是时已设有阻塞线，但在鄱阳湖以东尚布置有主力线以滞阻敌人。另万耀煌一军在南浔，夏威三师在阳新、大冶，叶肇一军在湘赣路待命，郭忏、李延年、周碞等共八师担任武汉城防，王陵基等四师在金沙集中，统归军委会直属管辖。

第三战区（皖南）司令长官顾祝同准备江防，于东流、马垱间作充分备战并适当集结兵力阻止敌人登陆，并援助安庆作战。对杭甬、浙赣两铁路及杭徽、京赣二公路附近指挥地方团队、民夫构筑工事，同时于上述交通线集结适当兵力以备击敌。

豫、鄂、皖三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部于随县、襄、樊、南阳之间地带集结，预备侧击由平汉路南下之敌人，协助武汉卫戍司令部作战；为阻止敌人由陇海路南方向西南挺进，另以有力之一部协助第一战区作战，汤部所属第六十八军刘汝明，归第五战区之战斗序列。

以上诸点是军委会对陆军颁发之训令。

海军应极力准备在马垱（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马垱港用水雷沉船完成阻塞线）、湖口、田家镇、葛店等沿江要塞安放飘雷、定雷阻止敌舰西进。

空军以全力集结汉口、南昌机场，昼夜轰炸敌舰及南京、芜湖、安庆一带敌人沿江之机场。

此时，我自德国购到飞机百余架，轻榴弹炮、野炮、高射炮、战车防御炮百余门，亟力训练，于庐山、幕阜山、大别山及武汉附近之山脉建筑阵地，并于沿江要塞积极备战。

（以上第二十次访问）

五、武汉会战（二）

（二）武汉会战之经过（分长江南北两岸叙述）

1. 长江北岸第五战区战事之经过

李宗仁司令长官因于民初护法之役在湖南作战（时为连长）牙床为流弹所伤，碎牙未曾取出，日后亦未彻底医治，时愈时发。徐州会战昼夜辛苦，以致宿疾复发，退至商城痛苦万分，不能支持，经送武汉南湖疗养院施用手术医治。二十七年七月中旬委员长以为前方不可一时无将，遂令禧代理战区司令长官职，禧于七月十七口在商城城北之岳家祠堂就职。

敌人第二军自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上旬由陇海路南移，先后攻陷涡阳、凤台、寿县、正阳开向合肥集中；同时，长江下流敌舰掩护台儿庄旅团沿江向大通、安庆前进，并以强大部队随行。合肥方面之敌人以第六师团向安庆进攻。第五战区以徐源泉之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及第十九军团冯治安部与敌激战后退守霍山、六安等地阻敌西进。另以杨森之第二十集团军守安庆，敌以舰队掩护陆战队登陆进逼安庆。不久，敌第六师团陷大观，并指向安庆。杨森部因力量仅有一军，与敌抵抗后退守潜山，敌穷追不舍，经血战四昼夜复退守小池驿、太湖附近拒敌。徐源泉之第二十六集团军由霍山出太湖切敌之后，敌伤亡甚众，被迫向望江、潜山方面退却，第五战区司令部部署防御工作以杨森部占领望江、太湖之线，徐源泉部占祖潜山以西山地、王家牌楼、天柱山之线，侧击潜太路西进之敌，并以韦云淞之第三十一军置于太湖附近策应徐源泉部，至此时，战时之重点移至长江南岸，潜山太湖之战况异常沉寂。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于七月十八日以各别命令指示各部初步行动：

（1）命徐源泉部占领合肥以西之地作持久之战，并戮力阻敌西进，若于紧迫之时向霍山转进与廖磊集团会合。

（2）廖磊集团（二十一集团）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勿使敌人窜入并与徐源泉部保持联系，必要时收容徐集团。

