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重读《李鸿章传》

李鸿章传（白话文）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发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

第十章　赋闲时期的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传（文言文）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著有《饮冰室合集》，代表作有《李鸿章传》、《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雾满拦江，传统文化研究者，著名作家，实战派企业管理研究专家。已出版著作《推背图中的历史》《烧饼歌中的历史》等。在《当代》、《十月》、《今古传奇》等杂志发表小说百万余言，代表作品有《黄泉客》、《兽兵》、《兵变玄武门》等。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邱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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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图·文·版

李鴻章传

梁启超·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典·图·文·版

李鴻章传

梁启超·著

雾满拦江翻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鸿章传／梁启超著．雾满拦江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613-4510-8

Ⅰ．李…　Ⅱ．①梁…②雾…　Ⅲ．李鸿章（1823～1901）—传记　Ⅳ．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1542号

图书代号：SK8N1014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大众读物·传记

李鸿章传

著　　者：梁启超

译　　者：雾满拦江

特约编辑：邱承辉

责任编辑：周　宏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利　锐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80千字

印　　张：19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2版

印　　次：2012年1月第6次印刷

ISBN 978-7-5613-4510-8

定　　价：28.00元

重读《李鸿章传》

章立凡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眼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细品之，则非梁启超之视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复了人类的独立思考而已。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　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篇传记。是年二十九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1860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启超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因此自己的这部著作，也可以视为同治光绪以来的大事记。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李鸿章真的知道洋务吗？为什么他国通过洋务富强了，而我国大办洋务之后却衰落了呢？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李以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只需学会这些，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没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强的原因。

但梁启超也指出，透过李氏奏折中对现状的深切忧虑，可知其见识也确有过人之处：李鸿章深知中国处于“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因循现状是无法苟且偷安的，希望找到安内制外的长久良方；如不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抱定门户之见则积习难除，终将一事无成；偌大一个中国，越来越缺乏人才，将永无自强自立之日。李氏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西方国家能够化除门户之见，通过新的宪政走向富强，其改革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二　弱国外交之辨

李鸿章谤满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继之以外交连连失败，以“卖国贼”之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时已逾百年。而梁启超记述之轶闻中，谈及李氏与洋人交涉，态度尤为轻侮，视其为市侩之徒。认为洋人既然逐利而来，我也要把握算盘，与之计较争利。这倒很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注脚。

对李氏之外交风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他认为外交手段狡狯，并不代表外交家品德恶劣；在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中，外交家只能唯利是图。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虽然算得上一流，但在世界级的外交家中并不出色，李惯用手法“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合，又不靠平时交往维系，不过临时挑唆而已。这种外交思想，不外乎《战国策》伎俩的翻版。

梁启超的判断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惟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认为天下不存在徒靠别人就能生存的道理，西方的外交家，同是殷勤地与别国联盟，但都有自己的自立之道，做到制衡他人而不受制于人。而中国外交动称联合某某国家，且不论人家是否认同，即便联合了，无异于为人奴隶任人鱼肉。李并非不知此情，但又拿不出别的办法。梁氏感叹：“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在汉语词汇中，“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的卖身投靠。中国士大夫饱读圣贤之书，无不知晓春秋大义；纵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个个算得上一时人杰。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在密约上签押。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梁氏“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之论，确为灼见。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特别是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三　专制体制之弊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超同僚之上。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一言以蔽之，输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作者认为，凡一个国家当今的社会现象，一定与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故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要评论李鸿章，就须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并由此人手，分析其致败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指出：李鸿章所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上述视角，切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满汉民族矛盾最终演变为排满革命之根由。

关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从春秋战国说起，下至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历数中国封建社会由贵族政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流程，指出中国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进化的公理，逐渐发展成熟的，到当世已完备到极致，权臣手中的权力，迄今已被剥夺殆尽。他将历代权臣分为贵族、豪杰、布衣、佞臣四类，时代越古，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就越少。权臣数量和实权的消长，与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

所谓“教义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这种教化既已深入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至于“雄主之布划”，作者认为贵族执掌政权的旧例，到汉末已经绝迹，并举汉光武、宋太祖以厚秩解功臣兵柄，以及汉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为例，指出对付功臣的手段或宽厚或残忍，但在削臣权、固君权上是相同的。沿袭到近世，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朝臣和地方官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驱策他们，群臣“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中国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四　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曾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在其中的位置。李鸿章环游欧洲，曾问德国前首相俾斯麦：“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满朝官员与之意见不合，群起牵制掣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办法呢？”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得到支持就能独揽大权，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处于这种境况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既然做了大臣，以至诚忧国，想来没有不深获君心的，惟独与妇人小孩共事，就很无奈了。”

梁启超详析了清王朝任用满汉大臣的亲疏之别，认为满清以几十万外来民族统治上亿原住民，难免存在门户之见，“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清廷后来擢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但并不信任他们。曾国藩“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以说是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以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族政权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在这一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1〕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王朝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日“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的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征引梁启超的记述，指出“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2〕

由是观察，满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制度之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

五　余论

梁启超在此书“序例”中开宗明义，自承“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他批评中国旧传记体裁“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矣”，而司马迁开创的夹叙夹议式列传体裁，“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他愿意继承这一传统。纵观全传体例，分为“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八大主题，议论风发，既提纲挈领，又顺应了历史时序。末章结论中，列举古今中外十五位政治人物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格兰斯顿、爹亚士（梯也尔）、井伊直弼、伊藤博文，逐一与传主比较点评，妙语连珠，极具特色，而将传主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更是自司马迁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时空。这种传记体裁开一代之风气，直到民国时代仍不断被人袭用。

全传以文言文撰写，仅六万余字，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反观今日习见之白话传记，冗长拖沓，动辄数十万字，难免有码字赚钱之嫌。时人称道梁氏文风“笔端常带感情”，其感染力与煽动性超过“十万毛瑟”，而讥评者则贬之为“新闻记者手笔”。当时白话文的时代尚未到来，但新闻纸的出现，渐趋白热化的保皇与革命之争，使争取受众、扩大传播成为报刊的生命线，也势将影响到文风的演变。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对照一下革命派章炳麟诘屈聱牙的古奥文字，不能不承认梁氏文笔是近代文坛上最生动的文言文。

这篇传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或可归入新闻性评传一类。作者自谓：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然不会有心为他做辩护。为一位刚刚逝世的大人物作传，能做到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殊非易事。百年后读此传记，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传主其人、其时代，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纵横驰骋的史笔不能为之，足令后世沉溺于“遵命史学”泥坑中人无地自容。

梁启超的文字，一向带有鲜明的个人文字风格，极具张力。在一些总结性论断中，经常用“吾敢言”、“一言以蔽之”一类词句，透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自信，殆非有真知灼见者所不敢为也。他总结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关键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仅靠小修小补图一时偏安；不扩充养育国民实力，致国家于威德完盛，仅捡拾一点西方皮毛，如同汲水而未找到源头，便安于现状，更凭着小智小术，欲与世界著名的大政治家抗衡，出让了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

在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之后，梁氏笔锋一转，又扩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他指出，李鸿章没有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没有生于当今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前人或同时代的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襄助他，这是同一时代环境下人物的局限性使然，“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关于个人品格才具，梁氏断言李鸿章乃“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为中国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尽管如此，“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人能比得上李鸿章。他预见到“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十年后，清王朝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鉴往知今，学习洋务皮毛、改良经济而不改良政治的结局，是一面历史明镜。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纵观三十年来新一轮的历史大潮，不见了随亡国灭种危机而来的改革紧迫感，经济建设已有长足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一百多年过去，中国仍未建成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梁任公“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2008年11月20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注　　释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1、143页。

〔2〕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2月号。

李鸿章传（白话文）

梁启超◎原著

雾满拦江◎翻译

序　例

一、本书完全仿照西方人的传记文体，记载并叙述了李鸿章一生的事迹，且加以评论，以使读者了解这个人。

二、中国的旧式文体，凡是记载一个人生平事迹的，要么用传，要么用年谱，要么用行状，这些都是记载生平经历的，不加以评论褒贬。如果有，也只是附在文章末尾。这种夹叙夹议的方式，是由司马迁首创的，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章都是很好的范例。后世人缺乏历史见解，不敢跟他学。我的智识愚钝，只能偷偷地把司马迁的写法拿来一用。

三、四十年以来，中国的重大事件，几乎没有一件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因此为李鸿章写传记，不能不用写近代史的笔法和态度来写。我对时局稍微有些见解，不敢隐讳，目的不是给前人看，而是给后人看。只可惜时间仓促，身边没有一本书可以做参考，因此在这本书里出现错误，自知是不可避免的，希望来日有机会再进行修正。

四、江南之战，记述湘军的事迹相当多，看上去像是跑题；但淮军和湘军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不这么写就不能充分了解当时的形势，还希望读者原谅。

五、《中东铁路和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都将其全文转载出来。因为李鸿章许多生平事迹的原因和结果，和这些公文关系很深，因此宁可令文章拖沓，也尽量把它们选录进来。

六、李鸿章在中国的负面评价相当多，我和他在政治上是公敌，私人交情也很一般，肯定不会有心为他辩护。书中之所以出现大量为他脱责辩护的言语，甚至许多都和公认看法不一致，那是因为写史的人一定要凭一颗公平心来写，不然就是对他人不负责，会引起谤议！英国著名的首相格林威尔曾经对为他画像的画家发火道：“画出我的真面目，不要让我的本相失真！”我写的这本书，相信一定不会被格林威尔呵斥，李鸿章如果知道这本书，一定会含笑于地下道：“你这小子了解我。”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

著者自记

第一章

绪　论

天下只有平庸之人既不会挨骂，也不会得到赞誉。如果全天下都在骂一个人，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如果全天下都在赞美一个人，那么他则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豪杰。尽管这些说话的人，差不多都是些平常人，有见识有才干的几乎一个也找不到，那么让平常人评论超乎寻常的人，难道是一件可信的事？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媚俗趋时的伪君子；谤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伟人。俗话说：盖棺定论。我却发现有些人死了几十年几百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评价。说好的还在说好，说坏的还在说坏，让后世写书的人无所适从。比如说，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也把他贬到极致；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恰好可以抵消从前得到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像这样的一个人，该怎么评价呢？答案是他是个非凡的人。这个人是非常的奸雄还是非常的豪杰先不说，单是他处的位置与层次，就不是普通庸人的眼光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普通庸人的嘴所能随口胡说的。只有理解我这话的意思的人，才可以看我这本《李鸿章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我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我同情李鸿章的遭遇。李鸿章环游欧洲之时，在德国见到了其前首相俾斯麦，问他说：“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合起来拉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该怎么办呢？”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独揽大权，那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要是这样，这个大臣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一个当大臣的，假如用真心操劳国事，估计没有不被君主体谅的，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办事，就不好说了。”（这些话是从西方报纸翻译过来的，普通华文如《星轺日记》所登载的内容，因为有所忌讳而不敢全译。）李鸿章听了这话沉默不语。唉！每次我看到这段对话，就知道李鸿章心里的气愤和忧愁、牢骚与烦闷，不是寻常旁观者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评他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之所以理解他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李鸿章像。

自从李鸿章扬名于世界，五大洲各国各界，几乎只知道有李鸿章，不知道有中国。简单地说，这是因为李鸿章已经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名人代表。这些人以外国人的身份评论中国的事，是没法了解真相的，原因固不待言，但李鸿章却称得上是中国近四十年历史上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凡是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能避免地看到李鸿章的名字，而读《李鸿章传》的人，也必须要拿着本中国近代史做参考，这已经成为共识了。这样说来，我写的这本书，换个名字叫做“同光以来大事记”也是可以的。

不但如此，凡是一个国家的当今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所以此前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李鸿章和今日中国的关系既然如此之深，那么想要评论李鸿章，一定要用准确的眼光，观察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趋势、民族灭亡与兴盛的规律，以及现在中国外交的内幕秘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孟子说过：“知人论世”，社会大事本来就不容易说明白，人难道是那么好了解的吗？

今天中国从事时事评论的人，往往把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叛乱作为李鸿章的功劳，把数次议和谈判作为李鸿章的罪过，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功罪评价都是很不恰当的。从前俾斯麦曾经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把抵御外侮当作功劳。而为了一家的利益而残杀同胞，我们不认为这值得荣耀。”而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平定捻军叛乱的业绩，是兄弟相残，如果哥哥打弟弟也能当成功劳，那么天下的兄弟都会因此不安。如果我们的国人常因为国耻而愤怒，痛恨和议，而因此将怨恨全部转移到李鸿章身上，事出虽然有因，但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份、一九○○年八九月份，假如把批评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那么他的行为、决定、处理方法，当真能比李鸿章强？这些人之所以对李鸿章横加指责，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只会指手画脚、笑人骂人的只图口舌痛快的旁观者而已。因此，我对李鸿章的功过评论，是和这些说法大不一样的。

现在李鸿章已经死了。外国人在评价他的时候，都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人。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之死，势必会令中国今后的局势发生大的变化。”李鸿章到底能不能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人，我说不好，但是现在那些超过五十岁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则没有一个可以望李鸿章的项背，这个我敢保证是一定的。李鸿章的死，会不会影响中国全局，我也说不好，但现在这个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就如同老虎失去了伥，瞎子失去了说唱的本领，前景堪忧，麻烦越来越多，这也是我敢断言的。我倒真心希望外国人的说法不是真的。要是真像那样的话，我们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居然要靠李鸿章一个人来支撑，中国还有救吗？

西方有句哲言叫：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一个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即便如此，他也只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时势所造就的英雄，都是寻常英雄。天下这么大，历史这么久，什么社会没有时势？所以翻一下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简直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但是能造就时势的英雄，千年也找不出一个。这就是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不能产生光耀世界、震撼人心的大事件的原因。我在写这本书时，这种感觉始终存在心中。

历史学家在评论霍光的时候，常常感叹他不学无术。在我看来，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级别的伟大英雄，也是因为这四个字。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实质，不通晓世界发展趋势，不懂得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着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取水忘记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家相抗衡，出让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如果不是他鞠躬尽瘁，怎么能弥补得了这些问题？孟子曾说：“在尊长面前不知避讳地大吃猛喝，却还讲求不要用牙齿咬断干肉，这就叫做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李鸿章晚年所遭遇的桩桩失败，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这样，也不必过分苛责李鸿章吧？那李鸿章毕竟不是个能造时势的英雄。一个生在社会里的凡人，一定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所形成的传统思想、习俗所羁绊、困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没有出生在欧洲而出生在中国，没有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是他同时代的人还是他的前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帮助他，而同时代、同环境的人物已经是那个样子，停留在那个水平上，自然不能把责任都归在李鸿章头上。而且李鸿章的遭遇也和他的志向不能完全实行有关吧？所以我说：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同情李鸿章的遭遇。但是以后有人能沿袭李鸿章的旧路而成就大事的吗？那是时势已经变了，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也变了，千万别把我替李鸿章脱责的理由拿来宽恕自己。

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清朝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想要对李鸿章这个人做出评价，就要对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和他所生的时代进行两方面深刻的理解。

一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已经成熟，其专制程度达到极点的时代。

二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而且又赶上满汉杂居多年，汉人的权力开始逐渐恢复的时代。

评论家动不动便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权臣标准究竟是什么，即使这样，如果拿李鸿章和两汉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相比，和近代欧美、日本那些所谓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比，那么他的权力与他们迥然不同。假设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么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那些权臣，都是独揽大权、控制皇帝、天下惧怕而能动摇江山社稷的人，而李鸿章一直兢兢业业，没有野心，可以说是个纯粹的大臣。假设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么近代各国的权臣，都是雷厉风行，改革政治，随行应手，不理会责难和猜忌的人物，而李鸿章却是个委靡不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无所成就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个平庸的大臣。即使这样，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环境，本来和那些人有不同的地方，在这里试着和读者一起研究，上下古今，一一分析。

中国是个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它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进化的公理，逐渐发展成熟的，到今天形成完备极致的局面，所以权臣手中的权力，到今天已经被剥夺得差不多了。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三桓（季孙、孟孙、叔孙），晋国的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的陈田，都是权臣中的魁首。那个时候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对于国家来说，大臣是层层选拔上来的人才，那么就像大树一样，树枝太粗了必定会伤到树干，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到了两汉，天下实现了统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已经出现，但根基未固，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外戚掌权的祸乱很严重。像霍光、邓骘、窦宪、梁冀这些人接踵而起，权势炙手可热，王莽借着这个机会夺取了汉朝江山。这时候的政治还带有贵族政治的特点，如果没有显贵的家世或资历，绝不敢妄想独掌大权。像范晔的《后汉书》里所说的张奂、皇甫规等人，虽然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声望相当之高，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可以当皇帝，却仍然毕恭毕敬地拜倒在汉朝皇帝脚下，丝毫没有后悔之心，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效果。但是这时候贵族独掌大权的风气还是没有衰绝，不是贵族出身的人不敢有非分的想法。这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等到董卓出现之后，天下的实力派纷纷起来造反，曹操趁机登上高位，为有功的武人成为权臣开了头。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是按照曹操的方法行事的。这是权臣的第二种类型。又比如秦朝的商鞅、西汉的霍光、东汉的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依靠，只靠着自己的才能学问赢得皇帝的信任，担任重要职务，得以实行自己的抱负和主张，全国上下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权倾一时，几乎有些近代立宪国家首相的意思。这是权臣的第三种类型。权臣里的败类则是些只会巧言令色，讨好皇帝，窃取大权，祸害百姓的人，比如秦代的赵高，东汉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侘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强盗与斗宵之徒，不值得充数。这是权臣的第四种类型。以上四种类型，把中国几千年来称得上权臣的人，都包括进去了。

简而言之，时代越古，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就越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权臣数量和实权的消长，是和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的，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大重要原因：一是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杰出君主的努力。孔子考虑到周朝末年周天子势力的衰弱，希望出现一位强力帝王来使天下安定，因此对权臣现象感到深恶痛绝，并建立理论体系和准则，多次强调这一思想。西汉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借儒家思想的名义，强化君权。汉武帝尊崇六艺、罢黜百家，专门靠这种思想来统治天下，皇帝和臣子地位的尊卑越来越明显，天下人这时才开始认为权臣是应被指责的对象。尔后的两千年里，都用这种观点作为思想核心来教育民众，在宋朝经过学者的弘扬，这种观点越来越稳固。凡是缙绅等上流人物，都刻意检点自己的行为（避免与权臣沾边）。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可以消除人心中骄横跋扈的枭雄气概，不做超越意识形态范围的事情。像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直到李鸿章，都受这种观点影响很深。另外，历朝历代的皇帝，在对国家兴亡原因、补救危亡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一代比一代周密，因此贵族独掌大权的例子，到汉末已经消失。刘秀、赵匡胤这些人对待功臣，都是给予优厚待遇，解除其兵权；刘邦、朱元璋这些人则是抓功臣的罪状，稍有怀疑，杀光他们全家。虽然对待功臣宽厚和残忍的手段不同，但在消除臣子权力，保证君权强大上是一样的。到了近代，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对付他们。不论是当了十年宰相，或者是在地方上封疆千里，只要皇帝的一纸诏书，就可以解除他们的官职，被司法部门的小官押着，就跟普通的老百姓没什么区别。因此在重要高位上善终的没有几个，只能用持盈保泰的办法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名声。难道是这些人的修养和性格比古人好吗？都是被形势逼的。正是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怀有野心的人才会有所顾忌，不敢随心所欲，天下也因为这个而太平多了。而那些洁身自好的人，常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惕，只希望避嫌，虽然有些大事是必须要据理力争、亲自去做的，也因为这些原因而不敢力排众议，违抗圣旨。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朝官员都是这个主义的拥护者，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是渐渐形成的。

●清中叶农民战争示意图。

到了清朝，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清王朝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部落，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入主中原。靠着几十万外来民族，来驾驭、驱使上亿原住民，一定会产生你我有别的想法，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云南、福建、广东三藩那时候，任命投降武将为封疆大吏，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势，终于竭尽全力平定了他们的势力，而后形成了中央集权。因此两百年来，只有满人官员成为权臣，没有汉人官员成为权臣的。像鳌拜、和珅、肃顺、端华这些人，凡是能和从前的权臣相比的，都是满人。除去开国那一次，每次重大战役，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兵几十次，靠的都是八旗兵，任命亲王贝勒或满人大臣做统帅。在平常里，无论是内阁还是封疆大吏，汉人都处在从属的地位，在国家重要政策上也插不上嘴。即使像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然地位很尊崇，声望很高，实际上只不过是弄臣而已。剩下的百官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此在咸丰朝之前，汉人从来没有担任过重要的文武官职（做将帅的偶尔有一两人，则是汉军旗人）。后来洪秀全、杨秀清起来造反，赛尚阿和琦善以大学士的身份担任钦差大臣，率领最精锐的八旗兵前往征剿，不断贻误战机，致使反贼实力壮大。到了这个时候，朝廷才知道八旗兵靠不住，才开始委任汉人掌握实权。因此金田起义，实际上是满汉官员权力消长的开端。等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湖南湖北起兵，已经成为了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时，（朝廷）还仍然命令官文（满人）以大学士身份担任钦差大臣。当时的朝廷虽然不得不靠着汉人，但又怎么能真心信任汉人呢？曾国藩、胡林翼用尽全力和官文搞好关系，每当向朝廷汇报请示，总是请官文领衔，每次上报军功，也总是要将头功记在官文头上，捷报须官文认可方才上奏。这种谦让的风度固然可敬，但这份苦心也着实可悲。从《曾文正公全集》里可以看到，自从打下南京之后，曾国藩每天战战兢兢，如芒在背。就是曾国藩这样精于人情世故的人，还要在这方面担心，何况李鸿章的自信还比不上曾国藩呢？因此，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李鸿章的地位，比起西汉的霍光、东汉的曹操、明代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洲日本那些君主立宪国的大臣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时势的原因。

●李鸿章书法。

要说明李鸿章的地位，就不能不明白中国的官制。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是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从表面上看，可以称得上位极人臣。虽然清朝从雍正时代以来，政府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军机大臣手里（从同治时代之后，地方总督巡抚的权力越来越大，但也是要看具体的人，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国家政治上的正确举措与失误，军机大臣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虽然李鸿章做总督、巡抚的时候，和一般的总督巡抚不一样，但是要把近四十年来政策上的失误都归结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那么有些事也不是他应该承担的。试举同治中兴以来比较有实力的军机大臣如下：

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到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现象。在太平天国、捻军造反以前，汉人是没有真正执政掌权的，文祥和沈桂芬两人，实际上是汉人执政的开端。在他们之后，李鸿藻、翁同龢两人将位置传给孙毓汶、徐用仪两名尚书。抛开这些人的才能品行不谈，在同治时代后，不光是封疆大吏汉人要占据大半，就算是内阁中枢，汉人的实力也迅速猛增。但到了一八九八年八月之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这里面的内容说来话长，跟本书也没有关系，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由此可见这几十年来和李鸿章共事的都是些什么人。抛开他们的才干、人品不谈，这些人都不是和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信仰一个主义的人。李鸿章对俾斯麦所说的话，还是很有根据的。而且还有一些唯唯诺诺，只会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夹杂其中，这就是我为李鸿章感到悲哀的原因。我的这种说法，并非有意偏袒李鸿章而为他开脱。即使李鸿章真的有实权，能够将他的理想都付诸实践，我断言他所取得的成就也绝不会大大超过现在。为什么呢？李鸿章本来是个没有学识的人，假如他真的是个豪杰，那么凭着他所取得的地位，怎么会无法取得更高的成就，在天下培植自己的势力，来推广自己的政策？像格兰斯顿、俾斯麦这些人，难道不会遇到阻力吗？所以，想为他当辩护人也很困难。虽然如此，但是要把中国政策失误的责任都归结到李鸿章身上，对李鸿章固然没什么可同情的，但那些执政误国的内阁大臣，反倒有理由逃脱罪责，而我中国四亿国民中那些放弃国民责任的人，也将无从认清他们的罪责。正因为我看到李鸿章有这样的处境，所以不得不为他反复辩护。他的功劳、罪责以及他的人品才干，将要在后面详谈。

第三章

李鸿章未发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李鸿章的家世

★欧洲势力的东扩

★中国内乱的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他的父亲叫李进文，母亲沈氏一共生了四个儿子，老大李瀚章做到两广总督，李鹤章和李昭庆，都投身军旅立有战功。李鸿章在家排行第二，生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正月五日，小时候在普通私塾里读书，准备科举，二十五岁那年，考中进士，在道光二十七年进入翰林院，那年是丁未年。

李鸿章出生的那一年，正是法国大革命风潮刚刚平息的时候，绝世英雄拿破仑被流放到异国孤岛上死去。欧洲大陆的局势已经平稳，欧洲各国不再相互对抗侵略，而是专门养精蓄锐，把战略投放到东方。于是维持大一统局面数千年的中国，麻烦就越来越多：伊犁划界条约，被俄罗斯人单方面撕毁，在南方和英国人爆发了鸦片战争。这种多事之秋，正是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加上瓦特刚发明了蒸汽机，大型的轮船军舰可以冲涛破浪，世界的距离被大大缩短，天涯的距离，像邻居一样近；苏伊士运河也开凿成功，东西方的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西方势力逐渐侵入东方，汹涌澎湃的力度像狂飙、像怒潮，冲击着海岸和悬崖，让日月无光，既不能遏制，也不能对抗。因此自从李鸿章出生以来，实在是中国和世界刚刚产生联系的时代，也是中国对外交涉最艰难的时代。

回头看国内的情况，自乾隆一朝之后，盛极而衰，百姓穷苦不堪，官吏骄纵横行，国内的麻烦越来越多。乾隆六十年的时候，湖南、贵州一带爆发了红苗叛乱。嘉庆元年的时候，白莲教开始造反，在五个省的范围内造成影响，（为平定这次叛乱）九年内共消耗军费两亿两白银，然而也仅仅是控制住形势而已。与此同时，海盗蔡牵以越南为老巢，不断侵扰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大肆烧杀抢掠，到嘉庆十五年才被平定。紧接着天理教的李文成、林清又起来作乱，危害山东、直隶一带，陕西又传来了万行五变乱的警报。道光年间，又爆发了回疆张格尔叛乱，边境不得安宁，官军大举征讨，打了整整七年才勉强平定。这样看来，嘉庆道光年间，国力的消耗、民心的躁动都到达了新顶点，而满朝上下都是些醉生梦死的人，还在唯唯诺诺，维持着一团和气、太平歌舞的局面，下层的水旱灾变、民众暴动，都讳莫如深，有识之士不禁担忧起来。

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流血的历史；所谓的人才，都是杀人的人才。纵观古往今来的大事，只有乱世才会出现英雄，太平盛世没有英雄。时代到了道光、咸丰末年，那些所谓的英雄，都是些磨刀霍霍，等待时机，盼着改朝换代的人。从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的范例，民众被官吏欺压，遭受残酷的对待，没有申诉的途径，想要反抗就只能通过两种方法，轻一点罢市，重一点造反，这也是事实面前的无奈之举。因此人们在习惯里，将改朝换代，更姓受天命这套东西看做平常，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汉高祖、明太祖，都出身于无赖，今天还是盗贼，明天就成为了神圣的帝王，谁最厉害谁就最受尊崇，其他的都不重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习俗，因为有了这样的心理，历朝历代从基层造反的事情，在史书里比比皆是。其间出现了百数十年太平世界，不过是经历了前面的杀戮祸乱，人心感到厌烦，加上人口减少，生存压力降低，谋生较容易而已；或者是君主宰相懂得驭人之术，用小恩小惠赢取人民的拥护，缝缝补补，取得一时安定而已。实际上，国家内部的深层隐患，从来没有消除过，只要稍有时机，就会卷土重来。所以中国几千年的史书，都是用脓血写成，用肝脑点缀的，这一点没什么可以隐讳的。清朝在关外兴起，入主中原，我们中国人在自尊自大、蔑视外族心理的作用下，自然心里不能舒服，因此从明朝灭亡之后，立即出现明朝的遗老遗少组织成的以恢复汉人王朝为目的的秘密党会，二百多年来一直蔓延于全国十八个省，到处都存在。以前虽然经常出来煽动造反，但因为英明的皇帝相继出现，所以不能得逞，积蓄等待了这么久，最终一定会爆发出来。自从道光咸丰两朝之后，官员都是些庸劣的小人，没什么让人害怕的地方，这已经是所有人都清楚的事情，加上错误的政策众多，外国给予的耻辱纷纷到来，怀有爱国热情的人希望扫荡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怀有野心狡诈的人想要趁这个机会实现野心，这就是俗话说的形势使然，事出有因。于是一代英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趁着机会涌现，于是当时一代英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趁着机会涌现。

●《南京条约签署画》。1842年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中国政府赔款2100万两白银，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

最初作为优贡制度选拔上来的人才，李鸿章来到北京居住，在文章方面得到曾国藩的赏识，成为他的学生，与他朝夕相伴，学习儒家义理、经世济民的学问，他一生的造诣都受益于这段时间的学习。等到他进入翰林院的时候，还不满三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洪秀全以一个普通人在广西造反，仅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蹂躏半个中国，中国东南的重要城市相继陷落，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前景岌岌可危，清王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李鸿章恰好在安徽老家，做安徽巡抚福济和工部侍郎吕贤基的幕僚。当时庐州已经陷落，敌军分别占据附近城市，形成互为援助的犄角之势，福济想要夺回庐州，无奈不能实现。李鸿章建议先夺取含山、巢县，以便断绝敌军援兵，福济便命令他指挥部队，攻占了这两个县。李鸿章能打仗的名声就此开始流传，当时是咸丰四年十二月。

等到洪秀全攻占武昌，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在家守孝，奉皇帝旨意负责办团练，慨然将练精兵救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湘军从此兴起。湘军是淮军的母体。当时无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都懒惰颓废，胆小懦弱，完全没法打仗；他们的指挥官都是平庸低劣无能的人，不能尽自己的职责。曾国藩经过详细调查，知道除非另换一套人马，否则怎样做都不会有效果，因此决定招聘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反攻太平天国。恢复国家安定的转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洪秀全占领南京之后，逐渐生出了骄傲自大的心理，太平天国内部人员自相残杀，腐败已经到了极点。假如当时官军有得力的人才，尽全力进攻他们，平定太平天国只是瞬间的事情。无奈官军的骄傲腐败，比敌人还要厉害。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向荣指挥的江南大营第一次溃败；咸丰十年（一八六○年），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张国梁指挥的江南大营第二次溃败，导致江苏、浙江相继沦陷，敌人的气焰比咸丰初年还嚣张。加上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清朝和英国发生战争，当张国梁、和春阵亡的时候，恰好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日子。天灾人祸，交相进逼，到这个时候，已经传了十代的大清宗庙，已经命悬一线了。

曾国藩虽然统军带兵十年，但他所平定的区域只有长江上游一带，这固然和曾国藩深谋远虑、老成持重的性格，不求急效、脚踏实地、节节进取的策略有关系，但也和朝廷方面不委任专人，事权不能统一，不能随行应手有关。因此湘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省途中，因为地方官员拉后腿而导致贻误战机的情况不一而足，以至于长时间不能建立功业。等到金陵大营再次溃败，朝廷终于知道除了湘军再没有可以倚靠的力量了。咸丰十年四月，先是任命曾国藩为名誉上的两江总督，很快又授予他实际事权，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到此时，曾国藩才将兵权、财权，终于集于一身，得以与左宗棠、李鸿章等诸位人才，合力解决苏州、安徽、浙江一带的问题。大局这才开始有转机。

●太平天国天王玉玺

李鸿章在安徽巡抚福济手下做幕僚时，福济曾经上书保举他为道员，由于被郑魁士阻止，没有获得这一职务。当时谣言四起，诽谤他的言语屡次出现，李鸿章几乎不能在老家立足。后来虽然被授予福建延邵建遗的道员缺，然而却只有虚衔，没有实职。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率军转移到建昌，李鸿章前来拜见，随后便留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咸丰九年五月，曾国藩调遣了在抚州的湘军老兵四营，又新招募了五营，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做统帅，前往江西景德镇协同作战，命令李鸿章作为参谋一同前往。在肃清了江西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又跟着曾国藩在指挥部两年多时间。咸丰十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准备建立淮阳水师，向上级申请任命李鸿章为江北司道，未获批准；又推荐其担任两淮盐运使，奏折刚刚送到北京，恰好赶上咸丰皇帝北逃承德，事情就被搁置了下来。当时李鸿章已经三十八岁了，由于怀才不遇，学刘备拍着大腿叹息光阴流逝，已经过了半辈子，自认命运不济，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谈功名。唉！这些年是老天对李鸿章的磨难呢，还是老天对李鸿章的恩赐呢？他志向不得舒展、颠沛流离十多年，正好锻炼他的气量，增长他的才干，对他日后担当大任起了作用。而那几年为曾国藩军队做参谋的生活，正是他锻炼能力的最好的实验学校，那段经历令他终生受用。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

★李鸿章的崛起与淮军的建立

★官军的衰败与粮饷的馈乏

★江浙两省得失的关系

★常胜军的兴起

★李鸿章与李秀成

★淮军平吴之功

★江苏军与金陵军、浙江军的关系

★金陵的收复

秦朝末年大乱，天下纷纷扰扰，起事的豪杰如云，等到项羽奠定霸业后，韩信才出现；东汉末年大乱，天下纷纷扰扰，起事的豪杰如云，等到曹操奠定霸业后，诸葛亮才出现。自古以来的大伟人，在进退升降这些问题上，老天都像有意控制一样，一定要等到机会成熟，像弓箭拉满弦才发射。没有力量主宰他们这么做，似乎又有力量支配着他们这么行动。谢灵运曾经说过：“你们这些人升天虽然在我之前，成佛一定在我后面。”在我看来，同光中兴的诸大臣里，李鸿章是最晚成名的，但他的名气最大，掌权也最久。行事的时机布满天下，时势造就英雄，李鸿章实在称得上时代骄子。

在咸丰六七年之交的时候，太平天国的声势达到了极点，而官军越发衰败。国家军事决策动摇不定，各地方实力派都互相猜忌，加上军需缺乏，户部束手无策，各项开支的维持都要靠各省自行筹集钱款，拼拼凑凑，挖东墙补西墙，以救燃眉之急。在那样的情况下，尽管有忠臣和杰出的人才，但他们也没法迅速取得成效，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于是有人出了万不得已的建议，即用欧美雇佣军帮助剿灭太平天国。

起先洪秀全、杨秀清占领南京，派兵四处进攻，十八个省份找不到一块安宁的地方，政府经过十年的努力，也没能平定叛乱。北京政府的无能与乏力，已经有目共睹了。因此英国领事和在上海的英国大商人，不但不把洪秀全看成乱贼，还把他当成是欧洲各国倡导民权的革命党一样，用文明人交往的礼仪对待他们，偶尔还供给他们枪械、弹药和粮食。后来洪秀全骄奢到了极致，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内政一天比一天松弛荒废。欧美国家中的有识之士，琢磨这些事情，才明白他们所说的太平天国，所说的四海皆兄弟，所说的和睦博爱，所说的平等自由，都不过是用来伪装的假面具，实际上跟中国自古以来的那些流寇毫无差别，并据此断定这些人不可能成就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都改变了他们的既定方针，全都愿意借给北京政府军队，以帮助其平叛。正式把这个意向向政府请示，已是咸丰十年的事情。而俄罗斯也想派遣一支小型海军舰队，运载若干部队，逆长江而上帮助清政府作战，俄罗斯公使伊格还曾经与恭亲王奕诉面谈此事。

按语：欧美各国，那个时候刚刚和中国通商，都不希望中国处于战乱之中。因此在双方交战、数年对峙不分胜负的时候，他们必定想要帮助一方，以从速安定局面。而北京政府的腐败，长久以来都令西方国家感到讨厌和害怕，因此他们必定对太平天国多一分希望，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时的欧美各国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会获得胜利，胜败的机会转瞬即逝。假如洪秀全有雄才大略，具备长远眼光，能对内整顿政务，对外熟练地运用外交手段，尽早与各国通商并订立条约，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平定中原，形势的发展就不可估计了。这个小子不明白这个道理，太平天国内部先腐败了，在外交上也出现失误，树立了新的敌人，最终被消灭不也是很正常的吗？而李鸿章等人的功业名望，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当时英法联军刚刚攻破北京，咸丰皇帝远在热河。虽然已经谈判定下和约，但对洋人的顾虑和猜忌依然存在。因此恭亲王对于借兵助剿这件事情，不敢一个人做决定，一面向咸丰皇帝请示，一面向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以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人咨询，让他们各抒己见。当时极力反对这个主意，说这件事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人，只有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的父亲）一个人。江苏巡抚薛焕虽然不认为借欧美军队可行，但他还是建议雇用印度兵，用来防御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并请求以美国军官华尔、白齐文做队长。曾国藩的意见和薛焕差不多，他说眼下的中国陷入极度的困境，不宜拒绝外国友人的好意，因此应当一方面用好话回复他们助剿的热切心态，在出兵日期上尽量拖延；另一方面要利用外国军官，在剿灭反贼上起作用。于是朝廷同意了这一建议，谢绝各国派兵助剿，并任命曾国藩负责聘请西洋教官训练新兵，这实际上是“常胜军”的开始，而李鸿章开始建立功名，跟这件事情有很大关系。

●忠王府彩画《猴拉马图》。纵40厘米，横81厘米。喻指马上封侯。

华尔是美国纽约人，毕业于美国陆军学校，在担任军官的时候，因为犯了轻微罪行而逃出美国，跑到上海躲了起来。咸丰十年的时候，洪秀全的太平军横行江苏，苏州、常州都被太平军占领。上海候补道杨坊知道华尔是个沉着而富有才干的人，便向布政使吴煦推荐了他。吴煦便向美国领事申请赦免华尔的罪行，让他招募了几十个愿意当兵的欧美人，又加上几百名中国志愿者，令华尔训练这些人以保卫苏州、上海。后来这支武装多次对太平军作战，常常能以少对多，所向披靡，因此无论是官军还是敌军，都把这支部队称为“常胜军”。常胜军的建立，发生在李鸿章到达上海之前。

在开始叙述李鸿章的战绩之前，请先让我介绍一下李鸿章立功之地的概况、形势。

江苏、浙江两省，向来是中国税赋收入最重要的省份，可以说没有江浙两省的钱，国家就要崩溃。因此争夺兵家必争之地，哪里也不如武汉；争夺军饷财物，则哪里也不如苏杭，只要稍微懂一些兵法，就懂得这个道理。洪秀全看到最近各地的政府军士气旺盛，不像从前可以不放在眼里，而且安庆刚刚被官军收复（咸丰十一年八月被曾国荃收复），南京周边的形势越来越不好，便派遣手下将官李秀成、李世贤等人分兵进犯江苏、浙江，以便牵制政府军的兵力。李秀成的部队进展顺利，一连攻占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等地，浙江巡抚王有龄战死，江苏的城市也几乎被李秀成的军队全部攻陷，避难的人都集中在上海。

在收复了安庆后，湘军的名声越来越响。以前那些与曾国藩不和的中央或地方高官，不是死了就是被撤职，因此征剿太平天国的重任，完全落在了曾国藩的身上。皇帝多次下诏敦促曾国藩，要他率军东进，收复苏州、常州、杭州等敌占区，五天之内，接连下了四道口气严厉的谕旨。曾国藩既已推荐左宗棠前往浙江负责军事指挥，江苏的绅士钱鼎铭等人就在十月份乘坐轮船沿长江逆流抵达安庆，在见到曾国藩后苦苦哀求，要求派兵前往江苏支援，声称淞沪一带有三大不能持久的好机会：一是当地团练，二是洋枪和火轮船，三是埋伏下来的内应。此外还有仍然归属朝廷但不能久守的城市三座：一是镇江，一是湖州，一是上海。曾国藩目睹情状，心生怜悯。当时湘军缺乏军饷、士兵，左宗棠的楚军无法分兵支援，于是曾国藩便和李鸿章商议，准备第二年二月份出兵援苏。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朝廷下旨，向曾国藩咨询援苏部队的统帅人选，曾国藩推荐了李鸿章，并向朝廷申请调派数千部队，迅速赶赴长江下游，以帮助剿敌。于是李鸿章回到了庐州老家，在那里招募淮勇，等到把他们带到安庆，曾国藩帮助他制定了营规军制，武器军械的配备、军饷口粮的分发，都按照湘军章程订立，但也参考楚军的营规进行训练。

先前安徽中部屡次被太平军、捻军所进攻、骚扰，当地百姓深受困扰，只有合肥县志士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人，从咸丰初年开始，就训练民团以保卫家乡，构筑堡垒以防止流寇侵扰，因此安徽全省都遭受兵灾，而合肥能够保持安宁。等到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军，他将这些旧团练武装组织起来加以严格训练，二张、二周、潘、刘等人全部加入李鸿章手下。有个安徽人程学启（这个人本来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麾下的猛将，在咸丰十年率部于安庆投降了湘军，投降后）一直在曾国荃部下，做到参将的官职，谋略和勇气都出类拔萃（但曾国荃对他并不信任），这次曾国藩特意把他调拨给李鸿章，后来这个人以勇敢善战而闻名一时。在淮军刚刚组建的时候，曾国藩还调拨若干营湘军作为补充，特意在湘军将领中选择一名优秀者作为统帅，听候李鸿章的指挥，这个人就是郭松林。因此淮军名将，要数程、郭、刘、潘、二张、二周。

同治元年二月，淮军正式成军，共有八千人，打算沿长江顺流而下，从太平军的要塞边冲过，去增援镇江，但还没定下来。二十八日，上海官员、绅士共同筹集十八万两白银，雇用七艘轮船，抵达安庆迎接淮军，于是决定分三批前往上海。三月三十日，李鸿章全军抵达上海。李鸿章得到署理江苏巡抚的任命，又任命薛焕（前江苏巡抚）为通商大臣，专门负责办理外交。

