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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中国现代史

作　　者：（荷）冯客（Frank, D.）

译　　者：陈瑶

出 版 人：黄宪华

ISBN：9787510832413

品　　牌：磨铁数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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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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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开放的治理

第一节 层累的治理

第二节 参与性政治

第三章 开放的疆界

第一节 “中国人”

第二节 “外国人”

第四章 开放的思想

第一节 国际化的中国

第二节 多种语言的知识

第三节 宗教信仰多样化

第四节 艺术

第五章 开放的市场

第一节 经济增长

第二节 乡村景象

第三节 物质文化

第四节 交通运输

第六章 结论

注释

致谢

非常感谢科大卫（David Faure）给我提供宝贵的机会，用论文的形式阐明一些更具普遍性的研究思路。过去十五年，我发表过六部详尽讨论现代中国思想、制度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专著，由此形成了一些看法。许多朋友曾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想法和建议，阅读本书的初稿并给予评论，特别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金斯利·博尔顿
1

（Kingsley Bolton）、香港大学的高马可（John M.Carroll）、剑桥大学的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香港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赫顿（Christopher Hutton）、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安古斯·洛克耶（Angus Lockyer）、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Andrew J.Natha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威廉（William T.Rowe）、狄金森学院的史谦德（David Strand）、曼彻斯特大学的弗朗西丝·卡塔罗科
2

（Francesca Tarocco）、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林蔚（Arthur Waldron）。然本书所有谬误和疏漏，概由本人负责。

冯客

2007年8月，香港

第一章　导言

18世纪伟大的社会历史学家约翰·普拉姆爵士（Sir John Plumb）曾经说过，无关痛痒的共识无助于推进对历史的认知，因此，在一致公认的解释框架内堆砌史料，并没有多少意义。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冷战时期的普及读物和学术论著中一个最为普遍的取向，是将革命看作历史转变的关键因素，以至于“革命中国”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的同义词。[1]
从这样的观念出发，“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和“农民起义”，都是中国在19世纪衰落的先兆，而最黑暗的时代则是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到国共三年战争（1946-1949）期间。经历了1895年的挫败，衰弱无能的清王朝已无法抵抗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瓜分。同时，义和团运动严重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清帝国很快走向崩溃，陷入混乱的境地。传统观念认为，1911年清朝终结之后，一个依赖外债、软弱腐败的中央政府，很快就被一群相互争斗的军阀取代，他们通过行贿、胁迫、密谋和战争谋夺权力，致使中国四分五裂。我们所接收到的一种观点是——1927年，国民党建立了政治意义上的统一政府，但地方腐败、政策失效、派系倾轧、战事频发和经济萧条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的困境，社会越发动乱，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加速促成了共产党的成功。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持续不断的侵占也达到顶点。紧接着，1946至1949年国共两党爆发全面内战，最终，解放为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画上了句号。1949年，结束了一段漫长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目的论者一般都持上述看法。因为20世纪的大部分历史似乎都与革命有关，所以学生们倾向于寻找共产主义的“产生原因”“根源”“阶段”和“起源”。[2]
革命为判定哪些事实具有历史意义定下了基调，为建构现代中国的一元认知体系提供了坐标。这一取向根深蒂固，连饥荒的话题都被忽略了，而它本可以对民国政治构成批判。正如苏嘉塔·柏瑟（Sugata Bose）所说：“越南和中国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撰写革命与起义，而印度历史学者则侧重于描写宿命论与饥荒。”[3]
过去，历史学家们往往是通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和“社会分崩离析”等范畴来认识民国的。结果，我们的历史撰写过度重描“剥削”，只有最近对民国慈善事业的研究才稍稍平衡了这种现象。虽然关于民主的研究在稳步增加，但历史著作里依然满纸“革命”；我们的历史读物中充斥着匪徒、军阀和娼妓，而通晓多种语言的外交官、归国移民和女商人，才刚刚进入我们的视野。尽管近代史研究领域已发生急速变化，但抛弃传统观念的尝试在今天仍会遭到非议，如傅正原（Fu Zhengyuan）写了一本讨论中国专制政治的书，其中只用了四页的篇幅论述在共产党接管之前中国存在的自由传统，就被同情革命的评论家指责为忽略了民国时期的“黑暗面”，[4]
因而是“片面的”。

虽然在流行话语里随处可见这种乏味的论调，但在一段时间里，许多专业历史学者已展现了混乱和战事之外的更为丰满的民国气象。甚至“革命史”研究路径的提倡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也将这一时期的中国描绘为一个充满悖论的共和国家。譬如，尽管战乱不断，但它却是一个文化上繁荣的时代。最近，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如帕克斯·科布尔（Parks Coble）、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柯伟林（William C.Kirby）、玛丽·兰钦（Mary B.Rankin）和罗斯基（Thomas Rawski）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民国的认识；中国台湾和大陆的许多学者，也在近二十多年里以一种非常开放的方式研究这个时代。从外交到宗教，研究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认可，这是一个格外多元和国际化的时代。尽管我们对这个国家在共产主义时代之前的开放程度和深度，仍然缺少一个整体性的描述，但现代中国开放边境、思想和市场，融入世界的冲动却势不可当，许多人已在持续努力记录这段历史。本书运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借鉴内容翔实的研究成果，挑战了认为现代中国主要是一个“军阀统治的”“帝国主义的”或者“分裂的”时代的传统观念，并提出这个时代在很多方面，可能恰恰是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黄金年代。民国时期，人、商品、思想与世界不断交流，全球性的流动促使社会的多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一般的历史课本仍未接受这一点。事后看来，冷战之前的半个世纪，世界进步的推动力是全球化，而不是革命。本书目的不是穷尽论据证明上述观点，而是希望绕开那些无趣的共识，激起一些批判性的思考，鼓励读者的创造性思维。本书详细的注释提供了更为充分具体的研究专著以资参考，同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途径。

第二章表明，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常常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但在政治信念、行政管理和政府人事方面，它仍然表现出相当高的一贯性。这一章也从1912年遴选出4000万合法选民，到1947年制定出完整的民主宪法的过程，检视了民国中央政府对政治参与性与政治多样性的提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社团和机构，一些商业协会与贫民组织的数量增长也极其惊人。到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超过1000种的日报、周报与月报在市面上广泛流通，它们通常在受到治外法权庇护的通商口岸出版发行。虽然存在不少滥用司法独立权和司法管理制度的事件——这些事件当时就引发了批评家以及政府官员的关注和公开讨论，但民国在法制改革方面的不懈努力，包括编撰成熟的法典、传播法律知识，都有助于促成更为开放的环境。总之，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开放。

第三章讨论到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受到优待的学生，是如何对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世界发生兴趣的，而与此同时，边境的开放使得人们能够频繁地出入这个国家。其中一些人明显养成了一种跨越民族和地域界限的生活方式，比如长年在海外做苦役的中国移民，返乡后盖一栋新式住宅；一些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将学位论文用外文出版；那些长期在华盛顿或日内瓦工作的外交官回国后会选择在外国租界定居。当然，人口流动也是双向的，很多外国人并不仅仅是到中国参观游览，还会在这里安家落户。这一章第二部分描述了外国人群体是如何成为民国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且认为应当把他们看成是民国社会历史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四章从文化和社会层面考察了中国呈现出的世界主义的特征，因此也最为重要。边境的开放，不仅使许多人能够从这个国家迁入迁出，也让中国可以更积极地参加国际会议和制定国际公约。从航空电子技术到动物学，很多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相比肩，如几位拥有双语能力的律师就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法官。由于画报和广播节目传播着关于现代世界方方面面的信息——不论是新的农业技术，还是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波动，都让普通民众对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世界相当熟悉。1900年后，很多新式学校不断涌现，这也刺激了人们睁眼看世界，即使是那些偏远的内陆地区的小学校，也为学生引介了一些伟大外国人物的生平传记，如林肯、华盛顿、拿破仑、瓦特、爱迪生，等等。当然，只有少数学生能像驻外大使和领事一样走出国门追求自己的事业，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完整的教育。不过，由于地方精英、商会或外国捐助人，给政府机构、私人组织和宗教团体提供了资助，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因此民众受教育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在相对宽容的社会氛围里，宗教活动蓬勃发展，加上不存在对权力和知识的独占，文化领域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那么，经济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本书第五章并不是为了回顾涉及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观点，而是想强调，与其他时期被政权严密控制的经济活动相比，此时的经济活动相对而言不受政治的制约。一个在各个层面均保持开放的社会，能极大地促进技术的转移，如北京当地的工人制造卡车机身，以匹配进口的发动机。而在清朝衰亡之前，甚至就有比利时专家指导远在兰州的纺织厂工程师。由于形形色色的商品层出不穷，商品的自由流通不仅彻底改变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比如橡胶鞋底的鞋和搪瓷脸盆），也刺激了高度多样化的地方工业融入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1870至1930年，中国经济并不是“停滞的”或“衰退的”，而是稳步增长，蒸蒸日上，即便在乡村也是如此。虽然企业的发展受到内战或地方官僚的阻碍，但即便在偏远的内陆地区，它们依旧在增长扩张。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很多人将开放性视为中华民国衰落的一个原因。然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批判的视角、运用第一手档案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质疑这种观点。当然，本书所描绘的显著进步确实并没有均等地泽被所有地区，但饱受战争蹂躏，衰弱不堪甚或被饥荒折磨的景象，基本产生于那些极度贫困的地区，因而是非常例外的，并非常态。

一个贫穷的共和国家是否好过一个平庸的专制国家，这个问题可以进行争论，但革命前中国的多元化无疑应得到足够的关注。目前，全球化而非“革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印度和中国的主导议题。因此，民国时期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的共同经验，虽常被人遗忘，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章　开放的治理

传统观念有时对民国政府持有两种互不相容的评价：第一种是描绘其令人绝望的腐败、软弱、破碎的形象，认为它难以集全国之力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能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稳定；另一种是把民国政府看成是压迫性的，即便不完全是法西斯，也是军国主义的，它残酷压榨贫困的农民、攫取私人财产、损害经贸关系、操控货币流通、压制反对派的声音。这两种观点都是试图从1949年的视角来解释这个时代。与之相比，本章的论述将表明，纵观民国始终，中央政府虽然表现得相对软弱无力，但不论是从政治信念、行政实践还是政府人事方面来看，1904到1949年，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上的一贯性都可圈可点。与本书其他部分的基调一致，本章也表明，1949年之前的几十年，开放的治理、政治参与和政治多样性，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为显著。1949年之前的中国，因为遭受众所周知的统治危机，并不是一个典范的共和国，但比起同时期欧洲的一些同类政权，它在政治上更为民主。

第一节　层累的治理

一、“军国主义”和联邦主义

“军国主义”，特别是“军阀统治”，一直被断定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势力之一。这不仅体现在通常被称为“军阀混战时期”的1916至1927年，而且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这种想当然的论述相当流行，以至于术语“军阀统治”经常被当作“现代中国”的同义词：1916年结束其统治的袁世凯被称为“第一个军阀”，1949年逃往台湾之前的蒋介石被称为“最后的军阀”。如果要作任何关键性的辩论，首先应该弄清“军阀”一词本身的起源，与其说它属于学术性的分析范畴，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表达。正如林蔚（Arthur Waldron）在一项详细的研究[1]
中表明的，“军阀”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它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如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就将“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而且20世纪20年代许多反军阀的政治宣传也来自苏联，其中还包括鲍里斯·叶菲莫夫（Boris Efmov）颇具影响力的漫画。这些形象最初被国民党用来抹黑那些在1924年开始的北伐期间主张联省自治的省长，转而被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们用来批评在1927年掉转枪口指向以前盟友的蒋介石，他们将他描绘成“国民党的新军阀”之一。黄文农之类的本土画家则创作出将“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主义”联系起来的通俗漫画。这些宣传进一步传播了具有高度煽动性的“军阀主义”概念，用一种简单醒目的方式，呈现了民国时期急剧变化的复杂政治格局。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他颇具影响力的书《红星照耀中国》，为促进共产主义宣传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到“二战”之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首席专家费正清，汉学家们都发现“军阀主义”的概念非常适用，以至于迄今为止几乎没有遭到过质疑。

如林蔚所说，“军阀”一词在从欧洲舶来中国的过程中，其意义发生了改变，因为中国的大多数评论家都轻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明确论述过的经济决定论。相反，他们将其理解为通过武力夺取权力：即摧毁“军阀主义”要依靠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如一个强势的政党，而非阶级斗争或经济改革。如此一来，这一价值判断反而加强了对“军阀”一词的运用。也就是说，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令人向往的，主张各省独立的省长是现代化的阻碍，而整个时代都是“四分五裂”的。结果，对强大而统一的国家的信念能够公开表达，而在联邦制框架下的联省自治思想则被边缘化。像胡适这种对民族主义思想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领袖占极少数。他明白混乱并非“军阀”造成的，相反，无序状态乃是由上层主张尝试用暴力统一全国而引起的。胡适主张，在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里，不论中央施加的命令多么强硬，终究会制造分歧；他相信有序的地方自治能够将整个国家紧密结合起来。

“军阀主义”的观念也一度使联邦主义思想变得模糊混乱，即使后者在1895年之后迅速流行起来，并且在20世纪前几十年，持续吸引着一大批学者和政治家，譬如孙中山。1911年年底在南京通过宪法组织起临时政府的共和国代表者，显然是将美国式的联邦政府视为可以追随的典范。20世纪20年代，联邦主义运动强调地方自治是民治政府的同义词。地方自治被视为自治各省建立联邦政治的坚实基础。湖南省颁布的宪法规定通过普选来选举省长，这一规定得到浙江、广东、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类似文件中的效仿。谢诺（Jean Chesneaux）在研究联邦主义运动之后评价道：“美国的影响非常明显：要求有独立的司法，也要求有弹劾和罢免的程序。公民同时拥有制定法律的权利，即瑞士模式（Swiss fashion），以及申请集会的权利。”[2]
然而，真心实意支持联邦制的省长们被当作纯粹的“军阀”免职，如湖南的谭延闿和浙江的卢永祥。[3]
陈炯明追求建立联邦政府，在1921至1922年试图实现广东省自治之前，他就宣告反对民族主义的信条。1923年被国民党罢免后，他一直受到追捕，直至去世。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建立起陆军军官学校，通过“北伐”以武力统一了中国。它把自己的敌人都称作自私自利的“军阀”加以谴责，并宣称联邦主义纯粹是军国主义者想要占有权力的遁词。蒋介石的革命军经过苏联的武装和训练后，在北伐中横扫拥护联邦制的武装力量。到1926年，各省宪法、省级和地方议会，以及地方自治组织和幻想建立联邦政府的相关活动，不再受到鼓励和提倡。[4]

即使我们摒弃“军阀主义”观念带来的暧昧的政治价值观，并承认一些省长的确是真诚希望建构一个联邦政治的结构，但在中央“黩武主义”的前提下，各省的军事实力是如何强大的？这一问题仍需得到解释。首先，我们应该戳穿帝国主义势力通过向地方“军阀”售卖军火以分裂中国的谎言。因为从1919到1929年，明确实行武器禁运的同样是这些帝国主义势力。这个政策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帮助当时的北洋政府，但自从苏联开始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蒋介石得以在1926到1927年统一中国，这项政策就被废除了。[5]
其次，虽有“军队人数激增”和“漫长的战争”之类的夸张说法，但据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的粗略估计，军费开支在1912年之后虽然显著上升，但也仅仅达到20世纪30年代财政总支出的4%。这与20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国家在军事活动上的开销差不多，如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比利时、泰国和挪威，然而它们从没有被看成是“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与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其军事规模并不算大。现有的最可靠的统计数据表明，1933年，15至44岁之间的男性中，只有不到2%的人参军。卜凯（John L.Buck）主持过一项极其广泛而详尽的乡村社会调查，其结果证实，只有不到1%的农村受访者说其家庭主要收入是来自服兵役。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农民并没有从军队中获得经济收入，相反却受尽其蹂躏。然而，除了军队喜欢沿着铁路行进，以及铁路沿线的地区在农产品输出、地价和人口总数稳固增长这些事实之外，[6]
卜凯访问的散居在上百个村子的农民，都没有将战事视为饥荒的主要原因：他们有266次提及干旱是饥荒的一个原因，127次提到洪水，54次提到虫灾；战争仅仅被提到18次，接近于霜冻（11次）和风灾（10次）的次数。[7]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何规模庞大的军队血染民国的景象是歪曲事实的。战争确实是残忍血腥的：在1924年的北伐中，地雷、战壕、炮兵部队、装甲列车、海军战舰和军用飞机，造成了广泛的暴力和混乱，使得大部分的民众变成国家主义者，推动了国民党在1927年走向权力中心。正如林蔚令人信服的论证：决定民国历史发展的要素，并不是阶级或意识形态，而是战争及其不可估量的、充满极大偶然性的结果。[8]
然而，财政和地理上的局限，还是限制了军队的规模、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军事动员持续的时间。托马斯·罗斯基统计了1917至1930年间，主要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具体说来大概有40万人，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但比起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冲突，这还算是一个较低的数量。[9]
为什么这个数据从来不会被与19世纪中期的起义
3

及其镇压所导致的2000万到3000万的死亡人数相比较？正如胡适在支持地方自治的论争中早已提到的，可能是因为这种比较难免会引出一个结论，即像帝国一样，用暴力维持一个庞大国家的统一，可能会导致高死亡率。民国时期仍然与晚清无异，部分地区的抢劫和匪患确实频发，但不论是当时的农民在性质上的估计，还是历史学者事后在数量上的估算，“黩武主义”都不是造成穷苦的主要原因。

再者，军事政权不见得就是不稳定的。许多军人控制下的地区保持了多年的相对稳定。如托马斯·罗斯基在他的分析中强调，民国时期“军阀”对整体经济并没有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详见下一章）。仅举山西的阎锡山和奉天的张作霖为例，他们建立起军事稳定和政治强大的政权，在这些地方，商人团体得到周全的保护：因为军费开支有赖于地方的经济繁荣，赋税过重则危及重要的收入来源。军阀必须与有权势的商人团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商人能够通过联合抵制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通过离开这一地区来逃避不合理的财政要求。例如在1927年，商会和银行协会迫使广州军队撤销了增加税收的政令，威胁将破坏军队赖以生存的纸币。[10]
关键性的一点是，大部分军阀控制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仍然掌握在地方家族、商人团体和大学毕业生等市民精英手中。1931年，超过半数的县长在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法律及行政的专科学校）受过教育。五年之后，省市行政结构中的所有高层人员，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三分之一拥有外国大学的学位，而拥有军事背景的行政官员则是极少数。[11]
在县市一级，1914到1927年恰好是地方精英只关心建设自己地盘的时期，因为没有省政府或者全国政府争取他们的关注：这是里诺尔·巴坎（Lenore Barkan）和邵勤（Qin Shao）通过对如皋和南通两个地方进行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但在其他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在水利建设、教育、修建公路、电气化、小规模企业和慈善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2]

二、分散的政权

政治权力的分散不同于政治体制的分裂。如魁格雷（Harold Quigley）在1927年对所谓“军阀时期”的终结所做的敏锐观察：“这个国家并没有分裂，只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分散的。”[13]
当时的观察家援用司法管理的例证来支持这种观点：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可能一直都很疲软，但也有人指出，在1924年，除了广东，其他各省的上诉请求可直抵最高法院。[14]
大多数档案资料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允许查阅，这阻碍了我们对魁格雷的观点进行验证。几十年来，民国时期政府软弱的观念广为流行，于是我们也只看到与这种观念相符合的历史证据。

然而，基于对大量省市档案进行的广泛考察，近期确实已有一项关于刑事处罚方面的研究出现。民国时期的监狱深受经费不足和过度拥挤之害，而犯人则遭受制度性的损害与侮辱，无穷尽的乏味生活算是最好的状态，最糟的情况可能是在拘留期间死亡——这种状况至今在英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监狱中都普遍存在。财政上的限制加剧了改革监狱的难度，因为它也只是中央政府诸多任务中的一项。从普及教育到基本卫生保健，地方、省里和中央政权都有一系列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关心。

监狱改革本身是一项艰巨的计划，而落实这个目标所需要的行政管理水平和财政资源的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尚可为之。如果中央政府提出的各种计划被这些限制条件所阻碍，走向偏离伟大蓝图的妥协之路，那么，许多地方政权即便努力遵守公认的监狱条例，但当司法部无法提供足额经费时，他们就经常使用地方上的资源、人力和财力。监狱改革或许存在缺憾，不过1905至1949年的刑法理念、行政实践和司法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具有显著的连续性。与民国时期政府的负面形象相反，监狱改革的相关档案显示，各级市、地区、省和中央政府都热衷于表达他们对现代司法原则的敬意，以废除治外法权。他们为监狱改革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同时，一些县长、刑法专家、监狱主管和政府官员对监狱改革抱有极大的热情。[15]
如傅因彻（John H.Fincher）观察到，民国初年中国国家政治的失序并不等同于混乱。政府内阁的不稳定和早期民国总统的频繁轮换造成了错误的印象，使得许多“军阀政治”的分析者们忽略了某些国家级的部门改革和重要的市政建设方面的相对稳定。[16]

行政权的统一，或者说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历史，始于1900年义和团之后清政府所开启的新政。[17]
通过逐步废除科举制度，改革中央行政机构，起草法律，建立现代内阁以取代皇权机构，废除了大部分帝制行政体制，而这些都明确地以外国政府模型为基础。如罗杰·汤姆生（Roger R.Thompson）所论证的，即使新政为20世纪中国的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些改革措施仍被那些强调“革命”重要性的传统历史撰写者们所忽略。[18]
司法部就是这样的情况，特别是负责监狱管理的部门。不管政治上是多么破碎的状况，政府的不同层级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从1905到1949年，县级和省级行政官员，在新政创立的行政框架和刑法理念中，不断寻求监狱改革的办法。甚至在所谓“军阀时期”高峰期的1926年，全国的监狱改革也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在中国四处调查的治外法权委员会，在对一些省份的法庭、监狱和拘留所进行调查后，代表十三个国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该委员会非常满意地总结说，如果政府能采取更多的改进措施，那么外国势力或许应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

有一些档案从前不开放给历史学家，最近的一些研究在引用这些档案的基础上，却描绘了一个相似的画面：在军事政变和议会政治的混乱表象之下，伴随清末新政出现的文职机构往往仍旧有效地运作着，整个20世纪上半叶它们都格外活跃。譬如，在1928年张作霖死之前，尽管东北三省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却赋予政府机构相当大的自主权力，一些政府官员大力推进财政和行政改革，沈阳高等法院强力实行北洋政府司法部推行的刑法理念和行政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即使军事派系间的权力平衡经常变动，江苏政府官员在1927年前仍以北京政府机构马首是瞻。虽然司法管理受到政治动荡、军事对峙和财政困难的影响，江苏的地方和省级当权者，还是尽力以始自晚清的监狱改革运动为基础，继续实行改革。即使监狱改革不曾实现任何期望的目标，但1937年之前，它们仍按照与欧洲民主国家相同的原则运作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几代监狱改革家的努力。共产主义在1949年取得胜利，随之而来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宣传，将民国监狱描绘成用以对付被剥削的农民和革命领导人的中世纪刑讯室。[20]

民国政府内阁的不稳定性也是颇受关注的方面，但在最高政治任命层级之下的人事任免却保持着连续性。康德利夫（J.B.Condliffe）在1932年观察到：“在目睹太多的战争和叛乱后，人们很容易忘记大部分行政官员和公职人员仍在默默地工作。他们的权力随着时间流逝不断累积。这些训练有素的公务员，与一个足够定期支付薪水的国家财政，是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很好因素。”[21]
他的观点被我们对司法部的研究充分证实：仅举一个例子说明，1912年后北京模范监狱的主管王元增，担任1932年至“二战”结束前监狱部门的负责人。国民党任用很多在前任政府服务过的公务员，保证了人事、监狱规章制度、监狱行政机构、公务员考试制度、等级制度和监狱官员的薪水标准上的长期连续性。清末以来一直实行的刑法原则一直被采用，并无重大变动。[22]

有人可能认为司法部只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其实，政府的其他方面同样显示了建立庞大行政机构的成功。朱莉·施特劳斯（Julia Strauss）书名贴切的《弱政体中的强机构》一书说明，即使限制在1927至1940年，中外盐务稽核所、财政部和外交部非但不是贪污腐败和无用的机构，相反还为广泛的国家建设项目提供核心服务，并且惊人地成功和有效；她的研究质疑那些断言贪污腐败、保护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削弱了民国政府之类的简单口号。[23]
雷莎蓓（Elizabeth Remick）也致力于“南京时期”的研究，她使用天津地区和广东省的税收和财政记录，有效地说明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县级政府如何变得越来越重要，并越发有效——即使中央政府本身很孱弱，地方行政官员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却逐渐更有成效；然而她却忽视清末新政，并且重复而非怀疑“军阀时期”这一假设。[24]