（3）孙连仲之第二集团由鄂东之宋埠与豫南之商城转进。

（4）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就原地速加整训。

我于十九日在商城召集幕僚会议，拟定确保长江北岸，其要旨如下：

（1）分大别山区及南、北麓三区作战。

（2）大别山区之部队于山地险要之处，防守各隘口阻敌窜入。

（3）若敌人于山之南北麓突进，应防守山麓要隘，诱敌至于我有利之地形，合力消灭。

七月二十日起我分别视察右翼孙连仲部整训、士气与补充之情形。二十八日长官部为易与长江南岸第九战区之友军连络移至鄂东之宋埠，且宋埠地居大别山之中心，指挥方便。此时，敌情之变化有下列诸点：

（1）太湖、潜山受敌攻击甚急，九江、湖口于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先后失守。敌图由长江南北两岸攻击武汉。（此李品仙自阴山之报告）

（2）合肥失守，徐源泉部退守纳城、霍山之地区。（此七月二十七日廖磊之报告）

（3）八月四日萧之楚军由江南调至江北归第五战区指挥；刘膺古、何知重向黄冈、靳水、浠水调动。八月七日，我偕少数幕僚至右翼视察，召集各军将领于浠水开会，拟定本战区作战事宜，十六日发出作战命令。

作战命令：

作战区分左、中、右三军团（军队区分）。右翼归李品仙指挥，下辖三十一军（韦云淞）、四十四军（廖磊）、八十四军（覃连芳）、八十六军（何知重）、二十六军（萧之楚）、八十七军（刘膺古缺一师）与五十五军（曹福林）。

中央区由廖磊指挥，下辖第七军（张淦）、八十四军（张义纯）、十军（徐源泉）、豫、皖边区之游击队与皖省之团队。廖并兼任皖省主席，为预定留守大别山，故游击队与团队归其指挥。

左翼由孙连仲指挥，下辖三○军（池峰城）、四十二军（冯安邦）、五十一军（于学忠）、五十九军（张自忠）、六十八军（刘汝明）、七十一军（宋希濂）、与七十七军（冯治安）。

战区地点：

右翼止于长江北岸（田家镇要塞归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除外）。左翼自长岭关以东淮河上游之流域属之，与第一战区衔接。

作战任务：

（1）右翼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之敌人逐次侧击，预期消灭于右翼港湾错杂之地区。

（2）中央军团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挡敌人窜入，并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

（3）左翼逐渐诱敌西进，并结集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本战区直辖部队计有刘膺古军（欠一师）与一八三师，控制在浠水、宋埠附近。

后勤之设施：

（1）于商城、浠水分设机踏车，各部与长官以电讯联络。

（2）右翼军团以长江为运粮主要补给线，沿江公路为补?线。

（3）左翼军团以汉口、信阳间之铁路，以及豫南之公路为主要线，商城至汉口线为补给线。

（4）中央军团之补给，以及游击队之粮饷以麻城为基地，再由基地雇用民夫运往大别山区。

作战经过概要：

宋希濂、曹福林二军调入本战区后，部队长曾至浠水长官部请示机宜，八月十八日黄梅、孔垅镇被敌攻陷，长江南岸之瑞昌告急频仍。军委会令本战区努力反攻牵制敌人之进展。本战区奉命，本拟配合炮兵进攻，无奈淫雨霏霏，道路泥泞而各地桥梁多被洪水冲毁，炮兵须八月三十日始能到达。我鉴于此种情况，不待炮兵之行动，遂先下达攻击命令：

（1）曹福林、刘膺古两军归右翼军团指挥，该军团除攻击孔垅之敌人，并以有力之部队向潜山、太湖进攻。

（2）宋希濂部归左翼兵团指挥，孙连仲部极力阻止敌人西进，并集结兵力击退当前之敌至河口镇、叶家集线以东。

（3）中央兵团除警戒大别山东侧之险口，集结最力之部队于左右二翼协助进攻。

（4）自八月二十六日起各兵团以小部反击当前之敌，全面总攻击另以命令指示。

八月二十七日各部开始局部反击，潜山、太湖相继克服，该地区之敌人转移阵地，沿江之敌人亦放弃陆路之联络线，以长江之小池口等处为基地。另据报敌人三千由合肥、六安前进，并有大部队相随，江南战事日益紧迫。大本营为应付战局，调曹福林重回江南，二十九日六安失守，于学忠部退至杨柳店、独山镇，三十日霍山沦陷，独山吃紧，潜山、太湖得而复失，敌进至黄梅，旋杨柳、独山不守。宋希濂部赶至叶家集布防，不久右翼之英山、苦竹山，突传陷落之消息。