这个时候常胜军的编制，还不完善。作为一名外籍军官，华尔指挥一支五百人的军队，负责守备松江。同治元年正月，太平军一万多人前来进攻松江，把华尔围了几十层之多，华尔拼死作战，击败敌军。等到李鸿章到达上海，华尔被划归为李鸿章指挥，又招募了强壮勇敢的中国人扩充军力，命令华尔加以训练，他们的士兵薪水，要比湘军、淮军高得多，从此常胜军终于成为了一支得力的武装。

松江府位于江苏、浙江两省交界处，驻扎有提督级别的武官，是江苏交通要道，因此太平军将其包围起来猛烈进攻。李鸿章便命令常胜军和英国、法国守军合兵一处（当时英法两国有若干守备部队，专门驻扎在上海保护租界），进攻松江南部的金山卫和奉贤县；淮军的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将领，进攻松江东南的南汇县。太平军拼死作战，英法联军抵挡不住撤退，导致嘉定县反被占领。太平军乘胜进攻上海，程学启在太平军行进中途加以攻击，大败太平军，南汇的太平军守将吴建瀛、刘玉林等人开城投降。川沙厅（在吴淞口南岸）的太平军一万多人又前来进攻，刘铭传率部坚守南汇，大败太平军，顺便收复了川沙厅。但太平军的主力仍然很顽强，以一部分部队包围松江青浦，以一部分部队驻扎广福塘桥，在泗滨集中主力准备夺取新桥。五月份，程学启率领所部人马，单独驻扎新桥，抵挡太平军大军的进攻，被太平军包围进攻数日，情况相当危急。李鸿章得知情况后，亲自带领部队赶往救援，在徐家汇遭遇太平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击败太平军。程学启在指挥部里望见李鸿章的帅旗，立即率军两面夹击，终于获得大胜，歼灭太平军三千多人，俘虏四百多人，有一千多人投降。驻扎在松江府郊区的太平军听说这个消息，感到相当震惊，慌忙集合部队向北撤退，新桥之围终于解开，上海的防御形势也得到好转。

淮军刚刚到上海的时候，西方人见他们军服简陋破烂，于是都在背地里耻笑他们。李鸿章不慌不忙地对左右说：“能不能打仗，难道还看衣服吗？等他们见识了咱们的水平，自然会有定论。”等到欧美人见到淮军军官的勇敢、部队纪律的严明，没有一个不改变态度，肃然起敬的，就连统辖之下的常胜军，也很顺从地听从李鸿章的指挥。

那个时候，曾国藩已经接受了独自剿灭太平天国的重要任务，肩上的责任很重，既无法让人分担，也没人能扯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派遣李鸿章负责肃清江苏南部，左宗棠负责肃清浙江，曾国荃负责肃清南京。南京是太平天国的根据地，而南京与江浙两省相互庇护，才形成巨大的势力，因此如不肃清江苏的太平军，包围南京就不可能实现，而如果不包围南京，肃清江苏的敌人也不可能。于是就在淮军前往上海的同时，曾国荃与杨载福（后改名杨岳斌）、彭玉麟等人商量，计划水陆并进，消灭长江南北两岸的太平军堡垒。四月份，曾国荃从太平府出发，顺长江而下，一连攻克金柱关、东梁山营寨、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等军事要塞。五月份，他率军驻扎在南京城外的雨花台，实得力于李鸿章解除松江之围。因此说起这些战绩，应当明白湘军能够攻克南京，消灭巨敌，并不是曾国荃一个人的功劳，实际上是靠李鸿章等人消灭外围势力，使太平天国的军饷来源、军事形势都成孤立的局面，这样太平天国的主力就不能不坐而待毙。淮军能够肃清苏南地区的敌人，也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功劳，实际上是靠曾国荃率军直捣老巢，让他们的精锐部队有后顾之优，导致战斗力下降。苏东坡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年、二年时期，中国的景象正是这样的。

李秀成是李鸿章的劲敌，也是敌军队伍中后期成长起来的最优秀的将领。在洪秀全刚刚开始造反的时候，他们团伙里最杰出的将领是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并称为五王。过了不久，冯云山、萧朝贵在湖南战死；杨秀清和韦昌辉在南京争夺权力，互相残杀；石达开独有远大志向，不满足于现状，便别树一帜，转战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各省，从前的五王已经不复存在。在咸丰四年五年之间，是政府军最委靡不振的时候，但也是太平天国气焰最低落的时候。李秀成出身于普通士兵，地位很低下，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时候，也只不过是杨秀清手下的一个侍卫。但是他聪明机敏，富于谋略，胆量过人。因此在太平天国晚期，仍能够以余力造成大声势，使得政府军疲于奔命，太平天国能支撑最后六七年，全靠李秀成和陈玉成两个人的力量。陈玉成在长江中上游活动，在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掀起飓风；李秀成出没于长江下游及入海口，在苏州、常州、杭州、扬州等地激起巨浪。在陈玉成死后，洪秀全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李秀成一个人了。李秀成不但智勇过人，而且胸怀宽广，对待下属和蔼可亲，能得到士兵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收复了安庆，但下游的形势更加不乐观。在曾家兄弟合围雨花台之后，江苏各地的战争仍然持续着，让李鸿章、曾国荃费尽心力，花了巨大的代价，仅仅得到了表面胜利和荣誉的人，正是李秀成。谈论李鸿章这个人，就不能不了解李秀成。

在南汇战役后，李鸿章站住了脚，希望和南京的政府军相配合，牵制太平军兵力，找到恰当的进攻方向。当年七月，李鸿章命令程学启、郭松林等人突然攻击青浦县城，在打下青浦之后，又派遣另外一支部队乘坐汽船渡海攻打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也打了下来。八月份，李秀成命令谭绍洸带领十多万部队进攻北新泾（江苏地界，离上海只有几里地）。刘铭传在太平军行进中途加以攻击，大败太平军，太平军便退守苏州。

同月，淮军和常胜军一同进入浙江，攻打慈溪县成功。在那场战斗中，常胜军指挥官华尔奋勇向前，胸部中弹牺牲，在死前要求穿着中国衣服下葬。美国人白齐文代替他继续指挥常胜军。

同年夏秋交接的时候，江南流行瘟疫，政府军中有许多士兵被传染致死。李秀成抓住这个机会，想要解开南京的包围，便在闰八月的时候，在苏州、常州挑选了十多万精锐部队奔赴南京，包围了曾国荃的部队，调集了数十门西洋开花大炮，昼夜不停地猛烈轰击了十五天，政府军拼死作战，士气没有受到一点挫折。九月份，李秀成命令李世贤率领十多万部队，从浙江赶来一同合围南京，同时加紧了进攻力度。曾国藩知道了这个消息，感到极度地优虑，连忙向外地求援。然而当时浙江以及长江以北的各部分政府军，都有各自的任务无法增援。这场战役，几乎是开战以来两军最激烈的战役。当时太平军共有二十多万，而陷于包围圈中的政府军只有三万多人，而且有大半将帅和士兵先后患病、战死、负伤。但是曾国荃能和将士同甘苦，共患难，像家人父子一样团结，因此士兵都愿意为他去死，因此能抵抗十倍的太平军，最终获得成功。李秀成看到无法破敌，又看到江苏省内的政府军的形势正在好转，害怕失去江苏这块地盘，到时候南京也不能保全，终于在十月份率军撤退，解开了雨花台的包围。

按语：在这场战役之后，洪秀全大势已去。在敌人坚固的城池下驻军，是兵家的大忌。向荣、和春都两次因此遭到失败，因此曾国藩对此相当警觉，也相当小心。看到曾国荃开始在雨花台驻扎，曾国藩曾经多次提醒他。等到这场战役时，外面被十倍于己的太平军包围，里面包围着一群穷凶极恶的末路之人，再没有什么比政府军的处境更危险的了。但是太平军明知道政府军人少，部队状况差，但就是不敢发动猛攻决一死战，以图在短时间内达到成效，终于功亏一篑，匆忙撤退，导致进退两难，最终灭亡，这是为什么？这都是因为当时太平军的将帅富贵到了极点，骄奢淫逸，爱惜生命，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太平天国的迅速衰败，其实也是政府军始料不及的事情。曾国藩曾经说过：部队最怕士气低落。在道光咸丰两朝之交的时候，太平军士气高涨，而政府军士气低落，等到同治初年的时候，太平军士气低落，政府军士气高涨。胜利与失败的关键都在这里。这种规律连李秀成这样的人才，尚且不能违背，像洪秀全那样的人，就像坟墓中的枯骨一样，根本微不足道。所谓灭六国的实际上是六国自己，并不是秦国，灭亡秦国的实际上是秦国统治者自身，不是天下人。殷鉴不远，有志于夺取天下的人，应该拿来警告自己。洪秀全一个市井无赖，在短时间内崛起，几年之内就占据了清朝的半壁江山，不能趁着大好形势席卷全国，通过战争来完成大业，反倒很快在南京苟且偏安，把那里当做安乐窝，盖那些深宅大院，简直连陈胜那种人都不如！死守在一座城里，等着别人打来包围。这样看来，向荣、和春等人的失败，根本不是洪秀全有什么克敌制胜的招数，只是因为他所遇到的对手，也跟他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才能苟延残喘，勉强支持。唉！曾国藩和洪秀全之间的胜败，到底是由天决定的还是由人决定的呢？君子都会说：“是人的原因。”

又按：这场战役是湘军淮军诸位将领最终立下功劳的最大关键。如果不包围南京，就不能牵制江浙交界一带的太平军，这样李鸿章的生力军就不能迅速取得胜利；如果不进攻江浙交界，就不能解开南京的重重包围，这样曾国荃的疲惫部队，也就要全军覆没，读者一定要对这点有清醒认识。

李秀成在包围南京的时候，命令他的副手谭绍洸、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份，谭绍洸等人率领部队十多万人，分几路从金山、太仓向东进发，淮军诸位将领都进行防御，在三江口、四江口发生战斗，互有胜败。太平军又沿着运河驻扎下来，军营连绵数十里，在运河及支流上架设浮桥，以便于交通。太平军进攻黄渡，将政府军包围在四江口，加紧猛攻。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命令诸将进攻太平军大本营。太平军勇猛善战，淮军在进攻过程中几乎顶不住。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人身先士卒，挥剑亲自冲锋，士气为之大振，将太平军打得大败，歼灭、活捉一万多人，解开了四江口的包围。

常胜军指挥官华尔死后，白齐文凭借副手的资格继任。白齐文这个人的为人和华尔迥然不同，是一个擅长搞阴谋的狡诈之徒。当时他看到政府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便在私下里和李秀成勾结。十月份，白齐文计划在松江城内做内应，去上海威胁道台杨坊，向他索要数额巨大的军费。杨坊没有给他，白齐文就打了杨道台一顿，抢了四万两银子逃走了。事情传出之后，李鸿章勃然大怒，当即和英国领事交涉。罢免了白齐文的职务，让他偿还这笔攫取的钱财，并让英国军官戈登接替他的职务，常胜军才开始再次听从李鸿章的指挥。当时的时间是同治二年二月。这实际上是李鸿章第一次办理外交事宜，这种坚决强硬的外交风格令人表示赞同。

白齐文被罢免后，李鸿章想要杀了他，但被美国领事阻止，便将他释放。白齐文反过来投降了李秀成，做了李秀成的参谋，为他出了很多主意，但都不是什么好主意。他曾经劝李秀成放弃江苏、浙江，把那里的桑茶毁弃，房屋烧毁，然后集结兵力北上，夺取中原地区作为根据地，以便控制东南方，因为政府军的水师控制不了那里，可以成就大业。李秀成没有听他的话。白齐文又为太平军购买武器，抢夺汽船，并得到了几门最新式的大炮，献给李秀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攻打苏州的时候，政府军在宝带桥阵亡了数百人。后来白齐文在李秀成那里不得志，又跑到漳州投靠别的太平军部队，最后终于被郭松林抓住杀掉。

先前曾国藩曾抓住太平军的一个信使，从他那里得到了洪秀全给李秀成的手谕，称湖南、湖北两省以及江北地区，现在兵力空虚，命令李秀成调二十万部队，先攻占常熟，然后一面进攻扬州，一面窥视安徽、湖北。曾国藩连忙命令李鸿章出兵先发制人，告诉他立即攻下太仓，以干扰常熟的战役，牵制李秀成的兵力，让他不能前往江北。李鸿章也同意这一看法。同治二年二月，李鸿章下命令给常熟守将，让他死守常熟等待援军，而后派遣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率领各自部队乘坐轮船赶赴福山，和太平军发生几十场战斗，都获得了胜利。另外派遣程学启、李鹤章进攻太仓、昆山县来吸引太平军的兵力，命令戈登率领常胜军与淮军一起进攻福山，最终攻克了它，解开了常熟的包围。三月份，收复了太仓、昆山，活捉太平军七千多人，程学启的功劳最大，从此戈登更加佩服程学启。

五月份，李秀成从无锡出发，带领水陆部队数十万人企图增援江阴，占领常熟。李鸿章派遣他的弟弟李鹤章以及刘铭传、郭松林分别阻击敌军。刘铭传、郭松林和太平军的先锋部队遭遇，经过战斗取得胜利。然而太平军势头相当猛烈，双方伤亡人数几乎相等。当时太平军在运河河岸上搭建连营，北起北，南至张泾桥，东起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其间还有上百座堡垒，都处于运河的险要位置。太平军把桥梁全部拆毁，在运河上布置了炮艇，水军和陆军相互配合，形势相当紧张。

李鹤章和刘铭传商量之后，偷偷收集木料建造了浮桥，在半夜突然渡河袭击太平军，将北的太平军营地击毁三十二座，郭松林也发动猛烈进攻，将南的太平军营地击毁三十五座，周盛波的部队，将麦市桥的太平军营地击毁二十三座。太平军陷入大溃败，死伤者高达数万人，死尸将河水堵塞，又抓获了太平军军官一百多人、马五百匹、船二十艘，兵器、弹药、粮食不可计算。从此顾山以西再也没有太平军活动，淮军士气大振。六月份，吴江的太平军守将望风投降。

程学启率领水军陆军一万多人，和刘铭传计划收复苏州。攻占花泾港之后，收降太平军守将，驻扎在潍亭。七月份，李鸿章亲自统率部队，收复了太湖厅，率军向苏州进发，先命令刘铭传进攻江阴。太平军的猛将陈坤书调集了湖南、湖北、山东四股庞大的部队共十多万人，一起前来救援。李鸿章、刘铭传亲自前往侦察敌情，见太平军大大小小的营垒，排列得如同棋子一样，西起江滨，东至山口，便制订下计划，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太平军拼死抵抗，两边激战不可开交。随后江阴城内有人发动内变，开门向政府军投降，江阴就此收复。

●《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清人绘，绢本，设色，纵63.3厘米，横116.6厘米。

当时程学启另外驻扎在苏州郊外，每天都爆发激烈的战斗，前前后后打了几十次胜仗。太平军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丘、观音庙等地的十多处堡垒都被攻破。与此同时，郭松林的部队也在新塘桥地区取得胜利，击毙太平天国的王两人，歼灭太平军一万多人，缴获船只数百艘，太平天国的水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李秀成为此痛哭流涕，悲伤得不能自己。从此淮军的威名响彻天下！

太平军遭受严重失败后，李秀成准备进行大规模反攻，命令他的部下集中了无锡、溧阳、宜兴等地的部队八万多人，战船一千多只，从运河口出发，又亲自带领精锐部队数千人据金匮支援苏州，相互策应，和政府军接连交战几次，互有胜败。同治二年十月十九日，李鸿章亲自率军，命令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攻苏州城，经过激烈的战斗，攻破苏州外围的防备。李秀成和谭绍洸等人撤退进入内城，决定死守不投降。政府军随后水陆并进，在三面对苏州进行了包围；城中的粮食很快吃光了，人心变得慌乱起来。李秀成的部下郜云官等人怀有二心，便私下里和程学启联系，准备向政府军投降。在这样的情况下，程学启和戈登坐上一艘小船，来到苏州城北的阳澄湖，和郜云官等人当面定下了投降的约定，如果他能杀掉李秀成、谭绍洸，就赏赐他二品官的职位。由于戈登担任担保人，因此郜云官等人毫不怀疑，但最终还是不忍心杀害李秀成，只答应杀掉谭绍洸就告辞了。

李秀成对这一阴谋有所察觉，但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便在十月二十三日晚，出胥门，经光福灵岩，趁着夜色黯然逃离了苏州城。二十四日，谭绍洸因为有事叫郜云官去他的帐篷，郜云官和猛将汪有为感到害怕，因此一见到谭绍洸，便刺杀了他，并消灭了谭绍洸的亲军一千多人，随后开城门向官军投降。十月二十五日，郜云官等人献上谭绍洸的首级，请程学启入城验收。这些投降的头目职衔如下：

一、纳王郜云官　　二、比王伍贵文

三、康王汪安均　　四、宁王周文佳

五、天将军范起发　六、天将军张大洲

七、天将军汪环武　八、天将军汪有为

当时这八名将领在城内的部队还有十多万人，声势汹汹，并要求程学启履行答应他们的总兵副将等职。程学启仔细观察了这八个人的人品，认为他们都是狼子野心的小人，恐怕日后控制不了，再生祸端，于是就和李鸿章密谋，在指挥舰上大摆筵席招待他们。等号炮一响，埋伏好的士兵冲出来把他们都杀了，还一并杀了他们手下负隅顽抗的余党一千多人，剩下的部下都投降了。苏州收复之后，李鸿章凭借功劳被加封为太子少保。

先前这八个将领投降的时候，是戈登做的担保人，现在听说李鸿章食言，戈登大怒，想要把李鸿章杀掉来惩罚他的罪行，亲自带了短枪到处找李鸿章。李鸿章躲了起来，不敢回大营。几天之后，戈登的怒气渐渐散去才算罢休。

按语：李鸿章在这件事上是有愧的。杀降本来就不是君子该做的事，何况和投降的人已经有约定，而且还有担保人呢？因此这一举动有三点罪过。一是杀降违背了公理，二是撕毁条约自食其言，三是欺骗戈登，有悖于朋友相处之道。戈登对这件事情恨得咬牙切齿，以至于想要拿刀捅了李鸿章来泄愤，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虽然他考虑到苗沛霖、李世忠等人降后复叛的情况，有不得已的原因，但他生平喜欢玩弄小权术的特点，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个大概了。

苏州的收复，实际上是平定江南最关键的事情。先前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分别带领一支孤军东下深入敌后，彼此不能联络策应，因此孤立无援，显得十分危险。在苏州大捷之后，李鸿章建议对整个战局进行规划，希望乘胜进入浙江，和曾国荃、左宗棠两军相互接应，合起来进行大规模行动，这是政府军后来制胜的第一要素。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攻下了无锡，将守将黄子隆父子活捉后斩首。随后，李鸿章把淮军分成三大支队：甲队由自己指挥；乙队由程学启指挥，进入浙江之后，接连攻克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兵临嘉兴府城下，左宗棠的部队也协同作战，进入杭州地区后，进攻余杭县，屡屡打败敌军；丙队由刘铭传、郭松林率领，和常胜军共同进攻常州，取得大胜，收复宜兴、荆溪，活捉敌将黄靖忠，李鸿章又命令郭松林进攻溧阳，招降了敌军。

当时的太平军将领陈坤书，拥有十多万的部队，盘踞在常州府，摆开阵势对政府军背后进行攻击。李鸿章和刘铭传率军防御，太平军气势汹汹，政府军打了败仗。陈坤书又偷偷派兵迂回进入江苏腹地，在江阴、常熟、福山等县出没，江阴、无锡因此而戒严，江苏以西的地区都受到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命令刘铭传独自防守常州方面的来敌，又急忙命令郭松林放弃金坛，不分日夜急速支援苏州，又命令李鹤章快速回无锡防守，杨鼎勋、张树声等人率另外一支部队扼守江阴的青阳、焦阴，切断敌人的归路。当时太平军对常熟的包围越来越紧，苦战好几天，仅仅勉强支撑。太平军又开始包围无锡，李鸿章几乎守不住了。数日之后，郭松林的援军到来，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打败太平军，解开了包围，郭松林凭借战功升任福山镇总兵。

先前程学启包围嘉兴更紧（从同治三年正月开始），城中的守备部队和进攻一方针锋相对，两边的死伤都很惨重。二月十九日，程学启动员将士，想要一举攻克嘉兴，亲自冲锋陷阵，越过浮桥，爬上攻城云梯。城上的太平军死守，子弹像下雨一样密集，忽然一颗流弹击中程学启的头部，他摔倒在地。他的部下刘士奇见了，立刻代替程学启指挥部队，率先冲入城内。士兵们都悲愤交加，勇气百倍，同时潘鼎新、刘秉璋等将领，也率领部队水陆并进，一举攻克嘉兴。

程学启受伤之后，躺在床上治疗了二十多天，还是没有效果，在三月十日去世，朝廷赏给忠烈的谥号。李鸿章为此痛哭流涕。

收复嘉兴府之后，杭州太平军的气焰大为衰弱。在二月二十三日，太平军主力部队乘夜色从北门脱逃。左宗棠的部队在三月二日进入杭州城，从此李鸿章的部队和左宗棠的部队合兵一处，胜利会师。

程学启死后，李鸿章命令他的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分别率领他的部队，和郭松林在福山镇会师，一同进攻沙山，连续战斗后攻克沙山。到了三河口，消灭了两万太平军。李鸿章便命令各部队合围常州，命令刘铭传进攻常州西北并攻克了它，郭松林攻破陈桥渡大营，张树声、周盛波、郑国櫆等人袭击河边敌营二十多座，并都取得胜利。败退的太平军想要进入常州城，却被陈坤书拒之门外，因此被政府军杀死在城下的不可计数。三月二十二日，李鸿章的部队正式攻打常州，用大炮和炸药轰塌城墙，城墙被炸开一个数十丈的大口子，挑选了数百名敢死队用云梯强行登城。陈坤书骁勇善战，亲自率领精锐部队防守，修补城墙缺口，政府军阵亡数百人。李鸿章为此愤怒，命令多准备攻城器材，连日猛攻常州。两边伤亡同样惨重。经过十多天的激战，李鸿章亲自督阵，刘铭传、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等人都身先士卒，奋战登城，太平军终于出现混乱。陈坤书仍然奋战不屈，和部将费天将率领精锐部队，展开激烈的巷战。经过激烈的战斗，郭松林活捉了陈坤书，费天将也被周盛波抓住。刘铭传大声呼喊：“只要放下武器投降，一律赦免。”太平军当场投降了一万多人。在这场战役里，政府军也阵亡了数千人。常州就此收复，当时是四月六日。从此李鸿章的部队和曾国荃的部队打通了通道，江苏全省，除了南京城内，再也没有太平军活动的踪迹。

从同治元年二月开始，李鸿章率领八千人抵达上海，正式开始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战各地，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战役，从松江保卫战开始，到嘉兴常州攻坚战结束，到同治三年四月打了两年，终于完成了肃清苏南太平军的功业。

按语：李鸿章肃清苏南地区太平军的功劳，原因在于淮军部将骁勇善战，性格坚忍不拔，但华尔、戈登的帮助也很大，不止是因为常胜军打下几座城，打赢几次仗。当时李秀成的智力和勇气都无与伦比，军中大量装备西式枪炮，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等将领，虽然善于作战，但只不过凭着天生的勇敢和谋略，还不懂得新式作战方法的作用。因此淮军建立初期，在和敌人的作战中吃了不少苦头。李鸿章考虑到这种情况，命令诸位将领向常胜军学习，也用了不少常胜军的武器装备。而左宗棠肃清浙江太平军的功业，也得力于法国军官托格比、吉格尔等人不少。清朝即将灭亡又起死回生，英国人和法国人有不小的功劳。他们的意思是希望永远保证东亚的和平稳定局面，将这里建设成为商务活动的乐园。但想不到直到今天，中国还不想着自我振兴，将来恐怕难免要爆发一场大革命。

先前曾国荃军水陆相互配合，整整包围了南京两年，到同治三年正月，攻克了钟山的石头堡垒，太平军失去了险要的要塞，包围南京的外围终于牢牢地结合起来，太平军内外不通，向城内输送粮食的道路被封死，城中的粮食也吃光了，洪秀全知道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便于四月二十七日服药自杀。诸将拥立他的儿子洪福继位。当时政府军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朝廷多次下旨给李鸿章，命令他率领在江苏的得胜之师帮助进攻南京。曾国荃认为城内的太平军已经疲劳不堪，粮食和弹药都用光了，胜利在望，不愿意让李鸿章插手，而李鸿章也不愿意分曾国荃的功劳，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朝廷声称夏天不利于使用火器，以此为理由不肯进军。

而朝廷方面却不理解李鸿章的意思，再三催促他进军。曾国荃听说这个消息，又担忧又愤怒，便从五月十八日开始，日夜监督士兵猛攻地保城（即龙膊子，山阴的坚垒，第一险要之地），该地很快便攻了下来。又深挖地道，从五月三十日到六月十五日，成功地挖掘了十多处地道。曾国荃命令城外各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另外悬重赏招募敢死队，准备城墙一出缺口就猛冲进去。

当时李秀成在南京城内，洪秀全死后，所有的命令都是他发布的。李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行，所有人都真心佩服他，就像儿子对待父亲。五月十五日，李秀成率领数百名敢死队，从太平门的缺口冲出城外，又另外派遣了数百名敢死队员穿着政府军的衣服，从朝阳门冲出城外，冲入曾国荃的军营，放起火后大声呼喊。当时的官军多日劳累，已经很疲惫，战斗力丧失殆尽，猛然间遭遇到这样的情况，差点土崩瓦解作鸟兽散，幸亏彭毓橘等将领率领新兵赶来救援，才平息了这场危机。

六月十六日中午，地道里埋藏的火药爆炸，声音像无数雷声同时炸响，可以感到大地在颤抖，城墙被炸飞了二十多丈。曾国荃部队的将士大声呼喊着展开了冲锋，太平军士兵拼死抵抗，子弹像下雨一样密集，当场击毙城外士兵四百多人。部队士气更加高涨，踩着死者的尸体冲锋，随后攻入城内。李秀成早早就立下了必死的志向，他把自己的好马献给幼主洪福，让他出城逃命，而自己亲自率兵展开巷战，一连打了三天三夜，终于力尽被活捉。太平军上下官兵战死、烧死的有三千多人，城内的宫殿燃起连天大火，烧了三天都没有熄灭，城中长期跟随洪秀全的男女老少十多万人，没有一个投降的。从咸丰三年洪秀全占领金陵开始，政府军用了十二年才消灭他们。

按语：李秀成是真正的豪杰。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满城上下，命在旦夕，还能指挥成百上千的士兵，进行有组织的突围和决战，几乎歼灭政府军部队。五月十五日那天的战斗，曾国荃部队之所以没有灭亡，完全是受老天保佑。等到南京城被攻破后，又能用自己的好马救幼主性命，自己慷慨赴死，有和国家同生死共命运的志向。就算是古代的名臣儒将，也不过如此。项羽、文天祥的努力最终落空，是天意，还是人力？我听说李秀成在离开苏州的时候，苏州的老百姓，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不痛哭流涕的。他礼葬战死的浙江巡抚王有龄，优待投降士兵，俨然有文明国家战时公法的意思了。南京城里的十多万人，没有一个投降的，就像齐国的田横五百士一样，他们的志向相同，他们的目标一致，而魄力之大，已经超过前人百倍了。这是有史以来战争结局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如果让李秀成坐在洪秀全的位置上，则今天的中国，还不知道是谁的天下呢！李秀成被擒获之后，从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的三天时间里，在站笼中壮怀激烈地写下供状，记录了数万字史实。虽然经过政府删节，不能全部流传下来，但今天读起来，还是威风凛凛，笔挟风雷。唉！刘邦成了天子，天下人就诋毁项羽，用成王败寇的标准评论人，今天还有谁肯为李秀成的功业说好话？过了百年之后，一定会有中肯的评论，后人所撰写的良史，怎么会有偏私的观点夹杂其中呢？不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是人中豪杰。

收复南京之后，朝廷论功行赏。两江总督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候爵；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都封世袭一等伯爵；其余的将帅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奖赏。曾国荃打下南京之后，各方面派系的将领，都嫉妒他的功劳，诽谤诋毁他的话一时间纷纷杂杂，即使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也跟着一起诋毁曾国荃，只有李鸿章从未说过这种话，而且还竭尽所能，多方为曾国荃辩护。

按语：这也是李鸿章为什么有文忠这个谥号的原因。在朝廷不断催促共同进攻南京的情况下，李鸿章不想分他人快到手的功劳；等到事成之后，也不对推荐他的人心怀嫉妒，这种德操和胸怀的确有过人之处。名不虚传，不是随便说说的。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

★捻军的猖獗

★李鸿章以前平捻诸将的失当

★曾国藩、李鸿章平捻策略

★东捻之役

★西捻之役

收复南京之后，中国的战争减少了一半，尽管捻军还在作乱，中国还没有获得安宁。捻军的造反，开始于山东的无业游民。在咸丰三年时，洪秀全攻占了安庆、南京，安徽全省都被震动，捻党趁着这个机会，在宿州、毫州、寿州、蒙县等地造反，横行于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到处抢劫，政府军无法控制。其中奉朝廷命令前往督师剿捻的人，总是被捻军进攻打败，因此他们的气焰越来越猖獗。到咸丰七年冬天的时候，捻军的骑兵甚至侵扰到直隶省大名府一带，北京也因此而戒严。

现在将从捻军造反开始，到李鸿章督师之前，朝廷每次所派遣的剿捻统帅列表如下：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离开北京，前往热河避难，捻党趁着这个机会侵入山东境内，在济宁展开抢劫。德楞额率部和他们展开战斗，惨遭失败。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受朝廷指派率领部队，追击各路捻军，有骁勇善战的名声。同治二年，太平军几位将领陈得才、蓝成昌、赖汶洸等人率部和捻军合成一股。捻军头目张宗禹、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人各自率领几万捻军，出没于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州县，行动迅速，就像暴风骤雨一样不可琢磨，政府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一部分捻军进入湖北，在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靳州等地大肆抢劫。舒保战死，僧格林沁的部队也多次被击溃。僧格林沁这个人，勇敢强悍有余，但不学无术，部队的纪律很差，每到一个地方，奸淫烧杀，和太平军、捻军没有什么区别，令湖北人民大失所望。

当时南京刚刚收复，太平军的余党有数万人并入捻军，转入河南、山东等省，对城市展开抢劫。同治四年春天，僧格林沁意志坚决地率领轻骑兵，追击捻军头目，一整天行军三百里。到曹州的时候，部下大多情绪怨愤。四月二十五日，僧格林沁中了捻军头目的计策，部队大败，僧格林沁拼死作战后从马上落下来阵亡。朝廷在震惊之余加以追悼，并火速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的军务，又命令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为曾国藩负责后勤保障。

从前官军对捻军的战略，只有追击一条，常常劳而无功，有时也堵截一下，但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无论是攻还是守，不是看着捻军实力增长，就是盲目采取行动，使自己的实力受损，从来没有过全局规划，设定固定战略，因此剿了十多年，一点成就也没有。自从曾国藩接受任务以来，才开始制订大包围限制其活动的战略，计划将敌人堵在一小块地盘上，然后可以聚集优势兵力歼灭他们。李鸿章秉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才取得了平定中原的功业。

曾国藩是位君子，常常以兢兢业业、持盈保泰、急流勇退的信条自我鞭策。在收复南京之后，他平生的志愿已经得到实现，便希望能够功成身退。在僧格林沁阵亡之后，捻军的势力已经逼近京城，形势变得危急，曾国藩在败军之际接受任命，义不容辞，便勉强赴任。但他认为湘军士气已经越来越低落，不能再打仗了，因此逐步将湘军遣散，只用淮军奔赴前线。从曾国藩接受这一任务的那天起，他就希望把这个位置让给李鸿章，让他成就功业，这个愿望等了很久。到同治五年十二月，曾国藩称病辞去职务，朝廷命令李鸿章代理钦差大臣。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的职务上，负责后勤保障。

●曾国藩像。

李鸿章剿捻的战略是这样的：他认为捻军已经成为流寇，设法阻止他们继续流窜，然后集中兵力共同进剿，是最好的方法。明朝的孙传庭曾经说，剿灭流寇就要把他们逼入绝境，在他们就要覆亡的前夕加以进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靠激烈的战斗去争夺胜负，就算是打赢了也不可能彻底平灭流寇。李鸿章使用了孙传庭的办法，在同治四年十一月，曾经向朝廷上奏，称必须将捻军逼迫到地形复杂的地方，然后故意放弃地盘诱敌深入，最后集中各省兵力，从各个方向将其包围。后来他能够成功，都是因为这种战略起效果。

那一年五月份，任柱、赖汶洸等人率领大队人马深入山东。李鸿章命令潘鼎新、刘铭传等人尽全力追击，想把他们围困在胶东海边，然后在胶州、莱州的交通要道，想办法围困住他们，让他们向北不能靠近首都，向南不能突入淮南。六月份，李鸿章亲自率军抵达济宁，在分析了当前形势后，认为任柱、赖汶洸的部队，都是经过数百次战斗保存下来的精锐，再加上一些散兵游勇的老兵痞，既狡猾又凶悍，不能小看他们，如果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包围他们，又包围得过紧，包围圈太小，就会使他们看穿计谋，一定会着急突围，迅速跳出包围圈，导致全局形势再次不利。于是制订了先在运河上设防，以截断东捻军退路，再在胶州、莱州等地设防，截断交通要道的战略方针。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一心希望把捻军赶出山东省，对李鸿章的战略措施表示强烈反对。七月份，捻军突然袭击潍河，山东省防军的将领王心安驻扎在戴庙，放纵捻军渡河，导致胶州、莱州的防线崩溃。于是谣言四起，朝廷对李鸿章严加责备，甚至出现了改变战略的建议。李鸿章再次上奏，认为捻军围绕着运河来回侵扰，政府军到处围追堵截，对于当地虽然有些骚扰，但受害地区仅仅局限于几个县市而已，如果将他们放到运河以西，那么将会有几个省份受到骚扰。都是国家的土地，都是一样的人民，不能区别对待。于是朝廷才坚持原来的战略，没有更改。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丘、潍县交界处，和捻军激烈战斗后获胜。二十四日，刘铭传率部追击到至赣榆，和骑兵统带善庆奋勇作战，在战斗中击毙了任柱，从此东捻军的势力大为削弱。

二十八日，潘鼎新在海州上庄的战斗中，消灭大批剽悍的捻军。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人在潍县、寿光等地从侧面进攻敌军，战斗打了一天，捻军军心动摇，投降的人很多。此后，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等人连连获胜。到二十九日，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等人率部追击了七十里，到了寿光地区的弥河，才开始战斗。打了一阵之后，又追击捻军四十多里，消灭了将近三万人，捻军的精锐武器、马匹、辎重都丢了个干净。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我军士兵回到军营后，我亲自去慰问，将士们都又累又饿，面无人色。”在弥河战败后，赖汶洸落水未死，又纠集了一千多骑兵，冲出了六塘河的防线。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将领，率领水军、骑兵、步兵，跟在后面猛追猛打，赖汶洸只剩下几百人，被迫逃进高室水乡。李鸿章先前派遣的淮军华字营统带吴毓兰，正好在扬州运河防守。各部队一同进攻，前面的堵截，后面的追击，十二月十一日，吴毓兰在战斗中活捉赖汶洸。东捻军终于被全部消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五省，终于获得了安宁。

李鸿章上奏章汇报胜利后，在后面陈述了他的部队受命剿捻以来，在几个省的范围内奔波，转战了好几年，每天要行军近百里，忍受饥饿，忍耐寒冷，还要忍受指责和谗言，忍受人生中从未经历的困苦，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等人，都多次申请离职。李鸿章请求朝廷准许他们稍稍休养一下，不要再派遣远调的任务，并以积劳成疾的借口，为刘铭传代请假三个月。

从同治七年正月开始，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大部队，突然从山西渡黄河向北，逼近北京城下。北京为之大震。初七、初八，朝廷多次下命令给刘铭传、善庆等步兵、骑兵各营，催促他们迅速奔赴河北剿灭西捻军。李鸿章因为刘铭传病困，正在休假，不忍心调他作战，于是率周盛波的盛传马步十一营，潘鼎新的鼎字全军，以及善庆、温德克勒西的骑兵部队，陆续向目的地进发，由东阿渡过黄河，又命令郭松林、杨鼎新整顿大队人马，随后跟进。

剿灭西捻军的战役，要比剿灭东捻军更加难打，黄河以北地区都是平原，没有高山、大河来阻碍敌军，张宗禹这个人狡猾且善于作战，他在北方平原作乱，抢了很多的马，行动迅速，瞬间便能出现在百里之外，想要搭建一些土围子来困住他们，地形却不允许这样做，而且他们鉴于任柱、赖汶洸覆没的教训，一见到政府军要包围他们，就立即拼死突围，不给政府军任何机会构筑工事，这是第一大难题。二来淮军的士兵都是南方人，和北方地区的风气、习俗大不相同，南方人的脾气、口音和北方人难以调和，而且吃米吃面，饮食习惯也不一样，马队既少，草料也难以解决，这是第二大难题。鉴于这样的情况，李鸿章便申请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他认为：“从前任柱、赖汶洸的捻军部队，在中原数省流窜，比起官军，他们更害怕城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民风强悍，被捻军荼毒久了，便开始逐渐构建堡垒、城寨。因此捻军只能一过就走，不能久停。这几年里，湖北、陕西被侵扰得最厉害，因为那里没有坚固的城寨，现造又来不及，捻军在那里抢够了，使得势力大为扩张。直隶、山西向来没有匪患，百姓性格懦弱，不知道结寨自保。张宗禹是个穷凶极恶的狡猾匪徒，南面又有黄河阻碍，一定使他在黄河以北到处横行，百姓受到蹂躏而惊恐万分，这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实在是可悲可叹的事情……自古以来用兵，必然要进行双方的实力对比。现在看来，捻军未必比我军强，但他们马多，我们马少，在这方面相比是差了不少。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抢粮食，我们只能就地买粮食，反贼经常能吃饱，我们的战士却经常要挨饿，这方面我们又比他们差。今天想要断绝反贼的粮食来源、马的来源，只有劝河北的绅士和百姓抓紧盖碉堡、构筑城寨，一旦听说反贼要来的消息，立即把马匹和粮食藏进去，既可以保护自家安全，还能把反贼置于绝境……”西捻军的平定，确实有赖于这条政策的实施。

四月份，李鸿章申请由刘铭传负责前线各部队的指挥，朝廷同意之后敦促其立即赴任。李鸿章命令淮军和直隶、山东的民兵，沿着黄河、运河，构筑长墙、深沟来围困捻军。李鸿章经常派出部队，轮番进攻，轮流休息。那些长时间追击捻军，已经疲惫到必须休息的部队，就在运河东岸选择险要地形驻扎，等捻军逼近的时候，立即起来迎战，改剿为防。又派张曜、宋庆分别驻扎在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驻扎陵县、吴桥一带，负责替防守运河的部队做掩护。左宗棠也派出刘松山、郭宝昌等部队，在从连镇北部到沧州一带的河东岸分别驻扎，和杨鼎勋等人的部队就近策应，安排好了这一切后，才开始进兵剿捻。

五月份，一部分捻军向西北方向流窜，各部队分头拦截，多次获得胜利。李鸿章便趁着黄河进入汛期水位上涨的机会，缩小了包围圈，以运河作为外面的包围圈，将思县、夏津、高唐的马颊河，截长补短，作为内部的包围圈。将捻军向西南方向进逼，层层设围。五月、六月期间，各部队连续获得胜利，捻军的势力逐渐削弱，投降散落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六月十九日到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军乘胜追击捻军，连续获得胜利。二十三日，张宗禹渡河向西南方向逃窜，二十四日，由平原县逃到高唐县。二十五日，潘鼎新追击了一百二十里，冒着大雨抵达高唐县，捻军已经转移到博平、清平一带，想要进攻运河。而政府军早已经在马颊河西北岸构筑了数百里长的长墙，足以困住捻军，等捻军发觉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了包围圈，活动空间越来越小，马上就要陷入绝境。当时的各路追兵都已经疲惫不堪，李鸿章便派刘铭传率领生力骑兵参战，士气顿时大振。二十八日，把捻军围困在黄河和运河之间的狭小地区内，刘铭传调集骑兵、步兵进行攻击，追出去几里地，捻军恰好遇到东边来的郭松林部队，被拦住去路，加上河道沟汊纵横，到处都是泥泞的沼泽，刘铭传和郭松林的骑兵部队共五六千人，来回进行反复攻击，杀死、活捉捻军无数。张宗禹仅仅带了数十名骑兵向北窜逃，很快便投水自杀，西捻军就此被消灭，中原地区获得了安宁。八月份，李鸿章奉旨进京述职。

李鸿章的用兵之道，是先进行详细策划然后再行动，对敌人的了解和判断十分准确，因此打了十五年仗，从来没吃过亏。虽说他很幸运，但也是和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在剿灭太平军的时候，以三座城市为倚靠，仅用了一年就扫平了整个苏南地区。在剿灭捻军的时候，面对横行了十多年的强劲敌人，令各位名将束手无策的对手，也只用了一年就消灭了他们，简直就像上天已经设定好了一样。他对待部下，都用朋友道义和他们交往，相亲相爱如同自己的骨肉，因此下属都乐于为他效命，是一个真正善于统率将领的人才。不过，李鸿章的军事生涯是和曾国藩同始同终的，不止是推荐人和从事者之间的关系。在他肃清苏南太平军的时候，都是由曾国藩统筹大局；肃清长江上游太平军，由曾国荃的部队围攻南京，牵制敌军兵力，因此使得李秀成疲于奔命，李鸿章才有隙可乘；他在剿灭捻军的时候，秉承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而之所以有充足的粮饷供应，都是因为有一位好两江总督在后面支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除此之外，李鸿章在曾国藩军中多年，既学会了许多道德义理，也学会了带兵打仗。他一生所践行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他推诚布公、团结部下的治军方法、风格，都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因此先有曾国藩的教育才有李鸿章后来的造诣。他对待曾国藩像父母一样尊敬，像神明一样敬佩，不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吗？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洋务运动的业绩