第二节　参与性政治

民国时期，政府统治权分散到地方，政权本身并没有呈现分裂的状态。比起军事组织，文职机构更加常见。中央政府虽然孱弱，地方上却比较稳定。同时，政府管理职能在渐进发展，并非毫无条理和组织性。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民国政治就一定具有可参与性。毕竟，传统历史书里耳熟能详的“土豪劣绅”在这种环境中或许更能翻云覆雨，通过压制军阀势力，使中央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更加肆无忌惮。举例来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写道，因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攫取权力的“土豪劣绅”不可避免地引发“革命”——所有这些结论都是基于1940至1942年日本官员对其控制和殖民的六个村庄所进行的调查。[25]
本节将表明，民国政府也许不是参与性政治的一个标杆，但在1949年之前，民国民主政治所能达到的程度，仍是空前的。

一、选举和民主

毋庸置疑，“革命史”的分析框架，常常用以支撑革命观念的历史：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家已经做了大量具体的分析，过分夸大了其实际的重要性。相比之下，人权、政治多元主义、代议制和宪政的提倡者，直到最近才在民国历史的研究中得到认真对待。更进一步，由于一般人受到的教育，是必须把1927至1949年看作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权力争夺的时期，属于少数党派的自由主义人士和无党派精英只是在过去几十年才得到学术关注。不过正如冯兆基（Edmund Fung）所言，民间的异议者和支持民主改革者应该被视为第三种力量，以明确区别于国家本位的思想家，不论是一般的怀疑论者如严复和梁启超，抑或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追随者如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实际上已建立了一套殖民史学。一旦我们开始关注民国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就会发现存在一个少数却重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传统，但却未能延续下去。[26]

民主并不需要等到“革命”到来后才会出现在现代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主制度要属上海市的参议会，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它并不处在外国人统治之下。伊懋可（Mark Elvin）的研究表明，上海市参议会由具有影响力的商人和官员掌控，他们通常熟悉外国的理念，并且极其现代化，他们还设置了独立的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市参议会承担了各种各样的市政功能，包括修建公路、清除垃圾、街道照明、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同时还要管理警察局和法院，并选举产生法官。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权也在扩大。到1907年，在城市中居住超过五年的公民都具有选举权，条件是他们每年要支付超过10元的地税。[27]
清王朝法院在1906年颁布法令称，国家需要一种能够让普通人发声的宪政政府。在1909年，召集省级议会需要经过双重的程序：首先，一个有170万选民的选区要在县级选举中确认地方代表，接着在这些代表中选举1643名议员，按时在1909年10月到各省会城市开会。县级以下的选举很快就随之进行，并且更加开放：任何识字的男性，只要能每年缴纳相当于一个银圆的赋税就能参与；至1911年止，选出了5000个类似的议会。[28]

1912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举行了更为深层的选举：选民扩大到4000万，共选出30000名代表，这些代表轮流负责选择国民大会和众议院的成员。傅因彻观察到，民国政府在1912年实现了人口比例大约为10%的较为普及的选民代表，日本直到1928年才达到这一比例，印度须到1935年。[29]
民主选举随着宋教仁被刺杀和袁世凯上台（1913-1914）而终止，但民主观念和参与性政治从此根深蒂固地扎根，1918年中国有三分之一的省份举行了省级选举，选民人数稍少一点，约有3600万。

由上可见，联邦制拥护者推动的省级行政架构通常是高度民主的，包括规定选举行政长官的普选权。以湖南为例，宪法草案提交到代表75个县的审查委员会，由选民批准，并在1922年颁布。李木兰（Louise Edwards）最近的研究表明，除了文盲、破产者、鸦片成瘾者、被认定从事不正当职业者以及精神疾病患者，所有21岁以上的公民都被赋予了投票权。浙江省宪法规定，所有20岁以上的公民具有选举权，但排除文盲、无业者和精神疾病患者。四川的文件也同样排斥精神疾病患者和文盲：它将能够阅读宪法文本本身作为识字标准的基准。虽然对识字能力的强调可能将大部分本地人口排除在外，但李木兰构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论证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本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个转变：从强调识字能力作为政治权利基础，发展到认为教育不再是其首要条件这种更为普世的观念。[30]
尽管关于五四运动的文化偶像的论述比比皆是，尤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但在当时上海出版发行并拥有庞大读者群的刊物上，有大量著名评论文章支持民主制度，例如《东方杂志》《太平洋》和《改造》。[31]

虽然支持地方自治的高潮在1923至1924年有所回落，但拥护人权和民主制度的力量却得到有力发展，在随后几十年里成为对国民党专制政治的一种抗议。支持民主、敢于直言的少数人，拥护议会民主制和参与性政治，比如孙科（孙中山的儿子）、罗隆基、张奚若、张君劢、张东荪、周鲸文和邹文海。人权得到上层人士的赞助和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即是由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和蒋介石太太的姐姐——在1932年帮助建立的。尽管六个月后，该机构就在其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后，被迫停止了活动。成立于1941年的民主同盟等少数党派，坚持反对独裁专制，中日战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民主的力量。国内反对派的声音影响很大，以至于整个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得不认真对待：自由主义反对派捍卫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承诺，支持建立党派竞争制度。[32]
如冯兆基公正地评价，仅仅因为自由主义没有成功而忽略这种传统，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33]
二战后，中国的民主声音曾有相当高的国际信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副主席即由中国代表张彭春担任，1948年由他负责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相对来说，国民党本身支持一定程度上的开放。例如，从1929年起，在农村以普选的方式选举村干部的事实常遭人漠视：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访问的大多数北方村庄，每年或至少两年一次或三年一次举行选举，这种选举制“给穷人和绝大多数家庭提供了表达自己政治权利的机会，打破富裕家庭对这些权利的长期垄断”。[34]
据西德尼·甘博观察，1929至1933年，在一些村庄，激烈的选举之后，村庄领袖每年都会轮换。国民代表大会也实行选举，500名代表齐聚南京，评判政府报告，批准临时宪法：连常批评政府的《北伐捷报》也相信，即使执政党的地方委员会详细审查了各县提交上来的名单，但引人注目的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选举，“并没有受到不正当影响的任何迹象”。[35]
以满洲为例，选举在58个选区中的54个里面由165个组织举行，如农业协会、工业协会、商会、教育机构、职业协会和党组织各选举3名代表，包括一名纺织厂经理和一个大学教授。北京有102000个选民，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协会。[36]

1938年年初，国民党创建的国民参政会，旨在“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1941年参政会经历民主变革，成员数量增加到240名，其中102名由选举产生。正如当时的评论所言，选举产生的代表充分运用他们的权利，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取详细报告，有权质询他们，并可以对特定事务进行调查；其批评意见被形容为“活跃而直率的”。[37]

虽然国民参政会成员的遴选必须由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因而权力被严格限制，但它仍迫使政府不得不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成为立宪运动的活跃场所。[38]

1935年，政府也开始准备举行国民大会议员选举，以正式通过中华民国的宪法。宪法草案由立法院准备，在1936年5月5日颁布。在此之前，宪法专家、公共团体、市民组织和新闻出版界，提出建议并进行了六次具体修订。1936年如期举行选举，组织国民大会，不过因1937年战争的爆发，国民大会未能召开。194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成员缺席的情况下，国民大会终于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出席代表达到1400人，大会正式批准了一部详尽阐述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这次大会代表人数规模之大，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很罕见。大会满怀热情地践行言论自由，允许表达各种不满的言论。这次大会选举了有影响力的人物李宗仁为副总统，他能够吸引自由主义政治家，这直接冒犯了蒋介石。[39]
乔治·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将军，作为特别全权公使密切关注这次大会。他总结说这一法律文件是“一部民主的宪法”。[40]
它保障了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组织和集会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和通信秘密不被侵犯的自由，同时还包括选举和请愿在内的政治权利。尽管注意到数项权利被一系列削弱它们的宪法条款严重限制，但托马斯·格雷夫（Thomas E.Greiff）曾说，“如果这些权利得到完全有效的实行，1946年宪法就与至今存在的国际条款保持完全一致。”[41]
不过从整体上看，国民大会政治参与的程度很高，这激励卡尔·克劳（Carl Crow）在1944年写下这句话：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将把民主之光带给东亚百万人民的国家”。[42]
事后看来，这个评价可能显得相当幼稚，但克劳在中国居住三十多年期间，密切关注中国的政治进程，且他能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发表演说。然而他无法预见的是，这微弱却充满希望的自由主义传统，会因1946至1949年内战的结局被扼杀。

二、现代报刊

傅因彻指出，印刷机是推动民主的有力工具，它被民国中央或地方政府控制的可能性极小。[43]
因为中国的国家政治架构，让读者有充足的机会去接触那些鼓吹革命、反对清王朝统治的作者，因此改良主义和具有革命倾向的报刊在晚清蓬勃发展。到1907年，已有超过一百种报纸在市面上流通。1911年后，日报、周刊以及月刊已远远超过一千种，它们通常在外国租界和治外法权保护下的通商口岸出版发行。从革命小册子——如邹容的《革命军》，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之类的代表性杂志，关于这些出版物的政治倾向，许多历史学家已写过很多文章。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技术类和专业类刊物公开出版，如《数学与科学》《矿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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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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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协会杂志》《金融期刊》《农业与商业》《中国药剂师》《中国航空》以及《中国兵器》。[44]
这些刊物通常由高效的邮政系统帮助完成发行工作：早在1908年，邮政系统就投递了将近3600万件“报纸和出版物”。这一数据在随后几十年中急剧增长，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910种报纸在中国出版，涵盖16种语言，包括阿拉伯文、藏文和俄文。一些报纸声称其发行量达到甚至超过15万份。并且，像黎安友提到的，其中很多报纸注定献身于这样一种事业：所载言论大多是有争辩性的，对民国中央政府也持激烈批评的态度。[45]

这些出版物是印刷文化得以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者鼓舞和支持了关于民主的辩论。其中许多是由对参与性政治感兴趣的专业组织和志愿机构出版发行的。[46]
略举几例，有十多种刊物会定期讨论人权、刑事政策、刑法、死刑和一般性的行政结构改革，这些刊物都是由小型的狱吏团体或监狱学专业协会创办的。国民党执政两年后，李世杰在《监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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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文章反对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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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是，处决共产党员李大钊的是军政当局而非民政当局，这对法治缺乏应有的尊重。[47]
除了这些期刊，政府机构也提供大量官方统计数据和报告。不过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公众可获取的政府出版物仅限于中国邮局的年度报告和中国海关的年度贸易报告，而两者都处在外国人控制之下。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用中文出版的。然而，从早在1827年就发行的《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开始，就有大量外文报纸在中国出版，这也有益于提升信息传播的数量和质量，包括《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和《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等英文报纸，以及日文、俄文和法文报纸在内，新闻出版业覆盖数种语言，呈现出活跃的状态。[48]
外国记者可以在这个国家自由地漫游，部分本土记者在国外最好的新闻学专业院校受过教育；他们很快从开放的环境中获得裨益，并建立一些新闻院校和专业协会。由此，民国时期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跨国界的交流。一些大众作家如林语堂享誉国际，而外国记者的作品也经常被翻译成中文。[49]

毫无疑问，尽管在整个民国时期，政府干预的程度差异极大，但具有政治攻击性的报纸可能会被勒令关闭，记者也会被捕甚或被处决。譬如在民国初年，由于地方权力分散，许多新出版物不断涌现，又因为得到两位强势地方官员的保护，即便在1936年国民党审查制的高峰时期，西安的出版人也能自由地批评蒋介石。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虽已正确地指出，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是受到限制的，但我们不禁要怀疑，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哪个国家的传媒业能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50]
与德国和俄国这样的国家相比，由于政治权力处在分散的状况，编辑和作者总是能够寻求到治外法权或政治上的庇护，比如上海的外国租界和对中央政府持批评立场的地方长官控制下的城市，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量的出版物都是相当开放的。1949年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报纸《大公报》，就经常刊登痛责蒋介石的评论文章，并且鼓吹出版自由，声援政治反对派。[51]
斯诺不仅能去延安拜访毛泽东，而且他支持共产党的宣传作品被翻译和传播到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即使民国的审查制度经常蛮横无理、反复无常，但在1949年之前，突破统治集团限定范围发表政治言论的机会，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多的。

三、商会

谁会阅读这些报纸和刊物呢？傅因彻强调，很多出版物发行量很少超过一万份。但他同时也认为，商会的存在使得教育工作者、商人、艺术家和农民能够进行公开的辩论，因为这些商会的读者通过讨论和聚会将他们的知识传播给其他人。即使议会制在1914年遭到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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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商会仍坚持为讨论地方政治提供场所。[52]
例如在上海，据兴鑫纺织厂一个工人陈述，工厂工人对政治很有热情：“厂里几乎每一个人都读报”，而那些不能读报的工人则从其他人那里获取信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每天为儿子买一份报纸，她的儿子可以读给她听并向她解释，因为她希望他“理解社会和当下的政治状况”。人力车夫中，50%的人通过读报来紧跟时事。[53]

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与机构，无论是规模庞大的商会，还是非正式的慈善团体，其数量急剧增长，大大有利于民国政治的多样化发展。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都没有如此多的自愿组织活跃于政府部门之外。事实上，19世纪中期以后，地方精英的自治权就加强了，因为中央政府的行政范围仅仅局限于极小部分：这给地方社会团体留下极大的自由空间来自我管理，专家和商人经营管理着数目可观的市政项目，包括建立消防队、慈善会馆、轮渡码头、自来水系统。[54]
但是，公开的政治组织是不被鼓励的，超过十个学生的集会都会被禁止。然而，1895年清政府被日本击败之后，倡导现代化道路的知识精英创建的学会，在中心城市和南方省份迅速发展。类似于前革命时代法国的知识分子组织，他们出版论战文章，翻译国外报纸上的时事报道，发表有教育意义的制度改革和知识创新的文章。到1909年，致力于推动改革的学会大约有723个，[55]
而这一数字在民国时期急剧增长，1946年已达到1200个。[56]
其他机构也蓬勃发展：从1902年开始，很多商会纷纷成立，到清朝灭亡时增长到794个，有将近20万会员。[57]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自治组织和市民团体进一步增多。例如，当天津要组织召开一个大型会议时，其委员会涵盖的代表形形色色，甚至在组织上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十人小组、人民联盟、商会、省议会、教会全国救济会、渔业行会、反毒品组织、伐木工人同业公会、土特产品调查协会、钢铁工人同业公会、纸业协会、挑水工人同业公会、妇女爱国组织、湿地农民同业工会、棉花协会、基督教会、纺纱工人和染布工人同业公会、广东会馆、闽粤会馆、人民工业组织、大麻卷烟工人同业公会、银行家协会、钱业商人行会，等等。[58]

寺庙、餐馆、茶馆、公园、妓院、澡堂和戏院遍布民国的城市，它们是政治辩论的适宜场所：拥有共同利益的普通民众聚集起来抗议糟糕的水电供应服务，讨论政府政策，以及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城墙成为书写的所在，人们用粉笔在上面潦草地写下与政治相关的消息。宣传单在大街上分发出去，或被从戏院阳台上抛撒下来。[59]
这些非正式集会，通常会发展成更正式的、有组织的协会、社团或组织；他们虽然受到许多资格审查、规定和限制条件的束缚，但全都斗志昂扬为聚众集会的权利辩护，包括游说高级官员，有时也进行对抗性的游行示威。史谦德（David Strand）曾如此描述当时的北京：“政客与军阀们贿赂和恐吓议员，控制选举，从国家权力顶层摆脱了民众参与的束缚，但在地方层级，在社团、政治小组和街头，却无法禁止公民参与政治生活。”[60]
一些社会组织可能比体制内的同行影响力更大，如地方商会、劳工联盟和学生团体，以及很多朝着全国性组织发展整合的团体。虽然关于普通民众的政治活动已有大量档案记载，如他们甘愿挑战雇主、警察、政客和军队领导人，但也有很多人意识到，人们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确保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安定。简而言之，政治整合是自下而上的，因为非官方的社团已为夯实国家根基做出了贡献：“正如植物都喜欢向着阳光生长一样，现代中国的民间组织与机构也都朝着获取政治权力的方向发展。”[61]

民国时期，在县一级也出现了参与式社会团体数量激增的现象。即使有很多融入了新建立的政府机构，不过用罗伯特·卡尔普（Robert Culp）的话说，他们也避免了“在遭受政府控制与自治独立两极之间的游移”。对于这种分散的政治权力，卡尔普进一步指出，经济多样化促进了县级经营管理组织的迅速扩张，他们通常是在中央政府提出的广泛框架之内运作。简言之，地方政治既没有局限于政府权力的控制范围，也没有限制在地区性的权力下放上。例如在浙江兰溪，一些小社团通过建造和经营学校，不断扩大民事活动的范围，这样就可以在国家权力范围之外提高基础教育设施。[62]
樊德雯（Elizabeth VanderVen）也阐述过，由于乡村社区创造性地汇聚资源以落实政府的教育改革政策，数以百计的现代化小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国家并没有为乡村学校提供资金，但确实帮助乡村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解决争端。[63]

1911年后，国际性的组织也开始在公共生活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譬如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YMCA），不仅实行一系列需要不断与地方社团和中央政府打交道的慈善服务，还引进一些有助于促进政治多元化的管理方式。[64]
小到农村委员会，大到国际机构的民间社团，丰富了社会生活，提高了社会服务水平，对形成有活力的城市环境功不可没。这实实在在地说明了：政治权力下移并不意味着政治分裂，而是在乡村、省级和国际层面形成政治互动。

四、司法改革

20世纪上半叶，法律领域的巨大变化很容易被忽略。正如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在一篇研究“法律”意义的开创性文章中指出的，在帝国时期，大量法令、条例和契约，由没有任何个体自由观念的皇帝强制实行，决策权与执行权并没有分离。在帝国时期，国家与个体之间有何种法律关系这一问题从来就不存在。正是因为没有成文法（positive law），从君主意志出发的行政准则，才会贯彻一种道德秩序、礼制以及圣旨。[65]
成文法从原则上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直到1900年后，它才被采纳。法制改革运动肇始于清末新政，当时清廷设立法部，建立独立的终审机关大理院，创立新型的现代法院系统，同时废除肉刑，构建现代监狱体系，拟定刑法、商法和民法，并起草宪法。清廷于1904年奏准颁布了《公司法》，这并不比英国和德国于19世纪60年代实行同类法典晚多久。1911年之后，法官的独立性在理论上有了保障，而政府的行政和司法职能正式分离，刑法做了普遍修改，并被强制实行。民法内容不断丰富，最终在1929年颁布了《民法典》；1935年，一部新的《刑法》开始生效。从以上可以看出，政府持续致力于司法改革是受到了他国模式的极大激励。[66]

在政府最高层，法制改革和司法独立是要追求的目标，即使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里，也是如此。1930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的居正被蒋介石囚禁，但1932到1948年他担任民国司法院院长，这说明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国民党的。虽然薪水低，国民党的干预又使他的一些努力付之东流，但通过司法改革，他推动了治外法权的废除。在其他层面，法治也被高度重视。不论是国际上备受尊敬的律师、法学家，如1917至1927年曾任法律编纂委员会会长的王宠惠；还是很多在国外受过教育而被任命为现代法院的法官，如1936至1949年成为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郑天锡；又或者是众多法官、行政长官、监狱主管，以及在国外高级教育机构或在1906年后遍布中国的法律院校受训的检察官。[67]
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在法律期刊上发表文章，或者参与自治组织来捍卫法治。他们毫不吝惜暴露司法上的缺陷，比如在正值国民党权力顶峰的1935年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司法会议上，在数以百计的改革提案中，集中曝光了监狱改革出现的弊端、司法独立和司法管理等问题。事实上，在1949年前，法制改革的进程一直未曾衰退。[68]

劳达一（Laszlo Ladany）曾指出，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数十年里，“最好的律师被召唤，他们不仅起草宪法，而且制定出涵盖生活中适用的各种法律。这种持久的努力肇始于清末新政改革，并在动荡与分裂的民国时期得以延续。”[69]
虽然法律上确实存在含混其词和不明确的地方，但是梅瑞迪斯·吉尔帕特里克（Meredith Gilpatrick）在一项对国民党统治时期法律地位的详细研究中指出，由于社会与政治的急剧变化，以及翻译现代法律术语的巨大困难，在大部分情况下，上述结果都是可以预料的，“在国民党统治的1926到1946年，各项法律分类清晰明确，与受过良好职业训练的律师和法官制定的别无二致”。[70]
由于司法实践的惯例做法与法律理论的概念存在很多不一致，民国时期或许并没有实现“法治”，但不间断的法律改革，成熟法典的编纂，以及广泛应用的专业法律知识，是整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下面两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和思想的自由流动。

第三章　开放的疆界

翻阅冷战时期研究现代中国的一些二手文献，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民国时期，只有一小部分幸运儿能走出国门，且主要是学生和商人。他们回国后，通常成了“不合群的”或“无根的世界主义者”。[1]
然而，本章前半部分将会使用近期的研究成果论证，来自各行各业、跨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是如何热衷于自身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他们出入国境，获得独特的全球视野，如在印度尼西亚当了几十年劳工后回到家乡的移民，一战结束后从欧洲遣返回国的士兵，还有在国外工作多年退休后回到租界居住的外交官。人们出入境的交往是双向的，本章第二部分将展现外国人社群如何深深嵌入民国社会生活的结构中。以前，这些外国人社群的形象常常是负面的。实际上，他们人数可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且常常颇具规模，这有助于促进多元化的环境，而民国时代也会从中获益。

第一节　“中国人”

自1644年建立政权，清朝在其统治的两百多年中，一直禁止百姓到帝国疆域之外的地方活动，虽然这一禁令在实际执行上差强人意，但依然很少有人离开这个国度。但在19世纪中期，伴随着奴隶贸易的压榨，成千上万的壮丁——妇女和儿童在迁移上存在很多限制——离开中国。作为契约劳工，他们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如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殖民地种植园，或在美国修铁路，在南非挖矿。直到1893年，清政府的移民限令才废除，作为大清帝国子民移居国外的权利才被认可，至此工人才能够带着家眷一起出国了。到1911年清朝灭亡之时，至少有1000万中国移民定居海外。[2]

并非所有移民的生活都极度贫困。在19世纪契约劳工人数还没有激增之前，一些移民社区业已建立。譬如在东南亚，许多富有的成功商人被殖民当局征召为头领，承担所在社区的治理任务、公共事务和慈善事业。同时，他们作为大型殖民地种植园或矿场的经营者，也要发展本地的经济。这些商人不仅引进外国管理模式，而且充分利用殖民政权提供的教育便利，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荷兰、法国及英国的学校，许多人掌握两种语言。不论殖民当局是支持同化（像在菲律宾，西班牙人的政策就允许嫁给外国男人的本地妇女保持天主教信仰，组建混血家庭），还是相反更喜欢种族隔离（像在爪哇，荷兰统治者将移民社区与本地精英隔离开来），对于来自中国寄居者的生存与发展来说，适应能力是关键。一些移民社区全部都是男性，他们通过民间宗教活动加强社会凝聚力，以达到更为广泛的认同，从而进一步从他们的家乡征召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不过，随着1893年清政府取消移民禁令，这种形式的移民链不再占主导地位。另外，1893年之前，在一些地方男性移民可以与当地妇女通婚，譬如爪哇和马六甲的土生华人，而家族社区也存在于这些地方，以确保他们的男性后代能够熟练地掌握方言口语，维持与中国商贸的联系。

不管怎么说，移民融入新环境会带来文化的多样化。然而不论是在移民群体居住的国家还是在中国，这种多样化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需要相吻合却并非易事。“华侨”“海外居民”或者“海外华人”这些特定概念，是在19世纪末引入中国的，当时是作为向清王朝寻求庇护的一种手段，以便获取财富和权力对抗外国势力，并将当时与大清帝国持不同立场的分散社群联合起来，投入到民族复兴的斗争中。另外，从1882年美国的“排华法案”和1901年澳大利亚的“移民法案”可以看到，寄居社群和移民个体成为宗主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靶子。随着东南亚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海外华人”被描绘成顽固抵抗、不与其他更广泛的社区融合的“第五纵队”：“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这句俗语高度体现了这种信念。[3]