九月一日，大本营指示本战区之右翼兵团固守广济，左翼兵团集有力之部队破西进之敌人，并调冯治安部归左翼指挥，一三八师至立煌归廖磊集团。我为了解军情，偕少数参谋人员至商城视察。八月三日指挥部曾集合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于商城指挥所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之侧面阵地，并于叶家集结聚兵力阻挡敌人之进军并机动打击之。是时，天雨不已，江淮水位急升，敌人冒雨攻击叶家集未曾停止。

右翼兵团失黄梅阵地，退守距广济四十里之既设阵地，敌当时之力量虽仅有一师团及一旅团，仍大胆深入，自八月五日以来敌猛攻广济正面，六日廖磊、张义纯二军向黄梅侧击敌之后方，占领大河镇、双城驿，不意守广济之何知重不待命令于是晚撤退，敌遂占领广济城。因战事告急，曹福林部于七日起，便停止南调，仍归本战区指挥，向曹河推进，曹部官兵因多是北方子弟，不耐鄂东之湿热，复以多日行军疲劳不堪，身体抵抗力锐减，染恶性疟疾者几达三分之一，虽勉强部署每日死亡不少。八月六日午后，敌军向曹部攻击，左翼兵团以第三十军之一旅守固始，敌攻逼城郊，未半日而失守。固始失守影响后方预定工事甚大，各部长官因部队力量日减，有积极意图者亦不多。八日广济战况激烈，我以萧之楚部、韦云淞部夹击敌之后方，敌受迫而退，我军正面之压力始为之减弱。

左翼兵团结集兵力急行至叶家集布防增援，以大别山中之富金山为据点与敌激战，杀敌五六千，敌未得逞，敌之攻势为之一挫。此时，八十四军切断广济以东之公路，敌之主力向东南山地撤退，广济尚有顽敌，左翼兵团乘敌受挫之际，全面出击，积极部署，指挥部限其三日内开始，攻击时间由孙连仲总司令自行拟定，十日右翼解决广济之残敌，逐次向东扫荡。正当孙总司令准备反攻之际，不幸富金山失守，宋希濂部退至商城、潢川，与张自忠成犄角之势，防范敌人。固始之敌亦有蠢动之意图，而我左翼兵团之攻势因宋部退却而不能按计划实行。是时，右翼之敌人增兵反攻，尽量压迫夹击之部队，我原收复之地得而复失，孙连仲指挥之战场沉寂一时。

待潢川告急，刘汝明部归孙连仲指挥。旋江南之马头镇，江北之武穴相继失守，敌逼近商城，商城指挥所被迫撤退。

2. 长江南岸第九战区之战事（附第九战区战斗序列，二十七年八月上旬）

此时期之国军大都集中于武昌，军委会为指挥便利，成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统辖鄱阳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之地，以第一、第二兵团为基干，共计二十七个军担任长江南岸之作战。军委会为适应战事并扩大第五战区之辖区至豫北、豫东、皖南、中、北及苏北等地，仍以李宗仁为战区司令长官，以第三第四两兵团为基干，共计二十三军，担任江北之作战，但武汉与田家镇要塞之城防归第九战区。李于生病期间，战区司令长官仍由我崇禧代理。