★北洋海陆兵力

★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的原因

“洋务”这两个字，不是李鸿章的专用词，然而，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为李鸿章写传记，就不得不以“洋务”这两个字总结、概括他人生中间二十多年的事业。

李鸿章因为洋务，被全天下的穷酸读书人唾骂；他也因为洋务，被全天下的功利之徒吹捧。我之所以一方面推崇他，一方面责备他，一方面替他惋惜，也是因为洋务。说李鸿章不懂得什么叫洋务，在我看来，中国这些搞洋务的，恐怕没有比得上他的；说李鸿章真懂得洋务，那为什么别的国家靠搞洋务兴盛，而我们国家搞洋务却衰弱？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李鸿章只懂得洋务，却不懂得国家事务，以为洋人办的事务，就是洋务。

在这里将他在平定太平军、捻军之后，和日本进行战争之前，所办的各类洋务列表如下：

以上所列举的李鸿章办理的洋务，大概就是这些。对这些洋务进行统计，基本不出两样：一是军事方面的，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缮船坞等；二是商业，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其中虽然有一些开办学堂、派学生去外国留学等事情，但都是为了服务军事方面，要么就是培养翻译以便于与外国人交涉。李鸿章所认识到的西洋人的长处，大概就是这些而已。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在海军、陆军事务上，李鸿章倾尽了全力。他以善战建立自己的功名，而他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长时间和西方军队在一起作战，亲眼见识了他们的武器的威力，并把这些武器拿来装备官军。

因此，在平定叛乱之后，他坚定地认为，官军的实力平内乱有余，抵御侵略不足，因此兢兢业业地把强军作为头等大事。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说比普通人高得多，而他一辈子的心血也都花在了这上面。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手下的兵力，大概如下：

北洋海军兵力表

附水雷船

直隶、淮军新练陆军表

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直隶、淮军新练陆军有两万多人，大概如下：

以上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左右。

李鸿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海陆两支军队的经营上，自称一定有把握。光绪八年，法国在广西寻衅滋事，朝廷商议准备在京城周围布防，李鸿章上书说：“臣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练兵，买新式武器，除了经费短缺，使得我不能实现所有的设想，但临阵对敌，还不至于让皇帝担惊受怕。”他的自信，从这些话里也能看出来。想不到中日战争刚刚爆发，巨大的战舰不是被击沉就是受伤，要么就是被敌军缴获，淮军和新练陆军，也都屡战屡败，从前的好名声被一扫而光。剩下的残破舰船，再经过和八国联军在天津塘沽一战，和罗荣光、聂士成一起化为灰烬。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三十年所积蓄、所培养、所筹划的资本，都烟消云散，变成了昨天的夜梦。等到李鸿章死的时候，他倾心经营的大本营天津还在外国人手里没有收复。唉！李鸿章啊李鸿章，我知道你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

李鸿章失败的原因，一半是因为有人在扯后腿，他自己也要负另一半的责任。他的责任里，有一半是用人不当，另一半是自己在见识上出了问题。当时他已经建立了大功业，正在名声最响亮的时候，对自己的估计很高，觉得无论办什么事都很容易。对他的曾经的老部下念旧情，同富贵，让他们相互推荐，占据许多重要的职位，委以重任，却不看他们适不适合这个岗位，以至于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机会搞坏，贻误大局。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他又只知道练兵，却不知道兵是怎么来的，只知道筹集军饷，却不知道军饷是怎么来的，因此做了许多琐屑的事情，最终一无所成，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下节会更详细地论述。

李鸿章所办的商务，也没有一个取得较大成功的。没有别的原因，都是被官督商办这种方法拖累的。中国人最擅长做买卖，就像是天生的一样。如果国家能够为人民制定商法，开辟市场，保护他们的权利，自然不会造成资本浪费、人力浪费，国家收入增加指日可待。现在每当要开发一项新商业项目，动不动就要请示批准，要派大臣监督办理，即使派的人合适，也会因为越俎代庖而坏事。何况派去的人常常是奸诈的腐败官吏，他们把自己的职位当成发财的门路，凭借着手里的权力，把持事务的管理权，那些已经入股的人怎么能不寒心，那些准备入股的人又怎么能不驻足观望呢？因此中国的商业之所以不能兴盛，很大原因都是李鸿章所倡导的官督商办的政策害的。

我可以用一句话下一个确定的结论：李鸿章实在是不懂得国家事务的人。他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国家和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所拥有权力的范围，不知道大臣应当尽的责任。他对于西方国家富强的真正原因，完全没有认识，认为我们中国的风俗、传统、政治制度，没有一样不比外国优秀，比不上的只有枪、炮、船、铁路、机器，我只要把这些都学来，洋务的事情就可以结束了。这也是近日全国上下研究时务的人所倡导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这一派人物里已有三十年资历的老前辈了。就像无盐学西施的笑容，寿陵人邯郸学步，只能越学越丑，最终一无所得。这是必然的。

尽管如此，李鸿章的见识，还是大大超过普通人。比如他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关于不可以裁撤轮船制造的二次讨论中的奏折中所说：

臣发现欧洲这些国家，在近一百年里，从印度到了南洋，又从南洋到了中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实在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从古代开始，凡是未能和中国通商的，没有一家不客气地拜访边关，来请求通商互市。我们的皇帝就像天朝上国一样，用通商立约的方法笼络这些国家。现在隔着几万里远，居然都能聚集到中国来，这是三千多年来的一大变局。西方人靠着他们制造精良、威力巨大的枪炮轮船，横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以前用的那些武器，比不上他们先进，因此受制于西方人。在今天还吵着说排斥西方，说把他们驱逐出境，都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就算是用和平的方式来保全领土完整，也不是没有武器就能保全得了的……那些士大夫们被局限在圣贤道德的学问里，看不到数千年来的大变局，满足于现在的苟且偷安，就不去想二三十年前遭受巨创时的疼痛，也不去想千百年后用什么来安定国内，抵御侵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建议停止建造轮船的原因。在臣看来，国家什么钱都可以省，唯独养兵、边防、造枪炮、造兵舰的钱万万不能省。如果要省就是什么都不要了，国家永远没有强盛繁荣的那一天。

光绪元年，因为台湾事变而筹备建立海防的奏折中这样说：

现总理衙门的六条主张，已经把目前当务之急，和日后的长久打算都包括进去了，实在是挽救时局的最要紧策略。这里面不容易一下子办好的，是人才难于寻找，经费难于筹集，派系难于消除，旧习俗难于根除。这些方面不作改进，就算是从早到晚忙着加强海防，也是画饼充饥。因此今天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抓紧破除成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历朝历代的边防重心，都在西北边疆，那里的实力对比、各国关系，已经差不多固定下来了。而且也有固定的疆界。现在东南海疆长达万里，各国在那里通商、传教，来来往往非常自由，在北京以及各省大量聚居，表面上打着和平旗号，实际上盘算的却是吞并中国的阴谋诡计。一个国家闹事，一群国家跟着煽风点火，实在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新形势。洋人的轮船和电报的速度，瞬息之间可以达到千里之外，新式武器的威力，比以前强大百倍，实在是数千年来从未遇到的强敌。外患的变化如此之快，我们却还用那些老办法来应付，就像大夫给人治病，不问是什么症状，一概用古老的药方，肯定不会见效。在一八六◯年之后，西方人入侵的势头越来越猛，爱国志士没有不慷慨激愤，纷纷要求驱逐外国人的。这些局外人的议论，根本不知道这里面办事的艰难，等问到他们用什么办法自强，怎么抵御外国人的时候，就一个个露出茫然的神色，哑口无言。臣已经办理了很长时间的洋务了，知道的东西比较多，对于敌我的长处和短处知道得比较深刻。看一下现在的情况，财力、人力都还很不足，又被传统所限制，被众人的议论所牵制，想要振奋起来做一些事业也很困难。《易经》上说：“穷则变，变则通。”因此如果不变通，无论是战还是守都靠不住，像靠讲和来维持都不可能长久。

李鸿章又说：

现在的那些古板读书人，大多认为办理洋务、对外交涉的工作对人是一种侮辱；那些想要投机取巧的人，又把避开洋务当成成就自己清高名声的办法。如果朝廷不能下大力度弘扬新风气，破除那些妨碍办事的旧习俗，找到让国家富强的实用方法，那么天下危险的局面，早晚有一天会不可支撑，日后缺乏人才的情况，会比今天更加严重。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却永远没有自强自立的那一天，不只是值得忧虑的事情，简直就是可耻。

这样看来，李鸿章原来知道今日是三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原来知道满足于现状就不能得到安定；原来曾经打算找到安定国内、抵御侵略的办法，原来知道老办法不能解决新问题；原来知道不进行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原来知道派系的界限不消除，传统积习不废除，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甚至知道日后缺乏人才的情况，要比今天更加严重，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却永远没有自强自立的那一天。他沉痛的语气，我今天读起来，还忍不住热泪盈眶。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他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有国民。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就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而这种动力能够出现的原因，都是因为有一两个能够提供大动力的先行者，做一些引导、指路的工作，养成改革风气后，再利用下层的力量，这样没有不成功的。李鸿章如果不知道这一点，不忧虑怎样做到这一点，也就算了。既然他知道这一点，并为此优虑，凭他的声望、地位，在上可以打动皇帝，从而指挥所有的官员，在下可以制造舆论来号召全国人民，可惜他没能这样做。因此我说，李鸿章的问题就是他不学无术。因此说，他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

●厦门胡里山炮台。

不过，事情换了地方就起了变化，人换了时代也不一样了。我们这些生在这个时代的人，用这种大道理来要求李鸿章，我知道李鸿章一定不肯接受。他所说的局外人议论，不知道局内人的艰难，言语里还令人感到隐隐作痛。按照春秋里“责备贤者”的说法，李鸿章固然不能推卸责任，但试问今日的四亿中国人里，具备先行者资格的人，又有几个？我虽然批评李鸿章，但不能因为有那种死板的读书人和想要占便宜的人，被传统道德所束缚，或被眼前形势所迫，而对李鸿章的错误进行宽恕，不过也决不允许他们跟着我乱说。总结起来，李鸿章不失为一位有名的英雄，他最不幸的是，这么大一个中国，竟然没有无名英雄跟随着他，因此他虽然有行动，却不能换来成功。我对于他的遭遇，感到相当悲痛。

从这章以后，李鸿章春风得意的历史结束了，他失意的岁月刚刚开始。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甲午海战的起因

★甲午海战前李鸿章的失策

★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失败的原因

★李鸿章的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运动的开始，产生于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享誉整个时代的名声，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埋没。可惜！李鸿章在光绪十九年七十岁生日的时候生病，却没有死，突然遭遇到这场变故，祸事重重叠叠，一个接一个，又经历了八年危险、耻辱、艰难的生活后才死去。老天啊，为什么在这个人的人生前半段如此优待他，又在他的人生后半段这么残酷地对待他啊？我写到这里，不禁要停下笔长叹一声。

中日战争，源头起于朝鲜，找一下这场祸事的源头，不能不说是李鸿章外交方面的遗恨。朝鲜本来是中国的藩属国。最初在同治十一年的时候，日本和朝鲜在外交上发生纠纷，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交涉，按理说朝鲜是我们的藩属，外交方面应当由我国做主，这也是国际公法规定的。但我们居然因为怕事，答复日本说：“朝鲜的国家事务，我们从来不干涉，任凭贵国和他们自行交涉好了。”日本便派遣使节到朝鲜，在光绪元年正月和朝鲜国王订立和约，里面第一条说：“日本认定朝鲜是个自主国家，和日本拥有平等的主权关系。”这是日本和朝鲜交涉的开端。光绪五年，英、美、德、法等国家，相继向朝鲜提出通商互市的请求，朝鲜政府感到很惊恐，一时间犹豫不决。李鸿章便写密信给他们的太师李裕元，让他和各国签订条约，又上奏折说可以凭借这个来防御俄国人，牵制日本人等。光绪六年，驻日本使节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写信，要求主持朝鲜外交，称中国应当在朝鲜设立专门的办事大臣。李鸿章说如果在暗地里（对朝鲜）进行秘密保护，还是在能力范围内的；如果这样明目张胆地替朝鲜操持外交，不但朝鲜方面未必会听我们的话，世界各国也许会把矛头都指向我们，到时候骑虎难下，麻烦粘在手里甩不掉。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学士张佩纶又上奏折，建议派遣高官到朝鲜担任通商大臣，负责办理朝鲜的外交事宜。李鸿章的着法和先前一样。这都是因为李鸿章对“藩属国无外交”的国际公法不熟悉，光图一时省事，用大道理来蒙蔽人，实在是外交上的一大遗恨。从此之后，世界各国都不把朝鲜当成中国的属国看待了。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条约，约定将来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想要派兵前往，必须互相通知照会。于是朝鲜又像是中日两国共同保护的国家，实在是奇怪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两国各执一词，纠缠不清，终于酿成了战争。而祸事的开端不得不说是由外交引起的，这是李鸿章的第一大失误。

●中日朝鲜相争漫画。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叛乱，声势很大。当时袁世凯驻扎在朝鲜，担任办理商务委员。袁世凯这个人，是李鸿章的亲信，多次致电李鸿章，请求他派兵帮助剿灭东学党，又怂恿朝鲜国王向大清借兵。李鸿章便在五月初一日，派海军的济远、扬威两艘军舰赴仁川、汉城保护商业，并调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带领一千五百名淮军开赴牙山，同时依照《天津条约》，通知了日本派兵的消息。日本随即也派兵前往朝鲜是应该的。到了五月十五日，日本军队已经有五千人到达朝鲜。朝鲜政府大为惊恐，请求中国先撤兵为日本做个榜样。中国政府没有允许，又和日本政府反复协商一起撤兵的事情。当时东学党已经被镇压下去，日本已经派来了重兵，便没有撤回去的道理，便和中国商量共同干预朝鲜内政，帮助朝鲜变法，往来的信函文件中言辞都很激烈，战争的气息迫在眉睫。

这场战役，按当时中国的意思是，藩属国家爆发叛乱，用谦卑的言辞请求帮助，宗主国应当有帮助平定叛乱的责任，因此中国派兵前往朝鲜是应该的；按照日本方面的意思，他们认定朝鲜既然是一个自主国家，就和所有国家一样，今天中国突然派兵来帮助一个自主国家平定内乱，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打算，因此日本也派兵来进行防备是应该的。两国各执一说，都认为自己正确对方错误，也都能找到根据，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在这里面，也还是有可疑之处。在还没发兵之前，袁世凯在电报里多次声称东学党活动猖獗，朝鲜政府没有能力平定，后来朝鲜国王向中国求援的咨文，也是袁世凯指使的，又怎么会五月一日才发兵，五月十日已经有乱党被平定的报告？那时候我们的部队还在半途之中，跟乱党扯不上一点联系，那么很明显：朝鲜的叛乱根本不用清国派兵代剿。既然无需清国代剿，而我们无缘无故派兵入朝，怎么能不令日本人产生怀疑呢？因此我们说日本理亏，日本当然不接受了。曾经有人说袁世凯为了借这个机会来邀战功，故意夸大其词，无端生事，却不料被日本人抓住发兵的机会。如果真是这样，就是因为自己的私心，使十多万人民遭受兵灾，破坏了延传几千年的国体。袁世凯自然不能脱责，但用袁世凯又听信袁世凯的人，难道不也要负用人不当的责任吗？这是李鸿章的第二大失误。

日本多次建议协助干预朝鲜事务，中国却不答应；中国多次建议同时撤兵，日本也不答应。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便开始天天盼望俄国、英国能够出面调停斡旋。电报在北京、伦敦、圣彼得堡来回传递，俄国和英国都假称一定尽力调停，却在暗地里希望渔翁得利。拖延了一段时间，战争准备都没有做好，等到五月下旬，日本的军队已经有一万多人开赴到朝鲜。平时的兵力已不如日本多，又在战争准备上落后，让敌人占据了险要战略位置，主场和客场的次序颠倒过来，因此还没有开战，胜负就已经定了下来。这是李鸿章的第三大失误。

三大失误之后，战争打响了。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命准备作战，便派遣总兵卫汝贵率领盛军的六个营进驻平壤，提督马玉崑率领毅军两千人进入义州，都走海路到朝鲜，到大东沟登陆，又命令叶志超率军转移到平壤驻扎，这些部队都是淮军。雇用三艘英国商船运送，派济远、广丙两艘军舰护航。二十五日凌晨被日本军舰袭击，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见敌舰逼近，恐惧地藏到了铁甲最厚的舱室，继而被日舰炮火击中船舵，立即高挂白旗，下面悬挂日本旗，逃回旅顺。高升号商船被击沉，我军官兵阵亡七百多人。二十七日，向全国通告，命令驻日公使汪凤藻下国旗回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率部退回平壤，向上假报获胜，称自己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几天内，多次作战歼灭日军五千多人，朝廷下旨赏给士兵二万两白银，军官们因此受到提升的有数十人。从此以后，北洋水师、淮军陆军的威望，开始逐步下降了。

●黄海海战图。左上角为北洋水师舰队，右下角为日本舰队。

在五六月份时候，日本兵船聚集在朝鲜，来往的船多得如同织布的梭子。而中国的军舰都躲在威海卫军港里，在浅海游荡。只有在有人参劾的情况下，才假意派遣辅助舰只，开出军港，不是开到三十里处，就是开到五十里处，总之从启航出港，过上五六个小时，就迅速把船开回军港，然后立即给李鸿章发电报，称某某军舰航行到某处，并没有发现日军踪迹等。种种情形，让人可笑又可叹。八月上旬，北洋大臣处多次接到朝鲜前线的电报，请求派部队增援来增加声势。北洋政府便租用五艘轮船招商局的船，运上士兵、银两、粮食，用海军军舰护送。铁甲舰、巡洋舰各六艘，水雷船四艘，编成舰队同行。八月十五日，安全抵达鸭绿江口，五艘运兵船开入鸭绿江，浅水兵舰与水雷船继续护航，剩下的军舰在离江十里或十六里处驻扎。连锅炉里的煤还没有熄灭，十六日凌晨，瞭望到南方股股黑烟，知道日本军舰就要到来。海军提督丁汝昌便传令列人字形阵，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置于人字顶部，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作为人字的两翼，另外还以号旗招鸭绿江中停泊的全部战舰出来助战。过了不久，敌舰渐渐迫近，列成一字阵型，共计十一艘军舰，向我军猛扑。他们的巡洋舰的速度，要比中国方面的快，转瞬之间，又改换阵形为太极阵，将我军的人字包裹其中。我军先用重炮轰击敌舰，但距离日军军舰九里远，不中是正常的事情。炮声未落，敌舰就蜂拥而至，和定远、镇远之间的距离六里多，他们惧怕定远、镇远的厚装甲和重炮，在这个距离上，中国舰炮的射程不足，但日军舰炮已经可以击中我军。日军距人字阵形末尾的两舰相距比较近，欺负这两艘船小且装甲较薄。过了一会儿，日舰切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这三艘船，都被隔绝在圈外。致远号脱离舰队后，船身多次受重伤，眼看就要沉没，它的管带邓世昌开足了马力，向日舰飞速驶去，准备将其撞沉，与它同归于尽，还没到地方就沉没了，船上二百五十名水兵同时阵亡。整个中日战争中，牺牲者以邓世昌最为壮烈。同时被圈出舰队的经远号，刚刚离开主队，就燃起了大火，管带林永升一面开炮轰击敌舰，一面泼水救火，指挥井井有条。突然发现一艘日舰，好像已经受伤，立即开足马力追击，被敌舰的鱼雷攻击，闪避不及被炸成两段，阵亡者达到二百七十人，实在是太惨烈了。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就是七月份护送高升到牙山，中途遇到日舰而逃回旅顺的那个人。当日里两军刚一交锋，方伯谦就挂上了本船已受重伤的旗帜，来禀告舰队司令，很快便因为想要逃跑的缘故，也被日舰隔在圈外。方伯谦不顾和日军苦战的致远、经远两舰，像条丧家犬一样逃窜，误入浅水区，撞上了先前搁浅在这里、不能转动的扬威，把扬威撞开一个大洞，扬威就此沉没。扬威遭受这样的飞来横祸，阵亡一百五十多人。方伯谦惊讶恐惧到了极点，飞速逃回旅顺口。第二天，李鸿章电令将方伯谦绑到军前正法。在战斗期间，同方伯谦一样贪生怕死的广甲也逃出阵外，不知道它受没受伤，然而它只顾观察后面有没有追兵，根本不顾看前面的路，遂误撞在礁石上，被日舰施放的鱼雷击沉。战阵中从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没，济远、广甲逃跑之后，和日舰激战的只剩下七艘军舰。在这场战斗中，日舰虽然有重伤或小伤的，却一艘也没有沉没，而我军损失了五艘军舰。

海军在大东沟被歼灭的同时，陆军也在平壤同时战败。平壤是朝鲜重镇，西、南、东三面，都有大江围绕，北面是崇山峻岭，城墙直接偎依在悬崖上，城东的江水，绕着城南向西流去，西北角则无山无水，是直达义州的交通要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崑六名将领，总共统率三十四个营的兵力，于七月中旬在此会合，都是李鸿章的部下。在刚刚从牙山出发的时候，副将聂士成就建议，应该趁日军没进入朝鲜之前，先派大军渡过鸭绿江，迅速占领平壤，然后用海军舰队扼守仁川港口，令日本军舰无计可施，牙山驻军与海军在牵制日军之后，用平壤的大军向南进攻。李鸿章没有采用。等到七月二十九日，牙山战败，这条计策也就告吹了。

日军在进入朝鲜的时候，正是炎炎夏日，道路十分崎岖，行军非常艰难，又赶上沿途的村落贫穷，无法募粮。朝鲜人一直害怕我们中国，我军所到之处的供给，往往很充足，对待日军则完全相反。因此敌军在进攻平壤的时候，除了干粮之外，什么也吃不到，一勺盐都要吃好几天。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军能够抓住战机，趁敌军疲惫，派出部队迎面袭击，一定能够获胜。但是我军偏偏不这样做，只采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策略，靠着平壤的坚固堡垒，自认为可以抵御敌人，这是最大的失误。李鸿章在八月十四日所下达的命令，中心思想都是防守而不是进攻。整个中日战争都是被这种思想所误导的。

当时按照李鸿章的部署，马玉崑率领四个营的毅军绕过江东，形成犄角之势。卫汝贵、丰升阿的十八个营驻扎在城南江岸，左宝贵的六个营防守北山城，叶志超、聂桂林两人在平壤城中。十二、十三、十四日几天，日军已经陆续在平壤附近集合。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彼此都没有大的损伤。到十五日晚，敌军的作战计划已经敲定，以右翼部队攻陷大同江左岸桥里的炮台，然后渡江进攻平壤城的正面，师团长率领的中央部队作为后援；以左翼部队从羊角岛下面渡过大同江，进攻我军右翼。十六日，敌军在大同江岸边和马玉崑部队遭遇并发生激战，敌军伤亡惨重，炮台最终失陷。当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拥有七连发的毛瑟枪和快炮，战斗相当激烈，敌军连连发射开花大炮，左宝贵受伤死亡，部队便陷入大乱。午后四点半，叶志超急忙挂起了白旗，向敌军请求停战。当晚全部军队纷纷撤退，在义州、甑山两处被敌军堵截进攻，阵亡两千多人，平壤被敌军占领。

在这场战斗中，李鸿章练了二十多年的兵，自夸为劲旅的部队，基本上完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废弛，外国人已经知道很久了，唯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向来使用洋法操练，又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因此日本被其赫赫威名所震慑，相当害怕这些部队。即使在打赢了之后，日军将领还说这不是真正的淮军。淮军战败的原因，一是因为指挥官愚蠢渎职，严重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脱逃，又比如叶志超掩盖败绩，假报胜利，欺骗皇帝换取奖赏，把这种指挥官放在前线，怎么能不失败。一是因为统帅有六个，彼此官职、权限都同样大，没有一个总指挥，因此导致部队涣散，彼此没有策应。这场战斗是李鸿章打仗失败的开始，而淮军的声誉声望，也从此一扫而光了。

经过长期训练的老兵，尚且这个样子，其他仓促之间新招募的士兵，军纪不熟悉，装备不整齐，更微不足道了。从平壤战败之后，战争的谋划越来越飘摇不定，军事上应该负的责任，也不全在李鸿章一个人，在这里不详细叙述，只把重要的部队统帅列在这里：

一、依克唐阿　奉天将军　满洲马队　在光绪二十年八月被派为钦差大臣。

二、宋庆　提督　新募军　在光绪二十年被派总指挥前敌各军。

三、吴大澂　湖南巡抚　湘军　在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被派为帮办军务大臣。

四、刘坤一　两江总督　湘军　在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被派为钦差大臣。

其余先后参战的部队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的弟弟）、副都统秀吉的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率领的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人的淮军，副将吴元恺的鄂军，提督冯子材的粤勇，提督苏元春的桂勇，郡王哈咪率领的回兵，提督闪殿魁新招募的京兵，提督丁槐率领的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办团练的津胜军，还有某蒙古官员所率领的蒙古兵。在战争期间，这些部队有时候归李鸿章指挥，有时候归依克唐阿指挥，有时候归宋庆指挥，有时候归吴大澂指挥，有时候归刘坤一指挥，没有一定的归属，也做不到丝毫统一。内行人早就知道他们打不赢战争了。

九连城被占领，凤凰城被占领，金州被占领，大连湾被占领，岫岩被占领，海城被占领，旅顺口被占领，盖平被占领，营口被占领，登州被占领，荣城被占领，威海卫被占领，刘公岛被占领，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着北洋舰队残余下来的兵舰，向日军投降，于是中国海防力量全部被摧毁。在这里将李鸿章生平最注意经营的海军，重列一个表格，以便感受那种穷途末路的情形：

其余还有康济、湄云等木质的小兵舰，镇北、镇边、镇西、镇中等四艘蚊子船，还有五艘水雷船、三艘炮船，刘公岛海湾内无论受伤或是完好的军舰，大大小小共有二十三艘，都落入日本人手中。其中还有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丙、广乙三艘军舰，或是沉没，或是投降。从此以后，中国北部数千里海洋上，几乎再也没有中国海军的军舰在游弋了。

在中日战争时，李鸿章成为人们指责的中心，几乎体无完肤，人人都想杀死他。平心而论，李鸿章的确有他不能推卸的责任。他最开始不明白国际公法，误劝朝鲜和各国立约，这是责任一；既然已经立约，默认朝鲜自主独立，又派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口实，这是责任二；日本已经摆出有进无退的战争姿态，却不能抓住先机，只想着依靠其他国家调停，耽误备战，这是责任三；聂士成请求趁日军还未集结，派兵直捣韩城来击败敌人，却没有采用，这是责任四；在高升号事件没发生之前，丁汝昌请求带北洋水师先消灭敌舰，却没有采用，以至于敌海军反客为主，敌人越来越强大而我军越来越危险。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不想由我方挑起战争，还用外交礼节应付，却不知道在甲午年五六月间，中日早已成为敌对国，已经不再是友邦，误用友好外交的策略来应对战争，这是责任五；李鸿章会辩解说：我们的兵力不足以和日本对抗，因此害怕挑起争端，故保持忍让态度。如果是这样，那么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练兵整军二十年，为什么连一仗也打不了？这是责任六；李鸿章可能又会自我解释说：政府扯后腿、军费不足。如果是这样，也只不过是不能扩充兵力而已，怎么连现在的部队，比如叶志超、卫汝贵等久经训练的部队，也脆弱成这个样子？而且克扣军粮、强抢民女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连纪律也没有，这是责任七；枪是破枪，子弹是假货，子弹和枪不匹配，火药不随枪械同时下发，说从前管军械局的人都是廉明官员，谁能信这种话，这是责任八；平壤战斗中，部队没有总指挥官，这是兵家大忌，李鸿章居然也犯了，这是责任九；始终等待敌军进攻，总是受制于人而不去克制敌人，怕敌军像怕老虎一样，这是责任十；海军居然不知道用快船、快炮，这是责任十一；旅顺要塞，西方人说用几百名士兵防守，只要粮食充足，就是三年也无法被攻破，却把这里交给自己亲信的窝囊废、胆小鬼防守，听到风声就逃跑，这是责任十二，这些都是李鸿章的罪责。但在甲午年九月、十月之后，到处都是指手画脚的外行，命令也不能出自一个人，那么责任也就自然不能都归结到一块，要是把这些都认为是李鸿章的罪责，李鸿章是不能接受的。

不光不能接受，我见那些谴责李鸿章的人，他们身上可谴责的地方，要比李鸿章多出几倍。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一个指挥官不辱国，这个已经不用说了。然而在五十步和百步之间比较，那么海军的表现要比陆军强，李鸿章部下的陆军，又要比其他的陆军强。在大东沟海战中，两军彼此激烈战斗五个多小时，观战的西方人也都交口称赞。虽然其中有方伯谦这种败类（有的说法是方伯谦实际上为了救火保船，海军战术就是这样的），然而其他激战的军舰也可以相抵了，即使是日本海军，也肃然起敬。在这场战争里，日军只在海军方面遇到敌手，在陆军方面没有敌手。等到刘公岛战役的时候，弹尽粮绝，援军不来，投降敌人来保全生命，以身殉国来保全气节，前后阵亡的，有邓世昌、林泰曾、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等人，虽然死的地方不同，却都有男儿气概，令君子感到悲壮。这些人都是北洋海军中最重要的人物，反过来看陆军那些全无心肝的人怎样，陆军实在是不值得一提了。但是在平壤战役的时候，还是有左宝贵、马玉崑等人激战两天，这些都是李鸿章的部下，敌军的伤亡人数和我们相当。后来想夺回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地，防御盖平和日军激战几次，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已经尽力了，指挥这些战斗的宋庆，也是李鸿章的旧部。虽然不足以抵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人的罪过，但比起吴大澂写出劝敌人投降的告示，但没等作战就全军崩溃怎么样？比起刘坤一奉命出征，逗留几个月不前往前线又怎么样？因此，说中国军队全军腐败可以，但仅把责任都归到李鸿章的淮军身上不可以。当时整个朝廷都充盈着一股虚假骄横的气焰，认为只要把李鸿章杀了，就可以平息一切事态，大家过上好日子。那些道貌岸然、指手画脚的正人君子，有着气吞东海，舌震三山的气势，尤其是湖南人的气焰最嚣张，提出了重新启用湘军的议论，结局是还不如淮军。唉，那些说话的人应该羞愧。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要为淮军和李鸿章辩护。我在中日战争的看法上，也一点不能宽恕李鸿章和淮军，但特别讨厌那些虚假骄横、嚣张跋扈的人，一点责任感也没有，只会站在别人背后，找别人的毛病作为谈资，从来没有想过能够改进的方法，实际上这些人才是亡国之人。李鸿章固然应该批评，但这些人绝没有批评李鸿章的资格。

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犯了许多错误，但即使他不犯错误，也绝对没有可以侥幸取胜的道理。从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胜负都可以在开战之前决出。为什么呢？因为世界越趋近于文明社会，则优胜劣败的道理越确定。谁拥有实力，谁就拥有胜利，一点改变的办法也没有。无论是政治、学术，还是商务，都是这个样子，军事战争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日本近三十年以来，苦心经营自己的军队，君臣上下一心，凭借着这样的信念，练成了服从指挥，不怕牺牲的精锐部队，跟我们孤注一掷地拼命，要是没有自信，哪敢这样做？等到失败才知道失败的原因，是愚蠢的人，等到失败还不知道为什么失败的是死人。然而却只怪罪李鸿章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呢？

西方报纸有评论家称：日本并不是和中国作战，实际上是和李鸿章一个人作战。这话虽然稍微过分了一些，但也和实际情况接近。没看见各省的封疆大吏，只知道自守省疆，好像这些事只是直隶、满洲的私事而已，其中有出一分钱、出一个兵进行援助的吗？即使有，也只是空话而已。最可笑的是，舰队在刘公岛投降的时候，当事人还给日军写信，请求返还广丙号，信中说这艘船隶属于广东水师，这场战争和广东没有关系等。各国人士听说，没有不笑话的，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话实际上代表了各省封疆大吏的真实想法。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日本就是在和李鸿章一个人作战。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一个国家，李鸿章啊李鸿章，虽然败了也是豪杰！

从此开始，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声誉终结了，在外交方面遇到了新的困难。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条约

★议和日本

★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李鸿章在国外享有声誉是因为外交，李鸿章在中国被重责也是因为外交。李鸿章的生涯，有一半都是外交生涯，想要断定他的功业和错误，不能不把外交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因此我在这些事情上特别留意了一下。

李鸿章办理的第一件外交事务就是天津教案。当时太平天国和捻军刚刚平定，内忧刚刚消除，突然发生了天津百姓杀传教士、焚烧法国领事馆的事情（同治九年）。法国人借此事情要挟，联合英国、美国共同逼迫我国政府，他们的要求相当过分。曾国藩刚刚就任直隶总督，经过详细调查，知道这件事情是中国理亏，而各国准备借机谋利的手段，又绝对不是可以糊弄过去的，便曲意与其周旋，镇压天津百姓，处决八人，治罪二十多人。但法国人仍然不满意，一定要巨额赔款，而且还要将天津知府、知县从重治罪。曾国藩对付西方人，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在朝廷中又被京城的顽固党所抨击，称他为卖国贼（北京湖广会馆把曾国藩写的匾烧毁，就是在这个时候），弹劾他的奏章一封接一封，全国上下都想要杀掉他。通商大臣崇厚害怕把事情闹大，就请求罢免曾国藩而用李鸿章替代他的职位，朝廷下明诏敦促李鸿章赴任。这是李鸿章担负重要外交使命的开端，这时候是同治九年八月。

那时的李鸿章，几乎是天之骄子，就像顺风打开船帆，一日航行千里，老天似乎就像专门为他设立这个位置来作为他成就功名的地方。在他刚刚当上直隶总督的时候，普法战争爆发了，法国人仓皇之中，连保全自己都顾不过来，其他欧美国家也都奔走相顾，忙乱得不可开交地来研究西方大问题，这种东方的小问题，几乎没有人理会。于是这一起天津教案，便逐渐被人淡漠了。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了解时局的，像普法战争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居然都熟视无睹，还以为是李鸿章的声望和韬略在起作用，都认为他比曾国藩强出万倍。于是李鸿章的身价顿时猛增。

●慈禧太后出巡图。

在天津教案发生之后，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办理了几十起对外交涉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最为重大的，就是法国安南之战、日本朝鲜之战。光绪八年，法国在越南地区挑起争端，虎视眈眈，想要得到巨大的利益。他们借事端毁掉了和中国订立的条约，于是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提督格鲁比事先制订好了战略，由他们的海军先占领海南，再占领台湾，直捣福州，歼灭我舰队；他们的陆军则从越南北圻出发，进攻我国云南、贵州。按照这样的计划，水陆两军都将大有收获，到时候法国在东亚的权力，就可以赶上英国了。于是格鲁比一面给法国去电报，请求供给军需并增派军队，一面趁福州没有防备，炮轰我军船厂，击毁我军兵舰，一面又派陆军在河内集结。当时的中国南方，一片惨淡萧条、人心惶惶的景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实行了一手打、一手拉的外交政策，想要挑唆英国、德国来制约法国。当时曾纪泽刚刚担任驻英大使，就受命办理此事，虽然没有办成，但法国政府也因此而有所顾忌，向中国增派兵力军费的事情，议会讨论时遭到了否决。而格鲁比无法攻占台湾淡水，在越南的陆军又被黑旗军阻挡，不能实现他的军事计划，又忽然接到了申请被否定的回复，格鲁比几乎忧愤致死。于是法国人便先向我们提出讲和。在这件事情之后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开始被欧洲人所注意。

法国这件事情正棘手时，朝鲜京城又爆发了袭击日本使馆事件，中国军队和朝鲜军队都准备行动。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为了实现自主，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和中日两国抗争。纠纷没有平息，日本趁我国国事繁杂，派伊藤博文来天津进行交涉。伊藤博文刚刚到天津，法国人就已经向我国求和。李鸿章身上本来就有一种自大的气质，现在看到虎狼一样的法国都尚且俯首求和，小小的日本，还能做出什么大事来？因此在见到伊藤博文的时候，李鸿章用极傲慢威严的态度接待他。伊藤博文后来在与张荫桓、邵友濂议和时，私下里对伍廷芳说，从前在天津见到李鸿章的威严神情，现在想起来都害怕，这是他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仍不免流露出旧日的遗憾。伊藤博文这一次天津之行，也没有成功，仅仅定下约定，称日后朝鲜有事情，一国派兵前往，必须通知另一国而已，这就是所谓的《天津条约》。尽管如此，该条约还是成为了后来中日战争的引线。

李鸿章在朝鲜方面的外交活动里所犯的种种错误，前面一章已经说过了。正因为这些，《天津条约》才逐渐演变成《马关条约》。唉！庄子曾经说过：“开端往往微小，结果却相当巨大。”擅长下棋的人每当在闲着的时候，也绝不肯放过。以后再有人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多加小心。战争打到甲午年冬天，中国除了求和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一月份，中方派遣张荫桓、邵友濂到日本进行议和。日本认为这两人官职低，说话没有权威，拒绝与他们议和。于是改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于是，李鸿章二月份便动身前往，跟随他的副手是李经方，在二十四日抵达马关，和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始谈判。第二天首先讨论的是停战条件，日本首先提出要用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地方作为抵押。辩论了很长时间，双方都不肯让步，于是准备暂时停止讨论停战条件，直接讨论和约。伊藤博文称：“既然如此，你们就要把停战摘要拿回去，以后不准再提。”相互讨论了很久也没有结果。

等到二十八日，进行第三次会议，在回下榻处的路上李鸿章遭遇了枪击，子弹穿过左边颧骨之下，深入左眼下面，几乎快晕死过去了。听说消息后前来探望的日本高官络绎不绝，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也亲自前来慰问，极其恭敬地道歉，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日本天皇和全日本人民同时表示哀惋，于是同意将中国先前提出的停战摘要画押。口舌争论得不到的东西，就这样靠一处枪伤得到了。于是停战一事，稍有眉目。在李鸿章刚刚遇刺的时候，日本天皇派遣御医、军医前来帮助治疗，所有的医生都说只要取出子弹，枪伤就很容易痊愈了，但必须静养一段时间，不能费心劳神。李鸿章慷慨地说：“国家危在旦夕，促成和平刻不容缓，我怎么能拖延时间以致误国呢？”宁死也不取出子弹。第二天，有人见到李鸿章鲜血沾满衣服，说道：“这是为报国而流的血。”李鸿章潸然泪下说：“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他慷慨忠愤的气概，令人心生敬意。

在李鸿章遇刺后，朝廷降旨慰劳，并派李经方代理全权大臣。但李鸿章实际上还是在掌控一切，虽然伤势重到要卧床休息，还是对李经方口授机要，医生们都为他感到忧虑。三月七日，伊藤博文等人把拟定的和约底稿送来。十一日，李鸿章准备答复，将条约按大纲分为四款：一是朝鲜自主，二是割让土地，三是赔偿军费，四是通商权利。除了第一条朝鲜自主外，剩下的都极力驳回。十五日，又另拟了一份条约送去，请求赔偿军费一亿两白银，割让奉天南部四厅县等，日本也逐条驳斥回来。十六日，伊藤博文等人又送了一份修改稿过来，比以前的要求稍微减轻了一些，和现在的《马关条约》差不多。当时李鸿章的枪伤已经痊愈，便又到春帆楼和日本全权大臣当面讨论，反复琢磨，毫不让步，只是声明如果能在三年内还清欠款，就免去所有利息，以及威海卫的驻军费用减少一半。现在把《马关条约》的内容全文列出：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人会面图》。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以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为了订立和约，使两国及两国臣民重修和平，共享幸福，杜绝将来再次产生争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派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派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彼此检查了各自所接受的任务，都认定准确无误，在一起商量议定和约各项条款，列出如下：

第一款　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地位，尊重其领土主权完整，因此所有损害其独立自主体制的行为，比如该国向中国进贡，以后全部废除。

第二款　中国将下列这些地方的管理权和这些地方的所有堡垒、兵工厂、一切公共设施，都永远转让给日本：一、下开划界以内的奉天省南部地区，从鸭绿江口开始，溯此江直到安平河口，再从该河口，划到凤凰城、海城直到营口为止。折线以南的地区，所有城市、乡镇，都包括在划界线内，这条线到达营口的辽河后，即顺流到入海口为止。以这条河的中心线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奉天省所属的各岛屿，也都在割让范围内。二、台湾全岛，以及所有的附属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治东经190度起，至120度止，北纬23度起，至24度之间的各岛屿。

第三款　根据上一款所叙，以及本条约附带的地图所划定的疆界，等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当各自选派两名以上官员，作为共同划定疆界委员，进行实地勘测，确定疆界。如果本条约所订的疆界，遇到地形或管理问题，有不便实行的情况，两国所派遣的委员，应当妥善地研究决定。两国所派遣的委员，应当从速办理疆界划定事务，在赴任之后，限期一年完成。如果委员们拟对已定疆界进行了修改，那么两国政府在未经认准之前，应当根据本条约所划定的疆界为准。

●奕詝《棕色马图》。此为咸丰帝做皇子时所作的画。

第四款　中国将国库白银两亿两交给日本，作为军费赔偿，这笔赔款分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缴纳方法如下：第一次平分逐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这里面的年度划分，都以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开始计算。在第一次赔款交清之后，还没有交的赔款，应该按照每年百分之五缴纳利息。但赔款分着缴纳，或是一次全部交清，都由中国自主决定。如果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在三年之内能够全部还清赔款，除了将已付的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到两年半，在应付本金中扣除外，剩下的全额免除利息。