然而，大量证据显示，被贴上“海外华人”标签的个体和社群，其历史和身份认同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进入或移出中华民国的方式是明显不同的，而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伍连德（Ng Lean-Tuck，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Wu Lien-teh）1879年出生于槟榔屿，被送到殖民地的英文学校学习，并获得女王奖学金，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专业。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个外国人，某种意义上，就像尼赫鲁（Nehru）之于印度一样。在他决定接受英国外交部的任命，于1910年冬去满洲帮助抵御流行瘟疫后，他不得不去“发现中国”和学习中文。在中国他一直很活跃，1912年帮助建立了“满洲瘟疫预防服务中心”，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现代医疗服务体系，包括医院、实验室和研究机构。[4]

伍连德并不是孤例。林文庆（Lim Boon Keng）博士是在新加坡出生的第三代土生华人，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专业，后来成为英治时期新加坡立法院的华人议员。同时他还是土生华人英国联合会的创建人，1918年大英帝国勋章的获得者。1921年至1937年他还担任过厦门大学的校长。他在成年以后才学习中文，虽然他对变革中国充满热情，但从未忘怀作为一个“国王的华人”（King’s Chinese）的骄傲。这些例子并非孤证，因为很多土生华人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华民国保持密切的联系。[5]
他们多半是土生华人，利用英国当局提供的教育机会在马六甲和新加坡的行政和市政部门任职：他们公开表达对英国政府的忠诚，被称为“国王的华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型社区，他们通常能讲三种语言，可以和中国人、马来人和英国人对话，充当跨越大陆的桥头堡。他们自己的语言是峇峇语（Baba Malay），一种夹杂着福建词汇的马来方言。随着英国结束殖民统治，这种语言也开始消失。因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民族主义不可阻挡地向土生华人施加压力，使他们同化到“中华”文化的主流当中，放弃使用马来文。

如上所述，“海外华人”这个概念充满疑义。与此相似的是，当我们讨论“世界主义者”一词时，也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人被描绘成“中国人”，但他们自己并无多大愿望想要与中国发生关联。而且，他们本身构成了不同类型的全球联系的网络。宋旺相（Song Ong Siang，1871-194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第四代新加坡人，祖籍马六甲，毕业于剑桥大学唐宁学院，是一个专业的律师，并作为新加坡立法会的成员致力于推动地方权利。虽然他被描述成第一个获得大英帝国爵士头衔的“中国人”，但他和一切与中国人有关的东西都保持距离，并公开宣称向大英帝国效忠。他也是亲英派，终其一生相信是英国为新加坡带来了繁荣。[6]
另外，在东南亚极其混杂的人群中，一些移民仅仅是在返回中国之前在外漂泊数年。陈嘉庚（Tan Kah Kee，1874-1961）的故事能够说明这一点。他出生在厦门，16岁时移民新加坡，发了财，被人们称为“马来亚的亨利·福特”。他捐了一大笔钱给家乡，包括给1921年建立的厦门大学提供财政支持，直到1937年厦大被政府接管为止。

本节目前主要集中讨论了那些相对而言享有特权的移民，但实际上，在出国的潮流中也有普通农民的身影，而这主要归功于轮船。到19世纪80年代，一个劳工花三个多银圆就能够从厦门到马尼拉，所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商船来往于福建港口。[7]
在19世纪90年代初，也有数以千计的人去新加坡和曼谷，特别是在中国的农历新年后，通常有一个客流高峰出现。[8]
轮船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旅行，还为货物的流动创造了便利条件。本书最后一章将提到：在19世纪末之前，广州本土的学者注意到，苦力和女仆会从香港带来一些摩登用品，其中一些人还学会用英语讨生活，这令他们感到诧异，也打破了所有关于“下层民众”的偏见。[9]

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数百万的贫穷工人曾离乡背井。1893年清政府撤销移民禁令之后，许多人又回到家乡。在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时，遇到有出国经验的普通工人是稀松平常的事。譬如谢福芸（Lady Hosie）就曾在轮船上遇到几个为法国劳务团工作的旅客（从北京输送劳工到法国，为法国抵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提供军事帮助），他们将一张欧洲的地图铺在木甲板上，重温记忆中的路线。[10]
由于绝大部分工人回到祖籍地，使得即使是相当小的地方，也能成为与世界流行趋势紧密联系的现代化小岛。例如广西省最重要的出口港之一梧州，很多移民就是从那里被运输到英属海峡殖民地、爪哇和苏门答腊岛的，他们大多定期把钱寄回他们的家乡。[11]
在广东省，许多台山人移民到美国，他们一回国，就会修造现代化的房屋，建立现代化的学校，并且逐渐把当地改造成一个“模范县”。[12]
较为富裕的移民是一个数量庞大的阶层，他们遍布闽南地区。正如1904年一个英国商业代表在报告中所说，他们“过着一种准西方式的生活，有时甚至住着半西式的房子”。他补充说，在厦门，80%的家庭有一些亲戚在海外工作，而且很多在厦门对面的小岛鼓浪屿外国租借区购置了舒适的寓所。[13]

几十年后，陈达在福建和广东的小村落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社会学调查，更深层地凸显了从数小时路程之外的大城市返乡的移民给家乡带来的变化。[14]
返乡的移民常被看成是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会给自家建造带阳台的三层洋楼。[15]
在祖籍地建造一栋现代化的房子，会被看作是经济成功最重要的有形证明。在农村，房产是人民炫耀新财富的资本。在闽南和粤东，赚了钱的移民返乡后，在那里旅行的人经常会看到乡间铺张奢华、被称作“洋房”的建筑。这些所谓的“洋房”处处散发着欧洲或美国房屋风格的气息。[16]
不论是马来的绒布帽、巴拿马草帽、无线电、橘子汁和咖啡，抑或是现代药品和沙发，外国的影响力普遍辐射到村子周围的地区。当然，并非所有移民都会返回中国，也并非所有返乡的移民都是成功的——一些人觉得很难找到工作，而且很难再重新适应他们从前生活的环境了。[17]
我们也需要记住这点：移民的数量仅占中国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大多来自数量有限的沿海省份的村落和县。然而，在1929至1941年，他们每年的汇款金额平均可达8000万到1亿美元，完全足够抵消这个国家巨额的国际收支赤字。[18]

在所有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讨论中，香港是需要特别提到的一个地方。[19]
1893年之前与1949年之后，香港是大陆难民逃难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在这两个年份之间的五十多年时间里，移民浪潮发生了显著的逆转。伍廷芳（Ng Choy），1842年出生于新加坡，在香港接受英文教育，从圣保罗书院毕业，被录取到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并在1877年成为第一个具有出庭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他在1882年担任重要政治家李鸿章的法律顾问，接下来的几十年都致力于法律改革、铁路建设和现代学校的建立，包括天津大学（时称北洋学堂），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在1897到1902年出任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公使，1922年逝于广东省长任上。在香港，其他一些精英会选择跨越边界去大陆工作，如黄圣（Wong Shing），他是莫里森英华学校的学生，1847年在美国学习，早于大陆官派学生很多年。何启（Ho Kai）是伍廷芳的小舅子，他先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之后获得英国的医学博士和出庭律师资格。他曾为英文报纸《德臣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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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改革主义的文章，并且与胡礼垣合作，将他的文章改写成中文并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发表。

这一代的英属海外公民一般接受英文教育，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何东爵士（Sir Robert Ho Tung），香港当时最重要的富豪和国际知名的慈善家，也曾在广东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而更为普遍的是，很多从香港英华学校出来的男孩，都被中国大陆最早的现代公立学校招收为学生。接受政府资助的香港学校面向各个阶层的学生开放，并且多以中国人为主，即便校长是英国人。年复一年，皇仁书院毕业的学生，在北京的海关学院或天津医学院等中国最好的学院里获得高级职位，他们通常占据所有职位的一半以上。他们此后的事业也以中国大陆为中心，譬如皇仁书院的毕业生在清末民初继续占据着重要职位。民国初年产生的内阁中，至少有三位部长是香港学校的毕业生，伍廷芳就是其一。其他人则陆续成为总领事、银行家、铁路局董事、矿场经理和现代农场主，以及现代学院的校长，他们带来了双语教学和现代化的教育。[20]

不过，拥有全球化视野和双语背景的，不仅仅是海外华人和香港华人。企业律师保罗·克拉瓦斯（Paul D.Cravath）交游广泛，他曾指出，20世纪30年代，在政府层面，英语的普及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在南京，“我曾与这样一些外国人交往过，他们的言谈和思想看起来与国内那些人几乎毫无区别。欧洲大陆也绝对没有一个首都拥有如此多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政府职员”。[21]
如金斯利·博尔顿（Kingsley Bolton）所展示的，英语文化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欣欣向荣地发展，虽然在关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这一点几乎完全被遗忘。以林语堂（1895-1976）为例，他是福建省一个地方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在中学时期接受中文和英文的双语教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期间，他广泛阅读进化论、人类学、历史和神学方面的论著，毕业七年之后在德国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林语堂在1936年移居纽约，创作小说、戏剧、游记和从事英文翻译，其中许多著作广受欢迎，他本人被称为“中国的爱默生”，可以说是20世纪用英文写作最多产的中国作家。[22]

林语堂移居美国之前，曾为两份英文报纸——《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和《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供稿。这两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刊的卓越之处在于，它们是由通晓中英文的中国人用英文写给懂中英文的中国人看的，拥有一个国际化的读者群。温源宁，剑桥大学毕业生，《天下月刊》编辑委员会成员，执教于北京大学，之后成为驻希腊大使。编辑委员会的另一个成员吴经熊，或称约翰·吴，在密歇根大学接受了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是《天下月刊》编辑委员会最有才华的成员之一，他在1927年成为一名法官和立法院的成员，还是1936年新的全国宪法草案初稿的作者（本书第二章已经提及）。当时立法院的主席，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也是这个编辑委员会的一员，他曾说：“文化怎样才能一直维持一种门户开放的姿态，只有一个条件能符合——谦虚学习。”[23]
所有周刊的供稿者都是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外国人如哈罗德·阿克逊（Harold Acton）、博克塞（C.R.Boxer）、项美丽（Emily Hahn）、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和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均以大量的原创文章支持和促进这种精神。

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当时上海的知识分子基本可以分为三个群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教育背景，一类是在英国、美国，或是在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这类大学受教育的“英语群体”，一类是指在上海震旦大学受教育的“法德群体”，另一类是在日本学习的“日语群体”——无论属于哪个群体，这些人都熟知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参与到全球性的对话中。这些关联也存在于上海知识分子圈子之外。最好的例子，就是由传教士家庭在内陆地区收养的当地儿童编织的复杂关系。比如金韵梅，她出生在宁波，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在日本和美国受教育，并在1885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医学学位的中国女性。又如石美玉（Mary Stone），她虽然有一个英文名字，却是一个九江本地女孩，她在九江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创办的女子学校学习，后在密歇根大学念医学专业，并于1896年毕业。康爱德（Kang Cheng，亦称康成）是昊格矩的养女，也于1896年从密歇根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她与石美玉一起，在同一年回到中国，于当年在九江建立了但福医院。[24]

第二节　“外国人”

1919年，在中国官方登记居留的外国人超过35万，其中很多可能是住在中国的边境小镇上。在偏远省会城市兰州的街上，你可能碰到来自土耳其斯坦、蒙古、西伯利亚、印度的商人，这里远离像上海和天津那样熙熙攘攘、忙忙乱乱的沿海大都市，却充满了生命活力和激情。[25]
然而八十年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中，登记在案的外国人仅仅只有30万，比1995年从波斯尼亚逃亡到德国的难民人数都要少。1949年以前，外国社区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欧洲国家在大使馆之外保留了一系列的领事馆。1913年，仅德国就配备了一个总领事馆和16个领事，像荷兰这样较小的国家也有9个。而今天，很多大国仅仅保留两个，一般是上海一个，广州一个。[26]
在航空费用昂贵的民国时期，在美国、欧洲和中国之间就已有直飞的航班，这是一个被轻率忽略掉的事实。如荷兰皇家航空公司（KLM），不仅是二战后第一家向美国开放横跨大西洋服务的欧洲大陆航空公司，也是第一个飞向远东的航空公司，其目的地就包括中国在内。1999年当它重开飞往上海的航线时，竟被称为“首航”。这个引人注目的对照，凸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在1911到1949年，边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开放着。

在清朝消亡之后，定居中国的外国人数量增长得更为明显：1914年，外国人口达到将近165000，到1918年急剧增长到245000，一年之后达到350000以上，其中一半是日本人，也有将近148000个俄国人，13200个英国人，6700个美国人和4400个法国人。[27]
这些社群在清政府垮台之前就得以立足，像上海和天津这样的通商口岸，自1839至1842年和1858至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后，就建立起外国控制下的租界。外国居民接受他们自己法庭的治外法权的管治，他们能够在通商口岸购置土地和房屋，到中国内地自由地游历经商；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之后，他们能够建立工厂和经营工作坊。这些通商口岸和外国租界，并非由对伦敦、巴黎、柏林或东京最终负责的殖民地公职机构治理，而是由外国居民建立的市政委员会管治。对各自政府负责的外国领事和外国军队，在通商口岸的确存在，但他们并没有控制市政委员会。

然而，自治法权并不总是外国社区所追求的，一些通商口岸发展成令人惊叹的商贸城市，如上海，但其他的口岸如宜昌或北海则仍然停滞不前，不论外国特权是否存在都是这样。另外，像1907年开埠的南宁，1915年开埠的浦口，1922年开埠的徐州，都是中国单边开放对外贸易的港口，却没有得到外国商人的青睐。[28]
此外，到1914年，29个租界中至少有10个仅仅存在于纸面上，而且当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的租界在一战后被解除，租界总数更进一步减少了5个。同时，英国和比利时在1925至1931年，放弃了包括汉口在内的5个租界。这样，虽然全球化快速发展，治外法权却在民国时期逐渐衰退。甚至外国移民渐渐失去特权之时，他们的人口却持续增长：比如汉口，19世纪90年代只有屈指可数的外国人匿迹于此，但到二战后，很多不同国籍的外国人聚居在这个城市。[29]
除此之外，在其他没有租界或外国人聚居区的城市，本地人与外国人杂居在一起，如1927到1949年作为首都的南京就是一个例子。

外国炮舰巡查长江的故事、外国罪犯对治外法权的滥用和外国社群普遍的种族偏见，已成为“常识”，更不用说军事部队的存在、外交特权和法律权利。而外国移民为中华民国融入一个更广阔的国际环境所做出的贡献，依然有待评估。如外国企业供养了租界和聚居区，地方税收和外国投资使得大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能与国际上最好的相提并论，从污水管道系统、港口设施、通讯网络、保险业务到医院、银行和学校。另外，外国人在土地、工业和商业方面的投资非常显著，1932年，法国的这类投资接近2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全部海外投资总额的5%左右。这可能看起来很少，但按比例，它比21世纪初法国向中国的投资总额超出10倍。[30]

大多数本地人学会了使用现代设备、新技术、会计方法和银行制度，不是因为民国政府开展的经济复苏计划，而是在租界和治外法权下的外国企业使其成为可能。不管外国人社区的出现多么令民族主义精英们反感，它们在地方社会总是一股开风气的有效力量，毕竟，能够付得起全程路费去日本、欧洲和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寥寥无几。但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许多人能够通过生活和工作，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某一个外国租界和聚居区，获取大量现代工业和现代管理的知识。事后看来，上海和天津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国际租界，这必然构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化传播，相当于将整个大都会——从摩天大楼和百货公司到铺路板和上下推拉窗——从欧洲移植到中国。如果没有治外法权的庇护，使得商业活动不受当地政府管辖，那么这种移植发生的可能性，至少在初始就微乎其微——证据是大多数成功的本土企业是建在外国租界，而并非在当地城市，并且通常是与外国人合作来保障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举个具体的例子，香农·布朗（Shannon Brown）说，大豆加工生产新技术的传播在1895年前并不成功，这不是因为任何现代技术与当地情况先天不相容，而是因为当地商人和政府官员将其视为一种威胁，并结成强大的联盟阻止改革创新。1895年之后，《马关条约》赋予了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建立工厂的合法权力，新技术的使用在外国和本地的工厂都被迅速推广。[31]
如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在他对中国的外国工厂的研究中指出，“既然无法进行定量分析，那么从长远看，外国制造业最重要的（和大致上并非有意为之的）作用可能是以机械机器、专门技术、组织结构的形式将现代工业技艺传到中国。”[32]

到目前为止，最憎恶外国在华存在的，来自中国政府自身内部。如上所述，好几个之前由北京控制，之后由南京控制的政府部门，其大部分职位都被外国人占据，特别是海关总署、邮政局和盐务局。前一章已经强调，这些部门不仅实质上扩充了中央政府征缴的税收，还在民国时期提供了一种标准，衡量行政的诚信、效率和连续性。将这些部门视作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的机构，这一观点早已被宣判为过度简单化，本书在此并不是为了回顾这些争论；主要是要展现，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时代，由非本国国籍的人员运作大型政府机构——1943年废除——不顾其带来一种格外的时代错置感，这种临时的措施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由外国商人制定，用以征缴清代地方官府无法收到的赋税，到头来促进了一个全球化环境的形成。在这个环境中，很多本地雇员得到培训，学会依照国际高标准记账、管理和行政。简言之，他们促进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工艺和科技的传播，这些技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将一个千年帝国几乎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1863至1908年，赫德（Robert Hart）作为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独掌这个部门的工作。彼时，他开始着手按照英国模式将乡土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即使全部海关税收已经成了因支付1895年《马关条约》所强加的巨额赔款而签订的外国贷款的担保，即使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他仍真诚地（也可以说是天真地）相信，在外国势力和中国国家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冲突。[33]
尽管他宣誓要创建一套“诚实有效率”的海关管理制度，但在他的任期内，没有一个中国职员当上哪怕是帮办的级别，虽然这可能要归因于部分北京的高官和大多数南方省份，特别是广东的教会学校毕业生的反对。然而，1908年海关学院建立之后，以1915年海关的税务部为例，越来越多受过良好训练的毕业生被录用为新员工。在全部1525名不同国籍的内班雇员中（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荷兰、丹麦、葡萄牙、挪威和德国等），这些毕业生大约构成海关内班雇员的80%。大多数肩负领导责任的职位是由外国人担任的，外班员工则主要是由本土雇员组成。此外，在邮政部约有25名外籍雇员，法国人担任总办（正式称呼为“副局长”）。在形式上，他们都是担任政府机构的副职，隶属于邮政部的一个局长。最后，以盐务局为例，在超过5000名的职员中，盐务局的外籍雇员最多时只有四五十名：他们主要在几个盐区担任审计、经理与协理。保守派官员常策略性地利用外国人的存在所带来的压力，以对付地方上的离心势力。[34]

从几乎完全掌控海关总署到在盐务局的存在仅仅有名无实，外国人参与中国事务的范围有大幅度变化。尽管民族主义精英对此疑虑重重，但这已促生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国际化的政府机构，促进管理技能的传播，同时塑造了整个民国时期的现代国家机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甚至延续到1949年之后。此外，政府本身也充分意识到外国人在文化和技术传播上的作用：不论是袁世凯政府还是蒋介石政府，专业人才源源不断地被任用，包括国际联盟的技术人员、日本法律顾问、德国陆军军官、英国建筑工程师、法国邮政人员和美国交通运输专家。仅仅在民国的最初几年，就囊括了一些世界最顶尖的专家顾问，如杰出的国际法理学家有贺长雄（Ariga Nagao），公共管理专家乔治·帕杜（George Padoux，中文名：宝道），铁路财务标准化顾问亨利·卡特·亚当斯（Henry Carter Adams），治外法权研究者亨利·柯德（Henri de Codt），著名政治学家威廉·富兰克林·威洛比（William Franklin Willoughby），法律顾问弗兰克·古德诺（Frank J.Goodnow），以及军事专家坂西利八郎（Banzai Rihachiro）。此外还有许多不太知名的专业人才，从工程师、职员、会计师和律师，到教师和翻译人员，许多外国雇员也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35]

除了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以外，还有哪些外国人居住在通商口岸呢？许多在东南亚旅居的“海外华人”，通常被文学作品描绘成暂时的滞留者，因此，那些在中国出生和已经定居的外国社群就被边缘化了，而他们在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中变成了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大量关于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研究都在强调他们的短暂特性，而忽视许多外国人已在这个国家定居，并扎根于此。当然，很多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很少走出“本国领地”（租界），他们仅仅围绕着自身的生活圈子，与当地居民的联系非常有限。然而，这种“自给自足”的观念显露出对外国租界里多样化的社区带来的复杂生活的无知：孩子们去上学的途中，会偶遇穷人、残疾人、乞丐，也会看到公共卫生机构收走用粗糙布包裹着的婴儿尸体，这虽然罕见却给心灵造成创伤，足以留下持久的印象。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由一个本地保姆照顾，通常学到一些他们父母不懂的本地方言，从而形成长久的感情纽带。如1931年出生于上海的让·巴兹尔（Jean Bazil），他的一生都依赖于宁波出生的基督教徒马德琳（Madeleine），他称其为“我的母亲”。[36]

在外国学者中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传统，就是公正地谴责狭隘自私的所谓的“通商口岸心态”。从20世纪20年代的亚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到罗伯特·毕可思（Robert Bickers）最近的成果，[37]
许多研究者已转而强调外国人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各个移民聚居区有多种多样的经历。[38]
不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可能有的家庭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几代人：对于很多人来说，通商口岸就是家，不论是否与本地人建立起联系。很多定居家庭生养孩子，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被送到海外的学校，因为在中国开办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学校都开设了一些本国课程，一些私立学校也是如此。很多孩子出生于教会家庭或商人家庭，在中国长大；一些人掌握两种语言，与他们的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罗伯特·萨普（Robert Tharp）和他的妻子伊万杰琳（Evangeline）出生于中国的不同地方，一个出生于喜马拉雅山脚，一个出生在蒙古边界。他们在一个海滨疗养地相遇，并一起在凌源的一个小镇上传教，那是罗伯特出生和生活了三十年的地方。二战之后，由于没有任何的身份文件，他们去了美国海岸，在那儿他和妻子被称为“白种中国人”。如果不是1949年共产党执政的话，他们可以带着在中国出生的孩子一直在那个小镇生活。[39]

很多外国人非常熟悉这个国家，并且为这个国家服务。正如费正清所强调的，“通商口岸的公墓埋葬着非常了解中国、在这里生活、在这里逝世的外国人。”[40]
福开森（John C.Ferguson，1866-1945）可能是一个特例，但他的职业生涯确实反映了外国人如何能够扎根中国。他在1887年成为一名教士，主持建立金陵大学，后任南洋公学监院，在1899年经营十份中文报纸，1902年之后担任清朝铁路总公司总顾问长达十年，并编辑《皇家亚洲文会华北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积极赈济灾荒，并成为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中方代表成员之一。此外，他用英文和中文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艺术品的文章，还抽时间搜集了数量可观的中国文物珍品，并将绝大多数的文物藏品捐赠给金陵大学。[41]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卡尔·克劳。他在中国住了26年，会说中文，对这个国家怀有深深的敬意和仰慕。他在很多书中经常提到这些，包括他的《四万万顾客》。[42]
浦爱德（Ida Pruitt）生于山东蓬莱，曾任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主任，该医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部在1917年创建的。由于她从小由奶妈照顾，所以说中文。她的父母都是传教士，而她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奇怪。[43]
赛珍珠也认为她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成长，“一个属于我父母，狭小的、白人的、清洁的、长老会的美国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温馨的、欢乐的、不太干净的中国人的世界”。她又补充说：“这两个世界并不相通。”尽管她自己的作品以及很多人的作品都证明她这种观念是错误的。[44]
因为一大批信件、回忆录和传记显示，很多外国人——从末代皇帝的家庭教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到在武汉工作的贾静如（Innes Jackson）——都与中国人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所以认为传教士和商人总是狭隘和偏执的人是一种成见，并不属实。[45]

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有一部分来自传教士家庭或商人家庭，许多避难者也将中国当作他们的家。在21世纪，“避难者”这个词引发的联想，是从非洲和亚洲移居欧洲及美国海岸带的移民。然而，在民国时期，超过10万欧洲难民最终到达中国，在1917年之后开始有超过80000白俄罗斯人来到中国，接着，从德国、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将近20000人来到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来中国的大多数是贫困的犹太人。他们中一些人获得了中国国籍。[46]
如科斯坦丁·利索夫（Constantin Rissov），他是在哈尔滨长大的白俄罗斯人，完全认同自己的祖国。他在民国和共产党执政时期在中国住了几十年——很长时间是在劳改营中，期间接受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影响。[47]