第九战区以第一兵团守备九江及鄱阳湖西岸地区，以第二兵团守九江以西地区并沿长江拒敌。自七月中旬敌机猛烈轰炸长江沿岸，扫荡鄱阳湖之布雷；二十三日拂晓，敌在江西湖口以西之姑塘登陆。第一兵团以第八军、六十四军、七十军之力量逐次增加与敌激战。七月二十四日，敌继续在马厂登陆，国军于滨湖、沿江之低地与敌相战三日。因敌以海、陆、空配合作战，形势于我极不利，二十六日，我军遂弃守九江，退至沙河之既设阵地。南浔路方面第九战区之第一兵团利用庐山山脉、南浔路以西之高地占领纵深阵地，利用火力与逆袭，逐次抵抗，由八月二十日起，我方与于星子登陆之敌及南浔路之正面敌一○一、一○六师团及沿瑞（昌)武(昌)公路进攻之敌二七师团相战八十余日，予敌重伤，尤以万家岭一仗尸横遍野，破敌四联队，敌一○一师团伤亡过半，退守修江南岸相峙。第九战区之第一兵团与第二兵团利用瑞昌以西幕阜山山脉及沿江要塞占领纵深阵地，利用火力与逆袭与沿瑞（昌）阳（新）公路推进之第九师团及在瑞昌东北港口登陆之台湾旅团与进攻田家镇之第六师团激战二月，于鸟石街、马头镇、田家镇曾予敌重伤，并在田家镇要塞与敌相战二十余日，杀敌数千，沉敌舰数十艘，阻止敌人向武汉袭击。十月二十五日敌迫近武昌，我军为保存实力退守通城、岳阳。

长江北岸之战事，九月十五日军委会调整部署，将田家镇要塞自第九战区划入第五战区。在此以前（九月九日）敌攻陷广济、武穴，围攻田家镇要塞，我军以第二六、四八、八六等军向敌侧背反攻，策应田家镇要塞之作战，激战旬余，我军局部胜利，颇有斩获。终因敌以陆、海、空配合攻击田家镇，我军于九月二十九日不支失守，本军分退至田家镇以北蕲春、浠水、花水等地逐次抵抗，十月二十四日，敌突破我黄陂阵地，我军主力向平汉路以西地带撤退，一部留大别山游击。

大别山北麓之战事，左翼兵团由九月二日起以第二集团军之第七十一军于富金山、固始、商城一带凭据点与敌血战二周，杀敌五六千，终因敌人以绝对优势，我军不得不变更在商城与敌决战之计划。九月十六日我军放弃商城，退守商城以南之打船厂、沙涡一带及大别山各隘口与敌第十三师团、十六师团一部激战月余，杀敌数千。敌于九月十九日陷潢川，越罗山西进，我以第一军布置于信阳以东之地予敌迎头痛击，敌复以第三师团增援鏖战二昼夜，我军退守信阳作持久抵抗，敌另以一部绕至信阳以南之柳林及西侧地区，我遂放弃信阳，以三十一军及十三师守武胜关阻敌南进，第一军向信阳以北转移掩护西（陕西）京（南京）公路。十月下旬敌第三师团推向应山威胁第五战区之后路，此时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之人员与物资亦得先期西运，军委会见消耗战之目的已达，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令放弃武汉，我军向修水（赣）、新墙河、沙阳、随县撤退，武汉会战至此告一终结，当会战末期李司令长官病愈归来，崇禧遂解除代理职务重回中央供职。

下附第九战区战斗序列表：

五、武汉会战（三）

（三）武汉会战之检讨

自二十七年五月下旬徐州失守后，各部突围转进至豫南、鄂北地区，为时仅月余，补充未毕，训练未精，即令参加武汉会战，故番号虽多，然实力不如敌远甚。溯自欧战以来，武器之改进日新月异，国际战争非但要求多兵，而且讲究精兵，故非征兵国家不能从事现代战争。我国之征兵制度，由二十五年三月方局部实行，因户口未调查清楚，未能普遍积极，是以大量之兵源全靠摊派兵额补充，而新募之兵，犹未脱民间习气，于战时生活、战斗技术、军队知识等皆需从头基本训练起，入营时间既短，即命上战线，是无异驱市人而战。总之，各部队每当与敌激战之后，虽有补充若干未经训练之新兵，然实乏战斗力量可言。第五战区自安庆、合肥失守，继即徐州会战，我国军屡与敌人接触，流血成河，横尸盈野，虽有临沂、台儿庄两战之胜利，然缺乏补充，故每次战役之后，力量丧失过半，此不独本战区之艰苦情况，亦为我八年抗战中各战区几不能克服之苦难。是以八年抗战，若揣以作战常理，实不能与敌相抗，然而国军所恃者精神也，所凭者士气也，其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之奋勇杀敌精神实不能以常理忖之。八年抗战，赖我最高统帅之英明领导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之心理，卒能赢得最后胜利。