第五款　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年之内，日本准许中国割让地内希望迁出的中国人民，任意变卖所有产业，搬出割让地外。但两年之后尚未迁出的，将被视为日本国民。在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当立即分别派出官员到台湾，在本条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完毕。

第六款　中日两国以前所有的条约，因为这次战争，全部自动废除。中国应当在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迅速派遣全权大臣，和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一起，会同商量签订通商行船条约，以及陆地通商章程。两国新签订的条约，应当以中国与西方各国现行的条约为蓝本。从本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立条约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的官吏、臣民，以及商业、工业、交通等方面，取得最惠国待遇，所有的礼遇和照顾，不得怠慢。中国应将下列各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六个月后照办。

第一，中国除了已经开放的通商口岸之外，还应当增添以下各处作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从事商业、工业制造。所有新增添的口岸，均按照以往旧通商口岸的规定，所有的待遇和照顾，都应当同样享受。通商口岸有：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日本政府可以向各开放口岸派遣领事。

第二，日本轮船可以开入这些口岸，搭载行客和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中日两国在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之前，上述各开放口岸行船，应当按照外国轮船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规定办理。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货物，或自己生产的货物或将进口货物运往内地，想存放货栈，除了不用缴税和推派一切费用外，可以暂时租借客栈存放货物，不需要缴纳税费。

●《马关条约》局部。

第四，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随便进行各种工业制造活动，所需要的机器进口，只需要缴纳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的一切货物，其于内地的运输税及营业税各种摊派，以及在中国寄存，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的货物一体办理，至于应享受优待免除的，也应享有。如以后有因此事增加规章条约的，即载入本款所称的“行船通商条约”内。

第七款　现驻扎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应该在本条约批准互换三个月内撤走，但必须按照条约第二款规定所办理。

第八款　中国为保证能认真履行条约内所列条款，需允许日本军队暂时驻扎在山东省威海卫。在中国将本条约所规定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后，通商行船的约法也批准互换后，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将确定周全、妥善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余赔款和利息的抵押，这时日本可以撤回军队。如果中国不能很快确定抵押办法，则未交清最后一次赔款之前，日本仍然不会撤回军队。但通商、行船约法没有经过批准互换之前，即使交清赔款，日本也不撤回军队。

第九款　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当将各自手中的所有俘虏，尽数交还给对方。中国对于日本交还给中国的俘虏，不准加以虐待，或是认定他们有罪。中国将被认为是军事间谍而遭到逮捕的日本人立即释放。这次战争期间，和日本军队有联系的中国人，一概给予赦免，并命令有关部门不得擅自逮捕。

第十款　本条约批准互换日开始，双方应罢兵停战。

第十一款　本条约经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以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在烟台互换。

看李鸿章这次议和的情况，就像春秋时代齐国的佐出使晋国，一八七○年法国的迪亚士出使普鲁士。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忍气吞声地说话，旁观者看了也觉得心酸，何况是李鸿章这个身临其境的人。回想十年前在天津定条约时的意气风发，简直就像昨夜的梦。唉！应龙落入井中，蚂蚁都能困住它；衰老的好马趴在马厩里，劣马对着它耻笑，天下的事情，还有比这更令人感到气短的吗？在这样的时候，就算有苏秦、张仪的口才，也没办法使用；就算有贲、育的勇力，也没办法施展。除了低声下气地乞求怜悯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有人把和谈的迅速成功作为李鸿章的功劳，这也是不对的。就算没有李鸿章，日本也不会不讲和的；还有的人因为李鸿章犯了很多错误，就把他当成是秦桧、张邦昌，如果把说这话的人放在李鸿章的地位，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李鸿章在谈判中，既没有功劳，也没有罪过。他的外交手段，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平心而论，李鸿章的误国行径，是前面一章所列的十二件事，这次和议，只不过是这十二件事的结果，不用再详细论述了。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

★俄、德、法代索辽东

★中俄密约

★李鸿章历次出访欧洲

★任外交官时期

★胶州之役

★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役

★李鸿章离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十九世纪末，出现了中东革命，犹如十八世纪末出现了法国革命一样。法国革命创建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东革命开创了二十世纪的亚洲，就像红日即将升起，雄鸡先叫，风雨就要来临，月亮先起月晕，有见识的人可以预知。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发生战争前，欧洲人和华人的关系，不过传教、通商两种而已。在战后的几年里，关系一下子比战前紧密了数倍。到了今天，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和欧洲人连接一体，想分也分不开了。这里面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内政管理不善，另一半是因为外交缺乏谋略。看一下十年以来中国的外交史，令人不禁潸然泪下。

在战争之前，中国先向英国、俄国两国请求调停，这实际上是引导他国干涉我国内务的开端。当时日本人多次声称，东方的事情，希望由两个东方国家自行解决，不要让其他国家参与在里面。当时我国政府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不愿接受这一建议，只想着教唆欧洲人用武力威胁日本。俄国公使回复说：“俄国一定出力，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从这里就看出他们处心积虑，找机会使自己的阴谋得逞，是早就有打算的。一八九五年三月，李鸿章在出使日本之前，先和各国公使进行有目的的会谈。俄国公使喀希尼说：“我们俄国拥有强大力量，可以抗拒日本，保全中国领土，只是中国必须以在军事防御和铁路交通方面的利益作为报酬。”李鸿章便和喀希尼私下里进行约定，在俄国使馆里一连密谈了几天。欧洲力量深入东亚，正是从这里开始。

当时想要借助欧洲人的力量来抗拒日本的中国人，不只是李鸿章一个人，其他人比他还要过分。张之洞当时担任两江总督，电报反对议和称：“如果把赔偿给日本人的钱转给俄国，连一半都用不着，就可以转败为胜。恳请给总理衙门、出使大臣下令，和俄国人订立秘密条约，如果肯帮助我军进攻日本，要挟日本废除条约，就可以酌情将新疆地区割让俄国一部分作为酬谢，并可以加大通商力度。如果英国肯帮助我们，报酬也一样。”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外交家，这些人的眼光，大概都是这样，实在是可叹的事情。

《马关条约》签订后还不到一个月，便有了俄国和德国、法国合议，逼迫日本归还我辽东半岛的事情。俄国人帮助我们取回辽东，不是为我们考虑，而是为他们自己考虑。他们把那里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想拥有那里已经很久了，绝不希望那里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让我国用三千万两白银从日本收回辽东，先卖一份大人情给我们，然后慢慢地收取回报。俄国人外交手段的巧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的过失，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生涯。

还辽事件结束后，喀希尼立即希望将前面和李鸿章的私约，以公文形式向总理衙门提请实现。此事顿时引起轩然大波，皇帝知道后大怒，免去了李鸿章的所有职务，只保留他大学士的虚衔。于是喀希尼暂时延缓了他的申请，等待新的时机。一八九六年春，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加冕，各国都派头等公使前往祝贺，中国也按照制度办理，派遣王之春担任朝贺使节。喀希尼却抗议道：“皇帝加冕，是俄国最隆重的礼仪活动，因此充当庆贺专使的，必须是一个国家里最著名的大臣，在各国之间都享有声誉才可以。王之春地位低下，说话没有权威，不足以担当重任。可以胜任这个职责的，只有李鸿章一个人。”于是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公使。喀希尼又一面贿赂慈禧太后，威逼利诱，称干预还辽这样的义举，必须给予报酬，请赐给李鸿章全权来处理这件事情。李鸿章在觐见慈禧太后的时候，谈了整整半天，所有的联俄密谋，都得以确定。

李鸿章到达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后，便开始和俄国政府讨论喀希尼所拟定的条约草稿，等到俄国皇帝加冕的日期快到了，李鸿章前往俄国旧首都莫斯科，将议定书签字画押。在开始讨论条约草稿时，俄国人为了避开外国人的注意，不用外交大臣去和李鸿章讨论，而是派财政大臣去负责办理。在庆典热烈进行，各国来宾云集的时候，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像这样关系到世界全局的事情，居然不几天就在宴会之间敲定，俄国人外交手段的果断、迅速，真令人既羡慕又害怕。这时是一八九六年四月。

签订密约的事情，办理过程极为机密，除了中俄两国几个当事人外，几乎没有其他人知道。然而上海《字林西报》，竟然在李鸿章出访未归的时候，得到了这份密约的原文，并翻译过来登在报纸上，听说是用重金向俄国宫廷内侍买来的。这份密约全文如下：

●1896年6月24曰，李鸿章到达俾斯麦的家乡福里德里斯鲁。

大清国大皇帝先前在中日战争之后，因受俄罗斯皇帝仗义帮助，并愿意将两国边疆、通商等于两国有益的事情，妥协商定，来加深两国友谊，因此派大清钦命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为全权大臣，会同大俄罗斯国钦差出使中国全权大臣一等伯爵喀希尼，在北京商定条约，将中国东三省的铁路与俄国西伯利亚省的铁路接通，以便让两国的通商、交通更加迅速，沿海边防更加巩固，并议定专项条款来酬答俄国索还辽东的功劳。

第一条　近来因为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马上要竣工，中国允许俄国将该铁路由俄国海参崴继续延长到中国吉林省珲春城，再向西北延长到吉林省城为止。另外，允许俄国将铁路从俄国某城火车站延长到中国黑龙江省的瑷珲城，再向西北延长到齐齐哈尔省城，再到吉林伯都讷，再向东南延长到吉林省城。

第二条　凡延长到中国境内黑龙江及吉林的各条铁路，都由俄罗斯自行筹集建造费用，铁路的一切规章制度，也都按照俄国铁路制度，中国不得参与制定。至于该铁路的管理权，也暂时归俄国管理，期限为三十年。过期之后，允许中国筹集资金，进行估价，将这条铁路和一切附属设施赎回。赎回方法以后再行商定。

第三条　中国准备建造的山海关——奉天盛京城——吉林铁路，如果中国日后不方便造这条铁路，可以由俄国筹集资金，由吉林省城负责建造，十年后可以赎回。至于铁路应该由哪里开始起造，都按照中国已经勘定的线路，两端延伸到盛京和牛庄等地为止。

第四条　中国准备建造的铁路，即从奉天到山海关到牛庄，以及东西方向到金州、旅顺口、大连湾等地的铁路，都应当按照俄国铁路轨道宽度建设，以促进中俄两国彼此往来通商方便。

第五条　上面所述俄国自行建造的铁路经由地区，应当由中国当地文武官员照常保护，并应当优待铁路各站的俄国文武官员，以及一切技工等人。只是该条铁路所经过的地方，大半都是荒凉偏僻的地方，害怕中国官员不能随时随地提供周详保护，应当准许俄国专门派遣一部分步兵、骑兵驻扎各重要火车站，以达到保护商务的目的。

第六条　自从铁路建设完毕之后，两国彼此进出口的货物，其纳税章程，都按照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两国签订的陆路通商条约缴纳。

第七条　黑龙江和吉林长白山等地所产的五金矿产，从前禁止开挖，在这个条约签订后，允许俄国以及本国居民随时开采，只是必须先向中国地方官禀报，并领取许可证，并按照中国内地矿务章程，才可以开挖。

第八条　东三省虽然有新练陆军，但大半都还在执行古老制度和训练方法。如果日后中国希望将东三省各省练军的操练方法改成西式，准许向俄国聘请熟悉军事的军官来中国整顿一切，具体管理办法和两江总督所聘请的德国军官管理办法一样。

第九条　俄国在亚洲一直没有不冻港，一旦亚洲有军事情况，俄国东海以及太平洋舰队行动有诸多不便，不能随时航行。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情愿将山东省的胶州地区暂时租借给俄国，以十五年为期。在此期间俄国所建造的营房、栈房、机器厂、船坞等，允许中国在租期已满之后估价赎回。但如果没有紧急军事情况，俄国不得在那里驻扎兵力，以避免其他国家嫌疑。其租赁的款项，应该如何办理，日后另有附属条款商议。

第十条　辽东的旅顺口以及大连湾等地，原本是军事要塞，中国应当迅速整顿防务，以及修理各要塞炮台，以防不测。在此条约签订之后，俄国承诺将这两个地方加以保护，不准其他国家侵犯。中国也应当承诺将来永远不能让其他国家占据。如果日后俄国有紧急，中国应准许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等地，暂时让给俄国海军、陆军驻扎，以方便俄军进攻防守。

第十一条　旅顺口、大连湾等地区，如果俄国没有紧急军务，则由中国自行管理，和俄国无关。但东三省铁路以及五金矿产的开采等问题，允许在换约之后便宜行事。俄国文武官员、商人和普通居民所到之处，中国官员应当给予格外优待保护，不得阻挠其到其他地区旅游。

第十二条　本条约经两国皇帝批准后，各自按照条约实行。除了有关旅顺口、大连湾以及胶州湾的各条款外，全部通知各地地方官遵照执行。将来应当在何处换约，再行商议。从签字画押之日起，以六个月为期。

●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用李鸿章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来打响广告：“李鸿章从来没有错过星期天的报纸。”

《中俄密约》签订之前的中国形势是一个样子，中俄密约签订后的中国形势变成了另外一个局面。因此近年以来，列强从中国取得的权利都是新型的：一是租借领土，二是某地不许让给其他国家，三是替中国修造铁路。这些都是由这份密约开端的。密约中关于租借胶州湾的第九条，为日后租借胶州、威海、广州、旅顺、大连开了头。关于旅顺、大连不准租借给他人的第十条，也是各国开始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而铁路一修建，断送了祖宗发祥的地方，加速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又挑起了各国觊觎东三省的争端，这已经不用多说了。唉！牵一发而动全身，就算是把九州的铁聚在一起，也不能铸成如此大错，在这件事情上，我实在不能宽恕李鸿章。

有人说，签订这份条约是慈禧太后的意思，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从旁协助，不是李鸿章的本意。如果是这样，那莫斯科的草约，又是谁签订的？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隐讳的！自从此条约原文登载在报纸上之后，各国舆论哗然，往来的电报书信中，相信和怀疑的都大有人在，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感到十分震惊。李鸿章在出访欧洲各国时，各国纷纷以此事向他提问，李鸿章则一味支吾搪塞。当年七月份，莫斯科方面将已经画押的草约送到北京，俄国驻京公使喀希尼直接拿着它向总理衙门交涉。皇帝和总理衙门都不知道还有这件事情，异常愤怒，坚决不肯同意。喀希尼又贿赂买通慈禧太后，用好听的话百般引诱，并加以威胁。慈禧太后便严词责备皇上，命令将这份条约交给督办军务处从速办理，不经由总理衙门。公元一八九六年九月三十日，皇帝挥泪批准密约。

李鸿章这一次赴俄罗斯庆祝皇帝加冕，以及他后来出访欧洲各国，都只是平常的外交访问，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对外交涉活动，那就是订立密约和讨论增税两件事情了。按照中国旧税法，凡是进口的货物，都按百分之五的税率收取，这次因为赔款的缘故，希望增加到百分之七点五。首先和俄国商量，俄国答应了这个请求；然后又和德国、法国商量，德法两国都说等待英国的意见。李鸿章到了英国之后，向英国首相沙士勃雷提出请求。当时中英关系处于低谷，并且因为《中俄密约》的缘故，对李鸿章极不信任，沙士勃雷便假称和上海等处的商人商量后再行决定，实际上是拒绝了这一建议。这件事最终没有成功。

李鸿章这一次欧洲之行，各国都对他礼遇有加，德国的礼节尤其隆重，他们都认为李鸿章这一次一定会购买大量军舰、大炮、枪支弹药等，还会给予他们大量通商的优惠待遇。等李鸿章到达欧洲后，却什么也没有买，欧洲人因此大失所望。李鸿章到德国后，拜访了俾斯麦，到英国后，拜访了格兰斯顿，都相当愉快，这三位都是十九世纪的伟人。八月份，李鸿章从美洲回到中国。九月十八日，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差。从这时直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实际上是李鸿章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里，德国占据了胶州，俄国占据了旅顺口、大连湾，英国占据了威海卫、九龙半岛，法国占据了广州湾，这实际上是中国外交史上麻烦最多、最危险的时期。

●李鸿章与俾斯麦。

归还辽东这件事情，是俄国人首先倡导的，德国、法国两国一起协助。俄国人通过缔结密约，在中国北方得到了几乎无限大的权力，正踌躇满志，法国人也于光绪二十二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得到了云南、缅甸、越南交界处的瓯脱地区，又得到了广西镇南关到龙州的铁路修筑权，只有德国一无所得。光绪二十三年春天，德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申请，要求得到福建的金门岛，被严词拒绝，等到十月份，胶州事件发生了。

在这件事情中，德国的蛮横无理，是人人都亲眼看到的。尽管如此，中国外交官也负有责任。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不倚靠别人，就罢了，既然倚靠了别人，就不能不酬谢别人。如果都不酬谢也就罢了，既然已经酬谢了甲、乙两人，则也应该酬谢丙。三国一起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单单不给德国酬谢，怎么能不激起它的愤怒，导致其制造事变呢？不光如此，在《中俄密约》中，还声明将胶州湾租借给俄国人，是俄国所应享受的权利，不止在东三省还深入山东。那个时代正是各国优胜劣败的竞争时代，其他国家怎么能不嫉恨呢？因此德国做出这种蛮横无理的举动，和中国的逼迫也有很大关系。一八九七年十月，山东巨野县乡民杀害德国传教士两人。德国人得到消息后，立即率领舰队闯进胶州湾，拔掉中国旗帜，插上德国国旗，囚禁总兵章高元。消息传到总理衙门，和德国公使进行商议，德国公使海靖只是一味恫吓，所有低声下气的请求、商量，一律拒绝。想要向其他各国请求援助，没有一个国家仗义执言，帮助我们讨回公道的。直到两个多月后，我们将德国要求的六件事情一一答应，即将胶州附近方圆百里的地区，租借给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归德国承办等事。

胶州方面的事情刚刚完结，又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早些时候李鸿章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如果三年之内能够还清赔款，就免去所有利息，并将前面所缴纳的利息也还给我们，又可以节省威海卫四年的驻军费用，一共可以节省白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到现在三年的期限快要满了，政府希望在期限内还款，便打算向外国借款。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俄国人准备单独应承借款事项，以便求得在北方各省修筑铁路，以及免去总税务司赫德职务两件事情。英国人知道以后，立即表示反对，也想把钱借给中国，利息也比俄国低，他们所要求的附加条件有：一、监督中国财政，二、从缅甸通铁路到长江边，三、长江流域不得让给其他国家，四、开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都免除厘金。当时总理衙门想要答应英国，但俄国、法国两国忽然强烈反对，称如果向英国借款，是打破列强均势局面，每天都用强暴蛮横的语言威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官员不胜其苦。一月，总理衙门回绝各国，表示一概不借，然后和日本商量，想要延期二十年分次偿还，希望靠这种方案解决眼前的困难。想不到日本竟然不同意。在这个时候，简直是山穷水尽，进退两难，因为赫德从中努力，向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吃了很大的亏，才将事情平息。

胶州湾本来是中俄密约中规定的俄国势力范围，现在德国突然从俄国人怀里抢夺过来，俄国人本已经相当愤怒，又遇上了英德两国阻挠俄国借款这件事情，俄国人更加愤怒。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月之间，发生了俄国索取旅顺、大连湾的事情。李鸿章作为亲手订立密约的人，想要履行条约却无法履行，想要推诿赖账也无法推诿，最终和俄国公使巴布罗福又签订了一个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以及两者邻近相连的海面，都租借给俄国，租期二十五年，并允许俄国人从营口、鸭绿江之间修筑到海边方便之处的铁路。

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之后，英国借口保持均势局面，便向中国索取威海卫。当时刚刚向日本还清了赔款，日军刚刚从那里撤退，英国人便按照俄国的前例租借这个港口，租期也为二十五年，所有的细则都按照租借旅顺、大连处理。当时李鸿章和英国公使反复辩论，英国公使怒斥道：“你只需要和俄国公使说，不要和我说。俄国公使同意放弃，我立即同意放弃。”李鸿章无言以对，狼狈而去的情景，既可怜又可叹。英国人所给予的一丝怜悯，仅仅是约定他日中国如果重建海军，可以借威海卫停泊船只。

从此开始，中国割地的举动，就变得司空见惯起来。当俄国、法国与英国为了借款事件发生冲突时，法国人借助俄国人的力量，要求得到广州湾，并将其作为南方的海军根据地。当时英国方面逼迫我国政府开放西江一带作为通商口岸，准备垄断这一带的商业权利，法国人见事情紧急，便效仿德国人的做法，直接闯入广州湾，而后再向中国政府要求租借，租期九十九年。中国政府无力表示反对，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英国政府又根据维持均势的说法，请求租借九龙湾来抵制法国，租期也是九十九年。在签订条约的前一天，李鸿章和英国公使窦纳乐激烈地辩论，李鸿章称：“你们虽然租借了九龙，但不能在山上构筑炮台。”英国公使气愤地拍桌子道：“不要再说了！我国要这块地方，都是因为贵国让广州湾给法国，使我们香港有危险！如果你能废除广州湾的条约，我们也立即撤回条约。”李鸿章听了这话，只能忍气吞声而已。这日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到了五月份，又爆发了英国和俄国的争端，即芦汉铁路和牛庄铁路事件。起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和比利时某公司订立了借款合同，约定次年阳历一月交付第一笔借款。在德国占领胶州后，该公司忽然违反条约，称如果不更改条约，就不能提供借款。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商量后，又另外签订了一份新条约，在这份新签订的条约里，比利时公司只不过是傀儡，幕后的实权都掌握在华俄银行手里。华俄银行实际上就是俄国政府的银行。因为这个条约的缘故，黄河以北的土地，将全部受俄国政府控制，而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将以圣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英国人对这一结果非常嫉妒，便提议由英国人承办山海关到牛庄的铁路，准备以此来横断俄国的铁路线。俄国公使到了总理衙门，为了这个问题大吵大闹。英俄两国，几乎开战，形势紧迫到间不容发，而且都把中国政府作为发泄对象。各种各样的难题，都落在几个外交官身上。当时光绪皇帝刚刚亲政，百废待兴，痛恨李鸿章联俄误国的行为，于是在七月二十四日，下诏解除了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职务，平息了外交风波。李鸿章的外交官生涯也就此终结。

按语：李鸿章在义和团时代的外交，将在第十一章里论述。

西方人评论说：李鸿章是有大手段的外交家。也有人评论说：李鸿章只是个惯用狡狯小伎俩的外交家。外交手段的狡狯，并不代表外交家的品德恶劣。各国并立，每天都在进行着竞争，在面临国家存亡的问题上，外交家只能唯利是图。因此西方哲人常说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

看一下各国那些所谓的大外交家，哪个不是靠着狡狯的手段而得名的。不过，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虽然算得上一流，但把他放在世界上，就要排在后面了。李鸿章的外交手段，主要就是联合某国家来制衡某国家，而他所谓的联合，又不是平时的联盟，只不过是临时唆使而已，有一种战国时策士的思想作为他的指导。比如他在法国越南事件中，想要教唆英国、德国来压制法国；在中日战争中，则想要教唆俄国、英国来压制日本；在胶州事件中，又想要教唆俄国、英国、法国来压制德国，最后没有一个达到目的的，而往往却因为这样做，失去得更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的事情，都不能不说是这个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天下没有光靠别人就可以生存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家，也都热衷于和别的国家联盟，但他们都有可以自立的办法，然后可以压制他人而不受制于人。而今天的中国，动不动就说联合某国联合某国，先不说人家和不和我们联合，即使和我们联合，也只不过是做人家的奴隶，受他国鱼肉而已，李鸿章难道不知道这点吗？我想他也是知道的，只不过没有其他办法来替代而已。总之，内政不加强，外交就没办法维持。以今日中国的国力，就算是才干比李鸿章多出十倍的人，他的对外策略也只能是隐忍迁就。这是我替李鸿章感到悲哀的原因。不过，李鸿章在其他事件中，我没见他能运用他的手段，唯独《中俄密约》，是他对日本运用手段所造成的结果。用这样的手段，造出后来各种各样的困难，自作自受，我又何必替他悲哀呢？

按语：胶州事件之后的诸多事件，责任不止在李鸿章一个人，恭亲王、张荫桓都是总理衙门重要的人物，他们需要和李鸿章共同承担责任，读者不可不知。

第十章

赋闲时期的李鸿章

★日本议和后入阁办事

★巡察河工

★两广总督

从同治元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七年，在这四十年里，李鸿章没有一天不在重要岗位上。可以称为他的闲散时期的，只有一八九五年三月到一八九六年三月一年，一八九八年八月到一九○○年八月两年时间。在一八九八年到一九○○年期间，李鸿章奉命治理黄河，很快又被任命为商务大臣、两广总督，如果是别人，可以说是一份优厚的差事，但看一下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就不能不说是闲职了。最闲的时候，是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间进内阁办事，以及一八九八年八月到十一月退出总理衙门，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记述的。等到他治理黄河，做两广总督的时候，还是有和常人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一并记述下来，也是写史者的责任。

中国的黄河，向来有难于治理的名声。数千年以来的政论家，都把治理黄河当成一大问题。倘不以西方人治理密西西比河的办法治理，是不可能根治而获得成效的。在一八九八年八月后，李鸿章一时没有合适的职位，于是政府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他。这也可以为黄河河防史添上小小的一笔。现将李鸿章所用的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勘察黄河后的汇报原稿列出：

一、雒口至盐窝沿河的情形

河身　黄河在河南龙门口改道之后，水流急转直下，由北而东，奔流进入山东，流入大清河，最后取道入海。它的线路东奔西突，人力很难施展，等两年之后，河流的位置已经固定，才能筑堤岸。河流曲折，黄河堤岸也因之而曲折。在河流变迁时，堤岸却不能都随之变迁。临水远近不等，可是堤岸完全没有保护，任水漂刷。现在小水河面，约宽九十丈至一百五十丈，河底则深浅不一，有的河面宽处，水深只有四五尺，不方便行船，有的河面忽然变窄，水深达到三丈。河流朝夕改道，忽左忽右，面对河流的堤岸，便被冲刷，泥沙被带到水流缓慢的地方，就淤积成河滩。当地政府与人民只能任由洪水肆虐，一直没有好办法来解决，只能在危险的地方救急，决口的地方堵缺。那些暴露在外的沿岸土地，在四五步的高地上，都塌陷进水，即使在隆冬水小流缓的时候，尚且是这个样子，如果化冻之后，汛期到来，水流急速凶猛，更不知道会怎么样了？下游的堤岸都已经如此，上游的土山一带，不用说也知道是什么样子了。难怪黄河的泥沙之多，堪称五大洲河流之最。汛期来临时堤内的沙滩，全部被河水漫淹，因为河底浅深不一，导致河身也高低不平，因此水流的速度处处不同。而且下游之地十分平坦，每里高低的差别，还不超过五寸，河流速度相当缓慢。能够蓄水的地方，一天比一天狭隘，淤泥越垫越高，年复一年，险上加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堤外的土地，跟堤内的河滩相比，有低达一尺的，有低达七八尺的。我负责监工路过杨史道口的时候，曾经测量过河面，得到的数据是：水面宽一百三十八丈，河底最深处为二丈三尺，流水速度达到大约一秒钟四尺。按照这样的数据推算，每秒钟的水流量，应该在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六立方尺左右，而容水面积大约为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平方尺。另外，我又在盐窝上游进行过测量，这里的水面宽度只有一百零二丈，河底最深的地方只有一丈二尺，容水面积大约为九千一百八十平方尺。当时杨史道口还没有合龙，大部分通过决口，不走盐窝，还可以取得一致的说法。等到河水猛涨的时候，水流量的数据指标，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按照杨史道口、盐窝两处地方文武官员所统计的河流报告显示，杨史道口容水面积应该是三万六千一百八十平方尺，盐窝容水面积应该是二万四千四百八十平方尺。由于水势凶猛，没法准确计算数据，导致无法进行重复统计得到准确水流量。但是如果不知道水流量，就难以估算河面宽窄、堤岸远近等统计数字。从雒口到盐窝约三百七十里。

民埝　河边的堤坝，称为民埝，是由民间修筑的，由政府负责保养、看守，是现在黄河最重要的堤坝。民埝与河水之间的距离远近不等，有的就在水边，有的离水达到三四里远，在当时修造的时候，都是随便修造起来的，并没有一定的准则，甚至有些堤坝的弯曲程度，令人感到不可理喻。这些堤坝的高低厚薄，各个地方也都不一样，有的高过现在的水面九尺，有的高过水面一丈五尺，有的高过沙滩五尺到八尺不等，也有高过堤外的陆地九尺到一丈五尺不等的。这些堤坝的堤顶有二丈四尺宽的，有三丈六尺宽的，新筑的堤坝则比较厚。忽高忽低，忽厚忽薄，它们的收坡角度也斜直不同，各有各的特色。对民筑堤坝的维护也不是十分周密，许多地方都被水冲刷侵蚀，根本没有人随时修理维护，积年累月，几乎没有不濒于决口塌陷的。民筑堤坝都是用极其松软的泥土筑造成的，根本没有焦泥，地基也打得不深。就算是有焦泥，也很容易就被冲刷出来。堤坝顶部可以行走大车、坐车、手推车，车子碾出的车辙相当深，过路的人或是从堤坝上翻越，或是在堤坝的低处穿越。堤坝上筑盖了许多民房，却并没有对堤坝进行加宽培厚，这些都极其容易对堤坝造成损害。在欧美各国，都在堤坝上大量种植青草，完全不惜人工，不计成本，这是因为草根对于护堤有极大的帮助。而这里的堤坝，都不种草，一两处偶尔有草生长，都被老百姓铲除一光，甚至连根拔起。据他们称：是为了用这些草来做燃料，或是做牲口的饲料。殊不知如果没有草，那么堤坝也很难保全，堤坝难保则水患就会接踵而至。愚昧的老百姓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的行为实在应该鄙视。他们用来铲草的工具，对堤坝可造成最严重的损害，应当立即下令严禁使用，这也是保护堤坝的一个办法。因为草都已经被拔去，堤坝也被耙松，当大风刮起来的时候，堤土四处飞扬，堤坝顶部便越来越低，堤坝本身也越来越薄，这种工具所造成的危害，难道还能说不大吗？有些沿河的堤坝种植柳树，已形成规模，有些地方才刚开始栽，树木才刚一尺多高。柳树根对于巩固堤坝有着相当大的作用，应该在沿河堤岸大面积种植，并设法给予保护，不准随意攀折。如果能在柳树间种植藤，就可以让堤坝变得更为坚实，无论是柳条还是藤条，都可以用来编埽（埽：治理黄河时用树枝、秫秸等捆紧做成的圆柱形东西，用它保护提岸，防水冲刷），比起秸料坚固得多，而且可随处就近取材，不需要再出资购买，这种一举两得的办法，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为什么偏偏不去做呢？

●《圆明园铜版画·远瀛观正面》。清宫廷画师绘。

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堤。大堤是政府所修筑的，距离民筑堤坝很远，而远近距离各不相同，弯曲的地方也很多，令人感到十分不解。现在的情况是：大堤有和没有一样，根本无法倚靠它的力量。堤上鳞次栉比地住了许多居民，都已经形成村落，他们都从堤坝上取土来盖他们的房子，致堤坝残缺不全。而且一些经常走人的地方，都已经被磨得和地面一样平，甚至形成巨大的缺口。无论是堤上还是坡上，都大量种植小麦，这会对堤坝造成很大损害。河水猛涨的时候民埝尚且决口，大堤就更没有不溃的了。大堤宽的地方，它的坝顶还有三丈六尺宽，一丈二尺到一丈六尺高，但是完整的却几乎很少。听说杨史道口黄河冲垮民筑堤坝，竟然能够涌入小清河流域，淹没村庄，对居民的生命造成损害，是由于大堤的旧时决口没有得到修复，才使得河水有隙可乘。那么请问各位河官，为什么放着大堤的决口不堵？官员的回答是百姓不愿意，如果要修筑大堤，那么数以千计的居民，都会环起而攻，等等。由此可见修大堤不但没有益处，而且不合民意。在大堤之外，住着许多居民，既有数百户的村子，也有四五家自立门户的，有的筑围堤自我保护，有的自建高地居住在上面，大概都是为了预防洪水的危害。村外周围的土地，都是相当肥沃的好地，居民对这些土地进行耕耘，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此外还有一些斜堤拦坝，都是为了保护这些村田的，然而这些堤坝的损毁程度也都与大堤差不多。假如民埝出现险情，这些都是靠不住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危险处的工程。在沿河一带地区，这种工程最多。凡是水流冲击最紧急的地方，以及已经决口的地方，都有工程在进行。这些工程以营造圆柱形防水建筑物为主，大多用秸料做骨架，上面盖上土，一层层地垒起来，看上去像磨盘一样，有的紧贴在岸边，有的和堤坝连接在一起，形势各有差别，即使是高低厚薄，每个埽之间也都不同，各埽之间错落参差，根本不相连，在埽中仍然有水流通过，使得埽三面受敌，不知是什么意思。按照我的看法，数埽应该一气呵成，中间不存缝隙，这样既可以节省工料，也可以让堤坝变得坚固。而且料埽进水之后，紧峭得如同悬崖峭壁，没有一丝斜坡，能用以抵挡水流的冲击，但令水不能滑过，似乎并不是好办法。至于秸料也不是能够长久保持坚固的东西，由于秸料中间有内芯，它的质地如同灯草一样，能够大量吸收水分，使得秸料容易腐烂，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秸料就变得和沙土一样，一点抗冲击能力都没有了。我在监工的时候，曾经见到几处旧埽，虽然在外观上保持相连，但根基已经坏掉了，一旦遇到河水猛涨的情况，一定会随波逐流，民筑堤坝必定遭受损害。有人说，秸料是本地土产材料，用途广泛价格低廉，除了这种，再没有其他材料可以使用。那么假如能像我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多种一些藤柳，数年之后，便足以保证使用，更不需要用巨额资金来造这些耐久性差的工程。又有人说，料埽本来就是应急治水的工程，一两年后，河水就会回到原来的河道中，料埽即使腐烂了，也没什么可值得担心的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不能及时改弦更张，那么恐怕抢险不过是养疽遗患罢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暂时没有其他材料可以用，但埽的工程模式应当先行更改。让挨着堤岸的埽连成一片，营造入水的斜坡，来引导河水的流向，并且要多使用木桩，将埽牵连在堤岸上，用坚固的麻绳系好，那些为护埽所抛的石头，也最好加大加多，只有放置得法，才能抵御河水冲刷的力量。我曾见到有用石块排在埽上的，为的是镇压秸料，使其不被风吹跑，这是何等地可笑。除此之外还有石堤，像北镇一带的石堤，还算得上稳固，而像盐窝的石堤，根基则已经完全空虚，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坍塌，只是因为有石灰将它们粘连在一起，然而也肯定不能支撑很久。

二、盐窝至海口尾闾的情形

黄河尾闾已经由盐窝改道三次，第一次向东北由铁门关入海，第二次向东由韩家垣入海，第三次向东南由丝网口入海。现在仅将三处情形按次序介绍一下，还有新挑引河一条，也一并讨论一下。铁门关海口是大清河的末端，黄河改道山东之后，最终由此入海，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韩家垣决口，河流才由东北转向正东。现在这条铁门关水道，前一半已经被淤泥垫得很高，河身成为平地，根本看不出来，河道左右两边的堤岸，都已经全部形成了村落。铁门关以下的河堤已经完全毁坏，那里为一片黄沙覆盖，土壤很贫瘠。距离铁门关下游大约八里，河道的形状再次出现，河道中的水直通向大海，河边的土地虽然是沙滩，但沙子下面不深的地方便是混合的泥土。河水的深度平时大约二尺，大潮的时候可以涨到三四尺，距离可以达到萧神庙，如果当东北风大作的时候，甚至可以增加到五六尺不等。从三沟子那个地方开始，就有船只可以出海到烟台。这次因为河水结冰，不能出海勘察，仅仅走到三沟子以东十里的地方，满地长满了苇草，看样子是大潮曾经经过的地方，便返回不再朝前走。听当地人说，再往前走八里，就已经能够看见海洋的潮汐，再继续往前走十二里，就已经是海滨了。海口有拦门沙，当潮退去的时候，只有二尺的深度。这片拦门沙的面积没有再去勘察，估计一定不是很小。从盐窝至铁门关，入海口大约有一百一十里。

韩家垣海口，自韩家垣决口，黄河的末流从这里取道经过，持续了八九年的时间，最近又改道东南方。在韩家垣一带，已没有了黄河踪迹，只有到新萧神庙以南，距海约六十里的地方，才又能看清河道的形状。河道中也有水存留，但不过是最低洼的地方，积水不消而已。听说在距海约十一里的地方，这条河分为两溜，形状像燕尾一样，但是也不深。入海口也有拦门沙，当潮水退去的时候，直接堵塞在入海口处，阻碍了河水泄出。这片拦门沙露出水面，大约二里宽。根据调查，韩家垣一带并未筑堤。从盐窝到韩家垣海口，大约有一百里长。

新挑引河，这条河是在韩家垣决口之后，特意在口门之下，挑挖一条水道，以便引水到萧神庙旧河道进入大海。然而这条新河当时的深度只有四五尺，宽度只有三丈，现在连这个数字也达不到。河道的弯曲处很多，这条河的长度共计四十里，如果取直线长度共有二十五里，大约是循着原来的水道挖掘来节省工费的原因。在萧神庙、韩家垣两处地方的河底，挖深三尺，就可以发现泥土，甚至有暴露在地面上的泥土。周围各村都有水井，深度达到一丈一尺，就可以见到水，泥在水中，不是很深。铁门关附近，有烧瓦器的瓦窑，这个地方的土质就可想而知了。

丝网口海口，现在黄河由这个入海口入海，黄河水漫散在地上，并没有河道。小量存水的时候比较多，水都不是很深，水中央有沙滩，这一地水的深度只有三四尺，有一两处的水最深，也超不过一丈。将近海口的地方，就只有一尺四五寸深，这个地方的水面很宽，大约有三百丈之多。据说海口并没有拦门沙，想来是因为那里流速缓慢，河床较浅，沙子已在地上停止移动淤积下来，再也没有可送入海里的了。在对北岭子决口进行勘察的时候，还有上游三处地方同时开口，因此丝网口的水流不是很迅猛，北岭子门被水淹的树，至今还竖立在水中，古庙一座，也巍然独立，是证明其水流缓慢的确凿证据。如果说辛庄等地方，房屋被冲毁漂流走了，则是因为土屋不坚固的原因，并不是水力汹涌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在北岭子以下的北岸，并没有设立堤坝，只是用铁门关南堤作为北岸，来保护村落而已。在南岸则由盐窝开始建造新堤，一堤距离河水约二里，从盐窝至丝网口海口大约九十里。

三、根据实际情况治理黄河

治河就像治病，必须先找到病原。想要找到病原，必须先按脉理，才能知道其病原的所在，然后再施药。不但可以治疗疾病，而且永远没有后患。如果只是按疮敷药，不问病因，不是好医生的做法。黄河在山东为患，而病原不在山东，如果只就山东治黄河，跟按疮敷药有什么区别？虽然可以一时止痛，而不久旧疾复作，因为它的毒没有消，它的病根未拔。水性就像人，最初性本善，如果不教导它，性情就会发生变化。老天生水，原本是用来养人的，何曾用来害人了？这都是因为人不知水性，不防备它的变化啊，由此使它肆意暴虐，骚扰百姓，耗费国家财力，却始终不得终止。如果寻找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治水只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从不统筹全局。现在如果一再耽误，恐怕还是徒劳无功。想要一劳永逸，就要先找到黄河灾患的根本。从山东的小范围内看黄河，黄河只在山东一省；就中国的大范围来看黄河，那么黄河还有不在山东省内的，那么怎么就知道山东黄河的灾患，不是从其他省份的黄河而来的呢？因此在中国范围内治黄河，黄河可治，如果就在山东范围内治黄河，黄河恐最终也治不好。请让我详细陈述吧。追溯黄河之源头，出于星宿海，取道甘肃，流入蒙古沙漠，经过多次改道，才到达山西，这时已经夹带了大量泥沙。等到流出陕西的时候，又与渭水交汇，使得水质变得更加浑浊。再穿过土山向东流出，一路拖泥带水，直入河南，所到之处披靡而过，水变得越来越浑。这就是黄河之病原。下游之灾患也正是因为这引起的，治理黄河应该在病原上多下力气。这是因为下游停淤的泥沙，都是从上游拖带下来的。上游地势比较高，就像高屋建瓴，而且两面都有山对河水进行约束，水流速度很快，泥沙不能停流，等一过荣泽一带，平原地区水势变缓，水流缓则导致泥沙运动停止，沙停则导致河流淤积，河流淤积过高，河水就会改道，这是自然的道理。过去的那些往事，都是最好的证明。而且一河改道，老百姓就要遭殃，在他乡辗转，被饥寒所戕害，从古到今，简直不知道有多少次。而黄河则南迁北徙，畅所欲为，以开封为中心，自行开辟了一条迁徙半径，在长江北部中间宽达一千五百里的扇形地区内，任意穿越，虽然齐鲁各地有高山大川，也很难对其有效阻止。河水所经的地方，泥沙停留下来形成滩涂，百姓为这件事情所困，简直防不胜防，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好办法，只能修修补补，挽救危急，劳民伤财，它所造成的祸害比瘟疫、战争还要猛烈。不过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水患，治理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过还不是人力达不到的。那么它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是向数学求助。