并非只有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常对中国怀有悲悯的同情心，许多知名旅行者和作家也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并留了下来。由于坚持不懈的宣传，我们对于著名的共产主义同情者如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斯诺所知甚多，但却常常忽视了一个事实——中国是欧洲最杰出的一些学者向往的地方。举一个例子，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是英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的早期职业生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日本和中国的大学里。在此之前，他的助手在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他的房间里发现一个没使用过的避孕套，于是学术之门不再对他敞开。但今天，我们很难看到一个自由主义学者在英国被解雇后，转而去中国寻求庇护。他并非唯一一个在北京大学觅得教职的独具卓见之人。在20世纪30年代，哈罗德·阿克逊以及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侄子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也在中国工作，而奥登（W.H.Auden）和克里斯多福·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也走访了中国。[48]

然而，迄今为止，外国人中最多的还是传教士，他们的很多贡献已经得到长期关注，甚至中国的学者对此也很重视。[49]
1925年，有超过8000个新教教徒和数千名天主教传教士活跃在中国，在传教活动达到高峰之后，紧随而来的是人数上的逐渐回落，其原因在于外国记者加入到地方民族主义者们反教会的批判之中，而本国支持的减少也限制他们在福音布道、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活动。他们的很多项目在当地支持之下得以继续繁荣：13间基督教教会学院和大学，其中包括3间医学院和2间重要的农学院，在1934至1935年拥有6000多名学生；而在中等教育方面，教会支持了260所中学，其招生总数达到50000人。基督教教会大学包括杭州基督教会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基督教会大学、苏州大学和燕京大学，都是二三十年代才创办的，并再次成为当地的领军者，尽管它们的外国背景被置之不理。

高等院校可能一直都聚集在沿海地区的发达城市，但新教教会——还不算天主教教会——早在1919年就遍布中国1704个县中的1604个县。他们很多人说当地方言，与当地人紧密地生活在一起。前面提到过的献身乡村的罗伯特·萨普一家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在凌源的小镇上持续提供捐助达三十年之久，包括为1942至1943年饥荒期间的许多难民提供救助。[50]
许多传教士生活在前线，他们常常被土匪和军队侵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农村情况的认识比南京中央政府更为深刻。[51]

正如费维恺指出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几十年中，传教士活动之所以增长得如此之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与国内改革势力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教育改革和公共卫生方面，不论是城市改革派、先进记者还是专业社会学家，这些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往往都来自教会学校。传教士常走在社会改革的前沿，如1915年建立南京金陵大学，鼓励妇女教育；以金陵大学农学系为代表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以及建立成都的协和传教士学校（华西大学的一部分），它拥有的牙科和医学院是现代医学的象征。反传教士暴动是19世纪的标志，外国政府常用炮舰和军队平定暴动，许多传教士若非残忍嗜杀便是自以为是，他们对此写了很多东西。但在我们关心的这一时期——20世纪前半叶——反基督教暴动是零星的，外国政府也极少再动用军队处理此事，许多传教士对清政府的瓦解很是满意，他们把新建立的民国的宗教自由视为他们自己的事情。[52]

除了传教士的参与，教育方面的建设还受益于通过教会董事会获得的大量捐献。在1913至1933年，仅仅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在中国花费了3700万美元，仅次于该基金会在美国的1.17亿美元的投入。[53]
关于大规模国际救助的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是饥荒救援方面。如1920至1921年在西北发生饥荒的情况下，许多外国居民、外国慈善团体和外国救援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美国红十字会迅速出面，还有一个多国救助组织在1921年秋天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建立起来，与七个社会组织一起加入总部设在北京的非政府团体“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该委员会由中国政府、公众捐款、教会赠送和外国资助等渠道提供资金。在接下来的15年里，它还新建了2000英里的公路，开挖了5000口井，修建了3个大型农业灌溉水渠和1000英里的河堤。[54]
私营的、传教士影响下的慈善事业，可能被视为“不切题”而被打发掉，而且一些读者可能非常想强调民国时期饥荒的程度，但事实上，无论饥荒对于受灾者来说多么可怕，民国时期从未发生像清政府统治时那么严重的浩劫，如仅仅1876至1879年就有1300多万人死亡。铁路系统在1920至1921年将粮食运送到受灾地区，专家也因火车之便而得以走访灾区，在国际救助机构的帮助与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努力下，饥荒死亡的人数被控制在50万人以内，避免了像1876至1879年那么严重的灾难。[55]
与此相似的局面后来也曾发生，只不过被中日全面战争复杂化了。1942至1943年发生在河南的饥荒，被描绘成民国时期最严重的饥荒之一，共有2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

持不同立场的历史学者，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海外的，习惯于谴责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活动。但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并非仅仅采取单一的批评取向。如吴芳思（Frances Wood）研究指出，要不偏不倚地评价通商口岸，至少需要考虑到一些成就，包括认识到它们作为外国思想、方法和制度——从妇女教育到现代医学——传播通道的作用，这些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已经被政治精英热情地接受。[56]
归根结底，在21世纪引领这个国家的城市——从天津、上海到武汉和香港——都是较早出现外国人的城市，难道我们会为此感到惊讶吗？欧洲的帝国，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是全球化的强大动力，有助于推动创建多元化的社会，增强人口、商品、技术和思想的跨国流动。但是，外国机构虽然有可能帮助现代政府的出现，它却没有把中国带入现代世界：如本书至此已经说明并将在下一章展现的更多细节，这个过程是由不同背景的本地民众一起完成的，他们中许多人很快地抓住了这个更为开放和多元化的环境提供的新机遇。从外交到航空技术，在广泛多样的领域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们，不仅对国际趋势有着深入的了解，而且热衷于开放他们的国家，将它推进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第四章　开放的思想

如上一章所展现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边界出现前所未有的开放。开放不仅导致大批人员出入境，而且在中国形成了程度相当高的国际参与机制，如定期参与国际会议，热心地为国际联盟之类的国际机构提供服务。无论对外国流行趋势多么热衷，中国都不仅仅是一个跟随者。比如，几个顶级的律师都精通两种语言，并且在欧洲最好的法学院接受专业学习，成为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从古人类学到航空技术，甚至其他很多领域，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随着知识持续不断地输入，这个思想开放的国家培养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他们能够与诸多领域中的外国同行比肩。

由于国外资讯是通过文本、图像和声音（画报和广播节目）传播的，因此，不仅富有的精英分子，就连普通人也能够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对话。现代教育体系培养了全球性的视野，即便小地方的学校也坚持实行开明教育的基本原则，如深处内地经济困难的乡村学校也教读著名外国人物的传记，如林肯、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和爱迪生等。虽然在清帝国时期被迫害的“异端”宗教运动，在相对宽松的时代氛围下首次能够合法存在，但民国时期的宗教，其表达的范围和多样性仍然经常被低估。基督教传教士或者日本僧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开展他们的活动（两者都可以向囚犯传教），而中国本土宗教仍然保持着影响力（在台湾，民国时期的宗教多样化保留至今）。最后，在权力和知识无法被垄断的时代，文化生机勃勃地发展。电影业发展起来了，但其他创造性的领域却没有备受瞩目，如摄影，包括陈传霖、黄般若、陈昺德拍摄的优美裸体照；又如古典音乐，周文忠创作了融合流行音乐和无调性对位的现代作曲。

第一节　国际化的中国

关于20世纪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公认的优秀文本。如柯伟林论证的，外交史研究匮乏值得信赖的著作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民国外交领域的成就非常了不起。虽然民国一般都被描述为政治瓦解、社会分裂，但民国外交有一个巨大却至今未被充分解释的成就：中国不仅继承了一个包括满洲、蒙古和西藏在内的辽阔疆域，而且成功地通过外交维护和保持着这些遥远而通常被激烈争夺的边疆，因此，1949年新中国接管的国土范围相当于清帝国的疆域。

本章并不是要细数民国时期的外交史，虽然传统历史叙述里对民国外交成就持有相当消极的评价，但这里只想强调，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国家积极寻求全面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1895年中日战争战败之后，清政府即开始参与国际会议。1899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次和会和1907年的第二次和会上，清政府派遣了很高级的大臣担任外交官，促成了国际法中关于战争法的第一次正式声明。1917年中国批准了很多海牙国际公约，标志着这个国家进入了国际社会，为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宣战铺平了道路，并履行了新的国际责任：中国输送14万劳工赴法参战。[1]
这个国家持续地参与到国际同盟，在几十年后达到顶点。由于在外交和战争中的表现，中国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作为“二战”期间的“重要力量”，作为国际势力平衡中的一个关键盟友，中国在新的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永久席位。

陆征祥，中国最具天赋的外交家之一，数次任外交总长，曾在海牙会议中为国家争取到更多的外交权益。而将中国纳入国际公约、废除治外法权和保卫国家边界的外交努力，得到了其他国际性政治家的极大帮助。施肇基（Alfred Sze）、顾维钧（Wellington Koo）、王正廷和阎慧卿（W.W.Yen）都属于宣称要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英美派”。他们毕业于常春藤盟校，成为引人注目且能言善辩的中国发言人，在伦敦、华盛顿、日内瓦和北京应付自如。顾维钧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受教育，并且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和外交专业毕业，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之一。他参与国际联盟的建立，并成为中国在国际联盟的第一位代表。之后，1945年建立联合国时，他也是创办成员国代表之一。作为外交家他受到极高的推崇，因此在1956年成为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和副主席。

大多数外交家不仅能够维护民国疆域的合法性，而且在经历频繁的政权更迭之后，依然能够发挥作用，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取得骄人的成就。例如，在1921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因施肇基和顾维钧的表现，致使日本从山东撤离，威海卫从英国的统治下收复，中国主权得到九国势力的尊重，并实现了海关关税的增长。在此次和随后的国际会议上，包括1926年的关税改革会议，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赢得1928年关税自主权。本书第二章曾论证民国许多制度有显著的连续性和自主性，在这一点上，没有比外交部更具有说服力的机构了。特别是顾维钧这个人，他在1912年加入外交部时还很年轻，而三十年后，1943年，他出任驻英大使，参与了关于治外法权的谈判，最终从英国和美国手中收回所有治外法权。[2]

除此之外，其他人同样也缔造了一些全球性网络，中国参与了所有领域的几乎每一次重大国际性会议，从刑法改革到人类遗传学研究。譬如，在法律方面，一些非常受人尊敬的法学家为国际机构做出了长期的贡献。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已经提到过王宠惠，他把《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并于1907年出版，此书被公认为是最好的英译本。1921年他被选为国际法庭的助理法官。与前文提到的英美派外交官一样，王宠惠热心于废除治外法权，作为最高司法机关和中国政府五大分支之一的司法院院长，他努力通过实行改革达成这一目标。郑天锡（F.T.Cheng），生于1884年，是一个成熟的律师，在国外接受专业训练，在国际法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是第一个获得英国法学博士的中国学生，在1917年已经加入司法院，负责将法律条文翻译成英文，在1931至1934年担任司法院副院长。他参加了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并在1925年随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游历中国。像其他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一样，他成功的职业生涯反映出他青年时期就萌生的愿望，即废除治外法权。1936到1949年，他还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法官。[3]

中国与国际联盟在很多领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比如接纳工业生产的新规则。举个例子，随着国际联盟公认的国际标准逐步引进中国，在纺织业，蚕农被要求给自己的屋子进行消毒。中国也寻求国际联盟指导不被条约所约束的标准，如在教育方面，“贝克尔委员会”（Becker Commission）为高等教育的重组和集中化方面提供咨询服务，这是国民党积极追求的目标之一。[4]
在签署国际联盟发起的国际公约时，中国在亚洲通常处在最前沿的位置。譬如，中国在1922年就签署了《禁止贩卖妇女儿童国际公约》，除了泰国（南非和印度由大英帝国代签），亚洲及非洲没有其他国家签署。[5]
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可以从国际联盟头十年间登记在案的签署条约的数量上体现，也就是大概签署了13项，虽然这一数字在大多数欧洲大国中约占十分之一，却也是除加拿大（19项）和日本（21项）之外，签约量最高的非欧洲国家。[6]
毒品政策也是国际联盟职责的一部分，而中国实际上已经倡议通过国际合作限制麻醉毒品，如国际鸦片委员会1909年就在上海召开了会议，第二次海牙公约（1912至1914年）直接产生于清政府与若干外国势力分别签订的双边条约，首先在1900年与法国签约，接着在1902年与英国签署商贸条约，以及1903年与德国签署的鸦片条约。除此之外，中英1907年签署十年限禁杜绝鸦片计划，也规定从海外进口鸦片是不合法行为。[7]

中央政府和地方协会，除了通过高层外交活动投身国际社会之外，也以同样的方式不断争取参加各种国际活动。譬如，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到国际监狱改革的运动中。早在1876年，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就建议清政府派遣代表团到斯德哥尔摩，参加刑法改革的国际会议，但他的提议被置之不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衰落，晚清新政的开启，清朝代表们被派往出席几乎所有关于监狱管理方面的重要会议，如191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监狱会议，1930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刑罚学国际会议，以及1935年夏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六届关于刑法统一的国际会议。中国不仅仅是监狱改革的跟随者，从民国初年开始，中央政府就热切地遵守国际公认的标准来对待战俘（POW）。同时，中国在1929年7月签署了处置战俘的《日内瓦公约》——这一公约被译成中文并在同月公开发行。再举个例子，1934年8月，中国采纳了国际联盟刑法委员会确立的处置战俘的最低标准，包括区分不同类别犯人的原则，提供足够的衣服铺盖，在食物、职业训练和犯人健康保护上也有最低标准，以及最低限度地使用肉刑。同一时期，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德国、苏联和日本还处于非自由政权的状态，因此中国对这些标准的全盘接受，使其在刑法事务方面坚定地跨入更进步的国家行列。有人可能会说，只有少数模范监狱是根据这些刑法理念管理的，但丰富而真实的档案资料显示，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这些标准被各级刑法管理单位积极贯彻实行，甚至包括县一级的监狱。[8]

当然，未来的历史学者不一定对所有这些国际努力都持满意态度。例如，中国在国际优生学运动中的参与意义也相当深远，因为不仅代表们出席国际会议，而且社会学和遗传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还就这一主题发表了大量文章，从学术争论直到大学教科书——其中一些观点走得很极端，认为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推行一项法律，禁止那些被认为是“不健全”的人结婚。[9]
然而，本节的观点并不是评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国际运动和国际会议的文化价值，而是强调中国参与其中的程度。下一节将更为微观地考察国际性学者构造的国内外知识界连接纽带，实际上存在于从航空电子学到动物学的所有知识领域。

第二节　多种语言的知识

在近期一篇研究20世纪30年代上海艺术界的文章中，郑胜天详细叙述了1962年当自己还是一个年轻学生时，到一个旧书店翻阅图书，偶然发现林风眠编译的《一九三五年的世界艺术》（1936）。林风眠（1900-1991）在20世纪50年代初遭到政治批判后，就隐居起来，他的名字极少被提及，作品也被禁。这本小书是系列丛书《一九三五年的世界》的一种，向读者介绍了那一年欧洲的许多艺术活动，包括野兽派和立体派，回顾了德国画家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绘画，以及对巴黎和布鲁塞尔举行的展览的综述。正如这套丛书所展现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全方位地融入了世界艺术场域，一些艺术家推崇超现实主义和野兽派等现代风格，还有一些在海外学习并组织他们自己的艺术团体。[10]

林风眠1919年曾留学法国，回国后任杭州艺专校长时，他的艺术创作进入巅峰时期。当时他在上海和南京策划了许多大型艺术展，在鼓励学术创新和艺术自由的时代氛围中，发表论文并进行艺术创作。虽然郑胜天在文章中揭示了1968年林风眠被捕，并被关押在上海第二拘留所的过程，但没有提及他的大部分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严重销毁。林风眠最终在1977年移居香港，1991年逝世。在欧洲，他的画作早在1922年就已经成为重要的绘画收藏品，今天我们能在香港、台湾和美国主要的博物馆找到他的作品，包括古根海姆博物馆。中国逐渐从对自身历史数十年的无知中挣脱出来，郑胜天的文章值得注意之处，不仅在于作者对1949年之前所取得的历史成就表现出的惊讶，也在于他的视野局限在这一个特殊的学者身上。事实上，林风眠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却很难说是一个罕见的天才：在1949年之前的几十年中，实际上有成千上万具有创造性的个体处在各自领域的顶端，他们对外部世界非常熟悉和了解。

只要稍微读读《民国时期总书目》，就能对当时的成就有所了解。从文学、艺术、法律、哲学、宗教、政治、医学到科学，共20卷书目超过10万册图书简要地呈现了所有领域的知识。[11]
不论哪个领域哪个学科，在众多著作中，很难找到没有采纳国际通行参考文献注释框架的。很多翻译、编纂，或如林风眠对1935年世界艺术的综述，通常都是明确清晰的。这个目录令人印象深刻，确实是研究民国的有用工具。但接触第一手文献的历史学者都知道，这尚不是完整的目录，因为它仅仅基于三个图书馆（北京、上海和重庆）的馆藏编纂而成，而且这个目录的第一卷出版时，并没有包括1949到1986年被大量销毁的书籍。在法律卷中，包括大概4400个书目，其中仅仅列举25种刑罚学方面的著作。只需仔细做些调查，从这些书目中的任何一本书出发，都能在别处的图书馆找到另一本，因为民国最初十年的书目是极其不完整的。[12]
这个目录也没有涵盖用其他16种外语出版的书籍，而在报纸和期刊中这些语言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该目录也没有提及这些期刊本身，但根据1961年出版的一份存货清单可发现，即使它明确地排除了从“反动材料”到“宗教事务”等政治上“无价值的”资料，仍然有远远超过20000种期刊的名称。[13]
该书目中没有收录许多在国外出版，但是在民国出售、阅读和流通的图书和期刊。1931年，中国是《天体物理学学刊》（Astrophysical Journal）（很难说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期刊）除美国之外的第六大订阅客户。[14]
简而言之，出版物的数量有力地证明了民国所取得的成就。在1949年以前，不论是原版的还是翻译的，外国资料都能轻易获取。

数量很关键，品质也很重要。将以上提到的例子展开来说，如刑罚学方面的大量书籍，其中一些是普通的介绍，大多是律师、法官、地方法官、监狱官员、检察长和社会学家编纂的，他们参与国际会议，推介国外演讲、讲座、文章和书籍中的重要创见。除此之外，也有些人做原创性的研究，为世界知识的流通做出了贡献。比如，在芝加哥大学的严景耀，其博士论文就是以他在京师第一监狱采访囚犯的个案为研究基础的。他也在《霍华德杂志》（Howard Journal）上用英文发表了一些文章，这是一本得到国际性组织霍华德刑法改革联盟资助的杂志。[15]
然而，大多数重要的贡献并非以专著的形式出现，而是发表在专业期刊上，这些期刊在第一时间将刑罚学最新研究成果传达给专业评审。除了1922至1940年间上海出版的权威期刊《中国法学》（《法学集刊》，1931年改称《法学杂志》）和政府支持的《司法公报》（1912-1938年出版），此外，至少还有6种，但也可能有12种，专门讨论监狱改革，这些刊物在监狱工作人员中互相传阅。[16]

又比如，在社会学领域，该书目收录了大约2600种出版物，它们的品质与数量仍然同样重要。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是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和杰出的社会学家，1949至1950年，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后，他认为在欧洲和美国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最繁荣发展的地方，至少在知识分子质量方面如此”。[17]
确实，中国社会学会1930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会议，吸引了200名代表。早在1912年，中国人就在海外完成社会学博士论文，当时朱友渔（Y.Y.Tsu）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他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研究，而一些留洋的社会学者开始用英语、法语、德语及日语撰写学术专著。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十多个独立的社会学系。1927年，中国有将近60所大学开设了超过300门的社会学课程，这些课程是由中外教师一起上课，他们常常合作进行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工作。[18]
西德尼·甘博的《北京的社会调查》就是一个经典研究范例，直到今天还不断被提及。本书第二章已经提及的卜凯教授全面翔实的《中国土地利用》也是一个经典。

外国人也许会与当地中国人进行合作，但这种交流是双向的。至今，对毒品使用感兴趣的社会学者还会参考戴秉衡（Bingham Dai）的开创性作品《芝加哥的鸦片瘾》，该书最初在1937年出版，1970年再版，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作者是个中国人。戴秉衡（1899-1996）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耶鲁大学跟随萨丕尔（Edward Sapir）学习，在芝加哥跟随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研究毒品使用者而非毒品政策的社会学者，曾采访芝加哥市中心区鸦片和海洛因使用者。他的研究表明了对非法行为进行民族志研究的价值，从而打破了禁忌。[19]
到1930年，社会学的发展速度和跨文化交流的规模极其显著，与欧美规模相似的社会学系相比，民国大学的一些社会学系毫不逊色。

对其他领域的考察也能得出很多类似的结论，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在美国大学受教育的中国学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所有领域的知识都成为被热情追求的目标。[20]
粗略的统计显示，1949年前，将近40000名学生获得海外学位并且回国成为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主导力量，其中将近一半来自美国，四分之一来自日本，另外四分之一来自欧洲。如费子智（C.P.Fitzgerald）所指出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由通晓中西两种文化的人主导，“而忽视这一事实是不可能理解中国的”。[21]
很多学生不仅获得了学位，而且维持着一些人际关系，结果证明这些关系对他们整个职业生涯都非常有用，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赵元任1892年出生于天津，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他是一个真正掌握多种语言的人，不仅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流利地掌握数种欧洲语言和中国多处方言，而且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关键并不仅仅要强调他对中国语言研究领域的贡献，如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话的文法》，而更需特别指出他在语言学更普遍的领域中被当作先驱，如他在1945年担任美国语言学会的会长。1949年之后，他决定在美国定居。

在德国和美国受教育的物理学家的贡献更能说明问题。[22]
李政道，1926年生，求学于上海、杭州和昆明，“二战”结束后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离开中国，1946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他研究高能粒子物理，1957年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杨振宁也曾在昆明上大学，1946年获得奖学金后来到芝加哥大学。民国时期的教育背景，为他们的开创性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他们并非孤例。吴健雄（1912-1997）曾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1929年考入金陵大学，也在美国学习并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系第一位女讲师。她对这一领域的贡献巨大，以至于一些人认为她应该与杨振宁、李政道共享1957年的诺贝尔奖，因为她协助他们完成了“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展。之后在1975年，她成为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女性会长。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学者耐心地在大陆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无限丰富和尽可能多的联系，在1949年之后，香港、台湾和美国受益最大，保持或吸引着一些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

以上这些例子大多集中于人文、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但以上提及的10万种书籍中，许多是为普通读者设计的简洁普及本。为向乡村读者传播全球信息而专门设计的期刊，会运用简化的语言：譬如有成千上万读者的《农民基督教徒》（Christian Farmer），它的成功在于采用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传达给乡村的方式。[24]
然而，世界知识最重要的引入媒介可能是学校，一个在华北乡村长大的年轻人回忆道：“我是在高中时第一次听说要服务乡村而不仅仅是服务家庭，虽然老师们也强调孝顺的重要性。但我们知道了公民义务、爱国主义，以及为了使中国强大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我们被教导在公开会议中如何表现得体，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保持公园和公共场所的清洁。我们学习西方历史，开始了解不同的国家制度。我们阅读林肯、华盛顿、拿破仑、瓦特、爱迪生等伟大的西方人物的生平传记。英国小说让我们开始了解西方人的爱情与中国人的是如此不同。在学校，我初次学到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知识。在学校，我第一次欣赏西方的音乐。”[24]

这里并非要讨论民国时期学校教育发展的程度，而是要特别指出，随着档案资料终于对专业历史学者开放，一些保守的估计将会被改写，而且当时人们留下的一些积极的评价将会被证实是正确的。早在1920年，一个旅行者就指出，即使在浙江省一个河流上游的小镇，两所公立学校都拥有黑板、现代地图和新版航海图，小学生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学校设有从英文到音乐等各个科目的课程。[25]
清朝灭亡之后仅数年时间，洛斯·迪金森（Lowes Dickinson）就曾嘲笑那些认为中国停滞不前的人，在他看来，民国时刻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注意到离海岸线千里之外的小村庄中的一所学校：墙上悬挂着各种画作，画着鸟、野兽、骷髅和器官，并且还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和一幅世界地图。孩子们甚至制作了一册英语读本；迪金森富有同情心地指出，他们的语言能力可能没有达到很高水平，但当看到一种动物的图片，他们能够说出“cat”，这可比他的中文水平高多了。[26]
如前文提到的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观察到的，在华北，小部分村庄在义和团运动后的几十年中建立起现代学校，而让小孩上学读书的家庭的比例从10%上升到25%。[27]
南方很多乡村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村中的领导人物和富有的家庭推动现代学校建设，尽管学校设施不全，并且这些本地人的努力也很零散。[28]
樊德雯在近期的研究中引用了有力的档案资料而发现，在华北，为了追求现代化，乡村社会总会设法筹集教育经费，所以哪怕是一个县也可以有上百所现代小学。[29]