长江秋季阴雨霏霏，沿江地区湿气甚重，久战疲惫之部队体力衰弱，易受外感，因而疾病丛生，尤以鄂东地区之恶性疟疾为厉。凡被疟虫咬者，体温忽寒忽热，有高达摄氏四十余度者，盖疟虫于体内破坏红血球，致小便便血，轻者不能行动，重者即不支而死。各部中虽多有患此症者，然以曹福林部最为严重，患者几超过全军之三分之一，此类患者即失却作战能力，其损耗之大，较与敌激战伤亡为尤甚。是时军中医药设备缺乏，虽有奎宁丸亦不能大量供应，所以患者历数月不能痊愈，此种痛苦我亦曾亲身体验。

战区长官部自余以下，患此病者亦为数不少，武汉会战开始后之第三个月，我忽感体温无常，初时我尚不以为意，继而体温超过摄氏四十度，几近昏迷状态，虽大量服用奎宁丸，亦毫无效果，所幸平时身体强健，仍勉强指挥。委员长蒋公在汉口闻知，特派军令部次长熊哲民兄偕医师至浠水探视，经服用恶性疟疾之特效药阿特布林，始日渐痊愈。我见病况好转，即未再服用此特效药，以致成为潜伏性之疟疾，犹毫不知悉。后由武汉撤退至重庆，觉体弱异常且时常咳嗽不止，尤以寒日为严重，经委员长侍从室之朱仰高医师抽血检验，始知为潜伏性之恶性疟疾，初我犹不知，待第二次抽血检验，该细菌已变形，很难察觉，我始知病情严重。经朱医师注射三针六○六之后，始见断根，至今二十余年，未再罹染此类疾病。

由于前述两项原因，经台儿庄大战后，伤亡重大之部队，战斗力因补充不及而普遍降低，因而影响各级指挥官积极之意图。右翼军李品仙于潜山、太湖（安徽）、黄梅（湖北）曾截断敌人归路，迫广济之敌军退却，迟滞敌人进攻武汉之行动。左翼军宋希濂以富金山为据点，攻守并用，使敌伤亡五、六千人之多，收局部之胜利。

大会战后，检讨各部之战绩，以为赏罚之标准，其补充装备亦以为标准，借寓奖惩之意。

武汉保卫战之设施，似仅注意武汉核心，而于其外围之通信、交通颇为疏忽。例如连接预南公路，代有宋埠商城可通，汉口大桥亦须利用铁桥通车，路面皆为临时性者，雨后泥泞不堪。至于鄂省，除武汉三镇外，公路路面永久性者太少，而后我曾亲经襄化公路，仍无路面。而沿江公路（鄂东会战时）港湾交错，多用船渡，因未设桥梁，或为临时性装置，殊欠坚固。且一般通信网既设线太少，常有拥挤之虞。

战区间之兵力调动，固属于统帅部之权衡，但需有深远之谋划。以萧之楚军远在平汉路南端整训，调江南未及一旬，复调回江北，曹福林军由江南调江北（五战区）未及一旬又调江南，中途又折回江北。刘膺古军奉调至本战区，但兵力仅一师，未能参加有力之战斗，如此调动频繁，使部队徒劳往返，疲于夺命。