治理水患的办法。找到治理的方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黄河延绵中国境内，长度共计一万多里。地势的高低，河流的屈曲，水性的缓急，含沙的多少，向来没有详细的资料，也没有图表可以说明。向黄河边的人询问，也少有能答上的人。现在想要治理这条河，有三件事应该先办：一、测量黄河全河的形势。包括河身宽窄深浅，堤岸高低厚薄，以及发大水和不发水时的浅深，都需要详细地记载；二、测绘河图，必须要详细而无遗漏；三、派人分段查看水性，比较各段水力，记载水志，勘测沙数，并随时查验水力是多少，停沙多少。凡是水性沙性，稍微发生变迁，都必须详细加以记载，以提供参考。以上三件事，都是极其细致的工作，而且是最要紧的事情，不这样就不能了解河水的性质，不能决定应进行的工程，不能疏导黄河的水流，不能预防河水上涨，不能防止隐患生成。这三事不办，所有的工程，都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即便能够稍微纾解目前的危险，不多时也会导致前功尽弃。如果得到详细的测绘数据，加以认真地研究，掌握全局的形势，便可以开始研究该进行何种工程，来谋划未来的局面。另外还需要黄河流经的各省份，都统归一位官员节制，才能够一律给予统筹保护，使黄河永无后患。但如果照这样的方法办理，一定会耗费巨大的资金。然而如果想要一劳永逸，最好先统计出每年养河需要多少费用，堵筑需要多少费用，蠲免粮钱需要多少，赈济抚恤需要多少，财产淹没多少，民命死亡多少，还有除弊后能兴利多少，累积若干年共计多少，和所消耗的资金相比较，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损失多，哪个获益多，才不至于决策犹豫。按照图表中标示，可以知道某地的水性地势，来确定这一段黄河的河身。再由河身，就可以限定水流的速度，不让它发生变更；还可以限定水面的高低，不让它发生涨落。凡是河底的浅深，河岸的坚脆，工料的松固，都可一并确定下来，不会再有发生意外的担忧。这些都是数学的细节问题，不能主观臆料。

确定河身是最难的一件事，必须知道盛涨水高是多少，河水的水性怎么样，停在河底的沙子有多少，停在滩面的沙子有多少，河水上涨的高低、水流的速度都不相同。定河身必须了解速率变化的区间，才能使河水无论上涨到多高，它的速率都足以将泥沙冲刷入海。由于河形弯曲，致使险象出现，这也需要酌情更改，同样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一定要详慎推算才能奏效。裁弯取直可以让水走捷径，这样地势高低差距大增。落差大则导致水流速度一同增加，流速增则水流量也跟着增加，特别是在河水猛涨的时候，最好在对上下游统一进行筹算后，才能够裁去一处河身弯曲。这是因为裁弯可能导致产生其他危险，不能够不加以考虑，这也不是只凭眼力就能看出来的。

河堤是用来约束水流的，必须连同河身一起进行推算。就连入水斜坡，也都要保持坚固，以抵御异常情况下河水猛涨，才不至于出现问题。至于堤坝的高低、厚薄，都要看土性的松实，料质的坚脆。至于应该如何建造，也要看水线的高低，水流的缓急。所需的材料，只要能够抵御水流冲击就好，不必都用石堤，也不必都用料埽，这是因为只要土堤筑造坚实，并用柳树草木加以防护，也足以抵御寻常水力。看一下世界各国护河的河堤，大多数都是用土建造的，并没有全用石头的。但必须要推算合法，位置得当，看守不懈，不要任人践踏。石头筑成的大堤，只在险要处使用就可以了。总而言之，能省的地方就省，省不了的一定不能省，这必须要精确测量计算不可。我在监工的时候曾经画了两种堤坝样式，大概适用于黄河，究竟什么地方该用哪种样式，则需要临时进行查勘，因地制宜，并不是说全河都应该改用。但无论用哪种材料，都必须要采购质量上佳的才能坚久耐用。涨水的时候河水流到堤根位置，水位较低的时候河流在两岸中间。而堤与岸都是松土，经常为急流冲刷卷走，随即化成泥沙，等到流缓处停下，淤积成较高的泥滩，逐渐出现危险。这固然值得忧虑，然而最值得忧虑的是，上游各土山随时都有坍塌入水的情况发生，成泥沙流到下游，造成的祸患更严重。应当想办法进行保护，在水流经过的两岸，都筑造斜坡，先涂上一层泥，再种上草木，并大量栽种树木来让它变得坚实。有险情隐患的地方，则最好在堤岸根部打桩，用树枝编成筐，用泥土填成块，再用石垒成墙，或者干脆砌石为坡，并向水底抛掷大石块，才能够抵御水力。土山两旁，也必须向水底抛石，再在土山周围筑造石墙，以阻挡土山的塌陷，如此才能保证岸土不至于为流水拖带，河流才可以逐渐变清，河患也自然可以逐渐减轻。这是治河应该先办的最紧要工程。应该让大流主要从河道中间流过，应该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现在还不能预定。大约需要在河道拐弯处的水底多筑造挑水坝，来引导水的流向。挑水坝应该用树枝，或是用石块，这些需要斟酌当时的情形办理，唯有秸料不能经久，而且没有抗冲击能力，因此不可使用。减水坝也应当认真建造，以防止异常情况下的河水猛涨，最好就设在堤边。应该先测量好地势，勘察情形，由河流的方向，来确定坝口的方向。此坝必须用大石头和混凝土建造。坝后新开凿的引河，以及已经存在的河流，都应当筑造坚固堤坝进行约束，使这些河流所流的水，不至于对周边地带造成危害。引河也必须保持宽深而不很弯曲的形态，并且要低于黄河水面，它的河身实际上有容水的地方，才能够使用。黄河末流入海口处地势陡增且有拦门沙，导致河水入海不畅通。应该用机器挖土船进行挖掘，如果先建筑海塘，再用机器挖掘，也许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座海塘接长河堤入海，则水力越来越强大，可以将泥沙冲到大海中深处，是入海口必不可少的工程。再用机器拦沙挖深，可以使水力更迅猛，冲刷掉剩下的淤沙。此项工程，需要花费很大一笔资金，然而这是世界各国入海口都有的东西，黄河为什么偏偏没有呢？美国的密西西比海口、奥国的大牛白海口，从前也曾经堵塞过，现在大轮船可以往来，都可以作为确凿的证据。法国的仙纳海口，从前也曾有拦沙阻碍的情况，行船交通十分险恶，后来经过大石填海，筑造海塘等工程，使陆地高出大潮水面，两塘之间的距离达到九十丈，海塘建成之日，入海口的深度达到二丈，到了今天过往船只的交通都很方便。比利时的麦司海口，也曾经兴建这样的大工程。此外还有很多例子，不胜枚举。

黄河延绵好几个省，与国计民生有着很大的关系。现时上游的水流到下游，不能立即预防，下游出现险情，上游事后才知道，通信不畅通，防范不周密。应该按照永定河的办法，沿河岸设立电报线路，按地段用电报联系，无论什么时候或什么事情，都可以让全黄河官员差役了解到，这样水患就不难预防了，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治黄河的工程，既然已经上马动工，守护黄河的章程法律也应该尽早制定，只有一律遵守，永远照办不违反，才不至于前功尽弃。据调查，现在的河防官员，虽然能够克己奉公，但百姓践踏堤埽、挑土砍柳锄草的各种恶习，还没有得到全面禁止。应当尽快制定完善律例，严格执法，周密巡查，对违犯者给予惩治。堤上不准随便搭盖房屋，如果要行车，一定专门建筑马路，特别进行加固，才不至于对堤坝造成损毁。官弁必须随时稽查，稍有残缺不整的现象出现，就要立即进行修补。只有这样工程才能够永远保持完固，不至于发生意外。黄河上游是否可以建设闸坝，用来拦截流沙，或是挑选某大湖存水作为缓冲，也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治河有这样的办法，所以必须在这里进行说明。黄河上游的山，都应当下令栽种草木，来减缓水势。欧美各国，都曾经因为山洪暴发，多次酝酿成灾，便下令在源头以及濒水各主要山上栽种草木，水势遂得到减缓。偶尔有一二处地方的树木被人私砍，水势立即又变得猖狂，政府对这一行为严厉禁止，并设立官员专门负责管理树木。西方人重视这方面的事情，是证明种草木能有效地抑制洪水的有力证据。根据调查山洪暴发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山上的土壤松弛，不能够大量吸水；二是因为山势陡峭，没有障碍物阻挡水流。如果在山上遍种树木，那么树根既能坚固土壤，又能够吸收水分，而且可以减缓水势，让山洪以较低速度流下，不至于猛烈地倾泻下来。假如山上不适宜种树，也应该种草，草的功效虽然不如树木大，但有总是要比没有好。法国自从颁行亚尔伯诸山种树律例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现时应办救急事宜

前文所述的治河应办事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好的，一定要等到对全黄河进行全面的详细测量，估计工程用料，妥筹方案，才能够称得上完美。只担心河流汹涌，政府迫不及待，应着急着手补救灾患严重的地区，这样现在灾患不生，将来治理起来也比较容易。救急的都是些什么工程？无非培修堤岸，固筑防危工程，并疏通黄河末流而已。至于更改河道来让水流通畅，展缩河身来令黄河平稳，保护堤岸来防备黄河对两岸的冲刷，各项工程都等到日后从容办理，现在无暇顾及这些。

培修河堤的方法，在前文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不用再多说了。只要以民筑堤坝作为大堤即可。如果依靠大堤，一来相距太远，容易使河面过宽产生危险，二来大堤残缺不整，修都没有办法修，即使修好也没有益处。各处防危工程，最好全面进行加固，应该派官员进行勘察，对工程进行预算。凡是正在面对冲击的堤坝，已经朽坏的埽，都应当立即给予保护，那些过低过薄的堤坝，也应该立即加高培厚。堤内与水接触的一面，应当加上一层泥，用来种植青草，并于大堤底部大量栽种树木，设法禁止人践踏。这是最要紧的事情，最好从速办理。有危险的大堤底部，要么抛石，要么修坝来进行加固，这些都要因地制宜。凡是堤坝有开设道路的地方，应当立即进行修补，并在堤顶筑造石子马路，以方便车马往来，不至于对堤坝造成损碍。黄河末流的入海通道，最好立即商定准确位置，铁门关、韩家垣现都已经淤塞，丝网口地区的水势散漫，根本没有河道。对这些末流地区进行选择时，大家的意见也不能统一：有人称应该在铁门关淤塞处挑通，使水按照旧道入海；有人称应该仍由韩家垣旧道入海；有人称应该由十六户挑引河直至铁门关以避开盐窝的抢险工程；有人说应该仍从盐窝挑一直河，仍由丝网口入海；有人说应该在蒲台县三岔河引水入海；有人说黄河应该在大马家挑河至孔家庄并入徒骇河，使其入海。大马家在利津上游八里的地方，根据调查，徒骇河的河床形状相当弯曲，孔家庄地区的河面大约宽九十丈，狭隘处的水面约六十丈，两岸地势都很高，并没有修筑堤坝，大水大约比河岸还低八尺，其上游位于禹城以下，现在已经淤塞，海口大约距离孔家庄七十里，没有拦海沙。在我看来，对黄河末流进行治理，黄河水不应该走徒骇河，这是因为怕浊流流入清水，如果清水也变为浊流，未免有些可惜。如果想要商定一个入海口，必须在各处进行详细测量，比较各地地势的高低，考察流水的方向。根据了解，现在武备学堂测量专业的学生具有相当的技术水平，再加上勤奋能干，四处进行测量，不遗余力，只可惜时日太过仓促，因此不能取得详备的数据，所绘的图纸，也只能看看大概情况，况且各段河流中的水流量数据，以及各地落差，都无从查考。至于引导河的河形，因为按入海口地势平坦的原则，引河应当越短越直越妙。因为河短流直，会令落差增大，使流水有较大冲击力。河身以能容纳盛涨为标准，两堤以能防水冲击为标准，又需要格外加固，以防止河水冲刷出决口。那些原有的入海口旧河槽，尽量不用为好，因为旧槽的形态多曲折，堤防也不完备，还不如另外挑选新地按照当地形势进行治理。现在无论挑选哪里作为引河，它的入海口必须用机器挖沙，不能靠水自动冲刷，因为河床的隐患还没有消除，河沙还没有得到控制，到处都存在停淤的问题，这些仍然不能避免，恐怕新挑的引河，不久也像旧河口一样，被河沙堵塞不通。按照我的意见，引河河形以能够使河水畅通流动为标准，这样不至于引发意外的水患。减水坝为必不可少的工程，究竟应该设在什么地方，还没有详细考查。有人称在济南城下游十八里的位置，原来有一处滚坝，似乎正可以使用。我在监工归来的时候顺便步行勘测了一下，见这座滚坝距离黄河还有五里的距离，原来建造这座滚坝的意图，是引济南周围各山的清水进入黄河，来帮助冲刷河沙，却从来没有启用。这座坝的坝门很窄，只有一丈四尺宽，又和各河流不通，如果想要用它，就需要另外开凿引导河来疏通小清河。对小清河的河身进行考察，发现其仅能够自容，到河水猛涨的时候水已经漫上堤岸，又没有河堤约束，如果再将黄河灌入，势必造成漫浸的局面，就连济南省城也可能会遭到淹溺。我的意见是：如果想要减水，最好引入徒骇河，但仍需要经过测量筹算才可下结论，而且徒骇河的河道也须要加宽，两岸也好添筑河堤，才能够使用。

以上四大问题，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否得当，都等候上级研究决定。我这次担任监工职务被委派勘察河道，经常与司道等高级官员以及地方官一起勘察。虽然每个人的看法稍有区别，但和睦共济，为国家操劳，为中堂效命，把国计民生作为心中信念，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则不约而同。因此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希望成就这桩利国利民的大功，因此胸中都丝毫不存成见。

卢法尔谨上。

李鸿章在做两广总督的时候，接的是李翰章、谭钟麟留下的摊子，所有的政务都荒废到了极点，盗贼在省内横行，草寇遍地都是。李鸿章到任之后雷厉风行，恢复了就地正法的制度，用严酷、刚烈的风格来处理治安，杀的人数不胜数，有德行的人认为不对。但那些盗贼被李鸿章的威名震慑，不是被抓住杀掉就是逃往他乡，地方上也因此获得安宁。但是他也给广东人留下了祸患，比如让赌博的人承担军饷一事。广东偷盗、抢劫风气的兴盛，源头实际上是从赌博开始的。强盗没有不赌博的，赌博的最后没有不去抢劫的。李鸿章劝人赌博，给它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缉捕经费，意思是抽取赌博的彩金作为抓捕强盗的费用。这何异于害怕老百姓不做强盗，而去教他们做强盗呢？既然教了，又杀掉他们，有德行的人都会说这不是人做的事情。孟子说：“不教育老百姓而使他们犯罪，然后又处罚他们，是欺骗老百姓。”不教育就处罚，都已经是欺骗百姓，何况李鸿章劝人犯罪再处罚呢？扬汤止沸，施薪救火，难道是他老糊涂了？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到了晚年，还要干出这种有损名誉道德，被后人耻笑辱骂的事情呢？有人说：“李鸿章知道赌博的风气永远不可能根除，不如利用它来帮助筹集政务经费。”那淫乱的风气也不容易根除，也没听说政府有开妓院的；抢劫的风气也不容易根除，也没听说政府有开山寨的。这种道理，李鸿章未必知道。如果知道又故意这样做，就可以说他全无心肝了。

李鸿章在广东的时候，准备在省城广州实行警察制度，这是听从了黄遵宪的建议。可惜还没等完成，他就离职而去了。

广东省中国人和洋人杂居，好人坏人都有。有一些狡猾的小人，常常把加入天主教作为护身符，来横行乡里，而天主教和其他教会的牧师，常常袒护包庇甚至纵容他们。近十年以来，广东的官员都庸碌无能，老得快要死了，怕洋人像怕老虎一样，弄得这些人气焰越来越嚣张。李鸿章刚一到任，这些教民还想用老办法来和李鸿章斗上一斗，李鸿章把他们的牧师招来，摆出事实，说明道理，划清权限，不允许他们有一点点越权。经过一两次事情后，再也没有人敢靠着教会干坏事了。唉！以李鸿章这种磨炼了几十年的老外交家，对付大敌可能不足，像这种小字辈，都够不上李鸿章吹口气的。今天的地方官，把处理教案当成最可怕的事，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时，正好赶上朝廷下旨，称康有为一党在海外气势越来越猖獗，命令他着手镇压。李鸿章便捕杀了海外志士的三名家庭成员。没有犯罪而受到处罚，骚扰无辜百姓，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称为野蛮政体的了。有人说：“这并不是李鸿章的意思。”即使如此，我也不敢替他隐讳、辩护。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

★义和团的兴起

★李鸿章的位置

★联军和约

★中俄满洲条约

★李鸿章之死

★死后朝廷的恩典

李鸿章在最初被任命为江苏巡抚的时候，仅仅有虚名，却不能到任；后来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也仅有虚名，也不能到任。难道真是造化在里面捉弄他？即使这样今昔的变化也给人一种气短的感觉。

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还不到一年，便有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因何而起呢？是戊戌维新变法的反作用力引起的。最初的时候，光绪皇帝因为维新惹怒了太后，八月政变之后，六君子惨遭杀害。小人们都活动起来，康有为逃到了英国，梁启超逃到了日本。满朝都是顽固党，本来都将外国人看成是仇人，又不懂得国际公法，认为外国将要和康梁党徒合起来算计自己，于是对外国人的怨恨越来越深。而中国北方的人民，从天津教案到胶州被德国占领以来，对外国人的愤恨不满之气，也积蓄了很久，于是借用迷信手法，趁着机会兴起。顽固党认为可以借这些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便加以利用。因此义和团实际上是政府和民间势力的联合体，但他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民间势力的目的都出于公心，愚蠢而没有谋略，令人感到可怜；政府则完全出于私心，做了这样狂悖而倒行逆施的事情，全天下人都恨他们。

假如当时让李鸿章管理直隶省，那么这一场大祸也许可以避免，也许祸乱爆发的时候，李鸿章比许景澄、袁昶等人更早受难，这都是未知的事情。但上天偏偏不让这场祸乱早日平定，偏偏不让李鸿章早死。就像要为李鸿章专门设立一个位置，让他一生的历史成就一个更大的结果。等到六月之后，八国联军兵临城下，于是李鸿章再次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

那个时候，有人为李鸿章出主意，要他拥两广地盘自立，在亚洲开创一个新政体，这是上策；率军北上，勤王剿灭义和团，作为对各国的答复，这是中策；奉皇帝命令进京，投身入虎口，像顽固党所希望的那样，这是下策。不过，实行第一条意见，必须要有超乎寻常的学识、超乎寻常的气魄，才可以实行，李鸿章实在不是这样的人。他在四十年前的壮年时代，尚且不敢做出破格举动，何况现在一个八十岁的老翁岂能做到？因此说这话的人，实在不知道李鸿章是什么样的人。第二条意见比较符合实际，但当时的广东，实际上一支能打仗的部队也没有，而且这个举动也有嫌疑，万一有和李鸿章不和的大臣，弹劾李鸿章率军作乱，将会将他陷于骑虎难下的境地，李鸿章将会极为困难！而且他每天都想着苟且、迁就，来保全自己的身份名声，他自己也不会选择这样做。不过，他也仔细地考虑了第三条意见，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知道自己一个人进京或许会发生意外，因此故意拖延，他也知道京城不被攻破，和议也绝不会成功，因此在上海逗留了几个月，迟迟不动身。

皇帝和太后逃到西安之后，才正式开始和议。这次和议虽然不如去日本那次艰险，但中间的麻烦和波折却更多。李鸿章在和谈期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慢慢地商量讨论。多亏各国都厌倦动乱局面急于安定，朝廷也有悔过的意思，便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签订了以下十二条条约：

第一款　中国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向德皇就德国大使被杀一事道歉，在德国大使遇害处建碑纪念。

一、大德国钦差大臣克林德男爵被杀害一事，先前已经在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任命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前往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表示惋惜之意。醇亲王已经遵旨，在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从北京启程。

二、大清国业已声明，在克林德遇害处竖立铭志之碑，与克林德大臣的身份、地位相匹配，上面记述大清国大皇帝哀悼纪念的圣旨，用拉丁文、德文、汉语记述。先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发文，到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处（附件三）。现在克林德男爵遇害处建立一座牌坊，占满那条街，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开始动工。

●《点石斋画报·世产派捐》。上海英美租界当局向中国民众征收高额赋税，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第二款　鼓励义和团的大臣遭受惩罚，反战大臣、反对利用义和团的大臣加以复职或受嘉奖。

一、惩办伤害各国国家及人民的首要元凶。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都列在后面（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都判定斩监候罪名，并约定如果皇上认为可以免处他们一死，必须立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赦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都判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都判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都已经死去，追夺原来的官职，即行革职。另外，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去年力驳那些有悖于诸国公法的极恶之罪被害，都在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官复原职，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初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二十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二十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另外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他应得的罪名，一定从严查办；西历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六月初三、□月□□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月□□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天时发生的惨案内所有经确认有责任的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

二、大清国皇帝下旨将各国人民遇害被虐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中国派大臣赴日本就日本使馆官员被杀事道歉。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在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致以惋惜、哀悼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在动乱时期被损坏或污渎的外国坟墓由各国使馆重新恢复，中国为北京附近的每处坟墓付款白银一万两，为外省的每处付白银五千两。

大清国政府在动乱时期被损坏或污渎的外国坟墓由各国使馆重新修复，并立碑雪耻。已经和各国全权大臣合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所需经费，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现在将建碑的坟墓，开列清单附后（附件十）。

第五款　中国禁止进口军火两年。

大清国政府不准将军火以及专为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一九○一年八月十七日即中历本年七月初四日降旨禁止进口两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也可降旨将两年的期限往后延续（附件十一）。

第六款　中国共付各国战争赔偿四亿五千万两银，分三十九年付清，每年利息为四厘，由中国的关税和盐税来偿付。

大清国大皇帝下旨答应赔付各国赔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笔款子是西历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内所记载的各国、各教会、各人以及中国人民的赔偿总数（附件十二）。

甲、这四百五十兆是海关银两，按照市价折合成金款。此市价按照各国的货币比价进行如下折换：海关银一两，合德国马克三点五五，合奥国克朗三点五九五，合美元零点七四二，合法国法郎五，合英镑三先令，合日元一点四零七，合荷兰佛罗林一点零七九六，合俄国卢布一点四一二。俄国卢布，按照汇率进行合算即十七点四二四多理亚。这四百五十兆，按照四厘计算年息，本金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的表格各章程清还（附件十三）。本息用黄金付给，也可以按照应还日期的市价折算成黄金付给。还本于一九○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一九四○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年一年一次的频率进行付还，初次还款定在一九○一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九○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不过中国也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利息，延期从一九○二年正月初一日起，在三年内偿还。但所延期息款之利，也应当按年息四厘付清。这些利息每隔六个月偿还一次，第一次定在一九○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

●清吏押送赔款赴天津图。

乙、一切的欠款事项，都在上海进行办理。以后各国分别派银行董事一名，将所有负责还款的中国官员付给的本利全部收存，分给有关系的国家、教会或个人，由该银行出付回执。

丙、中国将全数保票一纸交给各国驻京钦差领衔大臣手中。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官员画押签字。此节以及发票等一切事宜，都应由以上所述的银行董事各遵本国命令来办理。

丁、付还保票财源各项进款，应该每月交给银行董事收存。

戊、所定承担保票的财源，都已经开列在条约后面：

一、新开关税所进款项，先前已经作为担保的借款，付清本利之后，余剩的款项再加进口货税，进口税为百分之五。所有按照旧规定进口的免税货物，除了外国运来的米以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钱外，都应该抽百分之五的税。

二、所有常规海关各收入，在各通商口岸的常规项目，都划归新关管理。

三、所有的盐政各类进项，除归还欧美借款一宗之外，剩下的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五。诸国现在都同意实行，只是需要声明两件事：一是将现在照价抽收的进口各项税费，凡能改者皆当尽快改为按件抽税。改办一层如后，以作为估算货价的基础，参考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三年卸货时各货计算价值，是除去进口税及杂费之后的总价。这些税费未改以前，各项税收仍按照估价原则征收。二是北河、黄浦两条水路，都应该加以改善，中国政府也应拨款相助。上面所述增税一条，等此条款画押两个月后，立即开始办理，除了在此画押日期后最迟十日已在途间的货物之外，一概不得免税。

第七款　北京的大使馆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以派兵保护。

大清国政府允许各使馆界内作为外国人专门居住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的普通百姓，一概不准在界内居住。各国可以派兵保护。使馆界线在附件的图上已经标明（附件十四）：东面的界限，是崇文门大街，图上标注的十、十一、十二等字样；北面图上是五、六、七、八、九、十等字的线；西面图上是一、二、三、四、五等字的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的线，这些线沿着城墙南址随城垛的形态而画。按照西历一九○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应当允许各国自行管辖，并常驻军队对使馆分别进行保护。

第八款　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间的炮台一律拆毁。

大清国政府应当下令将大沽炮台以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安全的各炮台一律拆毁，现在已经正在照办。

第九款　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

按照西历一九○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的条款，中国国家应当允许由诸国各自自行决定，并在一起讨论商定各地方留兵驻守，用来保障京师到大海通道没有空白无防御的地方。现在诸国驻防的地方，是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各地。

第十款　中国对将来一切抗外行为予以惩罚。

大清国政府应同意以两年为期限，在各府厅州县将后面所述的皇帝圣旨颁行布告：

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帝圣旨所称永远禁止设立、加入与各国为敌的集会、社团，违者皆斩（附件十五）。

二、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应颁发圣旨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的细节，都应当一一注明。

三、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上谕，在各国人民遭到杀害、侵害的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

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皇帝圣旨，各省抚督文武高官以及各部门官员，在其所管辖境内都有保护地方平安的责任，如再次发生寻衅滋事、伤害各国人民的事情，或再有违约的行为，都必须立即给予镇压惩办，否则管辖该地的官员，都要立即革职，永不叙用，也不得为这些官员开脱并给予奖励（附件十六）。以上的谕旨，应当立即在中国全境逐步张贴。

●李鸿章书信。

第十一款　中国改善水道，以改善对外贸易。

大清国政府应同意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认为应该商酌改进的地方，以及其他有关通商的事宜，都加以商酌修订，以达到简易完善的效果。按照条约第六款赔偿事宜规定，约定中国政府应同意协助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其协助各事项如下：

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八九八年会同中国所兴建的各项工程，都由各国派遣人员兴修。

二、等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便可以由中国政府派人员与各国所派的人员会同办理，中国政府每年应从海关收入中拨出六万两白银来作为对工程的资助。

三、现设立黄浦河道局负责经管整理改善水道的各工程所，派驻该局的各国人员，都代表中国以及诸国保护在上海的所有通商利益。对以后二十年内的耗资进行估算，该局各员工及经管各费每年应该支用海关收入四十六万两白银，这笔款项由中国与各国平分，一半由中国政府付给，一半由有关各国出资。该局各员工的责任、权力以及工薪收入等详细各节，都在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　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

西历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国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意见改成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上谕内已委派外务部各王大臣（附件十八）。改变各国钦差大臣的觐见礼节，都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历次照会备案。此照会在后面附录的节略内说明（附件十九）。

现在对以上内容特此声明，以及后面附属的各国全权大臣所签订之文件，都以法文为凭据。大清国国家如果按照以上所述，即西历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办理，即按照诸国的处理意见妥善办理，就意味着中国愿将一九○○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也将按照条约规定办理。在这里，各国全权大臣奉各本国政府的命令代为声明，除去第七款所述的防守使馆部队外，诸国军队都将于西历一九○一年□月□□日即中历□月□□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也将于西历一九○一年□月□□日即中历□□年月□□日由直隶省撤退。现在将以上条款缮写十二份，都由各国全权大臣画押签字，各国全权大臣各自保存一份，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辛丑条约》敲定之后，还有一桩事情是李鸿章没有了结的旧债，这就是俄国的满洲事件。最初的《中俄密约》中规定，俄国人有派军队保护中东铁路的权力，等到义和团兴起的时候，两国交战，俄国人便以此为借口挑衅，从吉林、黑龙江等地开始进攻，抵达营口。当时北京有八国联军的进攻，无法顾及俄国。等到开始议和的时候，俄国人坚持说这件事应当由中俄两国另外协商，和北京的事情不是一回事。中国政府不得已答应了这个要求。等到和各国签订和约之后，满洲方面终于出现了问题。李鸿章是怕俄国呢，还是亲俄国呢，还是有什么不得已的地方？这些虽然不可知，但他在刚开始和议的时候，实在如同将东三省全部置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下，这是相当明显的事情。现在将条约全文列在下面：

第一条　俄国将满洲交还给中国，行政事务，照旧办理。

第二条　俄国留军队保护满洲铁路，等地方局面安定，而且本条约最主要的四条都履行后，才可以撤军。

第三条　如果爆发事变，俄国将用这支军队帮助中国镇压。

第四条　如果中国的铁路（疑指满洲铁路）没有开通，中国不能在满洲驻军。如果他日可以驻军，驻军的数目也要和俄国协商，而且不准向满洲输入武器。

第五条　如果地方官员在处理问题上不正确，则必须按照俄国政府的请求，将这名官员革职。满洲的巡察军队，必须和俄国商定人数，不能用外国人。

第六条　满洲、蒙古的陆军、海军，不得聘请外国人训练。

第七条　中国应当将旅顺口的北金州的自主权放弃。

第八条　满洲、蒙古、新疆伊犁等处的铁路矿山，以及其他的利益，没有得到俄国许可，则不得让与其他国家，即使中国自行利用，也一定要经过俄国允许。牛庄周围的地区，不得租借给他国。

第九条　俄国所有的军事费用，一切都由中国支出。

第十条　如果满洲铁路公司有何利益方面的损害，中国政府一定要与该公司议定。

第十一条　现在所损害的东西，中国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赔偿全部损失，或以一部分实际利益作为担保。

第十二条　准许中国由满洲铁路的支路修建一条到北京的铁路。

这份条约草稿一公布，南方各省的官员、百姓，情绪都极为激动愤怒，纷纷发电报阻止，有些人公开演讲，联名上书来抵制这份条约。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也都在各自的舆论中表示将要干涉。俄国公使迫于形势，答应做出让步。几个月后，将条约修改如下：

第一条　同上

第二条　同上

第三条　同上

第四条　中国虽然可以在满洲驻军，但军队人数的多少，必须和俄国商量，俄国决定的数目，中国不得表示反对。但仍然不能向满洲输入武器。

第五条　同

第六条　删

第七条　删

第八条　如果想在满洲开矿山、修铁路以及其他各项利益，中国必须和俄国商议，否则不准将这些利益让给其他国家的居民经营。

第九条　同

第十条　同，并追加“这是驻扎在北京的各国公使的协议，而为各国所采用的方法”字样。

第十一条　同

第十二条　中国需要从满洲铁路的支线修筑一条到直隶省边界长城的铁路。

到这个时候，李鸿章的病已经极为严重。李鸿章以八十岁的高龄，长期经历患难，现在在垂暮之年，又遭受了这样一场变故，心情忧郁，积劳成疾，已经超过了普通人能承受的极限。这一年以来，他的肝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大发脾气，就像发了狂病一样，再加上俄国公使帮着老天行凶，每天恫吓催促，令人难以忍受。等到他听说徐寿朋的死讯时，用手按着胸口吐血，便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北京贤良寺。在他死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前来催促他画押签字。最终这个条约没有签订，现在把它托付给了庆亲王和王文韶。临终的时候他没有说家事，只是咬牙切齿地说：“可恨毓贤把国家害到这个地步。”继而又长叹道：“皇帝和太后不肯回来。”随后便闭上眼睛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在西安的流亡政府听说这件事情，大为震惊。第二天上谕便到来：

我（皇帝）奉太后的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深谋远虑，才干过人，以翰林的身份建立并率领淮军，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等反贼，立下相当大的功劳，朝廷特意给予恩赐，晋封伯爵。又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能够匡济艰难，让中外和睦相处；老成谋国，为国家长远考虑，忠心耿耿。去年京师发生动乱，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和各国使臣一起商定和约，对于时局大有帮助。本来想在大局安定之后，给予奖励，却突然听说去世的消息，感到相当震惊。对于李鸿章特别加恩，按照大学士的规格赐给抚恤，赏给陀罗经被下葬。派恭亲王溥伟带领十名侍卫，前往祭莫。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候爵，入祀贤良祠，来表示思念忠臣的意思。其他葬礼上的礼节，再降旨细说，钦此。

其后，又赏给白银五千两治丧。赏给他儿子李经述四品京官的职位，承袭李鸿章一等候爵的爵位；李经迈赏给候补京官，其余的子孙，也都给予不同的优待。赐给在天坛、地坛祭祀的待遇。又下令在其老家和立功省份以及京师建立专门的祠堂，地方官每年过年的时候去祭祀，列入国家的祠典。朝廷给予的荣誉待遇也到了极点。一代风云人物，竟然随着北洋舰队、津防练勇，与这个世界和国民永远告别。我在听说他死讯的时候写了一副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同治帝僧装像》。清宫廷画家绘。绢本，设色，纵183.5厘米，横98厘米。

第十二章

结　论

★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

★李鸿章之轶事

★李鸿章之人物

李鸿章一定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怀疑的；李鸿章一定是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怀疑的。既然这样，那么他在历史上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他和中外历史人物进行比较，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在这里试着一一讨论。

第一，李鸿章和霍光。历史学家评论霍光都说他不学无术，我评论李鸿章也说他不学无术。那么李鸿章和霍光是一类人吗？我说：李鸿章没有霍光的权力和地位，也没有霍光的魄力。李鸿章是谨慎守规矩的人，不是一个能根据形势，将内心想法转化成非常举动的人。他一生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比得上霍光呢？不过，他在普通的学问上，可能比霍光略强。

第二，李鸿章和诸葛亮。李鸿章是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中国历史上同时具备这五大身份，又被后世所钦佩的人，莫过于诸葛亮。李鸿章手中的资本，远远超过诸葛亮，但取得君主的信任与诸葛亮不能相比。他最初在上海起兵时，仅仅靠着三座城市的支持，就能在江南建立大功业，创业的艰难，也是很相似的。后来他在军事上的成就，又远远超过了诸葛亮。然而诸葛亮治理崎岖的四川，能够令官员不心怀奸险，百姓都自强自立，而李鸿章身居要职几十年，却不能率领全国人民，令他们跟随自己。诸葛亮死后，家产仅有成都八百棵桑树，而李鸿章却以豪富闻名天下，这差距有多么大？至于他们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的忠诚，倒是很像。

第三，李鸿章和郭子仪。李鸿章中兴国家，平定祸乱的功劳，和郭子仪很相像，他们的福气和好运也不相上下。但郭子仪除了平定祸乱之外，就没有别的大事了，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只不过是他终身事业的一部分而已。假如将他们的位置调换，郭子仪未必比李鸿章做得好。

第四，李鸿章和王安石。王安石因为他的新法而遭到世人诟病，李鸿章因为洋务而遭到世人诟病。王安石的新法和李鸿章的洋务，虽然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政策，但他们的见识都不是那些责备他们的人所能比的。那些号称贤良士大夫的人，都不肯帮助他们，还一起诘难他们，拉他们的后腿，说他们的坏话，弄得他们不得不用一些小人来帮助自己，王安石和李鸿章的处境相同。然而王安石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他对于民政的认真规划，局面宏大，考虑长远，比李鸿章要优秀。

第五，李鸿章和秦桧。中国无聊文人骂李鸿章是秦桧的最多。在对法、对日两次战争时，这一论调最为流行。倘若出自市井小民、无赖流氓的嘴里，说说也就算了，读书人和有身份的人也这样说，我实在没什么说的了，硬要说，只能说他们像狗一样狂吠。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关系，就像管仲和鲍叔牙的关系、韩信和萧何的关系。不但如此，他一生的学问、见识、事业，没有一样不是曾国藩提携、帮助他成功的。因此李鸿章实际上是曾国藩的门下人物。李鸿章不如曾国藩，这是已经有定论的事情。不过，曾国藩是位儒者，如果让他担任外交的重任，他的权术、智力、机警，有可能都比不上李鸿章，这实在是一件未知的事情。另外，曾国藩深守着知足、知止的信条，常常记挂着急流勇退，而李鸿章的血性相当强，无论面临什么大难，都毅然挺身自己承担，从来没有畏惧退避的神色，这也是他的特长。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宗棠和李鸿章在当时齐名，然而左宗棠凭借的是张扬，李鸿章凭借的是忍耐。说他们的气量，则左宗棠远赶不上李鸿章。那些自命清高的湘军老班底，曾经想要把左宗棠捧成守旧党领袖来和李鸿章对抗，其实这两个人在洋务方面的见识不相上下，左宗棠不是个能守旧的人，李鸿章也不是个能维新的人。左宗棠幸亏早去世了十多年，因此得以保全好名声，后来的那些困难和责骂，都由李鸿章一个人承担了。左宗棠的福气和好运也都可以算得上是高的了。

●左宗棠书法。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这二李都是近代人中的豪杰。李秀成忠于太平天国，李鸿章忠于本王朝，一个封了忠王，一个谥号文忠，都称得上当之无愧。李秀成的军事才能、政治才能、外交才能，都不下于李鸿章，他们一个失败，一个成功，都是天注定的事情。因此我翻遍近代史，想要找两个人合传而没有因不匹配而遗憾的，只有二李。然而李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李鸿章却杀掉投降的八王，在这件事土，李鸿章还是应该惭愧一下的。

第九，李鸿章和张之洞。近十年以来，和李鸿章齐名的，就是张之洞了。但是，张之洞岂能望李鸿章之项背？李鸿章是个做实事的人，张之洞是个浮华的人。李鸿章最不在乎名声，张之洞最在乎名声，不在乎名声就肯任劳任怨，在乎名声就会常常投机取巧。张之洞在外交问题上，常常给李鸿章找麻烦，他帮李鸿章出的主意，没有一个不是能说不能做的。李鸿章曾经对人说：“想不到张之洞做官几十年，还是书生之见。”这一句话可以概括张之洞的一生了。他的自命清高、心胸狭隘、残忍苛刻，比起李鸿章的有见识、有大量，就有天壤之别了。

第十，李鸿章和袁世凯。今后能够继承李鸿章政治遗产的人，只有袁世凯了。袁世凯，是李鸿章一手培养的人。他刚刚步入壮年，初次担当重任，现在还看不出他有什么表现。但他这个人功名心重，而且有气魄，敢于做出破格举动，比李鸿章强一些。至于他的心术好坏，他的毅力如何，都不是现在可以断言的。在今天的官员中，声望、才能能够继承李鸿章的，除了袁世凯找不到别人了。

●袁世凯像。

第十一，李鸿章和梅特涅。奥地利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是十九世纪里第一大奸雄，在他执政的四十年里，专门耍弄狡狯的外交手段，对外指挥整个欧洲，对内压制民主党派活动。在十九世纪前半期里，欧洲大陆的腐败形势，这个人要担当很大一部分责任。有人说李鸿章很像这个人。不过，李鸿章的心术，没有梅特涅险恶，他的才能也不如梅特涅大。梅特涅懂得民众的力量并压制它，李鸿章不懂得民众的力量不去利用它；梅特涅的外交政策能够操纵群雄，李鸿章的外交政策连一个朝鲜也不能安顿，这就是比不上梅特涅的原因。

第十二，李鸿章和俾斯麦。有人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这不是阿谀奉承话，就是胡说八道。李鸿章怎么比得上俾斯麦呢。从军事角度说，俾斯麦战胜的都是敌国，李鸿章所战胜的都是同胞；从内政角度说，俾斯麦能将一些散漫的小邦国合成一个大联邦，李鸿章却使庞大的中国变成了二等国家；从外交角度说，俾斯麦联合奥地利、意大利，成功驱使他们，李鸿章联合俄国，却反而落入俄国的圈套。从这三者相比较，两者的差距何异于霄壤之别？这并不是用成败的标准来评论人，李鸿章的学问、智力、胆识，没有一项能与俾斯麦相提并论的。他的成就不如俾斯麦，这也是优胜劣败的公理所决定的。李鸿章的好运虽然不如俾斯麦，但他的资本却比俾斯麦强。人各有所难，如果不能战胜困难，就不足以成为英雄。李鸿章向俾斯麦自述他的难处，却不知道俾斯麦也有他自己的难处，这不是李鸿章所能明白的。就算将两人位置调换，李鸿章也还是会失败，因此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的人，实在是不了解这两个人。

第十三，李鸿章和格莱斯顿。有人把李鸿章、俾斯麦、格莱斯顿并称为三雄。这大概是以他们当国的长久、地位的尊贵而言，李鸿章和格莱斯顿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格莱斯顿的特长，专门在于内政，专门在于管理人民，而军事和外交，并不是他得意的功业。格莱斯顿是一位有见识的人，是民主国家的优秀政治家；李鸿章是个博取个人功名的人，是传统的东方人，是十八世纪以前的英雄类型。两者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第十四，李鸿章和梯也尔（Thiers）。法国总统梯也尔，在巴黎被围攻时的全权议和大臣。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恰恰和李鸿章在一八九五年、一九○○年时类似，国家存亡关头，危急时刻，忍气吞声的情形，实在是世界上最难忍受的事情。但梯也尔只不过偶尔做一次这种事情，李鸿章却再三遭遇这样的情况；梯也尔的敌对国只有一个，李鸿章却要面对几个国家，相比之下，李鸿章的遭遇更加悲惨。然而梯也尔在议和之后能够立即发表一场演说，立刻募集了五十多亿法郎，法国不出十年，就又重新成为欧洲的第一等强国；而李鸿章被偿还赔款所困扰，没有补救的办法，导致中国的沦丧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是因为两国人民爱国心有差别呢，还是李鸿章不懂得怎么利用民心呢？