当然，这个国家对世界的发现与认识，并非所有方面都值得赞赏。比如，学校教科书呈现人类的等级观念，在这种“种族”观念中，与生俱来的不平等的“种族”被认为需要为生存而竞争。例如，在1920年的一本中学教材关于“人类种族”的一章中，第一句话就宣称：“在世界上的种族中，体格有强有弱，肤色有黑有白，头发有硬有软，文化有高有低。一言以蔽之，他们不在同一个发展水平。”甚至在小学，种族政治的读物也成为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全部课程的一部分：“人类分为五个种族。黄种人和白种人相对强壮和聪明。因为其他种族虚弱和愚蠢，他们逐渐被白种人灭绝。只有黄种人能与白种人相提并论……中国人是黄种人。”[30]
然而，尽管很多从现代教育中受益的人在民国时期用“种族”概念定义他们自己和别人，但他们对于世界的知识和兴趣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且，不识字的人也沉浸于世界的景象和声音中，因为民国时期，电影、广播和展览定期地介入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最后作简要的介绍。

第三节　宗教信仰多样化

今天到上海参观的任何一个游客，都能从一些教堂、寺院、清真寺和犹太教堂中，看到一个更为开放的时代的遗迹，它们历经历史风暴的损毁仍然幸存了下来。徐家汇大教堂（以圣伊格内修斯大教堂而著称）是天主教堂，有五个孔雀蓝色圆屋顶，1906年由耶稣会会士修建的红砖哥特式建筑，是当时整个东亚最大的教堂。小桃园清真寺，自1917年以来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清真寺。摩西会堂，1907年由避难者设立，二十年后迁到华德路。爬满藤蔓的都铎风格的社区教堂建于1924年，是不受教派控制的新教徒的教堂。再如玉佛寺，1882年建造，1918到1928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重建，供奉一尊由一个海外华人从缅甸请回来的玉佛塑像。这些仅仅是1949年前散布在全上海诸多宗教场所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宗教活动并不局限于少数几个通商口岸，因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自由，让各种各样的信仰在民国时期百花齐放。

第三章已阐释过，传教士的数量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一个顶峰，因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充分利用民国政府宣称的宗教自由，在社会改革，开办学校、大学、医院、孤儿院和避难所等事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宗教自由更大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能够看到更多成功的可能性，不再像19世纪80年代以前那样，较低阶层被排除在外。陆征祥（上文已经提及）做过几任外交部长，是一个天主教徒，退休之后在布鲁日的一个本笃会修道院生活直到去世。王正廷也曾任外交部长，他是一个基督教徒，既是像阎慧卿一样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又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孙中山本人曾在澳门受洗礼，他的遗孀宋庆龄则是一个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卫理公会牧师的女儿。蒋介石在1931年改信基督教，曾在1926年不顾日益激烈的反基督教情绪，通过宣称保护教士、牧师和教会财产来展示他对基督教的友善。其他改变宗教信仰者包括冯玉祥将军，他在1911年得到卫理公会的接纳，成为“基督徒将军”，还说服或命令很多手下将领接受圣餐礼并大量改信基督教。

大量的改信基督教者，负责建立和执掌享有声望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北京的清华大学（梅贻琦）、上海的复旦大学（马相伯）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张伯苓）。[31]
不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是一个本土的基督教徒（王正廷，1915年当选），而且到了1920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成员近30%是本地公民。[32]
据报道，到1932年，在本地牧师带领下的教会区有将近40万罗马天主教徒。基督教最初来到中国时，曾遭遇坎坷陷入低谷。尽管这个过程很缓慢，却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譬如，在1926年，6位本地牧师升任主教，随后到罗马旅行，在圣彼得大教堂获得教皇的祝圣；而在新教徒方面，本土信徒代表中国在1938年出席国际宣教协会的马德拉斯会议，并在数年后与印度基督教会建立起密切联系。[33]

在民国时期，并非所有人都欢迎宗教自由，政治上复杂多样的环境也会产生反基督教运动。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一个观念，即宗教一般来说是进步的阻碍。但这并不妨碍很多改信者为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非常容易超越19世纪的成果：出版自由致使1937年出现了超过115种罗马天主教期刊，其中多半都是中文或者部分内容是中文。[34]
然而，民国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出现了独立自主的神学与独立自主的教会。教会自治会自1906年在上海成立后，到1924年为止，短短18年时间内，已经发展出330个分支。1927年成立的中国基督教会，与外国教会和本土教会众多代表都建立了联系。中国本土基督教领袖诚静怡是爱丁堡普世宣教大会（1910）中少数几个非欧洲代表之一，当时他才30岁。后来他成了一个拥有丰富阅历的旅行家，与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35]

虽然这些个案大多数来自城市，但即便在乡村地区，中国基督教徒的数量也与日俱增[36]
，偶尔还独立地出现在主流教堂会众之外。如耶稣之家和王明道的基督教崇拜之类的教会，其信徒数量也是不断增加。[37]
这些自力更生的教会通常发起宗教融合运动，展示“外国”宗教被广泛挪用和本土化的气势。真耶稣教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个教会于1917年由张巴拿巴（Barnabas Dong）创建于北京，它将自己的起源归于1906年前后洛杉矶中国基督教徒的五旬节派复兴。[38]
与此相似还有1928年倪柝声在福州创建的小群教会。[39]
两者到1949年都成为主要的宗教派别，虽然真正皈依的人数很难统计。而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官方提供的数目是100万新教徒和300万天主教徒。[40]

东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俄国爆发了革命，大批难民涌入中国。然而，佛教的复兴更值得注意。被称为“现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杨文会（1837-1911），于19世纪60年代在南京成立了一家出版佛教文献的出版社，1878年他游历英国和法国，从日本引进了数百种佛经和佛经注解，又从中国寄送幸存的文本给日本著名的佛教领袖南条文雄（Nanjo Bunyu）。1894年，他曾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合作，将《大乘起信论》翻译成英文（最终在1907年出版）。[41]
其他振兴佛教的人如太虚（1890-1947），不仅接触像康有为和梁启超这类有影响力改良家的文字，也接触外国哲学家巴枯宁、蒲鲁东和马克思的思想，并尝试让佛教与现代思潮并存相容。1928至1929年间，太虚在欧洲、美国和日本游历了近九个月，邂逅研究佛教的一些学者以及支持基督教的人士。他在巴黎协助建立世界佛教协会分会，回来之后，推进武昌的世界佛教协会图书馆建设，尝试建成不同语种佛教文献的收藏中心，以弥合外国与本土学术之间的差距。二战期间，他组织佛教代表到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和越南走访；他的一些弟子在1949年后移居台湾，自此中国佛教的中心从台湾发展到世界各地。[42]
太虚振兴佛教的举措属于这一时代思潮的一部分：民国时期出现了几十种期刊，很多直接参与科学、医药、哲学和神学等相关领域的国际性话题的讨论，由此呈现了佛教现代性的一面。

佛教融入现代世界后没有衰落反而复兴了，因为上百万人既是“佛教徒”，也是“现代人”。[43]
尉迟酣（Holmes Welch）在其《中国佛教的复兴》一书中，对佛教实际活跃程度有所质疑，[44]
但与他同期的其他观察者则对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后宗教活动的发展壮大有相当深刻的印象。在持久的1937到1945年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过去之后，很多寺庙处于破损失修的状态，而且有一些在战争时期被军事征用过，尽管如此，仍然有25万座以上佛寺散布于各地，因为实在有太多的信徒在他们自己家中的神龛敬奉神明，敬神的程度可想而知。[45]
外国旅行者经常提到民国时期佛教寺院的修建活动，虽如尉迟酣所指出，其中很多可能只是替代了之前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破坏的那些寺院。[46]
民国时期的宗教活动是否比19世纪多，这个问题可以开放讨论，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佛教“在新的条件影响下有力地促生了新生命”。简而言之，佛教运用当时获得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将它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深入内地和国外，以其一如既往的活力适应一个新世界。

伊斯兰教在民国时期也经过急剧的变化。德克·布迪（Derk Bodde）已经特别指出，由于只有阿拉伯语是能够在礼拜时使用的语言，中国几百万的穆斯林在清代只出现了相对极少的学术成果，而第一种《可兰经》译本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标志着出版业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民国时期曾经有100种中文伊斯兰期刊出版，但发行量一般都相当小，大多集中于北京、上海和南京。[47]
通过广播和电影，伊斯兰教信众也能找到同道者。穆斯林团体纷纷成立，即使很多是昙花一现，但他们对涉及伊斯兰教宗教暴力事件的减少做出了贡献，尽管这类事件在新疆时有发生。但不论是在1818-1819年、1826-1828年、1834-1840年和1853-1873年的云南，还是在1862-1876年的西北，这些暴力事件与19世纪中期死伤了几千万人且动摇了清王朝根基的太平天国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宽（王浩然）在很多伊斯兰国家进行广泛的宗教学习之后回到北京，1912年在北京创建了中国回教俱进会，这是穆斯林最重要的组织，在各个省会城市都设有分会，到1923年拥有将近3000名会员。1938年，为了对抗日本，并努力团结穆斯林反抗国民党的统治，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穆斯林联盟成立了。

曾在中东学习的不止王宽一个。那些前往欧洲、美国和日本寻求智慧的学生大多已广为人知，但实际上在宗教自由的时代氛围里，也有一些人去了其他地区。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每年只有屈指可数的人去麦加朝圣，但十年之后，去麦加的朝圣者远超过800人，尽管去麦加的往返旅程需要相对更高的费用（1000美元）。1937年，大战爆发之前，朝圣人数剧增，在一艘从上海开往麦加的轮船上有170位朝圣者。[48]
20世纪20年代，仅有四个学生去穆斯林国家学习，但到20世纪30年代就人数激增，因为到1935年，18个中国穆斯林教徒获得教育部奖学金，在开罗学习。他们将一些文学著作——唐诗、《论语》，甚至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翻译成阿拉伯语，回国后，他们也在政府的广播电台用阿拉伯语从事广播工作。1938年之后，官方也派遣代表团访问伊斯兰世界的各个地区，这也是民国外交活动开放性的表现。到20世纪40年代，一系列的领事馆和大使馆在伊斯兰地区建立起来。[49]

宗教自由促进了各种宗教之间的交流。例如，新教传教士将穆斯林教徒当作潜在的皈依者。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对中国穆斯林的研究，就是受爱丁堡普世宣教大会委托，并在1910年出版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一书；许多传教士一生致力于向穆斯林教徒传教，例如濮马克（Mark Botham）、马丁·泰勒（F.W.Martin Taylor）、桑德斯（W.A.Saunders）和伦纳德·斯特里特（Leonard A.Street）。[50]
虽然这些传教士低估了伊斯兰教的坚韧性，但在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确实出现过真正的关于信仰的对话，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佛教高僧太虚在华西协和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呼吁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佛教在欧洲的发展。[51]

不同信仰之间的仿效和竞争，也促进了宗教活动的复兴，最好的例子就是向囚犯布道。在京师第一监狱，卫理公会教派每周一作演讲，周五是美国委员会（American Board），周六是长老会，英国国教会则是在周二，而日本培养的佛教僧侣也积极向囚犯灌输悔改之意。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佛教徒观摩并学习基督教徒传播福音的方式，去监狱走访，并通过设置一些项目向犯人传播信仰。[52]
一些犯人甚至获得有菩提达摩像的神龛，他们在钟声、木鱼声和长笛声中背诵祈祷文，遵循佛教的饮食规定。相应地，寺庙为监狱提供还愿簿，这种贡献深深地赢得了最高法院的感激。[53]

基督教徒的慈善事业也激励了佛教徒，如创办医院、孤儿院和学校。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合作的最好例证，也许是1943年由佛教徒、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代表共同建立的中国宗教信徒联谊会（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Religious Believers），其宗旨包括“尊重信仰自由，提高精神修养，励行社会服务”。[54]
宗教融合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中一些综合了儒教、道教和佛教，另一些则添加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某些宗教会由一名挪威基督徒就《圣经》发表演讲，并在同一天由道士来主持一个舞蹈仪式。固然其中大多数是局限于大城市中的特权精英，但也有一些是相当大众化的，例如1921年创建于山东的五教道德院，就宣称要使道教、儒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五教归一”。这一教派传播非常迅速，据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五教道德院发展了75处分会，教徒成千上万。[55]

第四节　艺术

即使是视民国为黯淡无光、景象凄惨时期的人，一般也承认，在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化上呈现出繁荣活跃的状态。因为关心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白话文写作以打击传统制度，他们创办新杂志，引进一整套国外思想，广泛地推行文化革新。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得名于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反对日本占领德国租借地胶州湾的群众示威游行，该运动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的神话”，产生了一大批相关文学作品，从而使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其他流行趋势黯然失色。然而，现在在中国和海外，随着学者们的视线从已被认可的人物如茅盾、鲁迅身上转移，从而重新发掘出1949年之后几十年里一直被边缘化的其他作家，譬如张爱玲。1920年，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在香港念书并于1955年之后在美国安度余生。1949年之前，她对上海和香港等国际化城市的描写，充分显示了她的才华、风格和激情。张爱玲富有传奇色彩的自传体散文集《流言》于1945年出版后，她就被誉为“中国文学界的嘉宝”和“20世纪中国最有才华的女性作家”。[56]

然而，在已有的历史叙述里依然存在着强烈的偏见。由于没有对权力和知识的垄断，除文学之外，许多形式多样的艺术表达方式不仅活跃发展，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主义的氛围中，也吸引了外国艺术家的兴趣。民国的艺术家让欧洲和美国的同行们为之着迷，电影制作人艾森斯坦（Eisenstein）和艺术家马克·托比（Mark Tobey）等人，就对中国艺术家格外青睐。一些身居高职的美术馆馆长、批评家和博物馆馆长，也对中国非常有兴趣，这驳斥了“单向”交流的简单假设。[57]
从1931到1937年，欧洲公众也很热衷于此。单举一个例子，1933到1935年，在欧洲的14个城市，至少举办了17场中国现代画的展览，如在伦敦新伯灵顿画廊（New Burlington Galleries）的一次大型展览中，展出了230件中国画。这些展览受到广泛关注，并在中国和欧洲反复被报道，从《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简要通讯到《时代》（Times）杂志上的长篇评论。[58]
相互尊重的氛围产生了艺术自信，鼓励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如我们将简要谈及的电影、音乐和摄影等领域的实验性探索。

1949年之前，上海的电影工业仅次于好莱坞，然而中国的电影史叙述过去一向只关注“左翼”电影，冷落了二三十年代更流行的电影类型，比如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以及大胆创新的武侠电影。近期的研究显示，现代主义电影制作者中有许多人欣赏好莱坞，他们能恰到好处地将通俗的故事情节、浮夸的美女、喜剧和歌舞片混合在一起，用先锋派的技术手法创造出一种吸引中国观众的电影语言，以适应那个与国际潮流对话的时代。导演孙瑜曾留学美国，他自如地模仿欧洲和美国的电影，在电影《天明》（1933）中，明星黎丽丽的表演有意回应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在约瑟夫·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的《羞辱》（Dishonoured，1931）一剧中的表演。他也利用本土的美学主题和艺术剧目，创作出一种既有视觉冲击又非常吸引普通观众的所谓的“杂糅并蓄”的风格。[59]
武侠电影里的传统服饰、武打动作和武术精神能吸引更多观众，不仅在中国吸引了数百万人，还吸引更多外国人，比如创造了最佳票房的《蜘蛛精》和《荒江女侠》等电影，使得上海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市场。[60]
我们从张真的一句评论中就可以知道这些电影到底有多受欢迎：“1928到1932年，上海50家左右的电影制片厂出品了将近240部武打片和武侠电影，占当时整个电影产量的60%。”[61]
历经1949年后几十年的冷落，这些20世纪20年代制作的500多部电影拷贝，只有少数幸存下来，如今，这些电影就像摄影和音乐一样，已很难见到。

1893至1949年蓬勃发展的艺术潮流中，香港扮演了重要角色，就电影方面来说亦是如此。事实上，上海一些最成功的电影公司如联华影业，都是植根于香港，由香港的电影制片人创设的，而且香港电影业比上海更迅速地过渡到有声电影。由于使用广东话而非普通话，香港电影产业不仅服务广东、香港和澳门，也供应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侨社区。1935至1937年，每年生产的有声电影达到将近三十部。本土电影制片厂有国际背景的，往往能使它们脱颖而出。其中最重要的大观影片公司，由关文清和赵树燊运用加利福尼亚的资本创建，而他们两人都是在美国成长和接受教育的。香港电影在1937到1941年，进一步大放异彩，由于英国的中立态度和从大陆涌入的难民潮，40家电影公司雇用了2000人，平均每年为全球观众生产100部电影。[62]
几乎没有人会感到诧异，在1949年之后，面对好莱坞的扩张，殖民地香港能够在电影行业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几十年，以成龙、李小龙、徐克、吴宇森和王家卫等制作人和演员享誉全球，这与如此小的一块飞地完全不成比例。

摄影在近期的学术研究中，也成为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摄影影像在20世纪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然而相对于中国的摄影历史，我们对于非洲国家马里的巴马科摄影历史了解得更多。巴马科的肖像摄影家之一塞杜·凯塔（Seydou Keita）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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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之外对摄影感兴趣的读者中非常有名，但大多数研究视觉文化的历史学者很少知道郎静山这个名字，他是中国杰出的摄影家。在1949年以前，他的作品在全球展览并被收藏。他的名声如此之大，在获得一大串的国际大奖和提名中，他被选为英国皇家摄影协会会员——这与塞杜·凯塔大不相同。

近期一篇博士论文中谈到，郎静山和其他本土艺术摄影家一样，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都受到热烈追捧，通过吸收更多传统媒介元素如绘画来转化摄影作品。[63]
娴熟的技艺和别出心裁的工序，进一步形成视觉文化上独特的本土风格：照片通常需要极其仔细地手工着色，一些艺术家甚至使用油彩，由此超越了“摄影”与“绘画”之间的界限。中国摄影实践中独一无二的是书法的运用。在这个国家，精通书法是社会身份的一种标志，有文化的人通常会在名片上添加几行诗，而艺术家则以棕褐色的山水画和一整首诗来装饰，并加上红色印章和签名。集锦摄影，即选择多张底片中的元素配合于一纸而参融之，使传统的山水画和风景摄像的界限进一步混淆和复杂化。郎静山比大多数人走得更远，他在创作集锦照片中运用很多绘画中“传统的”符号，譬如鹭、假山庭园、河流、云峰，甚至拄着拐杖的寂寞圣贤，都被纳入一帧照片，使每一张照片上的传统绘画式样和书法笔迹更加明显。

开放社会的生活方式，允许人们探索有争议的艺术形式，譬如裸体摄影。由于历史的健忘症，裸体摄影在20世纪90年代的出现，一直被视为打破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禁忌而广受赞誉。2001年广东的一场展览被官方新闻媒体定义为“中国第一次裸体摄影展”。[64]
这些时事评论员几乎都不知道，事实上，在1949年之前，摄影家如潘达微、陈昺德、陈传霖、李松、郎静山等人，曾定期公开地以裸体模特做实验，公开展览其创作成果，并在各种各样的画报杂志中印刷出版。国际艺术家如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威利·兹尔克（Willy Zielke）、伯特伦·帕克（Bertram Park）、乔治·普拉特·莱斯（George Platt Lynes）和海兹·哈耶克-汉克（Heinz Hajek-Halke）的裸体照片，也在这一时期公开传播，而汉斯·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获得国际性成功的裸体照片，是在中国以当地人为模特拍摄的，之后又在中国展览和重印。[65]

1949年之前，郎静山已经拥有世界性的声誉，但众多的原始资料显示，他并非中国唯一的摄影家。[66]
从带图片的新闻到挂在墙上的亲人的肖像，处处显示照相技术已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时，每个小镇和城市都有照相馆，但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这一现象却从未被提起。而在非洲，欧洲和非洲的专门研究人员已经合作起来，他们不仅要重构历史过程，而且将重建具有代表性的照相馆的收藏。[67]
我们对中国的照相馆仍然知之甚少——尽管简单的事实是，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每个有能耐储存一元钱的人，都会在数以百计的影楼中选择一家拍些照片，而这些影楼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忙得不亦乐乎。除了普通人，著名演员和电影明星都开始使用早已在欧洲流行的名片照。他们不仅慷慨大方地在家人和朋友中传递自己的照片，还经常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画报上，以此迎合一些对富人生活充满好奇的读者的需求。当时，《良友画报》《北洋画报》这些画报的版面上，到处充斥着电影演员、社交名媛、政治领袖、知名艺术家、富裕的企业家的照片，这些照片多为专业摄影师拍摄，他们在照片正面或背面签上名，寄给画报的编辑。类似的杂志还复制世界各地名胜、人物和事件的照片，这大大地促进了文化的成熟发展，将民国时期的中国融合到以视觉为参照系的世界构架之中。

流行音乐也在民国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别忘了，外国租界推广从古典到爵士和香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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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国际音乐类型。上海公共租界拨款资助一个由世界各地艺术家组成的交响乐团，这个交响乐团由意大利人梅百器（Mario Paci）指挥。到1935年，梅百器已经在中国居住了18年。因为是在繁华摩登的上海，所以该交响乐团不仅没有落后于欧洲和美国的同行们，反而因为民国时期众多其他冒险尝试，使得它更加大放异彩。如梅百器表演包括雷斯皮基（Respighi）、法雅（de Falla）、拉威尔（Ravel）、柯达伊（Kodály）、巴托克（Bartók）和欣德米特（Hindemith）在内当代作曲家的最新作品，有些表演甚至比其他地区的同行更早，并且通过广播传送给更广大的听众。一些著名的表演者，从国际奇才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到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都曾到中国演出过，还有少数音乐，因为被电影采用，从而传播给中国的电影观众。在远离任何租界的首都南京，新建的一座音乐厅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现代设备，能够容纳三千多名听众，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培养的世界著名男中音歌唱家赵梅伯认为，它“比世界各地很多著名的音乐厅还要好”。[68]

上海有一所音乐学院，是1927年由毕业于德国莱比锡大学的作曲家萧友梅创立的。他同时也擅长创作芭蕾曲、室内乐、歌曲和钢琴曲。1921年在北京大学，他与毕业于日内瓦音乐学院的杨仲子一起创办了音乐传习所，且配有一名外籍教员。同时，北大音乐传习所定期演奏亨德尔（Handel）的《弥赛亚》（Messiah）和勃拉姆斯（Brahms）的《德意志安魂曲》（Deutches Requiem）。这些音乐不仅仅是脱离了本土口味的，而且是通过外国租界注入民国的现代生活方式。既是作曲家又是钢琴家的亚历山大·齐尔品（Alexander Tcherepnine）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推掉了余下的环球巡演，1934年后留在中国数年，并在1938年与钢琴家李献敏成婚。他曾讲述他的音乐会如何场场爆满，引得观众如何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地欣赏。后来他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帮助一代年轻作曲家用现代形式表述他们自己的本土风格；在他的引导下，学生们挣脱早期古典音乐的樊篱，迅速迷上了现代音乐，这让他感到特别惊奇。[69]
所有这些努力培养了世界级的作曲家。周文忠生于1923年，1941至1945年在上海学习音乐，1946到1949年赴波士顿跟随马丁努（B.Martinu）学习，运用中国流行歌曲和包括无调性对位在内的现代音乐作曲。1949年他创作了《风景》（Landscapes），并在1949年后决定定居美国，在那里他创作了很多震慑人心的现代音乐作品。作为埃德加·瓦雷兹（Edgard Varèse）的门徒，他坚持将本国音乐的诗歌传统与当代古典音乐高度精细的词汇结合起来，这与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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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不太相同。

爵士乐在中国相当受欢迎，以至于上海被视为爵士乐在亚洲的圣地麦加。崭露头角的演奏者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也有来自美国的经验丰富的乐手，他们在这个看似无休止的流行音乐场所做着实验性的探索。譬如巴克·克莱顿（Buck Clayton），他认为“东方巴黎”的中国人对爵士乐的喜爱远远超过真正的巴黎。20世纪30年代，他在中国逗留的两年间，也为中国听众演奏本土流行歌曲。[70]
而爵士乐，正如古典音乐，从未简单地被中国人复制：它被吸收到新式的、独出心裁的音乐形式中，在五声音阶范围内结合好莱坞歌曲、爵士管弦乐改编曲和本地民族音乐。随着周璇等明星的演唱通过无线电广播，并在留声机中播放，这些表达音乐的新形式极受欢迎，尽管这些至今尚未被充分研究。[71]
不幸的是，新中国在1949年之后禁止了这些流行音乐，还让民国时期制作的八万张唱片积压在国家档案馆，绝大多数如今已完全损坏不可修复。[72]