于偏远地区，划分作战地境，不应有互相交错之存在。例如，甲战区某地属乙战区指挥，不但使乙战区指导增援困难，即甲战区之作战指挥亦受极大影响，且使敌人有乘隙抵瑕之虞。以田家镇为例，本战区据当时敌情判断，敌人有转移兵力，进攻田家镇之企图，而田家镇与半壁山相对，原属南岸战区指挥，至九月中旬忽转属本战区。至奉命时，武穴已失守，田家镇北面各点亦多被敌人占颁，虽本战区增兵力援田家镇，而因受四望山敌兵之牵制，迟延至二十六日始进占香山及二一二六高地，先一日敌已由武穴、松山口突入田家镇，另一部采反封锁，我军急攻不下，田家镇乃失守。查田家镇位于长江北岸，自与本战区休戚相关，倘最初即划归本战区，则本?区之作战计划必包括在内，而赋与右翼兵团保持右翼重要据点之任务，则形势或较有利也。

长官部之位置，关系战局颇大，如战区地域过于辽阔，可分设临时指挥所与情报搜集所，俾长官及少数幕僚易知作战情况。长官部位置不宜轻易移动，否则不仅损耗人力、物力，而撤退时影响后方士气尤大。

五、武汉会战（四）

（四）战场杂记

湖北位于长江中部，有粤汉、平汉二路贯通其间，有长江、汉水汇聚其中，成为水陆交通之枢纽。武汉三镇更为全国交通之中心，商业荟萃之所在，故武汉三镇经济上之繁荣，自不待言。除三镇外，湖北其他各县市地方建设似少注意，以鄂东而论，公路不仅少且无永久性之路面，天雨不仅车不能行，即徒步亦难。既有之通信网，未架长途电话线。至于卫生方面，恶性疟疾不只战时妨碍作战，破坏兵士之健康，即平时住在该地之民众，亦难免受其侵害。

在余解除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回到武汉后，突患风湿症、腰部酸痛，行动困难，后经武汉疗养院院长米勒（世界四大名医之一）之诊治、打针，住院一周即告痊愈。以前在战场上此病未发生，殆为作战精神压倒病魔，故未感觉。之后回到武汉，精神稍一放松，此病即发作，可见精神力量之重要。

武汉撤退时，我等到委员长乘飞机离武汉后，方乘汽车先到鄂北钟祥与李长官会晤，嗣由鄂西经沙市、常德拟返长沙。当时我所乘者为德制吉普车，车至十里铺附近，机件突发生故障，我乃下车等待司机修理。不久，周恩来乘汽车随后赶至，他一见是我，随即下车当面相告说：“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等所在地不远!”并坚邀我同车至长沙。当时我考虑再三，机件何时修好，并无把握，乃上车与他同行。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我相谈颇多，谈话内容从他早年在南开念书及法国留学经过，以至国共合作、抗战诸问题。听其谈吐，知其常识丰富，是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秘书长为贺衷寒），我曾就共产党问题笑对周恩来道：“你们（共产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他回答说：“你们广西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

长期抗战必须有稳定之政治军事中心，以便指挥作战，维系全国民心、军心，武汉放弃后，如何健全重庆外围，使重庆行都稳定，蒋委员长考虑再三，决于桂林增设军委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指挥第三、四、七、九四个战区的军事，以维护重庆外围。当时委员长征询我出任行营主任，仍兼军训部与副参谋总长，论才实不敢就，论义则不容辞，乃接受此任务。

Table of Contents

一、家世

二、家庭状况

三、早年之教育

四、参加北伐学生敢死队

五、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及保定军校

六、志愿请求分发至新疆见习

七、第一次未去成新疆

八、回广西见习

九、剿匪与禁烟

一、统一广西（一）

一、统一广西（二）

二、两广统一

三、赴湖南劝唐生智参加革命军

四、誓师北伐

五、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六、克服杭沪

七、龙潭战役前国内政治军事之回顾

八、龙潭战役（十六年八月廿六至卅一日）

九、西征（一）

九、西征（二）

十、率师北上

一、抗日战前敌我情势之分析（一）

一、抗日战前敌我情势之分析（二）

二、向编遣会议提出军队实边之建议

一、抗日（一）

一、抗日（二）

一、抗日（三）

一、抗日（四）

二、淞沪会战

三、南京保卫战

四、徐州会战（一）

四、徐州会战（二）

四、徐州会战（三）

五、武汉会战（一）

五、武汉会战（二）

五、武汉会战（三）

五、武汉会战（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