第十五，李鸿章和井伊直弼。日本幕府大将军掌握大权时，井伊直弼作为幕府重臣，首当内政外交的大任，通过对形势的仔细观察，知道不能再闭关锁国，因此和欧美各国结盟，而且想要学习各国长处来自强自立。而当时的日本社会，尊王攘夷的论调正大为兴盛，井伊直弼用强硬手段镇压，来效忠幕府将军，于是全国上下的矛头都对准了他一个人，终于被刺客刺杀在樱田门外。而日本才兴起了维新运动。井伊直弼这个人，是明治政府的大敌，也是明治政府的功臣。他的才干值得敬佩，他的遭遇值得可怜，日本人至今都为他感到冤屈。李鸿章的境遇，和他十分相像，而且困难还要比井伊直弼多得多。井伊直弼横死，李鸿章却屈辱地活着，他的福气、命运都比井伊直弼要好。然而日本兴起了，中国却还是衰弱的老样子。

第十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中日战争中的两大巨头。以成败论英雄，自然是伊藤博文强于李鸿章，不过，伊藤博文却绝对比不上李鸿章。日本人常说，伊藤博文是命运最好的人，这话说得很正确。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伊藤博文没有什么大功劳，比起李鸿章栉风沐雨的阅历，就已经输了一筹，因此伊藤博文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鸿章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假如把他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我估计他赶不上李鸿章。虽然这样，伊藤博文有一样东西比李鸿章强，那就是他曾经在欧洲留学，知道政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他能够为日本制定一部长治久安的宪法的原因，李鸿章只知道对残破不堪的局势缝缝补补，跟着别人的样子学，最终无所成就。但在日本，有伊藤博文这种才干的人，实在不下百人，在中国像李鸿章这种水平的人，一个也找不到，因此也不能把责任专门推在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办理公事，案头上从来没有堆积的公文，客厅里从来没有未会见的客人，这是因为他的办事形式是仿照曾国藩的。李鸿章的饮食起居，都有准确固定的时刻，很有西方人的风格。他在重视纪律、严于律己方面，中国人很少有能赶得上的。不论冬夏寒暑，五点钟就起床，他有一幅宋朝拓印的《兰亭序》，每天都要临摹一百字，临本从来不给人看。这是一种养心自律的方法。曾国藩每天在军中，都要下一局围棋，也是这个道理。每天吃过午饭后，一定要午睡一个小时，从来不耽误。他在总理衙门任职时，每天午睡起床，都要呼喊一声，然后伸出一只脚穿靴子，伸出一只手穿袍子，伺候他的人一刻也不准耽误。

李鸿章一贯用西方的养生方法保健，每顿饭都要吃两只鸡熬成的鸡汤，天天要医生检查身体，常常用电气设备检验。

戈登曾经在天津拜访过李鸿章，并逗留数月。当时俄国因为伊犁方面的事件，对我们百般恫吓，看上去就要决裂，李鸿章向戈登咨询办法，戈登说：“中国现在这个样子，是没办法再在以后的世界立足了。除非您做皇帝，掌握全部权力，大加整顿。您如果有这方面的意思，我将为您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在一瞬间就变了脸色，舌头打结不能说话。

李鸿章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常常带有傲慢轻侮的神色，高高在上地俯视一切，常常用揶揄的态度戏弄他人，只有在和曾国藩相处的时候，像尊敬严父一样，用恭敬的礼节去侍奉他，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而去做的意思。

李鸿章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态度特别轻侮，简直就像对待一个市场上的小贩一样，他说那些外国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我也拿着算盘应对，只唯利是图。崇拜西方人的那种劣根性，李鸿章是没有的。

●新军演习旧照。

李鸿章最敬重的外国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戈登，一个是美国将军格兰特，他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立下大功。格兰特在天津访问时，李鸿章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他，后来接见美国公使的时候，也经常询问格兰特的生活起居。等到他自己到西方各国访问时，听说美国人为格兰特建立功勋纪念碑，当场捐赠白银千两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的办事态度很认真，每遇到一个问题，一定要再三询问，毫无疏忽，从来不轻易许诺，一旦许诺就一定会履行诺言，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李鸿章在欧洲进行访问的时候，经常问人家年龄多大，有多少家产。随员告诉他：这是西方人最忌讳的问题，最好不要问。李鸿章不予理会。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把欧洲人放在眼里，想把欧洲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的故事是，李鸿章曾经参观英国一家大工厂，参观完毕后，突然对工厂的工头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负责管理这么大一个工厂，一年能赚多少钱？”工头回答说：“除了薪水之外再没别的收入。”李鸿章缓缓地指着工头的钻石指环说：“要是这样，你这个钻石从哪里来的？”欧洲人把这件事情当成奇闻来传播。

社会上的人都竞相传说李鸿章富甲天下，这个说法不足采信，李鸿章大约有几百万两的产业，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里面都有不少股份。传说南京、上海等地的当铺、银号，大多数都是他的产业。

李鸿章在北京时，经常住在贤良寺。原来曾国藩在平定江南后，第一次进京被召见，就住在这里，后来便形成习惯。将来这座庙将要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段故事了。

李鸿章生平只有一大遗憾，就是未曾担任过科考主考官。戊戌会试那一年，李鸿章在北京，料想一定获得主考的差使，最终还是没有被选上。就是负责评卷的工作，他也一次都没有轮上，李鸿章相当耿耿于怀。以他盖世的功业名声，还在留恋不忘这种东西，可见科举考试对人毒害之深。

以上几条，都是偶尔听来、看来的，不分类别记载在这里，用来帮助读者了解李鸿章生活的一个侧面。我和李鸿章的交情不深，不能更多地知道他的遗闻逸事，而且这些事情跟大体无关，记也记不过来，因此就不记了。然而李鸿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想用两句话来总结：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这是他的短处；不避劳苦，不畏谤言，这是他的长处。唉！李鸿章死了，国家却依旧多难，形势还会比李鸿章那个时代更坏，后世的人，怎么去处理呢？

我读日本报纸，有个叫德富苏峰的写了一篇评论，他对于李鸿章的评论有独到的见解，现翻译摘录如下：

中国的名人李鸿章死了，东亚地区的政局，从此不免变得寂寞起来，不光是替清朝朝廷感到栋梁折断。

总的说来，说李鸿章人有多伟大，功业有多庞大，都不如说他福气命运过人。他早年科举中进士，点翰林，占了高雅清贵的名声；等到太平天国造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担任淮军的统帅，靠着戈登的力量平定江苏；等到他平灭捻军，实际上也是靠着曾国藩遗留下来的策略，成就了大功业；等到他担任直隶总督，遇到天津教案，正在被法国要挟，狼狈不堪的时候，却忽然爆发了普法战争，法、英、俄、美等国，都忙于西欧的战争大事之中，这桩教案便在不声不响之间消沉了。近二十五年里，他担任北洋大臣，在天津建立衙门，掌管中国的大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斡旋。这实际上是他的全盛时代。

不过，李鸿章的地位，李鸿章的势力，都不是靠着侥幸得来的。他在中国的文武百官中，的确有超凡的眼力，敏捷果断的政治手腕，的确不是普通官吏比得了的。他知道西方势力东侵的局势，了解外国的先进文明，想要利用这种文明来自强，这种眼光，即使是他的前辈曾国藩，恐怕也要比他差上一截，更不用说左宗棠、曾国荃这些人了。

他在天津训练淮军，用西式方法操练；创立北洋水师，在旅顺、威海、大沽设立要塞；开设轮船招商局，来方便沿海地区水上交通；又开办机器局，制造武器；开办开平煤矿；倡议修筑铁路。在军事、商业、工业等方面，没有一个地方不留心。这种想法是否出于他本人先不说，大权是否都在他手中先不说，他办理洋务是否有成效也先不说，然而究竟是谁引导清朝进步到今天的程度的？因此不能不首屈一指说：是李鸿章。

世界上的人，只知道有李鸿章，不知道还有北京的朝廷。尽管北京的朝廷对于李鸿章，并不深深信赖。不但如此，而且还常用猜疑、嫉妒的眼光看待他，只是由于存在着外国压迫，排难解忧的事情除了李鸿章谁也办不到，因此不得不用他而已。而且各省的总督、巡抚，朝廷里的百官，与李鸿章不和的人，到处都是。因此即使在李鸿章事业最兴盛的时代，他在朝廷内部的势力，都是相当薄弱的，并不像他对外的时候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

中日之战是李鸿章一生的命运转折点。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蓄意发动战争？这一点不能确切地了解。但看早在事情即将决裂的时候，李鸿章忽然和俄国公使喀希尼协商，请俄国出兵干涉，来平息战争，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派兵到朝鲜去，很可能是想要使用威胁手段，令日本不战而屈，这也是很难说的事情。大概是他自视过高，对中国的实力估计过大，对对手的情形了解不够透彻，也不清楚东亚局势，计划出现失误，实在是不能替他隐瞒错误。简单地说，中日之战，实在是他平生最大的一次赌博。在这场赌博里他输了，把他一辈子的功劳、名声都输了个精光。

普通人遭受这样的挫折失败，就算不忧愤致死也差不多了。李鸿章以七十三岁高龄，在内遭受朝廷严酷的批评，对外还要勉力支撑残局，挺身而出去负责议和谈判，在不幸被刺客击伤的情况下，还能从容办事，最终不辱使命。后来亲自前往俄国，庆贺俄国皇帝加冕，出访欧美各国，就像前面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他身上的长处。

李鸿章的晚年，萧条到了极点。他的前半生，对于英国相当亲近，他的后半生，最亲近的是俄国，因此英国认为李鸿章已经卖身给俄国政府了。他亲近俄国，是因为俄国可怕，还是因为俄国可以信赖？我不知道。总之，他认为俄国是东方最有势力的国家，因此宁可用关外的土地贿赂俄国，在俄国势力的保护之下，以求得短暂的安宁。这是他亲近俄国的最大原因。他所操办的《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情，有人把他看成是秦桧一样的人物，是一个卖国贼。这个说法实在是太苛刻。他的这些行为，是利害得失的问题，不是正邪善恶的人性问题。

李鸿章自从退出总理衙门之后，在山东治理过黄河，在两广地区担任过商务大臣、两广总督，直到义和团乱起，才重新担任直隶总督，和庆亲王一起担任全权议和大臣。事情刚刚平息就溘然长逝，这实在是悲惨的晚年，但不能说是耻辱的晚年。为什么？他的雄心壮志，到死也没有被消磨光。

如果让李鸿章在中日战争之前就去世，那么他作为十九世纪的一位伟人，写世界史的人一定会大书特书李鸿章无疑。他相貌堂堂，善于辞令，敏锐机警，伸缩自如，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伟人。尽管如此，他的血管中，有没有一丝英雄血液呢？这一点我不敢断言。他没有格莱斯顿那种具有道义的高尚情怀，他也不像俾斯麦有一种倔犟的男子汉气概，他也不像康必达那样，拥有火一样的爱国热情，他不像西乡隆盛那样有推心置腹的至诚。他的见识、经历，也都没有能令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佩服的。因此，他实在不是那种可以变成他人心中偶像的英雄人物。

不过，李鸿章的大手笔，还是令人惊叹。他是个中国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到处变不惊，不气不恼，他能忍受普通人所不能忍受的，无论遇到什么失望的事情，都能够像浮云掠过天空一样对待，尽管他的内心能没有烦恼，没有悔恨吗？但从他表面却看不出一丝痕迹。没见到铁血宰相俾斯麦吗？一旦在政治上失意下台，他胸中的愤怒火焰，简直就要剧烈喷发出来。而李鸿章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像不值得他去思考一样。他的容忍力之强，是值得我们尊敬崇拜却无法赶上的。

●《光绪皇帝读书图》，清官廷画师绘。

如果让他像诸葛亮那样做人，那么他绝对无法长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为什么呢？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华帝国的衰亡史，就像剥笋皮，一天危似一天。和他同一时代的人物，已经基本全部去世。他的一生也以前半生光辉，后半生暗淡而终结。而他在看待这些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感到困扰。有人说，他是个没有脑子没心肝的人！就算是这样，那么天下人能做到他这样没脑子没心肝的又有几个？没脑子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成绩，实在是可敬可赞的事情。

陆奥宗光评价李鸿章说：“与其说李鸿章有过人胆量，有卓越才干，有决断能力，还不如说他格外聪明伶俐，善于谋划，能提前预知事情的利害得失。”这话可以说相当准确。不过，李鸿章从来不逃避责任，是别人比不上的。而他之所以担任清政府要职几十年，到死一直身负重任，身负中外厚望也和这有绝大的关系。有人说，他认为自己什么责任也没有，因此无论多么重大的责任，他都承担过来不推卸。然而这件事也正是他的长处。

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代表。他就像一只纯粹的冷血动物，这是中国人的特性；他那种唯强者是从，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强大的容忍力，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厚脸皮和坚强个性，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善于辞令，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狡狯却又有城府，是中国人的特性；他自信、自大的性格，还是中国人的特性。他没有管仲那样经世济民的见识，也没有诸葛亮那样治国的胸襟，不过他也不像王安石那样古板，学究气。他能够以逸待劳，凭借机智纵横天下，能够心平气和地从容解决各种艰难、纠纷，找遍全世界，都少见能与他相比的。

以上的评论，的确能够描述出李鸿章的真实面目，没有什么遗漏，既没有过分夸奖，也没有过分贬低，我没有什么可以再多说的了。然而他认为李鸿章是我们中国人的代表，我们中国人不可以不深深反省。从前我写过《饮冰室自由书》，有一篇文章叫《二十世纪之新鬼》，现在将里面评述李鸿章的部分摘录如下：

唉！像星亨〔1〕、马志尼〔2〕难道不是旷世的豪杰吗？这五个人（指维多利亚〔3〕、星亨、马志尼、麦金利〔4〕、李鸿章），都是对国家十分重要的人。除了维多利亚是立宪国家的君主，君主不负担责任，不必论断之外，像马志尼、麦金利，都使他们各自的国家面貌一新，像星亨，则是想要改变国家面貌，但却不能实现他的志向。从这个方面看来，那么李鸿章比起这三个人，是应当感到渐愧的。李鸿章常常自解说：“我被全国人扯后腿，有志向却不能实现，因此才成了这个样子。”就算事实是这个样子，比起星亨、马志尼这些排除万难，忍辱冒险，最终达到目的的人来又如何？真正的英雄永远不靠别人的力量，能够自己营造力量。像星亨、马志尼的力量，都是自己营造的。像李鸿章只会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安于富裕尊贵的生活。假如他把强国利民作为自己的志向，那么怎么有这种掌权四十年的老资格功臣，却不能赢得民心，战胜守旧党的？太可惜了！李鸿章的学识比不上星亨，他的热忱比不上马志尼，他的资本多出他们十倍，而他的成就却远比这些人低。从根本上说，李鸿章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学识、缺乏热忱的人。不过尽管如此，以中国之大，能找到几个比李鸿章有学识、有热忱的人呢？在十九世纪里，世界各国都有英雄，唯独我国一个英雄也没有，我们又怎么能不指鹿为马，聊作解嘲，把李鸿章推向全世界说：“这是我们国家的英雄。”唉！他适合成为我们国家的英雄，他也适合成为我们国家十九世纪以前的英雄。

总而言之，李鸿章是有才干却没有学识的人，有阅历却没有血性的人。他并非没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但他后来仅仅是缝缝补补，偷安等死。他在没死之前，对待责任从来都不推卸，却从来没有为后人考虑过立百年大计的志向。就像谚语里说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国从上到下所有人的心理，都是这个样子，李鸿章只不过是他们的代表。不过，今天政府里二品以上的高官，五十岁以上的大员，没有一个人能赶上李鸿章，这是我敢于断言的。唉！李鸿章的失败，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了。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今天想要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再见到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我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局面。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注　　释

〔1〕　星亨（1850—1901）：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自由党领袖。1901年被刺身亡。

〔2〕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与加富尔、加里波第并称意大利建国三杰。

〔3〕　维多利亚（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年在位。

〔4〕　麦金利（1843—1901）：1897—1901年任美国总统，鼓吹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派兵参加八国联军掠夺中国。1901年被刺身亡。

李鸿章传（文言文）

梁启超◎著

序　例

一、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

二、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然夹叙夹论，其例实创自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著者不敏，窃附斯义。

三、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恨时日太促，行箧中无一书可供考证，其中记述误谬之处，知所不免。补而正之，愿以异日。

四、平吴之役，载湘军事迹颇多，似涉支蔓；但淮军与湘军，其关系极繁杂；不如此不足以见当时之形势，读者谅之。

五、中东和约，中俄密约，义和团和约，皆载其全文。因李鸿章事迹之原因结果，与此等公文关系者甚多，故不辞拖沓，尽录入之。

六、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　著者自记

第一章

绪　论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优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1〕李默然云。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盬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非，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有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中国其尚有瘳耶？

●《圆明园万方安和图》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着着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本期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

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

二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

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侔者。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凯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虽然，李鸿章之所处，固有与彼等绝异者，试与读者燃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论之。

●清代著名商行十三行。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其时纯然贵族政体，大臣之于国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强伤干，势所必然矣。洎夫两汉，天下为一，中央集权之政体，既渐发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祸特甚。霍、邓、窦、梁之属，接踵而起，炙手可热，王氏因之以移汉祚，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苟非有阀阅者，则不敢凯觎大权。范晔《后汉书》论张奂、皇甫规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以是归功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柄权之风未衰，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斯为权臣之第一种类。及董卓以后，豪杰蜂起，曹操乘之以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之徒，皆循斯轨。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又如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藉，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此为权臣之第四种类。以上四者，中国数千年所称权臣，略尽于是矣。

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画。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于权门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汉兴，叔孙通、公孙弘之徒，缘饰儒术，以立主威。汉武帝表六艺黜百家，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天泽之辨益严，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鸿章，皆受其赐者也。又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汉光武、宋艺祖之待功臣，优之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桀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逮于本朝，又有特别之大原因一焉。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若鳌拜，若和珅，若肃顺、端华之徒，差足与前代权门比迹者，皆满人也。计历次军兴，除定鼎之始不俟论外，若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十数，皆用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2〕。及洪杨之发难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然犹命官文以大学士领钦差大臣。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曾、胡以全力交欢官文，每有军议奏事，必推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之疏，待官乃发，其谦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怜矣。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且论李鸿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之官制。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虽然，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3〕，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如下：

第一　文祥、沈桂芬时代　　同治初年

第二　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　孙毓汶、徐用仪时代　光绪十年至光绪廿一年

第四　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

第五　刚毅、荣禄时代　　　光绪廿四年至今

案：观此表，亦可观满汉权力消长之一斑。自发、捻以前，汉人无真执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实为汉人掌政权之嚆矢。其后，李文正、翁师傅孙徐两尚书继之，虽其人之贤否不必论，要之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自戊戌八月以后，形势又一变矣。此中消息，言之甚长，以不关此书本旨，不具论。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所诉于俾斯麦之言，其谓是耶，其谓是耶。而况乎军机大臣之所仰承风旨者，又别有在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抑吾之此论，非有意袒李鸿章而为之解脱也。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而真为豪杰，则凭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俾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是故固不得为李鸿章做辩护人也。虽然，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此吾于李鸿章之地位，所以不得龂龂置辩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请于末简纵论之。

●《剑侠像传·李龟寿》，任熊画，蔡照初刻。晚清版画已处于衰落之势，此为其中精品，绘画精绝，妙夺天工。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李鸿章之家世

欧力东渐之势

中国内乱之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之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鸿章其仲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学于寻常塾师，治帖括业；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实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伊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飓，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翻观国内之情实，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嘉庆元年，白莲教起，蔓延及于五省，前后九年，（嘉庆九年）耗军费二万万两，乃仅平之。同时海寇蔡牵等，窟穴安南，侵扰两广闽浙诸地，大遭蹂躏，至嘉庆十五年，仅获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扰山东直隶，陕西亦有箱贼之警。道光间又有回部张格尔之乱，边境骚动，官军大举征伐，亘七年仅乃底定。盖当嘉、道之间，国力之疲弊，民心之蠢动已甚，而举朝醉生梦死之徒，犹复文恬武熙，太平歌舞，水深火热，无所告诉，有识者固稍忧之矣。

●赵之谦《钟馗像》轴。纸本，设色。纵100.3厘米，横23厘米。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如是，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者，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有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徼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年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龙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及入翰林，未三年，而金田之乱起。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粤，仅二年余，遂乃蹂躏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陷落，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时鸿章适在安徽原籍，赞巡抚福济及吕贤基军事。时庐州已陷，敌兵分据近地，为犄角之势，福济欲复庐州，不能得志。鸿章乃建议先取含山、巢县以绝敌援，福济即授以兵，遂克二县。于是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

当洪秀全之陷武昌也，曾国藩以礼部侍郎丁忧在籍，奉旨帮办团练，慨然以练劲旅靖大难为己任。于是湘军起。湘军者，淮军之母也。是时八旗绿营旧兵，皆窳惰废弛，怯懦阘冗，无所可用；其将校皆庸劣无能，暗弱失职。国藩深察大局，知非扫除而更张之，必不奏效。故延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恢复之机，实始于是。

秀全既据金陵，骄汰渐生，内相残杀，腐败已甚。使当时官军得人，以实力捣之，大难之平，指顾问事耳。无如官军之骄汰腐败，更甚于敌。咸丰六年，向荣之金陵大营一溃；十年，和春、张国梁之金陵大营再溃，驯至江浙相继沦陷，敌氛更甚于初年。加以七年丁未以来，与英国开衅，当张国梁、和春阵亡之时，即英法联军入北京烧圆明园之日。天时人事，交侵洊逼，盖至是而祖宗十传之祚，不绝者如线矣。

●天王纶音碑额、座。上面刻有天王洪秀全的圣旨、垂示。

曾国藩虽治兵十年，然所任者仅上游之事，固由国藩深算慎重，不求急效，取踏实地步节节进取之策；亦由朝廷委任不专，事权不一，未能尽行其志也。故以客军转战两湖江皖等省，其间为地方大吏掣肘失机者，不一而足，是以功久无成。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十年四月，乃以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兵饷之权，始归于一，乃得与左、李诸贤，合力以图苏皖江浙，大局始有转机。

李鸿章之在福济幕也，福尝疏荐道员，郑魁士沮之，遂不得授。当时谣诼纷纭，谤屡起，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后虽授福建延邵建遗缺道，而拥虚名，无官守。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九年五月，国藩派调湘军之在抚州者，旧部四营，新募五营，使弟国荃统领之，赴景德镇助剿，而以鸿章同往参赞。江西肃清后，复随曾国藩大营两年有奇。十年，国藩督两江，议兴淮阳水师，请补鸿章江北司道，未行；复荐两淮运使，疏至，文宗北行，不之省。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抑，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呜呼，此天之所以厄李鸿章欤，抑天之所以厚李鸿章欤？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校，而终身受其用者也。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李鸿章之崛起与淮军之成立

当时官军之弱及饷源之竭

江浙两省得失之关系

常胜军之起

李鸿章与李秀成之劲敌

淮军平吴之功

江苏军与金陵军、浙江军之关系

金陵之克复

秦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项羽定霸后，而韩信始出现；汉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曹操定霸后，而诸葛亮始出现。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谢康乐有言：诸公生天虽在灵运先，成佛必居灵运后。吾观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而其成名之高，当国之久，亦以李鸿章为最盛。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固时代之骄儿哉。

当咸丰六七年之交，敌氛之盛，达于极点，而官军凌夷益甚。庙算动摇无定，各方面大帅，互相猜忌，加以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当此之时，虽有大忠雄才，其不能急奏肤功，事理之易明也。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

先是洪杨既据南京，蹂躏四方，十八行省，无一寸干净土，经历十年，不克戡定。北京政府之无能力，既已暴著于天下。故英国领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特不目洪秀全为乱贼而已，且视之与欧洲列国之民权革命党同一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间或供给其军器弹药粮食。其后洪秀全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弛，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为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乱。具述此意以请于政府，实咸丰十年事也。而俄罗斯亦欲遣海军小舰队，运载兵丁若干，溯长江以助剿，俄公使伊格那面谒恭亲王以述其意。

●奕诉

案：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其必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而北京政府之腐败，久已为西人所厌惮，其属望于革命军者必加厚，亦情势之常矣。彼时欧美诸国，右投则官军胜，左投则敌军胜，胜败之机，间不容发。使洪秀全而果有大略，具卓识，内修厥政，外谙交涉，速与列国通商定约，因假其力以定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竖子不悟，内先腐败，失交树敌，终为夷僇，不亦宜乎。而李文忠等之功名，亦于此成矣。

时英法联军新破北京，文宗远在热河。虽和议已定，而猜忌之心犹盛。故恭亲王关于借兵助剿之议，不敢专断，一面请之于行在所，一面询诸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使具陈其意见。当时极力反对之，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者，惟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4〕，薛焕虽不以为可，而建议雇印度兵，使防卫上海及其附近，并请以美国将官华尔、白齐文为队长。曾国藩复奏，其意亦略相同，谓当中国疲弊之极，外人以美意周旋，不宜拂之，故当以温言答其助剿之盛心，而缓其出师来会之期日，一面利用外国将官，以收剿贼之实效。于是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任聘请洋弁训练新兵之事，此实常胜军之起点，而李鸿章勋名发轫之始，大有关系者也。

华尔者，美国纽约人也，在本国陆军学校卒业，为将官，以小罪去国，潜匿上海。当咸丰十年，洪军蹂躏江苏，苏、常俱陷。上海候补道杨坊，知华尔沉毅有才，荐之于布政使吴煦。煦乃请于美领事，赦其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今欲叙李鸿章之战绩，请先言李鸿章立功之地之形势。

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则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洪秀全因近来各地官军声势颇振，非复如前日之所可蔑视，且安庆新克复（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曾国荃克复），金陵之势益孤，乃遣其将李秀成、李世贤等分路扰江浙，以牵制官军之兵力。秀成军锋极锐，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皆连陷，浙抚王有龄死之，江苏城邑扰陷殆遍，避乱者群集于上海。

安庆克复之后，湘军声望益高。曩者廷臣及封疆大吏，有不慊于曾国藩者，皆或死或罢，以故征剿之重任，全集于国藩之一身。屡诏敦促国藩，移师东指，规复苏、常、杭失陷郡县，五日之中，严谕四下。国藩既奏荐左宗棠专办浙江军务，而江苏绅士钱鼎铭等，复于十月以轮船溯江赴安庆，面谒国藩，哀乞遣援，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土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国藩见而悲之。时饷乏兵单，楚军无可分拨，乃与李鸿章议，期以来年二月济师。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

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其后以勇敢善战，名冠一时。又淮军之初成也，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张、二周。

同治元年二月，淮军成，凡八千人，拟濒江而下，傍贼垒冲过以援镇江，计未决。二十八日，上海官绅筹银十八万两，雇轮船七艘，驶赴安庆奉迎。乃定以三次载赴上海。三月三十日，鸿章全军抵沪，得旨署理江苏巡抚，以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件。〔5〕

此时常胜军之制，尚未整备。华尔以一客将，督五百人，守松江。是年正月，敌众万余人来犯松江，围华尔数十匝，华尔力战破之。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自是常胜军之用，始得力矣。

●华尔

松江府者，在苏浙境上，提督驻扎之地，而江苏之要冲也。敌军围攻之甚急，李鸿章乃使常胜军与英法防兵合〔6〕，攻松江南之金山卫及奉贤县；淮军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诸将，攻松江东南之南汇县。敌兵力斗，英法军不支退却，嘉定县又陷。敌乘胜欲进迫上海，程学启邀击大破之，南汇之敌将吴建瀛、刘玉林等，开城降。川沙厅〔7〕敌军万余又来犯，刘铭传固守南汇，大破之，遂复川沙厅。然敌势犹雄劲不屈，以一队围松江青浦，以一队屯广福塘桥，集于泗滨以窥新桥。五月，程学启以孤军屯新桥，当巨敌之冲，连日被围甚急。鸿章闻之，自提兵赴援，与敌军遇于徐家汇，奋斗破之。学启自营中望见鸿章帅旗，遽出营夹击，大捷，斩首三千级，俘馘四百人，降者千余。敌军之屯松江府外者，闻报震骇，急引北走，围遂解，沪防解严。

淮军之初至上海也，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左宗棠

当时曾国藩既以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金陵敌之根据地也，而金陵与江浙两省，实相须以成其雄。故非扫荡江苏之敌军，则金陵不能坐困，而非攻围金陵之敌巢，则江苏亦不能得志。当淮军之下沪也，曾国荃与杨载福〔8〕、彭玉麟等，谋以水陆协进，破长江南北两岸之敌垒。四月，国荃自太平府沿流下长江，拔金柱关，夺东梁山营寨，更进克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五月，遂进屯金陵城外雨花台。实李鸿章解松江围之力也。故论此役之战绩，当知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能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坐顿。东坡句云：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二年间，亦中国有史以来之一大观矣。

李秀成者，李鸿章之劲敌，而敌将中后起第一人也。洪秀全之初起也，其党中杰出之首领，曰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号为五王。既而冯、萧战死于湖南；杨、韦金陵争权，互相屠杀；石达开独有大志，不安其位，别树一帜，横行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诸省，于是五王俱尽。咸丰四五年之间，官军最不振，而江南之敌势亦浸衰矣。李秀成起于小卒，位次微末，当金陵割据以后，尚不过杨秀清帐下一服役童子，然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故洪氏末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口，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复，而下游糜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曾国荃费尽心力，以非常之巨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李鸿章自南汇一役以后，根基渐定，欲与金陵官军策应，牵制敌势，遂定进攻之策。是岁七月，使程学启、郭松林等急攻青浦县城，拔之，并发别军驾汽船渡海攻浙江绍兴府之余姚县，拔之。八月，李秀成使谭绍洸拥众十余万犯北新泾。〔9〕刘铭传邀击大破之，敌遂退保苏州。

其月，淮军与常胜军共入浙江，攻慈溪县，克之。是役也，常胜军统领华尔奋战先登，中弹贯胸卒，遗命以中国衣冠殓。美国人白齐文代领常胜军。

是岁夏秋之变，江南疠疫流行，官军死者枕藉。李秀成乘之，欲解金陵之围，乃以闰八月选苏州常州精兵十余万赴金陵，围曾国荃大营，以西洋开花大炮数十门，并力轰击，十五昼夜，官军殊死战，气不稍挫。九月，秀成复使李世贤自浙江率众十余万合围金陵，攻击益剧。曾国藩闻报，大忧之，急征援于他地。然当时浙江及江北各方面之官军，皆各有直接之责任，莫能赴援。此役也，实军兴以来两军未曾有之剧战也。当时敌之大军二十余万，而官军陷于重围之中者不过三万余，且将卒病死战死及负伤者殆过半焉。而国荃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相爱如家人父子，故三军乐为效死，所以能抗十倍之大敌以成其功也。秀成既不能拔，又以江苏地面官军之势渐振，恐江苏失而金陵亦不能独全，十月，遂引兵退，雨花台之围乃解。

案：自此役以后，洪秀全之大事去矣。夫屯兵于坚城之下，兵家所大忌也。向荣、和春，既两度以此致败，故曾文正甚鉴之，甚慎之。曾忠襄之始屯雨花台，文正屡戒焉。及至此役，外有十倍强悍之众，内有穷困决死之寇，官军之危，莫此为甚。乃敌军明知官军之寡单如此，其疮痍又如彼，而卒不敢肉搏突入，决一死命，以徼非常之功于俄顷，而顾亏此一篑，忽焉引去，遂致进退失据，随以灭亡，何也？盖当时敌军将帅富贵已极，骄侈淫佚，爱惜生命，是以及此。此亦官军所始念不及也。曾文正曰：凡军最忌暮气。当道、咸之交，官军皆暮气，而贼军皆朝气；及同治初元，贼军皆暮气，而官军皆朝气。得失之林，皆在于是。谅哉言乎。以李秀成之贤，犹且不免，若洪秀全者，冢中枯骨，更何足道。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殷鉴不远，有志于天下者，其可以戒矣。洪秀全以市井无赖，一朝崛起，不数岁而蹂躏天下之半，不能以彼时风驰云卷，争大业于汗马之上，遂乃苟安金陵，视为安乐窝，潭潭府第，真陈涉之流亚哉！株守一城，坐待围击。故向荣、和春之溃，非洪秀全自有可以不亡之道，特其所遇之敌，亦如惟与阿，相去无几，故得以延其残喘云尔。呜呼！曾洪兴废之间，天耶人耶？君子曰：人也。

又案：此役为湘淮诸将立功之最大关键。非围金陵，则不能牵江浙之敌军，而李文忠新造之军，难遽制胜；非攻江浙，则不能解金陵之重围，而曾忠襄久顿之军，无从保全。读史者不可不于此着眼焉。

李秀成之围金陵也，使其别将谭绍洸、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绍洸等率众十余万，分道自金山太仓而东，淮军诸将防之，战于三江口四江口，互有胜败。敌复沿运河设屯营，亘数十里，驾浮桥于运河及其支流，以互相往来，进攻黄渡，围四江口之官军甚急。九月廿二日，鸿章部署诸将，攻其本营。敌强悍善战，淮军几不支。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身先士卒，挥剑奋斗，士气一振，大破之，擒斩万余人，四江口之围解。

常胜军统领华尔之死也，白齐文以资格继其任。白氏之为人，与华氏异，盖权谋黠猾之流也。时见官军之窘蹙，乃窃通款于李秀成。十月，谋据松江城为内应。至上海胁迫道台杨坊，要索军资巨万，不能得，遂殴打杨道，掠银四万两而去。事闻，李鸿章大怒，立与英领事交涉。黜白齐文，使偿所攫金，而以英国将官戈登代之，常胜军始复为用。时同治二年二月也。此实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概，论者韪之。

白齐文黜后，欲杀之，而为美领事所沮，遂放之。复降于李秀成，为其参谋，多所策划，然规模狭隘。盖劝秀成弃江浙，斩其桑茶，毁其庐舍，而后集兵力北向，据秦晋齐豫中原之形势，以控制东南，其地为官军水师之力所不及，可成大业云云。秀成不听。白齐文又为敌军购买军械，窃掠汽船，得新式炮数门，献之秀成。以故苏州之役，官军死于宝带桥者数百人。其后不得志于秀成，复往漳州投贼中，卒为郭松林所擒死。

先是曾国藩获敌军谍者，得洪秀全与李秀成手谕，谓湖南北及江北，今正空虚，使李秀成提兵二十万，先陷常熟，一面攻扬州，一面窥皖楚。国藩乃驰使李鸿章使先发制之，谓当急取太仓州以扰常熟，牵制秀成，使不得赴江北。鸿章所见适同。同治二年二月，乃下令常熟守将，使死守待援，而遣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率所部驾轮船赴福山，与敌数十战皆捷。别遣程学启、李鹤章攻太仓昆山县以分敌势，而使戈登率常胜军与淮军共攻福山，拔之，常熟围解。三月，克复太仓昆山，擒敌七千余，程学启之功最伟。戈登自此益敬服学启焉。

五月，李秀成出无锡，与五部将拥水陆兵数十万图援江阴，据常熟。李鸿章遣其弟鹤章及刘铭传、郭松林等分道御之。铭传、松林与敌之先锋相遇，击之，获利。然敌势太盛，每战死伤相当。时敌筑连营于运河之涯，北自北，南至张泾桥，东自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垒堡百数，皆扼运河之险，尽毁桥梁，备炮船于河上，水陆策应，形势大炽。

鹤章与铭传谋，潜集材木造浮桥，夜半急渡河袭敌，破敌营之在北者三十二。郭松林亦进击力战，破敌营之在南者三十五。周盛波之部队，破敌营之在麦市桥者二十三。敌遂大溃，死伤数万，河为不流，擒其酋将百余人、马五百匹、船二十艘，兵器弹药粮食称是。自是顾山以西无敌踪，淮军大振。六月吴江敌将望风降。

程学启率水陆万余人，与铭传谋复苏州。进破花泾港，降其守将，屯潍亭。七月，李鸿章自将，克复太湖厅，向苏州进发，先使铭传攻江阴。敌之骁将陈坤书，与湖南、湖北、山东四大股十余万众，并力来援。鸿章、铭传亲觇敌势，见其营垒大小棋列，西自江滨，东至山口，乃定部署猛进攻之。敌抵抗甚力，相持未下。既而城中有内变者，开门纳降，江阴复。

时程学启别屯苏州附近，连日力战，前后凡数十捷。敌垒之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丘、观音庙者十余处，皆陷。而郭松林之军，亦大捷于新塘桥，斩伪王二名，杀伤万余人，夺船数百艘，敌水军为之大衰。李秀成痛愤流涕，不能自胜。自是淮军威名震天下。

敌军大挫后，李秀成大举图恢复，使其部将纠合无锡、溧阳、宜兴等处众八万余，船千余只，出运河口，而自率精锐数千，据金匮援苏州，互相策应，与官军连战，互有胜败。十月十九日（二年），李鸿章亲督军，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迫苏州城，苦战剧烈，遂破其外郭。秀成及谭绍洸等引入内城，死守不屈。既而官军水陆并进，合围三面，城中粮尽，众心疑惧。其裨将郜云官等，猜疑携贰，遂通款于程学启，乞降。于是学启与戈登亲乘轻舸造城北之洋澄湖，与云官等面订降约，使杀秀成、绍洸以献，许以二品之赏。戈登为之保人，故云官等不疑。然卒不忍害秀成，乃许斩绍洸而别。

李秀成微觉其谋，然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乃乘夜出城去（十月廿三夜）。廿四日，谭绍洸以事召云官于帐中，云官乃与骁将汪有为俱，见绍洸，即刺杀之，并掩击其亲军千余人，遂开门降。廿五日，云官等献绍洸首，请程学启入城验视。其降酋之列衔如左（下）：

一、纳王郜云官　　二、比王伍贵文

三、康王汪安均　　四、宁王周文佳

五、天将军范起发　六、天将军张大洲

七、天将军汪环武　八、天将军汪有为

当时此八将所部兵在城中者尚十余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既许以总兵副将等职，至是求如约。学启细察此八人，谓狼子野心，恐后不可制。乃与李鸿章密谋，设宴大飨彼等于坐舰，号炮一响，伏兵起而骈戮之，并杀余党之强御者千余，余众俱降。苏州定，鸿章以功加太子少保。

先是八酋之降也，戈登实为保人。至是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数日后，怒渐解，乃止。

案：李文忠于是有惭德矣。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剚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虽彼鉴于苗沛霖、李世忠故事，其中或有所大不得已者存，而文忠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以见其概矣。

苏州之克复，实江南戡定第一关键也。先是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各以孤军东下深入重地，彼此不能联络策应，故力甚单而势甚危。苏州之捷，李鸿章建议统筹全局，欲乘胜进入浙地，与曾、左两军互相接应，合力大举，是为官军最后结果第一得力之着。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进攻无锡，拔之，擒斩其将黄子漋父子。于是鸿章分其军为三大部队：其甲队，自率之；乙队，程学启率之，入浙，拔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迫嘉兴府，左宗棠之军（浙军），亦进而与之策应，入杭州界，攻余杭县，屡破敌军；丙队，刘铭传、郭松林等率之，与常胜军共略常州，大捷，克复宜兴、荆溪，擒敌将黄靖忠。鸿章更使郭松林进攻溧阳，降之。

时敌将陈坤书，有众十余万，据常州府，张其翼以捣官军之后背。李鸿章与刘铭传当之，敌军大盛，官军颇失利。坤书又潜兵迂入江苏腹地，出没江阴、常熟、福山等县，江阴、无锡戒严，江苏以西大震。李鸿章乃使刘铭传独当常州方面，而急召郭松林弃金坛，昼夜疾赴，归援苏州。又使李鹤章急归守无锡，杨鼎勋、张树声率别军扼江阴之青阳、焦阴，断敌归路。时敌军围常熟益急，苦战连日，仅支。又并围无锡，李鸿章婴壁固守儿殆。数日，郭松林援军至，大战破敌，围始解。松林以功授福山镇总兵。

先是程学启围嘉兴（此年正月起）极急，城中守兵，锋锐相当，两军死伤枕藉。二月十九日，学启激励将士，欲速拔之，躬先陷阵，越浮桥，肉搏梯城。城上敌兵死守，弹丸如雨，忽流弹中学启左脑，仆。部将刘士奇见之，立代主将督军，先登入城。士卒怒愤，勇气百倍。而潘鼎新、刘秉璋等，亦水陆交进，遂拔嘉兴。

程学启被伤后，卧疗数旬，遂不起，以三月十日卒，予谥忠烈。李鸿章痛悼流涕。

嘉兴府之克复也，杭州敌焰大衰，遂以二月二十三日〔10〕，敌大队乘夜自北门脱出。左军以三月二日入杭州城，至是苏军（李军）与浙军（左军）之联络全通，势始集矣。

程学启之卒也，鸿章使其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分领其众，与郭松林会，自福山镇进击沙山，连战破之。至三河口，斩获二万人。鸿章乃督诸军合围常州，使刘铭传击其西北，破之；郭松林攻陈桥渡大营，破之；张树声、周盛波、郑国櫆等袭河边敌营廿余，皆破之。败军溃走，欲还入城，陈坤书拒之，故死城下者不可胜数。三月廿二日，李军进迫常州城，以大炮及炸药轰城，城崩数十丈，选死士数百人，梯以登。陈坤书骁悍善战，躬率悍卒出战拒之，修补缺口，官军死者数百人。鸿章愤怒，督众益治攻具，筑长围，连日猛攻，两军创钜相当。经十余日，李鸿章自督阵，刘铭传、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等，身先士卒，奋战登城，敌始乱。陈坤书犹不屈，与其将费天将共率悍党，叱咤巷战，松林遂力战擒坤书，天将亦为盛波所擒。铭传大呼传令，投兵器降者赦之，立降万余。官军死者亦千数。常州遂复，时四月六日也。至是江苏军（李军）与金陵军（曾军）之联络全通，江苏全省中，除金陵府城内无一敌踪矣。

自同治元年壬戌春二月，李鸿章率八千人下上海，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斗各地，大小数十战，始于松江，终于嘉兴、常州，凡两周岁，至同治三年甲子夏四月，平吴功成。