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承认的民国时期自相矛盾的现象之一，就是民国处于内战和帝国主义侵略之中，却仍然保持着繁荣发达的文学和艺术。确实，五四运动通常被誉为启蒙运动的关键时刻，为历史中的黑暗篇章留下了积极有益的遗产。本书并不赞同这个运动的主旨，与此相反，近期的研究展现了历史学者如何超越五四，说明多元化、世界主义以及尤为重要的开放性，是这个时代从政治和宗教到电影和摄影等所有领域的本质。开放性并没有局限在上海和北京的精英知识分子范围内：甚至在地方上的小学校里，也提倡要有世界性的视野，而乡村中的宗教运动经常毫不隐讳地与全球问题相联系。文本、影像和声音，将外国知识远远传播到主要城市之外，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即使在被严重剥夺的时期，也在各个社会阶层推动了文化多样化的发展。我们将在下一章涉及，在权力与知识不再被垄断的时代，不仅文化得以繁荣发展，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也同样如此。

第五章　开放的市场

人们普遍认为，外国商品都被这个仇外的自给自足的中华帝国排斥在国门之外，比如，费正清关于清代“对外来事物充满敌意”[1]
的论断，便是如此。这里并不想讨论清朝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经济联系的相关文献，但这些资料足以说明，这个帝国并非完全对外界封闭，繁荣的海洋贸易使得大量的货物进入中国，从便宜的打火石到昂贵的钟表，其中一些是绝大部分人能够购买到的。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国外进口物品被低成本地复制，以满足一个数量巨大但相对贫穷的人群对这些物品的需求。这种趋势得以持续发展，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长期从外国模型制造商品的传统，采用个体工人生产复杂物件的装配零件，16世纪以后日益扩张的市场中小企业的增多，以及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而产生的廉价劳动力。简而言之，到19世纪末，这个帝国中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潮流，从普通农民需要的衣服的纱线、制作工具的铁和灯油，到富裕家庭使用的电风扇和进口留声机。[2]

然而，我们关注的是，20世纪上半叶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如第三章所述，1895年中日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结果之一，是外国人可以在华设立工厂和经营企业。经济史学者已经注意到，条约签订之后的十年里，经济贸易蓬勃发展。特别是1895年之后，地方商人越来越乐意采用现代技术。私人投资的规模也在中日战争之后日趋扩大，商人和官员都鼓励商业活动，因为这样才能帮助国家恢复先前落入外资公司之手的经济资源开采权。

对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法律基础的需求——对开放经济非常关键——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随着资本需求的增长而增加，在1904年《公司法》被引进时达到极点。科大卫（David Faure）指出，商人与官员之间的权力平衡被全部打破，贸易不再是帝国内阁的特权，而是每个公民纳税回报的一种权利。[3]
随着清末新政中商务部和商会的设立，这项新法律承认公司合并和有限负债，成为走向更为开放的经济的广泛转变中的一部分。主动对外开放经济在1911年之后被继续贯彻实行。例如，中国是1923年签署简化海关手续国际公约的仅有的十个国家之一，该公约旨在通过减少过多的或不规范的关税来促进国际商贸。[4]
随着这些内在的法律和制度改革，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繁荣发展，这并不意外，接下来的部分将为我们展现这一点。

第一节　经济增长

经济史学者对过去的一些定论提出了质疑：1949年之前经济发生倒退，这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导致大多数人口堕入贫穷，依赖特权获利的外国公司妨碍了本地企业的出现，高利贷使这个国家因债务陷入瘫痪，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而这又是地方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越来越多坚实细致的研究表明，这幅图景不再被大多数经济史学者接受。一些学者提出，只需要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正面迹象纳入考虑范畴，这个画面就会被调整。一些细致的研究，已经削弱了原有的观点，显示人均产值的持续增长是1930年以前经济的主导特征。而这个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对外贸易扩张的结果。

19世纪下半叶，对外贸易可能让通商口岸的商人们失望了，但它仍然相当重要。而这促使郝延平写下这一时期的“商业革命”，认为当时本土买办和外国企业家合力追寻自由贸易带来的新机会。有了汇兑，贷款更为方便，资金供应随着墨西哥银圆和中国纸币增多而增长，国际市场中的贸易在扩充，全球通讯经历着一场革命，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新的协同合作。这些合作通常由本地商人控制，譬如，差不多70%的外国船舶可能是由本地企业资助的。[5]
如上所述，1895到1904年实行的法律和经济改革，进一步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在那之后的国际贸易的增长，只需采用赫德掌管下的海关的档案资料便可评估。例如，记录在案的贸易值，包括本地帆船贸易，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将近10万两逐年增长，到19世纪80年代末的20万两，再到一战时期超过了100万两。这个数字在20世纪20年代继续增长，到1931年达到324万两的顶峰。[6]
19世纪，鸦片是主要的进口商品，棉制商品到1900年占据最大份额，而在1911年之后，化学药品、金属、石油和机械的相对比例逐渐提高，到1931年，作为资本投入的生产资料的进口量超过棉制品。民国时期，中国出口大量的丝、茶和大豆，到20世纪30年代，也有包括棉制品在内的一系列工业品出口。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贸易的水平以人均计算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对外贸易在GDP中的比重有所增长：从19世纪80年代的将近5%，上升到1937年前的7%-10%，一些历史学者甚至估计20世纪20年代平均达到了17%，当然这个数据可能言过其实。[7]

虽然外贸总额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国家来说并不算大，但其影响却深远广泛。如托马斯·罗斯基所说，自由贸易刺激了与进口商品的竞争，从而引进新的技术和更多的资源投入经济发展，促成新兴的本土企业，并将工业吸引到上海和天津这样的沿海城市。[8]
在外国竞争的刺激下，本土商业开始使用一些简单的技术，低投入地集中在便宜简单商品的生产上。虽然一般都比不上昂贵的进口货，但它们能够满足中国相对贫穷的广大民众的需求。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则借用外国人在管理、生产和销售方面的专门技能：从火柴、香烟到化学制品和机器，他们密切关注国外的先进产品。[9]
在许多通商口岸，租界的出现进一步加速思想、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杰克·格雷（Jack Gray）已经说明，造船厂、公共设施和建立在租界的工厂如何成为工人、经理和企业家等人的训练场地，其中很多人在民国时期创立了他们自己的公司。[10]

纺织业充分体现了因资本和技术转移带来的影响。20世纪前几十年，随着纺织厂在中国建立，机制布匹和纱线的产量得到迅速提升，中国工业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增长得迅速，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总体产量有时还超过英国和日本。到1934年，大概四分之三的纱线是机器制造的，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甚至偏远地区小家庭使用的布匹，都是以工业产品为主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布匹也越来越多是机器生产，而非手工制作：在1936年，将近一半的纺织产品来自织布机，而非手织机。[11]
中国甚至开始向东南亚出口机器制造的布匹、棉布和工厂纱线，不仅提供给海外华人，更普遍的是提供给亚洲需求便宜商品的穷人。到1936年，这些物品占中国出口商品总值的十分之一。[12]
如果不谈对外贸易，而只是评估总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在此变得更为明晰：在1912到1933年，虽然人口以每年至少0.8%的增长率增长，但人均GDP从113美元增长到了123美元。在相同时期，现代工业制品，除那些满洲生产的之外，每年的增长超过6%，轮船吨位增长将近12%，铁路里程增长超过10%，钢铁生产增长超过9%，煤炭超过8%，而棉纱锭子将近12%。[13]

货币和金融的创新，有利于扩散对外贸易在整个经济的积极影响。譬如，在晚清，只有租界被赋予权利依照现代方法开办银行：1897年，上海的中华帝国银行用外国人当经理主管，开始以本位货币银两为基础来发行纸币。该银行发行的银圆纸币极大地简化了商业交易，因为相较于其他银行仍然不得不使用沉重不便的金属货币来说，纸币更便于处理多边的商业交易。大约五十年之后，即1935年重大的货币改革之后，除了四大政府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蓄银行，仅仅陪都重庆就有超过一百家银行。在民国政府控制的疆域内，有293家私人银行。对银行系统的控制和审计，在1942年之后就加强了，建立起对账簿的定期审查机制，即使通货膨胀从根本上侵蚀了整个经济。[14]

中国特许证券交易所，1921年9月在上海开张营业，业务量增长迅速，日交易额很快超过一百万元。[15]
外国的和本地的保险公司也繁荣发展，到1927年，保险协会包括了18家保险公司。在1928到1935年间又有新的进展，保险协会的成员获得外国公司的再保险业务，以便能够在同样的基础上以平等的关系开展业务：他们开始承担政府的业务，如铁路、轮船航线和公共仓库，等等。[16]

第二节　乡村景象

经济增长并不局限在从外国贸易中获利甚多的少数几个通商口岸，农村经济也得以繁荣发展。我们太相信对经济状况的消极论断，以至于经常忘记当时观察者的观点——即使他们对自己的观点越来越自信——包括那些细致考察乡村社会的学者。金陵大学卜凯（John L.Buck）教授带领的考察小组从1929到1933年进行的对农民的抽样调查，是当时最系统、最可靠、最广泛的。他们详细地调查了分散在22个省份168个村庄的全部人口，搜集超过16000个农庄生活的广泛而大量的详细信息。他们的结论，一直被支持更为负面的典型“中国农民”形象的人们否定，然而，正如杰克·格雷已经指出的，这项调查在方法论上并不必然导致积极的结论。[17]
《中国土地利用》小心严谨地关注乡村中的很多地域差异和雇佣的不同形式，但从这项研究中浮现的整体印象，否定了富有地主和穷困佃农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不平等。超过总数一半的农民都是自耕农，还有很多是半自耕农，佃农实际不足总数的6%。大多数农场是相对较小的，少数一些超过平均规模的一倍。一般来说，佃农并不一定就比地主穷困得多，因为只有肥沃的土地才能够租出去，而且只有换种更为劳动密集型和市场价格高的农作物，小农场才可能增加收入。譬如，南方灌溉稻田的佃农比北方地主更富裕，因为他们一年能够种植两种粮食作物。大多数农民通过手工活和其他形式的非农业劳动补贴家用，基本上占了全部收入的14%。所有接受调查的农民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意识到农业中有任何不利因素，并且没有一个人提到高利贷、商人的剥削以及土地所有关系的问题。大多数农民，除西北地区的，都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几年中有所提高。[18]

经济史学家已经证实卜凯的发现，大多数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从1870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平稳提升。税收可能一直比较高，但也是逐渐减轻，直到1925年，平均税收都没有物价上涨得快。[19]
1870年之后，缓慢的通货膨胀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因为比起很多农村人口的所得收入，土地的价格和其他农业的开销增长得更缓慢。1890到1930年，华中和华东的农业生产增长得特别迅速，可能已经达到人口增长速度的一倍。进出口以及资本和其他资源流通自由，其结果是市场要对国际价格和银价变动带来的竞争作出反应。[20]

更有利润的农作物也开始广泛种植，比如棉花、油菜、玉米和甘薯，新的农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播，让农民受益颇多。最具经济价值的农作物之一——鸦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死灰复燃。尽管官方以立法、重税等政策禁止鸦片，但罂粟仍然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虽然吸食鸦片已经被很多历史学者公开谴责，但对农民来说，鸦片能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劳动密集型的鸦片田，适合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地区。由于轻巧易带，鸦片可以长距离运输并且能够长时间保存，不像较易变坏的水稻和小麦之类的农作物，一旦收割就会出现储存的问题。比较一下19世纪晚期小麦和罂粟的相对产量，会发现二者的获利比率为1：2，这便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乡村中流行将鸦片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和出口商品进行种植。然而，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的1931-1935年，中国农村的总体经济严重衰退：持续了七十年的农业日益繁荣走到了尽头。1935年危机才消退，1936年一次特大丰收标志着增长再度开始，虽然次年就爆发了中日战争，而且40年代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也将引起一场浩劫。[21]

民国时期经济增长现象的本质可以开放地讨论，这里所提供的阐释，虽然是基于许多卓越的经济史学家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却尚未获得普遍认同。[22]
然而，关键在于，本书评论的民国史的所有维度中，经济记录已经引发太多的学术争论，来论证“经济帝国主义”和“经济衰颓”的消极观点是几乎不足信的。如白若文（Loren Brandt）、托马斯·罗斯基、杰克·格雷和科大卫，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否认经济差异可能增加了，他们仅仅指出，总体来说，不管贫富之间的相对差距，1870到1930年的平均生活水平是有所提高的。

关于民国经济中发生的数量变化，也许永远不可能提供一个明确的解释，但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证据被发掘出来，证实一个大体上积极的图景。就像消耗热量之外，一般健康的标准还存在其他指数。史蒂芬·摩根（Stephen L.Morgan）的研究不是利用工资、谷物价格变动或棉织品出口之类的稀缺数据，来推断整体生活水平的变化，而是煞费苦心地收集了身高数据，作为20世纪净营养的灵敏指示物，这些数据，如历史学者普遍认为的，为衡量福利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较为精确的标准。他搜集的身体状况数据，进一步证明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经济的持续增长超过半个世纪，显示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人的身高都有增长。另外，20世纪2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40年代末测量）到成年时的最终身高，与70年代末出生的人（90年代中期测量）成年时的最终身高，几乎没有差别。复杂地总结，就是这反映了二战和整个毛泽东时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营养上的退步。当然，史蒂芬·摩根的估算所依据的样本，像所有样本一样，是存在偏见的，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接受健康普查的主体偏重于在沿海省份的现代机构工作的人。虽然如此，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的身高看起来都有所提升。[23]

1931到1935年的经济萎缩，虽然没有像欧美1929-1939年的大萧条那么严重，却由于外贸对中国的影响而吸引了很多负面报道，特别是那些认为这个半殖民地国家被外国势力控制着的民族主义作家。但是，萧条之后是长期的对外贸易，这些贸易往来直接促进了农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用科大卫的话来说：“20世纪初期能够给乡村经济带来如此迅速而有效变化的，除了国际贸易提供的一个扩大的市场，很难发现另一个诱因。”[24]

第三节　物质文化

如果仅仅聚焦于很多农业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脱离了本书的中心论点，即20世纪前半叶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前所未有地允许人员、物品和思想进出这个国家。“二元经济”的命题或者“蜂窝状的自给自足经济”观念认为，农村经济一直未受到全球贸易的影响，而沿海城市的资本主义则繁荣发展。虽然这些观点早已被经济史学者摒弃，[25]
但是在将“现代性”等同于“城市”的学者中，它们仍然占据支配地位。然而，与非洲和南美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与外国现代性相关的物质商品和技术创新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精英的消费而进口：它们在本地被迅速地复制生产，提供给更大部分的人口。双层经济出现，富裕者购买外国商品，而普通人则接受廉价的仿制品，从搪瓷脸盆到金属手电筒。20世纪前几十年，主张进口替代的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鼓励复制之风，通过复制，在半个世纪以内轻松地将“外国商品”转变为“民族商品”。与俄国、奥斯曼帝国、南美、非洲和东南亚相比，中国相对低的外国商品进口量，并不是对外国物品缺乏兴趣的表现，更不是因为“抵制外货”，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迅速而成功地被采用并转变为本地产品。[26]

在王朝帝国瓦解之前，农村家庭做衣服的纱线大多已由机器生产。各个社会阶层的妇女，从越来越多的服装款式中选择丝巾、裙子、工装、长袍和紧身胸衣，搭配起来通常具有惊人的原创性：单件礼服搭配围巾和外套就是其中一例。在1912年的偏远山村，新奇的事物如进口衣服、鞋子和帽子（被广东农民称为荷兰帽）被乡村精英骄傲地炫耀着。随着清王朝的崩溃，惹人注目地展览现代物品的社会限制解除了。[27]
到民国末年，连非常贫穷的人也可能穿着进口纱线纺制的衣服，黄包车车夫也能买得起廉价的草帽和橡胶鞋底的鞋子；另一方面，富有的农民骄傲地展示他们的皮鞋和巴拿马草帽。甚至在长袍还被限制为特权阶层的穿着时，西装就在乡村流行起来，体现出普通人在物质文化方面并不一定落后。西装非常普遍，1942年，在成都附近的小市镇至少就有六个裁缝能够为本地居民定做西服。[28]
在一些地方，社会精英有时候更喜欢在欧洲中产阶级中时兴的较暗淡的颜色，在这些地方，普通人穿着颜色鲜艳的新衣服并用吉利的图案装饰它们，图案从瓷釉盘子到现代雨伞，不一而足。

房屋也受到自由流通的物品、技术和知识的影响。有钱的商人和政府官员通常最先改装他们的家，玻璃作为豪华的奢侈品持续了几十年，一些新材料，比如水泥，对于没有特权的人来说，也是相对负担得起的。20世纪20年代，汕头建成了数目惊人的钢筋混凝土新地产，价值达5000万美元。[29]
而远离上海和天津这些世界性大都市，回国移民在闽南和粤东的乡村建起被称为“洋楼”的豪华大厦，糅合了从阳台到复合地板的海外新元素，以及与风水更一致的本地装饰，比如，采用狭小的窗户以抵御不吉利的东西。由于新材料和新思想，建筑景观在设计、规划和材料上呈现极大的多样性，因此房屋不仅是主人社会地位的标志，还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观念。

大多数贫穷农民的房屋仅仅表现出细微的变化——有人想起在贫民区使用的波纹铁屋顶——许多人至少买得起几件新物件，其中最流行的是价廉物美的煤油灯。煤油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广，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散布整个中国的两百多个地区中几乎一半都使用煤油，从点桐油灯、菜籽油灯到煤油灯的转变，使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30]
与其他材料相比，藤条的使用让安乐椅更为普及。对外国时钟的热情也超越了社会壁垒，许多时钟被贮藏在皇宫之中，而较便宜的时钟则令小民百姓欣喜和惊奇。

食品通常被视为日常生活中最不可被外国影响渗透的部分，在这方面，中国通常被认为是最好的例子。然而，在民国时期，食品的方方面面几乎都由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而产生了变化，极大地扩大了现有的烹饪内容。日常饮食的变化并没有局限在沿海城市的富裕精英群体内。主食在色香味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如米、糖和小麦逐渐由工业生产，白色成为一种令人期待的颜色。像热水瓶和搪瓷器皿之类的简单东西转变了食品的物质文化。无论是去街头的简陋摊档，还是去装潢奢华、充满异国情调，并使用奇怪文字的餐馆，不富裕的人也可以体验到“外国”事物。此外，罐头的使用极大地丰富了食品的选择，不论粗茶淡饭还是美味佳肴，穷人和富人同样可以跨越地区与季节享受到。文化上的大杂烩流行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厨房中创造性的部分，比如现在被认为典型的“中式”菜式，其实是在民国时期繁荣的烹饪环境中才首次亮相——西红柿炒鸡蛋可以说是个很好的例子。面包、冰激凌和酸奶因街头流动小贩推销而流行起来，而二战爆发之前，在大多数城市都可以找到“西式的”餐馆。仅仅上海就有几百家西餐馆，广东的消费者可以找到三十多家，天津的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则可以在十多家里面进行选择。[31]
在重庆，城市中随处可以找到外国食品。[32]
如同斯蒂芬·门内尔（Stephen Mennell）的研究显示的，[33]
加工食品的诞生，以及与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使近代中国与英国和法国一样，流行起更为多样化的饮食体验和更为多样化的口味。[34]

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就这样大大地拓展了可以获得的商品的范围。即使在并不发达的山东邹平，都能买到青岛、上海、天津、日本、欧洲和美国生产的各种商品，选择增多而且价格降低。另一个例子是中和场。这是一个四川乡下的小市镇，15000个农民在此居住。20世纪40年代，那里赶集的日子，简陋的货摊都能供应一系列的新商品，如肥皂、毛巾、乳霜、粉饼和口红，还有眼镜，还不算那些专门经营奢侈品的商店。简而言之，虽然乡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得非常缓慢，但可以购买的商品却花样繁多。另外，廉价机器使数量不多的工人能够更加轻松地将原材料加工为成品，乡村手工业体系因而得以整合。此外，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将购买选择面缩小到国有城市企业生产的几种产品，这些产品并不考虑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发现其中很多是废弃商品，需要不断地修理或者整体退换。直到1979年以后，丰富商品种类的措施才得以实施，而耗费广泛的大型国有企业一直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四节　交通运输

民国史学家曾哀叹中央政府未能提供一个有效的运输系统：以国际标准来看已经不够用的铁路还被军事力量控制着，阻碍了商品的自由流动；租界之外，公路几乎是不存在的，并且缺乏足够的管理，这意味着人们只能徒步旅行，或者坐手推车，或者坐船。到目前为止，关于交通的研究大多偏向于考察现代交通运输背后的政治层面，比如轮船公司之间的竞争或铁路建设中的国际参与，因此上述图景并未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北京的各种势力斗争之下，清末新政创建的几个政府部门在整个民国时期运作得相当有效。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司法部和外交部，负责铁路、电报和邮政服务的交通部，尽管有时处于不利的政治环境之下，但也发挥着专业的作用。财力都投入到这个部门，用于修建铁路和扩展电报系统，强势能干的官员掌管着交通部，他们在银行界也颇有影响。[35]
当时的旅行者，不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国的，都相信自己身处于交通运输真正的革新时期，他们的观感都有事实依据，却普遍被那些热衷于对民国持负面评价的学者忽视。

譬如，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全国各地的报道都谈及了正在大力建设新公路的情况，“公路将夷平城墙，全面地改变中国古老城市的面貌，公路沿着河岸延伸，迂回蜿蜒于乡村内外，甚至翻过山间小道”。[36]
30年代，数以百计的轿车和货车进口中国，黄包车、自行车和轿车取代了独轮手推车、轿子和隆隆响的木制手推车，甚至北方沙漠的骆驼商队都受到履带拖拉机的威胁。华西协和大学的化学教师徐维理（William Sewell），对这样的急剧变化大吃一惊：“弯曲狭窄的道路和蜿蜒盘旋、臭气熏天的小巷被良好笔直的街道取代，以至于离家数月返回的旅行者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家。”[37]
当地生活的敏锐观察者和经验丰富的探险家巴素（Victor Purcell），也对道路系统取得的“卓越成就”感到震惊，这一道路系统在20年代时几乎还没有，到30年代，甚至相对偏远的城市如广西省的南宁、柳州和桂林，也都拥有了宽阔的水泥街道，街边还种了树。[38]

到30年代，虽然轿车比较稀少，但公共汽车已经规律地往来于城市和乡村的交通线上。30年代初，北京每天有一百辆公共汽车在运行，轻松地与骆驼商队进行竞争，这些骆驼商队在外国观光客眼中仍然是普遍的景象。[39]
正如达德利·巴克斯顿（Dudley Buxton）在1929年出版的人文地理著作中提到的，旧秩序迅速改变，公共汽车已经深入四川。[40]
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是个勇敢无畏的旅行者，他果断地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摆脱常规旅行路线，巧妙地抓住了公共汽车超过火车的优越性：“公共汽车服务，作为中国的一项公共事业，是在比铁路系统更强大的基础上设计和实施的。它所需的资金花费较少，因而被人借此中饱私囊的机会也更少。与修建铁路相比，建筑公路的时间较短，造价也更便宜，中国人拖延的天赋也相应地成为影响较小的因素。和铁路比起来，运营公共汽车不仅更容易，而且能够服务到更多的人，因此是适合中国特色的。最后，万一发生政治动荡，公共汽车服务受到的打击比铁路小得多，因为它的资本价值太小了。”[41]
公共汽车开进铁路无法到达的地方，为成千上万的民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动自由，为人员、商品和思想进入内地创造了途径，从而将当地经济整合到全国乃至全球的依存网络中来。

有了汽船，廉价的出国旅行在19世纪下半叶便成为可能。1884年，一个移民只需花几美元就能够从厦门前往马尼拉。[42]
乘客大部分是穷人，睡在甲板上。当年，龚德柏（1891-1980）还是个潦倒的学生，他乘坐汽艇从汉口去上海，再从那里赴日本，与家乡武汉缓慢往来于水路上的平底帆船相比，高速、舒适、经济的现代交通令他感到愉快。[43]
有了汽船，甚至连丧葬也进行得更为得体。人们广泛地利用新的交通方式运送棺材，大型的国际班机可以承担两到三副海外华人棺材的运送；[4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从世界各地途经香港送回家乡的棺材就有几百副。[45]

与公共汽车和汽船一样，火车以更快的速度将人员和货物运送到更远的地方。铁路运输确实时断时续，要不就是被随意征用，在北洋政府末期的几个月还曾经完全中断。但铁路在20年代末期显著进步了，[46]
到30年代，车厢数量也大幅增加。抗战爆发前夕，420公里的广州-汉口线路架设完成，这为旅客提供一条从香港经由广州和长沙抵达汉口的路线。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通过这条线路还可以到达北京、满洲，横跨西伯利亚到欧洲：这就是著名的香港-加来线，当时世界上连绵延伸最长的铁路线。王福明曾展示农民如何利用国际贸易和交通运输提供的新机遇，为满足外部市场进行大规模生产。有了铁路，胆大进取的男孩，十四五岁就离开河北省的老家，跑到遥远的东北地区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47]
到1933年，铁路总长超过一万公里，覆盖了大约19个省，每年运输4500万旅客；正如历史学者张瑞德（Chang Jui-te）最近指出的，所有新铁路都是由本国工程师建造、由本国专家经营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项“卓越成就”，这说明撇开被军事上的需要支配的大环境，相继上台的民国政府迅速有效地提高了专业水平。[48]

虽然中国满腔热情地发展航空的事业，但是民国时期的资料极少提及飞机。路易·布莱里奥飞越英吉利海峡之后仅仅三年，厉汝燕（Zee Yee Lee）就拿到英国的飞行员资格证书，还在1911年带回两架配备了奥地利戴姆勒发动机的迪特里希单翼机。他加入了孙中山政府，主动捐赠了两架飞机，成为中国第一位飞行员和第一位政府航空部门的负责人。[49]
1920年5月7日，北京至天津的航空邮件客运开通；1929年，美国航空开拓有限公司（Aviation Exploration）获得交通部的特许权，开发了中国的第一条定期航线。此后，它更名为中国飞运公司（China Airways），并于1930年7月与政府签署合约，为建立中国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做准备，后者发展起了航空邮件和客运服务的全国网络。在上海、汉口、北京、广州和香港，到1937年，航空公司为15000名旅客提供了将近5000公里航空路线的定期航班服务。[50]

西南航空公司创建于1932年，得到广西省和广东省政府的资助，是一家纯粹的本土企业。1931年，中国政府拥有三分之二股权、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拥有三分之一股权的欧亚大陆航空公司，采用德国飞机，开设了上海到北京和东三省的航线。当时，俄国航线运送邮件和旅客到莫斯科，汉莎航空则承担到柏林的最后一段旅程：那时，中国的航线已经真正国际化。随着航空服务日渐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成都和昆明也进入了全国网络：乘飞机旅行不仅更快，而且实际上比陆路旅行更便宜，平均费用约为每英里10分钱。甚至超重行李也是以相当便宜的比率来确定价格，并提供航空货物装运，鼓励商人开发内地市场。受到洪水、饥荒和土匪影响的地区，航空运输是舒适和安全的。商人预订飞机，将商品和不易保存的食品运往全国各地，货运服务在战后明显增长。[51]

1900年前后，中国的马车和帆船运输大体上以缓慢的速度发展，在接下来几十年中发生的交通运输的革命，意味着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能够更快、更便宜地出行，抵达更远的地方。火车可能装备破旧，供暖不足，但也总是人满为患，旅客挤在过道上，甚至坐到车顶上。然而，民国时期，对内地农民来说，最普遍的机动化交通方式可能是公共汽车，即使车窗坏了，车子在铺设简陋、凹凸不平的道路上颠簸。销售外国商品的新分销点建立起来，更多资源得以开发，地域整合得更加紧密，安全的长途旅程变得可能，所有这些都远远超出疆界，与外部世界形成了更密集的联系网络。虽然在一些外国人看来，很多机器落后得可怜，但渴望从更快、更便宜的运输中获利的人们，普遍欢迎新式的交通运输方式。一些房屋被拆毁却未获得赔偿的业主，可能憎恨铁路建设，但总的来说，几乎没有证据支持“排外拒绝”机器的形象，也没有证据能显示，人们在现代性面前表现出“害怕机械”或“文化疏远”的姿态。不论是那些乘坐破旧的公共汽车将鸡崽儿拎到市场上的农民，还是那些坐火车和飞机纵横往返于这个国家、通晓多种语言的精英，虽然人们的背景各不相同，但对他们来说，机器都代表着现代性。[52]

第六章　结论

苏联所谓的“公开化”、中国所谓的“开放”和越南的“改革开放”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宣传用语，以至于人们几乎要忘记前革命政权通常具有更高的全球化程度。正如杰夫瑞·布鲁克斯（Jeffrey Brooks）所言，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继承了这样一个帝国：不仅政治精英与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非常合拍，新兴的有文化的农民也在电影和小说中找到日益全球化的文化；外国模式在政治上占优势，经济上向世界开放，国际交往发生在从合资银行到人权的各个领域。[1]
就中国来说，如本书所论，1900到1949年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与世界紧密相连，对于开放的追求在四个方面特别显著，即在治理方面，法治进步，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在自由出入境方面，中外人士自由往来；在开放的思想方面，人文和科学思想大放异彩；在开放的市场方面，经济持续增长。大清帝国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这个时代，毫不意外地被描述为中国近代史中的灾难深重的插曲，但本书立足于不断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试图说明，虽然在不同社会阶层，封闭与开放之间总是有一股张力，但这一时代与世界的联系前所未有地深入、广泛，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也从开放的环境中获益，比如在上海购买军事武器，去国外培训，接受苏联专家的广泛帮助。

我们是不是能更进一步，不再把近两三个世纪的历史阐释为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不可阻止地趋向“革命”的神话，而是将它视为向世界展开怀抱的时代，全球联系增强的时代，人口、商品、思想、制度和技术的流动日益增长的时代？这一研究取向，势必得到关于帝制时期的新证据的支持，因为许多历史学者越来越赞成，走向开放的长期趋势可能从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例如在《开放的帝国》一书中，韩森（Valerie Hansen）将这个国家的整个历史进程描绘成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和对外开放的样子，而非一个对外国领地漠不关心的封闭帝国。[2]
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也强调，中国拥有与外部世界广泛交流的长期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个国家并没有追求光荣的独立，相反，各种思想、商品和技术从外界汇聚而来，从汉唐时期的“早期全球化”，到明清时期对欧洲科学、技术和天文学的热爱。[3]
这个帝国积极活跃地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交往，鼓励外国货物和思想的流通——而非如陈词滥调所称，仇外的中国反对和抗拒所有外国事物。

即使我们反驳庞大僵化的帝国安然躲藏在高墙之后的观点，支持用更为细致入微的方法强调，多元文化的帝国在其统治的最后几个世纪建立了许多全球性的联系，但从性质上看，20世纪的上半叶还是见证了开放趋势被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如前所见，结社自由、旅行自由、宗教自由、贸易自由和言论的相对自由，都为日常生活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变动——从大都会的出现到一份充满活力的报刊；法治的引进、宪政政府、民主选举和对立政治则在政治领域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变化。正如贸易保护论者谴责开放国际贸易可能导致周期性的财政不稳定一样，在支持由上而下严厉统治的观察家看来，政治不稳定现象很可能伴随参与性政治出现；然而，这一时期，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绝对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全球化，如本书所论，是文化多元化的矢量，也为文化多元化提供最好的支持：固有的思想、实践和制度并不会简单地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消失，相反，它们会进一步扩展，变得更加多样化，正如地方工厂由于投入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而细化分工。我们已经看到自治组织蓬勃发展，报纸和杂志事业繁荣，知识界活动迅速发展，外国人社区日益成长，而且物质文化富足，这些导致了复杂而迅速变化的社会文化景象，转而又因政治的多元性因素被加强。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国家在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诸方面，都处于其整个历史进程中最为多元化的时刻。

如果开放性是这个国家融入世界的长程历史的一项重要特征，那么，我们能够将1978年以来的开放政策理解为对于这一传统的回归吗？不论如何，被忽视的民国时期的全球化经验，在今天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全球化——而不是革命，也已成为21世纪的主导问题。

延伸阅读指南

历史学者们著书立说，想要实事求是，以批判性的距离，看待这些堆积如山的论文，最好的办法是深入研究其原始资料。非专业读者可以找到数量众多颇有助益的英文材料，这些研究民国时期的资料，包括社会学调查、贸易报告、游记和回忆录。本书使用了其中一些，如兰格的《中国的家庭与社会》（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玛丽·博斯沃斯·特德雷的《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M.B.Treudley, The Men and Women of Chung Ho Ch’ang, Taipei:Orient Cultural Service,1971）
13

、卜凯（John L.Buck）的《中国土地利用》（南京：金陵大学，1937）、西德尼·甘博的《1933年之前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Sidney D.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杰拉尔德·约克的《中国之变迁》（Gerald Yorke, China Changes, London:Jonathan Cape,1935）、罗文达的《中国宗教期刊》（Rudolph L?wenthal,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Peking:The 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1940）。在民国时期的全球性联系方面，也有很多中国人用英文写作了出色的资料，本书使用的两种是郑天锡的《东方与西方》（F.T.Cheng, East and West:Episodes in a Sixty Years’Journey, London:Hutchinson,1951）和厉树雄的《半世纪的回忆录》（James Hsioung Lee, A Half-Century of Memories, Hong Kong:South China Photo-Process Printing Co.，n.d.，1960s）。

为了将这些基础资料置于时代背景中进行理解，非专业读者可能希望翻阅一些近代中国历史的一般性论述，我推荐杰克·格雷的《中国的叛乱与革命：1800-1980》（Jack 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China from the 1800s to the 198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该书相当具有挑战性，系统地研究了1949年前的民国历史。关于近代中国的全球化，更为专门的著作有陈志让的《中国和西方：社会与文化，1815-1937》（Jerome Ch’en, China and the West:Society and Culture,1815-1937，London:Hutchinson,1979），该书在运用坚实的原始资料基础上，一直较好地保持其新鲜度，值得精读。有两篇文章与本书探究的一些主题密切相关，值得特别关注，即柯伟林的《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William C.Kirby,‘e internationalizationof China: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China Quarterly, no.150，June 1997，pp.433-458）和黄宗智的《近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双重文化性》（Philip C.C.Huang,‘Biculturality in modern China and in Chinese studies’，Modern China,26，no.1，Jan.2000，pp.3-31）。前沿性的研究有马若孟和墨子刻的《汉学阴影：美国近代中国研究近况》（Ramon H.Myers and omas A.Metzger,‘Sinological shadows: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4，July 1980，pp.1-34）。

这里并非要罗列本书谈及的诸多论题详尽的参考书目，而是为读者介绍这个领域比较重要的文献，这些文献说明很多常见的问题并没有被提及。虽然近期有几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参考书目，如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近代中国研究》（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W.W.Norton,1999，second edition）。本书“军阀”一节相关的必读书是林蔚的作品（Arthur Waldron,‘e warlor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 militarism, and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6，no.4，Oct.1991，pp.1073-1100；‘Warlordism versus federalism:e revival of a debate?’，The China Quarterly, no.121，March 1990，pp.116-128；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而关于“联邦主义”的真知灼见可以参考谢诺（Jean Chesneaux,‘The federalist movement in China,1920-1923’，in Jack Gray, ed.，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和陈定炎（Leslie H.Dingyan Chen, Chen Jiongming and the Federalist Movement:Regional Leadership and Nation Building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的文章。萧邦齐的文章（R.Keith Schoppa,‘Province and nation:The Chekiang Provincial Autonomy Movement,1917-1927’，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6，no.4，Aug.1977，pp.661-674）也特别有助益。

除了冯客关于司法部的分析见于《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Frank Dik?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
14

一书之外，虽然朱莉·施特劳斯（Julia C.Strauss）在《弱政体中的强机构：民国时期的国家建设，1927-1940》（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1927-194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一书中发表了关于一些政府部门的观点，但至今尚没有更多对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情况的具体研究。

关于1902到1949年的选举与民主方面，可以参考罗杰·汤姆生的文章（Roger R.ompson,‘e lessons of defeat:Transforming the Qing state a er the Boxer War’，Modern Asian Studies,37，no.4，Oct.2003，pp.769-773）、伊懋可的文章（Mark Elvin,‘e gentry democracy in Chinese Shanghai,1905-1914'，in Jack Gray, ed.，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41-66）、傅因彻的《中国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John H.Fincher, Chinese Democracy: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Local,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1905-1914，London:Croom Helm,1981）、黎安友的《中国的民主》（Andrew J.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Knopf,1985）、史雯的《在中国讨论人权：概念史与政治史》（Marina Svensson, Debating Human Rights in China:A Concep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Lanham:Rowman and Little eld,2002）、罗杰·汤姆生的《宪政改革时期的中国地方议会》（Roger R.Thompson, China's Local Councils in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1898-1911，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而关于对立的政治，则可以读罗杰·珍主编的《未择之路：20世纪中国党派之斗争》（Roger B.Jean, Roads Not Taken: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尤金·鲁伯特的《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自由派，1919-1937》（Eugene Lubot, Liberalism in an Illiberal Age:New Culture Liberals in RepublicanChina,1919-1937，Westport, CN:Greenwood Press,1982）、李木兰的《性别、政治与民主：中国的妇女参政》（Louise Edwards, Gender, Politics and Democracy:Women's Suffrag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冯兆基的《寻求中国民主：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公民抗争（1929-1949）》（Edmund S.K.Fung,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1929-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5

，以及柯伟林主编的《近代中国的自由领域》（William C.Kirby, ed.，Realms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关于地方行动主义，可以参考玛丽·兰金的《中国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转变：1865-1911年之浙江》（Mary B.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ng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William T.Rowe, 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6

、史谦德的《北平人力车——20世纪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罗伯特·卡尔普的文章（Robert J.Culp,‘Elite associat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Jiashan and Lanqi Counties, Zhejiang,1911-1937’，Modern China,20，no.4，Oct.1994，pp.446-477），以及玛丽·兰金全面的学术回顾（Mary B.Rankin,‘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republican politics,1912-1918’，China Quarterly, no.150，June 1997，pp.260-281）。

关于海外华人，王赓武有一个简洁的介绍（Wang Gungwu, The Chinese Overseas: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亦可参考马克·弗罗斯特极好的文章（Mark Ravinder Frost,‘Thranscultural diaspora: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1819-1918’，Working Paper Series, no.10，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03）。吴伦霓霞的文章（Ng Lun Ngai-Ha,‘e role of Hong Kong educated Chinese in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Modern Asian Studies,17，no.1，1983，pp.137-163），高马可的《帝国的边缘：中国的精英与香港的英国殖民者》（John M.Carroll, Edge of Empires: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以及金斯利·博尔顿的《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7

，都具有高度创新性。

对外国人的相关研究中，基础读物有詹姆斯·汤姆生的《当中国遭遇西方：国民政府的美国改革者，1928-1937》（James C.Thom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费维恺的《二十世纪初外国在华的设施》（Albert Feuerwerker,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6）、尼古拉斯·克利福德的《帝国宠坏的孩子：上海的西方人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革命》（Nicholas R.Cli 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over, 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1）、吴芳思的《华人与狗不许入内：1843-1943年间中国通商口岸的生活》（Frances Wood, 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1843-1943，London:John Murray,1998），以及博肃礼的《上海的法国人，1849-1949》（Guy Brossollet, Les Fran?ais de Shanghai,1849-1949，Paris:Belin,1999）。

外交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最好的文章是柯伟林的《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亦可参考朱葆瑨的《顾维钧：中国外交官与民族主义外交个案研究，1912-1966》（Pao-Chin Chu, V.K.Wellington Koo:A Case Study of China’s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1912-1966，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1）、史蒂芬·克拉夫特的《顾维钧与现代中国的出现》（Stephen G.Cra, V.K.Wellington Koo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4），以及徐国琦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18

。关于归国留学生和学术团体，入门可以读任以都《学术界的发展，1912-1949》（E-tu Zen Sun,‘e growth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1912-1949’，in John K.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part 2，pp.361-420）一文，陈志让在《中国和西方：社会与文化，1815-1937》一书中有几页篇幅对归国学生进行较好的阐述。关于学校，可以参考樊德雯的前沿研究《乡村-政府之间的合作——现代公立学堂及其经费来源（奉天省海城县：1905-1931）》（Elizabeth VanderVen,‘Village-state cooperation:Modern 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ir funding, Haicheng County, Fengtian,1905-1931’，Modern China,31，no.2，April 2005，pp.204-235）。

探究宗教方面的问题有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Harper,1945）
19

、尉迟酣的《中国佛教的复兴》（Holmes Welch,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20

、陈荣捷的《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Chan Wing-tsit, 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Octagon Books,1969）
21

、克里夫的硕士论文《倪柝声的生活与理论——兼论他发起的小群运动》（Norman Howard Cli,‘e life and theology of Watchman Nee, including a study of the Little Flock Movement which he founded’，MPhil dissertation, London:Open University,1983）、裴士丹的《中国本土新教教会》（Daniel H.Bays,‘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in Steven Kaplan, ed.，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p.124-143），以及弗朗西丝·卡塔罗科的《调谐佛法：现代中国佛教的文化实践》（Francesca Tarocco,‘Attuning the Dharma:The cultural practices of modern Chinese Buddhists’，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2004）。

关于民国时期艺术的一般介绍，如果限定在上海，可以参考《上海摩登，1919-1945》（Jo-Anne Birnie Danzker, Ken Lum and Zheng Shengtian, eds.，Shanghai Modern,1919-1945，Ost ldern-Ruit:Hatje Cantz,2004）。关于电影，可以参考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Fu Poshek,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2

和张真的《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Zhang Zhen, 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Shanghai Cinema,1896-1937，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23

，而流行音乐研究则可以看施祥生的文章《对过去之再思考：周璇与20世纪初流行音乐之翻案》（Jonathan Stock,‘Reconsidering the past:Zhou Xuan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popular music’，Asian Music,26，no.2，spring 1995，pp.119-135）以及安德鲁·琼斯的《黄色音乐：中国爵士时代的媒体文化与殖民现代性》（Andrew F.Jones, Yellow Music: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关于古典音乐则可参考梅文诗和蔡金冬的《红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乐如何改变中国》（Sheila Melvin and Jindong Cai, Rhapsody in Red:How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Became Chinese, New York:Algora Publishing,2004）。关于中国杰出的摄影家，可以参考黎健强的博士论文《郎静山的生活与艺术摄影（1892-1995）》（Edwin Kin-Keung Lai,‘e life and art photography of Lang Jingshan（1892-1995）’，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0），而关于本国摄影家则可以参考冯客的《洋货：中国现代物品及日常生活》（Frank Dikottes, Exotic Commodities: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第十章。

关于经济史有复杂多样的文献，最好的入门书是菲利普·理查森的《1800-1950年中国经济之变迁》（Philip Richardson,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c.1800-19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其他突出的成果包括郝延平的《中国近代商业革命》（Yen-p’ing Hao,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24

、白若文的《商业化与农业发展：中国中部和东部，1870-1937》（Loren Brandt,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1870-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科大卫的《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David Faure, China and Capitalism:A Hist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
25

以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经济：1870-1937年江苏和广东的贸易发展和农民生活》（The Rural Eo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k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 to 1937，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还有托马斯·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Thomas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如这些书名所示，其中有相当多的论著涉及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量变，而关于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的研究仍然稀少，然尚可参考冯客的《洋货：中国现代物品及日常生活》一书。

注释

第一章

[1]本研究聚焦于1911至1949年，即通常意义上的民国时期，但会经常提及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开始的新政，以及紧跟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的改革；从1895年到1949年是我粗略定义的“近代中国”。

[2]早期对目的论和“革命范式”的反对，出现在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马若孟和墨子刻的《汉学阴影：美国近代中国研究近况》（Ramon H.Myers and Thomas A.Metzger,"Sinological shadows: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4，July 1980，pp.1-34）；“革命范式”相对的是“西方冲击”观念，“西方冲击”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起因，是中国进入“崩溃时代”的开始，这方面可以读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P.A.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关于近代中国近期的学术回顾，拉纳·米特的《学术回顾：现代性、国际化与近代中国的战争》一文（Rana Mitter,"Historiography review:Modern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war in the history of mdern China"，Historical Journal,48，no.2（2005），pp.523-543.）很有助益。

[3]Sugata Bose,"Starvation amidst plenty:The making of famine in Bengal, Honan and Tonkin,1942-1945"，Modern Asian Studies,24，no. 4（Oct.1990），p.700.

[4]Fu Zhengyuan, Autocratic tradition and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reviewed by Roger B. Jeans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3（Sept.1995），p.878.

第二章

[1]Arthur Waldron,"The warlor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 militarism, and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6，no. 4（Oct.1991），pp.1073-1100.

[2]Jean Chesneaux,"The federalist movement in China,1920-1923"，in Jack Gray（ed.），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 108；亦见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4年。

[3]Arthur Waldron,"Warlordism versus federalism:The revival of a debate?"，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1（March 1990），pp.116-128.

[4]Leslie H. Dingyan Chen, Chen Jiongming and the federalist movement:Regional leadership and nation building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

[5]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一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

[6]Thomas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 39.

[7]同上，p.40。

[8]Arthur 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9]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p. 37.

[10]同上，p.42。

[11]Tien Hung-ma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1927-193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 138 and 143.

[12]Qin Shao, Culturing modernity:The Nantong Model,1890-19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Lenore Barkan,"Patterns of power:Forty years of elite politics in a Chinese county"，in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Rankin（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191-215；关于民国时期物质景观的变化，包括公路和电气化的修建，见Frank Dik?tter, Exotic commodities: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13]Harold S. Quigley,"Federalism and foreign relations in China"，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42，no.4（Dec.1927），pp.561-570.

[14]Harold S. Quigley,"Aspects of China's constitutional problem"，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39，no.2（June 1924），p.198.

[15]Frank Dik?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

[16]John H. Fincher, Chinese democracy: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local,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1905-1914，London:Croom Helm,1981，p.219.

[17]见Douglas R.Reynolds, 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8]Roger R. Thompson,"The lessons of defeat:Transforming the Qing state after the Boxer War"，Modern Asian Studies,37，no.4（Oct.2003），p.771.

[19]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London:HM Stationery Offce,1926，Cmd. 2774，pp.79，92-94.

[20]Dik?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21]J. B.Condliffe, China to-day:Economic, Boston:World Peace Foundation,1932，p.117.

[22]Dik?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prison in modern China.

[23]Julia C. Strauss, 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1927-194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4]Elizabeth J. Remick, Building local states: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and post-Mao era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5]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26]Edmund S. K.Fung,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1929-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7]Mark Elvin,"The gentry democracy in Chinese Shanghai,1905-1914"，in Jack Gray（ed.），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 41-66.

[28]Roger R. Thompson, China's local councils in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1898-1911，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9]Fincher, Chinese democracy, pp. 270-271.

[30]Louise Edwards, Gender, politics and democracy:Women's suffrag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31]Chesneaux,"The federalist movement in China,1920-1923"，pp. 107-108.

[32]见Roger B.Jeans（ed.），Roads not taken: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oulder, CO:Westview Press,1992；亦见Eugene Lubot, Liberalism in an illiberal age:New Culture liberal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Westport, CN:Greenwood Press,1982；Marina Svensson, Debating human rights in China:A concep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Lanham:Rowman and Littlefeld,2002。

[33]Fung,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pp. 346-347.

[34]Sidney D.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p.41-42，151-152，167-169.

[35]"On the eve of the China People's Conference"，Pacifc Affairs,4，no. 6（June 1931），pp.527-529.

[36]John A. Fairlie,"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in China"，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5，no.4（Nov.1931），pp.1016-1022.

[37]Guenther Stein,"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 reorganizing"，Far Eastern Survey,11，no. 14（July 1942），pp.158-160.

[38]Fung,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39]A. 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Praeger,1963，pp.60-70.

[40]Chen Chih-mai,"Post-war government of China"，The Journal of Politics,9，no. 4（Nov.1947），pp.503-521.

[41]Thomas E. Greiff,"The principle of human rights in nationalist China:John C.H.Wu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1946 Constitution"，The China Quarterly, no.103（Sept.1985），p.446.

[42]Carl Crow, China takes her place, New York:Harper,1944，p. v.

[43]Fincher, Chinese democracy, p. 266.

[44]Min-ch'ien Tuk Zug Tyau, China awakened, New York:Macmillan,1922，pp. 116-117.

[45]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Knopf,1985，pp.145-148；关于宗教期刊出版中的外国语言，可见Rudolph Lowenthal,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Beijing: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1940，p.281。

[46]见，譬如，Xu Xiaoqun,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1912-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47]李世杰，《死刑之研究》，《监狱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29年11月，第1-6页。

[48]Tyau, China awakened, p. 121.

[49]Stephen R. Mackinn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Modern China,23，no.1（Jan.1997），pp.3-32.

[50]同上，p.18。

[51]L. Sophia Wang,"The independent press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The case of the Dagong bao in republican China"，Pacifc Affairs,67，no.2（summer 1994），pp.216-241.