案：李鸿章平吴大业，固由淮军部将骁勇坚忍，而其得力于华尔、戈登者实多，不徒常胜军之战胜攻取而已。当时李秀成智勇绝伦，军中多用西式枪炮，程刘郭周张潘诸将，虽善战，不过徒恃天禀之勇谋，而未晓新法之作用。故淮军初期，与敌相遇，屡为所苦。李鸿章有鉴于是，故诸将之取法常胜军，利用其器械者亦不少焉。而左宗棠平浙之功，亦得力于法国将官托格比、吉格尔之徒甚多。本朝之绝而复续，盖英法人大有功焉。彼等之意，欲藉以永保东亚和平之局，而为商务之一乐园也。而岂料其至于今日，犹不先自振，而将来尚恐不免有Great revolution在其后乎。

先是曾国荃军水陆策应，围金陵既已二稔，至甲子正月，拔钟山之石垒，敌失其险，外围始合，内外不通，粮道已绝，城中食尽。洪秀全知事不可为，于四月二十七日饮药死。诸将拥立其子洪福。当时官军尚未之觉。朝旨屡命李鸿章移江苏得胜之师助剿金陵，曾国荃以为城贼既疲，粮弹俱尽，歼灭在即，耻借鸿章之力，而李鸿章亦不愿分曾之功，深自抑退，乃托言盛暑不利用火器，固辞不肯进军。朝廷不喻鸿章之旨，再三敦促，国荃闻之，忧愤不自胜，乃自五月十八日起，日夜督将士猛攻地保城〔11〕，遂拔之。更深穿地道，自五月三十至六月十五，隧道十余处皆成。乃严戒城外各营，各整战备，别悬重赏募死士，约乘缺以先登。

●曾国荃

时李秀成在金陵，秀全死后，号令一出其手。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行，人心服之，若子于父。五月十五日，秀成自率死士数百人，自太平门缺口突出，又别遣死士数百冒官兵服式，自朝阳门突出，冲入曾营，纵火哗噪。时官军积劳疲惫，战力殆尽，骤遇此警，几于瓦解兽散，幸彭毓橘诸将率新兵驰来救之，仅乃获免。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万雷轰击，天地为动，城壁崩坏廿余丈。曾军将叱咤奋登，敌兵死抗，弹丸如雨，外兵立死者四百余人。众益奋发，践尸而过，遂入城。李秀成至是早决死志，以所爱骏马赠幼主洪福，使出城遁，而秀成自督兵巷战，连战三日夜，力尽被擒，敌大小将弁战死焚死者三千余人。城郭宫室连烧三日不绝，城中兵民久随洪氏者男女十余万人，无一降者。自咸丰三年癸丑秀全初据金陵，至是凡十二年始平。

案：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余万人，无一降者，以视田横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来战争之结局所未曾有也。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秀成之被擒也，自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凡三日间，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杨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左、李亦人豪矣。

金陵克复，论功行赏。两江总督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候。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皆封世袭一等伯。其余将帅恩赏有差。国荃之克金陵也，各方面诸将，咸嫉其功，诽谤谗言，蜂起交发，虽以左宗棠之贤，亦且不免，惟李鸿章无间言，且调护之功甚多云。

案：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捻乱之猖獗

李鸿章以前平捻诸将之失机

曾李平捻方略

东捻之役

西捻之役

金陵克复，兵气半销。虽然，捻乱犹在，忧未歇也。捻之起也，始于山东游民。及咸丰三年，洪秀全陷安庆、金陵，安徽全省大震，捻党乘势，起于宿州、亳州、寿州、蒙县诸地，横行皖、齐、豫一带，所到掠夺，官军不能制。其有奉命督师者，辄被逆击，屡败衄，以故其势益猖。及咸丰七年冬，其游骑遂扰及直隶之大名府等地，北京戒严。

今将捻乱初起以迄李鸿章督师以前，迭次所派平捻统帅列表如下：

庚申之役，文宗北狩热河，捻党乘之，侵入山东，大掠济宁。德楞额与战，大败。始以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追蹑诸捻，号称骁勇。同治二年，发党诸酋陈得才、蓝成昌、赖汶洸等合于捻。捻酋张总愚、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各拥众数万，出没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各州县，来往倏忽，如暴风疾雨，不可捉摸，官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捻党一股入湖北，大掠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等处。舒保战死，僧王之师屡溃。僧王之为人，勇悍有余，而不学无术，军令太不整肃，所至淫掠残暴，与发、捻无异，以故湖北人民大失望。

其时金陵新克复，余党合于捻者数万人，又转入河南、山东，掠城市。四年春，僧王锐意率轻骑，追逐其酋，一日夜驰三百里。至曹州，部下多怨叛。四月廿五日，遂中捻首之计，大败，力战堕马死，朝廷震悼。忽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军务，而命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为国藩粮运后援。

先是官军之剿捻也，惟事追蹑，劳而无功，问讲防堵，则弥缝一时耳。要之无论为攻为守，非苟且姑息以养敌锋则躁进无谋以钝兵力，未尝全盘打算，立一定之方略，以故劳师十余年，而无所成。自曾国藩受事以后，始画长围圈制之策，谓必蹙敌一隅，然后可以聚歼。李鸿章禀承之，遂定中原。

曾国藩，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厉。金陵已复，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及僧王之亡，捻氛迫近京畿，情形危急，国藩受命于败军之际，义不容辞，遂强起就任。然以为湘军暮气渐深，恐不可用，故渐次遣撤，而惟用淮军以赴前敌。盖国藩初拜大命之始，其意欲虚此席以待李鸿章之成功，盖已久矣。及同治五年十二月，遂以疾辞，而李鸿章代为钦差大臣。国藩回江督本任，筹后路粮饷。

鸿章剿捻方略，以为捻贼已成流寇，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乃为上策。明孙传庭谓剿流寇当驱之于必困之途，取之于垂死之日，如但一彼一此，争胜负于矢石之间，即胜亦无关于荡平。鸿章即师此意。故四年十一月，曾奏称须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合各省之兵力，三四面围困之。后此大功之成，实由于是。

其年五月，任柱、赖汶洸等大股深入山东。鸿章命潘鼎新、刘铭传尽力追蹑，欲蹙之于登莱海隅，然后在胶莱咽喉，设法扼逼，使北不得窜入畿疆，南不得蔓延淮南。六月，亲督师至济宁，相度形势，以为任、赖各股，皆百战之余，兼游兵散勇裹胁之众，狡猾剽悍，未可易视，若兵力未足兜围，而迫之过紧，画地过狭，使其窥破机关，势必急图出窜，稍纵即逝，全局又非。于是定策先防运河以杜出路，次扼胶莱以断咽喉。乃东抚丁宝桢，一意欲驱贼出境，于鸿章方略，颇多龃龉。七月，敌军突扑潍河，东省守将王心安方防驻戴庙，任敌偷渡，而胶莱之防遂溃。是时蜚谤屡起，朝廷贵备綦严，有罢运防之议。鸿章复奏，以为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来往窜扰，官军分路兜逐，地方虽受蹂躏，然受害者不过数府县之地，驱过运西，则数省流毒无穷。同是疆土，同是赤子，而未便歧视也。乃坚持前议，不少变。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邱潍县之交，大战获胜。二十四日，追至赣榆，铭传与马步统将善庆力战，阵毙任柱，于是东捻之势大衰。

●北京天义银号银元兑换券

二十八日，潘鼎新海州上庄一战，毙悍贼甚伙。十一月十一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在潍县寿光抄击一昼夜，敌众心摧，投降遂多。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继之，无战不捷。至二十九日，铭传、松林、鼎勋等，蹑追七十里，至寿光弥河间，始得接仗。战至十数回合，又追杀四十余里，斩获几三万人，敌之精锐器械骡马辎重抛尽。鸿章奏报中，谓军士回老营者，臣亲加抚慰，皆饥惫劳苦，面无人色。赖汶洸在弥河败后，落水未死，复纠合千余骑，冲出六塘河防。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水陆马步，衔尾而下，节节追剿，只剩数百骑，逼入高室水乡。鸿章先派有统带华字营淮勇之吴毓兰，在扬州运河扼守。诸军戮力，前截后追，十二月十一日，毓兰生擒汶洸。东捻悉平，东、苏、皖、豫、鄂五省，一律肃清。

鸿章奏捷后，附陈所属诸军剿捻以来，驰逐数省，转战终年，日行百里，忍饥耐寒，忧谗畏讥，多人生未历之苦境。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皆迭乞开缺，请稍为休养，勿调远役。并以刘铭传积劳致病，代为请假三月。乃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大股，忽由山右渡河北窜，直逼畿辅。京师大震。初七、初八日，迭奉寄谕饬催刘铭传、善庆等马步各营，迅赴河北进剿。鸿章以铭传疲病，正在假期，不忍遽调，乃率周盛波盛传马步十一营、潘鼎新鼎字全军，及善庆、温德克勒西马队，陆续进发，由东阿渡河。饬郭松林、杨鼎勋整饬大队，随后继进。

西捻之役，有较东捻更难图功者，一则黄河以北，平坦千里，无高山大河以限之，张总愚狡猾知兵，窜扰北地平原，掳马最多，飙忽往来，瞬息百里，欲设长围以困之，然地势不合，罗网难施。且彼鉴于任、赖覆辙，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出，不容官军闲暇，次第施工，此一难也；二则淮军全部皆属南人，渡河以北，风气悬殊，南勇性情口音，与北人均不相习，且谷食面食，习惯不同，而马队既单，麸料又缺，此二难也。鸿章乃首请饬行坚壁清野之法，以为“前者任、赖捻股，流窜中原数省，畏墟寨甚于畏兵。豫东淮北，民气强悍，被害已久，逐渐添筑墟寨，到处与城池相等，故捻逆一过即走，不能久停。近年惟湖北陕西，被扰最甚，以素无墟寨，筹办不及，贼得盘旋饱掠，其势愈张。直晋向无捻患，民气朴懦，未能筑寨自守。张总愚本极狡猾，又系穷寇，南有黄河之阻，必致纵横驰突，无处不流，百姓惊徙蹂躏，讵有已时，可为浩叹。（中略）自古用兵，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于官军，但彼马多而我马少，自有不相及之势，彼可随地掳粮，我须随地购粮，贼常饱而兵常饥，又有不能及之理。今欲绝贼粮，断贼马，惟有苦劝严谕河北绅民，赶紧坚筑墟寨，一有警信，收粮草牲畜于内，既自固其身家，兼以制贼死命。”云云。西捻之平，实赖于是。

四月，奏请以刘铭传总统前敌各军，温旨敦促起行。使淮军与直东民团，沿黄河运河，筑长墙浚壕以蹙敌。拣派各军，轮替出击，更番休息，其久追疲乏须暂休息之军，即在运河东岸择要屯驻，俟敌窜近，立起迎击，以剿为防。又派张曜、宋庆分扎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扎陵县、吴桥一带，为运防遮护。左宗棠亦派刘松山、郭宝昌等军，自连镇北至沧州一带减河东岸分扎，与杨鼎勋等军就近策应。布置略定，然后进剿。

五月，捻股窜向西北，各军分途拦击，迭次获胜。鸿章乃趁黄河伏汛盛涨时，缩地围扎，以运河为外圈；而就恩县、夏津、高唐之马颊河，截长补短，划为里圈。逼贼西南，层层布置。五六月间，各军迭次大捷，敌势衰蹙，降散渐多。六月十九至二十二等日，乘胜尾追，每战皆捷。二十三日，张总愚涉水，向西南逃窜。二十四日，由平原向高唐。二十五日，潘鼎新追百二十里，冒雨至高唐，敌已向博平清平一带，图扑运河。而官军早于马颊河西北岸筑长墙数百里，足限戎马。敌方诇知已入彀中，窜地愈狭，死期近矣。是时各军已久追疲乏，鸿章乃派刘铭传生力马军助战，军势大振。二十八日，将敌圈在徒骇黄运之间，铭传调集马步迎击，追剿数里，值郭松林东来马步全军，拦住去路，又兼河道分歧，水溜泥陷，刘、郭两军马队五六千人，纵横合击，擒斩无算。张总愚仅带数十骑北逃，旋自沉于河以死。西捻肃清，中原平。八月，李鸿章入觐京师。

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虽曰幸运，亦岂不以人事耶？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一岁而荡平全吴哉。其剿捻也，以十余年剽悍之劲敌，群帅所束手无策者，亦一岁而歼之，盖若有天授焉。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真将将之才。虽然，李鸿章兵事之生涯，实与曾国藩相终始，不徒荐主之感而已。其平吴也，又由国藩统筹大局，肃清上流，曾军合围金陵，牵制敌势，故能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国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馈粮士有宿饱者，又由有良江督在其后，无狼顾之忧也。不宁惟是，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洋务之治绩

北洋海陆兵力

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之由

洋务二字，不成其为名词也。虽然，名从主人，为李鸿章传，则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总括其中世二十余年之事业。

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今试取其平定发、捻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所办洋务各事列表如下：

以上所列李鸿章所办洋务，略具于是矣。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海陆军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盖彼以善战立功名，而其所以成功，实由与西军杂处，亲睹其器械之利，取而用之，故事定之后，深有见夫中国兵力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故兢兢焉以此为重，其眼光不可谓不加寻常人一等，而其心力之瘁于此者亦至矣。计中日战事以前，李鸿章手下之兵力，大略如下：

北洋海军兵力表　　　　　　　表1

附水雷船　　　　　　　　　　表2

直隶淮军练勇表

当中日战事时代，直隶淮军练勇二万余人，其略如左（下）：

表3

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之间。

李鸿章注全副精神以经营此海陆二军，自谓确有把握。光绪八年，法越肇衅之时，朝议饬筹畿防，鸿章复奏，有“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等语。其所以自信者，亦可概见矣。何图一旦中日战开，艨艟楼舰或创或痍，或以资敌，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声名一旦扫地以尽。所余败鳞残甲，再经联军津沽一役，随罗荣光、聂士成同成灰烬。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画，烟消云散，殆如昨梦。及于李之死，而其所摩抚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复。呜呼！合肥合肥，吾知公之不瞑于九原也。

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饷，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枝枝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节更详论之。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斵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轮船招商局。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中略）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云：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搆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

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沉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虽然，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吾辈生于今日，而以此大业责李，吾知李必不任受。彼其所谓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言下盖有余痛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李固咎无可辞，然试问今日四万万人中，有可以Cast the first stone之资格者，几何人哉？吾虽责李，而必不能为所谓拘谨之儒取巧之士囿于章句狃于目前者，稍宽其罪，而又绝不许彼辈之随我而容喙也。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余悲焉耳。

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中日战事祸胎

李鸿章先事之失机

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致败之由

李鸿章之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没。惜哉！李鸿章以光绪十九年，七十赐寿，既寿而病，病而不死，卒遇此变，祸机重叠，辗转相继，更阅八年之至艰极险殊窘奇辱，以死于今日。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泚笔至此，不禁废书而叹也。

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朝鲜本中国藩属也。初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有违言，日人遣使问于中国，盖半主之邦，其外交当由上国主之，公法然也。中国当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鲜，光绪元年正月与朝王订立和约，其第一条云：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是为日本与朝鲜交涉之嚆矢。光绪五年，英美德法诸国，相继求互市于朝，朝人惊惶，踌躇不决。李鸿章乃以函密劝其太师李裕元，令与各国立约，其奏折谓藉此以备御俄人牵制日本云云。光绪六年，驻日使臣何如璋，致书总理衙门，倡主持朝鲜外交之议，谓中国当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谓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绰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复奏，请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鸿章复奏，亦如前议。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后此两国各执一理，不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而其祸本不得不谓外交遗策胎之，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一事。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势颇猖獗。时袁世凯驻朝鲜，为办理商务委员。世凯者，李鸿章之私人也，屡致电李，请派兵助剿，复怂恿朝王来乞师。鸿章遂于五月初一日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带淮勇千五百人向牙山，一面遵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十五日，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韩廷大震，请中国先行撤兵以谢日本。中国不允，乃与日本往复会商一齐撤兵之事，盖是时乱党已解散矣。日本既发重兵，有进无退，乃议与中国同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文牍往来，词意激昂，战机伏于眉睫间矣。

是役也，在中国之意，以为藩属有乱，卑词乞援，上国有应代靖乱之责任，故中国之派兵是也；在日本之意，则以既认朝鲜为自主，与万国平等，今中国急派兵而代平等之国靖乱，其意不可测，故日本之派兵以相抵制，亦是也。此二国者各执一说，咸曲彼而直我，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但其中有可疑者，当未发兵之先也，袁世凯屡电称乱党猖獗，韩廷绝不能自平，其后韩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指使，乃何以五月初一日始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悉平之报？其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风马牛不相及，然则朝乱之无待于代剿明矣。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我谓曲在日本，日本不任受也。论者谓袁世凯欲借端以邀战功，故张大其词，生此波澜，而不料日本之蹑其后也。果尔，则是以一念之私，遂至毒十余万之生灵，隳数千年之国体。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得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

日本屡议协助干预而华不从，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方日冀俄英出为调处。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函电纷驰，俄英亦托必为出力，冀获渔人之利。迁延经日，战备未具。及五月下旬，而日本之兵调到韩境者已万余人矣。平时兵力既已不能如人，而临时战备，又复着着落后，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盖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已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渤海阅师图册·兵船悬彩。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廷寄筹战备。乃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营进平壤，提督马玉崑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分起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而饬叶志超军移扎平壤，皆淮军也。所派往各兵，雇英商三轮船分运，而以济远、广丙二兵轮卫之。廿五晨为日兵轮袭击，济远管带方伯谦，见敌近，惶恐匿铁甲最厚处，继遭日炮毁其舵，即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回旅顺。高升击沉，我军死者七百余。二十七日，布告各国，饬驻日公使汪凤藻撤旗归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退回平壤，捏报胜仗，称于二十五六七等日，迭次歼毙倭兵五千余人，得旨赏给军士银二万两，将弁保奖者数十人焉。自兹以往，海军、淮军之威望，始渐失坠矣。

方五六月间，日本兵船麇集朝鲜，殆如梭织。而各华舰避匿于威海卫，逍遥河上，迨京外交章参劾，始佯遣偏师，开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大抵启碇出口，约历五六点钟，便遽回轮，即飞电北洋大臣，称某船巡逻至某处，并无倭兵踪迹云云。种种情形，可笑可叹。八月初旬，北洋叠接军电，请济师以壮声威。遂以招商局船五艘，载运兵丁银米，以海军兵舰护送。凡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队同行。中秋日，安抵鸭绿江口。五运船鼓轮直入，浅水兵船及水雷船与之偕，余舰小住于离江十里或十六里之地。炉中之煤未熄也。十六日晨，瞭见南方黑烟缕缕，知日舰将至。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阵作人字形，镇远、定远两铁舰为人字之首，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张人字之两翼，兼以号旗招鸭绿江中诸战船悉出助战。俄而敌舰渐近，列阵作一字营，向华军猛扑，共十一艘，其巡洋船之速率，过于华军。转瞬间又易而为太极阵，裹人字于其中。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炮声未绝，敌船麇至，与定远、镇远相去恒六里许，盖畏重甲而避重炮，且华炮之力不能及，日兵之弹已可至也。与人字阵末二舰相逼较近，欺炮略小而甲略薄也。有顷，日舰圈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艘，皆被挖出圈外。致远失群后，船身叠受重伤，势将及溺，其管带邓世昌，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欲撞与同沉，未至而已覆溺，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时殉难。盖中日全役，死事者以邓君为最烈云。其同时被圈出之经远，船群甫离，火势陡发，管带林永升，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遥见一日舰，似已受伤，即鼓轮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闪避不及，遂被轰裂，死难者亦二百七十人。呜呼惨矣。至管带济远之方伯谦，即七月间护送高升至牙山，途遇日舰逃回旅顺者也。是日两阵甫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主将，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如丧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沉没。扬威遭此横逆，死者百五十余人。方伯谦惊骇欲绝，飞遁入旅顺口。越日，李鸿章电令缚伯谦军前正法云。同时效方伯谦者，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未知其受伤与否，然以只防后追，不顾前路，遂误撞于岛石，为日军发水雷轰碎之。阵中自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济远、广甲逃，与日舰支持者仅七艘耳。是役也，日舰虽或受重伤或遭小损，然未丧一艘，而华军之所丧盖五船矣。

海军既在大东沟被夷，陆军亦在平壤同时失事。平壤为朝鲜要镇，西南东三面，均有大江围绕，北面则枕崇山，城倚山崖，城东江水，绕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则无山无水，为直达义州之孔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崑六将，共统勇丁三十四营，自七月中会齐此地，皆李鸿章部下也。当中国之初发兵于牙山也，副将聂士成曾建议，以为当趁日兵未入韩地之先，先以大兵渡鸭绿江，速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得逞。牙山成欢之兵，与北洋海军，既牵制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韩城云云。李鸿章不能用。及七月廿九日，牙山败绩，此策遂废。

虽然，日兵之入韩也，正当溽暑铄金之时，道路险恶狭隘，行军非常艰险，又沿途村里贫瘠，无从因粮。韩人素慑我威，所至供给，呼应云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云。当此之时，我军若晓兵机，乘其劳惫，出奇兵以迎袭之，必可获胜。乃计不出此，惟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之策，恃平壤堡垒之坚，谓可捍敌，此失机之大者也。李鸿章于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

●颐和园石舫。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借筹办海军之名，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

时依李鸿章之部署，马玉崑率所部毅军四营绕出江东，为犄角势。卫、丰二军十八营驻城南江岸，左军六营守北山城上，叶、聂两帅居城中。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陆续齐集平壤附近。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至十五日晚，敌部署已定，以右翼队陷大同江左岸桥里之炮台，更渡江以冲平壤之正面，而师团长本队为其后援；以左翼队自羊角岛下渡大同江，冲我军之右。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军相遇剧战，敌军死伤颇多，炮台卒被陷。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有七响之毛瑟枪及快炮等，鏖战颇力，敌军连发开花炮，宝贵负伤卒，兵遂大乱。午后四点半钟，叶志超急悬白旗，乞止战。是夜全师纷纷宵遁，从义州、甑山两路，为敌兵截杀，死者二千余人，平壤遂陷。

是役也，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备之弛，固久为外国所熟知。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素用洋操，鸿章所苦心经营者，故日本慑其威名，颇惮之。既战胜后，其将领犹言非始愿所及也。其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阘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

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他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兹故不详叙之，仅列其将帅之重要者如下：

其余先后从军者，则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之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之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之淮军；副将吴元恺之鄂军；提督冯子材之粤勇；提督苏元春之桂勇；郡王哈咪之回兵；提督闪殿魁新募之京兵；提督丁槐之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团练之津胜军；某蒙员所带之蒙古兵。其间或归李鸿章节制，或归依克唐阿节制，或归宋庆节制，或归吴大澂节制，或归刘坤一节制，毫无定算，毫无统一。识者早知其无能为役矣。

九连城失，凤凰城失，金州失，大连湾失，岫岩失，海城失，旅顺口失，盖平失，营口失，登州失，荣城失，威海卫失，刘公岛失。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败残兵舰，降于日本，于是中国海陆兵力遂尽。兹请更将李鸿章生平最注意经营之海军，重列一表，以志末路之感：

其余尚有康济、湄云之木质小兵船，镇北、镇边、镇西、镇中之四蚊子船，又水雷船五，炮船三，凡刘公岛湾内或伤或完之船，大小二十三艘，悉为日有。其中复有广东水师之广甲、广丙、广乙三船，或沉或降。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轮声矣。

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而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捣韩城以制敌而不能用，咎四；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鸿章将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并纪律而无之也，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咎十；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旅顺天险，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亲昵阘冗恇怯之人，闻风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后，则群盲狂吠，筑室道谋，号令不出自一人，则责备自不得归于一点。若尽以为李鸿章咎，李固不任受也。

又岂惟不任受而已，吾见彼责李罪李者，其可责可罪，更倍蓰于李而未有已也。是役将帅无一人不辱国，不待言矣。然比较于百步五十步之间，则海军优于陆军，李鸿章部下之陆军，又较优于他军也。海军大东沟一役，彼此鏖战五点余钟，西人观战者咸啧啧称赞焉。虽其中有如方伯谦之败类〔12〕，然余船之力斗者固可以相偿，即敌军亦起敬也。故日本是役，惟海军有敌手，而陆军无敌手。及刘公岛一役，食尽援绝，降敌以全生灵，殉身以全大节，盖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虽其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儿之概，君子愍之。诸人者皆北洋海军最要之人物也，以视陆军之全无心肝者何如也，陆军不忍道矣。然平壤之役，犹有左宝贵、马玉崑等一二日之剧战，是李鸿章部下之人也，敌军死伤相当。云其后欲恢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处，及防御盖平，前后几度，皆曾有与日本苦战之事，虽不能就，然固已尽力矣，主之者实宋庆，亦李鸿章旧部也。是固不足以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之罪乎。虽然，以比诸吴大澂之出劝降告示，未交锋而全军崩溃者何如？以视刘坤一之奉命专征，逗留数月不发者何如？是故谓中国全国军旅皆腐败可也，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而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了，而彼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遂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盖湘人之气焰尤咻咻焉。此用湘军之议所由起也。乃观其结局，岂惟无以过淮军而已，又更甚焉。嘻，可以愧矣。吾之为此言，非欲为淮军与李鸿章作冤词也。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淮恕也，然特恶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

●中日甲午海战图。

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此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然则徒罪李鸿章一人，呜呼可哉？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自是而李鸿章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条约

议和日本

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故于此事特留意焉。

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时值发、捻初平，内忧甫弭，无端而有津民戕教焚法国领事馆之事起（同治九年）。法人藉端要挟，联英美以迫政府，其欲甚奢。曾国藩方任直隶总督，深察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蹊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顸对付也。乃曲意弥缝，镇压津民，正法八人，议罪二十余人。而法人之心犹未厌，必欲重索赔款，且将天津知府知县置诸重典。国藩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13〕，白简纷纭，举国欲杀。于是通商大臣崇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明诏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实同治九年八月也。

彼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声价顿增。

天津教案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李鸿章所办交涉事件以十数，而其关系最重者，为法国安南之役，日本朝鲜之役。光绪八年，法国有事于安南，眈眈逐逐，思大有所逞。与中国既定约，而复借端毁弃之，于是中法战事开。法水师提督格鲁比，预定战略，其海军先夺海南，次据台湾，直捣福州，歼我舰队；其陆军则自越之东京，出略云南贵州。如是则水陆两者必大有所获，将来东方权力，可以与英国争衡。于是格鲁比一面电达本国，请给军需并增派军队，一面乘福州之无备，轰我船厂，坏我兵船，一面以陆军迫东京。当时南方之天地，大有风云惨淡之观。李鸿章乃行伐谋伐交之策，思嗾英德以牵制法人。时曾纪泽方充英使，受命办此事，虽未能成，而法政府因之有所顾忌，增兵筹饷之案，在议院否决。格鲁比时方攻台湾之淡水不能下，安南之陆兵，又为黑旗军所持，不得行其志，忽接此案否决之报，大愤几死。法人乃先请和于我。李鸿章此役以后，其外交手段，始为欧人所注视矣。

当法事之方殷也，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伊藤博文来津交涉。及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盖得意时泄宿憾之言也。伊藤此行，亦不能得志，仅约他日朝鲜有事，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而已，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虽然，此约竟为后此中日开衅之引线矣。

李鸿章对朝鲜之外交，种种失策，前章已言之矣。然因此之故，《天津条约》，遂至变为《马关条约》。呜呼！庄生有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善弈者每于至闲之着，龂龂不肯放过。后有当此局者，可无慎欤。战事至甲午之冬，中国舍求和外，更无长策。正月，乃派张荫桓、邵友濂讲于日本。日本以其人微言轻也，拒不纳，乃更派李鸿章。二月遂行，随带参赞李经方等，以二十四日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议。翌日首议停战条件，日本首提议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为质。辩论移时，不肯少让，乃更议暂搁停战之议，即便议和。伊藤言：既若尔则须将停战之节略撤回，以后不许再提及。彼此磋磨未决。及二十八日，第三次会议，归途中突遇刺客，以枪击鸿章，中左颧，枪子深入左目下，一晕几绝。日官闻警来问状者，络绎不绝，伊藤、陆奥亦躬诣慰问，谢罪甚恭，忧形于色。日皇及举国臣民同深震悼，遂允将中国前提出之停战节略画押。口舌所不能争者，藉一枪子之伤而得之。于是议和前一节，略有端绪。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瘳，但须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割。刺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法国明信片，揭示了中国被各国屠宰的现状。

遇刺后得旨慰劳，并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而李鸿章实一切自行裁断，虽创剧偃卧，犹口授事机，群医苦之。三月初七日，伊藤等将所拟和约底稿交来。十一日，李备复文，将原约综其大纲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第一朝鲜自主外，余皆极力驳议。十五日，复另拟一约底送去，即拟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割奉天南四厅县地方等，日本亦条条驳斥。十六日，伊藤等又备一改定约稿寄来，较前稍轻减，即《马关条约》之大概也。是日鸿章创已愈，复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大臣面议。刻意磋磨，毫无让步。惟有声明若能于三年内还清偿款，则一律免息，及威海卫驻兵费，减一半耳。今将其条约全文列下：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定和约，俾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绝将来纷纭之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彼此较阅所奉谕旨，认明均属妥实无阙，会同议定各条款，开列于左：

第一款　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第二款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

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画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界内。

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第三款　前款所载，及黏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约所订疆界，于地形或治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定。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

第四款　中国约将库平银贰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将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

第五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均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第六款　日中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又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办。

第一，现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庆府，三、江苏省苏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

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日中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

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

第七款　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

第八款　中国为保明认真实行约内所订条款，听允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订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约章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政府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应不允撤回军队。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互换以前，虽交清赔款，日本仍不撤回军队。

●1896年李鸿章出访法国。

第九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中国约将认为军车间谋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间，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

第十款　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

第十一款　本约奉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在烟台互换。

●慈禧所书“龙”“虎”“福”“寿”。

观李鸿章此次议和情状，殆如春秋齐国佐之使于晋，一八七○年法爹亚士之使于普。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时之意气，殆如昨梦。嗟乎！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诟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要之李之此役，无功焉，亦无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地。平心论之，则李之误国，在前章所列失机之十二事，而此和议，不过其十二事之结果，毋庸置论者也。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三国代索辽东

中俄密约

李鸿章历聘欧洲

任外交官时代

胶州之役

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役

李鸿章出总署

十九世纪之末，有中东一役，犹十八世纪之末，有法国革命也。法国革命开出十九世纪之欧罗巴，中东一役开出二十世纪之亚细亚。譬犹红日将出，鸡乃先鸣，风雨欲来，月乃先晕，有识者所能预知也。当中日未战以前，欧人与华人之关系，不过传教通商二事。及战后数年间，而其关系之紧密，视前者骤增数倍。至今日，则中国之一举一动，皆如与欧人同体相属，欲分而不能分矣。此其故由于内治之失政者半，由于外交之无谋者亦半。君子读十年来中外交涉史，不禁反面掩袖涕涔涔下也。

战事之前，中国先求调停于英俄，此实导人以干涉之渐也。其时日人屡言，东方之事，愿我东方两国自了之，无为使他国参于其间。顾我政府蓄愤已甚，不能受也，惟欲嗾欧人以力胁日本。俄使回言：俄必出力，然今尚非其时。盖其处心积虑，相机以逞，固早有成算矣。乙未三月，李鸿章将使日本，先有所商于各国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拒日本，保全中国疆土，惟中国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李乃与喀希尼私相约束，盖在俄使馆密议者数日夜云。欧力东渐之机，盖伏于是。

当时中国人欲借欧力以拒日者，不独李鸿章而已，他人殆有甚焉。张之洞时署江督，电奏争和议曰：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报酬亦同，云云。当时所谓外交家者，其眼光手段，大率类是，可叹。

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

还辽事毕，喀希尼即欲将前此与李私约者，提出作为公文，以要求于总署。值物议沸腾，皇上大怒，鸿章罢职，入阁闲居，于是暂缓其请，以待时机。丙申春间，有俄皇加冕之事，各国皆派头等公使往贺。中国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尝充唁使，故贺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于是乃改派李为头等公使。喀希尼复一面贿通太后，甘诱威迫，谓还辽之义举，必须报酬，请假李鸿章以全权，议论此事。而李鸿章请训时，太后召见，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

李鸿章抵俄京圣彼得堡，遂与俄政府开议喀希尼所拟草约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旧都莫斯科，遂将议定书画押。当其开议也，俄人避外国之注目，不与外务大臣开议，而使户部大臣当其冲。遂于皇皇巨典万宾齐集之时，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而此关系地球全局之事，遂不数日而取决于樽俎之间矣。俄人外交手段之剽悍迅疾，真可羡可畏哉。时丙申四月也。

●法国太阳报绘李鸿章像。

密约之事，其办订极为秘密，自中俄两国当事之数人外，几于无一知者。乃上海《字林西报》，竟于李鸿章历聘未归之时，得其密约原文，译录以登报上，盖闻以重金购之于内监云。其全文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前于中日肇衅之后，因奉大俄罗斯国大皇帝仗义各节，并愿将两国边疆及通商等事，于两国互有益者，商定妥协，以固格外和好，是以特派大清国钦命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为全权大臣，会同大俄罗斯国钦差出使中国全权大臣一等伯爵喀，在北京商定，将中国之东三省火车道接连俄国西伯利亚省之火车道，以冀两国通商往来迅速，沿海边防坚固，并议专条以答代索辽东等处之义。

第一条　近因俄国之西伯利亚火车道竣工在即，中国允准俄国将该火车道一由俄国海参崴埠续造至中国吉林珲春城，又向西北续至吉林省城止。一由俄国境某城之火车站续造至中国黑龙江之瑷珲城，又向西北续至齐齐哈尔省城，又至吉林伯都讷地方，又向东南续造至吉林省城止。

第二条　凡续造进中国境内黑龙江及吉林各火车道，均由俄国自行筹备资本，其车道一切章程，亦均依俄国火车条程，中国不得与闻。至其管理之权，亦暂行均归俄国，以三十年为期。过期后，准由中国筹备资本估价将该火车道并一切火车机器厂房屋等赎回。惟如何赎法，容后再行妥酌。

第三条　中国现有火车路拟自山海关续造至奉天盛京城，由盛京接续至吉林。倘中国日后不便即时造此铁路者，准由俄国备资由吉林城代造，以十年为期赎回。至铁路应由何路起造，均照中国已勘定之道接续至盛京并牛庄等处地方止。

第四条　中国所拟续造之火车道，自奉天至山海关至牛庄至盖平至金州至旅顺口以及至大连湾等处地方，均应仿照俄国火车道，以期中俄彼此来往通商之便。

第五条　以上俄国自造之火车道所经各地方，应得中国文武官员照常保护，并应优待火车道各站之俄国文武各官，以及一切工匠人等。惟由该火车道所经之地，大半荒僻，犹恐中国官员不能随时保护周详，应准俄国专派马步各兵数队驻扎各要站，以期妥护商务。

第六条　自造成各火车道后，两国彼此运进之货，其纳税章程。均准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陆路通商条约完纳。

第七条　黑龙江及吉林长白山等处地方所产五金之矿，向有禁例，不准开挖。自此约定后，准俄国以及本国商民随时开采，惟须应先行禀报中国地方官具领护照，并按中国内地矿务条程，方准开挖。

第八条　东三省虽有练军，惟大半军营仍系照古制办理。倘日后中国欲将各省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国借请熟悉营务之武员来中国整顿一切，其章程则与两江所请德国武员条程办理无异。

第九条　俄国向来在亚细亚洲无周年不冻之海口，一时该洲若有军务，俄国东海以及太平洋水师诸多不便，不得随时驶行。今中国因鉴于此，是以情愿将山东省之胶州地方暂行租与俄国，以十五年为限。其俄国所造之营房、栈房、机器厂、船坞等类，准中国于期满后估价备资买入。但如无军务之急，俄国不得即时屯兵据要，以免他国嫌疑。其赁租之款，应得如何办理，日后另有附条酌议。

第十条　辽东之旅顺口以及大连湾等处地方，原系险要之处，中国极应速为整顿各事，以及修理各炮台等诸要务，以备不虞。既立此约，则俄国允准将此二处相为保护，不准他国侵犯。中国则允准，将来永不能让与他国占据。惟日后如俄国忽有军务，中国准将旅顺口及大连湾等处地方，暂行让与俄国水陆军营泊屯于此，以期俄军攻守之便。

第十一条　旅顺口大连湾等处地方，若俄国无军务之危，则中国自行管理，与俄国无涉。惟东三省火车道，以及开挖五金矿诸务，准于换约后即时便宜施行。俄国文武官员以及商民人等所到之处，中国官员理应格外优待保护，不得阻滞其游历各处地方。

第十二条　此约奉两国御笔批准后，各将条约照行。除旅顺口大连湾及胶州诸款外，全行晓谕各地方官遵照。将来换约，应在何处，再行酌议。自画押之日起。以六个月为期。

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中俄密约以后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一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或曰，此约由太后主之，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赞之，非鸿章本意云。虽然，莫斯科草约，定于谁氏之手乎？此固万无能为讳者也！自此约原文既登报章后，各国报馆，电书纷驰，疑信参半，无论政府民间，莫不惊心动色。鸿章游历欧洲时，各国交相诘问，惟一味支吾搪塞而已。其年七月，莫斯科画押之草约达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与总署交涉。皇上与总署皆不知有此事，愕怒异常，坚不肯允。喀希尼复贿通太后，甘言法语，诱胁万端。太后乃严责皇上，直命交督办军务处速办，不经由总理衙门。西历九月三十日，皇上挥泪批准密约。

李鸿章之贺俄加冕也，兼历聘欧洲，皆不过交际之常仪，若其有关于交涉者，则定密约与议增税两事而已。中国旧税则，凡进口货物，值百抽五。此次以赔款之故，欲增至值百抽七五。首商诸俄国，俄允之。次商诸德法，德法云待英国取进止。既至英，与宰相沙士勃雷提议。其时英与中国之感情甚冷落，且以中俄密约之故，深有疑于李鸿章，沙氏乃托言待商诸上海各处商人，辞焉。此事遂无所成。

李之历聘也，各国待之有加礼，德人尤甚，盖以为此行必将大购船炮枪弹，与夫种种通商之大利，皆于是乎在。及李之去，一无所购，欧人盖大失望云。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八月，鸿章自美洲归国。九月十八日，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自兹以讫光绪廿四年戊戌七月，实为李鸿章专任外交时代。而此时代中，则德据胶州，俄据旅顺口大连湾，英据威海卫、九龙，法据广州湾，实中国外交最多事最危险之时代也。

还辽之役，倡之者俄，而赞之者德法也。俄人既结密约，得绝大无限之权利于北方，踌躇满志，法人亦于光绪廿二年春夏间，得滇缅越间之瓯脱地，又得广西镇南关至龙州之铁路，惟德国则寂寂未有所闻。廿三年春，德使向总理衙门索福建之金门岛，峻拒不许，至十月而胶州之事起。

是役也，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岁十月，曹州教案起，德教士被害者二人。德人闻报，即日以兵船闯进胶州湾，拔华帜树德帜，总兵章高元掳焉。警报达总署，与德使开议。德使海靖惟威吓恐喝，所有哀乞婉商者，一切拒绝。欲乞援于他国，无一仗义责言，为我讼直者。迁延至两月有余，乃将所要挟六事，忍气吞声，一一允许，即将胶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归德国承办等事，是也。

●《南京条约》签订时的情景。

胶事方了，旋有一重大之波澜起焉。初李鸿章之定《马关条约》也，约以三年内若能清还，则一概免息，而前者所纳之息，亦以还我，又可省威海卫戍兵四年之费，共节省得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至是三年之期限将满，政府欲了此公案，议续借款于外国。廿三年十一月，俄人议承借此项，而求在北方诸省设铁路，及罢斥总税务司赫德二事。英人闻之，立与对抗，亦欲承借此款，利息较轻，而所要求者，一、监督中国财政，二、自缅甸通铁路于扬子江畔，三、扬子江一带不许让与他国，四、开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皆免厘金。时总理衙门欲诺之，俄法两国忽大反对，谓若借英国款，是破列国均势之局也，日以强暴之言胁总署，总署之人不胜其苦。正月，乃回绝各国，一概不借，而与日本商议，欲延期二十年摊还，冀稍纾此急难。不意日本竟不允许。当此之时，山穷水尽，进退无路，乃以赫德之周旋，借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款一千六百万磅，吃亏甚重，仅了此局。

胶州湾本为中俄密约圈内之地，今德国忽攫诸其怀而夺之，俄人之愤愤，既已甚矣，又遇有英德阻俄借款一事，俄人暴怒益烈。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正二月间，俄国索旅顺大连湾之事起。李鸿章为亲订密约之人，欲办无可办，欲诿无可诿，卒乃与俄使巴布罗福新结一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及邻近相连之海面，租与俄国，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准俄人筑铁路从营口、鸭绿江中间，接至滨海方便之处。

俄人既据旅顺大连，英国藉口于均势之局，遂索威海卫。时日本之赔款方清，戍兵方退，英人援俄例借租此港，二十五年为期，其条约一依旅顺大连故事。时李鸿章与英使反复辩难，英使斥之曰：君但诉诸俄使，勿诉诸我。俄使干休，我立干休。李无词以对焉，狼狈之情，可悯可叹。所承其半点哀怜者，惟约他日中国若重兴海军，可借威海卫泊船之一事而已。

至是而中国割地之举，殆如司空见惯浑闲事矣。当俄法与英为借款事冲突也，法人借俄之力，要求广州湾，将以在南方为海军根据地。其时英国方迫我政府开西江一带通商口岸，将以垄断利权，法人见事急，乃效德国故智，竟闯入广州湾，而后议借租之，以九十九年为期。中国无拒之之力，遂允所请。