[52]Fincher, Chinese democracy, p. 255.

[53]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p. 91.

[54]William T. Rowe, 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Mary B.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55]Marianne Bastid,"Currents of social change"in D. Twitchett and J.K.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vol.11，part 2，pp.562-563.

[56]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hina handbook,1937-1945：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ajor developments in China in eight years of war, New York:Da Capo Press,1947，p. 589.

[57]Marie-Claire Berge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 57；亦见Liu Zehua and LiuJianqing,"Civic association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itizenship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China"，in Joshua A.Fogel and Peter G.Zarrow（eds.），Imagining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1890-1920，Armonk, NY:Sharpe,1997，pp.39-60。

[58]Tyau, China awakened, p. 159.

[59]David Strand,"Historical perspectives"in D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Perry（eds.），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 419.

[60]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 177.

[61]同上，p.285；亦见Mary B.Rankin,"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republican politics,1912-18"，China Quarterly, no.150（June 1997），pp.271-273。

[62]Robert J. Culp,"Elite associat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Jiashan and Lanqi Counties, Zhejiang,1911-1937"，Modern China,20，no.4（Oct.1994），pp.446-477.

[63]Elizabeth VanderVen,"Village-state cooperation:Modern 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ir funding, Haicheng County, Fengtian,1905-1931"，Modern China,31，no. 2（April 2005），pp.204-235.

[64]见Caroline Reeves,"The power of mercy: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1900-1937"，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1998，以及Shirley S.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The Chinese Y.M.C.A.，1895-1926，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65]Léon Vandermeersch,"An enquiry into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law"，in Stuart R.Schram,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85，pp.3-26；亦见William C.Jones,"Chinese law and liberty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William C.Kirby（ed.），Realms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44-56。

[66]可选择参考William C.Kirby,"China unincorporated:Company law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4，no.1（Feb.1995），pp.43-63。

[67]Dik?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亦见Alison Conner,"Lawyers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C.Huang（eds.），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215-248。

[68]司法院编：《全国司法会议汇编》，南京：司法院，1935年；亦见J.E.Lemiere,"La premiere conference judiciaire chinoise"，Revue Nationale Chinoise,23，no.77（14 Oct.1935），pp.165-175。

[69]Laszlo Ladany, Law and legality in China:The testament of a China-watcher, London:Hurst,1992，pp. 49-50.

[70]Meredith P. Gilpatrick,"The status of law and lawmaking procedure under the Kuomintang 1925-1646"，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0，no.1（Nov.1950），p.54.

第三章

[1]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一些有趣的评述：J.R.Levenson, 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2]Michael R. Godley,"The late Ch'ing courtship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4，no.2（Feb.1975），pp.361-385；将这一点置入比较的视角，相当数量从南亚迁来的移民可能到20世纪末才被涉及；见Judith M.Brown（ed.），Global South Asians:Introducing the modern diaspo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3]Wang Gungwu, The Chinese overseas: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 40.

[4]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Heffer,1959.

[5]Lee Guan-kin,"Responding to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Singapore:A comparative study of Khoo Seok Wan, Lim Boon Keng and Song Ong Siang"，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7.

[6]Lee,"Responding to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Singapore".

[7]"Report on the trade of Amoy, for the year 1883"，Report on the trade at the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83，Shanghai: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Press,1884，p. 294.

[8]"Report on the trade of Kiungchow, for the year 1893"，Report on the trade at the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93，Shanghai: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Press,1894，p. 551.

[9]胡子晋：《广州竹枝词》，雷梦水等主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四卷，第2897页。

[10]D. S.Hosie, Protrait of a Chinese lady,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29，p.58.

[11]"Wuchow". Decennial reports,1922-1931，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3，p.279.

[12]朱华雨：《华侨社会生活与教育》，广州：华侨问题研究社，1937年，第114-117页。

[13]"Report on the trade of Amoy, for the year 1904"，Report on the trade at the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904，Shanghai: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Press,1905，p. 648；"Report on the trade of Amoy, for the year 1908"，Report on the trade at the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908，Shanghai: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Press,1909，p.480.

[14]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亦见刘实木、徐志贵：《华侨概观》，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50-53页。

[15]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116页。

[16]同上，第120页。

[17]Chen Da, 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ce,1923，p. 157.

[18]Stephe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p. 121-122.

[19]参见基础性研究：John M.Carroll, Edge of empires: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0]Ng Lun Ngai-Ha,"The role of Hong Kong educated Chinese in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Modern Asian Studies,17，no. 1（1983），pp.137-63.

[21]Priscilla Roberts,"Paul D. Cravath and China between the wars"，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4，no.1（fall 1999），pp.31-32.

[22]Diran John Sohigian,"The life and times of Lin Yutang"，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91，p. 668.

[23]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 243-244.

[24]Margaret E. Burton, Notable women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Revell,1912，pp.115-220；G.H.Choa,"Heal the sick"was their motto:The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0，pp.81-82.

[25]Eric Teichman,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north-west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1，pp. 116-117；亦见Robert S.Clark and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rough Shen-kan: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1909，London:Fisher Unwin,1912，p.62.

[26]Albert Feuerwerker,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6，p. 38.

[27]Min-ch'ien Tuk Zug Tyau, China awakened, New York:Macmillan,1922，pp. 222-223；亦见Julean Arnold, China: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 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ce,1926，p.66，以及Edward T.Williams, 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 London:George Harrap,1923，p.581。

[28]Frances Wood, 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1843-1943，London:John Murray,1998，pp. 2-3，297.

[29]Richard P. Dobson, China cycle, London:Macmillan,1946，p.13.

[30]Banque de France,"Offshoring"，Banque de France Bulletin Digest, no. 133，2005，pp.21-35；Norman D.Hanwell,"France takes inventory in China"，Far Eastern Survey,7，no.19（Sept.1938），pp.217-225.

[31]Shannon R. Brown,"Cake and oil: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hinese soybean processing,1860-1895"，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3，no.3（July 1981），pp.449-463.

[32]Feuerwerker,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p. 92.

[33]同上，第61-62页。

[34]同上，第68-77页。

[35]同上，第106-107页。

[36]Guy Brossollet, Les Fran?ais de Shanghai,1849-1949，Paris:Belin,1999，pp.227-232.

[37]Arthur Ransome, The Chinese puzzle, London:Allen and Unwin,1927；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

[38]这些历史学者中第一流的有Wood, 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1843-1943；亦见Nicholas R.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over, 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England,1991，p.76。

[39]Robert N. Tharp, They called us White Chinese:The story of a lifetime of service to God and mankind, Charlotte, NC:Eva E.Tharp Publications,1994.

[40]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A f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2，p.51.

[41]Feuerwerker,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p. 104；亦见Thomas Lawton, A time of transition:Two collectors of Chinese art, Lawrence, KS:Spencer Museum of Art,1991，pp.65-97。

[42]Carl Crow, 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 New York:Halcyon House,1937，p. 17.

[43]Ida Pruitt, A China childhood, 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8.

[44]Pearl Buck, My several worlds, a personal record, New York:John Day,1954，p. 10.

[45]Innes Jackson, China only yesterday, London:Faber and Faber,1938；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46]Rudolph L?wenthal,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Beijing: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1940，pp.252-253，269.

[47]Constantin Rissov, Le dragon encha?né：De Chiang Kai-shek à Mao Ze-dong, trente-cinq ans d'intimité avec la Chine, Paris:Robert Laffont,1985.

[48]John Haffenden, William Empson:Amony the mandari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49]例如，Zhang Kaiyuan,"Chinese perspective: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Christianity in China"，in Stephen Uhalley and Xiaoxin Wu（eds.），China and Christianity:Burdened past, hopeful future, Armonk, NY:M.E.Sharpe,2001，pp.29-42。

[50]Tharp, They called us White Chinese.

[51]James C. Thom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76-79.

[52]Feuerwerker,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pp. 39-49.

[53]Thom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 pp. 35-38.

[54]A. J.Nathan, 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亦见Gerald Yorke, China changes, London:Jonathan Cape,1935，pp.70-71。

[55]Thomas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 235-236.

[56]Wood, 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p. 301.

第四章

[1]唐启华：《清末民初中国对“海牙保和会”之参与（1899-1917）》，《“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2005年5月；亦见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2]Pao-Chin Chu, V. K.Wellington Koo:A case study of China's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1912-1966，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1；Stephen G.Craft, V.K.Wellington Koo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4.

[3]F. T.Cheng, East and West:Episodes in a sixty years'journey, London:Hutchinson,1951.

[4]Kirby,"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pp. 448 and 455.

[5]"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c in Women and Children"，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8，no. 3（July 1924），pp.130-137.

[6]Manley O. Hudson,"The registration of treaties'，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4，no.4（Oct.1930），pp.754-755；亦见L.K.Qua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League of Nations,1919-1936，Hong Kong:Asiatic Press,1939；有趣的研究还有：Jurgen Osterhammel,"“Technical cooperation”between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China"，Modern Asian Studies,13，no.4（1979），pp.661-680。

[7]参见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 The war against opium, Tianjin:Tientsin Press,1922，pp.22-24；Zhou Yongming, 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Nationalism, history, and state-building, Lanham, MD:Rowman and Littlefeld,1999，pp.27-32.

[8]Frank Dik?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pp.39，50，65，114-115，142-143，200，227 and 345-346.

[9]Frank Dik?tter, Imperfect conceptions: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Chapter 2.

[10]Zheng Shengtian,"Waves lashed the Bund from the West:Shanghai's art scene in the 1930s"in Jo-Anne Birnie Danzker, Ken Lum and Zheng Shengtian（eds.），Shanghai modern,1919-1945，Ostfildern-Ruit:Hatje Cantz,2004，pp. 174-199.

[11]北京图书馆主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新华书店，1986-1996年。

[12]参见Dik?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特别是参考书目；一个特别的例子是，虽然我们知道在民国时期出版的相关图书至少有30种，但这25种书中12种以“刑法”命题；参见更完整的目录：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主编：《中国法律图书总目》，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86-492页。

[13]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主编：《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北京图书馆，1961年。

[14]Otto Struve,"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stronomy"，Science,87，no. 2260（April 1938），pp.364-365.

[15]参见Dik?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Chapters 4 and 5，in particular pp.199-202。

[16]同上，pp.394-395。

[17]Maurice Freedman,"Sociology in and of China"，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3，no. 2（June 1962），p.113.

[18]Leonard Shih-lien Hsu,"The sociological movement in China"，Pacifc Affairs,4，no. 4（April 1931），pp.283-307.

[19]Bingham Dai, Opium addiction in Chicago, orig. 1937，Montclair, NJ:Patterson Smith,1970；他最近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开创者：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13，no.1（Feb.2002），p.3；亦见Geoffrey Blowers,"Bingham Dai, Adolf Storfer, and the tentative beginnings of psychoanalytic culture in China:1935-1941"，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6，no.1（2004），pp.93-105。

[20]Julean Arnold, China through the American window, Shanghai: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1932，p. 33.

[21]见E-tu Zen Sun,"The growth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1912-1949"，in John K.Fairban and Albert Feuerwerker（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part 2，p.364；C.P.Fitzgerald,"Review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by Y.C.Wang"，Pacifc Affairs,40，no.1（Spring 1967），p.140；陈志让已经写作一些关于留学回国学生的文章，参见：China and the West:Society and culture,1815-1937，London:Hutchinson,1979，pp.151-202。

[22]Jing Cheng Qu,"Chinese physicists educated in Germany and America:Their scientifc contribu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1900-1949）"，doctoral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1998.

[23]Rudolph L?wenthal,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Beijing: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1940，p.291.

[24]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p. 89.

[25]A. S.Roe, Chance and change in China, London:Heinemann,1920，p.27.

[26]G. L.Dickinson, Appearances:Being notes of travel, London:Dent,1914，p.68.

[27]Sidney D. Gamble, North China villages: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p.104-108.

[28]D. H.Kulp,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Taipei:Ch'eng-wen,1966，pp.226-233.

[29]Elizabeth VanderVen,"Village-state cooperation:Modern 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ir funding, Haicheng County, Fengtian,1905-1931"，Modern China,31，no. 2（April 2005），pp.204-235.

[30]Frank Dik?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两处引文都在第163页。

[31]Jerome Ch'en, China and the West:Society and culture,1815-1937，London:Hutchinson,1979，pp. 108-111.

[32]Lian Xi, 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907-1932，Pennsylvania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 158.

[33]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Harper,1945，vol. 7，pp.335 and 369.

[34]同上，Vol.7，p.342。

[35]同上，Vol.7，pp.352-353。

[36]John K. Fairbank,"The place of Protestant writings in China's cultural history"，in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Fairbank（eds.），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7-13；亦见Kathleen L.Lodwick, Crusaders against opium: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1874-1917，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5，pp.53 and 66-67。

[37]见Norman Howard Cliff,"The life and theology of Watchman Nee, including a study of the Little Flock Movement which he founded"，London:Open University,1983，MPhil dissertation, pp.62-77.

[38]见Bob Whyte, Unfnished encounter:China and Christianity, London:Collins,1988；关于True Jesus Church,见Allen J.Swanson and Grace Lo, The Church in Taiwan:Profile 1980，a review of the past, a projection for the future, Pasadena:William Carey Library,1981，pp.76-79；亦见Daniel H.Bays,"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in Steven Kaplan（ed.），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p.124-43.

[39]Cliff,"The life and theology of Watchman Nee"，pp. 31-144.

[40]这些数据最早在1945年被提供在：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vol.7，p.370。

[41]Gabriele Goldfuss,"Binding sutras and modernity: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Chinese layman Yang Wenhui（1837-1911）"，Studie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n Religion, vol. 9（1996）.

[42]Darui Long,"An interfaith dialogue between the Chinese Buddhist leader Taixu and Christians"，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vol. 20（2000），pp.167-189.

[43]Francesca Tarocco,"Attuning the Dharma:The cultural practices of modern Chinese Buddhists"，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2004.

[44]Holmes Welch,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45]Emma Louise Benignus,"Current religious trends in China"，Journal of Bible and Religion,15，no. 4（Oct.1947），pp.199-205.

[46]Welch,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pp. 98 and 262；虽然他的举例都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而之后时期的相关研究，可以加上Yorke, China changes, p.174，他提到30年代中期整个华中的建设活动，虽然他被G.E.Taylor的书评斥责为仍然没有充分强调外行的术士而非专业僧人在这一行业的数量，这样的批评意见也可以放到尉迟酣的作品上；见G.E.Taylor,"Review"，Pacifc Affairs,9，no.3（Sept.1936），pp.464-466。

[47]参见燕京大学新闻系成员的开创性成果：Rudolph Lowenthal,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Beijing: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1940，pp.211-250。

[48]Dru C. Gladney,"Sino-Middle Eastern perspectives and relations since the Gulf War:Views from below"，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26，no.4（Nov.1994），p.679.

[49]Derk Bodde,"China's Muslim minority"，Far Eastern Survey,15，no. 18（Sept.1946），pp.281-284；Chan Wing-tsit, 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Octagon Books,1969，pp.186-216；亦见Andrew D.W.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1911-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and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1944-1949，Armonk, NY:M.E.Sharpe,1990。

[50]Dru C. Gladney,"Isla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4，no.2（May 1995），pp.371-378.

[51]Darui Long,"An interfaith dialogue between the Chinese Buddhist leader Taixu and Christians"，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vol. 20（2000），pp.167-189.

[52]同上，第179页；Chan, 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pp.82-83。

[53]Dik?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pp.109-110.

[54]Don A. Pittman,"The modern Buddhist reformer T'ai-hsü on Christianity"，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vol.13（1993），pp.79-80.

[55]Lewis Hodous,"The Chinese Church of the Five Religions"，Journal of Religion,4，no. 1（Jan.1924），pp.71-76；Paul de Witt Twinem,"Modern syncretic religious societies in China"，Journal of Religion,5，no.5，（Sept.1925），pp.463-482.

[56]Eileen Chang, Written on water, translated by Andrew F. Jon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57]Jo-Anne Birnie Danzker,"Shanghai modern"，in Jo-Anne Birnie Danzker, Ken Lum and Zhang Shengtian（eds.），Shanghai modern,1919-1945，Ostfldern-Ruit:Hatje Cantz,2004，p. 64.

[58]Shelagh Vainker,"Modern Chinese painting in London,1935"，in Danzker, Lum and Zheng, Shanghai modern,1919-1945，pp. 118-123.

[59]Zhang Zhen, 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Shanghai cinema,1896-1937，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 288-296.

[60]同上，p.240。

[61]同上，p.199；这条线也出现在：Jay Leyda, Dianying: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M.I.T.Press,1972，p.62，引自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第1卷，第133页。

[62]Fu Poshek,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 xiv and 55-63.

[63]例外是Edwin Kin-keung Lai,"The life and art photography of Lang Jingshan（1892-1995）"，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0。

[64]"Chinese show breaks nude taboo"，BBC News,29 Jan.2001.

[65]Heinz von Perckhammer, Edle Nacktheit in China（The culture of the nude in China），Berlin:Eigenbr?dler,1928.

[66]见Frank Dik?tter, Exotic commodities: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Chapter 10。

[67]作为介绍，可以参见Editions Revue Noire（eds.），Anthology of African and Indian Ocean Photography, Paris:Editions Revue Noire,1999。

[68]Chao Mei-pa,"The trend of modern Chinese music"，T'ien Hsia Monthly, no. 4（March 1937），pp.269-286；L'Artiste Chinois Chao Mei-Pa.Appréciations, Brussels:Wellens and Godenne, n.d.（1933?）；亦见Sheila Melvin and Jindong Cai, Rhapsody in red:How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became Chinese, New York:Algora Publishing,2004。

[69]Alexander Tcherepnine,"Music in modern China"，The Musical Quarterly,21，no. 4（Oct.1935），pp.391-400.

[70]Andrew F. Jones, Yellow music: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71]Jonathan Stock,"Reconsidering the past:Zhou Xuan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popular music"，Asian Music,26，no. 2（Spring 1995），pp.119-135；Andreas Steen,"Zhou Xuan:When will the gentleman come back again?"，Chime, nos.14-15（1999-2000），pp.125-153；Sue Tuohy,"Metropolitan sounds:Music in Chinese films of the 1930s"in Zhang Yingjin（ed.），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1922-194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00-221.

[72]Jones, Yellow music, p. 15.

第五章

[1]John K. Fairbank, Edwin O.Reischauer and Albert M.Craig, 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p.178.

[2]Frank Dik?tter, Exotic commodities: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3]David Faure, China and capitalism:A hist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pp. 45-64；并非所有公司立即采取《公司法》；参见William C.Kirby,"China unincorporated:Company law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4，No.1（Feb.1995），pp.43-46.

[4]"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implification of Customs Formalities"，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no. 4，Supplement:Offcial Documents（Oct.1925），pp.146-166.

[5]Hao Yen-p'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hilip Richardson,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c. 1800-19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42.

[6]Richardson,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c. 1800-1950，p.43.

[7]同上，pp.43-44。

[8]Thomas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 5-7.

[9]同上，pp.6-8。

[10]Jack 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China from the 1800s to the 198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 168.

[11]Richard A. Kraus, Cotton and cotton goods in China,1918-1936，New York:Garland,1980，p.2；Philip C.C.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98，116 and 152.

[12]Trade reports,"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1936"，1936.

[13]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pp. 152-153.

[14]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hina handbook,1937-1945：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ajor developments in China in eight years of war, New York:Da Capo Press,1947，pp. 404-405；亦见G.C.Allen and A.G.Donnithorne, 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and Japan, New York:Macmillan,1954，p.119。

[15]James Hsioung Lee, A half century of memories, Hong Kong:South China Photo-Process Printing Co.，n. d.，1960s, p.89.

[16]同上，p.85。

[17]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p. 156.

[18]John L.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Nanjing:University of Nanking,1937；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p.160.

[19]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pp. 160-161.

[20]Loren Brandt,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1870-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21]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p. 163.

[22]这里并不是要回应这些争论，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以下著作查阅很好的相关学术综述：Richardson,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c.1800-1950。

[23]Stephen L. Morgan,"Economic growth and the biological standard of living in China,1880-1930"，Economics and human biology, no.2（2004），pp.197-218.

[24]David Faure, 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 to 1937，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 203；亦见Brandt, Commercialization and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25]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p. 15.

[26]Dik?tter, Exotic commodities, Chapter 2.

[27]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366页。

[28]M. B.Treudley, The men and women of Chung Ho Ch'ang, Taipei:Orient Cultural Service,1971，p.40.

[29]"Swatow"，Decennial reports,1922-1931，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3，p. 162.

[30]Brian H. Low,"The standard of living"，in John L.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Nanjing:University of Nanjing,1937，p.459.

[31]刘善龄：《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32]朱之洪：《巴县志》，1939年，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3卷，第4页。

[33]Stephen Mennell, All manners of food:Eating and taste in England and Franc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London:Blackwell,1985，pp. 321 and 329.

[34]Dik?tter, Exotic commodities, Chapter 9.

[35]Andrew Nathan,"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The Peking government,1916-1928"，in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part 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267 and 272-273.

[36]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hina to September 1st,1929，London:Stationery Offce,1930，p. 26.

[37]W. G.Sewell, The land and life of China, London:Edinburgh HousePress,1945，pp.13-14.

[38]Victor Purcell, Chinese evergreen, London:Michael Joseph,1938，pp. 152，173-174，191，244.

[39]Gerald Yorke, China changes, London:Jonathan Cape,1935，p. 89.

[40]L. H.Dudley Buxton, China:The land and the people, Oxford:Clarendon Press,1929，p.139.

[41]Peter Fleming, One's company:A journey to China, London:Jonathan Cape,1934，p. 200.

[42]"Report on the trade of Amoy, for the year 1883"，Report on the trade of the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83，Shanghai: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Press,1884，p. 294.

[43]龚德柏：《龚德柏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44]Lena E. Johnston, China and her peoples, London: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925，p.118.

[45]帆刈浩之：《香港东华医院与广东人网络》，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华南研讨会合编：《经营文化：中国社会单元的管理与运作》，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第229-243页。

[46]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hina to September 1st,1929，pp. 22-23.

[47]Wang Fuming,"Making a living: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eastern Hebei,1870-1937"，doctoral dissertation, Iowa State University,1998，p. 154；亦见Ernest P.Liang, China:Railway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1875-1935，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48]Chang Jui-te,"Technology tranfer in modern China:The case of railway enterprise（1876-1937）"，Modern Asian Studies,27，no. 2（1993），p.291.

[49]Lee, A half century of memories, p. 22.

[50]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hina toSeptember 1st,1929，p. 30.

[51]Harrison Forman, Changing China, New York:Crown,1948，pp. 278-279.

[52]Dik?tter, Exotic commodities, Chapter 4.

第六章

[1]Jeffrey Brooks,"Offcial xenophobia and popular cosmopolitanism in early Soviet Russi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7，no. 5（Dec.1992），pp.1431-1448.

[2]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New York:W. W.Norton,2000.（中文版，韩森著，梁侃、邹劲风译：《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上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3]Joanna Waley-Cohen, The sextants of Beijing: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W. W.Norton,1999.

[1]
现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编者注

[2]
现任教于纽约大学。——编者注

[3]
太平天国起义。——译者注

[4]
长沙，矿学研究会。——译者注

[5]
The Banker's Weekly，上海银行工会1917年创办。——译者注

[6]
河北监狱协会，北平，1929-1931，不定期。——译者注

[7]
李世杰著，《死刑之研究》，1929。——译者注

[8]
1914年袁世凯先后解散国会、废止《临时约法》。——译者注

[9]
The China Mail，又名《中国邮报》《德臣报》等，是香港的第二份报纸，也是香港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纸。——译者注

[10]
塞杜·凯塔，马里著名人像摄影师，但并未成为英国皇家摄影协会成员。——编者注

[11]
香颂（Chanson）是唯一能真正代表法国的音乐，它在法文中是歌曲的意思，但香颂在曲式及内容上又和一般的流行歌曲大不相同。——译者注

[12]
贝拉·巴托克（1881-1945），匈牙利著名的民族主义作曲家，作品具有民族音乐的鲜明风格。——编者注

[13]
《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张天文、邹海霞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编者注

[14]
《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徐有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编者注

[15]
《寻求中国民主》，刘悦斌、徐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编者注

[16]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鲁西奇、罗杜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编者注

[17]
《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欧阳昱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编者注

[18]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马建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编者注

[19]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等译，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10年出版。——编者注

[20]
《中国佛教的复兴》，王海泉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编者注

[21]
《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廖世德译，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编者注

[22]
《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刘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编者注

[23]
《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沙丹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编者注

[24]
《中国近代商业革命》，陈潮、陈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编者注

[25]
《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周琳、李旭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