英国又援均势之说，请租借九龙以相抵制，其期亦九十九年。定议画押之前一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抗论激烈，李曰：虽租九龙，不得筑炮台于其山上。英使愤然拍案曰：无多言！我国之请此地，为贵国让广州湾于法以危我香港也！若公能废广州湾之约，则我之议亦立刻撤回。鸿章吞声饮泪而已。实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也。

●1896年8月29日，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在惠特尼寓所接见李鸿章，图中李鸿章转交中国皇帝给美国总统的信件。

至五月间，尚有英俄激争之一事起，即芦汉铁路与牛庄铁路事件是也。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于廿三年三月，与比利时某公司订定借款，约以本年西正月交第一次。及德占胶州后，该公司忽渝前盟，谓非改约，则款无所出。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商，另与结约。而新结之约，不过以比利时公司为傀儡，而实权全在华俄银行之手。华俄银行者实不啻俄国政府银行也。以此约之故，而黄河以北之地，将尽入俄国主权之内，而俄人西伯利亚之铁路，将以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矣。英人大妒之，乃提议山海关至牛庄之铁路归英国承办，将以横断俄国之线路。俄公使到总署，大争拒之，英俄两国，几于开战，间不容发，而皆以中国政府为磨心。万种难题，集于外交官数人之身。其时皇上方亲裁大政，百废具举，深恨李鸿章以联俄误国，乃以七月廿四日，诏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于是外交之风浪暂息，而李鸿章任外交官之生涯亦终矣。

案：义和团时代李鸿章之外交，于第十一章论之。

西人之论曰：李鸿章大手段之外交家也。或曰：李鸿章小狡狯之外交家也。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案：胶州以后诸役，其责任不专在李鸿章，盖恭亲王、张荫桓皆总理衙门重要之人，与李分任其咎者也，读者不可不知。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日本议和后入阁办事

巡察河工

两广总督

自同治元年以迄光绪二十七年，凡四十年间，李鸿章无一日不在要津。其可称为闲散时代者，则乙未三月至丙申三月间凡一年，戊戌八月至庚子八月间凡两年而已。戊己庚之间，鸿章奉命治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在他人则为最优之差，而按之李鸿章一生历史，不得不谓为投闲也。其闲之又闲者，为乙丙之间入阁办事，及戊戌八月至十一月退出总理衙门，无可论述。至其治河治粤，固亦有异于常人者焉。附论及之，亦作史者之责任也。

中国黄河，号称难治。数千年政论家，皆以之为一大问题，使非以西人治密士失必河之法治之，则决不可以断其害而收其利。当戊戌八月以后，李鸿章方无可位置，于是政府以此役任之。此亦可为河防史上添一段小小公案也。今录其奏议所用比国工程师卢法尔勘河情形原稿如下：

一、雒口至盐窝沿河情形

河身，黄河自河南龙门口改道以来，水性趋下，由北而东，奔流山东，入大清河，遂取道入海。其始东奔西突，人力难施，至两年以后，河流已定，方筑堤岸。河流曲折，其堤岸亦因之而曲折。迨河流变迁，堤岸不能俱随之变迁。临水远近不等，然堤岸全无保护，任水漂刷。现在小水河面，约宽九十丈至一百五十丈，河底则深浅不一，有河面宽处，水深仅四五尺，不便行船者，有河面忽窄，水深至三丈者。河流朝夕改道，旋左旋右，临流之岸，即为冲刷，带至流缓之处，又淤于滩。官民则任水所为，向无善策，惟于险处救急，决处补苴。而沿河常见岸土于四五尺高处，塌陷入水，际此隆冬，水小流缓，尚且如此，化冻之后，大汛之时，水大流急，更当如何？下游低岸如此，上游土山一带，不问可知。无怪黄河泥沙之多，为五大洲群流之最也。大汛时堤内沙滩，全为漫淹，因河底浅深不一，河身亦俯仰不一，故流水速率，处处不同。且下游之地极平，每里高低，不逾五寸，河流甚缓。容水之地，日益以隘，淤垫日高，年复一年，险上加险。职此之故，堤外之地，较堤内之滩，有低一尺者，有低至七八尺者。监工路过杨史道口时，曾将河面测量，计水面宽百三十八丈，河底最深二丈三尺，流水速率一秒钟约四尺。按此推算，每秒钟过水之数，约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六立方尺，容水面积约一万三千六百八十方尺。又在盐窝上游测量，计此处水面仅宽一百零二丈，河底最深一丈二尺，容水面积约九千一百八十方尺。斯时杨史道口尚未合龙，大溜半归决口，不走盐窝，理合声明。至盛涨时，过水数目，言人人殊。按照两处地方文武官员所指示水志，计杨史道口容水面积应系三万六千一百八十方尺。盐窝容水面积应在二万四千四百八十方尺。因大水速率，无从探询，致过水之数，不能复计。然不知过水之数，断难定河面宽窄堤岸远近之数也。计自雒口至盐窝约三百七十里。

民埝，滨河之堤，谓之民埝，系民所修，官所守，为现时束水最要之堤也。民埝距水，远近不等，有即在水滨者，有离水至三四里者，当时修造，任意为之，并无定理，甚至其弯曲有令人不可解者。其高低厚薄，亦各处互异，有高于现时水面九尺者，有高至一丈五尺者，高逾沙滩五尺至八尺不等，高逾堤外之地亦九尺至一丈五尺不等，其堤顶有宽二丈四尺者，有宽三丈六尺者，新筑之埝则较厚。忽高忽低，忽厚忽薄，其收坡亦斜直不同，良可异也。看守民埝，未甚周密，为水挖刷之处颇多，并无随时修理，积年累月，不至于决陷者几希。民埝皆以极松淤土为之，并无焦泥，入地不深。即有焦泥，不难挑取。埝顶可行大车、坐车、手车，轨道甚深，过路处或堤坡而上下，或截堤而低之。堤上筑盖民居，并不加宽培厚，凡此皆最易损堤者。查泰西各国堤工坡上种青草，不惮讲求，不惜巨费，盖草根最能护堤也。此处之堤，都不种草，一二处偶尔有草，为民芟除净尽，甚至连根拔起，据云系取以烧锅，或喂牲口，殊不知无草则堤难保，堤难保则水患不旋踵矣。愚民不思，其属可嗤。耙草之器，最能损堤，应悬厉禁，不准行用，此亦保堤之一道。盖草既拔去，堤复耙松，大风一起，堤土飞扬，堤顶遂逐渐而低，堤身亦逐渐而薄，此器为害，不亦大哉？沿河之堤，有种柳已成荫者，有初栽仅盈尺者。柳根最能固堤，应于沿河堤岸一律遍栽，设法保护，不准攀折。并行种藤，更为坚实，柳条藤条，俱可编埽，筑堤较秸料坚固远甚，且可随处就近取材，毋须更出资采买，一举两得，莫妙于此，何惮而不为之耶？

大堤，大堤系公家所修，距民埝甚远，而远近处处不同，且多弯曲，殊不可解。现在此堤虽有如无，大不可恃。堤上居民鳞次栉比，全成村落，即取堤土以筑其居，致堤残缺不全。且过路之处，切与地平，竟成大口。堤上坡上，亦多种麦，颇能损堤。盛涨时民埝尚决，大堤未有不溃者也。该堤宽处，其顶尚有三丈六尺，高一丈二尺至一丈六尺不等，然完整者绝少。闻杨史道口水决民埝竟能走溜入小清河，淹溺村落，贻害居民者，良以大堤旧口未修，使水有隙可乘耳。询诸河官，何以大堤之口不堵？据答百姓不愿，今若修大堤，则千余村之居民，必环起而攻等语。可见修大堤非特无益，且不洽舆情也。大堤之外，居民甚多，有数百十户成村者，有四五家自立门户者，或筑围堤自护，或建高阜而居，大抵皆预作防水之计。村外周围之地，颇属膏腴，居民即以之耕耘，以供饮啄。此外尚有斜堤拦坝，皆以保此村田者也，然残废亦与大堤同。若民埝出险，不足恃也。

险工，沿河一带，险工最多。凡顶冲之处，或已决之处，皆有工程。其工程磨盘埽居，多以秸料覆土，层垒为之，形如磨盘，或紧贴于岸，或接连于堤，其形势纷歧不一，即高低厚薄，亦每埽不同，每埽错落参差，绝不相连，中仍走水，以使三面受敌，不知何意。鄙见数埽应一气呵成，不存罅隙，既省料工，更形坚固。且料埽入水，削如壁立，不作斜坡，适足以当冲，不能使水滑过，似非得法。至秸料亦非经久之物，因其中有心，质如灯草，最能吸水，使料易于腐烂，料烂则与沙土同，毫无劲力矣。监工曾见旧埽数处，虽形势相连，而根基已坏，一经盛涨，必即漂流，民埝定为所累。或云秸料为本地土产，用广价廉，舍此别无他料。诚能如监工前篇所言，多种藤柳，数年之后，便可足用，更毋须以巨万金钱造此不经久之事。或又云料埽原以挑水，一两年后，水已收道，料埽虽烂，亦复何虑。监工殊不谓然。若不改弦更张，恐抢险不过养疽耳。为今之计，虽无他料可用，其埽工应先行改式。傍岸者使之联成一片，作斜坡入水，以导其流，并须多用木桩，牵连于岸，以坚固麻绳系之，其护埽所抛之石，亦宜加粗加多，位置得法，方可御冲刷之力。监工曾见有以石块排于埽上者，镇压秸料，不使为风吹去，抑何可笑。此外尚有石堤，如北镇一带，尚称稳固，而盐窝石堤，则已根底全虚，所未即坍圮者，赖尚有石灰粘凑，然亦不能久矣。

二、盐窝至海口尾闾情形

黄河尾闾，已由盐窝改道三次，首次向东北由铁门关入海，二次向东由韩家垣入海，三次向东南由丝网口入海。今谨将三处情形次第言之，尚有新挑引河一条，亦并论及。

铁门关海口，此系大清河尾闾，黄河改道山东以来，由此入海，历三十余年，至韩家垣决口，舍东北而向正东。今铁门关一道，前半已淤垫甚高，河身成为平地，莫可辨识，左右两堤，尽成村落。铁门关以下，堤已尽矣，一派黄沙，地极瘠苦。约距铁门关下游八里，河形复见，有水直通于海。河边之地，虽系沙滩，而沙下不深，便有混土。河中之水，平时深约二尺，大潮可涨至三四尺，可至萧神庙，若东北风大作，可增至五六尺不等。由三沟子起有船只可以出海，往来烟台。此次因河冻地潮，不能出海察勘，仅至三沟子以下十里，满地苇草，大潮所经，遂返辔不复前进。据土人言，往下八里，已见寻常潮汐，再往下十二里，便为海滨，海口有拦门沙，潮退时，仅深二尺。此沙共长宽若干，未曾复勘，揣度必不甚小。计自盐窝至铁门关，海口约一百一十里。

韩家垣海口，自韩家垣决口，黄河尾闾，取道于此，垂八九年，近复改道东南。韩家垣一带，已无黄河踪迹，惟自新萧神庙以下，距海约六十里之遥，复见河形，中亦有水，系最低之地，积水不消。闻距海约十一里，此河分为两溜，状如燕尾，然亦不深。海口亦有拦门沙，潮退时，直塞口门，不容河水泻出。此拦门沙露出水面，宽约二里。查韩家垣一道，并末筑堤。计自盐窝至韩家垣海口，约一百里。

●英嫔、春贵人乘马图。清宫廷画师绘，纸本，设色，纵76厘米，横56厘米。

新挑引河，此河系于韩家垣决口之后，特于口门之下，挑挖一道，以便引水至萧神庙旧槽入海。然当时深仅四五尺，宽仅三丈，现在尚无此数。弯曲甚多，此河计长四十里，若取直共有二十五里，大约系循原有水道挑挖节省工费之故。河底以萧神庙韩家垣两处，挖深三尺，便有泥土，亦有泥土竟见于地面者。周围各村，均有井，深一丈一尺，即可见水，泥在水中，不甚深也。铁门关附近，有烧瓦器之窑。该处土质，概可想见。

丝网口海口，现在黄河之由此口入海，漫散地上，并无河道。小水时分为多，溜底均不深，中有沙滩，正溜水底，深仅三四尺，有一两处最深，亦不过一丈。将近海口，则只有一尺四五寸，此处水面甚宽，约有三百丈之多。闻海口并无拦门沙，想系流缓溜浅，其沙已于地上停淤，无可再送入海也。查北岭子决口之时，尚有上游三处，同时开口，故丝网口水流不猛，北岭子门之树，至今犹竖水中，古庙一座，亦巍然独立，是其明验。若谓辛庄等处，房舍漂流，则系土屋不坚之故，非水力汹涌有以致之也。北岸于北岭子以下，并未设堤，惟以铁门关南堤为北岸，以护村落而已。南岸则由盐窝起新行接筑，一堤距水约远二里，计自盐窝至丝网口海口约九十里。

三、酌量应办治河事宜

治河如治病，必须先察其原。欲察其原，必须先按脉理，方知其病原之所在，然后施药。不特厥疾可疗，而且永无后患。若但按疮敷药，不问其毒发于何处，非良医之所为也。黄河在山东为患，而病原不在于山东。若只就山东治黄河，何异于按疮敷药？虽可一时止痛，而不久旧疾复作矣。盖其毒未消，其病根未拔也。夫水性犹人，初本善也，若不导之教之，性乃迁矣。天之生水，原以养人，何尝以害人？乃人不知其性，不防其迁，遂使肆为暴虐，生民昏垫，国帑虚糜，终无底止。推原其故，良因治水仅就一隅，不筹全局。今若一误再误，恐徒劳无功耳。欲求一劳永逸，宜先竟委究原。由山东视黄河，黄河只在山东。由中国视黄河，则黄河尚有不在山东者。安知山东黄河之患，非从他处黄河而来？故就中国治黄河，黄河可治，若就山东治黄河，黄河恐终难治。请详言之。溯黄河之源，出于星宿海，取道甘肃，流入蒙古沙漠，改道多次，始至山西，已挟沙而来矣；道出陕西，又与渭水汇流，其质更浊；再穿土山向东而出，拖泥带水，直入河南，所至披靡，水益浑矣。此即黄河之病原也。下游之病良由此，主治之宜在病原加意。盖下游停淤之沙，系从上游拖带而来。上游地高，势如建瓴，且两面有山约束之，水流极速，沙不能停，迨一过荣泽一派，平原水力遂杀，流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河淤过高，水遂改道，此自然之理。征诸往事，已有明证。惟一河改道，万姓遭殃，转于沟壑，死于饥寒，从古迄今，不知凡几。而黄河则南迁北徙，畅所欲为，以开封为中心，自辟半径之路，于扬子江北中间千五百里扇形之地，任意穿越，虽齐鲁诸大峰，亦难阻制。河水所经之处，沙停滩结，民叹其鱼，防不胜防，迄无良策，补偏救弊，劳民伤财，其祸较疾病刀兵尤为猛烈。然天下无不治之水，虽非易事，尚非人力难施。其法维何？曰求诸算学而已。

治法，夫治法岂易言哉！黄河延袤中国境内，计一万余里之长。地势之高低，河流之屈曲，水性之缓急，含沙之多少，向未详细考究，并无图表。问诸水滨，亦鲜有能答之者。今欲求治此河，有应行先办之事三：一、测量全河形势。凡河身宽窄深浅，堤岸高低厚薄，以及大水小水之浅深，均须详志；二、测绘河图，须纤悉不遗；三、分段派人查看水性，较量水力，记载水志，考求沙数，并随时查验水力若干，停沙若干。凡水性沙性，偶有变迁，必须详为记出，以资参考。以上三事，皆极精细，而最关紧要者，非此无以知河水之性，无以定应办之工，无以导河之流，无以容水之涨，无以防患之生也。此三事未办，所有工程，终难得当，即可稍纾目前，不旋踵而前功尽隳矣。若测绘既详，考究复审，全局在握，便可参酌应办工程，以垂久远。犹须各省黄河统归一官节制，方能一律保护，永无后患。但照此办理，经费必巨。然欲使一劳永逸，宜先筹计每年养河之费若干，堵筑之费若干，蠲免粮钱若干，赈济抚恤若干，财产淹没若干，民命死亡若干，并除弊后能兴利若干，积若干年共计若干，较所费之资，孰轻孰重，孰损孰益，不至于犹豫矣。

按照图志，可以知某处水性地势，定其河身。由河身，即可定水流之速率，不使变更，水面之高低，不使游移。凡河底之浅深，河岸之坚脆，工料之松固，均可相因，无意外之虑。此皆算学精微之理，不能以意为之。定河身最为难事。须知盛涨水高若干，其性若何，停沙于河底者几多，停沙于滩面者几多，涨之高低，速率不同。定河身须知各等速率，方能使无论高低之涨，其速率均足刷沙入海。河形弯曲，致生险工，亦须酌改，然大非易事，非详慎推算不为功。盖裁弯取直则路近，路近则低率，即地势高低之数增。低率增则速率亦增，速率增则过水之数亦增，于盛涨时尤宜并上下游通行筹算后，方可裁去一弯。盖裁弯能生他险，不可不虑，此亦非但凭眼力可为之事。

河堤所资以束水者也，须并河身一同推算。即入水斜坡，统须坚固，以御异常盛涨，方不至误事。至堤之高低厚薄，则视土性之松实，料质之坚脆耳。至应如何造法，亦须视水线高低，水力缓急。所需材料，总以能御水挖为妙，不必尽用石堤，亦毋庸尽用料埽，盖土堤筑造坚实，护以柳树草片，亦足以御寻常水力。查各国护河之堤，多以土为之，并无全用石工者。但须推算合法，位置得宜，看守不懈，勿任践踏耳。其石堤料场，只于险处用之。总而言之，可省者宜省，不可省者必不宜省，然非测算精详不可。监工兹绘堤式两种，似与黄河合宜，何处应用何式，则俟临时查勘，因地制宜，非谓全河均应改用也。惟无论需用何种材料，均须采择上品者方能坚久。大水时河流至堤根，小水时河流在两岸之中。而堤与岸均系松土，常为急流挟之以去，即化为沙，至流缓处，淤成高滩，积渐遂生危险。此固可虑，而尤可虑者，上游各土山随时坍塌入水，流至下游，为患甚烈。应行设法保护，于过水两岸，尽筑斜坡，先护以泥，再种草片，并多栽树木，以坚实之。有险之处，则宜于岸根打桩，以树枝编成筐，以泥土填成块，再叠石为墙，或砌石为坡，并抛大石块于水底，方足以御水力。其土山两旁，亦须抛石水底，再筑石墙于其上，以阻塌陷，如此则岸土不致为水拖带，河流可以渐清，河患自然日减。此系治河应办紧要之工程。

大溜应教常走河之中间，宜在何处设法，此时不能预定。大约须于弯处水底多筑挑水坝，以导其流。挑水坝应用树枝，或用石块，则俟随时斟酌情形办理，惟秸料不能经久，且无劲力，则不可用。减水坝亦应讲求，以防异常盛涨，宜即设在堤边。应先测量地势，察勘情形，以河流之方向，定坝口之方向。此坝须以大石并塞门德土为之。坝后所挑之河，或已有之河，应筑坚堤约束，庶所过之水，不致以邻国为壑。此河亦须宽深不甚弯曲，且低于黄河，其河身实有容水之地，始能合用。

黄河尾闾海口高仰，复有拦门沙，致河水入海未畅。应用机器挖土船以挑挖之，然先筑海塘，再用机器，或可事半功倍。此海塘接长河堤入海，则水力益专，能将沙攻至海中深处，为海口必不可少之工程。再用机器于拦沙挖深一道，俾水力更激，可以自刷其余。此项工程，需费颇巨，然各国海口均有之，黄河何独不然？美国密西西比海口，奥国大牛白海口，前亦堵塞，今大轮船可以往来，是其明验。法国仙纳海口，前此亦有拦沙阻碍，行船最为险恶，旋经以大石填海，筑造海塘，高出大潮水面，两塘相距九十丈，塘成之日，海口竟深至二丈，至今船只称便。比国麦司海口，亦曾兴此大工。此外尚有多处，不胜枚举。

●大龙邮票。光绪四年（1878年）发行，它是中国发行的第一种邮票，图案称之为“江山云龙”。

黄河延袤数省，关系国计民生极大。现时上游水至下游，不能即知。下游出险，上游事后方觉，声气不通，防范未能周密。应照永定河办法，沿河设立电线，按段通电，随时随事，报知全河官弁，俾患可预弭。此为刻不容缓之事。治河之工程，既已举行，守河之章程，亦宜厘定，俾一律恪遵，永远办理，方不致前功尽弃。查现在河防员弁，虽能克己奉公，而百姓践蹋堤埽挑土砍柳锄草诸恶习，并未广为禁止。应妥定律例，严行厉禁，周密巡查，犯者惩治。堤上不准搭盖房屋，如须行车，必专筑马路之处，格外培厚，方不至于损堤。官弁随时稽查，稍有残缺不整，即为修补。如此则工程可永远完固，不致生意外之虞。黄河上游，应否建设闸坝，用以拦沙；或择大湖用以减水，亦应考。求治河有此办法，理合声明。上游之山，应令栽种草木，以杀水势。泰西各国，因山水暴发，屡次为灾，饬令于源头及濒水诸山栽种草木，水势遂杀，偶有一二处树木，被人私砍，水势即复猖狂，政府严行禁止，并设官专管树木。西人重视此事，是有效验之明证。查山水暴发，其故有二，一因山上土松，不能吸水；二因山势陡峭，无以阻水。若遍种树木，则树根既能坚土，又复吸水，且可杀其势，从容而下，不至倒泻。倘山上不宜种树，亦应种草，其功虽不及树木之大，亦终胜于无。法国颁行亚尔伯诸山种树律例以来，成效已大著矣。

四、现时应办救急事宜

前篇治河应办各事，既非旦夕之工，必俟全河详细测量，估计工料，妥筹办法，方臻美备。诚恐河流汹涌，迫不及待，亟应先办救急事宜，庶几现时灾患不生，将来治理较易。救急之事维何？曰培修堤岸，固筑险工，并疏通尾闾而已。至于更改河形以畅其流，展缩河身以顺其性，保护堤岸以阻其倾，各工程应俟日后从容办理，此时无暇及此。

培修河堤之法，前篇已详言之，毋庸再赘。惟应以埝为堤。若大堤则相距太远，有河面过宽之患，又复残缺不整，修无可修，即修亦无益。各处险工，宜全行固筑，应派员全工察勘，估计工程。凡当冲之堤，已朽之埽，务即一律保护，其过低过薄之堤，亦应加高培厚。堤内临水之坡，应加泥一层，以种青草，并于堤根遍栽树木，设法禁人践踏。此为最急之务，速办为妙。有险处之堤根，或抛石或编坝以固之，亦须因地制宜。凡堤有所开过路之道，应即行修补，并于堤顶筑造石子马路，以便车马往来，不至损堤。尾闾海道，最宜妥定，以铁门关、韩家垣现均淤塞，丝网口则水势散漫，并无河槽。查此项尾闾，择地者主见不一，有谓铁门关淤垫处应挑通使水仍复旧道者，有谓宜仍由韩家垣旧道者，有谓应由十六户挑引河直至铁门关以避盐窝险工者，有谓应由盐窝挑一直河仍由丝网口者，有谓应于蒲台县三岔河引水入海者，有谓黄河应于大马家挑河至孔家庄并入徒骇河使之入海者。大马家在利津上游八里之地，查徒骇河形颇弯曲，孔家庄河面约宽九十丈，小水水面约六十丈，两岸颇高，并未筑堤，大水约离岸尚低八尺，其上游于禹城以下，全已淤塞，海口约距孔家庄七十里，并无拦沙。鄙意黄河未治之先，其水不应走徒骇河，盖恐浊流入清，即使清者亦变为浊，未免可惜。如欲酌定一处，必须于各处详细测量，品地势之高低，察流水之方向。查现在武备学堂测量生颇具聪明，又复勤奋，四散测量，不遗余力，惜时日太促，未能详备，所绘之图，只能阅其大概，况各段河中过水之数，以及地之低率，无从查考。至引河河形，惟按海口之地甚平，引河以愈短愈直愈妙。盖河短势直，即低率可增，流水较有力也。河身则以能容盛涨为度，两堤则以能束水为度，又须格外坚固，以防冲决。大约海口所有旧河槽，以不用为妙，以旧槽形皆曲折，堤亦不周备，不如另择新地酌量形势办理之为愈。今无论引河挑在何处，其海口必须有机器挖沙，不能恃水自刷，因河病未除，河沙未减，到处停淤之病，仍不能免，恐新挑之河，不久亦如旧口为沙堵塞不通也。鄙意引河河形，以能容水畅流为度，庶无意外之虑。减水坝为必不可少之件，应设何处，尚未详考。有人指示济南府城下游十八里，原有滚坝之处，似可合用。监工于归途便道履勘，见此坝距黄河尚有五里，原造之意，系引济南诸山清水入黄，以助攻沙，然向未启用。坝门甚小，只有一丈四尺，又与诸河不通，若欲用之，尚须另挑引河以通小清河。查小清河河身，仅足自容，盛涨时水已漫岸，又无河堤约束，若再将黄河灌入，势必漫浸，即济南省城亦恐遭淹溺。鄙意如欲减水，以入徒骇河为宜，然仍须测量筹算方可定议，惟徒骇河亦须加宽添筑河堤，方可合用。

以上四大端，皆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否有当，均候裁夺示遵。监工此番奉委勘河，常与司道大员及地方官会同查勘。虽各人看法稍异，而和衷共济，为国家宣劳，为中堂效命，以国计民生为怀，作一劳永逸之想，则不约而同。盖无分中外，咸欲赞成利国利民之大功，其胸中则毫无成见也。

卢法尔谨上。

●清代火车票。

李鸿章之督粤也，承前督李瀚章、谭钟麟之后，百事废弛已极，盗贼纵横，萑苻遍地。鸿章至，风行雷厉，复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杀戮无算，君子病焉。然群盗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赖以小安。而其最流毒于粤人者，则赌博承饷一事是也。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孟子曰：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犹谓罔民，况劝之使入于刑哉？扬汤止沸，施薪救火，其老而悖耶？不然，何晚节末路，乃为此坏道德损名誉之业以遗后人也。或曰：鸿章知赌风之终不可绝，不如因而用之以救政费之急。夫淫风固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女闾；盗风固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山泊。此等义理，李鸿章未必不知之。知之而复为之，则谓之全无心肝而已。鸿章莅粤，拟行警察法于省城，盖从黄遵宪之议也。业未竟而去。

粤中华洋杂处，良莠不齐。狡黠之徒，常藉入教为护符，以鱼肉乡里，而天主教及其他教会之牧师，常或袒庇而纵恣之。十年以来，大吏皆阘冗无能，老朽濒死，畏洋如虎，以故其焰益张。李鸿章到粤，教民尚欲逞故技以相尝试。鸿章待其牧师等，一据正理，严明权限，不稍假借。经一二次后，无复敢以此行其奸者。噫嘻！以数十年老练之外交家，虽当大敌或不足，然此么麽者，则诚不足以当其一嘘矣。今之地方官，以办教案为畏途者，其亦太可怜耳。

鸿章之来粤也，盖朝旨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使之从事于镇压云。鸿章乃捕系海外义民之家族三人焉。无罪而孥，骚扰百姓，野蛮政体，莫此为甚。或曰：非李鸿章之意也。虽然，吾不敢为讳。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义和团之起

李鸿章之位置

联军和约

中俄满洲条约

李鸿章薨逝

身后恤典

李鸿章最初之授江苏巡抚也，仅有虚名，不能到任；其最后之授直隶总督也，亦仅有虚名，不能到任。造化小儿，若故为作弄于其间者然。虽然，今昔之感，使人短气矣。鸿章莅粤未一年，而有义和团之事。义和团何自起？戊戌维新之反动力也。初，今上皇帝既以新政忤太后，八月之变，六贤被害，群小竞兴，而康有为亡英伦，梁启超走日本。盈廷顽固党，本已疾外人如仇雠矣，又不知公法，以为外国将挟康梁以谋己也。于是怨毒益甚。而北方人民，自天津教案以至胶州割据以来，愤懑不平之气，蓄之已久，于是假狐鸣篝火之术，乘间而起。顽固党以为可借以达我目的也，利而用之。故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

使其时李鸿章而在直隶也，则此祸或可以不作，或祸作而鸿章先与袁许辈受其难，皆未可知。而天偏不使难之早平，偏不令李之早死。一若特为李设一位置，使其一生历史更成一大结果者。至六月以后，联军迫京师，于是李鸿章复拜议和全权大臣之命。

●列强瓜分中国时局图。

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虽然，第一义者，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且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故为此言者，非能知李鸿章之为人也。第二义近似矣，然其时广东实无一兵可用，且此举亦涉嫌疑，万一廷臣与李不相能者，加以称兵犯阙之名，是骑虎而不能下也，李之衰甚矣！方日思苟且迁就，以保全身名，斯亦非其所能及也。虽然，彼固曾熟审于第三义，而有以自择，彼知单骑入都之或有意外，故迟迟其行，彼知非破京城后则和议必不能成，故逗留上海，数月不发。

两宫既狩，和议乃始。此次和议虽不如日本之艰险。而亦过之。鸿章此际，持以镇静，徐为磋磨，幸各国有厌乱之心，朝廷有悔祸之意，遂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定为和约十二款如下：

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亲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

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该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辣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碑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第二款　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初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念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念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念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西历本年四月念九日、六月初三、□月□□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月□□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

二、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墓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会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墓，开列清单附后（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一千九百一年八月十七日即中历本年七月初四日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附件十一）。

第六款　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

甲、此四百五十兆系海关银两，照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左：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五，即英国三先令，即日本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零七九六，即俄国一卢布四一二。俄国卢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亚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附件十三）。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一千九百四十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届一年付还，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国国家亦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于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之利，亦应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届六个月付给，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

乙、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如后诸国各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将所有由该管之中国官员付给之本利总数收存，分给有干涉者，该银行出付回执。

丙、中国国家将全数保票一纸交驻京诸国钦差领街手内。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此节以及发票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述之银行董事各遵本国饬令而行。

丁、付还保票财源各进款，应每月给银行董事收存。

戊、所定承担保票之财源，开列于后：一、新关各进款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后余剩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二、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三、所有盐政各进项，除归还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诸国现允可行，惟须二端：一将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几何。改办一层如后，以为估算货价之基，应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货时各货牵算价值，乃开除进口及杂费总数之市价。其未改以前，各该税仍照估价征收。二北河、黄浦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亦应拨款相助。至增税一层，俟此条款画押两个月后，即行开办，除在此画押日期后至迟十日已在途间之货外，概不得免抽。

●李鸿章与各国代表。

第七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

第十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

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

二、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载明。

三、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

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各省抚督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件十六）。

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按照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其襄办各节如左（下）：

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会同中国国家所兴各工，尽由诸国派员兴修。

二、俟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即可由中国国家派员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中国国家应付海关银每年六万以养其工。

三、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及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管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进款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　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国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后附之节略内述明（附件十九）。

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发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是以诸国全权大臣奉各本国政府之命代为声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即中历□月□□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即中历□□年□月□□日由直隶省撤退。今将以上条款缮定同文十二份，均由诸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份，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联军和约既定，尚有一事为李鸿章未了之债者，则俄人满洲事件是也。初《中俄密约》所订，俄人有自派兵队保护东方铁路之权，至是义和团起，两国疆场之间有违言焉，俄人即藉端起衅，掠吉林黑龙江之地，达于营口。北京方有联军之难，莫能问也。及和议开，俄人坚持此事归中俄两国另议，与都中事别为一谈。不得已，许之。及列国和约定，然后满洲之问题起。李鸿章其为畏俄乎？为亲俄乎？抑别有不得已者乎？虽不可知，然其初议之约，实不啻以东三省全置俄国势力范围之下，昭昭然也。今录其文如下：

第一条　俄国交还满洲于中国，行政之事，照旧办理。

第二条　俄国留兵保护满洲铁路，俟地方平静后，并本条约之枢要四条一概履行后，始可撤兵。

第三条　若有事变，俄国将此兵助中国镇压。

第四条　若中国铁路〔14〕未开通之间，中国不能驻兵于满洲。即他日或可驻兵，其数目亦须与俄国协定，且禁止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　若地方大官处置各事，不得其宜，则须由俄国所请，将此官革职。满洲之巡察兵，须与俄国相商，定其人数，不得用外国人。

第六条　满洲蒙古之陆军海军，不得聘请外国人训练。

第七条　中国宜将在旅顺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权抛弃之。

第八条　满洲、蒙古、新疆伊犁等处之铁路矿山，及其他之利益，非得俄国许可，则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为之，必亦须经俄国允许。牛庄以外之地，不得租借与他国。

第九条　俄国所有之军事费用，一切皆由中国支出。

第十条　若满洲铁路公司有何损害，须中国政府与该公司议定。

第十一条　现在所损害之物，中国宜为赔偿，或以全部利益，或以一部利益以为担保。

第十二条　许中国由满洲铁路之支路修一铁路以达北京。

此草约一布，南省疆吏士民，激昂殊甚，咸飞电阻止，或开演说会，联名抗争。而英美日各国，亦复腾其口舌，势将干涉。俄使不得已，自允让步。经数月，然复改前约数事如下：

第一条　同

第二条　同

第三条　同

第四条　中国虽得置兵于满洲，其兵丁多寡，与俄国协议，俄国协定多少，中国不得反对。然仍不得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　同

第六条　删

第七条　删

第八条　在满洲企图开矿山修铁路及其他各等之利益者，中国非与俄国协议，则不许将此等利益许他国臣民为之。

第九条　同

第十条　同　并追加“此乃驻扎北京之各国公使协议，而为各国所采用之方法”字样。

第十一条　同

第十二条　中国得由满洲铁路之支路修一铁路至直隶疆界之长城而止。

至是而李鸿章病且殆矣。鸿章以八十高年，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积劳，已乖常度。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喝催促，于邑难堪。及闻徐寿朋之死，拊心呕血，遂以大渐，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薨于京师之贤良寺。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促画押云。卒之此约未定，今以付诸庆亲王、王文韶。临终未尝口及家事，惟切齿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既而又长吁曰：两宫不肯回銮。遂瞑焉长逝，享年七十八岁。行在政府得电报，深宫震悼。翌日奉上谕：

朕钦奉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定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醊。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候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荩臣至意。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钦此。

其后复赏银五千两治丧，赏其子李经述以四品京堂，承袭一等候爵；李经迈以京堂候补，其余子孙，优赏有差。赐祭两坛。又命于原籍及立功省份及京师建立专祠，地方官岁时致祭，列入祠典。朝廷所以报其勋者亦至矣。而此一代风云人物，竟随北洋舰队、津防练勇，同长辞此世界此国民。吾闻报之日成一挽联云：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第十二章

结　论

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

李鸿章之轶事

李鸿章之人物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然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藉，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处，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之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肘而议其后，彼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画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辛丑条约》局部。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本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乃给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着着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做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第十，李鸿章与袁世凯。今后承李鸿章之遗产者，厥惟袁世凯。世凯，鸿章所豢养之人也。方在壮年，初膺大任，其所表见盖未著，今难悬断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至其心术如何，其毅力如何，则非今之所能言也。而今日群僚中，其资望才具，可以继鸿章之后者，舍袁殆难其人也。

第十一，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十九世纪第一大奸雄也。凡当国四十年，专出其狡狯之外交手段，外之以指挥全欧，内之以压制民党。十九世纪前半纪，欧洲大陆之腐败，实此人之罪居多。或谓李鸿章殆几似之。虽然，鸿章之心术，不如梅特涅之险，其才调亦不如梅特涅之雄。梅特涅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此其所以不伦也。

第十二，李鸿章与俾斯麦。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第十三，李鸿章与格兰斯顿。或又以李、俾、格并称三雄。此殆以其当国之久、位望之尊言之耳，李与格固无一相类者。格之所长，专在内治，专在民政，而军事与外交，非其得意之业也。格兰斯顿，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者，功名之士也，东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二者相去盖远甚矣。

第十四，李鸿章与爹亚士。法总统爹亚士（Thiers），巴黎城下盟时之议和全权也。其当时所处之地位，恰与李鸿章乙未、庚子间相仿佛，存亡危急，忍气吞声，诚人情所最难堪哉。但爹亚士不过偶一为之，李鸿章则至再至三焉；爹亚士所当者只一国，李鸿章则数国，其遇更可悲矣。然爹亚士于议和后能以一场之演说，使五千兆佛郎立集而有余，而法兰西不十年，依然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若李鸿章则为偿款所困，补救无术，而中国之沦危，且日甚一日。其两国人民爱国心之有差率耶？抑用之者不得其道也。

第十五，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大将军柄政时，有幕府重臣井伊直弼者，当内治外交之冲，深察时势，知闭关绝市之不可，因与欧美各国结盟，且汲汲然欲师所长以自立。而当时民间，尊王攘夷之论方盛，井伊以强力镇压之，以效忠于幕府，于是举国怨毒，集彼一身，卒被壮士刺杀于樱田门外。而日本维新之运乃兴。井伊者，明治政府之大敌，亦明治政府之功臣也。其才可敬，其遇可怜，日人至今皆为讼冤。李鸿章之境遇，殆略似之，然困难又较井伊万万也。井伊横死，而鸿章哀荣，其福命则此优于彼焉。然而日本兴矣，然而中国如故也。

第十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成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养生一用西医法，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

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挢而不能言。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挪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李鸿章于外国人中，所最敬爱者惟两人：一曰戈登；一曰美国将军格兰德，盖南北美之战立大功者也。格兰德游历至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问询其起居。及历聘泰西时，过美国，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碑，即赠千金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李鸿章晚年像。

以上数条，不过偶所触及，拉杂记之，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缺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吾读日本报章，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兹译录如下：

支那之名人物李鸿章逝，东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独为清廷起乔凋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禀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办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影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统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

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自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未可知。大抵彼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遇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典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光绪年间的西学刊物。

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不敢断言也。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男性，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论之，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虽然，彼之大横著，有使人惊叹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不观乎铁血宰相俾斯麦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瞋恚之火，直喷出如焰。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以挂其虑者然，其容忍力之伟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

若使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则决无可以久生于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如剥笋皮，一日紧一日；与彼同时代之人物凋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焉。而彼之处此，曾不以扰动其心。或曰：彼殆无脑筋之人也！虽然，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宁非可叹赏者耶？

陆奥宗光尝评彼曰：谓彼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宁谓彼为伶俐有奇智、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移。虽然，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然此之一事，则亦彼之所以为大也。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狯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心平气，百般之艰危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舍胜海舟外，殆未见有其比也。

以上之论，确能摹写李鸿章人物之真相而无所遗，褒之不过其当，贬之不溢其短，吾可无复赞一辞矣。至其以李鸿章为我国人物之代表，则吾四万万人不可不深自反也。吾昔为饮冰室自由书，有《二十世纪之新鬼》一篇，今择其论李鸿章者附录于下：

呜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谓旷世之豪杰也哉？此五人者〔15〕，于其国皆有绝大之关系。除域多利亚为立宪政府国之君主，君主无责任，不必论断外，若格里士比，若麦坚尼，皆使其国一新焉，若星亨，则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论之，则李鸿章之视彼三人，有惭德矣。李鸿章每自解曰：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斯固然也。虽然，以视星亨、格里士比之冒万险忍万辱排万难以卒达其目的者何如？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彼星氏、格氏之势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惜哉！李鸿章之学识不能为星亨，其热诚不能为格里士比，所凭藉者十倍于彼等，而所成就乃远出彼等下也。质而言之，则李鸿章实一无学识无热诚之人也。虽然，以中国之大，其人之有学识有热诚能逾于李鸿章者几何？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矣，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注　　释

〔1〕　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

〔2〕　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

〔3〕　自同治以后，督抚之权虽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

〔4〕　袁世凯之父也。

〔5〕　薛焕，原江苏巡抚也。

〔6〕　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屯上海自保租界。

〔7〕　在吴淞口南岸。

〔8〕　后改名岳斌。

〔9〕　江苏地，去上海仅数里。

〔10〕　十九嘉兴克复。

〔11〕　即龙膊子，山阴之坚垒，险要第一之地也。

〔12〕　或谓伯谦实为救火保船，海军兵机当尔云。

〔13〕　京师湖广会馆将国藩匾落拔除摧烧，即此时也。

〔14〕　疑指满洲铁路。

〔15〕　指域多利亚、星亨、格里士比、麦坚尼、李鸿章。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且不得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局。在新一轮的历史大螺旋中，没有了亡国灭种的紧迫感，也仍未建成一个理想完善的公民社会，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章立凡

李鸿章其实不知道国家事务，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不知道国家与政府是怎样的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的权限，不知道当大臣应尽的职责。他对西方富强的原因其实是不知道的，以为我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赶不上的不过是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我们就学这些，洋务运动就完成了。这就是现在举国异口同声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他们三十年前的前辈。他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只不过让他们的丑陋更加暴露出来，终究不会成功是必然的。

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他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还有国民。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就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

——梁启超

内容简介

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

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发迹，创办洋务运动他的声望达到顶点。在甲午海战中他苦心经营的海陆军全军覆没。梁启超深刻地分析了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种种失误，指出即使没有这些失误，李鸿章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因为世界的竞争是国民智力和创造力的竞争。彼时日本各国已经开化，民众在世界眼光和参政热情上已经大大领先，而满清政府仍然禁锢民智民力，失败也就难免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李鸿章创办的官督商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官僚既不懂工商业的技术和管理，反而把它当作渔利的工具，不仅企业没有效率，更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限制了他们的参与热情，窒息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

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最后作者忧虑地说，在晚清政府中李鸿章是最具有世界眼光、最有能力和品格的一个人，尚且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但要想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局面。